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民终8067-8069号上诉人：深圳市爱联股份合作公司，住所地：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爱联社区美晨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1924701025。法定代表人：程一春，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宣意婷，广东龙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曾琼霖，广东龙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余汉潮，男，汉族，1959年1月17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陆丰市被上诉人：刘美贞，女，汉族，1949年8月12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陆丰市被上诉人：麦瑶，女，汉族，1958年1月19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陆丰市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志忠，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枫，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爱联社区爱联居民委员会，，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爱联社区太平村美晨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5440307C17552271Q。法定代表人：黄新贤，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宣意婷，广东龙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曾琼霖，广东龙昌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刘国尧，男，汉族，1956年3月23日出生，住，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div>原审第三人：黄广城，男，汉族，1952年9月10日出生，住，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div>上诉人深圳市爱联股份合作公司（以下简称爱联股份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余汉潮、刘美贞、麦瑶，原审被告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爱联社区爱联居民委员会（以下简称爱联居委会），原审第三人刘国尧、黄广城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7民初3436、3437、34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爱联股份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余汉潮、刘美贞、麦瑶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三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分别由余汉潮、刘美贞、麦瑶负担。上诉理由：一、一审法院以余汉潮、刘美贞、麦瑶各自提交了加盖有爱联村委会印章的购地款收据、用地费收据、《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为由，认定“上述证据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余汉潮、刘美贞、麦瑶向爱联村委会购买土地、爱联村委会收取购地款、用地费的事实”，忽略了上述证据的重大瑕疵，据此认定余汉潮、刘美贞、麦瑶与爱联村委会之间存在购地关系，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一）余汉潮、刘美贞、麦瑶提交的购地款收据、用地费收据、《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不能相互印证，没有形成完整的证据链。1.余汉潮、刘美贞、麦瑶提交的用地费收据显示的交款人均不是余汉潮、刘美贞、麦瑶本人，不能证明余汉潮、刘美贞、麦瑶支付了用地费。虽然余汉潮、刘美贞、麦瑶提交的购地款收据显示为余汉潮、刘美贞、麦瑶本人姓名，但其提交的用地费收据显示为案外人的姓名。根据一般的交易习惯，用地费收据应当谁交费、谁买地则开具给谁，且购地行为应当发生在用地行为之前。2.余汉潮、刘美贞、麦瑶提交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不在余汉潮、刘美贞、麦瑶本人名下，余汉潮、刘美贞、麦瑶亦主张其并不认识证载权利人，与当时直接购地的交易习惯不符，不能作为其向爱联村委会交付了购地款的证明。余汉潮、刘美贞、麦瑶主张因涉案地块为集体土地，《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只能办在原村民民下。但事实上在90年代初期，将集体土地出售给村集体成员以外人员的情况非常普遍，《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作为重要的权利凭证，均办理在购地人（包括外地人）或购地人指定人员名下。根据爱联股份公司提交的材料，涉案地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上的证载权利人也非爱联村村民，其中余汉潮主张的涉案地块根据用地费收据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显示分别是王建忠名下的Ｆ22、宋向东名下的Ｆ28、赵忠名下的Ｆ33，王建忠、宋向东、赵忠系中国银行白山市分行员工，均为外省人员（根据爱联股份公司提交的证据显示，中国银行白山市分行购买了爱联蒲排新村地块后，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办在其员工王建忠、宋向东、赵忠等人名下）。