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13民初9719号原告：朱世龙，男，1988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河北省保定市莲池区，住北京市顺义区，公民身份号码×××。被告：刘纪俭，男，1982年8月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沈阳市沈河区，住北京市通州区，公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泽，北京兰台（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梦茹，北京市兰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朱世龙与被告刘纪俭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李秀文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朱世龙，被告刘纪俭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朱世龙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偿还原告借款225000元并支付利息（以225000元为本金，按照年利率24%自2013年10月1日起计算至被告偿清225000元借款之日止）；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被告自2013年10月1日起开始陆续向原告借款，2018年8月30日，双方经结算，确定被告拖欠原告借款225000元，并签订了《借款协议》。根据该协议约定，被告借款期限至2019年12月31日，借款利息应以累计借款总金额为计息基数，按首次出借款日期为起始日，直至付清之日，按照法律规定同期同类借款利息的上限作为计算利息标准，逾期付款应按照每日万分之五计算罚息，直至归还全部借款为止。现被告仍未偿还原告借款本息，因此，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请依法裁决。被告刘纪俭辩称，1.原告未按照约定向被告支付22.5万元借款，我方认可原告在协议签署前支付了7.5万元，其余答应的协议签署后就出借的15万元资金并未实际支付。我方不认可原告高出实际借款金额的主张。2.原告首次出借日与实际情况不符，借款协议约定按照首次出借日期为起始日，原告首次出借日期为2017年1月23日，原告写的是2013年10月1日，与事实不符，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3.双方约定的借款利息，是同期同类银行借款利率，借款协议约定按照法律规定同期同类借款利息的上限作为利息标准，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为4.35%，双方借款期限为1年，应按照该标准计息。本案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朱世龙主张通过银行转账及现金方式向刘纪俭共计出借225000元，刘纪俭并未按约定偿还本金及利息。为证明其主张，朱世龙提交了如下证据，刘纪俭分别发表了质证意见：1.借款协议，证明双方于2018年8月30日签署借款协议，对之前的实际借款行为进行确认，明确了累计的借款金额、还款时间、借款利息、逾期违约金等内容。协议载明“截止到目前为止，乙方（刘纪俭）累计向甲方（朱世龙）借款人民币贰拾贰万伍仟元整，双方经过友好协商达成如下协议：1.乙方应于2019年12月31日前向甲方归还全部借款贰拾贰万伍仟元整。借款期限届满，乙方应保证归还借款，否则愿意承担一切法律责任……3.乙方逾期付款的，还应按照每日万分之五计算罚息，直至归还全部借款为止。借款利息：应以累计借款总金额为计算基数，按首次出借款日期为起始日，直至付清之日为计息周期，并按法律规定同期同类借款利息的上限作为计算利息标准……”刘纪俭对借款协议的真实性认可，但主张协议第三条关于利息的规定并不能得出双方按照法院裁判民间借贷支持的利率上限为标准的意思表示；对于借款起息日期以及借款总金额不认可，借款总金额应为7.5万元，首次出借日是2017年1月23日。朱世龙主张刘纪俭已经确认从2017年1月23日开始有借款，可以证明不是先签协议再给钱，刘纪俭之所以只认可2017年1月23日之后的借款，是因为这些借款是通过银行转账支付，有交易记录。2.录音光盘以及整理文字版，证明2018年8月30日朱世龙向刘纪俭催告借款时的过程，借款协议于当天形成。朱世龙称其当时去接刘纪俭下班，在车里发生的录音，借款协议也是在车里签署的，是在录音之后形成的，录音中刘纪俭多次承认对于借款金额的确认，足以推翻刘纪俭没有收到7.5万元以外钱款的陈述。