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3187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吴越（曾用名：吴乐），女，汉族，1986年10月30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晓菲，北京市君泽君（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尧京德，男，汉族，1969年11月14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中山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蕾，女，汉族，1991年11月7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江西省抚州市崇仁县。第三人：横琴红包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17261。法定代表人：吴越。上诉人吴越因与被上诉人尧京德、何蕾、第三人横琴红包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横琴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3民初132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吴越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为驳回尧京德、何蕾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为：一、一审判决部分事实认定不清。本案《股东和解协议》（以下简称“协议书”）并非是简单的尧京德、何蕾借款至横琴公司而吴越与横琴公司如何偿还尧京德、何蕾该借款的协议书，而是尧京德、何蕾与吴越就届时公司运营需要，各方关于公司治理达成的股权变更、对外融资等事项的协议。该协议书是基于股权变更以促进对外融资，解决公司资金困难为前提达成的一致意见；否则，在横琴公司尚未脱离资金困局的基础上（不能实现股权变更和对外融资），横琴公司和吴越又如何能支付巨额“本息”。该真实意思在协议书的“鉴于部分”及大部分条款均有充分体现。一审判决在审理本案时，不管是事实查明部分还是一审法院认定部分均完全脱离该协议书目的和履行前提。股权变更未完成后，对外融资是否完成？在股权变更和对外融资均未实现，其他事项均未变更的情况下，横琴公司和吴越承担该巨额本息的对价又是什么？与尧京德、何蕾主张返还巨额本息直接关联的事实，经吴越多次强调，仍未查明。二、一审判决部分事实认定错误。1.尧京德、何蕾支付款项的数额认定错误。尧京德、何蕾分别主张其支付款项575000元及50000元。其中：尧京德主张其于2016年12月10日支付132000元，但并未能提交对应证据原件及收据，吴越及横琴公司均不予确认该数额，但一审判决却径直认定该部分数额，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十条、第七十条规定原告应提交证据原件经各方质证的证据审核认定规则相违背。尧京德主张其于2017年2月27日支付25000元，其提交的证据及相应收据均体现为25000元，一审判决却错误认定为250000元，为明显事实认定错误。2.尧京德、何蕾支付款项的性质认定错误。尧京德、何蕾在提交相关银行回单等支付款项的证据时，明确确认其支付的“625000元”后即为尧京德、何蕾履行的出资义务和借款义务。因此该“625000”元应包括尧京德、何蕾的出资和借款。对此，吴越和横琴公司也予以确认。此外，横琴公司就尧京德、何蕾支付的款项出具的收据中均注明为“投资借款”，也可充分体现尧京德、何蕾支付款项的性质并非仅仅为借款。但是一审判决在当事人确认的出资款项和借款款项的基础上，在法院认定部分将全部款项认定为借款，已明显违背各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和客观事实。3.巨额本息120万的权利义务关系认定错误。首先，如前所述，尧京德、何蕾及吴越、横琴公司均确认，尧京德、何蕾实际支付的款项（不管是原告主张的625000元还是吴越及横琴公司确认的493000元），该款项均包括尧京德、何蕾对横琴公司的出资义务和借款支付义务。其次，尧京德、何蕾在庭审中同时确认，该巨额本息120万实际除出资及借款外，还包含股权转让对价，因此尧京德、何蕾与吴越之间的权利义务还应包含股权转让的权利义务。因此，一审判决仅认定该协议书中的权利义务为尧京德、何蕾对横琴公司的出资关系和借款关系并不准确。4.协议书所约定的支付条件未成就。协议书第2条约定：“（二）工商局变更股权之日公司或乙方归还0.5万元；（三）余款在首次融资成功后一次性归还，最迟不超过2018年12月31日”为附条件和附时间的支付条款，支付条件应在“双方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及2018年12月31日前完成首次融资成功”时成就。但因未实际办理股权变更登记而未能在2018年12月21日前完成首次融资，该支付条件未能成就。