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5民终1032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郭新亭，男，1976年09月08日出生，汉族，住东营市河口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岳学民，山东景顼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刘增杰，男，1972年08月1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崔洪，山东恒源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郭新亭因与被上诉人刘增杰养殖回收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东营市河口区人民法院（2019）鲁0503民初23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案件进行了公开审理。上诉人郭新亭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岳学民、被上诉人刘增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崔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郭新亭提出上诉请求：1、撤销东营市河口区人民法院(2019)鲁0503民初2382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上诉理由如下：一、原告主体不适格，不享有诉权，应当依法裁定驳回起诉。本案中，上诉人郭新亭与被上诉人刘增杰之间不存在原审法院所认可的养殖回收合同。在原审法院中，被上诉人主张双方之间存在口头的肉鸭代养合同关系，上诉人郭新亭否认有代养关系，该举证责任应该在被上诉人，但在一审中，被上诉人始终没有证据证明双方的口头代养合同关系，法院审理的重点中根本没有涉及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代养合同关系，在被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上诉人否定的前提下，举证责任应该在被上诉人，合同讲究的是合同的相对性，一审审理中焦点应该是合同关系的相对方，特别是肉鸭代养合同中，每一批次的肉鸭代养中都是有合同存在为前提的，在被上诉人无证据予以证明的前提下，被上诉人以个人名义进行的诉讼应该是主体不适格，法院应该审查后驳回被上诉人的诉求。在原审法院中，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中多次强调2016年10月份以前，上诉人郭新亭与利津六合饲料厂合作，由上诉人郭新亭为其代养肉鸭。2016年11月份以后，上诉人郭新亭与山东滨州惠远农牧发展有限公司合作，由上诉人郭新亭为其代养肉鸭。合作期限到2019年6月4日即山东滨州惠远农牧发展有限公司向上诉人郭新亭支付最后一批2019年4月22开始代养的肉鸭利润款止，此后再无合作。在与山东滨州惠远农牧发展有限公司合作期间，其业务联络人员主要是王镇镇，与被上诉人刘增杰没有任何关系。每一批次的养殖，上诉人郭新亭都与山东滨州惠远农牧发展有限公司订立《回收合同》，上诉人郭新亭自始至终没有与被上诉人刘增杰签订过任何合同，更不存在任何口头的肉鸭代养合同关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并不认识当然也不存在任何经济来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根本不存在任何合同关系。因此，被上诉人即不是本案的直接利害关系人，也不能证明与上诉人之间的存在任何法律关系，原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具有原告主体资格是错误的，应当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二、一审法院对证据的采用和认定中存在错误。一是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二直接认可其真实性是错误的，被上诉人在一审诉讼过程中所提交的其认为是“原告本人签字的9张欠条”是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的直接且极重要的证据。该组证据中，被上诉人在第一次开庭中陈述“除2019年7月13日欠条中的签名系被告妻子所签以外，其余八张均是被告所签，2019年6月14日记不清了，可能是被告的孩子或者妻子所签”。但在第二次的庭审中原告提交的证人的辨认中，又证明：落款日期是2019年6月9日、2019年6月17日、2019年6月23日、2019年7月5日、2019年7月12日是被告本人所签；落款日期是2019年6月14日、2019年6月28日、2019年7月15日记不清是谁签；落款日期是2019年7月13日的是被告儿子所签，通过对比，两次的陈述均不一致，经过证人的指认和出庭作证与原告的陈述不一致，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上被上诉人都不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且上诉人为了表明该证据的虚假性以及该证据的形成时间不是本组欠条中所载明的时间，上诉人经过对欠条上的笔迹仔细核对后发现，所有欠条的上的字并非上诉人本人签字。在上诉人提出对笔迹进行司法鉴定时，一审法院没有允许，直接采纳了该组证据的证明力，造成对本案件的审理错误。