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皖民申3839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定远县天通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定远县张桥镇街南村合蚌路东侧。 法定代表人：胡玲玲，该公司经理。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滁州市福斯特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滁州市城南新区汽车4S店园区。 法定代表人：赵花，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俊，该公司员工。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倪李，男，1992年1月19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定远县。 再审申请人定远县天通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通公司）因与被申请人滁州市福斯特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斯特公司）、倪李修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皖11民终7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天通公司申请再审称：一、申请人有新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一审庭审录像所载内容可以证明，法庭当庭查清了倪李将货车拖给马俊修理，并确定修理价格的事实，申请人根本没有参与货车修理商谈、议价等过程。此内容足以推翻一二审判决认定的申请人与福斯特公司形成修理合同关系的事实。二、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二审判决维持福斯特公司具有诉讼主体资格与事实不符且无证据证明。一是本案皖Ｍ×××××重型半挂牵引车由倪李从浙江省建德市拖运到滁州市中国重汽特约维修服务站（豪沃卡车特约维修部）（以下简称豪沃维修部）修理，现在此货车仍停放在该处，并非在福斯特公司修理。福斯特公司与豪沃维修部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独立民事主体，且两者之间没有任何从属关系，并分别位于滁州市。另外，一审庭审中，福斯特公司诉讼代理人马俊在接受天通公司诉讼代理人发问时承认:豪沃维修部和福斯特公司有不同的营业执照，一个负责汽车销售，一个负责汽车维修。证实二者是两个不同的主体。二审庭审中，福斯特公司当庭提交已经过期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二审法院据此认定福斯特公司具有二类机动车维修资质显属错误。二是福斯特公司营业执照登记经营范围没有修理货车项目，更不具备修理货车资质，也无法实际修理本案货车，从而验证了福斯特公司就是马俊陈述的负责汽车销售的公司，故福斯特公司与本案无关，根本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因此，本案合理货车修理费应当由豪沃维修部根据事实和法律依法行使诉权。三是福斯特公司营业执照是本案的重要证据，在一审庭审中，一审法院未要求福斯特公司出示，也未准许申请人质证。二审庭审中福特斯公司提交的营业执照，证实其根本没有机动车维修资质。同时，申请人在庭审中提出福斯特公司不具有货车修理项目和修理资质等质疑，一二审法院没有进行实地调查，也没有要求福斯特公司提交补充证据。因此，一二审判决认定“福斯特公司系经营汽车修理的企业”，既无事实又无证据支持。2、一二审判决推定申请人与福斯特公司之间形成修理合同关系严重违背事实。一是申请人与本案无关，不是适格被告。本案货车挂靠于申请人，倪群系实际车主，事故发生后，倪群儿子倪李擅自把货车拖运到豪沃维修部进行修理，倪李邀请申请人员工李守荣陪同将货车交给马俊，李守荣陪同前去的目的只是确认货车因交通事故受损，以及准备拆除货车评定车损找保险公司申请索赔车辆损失，与货车是否修理无关。另外，李守荣虽然是申请人雇佣的员工，仅在本案一审诉讼中担任诉讼代理人，但是申请人从未授权李守荣参与本案货车修理商谈等事宜，故李守荣关于货车修理商谈的一切言论纯属个人行为，与申请人无关。同时，福斯特公司也无任何证据证明李守荣受申请人委托与其商谈货车修理事宜。二是基于本案货车实际车主倪群儿子倪李已经与马俊商谈修理事宜，按照挂靠合同约定，申请人作为货车挂靠公司既无义务也无权利参与货车修理商谈和决定，故申请人对倪李与马俊商谈货车修理事宜无权干涉，当然也无权提出认可或反对意见，且申请人根本就没有同意他们的修理商谈事宜。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天通公司认可倪李与马俊商谈修理事宜时其并未提出反对”，严重违背案件事实和证据运用规则。另外，本案货车修理费约需十几万元的高额，从情理上说，如果申请人同意把货车放到豪沃维修部修理，也应当与其签订书面修理合同，根本不可能采取口头和默认方式。