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4民终147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沈阳工程建设指挥部，住所地：沈阳市和平区民主路**。负责人：王忠文，该指挥部指挥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波，该指挥部副指挥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铁红，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法律顾问。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纪晓明，男，1979年8月2日出生，满族，现住清原满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广歧，清原满族自治县正大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原审原告）：杜洋，女，1981年4月1日出生，满族，现住清原满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广歧，清原满族自治县正大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铁九局集团第六工程有限公司，住，住所地：沈阳市沈河区敬宾街**/div>法定代表人：李锴，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宇、李美达，该公司职员。上诉人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沈阳工程建设指挥部(简称沈铁工程指挥部)因与被上诉人纪晓明、杜洋、中铁九局集团第六工程有限公司(简称中铁九局六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清原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辽0423民初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沈铁工程指挥部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波、李铁红，被上诉人纪晓明及纪晓明、杜洋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广歧，中铁九局六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美达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沈铁工程指挥部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切诉讼请求；2、被上诉人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及理由：一、杜洋与沈阳铁路局农副业管理中心在2016年签订的《场地出租合同》，于2016年12月31日已履行完毕，纪晓明、杜洋继续占有21亩铁路用地至2018年10月，两年没有支付土地租金，是非法占用铁路用地行为，2018年双方不存在实际承包租赁法律关系，原审法院认定“纪晓明、杜洋与沈阳铁路局农副业管理中心的接管单位形成事实承包租赁法律关系”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杜洋与沈阳铁路局农副业管理中心一年一签的合同已履行完毕，纪晓明、杜洋从2017年、2018年占用铁路用地的行为是侵权行为，不应受到法律的保护。杜洋与沈阳铁路局农副业管理中心分别在2015年4月23日签订了一份《农田承包合同》，在2016年4月27日签订了《场地租赁合同》，承包农田每年220元/亩，共计21亩，租金4620元，约定使用时间为2015年4月23日-2015年12月31日，2016年4月27日-2016年12月31日，结合出租用途为种植，沈阳铁路局农副业管理中心出租农田，按照一年生农作物的生长周期，春天播种前出租，冬天收获后收回铁路用地，因铁路用地是建设用地，铁路建设有可能用到铁路用地，所以铁路用地只能短时间出租，一年一签。