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2民初4341号原告：阿普拉（广州）塑料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开拓路**。法定代表人：RolandWallner。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驰，广东广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任穗嫦，女，1978年3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天河区。原告阿普拉（广州）塑料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阿普拉公司）与被告任穗嫦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1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5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阿普拉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驰，被告任穗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阿普拉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决阿普拉（广州）塑料制品有限公司不予支付任穗嫦经济赔偿金298627元。事实和理由：任穗嫦于2013年1月21日入职阿阿普拉公司，担任人事经理，负责管理公司人力资源、招聘续聘、费用报销、人员/资源调配等相关事务，前台人员Maxine和实际黄伟兴均为受其管理的下属，也是公司日常运营费用报销的审核人。2019年9月24日，在阿普拉公司向其关联公司阿普拉（中国）科技有限公司申请报销支付员工John到广州出差产生的7750元的租车费用时，阿普拉中国的财务人员要求任穗嫦提供外部车辆的用车记录表。随后财务人员核实，John明确表示这些记录中仅有2019年8月14日和27日是使用了外部车辆，其余用车记录均是由阿普拉公司内部车辆及司机黄伟兴提供服务。随后，阿普拉公司进行了内部调查，发现：1.在仅有一个用车需求下，存在相同的内部与外部行车路线；2.《用车记录表》上签字的部分员工表示，是黄伟兴和前台让他们来补签字的，签字时候仅有时间和路线，其他空白；3.监控录像显示，黄伟兴、Maxine与任穗嫦沟通后，由Maxine重新整理单据，黄伟兴刻意将John的行程加进去制作了本案《用车记录表》；4.谈话录音显示，黄伟兴承认了其与租车公司的关联关系，Maxine也在微信记录中承认是在其主管任穗嫦的指令下申请报销及整理材料。庭审中，阿普拉公司补充如下事实和理由：阿普拉中国是阿普拉公司的全资股东，阿普拉公司在申请报销阿普拉中国员工John出差租车费用，经核实John本人说除了8.14和8.27的行程外，其他报销的行程用的是阿普拉公司内部车辆和黄伟兴司机，不是外部租车。从报销单可以看出，本次报销申请人是前台Maxine张智欣，审核人就是Michele任穗嫦，黄伟兴和Maxine都是任穗嫦的下属。在事后调查中，参与本次伪造单据的黄伟兴与申请报销人Maxine均承认是经过与任穗嫦的沟通和要求下制作的，黄伟兴本人也是承认其与租车公司的关联公司。从邮件记录中可以反映，在任穗嫦向阿普拉中国申请报销的邮件中，阿普拉中国财务要求提供《用车记录表》，故可以看到在9月24日当天的监控录像中，任穗嫦和黄伟兴、Maxine三人多次进行沟通和单据交接，其中也有任穗嫦、黄伟兴和John的沟通画面，如果不是任穗嫦的要求，黄伟兴和Maxine也不可能知道阿普拉中国的要求，也不会制作《用车记录表》，而且这份用车记录表与此前公司内部报销的表格明显是不一样的。更有甚者，在阿普拉公司进行年度内部审计的时候发现，除了John的这笔报销，在2018.12、2019.5、2019.6、2019.8均发现了存在多笔黄伟兴实际服务的行程申请了加班费，但同一个用车申请、同样的行程和用车人、同一用车时间重复产生了外部租车的费用，经手人都是任穗嫦、黄伟兴和Maxine，可以证明三人利用制作假单据进行虚假报销是惯常操作，对此，我们已经向公安机关报案。