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粤0308行初2845号原告许群武，男，汉族，1990年2月18日出生，住址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委托代理人王国鸿，广东昂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工商物价大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40300MB2C927392。法定代表人李忠，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向章顺，该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吴伟，泰和泰（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沈慧子，女，汉族，1988年11月29日出生，住址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第三人深圳市旭升强电子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高峰社区龙华路佳利科技大厦612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08011949K。法定代表人许群武。原告许群武不服被告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撤销商事登记决定，于2019年9月20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因沈慧子、深圳市旭升强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旭升强公司）与本案审理存在法律上利害关系，本院依法追加其作为第三人参与诉讼。本院于当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2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许群武、原告委托代理人王国鸿、被告委托代理人向章顺、吴伟、第三人沈慧子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旭升强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不影响本案审理。经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准，本案依法延长审理期限六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2017年7月17日，原告按照被告的要求在现场办理了第三人旭升强公司股权转让以及法定代表人、股东、执行董事、总经理等内容的商事登记事项。被告也做了相应的变更登记，即第三人旭升强公司的股东、法定代表人、总经理均变更为第三人沈慧子。此后，原告既未再参与第三人旭升强公司的经营管理，也不了解第三人旭升强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2019年9月份，原告发现自己在深圳税务局系统中被列入了风险人员名单，严重影响原告开办的公司的正常办税事务。原告查询得知，原因是原告是税务出现异常的第三人旭升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此时，原告才得知被告已于2018年8月6日作出的深市监华撤登字[2018]DL076号《撤销商事登记决定书》（以下简称撤销登记决定）撤销了第三人旭升强公司2017年7月17日的商事登记，将第三人旭升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总经理又恢复登记成了原告。而第三人旭升强公司在2017年7月17日完成股权转让以及法定代表人变更等商事登记之后，原告就未再参与该公司的经营管理，但现在却因为被告作出的撤销登记决定而要承受他人因经营第三人旭升强公司存在违法行为的不利后果，该行为损害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诉请：1.判决撤销被告于2018年8月6日作出的撤销登记决定；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被告辩称，1.被告作出撤销商事变更登记的行为，事实清楚，程序合法。2018年7月18日，被告收到第三人沈慧子要求撤销第三人旭升强公司2017年7月17日变更登记的申请，第三人沈慧子称其身份证曾于2013年遗失，并于2013年到扬州市公安局江都分局进行挂失并重新办理，2017年底，其在进行网上税务实名认证时，发现其名下在深圳被他人冒用于2017年7月17日变更为第三人旭升强公司的股东、法定代表人、总经理、执行董事，其对此并不知情，要求撤销此次变更登记，并向被告提交申请表、身份证复印件、承诺书、报警回执。被告收到该申请后，2018年7月18日，被告前往第三人旭升强公司的注册地址进行现场检查，现场未发现有第三人旭升强公司在该地址进行经营，被告也无法联系上第三人旭升强公司相关人员。后经查询，第三人旭升强公司于2013年10月12日成立，2017年7月17日申请法定代表人、股东、总经理、执行董事等变更登记备案，将第三人沈慧子变更登记备案为第三人旭升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执行董事、总经理。经查，第三人旭升强公司冒用沈慧子的身份取得2017年7月17日的法定代表人、股东、执行董事、总经理等变更登记备案，构成提交虚假材料或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取得公司变更登记，2018年7月20日，被告对拟作出撤销决定进行公告，但被告一直未收到任何异议，遂于2018年8月6日作出撤销商事登记决定书，撤销第三人旭升强公司2017年7月17日的变更登记，事实清楚，程序合法。2.