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4民终244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凯俭，女，1978年8月2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薛庄乡西滍**，公民身份号码410************524。委托诉讼代理人：侯靖宇，广东载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燕，广东载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珠海卓高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珠海市横琴新区*********-66983（集中办公区）。法定代表人：樊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雅诗，广东朗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梁颖愉，广东朗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凯俭因与被上诉人珠海卓高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高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珠海横琴新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粤0491民初5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李凯俭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2.改判卓高公司向其支付2018年1月至2019年6月期间的加班工资101017.25元；3.改判卓高公司向其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72000元；4.本案一、二审案件诉讼费用由卓高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在证据审查和事实认定中对李凯俭提交的证据存在不公的审查和错误的事实认定，包括对其提交的加盖了公司部门公章的卓高公司组织架构图未予认定；对其提交的《员工考勤管理制度》不予认定，而卓高公司提交的是修改过的《员工考勤管理制度》，增加了工资包含减半费以及申请加班的流程；对卓高公司提交的《公告》不予认定后在“本院认为”部分又直接引用《公告》内容。二、关于加班时长以及支付加班费的争议内容，相关的考勤记录属于卓高公司掌握的证据，依法应由卓高公司承担举证责任，李凯俭已经提交了卓高公司办公打卡系统的网上考勤打卡记录截屏及加班工时统计表，基本证实了平时工作日加班事实，若卓高公司认为李凯俭不存在加班情况或者已经支付加班费的，应承担举证责任，一审判决关于李凯俭加班时长问题，对举证责任分配错误，将举证责任强加给李凯俭违反法律规定。三、卓高公司提交的《公告》内容要求版本部门经理岗位及以上负责人离职，需提前60天以书面的形式提出申请，该内容违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七条“劳动者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规定，该公告未经民主程序制定及公示，应认定为无效。而且李凯俭在仲裁阶段提交的劳动合同不是其与卓高公司原先签订的合同，实际前述的版本没有离职需要提前60日申请的约定。李凯俭于2019年4月19日提出离职申请，卓高公司迟迟未对该申请进行批复，双方对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相反双方通过协商进行了调岗，并安排李凯俭出差，双方的行动表明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卓高公司于2019年6月14日通过微信及邮件通知方式要求李凯俭办理离职手续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应依法向李凯俭支付违约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卓高公司辩称:一、本案与一般的劳动争议案件不同，李凯俭的岗位特殊，为公司的人力资源部经理，其了解并掌握着公司的人事管理制度，应对自己管理的制度负责，不应在离职后利用自己所了解的制度“漏洞”来谋取利益。二、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李凯俭要求卓高公司支付2018年1月-2019年6月高达10万余元的加班工资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1.卓高公司每月都会制作刷卡记录表，并将刷卡记录表交由员工签字确认，刷卡记录表中会显示员工的累积月休余假时长，该时长是员工由于加班累计所得。李凯俭的加班时间在其离职前已签字确认，2019年5月考勤汇总表载明了李凯俭截止至5月累积的剩余休假时长，截止算至李凯俭离职之日（2019年6月14日），李凯俭的余假累计为199个小时（涵盖了未调休的加班时长）。2.李凯俭虽提交了2018年1月-2019年6月的系统打卡记录，但打卡行为的真实性并不等同于上下班时间的真实性，李凯俭打卡时间超出工作时间并不意味着存在加班的真实行为。3.关于卓高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员工考勤管理制度》，卓高公司取得该文件的时候已经与提交的一致，目前仅持有该文件纸质版本，没有留存电子版本，李凯俭应持有电子版本，故没有发现也不清楚文件第二页编号存在不一致的情况。三、李凯俭要求卓高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李凯俭的离职行为系自行辞职，并不存在卓高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1.关于特殊岗位须提前60天书面形式提出离职申请的约定，在李凯俭提交的《劳动合同》以及其作为人力资源部经理时所作出的《公告》已明确，应当视为李凯俭自愿作出的行为。2.李凯俭与同事的微信聊天，对其申请离职一事并未产生实质改变。且在一审庭审过后，卓高公司向法院提交了李凯俭提及到的挽留之人李鑫磊的证词，证明当初的挽留只是同事之间的聊天，并未代表公司进行挽留。