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粤06民终644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成思，男，汉族，住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纲，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欧剑华，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道道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法定代表人：潘润，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晓玲，广东群豪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东赤，广东群豪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卢锡永，男，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原审第三人：潘美平，男，汉族，住广西贺州市八步区。上述两位原审第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广东熊何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广东道和车博园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法定代表人：李某1。上诉人李成思因与被上诉人广东道道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道道通公司）、原审第三人卢锡永、潘美平、广东道和车博园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道和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5民初222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成思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道道通公司负担。事实与理由：一、李成思是本案的适格主体，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发起人为设立公司以自己的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公司设立之后合同是否由公司承继的问题，在我国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二条中有明确规定，发起人为设立公司以自己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合同相对人请求该发起人承担合同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成立后对前款规定的合同予以确认，或者已经实际享有合同权利或者履行合同义务，合同相对人请求公司承担合同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以上规定既是判断合同责任承担的依据，也是认定合同是否已经由公司继承的标准。根据以上规定，公司设立之后是否承继合同，成为合同相对方应当通过以下三种情形进行认定：第一，公司明确作出愿意继承合同权利义务的意思表示；第二，公司已经实际享有合同权利或履行合同义务；第三，合同相对人请求公司承担合同责任。一审判决无视以上标准，以“合同并未约定在新公司成立之后，双方还需另外签订确认文件进行确认”，认为“涉案合同的出租方为第三人道和公司而非李成思”是认定事实错误。1.道和公司成立后，并没有作出任何愿意对《转租协议》及相关补充协议进行继承的明确意思表示。道和公司于2019年6月10日成立以后，各方当事人之间的文件有《补充协议》（6月13日）、《撤销通知函》（6月19日）、《股东第一期1500万元入资登记表》（6月25日）。对于以上三份文件：《补充协议》仅由李成思与道道通公司签订，道和公司并不属于合同一方，也没有在协议上签字盖章；《撤销通知函》由道道通公司向李成思出具；《股东第一期1500万元入资登记表》属于道和公司内部股东文件，并未向道道通公司发出。也即是说，道和公司成立后，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其作出过愿意对《转租协议》及相关补充协议进行继承的明确意思表示。2.道和公司成立后，并没有开展任何经营，也没有实际履行任何合同义务或享有合同权利。从公司6月10日成立，到6月19日李成思收到道道通公司出具的《撤销通知书》，期间仅仅相隔9天。在这段时间里，道和公司既没有启动租赁土地的开发、建设工作，亦没有任何实际业务产生。6月25日，各股东内部才对第一次出资进行确认，当时也仅有部分出资。因道道通公司单方终止合同，该部分出资进入公司账户后又退还给了各股东。