2017年4月杜洋与沈阳铁路局农副业管理中心没有再续签合同，沈阳铁路局农副业管理中心在2017年12月名称变更为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农副业管理中心，农副业管理中心于2017年12月29日被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发文撤销，可见在农副业管理中心撤销前杜洋有机会签订合同，但杜洋未续签订合同。按照在2016年《场地租赁合同》中“六、违约责任1、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乙方未甲方上交租金，即视为违约，甲方有权终止合同。”即使续签合同未付租金合同，甲方也有权终止合同，在农副业管理中心存续期间，杜洋没有续签订合同，不支付租金，占有铁路用地种植是侵权行为，不应受到法律的保护。2、原审法院认为“石某是农副业管理中心主任”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根据杜洋与沈阳铁路局农副业管理中心签定两份的合同，法定代表人一栏均是王继超盖章，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农副业管理中心的工商注册负责人一栏也是王继超，王继超才是农副业管理中心主任，而石某只是一般工作人员，无论石某是否作出承诺，都无权改变书面合同的约定，无法改变双方合同到期，合同终止的事实。3、依据《场地租赁合同》五、2“遇政策法规，铁路建设造成部分农田、青苗毁损或上级要求等无法抗力的因素，土地出租方有权提前收回土地，终止合同，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可见，对于合同履行期间的铁路建设占用出租土地，也不负责赔偿，退一步即使存在事实租赁合同关系，也不负责赔偿。二、上诉人在案涉地点施工仅仅占用面积11.6亩，退一步即使赔偿，也只能按11.6亩计算，原审法院认定“案涉中药种植面积42.5亩”，就按42.5亩判令上诉人赔偿，属于认定事实错误。纪晓明、杜洋称其从南口前站108公里+50米到109公里+300米种植了42.5亩中药材，但上诉人施工只占用了从108公里+850米到109公里+300米的土地，剩余土地中铁九局六公司并没有进行施工，纪晓明、杜洋也没有受到损失。原审法院混淆了种植面积和受损面积的界限，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三、公证书不是鉴定意见，原审法院仅仅依据公证书认定损失金额是认定事实不清。1、公证书仅能起到证据保全的作用，公证处不是鉴定机构，仅仅有一个鉴定人，也无法出具鉴定意见，因此公证书并不是鉴定意见，无法证明纪晓明、杜洋的损失。2、纪晓明、杜洋的所谓损失的范围，也不是公证书所载明的范围。四、案涉工程的征收拆迁主体是清原满族自治县政府，原审法院对拆迁征收赔偿主体是上诉人沈铁工程指挥部的认定是错误的。《水害整治工程征地拆迁协议》，在第一条约定“乙方（政府）负责沈吉线苍石至水害整治工程清原满族自治县区域内的征地拆迁工作，乙方作为拆迁工作的责任主体、组织主体和实施主体。第三条1、征收范围包括地上附着物。根据协议内容，即使赔偿亦应该由清原满族自治县政府赔偿。2、2017年清原县政府发出《关于沈吉铁路水害治理工程建设区域实施封区的通告》，即是对征收区域进行预告。3、沈铁工程建设指挥部只是水害建设工程的建设单位，只负责工程建设，自从2011年《国有土地房屋征收补偿条例》颁布后，征收补偿工作都是由当地政府负责，原审法院对拆迁征收赔偿主体是上诉人沈铁工程指挥部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综上，上诉人没有过错，也是没有实施侵权行为，被上诉人的所谓损害后果是自身原因造成的，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贵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纪晓明、杜洋辩称，一审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维持一审判决。