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959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郑某清，女，1958年7月18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上诉人（原审原告）：郑某玲，女，1958年7月18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上诉人（原审原告）：郑某霞，女，1962年3月29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上诉人（原审原告）：郑某带，女，1965年9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布尾村16。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梅芬，广东联建律师事务所律师。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远彬，广东联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郑某光，男，1956年2月28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委托诉讼代理人：霍秀芳，广东深宏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郑某阳，男，1998年6月19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郑某东，男，1999年6月13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靳自本，广东时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郑某红，女，1970年7月28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郑某梅，女，1972年12月16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郑某思，女，1978年6月2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原审第三人：郑某芳，女，1971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八卦四路翠馨居2-B810。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文，广东时文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郑某清、郑某玲、郑某霞、郑某带（以下简称郑某清等四人）、郑某光与被上诉人郑某阳、郑某东、郑某红、郑某梅、郑某思（以下简称郑某阳等五人）、原审第三人郑某芳继承纠纷一案，双方均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6）粤0304民初246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郑某清等四人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改判：1.郑某清等四人分别继承82号房产楼梯右侧1-9层05-08号房产【具体房号：105-108、205-208（阁楼）、305-308、405-408、505-508、605-608、705-708、805-808、905-908（复式）】六分之一份额的使用管理权，并对上述房产进行实物分割；2.改判郑某清等四人获得自起诉之日至实际取得继承房产之日的房租的六分之一份额；3.郑某光、郑某芳向郑某清等四人按各自继承份额交还房产；4.郑某光、郑某芳承担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未将82号房产楼梯右侧第1-9层05-06房间认定为张某娇的遗产明显认定事实错误。1.该房产系张某娇与郑某带作为家庭成员向政府部门申报核准兴建的房产改扩建而成的。张某娇系XX村村民，1984年期间，张某娇向政府部门申请建房，当时其子女除郑某带外，郑某富和郑某光及其他三个女儿即郑某玲、郑某清、郑某霞均移居香港，故张某娇在申请建房时家庭成员仅有郑某带，并无郑某富等其他子女。政府部门准许张某娇兴建一幢二层半的房屋，并核发了建筑许可证，后来加建成一幢4层的楼房，1999年间拆除了该4层楼房，兴建了一幢9层楼的房产（其中第9层为复式）。由此可见，82号右侧第1-9层05-08号房产是张某娇与郑某带作为家庭成员核准兴建的二层半的房屋改扩建而成的，与郑某富及郑某芳无关。2.政府部门历史遗留问题确权申报登记的权益人为张某娇。张某娇于2009年12月1日向XX街道办申报了82号房产右侧第1-9层05-08号房产的相关情况，XXX股份公司、XX社区工作站和XX街道办事处经核查公示后确认该房产属于张某娇所有。3.张某娇生前仅是将82号房产楼梯右侧第1-9层05-08号房产交由郑某富和郑某光打理，并非将房产赠与给郑某富和郑某光所有。2009年12月1日，张某娇向政府部门申报了82号房楼梯右侧第1-9层房产无异议后，考虑到自己已经80多岁，无法亲自打理房产，为此交待两个儿子即郑某富和郑某光负责打理，并且提出每人每月上交2000元给张某娇做伙食费，郑某光每个月还要负责给比较困难的妹妹即郑某霞3000元生活补贴的条件。