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06民初6049号原告：广州华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水荫路**星光映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87336。法定代表人：陈子豪，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湘雪，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深圳大龙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住，住所地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福围中路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3034。法定代表人：孙。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东东，北京天达共和（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小勤，北京天达共和（武汉）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广州华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与被告深圳大龙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著作权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法定代表人陈子豪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湘雪、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东东、李小勤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如下：请求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著作权费用预计124978.49元（从2018年9月起暂计至2019年12月31日），实际的著作权费用按照被告提供的依据《歌曲制作委托及版权转让合同》所涉及歌曲的收入数据计算。庭审时将第一项诉讼请求的费用预计变更为110908.42元（从2018年11月1日暂计至2019年12月31日）。事实和理由：2015年11月1日，原告与被告签订《歌曲制作委托及版权转让合同》（以下简称“《版权合同》”），合同的期限为2015年11月1日至2019年10月31日止，就作品委托制作及著作权转让事宜达成协议，同日，原告与被告就上述合同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原告自歌曲上线后5年内可获得合同约定作品在平台收入的15%（百分之十五）。2015年11月5日与2016年1月1日，原告与被告分别签订两份《合作歌手确认书》，双方均同意将《合作歌手确认书》作为上述合同的附件一和附件二。2017年11月2日，原告与被告签订《协议解除证明》，解除《版权合同》。合同解除后，原告仍可获得合同约定作品在平台收入的15%。经过原告多次催促，被告的员工杨曼飞于2018年11月29日通过邮箱296×××＠ｑｑ.ｃｏｍ向原告监事陈子豪的邮箱233×××＠ｑｑ.ｃｏｍ发送《版权合同》2016年1月至2018年8月的账单。账单显示“自有金额”部分为原告依据《版权合同》可获得的著作权费用共计193260.35元，该笔费用被告已支付。2019年1月4日、2019年1月19日，被告的员工杨曼飞向原告监事陈子豪的邮箱发送《版权合同》2018年9月份、10月份的账单，显示原告依据《版权合同》可获得的著作权费用分别为7858.83元、6211.24元，该笔费用被告已支付。但是，被告既不向原告提供2018年11月1日起《版权合同》所涉及的歌曲收入数据，也未支付相应的著作权费用。其中，《版权合同》所涉及的歌曲原始数据由第三人掌握。按照2016年1月至2018年10月被告提供的原告依据《版权合同》所涉及的歌曲收入数据计算，原告平均每个月可获得著作权费用7922.03元，故原告自2018年11月1日起至2019年12月31日预计可获得著作权费用110908.42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虽然原、被告双方签订了《版权合同》的《协议解除证明》，但被告已用实际履行行为证明仍可获得合同约定作品在平台收入的15%。因此，被告负有向原告支付著作权费用的义务，经原告多次催告后，被告仍未履行该义务，违反了合同约定，已严重侵害原告的合法权益。另外，由于被告未向原告提供《版权合同》涉及歌曲的收入数据，《版权合同》涉及歌曲的原始数据又由第三人掌握，所以被告应向原告支付著作权费用的实际数额需待调查取证后确定。综上所述，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原告特起诉。被告辩称：2017年11月2日，原告与被告协商一致签订《协议解除证明》，提前终止《歌曲制作委托及版权转让合同》及其《补充协议》，就协议解除后的法律后果，该《协议解除证明》载明“1、原协议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提前终止，原协议提前终止后，原协议中约定的双方权利义务终止。