在公司内部SKYPE记录中，任穗嫦对于黄伟兴的出车情况和John的用车情况都是知悉而且非常关注的，指令了Maxine进行单据整理。再从人事部同事Stella和Maxine的对话中也可以看出，日常租车公司的发票都是由黄伟兴联系的，他们对租车公司的称呼也是“黄师傅他们公司”。综上可以看出，任穗嫦和黄伟兴在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便利，多次制作虚假单据进行报销，导致公司支付了内部车辆使用费和加班费后重复支付了外部车辆的费用，造成公司的损失，也严重破坏了公司的财务管理制度。任穗嫦作为公司人事部主管，对于下属具有管理职责，对于相关费用报销具有审核的职责，有责任要帮公司把关，但任穗嫦非但没有恪守职责，反而利用其职务便利，与黄伟兴合谋，指令下属制作虚假单据，这是非常严重的财务造假和不诚信的行为，情节恶劣，严重违反《员工手册》第70条第34、48项的规定，属于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的行为，阿普拉公司依法有权根据劳动法39条第二款规定，与任穗嫦解除劳动关系，无需支付经济补偿金。被告任穗嫦辩称：一、周燕强（John）是中国区业务发展部经理，他的汇报对象是阿普拉中国总部的管理层，他的所有人事关系均属于中国区总部。我方作为广州的人事部业务经理对其日常差旅、出勤、工作安排、业务及费用报销没有任何审核权限。广州工厂的人事部在此案中只是作为代周燕强申请费用的角色，而广州人事部使用的费用申请依据是周燕强本人对用车记录的确认和签字。该费用是否审核批准，应由其直接的管理上司审批。周燕强的用车记录上其本人签名，应具有法律效力。二、车辆ETC记录仅能说明该车辆曾经在这些高速公路的入口出入，并不能说明车辆的完整行驶路线，也无法说明车辆是由谁驾驶，乘客有哪些人。阿普拉公司共有两台行政公共用车，并不专属某个人使用，因此并不能说明周燕强当时所坐的车由黄伟兴驾驶。三、关于要求员工补签字的说明，我方在阿普拉公司工作7年，员工补签字的情况非常常见，但补签字不代表该事情未真实发生过。正因为需要证实该事是否发生过，才需要员工再次签字确认。四、关于监控录像，仅是日常工作沟通，并非阿普拉公司所想。五、阿普拉公司陈述黄伟兴与租车公司有关联，我方是2013年1月入职该公司，入职之前阿普拉公司已经使用该租车公司的服务，因此租车公司的资质认可应在我入职之前就完成。且每年供应商审核和服务合同的续签都是由公司采购部门组织安排并完成审核。续约的问题最终也是经过三方报价，由工厂的运营部经理在合同上最终签字，因此黄伟兴究竟跟租车公司有无关联，都已经经过公司确认。六、在公司对本事件调查的20多天里，我在其中仅是申请了1.5天的年假，期间我也多次向直属上司要求尽快调查本事件，给出调查结果，但公司从来不予理睬。七、关于阿普拉公司的员工手册，并没有走合法民主的流程，我对其合法性存疑。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任穗嫦于2013年1月21日入职，工作岗位是人事经理。双方已签订劳动合同。任穗嫦离职时间为2019年10月25日，离职原因为阿普拉公司以任穗嫦严重违纪解除与阿普拉公司的劳动合同。2019年10月25日阿普拉公司向任穗嫦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载明“鉴于你指令下属篡改财务报销相关数据，伪造租赁车辆记录,事后隐瞒的违规行为，已经违反了《阿普拉公司员工手册》里违纪条款第34条、48条的规定，现阿普拉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解除与你的劳动合同关系。”阿普拉公司提交《供应商付款申请表》、《邮件往来记录》证明阿普拉（中国）科技有限公司财务人员在审核其员工周燕强（Johnzhou）到阿普拉公司出差期间产生的10笔共7750元租车费用时，于2019年9月24日8:29发邮件要求阿普拉公司人事经理任穗嫦提供租赁公司出具的外部车辆租用的用车记录，并提出疑问表示“浩智和安适顺在去年8月签署了业务转让协议，但公司作为接受服务方却排除在协议外，是何原因？”任穗嫦当天回复“由于这两个供应商用的是同一个对接人和公司联系，故提供发票来时，公司只核对金额，没有查看公司名册，故此没有发现问题。”