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8民初51045号原告：孙晨钟，男，汉族，1980年2月16日出生，北京星皓互动商务科技有限公司经理，住河北省廊坊市广阳区，公民身份号码×××。被告：中钢高科（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法定代表人：杜简丞，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无忌，北京凡一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汪玖平，北京凡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国信证券大厦****。法定代表人：何如，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琳，女，该公司员工，住深圳市福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晴晴，女，该公司员工，住深圳市南山区。原告孙晨钟与被告中钢高科（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钢高科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孙晨钟，被告中钢高科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无忌、汪玖平，被告国信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琳、马晴晴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孙晨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撤销孙晨钟与中钢高科公司、国信公司签订的《中钢高科新宝丰并购重组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劣后级）》（以下简称《基金合同》）；二、判令中钢高科公司返还孙晨钟基金申购款100万元，并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赔偿孙晨钟损失（损失以100万元为基数，自付款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三、本案诉讼费用由中钢高科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2014年12月，中钢高科公司向孙晨钟推荐中钢高科公司为管理人的新宝丰并购重组投资基金项目，并通过邮件发送了项目的介绍材料，该项目是以增资扩股和债权贷款的方式投资于目标公司即河北新宝丰电线电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宝丰公司）。介绍材料显示新宝丰公司是一家实力雄厚、经营良好、盈利能力强的企业，2011年度的净利润率与净利润分别为3.86%和1401.25万元，2012年度的净利润率与净利润分别为4.67%和2459.72万元，2013年度的净利润率与净利润分别为5.66%和3566.65万元，2014年度1至9月的净利润率与净利润分别为4.88%和3140.90万元。鉴于介绍材料中新宝丰公司具备良好的盈利能力，孙晨钟决定申购该基金项目，2015年2月17日孙晨钟与中钢高科公司签署了《基金合同》，并将申购款100万元汇入中钢高科公司指定的托管账户。在此之后，中钢高科公司从未向孙晨钟披露该基金项目的相关信息，亦未对该基金项目进行结算。直至2018年6月，在孙晨钟的不断追问和催促下，中钢高科公司才向孙晨钟出具了《回顾报告》，该报告中的财务报表显示新宝丰公司早在2013年和2014年已连续出现大额亏损（其中2013年亏损632万，2014年亏损2027万），与中钢高科公司最初发送的介绍材料中所谓的新宝丰公司每年盈利的财务状况截然相反。至此孙晨钟方才醒悟，中钢高科公司故意伪造财务资料隐瞒新宝丰公司多年持续亏损、经营难以为继的真实状况，以欺诈的方式误导孙晨钟做出错误的投资判断，给孙晨钟造成了重大损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孙晨钟有权向法院申请撤销该基金合同。此外，中钢高科公司作为该基金项目的管理人在基金运行过程中也未能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履行其义务，给孙晨钟造成了重大财产损失，应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孙晨钟在知晓中钢高科公司的欺诈和失职行为后，曾多次找中钢高科公司交涉未果。为捍卫自身的合法权益，也为严肃国家资本市场秩序，孙晨钟提起本案诉讼。