中铁九局六公司辩称：一、中铁九局六公司作为建设施工单位，是在建设单位指定的施工区域内根据建设单位的图纸，按建设单位的要求接受监理单位的监督，建造合格工程。二、建设工程征收拆迁补偿及施工红线场地提供的主体是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无关。土地的征收拆迁主要用于工程本身和建设需要。征收拆迁的目的就是提供施工场地，施工单位无权利圈定施工场地。建设工程中，一般讲建设单位经审批获得的施工场地范围叫红线范围，即代表不可触碰。因为任何超过红线的施工行为，都是未经审批的非法施工行为，都属于过错行为。本案中，如果纪晓明的土地位于建设单位提供的施工场地红线范围内，中铁九局六公司根据国家审批和建设单位指令在红线内施工，不存在违规行为，不是过错行为。三、开工令的签发时间是建设工程有关责任划分的关键节点。施工令代表自签发之日起，建设单位将红线范围内的施工场地全面移交给施工单位，施工单位可根据施工技术规范和设计图纸开展施工建设。开工令是工程施工法律关系中权利义务划分的重要节点。中铁九局六公司在开发令签发后，就施工场地内开展的任何行为是合法行为。四、无论从施工地点还是从施工时间上中铁九局六公司的施工行为都是依法合规的行为，不存在过错。五、纪晓明至今没提供有效证据证明侵权行为、侵害结果、因果关系、损失数额等。(一)纪晓明未提供证据证明侵权行为和因果关系。(二)纪晓明以租赁面积或实际租赁面积作为损失面积，缺乏法律依据和证据支持。根据纪晓明和铁路局的承包用地合同，租地范围为21亩，并非是42亩。纪晓明当庭自认所谓42亩是从山根下一直到铁道旁，存在超出承包用地范畴，增加种植面积的情况。纪晓明并未提供具体受损面积仅是凭借租赁21亩土地的租赁合同来证明42亩土地的种植物受损，并未尽到举证责任。事实上，即便纪晓明受损同铁路修建有关，也是很小的一部分土地。中铁九局六公司提供的施工图纸明确标明了红线范围。纪晓明主张种植物从铁路路基一直蔓延到山根，但红线其实距离山根很远，虽然建设单位划定了施工用地红线范围，但中铁九局六公司施工时的实际使用面积很小，远小于划定的红线范围，红线范围内的很大部分并未受到工程影响。至于红线范围外的部分未受到工程影响。另外在一大块土地面积中，如果因为一部分土地用于工程施工，就主动放弃了所有土地。那么施工之外，土地荒弃部分导致的损失，就明显是因自身原因导致的。(三)损失数额的举证责任主体。纪晓明不存在举证责任倒置的法律规定。在本诉中，损失数额为最基本的诉讼内容之一，纪晓明自己估算的数额，估算行为无具有法律效力，纪晓明应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纪晓明、杜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中铁九局六公司、沈铁工程指挥部赔偿中药材损失1，203，387.50元，并承担诉讼费。事实与理由：2015年4月23日，纪晓明与沈阳铁路局农副业经营管理中心签订了农田承包合同，地址：，地址：省级线南口前站108km+500-109km+300的玉米，2016年续签合同后又改种中药材。品种有：辽藁本、黄精、山胡萝卜、桔梗等共计42.5亩。2017年应该部门撤销所以合同没签上。2018年纪晓明准备将种植的中药材全部转让。当年5月经评估、公证，总价值1，203，387.50元。2018年10月间，中铁九局六公司在南口前水毁整治工程施工时，在没有告知纪晓明的情况下，将纪晓明种植的42.5亩药材全部毁掉。一审认定事实，2015年4月23日，沈阳铁路局农副业经营管理中心(甲方)与纪晓明(乙方)签订了农田承包合同，约定甲方将沈吉线南口前站108km+500-109km+300间线路两侧21亩农田(指农田耕种面积)承包给乙方；承包期限为一年，从2015年4月23日起至2015年12月31日止；乙方不得擅自改变农田使用用途禁止建房舍，从事养殖等与农田耕种无关经营事宜；合同期满，如果甲方继续对外承包，乙方享有优先承包权；遇国家政策法规，铁路建设占地(含铁路绿化、封闭网等)或上级要求等无法抗力因素，甲方提前收回农田投资，甲方只赔偿乙方当年租金。2016年4月27日沈阳铁路局农副业经营管理中心(甲方)与杜洋(乙方)续签了一年农田承包合同，其中约定承包面积21亩(按实际计算)。2015年，纪晓明其承包在案涉农田种植玉米。2016年，经时任沈阳铁路局农副业经营管理中心主任石某承诺纪晓明可以种植3-5年药材，遂纪晓明在其承包在案涉农田改种中药材，品种有：辽藁本、黄精、山胡萝卜、桔梗等。