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902民初3217号 原告（反诉被告）：陈振钢，男，1976年3月1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霞，福建凡圃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阮煜飏，福建凡圃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余培淳，男，1965年5月1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 被告（反诉原告）：余根营，男，1944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古田县。 上列两被告（反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其象。 上列两被告（反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颖。 被告：余养希，男，1968年6月1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古田县。 原告（反诉被告）陈振钢与被告（反诉原告）余培淳、余根营、被告余养希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4日作出（2019）闽0902民初986号民事判决。陈振钢提出上诉。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月10日作出（2019）闽09民终1549号民事裁定，撤销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2019）闽0902民初986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本院于2020年3月2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陈振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霞、阮煜飏，被告（反诉原告）余培淳、余根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其象、张颖，被告余养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陈振钢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余培淳、余根营、余养希共同返还陈振钢股权转让款1120万元，并支付违约金224万元。事实和理由：2017年12月19日，陈振钢与余培淳、余根营、余养希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陈振钢受让余培淳、余根营、余养希合法持有的福建省腾高管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腾高公司）40%的股权（包括显名及隐名持有）。陈振钢依约支付了股权转让款，双方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陈振钢将受让的40%股权委托陈某代为持有。《股权转让协议》还约定：公司股份转让之前的所有债务由甲方（余培淳、余根营、余养希）承担，与乙方（陈振钢）无关；若因公司负债致使公司停工停产，余培淳、余根营、余养希每日按陈振钢投资额的万分之一赔偿陈振钢损失；停工停产超过30天，陈振钢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要求返还全部投资款，并赔偿投资款20%的违约金。2019年1月17日，古田县人民法院依法查封了腾高公司土地、房产及所有生产设施设备，强制停水、断电，腾高公司停工停产已逾30天，余培淳、余根营、余养希已构成违约。陈振钢于2019年2月18日向余培淳、余根营、余养希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股权转让协议》已解除。合同解除后，余培淳、余根营、余养希应向陈振钢返还股权转让款1120万元并支付违约金224万元，但余培淳、余根营、余养希至今分文未还。 余培淳、余根营辩称，1、原告于2019年2月18日发出的《解除合同通知书》不符合《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解除条件，该《解除合同通知书》无效。《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解除条件为“因公司负债致使公司停工停产超过30天”，解除的前提条件必然是腾高公司在2019年1月17日之前处于生产状况。只有腾高公司在2019年1月17日之前处于生产状况，古田县人民法院查封停水、断电导致腾高公司停工停产，才属于《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解除条件。如腾高公司在2019年1月17日之前早已停工停产且非因公司负债原因，则腾高公司停工停产时间发生在古田人民法院查封停水、断电之前，与古田县人民法院查封停水、断电并无关联性。现有事实和证据证明腾高公司在2019年1月17日之前早已停工停产转由百通公司生产，故原告通知解除合同显然不符合合同约定解除条件。2、《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股份转让款820万元，原告支付到余培淳账户仅700万元，尚有120万元未支付；约定流动资金300万元，原告也未支付；原告存在违约行为，无权提出解除合同。3、原告请求返还股权转让款1120万元并支付违约金224万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且违约金标准过高。4、原告利用《股权转让协议》条款漏洞进行恶意索赔，违反诚信诉讼原则。综上，本案不符合合同约定解除条件，原告存在严重违约行为，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余养希辩称，同意余培淳、余根营的意见。 余培淳、余根营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判决确认陈振钢于2019年2月18日向余培淳、余根营发出的《解除合同通知书》无效，判令继续履行《股权转让协议》。事实和理由：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陈振钢出资1120万元受让腾高公司40%股份，在协议签订当日支付350万元，股份转让到陈振钢名下时再支付470万元，余下300万元暂作公司流动资金等。2017年12月25日，由陈某受让郑某、李某、阮某在腾高公司的40%股权。股权转让后，陈振钢未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足额支付款项，其行为已经构成违约。