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民终63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陈燕琳，女，汉族，1987年1月28日出生，住址：上海市杨浦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正，福建联合信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叶佳昌，福建联合信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星子支行，住所地：九江市庐山市南康镇柳絮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427693729346W。负责人：胡凤，该支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梦琪，江西支点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江西勤德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庐山市工业园，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400553528083J。法定代表人：蔡金磅。原审被告：厦门宏达洋伞工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厦门市同安区同集北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0612002349Q。法定代表人：黄金铿。原审被告：蔡金磅，男，汉族，1964年2月12日出生，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原审被告：蔡金标，男，1970年7月14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证件号码Ｒ131290（0）。原审被告：洪玲玲，女，1974年3月6日出生，菲律宾国籍。原审被告：黄金铿，男，1958年5月13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原审被告：肖剑伟，男，汉族，1987年3月25日出生，住福建省晋江市。原审被告：蔡俊彬，男，汉族，1988年11月10日出生，住福建省晋江市。原审被告：孙秀良，女，1960年5月25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住址：厦门市同安区同集北路**。原审原告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星子支行（以下简称星子支行）诉被告江西勤德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勤德公司）、厦门宏达洋伞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达公司）、蔡金磅、蔡金标、洪玲玲、黄金铿、肖剑伟、陈燕琳、蔡俊彬、孙秀良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2月17日作出（2018）赣04民初179号民事判决。宣判后，陈燕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8月18日依法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上诉人陈燕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正、叶佳昌，被上诉人星子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梦琪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勤德公司、宏达公司、蔡金磅、蔡金标、洪玲玲、黄金铿、肖剑伟、蔡俊彬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对其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陈燕琳的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的（2018）赣04民初179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陈燕琳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判令被上诉人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如下：一、原审法院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原审法院在依然认定了江西天剑司法鉴定中心于2019年7月4日出具的《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之：检材中编号、正文第二行日期、落款处日期三处“2016”中的数字“6”存在改动，改动前原始数字为“8”。