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粤0606行初745号原告成尉冰，男，1969年10月24日出生，住佛山市南海区。委托代理人麦仲康，广东坚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佛山监管分局，住所地佛山市禅城区朝安南路**。法定代表人李建平，局长。行政负责人肖莹，副局长。委托代理人陈传炳，广东淼鑫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张颖仪，广东淼鑫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南海支行，，住所地佛山市南海区桂城南海大道**负责人周灿添，行长。委托代理人陈佳娜，广东至高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成尉冰诉被告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佛山监管分局不履行法定职责一案，于2020年6月1日通过广东诉讼服务网向本院提起诉讼。经原告补充材料，本院于同年6月1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南海支行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8月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的委托代理人麦仲康，被告的行政负责人肖莹及委托代理人陈传炳、张颖仪，第三人的委托代理人陈佳娜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原告持有的信用卡是长城信用卡,由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由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制卡，由第三人办理。最近一次办卡，是在2014年5月左右，到2019年5月期满。该卡正面右下角印有“MasterCard”的标识，另外右上角印有Unionpay标识。2019年1月31日10点左右，原告携家人从澳洲的墨尔本飞到了塔斯马尼亚的launceston机场。按照预先的安排，下飞机之后原告去Budget公司设在机场的柜台提车，开始在澳大利亚的自驾游，经几次刷卡，发现原告的这张长城信用卡不能正常支付。原告当即按照信用卡上的热线电话86(10)66085566致电中国银行信用卡中心，要求其立即开通万事达渠道的支付功能，经过在机场前后十次两个多小时的反复电话交涉，中国银行信用卡中心始终未能开通，后其工作人员承认，发给原告的长城信用卡虽然印有MasterCard的标识，但这种卡本身并没有MasterCard渠道的支付功能。因为该信用卡没有MasterCard支付渠道的问题，给原告的旅行造成了极大的不方便，也造成原告家人身心恐惧。同时，因不能用该长城信用卡租车，原告此后的行程及计划均被打乱。虽然原告在出发前往该信用卡里存足了现金，但到了澳洲后不能自由刷卡消费，造成消费不便。更由于信用卡不能正常使用而担心费用开支等问题，在原告及家人的整个旅程中，导致原告无法购买想购买的各种保健品、名牌产品等。另外，在春节期间，原告的手机不断收到中国银行群发的短信，称“新年跨境消费返现21%”。更让人愤慨的是，原告的手机还收到中国银行发来的“即日起至2019年2月28日，持中国银行Visa、万事达标识个人信用卡，跨境消费可享最高21%返现优惠”短信，这是公然对持卡人的欺骗、羞辱、戏弄，因为这种长城信用卡根本没有万事达支付功能。为弄清中国银行发行此品种信用卡是否依法经过中国银监会批准，2019年4月3日，原告向中国银监会申请政府信息公开，要求对该品种信用卡申请报批的文件资料以及是否获得批准的信息、是否获得“MasterCard”国际组织授权在该品种信用卡使用其“MasterCard”标识的信息、第三人办理这种信用卡业务是否向当地银监局备案的信息，予以公开。2019年4月25日，中国银监会以（2019）212答复函书面答复原告，称“您所申请的相关信息，经查我机关不存在。”由此可以证明，原告所收到的该品种信用卡是未经批准违法发行，第三人办理这种信用卡业务未向当地银监局备案。2019年5月16日，原告向中国银监会寄出《关于要求对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未经批准发行信用卡等违法行为予以行政处罚的投诉书》，提出了根据《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十八条、第四十四条规定规定作出“处以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五十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五十万元的，处五十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罚款；”的行政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规定，作出“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的行政处罚、责成广东省银监局对第三人给予行政处罚等九项处罚请求。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收到投诉后，并没有依法处理，又转交给被告处理。2019年6月26日，被告作出20190523-01号《消费者投诉办理情况答复函》，只是谈及了不同品种的只印有Unionpay单标识的人民币信用卡经过批准和备案，企图以不同品种的信用卡糊弄投诉人，为违法行为开脱责任，对发行给原告的印有Unionpay和MasterCard双标识的该品种长城信用卡未经批准违法发行、没有MasterCard渠道的支付功能，第三人办理这种信用卡业务未向当地银监局备案等严重问题视而不见，也回避了《银行业监督管理法》《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中资商业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银发（2014）5号《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银行卡业务管理的通知》、银发（2016）170号《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加强银行卡风险管理的通知》、银发[2016]314号《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实施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明文规定。