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5民初13317号原告：刘飞，男，1980年9月1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崇文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永新，北京市京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市东元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昆泰国际大厦写字楼**1605-1607。负责人：邓群，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秀生，北京市东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亮，北京市东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飞与被告北京市东元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东元律所）诉讼代理合同纠纷一案，本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刘飞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永新、东元律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亮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飞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确认刘飞与东元律所于2013年9月3日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于2020年1月21日解除；2.东元律所赔偿一中院阶段诉讼费损失48151.5元；3.东元律所退还一审阶段律师费133333元；4.东元律所退还过节费2万元；5.东元律所退还二审、执行两个阶段律师费266666元；6.要求东元律所退还刘飞支付的调查取证费用24108元；7.要求东元律所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刘飞自2010年起从事龙鱼销售经验，2011年10月21日，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核准，授权刘飞为“超神龙”商标专用权人。2012年12月，刘飞发现文某某在本市海淀区金源财富花卉市场地下二层“和兴龙鱼”摊位使用我“超神龙”商标进行龙鱼销售，故准备维权。2013年8月，经东元律所律师杨亮介绍，刘飞认识了该所律师韩某某，在听完刘飞关于文某某侵权的情况介绍后，韩律师将侵权赔偿额确定为1200万元，并据此确定律师费为50万元。2013年9月3日，刘飞与东元律所签订《委托代理协议》，协议约定，刘飞与文某某侵害商标权纠纷一审、二审、执行聘请东元律所提供法律服务，协议签订3日内，应先支付基础律师费20万元，一审开庭时支付基础律师费20万元，一审胜诉后支付基础律师费10万元，共计50万元。协议签订后，刘飞依约分别在2013年9月30日、2013年12月10日将40万元律师费交付给东元律所。2013年12月12日，韩律师以文某某为被告诉至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中院），请求文某某赔偿侵权损失1200万元，但法院查明“和兴龙鱼”的经营者系潘某，并非文某某，在法院建议下，刘飞撤回起诉，并损失案件受理费48151.5元。在此期间，韩律师称需要给海淀法院有关领导过节费5万元以便胜诉，刘飞因此支付了5万元。2014年6月23日，东元律所代刘飞第一次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海淀法院）起诉，但侵权赔偿额却减为70万元，期间，文某某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以下简称商评委）申请确认刘飞的“超神龙”商标无效，商评委于2014年8月11日受理，海淀法院因此于2014年10月8日裁定中止诉讼，该案于2014年12月4日撤诉；2015年1月13日，东元律所代刘飞第二次向海淀法院起诉，商评委于2015年8月17日裁定“超神龙”商标无效，2016年9月23日东元律所再次撤诉；2016年9月23日，东元律所代刘飞第三次向海淀法院起诉，同时刘飞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以下简称知产法院）提起对商评委的行政诉讼，但经知产法院一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高院）二审，于2018年5月30日驳回刘飞的诉讼请求。