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晋民申1447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冀某，住山西省左权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山西黄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中某份有限公司晋中分行。住所地：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迎宾路**。负责人：靳某，该分行行长。再审申请人冀某因与被申请人中某份有限公司晋中分行（以下简称工商晋中分行）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07民终32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张建军参加合议庭评议，现已审查终结。再审申请人冀某的再审请求为：1.撤销山西省晋中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07民终3192号和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人民法院（2019）晋0702民初3253号民事裁定；2.裁定再审本案。事实与理由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一）一审认为，“本案中，被告下属中国工商银行左权县支行是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落实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改革方案有关问题的通知》（银发〔1998〕425号）的文件撤并改制的，而该文件系由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再由中国人民银行向各大银行下发通知，最终决定将左权支行进行撤并是经过层层审核决定的，并非中某份有限公司晋中分行的自我改制”。但在案证据中既没有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改革方案》，也没有国务院转发该改革方案的“国办发〔1998〕120号”文件，更没有中国人民银行向各大银行下发通知的证据。（二）一审在没有上述证据的情况下，仅依据被申请人向法院提交的在网站上查找的、与本案事实毫无逻辑关联性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于1998年9月11日向人民银行各一级分行转发的银发（1998〕425号文件中“中国人民银行已将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改革方案》转发给你们，为更好的落实国办发〔1998〕120号文件的有关精神，保证国有商业银行机构改革的顺利进行”等内容，就认定“原告冀某与被告及其下属原工行左权支行之间的劳动争议纠纷属于上述改制过程中发生的纠纷，对双方的争议应由被告及被告的上级主管部门协调解决，并不属于法院的受案范围”。（三）“银发〔1998〕425号”文件是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要求人民银行各一级分行“加快办理国有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撤并、设立、变更和撤销的有关手续，做好《金融机构营业许可证》和《经营外汇业务许可证》的换发、收缴及公告等工作”，以及国有商业银行合并或撤并后，《金融机构营业许可证》的收缴责任人、办理内容变更手续，撤销报备，银行名称的规范等对经营金融业务的机构实施的行政许可，类似于企业在合并、分立或者注销时向市场监督管理机关进行工商登记管理的制度，而非行政决定。另外，该文件内容根本不涉及撤并的分支机构的国有资产在国有银行之间调整、划转，还有，从该文件内容看，不管撤并的分支机构行为是自主还是政府主导，人民银行均可办理注销手续。（四）两审法院在没有查清重要文件内容、忽略文件之间的逻辑关系的情况下，凭空认定左权支行撤并系政府及主管部门主导的企业改制必然是错误的。1．被申请人称，左权支行的撤销是中国工商银行为贯彻上述“国办发〔1998〕120号”和“银发〔1998〕425号”这两个文件而实施的政府主导、决定的企业改制，非企业为提高市场竞争力自主进行的机构改革。经网上查询，《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国人民银行＜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办发〔1998〕120号），是1998年8月11日下发的，但这份文件双方都没有向法庭提交，两审法院的法官也不知道这份文件的具体内容，在不清楚这份文件具体内容的情况下，却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明显不当。况且，《中国工商银行关于印发＜中国工商银行县支行机构改革试点方案＞的通知》（以下简称《试点方案》）文件亦不可能将人民银行未向全国有商业银行转发的“国办发〔19981120号”文件作为发文依据列于内容之中，被申请人的话又是从何说起呢？2．工总行《试点方案》发布日期是1998年8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落实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改革方案有关问题的通知》（银发〔1998〕425号）发布于1998年9月11日，而且该文件是人民银行总行给其人民银行各一级分行下发的通知，而非中国人民银行向各四大国有银行下发的通知，这两份文件的发布时间和主送单位特别重要，但却被一二审法院有意忽略。在1998年8月17日中国工商银行发布《试点方案》时，“银发[19981425号”文件还没有出台，被申请人是怎么贯彻还没有出台的、况且是不在其职权和职责范围内的文件呢？（五）《公证处谈话记录》根本未提及“国办发〔19981〕120号”和“银发〔1998〕425号”这两份文件。1．在《公证处谈话记录》第2页（最后签订的这份协议的法律依据是什么？