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枝江市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鄂0583行初9号原告迅达集团枝江迅达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枝江市马家店街办江汉大道东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58366226825XC。法定代表人卢光，董事长。委托代理人陈志，湖北骁阳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被告枝江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住所地枝江市马家店街办沿江大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205830111227757。法定代表人王春波，局长。出庭负责人杨方勇，副局长。委托代理人杨成钢、张爱民，湖北鑫典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原告迅达集团枝江迅达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迅达枝江公司）诉被告枝江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行政征收一案，原告于2020年4月13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后，依法向被告枝江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6月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迅达枝江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志，被告枝江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负责人杨方勇及其委托代理人杨成钢、张爱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20年1月10日，被告枝江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作出《枝江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补缴土地出让金的行政决定》(枝自然资规行决字〔2020〕1号)。主要内容为：原告迅达枝江公司于2007年以出让方式取得城区沿江大道与南岗路交叉口一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面积40000平方米（合60亩），合同约定土地用途为住宅用地，出让年限70年，出让金2700万元。迅达枝江公司在取得该宗土地使用权后编制了修建性详细规划，规划将出让合同第4条约定的住宅用地部分变更为商服用地，总建筑面积110369.4平方米，其中住宅建筑面积103949.3平方米，配套公建及商业面积6420.1平方米。该修建性规划虽经市2008年第4次规委会审定，但迅达枝江公司未与被告签订出让合同变更协议，未缴纳变更土地用途土地出让金。责令迅达枝江公司15日内到被告处签订土地用途变更补充协议，并将补缴的出让金541.75万元交到市财政局出让金专户。原告迅达枝江公司诉称，1.请求确认被告枝江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2020年1月10日作出的《枝江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补缴土地出让金的行政决定》(枝自然资规行决字〔2020〕1号)违法，并依法撤销被告作出的该行政决定。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原告未变更土地用途，被告作出的补缴土地出让金的行政决定没有事实根据。1.本案中原告用于开发建设的60亩土地源于2006年5月16日枝江市人民政府与湖南迅达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关于招商引资优惠政策的《协议书》。《协议书》约定由枝江市人民政府为湖南迅达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土地优惠政策，优惠提供360亩土地，其中300亩为工业用地，60亩为生活用地。《协议书》明确约定，60亩生活用地选址于南岗路中段西侧，60亩生活用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上注明土地用途为“城镇混合住宅用地”。枝江市人民政府已承诺提供的60亩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土地用途为商业和住宅混合用地，并非单一住宅用地。后期的土地使用权的取得及项目开发均是在政府协议约定的这土地用途的基础上进行的。现被告认为原告变更土地用途与政府协议相违背，严重损害招商引资企业对政府的信赖利益和政府的公信力。2.本案所涉的60亩国有土地使用权在挂牌出让之前，枝江市规划部门向原枝江市国土资源局出具了《关于沿江大道与南岗路交叉口地块出让规划设计条件的函》,该函第五部分“建筑设计要求”第2项明确“住宅楼以高档外墙涂料与石材结合使用、沿街商业办公住宅楼以石材为主，并与周边建筑相协调”,被告在出让土地之前就明知本案所涉土地用途就有商业办公楼和住宅楼两部分，根据《城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规划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出让的地块必须有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划设计条件及附图，出让方和受让方不得擅自变更，原告是严格依照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划设计条件进行开发建设，没有擅自变更土地用途。3.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第十一条规定，受让人在本合同项下宗地范围内新建建筑物的，应符合下列要求：主体建筑物性质：商住楼。这一约定也明确了主体建筑物有商业和住宅两部分。原告并没有违反合同，变更土地用途。