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13民初10251号原告：刘玉涛，男，1980年4月1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河北省邢台市，住北京市顺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光玲，女，1979年1月1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河北省邢台市，住北京市顺义区。被告：钱江弹簧（北京）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36916661852。法定代表人：张涌森，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韦志阳，北京智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雪杰，女，1979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钱江弹簧（北京）有限公司行政部经理，住北京市顺义区。原告刘玉涛与被告钱江弹簧（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钱江弹簧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玉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光玲，被告钱江弹簧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韦志阳、王雪杰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玉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双方自2016年8月25日至2020年3月17日期间存在劳动合同关系；2.确认双方于2020年3月18日解除劳动合同关系；3.被告支付原告自2020年2月10日至2020年3月17日的待岗生活费4616.61元；4.被告支付原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自2016年8月25日至2020年3月17日为40000元；5.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6年8月25日，原告入职被告公司，岗位为操作工，双方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期限三年，即从2016年8月25日至2019年8月24日止。合同期满后，双方续签劳动合同，期限为五年，即从2019年8月25日至2024年8月24日止。原告月工资为5000元，工资发放形式为银行转账，工资发放周期为月底发放上一个整月的工资。被告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2020年春节假期期间，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单位确定通知员工于2020年2月10日返岗报道后居家隔离14天正常上班，有事情可以向公司主管请假。原告因母亲生病刚出院，本打算2月10日或11日返京，怎奈村里不开通行证，不能出来，原告当时向公司主管请假，说明事由。2020年2月17日，原告回京到单位报道后居家隔离14天观察。老家却收到公司发出解除劳动合同关系通知书，称原告连续旷工三天按离职论处，自2020年2月13日公司与原告解除劳动关系。原告居家隔离观察期满后却不能正常上班，故提起仲裁。2020年6月19日，原告收到北京市顺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作出的京顺劳人仲字[2020]第2110号裁决书，因对该结果不服故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裁判。被告钱江弹簧公司辩称：一、针对第一项、第二项诉讼请求，首先该两项请求并没有经过劳动仲裁前置程序，但因与“劳动关系解除补偿金”密切联系，故公司方依法也向贵院说明情况，其入职时间公司方不持异议，即2016年8月25日，但解除时间以劳动仲裁时刘玉涛自认的“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中的2020年2月13日为准。二、针对第三项诉讼请求，该项请求系刘玉涛在当前民事第一审阶段的新增请求，按照法律规定该请求并未遵循“劳动仲裁前置”规则，公司方认为不属于本案的受理范围，应予以驳回，并且公司方明确表示2020年2月13日起与刘玉涛的劳动关系就已经解除了。三、针对第四项诉讼请求，公司方对此认为：（一）劳动仲裁时，刘玉涛自认已经知晓公司方“关于疫情防控期间放假的通知”，对于其中的“返岗要求”是明确知情的，并且刘玉涛的配偶刘光玲同样作为公司方的员工（老家均在河北省邢台市临西县），在公司规定的返岗时间内回京正常报到，而刘玉涛却不能按时返岗，显然并非是客观因素而导致的无法返岗；（二）结合前述的内容，刘玉涛在劳动仲裁申请书表示“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当地采取了交通管制、人员限行，所以2020年2月10日无法正常返岗复工”，但在劳动仲裁庭审时又提到是“因为我母亲生病所以没有返岗”、“我妻子在乡里开证明可以返岗”，种种字眼可以看出其前后表述不一，有明显矛盾之处；同时刘玉涛在劳动仲裁庭审时表示其曾于2020年2月8日向公司员工“杨明月”请过假，公司方并不否认其向杨明月打电话所谓请假的事实，但“杨明月”并非管理公司请假事宜的员工，而之后“杨明月”告知其即使要申请请假，也应当致电公司员工“何志军”商讨请假事宜，但其并没有致电“何志军”，并且“杨明月”也自始至终没有任何同意其请假的意思表示，更不用说其本身就不负责请假事宜。