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20）内行终263号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内蒙古汇雅风尚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武玉芳，总经理。委托代理人刘永光，北京大成（内蒙古）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张娟，北京大成（内蒙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海英，1972年9月8日出生，汉族，住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委托代理人多金荣，内蒙古善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法定代表人张佰成，市长。委托代理人高园，1983年2月27日出生，汉族，住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系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司法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罗英飞，1982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住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系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司法局工作人员。上诉人内蒙古汇雅风尚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汇雅风尚物业公司）因被上诉人李海英诉原审被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呼市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内01行初159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汇雅风尚物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武玉芳及委托代理人刘永光、张娟，被上诉人李海英及其委托代理人多金荣，原审被告呼市政府的委托代理人高园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刘立军于2015年11月至2017年3月17日期间与汇雅风尚物业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刘立军负责水暖维修工作，工作时间为上午8：30至11：30，下午2：30至5：30。2017年3月17日，刘立军正常上班，中午外出用餐后返回汇雅风尚小区1号楼6楼的用于存放工具的设备间兼休息室中。2017年3月18日早，汇雅风尚物业公司工作人员发现刘立军躺在屋内床边的地上，经120救护车医生和呼和浩特市公安局赛罕分局法医认定，确认刘立军死亡，死亡原因为脑血管意外可能性大，法医判断刘立军的死亡时间超过十二小时，不足二十四小时。经原告申请，呼和浩特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8年6月20日作出了呼人社工伤认字（2018）010296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为刘立军死亡的情况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决定认定视为工伤。第三人汇雅风尚物业公司向被告提起行政复议，被告于2018年7月16日作出呼政复决字（2018）第6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撤销了呼和浩特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原告不服该复议决定，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另查明，刘立军负责水暖维修工作，除正常的上班时间外，在其工作范围内发生水暖设备的故障，均需通知刘立军到场维修。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呼市政府作出的呼政复决字（2018）第6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是否清楚，即刘立军的死亡是否构成视同工伤；以及复议决定适用法律是否正确，程序是否合法。刘立军于2015年3月17日中午进入汇雅风尚小区1号楼6楼的设备间，次日早晨经120和公安局法医确认死亡，法医判断刘立军的死亡时间超过十二小时，不足二十四小时。即刘立军的死亡时间有可能在3月17日中午至晚上的任何一个时间点，其中必然包含3月17日下午的工作时间。刘立军的死亡地点是存放工具的设备间，是其在工作过程中需要经常进出的地点。另外，刘立军从事的是水暖维修工作，除用人单位规定的工作时间外，在休息过程中接到维修通知也需到场进行处理。结合上述事实，被告仅凭死亡现场照片以及物品所呈现的状态来推定刘立军死亡时处于休息状态，不能视同工伤，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工伤认定办法》第十七条规定：“职工或者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该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用人单位拒不举证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可以根据受伤害职工提供的证据或者调查取得的证据，依法作出工伤认定决定。”本案中，根据现有证据以及刘立军的死亡时间、死亡地点，无法排除其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死亡的可能性。