被告中钢高科公司辩称，一、中钢高科公司已经履行了勤勉尽责义务，并没有欺诈行为，孙晨钟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基金推介材料和尽职调查报告的所有财务数据均来源于新宝丰公司提供的财务报表和河北华狮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狮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中钢高科公司以该财务数据做出的尽职调查报告、基金推介材料是客观真实的，并未伪造数据。中钢高科公司并不掌握、客观上也无法掌握新宝丰公司的有关情况，中钢高科公司只能基于《审计报告》及新宝丰公司盖章确认的财务报表编写推介材料。因此，中钢高科公司已经尽到了管理人的基本职责，履行了谨慎勤勉的义务，并未对孙晨钟隐瞒有关情况，不存在过错，不存在伪造数据、隐瞒真实情况的行为，根本不存在欺诈。二、孙晨钟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中钢高科公司有故意伪造数据或者隐瞒真实情况的行为，其主张缺乏证据支撑，不能得到支持。本案中，孙晨钟仅以中钢高科公司出具的基金推介材料中的财务数据与2018年6月《回顾报告》中的财务数据不一致，认为中钢高科公司故意伪造财务数据、隐瞒新宝丰公司多年持续亏损、经营难以为继的真实状况，从而主张中钢高科公司存在欺诈，但孙晨钟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中钢高科公司实施了告知虚假情况或者隐瞒真实情况的欺诈行为。孙晨钟的主张，纯属主观臆断，缺乏证据支持，显然不能成立。三、经中钢高科公司风险提示，孙晨钟自愿与中钢高科公司签订《基金合同》，双方意思表示真实、明确，相应条款并未损害他人或社会利益，亦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中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故中钢高科公司认为该《基金合同》不存在可撤销的法定情形。中钢高科公司在孙晨钟签订《基金合同》前，已明确告知投资基金的风险，孙晨钟签署了《投资者风险承担申明书》，表示其充分了解并自愿承担案涉基金产品的风险。孙晨钟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具备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应自行承担自己投资基金行为所带来的风险和损失。《基金合同》的双方意思表示真实、明确，相应条款并未损害他人或社会利益，亦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中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并不存在可撤销的法定情形。四、孙晨钟已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投诉，中钢高科公司如实向该协会汇报了中钢高科新宝丰并购重组投资基金的有关情况，基金业协会经审查后至今没有认定中钢高科公司存在欺诈等违法违规行为。五、孙晨钟主张中钢高科公司基金投资形式造假，明显与客观事实不符。2015年1月29日，中钢高科公司与新宝丰公司、万众亿鑫投资（北京）有限公司、闫胜军签订《增资协议》，约定中钢高科公司向新宝丰公司增资。2015年2月，中钢高科公司与孙晨钟签订《基金合同》，第十一节约定：“本基金以增资扩股和债权贷款的方式投资于新宝丰，由新宝丰用于公司经营”、“基金4.5亿元（以实际募集金额为准），其中，2.5亿元（或同比例）用于向新宝丰增资扩股，剩余资金以债权方式投资新宝丰”。之后，中钢高科公司与新宝丰公司、万众亿鑫投资（北京）有限公司、闫胜军签订了《增资协议的补充协议》，约定：中钢高科将对新宝丰采用可转债的投资形式；中钢高科可随时决定将全部或部分可转债转换成新宝丰的股权；行权期内，中钢高科应以向新宝丰发出书面行权函的方式行权，一旦发出，则视为中钢高科同意将债权转为新宝丰的股权。如行权期内中钢高科以书面方式或行动表示放弃行权，新宝丰继续承担债务人的还款责任与义务。由此可见，中钢高科公司采用的“可转债”的投资方式，表面上与《基金合同》约定的投资方式不一致，但根据《增资协议的补充协议》中关于“可转债”的约定，“可转债”实为“股权投资”的一种特殊形式，并且这种投资形式更加灵活，更加有利于保护投资的权益。因此，孙晨钟关于中钢高科公司完全以债权形式进行投资的主张，明显错误，不应得到采信。六、孙晨钟主张中钢高科公司虚构基金规模，骗取投资人投资，明显与客观事实不符。《基金合同》第四节约定，“本基金委托财产总规模不超过4.5亿元，其中，劣后级份额不超过0.5亿元，中间级份额不超过1亿元，优先级份额不超过3亿元。对于本基金资产规模，基金管理人有权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调整，但不得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相关规定。”由此可见，《基金合同》约定了基金规模的上限，但并未约定基金规模的下限，且中钢高科公司有权根据具体情况在该区间内对基金规模进行调整。