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06民初39038号原告：胡樱，女，1974年10月31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上海市闵行区。被告：广东德良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广州市珠江新城华明路**华普广场东塔****。负责人：李德良，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凝、关展来，均系该所律师。第三人：饶倩，女，1985年3月30日出生，土家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天河区。原告胡樱与被告广东德良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德良律所）、第三人饶倩人格权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胡樱、被告德良律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凝、关展来及第三人饶倩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诉辩意见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变更后），判令：1.判令被告就侮辱诽谤侵犯原告名誉权的行为赔礼道歉；2.判令被告赔偿因自2019年4月9日起至2020年6月28日期间限制原告正常执业和禁止原告转所的侵犯原告正常执业权利所造成的损失（按每年35万元的标准计赔）；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曾是被告的执业律师，因和第三人饶倩共同代理的一单风险代理案件成功并收回了风险代理律师费后，受到被告侮辱诽谤，甚至恐吓涉嫌刑事犯罪，强制介入原告应得律师费的分配，之后以上述虚构的事实和观点向全所通报批评原告,同时禁止和限制了原告依法执业，并违法随意对原告2018年度考核不称职，使原告无法及时完成执业证年度考核备案，导致原告实质上长期失业并陷入经济危机，且在第三人饶倩和另外律师得以转所的情况下，以本案纠纷尚未处理完为由，限制原告转所。被告妄图以种种违法行为，胁迫原告对被告掠夺原告应得律师费提成的行为就范。后经原告持续维权，被告才在2020年6月28日为原告办理转出手续，并由律协直接纠正评定原告2018年度“称职”的结果。因此，特诉至法院，请求支持诉讼请求。被告德良律所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1.本案属于劳动合同纠纷，应当适用“仲裁前置程序”，驳回原告的起诉。2.被告有权对本所的执业律师有指导、监督、管理的职责，原告应当接受被告的监督、管理。在同为执业律师的第三人饶倩对案涉律师费的分配提出异议并要求被告调处时，被告有权对两人提出的事实和要求进行调查，并作出决定。3.（2019）德良决字001号《广东德良律师事务所决定书》没有侵犯原告的人格权利。根据《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办法》第19条规定，律师事务所对本所律师的“执业表现和遵守职业道德、执业纪律的情况进行考核，评定等次，实施奖惩”。被告作为律师事务所行使自身对执业律师的监督管理职责，根据事实和法律、法规，行业规范作出上述决定书合法合理，没有侵犯原告的任何人格权利。该《决定书》是对原告和第三人律师费用分配纠纷的调处结论，其文字表述没有对原告的人格进行贬损，更没有对原告进行侮辱或诽谤。《决定书》也只是在被告的律师事务所范围内公开，没有向不特定的公众公布，故不存在侵犯原告人格权的行为。4.被告不存在限制和禁止原告执业的行为，原告自身不按规定参加年度考核，导致其执业受限的结果应由其自行承担。根据《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律师执业管理办法》、《律师执业行为规范》和《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律师执业年度考核规则》等规定，被告对本所律师年度执业活动进行考核，组织进行全所律师民主评议，最后全所合伙人一致意见评定为“不称职”。被告按规定将该考核意见通知原告，并要求其签阅《律师执业年度考核登记表》、提交《律师执业证》。被告需要收齐原告上述材料和证件后才能为其向广州市律师协会提交材料，现场办理年度考核。原告不同意考核意见，拒绝向被告提交证件是导致其执业证未经考核备案的原因。