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最高法民申3888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重庆携港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丰都工业园区水天坪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潘明江，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鹏，中豪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彦祺，中豪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重庆骐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部分面积。 法定代表人:张德光，该公司总经理。 一审第三人：重庆西南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重庆市江**红黄路**div> 法定代表人:张德光，该公司总经理。 再审申请人重庆携港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携港实业公司)因与被申请人重庆骐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骐特资产公司)、一审第三人重庆西南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南担保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20）渝民终1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携港实业公司申请再审称，（一）在案证据反映出本案所谓的股权交易严重违背常理，明显不是正常的股权交易。1.股权交易的必备前提是受让人对目标公司的经营状况、财务状况和法律状况等进行调查了解。本案中，携港实业公司在对西南担保公司各项状况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匆忙入股，真实目的显然不是为了受让股权，而是为了按照西南担保公司的要求尽快取得股东身份后办理借款手续。2.2016年2月27日，携港实业公司与骐特资产公司，张申友、谭小华分别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在哪一份协议能够得到实际履行都不能确定的情况下，就由携港实业公司与郭斌签订了一份《欠款协议》，载明因重庆旭营实业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而欠郭斌3200万元，而事实上该份协议并未履行。3.西南担保公司于2016年3月3日出具的《承诺书》可见，本案股权转让事宜的主导方系西南担保公司，西南担保公司是欺诈行为的决策者和实施者。根据《承诺书》的内容能够看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真实意思仅是为了履行西南担保公司提出的办理借款手续之需要。出于对西南担保公司出具《承诺书》的信任，携港实业公司于2016年3月7日与郭斌签署了《借款协议》，但郭斌从未向携港实业公司出借过一分钱。4.签订《承诺书》后，携港实业公司仍然多次与西南担保公司磋商并暂停配合后续股权转让手续的办理。西南担保公司原实际控制人陈仁才出面，表示愿意安排自己名下的重庆金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轮房产公司）以代持的方式来解决股东身份问题，这样金轮房产公司与携港实业公司于2016年3月11日签署了《委托持股协议》，明确携港实业公司以代持金轮房产公司在西南担保公司15%股权的方式来解决股东身份问题。但事后，携港实业公司发现西南担保公司并未按照各方最后商定的委托代持方式解决携港实业公司的股东身份问题，而是利用携港实业公司签署的空白股权变更手续，将骐特资产公司的股权过户至了携港实业公司名下。 （二）在案证据能够充分证明西南担保公司实施欺诈行为诱使携港实业公司陷入错误认识而成为其股东的事实，二审判决对证据的采信和事实的认定存在严重错误。1.西南担保公司出具的《承诺书》是携港实业公司与骐特资产公司之间签订和完成案涉股权交易行为的决定性因素。西南担保公司和骐特资产公司对《承诺书》的意见和态度，充分证明西南担保公司故意以欺诈行为诱骗携港实业公司成为其股东的事实。2.作为骐特资产公司的际控制人、执行董事、总经理暨法定代表人，以及西南担保公司董事长兼法定代表人的张德光，已经在录音录像证据中多次明确认可携港实业公司只希望借款而无成为西南担保公司股东的真实意思，确因需要融资而受骗成为西南担保公司股东的事实，这能够与《承诺书》互相印证，形成证据链。 （三）西南担保公司和骐特资产公司在诉讼中有大量的虚假陈述，对于案涉交易诸多重要情节陈述不清或者自相矛盾，能够充分印证其实施了欺诈行为并企图用新的谎言继续掩盖。1.西南担保公司没有对外发放贷款的资质，但在一审庭审时却谎称其有，并谎称“携港实业公司并没有意向向我方借款，也未申请借款”，企图掩盖股东身份与借款之间的因果联系。