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晋民申1505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刘某1，住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北京市海铭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邢某，山西荣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刘某2，现住汾西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某，山西尧之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刘某3，住址同上，系刘某2父亲。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某，山西尧之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二审第三人）：张某1，现住河北省承德市承德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石某、张某2，山西律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二审第三人）韩某，住山西省晋城市。再审申请人刘某1因与被申请人人刘某2、刘某3、张某1、韩某债务转移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10民终29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张建军参加合议庭评议，现已审查终结。再审申请人刘某1的再审请求为：1.撤销山西省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10民终2900号民事判决书；2.改判或发回重审；3.诉讼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刘某2签订的将再审申请人51％股权转让的协议有效缺乏证据证明，且主要证据是伪造的。1.原审判决认定股权转让协议有效第一个关键证据是2017年2月23日《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以下简称授权委托书），但在该授权委托的委托事项当中并无股权转让的内容。该授权委托事项中的变更，并不能证明是对股权的变更，依据《公司登记管理条例》26条至34条的规定，变更登记包括公司变更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注册资本、经营范围、股东等。因此，被申请人提交的《授权委托书》中并不能证明变更的具体事项是股权转让，因授权内容不明确根本无法判定当时委托人有授权股权转让的真实意思表示。至于原审判决以再审申请人不能说明《授权委托书》上“变更、出质变更”所指的具体事项是什么，首先从举证责任分配上，被申请人以此证据反驳委托内容是股权转让，应由被申请人提供证据充分说明，而不是由申请人负举证责任。其次，再审申请人已在原一审、二审多次说明该《授权委托书》上再审申请人的签字是以前在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时为了方便公司业务办理签字预留让公司进行其他业务项目时使用的，且当时也没有对授权内容进行划勾，除委托人签字部分外其他部分都是空白，因此委托书上的时间绝对不是2017年2月23日再审申请人书写的，如果有必要请法庭对委托书上签写时间的真实性进行鉴定。而原审法院在无委托人有授权股权转让的真实意思表示证据情况下，颠倒举证责任，以再审申请人不能说明《授权委托书》上“变更、出质变更”所指的具体事项是什么就推断委托书上的变更是股权转让变更明显缺乏证据证明。2.对于在工商局工作人员提供的证明内容完全是虚假的，属于伪造的假证据。依据《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五十一条规定：公司登记机关认为申请文件、材料需要核实的，应当同时书面告知申请人需要核实的事项。《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七十五条规定：公司登记机关对不符合规定条件的公司登记申请予以登记，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本案中在再审申请人没有授权的情况下，工商局工作人员就和被申请人刘某2、刘某3合谋将再审申请人的股权变更登记，工商局本身存在着失职乱用职权行为，其依法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因此，证人作为当时变更登记的工作人员是有责任的，其害怕自己工作失职承担责任作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证言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再次，证人证明当时在变更股权登记时和再审申请人进行了视频通话。