原蒲排新村开发商、黄广城在庭审时亦陈述《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是办理在购地人或购地人指定人员名下且可以更名这一事实。余汉潮、刘美贞、麦瑶在庭审时均陈述其并不认识证载权利人，其亦从未要求爱联村委会进行更名，显然有违常理。可见，该《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不能作为其向爱联村委会交付了购地款的证明。3.余汉潮、刘美贞、麦瑶提交的购地款收据系李绪忠书写，并非项目指定财务人员开具，也非爱联村委会财务人员开具，且余汉潮、刘美贞、麦瑶未提交相应的转账凭证，不能证明其已向爱联村委会支付了购地款。一方面，结合黄广城、刘国尧在庭审中的陈述以及陈启林等人的陈述，蒲排新村项目开发部指定开具收据的人员为黄维汉、林清河，且只有其两人可以开具购地款收据。但余汉潮、刘美贞、麦瑶提交的购地款收据显示的财务人员为“陈、申”，可见，该购地款收据并非蒲排新村项目开发部出具。根据李绪忠在公安××笔录以及××、刘国尧的庭审陈述，李绪忠系刘国尧的表弟，亦是刘国尧聘请的司机。李绪忠本人陈述购地款收据系刘国尧让其书写。余汉潮主张写收据的时候就是交钱的时候，其本人在现场。结合上述两人的陈述，即使余汉潮支付了购地费，该购地费亦是交付给李绪忠，并未交付给爱联村委会。另一方面，在90年代初期，余汉潮、刘美贞、麦瑶所主张的购地款均是巨款，其没有提交相应的转账凭证，亦不能证明其已实际支出购地款。另，即使如李绪忠陈述所说，“填写收据是在爱联村委会肖书记办公室”，也不能推定爱联村委会对于出具该部分收据的事实是知情的。4.从客观情况分析，余汉潮、刘美贞、麦瑶不可能向爱联村委会支付了购地款。一方面，因受1993年金融风暴的影响，开发部已经停止卖地，在1993年中期以后根本没有人再投资购地。另一方面，余汉潮、刘美贞、麦瑶提供的购地收据均系在1993年10月30日前，即在1993年10月30日，余汉潮、刘美贞、麦瑶均支付完毕了全部购地款。但根据1993年10月30日刘国尧与黄广城签订的分开保管用地手续的《协议书》第4点：“刘国尧和黄广城都无权拿自己保管的黄本去私自向购地者收款”，结合黄广城在庭审的陈述，刘国尧与黄广城分开保管黄本的地块，均系购地者尚未支付完购地款的地块。余汉潮、刘美贞、麦瑶的主张显然与上述《协议书》的内容不符，且如果购地人在1993年10月30日前即支付了全部款项，刘国尧作为证件的保管一方，又与余汉潮、刘美贞、麦瑶具有亲属关系（其中余汉潮系刘国尧配偶的哥哥，麦瑶系余汉潮的配偶，刘美贞系刘国尧的姐姐），不可能不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交给余汉潮、刘美贞、麦瑶保管，涉案地块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也就不会成为在刘国尧手中被劫补发的证件。因此，从客观情况分析，余汉潮、刘美贞、麦瑶不可能向爱联村委会支付了购地款。二、本案存在诸多不合理与矛盾之处，在该不合理与矛盾之处未能得到合理解释的情况下，认定余汉潮、刘美贞、麦瑶实际支付了购地款的证据并不充分。（一）本案中与常理不符的疑点。1.在《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可以办理在实际购地人名下的情况下，用地费收据与《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为何均显示为与余汉潮、刘美贞、麦瑶无关的人员姓名；2.用地费的收据为何开具在购地收据之前；3.余汉潮、刘美贞、麦瑶与（2014）深中法房终字第1253-1257号等类似情况的系列案件中的原告均为爱联蒲排新村项目开发商刘国尧的亲友，但刘国尧对于该系列案的原告买地的事情均不知，该系列案原告也一致否认购地与刘国尧的关系；4.李绪忠陈述是在购地款收据显示日期当天书写收据，但余汉潮、刘美贞、麦瑶与（2014）深中法房终字第1253-1257号等类似情况的系列案件中的原告所提交的购地款收据编号几乎为连号，如果确实不是同一天付款的，除非专门为该系列原告预留了一本收据，否则，不可能是连号；5.李绪忠系刘国尧聘请的司机，并非爱联村委会的人员，如果是爱联村委会卖地，为何由其填写收据？且李绪忠陈述购地收据系刘国尧让其书写，刘国尧却表示对于余汉潮、刘美贞、麦瑶买地的情况不知情；6.本案与陈永溱案件、陈锦龙等系列案无论是在证据方面，还是案情方面，甚至主体身份方面，均存在惊人的共性。在证据方面，余汉潮、刘美贞、麦瑶提交的购地收据落款处均为“陈、申”且为连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均属于刘国尧的保管范围；在案情方面，均主张为现金交款，均不关注买地位置、记不清关键信息等，对于购地与刘国尧的关联性，均始终非常坚定的持否定态度；在原告主体身份方面，均为刘国尧的亲友。除上述案件以外，目前少有其他主张向爱联村委会购地的情况。（二）本案中存在的矛盾之处。1.余汉潮与麦瑶对于购地款交款金额、交款时间等事实的陈述存在矛盾，在陈锦龙等案件中，对于如何认识刘国尧，陈锦龙等人及刘国尧陈述互相矛盾，对于购地款是一次性支付还是分期支付，以及交付给何人，陈锦龙等人的陈述前后矛盾；2.余汉潮、刘美贞、麦瑶主张在1993年10月30日前已经支付了购地款全款，与1993年10月30日刘国尧与黄广城签订的分开保管用地手续的《协议书》的内容相矛盾；3.李绪忠在讯问笔录中陈述系刘国尧让其书写购地款收据，与刘国尧陈述对于涉案收据、购地事项完全不知情相矛盾；4.购地款收据与用地费收据、《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上显示的购地人不一致。三、涉案地块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用地费收据属于刘国尧保管的范围，刘国尧亦完全有可能持有加盖爱联村委会公章的空白收据，有为余汉潮、刘美贞、麦瑶提供上述证据的条件。根据刘国尧、黄广城等人的陈述，刘国尧、黄广城指派人员成立项目开发部，由开发部负责统一销售爱联蒲排新村宅基地，为了交易方便，爱联村委会预先在空白收据上加盖公章，提供给开发部使用。