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渝行终406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谢苗林，男，汉族，住重庆市大渡口区。 上诉人（一审原告）刘琴，女，汉族，住重庆市大渡口区。 委托代理人曾波，重庆合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霞，重庆合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重庆市大渡口区人民政府，住所地重庆市大渡口区文体路**。 法定代表人姚斌，代理区长。 委托代理人冉文明，该单位政府办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周文昊，重庆市大渡口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重庆市人民政府，住，住所地重庆市渝中区人民路**/div> 法定代表人唐良智，市长。 委托代理人王爱华，该单位法制办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吕衍均，该单位法制办工作人员。 谢苗林、刘琴因诉重庆市大渡口区人民政府（简称大渡口区政府）强制拆除违法建筑决定及重庆市人民政府（简称重庆市政府）行政复议一案，不服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2016）渝05行初389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审理中，因出现需要中止诉讼的情形，依据当时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一条第一款第七项的规定决定中止诉讼。现中止诉讼情形消失，本案恢复审理，现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查明，2016年4月29日，大渡口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作出《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渝大执限字〔2016〕第6002号）（简称《限拆决定》）并送达谢苗林、刘琴，认定谢苗林、刘琴于1995年在大渡口区钢花村177号附3号共同修建的砖混结构建筑，未经规划许可，属于违法建筑，违法建筑面积约为394.59平方米，责令谢苗林、刘琴限期拆除。2016年7月11日，大渡口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作出法律文书更正通知书，对《限拆决定》中地址的笔误予以更正。谢苗林、刘琴不服，分别于2016年4月29日和同年5月3日向大渡口区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大渡口区政府经审理，于2016年6月27日向谢苗林、刘琴分别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大渡口府复决〔2016〕17号、大渡口府复决〔2016〕18号），决定维持大渡口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作出的《限拆决定》。因谢苗林、刘琴逾期仍未拆除，大渡口区政府于2016年7月15日作出《重庆市大渡口区人民政府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催告书》（渡府催字〔2016〕第124号），并分别送达谢苗林、刘琴。2016年8月1日，大渡口区政府依法作出《强制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渡府强拆决字〔2016〕第124号）（简称《强拆违建决定》）、《关于强制拆除违法建筑的公告》（渡府强拆公字〔2016〕第124号），由执法局工作人员依法分别送达谢苗林、刘琴。之后，谢苗林、刘琴向重庆市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请求撤销大渡口区政府所作《强拆违建决定》，重庆市政府于2016年8月3日依法受理，2016年9月26日，刘琴向重庆市政府提出撤回行政复议申请。重庆市政府于2016年9月30日作出了《行政复议决定书》（渝府复〔2016〕524号）（简称《行政复议决定》）通过邮寄方式送达谢苗林、刘琴，谢苗林、刘琴不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大渡口区政府作出的《强拆违建决定》及重庆市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重庆市城乡规划条例》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有关主管部门按该条例规定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依法送达当事人之后，当事人应在规定期限内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其中逾期不履行限期拆除决定的，由作出行政决定的主管部门提请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作出强制拆除决定。故大渡口区政府具有作出本案被诉行政强制拆除决定的法定职责。 本案中，大渡口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根据《重庆市查处违法建筑若干规定》（重庆市人民政府令第282号）第四条的授权，经过调查以及现场勘验认定谢苗林、刘琴共同修建的大渡口区钢花村177号附3号砖混结构建筑物属于违法建筑，作出《限拆决定》，责令谢苗林、刘琴自该决定书送达之日起10日内自行拆除。