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13民初168号原告：王雪飞，男，1986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北京市顺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晓琪，北京市青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锡美，北京市青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张苏艳，女，1973年5月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邢立民，北京华振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雪飞与被告张苏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雪飞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晓琪、陈锡美，被告张苏艳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邢立民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雪飞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确认原被告于2019年8月8日签订的协议无效；2.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返还原告8万元的购车款及车牌使用款；3.案件受理费由被告负担。事实与理由：2019年8月8日原告与被告在南法信检测场达成口头协议，约定由原告购买被告名下的松花江牌面包车一辆及北京车牌的终身使用权，当日原告给付被告现金8万元整，并将上述内容签订《收据》一份，被告将车辆及身份证原件、北京市居住登记卡原件交付给原告，以便原告办理车辆报废及购买新车。原告于2019年8月13日办理车辆报废手续，4天后购车指标被腾出，可以用于购买新车。2019年9月中旬，原告想要使用该指标购买车辆时，被告知无法使用，后查询得知该指标已经被被告使用。被告在和原告交易后，便将身份证及北京居住登记卡挂失补办。被告的不诚信行为严重违反双方的约定，且双方达成的购买车牌的协议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应属无效。故原告起诉至法院，请求法院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张苏艳答辩称：其与王雪飞不认识，也没有进行过任何交易。其前夫王军曾经把车牌出租给许巍，许巍当时给王军5.5万元的车牌使用费，该5.5万元已经退给许巍了。退回的原因是因为张苏艳不想再出租涉诉车牌了，出租的事情张苏艳也不知情。其不同意王雪飞的第一项诉讼请求，其没有签署过2019年8月8日的收据，但是其对该收据下方张苏艳的签字以及手印也不申请鉴定，该收据是2019年8月8日在朝阳区金盏乡附近的一家叫北京燕英捷燕顺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4S店签的，当时许巍说把涉诉车辆指标还给张苏艳，需要张苏艳提供身份证原件，提供授权委托书，张苏艳当时就把身份证原件给了许巍，并给许巍签了一张空白的授权委托书，页面上写着有授权委托书的字样，其他都是空白，纸张的样式与王雪飞提供的收据纸张样式相同，都是张苏艳签的纸张比王雪飞提供的收据纸张要大。签完字，按了手印之后，许巍就把该纸张和身份证拿走了，随后就失联了，当时2019年8月8日张苏艳也打110报警了，是金盏乡派出所出的警，2019年8月9日张苏艳又去派出所报了警，至于为什么是8月9日去的派出所是警察要求的，警察的名字和电话都记不清了，后来张苏艳就把身份证挂失了，再后来王雪飞就起诉了。