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13民终80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梅长春,男,1975年2月4日出生，汉族，湖北省广水市人，住广水市，经常居住地武汉市江岸区江大路**********。委托诉讼代理人：何耀，湖北和开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有玲，湖北和开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付军锋，男，1972年1月23日出生，汉族，湖北省广水市人，住广水，住广水市iv>上诉人梅长春因与被上诉人付军锋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广水市人民法院（2019）鄂1381民初24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梅长春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付军锋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程序违法。1、一审认定付军锋合计出借给梅长春本金390万元，属查明事实错误，实际上上诉人梅长春自2017年6月13日至2018年2月14日仅三次向被上诉人付军锋借款共计240万元，出具了三张借条，付军锋在起诉状中亦陈述梅长春借款3笔共计240万元。付军锋提供的另三笔共计150万元转账并非借款，而是双方的其他经济往来，付军锋提供的2017年9月19日的50万元借条及2018年1月23日的50万元借条均系复印件，该两份借条并非梅长春出具的，是付军锋为了凑金额提供的虚假借条。2、上诉人共向付军锋借款240万元，其中2017年10月18日出具的100万元借条上约定过利息35‰，该约定为年利率35‰，其他借条并未约定利息，上诉人共向付军锋转账2353000元，均为偿还本金，又以现金方式偿还本金48000元，另以现金方式向付军锋偿还了其中100万元借款的20000元利息，本案借款本息已经清偿完毕。3、付军锋提交的利息欠条上“梅长春”签名并非上诉人本人签字书写，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出过笔迹鉴定申请，因疫情期间无法到武汉缴费，导致该鉴定被撤回，一审法院以并非上诉人本人书写的利息欠条及其中一张借条约定利息35‰推定双方所有借款约定月息35‰，属事实认定错误。4、付军锋在一审庭审辩论终结后将“返还本金240万元”的诉讼请求变更为“返还本金2385566.25元”的诉讼请求，是将诉请本金从240万元变更为390万元计算而来的，付军锋变更诉讼请求后，一审法院没有重新给上诉人举证期限，属程序违法。5、一审法院先后两次作出民事裁定书，对上诉人财产在380万元的范围内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财产保全措施，一审法院查封标的额已超过保全金额，但一审法院却未及时将裁定书送达上诉人，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程序违法。6、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出司法鉴定申请后，由于疫情原因未至武汉缴费，导致鉴定被撤回，一审法院未告知上诉人如仍需申请鉴定应在闭庭后七日内提出，一审程序违法。被上诉人付军锋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付军锋共出借给梅长春390万元整，因其中150万元借款本息已还清，涉及150万元借款的借条原件已退回梅长春，付军锋在起诉时才仅起诉要求偿还240万元借款本息；2、付军锋与梅长春只是熟人朋友，不存在有长期无息供应大额资金的任何可能，双方所有借款都是约定月息35‰，大部分是口头约定，从梅长春还款规律及其出具的利息欠据也可看出梅长春基本是按月息35‰在支付利息，付军锋出借390万元，梅长春共偿还235.3万元，均为银行转账，除此之外，梅长春没有其他任何现金还款的行为，梅长春的还款并不足以偿清所有借款本息。3、付军锋在一审诉讼期间提出财产保全金额380万元，是依据尚欠本金238.56万元及利息计算，且付军锋本人提供了足额资产担保，保全程序合法合规，因梅长春四处房产已全部抵押在银行，达不到保全金额，才会再次申请对其他财产在合计380万元范围内补充财产保全。4、梅长春在一审中提出司法鉴定申请后未按期缴费，之后未再提出申请鉴定。