因谢苗林、刘琴逾期仍未拆除，大渡口区政府向谢苗林、刘琴送达了催告书，告知其收到催告书之日起5日内提出陈述和申辩，在谢苗林、刘琴逾期未提出陈述和申辩，也未自行拆除的情况下，大渡口区政府作出《强拆违建决定》、《关于强制拆除违法建筑的公告》（渡府强拆公字〔2016〕第124号），并由执法局工作人员依法送达，其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八条第一款、《重庆市城乡规划条例》第七十七条第一款、《重庆市查处违法建筑若干规定》（重庆市人民政府令第282号）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三）、（四）项等相关规定，认定事实清楚，行政程序合法。 重庆市政府依法受理谢苗林、刘琴的行政复议申请，经审查后，在法定期限内作出了《行政复议决定》并送达谢苗林、刘琴，行政程序合法。综上，大渡口区政府作出的《强拆违建决定》及重庆市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大渡口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作出的《限拆决定》已经生效，谢苗林、刘琴也未在本案中举示充分的证据证明其涉案争议建筑系合法建筑，故对谢苗林、刘琴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谢苗林、刘琴请求撤销《强拆违建决定》及《行政复议决定》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50元，由谢苗林、刘琴负担。 谢苗林诉上诉称，1、依法撤销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2016)渝05行初字第389号《行政判决书》，并依法撤销重庆市大渡口区人民政府作出的(渡府强拆决(2016)第124号）《强制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及重庆市人民政府作出的(渝府复(2016)52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2、本案诉讼费由二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于1974年至1975年在大渡口区钢花村177号附3号修建了两层砖木结构房屋，面积约70IIl2。该房屋建成后在还未办理相关房屋手续时，上诉人在1975年10月因涉嫌“反革命”一案被捕入狱，被关押两年后于1977年9月大渡口工业区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被判决5年有期徒刑，于1980年11月刑满释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出狱后不被家人接纳，直到1981年该案件平反后才被家人接纳并居住在我之前修建的钢花路177号附3号的房屋里。经法院及相关部门多方面协调，将我分配到十八冶三公司的一个五七厂工作，期间我一直在该房屋居住，直到1990年到1995年期间，我所在的房屋多次出现垮塌，危机他人人身及财产安全，多次发生安全事故后在派出所的协调下得以解决。1995年3月我所居住的房屋发生大面积垮塌，为解决住房问题，于1995年4月12日上午由国土局、规划局、消防科等部门相关人员到现场进行了勘察，并当场出具了《现场勘察定点书》。以上事实有证据证明，上诉人修建该房屋是在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修建的，无需办理相关建设手续。上诉人在1975年在钢花路177号附3号修建面积约70Ill2的房屋时并没有出台相关的法律规定，并不存在修建行为违法。对1995年的修建行为系国土局、规划局等相关部门批准的，在修建时并没有相关部门对该修建行为进行干预，该房屋修建居住至今相关部门也没对其进行处罚，大渡口区综合执法局于2016年4月29日才对该建筑作出渝大限字[2016]第6002号《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该决定书所依据的《重庆市城乡规划条例》是在2010年1月1日起实施的，建设部于1990年11月8日就该法的法律溯及力问题以(90)建法字第577号文向全国人大常委会请示，提出“按照法律一般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在该法实施后处理该法实施而是为了实现征收的目的；其次，即使申请人的房屋违法，被上诉人也应当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对其作出征收补偿决定。综上所述，上诉人的房屋系在特殊历史背景下所修建的，对其作出行政行为也应当依据当时的法律规定，在没有对其征收补偿的情况下，以拆除违法建筑的行政行为来代替拆迁，不利于保障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上诉人不服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2016)渝05行初字第389号《行政判决书》，特依法上诉，望判如所请。 刘琴上诉称，1、请求判决撤销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所作的(2016)渝05行初389号行政判决书，并重新作出判决；2、请求撤销被上诉人于2016年7月15日的作出《重庆市大渡口区人民政府强制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渡府强拆决【2016】第124号）。事实及理由上诉人针对被上诉人重庆市大渡口区人民政府于2016年7月15日作出的《重庆市大渡口区人民政府强制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不服提出的行政诉讼已经由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渝05行初389号行政判决，上诉人于2017年3月23日收到该判决。现上诉人认为该判决事实审理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理由如下：一、被上诉人重庆市人民政府在一审中不是适格的被告。