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博罗县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322刑初60号公诉机关博罗县人民检察院。被告人胡启贵，男，1967年12月14日出生，身份证号码:510************970，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四川省叙永县***********。因涉嫌滥伐林木罪，于2015年2月9日主动到案，同年2月10日被博罗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2月17日被博罗县公安局取保候审，2015年12月28日被博罗县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因多次传唤不到案，于2019年5月18日被抓获，并被博罗县公安局刑事拘留，经博罗县人民检察院批准，同年6月19日由博罗县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博罗县看守所。委托辩护人王治平，广东兆丰律师事务所律师。博罗县人民检察院以博检公诉刑诉〔2016〕656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胡启贵犯滥伐林木罪，于2020年1月17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博罗县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李军伟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胡启贵及其委托辩护人王治平到庭参加了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公诉机关指控，2014年9月，被告人胡启贵以人民币103万的价格向李某生购买了位于博罗县******委塘子沥小组“大山”的桉树。同年10月，该山由胡启贵分三次办理了林木采伐手续，采伐面积分别为19公顷、16．80公顷、6．80公顷。同年10月16日开始，胡启贵雇工砍伐“大山”桉树过程中，超过林业主管部门批准的砍伐范围，砍伐了塘子沥小组位于该处的所有桉树。后经博罗县林业勘查规划所鉴定，胡启贵超范围采伐的林木立木蓄积为42.7立方米。2008年10月30日，陈惠强取得位于博罗县******委会西溪小组“梅坑”山上2055亩桉树等林木的所有权。2015年7月至8月份间，陈惠强将上述林木以3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陈惠雄（另案处理），并向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办理了部分林木的采伐许可手续。期间，陈惠雄将上述林木的采伐事宜与被告人胡启贵达成协议，约定由陈惠雄以每采伐一吨木材、柴火、包砍包上车给予胡启贵75元等条件，将批砍的林木全部承包给胡启贵采伐，胡启贵又指派童开平（另案处理）在现场做“管工”。同年8月24日，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工作人员龚某阳、王某良等人及胡启贵、童开平、林木添、陈惠雄等人到现场确认并用油漆标记采伐界限。后胡启贵陆续带工人到现场施工，陈惠雄在山下负责对采伐的木材过磅称重及支付相应木材款。期间，胡启贵、童开平等人不听邱石生、陈惠雄等人劝阻，任意超范围砍伐未经批砍的陈惠雄购买范围内的桉树林。经博罗县林业勘测规划所现场勘测，“梅坑”山林木被超范围采伐面积为546亩，林木立木蓄积为2597.9立方米。其中，胡启贵超范围采伐面积为130亩，林木立木蓄积为591.5立方米。案发后，胡启贵畏罪潜逃。2019年5月18日，公安机关在四川省叙永县将胡启贵抓获。公诉机关就上述指控的事实提供了相关证据，认为被告人胡启贵的行为已构成滥伐林木罪。鉴于被告人胡启贵滥伐林木共计634.2立方米，到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主要的犯罪事实，且当庭自愿认罪，故建议对被告人从轻处罚，判处三年六个月以上四年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被告人胡启贵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以及当庭变更指控的犯罪事实无异议，但认为公诉机关提出的量刑建议过重，希望法庭对其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同时其辩解：其在梅坑山上带人砍伐林木的面积约700亩，超砍面积约130亩。委托辩护人王治平的辩护意见是：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胡启贵的第一宗犯罪事实及罪名无异议，但其认为被告人胡启贵在本宗犯罪中主动到案，且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虽然其在取保期间违反了取保规定，但不应该影响其自首的认定。同时，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胡启贵第二宗犯罪系证据不足，该宗指控不能成立，其对犯罪事实及指控的罪名均有异议：1、在案证据无法证实2015年8月24日林业站工作人员到现场确认采伐界限时，被告人胡启贵及其儿子童开平在场，且参与了采伐界限的确认工作；2、在案证据无法证实邱石生、陈惠雄有劝阻被告人胡启贵及其儿子童开平砍伐林木，故公诉机关指控的“不听劝阻任意超范围砍伐”不成立。3、公诉机关指控的滥伐数量存疑。即使该宗罪名成立，砍伐的林木面积约为700亩，减去批砍面积570亩，超砍的面积应为130亩。经审理查明，2014年9月，被告人胡启贵以人民币103万的价格向李某生购买了位于博罗县******委塘子沥小组“大山”的桉树。同年10月，该山由胡启贵分三次办理了林木采伐手续，采伐面积分别为19公顷、16．80公顷、6．80公顷。同年10月16日开始，胡启贵雇工砍伐“大山”桉树过程中，超过林业主管部门批准的砍伐范围，砍伐了塘子沥小组位于该处的所有桉树。后经博罗县林业勘查规划所鉴定，胡启贵超范围采伐的林木面积为8亩，林木立木蓄积达42.7立方米。2008年10月30日，陈惠强取得位于博罗县******委会西溪小组“梅坑”山上2055亩桉树等林木的所有权。2015年7月至8月份间，陈惠强将上述林木以3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陈惠雄（另案处理），并向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办理了部分林木的采伐许可手续。陈惠雄将上述林木的采伐事宜与被告人胡启贵达成协议，约定由陈惠雄以每采伐一吨木材、柴火、包砍包上车给予胡启贵75元等条件，将批砍的林木全部承包给胡启贵采伐，胡启贵又指派童开平（另案处理）在现场做“管工”。同年8月24日，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工作人员龚某阳、王某良等人及林木添、陈惠雄、林某康等人到现场确认并用油漆标记采伐界限。后胡启贵陆续带工人到现场施工，陈惠雄在山下负责对采伐的木材过磅称重及支付相应木材款。期间，胡启贵等人超范围砍伐未经批砍的陈惠雄购买范围内的桉树林。经博罗县林业勘测规划所现场勘测，“梅坑”山林木被超范围采伐面积为546亩，林木立木蓄积为2597.9立方米（亩平均立木蓄积为4.7580立方米）。其中，胡启贵砍伐林木面积约为700亩。另查，陈惠雄向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办理的三张林木许可证，总采伐面积共38公顷（570亩），采伐蓄积共2594立方米（即亩平均立木蓄积约为4.55立方米）。再查，被告人胡启贵于2015年2月9日主动到案，同年2月17日被博罗县公安局取保候审，2015年12月28日被博罗县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因多次传唤不到案，博罗县公安局对其进行网上追逃，后于2019年5月18日被抓获。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且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一、物证、书证（一）公共证据部分1、受理报警登记表、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证实2015年1月5日上午9时25分，吴某强报案至博罗县公安局森林分局，称博罗县***委塘子沥小组存在违法砍伐，公安机关于同年2月6日立案侦查；2015年12月1日下午15时25分，匿名群众报案至博罗县公安局森林分局，博罗县******委会西溪小组“梅坑”有人擅自砍伐林木，公安机关于同年12月9日立案侦查。2、户籍证明，证实被告人胡启贵作案时已达完全刑事责任年龄。3、到案经过，证实被告人胡启贵（因滥伐梅花村塘子沥处的桉树），于2015年2月9日主动到案，后被取保候审。取保候审期间因违反取保候审的规定，被广东省博罗县公安局网上追逃。叙永县公安局两河派出所于2019年5月18日晚19时在四川省叙永县两河镇将胡启贵抓获。（二）砍伐塘子沥大山上的林木1、森林、林木、林地状况登记表：证实罗阳镇梅花村塘子沥村民小组大山面积为852亩。2、惠州市一般用材林采伐申请表（“大山”）：①采伐面积285亩，采伐蓄积1462m³，采伐期限2014.9.29-2014.12.31。（发证日期2014年10月15日）②采伐面积252亩，采伐蓄积1297m³，采伐期限2014.9.29-2014.12.31。（发证日期2014年10月27日）③采伐面积102亩，采伐蓄积524m³，采伐期限2014.9.29-2014.12.31。（发证日期2014年10月15日）3、林木转让合同，证实2014年9月1日塘子沥村民小组吴某彪与胡启贵签订梅花塘子沥小组于2003年5月23日签订的承包合同所确定的承包范围内的所有林木一次性转让砍伐合同附：农村承包合同书：2003年5月23日塘子沥村民小组吴某彪与罗阳镇梅花村塘子沥小组签订承包土地合同书，承包土名：元山至大山片，年限：2003年2月1日至2031年2月1日止。（附上承包款会议记录26500元、鉴证书：该承包合同真实有效）（三）砍伐鹅寨村梅坑山上的林木1、林木采伐材料，证实：（1）鹅寨梅坑的桉树林属陈惠强所有，由陈惠强于2015年6月15日申请采伐，2015年8月24日发许可证，采伐期限为2015年8月24日至12月31日。被许可人为徐世奎，由徐世奎签收。陈惠雄签收林木采伐告知书和设计图纸。