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民终2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申请执行人）：叶春泽，男，1973年8月1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永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贵明，辽宁诚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闯，辽宁诚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案外异议人)：鲁杰，女，1973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玉慧，辽宁君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智，辽宁君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被执行人)：段红彦，男，1969年7月26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被执行人)：大连中泰世纪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长兴街**富鸿花园****。法定代表人：段红彦，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上诉人叶春泽因与被上诉人鲁杰、段红彦、大连中泰世纪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辽02民初13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7月17日进行了公开审理。上诉人叶春泽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贵明、张闯，被上诉人鲁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玉慧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段红彦、中泰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叶春泽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18日做出的（2018）辽02民初1398号民事判决；2.请求判决驳回原审原告诉讼请求；3.请求判决由被上诉人鲁杰承担本案一、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具体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认定该房屋是鲁杰及其儿子的生活保障住房，该请求权在伦理上具有一定的优先性，该认定事实错误。首先，原审原告鲁杰在一审诉称在2003年10月24日与段红彦离婚后到一审庭审时一直与儿子居住在该房屋，但鲁杰在庭审中提供的物业费发票中有2张是2017年和2018年的物业费收据，该单据上还标有段红彦的停车车号，交款人仍然是段红彦，虽然鲁杰辩称，由于该房屋产权登记人是段红彦，因此交费收据中只能写产权登记人的名字，但是原告提供的其它6张物业收据的交款人却是鲁杰的名字，这与鲁杰的辩解自相矛盾。其次，一审庭审时鲁杰给本代理人看的采暖费发票中也有多张发票显示交款人是段红彦，但该采暖费发票鲁杰庭审时未提交，这2份证据证明段红彦和鲁杰虽然离婚，但仍然共同居住，并且车辆停放在停车场。说明他们在办理假离婚，为了逃避法院对涉案房产的执行。再次，鲁杰与段红彦在2003年11月24日离婚协议约定甘区伟业东街15-3-1号房产和甘区泡崖八区1#-5-5-1共计两处都归鲁杰所有，对此该系争房屋并非鲁杰与儿子的生活保障性住房。最后，涉案房屋系段红彦于2002年11月29日在婚姻存续期间购买，产权登记在段红彦名下，且该24万元的房屋贷款据原告当庭陈述直到2013年才还清，房产证直到2017年段红彦才交给鲁杰，即使2003年10月24日原告鲁杰与被告段红彦离婚约定该房屋归鲁杰所有，但由于房屋产权登记在段红彦名下，该24万元的贷款也用段红彦的个人财产偿还。据此证明房屋仍然是段红彦的财产，更何况产权一直登记在段红彦名下。(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根据我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法律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法律效力”。本上诉人认为，鲁杰与段红彦在离婚协议中约定该房屋产权归鲁杰所有，这是段红彦对自己在系争房屋产权中所拥有份额的处分，该处分行为未经产权变更登记并不直接发生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也不具有对抗上诉人的法律效力。因系争房屋的产权未发生变更登记，段红彦仍为系争房屋登记的产权人，其在系争房屋中的产权尚未变动至原告名下，故在原被告段红彦对外尚存未履行债务的情况下，上诉人作为被上诉人段红彦的合法债权人（贵院2012大民一初字第50号民事调解书确认），要求对债务人段红彦名下的财产予以司法查封并申请强制执行符合法律规定。