2018年8月16日东元律所将诉求的侵权数额减为1万元，后于2018年8月20日第三次撤诉。上述过程充分体现东元律所缺乏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在代理过程中未尽心尽责，侵害了刘飞的合法权益。现“超神龙”商标已被确认无效，诉讼的权利基础已丧失，没有必要再继续诉讼。故刘飞要求确认在本案起诉状送达之日解除合同，并要求东元律所退还已收取的费用。刘飞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予以证明：1.“超神龙”商标注册证；2.《委托代理协议》；3.40万元的律师费发票；4.东元律所主体资格证明及承办律师韩某某的律师执业证；5.一中院（2014）一中民初字第2940号案件卷宗材料、过节费支付凭证；6.海淀法院（2014）海民（知）初字第19942号案件卷宗材料；7.海淀法院（2015）海民（知）初字第06113号案件相关材料；8.（2016）京0108民初字34572号案件相关材料；9.（2013）京中信内民证字32999号《公证书》及24张照片；10.刘飞与韩某某的通话录音；11.刘飞与韩某某的通话录音；12.北京高院（2018）京行终2515号行政判决书；13.两笔律师费转账凭证；14.东元律所调查取证发票24张。东元律所答辩称，不同意刘飞的诉讼请求。东元律所与刘飞签订的代理协议确定律师费50万元不是根据起诉金额确定的，而是根据案件复杂程度和律师的工作量确定的。合同签订后，刘飞依约支付了40万元律师费和5万元工作费用。文某某是刘飞的竞争对象，起诉文某某是刘飞打击侵权的既定目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案件有关管辖和法律适用范围问题的解释》规定1000万以上的商标权纠纷由一中院管辖，因首次起诉要求赔偿的损失为1200万元，东元律所代刘飞向一中院对文某某提起诉讼。审理过程中，经一中院查实“和兴龙鱼”是个体户潘某所有的个体工商户，由于被告主体错误，在一中院建议下撤诉。为了控制诉讼成本，刘飞采用先确定侵权的策略继续诉讼，因此将诉讼请求降低至70万元，并向海淀法院起诉潘某.文某某作为法定代表人的北京xx**花卉市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x公司）。由于文某某在2014年10月8日开庭时提出已向商评委对“超神龙”商标的效力提出异议，海淀法院中止审理。中止审理期间，应法院年度结案需要，东元律所代表刘飞两次撤诉。为应对商评委对“超神龙”商标效力的审查，东元律所做了大量准备工作，但刘飞却委托第三方机构代理，后，“超神龙”商标被宣告无效。其后，基于怜悯，东元律所免费代理了刘飞起诉商评委的行政诉讼，但由于商评委评议阶段第三方机构提交证据不足，刘飞提起的行政诉讼一二审均败诉。2018年5月，因刘飞不能证明其合法持有“超神龙”商标，东元律所再次代表刘飞撤诉。综上，刘飞起诉商标侵权纠纷多次撤诉的原因是刘飞的“超神龙”商标效力有争议，且最终被确定无效，东元律所已依约履行了代理义务，双方亦就办案费用进行了结算，《委托代理协议》已终止，如果刘飞仍要求继续诉讼，东元律所可以继续代理。刘飞如果一定要解除合同，那也是行使单方解除权，属于刘飞违约，东元律所不应退费。东元律所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予以证明：1.《委托代理协议》；2.刘飞诉文某某商标侵权纠纷证据材料；3.申请法院调查取证申请书；4.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5.商标无效宣告申请书；6.（2016）京0108民初34572号民事裁定书；7.注册商标无效宣告答辩书与证据目录；8.《委托代理协议》；9.工作费用结算情况说明及银行流水。经本院庭审质证，刘飞对东元律所提供的证据2真实性不认可，对东元律所提供的其他证据真实性认可，东元律所表示证据2原件在刘飞处，故无法提供以供核对；东元律所对刘飞提供的全部证据真实性认可，故本院对刘飞提交的全部证据，东元律所提交的证据1、3-9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根据当事人陈述和上述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1年10月21日，刘飞获得商标“超神龙”的商标注册证。