2015年11月13日柏塘林业站告知陈惠雄梅坑山桉树林被超范围砍伐，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陈惠雄2015年11月16日签名）（2）博罗县采字【2015】0824001号：批准采伐面积12.8公顷（192亩）、采伐积蓄794立方米、出材量500立方米；博罗县采字【2015】0824002号：批准采伐面积16.4公顷（246亩）、采伐积蓄1155立方米、出材量728立方米；博罗县采字【2015】0824003号：批准采伐面积8.8公顷（132亩）、采伐积蓄645立方米、出材量406立方米。上述许可证采伐树种为桉树，总采伐面积共38公顷（570亩），采伐蓄积共2594立方米，出材量共1634立方米，采伐期限是2015年8月24日至同年12月31日（即亩平均立木蓄积约为4.55立方米）。3、林木转让合同，证实2015年6月10日，陈惠强与徐世奎签订林木转让合同，以320万元的总价将博罗县*********民小组梅坑山的2055亩桉树林地转让给徐世奎。同年7月23日，被告人陈惠雄与“胡仕桂”签订承包木材砍伐合同，将位于博罗县******的一片桉木砍伐工程承包给“胡仕桂”。同年8月3日，陈惠强与徐世奎签订终止林木转让合同协议，终止上述林木转让合同，并退回徐世奎预付的10万元批砍费用给徐世奎。同年8月6日，陈惠强与被告人陈惠雄签订林木转让合同，以300万元的总价将博罗县*********民小组梅坑山的2055亩桉树林地转让给被告人陈惠雄。4、情况反映，证实2015年12月25日陈惠强写有举报胡启贵负责及徐世奎以承包梅坑桉树林砍伐、滥伐又以上访、举报等为借口敲诈其钱财的材料。5、证明材料（1）证实梅坑山于2008年由鹅寨村委会西溪小组转包给陈惠强，期限为20年，梅坑上除批砍范围外，其他属超范围砍伐。（2）证实森林公安分局将“大顶山”被采伐示意图、采伐许可证伐区平面图、承包合同示意图进行对比勾绘。青黄色为合同承包范围、红色为批准砍伐范围、填充粉色为超范围采伐位置。（3）证实截止查询之日前被告人胡启贵在两河派出所辖区未发现有违法犯罪记录，后2015年12月28日因涉嫌盗伐林木案取保候审，期间因违反取保候审规定被广东省博罗县公安局森林分局上网追逃。6、情况说明（1）证实森林分局还未追捕到童开平。（截止至2018年9月28日）（2）证实博罗县林业勘测划所所长李某青和其他3名工作人员均表示没有见过胡启贵本人来过博罗县林业勘测规划所，也没有和胡启贵本人到“大山”告知或指认“大山”山的砍伐界限。（3）2015年12月8日，本院对胡启贵作出取保候审，在此期间，其与保证人童开平电话停机无法找到人，多次传唤未果。（2016.11.8）（4）证人卢某聪因在佛山市南海区做工，无法配合调查。（5）2018年3月13日上午，民警找到童开平，其称其父亲胡启贵因欠高利贷跑路，后民警拨打胡启贵电话（137*****030）已是空号。（6）无法联系到华宪了解情况。（7）证实柏塘镇“梅坑”山滥伐林木案于2015年12月1日由匿名群众举报至博罗县公安局森林分局，经核实，报案的匿名群众是胡启贵。同年12月3日博罗县森林分局局长陈振武带领法制股民警汇同柏塘镇林业站工作人员在胡启贵的指认下前往柏塘镇鹅寨村委西溪小组“梅坑”山砍伐现场进行调查。（8）2019年7月5日，博罗县公安局森林分局民警再次前往麻陂镇宝溪村委会张立新住处及红汝大道原胡启贵住处均未找到童开平踪影，抓捕未果。（9）华宪（重庆市黔汇区人，身份证号513************719，电话号码134*****199）、陈某清（身份信息不详）二人，经森林分局民警多方面查找，仍未找到。7、诊断材料，证实陈惠雄患有严重疾病。二、证人证言（一）砍伐“大山”桉树1、证人魏某忠的证言罗阳林业站任站长。“大山”的合同写吴某彪的名，2014年9月20日，博罗县水利局翁某祥提交了三份申请表等材料，在县局技术人员上山踏查时通知翁某祥一起上山（当时有我、翁某祥、李某生弟弟、县局技术人员李某青四人，与翁某祥一起来的一名我不认识的人），由李某生的弟弟现场告知县局技术人员要审批砍伐的范围，勾绘后由翁某祥交砍伐桉树押金。申请办证和交纳砍伐桉树押金和防火押金的都是翁某祥，所写票据交款人为吴某彪。三份申请表的批砍面积分别为285、252、102亩，申请人均为吴某彪。大山的林木采伐许可证分别于14年10月15日和10月27日办理好，其中15日的两份领证人为黄某民，27日的一份领证人为吴某彪。大山是在10月15日批出两份林木采伐许可证后两天左右开始砍伐。2014年12月中旬在县农林局组织的全县性审批砍伐迹地大检查时，当时抽查了大山未出现超范围砍伐现象，直至2015年1月5日，到大山核查时发现有超范围砍伐现象。当时抽查时有翁某祥一人到山场接受检查。2、证人李某生的证言“大山”是我以吴某彪名义与塘子沥小组集体签订的承包合同，2014年9月，我以103万将山上的林木卖给了胡启贵。之后由胡启贵负责砍伐，在砍伐过程中，他又和我弟弟李某清购买了“下控”山和“毛边仔松头”山的林木砍伐。我和胡启贵经协议约定：胡启贵负责去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我只提供了村委和小组的砍伐证明给他。胡启贵向我和我弟购买上述山林据我所知没有与人合股，他基本都是一个人过来与我们洽谈与签订协议的，他所带过来的人我也不认识。我的厂有向胡启贵收购约250方的木材。3、证人李某清的证言我哥哥李某生在罗阳梅花塘子沥小组“大山”山600多亩桉树卖给胡启贵砍伐（成交价103万），我也有141亩的桉树也种植在“大山”山和“下控”山（2014年9月14日以36万卖出），就一起卖给了胡启贵砍伐。2014年10月开始砍伐，2014年11月中旬至12月下旬期间，我收购有胡启贵销售来的罗阳梅花村委山林的木材，共300吨。2014年10月左右，胡启贵叫我去村委写一张砍伐证明给他。关于胡启贵有无办理到林木采伐许可证我不清楚。我和胡启贵转让合同约定由胡启贵负责砍伐手续。现“大山”山的桉树已砍伐完毕，而“下控”山的桉树约有90亩没有砍伐。在砍伐中途我听上述山场的砍伐工人说换了个老板砍伐。是换了给谁人砍伐我不清楚。现在胡启贵超范围砍伐的位置，我和林业局工作人员没有到过此次勾定采伐界线。4、证人吴某明的证言大山桉树是2014年11月左右开始砍伐的，现已砍伐完毕。我是2014年12月初至12月底在“大山”山运输木材，“大山”山的桉树具体是谁砍伐的我不清楚，但我知道是承包给一个外省人砍伐的，由该外省老板雇请我是运输到李某生的木厂销售，共运了8至9车。5、证人吴某彪的证言2003年，我承包了大山，但实际该山我只占20%的股份，李某生占80%，我与李某生也签了合同的讲明了上述事项。2014年10月这批桉树，我们是以103万卖给一个四川籍人，花名叫阿寿仔，谈价钱以及看山方面是李某生和他商谈的，我没有参与。当他们谈妥后，在李某生经营的木厂办公室，我用我的名与四川人签订了合同。也是上述四川人雇请工人砍伐的。目前大山的桉树已经砍伐完毕，大山的桉树砍伐是经过林业主管部门批准，一开始是我去写了村小组证明、村委证明以及采伐申请表，都是我亲自一人交给罗阳镇林业站的，交了之后我就通知了那个四川人，余下的就是他自己去处理。我与村小组集体签订合同时，合同内有一张红线图，这红线图上大圈内的表示是我和李某生承包的范围，而大圈内的小圈属于插花地，不属于我们的承包范围。其中小圈中，较大的是属梅花村委的集体山，这个山叫下控山，较小的属于梅花村委钟屋小组李某明的自留山，这两个山都被李某清承包。承包山前，该山虽然属于村小组集体，但是很多被村民私自在山上种植了林木。但在我们承包时，我们承包的范围是包括了村民私自种植林木的范围，但我和李某生卖“大山”的桉树时没有将属于村民私人种植的林木一同卖给四川人砍伐。在申请“大山”采伐林木采伐许可证时，估计是李某清带林业局技术人员到山场上指定勾画审批砍伐范围的。6、证人吴某强的证言“大山”是吴某彪与村小组集体签订的承包合同，而实际承包者是李某生。在大山中间有2块插花地，一块是梅花村委林场，山名“下控”山，一块是梅花村委钟屋小组村民李某明的自留山，山名叫“二佰公”，这两个山被我们村小组村民李某生家族承包了。“大山”山在2014年9月至10月期间，共做了份申请表，总面积为639亩，审批指标是桉树2068立方米。目前“大山”山、“下控“山、“二佰公”山桉树都被砍伐完毕。7、证人翁某祥的证言罗阳镇梅花村委塘子沥小组“大山”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后，我没有叫一个麻陂人带胡启贵去现场查看砍伐山界，胡启贵也有没有叫我带他去“大山”现场查看勾绘砍伐审批的范围。（二）砍伐“梅坑”山上的桉树1、证人龚某阳的证言2015年8月24日，梅坑山地取得三张林木采伐许可，期限为8月24日-2015年12月31日。8月24日14时30分许，我将审批好的采伐许可证，联系鹅寨村书记林木添一同前往梅坑山场，王某良、李某其也在场，在现场看到陈惠雄，并将批准采伐的范围等情况告知他，也在现场指认了砍伐界限，并用油漆划好砍伐界限。当天早上已经开工了，现场约有40多工人，分三个小队。包括挖土机、运输木材车辆。2015年12月1日，我通知分管鹅寨片区的王某良一同去梅坑确认是否超范围砍伐，当时确认有超范围采伐。之前的砍伐期间，我到过现场两次，其他都是叫林业站人员，王某良到现场监管。8、9、10月都有交代王某良带护林员林某康去查看，王某良也没有向我反应过梅坑砍伐情况的具体问题。2015年11月13日，我将一份责令停止违法采伐通知书交给王某良，并交代王某良到现场检查，如有发现超面积采伐问题，立即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告知当事人签名。2015年11月16日王某良和张某华到现场发现有超范围砍伐，才责令管工陈惠雄签名。但王某良回来后也没有向我汇报超范围砍伐的情况，几天后我在办公台看到上述文书，问王某良怎么回事，他说文书签收了，但没有说超范围砍伐的情况。11月30日我和王某良再去现场时，发现工人已经下山了，发现超范围砍伐500亩左右。我立即打电话给林木添，让他补办手续，12月2日，我将情况汇报会主管领导李某其，没有向其他部门汇报过。梅坑的老板是陈惠强，申请采伐许可是有陈惠强和林木添一起来林业站交的审批表，办理好申请后由林木添交批砍费的。山林权证在陈惠强名下，陈惠雄负责管理。陈惠强、林木添在申请采伐证时，附带一份转让合同，甲方是陈惠强、乙方是徐世奎，但我没有见过徐世奎。告知指认砍伐范围界限时，有好几个人在，但我只认识王某良、陈惠雄、林木添，还有其他的砍伐工人一同在现场看到我们指认的砍伐范围界限，但我不认识那些砍伐工人，我也不认识砍伐工头胡启贵及其儿子童开平。二次退回补充侦查证言：2015年8月24日，柏塘镇鹅寨村委会西溪小组“梅坑”山的采伐许可证审批成功，当天我和王某良开车到鹅寨村委会接到林木添（村主任）前往西溪小组，找到陈惠雄老板就一起到“梅坑”山山场指认确定采伐许可证的砍伐范围界线，并告知陈惠雄、林木添等人采伐范围界线，当时我和王某良、陈惠雄、林木添还有其他砍伐工人都在现场听到我们指认的范围，并且在砍伐范围的界线喷上黄色的油漆（现场有照相为证）。当时指认界线，喷漆时确实有工人在，但我不认识那些砍伐工人。我不认识砍伐工头胡启贵及其儿子童开平，也不知道当天喷漆时他们是否在现场。