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06民初6050号原告：广州华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水荫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87336。法定代表人：陈，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湘雪，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深圳大龙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住，住所地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福围中路一社会信用代码917773034。法定代表人：孙。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东东，北京天达共和（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小勤，北京天达共和（武汉）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广州华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与被告深圳大龙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著作权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法定代表人陈子豪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湘雪、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东东、李小勤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如下：1、请求判决被告使用原告歌曲的违约所得赔偿原告的经济损失1545187.17元，实际的赔偿数额按照被告提供的依据《网络版权合作协议（华莺文化）》所涉及歌曲的收入数据计算；2、请求判决被告提供2018年11月起至2019年12月31日依据《网络版权合作协议（华莺文化）》所涉及歌曲的收入数据；3、请求判决被告立即停止使用原告的歌曲；4、判决被告承担原告维权合理费用8620元。事实和理由：2015年11月1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网络版权合作协议（华莺文化）》（以下简称“《合作协议》”），合同的期限为2015年11月1日至2020年11月1日止，就被告代理基于原告所属歌曲（包括作品和制作）的著作权、邻接权和表演者权在信息网络传播业务方面的开发和运营达成协议，并约定原告可获得被告通过原告授权歌曲所产生的收益的70%（百分之七十）。同日，原告签订《产品授权书》，将645首歌曲独家授权被告使用；2016年1月10日，原告签订《产品授权书》，将325首歌曲授权被告使用；签订合同后，原告多次将歌曲独家授权被告使用，共授权1130首歌曲被告使用。2017年11月2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协议解除证明》，解除《合作协议》。协议解除后，被告不再享有原告歌曲的独家代理权，但被告仍可使用原告授权的歌曲并应当按照原《合作协议》支付相应的著作权费用。但被告一直未向原告支付相应著作权费用，根据被告的员工杨曼飞通过邮箱296×××＠ｑｑ.ｃｏｍ向原告监事陈子豪的邮箱233×××＠ｑｑ.ｃｏｍ发送的邮件显示，自2016年1月起至2018年10月止，原告可从授权歌曲中获得1313409.09元，平均每月38629.68元。截止2019年4月30日，被告应向原告支付1545187.17元。因被告一直未支付相应的著作权费用，原告于2019年4月19日发送律师函通知被告从2019年5月1日起停止使用属于原告所有的歌曲（包括但不限于表演权、放映权、广播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等），但截止起诉日，被告仍在使用原告的歌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及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虽然原、被告双方解除了《合作协议》，但被告已通过计算账单、发送邮件给原告确认的方式，实际承认了其仍负有支付授权歌曲分成费用的义务，经原告合理催告后，被告仍未履行该义务，已属违约，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另外，由于被告掌握《合作协议》所涉及歌曲的收入数据，所以被告应向原告赔偿的实际数额需待调查取证后确定。综上所述，原告为维护自身权利，特起诉。被告辩称：根据被告、原告及其法定代表人于2016年10月10日签署的《补充协议》，因原告违规“刷量”，应向被告承担相应的赔偿款，该笔赔偿款通过分成款予以抵扣。因此被告无需向原告支付该笔用于抵扣的分成款。依据被告与原告于2017年11月2日签署的《协议解除证明》，《网络版权合作协议（华莺文化）》已提前终止，原告要求被告向其支付2017年11月2日之后的分成款无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被告向原告发送2017年11月2日-2018年10月的歌曲分成账单，并通知原告将其抵偿134万元赔偿款，系被告与原告仅就此期间的歌曲收益达成一致意见，但就此后被告使用案涉1130首歌曲的财产收益是否需要分配，双方并未达成合意。在《网络版权合作协议（华莺文化）》已经解除，双方无任何权利义务关系的基础上，原告基于该合同要求被告向其支付2018年11月之后的歌曲版权使用收益，欠缺法律和事实依据。被告与原告自2019年1月1日就案涉歌曲签订了《网络版权合作协议》《网络版权合作协议（华莺文化）-补充协议》《音乐作品转让协议（无线彩铃领域）》（以下统称“新协议”），3份新协议已经成立并生效，按照新协议约定被告无需向原告支付任何分成收益。被告在收到3份新协议后，于2019年2月3日安排工作人员杨曼飞向原告法定代表人陈子豪支付第一笔转让费预付金20万元，并于2019年4月1日使用对公账户向原告支付第二笔版权转让费20万元，履行了付款义务。双方就3份新协议达成合意，3份新协议已经成立并生效。按照新协议的约定，被告无需向原告支付任何歌曲分成收益。原告提供的《网络版权合作协议（华莺文化）》载明，“5、本合约期限内乙方所有新增音乐作品，乙方均需独家授权给乙方使用，乙方只需按照具体音乐作品出具相关授权书，甲、乙双方无需另外签订相关协议合同，新增音乐作品的授权书作为本协议附件，与本协议拥有同等法律效力。新增授权书里音乐作品相应的授权时间可以超出本协议有效期范围，如超出本协议有效期，则授权时间以授权书时间为准，与本协议有效期无关。”根据该条约定，授权文件与《网络版权合作协议（华莺文化）》各自独立。被告与原告于2017年11月2日签订了《协议解除证明》约定：“1.原协议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提前终止。原协议提前终止后，原协议中约定的双方权利义务终止。”因此，在《协议解除证明》未明确载明终止已授权歌曲的授权的情形下，仅《网络版权合作协议（华莺文化）》因《协议解除证明》而提前终止，被告仍然可依据授权文件使用已授权歌曲。