三是申请人与倪群生前在《借款协议》中特别约定，倪群买本案货车向申请人借款38万元未还，倪群用本案货车抵押给申请人作为偿还购车借款及利息担保，且约定申请人是第一受益人，故国元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滁州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国元保险滁州支公司）将车损及其他赔偿款汇入申请人账户。该保险赔付款在扣除申请人实际支付23000元及诉讼费，以及冲抵倪群拖欠申请人部分借款后，倪群尚欠17万多元购车借款本金及38万元利息未予偿还，申请人对此将依法起诉。另外，马俊明知豪沃维修部修理本案货车没有得到申请人认可或授权，其担心无法获得修理费，遂和其单位法律顾问沈国云一起操作车损鉴定，并替申请人向保险公司诉讼索赔，至今车损报告和民事调解书等所有材料也没有给申请人。一审法院认定“申请人委托福斯特公司为其介绍律师处理财产损失保险合同纠纷”，显属认定事实错误。因此，一二审法院以申请人收取国元保险滁州支公司车损保险理赔款即推定双方成立修理合同关系，明显理由不成立。同时，本案既无书面也无口头合同，根据《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二条规定，法院应当根据双方从事的民事行为对双方有无订立合同意愿依法作出认定，而非作出所谓“推定”，即本案只能认定马俊与倪李之间形成修理合同关系。四是前述倪李与马俊当庭对质内容都明确记录在一审庭审笔录中，福斯特营业执照也附卷中，申请人与福斯特公司分别提供证据，一二审法院没有根据案件审理事实和双方证据作出综合认定和公正裁判。三、原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二审判决申请人支付货车修理费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1、福斯特公司既没有修理货车的资质，也没有实际修理本案货车，且申请人根本未将本案货车交由福斯特公司修理。另外，在一审庭审中，马俊当庭陈述:“琅琊区法院委托鉴定机构评估时，本案货车已经维修结束，后来鉴定机构按照原告提供的修理清单作出鉴定结论”。显然，鉴定机构作出的车损评估结论不具有真实性，不能作为车损认定的依据，故而琅琊区法院在审理本案车损索赔时，双方以调解方式结案，并没有依据鉴定机构作出的车损评估结论。同时，福斯特公司出具的所谓《中国重汽4Ｓ滁州市福斯特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结算单》是其自行制作，且未出具修理费发票印证，更加证实该修理结算单内容不真实，不具有证据效力。因此，一审判决凭据所谓的车损评估报告，认定本案货车车损22万元缺乏证据支持。另外，二审判决混淆“车损”与“修理费”。2、倪李将货车交给马俊修理，且双方在修理前谈妥修理费18万元，故货车修理费18万元应当依法由倪李承担。同时，本案货车实际车主倪群在交通事故中死亡，其近亲属将对倪群遗产予以合法继承，本案货车因修理产生的合理的实际费用，也应当由倪群近亲属依法支付。另外，如果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后，实际车主与修理公司商定的修理费无论多少，都由车辆挂靠公司埋单，势必破坏合同相对性原则，有损法治权威，且必将产生实际车主与修理公司合伙损害挂靠公司的合法利益，损害社会公允。二审法院判决申请人承担本案修理费，严重影响社会效果。3、二审法院以车损保险款汇入申请人账户，即判定申请人承担赔付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申请人是本案车辆投保人和受益人，且申请人与实际车主倪群约定车损保险赔付款优先支付购车借款，故保险公司按照保险合同将车损款汇入申请人账户符合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本案中，实际车主倪群儿子倪李将车辆送给福斯特公司维修，双方形成口头修理合同，因修理费产生争议，福斯特公司可以行使留置权，对修复后的车辆申请财产保全，待拍卖后优先受偿，而不应该对车损扣除赔付款主张诉权。4、申请人既不是货车实际车主，也没有义务支付修理费，福斯特公司发函要求申请人支付修理费没有任何依据，故申请人没有提车也没有回函。同时，本案根本不存在法定或约定的所谓“付款条件”，二审法院维持一审法院以“付款条件已成就”为由判决申请人支付修理费，显然缺乏依据和说服力。四、原判决遗漏诉讼请求。福斯特公司一审诉请申请人与倪李共同支付车辆修理费，一审法院对倪李是否应当承担支付车辆修理费责任的诉讼请求没有判决，申请人上诉后，二审法院也没有对此判决。退一步说，即便福斯特公司具有适格修理资质，本案车辆修理费也应当由倪李支付，申请人最多只承担连带支付责任，根本不可能承担直接支付责任。综上，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错误，遗漏诉讼请求，申请人有新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九条、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六项、第十一项的规定，请求再审。 福斯特公司提交意见称：一、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判决天通公司支付维修费22万元是正确的。二、涉案车辆的实际车主是倪群，挂靠在天通公名下。事故发生后，天通公司作为车辆登记所有人接事发地公安机关通知，指派李守荣前往事故现场处理事故并缴纳了相关费用。天通公司的一切事务实际都由李守荣、李加松父子操办。由于倪群欠天通公司借款，为了防止倪群的儿子倪李变卖涉案车辆，李守荣经过自己女婿武启波与福斯特公司马俊联系，从浙江到滁州的托运费均是天通公司支付，倪李作为涉案车辆的继承人仅仅和李守荣一起参与了车辆托运和送修过程。