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1民初5386号原告：刘某1，男，1955年8月1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原告：董某，女，1957年7月1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二原告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树贵，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某2，女，1957年3月1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北京市东城区。被告：刘某3，男，1928年10月3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北京市朝阳区。被告：刘某4，男，1959年1月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北京市东城区。被告：刘某5，男，1984年11月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北京市东城区。原告刘某1、董某与被告刘某2、刘某3、刘某4、刘某5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1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董某及二原告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树贵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刘某2、刘某3、刘某4、刘某5经本院依法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某1、董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1.被告刘某2向二原告支付280万元；2.被告刘某5对于上述款项应承担连带责任；3.案件受理费由刘某2、刘某5负担。事实和理由：原告董某与刘某1系夫妻关系。被继承人边某与被告刘某3系夫妻关系，二人生有二子一女即原告刘某1及被告刘某4、刘某2。被告刘某5系刘某2之子。边某已于2010年8月6日去世。1998年4月17日，边某与北京大成房地产开发总公司签订了关于北京市夏家胡同×××间房屋的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约定（1）被安置人为5人，分别为边某、刘某3、董某、刘某1、刘某5。（2）拆迁安置了两套房屋，分别为位于北京市朝阳区×1号三居室房屋（以下简称×1号房屋），和位于北京市朝阳区×2号一居室房屋（以下简称×2号房屋）。（3）边某领取搬家补助费等各项共计3900元并自行支配。其中，×1号房屋购房款72432.12元全部由二原告支付，×2号房屋购房款由边某支付。被告刘某4在1990年之前就分出去单独立户，并出售边某名下一套公房后另购房屋居住。拆迁后，×2号房屋由边某和刘某3分给刘某5，边某、刘某3、二原告及二原告之子五人搬入×1号房屋居住。2000年后，因刘某2将×2号房屋及其名下房产全部出售，二原告觉得刘某2可怜，便让其搬进了×1号房屋。但刘某2为占有×1号房屋，与刘某3恶意串通，将×1号房屋以180万元的价格过户到了刘某2名下，且刘某2未实际支付房款；刘某2又伙同刘某5将×1号房屋以455万元价格出售给了案外人并办理了过户手续。二原告发现刘某2恶意处分房屋的事实后与其进行了交涉，刘某2承认原告享有×1号房屋四分之三的产权份额，刘某5也承诺向原告支付280万元，刘某3也书面确认原告享有×1号房屋。原告认为，首先，二原告系拆迁被安置人之一，且支付了×1号房屋全部购房款，享有拆迁被安置利益；其次，且×1号房屋已经实际按边某、刘某3居住一间、二原告居住一间、二原告之子居住一间进行了分割；第三，原告刘某1系边某继承人之一，也享有继承边某在×1号房屋财产份额的权利。故二原告认为，其二人应享有×××间房屋拆迁安置利益224万元，以及刘某1单独享有边某在×1号房屋产权份额八分之一的折价款56万元，共计280万元。因×1号房屋已无法追回，故诉至法院要求判如所请。被告刘某2、刘某3、刘某4、刘某5未到庭。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及相关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董某与刘某1系夫妻关系。被继承人边某与刘某3系夫妻关系，二人生有子女三人，即刘某1、刘某2、刘某4。边某于2010年8月6日去世。1998年4月17日，边某作为原承租人签订《北京市居民房屋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北京大成房地产开发总公司在北京市朝阳区×××进行工程建设，约定对边某进行拆迁安置补助，在册人口为边某、刘某3、二原告及刘某2之子刘某5，被安置房屋为×1号房屋及×2号房屋。后，刘某3签订《房改售房合同》，折抵刘某3与边某工龄后，以67931.35元的价格购买×1号房屋。2002年6月26日，刘某3取得×1号房屋的产权登记。2016年9月2日，刘某2、刘某3签订《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经纪成交版）》，约定刘某2以180万元的价格购买刘某3出售的×1号房屋。同日，×1号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至刘某2名下。2017年4月12日，×1号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至案外人冯某、杨某名下。