张苏艳不认识王雪飞也没有见过面没有任何联系方式，王雪飞和许巍应该是一个村的。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王雪飞提交的日期为2019年8月8日的收据显示：王雪飞出价80000元整收购张苏艳松花江牌面包车（包括北京车牌）车牌终身使用权，一次性买断。王雪飞采取的8万元现金方式给的张苏艳，张苏艳确认收到王雪飞8万元整。诉讼中，王雪飞称微信名称显示为小许巍的就是其本人。诉讼中，张苏艳称认识许巍，不知道王雪飞和许巍是同一个人。张苏艳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小许巍：“那个姐，你电话都打不通啊，我这边找人儿了，跟他们都没有说我给你拿点钱，现在指标就能更新出来，就需要过来确认一下本人啊，怎么样，咱们有力度吧，反正应该算工作者，结果找人儿了，人家都过来安排好了，咱们到窗口直接就拿这边来”。小许巍：“您没在里边那门儿我过去找您去啊。”张苏艳：“好嘞，好嘞好嘞。”张苏艳：“许巍，什么情况？你手机打不通了。”张苏艳：“许巍我跟你有仇吗？你这样害我，你把我的身份证拿走我跟你有仇吗？我就这一个牌子了，我弄两个孩子就这一个牌子了，你把我的身份证骗走你会得到报应的，你知道吗，我也跟你没有车就一个离婚没做，我等标拿回来我有错吗？你这么害我有你这么办事儿的吗？”张苏艳：“你能接个电话吗我跟你无冤无仇，干嘛骗我。”张苏艳：“我跟你无冤无仇骗我干嘛！你随便有本事欺负一个女人，算什么男人，除非我死了！你骗我一个车牌子能发财不。”张苏艳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张苏艳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分别以两笔1万元，一笔3万元的方式退给微信名字为“A宏伟二手车行杰子”共计5万元。张苏艳提交的支付宝转账记录显示：张苏艳通过支付宝转账给小许巍（*雪飞）5000元，备注为退牌子钱。诉讼中，王雪飞称其与张苏艳系大概一年前通过中间人认识的，地点是在河北的一个民政局，通过4S店摇号抽签相关人员认识的。认识的目的是张苏艳想通过结婚的方式转让车牌，并且张苏艳已经与接受转让车牌的人结婚了。2019年8月8日清晨6点钟，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张苏艳想背着她老公私下交易，她想甩开中间人直接和其交易，这样能多挣点钱。其当时同意了，只要价钱合适其就能收，于是早上6点钟左右在顺义南法信检测场门口，其给了张苏艳现金8万元整，之后张苏艳给其打了收据，收据的内容是其写的，落款是张苏艳的签字和手印，因为第一次的手印没有按在张苏艳的名字上，其又让张苏艳按了一下。当时张苏艳来到南法信车管所的马路边上，张苏艳本人收到的8万元钱，当时其一个叫朱某的朋友在场。朱某和其是在4S店认识的，只能算是熟人。给钱的时候其问张苏艳怎么给号，张苏艳说给微信需要提现费，让其把提现费给他，提现费有80元左右，其不同意支付这个钱。所以其就给了8万元现金，其随时带现金，因为其随时都会出去收二手车，平时都会带15万元现金左右。诉讼中，张苏艳称2019年8月8日并不是双方约定的交易，其确实有签字，但是签的是申请小客车指标的委托书，当时不是在南法信而是在金盏，收据上的签字和手印确实是其的，但是是签的一个空白的授权委托书，王雪飞提交的收据中间内容是他后补的。当时其之所以签授权委托书是想赶紧把其更新的指标拿回来。其和其前夫均未受到王雪飞给付的8万元。是其前夫通过微信名叫杰子的认识了王雪飞，然后出售了车牌，其是知情并同意的。后来其不同意出售车牌了，2019年8月8日收据的内容不是其本人所写，落款处“2019年8月8日张苏艳”这几个字是其写的，手印也是其按的，上面的内容不知情。其写的是“申请委托书”五个字，其认为是王雪飞把上面这几个字撕掉了，申请委托书是给王雪飞出具的，是直接交个王雪飞的，时间是2019年8月8日中午，其开车去的，在金盏乡奥迪4S店旁边，当时其和朋友赵某在附近吃饭。其从来没有从王雪飞受理接收过钱。其退给过王雪飞5000元钱，退给杰子5万元，杰子的5万元是通过微信退的，给王雪飞的5000元是通过支付宝。