劳动仲裁庭审时，刘玉涛所陈述的请假事由又变成了“需要在家照顾母亲”该主观理由而非“疫情封村”，除开其陈述事实矛盾不说，其“照顾母亲”事宜公司方根本无从核实真实性及客观合理性，更不用提其压根就没有正常履行请假手续；（三）结合国家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联合下发的交运明电［2020］44号通知第四项第十条、第十二条的规定其中诸如“保障公路网通行顺畅.....不得未经批准擅自.....硬隔离农村公路”、“结合复工开学时间安排...不得禁止其他地区交通运输工具通行”这样的字眼可以看出，各村封路并非政府鼓励倡导的行为。本案中，刘玉涛配偶完全能准时回京返岗，显然“封村”该客观因素也并不存在；（四）公司方下发“关于疫情防控期间放假的通知”，实际上也从员工方角度考虑，给了足足1个星期的准备时间，并且员工方返京后在家自行隔离，公司方都会给予对应的基本生活费用，保障员工的正常生活。同时，部分老家处于甘肃、新疆等相对偏远地区的员工都能按时正常回京返岗，而处于河北地区的员工刘玉涛却无法正常返回，实在不符合常理，更不用说其同在公司工作的配偶还正常回京返岗工作。综上，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但在劳动关系中所造成的影响，针对员工与用人单位双方都应当是相对的，如果仅仅以所谓的“员工个人弱势群体”这样的字眼来考虑问题，明显对于用人单位方是有失偏颇的。而本案中，从员工刘玉涛配偶刘光玲正常返岗的事实上不难看出，造成刘玉涛没有及时返岗的关键落脚点反而并非在新冠肺炎疫情之上，而是其主观上所谓的“照顾母亲”等无法核实真实性的事宜，在其未能按照规定进行请假手续，公司方不可能也没法进行审核并通过其假设可能合理的请假安排，加之其在劳动仲裁时前后不一、自相矛盾的说法，我方坚决不接受北京市顺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就本案劳动仲裁阶段的裁决结果。最后，北京市顺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在本案的劳动仲裁阶段，裁决公司方支付刘玉涛半个月的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而纵观整个劳动仲裁庭审过程，员工方刘玉涛要求的明显是公司单方解除劳动关系的二倍经济补偿金（亦或称：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并且公司方对于刘玉涛2016年8月25日的入职时间从来就没有否认过，顺义仲裁委没有审查清楚该客观事实便径直以“解除不妥”判定公司方需要支付经济补偿金，难以服众，恳请法院结合以上种种事实，驳回员工方刘玉涛的各项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刘玉涛于2016年8月25日入职钱江弹簧公司，双方签订有书面劳动合同，期限分别为2016年8月25日至2019年8月24日、2019年8月25日至2024年8月24日，约定刘玉涛工作岗位为操作工。2020年2月12日，钱江弹簧公司以刘玉涛自2020年2月10日至2020年2月12日未按照公司规定返岗或回京，违反公司考勤管理规定旷工3日以上按自动离职论处为由，通知刘玉涛自2020年2月13日起解除劳动关系，并向刘玉涛邮寄了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2020年2月18日，刘玉涛收到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刘玉涛遂向北京市顺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顺义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钱江弹簧公司支付单方面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50000元。2020年6月18日，顺义仲裁委作出的京顺劳人仲字[2020]第2110号裁决书裁决钱江弹簧公司支付刘玉涛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2500元并驳回刘玉涛其他仲裁请求。钱江弹簧公司认可仲裁裁决结果，刘玉涛不服仲裁裁决持诉称理由及请求诉至本院。刘玉涛主张未能于2020年2月10日返京，因为母亲张善霞于2020年2月3日左右开始住院，直至2020年2月10日才出院，其需要照顾母亲无法返京，且2020年2月9日村里开始封村，必须有复工证明、体检合格证明、通行单才能出村，故通过电话向钱江弹簧公司管理人员何志军、寇总等人请假。为证明其主张，刘玉涛提交了如下证据：1.张善霞诊断证明书，显示张善霞诊断为冠心病、支气管炎，建议住院治疗，出具时间为2020年2月9日。刘玉涛称张善霞于2020年2月3日左右开始住院，2020年2月10日出院，2020年2月9日因为刘玉涛需要请假就让医院开了这个证明，这个证明也通过微信发给了公司。2.通行单和临西县关于组织开展外出务工人员免费健康体检活动的通知，通知显示临西县2020年2月8日起至2020年2月13日组织开展外出务工人员免费健康体检活动。刘玉涛称临西县2020年2月8日发了通知，外出务工人员必须先经过体检，体检后村里出具通行单才能外出，2020年2月9日其办通行单的时候就需体检，还需要复工证明才能体检，其就找领导董社玲打电话要复工证明，2020年2月10日杨明月给其出具了复工证明。3.《临西县外出务工人员“针对性体检”申请及鉴定表》和东张堤村民委员会于2020年2月10日出具的《证明》，《证明》内容为“兹证明我村村民刘玉涛，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期间，按照邢台市委、临西县委文件精神要求，外出人员必须经县医院体检合格（健康证）才能开通行证，等体检结果耽误了时间，不能按时到岗，敬请谅解。”刘玉涛称由于村里要求体检合格才能开通行证出村，2020年2月10日刘玉涛进行了外出前的体检申请。