张某娇还交待剩余租金收入在还清该房产所欠下的工程费后，其余部分除去郑某富和郑某光兄弟俩的日常开支外，剩余部分待日后与房产一并分配处理。但是郑某富却在母亲张某娇和郑某光不知情的情况下单方把水、电和税改写在其名下。张某娇只是将房产暂时交由郑某富和郑某光打理，并不是将房产赠与给郑某富和郑某光，张某娇对租金的处分是有决定权的。4.郑某光亦确认82号房楼梯右侧第1-9层05-08号房产是张某娇的遗产，并同意依法分割。郑某光作为张某娇的儿子和郑某富的兄弟，对该房产的来源一清二楚，其本人在庭审中亦确认该房产是张某娇的遗产，并同意依法分割。虽然郑某光与郑某清等四人同父同母，与郑某富异父同母，但他们在遗产分配上的利益冲突是同样的，因此郑某光在庭审中的陈述和确认的上述事实应予采信。5.郑某芳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张某娇已将82号房楼梯右侧第1-8层05-06房分配给郑某富。郑某芳提交的XXX股份公司、XX社区工作站盖章的2份申请书和证明仅是用于办理纳税、交水电费手续，并不能证明诉争房屋权属情况。开庭后，郑某带等四人得知XXX股份公司、XX社区工作站盖章的申请书、证明后，向XXX股份公司、XX社区工作站了解情况，上述两个单位的领导均答复，申请书和证明系应郑某富的申请，协助他办理纳税、交水电费手续而开具的，股份公司、工作站无权也不会干预房屋权属问题。郑某芳提交的申请书及证明是郑某富本人向XXX股份公司、工作站提出的申请，但申请书及证明是郑某富的单方申请，并没有张某娇、郑某光和当时共同申请建房的家庭成员郑某带的意见。也就是说，该三份证据根本不能证明张某娇同意将房产赠与给郑某富，也不能说明当时共同申请建房的家庭成员郑某带同意赠与及郑某光认同郑某富所主张的房产赠与给他们两兄弟的意见。综上，本案诉争的遗产为不动产，根据《不动产登记条例》第3条关于“不动产首次登记、变更登记、转移登记、注销登记、更正登记、异议登记、预告登记等，适用本条例”和第四条关于“国家实行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的规定，不动产产权应以政府部门的登记为准。截至今天，82号房楼梯右侧第1-9层05-08号房产仍然登记在张某娇名下，并未办理过任何变更登记手续。根据《合同法》第185条关于“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和第187条关于“赠与的财产依法需要办理登记等手续的，应当办理有关手续”的规定，房产赠与要有赠与合同，且必须办理变更登记手续。而郑某芳并不能拿出张某娇同意将82号房楼梯右侧第1-8层05-06房赠与给郑某富的赠与合同，也未办理上述房产的变更登记手续。一审法院推定张某娇已将82号第1-8层05-06房间分配给郑某富、该部分房产属于郑某富的遗产明显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法院错误认定82号房楼梯右侧第1-9层05-08号房产的房间数量和实际管理人情况。1.郑某光和郑某芳在一审庭审中均确认，82号房楼梯右侧第1-8层05-08房每层有4个房间，共计32个房间，第9层是复式套房，共有6个房间，即1-9层05-08号房产共有38个房间。但一审法院仅认定82号房楼梯右侧第1-9层05-08号房产共计32个房间，明显与事实不符。2.82号房楼梯右侧房产第9层只有一套复式套房，面积约160平方米，多年来一直由郑某芳管理使用，一审法院却认定该复式套房由郑某光管理，明显错误。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存在如下错误。1.一审法院在举证责任分配上存在错误，并据此推定张某娇已将82号房第1-8层05-06房间分配给郑某富，属适用法律错误。郑某芳及郑某阳、郑某东主张82号房楼梯右侧第1-8层05-06号房间已分给郑某富所有，即张某娇赠与给郑某富所有。郑某清等四人已完成了上述房产没有赠与给郑某富的举证责任，郑某芳及郑某阳、郑某东应对张某娇将上述房产赠与给郑某富所有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即举证证明张某娇同意将上述房产赠与给郑某富所有的赠与合同或是赠与确认书等书面证据，但一审法院却认为郑某清等四人及郑某光未提交相反证据推翻郑某芳提交的2份申请书及证明，违反了“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明显适用法律错误。2.郑某阳等五人不符合《继承法》规定的多分遗产的情形，一审法院判令面积较大的907、908号房由他们五人共同使用，适用法律错误。郑某阳、郑某东的父亲郑某富于1991年在福田区XXX兴建了一幢3层半的房产，该房产已进行旧改，不但拆迁补偿了一大笔款项，而且还回迁了2000多平方米的房产，郑某富与郑某阳、郑某东及郑某芳为此签订了《家庭房产分配协议书》，郑某阳、郑某东各自分得500平方米的房屋。也就是说，虽然郑某阳、郑某东还在校就读，没有收入来源，但两人名下均有500平方米的回迁房，生活不存在特殊困难。而郑某红、郑某梅、郑某思三人均是香港居民，自出生后一直居住在香港，未与张某娇共同生活，未对张某娇尽主要扶养义务，且生活条件较好。因此，郑某阳等五人均不符合《继承法》第十三条关于多分遗产的情形。一审法院适用《继承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判令面积较大的907、908号房由郑某阳等五人共同使用，适用法律错误。