其当庭辨认许巍就是本案原告王雪飞。其表示2019年8月8日收据中载明的涉诉车辆时王雪飞找的车辆，挂的其车牌，车与其无关，不是其买的。现在更新的车牌已经在其自己的车上了，现在车牌和车都由其实际使用。诉讼中，王雪飞称其确实在2019年8月8日收到了5000元钱，其把6万元还是7万元给了一个中间人，中间人的具体名字记不清了，这个钱是张苏艳和其这边客户结婚过户车辆和车辆指标产生的费用。2019年8月8日收据中载明的涉诉车辆时在八月十号报废的，其把车卖给微信名字叫大鹏的人了，是大鹏报废的，大鹏真名叫什么不知道。报废的款项具体数额不清楚，大概几百块钱，这几百块钱在大鹏手里。收据中载明的8万元就是车牌使用费，车是其买的。这个车牌是终身使用，当时双方约定的。因为当时其想把从张苏艳处买来的车牌卖给另一个人，需要先找到一个人，就找到靳海龙了，当时开完发票以后其和另一个车商没有谈拢价钱，就没有过户，和张苏艳没有关系。不知道靳海龙在哪，联系方式、身份号码都没有。其也不认识杰子，当时杰子给其转过钱，应该是2019年8月7日，因为前期其客户通过结婚过户的方式和张苏艳结婚买的指标，后来张苏艳想抛开中间人直接和其交易，就把之前收的钱退了。诉讼中，张苏艳称其与王雪飞之间不存在任何买卖合同关系。其前夫王军把车牌出售给了王雪飞，王雪飞把5.5万元款项给了王军，王军把5.5万元给了张苏艳，后来张苏艳后悔了，就把这5.5万元退给了杰子和王雪飞。诉讼中，证人朱某出庭作证称：其和王雪飞是合作关系，其在4S店上班，经常找王雪飞让他帮其客户上京牌，不认识张苏艳，但是见过张苏艳。在南法信检测场门口一个马路边见的，其当时在附近等王雪飞，那天早上特别早。王雪飞让其等一会，他要买个指标，然后其就看到王雪飞和张苏艳在签个什么东西。具体签的什么东西其没看到，其还看见王雪飞给张苏艳钱了，都是现金，具体多少没看见。当时也不知道哪个女同志就是张苏艳。2020年7月28日，朱文杰到庭接受询问，朱文杰陈述其和王雪飞、张苏艳之间认识及买卖车牌的过程如下：有一天，张苏艳的老公王军联系了其一个做二手车买卖的朋友王天明，说张苏艳有一个汽车指标想卖。王天明是其朋友，于是其就帮王天明的忙，给其一个叫秦敏杰的朋友打电话说这有一个汽车指标想卖。然后秦敏杰就说问问自己身边有谁想买的，其也不知道是谁联系的秦敏杰。最后一手应该是到了王雪飞这。后来他们怎么联系的其不清楚。应该是买方和卖方就搭上线了。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联系不上指标的所有人张苏艳无法交易了。秦敏杰还把其的联系方式告诉过王雪飞，王雪飞还给其打过电话，让其跟张苏艳说如果牌子不想卖了就把牌子钱退了。2019年8月初，其和王天明通过王军联系到了张苏艳本人。第一次和张苏艳见了面。张苏艳表示不想卖这个牌子了。后来因为事情比较乱，其他人都不想管了，其处于好心想帮忙解决这个问题。2019年8月7日，王雪飞提议约在了顺义区一个车辆过户的地方，当时去的人有其和其媳妇、王雪飞和张苏艳。其就待了不到一分钟，把事情说清楚了，说跟其没什么关系，也跟张苏艳说让她把钱退了，让张苏艳和王雪飞聊，于是其就走了。其走之后，张苏艳把收到的5.5万元退了，因为其和张苏艳见过一次面更受信任一些，于是通过其退的这个钱。是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退的，因为其微信限额，所以只退给了其5万元，剩余5000元张苏艳直接退给了王雪飞。后来应该是2019年8月8日，王雪飞和张苏艳应该又见了一次面，当时具体在哪里见的其不清楚。关于本案王雪飞起诉张苏艳退还8万元的事情其也根本不知情，张苏艳退给其5万元后其马上就退给了秦敏杰。其和王雪飞之前不认识，是当时张苏艳联系不上了，秦敏杰让王雪飞给其打的电话，那时候加上的微信但是没有见过面。2019年8月7日当天，是其和王雪飞第一次见面，和张苏艳第二次见面。关于2019年8月8日发生的任何事情跟其也没有任何关系。从2019年8月7日其收到张苏艳的退牌子钱并且把钱退给秦敏杰后，就和其没有什么关系了。整件事也和其没什么关系，其就是一个帮忙的中间人。