原告自身不按规定参加年度考核，导致其执业受限的结果应由其自行承担。5.根据《律师执业管理办法》第20条规定，律师变更执业机构需要提交办结业务、档案、财务等交接手续的证明；第21条规定，律师受到投诉正在调查处理的，不得变更执业机构。之前，原告与第三人和被告之间的纠纷尚在律师协会调处；案涉业务原告仍未结算清楚，在这种情况下，被告拒绝为原告办理转所手续合法合理。第三人饶倩提出如下意见：不同意原告的意见。涉案风险代理案件虽客户资源是原告的，但第三人有参与案件的案情讨论、思路整理、立案、起诉和上诉材料拟定、一审二审庭审等诸多工作，原告利用客户资源优势，对其多番隐瞒欺骗，2018年12月4日原告约其吃饭说客户内部因其他股东认为律师费过多，因客户不想多头沟通，要求第三人出具一个确认书，第三人处于对原告的信任，才在原告再三承诺第三人分配比例为30%的情况下，出具了同意由原告决定律师费分配的确认书，后来2019年3月才得知被骗。支持德良律所的处理意见。二、相关证据和事实原告、被告和第三人为支持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相关证据。本院根据双方的质证意见，综合认定下列事实：原告胡樱和第三人饶倩均是在被告广东德良律师事务所执业的专职律师，其中饶倩已于2019年6月转至其他律师事务所执业。广州裕恒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裕恒公司）系原告胡樱平时维系的客户资源。2017年年底，裕恒公司因与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产生民事诉讼纠纷，而联系原告胡樱咨询处理。随后，原告胡樱邀请第三人饶倩加入该案，并由被告德良律所接受统一委托签订代理合同（2018年1月31日），指派原告胡樱和第三人饶倩作为裕恒公司的代理人参与其中，约定以风险代理的方式计算律师代理费。2018年1月31日，裕恒公司支付前期律师代理费1万元，扣除律所应提部分，剩余的8250元由饶倩于2018年2月6日领取后，通过微信转给胡樱5000元，后胡樱又转回两个红包共376元给饶倩。之后，原告和饶倩共同作为裕恒公司的诉讼代理人，向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后在2018年5月一审判决作出后，又共同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2018年8月29日，该案二审维持原判。2018年10月17日，原告胡樱在未告知第三人饶倩的情况下，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18年12月4日，原告胡樱约第三人饶倩见面。当日，第三人饶倩签名出具手写《确认书》，内容为：“广州裕恒实业有限公司是胡樱律师的客户，其诉广州军区总医院一案由胡樱律师主办，律师费分配由胡樱律师决定。特此确认。”2018年12月5日、2019年1月7日、1月15日和1月17日，德良律所先后收到裕恒公司支付的律师费20万元、35万元、70万元、175876.5元，共计1425876.5元。2018年12月14日、2019年1月16日、2月27日、3月7日，原告胡樱先后向德良律所申领该案律师代理费170000元、178750元、118750元、297500元，均按85%提取比例计，共计765000元。2019年3月，第三人饶倩得知律师费的到账和有关提取情况，遂向德良律所申请，要求按照50%（最低不低于30%）的比例进行分配。原告胡樱表示仅愿意分配给第三人饶倩律师代理费2万元。被告德良律所经调查、举行听证程序后，于2019年3月28日作出（2019）德良决字001号《广东德良律师事务所决定书》，决定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涉案律师费扣除律所提成后的分配比例为原告胡樱占70%，第三人饶倩占30%；律师费结算由律所按个人所得税法有关规定扣缴个人所得税。胡樱需将已结算律师费退回律所，待本次纠纷结案后按最终分配方案再行分配；胡樱律师故意隐瞒己结算律师费20万元的事实，罚款5万元，以儆效尤；饶倩律师在合同履行后期没有及时跟进律师费相关事宜，导致本所没有及时发现和阻止胡樱律师一系列违规行为的发生，罚款2万元，以儆效尤；对于胡樱律师一系列违规行为、失信行为，在本所范围内予公开谴责等。2019年4月9日，德良律所以合伙人管理委员会名义向胡樱作出《关于敦促履行（2019）德良决字001号的通知》，其中包括但不限于：（2019）德良决字001号《决定书》正式全面生效。鉴于你的一系列严重失信行为和违法犯罪行为，在你全面履行《决定书》的各项决定之前，本所决定对你进行以下禁止和限制措施：1.禁止你在非办公时间进入办公室和在办公室逗留；2.暂停指派你代理风险委托合同法律服务；3.