因此，道和公司从未实际享有合同权利或履行义务。3.在合同的签订到撤销的整个过程中，道道通公司一直是向李成思进行主张权利，从未要求道和公司承担。公司成立后，合同相对人有选择请求发起人或公司承担责任的选择权。在本案中，《转租协议》及相关补充协议均由李成思与道道通公司之间签订，《撤销通知书》也是由道道通公司向李成思发出，未发给过道和公司。因此，从作为出租人一方的道道通公司来看，其一直也是选择以李成思作为合同的相对方，从始至终未向道和公司主张过任何权利。4.道和公司己经对以上情况进行了证实，明确表示其并非合同履行方，也没有对项目进行过任何实际运营。庭审过程中，道和公司明确表示：“《转租协议》及相关补充协议的实际履行方是李成思，并非道和公司”、“道和公司与道道通公司未就项目达成任何书面合作协议及相关文件”（判决书13页）、“道和公司没有正式运营”，从以上内容来看，道和公司自己也明确表示不认可成为了《转租协议》及相关补充协议的相对方。二、即使根据一般的合同原则，权利义务的概括转让仍应当经受让人明确同意，否则原合同主体不变更，权利义务转移不生效。合同法第八十九条规定，权利和义务一并转让的，适用本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一条至第八十三条、第八十五条至第八十七条的规定。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及审判实践，合同的概括转让应当由合同当事人与第三人就合同权利义务达成协议，经第三人（受让人）明确承诺同意方可生效。在本项目的执行过程中，李成思、道道通公司与道和公司之间并未达成任何三方协议，道和公司也从未实际履行过合同义务，因此，原合同主体不变更，权利义务转移不生效。综上所述，一审判决仅凭部分合同条款及道和公司股东内部行为，在作为承受方的道和公司没有做出任何继承合同的意思表示，也没有实际承受任何合同权利和义务，甚至明确表示没有、也不愿意继承的情况下，关联不同主体之间的关系，作出“《转租合同》及相关补充协议的权利义务已经转移，道和公司成为合同相对方，李成思不是合同的相对方”的事实认定，不仅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三、一审判决适用程序错误，即使因李成思不是合同的相对方而导致起诉主体不适格的，一审判决也应当通过裁定驳回李成思起诉，而不是以判决形式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规定：“人民法院……案后发现不符合起诉条件或者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情形的，裁定驳回起诉。”根据以上法律规定，在我国审判实践中，原告主体不适格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享有诉权，也是从根本上阻止诉讼程序的启动的原因，即使是进入到了实体审查阶段，也不能从程序问题变成实体问题。因此，只要李成思不享有诉权，即使进入了实体审判，法院也当然不得用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而应当通过裁定驳回李成思起诉。四、道道通公司单方恶意终止协议，属于严重违约行为，应按照合同约定承担违约责任，双倍赔偿李成思前期投入的全部费用。《土地使用权转租协议》及相关补充协议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道道通公司单方恶意终止，属于严重的违约行为，应承担全部违约责任，根据合同的约定双倍赔偿原告前期投入的全部费用损失及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律师代理费等费用。从项目的前期的接触到项目落地，李成思多次往返四川、广东等地，积极联络各方，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所耗费实在难以计数。李成思一直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道道通公司却以荒谬的理由单方强行终止《土地使用权转租协议》，并立即将租赁地块转租给其他第三方进行开发，其后又用不相干的事情恶意损害李成思声誉，不仅严重违反了合同的约定，也极大的损害了市场最基本的诚信原则，给李成思造成了重大损失。道道通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李成思的上诉，维持原判。2019年5月1日，道道通公司委托代某某就案涉项目对外开展招商工作。2019年5月16日，道道通公司和李成思签订《土地使用权转租协议》《之补充协议书》。2019年6月13日，道道通公司和李成思签订《补充协议》，并且道道通公司于同日与道和车博确定了书面的《移交宗地图》。结合本案事实及证据，道道通公司认为：一、道和公司是案涉三份协议相对方，其已就本案争议事实向南海区法院另行起诉。李成思和道道通公司签订《补充协议》当天，道和公司与道道通公司确定了书面的《移交宗地图》，对案涉三份协议予以确认。可以确定李成思在案涉三份协议中的权利义务已经道和公司确定并由其实际承受。