4.2008年3月原告在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时，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划意见明确为“用地性质为商住用地”,且规划档案中的《领秀之江修建性详细规划总平面图》,在相应的位置明确标明了“临街商业”这一用途。由此可见，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同样是认可土地出让合同约定的土地用途为商住用途即商业和住宅两部分。5.被告曾于2017年5月10日以枝土资函〔2017〕39号文件向规划部门枝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函，要求答复本案建设用地规划许可中载明土地用途为商住用地，与出让土地用途不一致，要求规划部门说明是否存在实质性用途变更。枝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复函，称居住用地性质分类中没有商住这一类，根据《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在居住区用地内可适当修建一定规模的配套商业。本案所涉用地总建设面积110369.4平方米，其中住宅建筑面积103949.3平方米，配套公建及商业面积6420.1平方米。规划部门并不认可本案原告实质性变更了土地用途。二、被告要求原告补缴土地出让金有失公平，违背诚实信用原则。1.本案土地在2007年7月21日的《枝江市国土资源局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枝土告字〔2007〕6号)中载明起始价为1200万元，而原告通过竞价取得的价格是2700万元，是起始价的2.25倍，被告取得了巨大的土地溢价收益。该宗土地位于城区主干道旁，临街不可能不修建配套商业用房，如果该宗土地用途仅是单一的住宅，不能修建商业用房，原告不可能出如此巨资去取得该宗土地，甚至不会参与该宗土地的挂牌出让。2.被告要求原告补缴土地出让金的要求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且超过了时效。从枝江市政府供地优惠政策协议约定开始，到后来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的各个环节，均已证明原告所取得的土地将是用于开发商住，原告是严格依照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这一最具法律效力行政许可内容进行用地的。原告开发的领秀之江商住楼项目于2009年开工建设，2013年全部完成了竣工验收并交付商户使用。其中有业主购买原告开发的临街商业用房早在2013年完成了房屋所有权的转移登记，不动产登记部门为其登记为商业用途，这也进一步证实原告建设用地上所建房屋中，存在商业用途的房屋。在临街商业用房早己建成后长达七年的时间里，被告不可能不知道临街商业用房的存在，但被告从未提出地过原告违反合同约定，擅自变更了土地用途，对原告进行行政处理或要求补缴出让金。被告现提出补缴土地出让金的要求严重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另一方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本质上是合同纠纷，从诉讼时效上讲，被告主张原告违反合同约定补缴出让金的要求也早已超过了诉讼时效。三、被告要求原告补缴土地出让金541.75万元的行政决定缺乏应有的事实和法律依据。被告现以行政决定的形式直接要求原告补缴的土地出让金541.75万元不知从何而来，该决定与合同约定不符，该决定不论是从程序上还是从实体上均缺乏法律依据，与法律规定相悖。综上，迅达枝江公司认为被告枝江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2020年1月10日作出的《枝江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补缴土地出让金的行政决定》(枝自然资规行决字〔2020〕1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不负有补缴的义务，应确认违法，并依法予以撤销。原告向法庭提交了以下证据：1.《枝江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补缴土地出让金的行政决定》(枝自然资规行决〔2020〕1号)。证明被告枝江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2020年1月10日作出的《枝江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补缴土地出让金的行政决定》(枝自然资规行决字（2020）1号),要求原告补缴土地出让金541.75万元的具体行政行为。2.2006年5月16日由枝江市人民政府与湖南迅达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关于招商引资优惠政策的《协议书》。证明本案中原告用于开发建设的60亩土地源于2006年5月16日由枝江市人民政府与湖南迅达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关于招商引资优惠政策的《协议书》，《协议书》明确约定，60亩生活用地选址于南岗路中段西侧，60亩生活用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上注明土地用途为“城镇混合住宅用地”即以居住为主的住宅与商业的混合用地。3.枝江市住建局向被告出具了《关于沿江大道与南岗路交叉口地块出让规划设计条件的函》（枝建函〔2007〕30号）》；证明该函第五部分“建筑设计要求”第2项明确“住宅楼以高档外墙涂料与石材结合使用、沿街商业办公住宅楼以石材为主，并与周边建筑相协调”，由此可以证明，被告在出让土地之前，就已明知本案所涉土地用途就有商业办公楼和住宅楼两部分。4.《枝江市国土资源局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枝土告字〔2007〕6号）及成交确认书。证明本案所涉土地出让挂牌起始价为1200万元，而原告通过竞价取得的成交价格是2700万元，是起始价的2.25倍。5.《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证明合同第十一条规定，受让人在本合同项下宗地范围内新建建筑物的，应符合下列要求：主体建筑物性质：商住楼。其他要求条件以建设规划部门要求为准。这一约定也明确了主体建筑物由商业和住宅两部分，其他土地利用要求以建设规划部门要求为准。6.枝江市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审批档案及《领秀之江修建性详细规划总平面图》。