被告具有法定的监管职责，对于原告列明的有关处罚投诉，不作调查、处理和回应，混淆事实，偷换概念，竟然称“其他有关内容，请向相关部门反映”，属于典型的消极懒政，是行政不作为。另原告曾于2019年8月16日就此事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为被告向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提起诉讼并上诉至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两级法院均认为，第三人属于被告监管的范围。为此，原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十二条的规定，请求法院判决：1.确认被告就原告要求对第三人给予行政处罚未作出处理和回应的行为违法；2.判决被告在30日内重新对第三人的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3.判决由被告承担诉讼费用。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1.长城信用卡，证明原告是该卡的持有人，该卡印有MasterCard和Unionpay标识。2.从广州飞墨尔本、从布里斯班飞广州的《航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单》，证明原告从国内去往国外。3.手机通话记录截屏4张、中国银行广告短信截屏1张，证明原告在国外发现涉案的长城信用卡不能正常支付，致电中国银行信用卡中心要求其开通相应的支付功能。但经过前后10次左右的电话交涉仍未能开通。4.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编号为（2019）212号《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答复函》《关于要求对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未经批准发行信用卡等违法行为予以行政处罚的投诉书》、粤银保监诉〔2019〕A1200号《消费者投诉事项告知书》、20190523-01号《消费者投诉办理情况答复函》、编号：2019052301《银行业消费者投诉受理告知书》、EMS快递单2份，证明原告依法向相关部门要求对第三人进行行政处罚，但一直没有得到合法的处理和回应。5.（2019）粤71行初719号《行政裁定书》、（2020）粤行终191号《行政裁定书》，证明原告曾向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及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过行政诉讼，被告对本案第三人的违法行为具备处理和处罚的职权。被告辩称，一、本案相关事实情况。原告向中国银保监会提交了《关于要求对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未经批准发行信用卡等违法行为予以行政处罚的投诉书》，此后中国银保监会将涉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的投诉事项（如“长城信用卡虽然印有‘MasterCard’标识，但没有‘MasterCard’的支付渠道，不具备‘MasterCard’的支付功能，又未经‘MasterCard’组织授权”，存在“以假充真”“冒用他人标识”“对服务作虚假宣传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欺骗消费者”）转送至北京银保监局办理。根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职责分工和工作程序的暂行规定》（银监发[2004]28号）第十条规定：“银监分局的监管职责主要包括：（一）根据授权，监管全国性银行业金融机构在辖区内的分支机构和辖区内的地方性银行业金融机构”，第三人是被告直接监管的银行机构，故中国银保监会将涉及“责成广东银保监局对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南海支行给予行政处罚”的投诉事项转送至广东银保监局，广东银保监局又转送至被告处进行核查。二、原告提起本案诉讼不符合行政诉讼的起诉条件，请法院依法予以驳回。1.被告是否对银行机构作出行政处罚与原告没有利害关系。根据《中国银监会行政处罚办法》第一条规定，银监会及其派出机构作出行政处罚的目的是为了维护银行业秩序，并非为了保护特定的客户的权益。被告是否作出行政处罚或者作出的处罚裁量结果对原告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也对原告不具有强制力，故涉案行政处罚决定与原告不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2.原告不具备本案原告诉讼主体资格。如前所述，被告有权对银行机构存在不合规的行为作出处罚，但原告并非银行机构，即非行政处罚决定的相对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告是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规定，原告不具备原告诉讼主体资格。