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1民终750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周纯，女，1959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昶君，女，1989年4月8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系周纯之女。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林松，男，1973年6月2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上诉人周纯因与被上诉人林松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人民法院（2020）黔0112民初20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周纯上诉请求：1、改判林松向其支付货款本金360300元；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林松承担。事实与理由:针对41张收款收据，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提供菜油共计508800元，双方在2018年12月16日针对41张收款收据进行结算，被上诉人出具了欠条。后被上诉人支付了部分款项，至今尚欠360300元；一审法院将2016年2月7日支付的10万元认定为回款与事实不符，双方于2018年12月26日是针对41张收款收据进行对账的，当时认可已经支付的款项为50000元和73500元，在结算日之前结算的并不是针对涉案41张票据产生的货款，双方交易形式有现款现货，也有先货后款。针对欠付的货款，被上诉人通过开具收款收据的方式将单据交给上诉人，被上诉人支付完毕后将收回单据，故，涉案10万元并非针对涉案41张收款收据支付的款项，原判对此认定不当，请求支持其上诉主张。被上诉人林松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具有滚动的特殊性，被上诉人并非无故延付，不应支持资金占用费；双方并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仅凭来往的收款收据等确定双方的买卖合同关系，其对数量、质量并未提出异议，上诉人纠结款项，该部分引起的过错和后果由上诉人承担。周纯向一审法院提出起诉请求：1、林松归还所欠货款383800元，从2018年12月16日未收到的货款按照商业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年利率6%付资金占用费，暂计至起诉之日利息25388.37元，本金利息合计409188.37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被告林松因生产需要一直向原告周纯购买菜油，2018年12月16日，原、被告对账确认后，被告向原告出具了一张欠条，欠条载明“今欠到周纯2015年2月—2016年9月菜油款票据41张，总金额伍拾万零捌仟捌佰元正备注林松汇款票据两张1：50000元，2：73500元，款未付。票据收到人：林松2018年12月16日”，原告认为被告出具欠条后又付款15000元，还欠383800元一直未付，因此诉请要求判令如前所请。被告认为出具欠条前后一共付款给原告392625元，欠条仅是明确了收据数量，并未约定价格，价格应按照4.2元/斤计算，不应按4.8元/斤计算。庭审中，双方对于上述分歧各持己见，该院主持调解未果。上述事实，有原、被告的当庭陈述，原告提交的欠条、被告出具欠条时的现场照片，银行流水、转款凭条，原告申请的证人周某所作的当庭证言，被告提交的个人银行流水、案外人伍长林银行流水等证据在卷佐证，并经庭审质证，足以认定。一审法院认为，该案有两个争议的焦点，第一个焦点是争议标的物菜油的单价应为4.8元/斤还是4.2元/斤，第二个焦点是被告在欠条出具前后支付给原告的款项是否可以认定为诉争货款。关于第一个焦点。欠条中载明的送货期间为2015年2月至2016年9月，从原告提交的收款收据显示该期间原告共计送货41批次，每次运货15桶至50桶不等，总计1060桶，收款收据上虽未注明重量，但每桶菜油为100斤是双方均认可的事实，从原告提交的现场照片可以看出被告在出具欠条时是仔细核对过41份原始的收款收据的，按4.8元/斤计算，其价格恰为508800元，因此收款收据中虽未注明单价，但4.8元/斤的价格是买卖双方的合意，被告正是根据该价格以及核对的送货数量才出具的欠条，故该院认定诉争菜油的单价为4.8元/斤。关于第二个焦点，根据被告付款的时间先后顺序，该院分为四个时间段来论述。第一个时间段为欠条中注明的送货期前。被告于2014年12月3日支付了原告50000元，被告称是预付定金，该院认为本案争议的标的物系菜油，系一般普通货物，而非稀缺商品或特殊订制商品，该50000元的支付时间早于诉争菜油初始供货时间两个多月，同时根据原告提交的收款收据可知，原告在2015年2月至2015年6月1日期间供货19次，每次供货金额均稳定在7200元，被告辩称50000元系提前支付定金的说法明显与常理不符，该款项应为支付诉争送货期前的货款。第二个时间段是欠条注明的送货期间。该期间内被告共付款三次，分别为2015年2月17日50000元，2015年6月2日73500元，2016年2月7日100000元，前两笔共123500元欠条中有所体现，双方并无异议，第三笔100000元原告认为系被告支付诉争送货期前的欠款，该院认为该100000元欠条中虽未提及，但根据推断可知系被告支付诉争送货期的货款，理由如下：首先、若被告在2016年2月7日付款时拖欠有原告前期货款100000元，该欠款必然产生于2015年2月前，那么被告在2015年2月17日支付原告50000元以及在2015年6月2日支付原告73500元时，按照常理原告应当先扣除被告前期拖欠的货款，而不应认定两笔款项全部是支付诉争送货期内的货款；其次、按照原告的说法在双方对账后，被告未付清诉争送货期货款的情形下，才保留有被告方签字的收款收据，若原告前期货款未结清，2015年2月至2018年12月16日中途双方又没有过对账，在2018年12月16日对账时，原告持有的收款收据就应多于41张，也即是应持有2015年2月之前的收款收据在手；再次、若原告前期货款未结清，2015年2月至2018年12月16日中途双方过对账，对账的时间应当在被告支付100000元之后，对账时对于被告之前支付的50000元及73500元必然会有所提及，2018年12月16日再次对账时原告持有的收款收据就应少于41张；最后、原告自身对于被告付款情况的描述比较混乱、前后不一，原告诉状中称被告支付的款项有50000元、73500元以及三次5000元，而其提交的自行制作的明细表中又称被告已支付的款项为100000元，纵观该案所有付款凭证，能与100000元向对应的也只能是2016年2月7日的100000元。第三个时间段是欠条注明的送货期后，欠条出具日期之前。被告提交的证据显示其与案外人伍长林于2016年11月5日至2018年8月13日分8次支付了原告以及案外人周某、张伟民10000元至21125元不等，共计支付94125元，该院认为由于此前被告拖欠货款较多，因此双方约定诉争送货期后供货采取货到付款的方式进行交易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又根据双方之间每次交易量来分析，该9笔款项应为原告在诉争送货期后供货时被告同步支付的货款，由于钱货两清，原告手中未留存有该期间的收款收据。第四个时间段是欠条出具日期以后。被告于2019年2月4日支付了原告10000元，2019年5月11日、10月11日、8月2日分三次支付了原告各5000元，共计25000元，原告认可其中的15000元系支付的诉争款项，另外10000元原告称系被告支付给案外人周某的其他货款，因在庭审中周某明确表示没有收到过原告转交的货款，且该款支付时间系2018年农历大年三十，对于中国人来说该日子比较特殊，从常理可知应为被告在原告春节前催收欠款的情形下支付的前期欠款。