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05民初9017号原告：上海早陆晚玖食品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嘉定区。法定代表人：朱超，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华北，上海铸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早陆晚玖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长宁区。法定代表人：张辉，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德生，上海镇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龚豪，上海镇霆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上海早陆晚玖食品有限公司与被告上海早陆晚玖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7月19日进行了证据交换、同年9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华北、被告法定代表人张辉均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公司员工刘国玮到庭参加了2019年7月19日的证据交换，后被告撤销了对刘国玮的委托，另行委托上海镇霆律师事务所唐德生律师、龚豪律师为诉讼代理人，并参加了2019年9月4日的庭审。后因本案案情复杂，本院依法转为普通程序，于2020年1月8日进行了第二次证据交换。证据交换后，应原告申请，本院委托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就本案争议的证据进行司法鉴定，并于司法鉴定意见出具后的2020年9月16日第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华北、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龚豪均到庭参加诉讼。应双方当事人申请，本院给予双方四个月的调解期限，后因双方各执己见，致调解不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上海早陆晚玖食品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拖欠的货款1,063,493元;2.判令被告赔偿拖欠货款给原告造成的利息损失(以1,063,493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利率或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自2018年9月6日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事实与理由：被告原系原告全资股东,后于2017年8月底与案外人秦某某、朱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原告80%的股份转让给两案外人。原告在上述股权转让前即已长期向“绿地公司”事业二部食堂(以下简称“绿地事业二部”)供货，自2017年10月新股东入主原告后，虽仍由原告向绿地事业二部供货，但均是由被告与绿地事业二部结算货款，被告在获取货款后却未与原告结算。在原告再三催促下，原、被告于2018年4月30日签订《委托经营协议》约定，原告继续为绿地事业二部供货，双方于每月5日前对账，双方按配送金额的8.8折结算。《委托经营协议签订后》，原告按约向绿地事业二部供货，被告却一直未与原告结算货款，经双方及绿地公司财务对账，被告应支付原告1,063,493元。被告上海早陆晚玖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辩称，被告不存在欠款，原、被告之间日常交易中存在大量往来，根据双方就本案所涉货款的结算办法，是结算后进行债务抵销，原告对被告的债务足以抵销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经被告统计，根据截至2017年8月31日的资产负债表，原告应支付被告563,240.71元；被告及案外人上海早陆晚玖餐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早陆晚玖餐饮公司”)共向原告提供借款55万元，早陆晚玖餐饮公司确认原告应将借款归还被告；早陆晚玖餐饮公司支付原告97万元用以支付欠付的社保费用，余款58,932.08元，早陆晚玖餐饮公司亦确认应归还于被告；被告法定代表人、财务经理在原告处可收取的2017年10月至2019年5月的劳务费，共计40万元，两人均确认应支付于被告；往年水电费税款抵扣当前水电费546,909元，原告曾确认应支付于被告；往年房屋押金282,464元，原告曾确认应支付于被告；原告未开2018年3月至7月的货款发票，给被告造成损失70,123.39元，原告亦应支付被告。原告围绕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1.原、被告于2018年4月30日签订的《委托经营协议》，证明被告有义务按照原告送货总金额的8.8折支付原告货款。2.微信聊天记录、公证书、原告工作人员李君、邬琴的《劳动合同》,证明原告工作人员与被告工作人员进行了对账,明确了被告自2017年10月至2018年7月应付款项为1,063,737元，3.货款明细清单，证明诉请金额的计算方式。4.发票，证明原告向被告开具了2017年10月至2018年2月被告应付费用的发票。5.出库单，证明2018年1月1日起原告按被告要求送货的情况。6.银行付款凭证，证明原告缴纳欠付的社保及社保罚款的事实。7.