故李凯俭系因“与个人事业发展不匹配”主动提出离职，且已与卓高公司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卓高公司无须承担赔偿或补偿责任。卓高公司认为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二审法院应当驳回李凯俭的全部上诉请求。李凯俭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卓高公司支付2018年1月至2019年6月期间的加班工资101017.25元；2.判令卓高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72000元。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李凯俭于2016年8月22日入职卓高公司并在《劳动合同》上签名。李凯俭主张其入职后至2019年4月22日期间担任卓高公司人力资源经理，此后调任销售培训部；卓高公司则主张李凯俭一直担任人力资源部经理兼培训师，2019年4月19日李凯俭申请离职后，卓高公司安排其主要负责培训工作。李凯俭签字确认的2019年5月考勤汇总报表显示，李凯俭上月剩余休假20天4小时、5月结余4天余假、累积月休余假24天4小时。卓高公司于2019年8月16日向李凯俭发放12923.08元。2019年4月19日，李凯俭提交《员工辞职申请表》，以与个人职业发展不匹配为由申请辞职，该表中“部门领导”栏有“同意离职、2019.4.19”字样。李凯俭与其部门领导李鑫磊2019年4月22日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李鑫磊称“昨晚和樊总商量好了”“你的事情”“你负责南区培训销售”“对你赞赏有加”“不想放弃你”等内容，李凯俭则回复称“谢谢李总，和公司一起走到现在，确实不容易”。2019年4月22日至24日，李凯俭与卓高公司员工王波进行了部分文件的交接，李凯俭主张这是与卓高公司就岗位调整协商一致后的工作交接行为，卓高公司则主张属于卓高公司同意李凯俭离职后的正常工作交接。2019年4月至6月期间，李凯俭大部分时间均在珠海市外出差，卓高公司为李凯俭报销了相关差旅费用。同年6月14日，卓高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王波在工作微信群中称李凯俭的离职申请已得到批准，于同日正式办理离职手续。李凯俭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卓高公司已对李凯俭进行挽留，现在属于逼迫李凯俭离职。同日，李凯俭向公安机关报案，称卓高公司员工未征得李凯俭同意取走其存放私人物品柜子的钥匙拒不交还。卓高公司于同日出具《离职证明》，载明李凯俭于2016年8月22日任职人力资源部经理至2019年4月22日，此后任销售培训部南区销售培训经理，2019年6月14日下午卓高公司微信通知李凯俭离职，双方当天办理了交接手续并正式终止劳动关系。李凯俭因加班工资、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等事宜于2019年8月8日申请劳动仲裁，珠海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于2020年3月3日作出珠劳人仲案字〔2019〕2007号仲裁裁决，认定李凯俭月工资标准为12000元，卓高公司未按李凯俭签字确认的2019年5月考勤汇总报表所显示的数据足额支付加班工资，李凯俭属于个人申请离职，故裁决卓高公司支付李凯俭加班工资差额15448.28元，驳回李凯俭的其他申诉请求。卓高公司对仲裁裁决关于支付加班费的事项未申请中级法院撤销，也未履行；李凯俭对该裁决事项亦无异议，但认为其自2018年1月至2019年6月还有其他加班时长，平时上班时间的加班时间是没有体现在备注栏上的，员工自己有统计，但卓高公司从未确认，也不给发放工资，仲裁裁决遗漏计算。卓高公司认为，李凯俭所有的余假计算不仅是累计，且包含李凯俭所认为的加班时长，所有加班都是以调休为主，李凯俭在离职后推翻其签字文件认为该部分仅仅是假期时长无任何依据。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卓高公司应否支付李凯俭2018年1月至2019年6月期间加班工资101017.25元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九条之规定，李凯俭应对其主张的加班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李凯俭并未提供充分有效证据证实其加班时长得到双方确认或符合客观事实，依法应承担举证证明不能之不利后果。卓高公司提交的有李凯俭签字确认的2019年5月考勤汇总报表载明了李凯俭累积的剩余休假时长，李凯俭并无相反证据推翻双方之间的该结算行为，仲裁院据此核算卓高公司应支付李凯俭加班工资差额并无不当。李凯俭该项诉讼请求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鉴于双方对于仲裁裁决的加班费事项均不持异议，一审法院径行予以确认，即卓高公司应支付李凯俭在职期间加班工资差额15448.28元。二、关于卓高公司是否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应否支付赔偿金的问题。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李凯俭于2019年4月19日向卓高公司以个人原因申请离职，虽其主管领导表达了对李凯俭的挽留之意，也从2019年4月22日起将李凯俭的工作岗位从人力资源部经理调整为销售部南区销售培训经理，但是，李凯俭并无证据证明其向卓高公司撤回了申请离职的意思表示，卓高公司将李凯俭的工作岗位调整未超出李凯俭离职前工作交接的范畴，李凯俭也无证据证明双方就岗位调整达成一致意见即意味着李凯俭撤回离职申请，从李凯俭申请离职到卓高公司2019年6月14日通知李凯俭正式离职并未超出60天的合理期间，故一审法院认定本案属于李凯俭主动提出并经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关系的情形，卓高公司无须承担赔偿或补偿责任。李凯俭该项诉讼请求亦不成立，一审法院予以驳回。