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5民初48961号原告：北京市蓝鹏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西里**住邦2000商务中心**楼**。负责人：张起淮，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史建军，北京市蓝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奥凯航空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庞各庄镇瓜乡路****楼****div>法定代表人：胡如平。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君，男，奥凯航空有限公司法务。原告北京市蓝鹏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原告）与被告奥凯航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被告）诉讼、仲裁、人民调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史建军，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君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于2020年2月17日解除；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律师代理费4万元；3.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办案费用886.97元；4.判令被告支付利息损失（以4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4月25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5.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被告系公共运输航空企业，常有飞行员、机务人员因解除劳动关系和办理离职手续事宜与其发生劳动争议。2019年3月，被告与原告召开会议，被告决定将其与飞行员、机务人员因解除劳动关系、办理离职手续所涉劳动争议案件交由原告代理，双方约定每名飞行员每个案件律师代理费为4万元，原告代理过程中的取证费、住宿、交通等差旅费由被告承担等。双方就上述条款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原告将《委托代理协议》发至被告邮箱，但被告均以尚在盖章为由塘塞。原告基于对被告的信赖，持被告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实际履行了《委托代理协议》约定的合同义务，所涉案件已经终结。原告多次催要律师代理费、办案费用，被告均拖延未付，故原告于2020年2月17日致函被告要求解除《委托代理协议》。被告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一、委托代理协议双方未签订，不存在解除协议的问题。双方商谈过程中，原告承诺采取诉讼策略达到使每个飞行员整体延迟离职3年以上，且明确代理四个阶段及达不到代理目的代理费减半支付等问题，但是原告回复的协议中并无代理方案目的。且原告报价一个阶段1万元，双方也明确约定按照案件代理阶段计算代理费用，代理费包括执行阶段。二、被告不应支付4万元代理费。因听从原告建议，先应对飞行员提出的离职诉讼，再单独启动飞行员返还培训费赔偿诉讼案，被告对彭某某、余某等飞行员未及时提出反请求返还培训费索赔诉讼，导致两人离职案件判决生效后，被告被顺义法院单方执行，被告要求原告出具解决方案，以应对执行措施，但原告以未付费用为由不予处理，导致顺义法院因二人案件对被告法定代表人采取限制高消费措施，并产生了负面信息，给被告造成损失上百万元。其他飞行员的案件因采取了同样的诉讼方案，也将陆续进入执行阶段。因原告代理方案严重错误，代理行为存在严重过错，不应支付代理费。三、被告未承诺承担其办案费用，且原告办公地在北京，费用属于其正常办案应承担的费用，应由原告自行承担。四、原告主张利息没有依据。被告不应支付代理费，不存在利息损失。五、诉讼费承担以法院认定为准。经审理查明：2018年9月27日，原告向被告发微信称，“张律师，您刚才说的劳动争议案件，我们主任说分阶段收费，每个阶段都是1万元代理费”。2018年11月16日，原告向被告发微信称，“飞行员案件收费：解除和培训费一起打一个阶段一万五，解除和培训费分开打一个阶段一万”。2019年3月4日，原告通过微信向被告发送《委托代理协议（黄某）》电子版。2019年3月8日，被告向原告发送《委托代理协议（黄某）》修改电子版。2019年4月22日，原告通过邮件向被告发送了《委托代理协议》，其内容为：委托人（甲方）被告，受委托人（乙方）原告，甲方因与黄某劳动争议纠纷一案，委托乙方律师代理；甲方应在本协议签署之日起两日内，向乙方支付律师代理费4万元；受聘律师因代理甲方委托事宜所发生的取证费、住宿、交通等差旅费用由甲方承担，实报实销；甲方未依约按时、足额支付律师代理费或者未依约为乙方报销办案费用的，乙方有权随时单方解除本协议，终止代理，已收取的费用乙方不予退还，未足额支付的律师代理费甲方应足额支付，办案费用甲方应按照本协议的约定予以报销等；2019年4月23日，原告向被告发微信称，“我昨天给您发了邮件，有授权书，委托代理协议等文件，委托代理协议已经把违约金条款去掉了，您看了没问题请公司尽快盖章吧”。同日，被告向原告发送《委托代理协议（单轶）》电子版，并称，“您先看一下我加了办理案件的四个阶段”原告回复称，“好的，看到了，就按您改的吧”被告称，“好的，我把其他也改一下，另外彭某某和余某律师费改为3万”原告称，“好的”。2019年5月8日，被告向原告发微信称，“委托协议抽时间按照财务意见调整一下”，原告称，“好的，我一会改完发您”。同日，原告向被告发送《委托代理协议（单轶）》修改版。2019年5月9日，原告称，“我昨天发您的修改过合同有问题吗？”被告称，“我已经上传并转财务了”。被告最终未签署《委托代理协议》。诉讼中，原告提交被告与黄某案的卷宗，证明原告基于对被告的信赖，持被告出具的《授权委托书》等文件实际履行了《委托代理协议》约定的合同义务。