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桂07行初51号 原告钦州市钦北区小董镇西陵村民委员会能屋塘第七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黄京才，组长。 委托代理人黄响贤，男，1962年5月4日出生，汉族，住钦州市钦**，系村民。 委托代理人彭华基，广西众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原行政机关）钦州市钦北区人民政府，住所地钦州市钦**行政信息中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507035871137598。 法定代表人邓洁丽，代区长。 委托代理人冯小芸，钦州市钦北区司法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邱粹红，广西环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复议机关）钦州市人民政府，住所地钦州市永福东大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507007852417279。 法定代表人谭丕创，市长。 委托代理人翁菽伶，钦州市司法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丁焱，广西南国雄鹰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钦州市钦北区小董镇西陵村民委员会西陵第四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黄武才，组长。 委托代理人陆慧玉，广西海岸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钦州市钦北区小董镇西陵村民委员会能屋塘第七村民小组（以下简称能屋塘七组）因与第三人钦州市钦北区小董镇西陵村民委员会西陵第四村民小组（以下简称西陵四组）土地权属纠纷不服被告钦州市钦北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钦北区政府）于2019年12月9日作出的北政处〔2019〕12号《钦州市钦北区人民政府自然资源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书》（以下简称12号处理决定）及被告钦州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钦州市政府）于2020年6月5日作出的钦政复决字〔2020〕29号《钦州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29号复议决定），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20年7月1日受理后，依法向被告钦北区政府、被告钦州市政府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和应诉通知书等诉讼文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8月1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能屋塘七组的委托代理人黄响贤、彭华基，被告钦北区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冯小芸、邱粹红，被告钦州市政府的委托代理人翁菽伶、丁焱，第三人西陵四组的委托代理人陆慧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钦北区政府依第三人西陵四组的确权申请，于2019年12月9日作出12号处理决定。该决定认定：争议地属于长麓岭脚下的坡地，申请人（第三人西陵四组）称为咤造岐，被申请人（原告能屋塘七组）称为长麓岭岭脚，东至黄合贤房屋东面，北至水利沟，南至黄合贤旧瓦房，西至小岭岐（勒竹根），面积约0.2亩。争议地的北边是申请人的林地（分给黄要才使用），西边是被申请人的林地（分给黄高贤使用），南边是能屋塘六组的晒场（分给黄合贤和黄贯贤使用）。争议地解放后、土改、合作化时权属无法查清。1962年四固定时期西陵大队将争议地固定给西陵四队集体所有。六十年代末能屋塘六组黄合贤在本队的晒场上建成瓦房后，便在争议地上种植了一排竹子。1983年分田、、地到户时西陵四队将争议地分给黄良才已故）管理使用,黄良才过世后交由其弟黄要才管理使用,但仍然保留黄合贤种竹的现状。2015年,黄合贤扩建房屋时使用到原种竹的土地,经黄要才同意,黄合贤砍掉竹子筹建房屋。当黄合贤建成一层平顶房后黄高贤提出异议,认为黄合贤扩建房屋的地方属于其承包的土地,因此与黄合贤产生土地使用权纠纷,后经西陵村委会以及小董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但均没有调解成功，随后引发土地所有权争议。2019年5月8日，西陵四组向钦北区政府申请调处确权。被告钦北区政府认为,根据原国家土地管理局《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十九条“实施《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时确定为集体所有的土地,属农民集体所有”的规定,本案经调查1962年四固定时期的大队干部及相关知情人,证实争议地由西陵大队固定给申请人集体所有。虽然黄合贤曾在争议地上种竹并已建房,但黄合贤承认土地所有权属申请人所有,争议地的所有权没有发生变更。申请人主张争议地权属事实清楚,理由充分。