2017年12月29日，中铁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撤销沈阳铁路局农副业经营管理中心。2018年4月30日，沈铁工程指挥部与中铁九局签订沈吉线苍石至水害整治工程施工总价承包合同，沈铁工程指挥部将沈吉线苍石至水害整治工程施工工程发包给中铁九局。2017年清原县人民政府发出关于沈吉铁路水害治理工程建设区域实施封区的通告。2018年5月15日，沈铁工程指挥部向纪晓明、杜洋作出施工告知书，告知2人在2018年5月21日前将土地上的作物清除或移栽。2018年10月间中铁九局六公司在案涉土地组织进行了施工活动。纪晓明、杜洋对其种植经营的沈吉线南口前站108km+500-109km+300右侧地块现场地上物进行证据保全，清原满族自治县公证处于2018年5月8日对案涉土地药材种类、药材年限、种植亩数进行公证，由全国中药材协会会员徐某作为见证人。经测量，这一块面积为42.5亩，经鉴定人徐某确认药材为：辽藁本，周期三年，种植面积26.9亩。山胡萝卜，周期三年，种植面积1.9亩。桔梗，周期三年，种植面积1.9亩。黄精，周期三年，种植面积12.7亩。徐某出具南口前林森药材基地中药材产值意见：种植的辽藁本、山胡萝卜、桔梗等中药材的生长周期均为三年。该该块土地种植的辽藁本、山胡萝卜、桔梗均生长两年，种植的黄精中草药生长成熟周期为七年，该块土地种植的黄精是四年生起种生长两年。经测算，该块土地种植的中草药辽藁本、山胡萝卜、黄精、桔梗亩产量分别为200-300公斤、2000-2500斤、7500斤、2000斤，产量为：辽藁本产量26.9亩×250公斤/亩=6725公斤，山胡萝卜产量1.9亩×2250斤/亩=4275斤，黄精产量12.7亩×7500斤/亩=95250斤，桔梗产量1亩×2000斤/亩=2000斤；种植中药材的产值：2018年辽藁本、山胡萝卜、黄精、桔梗等中药材的价格分别为28-40元/公斤、3-6元/公斤、10元/公斤、1.5元/公斤，该块土地种植的中药材产值分别为辽藁本产值6725公斤×34元/公斤=228，650.00元。山胡萝卜产值4275斤×4.50元/斤=19，237.50元。黄精产值95250斤×10元/斤=952，500.00元，桔梗产值2000斤×1.5元/斤=3，000.00元。该块土地种植的中药材中药材产值意见为：辽藁本产值228，650.00元，山胡萝卜产值19，237.50元，黄精产值952，500.00元，桔梗产值3，000.00元。中铁九局六公司和沈铁工程指挥部提出鉴定应当共同委托，而不是单方委托，纪晓明、杜洋的评估不符合司法鉴定程序。2019年9月19日，纪晓明、杜洋向本院申请对被损毁的中药材价格进行评估，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负责对外委托评估鉴定部门没有找到能够做中药材价格评估的鉴定机构，致使对案涉毁损中药材价格不能通过司法鉴定程序作出评估。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纪晓明、杜洋对中药材损失赔偿请求是否应予支持。一、对于案涉农业承包合同的认定。沈阳铁路局农副业经营管理中心分别于2015年、2016年与纪晓明、杜洋签订了农田承包合同，合同的发包方系由时任该农副业经营管理中心主任石某签署。2016年石某承诺纪晓明可以种植3-5年药材。本院结合两份农业承包合同签署方及石某负责人身份，能够确定石某该承诺行为构成代表权，其承诺行为应认定为发包方沈阳铁路局农副业经营管理中心的承诺行为，即同意纪晓明、杜洋在其承包在案涉农田改种中药材。2016年纪晓明、杜洋系基于合同在案涉土地种植中药材，2017年沈阳铁路局农副业经营管理中心被撤销后，期间该管理中心接管部门也未因种植中药材提出终止合同，因此双方形成事实上的承包租赁合同关系。故沈铁工程指挥部主张纪晓明2017年、2018年占用案涉土地的行为属于非法占用铁路建设用地的违法行为，该项主张本院无法支持。二、对于案涉药材种植面积的认定。纪晓明、杜洋对其种植经营中药材进行证据保全，清原满族自治县公证处于2018年5月8日案涉承包地块现场进行了公证，公证纪晓明、杜洋种植药材的面积为42.5亩。另，2016年包合同约定面积为21亩，同时约定了按实测面积计算。中铁九局六公司和沈铁工程指挥部在无相反证据足以推翻该该份公证证明中药材种植面积的情形下，本院以该份公证现场测量面积42.5亩确认为纪晓明、杜洋实际种植中药材面积。