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2015年11月1日，原告作为乙方与被告作为甲方签订一份《网络版权合作协议（华莺文化）》，合同约定：乙方将属其歌曲的信息传播权，即互联网应用服务交由甲方独家代理，以及卡拉ok版权和公播使用代理权利；上述信息传播权包括歌曲词作者、曲作者、表演者以及录音、录像制作者、Flash制作者的著作权和邻接权；甲方有权在信息网络上行使上述权利；协议有效期为5年，从2015年11月1日至2020年11月1日止；甲方通过乙方授权的歌曲所产生的收益，即甲方与合作伙伴结款后由甲方享有的实际结算额等收益，甲乙双方按照3：7比例进行分配。2016年10月10日，原告作为乙方、被告作为甲方、陈子豪作为丙方签订一份补充协议，协议内容为“乙方于2016年1月至2016年7月间，违反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经营的QQ音乐平台的规定，违规进行歌曲的刷榜操作，刷榜歌曲共403首，给甲方及第三方北京亿格艾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格艾）造成巨大经济损失，经协商后达成如下协议：乙方自愿赔偿甲方及亿格艾的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134万元；甲乙双方在此确认，乙方以原合同第七条约定获得的全部结算收益抵扣赔偿款，甲方将扣除乙方的全部结算收益用以偿还赔偿款，直至扣完为止，若到2017年12月31日还未抵扣完毕，乙方可以以转让著作权方式抵扣赔偿款，甲方有权选择是否接受，如果甲方接受，则甲乙双方另行签署协议，如甲方不接受，则乙方应于抵扣日届满之日起三十日内以现金方式支付赔偿款；乙方履行赔偿义务后，甲方保证就此事不再以任何形式、任何理由向乙方提出任何赔偿费用要求；当乙方未按照本协议约定履行还款义务时，甲方有权直接要求丙方承担担保责任。”2017年11月2日，原告作为乙方与被告作为甲方签订一份《协议解除证明》，协议内容为“甲方与乙方于2015年11月1日签订《网络版权合作协议》，原协议有效期至2020年11月1日，现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就原协议提前终止事宜达成如下协议：1、原协议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提前终止，原协议提前终止后，原协议中约定的双方权利义务终止；2、原协议提前终止后，双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被告的员工杨曼飞于2018年11月29日向原告监事陈子豪发送2016年1月至2018年8月的账单。账单显示“自有金额”部分共计193260.35元，代理金额部分共计1220376.67元。2019年1月4日、2019年1月19日，被告的员工杨曼飞向原告监事陈子豪发送2018年9月份、10月份的账单，显示实际结算金额费用分别为45132.81元、47899.61元。原告将落款时间为2019年1月1日的相关著作权新协议邮寄给被告，被告承认已盖章但未寄回给原告。原告于2019年3月29日向被告寄出律师函，函中提出解除相关新协议。被告后回函提出原告无权解除相关新协议。双方均未向法庭提交上述相关新协议内容。另被告曾按新协议向原告转账支付一笔款项20万元。庭审时经释明，原告明确本案起诉是基于双方于2015年签订的版权合同以及补充协议，并提出双方虽然协议解除上述合同，但被告已通过计算账单、发送邮件给原告确认的方式，实际承认了其仍负有支付授权歌曲分成费用的义务。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交的合同、补充协议、确认书、银行电子回执、律师函、被告提交的补充协议、律师回函、聊天记录及双方的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本院认为，庭审时经释明，原告明确本案起诉是基于双方于2015年签订的《网络版权合作协议》，本院将围绕原告的诉求来对本案进行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本案中，原、被告于2015年11月1日签订《网络版权合作协议》，上述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应属合法有效。2017年11月2日，原、被告双方签订一份协议解除证明。依照上述规定，这属于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合同，在合同解除后，《网络版权合作协议》中约定的双方的权利义务已终止。现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被告事后有向原告发送账单，是否可以视为双方已达成合意同意恢复履行《网络版权合作协议》？原告主张应视为双方已达成了合意。被告则主张向原告发放了计算账单，是通知原告将其抵偿134万元赔偿款，并不能视为双方就此后被告使用案涉歌曲的财产收益是否需要分配达成了合意。本院经审查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是民事主体通过意思表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采用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第一百四十条规定“行为人可以明示或者默示作出意思表示。沉默只在有法律规定、当事人约定或者符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习惯时，才可以视为意思表示”。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民事法律行为需通过意思表示来实现，成立民事法律行为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沉默构成意思表示有严格条件限制。原告并未提供证据来证实，是其在协议解除之后，主动向被告发出意思表示，要求被告继续按《网络版权合作协议》履行，被告同意后才发送的账单。被告提供的补充协议亦证实原告同意赔偿被告及第三方北京亿格艾科技有限公司损失134万元且同意以原合同第七条约定获得的全部结算收益抵扣赔偿款。被告辩称发放计算账单仅是为了计算抵扣赔偿款，亦合理可信。综上来看，不能仅凭被告发送了计算账单的行为，就直接推出双方已达成合意同意恢复履行《网络版权合作协议》。另从双方的举证及陈述来看，双方于2019年就著作权转让达成了新协议，被告还曾支付过原告部分款项。但是双方均未提交新协议的具体内容，原告也明确本案起诉是基于《网络版权合作协议》。故对于双方新协议的相关情况，本院在本案中不作评判。双方就新协议如产生纠纷，可以另遁法律途径解决。综上，本院认为，原告主张双方已达成合意同意恢复履行《网络版权合作协议》，但未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来予以证实，本院对其主张不予采纳。原告的相关诉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均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广州华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392元，由原告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康 天 鹏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日书记员 王振（兼）书记员 张 雪 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