而被申请人认为当时土地分配是以水利沟为界,北面是申请人的,南面是被申请人的,经调查无事实依据,被申请人以此为由主张争议地权属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照《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处理条例》第十五条第二款、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特作出如下处理决定：争议土地权属属申请人西陵四组集体所有。能屋塘七组不服，向被告钦州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20年6月5日，被告钦州市政府作出29号复议决定，维持钦北区政府作出的12号处理决定。 原告能屋塘七组诉称，一、本案的基本事实如下：1、本案争议土地位于西陵村委会能屋塘地名为长麓岭岭脚，约有0.42亩坡地是属于原告集体所有的土地,自1962年四固定时期即固定给原告已故村民黄其兆作为自留地种植农作物。黄其兆去世后即由其侄子黄高贤在该地种植芭蕉和荔枝等果树。黄高贤与能屋塘六组村民黄合贤因建房需要,于2014年9月经西陵村委相关干部组织双方就争议土地对换事宜进行协商调解,促使双方达成口头对地协议,将争议土地与黄合贤使用的“猪栏地”相互对换,且在对换地块中埋设石头及砖头为界标。黄合贤在争议土地建成一层砖混结构的房屋后却公然反悔,私自单方面撕毁双方达成的上述对换土地协议,拒不将其“猪栏地”对换交付给黄高贤建房使用,由此导致双方产生争议。2、黄合贤毁约不承认与黄高贤对换上述涉案土地后,于2017年10月向西陵村委会和小董镇综治办申请调解未果。第三人却又于2019年5月8日依据钦北区小董镇人民调解委员会于2017年10月24日作出的人民调解终结告知书向被告1（钦北区政府，下同）申请确认争议土地属于其集体所有。被告1于2019年12月9日作出了12号处理决定书,确认争议土地权属属于第三人集体所有,并于2019年12月26日留置送达于原告负责人黄京才家中。原告不服被告1作出的前述处理决定,在法定行政复议期限内向被告2（钦州市政府，下同）提出行政复议申请,申请撤销被告1所作出的处理决定书,确认争议土地的权属属于原告集体所有。被告2立案受理并经（书面）审查,于2020年6月5日作出了29号复议决定书,维持被告1作出的12号处理决定书,并于2020年6月17日将该复议决定书送达给原告。原告不服该行政复议决定,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二、被告1作出的12号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首先,争议土地在解放前就是原告村民黄高贤的祖宗地,解放后在1962年四固定时期由原西陵大队固定给原告集体所有,由村民黄其兆作为自留地种植农作物,黄其兆去世后即由其侄子黄高贤在该地种植芭蕉和荔枝等果树,一直由原告所属村民黄高贤承包经营及管理使用争议土地,这在整个西陵村委会是客观存在且为广大村民众所周知的事实。该地块四至范围是东至黄贯贤宅隔路相邻为界、南至黄合贤旧瓦房（屋背）为界、西至小岭岐（勒竹根）为界、北至水利沟为界。时至2015年能屋塘六组村民黄合贤用其“猪栏地”与黄高贤对换争议土地,并经西陵村委会的村干部组织协商调解和埋设石头砖块确认界址。黄合贤于2015年扩建房屋时占用争议土地其中的一半面积推平建造楼房,致使原有坡地被毁坏几乎已不复存在后,却公然撕毁与黄高贤所达成的口头对换土地协议,不仅否认了其与黄高贤对换土地的事实,而且将争议土地的权属确认为第三人集体所有。被告1在上述12号处理决定书中据以认定“争议土地解放后、土改、合作化时权属无法查清,1962年四固定时期西陵大队将争议土地固定给西陵四队集体所有……经黄要才同意,黄合贤砍掉竹子筹建房屋”无疑是违背客观实际的错误认定,且没有任何合法有效的证据予以佐证。其次,原告在本案争议处理的过程中从不知晓被告1委派处理本案争议的工作人员是在何时何地向何人调查了解过争议土地的权属问题等事宜,更未曾见过有人对原告及相关人员进行调查及出示12号处理决定书中记载的相关勘界笔录、调查笔录、证人证言及书证等材料。在被告2作出29号复议决定书后,被告2才准许原告从案件材料拍摄上述笔录等书证,原告方才得以知晓看到这些涉案材料。由此可见,被告1在上述12号处理决定书中以“本案经调查1962年四固定时期的大队干部及相关知情人,证实争议土地由西陵大队固定给第三人集体所有”及黄合贤承认争议土地所有权属第三人集体所有,争议土地的所有权没有发生变化为由,认定第三人在本案争议所主张争议土地权属事实清楚,理由充分,并作出12号处理决定书显然有违事实且存在认定事实错误,未免过于主观臆断,具有徇私枉法、偏袒第三人及处理不公之嫌。三、被告2作出的29号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不清,且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有失客观公正性。1、争议土地在解放后及土改、合作化时期的权属均属于原告集体所有是不容争议且客观存在的事实,并完全有据可查、证据确凿充分。在1962年四固定时期,西陵大队将争议土地固定给原告集体所有而不是固定给第三人集体所有，而是1962年固定给原告村民黄其兆作为自留地使用,黄其兆去世后由其侄子黄高贤在争议土地种植芭蕉和荔枝等果树,这是不容篡改的事实。既然是已固定给原告集体所有并分给原告本组村民承包经营的土地,其权属属于原告集体所有完全不可逆转和改变,又岂能任由能屋塘六组村民黄合贤于上世纪60年代末在争议土地上种植了一排竹子。由此可见,被告2在沿用被告1所采信证据材料的基础上,认定“争议土地在土改、合作化时期的权属无从查证。1962年四固定时期,西陵大队将争议土地固定给第三人集体所有。上世纪60年代末,能屋塘六组村民黄合贤为房屋挡风需要,在争议土地上种植了一排竹子。