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1民终707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徐盖山，男，汉族，1981年12月3日出生，住贵州省。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春洪，贵州乾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葛龙，男，汉族，1982年6月3日出生，住浙江省宁波市北仓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文元，贵州浩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道红，贵州浩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徐盖山因与被上诉人葛龙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清镇市人民法院（2020）黔0181民初6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上诉人徐盖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春洪，被上诉人葛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文元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徐盖山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2020）黔0181民初676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或者驳回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一审和二审诉讼费、保全费、保全保险费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第一、被上诉人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且被上诉人的行为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并涉嫌刑事犯罪，应当驳回被上诉的起诉。首先，被上诉人在向上诉人提供柴油时，是以经办人员的身份送货，卖方主体并非被上诉人个人。供货期间，上诉人已经多次要求被上诉人提供供油方的相关资质，并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但被上诉人一拖再拖，现如今被上诉人以其个人名义向法院起诉，明显缺乏主体资格。一审期间，上诉人当庭要求法庭查明案涉柴油的供货渠道及来源，但一审法院并未依法查明。被上诉人以其个人名义向上诉人主张货款，缺乏主体资格。其次，柴油作为常见的危险化学品，属于特种许可经营的特殊商品，自然人是不能直接经营的。即便是企业，也需要办理《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成品油批发经营批准证书》、《成品油仓储经营批准证书》、《成品油零售经营批准证书》等行政许可证书后，才能合法经营。本案中，按照一审判决的记录，涉案柴油数经量达82.89吨，数量巨大。被上诉人若主张涉案柴油是其个人出卖，则明显属于非法经营柴油，已近涉嫌非法经营罪。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于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因此，本案涉嫌经济犯罪，故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再次，被上诉人主张其与上诉人之间形成买卖合同关系，但如前所述，被上诉人的这种主张已经涉嫌犯罪，买卖合同关系依法不能成立，被上诉人不能据此向上诉人主张所谓的货款。而且，即便不考虑涉嫌刑事犯罪的问题，至少也应当确认买卖合同属于无效合同。一审法院完全不考虑被上诉人涉嫌的违法犯罪行为，并支持其诉讼请求，是变相的纵容违法犯罪行为，应当依法予以撤销。第二、就案件事实本身而言，一审判决也明显错误，依法应当予以撤销。首先、按照被上诉人在其起诉状中的描述，被上诉人认为双方达成的是口头协议，约定的是“柴油送到指定地点后即付款，单价随行就市”。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并非长期的合作伙伴，并未形成商业上的相互信任关系。本案中，被上诉人提交了十份送货单，时间分布在2018年7月至11月期间（其中7月1次、8月2次、9月1次、10月1次、11月5次）。如果上诉人存在拖欠货款的行为，被上诉人还会连续多次为上诉人供货吗，这明显不符合基本的认知。其次，一审期间，被上诉人共计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十份送货单（庭前提供七份，庭后提供三份），这十份供货单，都存在不同颜色字体的标注。根据一审判决已经确认的事实，所有送货单中，仅有“徐盖山”的签名是上诉人本人书写，其余内容均是被上诉人书写，而且很多内容是上诉人签名后被上诉人自行书写，并非上诉人表达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提供的十份送货单，真实性和合法性明显存在重大瑕疵，不能作为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主张货款的合法依据。一审法院对此不加甄别，全部作为定案依据，属于典型的事实认定不清。再次，被上诉人提交的十份供货单中，被上诉人分别在2018年7月21日、9月29日、2018年10月22日、2018年11月3日的供货单中用红笔标注了“款项全部付清”、“已付清”、“微信付19300元＋3万现金”、已付2万微信转＋1.5万现金”等字样。这些标注，充分说明：第一、上诉人确实存在通过现金、微信等多种支付方式向被上诉人付款的事实；第二、上诉人付款后，被上诉人并未向上诉人出具收据，而是被上诉人自行记录收款情况；第三、所有备注都是被上诉人单方面完所做，是否如实备注，备注什么内容，完全是由被上诉人单方面决定，故这些备注不具备客观性和真实性。上诉人认为，通过被上诉人提交的这些送货单，已经充分说明上诉人已经通过微信、现金等多种方式向被上诉人支付了货款，不存在欠款的事实。最后，一审时，上诉人针对通过现金付款问题申请了证人王某出庭作证，证人的陈述与被上诉人自己在送货单中的备注完全可以证实上诉人通过现金付款的事实，但一审判决对于上诉人现金付款的事实既未采信，也未给出不予采信的合理理由，致使本案客观事实未能查明。第三、按照一审判决最终判决的金额明显缺乏事实依据。首先，一审判决金额完全是按照被上诉人主张的341097元为基数，扣除被上诉人在开庭时自认的32000元微信转账而得出。这两个金额均是被上诉人单方面的主张，没有任何证据能证实，一审法院对此没做进行任何调查核实，明显缺乏事实依据。