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民终1386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席剑涛，男，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嘉丽，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邓绍昌，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北京康护之家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金星路**院**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317959631J。法定代表人：张艳江，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宝云，北京声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全，北京声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席剑涛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康护之家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护之家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5民初153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席剑涛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嘉丽、邓绍昌，被上诉人康护之家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宝云（线上）、高全（线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席剑涛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改判席剑涛无需支付按照月息1%自2017年12月1日起的利息；二、判令康护之家公司承担本案一审诉讼费、保全费及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原审判决未全面、客观地认定股权转让过程中席剑涛与康护之家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亦未全面审查双方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在康护之家公司已丧失合同解除权的情况下，仍认定康护之家公司有权解除协议，且直接将仅针对约定解除权的违约责任适用于其他解除的情形，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一、康护之家公司已经丧失合同约定解除权，其未在合同约定的特定情形触发后一定期限内解除协议，即该解除权丧失，而仅针对行使约定解除权时享有的违约处罚权利也当然一并丧失，应推定康护之家公司同意双方延期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且无权要求席剑涛支付利息。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第四条第三款的约定，经延长期限届满后席剑涛无法将标的股权过户至康护之家公司名下时，康护之家公司有权选择：（1）延期过户登记；（2）由康护之家公司收购省级运营公司，或双方成立省级运营公司；（3）违约补偿：康护之家公司有权解除合同，要求席剑涛退还转让款及不超过50万元的违约金。由此可见，双方已就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时，设置合理的“定争止纷”机制，康护之家公司有权选择前述任一项权利保障自身权益。事实上，康护之家公司怠于行使已导致其丧失该权利。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期限届满当事人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其次，合同解除权是一种形成权，仅依解除权人的单方意思表示即可产生消灭合同关系的法律后果。由于解除权行使与否取决于解除权人的意志，这会使相对方陷于不安状态，如果长期放任此种不安状态存在，有失公允。所以，当解除权发生后，在一定的期间内未经行使，使相对方对于解除权之不被行使发生合理信赖的场合，依据诚实信用原则及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可以认定解除权人不得再行使其解除权。显然，本案中不可能无限延长、扩大康护之家公司行使该权利的期限及权限（累加违约金)，否则不排除康护之家公司故意延长行使期限以谋求更多违约金等“不当利益”的可能性。参考协议关于“延长期”的约定，“三个月”是康护之家公司行使权利相对合理的期限，如三个月届满后康护之家公司未积极行使权利，那么应推定其同意延期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即选项（1）。再次，结合双方的聊天记录，亦可印证康护之家公司在解除权产生之后，有合理的时间来选择是否解除双方之间的协议并向席剑涛发出解除通知，但其并未依约行使其解除权。在向席剑涛致函前，康护之家公司实际已丧失解除权。此外，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第四条第二款约定，利息支付原仅限于三个月的“延长期”，即2017年12月1日至2018年2月28日，而不适用于其他情形。鉴于康护之家公司的付款期为2017年12月4日，显然前述延长期也被双方实际行为予以变更。退一步假设，即使席剑涛后续存在违约情形，康护之家公司以法定解除权解除合同，那么不应也不能适用“延长期利息”的约定，据此，一审认定席剑涛未依约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且需自2017年12月1日起支付利息无事实依据，背离了双方同意延期办理以继续实现交易目的的真实意思表示。二、为维护公司正常运营及循序渐进地推动与光大控股的合作，双方随着交易的进行并非严格按照协议原条款履行，而是采取灵活的交易方式，并形成未依约付款、办理质押及工商变更登记等结果。就本次交易，康护之家公司具备强烈投资意愿，同意以代持股权的方式进行，且由始至终均为其提供协议、促使签约及支付款项。首先，按照协议约定，康护之家公司应在2017年9月21日前完成付款，而实际完成时间为2017年12月4日，此时仍要求席剑涛在2017年11月30日前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明显不符合协议“款清后办理”的原意，且双方为此也放弃办理质押登记，原审判决要求席剑涛在未收到股权转让款的情况下支付利息无事实依据。