1983年分田地到户时,西陵四队将争议土地分给本队村民黄良才（已故）管理使用,黄良才过世后由其弟黄要才管理使用。2015年能屋塘六组村民黄合贤经黄要才同意,砍掉原种植于争议土地上的竹子并扩建房屋”不仅前后矛盾，没有任何合法有效证据足以佐证,而且与客观事实严重相悖有失客观公正性。2、被告2在29号复议决定书中认定原告称其村民黄高贤将争议土地与黄合贤的“猪栏地”进行对换,但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其观点,其不予支持,却确认被告1将争议土地确定给第三人集体所有符合确权规定,如此做法不仅有违法律规定,而且脱离实际显失公平。四、被告1和被告2所作出的涉案处理决定和复议决定对于争议土地的历史沿革和权属均未能予以查明,缺乏事实依据。1、争议土地的权属在解放后都属于原告的自留地,自四固定时就已固定给原告已故村民黄其兆种植农作物,原告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亦已划分给黄高贤承包经营及管理使用至其于2015年与黄合贤对换黄合贤的“猪栏地”,这一历史沿革是十分清楚明确的,期间从未有人包括第三人所属村民在内提出过对该地块的权属争议。两被告仅凭黄合贤个人承认和某个所谓证人的证词就确认争议土地的权属属于第三人集体所有,显然完全脱离了客观实际,没有任何合法有效证据能够在案佐证,就如同儿戏一般。2、黄合贤与黄高贤于2015年在西陵村委组织调解协商达成口头对换土地协议并埋设石头砖块确址,黄高贤占用争议土地建成一层楼房后,却又反悔拒不将其用于对换的“猪栏地”交给黄高贤承包经营使用的事实具有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因第三人在本案争议中所主张的土地与争议土地根本不属于同一地块,黄合贤扩建房屋所占用争议土地约一半面积,已经彻底改变了争议土地及其相邻原坡地的地形地貌,导致与争议土地相邻地块的四至界址都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已难以恢复,并产生混淆。两被告将属于原告所属村民黄高贤承包经营的争议土地错误地确权给第三人集体所有,所作出的处理决定和复议决定不仅未能查明相关事实，缺乏证据，而且已严重侵害了原告及其所属村民黄高贤的合法权益。两被告实施的上诉行政行为明显违反了公平合理原则，实属处理不当，影响了当地百姓的安定团结，致使人民政府的形象及公信力受损，遗留下了矛盾纠纷的安全隐患。综上所述，原告认为本案争议土地属于原告集体所有是不容争辩且证据确凿充分的事实，两被告作出的12号处理决定书和29号复议决定书存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并严重侵害了原告及其所属村民黄高贤的经济利益。两被告决定将争议土地确权给第三人集体所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实属处理不当，依法应予以撤销。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和原告的合法权益，根据我国《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和《行政诉讼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原告特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一、依法撤销被告1作出的12号处理决定书和被告2作出的29号复议决定书。二、依法确认位于广西钦州市钦北区陵村民委员会能屋塘地名为长麓岭岭脚约有0.42亩坡地（争议土地）权属属于原告集体所有。三、判令第三人将争议土地恢复原状，返还给原告集体所有并交由原告经营管理。四、判令两被告负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本院开庭审理时，原告能屋塘七组补充认为，本案是黄合贤、黄高贤、黄要才个人之间土地使用权纠纷，而非原告能屋塘七组与第三人西陵四组单位之间发生的土地权属纠纷，被告钦北区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 原告能屋塘七组为了支持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钦州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钦政复决字〔2020〕29号）； 2、钦州市人民政府自然资源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书（北政处〔2019〕12号）（含确权示意图）； 3、黄响贤的陈述； 4、小董镇综治办的说明； 5、证人证言； 6、复印件（照片），证明本案争议地及所兑换的猪栏的情况。 被告钦北区政府对原告能屋塘七组提交的证据的“三性”均不予认可。 被告钦州市政府质证认为：原告能屋塘的证据未在调处和复议时提交，与本案无关联。 第三人西陵四组质证认为：证据4小董镇综治办的说明与本案事实相反，对其“三性”不予认可；证据5倒数第三行的内容也是与本案事实相反，第三人西陵**曾去询问过相关村民，他们表示不清楚里面的内容，因此对其“三性”不予认可；证据6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联。 被告钦北区政府辩称，一、原告能屋塘七组在诉状中所称与事实不符。原告在诉状中的事实与理由第一点里面称“本案争议土地位于钦州市钦北区能屋塘地名为长麓岭岭脚约0.42亩坡地是属于原告集体所有的土地,自1962年四固定时期即固定给原告已故村民黄其兆作为自留地种植农作物。黄其兆去世后即由其侄子黄高贤在该地种植芭蕉和荔枝等果树”与事实不符。