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1民终551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启高，男，1970年2月3日出生，汉族，身份证登记住址重庆市垫江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昆明首岸商贸有限公司。住所：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小古城社区。法定代表人：王带华。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凯分、俸红，云南金杉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黄启高因与被上诉人昆明首岸商贸有限公司股东出资纠纷一案，不服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法院（2019）云0114民初16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黄启高上诉请求：一、请求依法判令撤销呈贡区人民法院云01**民初1668号民事判决，依法予以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二、上诉费及一审案件受理费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2015年度报告及首岸公司在工商备案的章程可知，首岸公司成立时认缴资本为100万，其中股东何苏云在2014年4月10日已经实缴出资51万，股东徐虎在2014年4月10日己经实缴出资49万，至此首岸公司的注册资本己足额实缴完毕。首岸公司2016年度报告中上诉人实缴出资时间为2016年5月9日，说明首岸公司是承认上诉人己经实缴了注册资本的事实。而公司年度报告系公司自行填报，按照常理被上诉人如果没有收到上诉人的出资，是不可能在年度报告中予以承认的，而企业应对年度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因此上诉人可以通过公司年度报告来证明其己尽实缴出资的义务。2014年7月10日张利刚向首岸公司缴纳了股份投资款30万元，首岸公司开具了收条，该投资款所占的首岸公司股份比例为2.5%，而这一股份比例在工商备案的章程中登记在黄启高名下10%中，所以该笔款项应视为黄启高的出资。另外，在一审判决中既然法院认可上诉人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的真实性，那么，在根据2016年公司章程规定的出资时间为2019年4月10日，在2015年8月29日时上诉人将股权转让给案外人刘少初时缴纳出资的期限尚未到来，上诉人在期间届满前未出资并不是违约行为，其出资义务已经伴随股权转让给刘少初而一并转移。在注册资本认缴制下，因出资期限未届满而未缴纳出资的情况下，股权受让人无论是否知情，均应履行公司章程规定的出资义务，而案外人刘少初系被上诉人的总经理，且常年参与公司管理，按照常理可以推定其知晓公司章程的规定，刘少初明知且善意，取得转让股权行为合法有效。综上所述，为了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针对上诉人黄启高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昆明首岸商贸有限公司辩称：一审法院的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上诉人提的两方面的事实认定方面的问题，一审法院都已经查清，本案事实清楚，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法院认定如下法律事实：2014年4月10日，原告首岸公司工商备案的章程中载明的股东为何苏云、徐虎，认缴出资分别为51万元和49万元，出资时间为2019年4月10日；2014年9月9日的章程修正案中股东修改为：何苏云、黄启高、杨小强，认缴出资额分别为35万元、30万元、35万元，出资时间均为2019年4月10日；2016年4月13日的章程修订稿中的股东名录为：何苏云、罗文魁、廖海波、宋三阳、刘少初、孙禹、张国云、王带华、刘春华、黄启高，各自的认缴出资额分别为30万元、12万元、8万元、10万元、7.5万元、6万元、6.5万元、5万元、5万元、10万元，出资时间为2019年4月10日，同时注明：公司注册资本由全体股东约定于2019年4月10日前足额缴清，2016年4月13日的股东股权变更内容进行了工商登记，后首岸公司股东股权事项未进行过其他工商变更。2014年7月10日，首岸公司作为甲方（黄启高当时为法定代表人）与案外人张利刚签订《首岸公司宏鼎物流园投资股份协议》，就双方共同投资宏鼎物流园项目12000000元及相关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同日，首岸公司出具收款条，确认收到张利刚占2.5%股份投资款300000元。2015年8月29日，被告黄启高（股权转让人、甲方）与案外人刘少初（收购股权人、乙方）签订了《宏鼎物流城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甲方将自己宏鼎物流城百分之五的股份转让给刘少初，转让费75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原告首岸公司为了证明其诉讼主张，提交了2016年4月13日的公司章程及工商登记资料，相关证据相互关联，能证明被告黄启高的股东身份及认缴出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规定：“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有限责任公司在银行开设的账户；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股东不按照前款规定缴纳出资的，除应当向公司足额缴纳外，还应当向已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公司或者其他股东请求其向公司依法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现认缴出资时间2019年4月10日已届满，原告首岸公司主张被告黄启高承担出