但在事实查明部分却认为：陈燕琳为勤德公司于原告自2016年5月20日起至2020年5月20日止在最高债权额度内提供最高额担保责任。前述两者就陈燕琳担保期间之基本事实认定不清，直接影响案涉担保函是否为真实意思表示的司法认定，依法应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二、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原审判决。上诉人陈燕琳依法、依约以及参酌相应各级法院判例，均不应承担保证责任。（一）依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四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可以基于双方或者多方的意思表示一致成立，也可以基于单方的意思表示成立。在陈燕琳和九江银行之间，案涉《不可撤销担保函》（以下称“担保函”）对应的被担保人、担保期限、担保限额、担保日期等关键内容并未形成一致的意思表示，且仅依据司法鉴定的结论就与该担保函表面载明的担保期限、落款日期即出现明显不符，加之九江银行承认其内容是事后员工自行书写，即事后双方也没有形成对担保形成意思表示一致，故依法应排除陈燕琳的担保责任。再，因九江银行自认案涉担保函的内容系员工填写且经员工篡改，依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二款“行为人非依法律规定或者未经对方同意，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民事法律行为”之规定，九江银行擅自变更该民事法律行为之实质内容，甚至在质证中出现原件和复印件完全不一致的情况，基于民事审判高度盖然性的认定逻辑，双方对担保的关键内容，自始至终并未形成一致的意思表示，对何时提供担保、担保期限、担保限额无法准确查明，九江银行应承担篡改担保函（即擅自变更民事法律行为）的不利法律后果，陈燕琳也依法不应对九江银行擅自变更的民事法律行为承担相应民事责任。（二）鉴于双方就担保函之关键内容并未形成意思表示一致，退一步分析，即暂且不论前述九江银行擅自篡改的内容，仅依据江西天剑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书的鉴定结论，案涉担保函第一段文义应解释为：1、担保函对应的双方是“贵行”以及“江西勤德”；2、担保函所担保的是“所有授信合同”；3、前述“所有授信合同”签订的时间范围是：“2018年至2020年”。结合江西天剑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书“2016”中的数字“6”存在改动，改动前原始数字为“8”。落款日期推断为改动后的2018年。该担保函对应的是所谓九江银行与勤德公司在2018年-2020年签订的授信合同，实际上两者在该期间并未新签任何授信合同等信贷文件，加之银行工作人员嗣后反复篡改担保函内容，且银行至今也没有提供与担保函编号对应的授信合同，又拒绝继续举证，故可以推知双方对担保期限、担保金额、甚至何时作出担保等关键意思表示均未能达成一致。九江银行未能就案涉担保函对应的担保限额、担保期限、担保函编号对应的借款合同、有无授信合同、担保函落款日期等提出进一步说明或证据，不足以证明陈燕琳对前述担保的关键要素知情并形成了意思表示一致，因此应承担不利后果，依法应驳回其对陈燕琳的诉讼请求。（三）在九江银行原审第一次起诉时，提交的诉状及证据目录中，甚至没有将陈燕琳列为被告，也没有任何能证明承担保证责任的文件。经司法鉴定之后，更加印证九江银行以及陈燕琳对担保函载明的关键要素并未形成一致的意思表示：担保6000万元的限额没有任何文件与该金额匹配、担保函编号没有对应的借款合同、担保期限内以及所谓的担保函落款日期之后，银行和借款人并未签订任何授信合同，亦何来担保之责？在面临被九江银行起诉之后，陈燕琳在举证期间内向人民法院提交了“中国人民银行征信记录”显示，该征信信息也表明自始至终从未体现陈燕琳对九江银行存在案涉保证，依据我国《征信机构管理办法》第29条规定，征信机构应当对报送的报表和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以及《征信业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征信机构应当采取合理措施，保障其提供信息的准确性。该等事实，进一步说明双方并未形成担保之合意。另，九江银行无法提供陈燕琳担保函编号之727322018052006120109所对应的授信协议或者借款合同，其提供的编号为7273220160520061201的《借款合同》未记载陈燕琳为保证人，双方没有形成保证的一致意思表示。且该借款合同载明的2000万元款项发放后，借款人已经全额偿清。（四）最高院、江西省高院对九江银行相似案件的判例，即（2016）最高法民申3257号的再审裁定观点表明，当主合同的债务已经按照约定履行完毕后，保证人的保证责任亦应相应消灭。综上，本案绝不同于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中担保人无限授权的概念，本案有其明显的特殊性。