其次，就公司增资事宜，席剑涛已提前告知并征得康护之家公司的同意（详见本诉证据9，第249页、第254页、第263页及第263页划线部分)。此种情况下，康护之家公司应补足150万元出资款方能实际获得10%股权的所有权益。即便康护之家公司无义务认缴新增注册资本，那么其实际持股比例也需相应稀释。席剑涛自始不存在明确拒绝康护之家公司要求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情形。换言之，认定席剑涛违约的前提是康护之家公司在此过程中已明确放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且要求办理实际持股比例的工商变更登记被明确拒绝，否则直接办理10%股权比例的工商变更登记不符合实际情况，也将侵害席剑涛的合法权益。再次，结合康护之家公司提供的资料（证据9、新证据1:尽职调查报告），亦可推定本次交易实际围绕光大控股投资进展情况而进行。席剑涛非常重视双方的信息互换，在康护之家公司起诉前，均详细将公司运营及光大控股投资进展情况告知康护之家公司。以上事实可证明关于本次股权转让的交易方式，双方是“灵活多变”的，依约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并不符合交易实际发展情况。而后康护之家公司系以需偿还股东借款（证据9，第268页划线部分）为由主动提出退出投资，也就是说，席剑涛订立协议后不存在任何的违约情形。三、协议解除是由于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结果，而非康护之家公司致函所产生的正当法律效力。康护之家公司在2019年5月14日致函时基于协议取得的解除权已告消灭，即便产生解除的法律效力，也属于违约解除。此外，由于本案纠纷，康护之家公司不再符合公司长期发展规划及适格股东的要求，因此席剑涛秉承公平公正及妥善处理原则同意解除合同，退还投资本金。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为维护席剑涛的合法权益，席剑涛依法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康护之家公司答辩称：一、关于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的解除问题。康护之家公司享有合同约定解除权。康护之家公司与席剑涛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第四条第二款、第三款约定，席剑涛不能在期限内完成股权过户，康护之家公司享有合同解除权，但协议未约定合同解除权的行使期限。对于合同解除权的行使期限问题，首先，从规范层面看，根据合同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对于法律未规定且当事人未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的，对方当事人应当催告解除权人行使权利，解除权人经催告后未在合理期间行使权利的，该权利消灭。从该条文的文义看，三种情形可能导致解除权消灭：一是法律有具体规定解除权行使期限的；二是当事人在合同中明确约定了解除权的行使期限；三是在没有法律特别规定或当事人亦未明确约定的情形下，合同相对方催告解除权人，且解除权人在合理期间内未行使权利。本案属于“法律未规定且当事人未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的”情形，且结合双方提交的证据，席剑涛并未催告康护之家公司行使解除权，故康护之家公司享有的解除权不应适用合同法第九十五条调整，其解除权未消灭。故，席剑涛主张康护之家公司已经丧失合同约定解除权不成立，一审法院判决正确，二审法院应予以维持。二、席剑涛存在明确违约，所谓未办理股权质押、变更登记系因涉案双方“采取灵活的交易方式”不属实。1.席剑涛于康护之家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前即已违约，其应承担的违约责任不以康护之家公司付款为前提。席剑涛主张康护之家公司未在2017年9月21日之前支付600万元股权转让款，故其无须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于2017年11月30日前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义务。席剑涛的此种主张完全系歪曲股转协议约定，误导法庭。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第三条第一款约定，康护之家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以席剑涛完成股权质押登记手续为前提，协议约定的“2017年9月21日之前”特别备注“（所有手续完成2个工作日内）”。即席剑涛完成股权质押登记手续后，康护之家公司方才负有在2日内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所谓康护之家公司应在“2017年9月21日之前”完成付款，系片面歪曲协议约定。事实上，席剑涛至今亦未依约完成股权质押及变更登记手续，即便如此，康护之家公司仍支付了600万元股权转让款。因此，席剑涛在康护之家公司付款前即已明确违约，所谓席剑涛收到股权转让款前不承担违约责任，不能成立，原审判决从2017年12月1日计算利息完全正确。2.席剑涛事先隐瞒了目标公司增资扩股事宜，且康护之家公司知晓后即明确表示异议。根据席剑涛提供的目标公司股东会就增资扩股作出的决议可见，目标公司股东会早于2018年1月2日即决议通过增资扩股。另席剑涛提供的其与张爱江的聊天记录显示，席剑涛直到2018年1月28日方才告知康护之家公司该事宜，康护之家公司当即表示反对。3.席剑涛在涉案股权交易过程中，不仅未尽披露、告知义务，反而一直隐瞒目标公司重大经营信息、财务信息及债权债务等。一审双方提交的证据证实，席剑涛隐瞒了诸多重大事项，不完全列举如下：目标公司在涉案股权转让期间注册资本、投资人、高级管理人员等登记信息发生18次重大变更；目标公司与肇庆市鼎湖区民政局、廉江市民政局等单位达成重大投资合作；与第三方存在重大债权债务纠纷案件；目标公司持续亏损等。总之，康护之家公司在支付600万元股权转让款后，未享有到任何股东权益，甚至连基本的目标公司经营信息知情权亦未得到保障。席剑涛主张其不存在任何违约，不仅有悖客观事实和诚实信用原则，且其恰恰构成根本性违约。三、涉案《股权转让协议》解除后，康护之家公司有权要求席剑涛赔偿损失。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合同的变更或者解除，不影响当事人要求赔偿损失的权利。