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03民终301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学江，男，1981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荔浦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华，广西春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桂林越产地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象山区上海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300579431933R。 法定代表人：伍志民，该公司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健，男，1980年6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七星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曾美林，女，1970年11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叠彩区。 上诉人周学江因与被上诉人桂林越产地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越产地公司)、张健、曾美林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象山区人民法院(2020)桂0304民初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周学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华，被上诉人越产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伍志民，被上诉人张健、曾美林，到庭 -2- 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周学江上诉请求：1、依法判令三位被上诉人共同支付所欠货款38460元；2、判令三位被上诉人共同支付上诉人逾期付款利息4339元;3、本案诉讼费由三位被上诉人共同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被上诉人主张其已还清货款的证据不足。首先，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原则，被上诉人所主张的事实并未完成举证责任。本案被上诉人张健主张支付了上诉人货款，在双方还存在其他经济往来的情况下，不能筒单地找几笔支付流水凭证大约凑够总数，就证明其完成支付本案所诉求货款，应当需进一步举证证实每笔支付是此款而非彼款。如被上诉人列举从2018年4月20日至8月31日支付了所欠货款。但上诉人有证据证实同年8月12日，因被上诉人张健急需用钱，曾通过微信转帐方式向上诉人借款4500元，被上诉人未能证明其每笔支付，到底是归还借款还是支付所欠货款。一审把举证责任分配给上诉人，并让上诉人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是不当的。其次，上诉人有证据证实被上诉人未支付所欠货款的关键证据。按照日常交易行规，买卖双方货交钱结，双方手中的收据或欠条等凭证都要收回处理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其他经济往来中也是这样做的。本案所欠货款，是被上诉人张健一直编造第三方好又多连锁超市还未与其结付为由拖欠。被上诉人签收的货物凭证收据还保存在上诉人手中，成为支持上诉人所主张的事实与诉求的关键证据。第三，被上诉人张健违反举证期限规定，庭审中搞“证据袭击”。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之规定，其逾期提供证据的理由不成立，人民法院可以不予以采纳。被上诉人张健在规定期限内既不提供答辩书，也不提供相关证据，庭审中才提供所谓的支付了上诉人货款的证据，不仅侵害上诉人诉权，还造成上诉人在庭审后提交的抗辩证据得不到庭审质证，承担了不利后果。被上诉人支付货款凭证总数为38540元，与双方2018年4月14日确认的欠货款总数38 -3- 460元不一致，且2018年1月5日支付上诉人的3280元，与双方2018年4月14日确认所欠货款总数38460元无关，一审判决也不予认可；由此可证实被上诉人所提供的证据存在关联性、客观性、真实性不当的问题，并不足以支持其主张的已经支付所欠货款的事实。恳请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支持其上诉请求。 越产地公司辩称，张健也不是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该公司与上诉人周学江从来没有签订过酒品销售合同或协议，该公司未收过上诉人周学江酒水、也未付过相应货款；《送货单》上张健、曾美林的签名均是个人行为，与该公司无关，越产地公司与周学江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上诉人周学江本案诉请与该公司没有关联性，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张健辩称，其认可一审判决，但一审判决的金额没有扣除2017年10月16日的两瓶破损酒，实际收货是88瓶，该笔酒水其实际应该付款38308元，不是38460元。因为好友多结账的方式是按照实销月的结款方式，所有的款项都是银行转款或者微信或者现金，出于对上诉人的信任，所以没有要回单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曾美林辩称，上诉人周学江的诉请与其无关，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周学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三被告共同支付原告货款38460元；2．