资义务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另一方面，被告黄启高不认可原告首岸公司的诉讼主张，认为应当以股权转让为认定股东的标准，即认为黄启高已转让了股权、相应的出资义务已转移，故其不应当再承担出资义务，本院认为其抗辩事由不成立，具体理由如下：本案审理的是原告首岸公司与被告黄启高的股东出资纠纷，案件争议焦点为被告黄启高是否应当履行出资义务，故针对被告黄启高的抗辩事由，本案要审查的是被告黄启高的股权转让抗辩事由是否能免除或者对抗其出资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八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受让人对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公司请求该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债权人依照本规定第十三条第二款向该股东提起诉讼，同时请求前述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受让人根据前款规定承担责任后，向该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追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本院认为，根据上述规定，未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转让股权的，公司可以请求该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并要求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的受让人承担连带责任。由此可知，即便股权发生了转让，公司仍然可以请求未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承担出资责任，故被告黄启高关于股权转让所以出资义务转移的观点不成立。此外，被告黄启高抗辩认为原告首岸公司未召开股东会审议利润分配方案、未将公司财务会计报告送交股东、未按股东标准对待被告，相关抗辩事由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被告黄启高可另谋途径主张权利，但不能阻却其股东出资义务。综上，被告黄启高的答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此外，经本院询问原告首岸公司，其不认可被告黄启高主张的股权转让，也不追加被告黄启高提出的股权受让人参加诉讼或者主张连带责任，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依据原告首岸公司的诉讼请求，支持被告黄启高向原告首岸公司交付出资款100000元，另针对原告首岸公司主张的自起诉之日即2019年4月18日起计算的资金利息，本院认为被告黄启高未按期出资造成了原告首岸公司的资金占用损失，故支持自2019年4月18日起至款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综上所述，原告首岸公司的诉讼请求有相应的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一款、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黄启高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支付原告昆明首岸商贸有限公司出资款100000元，及以100000元为本金自2019年4月18日起至款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资金利息。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被告黄启高负担。二审中，上诉人向本院提交其自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下载的被上诉人公司《2015年度报告》《2016年度报告》各一份，欲证明被上诉人自行填报的公司2015年度、2016年度的股东出资情况。经本院组织质证，被上诉人对该两份证据的真实、合法、关联性以及证明内容均不予认可。本院对于上诉人提交两份证据的认定意见，将结合本院认为部分一并阐述，此处不再赘述。本案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本院认为，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之规定：“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有限责任公司在银行开设的账户；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股东不按照前款规定缴纳出资的，除应当向公司足额缴纳外，还应当向已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公司作为独立的法人主体，依法享有独立财产权，公司股东依照公司章程的约定以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公示信息依法负有向公司缴纳出资的相关义务。被上诉人公司于2014年4月15日登记设立，注册资本100万元，公司设立时的原始股东分别为何苏云、徐虎两人，各自持有51%及49%的公司股权。2016年4月13日，被上诉人公司通过公司章程修订稿确定了公司内部股东新的构成，上诉人黄启高成为公司股东，章程修订稿载明黄启高的认缴出资额为人民币10万元，出资时间为2019年4月10日，其中约定公司注册资本由全体股东约定于2019年4月10日前足额缴清，黄启高对公司章程修订稿中的签名不持异议，并于2016年5月6日依据章程修订稿中载明的持股比例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登记为公司股东，故2016年4月13日的公司章程修订稿系被上诉人公司的全体股东对截至当日公司股东构成以及各自持股比例所作的明确，上诉人系被上诉人公司内部章程确认以及外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登记在册的股东。