任穗嫦在2019年9月25日08:11通过邮件提交了2019年7月、8月的《用车记录表》，随后财务人员向用车员工周燕强（John）核实时，周燕强（John）在前述《用车记录表》上写明意见“当时人事部Maxine和黄司机要求补用车记录，签字时经检查日期及行程无误，但费用及司机栏均为空白”，并写明“除2019年8月14日、8月27日两次行程由阿普拉公司安排的外派车外，其余行程均由广州工厂黄司机使用公司自有车辆提供服务”。阿普拉公司提交车牌号为粤Ａ×××**的《内部车辆ETC行车记录》，主张该车辆行车路线与前述《用车记录表》中所谓周燕强（John）使用外部租车的用车路线一致，故认为可以证实任穗嫦伪造单据，将使用公司内部车辆的记录伪造成使用外部租车的记录。任穗嫦认可《供应商付款申请表》《邮件往来记录》《用车记录表》《内部车辆ETC行车记录》的真实性，但称周燕强是阿普拉公司中国区的发展部经理，用车需求量大，且都是和业务、客户有关，有时其安排车辆接送客户都是以周燕强（John）名义申请，但实际用车并非其本人，该费用也是归于周燕强（John）。即便前往同一地点，车上有特殊客户或超员，公司也会安排两辆车。因此，即使ETC的行车路线与外部行车路线一致，也无法说明没有同时使用外部车辆，更无法证明任穗嫦命令他人伪造单据。阿普拉公司提交2019年9月24日公司前台和办公楼二楼的视频监控录像（节选）作为证据，主张任穗嫦、前台人员Maxine与司机黄伟兴多次沟通，由Maxine重新整理单据，黄伟兴抄写用车记录表后，安排多名员工重新签名，同时还伪造员工签字。任穗嫦陈述该监控录像仅是日常工作交流，阿普拉公司所想要证明的内容均为其臆想。阿普拉公司提交《与前台员工Maxine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主张司机黄伟兴在明知使用内部车辆的情况下伪造单据，与前台员工Maxine受任穗嫦的指令申请报销。该微信记录显示聊天时间为2019年10月12日，阿普拉公司人员询问Maxine“我想问一下八月份的发票一部分折算价格给上海，是Michelle要你做的吗”、“就是黄师傅用公司车子接送他们的那些用车”，Maxine进行语音回复，转换成文字为“他们是指中午吗，就是那个，就是指哪些人。因为之前我们不是收的到邮件说要就是。那个中的那些用车的费用吗，然后，所以就。后来也是这样子，扣就抵扣回来的喽。”阿普拉公司问“这事情到底怎么一回事希望你能给我们澄清一下，当初John用车是黄师傅开公司用车，怎么会放到租赁公司了呢？”Maxine进行语音回复，转换成文字为“因为之前就是有讨论过，就说那个他们经常去顺德，然后下午比较晚才回来，有产生那个加班费，而且那个长途的那些路桥费，还有油费等等，所以之前讨论过这些都要收回来，然后收到你的邮件之后，然后我也问过米笑是不是全部都要收。然后他就说全部要收，所以就是全部这样算进去了。”阿普拉公司问“你们讨论时那些人讨论呢？”Maxine进行语音回复，转换成文字为“就是我们部门有讨论吧，大家都有说，然后因为当时去顺德，老是半夜才回，然后好几趟，这样子，然后我们都感觉有点吃不消，第二天他很难上班，然后我们就是觉得这样产生的加班费，在我们公司运作影响也比较大，还有因为司机外出之后，我们公司产生的那些注册费，就这些都感觉是因为撞的用车而产生的费用，大家讨论的时候就感觉就是多了，这些费用，所以之前讨论的时候就是说要收，但是没有说很正式的讨论吧，就是像大家吃饭的时候说过，然后反正就是有这种印象，然后我跟学校确认的时候，他也说是全部要收，那就收了”。任穗嫦对上述微信记录截图不予确认，表示其中微信头像并不能看出是谁。本院询问阿普拉公司Maxine现在是否仍在公司任职，阿普拉公司表示Maxine已经在2019年9月底自行离职了。阿普拉公司提交《与黄伟兴谈话的录音及文字内容》（节选）主张黄伟兴承认其与租车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并能够要求其开具相应的发票。前述谈话录音载明：阿普拉公司人员问黄伟兴“租赁公司的所有者是你的兄弟是吗？”，黄伟兴回答“之前在那个公司，做这个车是我兄弟”、“堂弟”，阿普拉公司问“我不知道你是基于什么考虑？”，黄伟兴表示“这个也不是我叫签的，当时好像是有这么回事，但是具体是怎么回事我不清楚”，阿普拉公司表示“是你和Maxine两个人叫员工过来签的”、“有很多员工可以证明”、“而且这个外款还是付给你兄弟的公司”，黄伟兴表示“我理解你，你现在可能觉得我伪造了什么”、“这个东西，我读书少、我做的车单，都是对上每月付的钱。这些车单实际上都是发生过的，是费用问题，我理解你的怀疑，但不是你们想的那样，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阿普拉公司表示“不是怀疑黄师傅，因为有你参与其中，有很多笔确实是你开着车带着人，但是你跟Maxine两个人让其他人签字形成外部记录。