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5民终635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伟。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廖，上海天尚（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相城区元和布里奇洗衣护理坊，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经营者：娄联见。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发智，江苏容睿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黄钢川。原审被告：黄莹。上诉人王伟因与被上诉人相城区元和布里奇洗衣护理坊(以下简称布里奇洗衣坊)、原审被告黄钢川、黄莹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2019)苏0507民初56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伟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布里奇洗衣坊全部诉讼请求；诉讼费用由布里奇洗衣坊承担。事实和理由：1、吴玉军持有公章并不一定能代表公司，其未经授权，案涉合同对公司不发生效力。被上诉人应当尽到审查义务，应将款项打入公司账户、要求公司开具发票。被上诉人存在过错，不能将所有过错归责于公司股东。2、公司控制股东对公司过度支配与控制，操纵公司的决策过程，使公司完全失去独立性，沦为控制股东的工具或躯壳，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应当否认公司人格，由滥用控制权的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3、王伟没有恶意注销公司的意图，并非想逃避责任，而是在公司自身对外确实没有任何业务往来的情况下，合法注销。4、吴玉军是否是公司员工的问题，一审从公司名称相似、账户交易来认定，王伟不认可。5、2018年7月13日23000元租金布里奇洗衣坊有无实际交付，需要布里奇洗衣坊证明。布里奇洗衣坊二审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同意一审判决，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诉人公司在注销登记时并没有依法通知被上诉人，导致被上诉人的债权得不到救济。被上诉人依法要求三位股东承担清偿责任合理合法。在其他的相关联的案件当中都能印证上诉人在清算过程当中是没有通知到债权人，所以上诉人理应退还被上诉人的房屋租金以及押金和相应的违约金。黄钢川、黄莹二审未作答辩。布里奇洗衣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王伟、黄钢川、黄莹退还租金22329元（2018年11月1日至2019年10月19日期间，按1916元/月计算）、押金6000元、进场费12000元，并支付违约金3832元，合计44161元；2、诉讼费用由王伟、黄钢川、黄莹承担。经一审审理查明，布里奇洗衣坊向一审法院提交三份《房屋租赁合同》、三份收据。其中，三份合同均显示融会通贯贸易公司为甲方、出租方，娄联见为乙方、承租方，约定的租赁期分别为2016年10月1日至2017年10月20日、2017年10月20日至2018年10月19日、2018年10月20日至2019年10月19日；第一份合同中约定了租金35000元、押金6000元、进场费12000元，乙方须在进场前付清第一年的租金+押金+进场费，第二份合同约定租金28000元；第三份合同约定租金23000元。除上述租期及押金、进场费的约定不同外，三份《房屋租赁合同》的其他条款基本一致，均约定：“甲方同意将坐落在苏州市相城区元和镇水漾花城花苑14幢102号的房屋(以下称“该房屋”，面积：30㎡)出租给乙方使用。乙方己对该房屋作了充分的了解并实地看房，对房屋现状无异议，自愿承租，乙方向甲方承诺承租该房屋仅作为干洗店所用。2、租金每年支付一次，下一年起的租金须于该年度开始前，提前30天一次性支付。乙方应承担基于使用该房屋而发生的所有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水费、电费、电话费（注：该条为选项性条款，物业管理费及公共能耗费项目未打钩），租房押金作为对房租、滞纳金、附属设施设备及室内物品的担保，存放于甲方账户，于解除或终止合同时，经结算后无息退还。甲方在收到第一年的租金+押金+进场费后，在3日内将该房屋交付乙方使用。如出现：如因甲方原因造成本合同提前终止的，甲方须向乙方支付违约金；如甲方提前终止本合同，应按二个月租金标准向乙方支付违约金，房租按日计算并退回剩余租金”。双方还作了其他约定，两份合同落款的甲方处加盖了融会通贯贸易公司的公章，娄联见在乙方处签名，签订日期分别为2016年10月1日、2017年6月12日、2018年10月20日。收据显示娄联见于2017年6月12日现金交款28000元，收款事由处记载“水漾花城会所干洗店2017年房租”，娄联见于2018年7月13日现金交款23000元，收款事由处记载“干洗店2018年房租”，收据上均加盖了融会通贯贸易公司的公章。另有一份收据字迹极其模糊，无法辨别记载内容。另查，布里奇洗衣坊于2016年11月28日登记设立，为个体工商户，其营业执照上登记的经营场所为苏州市相城区元和水漾花城花苑14幢102号，经营者娄联见，组成形式个人经营。融会通贯贸易公司于2015年7月29日开业，股东为王伟、黄钢川、黄莹。该公司章程中约定该三人分别以货币方式认缴出资6万、6万、8万元，出资时间为2030年6月30日。该公司于2019年3月1日召开股东会会议，决定成立由王伟、黄钢川、黄莹为成员的清算组。其后，于2019年3月14日在《扬子晚报》中刊登了融会通贯贸易公司的注销公告。2019年5月6日，融会通贯贸易公司递交的清算报告显示公司库存资金、收回债权、偿还债务、剩余净资产等金额均为0。2019年5月24日，苏州市相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了融会通贯贸易公司的注销登记。融会通贯机电公司于2014年4月28日成立，法定代表人为王伟，股东为王伟、黄莹。