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享有解除权的一方(不论是法定解除权还是约定解除权)，要求对方赔偿损失，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因此，康护之家在解除合同的同时，有权要求席剑涛赔偿损失。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本案中，康护之家公司与席剑涛在《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违约金数额或计算方法，即相当于违约造成的损失，是当事人对因合同不履行导致损失的预测，符合合同自由原则。故席剑涛的第一项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四、席剑涛第二项上诉请求，要求康护之家公司承担一、二审诉讼费，保全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审法院应依法驳回。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席剑涛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席剑涛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审判决。康护之家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依法判令解除康护之家公司与席剑涛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二、依法判令席剑涛向康护之家公司返还股权转让款600万元及利息（按月息1%利率计息，自2017年12月1日起算至实际给付日为准）；三、判令席剑涛承担本案诉讼费。席剑涛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一、判令康护之家公司违约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向席剑涛支付25.5万元资金占用费（以150万元为基数按照月息l%自2018年2月1日计算至2019年6月30日）；二、判令康护之家公司向席剑涛支付违约金50万元；三、判决康护之家公司承担席剑涛为处理本诉案件所支付的律师费12万元；四、判令康护之家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以上合计87.5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9月23日，席剑涛与康护之家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席剑涛将其持有第一养老护理服务（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目标公司）10%的股权以600万元的对价转让给康护之家公司，康护之家公司在2017年9月21日之前一次性向席剑涛支付600万元股权转让款。双方同意，本次股权转让暂不办理股权过户工商变更登记，由席剑涛代康护之家公司持有，最迟于2017年11月30日前，席剑涛应促使目标公司的其他股东同意将本次转让变更进行过户登记，并依据相关规定，由目标公司召开股东会并通过决议同意本次股权转让，其他股东放弃优先受偿权，并办理过户登记，如果届时席剑涛不能在限期内完成，经康护之家公司同意可以延期不超过三个月，自2017年12月1日起，席剑涛向康护之家公司按照月息1%于每月月末前支付延期的利息；如经延长期限届满后席剑涛仍无法将标的股权过户至康护之家公司名下，则席剑涛同意，由康护之家公司自主选择以下三种方式之一处理：（1）延期过户登记；（2）双方商议由康护之家公司收购相关省级运营公司股权，或合资成立省级运营公司；（3）违约补偿：康护之家公司、席剑涛同意解除本协议及本协议相关的其他协议，席剑涛向康护之家公司全额退回本次股权转让款及相关利息，利息不够50万元的情况下按照50万元违约金进行支付。2017年10月28日，康护之家公司与席剑涛签订《股权代持协议》，约定席剑涛代表康护之家公司持有目标公司10%的股权，但该股权的实质持有人仍为康护之家公司，席剑涛应遵照委托方或委托方授权代表的指示，行使相关股东权利，目标公司相关股利和其他分配，或目标公司清算后与标的股权相关的财产分配，均属康护之家公司所有。2017年10月28日，康护之家公司与席剑涛签订《股权质押协议》，约定席剑涛将其持有目标公司10%的股权质押给康护之家公司，以担保《股权转让协议》以及与该协议相关的其他协议项下相关方的权利义务的履行。招商银行付款回单显示，康护之家公司于2017年10月20日向席剑涛转账300万元，摘要为：支付第一养老投资款；康护之家公司于2017年12月4日向席剑涛转账300万元，摘要为：第一养老投资款。2019年5月14日，北京声驰律师事务所接受康护之家公司的委托向席剑涛发出律师函，提出自函送达之日解除双方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并要求席剑涛在2019年5月31日之前向康护之家公司全额返还股权转让款600万元及其利息（以600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12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月息1%计算）。该律师函于2019年5月15日送达席剑涛处。2019年7月10日，席剑涛与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协议》，就本案委托其作为代理人，约定律师费12万元。2019年7月16日，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向席剑涛开具律师费发票，金额12万元。康护之家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目标公司企业信用报告，拟证明：自2018年1月30至2019年7月25日，目标公司历史工商信息变更记录为18次，席剑涛未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前述事项告知康护之家公司，且因席剑涛未依约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导致康护之家公司无法参与前述事项决议，具体如下：1.2018年1月29日目标公司注册资本由500万元变更为2000万元；2.2018年1月30日、2019年2月18日、2019年7月25日目标公司的投资人一再变更（包括出资额、出资方式、出资日期、投资人名称等）；3.2019年7月15日，目标公司变更了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法定代表人。席剑涛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席剑涛认为：1.