开发部根据购地人的交款情况，由财务人员黄维汉（黄广城聘请）、林清河（刘国尧聘请）填写收据。因此，刘国尧完全有可能持有加盖爱联村委会公章的空白收据。根据刘耀平（刘国尧聘请的负责办证的人员）的询问笔录，以及庭审刘国尧、黄广城的陈述，刘耀平负责为购地人办理两证一书，并将办好的两证一书交付给刘国尧。结合爱联股份公司提交的1993年10月30日刘国尧与黄广城签订的分开保管用地手续的《协议书》、《遗失声明》、销售资料可知，涉案地块的用地手续均属于刘国尧的保管范畴。结合1994年11月21日当时爱联村委会肖书记给刘国尧、黄广城的信件可以看出，《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被劫补发后，依然系刘国尧在保管涉案地块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四、陈永溱案件及（2014）深中法房终字第1253-1257号、（2016）粤03民再15-19号等案件生效文书均不能作为本案的参考依据。陈永溱案件及（2014）深中法房终字第1253-1257号、（2016）粤03民再15-19号等案件与本案余汉潮、刘美贞、麦瑶的待证事实没有关联，不能作为参考依据。陈永溱案件之所以会调解处理，系因为当时爱联股份公司并没有取得相关证据，且认为属于特别的个案，方与其进行调解。（2014）深中法房终字第1253-1257号、（2016）粤03民再15-19号案件生效文书在事实认定方面存在重大错误，深圳中院在（2014）深中法房终字第1253-1257号案件中对爱联股份公司的抗辩理由归纳了十个争议焦点，对每一个争议焦点所作出的认定与原一审判决完全相反，且爱联股份公司在本案提交证据与在（2014）深中法房终字第1253-1257号案件中提交证据亦不完全相同。在（2016）粤03民再15-19号判决书中，深圳中院经广东省高院指定再审陈锦龙等人案件，没有查明、合理解释广东省高院（2015）粤高法民一申字第859-863号《民事裁定书》中提出的疑点及有待查明的问题，且深圳中院再审时对爱联股份公司提出的抗辩意见及反驳证据的评析存在重大错误，与客观事实不符。陈永溱及（2014）深中法房终字第1253-1257号等案件均存在上述所列举的不合理之处，尚未得到合理解释。因此，陈永溱案件及（2014）深中法房终字第1253-1257号、（2016）粤03民再15-19号等案件生效文书均不能作为本案的参考依据。综上，爱联股份公司认为，余汉潮、刘美贞、麦瑶主张向爱联村委会支付了涉案地块的购地款证据不足，实质上也不可能向爱联村委会支付购地款。余汉潮、刘美贞、麦瑶的一审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余汉潮、刘美贞、麦瑶辩称：一、本案2018年2月由一审法院立案受理，审理了近2年的时间，庭审了4、5次，且最后一次庭审时一审法院未查明案件事实，传唤了余汉潮、刘美贞、麦瑶到庭，详细审理了本案购地款的支付方式、地、地点额，甚至询问了资金来源、搭乘交通工具等各种细节才出具了一审判决。可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已经充分查明事实。爱联股份公司上诉状所列的观点均不是新的观点，已在一审以及另案中多次提及，均未得到支持。二、2013年7月，在类似另案审理期间，爱联股份公司以诈骗的罪名向深圳市公安局龙岗分局报案称另案原告所提供的证据、收据、及本案余汉潮、刘美贞、麦瑶所提交的证据、收据均系案外人李某伪造。但该案未移交检察机关审查起诉。2015年爱联股份公司又以同一事由再次报案，同样未移交审查起诉。这足以证明爱联股份公司、余汉潮、刘美贞、麦瑶在本案所提交的《收据》真实合法有效。而在上述案件侦查过程中出现的相关材料，真实性未经认定，不应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且爱联股份公司在类似另案中，也提交了该材料。经另案再审审理未予采纳。现爱联股份公司反复提交真实性存疑的证据，目的在于混淆视听。若真如爱联股份公司陈述的，当年刘国尧、李绪忠与余汉潮、刘美贞、麦瑶合谋开具虚假的收据，上述人员早该被缉拿归案，不会有今日的诉讼。这足以证明爱联股份公司所述与事实不服，其只是找各种理由拖延审判的时间，余汉潮、刘美贞、麦瑶所提交的《收据》上，明确确认爱联股份公司收取了余汉潮、刘美贞、麦瑶涉案土地的购地款，加盖了爱联股份公司的公章，该公章的真实性也已在类似另案通过鉴定的方式予以确认。现爱联股份公司以否认其工作人员签名的方式，企图否认收到了余汉潮、刘美贞、麦瑶的款项，明显不成立。爱联股份公司系收款主体，其安排谁开具收据是其内部管理问题，不影响其收款事实。所以爱联股份公司所主张的收据开具问题不应成为本案审理的重点。三、与余汉潮、刘美贞、麦瑶持有相同购地款收据的案外人陈永溱、陈锦龙、刘丽婉、余瑶珍、郭德辉、郭德奇诉爱联股份公司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已经（2019）深中法民5终字第2177号民事调解书、（2016）粤03民再15-19号民事判决书确认购地合同无效，爱联股份公司应返还购地款利息。上述案件的关键证据《收据》落款处备注的“出纳：陈；经手人：申”与本案余汉潮、刘美贞、麦瑶提供的收据一致。目前上述案件已执行终结。按照爱联股份公司上诉状中的陈述，本案与陈永溱等人的系列案无论在证据方面，还是案情方面甚至主体身份方面均存在共性，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统一法律适用加强类案检索指导意见》（试行）的相关规定，上述案件为本案的指导型案例，应遵循同案同判的审判精神，参考作出裁判。四、爱联股份公司在上诉状中提到（2016）粤03民再15-19号案件认定事实存在重大错误，但是该份40页的判决是在经历了接近10年的调查和审理的基础上作出的最终判决，该份判决对本案相类似的另案作出了详尽的调查，对爱联股份公司不合理的意见逐一进行了回应，并且在判决书第27、28页说明再审期间补充查明事实，说另案的案情与本系列案案情基本一致。而且关于爱联股份公司所提交的绝大部分来自于深圳市公安局爱联派出所的询问笔录等材料，也在另案中做过详细的调查。此外，在该份判决生效之后，爱联股份公司仍然不服，向深圳市人民检察院申请了审判监督程序，深圳市人民检察院作出深检民（行）监（2017）44030000068号《不支持监督申请的决定书》。该文书中也对龙岗公安分局所做的相关《询问笔录》等材料作出调查。最后结论仍然不支持爱联股份公司的监督申请。所以爱联股份公司在上诉状中所认为的另案生效判决的错误与事实和法律不符。