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14民初4619号原告：杨福兰，女，1965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梁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卓慧，北京市诚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朱乐雷，男，1979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毅，男，1976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宜川县。被告：刘立峰，男，1972年5月21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鸡西市鸡冠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玉亮，北京市雄志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杨福兰与被告朱乐雷、被告刘立峰劳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福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卓慧，被告朱乐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毅，被告刘立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玉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杨福兰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朱乐雷向原告支付拖欠工资4025元，被告刘立峰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对上述工资负连带清偿责任；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9年8月6日至2019年9月9日，被告朱乐雷为建设昌平区小汤山镇马坊村大地红54#楼工程雇佣原告，双方形成劳务关系，但朱乐雷在原告工作结束后未支付原告劳务工资，原告多次讨要，朱乐雷均以各种理由推脱拒不支付，给原告权益造成损害。刘立峰系大地红54#楼工程的房主，应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对朱乐雷拖欠原告的工资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现诉至法院，请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朱乐雷辩称，我与刘立峰于2019年7月27日签订大地红加建装修合同，合同总价款320000元，后我把工程转包给陶先喜，由陶先喜负责完成工程量，我不认识原告和其他工人，原告和其他工人都是跟着陶先喜干的，且一直都是和陶先喜结算工资。2018年8月15日之前的工钱，我只欠陶先喜4550元，该4550元是因刘立峰未结清工程款而导致欠付，应当由刘立峰支付。2018年8月15日左右，刘立峰违反合同约定，不按时支付工程款，我让陶先喜停工别再干活，但陶先喜没有听我的，他与刘立峰合作干该项工程，陶先喜还给刘立峰垫付了10000元材料钱，故2018年8月15日以后陶先喜及其带领的工人是直接受雇于刘立峰。工程完工后，刘立峰想以290000元结算工程款，出具了《大地红54#工程款结算协议》，我不同意就没有签字，可能是陶先喜把活没有干完，导致刘立峰想以290000元结算工程款，陶先喜由此给我造成的损失，其应负赔偿责任。根据本案案情，刘立峰欠我工程款，工人工资应由刘立峰支付并从我的工程款内扣除，刘立峰、陶先喜应赔偿我的工程款损失。被告刘立峰辩称，我将大地红54#楼的工程发包给朱乐雷，承包方式为包工包料，合同总价款320000元，双方在合同中明确约定了权利义务，原告是朱乐雷自行寻找的劳务工人，与我不存在劳动、劳务及其他形式的合同关系。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我的合同相对方是朱乐雷，所有的工程款均是向朱乐雷支付，自双方签订合同起至2019年10月底，我共向朱乐雷支付工程款20余万元，朱乐雷将工程款挪作他用，未足额支付工人劳务工资且中途退场，其实际完成的工程量仅占合同约定工程量的三分之一，我的付款比例已达到合同总价款的三分之二，已超额支付工程款，我对此保留追诉的权利。陶先喜是朱乐雷找的工人，是其他工人的工头，2019年8月底，因朱乐雷未足额支付工人工资且避而不见，陶先喜找到我，说母亲生病让我先借给他10000元，后经三方协商，该10000元用于折抵我应给朱乐雷的工程款。2019年8月31日以后，我又多次通过转账的形式向朱乐雷支付工程款6万余元，如果原告是直接受雇于我，我不会将工程款转给朱乐雷。朱乐雷退场之后，涉案工程一直处于未完工状态，并未投入实际使用，至2020年7月涉案工程已经被政府相关部门拆除，我为此蒙受了巨大经济损失，如果此时再让我承担连带责任，对我显失公平。综上，我已超额支付工程款，不欠朱乐雷任何款项，不应承担原告的工资支付义务。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7月27日，刘立峰（甲方）与朱乐雷（乙方）签订《大地红加建装修合同》，约定：工程承包方式为包工包料（不含灯具、地砖、家具、进户门）；乙方承包内容是大地红主楼南边加建3米一到二层主楼滴水和排雨水，室内简装360平方米左右；工程总造价为320000元；甲方付款方式：第一次签订合同之日，支付工程总造价30%首付款共计96000元，第二次加建完成开始装修再付工程总造价30%计96000元，第三次水电工程完工、吊顶完工，再付工程总造价20%计64000元，第四次竣工验收当天，支付工程总造价10%计54400元，工程保修期1年，预留工程款9600元作为质保金；合同还约定了其他内容。上述合同签订后，朱乐雷找到案外人陶先喜（另案原告），双方约定陶先喜找人到涉案工程施工，工人分大工和小工，按工天支付工资，朱乐雷与陶先喜五天结账一次。后陶先喜找杨福兰等人自2019年8月6日起到涉案工程施工至2019年9月9日。