席剑涛已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提前告知康护之家公司变更（席剑涛增持公司股权、公司由500万元增资至2000万元）事实，同时因增资及高管人员变更有利于公司发展运营及融资，也不存在损害康护之家公司利益的情形。康护之家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2018）沪0112民初15226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1.2018年1月至4月，目标公司先后与肇庆市鼎湖区民政局、廉江市民政局达成重大投资合作，席剑涛未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前述事项告知康护之家公司，且因席剑涛未依约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导致康护之家公司无法参与前述事项决议；2.自2018年1月起，目标公司怠于履行与第三方的《股东出资协议》，导致目标公司投资利益受损，席剑涛亦未将前述事项告知康护之家公司，且因席剑涛未依约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导致康护之家公司无法参与前述事项决议。席剑涛对该证据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与本案无关，是公司业务发展及战略布局中遇到的纠纷，而且该案件席剑涛已经进行上诉。席剑涛向一审法院提交《变更（备案）通知书》、《股东会决议》拟证明：席剑涛为实现股权交易，提前收回其他股东的部分股权，并将持股比例由10%提升至31.25%。康护之家公司对《变更（备案）通知书》形式上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内容上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虽然工商备案显示席剑涛于2017年6月26日在目标公司的持股比例由10％增加为31.25％，但根据席剑涛提交的2017年度目标公司审计报告（57页），截止2017年12月31日，席剑涛的出资并未发生变化，其持股比例仍为10％，且席剑涛亦未提供目标公司其他股东与其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以及股权转让价款支付记录予以佐证；从时间上，深圳市场监督管理局2017年6月26日出具变更通知书，而康护之家公司、席剑涛是2017年9月23日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无法证明此次股权工商变更系因案涉股权交易，故与本案无关。康护之家公司认为《股东会决议》并非席剑涛与康护之家公司所签订，而是席剑涛与三位案外人所签订，因此属于证人证言，案外人未依照民事诉讼法第72条规定出庭作证，真实性无法核实；对关联性、证明目的同变更（备案）通知书的质证意见。席剑涛向一审法院提交《股东会决议》，拟证明股东会于2018年1月10日审议通过了席剑涛将10%股权转让给康护之家公司的议案。康护之家公司对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证明内容有异议，认为该证据明显造假，具有伪造证据的嫌疑，席剑涛在其提交的与张艳江的聊天记录中自认直到2019年5月12日，目标公司股东会尚未就案涉股权变更作出任何决议，这充分证明了这份决议是席剑涛伪造的。通过仔细比对席剑涛提供的三份股东会决议、一份董事会决议可以发现，这份决议中席剑涛以外的三个股东签字笔迹，明显不同于另外三份文件。即便不考虑该决议的真伪，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第4条第2款约定，席剑涛负有最迟于2017年11月30日前，促使目标公司全体股东召开股东会并通过决议同意席剑涛向康护之家公司转让股权、其他股东放弃优先受让权的义务。然而该股东会决议的时间显示为2018年1月10日，席剑涛已经违约。席剑涛向一审法院提交《变更（备案）通知书》、《股东会决议》、《董事会决议》拟证明：公司因业务发展及光大控股要求将注册资本由500万元增资至2000万元。康护之家公司对《变更（备案）通知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本案是康护之家公司因席剑涛未履行《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质押协议》及《股权代持协议》中约定义务，而与席剑涛产生的股权转让纠纷。这与目标公司2018年1月30日办理变更注册资本登记无关。关于《股东会决议》、《董事会决议》，康护之家公司认为该决议并非席剑涛与康护之家公司所签订，而是与三位案外人所签订，因此属于证人证言，案外人未依照民事诉讼法第72条规定出庭作证，真实性无法核实。如果两份决议属实，则恰恰证明：第一，因席剑涛未依约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导致康护之家公司无法参与目标公司增资等重大事项的表决。第二，席剑涛未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第8条第8款的约定，提前将目标公司增加注册资本、重大人员变更通知康护之家公司，根据席剑涛与张艳江的聊天记录显示，席剑涛直到决议作出二十余天后方才将增资事宜告知康护之家公司。席剑涛向一审法院提交公司向股东借款情况及转款凭证，拟证明：因发展需要，目标公司除消耗资本金外，合计向股东借款700万元用于维持日常运营投入及资金周转。也同时证明了席剑涛收取康护之家公司600万元，已投入到公司。康护之家公司对《第一养老护理服务（深圳）有限公司股东200万+500万借款详情》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认为该证据系席剑涛单方制作，且无相应的借款协议予以佐证，与本案无关。对转账凭证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该组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且无法证明目标公司与股东的转账系借款。席剑涛向一审法院提交公司2017年度、2018年度公司审计报告及相关业务合同、账款明细，拟证明：公司业务发展、资金使用情况，及增资的必要性。康护之家公司对公司2017年度、2018年度公司审计报告形式上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对业务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席剑涛提交的业务合同均为目标公司与第三方签署，无法核实真实性且该组业务合同与本案股权转让纠纷没有关联性。另外，除《关于支付子午线（北京）国际养老服务有限公司咨询经费的协议》签署时间在康护之家公司、席剑涛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之后，其他业务合同的签署时间均在2017年4月或者5月。