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1民终659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贵阳鑫利来物资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富源中路**（康联市场****）。法定代表人：江山，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兴国，贵州兴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俊，贵州兴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通号建设集团贵州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贵阳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都匀路**法定代表人：叶正兵，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红英，贵州衡一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江露，贵州衡一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贵阳永昌经贸有限公司，住，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瑞金路与贵溪路交叉口中创联合大厦********/div>法定代表人：王**，该公司总经理。上诉人贵阳鑫利来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利来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通号建设集团贵州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号公司）、原审第三人贵阳永昌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昌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人民法院(2019)黔0115民初36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鑫利来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支持其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通号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判认定事实错误。首先，其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将涉案钢材供应至约定地点，并由通号公司在场员工验收以及出具货款确认单，总共货款总金额为2834568元，该款项通号公司是认可的；其次，通号公司是涉案工程的承包方，也是钢材实际需求人，实际交易的也是通号公司而非原审第三人；再次，虽然合同中有“供方和通号公司签订合同是为了方便收取货款的形式合同”的约定，但最终各自选择以之后签订的采购合同作为实际履行的合同，已经取代了前述合同。故原审对此认定不符合实际事实和交易习惯，本次交易的主体是鑫利来公司和通号公司。二、原审在判决解除合同的同时又认为鑫利来公司无权向通号公司主张货款，前后矛盾，通号公司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付款义务。上诉人通号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第三项，改判鑫利来公司向通号公司返还超额支付的钢材货款382885.38元以及违约金980100元；二、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反诉费等由鑫利来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关于鑫利来公司、通号公司、永昌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认定错误，通号公司履行的是与鑫利来公司签订的采购合同，永昌公司与鑫利来公司签订的合同、对账单与通号公司无关，对通号公司无约束力，不能以永昌公司与鑫利来公司签订的协议认定鑫利来公司与通号公司之间签订的合同为“形式合同”。二、通号公司存在超额付款的事实，通号公司实际已经支付的总金额是594万元，鑫利来公司的实际供货总金额为5557114.62元，通号公司超额支付了382885.38元，鑫利来公司所主张以及结算的金额不包含超期货款和运杂费等费用，一审认为委托支付在一年后发横的货款不符合常理是错误的，双方在2016年至2019年存在在钢材买卖合同关系，针对涉案项目存在滚动供货和滚动付款的实际情况，所以超付也在情理中。