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晋民申962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郁某，男，汉族，1973年7月3日生，住临汾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某，山西瀛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何某，男，汉族，1981年6月20日生，住临汾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山西祐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郁某因与被申请人何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10民终12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一、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何某所称的200万元是其与郁某一起贩煤的出资款，并不是借款，该款项已经结算完毕。2011年郁某从蒲县正兴洗煤有限公司购煤时需要资金周转，便提出向何某借款。何某询问借钱用途，郁某告知是用于支付购煤的预付款。何某提出想出资合伙送煤，安排其小舅子李鑫同郁某一同跑业务，利润平均分配，郁某同意。2011年7月2日，何某通过李鑫的账户给郁某转账200万元，郁某加上自有资金共向蒲县正兴洗煤有限公司预付购煤款计400余万元，但仅购得价值200余万元的煤。郁某出售煤炭后，自2011年9月开始共支付给何某94万元。后因蒲县正兴洗煤有限公司原因，迟迟无法向郁某供应剩余200余万元价值的标准煤。经与正兴洗煤公司法定代表人席某明协商，席某明于2011年11月15日向郁某出具借条一张，数额为2274000元，由正兴洗煤公司作担保，该借条涉及的款项中包括何某的106万元。借条签订后，席某明没有按时履行。2012年4月22日，何某和席某明协商，达成还款意向，由何某执笔，写了席某明对郁某的还款计划书，席某明签字确认。何某告知郁某属于自己的那部分钱由他自己去要，要求郁某把合伙送煤的利润结算一下，结算之后郁某于2012年5月2日依何某的指示向何某妻子李洁的账户转账10万元。之后何某持还款计划书多次向席某明要钱，席某明给了何某6万元以后再不履行，2012年底何某要求郁某起诉席某明及正兴洗煤公司。因席某明出具的借条中仅写有郁某的名字，只能以郁某的名义进行起诉。起诉之后，何某提出郁某先把钱还给他，由郁某一人通过诉讼向席某明要钱。郁某说自己目前没有钱，可以用房子和车抵顶，何某同意。2012年12月郁某将自有的型号为GL450的奔驰车和位于恒安新东城18号楼-1-2201#的商品房（135㎡）交付何某，席某明所欠何某的购煤款全部转让给郁某，此笔欠款与何某再无关系。何某将购煤款债权转让给郁某后，2013年郁某起诉席某明胜诉。2014年郁某申请执行席某明及正兴洗煤公司，对席某明在海南的房产、正兴洗煤公司的土地和房屋进行拍卖。临汾市尧都区人民法院分别于2015年9月9日和2018年9月17日作出了以物抵债的裁定，将席某明在海南的房产、正兴洗煤公司的土地及35间房产抵顶给郁某偿还所有债务。正兴洗煤公司原本就经营洗煤业务，郁某想借用正兴洗煤公司的营业手续，在工商登记机关变更法定代表人后用该公司资产向银行抵押贷款，自己经营洗煤业务。因正兴洗煤公司欠蒲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300万元借款无法归还，信用不良，何某当时在信用社工作，与当时分管不良贷款的副行长王来顺关系不错，所以郁某请何某帮助处理300万元的不良贷款，承诺事成之后给何某100万元的好处费。郁某同时提出想向何某借100万，何某说只有95万，随后给郁某转过去，郁某向何某出具了95万元借条，但是何某之后并未给郁某转账。郁某认为没有转账，借贷就没有发生，况且要让何某处理300万元的不良贷款，并答应给好处费，所以就没有把借条拿回来。但何某拿到该借条后，并未帮郁某处理这300万元的不良贷款，而是在2018年7月25日以该借条作为证据，向一审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捏造该95万元借条是原200万元欠款转化而来，以此骗取一审法院于2018年12月27日作出一审民事判决。郁某不服，向二审法院上诉，2019年6月14日二审法院作出郁某归还何某95万元及利息的判决。