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8民初6732号原告：张伟，女，1976年3月12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海淀区。原告：汪莹，女，1977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海淀区。二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子元，北京湛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容联易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法定代表人：孙昌勋，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小敏，女，公司法务助理，住北京市昌平区。被告：北京健鸿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法定代表人：李昊，执行董事。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鹏飞，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张伟、汪莹与被告北京容联易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容联易通公司)、北京健鸿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健鸿舟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伟、汪莹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子元，被告容联易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小敏及被告容联易通公司、健鸿舟公司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鹏飞到庭参加了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张伟、汪莹共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两被告返还2015年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北京有限公司的全部返款并支付违约金暂定521924.78元(返款以移动公司实际返款项为准，违约金以实际应付返款为基数，自移动公司款项到达被告账户之日起5日后至实际返还之日止，按返款金额千分之一的标准计算);2.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两原告原为健鸿舟公司100%股权的股东，2015年10月9日两原告与容联易通公司签订收购协议，将两原告所有的健鸿舟公司股权转让给容联易通公司，双方签定《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协议》第七条第3款规定，本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后，当事人应根据交易习惯履行通知义务。第十条明确规定：“鉴于甲方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北京有限公司于2013年4月1日签订了《集团业务销售代理渠道合作协议》，该合作中若有2015年的返款返给目标公司（即健鸿舟公司），双方就该事项作如下约定:1、北京移动的返款若返至目标公司，目标公司需在收到北京移动的返款后5日内，将该返款支付给出让方1指定的公司，在目标公司支付上述款项前，该公司需向目标公司开具合法足额的增值税发票。若乙方迟延向出让方1指定的公司支付，则每迟延1日向出让方1支付返款金额千分之一逾期违约金，迟延超过7日，应另向出让方1支付返款金额10％的违约金。2、北京移动的返款(若有)金额及结算周期，以北京移动提供的结算明细单及结算时间为准”。因两原告在转让之前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移动公司）签定《集团业务销售代理渠道合作协议》，协议履行时间为2013年4月1日至2014年3月31日，由于移动公司返款存在滞后返款业务的情况，故两原告在与容联易通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两被告应当按照合同第七条、第十条的约定，将收到2015年移动公司的返款按照合同约定支付给两原告，并支付10%的违约金。综上所述，两被告没有及时支付两原告返款，违反合同约定，侵犯了两原告的合法权益，两原告为维护其合法权益不受侵犯，特诉至贵院。被告容联易通公司辩称：原告请求容联易通公司返还2015年度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北京分公司的返款和承担违约金的诉讼请求无任何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依法应当予以驳回；具体事实和理由如下：一、《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返款义务人并非容联易通公司，原告无权要求容联易通公司承担返款责任。容联易通公司因自身业务发展需要与原告协商一致拟收购健鸿舟公司100%的股权，双方于2015年10月9日共同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关于健鸿舟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北京有限公司2013年4月1日签订《集团业务销售代理渠道合作协议》的问题，在该协议中约定是“目标公司需在收到北京移动的返款后5日内，将该返款支付给出让方1指定的公司，在目标公司支付。上述款项前，该公司需向目标公司开具合法足额的增值税发票。”根据上述约定，假设该合同项下2015年存在返款的情况下，返款义务人也应该是健鸿舟公司，容联易通公司依据该合同向容联易通公司主张返款无任何法律依据。二、原告向容联易通公司违约金的请求理由不能成立。