205年8月份左右，陈惠雄兄弟梅坑山桉树林业砍伐许可证下发后，我记得当时我们林业3人去现场，分别是我、王某良、王某胜等林业站工作人员，当时我负责拍照，王某良负责喷漆，王某胜也在现场查看，还有村委书记林木添，山主陈惠雄以及一些工人，但我不认识那些工人，大概有7、8个工人，不知道具体名字，时间久了，现在也认不出他们了，当时护林员林某康也在现场。我不清楚陈惠雄将梅坑承包给谁，也不清楚他分包给几个工头采伐。我不认识胡启贵、童开平，具体他们做什么也不知道。2、证人王某良的证言柏塘林业站林业员，负责鹅寨山林管理。鹅寨的梅坑是陈惠强承包的，领取砍伐证的是徐世奎，但不知道具体是谁砍伐的，砍伐期间，我总共去过现场二次。第一次是2015年8月24日，我和站长龚某阳、站员王某胜、鹅寨村书记林木添、管工陈惠雄一起去现场确认审批砍伐界限，并用油漆划好砍伐范围。当时也有工人在砍伐了，挖土机在开路。第二次是9月份中旬，我和林某康去现场，并告知林某康批砍范围，当时砍伐约20亩。2015年11月12日听到群众举报后，16日站长给我一份《责令停止违法采伐通知书》，叫我和张某华去现场查看，发现超范围砍伐，我电话联系林木添，交期打电话给陈惠雄，让其签收该文书，当时停止了砍伐。12月1日我和龚某阳去现场检查，发现工人已经下山，超范围砍伐面积扩大了。16日我发现梅坑超范围砍伐后，我就向龚某阳汇报，后来才发《责令停止违法采伐通知书》。我没有不认识徐世奎，也没有见过他。8月24日现场喷漆时有我和龚某阳、李某其、林木添、陈惠雄五个人在场，有工人在现场修路及砍伐路边的林木。没有看见有砍伐工头和我们一起划分界限。二次退回补充侦查证言：柏塘镇鹅寨村委会西溪小组“梅坑”山砍伐现场喷漆时，我记得当天和林业站龚某阳、村委书记林木添、老板陈惠雄还有其他砍伐工人在现场，并告知他们审批采伐的范围及界线，并在砍伐范围的界线喷上油漆。我们指认范围界线及喷漆时是有工人在场的，但我并不认识砍伐工人。我不认识砍伐工人胡启贵及其儿子童开平，不知道他们两人是否在场。205年8月份左右，陈惠雄兄弟梅坑山桉树林业砍伐许可证下发后，我记得当时我们林业3人去现场，分别是我、王某良、王某胜、陈惠雄还有一些工人在现场，我负责喷漆，但我不认识那些工人，时间久了，现在也认不起来。我不清楚陈惠雄将梅坑承包给谁，也不清楚他分包给几个工头采伐。我不认识胡启贵、童开平，具体他们做什么也不知道。3、证人张某华的证言柏塘林业站工作人员，中共党员，负责防火、管理木材运输许可证。11月16日和王某良去过一次梅坑现场，是因11月12日群众反映梅坑超范围砍伐，龚某阳叫我们到梅坑砍有无超范围砍伐现象，不知道何时开始砍伐。我们去到现场后发现有超范围砍伐，王某良马上打电话给龚某阳汇报了此事。龚某阳让我们送达《停止违法采伐通知书》给梅坑的负责人。王某良打电话给林木添，后让陈惠雄签收该文书。梅坑山是属于陈惠强的，砍伐负责人是陈惠雄，林木添办理的采伐手续，说是陈惠强让其来的。4、证人卢某聪的证言我朋友阿康（136****5880）介绍我来梅坑山装运木材的，11月中旬开始来山上调货，销售到广州、东莞等地的工地，共的款约2万元，我是跟阿康结算的，不知道谁人砍伐，没有木材运输许可证。5、证人华宪的证言经陈某清介绍，我于2015年9月15日带13个老乡到梅坑山砍伐林木，我是工头。陈某清给我结算。至今砍伐了400多亩。除了我们，还有30多个工人在砍伐。11月30日，陈某清打电话给我让我停止砍伐。6、证人林木添的证言中共党员，镇人大代表。梅坑山被陈惠强承包。2017年7月底，县勘测所工作人员和龚某阳、陈惠雄和我一起到梅坑山进行采访设计，我和陈惠强、陈惠雄一起到柏塘林业站办理审批手续，砍伐费是我交给张某华的，批砍手续是我跟踪的。8月24日采伐许可证办下来了，我就通知陈惠强可以雇请工人砍伐了。9月中旬，我和龚某阳、王某良去现场确认界限，看见陈惠雄及工人在砍伐，何时开始不知道。除此之外，我没有去过现场，陈惠雄去过山场方向3次。发现超范围砍伐后，龚某阳打电话给我，我就给龚某阳说去找管工陈惠雄。我打电话给陈惠强，说梅坑超范围砍伐，要他去补办手续，当时陈惠强说年底了，明年再去补办。我打电话给陈惠雄，其说那些办理手续陈惠强才知道。期间，王某良、张某华打电话给我交管工陈惠雄签订《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在梅坑山审批砍伐指认批砍范围时，陈惠强、陈惠雄在梅坑山现场，陈惠强叫我指认批砍范围给县林业勘测所的工作人员。是陈惠强交代我去帮他办理砍伐手续的，费用是陈惠强交给我，让我去林业站交给张某华的，当时陈惠强在车上等我。我去过三次梅坑山。第一次是指认批砍范围和位置时，第二次是和龚某阳、王某良（第三次证言说是8月中旬，现场还有工头胡启贵父子、陈惠雄、邱石生，当时陈惠雄还对上述人说三个点就是在申请的采伐点，第三次是在8月24日，现场有胡启贵父子、陈惠雄、龚某阳、王某良、李某其，现场确认采伐范围，并有王某良喷漆，林业站工作人员还拍了照片，我在山场再次向胡启贵的儿子确认三个采伐点，陈惠雄也告诉胡启贵的儿子喷漆的原因，林业站的人也告诉他儿子不要砍多了，后下山时看见邱石生开摩托车上山）去指认批砍范围并喷漆做砍伐界限，现场看到了陈惠雄，第三次是9月底我自己开车去现场看砍伐情况的，这次是地磅处看见陈惠雄。陈惠雄负责现场砍伐。林某康是护林员，帮砍伐梅坑的老板装运木材赚木材运输费。2015年11月30人林业站工作人员去梅坑检查时，我没有去。龚某阳说去不去都可以了，现在给人家投诉了，他在检查完山场后电话告诉我，说梅坑超范围砍伐的面积好大。9月底的时候，我接到林某星的电话，说胡启贵的儿子带着十几个砍伐工拿刀棍到我老家准备打邱石生，我就打电话报警，现场被林某添劝停，没打成，派出所也没有去。听说是雇请父子不听邱石生指挥砍伐事宜才引发矛盾。11月初发现超范围砍伐后，我打电话给陈惠强，陈惠强让我找陈惠雄，陈惠雄说会补办手续。2018年3月9日证言：我到过两次现场，第一次是去确认现场，第二次是确认界限共7人，有林业站的龚某阳、王某良、胡启贵、童开平父子、邱石生、陈惠雄和我。当时林业站的工作人员拿了砍伐证和油漆去指认砍伐界限。7、证人林某康的证言柏塘林业站护林员，负责梅坑山。陈惠雄雇请工人砍伐，邱石生作为管工管理梅坑山砍伐。我每次巡查山场，陈惠雄都在地磅处，他还叫我帮忙销售山场的桉树顶木，说没有人购买，我就联系卢某聪去购买顶木。砍伐期间，我巡查了5次。第一次是8月中旬，和王某良一起去现场指认审批范围。第二次隔了三天，我和陈惠雄、邱石生一起到梅坑山指认审批范围。第三次是9月上旬，看到没有超范围砍伐，我就走了。第四次9月中旬，王某良给我一份《通知书》，叫我拿给陈惠雄。第五次是9月下旬，看到陈惠雄、邱石生在砍伐现场或陈惠雄的出租屋。10月3日最后一次到现场，发现超范围砍伐30多亩，我就告诉了陈惠雄，但没有向上级汇报。我知道的林业站的工作人员王某良去过现场一次。在现场除了看到陈惠雄、邱石生外，没有看到其他老板或者管工。第二次证言：去过现场有10次，其中以护林员的身份去巡查5次。我自己用农用车运输梅坑山砍伐林木到柏塘镇垃圾中转站旁的木厂销售5次。第二次我自己上山，在山场找到陈惠雄、邱石生一起到梅坑指认审批范围，当时审批范围有油漆喷作为砍伐界限，陈惠雄还叫胡启贵父子过来，向他们指认了哪些可以砍，哪些不可以砍伐。9月底的时候才发现有超范围砍伐，胡启贵的儿子现场装木材。我从8月底的时候开车去梅坑山购买木材转卖，赚取差价。胡启贵是陈惠雄请来的砍伐工头，其儿子现场管理。2018年3月14日证言：2015年8月中旬的时候，我第二次去现场确认砍伐界限，现场有我、邱石生、陈惠雄、胡启贵、童开平父子我们五个人。卢某聪都是直接和陈惠雄结算木材款的。8、证人邱石生的证言2015年8月下旬，陈惠雄老板以每月3000元雇请我在梅坑山管理山林砍伐，我负责请挖土机开山路及梅坑山砍伐工的砍伐情况及安全生产。现场的工人也是陈惠雄雇请的，共约40个左右，总工头姓胡，还有一个小工头叫华宪的开了13个重庆老乡。陈惠雄在西溪小组安装了地磅，都是他负责结算。护林员林某康也当面告诉我批砍范围，柏塘林业站还在批砍范围内喷有油漆作界限。我在管理过程中，王某良去检查过现场。陈惠雄负责付砍伐工作的款项。2015年10月上旬，梅坑已经出现超范围砍伐，我也制止砍伐工人并向陈惠雄汇报，他说他会处理。当时超范围砍伐50亩左右（后又说200亩左右）。我是2015年11月初离开的。我离开的时候工人还在继续砍伐，当时已经超范围砍伐150亩左右（后又说300-400亩左右）。第二次证言：我没有见过采伐许可证，但在开工的时候，林木添带我、胡启贵父子四个人去梅坑踏山界，对我们说有三个点可以砍，并且指出了范围。砍伐之前，林业站的工作人员已经用油漆到山场划分界线了。我在11月份离开的时候，超出三个点的砍伐范围约200亩。9月上旬的时候，我家里有事，离开了梅坑，一个星期后，我回到梅坑发现超范围砍伐，就马上制止工人砍伐，但他们都不听，我就告诉陈惠雄。陈惠雄和我在当日下午就找到胡启贵父子，他们说既然已经超范围砍伐了，有什么事他们负责，去年在梅花村超砍几百亩都不怕，梅坑是我批的，不关你们的事。后来陈惠雄就不说话了。后来我发现又在超范围砍伐，我就制止，后来就和工人发生矛盾，工人找到胡启贵，胡启贵就带着十几个工人到我和陈惠雄在西溪小组住的地方，带有刀和木棍，胡启贵说要打死我，被林某添等人劝住，家主打电话给林木添，要求他报警，村民越来越多，陈惠雄拉走了胡启贵。这件事后，陈惠雄就怕了，叫我不要再管理砍伐的事，我就负责挖土机开路及买菜做饭。2018年3月12日证言：2018年8月下旬陈惠雄以每月3000元请我管理梅坑的砍伐，20天左右因与工人发生纠纷就不做了。我不清楚梅坑山林木的权属问题，我没有股份，我记得确认界限的时候有我和胡启贵、童开平、陈惠雄和林业站的工作人员，当时林业站的工作人员拿了采伐图纸告知胡启贵、童开平父子砍伐的界限、范围，我不会看图纸就在旁边听。不记得当时林木添有无在场，我只负责管理山场，没有参与砍伐桉树林，陈惠雄请了胡启贵带人砍伐林木并签订了合同，不可能有其他人在去雇请工人砍伐林木。2015年8月约下旬，当时陈惠雄老板雇请我在该山场管理砍伐事宜及砍伐工人，9月上旬期间，我因家里有事并和陈惠雄请假一个星期，加上当时下雨天气直至9月中旬期间我返回砍伐山场继续工作当时发现该山场工人乱砍伐情况，并和砍伐工人及工头胡启贵发生矛盾差点打架了，之后我就没有再去管理该山场的砍伐事宜，老板也叫我不用负责管工的事，总共负责管工一职时间约20多天（从2015年8月约下旬期间至2015年9月约中旬期间），共拿到工钱2000元。后来，关于山场砍伐、工人管理我再也没有去理会，也和老板解除了雇佣关系；但是因陈惠雄老板身体不方便，便委托我时不时去砍伐山场看看山场的开路情况，因为没有雇佣关系和工钱我也没有经常在该砍伐山场，就这样不定时的去山场看一下开路情况至2015年11月初我就离开该山场再也没有返回去了。陈惠雄雇请我在该山场管理的时候，是和胡启贵签订有砍伐林木合同的，所有的工人都是由工头胡启贵负责，当时应该有约40个砍伐工人，具体有多少砍伐工人我就不清楚了。我没有雇请过工人去“梅坑”山砍伐林木，因为胡启贵和老板签订有砍伐林木合同，砍伐林木及工人都是由胡启贵签订的砍伐林木合同，外面的砍伐工人也进不去，除非胡启贵自己雇请来的工人才可以进到该山场做事，所以我不可能雇请得到工人在该山场砍伐林木的。我不知道“梅坑”上除了胡启贵带的工人砍伐外，陈惠雄还有无另请工人在该山场砍伐林木。因为他是和陈惠雄签订该山场的林木砍伐合同，除了胡启贵能带工人砍伐，其他人怎么可能在该山场砍伐林木的。