刘纪俭认可录音中出现的声音确系其本人，但主张因为时间久远，无法确认两段录音具体的谈话时间以及谈话内容是否完整，对录音的真实性、合法性以及关联性均不认可。另外：1.双方有账目合作以及个人债务关系，通过多次交谈，两段录音不仅牵扯个人借贷，还涉及公司层面的合作，朱世龙在录音时并未告知刘纪俭，刘纪俭对朱世龙也比较信任，因借贷关系，刘纪俭不便对朱世龙的一些表述进行直接的驳斥反对，在录音中，只有朱世龙多次主动提及20多万，刘纪俭均没有一次正面确认回应，朱世龙是在有准备的情况下诱导刘纪俭作出有歧义的意思表示。2.双方于2013年至2018年一直有项目合作，相关的公司名称为北京易讯融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易讯公司），刘纪俭担任该公司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该公司是双方以及案外人赵林峰三人合伙经营，刘纪俭曾向公司借过约15万元，后刘纪俭退出公司，将股权转让给朱世龙的父亲朱仙海，因公司主要是朱家掌管，所以朱世龙就公司债务和个人借贷一并向刘纪俭主张时，刘纪俭没有进行辩解以及特意的区分。3.协议书，证明朱世龙于2017年1月23日转账给刘纪俭3万元时，因为之前的借款没有任何文字记载，所以双方还就之前累积借款15万元签署了另外一份协议。协议载明“因甲、乙双方共同在北京合作发生欠款事宜，乙方拖欠甲方欠款共计十五万元，双方自愿达成协议如下：1.2017年7月31日前，乙方（刘纪俭）归还甲方（朱世龙）十五万元，存入甲方账户……2.乙方付清全部款项后，双方的债权债务全部结清。3.乙方逾期付款的，应以欠款本金为基数，按照每日万分之五计算利息，直至付清之日……”。刘纪俭对协议的真实性认可，但主张该协议说的是其与北京易讯公司剩余借款处理的问题，与本案的借款没有关系，协议书中首行载明“北京合作”字样也可以作为佐证。刘纪俭称当时其已经退出公司股权，朱世龙代表的就是北京易讯公司，因此，其并未特意加以区分，但是朱世龙个人确实没有向其出借过所谓的15万元。对于15万元的出借方式，朱世龙称为以陆陆续续取款和各种方式得到的现金给付刘纪俭。对于为什么协议书中载明因甲乙双方共同在北京合作发生欠款事宜，乙方拖欠甲方欠款共计15万元，朱世龙称其与刘纪俭为工作合作关系，在做房屋租赁业务过程中认识，后来有了合作，刘纪俭找其借款，只是为了想写成在北京发生的欠款事宜。另外，朱世龙主张陆陆续续共借给刘纪俭30多万元，刘纪俭在2015年12月31日以前通过银行卡、微信、支付宝转账或者以现金方式还过借款。4.微信聊天记录，证明2017年1月23日，刘纪俭向朱世龙借款3万元的事实。刘纪俭对此予以认可。5.转账记录，证明朱世龙向刘纪俭出借的有银行转账记录的借款共计7.5万元。刘纪俭对此予以认可。6.朱世龙与刘纪俭微信沟通记录，证明双方于2017年1月23日签署欠款协议之前，朱世龙多次向刘纪俭催要借款。刘纪俭对记录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主张聊天记录只提到款的事情，和本案所涉的借款不是一个事实，该证据仅有两页是2016年期间的聊天记录，2017年关于借款的聊天记录与该案有关，2016年聊天记录说的不是本案借款的事情。7.朱世龙与刘纪俭2018年1月19日的通话录音光盘以及文字材料，证明朱世龙向刘纪俭索要借款。刘纪俭认可录音中为其本人，但主张朱世龙提交的录音为电脑播放，不能提供录音的原始载体，且将两人的大量对话截取带有歧义的部分作为证据提交，因此，对于录音的完整性、真实性不予认可。关于录音内容，在录音开始，朱世龙询问刘纪俭欠款情况，刘纪俭回答加起来得四十多不到五十时，朱世龙说到“就我占了恨不得半壁江山还多”，刘纪俭答复“嗯，你占那，不是因为有原来那什么”。对于“原来那什么”是指什么，朱世龙称因为业务合作形成的2017年1月23日借款协议中的15万元，是在业务合作期间陆陆续续借给刘纪俭的业务经营款项，是因为合作关系产生的借贷。刘纪俭称“原来那什么”是指刘纪俭与北京易讯公司之间剩余的借款，因朱世龙是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所以在此合并提及，此处未说完的话是“你占那二十多万不是因为有原来北京易讯公司欠款的原因嘛”，朱世龙个人确实在当时帮助了刘纪俭，刘纪俭也不会在每次提及时特意再做说明，朱世龙以此作为证据证明个人出借情况是恶意混淆出借事实，15万元并非朱世龙个人出借。对于如果仍是借贷，为什么还要前后分开说，还要表明“原来那什么”，朱世龙称因为15万元是因为之前业务合作关系累计的借贷，后来的7.5万元是用于刘纪俭个人生活或者还其他人的款项。8.朱世龙社保缴费单，证明朱世龙与北京佳恒时代公司建立劳动关系，赵林峰是北京佳恒时代公司的大股东、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刘纪俭的证据也体现了与赵林峰的业务合作关系。