其次，根据本案查明的案件事实，上诉人黄启高并非被上诉人公司的原始股东，其股权系通过受让股权的途径继受取得，截至目前被上诉人公司的注册资本与设立登记时一致并未发生变化，且公司亦不存在增资扩股等相应行为，上诉人本案中虽然认为依据公司2015年度报告载明的内容主张原始股东何苏云、徐虎两人已经实际足额缴纳公司注册资本，公司股权在经历了两轮转让之后上诉人所实际受让的股权无需再行缴纳出资，但通过2016年4月13日的公司章程修订稿载明的信息来看，如原始股东或上诉人所受让股权时的出让股东已实际缴纳出资款，理应在转让行为产生后在公司章程中载明已经实际缴纳出资的相应信息，以符合正常的交易逻辑并体现交易信息的准确性，但本次公司章程修订稿中载明的内容仅为明确了上诉人认缴的出资额，各股东对上诉人出资的时间约定为2019年4月10日，故公司章程修订稿作出时应当视为公司各股东在对公司注册资本是否实际缴纳进行评判下所达成的一致，即各股东均未实际缴纳其股权所对应的注册资本金，上诉人所持股份对应的注册资本亦未实际缴纳。另，上诉人提交公司2015年度报告主张原始股东何苏云、徐虎两人已于2014年4月10日实缴出资，该报告显示的填报日期为2016年4月11日，而根据被上诉人一审中提交的呈贡区市场监督管理局2016年5月19日出具的《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来看，徐虎虽然早在2016年之前已不是公司股东，但何苏云作为公司成立至今股权持有份额虽有变化但股东身份并未改变的股东，《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出具之日载明了何苏云认缴出资额为30万元，实缴出资额为0万元，出资时间为2019年4月10日，故上诉人所提交的公司2015年度报告与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登记载明的事实存在明显矛盾，本院对上诉人所提交的公司2015年度报告不予认可。再次，对于上诉人二审中提交公司2016年度报告欲证明其已于2016年5月9日实际缴纳出资的上诉主张，如上所述，因2016年4月13日的公司章程修订稿并未载明上诉人所持股权对应的出资已经实际缴纳，而是将出资期限定为2019年4月10日之前，在目前公司注册资本认缴制的框架下，公司章程修订稿作出后至2019年4月10日之前并不排除上诉人可以通过提前缴纳出资并经公司认可将其对应出资由认缴状态依法变更为实缴状态，同时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登记备案以完成公示信息的及时更新，但本案中上诉人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在2016年4月13日之后向被上诉人公司履行过相应的货币出资义务，与此同时，2016年度报告关于原始股东何苏云出资信息的记载与2015年度报告中一致，故仍然存在如前所述针对是否实缴出资与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登记载明的事实矛盾的问题，该报告中关于何苏云与徐虎股权变更日期的记载亦与监管部门备案登记的并不一致，故在上诉人并未举证证明其在2016年4月13日后实际向被上诉人通过转账或其他方式缴纳过出资款，以及2016年度报告与监管部门备案信息又存在明显矛盾的情况下，其仅凭2016年度报告主张于2016年5月9日实际出资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认可。最后，关于上诉人认为在注册资本认缴制的框架下其在出资认缴期限届满前已将股权进行了转让，相应的出资义务已经转移而不应当再承担出资义务的诉讼主张，本院认为公司向股东主张履行出资义务的请求权基础系公司内部章程确定的股东出资信息以及依照公司章程所备案公示的出资信息，股东对其享有所有权的股权虽然可通过民事法律行为与其他民事主体进行交易，该交易行为在公司法的框架内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或是否能产生履行可能的情形暂且不论，但股东不能因在公司内部基于章程约定或股东一致同意的出资公示信息未产生改变的情况下，主张股权主体变更进而导致公司行使追缴出资义务相关权利时请求对象的变更，从而对抗公司基于内部出资信息的公示信赖所依法享有的追索权利，否则公司依法向股东追缴出资义务的权利将会存在因股东不断的交易行为而无法实现的可能。本案中，上诉人虽然主张其将股权对外进行了转让，但并未提交证据证明转让行为在被上诉人公司内部已召开股东会讨论决定，被上诉人公司对转让行为亦不予认可，公司内部也并未形成新的章程修订案或新的内部股东名册，表明被上诉人公司认可变更后的内部股东出资信息，从而导致原股东出资义务的转移，故上诉人所谓的转让行为在未经股东会决议且公司内部基于章程的出资信息也并未变更的前提下，并不能对抗公司基于内部章程载明的出资信息对股东所享有的出资追缴权利。另，对于上诉人主张2014年7月10日张利刚向首岸公司缴纳了股份投资款30万元，首岸公司开具了收条，该投资款所占的首岸公司股份比例为2.5%，而这一股份比例在工商备案的章程中登记在黄启高名下10%中的主张，根据本案在案证据显示，黄启高系于2014年9月10日首次登记为被上诉人公司的股东，其主张在其成为股东之前已将之后方持有的股权转让给了张利刚且张利刚的投资应当算作上诉人名下部分股权的出资，明显存在逻辑矛盾，根据被上诉人公司与张利刚签订的《首岸公司宏鼎物流园投资股份协议》的内容来看，双方约定的投资标的亦是宏鼎物流园这一项目，投资项目的行为与受让股权的行为并非同一法律关系，通过该协议也并不能推断出张利刚系受让该时间节点被上诉人公司某位股东的股权，故本院对上诉人的该项上诉主张不予支持。同时，上诉人本案中虽然主张已将其持有的股权进行了转让，相应的出资义务已转移到受让股东，但本案中亦没有证据显示受让股东向公司缴纳了相应的出资义务从而导致上诉人无需再次履行出资义务，故本院对上诉人的该项上诉主张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的全部上诉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上诉人黄启高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迅审判员  张彬审判员  保红二〇二〇年九月九日书记员  张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