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晋民申911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孙某，男，1947年10月14日生，汉族，住吕梁市。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雒某，男，1971年6月23日生，汉族，住吕梁市。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王某，男，1958年12月27日生，汉族，住吕梁市。再审申请人孙某因与被申请人雒某、王某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11民终5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孙某申请再审称：一、本案事实：1998年3月8日，离石市交口镇贺家塔煤矿向农行吕梁分行石州办事处借款146000元，到期后未履行还款义务。2000年农行将该债权转移给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太原办事处。该处于2002、2004、2006年在省报公告催收。2006年长城公司太原办将该债权转让给太原智晨林贸易有限公司。2008年，太原智晨林贸易有限公司将该债权转让给孙某。由于全省煤矿停产整合重组，煤矿主体尚未确定，孙某找不到贺家塔煤矿主体，只能以“下落不明”为由在省报刊登转让及催收公告。此前，太原智晨林贸易公司于2006年向离石区人民法院申请了（2006）离民督字第45号支付令，同年，贺家塔煤矿提出异议，离石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9月3日作出民事裁定，终结了督促程序。2016年4月25日孙某提起诉讼，距2014年9月3日的民事督促程序终结仅一年又7个月。该案一审结案后，孙某提起上诉。吕梁中院审理后，以事实不清发回重审。离石区人民法院审理后，支持了孙某的诉求，判决雒某、王某支付孙某211367.12元。雒某、王某不服，提起上诉。吕梁中院审理后，作出了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孙某诉求的决定。以上为本案的全部事实。二、申请再审理由：（一）吕梁中院和离石法院的同类案件作为证据足以推翻562号判决书。1、（2015）离民二初字第155号民事判决书“因煤矿注销时未清算债务，判决出资人大中局村委承担清偿责任”。2、（2016）晋11民终73号民事判决书认为“2016年9月6日，太原智晨林贸易公司向离石区坪头乡大沟煤矿提出过支付令申请，该驳回支付令申请的裁定，于2014年11月3日作出。被上诉人于2015年2月10日提起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故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3、（2016）晋11民终173号民事判决书认为“2006年9月6日，太原智晨林贸易有限公司向东风汽车技术服务站、上诉人离石汽车修配厂提出过支付令申请，该驳回支付令申请的裁定于2014年11月3日作出，被上诉人于2014年12月10日提起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故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4、（2016年）晋11民终1308号民事判决书认为“太原智晨林贸易有限公司，于2006年10月18日向离石区人民法院提起支付令申请。在此期间，即2007年，太原智晨林贸易有限公司又将该债权转让给被上诉人。由于崇里煤矿提出支付令异议，离石区法院于2014年9月3日作出终结本案督促程序的民事裁定书。被上诉人作为该笔债权的受让人，承受原债权人的一切权利义务。同样离石区人民法院作出的终结督促程序裁定时，被上诉人也产生约束力。而被上诉人于2016年1月26日提起诉讼，并未超过二年的诉讼时效”，故“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中，雒某、王某同样收到过支付令且提出异议，离石区法院于2014年9月3日作出终结督促程序的裁定，孙某于2016年4月25日提起诉讼，同样未超过诉讼时效。本案与上述四案，案由一致、事实相同、程序一样、结果相反，显然是吕梁中院某些办案人员的错误所致。（二）判决对基本事实认可，而又以“效率问题”错判。1、吕梁中院在判决中承认该债权处于“讼争”状态，即承认（2006）离民督字第45号支付令及支付令协议书和2014年9月3日（2006）离民督字第45号民事裁定书，同时也承认（2016）晋1102民初744号民事判决书。那么，从2006年到2014年9月3日期间的时效合法。2、吕梁中院在（2019）晋11民终562号民事判决书第7页第20行中承认“即使债权转让合法有效”，又说“不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自相矛盾。3、合同法80条第一款规定债权转让应当通知债务人，是为了避免债务人重复支付债务，但该条款并未明确以何种方式通知为合法，何种方式通知为不合法。本案一审时，离石区人民法院通过送达应诉通知时，包括该债权转让合同一并附送，这次通知不能说不合法。（三）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吕梁中院在判决书中引用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四项规定，该案的重点是“下落不明”，如“下落不明”则适用此规定。贺家塔煤矿“下落不明”的理由：1、贺家塔煤矿原属村办集体企业，原址在贺家塔沟口，由高日昇等人承包经营，该债务在承包期发生。