2019年2月18日，陈振钢在余培淳、余根营不知情的情况下，以公司停工停产已逾30天为由，向余培淳、余根营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陈振钢解除合同的行为无效。基于以上事实和理由，陈振钢并非案涉股权受让人，案涉股权受让人系陈某，股权出让人系郑某、李某、阮某，陈振钢无权解除《股权转让协议》。陈振钢恶意行使合同解除权，其解除合同的行为依法应当确认无效。 陈振钢辩称，余培淳、余根营要求继续履行合同，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陈振钢已按合同约定履行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通过转账方式向指定账户汇入转让款总计700万元。因合同约定公司股份转让之前的所有债务由余培淳、余根营承担，与陈振钢无关，为偿还公司之前所负税款、贷款及其他应由余培淳、余根营支付的费用，双方同意以由陈振钢代偿的方式支付股权转让款，总计支付121万余元，剩余的款项作为公司流动资金，故陈振钢已按合同约定全部付清股权转让款。2.陈振钢行使的是单方解除权，无需经过余培淳、余根营的同意，只需要达到解除权的约定条件即可行使。因此，陈振钢可以公司停工停产已逾30天为由解除合同。3.腾高公司受之前的债务影响，导致相应的账户被法院冻结，财产被法院查封，公司已经无法正常经营，因出让方未履行资产无瑕疵义务及偿还公司之前债务的义务，致使受让方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已构成根本违约，达到法定解除合同的条件，故陈振钢解除案涉合同，依法有据。4.案涉股权转让合同已解除，就应恢复原状，陈振钢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故陈振钢已支付的转让款应予以返还，已登记变更的股权信息，由陈振钢配合变更至合同签订前的状态。 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经审查确认的证据，并结合当事人陈述及答辩，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1、2017年12月19日，陈振钢（乙方/新股东）与余培淳、余根营、余养希（甲方/原股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载明：甲方系腾高公司的股东，拟向乙方转让部分股权，双方达成如下协议：（1）甲方将公司所有股权6300万元折价2800万元，乙方出资1120万元受让公司40%股份，甲方负责在2018年1月10日之前将公司40%股份转让到乙方名下；（2）公司股份转让之前的所有债务由甲方承担，与乙方无关；若因公司负债致使公司停工停产，甲方每日按乙方投资额的万分之一赔偿乙方损失；停工停产超过30天，乙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甲方返还乙方全部投资款，并赔偿投资款20%的违约金；（3）公司经营管理：公司人事管理权、经营管理权、决策权由乙方行使，不受持股比例影响，甲方无条件配合；公司利润属于甲方的分红部分，由甲方提供债权人名单，乙方直接支付给债权人；（4）乙方在本协议签订当日，向甲方支付股份转让款350万元，股份转让到乙方名下时再支付470万元，款项直接支付至余培淳账户，余下300万元暂作公司流动资金。 2、2017年12月25日，腾高公司临时股东会议形成决议：同意公司原股东阮某将所持有8.4%股权以52.5万元转让给新股东陈某，李某将所持有23%股权以60万元转让给新股东陈某，郑某将所持有8.6%股权以28.668万元转让给新股东陈某，郑某将所持有18.4%股权以61.332万元转让给股东余根营；本次股权转让后，现有股东及股东出资比例情况如下：陈某认缴出资额40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40%；余根营认缴出资额298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29.8%；余养希认缴出资额302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30.2%。同日，陈某与阮某、李某、郑某分别签订《腾高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股权转让价格与付款方式、盈亏分担、股权转让的费用负担、协议的变更与解除等事宜。上述《腾高公司股东会决议》及《腾高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备案于工商部门。 3、上述《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余培淳账户于2017年11月30日收到股权转让款350万元（胡某账户转入），于2017年12月25日收到股权转让款130万元（黄某账户转入），于2017年12月27日收到股权转让款70万元（黄某账户转入），于2018年1月15日收到股权转让款150万元（胡某账户转入），共计收到股权转让款700万元。余培淳于2017年12月12日、15日分两笔向李某支付股权转让款共计60万元，于2017年12月12日、18日分两笔向阮某支付股权转让款共计52.5万元，于2017年12月26日分两笔向郑某支付股权转让款共计90万元。 4、陈振钢（甲方/委托人）与陈某（乙方/受托人）签订《股份代持协议书》，载明：鉴于甲方欲购买腾高公司40%股权，现因甲方个人原因，故委托乙方代为持有该公司全部股份；2017年12月25日，乙方与郑某、李某、阮某签订的《腾高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由乙方受让郑某、李某、阮某在腾高公司持有的共计40%的股权，对应出资1120万元，甲乙双方确认上述股权转让系乙方根据本协议代甲方持有上述股份。 5、2017年12月26日，经工商变更登记，腾高公司的股东由余养希、郑某、余根营、阮某、李某变更为余养希、余根营、陈某，法定代表人由余根营变更为陈某。 6、因黄某2与腾高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2017闽09**民初817号民事判决），黄某2于2017年6月27日申请强制执行。古田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29日发出（2017）闽0922执917号《停水、停电公告》，载明：将于2018年12月10日起对被执行人（即腾高公司）的厂房采取停水、停电措施。2019年1月17日，古田县人民法院查封腾高公司土地、房产及生产设备。2019年3月18日，黄某2等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腾高公司签订《执行和解协议》，黄某2等申请执行人同意恢复腾高公司生产用电，但是和解协议期间对腾高公司的厂房、土地、机器设备的评估拍卖程序继续进行。 