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1民终557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罗建斌，男，1954年9月26日出生，汉族，上海市人，住上海市普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陆书林，陕西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住所：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茨坝路**。法定代表人：王鹤。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啟明，男，1964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云南省昆明市人，，住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卢秉恒，男，1945年2月5日出生，汉族，陕西省西安市人，，住西安市碑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高艳、魏栋，陕西海普睿诚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西安交大产业（集团）总公司，，住所：西安市凤城二路**法定代表人：熊建龙，系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凤伟，男，1987年7月5日出生，汉族，陕西省西安市人，，住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特别授权代理。原审第三人：陕西恒通智能机器有限公司，，住所：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交通大学软件楼**法定代表人：卢秉恒。上诉人罗建斌与被上诉人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机公司)、卢秉恒、西安交大产业（集团）总公司（以下简称西安交大公司）及原审第三人陕西恒通智能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通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2019）云0103民初104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罗建斌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2、请求判令三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一）本案已经完成股权变更登记，当事人对于股权转让的价款、时间没有约定。重组协议系2002年6月24日签订，但重组协议中只有卢秉恒一人签字，对原告不产生约束力。股权转让系典型的商事行为，在价款不能确定时，应推定为有偿合同。原告出具的第2组证据2中昆机董事会会议记录中4.9、4.10项确定了恒通公司五位股东总的54万股权转让价款为6108606元，股权转让对价，昆机要在转让协议生效后十四天以现金方式注入支付的。（二）卢秉恒收到股权价款后以及后续行为，不符合上诉人的意思约定，明显属于无权处分，卢秉恒代原告投资恒通公司及侵占原告财产的行为自始无效，并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证人李某做伪证虚构事实。从我方提交的进账单、贷方凭证可以证实卢秉恒当时收入总对价963万元账号尾数是3290账户余额不足，卢秉恒不可能在三个月内再向恒通公司账户汇963万。卢秉恒提供的向恒通账户汇963万的进账单，在拿不出恒通公司收到银行963万元对账单时，此证据没有证据效力，因取得的进账单银行以余额不足等各种原因可以退票。（三）本案的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没有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原二审庭审时，昆机代理人才明确告知原告，对于原告股权价款已经通过交大支付给卢秉恒，明确告知的行为是诉讼时效的起始。原告的起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二、原审判决属于程序严重违法的情形。（一）本案不公开审理属于程序严重违法的情形。（二）李某与本案有重大利害关系，在法庭上的口头及书面证言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应当对申请方及其代理人、证人、依法采取拘留罚款的强制措施。被上诉人昆机公司辩称：上诉人的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关于资产置换和股权收购在2001年11月15日的上海证券报做过公开报道。关于股权转让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应受到法律保护。