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53民终673号上诉人（原审本诉原告、反诉被告）：张泽波，男，汉族，1952年4月24日出生，住广东省云浮市云安区。上诉人（原审本诉原告、反诉被告）：韦树清，男，汉族，1958年6月20日出生，住广东省罗定市。上诉人（原审本诉原告、反诉被告）：吕桂标，男，汉族，1956年8月17日出生，住广东省云浮市云安区。上诉人（原审本诉原告、反诉被告）：吴国泉，男，汉族，1967年4月1日出生，住广东省罗定市***********。上述四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炳培，广东刚钲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四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梁雯敏，广东刚钲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本诉被告、反诉原告）：冯庆彬，男，汉族，1973年1月12日出生，住广东省云浮市云城区。被上诉人（原审本诉被告、反诉原告）：胡亚金，男，汉族，1966年11月20日出生，住广东省云浮市云安区。被上诉人（原审本诉被告、反诉原告）：杨锦霞，女，汉族，1976年2月9日出生，住广东省云浮市云城区。被上诉人（原审本诉被告、反诉原告）：莫亚妹，女，汉族，1967年4月15日出生，住广东省云浮市云安区。上述四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桂标，广东雄量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四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区华辉。上诉人张泽波、韦树清、吕桂标、吴国泉因与被上诉人冯庆彬、胡亚金、杨锦霞、莫亚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云浮市云城区人民法院（2017）粤5302民初13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泽波及上诉人张泽波、韦树清、吕桂标、吴国泉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炳培，被上诉人胡亚金及被上诉人冯庆彬、胡亚金、杨锦霞、莫亚妹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桂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张泽波、韦树清、吕桂标、吴国泉上诉请求：一、撤销（2017）粤5302民初1382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判决；二、判决冯庆彬、胡亚金、杨锦霞、莫亚妹向张泽波、韦树清、吕桂标、吴国泉支付承包款365000元；三、判决冯庆彬、胡亚金、杨锦霞、莫亚妹向张泽波、韦树清、吕桂标、吴国泉支付逾期付款损失18792元（自2016年10月9日起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的1.5倍计至付清承包款时止）；四、冯庆彬、胡亚金、杨锦霞、莫亚妹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一、一审法院中止案件的审理后未依法恢复审理即作出判决，审理程序错误。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在一审开庭审理后，为更好地对涉案林木的砍伐量进行明确，四上诉人提出了鉴定申请，一审法院裁定本案中止审理，后由于鉴定过程中，受委托的鉴定公司长时间未能就本案的林木砍伐量作出鉴定，甚至连鉴定方案也未予以提出，四上诉人认为，结合本案彼时的证据及双方确认的事实已足以证明冯庆彬、胡亚金对涉案林木的砍伐已达到三分之二以上，故此四上诉人提出撤回鉴定的申请，但一审法院在收到申请后并未依法恢复本案的审理。且在四上诉人撤回鉴定申请前，鉴定公司的现场勘查人员口头明确若撤回鉴定则已收取的鉴定费可全额退回（但两次现场勘查费16000元不予退回），对四上诉人已交纳的鉴定费64000元，现鉴定公司既未退回四上诉人，一审法院也未作出处理，且仅对其中一次现场勘察费进行认定，属于审理程序错误，也遗漏了部分事实，依法应当予以纠正。