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十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3民终171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陶富明，男，汉族，1967年2月15日出生，住湖北省十堰市茅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应招，湖北郧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向发应，男，汉族，1955年10月28日出生，住湖北省郧西县。上诉人陶富明因与被上诉人向发应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十堰市郧西县人民法院（2019）鄂0322民初23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9月28日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陶富明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应招，被上诉人向发应到庭参加了诉讼。经合议庭合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陶富明上诉请求：1.撤销郧西县人民法院（2019）鄂0322民初232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对本案案由定性错误，本案应当为合伙协议纠纷，一审判决确定为民间借贷纠纷，定性错误。本案基础法律关系应为合伙协议纠纷，而非民间借贷。1、“借款”用途：“借款”汇入时间分别为2013年12月21日、2014年5月23日和2014年6月24日，双方合伙终止时间为2015年初，款项全部用于双方合伙投资的工程；2、借条出具的背景都是在合伙事宜终止后，并经过双方清算而出具的。由此可见，涉案90万元款项的性质是被上诉人对合伙项目的投资，而非借款；只不过是在合作项目投资失败后，被上诉人为逃避投资风险而要求上诉人出具的借条。当然，既然经过清算，出具了相关借条，上诉人也始终没有逃避还款责任。但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一审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和作出判决。二、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上诉人70万元的还款为挖掘机售卖后的分配款项，事实认定错误。如前所述，合作项目投资失败后，上诉人同意退还被上诉人相应的投资款项，且以出具借条的形式作出了书面承诺，并分别于2016年9月15日支付20万元，2017年6月19日支付70万元，合计支付90万元，至此，上诉人已支付完应付款项。然而，一审法院却将其中的70万元认定为挖掘机出售后的分配款项，明显不符合常理。首先，根据挖掘机购买时的出资情况来看，挖掘机属于陶富明、向发应和付华三人共同所有，售卖款项应当由三人平均分配；其次，2017年3月10日作出的挖机变更协议，向发应明确是其与陶富明二人作出的，付华没有当面，但在协商卖挖机时，通知了付华的监护人（付荣），由此可见，售卖款项应由三人平均分配；再次，挖机售卖价格为160万元，首付100万元，根据常理，三人应各分得50余万元，单就首付款来说，每人也应分得30余万元，不可能出现被上诉人所谓的其一人就分得80万元，这是不符合常理的。最后，即便如被上诉人所谓其和陶富明二人将挖机款项全部私下瓜分，那么作为心智成熟的上诉人，也不会同意被上诉人首先分得100万元中的80万现款，自已却保留剩余的带有不确定性的60万元债权。总之，上诉人2017年6月19日支付的70万元，虽然资金是来源于挖机的售卖款项，但通过常理分析，不可能是挖机售卖后的分配款项。否则，这也与被上诉人于2018年12月11日仍在主张挖机款项的证据存在矛盾。综上，本案是合伙协议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之规定，一审判决将本案作为民间借贷案件进行审理，基础法律关系错误，且未经释明程序不当，应当予以纠正。70万元款项支付的性质涉及当事人法律关系的确定，影响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分配。因此，对支付70万地款项定性的认定，不应单纯考虑该资金的来源，还应综合考虑权利人的整体意思表示，根据权利人的主要权利义务的分配进行综合分析判断。一审法院仅从资金来源进行片面认定，与客观事实不符。请二审法院结合案件基本事实，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向发应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公平公正，依法应当予以维持。一、本案基础法律关系即为民间借贷，一审判决定性准确、案由确定正确。本案基础法律关系就是民间借贷，是由民间借贷引发的纠纷。