以对外融资成功为支付条件，一方面符合各方签订该协议书的初衷，另一方面也是各方签订该协议书的客观要求，因为只有对外融资成功方可足够资金能力支付协议书中约定的巨额本息，最后从此前横琴公司关于股东借款支付利息以对外融资成功为前提的承诺也是相互印证的。5.本案并不涉及吴越的出资义务，也并未就吴越的出资义务进行调查，一审判决却在一审法院认定部分直接认定尧京德、何蕾与吴越均未履行出资义务，可见一审判决中的事实认定完全背离庭审调查。三、《股东和解协议书》应属无效。如前所述，协议书中本息120万元包含尧京德、何蕾本应支付的出资款项，各方却在该协议书中约定返还，明显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及第三十五条关于公司股东本应严格履行出资义务，不得以任何形式抽逃出资的强制性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五）款规定，该协议书应属无效。因此一审判决认为不违反强制性规定的说理明显错误。一审判决在一审法院认定部分既认定该协议书所包含的权利义务包括了尧京德、何蕾对横琴公司的出资义务，却又未将其中归属出资义务部分的款项剔除，前后自相矛盾。四、一审判决要求“返还尧京德、何蕾625000元及其滞纳金”所依据的事实基础和法律关系错误。1.如前所述，协议书应属无效，尧京德、何蕾无权据此要求返还其支付款项。2.如前所述，如协议书有效，协议书中关于支付巨额本息的前提和目的（股权变更、对外融资等）均未实现，尧京德、何蕾无要求返还款项的事实基础。3.即便协议书有效，尧京德、何蕾也无权要求返还其本应支付的出资款项。尧京德、何蕾支付的款项中400000元为尧京德、何蕾作为股东本应履行的出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五条规定，股东出资后不得以任何形式抽逃出资。因此，一审判决要求返还其中400000元完全违反前述规定，且按照横琴公司关于借款利息的承诺要求返还该部分的滞纳金更无法律依据。4.假设一审判决将625000元认定为借款性质成立，亦无权要求返还其未实际支付的款项。如625000元为借款的认定成立，尧京德、何蕾基于借款关系要求返还本息，则应当适用关于借款法律关系的规定。借款合同为实践性合同，借款自款项实际支付时成立。具体到本案，尧京德、何蕾实际支付款项仅为493000元。5.一审判决支持支付滞纳金认定的事实基础混乱。横琴公司此前就股东借款承诺如逾期返还则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三倍计算逾期利息，同时要求支付前提为“公司于第一轮融资到位”。该支付前提与利息支付承诺均是整个承诺成立的组成部分。一审判决对前述横琴公司的承诺予以认定，但是在支持尧京德、何蕾滞纳金时，仅仅部分适用该承诺中的利息计算标准，却直接忽略其关于按照该利息标准的支付前提，完全违背了横琴公司出具该承诺的真实意思。此外，横琴公司的承诺实际为横琴公司对股东借款的承诺，股东要求返还借款时理应以该利息计算标准为限。但该承诺非吴越对尧京德、何蕾的承诺，也非协议书中的一部分，尧京德、何蕾无任何法律依据要求吴越对此承诺承担返还义务。在横琴公司确认尧京德、何蕾支付的款项均由横琴公司实际收取和享有的情况下，根据横琴公司对股东的承诺返还的滞纳金，本应由横琴公司履行支付义务，但尧京德、何蕾在庭审中明确不需要横琴公司承担支付责任，应当视为其对该权利的放弃，而一审判决并未准确认定，强行将该责任分配至吴越，不公平也不合理。尧京德、何蕾答辩称：一、《股东和解协议》是我方与吴越多次协商后达成的彻底解决问题的方案，是横琴公司股东各方真实意思的书面表达。因吴越自双方发生重大争议之后，就一直封锁账目，也不让我方了解业务和参与业务，作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吴越不按照约定程序履行义务和开展公司，剥夺了我方作为公司股东的基本权利。我方为彻底解决公司问题，主动真诚的稀释20%股权，让吴越的股权可以达到80%，实现绝对控股，方便吴越经营管理，这是我方解决问题的诚意和善意，吴越非常清楚，不管吴越到底融资了多少，或者融资是否成功，吴越都必须按照《股东和解协议》约定的期限和条款归还我方120万元及其利息。二、一审判决认定的金额准确，双方在签订协议之前全面对过一次往来账目，吴越原来通过股东微信群发出来的对账单也显示我方借给吴越及其公司的款项是62.5万元。一审判决认定的款项性质正确，公司章程规定各方都用无形资产入股，公司运营经费由公司向股东借款和向外融资，我方转给吴越及公司的每一笔借款的备注中吴越都亲自注明了“借款”字样，公司账目也记载了向股东借款，至于吴越写的“投资借款”，是吴越的错误所致，我方收到错误的凭证后，立即通过股东微信群进行了沟通，吴越承认是写错了，是借款，所以一审判决认定的款项性质正确。一审判决认定的权利义务正确，62.5万元是我方给吴越及公司的借款，另外57.5万元是我方释放公司20%股权给吴月的对价，合计120万元。协议中约定的支付条件已经成就，关于各方股权没有按照协议完成变更的责任全在吴越自身，协议签订后，尧京德、何蕾曾于2018年3月16日从外地赶到广东珠海配合吴越办理股权过户，后发现吴越提供的过户文件和协议严重不符，尧京德、何蕾多次函告吴越要求吴越履行相应义务，但吴越置之不理，尧京德、何蕾还向吴越寄送了律师函，故我方认为吴越有明显的不履行支付义务的故意，支付条件已经成就。三、《股东和解协议》完全有效，该协议第一条已明确约定各方均不用再出资。