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皖民申2849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南京新一棉纺织印染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江宁滨江经济开发区盛安大道**。 法定代表人:陈天堆,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梅，安徽态观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国路支行,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宁国路与水阳江路交口安徽国际商贸职业学院综合培训楼。 负责人:魏斗斗,该行行长。 原审被告:安徽省巢湖瑞安棉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巢湖市健康东路南侧向阳路东侧东方新世界****。 法定代表人:李家常,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原审被告:巢湖市欣意棉业有限责任公司,住,住所地安徽省巢湖市苏湾镇林场北侧/div> 法定代表人:丁绪东,该公司经理。 原审被告:巢湖市安诺鞋业有限公司,住,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巢湖居巢区民营工业园/div> 法定代表人:张**波,该公司经理。 再审申请人南京新一棉纺织印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新一公司）因与被申请人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望江路支行（原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国路支行，以下均简称科农行）、原审被告安徽省巢湖瑞安棉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安棉业公司）、巢湖市欣意棉业有限责任公司、巢湖市安诺鞋业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皖01民终9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南京新一公司再审申请：称：一、原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棉花购销合同》签订后,瑞安棉业公司实际并没有履行合同项下的交货义务,科农行在原审中提供《发货单》《增值税专用发票》不能证明涉案的基础交易合同《棉花购销合同》已经履行。第一,瑞安棉业公司的《发货单》系复印件,没有相应的原件,不符合证据真实性的要求,且《发货单》并不是交货、收货凭证,不能据此作为南京新一公司已经收到货物的凭证;第二,瑞安棉业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根本没有提交给南京新一公司,且瑞安棉业公司已经将上述发票全部作废,而开具发票也是瑞安棉业公司的单方行为,并不代表货款已经实际发生且应当支付。为此,南京新一公司同样提交了三份证据,即《作废通知》《发票信息查询打印件》、瑞安棉业公司2016年《纳税申报表》,均足以证明瑞安棉业公司没有履行涉案的两份《棉花购销合同》,且瑞安棉业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家常也确认没有履行。科农行基于未来应收账款,即合同项下卖方义务未履行完毕的预期应收账款开展的保理融资业务,违反了《中国银行业保理业务规范》，南京新一公司不应当承担付款责任。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瑞安棉业公司未履行供货义务,涉案基础交易合同约定的付款条件未成就,南京新一公司对科农行的抗辩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首先,涉案两份《棉花购销合同》中第6条明确约定:“结算方式及期限为验收合格后供方开具全额增值税专用发票,货款6个月内付清”。因此,满足付款条件至少有四点要求,即南京新一公司收到货物、对货物验收合格、南京新一公司收到瑞安棉业公司开具的全额增值税专用发票、符合前三项要求后南京新一公司6个月内付清货款。其次,根据2016年7月27日及2016年8月18日的两份《应收账款债务人签收确认》,瑞安棉业公司向南京新一公司通知已将案涉应收账款转让给科农行,而南京新一公司在《应收账款债务人签收确认》中对瑞安棉业公司确认“仅将应付款项按时足额付至指定账户”以及“卖方已经按照基础交易合同的约定履行了基础交易合同项下的主要义务和其他已经到期的义务”。在瑞安棉业公司未能履行供货义务的情况下,南京新一公司仍享有付款抗辩权,且基于应收账款的债权转让,南京新一公司有权对科农行行使付款抗辩权。最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二条规定,债务人接到债权人转让通知后,债务人对让与人的抗辩,可以向受让人主张。因此,在瑞安棉业公司未履行供货义务的前提下,南京新一公司不承担付款责任,南京新一公司对瑞安棉业公司享有付款抗辩权,同样对债权受让人科农行享有付款抗辩权,南京新一公司不应当承担付款责任。三、原审法院审理程序违反法律规定,管辖错误。一审法院认定本案是基于银行保理融资业务产生的纠纷,属于合同民事法律关系,因此本案的案由确定为合同纠纷。事实上,本案涉及两种合同关系,一种是基于《国内保理业务协议》而产生的回购请求权,一种是基于应收账款转让生的债权转让法律关系。基于《国内保理业务协议》而产生的回购请求权,科农行主张案件由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管辖;基于债权转让法律关系,科农行依据瑞安棉业公司与南京新一公司签订的《棉花购销合同》《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及附件《应收账款债务人签收确认》,取得直接向南京新一公司主张应收账款的权利,应当向南京新一公司所在地或者基础合同《棉花购销合同》的履行地法院诉讼。综上,虽然案涉应收账款转让与保理融资业务存在关联性,但是南京新一公司并非《国内保理业务协议》的当事方,不应该受到该协议中管辖条款的约束,因此科农行向南京新一公司主张转让的应收账款的应当向南京新一公司所在地或者基础合同《棉花购销合同》的履行地所在地的法院诉讼,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不具有管辖权。四、科农行存在重大过错,原审法院对该部分事实并未查清。第一,科农行对未来应收账款开展保理融资业务,违反了中国银监会《商业银行保理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三条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商业银行不得基于不合法基础交易合同、寄售合同、未来应收账款、权属不清的应收账款、因票据或其他有价证券而产生的付款请求权等开展保理融资业务。