股权变更登记的时间是2002年6月28日，上诉人没有在诉讼时效期间内主张权益。被上诉人卢秉恒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2001年西安交大公司与昆机公司拟进行并购重组，该并购做执行的目标是恒通公司以及科研团队，而非个别股东，并购重组分为以下三个部分：（一）交大昆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接受恒通公司90%的股权，各方均知悉就本次转让将不会直接获得现金对价，而是在第二阶段的增资扩股中，以增资后的股权体现。（二）答辩人依据2002年6月24日《关于恒通公司重组的协议》，负责确保收购款项最终增资至恒通公司，并在此过程中与恒通公司原股东及研发人员及时沟通后协商确定增资后的股权比例。（三）在2003年6月20日第一次股东会议时，答辩人对前述款项转付情况及按照要求使用前述款项进行增资的分配比例及原则再次作出说明，上诉人对前述事实完全知情，并在股东会议中签字，相关验资手续及股权变更登记已经完成。二、上诉人在股权转让及增资扩股长达十余年均未提出异议，直到2014年，恒通公司发展顺利时，其提出额外要求，答辩人就他个人诉求召开了股东会，在会议上，他确实对2003年的增资比例提出了异议，但是各股东均认为不应该改变已签协议，拒绝了他的要求。三、答辩人与证人是否另行开设公司与本案没有任何关系，上诉人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多次以挪用公款等词语侮辱证人，已经涉嫌妨害证人出庭作证。答辩人依约履行了增资义务，不构成侵权、违约或者挪用。四、鉴于诉讼过程中涉及两大企业合并重组，更涉及答辩人及证人隐私，答辩人申请不公开审理。答辩人西安交大公司辩称：我方的答辩意见与原审的答辩意见一致。原告罗建斌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三被告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立即支付原告2002年6月24日原告在陕西恒通智能机器有限公司的10万元股权中9万元股权转让给被告一的股权转让款1017693元；2、判令三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沈机昆明公司曾用名称为交大昆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日期为1995年10月30日。第三人陕西恒通公司于1997年12月19日成立，2002年6月28日投资人（股权）由卢秉恒、罗建斌、李某、丁玉成、马晓淮变更为交大昆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卢秉恒、罗建斌、李某、丁玉成、马晓淮。恒通智能公司现股东包括西安瑞特快速制造工程研究有限公司、段玉岗、洪军、李某、罗建斌、唐一平、王素琴、赵万华、钱宇明、丁博宇。2002年6月24日，第三人陕西恒通公司召开2002年第一次股东会决议，会议同意公司卢秉恒、罗建斌、李某、丁玉成、马晓淮等五位股东将其各自持有的本公司股权中90%的份额转让给交大昆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转让总金额合计为人民币54万元。公司卢秉恒、罗建斌、李某、丁玉陈、马晓淮等五位股东均放弃对本次股权转让所涉及的股权优先购买权。2002年6月24日，原告罗建斌与交大昆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被告沈机昆明公司曾用名）签订《陕西恒通智能机器有限公司股东转让协议》，约定“我公司经过2002年第一次股东会议研究，同意将股东进行变更。原股东罗建斌的出资额人民币玖万元转让给交大昆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该转让协议的股东签名盖章包括交大昆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卢秉恒、罗建斌、李某、丁玉成、马晓淮。同日，卢秉恒、李某、丁玉陈、马晓淮均与交大昆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被告沈机昆明公司曾用名）签订股权转让协议。2002年6月24日，交大昆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被告沈机昆明公司曾用名）、卢秉恒、罗建斌、李某、丁玉成、马晓淮签订《陕西恒通智能机器有限公司章程修改案》，决定将公司股东姓名或名称、出资方式及出资额进行修改，原告罗建斌的出资额由100000元修改为10000元，参股比例由16.66%修改为1.67%。交大昆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出资额为540000元，参股比例为90%。2002年6月24日，被告西安交大公司与卢秉恒、罗建斌、李某、丁玉成、马晓淮签订《关于恒通公司重组的协议》，约定：1、交大昆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资611万元收购卢秉恒、罗建斌、李某、丁玉成、马晓淮所持有的陕西恒通智能机器有限公司90%股权，此611万元归属其所有；2、西安交大公司奖励卢秉恒等人的奖励款352万元，打入指定账户；3、上述一至二条款在2006年6月底以前兑现，卢秉恒等人将资产出售款及奖励款作为投资投入陕西恒通智能机器有限公司。