我记得当时是我请假完后，大约9月中旬期间，我回到山场发现“梅坑”山砍伐山场存在超范围砍伐的情况及当时在现场看到工人砍伐桉树头过高，浪费木材，我在现场就制止工人，因为工人说不听，只听工头胡启贵的话，当时就在现场和工人吵了一下就离开，我就把情况告知陈惠雄老板，后来胡启贵还带了十几个工人带着刀、木棍来到我和陈惠雄的住处，胡启贵说要打死我，那时很多村民都在围观都看到和听到，后来胡启贵被陈惠雄拉走了，那些工人才这样散了。所以这事之后我就没有再去管理山场了。因为在砍伐该山场时，柏塘镇林业站工人人员就来该山场用油漆喷上标记以防砍伐过界的，我看到林业站人标记的油漆范围的界限都被砍伐过界，所以我才知道，并制止工人，加上砍伐桉树的伐根离店面过高浪费木材，工人又不听讲，才引发后来的矛盾和冲突的。发生矛盾和冲突之后，我就没再去“梅坑”山管理了，有无继续砍伐我就不清楚。当时我发现超范围砍伐时，我告知陈惠雄情况，并和陈惠雄一同前往找到胡启贵说明超范围砍伐的情况，我和胡启贵说：不能再继续这样砍伐了，出了事谁人能负责。胡启贵说：既然山场已经超范围砍伐了，现场有没人举报没人知道更不怕，我在罗阳镇梅花村超了几百亩都不怕，一样能处理好，现场超砍的这点算什么，反正“梅坑”山是我批的，不关你们事，有什么事我会负责。陈惠雄停了之后就没说什么了。9、证人徐世奎的证言2015年8月14日，胡启贵带我和毛某登等四人到梅坑山安置房屋，第二天开始砍伐林木。胡启贵在11月下旬就付清了梅坑山的砍伐费。我所在的砍伐小组工头是胡启贵，有50多人，还有另外两个砍伐小组，一个名叫石古仔雇请来的，另一组不知道谁请来的。听说陈惠强买山种树的时候借了他一百多万，现场砍树陈惠强答应给他股份，所以这个山他也有份。梅坑的老板是陈惠强，但他比较少在梅坑山，我在砍伐山场只是看见他几次而已，都是他弟弟陈惠雄在现场，负责出货、收钱，支付其他费用。胡启贵告知我说老板要求在12月10日前把梅坑山的桉树全部砍完，结果我们在11月底的时候就停止了砍伐。2015年6月上旬的时候，胡启贵带我去陈惠强位于水口镇的家中，发现陈惠强和胡启贵达成了协议并交付定金20万元给陈惠强，因为胡启贵没有带身份证，乙方因此修改成我的名字，用我的身份证签订林木转让合同，后来陈惠强拿我的身份证去申办采伐手续。后来胡启贵告诉我，现在我们不可能一下子拿出300万给陈惠强，山买不下来，只能帮陈惠强砍伐林木。8月上旬，陈惠强约我，胡启贵到博罗县**镇盈华酒店，陈惠强和胡启贵协商好后，胡启贵就叫我在终止林木转让合同上签名。第二次证言：胡启贵雇请我到梅坑山砍伐桉树林的工头，他有告诉我砍伐范围，当时胡启贵拿我的证件去申请采伐证，有没有批到证我不知道，我没有超出他告诉我的砍伐范围，他让我砍哪里我就砍哪里。我们小组共9人，从开始砍伐到停工，砍伐了约200亩。砍伐期间，石古仔告诉我们不让我们砍到他的分工范围去。不知道是否存在超范围砍伐。10、证人马某成的证言2015年8月1日我从云南老家来到柏塘跟胡启贵、妻子杨某妹、老杨、老毛及他们的妻子一起进山搭棚，在山上住了一个星期左右，才开始砍梅坑的桉树。是陈惠雄及其一个不知道的兄弟雇请我们的，陈惠雄管理砍伐木材数量和林木销售及支付砍伐费，石古管理梅坑的砍伐情况。砍树的有70-80人，分多个小组，胡启贵带3个小组，我这个组6人，我这个组砍伐了300多吨，到十一月底结束。最后是陈惠雄让我们停止砍伐的，不知砍伐桉树林有无合法手续。11、证人林某添的证言鹅寨西溪小组长。2008年陈惠雄开始承包鹅寨梅坑的桉树林。陈惠雄于2015年8月中旬许开始雇请砍伐工人在梅坑山砍伐林木。8月中旬至11月6日，陈惠雄雇请我在其位于林天球的出租屋煮饭，后来因摔伤大腿没有再继续工作。去过梅坑三次，最后一次是11月上旬，每次都看到石古仔在管工，陈惠雄在山底的地磅处。是陈惠强去申请采伐许可手续的，山主是陈惠强。期间看到胡启贵的儿子在现场管工，胡启贵很少上山。胡启贵与石古仔发生纠纷，其父子还带十几个工人到我煮饭的地方要打石古仔，但被我制止。我在工作时没有听说梅坑被超范围砍伐的事。12、证人陈某华的证言中共党员，经营农业工业区凯信木厂（麻陂镇政府后面），我收购的木材都有木材运输证，案发当年收购的木材都来源于紫金县和石坝镇的桉树。13、证人童开平的证言与胡启贵是父子关系。陈惠雄雇请我砍伐梅坑的树林，胡启贵承包了梅坑的砍伐合同，我帮其做管工，主要负责砍伐林木的出货、记账及安排工人砍伐事宜。我是从2015年8月3日至11月28日在梅坑山砍伐。管工邱石生告诉我，整个梅坑山都是已经审批了砍伐手续的，能看到的桉树全部是老板陈惠雄的，能看到桉树就可以砍。不知道谁办理的砍伐证，也没有见过。邱石生是总管工，阿邹是小管工，是陈惠雄的亲戚，负责过磅、统计数量；另一个管工阿侠负责开路、修路、管理挖土机作业。期间，因为装货、砍伐林木的高度等事情和邱石生发生冲突，差点在其出租屋打架。陈惠雄告诉我，2015年11月底的时候，把整个山场都砍完，因为整个山场太大，工人又不够，所以其后来要求我们在2015年12月中旬的时候全部砍完。期间，没有人提过停工或者让整改。当年11月底，陈惠雄让我停工并带工人下山。除了我们整个组，邱石生也带三个砍伐小组砍伐，但这些人我都不认识。我管理的小组总共在梅坑砍伐约1000亩，11月底梅坑被砍伐面积约1500亩。我听胡启贵讲过想买梅坑的山来砍，但因为不够钱，所以没买到。我不认识陈某清，但我两年前见过他，他是砍伐林木的外省籍工头，我不清楚砍伐梅坑山桉树林的情况，都是胡启贵负责雇请工人砍伐的，也是他和陈惠雄签订的合同。柏塘镇林业站工作人员在柏塘镇鹅寨村委会西溪小组“梅坑”山指认确定砍伐范围界限时，我没有在场，我不清楚我父亲胡启贵有无在新厂确认砍伐范围的情况。现在我不知道他去哪了，在2016年约6月期间他借高利贷跑路了，连我也找不到他了。我没有看见“梅坑”山喷上黄色油漆作为砍伐界限，当时我带工人约60人，分成两组人，分别每组砍伐一个范围，我在砍伐山场没有留意到喷上黄色油漆作为砍伐界限，这个情况我不清楚。二次退回补充侦查证言：我知道华宪这个人，我们都叫他“大华”，当时华宪带了10多个工人，华宪就是他们的工头。他们好像是以70元左右每吨的价格结算的，结算工钱时也是华宪直接跟我或我父亲胡启贵结算。华宪是我父亲胡启贵雇请过来的。我现在只记得最后一次给了华宪9万元左右工钱，总共给约20万左右。当时我们都是给的现金。那些地榜单、收据、合同我都给老板陈惠雄了，我也没有记录过相关账本。所以现在我没有相关凭证。我只记得马某成是个普通的砍工，印象不深，我记不清是何人让马某成在“梅坑”山砍伐林木。当时我是帮我父亲胡启贵管理山场，在动工1天后我才去的山场。我主要是帮我父亲胡启贵开农用车运输木材，并且在老板陈惠雄将地榜单交给我后，我再转交给工人，以及帮工人顺路购买机油，偶尔还带农用司机去拉木材。在2015年底，老板陈惠雄叫我们停工后。我就离开了山场，后大部分时间都在博罗县******委会附近打散工，偶尔也有外出打散工一个月那样。当时柏塘镇林业站工作人员去“梅坑”林场“喷漆”时，我没有在现场，当时我不在现场，也不知道谁人在场。我没有华宪、马某成的联系方式。在我们砍伐“梅坑”山桉树林木期间，我从来没有听到或者收到过老板陈惠雄、3个管工以及林业站工作人员的停工通知。14、证人王某华的证言：2004年开始经营锦兴木材加工厂我工厂加工的木材都有办理木材运输许可证。15、证人陈某顺的证言：经营合顺木材加工厂，接手后至今没有受过木材。16、证人熊某星、廖某明的证言，证实其经营木材加工厂。17、证人陈某德的证言惠城区水口办事处上村村委会文书。2015年8月6日中午，村委会书记陈某庆说有人过来签合同，村委会作见证需要盖章。陈惠雄、陈惠强兄弟过来村委会办公后，我按照陈惠强拿过来的合同草稿打印了三份，并加盖村委会公章，三方各留一份，但我没有看到陈惠雄交付林木款。当时我和陈某庆、陈惠雄、陈惠强四人在场。18、证人陈某庆的证言惠城区水口办事处上村村委会书记。2015年8月初，陈惠强兄弟来到我办公室，陈惠强说有一份林木转让合同，原本林木是卖给外省人的，但对方没有购买成功，想将林木转让给其弟弟陈惠雄，希望我能作个见证人。当时我看了合同内容后，我就作了见证人，当时除了陈惠强兄弟，还有文书陈某德在场，陈某德就在其合同上盖了村委会的章。当时没有支付林木款，没有看到合同上规定需要支付林木款。当时我不知道梅坑山是否申请了林木采伐许可手续，当时我要求去做公证，陈惠强说不用了。签合同的日期是2015年8月6日中午12时许。合同的内容是陈惠强兄弟协商好的草稿，在村委会办公室打印后，签名盖章的，一式三份，村委会留底一份。19、证人林某星的证言2012年上半年开始，陈惠强因种树租住在我于西溪小组的老家，他偶尔会来住一两个晚上，每月200元，年底结算。现在陈惠强还有租住在我老家，不过平时很少住。2015年8月份的时候，其弟弟陈惠雄购买了梅坑的桉树林要砍伐，就经常在我老家居住，方便管理砍伐山场。一般住在我家的有陈惠雄、石古及两个不认识的男人，应是陈惠雄雇请过来管理砍伐山场事情的。石古是陈惠雄请来管理砍伐山场的，具体负责什么工作就不知道。工人砍伐期间，一个砍伐工头带领一帮砍伐工人去我老家找石古说要打架，当时我在场，还有陈惠雄、林某添，听说是因为山场管理的事情发生冲突，我们就劝架，又打电话给村书记林木添，让他帮我报警。但后来打架的人被我劝住，没有打架，我又打电话给林木添讲了这个事。20、证人陈惠强的证言中共党员，深圳市宝安区国税局松岗分局副局长。2008年的时候，我从香港老板朱海新（原籍博罗县横河镇人）那里转包了梅坑山，办理了林权证，约2000亩。2008年冬的时候，我雇请胡启贵在山上种植了17万棵桉树林。2015年6月份的时候，胡启贵来我家商量让我雇请他坎山的事，后来说想卖这个山林，最后我们商议以320万元卖给胡启贵。十多天后，胡启贵再来我家商量卖山林的事，并让我写了合同，最后胡启贵亲手拿了20万元定金给我，甲方由我签名，乙方由徐世奎签名。当时胡启贵说没有带身份证，不方便，就由其拍档徐世奎签。当时政策规定，只有同意商品林转为生态林才可申请采伐许可，且有发包方、承包方和政府三方签订协议，所以当时就由我、林业站工作人员、县林业局、村书记林木添一起去梅坑现场申请需要采伐的范围，由我向林业工作人员指出三个生长比较好的区域申请采伐。我打电话给胡启贵，说采伐许可在审批中，他的林木款何时给我。他说不够钱，梅坑的山林给回我，他不要了。之后，我约好胡启贵在我家签订终止林木转让合同，我亲手退回10万元现金给胡启贵（因为他违约），胡启贵代徐世奎在终止转让林木的合同上签名后，就终止了这份合同。申请采伐许可的手续费本应由胡启贵负责，但其没钱，由我垫付，当时我和林木添一起去柏塘林业站交申请采伐费用，因我身体不舒服，我就委托林木添替我去林业站交费用，约11万元。与胡启贵终止合同后，又找不到别人来砍伐，我就找弟弟陈惠雄商量，以300万将梅坑山林转卖给他，后来陈惠雄答应了。在8月6日，我们双方在陈某庆的见证下签订了合同，并该了村委会公章。8月10日的时候，陈惠雄拿了20万定金给我，我还写了收据给陈惠雄，我也给陈惠雄说清楚了批砍的范围，且剩下未批砍的范围全部由其本人负责申请办理手续，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由其负责。至今陈惠雄共给了我55万元的林木款。我将梅坑山的林木卖给陈惠雄后就没有再理过这个事了，不知道陈惠雄何时砍伐梅坑桉树林，也不知道雇请谁砍伐的。今年9月份的时候，林木添打电话给我说砍伐山场的事情，我当时在开会，也没有听清内容，我就打电话答复林木添梅坑的事找我弟弟陈惠雄就可以了。