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津0116行初88号原告刘某1，男，2008年8月20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滨海新区。法定代理人刘某2（原告之父），男，1981年6月11日出生，汉族，住同刘某1。委托代理人刘锡广，天津垣涵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住所地天津市开发区永丰街**。法定代表人张健，局长。出庭负责人张庆涛，副局长。委托代理人李从阳。委托代理人邵泉泉。第三人魏国玉，女，1981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滨海新区。原告刘某1诉被告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治安行政处罚纠纷一案，于2020年2月29日向本院邮寄起诉状，经本院通知其补充材料后，本院于2020年3月9日立案，于2020年3月14日向被告邮寄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魏国玉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9月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刘某1的法定代理人刘某2及委托代理人刘锡广，被告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的出庭负责人张庆涛，委托代理人李从阳、邵泉泉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魏国玉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于2019年9月4日作出津滨公（古）不罚决字［2019］242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经调查，第三人魏国玉故意伤害刘某1，殴打刘兴政，侮辱他人，威胁他人人身安全违法事实不能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五条第二项规定，决定不予行政处罚。原告刘某1诉称，2019年4月29日19时许在天津市滨海新区××街××小区内篮球场，第三人魏国玉对原告进行暴力殴打。起因是原告在校与同学发生口角，被同学打骂后内心气愤，于是说出“放学后咱们福芳园篮球场见，我让我哥哥打你”，该同学将此话当真并通知家长，其家长杨会港、魏国玉伙同秦宏昌、尚用磊前往福芳园篮球场准备殴打原告。到篮球场后魏国玉直接将刘某1殴打倒地，致使三颗牙齿脱落，右腿关节及脸部不同程度损伤，且右腿骨裂，致使住院医疗。殴打行为结束后，原告父母赶到现场，被杨会港扬言“我们就打你孩子了，我们公安局有人”。经过公安机关处理决定给予秦宏昌拘留十五日并处罚款500元，但未给予第三人魏国玉行政处罚。原告认为被告的处罚对象不全面，具体行政行为明显不当，应当对魏国玉给予相应的行政处罚，原因是其直接殴打原告致原告受伤。首先，原告能够提供相应的证人（王某、牟某等）予以证实当天是几个人一同到福芳园小区篮球场殴打他人，且同原告胞兄刘兴政打球的同学张丁川是案发时现场目击全过程的证人，原告能够提供该证人的联系方式，为了查明案件事实，请求依法询问该证人。其次，经过原告法定代理人查看，福芳园小区四周围有12个公安专用监控摄像头，案发后原告法定代理人向公安机关相关民警询问是否调取了监控录像，民警称没有调取监控录像，警力不足。监控录像能够反映加害人的行踪，能证实当天相关人员到案发地点的路径，实施殴打以后的去向，以便更快捷准确的找到相关人员，还原案件的事实。而民警一而再再而三的以“警力不足”为由搪塞原告的法定代理人，致使整个案件的事实没有查清，处理结果明显不当。第三，从被告作出处罚决定书的内容看，实施殴打行为的只有秦宏昌一人，而与其他三人无关，但是根据当时现场情况，原告与其胞兄刘兴政不在同一个位置，行为人只能逐一殴打，只有秦宏昌一人来现场即可，其他三人出现在现场毫无必要，显然不可能是秦宏昌一人殴打。从原告口述被打过程及现场证人证言看，是先殴打的原告，后殴打的原告的胞兄，原告清楚记得是一个女性对其进行殴打，被告只对秦宏昌一人进行处罚的行为明显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致使魏国玉逃脱了法律制裁，故具体行政行为具有明显不当之处。综上，上述事实能够反映出公安机关处罚对象明显缺少，行为人的行为严重侵犯了原告的人身权，同时给社会带来了不稳定因素，原告为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故提起诉讼,请求：1、判令撤销被告作出的津滨公（古）不罚决字［2019］242号行政处罚决定，并责令被告对魏国玉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证人王某的证言，内容为：“2019年4月底或5月初的某一天，证人和案外人牟某一起去福芳园小区三号楼二舅家看望二舅，晚上七时左右，证人在二舅家阳台喝茶，看见楼下打起来，一个女性领着两个小孩，该女性打了另外一个个子不高的小孩的嘴巴，小孩摔倒了半天没起来。