2003年，承包权转让给山西华鑫煤焦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该公司地址不详。后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车祸死亡，企业停产。2005年，华鑫公司将经营权转让给雒某。2007年，该矿改制，更名为山西吕梁泰佳煤业有限公司，并承继了煤矿原有债务。2012年，泰佳煤业公司又将该矿资产转让给张子玉。张子玉和张海元、东江煤业重组为山西吕梁离石交口煤业有限公司。同年，泰佳煤业注销。期间，煤矿一直停产。从以上企业经营权转让、到企业改制、资产再转让、整合重组达七年之久，企业不断易主易名，煤矿主体不明，工商没有登记，企业原址无人，这就是“下落不明”。2、本案2016年初审时，离石区法院在应诉通知书无法送达的情况下，由于企业“下落不明”，就以公告形式通知了煤矿。并予以缺席判决。由此可见，法院以该企业“下落不明”的理由公告通知，孙某以债务人“下落不明”登报通知并催收，其法律效果及作用是一样的。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九条规定“以公告形式作出的意思表示，公告发布时生效”，既充分显示了法律的进步，也印证了债权人以报纸公告通知的合法性。（四）吕梁中院判决本末倒置，判决理由纯属枉法。本案的焦点是债权的真实性和时效问题，离石区法院和吕梁中院在六次审理中对债务的真实性都予认可。时效问题由2006年的支付令到2015年提起诉讼一直存在法律效力。吕梁中院置根本问题不顾，丧失了客观公正的法律原则，刻意为债务人开脱责任，助长了赖债的恶劣行径，是明显的枉法判决。综上所述，孙某的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六项的规定，请求对本案进行再审并依法改判，以维护再审申请人的合法权益。本院经审查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列举了十三项人民法院应当再审的情形，孙某申请再审的四个理由中仅有第一项、第三项属于审查范围。关于新证据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八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再审申请人证明其提交的新的证据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逾期提供证据的理由成立：（一）在原审庭审结束前已经存在，因客观原因于庭审结束后才发现的；（二）在原审庭审结束前已经发现，但因客观原因无法取得或者在规定的期限内不能提供的；（三）在原审庭审结束后形成，无法据此另行提起诉讼的。”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与离石区人民法院的判决不属于新的证据。关于原判决适用法律是否错误的问题。本案涉及问题有二：其一，太原智晨林贸易有限公司将案涉债权转让给孙某后，能否通过公告方式达到通知债务人的法律效果；其二，太原智晨林贸易有限公司、孙某通过公告催收债权能否中断诉讼时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第一款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金融不良债权的转让不同于普通债权的转让，是国家对资产管理公司给予的特殊性的政策倾斜，以公告形式发出的金融不良债权转让通知及催收通知可以中断诉讼时效是针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特别规定，不具有普遍适用的效力。普通债权人在受让金融不良债权时，应当对该不良债权能否收回、收回比例、有无能力主张权利作出自己的风险判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用本节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公告送达。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即，人民法院公告送达的前提除受送达人下落不明之外，使用直接送达、邮寄送达等方式无法送达的，也可以采用公告送达，公告送达是人民法院送达诉讼文书的法定方式。本案中，太原智晨林贸易有限公司与孙某均为普通债权人，非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使用公告的方式通知债权转让于法无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二十六条规定“下落不明是指公民离开最后居住地后没有音讯的状况”，即“下落不明”的主体仅限于自然人。贺家塔煤矿为法人，无法联系到法人的负责人不能认定为法人“下落不明”；其次，孙某在原审中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已穷尽其他送达方式不能向贺家塔煤矿主张债权。故原判决认定孙某公告催收债权不产生中断诉讼时效的法律效果，其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综上，孙某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六项的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孙某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程庆华审判员 张 林审判员 王怀师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七日（法官助理 王建芳书记员 佘 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