陈惠雄负责梅坑整个山场的管理。还雇请一个石古仔管工。我不知道梅坑山超范围砍伐的事。2015年12月8日是我最近一次见他，之后再也没有联系他。邱石生和梅坑的桉树林没有一点关系，他也没有股份，桉树林的股份是我一个人所有。一次退查证言：在2015年胡启贵带领工人在“梅坑”山砍伐了多长时间、砍伐了多少亩的树林、何时结束的砍伐作业，这些在之前的讯问中我都说的很清楚，现在时间久了，我记不太清了。时间太久，当时胡启贵说没钱了，我就支付砍伐费给胡启贵。由于当时我居住在山场，只要胡启贵说没钱了，他或他儿子童开平就会来我住处找我要砍伐费，当时我都是亲自支付的现金给他们。时间太久了，都是他们来找我要的砍伐费。基本都是童开平或胡启贵和我在现场，有时其他人在场，有时就我和童开平或胡启贵，没有第三人在场。由于时间太久，支付砍伐费给胡启贵等人的账本已经找不到了。我不认识华宪和陈某清，我只认识胡启贵和童开平。除了支付给他们两个，没有向其他人支付过砍伐费。21、证人陈惠雄的证言柏塘镇鹅寨村委会西溪小组“梅坑”山是我哥哥陈惠强承包的，总面积2055亩，当时他患心肌梗塞住院，山上无人管理，急需钱治病，就把山卖给我砍伐。约定总价300万元，合同签订之日起交定金20万元，至今没付清。2015年8月24日拿到林木采伐许可证后，我就开始雇请工人胡启贵砍伐，并签订了承包木材砍伐合同。当时批砍范围570亩，3张砍伐证，批准采伐林木蓄积2594立方米，出材量1634立方米。我们超范围采伐500-600亩，数量为3000多立方米。我对送达的鉴定意见通知书内容无异议。在采伐期间，我身体不适，就在西溪小组路口安装地磅计重山场砍伐林木的数量。砍伐前，我带工头胡启贵到现场确认采伐界限，并告知胡启贵砍伐完告诉我再次申请采伐许可证，但他在采伐完后，并未告诉我，而是一直继续采伐。他为了赚多工钱，说砍多了他会负责。既然他说没问题，我就没有管他了。直到有人举报，我才知道超范围采伐了这么多。后停止采伐，支付完砍工费后，我也离开了。全部都是不认识的人过来拉木材的，销售到何地，我也不知道。我称重后，对方支付木材款给我，他们就离开。我雇请的管工是邱石生，他工作了10多天。第二次证言：2015年约7月份，陈惠强给我商量将鹅寨的桉树林卖给我砍伐的事宜，后于8月6日在陈某庆的见证下签了合同，该了村委会的章。我共支付了55万元。之前陈惠强准备将山卖给胡启贵，签订合同，由胡启贵负责申办采伐证，采伐证上的人叫徐世奎，与胡启贵是合伙关系，之后因为胡启贵没钱才终止合同的。2015年8月24日，采伐证批准两天后，我就和胡启贵、童开平、邱石生、林业站的两人一起到砍伐现场，拿着采伐许可范围的图纸，确认砍伐的四至范围和界限，并告知胡启贵父子及邱石生不能超范围砍伐，林业站的人也告诉我们不能超范围砍伐。8月下旬，胡启贵带工人开始带20多工人砍伐，后来陆续增加。我看不出林木采伐许可证的图纸，只是当时林业站工作人员带领指认了山界限范围，之后我很少上山，有时有车上山我才搭车去看看。砍伐的中后期，山上的林木比较难砍，胡启贵的工人分几个组，就到处乱砍乱伐，转挑比较容易砍的地方砍。邱石生发现后，不让工人这样砍，结果与对方发生矛盾，童开平还带一帮工人找邱石生打。这件事过后，邱石生就没有再做管工。砍伐期间，林业站工作人员还来现场巡查是否超范围采伐，并将黄色油漆（灌装手喷漆）在批准砍伐的界限上喷上黄色油漆，当时我和童开平也在场，林业站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当时已经有点超范围砍伐了，有些是批了没砍，有些是没有批却砍了。2015年11月16日，林业站的王某良将一份《责令停止违法采伐通知书》交给我，告诉我已经超范围砍伐，要求我停工。10天后左右，童开平告诉我山场被人举报，要我不要再回山场。2018年3月8日：我只雇请了胡启贵、童开平父子等人砍伐梅坑的桉树林，没有另外雇请过其他人砍伐，从开始进场都是胡启贵带的工人砍伐林木的，之后也是胡启贵陆陆续续的叫来砍伐工人分批分组砍伐梅坑的桉树。一开始我雇请邱石生作为管工，帮我管理山场，后因邱石生与砍伐工人发生了矛盾就没有继续管理，离开了。胡启贵共砍伐了约900亩，出材量约3000多立方。给胡启贵的砍伐费已经全部支付，约30多万元。邱石生没有再雇请工人砍伐林木。梅坑的桉树林股权与邱石生无关，我不认识华宪、陈某清，关于砍伐工人及小工头都由胡启贵找来的，我只请了胡启贵，并签订了砍伐合同。胡启贵怎么给工人结算我就不知道。梅坑当时确认砍伐界限有两次，第一次是在砍伐之前，由林业站的两名工作人员，我、胡启贵父子，邱石生还有林木添共七人到现场，由林业站的人拿图纸给我们看。第二次是在砍伐期间，因为砍伐界限的问题，林业站的2名工作人员再次指定确认界限，在场的有我、童开平。林业站的人还拿了黄色的油漆喷在界限上，并告知我们不能超范围砍伐。三、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一）李某生和李某清的山林大山名叫“大山”山，李某生种植的是桉树，品种是U6，李某清种植的也是桉树，品种是329。2014年中秋节过后10天左右，我运输了一车桉木材给李某生木厂销售，李某生说他有山要砍伐，问我有没有工人，我说工人我是有，不如我包下你的树木来砍伐。李某生就同意。第二天我自己一个人过来找李某生，李某生叫了他弟李某清带我去山场看山界。于是我和李某清两个一同上山看山，同时划出了李某生承包山范围内被私人霸占的地方，我则用柴刀把界线内的树木砍了口做个标示。看完山后，我和李某清回到李某生的木厂。李某清拿出了林权证给我看，面积是852亩，除去私人霸占的面积，约合780亩。我就和李某生在木厂办公室商谈价钱。我开价是88万，而李某生提出是110万。最后还价定下了103万。第二天和第三天，我带着我的工人去山场上看山。第四天我自己一个人来到李某生木厂办公室，由李某清的儿子在电脑里打印合同，我再与李某生签订合同。当天我打电话给叫在水务局工作的翁某祥在帮我转了10万元给李某生作为买山砍树的定金（其系银行转帐支付，其先行支付的10万元，加上之我欠他5万，我也分了2次转账给翁某祥，一次转账6万，一次转账9万，我用中国农业银行转帐给他的）。翁某祥说可以，并叫我要李某生一个收据给我。大概过了1至2个小时，我就写了“收款收据”，内容是：今收到胡启贵交来梅花村委塘子沥“大山”桉树定金10万。李某生在收据上签了名。不知道是9月18月还是10月18日我就开始雇请工人砍伐大山的桉树。大概砍了10来天时间，我知道李某清也有树，我就和李某清将他承包的桉树一同买了过来。12月1日就把全部山林砍伐完毕。（问：大山的合同，你与李某生买了的，为何不是李某生的签名？）因为林权证是吴某彪的名字，所以签名的是吴某彪。罗阳镇梅花村委塘子沥小组“大山”的山林权属，承包合同是以吴某彪的名义承包的。吴某彪是塘子沥小组的村民，“大山”承包之时，吴某彪担任该组的组长。但这个山实际是李某生的承包山，吴某彪占2成股份，李某生占8成。大概在2014年中秋节左右，我以103万同李某生的价格买下了“大山”的桉树进行砍，林权证的总面积为852亩，除去李某生承包范围内被私人霸占种植桉树面积以及山上部分石头没有桉树，我实际买下李某生的桉树面积为720亩左右。（问：这个720亩的面积数量是怎样得出来的？）我在和李某生确定买卖“大山”之前，李某生拿出了林权证是852亩，李某清也带我去山场上指定了的李某生承包范围的界限，我在李某清指定界限以及被私人霸占种植桉树界限用柴刀在界限上桉树上砍一刀作了标记。随后我自己一人拿着GPS对李某清指定界限测量了2次，2次的测量面积都是在720亩到730亩左右。测量面积后我才和李某生商谈买卖“大山”。（问：你是何时拿GPS到罗阳镇梅花村委塘子沥小组“大山”测量的？）李某清带我去“大山”上指定砍伐山界以及告知被私人霸占种植桉的界限，我在现场用柴刀在界限上做了标记后，第二天上午，我拿着GPS去按照李某清说的界限以及我在现场做的标记做了一次则量，测量的结果是710多亩。下午，我担心测量的面积不准确，我再次一个人拿着GPS再去测量了一次，这次的结果是720多亩。两次测量结果相差不大。测量后，我才和李某生谈那个价钱的。当时我测量到720亩的时候，除了延上山路的第一条分叉路为起点，直上大约500处路的左边那12亩山地包括在内之外，其余四个点的山地面积是不包括在内的。实际我买下来砍伐的总面积大概在708亩到710亩左右。14年12月1日前，我所测量到的属于我买下来的范围内的桉树己经全部砍伐完毕。（问：你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时所办理的面积是639亩，与你实地GPS测量的708亩到710亩的面积相差有70亩左右的面积，你有何看法？）这个是林业部门勾绘测算出来的面积，我没有看法。我不清楚相差70亩左右面积的范围在哪里。（问：私人霸占种植桉树具体在什么位置？）往上山路走，第一条分叉路的左右两边山路下面，各有一个被私人霸占种植桉树，树种都是桉树329，左边那个面积是20亩左右，右边那个面积是10亩左右。延上山路的第一条分叉路为起点，直上大约500处路的左边有12亩左右，树种为桉树U6；第一个分叉路右边山珞进去1公里左右，路下面有一块，面积大概是10亩左右，树种桉树329。这块地的下面有一条水沟，水沟的右手边也有一块，面积大概20多亩，树种是桉树329。（问：你怎么对这些地方的面积如此清楚？）大概在15年2月2日左右，李某生打电话给我说塘子沥组村民要争他的山地，现在砍伐这方面出了问题，要我过来测量下他们村民自己砍伐了多少面积，再向森林分局汇报。第二天上午我自己—个人带着GPS对不属于我砍伐的地方进行了测量，所以我对上述地方的面积如此清楚。（问：你是否清楚那些被私人霸占种植的桉树是谁人砍伐的？）这些地方都是我拿到批砍证后5天左右，即14年10月20日，就有人雇工进山砍伐这些林木了。当时我看见有人在我交界处砍伐林木，我过去查看并提醒那个人，不要砍错我的桉树。那个人说不会的，他砍他自己的桉树。并且边递烟给我边说我关照他一下。这个人就是塘子沥小组组长。还有是延山路的第一条分叉路为起点直上500处那个12亩的山林、第一个分叉路右边山路进去1公里左右路下面那块10亩山林以及水沟右边20多亩的山林都是梅花村委下马石小组的人买了塘子沥组村民的树木来砍伐的，但树木是哪个村民的及下马石小组这个人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还有一个点，即第一条分叉路右山路下那个是谁砍伐的我不知道。（问：何时开始砍伐？）大山我是大概在14年10月16日左右，开始雇请了20名左右的云南籍和州籍的工人砍伐“大山”的桉树。14年12月1日前砍伐完毕的。我砍的“大山”的桉树大概是2100吨的桉树。柴火大概在300吨。顶木4万多条。我用中国农业银汉的银行卡转账给李某生、翁某祥的。我的银行卡账号是：6228481139*********，这个账号一次转了50万给李某生、转了6万给翁某祥是用广东农村信用社联合社的卡转账的：621*************504，还有一次9万也是农村信用社银行卡卡号不知道，是用我小孩经营的升平实业有限公司的账号转给翁某祥的。付了10万定金后，在开始砍伐的第二天，我在博罗县***的农业银行用我的银行卡转账了50万给李某生。大概砍伐了大山的桉树半的面积，我在李某生木厂里，现金支付了43万现金给李某生。