“超神龙”商标的使用商品种类为“活鱼、活动物、展出动物、甲壳动物、活家禽、虾（活的）”，注册有效期限为2011年10月21日至2021年10月20日。2013年9月3日，刘飞作为甲方与乙方东元律所签订《委托代理协议》，约定甲方因与文某某侵害商标权纠纷一审、二审、执行一案，聘请乙方律师作为诉讼代理人提供法律服务。乙方接受甲方委托并指派韩某某律师具体负责代理甲方委托事项。委托权限包括：代为承认、变更或者放弃诉讼请求；进行和解、参与庭审；代为签署、接受法律文书。委托期限：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乙方完成委托事项之日止。乙方律师应当充分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尽心尽责地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完成本协议约定的被委托事项，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甲方应在本协议签署之3日内向乙方支付基础律师费20万元，一审开庭时向乙方支付基础律师费20万元，一审胜诉后向乙方支付基础律师费10万元，共计50万元。胜诉或达成称和解后，剩余的代理费依据判决书（调解书）确定的金额，或者实物涉及金额的40%计提。乙方律师办理甲方委托事项所发生的下列工作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应由甲方承担：1、相关行政、司法、鉴定、评估、公证等部门收取的费用；2、外地发生的差旅费、食宿费、复印费、长途通讯费、邮寄费等；3、征得甲方同意后支出的其它费用。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甲方有权解除协议：……（2）—因乙方律师工作延误、失职导致甲方蒙受损失的……协议签订后，刘飞依约将两笔20万元，共计40万元的律师费支付给东元律所，东元律所分别于2013年9月30日、2013年12月10日向刘飞开具面额为20万元的发票。此外，刘飞、东元律所均认可刘飞给东元律所报销了调查取证费用24108元。2014年3月3日，东元律所韩某某律师代表刘飞向一中院起诉文某某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案号为2014年一中民初字第2940号。刘飞称文某某在北京市海淀区xx时代购物中心（以下简称xx中心）东侧的“金源高尔夫金源花卉”地下二层“和兴龙鱼”摊位以“超神龙”总代理的名义刊登广告销售龙鱼，并在《龙鱼志》杂志、“虎跃龙潭”网站等网站和刊物上刊登广告销售龙鱼，侵害了“超神龙”商标所有权人刘飞的利益，故诉至法院要求：1.文某某立即停止使用“超神龙商标”；2.文某某在《龙鱼志》、“虎跃龙潭”等杂志、网站刊登道歉声明；3.文某某赔偿刘飞经营损失1200万元；4.文某某赔偿刘飞律师费、公证费、调查取证费417238元；5.诉讼费用文某某承担。为此，刘飞支付一审案件受理费96303元。文某某答辩称，根据刘飞的起诉状和证据，无论是商铺名、网站信息发布主体、杂志广告发布主体均为商铺“和兴龙鱼”，文某某仅是商铺“和兴龙鱼”从业人员，并非实际经营人，商铺“和兴龙鱼”系潘某注册的个体工商户。一中院于2014年4月5日开庭，庭审中，合议庭表示不准许刘飞追加潘某及xxxx花卉市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x公司）为被告的申请，刘飞可以另行起诉。庭审中，刘飞认可网站信息的发布者是“和兴龙鱼”，刘飞认为“和兴龙鱼”是文某某创设的商铺字号，但仅提供了宣传资料上载有“文先生”字样和文某某电话等证据。文某某则提供了注册地址在xx中心花卉交易市场A-01号商铺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为证，载明经营者叫潘某。2014年4月30日10:16，刘飞向东元律所转账5万元。刘飞主张这是韩某某律师向刘飞索要的用于打点法院关系的“过节费”，东元律所不认可，称这是办案费用。为证明该5万元性质为“过节费”，刘飞提交了2014年4月29日刘飞与东元律所律师韩某某的通话录音为证。