该争议地属于长麓岭脚下的坡地是事实,原告称为长麓岭脚，第三人称为咤造岭,四至为:东至黄合贤房屋东面,北至水利沟,南至黄合贤旧瓦房,西至小岭岐（勒竹根）,争议的面积只有0.2亩而不是0.42亩。经答辩人调查在1962年四固定的时候,该土地已经由西陵大队固定给第三人使用,是第三人的集体土地。并不存在黄高贤在争议的土地上种植芭蕉及果树的说法。事实上是黄合贤在六十年代末在其本队的土地上建造瓦房后,便在争议地上种植了一排竹子用以挡风,到了1983年分田、、地到户时侯西陵第四村民小组即第三人将争议地分给黄良才使用,黄良才过世后交由其弟黄要才管理使用,但仍然保留种竹子现状。原告在诉状中称“黄高贤与西陵第六村民小组村民黄合贤因建房需要,于2014年9月经西陵村委相关干部组织双方就争议土地对换事宜进行协商调解,促使双方达成口头对地协议,将争议土地与黄合贤使用的猪栏地相互对换,且在对换的地块中埋设石头及砖头为界标,黄合贤在争议土地建成一层砖混结构的房屋后却公然反悔,私自单方面撕毁双方达成的上述对换土地的协议,拒不将其猪栏地对换交付给黄高贤建房使用”也与事实不符。事实是:2015年,黄合贤欲扩建房子使用到种竹子的土地,经黄要才同意,黄合贤砍掉竹子筹建房屋,当黄合贤建成一层房子的时候,黄高贤声称该土地是其承包的土地才引发本案的争议,对换土地使用的说法是原告单方面的说法,原告也拿不出任何书面的对换土地的证据。二、答辩人作出的北政处〔2019〕12号处理决定是正确的,原告的起诉没有任何的事实与法律依据。争议的林地1962年四固定时期已经由当时的西陵大队固定给的事实与法律依据了第三人使用,是第三人的集体土地,答辩人是经过深入的调查,走访相关的知情人员,经证实得出的结论。虽然黄合贤在争议的土地上建房,但黄合贤也承认该土地所有权是第三人的集体土地,争议的土地的所有权没有发生变更。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稳定山权林权完林业生产责任制暂行条例》第四条“集体的山权林权,应以1962年‘四固定’时确定的权属为准,凡是权属清楚的都要稳定下来,‘四固定’后经有关方面协商同意或经政府批准了调整的,一律有效。四固定未确定权属的,可参考合作化时的权属豉现管理范围,确定山权林杈。”原国家土地管理局《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十九条“实施《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时确定为集体所有的土地,属农民集体所有”的规定，答辩人作出的北政处〔2019〕12号处理决定是正确的。争议林地的范围是：东至黄合贤房屋滴水向西75公分，北至西陵四队的竹根底（七队称水利沟），南至黄合贤旧瓦房，西至小岭岐（勒竹根），面积约0.2亩。答辩人曾通知原告到现场勘界，但是原告没有到场。答辩人在村委及镇政府还有群众代表见证下制作了现场勘界笔录及附图，因此该勘界笔录及附图是真实有效的。原告称当时土地分配的时候以水利沟为界，北面是第三人的，南面是原告的，经调查无事实依据，因此原告以此主张争议的土地是其集体所有没有事实和法律的依据。答辩人在作出该争议的林地的处理决定前是经过到实地去勘界并制作了笔录，深入农户进行调查制作了调查笔录，还有证人证言，最后还召开了专题的会议，经集体讨论之后才作出决定，程序合法。综上所述，答辩人作出的北政处〔2019〕12号处理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请贵院予以维持。 被告钦北区政府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自然资源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书，证明依法依程序作出的处理决定。 2、确权申请书，证明申请人提出确权申请。 3、受理通知书，证明立案受理。 4、答复通知书，证明通知被申请人进行答复。 5、证明及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当事人身份、委托人身份。 6、申请人提供的证据《山界林权证》、申请书复印件各一份，拟证明争议地经相邻生产队知情人签字证明属其申请人集体所有。经核实，争议地不在林权证登记的长麓岭范围内。 7、勘界笔录及争议现场勘界图，证明争议地名称、四至范围及面积。 8、黄要才的调查笔录，证明依职权向相关人员调查了解，争议地是西陵四队分给其兄弟黄良才，黄良才已故后由黄要才管理使用，争议地使用人黄合贤建房是经其认可同意。 9、黄京才的调查笔录，证明向被申请人队长调查，了解被申请人的主张和事实、理由。 10、黄高贤的调查笔录，证明依职权向相关人员调查了解。 11、黄则才的调查笔录（四固定时期老干部），证明（1）四固定时期，争议地属西陵4队所有；（2）分岭到户时，4队将争议地分给黄良才管理使用，黄良才过世后由黄要才管理使用；（3）水利沟修建于七十年代；（4）能屋塘6队黄合贤建房经西陵4队黄要才及本队同意的；（5）黄高贤与黄合贤因猪栏地兑换不成从而引发现争议。 12、黄合贤的调查笔录，证明：（1）四固定时期，争议第属西陵4队所有；（2）分岭到户时，4队将争议地分给黄良才管理使用，黄良才过世后由黄要才管理使用；（3）水利沟修建于七十年代；（4）黄高贤与黄合贤因猪栏地兑换不成从而引发现争议地纠纷。 13、黄武才的调查笔录，证明向申请人队长调查，了解被申请人的主张和事实、理由。 14、黄继字的调查笔录，证明（1）四固定时期，争议地属西陵4队所有；（2）分岭到户时，4队将争议地分给黄良才管理使用，黄良才过世后由黄要才管理使用；（3）黄高贤与黄合贤因猪栏地兑换不成从而引发现争议地纠纷；（4）猪栏地是能屋塘7队分给其。 15、黄贯贤的调查笔录，证明（1）四固定时期，争议地属西陵4队所有；（2）分岭到户时，4队将争议地分给黄良才管理使用，黄良才过世后由黄要才管理使用；（3）黄高贤与黄合贤因猪栏地兑换不成从而引发现争议地纠纷；（4）猪栏地是能屋塘7队分给黄继字的。 