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1民终932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石家庄裕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石家庄市鹿泉区灵岩大街北头**。 法定代表人：王朝阳，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连小朋，河北赵雪莲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宫佳，河北赵雪莲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军，男1977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桥**。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莉，河北济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石家庄裕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被上诉人张军法律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2020）冀0102民初5769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石家庄裕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诉讼代理人连小朋、宫佳，被上诉人的诉讼代理人张莉到庭参加了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上诉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撤销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2020）冀0102民初5769号民事判决书，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2、请求法院判令由被上诉人承担一审、二审诉讼费和保全费。事实与理由：判决书中认定“甲方（被告）向乙方（济民律所）支付工作费用70万元。该规定并未附任何付款条件，亦无须任何凭 证和票据，到期就应支付。”系对《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费办法》”）的错误理解和适用，其判决结果有失公正，严重的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1、法律服务系特殊行业，律师事务所及律师的收费由特定的法规予以限制。《收费办法》系国家发改委、司法部颁布规范律师收费的重要法规。任何从事法律服务的单位和个人都必须遵照执行。《收费办法》第二十二条明确规定了律师收费的范围仅限于律师服务费、代委托人支付的费用和异地办案差旅费。除此之外，律师事务所及承办律师不得以任何名义向委托人收取其他费用。《收费办法》第二十一条还规定：结算代委托人支付的费用和异地办案差旅费市，律师事务所应当向委托人提供有效凭证。不能提供有效凭证的部分，委托人可不予支付。综合本案，被上诉人主张的70万元的性质只能定性为差旅费，否则为乱收费，依法应不予支持。如70万元工作为被定性为差旅费，则被上诉人由义务就自己的诉请提供相关的有效凭证，不能提供有效凭证的，根据《收费办法》的规定，上诉人有权拒绝支付。2、《收费办法》规定的律师收费范围以及差旅费的报销凭证系强制性规定，无需另行约定。本案是否将差旅费的有效凭证详细约定于《专项法律服务合同》中，是上诉人的权利，但是提供有效的差旅费凭证则是法律给予被上诉人的强制性义务。显然，被上诉人没有履行法定的强制义务举证证明自己的主张，应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然一审法院有意规避法规内容，淡化被上诉人的举证责任，先入为主，违背了客观中立的原则。综上，一审法院的判决无视法律等相关规定，主观臆断，未秉持公平、公正立场。为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特请贵院依法查明案件事实，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请。 上诉人做出上诉状补充意见：一、《专项法律服务合同》签订后，上诉人已支付了合同约定20万元律师服务费，但济民所未完全履行《专项法律服务合同》第一条法律顾问服务内容：1、参与本项目的方案起草和架构设计；2、参与本项目的发起和计划制定工作；3、对本项目法律问题提供咨询意见；4、起草或审查本项目所需签订的合同；5、参与本项目的商务谈判；6、排他代理甲方重组过程中双联系列企业的诉讼、仲裁案件。济民所仅完成了上述第6项内容，就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而言，济民所没有尽职尽责履行其合同约定的相关服务工作，济民所应就未完成法律服务内容退还相应的律师服务费用。二、被上诉人主张的70万元工作为合同约定的“交通及通讯费用”。根据《专项法律服务合同》第五条的规定的“交通及交通费等工作费为100万元”该费用不包含在律师服务费内，有上诉人根据济民所提供发票和支出凭证等据实结算。《专项法律服务合同》约的项目公司河北双联投资有限公司等均在鹿泉区，不涉及外出、住宿等，即使产生了所谓的通讯费、交通费，结合济民所履行上述第6项的服务内容，与其济民所转让的70万元巨额交通费、通讯费差距甚大，加上之前上诉人预支付给济民所30万元交通费及通讯费，在济民所没有完成工作成果，也未提供发票和支出凭证情况下，要求上诉人支付将近100万元的交通费及通讯费等费用，完全超出了正常的合理范围。被上诉人既然基于《专项法律服务合同》约的债权数额受让该债权，就应债权的合法性及真实性举证证明。本案70万元的工作费为经上诉人和济民所共同确认，没有上诉人签字认可，该债权的真实性待定。而在庭审中，被上诉人未曾提供有力证据证明该债权的真实性、合理性、合法性。因此上诉人认为不确定的债权转让不对上诉人发生效力。三、上诉人认为70万元工作费的转让不合理，被上诉人仅以10万元的价格受让了93万元的债权，且被上诉人仅支付济民所1.4万元的转让费，转让价格与受让价格不对价，转让价格严重低于市场价格。