四、一审法院未对郑某清等四人的其他诉求进行实体处理，程序违法。郑某清等四人在一审诉讼请求中明确要求各继承上述房产自起诉之日至实际取得继承房产之日的房租的六分之一份额，并要求郑某光、郑某芳向郑某清等四人按各自继承份额交还房产。而郑某光和郑某芳在一审庭审中亦确认了82号房楼梯右侧第1-8层05-06号房由郑某芳在出租管理收益、第1-8层07-08号房由郑某光在出租管理收益的事实，也就是说，郑某光和郑某芳各自负有将其所收的租金按郑某清等四人继承房产份额支付房租和交还房产的义务。郑某清等四人的上述请求合情合理，一审法院本应进行实体处理，但一审法院却未进一步查明郑某光和郑某芳对所管理房屋租金收益的具体情况，没有对上述诉求进行实体处理，明显程序违法。上诉人郑某光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张某娇的6个子女各自继承82号房产楼梯右侧1-10层05-08号房产六分之一份额。事实与理由：一、涉案房产右侧1-10层05-08号房产均为母亲张某娇的遗产。一审法院认定张某娇已将每层05-06号房间分配给郑某富，不属于张某娇遗产，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原审法院依据郑某清等四人提交的《个人建房申请报告表》、《建筑许可证》、《深圳市农村城市化历史遗留建筑普查申报表》等相关文件已经查明涉案房产每层05-08房间至2009年12月普查登记时属于母亲张某娇的房产，但却又依据郑某芳提交的不具有证明力的两份《申请书》及《证明书》推定张某娇已将每层05-06号房屋分配给郑某富，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事实上，该房屋楼梯左侧是郑某光的房产，楼梯右侧是张某娇的房产。自建成之后一直由郑某光和张某娇分别打理和出租，郑某光在管理左侧自己的房屋之余会协助张某娇一起管理右侧房屋。随着母亲的年龄越来越大，体力渐渐跟不上，打理房屋就越来越吃力。自2010年开始，张某娇就将右侧1-10层05-08号房交由郑某光和郑某富分别管理，其中05-06号房间由郑某富管理，07-08号房间由郑某光管理。但张某娇并没有说将涉案房屋一人一半送给两兄弟，也从来没有出具过任何关于赠予涉案房屋给两兄弟的书面文件。而且母亲生前曾经多次说明，她去世后，房产分为六份，每个兄弟姐妹各一份。郑某富在管理05-06号房屋的过程中，为了纳税和缴纳水电费的方便，私自找XXX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盖章，并向租赁所提出申请，申请将纳税人改为自己的名字。其在提出该申请时，郑某光和张某娇均不知情，也没有在申请书上签过字。由于股份公司盖章比较随便，只要居民提供需要盖章的文件并说明用途，他们都会盖。盖章之前也不会去核实文件内容的真实性，更不会干涉村民的房屋权属问题。一审法院不去查明股份公司盖章之前有没有对事实进行核实，或核实的依据是否存在，仅仅因为股份公司在《申请书》上盖了章，就认定其已经核实了05-06号房产为郑某富所有，从而认定张某娇已经将05-06号房屋分配给郑某富，属于严重的认定事实错误。二、郑某芳出具的两份《申请书》及《证明》不足以证明张某娇已将82号房屋每层05-06房间分配给郑某富，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一审法院却在郑某芳举证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情况下，认可了其主张的真实性，属于认定事实严重错误。（一）郑某芳的证据不具有证明力。从两份《申请书》的内容来看，均是为了申报纳税方便，要求XX街道租赁所将纳税人的名字做变更。尤其是第二份《申请书》内容为“XX街道租赁所，XX村82号105、205、305、405、505、605、705、805、106、206、306、406、506、606、706、806共16套房屋为郑某富名下，因郑某富已去世，为日后纳税方便，现申请将纳税人改为妻子郑某芳。”该《申请书》同样经深圳市XXX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盖章并记载“情况属实，请予以办理”。事实上郑某芳并不是郑某富的妻子，其虽与郑某富同居多年并育有二子，但是郑某富并没有与其结婚，也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手续。而深圳市XXX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却对上述申请签署“情况属实”并加盖公章。由此可进一步表明，股份公司对村民提出的申请或要求盖章的文件并不核实内容的真实性，盖章只是为了配合村民的需求。故该加盖XXX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公章的两份申请书不具有证明力，不能证明涉案房产的所有权归属情况，不应当被法庭采信。（二）郑某芳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张某娇已将82号房屋每层05-06房间分配给了郑某富。从郑某芳提交的现有证据来看，该几份证据均是郑某富及郑某芳要求第三方出具的文件，该文件均没有张某娇的签名，也没有任何关于张某娇将82号房屋每层05-06房间赠与郑某富的内容。因此该几份证据不能证明张某娇已将82号房屋每层05-06房间分配给郑某富。