爱联股份公司针对与本案及类似的另案系列案的判决已经走完了司法审判的全部流程，本案的证据材料及事实也经过公安、检察院和法院的反复调查。即便是信访渠道，也得到了王荣同志的信访答复。因此本案受害方不是爱联股份公司，而是余汉潮、刘美贞、麦瑶。爱联股份公司为了达到非法占有他人资产的目的，将涉案房屋所在的土地据为己有，该片土地目前处于城市更新阶段，具有巨大的经济利益，在利益的驱使下，爱联股份公司炮制了诸多事实，用漫长的司法渠道拖累余汉潮、刘美贞、麦瑶等人，极大的浪费了司法资源。综上所述，请求维持原判。爱联居委会、刘国尧的陈述意见与一审答辩意见一致。黄广城述称：我是土地的开发人，我公司从来没有开过姓申、姓陈的开票人，请求法院严查，没有收到购地款。余汉潮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余汉潮、爱联股份公司、爱联居委会之间的土地买卖行为无效；2.爱联股份公司、爱联居委会连带返还余汉潮支付的购地款289800元以及赔偿余汉潮的损失7200元，并支付上述款项从1993年9月3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3.案件诉讼费用由爱联股份公司、爱联居委会共同承担。刘美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刘美贞与爱联股份公司、爱联居委会之间的土地买卖行为无效；2.爱联股份公司、爱联居委会连带返还刘美贞支付的购地款289800元以及赔偿刘美贞的损失8460元，并支付上述款项从1993年10月13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3.案件诉讼费用由爱联股份公司、爱联居委会共同承担。麦瑶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麦瑶与爱联股份公司、爱联居委会之间的土地买卖行为无效；2.爱联股份公司、爱联居委会连带返还麦瑶支付的购地款193200元以及赔偿麦瑶的损失4800元，并支付上述款项从1993年9月24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3.案件诉讼费用由爱联股份公司、爱联居委会共同承担。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余汉潮持有一张1993年9月2日的《收据》（编号为068963），内容为“今收到余汉潮交来集资建设蒲排新村F22#、F28#、F33#宅基用地款（注：浑江中行退转售）金额289800元，出纳陈，经手人申”。上述《收据》上加盖爱联村委会和龙岗区龙岗镇爱联村基建管理办公室公章。同时，余汉潮持有三张编号分别为0019174、0019177、0019155的《龙冈镇村镇建设办公室收据》，显示宋向东、王建忠、赵忠3人在1992年10月19日各自交纳了用地费2300元、工什费100元。上述三张收据均加盖了龙岗区龙岗镇爱联村基建管理办公室公章。另，余汉潮还持有三本深圳市龙岗区龙岗镇规划国土办公室于1994年8月18日核发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被劫补发编号940099、940092、940095），用地人分别为宋向东、王键忠、赵忠，宋向东的用地位置为爱联蒲排F28号地，王键忠的用地位置为爱联蒲排F22号地，赵忠的用地位置为爱联蒲排F33号地，每块地的面积均是100平方米。截至起诉之日，余汉潮未取得相应的宅基地。刘美贞持有一张1993年10月12日的《收据》（编号为068972），内容为“今收到刘美贞交来集资建设蒲排新村E50#、E57#、E61#宅基用地款（每户代收报建费600元、工商费500元）金额289800元，出纳陈，经手人申”。上述《收据》上加盖爱联村委会公章。同时，刘美贞持有三张编号分别为0004554、0004648、0004559的《龙冈镇村镇建设办公室收据》，显示邱耿弟、张协元、张少珊3人在1993年6月28日各自交纳了用地费2700元、工什费120元。上述三张收据均加盖了宝安县龙岗镇村镇建设办公室财会专用章。另，刘美贞还持有三本深圳市龙岗区龙岗镇规划国土办公室于1994年8月18日核发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被劫补发编号940071、940080、940060），用地人分别为邱耿弟、张协元、张少珊，邱耿弟的用地位置为爱联蒲排F57号地，张协元的用地位置为爱联蒲排E50号地，张少珊的用地位置为爱联蒲排E61号地，每块地的面积均是100平方米。截至起诉之日，刘美贞未取得相应的宅基地。麦瑶持有一张1993年9月23日的《收据》（编号为068968），内容为“今收到麦瑶交来集资建设蒲排新村B64#、C25#宅基用地款（每户代收报建费600元、工商费500元）金额193200元，出纳陈，经手人申”。上述《收据》上加盖爱联村委会公章。同时，原告麦瑶持有两张编号分别为0019205、0019172的《龙冈镇村镇建设办公室收据》，显示李永奇、张兰2人在1992年10月19日各自交纳了用地费2300元、工什费100元。上述两张收据均加盖了宝安县龙岗镇村镇建设办公室财会专用章。另，麦瑶还持有两本深圳市龙岗区龙岗镇规划国土办公室于1994年8月18日核发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被劫补发编号940046、940024），用地人分别为李永奇、张兰，李永奇的用地位置为爱联蒲排C25号地，张兰的用地位置为爱联蒲排B64号地，每块地的面积均是100平方米。截至起诉之日，麦瑶未取得相应的宅基地。1992年11月11日，国务院批准撤销宝安县，分设龙岗、宝安两区，仍隶属深圳。1993年1月1日，龙岗区正式挂牌办公。2003年10月29日《中共深圳市委、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宝安龙岗两区城市化进程的意见》（深发[2003]15号）第三条第（一）款第3项规定，成立居委会后，居委会与原村委会集体经济组织脱钩，独立运作。其人员工资、办公用房和办公经费由区财政承担，市财政按规定在开办费上给予适当补贴；第三条第（二）款第2项规定，……将原村委会和原村小组集体经济组织的所有财产等额折成股份组建股份合作公司。2004年2月18日，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政府作出的《关于同意撤销爱联等四个村民委员会设立爱联等四个社区居民委员会的批复》（深龙府复[2004]2号）第一条规定，撤销爱联村委会，设立爱联居委会。