证明原告在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中，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划意见明确为“用地性质为商住用地”，规划档案中的《领秀之江修建性详细规划总平面图》，在相应的位置明确标明了“临街商业”这一用途。7.枝江市国土资源局枝土资函〔2017〕39号及枝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枝住建函〔2017〕64号复函。证明被告以枝土资函〔2017〕39号向规划部门枝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函，要求答复建设用地规划许可中载明土地用途为商住用地，与出让土地用途不一致未及时告知被告，要求规划部门说明是否存在实质性用途变更。枝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复函，称居住用地性质分类中没有商住用地这一类，根据《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在居住区用地内可适当修建一定规模的配套商业。本案所涉用地总建设面积110369.4平方米，其中住宅建筑面积103949.3平方米，配套公建及商业面积6420.1平方米。规划部门并不认可原告实质性变更了土地用途。8.枝江市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申请表。证明2013年7月18日本案所涉及的枝江市邮政局购买的一处房屋已办理房屋所有权登记，登记用途为商业。证实不动产登记部门经依法审核登记，以行政登记行为认定本案所涉及的房产具有商业用途的事实。被告枝江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辩称，一、原告在履行于2007年8月24日与被告签订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时未经批准改变了土地用途，依合同约定，原告应办理相应的批准手续，签订变更协议，补缴土地出让金，办理土地变更登记。2007年7月21日，被告发布枝土告字〔2007〕6号出让公告，公告上明确涉案土地使用性质为住宅用地。原告主动参与竞拍取得涉案土地使用权，签订《成交确认书》,后于2007年8月24日与被告签订正式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原告是自愿签订该出让合同的，且合同内容并未违反相关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因此出让合同对于合同双方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根据枝住建函〔2017〕64号复函，原告在涉案土地上实际建筑面积110369.4平方米，其中住宅建筑面积103949.3平方米，配套公建及商业面积6420.1平方米。原告在实际开发建设过程中已将部分涉案土地的用途由住宅用地变更为商业用地。出让合同第十七条约定：“在出让期限内，受让人必须按照本合同规定的土地用途和土地使用条件利用土地，需要改变本合同规定的土地用途和土地使用条件的，必须依法办理有关批准手续，并向出让人申请，取得出让人同意，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变更协议或者重新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相应调整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办理土地变更登记。”原告未经批准将土地用途部分变更为商业用地，因商业用地的基准地价高于住宅用地基准地价，因此，原告应补缴相应的土地出让金。二、被告于2020年1月10日作出的枝自然资规行决〔2020〕1号关于补缴土地出让金的行政决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因原告将土地用途变更为商业用地，需补缴土地出让金，被告根据住建局64号复函及评估机构的评估报告，经局会议研究确定，原告需补缴541.75万元土地出让金，并向原告发出补缴出让金通知书，但原告明确不予补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二款“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行政机关对行政协议享有监督协议履行的职权，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未按照约定履行义务，经催告后不履行，行政机关可以依法作出处理决定”，被告对原告于2020年1月10日作出了枝自然资规行决〔2020〕1号关于补缴土地出让金的行政决定，事实清楚，符合法定程序。因此，被告于2020年1月10日作出的枝自然资规行决〔2020〕1号关于补缴土地出让金的行政决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请人民法院查明后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向法庭提供了以下证据：第一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第二组：1.枝土告字〔2007〕6号枝江市国土资源局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2.成交确认书；3.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证明内容：1.被告在发布的出让公告上明确涉案土地用途为住宅用地，原告自愿参加竞拍取得涉案土地使用权，且与被告签订了出让合同。该合同是原告自愿签订的，且其内容合法有效，因此，对原被告双方均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2.出让合同第十七条约定：“在出让期限内，受让人必须按照本合同规定的土地用途和土地使用条件利用土地，需要改变本合同规定的土地用途和土地使用条件的，必须依法办理有关批准手续，并向出让人申请，取得出让人同意，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变更协议或者重新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相应调整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办理土地变更登记。”第三组：1.