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粤0606行初705号原告佛山三水三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住所地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西郊。法定代表人叶永权。委托代理人张思平，北京市康达（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何海雯，北京市康达（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佛山市三水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住所地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广海大道中**。负责人何国永，局长。委托代理人崔健华，该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戴智慧，广东翔途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办事处，，住所地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河口车仔路**负责人伍聪颖，主任。委托代理人郑哲，该办事处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张栩，广东百浩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三水对外经济开发区三旧改造工作指挥部，住，住所地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河口车仔路**/div>负责人何仕谦。委托代理人冼月霞，该指挥部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张栩，广东百浩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佛山三水三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诉被告佛山市三水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以下简称三水住建局）、被告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西南街道办）国有土地房屋征收与补偿协议一案，于2020年5月27日通过广东诉讼服务网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经原告补充材料，本院于2020年6月10日受理后，并依法向两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三水对外经济开发区三旧改造工作指挥部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于2020年7月2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的委托代理人何海雯、张思平，被告三水住建局的委托代理人崔健华、戴智慧，被告西南街道办的委托代理人郑哲、张栩，第三人的委托代理人冼月霞、张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2012年7月31日，原告与三水住建局委托的第三人签订《三水对外经济开发区“三旧”改造项目征收补偿合同书》（以下简称《合同书》），约定由第三人征收原告位于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对外经济开发西区二小区的土地[土地证号为佛三国用（2007）第200711032**]。土地补偿款为7479754元，若原告在2012年12月31日前完成合同第四条约定事项，自第三人确认之日起30日内向原告一次性支付269783元作为搬迁补偿奖励。同时，双方还约定，原告搬迁所产生的所有税费均由第三人承担。原告在2012年11月14日至2013年9月27日期间收取第三人支付的拆迁补偿款及拆迁补偿奖励款合计7749537元。原告向税务部门缴纳原告2015年度企业所得税4771617.04元。根据《佛山三水三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鉴证报告》（2015年1月1日-2015年12月31日），政策性搬迁纳税调整增加为3320358.25元，即原告因搬迁补偿款而产生的企业所得税为830089.56元（3320358.25元×25%=830089.56元）。原告垫付上述企业所得税后，第三人并无按照《合同书》的约定向原告偿还原告因搬迁补偿款而产生的企业所得税830089.56元。因此，原告在2019年11月19日以及2020年3月9日分别向两被告及第三人出具《通知书》，要求两被告及第三人收到本函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支付税款830089.56元，否则两被告及第三人还需承担逾期付款期间的违约利息。但截止至今，两被告及第三人仍未向原告偿还原告因搬迁补偿款而产生的企业所得税830089.56元。经查，原佛山市三水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现名称变更为三水住建局）为房屋征收部门，第三人为房屋征收实施单位。第三人的人员由西南街道办的人员组成，西南街道办亦实际参与房屋征收活动。故上述两被告应共同偿还原告已支付的相关税费合计830089.56元及自2016年5月25日起暂计至2020年5月26日止的利息136985.53元（自2020年5月27日起至实际清偿前止的利息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利率另行计算）。