(2019)沪0114民初13932号案件的庭审笔录，证明被告于该案审理过程中表示股权转让期间原告的印章在被告处保管。8.2018年6月13日的《青年报》，证明由于被告未向原告移交公司印章，原告遂于2018年6月13日对公司印章进行了挂失公告，声明原印章作废。被告为反驳原告的诉讼请求向本院提如下证据：1.结算明细清单，证明双方互负债务的情况，总体原告仍欠被告100多万元。2.被告与案外人秦某某、朱某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证明股权转让之前原告的相关权益均应归属于被告。3.原、被告于2015年7月1日签订的《关于绿地集团餐饮服务经营业务的结算办法》(以下简称《结算办法》)以及于2017年10月20日签订的《继续执行的规定》(以下简称《继续执行结算办法规定》)，证明针对系争的绿地集团部分企业的餐饮服务经营业务，双方约定原告按照开具的发票金额冲销对被告的债务，被告无需另外付款。4.微信聊天记录、电子邮件截屏、资产负债表，证明双方确认了截止2017年8月31日公司的净资产情况，原告应付被告563,240.71元，应在原告主张的款项中抵销。5.案外人早陆晚玖餐饮公司于2017年12月1日出具的《说明》、银行支付凭证，证明早陆晚玖餐饮公司向原告支付借款10万元，并向原告支付补交社保欠款97万元，其中借款原告应偿还被告，补交社保费用尚余58,932.08元亦应归还被告。相应款项应在原告主张的款项中予以抵销。6.银行付款凭证，证明被告于股权变更登记后分别向原告提供借款37万元、8万元，上述借款原告应当偿还，并在原告主张的款项中予以抵销。7.《任免决定书》、《关于劳务费支付方式的规定》，证明股权转让情况及薪酬费用，被告法定代表人张辉、财务经理刘国玮在原告处也可以收取劳务费，自2017年10月至2019年5月，两人劳务费共计40万元；相应劳务费张辉、刘国玮同意支付给被告，不再支付个人。相应债务应在原告主张的款项中予以抵销。8.原告于2018年1月23日出具的有关水电费的《确认书》、明细、电子邮箱截图，证明原告确认将案外人上海台振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台振公司”)补开水电费发票可以抵扣的税金546,909元获益由被告享有。相应债务亦应在原告主张的款项中予以抵销。9.原告于2017年11月30日出具的有关押金的《确认书》、收据、付款凭证，证明原告确认自2012年5月租用案外人台振公司厂房，被告垫付押金282,464元，鉴于股权已经转让，原告同意将押金归还被告。相应债务亦应在原告主张的款项中予以抵销。10.税金计算表，证明原告未向被告开具2018年3月至7月的货款发票，而被告向“绿地公司”开具了发票，导致被告无法抵扣税金，产生损失70,123.39元，应从原告主张的款项中予以抵销。本院审理过程中，应原告申请，本院委托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就双方于2015年7月1日签订的《结算办法》(检材1)、于2017年10月20日签订的《继续执行结算办法规定》(检材2)、案外人早陆晚玖餐饮公司于2017年12月1日出具的《说明》(检材3)、原告于2017年11月30日出具的《确认书》(检材4)、原告于2018年1月23日出具的《确认书》(检材5)、原告于2017年10月18日出具的《任免决定书》(检材6)中文字或印章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并形成司鉴院[2020]技鉴字第56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以下简称《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认为：(1)检材1、检材2和检材3上的打印文字不是在检材标称的时间间隔打印形成，而是在相近时间内打印形成；无法判断检材1至检材6上打印体文字的具体打印时间；(2)检材4和检材5上的原告印文不是在检材标称的时间间隔盖印形成，而是在相近时间内盖印形成；无法判断检材1、检材2、检材4至检材6上原告印文的具体盖印时间；(3)检材1和检材2上被告印文不是在检材标称的时间间隔盖印形成，而是在相近时间内盖印形成；无法判断检材1和检材2上被告印文的具体盖印时间；(4)无法判断检材3上案外人早陆晚玖餐饮公司印文的具体盖印时间。本院组织原、被告双方对证据进行了交换及质证。对于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采纳并在卷佐证，对于双方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1.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5出库单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不能确认在出库单上签字的系“绿地公司”人员，出库单也无法确认货物金额。本院认为，原告并未提供出库单的原件，且相应出库单中虽有“绿地2”字样，但相应的签收信息并不明确，不能证明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对原告提供的证据5出库单不予采纳。2.被告对原告出具的证据8《青年报》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本院认为，原告未能出具相应报纸的原件，且原告提供《青年报》系为了证明股权转让期间原告印章由被告方人员控制，该事实已有生效判决认定，被告于本案审理中亦有自认，故本院对原告提供的该证据不予采纳。3.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3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原告的公章系被告加盖。本院认为，被告可以出具证据3两份书证的原件，且原告对公章的真实性亦无异议，故本院认可被告提供的证据3的形式真实性，且两份书证均系有关原告主张的向“绿地公司”供货的货款结算事宜，故与本案有关联性，本院并对该两份书证予以采纳。