如上述一至二条款不能如期全部兑现，则甲方所承诺之资产收购款611万元及奖励款352万元由卢秉恒等人自行支配；4、双方共同努力，尽快完成过户手续，过户后，股东由交大昆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卢秉恒等人共同组成；5、按上述一至四条款操作后，在陕西恒通智能机器有限公司股份中，交大昆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占股69.83%，卢秉恒等人占股30.17%，公司注册资金变更为3414万元，重组手续完成。被告西安交大与卢秉恒在《关于恒通公司重组的协议》上签字。2001年7月25日《陕西恒通智能机器有限公司资产评估报告书摘要》（陕同评报字［2001］226号）记载“一、评估目的：为委托方陕西恒通智能机器有限公司拟转让股权这一经济行为提供价值参考依据；二、评估范围与对象：陕西恒通智能机器有限公司转让资产所涉及的全部资产与负债；三、评估基准日：2001年6月30日；六、评估结论：总资产为13333237.92元，负债为6545897.49元，净资产为6787340.43元”该摘要发布于网站的时间为2001年11月15日。2001年11月15日名称为《昆明机床拟与西安交大置换资产》的网络文章记载“昆明机床将以2636万元人民币收购西安交通大学产业（集团）总公司所拥有的“全可控涡”节能离心压缩机技术和激光快速成型制造技术；以4910.96万元人民币收购西安交大思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所拥有的职能彩显电脑绣花机技术及相关的资产、智能电器技术及相关的资产和西安赛尔机泵成套设备有限责任公司80%的股权；以610.86万元人民币收购卢秉恒等五个自然人所分别持有的陕西恒通智能机器有限公司90%份额的股权”。2001年12月31日，在云南省昆明市茨坝路23号被告沈机昆明公司第五会议室举行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临时股东大会会议，会议第（3）项议案关于卢秉恒、罗建斌、李某、丁玉成及马晓淮作为出让方及本公司作为受让方于2001年11月12日签订之协议，该协议内容主要有关转让陕西恒通智能机器有限公司之90%的权益及该协议项下所预期发生的全部有关交易（即国内公告第（3）项议案、香港公告第1（ｃ）项议案）。股东大会逐项审议了全部议案，会议第（3）项议案表决结果，赞成股份数占此议案有效投票股份总数100%。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于2001年12月31日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合法，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规范意见和公司章程的规定。2003年6月20日，陕西恒通智能机器有限公司召开2003年度第一次股东会，通过决议：吸收王素琴、赵万华、洪军、段玉岗、唐一平等五人为公司新股东，五人分别以货币资金96.3万、86.7万、57.8万、46.2万和38.5万元对公司出资。公司老股东交大昆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卢秉恒、李某、丁玉成、罗建斌、马晓淮及新股东王素琴、赵万华、洪军、段玉岗、唐一平等十一方共同以货币资金对公司增资2736万元，将公司注册资金由60万元增加为2796万元人民币。交大昆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被告沈机昆明公司曾用名）与卢秉恒、李某、丁玉成、罗建斌、马晓淮及新股东王素琴、赵万华、洪军、段玉岗、唐一平在该决议上签字。2003年6月24日西安希格玛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截止2003年6月24日止，陕西恒通公司收到新增注册资本合计2736万元，各股东以货币出资2736万元。2014年9月1日恒通公司个人股东会议，原告罗建斌质疑陕西恒通智能机器有限公司第一次股东会议决议股份分配方案，被告卢秉恒就2003年陕西恒通智能机器有限公司第一次股东会议决议股份分配方案再次进行了说明：1、陕西恒通智能机器有限公司改组时其增值评估为两部分，一部分无形资产增值归学校所有，学校按政策奖励科研团队40%，卢秉恒按当时贡献对教师进行了分配。有形资产增值部分，其中也有无形资产贡献为40%，资产增值占60%。在恒通发展中，交大产业集团拟重组上市时曾借给恒通公司350万元。原有股东5人另对资产增值的资金贡献做了分配，由交大产业集团经手股改的人对股份分配进行了计算，形成了第一次股东会决议。罗建斌表示对股份的分配方案仍有异议，要文字根据。因当时是西安交通大学产业集团办理，恒通没有找到。2、对于2003年6月20日“陕西恒通智能机器有限公司2003年第一次股东会决议”，卢秉恒询问罗建斌是否是罗建斌参加签字，罗建斌回答“是，我签的”。