三、鑫利来公司未按照合同该约定履行供货义务，应当支付违约金，通号公司明显存在超额支付款项的情况下，鑫利来公司没有任何理由拒绝供应货物，违反合同约定，应当支付违约金980100元。综上，原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依法改判，支持其上诉主张。针对鑫利来公司的上诉主张，通号公司的答辩意见与通号公司的上诉意见一致，因本院在上文已经论述，故本院不再赘述。针对通号公司的上诉主张，鑫利来公司辩称，不存在超付的款项，是通号公司欠其款项，其余意见与鑫利来公司的上诉意见一致，因本院在上文已经论述，故本院不再赘述。原审第三人永昌公司未向本院发表陈述意见。鑫利来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起诉请求：判令解除被告与原告之间的《物资采购合同》；2、判令被告支付原告物资采购款2,834,568元及从2019年1月19日起至支付完毕之日止的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逾期利息；3、判令诉讼费、保全费等相关费用由被告承担。通号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判令解除反诉人与被反诉人签订的《通号建设集团贵州工程有限公司物资采购合同（钢材）》；2、判令被反诉人立即返还反诉人超额支付的钢材货款3,230,997.11元；3、判令被反诉人支付违约金980,100元；4、判令本诉及反诉案件的诉讼费、保全费等由被反诉人承担。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5年3月30日，通号公司与贵阳市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以下简称综合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承建位于贵阳市云岩区建设项目（二标段）工程。鑫利来公司认可曾与通号公司在2016年签订过一份钢材买卖合同，但称仅系为了走账。2016年8月26日、9月22日，鑫利来公司与中铁五局集团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铁五局）分别签订两份材料采购合同，约定鑫利来公司向中铁五局承建的两个工程项目提供钢材。庭审中鑫利来公司陈述，与中铁五局签订合同是为了尽快拿到货款，实际购买方系永昌公司。2017年2月16日，鑫利来公司与永昌公司签订了一份钢材供销合同，约定鑫利来公司向永昌公司指定工地供应钢材，并约定了逾期付款加价条款，同时约定双方发生纠纷向贵阳市南明区法院或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决。鑫利来公司与永昌公司事实上从2016年6月起即建立了钢材买卖关系，永昌公司指定供货工地包含上述三个建设工程。2016年9月至2017年8月3日，以永昌公司、阮忠华、综合公司、贵州景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中国对外建设总公司贵州分公司、姚会青等名义向鑫利来公司付款369万元，其中以永昌公司名义付款100万元，永昌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阮忠华名义付款94万元，其他人名义付款175万元；该部分款项通号公司均提供了付款人向其出具的受托支付情况说明，其中永昌公司、阮忠华出具的情况说明落款时间分别为2018年8月20日、2018年12月25日。2018年1月4日，鑫利来公司与永昌公司签署了一份对账单据，就双方从2016年6月起的钢材供应情况进行了结算，确认此前鑫利来公司供应钢材4,241.462吨，货款14,577,767.38元、运杂费227,437.32元、超期货款761,486.79元，共计15,566,691.49元；在供货单据尾部备注栏中，备注有档案馆、法院、三桥、三桥（综合公司）、金马国际等内容，其中备注为档案馆的货款量为1,964.75吨、货款金额5,828,090.1元，备注为法院的货款量为1,466.78吨、货款金额6,027,130.67元，其他项目供货量809.932吨、货款金额2,722,546.61元，其他项目中除备注为三桥、三桥（综合公司）的以外，2016年6月14日供货量109.033吨、金额274,517.2的单据未备注项目，备注为金马国际的两张分别于2017年7月18日、2017年7月31日的单据载明供货量、货款金额分别为7.193吨、4.05吨及30,714.11元、17,658元；已付款共计12,180,000元，尚有3,386,691.49元未付，已付款系按时间顺序排列，不能与供货地点完全对应，前述369万元的付款凭据在上述对账单据中均有体现。此次结算后，鑫利来公司未再向上述工程项目供应钢材。2018年7月3日，永昌公司（需方）与鑫利来公司（供方）签订了一份《钢材供销合同》，约定的主要内容有：1、供方为需方供应钢材用于修建三桥中科苑一期2标段一号楼，供方和通号公司签订的合同是为方便收取货款的形式合同，发票开给通号公司，债权债务超期利息全部是永昌公司负责。