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1民终814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邓玉芳，男，1976年1月16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邵东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忠俊，贵州跃达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权松，男，1978年8月11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毕节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唐爱湘，男，1973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邵东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梦飞，男，1974年9月24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邵东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穆涛，贵州公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胡霞，贵州公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邓玉芳因与被上诉人孙权松、唐爱湘、周梦飞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人民法院（2019）黔0115民初82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依照普通程序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邓玉芳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2、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为借款200万元与照明中70万元不符，支出款项及账面款项不符是对事实的认定错误。《证明》中载明借款70万元，欠条写在周梦飞名下，而裁决书中借条载明的借款200万元写在案外人陈益梅（周梦飞之妻）名下。《证明》中的借款合裁决书中的借条体现的是两个债权债务关系，不能混为一谈。因此也就谈不上裁决书中借条出具时间与《股份协议书》签订时间的早晚问题，将裁决书中借条载明的借款200万元归为支出款项及账面款项是不合理的。二、一审法院对原告主张的放贷事实认定错误。虽然《证明》所载内容包含对案外人的债权，涉及案外人的利益，但是四人共同出资人民币1000万元作为共同创业基金，其中大部分资金980万元都出借给他人，且各方当事人均对《证明》无异议，已构成对放贷事实的自认，因原、被告签订的合伙协议的目的是为了放贷，故该行为违反了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应认定为无效合同，同时被告应返还原告投资款4300元。周梦飞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目的为共同创业基金。由唐爱湘作为代表与案外人签订合同，2015年注册了项目公司，由于房开商一直没有交付房屋，才导致项目一直没有开展。被答辩人主张协议约定的出资用于房贷未提出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被答辩人主张协议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没有指出违反哪一条无效导致合同无效，也没有举证证明签订合同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所以股权转让协议书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于合法有效的合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合伙人共同签订的《证明》，是对公司账目进行的管理分工，不能认为款项归其所有。投资有收益同样也有承担亏损的风险，被答辩人认为其应优先收回本金的认识与法律和客观经济活动规律严重背离。孙权松无答辩意见。唐爱湘无答辩意见。邓玉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原、被告的合作协议无效；2．判决被告返还原告投资款4300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1月15日，原告与三被告共同签订《股份协议书》一份，约定四人共同出资人民币1000万元作为兄弟共同创业基金。主要约定：一、被告周梦飞（甲方）占股33%，原告（乙方）占股27.5%，被告唐爱湘（丙方）占股27.5%，被告孙权松（丁方）占股12%；二、周梦飞、邓玉芳负责公司管理及运营；三、公司每月利润按股东出资金额比例进行分配。2017年1月16日，原告与三被告共同结算制作《证明》一份，载明：原由周梦飞、唐爱湘、邓玉芳、孙权松组成的投资公司，由四人共同于2017年1月16号算账。现情况如下：1．借款人陈邦所借款叁佰万，陆军借款壹拾万元整。欠条在邓玉芳名下，共计叁佰壹拾万元整。2．借款人蒋俊借款陆佰万元整，徐宗乐借款柒拾万元整。欠条写在周梦飞名下，共计陆佰柒拾万元整。3．毕节酒店押金玖拾陆万元整，装修壹佰零伍万元整，在唐爱湘名下。4．公司账面现有现金贰佰柒拾肆万伍仟柒佰元整，在邓玉芳账上。以上所有账目及现金由周梦飞、唐爱湘、邓玉凤、孙权松四人按原持有股份比例分配。以上共同签字生效。原、被告四人分别在《证明》尾部签名及捺印。三被告向该院提交（2014）黔高立民终字第67号民事裁定书，当事人为上诉人（原审被告）陈邦所、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邓玉芳、原审被告张立库；提交（2018）黔01执255号之一执行裁定书，申请指定人为邓玉芳、被执行人为张立库，执行标的38万元及相应的利息、仲裁费、执行费；提交（2017）贵仲裁字第100号裁决书，当事人为申请人陈益梅、被申请人徐宗乐、张立库。裁决书中由案外人徐宗乐向案外人陈益梅（周梦飞之妻）出具借条的时间为2014年8月8日，借款200万元。拟证明三被告没有放贷、而是做实体投资、酒店投资。该院于庭审中要求原告于庭审后7日内向该院提交陆军和陈邦所的借条，原告逾期未提交；要求被告周梦飞于庭审后7日内向该院提交蒋俊和徐宗乐的借条，被告周梦飞逾期未提交。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身份证复印件、《股份协议书》、《证明》、《民事裁定书》、《执行裁定书》、《裁决书》等证据在卷佐证，并经庭审举证、质证以及该院审查，可以认定。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主张其与三被告签订《股份协议书》的目的主要是放贷，经查，原告与三被告签订《股份协议书》的时间为2014年11月15日，《证明》的时间为2017年1月16日。《证明》中载明案外人徐宗乐借款70万元，而裁决书中借条出具的时间为2014年8月8日，早于《股份协议书》的签订时间；借款200万元，与《证明》中所载的70万元不符。《证明》中所有支出款项及账面款项共计1455万元，与《股份协议书》中约定的出资共计1000万元不符。原告主张各当事人未按《股份协议书》中约定的比例出资，出资形式包含债权转让的形式。三被告辩称出资均按照《股份协议书》约定，用现金出资而不是用债权。经查，各方当事人均未向该院提交证据证明已进行实际出资、通过何种方式出资。原告主张大部分按照债权转入的形式出资，亦未提交作为出资的债权凭证。原告主张案涉款项主要用于放贷，虽各方当事人均对《证明》无异议，但原告在规定时间内未向该院提交案外人陆军与陈邦所的借条，被告周梦飞在规定时间内未向该院提交蒋俊、徐宗乐的借条。因《证明》所载内容包含对案外人的债权，涉及案外人的权益，该院无法仅据此做出认定，原告亦未提交可证明案涉款项用于放贷的其他证据，经该院释明后仍未提交。被告向该院提交的裁定书、裁决书，均仅能证明在该案中的当事人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无法直接与本案关联。案涉《股权协议书》系各方当事人自愿签订，原告主张系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原告未向该院提交证据证明其主张，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该院对原告要求确认案涉《股权协议书》为无效合同的诉请及返还投资款4300元的诉请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邓玉芳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25元由原告邓玉芳负担。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基本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邓玉芳主张合作协议无效，但案涉《股份协议书》载明合同目的为“共同出资作为兄弟共同创业基金”，并非“放贷”，而创业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邓玉芳的主张一审未予支持并无不当。虽然，邓玉芳主张，协议签订后，进行了放贷行为，但其中也有投资行为。并且，在逻辑上，亦不能以履行过程个别的不适法行为，反推合同目的的违法性。当事人以自身存在违法违规为由主张合同无效，不仅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也不利于民事法律关系的稳定，熟不讲诚信、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置他人利益不顾的恶意抗辩行为。合同无效的目的在于避免给国家、社会及第三人利益带来损失，维护法治秩序和公共道德。如支持违法违规者的诉求，将违背合同无效制度设立宗旨，也将纵容违法行为人从事违法行为，将合同无效制度沦为违法行为人追求不正当甚至非法利益的手段。综上，即便合作协议的目的是“放贷”，邓玉芳作为合同当事人，明知违法，依然签订，进而主张案涉合作协议无效，亦有违诚实信用原则，一审予以驳回并无不当。综上所述，邓玉芳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50元，由上诉人邓玉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刘 佳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朱紫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