转账50万后，我在李某生木厂二楼办公室写了一张收据，注明：买李某生梅花塘子沥“大山”桉树103万，先付定金10万，批砍拿砍伐证交50万，余款43万砍树中途全付清。这张收据写好后，由李某生签字，我保管。在余款43万付清后，我就将这张收据在李某生木厂二楼办公室当着李某生、李某清的面撕毁了。李某生的桉树砍伐已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砍伐，是我叫翁某祥帮我办理的。因为翁某祥熟悉林业部门的人，而要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我要缴纳桉树改造押金，我希望他能把办理林木采伐的面积压低，让我少交些桉树改造押金。最终办理了639亩的砍伐指标。该亩数共分了2次批准，一次是380亩，一次259亩。第一次是我和黄某民去领的林木采伐许可证，第二次是翁某祥去拿的。木材砍伐指标具体我记不太清，按照木材每立方米46元、柴火（剩物）每吨16元的批砍费以及我缴纳的批砍费用大概5万元计算，木材砍伐指标大概在1000立方米；柴火（剩余物）大概在200吨。按照我们的销售方法计算，1立方米等于1.5吨的木材，1000立方米则等于1500吨。翁某祥送我去行政大厅缴纳了319500元的桉树改造押金。防火押金3000元是翁某祥帮我缴纳的，但不知道他在哪里交的，我是现金拿3000元给他的，单据翁某祥也给回了我。桉树改造押金、勘测费、批砍费以及防火押金是是刷翁某祥的银行卡的，缴纳后，我将大山卖的林木款以现金的方式还给翁某祥。翁某祥帮我缴纳的桉树改造押金319500元、勘测费9585元，批砍费大概50000元多以及请吃等部分，大概在412000元。我分了3次现金支付还清了给翁某祥。桉树改造押金待“大山”改造后，谁拿笔钱是归李某生拿的。这是我和李某生在商谈大山买卖的时候说好的，桉树改造押金是由本人支付的，押金归李某生所有。那时候李某生本打算不改造的，李某生也打算放弃那笔押金，现在又想要回那笔押金，打算改造南洋楹。我说，假如减少缴纳桉树改造押金，我能就赚取省下的钱。譬如，桉树改造押金是要缴纳10万的，我实际买李某生的就只是113万，现在我实际买下李某生的大山总价格是1349500元。所以我叫翁某祥帮我去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以希望能减少缴纳桉树改造押金。我雇请工人砍伐“大山”的桉树没有超过我买下李某生的桉树范围。我认为没有超过林木采伐许可证的采伐范围进行砍伐，因为有桉树329为界，而我砍伐的都是U6。按照林业勘测工作人员在山场下单独跟我说的界限，我砍伐的范围没有超过他说的范围。那个工作人员是麻陂人好像是塘尾人。当我拿到砍伐证时找到翁某祥，想确定砍伐界限，翁某祥打电话给那个麻陂人叫他带我去看山界。翁某祥打电话后就叫我去博罗县农业和林业局什么股找那个麻陂人，于是我自己就去到博罗县农业和林业局找到那个人，那个人就自己一个人驾驶车辆到了山场下的水泥路口告诉我砍伐界限的，按照他说面向山场左手到人家的桉树329为界，右手也是到人家的桉树329为界，下面的以山路为界，上面的则到山顶。山路以下的桉树品种为329。而我和李某生买下来的桉树品种全部是U6。329品种的桉树较直、树皮有斑纹；U6品种的桉树较弯曲、树皮比较白。（问：按照你拿GPS测量的大山面积为720亩，与实际批砍面积639亩相差有80亩左右，你有什么看法？）这个亩数我说不清楚，720亩当中也有空位，测量639亩是林业部门的人去勾绘的。（你砍伐下来的桉树总立方米数或者是吨数有没有超过林木采伐许可规定的采伐指标？）肯定是超过了。超出了有600吨左右。我认为就是我批砍了就不管批了多少方数，只要我不超过审批的砍伐范围就行了。（现在实际砍伐下来一亩能出3吨半左右的桉树。）（问：2015年2月10日上午我们森林分局民警汇同林业勘测部门的技术人员，与你本人—起到罗阳镇梅花村委塘子沥小组“大山”砍伐迹地，并根据你现场指定你所砍伐的地点进行了实地勘测和勾绘。林业技术人员现场对照你在“大山”审批采伐规划图，在现场指出“大山”山顶与李某生承包梅花林场山地种植桉树的交界处有一砍伐迹地是超范围砍伐林木的，你对此有何看法？）林业技术人员所指的地方，确实是我雇工砍伐的，但是在罗阳镇梅村委塘子沥小组“大山”勾山批砍指定划界时，因为李某清比较清楚山林界线，所以我就叫李某清带他们技术人员上去指定砍伐界线，而我就没有去。而是李某清带他们技术人员上山勾绘砍伐范围的。对于我来说那个技术人员所说的超范围砍伐地方是我与李某生买下来砍伐的范围。至于当时为何技术人员没有把那个点划入审批范围，我不清楚。我目测超范围砍伐约有4至5亩地的面积。大概一亩地能砍伐2吨左右的木材，总数量约8至10吨。大部分运到响水三良木业厂销售。（问：办理林木采伐证前，有无和林业部门到山场勾绘指定砍伐范围）大山这个林木采伐许可证是分了2次来办理的。大概在9月23日左右午15时，我在山场下带挖土机修路时看见，—台森林防火车放在泥路口，看见李某清和林业勘测部门4个人在山场上勾绘指定砍伐围，我没有上前打招呼。他们下到山，看见我，李某清告诉我现在这个大山总面积勾出639亩，我担心批砍期限到期砍伐不完，我就要求先批380亩的面积，余下的面积待以后再去续批。10月15日右，我亲自去林业勘测部门咨询，批砍的380亩的位置在哪里。林业勘测部门的麻陂塘尾人就自己驾车拿着砍伐图纸带我去山场的水泥路口，面向山林，告诉左手有28亩桉树，树种为329为界，右手边也是桉树329为界，上面到顶，下面以路为界。并说明路下的是私人的不能砍伐。第二天，我拿到了砍伐证，我就开始叫工人进山砍伐。砍伐了大概十来天，我就和翁某祥一起办理余下的259亩砍伐手续。砍伐大山桉树的时候我没有超过审批规定的面积和范围砍伐，大山我砍伐的是U6，李某生的木厂他不收，所以我拉的是去东莞和龙溪销售。这些运输木材去销售时我没有办理木材运输证，虽然开木材运输证不用钱，但是开木材运输证很麻烦，他木厂那边没有要求我开，我就不开给他了。这次运输到龙溪那边，老板也没有要求我开，所以我一方木材运输证都没有开过。砍伐数量大概是2100吨的桉树。柴火大概在300吨。顶木4万多条。有850吨左右的桉树木运往龙溪镇银岗木厂销售，1200吨左右的桉树就销往东莞寮步一木厂，300吨柴火是销售到响水的三良木业厂。顶木，在义和距离红绿灯200米广场这边卖了1万多条，老板姓林，东莞卖了2万多条。运到龙溪的销售的是每吨580至590元；到山场收购的是每吨530元到540元；柴火是每吨330元；顶木4米的5.3元、6米的6.3元。木材数总数得款是大概有160万到170万。运到龙溪镇银岗木厂销售的木材是我的两台农用车运去的，司机是我和我儿子童开平。1200吨的按树木是东莞寮步的木厂派车来山场上收购的，湖南牌车居多。司机我不认识。300吨柴火是我的农用车运输的，司机是我。我的两台农用车一台车牌号是P352**，还有一台是没有牌号的。李某清承包了李涛民的山的位置我清楚，李涛民的山路下面的桉树是塘子沥小组长砍伐的。我说的延上山路的第一条分叉路为起点，直上大约500处路的左边有12亩左右，树种为桉树U6的，这个地方的桉树与李涛民的桉树山交界，位于李涛民的桉树山左边面上。这些桉树是下马石的人砍伐的。（问：怎样买李某清的桉树的？）买了“大山”的桉树后，开始砍伐了10来天时间，我了解到旁边的树是李某清的，我就去问李某清，我开价是32万，李某清要38万，最后定下35万。说好后，过了大概4至5天，我就一次性现金35万给李某清，当天就签订了合同。又过了10来天，由于一直没有批砍所以都没有砍伐，按照合同我又砍不完，而我知道我同村的老乡阮某贵有工人没事做，我就打电话跟阮某贵说：你有没有工人？阮某贵说有。我说我这里还有138亩，我砍不完，我买的是30多万，你过来看下再说。阮某贵就说他马上过来看下。我告诉了阮某贵，我在梅花看守所那里等他。当天阮某贵就自己一个人驾驶摩托车来到了梅花看守所前面的路口，我在那里等他，并由我带他上了山场看了李某清的山。看完后，他问山林我买了多少钱？我说：我跟老板买了35万，但是买的过程中，我请人家吃饭花费了1万多块钱，你要就37万，不要我就自己砍，道路我包给你走，但是手续我不负责。他说可以。大概在9月3日，就在进入山场前的水泥路口，现金交给我20万元，过了10天左右，阮某贵才开始砍伐，大概在10月20日，他去山场上装载木材时，将余下的17万现金支付给我了。阮某贵支付37万给我没有写收据等书面依据，但我与阮某贵之间有签合同，合同是阮某贵拿了20万给我后，我回到在梅花林场租住的出租屋写合同草稿，并将草稿拿去李某生二楼办公室去打印。打印出来后，当天下午大概18时左右，我约了阮某贵到我梅花林场出租屋，签订了转让合同。签订转让合同时有和了我跟阮某贵在现场外，还有3个砍伐工人在现场，分别叫古某勇、徐某、骆某德。（问：李某清的桉树砍伐是否有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在阮某贵砍伐李某清桉树的过程中，我问过阮某贵，是否有办理砍伐证砍伐。阮某贵说我的已批砍了，他的不用批砍。我就不同意他连续砍伐，他也停止了砍伐。在15年1月25日左右，他和另外一个我不认识的人去麻陂我的居住地找到我。他说现场还有77亩（我用了“ICI”测量仪器测量过）的桉树没有砍伐，他想要砍伐。我就不准他砍伐，他就要我退回8万给他，说我叫你去办批砍手续，你不去办理手续来砍伐，现在出事了，怎么退给你。之后他就走了。（问：你是怎么知道阮某贵砍伐证没有办理？）因为和阮某贵收购木材的广西籍老板开车司机要求阮某贵开木材运输证，阮某贵要我拿我的批砍证去办理木材运输证，那时我才知道。李某清的桉树是阮某贵自己的农用车运输的，也有外地的人过来收购的。阮某贵的车一车能装12吨左右的木材。李某生经营的木厂没有收购过阮某贵砍伐李某清的桉树木材。因为我天天坐在李某生的木厂那里过磅，所以我知道。而且阮某贵问过李某生要不要木材，但李某生称木材太小，不要。梅林场李某生的桉树山是阮某贵买了李某生砍伐的。面积有100多亩。（问：怎么知道阮某贵买了李某生的桉树砍伐？）因为在砍伐李某生在梅花林场的桉树山时，我问过阮某贵，他说是和李某生买下来砍伐的。我说你要的话跟我说嘛，之前李某生找过我要这个山林，我说不要的，我去说8万应该能买下来。”梅林场李某生的桉树估计l亩能砍2吨的桉树，100多亩，估计是200多吨。是其人帮他运，但我不认识。他自己的车也有运输。是运到响水三良木业销售，未运到其他地方销售。我不清楚阮某贵砍伐梅花林场李某生的桉树有没有经过林业主管门的批准。我问过李某生，阮某贵是和李某生签订有合同的。我本人没有带过任何人去看李某生在梅花林场的桉树。但我告诉过阮某贵，李某生梅花林场那里有个山，他说10万元我不要。你要的话，可以去看。“大山”山一共分了3次把砍。第一次我和黄某民去办证大厅拿了2张采伐证，面积一共是387亩，由于我不知道批砍范围在什么地方。所以我拿了其中1张采伐证去林业勘则规划所问他们的工作人员具体的砍伐界线。当时勘测所的工作人员在他们的单位拿出森林资源图告诉我具体的砍伐位置，他们当中一个自称麻陂塘尾人的工作人员还问我看不看懂红线图，我表示看不懂森林资源图纸，我要求他们去现场指定砍伐界线给我。不知是第二天还是第三天，当时我正在山上指挥挖土机开路，李某清打电话给我说，林业局有人过来指定界线，叫我下去水泥路口。我去到水泥路口，我发现李某清和林业局的2个人在现场，林业局那2个人我都不认识。