综上所述，对于诉争的菜油款508800元，该院认定被告已支付的金额为248500元（50000元+73500元+100000元+15000元+10000元），尚欠260300元。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之间虽未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但双方之间存在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该合同未违法国家强制性和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原告向被告提供了菜油后，被告就负有向原告支付货款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第六十二条“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四）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三十条“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及第一百五十九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的规定，对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货款的诉请，该院在260300元范围内予以支持。关于原告主张从2018年12月16日起按照年利率6%计算资金占用费的诉请，由于双方对于付款期限并未有明确约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及《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贷款利率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三条“关于罚息利率问题。逾期贷款（借款人未按合同约定日期还款的借款）罚息利率由现行按日万分之二点一计收利息，改为在借款合同载明的贷款利率水平上加收30%～50%；……。”的规定，该院从起诉之日即2020年4月21日起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50%的标准（以不超过年利率6%为限）计算资金占用费至货款付清时止。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贷款利率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林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支付原告周纯货款260300元，并从2020年4月21日起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50%的标准（以不超过年利率6%为限）支付资金占用费至货款付清时止；二、驳回原告周纯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433元减半收取3716.5元，由原告周纯负担1352.3元，被告林松负担2364.2元；财产保全费2566元，由被告林松负担（上述费用原告周纯已预交，被告林松负担部分在履行上述给付金钱义务时一并支付给原告周纯）。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认定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且有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卷在卷佐证，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二审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确认双方的交易模式是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交付涉案菜油后，由被上诉人出具收款收据作为收货的凭证，被上诉人支付完收款收据中载明的货款后，由上诉人将收款收据原件交还被上诉人。本院认为，因上诉人对一审确定的利息计算标准无异议，故，本院对该计算标准予以确认。对于上诉人主张2016年2月7日收到的10万元系支付涉案《欠条》之外的货款，被上诉人欠付货款本金为360300元的问题，根据涉案《欠条》内容以及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涉案《欠条》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针对涉案41张收款收据中货款进行的结算，该欠条出具的时间是2018年12月16日，被上诉人抗辩应当扣减涉案10万元，但该笔10万元支付时间在2016年2月7日，而根据《欠条》内容显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结算上述41张收款收据中的货款时对相应已付金额一并进行了结算，并在欠条中注明了50000元和73500元的已付款，而涉案10万元系较大金额，如系针对涉案41张收款收据支付的货款，却未在结算时予以扣减，明显不符合常理，亦不符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确认的交易模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本院认为，上诉人此项主张有事实和法律基础，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周纯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改判。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六十四条第一款和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人民法院（2020）黔0112民初202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人民法院（2020）黔0112民初202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林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支付周纯货款360300元，并从2020年4月21日起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50%的标准（以不超过年利率6%为限）支付资金占用费至货款付清时止；三、驳回周纯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7433元，减半收取3716.5元，由周纯负担716.5元，林松负担3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用1817元，由林松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柳 凡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向兴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