因李守荣再三叮嘱福斯特公司涉案车辆是公司的，不能让倪群儿子倪李将车辆处理了，没有公司同意，任何人不能将车辆处置。涉案车辆的维修实际是福斯特公司和天通公司共同商谈，与倪李并无太大关系。对此，原一审庭审中倪李法庭陈述，以及李守荣的录音和胡玲玲的录音均能证明该案维修合同成立的来龙去脉，以及李守荣代表公司处理车辆的依据，包括后来天通公司起诉涉案车辆投保公司索要车损款均能反映，涉案车辆的维修到主张权利均是天通公司。因此，天通公司提出的一审庭审录像作为新证据明显不成立。三、涉案车辆的品牌为“豪沃”牌重型半挂牵引车，福斯特公司是豪沃汽车销售公司指定维修服务站，福斯特公司维修资质和经营范围是二类机动车维修(大、中型货车维修)，福斯特公司是本案适格诉讼主体。四、涉案车辆损失金额22万元，该损失组成均有车辆损坏具体项目，且损坏项目均由各方当事人逐一核对后确定。该22万元系涉案车辆实际支出的维修费用，并非天通公司想当然认为所谓应然价值。天通公司既然确认涉案车辆是倪李送去维修的，修理费应由倪李支付，天通公司占用该修理费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五、天通公司称自己是涉案车辆投保人又是受益人，理应享有该笔修理费，同时又以自己不是涉案车辆实际车主，没有义务支付该车修理费，而其本次占有的费用恰恰是涉案车辆的修理费，按其所述，车辆是倪李送修的，倪李应当支付修理费，天通公司占有该笔费用没有法律依据。涉案争议费用是车辆维修费，是用作被保险车辆损坏后修复使用的，是确保车辆正常运转经营的，是保险合同之外第三人垫付费用，与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如何约定无关。当被保险车辆有可能灭失情况下才考虑到第一受益人优先赔付问题。如果涉案车辆经修复后正常运转，相关费用正常支付情况下，则第一受益人无权享有优先赔付权。且该费用不属于车辆毁损灭失后赔付款，而是修理费，现被天通公司恶意占，致使涉案车辆修复后被长时间留置不能工作，已经给他人造成车辆损坏和营运损失，对此天通公司应负全部责任。综上，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合理。体现了法律的尊严，保护了受害人的合法权益，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公平原则和立法精神。天通公司的再审理由不能成立，请予驳回。 本院经审查认为：首先，在案证据《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载明，福斯特公司具有二类机动车的维修（大、中型货车维修）资质，是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指定的维修服务站。并且，福斯特公司实际实施了对涉案车辆的维修服务，在维修费用拖欠的情况下，福斯特公司作为原告向法院起诉，主体适格。其次，依法成立的合同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合同义务。本案中，天通公司作为皖Ｍ×××××号车的登记所有人，该车发生事故后，天通公司的员工李守荣与倪李一同将车辆送至福斯特公司修理，福斯特公司接收事故车辆并予以修理，在此期间，天通公司员工李守荣与福斯特公司马俊就车辆修理事宜进行了多次沟通，天通公司与福斯特公司之间虽然未签订书面合同，但双方已形成事实上的修理合同关系。车辆修好后，天通公司应当支付修理费。双方虽然对修理费数额存在争议，但该车辆经安徽天正国际保险公估有限公司评估认定损失为220002元，国元保险滁州支公司对该修理费用22万元也认可，且已向天通公司支付了保险理赔款237500元，其中包括皖Ｍ×××××号车辆损失22万元。因此，应当确认车辆修理费为22万元。车辆损失数额的评定是根据车辆需维修项目评估得出的结论，天通公司将车辆交付福斯特公司修理，且收取了保险公司支付的车辆损失赔偿款，理应支付车辆修理费给福斯特公司。再次，一审期间，福斯特公司将诉讼请求由“天通公司、倪李支付修理费22万元”变更为“天通公司支付修理费22万元”，根据不告不理的原则，一二审法院没有判决倪李承担责任符合法律规定，故本案不存在遗漏诉讼请求的情形。最后，所谓新证据，主要指在过去诉讼过程中没有发现的证据，而该证据又足以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基本事实或裁判结果错误。本案申请人提交的一审庭审录像是对一审开庭情况的记录，所载内容已记录在庭审笔录中，案件因上诉进入二审程序后，一审庭审笔录均装订入卷报送二审法院，即是一审庭审录像所载内容已呈报二审法院，并已经过二审法院审阅。所以，一审庭审录像不符合新证据要件，不能成为天通公司申请再审的新证据。 综上，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适当。天通公司的再审理由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六项、第十一项的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定远县天通物流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樊 坤 审判员 徐旭红 审判员 张玉芹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四日 法官助理卢慎 书记员洪贤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