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庆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甘10民终116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吕某1，住甘肃省白银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甘肃凌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庆阳万州商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侯某。委托诉讼代理人：秦某，甘肃陇域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吕某2，住甘肃省庆阳市宁县。上诉人吕某1因与被上诉人庆阳万州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州公司）、第三人吕某2委托合同纠纷一案，宁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15日作出（2019）甘1026民初1693号民事判决，吕某1不服上诉至本院，本院于2019年10月28日作出（2019）甘10民终121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宁县人民法院重新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6月18日作出（2020）甘1026民初136号民事判决，吕某1又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3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吕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与被上诉人万州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侯某、委托诉讼代理人秦某、第三人吕某2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吕某1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支持吕某1的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万州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第三人吕某2与侯某存在委托关系错误。本案有效证据及双方陈述均能够证明吕某1与万州公司之间存在委托关系，吕某1为委托人，万州公司为受托人，委托权限明确为：委托万州公司作为吕某1的合法委托收款代理单位。并未委托万州公司将该款予以处分，且吕某1对万州公司的委托并不构成对万州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委托。万州公司在收到该笔款项后将该款直接转至其法定代表人侯某账户，已经构成无权代理，侵害了委托人吕某1的合法权益。而收到款项的次日侯某到达算账现场，仅仅是见证人的角色，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吕某1及第三人委托了侯某处分该笔资金，且次日进行的结算行为并非是吕某1与第三人吕某2的合伙收益结算，而是第三人作为施工负责人向承包人的清算交账行为。且正是因为第三人提供的资料存在严重缺陷，故吕某1未认可杨某的清算结果，本案证人杨某的证言也充分证实了该事实。此后经侯某介绍由李振林进行清算，李振林当庭陈述双方对于清算结果均不满意，且陈述其清算只是一个过程而并非有效的结果。因此，本案中存在的清算行为尚未在吕某1与第三人之间达成一致，也无证据证明该清算是合伙收益的清算，更无证据证明上诉人依据该清算结果委托侯某处分款项。2.一审判决认定吕某1与吕某2为合伙关系证据不足，且程序错误。本案系委托合同纠纷，法庭讨论和举证均围绕吕某1与万州公司委托关系的建立、消灭、权限展开，并非审查吕某1与第三人之间的关系，第三人申请参加诉讼仅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其对于涉案标的额未提出任何独立的权利，庭审也未就上诉人与第三人关系提供证据及展开辩论，一审法院仅仅依据第三人的陈述认定第三人与吕某1系合伙关系进而认定第三人对该笔款项具有独立的权利明显证据不足同时超越审判权，程序严重错误，上诉人与第三人是否属于合伙关系或雇佣关系，应当以另一案、另一法律关系主张权利。3.