以此为前提，在原告和第三人均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刘立军是否在休息时死亡的情况下，应当由第三人汇雅风尚物业公司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刘立军的死亡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视同工伤的情况，被告呼市政府撤销呼和浩特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适用法律错误。综上，被告呼市政府作出的呼政复决字（2018）第65号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予以撤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被告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于2018年7月16日作出的呼政复决字（2018）第65号行政复议决定；二、由被告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于本判决生效后二个月内重新作出行政复议决定。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承担。上诉人汇雅风尚物业公司上诉称,1.呼和浩特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呼人社工伤认字〔2018〕第010296号)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该局未举行听证,未做死亡原因鉴定,单凭被上诉人举证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居民死亡殡葬证》就认定为工伤明显错误。事实上,“脑血管意外可能性大”的结论根本对死因不能定论，且未经法医、医师及派出所的签字盖章,当属无效,只能作为处理遗体殡葬使用。2.呼市政府受理上诉人的行政复议申请后,严格按照法律程序依职权调查取证,撤销上述工伤认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3.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适用法律不当，刘立军的死亡是否应当认定工伤的焦点问题,应为其死亡时是否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情形。从原审被告调取并在原审当庭出示的刘立军死亡现场照片来看,刘立军当时当场的行为迹象证据显示是:一、屋内有床、椅子等生活用具,证明刘立军在此居住,违反了上诉人的劳动制度;二、房门反锁、钥匙挂在墙上,证明其当时处于休息状态;三、茶几上有酒瓶、酒杯、筷子,证明其事发前曾饮酒;四、躺在地上,身边无任何工具也无任何与工作有关联的迹象,证明其非因工伤亡。足以证明刘立军是在休息状态下因其自身原因死亡,与工作无关。刘立军家属及呼和浩特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不顾刘立军死亡的真正原因与实际情况，逃避司法鉴定，认定工伤不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一条，对需要鉴定的事项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无正当理由不提出鉴定申请，不预交鉴定费用或拒不提交相关材料，致使对案件争议的事实无法通过鉴定结论予以认定的，应当对该事实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所以一审法院认为应当由上诉人承担举证不能的做法是错误的。刘立军家属擅自将遗体处理，使得无法对死亡原因进行鉴定，其应当对此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四、对于刘立军死亡是否属于工伤,各地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均有类似死亡情形的判例可供本案审判时参考，全国各地各级法院认定工伤的法理依据是“必须在工作岗位、工作时间内从事工作时因工伤亡或发生病发性伤亡才可认定工伤”,而刘立军的死亡并非在工作时间也非在工作岗位。五、刘立军死亡事发后,被上诉人不接受任何调解,而是按照假定的工伤索赔条件单方向上诉人索赔高达70余万元，若罔顾事实判定工伤,必将会“以合法的形式”加重上诉人的经济负担,不会起到应有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综上,上诉人认为:一、刘立军事发前饮酒对其死亡的后果应负有责任;二、刘立军的死亡现状处于休息状态,与工作无关;三、本案的疑点是刘立军到底是因何死亡;四、刘立军家属包括被上诉人擅自将遗体处理,造成了对刘立军死因无法鉴定的客观后果,其应承担法律后果;五、《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内容,体现了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48小时内经抢救无效死亡三项必要法律条件,三者缺一不可,不可分割。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依法确认呼市政府于2019年7月16日作出的呼政复决字(2018)第6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合法有效，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李海英答辩称，从工作时间上看，汇雅风尚物业公司的员工曾于2017的3月17日12时20分给刘立军打电话，让刘立军开门查水表，房门反锁并不能说明刘立军就是在房间里休息，屋内的陈设都是单位给提供的，刘立军的尸体在医院存放了1年半的时间，是在确定劳动关系并认定了工伤以后才处理的，调解只是呼市政府法制办在复议过程中提及过，但是事后也没有正式提出要调解，被上诉人在这个过程中是配合的，上诉人陈述不属实。上诉人之前一直强调与刘立军是临时聘用的劳务关系，而上诉状又认可刘立军是其招聘的水暖维修工，可以认为是认可了劳动关系，上诉人有选择性的改变对事实的描述。被上诉人第一次看到上诉人有中午签退制度，之前的诉讼中上诉人均未做过刘立军中午签退后未上班的描述。呼市政府行政复议程序违法，呼市政府未在法定期限内提交行政行为的证据材料。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的事实与原审行政答辩状认定的证据不一致。上诉人的第二点上诉理由均无证据佐证。