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07民终307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赣州金尾鱼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赣州市龙南县龙南镇红岩村红梅小组**。法定代表人：唐修德，系该公司总经理兼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彩东，江西大榕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龙南县民政局，，住所地：龙南县龙南镇仙岩大道**法定代表人：钟太星。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洲铭，男，汉族，1990年5月18日生，住江西省赣州市龙南县，系民政局干部。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南生，龙南县经贸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赣州金尾鱼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下称金尾鱼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龙南县民政局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龙南县人民法院（2020）赣0727民初3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案于2020年8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书面审理。上诉人金尾鱼公司法定代表人唐修德、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彩东，被上诉人龙南县民政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洲铭、刘南生参加了本院组织的调查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金尾鱼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请，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其上诉主要理由：一、一审判决错误回应上诉人要求调增报酬（变更合同）的诉讼请求。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是在发现实际工作量超出预估量，与被上诉人协商无果的情况下，求助法院变更合同调增工作报酬的请求，包含了继续履行合同的意思，包含了如果被上诉人终止合同应支付上诉人已完成工作报酬的意思。一审法院却以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的合同不存在可变更可撤销的条件为由，错误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判非所请。上诉人的请求，并非是要求被上诉人支付工作量达到总工作量的80%条件下的预付费用5万元。被上诉人早于2020年1月13日书面表明单方终止合同，一审法院怎么还按合同第七条第2款来判决呢。二、一审法院没有切实处理争执双方的纠纷，没有做到案结事了。当上诉人在实际工作量超出预估量向被上诉人提出增加报酬时，被上诉人却书面向上诉人发出终止合同函时，双方的意思表示达不成一致，陷入僵局诉至法院时，实际上双方都知道继续履行合同已成为不可能。双方当事人在诉讼文书中都没有明确表达“继续履行合同”还是“解除合同”的诉求。而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调增报酬，这个诉讼请求蕴含了要求继续履行合同下的变更合同的意思表示。法院应当向当事人释明，让当事人明确表达请求“继续履行合同”还是“解除合同”。原审法院没有这样做，程序违法。如此判决，导致的后果是，被上诉人早已终止合同，打官司时却不请求解除合同。而上诉人想继续履行合同却得不到被上诉人的配合和允许。因为原审判决，让上诉人不仅不能达成变更合同增加报酬后继续履行合同的目的，而且已经完成的档案41943件的报酬，除去已获得4.5万元外的剩余报酬都成了泡影。既然被上诉人曾经明确表达终止合同，无论这41943件档案是否达到总档案量的80％，无论整理工作报酬单价如何确定，除去上诉人已获得的4.5万元外，被上诉人都还应付钱给上诉人。这笔剩余报酬已包含在上诉人原审的诉讼请求之中。原审法院不能漠视上诉人这笔剩余报酬。原审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客观上帮被上诉人“吃”掉了上诉人已完成的劳动成果，这公平吗？其实，在上诉人提出档案量大大超出预估量时，被上诉人对于上诉人提出的合理要求置之不理时，被上诉人不仅不想增加上诉人的劳动价值，还想在上诉人不愿屈尊就贱的情况下“吃”掉己经完成档案的剩余报酬。原审判决帮被上诉人达到了非法目的。按理，既然被上诉人单方首先终止了合同，被上诉人应主动对上诉人已完成尚未给付的档案整理报酬进行结算，法院也应该这样做，才能做到案结事了，才符合公平的法律之精神。