16、翟才达的调查笔录，证明（1）四固定时期，争议地属西陵4队所有；（2）分岭到户时，4队将争议地分给黄良才管理使用，黄良才过世后由黄要才管理使用；（3）黄高贤与黄合贤因猪栏地兑换不成从而引发现争议地纠纷；（4）猪栏地是能屋塘7队分给黄继字的。 17、黄念邦的调查笔录，证明向相关知情人调查了解。 18、黄相才的调查笔录； 19、黄德才的调查笔录； 20、黄带贤的调查笔录； 21、黄继深的调查笔录； 证据18-21证明：（1）争议地是西陵4队种植管理使用；（2）黄高贤与黄合贤因猪栏地兑换不成从而引发现争议地纠纷。 22、人民调解告知书，证明经镇人民政府调解，未能达成调解协议。 23、调解笔录，证明区人民政府已组织双方进行调解，但未能达成协议。 24、会议纪要，证明已经区政府集体讨论。 25、送达回证，证明法律文书已送达双方当事人。 原告能屋塘七组质证认为：证据1合法性有异议，所附的确权示意图没有面积和相邻四至界至；证据2真实性有异议；证据3-5、9、10、17、25“三性”无异议；证据6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调处时并没有提交该份材料；证据7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证据8、12、18、21真实性有异议；证据11，（黄则才）所述不是事实；证据13、16、20“三性”有异议；证据14，其（黄继字）土地已经给黄合贤使用；证据15“三性”有异议，（黄贯贤）所述不是事实；证据19真实性有异议，其（黄德才）述水沟建造时间与历史不符；证据22真实性无异议，黄合贤确实已经申请调解；证据23有异议，黄继字不参加；证据24，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合法性有异议，按照确权原则应该是一案一议。 被告钦州市政府对被告钦北区政府提供的证据以及所证明的事实没有异议。 第三人西陵四组同意被告钦州市政府的质证意见； 被告钦州市政府辩称，一、答辩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规定履行职责，具有作出钦政复决字〔2020〕29号复议决定的法定职权。被答辩人与第三人钦北区小董镇西陵村民委员会西陵第四村民小组的土地权属确权纠纷已经过钦北区人民政府处理并作出决定，被答辩人不服该决定向答辩人申请复议，答辩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条、第六条、第三十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一条等规定，依法受理并作出钦政复决字〔2020〕29号复议块定书,完全符合法律规定。二、答辩人作出钦政复决字〔2020〕29号行政复议决定所依据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答辩人根据被答辩人与第三人提交的证据材料以及钦北区民政府针对该起纠纷所作的现场勘界笔录、调查笔录、证人证言等材料认定事实如下：(一)争议土地属于长麓岭脚下的坡地,四至界址为:东至黄合贤房屋东面,北至水利沟,南至黄合贤旧瓦房,西至小岭岐(勒竹根)，面积约0.2亩。争议土地的北边是第三人的林地，由第三人村民黄要才管理使用;西边是被答辩人的林地,由被答辩人村民黄高贤管理使用;南边是能屋塘六组的晒场,由能屋塘六组村民黄合贤和黄贯贤管理使用。(二)争议双方均没提供争议土地在土改、合作化时期的权属凭证。1962年“四固定”时期,西陵大队将争议土地固定给西陵四队(现第三人,下同)集体所有。上世纪60年代末,能屋塘六组村民黄合贤为房屋挡风需要,在争议土地上种植了竹子。1983年分田、、地到户时西陵四队将争议土地分给本村民黄良才(已故)管理使用,黄良才过世后由其弟黄要才管理使用。2015年,能屋塘六组村民黄合贤经黄要才同意,砍掉种植于争议土地的竹子并扩建房屋。随后,被答辩人村民黄高贤提出异议,认为黄合贤扩建房屋的地方属于其承包的土地与黄合贤产生土地使用权纠纷。(三)根据原国家土地管理局《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十九条“实施《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时确定为集体所有的土地,属农民集体所有”的规定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十六条第二款、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答辩人认为:1.经调查1962年四固定时期的大队干部及相关知情人,证实争议地由西陵大队固定给第三人集体所有。虽然黄合贤曾在争议地上种竹并已建房,但黄合贤承认土地所有权属第三人所有,争议地的所有权没有发生变更。第三人主张争议地权属事实清楚,证据充分;2.被答辩人称其村民黄高贤将争议土地与黄合贤的“猪栏地”进行对换,但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其观点,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3.钦北区人民政府对该权属纠纷所作出的《钦州市钦北区人民政府自然资源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书》(北政处〔2019〕12号)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不存在《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三款情形,答辩人依据《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对该决定予以维持是正确的。