而一审法院却以“上述证据可证明深圳市XXX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已核实XX村82号房屋每层05-06房间属于郑某富所有的房产”为由“推定被继承人张某娇已将XX村82号房屋每层05-06房间分配给郑某富，该部分房产属于郑某富的遗产”，属于证据严重不足及事实认定错误。三、一审法院在没有证据支持的情况下认定张某娇已将9层的05-06号房分配给了郑某富，属于严重的事实认定错误。从郑某芳提交的证据来看，无论是《申请书》及《证明》，还是郑某富的《遗嘱》，其中涉及到的均是82栋楼1-8层每层的05-06号房，共计16个房间，都没有涉及到9层房屋，而一审法院却认定张某娇已将9层的05-06号房分配给郑某富，属于严重的事实认定错误。四、一审法院违反“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要求郑某光提供证据推翻郑某芳的主张，属于适用法律错误。郑某芳提出82号房屋每层05-06房间系张某娇分配给郑某富的主张，但是却未提供任何能够直接证明张某娇将82号房屋每层05-06房间分配或赠与给郑某富的证据，一审法院应当要求郑某芳进一步举证证明其主张，但一审法院却以郑某光与郑某清等四人未能提交证据推翻郑某芳递交的现有证据为由，认可了郑某芳的主张，明显违反了“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五、涉案诉争房产为不动产，不动产产权应当以相关政府部门的登记为准。社区的一纸《证明》不能改变房产的归属。无论是《个人建房申请报告表》、《建筑许可证》、《深圳市农村城市化历史遗留建筑普查申报表》等相关政府部门的文件记载，还是相关政府部门的不动产产权登记记录，均显示涉案房产登记在张某娇名下，为张某娇所有。一审法院仅凭股份公司未经核实就盖章的《申请书》及郑某富单方要求社区盖章的《证明书》，在没有其他任何书面赠与合同或变更等登记的前提下，就认定张某娇将涉案82号房屋每层05-06房间分配给郑某富，属于明显的事实认定错误。被上诉人郑某东、郑某阳共同辩称：一、一审判决之所以将82号房每层05、06号房认定为郑某富的遗产，不属于张某娇的遗产，是在对两份《申请书》和《证明》等三份证据结合其他事实经认真审查并核实的基础上依法作出的正确判决。一审判决第11页第4自然段至第12页第1、2、3自然段均进行了全面客观的表述，以证据所载明的事实为依据，依据法律对事实作出的认定是完全正确的。另，郑某光在一审时自认了就是要把财产拿出来分配，目的是因为郑某光和郑某清等四人是同父同母的关系，他们是想把郑某芳占有的遗产侵吞掉，将自己的那一栋拿出来全部作为张某娇的遗产来分配，这是其在一审起诉时协商好的事情，主要目的还是针对郑某富的遗产起诉的，因为是同父同母的兄妹关系，郑某光是拿出自己这一栋楼作为幌子来恶意分配。二、郑某阳、郑某东的生父郑某富与郑某清等四人、郑某光是同母异父的兄妹关系。但郑某光与郑某清等四人是同父同母关系，该房屋所使用土地是1984年经政府批准由郑某富出资建成的，因郑某富此时已是香港居民，而郑某富的母亲张某娇是当地村民，批建手续均以张某娇母亲的名义申请，但实际出资人是郑某富，房屋批建后就挂靠在张某娇名下，房屋建成后供全家成员使用。1999年郑某富经过张某娇核准，将原来两层半的房子拆除，而兴建新房屋时郑某清等四人均已出嫁，她们既不是家庭成员，也未出资参与兴建新房。三、郑某清等四人称张某娇生前仅是将82号房产各层05-08号交由郑某富和郑某光打理，并非将房屋赠与给郑某富和郑某光所有。事实上，兴建新楼房时，张某娇已经是一个年迈的老人，既无积蓄又无任何经济来源，基本上依靠郑某富赡养，根本无任何经济实力兴建新楼房，新楼房是郑某富全资兴建，张某娇生前未反对，即是准许郑某富将其名下的宅基地的两层半的房子拆掉了。四、郑某清等四人称郑某光确认82号房是张某娇的遗产并同意依法分割。事实上郑某清等四人与郑某光是同父同母关系，这正是郑某清等四人与郑某光共同侵占郑某富的遗产的三分之二的阴谋，郑某光的行为之所以反常，是因为在一审中将自己的财产说为遗产，所以一审法院进行了处分。五、郑某阳等五人均被追加为当事人，是因为郑某清等四人申请追加，是不妥的。郑某清等四人和郑某光称郑某芳提交的两份《证明》和《申请书》不具有证明效力，是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的。事实上，上述三份证据所载明的内容均得到了居民委员会的签字并盖章确认，证明的内容是毋庸置疑的，而且即使在报建当初也有郑某富的名字，也并非就是张某娇一人的名字，在家庭成员信息采集中就只有郑某富的名字。由此可见，郑某清等四人、郑某光的上诉理由均与事实不符，明显缺乏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不予采信。被上诉人郑某红、郑某梅、郑某思未作答辩。原审第三人郑某芳述称：同意郑某东、郑某阳的意见。另外，82号房产没有9楼，只有1-8楼，因为8楼是复式。该房屋在一审判决中之所以有部分认定为郑某富的遗产，是因为从《深圳市农村城市化历史遗留建筑普查申报表》看出当时整个建筑面积为2750平方米，在当时人口信息中张某娇部分是登记了50%即1375平方米，还有1375平方米没有显示。郑某芳当时也去填了一半的面积。从XX村街道办和股份公司的人口信息登记表完全可以证明这1375平方米就是在郑某富名下，所以郑某富死亡后由郑某芳所有。