2018年9月30日，该公司进行了法定代表人及股东的变更登记，变更后的法定代表人为房爱军，股东为房爱军、赵文文。2019年7月9日，该公司注销。一审法院于2019年3月13日受理刘元富、朱明康、刘洪叶分别与融会通贯贸易公司、吴玉军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上述案件承办人于2019年4月9日电话联系王伟，告知其本院受理多件起诉融会通贯贸易公司的房屋租赁案件，并要求其提供公司或其本人的联系地址以便送达。一审审理中，布里奇洗衣坊明确其在租赁案涉房屋期间是与吴玉军联系，认为吴玉军是融会通贯贸易公司员工。王伟述称，2016年4月14日融会通贯贸易公司办理“三证合一”时公章已经更换过了，更换为有编号的公章，上述合同中加盖的是旧的公章；其不清楚旧的公章是否需要回收及处理。黄超是融会通贯机电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但不是融会通贯贸易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吴玉军是融会通贯机电公司的员工，但不是融会通贯贸易公司的员工。融会通贯贸易公司未开展任何业务，不存在债权人或债务人，所以在清算过程中没有通知债权人。一审审理中，一审案件承办人于2020年3月31日电话联系吴玉军(138××××****)，向其询问是否代融会通贯贸易公司收取了娄联见或布里奇洗衣坊支付的进场费、押金，其表示如合同约定了押金、进场费，则会要求承租人按合同约定支付上述款项方可进场，其代公司收款后都会向付款人出具收据，收取进场费是因融会通贯贸易公司交付给承租人的房屋中有装修。以上事实，有双方举证的身份证复印件、工商内档查询资料、《房屋租赁合同》、收据、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以及当事人陈述等附卷作证。王伟为反驳布里奇洗衣坊的主张，另外举证：证据1、工商登记信息一份，证明2016年4月14日三证合一时融会通贯贸易公司公章已更换。证据2、清税证明一份，证明公司在2017年12月1日税务结清，当时就打算注销公司的，因故没有及时办理注销。证据3、2019年3月12日公章的备案证明一份，证明在接到法院通知后，查找公司资料时发现公司的公章不见了，所以我申请补刻了。证据4、融会通贯贸易公司的对公账户的流水明细一份，证明公司自开业过后全部明细情况，融会通贯贸易公司的对公账户从未收到任何房租。布里奇洗衣坊质证后认为，对王伟提交的上述证据真实性均予以认可，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布里奇洗衣坊是以现金形式将租金等款项交付给吴玉军，故在银行流水上无法体现；公章备案时间是2019年3月12日，在此之前融会通贯贸易公司可能存在其他合法公章，即本案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上的公章。一审审理中，一审法院调取了（2019）苏0507民初1780号案件中的相关证据：1、北京市均豪物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甲方）与融会通贯贸易公司（乙方）签订的《会所合作协议》拍照打印件1份，该协议显示：“甲方同意将水漾花城1-3期的会所由乙方经营使用，合作期自2015年10月30日至2018年10月30日”。证明融会通贯贸易公司自2018年10月30日已无转租涉案房屋的权利，本案《房屋租赁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其应承担违约责任。2、吴玉军名下尾号8493的中国银行卡网银截屏打印件一组、苏州银行流水明细一份，其中苏州银行流水明细显示吴玉军于2016年6月21日收到13万元后即分三次将13万元全数转给黄超，并均备注“水漾超市房租”。3、吴玉军个人参保情况证明、参保缴费明细查询打印件，显示吴玉军2014年7月至2018年11月期间的社保由融会通贯机电公司缴纳。布里奇洗衣坊质证后认为，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吴玉军确实系融会通贯贸易公司的员工，其代表融会通贯贸易公司收取租金后有无交给融会通贯贸易公司是该公司的内部管理问题。王伟质证后认为，对《会所合作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对该协议签订完全不知情，其上加盖的融会通贯贸易公司公章没有编号；流水中的转账系黄超、吴玉军的个人行为，与融会通贯贸易公司无关；对吴玉军的个人参保情况证明、参保缴费明细无异议，吴玉军是融会通贯贸易机电员工，不是融会通贯贸易公司员工。关于布里奇洗衣坊主体是否适格。一审法院认为，布里奇洗衣坊的经营者为娄联见，组成形式为个人经营；案涉三份《房屋租赁合同》虽由娄联见个人在承租方处签名，并未加盖布里奇洗衣坊公章，但合同约定了租赁用途为干洗店，且布里奇洗衣坊经营地址即位于本案所涉的租赁地，故娄联见主张其作为布里奇洗衣坊的经营者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符合常理，布里奇洗衣坊作为原告主体适格。关于案涉《房屋租赁合同》是否对原融会通贯贸易公司发生效力。一审法院认为，首先，虽然该份合同中加盖的融会通贯贸易公司的公章的确没有编码信息，表示该枚公章并未经过公安部门备案，但王伟确认系融会通贯贸易公司的旧公章，而使用未经备案的公章并不影响本案合同的生效。其次，布里奇洗衣坊确认合同中融会通贯贸易公司的公章系吴玉军加盖，王伟则主张吴玉军并非公司员工，无权代表公司签订该份合同。对此，一审法院认为，第一，根据吴玉军在关联案件中举证的个人参保情况证明及缴费记录，可以证明其与融会通贯机电公司之间应当存在劳动合同关系;王伟虽否认吴玉军系融会通贯贸易公司的员工，也否认黄超系实际控制人，但其认可黄超、吴玉军分别系融会通贯机电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员工。第二，根据王伟提供的融会通贯贸易公司账户流水，显示该账户中几乎所有的收入均直接转入黄超的个人账户。吴玉军的流水中亦多次反映在收款后将全部或大部分金额转账给黄超。第三，融会通贯贸易公司与融会通贯机电公司，无论是公司名称上还是原股东、法定代表人的组成上，均保持高度一致，基于以上情况本院均有理由相信该两公司系关联企业。王伟曾任两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辩称对水漾花城会所的合作经营及商铺出租事宜、旧公章的处置及使用等均毫不知情，不合常理，本院不予采信。