综上，原告与被告是否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不具有利害关系，亦非行政处罚的相对人，故不具备提起本案诉讼的原告资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规定：“下列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十）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被告是否对第三人实施行政处罚与原告不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原告也不具备本案诉讼的主体资格，请法院依法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三、被告在收到原告的投诉后已在其职权范围内依法履行职责，原告主张被告不依法履行职责是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一）被告在接收涉案投诉事项后按照相关程序依法依时作出答复。被告在2019年5月23日收到广东银保监局转办的关于原告的投诉后，在2019年5月27日向原告出具《投诉办理告知书》及时受理该投诉并告知原告在30天内出具处理结果。经被告调查后出具《消费者投诉办理情况答复函》（20190523-01号）在2019年6月26日邮寄送达给原告。根据《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印发银监会机关银行业消费者投诉处理规程的通知》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二十二条规定，被告依法在法定期限内受理并及时答复原告，积极履行监管职责，不存在拒绝履行或者拖延履行监督管理的法定职责。（二）被告依法审查后未发现第三人有违规行为。1.被告在接到投诉后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进行了现场核查并要求调取涉案投诉事项的相关资料，包括原告的《中国银行长城消费信用卡申请表》、原告与第三人签订的《中国银行长城消费卡领用合约》、原告在第三人兑换外币期间录像视频、万事达组织相关邮件、中国人民银行审批涉案长城人民币信用卡发卡事宜以及第三人被上级银行授权允许发行涉案长城信用卡的通知、中国银行相关内部制度；向为原告办理兑换外币业务的第三人柜员询问调查，并根据调查掌握的证据，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对原告反映的问题在职责范围内进行了答复。2.根据被告核查的结果并未发现第三人有违规、违法行为。首先，中国银行总行发行印有银联和万事达标识的长城人民币信用卡已获中国人民银行批复，第三人开展长城人民币信用卡业务已获上级行授权且向当地中国人民银行报备。且“长城卡”由中国银行总行命名、是中行系统统一的信用卡名称，其印有长城图案及中银集团标记……长城卡的业务章程及长城卡卡样和卡标，招贴均由总行统一制定。因此第三人为原告办理的长城信用卡是符合法律规定发行的。其次，原告在第三人办理的是中国银行长城人民币消费信用卡。据此，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提供了原告在2003年5月19日填写的《中国银行长城消费信用卡申请表》：“兹声明以上填写资料完全属实，本人同意中国银行可向任何有关方面查询，并愿意遵守《中国银行长城消费卡领用合约》中的一切条款”、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提供了2003年5月19日《中国银行长城消费信用卡领用合约》：“中国银行分（支）行（以下简称甲方）与长城人民币消费信用卡（以下简称长城卡）申请人/单位成尉冰（以下简称乙方）就乙方向甲方申领使用长城卡有关事宜签订如下合约”。最后，关于原告于2019年1月10日前往第三人处办理兑换外币业务时的情况核查。被告询问了第三人在2019年1月10日为原告办理兑换外币业务的经办柜员彭某某业务办理情况，其回答已记不清当时办理业务的情况；并要求第三人提供原告2019年1月10日在第三人处兑换外币业务期间的录像视频，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表示录像已过规定的保留期限，系统已自动覆盖，无法查阅。根据《银行营业场所安全防范要求》(GA38-2015)“报警系统的设防、撤防、报警及视频监控图像、声音复核等信息的存储时间应不小于30天”，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未能提供录像资料并未违反相关规定，而依据现有证据无法核实兑换外币业务办理时的情况。四、原告无权直接要求被告对其辖区内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其他单位和个人作出行政处罚。查处金融机构违法、违规行为是法律法规赋予银行业监督管理部门的职责，不是依申请产生的职责。请求也仅是其主张权利的表达方式，不具有使银行业监督管理部门启动行政处罚程序的效力，更不是监管部门履行法定职责的依据。因此，原告无权要求银行业监督管理部门作出处罚决定。五、根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粤行终191号《行政裁定书》第2页中已经确认了“同时佛山银保监分局收到相关材料后，亦已就上诉人反映的情况进行了查处并将处理结果送达给上诉人”，由此可见被告已经依法作出了《消费者投诉办理情况答复函》，并不存在原告所述的不履行法定职权的情况。综上所述，原告提起本案诉讼不符合行政诉讼的起诉条件且被告已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履行了法定职责。原告实际上是对被告作出的《消费者投诉办理情况答复函》中不对第三人作出处罚不服而提起本案诉讼，其将是否履行法定职责与对审查结果不服两者概念混淆。因此，请求法院根据法律规定，依法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被告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依据：1.群众来信来访登记阅办单、投诉办理告知书、EMS邮单，证明广东银保监局于2019年5月23日向被告移送原告之投诉事项，被告于2019年5月27日决定办理投诉事项并于当天将《投诉办理告知书》寄出，由此可证明被告在接到移送的投诉事项后在法定时限内决定受理该投诉。2.介绍信存根，证明被告在收到投诉之事宜后，已于2019年6月5日前往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现场核查，调查原告投诉事项的相关资料。