何某把两件事情捏造在一起，虚构95万的借条是由200万转化而来，无视郁某曾给其还款的事实，为了配合95万元这一数额，降低以房子和车抵债的数额，欺骗法庭，操纵民事诉讼，使司法沦为将其非法利益合法化的工具，其行为已构成虚假诉讼。二、原判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认定借贷关系成立，判决郁某返还何某95万元，适用法律错误。1.何某在一、二审庭审中均陈述95万元借款是由2011年7月郁某借何某200万元归还105万元后，重新出具的借条，约定月息2分，但在庭审中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此笔200万元款项约定有利息。实际此笔款项并不是借款，是双方合作贩煤的投资款，根本就不存在利息。郁某在庭审中提供2011年9月向何某岳母岑巧云转账32万元的凭证，2011年9月16日郁某农行卡取款记录，2011年9月27日郁某向何某账户转账12万元，2012年5月2日向何某妻子李洁转账10万元，郁某交付给何某的银行承兑汇票，以及2013年1月郁某、何某、李洁录音谈话记录，内容可证明何某向席某明催要200万元欠款，且从席某明处要回6万元购煤款的事实，说明这200万元并不是郁某向何某的借款，而是双方进行合作贩煤的出资。结合何某诉讼时自认的以车房抵顶部分款项，双方就此200万元的投资购煤款已经清算了结，并不存在郁某只偿还105万元本金，还欠何某95万元的情况。退一步讲，按照何某认可的和现有的书面证据来推算，该200万元款项是借款，约定月息2分，200万元借款出借时间是2011年7月2日，至2011年10月2日利息仅12万元。而何某认可的郁某2011年9月27日归还的12万元是利息，提前五天归还利息，多归还将近7000元的利息，明显不符合常理。事实上郁某庭审中提供的还款凭证足以证明，2011年9月5日转账给何某岳母32万元，2011年9月16日给李鑫20万元现金让其交给何某，2011年9月27日转账给何某12万元，2011年8月到9月之间交付给何某两张1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共计归还84万元，扣除12万元的利息，从2011年10月起，借款本金也应当变更为128万元。2012年5月2日郁某又转账给何某妻子的10万，从2012年5月本金应当变更为118万元，从2011年10月至2012年5月止，128万元的利息款为179200元。从2012年5月起至2013年2月止，118万元利息应为212400元。2013年2月郁某又以房车抵顶105万元的本金，剩余借款本金为13万元。即便13万元本金从2013年2月计息至2016年7月，利息也仅有106600元，上述3笔利息款及借款本金共计也仅628200元，并非是95万元的借款。况且何某作为银行系统工作人员，在2016年7月出借款项时，应当让郁某出具欠条，本金及利息均写清楚，而不是出具一张没有利息的借据，这些不符合常理的问题，原审均未审理查明。2.二审法院审理认定案涉95万元是郁某借何某200万元归还105万元借款后，所欠借款的本金，仅因郁某提供的还款凭证不是直接转给何某，而是转给其岳母、妻子，便认定这几笔还款凭证不能证明郁某向何某还款事实，不认可郁某2016年7月前归还何某本金的事实。二审法院未审理查明郁某同岑巧云、李洁之间是否存在经济往来、债权债务关系，郁某同何某除了此笔200万元的款项，是否还存在其他经济往来，在2016年7月前双方是否还存在其他的债权债务关系，仅根据95万元借条是郁某书写，便草率地认定郁某应偿还95万元，对郁某而言是极不公平的。事实上，郁某向何某的岳母和妻子转账均是依照何某的指示，郁某与二人并不认识，没有何某提供的账户信息，不可能向她们二人转款，所以郁某向她们转账就是归还何某的200万投资款的，这些事实原审也未审理查明。综上所述，郁某的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的规定，请求对本案进行再审并依法改判，以维护再审申请人的合法权益。何某答辩称：一、郁某的表述前后矛盾，法庭不应当采信。本案一审时，郁某矢口否认向何某借款200万元，不认可用房子和车还款，也不认可向何某支付过40万元利息。二审时，郁某又认可向何某借款200万元，用房子和车偿还部分借款，后来把200万元借据撕掉了的事实，同时谎称200万元借款没有约定利息。二审中郁某认可用房子和车抵账1142500元，在再审申请书中又改表述为房子和车抵账数额为105万元。一审不认可借款200万元的月利率为2%，在再审申请书中又认可月利率2%。郁某在二审中提到2011年9月5日至2012年5月2日已经支付了何某104万元，这一表述与郁某自己提供的2013年1月2日的录音内容相矛盾，录音内容中何某在2013年1月2日向郁某索要200万元欠款，郁某对数额没有提出异议，说明郁某没有向何某偿还104万元本金。