2、原协议提前终止后，不影响双方在原协议终止之前产生的权利义务和债权债务。”因此，在《歌曲制作委托及版权转让合同》及其《补充协议》已经解除的情况下，2017年11月2日之后，被告与原告互相不承担任何基于前述合同所产生的义务，至于双方如何进行财产处置，应当由双方另行协商订立书面或口头协议。因此，原告依据已经解除的《歌曲制作委托及版权转让合同》及其《补充协议》主张协议解除后的歌曲分成收益，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其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被告向原告支付2017年11月2日-2018年10月的歌曲分成收益系被告与原告仅就此期间的歌曲收益分配达成的合意，但就此后被告使用案涉270首歌曲产生的财产收益是否需要分配，在双方未就继续分成达成合意之前，不能默认被告具有分成义务。《民法总则》140条规定，“行为人可以明示或者默示作出意思表示。沉默只有在有法律规定、当事人约定或者符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习惯时，才可以视为意思表示。”由于音乐作品著作权的多样性，在音乐作品著作权商业合作领域，是否全部转让著作权还是仅转让著作权中的部分权利、采取分成还是一次性支付版权费等合作方式，通常由合作主体自由商定，并无统一的通常做法。且被告与原告关于涉案270首歌曲的交易合作因双方签订《协议解除证明》而终止，表明双方已明确表示要变更合作方式或终止合作，在此种交易背景下，此前的交易模式并不能被当然推定为以后将会继续采用，且交易习惯的形成应建立在多次交易的基础之上，而本案中，被告与原告仅签订过一次关于歌曲收益分成的协议，不能当然推定被告仍应按照前述合同具有分成义务。因此，在《歌曲制作委托及版权转让合同》及其《补充协议》已经解除，双方无任何权利义务关系的基础上，要求拥有完全著作权财产权的被告向他人支付行使涉案歌曲著作权而产生的财产收益，欠缺法律和事实依据，原告的分成收益主张不应得到支持。自2019年1月1日起，被告无需向原告支付任何《歌曲制作委托及版权转让合同》项下270首歌曲的收益分成款，对原告无任何款项支付义务。2018年底，被告与原告就音乐版权合作事宜展开协商，原告将落款时间为2019年1月1日并加盖公章及法定代表人签名的《歌曲制作委托及版权转让合同-补充协议2》（下称“《补充协议2》”）寄送被告，《补充协议2》载明，就双方在2015年11月1日签署的《歌曲制作委托及版权转让合同》及其《补充协议》中约定的收益分配事宜，“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已转让的歌曲无论是否上线，产生的收益均与乙方无关，不再按原协议进行分配。”并附270首歌曲歌单。因《补充协议2》由原告法定代表人签名，且加盖其公司公章，所载内容系原告真实意思表示，被告基于对原告的信任，自2019年1月1日起未向原告支付分成费用，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此外，原告分别于2019年3月28日、2019年4月15日向被告发送《律师函》，主张《补充协议2》应于2019年4月1日解除，而合同解除的前提是合同已经成立并生效，因此，2019年1月1日后，关于涉案270首歌曲的款项支付事宜，应当按照新签订的《补充协议2》进行，而按照该协议，被告无需支付任何分成款项。综上，被告自2018年11月起，无任何向原告支付歌曲分成款项的义务，亦无任何违约行为，原告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根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2015年11月1日，原告作为乙方与被告作为甲方签订一份《歌曲制作委托及版权转让合同》，合同约定：甲方委托乙方按照甲方的要求创作并录制歌曲，歌曲的演唱者指定为乙方公司的签约歌手；作品创作完成后，乙方同意将作品的完整著作权（包括词著作权、曲著作权、演唱者权及录音制品著作权及邻接权）全部转让予甲方所有，乙方保证拥有作品完整的著作权权利，有权予以转让；转让形式，甲方独家买断；合作期限五年，从2015年11月1日至2019年10月31日止。同日，原告作为乙方与被告作为甲方就上述合同签订《补充协议》，协议约定：原协议中约定，由甲方出资委托乙方制作的相关音乐作品均需将完整著作权转让给甲方所有，现甲方同意将该部分在如下平台的收入按照甲、乙双方85：15的分成比例进行分配，分成有效期为歌曲上线后5年，超过年限部分甲方无需再向乙方支付任何费用。2015年11月5日与2016年1月1日，原告与被告分别签订两份《合作歌手确认书》，双方均同意将《合作歌手确认书》作为上述合同的附件一和附件二。2017年11月2日，原告作为乙方与被告作为甲方签订一份《协议解除证明》，协议内容为“甲方与乙方于2015年11月1日签订《歌曲制作委托及版权转让合同》，原协议有效期至2019年10月31日，现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就原协议提前终止事宜达成如下协议：1、原协议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提前终止，原协议提前终止后，原协议中约定的双方权利义务终止；2、原协议提前终止后，不影响双方在原协议终止之前产生的权利义务和债权债务；3、原协议终止后，双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被告的员工杨曼飞于2018年11月29日向原告监事陈子豪发送2016年1月至2018年8月的账单。