3、李某指出，当时在先进制造技术研究所会议室小股东开会，以一次性收购方式对马晓淮、罗建斌股份进行了收购，给马晓淮车一辆，给罗建斌现金7万多元，因此，马晓淮、罗建斌持有股份应当为0，不知道为何仍持有0.48%、0.41%的股份，但表示既然有决议，有签字，尊重决议。卢秉恒、李某、赵万华、洪军、王素琴、段玉岗、罗建斌、马晓淮在会议纪要上签字，同时，罗建斌在签字处写明：对第1条，有形、无形资产比例学校文件没有，其资产分配比例不接受。对第2条，对本条以法律认定为准。对第三条，不接受。经审查，2002年4月11日，被告西安交大产业（集团）总公司于2002年4月11日向被告卢秉恒支付6108606元，于2002年6月27日向被告卢秉恒支付3520000元。另查，原告罗建斌收到7万多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系：1、本案中的股权转让已经完成了股权变更登记，对于股权价款的约定是如何约定的？2、本案中卢秉恒收到的股权款项以及后续的行为，是符合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约定，还是属于无权处分？针对上述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两个以上股东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协商确定各自的购买比例；协商不成的，按照转让时各自的出资比例行使优先购买权。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有限公司的股东权利是股东基于其股东身份和地位而享有从公司获取经济利益并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权利，主要包括资产收益权、参与公司重大决策权和管理者选择权等，该权利可具有可转让性。一般而言，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既可向公司内部的其他股东转让其所持股权，又可以向公司外部的相应民事主体转让其所持有股权，所遵循的程序和要求并不一致。本案中，被告陕西恒通公司的股东卢秉恒、罗建斌、李某、丁玉陈、马晓淮将其各自持有的本公司股权中90%的份额转让给交大昆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属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行为，公司股东转让股权经过其他股东过半数书面同意，且其他股东均放弃优先购买权，符合上述法律规定。交大昆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总金额54万元受让取得被告陕西恒通公司90%的股权，其中涉及股东出资额为被告卢秉恒18万元、原告罗建斌9万元、丁玉成9万元、李某9万元、马晓淮9万元。同时，2002年6月24日第三人陕西恒通公司召开股东会对股权转让形成决议，且公司的股东分别与交大昆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在该日，被告卢秉恒与被告西安交大公司签订重组协议。对于重组协议与股权转让协议的关系，是本案的首要核心，本院分析如下：一、意思表示方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是民事主体通过意思表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1.重组协议中明确约定股权转让款项611万元和奖励款352万元，若上述款项在2002年6月底以前兑现，则款项投入第三人陕西恒通公司；若不能如期兑现，则上述款项乙方可以自行支配。重组协议中对股权转让的款项作了附条件的约定，被告西安交大公司在2002年6月27日，将上述款项打入指定账户，应当遵循当事人意思自治；2.在股权转让协议中，并没有对股权的价款以及支付的时间进行明确约定。而重组协议中对涉及的股权价款进行约定。重组协议的内容与股权转让内容，在意思表示层面可以相互补充、相互印证；二、合同履行方面。根据《中华人名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六十一条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1.交大昆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按照重组协议约定的时间将股权转让款项及奖励款项支付至指定账户；2.股权转让协议签署后，在2002年6月28日就进行了股权变更登记，交大昆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占股90%、被告卢秉恒占股3.32%、原告罗建斌占股1.67%、李某占股1.67%、丁玉成占股1.67%、马晓淮占股1.67%，并对公司章程进行了修改，交大昆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被告卢秉恒、原告罗建斌、李某、丁玉成、马晓淮均在公司章程修改案上盖章签字；3.重组协议签订后，在2003年6月20日，召开股东会决议对公司进行增资，原告罗建斌在该决议上签字，被告卢秉恒根据股东会决议将其收到的股权款项及奖励款项用于公司增资，并有西安希格玛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的验资报告。