本案中,科农行与瑞安棉业公司于2016年7月27日签订的《国内保理业务协议》,协议中约定应收账款主要是基于瑞安棉业公司与南京新一公司在2016年7月10日与2016年8月6日签署的两份《棉花购销合同》,签署时间在2016年8月6日的《棉花购销合同》中所涉及的应收账款明显属于办理保理业务时尚未发生的无法确定货款金额的,且银监会明令禁止商业银行办理的未来应收账款。第二,对《商业银行保理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三条关于商业银行开展保理业务的规定,应当认定为商业银行在审核客户提交的申请保理融资相关材料并签署保理协议时即已经开展保理融资业务,如果商业银行开展保理融资业务的审核节点是在放款前,或者开展的定义是在放款前审核,那么商业银行在受理保理融资业务时要求客户提供的所有资料及审核就会流于形式,完全失去了银行对自身风险防控的意义。第三,按照《中国银行业保理业务规范》及《保理业务办法》的相关规定,商业银行在办理保理业务时应当严格审查申请保理业务的企业的资信情况、基础交易合同的真实情况、履行情况以及拟作为保理融资业务的应收账款情况等等,并向买方发出核查通知,要求买方对基础交易合同的签订及履行情况进行书面答复,由商业银行直接向买方发出债权转让通知及应收账款债务确认,由买方直接向商业银行进行书面确认。科农行依据《发货单》《增值税专用发票》作为判断基础交易合同已经履行的依据,未尽审慎注意义务,该发货单、发票均是瑞安棉业公司单方作出,南京新一公司并未对此予以确认,且发货单系复印件,发票已经作废,既无法证明科农行主张的事实,也进一步证明科农行作为商业银行并未按照业务办理流程进行严格审查。另外,科农行并未按照办理保理业务规范向南京新一公司发出债权转让通知及应收账款债务确认,科农行向法院提交的证据《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应收账款债务人签收确认》是瑞安棉业公司作为债权人向南京新一公司发出,而非科农行基于办理保理融资业务的核实行为。所以科农行在办理该起保理融资业务不符合商业银行办理保理融资业务的规范流程,存在重大过错。综上所述,一、二审法院认定的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错误,违反法律规定错误管辖。为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九条、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申请再审。 本院经审查认为，一、关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是否错误。2016年7月27日，南京新一公司向瑞安棉业公司及科农行出具应收账款债务人签收确认书，表示其已收到瑞安棉业公司编号为BL002120160003-6（1）的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现确认同意其内容。同时承诺：（1）仅将应付款项按时足额付至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指定的收款账户或科农行另行指定的收款账户；（2）应收账款通知书中的应收账款基于卖方与买方善意且正常的商业交易而产生，基础交易合同及交易背景真实、合法、有效，未发生任何涉及或不利于应收账款还款的违约、争议或异议，债权债务关系不涉及第三人，未被禁止或限制转让，仅以人民币支付，不属于寄售、试用、行纪、代销或者其他约定销售不成即可退货而形成的应收账款，在相应的基础交易中卖方的供应商未以所有权保留方式销售货物；（3）卖方已经按照基础交易合同的约定履行了基础交易合同项下的主要义务和其他已至期的义务；（4）我方不与卖方变更基础交易合同。2016年8月18日，南京新一公司出具应收账款债务人签收确认书，内容为：瑞安棉业公司及科农行，我方已收到瑞安棉业公司（卖方）于2016年8月18日签署的编号为BL002120160004-6（1）的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现确认同意其内容。其余内容与2016年7月27日的签收确认书一致。从南京新一公司的签收确认看，其确认瑞安棉业公司已经履行了涉案《棉花购销合同》项下的主要义务，科农行足以相信瑞安棉业公司已经履行了《棉花购销合同》约定的交货义务，正式基于对南京新一公司签收确认的信赖，科农行才与瑞安棉业公司开展保理业务向瑞安棉业公司提供了融资。现南京新一公司再审申请称瑞安棉业公司未履行交货义务，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二、关于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是否错误。南京新一公司再审申请称涉案《棉花购销合同》没有履行，相应发票也已作废，根据《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其对瑞安棉业公司的抗辩权可以向科农行主张。本院认为，南京新一公司对科农行的抗辩应源于基础交易合同项下的抗辩事由，而科农行是否对未来应收账款开展保理业务并非基础交易合同关系的抗辩理由，即使科农行基于未来应收账款开展保理融资业务违反了《商业银行保理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南京新一公司以此作为对科农行付款请求权的抗辩理由，没有法律依据（参见2018最高法民再129号民事裁定）。三、关于本案管辖是否错误问题。保理业务涉及三方当事人的两个合同法律关系，即作为应收账款基础的买卖合同关系和作为保理融资的借款合同关系。虽然科农行向南京新一公司和瑞安棉业公司主张权利的请求权基础不同，但这两种法律关系都是基于同一棉花购销的事实而产生，分别诉讼势必增加当事人诉累，也不利于两种法律关系的协调处理，故科农行选择向保理融资合同履行地的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四、农科行在开展本案保理业务时是否存在重大过错。科农行作为保理人，在办理涉案保理业务时审核了《棉花购销合同》及对应的《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应收账款债务人签收确认》和发票，且《棉花购销合同》《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应收账款债务人签收确认》和发票在内容上相互印证，其中两份《应收账款债务人签收确认》由南京新一公司向科农行和瑞安棉业公司发出，南京新一公司明确表示瑞安棉业公司已经履行了涉案《棉花购销合同》项下的主要义务，应当认定科农行对涉案应收货款尽到了审慎的审查义务，在开展涉案保理业务时并无过错。 综上，南京新一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南京新一棉纺织印染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樊 坤 审判员 徐旭红 审判员 张玉芹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卢慎 书记员洪贤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