二是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一、四、六证明提供5000只鸭苗的事实中，存在瑕疵和时间上的不一致性，且证据本身是拼接的，上诉人代养的鸭苗价格是7元一只，而被上诉人主张的是5.2元一只，没有合意，更没有任何约定，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并没有提供完整的证据链证明上诉人收到5000只鸭苗的事实，因此，一审法院的认定收到5000只鸭苗的事实是错误的。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被上诉人存在合同关系是错误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并不认识当然也不存在任何经济来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根本不存在任何合同关系。2、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与山东滨州惠远农牧发展有限公司后期即2019年4月22日后存在新的《回收合同》是错误的。上诉人与山东滨州惠远农牧发展有限公司签订的最后一个《回收合同》是在2019年4月22日。此后，双方即不再合作，当然也不会形成任何合同。3、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从被上诉人购买鸭苗5000只是错误的。上诉人与山东滨州惠远农牧发展有限公司终止合作后，于2019年6月8日从临沂购入鸭苗5500只并于2019年6月10日，同吉丰畜禽农民专业合作社签订回收合同。上诉人只有一个养殖大棚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养殖数量是有限额的，因此，根本不可能存在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购买鸭苗及饲料的事实。4、一审法院对赔偿数额的认定是错误的。在庭审过程中，从被上诉人提供的证人的证言可知，每次送饲料都由收料人出具欠条。本案中，被上诉人提供的其伪造的欠条(即收料条)与其主张的数额严重不符的情形下，一审法院对赔偿数额亦进行了认可，是极其错误的。四、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是错误。原审法院对事实认定的错误必然导致适用的法律是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任何合同关系，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合同关系关系是错误的，基于错误的事实所作的判决结果适用的法律也必然是错误的。综上，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使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特依法提出上诉，请二审法律查明事实依法判决。 被上诉人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刘增杰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依法判令解除原、被告之间的肉鸭代养合同关系；2.请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垫付的鸭苗款26000元、饲料款110000元，共计136000元；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9年6月8日，原告向被告提供了5000只鸭苗。被告向原告出具了借款单一张，载明鸭苗款为26000元。同日被告向原告出具了鸭饲料的借款单一张，载明鸭饲料110000元。原告主张鸭饲料款系对养殖周期内可能发生的鸭饲料款进行预算。2019年6月9日至2019年7月15日期间，被告共收到原告提供的鸭饲料702袋。 另查，2019年4月22日被告与山东滨州惠远农牧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远公司）签订了肉鸭代养合同，约定被告为进行肉鸭养殖需要向惠远公司申请赊欠货物的事项，该公司为被告提供鸭苗、饲料、兽药等货物，鸭苗价格为7元/只，养殖所需饲料为该公司指定饲料厂饲料，饲料平均价格为1.3元/斤，在养殖周期单只耗料量不得低于11.5斤，低于11.5斤料，被告需要向惠远公司支付（11.5斤—实际单只吃料数×0.1元/斤）作为饲料补偿，单只吃料数按进鸭数计算。惠远公司回收被告饲养的合格鸭，回收价格为4.1元/斤。鸭出栏宰杀后，被告持合同购料发票、购药发票、毛鸭出栏过磅单到惠远公司结算。 再查，2019年6月10日被告与河口区吉丰畜禽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吉丰合作社）签订回收合同，约定吉丰合作社于2019年6月10日代被告采购鸭苗，由被告按合同要求为其饲养肉鸭，鸭苗每只4元，饲料定价1.3元/斤，回收价格4.1元/斤，药0.4元/只；鸭吃料11斤体重在5.8-6斤之间，若不符合回收重量，在5-5.8之间的价格相应降低0.2元/斤回收，5斤以下由吉丰合作社视情况定价。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之间虽然没有签订书面的养殖回收合同，但通过原告提交的证据可以确定原、被告之间存在养殖回收合同关系。