那么，作为工作人员核实当事人同意的重要证据，按其工作要求就知道应当保存其工作过程中作出行政行为的证据，就应当能向法庭提供视频通话的录音录像证明自己在变更登记时确实通过了申请人的同意，但证人不仅没有提提视频通话的录音录像，甚至连当时与再审申请人通话记录都不能提供，根本不能证明当时是否与再审申请人进行了通话，更不要说通话内容了。因此，工商人员的证据属于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单一孤立的证据，依法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而且以上证据不仅不能证明再审申请人对股权转让进行了授权，反而证明股权转让时没有任何再审申请人的授权委托，正是因为被申请人刘某2、刘某3和工商局的工作人员恶意串通，故意将再审申请人的股权非法转让。3.对于“2017年4月再审申请人以个人名义和盛源公司起诉广发银行以及安阳雨尔泰印证刘某1对股权转让的事实知情且认可”，这种推理完全违背事实、违反常理。在2017年4月再审申请人和盛源公司起诉广发银行案中并没有任何证据涉及到再审申请人的股权被转让而能让再审申请人知道自己的股权被转让。而且假设再审申请人对于自己的股权被转让知情，那么2017年4月份再审申请人已经既不是法定代表人也不是股东了，与盛源公司已经没有任何关系，还会为了公司利益起诉吗，对于再审申请人来说还有什么意义呢，因此，再审申请人为了公司利益起诉他人反而证明再审申请人对于2017年自己的股权被恶意转让一事毫不知情。在与安阳雨尔泰公司纠纷中，因安阳雨尔泰公司撤回对再审申请人的起诉，再审申请人在后期审理时并没有参加诉讼，自然并不知道庭审过程中的具体内容。至于该案中就香盛源公司的答辩内容，再审申请人是在本案一审中才知道的，本案原审判决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再审申请人在该案中对于股权转让的事实知情的情况下武断认定再审申请人对股权转让的事实知情且认可完全没有证据支持。综合以上内容，原审判决认定再审申请人将51％股权转让不仅无证据证明授权委托是再审申请人真实意思表示，而且在工商局工作人员提供的证明内容完全是伪造的假证据情况下，在广发银行以及安阳雨尔泰案中无任何证据证明再审申请人对股权转让的事实知情且认可的情况下，甚至在查明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议决议内容都是伪造，在后期也没有按照伪造的协议支付转让款的情况下，在明显缺乏有效证据证明情况下，甚至在查清许多主要证据是伪造的情况下，却偏听偏信推理再审申请人将51％股权转让，这完全不符合事实真相，侵害了再审申请人的合法利益。（二）原审判决认定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刘某2签订的将再审申请人51％股权转让的协议有效，属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本案一审、二审被申请人刘某3和刘某2均答辩刘某2是受刘某3委托代持被转让的51％的股份，这实际上证明被转让的51％的股份的实际受让人是刘某3。依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代理人不得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与自己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但是被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认的除外。本案中，刘某3伪造股权转让证据以代理人身份将再审申请人的股权实际转让到自己名下，正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故意违法侵占再审申请人的股权：而原审法院对以上事实和法律规定视而不见，任由被申请人故意侵占再审申请人股权，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对于原审法院认为再审申请人虽未在刘某2《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议决议》上签字，但在2011年向乔锁记等购买股权时，相关《股权转让协议》上均由刘某3办理代刘某1签字，因此，对于刘某1否认2017年刘某3代理向刘某2《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议决议》上签字无法予以认可，这实际上属于法律适用错误。