九江银行滥用诉讼优势地位和诉讼权利，擅自篡改并提供复印件与证据原件明显不一致的不真实担保函，经司法鉴定以及多次庭审调查，在九江银行当庭拒绝提供其他关键证据的情况下，无法判断案涉双方是否就案涉担保函的关键条款达成一致的意思表示，请人民法院依法予以驳回其对陈燕琳的诉讼请求。对于九江银行违反监管规定，故意收执空白合同、擅自篡改信贷文件的违法违规行为，上诉人也建议贵院适时向地方人大、金融监管部门发出司法建议函予以纠正，维系金融秩序。被上诉人星子支行答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审判决，驳回陈燕琳的上诉请求。1、陈燕琳与答辩人之间签订的《不可撤销担保函》，为陈燕琳亲自签订，合同成立并生效。原审被告勤德公司为一家家族企业，根据九江银行发放贷款的规定，为避免企业利用转移资产逃避还款责任，家族企业中所有成员皆需要为勤德公司在九江银行的贷款提供担保。上诉人陈燕琳为该家族企业中的一员，所以与九江银行签订了担保合同。陈燕琳在一审期间声称自己并未签订案涉《不可撤销担保函》，向一审法院申请要求司法鉴定，鉴定意见表明，该《不可撤销担保函》上签名与红色指印皆为陈燕琳本人所留。因此该《不可撤销担保函》确为陈燕琳签订，系真实意思表示，担保合同成立并生效，其应当受到合同约束，履行担保责任。2、陈燕琳系在空白担保合同上签字，代表其授权答辩人补记空白部分，故陈燕琳应承担答辩人补记合同内容后产生的法律后果。一审期间查明了陈燕琳是在内容空白的《不可撤销担保函》上签字并捺印，对此事实双方皆无异议。因勤德公司常年在九江银行贷款，家族企业成员众多又居住在各地，为方便获取该家族企业成员的担保合同，以此及时给勤德公司发放贷款，答辩人留存了陈燕琳的空白担保合同，以备江西勤德实业有限公司不履行还款义务时，向家族成员陈燕琳主张履行未还款部分的担保责任。陈燕琳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而且作为勤德公司家族的一员，在签订该《不可撤销担保函》时，明知合同空白，仍然签署，就应视为放任九江银行补记该合同中空白的担保范围、担保期限等内容，就应当对最终填写完整的合同承担履行义务。3、陈燕琳签订的《不可撤销担保函》为最高额担保合同，其应对最高债权额限度内的一定期间连续发生的债权余额承担保证责任。合同内容明显约定该《不可撤销担保函》为最高额担保合同，陈燕琳需要对九江银行与勤德公司自2016年5月20日至2020年5月20日在最高债权额度人民币6000万元内签订的所有授信合同提供最高额担保。陈燕琳以在此期间内某单个贷款合同已履行完毕为由，拒绝承担担保责任，不符合合同约定与法律规定。综上，请求贵院维持原审判决，对陈燕琳意图逃脱法律责任的上诉请求予以驳回。被上诉人星子支行向一审法院起诉的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勤德公司立即偿还贷款本金656万元，并按合同约定年利率及罚息标准向原告支付利息、罚息至全部欠款还清止。二、判令被告宏达公司、蔡金磅、蔡金标、洪玲玲、黄金铿、肖剑伟、蔡俊彬、陈燕琳对上述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判令原告对抵押房产及被告名下所有资产享有处置权及优先受偿权。四、判令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等实现全部债权的所有费用由被告承担。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2017年6月5日，原告与被告勤德公司签订编号7273220170410090101-01号《借款合同》，向被告勤德公司提供总额度为人民币1036万元的贷款，约定月利率为5.4375‰，到期日为2018年6月5日。2017年6月9日原告向被告勤德公司发放了贷款1036万元。被告勤德公司分别于2017年6月27日还款20万元本金、11266.5元利息，6月29日还款20万元本金、3683元利息，7月7日还款30万元本金、14442元利息，7月25日还款20万元本金、7003.5元利息，9月8日还款280万元本金、30863.25元利息，10月18日还款10万元本金、32592.38元利息，合计归还380万元本金，尚欠656万元本金及产生的利息。2018年5月30日被告勤德公司向原告申请展期，2018年6月4日原告与被告勤德公司签订编号为72732201805310612的《九江银行借款展期协议书》，将编号7273220170410090101-01号《借款合同》展期至2019年6月1日，展期金额为656万元人民币，展期利率月息6.7292‰，勤德公司在借款人处盖章，蔡金磅在法定代表人处签名按印，勤德公司、黄金铿、王阿惠、蔡金磅、孙秀良、蔡俊彬在担保人处签名盖章。截至2019年11月1日，被告勤德公司尚欠原告借款本金656万元，利息（包括罚息）603911.79元，被告勤德公司至今尚未归还，担保人亦未承担担保责任。原告为实现本案债权，委托江西支点律师事务所指派专业律师代理债务催收并支付律师费用40000元。另查明，一、2017年6月5日，原告与被告勤德公司签订了编号7273220170410090101-0101《最高额抵押合同》，为原告与被告勤德公司自2017年6月5日至2018年6月5日的贷款余额在人民币1560万元的限额内提供抵押担保，抵押物为九江市庐山市庐阳南路与鄱阳湖中大道交汇处天湖壹号3栋304（D3）等59户，并办理了抵押登记，他项权证为赣（2017）庐山市不动产证明第0000505号。