协议是我方与吴越沟通后解决问题的方案，通过签订协议过程和现场小视频能证明三方同意好聚好散、和平解决公司争端，大家在股东微信群也沟通了很多天，吴越按照约定的日期带着公司行政人事经理来到大家折中的地点广东中山市洽谈沟通，我方在中山市某饭店热情接待了吴越等二人，并在餐后到达我方在中山市的公司办公室，根据吴越的意见对协议进行了修改补充后，重新打印，经吴越看后给公司行政人事经理逐行逐页进行审核校对，确认无误后由吴越签名并加盖公章，我方也签字，全程都是友好协商好聚好散的状况，故协议有效。四、针对第三人横琴公司，各方在《股东和解协议》第二条明确约定，该款连本带息由公司和吴越归还120万元，因吴越严重不讲诚信，且是公司实际控制人，又不公布公司财务账目，我方完全可以选择由吴越归还120万元及其利息。各方在《股东和解协议》第二条第三款也明确约定，吴越逾期还款，则由我方按照每日2‰向吴越加收滞纳金。尧京德、何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吴越支付尧京德、何蕾1195000元(其中尧京德金额1045000元、何蕾金额150000元）及滞纳金74090元（其中尧京德金额65242元、何蕾金额8848元，从2019年1月1日起暂计算至2019年1月31日起诉日止，后续滞纳金计算至款项全部付清为止）。2.吴越支付尧京德、何蕾未按协议约定发布财务报表和工作总结的违约金，其中支付尧京德和何蕾各10656元（暂计算至2019年1月31日起诉日止，后续违约金直至吴越履行相应义务止）；3、本案诉讼费用由吴越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8年2月8日，尧京德、何蕾与吴越三方共同签订《横琴公司股东和解协议》，约定如下主要内容：1.吴越已经累计借款300多万元给横琴公司使用，具体数量以合法、有效、真实的账目为准，现将其中的300万元转为股本，即横琴公司的注册资金由100万元增加至400万元；大家都不再出资，但股份比例需调整为吴越80%、尧京德15%和何蕾5%。2.原来尧京德、何蕾分别借款575000元、50000元给横琴公司做运营经费，该款连本带息由横琴公司或吴越归还1200000元，具体归还方式为：协议签订之日横琴公司或吴越给付5000元诚意金；去工商局变更股权之日横琴公司或吴越归还5000元；余款在首次融资成功后一次性归还，但最迟不能超过2018年12月31日，逾期按照每日2%。由吴越承担滞纳金。3.吴越需履行法定代表人和控股股东义务，每月第1周需将财务报表和每月工作总结及下月工作计划发在股东微信群，每违约1次，需分别补充尧京德、何蕾各888元。4.本协议经三方签名后即时生效；一式五份，三方各执一份，横琴公司备案一份，另送一份去工商部门备案。横琴公司作为协议的鉴证方也加盖了公司公章。吴越在支付协议约定的诚意金5000元后，再未向尧京德、何蕾支付任何款项。2018年5月、6月、10月，尧京德、何蕾多次通过微信向吴越发送告知函，称吴越提供的用于办理股权过户的文件与前述协议约定内容不符，故没有在该文件上签字，并要求吴越严格按照协议约定内容制作文件用于办理股权过户手续。尧京德、何蕾提交的吴越用于办理股权过户手续的横琴公司章程修正案载明，原横琴公司章程第九条内容为：1.吴越出资60万元，总认缴出资6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60%，实缴出资0万元，未缴出资于2017年12月30日前缴足；2.尧京德出资35万元，总认缴出资35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35%,实缴出资0万元，未缴出资于2017年12月30日前缴足；3.何蕾出资5万元，总认缴出资5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5%,实缴出资0万元，未缴出资于2017年12月30日前缴足。另查，2016年7月26日，尧京德向横琴公司转账支付款项118000元；2016年9月12日，尧京德向横琴公司转账支付款项118000元；2016年9月22日、25日，尧京德分三笔向横琴公司转账支付款项合计82000元；横琴公司分别于2016年7月26日、9月12日、9月22日向尧京德出具三份收据，确认收到尧京德股东投资借款118000元、118000元、82000元。2016年10月14日，何蕾通过支付宝向吴越支付款项10000元；2016年10月15日，何蕾分两笔向吴越转账支付款项合计40000元。2016年10月15日，横琴公司向何蕾出具收据，确认收到何蕾股东投资借款50000元，并注明该借款直接转账至法人私人账户。2016年12月10日，尧京德分三笔向横琴公司转账支付款项合计132000元；该款项横琴公司未出具相应收据。2017年1月18日，尧京德向横琴公司转账支付款项100000元；2017年2月27日，尧京德向横琴公司转账支付款项250000元。随后，横琴公司分别向尧京德出具两份收据，确认收到尧京德股东借款100000元、250000元。经统计，尧京德向横琴公司支付的款项合计575000元。针对尧京德、何蕾前述支付的款项，吴越与横琴公司均称：1.2016年12月10日尧京德支付的款项132000元，因原告未提供相应收据，故对该款项不确认收到，即尧京德支付的款项仅为443000元。2.尧京德支付的款项443000元中有350000元为出资款，有93000元为借款；何蕾支付的款项50000元为出资款。