被告作出撤销商事变更登记的行为，适用法律正确，原告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查询的第三人旭升强公司2017年7月17日的变更登记档案，以及沈慧子提交的申请书、报警回执、承诺书等材料，可知沈慧子的身份证曾遗失，其对第三人旭升强公司2017年7月17日的变更登记并不知情，且变更登记申请材料中公司变更（备案）登记申请书、股东决定、公司章程、股权转让协议书等文件中“沈慧子”签名字样，与2018年7月18日第三人沈慧子向被告提交的申请书、承诺书上本人签名存在很大差异，说明第三人旭升强公司2017年7月17日冒用第三人沈慧子身份信息办理了法定代表人、股东等变更登记，将第三人沈慧子登记备案为第三人旭升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执行董事、总经理，第三人沈慧子对此并不知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以下简称公司登记条例）第六十四条的规定“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取得公司登记的，由公司登记机关责令改正，处以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撤销公司登记或者吊销营业执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以下简称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被许可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行政许可的，应当予以撤销。”，第三人旭升强公司的上述行为属于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取得公司登记的行为，遂依法作出撤销第三人旭升强公司2017年7月17日的变更登记决定，符合上述法律法规。庭审中被告补充答辩如下：1.原告与本案没有利害关系，不是适格的诉讼主体。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及司法解释第十二条、第五十四条之规定，原告在起诉时应提交其与被诉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的材料用以证明其主体适格。但本案中原告并没有提交足以证明其具有利害关系的证明材料，而提起公司变更登记的行政相对人为第三人旭升强公司，经办人及签署人均非原告，被告撤销登记与原告不具有利害关系。原告被税务部门列入风险人员名单与被诉行政行为没有直接因果关系，列入该名单系第三人旭升强公司的经营行为不合规导致，行政法上的利害关系应当是直接利害关系，如果扩大该利害关系的解释，将其扩成为间接利害关系，将使行政诉讼变成民众诉讼。2.原告提交的证据载明其系15家企业的法人或者办事人员、投资人，除第三人旭升强公司外，还有其他公司被列入异常状态，因此原告并不是正常的企业投资人，而可能是以提供他人身份信息进行企业登记办税的中介人员。结合当前中介机构大量冒用他人身份信息登记公司的情况，原告的证据效力应当引起足够的怀疑，原告的行为应当引起刑事关注。综上，被告所作撤销商事登记决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法院驳回原告所有诉讼请求。第三人沈慧子陈述称，其自大学毕业后一直任职于无锡九派品牌管理有限公司，从未以任何其他形式供职于任何公司或参与其他公司经营。其在2014年遗失2010年9月27日生效的身份证并于2014年9月17日在扬州市公安局江都分局宜陵中心派出所进行身份证补办。第三人旭升强公司所有的行为，第三人沈慧子从未参与，均为其身份证后冒用。第三人于2018年发现冒用一事，立即于2018年7月17日赶往深圳进行报案处理，一切依法开展。第三人旭升强公司未陈述意见。经审理查明，2018年7月18日，第三人沈慧子向被告提交申请表、身份证复印件、承诺书、报警回执，称其于2013年遗失了二代身份证并于2013年到扬州市公安局江都分局进行挂失与重新办理，2017年其在进行网上税务实名认证时发现名下在深圳被他人冒用于2017年7月17日变更为第三人旭升强公司的股东、法人代表、总经理、执行董事，其本人毫不知情，申请撤销第三人旭升强公司2017年7月17日变更登记。第三人沈慧子身份证载明有效期限2018年5月3日至2038年5月3日。同日，被告执法人员至第三人旭升强公司注册地址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高峰社区龙华路佳利科技大厦612进行现场检查，检查发现第三人旭升强公司在注册地址查无实处。2018年7月20日，被告作出深市监华撤告字[2018]DL076号《撤销商事登记告知公告》，对拟认定的事实、依据及拟撤销第三人旭升强公司2017年7月17日的变更登记予以公告，同时告知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如对该决定有异议的可自公告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异议。同日，被告执法人员将上述公告张贴至第三人旭升强公司注册地址现场及深圳市龙华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告栏以公告送达。2018年8月6日，被告作出撤销登记决定，认定第三人旭升强公司2017年7月17日的商事登记过程中，其法定代表人、股东、执行董事、总经理系冒用第三人沈慧子的身份信息取得登记（备案）。其行为构成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取得公司登记。根据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九条第二款及公司登记条例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决定撤销第三人旭升强公司2017年7月17日变更登记。同日，被告执法人员将上述公告张贴至第三人旭升强公司注册地址现场及深圳市龙华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告栏以公告送达。另查明，2017年7月17日第三人旭升强公司委托指定代理人向被告提交企业变更（备案）登记申请书、加盖第三人旭升强公司签名和“沈慧子”签名的公司章程、变更决定、股东决定、总经理聘任书、股权转让协议书、承诺书、第三人沈慧子身份证复印件，申请将第三人旭升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董事、经理由原告变更登记（备案）为第三人沈慧子。其中第三人沈慧子的身份证载明有效期限为2010年9月27日至2020年9月27日，涉及股权转让的协议书及股东决定加具了原告签名。被告经审查对第三人旭升强公司上述申请予以核准登记（备案）。原告确认其于当日与中介、经办人及一个女孩子到现场办理涉案工商变更登记，对于到庭的第三人沈慧子记不清楚当时办理时是否见过，只记得当时有一个女生拿着第三人沈慧子的身份证签字。