本案中，中钢高科公司募集的劣后级份额为800万元，中间级份额为1000万元、优先级份额1200万元，共计3000万元，完全符合《基金合同》关于基金规模的约定，七、孙晨钟主张中钢高科公司在基金管理过程中故意欺骗、隐瞒孙晨钟，明显与客观事实不符。《基金合同》第十九节规定，中钢高科公司可选择通过寄送、在网站公布、在管理人营业场所存放备查任何一种方式进行信息披露。本案中，中钢高科公司每年都编制了年度报告和半年报告，通过在办公场所存放备查的方式披露了基金运作的基本情况，完全履行了《基金合同》约定的信息披露义务。孙晨钟称，中钢高科公司在基金募集完成后，在投资项目出现严重问题的情况下，一直不通知投资人，故意隐瞒。中钢高科公司认为，孙晨钟的上述主张纯属对《基金合同》相关条款的错误理解，不应得到法院采信。八、孙晨钟称，在基金募集过程中，杜简丞、王立等人向自己员工承诺投资保底，煽动自己员工对外宣传，骗取投资人投资。经核实，孙晨钟的上述主张纯属杜撰，杜简丞、王立等人与孙晨钟完全不认识，且他们作为十分专业的基金管理人员，非常熟悉相关法律法规对基金募集的各项禁止性规定，绝不可能承诺投资保底，煽动自己员工对外宣传，骗取投资人投资，且杜简丞、王立过往基金均运营情况良好。在中钢高科公司管理其他基金过程中，均未出现基金管理人员承诺投资保底、对外虚假宣传、骗取投资人投资的情形。同时，孙晨钟的该项主张也明显与《基金合同》的约定不符。《基金合同》第三节约定：“投资人承认，管理人、托管人未对委托财产的收益状况作出任何承诺或担保”，“管理人承诺按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第四节约定：“基金管理人并不承诺或担保优先级份额、中间级份额和劣后级份额必然产生收益，如在本基金资产出现极端损失情况下，……此时劣后级份额的剩余资产可能为零。”同时，《基金合同》第二十节就本基金的投资可能面临的各项风险，进行了明确揭示。九、孙晨钟主张基金投资后，中钢高科公司无实质管理人员，明显与客观事实不符。事实上，中钢高科采取了一系列的投后管理工作，履行了《基金合同》约定的谨慎勤勉、有效管理的义务，具体为：第一，委派专人驻厂进行管理。2015年下半年，中钢高科公司委派两名投后管理人员进驻新宝丰公司，监督公司业务和资金情况，协助公司改善经营、进行融资。第二，跟进破产重整工作。破产重整工作需要与债权人、政府、法院、公安、律所、会计师、评估师等进行对接和沟通，中钢高科公司外派人员常驻新宝丰公司所在地河间市，进行了大量沟通协调工作。第三，持续推动并购工作。中钢高科公司一直没有放弃新宝丰公司的并购运作思路，仍然不停的在寻找与相关机构进行沟通交流的机会，以期在合适的时机能够完成并购重组工作。综上，孙晨钟的诉讼请求明显缺乏依据，应予驳回。被告国信公司辩称，国信公司在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的范围内履行了托管人的相关义务，孙晨钟没有证据证明国信公司存在欺诈或共同欺诈的故意。本案中，国信证券作为本基金合同的托管人，根据基金合同第九节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章节的约定，国信公司已履行安全保管基金财产等相关义务，托管人只能根据管理人的指定被动地托管基金财产，管理人才是基金财产的主动管理者。基金财产的投资方向及投资策略均由管理人决定，托管人并未参与前期的基金销售，对于孙晨钟提供的基金宣传证据托管人并不知情，因此托管人不可能存在欺诈或者共同欺诈的故意。二、孙晨钟须对其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提供相应证明，否则应承担不利后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如孙晨钟认为被告存在欺诈的行为，应当提出被告欺诈的证据，对其提出的诉讼请求加以证明。本案中，孙晨钟仅凭未经审计的资产负债表中的数据就认为管理人存在欺诈，明显属于证据不足，即便本案管理人在调查中未能勤勉尽责地对新宝丰进行财务尽调，也只能说明管理人的履职瑕疵，远不能达到欺诈的证明条件。综上所述，国信公司在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的范围内履行了托管人的相关义务，请求驳回孙晨钟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2年2月、2013年1月、2014年1月，华狮会计师事务所接受委托新宝丰公司委托，分别作出2012年度、2013年度及2014年度审计报告。审计报告中均附有新宝丰公司编制的当年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其中2011年度净利润为14012467.88元，2012年度净利润为24597174.64元，2013年度净利润为35666513.15元。另，新宝丰公司编制的2014年9月30日合并资产负债表上记载所有者权益为282189760.47元。2015年1月29日，中钢高科公司与新宝丰公司等签订《增资协议》，约定中钢高科公司对新宝丰公司进行增资。2015年2月，中钢高科公司向孙晨钟发送了中钢高科新宝丰并购重组投资基金推介材料。