原告为了维护企业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决：1.判令两被告共同偿还原告已支付的相关税费合计830089.56元及自2016年5月25日起暂计至2020年5月26日止的利息136985.53元（自2020年5月27日起至实际清偿前止的利息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利率另行计算）；2.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共同承担。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关于加快三水对外经济开发区“三旧”改造的实施意见》，证明三水对外经济开发区“三旧”改造工作由西南街道办全面负责，西南街道办实际参与本案土地征收活动，是适格的被告。2.三府〔2012〕31号《关于征收三水对外经济开发区“三旧”改造项目范围内国有土地及地上房屋的决定》及附件，证明对西南街道口岸大道至河口城区内的三水对外经济开发区，即东至口岸大道，南至西河路，西至工业大道，北至321国道一带区域内的房屋、地上、地上建筑物的房屋征收部门为原佛山市三水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房屋征收实施单位为第三人。故原佛山市三水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为适格的被告。3.《合同书》《中国建设银行联网业务入账通知书》4张,证明2012年7月31日，原告与第三人签订补偿合同书，约定由第三人征收原告位于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对外经济开发西区二小区的土地[土地证：佛三国用（2007）第20071103271号]，土地补偿款为7479754元。若原告在2012年12月31日前完成合同第四条约定事项，自第三人确定之日起30日内向原告一次性支付269783元作为搬迁补偿奖励。同时，双方约定，原告搬迁所产生的所有税费均由第三人承担。合同签订后，原告于2012年11月14日至2013年9月27收取第三人支付的拆迁补偿款及拆迁补偿奖励款合计7749537元。4.《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鉴证报告》（2015年1月1日-2015年12月31日）、电子缴款凭证及纳税申报表5份，证明原告在2015年4月16日至2016年5月26日向税务部门缴纳2015年度企业所得税共计4771617.04元。根据《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鉴证报告》，原告因政策性搬迁纳税调整增加为3320358.25元，即原告因搬迁补偿款而产生的企业所得税为830089.56元（3320358.25元×25%=830089.56元）。5.《通知书》（2019年11月19日）、《通知书》（2020年3月9日），证明原告向税务部门缴交因搬迁所产生的企业所得税830089.56元后，第三人并未按照《合同书》的约定向原告偿还上述税款。因此，原告分别于2019年11月19日、2020年3月9日分别向两被告及第三人出具《通知书》，要求两被告及第三人收到本函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支付税款830089.56元，否则两被告及第三人还需承担逾期付款期间所产生的违约利息。但截止至今，两被告及第三人仍未向原告清偿因拆迁补偿款而产生的企业所得税830089.56元。6.第三人于2014年4月30日出具的《证明》，证明第三人在2014年4月30日向三水区地方税务局西南分局出具证明，证明内容为第三人与原告签订了《合同书》，合同约定补偿款及奖励款合计7749537元，该款项已经支付给原告，进一步证明该《合同书》的真实性。7.电子邮件收件截屏及光盘、原告于2017年8月16日出具的《声明书》，证明西南街道办在2017年委托佛山大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进行审计，并同意在审计报告出具后即支付原告税款，后佛山大诚会计师事务所的工作人员通过发送电子邮件的方式将《三港声明书》发送给原告的员工，原告一直在就支付税款一事和两被告及第三人进行协商，并且各方亦在推进此事的进行。被告三水住建局辩称，一、本案作为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中税费承担条款引起的纠纷，应作为民事案件审理，法院应驳回原告提起的本次行政起诉。原告本案起诉并非对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回或者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的行政行为有异议，而仅仅是要求合同相对方履行合同约定义务支付税款。因此，本案是基于国有土地上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中税费承担条款而产生的争议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受理房屋拆迁、补偿、安置等案件问题的批复》第一条的规定，只有对人民政府或城市房屋主管行政机关作出的有关房屋拆迁、补偿、安置等问题的裁决不服的，方可提起行政诉讼。该《批复》第二条更加明确的规定了：“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因房屋补偿、安置等问题发生争议，或者双方当事人达成协议后，一方或者双方当事人反悔，未经行政机关裁决，仅就房屋补偿、安置等问题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作为民事案件受理”。