2.西南担保公司在原审中谎称从未出具过《承诺书》，一方面反映出西南担保公司企图继续掩盖欺诈行为，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其自始至终根本未考虑过会按承诺履行，其出具《承诺书》的目的仅是为了诱骗携港实业公司签署成为其股东和办理资产抵押的文件。3.骐特资产公司对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过程陈述前后不一。本案一审合议庭询问骐特资产公司案涉协议的形成过程，其回答“系我们公司张德光出面与携港实业公司潘启源协商，协商过程中西南担保公司没有参与”。但是，张德光在录音录像中明确表示是郭元新、陈仁才等人以西南担保公司和骐特资产公司名义操作的骗局。本案二审询问时，骐特资产公司又改口称“好像是郭斌”。4.骐特资产公司和西南担保公司在二审中谎称“携港实业公司入股后由其实际控制人潘启源参与了西南担保公司的经营管理，且担任了职务”，事实上，无论是携港实业公司还是潘启源，从未参与西南担保公司的任何事务，因为其根本就没有入股的真实意思，西南担保公司的经营管理与其无关。 （四）从携港实业公司自身的主客观条件来看，不可能有入股西南担保公司的主观意愿和客观条件，更严重缺乏商业基础和合理性。1.携港实业公司是专门成立用于开发建设重庆市丰都县携港工业园的项目公司，既无对外投资入股担保公司的经营范围，此种交易也严重违背公司的税务筹划常理，缺乏合理的商业基础。2.重庆市丰都县携港工业园由携港实业公司自筹资金投资建设，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携港实业公司正面临着银行4500万元贷款到期但无资金偿还的客观情况，这关系到携港实业公司的银行信用和后续融资能力，这也是携港实业公司迫切需要对外融资的直接原因。 （五）携港实业公司经事后调查发现，在与携港实业公司磋商以及安排签订前述《股权转让协议》时，西南担保公司早已陷入经营困境，对外负债累累且多次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根本没有能力借款给携港实业公司，携港实业公司也更不可能斥巨资入股该公司。 （六）二审判决仅以证人潘启源、吴世忠与携港实业公司具有利害关系为由否定二人的证人证言于法无据。潘启源、吴世忠所作的证人证言在形式上和程序上符合法律规定，且其陈述的内容能够与在案其他证据互相印证，一审判决对证人证言予以采信正确。 （七）骐特资产公司称本案已过除斥期间的理由不能成立。携港实业公司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未能识破西南担保公司精心设计的骗局,骐特资产公司也未举证证明签订协议时携港实业公司就已经知晓了欺诈的撤销事由。骐特资产公司认为除斥期间应当从2016年2月27日协议签订时起算不符合法律规定和生活常理。直到西南担保公司多次推诿拒绝借款，矢口否认之前关于一年后（即2017年3月3日）无条件收回股权的承诺时，携港实业公司才知受了欺诈，于2017年11月22日行使撤销权并未超过除斥期间。 （八）骐特资产公司在庭审中的陈述与证据互相矛盾，一方面印证了携港实业公司受到欺诈成为西南担保公司股东的事实，另一方面证实了骐特资产公司与西南担保公司之间存在着恶意的串通，合谋欺诈携港实业公司，张德光系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即便是不能认定骐特资产公司与西南担保公司合谋欺诈携港实业公司，其对西南担保公司所实施的欺诈行为至少也是明知的。 综上，携港实业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的规定申请再审。 本院经审查认为，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携港实业公司提出撤销《股权转让协议》的请求，自称系因受到西南担保公司和骐特资产公司的欺诈，其签订该协议的真实意思表示为向西南担保公司借款解决自身经营困难。为此，携港实业公司在一审诉讼中提交了一系列证据予以证明。但根据2016年2月27日签订的两份《股权转让协议》、2016年3月3日西南担保公司向其出具的《承诺书》、2016年3月7日其与郭斌签订的《借款协议》、2016年3月25日重庆市江北区金融办公室作出的《关于同意重庆西南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变更股权的批复》、2016年4月16日其与金轮房产公司签订的《委托持股协议》，能够证明携港实业公司具有通过股权转让成为西南担保公司股东的意思并已实际履行的事实，却无法得出携港实业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为向西南担保公司借款的结论。由其与郭斌签订的《借款协议》可知，其向郭斌借款3200万元并以土地作为抵押，系因未支付股权转让款，且郭斌也未实际向其支付该笔款项。故携港实业公司主张其系以借款为目的成为西南担保公司股东的证据主要为其提交的录音录像内容和证人证言。