现在，案结了，事未了，纠纷仍在，原审法院不仅没有起到调节社会利益解决矛盾的审判职能和作用，还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三、原审法院轻率地下结论说上诉人完成的工作量没有达到被上诉人实际需整理总档案量的80％，并据此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既不严肃也是错误的。作为判决书，结论应以查证无误的事实为前提和基础。原审法院办案人员没有精确计算被上诉人实际需整理总档案量究竟是多少件，怎么就能判断上诉人已完成的41943件档案没有达到被上诉人实际需整理总档案量的80％呢？四、本案代理人的代理行为违反了《民法总则》关于双方代理的禁止性规定，可能损害上诉人的利益，原审法院没有制止纠正，将错就错，程序违法。上诉人原审代理人唐晓端和被上诉人原代理人刘南山，系同一法律服务所龙南县经贸法律服务所的法律工作者。法律工作者不是以个人名义开展法律服务，只是所属法律服务机构指派的代理事务的承办人。无论是担任法律顾问，还是担任代理人。即使刘南生是以法律顾问的身份而不是以委托代理人的身份出现在判决书中，但他实际是龙南县经贸法律服务所为被上诉人法律顾问的承办人而已。法律顾问也是一种代理行为。出庭参与诉讼就更是代理行为。原审原被告的代理人实际都是龙南县经贸法律服务所的。这种情形，违反了《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款规定：代理人不得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与自己同时代理的其他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但是被代理的双方同意或者追认的除外。原审法院任其违法代理，程序违法。金尾鱼公司补充上诉理由如下：1.合同签订之前双方没有对应该或需要整理的档案制作对账单或交接单，导致合同履行过程中对于档案总量没有确切的数字，这点双方都有过错。2.原审判决第八页第一段认定“原告于2019年12月5日复工，数日后又停工”。这个认定不是说明上诉人故意怠工，而是正常的工人休息，这里包括与被上诉人之间协调的时间。3.原审判决认定“被告于2020年1月15日发出《关于因金尾鱼公司违约终止答案整理合同的函》，函内容……”这个认定中说金尾鱼公司违约是错误的，被上诉人在这个函中实际上已经终止了本案的合同，导致后来上诉人即使有继续履行合同的意愿，也得不到配合。4.原审判决第八页倒数第二段认定：“2020年4月23日，本院工作人员组织双方当事人及档案馆相关人员现场查看了部分档案”，但是没有统计仍有多少未整理的档案，导致档案总量仍然是个未知数，这样一来导致原审判决第九页认定：“原告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已完成档案整理总量的80%，缺乏事实依据”。这是原审法院的失误。5.原审判决第八页认定：“本院工作人员建议原告继续完成档案整理工作以便于核算工作量，但其明确表示不同意”这个认定不准确，真实情况是在被告之前终止合同的情况下，原告无法继续履行合同，因为得不到被告的配合。6.原审判决第八页认定原告没有提交整理档案期间的费用支出材料，我们申请二审予以补强。7.在原审判决第九页认定：“本案中，原告系具有资质档案资料整理公司，其对工作内容、工作总量具有相应的专业判断能力，相对于被告而言，在档案知识方面更具有优势，因此本案不存在利用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的情形，不符合现实公平的构成要件”。我方对该认定的意见是：（1）对于档案数量的判定并不是依赖专业知识和技能，而是依靠普通的认知和判断能力，在这方面原被告是一样的条件和能力，原告并不比被告更有优势和条件；（2）之所以没有判断准确档案总量是因为被告隐瞒了绝大部分档案材料，只让原告看了二楼和六楼的档案，当一方故意隐瞒真实情况不给对方了解的情况下，况且被告还是保管档案的一方，原告无法了解统计确切的档案数量，在这点上被告欺诈了原告，一审期间由于诉讼技巧和顾及面子原告没有明确的提出被告欺诈原告的观点。被上诉人龙南县民政局答辩称：一、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1.在答辩人启动档案整理工作后，先后收到多家专业档案公司对该项目的承包申请，并对答辩人各楼层各股室的存量档案进行工作量现场勘验后，收到6家专业档案整理公司档案整理包干报价，除1家公司报价略高于15万元，其他报价均在15万内。答辩人按程序经局长办公会议讨论后，最终从中选择了报价处于中等位置的金尾鱼公司。从中说明，15万元作为档案整理包干费用符合市场价格预期价格，不存在偏离市场行情，违背公平原则。2.上诉人系档案资料整理的专业公司，具备比答辩人更加专业的档案技能，对合同中工作量的约定有足够的把握和预料，在订立《合同》时处于优势地位。《合同》对档案的整理范围、整理要求、包干支付费用、工期要求、付款方式等主要条款都作了明确的约定，也经过双方慎重考虑，多次磋商交换意见后订立的，双方的约定完全是在依法、平等、自愿的基础上订立，任何一方没有对另一方采取欺诈和胁迫手段。上诉人认为，上诉人就档案整理与答辩人协商无果的情况下，向法院求助变更合同增加工作报酬，包括了继续履行合同的意思。上诉人的这一意愿违反了合同自治原则，法院不能重新要求任何一方要怎么变更合同，法院也不可能脱离双方原合同条款强求任何一方履行原来没有约定的义务。