这实际是一种欺诈，企图侵犯公司财产，特别还有一些字是伪造，如果我们能问清楚内部解决掉是最好，如果不能只能交给第三方处理。我们就想知道是什么原因，为什么”，黄伟兴回答“我从来没有说要骗公司的钱，我做了这么多年，我能做这么久，真的没有做过违法的事情，这个东西好像是Maxine说，有一个汇总坐车的内容，但是我真的没有了解当时怎么回事。是中国费用Base在广州的费用要怎么回事，当时好像是”，阿普拉公司表示“你是说John的费用，广州不想承担，是这个意思吗？”，黄伟兴表示“应该是，我猜的，也是这方面猜的”，阿普拉公司问“问题是，这个发票开出来了，这个清单上的发票开出来了，如果不是财务审查，这个钱就出去了，你刚才的猜测就已经形成了，就已经造成了公司损失了”、“现在，签字了，不管有没有这个事情，你看有发票，有行程单是吧，然后有合同，有付款申请单，你说这个钱我付还是不付”、“你们司机和行政一起，用公司的车辆给租赁公司做生意”、“租赁公司是你兄弟的，但是租赁公司受益了，我们没有坐车但是收钱了”。黄伟兴表示“这个是怎么回事，我也不太知道，或者我猜，有一种”，阿普拉公司表示“你就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请，不要猜，当时经过是怎么样的”，黄伟兴表示“John应该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因为John用车实在是有点多了，涉及公司车跑外了，公司这边原来的工作要租外面的车顶替，就John不用公司的车也要租外面的车，费用是差不多的，我知道有两三次是高明又江门又佛山，一圈下来这个价格，我猜应该是这么一回事，John这笔费用应该不想算在广州这边”、“其实你现在就是说这个东西，不可能白白给这么多钱，这个坐车，给钱，这个不是公司要对账，这边肯定不会这么操作的”，阿普拉公司问“就是如果真的租赁公司为John开过车，那么这个费用广州不承担，上海承担，没问题，但是公司自己开车，然后叫上海把钱付给租赁公司，这个逻辑说不通，那后面付钱之后，再把钱转回广州还是怎么着？”，黄伟兴回复“这个肯定不会，这个票怎么开出来的，我真的不太知道情况”，阿普拉公司表示“那租赁公司是你兄弟，你不清楚，他应该清楚啊，他开票的”，黄伟兴表示“那个要问问他，要不我下班回去问问他”、“我也是知道一些猜一些，我现在也不能确定”，阿普拉公司表示“我知道你不能确定，你刚才说的是费用问题，但是后来又是把这个钱往外送的，这个是不对的”、“这个你当时没有参与吗？签字的时候你应该知道啊，你也在其中，你去找他补签字的，伪造证据，我不觉得你会做这个事情的人”，黄伟兴表示“我不是缺钱的人，Maxine前台，一个领导让我们去签我们就去了”，公司问“Maxine为什么去签，她一个小姑娘前台，没有人告诉她，她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只能推断要么是你让她做的，要么就是Michelle（任穗嫦）”，黄伟兴表示“如果是我让她做的，那我就是诈骗了，我怎么会诈骗公司呢？”，阿普拉公司问“那你干嘛给Michelle（任穗嫦）？”黄伟兴回答“这不是我给她的”，阿普拉公司表示“不管谁给的，这个伪造的证据是你和Maxine做出来的，特别是你，租车公司跟你有利益牵扯，有一些车辆记录还是你开的”、“你是当事人”，黄伟兴回复“那个单怎么去到Michelle（任穗嫦），我是不知道的”，阿普拉公司表示“这个不重要，但是为什么要把这个不真实的东西，制造这些证据出来，以支持租车公司利益获得”，黄伟兴表示“我也猜不到到底是怎么样的，所以就怀疑”、“我只能说我想得太复杂了一点，我听到和猜到的东西，这边不是都突然广州这边预算出问题”，阿普拉公司表示“控制费用，这个我知道”，黄伟兴表示“那可能都想减少费用，可能上面也实在没有办法，或者是Maxine告诉我说，就说John的费用多了，占了这个月有一部分的成本，我们跟John跑出去了，公司的需要就要用外面的车，所以就想把这个费用补回去”，阿普拉公司问“是谁想补回去，Maxine不会管这个事情的”，黄伟兴回复“不知道，我也是猜的”，阿普拉公司表示“这个事情还是不对啊，这个事情不应该是Maxine管的”，黄伟兴回复“这只是我听到的，猜测的，我也只能这样说”，阿普拉公司表示“Maxine是唯一经手人，跟你都是逃脱不了关系的”，黄伟兴则表示“你们怀疑这个我也觉得是有道理，这个钱，你要收回去。