二、一审法院认为四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明砍伐量达到三分之二，继而认为付款条件未成就，对四上诉人主张不予支持，但四上诉人提供了砍伐证、付款凭证等依据，结合四上诉人与冯庆彬、胡亚金双方认可的付款金额，应确认冯庆彬、胡亚金的林木砍伐已超过三分之二，付款条件已成就，但一审判决错误认定该重要事实，导致本案事实认定错误，在此基础上所作出的判决错误。（一）冯庆彬、胡亚金确认已支付了715000元承包款，付款进度已达到第四期（即冯庆彬、胡亚金将山上林木林地砍到山场的三分之二时)）表明冯庆彬、胡亚金已砍伐至合同约定面积的三分之二。四上诉人和冯庆彬、胡亚金均确认了冯庆彬、胡亚金已向四上诉人支付715000元承包款的事实（判决书第9页），根据合同约定的付款进度计算，前三期分别为200000元、200000元、300000元（合计700000元），砍伐至三分之二时，尚余应付款应为380000元，但至本案提起诉讼时止，冯庆彬、胡亚金已实际支付715000元，尚余365000元未付，由此可见，付款进度已达到砍伐三分之二后的付款进度，也可反映冯庆彬、胡亚金在付款时认可砍伐进度已达到三分之二的比例。如冯庆彬、胡亚金未砍至三分之二，则按照合同约定根本不需要向四上诉人支付超出第三期部分的15000元承包款，且按常理来看，在未砍伐至三分之二时，冯庆彬、胡亚金也不可能支付多余的款项，这与冯庆彬、胡亚金称林木未砍至三分之二的说法明显矛盾。对于本案争议焦点承包款这一点关键问题，冯庆彬、胡亚金无法解释为何要支付15000元部分的承包款，甚至对支付款项的问题含糊其词，表示对具体付款时间和金额记不清楚，显然是严重违背常理的。一审法院没有将审理的要点放在金钱支付（即付款的实际履行情况与砍伐事实吻合）的问题上，忽略了重要事实，最终做出错误的判决。（二）从砍伐证所反映的内容已充分证实冯庆彬、胡亚金将涉案林木砍伐至三分之二的事实。1.通过采伐面积占比计算可得，冯庆彬、胡亚金已采伐的面积远超三分之二。根据2017年12月4日由林业部门出具的砍伐证的内容，采伐面积为3.89公顷；而2015年12月31日和2016年6月29日由林业部门出具的四张砍伐证显示，采伐面积分别为1公顷、6.6公顷、13.5公顷和1.9公顷；以上五张采伐证显示的采伐面积合计为26.89公顷，该五张砍伐证所载面积即涉案林木的全部范围。经过计算可得，四上诉人2018年3月至4月对剩余面积进行了采伐，采伐面积3.89公顷所占总面积26.89公顷的比例仅约为14.47%，剩余物占比13.92%，蓄积占比12.83%,远远小于三分之一（即冯庆彬、胡亚金砍伐面积已超过三分之二）。剩余物和蓄积的比例计算同理。砍伐证采伐面积/公顷剩余物/吨蓄积/立方米2015.12.31-2016.3.30111.21002015.12.31-2016.3.306.6726462016.06.29-2016.12.3113.519913292016.06.29-2016.12.311.9271792017.12.04-2018.3.13.8950331.9以上合计26.89359.22585.92018年3月砍伐面积占总面积比例14.47%13.92%12.83%即使按林地面积数量计算，冯庆彬、胡亚金砍伐量也已超出三分之二，《砍伐桉树林木合同书》约定总面积为452.6亩（折合30.1733公顷），而2015年12月31日和2016年6月29日由林业部门出具的四张砍伐证显示砍伐面积为23公顷，比例为：23公顷/30.1733公顷=76.23%，冯庆彬、胡亚金砍伐数量已远远超过三分之二（66.67%)。因此，通过以上比例计算足以证明，冯庆彬、胡亚金已砍伐林木面积远超过了三分之二，合同约定的付款条件已成就，冯庆彬、胡亚金应按合同约定支付款项。2.根据《砍伐桉树林木合同书》约定第四条第3点砍伐时间的约定“乙方在收到砍伐证后半年内，把林木砍伐完毕；如在半年内乙方还砍不完林木，归甲方所有，乙方不得砍伐”。一审判决已认定四上诉人将砍伐证交付给冯庆彬、胡亚金的时间为2015年12月31日和2016年6月29日，那么冯庆彬、胡亚金应在2016年6月30日和2016年12月29日砍伐完毕，否则剩余的林木全部归四上诉人所有。由于冯庆彬、胡亚金在规定时间内没有砍伐完毕，此后至本案诉讼时双方均没有进行砍伐，但鉴于林木承包期限将至，四上诉人需将林地交还林权所有人，根据《砍伐桉树林木合同书》的约定，剩余林木归四上诉人所有，四上诉人遂于2017年12月4日办理砍伐证将砍伐证所载范围（3.89公顷）的林木承包给其他人砍伐，对此，一审法院也认可余下的林木归四上诉人所有，故四上诉人在提起本案诉讼后砍伐林木的行为不属于冯庆彬、胡亚金所称的“私自砍伐”。因此，根据《砍伐桉树林木合同书》的约定，冯庆彬、胡亚金在合同约定的时间内没有砍伐完毕，砍伐期限到期，则应视为四上诉人的合同义务已经全部履行完毕，余下林木归四上诉人所有，冯庆彬、胡亚金的付款期限到期，冯庆彬、胡亚金应支付本合同约定的剩余全部承包款365000元。冯庆彬、胡亚金逾期付款，应赔偿四上诉人的损失。3.