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晋民申1255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董某，住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武某，住山西省太原市晋源区。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张某，住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吴某，住山西省太原市晋源区。一审被告：山西青瓦堂投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某。一审被告：闰某，住北京市朝阳区。再审申请人董某因与被申请人武某、张某、吴某及一审被告山西青瓦堂投资有限公司、闫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01民终40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董某申请再审称：一、原判决认定董某为借款人的事实错误。1、原判决认定董某为借款人的《授权委托书》、《收条》系被申请人武某伪造。关于《授权委托书》。武某于原审提供的《授权委托书》中，代理人、代理事项及权限所涉内容均系其自行填写，并非董某的意思表示。2014年12月24日，董某应张某的要求，在张某事先打印好的委托书上签字，但该委托书中代理人、代理事项、代理期限及权限均为空白。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五条之规定，授权委托的生效要件，其一应为当事人意思表示，其二授权内容必须明确。武某原审时虽提供了具有相应内容的《授权委托书》，但根据其曾于2016年4月向董某提供的空白《授权委托书》及《服务协议》、《最高额抵押借贷合同》，与其诉讼时提供的上述材料相对比，先后两份材料在内容上存在本质区别。最为明显的是2016年出示材料的主要内容均为空白，而诉讼时武某出示的材料内容已全部填充。其中，《授权委托书》中代理人、代理事项及权限所涉内容字迹与其他材料的字迹完全一致，但并非张某字迹亦非董某字迹。由此，《授权委托书》载明的代理人、代理事项及权限并非董某的真实意思表示，而是出借人武某自己的意思表示，其目的是掩盖客观事实，恶意诉讼。因此，原判决据以认定借款事实的《授权委托委书》应属武某伪造。如果《授权委托书》生效，结合涉案借款合同签订时间及吴某出具的材料，可说明张某与武某恶意串通损害董某利益的事实。《授权委托书》与借款合同签订日期为同一天，且在董某办公场所签订，如果董某确需借款，为何不在双方均在场的情况下直接与武某办理，反而通过张某，该行为明显不符合日常生活逻辑与交易习惯，故董某并非借款人。关于收条。2017年9月，董某代张某偿还100万元，武某当时出具收条明确上述100万元系董某代张某偿还借款。由于该款项系代偿，董某将武某出具的代偿收条交张某保存，以作为其与武某进行结算的依据。诉讼时，武某出示的收条却显示董某偿还100万元借款，并非代偿。庭审中，董某对此收条提出异议，武某承认该收条系第二次出具，张某陈述原100万元代偿收条武某已收回，庭审中出示的收条系武某第二次出具，双方就此事未告知董某并经董某同意。据此，武某恶意更改原代偿收据为还款，属于伪造证据，该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基本事实的依据，且应追究其作伪证的法律责任。2、原审中，张某对借款用途的基本事实作伪证。首先，涉案借款事项董某并不知情，武某提供的《借款借据》中明确载明借款人为张某、吴某，银行付款凭证显示借款全部交付张某使用，且张某于2017年4月、6月先后向董某出具承诺，承诺涉案借款与董某无关，武某亦知情。诉讼中，董某将上述承诺向法庭举证，但张某对此予以否认。其次，武某提供的虚假的《授权委托书》载明涉案借款用于山西青瓦堂投资有限公司，但董某与山西青瓦堂投资有限公司无任何关联，该公司设立、变更董某概不知情，更未委托他人办理相关事宜，张某对此予以隐瞒，并虚假陈述董某系该公司股东，借款用于公司经营。该虚假陈述有太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调取的山西青瓦堂投资有限公司相关设立、变更资料予以印证，该新证据足以推翻原审判决关于借款用于山西青瓦堂投资有限公司的事实认定。综上，涉案《授权委托书》及《收条》非董某真实意思表示，系武某为实现其恶意诉讼目的所伪造，且借款并未直接交付董某，董某亦未使用，一、二审判决根据伪造的上述两份证据认定董某为借款人的事实错误。二、原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涉案借款非出借人自有资金，涉嫌经营放贷，不应作为普通民事案件审理，应移送公安机关处理首先，涉案借款合同签订于2014年12月24日，系武某通过山西万杰通宝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提供中介服务促成，而该公司是由武某出资成立，并担任法定代表人负责公司经营。因此，武某是以山西万杰通宝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为名从事非法经营借贷行为，实现其非法赚取高额利润之目的。其次，武某于原审中陈述其系晋源区金胜村村民，无业，其提供的付款凭证显示涉案借款1030万元均来自于武某之外的第三人，其中830万元来自武佩佩，剩余200万元来自周翠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及《关于规范民间借贷行为、维护经济金融秩序有关事项的通知》（银保监发【2018】10号）第四条规定，根据武某的陈述及其提供的付款凭证，足以说明武某不具有出借能力，涉案款项非其自有资金。