三、答辩人作出的《钦州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钦政复决字〔2019〕29号)程序合法。答辩人在收到被答辩人的行政复议申请后,经审查认为符合行政复议立案标准,决定受理并向被答辩人、钦北区人民政府第三人分别送达了《案件受理通知书》《提出答复通知书》和《行政复议告知书》，同时向被答辩人和第三人发出征求行政调解、和解的通知。因案件复杂，答辩人于向各方当事人送达了《行政复议案件延期通知书》，并在在规定期限内作出复议决定，整个复议流程程序合法。综上，答辩人作出的钦政复决字〔2020〕29号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被答辩人全部诉讼请求，并判令被答辩人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被告钦州市政府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钦州市人民政府组织机构代码证》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证明被告钦州市人民政府具有受理讼争行政复议的法定职权。 2、《钦州市钦北区人民政府自然资源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书》（北政处〔2019〕12号），证明被告钦州市钦北区人民政府对原告与第三人的土地权属纠纷作出了行政处理决定。 3、《行政复议申请书》及签收材料，证据（1）证明原告申请复议的内容为“关于小董镇××村民委员会××屋××村民小组与董镇××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土地权属纠纷的处理决定”；（2）被告钦州市人民政府收到原告复议申请的时间。 4、钦政受决字〔2020〕24-1号《钦州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案件受理通知书》； 5、钦政受决字〔2020〕24-2号《提出答复通知书》； 6、钦政复告字〔2020〕24-3号《钦州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告知书》； 7、《关于征求行政调解、和解意愿的通知》； 8、钦政复延字〔2020〕17-1、2、3号《钦州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案件延期通知书》； 证据4-8证明（1）被告钦州市人民政府在法定期限内对原告的复议申请进行受理；（2）证明被告钦州市人民政府在法定期限内履行复议职责。 9、钦政复决字〔2020〕29号《钦州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及原告签收凭证，证明被告钦州市人民政府根据事实和法律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复议决定并送达当事人。 原告能屋塘七组对证据1、4-6、8的“三性”无异议；证据2处理决定在程序上是违法的；证据3真实性有异议，本案是个人之间的纠纷；证据7，原告没有收到该份通知；证据9，原告认为钦州市政府的复议决定应当责令钦北区政府重新作出处理决定，而不是维持。 被告钦北区政府、第三人西陵四组对被告钦州市政府的证据无异议。 第三人西陵四组述称，一、钦北区政府作出的北政处〔2019〕12号《自然资源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书》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钦北区政府受理答辩人西陵四组提出的自然资源权属确权申请后，经调查查明,争议地属于长麓岭脚下的坡地,答辩人西陵四组称为“咤造岐”，能屋塘七组称为“长麓岭岭脚”，东至黄合贤房屋东面,北至水利沟,南至黄合贤旧瓦房,西至小岭岐（勒竹根）,面积约0.2亩。争议地的北边是答辩人西陵四组的林地（分给黄要才使用）,西边是能屋塘七组的林地（分给黄高贤使用）,南边是能屋塘六组的晒场（分给黄合贤和黄贯贤使用）。该争议地解放前属四队黄其基所有,1962年四固定时期，西陵大队将争议地固定给西陵四队集体所有。六十年代末能屋塘六组黄合贤在本队的晒场上建成瓦房后,便在争议地上种植了一排竹子、果树等。1983年分田、、地到户时西陵四队将争议地分给黄良才已故）管理使用,黄良才过世后交由其弟黄要才管理使用，但仍然保留黄合贤种竹的现状。2015年,黄合贤扩建房屋时使用到原种竹的土地,经黄要才同意,黄合贤砍掉竹子、果树筹建房屋,黄高贤看到后就开始无理取闹,称黄合贤扩建房屋的土地属于其承包的土地,后又称这片地是他祖宗地,因此与黄合贤产生土地使用权纠纷,后经西陵村委会以及小董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但均没有调解成功，随后引发土地所有权争议。以上事实有现场勘界笔录、调查笔录、证人证言以及书证等材料予以证实。钦北区政府认为,根据原国家土地管理局《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十九条“实施《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时确定为集体所有的土地,属农民集体所有”的规定,本案经调查1962年四固定时期的大队干部及相关知情人,证实争议地由西陵大队固定给答辩人西陵第四村民小组集体所有。虽然黄合贤曾在争议地上种竹并已建房，但黄合贤也承认土地所有权属西陵第四村民小组所有,争议地的所有权没有发生变更。