付军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判令梅长春偿还付军锋借款本金2400000元（人民币，下同）及自2018年7月至借款偿清日止的利息；2、梅长春承担本案的一切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付军锋、梅长春二人原本熟识。2017年6月13日至2018年2月14日梅长春因经营资金周转的需要，分六次向付军锋借款，出具了五份借据，在2017年10月18日的借据中写明“利率35‰”，其他借据中没有书面约定利率计算标准，出借款项均通过付军锋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户的尾号8286银行卡向梅长春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户的尾号1177银行卡汇入，即：2017年6月13日借款600000元（付军锋在当日10时57分22秒向梅长春汇款600000元，借据在2017年7月13日出具），2017年9月19日借款500000元（付军锋在当日17时03分向梅长春汇款250000元、9月21日10时53分5秒向梅长春汇款250000元，借据在2017年9月19日出具），2017年10月18日借款1000000元（付军锋在当日9时51分35分向梅长春汇款1000000元，借据在同日出具），2017年12月2日借款500000元（付军锋在当日9时46分35秒向梅长春汇款500000元，本笔借款当月底返还，没有出具借据），2018年1月23日借款500000元（付军锋在当日11时3分56秒向梅长春汇款500000元，借据在同日出具），2018年2月14日借款800000元（付军锋在当日9时48分54秒、12时27分18秒分别向梅长春汇款300000元、500000元，借据在同日出具）。付军锋合计出借给梅长春本金3900000元。2017年6月13日首笔金额600000元的借款行为发生后，梅长春通过上述银行卡在2017年7月26日、8月13日、9月13日分别向付军锋汇款20000元。付军锋在2017年9月19日向梅长春出借第二笔借款500000元（实际出借时间9月19日250000元、9月21日250000元），梅长春在10月13日向付军锋汇款20000元。2017年10月18日，付军锋向梅长春出借第三笔借款1000000元。梅长春在11月13日、19日分别向付军锋汇款20000元、53000元。付军锋在2017年12月2日向梅长春出借第四笔借款500000元。梅长春在12月14日、19日分别向付军锋汇款20000元、53000元，2017年12月31日14时37秒、14时1分54秒分别向付军锋汇款300000元、200000元。2018年1月14日、19日梅长春分别向付军锋汇款20000元、53000元。2018年1月23日，付军锋向梅长春出借第五笔借款500000元，1月28日梅长春向付军锋汇款10000元。2018年2月14日，付军锋向梅长春出借第六笔借款800000元，同日12时29分21秒梅长春向付军锋的账户汇款117000元。2018年3月21日及此后梅长春向付军锋的汇款情况：2018年3月21日汇款50000元、3月27日汇款69000元、5月8日汇款500000元、6月1日汇款200000元、6月14日汇款200000元、6月23日汇款20000元、7月5日汇款88000元、7月11日汇款200000元和7月19日汇款100000元。2018年10月17日，付军锋和梅长春根据借款本金余额、借款期限和约定的利率对欠付利息进行了结算，梅长春向付军锋出具了“今欠到四个月利息叁拾叁万陆仟元（月头记起）。梅长春”的欠据。根据载明的数据和付军锋的陈述可知该结果是依“本金2400000元、月利率35‰、期限4个月”计算的数值。此后，梅长春没有向付军锋汇款。付军锋向梅长春汇款合计8笔，合计金额3900000元。梅长春向付军锋汇款合计23笔，合计金额2353000元。付军锋认为，梅长春2017年9月19日借款500000元、2017年12月2日借款500000元和2018年1月23日借款500000元已经返还，即梅长春已经返还借款本金1500000元及相应的利息，付军锋归还了梅长春出具的原始借据；遂以梅长春没有返还借款本金2400000元（注：2017年6月13日借款600000元、2017年10月18日借款1000000元和2018年2月14日借款800000元）及支付相应的利息，在2019年8月12日向法院提起诉讼。付军锋现持有梅长春2017年6月13日（注：该借款出具借据时间为2017年7月13日）、2017年10月18日及2018年2月14日借款的原始借据及2018年10月17日利息欠据原件，持有梅长春2017年9月19日、2018年1月23日借款借据的复印件。