席剑涛向一审法院提交投资框架意向书及相关聊天记录，拟证明：公司满足光大控股的投资基本要求后，双方签署了投资框架意向书，并持续推进投资合作事宜，也证明实际投资进度因各种原因未符合预期。康护之家公司认为该证据真实性无法核实且与本案股权转让纠纷无关。席剑涛向一审法院提交席剑涛与康护之家公司法定代表人张艳江的微信聊天记录（原始载体为手机），拟证明：1.康护之家公司是自愿成为公司股东，并主动促成本次股权转让及交易模式；2.双方系根据光大控股的投资进度而灵活调整本次交易，且席剑涛一直有向康护之家公司汇报公司运营及融资情况，康护之家公司亦非常清楚知悉；3.席剑涛亦提前告知康护之家公司公司增资事宜，且在增资完成后要求康护之家公司补足150万元，但康护之家公司怠于履行；4.康护之家公司是因自身原因拟退出投资，而并非由于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行为，期间康护之家公司亦不存在任何催告行为。席剑涛亦同意协助康护之家公司退出，但应以合理价格和方式。康护之家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完整的反映了本案股权交易的真实性。第一，第257页聊天记录证明席剑涛确认其应将目标公司相关资料交付康护之家公司，但其至今未交付给康护之家公司。第二，第263页聊天记录证明席剑涛直到2018年1月22日仍未告知目标公司增资事宜，且其承诺在10％股份基础上另行追加部分股份给康护之家公司。第三，第264页聊天记录证明席剑涛直到2018年1月28日方才告知康护之家公司有关目标公司增资事宜，且康护之家公司对席剑涛提出的所谓追加150万元出资明确提出异议，并且反问150万元的依据，席剑涛自始至终亦未说明所谓康护之家公司应支付150万出资款的依据。第四，第265页、第268页聊天记录证明康护之家公司多次明确要求席剑涛履行股权变更义务，但席剑涛以各种理由予以搪塞；这组证据不仅不能证明康护之家公司是因自身原因提出退股，反而证明了在康护之家公司多次催告后，席剑涛仍拒不履行《股权转让协议》主要义务。第五，第270页聊天记录证明席剑涛承诺退还康护之家公司股权转让款以及相应利息；第六，第274页聊天记录证明席剑涛自认直到2019年5月12日目标公司股东会尚未就案涉股权转让及变更作出任何决议，席剑涛提交的2018年1月10日的决议明显伪造，请求法庭查明这一重要事实，并追究伪造证据的法律责任。第七，这组证据充分证明席剑涛自始至终未告知康护之家公司目标公司于案涉股份交易时未出资到位、2018年度出现重大亏损等诸多重要事宜，其告知的目标公司部分经营情况也仅是事后告知康护之家公司，且由于其迟迟未履行股权变更义务，导致康护之家公司长期无法参与目标公司增资、高管人员变更、对外投资等诸多重大事项的决策，康护之家公司至今未享受任何股东权益。一审法院认为：康护之家公司、席剑涛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虽然席剑涛抗辩称康护之家公司并未以席剑涛签字盖章的《股权转让协议》为基础盖章签字以承诺的形式寄回给席剑涛，所以认为《股权转让协议》不满足“自双方签署后，于文首所载日期生效”的生效要件，但实际上双方后续继续签署了《股权代持协议》、《股权质押协议》，康护之家公司亦依约于2017年10月20日、2017年12月4日共向席剑涛支付600万元股权转让款，系双方以实际行动履行了《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合法有效。《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最迟于2017年11月30日前，席剑涛应促使目标公司的其他股东同意将本次转让变更进行过户登记，并依据相关规定，由目标公司召开股东会并通过决议同意本次股权转让，其他股东放弃优先受偿权，并办理过户登记。康护之家公司已按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席剑涛未能在约定期间内进行股权变更登记。席剑涛抗辩称其办理股权过户登记应以康护之家公司采取催告行为为前提，没有法律依据，且席剑涛未提交证据证明康护之家公司同意延迟股权过户时间，一审法院对席剑涛的该项抗辩意见依法不予采纳。关于席剑涛提出其办理股权过户登记应以康护之家公司补缴完差额款项作为前提的主张，一审法院认为，席剑涛办理股权过户登记系《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义务，席剑涛应按照约定履行。从时间顺序上来看，目标公司增资扩股的股东会于2018年1月2日召开，晚于康护之家公司、席剑涛约定的过户登记履行期限，席剑涛未提供证据证明前期已征得康护之家公司同意进行增资，康护之家公司、席剑涛双方亦未约定席剑涛办理股权过户登记应以康护之家公司增资为前提，故席剑涛以其办理股权过户登记应以康护之家公司补缴完差额款项作为前提的抗辩意见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康护之家公司已履行协议约定义务，席剑涛未按约定履行办理股权过户登记的义务，属于违约行为。《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如果席剑涛不能在限期内完成股权过户，经康护之家公司同意可以延期不超过三个月，自2017年12月1日起，席剑涛向康护之家公司按照月息1%于每月月末前支付延期的利息；如经延长期限届满后席剑涛仍无法将标的股权过户至康护之家公司名下，则席剑涛同意，由康护之家公司可解除本协议及本协议相关的其他协议，席剑涛向康护之家公司全额退回本次股权转让款及相关利息，利息不够500000元的情况下按照500000元违约金进行支付。康护之家公司按照协议约定，在合同解除条件成就时，向席剑涛提出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协议解除，席剑涛应按照约定向康护之家公司返还股权转让款6000000元并支付利息（按月息1%利率计息，自2017年12月1日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康护之家公司依约定解除合同，席剑涛关于康护之家公司支付255000元资金占用费、违约金以及律师费的反诉请求没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六条第一款、第九十七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确认解除康护之家公司与席剑涛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二、席剑涛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康护之家公司支付转让款600万元及利息（以600万元为本金，按月息1%利率计息，自2017年12月1日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三、驳回席剑涛全部反诉请求。