在2020年9月8日的庭前举证质证笔录中，王雪飞称2019年8月7日和8月8日两天其和张苏艳的见面地点都是在南法信汽车检测场，但是张苏艳提交的当日与其的聊天记录中显示2019年8月8日中午12:30张苏艳向其发了一个定位，地点是北京燕英捷燕顺捷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其在下面回复“我过去找您”，是因为王雪飞当天在南法信检测场门口给了张苏艳8万元后只拿了张苏艳的身份证，忘了向她要居住卡，北京车牌上牌外地人必须持有北京居住卡，其发微信给张苏艳就是去找她拿居住卡，此时双方已经在南法信检测场门口分开有一段时间了。诉讼中，证人赵某出庭作证称：2019年8月8日，其和张苏艳在一起，中午大约1点钟张苏艳出去了，那会没和她在一起，张苏艳区金港汽车公园了，这个地方在朝阳区金盏乡。她说去见个朋友，见谁其不清楚。那天上午张苏艳找到其，二人一起去的蟹岛度假村玩，中午和张苏艳一起吃的饭。吃饭当中张苏艳先吃完了，接到一个朋友电话，说找张苏艳，过了一个多小时后，其和张苏艳联系，张苏艳说她身份证被别人拿走了，还问其如果身份证被拿走了是不是就能把她的车牌过户了。张苏艳问其应该怎么办，当时其跟她说见面聊。于是双方就在金港汽车公园见面了，见面之后张苏艳就告诉其她身份证被骗走了。当时其打电话报警了，警察当时没有出境，第二天其和张苏艳一起去的朝阳区金盏派出所，其没有进去，张苏艳自己进去的。张苏艳出来以后，其就去公司上班了，张苏艳就自己回去了。其在朝阳区金港汽车公园上班，这个地方既卖新车也卖二手车，其工作就是服务顾问，有客户来修车的话提供一下服务。2019年8月8日晚上几点记不清了，天已经黑透了，张苏艳用她的手机给一个叫许巍的人打电话要身份证，其就接过了电话，告诉对方拿走别人的身份证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对方破口大骂。2020年9月11日，王军到庭接受询问，王军称：其与张苏艳离过两次婚，原因是感情不和，与张苏艳有两个孩子都是其在抚养。张苏艳名下确实有一辆京牌小轿车，车辆是其买的，当时写的张苏艳的名字，因为其之前在北京包了点活，所以在北京限号之前买了好几辆车。在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京牌从来没有出租或出售过。但是离婚之后这辆车就归张苏艳所有了，具体什么情况其不清楚，车牌有无出租或出售也不知道。其表示不认识王雪飞，也不认识朱文杰（杰子）。除了张苏艳名下这辆车，之前其买的其他的车也没有出租或出售过，在北京限号之前其他的车也都卖了，因为想着要回老家了，车没什么用，也不知道会限号。其认识一个叫王天明的人，九几年干活的时候认识的，王天明在姚家园二手车市场收二手车，也做京牌的买卖出租什么的。其知道张苏艳收到过卖车牌的钱，大概五万多块。是其联系的王天明卖的张苏艳名下这辆车的京牌，也是王天明联系的后续事宜，卖车牌的钱给了其，是王天明微信转给其五万多元，具体数额记不清了，当时其就把钱通过微信转给了张苏艳。其已经把微信聊天记录都删除了，因为记录多了占内存。张苏艳之所以找其出售车牌是因为她也不认识其他人，其和张苏艳毕竟还有两个孩子。张苏艳说这五万多元她退了，退给谁其不清楚。再后来这件事其就不知道了。对于2020年7月28日法院制作的与案外人朱文杰的谈话笔录真实性认可，只是他们之间退钱的是其不清楚，其就是帮忙联系了一下。其表示无法向法院提交其离婚证的复印件，也不愿意配合法院提交，其离婚证丢了，不愿意去补办。之所以张苏艳一开始联系其卖车牌，收到车牌款后又不想卖了而退钱是因为其后来打听了一下买卖车牌违法，其就告诉了张苏艳，张苏艳就不卖了。2020年9月11日，张苏艳到庭陈述，张苏艳称：其与王军是1997年结的婚，2001年夏天的时候第一次离婚，后来因为孩子复婚，大概在2013年的时候再次离婚。其与王军的两个孩子抚养权在王军处，但是两个孩子一直是其在带，原因是怕孩子沾染不良习气。大概是2018、2019年的时候，王军说起名下这个京牌放着也是放着，当时没有车，车牌是空着的，其想法是租出去挣点钱。就和王军说了这个事，让王军去联系一下，看看有没有人想租，后来就通过一个叫杰子的人（后来知道叫朱文杰）。