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各方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郑某清等四人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郑某清等四人各继承82号房产楼梯右侧1-10层05-08号房产[具体房号：105-108、205-208（阁楼）、305-308、405-408、505-508、605-608、705-708、805-808、905-908（复式）]六分之一份额的使用管理权，并对上述房产进行实物分割（房产价值约80万元）；2.郑某清等四人各继承上述房产自起诉之日至郑某清等四人实际取得继承房产之日的房租的六分之一份额；3.郑某光、郑某芳将占有的郑某清等四人各自继承份额的房产交还给郑某清等四人；4.郑某光、郑某芳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原审法院认定事实：被继承人张某娇于2014年7月4日去世，生前并未立有遗嘱。张某娇丈夫郑谭付于1984年9月8日去世。张某娇的法定继承人有其与郑某付生育的子女郑某清等四人以及郑某光。另外，张某娇还有一个儿子郑某富是其与前夫生育，郑某富于2013年9月11日在香港去世。郑某富与李某平在香港生育了郑某红、郑某梅、郑某思，郑某富与郑某芳生育了郑某阳、郑某东。郑某芳称其与郑某富于1997年6月19日在广东丰顺县民政局办理了结婚登记，并提交了结婚证予以证明。郑某清等四人持原审法院开具的调查令到丰顺县民政局核实上述结婚证的真实性，丰顺县民政局出局了一份《协查函》，内容为:“经查我处婚姻登记记录，未发现郑某芳，女，与郑某富，结婚证字号：丰民婚自第XXXXX号的婚姻登记记录”。对于上述调查结果，郑某芳称其当时确实与郑某富到丰顺县民政局办理了结婚登记，可能因为结婚时间较早，丰顺县民政局没有保存相关记录。82栋房屋原为2层半的房屋。郑某清等四人提交的《个人建房申请报告表》、《建筑许可证》，证明被继承人张某娇在1984年将分得的150平方米宅基地与郑某光分得的宅基地合并报建。《建筑许可证》报批内容为：“经审查，批准张某娇经规划在XXX建房壹栋2.5层，共计建筑面积300㎡”。房屋建好后，由张某娇和郑某光各占一半份额。多年后，82栋房屋被拆除旧屋，并兴建为9层房屋。郑某清等四人提交的2009年12月的《深圳市农村城市化历史遗留建筑普查申报表》，记载：位于深圳市福田区XX村**房屋由张某娇占有50%份额（另外一半份额为郑某光占有），楼层或房号为：05-08、105-108、205-208、305-308、405-408、505-508、605-608、705-708、805-808、905-908。上述申报表经深圳市XXX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福田区XX街道办事处XX社区工作站、深圳市福田区XX街道办事处盖章确认。经郑某光和郑某芳确认，上述楼层、房号目前变更为105-108、205-208，其中第二层为第一层的阁楼，该两层每层面积约为112平米；305-308、405-408、505-508、605-608、705-708、805-808，3层至8层每层面积约为120平方米；905-908是在楼顶加盖，四个房间均为复式，总面积约为160平方米；以上共计32个房间。《深圳市农村城市化历史遗留建筑普查申报表》还记载82栋房屋竣工时间为1994年10月28日，有报批手续（建筑许可证，深福建许字[1993]号）。郑某芳称实际上该房屋是由郑某富于1999年在原有的2.5层房屋拆除兴建为9层房屋，在2000年后建成，当时拆建未经报批，属于违建。郑某光亦称该房屋只是超建，并非违建。郑某清等四人从未参与该房屋的拆建，其均不清楚实际情况，亦未提交《深圳市农村城市化历史遗留建筑普查申报表》所记载的深福建许字[1993]号建筑许可证。郑某芳称82栋房屋是由其丈夫郑某富一人出资拆除旧屋兴建的，并提交了由郑某富书写的建房时的收条、工程明细记录为证。郑某芳称拆建的房屋于2000年建成，在普查登记后，张某娇将每层的05-06房间分配给郑某富所有，05-06房间也一直由郑某富使用、管理、出租，07-08房间则由郑某光管理出租。郑某芳为了证明其主张的上述事实，提交了两份《申请书》以及一份《证明》为证。其中，第一份《申请书》出具时间为2010年12月8日，申请人为郑某富，内容为：“XXX租赁所：XXX82号是本人郑某富兄弟二人的房屋，房号105、205、305、405、505、605、705、805、106、206、306、406、506、606、706、806共16套房屋属我郑某富名下，现申请分开纳税，希望贵所给予办理为盼。”该《申请书》盖有深圳市XXX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公章，并记载：“情况属实，请租赁所给予办理。”《证明书》出具时间为2010年12月8日，内容为：“兹证明福田区XX村82号房屋是由郑某富和郑某光两人于1999年初拆除旧屋兴建，2000年初完工，因郑某富本人向XXX股份有限公司提出申请：现郑某富名下登记有围面村82号105、205、305、405、505、605、705、805、（复式）、106、206、306、406、506、606、706、806、（复式）共计16套房。特此证明。”该《证明书》加盖有深圳市福田区XX街道XX社区居民委员会的公章。第二份《申请书》的出具时间为2016年9月19日，申请人为郑某芳，内容为：“XX街道租赁所：XX村82号105、205、305、405、505、605、705、805、106、206、306、406、506、606、706、806共16套房屋为郑某富名下，因郑某富已去世，为日后纳税方便，现申请将纳税人改为其妻子郑某芳。”该《申请书》盖有深圳市XXX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公章，并记载：“情况属实，请给予办理”。