众所周知，合同只能是双方当事人的合意表示，该合意只要不违反法律和相关政策的规定就行，因此，上诉人想通过法院强令一方变更合同条款调整工作报酬的要求依法不能得到支持。3.答辩人包干的档案中存在大量已整理好的档案（如优抚、部分婚姻和文书档案），并与上诉人在确认档案范围过程中，将各楼层各股室的存量档案均进行了实地查看，我方在此过程中没有任何隐瞒行为，上诉人在多次实地查验后，仍然确定接受封顶包干的约定。在合同签订后只对已整理好基础性较强的档案开展整理移交工作，对亟待整理的散乱档案不予作业，并在提供自己列举的没有任何证明作用的巨额成本支出基础上，反而要求在现有工作量上另行定价，计价增加额外报酬，严重违法了合同中的“包干”规定。同时，一审期间，上诉人自己认可还有至少50％的档案(4-5万件)没有整理，又认为已整理的档案超过了80％，上诉人如此自相矛盾的说法在没有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依法不能得到支持。4.在一审开庭前，主审法官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代理人都是同一法律服务所的事实，已当庭询问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唐修德，唐修德当庭同意答辩人的代理人为其诉讼代理人，因此在得到了双方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其同所律师参加一案的诉讼不违反相关法规的规定。二、一审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审法院对于处理该案已持谨慎、慎重态度，在开庭后几名法官多次请上诉人、答辩人和档案局工作人员到档案整理现场和档案馆进行调查核实，并多次进行了调解工作，上诉人全然不顾自己多次违反合同约定的事实，始终要求索取超过合同之外的大额报酬，导致调解无效，最终法院根据双方的证据和答辩，依法作出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人的诉请，维护法律的公平正义。被上诉人补充答辩称：1.对于双方没有制作对账单这项，上诉人是专业人员，被上诉人是事业单位，对整理档案是外行，因此被上诉人在这方面没有过错。2.上诉人认为2019年5月2日的停工是工人的休息，但是上诉人并没有告知被上诉人是休息，因此这是上诉人故意怠工的行为。3.被上诉人根据双方合同，上诉人早已逾期，在被上诉人宽限的时间内仍然没有完成档案整理，因此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发出了函告要求终止双方合同，这是事实。4.上诉人主张已完成80%这个数字是上诉人在一审互相矛盾的说法，上诉人在一审时既说完成了档案总量的80%，又说还有至少50%没有完成，所以这些都是上诉人在一审和上诉状中所提到的。5.在一审庭审之后，一审法院到了被上诉人单位当面征询了上诉人的意见，要求上诉人继续履行合同，但是上诉人明确表示不同意继续履行合同，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6.在一审开庭之后，一审法官确实是叫上诉人提交支付工人工资的证据材料，但是至二审开庭上诉人仍以各种理由没有提交，我方认为即使上诉人提交了其支付工人工资的微信记录，也应该按照双方的合同进行履行，因为双方合同是包干的，即最高以15万元为上诉人给被上诉人整理档案的费用，上诉人支付多少费用给其雇佣的工人与被上诉人无关。7.对于上诉人所说的工作总量问题，被上诉人作为事业单位没有必要对上诉人采取隐瞒和欺诈，而且当时有六家整理档案的专业公司要与被上诉人订立合同，最后被上诉人通过局长办公会讨论接受了上诉人并与上诉人签订了合同，因此被上诉人不存在隐瞒和欺诈的行为。金尾鱼公司向一审法院的诉讼请求：1.由被告支付原告档案整理余款164715元（前期）+15000元（后期）=179715元。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被告龙南县民政局依据中共龙南县委办公室龙办字[2018]19号《关于做好到期档案移交工作的通知》，决定对本单位的档案材料进行整理。龙南县人民政府办公室于2019年3月7日作出龙府办批[2019]160号文件，同意“由县财政追加安排聘请档案整理专业机构对民政业务档案整理工作资金15万元”。经实地察看档案后，原告（乙方）、被告（甲方）于2019年4月23日签订《合同》，约定如下：一、整理范围：甲方现有所有档案（包含机关文书档案和各股室业务档案）进行整理。要求对档案进行规范整理，包含分类、鉴定、排列、编号、打页码、编目、盖档号章、装订、打印目录、装订目录成册、装盒、上架等工作，以及编制档案目录册，达到档案规范整理要求…。三、整理档案费用：档案费用计费方式双方约定为：以件计算的每件5元，需整理成卷归档的必须整理成卷归档，件数最终以移交县档案局和甲方验收入库后的数量计量，档案整理总费用以15万元为包干上限费用，15万元以内甲方据实支付。甲方除以上约定支付的费用外，不再支付其他任何费用。四、工期要求：从2019年4月23日至2019年10月30日…六、…同时，除不可抗因素外，不得单方面终止本项目实施，对不符合技术要求的材料，必须无偿返工。七、付款方式：1.合同签订后，乙方进场开展整理档案工作的10个工作日后，甲方预付乙方最高限额费用15万元的30%资金，计人民币4.5万元整。2.甲方验收认定乙方完成80%工作量后，甲方预付乙方档案整理费用5万元整。