因2011年在向乔锁记等购买股权时，相关《股权转让协议》上均由刘某3办理代刘某1签字，不仅是经再审申请人口头授权刘某3代办，而且事后再审申请人对此也认可，且此行为是有利于再审申请人的单独一次民事行为，此代理行为有效性仅限于此次法律行为。对于2017年刘某3以再审申请人名义向刘某2进行股权转让，这是有害于再审申请人的又一次独立民事行为，在法律上和2011年在向乔锁记等购买股权完全属于两个各自独立的民事行为，不存在任何关系。依据《合同法》第四十八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相对人可以催告被代理人在一个月内予以追认。被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因此对于2017年刘某3以再审申请人名义将再审申请人股权向刘某2进行转让在未得到再审申请人追认情况下是无效的，再审申请人不是被申请人刘某3所持股份的实际出资人。但从再审申请人提交第二组证据时间上2011年7月12日再审申请人转给刘某3150万，刘某3当日就转给乔锁记，2011年10月8日再审申请人转给刘某3170万，刘某32011年10年10日就转给乔锁记150万，从两笔钱款转账时间上可见，再审申请人转给被再审申请人这两笔钱的目的、用途和购买股权具有高度关联性，是明确为购买股权而转款的，否则公司也不可能将过半数51％的股权登记在再审申请人名下。结合再审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录音内容，实际证明当初在购买乔锁记等股权时所有出资都是再审申请人出资的。另外，从被申请人提交的大量刘某3为再审申请人以及公司提供担保的证据可以证明，刘某3虽然登记有39％的股份，该名义股东的实际出资人是再审申请人，他怎么会如此听再审申请人的话，再审申请人让他为谁担保他就为谁担保吗，可见再审申请人对刘某3是有实际指挥权的。另外，虽然双方互有转账，但再审申请人转给刘某3的数额大大高于刘某3转给再审申请人的数额，从双方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再审申请人通过农行转给刘某3共876万，通过建行转给刘某3共613.4万元，通过工行转给刘某3共25万，通过广发银行转给刘某3共300万。以上合计1814.4万。以上共计约1814余万元这些巨款都是再审申请人转给刘某3让用于公司投资经营的。而刘某3转给再审申请人只有900万，但从再审申请人提交的与交口县杨三留的通话录音以及曾经向杨三留等人汇款凭证可以证明，这其中750万是2011年再审申请人在交口县的投资通过杨三留等转给刘某3，刘某3又转给再审申请人的投资回收款，而且从数额上看再审申请人转给刘某31814余万院是刘某3转给再审申请人的两倍，如果再审申请人不是实际投资人怎么可能将大笔资金都给刘某3呢。（四）从再审申请人原审提交的证据5..6..7..8..9可以直接证明再审申请人是2011年购买90％股权的实际出资人。双方大额转账记录足以否定刘某3抗辩的刘某12011.年7月12日转给刘某3150万、2011年10月8日转给刘某3170万是归还之前借刘某3的钱，反而间接证明刘某1是实际投资人。综上所述，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三）（六）项的规定，请求对本案进行再审，以维护再审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刘某3辩称，（一）原审判决认定被答辩人同意将其51％股权转让登记给答辩人事实清楚，有本案的特殊事实前提为证，有被答辩人亲笔签署的《授权委托书》为证，有工商机关工作人员所做的证明和人民法院对证人的核实为证，证据真实充分。1.汾西县勍香盛源矿业有限公司为原股东乔锁记、侯有明2010年注册成立的矿山企业，只有一纸采矿许可证，没有任何实物资产。开展生产经营活动需要先期大量投资。乔锁记、侯有明取得采矿证后无力投资，没有开展生产经营活动。2.2011年7月，答辩人与乔锁记、侯有明协商一致，受让了盛源公司的全部股权，股权转让价款全部由答辩人支付给乔锁记。被答辩人没有与乔锁记、侯有明进行过任何形式的接触与商谈，没有支付分文股权转让款，在与其交谈中，被答辩人声称能筹集到盛源公司生产经营的全部资金，答辩人误信其言，同意将51%的股权登记在被答辩人名下并由其担任法定代表人目的是让被答辩人为生产经营融资方便。3.被答辩人成为盛源公司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后，哄骗答辩人为公司融资，不断要求盛源公司和答辩人个人为其个人借款提供担保，担保金额近亿元，但所借资金没有投入盛源公司分文。自2015年起，盛源公司和答辩人不断因被答辩人的债务被起诉，股权、采矿权不断被查封、冻结。2017年河南法院将盛源公司、答辩人、刘某1列入强制执行对象。此时被答辩人为逃避股东债务，避免被强制执行，要求退出盛源公司，将51％的股权归还答辩人。4.2017年正月，被答辩人要求退出盛源公司。