4.2020年2月9日至2020年2月11日期间的通话记录截图，显示2020年2月10日刘玉涛妻子刘光玲向钱江弹簧公司何志军、寇总打过电话，刘玉涛称刘光玲打电话是帮刘玉涛请假，因为母亲生病了，但何志军说不能有这个特例就挂了电话，后来再打电话对方一直没有接；寇总是刘玉涛直接主管，打电话是为了给刘玉涛请假，但寇总说他不做主，只能找何志军。钱江弹簧不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主张公司已于2020年2月2日下达了返岗通知，要求2020年2月10日返岗，预留了合理期间，刘玉涛应当按时返岗；对于诊断证明书表示真实性无法核实，且没有收到过该证明；对于通话记录主张认可刘光玲给何志军、寇总等人打过电话，但无法核实通话内容，且通话时间是2020年2月10日已经到了该返岗的时间。关于解除劳动合同的依据，钱江弹簧公司主张公司已要求员工2020年2月10日返岗，刘玉涛未按时返岗，根据考勤管理规定，旷工3天以上，按自动离职论处，故自2020年2月13日起解除劳动关系，并提交了《关于疫情防控期间放假的通知》、《考勤管理制度》予以证明。刘玉涛主张规章制度没有经过民主程序，且旷工3天才能解除劳动关系，刘玉涛已于2020年2月10日请假，不存在旷工3天的情形。关于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签收时间，刘玉涛表示2020年2月18日其返回北京之后，接到老家打来的电话得知公司邮寄了该通知书，钱江弹簧公司表示由于找不到原始邮寄单，认可该通知2020年2月18日送达刘玉涛。关于刘玉涛离职前12个月的月平均工资，刘玉涛和钱江弹簧公司均认可为5000元。上述事实，有双方陈述、劳动合同书、诊断证明书、通行单、临西县关于组织开展外出务工人员免费健康体检活动的通知、临西县外出务工人员“针对性体检”申请及鉴定表、东张堤村民委员会证明、仲裁庭审笔录、通话记录截图，关于疫情防控期间放假的通知、考勤管理制度、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京顺劳人仲字[2020]第2110号仲裁裁决书、庭审笔录等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本案仲裁阶段，刘玉涛明确表示解除劳动关系补偿金是以月工资5000元为基数要求支付8个月两倍的经济补偿金，故其所谓的单方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实际即为本案主张的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本案争议焦点在于钱江弹簧公司与刘玉涛解除劳动合同是否违法。本院认为，首先，钱江弹簧公司虽主张刘玉涛通话内容无法核实，不能确定是否进行了请假，但根据钱江弹簧公司的陈述，其认可要求刘玉涛向公司执行副总何志军打电话请假，结合刘玉涛妻子刘光玲的通话记录截图，双方于2020年2月10日存在41秒的通话，结合生活日常逻辑推断，本院有理由相信该通电话意图是向何志军请假。其次，孝敬父母是我国的传统美德，也是社会公序良俗的体现。根据刘玉涛提交的诊断证明书显示，刘玉涛的母亲至2020年2月9日仍处于需要住院治疗的状态，在此情况下，钱江弹簧公司不同意刘玉涛的请假申请，要求刘玉涛撇下生病需要照料的母亲返岗工作，过于缺少人性关爱，有违社会善良风俗的理念。第三，钱江弹簧公司主张政府有关机构发文要求不得隔断采取封路措施，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确实有地区为防范疫情采取了开具通行证等限制出行等措施。刘玉涛提交的证据显示，其所在的村委会要求有县医院体检合格方可开具通行证出行，故其2020年2月10日进行了体检，于2020年2月12日确认体检合格，本院不持异议。本院认为，刘玉涛并无故意旷工或拒绝返岗的恶意。本院认为，公司对员工的考勤管理既应当严格规范，同时也应当具有人性关怀。刘玉涛为照料母亲，同时又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导致无法按照钱江弹簧公司要求时间按时到岗，在其于2020年2月10日已经与公司领导通话试图请假的情况下，钱江弹簧公司于2020年2月12日以刘玉涛旷工三日直接与其解除劳动关系，确有不妥，属于违法解除，应支付刘玉涛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因双方均认可刘玉涛于2016年8月25日入职，于2020年2月18日收到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且离职前12个月的月平均工资为5000元，故本院据此依法核算钱江弹簧公司应支付的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数额。具体金额，以本院核算为准。对于刘玉涛提出的其他诉讼请求，未经仲裁前置程序，本院不予处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七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钱江弹簧（北京）有限公司支付原告刘玉涛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350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执行；二、驳回原告刘玉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元，由被告钱江弹簧（北京）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张 锐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崔东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