横琴公司向尧京德、何蕾确认：如公司一年内清偿则借款利息不低于银行同期贷款利息的2倍，超过期限未偿还，借款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息的3倍计算，公司于第一轮融资到位后清偿。又查，尧京德、何蕾在庭审中确认，尧京德、何蕾要求吴越归还的款项1200000元系包括尧京德、何蕾支付款项合计625000元的本息与转让横琴公司20%股权给吴越的对价；但本案中不要求横琴公司承担民事责任。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合同纠纷。根据涉案协议的内容与一审法院查明的法律事实，该协议确定的各方权利义务可归结为：横琴公司的三股东即尧京德、何蕾与吴越在未履行缴足出资义务的情况下，尧京德、何蕾以股东借款的形式向横琴公司支付款项625000元，用做运营经费，横琴公司也确认一年内或融资到位后清偿并承担相应利息；后尧京德拟将其持有横琴公司20%股权转让给吴越，吴越承诺向尧京德、何蕾归还前述股东借款的本息120万元，现尧京德、何蕾要求吴越归还剩余未支付的款项1195000元。该权利义务内容包含尧京德、何蕾与横琴公司之间的出资关系与尧京德、何蕾与横琴公司之间的借款关系，以及吴越对横琴公司向尧京德、何蕾借款债务的加入，该等约定并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涉案协议应属有效。据此，吴越应对横琴公司所负尧京德、何蕾的借款债务承担偿还责任。关于吴越应承担偿还责任的范围问题。横琴公司收到尧京德、何蕾支付的款项合计625000元，并确认超过一年未还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3倍计算利息，加之尧京德、何蕾也确认涉案协议载明的款项120万元还包括转让横琴公司20%股权的对价，故一审法院对涉案协议载明的归还款项数额120万元不予采纳，而确定吴越应偿还的余款为620000元（625000元-5000元），并应自2019年1月1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3倍计算滞纳金。关于吴越的支付条件是否成就的问题。涉案横琴公司20%股权虽未办理变更登记，但吴越承诺最迟于2018年12月31日前归还款项，故一审法院认定支付条件已于2018年12月31日成就。关于尧京德、何蕾是否有权要求吴越支付未按涉案协议约定发布财务报表和工作总结的违约金问题，因横琴公司各股东均具有参与公司重大决策的权利和共同经营管理公司的义务，故一审法院对该项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吴越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尧京德、何蕾偿还款项人民币620000元及滞纳金（以人民币620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3倍，从2019年1月1日起计至款项还清之日止）。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6221.81元，由尧京德、何蕾负担人民币8427.81元，吴越负担人民币7794元。上述费用人民币7794元尧京德、何蕾已预付，吴越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迳付尧京德、何蕾。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经二审核实，2017年2月27日，尧京德向横琴公司转账支付的款项应为25000元，随后，横琴公司向尧京德出具收据，确认收到尧京德股东借款25000元。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合同纠纷。吴越确认涉案《股东和解协议》系其与尧京德、何蕾三方签订，吴越在该协议中确认横琴公司向尧京德、何蕾借款62.5万元，并确认该款由横琴公司或吴越在公司首次融资成功后一次性归还，但最迟不能超过2018年12月31日，故尧京德、何蕾在本案中请求吴越向其归还上述款项，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尧京德、何蕾在本案中并未主张横琴公司归还借款，吴越现以该协议属于股东抽逃出资为由主张协议无效，理由不能成立。吴越上诉主张上述款项归还的前提系公司第一轮融资到位，其该项主张并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吴越还对借款的数额提出异议，但其签字确认的《股东和解协议》中明确载明借款金额共计62.5万元，且尧京德、何蕾亦提交了转账凭证予以证明，吴越仅以公司未出具收据为由对其中的13.2万元提出异议，理由不能成立。各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的其他认定未提出异议，本院不再审查。综上所述，吴越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00元（吴越已预交），由吴越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彭  雪  梅审判员 陈  云  峰审判员 谢    佳二〇二〇年九月一日书记员 袁旭君（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