2、钢材价格以提货当日“我的钢材网公布的贵阳市建筑材料价格”为准，因钢材价格变动很大，定价参照网价的变化调整（调整方式略），根据品种不同，超期每天加价3-5.5元；每批钢材自送货日起30天付款，超出30天付款，具体加价按照上述超期加价核算；需方签字认可的收货单价格不包含运杂费和加价部分。3、垫资钢材总金额300万元，需方到约定付款期限未能付清货款，供方有权终止供货，需方未付清货款前不能在其他商家采购钢材，否则视为需方违约。4、供方接需方通知，三至五日内将所需钢材送到工地，特殊情况除外（如贵阳市场没有需方所需货物规格或者需方没有按照约定时间付款）。5、结算方式和期限。自第一批供货之日起30日内或者供货满300万，每次付款先扣除应付利息，剩余按提货周期先扣前期货款。6、如需方违约，加价按照本合同具体加价结算，并按所欠货款金额每天千分之三计算违约金，直到付清为止。7、解决合同纠纷的方式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由贵阳市南明区法院或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按合同法裁决。上述合同签订后，鑫利来公司从2018年7月9日至2019年1月18日，向约定项目供应了钢材600.678吨，按约定价格计算，货款计2,834,568元。2019年1月29日，鑫利来公司（乙方）与通号公司（甲方）补签了一份物资采购合同，约定就中科苑一期二标段一号楼项目甲方向乙方采购钢材，合同暂定总价款9,801,000元，乙方应按甲方《物资采购订单》要求完成供货，超过三次逾期供货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乙方承担总合同价款10%的违约责任；约定双方供货对账周期为月，每月15日至20日对账，乙方凭甲方已签字确认的对账单据及与对账单据一致的增值税发票、销货清单和甲方付款通知书办理货款结算，甲方对上述结算资料核实无误后作为该批货款的支付依据，收到业主方工程款后30日内向乙方支付该批物资总价额85%的货款，甲方在质保期满后三个月内不计息返还质量保证金；甲方未按合同约定付款，经乙方书面催告后7个工作日内仍未支付的，甲方自收到乙方书面催告之日起，按照已对账开票总金额月利息3%计算应付未付款项利息。上述合同实际上系对前述鑫利来公司与永昌公司所签供销合同的完善，签订后并无实际供货行为。2019年1月7日，鑫利来公司根据与中铁五局签订的两份采购合同向贵阳仲裁委员会提出两起仲裁申请，要求中铁五局支付剩余货款，2019年6月3日，该仲裁委分别作出（2019）贵仲裁字第0069、0070号两份裁决书，认定双方成立买卖合同关系及两份合同双方分别于2017年2月20日、2018年6月21日签订过封账协议，2017年2月20日就档案馆项目签订的封账协议确认货款金额为6,987,473.44元，封账前已累计付款449万元，尚欠2,497,473.44元，封账后于2017年3月10日、4月26日及2018年2月13日陆续支付179.8万元，尚有699,473.44元未付；2018年6月21日就法院项目签订的封账协议确认货款金额为6,084,396.85元，封账前已累计付款420万元，尚欠货款1,884,396.85元，封账后于2018年7月30日支付50万元，尚欠货款1,384,396.85元。裁决书认定的两份合同共计货款13,071,870.29元，封账前累计付款869万元，封账后陆续付款2,298,000元，裁决支付剩余货款2,084,140.29元。2018年8月20日至2019年2月2日，以永昌公司、阮忠华、阮靖迪、通号公司等名义向鑫利来公司共计支付了225万元，其中通号公司支付45万元，永昌公司支付100万元，阮忠华支付65万元，阮靖迪支付15万元（付款凭证备注阮忠华）；该部分款项付款人均向通号公司出具情况说明称系受通号公司委托支付，其中永昌公司、阮忠华的情况说明系与前述369万元款项中由其支付部分合并出具。该部分款项鑫利来公司确认收到，但称系永昌公司支付此前欠款，同时通号公司支付的款项有25万元经阮忠华要求，转付给了景祺房开。2019年5月5日、10日，通号公司向鑫利来公司邮寄订货单据，2019年5月8日、13日，鑫利来公司向通号公司邮寄要求对账的函件，同时亦通过微信将该函件及对账单据向通号公司寄件人发送，其制作的对账单据中载明供货量为600.681吨、货款金额2,834,568元。后鑫利来公司向本院提起诉讼并提出如前诉请，通号公司亦提起反诉并提出如前反诉请求。一审庭审中，通号公司对鑫利来公司主张的产品单价提出质疑，2019年12月11日，通号公司确认对鑫利来公司主张的价格无异议。2019年12月11日，通号公司提交了一份付款统计明细表称反诉请求中超额付款金额计算错误，超付款金额应为1,372,387.58元，在其提交的计算单据中，发生在永昌公司与鑫利来公司对账前的供货量为档案馆1,964.75吨、法院1,466.78吨、三桥零星809.926吨，共计4,241.456吨，货款金额分别为档案馆5,828,090.1元、法院6,027,130.67元、三桥零星2,722,526.62元，共计货款14,577,747.39元，其中档案馆、法院项目货款共计11,855,220.77元，另有运杂费227,437.32元；对账后供应至中科苑一期二标段一号楼项目的供货量为600.628吨，货款金额与本案鑫利来公司主张的一致。已付款则包括裁决书认定中铁五局已付、应付款项及前述369万元、225万元的付款凭据。