而对于证据3的效力问题，本院将在后文详加阐释。4.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4、证据5、证据6、证据8、证据9的关联性不予认可。本院认为，由于本院已经认可被告提供的证据3的关联性，故对上述证据的关联性亦予认可，对上述证据予以采纳。5.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7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被告可以提供证据7中《任免决定书》的原件，原告对印章的真实性亦无异议，故本院对《任免决定书》的形式真实性予以确认，考虑到相关当事人表示愿意将其中涉及的劳务费由原告直接支付于被告，故在本院已经采纳被告提供的证据3的情况下，该《任免决定书》与双方的争议具有关联，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纳。证据7中的《关于劳务费支付方式的规定》，被告未提供原件，本院无法核实其真实性，故对该证据不予采纳。据此，综合经庭审质证并为本院采纳的证据及当事人的陈述，本院依法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4月30日，原告作为乙方与被告作为甲方签订《委托经营协议》约定：甲方委托乙方为“绿地事业二部”食堂供货，供货期限自2018年5月1日至2020年4月30日，合作期满合同可自然延续，双方可就是否继续履行合同以及其他相关合作条款进行修订；乙方在每月25日前，提供下月菜单及单价用电子邮件方式同步告知甲方及甲方客户“绿地事业二部”食堂相关负责人，甲方客户“绿地事业二部”食堂按菜单进行订货；交货地点为上海市长宁区协和路XXX号地下一层，甲方客户“绿地事业二部”食堂应在乙方交接货物的同时，对产品进行验收并在送货单上签字；甲、乙双方依据“绿地事业二部”食堂签字的送货单，在每月5号前对账，甲方按上月配送合计总金额的8.8折支付乙方货款，乙方开具同等金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于甲方；乙方出具发票后，甲方须在30个工作日之内将款项支付到乙方账户中。后原告工作人员与被告工作人员在微信中进行了对账。2018年10月26日，被告工作人员刘国玮向原告发送《餐饮管理和食品公司结算明细》的EXCEL表格载明：2017年10月至2018年7月，被告与原告有关“绿地二部”及“餐饮门店”交易的费用共计1,055,133.15元。其中2017年11月1日之前的费用共计105,985.34元，2017年11月1日之后的费用共计949,147.81元。2018年3月至7月的费用，原告未开发票。本院另查明，2017年11月1日之前，原告为一人有限公司，被告系原告全资股东，被告现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张辉原系原告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2017年10月17日，被告作为甲方、案外人秦某某作为乙方、案外人朱某作为丙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甲方将其拥有的原告100%股权中的80%作价450万元转让给乙、丙方；甲方应将原告所有的经过工商部门备案的公章、法人章、财务章等印章移交由双方共同指定的人监管；原告现有的债权、债务、协议、担保、合同及员工劳动关系在2017年8月31日等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前及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前所产生和存续的所有债权、债务与乙、丙方无关，如遇起诉食品公司的标的是在2017年8月31日前发生的债权、债务、协议、担保、合同及其他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前及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前所产生和存续的所有债权、债务，由甲方承担。《股权转让协议》同时约定：“鉴于乙、丙双方在受让甲方股权前，甲方已长期陆续向原告投入巨额资金，形成原告对甲方的债务，甲方确认并保证通过合法程序并形成有效决议以对该债务进行豁免，日后不再向原告或乙、丙方追偿。”2017年11月1日，原告股东由被告(占股比100%)变更为案外人秦某某(占股比60%)、朱某(占股比20%)、被告(占股比20%);原告法定代表人张辉变更为朱某。本院又查明，本市嘉定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4民初13932号生效判决认定，被告与案外人秦某某、朱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未向原告移交原告的印章，而系交由被告委派的人员保管。本院审理过程中，被告向本院提交2015年7月1日的《结算办法》及2017年10月20日的《继续执行结算办法规定》。其中《结算办法》载明：“从2015年7月开始，被告承接绿地集团部分企业的餐饮服务经营业务，餐饮服务的食品生产由原告负责。结算办法：1、每月月初被告、原告共同与绿地集团相关企业对账。2、被告按餐饮服务经营业务的总额开具发票给绿地集团相关企业、原告按照餐饮服务经营业务的总额的8.8折开具发票给被告。3、原告按照开具的发票金额，冲销对被告的应负债务欠款，被告相应冲销对原告的应收款，无需另外付款。”《结算办法》落款处有原告及被告的印章，落款时间为“2015年7月1日”。《继续执行结算办法规定》载明：“原告自2017年9月1日起将实行股权转让，在新的结算办法制订之前，被告与原告公司仍按照《结算办法》进行结算。”《继续执行结算办法规定》落款处有原告及被告的印章，落款时间为“2017年10月20日”。