如果席剑涛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本诉受理费5380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58800元，由席剑涛负担；反诉受理费6275元，由席剑涛负担。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一、本案涉及的《股权转让协议》内容是经双方反复协商后确定，席剑涛于2017年9月23日在该协议上签字。根据案中微信聊天记录第259页的记载，康护之家公司法定代表人张艳江向席剑涛提供邮递地址以接收该协议。但康护之家公司有无将经其签字盖章的协议文本交给席剑涛，双方没有提供证据予以确定。虽然如此，双方在本案诉讼中最终确认该协议已经成立。二、《股权转让协议》第三条“价款支付及资料提供”中对款项支付约定是：甲方（席剑涛）同意，在乙方（康护之家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之前，完成本协议第六条所述的股权质押登记手续（以工商出具的质押登记凭单为准），乙方于甲方完成上述股权质押登记手续，且在2017年9月21日之前（所有手续完成2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向甲方支付600万元股权转让款。但该协议第六条第2项约定：于本协议签署同日，甲方应与乙方同时签署本协议附件二所示的《股权质押协议》；第3项约定：甲方同意，自乙方支付第一期对价后的十个工作日内，甲方应将其持有的标的股权质押给乙方，以标的股权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质押登记完成为准。对于《股权转让协议》第三条和第六条有关支付股权转让款和办理质押登记手续前后顺序上相互矛盾的约定，双方没有补充协商予以明确。同时，双方对于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时间先于双方签字盖章的时间如何处理，也没有再行协商予以明确。三、对于席剑涛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股东会决议》，养护之家公司对其真实性存疑，但不申请鉴定。诉讼中，席剑涛没有提供证据反映其已将该《股东会决议》提供或者告知了康护之家公司，并提议双方到工商部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四、案中的微信聊天记录还反映以下事实：1.《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前后，席剑涛一直致力于引进光大控股投资目标公司，并经常向张艳江提供进展信息，但没有双方商定变更《股权转让协议》有关股权转让时间约定的记录。2.席剑涛曾于2017年11月22日向张艳江催促康护之家公司支付股权转让余款300万元。3.席剑涛曾告知张艳江关于目标公司股东增资事宜，但双方没有就康护之家公司是否应增加15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达成一致意见，席剑涛于2018年1月30日发给张艳江的微信表示“增资部分的差额咱们再另外讨论”，没有提出以商定康护之家公司增资事宜作为继续《股权转让协议》的条件。4.张艳江曾于2018年6月10日向席剑涛询问什么时候可以办理股权变更手续，席剑涛则告知其刚结束尽职调查，第一期融资马上完成，张艳江回复是“点赞”图标。5.张艳江曾于2018年12月28日向席剑涛提出要求退股退款，席剑涛表示接受并希望签订书面协议进行确认，但双方就解除协议的文本内容和表述最终没有达成一致。本院认为：根据席剑涛的上诉主张以及康护之家公司的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一是康护之家公司行使合同解除权的类型和效力，二是席剑涛退还股权转让款的利息应如何计算。一、关于康护之家公司行使合同解除权的类型和效力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规定了合同解除的三种情形：合意解除、依约定解除权解除和法定解除。席剑涛在上诉状中主张康护之家公司没有在合理的期限内行使合同解除权从而丧失了合同约定解除权，《股权转让协议》的解除是由于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结果，而非康护之家公司致函所产生的正当法律效力，即使康护之家公司发出《律师函》产生合同解除的法律效力，也属于违约解除。对此，本院认为，（一）在《股权转让协议》履行期间，康护之家公司法定代表人张艳江曾向席剑涛提出过退股退款，席剑涛也表示同意，同时双方均认为应当签订书面的协议予以确认，但最终双方未达成合意，没有签订解除协议，据此不能认定双方协商解除了《股权转让协议》。（二）康护之家公司于2019年5月14日向席剑涛发出了《律师函》，通知解除《股权转让协议》。从形式上看，该函是单方作出解除合同意思表示的通知函，而不是协商函；从内容看，席剑涛虽然对解除《股权转让协议》不持异议，但其并没有认可协议解除的事由，同时就协议解除后的退款退息的计算也没能与康护之家公司协商一致。因此，席剑涛虽然接受解除《股权转让协议》，但不能据此认定双方达成合意、解除该协议是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结果。《律师函》通知席剑涛解除《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理由是：席剑涛未将标的股权变更至康护之家公司名下，完成股权变更登记手续。而该理由正是《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康护之家公司有权选择解除该协议的情形。据此，应认定康护之家公司主张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属于单方行使约定合同解除权。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规定“当事人延迟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可构成合同法定解除的情形，但《律师函》中没有表明康护之家公司解除协议是由于对方的违约导致合同的目的的实现，故不能认定其行使的是法定解除权。需要指出的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当事人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因此，本案中无论康护之家公司行使的是何种类型的合同解除权，并不影响其主张损失赔偿。（三）就本案的事实而言，没有证据显示双方对《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履行时间进行过协商变更。