上述单据体现的档案馆、法院两个项目供货量、货款金额等均与2018年1月4日鑫利来公司与永昌公司的对账单据中载明的数据基本一致，但该货款总额11,855,220.77元与裁决书认定的货款总额13,071,870.29元存在1,216,649.52元的差额，且裁决书认定货款总额并未体现包含运杂费。2020年3月18日，通号公司提供了档案馆、法院、三桥等项目的付款明细统计表，对2019年12月11日提供的单据补充了明细表，其中中铁五局承建两个项目付款金额与前述裁决书认定的中铁五局已付、应付款金额一致，三桥项目则系将永昌公司与鑫利来公司2018年1月4日对账单据中体现的其他项目369万元付款及本案中鑫利来公司于2018年7月9日起向中科苑一期二标段一号楼项目供应钢材后以通号公司、永昌公司、阮忠华、阮靖迪等名义支付的225万元合并统计。另查明，阮忠华原系永昌公司股东及法定代表人，于2019年6月10日将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均变更为王**。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均提出解除案涉物资采购合同，对该项诉请，本院予以支持。该案争议的焦点有三点：一、鑫利来公司、通号公司、永昌公司之间成立的法律关系；二、通号公司是否存在超额付款行为；三、双方当事人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是否存在违约行为。对上述焦点，该院意见如下。一、关于焦点一。在该案纠纷之前，就中铁公司承建项目，鑫利来公司既与中铁公司签订了采购合同亦与永昌公司签订了供销合同，虽鑫利来公司认可向该项目的供货实际是供应给永昌公司，与中铁五局签订合同是为了尽快拿到货款，即仅有一个供货行为，但根据鑫利来公司与中铁公司的纠纷裁决书及鑫利来公司与永昌公司的对账单据，两份合同履行过程中确定的货款总额、货款结算方式等存在较大差异。而就通号公司承建的三桥项目，鑫利来公司与永昌公司及通号公司亦分别签订了买卖合同，永昌公司与鑫利来公司进行了对账结算，通号公司则无对账行为；据审理查实，鑫利来公司就该工地亦仅有一个供货行为，不存在既向永昌公司供货亦同时向通号公司供货。本案中鑫利来公司向通号公司主张的货款，系鑫利来公司与永昌公司于2018年1月4日对双方此前的交易进行对账结算后向通号公司承建中科苑一期二标段一号楼项目供货产生，就该批货物鑫利来公司与永昌公司及通号公司均分别签订了买卖合同，但无论是合同签订时间、合同内容及实际履行情况来看，鑫利来公司实际履行的是与永昌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鑫利来公司与通号公司签订的采购合同系其与永昌公司之间为了方便收取货款的“形式合同”，债权债务超期利息均由永昌公司承担，鑫利来公司无权向通号公司主张货款及逾期利息，其诉请该院不予支持。二、关于焦点二。通号公司主张的已付款情况，包括前述裁决书中认定的中铁五局就其承建项目与鑫利来公司签订的两份采购合同封账前支付的869万元、封账后支付的2,298,000元及裁决中铁五局应支付的剩余货款2,084,140.29元；另有2016年9月至2017年8月3日期间以永昌公司、永昌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阮忠华及其他案外人名义向鑫利来公司支付的369万元以及2018年7月9日鑫利来公司向通号公司承建的三桥项目供货后以通号公司、永昌公司、阮忠华、阮靖迪等人名义向鑫利来公司支付的225万元。上述款项中，裁决书认定的中铁五局已付货款及裁决其应付的剩余货款，系基于其认定的中铁五局与鑫利来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根据裁决书裁决结果，中铁五局就该两个项目货款已结清，不存在超付货款情形。而若按通号公司主张的鑫利来公司与永昌公司对账单据中体现的货款总额来计算，根据裁决书认定的中铁五局已付、应付款总额，则中铁五局超付了货款121万余元，即裁决书认定的货款总额与鑫利来公司和永昌公司对账确认的货款总额的差异，但该超付款项系经仲裁裁决由中铁五局支付，与通号公司无关，显然不能认定为通号公司超额支付了本案价款；即便永昌公司系实际购买方，但同一批货物经不同主体结算货款总额相差高达121万余元，此现象显悖常理，且亦与通号公司无关，不能否定裁决结果而认定其超付本案货款。至于通号公司主张的由永昌公司、阮忠华等案外人支付的369万元款项，在鑫利来公司与永昌公司的对账单据中均体现为永昌公司已付款，对应的是2018年1月4日对账前三桥项目、金马国际等零星工程货款2,722,546.61元，超付金额为967,453.39元。鑫利来公司就该批货物实际仅有一个供货行为，永昌公司或通号公司委托支付的款项均系支付货款，该369万元款项中有194万元系永昌公司及其时任法定代表人阮忠华支付，而永昌公司与鑫利来公司对账时确认的多个项目超期货款、运杂费共计988,924.11元，在裁决书认定中铁五局支付货款并未包括超期货款、运杂费的情况下，永昌公司超付款金额尚不足充抵，永昌公司既然就同一批货物与鑫利来公司签订了包含超期货款内容的买卖合同，亦与鑫利来公司进行了对账结算，则其本案纠纷前已支付的款项事实上是履行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不能仅抵付货款而不认可超期货款、运杂费，且超出部分受通号公司委托支付其一年后方发生的货款不符常理，不宜认定通号公司超付本案货款。