三、对于赔偿损失金额的确定。(一)关于对公证书及中药材产值意见的认定。纪晓明、杜洋为防止证据灭失，对案涉种植中药材地块现场证据保全，公证为见证案涉地块现场客观情况的证据保全方式，不违反法律规定。在本次诉讼中，虽中铁九局六公司和沈铁工程指挥部提出应通过司法评估程序确定损失，为此纪晓明、杜洋对其主张的损失申请法院评估，因对中药材价格评估无相应的评估机构，导致无法通过司法评估程序确定损失。在本次诉讼前，纪晓明、杜洋自行委托全国中药材协会会员徐某就中药材价格专门性问题出具意见，在中铁九局六公司和沈铁工程指挥部理由不足以反驳专门性意见，并无法通过司法评估程序评估的情形下，本院以该份中药材产值意见作为确定案涉种植中药材价格的依据。(二)沈铁工程指挥部组织施工的沈吉线苍石至水害整治工程系民生工程，有严格的工期。沈铁工程指挥部向纪晓明、杜洋作出施工告知书，同时纪晓明、杜洋对案涉种植药材进行证据保全后，应及时将中药材移除。就中药材移未移除造成的损失部分，纪晓明、杜洋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四、对于赔偿义务主体的认定。沈铁工程指挥部系为沈吉线苍石至水害整治工程建设单位，应负有对施工区域拆迁征收责任。中铁九局六公司作为建设施工单位，是在沈铁工程指挥部指定的施工区域内施工，在该施工区域施工给纪晓明、杜洋造成的中药材损失，应由案涉工程发包方沈铁工程指挥部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综上所述，纪晓明、杜洋基于沈阳铁路局农副业经营管理中心主任石某代表权，在其同意的情形下种植中药材。沈阳铁路局农副业经营管理中心撤销后，该中心的监管部门并未终止合同，双方形成事实上的承包租赁合同关系。沈铁工程指挥部在未完成施工区域内的征迁工作情形下，指令中铁九局六公司施工，导致纪晓明、杜洋种植的中药材毁损，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同时，纪晓明、杜洋未及时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导致损失扩大，对扩大损失部分，也应承担相关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五条、第十九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一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沈阳工程建设指挥部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赔偿原告纪晓明、杜洋中药材损失962，710.00元(1，203，387.50元×80%)；二、驳回原告纪晓明、杜洋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815.00元，原告纪晓明、杜洋负担1，563.00元，由被告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沈阳工程建设指挥部负担6，252.00元。二审庭审中，石某出庭作证称“我当时是沈阳铁路局农副业经营管理中心沈阳分公司经理，当时中心主任是王继超。2017年时，我向包括纪晓明在内的几十个租户传达单位领导的意见，即今年的租金先不收，谁的地愿意种可以种，等到新办法来了再执行，是补交还是其他变化等通知。最后单位没有继续传达下一步消息，单位就黄了。单位让我和租户传达的意思没有表示合同不签了。纪晓明签合同时没和我说过种中药材的事，后期和我说过，说的具体时间记不清了，这个事我答应过，但是我说这个事我说的不算，我说种什么我没意见，这事不归我管，种什么经理管，我是副经理。在纪晓明提交的电话录音中我说过承诺他可以种中药材。”上诉人质证称“纪晓明对石某的录音是在石某不知道的情形下录的音。我们单位签合同都以书面合同为准，不可能以口头达成合同。证人石某所说的将单位领导意见向租户传达的事有，但如果2017年签订这种口头合同的话，应在2017年年底前交付租金才视为合同成立。我们没有继续出租是因为政策调整，土地不再出租。”纪晓明提交一份其与石某之间的电话录音，石某在录音中承认其告知纪晓明等等再交租金，种什么其也不能说不让种。让种中药材其答应了等等。庭审后，本院组织三方当事人共同进行现场勘查，现场现状是工程施工状态，已无法查看到原貌。