经咨询工商机关，被答辩人来到汾西县，当着工作人员贺山民的面在工商机关提供的《授权委托书》亲笔签字，委托答辩人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依照《公司登记管理条例》26条至34条的规定，变更登记当然包括公司股东变更。而股东变更的基本原因之一是股权转让。被答辩人在委托书上亲笔签字，证明股权变更登记是被答辩人的真实意思表示。3月，答辩人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时，贺山民与工商局分管局长杜志红再次要求核实变更登记内容的真实性，答辩人拨通被答辩人的电话，两位工作人员同时在场与被答辩人视频通话，被答辩人对工商机关人员表示，同意股权变更给答辩人，并同意由答辩人全权办理变更手续。工商人员与答辩人和被答辩人均没有利害关系，其证言客观真实，可以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5.时隔两年多，被答辩人未对股权变更提出任何异议。试问，如果股权变更是答辩人伪造，那么变更距被答辩人起诉时隔两年多，被答辩人是如何管理自己控股的公司的？因被答辩人的债务导致盛源公司连带，被答辩人可承担过分文？可过问过公司经营状况？为何对盛源公司采矿权被查封、被强制执行不闻不问？正是基于上述特殊事实，被答辩人同意其将51％股权退还给答辩人，股权转让事实清楚，有被答辩人亲笔签署的授权委托书为证，有工商机关工作入员所做的证明和法院对证人的核实为证，有答辩人陈述的上述事实的相关法律文书和证据印证，证据真实充分。（二）原判以2017年4月被答辩人以个人名义和盛源公司名义同状起诉广发银行以及安阳雨尔泰案件印证被被答辩人对股权转让的事实知情且认可”，这种推理符合事实，符合逻辑，符合常理。2017年3月20日，盛源公司股权变更为刘某2，公司法定代表人为王天左。2017年3月31日，被答辩人声称代理盛源公司向广发银行追讨答辩人垫付的1552万元和判决确定的2448万元，同状以其个人、盛源公司作为原告起诉广发银行。其起诉并非为了公司，而是一旦判决支持其请求，被答辩人可以个人作为权利人在本人没有代偿一分钱的情况下得到追偿的4000万元，坐收追偿之利。诉讼过程中，其向郑州市中级法院提交了盛源公司的营业执照等，被答辩人怎么会不考察盛源公司股权？如果尊重事实，为啥不将实际支付代偿款的答辩人同时作为原告。2018年6月，安阳雨尔泰公司起诉河南晋能公司案中，按其说法，又持有盛源公司51%股权，怎么会对诉讼过程及两个公司股权状况不清楚，对诉讼过程和判决结果不知情？安阳市龙安区法院（2018)豫0506民初1390号民事判决书清楚地认定：2014年4月1日，晋能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刘某1变更为王曙光；2015年6月23日，盛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由刘某1、刘某3变更为王天左和答辩人，法定代表人由刘某1变更为王天左，2017年3月20日，投资人由乔锁记、刘某1、答辩人变更为答辩人、刘某2。该案在裁判文书网、企业信用信息网等各种公开网站公示，晋能公司因此案进入司法失信名单，缘何对此案不闻不问？二审以此推论被答辩人明知符合常理，符合逻辑。综合以上事实和证据，被答辩人在盛源公司及股东在河南法院强制执行公司和股东的情况下，将51％股权退回给答辩人，并且亲笔签署了股权变更委托书，向工商登记人员清楚地表达了将股权变更给答辩人的意思表示，其要求变更转让才是事实真相。（三）原审判决认定股权转让的协议有效，适用法律正确。基于本案的特殊基本事实，被答辩人委托答辩人变更股权，意在将全部债务甩给答辩人，而非委托答辩人将其股权转让他人。如果委托答辩人将股权转让他人，怎么会没有股权转让条件？为偿还被答辩人的债务，答辩人、刘现伟、刘某2全家举债，每个人名下都背负了巨额债务。为此，答辩人将51％股权登记在刘某2名下，让刘某2代持股权，也是对儿子背负巨额债务的一种交代。被答辩人无视本案的基本事实，引用《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是刻意歪曲事实本身。原审法院认定《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议决议》有效正确。被答辩人是在法院强制执行的情况下急于要求答辩人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属于被答辩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同样此次行为是有利于被答辩人的民事行为。两次变更有关联性和一致性。原审法院推理适用法律正确，逻辑推理正确，符合案件真相。（四）原审判决认定被答辩人刘某1不是答辩人所持股份的实际出资人完全正确。1.早在2011年7月8日前，答辩人已向被答辩人出借款350万元，答辩人谈妥收购盛源公司事宜后，告知被答辩人需分期支付股权转让款，要求被答辩人还款。2011年7月12日和10月8日，被答辩人分两次向答辩人还款150万元和170万元，答辩人向乔锁记支付了全部转让款。即支付给乔锁记的300万元股权转让款全部是答辩人的资金。