其中一个人在现场告诉我砍伐界线：以路为界，面向山倒水右边至山顶，为砍伐界线。他们一说完就离开了现场，之后我就开始指挥工人砍伐。与我超范围砍伐的那个点相连的山顶的批砍范围是在第3张那张批砍证上，面积是252亩。我第一次拿到的两张批砍证的范围，当时我拿到的批砍范围是387亩，按照那2个人给我指认的界线，只是大概在大山山半山腰的位置，所以距离超范围砍伐的那个山顶还有很远的距离。且我拿到最后一张砍伐证后，我没有找林业部门的人去现场指定最后一张的砍伐界线给我。（二）梅坑山权属规陈惠强、陈惠雄、邱石生，四四二分成股份，上面的桉树林是我种植的。2015年7月初，我跟陈惠强商量砍桉树的事，说我手上有40-50名工人。我去他家谈，他说将梅坑的桉树林卖给我，要320万，先交120元的定金，砍伐一半后，再付清尾款。过几天，我就带着徐世奎和20万元再次去陈惠强的家，陈惠强将已经准备好的《林木买卖合同》叫我们签，由徐世奎出名帮我签，后我问定金20万元要不要先交给陈惠强，陈惠强说等办好手续再交。2015年8月15日，我就带13个工人到鹅寨西溪小组，之后陈惠强找到我叫我交200万元，我没有那么多钱，陈惠强就说不卖山给我了，但工人也来了，就雇请我砍伐桉树。8月29日57个工人到梅坑开挖土机进场，开始砍伐。9月3日，在鹅寨村委会西溪小组一个农庄店里跟陈惠雄签订了《砍伐林木合同》，又拿出一份新的《终止合同》叫我们签，徐世奎签名了，之前的买卖合同作废了。山场调货和收款都是陈惠雄负责的，他总共给了我58万元的砍伐费，11000元的工伤费。在2015年7月23日陈惠雄与我签订了《承包木材砍伐合同》，该份合同的名主是胡仕贵，是陈惠雄故意让我在上面签的，身份证号码也是假的，这份合同也是我自己签的。合同内容是真实的，陈惠雄故意这样做是为了以后出事后，用假名假的身份证找不到这样砍树的人了解情况。在我与徐世奎2015年6月10日跟“梅坑”山山主陈惠强签订林木转让合同后，在2015年8月3日签订了终止林木转让合同，我没有交20万元的林木转让定金，陈惠强也没有退还10万元的现金给我，在2015年8月3日签订的《终止林木转让合同协议》是假的，名字是我合伙人徐世奎签的。当时和陈惠强签订合同时，我和徐世奎是合伙关系，和陈惠强终止合同后，徐世奎是我的砍树工人，我是他的工头。陈惠雄和我说砍“梅坑”桉树木申请采伐许可证手续已经审批好了，叫我们可以开工了。当时陈惠雄、林书记、“石古仔”（邱石生）、“周仔”四个人在砍伐现场，“石古仔”跟我说：现在整个“梅坑”手续已经审批下来了，叫我整个“梅坑”山都可以砍伐，要在2015年12月15日前要把整个“梅坑”山砍伐完，如果砍伐不完，按没有砍伐完的每亩山扣我的人工钱3000元。陈惠雄没有拿过采伐许可证和采伐图纸给我看。我不知道“梅坑”山超范围砍伐。因工人受工伤，陈惠雄不肯赔偿，“石古仔”和工人发生冲突，我在2015年11月底去博罗办证大厅查陈惠雄在“梅坑”山只批砍了38公顷（折合为570亩），发现后我打电话给森林分局咨询一下这个山场的砍伐情况。总共运输木材销售数量具体不清楚，是在批砍范围内，分别销往柏塘镇垃圾转运站进去一间大木厂，还有柏塘镇高桥木厂，柏塘镇医院后面路口木厂，柏塘镇黄塘村木厂、麻陂镇凯信木厂。我不认识运输车辆司机，也不记得运输车辆的车牌号码。我儿子童开平是负责我雇请的工人的记账。我们是在2015年11月25日停工的，是管工邱石生叫我们停工的，现“梅坑”山山场砍伐的总面积有1600亩左右，超出砍伐面积约1000亩，还有300亩没有砍。砍工费全部付清了，还有工人的工伤费11000元没有付清给我。2015年2月起，因我在被取保候审期间传唤不到案，当时我在韶关市翁源县一山场内做山工，做了有一年多，山里面手机没有信号，所以没有接到博罗县检察院和森林分局的电话传唤。2017年2月左右，更换了原来137*****030的手机号码，变成现场的134*****488。取保至今，我没有到过或电话咨询博罗县检察院、博罗县公安局森林分局有关我的取保情况。对柏塘镇鹅寨村西溪小组“梅坑”山的鉴定意见通知书的意见：当时我知道陈惠雄有2050多亩的承包山地，他也批砍了500多亩，记得当时陈惠雄砍伐有300亩没砍完的时候，我就到你们分局举报陈惠雄超范围砍伐。所以我认为这份通知书的鉴定面积不足。“石古”邱石生是在陈惠雄“梅坑”山砍伐的管工。当时因为砍伐林木过程中砍伐林木伐根过高，陈惠雄要扣我们工钱，我就和工人说了这件事。当时工人打算不继续做了。之后我和童开平及工人一起找邱石生，其中一个叫陶老八携带棍子去。当时是邱石生汇报给陈惠雄导致我们扣钱的，去找他是想吓吓他，后来也没有打他，没有报警。柏塘镇鹅寨村西溪小组“梅坑”山的砍伐界限指定是有陈惠雄、邱石生、陈惠雄的亲戚“阿九”、我本人以及我的工作在现场，由陈惠雄指定的。我不知道童开平的手机号码，与他有半年多没有联系，最后一次知道他是在惠东镇隆镇做山工。2019年6月3日的供述：柏塘镇鹅寨村西溪小组“梅坑”山的砍伐情况时间太久，有些记不住，当时柏塘镇鹅寨村西溪小组“梅坑”山是我和陈惠雄承包来砍伐，并签订有承包砍伐林木的合同。我记得是在2015年8月上旬进场的，在现场待了20多天，大约在2015年8月下旬，直至第一个采伐许可证审批到后才开始动工砍伐的。是从2015年8月下旬开始砍伐，砍伐至2015年11月上旬就带工人下山离开了。柏塘镇鹅寨村西溪小组“梅坑”山被砍伐的总面积大约有1600亩，数量约11000吨，其中我带工人砍伐“梅坑”山面积约800多亩，数量约7000多吨，剩下的是邱石生（别名叫石古）雇请的工人砍伐的，面积约有800亩，数量约4000吨。刚开始我找了约20多个砍伐工人，后期又找了约10多人。当时我签订合同，砍伐期限是3个月，我带的工人20多个，砍伐进度慢，按照合同是要扣钱的，后来多了10多个工人，就约30多个工人，老板就让我增加工人，我实在找不到，老板就让邱石生去雇请工人。总共大约有70个砍伐工人。邱石生雇请工人参与大约是在2015年10月上旬。“梅坑”山开始是有办理有批砍手续的，我也看过林木采伐许可证，面积是10多公顷，大约100多亩（第一张采伐证），当时老板说分三次申请审批，但第二次、第三次的我没看见。后来因为邱石生打架事件，我去博罗县行政服务大厅咨询到“梅花”山审批有38公顷，约570多亩。我开始砍伐的桉树是在审批范围。因为我记得当时“梅坑”山砍伐前，在现场陈惠雄在现场指定采伐许可证的范围，所以我知道我砍伐的桉树林木是在审批范围内，我记得当时邱石生也在现场，但是到后期的采伐证范围我就不知道了。我以每吨75元在“梅坑”山砍伐。总共工钱约70万，其中在砍伐期间预支的生活费等约付了约40多万，最后工人下山后支付了21万多，已付清，但是包含我和我儿子童开平的运费，砍伐期间我和童开平两人两台车在“梅坑”山运输桉树木材的运费。一次退查阶段供述：柏塘鹅寨村委会西溪小组“梅坑”山被砍伐桉树面积共约1600亩，数量约11000吨，其中我带的工人砍伐“梅坑”山的面积约800亩，数量约7000多吨，剩下的是邱石生雇请来工人砍伐的，面积约800亩，数量约4000多吨。由于时间太久了具体时间，柏塘镇鹅寨村委会西溪小组“梅坑”山砍伐大约是从2015年8月中旬开始在山场砍伐至同年11月20日左右结束，也离开山场了。在“梅坑”山砍伐桉树林木总共工钱约70万，其中在砍伐期间预支的生活费约付了约40多万，最后工人下山后支付了21万多，就全部付清了，但是这些工钱也包含有我和我儿子童开平的运费。在砍伐期间通过银行转账2次，每次1万，共2万元，其余的预支的生活费都是用现金交易通过陈惠雄支付给我的，最后剩余的21万多也是陈惠雄在柏塘镇付款给我的。结算的工钱之前有记账本的，但是在我搬家的时候就搞丢了，现找不到了。我带有一个砍伐小组工头叫大华，应该就是你们所说的华宪，重庆人。当时砍伐期间雇请他来，他带了一个砍伐组，共15人，我共雇请有4个砍伐组，大约工人共50人，但我不认识陈某清，这个事情曾经大华跟我说过，他被森林分局的警察问话不敢说出我的名字，所以就随便编了一个名字说是别人雇请他在“梅坑”山砍伐的，其实就是我雇请他在“梅坑”山砍伐林木的。我记不全部华宪（大华）的电话号码，记得是134开头的，电话号码后面是299尾数的。华宪是我雇请的，也是我支付工钱的，我拿到工钱后就支付给他，砍伐期间支付的工钱就记不到多少了，每次支付一部分的，只记得到最后砍伐结束后由我支付给华宪共9万多元的砍工费。当时我跟“大华”结算工钱都是给的现金，“大华”是一个砍伐组的组长，他带了有16个人左右，当时我给他算工钱是以72元一吨的价格结算的。现我只记得最后一次结算时我给了“大华”9万多元现金。我结算工钱的记录有写在一个账本里面，但由于我搬家的原因，现在已经找不到了。柏塘林业站工作人员去砍伐现场“喷漆”时，我没有在现场，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喷漆”，包括后面陈惠雄指界限给我看时，也是用手指认的，没有“喷漆”也没有地界。我认识马某成，他老家在云南省文山州，是壮族人。当时是我雇请他去“梅坑”山砍伐林木的，他是我们组的砍工，我给他结算工钱是以每吨68至70元的价格给的。他的工钱一共给了1万多。童开平只是帮我开一辆农用车运输木材，有时还帮我结账，就只负责这些。在“梅坑”山被砍伐林木事件后我很少联系他，也不知道他的去向。柏塘林业站工作人员去砍伐现场“喷漆”时，童开平没有在现场，他都是在动工之后才来工作的。审查起诉阶段供述称：在2015年因涉嫌滥伐林木罪被取保候审期间，我在那个期间去了新丰县，手机在那边没有信号，未接到电话。当时已经被放出来九个多月了，我以为没事了就没有在意这件事。之前关于在梅花林场滥伐林木一案所供述的内容属实。我是从2015年8月中旬入场柏塘镇鹅寨“梅坑”砍伐林木的，9月份开始砍伐的，具体是何时开始砍伐的时间太久远，我记不清楚了。我是和陈惠强签订的砍伐树木的合同，当时是在第一张砍伐证批下来后才签订的合同，砍伐证上审批的多少亩我没看清楚，陈惠强就让我一边砍伐他们再一边办理砍伐证审批，但是第二、三张砍伐证我没有看到，是陈惠强打电话告诉我的。当时他还让我加多二三十个人砍伐，我找不到这么多人，陈惠强和邱石生找的其他人一起砍伐。当时我们签订的砍伐合同是在第一张砍伐证审批下来后签订的，砍伐证上的落款时间我也没看清楚，我只看到砍伐证这三个字，砍伐了6800多吨、还有另外一工头带人砍伐了4000吨左右，但我不知道他是哪里的。当时我报案的时候还有400多亩没有砍伐，报案当天就停工了，以前我说错了。林业站工作人员从来没有去过现场喷漆，只有一个姓林的护林员每天在现场，他哥是鹅寨的书记。我一个都不认识林业站的工作人员，他们一个都没有去过，只认识一个护林员。华宪和马某成（云南人）都是跟着我做工的，华宪手下有十五、六名工人，马某成只是普通工人，和我是一个小组的。我自己顾不过来，我就承包下来，分包给他们做。我和童开平只是负责管账，帮他们领钱，还收取鱼们每吨七块钱提成，我自己得五块钱，另外两块钱分给另外两个小组长。一个是华宪，一个是王某平、王某和两兄弟，因为他们也带了十几名工人，现在他们兄弟两人还在帮我做工。当时我们这方一共有四十几名工人，在现场就一共有八十多名工人砍伐。当时采伐证实陈惠强办理的，是拿着徐世奎的身份证去办理的，具体的过程我想自己写一份书面材料交给你们。在出事之后，陈惠强让徐世奎顶包，当时在现场的有陈惠强、陈惠雄两夫妻、邱石生、林书记、我和徐世奎；后来大家不同意，陈惠强就将砍伐合同转让给陈惠雄，还签订了砍伐合同的转让协议书。我今天讲的都是实话，如果我有说假话就加重我的刑罚。