7、2019年2月18日，陈振钢向余培淳、余根营、余养希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载明：现公司因负债被古田县人民法院强制停水、断电，停工停产已逾30天，贵方已构成违约，我方有权要求解除协议，返还我方投资款，并支付违约金；自本通知书送达贵方之日起，《股权转让协议》解除，贵方应于收到通知书之日起7日内，返还我方已支付的1120万元股权转让款，并向我方支付224万元违约金，我方将配合做好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余培淳、余根营、余养希已收到上述《解除合同通知书》。 8、腾高公司于2012年2月28日成立，住所地在古田县大甲乡大甲工业集中区。福建省百通管业有限公司于2018年1月22日成立，法定代表人为胡某，股东为陈某2、福建百瑞投资有限公司，其所在地即为腾高公司所在地，且该地厂房外的标识已改成百通公司。古田县人民法院（2017）闽0922执917号《停水、停电公告》、（2017）闽0922执917号之一《执行裁定书》体现：腾高公司现更名为百通公司。 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1.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解除条件是否成就，案涉《解除合同通知书》是否有效；2.案涉《股权转让协议》项下股权转让款，陈振钢实际支付数额；3.陈振钢是否有权要求余培淳、余根营、余养希返还股权转让款并支付违约金。 对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解除条件是否成就。余培淳、余根营、余养希认为，《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解除条件为“因公司负债致使公司停工停产超过30天”，解除的前提条件必然是腾高公司在2019年1月17日之前处于生产状况。如果腾高公司在2019年1月17日之前早已停工停产且非因公司负债原因，则腾高公司停工停产时间发生在古田人民法院查封停水、断电之前，与古田县人民法院查封停水、断电并无关联性，原告以此为由通知解除合同显然不符合合同约定解除条件。对此，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于2017年12月19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公司股权转让之前的所有债务由出让方承担，与受让方无关。若因公司负债致使公司停工停厂，出让方每日按受让方投资额的万分之一赔偿受让方损失。停工停产超过30天，受让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该条款已明确股权转让之前的腾高公司债务偿还主体是股权出让方，而非腾高公司。腾高公司在股权转让之后如何经营以及经营方式是否降低该公司对外偿债能力，与该公司原先债务是否得以清偿没有关联。余培淳、余根营、余养希作为股权出让方，其未能按照上述条款的约定积极履行偿还腾高公司先前债务的义务，导致腾高公司因涉及原先公司债务纠纷，相关土地厂房及机器设备等资产被法院强制执行，致使腾高公司无法正常经营，其责任应该在于股权出让方余培淳、余根营、余养希。故可以确认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合同解除条件已经成就，陈振钢于2019年2月18日向余培淳、余根营、余养希发出的《解除合同通知书》认定为有效。余培淳、余根营、余养希的上述意见依据不足，不能成立。 对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约定的股权转让款1120万元，陈振钢实际支付的数额和陈振钢是否有权要求余培淳、余根营、余养希返还股权转让款并支付违约金。对此，陈振钢陈述已按合同约定履行付清全部股权转让款的义务，其通过转账方式向指定账户汇入转让款700万元，为偿还公司之前所负税款、贷款及其他应由余培淳、余根营支付的费用，已由陈振钢代偿的方式支付股权转让款计121万余元，剩余款项作为公司流动资金。经查，本案双方当事人对陈振钢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股权转让款合计700万元的事实不持异议，但对剩余的420万元，双方在庭审中确认当时约定其中的300万元为暂作腾高公司流动资金，即可认定陈振钢并未实际支付。另外，对陈振钢主张以代偿方式支付股权转让款120万元，双方存在争议。陈振钢认为含代付支付师傅、设备维修费用、律师费、诉讼费等费用合计121多万元，就按120万元计算，并出示了证据1.陈某2网银电子回单、证据2.税收完税证明、证据3.诉讼费缴款通知书、证据4.陈某2存款明细账、证据5.电力电费凭证、证据6.陈某2《情况说明》、《存款明细账》、证据7.腾高公司日常开支流水单据等。余培淳、余根营、余养希质证认为，对证据的证明对象均有异议。本院经审查认为，陈振钢提交的证据1.陈某2网银电子回单和证据2.税收完税证明，可以体现陈某22018年4月12日向陈某转账62万元，备注付款用途为“税款”，腾高公司于2018年4月12日补缴完税62.00893万元并交纳滞纳金16.93元（合计620106.23元）。该证据来源客观、合法、与本案有关联，结合陈某系陈振钢案涉股份的代持人，系腾高公司法定代表人，以及陈振钢在庭审中关于陈某2将款转给陈某，由陈某支付到税务局账户，单据保留在其手上的陈述，故对该证据1.2予以采信，并可以认定陈振钢代余培淳、余根营、余养希补缴腾高公司转让之前的税款合计620106.23元。证据3.诉讼费缴款通知书，可以体现腾高公司于2018年7月30日向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民间借贷纠纷案诉讼费用85874元、于2018年10月9日向古田县人民法院缴纳买卖合同纠纷案诉讼费用10620元，该证据来源客观、合法、与本案有关联，故对该证据3予以采信，并可以认定陈振钢代余培淳、余根营、余养希支付因腾高公司转让之前的债务纠纷案的诉讼费合计96494元。对于证据4.陈某2存款明细账，虽然体现陈某22018年4月至2019年3月转账到福建省古田县供电有限公司电费计34.3126万元，但百通公司在腾高公司场地生产，陈某2系百通公司股东，陈某2与百通公司存在大量资金往来，陈某2支付电费并不能证实是陈振钢为腾高公司支付电费。证据5.电力电费凭证，虽然可以体现金额10万元，但其中用户姓名打印不完整，无法证明缴纳的账户是腾高公司；且未出具完整的电费发票，无法区分是预缴电费还是缴纳电费欠款，不能证明陈振钢有垫付腾高公司在转让之前发生的电费。证据6.陈某2《情况说明》、《存款明细账》，只能证明陈某2于2018年11月23日转账给古田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大甲信用社款项50万元，不能证明该款项用于偿还腾高公司贷款，也不能证明陈振钢代偿腾高公司转让之前的贷款。证据7.腾高公司日常开支流水单据，体现部分单据金额重复，部分单据时间在案涉股权工商变更登记之前，部分单据属腾高公司正常业务单据，不能证实陈振钢代余培淳、余根营、余养希支付腾高公司转让之前款项。