2020年6月9日，因本案三份协议产生争议，道和车博诉道道通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在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诉前调解立案（受理案号为[2020］粤06**民诉前调5xx3号）。道和车博是案涉三份协议的合同相对方，因本案三份协议产生的相关权利义务应当由道和车博去承受，李成思已经不是案涉三份协议的合同相对方，其在本案中的诉讼请求已经丧失合同依据，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适用法律正确。二、李成思在与道道通公司签订上述协议中，与代某某及道和公司各股东间存在商业贿赂违法行为。签订合同时，李成思及代某某、道和公司各股东均未告知道道通公司以下事实：（1）代某（道道通公司在案涉事项中的受托人代某某的儿子）是道和公司工商登记股东；（2）李成思及道和车博其他股东签订《广东某某实业有限公司股东合作协议书》约定，在项目公司建设完成7万平方米后，对代某兑现给付3000可物业34年的物业收益权；（3）一审中第三人卢锡永、潘美平提供了2019年6月2日的《道和公司股东合作协议书》以及2019年6月6日的《道和公司股东合作协议书》。该两份协议书除落款签名外，其他内容基本一致。其中2019年6月2日《道和公司股东合作协议书》落款处代某的签名为“代某某（代签）”;另外一审中李成思提供的证据费用报销单中，多次提及并确认代某某为道和车博股东；（4）2019年7月1日，代某某在向道道通公司法定代表人潘润出具《关于李成思与道道通公司合作事宜致潘董事长一封信》中，承认其与李成思为促成合作，约定以代某某比子代某的名义在道和车博持有20％的股权（约定时限实投），且项目首批物业7万平方米建成后，可以获得3000平方米物业收益权的好处。李成思及道和公司各股东通过与道道通公司的受托人串通，给予受托人利益的方式，以谋取与道道通公司合作的机会，并因此最终与道道通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其行为属于商业贿赂行为。三、案涉协议经道道通公司与道和车博协商一致予以解除。在案涉三份协议磋商、订立及履行过程中，一直由李成思与道道通公司联系，李成思是道和公司的董事长也是发起人之一，且道和公司或李成思也未曾通知道道通公司变更联络人。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网等平台公布工商登记信息后，道道通公司经查询发现代某为道和公司的股东的事实。基于此，2019年6月19日，道道通公司向道和车博发出《撤销合同通知函》，明确表达了终止履行案涉三份协议的意思。在道道通公司作出终止履行案涉三份协议的意思表示之初，李成思明确表示不同意，但为防止更大的损失、维护友好关系，双方多次约见面谈。2019年6月27日，李成思同意退回500万履约保证金。实际上，双方达成了解除合同的合意。道道通公司认为李成思有权代表道和公司，道道通公司就案涉事项通知李成思实际上是对道和公司的通知。案涉三份协议是经道道通公司和李成思协商一致予以解除的，道道通公司不存在违约行为。四、合同已经协商解除，道道通公司不存在违约，不承担赔偿责任。案涉三份协议经双方协商一致解除，李成思请求道道通公司双倍赔偿其前期投入、律师费、担保费用等，没有依据。案涉三份协议签订后，道和公司除支付500万履约保证金外均没有实际履行三份协议所约定的其他义务，且500万元履约保证金已经由道和公司同意原路返还。另外，500万元履约保证金性质为履约保证，不属于前期投入。李成思或道和公司不存在任何损失，其对该项目更没有任何的投入。五、一审判决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李成思是案涉三份协议的签约方，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关于“起诉条件”的相关规定，李成思享有诉权。但是在《补充协议》签订后，根据李成思及道道通公司的约定，第三人道和公司即作为案涉三份协议的合同相对方，承接该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至此，李成思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程序合法。卢锡永、潘美平辩称，一、李某1无权代表道和公司参加本案诉讼，李某1是代表李成思担任法人，是挂名法人，实际上公司的各项经营是无权参与，其不是公司的股东和职工，在整个过程中，股东没有任何股东会议及公司会议委托其参加本案诉讼。二、一审判决认定涉案的相关协议，上面的权利义务是由道和公司承受，该认定证据充分，与事实吻合，在转租协议和补充协议，明确规定，协议相关的权利义务，在李成思设立项目公司后，由公司承受，后来道和公司股东签订的协议后，项目公司承续三份协议的权利义务，李成思与道道通公司签订了相应的协议，确认权利义务承续的关系，三份协议与股东协议是证明道和公司承续相关的权利义务。实际履行中，道和公司与道道通公司将权利义务作了移交的，签了土地的移交手续，协议的相关货款是确认由道和公司承接的事实。道和公司成立接管土地后，相关的股东购置办公家具用品，入驻涉案工地，支付相关的水电费，按照股东协议的安排分工，进行开发前的设计，销售，已经开展实际的经营工作。事实可以证明道和公司是实际承接了权利义务。