可见，郁某从一审、二审到再审说话反复，颠倒黑白，明显在遮掩欠款事实，法庭应该采纳何某的意见。二、何某在一审的诉讼请求及事实与理由均是真实的。郁某在二审已经承认借款200万元，还提到借条被撕了，说明借款事实肯定存在，在再审申请书中也认可了约定月利率2%的事实。郁某在一审、再审中提到的付款情况中存在虚假事实，其并未通过何某岳母偿还32万元，没有通过给李鑫20万元现金还款20万元，也没有向何某支付过10万元现金和承兑汇票。关于200万元借款，何某收到郁某的还款情况为：2011年9月27日收到一个季度的利息12万元（2011年7月1日至2011年9月30日的利息），2012年5月2日收到10万元利息，后陆续收到了18万元利息（包括席某明直接支付的6万元利息），自2011年7月1日至2013年2月1日，何某应收利息为76万元，实收利息40万元。郁某在再审申请书中认可了2013年2月1日以房、车顶账方式偿还105万元本金，所以还剩95万元本金未还，与何某向法庭提供的95万元借据刚好吻合。在二审庭审笔录中，郁某承认95万元借据是在2013年处理200万元后，2016年重新出具的借款借据。因此，郁某向何某支付95万元并承担利息有依有据，希望法庭驳回其再审申请。本院经审查认为，关于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是否缺乏证据证明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十六条规定“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本案中，何某依据借条提起诉讼，陈述其于2011年7月1日通过小舅子李鑫出借给郁某200万元，2013年2月1日郁某以车、房抵顶的方式偿还105万元后，2016年7月25日重新为其出具借条，形成案涉95万元借款。郁某抗辩何某起诉所依据的95万元借据与原200万元借款无关，是重新打的借据，但何某并未实际支付，因自己曾许诺给何某好处费，便未收回该95万元借据。郁某主张200万元是双方合作购煤的投资款，2011年7月2日曾收到何某通过李鑫转来的200万元，出售双方合伙购买的煤炭后，对何某的投资款，自己除用车、房抵顶部分之外，还用现金、转账等方式已全部归还给何某。郁某为支持其主张提交了以下证据：1、三笔转账记录：2011年9月5日向何某岳母岑巧云转账32万元、2011年9月27日向何某转账12万元、2012年5月2日向何某妻子李洁转账10万元；2、录音、汇票等证据，证明2011年9月16日交给李鑫20万元现金转交何某、2011年9月交给何某10万元现金及两张10万元的承兑汇票、何某从案外人席某明处要回6万元。何某仅认可转给其本人的12万元和转给李洁的10万元，之外的还款均不予认可。本院认为，原审中何某自述通过李鑫账户转账给郁某200万元，却又对郁某通过李鑫等亲属还款的事实全部予以否认，主张李鑫与郁某另有经济往来，但未提交相应的证据证明。根据司法解释的规定，郁某抗辩已经偿还借款并提供其给岑巧云转账32万元、通过李鑫支付给何某20万元等款项的证据之后，应当由何某承担反驳的举证证明责任，以证明上述款项系李鑫本人与郁某的经济往来，与本案争议的还款数额无关，否则应由何某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但原审法院并未要求何某举证以查明事实，直接认定郁某提供的还款证据发生在案涉95万元借条形成之前而不予采信，对举证证明责任的分配有误。因此，郁某关于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理由成立。综上，郁某的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的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审判监督程序严格依法适用指令再审和发回重审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的规定，裁定如下：一、指令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二、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审判长 程庆华审判员 张 林审判员 王怀师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王建芳书记员 李 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