其想法是想租这个车牌，而王军的朋友说租不划算还是卖了划算，然后其跟杰子联系上的时候就成了卖车牌了。杰子给了王军的朋友5.5万元，王军的朋友转给了王军，王军把这5.5万元转给了张苏艳。后来其觉着中间不太对劲，身边的朋友都说倒卖车牌是违法的，然后其就赶紧联系杰子退钱说不卖了。杰子说：“姐，你是嫌钱少吗，我可以给你涨点。”其也不记得他说能给涨多少了，但是最后其还是想退钱不卖了。在2019年8月7日这一天在南法信一个二手车市场，当时在场人有其和杰子、王雪飞、还有其两一个叫赵思洋的朋友。在这个时候，其退给了王雪飞5000元，退给了杰子5万元，都是通过微信退的。杰子说他的微信限额了，最多只能转5万元，所以就只给杰子转了5万元。之所以给王雪飞转了5000元，是因为杰子向其介绍王雪飞的时候说这个牌子的手续都是王雪飞来办理的，杰子待了一会就走了，说剩下的5000给王雪飞吧，其也没多想就给王雪飞转了5000元。2019年8月8日的时候，是王雪飞来找其让其提供身份证，跟其说能够把车辆的指标更新出来，让其签一个授权委托书。就是涉诉王雪飞提交的收据，当时其签的是授权委托书，其想拍一下视频但是王雪飞不让拍，然后开庭的时候才发现其签的授权委托书竟然变成了收据。该收据上面有撕的痕迹，撕掉的部分就是其写的授权委托书，落款的字和手印是其按的也是其签的。这个车牌在其名下的时候是一个空牌，还没有挂在任何一辆车上，后来不知道是杰子还是王雪飞随便找了一辆即将报废的小面包车挂上了。后来其把钱退了之后希望他们把车牌腾出来，现在其名下这个车牌指标挂在了上次开庭时其出庭证人赵某的车上。这辆车其平时偶尔会使用，赵某没有给其车牌的使用费。其也没有给赵某车钱。2020年9月14日，王雪飞到庭陈述，王雪飞称：大概一年多以前，最早其和张苏艳认识是因为其有个客户叫孙立林想买北京车牌，其联系了一个倒卖二手车牌的叫做秦敏杰的人，秦敏杰有联系了杰子，杰子联系了张苏艳。孙立林通过和张苏艳假结婚的方式来买车牌，两个人确实也在河北邢台领了结婚证。当初双方说的是全款十多万买张苏艳的牌子，其行业的规矩是双方结完婚买方给买方一半的钱，等车管所彻底过完户再给另一半。当初给张苏艳的应该是6万多，但是中间人秦敏杰和杰子会抽成一部分，所以实际到张苏艳手里是5.5万元。但是后来张苏艳就不配合过户，总是找不到人，也不和孙立林办离婚。现在孙立林也已经起诉张苏艳离婚了。张苏艳的意思是给的钱太少，她得知其这边是实际买车牌的一手，想直接卖给其，这样没有中间人抽成。于是就发生了2019年8月7日的退款场景，其也确实收到了5.5万元退款，其中5000元是直接退到其支付宝，另外5万元是张苏艳退给了杰子、杰子退给秦敏杰、秦敏杰又退给其的。中间人秦敏杰、杰子的抽成也全部退还回来，其全部退给孙立林了。据其了解张苏艳一直没有和孙立林办理离婚，张苏艳怎么想的其不清楚，因为孙立林已经起诉张苏艳离婚了，目前两人离没离其也确实不清楚。其和张苏艳之间互相给对方签过几个东西：第一是其给张苏艳签的，2019年8月7日，张苏艳、杰子和其见面那天，张苏艳共计退了5.5万元，其给张苏艳写了一张收据，收据的大致内容是其收到了秦敏杰退还的5万元，收到了张苏艳退还的5000元，共计5.5万元，王雪飞与张苏艳之间的欠款两清了。张苏艳提交的时长3秒的视频证据拍的就是其给她签的这个收据，并不是其提交的涉诉收据。第二是张苏艳给其签的，2019年8月8日，张苏艳确实给其写了一张授权委托书，但是是用A4纸写的，A4纸是其进车管所找一个跑业务的贩子要的，授权委托书的内容全部都是其写的，张苏艳只是签字按了手印，写授权委托书的目的就是为了张苏艳委托其全权办理车辆过户、外迁或者报废的手续。第三就是张苏艳给其签的涉诉收据，涉诉收据是在南法信检测场大门口马路边上其车上垫着车侧玻璃写的。之所以上面有撕过的痕迹，其也不清楚，其就是从车里随便拿了一张纸，拿出来就是这个形态的，没有当场撕过，事后也没有撕过，张苏艳是看着其写完收据上的内容之后才签字按的手印。涉诉松花江牌小面包车是其联系并买来挂在上的，而且是早在联系孙立林和张苏艳结婚过户车牌的时候其就给挂上了。买卖车辆过户一般是先出票、后过户，所以2019年8月7日出了车辆卖给靳海龙的发票，准备把车卖了把指标给张苏艳腾出来，后来因为张苏艳和其就她这个车牌指标重新买卖的价款没有达成一致，张苏艳跟其说之前那5.5万元在她前夫王军的手里，王军并没有给她，是她自己拿出来5.5万元退的。