3.原告的信用卡申请表、中国银行长城消费信用卡领用合约，证明被告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处核查得知：原告于2003年5月到第三人处申请开立长城人民币消费信用金卡，原告在申请表领用合约处签名，表示对申请内容知情且接受合约约束。第三人在办理涉案人民币信用卡开卡业务时的手续合法。4.中国银行对账单2份，证明原告开立的长城人民币消费信用卡，在信用卡有效期间原告可以正常进行使用消费。5.信用卡短信记录3页、关于向客户成尉冰短信推送的情况说明，证明原告收到的信用卡营销短信内容均是中国银行系统直接发送的，并非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操作的。6.MasterCard国际组织与中国银行的邮件（英文版）及其翻译、中银卡〔2001〕24号《关于发行“银联”标识的长城人民币信用卡的请示》、银办函〔2001〕1070号《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中国银行发行“银联”标识卡的批复》、中银卡〔2002〕1号《关于授权你行发行带有银联标识长城人民币信用卡的通知》、粤中银零〔2002〕419号《关于授权各行发行带“银联”标识信用卡的通知》、南中银财[2002]134号《关于我行发行带“银联”标识信用卡的报备报告》、《关于办理长城信用卡业务若干问题的规定》，证明MasterCard国际组织授权中国银行使用万事达的BIN码，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批复同意中国银行发行采用万事达卡国际组织的发卡机构标识号码的长城人民币信用卡。第三人为原告办理的长城人民币消费信用金卡是经过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批复，中国银行、广东省中行授权备案，故第三人为原告办理的长城信用卡是符合法律规定发行。同时，被告核查得知原告申请开立的信用卡属于万事达国际组织授权的发卡机构标识号码，并不存在原告所述的办理的长城信用卡是未经万事达组织授权。7.2019年6月5日的询问笔录、案外人彭钰琴的身份证、关于为成尉冰办理兑换交易柜员号说明、《个人结汇、购汇申请书》、交易凭证、《关于中国银行佛山南海支行营业部营业场所录像资料的情况说明》，证明被告依法向第三人的柜员彭钰琴询问，但该柜员表示不记得原告到柜台办理业务的情况。由于原告到第三人处兑换外币业务的录像已过规定的保留期限，故依据现有证据未能核实办理时的情况。8.20190523-01号《消费者投诉办理情况答复函》、EMS邮单，证明被告依照法定时间作出答复函，并送达至原告处，已经按照法律规定履行法定职责，不存在原告所述的不履行法定职责。被告提交了下列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印发银监会机关银行业消费者投诉处理规程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中国银监会行政处罚办法》《信用卡业务管理办法》。第三人辩称，一、涉案信用卡所属类别的信用卡，是由中国银行申请并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后发行，合法合规。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于1999年1月5日颁布的《关于下发〈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的通知》第二条规定，商业银行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不得发行银行卡。根据上述规定，2001年12月3日，中国银行向中国人民银行提出中银卡〔2001〕24号《关于发行“银联”标识的长城人民币信用卡的请示》，根据该份请示，中国银行向中国人民银行上报“银联”标识的长城人民币信用卡卡样，申请中国人民银行予以审批，该请示中第一点载明了中国银行拟发行的新版人民币信用卡上有银联标识和银联防伪标识以及万事达卡国际组织标识。第二点载明了“二、我行“银联”标识的长城人民币信用卡采用万事达卡国际组织的发卡机构标识号码。卡号为十六位，前六位为发卡机构标识号码，各卡号码为：……个人金卡518378”。基于上述的请示，中国人民银行于2001年12月30日出具银办函〔2001〕1070号《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中国银行发行“银联”标识卡的批复》，批复同意中国银行发行带有“银联”标识的长城借记卡和长城人民币信用卡。基于前述的批复，中国银行于2002年1月8日出具中银卡〔2002〕1号《关于授权你行发行带有银联标识长城人民币信用卡的通知》，授权多个分行（包括广东省）发行带有“银联”标识的长城人民币信用卡，并向当地人民银行办理备案手续。中国银行广东省分行于2002年11月18日出具粤中银零〔2002〕419号《关于授权各行发行带“银联”标识信用卡的通知》，中国银行广东省分行授权各行发行带“银联”标识的信用卡，要求各行根据省行的授权文件，向当地人民银行做好发卡的备案工作。随后，第三人于2002年12月4日出具南中银财[2002]134号《关于我行发行带“银联”标识信用卡的报备报告》，向中国人民银行南海市支行进行报备。涉案信用卡的BIN码为518378属于上述批复中的卡系列之中，此类信用卡的发行合法合规。二、原告申领的涉案信用卡是人民币消费信用卡，原告认为该信用卡可以通过“MasterCard”渠道在境外进行消费支付及结算，属于原告个人主观错误认识。1、原告在第三人处申领的长城信用卡是人民币消费信用卡。2003年5月19日，原告向第三人提交了中国银行长城消费信用卡申请表，申请开立信用卡。同日，原告签署了长城消费信用卡领用合约，领用合约中明确载明涉案信用卡为长城人民币消费信用卡。2、原告申领的人民币消费信用卡对应的币种是人民币，为此，此类信用卡在境外只能通过“银联”网络以人民币币种进行交易结算，不能通过“MasterCard”渠道进行消费支付及结算。“MasterCard”渠道的消费结算需要以外币结算。3、原告所签署并确认的上述信用卡申请表、领用合约，均没有任何关于该信用卡可以在境外通过“MasterCard”渠道进行消费支付及结算的内容。