本案中，原告主张的税收承担条款并非是由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政府作出的《征收补偿方案》予以确定的补偿标准，该条款属于实施单位擅自增加的扶持条款，属于双方在超出征收补偿标准以外订立的民事权利义务条款。同时，案涉《合同书》签订时间在2015年施行的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之前，故原告要求两被告支付税款而提起的本案诉讼，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应当驳回原告的起诉。二、原告主张的税费承担条款超出了法定补偿范围，涉嫌变相退税，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的规定，属无效条款。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十七条的规定，对地上房屋的拆迁补偿包括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因征收房屋造成的搬迁和临时安置的补偿、以及因征收房屋造成的停产停业损失的补偿，但其中并不包括对被拆迁人应纳税款的补偿。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条第二款则明确规定：“任何机关、单位或个人不得擅自作出免税、退税、补税的决定。”本案中，征收实施单位在未经三水住建局及三水区人民政府批准同意的情况下，擅自与原告订立税费承担条款，不仅超出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和《征收补偿方案》规定的补偿范围，还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进行变相退税。因此，《合同书》中有关税费承担的条款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属无效条款，原告据此提出的诉请应当予以驳回。三、征收实施单位在未经得三水住建局同意或追认的情况下，超出《征收补偿方案》规定的补偿标准，擅自与原告订立有关税收承担的条款属于超越委托权限，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应由实施单位承担。三水住建局委托实施单位进行征收拆迁时，已明确要求按照三水区人民政府公布的《征收补偿方案》确定的标准进行补偿。该《征收补偿方案》早已向原告等被征收拆迁人公示，原告对此也是完全知情的。然而拆迁实施单位却在未经得三水住建局事前审批同意的情况下，擅自与原告订立税费承担条款，签订后也未提交三水住建局备案，因此三水住建局对该部分税费承担条款不予追认。从民事法律层面说，实施单位属于超越委托范围缔约，且原告对实施单位超越委托范围缔约的情况知情，因此越权代理的法律责任不应当由三水住建局承担，而应当由实施单位承担。从行政法律层面说，实施单位属于超越委托权限作出行政行为，该违法行政行为所产生的法律责任应当由实施单位承担。因此，无论从何种法律关系分析，实施单位超越《征收补偿方案》规定的补偿标准范围且未经三水住建局同意或追认，而与原告订立的税费承担条款，其产生的法律责任不应由三水住建局承担，而应由实施单位第三人或设立其的单位西南街道办独自承担。三水住建局依法无需承担税费支付责任，原告要求三水住建局支付款项的诉请应予驳回。四、原告主张的利息损失缺乏依据，相关诉请应当予以驳回。本案中，原告主张的利息缺乏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的依据，法院不应予以支持。综上，本案应属民事纠纷，不应作为行政案件进行审理；原告主张的税费承担条款属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无效条款；该税费承担条款未经三水住建局同意或追认，属于拆迁实施单位擅自订立的，超出《征收补偿方案》规定补偿范围的“越权条款”，由此产生的支付责任和义务，应当由实施单位或设立其的单位独自承担，三水住建局无需支付该部分税费款项。请法院查明事实，驳回原告诉请。被告三水住建局在诉讼中提供了下列证据：1.三府〔2012〕7号《印发关于加快三水对外经济开发区“三旧”改造的实施意见的通知》，证明文件明确成立第三人，同时明确三水对外经济开发区“三旧”改造工作由西南街道办全面负责。2.三府复〔2012〕2号《关于三水对外经济开发区片区用地收储及开发等问题的批复》，证明经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政府批复同意，由西南街道办负责对纳入“三旧”改造项目的三水对外经济开发区片区用地进行统一改造，改造范围内的土地征收及房屋拆迁等工作由西南街道办负责，相关补偿费用由西南街道办解决。3.三府〔2012〕31号《关于征收三水对外经济开发区“三旧”改造项目范围内国有土地及地上房屋的决定》及附件补偿方案，证明根据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政府作出的征收决定所附的三水对外经济开发区“三旧”改造项目国有土地及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方案，征收补偿的实施单位为第三人，且补偿方案中补偿项目范围未包含税费补偿项目。被告西南街道办辩称，一、西南街道办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西南街道办既不是征收人，也不是征收实施单位，亦不是案涉《合同书》的当事人，原告将西南街道办列为本案被告缺乏法律依据。原告的土地、房产被征收过程中，西南街道办未对原告实施任何具体行政行为，未出具过任何法律文书。西南街道办无义务承担案涉税费。二、《合同书》中的税费条款缺乏法律依据，应为无效条款。