二、2014年6月4日，原告与被告宏达公司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为72732201406040033）。约定:保证额度有效期自2014年6月4日起至2019年6月4日止。合同项下的保证最高本金限额为人民币4000万元整。三、被告黄金铿、蔡俊彬、蔡金标、洪玲玲、蔡金磅、肖剑伟、陈燕琳分别向原告出具了其本人签名的空白《不可撤销的担保函》，其中被告黄金铿、陈燕琳在签名处按了手印。原告员工将《不可撤销的担保函》中的额度、期间等内容填写如下：黄金铿为勤德公司与原告自2014年4月1日起至2019年5月31日止在最高债权额度人民币8000万元内签订的所有授信合同（含贷款合同、银行承兑协议及保函等）的履行，提供最高额担保。《不可撤销的担保函》的编号为727320140505001B。蔡俊彬为勤德公司与原告自2017年1月3日起至2022年1月3日止在最高债权额度人民币4000万元内签订的所有授信合同（含贷款合同、银行承兑协议及保函等）的履行，提供最高额担保。《不可撤销的担保函》的编号为72732201701030612。蔡金标为勤德公司与原告自2017年2月3日起至2027年12月16日止在最高债权额度人民币3000万元内签订的所有授信合同（含贷款合同、银行承兑协议及保函等）的履行，提供最高额担保。《不可撤销的担保函》的编号为727322017020306120101。洪玲玲为勤德公司与原告自2017年2月3日起至2027年12月16日止在最高债权额度人民币3000万元内签订的所有授信合同（含贷款合同、银行承兑协议及保函等）的履行，提供最高额担保。《不可撤销的担保函》的编号为727322017020306120102。蔡金磅为勤德公司与原告自2017年6月5日起至2018年12月30日止在最高债权额度人民币3600万元内签订的所有授信合同（含贷款合同、银行承兑协议及保函等）的履行，提供最高额担保。《不可撤销的担保函》的编号为7273220170410090101-03。肖剑伟为勤德公司与原告自2017年6月5日起至2018年12月30日止在最高债权额度人民币3600万元内签订的所有授信合同（含贷款合同、银行承兑协议及保函等）的履行，提供最高额担保。《不可撤销的担保函》的编号为7273220170410090101-05。陈燕琳为勤德公司与原告自2016年5月20日起至2020年5月20日止在最高债权额度人民币6000万元内签订的所有授信合同（含贷款合同、银行承兑协议及保函等）的履行，提供最高额担保。《不可撤销的担保函》的编号为727322016052006120109。上述七份《不可撤销的担保函》的保证人承诺的保证范围均为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本金及由此产生的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赔偿金和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申请执行费、律师费、办案费、公告费、评估费、鉴定费、拍卖费、差旅费、电讯费及债务人应当偿还债权人的其他债务等）。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的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被告陈燕琳申请对其签署的《不可撤销的担保函》进行鉴定，经法院委托，江西天剑司法鉴定中心于2019年7月4日出具《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检材落款处的“陈燕琳”签名笔迹是陈燕琳本人所写；2、检材落款处“陈燕琳”签名上的红色指印是陈燕琳本人捺印所留；3、检材背面身份证号码“3101101987××××××××”倾向认定为陈燕琳书写；4、检材中其他填写字迹不是陈燕琳本人书写；5、检材中编号、正文第二行日期、落款处日期三处“2016”中的数字“6”存在改动，改动前原始数字为“8”。原审法院认为，根据江西天剑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赣天剑（2019）文（痕）鉴字第（1046）号《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及原告的自认，可以确认被告陈燕琳向原告出具了空白的《不可撤销的担保函》。本案所涉其他六份《不可撤销的担保函》亦均为被告黄金铿、蔡俊彬、蔡金标、洪玲玲、蔡金磅、肖剑伟分别向原告出具的空白的《不可撤销的担保函》。而在空白合同上签名将会产生授权对方当事人补记空白部分的法律后果。被告陈燕琳、黄金铿、蔡俊彬、蔡金标、洪玲玲、蔡金磅、肖剑伟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保证合同空白项未要求先行予以填写，视为保证人放任合同相对方任意填写。被告陈燕琳、黄金铿、蔡俊彬、蔡金标、洪玲玲、蔡金磅、肖剑伟事前存在的对自己不负责的行为，不能成为其事后抗辩义务的理由。