：我们对处理与部分职工一次性处理补偿金签订这项协议书的法律依据是中国工商银行山西省分行文件工银晋人（1998)82号文件）关于转发《中国工商银行县支行机构改革试点方案》的通知及关于撤并神池等十个县支行的安排意见。签订这项协议，严格地讲不能超出这两个文件精神的范围”。2．在《公证处谈话记录》第3页（第14一16行）“？一次性补偿金包括哪些部分？：这个一次性补偿金只是按地区分行党组定的规定，没有具体指哪部分”。3．在《公证处谈话记录》第2页（第12-20行）:“请问解除劳动合同人员因协议内没有明确养老保险问题，你代表单位如何解决？：这作为一项共同热点问题，我已请示了上级部门，因十个县有类似的情况存在，在上级的精神中是要解决，一下解决，总要有一个满意的处理方法的。目前不解决这个问题。指我们左权支行目前不能解决”。上述谈话记录表明，被申请人在1999年处理正式员工问题时根本未提及“国办发〔1998〕120号”和“银发〔19981425号”这两份文件，也证明上述两份文件并不是其实施撤并左权支行的依据，但一审法院却错误地将这两份文件作为认定的根据。而且谈话记录中自相矛盾的回答还能说明，被申请人当年处理正式员工时依据的仅是其党组擅自制定的《左权县支行人员分流调查问卷》（以下简称《调查问卷》），该《调查问卷》不仅没有法律或政策依据，而且置《试点方案》明确规定的“所有正式在岗员工随业务移交他行”于不顾，自作主张，肆意妄为，当然也说明被申请人试图违法解除与冀某的劳动合同根本不是政府主导下的企业改制行为，其行为完全是擅自违法而为的，而其通过公证的方式无非是为了掩盖其“左权支行目前不能解决”，却仍要在无任何依据的情况下强行胁迫与冀某等工行正式在岗员工解除劳动合同的非法目的。2005年9月，再审申请人在左权县公证处查阅了上级行的撤并文件后，被申请人在限定的半天时间内匆忙实施《调查问卷》的违法行为才真相大白，《调查问卷》共5条除第4条外，其余各条均严重违背上级行撤并文件精神，着实是被申请人有计划有预谋地擅自制定《调查问卷》，故意为违法行为精心作准备。（六）本案涉及的是“企业改革”而非“企业改制”，本案根本不存在适用政府主导的企业改制司法解释的事实基础。1．工总行《试点方案》开宗明义：“一切从工商银行的整体利益出发，为把全行的经营金融业务重心向大中城市转移，对部分效益低下、达不到业务量标准的县支行机构进行撤并”，该文件内容并不涉及工行撤销县支行机构的国有资产在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之间调整、划转。事实上，当年左权支行的全部信贷资产包括不良资产并没有剥离，信贷资产全部上收到二级分行管理，不良资产由二级分行逐年核销，固定资产进行变卖处理，对外根本就没有移交资产，只移交了负债。那么，一审认定本案是政府主管部门在对企业国有资产进行行政性调整、划转过程中发生的纠纷，岂不是无中生有？2．从《神池意见》内容记载的工行撤并县支行机构实施的步骤看，撤并县支行机构是由工行上级各级行层层“由上而下”批复决定的，只是在最后由人民银行办理了撤销县支行的机构注销手续。被申请人提交的证据也能印证这一点：1998年8月17日，工总行印发的《试点方案》文件中就早已自行决定公布了撤销县行的名称，而1999年6月15日，中国工商银行榆次分行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银发〔19991140号）文件精神，按照工行上级行批复撤销左权支行的决定，才向人民银行晋中地区中心支行提出撤销中国工商银行左权支行的申请，申请办理撤销左权支行机构的注销手续。显然，是工行自主实施撤并县支行机构，人民银行并没有参与权、主导权、决定权，只是作为行政管理机关在最后为其办理了注销手续。还有，被申请人向人民银行申请的是“撤销左权支行机构，办理注销手续的申请”（见《神池意见》第1页）)，非“左权支行的国有资产在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之间调整、划转申请”，同时，办理撤销县支行机构注销手续，执行的是人民银行〔19991140号文件，非银发〔1998〕425号文件。3．工行实施撤并县支行机构，是发生在1999年，当时国家尚未启动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体制改制，这一事实毋庸置疑。本案发生的近3年后，也就是直至2002年2月，国家才成立国有银行改革领导小组，开始酝酿、统筹、部署国有银行改革方案；2003年9月，国务院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成立，并确立了分步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进行股改；2005年4月21日，中国工商银行的股改方案才正式对外公布。以上证据表明，实施撤并左权支行机构，完全是工商银行的自主行为，本案根本不存在适用政府主导的企业改制司法解释的事实基础。（七）上述事实同样证明二审认为“工行晋中分行下属中国工商银行左权县支行是在金融体制改革的背景下，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落实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改革方案有关问题的通知》（银发〔19981425号）文件的安排部署进行的。故工行晋中分行通过撤并机构、减员增效而进行商业银行改造，不属于企业自主进行的改制”，缺乏证据证明。（八）至于二审认为本案是“由政策性原因引发，不属于个别的劳动争议纠纷”根本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如前所述，本案是被申请人晋中分行自主改制过程中对左权支行正式在岗员工安置擅自作为。申请理由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由上可知，左权支行撤并是左权支行自主进行改制，一审“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2019）晋0702民初3253号《民事裁定书》第8页第4行一第5行〕“政府主管部门在对企业国有资产进行行政性调整、划转过程中发生的纠纷，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驳回申请人的起诉确有错误。（一）本案没有证据证明被申请人晋中分行下属左权支行与再审申请人冀某签订买断工龄《协议书》是国务院或者中国人民银行在对被申请人的下属左权支行的资产进行行政性调整、划转的过程中发生的纠纷，倒是双方签订的买断工龄《协议书》的事实能够证实，本案是发生在企业产权制度改造中平等民事主体间发生的民事纠纷。