《合同书》具有行政管理性质，属行政协议，行政机关商谈合同条款不同于民事合同，行政机关没有完全的意思自治权，行政协议中关于行政机关承担义务的条款应当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十七条规定，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对被征收人给予的补偿包括：（一）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二）因征收房屋造成的搬迁、临时安置的补偿；（三）因征收房屋造成的停产停业损失的补偿。市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制定补助和奖励办法，对被征收人给予补助和奖励。该条规定中的补偿范围并未包括税费补偿。虽然上述条文第二款规定政府可以对被征收人给予补助，该补助是否可以包含税费补助，并没有相关法律法规予以解释。根据行政行为“法无授权即为禁止”的原则，法律未规定征收补偿项目包括税费，则征收补偿合同中不能约定由政府机关承担税费。《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任何机关、单位或个人都不得擅自作出免税、退税、补税的决定。本案《合同书》中约定由行政机关承担税费实际属于变相退税的约定，因为行政机关的经费均来源于财政资金，用财政资金交税，国家财产并没有增加，该行为实际会导致国家税收减少，损害了国家及社会公共利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案涉税费条款应为无效条款。本案税费应由法定纳税义务人即原告自行承担。三、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实际缴纳了企业搬迁收入所产生的税费。原告提交的电子缴款凭证和纳税申报表显示其缴纳的税费均为营业收入产生的税费，与案涉征收补偿合同无关。四、本案已超过起诉期限，不符合受理条件。假设原告提交的电子缴款凭证中包括了企业搬迁收入产生的税费，其于2016年5月27日就已缴纳税款，其应及时向义务人主张权利，但其未在行政诉讼的起诉期限内向两被告主张权利，应视为原告对自己诉权的放弃。行政诉讼法之所以设立起诉期限，在于督促当事人尽快行使权利，提高行政机关执法效率，维护行政管理秩序的稳定。如果允许相对人任何时候都可以对行政行为申请救济，势必使行政行为一直处于被质疑和否定的状态，既影响行政效率，又将给行政管理秩序带来混乱。原告从交纳税费到本案起诉时，间隔了四年时间，远远超出了行政诉讼的起诉期限，本案不符合行政诉讼案件受理条件。被告西南街道办在诉讼中无提供证据。第三人辩称，一、第三人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四条、第五条规定：市、县级人民政府确定的房屋征收部门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房屋征收部门可以委托房屋征收实施单位承担房屋征收与补偿的具体工作，房屋征收部门对房屋征收实施单位在委托范围内实施的房屋征收与补偿行为负责监督，并对其行为后果承担法律责任。第三人是由三水区人民政府组织成立的负责三水对外经济开发区“三旧”改造工作的组织，其作为征收补偿合同的主体合法。同时，《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五条第二款规定房屋征收部门对房屋征收实施单位在委托范围内实施的房屋征收与补偿行为负责监督，并对其行为后果承担法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所作的行政行为，委托的行政机关是被告。依据上述规定，第三人作为房屋征收实施单位实施的征收补偿行为由委托单位负责。第三人是由三水区人民政府成立的临时组织，虽有办理登记，但已过了登记有效期，因现有法律法规缺乏对这类临时机构年审程序的相关规定，导致第三人无法进行年审，所以第三人并不是独立的行政机关，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二、《合同书》的税费条款缺乏法律法规的依据，应为无效条款。《合同书》具有行政管理性质，属行政合同，行政机关商谈合同条款并不同于民事合同，行政机关没有完全的意思自治权，行政合同内容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十七条规定，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对被征收人给予的补偿包括：（一）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二）因征收房屋造成的搬迁、临时安置的补偿；（三）因征收房屋造成的停产停业损失的补偿。市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制定补助和奖励办法，对被征收人给予补助和奖励。该条规定中的补偿范围并未包括税费补偿。虽然上述条文第二款规定政府可以对被征收人给予补助，该补助是否可以包含税费补助，并没有相关法律法规予以解释。根据行政行为“法无授权即为禁止”的原则，法律未规定征收补偿项目包括税费，则征收补偿合同中不能约定由行政机关承担税费。《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任何机关、单位或个人都不得擅自作出免税、退税、补税的决定。本案《合同书》中约定由第三人承担税费实际属于变相退税的约定，该行为不符合法律法规及国家政策的规定。行政主体的经费属于国家财政资金，若由行政主体代替民事主体（原告）交纳税款，国家的财政收入并没有实际增加，不过是从左口袋放入右口袋，资金的权属人均是国家，本应增加的税收没有增加，这实际是国家税收流失的一种形式。案涉税费条款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的规定，同时也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案涉税费条款应为无效条款。