该女性打完后有个老头把他们劝开。大概八点多，又来了三四个大人，打了一个个子高的小孩，拽着小孩拧着胳膊往篮球场边上走。过了一会儿证人和表哥下楼，其中一个打人的男性和证人表哥认识，但证人不认识，现在也无法辨认”；证据二、证人牟某的证言，内容为：“2019年4、5月份的某一天，证人和案外人王某一起去福芳园小区看望王某二舅，晚上六点多看见窗外篮球场有个女性带着两个小孩，打了另外一个小孩的脑袋，把小孩打的坐地上了。又来了一个老头，和该女性吵了几句，这个老头就把挨打的小孩领走了。后来八点左右该女性又带着三四个小伙子回来，打了一个个子高的小孩，把小孩拽到旁边打趴下了”；证据三、照片四张，证明原告因被殴打受伤的情况。被告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辩称，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公民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被告于2019年9月4日作出津滨公（古）不罚决字［2019］242号不予处罚决定，滨海新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3月12日向被告邮寄应诉通知书，原告提起诉讼已经超过法定期限六个月。二、案件基本情况：2019年4月29日被告接刘子清报警称其孙子在天津滨海新区××篮球场被人殴打，被告下辖古林派出所于当日受理案件。后被告依照法律分别对案件违法嫌疑人、被侵害人、证人进行了询问，于2019年5月26日延长办案期限，调查过程中对被侵害人一方伤情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鉴定，2019年9月3日对违法嫌疑人秦宏昌进行行政处罚告知，2019年9月4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对秦宏昌处以行政拘留十五日并处罚款五百元的处罚，并于当日将其投送滨海新区第三拘留所执行行政拘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五条第二项的规定，决定对魏国玉、杨会港、尚用磊不予处罚，并将上述决定在法定期限内送达各方当事人。三、原告认为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对象不全面，具体行政行为明显不当，应当对魏国玉给予相应的行政处罚。根据被告的调查，可以证实秦宏昌对刘兴政进行殴打，但证实魏国玉对原告进行殴打的证据不足,对原告提出的证人王某和牟某，被告在2019年9月4日作出的行政处罚及不予处罚证据材料中没有获取到该两名证人的证言，而是在被告作出行政处罚和不予处罚决定之后原告家属又向公安机关提出有新的证人。四、对案件事实的认定意见：2019年4月29日20时30分许，秦宏昌在天津市滨海新区××篮球场对刘兴政进行殴打，经鉴定刘兴政伤情为轻微伤。以上事实有秦宏昌的陈述和申辩，刘子清、刘兴政、刘某1、刘某2、杨会港、任统山、尚用磊、秦宏昌、第三人魏国玉、杨嘉霖、魏佳慧、胡宇宸、李偌曦、安禹旗、汤凤静询问笔录，辨认笔录，伤情鉴定意见书，照片等证据证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对秦宏昌行政拘留十五日并处罚款五百元。经过调查，第三人魏国玉、杨会港、尚用磊的违法事实不能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五条二项的规定，决定分别对第三人魏国玉、杨会港、尚用磊不予处罚。综上所述，被告分别对第三人魏国玉、杨会港、尚用磊的不予行政处罚决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程序。请求法院依法判决维持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作出的津滨公（古）不罚决字［2019］242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及依据:一、证据（一）程序类证据证据一、古林派出所于2019年4月29日制作的津滨公(古)受案字[2019]264号《受案登记表》及《受案回执》；证据二、古林派出所于2019年4月29日制作的《案件来源》及2019年4月30日《抓获经过》;证据三-1、古林派出所分别于2019年4月30日制作的津滨公(古)行传字[2019]76号《传唤证》及津滨公(古)审字[2019]第78号《传唤审批表》、2019年6月24日制作的津滨公(古)行传字[2019]148号《传唤证》及津滨公(古)审字[2019]第153号《传唤审批表》、2019年8月17日制作的津滨公(古)行传字[2019]196号《传唤证》及津滨公(古)审字[2019]第202号《传唤审批表》、2019年8月22日制作的津滨公(古)行传字[2019]206号《传唤证》及津滨公(古)审字[2019]第211号《传唤审批表》；证据三-2、古林派出所分别于2019年4月30日、6月24日、8月17日、8月22日制作的《传唤通知家属记录》；证据四-1、古林派出所于2019年8月16日制作的津滨公(古)行传字[2019]194号《传唤证》及津滨公(古)审字[2019]第199号《传唤审批表》；证据四-2、古林派出所于2019年8月16日制作的《传唤通知家属