一审判决认定四上诉人砍伐部分桉树影响了鉴定的进行，从而认定四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自身的主张，也属于认定错误。冯庆彬、胡亚金2018年10月提出四上诉人于2018年3月砍伐了桉树之后，四上诉人承认事实的前提下本来仍坚持进行鉴定，广州市******《回复函》也表示可以继续鉴定，但鉴定机构直到2019年11月才进行现场勘验，且仍要求增加鉴定费用（总鉴定费用不低于12万元，不含勘察费），所花费时间极长、费用高昂，本案也因鉴定原因拖延至今。四上诉人之所以主动要求撤回砍伐面积的鉴定，是四上诉人认为现有证据足以证明本案事实，四上诉人出于节约案件审理时间和司法资源的考虑，减轻当事人的讼累，符合法律规定。一审判决因为四上诉人撤回鉴定申请，就以此认定四上诉人没有证据，逻辑不通，是错误的。被上诉人冯庆彬、胡亚金、杨锦霞、莫亚妹辩称：原审判决认定四上诉人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涉案山场砍伐量达到三分之二的面积是正确的。在一审诉讼过程中，为了确定涉案山场砍伐量是否达到三分之二面积，四上诉人申请了对涉案山场进行鉴定，但在鉴定过程中四上诉人故意隐瞒了砍伐涉案山场林木的事实，在鉴定机构认为对涉案山场可以进行再次鉴定的时候，四上诉人撤回鉴定的申请。从而未能通过鉴定的方式认定涉案山场砍伐面积是否达到三分之二以上的应付款项，四上诉人在上诉状中认为根据冯庆彬、胡亚金支付的款项及四上诉人在一审期间申领的砍伐证面积占原涉案山场砍伐量的面积，从而推算涉案山场砍伐面积达到三分之二的面积，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由于四上诉人自动撤回鉴定的申请，故其应对此举证不能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一审认定涉案山场未砍伐的木林归四上诉人所有，冯庆彬、胡亚金有异议。因为涉案山场未被砍伐的林木是由于四上诉人没有依照合同的约定，理顺开通道路，导致冯庆彬、胡亚金不能砍伐尚未砍伐的林木，因此一审以超过合同约定的期限将未砍伐的林木判给四上诉人不符合法律规定。冯庆彬与杨锦霞、胡亚金与莫亚妹虽是夫妻，但涉案属于买卖合同，且杨锦霞、莫亚妹对涉案的买卖合同交易不知情，也都没有在相关的买卖合同或其他合同中签名，故本案的债权债务与杨锦霞、莫亚妹无关，四上诉人主张杨锦霞、莫亚妹对本案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没有法律依据。综上，四上诉人的上诉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法庭依法驳回四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维持原判。张泽波、韦树清、吕桂标、吴国泉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冯庆彬、胡亚金、杨锦霞、莫亚妹向张泽波、韦树清、吕桂标、吴国泉支付承包款365000元；2、判令冯庆彬、胡亚金、杨锦霞、莫亚妹向张泽波、韦树清、吕桂标、吴国泉支付逾期付款损失18792元（自2016年10月9日起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的1.5倍计至付清承包款时止）；3、判令位于广东省云浮市郁南县××村委会、大山脚、大石壁、兰田村，地名（大花山），面积452.6亩的现有桉树的林木所有权归张泽波、韦树清、吕桂标、吴国泉所有；4、本案的诉讼费用由冯庆彬、胡亚金、杨锦霞、莫亚妹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12月29日，郁南县人民政府出具郁林林证字（2014）第××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载明：林地所有权权利人为大山脚、大石壁、兰田村民小组，林地使用权权利人、森林或林木所有权权利人、森林或林木使用权权利人均为张泽波，林地坐落于××村委会大山脚、大石壁、兰田村，小地名为大花山，面积452.6亩，主要树种为桉，林地使用期30年，终止日期为2036年12月31日；四至：东至山脚、公路边，南至以坑劣及荷木林带为界直上山顶，西至山脊分水为界，北至公路边。2015年10月9日，张泽波、韦树清、吕桂标、吴国泉（甲方）与冯庆彬、胡亚金（乙方）签订了一份《砍伐桉树林木合同书》，该合同约定：“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一致，甲方将位于广东省云浮市郁南县××村委会、大山脚、大石壁、兰田村，地名（大花山），面积（452.6亩）的桉树转让承包给乙方进行砍伐（林权证号：郁林林证字（2014）第××号，林权证使用权利人：张泽波），特签订本合同，望双方共同遵守。