三、李成思与道道通公司故意避开道和公司及其他股东私下处理合同根本事务，事实上损害了道和公司及公司股东的权利，将另案提起追诉。道和公司辩称，项目在成立后，前期是李成思以个人名义签订转租协议后，与佛山本地的股东一起完成，转租协议是2019年5月份签订的，在6月2日才找齐股东，签订股东协议，股东协议成立后，共同推荐了李某1，成为新公司的法人。李某1虽然没有股份，但在股东群是明确规定。6月10日拿到营业执照，6月13日与道道通公司有地块移交图，是书面的图没有实质性对土地裁量，移交实际上没有进行。6月19日收到道道通公司撤销通知书，收到后没有开展实质性工作。7月3日我们离开了现场，与潘美平商定移交图、公司营业执照、公章。潘美平管指纹，李某1管钥匙，锁在保险柜，要用的话，再打开，到现在为止，不知道公章是怎么盖的。盖公章的事情李某1清楚，肯定是虚假，与道和公司无关。道和公司要以公司名义起诉道道通公司的事情，李某1不知道，一直没有开公司会议或股东会议，没有通知李某1。微信群李某1没看见，也没有发表意见，不承认。综上，李某1与道道通公司签订的工程项目，没有开展实质工作，开始的办公用品、设施，大部分是前期李成思支付的钱，在公司成立后，潘美平给了部分钱。道道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道道通公司违约立即双倍赔偿李成思前期投入的全部费用5628305.34元；2.道道通公司立即向李成思支付实现债权产生的律师费177566元、担保费用14800元；3.道道通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和保全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12月28日，某某经济社（甲方）、广州市某某有限公司（乙方）在佛山市南海区某某经济联合社的见证下签订了《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约定：甲方将座落在南海区某某村“蚌口”的土地188600.52平方米（折合282.9亩）出租给乙方使用；该土地东至佛山某某桥，南至某某村抽水涌，西至东某某涌边、北至佛山某某路规划拟征线；租赁期限自2012年1月1日至2053年12月31日止；2012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为乙方办理土地使用证期，考虑到甲方集体及村民利益，在双方签订合同及甲方向乙方移交土地时，乙方按1100元/亩/年一次性向甲方支付当年度鱼塘租金，乙方将鱼塘租金在2012年3月15日前缴交给甲方；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为乙方建设期，甲方同意建设期间免收土地租金，在当年基建期4月15日前乙方提前缴交100万元租金给甲方，甲方在承租期第一次收取乙方租金时退回给乙方；计租日期自2014年1月1日起，租金为2元/m2/月，每3年递增10%（自计租之日起计）；每年租金分二次给付，乙方在每年4月15日前和10月15日前各给付当年租金的50%；甲方所收的租金不含税，所有税金由乙方缴纳。2012年5月10日，某某经济社（甲方）、广州市某某有限公司（乙方）、道道通公司（丙方）签订《补充协议书》，约定甲乙双方同意由乙方新设立的丙方取代乙方作为《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的承租人，自协议签订之日起，由甲方作为出租方、丙方作为承租方履行《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的所有条款和合同的权利义务。2019年5月16日，道道通公司（甲方）与李成思（乙方）签订《土地使用权转租协议》，约定：甲方同意将其向某某社承租的坐落在南海区某某村“蚌口”的约220亩的土地使用权转租给乙方；在乙方缴纳第一笔保证金后7日内甲方向乙方移交转租土地及其他地上配套设施，转租期限自实际移交之日起至2053年12月31日止共34年有余；该土地使用权租金按甲方与某某经济社签订的《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及《补充协议书》约定的价格支付；租金由乙方以银行转账形式向甲方支付；每年的租金分两次给付，乙方应当在每年4月15日前和10月15日前分别向甲方支付当年度租金的50%，甲方收到乙方支付的租金后应足额支付至某某经济社，保证乙方能正常使用该转租土地；协议生效后到2021年6月31日为乙方项目建设期及市场培育期，甲方同意免收乙方的土地租金，该期间产生的应向某某经济社缴交的租金由甲方向某某经济社缴纳；在合同履行期间，因甲方原因解除或终止甲方与某某经济社签订的《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及《补充协议书》，导致本协议无法履行的，甲方按乙方的实际投入双倍赔偿乙方的投资损失；因甲方提供的转租土地不能进行建设，以及不能实现建设后对外租赁等情形，甲方应双倍赔偿乙方的全部投资损失；乙方逾期给付租金超过15日的，每逾期一日，甲方有权按未足额缴纳部分租金的千分之三向乙方收取违约金；合同一方违反合同约定，违约方须赔偿守约方因违约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守约方主张权利所支出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保全费、评估费、鉴定费、拍卖费、律师代理费等均由违约方承担；乙方可以成立公司用于承租及经营土地，甲方同意将本协议的次承租人变更为乙方成立的公司，协议中乙方的权利义务由变更后乙方新成立的公司作为承租人承受，乙方变更合同主体的，甲方不得另行向乙方收取费用。