本案中最为关键的证据是两份“借条”，这两份借条以无可辩驳的证明力证实了本案所涉的法律关系，诉讼案件的案由。虽然双方之间也确实还存在争议，但丝毫不影响本案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不能混为一谈。正是由于双方之间存在合伙关系，过去关系较好，答辩人才会将钱借给上诉人使用。正因双方过去关系较好，才会出现借款发生时上诉人没有同时出具借条，事后补打借条的情形。一审判决定性准确、案由确定正确。二、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70万元转款系挖掘机转让后答辩人应得的分配款正确。首先，70万元转款确系挖掘机转让后答辩人应得的分配款，此事实一审判决已经做出认定，而且这一事实认定是建立在对双方证据的综合认定采信、对案涉事实的全面综合分析认定的基础上作出的。该事实认定清楚、正确。其次，一审法院将70万元转款认定为挖掘机出售后答辩人应得的分配款项符合常理。第一，虽然购买挖机时陶富明、向发应和付华三人均有出资，但上诉人陶富明和付华关系特殊，付华由于生病、身体不好，其一切事务一直都是由上诉人全权代理处理的。2017年3月10日，在没有付华直接参与的情况下，上诉人就和答辩人对二台挖机的权属进行协商并签订挖机变更协议予以处理的事实就证明了上诉人和付华的特殊关系，证明了上诉人确实有付华的授权。事实上上诉人对付华的权益已另做处理。根据协议其中一台挖机属答辩人所有，由答辩人处理是有效的。所以两台挖机的转让款就不应当由三人平均分配，而应当是根据挖机变更协议的约定分配。第二将挖机转让给姚国宏是答辩人联系，答辩人最初联系转让的只是一台挖机。上诉人知道后也愿意将其一台转让给姚国宏，要求搭售。因此，在姚国宏只能支付部分（首付100万元）购机款的情况下，答辩人优先分得80万元是完全合理的。第三，上诉人诉称的70万元来源于挖机转让，上诉人却坚持诉称是其还款，显然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公平公正，请求二审维持原判，驳回上诉。向发应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陶富明偿还向发应借款本息90万元；2.判令陶富明向向发应支付本金10万元自2013年12月2日至清偿之日按20%年利率计算的利息；3.判令陶富明向向发应支付本金70万元自2016年6月24日至清偿之日按20%年利率计算的利息；4.陶富明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2013年12月，向发应与陶富明在参入山东青岛一处地铁站的碎石场经营期间，双方共同协商投资碎石场的开采，向发应与陶富明二人各投资100000元，以陶富明名义投资，向发应共出资200000元，其中100000元属向发应本人投资，另100000元系向发应替陶富明出资，陶富明向向发应出具了内容为“今借到向发应现金贰拾万元整（￥200000.00元）。（用于青岛碎石场投资，俩人（向发应）各100000元投资），陶富明，2013.12.21日”的借条一份。此后，碎石场经营情况没有算账，陶富明所借原告的10万元投资款没有偿还。此外，在2014年间，陶富明在山东青岛因经营建筑材料需要资金，向向发应借款，向发应分批将共计700000元支付给陶富明。2016年4月向发应以其女儿向雪莉名义购买十堰西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郧西县城关开发的滨河明珠小区住房一套，由十堰西兴房产公司股东柯尊春对其中200000元购房款提供担保。2016年6月24日陶富明向向发应就上述700000元出具借条一张。内容为“今借到向发应现金柒拾万元整（￥700000.00元），陶富明，2016.6.24日”。十堰西兴房产公司于2016年7月从柯尊春股份分红中扣除了柯给向发应担保的200000元购房款。陶富明于2016年9月15日又代向发应偿还了柯尊春担保的200000元购房款。同年，陶富明还向向发应偿还现金40000元和抵账40000元。以上陶富明共向原告向发应还款280000元。还查明，向发应、陶富明及付华三人曾合伙出资购买挖掘机两台用于经营。2017年6月18日，向发应、陶富明经协商将上述两台挖掘机（每台80万元）以1600000元价格出卖给姚国宏，向发应、陶富明及姚国宏于当天签订了《二手挖掘机转让协议书》，约定两台挖掘机转让款1600000元，首付1000000元，其余600000元分期支付。因挖掘机购买发票的购买人为陶富明，姚国宏在2017年6月19日通过银行账户转款时，向陶富明银行账户转款900000元，另100000元现金交付给向发应，由向发应统一出具了1000000元领款单。当日陶富明通过农村商业银行账户向向发应农村商业银行账户转款700000元。2017年6月20日向发应通过其农村商业银行账户向陶富明银行账户转款100000元。2017年8月15日陶富明将姚国宏分期支付的挖掘机款通过银行账户向原告向发应转款50000元。出卖挖掘机的余款600000元，由陶富明后期全部收回。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应受法律保护。2013年12月21日一笔借款200000元。陶富明在向向发应出具借条时，明确注明，出资200000元各100000元投资。