第三，经裁判文书网查询，武某涉及大量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其中已生效的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晋01民终1543号民事判决书中，直接认定武某与其配偶马杨琳娜将从不特定第三人处借来的款项用于共同经营放贷。据此可知，武某具有非法经营借贷的客观事实，该行为涉及经济犯罪。如前所述，涉案借款并非被申请人武某自有资金，且存在经营性放贷的客观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应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因此，原审法院将本案作为经济纠纷案件处理属法律适用错误。综上，涉案款项全部交付张某支配使用，张某为借款人，与董某无关。一、二审法院认定董某为涉案款项借款人的证据系伪造，且董某与山西青瓦堂投资有限公司不具有任何关系，不可能借巨额款项供该公司使用。董某的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二、三、六项之规定，请求对本案进行再审，维护申请人合法权益。本院经审查认为，关于新证据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八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再审申请人证明其提交的新的证据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逾期提供证据的理由成立：（一）在原审庭审结束前已经存在，因客观原因于庭审结束后才发现的；（二）在原审庭审结束前已经发现，但因客观原因无法取得或者在规定的期限内不能提供的；（三）在原审庭审结束后形成，无法据此另行提起诉讼的。”再审申请人董某在二审判决后找到被申请人之一张某为其出具的情况说明不属于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的新证据，且张某在情况说明中仅陈述授权委托书的内容非其本人填写，并未否认其向被申请人武某借款系受董某委托的事实，不足以推翻原判决。董某提交的山西青瓦堂投资有限公司相关设立、变更资料既不属于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的新证据，也不足以证明该公司与董某无关，不足以推翻原判决。关于原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否伪造的问题。董某申请再审时以自己所持授权委托书复印件是空白的为由主张武某提交的授权委托书系伪造，但原审中并未主张武某提交的授权委托书中的“董某”签名系伪造，也未申请对签名进行司法鉴定。董某所持的空白合同中，明确载明该授权事项为借款，受托人的权限“包括但不限于签署借款相关法律文书、代办抵押、代办支付利息等，其一切后果均由委托人承担”等内容。董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明知该授权委托书上“受托人”“借款事由”“借款金额”空白，仍在落款的“委托人”处签名并将授权委托书交给张某，应自行承担相应的风险及法律后果，且合同法并未要求委托合同必须由委托人或受托人本人亲自书写。董某仅以合同空白处的内容非其本人或张某填写不足以证明授权委托书系伪造。董某申请再审时主张2017年9月还款100万元的收条系伪造，武某在原审庭审中认可该收条是第二次出具，原收条在武某处。经本院审查本案一审、二审庭审笔录，无武某认可该收条系第二次出具的记录。关于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是否缺乏证据证明的问题。原审中，武某为证明其履行了借款支付义务，提交了其妹妹武佩佩银行往来明细单、周翠云银行往来明细单及马兆骏个人证明，证明应武某要求，武佩佩向张某转账人民币830万元张，周翠云向张某转款人民币200万元，马兆骏通过郭建华、周勇向张某转款人民币100万元整，加之董某未能推翻其对张某的授权，上述证据可证明武某已将款项支付给受董某委托借款的张某。关于原判决适用法律是否错误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董某主张授权委托书系伪造，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证明责任，而非由武某举证证明授权委托书的真实性。董某主张张某与武某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应当承担相应举证证明责任。但原审中董某未能完成举证证明责任，不能证明授权委托书系伪造以及张某与武某存在恶意串通的行为。董某主张武某未与其电话核实贷款事项违反常理，但武某提交的证人证言、董某用名下车辆过户抵账、董某将名下房产的买卖合同原件交给武某用于抵押、董某支付利息等证据可证明董某对借款知情。综上所述，董某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六项的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董某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程庆华审判员 张 林审判员 王怀师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七日（法官助理 王建芳书记员 佘 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