2004年3月18日，《深圳市农林渔业局关于宝安龙岗两区城市化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改制的暂行意见》第一条第3点规定，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资产全部纳入新设立的股份合作公司，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债权债务关系也纳入新设立的股份合作公司。2010年7月1日，余汉潮、刘美贞、麦瑶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诉请确认三人与爱联居委会之间的土地买卖行为无效，要求爱联居委会退还土地款、赔偿损失以及支付相应的利息。一审法院于2010年9月6日作出（2010）深龙法民三初字第2845、2848、2847号民事判决书，分别确认三人与爱联居委会之间的土地使用权出让行为无效，判决爱联居委会向三人分别返还购地款以及支付相应的利息。随后，爱联居委会不服提起上诉，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5月12日作出（2011）深中法民五终字第116、119、118号民事判决书，以爱联村委会的债权债务关系即经济方面的权利义务应当由变更后的主体即股份合作公司承担为由，判决撤销（2010）深龙法民三初字第2845、2848、2847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余汉潮、刘美贞、麦瑶的全部诉讼请求。现三人再次诉至一审法院。在本三案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通知余汉潮、刘美贞、麦瑶到庭接受法庭询问，其中余汉潮、麦瑶到庭，刘美贞因身体原因未能到庭。余汉潮在庭审中陈述当年是从他人处得知涉案卖地事宜，也有看到卖地广告，但具体人员以及广告地址不明，其也不清楚购买的5块土地的具体位置，刘国尧对其买地事宜并不知情；购地款是直接支付的现金，其于1993年9月将钱交到了爱联村委会，第一次交纳289800元，第二次交纳193200元，随后又于1994年交纳了用地费，交钱之后村委会给了收据，1994年又经村委会通知领取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5块土地的用地费收据和《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是同一天收到的；其一共购买5块地，3块地的收据写的是自己名字，2块地写的是妻子麦瑶的名字，购地款收据是交钱之时现场书写的。麦瑶在庭审中陈述购地事宜均是其丈夫余汉潮办理，其对购地过程、付款情况、购地款来源等均不知情，仅知道买了5块地，3块地写丈夫名字，2块地写自己名字。另查明，1992年6月26日，爱联村委会（甲方）、爱联村蒲排经济合作社（乙方）与兴信公司（丙方）签订《合作开发建设龙岗镇蒲排新村合同书》，约定以甲方名义设立“爱联乡蒲排新村开发部”作为合作领导机构，合作三方派人参加，丙方负责管理，甲方全权委托丙方负责开发部的全面工作，甲、乙方人员配合丙方工作；丙方负责筹集规划建设的全部资金，在乙方谈妥拆迁、赔偿等事项时，丙方五天内将首期投资款300万元划入开发部账户，另划200万元至账户作为首期付出地皮款，该资金经甲、丙双方协商按工程需要调拨，开发部实行自负盈亏，扣除各项成本费用，纯利润所得丙方得75%，甲方得25%；甲方负责办理丙方销售宅地需办理的一切住宅手续，即丙方出售宅地，甲方必须负责销售权和办理镇建委私人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国土所建设使用许可证给用户；乙方提供龙岗镇总体建设规划第二十四幅土地不少于100000㎡面积给丙方进行居民住宅建设，土地价按70元／㎡作价给丙方开发使用；丙方负责开发建设蒲排新村规划内的一切建设资金、建设项目以及配套设施，负责蒲排新村规划内的居民住宅安排，及时提供销售情况给甲方办理私人住宅手续给用户；本开发建设项目如遇政策变更不能按设想进行投资建设，丙方投入的开发建设资金由甲、乙方负责在三个月内偿还，偿还不了以乙方土地作抵偿；该宅地出售、转让由甲方开票，丙方收款，出售地点在爱联村委会。同日，三方又签订《合作开发建设龙岗镇蒲排新村补充协议书》，约定待丙方售出宅地办证手续达到100%时，双方根据实际销售总额扣除一切费用后，纯利润按丙方得75%、甲方得25%分成。上述合同书和补充协议书中丙方的签约代表为刘国尧、黄广城。上述合同签订后，蒲排新村住宅小区的地块陆续对外出售。1993年10月30日，刘国尧、黄广城签订《协议书》，约定蒲排新村宅基地黄本（《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由二人分开保管，刘国尧保管113本、黄广城保管112本；黄本分开保管并不是瓜分财产，这些黄本不属于任何一方，任何一方都无权擅自处理；两人都无权拿自己保管的黄本私自向购地者收款，如须收款需经过双方同意并按指定的方法收款等。余汉潮、刘美贞、麦瑶所持有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均在刘国尧保管的证件范围内。1994年1月13日，刘国尧报案称家中被劫，原由其保管的113本黄本全部被劫走。其后，爱联村蒲排经济合作社向深圳市规划国土局龙岗分局申请补办被劫证件，并就遗失证件编号登报声明，余汉潮、刘美贞、麦瑶主张的宅基地均在公告范围内。深圳市龙岗区龙岗镇规划国土办公室于1994年8月18日补办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补办证件以“被劫补发”作为编号。再查明，在案外人李绪忠等六人起诉爱联居委会返还购房款案件中，爱联股份公司向公安机关控告李绪忠等人涉嫌诈骗，深圳市公安局龙岗分局于2013年7月2日出具立案告知书，对李绪忠一人立妨害作证案侦查，该案未移交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本案中，爱联股份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该案中深圳市公安局爱联派出所作出的讯问笔录等材料，主要内容如下：1.