郑某清等四人以及郑某光认为上述文件只是用于纳税之用，并非权属证明，不能证明里面记载的房屋系郑某富所有。郑某光称82号房屋是由几兄妹一起出资拆建，建成后母亲张某娇将05-08房间交由郑某光以及郑某富分别管理，其中05-06房间由郑某富管理、出租，07-08房间由郑某光管理、出租，张某娇并未将05-06房间分配给郑某富所有。原审法院到深圳市XXX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调查上述《申请书》加盖公司公章的依据，但因为该公司办公室人员的变更，现有办公室人员称其不清楚当时的情况，不能给予回复。郑某芳提交了一份由郑某富于2013年8月31日出具的《遗嘱》。郑某富在遗嘱中表示由于其检查出患白血病，随时可能发生不测，对其82号的房屋作出以下产权分配：一楼105、106，二楼205、206，三楼305、306，四楼405、406共八套房归郑某芳所有；五楼505、506，六楼605、606共四套房归长子郑某阳所有；七楼705、706，八楼805、806共四套归次子郑某东所有。原审法院认为，继承从被继承人张某娇死亡时开始。继承开始后，因被继承人张某娇未立有遗嘱，按照法定继承办理。郑某清等四人以及郑某光作为法定继承人继承遗产，张某娇的儿子郑某富先于张某娇去世，郑某富的子女郑某阳等五人可代位继承郑某富有权继承的遗产份额。关于本案遗产范围，郑某清等四人主张分割被继承人张某娇所有的82号房屋每层的05-08号房间（共计32个房间）。诉争房屋属于村民宅基地自建房，在国土部门并未登记产权归属，根据郑某清等四人提交的《深圳市农村城市化遗留建筑普查申报表》，被继承人张某娇在2009年普查登记时申报82号房屋每层的05-08房间属于其所有的房产，并经深圳市XXX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福田区XX街道办事处XX社区工作站、深圳市福田区XX街道办事处盖章确认属实，据此认定82号房屋每层05-08房间至2009年12月普查登记时系属于被继承人张某娇的房产。根据郑某芳提交的第一份《申请书》以及《证明》，在2010年，郑某富为申报纳税，申请深圳市XXX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确认82号房屋每层05-06房属于郑某富的房产，深圳市XXX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确认“情况属实”并盖章。之后，深圳市福田区XX街道XXX居民委员会亦盖章予以确认。根据郑某芳提交的第二份《申请书》，在郑某富去世后，郑某芳为纳税需要，再次向深圳市XXX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确认XX村82号房屋每层05-06房系属于郑某富的房产，深圳市XXX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亦确认“情况属实”并盖章。郑某清等四人、郑某光并未提交相反证据推翻郑某芳提交的上述三份证据。上述三份证据可证明深圳市XXX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已核实82号房屋每层05-06房间属于郑某富所有的房产，原审法院据此推定张某娇已将82号房屋每层05-06房间分配给郑某富，该部分房产属于郑某富的遗产，不属于被继承人张某娇的遗产。据此，被继承人张某娇的遗产范围为82号房屋每层07-08房间（9层共计16个房间）。由于上述房屋在1999年的改建及扩建行为未获得规划批准，无法将上述房屋进行产权分割，本着一次性解决纠纷的原则，按照双方实际使用的状况对上述房屋的使用权进行分配确认。从本案的审理情况来看，郑某清等四人与郑某光的利益诉求是一致的，与其对立的一方为郑某阳、郑某东以及郑某芳，为实际解决双方的纠纷，酌情判令面积较大的福田区XX村82号房屋907、908号房由郑某阳等五人共同使用，目前上述两个房间由郑某光管理，郑某光应在上述任何一个当事人提出交还房产请求后十日内交还房产；82号房屋107、108、207、208、307、308、407、408、507、508、607、608、707、708、807、808房由郑某清等四人与郑某光共同使用。关于郑某清等四人请求各继承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取得继承房产之日的房租的六分之一份额以及郑某光、郑某芳交还房产，上述诉求实际上是针对郑某芳提出。在原审法院上述判决下，上述诉求已无处理的必要，故不予处理，如今后郑某清等四人与郑某光之间因房屋管理或租金收益分配起纠纷，郑某清等四人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位于福田区XX村**房屋907908号房由郑某阳等五人共同使用，郑某光应在上述任何一个提出交还房产请求后十日内交还房产；二、福田区XX村82号房屋107、108、207、208、307、308、407、408、507、508、607、608、707、708、807、808房由郑某清等四人、郑某光共同使用；三、驳回郑某清等四人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1800元，由郑某阳等五人负担1967元，由郑某清等四人、郑某光负担9833元。本院二审审理查明，一、郑某光提交如下证据：82栋楼梯左侧属于郑某光名下的《建筑许可证》和《个人建房申请报告表》，欲证实：1.