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1民初3805号原告：张伟，男，1979年6月20日出生。法定代理人：张俊德（张伟之父），1952年7月18日出生。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营业场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17号。负责人：郭少军，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林诗婷，女，该公司员工。原告张伟与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北分）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程新桐独任审判，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伟法定代理人张俊德、被告人保北分公司代理人林诗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张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在第三者商业保险限额范围内支付（2017）云0322刑初126号中判决由我方承担对周良、王秀连、谢桃焕的死亡赔偿金50万元；2.要求被告在机动车损失险范围内赔偿原告车辆修理费及救援费15480元；3.判令本案诉讼费用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6年12月28日，张伟在云南省曲靖市陆良县驾车因精神病复发，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三死一伤。事发后张伟因精神病复发，头脑不清，疑有坏人追踪、迫害他，驾车离开现场。事后经（2017）云0322刑初126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判决张伟犯交通肇事罪，处有期徒刑五年零六个月，附带赔偿被害人周良、王秀连、谢桃焕、王双连各项损失共计1771207.22元。后保险公司以“肇事逃逸”为由，拒赔商业三者险。其认为1、事故发生时，张伟与保险公司之间的保险合同，处于保险期间，合法有效；2、第三者责任险保单“责任免除”属于格式条款，且不能一概而论，本案，张伟因精神病复发，头脑不清，疑有坏人追踪迫害，而非故意“逃逸”，并被警方及时截获。张伟行为未造成事故损失扩大，也没有加重保险公司义务，对于“肇事逃逸”应解释为只有当事人的逃逸行为客观上加重了保险公司的合同义务时，保险公司才能免责；3、投保时，保险公司对该条款没有履行明确告知义务。被告人保北分辩称，不同意原告诉讼请求。张伟驾驶的涉案车辆在我公司投有交强险及限额100万元的商业三者险（含不计免赔），我方根据（2017）云0322刑初126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将交强险全部支付完毕，已经履行赔偿责任。张伟在事故中存在肇事后逃逸行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六条第六项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家庭自用汽车损失保险条款》第六条第六项规定，原告诉请均不在保险理赔范围内。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11月13日，张伟为三菱GMC6471F车辆（同车牌号为×××，下称涉案车辆）投保有机动车交强险及商业保险，其中商业三者险限额100万元（含不计免赔），机动车损失保险限额为24.88万元。保险期间自2016年11月14日0时起至2017年11月13日24时止。2016年12月28日15:20分许，张伟持C1类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涉案车辆行至陆良县城时，与横过马路的行人相撞，造成行人周良、王秀连、谢桃焕当场死亡，王双连受轻伤，车辆受损，张伟驾车逃离现场。张伟后被抓获，交警部门认定张伟驾车遇行人过马路未避让，发生事故后又逃离现场，负事故全部责任。经昆明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张伟在交通肇事时意识清晰，未受精神病症状的影响，肇事后有逃逸行为和掩饰行为，其辨认能力存在，但其患有精神分裂症，故控制能力削弱，对作案具有刑事责任能力。2017年11月8日，云南省陆良县人民法院做出（2017）云0322刑初126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认定张伟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驾驶车辆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三人死亡、一人轻伤，肇事后逃逸，构成交通肇事罪；另认为商业保险不属于附带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故对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要求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门头沟支公司在商业保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的请求不予支持。最终判决张伟犯交通肇事罪，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门头沟支公司在机动车交强事故强制保险责任限额内对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进行赔偿共计12万元，张伟法定代理人张俊德、包凤兰一次性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超过交强险限额部分的经济损失共计1651207.22元。2010年至2014年间，张伟在北京回龙观医院三次住院治疗，被诊断患有未分化型精神分裂症。为证明涉案车辆损失及施救费损失，原告提交了修理厂结算单及发票、施救费发票，显示车辆维修费用13480元、施救费用2000元，被告认为该项费用属于免责事项，不承担赔偿责任。被告人保北分提交的《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六条记载：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对第三者的损害赔偿责任，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六）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逃离事故现场，或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的；…。另提交的《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家庭自用汽车损失保险条款》第六条记载：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被保险机动车损失，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六）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逃离事故现场，或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的；…。原告认为没有收到上述保险条款。为证明已经尽到提示及明确告知义务，被告提交了2016年11月13日张伟为涉案车辆投保时签署的《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保险/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投保单（正本）》，投保人声明处以加黑字体记载：投保人声明：保险人已向本人详细介绍并提供了投保险种所使用的条款，并对其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包括但不限于责任免除、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赔偿处理、附则等），以及本保险合同中付费约定和特别约定的内容向本人做了明确说明，本人已充分理解并接受上述内容，同意以此作为订立保险合同的依据，本人自愿投保上述险种。上述所填写的内容均属实。投保人处有张伟签名。原告认可该处为张伟签名，但认为张伟当时精神状态不太好，被告作为保险人应对张伟状态进行初步判断。但其认可涉案保险合同有效。另查，张伟所提交的《机动车商业保险保险单（正本）》（以下简称《保险单》）中，显示保险人为北京市门头沟支公司车商业务部，盖有本案人保北分承保业务专用章。本院认为：张伟向人保北分投保，人保北分同意承保后向张伟签发《保险单》，双方形成了保险合同关系，虽然张伟法定代理人当庭表示张伟签订合同时状态不好，但在起诉书中明确表示该保险合同有效，且该合同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张伟被判处交通肇事罪并被认定存在逃逸行为，属于法律明确规定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且在张伟签署的投保单上明确记载保险人进行了提示告知行为，现原告以保险人未履行提示告知义务主张该条款未生效的，本院不予支持。另对于原告主张的张伟系精神病复发而非故意逃逸的意见，根据（2017）云0322刑初126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所载昆明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显示，张伟在交通肇事时意识清晰，未受精神病症状的影响，肇事后有逃逸行为和掩饰行为，其辨认能力存在，故对原告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另，肇事逃逸行为与鼓励民众遵守交通法规的社会正面导向相背离，亦为社会公德所不允许。综上，对于原告要求被告在第三者商业险及机动车损失险范围内赔偿各项损失及费用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张伟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475元，由原告张伟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程新桐二〇二〇年九月九日法官助理 申会英书 记 员 王子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