该民事纠纷符合《最高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一、案件受理第一条人民法院受理以下平等民事主体间企业产权制度改造中发生的民事纠纷案件：（一）企业公司制改造中发生的民事纠纷......（七）与企业改制相关的其他民事纠纷。第二条当事人起诉符合本规定第一条所列情形，并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的起诉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受理”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二条因企业自主进行改制引发的争议，人民法院应予受理”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予以受理。（二）一审法院误读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相关民事纠纷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政府主管部门在对企业国有资产进行行政性调整、划转过程中发生的纠纷，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规定。结合1996年4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因政府调整划转企业国有资产引起的纠纷是否受理问题的批复》：“近年来，在地方政府及其所属主管部门对一些企业国有资产以改变隶属关系或者分设新企业等方式进行调整、划转之后，出现了企业不服政府及其所属主管部门的决定，要求收回已被调整、划转资产的纠纷。部分高级人民法院就人民法院是否应当受理因这类纠纷提起诉讼的问题，向我院请示，现答复如下：一、因政府及其所属主管部门在对企业国有资产调整、划转过程中引起相关国有企业之间的纠纷，应由政府或所属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处理。国有企业作为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可知，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是因政府及其所属主管部门在对企业国有资产行政性调整、划转中引起相关国有企业之间的纠纷的案件，而本案是作为劳动者的冀某因与左权支行就其劳动关系未依法依规随业务移交到他行、在其拒绝领取买断工龄补偿金、一直上访要求上班或办理内养亦可办理退休的情况下，而违法剥夺其劳动权，强行逼迫其离岗而产生的劳动争议，是两个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纠纷，人民法院依法应当受理。（三）二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二条的规定，因企业自主进行改制引发的争议，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却以“上诉人冀某与被上诉人工行晋中分行之间的纠纷，属于企业贯彻经济体制改革政策过程中引发的相关劳动争议问题，由政策性原因引发，不属于个别的劳动争议纠纷。原审裁定认为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驳回冀某的起诉，并无不当”，明显是自相矛盾。综上，再审申请人认为，一、二审裁定认定的墓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但一、二审裁定不予受理，将再审申请人阻挡于司法程序之外，此裁决结果不仅有悖司法为民的宗旨，严重影响人民法院的形象和人民司法的公信力，亦不利于社会和谐。恳请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裁定再审本案，还再审申请人以公平、正义。本院认为，本案系劳动争议纠纷。争议焦点问题为：本案是否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本案在再审审查中，通过查阅原审诉讼中各方的证据及庭审笔录，查明：在原审中，工商晋中分行提供了1998年8月17日中国工商银行印发的《关于印发的通知》、1998年12月7日中国工商银行山西省分行印发的《关于转发的通知》、《中国工商银行县支行机构改革试点方案》、中国工商银行榆次分行1999年6月15日的《关于撤销中国工商银行左权县支行的请示》、中国人民银行晋中地区中心支行于1999年6月30日出具的晋中银复〔1999〕35号《关于撤销中国工商银行左权县支行的批复》、《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落实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改革方案有关问题的通知》、《中国人民银行左权县支行、工商银行左权县支行、左权县信用合作社联合社、左权县邮政局发的联合公告》等证据，以上证据足以证明、工商晋中分行原下属的中国工商银行左权县支行是政策性原因被撤并改制的，在实施政府主导的上述撤并要求中，通过撤并机构、减员增效而进行商业银行改造，不属于企业自主进行的改制行为。对此，冀某虽不认可，但亦未提供相反证据予以抗辩，故本院对其再审理由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的规定，政府主管部门在对企业国有资产进行行政性调整、划转过程中发生的纠纷，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据此规定，本案诉争事项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原审裁定驳回冀某的起诉并无不当。综上，再审申请人冀某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冀某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刘 英审判员 张建军审判员 仲俊光二0二0年九月三十日书记员 胡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