被答辩人向法庭提交的其向答辩人转款的时间均在2011年7月8日以后，其转款是用于被答辩人在交口县的投资，其让答辩人为谁担保，答辩人就为谁担保，以此证明其对答辩人有实际指挥权，该说法得不出其是实际股东的推论。正因为盛源公司是答辩人先期付出的一片心血，被答辩人声称融资用于盛源公司经营需要提供担保时，答辩人才积极担保。提供担保让答辩人背负了巨额债务，如果盛源公司不属于答辩人的，答辩人何必担保？又何必为了解除对采矿权的查封借款偿还担保债务？谁是名义股东、谁是真实股东一目了然。3.2012年8月，被答辩人控股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河南晋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与洛阳恒源隧物资有限公司发生业务拖欠款项，擅自以盛源公司提供担保。2013年7月，洛阳中院以（2013）洛民一初字第42号《民事裁定书》查封了盛源公司的采矿权。答辩人无奈，于2015年代偿了800万元解封了盛源公司采矿权。2012年7月18日，被答辩人向河南人林杰借款4000万元声称用于盛源公司经营，要求答辩人和盛源公司提供连带担保。2013年5月，郑州中院查封了答辩人及被答辩人的全部股份及采矿权。为保全盛源公司的采矿权及答辩人的股权，答辩人个人于2015年代偿林杰1552万元使盛源公司采矿权得以解封。2016年4月，林杰申请郑州中院强制执行剩余的2448万元，郑州中院将答辩人、被答辩人、盛源公司列入强制执行对象。在盛源公司采矿权再次被查封、股东被强制执行的情况下，被答辩人提出退出盛源公司，缘何要全家举债替被答辩人还钱？4.被答辩人成为盛源公司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后，没有给盛源公司引进一分钱的经营资金，没有在汾西县呆过一天，没有偿还过一分钱的担保资金。王天左作为被答辩人通知的出庭证人，清楚地向法庭说明：其在汾西没有见过被答辩人。综上所述，被答辩人歪曲本案基本事实，其再审申请不符合法律规定，请求驳回被答辩人的再审申请。张某1辩称，刘某1起诉时对答辩人没有任何诉讼请求，再审申请也未提及与答辩人有关的任何请求。被答辩人刘某1将答辩人列为被申请人是错误的。答辩人张某1是受北京雷驰公司的委托代持股权，其受让汾西县勍香盛源矿业有限公司股东刘某216％的股权，系经过公司股东会决议，并在工商行政部门进行登记备案的合法行为，应受法律保护。因此，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被答辩人刘某1的再审请求。再审申请期间，刘某1提交了濮阳市中盛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于2020年4月29日出具的《刘某1与刘某3、刘某2、杨三留、韩贵福、王建忠案件司法会计鉴定意见书》，刘某1称，该证据来源于濮阳市公安局建设分局，刘某1和刘某3之间的经济纠纷已经立案侦查，是濮阳市公安局提交鉴定，该证据证明目的是：本案2011投资三百万股权转让的投资款是由刘某1转交给刘某3，刘某3再将投资款支付给2011年股权出让方乔锁记，证明2011年刘某1和刘某3取得的90%股权实际投资人全部是刘某1。刘某3对此证据不认可，称刘某1借过刘某3的钱，2011年6月20日，刘某3转给刘某150万，这个与股权没有任何关系，7月2日转给刘某1300万，有证据证明，这两笔钱在审计报告中都没有体现出来，在这之前是350万，当时小票7月8日还转给刘某1300万，7月4日给过10万，看到刘某1的报告7月8日是互转。但是月7月2日、6月20日两笔加起来是350万。再审审查期间，刘某3提交了2014年2月23日、3月25日刘某3登报清理债权债务的声明，说明真实股权控制人就是刘某3。刘某1不认可。本院认为，本案系债务转移合同纠纷。争议焦点问题为：一是刘某1与刘某2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效力应如何认定；二是刘某3与韩某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效力应如何认定。第一，本案中，刘某1虽未在向刘某2转让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上签字，但在2017年2月23日，刘某1向刘某3出具了《授权委托书》，并由其本人在该授权委托书上签字确认，同意转让其持有的盛源公司51％的股权并委托刘某3办理股权转让登记手续。2017年3月16日，刘某3代理刘某1将持有盛源公司的51%股权转让给刘某2。2017年3月20日，刘某3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时，工商部门的工作人员贺岷与分管局长杜志红再次通过视频通话与刘某1确认，刘某1同意将其全部股权转让给刘某2并同意由刘某3全权办理变更手续。上述行为，是刘某1将其股权转让给刘某2的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范，故该刘某1将持有的盛源公司51％的股权转让于刘某2的《股权转让协议》有效。