我真的很冤，我也绝对不会用这种手段，太粗糙一点了吧”，阿普拉公司表示“这个我们就要付钱啊，从法律上来说，公司就是有权让我们付钱，哪怕不是几千，是几万，签字都是齐全的，如果不付钱，公司是要承担责任”，黄伟兴回复“但我已经把我想说的都说了”。任穗嫦表示该录音真实性无法核实，内容也无法确认，不能排除有引导性提问这一情形。阿普拉公司另提交了《阿普拉公司内部Skype对话》，主张根据该内部对话可以看出日常租车的发票均是由黄伟兴联系的，且内部对租车公司的说法为“黄师傅他们公司”且任穗嫦对于黄伟兴的出车情况和John的用车情况都是知悉的，且指令Maxine进行单据整理。任穗嫦不确认该对话的真实性，主张公司时隔半年才将该对话提出，且对话内容并未提及任何有关任穗嫦指令下属伪造数据的言语。阿普拉公司提交了数份《加班申请单》、外部用车记录及《加班申请表》《用车申请单》，主张在同一个用车申请、用车人、用车时间情况下，存在多笔黄伟兴实际服务的行程申请了加班费，同时也产生了外部租出费用，申请人均为Maxine，审核人均为任穗嫦。任穗嫦称即使黄伟兴与周燕强（John）同时都去了顺德，但也不能代表周燕强（John）没有使用外部车辆。且黄伟兴的加班申请与他人的用车申请也无必然关联，亦不冲突。公司规定是下午5点下班，即使黄伟兴申请加班2个小时，可能是代表其从下午5点加班到7点，与公司其他人员申请下午7点半到八点的公司外部用车并不冲突。且从公司日常管理中可知，只要叫到外部车辆，超时等候也是要收费的，可以从阿普拉公司提供的这些表格中反映这一情况。被申请人提交《员工手册》（2015.11.24批准）证明任穗嫦知悉公司规章制度的内容，任穗嫦否认知悉该《员工手册》，且主张阿普拉公司未经合法制定流程制定该《员工手册》。阿普拉公司主张根据任穗嫦提供的《员工离职交接单》，可以看出离职时任穗嫦已向人力资源部交接了《员工手册》，因此任穗嫦不可能不知悉《员工手册》的内容，且任穗嫦作为公司人事经理，也不可能不知悉《员工手册》内容。庭审中，阿普拉公司对仲裁认定的任穗嫦离职前12个月的月平均工资21330.50元无异议，任穗嫦不认可该金额，主张其离职前12个月的月平均工资应为27306元，但其表示对仲裁裁决的结果没有提起诉讼。双方发生争议，任穗嫦于2019年11月13日向广州市黄埔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裁决：1.阿普拉公司支付赔偿金338604元；2.阿普拉公司支付代通知金20380元；3.阿普拉公司支付年终奖48372元；4.阿普拉公司支付离职结算的工资差额4458元。2020年3月20日广州市黄埔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出具穗埔劳人仲案[2019]2651号《仲裁裁决书》，裁决：1.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阿普拉公司支付任穗嫦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298627元；2.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阿普拉公司支付任穗嫦离职结算工资差额4458元；3.驳回任穗嫦其他仲裁请求。阿普拉公司于2020年3月25日收到上述裁决书。阿普拉公司不服仲裁裁决，于2020年4月15日向本院提起诉讼。上述事实有《劳动合同》《供应商付款申请表》《用车记录表》《员工手册》《申请报销单》《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收入证明》《员工离职交接单》、ETC行车记录、录音录像资料、邮件截图、微信聊天记录、穗埔劳人仲案[2019]2651号《仲裁裁决书》、庭审笔录以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本院认为，阿普拉公司与任穗嫦签订的劳动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合同不违反国家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应恪守履行。阿普拉公司、任穗嫦对于仲裁裁决第二项内容即阿普拉公司向任穗嫦支付离职结算工资差额4458元均未提起诉讼，本院对此依法确认。本案争议的焦点为阿普拉公司与任穗嫦解除劳动合同是否合法有据，即阿普拉公司主张任穗嫦存在指令下属篡改财务报销相关数据、伪造租赁车辆记录，事后隐瞒的违规行为是否有依据。