上诉人第三点上诉理由不是事实问题而是法律适用的问题，《工伤保险条例》第15条规定，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突发性死亡就可以认定工伤，而不是上诉人自认为的必经抢救程序，这个规定有两个内容，一是突发疾病死亡，二是突发疾病后48小时内经抢救无效死亡，上诉人刻意把其中的突发疾病死亡忽略，刻意强调无抢救的过程，来混淆法律适用，因此上诉人的对法律认定是错误的。我国是成文法国家，上诉人提供的案例与本案无关。从案发至今，上诉人未主动协商过调解及解决刘立军尸体的处理问题。上诉人的上诉状没有事实理由，更没有证据佐证，对于法律的认识不全面。请求维持原审判决。原审被告呼市政府陈述意见，内蒙古自治区国际蒙医医院出具《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在“死亡原因”一项中填写的是“脑血管意外可能性大”，决定了本案适用的法条为《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视同工伤的规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在《关于如何理解〈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项的复函》中，对《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的理解和适用做了如下说明和要求：将部分因病死亡的情形认定为视同工伤，“实质上是将工伤保险的范围由工作原因造成的事故伤害扩大到了其他情形，最大限度地保障了这部分人（因工作劳累、工作紧张等因素造成死亡的劳动者)的权益。但是，在工伤认定上，还应兼顾与用人单位、社会保险基金之间的利益平衡，不能无限制、无原则的扩大。”对这类案件的认定应“从严掌握”，因此“建议对条例第十五条第（一）项视同工伤的理解和适用。应当严格按照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突发疾病、径直送医院抢救等四要件并重，具有同时性、连贯性来掌握。”结合2017年3月22日公安机关对毕虹、李玉田、韩建平的询问笔录，可以证实刘立军的亡故属于《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突发疾病死亡”的要件。呼赛劳仲字〔2017〕第66号仲裁裁决书查明：120急救车先到现场，随后110警车和随车法医赶到现场。120电话受理记录单显示，电话振铃时刻是2017年3月18日10：06，到达汇雅风尚的时间是10：51，因此可以推算110警车到××区房间的时间大概是3月18日的上午11点。随车法医对李立军进行了检查，作出“死亡已超12小时，但不足24小时”的认定。因刘立军在2017年3月17日12点20分还接过上诉人保安队长韩建平的电话，则刘立军的死亡时间范围可以缩小至12：20一23：00。结合刘立军的上班时间时早8：30-11:40，晚14：30-17：30，且当天没有安排加班的情况下，刘立军8小时属于非工作时间，仅3个小时属于工作时间，刘立军死亡时有3倍的可能性处于非工作时间。刘立军死亡时是在上诉人提供的位于汇雅风尚1号楼6楼的房间。公安机关在对上诉人物业经理毕虹和保安李玉田分别询问时，二人都反映6楼的房间是刘立军“休息的工房”“休息的屋子”，公安机关拍摄的现场照片反映出生活设施陈设占据了房间大部分空间，钥匙挂到了房内的墙壁上。上诉人处工作人员最后一次见到刘立军是在2017年3月17日的中午，刘立军中午下班后在外面吃完饭返回6楼的房间，此时他进入6楼房间是为了休息。不论刘立军下午是否上班，他在6楼房间并且反锁房门的举动，说明他到6楼房间的目的是为了不受打扰，是为了休息。刘立军的工作是巡查、维护、维修水暖，应该是在整栋大楼有水暖的地方，而不是把自己锁在6楼的房间。假使刘立军到六楼的房间是为了取水暖工具，那也不应该反锁房门，这样的举动不符合常理。证明无论他是在上班时还是下班后回到6楼的房屋，他进入6楼房屋是为了休息而不是为了工作。因此，刘立军死亡时，6楼的房间因不具备工作内容而不能认定为“工作岗位”。请求撤销原判，维持复议决定。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的基本事实与原审一致，但原审认定“法医判断刘立军的死亡时间超过十二小时，不足二十四小时”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认定。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呼市政府作出的呼政复决字（2018）第6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是否符合法律规定。2017年3月18日上午刘立军被发现在其工作单位死亡。结合刘立军2017年3月17日正常上班并且中午外出用餐后返回单位以及刘立军除正常的上班时间外，在其工作范围内发生水暖设备的故障，均需通知刘立军到场维修的实际情况，不能排除其在工作时间死亡的可能性。刘立军的死亡地点是存放工具的设备间，是其在工作过程中需要经常进出的地点，且其休息时也可能接到通知到场维修，故不能排除其在工作岗位死亡的可能性。结合内蒙古自治区国际蒙医医院出具《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认定刘立军死亡原因为脑血管意外可能性大的结论，本案现有证据不足以排除刘立军死亡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情形的可能性。同时，《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职工或者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该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上诉人汇雅风尚物业公司也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在此情况下，被诉呼政复决字（2018）第65号行政复议决定撤销呼和浩特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原审判决并无不当。上诉人汇雅风尚物业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内蒙古汇雅风尚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庆审判员 侯晓静审判员 博 赫二○二○年九月二日法官助理 王保保书记员 张 根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