账单显示“自有金额”部分原告可获得的著作权费用共计193260.35元，该笔费用被告已支付。2019年1月4日、2019年1月19日，被告的员工杨曼飞向原告监事陈子豪发送2018年9月份、10月份的账单，显示原告可获得的著作权费用分别为7858.83元、6211.24元。该笔费用被告已支付。此后，被告未支付原告费用。原告将落款时间为2019年1月1日的相关著作权新协议邮寄给被告，被告承认已盖章但未寄回给原告。原告于2019年3月29日向被告寄出律师函，函中提出解除相关新协议。被告后回函提出原告无权解除相关新协议。双方均未向法庭提交上述相关新协议内容。另被告曾按新协议向原告转账支付一笔款项20万元。庭审时经释明，原告明确本案起诉是基于双方于2015年签订的版权合同以及补充协议，并提出双方虽然协议解除上述合同，但被告已用实际履行行为证明原告仍可获得合同约定作品在平台收入的15%。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交的合同、补充协议、确认书、银行电子回执、律师函、被告提交的律师回函、聊天记录及双方的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本院认为，庭审时经释明，原告明确本案起诉是基于双方于2015年签订的《歌曲制作委托及版权转让合同》及补充协议，本院将围绕原告的诉求来对本案进行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本案中，原、被告于2015年11月1日签订《歌曲制作委托及版权转让合同》及补充协议，上述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应属合法有效。2017年11月2日，原、被告双方签订一份协议解除证明。依照上述规定，这属于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合同，在合同解除后，《歌曲制作委托及版权转让合同》及补充协议中约定的双方的权利义务已终止。现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被告事后有向原告支付2016年1月至2018年10月的一些费用，是否可以视为双方已达成合意同意恢复履行《歌曲制作委托及版权转让合同》及补充协议？本院经审查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是民事主体通过意思表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采用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第一百四十条规定“行为人可以明示或者默示作出意思表示。沉默只在有法律规定、当事人约定或者符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习惯时，才可以视为意思表示”。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民事法律行为需通过意思表示来实现，成立民事法律行为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沉默构成意思表示有严格条件限制。本案中，在双方解除《歌曲制作委托及版权转让合同》及补充协议之后，被告向原告支付了2018年10月及之前的费用，原告予以接受，这只可以视为双方通过行为仅就该期间的收益分配达成了合意。原告并未提供证据来证实，是其在协议解除之后，主动向被告发出意思表示，要求被告继续按《歌曲制作委托及版权转让合同》及补充协议，被告同意后才支付的上述费用。原告也未提供其他证据来证实双方就2018年11月起收益分配仍然按《歌曲制作委托及版权转让合同》及补充协议履行达成了书面协议或口头协议。综上来看，不能仅凭被告支付了部分费用的行为，就直接推出双方已达成合意同意恢复履行《歌曲制作委托及版权转让合同》及补充协议。另从双方的举证及陈述来看，双方于2019年就著作权转让达成了新协议，被告还曾支付过原告部分款项。但是双方均未提交新协议的具体内容，原告也明确本案起诉是基于《歌曲制作委托及版权转让合同》及补充协议。故对于双方新协议的相关情况，本院在本案中不作评判。双方就新协议如产生纠纷，可以另遁法律途径解决。综上，本院认为，原告主张双方已达成合意同意恢复履行《歌曲制作委托及版权转让合同》及补充协议，但未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来予以证实，本院对其主张不予采纳。原告要求被告继续按《歌曲制作委托及版权转让合同》及补充协议约定支付2018年11月起的收益分配，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广州华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00元，由原告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康 天 鹏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日书记员 王振（兼）书记员 张 雪 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