陈启林陈述其在1992年是爱联的村长，当年该村出地与爱联村委会、兴信公司进行合作开发；兴信公司有两个老板，一个叫黄广城，一个叫刘国尧，该公司出钱买地，做好基础建设，并负责销售地皮，然后以爱联村委会的名义办理用地手续；兴信公司负责开具销售收据的是黄维汉和林清河，公司的会计是黄广潮，公司负责规划的是林金裕和刘耀平。2.黄广城陈述其与刘国尧合伙借用兴信公司的名义与爱联村委会、蒲排经济合作社共同开发的土地，两人各投资250万元，买来的土地规划成443块宅基地由公司负责销售；卖出去的土地由爱联村委会的基建办主任申运贵和刘耀平负责办理用地手续；卖地的收款收据是爱联村委会提供的，加盖有村委会公章；林清河是公司出纳，黄广潮是会计，公司指定只能由黄维汉和林清河负责开具收款收据以及收取卖地款，收据上都会有林清河或黄维汉的盖章或签名；林清河负责将收到的卖地款打入爱联村委会的账号或刘国尧的私人账号；如果已交齐购地款，公司会将办下来的“两证一书”交给购地者；公司没有姓“陈”或“申”的人员，公司开出的收据也不可能只写一个字；1993年4、5月份已经结束卖地，之后再没有人来公司买地。3.林金裕陈述1992年黄广城、刘国尧的公司与爱联村委会、合作开发土地，其负责现场施工管理、规划、放线；黄维汉和林清河负责收钱和开具收据，收据上有他们的签名，没有见过其他人开具的收款收据。4.刘耀平陈述1992年其受刘国尧、黄广城的聘请与爱联村委会一起办理宅基地的“两证一书”，具体办证过程是在收到公司交付的身份证复印件后，其按公司指定地块填表，然后到爱联村委会盖章，再到国土所用身份证复印件上的名字办证，办完后将证件都交给了刘国尧，其并不知道买地人是不是身份证上的人。5.李绪忠陈述大约在1993年刘国尧建议其购买爱联蒲排新村的地，其购买了四块地，先支付了部分定金给刘国尧，刘国尧出具收据，收据上的字是李绪忠书写的，地，地点为村肖书记办公室国尧有时候忙不过来就让李绪忠帮忙填写卖地收据；其不知道收据上经手人“陈”、“申”是谁，是按照刘国尧的要求写的。在公安机关的侦查材料中，余汉潮、刘美贞、麦瑶的收款收据复印件下方写有“以上收据内容是我本人于93年9月2日、10月12日、9月23日在爱联村委会所写。李绪忠、2015.7.2”。6.余汉潮陈述其于1993年9月在爱联村委会买了5块地，每块100平方米，以自己名义买了3块，以妻子麦瑶的名义买了2块；购地款分两次支付，第一次交了289800元，第二次交了193200元，两次均是以现金方式交到爱联村委会；在交纳购地款之时爱联村委会出具了收款收据，一年后拿到了土地规划证，其购地之时并没有告知刘国尧。7.麦瑶陈述好像是在1993年在深圳买过土地，具体时间记不清楚，也不知道土地的具体位置；购地之时交了2次钱，第一次交了8000元定金，后来交了多少钱记不清了，都是交的现金，买地事宜均是丈夫余汉潮办理。8.刘美贞陈述其于1993年在深圳购买过土地，原来不知道土地位置，直至打官司才知道是在深圳龙岗买的地；其是在深圳玩的时候看到街上的广告知道的卖地事宜；其一次性交了约30万元现金买了3块地，面积大约是300平方米，购地款是其亲自交到村委，与外甥女刘丽婉一起去交的，交款后有收到凭据，具体什么凭据就不清楚了；其不知道土地的具体位置，购地前后都没有去现场查看过。又查明，在陈永溱起诉爱联居委会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纠纷一案中，一审判决查明“1993年9月16日，深圳市龙岗区龙岗镇爱联村民委员会出具收据一份，证实收到陈永溱交来集资建设爱联蒲排新村B区34号、C区93号宅基用地款232000元”，该份收据编号为068965，落款处备注“出纳陈，经手人申”。该案一审判决确认双方土地买卖行为无效，爱联居委会返还陈永溱232000元并支付利息。该案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9）深中法民五终字第2177号民事调解书，确认爱联居委会向陈永溱返还用地款本金232000元及利息170000元。2010年3月5日，爱联居委会在上述068965号收据复印件上盖章确认“兹收到陈永溱缴交蒲排新村B34号、C93号地款原件壹张，此张收据款项已退清。收件人：肖明华。”另，陈锦龙、刘丽婉、余瑶珍、郭德辉、郭德齐等五人起诉爱联居委会、爱联股份公司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五案，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后作出（2016）粤03民再15-19号民事判决，维持（2014）深中法房终字第1253-1257号民事判决，即确认陈锦龙等五人与爱联村委会之间的买卖蒲排新村集体用地行为无效，判决爱联股份公司向陈锦龙等五人分别返还购地款及利息。一审法院认为：余汉潮、刘美贞、麦瑶主张其向爱联村委会购买土地并支付了购地款，之后未取得土地，请求确认土地买卖行为无效，以及要求爱联村委会的继受单位返还已付购地款、用地费并赔偿相应的利息损失。为证明其诉讼主张，余汉潮、刘美贞、麦瑶提交了购地款收据、用地费收据、《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等证据。爱联股份公司则辩称余汉潮、刘美贞、麦瑶与爱联村委会之间并不存在土地买卖关系，认为余汉潮、刘美贞、麦瑶与刘国尧相互串通，伪造购地事实，以及认为即使存在购地事实，余汉潮、刘美贞、麦瑶的起诉也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根据双方的诉辩主张，三案的争议焦点如下：1.余汉潮、刘美贞、麦瑶是否向爱联村委会购买土地以及爱联村委会是否实际收取了相应的购地款、用地费；2.余汉潮、刘美贞、麦瑶提起三案诉讼请求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首先，关于余汉潮、刘美贞、麦瑶与爱联村委会之间是否存在购地行为的认定。余汉潮、刘美贞、麦瑶各自提交了加盖有爱联村委会印章的购地款收据、加盖有宝安县龙岗镇村镇建设办公室财会专用章或龙岗区龙岗镇爱联村基建管理办公室公章的用地费收据、深圳市龙岗区龙岗镇规划国土办公室核发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上述证据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余汉潮、刘美贞、麦瑶向爱联村委会购买土地、爱联村委会收取购地款、用地费的事实。