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06民初7372号原告：陈黄涛，男，1976年1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范炳荣，广东归藏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宇昊，广东归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启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珠江东路****。法定代表人：王伟，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彭韶军，该司员工。被告：广州知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珠江东路**第**iv>法定代表人：吕世峰，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曾穗娟，该司员工。原告陈黄涛与被告广州启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生公司）、广州知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知本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案件事实（一）劳动仲裁情况：原告于2019年9月17日向广州市天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申请劳动仲裁，请求裁决：启生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190000元。仲裁委于2019年12月20日作出穗天劳人仲案〔2019〕5530号仲裁裁决书，裁决：驳回原告的仲裁请求。（二）原告诉请：两被告连带支付原告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289785.6元（计算方式18111.6元/月*8个月*2）。（三）劳动关系情况：原告于2011年7月20日入职启生公司处工作，于2018年11月1日入职知本公司处工作。先后均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原告在启生公司处的最后工作日是2018年10月31日，在知本公司处的最后工作日为2019年5月31日。（四）劳动合同解除原因：2019年4月30日，被告知本公司以由于公司组织架构调整，不再设有媒体融合战略执行总监岗位，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为由，决定于2019年5月31日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合同关系。裁判理由与结果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告在2018年10月31日前后分别在两被告处工作的行为如何认定，2019年4月30日从知本公司离职是否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原告主张：其在启生公司处的离职原因系2018年10月31日因启生公司安排其转入知本公司处，并要求其办理离职手续，因工资支付主体不一样，故其签了《辞职申请书》；其在知本公司的离职原因系2019年4月30日签收知本公司出具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启生公司将其转入知本公司时未支付经济补偿金，知本公司董事长口头答应知本公司承接其在启生公司处的工作年限。原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交如下证据：1.《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有原件。内容显示：原告与知本公司于2019年5月31日解除双方于2018年11月1日签订的劳动合同，知本公司向原告支付经济补偿金15000元，甲方落款处加盖知本公司公章，乙方落款处无原告签名）；2.《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有原件。内容显示：知本公司于2019年5月31日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合同关系，落款处加盖知本公司公章）；3.《离职证明》（有原件。内容显示：原告在知本公司处的任职时间为2018年11月1日至2019年5月31日，落款处加盖知本公司公章）；4.《银行流水》（有原件。内容显示：启生公司支付原告2018年5月至2018年10月期间工资，知本公司支付原告2018年11月至2019年5月期间工资）。5.邮箱和邮件截图，公司OA照片，证实有关工作情况的沟通过程。6.个人所得税纳税记录等。启生公司主张其与原告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为2011年7月20日至2018年10月31日。知本公司主张其与原告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为2018年11月1日至2019年5月31日。启生公司主张：原告的离职原因为2018年10月1日原告以“个人发展需求”为由向启生公司提出辞职申请，启生公司同意其辞职申请；启生公司与知本公司系独立法人，自主经营，管理上没有关联。启生公司为证明其主张，提交如下证据：1.《辞职申请书》（有原件。内容显示：辞职原因栏内容为“个人发展需求”，原告签名栏内容为“本人于2018年10月1日向公司提出辞职申请，拟离职时间为2018年10月31日”，签名处有原告签名，日期为2018年10月1日）；2.《离职承诺书》等（有原件。内容载述：“广州启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因本人向公司主动提出辞职，已于2018年10月31日合法解除了与公司的劳动关系……本人确认已与公司结清所有的薪酬及其他款项……保证不再向公司主张任何权利”，承认人签名处有原告签名，日期为2018年10月1日）。原告对《辞职申请书》予以确认，但主张该辞职申请书是启生公司要求其填写的，填写后因启生公司安排调任知本公司处工作；对《离职承诺书》予以确认，但主张该离职承诺书系启生公司拟好的模板。知本公司对上述证据均予以确认。知本公司主张：由于公司组织架构调整，不再设有媒体融合战略执行总监岗位，知本公司向原告出具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并于2019年6月10日支付了原告经济补偿金15000元；启生公司与知本公司系独立法人，自主经营，管理上没有关联，其未承接原告在启生公司处的工作年限，且原告在启生公司处是自愿离职的，不存在合并工龄的情况。知本公司为证明其主张，提交如下证据：1.《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有原件。内容显示：原告与知本公司于2019年5月31日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真实性确认；2.《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有原件。内容显示：与原告提交的一致，甲方落款处加盖知本公司公章，乙方落款处无原告签名）；3.《离职承诺书》（有原件。内容显示：承诺人签名处有原告签名，日期为2019年5月31日）；4.《银行回单》（复印件。内容显示：知本公司于2019年9月20日转账给原告“费用”3000元）；5.《工资表》等（复印件。内容显示：原告2018年11月至2019年5月期间工资明细）。原告对上述证据均予以确认，但主张其不同意该离职协议故未签名，确认收到知本公司系自行转账的补偿款15000元，工资表中未提供报销款。启生公司对上述证据均予以确认。