一、承包砍伐的桉树林木位于云浮市郁南县××村委会、大山脚、大石壁、兰田村，四至范围以林木采伐证为准。二、承包砍伐桉树林木方式：有偿承包砍伐即乙方付给甲方桉树林木款，砍伐的桉树林木归乙方所有。三、承包砍伐桉树林木的金额和桉树款的支付办法。1、被承包砍伐桉树林木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必须属乙方所有，经甲乙双方确定桉树林木金额为壹佰零捌万元（￥1080000元）。2、签定本合同之日，乙方向甲方支付第一期桉树定金为贰拾万元整（￥200000元）。3、甲方在收到乙方的定金后，甲方要尽快搞到本山场的林木砍伐证给乙方砍伐。4、甲方搞到砍伐证后，乙方要再给甲方贰拾万元整（￥200000元）；到乙方将山上林木林地砍到三份之一后，乙方再给甲方叁拾万元整（￥300000元）；到乙方砍到山场的三份之二时，乙方再付给甲方叁拾伍万元整（￥350000元）；剩下叁万元整（￥30000元）到山上木剩下十车左右再付清给甲方。……6、乙方负责安全生产和施工，与甲方无关。四、甲方职责。1、甲方包提供本山场林木砍伐证，保证本山场道路畅通。2、如乙方在砍伐过程和运输过程中有人出来阻挠，甲方要尽快出来解决；如半个月内解决不了的，甲方要赔偿乙方的经济损失。3、砍伐时间：乙方在收到砍伐证后半年内，把林木砍伐完毕；如在半年内乙方还砍不完林木，归甲方所有，乙方不得砍伐。4、本款项甲方要包本山场的砍伐证、道路畅通，挖路款由乙方支付。如在砍伐及运输过程中有人出来阻拦或不给挖山路，甲方要及时来解决问题，如在出现问题15天内甲方都无办法解决问题，甲方要赔偿乙方在停工的一切损失。5、甲方自签定合同之日起，甲方不得再将本山场转让给其它人砍伐，如甲方违反合同，甲方要按双倍定金退还给乙方。6、在甲乙双方签定合同之日起，甲方要在1年内搞好本山场的林木砍伐证，如在一年内甲方无法搞到砍伐证给乙方砍伐，直至把砍伐证搞到为止，按原价给乙方。7、如乙方不按时交承包款，甲方立即终止合同，乙方立即离场，所砍的木材不得运走。所收的钱不退。……”。郁南县林业局分别于2015年12月31日、2016年6月29日出具编号分别为××1017、××1018和××9004、××9005的四份《广东省林木采伐许可证》，均载明批准张泽波在东坝林场思磊林班（村）大山脚、大石壁、兰田作业区（组）81510101600小班（地块）采伐；林权证号（证明）均为郁林林证字（2014）第××号，采伐面积分别为1公顷、6.60公顷和13.50公顷、1.90公顷，采伐强度均为100%，采伐期限分别为从2015年12月31日至2016年3月30日和从2016年6月29日至2016年12月31日，更新期限分别为2016年5月1日和2017年3月1日。张泽波、韦树清、吕桂标、吴国泉主张分别于2015年12月31日、2016年6月29日将上述砍伐证交付给冯庆彬、胡亚金，冯庆彬、胡亚金不认可上述交付日期，但又表示其已记不清楚张泽波、韦树清、吕桂标、吴国泉何时交付砍伐证。上述砍伐证交付冯庆彬、胡亚金后，冯庆彬、胡亚金即开始砍伐各证范围内的桉树。张泽波、韦树清、吕桂标、吴国泉确认冯庆彬、胡亚金已支付715000元林木款，冯庆彬、胡亚金对此无异议，但表示对具体的付款时间和金额已记不清楚。从张泽波、韦树清、吕桂标、吴国泉提交的银行流水和收条仅能显示，胡亚金于2016年12月4日支付了桉树款105000元给韦树清，无证据证实其余款项付款情况。张泽波、韦树清、吕桂标、吴国泉于2017年8月7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主张冯庆彬、胡亚金、杨锦霞、莫亚妹已将桉树砍伐至三分之二，但未依约向张泽波、韦树清、吕桂标、吴国泉支付承包款，仍拖欠365000元未付，遂向一审法院提出上述诉讼请求。冯庆彬、胡亚金、杨锦霞、莫亚妹则主张其在砍伐过程中，张泽波、韦树清、吕桂标、吴国泉没有及时开通道路，导致冯庆彬、胡亚金、杨锦霞、莫亚妹无法继续砍伐，于2016年3月8日停工，收取冯庆彬、胡亚金、杨锦霞、莫亚妹开路费10000元后仍未开通道路，导致冯庆彬、胡亚金、杨锦霞、莫亚妹产生损失，遂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并提出上述反诉诉讼请求。冯庆彬、胡亚金、杨锦霞、莫亚妹举证一份日期为2016年8月27日《收据》，载明：现收到胡亚金交来大山脚桉树山开路款壹万元整（￥10000.00元正），收款人保证在5天内开工，如5天内吾开工，收款人按双倍款项退还给胡亚金。收款人：吕桂标。张泽波、韦树清、吕桂标、吴国泉主张其收到开路款后已经开通道路，因为证人田某在庭审中证实在2016年8月至2016年12月期间道路是畅通的，可以正常砍伐的。