4、第三人从未对原告作出过任何关于涉案信用卡可以在境外通过“MasterCard”渠道进行消费支付结算的承诺或说明。原告认为涉案信用卡可以在境外通过“MasterCard”渠道进行消费支付及结算，纯属其个人错误的理解和认识。5、原告自2003年5月申领涉案的人民币消费信用卡之后，因卡片损坏或卡片到期续卡等多次换卡，但直至目前，原告持有涉案信用卡的卡号、卡组织标识均一致。综上，原告申领的是人民币消费信用卡，本身就不具备在境外通过“MasterCard”渠道进行消费支付及结算的功能，原告坚持认为涉案信用卡必须可以在境外“MasterCard”渠道进行消费支付，为其个人主观臆断，无事实依据和合同依据。三、关于涉案信用卡上“MasterCard”标识的说明。1、信用卡本身是一个舶来品，上世纪80年代，信用卡卡片规范、业务规则、技术要求等在国内金融市场都是一片空白，需加入国际卡组织（如MasterCard、VISA等）加以发展。中国银行于1987年3月加入MasterCard国际组织，成为MasterCard组织的会员，参照该组织的规则发行信用卡。2、根据《关于下发〈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的通知》中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商业银行（或金融机构）发行的各类银行卡，应当执行国家规定的技术标准，但发行带有国际信用卡组织标记的银行卡除外。银行卡卡面应当载有以下要素：……品牌标识（专用卡除外）。根据上述规定可见，中国境内银行发行带有国际信用卡组织标记的银行卡是常见的，中国银行加入MasterCard国际组织后，如发行万事达卡，需向MasterCard国际组织申请BIN码的分配和授权，并在卡上加上MasterCard的标识。本案中，案涉信用卡的BIN码是518378，该BIN码就是中国银行从MasterCard组织获得分配和授权后使用。也基于此，涉案信用卡卡面上载有“MasterCard”标识。综上，信用卡上载有MasterCard标识是指“万事达国际组织”信用卡品牌，而非支付结算渠道标识，并非有MasterCard标识的就一定是国际信用卡。是否能够在境外通过MasterCard渠道进行消费支付及结算，具体要以不同信用卡的币种、功能及使用范围来确定，由金融机构与信用卡领用人通过领用合约等予以约定。四、原告因被告未对第三人作出处罚的做法而提起的行政诉讼，依法不属法院受理范围，理应予以驳回。1、原告是投诉人，而非行政行为相对人，与本案被诉的“不履行法定职责”的内容之间不具有利害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据此，行政诉讼的原告应与被诉行政行为等具有利害关系。具体至本案，无论被告根据查明的事实是否对第三人进行处罚、如何处罚，均不会对原告的权利义务产生直接影响，原告并非行政相对人，仅是投诉人。对于投诉人而言，只要行政机关履行了告知答复的程序性义务，即应被认为是履行了法定职责。是否处罚、如何处罚是行政机关根据自身职责权限范围而作出的专业判断，投诉人若对处理结果不服的，不属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综上，原告投诉的事项没有合同依据、事实依据，且其不具有提起本案行政诉讼的主体条件，本案依法不属于法院受案范围，应对其起诉予以驳回。第三人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1.原告的信用卡申请表、中国银行长城消费信用卡领用合约，证明2003年5月19日，原告向第三人提交了中国银行长城消费信用卡申请表，申请开立信用卡。同日，原告签署了长城消费信用卡领用合约，领用合约中明确载明涉案信用卡为长城人民币消费信用卡。在申请表中“信用额度和还款方式”一栏明确载明信用额度是“￥50000”，在同一栏中“信用额度”也载明是“伍万元正”。在领用合约的第一句载明“长城人民币消费信用卡”，第六条、第十七条均载明了人民币消费信用卡。2.中银卡〔2001〕24号《关于发行“银联”标识的长城人民币信用卡的请示》、银办函〔2001〕1070号《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中国银行发行“银联”标识卡的批复》、中银卡〔2002〕1号《关于授权你行发行带有银联标识长城人民币信用卡的通知》、粤中银零〔2002〕419号《关于授权各行发行带“银联”标识信用卡的通知》、南中银财[2002]134号《关于我行发行带“银联”标识信用卡的报备报告》，证明涉案信用卡所属类别的信用卡，是由中国银行于2001年申请并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后发行的，第三人还向南海人行进行了报备，合法合规，不存在原告所称的违法发行信用卡的问题。3.中国银行与MasterCard国际组织的往来邮件及其翻译件，证明中国银行于1987年3月加入MasterCard国际组织，成为MasterCard组织的会员，故中国银行如发行万事达卡，会向MasterCard组织申请分配BIN码并在信用卡上加上“MasterCard”的标识。涉案信用卡的BIN码是518378，该BIN码是中国银行于2001年从MasterCard组织获得分配和授权后使用。经庭审质证，本院对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作如下确认：原告提交的证据1，被告及第三人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经查，该证据能证实原告持有的案涉信用卡的事实，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纳。原告提交的证据2～3，被告及第三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确认该证据的真实性。原告提交的证据4～5，被告及第三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并确认原告因案涉信用卡出现的问题向相关部门申请信息公开及投诉、提起诉讼的事实。被告提交的证据1，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该证据能证实原告投诉的事实。