其次，前已述及，被上诉人提供的十份送货单，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且充分证实了上诉人通过现金、微信等方式付款的事实。而且，被上诉人自认的32000元，也是因为上诉人向法庭提交了微信转账记录，被上诉人才被迫承认自己没有在送货单中记录。这再一次证实，被上诉人并未客观真实的在送货单中记录上诉人的真实付款情况。因此，一审法院以被上诉人提交的送货单计算欠款金额，明显不当。综合前述三点，上诉人人认为，一审判决基本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应当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或者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请求中级人民法院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葛龙答辩称，一、案涉送货单据充分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有买卖合同关系，因此，上诉人关于被上诉人主体不适格理由不对；二、只有适格相应法律法规的合同才有效，违法才会导致合同无效，本案是向加油站和公司购买进行送货的，没有违法犯罪的问题；三、上诉人对其有利的单据是认可的，正好证明双方之间有买卖合同关系，上诉人对于单据上的签名是本人签字的没有异议；四、所以上诉人应该就其没有收到上诉人提供的财物承担举证的责任，但是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相应的主张，金钱的给付义务是上诉人应该就其所有的货款承担举证的责任，但是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五、一审判决对于上诉人相关的支付的事实是判决的，并划扣相应的款项，所以被上诉人认为应该驳回上诉人的诉请。葛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决被告立即支付原告柴油款341097元；二、判决被告从2018年11月28日起至柴油款支付完毕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赔偿原告资金占用利息损失；三、诉讼费、保全费、保险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葛龙于2018年向被告徐盖山销售柴油。2018年7月21日，原告葛龙向被告徐盖山送国四柴油6.48吨（7750升），单价6700元每吨，合计金额43416元。被告徐盖山在原告葛龙提供的送货单收货人处签字确认。同时，该送货单上原告葛龙用红色笔标注：“款实付壹万陆千元整”，后又标注：“已付清”；同年8月4日，原告葛龙向被告徐盖山送国标柴油7吨（8300升），单价6700元每吨，合计金额46900元。被告徐盖山在原告葛龙提供的送货单上收货人处签字确认。同时，该送货单上原告葛龙用红色笔标注：“款未付”；同月20日，原告葛龙向被告徐盖山送国标柴油7吨，单价6800元每吨，合计金额47600元。被告徐盖山在原告葛龙提供的送货单上收货人处签字确认。该送货单上原告葛龙标注：“款未付”。同时，该送货单上原告葛龙用红色笔标注：“微信转4000元，还欠33600元”；同年9月29日，原告葛龙向被告徐盖山送国标柴油7.14吨，单价7300元每吨，合计金额52122元。被告徐盖山在原告葛龙提供的送货单上收货人处签字确认。同时，该送货单上原告葛龙用红色笔标注：“已付2万微信转+1.5万现金，共欠壹万柒仟壹贰贰元整，款未付，合计17122元”；同年10月22日，原告葛龙向被告徐盖山送国五柴油6.9吨，单价7850元每吨，合计金额54165元。被告徐盖山在原告葛龙提供的送货单上收货人处签字确认。同时，该送货单上原告葛龙用红色笔标注：“微信付19300元+3万现金；款未付清，欠币4865元，已付清”；同年11月3日、原告葛龙向被告徐盖山送国五柴油8.1吨，单价7450元每吨，合计金额60345元。被告徐盖山在原告葛龙提供的送货单上收货人处签字确认。同时，该送货单上原告葛龙用红色笔标注：“已付款叁万现金欠30345元+微信转1万还欠20345，11月12日付现金20000，款项11月12日全部付清”；同年11月12，原告葛龙向被告徐盖山送国五柴油10.39吨，单价7500元每吨，合计金额77925元。被告徐盖山在原告葛龙提供的送货单上收货人处签字确认。同时，该送货单上原告葛龙用红色笔标注：“款项10日内付”；同月17日，原告葛龙向被告徐盖山送国六柴油10.38吨，单价7000元每吨，合计金额72660元。被告徐盖山在原告葛龙提供的送货单上收货人处签字确认。该送货单上原告葛龙用红色笔标注：“付现金贰万元，欠52660元”及用蓝色笔标注“11月28日付20660元现金，还欠32000元”；同月25日，原告葛龙向被告徐盖山送国六柴油9.7吨，单价7100元每吨，合计金额68870元。被告徐盖山在原告葛龙提供的送货单上收货人处签字确认。该送货单上原告葛龙用红色笔标注“款未付”。同月28日，原告葛龙向被告徐盖山送国六柴油9.8吨，单价6600元每吨，合计金额64680元。被告徐盖山在原告葛龙提供的送货单上收货人处签字确认。该送货单上原告葛龙用红色笔标注“款未付”。原告出示的从2018年7月21日至同年11月28日十次送货单上记载货款共计588683元；2018年7月21日货款金额43416元、10月22日货款金额54165元、11月3日货款金额60345元，三次送货共计157926元全部付清。另，被告徐盖山出示其通过微信转款的方式向原告葛龙转款为：2018年7月21日6000元、8月4日24000元、8月21日14000元、9月29日20000元、10月20日19300元（两次，一次10000元、一次9300元）、10月23日4865元、11月5日10000元、11月29日10000元、12月4日22000元（两次，一次10000元，一次12000元），上述款项共计130165元。同时，被告徐盖山出示原告葛龙通过微信转款的方式向其转款为：2018年5月29日1000元、8月28日10000元、9月30日2000元、11月18日500元，上述款项共计13500元。在诉讼中，原告葛龙陈述被告徐盖山于11月29日通过微信转账的10000元、12月4日的22000元（两次，一次10000元，一次12000元），共计32000元其在送货单上无记载未扣除。庭审后，原告葛龙向本院申请对被告徐盖山名下341097元银行存款或等额价值财产采取诉讼保全措施，交纳保全申请费2225元。同时，原告葛龙向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保平安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交纳保费1500元。上述事实，有当事人的陈述、送货单、微信记录等证据在卷佐证，上述证据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认定。一审法院认为：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原告葛龙出示的送货单充分证实了向被告徐盖山供货及被告欠付原告货款的事实。