容联易通公司在本案涉及的《股权转让协议》履行过程中并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据容联易通公司了解的事实，健鸿舟公司在2015年度并未收到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北京分公司基于2013年4月1日签订的《集团业务销售代理渠道合作协议》返还的酬金，所以也就不存在目标公司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返还的问题。基于上述事实可以证实，容联易通公司不存在违约的事实，原告要求容联易通公司支付违约金的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所述，容联易通公司在履行《股权转让协议》过程中没有违约行为，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任何依据，依法应当予以驳回。恳请法庭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作出公平、公正的裁判，维护容联易通公司的合法权益。被告健鸿舟公司辩称：一、《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受领返款酬金的主体并非健鸿舟公司，且返款的条件并未成就，健鸿舟公司请求返款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原告返款请求的依据的是北京容联易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与原告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根据该协议的约定，基于健鸿舟公司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北京有限公司2013年4月1日签订《集团业务销售代理渠道合作协议》约定，健鸿舟公司需在收到北京移动的返款后5日内，将该返款支付给原告一指定的公司，在健鸿舟公司支付上述款项前，该公司需向健鸿舟公司开具合法足额的增值税发票。基于上述约定可以看出，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受领返款的主体是原告一指定的公司，而不是健鸿舟公司一；同时，付款的前提是该公司需向健鸿舟公司开具合法足额的增值税发票，该付款的条件并未满足。因此，原告无权向健鸿舟公司请求支付返款。二、健鸿舟公司并未收到2013年4月1日签订《集团业务销售代理渠道合作协议》项下2015年度的返款酬金，原告无权向原告主张返款酬金。三、原告向健鸿舟公司违约金的请求理由不能成立。在本案涉及的《股权转让协议》的合同相对方系原告和容联易通公司，且协议中约定的违约责任的承担者并无健鸿舟公司。基于合同的相对性的原则，原告无权要求健鸿舟公司支付违约金，原告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任何依据，依法应当予以驳回。恳请法庭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作出公平、公正的裁判，维护健鸿舟公司的合法权益。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认定如下：健鸿舟公司成立日期为2009年7月13日，历史股东为张伟、汪莹。2015年10月9日，张伟（出让方1、甲方）、汪莹（出让方2、甲方）与容联易通公司（受让方、乙方）就转让目标公司健鸿舟公司100%股权事宜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张伟将其持有的健鸿舟公司90%股权、汪莹将其持有的健鸿舟公司10%股权全部转让给容联易通公司，股权转让价款944650.19元。《股权转让协议》第十条约定：“鉴于甲方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北京有限公司于2013年4月1日签订了《集团业务销售代理渠道合作协议》，该合作中若有2015年的返款返给目标公司，双方就该事项作如下约定：1、北京移动的返款若返至目标公司，目标公司需在收到北京移动的返款后5日内，将该返款支付给出让方1指定的公司，在目标公司支付上述款项前，该公司需向目标公司开具合法足额的增值税发票。若乙方迟延向出让方1指定的公司支付，则每迟延1日向出让方1支付返款金额千分之一逾期违约金，迟延超过7日，应另向出让方1支付返款金额10%的违约金。2、北京移动的返款(若有)金额及结算周期，以北京移动提供的结算明细单及结算时间为准。”张伟、汪莹提交的2013年度《集团业务销售代理渠道合作协议》显示，合同甲方为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移动公司），乙方为健鸿舟公司。协议内容载有：二、合作方式：1.甲方授权乙方作为甲方集团业务代理渠道，在北京市全市区域范围内按照本协议要求，负责集团短彩信等集团业务的销售经营，并作好相关售后服务工作。2.乙方将代理甲方集团业务，按照甲方的规范及下发的管理办法进行业务办理和市场活动，甲方将根据乙方业务开展情况对乙方提供支持和服务……五、保证金管理及酬金支付原则：……4.乙方所代理集团业务的酬金政策以甲方集团业务酬金公文为准。5.甲方按照乙方集团业务的销售情况依据附件1《北京移动公司集团业务销售代理渠道管理办法》的相关约定支付乙方酬金，乙方按应付酬金数额向甲方开具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标准的合格发票，不开具发票或开具发票不合格的，甲方有权延迟支付酬金直至乙方开具合格票据之日且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且乙方的各项合同义务仍应按合同约定履行……九、协议期限：1.本协议履行期限自2013年4月1日起至2014年3月31日止。上述期限届满前，如任何一方有异议，应提前一个月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该协议落款显示加盖有北京移动公司及健鸿舟公司相关印章和负责人员签字，甲方落款签字日期显示为2013年4月10日，乙方落款签字日期显示为2013年4月8日。容联易通公司及健鸿舟公司对上述2013年度《集团业务销售代理渠道合作协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容联易通公司及健鸿舟公司提交的2015年度《集团业务销售代理渠道合作协议》显示，合同甲方为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移动公司），乙方为健鸿舟公司。