本案被上诉人的代理律师张莉系《专项法律服务合同》指定的服务律师，济民将债权转让给张军后，张军又委托济民所将本案委托给张莉，张莉在本案中即作为代理人的身份，又作为证人的身份，完全不符合法律规定。四、一审法院在合同履行情况未明确、债权金额未确认的情况下，未追加济民所作为案件当事人出庭就合同履行情况进行调查，反而直接判决上诉人向张军支付相关费用，使得济民所得以逃避履行合同随附义务。《债权转让协议》仅涉及对合同权益的转让，并未转让合同义务，因张军系个人，无法替代济民所履行合同附随开票的义务，济民所应履行《专项法律服务合同》的附随义务，向上诉人开具符合法律法规要求的发票。综上，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支付律师工作费70万元、律师费23万元及利息的诉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如济民所无法提供相应证据以证明上述费用真实发生，上诉人将就其未完成的工作内容，向济民所要求返还20万元法律服务费及30万元律师工作费。因一审未查明案件事实，恳请贵院发回重审或在查明事实的情况下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辩称，一、本案《专项法律服务合同》中约定的法律服务费及工作费是本次专项法律服务的律师费总额，因上诉人要求分期分批支付律师费而做的分割，两项收费并无实质区别。因双联体系中企业数量多、设立时间长、经过多次股权变更及企业改制，对外对内债务和纠纷复杂，因此该专项法律服务时间长、任务重，资产及负债总量高达几十亿元，是一项非常复杂的需要高水平的法律专业知识和大量法律工作的高难度工作任务。因上诉人与济民所是长期合作单位，在上诉人的要求下，济民所按照市场价格减免收费后，商定律师费总计收费120万元。120万元的收费金额是双方经过长期商谈而确定的金额。从2018年11月份济民所就开始着手帮助上诉人就双联系企业重组事项提供法律咨询和法律服务，但是直到2019年5月，上诉人完成了职工股收购、部分完成债权转让等大量工作后才签署了协议。足以证明，上诉人对济民所的工作是满意的，对付款总额是认可的。上诉人为了保证济民所能够从始至终都保持积极认真的态度提供法律服务，要求分期分批支付律师费。为了实现分批支付的目的，上诉人对收费金额进行了拆分，并且主动履行了部分支付义务。上诉人虽然对收费进行拆分，但是对总额120万元均为律师费，且该金额的支付不需附加任何条件的约定是清楚、明确的。国家发展改革委于2014年12月17日作出【2014】2755号《放开部分服务价格意见的通知》，通知中明确通知司法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单位，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按照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促进相关服务业发展，就部分服务放开管理，其中包括对律师服务费的放开。文件规定，除刑事案件、劳动报酬案件、抚养费赡养费案件、抚恤金及救济金案件、行政诉讼案件、安全事故案件、国家赔偿案件等类型的案件，予以放开。河北省律师协会于2016年1月26日作出【2016】7号《河北省律师服务收费指导意见》，文件明确写明，律师收费除政府指导价的案件，由律师事务所与委托人协商律师服务收费，律师考虑服务成本、难易程度、承担的风险和责任后，与委托人平等协议，合理确定律师的服务收费价格。因此，本案中，就律师费总计收费120万元是完全符合法律、法规和行业规定的。二、本案《专项法律服务合同》中的约定并不违反《律师收费管理办法》第22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律师可以从事下列业务：(一)接受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聘请，担任法律顾问;(二)接受民事案件、行政案件当事人的委托，担任代理人，参加诉讼;（三)接受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的聘请，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申请取保候审，接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委托或者人民法院的指定，担任辩护人，接受自诉案件自诉人、公诉案件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的委托，担任代理人，参加诉讼;(四)代理各类诉讼案件的申诉;(五)接受当事人的委托，参加调解、仲裁活动;(六)接受非诉讼法律事务当事人的委托，提供法律服务;(七)解答有关法律的询问、代写诉讼文书和有关法律事务的其他文书。因此律师合法的业务包括法律顾问、诉讼、咨询、申诉、调解、仲裁、代书等多项服务内容，这些业务种类均为律师的合法工作范围，收取相应费用也应当受到法律保护。《律师收费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律师服务费、代委托人支付的费用和异地办案差旅费由律师事务所统一收取。律师不得私自向委托人收取任何费用。除前款所列三项费用外，律师事务所及承办律师不得以任何名义向委托人收取其他费用。”根据《律师法》的规定，对该条款所表述的“律师服务费”应该理解为律师做了法律服务工作而收取的费用的总称，不应侠义地理解为是只能收取名为“律师服务费”的费用。律师工作实践中，在提供服务工作的基础上收取咨询费、顾问费、诉讼代理费、见证费、代书费等多种名义的费用，都是律师从事法律服务工作而收取的合法的收入，应当得到法律的支持。本案中《专项法律服务合同》第五条约定了工作费用金额为100万元，第一款约定其中30万元与协议签署之日支付；第二款约定70万元于项目第一块土地更名之日起三日内一次性支付，最晚于2019年12月31日支付，并未约定支付的任何附加条件；第三款约定如2019年12月31日土地没有更名至上诉人名下，律师事务所继续提供专项法律服务费用，则按照上述标准另行支付费用，并对2020年应支付的工作费用做了具体约定。本案针对的是2019年的收费金额，应当认定为只要乙方提供的法律服务没有瑕疵，符合上诉人的要求，上诉人就应该支付该费用。上诉人完全接受乙方的法律服务，服务期间未提任何异议，服务完成之后以收费名称不合法而拒付律师费是故意逃避付款义务的行为，不应当得到法律的支持。三、协议中约定的工作费用并不是仅指通讯费、交通费，而是包含通讯费、交通费等在内的所有费用总和，是因提供法律服务工作而向济民律师事务所支付的费用。