万州公司的处分行为系无权代理，且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吕某1权利的情形，万州公司应当承担返还责任。该项目在吕某1承包以后雇佣第三人直接负责施工，吕某1对第三人借取侯某、侯小辉等人的款项均不知情，第三人按照吕某1的指示寻找万州公司代收款项，存在恶意利用案涉工程款清偿自己债务的隐藏意思表示。而第三人是否确实欠付侯小辉、高淑云款项本案中均未要求万州公司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万州公司的处分行为是否是基于客观真实事实而发生，无证据支持。4.万州公司一审提供的证据均为草稿，并未经双方签字认可，杨某的记账缺乏客观性和真实性、全面性等，不足以支持第三人陈述的事实，现有证据无法证明第三人在该笔款项中的权利份额。案涉项目中第三人是否垫资、垫资多少，吕某1已付多少均未审查，本案事实认定缺乏证据支持，且程序严重错误，判决结果侵害了吕某1的合法权益。万州公司辩称，1.委托万州公司收款的人是第三人吕某2并非吕某1，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对第三人吕某2与吕某1在案涉工程中的关系进行了审查，证人杨某的证言，证明清算的是合伙债务及吕某1与第三人吕某2之间是合伙关系。2.本案委托的事项包括万州公司接收款项，还包括款项的分配事宜。答辩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处结果适当，本案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吕某2述称，其和吕某1之间属于合伙关系，经吕某1介绍其与吕某1承包了涉案工程，合同是以吕某1名义签订，由吕某2负责施工，设备是由吕红垫资购买，工程前期费用亦由吕某2垫付。2019年吕某2找侯某帮其催要工程款，因需要对公账户支付，吕某2与吕某1委托万州公司收款，委托权限不仅仅为收款，还有清算等。吕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处万州公司向吕某1返还代收款520409元。2.案件诉讼费由万州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吕某1和吕某2系堂兄弟，与侯某系堂表兄弟关系。2016年8月18日,吕某1签订劳务分包合同，承包了天水典盛热力有限责任公司脱硫脱硝除尘项目建设工程部分劳务。期间，吕某1在华池县也承包有工程。位于天水的工程由吕某2负责施工。位于华池的工程由吕某1负责施工。天水工程由吕某2垫付工程款，组织民工施工。2016年11月，该工程完工后交付使用，但工程款未结清。吕某2索要下余工程款未果，请求侯某帮助催要。侯某先后三次去甘肃平安节能环保有限责任公司和天水典盛热力有限责任公司催要工程款，自行垫付索款费用。侯某虽然和吕某1有堂表兄弟关系，但之前因吕某1常住白银市没有往来，双方互不认识，不知道有亲戚关系，在帮助吕某2催要工程款期间才认识。经侯某帮助催要，工程承包人同意支付下余工程款，并于2019年1月21日，向工程发包人出具联系函，同意将工程款540409元由其直接支付劳务分包人吕某1。因付款方要求向对公账户支付，经吕某1、吕某2、侯某协商，同意由侯某任法定代表人的万州公司代收该工程款款项。2019年1月22日，侯某在吕某2持有的《收款委托书》上加盖了万州公司印章。《收款委托书》载明委托人为吕某1，委托事项为代收款项，代理单位为万州公司，并载明代收人账户信息。吕某2将《收款委托书》交给付款方，付款方于2019年2月3日向万州公司账户转账支付540409元款项。当日，万州公司收到代收款项后，将该款项中53万元转入侯某个人账户。在万州公司收到该款项前一日即2019年2月2日，吕某1自白银市来到侯某和吕某2住所地宁县春荣雷畔村，对其与吕某2在天水工程、华池工程两处工程的施工账务进行清算。当日在吕某2家，由施工记账员杨某帮助算账，至次日早晨，杨某算账结果双方未认可。次日即2月3日，侯某请宁县春荣镇财政所会计李振林帮助双方清算。李振林根据吕某1、吕某2陈述和杨某记录的双方有关账务记载，以及杨某算账过程记载，为双方进行了清算，并为双方提供了书面算账过程和清算数字。算账中，将两处工程的结算价格作为双方共同收益进行清算，涉案款项作为共同收益也计算在内。吕某1当场摘录了该清算结果有关数字。清算后，侯某根据清算结果和双方意思表示，对涉案款项作出处理，当场给付吕某17万元，其余款项归吕某2。之后，侯某、吕某1、吕某2和帮助清算人杨某、李振林等在当地饭店聚餐。期间，吕某1对侯某处理涉案款项未提出异议。归吕某2的款项，由于第二天就是大年三十未付。2019年2月11日，侯某按吕某2要求向侯小辉（吕某2借款债权人）转账支付104000元，向高淑云（吕某2之母）转账支付171000元，其余195409元作为吕某2归还侯某的借款和垫付的索款费用。2019年5月23日，吕某1提起诉讼，承认已收侯某代收款2万元，请求万州公司返还代收款520409元。