通话录音显示，韩某某告知刘飞找了一个朋友有法院的关系，可以疏通再给刘飞一段举证期补充证据，否则可能就要裁驳或撤诉，但“……她的意思是过节了先给他们拿过去他们几个一分，然后过节前给人家，让他们过节后争取给咱们一个月的调查举证期。这样门一开，然后经常沟通，顺着咱们思路往下走，这事基本就行了……可以事后感谢……但她意思过节了，让人一看办事行……”。双方并无“五万元”的明确表述。刘飞与东元律所均认可，因一中院合议庭认为该案被告主体不适格，刘飞经与东元律所讨论，于2014年5月5日撤回对文某某的起诉。2014年7月10日，一中院依法向刘飞退回一半案件受理费48151.5元。2014年7月1日，东元律所的律师韩某某、杨亮代表刘飞向海淀法院起诉被告1文某某、被告2潘某、被告3xx公司、被告4xxx通天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通公司）、被告5程某某、被告6xxx林广告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林公司）、被告7郑州市金水区xxxx器材经营部（以下简称xx经营部）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案号为2014年海民（知）初字第19942号。刘飞称被告1于2005年创办“和兴龙鱼”，至今未做工商登记，期间以加盟店经营模式经营，已发展42家加盟店，2011年开始，“和兴龙鱼”未经刘飞许可使用“超神龙”销售龙鱼，侵害了刘飞商标权。被告2于2009年在金源花卉交易市场A-01号注册个体工商户，自2012年至今，在该商铺与被告1合作经营龙鱼，销售侵犯“超神龙”商标的龙鱼，每年销量约为150条至1200条之间。被告3系被告1在2006年独资设立的公司，负责对xx中心东侧地下二层花卉市场的出租管理，为被告1、被告2共同侵犯“超神龙”商标权提供便利条件。被告4是《龙鱼志》杂志出版商，网站“龙鱼之巅”开发运营商；被告5是网站“龙鱼之巅”工信部备案方；被告6是《水族生活》杂志出版商；被告7是网站“虎跃龙潭”开发运营商；被告4-7故意为被告1、2、3共同侵犯“超神龙”商标提供便利条件，侵犯了“超神龙”商标。故要求：1.被告1、2、3停止侵害刘飞商标专用权；2.判决被告1、2、3在《龙鱼志》、《水族生活》杂志，“虎跃龙潭”、“龙鱼之巅”网站就其侵害刘飞商标专用权事宜刊登道歉声明；3.判决被告1、2、3连带赔偿刘飞损失暂定70万元;4.被告1、2、3连带赔偿刘飞为直至侵权行为支付的合理开支424108元；5.被告4、5、6、7停止侵害刘飞商标专用权的行为；6.判决被告4、5在《龙鱼志》杂志、“龙鱼之巅”网站，被告6在《水族生活》杂志，被告7在“虎跃龙潭”网站就其侵害刘飞商标专营权事宜刊登道歉声明；7.判决被告4、5、6、7在责任范围内连带赔偿刘飞诉求3、4要求的损失；8.本案诉讼费用由全部被告承担。刘飞在起诉状上签字。2014年8月6日，文某某针对“超神龙”商标向商评委提出无效宣告请求，主要理由是“超神龙（SUPERARESRED）”品牌是印度尼西亚YUKI渔场的红龙鱼品牌。文某某自2006年开始取得YUKI渔场的授权，在中国地区对“超神龙（SUPERARESRED）”红龙鱼宣传、销售。刘飞的“超神龙”商标是对文某某在先使用并具有一定影响的“超神龙（SUPERARESRED）”商标的恶意抢注。2014年10月8日，因文某某对“超神龙”商标效力提出异议，并向神评委提出申请宣告无效，海淀法院中止了2014年海民（知）初字第19942号侵害商标权纠纷案的审理。2014年12月4日，东元律所代表刘飞向海淀法院撤回了2014年海民（知）初字第19942号案件的起诉，东元律所的杨亮律师在撤诉申请书和撤诉谈话笔录上签字。东元律所表示本次撤诉是因为文某某向商评委提出“超神龙”商标权无效的申请后，本案需要中止，为了配合法院年终结案才先撤诉。本次诉讼刘飞最终承担案件受理费50元。2015年1月14日，东元律所再次代表刘飞向海淀法院起诉被告1文某某、被告2潘某、被告3xx公司、被告4x通公司、被告5程某某、被告6x林公司、被告7龙缘经营部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案号为2015年海民（知）初字第06113号，诉讼请求和事实于理由与2014年海民（知）初字第19942号案件一致。刘飞在起诉状上签字。2015年8月17日，商评委作出商评字[2015]第55646号裁定书，认定刘飞的“超神龙”商标属于“以不正当手段抢先注册他人已经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故裁定对刘飞的“超神龙”商标予以无效宣告。刘飞不服商评委的裁定，于法定期限内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出行政诉讼。