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民终1535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市炜晖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春风路庐山花园**22A。法定代表人：林海亮。委托诉讼代理人：白云，北京市地平线（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克鹏，北京市地平线（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谢婉婷，女，汉族，1989年9月21日出生，户籍地址湖南省湘乡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万毛女，广东胜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素萍，广东胜领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第三人：林海亮，男，汉族，1959年12月5日出生，户籍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白云，北京市地平线（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克鹏，北京市地平线（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深圳市炜晖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谢婉婷、原审第三人林海亮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20)粵0303民初34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深圳市炜晖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上诉请求：1、改判上诉人无需向被上诉人支付2018年11月至2019年7月18日期满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40537元；2、改判上诉人无需向被上诉人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42536元;3、改判上诉人无需承担被上诉人的律师费4600元；4、改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其上诉理由：一、在劳动合同存续期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已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故无需向被上诉人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2015年8月24日，被上诉人入职上诉人处任会计，双方签署了劳动合同，试用期月工资标准为3500元/月，试用期满后为5000元/月。2015年11月24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第一份书面劳动合同，约定劳动期限为2015年11月25日至2016年11月25日，前述合同约定的劳动期限即将届满时，双方又于2016年11月6日签定一份新的劳动合同，约定劳动期限为2016年11月1日至2017年11月31日。第二份合同期限届满后，双方又于2017年11月订立书面劳动合同。被上诉人在上诉人处工作期间，上诉人一直与被上诉人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不存在未签劳动合同的情形，上诉人无须向被上诉人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被上诉人入职后，上诉人于2015年11月24日便与被上诉人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即使需要计算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也仅需要计算2015年10月、11月两个月，但此两月的二倍工资差额已超过法定时效，不应得到支持。二、被上诉人系单方向上诉人提出离职，上诉人无须向被上诉人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上诉人公司因经营不善，已经进入清算注销阶段，并开始对员工进行妥善安置。上诉人考虑到被上诉人在公司工作多年，便由公司法定代表人林海亮进行介绍，拟安排被上诉人到朋友公司上班，被上诉人对此表示同意，并已进入和对方公司初步接触和了解的阶段。但被上诉人于2019年6月24日通过微信告知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其已意外怀孕，并明确表示因害怕孕期反应过大，需要在家安胎，拒绝了上诉人法定代表人的安排，其后又单方提出解除与上诉人的劳动合同，同时要求上诉人向其支付离职补偿。上诉人公司工作人员与被上诉人多次沟通后，均无法就离职事宜及补偿数额达成一致，被上诉人便于2019年7月18日办理离职交接手续后，单方解除与上诉人的劳动合同。上诉人从未以口头或者书面形式向被上诉人发出过解除劳动合同的明确通知，本案系被上诉人单方解除劳动合同，上诉人不存在任何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被上诉人所发的“被炒啦”字样系单方陈述，并不能直接作为定案依据，被上诉人明确表示因为“孕期反应大，考虑不上班”，此处被上诉人的陈述便是其为何已怀孕仍然解除合同的合理解释。被上诉人提出的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均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其所提出的要求上诉人支付律师费的请求也不应得到支持。被上诉人谢婉婷辩称，一审判决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最后一份劳动合同到期后，被上诉人继续在上诉人公司工作，被上诉人未再与上诉人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上诉人应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被上诉人离职系因被公司口头违法辞退，上诉人称是被上诉人提出离职，该主张与事实不符，也缺乏证据证明。原审第三人林海亮的答辩意见与上诉人的上诉意见一致。深圳市炜晖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原告无需向被告支付2018年11月至2019年7月18日期满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40537元；2、原告无需向被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42536元；3、原告无需承担被告的律师费4600元；4、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于2015年8月24日入职原告处，工作岗位为会计。原告与被告分别签订了三份书面劳动合同，最后一份劳动合同于2017年11月20日订立,约定劳动合同期限为2017年11月1日至2018年10月31日。原告确认在2018年10月31日后，双方仍存续劳动关系，但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原告系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第三人系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及唯一的股东。原、被告均确认双方劳动关系已解除。原告主张被告因检查出意外怀孕，在2019年1月17日主动提出离职；被告则主张第三人在2019年7月12日口头将其辞退。被告向深圳市罗湖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请求：1、确认被告在2018年11月1日至2019年7月18日期间与原告存在劳动关系；2、原告、第三人向被告支付2018年12月1日至2019年7月18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45537元；3、原告、第三人向被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44373元；4、原告、第三人向被告支付律师费5000元。