其中100000元系向发应替陶富明出资，另外100000元系向发应本人投资。结合陶富明向向发应出具借条的事实，应认定陶富明向向发应借款100000元的借贷关系成立。另100000元系向发应本人合伙投资款，属于另一法律关系，其可另行主张权利。对于2014年700000元的借款（借条时间2016年6月24日）。陶富明当庭认可收到700000元的事实，并表明此款应当偿还。因此，应当认定此700000元的借款事实成立。但其辩称此款已于2017年6月19日用卖挖掘机款偿还给向发应的意见，与向发应陈述的此款是卖挖掘机款，双方有转让挖掘机合同，买方按合同支付的挖掘机款的事实相矛盾。向发应的陈述，有证据，符合情理。据此应认定陶富明已经支付的700000元系卖挖掘机款。至于原、被告双方之间的合伙关系的问题，其双方可另行协商处理。本案中两笔借款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因此，被告辩称的理由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向发应主张要求陶富明偿还借款利息的请求，因双方借款时没有约定利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第一项之规定，“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故对向发应主张支付借款利息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至此，本院认定陶富明共向原告向发应借款总金额为800000万元，陶富明已经偿还的280000元，应从借款金额中扣减，应认定为陶富明向向发应偿还借款280000元，尚欠520000元应由被告陶富明向原告向发应偿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和《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经合议庭评议，判决如下：一、被告陶富明偿还原告向发应借款520000元。二、驳回原告向发应其他诉讼请求。上述执行事项，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履行完毕。如逾期未履行，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800元，原告向发应承担5404元，被告陶富明承担7396元。保全费3020元，被告陶富明承担。二审中，陶富明提交了向发应2016年出具的证明复印件一份。内容是：2013年及2014年向发应、陶富明挖机租金、向发应本金及利润全部付清。拟证明双方合伙经营的挖机租金由向发应全部结清，不存在后续还主张挖机的出卖款项。向发应未提交新证据。经庭审质证，向发应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该证据是向挖机租用人王光毅出具的证明，2014年的租金没有给完，2016年王光毅付完租金我出具的证明。不能达到陶富明的证明目的。本院认为，对上述证明复印件，经质证对真实性无异议，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但其出具的对象是案外人，不能达到陶富明的证明目的。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综合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理由及事实，被上诉人的答辩，确定各方当事人对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本案是合伙协议纠纷还是民间借贷纠纷；2、2017年6月19日70万元是偿还双方合伙协议结算清算款还是向发应应得的挖机款项。本院认为：1、关于本案案由。2013年12月陶富明、向发应二人共同在青岛投资经营碎石场，陶富明收到向发应款项后，虽出具了20万元借条，但明确约定各投资10万元，一审认定向发应20万元转款中10万元是本人出资，另10万元应是陶富明借款并没有按借条金额20万元认定；2014年6月转款70万元后，2016年6月24日陶富明给向发应出具了70万元借条，明确载明是借款，没有其它记载。因此，一审确定本案案由为民间借贷纠纷正确。2、陶富明与向发应间2013年6月21日和2016年6月24日两张借条代表的借贷法律关系，与陶富明、向发应、付华三人间的合伙经营挖机属不同的法律关系。2017年6月19日陶富明给向发应转款70万元，是变卖挖机款160万元中的一部分，三人没有对合伙进行清算，对此部分应另行协商。70万元虽由陶富明转给向发应，不能证明是偿还双方间的借款。综上所述，陶富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800元，由陶富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曹相云审判员  刘 煜审判员  汪冬冬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程正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