所以,钦北区政府经充分调查后认为答辩人西陵四组主张的争议地权属事实清楚,理由充分，作出的争议土地权属属答辩人西陵四组集体所有的北政处〔2019〕12号《自然资源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书》正确,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二、钦北区政府作出的北政处〔2019〕12号《自然资源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书》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以维持。《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十六条第二款“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林地权属纠纷,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的规定,钦北区政府作为县级人民政府,依法有权根据答辩人西陵四组的申请作出处理决定。钦北区政府受理答辩人的自然资源属确权申请后,依法组织调査组开展调查取证、踏勘争议现场,并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并向相关知情人员调查取证，根据查明的事实，依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申请人的主张有确实、充分证据的，做出支持其主张的决定”的规定，经钦北区政府集体讨论，依法作出的北政处〔2019〕12号《自然资源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书》程序合法、依法有据。三、钦州市政府作出的29号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公正合理。综上所述，钦北区政府作出的北政处〔2019〕12号《自然资源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书》、钦州市政府作出的钦政复决字〔2020〕2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彰显政府的公平、公开、公正原则，能屋塘七组个别村民无理取闹，胡搅蛮缠的行为不应得到支持，请求依法驳回能屋塘七组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西陵四组没有向本院提交证据。 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对各方当事人的证据综合认证如下： 被告钦北区政府的证据1-5能证明被告钦北区政府依第三人西陵四组的确权申请，对原告能屋塘七组和第三人的土地纠纷履行了受理、送达相关法律文书、作出处理决定等程序性职责以及能证明争议双方当事人、代理人身份情况，予以采信；证据6，《山界林权证》虽然登记的林地与争议地无关，但能证明第三人西陵四组分给其村民黄要才林地的西向界至为长麓岭岭岐，对该证登记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申请书能证明本案是不同村民小组村民个人之间土地使用权纠纷，实际是不同村民小组之间的土地所有权争议，予以采信；证据7能证明被告钦北区政府组织争议双方当事人的群众代表以及西陵村委会、小董镇政府相关人员对争议土地实地勘验、确定争议土地的界至并由争议双方当事人群众代表以及村、镇相关人员签名确认，予以采信；证据8、11-12、14-21黄要才（西陵**村民）、黄则才（西陵**村民、“四固定”时期队干）、黄合贤（能屋塘**村民）、黄继字（能屋塘**村民、“四清”时期队干）、黄贯贤（能屋塘**村民）、翟才达（西陵**人、村委治保主任）、黄相才（能屋塘**村民）、黄德才（西陵**村民）、黄带贤（西陵**村民）、黄继深（西（西陵**村民）查笔录互相印证，能够综合证明下列事实：①“四固定”时期争议地由原西陵大队（现西陵村委会）固定给西陵生产队（现第三人西陵四组）；②第三人西陵四组与原告能屋塘七组的岭地以长麓岭岭岐为分界，东边属于第三人西陵四组，西边属于原告能屋塘七组，争议地位于岭岐的东边；③上世纪八十年代争议地由第三人西陵四组分给其村民黄良才管理使用，黄良才去世后，由其弟弟黄要才管理使用；④上世纪六十年代末，能屋塘六组村民黄合贤在本队嗮场建好房屋后，为了挡住风尘，在自家房屋后的争议地上种了一排竹子；2015年黄合贤经征得黄要才同意，砍掉竹子，占用部分争议地扩建房屋。对黄要才等人调查笔录中涉及上述事实部分予以采信；证据9-10、17黄京才、黄高贤、黄念邦的调查笔录，拟证明①争议地在“四固定”时期由原西陵大队（现西陵村委会）固定给能屋塘生产队（现原告能屋塘七组）；②上世纪六十年代能屋塘村民黄其兆在争议地种植农作物，八十年代争议地由原告能屋塘七组分给其村民黄高贤管理使用，黄高贤在争议地种芭蕉、荔枝树等作物；③第三人西陵四组与原告能屋塘七组的岭地以原水利沟为分界，南边属于原告能屋塘七组，北边属于第三人西陵四组，争议地位于原水利沟的南边。黄京才、黄高贤、黄念邦的调查笔录虽然能互相印证，但由于，但由于其三人均是原告能屋塘**的村民，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且与其他证人证言（调查笔录）证明的事实相互矛盾，不予采信；证据13黄武才的调查笔录所述与本案待证事实没有关联，不予采信；证据22-25能证明被告钦北区政府在作出12号处理决定前，已经履行了调解、区政府讨论决定等法定程序以及作出12号处理决定后又送达了当事人，予以采信。 被告钦州市政府的证据能证明被告钦州市政府的信息情况以及在复议阶段履行了受理、审查、作出复议决定、送达等法定步骤，予以采信。 原告能屋塘七组提交的29号复议决定、12号处理决定不属于证据范畴，不作认定；证据3、4没有其他证据印证，不予采信；证据5不符合证人证言的形式要件，不予采信；证据6与本案待证事实没有关联性，不予采信。 