同日，道道通公司（甲方）与李成思（乙方）签订《之补充协议书》，约定：该转租土地自乙方支付第一笔履约保证金后7日内由甲方按双方实测的宗地图范围移交给乙方开发建设；鉴于双方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租协议》未对转租履约保证金作出约定，且乙方承租该转租地块系用于开发建设，考虑上述情况，甲乙双方同意在签订本补充协议后160天内，由乙方向甲方支付2000万元作为履约保证金，若因甲方及政策性原因履约保证金支付时间顺延；在签订《土地使用权转租协议》后7天内，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履约保证金500万元，乙方须在150天内办妥建设规划调整手续或《施工许可证》，后7天内，乙方向甲方支付履约保证金1500万元；在乙方完成首批建筑面积7万平方米主体验收合格（包括消防验收）后7天内，甲方将履约保证金2000万元退还给乙方；补充协议签订后30日内，乙方注册成立新的公司用于项目实际开发，并由新成立的项目公司负责项目的经营，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在乙方新注册公司成立后，甲方同意将本协议乙方变更为乙方新成立的公司，同时将本协议约定应提供给乙方的相关资料移交给乙方新成立的公司备案使用。2019年5月23日，李成思向道道通公司转账5000000元。同日，道道通公司出具《收据》，确认收到李成思支付的履约保证金5000000元。2019年6月6日，李成思、代某、潘美平、卢锡永、田某某签订《股东合作协议书》，约定：各方合作设立道和公司；公司注册资本暂定3000万元，其中李成思人民币出资105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35%，代某人民币出资6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20%，潘美平人民币出资525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7.5%，卢锡永人民币出资525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7.5%，田某某人民币出资3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0%。该协议书还确认，李成思、田某某已分别于2019年5月23日出资350万元、150万元。2019年6月10日，道和公司登记成立，注册资本3000万元，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租赁经营、房地产中介服务、物业管理等。李成思担任该公司的董事长一职。2019年6月13日，道道通公司（甲方）与李成思（乙方）签订《补充协议》，明确乙方新成立的项目公司为道和公司。2019年6月19日，道道通公司向李成思出具《撤销合同通知函》，认为双方在《土地使用权转租协议》、《之补充协议书》、《补充协议》的协商谈判及协议达成的过程中，道道通公司股东代某某曾作为李成思的介绍人及道道通公司的委托人参与其中，而李成思成立的项目公司道和公司股东之一代某持股20%，代某与代某某是父子关系，故认为李成思未履行告知义务，且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未将代某将是新成立的项目公司股东这一事实告知道道通公司，故主张因订立合同时存在重大误解，道道通公司决定行使撤销权，撤销以上三份协议，并要求李成思即日起终止履行上述三份协议，并协商处理三份协议的后续事宜。同日，道道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潘润通过微信联系李成思，称股东会一致决议撤销合同，李成思回复表示收到通知，但解除协议没那么简单，且道道通公司的理由不成立，明确不同意中止合同，且道道通公司的理由与合作条款没关联性。2019年6月25日，道和公司作出《股东第一期1500万元入资登记表》，载明：李成思实际入资350万元（付道道通公司与道和公司的合作定金），欠入资175万元；代某实际入资0元，欠入资300万元；卢锡永实际入资265万元（转入道和公司公帐），超额入资2.5万元；潘美平实际入资262.5万元（转入道和公司公帐），欠入资0元；田某某实际入资150万元（150万元转到李成思账，付道道通公司与道和公司的合作定金），欠入资0元。该登记表落款处有五个股东的签名确认。2019年6月27日，潘润联系李成思要求提供账户，请求将履约保证金原路返还。李成思于同日回复：“潘总，你先退回500万元给我，今晚再谈其他事情吧。”同日，道道通公司向李成思转账5000000元，登记转账用途为“退还履约保证金”。