被告未给付货款构成违约，故本院对原告要求被告徐盖山给付所欠货款341097元的诉讼请求，在扣除徐盖山于2018年11月29日、同年12月4日向葛龙微信转账的32000元后的剩余金额即支持由被告给付原告欠付货款309097元，对超出部分不予支持。虽然原告未举证证实与被告就货款给付时间进行了具体约定及被告未及时给付货款对其造成的实际损失，但被告在原告起诉请求其给付货款后未及时给付确对原告造成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故对原告主张被告从2018年11月28日起至柴油款支付完毕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赔偿原告资金占用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本院酌情从原告起诉之日即2020年3月10日起，按未付货款309097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至被告实际付清之日。由于被告未及时支付原告货款，导致原告诉讼并申请诉讼财产保全。为此，原告支付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安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保费1500元及诉讼保全申请费2225元，该费用皆因被告未给付货款而引起，故应由被告负担。对被告辩称已经全部付清货款的主张，因其未举证证实，原告也不予认可，故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五十九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徐盖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葛龙所欠货款309097元及资金占用利息损失(资金占用利息以欠款309097元为基数，从2020年3月10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欠款实际付清之日止)；二、被告徐盖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葛龙保费损失1500元、申请费2225元，共计3725元；三、驳回原告葛龙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416元、减半收取3208元，由原告葛龙负担208元、被告徐盖山负担3000元。本院查明认定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并有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材料在卷佐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首先，当事人适格的一般判断标准为当事人是否是诉争的民事法律关系主体，即是否具有直接的利害关系；特殊情形下，应当根据当事人的意思或者法律的规定判断。本案中，徐盖山与葛龙以口头形式订立柴油买卖合同，约定：葛龙向徐盖山销售柴油，运送至指定地点后，徐盖山向葛龙支付货款。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徐盖为案涉合同相对人，而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徐盖山、葛龙为本案诉争民事法律关系主体，故葛龙系本案当事人适格。其次，徐盖山主张葛龙销售柴油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法律、行政法规中规定的，人们不得为某些行为或者必须为某些行为，包括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强制性规定包括效力性强制规定和管理性强制规定。效力性规定，是指法律及行政法规明确规定违反该类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的规范，或者虽未明确规定违反之后将导致合同无效，但若使合同继续有效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规范。管理性强制规定，是指法律及行政法规未明确规定违反此类规范将导致合同无效的规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之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本案中，葛龙述称其销售的柴油系浙江东海长城石化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该公司具备经营柴油批发业务的资质。而葛龙是否具有经营柴油的资质系违反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违反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并不导致合同无效。故徐盖山主张葛龙销售柴油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最后，上诉人徐盖上是否应支付剩余货款的问题。本院认为，上诉人徐盖山仅认可10张送货单上的签字和手印，根据一般的交易习惯，若送货单上未载明送货时间、柴油种类及货款金额，上诉人徐盖山就签字和摁手印进行确认，其不符合正常的交易习惯。而本案中，该送货单上均载明送货时间、柴油种类及货款金额，其签字和摁手印表明对送货单的上述内容的确认，亦是对供货金额的确认，故该10份送货单上载明的货款金额应为本案货款结算的金额。至于送货单上的备注及付款情况系被上诉人葛龙对货款结算的单方记账记录，双方当事人的最终结算应由当事人提供结算凭证予以证明。上诉人徐盖山主张其不存在拖欠货款的行为，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当事人应当为自己的主张提供相应的证据，而徐盖山未能提交已清偿货款的相应证据，亦无法证明其已清偿货款，依法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根据葛龙提交的送货单、微信转账记录等证据足以确定徐盖山尚欠葛龙货款3090097元，故徐盖山主张其不存在拖欠货款的行为，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徐盖山的上诉请求依法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证据充分，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案件受理费用6416元，由上诉人徐盖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余长智审判员  王 晨审判员  刘 华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余思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