原告表示：(1)原告主张的款项中不仅包括了《委托经营协议》签订后即2018年5月至7月原告向“绿地事业二部”供货，被告应支付原告的款项，也包括了《委托经营协议》签订前即2017年10月至2018年4月原告向“绿地事业二部”供货而产生的款项，并同时主张了不在《委托经营协议》项下涉及2017年10月至2018年2月期间，原告向“餐饮门店”供货而产生的款项。对上述款项被告工作人员刘国玮在微信记录中已经进行了确认，对于《委托经营协议》签订前的款项，双方没有约定过具体的付款程序，原告认可统一按照《委托经营协议》约定的程序来进行认定。(2)被告出具的2015年7月1日的《结算办法》及2017年10月20日的《继续执行结算办法规定》均系被告利用股权转让期间控制原告公章的便利，单方盖章制作，不应对原告有拘束力。被告表示：(1)《餐饮管理和食品公司结算明细》中2017年10月至2018年2月的费用已经开过发票，对双方产生相应的交易金额是确认的；原先2018年3月至7月的费用没有开票，故被告方对该部分金额没有确认，但在诉讼过程中经双方财务人员核对，被告方对该部分交易产生的费用金额亦予确认。(2)股权转让前，原、被告之间有独立的财务账册，财务人员也是分开的，但原、被告的财务主管系同一人，原告的公章亦由被告控制。(3)2015年7月1日的《结算办法》由于时间较久远，被告无法记忆起相关盖章的过程；2017年10月20日的《继续执行结算办法规定》形成时原告公章掌握在被告法定代表人张辉手中，其中的双方印章均系张辉加盖，且在当时取得了原告方的认可。(4)原告实际对被告还负有很多债务，被告在本案中仅抗辩以证据4至证据10所证明的原告对被告的债务金额抵销被告对原告的债务，其他债权被告另行主张。本院认为，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辨意见，被告实际于诉讼过程中对原告主张范围内，有《餐饮管理和食品公司结算明细》佐证的，涉及2017年10月至2018年7月双方发生了金额共计1,055,133.15元的交易进行了确认，只是认为对于上述交易所产生的债务应当根据《结算办法》及《继续执行结算办法》之约定与原告对被告的债务进行抵销。故本院对上述当事人无争议的事实予以确认，对于原告主张实际超出上述金额的部分，原告未能提供充分证据予以佐证，被告亦未认可，本院对超出部分金额不予确认。对原告是否应当履行《结算办法》及《继续执行结算办法规定》的约定，将被告对原告的货款债务与原告对被告的其他债务予以抵销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的《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未否定两份文件落款时间的真实性，却认为2015年7月1日的《结算办法》及2017年10月20日的《继续执行结算办法规定》实际系在相近时间内形成。从两份文件记载的内容来看，《继续执行结算办法规定》明确提及“2017年9月1日原告将实行股权转让”。由于被告与相关当事人确于2017年10月17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继续执行结算办法规定》的落款日期(2017年10月20日)恰为《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后，故根据一般逻辑，除非当事人在2015年7月1日已“未卜先知”将来确切时点将会发生的股权转让行为，两份文件的形成时间应更接近于2017年10月20日的《继续执行结算办法规定》，并极有可能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后。而根据另案生效判决[(2019)沪0114民初13932]确认的事实及被告于本案审理过程中的自认，在上述《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被告未向新股东移交原告印章，而是由被告法定代表人张辉保管原告印章。故在2015年7月1日的《结算办法》及2017年10月20日的《继续执行结算办法规定》实际形成时，原告公章应系在被告方人员的控制之下。对此，被告亦明确认可2017年10月20日的《继续执行结算办法规定》上原告公章系被告法定代表人张辉在取得原告新股东认可的前提下加盖，但却未能对该认可行为提供证据。而对于2015年7月1日的《结算办法》上公章加盖的情况，被告则辩称记忆不清。有鉴于此，在无其他相反证据的情况下，本院认定原告有关相应《结算办法》及《继续执行结算办法规定》系被告方人员于股权转让期间，利用控制原告印章的便利条件，单方自行制作形成的事实主张，具有较高的可信度，本院予以采信。同时，本院注意到，在2017年11月1日之前，被告为原告的全资股东，被告法定代表人亦为原告法定代表人。然而，被告与现已成为原告股东的案外人秦某某、朱某于2017年10月17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中明确约定，在股权转让期间将原告的印章交由共同指定的第三人保管，该约定应包含了有关避免股权转让期间任何一方擅自使用原告印章代表原告从事相关行为的含义，从而保障相关当事人在《股权转让协议》项下交易基础的稳定性。是故，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至股权转让完成、法定代表人变更前的这段期间，作为原告登记之法定代表人的张辉已无权使用原告之印章代表原告从事相关行为，即便确如被告所言，由被告法定代表人张辉保管印章系双方一致确认的结果，亦不代表张辉在此时有权擅自使用原告的印章。据此，即便不考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有关推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东人格混同的规范意义，认为原告与被告在股权变更登记前仍是两个独立的公司，被告方人员于股权转让期间自行在《结算办法》及《继续执行结算办法规定》加盖原告公章的行为，亦已构成无权代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有关无权代表的法律规范，相对方明知无权代表，被代表人事后亦不追认的，所订立之合同不应对被代表人发生法律效力。