3.全部档案整理完成后，必须由甲方和县档案局共同验收合格后，将剩余档案整理费用支付给乙方。被告已按合同约定支付第一期费用4.5万元。合同履行过程中，原告认为其预估不准、无法衡量工作量、合同约定存在瑕疵、包干上限条件违背了公平原则等，遂于2019年10月12日停工，并向被告发出《关于民政局整理档案工作的情况汇报》，载明：“2019年4月23日签好合同后，我们马上组织人力物力抓紧整理。至2019年10月12日，已整理好验收合格交给有关部门，共41943件，共1376盒。这些是我们辛辛苦苦的劳动成果。但是通过粗略计算，这些远远超过我们计划的数量，各项支出也大大超出计划。这是我们错了，但做了那么多，亏了那么多也算受到惩罚了，继续再亏一些，但千万不能亏太多太多了，同情下我们打工崽的辛酸，帮您们做好收尾，3元每件，总价不超过15万元，写个补充合同，或者看有没有更好的解决目前我们的困境，非常感谢领导们的体谅…共计支出约172800元”。被告则认为原告已整理交付的档案未达到50%、原告已严重违约、存在消极怠工的情况，遂于2019年11月7日向原告发出《督促函》，要求原告在2019年12月20日完成剩余档案的整理交付工作。原告于2019年12月5日左右复工，数日后又停工。被告于2020年1月15日发出《关于因金尾鱼公司违约终止档案整理合同的函》，函告内容如下：“…1、在贵公司收到本律师函后，《档案整理合同》因贵公司屡次严重违约行为，于2019年12月20日24时后自然终止执行，我委托方不再支付合同剩余费用给贵公司。2、鉴于贵公司前期确有部分档案（均为已具备较好基础的档案）通过验收移交，对已拨付资金龙南县民政局将保留追偿的权利。3、针对贵公司屡次严重违约行为，我委托方保留追究贵公司违反合同造成本单位合法权益遭受损害、损失的法律权利。”一审另查明，原告共整理移交档案41943件，其中婚姻档案35423件（每件约十页左右），退伍军人档案6520件。2020年4月23日，一审法院工作人员组织双方当事人及档案馆相关人员现场察看了部分档案，并向有关工作人员了解了案件情况，经协商调解无果；一审法院工作人员建议原告继续完成档案整理工作，以便于核算工作量，但其明确表示不同意；一审法院工作人员还建议原告提交其在民政局整理档案期间的费用支出材料，但其未向法院提交。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的《合同》，是基于双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不存在欺诈、胁迫的情形，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依法有效，双方均应严格履行《合同》确定的权利义务。原告主张《合同》有失公平，理由是计价方式不合理、档案数量远超预期等，并要求被告支付档案整理余款179715元。一审法院认为：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的，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本案中，原告系具有资质的档案资料整理公司，其对工作内容、工作总量具有相应的专业判断能力，相对于被告而言在档案知识方面更具有优势，因此本案不存在利用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的情形，不符合显失公平的构成要件，因此涉案《合同》不符合予以变更或撤销的法定情形。第二，涉案《合同》明确约定“以件计算的每件5元，需整理成卷归档的必须整理成卷归档，件数最终以移交县档案局和甲方验收入库后的数量计量，档案整理总费用以15万元为包干上限费用，15万元以内甲方据实支付。甲方除以上约定支付的费用外，不再支付其他任何费用”，该约定内容非常明确，即以15万元为包干总价，15万元以内按每件5元价格计付。原告目前虽然已完成41943件档案的整理工作，但因涉及费用包干的约定，且不同类型档案的整理难度确实存在差异，因此不能仅以已完工档案件数衡量工作量。鉴于原告未提交证据证明其目前已支出的相关费用，其他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已完成档案整理总量的80%，因此目前不符合合同约定的付款条件。综上，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档案整理余款179715元的诉讼请求，证据不充分，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赣州金尾鱼信息服务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947元（已减半），由原告承担。二审审理中，上诉人向法庭提交以下证据：档案整理计划书、金尾鱼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业务费、金尾鱼信息服务有限公司职工通信录，证明在整理档案合同履行过程中，上诉人曾聘请这些工人开支了工人工资，另外支付了一些其他费用。被上诉人质证认为该组证据既不是证据也不是新证据，我们是按照双方的合同我们没有违约，我们与上诉人签订合同的金额也是根据县政府办发的函，要求不能超过15万元，这个函也给了上诉人看，对方也知道了，如果超出了财政开支没有办法支付，也经过了局长办公会的讨论才与上诉人签订合同。庭后上诉人补充提交了金尾鱼公司2019年4月至10月职工工资表7份、2019年12月职工工资表1份以及工资汇总表1份，共计9份工资表，证明上诉人在整理档案期间的费用支出材料。