被告提交的证据2～7，原告及第三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经查，上述证据均为被告受理原告的投诉事项后所调查的证据材料，其形式真实、来源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纳。被告提交的证据8，为被告对原告的投诉所作的答复，原告及第三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确认该证据的真实性，至于其答复内容是否合法，是否需要对第三人进行行政处罚，将结合本案的证据材料在后文分析。第三人提交的证据1，为原告向第三人申请案涉信用卡的材料，原告及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第三人亦出示了该证据的原件予以核对，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确认原告向第三人申领信用卡的申请及领用合约内容。第三人提交的证据2～3，原告及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经查，上述证据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要求，本院予以采纳。经审理查明，2003年5月19日，原告向第三人申请办理中国银行长城消费信用卡，并提交了办理信用卡的申请表，该申请表上记载了原告的姓名、性别、身份证号码、月收入、职务、单位地址、住宅地址、联系方式、婚姻状况以及紧急联系人的相关信息。该申请表中还注明：兹声明以上填写资料完全属实，本人同意中国银行可向任何有关方面查询，并愿意遵守《中国银行长城消费卡领用合约》中一切条款，本人同意不论批准与否，此申请表及所附文件均可由中国银行保留。原告在该申请表上予以签名确认。同日，原告与第三人还签署了《长城消费信用卡领用合约》，合约第六点规定，原告持卡人使用人民币长城消费卡所发生的各种收付款项，由第三人计入原告的长城消费卡账户。第三人经审核后向原告发放了消费透支额度为5万元的长城信用卡。该卡右上角印有“Unionpay银联”的标识，右下角印有“MasterCard”的标识。2019年5月23日，原告向中国银保监会邮寄《关于要求对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未经批准发行信用卡等违法行为予以行政处罚的投诉书》，称原告持有的长城信用卡的正面印有“Unionpay银联”及“MasterCard”的标识，但是原告从领取该卡到后来的使用过程中，直至2019年1月10日去到第三人处兑换澳币当日，第三人都没有告知原告该卡的“MasterCard”支付渠道不能使用，也没有告知原告该信用卡是单币卡。之后原告携家人去澳洲后，无法用该信用卡正常支付。原告因该信用卡无法正常支付的问题导致其在国外的行程及计划均被扰乱。原告认为第三人向其发行的该信用卡表面标注了“MasterCard”功能，实际没有万事达支付功能，第三人的行为应予以行政处罚，因此请求中国银保监会：一、责令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立即进行整改，对于印有“MasterCard”标识但不具备“MasterCard”渠道支付功能的信用卡立即全部免费收回并更换，并向全体持卡人书面公开赔礼道歉；二、就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十八条规定，未经批准擅自发行印有“Unionpay”的标识和“MasterCard”的标识的该品种长城信用卡的违法行为，根据该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作出“处以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50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50万元的，处5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罚款”的行政处罚；三、对中国银行在长城信用卡上擅自印上“MasterCard”标识但不具备“MasterCard”支付功能的以假充真的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六条规定，作出“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50万元以下的罚款”的行政处罚；四、对中国银行未经“MasterCard”国际组织授权，擅自在长城信用卡上冒用“MasterCard”标识的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作出“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50万元以下的罚款”的行政处罚；五、责令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立即停止滥发短信，欺骗和误导持卡人的违法行为；六、就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滥发短信，对服务做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欺骗和误导持卡人的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作出“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50万元以下的罚款”；七、责成广东省银监局对第三人给予行政处罚；八、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四十七条规定责令中国银行对直接负责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纪律处分或处以罚款；九、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向社会公布处罚结果。中国银保监会于2019年5月23日向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发出投诉转办单，将涉及第三人的有关信用卡业务争议事宜的投诉转给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收到后，于当日将原告的投诉材料转给被告，要求被告按投诉程序处理并于同年6月23日前向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报告处理情况。