但是从证据效力看，前述《股权转让协议》《承诺书》《借款协议》等书证证据的效力明显高于言词证据，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四条“人民法院应当组织当事人围绕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以及与待证事实的关联性进行质证，并针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说明和辩论”的规定，二审判决认定携港实业公司的主张不能成立并无不当。 其次，对于撤销《股权转让协议》的请求，携港实业公司提出的理由为受到西南担保公司和骐特资产公司的欺诈。在民事法律关系中，欺诈的构成要件为：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隐瞒真实情况、使对方陷于错误认识并做出错误的意思表示。对西南担保公司和骐特资产公司的行为是否构成欺诈，如前所分析，携港实业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成为西南担保公司股东仅且仅为借款之目的。就西南担保公司的行为，西南担保公司于2016年3月3日向携港实业公司做出《承诺书》，载明：“经公司研究并征得股东同意，决定将重庆骐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的3000万人民币即占公司15％的股份以3200万元人民币转让给重庆携港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由于时间关系，公司未向重庆携港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公司成立以来的审计报告、年终财务报表以及经营状况。为尽快促成此次股份转让，我司以及所有股东郑重承诺:1.若一年后重庆携港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不愿继续成为公司股东，其决定不属违约。2.我司在不附加任何条件下一次性在一年期满后的次月内用现金3200万元将重庆携港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股份收回。3.重庆携港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若需退出重庆西南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的股份，必须还清相关借款并解除重庆西南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的担保责任后，方可退股。”上述内容至少涉及股权转让、借款、担保三件事情，在本案中没有涉及担保问题。就另外两个事实，结合全案情况，对于股权转让问题，携港实业公司主张“征得股东同意，我司以及所有股东承诺”不具有真实性，但这涉及的是西南担保公司内部就股权转让事项的程序可能存在问题，涉及西南担保公司已有股东就转让给携港实业公司的这部分股权是否享有优先购买权，对携港实业公司是否能够成为该公司股东产生影响，不能由此得出西南担保公司存在对携港实业公司虚构和隐瞒事实的情形，并导致携港实业公司最终决定受让股权并将自有土地办理抵押的结果。而且，作为商事主体，在入股西南担保公司之前，携港实业公司应当对西南担保公司的经营状况、经济实力予以充分调查和了解，并在此基础上作出相应的商业决策。携港实业公司主张提出骐特资产公司存在在原审庭审中的陈述与证据相互矛盾、前后不一致的情形，也并不能够证明骐特资产公司与西南担保公司之间就案涉股权转让存在恶意串通、合谋欺诈携港实业公司的事实。因此，二审判决关于携港实业公司提交的证据未能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的认定并无不当。由此，也无法得出骐特资产公司与西南担保公司的行为与携港实业公司受让股权的意思表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结论。 再次，对于携港实业公司作为新证据提交的《重庆市江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和西南担保公司工商登记信息，该两份材料的内容为西南担保公司被吊销单位营业执照，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显示登记状态为“吊销，未注销”，被吊销时间为2019年9月6日，产生于本案一审之前；此外，该两份材料亦不能达到携港实业公司关于西南担保公司存在欺诈、携港实业公司不可能花3200万元来收购股权的证明目的，故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规定的情形。 综上，携港实业公司的再审申请理由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重庆携港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司 伟 审判员 王海峰 审判员 孙晓光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王小娟 书记员 罗映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