判令三被告共同支付原告逾期付款利息4339元(损失计算以3846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4.75％的1.5倍暂从2018年4月14日计算至2019年11月14日，此后逾期付款利息计算至三被告实际付清货款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于2013年6月25日开办注册“叠彩区桂嘉酒业”，类型为个体工商户，组成形式个人经营。2018年5月10日，原告注销了“ -4- 叠彩区桂嘉酒业”。与原告认识的朋友习惯称原告为周军。被告越产地公司成立于2011年8月11日，股东为莫妤、张健、王宁宁，法定代表人为莫妤；2016年4月14日，该公司股东变更为张健、黄俊毅、曾美林，法定代表人由莫妤变更为黄俊毅；2018年5月4日，该公司股东变更为熊程、竺海明、伍志民，法定代表人由黄俊毅变更为伍志民；2019年8月9日，该公司股东由熊程、竺海明、伍志民变更为伍志民、竺海明、肖翔、马彪，法定代表人还是伍志民；被告越产地公司成立后至2018年5月4日之前，被告张健担任公司总经理职务，负责销售。被告曾美林2011年由被告张健聘用到被告越产地公司工作，负责仓库管理和担任超市业务经理。2016年1月，桂林市好又多连锁超市有限公司作为甲方，越产地公司作为乙方，双方签订一份《商品购销合同》，约定乙方向甲方供应泸州等商品，甲方按帐期30天支付货款，以乙方送来发票日算起；合同有效期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2017年4月，双方又签订一份《商品购销合同》，约定乙方向甲方供应泸州等商品，甲方按帐期30天支付货款，以乙方送来发票日算起；合同有效期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原告与被告张健原来认识。2015年12月27日，原告在一张送货单的收货单位栏注明越产地公司，在名称及规格栏注明52°新百年老坛、128瓶、单价76元，金额9728元，专供好又多；曾美林在收货单位及经手人栏签名。2016年1月21日，原告在一张送货单的收货单位栏注明张健，在名称及规格栏注明52°桂林三花百年老坛、30瓶、单价408元，金额12240元，供好又多(过年特价);曾美林在收货单位及经手人栏签名并注明“货已收、未付款”。2016年5月24日，原告在一张送货单的收货单位栏注明张健（供好又多），在名称及规格栏注明52°桂林三花（百年老坛）、14瓶、单价76元，金额1 -5- 064元；曾美林在收货单位及经手人栏签名。2016年9月5日，原告在一张送货单的收货单位栏注明越产地，在名称及规格栏注明桂林三花新百年老坛、54瓶、单价76元，金额4104元；曾美林在送货单上签名并注明“货已收”。2016年9月22日，原告在一张送货单收货单位栏注明越产地，名称及规格栏注明桂林三花百年老坛、23瓶、单价76元，金额1748元；曾美林在送货单上签名。2016年10月18日，原告在一张送货单收货单位栏注明越产地（好又多），在名称及规格栏注明百年老坛、2瓶、单价76元，金额152元；张健在送货单上签名并注明“实收货、未付款”。2016年12月6日，原告在一张送货单的收货单位栏注明越产地（张健），在名称及规格栏注明52°百年老坛桂林三花、96瓶、单价76元，金额7296元，供好又多；曾美林在收货单位及经手人栏签名。2017年4月25日，原告在一张送货单收货单位栏注明越产地，在名称及规格栏注明52°桂林三花(百年老坛)、5件、单价456元，金额2280元，供好又多；曾美林在收货单位及经手人栏签名。2017年10月16日，原告在一张送货单的收货单位栏注明越产地，在名称及规格栏注明52°桂林三花(百年老坛)、90瓶、单价76元，金额6840元，供好又多超市；曾美林在收货单上签名并注明“实收88瓶，退回贰瓶坏酒”。以上货款合计45452元。之后被告张健退回原告92瓶酒，合计6992元，尚欠货款38460元。上述送货单上的“好又多”全称是“桂林市好又多连锁超市有限公司”。被告张健庭审中称，其在场时就由其签名，不在场时就委托曾美林签名。原告庭审中称，原告与被告张健口头协商，因为原告是个体工商户，没有一般纳税人的资格，货物供给好又多，张健与好又多结账之后再由张健结账给原告。被告张健 -6- 庭审中又称，是以越产地公司的名义将货物送到好又多超市，好又多将款支付其后，其再将款项支付给原告，结算方式是按照越产地公司与好又多超市签订的购销合同约定的结算方式。原告与被告越产地公司未签订过书面买卖合同，越产地公司未在上述送货单上加盖公章，也未支付过原告货款。原告与被告张健还有其他经济往来，原告曾向被告张健要过酒，被告张健也曾向原告要过酒。2018年1月5日，被告张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原告3280元。2018年4月14日，原告与被告张健以微信聊天方式确认原告供货货款为45452元，被告共退给原告92瓶酒，每瓶酒单价76元，合计6992元，被告尚欠原告货款38460元。2018年4月20日，被告张健通过微信转账方式支付原告2760元；2018年8月5日，被告张健通过微信转账方式支付原告1500元；2018年8月7日，被告张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原告29000元；2018年8月31日，被告张健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支付原告2000元；以上被告张健共支付原告38540元。被告张健称，以上款项是支付本案的货款，其个人与原告之间的经济往来与越产地公司无关。如果其还欠原告款项是其他法律关系，原告应另案起诉。原告称收到上述款项38540元，但该款项是被告张健支付与原告的其他经济往来，与本案无关。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一、被告越产地公司、曾美林、张健哪个被告应承担本案民事责任；二、被告张健支付原告的38540元是支付本案所涉货款还是支付与原告的其他经济往来的款项。关于争议焦点一、被告越产地公司、曾美林、张健哪个被告应承担本案民事责任的问题。2015年12月27日至2017年10月16日期间，被告曾美林、张健曾在原告的送货单上签名。虽然被告张健此期间为被告越产地公司的总经理，被告曾美林2 -7- 015年12月至2016年4月14日期间为被告越产地公司的员工、2016年4月14日至2018年5月4日为越产地公司的股东。但张健、曾美林并不必然代表被告越产地公司。而原告与被告越产地公司未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被告越产地公司未授权张健、曾美林代表公司在送货单上签单，被告越产地公司未在送货单上加盖公章，被告越产地公司也未支付过原告货款。综上，确认原告与被告越产地公司未形成买卖合同的法律关系，被告越产地公司不应承担本案民事责任。