在股权变更登记后到对公司进行增资决议时，原告罗建斌均参与并在股东会决议上签字，且未提出任何异议；三、交易目的方面。交大昆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西安交大公司进行资产置换，置换的内容包含科学技术及相关的资产，被告卢秉恒、李某、王素琴均为科研人员，是公司核心技术和产值的主要人员，交大昆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基于技术和产业情况与西安交大公司进行资产置换。同时，为了保证科研的进展，在公司增资时吸收新的股东。证人李某的证人证言客观真实、细节具体、陈述准确，本院予以认可，故本案中的股权转让交易的目的是进行资产置换，实现交大昆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高科技绩优；四、交易背景方面。从2001年至2003年期间，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改名为交大昆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完成了资产重组，从股权转让、后续增资及新吸收股东等一系列行为来看，均符合当时的政策和背景。五、其他。庭审中原告罗建斌承认其收到在先进制造技术研究所会议室小股东会中一次性收购其股权的7万多元，结合在案证据进一步予以佐证李某的证人证言内容。综合上述五方面，本院认为，股东意思汇总为公司团体意志进行公司自治，应兼顾组织稳定、公序良俗、法律规定才能转化为“公司意志”。公司团体意志形成，组织规则制约是限制股东意思自治的依据，是商事组织体的运行规则，经济实质应当得到尊重。司法介入公司自治应当是多向的，既要对牺牲团队利益的股东自由予以限制，也要防止团体在控股股东的不当控制下对股东自由的无端侵害，还要关注法益平衡。本案中的股权转让协议与资产重组协议关联紧密、内容相互补充，不能单独对本案中的股权转让协议进行狭义的认定，而是要结合当时的交易背景、目的、内容、履行等多方面来认定，基于上述分析，本案中的股权转让协议仅是重组协议中的一部分，股权转让是表象，重组增资扩股为实质，原告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进行了股权变更登记，被告根据股东会决议将重组的股权价款及奖励款用于公司的增资扩股，原告在该期间内并未对股东会决议提出异议，系属当事人之间客观真实的意思表示且已经履行完毕增资及股权登记手续。若就本案中的纠纷狭义理解为股权转让，则会有如下问题：1.公司内部治理上，原告罔故公司内部团体意志的股东会决议，公司内部治理不稳定，不符合真实情况；2.利益平衡方面，原告罔故当时科研人员对科学事业研究心血，与我国对科学研究的总体要求和基本原则相背离，各方利益失衡。因此，原告对其提出的诉讼请求没有足够的证据予以证明，其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此外，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本案中，原告签订《股东转让协议》的时间为2002年6月24日，2002年6月28日工商登记进行了变更，即使本案为狭义的股权转让，则原告应于2002年就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原告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计算，原告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之日至今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反之，因本案中的股权转让协议仅是重组协议中的一部分，可以推定原告在重组开始到重组完毕的时间内未提出任何异议，被告应当知道股权转让是表象，重组增资扩股为实质。另对于被告卢秉恒提出的证人出庭作证费问题，因其未向本院提交相应的票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中华人名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七十四条、第一百零八条，《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罗建斌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959元，由原告罗建斌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一、代出资协议复印件。二、代出资协议线索。欲证明上诉人的出资款项12.5万元系卢秉恒代为出资。三被上诉人质证认为对真实性不认可，但认可验资报告提到的是卢秉恒代为履行的出资义务。由于上诉人所提交的代出资协议并未提交原件，本院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本院二审认定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本案涉及的611万元款项的性质是什么，最终是否应当归包括上诉人在内的股东个人支配使用？