郑某芳所称的因郑某富是香港人不方便办批建手续、所以才以张某娇的名义进行申报批建、房屋建成后挂在张某娇名下的说法与事实不符。郑某光也是香港人，完成了82栋左侧的申报。2.郑某芳还主张涉案房产是由郑某富一人兴建，之后将左侧那一栋送给自己的弟弟，右侧为自己的房产，其说法更是无稽之谈。从该建筑许可证和申报表也可以看出，左侧一栋是郑某光自己出钱所建，与郑某富没有任何关系；3.郑某芳代理人在补充答辩意见时称郑某清等四人提交的《深圳市农村城市化历史遗留建筑普查申报表》中之所以登记建筑面积是50%，其认为这50%是母亲张某娇的遗产，而另外50%是属于郑某富的遗产。而上述证据可以证明82栋的另外50%是郑某光的房产，当时母亲在填历史遗留表之所以填了50%，是因为登记的是楼梯右侧的1楼-9楼房产即涉案房产；4.该份证据结合一审时郑某清等四人提交的登记在郑某富名下的建筑许可证和个人建房申报表以及登记在张某娇名下的建筑许可证和个人建房申报表可以共同证明张某娇、郑某光、郑某富三人在XXX村各自有自己的宅基地，也都兴建了房屋，分别登记在自己的名下，且郑某富的房产已在旧改时进行拆迁，其已得到了相应的拆迁补偿和回迁房，现在又来侵占母亲遗留下来的房产，依法不应当得到支持。郑某清等四人对此质证称，我方对该证据没有意见，对于证明目的第3点称82栋楼的50%是张某娇的，另外50%是郑某光的，我方予以认可。且我方代理人在去城管局调取的普查资料中找到了另外50%的登记资料，当时是以整栋楼进行申报的，其中50%是以张某娇的名义申报，另外的50%是以郑某光的名义申报，各为1375平方米，这也说明郑某芳在刚才庭审中答辩称另外的50%是郑某富申报的明显与事实不符。郑某清等四人提交深圳市农村城市化历史遗留建筑普查申报表中以郑某光名义申报的50%的房产信息，欲证实涉案房产中郑某光曾以50%权利人的名义申报历史遗留问题，这与郑某光刚才所提交的二审证据内容一致。郑某光对该份证据予以确认。郑某芳、郑某阳、郑某东对以上证据质证称，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因为涉案房产是左边的05、06、07、08房产，右侧的另外一个独立的一栋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二、双方当事人二审时均确认82号房产的九楼复式没有出租，之前由张某娇居住，张某娇去世后由郑某芳居住。三、对于82号房产左侧部分的建设，郑某阳、郑某东、郑某芳均主张是郑某富的个人资产出资，通过包工头垫资的方式建设，后以其个人资金偿还了建房债务。郑某清等四人和郑某光对此均不予确认。郑某清主张其于1999年7月3日和8月6日共向郑某富支付现金15万元，郑某富向其出具了收条；郑某光主张其出售了锦林新居两套房产，并将售房款30.5万元交付给郑某富用于建房，并主张张某娇将其自有资金22万元交给郑某富用于建房。郑某清等四人主张锦林新居房产是张某娇因旧房改造而获得的四套房产中的两套，属于张某娇的财产，但确认售房款交给郑某富建房。四、一审庭审时，郑某光和郑某芳主张涉案房产的布局和面积分别是：第一、二层的面积均是112平方米（二层为夹层阁楼），三至八层每层120平方米，一至八层均是四个房间，第九层为复式结构，共160平方米。郑某清等四人在庭审后提交《遗产分割方案声明书》，确认上述事实。五、二审庭审时，郑某阳、郑某东、郑某芳确认82号房产建好后，除顶层复式自住外，各层的05、06号房产由其收租，各层的07、08号房产由郑某光收租。郑某光对此予以确认。原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深圳市农村城市化历史遗留建筑普查申报表》，涉案82号房产系张某娇以其分得的宅基地与郑某光分得的宅基地合并办理报建手续后在其上建设的房产，故郑某光和张某娇享有对该房产各50%的使用权。各方当事人均确认该房产整个楼梯左侧部分的使用权人是郑某光，故张某娇是该房产整个楼梯右侧部分的使用权人。郑某东、郑某阳、郑某芳主张张某娇去世前将涉案房产各楼层05、06号房产分配给郑某富，郑某清等四人和郑某光主张郑某富仅是受张某娇的指示代其对05、06号房产进行使用和管理，故本案争议焦点在于郑某富去世前是否取得了82号房产各层的05、06号房产的使用权。对此，郑某东、郑某阳和郑某芳提交了房产所在地的股份有限公司、社区居委会出具的三份证明材料，以证实郑某富取得了上述房产的使用权。但股份有限公司和社区居委会均非法定的房产所有权和使用权的确权机关，且原审法院向该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调查上述证据的盖章依据时，该股份有限公司亦未能出具郑某富已取得上述房产使用权的备案档案及相关证据。特别是现有证据无法证实郑某富与郑某芳已办理有效的结婚登记的情况下，仅凭郑某芳的单方声明，即确认郑某芳是郑某富的配偶，可见该股份有限公司出具证明材料存在随意性。综合以上情况，本院认定上述三份证明均因出具机关未审查客观事实且超越职权范围而证明效力低下。更为重要的是，张某娇在前两份证明出具时在世，彼时其仍然是82号房产整个楼梯右侧房产的使用权人。该两份证明均没有体现张东娇作为使用权人将该82号房产各层05、06号房产的使用权移转给郑某富的意思表示，郑某东、郑某阳和郑某芳也未能提交证据证实张某娇在前两份证明出具后对此知晓并追认、或者以书面及其他有效方式将82号房产各层05和06号房产赠与给郑某富，故在张某娇去世时，82号房产各层05和06号房产使用权仍归张某娇所有。张某娇去世时未留遗嘱，故该部分房产属于张某娇遗产，应在其继承人及代位继承人之间分配。鉴于郑某光确认其对82号房产各层07和08号房产仅是代张某娇管理，故本院认定82号房产各层05-08号房产均应适用法定继承。