原告要求被告越产地公司支付货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被告曾美林系被告张健聘用在被告越产地公司工作。被告曾美林在本案所涉送货单上签名是受到了被告张健委托，被告曾美林在送货单上签名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委托人被告张健承担。被告曾美林不应承担本案民事责任。原告要求被告曾美林支付货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确认是被告张健与原告形成了本案买卖合同的法律关系，被告张健应承担本案民事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二、被告张健支付原告的38540元是支付本案所涉货款还是支付与原告的其他经济往来款项的问题。原告与被告张健除本案所涉买卖合同外，还有其他经济往来。2018年4月14日，原告与被告张健确认被告张健尚欠本案所涉原告货款38460元。因此，确认之前的2018年1月5日，被告张健支付原告的3280元是支付双方其他经济往来的款项，不是支付本案所涉货款。2018年4月20日至8月31日，被告张健支付原告35260元，原告称该款项是被告张健支付与原告其他经济往来的款项，与本案无关，但原告未提供证据证实，不予采信。被告张健辩称上述款项35260元是支付本案所涉货款，予以采信。确认被告张健已支付原告货款35260元。因此，被告张健还应支付原告货款3200元(38460元-35260元)。被告张健应从2018年4月14日起以3 -8- 200元为基数支付原告相应逾期付款利息。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被告张健支付原告周学江货款3200元；二、被告张健支付原告周学江逾期付款利息(利息计算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3200元为基数，从2018年4月14日起计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年利率7％计付；第二阶段以3200元为基数，从2019年8月20日起，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50％计付，直至清偿完毕之日止)；三、驳回原告周学江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870元，由原告负担770元，被告张健负担100元。 周学江为支持其上诉请求，二审提交2组证据，第1组证据，周学江与张健2018年5月-11月的微信聊天记录、转账记录，证明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张健之间还有房租、借款等其他经济往来，2018年8月5日的1500元，2018年8月31日的2000元，实际上是被上诉人张健向上诉人周学江冲抵借款，一审时被上诉人张健陈述该2000元单据是冲抵货款不真实；第2组证据，张健签名的时间为2017年7月7日编号分别为NO0005892、NO0005894的《送货单》，证明上诉人和 被上诉人张健之间有其他酒款往来，2018年8月7日张健银行转账的29000元是支付NO0005894号《送货单》的部分货款。 -9- 被上诉人张健对上诉人周学江二审提交的2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第1组证据微信聊天记录、转账记录的真实性认可，其与上诉人有房租、借款等行为，但已经还清；对第2组证据2017年7月7日《送货单》，只有张健签名，单据不完整有缺失性，没有送货单位盖章签名，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与本案同案处理，不能证明是上诉人送给张健的。 被上诉人越产地公司、被上诉人曾美林对上诉人周学江二审提交的2组证据的质证意见均为，与其无关联。 本院对上诉人周学江二审提交的2组证据的认证意见为，对该2组证据的真实、合法性认可，周学江与张健2018年5月-11月的微信聊天记录、转账记录等与本案关联性较强，2017年7月7日的NO 0005892、NO0005894号《送货单》与本案关联性较弱：一是上诉人周 学江与被上诉人张健认可2018年8月23日有微信借款5500元的事实；二是被上诉人张健2018年8月27日转账3500元后微信回复“余2000元”，2018年8月31日微信转账2000元，与2018年8月23日微信借款时间连贯、数额吻合；三是上诉人周学江认可《送货单》上的货款已部分付清，未付清的货款是哪部分无相应证据佐证。 庭审中，上诉人周学江、被上诉人张健均认为一审判决认定的“2017年10月16日，原告在一张送货单的收货单位栏注明越产地，在名称及规格栏注明52°桂林三花(百年老坛)、90瓶、单价76元，金额6840元，供好又多超市；曾美林在收货单上签名并注明‘实收88瓶，退回贰瓶坏酒?。以上货款合计45452元。之后被告张健退回原告92瓶酒，合计6992元，尚欠货款38460元”的事实中部分有误，即“退回贰瓶坏酒的货款152元未作相应扣除”， -10- 因双方当事人均认可，本院对相应欠付货款数额依法纠正为“被上诉人张健尚欠上诉人周学江货款38308元(38460-152)”。 对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经审理另查明，2018年5月-11月，上诉人周学江与被上诉人张健之间有房租、借款等其他经济往来。2018年8月23日，被上诉人张健向上诉人周学江微信借款5500元。2018年8月27日，被上诉人张健微信回复“余2000元，后附通过桂林银行转账3500元给上诉人周学江母亲的电子回单凭证”，2018年8月31日微信转账2000元给上诉人周学江。 综合诉辩双方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主要为：上诉人周学江本案诉请被上诉人桂林越产地贸易有限公司、张健、曾美林共同支付其货款38460元及逾期利息是否合法有据；亦即被上诉人张健关于“其2018年4月20日至8月31日期间转账给上诉人周学江的35260元、是支付周学江2015年12月27日至2017年10月16日期间相应酒款”的主张是否正确。 本院认为： 一、上诉人周学江本案诉请被上诉人桂林越产地贸易有限公司、张健、曾美林共同支付其货款及逾期利息，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足。 