重审中又承认已收7万元，变更诉讼请求标的为470409元。本案中证人杨某证明，吕某1和吕某2在两处工程施工中是合伙关系。双方在算账中将两处工程结算价款作为双方共同收益进行清算，也证明双方存在合伙关系。涉案款项是双方合伙施工的共同收益。吕某2陈述，由于双方对合伙账务一直未清算，对将要支付的工程款如何分配双方有争议，在等待付款期间，曾和吕某1协商请侯某帮助清算双方合伙账务，对涉案款项进行分配处理。根据杨某证言，经算账，涉案款项中应当给付吕某17万元，其余归吕某2；侯某根据算账结果和双方意思对涉案款项作出分配处理，吕某1当场未提出异议，说明吕某1认可算账结果和侯某分配处理涉案款项的行为。证人杨某是二人堂妹夫，在双方施工记账，并提供账簿帮助双方清算合伙账务，其证言与吕某2陈述一致，予以采纳。吕某1与吕某2双方算账的目的是清算双方合伙账务，分配涉案款项。根据证人证言，结合侯某受托催要、提供其公司账户代收涉案款项的事实，应认定吕某1和吕某2与侯某之间存在委托清算合伙账务、分配处理涉案款项的事实。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本案中，《收款委托书》是吕某1向付款方提供的代理收款通知，证明双方有委托关系的事实。吕某2委托侯某帮助催要工程款，虽然没有书面委托合同，但根据当事人的行为应当认定，吕某1是知情和默认的。吕某1和吕某2与侯某之间存在委托催要、提供其公司账户代收款项、清算合伙账务并按清算结果分配涉案款项的事实，符合《合同法》第三百九十七条“委托人可以特别委托受托人处理一项或者数项事务，也可以概括委托受托人处理一切事务。”的规定，属多项事务委托关系。侯某帮助清算合伙账务后，按清算结果和双方意思，对涉案款项作出处置，当场支付吕某17万元，下余款项归吕某2，并按吕某2指示归还其借款，是完成委托事务的行为，具有法律效力。与涉案款项有关的所有委托事务已经全部完成，代收款项540409元已作处理和支付，委托合同的权利义务已经终止。委托代收款项是所有委托事务的其中一项事务。侯某以其万州公司代收涉案款项只是完成所有委托事务的一种方式和一个环节。涉案代收款项已按委托指示作出处理和支付，万州公司代收款项只是所有委托事务中的一项事务，吕某1撇开其他委托事务，以万州公司收款为由请求万州公司返还代收款项，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本案经审判委员会讨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第一项、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三百九十七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吕某1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004元，由吕某1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问题为：吕某1基于委托合同关系要求万州公司返还代收款的请求能否成立。案涉工程付款方基于以吕某1名义出具的《收款委托书》，于2019年2月3日将工程款汇入代收人万州公司账户。2019年2月2日，在万州公司法定代表人候卫辉、案涉工程记账员杨某的参与下，吕某1、吕某2就案涉工程账务进行了清算，次日，候卫辉与吕某1、吕某2再次找宁县春荣镇财政所会计李振林对算账过程及结果进行了核算确认，候卫辉依据清算结果支付吕某1工程款70000元，剩余工程款归吕某2。该事实有吕某2、候卫辉的陈述与杨某、李振林的证言及算账过程中形成的记账单相互印证。案涉工程款的受托代收款人虽为万州公司，但吕某1、吕某2与万州公司法定代表人候卫辉的清算行为、吕某1收取万州公司法定代表人候卫辉依据算账结果支付的70000元工程款的行为能够充分证实吕某1、吕某2与万州公司法定代表人候卫辉之间形成新的事实上的委托合同关系，即委托万州公司法定代表人候卫辉参与算账并按照清算结果对案涉工程款作出处置，故万州公司收到工程款后，将该款项汇入候卫辉个人账户，并由候卫辉依据算账结果分别支付给吕某1及吕某2的债权人的行为，均系基于吕某1的真实意思表示，现候卫辉已经将款项处理完毕，委托事项已经履行结束，吕某1上诉请求万州公司返还代收工程款的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所述，吕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004元，由吕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会娥审判员 樊 欣审判员 常雪峰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高 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