2019年6月28日，李成思（甲方）与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乙方）签订《民事诉讼委托代理合同书》，约定：甲方聘请乙方作为其与道道通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一审阶段的委托代理人，代理费用为177566元，于案件起诉前五日向乙方支付全部款项。2019年8月18日，道和公司的全部股东及法定代表人签署《工商及税务注销代理授权书》，授权佛山市某某有限公司代理道和公司办理营业执照及税务注销手续。2019年8月23日，李成思分两次共向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转账支付177566元，该所于同日开具发票确认收款。同日，李成思还与广东某某有限公司签订《[诉讼保全]委托担保合同》，约定李成思因本案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保全金额为5805871元，该公司提供保函，担保费为14800元李成思应于保函出具前支付。2019年9月6日，李成思提起本案诉讼，并向一审法院申请财产保全，由广东某某有限公司提供信用担保。2019年9月17日，广东某某有限公司开具发票，确认收到李成思支付的担保服务费14800元。另查明，李成思在2019年曾因多宗案件被人民法院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另外，李成思还在四川某某开发有限公司（2018年11月5日成立）担任总经理、在河北某某有限公司（2018年12月4日成立）担任经理，并且是以上两家公司的股东。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租赁合同纠纷。李成思、道道通公司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租协议》、《之补充协议书》、《补充协议》是签约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相关的权利义务应根据上述合同来确定。根据各方的诉辩意见及举证，关于本案讼争的《土地使用权转租协议》、《之补充协议书》、《补充协议》的合同相对方，一审法院认定其出租方、甲方为道道通公司，承租方、乙方为第三人道和公司而非李成思，具体理由如下：首先，从合同的约定来看，虽然上述合同签约双方均为李成思与道道通公司，但根据《土地使用权转租协议》的约定：李成思可以成立公司用于承租及经营土地，道道通公司同意将协议的次承租人变更为李成思成立的公司，协议中乙方的权利义务由变更后李成思新成立的公司作为承租人承受。而同日签订的《之补充协议书》则进一步约定，补充协议签订后30日内，李成思注册成立新的公司用于项目实际开发，并由新成立的项目公司负责项目的经营，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在李成思新注册公司成立后，道道通公司同意将协议乙方变更为李成思新成立的公司。根据以上约定，涉讼三份合同项下乙方的权利义务应由李成思成立的项目公司承受，且合同并未约定在新公司成立之后，双方还需另外签订确认文件进行确认。此外，第三人道和公司作为项目公司，在2019年6月10日登记成立之后，李成思、道道通公司随即在同月13日就签订了《补充协议》，确认乙方新成立的项目公司为道和公司。至此，双方关于《土地使用权转租协议》、《之补充协议书》、《补充协议》项下乙方权利义务由第三人道和公司承受的意思表示已经非常明确，李成思此时已不再是《土地使用权转租协议》、《之补充协议书》、《补充协议》的合同相对方。其次，从合同的履行来看，李成思、道道通公司在2019年5月16日签订《土地使用权转租协议》、《之补充协议书》之时，便约定合同项下乙方的权利义务由新成立的公司承受，随后李成思、代某、潘美平、卢锡永、田某某签订《股东合作协议书》，约定合作设立道和公司，开展道和公司的筹备、设立工作，李成思不仅是道和公司的大股东，还担任董事长一职。在道和公司成立之后，李成思、道道通公司随即又通过《补充协议》明确道和公司即是承受《土地使用权转租协议》、《之补充协议书》项下乙方权利义务的主体。由此可见，在李成思、道道通公司签订涉讼相关协议时，李成思的签约、付款行为是基于道和公司的筹备、设立行为，故在道和公司成立之后，李成思无权再以个人名义主张合同权利。再次，从款项支付来看，虽然表面上《土地使用权转租协议》、《之补充协议书》项下的履约保证金系李成思转账予道道通公司公账，但根据《股东第一期1500万元入资登记表》记载的事实反映，李成思支付的该5000000元实际的构成是李成思与田某某向道和公司第一期的股东出资款，分别为3500000元、1500000元。由此可见，李成思支付的合同项下履约保证金5000000元，其款项来源实际上是李成思与案外人田某某向道和公司出资款的一部分，再一次印证了李成思的签约、履约行为实际上均是道和公司的筹备、设立行为，故在道和公司成立之后，相应行为所产生的权利义务应由道和公司承受。综上所述，在《补充协议》签订之后，根据双方约定，第三人道和公司即作为《土地使用权转租协议》、《之补充协议书》的合同相对方，承接该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李成思不是《土地使用权转租协议》、《之补充协议书》的合同相对方，无权以个人名义向道道通公司主张合同权利。