该协议约定康护之家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时间先于协议签订的时间，属于合同瑕疵，双方是通过席剑涛向康护之家公司催促付款、康护之家公司收到催促后及时付款的方式，完成了对合同瑕疵的弥补。该协议约定席剑涛应当在股权转让过户前办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在席剑涛没有依约办理的情况下，康护之家公司没有催促或者声明将追究其违约责任，但无法推导出双方以事实行为变更了协议的约定。关于对目标公司增资事宜，席剑涛在与张艳江的微信记录中虽然有涉及，但是双方没有形成一致意见，在康护之家公司没有明确接受席剑涛增加15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提议后，席剑涛的回复是双方再行讨论，即康护之家公司对目标公司增资事宜并没有成为《股权转让协议》需要补充约定的内容，康护之家公司是否增资不能作为双方是否履行《股权转让协议》的正当事由。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前，引进光大控股对目标公司投资的工作已经在开展，康护之家公司也通过席剑涛而知悉，因此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是对光大控股公司投资目标公司已有合理期待，但是双方并没有将该期待与协议履行时间安排结合起来，没有约定随光大控股投资工作的进展而灵活调整股权转让过户登记时间。在2018年6月10日张艳江向席剑涛催促办理股权变更手续，席剑涛作出说明后，张艳江也没有作出同意延长办理期限的明示表示。席剑涛上诉称双方在实际履行过程中采取了灵活交易方式，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四）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第四条第二项的约定，席剑涛最迟于2017年11月30日应履行的义务由两部分组成：促成目标公司召开股东会决议同意本次股权转让，其他股东放弃优先受偿权；办理完成股权转让过户登记手续。席剑涛向法院提交了目标公司的股东会决议，但是其没有办理股权转让过户登记手续。如前所述，没有证据显示双方对《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履行时间进行过协商变更，目标公司的增资事宜、引进光大控股投资进展情况均不构成双方事实上变更了履行时间约定的依据。此外，席剑涛将康护之家公司没有催告其办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作为其未履行变更登记义务的抗辩，不能成立，因为其变更登记义务源于协议约定，而不以对方催告为条件，何况康护之家公司曾于2018年6月10日进行过催告。相反，席剑涛并没有提供证据反映其在股东会决议形成后通知康护之家公司配合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需要指出的是，如前所述，康护之家公司对协议的解除行使的是约定解除权，而不是法定解除权，该解除的效力并不以合同的目的无法实现作为必要的构成条件。综上，席剑涛二审中提出的未依约办理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不宜作为本案解除合同的合法依据的辩论意见，本院不予支持。（五）《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五条第二款：“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经对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在《股权转让协议》中，双方没有约定解除权的行使期限。在本案中，席剑涛没有向法院表明在协议履行过程中，其曾向康护之家公司催告或提示过是否行使约定解除权事宜。在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且没有催告的情形下，对合同一方行使约定解除权的期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没有作出规定。本案双方当事人向本院提供了观点不同的法院生效判决，一种观点是对方当事人没有催告的，解除权人的解除权没有合理期限的限制，另一种观点是该解除权的行使应当受到合理期限的约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第二款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在该情形下解除权人应当在解除权发生之日（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解除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上述司法解释是针对特定合同类型作出的特别规定，没有规定其他合同类型的解除权可遵照或者参照适用，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尚未施行，因此有关解除权应当在一年内行使的规则在本案中并不当然适用。但是，本院认为，现有的这些规定体现的法律导向是：对于在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且没有催告的情形下，对解除权人行使解除权应当设定合理的期限。至于该合理期限的确定，在没有直接适用的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应当结合具体案件的实际情况综合作出判断，现行规则中将一年期确定为合理期限，仅可以作为具体案件判断时的参考。本案中，康护之家公司于2017年12月4日付清全部股权转让款后，于2018年6月10日向席剑涛催促过办理股权变更手续，基于对席剑涛的信任，该公司对引进光大控股投资目标公司抱有期待而没有提出解除合同，实属合理，不能认定其是故意拖延行使解除权而谋求不正当的利益。席剑涛在本案中主张其收取600万元股权转让款后，目标公司股东会作出了同意股权转让的决议。但是，没有证据表明席剑涛将该决议告知并提供给了康护之家公司，也没有通知或者提示康护之家公司配合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在其代持股权期间，没有证据反映其协助康护之家公司作为实际股东参与目标公司的经营决策管理等事务。如果康护之家公司没有在合理期限内行使解除权而将席剑涛陷于合同履行的不安状态，席剑涛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行使催告权。