另查明：冯庆彬、杨锦霞、胡亚金、莫亚妹举证一份落款时间为2016年1月6日的《购买桉树木合同》，载明签订合同的双方为胡亚金（甲方）与案外人伍某（乙方），主要约定：1、甲方现将云浮市郁南县××村委会大山脚大石壁兰田村大花山桉树木卖给乙方销售。2、甲方将木材制成长度2.58-2.6米、尾径7ＣＭ以上，装好车过磅为准。3、木材在山上路边装好为准，山上沉车道路安全甲方负责，如在中转，必须中转，中转货由甲方负责。包括木材放行证，单价每吨550元付给甲方。4、付款方式：白诸过磅，乙方装好车过磅以磅单当天结算木材款。……6、乙方要给甲方定金120000元，壹拾贰万元整。……8、乙方要求甲方3月份出木，7月份完工。如甲方违约，按双倍退还乙方违约金。冯庆彬、胡亚金、杨锦霞、莫亚妹举证《收据》一张到庭，载明“今收到伍某定桉木款壹拾贰万元整（￥120000元正）。收款人：胡亚金；2016年1月6日”。冯庆彬、胡亚金、杨锦霞、莫亚妹举证一份日期为2016年4月7日的《欠据》，主要载明：现欠伍某订桉木违约金壹拾贰万元整（￥120000.00正）。账号：62×××53；姓名：伍某。欠款人：胡亚金（签名）。2016年4月11号转钱给伍某”。冯庆彬、胡亚金、杨锦霞、莫亚妹举证一份日期为2016年5月6日的《收条》，载明：“今收到胡亚金订桉树违约金壹拾贰万元整（￥120000.00）。收款人：伍某（签名并按捺指模）”。冯庆彬、胡亚金、杨锦霞、莫亚妹举证一份日期为2016年10月1日的《收据》，载明：“今收到胡亚金郁南碑南村山场退桉树订金柒万元，小写（￥70000.00）整，剩余伍万元在一个月内付清。收款人：伍某（签名并按捺指模）”。冯庆彬、胡亚金、杨锦霞、莫亚妹举证一份《收条》，载明：“今收到胡亚金人民币：叁万元整（30000.00元）。收款人：伍某（签名）；2017年1月10日”，但欠条中显示2017中17数字有涂改痕迹。冯庆彬、胡亚金、杨锦霞、莫亚妹举证《中国建设银行个人账户支出交易明细》，显示案外人盘某某分别于2016年10月1日、2016年12月30日、2017年1月10日通过银行转账支付了60000元、10000元、20000元给案外人伍某。综上，冯庆彬、胡亚金、杨锦霞、莫亚妹据此反诉主张其向客户伍某退还订金120000元、赔偿违约金120000元，共计240000元，并要求张泽波、韦树清、吕桂标、吴国泉赔偿上述损失。庭审中，冯庆彬、胡亚金、杨锦霞、莫亚妹确认实际退还了90000元定金给伍某。再查明：冯庆彬、胡亚金、杨锦霞、莫亚妹举证一份《砍伐合同书》（甲方为胡亚金，乙方为案外人田某），主要载明：甲方将位于云浮市郁南县大花山场桉树承包给乙方砍伐。1、乙方要听从甲方人员安排制材装车，装车时木材要分头尾装好车，以过磅为准，每吨75元／吨（柒拾伍元／吨）。2、甲方要保证山场道路畅通无争议，如出现停工，甲方要在三天内解决；如三天内解决不了，甲方要保乙方工人每日伙食费及相应工资每人每日150元／天（壹佰伍拾元／天）……甲方签名：胡亚金（签名）；乙方签名：田某某（签名）。冯庆彬、胡亚金、杨锦霞、莫亚妹举证一份收款凭证，载明：收到胡亚金交来东坝山场误工费，共每人每日150元，共计18人，18×150＝2700元／天，共13天×2700＝35100元。收款人：田某。综上，冯庆彬、胡亚金、杨锦霞、莫亚妹据此主张其向田某支付了误工费35100元，并要求张泽波、韦树清、吕桂标、吴国泉赔偿误工费35100元。冯庆彬、胡亚金、杨锦霞、莫亚妹在举证期限内申请了证人田某到庭作证，陈述：胡亚金于2016年8月至2017年1月期间雇请其砍伐郁南县的桉树，后因山上没有开通道路，从2016年12月份开始无法继续砍伐，导致误工，胡亚金支付误工费35100元给田某。另外，《砍伐合同书》是田某在2016年8月份授意工人签订，不知道合同显示签订时间为何是2016年2月份，田某之前并没有见过该砍伐合同，其工作一般是没有签订砍伐合同的。张泽波、韦树清、吕桂标、吴国泉对上述证人证言质证意见：田某于2016年8月份才开始为冯庆彬、胡亚金、杨锦霞、莫亚妹砍伐树木，且误工时间从2016年12月份开始，与冯庆彬、胡亚金、杨锦霞、莫亚妹提供的证据相互矛盾，证人证言只能部分采纳。冯庆彬、胡亚金、杨锦霞、莫亚妹在举证期限内申请了证人伍某到庭作证，陈述：伍某向胡亚金购买桉树，伍某以现金方式支付订金120000元给胡亚金，记不清胡亚金何时出现违约行为，但胡亚金于2016年5月6日赔偿违约金120000元给伍某，胡亚金于2016年10月1日转账退还桉树订金60000元给伍某，伍某书写70000元的《收据》（胡亚金于2016年12月30日转账退还桉树订金10000元），胡亚金于2017年1月10日退还桉树订金30000元（20000元转账，10000元给现金）。张泽波、韦树清、吕桂标、吴国泉对上述证人证言不予认可，按照合同约定3月份出木7月份完工，在期间届满前即对违约进行约定不符合合同约定，且合同并未真正履行，即使真实违约金的约定也过高。