记录》；证据五-1、古林派出所于2019年8月16日制作的津滨公(古)行传字[2019]195号《传唤证》及津滨公(古)审字[2019]第200号《传唤审批表》、2019年8月23日制作的津滨公(古)行传字[2019]208号《传唤证》及津滨公(古)审字[2019]第213号《传唤审批表》；证据五-2、古林派出所于2019年8月16日、8月23日制作的《传唤通知家属记录》；证据六-1、古林派出所于2019年8月20日制作的津滨公(古)行传字[2019]200号《传唤证》及津滨公(古)审字[2019]第201号《传唤审批表》；证据六-2、古林派出所于2019年8月20日制作的《传唤通知家属记录》；证据七、被告于2019年5月26日制作的津滨公(古)审字[2019]第154号《延长办案期限审批表》；证据八-1、古林派出所分别于2019年6月3日制作的津滨公(古)鉴聘字[2019]第17号《鉴定聘请书》及津滨公(古)审字[2019]第18号《呈请鉴定聘请审批表》、天津市津实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津津实[2019]临床终字第247号《终止鉴定通知书》；证据八-2、古林派出所于2019年7月1日制作的津滨公(古)鉴聘字[2019]第25号《鉴定聘请书》及津滨公(古)审字[2019]第26号《呈请鉴定聘请审批表》；证据九-1、古林派出所于2019年6月30日制作的《鉴定意见告知书》、《送达回执》；证据九-2、古林派出所于2019年8月7日制作的《鉴定意见告知书》、《送达回执》；证据十、古林派出所于2019年9月3日制作的《公安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证据十一、被告于2019年9月4日制作的津滨公(古)审字[2019]第138号《公安行政处罚审批表》、津滨公(古)行罚决字[2019]199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据十二-1、古林派出所于2019年9月4日制作的《送达回执》；证据十二-2、古林派出所于2019年9月5日制作的《送达回执》；证据十三-1、古林派出所于2019年9月4日制作的《行政拘留通知家属记录》；证据十三-2、天津市滨海新区第三拘留所于2019年9月4日制作的《行政拘留执行回执》；证据十四、被告于2019年9月4日制作的津滨公(古)审字[2019]第46号《不予处罚审批表》、津滨公(古)行罚决字[2019]242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据十五-1、古林派出所于2019年9月4日《送达回执》；证据十五-2、古林派出所于2019年9月5日制作的《送达回执》；证据十六、被告于2019年9月4日制作的津滨公(古)审字[2019]第45号《不予处罚审批表》、津滨公(古)行罚决字[2019]244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据十七-1、古林派出所于2019年9月4日制作的《送达回执》；证据十七-2、古林派出所于2019年9月5日制作的《送达回执》；证据十八、被告于2019年9月4日制作的津滨公(古)审字[2019]第47号《不予处罚审批表》、津滨公(古)行罚决字[2019]243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据十九-1、古林派出所于2019年9月4日制作的《送达回执》；证据十九-2、古林派出所于2019年9月5日制作的《送达回执》；（二）事实类证据证据一、古林派出所于2019年4月29日对刘子清制作的《询问笔录》及《行政案件权利告知书》；证据二、古林派出所于2019年5月3日对刘兴政制作的《询问笔录》及《行政案件权利告知书》；证据三、古林派出所于2019年5月3日对原告制作的《询问笔录》及《行政案件权利告知书》；证据四、古林派出所于2019年5月9日对刘某2制作的《询问笔录》及《行政案件权利告知书》；证据五、古林派出所于2019年8月17日对汤凤静制作的《询问笔录》及《行政案件权利告知书》；证据六-1、古林派出所于2019年4月30日对秦宏昌制作的《询问笔录》二份及《行政案件权利告知书》；证据六-2、古林派出所于2019年6月24日对秦宏昌制作的《询问笔录》三份；证据六-3、古林派出所于2019年8月1日对秦宏昌制作的《询问笔录》；证据六-4、古林派出所于2019年8月17日对秦宏昌制作的《询问笔录》；证据六-5、古林派出所于2019年8月22日对秦宏昌制作的《询问笔录》；证据七-1、古林派出所于2019年4月30日对第三人制作的《询问笔录》及《行政案件权利告知书》；证据七-2、古林派出所于2019年6月30日对第三人制作的《询问笔录》；证据七-3、古林派出所于2019年8月1日对第三人制作的《询问笔录》；证据七-4、古林派出所于2019年8月16日对第三人制作的《询问笔录》二份；证据七-5、古林派出所于2019年8月23日对第三人制作的《询问笔录》；证据八-1、古林派出所于2019年4月30日对杨会港制作的《询问笔录》及《行政案件权利告知书》；证据八-2、古林派出所于2019年8月1日对杨会港制作的《询问笔录》；证据八-3、古林派出所于2019年8月16日对杨会港制作的《询问笔录》二份；证据九-1、古林派出所于2019年4月30日对尚用磊制作的《询问笔录》及《行政案件权利告知书》；证据九-2、古林派出所于2