席剑涛辩论时认为《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在席剑涛违约情况下康护之家公司有三种处理方式的选择，这导致其无法准确判断对方的意思表示而进行催告，因而本案解除权的行使不当然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对此，本院认为，康护之家公司的三种选择权，对席剑涛行使催告权，并不构成法律上的障碍，也不存在具体行使时的客观障碍，故该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另外，从席剑涛的履行情况看，康护之家公司何时行使合同解除权，并不存在对席剑涛基于合同履行的合理信赖而造成对其不公允的问题。同时，《股权转让协议》对协议解除的后果有具体约定，对双方而言都是可以预见的，一方主张解除合同后约定范围内的权利，也不存在对另一方不公允的问题。综上，本院认为，康护之家公司于2019年5月14日行使约定解除权属于在合理的期限内，不应认定其约定解除权的丧失。康护之家公司在席剑涛逾期没有办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手续的情况下发出《律师函》，行使约定解除权，符合《股权转让协议》有关协议解除的约定，该函件送达后即产生协议解除的后果。席剑涛于2019年5月15日收到该函件，并接受协议解除的结果，故本院确认《股权转让协议》于2019年5月15日解除。二、关于席剑涛向康护之家公司退还60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利息应如何计算问题。本院认为，（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席剑涛在养护之家公司发出解除协议的《律师函》时尚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构成违约，其上诉主张不应计算退还股权转让款的利息，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二）《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款支付时间早于该协议签订时间，没有证据显示双方对此进行了补充约定，以弥补该瑕疵。康护之家公司二审答辩称依据该协议第三条第一项的约定，其支付股权转让款以席剑涛完成股权质押登记手续为前提。但是根据该协议第六条第三项的约定，康护之家公司支付第一期对价款后的十个工作日内，席剑涛应将股权质押给康护之家公司。由于这两个条款对办理质押手续与支付股权转让款先后顺序的约定前后矛盾，无法确定双方合意的真意，应视为双方对此没有约定，故不能以认定股权转让款的支付应以股权质押手续先行办理为条件，康护之家公司的主张不能成立。而且，从经过席剑涛的催促，养护之家公司于2017年12月4日最终付清了600万元股权转让款看，双方并没有选择办理股权质押手续作为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前提。（三）《股权转让协议》虽然将股权转让款的时间约定在协议签订前的2017年9月21日存在瑕疵，但从双方约定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是在2017年11月30日前来看，双方的约定存在先付款后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顺序安排，且时间相距为70天。从双方在协议中的约定和在诉讼中主张来看，双方均没有指出在2017年11月30日之前办理完毕股权过户手续对双方存在特别的意义和价值，对双方的交易将带来特别的商业利益。因此，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对付款和股权过户的约定所体现的顺序安排规则，在康护之家公司实际于2017年12月4日付清60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的情况下，席剑涛办理股权转让过户的时间应当顺延至2018年2月12日。席剑涛上诉主张不应从2017年12月1日计算于理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四）《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延长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三个月期间的利息按月息1%计算，对协议解除的后果则是约定席剑涛向康护之家公司退回股权转让款及相关利息，利息不够50万元的按照50万元违约金进行支付。对于“相关利息”的含义双方没有进一步约定予以明确，结合协议该前后条款，应当将该“相关利息”计算标准确定为前款约定的月息1%。席剑涛主张不应按月息1%计算利息，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席剑涛的部分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不当，将席剑涛退还股权转让款的利息起算时间确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5民初1539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三项；二、变更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5民初15395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上诉人席剑涛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被上诉人北京康护之家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支付转让款600万元及利息（以600万元为本金，按月利率1%计息，自2018年2月12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三、驳回被上诉人北京康护之家健康管理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席剑涛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本诉受理费5380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58800元，由康护之家公司负担2417元，席剑涛负担56383元；反诉案件受理费6275元，由席剑涛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0032.44元（已由席剑涛预交），由席剑涛负担17615.44元，康护之家公司负担2417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  志  坚审判员 琚    虹审判员 陈  朝  毅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四日书记员 陈毓鑫（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