本案税费应由法定纳税义务人即原告自行承担。三、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实际缴纳了企业搬迁收入所产生的税费。原告提交的电子缴款凭证和纳税申报表显示其缴纳的税费均为营业收入产生的税费，与案涉征收补偿合同无关。四、本案已超过起诉期限，不符合受理条件。假设原告提交的电子缴款凭证中包括了企业搬迁收入产生的税费，其于2016年5月27日就已缴纳税款，其应及时向义务人主张权利，但其未在行政诉讼的起诉期限内向两被告主张权利，应视为原告对自己诉权的放弃。行政诉讼法之所以设立起诉期限，在于督促当事人尽快行使权利，提高行政机关执法效率，维护行政管理秩序的稳定。如果允许相对人任何时候都可以对行政行为申请救济，势必使行政行为一直处于被质疑和否定的状态，既影响行政效率，又将给行政管理秩序带来混乱。原告从交纳税费到本案起诉时，间隔了四年时间，远远超出了行政诉讼的起诉期限，本案不符合行政诉讼案件受理条件。综上所述，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第三人在诉讼中提供了下列证据：1.三府〔2012〕7号《印发关于加快三水对外经济开发区“三旧”改造的实施意见的通知》，证明第三人是由三水区人民政府组织成立的临时机构，不是独立的行政机关，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2.第三人的组织机构代码证，证明第三人的组织机构代码证已超过有效期，因证照登记制度改革，现无法办理年审。3.三府〔2012〕31号《关于征收三水对外经济开发区“三旧”改造项目范围内国有土地及地上房屋的决定》，证明三水区人民政府依法作出了征收决定，原告位于三水区西南街道对外经济开发区西区二小区的土地及地上建（构）筑物处于征收范围内。房屋征收部门是三水住建局，房屋征收实施单位是第三人。4.《合同书》，证明第三人与原告签订了征收补偿合同，约定了双方的权利义务，第三人应向原告支付补偿款7479754元。5.收据、银行进账单，证明第三人已向原告支付了全部的补偿款和奖励款。6.三华价估字（2012）0130号价格评估结论书，佛启房评（2012）10第8024号房地产拆迁补偿估价报告，证明经评估，原告位于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对外经济开发西区二小区的土地及地上建筑物价值为5775180元，不可搬迁构筑物价值及搬迁费为429007.23元。7.（2018）粤0606行初824号《行政裁定书》，证明案涉三旧改造项目中的同一批被征收人长运公司因超过起诉期限提起诉讼，被驳回起诉。该案情与本案相同。经审理查明，2012年7月31日，第三人与原告签订了《合同书》，约定：原告所有的位于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对外经济开发西区二小区的土地［土土地证号：佛三国用（2007）第200711032**由第三人收回，第三人向原告补偿包括土地面积5998.8㎡等补偿款合计7749537元，拆迁补偿所产生的一切税费均由第三人承担,若第三人逾期付款的，则应每天按照所欠款总额的0.1%向原告支付违约金，并赔偿因逾期履行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第三人在2012年11月14日至2013年9月27日间，先后向原告支付了征地补偿款及搬迁奖励合计7749537元。2015年4月16日至2016年5月25日，原告向三水区国家税务局缴纳税款合计4771617.04元。经佛山市正宏兴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原告2015年度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事项进行鉴证，该司出具的《佛山三水三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鉴证报告》显示，原告的政策性搬迁纳税调整增加3320358.25元。原告认为其在2015年4月16日至2016年5月25日缴纳的税款中应包含了原告因搬迁补偿款而产生的企业税830089.56元（3320358.25元×25%）。原告认为上述因搬迁补偿款而产生的企业税按照《合同书》的约定应由第三人承担，原告于2019年11月19日对第三人作出《通知书》，称大量与原告情况类似的被征收人已通过行政诉讼方式进行维权，法院已作出生效判决均支持被征收人要求返还税款的请求。原告请求第三人向其支付税款830089.56元。2020年3月9日，原告再次对三水住建局、西南街道办、第三人作出《通知书》，再次请求上述单位向原告支付税款830089.56元。庭审中，原告及西南街道办均称上述两份通知是由原告直接送达西南街道办的工作人员的，三水住建局及第三人均否认收到上述通知。因两被告及第三人均未向原告支付上述企业税款，原告遂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两被告偿还原告已支付的税费830089.56元及相应的利息。另查，三水住建局、西南街道办和第三人对原告主张在缴纳税款后就本案涉及的税费问题持续向其交涉的内容不予确认。又查，三水区人民政府于2012年4月25日颁发了三府〔2012〕31号文，明确原三水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为西南街道口岸大道至河口城区内的三水对外经济开发区（即东至口岸大道、南至西河路、西至工业大道、北至321国道一带）区域内的房屋、地上、地上建筑物的房屋征收部门，第三人为上述区域的征收实施单位。《合同书》所约定征收改造的土地、厂房位于上述范围内。