经查，原告代理了黄某案件的劳动仲裁、一审、二审三个阶段，未代理执行阶段。二审判决书出具的时间为2019年11月13日。2020年1月17日，原告向被告寄送《告知函》，要求被告按照《委托代理协议》在收到本函之日起七日内支付黄某等案件的律师代理费及办案费用。被告于1月21日收到该《告知函》。2020年1月23日，被告向原告回函，表示其因彭某某、余某等飞行员案件被单方执行，被告法定代表人被采取了限制高消费措施，媒体上报道了负面信息，使被告陷入不利的局面，造成了上百万元的损失，并要求原告出具书面的应对策略。2020年2月10日，原告向被告寄送《告知函》，表示《委托代理协议》于本函送达之日解除，并要求三日内支付律师代理费及办案费用。2月17日，被告签收该《告知函》。原告另提交办案费凭证，证明其在黄某一案中垫付的交通费、复印费共计886.97元。被告不予认可，称原告提供的出租车发票未显示是办理被告案件使用，且劳动仲裁裁决书中黄某的律师没有刘某某，但刘某某去顺义仲裁支付的出租车费用为128元。诉讼中，被告提交聊天记录，证明其要求原告处理彭某某和余某执行案件，但原告以未付费为由，不出具应对方案和策略，导致奥凯被法院采取强制措施，被告不得不同意飞行员提出的调解方案。原告不予认可，称聊天记录断章取义，不连续，且黄某案未进入执行阶段时，原告已解除了《委托代理协议》。被告另提交朱某某、彭启二案判决书，证明被告听取原告代理方案和策略，未向飞行员提出赔偿培训费反诉，导致被告被法院单方执行并采取强制措施。原告认可判决书的真实性，但不认可证明目的，称与本案无关。以上事实，有原告、被告分别提交的上述证据及庭审陈述等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一、原告与被告之间的黄某案《委托代理协议》是否成立。二、被告是否应向原告支付律师代理费以及应当支付的金额。关于焦点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六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第三十七条规定，“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在签字或者盖章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结合现有的证据，从双方磋商过程看，双方均有意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应视为双方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虽被告最终未能签署黄某案《委托代理协议》，但被告向原告出具了《授权委托书》，原告实际代理了黄某劳动争议案件的仲裁、一审、二审阶段，被告亦接受了原告的代理行为，原告、被告之间的合同已成立。合同成立并不应狭义的理解为《委托代理协议》的全部内容均对双方当事人有约束力。本案中，原被告一直在对《委托代理协议》的内容进行修改、磋商。2019年4月22日，原告通过邮箱向被告发送了《委托代理协议》，被告于第二日即提出“加了办理案件的四个阶段”“我把其他也改一下”，原告称被告未对《委托代理协议》提出异议的意见，本院不予采信。直至2019年5月8日，被告仍就《委托代理协议》的部分内容要求原告进行修改。关于原告要求确认《委托代理协议》解除的时间，《委托代理协议》中约定有被告如未依约支付律师代理费的，原告有权随时单方解除本协议，被告在双方洽商修改合同的过程中，并未对此条款提出异议。且至黄某案二审审结之时，被告仍未向原告支付任何代理费，原告发函要求解除《委托代理协议》，被告亦认可收到，原告据此要求确认解除，于法有据，本院应予以支持。关于焦点二，《委托代理协议》约定的律师代理费应为原告代理被告案件应取得的费用，至于原告采取何种诉讼策略以及将达到何种效果，《委托代理协议》并未涉及，亦无条款约定未达到某种效果被告有权拒付代理费。故被告以此为由拒绝支付代理费，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被告应支付的代理费金额，被告辩称双方协商一个阶段一万元，结合被告反馈的合同修改意见及原告曾表示“分阶段收费，每个阶段都是1万元代理费”“飞行员案件收费：解除和培训费一起打一个阶段一万五，解除和培训费分开打一个阶段一万”，本院认为每个阶段一万元，四个阶段四万元符合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被告的此项答辩意见，本院予以采信。因原告未代理被告案件的执行阶段，故被告应向原告支付的代理费应为3万元。被告自代理行为结束后仍未及时支付代理费，应向原告支付自收到原告书面催要款项之日起的利息损失。关于办案费用，因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与黄某案的相关性，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九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北京市蓝鹏律师事务所与被告奥凯航空有限公司之间的黄某案《委托代理协议》于2020年2月17日解除；二、被告奥凯航空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北京市蓝鹏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代理费3万元；三、被告奥凯航空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北京市蓝鹏律师事务所支付利息损失（以3万元为基数，自2020年1月2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三、驳回原告北京市蓝鹏律师事务所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11元，由原告北京市蓝鹏律师事务所负担125元（已交纳），由被告奥凯航空有限公司负担286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李佳佳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曹 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