被告收到上述转办材料后，于同年5月27日作出《投诉办理告知书》，告知原告被告已经对原告的案涉投诉事项进入调查，并在期限内完成调查及书面答复原告等工作。被告经调查后，于2019年6月26日作出20190523-01号《消费者投诉办理情况答复函》，告知原告：（一）查阅了原告申请案涉信用卡所签的《中国银行长城消费信用卡申请表》及《中国银行长城消费信用卡领用合约》；（二）查阅了《中国银行个人结汇、售汇申请书》，被告经询问当时兑换外币的经办柜员，其答复已不太记得办理业务时的具体情况。据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反映，原告在第三人处兑换外币期间的录像视频已超过相关部门规定的保留期限，因此无法调阅；（三）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提供的万事达组织相关人员时间为04/05/200103:54AM邮件，包括邮件主题、邮件正文及邮件附件的内容；（四）根据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提供的《关于发行“银联”标识的长城人民币信用卡的请示》《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中国银行发行“银联”标识卡的批复》《关于授权你行发行带有银联标识长城人民币信用卡的通知》《关于授权各行发行带“银联”标识信用卡的通知》《关于我行发行带“银联”标识信用卡的报备报告》，原告办理的是中国银行长城人民币消费信用卡。经被告询问当时兑换外币的经办柜员，其答复已不太记得办理业务时的具体情况；相关录像视频因已超过规定的保留期限也无法调阅。因此对于原告在第三人处兑换外币期间有无向工作人员咨询长城信用卡功能的情况，依据现有资料被告无法核实。被告于当日向原告送达了上述回复。原告认为被告不履行金融监管职责，未对第三人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违法，遂于2020年6月1日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对第三人的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另查，原告就本案投诉行为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为被告于2019年8月16日向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就原告要求对本案第三人给予行政处罚未作处理和回应的行为违法以及要求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对本案第三人作出相应的行政处罚。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经审查，于2019年10月31日作出（2019）粤71行初719号《行政裁定书》，裁定驳回了原告的起诉。原告不服，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经审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2月28日作出（2020）粤行终191号《行政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又查，在本案的庭审中，第三人陈述案涉信用卡上印有MasterCard标识是因为中国银行加入了万事达国际组织，适用该组织的卡片规范、业务规则、技术要求等。且向该万事达组织申请BIN码的分配和授权，为此需要在卡片上加印MasterCard标识，该标识代表的是万事达国际组织的品牌，并非代表支付渠道。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二条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对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业务活动监督管理的工作。本法所称银行业金融机构，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商业银行、城市信用合作社、农村信用合作社等吸收公众存款的金融机构以及政策性银行。”第八条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根据履行职责的需要设立派出机构。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对派出机构实行统一领导和管理。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的派出机构在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的授权范围内，履行监督管理职责。”《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职责分工和工作程序的暂行规定》第十条第（一）项规定：“银监分局的监管职责主要包括：（一）根据授权，监管全国性银行业金融机构在辖区内的分支机构和辖区内的地方性银行业金融机构；”根据上述规定，被告对位于其辖区内的第三人负有监管职责。因此，被告受理原告的投诉并作出案涉回复的行为，职权符合法律规定。《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印发银监会机关银行业消费者投诉处理规程的通知》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银监会消费者权益保护部门应在接到投诉事项之日起2日内，以电话、短信或其他适当方式告知消费者相关投诉材料已收悉，投诉已进入处理程序；在接到投诉事项之日起5日内，做出是否受理该投诉的决定。”第二十二条规定：“银监局或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行（部）在向消费者发送《银行业消费者投诉办理告知书》之日起30日内，应指定投诉调查处置的责任人或责任部门办理投诉事项，并完成投诉调查、处置及书面答复消费者相关工作。”