经审理查明，原告能屋塘七组与第三人西陵四组争议的土地位于长麓岭岭脚的坡地，第三人称为咤造岐，原告称为长麓岭岭脚。四至为：东至黄合贤房屋东面，北至水利沟，南至黄合贤旧瓦房，西至小岭岐（勒竹根），面积约0.2亩。原告能屋塘七组与第三人西陵四组均不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争议地在土改、合作化时期属其村民所有，被告钦北区政府也无法查清。1962年“四固定”时期，原西陵大队（现西陵村委会）将争议地固定给原西陵生产队（现西陵四组）集体所有。上世纪六十年代末，能屋塘六组村民黄合贤在本队晒场建成瓦房后，便在争议地上种植一排竹子来挡风尘。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第三人西陵四组将争议地分给黄良才管理使用,黄良才过世后由其弟黄要才管理使用。2015年,能屋塘六组村民黄合贤扩建房屋时使用到部分争议地,经协商黄要才同意,黄合贤砍掉争议地上的竹子建房。黄合贤建成一层平顶房后，原告能屋塘七组村民黄高贤以黄合贤扩建房屋的地方属于其承包的土地为由提出异议,从而与黄合贤产生土地使用权纠纷,后经西陵村委会以及小董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未果，随后引发原告能屋塘七组与第三人西陵四组之间土地所有权争议。2019年5月8日，第三人西陵四组向被告钦北区政府申请调处确权，同年12月9日作出被告钦北区政府作出12号处理决定，将争议地权属确认给第三人西陵四组。原告能屋塘七组不服，向被告钦州市政府申请复议，2020年6月5日，被告钦州市政府作出29号复议决定，维持被告钦北区政府作出的12号处理决定。 本院认为，根据《国务院批转广西壮族自治区关于处理土地山林水利纠纷的情况报告》（国发〔1980〕135号）附件第三点第（二）项、《广西壮族自治区稳定山权林权、完善林业责任制暂行条例》（桂发〔1982〕36号）第四条等规定，集体山权林权一般应以土改、合作化、“四固定”时的定论为依据。对于解放后党政机关的处理决定或者经政府批准作了调整以及双方商定的协议，一律有效，应当维持。本案中，原告能屋塘七组、第三人西陵四组均不能提供土改、合作化、“四固定”时期争议地的书面权属凭证，被告钦北区政府也没有收集到。。但被告钦**通过调查包括原告能屋塘**老队干在内及其他相关知情人，明争议地在“四固定”时期已经由原西陵大队（现西陵村委会）固定给原西陵生产队（现西陵四组）集体所有，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第三人西陵四组将争议地分给黄良才管理使用,黄良才过世后由其弟黄要才管理使用；上述知情人还证明原告能屋塘七组与第三人西陵四组的岭地以长麓岭岭岐为分界，东边属于第三人西陵四组所有，西边属于原告能屋塘七组所有，争议地位于岭岐的东边。虽然能屋塘六组村民黄合贤在争议地上种植过竹子，占用部分争议地建房，但其承认争议地是第三人西陵四组集体所有，且能屋塘六组也没有主张争议地的权属。因此，被告钦北区作出的12号处理决定将争议地权属确认给第三人西陵四组基本事实清楚，主要证据充分；被告钦州市政府经复议审查，作出的29号复议决定维持被告钦北区政府的12号处理决定正确。 关于原告能屋塘七组提出本案是个人之间土地使用权争议，应由乡镇人民政府调处的理由。主审人认为，本案形式上是个人之间的土地使用权争议，但由于，，但由于争议双方属于不同的村民小组的村民，所在村民小组集体之间的土地所有权争议，实际上本案也是由第三人西陵四组集体以原告能屋塘七组集体为被申请人向被告钦北区政府提出确权申请。因此，本案由被告钦北区政府立案处理符合《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原告能屋塘七组的上述理由不成立，不予采纳。 关于原告能屋塘七组提出争议地在“四固定”时期由原西陵大队（现西陵村委会）固定给其集体所有、上世纪六十年代其村民黄其兆在争议地种植农作物，八十年代争议地分给其村民黄高贤管理使用，黄高贤在争议地种芭蕉、荔枝树等作物以及第三人西陵四组与原告能屋塘七组的岭地以原水利沟为分界，南边属于原告能屋塘七组，北边属于第三人西陵四组，争议地位于原水利沟南边，争议地应属原告能屋塘七组所有的理由。主审人认为，上述理由是根据原告能屋塘七组组长黄京才以及其村民黄高贤、黄念邦提出，由于其，由于其三人均是原告能屋塘**的村民，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且与其他证人证言（调查笔录）证明的事实相互矛盾，故原告能屋塘七组的上述理由不成立，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被告钦北区政府作出12号处理决定主要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被告钦州市政府履行了受理、审查、作出复议决定、送达等法定步骤，作出的29号复议决定维持12号处理决定正确。原告能屋塘七组的诉讼理由及诉讼请求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法规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钦州市钦北区小董镇西陵村民委员会能屋塘第七村民小组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钦州市钦北区小董镇西陵村民委员会能屋塘第七村民小组。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宁 盛 审判员 黄应锐 审判员 韦乐熙 二〇二〇年九月三日 书记员 郭杨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