本案原告分别与被告勤德公司、宏达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以及被告黄金铿、蔡俊彬、蔡金标、洪玲玲、蔡金磅、肖剑伟、陈燕琳分别向原告出具的《不可撤销的担保函》均是各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就《不可撤销的担保函》的性质，被告陈燕琳主张系针对某一特定借款合同的担保，经审查案涉《不可撤销的担保函》的内容和形式，法院认为，《不可撤销的担保函》系对一定期间内不特定的借款余额进行的最高额保证，被告陈燕琳主张《不可撤销的担保函》对应的借款合同已经履行完毕，被告陈燕琳不再承担保证责任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法院不予支持。原告已依约发放了贷款，被告勤德公司应依约还款，该贷款现已逾期，被告勤德公司还应依约承担逾期还款的违约责任。法院对原告要求被告勤德公司归还尚欠的借款本息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因被告勤德公司至今未履行还款义务，故被告宏达公司、黄金铿、蔡俊彬、蔡金标、洪玲玲、蔡金磅、肖剑伟、陈燕琳应按《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约定及《不可撤销担保函》的承诺在其担保的范围内承担相应的保证担保责任。原告主张对被告勤德公司提供的抵押物享有处置权，没有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原告主张对被告勤德公司提供的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予以支持。本案所涉的律师代理费用属于原告为实现其债权而支出的费用，且该费用已实际发生，故原告要求被告承担律师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的诉讼请求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三条、第五十九条、第六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江西勤德实业有限公司自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星子支行偿还借款本金656万元，利息（包括罚息）603911.79元（利息暂计算至2019年11月1日，之后利息按合同约定的利率标准计算至借款本息还清之日止）；二、被告江西勤德实业有限公司自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星子支行支付原告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星子支行已经付出的律师费40000元；三、被告厦门宏达洋伞工业有限公司、黄金铿、蔡俊彬、蔡金标、洪玲玲、蔡金磅、肖剑伟、陈燕琳对被告江西勤德实业有限公司的上述债务及实现债权的费用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被告厦门宏达洋伞工业有限公司、黄金铿、蔡俊彬、蔡金标、洪玲玲、蔡金磅、肖剑伟、陈燕琳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被告江西勤德实业有限公司追偿；五、原告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星子支行对被告江西勤德实业有限公司名下（天湖壹号3栋304（D3）等59户，他项权证为赣（2017）庐山市不动产证明第0000505号）房产折价或者拍卖、变卖的价款在上述借款本息及律师费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六、驳回原告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星子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58327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63327元由被告江西勤德实业有限公司、厦门宏达洋伞工业有限公司、黄金铿、蔡俊彬、蔡金标、洪玲玲、蔡金磅、肖剑伟、陈燕琳共同承担。二审期间，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上诉人陈燕琳提出以下异议：1、认定被上诉人支付律师费用40000元，无支付凭证；2、认定上诉人担保期间为2016年5月20日起至2020年5月20日止及担保函编号为727322016052006120109，与鉴定意见不符，担保范围应该是2018年5月20日至2020年5月20日，担保函编号应为727322018052006120109。3、遗漏查明的事实，原审判决未采信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八、证据九错误，证据第八提及的编号72732220160520061201的借款合同已经履行完毕。证据九说明被上诉人持有大量空白不可撤销担保函，被上诉人作为机构放款人存在不审慎情形。