原告称其在2019年9月因原告名下另外一家公司无法开具发票发现被诉撤销登记行为，并主张因被告的撤销登记行为导致原告承担了第三人旭升强公司因税务违规行为产生的税务风险，故于2019年9月20日诉至法院。第三人沈慧子向本院提交江都市公安局宜陵中熙派出所出具的书面说明，载明经查询江苏省居民身份证管理系统，第三人沈慧子在2014年9月17日在扬州市公安局江都分局宜陵中心派出所进行身份证补办。第三人沈慧子同时提交2017年7月17日江苏省旅客运输专用发票、报销单、会议记录、参保证明、在职证明等证据以证明2017年7月17日其并未在深圳，而是从扬州赶往无锡上班，且在2018年去深圳报案前没有去过深圳。庭审中原告陈述称其从事贸易工作，自己曾投资成立包括第三人旭升强公司在内的几家公司，后都慢慢转让出去了，同时作为多家企业的委托经办人代为申请工商登记。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交的商事主体变更登记档案材料、撤销登记决定、商事主体登记及备案信息查询单、风险人员情况统计明细、被告提交的申请表、承诺书、报名回执、证据（复制）提取单、第三人旭升强公司变更登记档案、撤销登记告知书、撤销登记决定、送达材料、第三人提交的在职证明、派出所出具的书面说明、报销单、同事证明、会议记录、发票、参保证明等证据及庭审笔录记录在案予以证实。本院认为，原告因对被告作出的撤销登记决定不服提起本案诉讼，根据各方庭审陈述及诉辩意见，本案应围绕如下争议焦点进行审查：1.原告提起本案诉讼主体是否适格，是否超出法定起诉期限；2.被告作出撤销登记决定依据是否充分，程序是否合法。关于焦点一，被诉撤销登记决定的内容包括撤销将第三人旭升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董事、经理由原告变更登记（备案）为第三人沈慧子，原告因撤销登记行为作出直接导致其权利义务受第三人旭升强公司的经营状况影响，故被诉撤销登记行为与原告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被告关于原告非被诉行政行为相对人、亦与该行为无法律上利害关系的辩称，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被诉撤销登记行为于2018年8月6日由被告公告送达，但在案证据并无证据证明原告作为利害关系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该撤销登记行为具体内容，原告自述其于2019年9月因税务事项方得知被诉行政行为，其于2019年9月20日诉至法院，并未超出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六个月的起诉期限。被告关于原告提起本案诉讼已超出起诉期限的抗辩，无相应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关于焦点二，就被告作出撤销登记决定的依据问题，在案证据与各方庭审陈述可以印证如下事实，第三人旭升强公司2017年7月17日所申请办理的变更登记系由案外人冒充第三人沈慧子并使用其2014年遗失的身份证件进行，被告经审查第三人沈慧子的申请撤销登记材料，认定第三人旭升强公司上述申请变更登记行为构成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取得公司登记，并据此撤销登记决定，符合撤销决定作出时生效的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九条第二款关于被许可人以欺骗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行政许可的应当予以撤销，以及公司登记条例第六十四条关于提交虚假材料或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情节严重的由公司登记机关撤销登记之规定。而关于撤销登记的程序问题，原告主张被告在档案材料中存有其身份信息，但未按向其身份证地址邮寄送达相关告知材料。本院认为，被诉撤销登记决定涉及原告权利义务，被告理应对原告作出撤销前告知并履行撤销决定送达义务，但其并未履行该职责存在不当。但本案确存在第三人沈慧子身份信息被冒用的情形，综合考虑原告本人同时从事代办工商登记工作，熟悉工商登记事项和流程，对于假冒身份信息的情形具有超出一般公众的判断分辨能力，对本案2017年7月17日的变更登记申请存在未尽注意义务、怠于审查的过错。结合现今社会存在相当数量身份信息被冒用的社会背景，撤销被诉撤销登记行为，并不能达到商事登记秩序恢复正常的目的，反而会导致程序空转增加诉讼各方诉累。故本院对被告撤销登记行为予以确认违法。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确认被告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的深市监华撤登字[2018]DL076号《撤销商事登记决定书》违法。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原告许群武已预交），由被告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负担。被告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迳付原告许群武。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杨 琨人民陪审员  张小兰人民陪审员  黄春云二〇二〇年九月七日书 记 员  陈心茹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但不撤销行政行为：（一）行政行为依法应当撤销，但撤销会给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二）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不需要撤销或者判决履行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一）行政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二）被告改变原违法行政行为，原告仍要求确认原行政行为违法的；（三）被告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职责，判决履行没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