被上诉人对该9份工资表的“三性”均有异议，上诉人金尾鱼公司所称的职工工资表，既没有上诉人与职工签订的劳动合同证明其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也没有职工个人对领取工资的签名，更没有银行转账的流水予以佐证，况且上诉人金尾鱼公司与龙南县民政局订立服务合同的同时，上诉人金尾鱼公司也与龙南市自然资源局、龙南镇人民政府也订立了整理档案服务合同。因此，即便上述职工所领工资是事实，也无法证明这些职工是为哪个单位整理档案时发生的工资。本院认为上诉人金尾鱼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因整理龙南县民政局档案所付的支出。被上诉人龙南县民政局未向法庭提交新的证据。二审认定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金尾鱼公司与龙南县民政局签订的《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应当按照约定履行合同义务。上诉人金尾鱼公司认为龙南县民政局在合同签订过程中隐瞒档案数量，实际现存需要整理的档案数量与合同约定需要整理的档案数量严重不符，15万元上限包干的费用显失公平，故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要求增加工作报酬。本院认为，上诉人要求增加工作报酬属于合同的变更。第一，在上诉人2019年10月12日停工并向龙南县民政局发出《关于民政局整理档案工作的情况汇报》后，龙南县民政局并没有予以回复，双方实际上并没有达成变更合同的合意。第二，上诉人称签约时被上诉人仅带上诉人察看了一部分楼层，还有一些楼层并没有察看，但被上诉人对此否认，上诉人也未对此举证。上诉人金尾鱼公司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在合同签订之前龙南县民政局存在故意隐瞒档案数量的情形，而且经过多家专业档案整理公司的现场勘验，大多数公司给出的包干报价亦在15万元左右，上诉人金尾鱼公司作为专业的档案整理公司，对合同整理档案费用上限包干15万元也是基于在档案整理方面的专业判断，并没有偏离市场预期行情。故其双方签订的《合同》不存在依法应当予以变更的情形。经本院释明，上诉人金尾鱼公司向本院提交了其自行整理制作的2019年4-10月、12月职工工资汇总表，并未提交微信转账记录凭证，而且其职工在整理龙南县民政局档案的同时还参与了其他单位的档案整理项目，上诉人为案涉项目投入的费用无法区分，实际上无法证明其专门为案涉项目已支付的费用。关于上诉人的诉请问题。第一，案涉《合同》并没有明确约定需要整理档案的具体数量，仅是约定“甲方现有所有档案（包含机关文书档案和各股室业务档案）”，虽然已完成数量为41943件，但缺乏计算比例的基数，无法确定该41943件占比80%。第二，按照《合同》约定的付款方式，上诉人进场后，预付4.5万元，被上诉人认定上诉人已完成80%的工作量后，预付上诉人档案整理费5万元，全部档案完成后，再支付上诉人剩余整理费用（15万元-4.5万元-5万元=5.5万元）。退一步来讲，即使上诉人已完成的数量占80%，也仅是再支付5万元，并不能支撑上诉人诉讼请求的金额179715元。何况，被上诉人认为，41943件这个数量的档案实际上是前期基础较好的档案，真正需要较大工作量的档案还没有开始整理。综上分析，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鉴于上诉人在履行合同过程后，已书面表示按原合同计价太亏，做不下来，要求变更，但未获同意。而被上诉人也书面通知上诉人合同于2019年12月20日终止执行。此后双方没有再继续履行案涉《合同》。虽然双方没有在本案中诉请解除或确认解除案涉《合同》，但该《合同》已丧失继续履行的信任基础，也已实际解除。由于缺乏15万元整理款所对应的应整理档案数量，已完成的41943件档案如何计价不明确。《合同》解除后，对于已完成的41943件档案，上诉人要求增加费用，缺乏依据，被上诉人若要求上诉人退费，也缺乏依据。基此，已支付的4.5万元，可视为前期已完成的41943件的整理费用。关于一审程序问题。刘南生虽然是龙南县经贸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但是，第一，一审中，其是以龙南县民政局法律顾问的身份代理诉讼，并非以龙南县经贸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身份代理诉讼的。第二，一审庭审中，法庭已对双方代理人系同一律师事务所的情况进行了释明，释明后，双方均未变更诉讼代理人，仍然委托原诉讼代理人，这是当事人的权利自行处分范畴。故一审程序没有不妥。综上，综上所述，上诉人金尾鱼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894元，由上诉人赣州金尾鱼信息服务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郑小兵审 判 员  彭 莉审 判 员  张 璐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三日代理书记员  王越颖代理书记员  胡子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