枝住建函〔2017〕64号市住建局关于迅达置业南岗路与沿江大道交叉口60亩土地用途有关问题的函的复函；2.宜昌信诚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土地估价报告；3.枝江市国土资源局局长办公会议纪要；4.〔2019〕1号补缴出让金通知书及送达回证；5.迅达集团枝江迅达置业有限公司关于土地出让金不予补缴的报告；6.枝自然资规行决〔2020〕1号关于补缴土地出让金的行政决定。证明内容：根据枝住建函〔2017〕64号复函，原告在涉案土地上实际建筑面积110369.4平方米，其中住宅建筑面积103949.3平方米，配套公建及商业面积6420.1平方米。原告在实际开发建设过程中已将部分涉案土地的用途由住宅用地改为了商业用地。原告的行为已经违反了出让合同中关于土地用途的约定，根据出让合同约定，原告需补缴土地出让金。因此，被告特委托评估机构出具土地估价报告，经局会议研究确定，原告需补缴541.75万元的土地出让金，经通知后原告明确不予补缴，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二款对原告作出相应的行政决定。经当庭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交的第一组证据无异议，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据1和证据3的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证据1公告与规划部门的规划设计条件若有不一致的地方，应该规划设计条件优先，该公告并未排斥住宅用地中有配套的公建和商业用地，认为证据3该合同第11条明确约定对于该宗土地范围内新建建筑物应当符合下列要求：主体建筑物的性质为商住楼，这与规划一致，同时其他条件以建设规划部门的要求为准。合同第17条使用的前提是改变了土地用途和土地使用条件，原告并未改变，如果需要改变要经过相应程序，本案没有经过相应程序，原告不认可变更，不需要经过相应程序。对第三组证据中的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复函是针对当时的国土资源局向住建局发出的要求确认本宗土地规划时是商住性质，与土地出让合同约定不符是否构成了实质性改变。这个复函没有认定原告实质性的改变了土地用途，该函恰恰认可原告使用该土地时就有商业和公建部分且由枝江市规委会2008第4次会议审议通过。对证据2合法性、关联性和数据来源真实性均有异议，2018年11月1日进行估价，土地出让是2007年8月，估价基准额是错误的。整个评估的数据来源不清楚，没有事实和价格依据，本案不存在改变土地用途。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合法性和关联性、证明力均有异议，该纪要是内部文件，不能作为变更土地用途和补缴土地出让金的依据；该纪要表明经研究决定根据规划审批情况由原告补缴出让金之后将对应的土地用途变更为零售商业用地，该变更方案报市政府批准后依法依规办理变更手续，该纪要的结论证明行政行为违法，按照审批情况没有认为是变更，原告认为该纪要与本案的关联性合法性证明力有异议。对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有异议，补缴出让金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程序不合法。对证据5无异议。对证据6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其不认可，该行政决定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且程序不合法。被告对原告提交所有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原告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证据2系原告与政府的约定，并不影响挂牌和土地出让的用地性质的事实，该协议书不能影响合同性质。证据3该函不能否认土地出让合同对土地性质的确认。证据5该合同约定楼的性质是商住楼是可以卖的楼，与土地性质是两个概念，该土地的性质是住宅性质。证据6规划含商业不能否认土地出让合同签订的住宅性质。出让土地性质应以出让合同约定为准，即住宅用地，以上这些证据都不能证明原告的观点。根据上述质证意见，本院对各方当事人没有异议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以及本案的关联性予以确认。对原告和被告提交的所有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经审理查明，2006年5月16日，枝江市人民政府与湖南迅达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由枝江市人民政府为湖南迅达集团有限公司优惠提供360亩土地，其中300亩作为工业用地，60亩作为生活用地。《协议书》明确约定，60亩生活用地选址于南岗路中段西侧，60亩生活用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上注明土地用途为“城镇混合住宅用地”。2007年7月19日，枝江市建设局向原枝江市国土资源局出具了《市建设局关于沿江大道与南岗路交叉口地块出让规划设计条件的函》，该函第五部分“建筑设计要求”第2项明确“住宅楼以高档外墙涂料与石材结合使用、沿街商业办公住宅楼以石材为主，并与周边建筑相协调”。2007年7月21日，枝江市国土资源局发布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枝土告字〔2007〕6号）。2007年8月24日，原告迅达枝江公司与枝江市国有土地管理所（土地交易中心）签订《成交确认书》，原告通过竞价取得的宗地面积4000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成交价格为2700万元。同日，原告迅达枝江公司与枝江市国土资源局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该合同第四条约定：本合同项下出让宗出的用途为住宅用地。该合同第十一条约定：受让人在本合同项下宗地范围内新建建筑物的，应符合下列要求：主体建筑物性质：商住楼；其他条件以建设规划部门要求为准。2008年3月，原告迅达枝江公司在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时，枝江市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申请表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划意见为“用地性质为商住用地”。