基于此，李成思以其个人名义，诉请道道通公司赔偿其前期投入费用5628305.34元、律师费177566元、担保费14800元均没有依据，一审法院均不予支持。至于李成思与道和公司其他股东在履行《股东合作协议书》过程中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道道通公司与第三人道和公司之间基于《土地使用权转租协议》、《之补充协议书》、《补充协议》所建立的权利义务关系，相关当事人可另案清算，一审法院在本案中不作处理。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李成思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适用简易程序结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26272.35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共31272.35元（李成思已预交），由李成思负担。二审期间，道道通公司向本院提交（2020）粤0605民诉前调5xx3号诉前调解告知书、民事起诉状，拟证明2020年6月9日，因本案三份协议产生争议，道和公司诉本案道道通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在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诉请调解立案。李成思、卢锡永、潘美平、道和公司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经审查，道道通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各方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经审理，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道道通公司与道和公司在2019年6月13日办理土地使用权转租地宗图移交手续。又查明，道和公司在2020年6月9日，以道道通公司为被告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解除案涉《土地使用权转租协议》《之补充协议书》《补充协议》及承担相应责任,法院以诉前调解立案[受理案为（2020）粤0605民诉前调5xx3号]。本院认为，李成思与道道通公司于2019年5月16日就涉案土地转租事宜签订了《土地使用权转租协议》《之补充协议书》《补充协议》，在《土地使用权转租协议》约定李成思可以成立公司用于承租及经营该土地，道道通公司同意将协议的次承租人变更为李成思成立的公司，协议中李成思的权利义务由变更后李成思新成立的公司作为承租人承受。双方同日签订的《之补充协议书》再次明确该协议签订后30日内，李成思注册成立新的公司用于项目实际开发，并由新成立的项目公司负责项目的经营，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在李成思新注册公司成立后，道道通公司同意将协议乙方李成思变更为李成思新成立的公司。其后，第三人道和公司作为项目公司，在2019年6月10日登记成立之后，李成思、道道通公司随即在同月13日签订《补充协议》，确认乙方李成思新成立的项目公司为道和公司，此后道道通公司与道和公司在2019年6月13日办理涉案土地使用权转租地宗图移交手续。根据上述合同约定及移交土地的事实，可以认定道和公司成立后，李成思在上述合同中的权利义务已经由道和公司承受，李成思已不再是《土地使用权转租协议》《之补充协议书》《补充协议》项下的权利义务主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李成思作为原告提起本案起诉,诉讼主体不适格，依法应裁定驳回其起诉,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因李成思本案中诉讼主体不适格，其要求道道通公司向其赔偿有关损失，本院不予审查。综上，李成思的部分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因二审出现新的证据及当事人提出新的事实，本院予以撤销一审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5民初22238号民事判决；二、驳回上诉人李成思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26272.3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2544.7元，退还上诉人李成思。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耿 翔审 判 员  翁丰好审 判 员  姜欣欣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六日法官助理  杨全欣书 记 员  周英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