（一）原告2018年10月31日从启生公司离职，是否属于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五条规定：“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原用人单位未支付经济补偿，劳动者依照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与新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或者新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提出解除、终止劳动合同，在计算支付经济补偿或赔偿金的工作年限时，劳动者请求把在原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为新用人单位工作年限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用人单位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属于‘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一）劳动者仍在原工作场所、工作岗位工作，劳动合同主体由原用人单位变更为新用人单位；（二）用人单位以组织委派或任命形式对劳动者进行工作调动；（三）因用人单位合并、分立等原因导致劳动者工作调动；（四）用人单位及其关联企业与劳动者轮流订立劳动合同；（五）其他合理情形。”本案的关键在于是否符合本条规定的情形。首先，根据企业登记注册资料显示，启生公司于2006年4月注册成立，知本公司于2017年4月注册成立，启生公司是知本公司的大股东（90%以上），两公司的办公场所、联系方式一致，经营范围相似，主要负责人员有重合（吕世峰），可见两公司虽是独立的法人，但彼此存在高度关联。其次，原告2018年10月31日前后在两被告的工作主要内容、场所、工资均无实质变化，且工作期间并无任何间断，原告在启生公司离职时，虽离职理由为“个人发展需求”，但吕世峰在上级审批意见处签字，原告当时的工作变动也是由启生公司的人事工作人员通知有关消息和进行沟通，从常理判断，启生公司当时应当知道原告所谓“个人发展”的下家去向。再次，从启生公司和知本公司的两份离职承诺书来看，前后的格式、文本内容高度一致，可见是由公司统一制版交原告签订，不同的是，原告在后来被知本公司解除劳动关系时，则在该材料下方涂划掉了“保证不再向公司主张任何权利”的字句，并同时明确提出了自己的异议。最后，从一般逻辑来看，原告在离开启生公司时已经在该司连续工作了七年多，在没有其他特殊诱因的情况下，原告以“个人发展需求”为由提出辞职而放弃包含经济补偿金等在内的任何权利，显然是不合理性的选择。因此，综上上述几个方面，本院认定原告从启生公司离职并非是出于个人真实意愿而进行的自主重新择业，而是属于“非因劳动者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的情形。（二）原告2019年4月30日从知本公司离职，是否属于知本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关系。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者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后，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三）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经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达成协议的。”知本公司在2019年4月30日以“公司组织架构调整，不再设有媒体融合战略执行总监岗位”为由，向原告出具《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并于2019年5月31日解除劳动关系。知本公司作为用人单位，依法对解除劳动关系的事由负有举证责任，但其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实原告的岗位取消是基于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而导致，且未提供证据证实其曾与原告进行协商或有意调至其他合适岗位，因此，知本公司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本院认定知本公司系违法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关系，依法应当支付赔偿金。根据前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原告主张在启生公司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为知本公司的工作年限，进而计算赔偿金的工作年限，本院予以支持。启生公司应当对其用工年限范围内的赔偿金承担连带责任。关于赔偿金的数额。原告与启生公司的劳动合同约定月平均工资为12000元，与知本公司的劳动合同约定月平均工资为15000元。虽然原告提交了银行账户的交易流水等证据，但其中并非均标注为“工资”，在存在费用报销等可能的情况下，原告的银行账户流水不足以全部认定为劳动的工资报酬；原告提交的纳税月收入与流水并非全部对应，故亦不足以以该数额认定。综合双方提供的证据，结合仲裁的认定情况，本院以劳动合同约定为计算月平均工资的基准，而在应发工资数额（工资条）高出约定时则以实际应发为准，经核算原告在离职前十二个月的月平均工资应为（12000+12000+12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150+15150+15839.66）÷12=14344.97元。故知本公司应当支付给原告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为：14344.97元/月×8个月×2倍=229519.52元。其中，启生公司需要在215174.55元（14344.97元/月×7.5个月×2倍）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扣除知本公司在2019年6月10日已经支付给原告的15000元（经济补偿金），知本公司还应支付剩余的赔偿金数额为：229519.52元-15000元=214519.52元，启生公司对此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原告超出该部分的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广州知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一次性支付原告陈黄涛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余款214519.52元；被告广州启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对此承担连带责任。二、驳回原告陈黄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0元，由原告陈黄涛负担3元，由被告广州知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被告广州启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共同连带负担7元（款项已由原告陈黄涛预缴至本院，故可由两被告径付给原告陈黄涛）。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立案庭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鲁 肖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一日书记员 黄金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