阿普拉公司提交了《供应商付款申请表》《邮件往来记录》《用车记录表》《内部车辆ETC行车记录》《2019年9月24日公司前台和办公楼二楼的视频监控录像（节选）》《与黄伟兴谈话的录音及文字内容（节选）》《与前台员工Maxine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拟证实任穗嫦指令司机黄伟兴、前台Maxine伪造用车记录表，存在违纪事实。但首先，周燕强（John）作为阿普拉中国区的高级经理，级别高于任穗嫦，从常理上来说司机黄伟兴、前台Maxine不可能有权利指令周燕强（John）在空白的表格上签名，除非该表格内容是真实的。退一步说，即使黄伟兴、Maxine让周燕强（John）在表格上签名，也无法证明是任穗嫦指令黄伟兴、Maxine作出的；另，即使ETC的行车路线与外部车辆行车路线存在一致，也无法说明是否存在特殊客户或一辆车辆超员，因此需使用两辆车辆这一情况，也无法直接证明黄伟兴、Maxine受任穗嫦指令假造单据这一行为。其次，本院询问阿普拉公司是否有相应直接证据证明任穗嫦有指令下属篡改财务报销相关数据、伪造租赁车辆记录这一行为，阿普拉公司回应是根据相关监控录像及单据。但从阿普拉公司提供的监控录像中仅能反映任穗嫦、黄伟兴、Maxine的工作场景，并未能直接看出任穗嫦存在违规行为；再次，阿普拉公司提供的与黄伟兴谈话的录音、与Maxine的微信聊天内容，真实性、合法性暂且退而不谈，仅内容也无法证明任穗嫦存在指令、伪造、事后隐瞒这一情况；第四，阿普拉公司提供《黄伟兴申请报销单》《加班申请单》《付款申请表》等表格，但根据双方陈述，阿普拉公司有两台行政车辆，其中粤Ａ×××**车辆并非专属于黄伟兴驾驶，即使黄伟兴与周燕强（John）都去了顺德，也不能证明John没有使用外部车辆，更无法反映出任穗嫦在报销单上审批签名存在违规行为。本案阿普拉公司是以任穗嫦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为由单方解除劳动合同，该解除行为系阿普拉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在用工管理过程中对员工做出的最严厉的处置，涉及相当负面的评价，理应遵循公允严谨的原则，必须符合依据充分、事实清楚、程序合法的法定条件。但结合本案证据，阿普拉公司无法证明任穗嫦存在上述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七条的规定，阿普拉公司应向任穗嫦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关于任穗嫦离职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阿普拉公司确认仲裁核算的金额21330.5元，任穗嫦虽对仲裁核算的该金额有异议，但并未提起诉讼。本院以21330.5元为计算标准进行核算，任穗嫦2013年1月21日入职，2019年10月25日离职，阿普拉公司应支付任穗嫦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298627元（21330.50元/月×7个月×2倍）。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驳回原告阿普拉（广州）塑料制品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原告阿普拉（广州）塑料制品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被告任穗嫦支付离职结算工资差额4458元；三、原告阿普拉（广州）塑料制品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被告任穗嫦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298627元。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阿普拉（广州）塑料制品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张淳淳二〇二〇年九月九日书记员  邹 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