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张某娇的法定继承人是郑某清等四人、郑某光和郑某富。郑某富先于张某娇去世，故其继承人即郑某阳等五人作为代位继承人参与遗产继承。涉案房产并未取得有效的房产登记，故本院根据各继承人的继承份额，在有利于各方生产生活的情况下进行实物分割。根据各方当事人在一、二审庭审共同确认的事实，涉案房产第一、二层的面积均是112平方米（二层为夹层阁楼），三至八层每层120平方米，一至八层均是四个房间，第九层为复式结构，共160平方米。故郑某清等四人和郑某光每人可分得面积为184平方米[（112平方米×2层＋120平方米×6层＋160平方米）÷6]，郑某阳等五人可共同分得184平方米。由于房产实体结构客观上不能改变，故本院参照以上各继承人可分得的房产面积，以及自住用房和出租用房的价值差别衡量，酌定：82号房产105号、106号和九层顶楼复式房屋归郑某阳等五人共同使用；107号、108号、205号—208号房产归郑某光使用；305号—308号、405号、406号房产归郑某清使用；407号、408号、505号—508号房产归郑某玲使用；605号—608号、705号、706号房产归郑某霞使用；707号、708号、805—808号房产归郑某带使用。各方当事人均确认82号房产建成后，除顶层复式房产外，由郑某富一方收取各层05号和06号房屋租金、郑某光收取各层07号和08号房产租金，郑某清等四人主张自各方起诉时至实际获得该房产时按各自继承份额产生的租金，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但郑某清等四人均未提交郑某富一方和郑某光等收取上述房产的租金情况，且上述房产的日常维护和合理开支亦应在租金收益中抵扣，郑某富一方和郑某光未对此进行举证，故租金收益的事实因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相应证据而难以查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郑某清等四人作为权利主张方，应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原审在本案中不予处理，是正确的。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有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九条、第十一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6）粤0304民初24689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二、变更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6）粤0304民初2468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深圳市福田区XX村82号房屋105号、106号、907号、908号房产归郑某阳、郑某东、郑某红、郑某梅、郑某思共同使用，郑某光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配合办理房产交接手续；三、变更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6）粤0304民初2468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深圳市福田区XX村82号房屋107号、108号、205号—208号房产归郑某光使用；305号—308号、405号、406号房产归郑某清使用；407号、408号、505号—508号房产归郑某玲使用；605号—608号、705号、706号房产归郑某霞使用；707号、708号、805—808号房产归郑某带使用；郑某芳、郑某阳、郑某东、郑某红、郑某梅、郑某思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配合办理房产交接手续；四、驳回郑某清、郑某玲、郑某霞、郑某带、郑某阳、郑某东、郑某红、郑某梅、郑某思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1800元，由郑某阳、郑某东、郑某红、郑某梅、郑某思共同负担1970元，郑某清、郑某玲、郑某霞、郑某带、郑某光分别负担196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1800元，由郑某阳、郑某东、郑某红、郑某梅、郑某思共同负担1970元，郑某清、郑某玲、郑某霞、郑某带、郑某光分别负担1966元；郑某阳、郑某东、郑某红、郑某梅、郑某思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迳付郑某光1970元；郑某光多交二审案件受理费7864元，本院予以退回；郑某清、郑某玲、郑某霞、郑某带多交二审案件受理费3936元，本院予以退回。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杰晖审判员  谢 佳审判员  陈**峰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温泽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