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1民终807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段勇，男，1975年2月8日生，汉族，身份证登记住址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瑞苓（曾用名高世丽），女，1979年11月11日生，汉族，身份证登记住址江苏省徐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现住昆明市官渡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虎良瑞，云南盛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段勇因与被上诉人高瑞苓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2019)云0111民初86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8日立案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段勇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原判，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其主要的事实及理由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一审认为被上诉人主张的借贷关系成立符合经验，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不当得利的法律关系。被上诉人高瑞苓答辩表示，不认可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其上诉。段勇在一审中起诉主张：1、判令被告返还原告216000元；2、赔偿原告利息的损失（自2016年4月27日起至履行完毕之日止，按本金186000元、月利率2%计，暂计算至2019年4月26日为133920元；自2017年3月7日起至履行完毕之日止，按本金30000元、月利率2%计，暂计算至2019年5月6日为15600元）；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段勇系案外人段发庆、夏兰珍之子，被告高世丽于2017年8月改名为高瑞苓。2014年12月3日，甲方（贷款人、抵押权人）白云与乙方（借款人、抵押人）签订《民间借款合同》，约定乙方向甲方借款20万元，期限一个月（2014年12月3日至2015年1月3日）,月利率2%，乙方用位于曙光小区南段路64幢1单元301号房屋作抵押担保。《民间借款合同》办理了公证。因段发庆、夏兰珍未按约定归还白云借款，白云于2018年1月16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8年6月22日依法作出（2018）云0111民初712号民事判决，判决确认2014年12月3日白云向段勇账户转账支付借款18万元，加现金2万元，向段发庆、夏兰珍履行了出借义务，判决段发庆、夏兰珍限期归还白云借款20万元并按年利率24%支付自2014年12月3日起的利息。判决生效后，白云向本院申请执行，案外人段涛于2019年4月23日向本院执行账户汇款427331.67元。原告段勇银行卡62×××47分别于2015年1月6日、2015年2月4日、2015年3月3日3月4日、2015年4月10日、2015年5月22日5月25日、2015年6月9日、2015年7月16日、2015年8月17日、2015年9月2日共九次每月向被告高世丽银行账户转账支付14000元，2016年1月13日、2016年2月25日、2016年4月26日、2016年11月26日、2017年1月21日、2017年3月6日，原告银行账户分别向被告高世丽银行账户转账支付2元、3万元、1万元、3万元、1万元、2万元，以上共计转账支付246000元。被告高瑞苓银行卡账户显示，高瑞苓于2014年11月5日银行取款11万元，2014年9月2日，白云向高瑞苓转账汇入35万元。现原告诉至本院，主张上述请求。审理中，原告称向白云借款20万元时，是被告带着去找白云借款，白云说钱还给高世丽，说是朋友，所以将款项打到了被告账户上。对此，原告未提交证据证实。被告称，于2014年11月5日银行取款11万元加现款后向原告支付了借款20万元，当时打了借条，借款归还后，已将借条归还了原告。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原告自2015年1月至2017年3月先后15次向被告银行账户转账付款，且前九次转账数额形成每月支付14000元的规律，原告认为向被告转账系替其父母偿还向白云的借款20万元，但白云及被告并不认可，且原告对此不能提交证据证实。白云与其父母间的借款纠纷，已经生效判决确认，判决原告父母履行归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义务，生效判决的履行，原告证据也不能证实系其替父母向本院履行确定义务，故原告的证据不能证实原告主张的事实成立，相反被告的辩解与公民日常生活经验相符，原告对其诉讼请求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诉讼后果，本院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段勇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663元，减半收取3332元，由原告负担，退还原告3331元。二审中，上诉人段勇、被上诉人高瑞苓均提交了微信聊天记录，本院依法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因双方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均系与案外人聊天，故本院对双方当事人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均不予采信。一审法院将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及对该陈述的认定列入认定事实中，但显然，一审法院对当事人主张的评判不属于认定事实部分，故该部分即“审理中，原告称向白云借款20万元时，是被告带着去找白云借款，白云说钱还给高世丽，说是朋友，所以将款项打到了被告账户上。对此，原告未提交证据证实。被告称，于2014年11月5日银行取款11万元加现款后向原告支付了借款20万元，当时打了借条，借款归还后，已将借条归还了原告。”不属于本案认定事实部分，本院不作为事实部分予以确认。经二审审理查明的其余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相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归纳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是否应当归还本案诉争款项？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因双方对款项的交付不持有异议，故本案的争议在于被上诉人收取款项是否有法律根据。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应当由主张“段勇向高瑞苓借款”构成“法律根据”的一方当事人，即本案被上诉人高瑞苓承担举证责任。具体而言，被上诉人高瑞苓的举证证明过程应当分两步走。第一步要证明存在“法律根据”的相关事实。第二步则需要证明该相关事实构成“法律根据”，从而阻却不当得利的成立。具体到本案而言，被上诉人高瑞苓主张其与上诉人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但首先，被上诉人高瑞苓并未提交其与上诉人之间的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实借贷合意。其次，被上诉人高瑞苓主张其向上诉人以现金方式出借20万元，约定每月归还14000元、归还24个月。但被上诉人高瑞苓明确表示未约定每月归还的14000元系本金还是利息。且从上诉人转款情况来看，其仅向被上诉人转款246000元，若被上诉人主张借贷关系成立，在上诉人未归还全部借款本息（24月×14000元/月=336000元）的前提下，被上诉人即将借条归还给上诉人了结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且并未留下结算、清偿债务整个过程的证据）显然与常理不符。故本院认为，被上诉人高瑞苓所举证据不足以证实其与上诉人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至于该款项是否为案外人白云委托高瑞苓代为收取，该待证事实与本案争议焦点之间不具备关联性，不属于本案审查范围。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有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被上诉人高瑞苓收取诉争款项无法律依据，应当将该款项返还给上诉人。但被上诉人高瑞苓实际收取了246000元款项，上诉人仅诉请216000元款项，本院在上诉人诉请范围内予以支持。因本案系不当得利而非民间借贷，上诉人主张按月利率2%支付利息损失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判决结果有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2019)云0111民初8625号民事判决；二、由被上诉人高瑞苓于本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返还上诉人段勇人民币216000元；三、驳回上诉人段勇的其他上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9995元，由上诉人段勇自行承担3998元，由被上诉人高瑞苓承担5997元（诉讼费并入执行程序中一并处理）。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判决生效后，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规定履行期限届满后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强制执行的期限为两年。审判员  姚丹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奚琳书记员李佳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