因此，本院认定吴玉军系代表融会通贯贸易公司与布里奇洗衣坊订立《房屋租赁合同》。退一步说，即使王伟对于案涉商铺事宜的确不知情，吴玉军持有融会通贯贸易公司的公章，并在数年间负责案涉商铺的租赁事宜，布里奇洗衣坊有充分理由相信吴玉军已取得融会通贯贸易公司的授权。综上，无论基于以上何种情况，本案《房屋租赁合同》均对原融会通贯贸易公司生效。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照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关于布里奇洗衣坊主张解除《房屋租赁合同》及返还租金的请求，一审法院认为，根据现有证据，能够证明融会通贯贸易公司仅有权出租案涉商铺至2018年10月30日，但却于2018年10月20日与布里奇洗衣坊订立了期限至2019年9月19日的租赁合同，且收取了该年度全部租金23000元。布里奇洗衣坊主张该《房屋租赁合同》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合同于2019年10月30日解除，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认定。布里奇洗衣坊有权要求退还2018年11月1日至2019年9月19日房屋租金，经核算，退还租金金额应为22306.85元（23000元-23000元*11天/365天）。关于押金、进场费，布里奇洗衣坊提交的第一份收据字迹模糊无法辨认，自述于支付第一年租金同时以现金方式交付吴玉军，因吴玉军陈述融会通贯贸易公司向承租人交付房屋前要求支付合同约定的费用，故本院认定融会通贯贸易公司已实际收取了布里奇洗衣坊支付的押金6000元、进场费12000元。因双方明确约定合同解除或终止时返还押金，故押金6000元应予退还。布里奇洗衣坊陈述进场费系装修补贴，但其收到的房屋系毛坯房；吴玉军则陈述案涉房屋交付布里奇洗衣坊时已有装修所以收取了该笔款项。一审法院认为，第一份《房屋租赁合同》明确约定布里奇洗衣坊需支付进场费12000元，且载明布里奇洗衣坊对该房屋作充分了解并实地看房，故认定该款系布里奇洗衣坊自愿支付。案涉三份《房屋租赁合同》并未约定进场费的退还事宜，仅第一份合同约定了进场费收取事项，第一份合同约定的租期布里奇洗衣坊已正常使用租赁房屋，故布里奇洗衣坊要求退还进场费，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违约金，一审法院认为，《房屋租赁合同》因融会通贯贸易公司的原因导致提前终止，合同约定应支付两个月租金的违约金，布里奇洗衣坊的主要损失在于上述租金、押金合计28306.85元的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经核算，布里奇洗衣坊主张的违约金3832元并未明显高于其实际利息损失，故对布里奇洗衣坊主张的违约金予以支持。关于上述租金、押金、物业费及违约金责任的承担。一审法院认为，融会通贯贸易公司已于2019年5月24日注销。在该公司注销前，其股东王伟、黄钢川及黄莹作为公司清算组成员应当依法自成立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申请债权。然而，王伟表示其并未通知过任何债权人。并且，在本院相关案件传票等诉讼材料送达期间，在一审法院明确告知其公司涉诉的情况之下，王伟仍然注销融会通贯贸易公司。因此，一审法院认定王伟、黄钢川及黄莹作为清算组成员存在故意及重大过失，已对债权人布里奇洗衣坊造成损失，应当承担布里奇洗衣坊的上述租金、押金、物业费及违约金损失的赔偿责任。经本院合法传唤，黄钢川及黄莹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负对己不利的法律后果。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百八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布里奇洗衣坊与融会通贯贸易公司于2018年10月20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于2018年10月30日解除。二、王伟、黄钢川及黄莹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布里奇洗衣坊房屋租金22306.85元、押金6000元并支付违约金3832元。案件受理费收取为904元，由布里奇洗衣坊负担246元，王伟、黄钢川及黄莹共同负担658元二审中，布里奇洗衣坊补充陈述：一审法院调取了（2019）苏0507民初1780号案件中的北京市均豪物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作为甲方与融会通贯贸易公司作为乙方签订了会所合作协议，拍照打印件当中，该协议显示甲方同一家，水漾花城1-37的会所由乙方经营行使，合作期至2015年10月30日至2018年的10月31，即在2018年10月31日之后，在没有续签其他协议的情况下，融会通贯贸易公司是无转租涉案房屋的权利，也能说明融会通贯贸易公司在明知没有涉案房屋转租权利的情况下，仍然收取被上诉人房租，理应返还的事实。2018年11月1日之后布里奇洗衣坊与江苏苏南万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并支付了租金。提交租赁合同一份及租金发票一份。上诉人王伟质证意见为：真实性没有异议。根据这份合同上诉人也注意到娄联见在上面加盖的公章是有编号的，其是有这个意识的。案涉合同当中履行的所有租赁合同，吴玉军持有的公章均是旧公章，没有编号。上诉人认为娄联见是与吴玉军建立的合同关系。二审查明事实与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相一致。本院认为，关于王伟提出受融会通贯贸易公司实际控制人黄超的授意，与承租户签订合同、收取租金，不能代表融会通贯贸易公司的主张。吴玉军与融会通贯机电公司存在劳动合同关系，虽王伟否认吴玉军系融会通贯贸易公司的员工，但对于吴玉军系融会通贯机电公司的员工没有异议，并且认可黄超系融会通贯机电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根据王伟提供的融会通贯贸易公司的流水，该公司账户上绝大部分的收入均直接转给黄超，吴玉军也多次在收款后将全部或部分金额分几次转账给黄超，结合融会通贯机电公司与融会通贯贸易公司在公司名称、原股东、法定代表人组成上均高度一致的情况，本院有理由相信融会通贯机电公司、融会通贯贸易公司系关联公司。