2018年，董某、刘某1将刘某2、刘某3作为被告，刘某4作为第三人诉至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要求确认刘某2、刘某3就×1号房屋签订的存量房屋买卖合同无效。诉讼中，刘某2、刘某3认可×1号房屋购房款由二原告支付。2019年1月24日，该院做出（2018）京0105民初48149号民事判决书，认定×1号房屋系刘某3与边某夫妻共同存续期间，边某承租房屋拆迁所得并折抵二人工龄而购置，并非刘某3个人财产；刘某2、刘某3以较低价格交易并将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至刘某2名下，损害了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并判决被告刘某2、刘某3于2016年9月2日就×1号房屋签订的存量房屋买卖合同无效。该判决现已生效。庭审中，原告提交1.日期为2018年4月23日，落款为刘某3的《有关房产说明》，内容为×1号房屋实际是董某全部出资购买的房屋所有权，刘某2、刘某4未出资且与×1号房屋所有权无关；2.刘某3签署上述说明时拍摄的视频；3.日期为2018年4月27日，落款为刘某3的《有关房产说明》，内容为董某享有×1号房屋四分之三的房屋所有权，刘某2、刘某4未出资且与×1号房屋所有权无关；4.谈话录音，二原告主张系其二人与刘某3的谈话内容，证明刘某41990年之前到外面独立生活，不是拆迁被安置人，刘某2因户口不在×胡同且已经拥有×小学操场平房住房，故也不是拆迁被安置人；5.日期为2018年4月18日，协议人为刘某1、董某、刘某3、刘某5、刘某2的《协议书》，内容为因刘某5和刘某2擅自出售×1号房屋，现刘某5同意将出售的455万元房款中的280万元支付给刘某1、董某，支付时间为2018年4月22日前，逾期未付或部分支付，刘某5同意通过诉讼方式解决；6.承诺人为刘某5（刘某2代）的《保证书》，内容为刘某5和刘某2保证支付刘某1、董某10万元装修费，支付日期为2018年4月30日前，逾期未付，每逾期一天增加支付5万元装修费；7.刘某2与案外人冯某、杨某签订的《买卖定金协议书》及《补充协议》，协议载明×1号房屋总价款为450万元。本院认为，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有答辩并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被告刘某2、刘某3、刘某4、刘某5经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故其放弃了当庭答辩和质证的权利，本院对原告提交的各项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根据已生效的（2018）京0105民初48149号民事判决书中认定，×1号房屋系刘某3与边某夫妻共同存续期间，边某承租房屋拆迁所得并折抵二人工龄而购置，并非刘某3个人财产。因×1号房屋已出售于案外人，故本院认定×1号房屋已转化为《协议书》中载明的售房款455万元。边某去世后，其第一顺序的法定继承人为刘某3、刘某1、刘某4、刘某2。落款为刘某3的两份《有关房产说明》以及刘某1、董某、刘某3、刘某5、刘某2签订的《协议书》均发生于边某去世之后，刘某4作为边某的继承人之一，并未对《协议书》签字确认，故该《协议书》不属于分家析产协议，刘某3、刘某5、刘某2无权代表边某、刘某4确认刘某1、董某在×1号房屋中的产权份额，亦不能否定刘某4对边某的遗产享有继承权。董某、刘某1虽对×1号房屋进行了全部出资，但无法认定该二人系×1号房屋的共有权人，故本院认定×1号房屋系刘某3与边某的夫妻共同财产。边某生前未留遗嘱，455万元房款中属于其的一半份额应当按照法定继承的方式予以分割。人民法院对故意隐匿、侵吞或争抢遗产的继承人，可以酌情减少其应继承的遗产。因生效判决认定刘某3、刘某2以较低价格交易×1号房屋的行为损害了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故本院认定刘某3、刘某2存在故意侵吞、争抢遗产的行为，存在少分遗产的情形，故本案中边某的遗产由刘某1继承十二分之七，由刘某4继承十二分之三，由刘某3、刘某2各继承十二分之一。故涉案455万元售房款应由刘某1取得1327084元，由刘某3取得2464583元，由刘某4取得568750元，由刘某2取得189583元。因×1号房屋出售予案外人系刘某2、刘某5共同行为导致，故应由刘某2、刘某5向刘某1、刘某4连带支付应分得的售房款。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0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刘某2、刘某5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原告刘某1连带支付1327084元；二、被告刘某2、刘某5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被告刘某4连带支付568750元；三、被告刘某2、刘某5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被告刘某3连带支付2464583元；四、驳回原告刘某1、董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9200元，由刘某2、刘某5连带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给原告刘某1、董某）。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康婷婷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郝子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