原告依据《离婚协议书》对系争房屋产权的约定，请求不得执行该房屋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2.一审法院参照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的精神是错误的该条规定的特殊动产的买卖时适用，而本案案涉的是不动产，因此不应参照适用。而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88条第一款的规定:“多份生效法律文书确定金钱给付内容的多个债权人分别对同一被执行人申请执行，各债权人对执行标的物均无担保物权的，按照执行法院采取执行措施的先后顺序受偿。该条规定确立了执行措施在先的债权优先受偿原则。而上诉人的债权是经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而鲁杰对段红彦的债权只是双方约定，且未经生效法律确认的债权，因此按照举重已明轻的法律原则，也是前者优于后者。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实施细则的第八条（备选指导性案例由案例指导办公室按照程序报送审核。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的指导性案例，印发各高级人民法院，并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人民法院报》和最高人民法院网站上公布）、第九条（各级人民法院正在审理的案件，在基本案情和法律适用方面，与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相类似的，应当参照相关指导性案例的裁判要点作出裁判）、第十条（各级人民法院审理类似案件参照指导性案例的，应当将指导性案例作为裁判理由引述，但不作为裁判依据引用）、第十一条（在办理案件过程中，案件承办人员应当查询相关指导性案例。在裁判文书中引述相关指导性案例的，应在裁判理由部分引述指导性案例的编号和裁判要点。公诉机关、案件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引述指导性案例作为控（诉）辩理由的，案件承办人员应当在裁判理由中回应是否参照了该指导性案例并说明理由。）、第十二条（指导性案例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再具有指导作用：（一）与新的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司法解释相冲突的；（二）为新的指导性案例所取代的；），应该参照2017年第3期最高院公报案例“付金华诉吕秋白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案”进行裁判。(三)2017年第3期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付金华诉吕秋白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案”与本案的案情完全一致，该公报案例的裁判观点是依据《物权法》第九条规定，驳回原告的付金华的诉讼请求。为了维护法院同案同判的权威，上诉人请求依据此最高院的判例观点也应该驳回被上诉人的鲁杰的诉讼请求。(四)一审法院判决说理是错误的一审法院认为叶春泽与段红彦的债权形成过程中，案涉房产未影响到段红彦的责任财产。即使鲁杰请求权排除叶春泽债权的执行，也并未对叶春泽债权的实现形成不利影响。叶春泽对段红彦的债权是2012年8月18日从他人处转让而来，转让前叶春泽已调查过本人财产，正是基于对公示信息信任才受让债权，如不能对该涉案房产进行执行，势必影响上诉人债权的实现。(五)被上诉人鲁杰在案涉房产未变更到其名下存在过错，理应承担不利后果，理由是：从鲁杰与段红彦2003年10月24日离婚到叶春泽2012年11月20日查封案涉房产，历时9年多时间，鲁杰都未向段红彦主张过要求其将涉案房屋过户到其名下，且鲁杰也未通过诉讼方式向段红彦主张房产过户，其行为明显是怠于行使权利，应该承担案涉房产被执行的不利后果。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和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应该得到支持。鲁杰二审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具体事实和理由：（一）鲁杰与段红彦于1998年7月28日登记结婚，2003年10月24日离婚，案涉房屋购于婚姻存续期间，离婚时双方签订协议约定案涉房屋归鲁杰所有，后复婚又离婚时在离婚协议中再次约定案涉房屋归鲁杰所有并系鲁杰婚前个人财产。双方对于案涉房屋的约定系对于共同财产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故，鲁杰和段红彦对案涉房屋的分割远早于上诉人债权发生的时间以及案涉房屋被法院查封的时间，不存在借离婚协议处理财产逃避债务的主观恶意。上诉人引用的该条法律规定明显不适用本案，且鲁杰对段红彦享有的不是债权而是将案涉房屋的所有权变更登记至其名下的请求权。（二）上诉人与段红彦之间的债务系段红彦个人所负的巨额经营性债务，与鲁杰无关，在债务发生时案涉房屋已经归鲁杰所有，因此不应用于偿还段红彦对外所欠的个人债务。