二、被上诉人卢秉恒收到上述款项及后续行为是否属于无权处分？三、本案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针对争议焦点一，本案中在《陕西恒通智能机器有限公司股东转让协议》中并未约定股权转让款，只有重组协议中约定有股权转让价款，虽然重组协议中上诉人并未签字，但是针对该重组协议，上诉人对重组协议中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款数额未提出异议亦表示认可，对西安交大公司代昆机公司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行为也未提出异议，并且也将西安交大公司作为被告要求其支付相应比例的股权转让款，上诉人的上述行为视为对重组协议的付款主体及转让价款的追认，但上诉人对协议中同时明确约定的款项应当投入恒通公司的约定却不予认可，主张该对价的部分款项应当支付给上诉人本人。本院认为该重组协议所有约定条款是协议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只要求协议相对方履行义务，而不顾相对方的权利和履行义务的条件实际上违背了公平原则和权利义务对等原则。重组协议中中虽然约定要支付股权转让价款，但是该部分价款也明确约定要投入恒通公司，并非最终归某个股东个人支配、使用，作出该种约定的根本原因在于，在涉及昆机公司、西安交大公司、恒通公司的资产置换、收购的过程中，西安交大公司愿意支付该笔款项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昆机公司、恒通公司扩大规模并实现高科技绩优。剥离了该根本目的，昆机公司进行股权转让、西安交大公司支付股权转让价款也失去了其基本的意义和价值，昆机公司、西安交大公司也明确表示其支付协议中约定的股权转让款的必要条件是款项要投入恒通公司使用，并且重组协议中也是进行了明确约定。现在上诉人个人主张款项应当归自己所有，实际上割裂了协议条款的约定，也不符合该次股权转让、资产置换、收购的根本目的。故涉案的611万元款项性质虽然约定为股权收购、资产收购款，但该笔款项也同时约定付款时间条件成就的话要投入恒通公司，并不最终归包括上诉人在内的股东个人支配使用。针对争议焦点二、首先，本案证据显示上诉人罗建斌作为增资后恒通公司的股东一直持股至今，对罗建斌需要增资的数额在股东会决议中明确载明，上诉人罗建斌签字认可，上诉人不能说明如果罗建斌不投入增资款项是如何取得增资后的股权还持股至今的，对此上诉人又主张认为罗建斌的增资款项是由被上诉人卢秉恒代为投资，并且卢秉恒因与上诉人属于亲属关系承诺无须上诉人偿还该笔代为投资的款项。本院认为上诉人的该主张本质上是认为，在2003年代为投资的款项属于被上诉人卢秉恒个人对上诉人的无偿赠与，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上诉人应当对赠予法律关系的存在举证证明，即便在验资报告中提到上诉人的增资款项系被上诉人卢秉恒代为投资，也不能由此证明代为投资的款项属于被上诉人卢秉恒对上诉人的赠予，上诉人所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该赠予法律关系的存在。其次，上诉人认可被上诉人卢秉恒代上诉人进行了增资款项的投入，但同时又提出该种投入系无权处分行为。本院认为，基于争议焦点一的阐述和分析，该部分款项本身并不最终归股东个人支配使用，最终应当投入恒通公司，所以款项如果最终由被上诉人卢秉恒代为投入了恒通公司也不能视为一种无权处分行为。针对争议焦点三、上诉人在二审中主张在诉讼前并不知道卢秉恒将股权转让价款投入公司作为增资款，故诉讼时效应当从诉讼中知晓时起算。但本案证据显示在2014恒通公司个人股东会议中，卢秉恒就2003年第一次股东会决议股份分配方案作出说明：“原有股东5人另对资产增值的资金贡献做了分配，由交大产业集团经手股改的人对股份分配进行了计算，形成了第一次股东会决议···”。该次个人股东会议中进一步印证了上诉人对于增资获得的股份是对恒通公司重组时增值资金做出贡献的一种报酬或者回报，而诉争的上诉人的股权转让也是该次公司重组的一部分，即便按照上诉人的主张其之前都不知道增资后的股权是该次股权转让的报酬和对价，通过该次个人股会议上诉人是明确知晓的，但是即便从该次个人股东会召开时间2014年9月1日作为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民法总则施行前，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于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上诉人的诉讼时效即便不从2002年股权变更时起算而是自2014年9月1日起算，按照上述规定诉讼时效也于2016年9月1日届满，因此上诉人的起诉依然超过了诉讼时效。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959元，由上诉人罗建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白 皓审判员 杨 晶审判员 吴 娴二〇二〇年九月五日书记员 董欣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