余汉潮、刘美贞、麦瑶购买的蒲排××土地性质为宅基地，未经批准依法不得由非本村村民持有及对外销售，故余汉潮、刘美贞、麦瑶与爱联村委会之间买卖土地的行为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民事行为被确认为无效后，当事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给受损失的一方，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余汉潮、刘美贞、麦瑶为购买土地分别支付了购地款、用地费，现其诉请爱联村委会的经济职能继受单位爱联股份公司返还购地款、用地费以及赔偿相应的利息损失，合法有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爱联股份公司辩称购地款收据是由李绪忠书写，从而否认余汉潮、刘美贞、麦瑶存在交款事实，根据爱联股份公司提交的公安机关侦查材料，李绪忠供述称余汉潮、刘美贞、麦瑶的购地款收据由其书写，但其并未对余汉潮、刘美贞、麦瑶是否支付购地款作出肯定或否定陈述，即使购地款收据确系李绪忠书写，也不能据此推定余汉潮、刘美贞、麦瑶未交纳购地款或收据系伪造，且李绪忠供述3张购地款收据系其分别于落款日在爱联村委会所写，该事实与余汉潮、刘美贞、麦瑶陈述的交款当日村委会出具收据并无矛盾之处，故对于爱联股份公司的该项辩解，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爱联股份公司又辩称余汉潮、刘美贞、麦瑶与刘国尧恶意串通伪造购地事实，但其并未举证证明刘国尧持有已加盖公章的空白购地款收据、他人名下的用地费收据，以及在爱联村蒲排经济合作社向深圳市规划国土局龙岗分局申请补办被劫证件后，其又将补发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交予刘国尧保管，即刘国尧具备私自开具购地款收据、私自交付用地费收据以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的条件。即使如李绪忠的供述所言其曾经按照刘国尧的指示填写了包括本案3张收据在内的部分购地款收据，但其同时陈述填写收据是在爱联村委会肖书记办公室，即爱联村委会对于出具该部分收据的事实是知情的，故对于爱联股份公司关于余汉潮、刘美贞、麦瑶伪造购地事实的辩解，一审法院也不予采纳。爱联股份公司又辩称余汉潮、刘美贞、麦瑶提交的购地款收据上无指定财务人员黄维汉、林清河的签名，仅备注“出纳陈、经手人申”，并非在正常销售渠道中获得，但其并未举证证明爱联村委会与刘国尧、黄广城合作卖地之时明确约定只有经黄维汉、林清河两人签名确认的收据才能证明收款事实，余汉潮、刘美贞、麦瑶持有的购地款收据与案外人陈永溱、陈锦龙、刘丽婉、余瑶珍、郭德辉、郭德齐等六人持有的购地款收据落款时间均为1993年9、10月，且均备注“出纳陈、经手人申”，特别是陈永溱持有的收据编号与余汉潮、刘美贞、麦瑶的收据编号相近，上述六人要求爱联居委会或爱联股份公司退还购地款以及赔偿损失的主张均已得到法院生效判决书或调解书的确认，表明并非所有购地款收据上都有黄维汉、林清河的签名。爱联股份公司仅凭余汉潮、刘美贞、麦瑶持有的购地款收据形式上的差异而否认真实性，依据不足，一审法院对该项辩解也不予采纳。其次，关于余汉潮、刘美贞、麦瑶的诉请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认定。一审法院认为，诉讼时效制度的客体仅限于民事权利中的请求权。余汉潮、刘美贞、麦瑶诉请确认其与爱联村委会之间的土地买卖行为无效，属于实体法上的形成权，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的规定。另，余汉潮、刘美贞、麦瑶基于涉案土地买卖行为无效，主张爱联股份公司承担返还财产、赔偿损失虽系请求权，适用诉讼时效制度的规定，但因余汉潮、刘美贞、麦瑶与爱联村委会并未对交付土地的时间作出约定，余汉潮、刘美贞、麦瑶有理由期待爱联村委会或其继受单位爱联居委会、爱联股份公司履行交地义务，故上述返还财产请求权、赔偿损失请求权的诉讼时效应从涉案土地买卖行为被确认无效之日起算。爱联股份公司辩称余汉潮、刘美贞、麦瑶提起的诉讼请求超过了诉讼时效，一审法院不予采纳。至于爱联居委会应否承担清偿责任的问题。爱联村委会在深圳市城市化的改制过程中被撤销，其经济职能和行政职能相分离，分别由股份合作公司和居民委员会、街道办事处承担，原村委会的所有财产和债权债务关系被纳入股份合作公司，故爱联村委会的债权债务即经济方面的权利义务应当由变更后的主体即爱联股份公司承担。余汉潮、刘美贞、麦瑶诉请爱联居委会承担清偿责任，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五项、第六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余汉潮、刘美贞、麦瑶与原深圳市龙岗区龙岗镇爱联村民委员会之间买卖蒲排新村集体用地行为无效；二、爱联股份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余汉潮支付的购地款289800元、用地费7200元，并支付上述款项从1993年9月3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三、爱联股份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刘美贞支付的购地款289800元、用地费8460元，并支付上述款项从1993年10月13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四、爱联股份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麦瑶支付的购地款193200元、用地费4800元，并支付上述款项从1993年9月24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五、驳回余汉潮、刘美贞、麦瑶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3436号案受理费12424元（余汉朝已预交），3437号案受理费12414元（刘美贞已预交），3438号案受理费9533元（麦瑶已预交），均由爱联股份公司负担。二审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纠纷。根据爱联股份公司的上诉理由，二审争议的焦点在于：余汉潮、刘美贞、麦瑶是否向爱联村委会购买土地以及爱联村委会是否实际收取了相应的购地款、用地费。