该委员会于2019年10月21日作出深罗劳人仲案[2019]1865号仲裁裁决书，裁决：1、确认被告谢婉婷与原告深圳市炜晖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在2018年11月1日至2019年7月18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原告深圳市炜晖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自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支付被告谢婉婷2018年11月至2019年7月18日期满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40537元；3、原告深圳市炜晖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自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支付被告谢婉婷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42536元；4、原告深圳市炜晖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自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支付被告谢婉婷律师费4600元；5、第三人林海亮对原告深圳市炜晖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应履行的上述裁决义务承担连带责任；6、驳回被告谢婉婷的其他仲裁请求。一审法院认为，虽然原告提交了被告与第三人的微信聊天记录以证明其主张，但被告在对话中并未明确提出与原告解除劳动关系。而被告的主张，则有相关事实可以佐证。首先，被告在2019年7月12日与公司前台邱晨的聊天记录中谈及“被炒啦”，这种表述更符合被告被辞退的情形；其次，原告在2019年7月15日即已向被告发放了当月全部工资，明显异于此前在每月月底发放当月工资或者次月月初发放上月工资的工作安排，这与被告提出的在2019年7月12日被口头辞退的说法从生活逻辑上能够相符合，反而与原告主张的被告在2019年7月17日主动提出离职的说法有所矛盾；再次，被告在解除劳动关系时已怀孕，在该期间再次就业明显有困难，相反，如果其继续与原告存续劳动关系，则可受到法律法规对其“孕期、产期和哺乳期”的特殊保护，被告在这种情况下选择主动离职有悖常理；最后，被告与第三人在7月17日通话对话时，第三人没有否认被告两次提到的辞退问题，虽然不能据此直接得出原告承认辞退的结论，但按常理推测，如果被告提到的情形与事实明显不符时，第三人应该会加以纠正，而不是予以回避。综合上述事实，可以认定系原告单方提出解除与被告的劳动关系。关于劳动关系解除的时间，原告主张被告在2019年7月18日回到原告处办理交接手续，不属于上班，双方劳动关系在被告最后打卡日即7月17日解除，被告则主张在7月12日被口头通知辞退后，一直与原告办理工作交接，直至7月18日才交接完毕，双方劳动关系在7月18日解除。根据原、被告均确认真实性的交接单、上班打卡记录，结合原告在仲裁阶段主张被告在7月17日办完工作交接的事实，这说明了双方均认可被告办理工作交接期间属于为原告提供劳动的行为，因此，被告在原告处的最后工作时间，应以双方办结工作交接时间为准，即2019年7月18日。被告此后未再提供劳动，因此7月18日是原、被告双方解除劳动关系的时间。仲裁阶段核算的被告在2018年7月至2019年6月期间的月平均工资为5317元，原、被告均无异议，可直接予以确认。原告与被告签订的最后一份劳动合同于2018年10月31日期限届满后，劳动关系仍继续存续超过一个月，但未再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因此原告应自第二个月起按二倍工资标准支付被告工资。即2018年11月1日至2019年7月18日期间，原告应按二倍工资标准支付被告工资。因原告已支付该期间一倍工资40537元，故应补足支付被告该期间的另一倍工资40537元作为二倍工资的差额。据前述，原告对被告单方解除劳动关系，应由原告举证证明该行为的合法性，但原告并未完成举证责任，应承担相应不利后果。故原告应向被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被告在原告处连续工作年限已超过3年6个月但未满4年，故原告应支付的赔偿金为42536元（5317元/月X4个月X2倍）。被告提交了《委托代理合同》及发票等证据，证明其为本案争议支付了律师费，故对于原告诉请无需负担被告律师费4600元的主张，不予支持。原告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第三人作为原告的唯一股东，未提交证据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据此，第三人依法应对原告需向被告履行的给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八十二条、第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一、确认被告谢婉婷与原告深圳市炜晖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在2018年11月1日至2019年7月18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原告深圳市炜晖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应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被告谢婉婷2018年11月至2019年7月18日期满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40537元；三、原告深圳市炜晖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应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被告谢婉婷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42536元；四、原告深圳市炜晖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应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被告谢婉婷律师费4600元；五、第三人林海亮对上述一至四判项所确定的原告深圳市炜晖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应负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六、驳回原告深圳市炜晖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元，由原告深圳市炜晖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确认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认为，被上诉人于2015年8月24日入职上诉人公司，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曾签订了三份书面劳动合同，最后一份劳动合同已于2018年10月31日到期，被上诉人其后仍在上诉人处工作，双方之间仍存续劳动关系，上诉人作为用人单位应与被上诉人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经查，上诉人在与被上诉人劳动关系存续期间未与被上诉人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上诉人应向被上诉人支付该期间二倍工资。被上诉人于2019年7月18日离职，被上诉人于2018年7月至2019年6月期间的月平均工资为5317元，上诉人已支付被上诉人2018年11月1日至2019年7月18日期间一倍工资40537元，上诉人还应支付被上诉人该期间的工资差额40537元。关于解除劳动关系的原因，上诉人主张系被上诉人提出解除，上诉人未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应不予采纳。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其于2019年7月12日与上诉人公司工作人员的聊天记录，被上诉人谈及其系被解除劳动关系，被上诉人在聊天中的表述方式与被上诉人作为劳动者在知晓被解除劳动关系的反应相符。经查，上诉人于2019年7月15日向被上诉人发放了当月全部工资，上诉人提前向被上诉人发放工资，上诉人对其如此处理的原因不能作出合理解释。上诉人解除与被上诉人的劳动关系，上诉人未举证证明其解除劳动关系具有合法事由，上诉人应向被上诉人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被上诉人提交的《委托代理合同》及发票等证据可证明其申请劳动仲裁与诉讼支出律师费用，对被上诉人要求支付律师费的4600元的主张可予以支持。原审第三人为上诉人公司的唯一股东，原审第三人未提交证据证明其财产独立于公司，原审第三人应当对上诉人应承担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适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深圳市炜晖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梁 媛审判员 刘向军审判员 陈**峰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管雨桐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