本案中，被告于2019年5月23日收到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转办的原告的投诉材料后，于同年5月27日受理该投诉，并于同年6月26日作出回复，告知原告其处理结果，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程序要求，程序合法，本院予以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被告针对原告的投诉所作出的《回复》，没有对第三人作出行政处罚的结果是否合法。本案中，根据原告提交的关于投诉第三人的材料来看，原告投诉第三人违法行为主要有：（一）第三人未经批准擅自发行印有Unionpay和MasterCard标识的长城信用卡；（二）第三人向原告发行的信用卡上印有MasterCard标识但不具备MasterCard支付功能；（三）第三人滥发短信，对服务作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宣传，欺骗和误导持卡人。首先，关于第三人是否具有未经批准擅自发行印有Unionpay和MasterCard标识的长城信用卡的违法行为的问题。根据中银卡〔2001〕24号《关于发行“银联”标识的长城人民信用卡的请示》，中国银行向中国人民银行请示该行“银联”标识的长城人民币信用卡采用万事达卡国际组织的发卡机构标识号码，卡号为16位，其中前6位的卡号包括以“518378”开头的个人金卡，并拟在五个试点城市开展。之后中国人民银行作出银办函〔2001〕1070号《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中国银行发行“银联”标识卡的批复》，认为中国银行报送的长城人民币信用卡样式符合中国人民银行发行“银联”标识卡的有关规定和技术标准，同意中国银行发行带有“银联”标识的长城人民币信用卡。根据中银卡〔2002〕1号《关于授权你行发行带有银联标识的长城人民币信用卡的通知》，中国银行授权浙江省、广东省、北京市、上海市、深圳市分行发行带有“银联”标识的长城人民币信用卡。根据上述文件的要求，中国银行广东省分行亦作出粤中银零〔2002〕419号《关于授权各行发行带“银联”标识信用卡的通知》，授权辖区内各行发行带有“银联”标识的信用卡，并作好发卡的备案工作。另外，根据被告及第三人提交的证据MasterCard国际组织与中国银行的邮件可知，MasterCard国际组织中国银行分配了包括卡号前六位为“518378”的BIN码的信用卡，因此，2003年5月19日，第三人向原告发行带有“Unionpay”及“MasterCard”标识的长城人民币信用卡，是符合MasterCard国际组织授权及上述文件的规定的。其次，关于原告投诉的第三人向原告发行的信用卡上印有MasterCard标识但不具备MasterCard支付功能的问题。根据第三人提交的原告申领案涉信用卡的申请表及领用合约可知，原告申请的案涉信用卡的信用额度为人民币50000元，并约定了原告使用人民币长城消费卡发生的各种收付款项，由第三人计入原告的长城消费卡账户，且双方还约定了该合约生效后，即认为持卡人已经仔细阅读和了解了《中国银行长城人民币消费信用卡章程》和《中国银行长城人民币消费信用卡领用合约》。因此，根据该信用卡的申请表及双方达成的领用合约来看，原告办理的案涉信用卡是中国银行长城人民币消费信用卡。其支持的是人民币的使用，并不具备MasterCard即万事达的支付功能。另外，根据法庭的调查，印制在案涉信用卡上的MasterCard是指该信用卡执行MasterCard国际组织标准，该标识仅仅代表的是MasterCard品牌标识，而非支付渠道标识。因此，虽然原告获得的该信用卡的卡面上印有MasterCard标识，但该标识不代表支付渠道，原告实际办理的是人民币的消费信用卡，不具有万事达支付功能。故被告根据其调查后作出的案涉回复，将该调查结果予以告知原告，并无不当。但被告在案涉回复中并没有对原告的该投诉事项作出明确的结论性回复意见，仅仅只是将万事达组织的邮件内容回复给原告，该回复不能直接针对原告的该投诉事项所作的调查结果，鉴于原告的该项投诉经过在本案的庭审及调查中，被告及第三人针对该事项进行了说明解释，且被告作出的《回复》最终结果并无不当，因此，本院认为，本案缺乏责令被告重新进行调查并作出处理决定的必要性。另外，关于原告投诉的第三人滥发短信，对服务作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宣传，欺骗和误导持卡人的行为。被告核实“95566”及“106980095566”的短信均是由中国银行总行发送，被告经调查后亦无证据证实第三人在办理业务的过程中是否承诺原告其办理的案涉信用卡具有外币支付功能，因此，被告就原告反映的上述问题进行了查处后，并将处理结果以《回复》的形式告知了原告，并在现有证据无法证实第三人有上述违法行为的前提下，没有对第三人进行行政处罚的处理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确认。综上，原告起诉认为被告未履行监管职责，实质上是不服被告作出的《回复》。根据上述分析，被告作出的案涉《回复》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处理结果正确，程序合法，本院予以确认。原告要求确认被告未对第三人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违法及要求被告重新对第三人的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的诉讼请求缺乏理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成尉冰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5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成尉冰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陈 威审 判 员  许海霞人民陪审员  陈传春二〇二〇年九月三十日书 记 员  黎嘉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