而通号公司主张2018年8月20日至2019年2月2日向鑫利来公司支付的225万元款项，发生时间在鑫利来公司与永昌公司2018年7月3日签订购销合同向中科苑一期二标段一号楼项目供应钢材之后，与通号公司的采购合同系2019年1月29日补签，如前所述，鑫利来公司和通号公司签订的采购合同是其与永昌公司签订供销合同的“形式合同”，虽付款人永昌公司及其关联人员向通号公司出具情况说明称系受通号公司委托支付，但事实上系履行与鑫利来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与2,834,568元的货款相比亦未超付。基于上述理由及合同相对性，通号公司主张其超额付款并要求返还的诉请，该院不予支持。鑫利来公司与永昌公司或者其他主体之间的纠纷，并非该案审理范围，由双方另行解决。三、关于焦点三。通号公司主张鑫利来公司在收到订货单据后未及时供货构成违约，要求其支付违约金，但通号公司在与鑫利来公司签订采购合同后未按合同约定及时与鑫利来对账并未足额支付价款，永昌公司所付款项亦不足以支付其与鑫利来公司确认的货款总额，鑫利来公司有权拒绝后续供货要求，其行为不构成违约，通号公司的该项诉请，该院不予支持。同时，因鑫利来公司与通号公司签订的采购合同对鑫利来公司而言是为了方便其结算与永昌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货款的“形式合同”，通号公司是否存在违约行为并不影响鑫利来公司与永昌公司之间购销合同的履行，鑫利来公司无权要求通号公司支付价款及超期利息。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九十三条第一款“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鑫利来公司与通号公司于2019年1月29日签订的《物资采购合同》（钢材）；二、驳回鑫利来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通号公司的其他反诉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14,838元（已减半收取），由鑫利来公司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20,244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共计25,244元，由通号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鑫利来公司向本院提交了5张发票，证明其是先开发票后付款，其在2017年7月11日开了50万元的发票给通号公司，通号公司分两次支付了45万元，2017年鑫利来公司与通号公司的账目已经全部结清，而涉案业务是2018年8月才发生，且通号公司的国有企业，通号公司的财务流程是先开票再付款；经质证，通号公司对真实性表示需要核实，对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其已经收到的货款的发票鑫利来公司还没有开具完毕，不能单以50万元的发票就证明双方之间的交易往来货款已经结清，双方发生的交易是滚动式的，对方单以发票证明2017年以前的货款已经结清是不符合事实的，双方在2018年以前的交易往来也不止50万元。本院查明认定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且有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卷在卷佐证，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2015年6月6日，通号公司（变更前为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贵州建设有限公司）与鑫利来公司签订钢材购销合同，约定通号公司向鑫利来公司购买钢材，交货地点为涉案三桥中科苑一标二期工地。2016年3月15日，双方再次签订物资采购合同（钢材），针对涉案三桥中科苑一期二标段幼儿园项目向通号公司向鑫利来公司购买钢材。对此，通号公司与鑫利来公司均确认以上合同均已实际履行完毕。本院认为，对于鑫利来公司主张通号公司应当支付2018年7月至2019年1月期间的涉案钢材货款共计2834568元的诉请，首先，鑫利来公司为证明供货的事实以及供货金额，提供了购销合同、销售单收款收据、贵阳市场建筑钢材当日价格行情表等，结合通号公司确认实际已经收到了上述货物的事实，本院对鑫利来公司主张2018年7月至2019年1月期间实际供货金额共计为2834568元的事实予以确认；其次，结合查明的事实，针对涉案三桥中科苑一期2标段一号楼，虽然鑫利来公司先后分别与永昌公司和通号公司签订了钢材购销合同，但实际鑫利来公司仅有一次供货行为；最后，在鑫利来公司与永昌公司于2018年7月3日签订的钢材购销合同中虽约定有“供方和通号公司签订的合同是为方便收取货款的形式合同，发票开给通号公司，债权债务超期债务利息全部是永昌公司负责”等内容，但经查，在该合同签订时，鑫利来公司并未再次与通号公司签订书面的购销合同，不存在“形式合同”的事实，永昌