庭审中，张泽波、韦树清、吕桂标、吴国泉认为冯庆彬、胡亚金、杨锦霞、莫亚妹已经砍伐至三分之二，拒不支付相应桉树款，已构成违约，冯庆彬、胡亚金、杨锦霞、莫亚妹则主张其尚未砍伐至三分之二，原因是张泽波、韦树清、吕桂标、吴国泉未按约定进行开路导致无法继续砍伐，认为张泽波、韦树清、吕桂标、吴国泉构成违约，不同意支付剩余桉树款且要求张泽波、韦树清、吕桂标、吴国泉赔偿其各项损失。根据张泽波、韦树清、吕桂标、吴国泉的委托鉴定申请，经冯庆彬、胡亚金、杨锦霞、莫亚妹同意，一审法院依法通过摇珠方式委托云浮益信资产评估事务所（普通合伙）对位于云浮市郁南县××村委会大山脚、大石壁、兰田村的桉树［地名为大花山、面积为452.6亩，林权证号为郁林林证字（2014）第××号］砍伐面积与桉树总面积的比例进行鉴定。该所于2018年5月7日出具《沟通信》，载明云浮益信资产评估事务所（普通合伙）评估一般是指价值评估或价格评估，是在量已定的情况下对价值或价格的判断，本案委托事项超出了该所评估职责范围，该所将及时返还委托资料。后经张泽波、韦树清、吕桂标、吴国泉与冯庆彬、胡亚金、杨锦霞、莫亚妹协商一致，选择了广州市******对上述项目进行鉴定。2018年7月17日，广州市******出具《现场勘验费收费函》，载明司法鉴定过程包括现场勘验和鉴定两个阶段，并按阶段收费，现根据工作量需收取现场勘验费8000元，收到费用后即开展工作。现场勘验后如果客观原因导致不能继续鉴定，现场勘验费不能退费。2018年8月1日，张泽波、韦树清、吕桂标、吴国泉支付了勘验费8000元。2018年9月28日，张泽波、韦树清、吕桂标、吴国泉与冯庆彬、胡亚金、杨锦霞、莫亚妹以及鉴定机构工作人员到桉树所在山林进行现场勘验。2018年10月15日，广州市******出具《鉴定费收费函》，要求申请人支付鉴定费64000元。之后，冯庆彬、胡亚金、杨锦霞、莫亚妹提供证据拟证实张泽波、韦树清、吕桂标、吴国泉对鉴定的桉树擅自进行了砍伐。张泽波、韦树清、吕桂标、吴国泉承认其在诉讼期间对鉴定的桉树进行了砍伐，从2018年3月份开始砍伐，到2018年4月份砍伐结束，砍伐面积为3.89公顷。但张泽波、韦树清、吕桂标、吴国泉坚持进行鉴定申请，一审法院出具《工作联系函》咨询是否仍可以继续对鉴定事项进行鉴定。广州市******出具《回复函》，表明本案仍可以鉴定，但具体情况需再次现场勘验后再作下一步安排。2019年11月21日，张泽波、韦树清、吕桂标、吴国泉与冯庆彬、胡亚金、杨锦霞、莫亚妹及广州市******鉴定人员再次到鉴定现场进行现场勘验。2019年12月2日，张泽波、韦树清、吕桂标、吴国泉提交一份《申请书》，申请撤回桉树砍伐面积比例的鉴定申请。2019年12月5日，一审法院出具《工作联系函》至广州市******，告知张泽波、韦树清、吕桂标、吴国泉申请撤回鉴定，本案鉴定终止并将案件相关材料退回一审法院。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张泽波、韦树清、吕桂标、吴国泉与冯庆彬、胡亚金双方签订的《砍伐桉树林木合同书》，系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内容合法有效，张泽波、韦树清、吕桂标、吴国泉与冯庆彬、胡亚金双方依法应按上述协议履行各自的权利义务。综合张泽波、韦树清、吕桂标、吴国泉的起诉和冯庆彬、胡亚金、杨锦霞、莫亚妹的反诉及各自答辩，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冯庆彬、胡亚金、杨锦霞、莫亚妹是否已经砍伐至林木面积的三分之二，冯庆彬、胡亚金、杨锦霞、莫亚妹是否存在违约行为，如何承担违约责任问题；2、张泽波、韦树清、吕桂标、吴国泉是否存在违约行为，如何承担违约责任，冯庆彬、胡亚金、杨锦霞、莫亚妹主张的各项损失应否予以支持的问题；3、剩余桉树所有权归谁所有的问题。一、冯庆彬、胡亚金、杨锦霞、莫亚妹是否已经砍伐至林木面积的三分之二，冯庆彬、胡亚金、杨锦霞、莫亚妹是否存在违约行为，如何承担违约责任问题。张泽波、韦树清、吕桂标、吴国泉主张冯庆彬、胡亚金、杨锦霞、莫亚妹已砍伐至合同约定面积的三分之二，但并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实，冯庆彬、胡亚金、杨锦霞、莫亚妹对此也不予确认，且张泽波、韦树清、吕桂标、吴国泉私自砍伐了部分桉树影响了涉案鉴定的进行，对于砍伐面积的鉴定，张泽波、韦树清、吕桂标、吴国泉也申请予以撤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张泽波、韦树清、吕桂标、吴国泉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双方签订的《砍伐桉树林木合同书》约定“甲方搞到砍伐证后，乙方要再给甲方贰拾万元整（￥200000元）；到乙方将山上林木林地砍到三分之一后，乙方再给甲方叁拾万元整（￥300000元）；到乙方砍到山场的三分之二时，乙方再付给甲方叁拾伍万元整（￥350000元