被上诉人星子支行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无异议。对原审判决认定的各方无异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期间，上诉人陈燕琳提供了以下证据：证据1《授信审批书》；证据2《关于星子勤德实业有限公司申请7000万元统一授信的审查意见》；证据3《九江银行一般企业统一授信调查报告》；证据4《九江银行星子支行借款凭证》。上述证据一审时由原告提供但未作为证据提交。证据1中授信审批书中第三页担保方式均为抵押，证据2统一授信审查意见中第六页载明了担保情况，除了土地抵押同时追加了公司股东董事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关联企业厦门宏达洋伞签署保证合同也没有提及陈燕琳作为担保人出现。证明目的：1.案涉授信担保方式为抵押；2.被上诉人星子支行在2016年的授信审批文件中提及的增信措施中并无陈燕琳提供担保，这与江西天剑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意见书》中认定的《不可撤销担保函》中的“6”均有改动，改动前为“8”相呼应，即陈燕琳在2016年并未提供担保，也没有担保的意思表示。被上诉人星子支行质证称：对四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上诉人所提的证据中已表明采取抵押或公司董事股东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并不能排除陈燕琳提供最高额保证，而且在上诉人提供的证据第六页风险提示中写道勤德公司为家族式企业，市场风险较大故要求陈燕琳提供最高额保证，是九江银行规避风险的一种方式。上诉人提出陈燕琳担保函对应的借款合同编号，对应借款合同编号只是九江银行为了内部整理文件随机将2016年其中一份借款合同编号加两位数组成担保函编号，并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功能，所以上诉人说该借款合同还清，陈燕琳的担保责任已经免除是不符合合同内容的。本院认为，上诉人提供的四组证据，双方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被上诉人星子支行按照合议庭要求提供勤德公司自2012年至2017年申请授信方面的材料。材料清单为：证据1，2012年申请授信的审查报告、授信审批书、综合授信合同；证据2，2013年申请授信的审查意见、授信审批书、综合授信合同；证据3，2014年申请授信的审查意见、统一授信调查报告、授信审批书；证据4，2015年申请授信的审查意见、统一授信调查报告、授信审批书；证据5，2016年申请授信的审查意见、统一授信调查报告、授信审批书、授信业务影像审批表；证据6，2017年申请授信的审查意见、统一授信调查报告、授信审批书、授信业务影像审批表。证明：2012年与2013年勤德公司名称为勤德伞业有限公司，因为12年刚与勤德公司合作，所以12年与13年时签订了综合授信合同，程序比较完善，与勤德公司合作两年后，勤德公司信誉良好，此后九江银行星子支行简化贷款程序，没有与其签订综合授信合同，只是内部对其进行授信审批后签订借款合同，故2014年至2017年我方没有与勤德公司签订综合授信合同，但有其他相关授信文件。整个授信材料上没有显示陈燕琳需要担保，是由于勤德公司为一家家族式企业，参与的行业众多，陈燕琳为勤德公司欧洲市场负责人，星子支行在监督勤德公司的商业风险中发现2016年开始勤德公司有在向外转移资产，其中众多转移到陈燕琳名下，故九江银行星子支行的客户经理也就是与勤德公司办理贷款业务的经办人，即一审时的代理人陈阳为保证星子支行的贷款得到安全的清偿，于是要求陈燕琳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即本案争议的不可撤销担保函，以避免由于勤德公司将资产转移至陈燕琳名下而导致银行贷款归还不上，国有资产流失。上诉人陈燕琳质证称：星子支行提交的从2012年到2017年授信审查材料，其中2016年的授信审批材料是没有原件供核对，其他有原件，对有原件的部分真实性予以确认。没有原件的部分与二审开庭时上诉人提供的材料一致，对2016年没有原件的部分真实性也可以确认。关联性不予确认，从2012年到2017年所有的授信审查报告、授信审批书以及综合授信合同均没有陈燕琳作为保证人出现，而且从2012年到2013年九江银行出示的授信合同来看，其编号的编排顺序和陈燕琳担保函的编排顺序基本上一致，是行号加年月日组成，但是截至目前陈燕琳签订的不可撤销担保函编号尚未能找到对应的授信合同以及授信审批材料，该担保函目前仅能指向一份借款合同。从主从合同的法律角度分析，原主合同即借款合同已经履行完毕，陈燕琳也不应当再承担担保责任。合法性不予认可，因为根据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的规定银行应当审慎经营，基于银行的审慎经营规则所涉的贷款必须签订授信合同，在相应的授信合同项下开展具体的信贷业务，比方说借款合同、银行承兑汇票等，本案在2012年到2013年有综合授信合同，但从2014年起就没有综合授信合同，与法有悖，上诉人认为该种操作方式的合法性不予确认。