该协议主体内容与2013年度《集团业务销售代理渠道合作协议》基本一致，协议期限为2015年4月1日起至2015年12月31日止。该协议落款显示加盖有北京移动公司及健鸿舟公司相关印章和负责人员签字，甲方落款签字日期显示为空白，乙方落款签字日期显示为2015年4月1日。张伟、汪莹对上述2015年度《集团业务销售代理渠道合作协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张伟、汪莹主张，在其经营健鸿舟公司期间（2009年7月至2015年10月），每年均与北京移动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由于北京移动公司内部法务流转耗时较长，2014年度的《集团业务销售代理渠道合作协议》在2014年11月底才收到，2015年度《集团业务销售代理渠道合作协议》在健鸿舟公司2015年10月9日转让时仍未收到。容联易通公司及健鸿舟公司对此持有异议，主张双方在履行《股权转让协议》时，张伟、汪莹已经移交了2015年度《集团业务销售代理渠道合作协议》，并就此提交了《健鸿舟需交接资料清单》为证。经查，《健鸿舟需交接资料清单》第18项显示为“移动协议”。张伟、汪莹对《健鸿舟需交接资料清单》持有异议，主张第18项显示的“移动协议”为2013年度《集团业务销售代理渠道合作协议》，并非2015年度《集团业务销售代理渠道合作协议》。关于原告诉请所涉及的“返还2015年北京移动公司的全部返款”针对哪份年度《集团业务销售代理渠道合作协议》，经询问，张伟、汪莹当庭明确：2013年度《集团业务销售代理渠道合作协议》所涉及的返款已经在健鸿舟公司转让前全部返还张伟，本案诉请涉及的“2015年的返款”对应的是2015年度《集团业务销售代理渠道合作协议》，因北京移动公司返款存在滞后，故在《股权转让协议》中对此进行了约定。容联易通公司及健鸿舟公司对此持有异议，主张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第十条中记载的“2013年4月1日签订了《集团业务销售代理渠道合作协议》”，明确指向为2013年度《集团业务销售代理渠道合作协议》，双方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时约定的“2015年的返款”指向2013年度《集团业务销售代理渠道合作协议》项下具有不确定性的2015年返款，同时股权转让后健鸿舟公司也未收到该协议项下的2015年返款。针对《股权转让协议》第十条记载的“2013年4月1日签订了《集团业务销售代理渠道合作协议》”内容的表述原因，经询问，张伟、汪莹称，因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时原告手中并未持有2015年度《集团业务销售代理渠道合作协议》，故当时未在《股权转让协议》中明确。同时，诉讼中，张伟、汪莹申请法院调取北京移动公司2015年12月8日至2019年11月12日返还健鸿舟公司的款项凭证及银行明细，本院未予准许。本院认为，《股权转让协议》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本案作为合同纠纷案件，原告请求权基础为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中相关合同条款约定内容。根据原被告双方陈述意见来看，主要争议焦点集中在对《股权转让协议》第十条约定的解释争议，即该条中“若有2015年的返款”对应的是原告所述的2015年度《集团业务销售代理渠道合作协议》返款，还是被告所述的2013年度《集团业务销售代理渠道合作协议》返款。就此，本院认为，《股权转让协议》第十条约定“鉴于甲方（健鸿舟公司）与北京移动公司于2013年4月1日签订了《集团业务销售代理渠道合作协议》，该合作中若有2015年的返款返给目标公司，双方就该事项作如下约定……”。《股权转让协议》第十条中所载的“该合作”直接对应前半句中的“2013年4月1日签订了《集团业务销售代理渠道合作协议》”，从严格文意解释角度，“该合作”对应的合同即为合同期限为2013年4月1日至2014年3月31日的2013年度《集团业务销售代理渠道合作协议》。现原告主张“该合作”指向2015年度《集团业务销售代理渠道合作协议》，并以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时尚未取得2015年度《集团业务销售代理渠道合作协议》文本为由进行解释。本院认为，该解释缺乏合理性，根据原告自述，其在转让健鸿舟公司股权之前，每年均与北京移动公司签署《集团业务销售代理渠道合作协议》，且2015年度《集团业务销售代理渠道合作协议》原告签字日期为2015年4月1日，早于股权转让时间节点，即便协议文本滞后返回，基于惯例及合理信赖，原告在《股权转让协议》中就2015年度《集团业务销售代理渠道合作协议》返款进行预先明确约定，并不存在实质性障碍。同时，根据原告自述，在2015年度《集团业务销售代理渠道合作协议》之前存在2014年度《集团业务销售代理渠道合作协议》，原告以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时尚未取得2015年度《集团业务销售代理渠道合作协议》文本为由解释《股权转让协议》第十条中所载的“鉴于甲方与北京移动公司于2013年4月1日签订了《集团业务销售代理渠道合作协议》”亦缺乏合理性，因假使原告所述成立，其亦应以2014年度《集团业务销售代理渠道合作协议》指代与北京移动公司之间的合作。综上，原告关于《股权转让协议》第十条中“2015年的返款”指向2015年度《集团业务销售代理渠道合作协议》，缺乏依据和合理性，本院不予采纳，并对其要求调取2015年度《集团业务销售代理渠道合作协议》相关返款材料的请求未予支持。基于此，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合同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张伟、汪莹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091元，由原告张伟、汪莹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江洲人民陪审员  郑东涛人民陪审员  李 钊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王亚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