2019年9月11日，朱乐雷在陶先喜出具的工单上以朱涛的名义签字，该工单记载内容如下：“8月份开工6号至15号，大工36个×350元=12600元，6号至15号，小工16个×220元=3520元，合计16120元，朱涛支我微信转3000元+8570元=11570元人工费，16120元－11570元=下欠4550元；8月份16号至9月9号大工107个×350元=37450元，16号至9月9号小工81个×230元=18630元，合计56080元；合计72200元－11570元=下欠60630元，刘总给转微信材料费没算，朱涛”，落款签名是朱涛，落款日期是2019年9月11日。2019年12月18日，陶先喜带工人找朱乐雷要工资，朱乐雷拒绝，陶先喜等人要求朱乐雷另出具欠条后方可开车离开，后朱乐雷报警，北京市昌平区公安局平西府派出所警察出警，在出警现场朱乐雷在前述工单上补签其名字“朱乐雷”及身份证号，朱乐雷在签名的同时加上了“郑明人”三个字。后朱乐雷分三次共支付陶先喜13800元，其余工资未支付。前述工单朱乐雷签名的下方，另记载了如下内容：“9月24日，装钢管工人大工1个580元，总60630+580=61210-10000=下欠51210元，51210元-2000元=下欠49210元-1800元=下欠47410元，11月29日，朱涛1800元早晨”。该部分内容是2019年9月11日朱乐雷签字之后陶先喜自行添加。另查一，陶先喜只是找原告等工人与其一起到涉案工程施工，未从中牟利，杨福兰等人表示陶先喜仅是代表他们工人与朱乐雷进行工资的商谈、结算等事宜。另查二，2019年7月30日至2019年10月29日期间，刘立峰分多次向朱乐雷转账186800元，向陶先喜微信转账10000元。刘立峰另主张通过他人以现金等方式向朱乐雷支付了部分款项，朱乐雷不认可，朱乐雷认可仅收到工程款192000元。涉案房屋属于在农村建设的二层房屋，刘立峰自述没有宅基地审批手续，已被政府拆除。另查三，2019年10月28日，刘立峰拟与朱乐雷达成如下协议：今刘立峰已把54#房所有加建和室内改建、料钱、工人工资已全部付清给朱乐雷，人民币290000元已付清。从今后再出现其他款项（工人工资、料钱）与我无关，朱乐雷负全责。54#装修继续由朱乐雷负责完成（精装修、拎包入住、包工包料），外墙除外、大门除外（1楼），剩余100000元装修款验收合格后付60%，一年后无质量问题再付40%，留25000元押金。因朱乐雷不同意该协议，未在该协议上签字。另查四，刘立峰主张朱乐雷未按照《大地红加建装修合同》完成施工，只完成了三分之一左右的工程量。朱乐雷陈述2019年8月16日以后其要求陶先喜等人停工，但陶先喜等人未听从其意见，继续与刘立峰合作将工程施工完毕。经询问，杨福兰、陶先喜等人陈述已将涉案工程施工至二楼封顶加建部分干完，但抹灰及装饰装修等室内工程没干，大概完成了整个工程三分之一左右的工程量，并提交了完工时房屋照片一张。上述事实，有当事人在庭审上的陈述、工单、《大地红加建装修合同》、出警录像、转账记录、照片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本院认为，刘立峰与朱乐雷签订了《大地红加建装修合同》，该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权利义务。杨福兰在陶先喜的带领下为朱乐雷提供了劳务，朱乐雷应支付杨福兰工资。朱乐雷辩称2019年8月16日以后，其让陶先喜停工，但陶先喜未听其意见，与刘立峰合作，继续带领工人施工，故杨福兰等人在2019年8月16日以后是直接受雇于刘立峰，应由刘立峰支付工资，杨福兰、刘立峰对此不予认可，本院认为，首先，朱乐雷在主张杨福兰等人2019年8月16日以后不是为其提供劳务的同时又主张工程已经基本完工，刘立峰欠付其工程款，且2019年8月16日以后朱乐雷仍以承包人的身份多次从刘立峰处获得工程款；其次，在庭审中刘立峰辩称如果按朱乐雷的说法2019年8月16日以后陶先喜等人不是为朱乐雷提供劳务，则朱乐雷仅为刘立峰施工10天，朱乐雷应退还10天工程量之外的工程款，此时朱乐雷又改口称虽然陶先喜等人没有按照其意见停工，但现在亦认可陶先喜等人是为其提供劳务，综上，朱乐雷的说法前后矛盾，本院对其该项辩解意见不予采信。朱乐雷另辩称工单所记载的工天及工资数额与实际情况不符，其在工单上签字系受胁迫所签，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本院认为朱乐雷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工单所载工天、工资数额与实际情况不符，其在工单上签字应视为其对工单所载工天、工资数额予以认可，朱乐雷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2019年9月11日在工单上签字系受胁迫所签，且其2019年12月18日在工单上签名是在警察见证下所签，不存在受胁迫的情况，故对朱乐雷的该项辩解意见本院不予采信。但同时需指出，工单上朱乐雷签名之后的内容是陶先喜在2019年9月11日朱乐雷签字之后自行添加，朱乐雷2019年12月18日签名亦签在该部分内容之前，故对于工单上朱乐雷签字之后陶先喜自行添加的部分，除陶先喜自认收款的部分外，其余内容本院不予认可。对于杨福兰主张的工资数额，朱乐雷虽不认可，但未提供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本院综合考虑本案证据情况，对杨福兰主张的工资数额予以支持。杨福兰主张刘立峰需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刘立峰辩称其已超额支付工程款，本院认为根据刘立峰与朱乐雷签订的《大地红加建装修合同》，工程加建完成开始装修时共需付到工程款总额的60%即192000元，朱乐雷陈述2019年8月16日以后其要求陶先喜停工，陶先喜等人未听其意见继续施工，刘立峰和杨福兰等人均陈述工程完成了加建，但未进行装修，杨福兰自称完成的工程量大约占工程总量三分之一左右，且提交了一张照片，现即便不考虑朱乐雷和刘立峰有争议的支付款项，仅朱乐雷自身认可的收款金额就已达到192000元，而朱乐雷仅支付了工人工资两万余元，对其余款项的去向无法明确说明。综上，原告在自称仅完成了工程量三分之一的情况下，再主张刘立峰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朱乐雷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杨福兰劳务费4025元；二、驳回杨福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由朱乐雷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安玉霞人民陪审员  李 燕人民陪审员  樊秀梅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陈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