019年8月1日对尚用磊制作的《询问笔录》；证据九-3、古林派出所于2019年8月20日对尚用磊制作的《询问笔录》二份及《行政案件权利告知书》；证据十、古林派出所于2019年5月11日对魏嘉慧制作的《询问笔录》及《行政案件权利告知书》；证据十一、古林派出所于2019年5月11日对杨嘉霖制作的《询问笔录》及《行政案件权利告知书》；证据十二、古林派出所于2019年6月4日对李偌熙制作的《询问笔录》及《行政案件权利告知书》；证据十三-1、古林派出所于2019年6月8日对安禹旗制作的《询问笔录》及《行政案件权利告知书》；证据十三-2、古林派出所于2019年9月2日对安禹旗制作的《辨认笔录》；证据十四-1、古林派出所于2019年4月29日对任统山制作的《询问笔录》及《行政案件权利告知书》；证据十四-2、古林派出所于2019年9月2日对任统山制作的《辨认笔录》；证据十五-1、古林派出所于2019年4月29日对胡宇宸制作的《询问笔录》及《行政案件权利告知书》；证据十五-2、古林派出所于2019年5月19日对胡宇宸制作的《询问笔录》；证据十六、刘某2本人出具的个人声明，证明对原告、刘兴政被殴打案件不要求调解的情况；证据十七-1、古林派出所开具的津滨公(古)指诊字[2019]51号、69号指定医院就诊证明信二份，证明刘兴政伤情经医院诊断情况；证据十七-2、天津迪安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津迪安[2019]临床鉴字第38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刘兴政损伤程度为轻微伤；证据十八-1、古林派出所开具的津滨公(古)指诊字[2019]52号、64号指定医院就诊证明信二份，证明原告伤情经医院诊断情况；证据十八-2、天津市法医学鉴定中心出具的津法医学[2019]临鉴字第158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原告头皮挫伤、体表软组织挫伤(胸部和膝部)鉴定为轻微伤；证据十九、古林派出所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案发现场监控视频情况；证据二十、涉案人员及相关证人、监护人的人口信息；证据二十一、秦宏昌的前科记录；证据二十二、涉案人员的检测报告。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五条第二项。第三人魏国玉未出庭，庭前向本院提交书面意见，同意被告的意见，其未向本院提交证据。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上述证据作如下认定：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被告对证据一、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不认可，认为从被告对该二人制作的笔录中可以看出二人与原告认识，与原告有利害关系；对证据三无异议。本院认为对于两位证人的证言，虽然陈述了事发当日事发地存在殴打事实，但二位证人均未对殴打的细节准确描述，且未对殴打双方进行辨认，无法确认殴打者与被打者的身份，故对该两份证据本院不予采纳；证据三可以证实原告被打致伤的情况，与被告认定原告受轻微伤的情况相符，本院予以认定。对于被告提交的程序类证据，原告均无异议，该组证据系被告在治安处罚案件中依法制作的程序类文书，适用法律正确，对该组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及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对于被告提交的事实类证据，原告对证据一至证据六、证据八至证据二十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但对证据六、证据八、证据九的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秦宏昌、尚用磊、杨会港三人针对是否同时殴打原告胞兄刘兴政的陈述存在前后不一致，但被告并未对其矛盾的地方进行侦查；对证据七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不认可证明目的，认为被告对第三人的询问笔录中，第三人的陈述存在矛盾，具体如下：1、2019年4月30日第一次笔录中，第三页载明“跟我对象一起来的叫秦宏昌”，与秦宏昌2019年6月24日的询问笔录第二页载明的“我自己打车去的”相互矛盾。2、2019年4月30日第一次笔录中，第三页中间部分记载“那个岁数大的孩子说他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嘴里就骂骂咧咧的往我身前冲过来”，该陈述不符合逻辑，因为通过整个笔录能够看出第三人刚到现场，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岁数大的男孩平白无故向第三人身上冲来显然不符合逻辑。3、2019年8月1日笔录中，第二页载明“当时联系不上杨会港”，同第三页第一句“我还给杨会港打电话了”相互矛盾。4、2019年8月23日笔录中，第三页第六行记载“是巴掌是拳头我没看清”，同之前第三人称秦宏昌是巴掌打的刘兴政相互矛盾。