公司亦非涉案项目的实际施工人，而通号公司作为涉案项目的承包方也是涉案钢材的事实需求人，后与鑫利来公司于2019年1月29日签订了购销合同，结合永昌公司、通号公司的主体身份、相互关系以及通号公司与鑫利来公司之间的交易习惯等，本院认为，鑫利来公司后与通号公司通过补签购销合同的方式承接了涉案货物的购买、接收和支付义务，故通号公司应当承担支付涉案货款2834568元的法律责任，一审法院仅以永昌公司与鑫利来公司之间的合同否定通号公司应承担的支付责任，系认定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对于通号公司认为其总共支付了594万元，存在超额支付382885.38元并要求鑫利来公司予以返还的主张，本院认为，通号公司主张已经支付的594万元中，其中发生在2016年至2017年8月3日期间的款项共计369万元，而这些款项在永昌公司与鑫利来公司的对账单中均有体现，且已经作为永昌公司已付款予以相应扣减，结合通号公司与永昌公司的实际关系，永昌公司、通号公司与鑫利来公司之间钢材买卖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本院认为，现通号公司仅以一年之后出具的委托支付情况说明主张此部分款项是其支付，于理不合，亦缺少事实和法律基础，本院对此不予支持。对于产生在2018年8月至2019年2月2日之间的已付款共计225万元，同理，因永昌公司与鑫利来公司对账后，永昌公司实际上仍欠鑫利来公司货款，而通号公司亦认可双方存在滚动供货、滚动付款的情况，故，该笔款项亦不能认定为通号公司针对其购买的钢材而支付的钢材货款。综上，本院认为，通号公司主张存在超付382885.38元的事实不能成立，本院对该主张不予支持。对于鑫利来公司主张的逾期利息问题，通号公司与鑫利来公司均确认最后一次供货时间为2019年1月18日，结合合同约定，考虑到违约时间、主观过错等，本院酌情按照鑫利来公司主张的利息标准从立案之日起即2019年5月16日起计算利息，鉴于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遇节假日顺延）9时30分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故，本案中2019年8月20日之后的利息应当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计算标准。对于通号公司主张的违约金问题，结合上文分析，因通号公司未约定足额支付涉案货款，鑫利来拒绝后续供货要求，不构成违约，通号公司此项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鑫利来公司的上诉主张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部分支持，通号公司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人民法院(2019)黔0115民初364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三项；二、撤销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人民法院(2019)黔0115民初364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三、通号建设集团贵州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贵阳鑫利来物资有限公司支付货款2834568元；四、通号建设集团贵州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贵阳鑫利来物资有限公司支付违约金（以2834568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标准，从2019年5月16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从2019年8月20日起，以2834568元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标准计算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五、驳回贵阳鑫利来物资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4838元，由贵阳鑫利来物资有限公司负担238元、通号建设集团贵州工程有限公司负担14600元，反诉费20244元及诉讼保全费5000元，均由通号建设集团贵州工程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用46742.87元，由贵阳鑫利来物资有限公司负担242.87元，通号建设集团贵州工程有限公司负担465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吴永霞审判员  柳 凡审判员  冯文婷二〇二〇年九月三十日书记员  向兴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