故对上述证据4-7与本案没有关联，不予采信作为本案证据使用。综上，陈振钢支付案涉《股权转让协议》项下股权转让款的实际数额可以确认为通过银行转账支付700万元和代支付诉讼费用96494元、税款及滞纳金620106.23元，共计7716600.23元。 由于余培淳、余根营、余养希作为股权出让方，其未能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积极履行偿还腾高公司先前债务的义务，导致腾高公司因涉及原先公司债务纠纷，相关土地厂房及机器设备等资产于2019年1月17日被人民法院查封，无法正常经营，至2019年2月18日陈振钢向余培淳、余根营、余养希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已停工停产逾30天。根据双方当事人于2017年12月19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关于“停工停产超过30天，受让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股权出让方返还受让方全部投资款，并赔偿投资款20%的违约金”约定，陈振钢有权要求余培淳、余根营、余养希返还已支付的股权转让款7716600.23元并支付违约金。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陈振钢与余培淳、余根营、余养希签订的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有效合同。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义务。鉴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合同解除条件已经成就，陈振钢于2019年2月18日向余培淳、余根营、余养希发出的《解除合同通知书》依法应认定有效,故余培淳、余根营关于确认陈振钢于2019年2月18日向其发出的《解除合同通知书》无效，继续履行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反诉诉讼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由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已解除，故陈振钢有权要求余培淳、余根营、余养希返还已支付的股权转让款7716600.23元并支付违约金。对于陈振钢要求余培淳、余根营、余养希支付违约金224万元，余培淳、余根营、余养希提出违约金标准过高。对此，本院认为违约金的性质系以补偿性为主，应以违约造成的实际损失为基础，根据公平原则和诚信原则予以衡量，本案中，案涉《股权转让协议》项下股权转让款7716600.23元系陈振钢通过银行或其他方式分多笔支付，双方于2017年12月26日完成腾高公司股东的工商变更登记，且陈振钢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他损失，综合本案具体情况，可以认为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违约金标准过高，可酌情调整为按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其中转账支付700万元的违约金从完成腾高公司股东工商变更登记之日起算，代缴税款及滞纳金和代支付诉讼费用部分的违约金从实际支付之日起算。故陈振钢主张余培淳、余根营、余养希返还股权转让款1120万元并支付违约金224万元，超出上述范围部分，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六条第一款、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余培淳、余根营、余养希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返还陈振钢股权转让款7716600.23元，并支付违约金（按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其中以700万元、620106.23元、85874元、10620元为基数，分别从2017年12月26日、2018年4月12日、2018年7月30日、2018年10月9日起算）； 二、驳回陈振钢的其他诉讼请求； 三、驳回余培淳、余根营的反诉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本诉部分受理费102440元，由陈振钢负担31861元，余培淳、余根营、余养希负担70579元；反诉部分受理费44500元，由余培淳、余根营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案件受理费缴纳办法：到本院领取省财政厅印制的人民法院诉讼费用缴费通知书，至迟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预交到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交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戴志雄 审 判 员  黄 芳 人民陪审员  石晓霞 二〇二〇年九月一日 书 记 员  蒋雅英 附：本案适用的主要法律条文及申请执行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第九十三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 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 第九十六条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解除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依照其规定。 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 第一百一十四条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 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 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第二十九条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 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 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