推介材料内容包括：基金要素与交易结构、融资人基本情况、融资人所处行业分析、融资人主营业务产品及市场分析、融资人盈利预测、融资人核心竞争力、项目的兼并收购、产品亮点、风险披露、基金认购说明。其上记载：基金名称为中钢高科新宝丰并购重组投资基金。基金类型为契约型基金。管理人为中钢高科公司。托管人为国信公司。基金规模不超过4.5亿元，分期募集。优先级资金3亿元，中间级资金1亿元，劣后级资金0.5亿元。投资方式为股权加债权，股权投资不超过2.5亿元，债权投资不超过2亿元。公司近年来主要财务数据：2011年度净利润为1401.25万元、净利润率为3.86%，2012年度净利润为2459.72万元、净利润率为4.67%，2013年度资产58908.66万元、负债35330.58万元、所有者权益23578.08万元、主营业务收入62978.97万元、净利润3566.65万元、销售净利率为5.66%，2014年度1至9月资产74413.07万元、负债46194.09万元、所有者权益28218.98万元、主营业务收入64396.45万元、净利润3140.9万元、销售净利率为4.88%。2015年2月17日，孙晨钟（投资人）、中钢高科公司（管理人）、国信公司（托管人）签署《基金合同》，约定：基金名称为中钢高科新宝丰并购重组投资基金。基金类型为契约型基金。基金委托财产总规模不超过4.5亿元，其中优先级资金不超过3亿元，中间级资金不超过1亿元，劣后级资金不超过0.5亿元。基金管理人并不承诺或担保优先级、中间级和劣后级份额必然产生收益，即如在本基金资产出现极端损失情况下，优先级、中间级份额仍可能面临无法取得收益乃至投资本金受损的风险，此时劣后级份额的剩余资产可能为零。基金管理人会仅最大努力避免基金财产产生损失，并尽最大能力为投资人获取最大收益。孙晨钟在合同中《投资者风险承担申明书》《基金财产合法性申明书》上签名。2015年2月16日、17日，孙晨钟向国信公司案涉基金的募集账户分别汇款80万元、20万元。中钢高科公司与新宝丰公司等签订《增资协议的补充协议》，其上载明：中钢高科公司已完成基金的第一期募集，拟代表基金投资人执行对新宝丰公司的投资工作。中钢高科公司将对新宝丰公司采用可转债的投资形式，可转债的期限为18个月，在18个月内中钢高科公司可视企业运作情况在合适的时间进行转股。2015年8月4日，新宝丰公司在企业信用信息网上公示了2013年、2014年年度报告数据，其中2013年净利润-631万元，2014年度净利润为-1985万元。2016年1月，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新宝丰公司破产重整申请。沧州天鸿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天鸿会计师事务所）按照新宝丰公司管理人的委托对新宝丰公司的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于2016年6月25日作出审计报告。该审计报告附有新宝丰公司编制的2013年、2014年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其中2013年所有者权益为198637623.43元、净利润为-6317452.25元，2014年所有者权益为199396987.63元、净利润为-20273632.42元。2017年4月，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通过新宝丰公司重整方案。2016年3月30日、2017年3月30日，中钢高科公司分别作出案涉基金2015年、2016年基金投资年度报告。2017年7月至2020年4月期间，中钢高科公司陆续作出2017年度至2019年度的案涉基金年报、半年报。2018年6月，中钢高科公司作出中钢高科新宝丰并购重组投资基金回顾报告,其上记载：基金规模3000万元，优先级1200万元，中间级1000万元，劣后级800万元，其中个人投资者10人，机构投资者1人。投资标的新宝丰公司。三、投资情况回顾（二）投资时点企业财务情况：2013年末总资产84778万元、总负债64914万元、所有者权益19864万元、营业收入43179万元、净利润-632万元,2014年末总资产87596万元、总负债68406万元、所有者权益19190万元、营业收入31899万元、净利润-2027万元。数据来源：企业所提供的财务报表（详见附件3）。该回顾报告附件3为新宝丰公司盖章的2013年度、2014年度资产负债表、利润表。上述财务报表的数据与天鸿会计师事务所2016年6月25日审计报告中所附财务报表一致。孙晨钟于2019年5月29日向本院提交本案起诉材料。审理中，孙晨钟认可其于2018年6月收到中钢高科公司邮寄的回顾报告，主张其在收到回顾报告后才得知中钢高科公司存在欺诈行为。以上事实，有原告孙晨钟提交的基金推介材料及公证书、《基金合同》、转账凭证、回顾报告、增资协议、财务报表，被告中钢高科公司提交的华狮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报告、合并资产负债表、天鸿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报告、基金（半）年报、转账凭证、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网页截图、《增资协议的补充协议》等证据材料以及本院开庭笔录在案佐证。