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802民初1462号原告：彭弥花，女，1974年3月15日生，汉族，住云南省普洱市景东彝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永康，云南新南疆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被告：云南省普洱监狱。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30000015227494E。负责人：杨永平，系监狱长。机构地址：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媛，云南天外天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哲铭，云南天外天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授权代理。原告彭弥花与被告云南省普洱监狱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彭弥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永康、被告云南省普洱监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彭弥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依法判决确认原告与被告1990年至1998年间存在劳动关系；2.判令被告承担1990年至1998年间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费用；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990年原告在原云南省景东监狱参加工作（现云南省普洱监狱），在五队承包茶地至1996年，1996年又去承包农场九队的茶地；1998年又返回承包五队的茶地，直至1998年底父亲生病无人照顾而停止。之后，被告迁移思茅区更名为云南省普洱监狱，对原告没有进行任何安置、补偿。原告一直四处上访均得不到解决，2020年5月25日原告向普洱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争议仲裁，要求被告承担原告1990年至1998年间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该仲裁委以超过申请时效为由不予受理。为此，根据有关法律的规定，原告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被告云南省普洱监狱答辩称，1.原告与被告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原告系云南省文华农场退休工人子女而非监狱职工，未参与过监狱招工等活动，亦不存在任何劳动合同。即便原告诉状所称事实存在，那也仅是承包关系，而事实上，原告仅仅是在云南省监狱管理局下属云南省文华农场间断性的做过临时采茶工。2.原告诉讼时效已经届满。1999年，原告与湖南人黄科金结婚自行离开普洱，后又离异，长期在普洱市镇沅县捡废品为生。自其离开云南省文华农场距今已有20余年，期间不存在诉讼时效中断、中止事由。根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这是劳动争议案件行使权利的法定期间，故本案原告行使权利的法定期间已届满。云南省文华农场是云南省监狱开办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是独立的法人，在2019年7月2日已经注销，根据云南省金马集团2015第37号文件，在2015年就已经把云南省文华农场的债权债务、所有权益都已经划到云南金马集团文华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原告提供的第一组证据《2020年5月25日普洱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不予受理通知书》《普洱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送达回证》各一份，证明：原告已先行向普洱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普洱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不予受理，依法在法定期限内起诉于法有据。第二组证据《居民户口簿》三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会员证》二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会费证》六页、《云南省文华农场光荣证》二页，证明：1990年至1998年原告与被告间存在劳动关系。被告提交的第一组证据《工人退休呈报表（彭思）》一份，证明：原告父亲彭思的工人退休呈报表记载的子女姓名及工作单位，1997年3月28日原告的父亲彭思退休时其女儿在五队待业。第二组证据《工人退休呈报表（陈仕兰）》一份，证明：原告母亲陈仕兰的工人退休呈报表记载的子女姓名及工作单位，1996年12月19日原告的母亲陈仕兰退休时其女儿即原告在家。第三组证据《关于对彭弥花2020年1月21日联合接访会落实情况及其余相关问题的答复》一份，证明：被告对原告的信访问题进行回复的具体内容，被告对原告的信访问题进行了回复：原告没有被云南省文华农场招过工，原告不属于农场工人。第四组证据《云南金马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原监狱企业国有资产产权划转的通知》一份、《清税证明》一份、《注销通知书》一份，证明：云南省文华农场是独立的法人单位，和被告不是同一法律主体，云南省文华农场注销后将债权债务都转移到金马集团文华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名下。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于2020年8月14日向云南省监狱管理局发出《函》一份，《函》内容为：“向云南省监狱管理局发函查实下列问题：1.云南省文华农场在1990年至1998年间与云南省监狱管理局及云南省普洱监狱（前身为云南省景东监狱）系何关系？2.云南省文华农场被撤销前1990年至1998年的职工在其被撤销后的人员变动（请明确为转入贵局或是转入其他何单位）？”2020年8月20日，云南省监狱管理局回复如下：“1.云南省文华农场在1990年至1998年间，为云南省普洱监狱（前身为云南省景东监狱）的监狱企业。云南省普洱监狱隶属云南省监狱管理。2.1990年至1998年，云南省文华农场一直存在，至2019年被注销。2012年云南金马集团文华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以下简称文华实业），云南省文华农场成为文华实业的二级子公司，原云南省文华农场的正式在编职工根据《劳动合同法》规定，2018年2月与文华实业签订劳动合同，转入文华实业管理。”原告提供的第一、二组证据真实，对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被告提供的第一、二、三组证据真实，本院对真实性予以采信。第四组证据中《云南金马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原监狱企业国有资产产权划转的通知》《清税证明》和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注销通知书》结合本院依职权向云南省监狱管理局发出的《函》及2020年8月20日云南省监狱管理局的回复，真实、合法，和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经过各方当事人的举证质证，本院确认如下法律事实：一、云南省文华农场在1990年至1998年间，为云南省普洱监狱（前身为云南省景东监狱）的监狱企业。云南省普洱监狱隶属云南省监狱管理局。2.1990年至1998年，云南省文华农场一直存在，至2019年被注销，2012年文华实业成立，云南省文华农场成为文华实业的二级子公司，原云南省文华农场的正式在编职工于2018年2月与文华实业签订劳动合同，转入文华实业管理。二、在本案中，原告主张其自1990年在云南省普洱监狱（前身为云南省景东监狱）五队承包茶地至1996年，1996年又去承包农场九队的茶地，1998年又返回承包五队的茶地，直至1998年底父亲生病无人照顾而停止的劳动关系的确认及相应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负担费用。原告于2019年10月10日到北京上访，被当地公安机关训诫后由监狱工作组于2019年10月12日劝返。之后，原告于2019年12月25日、2020年1月20日分别到普洱市信访局和普洱市人大进行上访，递交了上访信件。三、原告于2020年5月25日向普洱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委于2020年5月25日作出普劳人仲案不字【2020】第6号不予受理通知书。四、原告的父亲彭思为云南省文华农场的退休职工，母亲陈仕兰为云南省普洱监狱（前身为云南省景东监狱）的退休职工，原告提交的《居民户口簿》显示原告服务处所为普洱市监狱，1992年4月原告成为云南省文华农场的工会会员，自1993年开始原告陆续向工会交纳了会费至1998年。1994年5月17日原告因在1993年度工作中成绩显著，被云南省文华农场评为先进生产者。本院认为，综合原、被告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告与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如何认定的问题。劳动关系是指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在实现劳动过程中建立的社会关系。而事实劳动关系是指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虽然没有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双方实际履行了劳动法所规定的劳动权利义务而形成的劳动关系。我国劳动法、劳动合同法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统称用人单位，其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适用劳动法、劳动合同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据此，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的标准是“劳动者实际提供劳动”，即不论劳动者是否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只要劳动者实际提供劳动，用人单位实际用工，劳动者将受到同等的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劳动合同。”在本案中，原告与被告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被告否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原、被告双方无建立劳动关系的明示合意，本案需要审查原、被告是否存在默示的合意。原告未举证证实被告向原告发放劳动报酬、工资或被告对原告进行实际用工的事实，故原、被告之间不存在被告默示原告和被告存在劳动关系的合意。综上，原、被告不存在劳动关系，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十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彭弥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彭弥花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黄 俊人民陪审员  许凤梅人民陪审员  李秀琼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徐天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