另一方面，根据查明的事实，原告公司的股权变更登记完成于2017年11月1日，而《股权转让协议》明确约定，原告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前所产生和存续的所有债权、债务均由被告承担。在当事人并未对所称债务的具体内容进行明确约定的情况下，理应包括形成于原告股权变更登记之前的《结算办法》及《继续执行结算办法规定》为原告创设的以履行“抵销义务”为标的的债务，该债务因《股权转让协议》的上述约定发生了债权人(被告)与债务人(被告)的混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第六项规定，《结算办法》及《继续执行结算办法规定》所创设的权利义务亦已终止，不应对原告产生约束力。据此，本院认定原告不应受《结算办法》及《继续执行结算办法规定》的约束，将被告对其所负债务与其对被告所负债务进行抵销。被告如确实认为对原告享有其他债权的，则应另循合法途径解决。本院注意到,原告主张的货款债权中有部分亦发生在股权变更登记完成前,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原告的相应债权亦应归被告所有，故本院对原告主张被告支付的股权变更登记日(2017年11月1日)之前的货款，共计105,985.34元，依法不予支持；对原告诉请被告支付欠付货款949,147.81元的部分，依法予以支持。关于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利息损失的诉请。经查，虽然原告主张之款项中包含了未在《委托经营协议》项下且双方亦未约定具体付款周期的部分，但原告明确同意按照《委托经营协议》约定的结算周期认定被告支付的期限，本院予以确认，并根据被告于微信记录中确认相应债务的日期2018年10月26日，结合《委托经营协议》相关约定，以2018年10月26日后的第30个工作日的次日即2018年12月8日作为利息损失的起算日期。对原告主张范围内的，以949,147.81元为基数，自2018年12月8日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的利息损失依法予以支持。需要指出的是，中国人民银行自2019年8月20日开始调整了利息计算标准，故对原告主张的2019年8月19日以前的利息损失，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贷款利率计算；对于2019年8月20日以后的利息损失，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综上，为保障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利，维护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五十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一条第六项、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百五十九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上海早陆晚玖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上海早陆晚玖食品有限公司货款949,147.81元；二、被告上海早陆晚玖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上海早陆晚玖食品有限公司利息损失[以949,147.81元为基数，自2018年12月8日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019年8月19日以前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贷款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三、驳回原告上海早陆晚玖食品有限公司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371.4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鉴定费55,081元，共计74,452.40元，由原告上海早陆晚玖食品有限公司负担8,005.40元，由被告上海早陆晚玖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负担66,447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吴寅星审 判 员  罗静深人民陪审员  杨志勤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八日书 记 员  金子阳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第五十条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九十一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六）债权债务同归于一人；……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一十二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在履行义务或者采取补救措施后，对方还有其他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第一百五十九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对价款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