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予以撤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8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本案中，孙晨钟主张中钢高科公司在与其签订《基金合同》前，明知新宝丰公司真实的财务情况，仍在推介材料中采用了虚假的财务数据，构成欺诈，并以此为由要求撤销《基金合同》。依据双方当事人诉辩意见，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为：在签订《基金合同》时中钢高科公司是否存在欺诈行为。首先，中钢高科公司于2015年2月之前制作了案涉基金推介材料，该推介材料是依据新宝丰公司提供的2011至2013年度的华狮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报告制作，推介材料上的数据来源于该审计报告及其所附财务报表，上述审计报告的形成时间是2012年至2014年，上述财务报表均来源于新宝丰公司在审计报告作出当时提供，中钢高科公司根据新宝丰公司提供的既往财务数据编制推介材料，并不存在欺诈的故意。该审计报告中所附财务报表形式经过了会计师事务所的审核确认，孙晨钟对该财务报表形式提出的异议，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其次，中钢高科公司于2018年6月出具案涉基金回顾报告，该回顾报告是依据新宝丰公司提供的天鸿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报告制作，回顾报告上的数据来源于该审计报告及其所附财务报表。天鸿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报告中新宝丰公司财务报表及新宝丰公司在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公布的年报数据与前述华狮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报告中财务报表的数据不一致。但天鸿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报告的作出时间为2016年6月25日、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数据公示时间为2015年8月4日，现并无证据显示中钢高科公司在作出推介报告时已经知晓两份不同财务报表的存在。在中钢高科公司不知晓上述信息的情况下，孙晨钟仅以推介报告与回顾报告中财务数据不同为由，主张中钢高科公司存在故意告知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的欺诈行为，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最后，孙晨钟主张推介材料中的基金规模与实际募集不符。因推介材料及基金合同中记载的均为基金委托财产总规模上限，该基金的实际募集金额并未违反合同的约定，本院对其该项主张，不予支持。孙晨钟主张中钢高科公司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未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履行义务，存在损害其利益的行为，但因其系基于合同的撤销提起本案诉讼，其上述主张不属于合同撤销的事由，本院对此其该项主张不予支持。综上，孙晨钟主张中钢高科公司在签订合同时存在欺诈行为，要求撤销其与中钢高科公司、国信证券公司签订的《基金合同》并据此要求中钢高科公司退还其基金申购款及赔偿损失，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当事人提举的其他证据材料或发表的其他意见不影响本院依据查明的事实依法进行裁判，本院不予一一评述。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六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孙晨钟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800元，原告孙晨钟已预交，由其自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唐盈盈人民陪审员  吴增云人民陪审员  郭 焕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四日书 记 员  宁晓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