2017年授信业务影像审批表有点不清楚，但是也能看得出来担保情况一栏指出的几个自然人依然没有陈燕琳，表示双方对陈燕琳的担保并没有形成意思表示一致。所以陈燕琳认为案涉不可撤销的担保函双方对其担保函的关键条款并未达成一致，甚至连起止时间等关键要素均无法确认，无法认定该担保关系成立。本院认为，被上诉人提供的勤德公司自2012年至2017年申请授信方面的材料，双方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根据上述证据，可确认以下事实：星子支行与勤德伞业有限公司（后更名为勤德公司）分别于2012年5月29日、2013年5月28日签订一份《综合授信合同》，约定的授信额度分别为3500万元、3000万元，使用期限为一年。自2014年起至2017年，双方未签订《综合授信合同》，但星子支行每年均办理了勤德公司统一授信审查意见、统一授信调查报告、授信审批书，2014年同意授信4500万元，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为抵押和保证。2015年同意授信4500万元人民币、1000万元美元，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为抵押、保证、存单质押。2016年同意授信7000万元，本次新增2000万元，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为抵押。2017年同意授信5800万元，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为抵押。被上诉人星子支行原审期间提供的证据八，编号为72732220160520061201的借款合同复印件；证据九，仅有保证人签字的空白《最高额保证合同》复印件、两份空白《不可撤销的担保函》复印件，上诉人二审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根据该证据及上诉人陈燕琳二审提供的证据，可确认以下事实：勤德公司与星子支行于2016年6月2日签订编号72732220160520061201的借款合同，借款金额200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6年6月2日至2017年6月2日。星子支行于2016年6月7日发放了2000万元贷款，借款合同及借款凭证记载的担保为勤德公司提供在建工程进行抵押，抵押合同编号为72732220160520061201-1。该笔借款勤德公司已清偿。星子支行持有由蔡金磅签名的空白最高额保证合同、由王阿惠、蔡金磅分别签名的空白不可撤销担保函。双方认可以下事实：勤德公司2010年4月29日设立时名称为勤德伞业有限公司，2013年6月21日更名为江西勤德实业有限公司。该公司由香港勤德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全额投资设立。香港勤德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由蔡金磅、蔡金标等自然人投资设立。至今为止，勤德公司在星子支行尚有三笔借款未清偿，两笔各500万元借款及本案借款，本金合计1656万元。另两笔借款星子支行在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另行起诉，即（2018）赣04民初181号案，该案已作出判决并宣判，上诉人陈燕琳在该案中亦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其已提出上诉。上诉人陈燕琳系原审被告黄金铿的儿媳妇。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为：1、上诉人陈燕琳出具的《不可撤销担保函》能否认定为双方之间成立的保证合同，如合同成立，合同签订日期、合同内容应如何认定；2、该《不可撤销担保函》是一时保证还是最高额保证，本案所涉贷款是否发生在担保期内，上诉人是否应对该笔借款承担保证责任。本案原审被告勤德公司自2012年起至2017年止，每年均取得被上诉人星子支行的授信，双方或签订综合授信合同、或由星子支行审批同意授信。授信后星子支行发放贷款给勤德公司。本案所涉贷款1036万元于2017年6月5日签订合同、6月9日发放、2018年6月5日到期前，勤德公司尚欠本金656万元及产生的利息，双方于2018年6月4日签订展期协议，将656万元借款展期至2019年6月1日。展期后勤德公司未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上诉人陈燕琳为勤德公司的贷款在星子支行提供的《不可撤销的担保函》保证人栏签名、按手印，并书写了身份证号码，签名时，该保函落款日期、首部中被担保人名称栏、担保债务起止日期及最高债权额度金额栏、及本人名称、编号等均空白，星子支行后进行了补填。保函的其他内容均为打印文字。上诉人陈燕琳以空白栏内容的填写未经其同意为由，主张双方之间未达成保证的合意、未成立保证合同。本院认为，星子支行提供的《不可撤销的担保函》除空白栏外，其他打印好的条款内容已明确该函为担保函，系为被担保人提供最高额担保，并对保证范围、保证方式、保证期间、保函生效时间等进行了明确规定，保证的意思明确，其中第十条还规定，本担保函自本人签字后生效。