其实其主张的8万元就是车辆指标的钱，松花江牌面包车是其买的，只不过是挂在张苏艳车牌指标的名下，这个张苏艳自己也承认，双方对于该车辆及报废价值没有争议。其明确该8万元就是车牌使用款。2020年9月22日，王雪飞到庭陈述，王雪飞称：2020年8月8日，张苏艳给其签完授权委托书后其就在南法信检测场门口当场随便找了个贩子给他了，让他去办理车辆报废，那个检测场门口经常会有很多贩子代办一些事情，比如车辆检测有问题或者手续不全，给点钱都能代办。因为涉诉松花江牌面包车是其买的，但是挂在了张苏艳的车牌名下，在法律意义上这个车就是张苏艳的，只能她出具授权委托办理，把这辆车处理掉，这样才能将新车牌更新出来。其找的那个贩子是个男的，但是叫什么不知道，是随便找的，现在没有他的联系方式也联系不上了。当时并没有给他钱，因为是报废后再给钱，将授权委托书给他后他进了南法信检测场一会儿后出来跟其说报废需要15个工作日，其说等不了这么久就没在他这办了。授权委托书其也没要回来，在那个贩子的手上。后来是其为了尽快把这辆车报废掉，其就找了个叫大鹏的人，大鹏找到了案外人刘颜国，刘颜国说他3天就能将车辆报废，想从其处买。于是其就连车带指标以6.5万元卖给了刘颜国，因为不能当事人面签和办理抵押，所以这个价格低于市价。刘颜国最终就将车辆报废并且将指标更新出来了。等他去上牌的时候发现这个指标下已经被上牌了。授权委托书的内容都是其写的，张苏艳只是签字但是按没按手印其记不清了。授权委托书的内容其也记不清了，但是大致意思是张苏艳同意将车辆以过户、外迁或者报废这三种形式进行指标更新。内容中也并没有提到王雪飞的名字，严格意义上来讲就是一份知情书，谁拿着这个东西都可以去办理报废等事宜。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王雪飞与张苏艳之间是否形成了车辆及车牌买卖的法律关系并实际完成交付。根据双方提交的在案证据和庭审陈述，双方均认可张苏艳名下车牌指标之前以5.5万元出售且张苏艳收到该5.5万元后于2019年8月7日予以退回，双方就买卖车牌指标一事虽最初达成合意但在实际履行中双方对买卖合同进行了事实上的解除。而在次日即2019年8月8日，按王雪飞所称双方就原买卖合同标的又重新达成一致，并重新给付8万元对价。对此张苏艳辩称其实际签署的系授权委托书而并非收据。结合王雪飞提交的收据原件和张苏艳提交的视频来看，收据的纸张上方确实有撕掉的痕迹，视频中的纸张确实与收据纸张格式相同但大小不一。对此王雪飞的解释是张苏艳既给其签署了授权委托书，又给其签了涉诉收据，之所以涉诉收据上面有撕过的痕迹，其也不清楚，其就是从车里随便拿了一张纸，拿出来就是这个形态的，没有当场撕过，事后也没有撕过。在2020年9月14日的谈话笔录中，王雪飞称授权委托书中张苏艳签字并按了手印；而在2020年9月22日的谈话笔录中，王雪飞称授权委托书中张苏艳只是签了字但是按没按手印记不清楚了。另，王雪飞称授权委托书交给了一个不知道姓名的贩子并无法联系。综上所述，对于王雪飞与张苏艳于2019年8月8日就涉诉车辆及车牌达成8万元的买卖合意并签署涉诉收据完成实际交付，与常理不符，无法排除合理怀疑，即无法认定王雪飞与张苏艳于2019年8月8日签订了买卖合同。王雪飞亦未提交其他充分的证据证明其实际交付了现金8万元整，故对于其要求确认双方于2019年8月8日签订的协议无效及返还8万元购车款及车牌使用款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雪飞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800元，由原告王雪飞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李二焕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 刘 哲书 记 员 李文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