刘纪俭主张该证据与本案无关，房屋转租业务为朱世龙、赵林峰与刘纪俭三人共同合作经营，且该合作并不以各参与合作方都把劳动关系挂在北京易讯公司为前提。朱世龙称其当时为北京佳恒时代公司的员工，受公司指派参与执行房屋租赁事宜，合作与其无关，只是两个公司之间的合作。后朱世龙又称在房屋租赁项目业务中，其也出过相关资金，也是合作的一方，是两个公司加朱世龙三方合作。9.招商银行流水2页以及民生银行流水13页，证明朱世龙有出借能力，而且多笔取款都是用于借款。对于哪些取现是用于借给刘纪俭，朱世龙称其2014年3月5日取款3000元和800元，2014年4月12日取款2100元，2014年5月12日取款11000元，2014年7月29日取款1000元，2014年8月17日取款2000元，2014年8月28日取款2000元，2014年12月31日取款3000+3000+3000+1000元，2015年3月27日取款3000+3000元，2015年3月25日取款900元，2015年4月21日取款1800元，2015年5月18日取款3000+700元，2015年6月27日取款3000元，2015年8月11日取款2500元，2015年8月14日取款3000元，2015年9月23日取款1000元，2015年10月12日取款4000元，2015年11月20日取款5000+5000元，2015年12月15日取款5000+5000+5000+5000元，2016年1月6日取款1500元，2016年6月6日取款50000元，2016年8月14日取款3000+3000+3000+3000+3000+3000元，2016年8月29日取款3000+3000+3000+3000+3000+3000+2000元，2016年9月12日取款120000元，2016年9月27日取款3000+3000+3000+3000+3000+2000元，2016年10月10日取款1500元，2016年10月12日取款2000元，2016年10月23日取款5000+5000元，但是上述款项哪些是借给刘纪俭的，其记不清楚了。刘纪俭主张因朱世龙无法说明哪些款项取现后出借给刘纪俭，导致其无从质证；另外，朱世龙所述与常理不符，频繁取现却没有一笔是用于其个人支出，刘纪俭并没有从朱世龙个人处获得任何现金。10.支付宝转账记录，证明朱世龙于2015年6月23日通过支付宝转账出借给刘纪俭1万元，该1万元为15万元中的一部分。刘纪俭认可转账记录真实性，但主张该笔借款是双方合作经营期间，公司借款和报销的往来，与个人无关。刘纪俭主张其与朱世龙、赵林峰自2013年开始共同合作经营北京易讯公司，后刘纪俭与赵林峰分别于2016年7月、2016年9月将股权转让给朱世龙的父亲朱仙海、母亲任书云，赵林峰已经获得股权转让款，但是其至今未与公司完成清算，股权转让款及分红也并未结算，所以其向公司的借款大约15万元也一直未结算。为证明其主张，刘纪俭提交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1.股权转让协议，证明刘纪俭于2016年7月与朱仙海(朱世龙之父)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刘纪俭将其持有的北京易讯公司的25万元股权转让给朱仙海。2.股权转让协议，证明赵林峰于2016年9月与任书云(朱世龙之母)签署股权转让协议，赵林峰将其持有的北京易讯公司的40万元股权转让给任书云。3.赵林峰收取股权转让款的流水，证明2016年8月12日，赵林峰工商银行卡号×××收到朱仙海汇来的北京易讯公司股权转让款及分红50万元。朱世龙对于证据的真实性均予认可，但是主张不能证明未完成清算、股权转让款未结算；刘纪俭主张的分红和相关权益不属实，刘纪俭并未履行出资义务，没有实缴出资，且后来是以0元的价格将25万元股权转让给朱仙海。第二组证据：4.刘纪俭2013年-2018年与北京易讯公司往来的招商银行流水，证明北京易讯公司与刘纪俭之间的银行汇款频繁，股权转出后一直没有结算股权转让款及分红，双方之间的往来还待清算。朱世龙对于银行流水真实性认可，主张不清楚刘纪俭与公司的债权债务是否清算。第三组证据：5.房屋租赁合同，证明北京易讯公司由刘纪俭、朱世龙、赵林峰三人合作经营，根据该合同约定，北京易讯公司应支付10万元租赁押金，该部分押金即是由刘纪俭、赵林峰转账给朱世龙的方式，三人共同承担的。6.刘纪俭2013年-2018年与朱世龙往来的招商银行流水，证明双方就公司经营事项有多笔往来记录，刘纪俭与朱世龙系共同经营北京易讯公司；2013年9月12日，刘纪俭转给朱世龙1.8万。7.刘纪俭建行流水，证明2013年6月26日，刘纪俭转给朱世龙1.8万，结合招商银行转入了1.8万，当时合计转给朱世龙的3.6万元系用于分担《房屋租赁合同》中的应付押金部分。8.赵林峰银行流水，2013年6月25日赵林峰转给朱世龙1.8万元，2013年9月12日，赵林峰转给朱世龙1.3万元，当时合计转给朱世龙的3.1万元系用于分担《房屋租赁合同》中的应付押金部分。