吴玉军持有融会通贯贸易公司的公章，数年间一直负责商铺的租赁事宜，融会通贯贸易公司未提出过异议，布里奇洗衣坊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吴玉军已经取得了融会通贯贸易公司的授权。因此，可以认定吴玉军系代表融会通贯贸易公司与布里奇洗衣坊订立的《房屋租赁合同》，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最后一份《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的租赁期限2018年10月20日至2019年10月19日止，布里奇洗衣坊提供了收据证明已支付租金23000元。因融会通贯贸易公司自2018年10月30日已经无转租案涉房屋的权利，布里奇洗衣坊主张退还预付的租金及押金应予支持。关于王伟、黄钢川、黄莹的责任，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清算组应当自成立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六十日内在报纸上公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一条规定，“清算组未按照前款规定履行通知和公告义务，导致债权人未及时申报债权而未获清偿，债权人主张清算组成员对因此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本案中，王伟、黄钢川、黄莹作为公司清算组成员，没有按照公司法规定履行通知债权人义务，对于债权人布里奇洗衣坊的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王伟上诉主张其没有恶意注销公司，对此本院认为，王伟已知晓公司涉诉的情况下仍然注销公司，其存在着故意和重大过失，一审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王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04元，由上诉人王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沈维佳审判员  曾雪蓉审判员  卞干国二〇二〇年九月一日书记员  徐馨岚法律文书履行提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具有国家权威性和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应当依法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否则人民法院将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将面临以下执行风险：一、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名下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执行措施，并有权对被执行人及其住所、经营场所进行搜查。二、被执行人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执行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三、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四、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虚假报告财产的，人民法院有权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及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五、被执行人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执行人员执行公务或者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六、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座以上舱位；（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非经营必须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九）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七、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或者通过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抗拒执行，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法院公告栏、电子显示屏、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向社会公布，并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向征信机构通报，由征信机构在其征信系统中记录。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和相关部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上级单位、主管部门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八、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或者与他人串通，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虚假和解等方式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