暂停指派你以本所的名义参加所有法律服务项目的招投标；4.非风险委托合同除其本人外，一律加派一名律师参与工作；5.在所有案件结案之前禁止转所；6.对与本所有关的其他话动和行为进行严格监控。2019年6月24日，被告德良律所对原告胡樱的2018年度的执业情况作出“不称职”的考评结论。胡樱得知后提出异议，并陆续向律协和司法局反映并寻求救济，最终未果，遂向法院提起诉讼。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本院曾与被告多次沟通原告转所事宜，被告提出原告所涉本案纠纷尚未审结等原因，最终未能促成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后经原告持续向有关部门反映，被告于2020年6月28日为原告办理的转出手续，并于同年7月正式转入其他律所执业。最终，广州市律师协会对原告2018年度和2019年年律师执业的考核评定结果均为“称职”。三、综合评析本院认为，综观各方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为：其一，原告和被告之间在案发时是否属于劳动关系；其二，被告有无侵犯原告的人格（名誉）权；其三，被告有无侵犯原告的正常执业权利；其四，若有侵犯，如何计算损失。具体分析如下：（一）原告和被告之间在案发时是否属于劳动关系。原告作为专职律师，案发时在被告德良律师处执业。虽前期双方有签订劳动合同，但并非连续签订，且涉及到不同执业模式律师的区分问题，目前尚无关于以案件业务提成为收入来源的执业律师与所在律所之间法律关系界定的明确规定，故应当根据双方之间是否实际具有符合劳动关系属性的特点来予以判断。根据在案证据和双方陈词等可见，涉案纠纷发生时，原告和第三人在被告处均是没有底薪的独立执业律师，原告根据自己的业务需要开展工作，收入来源于自己的业务收入，并由律所按照相对固定的比例扣除费用后享有剩余部分，并非由律所根据其劳动量或工作时间来确定、发放；原告的社保虽名义上是律所缴纳，但费用实际是由原告个人最终支付；从劳动纪律上看，原告在工作的时间、内容、节奏等方面，均具有较大的自主性，并不受律所的强制管理或约束。因此，原告和被告之间并不具备劳动关系所要求的从属性的特征，双方之间不构成劳动关系。故被告主张双方之间构成劳动关系，要求适用“仲裁前置程序”、驳回原告起诉的意见，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二）被告有无侵犯原告的人格（名誉）权。经查，裕恒公司是由被告德良律所依法统一接受委托，并指派原告和第三人共同参与案件的代理工作，目前被告并无关于多名律师在共同代理案件时如何分配律师代理费的具体规定，原告和第三人就律师费的分配比例产生较大分歧。原告认为应由原告领取全部律师费后，再根据第三人2018年12月4日手写的同意由原告决定律师费分配比例的确认书，来自行决定给第三人2万元费用。原告和第三人之间的律师费分配比例争议是引发本案纠纷的关键问题。被告作为两名执业律师的机构，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对其监督和管理的职能，关键在于被告有无滥用该权利，有无合理或任意行使。从客户来源和地位角色来看，原告胡樱占主要和主导作用。第三人饶倩是应原告胡樱的邀请而加入该案，虽名义上是共同代理，但相对于原告胡樱而言，其地位角色相对次要，根据指示展开工作居多。从具体工作参与程度来看，原告胡樱和第三人饶倩均有参与，原告胡樱在案件中的工作参与和贡献程度大于第三人饶倩。涉诉纠纷已于2018年8月底审结，从微信聊天记录来看，原告胡樱于2018年10月17日申请强制执行时，第三人并不知情。2018年12月4日，原告胡樱专门约第三人饶倩见面，当天饶倩虽出具手写《确认书》，明确约定胡樱对于律师费的分配具有决定权，但次日裕恒公司便向德良律所支付了20万元律师代理费，且在2019年1月17日已支付完全部费用。从事后的聊天记录来看，2019年1月29日，第三人饶倩还专门询问原告胡樱“胡律师，请问刘总（裕恒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那边情况怎么样了”，原告胡樱回复“没处理完，得年后了”。可见，原告此时仍未告知第三人对其二人来说最为重要的律师代理费已经全部到款的事实。不管是原告刻意隐瞒，还是未专门告知，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原告并不希望作为名义上共同代理人的第三人及时了解代理费到款和提取的全部情况。而之后，第三人得知有关律师费的情况后，便分别向原告和律所明确提出了异议，并解释了之所以出具《确认书》的原因。若上述《确认书》的内容是双方经过平等协商后的真实自愿意思表示，则在第三人已明确确认了原告对律师费具有分配决定权约定的情况下，显然并无再作隐瞒款项进展的必要。