本院认为，原告对证据六的质证意见均系第三人对案外人秦宏昌如何到达现场以及秦宏昌对刘兴政殴打情况的陈述，该部分内容为被告对案外人秦宏昌处罚的依据，与本案刘某1是否受到第三人殴打的事实无关，对原告的质证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该组证据均系被告在治安处罚行政程序中依法制作、获取的，具备客观性，本院对上述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及真实性均予以认定。经审理查明，2019年4月29日20时30分许，刘子清报警称其孙子在天津市滨海新区××篮球场被人殴打，被告于当日予以立案。被告先后将涉嫌殴打他人的案外人秦宏昌、杨会港、尚用磊以及第三人魏国玉书面传唤至古林派出所进行调查。2019年5月24日，被告委托天津市法医学鉴定中心对原告的伤情进行鉴定，2019年6月30日被告作出《鉴定意见告知书》，并于当日分别向原告法定代理人刘某2，第三人魏国玉，案外人秦宏昌、杨会港、尚用磊送达。《鉴定意见告知书》中载有原告伤情鉴定结论：1.头皮挫伤，鉴定为轻微伤；2、体表软组织挫伤（胸部和膝部）。鉴定为轻微伤。被告经过调查，认为第三人魏国玉故意伤害原告，殴打刘兴政，侮辱他人，威胁他人人身安全违法事实不能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五条第二项的规定，对第三人魏国玉作出《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第三人魏国玉不予处罚，并于2019年9月5日将被诉《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原告，原告不服诉至本院。另查，被告经调查查明，2019年4月29日20时30分许，案外人秦宏昌在天津市滨海新区××篮球场对原告胞兄刘兴政进行殴打，经鉴定刘兴政伤情为轻微伤，该事实有秦宏昌的陈述和申辩，刘兴政、刘子清、原告刘某1、刘某2、杨会港、任统山、尚用磊、秦宏昌、第三人魏国玉、杨嘉霖、魏佳慧、胡宇宸、李偌曦、安禹旗、汤凤静笔录,辨认笔录，伤情鉴定意见书，照片等证据证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对秦宏昌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给予秦宏昌行政拘留十五日并处罚款五百元的行政处罚。案外人杨会港、尚用磊的违法事实不能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五条第二项的规定，分别对杨会港、尚用磊作出《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杨会港、尚用磊不予处罚。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条、第七条第一款规定，被告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对本行政区域内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有作出行政处罚的主体资格及法定职权。被告受理案件后，依法传唤相关违法嫌疑人进行调查，并对受害人及证人分别询问制作笔录。对原告伤情委托鉴定机构进行了鉴定。经调查后对本案涉及的第三人魏国玉作出《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并依法送达第三人魏国玉及原告。被告在法定期限内结案，程序合法。关于在事发当日第三人是否殴打原告并造成原告伤害后果，被告分别对刘子清、刘某2、刘兴政、汤凤静、秦宏昌、魏国玉、杨会港、尚用磊、魏嘉慧、杨嘉霖、李偌熙、安禹旗、任统山、胡宇宸的询问笔录中，上述人员均未证实第三人存在殴打原告的行为，原告提供的证人证言未对殴打者的身份进行确认，无法认定第三人对原告实施了殴打的违法行为，因此对原告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被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五条第二项规定，作出对第三人不予处罚的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关于被告主张原告起诉超过法定期限，因原告于2020年2月29日向本院邮寄起诉材料，未超过六个月法定起诉期限，故对被告抗辩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被告作出对第三人不予行政处罚的决定，程序合法、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某1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刘某1承担（原告已预交）。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孙国文审 判 员  陈 元人民陪审员  刘金园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刘 维附：法律释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