）；剩下叁万元整（￥30000元）到山上林木剩下十车左右再付清给甲方”，张泽波、韦树清、吕桂标、吴国泉认为冯庆彬、胡亚金、杨锦霞、莫亚妹砍伐至三分之二但未按上述约定支付桉树款365000元，主张冯庆彬、胡亚金、杨锦霞、莫亚妹存在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但张泽波、韦树清、吕桂标、吴国泉并未举证证实冯庆彬、胡亚金、杨锦霞、莫亚妹已经砍伐至三分之二及以上，故剩余桉树款365000元的付款条件并未成就，张泽波、韦树清、吕桂标、吴国泉据此主张冯庆彬、胡亚金、杨锦霞、莫亚妹存在违约行为，要求冯庆彬、胡亚金、杨锦霞、莫亚妹支付剩余桉树款及承担逾期付款损失，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二、张泽波、韦树清、吕桂标、吴国泉是否存在违约行为，如何承担违约责任，冯庆彬、胡亚金、杨锦霞、莫亚妹主张的各项损失应否予以支持的问题。双方签订的《砍伐桉树林木合同书》约定“……1、甲方包提供本山场林木砍伐证，保证本山场道路畅通。……4、本款项甲方要包本山场的砍伐证、道路畅通，挖路款由乙方支付。如在砍伐及运输过程中有人出来阻拦或不给挖山路，甲方要及时来解决问题，如在出现问题15天内甲方都无办法解决问题，甲方要赔偿乙方在停工的一切损失。……”按合同约定，冯庆彬、胡亚金支付挖路款给张泽波、韦树清、吕桂标、吴国泉，由张泽波、韦树清、吕桂标、吴国泉挖路。本案中，胡亚金于2016年8月27日支付开路款10000元给吕桂标，张泽波、韦树清、吕桂标、吴国泉主张其收到开路款后已经开通道路，冯庆彬、胡亚金、杨锦霞、莫亚妹主张张泽波、韦树清、吕桂标、吴国泉没有为其开挖道路。一审法院认为，证人田某在庭审中证实在2016年8月至2016年12月期间道路是畅通的，可以正常砍伐桉树，按常理可推定张泽波、韦树清、吕桂标、吴国泉收取10000元开路款后为冯庆彬、胡亚金开通了道路。之后，未见冯庆彬、胡亚金再支付过开路款给张泽波、韦树清、吕桂标、吴国泉，按常理可推定冯庆彬、胡亚金并未再要求张泽波、韦树清、吕桂标、吴国泉开路。综上冯庆彬、胡亚金、杨锦霞、莫亚妹主张张泽波、韦树清、吕桂标、吴国泉存在未按合同约定挖通道路的违约行为，仅提供了证人证言等证据，未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同理，冯庆彬、胡亚金、杨锦霞、莫亚妹主张张泽波、韦树清、吕桂标、吴国泉承担赔偿其各项损失的违约责任，没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三、剩余桉树所有权归谁所有的问题。《砍伐桉树林木合同书》约定：“……3、砍伐时间：乙方在收到砍伐证后半年内，把林木砍伐完毕；如在本年内乙方还砍不完林木，归甲方所有，乙方不得砍伐”。可见，上述合同条款明确约定了合同履行的期限，期限届满林木即使尚未砍伐完毕，亦归张泽波、韦树清、吕桂标、吴国泉所有。张泽波、韦树清、吕桂标、吴国泉主张分别于2015年12月31日、2016年6月29日将上述砍伐证交付给冯庆彬、胡亚金、杨锦霞、莫亚妹，冯庆彬、胡亚金、杨锦霞、莫亚妹虽然不认可上述交付日期，但又表示其已记不清楚张泽波、韦树清、吕桂标、吴国泉何时交付砍伐证，可见冯庆彬、胡亚金、杨锦霞、莫亚妹并未否认张泽波、韦树清、吕桂标、吴国泉主张的交付日期，综合双方意见，一审法院认定张泽波、韦树清、吕桂标、吴国泉分别于2015年12月31日、2016年6月29日将上述砍伐证交付给冯庆彬、胡亚金、杨锦霞、莫亚妹。按合同约定，冯庆彬、胡亚金、杨锦霞、莫亚妹应分别在2016年6月30日前、2016年12月29日前砍伐完毕，但张泽波、韦树清、吕桂标、吴国泉于2017年8月7日起诉至一审法院时主张冯庆彬、胡亚金、杨锦霞、莫亚妹仍未砍伐完毕，冯庆彬、胡亚金、杨锦霞、莫亚妹也承认尚未砍伐至三分之二。按照上述合同约定，尚未砍伐完毕的现有桉树，归张泽波、韦树清、吕桂标、吴国泉所有，冯庆彬、胡亚金、杨锦霞、莫亚妹不得砍伐。同理，冯庆彬、胡亚金、杨锦霞、莫亚妹要求张泽波、韦树清、吕桂标、吴国泉继续履行《砍伐桉树林木合同书》，续办《广东省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手续，没有合同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砍伐桉树林木合同书》中约定的位于广东省云浮市郁南县××村委会、大山脚、大石壁、兰田村的尚未砍伐完毕的桉树［林权证号：郁林林证字（2014）第××号；林权证使用权利人：张泽波］归张泽波、韦树清、吕桂标、吴国泉所有。二、驳回张泽波、韦树清、吕桂标、吴国泉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冯庆彬、杨锦霞、胡亚金、莫亚妹的全部诉讼请求。