四、上诉人提出济民所没有完成合同约定的工作，并未向法庭举证哪些工作没有完成，因此上诉人的说法不应得到支持。五、按照合同法的规定，债权转让不以债务人同意为条件，因此本次债权转让中没有经过上诉人签字确认不是债权转让无效的理由。六、被上诉人的代理律师张莉一直是以代理人的身份出现，从来没有以证人的身份向法庭作证、出示证人证言，而且开庭之初上诉人对被上诉人出庭人员身份明确予以认可，因此上诉人对被上诉人的代理人身份提出异议不应得到支持。七、上诉状补充意见中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退回已经支付的律师服务费和工作费的要求是二审期间提出的反诉请求，不应得到法庭的支持。八、按照《专项法律服务合同》第二条的规定，济民所是组成工作组向上诉人提供法律服务的，因此有除张莉律师之外的其他律师参加法律服务是正常合理的服务方式，且每位律师代理上诉人参加诉讼都是有上诉人的授权委托书的，足以证明上诉人对济民所工作的认可。九、上诉人将工作费定性为差旅费没有任何证据和理由，是上诉人的单方解释，不应得到法律支持。十、张军系本案被告，作为个人其无开具发票的义务。 一审法院认为，河北济民律师事务所与被告石家庄裕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ZL19008号《专项法律服务合同》、23份《委托代理协议》及《债权转让协议》系合同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受法律保护，原被告之间成立法律服务合同关系，各方应当按照约定、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全面履行合同义务。根据《专项法律服务合同》，明确约定：2019年12约31日，甲方（被告）向乙方（济民律所）支付工作费用70万元。该约定未附任何付款条件，亦无需任何凭证和票据，到期就应给付。被告未提交证据证明该费用标准明显超出法律规定范围，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综合合同约定的工作内容和工作量，该费用标准应属符合理范围之内。故对原告主张的该笔费用70万元，本院予以支持。被告称没有报销凭证、实报实销等抗辩理由，不符合合同约定，本院不予采信。被告未按约定付款，构成违约。原告要求支付相应利息，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关于23万元律师费，根据23份《委托代理协议》和法院作出的23份裁判文书，足以认定济民律所已经履行了23份《委托代理协议》中约定的代理义务，被告应支付律师费23万元。根据债权转让协议、债权转让通知和邮件查询详情，济民律所将上述债权转让给原告，并履行了通知义务，符合合同法关于债权转让的要件，对被告产生债权转让之法律效力。张军作为本案原告主张权利，符合法律规定，被告依法应当向原告履行相应义务。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一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判决如下：被告石家庄裕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张军律师费、工作费等费用共计93万元及利息（自2020年6月16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双方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除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外，另查明：本院庭审中，上诉人认可《专项服务合同》第一条第1-5项属于律师服务的范畴，在完成上述工作后能够收取此费用，又称此项工作完成非济民所所为，系其他团队完成的，但对其他团队完成工作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焦点为，一、案涉工作费用的内容、性质？上诉人应否向被上诉人支付工作费70万元？二、上诉人应否向被上诉人支付律师费23万元？ 关于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第一个争议焦点。《专项法律服务合同》第一条法律顾问服务内容“甲（裕铭公司）、乙（济民所）双方同意乙方就以下事项向甲方提供法律服务：1、参与本项目的方案起草和架构设计；2、参与本项目的发起和计划制定工作；3、对本项目法律问题提供咨询意见；4、起草或审查本项目所需签订的合同；5、参与本项目的商务谈判；6、排他代理甲方重组过程中双联系列企业的诉讼、仲裁案件”。上诉人称济民所仅完成了上述第6项内容的工作，认可上述1-5项工作属于律师服务的范畴，在完成上述工作后能收取本案争议的70万元费用。故本院认为双方对此工作费用，合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律师服务费，并非交通费等实际开支的费用。上诉人主张上述工作的完成非济民所所为，系由其他团队完成的，但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实；故本院认定上述1-5项工作系由济民所完成的，可以向裕铭公司收取律师服务费。《专项法律服务合同》第五条约定的“工作费用”实为律师服务费，裕铭公司应当向济民所支付70万元费用。 关于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第二个争议焦点。上诉人认可济民所完成了《专项法律服务合同》第一条法律顾问服务内容“6、排他代理甲方重组过程中双联系列企业的诉讼、仲裁案件”的内容，且被上诉人提交了23份《委托代理协议》及23份裁判文书；上诉人未提交系他人完成代理工作的证据，可以认定该项工作系济民所完成；裕铭公司应当依约定向济民所支付律师费23万元，《债权转让协议》系济民所与张军的真实意思表示，张军系合法受让案涉债权，故一审判令裕铭公司向张军给付律师费、工作费等费用共计93万元及利息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100元，由上诉人石家庄裕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 路 审判员 于 英 审判员 孙丽娜 二〇二〇年九月三十日 书记员 张童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