付军锋现保存有其与梅长春在2018年7月30日后双方就尚未返还的借款本金、欠付利息及索要借款及利息等问题的短信记录。2019年12月4日，梅长春向一审法院提出司法鉴定申请，请求对付军锋提供的2018年10月17日的利息欠据中“梅长春”的签名真实性进行鉴定；同时向一审法院提交了情况说明，认为2018年10月17日欠据中的“梅长春”签名与2017年7月13日、10月18日和2018年2月14日借据中“梅长春”的签名笔迹不同，而三份借据中的签名是真实的。本案原审判人员在2019年12月9日向一审法院司法技术科移送了司法鉴定申请及相关材料。2020年1月7日，司法技术科依司法鉴定程序选定鉴定单位为湖北中真司法鉴定所，同日对鉴定单位进行了委托，并在2020年1月15日根据鉴定单位的要求向梅长春邮寄缴纳鉴定费的通知，梅长春在收到缴费通知后，未在规定的时间内缴纳鉴定费，亦未提出缓交申请。2020年3月24日，一审法院司法技术科向原审判人员退回了司法鉴定申请。本次庭审中，合议庭告知梅长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如仍申请司法鉴定，应在闭庭后七日内提出，梅长春逾期未提出司法鉴定申请。付军锋之妻原为国有供电企业管理人员，其工资待遇高于一般企事业单位人员。一审法院认为：一、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及是否约定支付利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这一规定说明，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性质是实践性合同，出借人须将资金、资金支付凭证或者转账给借款人时，合同方为生效。自然人就借款意思表示达成一致的，仅是借款合同的成立，合同并未生效。本案中，梅长春2017年9月19日向付军锋出具借据的借款500000元，付军锋在2017年9月19日17时03分向梅长春汇款250000元、9月21日10时53分5秒向梅长春汇款250000元。因此，双方之间在2019年9月19日形成的借款合同在2017年9月19日成立，付军锋在同月21日转账给梅长春后该借据涉及的全部借款合同生效。案涉其他五笔借款付军锋实际将资金转账给梅长春后合同生效。本案中，2017年6月13日双方发生首笔案涉600000元借款时，梅长春在2017年7月13日借据中并未书面写明利率，但是梅长春除在2017年7月26日向付军锋汇款20000元外，2017年8月、9月均在借款行为发生的对应日，即每月13日向付军锋汇款20000元，直到2017年9月19日发生第二笔借款500000元出具借据，梅长春在10月13日依然汇款20000元。双方发生2017年10月18日的第三笔借款1000000元，该笔借款借据上梅长春注明利率35‰。第三笔借款发生后，梅长春在2017年11月13日、11月19日（借款对应日）分别向付军锋汇款20000元、53000元，与对应的借款600000元、1500000元（500000元+1000000元）依月利率35‰计算产生各21000元、52500元的利息大致相符。付军锋对此的陈述：双方对月利息零头约定“抹零就整”，符合民间借贷实践中双方对利息零头就整处理的交易习惯和实际状况。梅长春2018年10月17日针对付军锋之前向其发短信所陈述的尚欠借款本金2400000元、欠付利息（月84000元）进行计算出具的“今欠到四个月利息叁拾叁万陆仟元，月头记起”的欠据，虽然梅长春向一审法院提出了签名字迹的司法鉴定申请，但其在人民法院指定的时间内不预交鉴定费用，亦未提出缓交申请，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一条的规定，视为梅长春放弃申请。该欠据表明，双方对未偿还的借款本息约定了利息，可推断未偿还借款约定的月利率35‰。因此，一审法院对未偿还的借款约定了利息的事实予以认定。梅长春认为，2017年10月18日借款1000000元约定的利率是年利率，而非月利率，且该笔借款以外的借款没有约定利息。一审法院认为，若35‰为年利率标准，则该利率标准远低于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与民间借贷现实客观情况不符；案涉借款金额较大，即使二人关系较为密切，也不可能为无息借款；2017年10月18日借据上约定的利率是35‰，没有注明是月利率还是年利率，根据社会普遍共识，百分号代表的是年利率，千分号代表的是月利率，万分号代表的是日利率，这是约定俗成、共同遵循的社会大众习惯；双方在汇款往来中，梅长春每月汇款给付军锋的较小金额与付军锋诉称的口头约定月利率标准35‰及借款本金、使用期限计算基本相符；2018年10月17日，梅长春出具的利息欠据与付军锋的陈述能够相互印证，可证明双方书面或者口头对全部借款约定了月利率35‰；梅长春辩解为低息、无息借款的主张，明显与二人之间的银行交易流水及向付军锋出具的利息欠据不相符。