第一次庭审后补充证据阶段：我带的人约砍伐6700吨，大概是600多亩，差不多700亩，和我律师算的亩数差不多。在没砍树的前一天，老板和管工在另外一个山头800-1000米用手指指着对面山该砍的地界，没有用红黑白做地界，无红线，只叫我立山沟为地界往下砍树（其反映的其它线索已由公诉机关转交办案部门）。案发时，因为邱石生管得太严格，到处扣我们的工钱，所以我就报警了。而且我想向陈惠雄拿点伙食费，他不给，我就很生气。后面去到行政服务中心查到陈惠强的山才批砍了38公顷，实际砍伐的林木已经有1000多亩，就发现超砍了。起初陈惠强是假意和我签合同的，当时他说那片山林以320万元卖给我，让我筹钱。据我了解，以当时的市价来算，那片山可以卖到900万。四、辨认、勘验检查等笔录1、辨认笔录（1）李某清辨认出胡启贵就是2014年11月至12月期间到我木材销售和结算木材款的老板；辨认出购买罗阳镇梅花村委塘子沥小组“大山”山和罗阳梅花村“下控”山的桉树砍伐的四川省人胡启贵；（2）吴某明不能辨认出雇请其运输“大山”山桉树木材的老板，也辨认不出现场的人；（3）被告人胡启贵辨认出阮某贵，辨认出吴某华是在“大山”现场指挥砍伐罗阳镇梅花村委塘子沥小组长和装载树木的人，辨认出吴某彪；辨认出邱石生是梅坑山砍伐林木管工，陈惠雄是梅坑山场的老板且负责结算砍工费的工人；辨认不出指定“大山”山砍伐界线的林业局2个工作人员；辨认出华宪；（4）魏某忠辨认出翁某祥是交“大山”砍伐申请表的人；（5）吴某彪辨认出胡启贵就是购买其承包罗阳镇梅花村委塘子沥小组“大山”桉树砍伐的四川人；（6）李某生辨认出胡启贵就是购买罗阳镇梅花村委塘子沥小组“大山”山的桉树砍伐的四川省人；（7）林木添辨认出陈惠强是博罗县******委会西溪小组“梅坑”山（山主）承包者、陈惠雄是现场管工；（8）林某康辨认出陈惠雄是砍伐梅坑山的老板；（9）邱石生辨认出陈惠强是承包者、陈惠雄是砍伐山林木的，也是雇请其管理山场的老板；（10）徐世奎辨认出邱石生就是“石古仔”、陈惠雄是“梅坑”山的砍伐管理人；（11）龚某阳、王某良辨认不出柏塘镇鹅寨村委会西溪小组“梅坑”山砍伐林木工头胡启贵及工人；龚某阳、王某良辨认不出几号是胡启贵，也不认识胡启贵，也辨认不出几号是童开平，也不认识童开平。2、现场勘验笔录、现场图、照片，证实本案现场分别位于博罗县******委会西溪小组“梅坑”山、罗阳镇梅花村塘子沥小组大山顶山。公安机关分别对上述案发现场做了物理勘查，拍摄了现场照片，并绘制了现场图。五、鉴定材料（1）证实博罗县公安局于2015年12月3日聘请博罗县林业勘测规划所对博罗县******委会西溪小组“梅坑”山被采伐林木的面积及数量进行鉴定，鉴定结果为：“梅坑”山超范围砍伐面积为546亩，被采伐的林木立木蓄积为2597.9立方米（其中亩平均立木蓄积为4.7580立方米，已将鉴定结果告知陈惠雄、胡启贵）。（2）罗阳镇梅花村委塘子沥小组大山顶林木被超范围采伐技术鉴定（编号2015017），结论是被超范围采伐的山林面积为8亩，立木蓄积为42.7立方米。本院认为，被告人胡启贵违反森林法的规定，超过林木采伐许可证规定的数量采伐林木，超伐面积为138亩，林木蓄积达634.2立方米，属数量巨大，其行为已构成滥伐林木罪。据此，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所犯的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关于辩护人提出被告人胡启贵在第一宗滥伐林木罪中应认定自首的问题。经查，被告人胡启贵在滥伐梅花村塘子沥小组“大山”上的桉树后，于2015年2月9日主动到博罗县公安局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在该宗犯罪中的主要犯罪事实。同年2月17日，博罗县公安局对其采取保候审。在取保候审期间，被告人经多次传唤，拒不到案，甚至连其子女作为保证人，也没有胡启贵新的联系方式，无法协助侦查机关规劝其到案。后侦查机关对被告人进行网上追逃，于2019年5月18日将其抓获归案。被告人上述逃避审查和追诉的行为，已经不是简单的违反取保候审期间要遵守的规定，而是属“自动投案后又逃跑”。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自首情节，其应有之义应当是被告人真诚悔改，愿意主动听候司法机关的侦查、起诉、审判活动。显然，被告人胡启贵到案后的行为，不符合自首的立法初衷。故依照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以及自首的法理基础，被告人在第一宗滥伐林木罪中，依法不能认定为自首。故对辩护人提出的上述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但被告人在该宗犯罪中，曾有主动到案的表现，在量刑时应予以适当考量。关于辩护人提出在第二宗滥伐林木罪中，林业站工作人员在现场确定界限时，胡启贵并不在场，主观上没有滥伐林木的故意，故该宗犯罪不能成立的辩护意见。经查，胡启贵作为职业的林木采伐工头，知道且应当知道林木采伐的数量必须经过林业主管部门的法定许可。然而其称陈惠强对其出示第一张林木许可证时，其在没有看清楚的情况下就贸然开工，且在开始进行林木采伐时，第二、第三张林木采伐许可证尚未下发，其作为采伐小组的负责人，有义务查清林木采伐的界限，但其直到需要向陈惠强索要伙食费被拒时，才主动前往行政服务中心查询相关的许可范围。即使胡启贵无法直接确认林木采伐许可证的许可范围，林业站工作人员事前已经前往现场界定范围，现场除了有同案人陈惠雄等人在场外，护林员林某康以及其他采伐工人作为案外人亦在场，但胡启贵仍不主动查明砍伐界限，放任工人超范围砍伐林木，属间接故意。故对辩护人提出的上述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被告人胡启贵滥伐林木的数量认定问题。经查，胡启贵及其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第一宗犯罪事实无异议，本院根据在案证据，查明胡启贵在该宗犯罪中，超过林木采伐许可证规定的数量，采伐山林面积为8亩，立木蓄积为42.7立方米。再查，根据现有证据，在第二宗滥伐林木罪中，参与滥伐行为的工头不只有胡启贵，胡启贵在补充证据阶段及庭审过程中，多次稳定供述其砍伐的林木面积约为700亩。其中，三张林木采伐许可证许可的采伐数量合计570亩，故从有利于被告人的角度出发，胡启贵超范围砍伐的林木数量宜认定为130亩。另查，经博罗县林业勘测规划所鉴定，涉案“梅坑”山林木亩平均立木蓄积为4.7580立方米，而三张许可证记录的亩平均立木蓄积值为4.55立方米。根据存疑有利于被害人的原则，对涉案林木亩平均立木蓄积值宜认定为4.55立方米，故被告人胡启贵在第二宗犯罪中，超范围采伐林木的立木蓄积为591.5立方米。综上，被告人胡启贵在两宗滥伐林木罪中，超范围采伐林木面积合计138亩，林木蓄积达634.2立方米，属数量巨大。鉴于被告人胡启贵到案后，如实供述自身的犯罪事实，且其庭审中自愿认罪、悔罪，依法可从轻处罚。其曾有主动到案的情节，故从轻的幅度可予以适当从宽。公诉机关提出的量刑建议，本院根据被告人的犯罪事实、犯罪性质、认罪态度以及社会危害性予以适当调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五条第二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以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胡启贵犯滥伐林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2015年2月9日至2月16日被羁押八日，折抵刑期八日，即自2019年5月18日起至2022年5月9日止。罚金限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30日内向本院交纳，上缴国库)。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 判 长  袁小东人民陪审员  黄晓燕人民陪审员  李松美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六日法官 助理  张楚佳书 记 员  邓耀辉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五条盗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数量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量巨大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量特别巨大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违反森林法的规定，滥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数量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量巨大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非法收购、运输明知是盗伐、滥伐的林木，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盗伐、滥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森林或者其他林木的，从重处罚。第五十二条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第五十三条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者分期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等原因缴纳确实有困难的，经人民法院裁定，可以延期缴纳、酌情减少或者免除。第六十一条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被告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被告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滥伐林木“数量较大”，以十至二十立方米或者幼树五百至一千株为起点；滥伐林木“数量巨大”，以五十至一百立方米或者幼树二千五百至五千株为起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根据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后又逃跑的，不能认定为自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