第二，2011年9月10日，刘某3与乔锁记和侯有明分别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受让人为刘某1和刘某3，盛源公司股权登记为刘某151%，刘某339%，乔锁记10%。2019年1月4日，刘某3将其29%的股权变更给韩某，刘某2将6%的股权变更给韩某。刘某3、刘某2向韩某转让股权的行为，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范，故刘某3、刘某2与韩某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有效。第三，依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刘某3主张，其在工商登记机关办理股权转让变更系有刘某1授权所为，为证明其主张，其提交了2017年2月23日刘某1在汾西县工商机关登记人员贺岷面前签名的《授权委托书》，该《授权委托书》上明确载明委托事项为“变更”、“股权出质变更”，至此，刘某3为证明其主张完成了举证责任。现刘某1主张《授权委托书》并不能证明变更的具体事项是股权转让，则刘某1应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其主张，但刘某1既不能说明该“变更”、“股权出质变更”系授权何种具体事项，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变更”、“股权出质变更”中排除股权转让变更事项或与本案所涉股权转让行为无关，刘某1对为何出具《授权委托书》及该行为不是为了办理股权转让事项的主张亦未能作出合理解释。因此，刘某1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且在刘某3办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时，由工商管理部门两名工作人员通过视频通话与刘某1进行了再次确认，足以证明刘某1有授权刘某3进行股权转让的真实意思表示，故对刘某1所称《授权委托书》授权内容不明确无法判定有授权股权转让真实意思表示的再审理由，本院不予采信。对于刘某1所称，刘某1的签字是以前为了方便公司业务办理签字预留、工商局工作人员提供的证明内容属于伪造的假证据、工商局工作人员按其工作要求应当保存其作出行政行为的证据、刘某3和工商局工作人员恶意串通将股权非法转让、股权转让协议和股东会议决议内容都是伪造等主张，因其未能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各所称事实，故本院对以上再审理由无法支持。第四，再审审查中，刘某1提交了河南省濮阳市中盛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于2020年4月29日出具的《刘某1与刘某3、刘某2、杨三留、韩贵福、王建忠案件司法会计鉴定意见书》，刘某1欲以此证明本案2011年股权转让时三百万元股权转让款全部是自己出资。刘某3对此不予认可，并提交了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在刘某1将320万元转给其之前，其曾多次向刘某1出借资金，其中，于2011年6月20日、7月2日两次向刘某1出借350万元，刘某1转给其的320万元系偿还其借款。对刘某1所称2011年7月12日和10月8日，刘某1分两次向刘某3转款150万元和170万元共320万元，由刘某3向乔锁记支付了全部转让款300万元，对多转的20万元，刘某1称是刘某3说要给给对方领导的好处费。本案中，2011年7月，乔锁记和侯有明与刘某3协商，以300万元价款转让盛源公司，2011年9月10日，刘某3与乔锁记和侯有明分别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无证据证明在本次股权转让中，乔锁记和侯有明有索要好处费的事实，刘某1称多转的20万元，是刘某3说要给给对方领导的好处费的理由既无证据证明也不具有合理性。且从刘某1与刘某3分别提供的向对方转账的银行转账记录可知，刘某1与刘某3之间经济往来较为频繁，但依据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刘某3转给乔锁记、侯有明的300万元股权转让款是刘某1实际支付。故对刘某1此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再审申请人刘某1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刘某1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刘 英审判员 张建军审判员 仲俊光二0二0年九月三十日书记员 胡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