本诉受理费7057元（张泽波、韦树清、吕桂标、吴国泉已预交3528元），由张泽波、韦树清、吕桂标、吴国泉负担。现场勘验费8000元（张泽波、韦树清、吕桂标、吴国泉已预交），由张泽波、韦树清、吕桂标、吴国泉负担。反诉受理费2758元（冯庆彬、杨锦霞、胡亚金、莫亚妹已预交），由冯庆彬、杨锦霞、胡亚金、莫亚妹负担。各方当事人在二审诉讼过程中没有新证据提交。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判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四上诉人二审中提出其于2018年11月7日支付了鉴定费64000元给鉴定公司，64000元中包含了第二次现场勘验费8000元。2019年12月5日，一审法院发出《工作联系函》给广州市******，通知该中心终止鉴定并将本案的相关材料退回，同时，按相关规定将相应的鉴定费用退回缴费方。本院认为，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本院二审诉讼过程中仅针对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范围进行审查，对于双方当事人未提出上诉的问题不予审查。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一审法院审理程序是否错误和鉴定费如何处理；二、四被上诉人应否支付365000元桉树款给四上诉人。关于一审法院审理程序是否错误和鉴定费如何处理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二款：“中止诉讼的原因消除后，恢复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六条：“裁定中止诉讼的原因消除，恢复诉讼程序时，不必撤销原裁定，从人民法院通知或者准许当事人双方继续进行诉讼时起，中止诉讼的裁定即失去效力。”上述法律并没有硬性规定法院决定恢复审理后必须要在作出判决前通知当事人，所以，一审法院认为2019年12月2日，四上诉人提交撤回鉴定申请，本案即恢复审理，并依法作出判决，一审法院的审理程序没有违反法定程序。至于四上诉人认为其后来支付的鉴定费64000元，一审法院已经发出《工作联系函》给广州市******，通知该中心按相关规定将相应的鉴定费用退回四上诉人，但广州市******没有回复，一审法院在广州市******未明确退款多少给四上诉人前，对鉴定费64000元不作处理，并无不当。本案至二审庭审辩论终结前，四上诉人尚未向广州市******办理退费，且是其申请撤回鉴定的申请，对其因申请鉴定造成的鉴定费损失，应由其自身承担，故其主张两次勘验费由四被上诉人承担，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四被上诉人应否支付365000元桉树款给四上诉人的问题。四上诉人认为其交给四被上诉人的四张采伐证的采伐面积合计已超过全部林木的三分之二，但四被上诉人认为没有砍伐完，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法律规定，四上诉人应就四被上诉人已砍伐超过全部林木的三分之二充分举证，不能以已交付采伐证推定四被上诉人已砍伐完毕或视为四被上诉人已砍伐完毕四张采伐证内的林木，四上诉人对其不能充分举证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本院对其上述主张不予采纳。按照《砍伐桉树林木合同书》约定，四被上诉人未砍伐到山场的三分之二时，在四被上诉人已支付715000元的情况下，不用继续支付其他款项给四上诉人，一审法院对其主张四被上诉人支付365000元的请求不予支持，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四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受理费7057元（上诉人张泽波、韦树清、吕桂标、吴国泉已预交），由上诉人张泽波、韦树清、吕桂标、吴国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 容审判员 陈洁涛审判员 李婉婉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古桂达书记员 黄 韵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一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一审人民法院重审。一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