再查，2012年1月6日，三水区人民政府作出三府办复[2012]5号文，批复同意原三水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作为三水区国有土地房屋征收部门，负责组织三水区相关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由该局委托相关实施单位负责三水中心城区“三旧”改造项目以及各镇（街道）国有土地上房屋的征收工作。2012年1月12日，三水区人民政府作出三府复〔2012〕2号《关于三水对外经济开发区片区用地收储及开发等问题的批复》，批复同意西南街道办负责对纳入“三旧”改造项目的三水对外经济开发区片区用地进行统一改造，改造范围内的土地征收及房屋拆迁等工作由西南街道办负责，相关补偿费用由西南街道办解决。2012年1月13日，三水区人民政府作出三府〔2012〕7号文，成立第三人，下设办公室，负责指导、协调三水对外经济开发区“三旧”改造工作，并作为该片区土地资源整理工作的责任主体，负责拆迁补偿、土地征收、土地租赁、资产处置等相关工作。本院认为，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一：原告的起诉是否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等协议的，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行政诉讼案件的受理范围。从被诉的《合同书》的内容看，作为三水区人民政府成立负责涉案“三旧”改造土地征收和拆迁补偿等工作的第三人，其根据三水区总体规划、三府〔2012〕31号文的文件精神及相关国家政策、法规规定，与原告就土地收回、厂房拆迁补偿等有关事宜订立该合同，故属于行政协议。原告要求判令确认原三水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西南街道办没有履行《合同书》的行为违法及要求三水住建局偿还原告已经支付的相关税费及承担逾期付款违约金及判令西南街道办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二：原告的起诉是否已超过行政诉讼的起诉期限。《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本案是因原告认为两被告不履行《合同书》条款引起的纠纷，根据《合同书》约定，涉案征收补偿款的税费由第三人承担，至2013年9月27日止，第三人也已向原告支付完毕征地补偿款及搬迁奖励合计7749537元，至2016年5月25日，原告也已向三水区国家税务局缴纳完毕税款4771617.04元，原告认为第三人应该承担的因搬迁所产生的税费也包含在内，即案涉争议的税费在2016年5月25日已经由原告支付完毕。自此之后至本案前，原告一直未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西南街道办及第三人也对原告主张向其协商交涉税费的内容不予确认，故原告至2020年5月才向本院就本案提起行政诉讼明显超出上述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提起行政诉讼的起诉期限，就算根据2020年1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行政协议提起诉讼的，诉讼时效参照民事法律规范确定……”的规定，原告对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行政协议的，诉讼时效参照民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根据该规定，原告就本案提起行政诉讼的起诉期限也应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损害之日起至迟三年内提起，本案原告最后一笔税款缴纳的时间是2016年5月25日，其在2020年5月才向法院提起诉讼，明显已超过上述法定期限且不属因不可抗力或者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情形，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即便原告在2019年11月19日及2020年3月9日向西南街道办发出了书面要求支付税款的通知，该时间亦已超过三年的最长诉讼时效。而且，根据通知的内容及本案庭审查明，原告主张两被告支付案涉税款并向法院提起诉讼的理由之一在于原告了解到大量与原告同类情况的被征收人通过诉讼的方式进行维权并成功。因此，原告并未在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内就其权利损害的事项提起诉讼，而是因其他案件诉讼才在3年之后再向两被告主张支付税款的事项。诉讼时效建立的意义在于促使当事人及时地行使权利，本案原告明显是长期怠于行使其权利，在因其他同类案件诉讼才促使其提起本案诉讼，没有其他不可抗力的事项，因此其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佛山三水三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的起诉。本案原告在起诉时向本院预交了案件受理费50元。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八条第（二）项的规定，本案属于不交纳受理费的案件。原告可在本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持本裁定书至本院办理上述费用的退还手续。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郑旭辉审 判 员  许海霞人民陪审员  伍少婷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黎嘉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