余汉潮、刘美贞、麦瑶各自提交了加盖有爱联村委会印章的购地款收据、加盖有宝安县龙岗镇村镇建设办公室财会专用章或龙岗区龙岗镇爱联村基建管理办公室公章的用地费收据、深圳市龙岗区龙岗镇规划国土办公室核发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爱联股份公司主张上述用地费收据显示交款人不是余汉潮、刘美贞、麦瑶本人，不能证明余汉潮、刘美贞、麦瑶支付了用地费；上述《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不在余汉潮、刘美贞、麦瑶本人名下，不能作为其向爱联村委会交付了购地款的证明。对此，本院认为，涉案土地为宅基地，未经批准不得出让给非爱联村委会村民使用。按常理分析，涉案土地的登记权利人、用地费收据显示交款人应为原爱联村委会的村民。余汉潮、刘美贞、麦瑶购买土地的行为因违反相关法律规定而无法办理变更登记，此情况在深圳市地时并非不可能发生。爱联股份公司以此为由否认余汉潮、刘美贞、麦瑶支付了用地费、购地款，理由不成立。爱联股份公司主张余汉潮、刘美贞、麦瑶提交的收款收据显示其于1993年10月份前均已付清了购地款，但余汉潮、刘美贞、麦瑶持有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均为刘国尧被抢劫后于1994年8月补发的新证，说明余汉潮、刘美贞、麦瑶在付清购地款后并未及时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不符合常理。对此，本院认为，余汉潮、刘美贞、麦瑶何时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涉及买卖双方如何履行的问题，仅此不能倒推出未付款的结论。爱联股份公司以余汉潮、刘美贞、麦瑶未及时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而否认其收取购地款的理由，不能成立。爱联股份公司主张刘国尧完全有可能持有加盖爱联村委会公章的空白收据，上述收款收据系刘国尧开具，由李绪忠书写，开具收据时间并非收据落款时间，收据上“陈”、“申”为虚构，并申请对上述收款收据上的笔迹是否为李绪忠书写及笔迹形成时间进行司法鉴定。对此，本院认为，首先，上述收据加盖了爱联村委会公章，爱联股份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刘国尧持有加盖爱联村委会公章的空白收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次，即使上述收据是由李绪忠书写，但李绪忠在公安机关侦查中并未供述该收据为伪造，对于余汉潮、刘美贞、麦瑶是否支付购地款的事实亦未肯定或否定，且李绪忠供述3张购地款收据系其分别于落款日在爱联村委会所写，该事实与余汉潮、刘美贞、麦瑶陈述的交款当日村委会出具收据并无矛盾之处。因此，收款收据由李绪忠书写并不能直接得出收款收据为伪造的结论。综上，余汉潮、刘美贞、麦瑶提交的收款收据上“陈”、“申”人员身份虽不明确，但收据上加盖的“深圳市龙岗区龙岗镇爱联村民委员会”印章真实，结合李绪忠关于在村委会书记办公室填写收据的供述，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爱联股份公司以此为由否认收款收据真实性的理由，不能成立。同时，基于上述理由，上述收款收据上的笔迹是否为李绪忠书写及笔迹形成时间，对本案事实查明及法律适用无实质影响，因此，爱联股份公司申请对上述收款收据上的笔迹是否为李绪忠书写及笔迹形成时间进行司法鉴定，本院不予批准。爱联股份公司主张余汉潮、刘美贞、麦瑶除收款收据外，未提交其他付款凭证进一步佐证其支付了购地款，全部以现金方式支付购地款不符合常理，且余汉潮与麦瑶对于购地款交款金额、交款时间等事实的陈述存在矛盾。对此，本院认为，本三案发生于上世纪90年代，当时银行卡支付并不普及，余汉潮、刘美贞、麦瑶以现金形式分次支付购地款，符合当时的交易习惯。余汉潮、刘美贞、麦瑶对20年前发生的事实未能进一步提交其他佐证，余汉潮与麦瑶对事实细节的陈述存在不完整不清晰之处，亦属正常。因此，爱联股份公司提出的此项理由不能推翻收款收据的真实性。爱联股份公司主张不排除本案收据系李绪忠个人收取了款项后开具给余汉潮、刘美贞、麦瑶。对此，本院认为，原爱联村委会与兴信公司或刘国尧、李绪忠等人之间由谁实际收取购地款、债权债务如何分配的问题，属原爱联村委会与兴信公司或刘国尧、李绪忠等人之间的其他法律关系，不能以此对抗本三案的债权人，原爱联村委会与兴信公司或刘国尧、李绪忠等人之间若存争议，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综上，加盖有爱联村委会印章的购地款收据、加盖有宝安县龙岗镇村镇建设办公室财会专用章或龙岗区龙岗镇爱联村基建管理办公室公章的用地费收据、深圳市龙岗区龙岗镇规划国土办公室核发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余汉潮、刘美贞、麦瑶向爱联村委会购买土地、爱联村委会收取购地款、用地费的事实。爱联股份公司提出的理由及反驳证据，均不足以推翻上述证据的证明力。余汉潮、刘美贞、麦瑶购买的蒲排××土地性质为宅基地，未经批准依法不得由非本村村民持有及对外销售，故余汉潮、刘美贞、麦瑶与爱联村委会之间买卖土地的行为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民事行为被确认为无效后，当事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给受损失的一方，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余汉潮、刘美贞、麦瑶为购买土地分别支付了购地款、用地费，其诉请爱联村委会的经济职能继受单位爱联股份公司返还购地款、用地费以及赔偿相应的利息损失，合法有理，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爱联股份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3436号案二审受理费5755元、3437号案二审受理费5773.9元、3438号案二审受理费4260元，均由深圳市爱联股份合作公司预交，均由深圳市爱联股份合作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唐 毅审判员 刘灵玲审判员 蔡妍婷二〇二〇年九月一日书记员 方玉娇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