上诉人陈燕琳自愿在该保函签名、捺印，说明其愿意接受该保函内容的约束，其愿意为星子支行所享有的债权提供保证，自上诉人陈燕琳签名并提供给对方时起，该保证合同即成立并生效。上诉人陈燕琳关于双方未达成合意、保证合同不成立的上诉理由与事实不符，无法律依据，依法不予采纳。上诉人陈燕琳在签名时，对该保函落款日期、空白栏等未进行填写，且未提出填补应经其同意方可进行，应视为其已同意由星子支行单方填补。上诉人陈燕琳出具保函，也是基于其与勤德公司的关联关系，因此，星子支行填补的内容作为合同的组成部分，对上诉人陈燕琳同样具有拘束力。因该空白部分的内容已授权由星子支行填写，因此即便星子支行对该部分有修改之处，亦应以其修改后确定内容为准。且即便按照上诉人陈燕琳主张，其所担保的债权，应按照鉴定意见发生自2018年5月20日起至2020年5月20日止，本案债权亦在该期间内，其仍应对该债务承担保证责任。原审判决关于陈燕琳出具的《不可撤销的担保函》的合同性质及设立、合同效力、合同内容的认定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上诉人就此提出的上诉不能成立，依法应予驳回。《不可撤销的担保函》载明，为确保星子支行与勤德公司自2016年5月20日起至2020年5月20日止在最高债权额度人民币6000万元内签订的所有授信合同（含贷款合同、银行承兑协议及保函等，以下简称“主合同”）的履行，本人陈燕琳自愿为被担保人提供最高额担保，保证被保证人按约履行主合同义务。该内容表明，陈燕琳与星子支行系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就一定期间连续发生的借款合同订立一个保证合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四条最高额保证的规定，陈燕琳出具的《不可撤销的担保函》属最高额保证，双方不是就单个主合同分别订立保证合同。该担保函的编号虽对应了2016年6月2日签订编号72732220160520061201的借款合同，这仅是星子支行对保函进行编号的一种方式，不能以这种编号方式否定双方合同中关于最高额保证的明确约定，上诉人陈燕琳主张是单独针对于2016年6月2日签订编号72732220160520061201的借款合同所提供的一时保证，与双方约定不符，无事实依据，该主张不能成立。根据保函约定，保证人陈燕琳应对勤德公司自2016年5月20日起至2020年5月20日止发生的借款在6000万元限额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本案借款发生于2017年6月5日，后于2018年6月进行展期，在双方约定的期限内，尚未清偿的本金为656万元，未超过双方约定的限额。保函约定，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上述本金656万元于2019年6月1日到期，债权人星子支行主张权利时在保证期间内。陈燕琳依法应对该笔债务及利息等承担连带保证责任。陈燕琳还提出，星子支行2017年未与勤德公司签订授信合同，保证合同担保的是授信合同，其不应对2017年签订的借款合同承担保证责任。本院认为，授信制度是为保障我国商业银行有效实行一级法人体制，强化商业银行的统一管理与内部控制，增强商业银行防范和控制风险的能力，保护社会公众和商业银行自身的合法权益的银行业内部监管制度，本案星子支行2017年虽未与勤德公司签订综合授信合同，但履行了相应的调查、审查和报批手续，并最终确定了勤德公司该年度的授信额度。星子支行与勤德公司是否实际发生金融借贷关系，最终还是通过签订借款合同来确定，借款合同才是确定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依据，且保函已明确担保的授信合同包括贷款合同等。上诉人的这一理由不能成立。上诉人还提出，案涉2017年借款合同、借款凭证、展期协议记载的担保情况未包括陈燕琳出具的保函，因此说明陈燕琳未为该笔借款提供担保。本院认为，担保人提供担保，既可以通过在主合同中约定担保条款的方式进行，也可以单独签订担保合同的方式进行。本案上诉人陈燕琳以单独签订保证合同的方式为星子支行的债权提供担保，其与星子支行已设立了合法有效的担保合同，相关主合同未予记载并不影响独立担保合同的成立和效力，陈燕琳的这一主张不能成立。综上，上诉人陈燕琳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原审法院判决陈燕琳对勤德公司欠付的借款本息及应承担的相关费用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既有事实依据，亦符合法律规定，依法应予维持，对陈燕琳的上诉，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64387.55元，由上诉人陈燕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徐清华审判员  吕卫红审判员  何全伟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赵宋良书记员万琳附：本案适用的有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7修正）》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