因此，基于以上理由，一审法院根据双方的借款和还款金额、双方关系、交易习惯、相关证据事实等及民事诉讼证据的高度盖然性原则，认定2017年10月18日借据上约定的利率为月利率35‰，其他借款口头约定的月利率均为35‰；对梅长春主张的利息约定不明或者未约定利息不予支持。依上述月利率35‰换算，年利率为42%，明显高于法律、国家政策规定允许的标准，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同时，依上述司法解释和国家政策规定，民间借贷行为利率的约定不超出年利率24%的产生的利息，属法定债务；大于年利率24%小于36%产生的利息债务属于自然债务，已经支付的不予返还，在诉讼中请求支付依此标准计算的未付利息，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超过36%的年利率产生的债务属于非法债务。因此，一审法院依法将已经支付的利息确定为月利率3%，付军锋对梅长春依3%支付的利息不予返还，超过3%的部分折抵欠息或者抵减本金，未支付的利息依月利率2%计算；案涉借款合同的其他约定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二、梅长春返还借款本金及支付利息的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规定：“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双方在计算利息时有“月头记起”的约定，且借款人梅长春大多依月向出借人付军锋支付的利息超出月利率3%的金额应依法抵减相应的本金。即：借款人梅长春在2017年6月13日向出借人付军锋借款600000元后，梅长春在2017年7月26日付款20000元，依月利率3%计算，应付息18000元（600000元×月利率3%×1个月=18000元），超付金额2000元，本金变更为598000元；8月13日支付20000元，应付利息为17940元（598000元×月利率3%×1个月=17940元），多支付利息2060元，本金变为595940元（598000元－2060元=595940元）；9月13日付款20000元，应付利息17878.2元（595940元×月利率3%×1个月=17878.2元），多付2121.8元，本金变更为593818.2元。9月21日第二笔借款500000元，本金变更为1093818.2元（593818.2元+500000元=1093818.2元），10月应付利息32814.55元（1093818.2元×月利率3%×1个月=32814.55元），当月13日梅长春付款20000元，欠息12814.55元。10月18日梅长春借第三笔借款1000000元，借款本金额为2093818.2元，11月13日、19日梅长春分别付款20000元、53000元，11月的利息额应为62814.55元（2093818.2元×月利率3%×1个月=62814.55元），抵减上月欠息12814.55元后，欠息余额2629.10元（73000元-62814.55元-12814.55元=-2629.10元）。12月2日，梅长春向付军锋借第四笔借款500000元，梅长春在当月14日、19日、31日分别汇款20000元、53000元和500000元，当月应付利息77814.55元（2593818.2元×月利率3%×1个月=77814.55元），但31日付款500000元后，本金额由12月2日的2593818.2元变更为2093818.2元，计算利息相抵后，当月欠付利息7443.65元（73000元-2629.10元-77814.55元=-7443.65元）。2018年1月23日梅长春向付军锋借第五笔借款500000元，当月梅长春向付军锋在1月14日、19日和28日分别付款20000元、53000元和10000元，小计83000元。在未计入当月借款500000元的情况下，当月利息应为62814.55元（2093818.2元×月利率3%×1个月=62814.55元），当月可抵减本金额为12741.8元（83000元-62814.55元-12月欠息7443.65元=12741.8元），借款本金额为2581076.40元（2093818.2元+500000元-12741.8元=2581076.40元）。2018年2月14日梅长春向付军锋借第六笔借款800000元，借款本金变更为3381076.40元（2581076.40元+800000=3381076.40元），当月14日梅长春付款117000元，当月应付利息77432.29元（2581076.40元×月利率3%×1个月=77432.29元），可抵减本金39567.71元(117000元-77432.29元=39567.71元),2018年2月底本金为3341508.69元（3381076.40元-39567.71元=3341508.69元）。