（三）鲁杰对案涉房产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鲁杰基于离婚协议书享有将案涉房产变更登记至其名下的请求权，该请求权优先于上诉人对段红彦享有的一般金钱债权请求权。首先，时间上即优先于；其次，在上诉人和段红彦间的债权债务发生时，案涉房屋实质上已经因离婚协议的约定不再是段红彦的责任财产，在二者间的金钱债权形成过程中案涉房屋未对段红彦的责任财产产生影响；最后，鲁杰和儿子一直居住在案涉房屋内，该房屋为二人提供了生活保障。案涉房屋一直没有办理产权过户登记，是因为直到2017年贷款才还清，而且期间鲁杰一直向段红彦主张办理过户，但段红彦一直不配合，因此鲁杰对未办理产权没有过错。(四)上诉人提出的案例是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作出的，不应作为参考，现最高院已经有了最新的裁判观点。上诉人提出的2017年第三期公报案例与本案情况不完全一致，并且该案例是上海第一中院在2015年作出，随着法律发展，包括现在最高院对此类案件处理有了最新观点，因此不应参照该裁判段红彦、中泰公司二审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鲁杰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不得执行位于大连市甘井子区房屋，本案诉讼费由被告共同承担。具体事实和理由：一、案涉房屋因被告段红彦所负债务被法院裁定查封。叶春泽与段红彦、中泰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生效调解书调解。2012年11月20日，大连中院依申请保全查封了案涉房屋，查封期限为两年，后又续封三年。二、案涉房屋虽登记在段红彦名下，但属于原告依法所有，不属于段红彦个人财产。1998年7月28日，原告鲁杰与段红彦登记结婚，并于2002年11月29日购买案涉房屋，后办理产权登记。2003年10月24日，原告与段红彦协议离婚，离婚协议约定案涉房屋归原告鲁杰所有。2003年12月17日原告与段红彦因为孩子的原因复婚，2016年4月13日再次协议离婚，离婚协议确认案涉房屋归原告鲁杰所有，并强调系鲁杰婚前房产。案涉房屋购于原告与段红彦第一次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依法应当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且依据第一次离婚时双方所签离婚协议，案涉房屋产权由一半归原告所有变更为全部归原告所有，即从2003年10月24日起，案涉房屋已经确定不属于段红彦所有，由于段红彦一再拖延和不配合导致房屋产权迟迟未能变更登记至原告名下。三、案涉房屋所有权确定属于原告所有，原告有权要求办理产权变更登记，且该权利依法应当优先于被告的执行债权。案涉房屋虽在段红彦名下但产权实际归原告所有，原告享有将案涉房屋的所有权变更至自己名下的请求权，该请求权优先于叶春泽因与段红彦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所形成的金钱债权。该请求权早于叶春泽与段红彦民间借贷纠纷所形成的金钱债权，在民间借贷债权债务发生时，案涉房屋实质上已不再是段红彦的责任财产，且民间借贷所涉巨额债务是段红彦个人经营性债务，与原告无关，不应执行原告拥有的唯一房产。原告鲁杰和儿子一直居住在案涉房屋之中，段红彦从未支付抚养费，该房屋是为原告与儿子提供生活保障的唯一房产。叶春泽一审答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根据我国《物权法》第九条的规定，段红彦处分自己对案涉房屋拥有的份额，但未经产权变更登记，不发生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不具有对抗叶春泽的法律效力。原告于2018年9月27日向法院起诉，案涉房屋系于2012年11月20日被查封，原告的请求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从原告提供的证据显示，段红彦虽然与鲁杰离婚，但仍共同居住，说明该二人系办理的假离婚，是为了逃避法律对案涉房屋的执行。案涉房屋在原告与段红彦离婚后仍有24万元的贷款未偿还，后用段红彦的个人财产偿还，可见，案涉房屋系段红彦的财产。段红彦、中泰公司一审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叶春泽与被告段红彦、中泰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一审法院于2013年4月23日作出（2012）大民一初字第50号民事调解书，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调解协议：一、被告段红彦于2013年5月8日前偿还原告叶春泽借款本金人民币2000万元及利息；二、被告中泰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给付责任；三、原告叶春泽放弃其他诉讼请求；四、案件受理费183350元，减半收取91675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96675元（原告叶春泽已预交），由被告段红彦、被告中泰公司共同负担。