北京市知识产权法院（以下简称知产法院）于2015年10月10日立案，案号为（2015）京知行初字第5329号。2015年11月26日，刘飞作为甲方与乙方东元律所签订《委托代理协议》，约定甲方因与商评委、文某某商标行政纠纷一审、二审，聘请乙方律师为委托代理人，乙方指派韩某某、杨亮律师具体负责代理。本案试行风险代理，若知产法院撤销商评委关于宣告“超神龙”商标无效的裁定书，判决生效后3日内甲方应支付乙方5万元律师费；若知产法院依法维持商评委的裁定，则甲方无需付费。2016年9月22日，刘飞向海淀法院申请撤回2015年海民（知）初字第06113号案件的起诉，理由为“刘飞需要对相关事实予以查证核实，为避免严重影响诉讼进程，故申请撤诉”。刘飞和东元律所律师杨亮在撤诉申请书上签字，杨亮在撤诉谈话笔录上签字。东元律所解释称本次撤诉也是因为案件中止时间较长，为了配合海淀法院结案的要求。2016年9月23日，东元律所第三次代表刘飞向海淀法院起诉被告1文某某、被告2潘某、被告3xx公司、被告4x通公司、被告5程某某、被告6x林公司、被告7龙缘经营部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案号为（2016）京0108民初34572号，诉讼请求和事实于理由与2014年海民（知）初字第19942号案件一致，起诉状落款处有刘飞签字，落款日期为2015年1月19日，立案庭手写备注实际收到起诉状日期为2016年9月23日。因刘飞在知产法院就商评委对“超神龙”宣告无效的裁定提起的行政诉讼（2015）京知行初字第5329号案件正在审理中，故海淀法院裁定中止（2016）京0108民初34572号案件审理。经审理，知产法院于2017年11月27日作出（2015）京知行初字第5329号判决，认为商评委认定刘飞的“超神龙”商标无效的结论正确，驳回了刘飞行政诉讼的全部诉讼请求。刘飞不服，向北京高院提起上诉。北京高院经审理，于2018年5月30日作出（2018）京行终2515号行政判决书，维持了原判。2018年1月25日，刘飞签署了《关于刘飞诉文某某商标侵权纠纷中工作费用结算情况说明》（以下简称《情况说明》）和《收条》，上述说明载明，刘飞与文某某商标侵权纠纷案中，因可能发生司法、鉴定、评估、公证等部门收取的费用，以及资料复印、通讯、邮寄费用，刘飞以预付方式给承办律师5万元。经结算，上述费用共计2万元，韩某某律师退还3万元。刘飞、东元律所均认可上述5万元系指2014年4月30日10:16，刘飞向东元律所转账5万元，但刘飞坚持认为该5万元实际用途系东元律所索要用于贿赂法院的过节费。2018年8月16日，刘飞就（2016）京0108民初34572号侵害商标权纠纷向海淀法院提交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将诉求3变更为“判决被告1、2、3连带赔偿原告损失1万元”，刘飞在落款处签字。2018年8月16日，刘飞提交撤诉申请书，称由于“客观情况发生变化，为避免严重影响诉讼进程”，故撤回起诉。刘飞在落款处签字。刘飞和东元律所律师杨亮在撤诉谈话笔录中签字。另查，本案起诉材料于2020年1月21日送达东元律所。上述事实，有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本院依职权调取的卷宗.文书及庭审笔录等在案佐证。本院认为，刘飞与东元律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履行各自义务。关于诉求1解除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本案中，《委托代理协议》约定合同期限于东元律所完成委托事项之日止。现由于刘飞的“超神龙”商标已被商评委、知产法院、北京高院认定为无效商标，诉文某某侵害商标权纠纷的请求权基础已丧失，故故刘飞要求确认2013年9月3日双方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于2020年1月21日起诉状送达之日解除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确认。关于诉求2要求赔偿一审案件受理费损失48151.5元。2014年一中民初字第2940号案件中，刘飞与东元律所均认可系由于一中院合议庭认为该案被告主体不适格，承办法官劝刘飞撤诉，刘飞告知东元律所办理撤诉。刘飞表示其撤诉前询问过东元律所意见，东元律所也建议其撤诉，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东元律所不认可其曾建议刘飞撤诉，且其在一中院庭审前申请追加被告，后续在代表海淀法院的三次诉讼中增加被告的的行为亦可以证明其对于文某某系侵犯商标权纠纷的被告进行调整。