1、本案上诉人周学江提交的证据，只能证实其与被上诉人张健个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不能证实其与被上诉人越产地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上诉人周学江向被上诉人越产地公司送的部分涉案酒水、被上诉人曾美林在相应《送货单》上签收，均是按被上诉人张健的要求，“收货单位”栏也均是上诉人周学江书写的 -11- ；被上诉人越产地公司没有签章认可。 2、本案买卖关系存续期间，被上诉人张健、曾美林虽然均为被上诉人越产地公司的股东，但其一，张健、曾美林均未担任法定代表人；其二，上诉人周学江与被上诉人张健个人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未得到过被上诉人越产地公司、被上诉人曾美林的当场认可或之后追认。 二、上诉人周学江关于“被上诉人张健2018年4月20日至8月31日期间转账给其的35260元是支付周学江其他货款”的主张、被上诉人张健关于“其2018年4月20日至8月31日期间转账给上诉人周学江的35260元、是支付上诉人周学江2015年12月27日至2017年10月16日期间供应给被上诉人张健的涉案酒款”的主张，均与本案已经查明的事实有一定的矛盾，也不符合相关的法律规定。 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第六十一条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第六十二条第四款规定:“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四)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 -12- 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2、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及诉辩双方主张，本案上诉人周学江的举证责任是“双方酒水供应合同成立、且被上诉人张健未支付相应货款”。因为当事人对上诉人周学江与被上诉人张健之间存在事实上的酒水供应合同关系均无异议，因此，被上诉人张健的举证责任是“是否已经支付涉案酒水货款”。在上诉人周学江与被上诉人张健均认可双方存在有其他业务往来、被上诉人张健可能并且实际举证“其2018年4月20日至8月31日期间转账给周学江的35260元、是支付周学江2015年12月27日至2017年10月16日期间供应给张健的相应酒款”的前提下，上诉人周学江依法还负有“张健2018年4月20日至8月31日期间转账给周学江的35260元是支付周学江其他款项”的举证责任。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应当就案件事实作真实、完整的陈述”等规定。如前所述，上诉人周学江与被上诉人张健均认可2018年8月23日有微信 -13- 借款5500元的事实，且张健2018年8月27日转账3500元后微信回复“余2000元”、2018年8月31日微信转账2000元，与2018年8月23日微信借款时间连贯、数额吻合；因此，被上诉人张健关于“2018年8月31日微信转账给上诉人周学江的2000元，是支付货款、而不是偿还相应借款”的主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足。上诉人周学江关于“被上诉人张健2018年8月31日微信转账的2000元，是偿还相应借款、而不是支付货款”的主张，证据的证明力和概然性相对较强。综上，2015年12月27日至2017年10月16日期间,被上诉人张健欠付上诉人周学江酒款38308元;2018年4月20日至8月31日，被上诉人张健实际支付33260元(2018年8月31日微信转账的2000元为偿还相应借款)，被上诉人张健还应当支付上诉人周学江酒款5048元。 综上所述，周学江的部分上诉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不清，实体判决有所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四款、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变更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象山区人民法院(2020)桂0304民初6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被上诉人张健支付上诉人周学江货款5048元； 二、变更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象山区人民法院(2020)桂0304民初6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被上诉人张健支付上诉人周学江逾期付款利息(利息计算分两阶段，第一阶段以5 -14- 048元为基数，从2018年4月14日起计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年利率7％计付；第二阶段以5048元为基数，从2019年8月20日起，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50％计付，直至清偿完毕之日止)； 三、驳回上诉人周学江一审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870元，由上诉人周学江负担670元，被上诉人张健负担2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70元，由上诉人周学江负担570元，被上诉人张健负担300元。 上述应付款项，义务人应于本案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逾期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权利人可在本案生效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一审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程锦审判员阳志辉审判员李柳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二日 法官助理 黄           荣 书 记 员 李           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