综上，鉴于双方对于仲裁裁决的加班工资差额项均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卓高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三日内支付李凯俭在职期间加班工资差额15448.28元；二、驳回李凯俭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二审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对一审审理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一审判决对证据的采信和事实的认定、卓高公司是否应当支付李凯俭2018年1月至2019年6月期间工作日加班工资101017.25元以及卓高公司是否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而需支付赔偿金问题。针对上述争议焦点，综合本案的事实和证据，结合双方的上诉请求和答辩意见，本院综合评判如下：一、关于一审判决的证据采信和事实认定问题。1.对于李凯俭提交的卓高公司组织架构图证据采信问题，李凯俭提交该证据的证明目的是证明其于2019年4月19日提出的离职申请卓高公司没有完成审批，但该证据采信与否并不影响一审判决对涉案劳动合同解除原因这一争议焦点的认定，故对李凯俭就该证据提出的上诉理由不予支持。2.对于李凯俭提交的《员工考勤管理制度》和卓高公司提交的《员工考勤管理制度》证据采信问题，双方当事人提交的上述证据均共六页，除了第二页中的3.2条规定不同，其他页数中的内容一致。而卓高公司提交的《员工考勤管理制度》中，第二页文件编号为“ZG-HRD-【2018】-002”，第一页、第三至六页的文件编号均为“ZG-HRD-02-2018-001”，后者与李凯俭提交的《员工考勤管理制度》编号一致，且卓高公司提交的《员工考勤管理制度》第二页文档行距小于其他页数文档，该证据形式上明显存在矛盾之处。卓高公司辩称其仅持有上述纸质版本，没有电子版本，不清楚为何有此矛盾之处，不符合常理，其作为用人单位需承担举证瑕疵的不利后果。比较双方提交的上述证据的证明力，应对李凯俭提交的《员工考勤管理制度》予以采信，即李凯俭在岗期间卓高公司没有规定加班申请制度，一审判决此节对证据的采信错误导致上述相关事实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3.对于卓高公司提交的公告，因卓高公司没有证据证实已经向李凯俭公示，而李凯俭主张其没见过，一审判决不予认定符合法律规定，一审判决在论述部分称“从李凯俭申请离职到卓高公司2019年6月14日通知李凯俭正式离职并未超出60天的合理期间”并非依据上述公告内容，而是依据李凯俭在仲裁阶段提交的劳动合同中的约定。虽然李凯俭二审中主张其在仲裁阶段提交的劳动合同不是双方此前签订的合同，但其在仲裁阶段将该合同作为证据提交已经构成自认，二审中又予以推翻本院不予采信。李凯俭认为一审判决依据上述公告作出裁判属于误解，对此提出的异议没有依据，不予支持。二、关于卓高公司是否应当支付李凯俭2018年1月至2019年6月期间加班工资101017.25元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九条规定，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应当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虽然李凯俭提交的《员工考勤管理制度》证实其在岗期间卓高公司没有规定加班申请制度，但是仅凭李凯俭提交的、未经卓高公司确认属于工作日加班的电子打卡记录、加班工时统计表，不足以证实其统计的工作日加班时长属于法律认可的加班事实。而卓高公司提交的2019年5月考勤汇总表有李凯俭签字，证明双方就李凯俭累积的剩余休假时长进行了结算，仲裁裁决书据此核算出的加班工资差额因双方均未提出异议，一审判决予以确认并无不当。故对于李凯俭上诉提出的2018年1月至2019年6月期间工作日加班工资101017.25元请求不予支持。三、关于卓高公司是否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继而支付赔偿金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劳动者解除合同，应当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上述法律规定了劳动者辞职权不受用人单位制约，无须征得用人单位同意，只需履行提前通知的义务，即享有解除劳动合同的权利。首先，李凯俭在劳动仲裁过程中提交的有其签名的《劳动合同》约定“乙方解除合同，应当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甲方（特殊岗位需提前2个月通知甲方）”，双方关于特殊岗位需提前2个月预告辞职的约定并未明显超过上述法定时限，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劳动者违背真实意思情况下签订，或者用人单位免除自己法定责任、排除劳动者权利等劳动合同无效或者部分无效的情形，且没有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李凯俭提出涉案劳动合同中关于劳动者须提前60日申请离职的内容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故而应认定为无效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且不影响涉案劳动合同解除方式是否合法的认定，故不予支持。其次，李凯俭以个人原因于2019年4月19日书面申请离职，卓高公司主管领导在微信中表达挽留之意以及公司对其工作岗位进行调整的事实并不当然代表李凯俭撤回了其书面离职申请，李凯俭此后并没有以与书面申请离职相当的形式撤回自己的离职申请，卓高公司于同年6月14日通知李凯俭正式离职属于对其主动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回应。即便卓高公司迟延答复李凯俭的离职申请，也不影响李凯俭提出解除劳动合同行为的法律效力，况且卓高公司的回应并未超过双方劳动合同约定的60日合理期间。在李凯俭没有正式撤回其离职申请的情形下，卓高公司同意该申请不属于违法解除。本案李凯俭主动提出解除劳动关系，卓高公司在合理期间表示接受，属劳动者主动提出预告解除劳动合同，卓高公司作为用人单位无需承担赔偿或者补偿责任。综上，李凯俭的上诉请求均理据不足，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李凯俭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郑伟民审判员  王 丹审判员  李 灵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六日书记员  陈思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