原告向被告提供了鸭苗及饲料，被告应向原告交付成鸭，但养殖周期结束后被告未向原告提供成鸭，已构成根本违约，原告诉请解除与被告之间口头的养殖回收合同，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原告与被告之间口头的养殖回收合同于被告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解除。合同解除后，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根据涉案养殖收回合同履行情况，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原告垫付的鸭苗款及饲料款，符合法律规定。鸭苗的价款由被告出具的鸭苗借款条可以确定为26000元。关于饲料款分析如下：1.单价。原告主张饲料每斤1.3元，根据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价款不明确的，按照订立合同时履行地的市场价格履行。参照被告提交的证据三、证据五可以确定履行地饲料的市场价格为每斤1.3元；2.重量。原告提交的欠条可以确定饲料的袋数为702袋。原告主张每袋重80斤，与证人李某出庭作证时的陈述一致。按80斤每袋被告共收到饲料56160斤，每只鸭子一个养殖周期内消耗饲料11.23斤，该饲料消耗量与证人李某的陈述一致，与被告提交的两份养殖收回合同中正常的饲料消耗量也是相符的，因此一审法院对于原告主张每袋重80斤予以采信。由此被告收到原告饲料的价款为73008元（702袋×80斤／袋×1.3元／斤）。原告持有涉案借款单，且欠条中所载债权人为原告本人，被告提交的证据也不能推翻原、被告之间的养殖回收合同关系，原告作为合同相对方提起本案诉讼，符合法律规定，被告主张原告主体不适格，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被告应赔偿原告垫付的鸭苗款26000元、饲料款73008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原告刘增杰与被告郭新亭在2019年6月达成的口头养殖回收合同于2019年11月20日解除；二、被告郭新亭于判决生效后三日内赔偿原告刘增杰鸭苗款、饲料款共计99008元；三、驳回原告刘增杰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20元，减半收取1510元，由被告郭新亭负担1099.28元，由原告刘增杰负担410.72元。 二审中上诉人向本院提交河口区新户镇万兴新村村民委员会的证明一份。证明：上诉人郭新亭在该村只有一处鸭棚，且因其妻子有残疾，两个孩子上学，只有郭新亭一个劳动力，结合一审中郭新亭与河口吉丰合作社的合同签订时间是6月10日，而被上诉人所称的给上诉人送鸭苗的时间是6月8日，两者时间冲突，证明被上诉人的证据是虚假的。 被上诉人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及关联性均有异议，该份证据仅仅是说明上诉人的家庭情况及鸭棚的位置面积情况，上诉人的家庭情况被上诉人不清楚。在一审中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与吉丰合作社签订的合同真实性是不予认可的，其存在是事后双方串通伪造的合同，并且该合同无论真实与否并不能证明该合同是否得到真正履行，不能证明上诉人是否真正于2019年6月10日采购该合作社的鸭苗及饲料。 二审中被上诉人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案的焦点问题是：1、被上诉人诉讼主体是否适格；2、一审对证据的采信和认定及事实认定是否正确。 关于被上诉人诉讼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特别是被上诉人持有的涉案借款单、借条，该证据反映的内容结合庭审中当事人的自述并结合一审中的证人证言，可以证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肉鸭养殖回收合同关系，故一审确认双方存在事实上的合同关系并无不当，被上诉人据此合同关系提起诉讼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提出双方不存在合同关系的上诉理由没有证据支持，不能否定被上诉人持有的涉案借款单和欠条证明的事实，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一审对证据的采信及认定事实是否正确的问题。本院认为，被上诉人提交的涉案借款单以及欠条，能够证实双方存在因为肉鸭代养合同关系产生的经济往来，该组证据与在案其他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证明被上诉人所叙述事实和诉讼主张的客观性，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形式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虽否认双方存在事实上的肉鸭代养回收合同关系，但没有确凿证据足以反驳被上诉人证据所证明的事实，因此对上诉人主张的理由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原审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适当，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275元，由上诉人郭新亭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杨秀梅 审 判 员 魏金吉 审 判 员 晋 军 二〇二〇年九月四日 法官助理 王 妮 书 记 员 刘 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