根据本案在一审中查明的事实来看，上诉人在行政强制决定作出后虽申请了行政复议，但在行政复议过程中依法撤回了复议申请，根据《行政复议法》第二十五条“行政复议决定作出前，申请人要求撤回行政复议申请的，经说明理由，可以撤回；撤回行政复议申请的，行政复议终止。”及《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的，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是共同被告；复议机关改变原行政行为的，复议机关是被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包括复议机关驳回复议申请或者复议请求的情形，但以复议申请不符合受理条件为由驳回的除外。”虽然，被上诉人重庆市人民政府已经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但该决定只是针对复议申请人谢苗林作出，而不是针对上诉人作出维持复议决定。因此，于本案中被上诉人重庆市人民政府不属于本案一审中适格被告。原一审审理中对于上诉人提起的行政诉讼与谢苗林提起的行政诉讼在未经当事人同意进行合并审理，其适用程序错误。除前述上诉人应当针对被上诉人重庆市大渡口区人民政府提起诉讼，是基于原行政复议已经撤回所致。因此，在本案中上诉人与另案行政诉讼原告谢苗林在针对被告主体中是存在不一致的，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为二人以上，因同一行政行为发生的行政案件，或者因同类行政行为发生的行政案件、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并经当事人同意的，为共同诉讼。”在本案中，一审未经上诉人及另案原告谢苗林同意即采取合并审理，该程序是错误的。三、本案中关于行政机关采取行政强拆的依据是否合法，一审采信的事实错误，以至作出错误的判决，其审理事实不清。1、于本案中就行政强制拆前置的于2016年4月29日作出的《限期拆除建法建筑决定书》中针对的违章建筑认定是“重庆市大渡口区钢花路117号”并非上诉人所居住的“重庆市大渡口区钢花村117号-3号”作出限期拆除的行政行为。而于2016年6月27日被上诉人则擅自针对原行政行为将“重庆市大渡口区钢花路117号”变更为“重庆市大渡口区钢花村117号”，事实上已经变更了原行政行为。而于2016年7月11日作为原限期拆除的行政机关重庆市大渡口区综合执法局在行政复议已经作出复议决定的情况下才作出法律文书更正通知认为原“重庆市大渡口区钢花路117号”内容是存在笔误，已然出现行政行为在程序上的违法。2、关于行政行为作出时书写为“重庆市大渡口区钢花路117号”是笔误并为一审法院予以采信显然是错误的。上诉人针对“重庆市大渡口区钢花路117号”和“重庆市大渡口区钢花村117号”两个地址均是实际存在的，行政行为一旦作出，应当是按照撤回原行政行为，并作出新的行政行为予以处理。因此，原一审判决在第九页第二段第五行至第八行中认定的内容是明显错误的。3、关于2016年6月27日被上诉人重庆市大渡口区人民政府作出的限期拆除违法建筑的行政复议存程序违法。如前所述重庆市大渡口区综合执法大队是针对“重庆市大渡口区钢花路117号”作出行政行为，而在复议过程中被上诉人大渡口区人民政府则针对“重庆市大渡口区钢花村117号”的行政行为作出复议维持决定，而该行政行为根本不存在，因此，其复议行为是存在违法的。四、被上诉人在行政强拆行政决定作出前行政程序存在违法，其于2016年8月1日所作《强制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不符合法律规定。根据2009年重庆市《重庆市城乡规划条例》第七十七条之规定，被上诉人所作行政强拆决定是，在限期拆除决定依据作出之后进而作出的行政行为，而本案中限期拆除决定已经出现程序性违法（如前所述）。因此，被上诉入作出强拆决定不具有合法性，也是基于此，上诉人才提起该行政强制的行政诉讼。而一审法院对此基本事实并没一个完整的合法解释，仅以原作出限期拆除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存在笔误加以解释显然不够充分和合理。五、关于本案中“违法建筑”的认定及支持被上诉人的行政行为是明显没有从本案案涉房屋形成的基本原因出发，并从民生的角度考量，而单从被上诉人现阶段的功利性出发支持行政行为显然缺乏公正性。具体如下：本案案涉房屋初始形成于1981年上诉人与谢苗林结婚后，因没有住房，从而在原有的钢花村117号上增加了附3号的门牌号。这是满足的一个基本居住需求。而在该时间形成时，无论《城市规划条例》、《城市规划法》都没有立法。从客观上具有特殊的历史原因及基本民生的需求，至于于1995年的改建是基于案涉房屋发生了垮塌，为此进行必要改建，为此，上诉人所提交的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到现场踏勘就是一个明确证明相关部门都对此予以认可的一个事实状态。至于后续未完成相关的手续的审批办理也和上诉人现实的经济经济状况有很大的关系，没有支持相关手续批办费用的能力从而耽搁了审批办理的时机。恰在被上诉人对于该片区欲进行改造时候，则以违章建筑加以认定，进而让要求拆除。那么一审在认定这一事实时，从未考虑过，上诉人房屋被拆除后居住问题如何解决？显然，一审在审理本案中既无基本事实的考量，也没有针对案件当事人的切身利益作出分析，缺乏了应有的公正性。六、本案中适用法律错误。针对一审中对于本案适用的法律均是在案涉房屋建成后所形成的法律，一审对于法律适用中涉及的溯及力问题并无相关合法解释。另在一审判决第十页第三段中提到的《重庆市城乡规划条例》七十七条的内容，根据2016年11月24日通过的修改的《重庆市城乡规划条例》（于2017年3月1日生效）七十七条并无相关内容，而本案判决载明的时间为2017年3月20日，其适用地方法规存在错误。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原一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上级人民法院撤销原判决，支持上诉人请求予以改判。一、本案所涉房屋并非违法建筑。谢苗林、刘琴于1974至1975年在大渡口区钢花村177号附3号修建了两层砖木结构房屋，面积约70m2.