总之，北京易讯公司的不少财务支出都通过刘纪俭的个人账户，期间与朱世龙的往来均是因为公司业务发生，并没有个人借贷的任何意思表示。朱世龙对于证据的真实性均予认可，但主张不是三个人共同经营北京易讯公司，是仅就北京市顺义区空港融慧园11号楼D座的房屋租赁业务进行合作。经本院查询，北京易讯公司开业时间为2011年7月15日。2011年11月18日，公司原股东（发起人）全部退出，新增股东覃勇、刘纪俭，同时公司法定代表人由肖浩变更为刘纪俭。2016年8月4日，覃勇、刘纪俭退出，公司股东变更为赵林峰、朱仙海，同时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刘纪俭变更为朱仙海。2016年10月12日，公司股东赵林峰退出，新增任书云为公司股东。2019年3月28日，赵林峰不再担任公司监事，变更后，朱仙海担任公司监事，新增任书云担任公司经理、执行董事，同时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任书云。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提交的上述证据和当事人陈述意见等在案佐证，可作认定事实之依据。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对于双方存在争议的15万元，在第一次庭审中，朱世龙主张在2017年1月23日以前其以陆陆续续取款和各种方式得到的现金向刘纪俭出借款项，因没有任何文字记载，所以在2017年1月23日再次出借款项之前，双方签署协议对之前的欠款进行确认。朱世龙提交了录音及借款协议证明刘纪俭共计欠款22.5万元，但在刘纪俭对于朱世龙个人向其出借15万元事实不认可的情况下，朱世龙虽然提交了银行卡取款流水，但是绝大部分银行流水取款金额与朱世龙主张借款给刘纪俭是刘纪俭用于公司经营不相符，且在某些月份，取款行为比较频繁。在朱世龙并未能初步阐述15万元借款发生的具体时间及每笔借款具体金额，且没有提交充足的证据证明15万元确系由其个人出资借出的情况下，对朱世龙主张的由其个人向刘纪俭出借15万元的陈述，本院难以采信。综上，在本院难以认定朱世龙个人向刘纪俭出借15万元的情况下，对于朱世龙要求刘纪俭返还其个人借款15万元及相应利息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双方均认可朱世龙以银行转账方式分别于2017年1月23日、2017年4月13日、2017年5月22日、2017年5月23日、2017年8月24日向刘纪俭出借30000元、20000元、10000元、5000元及10000元，刘纪俭并未偿还上述借款，应当予以偿还。对于7.5万元借款的利息，本院将根据法律规定，并结合双方于2018年8月30日签署的借款协议作出判决。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刘纪俭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原告朱世龙借款本金75000元及利息（以3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自2017年1月23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2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自2017年4月13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1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自2017年5月22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5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自2017年5月23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1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自2017年8月24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原告朱世龙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38元，由原告朱世龙负担1559元（已交纳），由被告刘纪俭负担779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李秀文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  郭姗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