在该案审理过程中，依据叶春泽的申请，一审法院于2012年11月20日依法保全查封了位于大连市甘井子区房屋（以下简称“案涉房屋”），查封期限两年。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一审法院于2015年10月20日作出（2015）大执恢字第148号执行裁定，查封被执行人段红彦持有的案涉房屋（证号：2006716168）、甘井子区宏欣路3号3单元3层2号房屋（证号2012718530）。查封期限为三年。鲁杰作为案外人提出书面异议，一审法院于2018年7月30日作出（2018）辽02执异762号执行裁定书，驳回鲁杰的异议请求。鲁杰不服，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另查，案涉房屋系段红彦于2002年11月29日购买。此后，鲁杰及儿子一直在该房屋内居住至今。鲁杰与段红彦于1998年7月28日登记结婚，2003年10月24日离婚，离婚协议中约定甘井子区伟业东街15—3—1号和甘井子区泡崖八区1#—5—5—1号（即案涉房屋）两处房产归女方所有，甘井子区泡崖八区1#—5—5—1处房屋贷款由段红彦负责偿还。后双方于2003年12月17日登记结婚，又于2016年4月13日离婚，离婚协议中约定案涉房屋归鲁杰所有（系鲁杰婚前房产）。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具体到本案，原告鲁杰要求停止对案涉房屋的执行，理由是认为案涉房屋属于其婚前个人财产。从查明的事实可见，案涉房屋购买于2002年11月29日，此时尚处于鲁杰与段红彦婚姻关系存续期间，2003年10月24日，鲁杰与段红彦协议离婚，双方在离婚协议中已明确约定，案涉房屋归鲁杰所有。鲁杰与段红彦解除婚姻关系及有关财产约定的意思表示是真实的，明确将夫妻双方共有的案涉房产归鲁杰所有，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约定是就婚姻关系解除时财产分配的约定，在案涉房产办理过户登记之前，鲁杰享有的是将案涉房产的所有权变更登记至其名下的请求权，该请求权与叶春泽的请求权不同，并因此具有排除执行的效力。首先，从成立时间上看，该请求权要远远早于叶春泽与段红彦借贷纠纷所形成的金钱债权。债权的成立时间尽管并不影响债权的平等性，但在若干情形下对该债权能否继续履行以及继续履行的顺序产生影响。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的精神，针对本案的情形，不能得出叶春泽成立在后的债权具有优先于鲁杰成立在前的债权的结论。其次，从内容上看，鲁杰的请求权系针对案涉房屋的请求权，而叶春泽的债权为金钱债权，并未指向特定的财产，案涉房产只是作为段红彦的责任财产成为叶春泽的债权的一般担保。现鲁杰占有案涉房屋，其要求将案涉房产的所有权变更登记至其名下的请求权，应优于叶春泽的金钱债权。再次，从性质上看，在叶春泽与段红彦间的债权债务发生时，案涉房屋实质上已经因鲁杰与段红彦之间的约定而不再成为段红彦的责任财产。因此，在叶春泽与段红彦因借贷形成金钱债权过程中，案涉房产未影响到段红彦的责任财产。即使鲁杰请求权排除叶春泽债权的执行，也并未对叶春泽债权的实现形成不利影响。最后，从发生根源上看，案涉房产系鲁杰与段红彦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而产生的夫妻共同财产，在鲁杰与段红彦婚姻关系解除之时约定案涉房产归鲁杰所有。从功能上看，该房产具有为鲁杰及其儿子提供生活保障的功能。与叶春泽的金钱债权相比，鲁杰享有的请求权在伦理上具有一定的优先性。综上，一审法院认为，基于鲁杰与叶春泽各自债权产生的时间、内容、性质以及根源等方面来看，鲁杰对案涉房产所享有的权利应当能够阻却对案涉房产的执行，鲁杰提起执行异议请求阻却对案涉房产执行的理由成立。据此，一审法院判决：停止对位于大连市甘井子区房屋的执行。案件受理费6600元，由叶春泽负担。本院经二审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争议焦点是案外人鲁杰是否享有足以排除申请执行人叶春泽一般金钱债权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经审查，现有证据不能证实鲁杰与其丈夫段红彦存在恶意串通的故意。一审判决对鲁杰就案涉房屋的请求权来源及性质的认定正确，对叶春泽债权形成过程认定正确，本院均予以确认。本案中，鲁杰对案涉房屋所享有的系所有权变更登记请求权，从形成时间及性质上来看，该房产具有为鲁杰及其儿子提供生活保障的功能，且一审已查明鲁杰及其儿子一直在案涉房屋居住，与叶春泽的金钱债权相比，鲁杰享有的请求权在伦理上具有一定的优先性，优先于上诉人叶春泽的一般金钱债权，故一审判决停止对位于大连市甘井子区房屋的执行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叶春泽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600.00元，由上诉人叶春泽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高 菡审判员 倪立新审判员 黄立君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四日书记员 周明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