该房屋建成后在还未办理相关房屋手续时，谢苗林、刘琴于1975年10月因涉嫌“反革命”被捕入狱，被关押两年后于1977年9月大渡口区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被判5年有期徒刑，于1980年11月刑满释放，直到1981案件平反后才居住在钢花村177号附3号的房屋内。1990到1995年期间，该房屋多次出现垮塌，危及他人人身和财产安全。1995年该房屋大面积垮塌后，为解决住房问题，国土局、规划局、消防科等部门人员到现场进行了勘察，并当场出具了《现场勘察定点书》。所以该修建行为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且无相关法律规定的情况下，不能仅以没有相关建设手续就认定该建筑违法。二、该《强拆违建决定》违反法定程序，被告作出该决定没有听取谢苗林、刘琴的陈述、申辩，其相关执法人员没有出示相关的执法证件，其行为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的相关法律规定。三、拆除该房屋的必要性，违反了法律的建筑，并不必然被认定为违法建筑，有可能符合相应条件而获批准，从违法建筑成为合法建筑。结合本案的具体情况，1975年修建的房屋因无法律规定不应视为违法建筑，1995年修建的房屋亦可通过缴纳罚款的形式使其合法化。四、大渡口区政府系以拆违代替拆迁，其行政行为目的不当。本案所涉地块房屋正在进行征收，用于重钢体育场（拓展区）旧城改造项目，因对征收补偿未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才对谢苗林、刘琴的房屋以拆除违法建筑的形式进行拆迁。谢苗林、刘琴的行为并非为了拆除违法建筑，而是为了实现征收的目的；其次，即使该房屋修建违法，谢苗林、刘琴也应该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对其作出征收补偿决定。综上，请求撤销大渡口区政府作出的《强拆违建决定》及重庆市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被上诉人大渡口区政府辩称，一、大渡口区政府具有作出《强拆违建决定》主体适格。二、大渡口区政府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区执法局分别给区规划分局、区国土分局去函确定上述搭建的建筑未办理相应的规划和土地许可手续（虽有现场踏勘定点书，但非土地许可，且颁发对象也非谢苗林、刘琴），属于违法建筑。大渡口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于2016年4月29日依法作出了《限拆决定》并依法送达谢苗林、刘琴。谢苗林、刘琴因不服区执法局作出的《限拆决定》于2016年5月3日向大渡口区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大渡口区政府经审理，于2016年6月27日对谢苗林、刘琴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大渡口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作出的《限拆决定》。三、大渡口区政府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谢苗林、刘琴于1995年在大渡口区钢花村177号附3号修建砖混结构建筑，未进入规划许可，根据《重庆市城乡规划条例》和《重庆市查处违法建筑若干规定》（重庆市人民政府令第282号）相关规定，应当予以拆除。四、大渡口区政府作出《强拆违建决定》程序正确。大渡口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在调查询问过程中充分维护当事人权利，并将当事人诉求记入笔录。查明违法事实后，大渡口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依法作出了《限拆决定》于2016年4月29日依法送达谢苗林、刘琴。因谢苗林、刘琴逾期未拆除该违法建筑，大渡口区政府依法作出《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催告书》。因谢苗林、刘琴拒绝签收，由区工作人员在新山村街道钢花村社区工作人员见证下依法送达，并拍照取证。按相关规定，应视为谢苗林、刘琴已收到法律文书，文书中载明了谢苗林、刘琴陈述、申辩的合法权利。因谢苗林、刘琴逾期仍未拆除，大渡口区政府依法作出《强拆违建决定》、《关于强制拆除违法建筑的公告》，由大渡口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依法送达谢苗林、刘琴。综上，请求法院予以维持，驳回谢苗林、刘琴诉讼请求。 重庆市政府辩称，一、市政府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渝府复[2016]524号，以下简称《复议决定书》）程序合法二上诉人请求撤销重庆市大渡口区人民政府（以下“大渡口区政府”）2016年8月1日所作《重庆市大渡口区人民政府强制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渡府强拆决[2016]第124号，以下简称《强拆决定书》）的行政复议申请，市政府于2016年8月3日依法受理。经审理，市政府于2016年9月30日依法作出了《复议决定书》，并通过邮寄方式送达原告，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行政复议机关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60日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规定。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重庆市城乡规划条例》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大渡口区政府具有作出被诉行政强制拆除决定的法定职权。大渡口区政府作出《强拆决定书》及《关于强制拆除违法建筑的公告》(渡府强拆公字[2016)第124号），并依法送达，其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八条第一款、《重庆市城乡规划条例》第七十七条第一款、《重庆市查处违法建筑若干规定》 一审中，大渡口区政府向法院提供的证据和依据有: 1.