本院认为，综合本案证据及双方当事人陈述，2014年一中民初字第2940号案件中被告主体资格虽然存在争议，但一中院未出具裁判文书对于主体错误一事最终判定，刘飞系自愿撤诉，应对案件受理费损失承担主要责任。从双方陈述及后续案件起诉情况看，东元律所在确定该案被告的过程中确实存在一定的过失，但并无证据证明其存在重大过错，且由于刘飞的“超神龙”商标最终被确定无效，即便该案被告主体适当亦不能胜诉，故东元律所对于该案案件受理费损失可承担次要责任，本院将根据双方过错程度对东元律所承担的损失金额予以酌定。关于诉求3、5要求退还一审、二审、执行阶段律师费。《委托代理协议》约定刘飞应在协议签署之3日内向乙方支付基础律师费20万元，一审开庭时支付基础律师费20万元，一审胜诉后支付基础律师费10万元，共计50万元。胜诉或达成称和解后，剩余的代理费依据判决书（调解书）确定的金额，或者实物涉及金额的40%计提。上述约定并未区分一审、二审、执行阶段的律师费金额，故刘飞在诉求3、5中关于不同阶段的律师费划分没有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协议签署之3日内应付基础律师费20万元，该笔费用系协议签订后即应给付，与案件结果无关。现刘飞最终无法胜诉的原因系由于其“超神龙”商标被宣告无效，并非东元律所的过错，故其要求退还该20万元律师费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一审开庭时应付基础律师费20万元，本院认为，根据合同约定，该费用也是基础律师费，与案件最终胜诉与否无关。东元律所履行合同的过程中曾四次起诉，第一次诉讼过程中就已开庭，付款条件已成就。该案后来撤诉系刘飞的自愿行为，且刘飞并未因此解除《委托代理协议》，也未因此丧失诉权，东元律所后续仍继续代理刘飞提起三次诉讼。第二、三、四次诉讼虽然均因撤诉结案，但最终撤诉原因系由于“超神龙”商标被宣告无效，继续开庭并无意义，还可能导致刘飞更多的案件受理费损失，并非不具备开庭、裁判的条件，故刘飞要求退还该笔20万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关于诉求4要求退还过节费2万。刘飞、东元律所均认可2018年1月25日刘飞签署的《情况说明》和《收条》中所指的5万元即本案中刘飞主张的过节费5万元。《情况说明》已明确5万元的性质系办案费用，且明确经结算，实际发生的费用共计2万元，应退还且已退还3万元。刘飞虽然主张该5万元系“过节费”，但其提供的录音中并未明确出现过“5万元过节费”的表述，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刘飞的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诉求6调查取证费24108元。根据《委托代理协议》的约定，东元律所律师办理委托事项所发生的下列工作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应由刘飞承担：1、相关行政、司法、鉴定、评估、公证等部门收取的费用；2、外地发生的差旅费、食宿费、复印费、长途通讯费、邮寄费等；3、征得刘飞同意后支出的其它费用。现刘飞、东元律所均确认上述调查取证费属于上述约定应由刘飞承担的办案费用类型，刘飞要求退费无合同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第四百一十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刘飞与被告北京市东元律师事务所于2013年9月3日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于2020年1月21日解除；二、被告北京市东元律师事务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原告刘飞案件受理费损失2万元；三、驳回原告刘飞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023元，由原告刘飞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鲁雅清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赵伟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