规划许可申请所附《领秀之江修建性详细规划总平面图》在相应的位置明确标明了“临街商业”这一用途。2017年5月10日，枝江市国土资源局以枝土资函〔2017〕39号文件向枝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函，迅达枝江公司审批及发放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中均载明土地用途为商住用地，与出让土地用途不一致，要求规划部门说明从住宅用地变为商住用地是否存在实质性用途变更。2017年5月22日，枝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枝住建函〔2017〕64号文件复函：居住用地性质分类中没有商住这一类，根据《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在居住区用地内可适当修建一定规模的配套商业。该项目修建性详细规划经规委会2008年底4次会议审定，建设面积110369.4平方米，其中住宅建筑面积103949.3平方米，配套公建及商业面积6420.1平方米。2019年12月3日，被告枝江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向原告迅达枝江公司作出并送达《补缴出让金通知书》，通知书载明原告迅达枝江公司将涉及建筑面积6420.1平方米对应土地用途由住宅用地变更为零售商业用地应补缴出让金541.75万元，要求原告接到本通知之日15日内与被告签订出让变更协议并将出让金交到市财政局出让金专户。2020年1月10日，被告枝江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作出《枝江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补缴土地出让金的行政决定》(枝自然资规行决字〔2020〕1号)，责令原告15日内到被告处签订土地用途变更补充协议，并将补缴的出让金541.75万元交到市财政局出让金专户。本院认为，行政机关行使行政管理职权应当符合法律规定。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原告迅达枝江公司建设面积6420.1平方米商业用途的配套建筑是否符合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约定？原告是否改变了土地用途？《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十条规定：“土地使用权出让的地块、用途、年限和其他条件，由市、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会同城市规划和建设管理部门、房产管理部门共同拟定方案，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批准权限报经批准后，由土地管理部门实施。”本案中，虽然原告迅达枝江公司与被告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中约定该宗土地用途为住宅用地，但原告提交的证据3（《关于沿江大道与南岗路交叉口地块出让规划设计条件的函》）、证据6（枝江市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审批档案及《领秀之江修建性详细规划总平面图》）、证据7（枝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枝住建函〔2017〕64号复函）足以证实原告在案涉土地上修建一定规模的配套商业建筑在出让合同签订之前已被纳入土地用途规划，后又获得规划部门许可，迅达枝江公司并未擅自变更土地用途，也未违反规划设计条件。而且，《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明确约定了其他土地利用要求以建设规划部门要求为准，规划设计方案在原被告签订出让合同之前就已确定，土地管理部门、规划部门等单位经过会商之后才发出挂牌出让公告，原告通过公开竞争中标之后才与被告签订合同。本案争议的6420.1平方米配套公建及商业建筑正是基于上述规划设计方案建设，迅达枝江公司已以2700万元土地出让金取得了合同约定的权利，其享有建设配套商业建筑的权利，只要未超过合同约定的范畴，应无需再缴纳土地出让金。再者，原、被告就案涉土地进行利用开发的相关约定，其内容应包括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按照相关法定程序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挂牌公告、公函等相关文件。因此对合同当事人是否违反合同约定应整体把握，不能简单地理解某个单一条款。本案中原告基于对被告行使公权力的信任，有充分理由相信其在案涉的地块上依法修建的建筑物应包括住宅和商业配套两部分。案涉《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第四条约定本合同项下出让宗地的用途为住宅用地，第十一条约定主体建筑物性质商住楼，在约定不明的情形下，对于格式合同的理解要作出对相对方有利的解释，商住楼理应包括原告方认为的配套商业建筑。被告提供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市住建局关于迅达置业南岗路与沿江大道交叉口60亩土地用途有关问题的函的复函（枝住建函〔2017〕64号）和原告提供的前述证据相同，不能达到其认为原告变更了土地用途并要求原告补缴土地出让金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认定。因此，被告认为原告修建的配套公建及商业面积6420.1平方米属于土地用途变更，要求原告补缴土地出让金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撤销被告枝江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于2020年1月10日作出的《枝江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补缴土地出让金的行政决定》(枝自然资规行决字〔2020〕1号)。本案受理费50元，由被告枝江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林兰英审 判 员  余晶晶人民陪审员  杨功玉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书记 员代  雪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