勘验笔录； 2.调查询问笔录； 3.大渡口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向重庆市规划局大渡口分局发出的查询函； 4.重庆市规划局大渡口区分局的复函； 5.大渡口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向重庆市大渡口区国土资源管理局的查询函； 6.重庆市大渡口区国土资源管理局的复函； 7.违法建筑照片； 8.调查询问当事人照片； 9.谢苗林、刘琴分别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书》； 10.行政复议答辩状； 11.行政复议调查笔录； 12.《行政复议决定书》（大渡口府复决〔2016〕17号、大渡口府复决〔2016〕18号）及送达回证二份。 以上1-12号证据拟证明认定涉案房屋属于违法建筑事实清楚。 13.《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大渡口区综合行政执法试点实施方案的批复》（渝府[2004]139号）； 14.《重庆市查处违法建筑若干规定》； 15.《重庆市城乡规划条例》； 16.《关于转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办公室的通知》（建法〔2012〕43号）。 以上13-16号依据拟证明大渡口区政府作出强拆决定主体适格、适用法律法规正确。 17.《重庆市大渡口区综合行政执法局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渝大执限字〔2016〕第6002号）及送达回证二份； 18.《重庆市大渡口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法律文书更正通知书》及送达回证二份； 19.《重庆市大渡口区人民政府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催告书》（渡府催字〔2016〕第124号）及送达回证二份； 20.《重庆市大渡口区人民政府强制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渡府强拆决〔2016〕第124号）及送达回证二份； 21.《重庆市大渡口区人民政府强制拆除违法建筑的公告》（渡府强拆公〔2016〕第124号）及送达回证二份； 22.上述法律文书送达照片。 以上17-22号证据拟证明程序合法。 一审中，重庆市政府向法院提供的证据有： 1.行政复议申请书； 2.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及送达回证二份； 3.行政复议答复书； 4.行政复议决定书、送达回证二份及邮寄凭证； 5.撤回行政复议申请书。 一审中，谢苗林、刘琴向法院提供的证据有： 1.重钢民用水电气房租收费卡； 2.重庆市电力公司缴费查询卡； 3.重庆钢铁公司房管处水电气收费收据。 1-3号证据拟证明其合法使用、居住涉案房屋的事实。 4.新字第00085号最低生活保障证。拟证明涉案房屋是通过社保及社区单位依法审核或认可的。 5.房屋所有权证、国有土地使用证。拟证明谢苗林、刘琴一直生活在涉案房屋。 6.建设用地现场踏勘定点书。拟证明案涉房屋因在1995年发生了滑坡，原告没有其他地方居住才申请重建，因此才有消防、规划及国土工作人员进行现场查勘，不能按违法建筑拆除。 7.民事判决书，财产分割协议。拟证明谢苗林、刘琴一直生活在涉案房屋中。 以上1-4号证据拟证明其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5号证据拟证明刘琴无原告主体资格。 经一审庭审质证，谢苗林、刘琴对大渡口区政府提供的1-12号证据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认为不能达到大渡口区政府的证明目的；对13号依据认为不能作为其是适格主体的依据；对14-16号依据，不适用于本案；对17号证据认为不合法，该证据中所表述的限期拆除的房屋与本案中所涉房屋没有关联性，决定书上写的是钢花路177号附3号，涉案房屋是钢花村177号附3号，两者不一致；对18-21号证据均认为不具有合法性；对22号证据无异议。谢苗林、刘琴对重庆市政府提供的1-4号证据无异议，认为5号证据不能实现其证明目的。大渡口区政府、重庆市政府均认为谢苗林、刘琴提供的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 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大渡口区政府提供的1-8号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依法不予采信；大渡口区政府提供的其他证据和重庆市政府提供的证据均真实、合法，与本案有关联，本院依法予以采信。谢苗林、刘琴提供的5号证据真实、合法，与本案有关联，本院依法予以采信。谢苗林、刘琴提供的其他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依法不予采信。 前述证据材料，已经随案移送本院。经审查，一审法院对证据的分析认定正确，一审根据上述合法有效的证据所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认定的事实与一审无异。 本院认为，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谢苗林、刘琴因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谢苗林、刘琴因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吴永铭 审判员  许 勇 审判员  刘佳佳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三日 书记员  王乐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