现场勘查中，上诉人沈铁工程指挥部和被上诉人中铁九局六公司对清原县公证处出具公证书载明案涉中药材种植面积为42.5亩提出异议。本院会同双方当事人共同到清原县公证处调阅公证档案及观看公证当时录制的视频资料，上诉人和中铁九局六公司对视频资料的质证意见为：视频资料中显示是纪晓明聘请的林业站人员用GPS围绕中药材地块测量的亩数，我方不认可。理由是：2019年林业和国土合并，因林业和国土的坐标有差异，故林业只能测量林地，林业站的人员没有资格测量国土面积，按照施工图纸，我们不认可清原县公证处测量中药材是42.5亩的意见；我们认为双方签订的合同载明亩数是21亩，出租方也是按21亩收取的租金，故不认可一审判决中关于侵权面积42.5亩的认定；另按照施工红线，我方占的地是11.6亩；对徐某出具的中药材亩产量和价格，我们也不能认可。纪晓明质证称，当时找的林业站人员测量亩数是因为林业站的人有GPS，清原县公证书正确。综合上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2017年至2018年案涉地块施工期间，纪晓明与出租方签订的承租合同是否仍处于延续期间？二、清县公证处作出的公证书载明中药材面积是42.5亩应否作为证据采信？三、徐某作出中药材品类、面积及价格意见是否应作为定案证据？四、上诉人以清原县政府是案涉地块的征收、拆迁、赔偿主体为由不同意承担本案赔偿责任的理由能否采纳？关于焦点一，根据证人石某的出庭证实及录音证据的内容，可以证明是石某同意纪晓明在承租地上种植中药材，且2017年后未交纳租金也是出租单位意见让租户等等再交租金，故上诉人以纪晓明未和出租方签订书面租赁合同、未交纳租金为由否定纪晓明和出租方的租赁合同仍处于延续期间的观点本院不能支持。关于上诉人主张石某是单位副经理，不是法定代表人，故石某的意见不能构表见代理的理由，本院认为，石某是该单位副经理，具体负责和承租户对接交涉租赁事宜，其本人的身份和工作范畴足以使纪晓明等租户相信石某的承诺是代表其所在单位；在二审庭审中，石某证实是其代表单位向纪晓明等租户传达单位意见，上诉人质证认可出租单位曾传达过类似意见，即可以证明石某在处理租赁事宜中代表单位，上诉人现选择地适用表见代理，即在对其不利时不认可石某的表见代理身份，本院对其此种观点不能支持。综上，根据本案现有的证据，本院认定案涉纠纷发生时纪晓明的承租合同仍处于延续状态。关于焦点二，上诉人对清原县公证处作出的证据保全公证书提出种种异议，因现场现已无法勘查原貌，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共同观看公证时录制的视频资料，视频中可以看到测量人员是围绕中药材种植地块用GPS测量的种植地块亩数；为了解决公证人员对中药材知识的不足，公证人员还建议纪晓明聘请当地中药材专家徐某到现场鉴别中药材品种。在当时保全证据形势紧急的情况下，纪晓明和清县公证处已尽最大可能保证证据保全公证书的公正性和客观性，上诉人现在对清县公证处出具的证据保全公证书提出种种异议，如林业和国土坐标有差异，林业站人员用GPS测量的中药材亩数不认可等等，本院均不予采信。关于焦点三，徐某是清原县当地的中药材专家，在证据保全形势紧急的情形下，纪晓明按照清原县公证处建议在当地找专家协助公证处鉴别中药材并无不当。徐某具有国家颁发的专业证书，其根据2018年中草药大货价格作出的案涉纪晓明种植中药材品种、价格的鉴定意见具有可信度。上诉人对此虽有异议，但未提交足够的相反证据，其提出的此节异议本院亦无法采纳。关于焦点四，上诉人与清原县政府签订的拆迁协议只能约束合同相对方，纪晓明不是该拆迁协议的当事人，不受该拆迁协议内容的约束。因上诉人是案涉地块的建设单位，纪晓明在中药材受损后向侵权人即建设单位主张赔偿并无不当。综上所述，沈铁工程指挥部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427元，由上诉人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沈阳工程建设指挥部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宫 颖审判员 李依桐审判员 李 艳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王 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