因此，在涉诉案件有利判决业已生效，主要纷争已经定音，律师费相对可观可期的情况下，第三人出具上述《确认书》完全放弃自己对于应得部分的分配权的真实意愿存疑，故不能直接依据《确认书》来认定。综上，德良律所认定原告隐瞒律师费提取情况的重要事实，具有依据，其为平衡双方律师利益，提出分配建议并暂停分配，亦无不当。综观决定书的行文和有限公布范围，德良律所并未以虚构或捏造的事实公开诋毁原告的名誉，其行为并未侵犯原告的名誉权或其他人格权。至于可能由此引发律所同事对各方评价的议论或降低，是本案纠纷处理难免带来的可容忍范围内的结果，不构成被告对原告名誉权的侵犯。（三）被告有无侵犯原告的正常执业权利。原告认为被告限制了原告的正常执业，其中被告的敦促履行通知暂停原告代理风险委托合同法律服务，暂停参加招投标，导致同事避嫌而不愿与自己合作参加非风险委托合同，实际上导致原告处于失业状态，且禁止转所行为限制了原告的正常执业。被告对此予以否认。本院认为，被告作为原告所在的执业机构，有权根据实际情况对其具有一定的管理职责，但管理和惩戒措施应当在合理必要的限度内。鉴于本案两名律师是因风险代理费分配比例引发纠纷，原告具有隐瞒律师费进展情况重要事实的行为，被告进行适当的限制，并无不妥，但在并无律所相应规章制度、两名律师所涉纠纷尚存争议、有更多救济调处途径时，作为律所更应谨慎考虑所采限制措施的范围、期限、可能对原告执业活动产生的实际影响等因素。因此，综合来看，被告的限制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超过了合理必要限度，势必导致原告的正常执业活动受到限制，尤其不应以本案律师费分配比例未最终敲定而禁止原告转所，在作出考评结论时应当具有充分的依据，在律师提出异议时应及时向律协反映，故被告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侵犯了原告作为律师的正常执业权利，应当对此承担适当的赔偿责任。不过，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被告在2020年6月28日已为原告办理了转出手续，原告目前也已转至他所，2018年度考核结果也已为“称职”，原告的原执业权利限制现已不存在，其也据此重新调整了诉讼请求，本院予以确认。（四）损失数额的具体认定。原告主张按照广州律师行业发展报告和报道的人均35万元/年收入的标准计算损失，但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实其个人可预期收益的具体损失。律师业务和个人收入具有浮动性、差异性，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其正常执业活动受到限制的具体程度，存在因果关系和原因力上的不确定因素，加之本案具有一定特殊性，系各方分歧、各执己见所产生的纠纷，无论法院采取何种标准，恐都难以服众。因此，原告所主张的具体损失数额难以准确计算。本院根据原告正常执业活动受限的范围、期限，结合原告之前的收入水平、客户情况，考虑限制措施和执业活动的因果关联大小，参考律师行业的收入状况，综合权衡各方利益，酌定认定被告在5万元的限额内对原告承担赔偿责任。原告超出该数额的部分，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四、裁判结果律师，是社会生活中重要的法律工作者，为客户提供专业的法律服务，逐渐成为处理群众纠纷和化解社会矛盾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作用日益凸显，地，地位举足轻重应当加强专业精神，树立规则意识，强化行业自律，增进相互信任，避免不必要的矛盾产生。律师事务所，作为律师所在的执业机构，亦需规范管理，及时沟通问题，妥善处理分歧，增强团队凝聚力，维护律师合法权益。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广东德良律师事务所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胡樱损失人民币50000元；二、驳回原告胡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0元，由原告胡樱负担200元，由被告广东德良律师事务所负担3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鲁 肖人民陪审员  朱宏春人民陪审员  黄月眉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五日书 记 员  许燕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