2018年3月21日、27日，梅长春分别向付军锋付款50000元、69000元，小计119000元，当月梅长春应付利息100245.26元(3341508.69元×3%×1个月=100245.26元)，可抵减本金18754.74元（119000元-100245.26元=18754.74元），月底本金额变更为3322753.95元(3341508.69元-18754.74元=3322753.95元)。2018年4月，梅长春未付款，欠利息99682.62元(3322753.95元×3%×1个月=99682.62元)。2018年5月8日，梅长春向付军锋付款500000元，抵减两月利息199365.24元（99682.62元×2个月=199365.24元）后，可抵减本金300634.76元，月底本金额变更为3022119.19元（3322753.95元-300634.76元=3022119.19元）。2018年6月1日、14日和23日，梅长春分别向付军锋付款200000元、200000元和20000元，小计420000元，当月应付利息90663.58元（3022119.19元×3%×1个月=90663.58元），可抵减本金329336.42元（420000元-90663.58元=329336.42元），月底本金额为2692782.77元（3022119.19元-329336.42元=2692782.77元）。2018年7月5日、11日和19日，梅长春分别向付军锋付款88000元、200000元和100000元，小计388000元，应付当月利息80783.48元（2692782.77元×3%×1个月=80783.48元），当月可抵减本金307216.52元（388000元-80783.48元=307216.52元），月底本金额为2385566.25元（2692782.77元-307216.52元=2385566.25元）。从上述计算中可以看出，梅长春合计向付军锋借款3900000元，共向付军锋付款2353000元，其中：支付利息838566.25元、返还和抵减本金额1514433.75元。自2018年7月19日后，梅长春未支付利息和返还本金。三、案涉借款本金返还及利息的支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规定，“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案涉民间借贷行为，双方没有约定返还期限，且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仍不能确定，出借人付军锋可以随时要求借款人梅长春返还。因此，梅长春尚欠付军锋借款本金2385566.25元，依法应予返还。梅长春最后一笔汇款日期为2018年7月19日，数笔借款日各不相同，但此后梅长春没有还本付息行为发生，为便于计算，一审法院依据本案的实际情形确定梅长春的付息截止日均为2018年7月31日，欠付的利息则自2018年8月1日起到履行还款付息义务之日止、依本金2385566.25元、月利率2%计算一并支付。四、梅长春的辩解意见问题。梅长春的辩解意见有三：一、已经还清付军锋2017年6月13日、2017年10月18日和2018年2月14日三笔借款2400000元，并结清唯一约定过利息的全部利息20000元，双方已无其他债权债务关系。二、除付军锋在诉状中主张的三笔借款2400000元外，双方之间并无其他借款往来。付军锋提供的2017年9月19日、2017年9月21日、2017年12月2日和2018年1月23日的转账记录合计1500000元，属付军锋与梅长春之间的其他经济往来，并非借款。付军锋并未提供证据证明上述1500000元转账也系借款及梅长春尚欠本金2400000元的事实。三、付军锋提供的利息欠据的签名并非梅长春所书写，无权要求梅长春支付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当事人双方对付军锋提供的金融单位交易记录的真实性、客观性和关联性均无异议。辩解意见一，梅长春称已经还清付军锋的借款2400000元并结清利息，双方已无债权债务关系，与金融单位交易记录反映的资金往来的事实不符，不能形成清楚、确实、充分的证明体系；金融单位的记录显示双方在上述期间内共发生31笔资金往来，其中：付军锋向梅长春付款8笔，金额合计3900000元，与付军锋陈述的共向梅长春出借款3900000元相符，也能与其持有的尚欠借款借据原件、已退还借据复印件、利息欠据原件、双方短信内容所反映的事实相互印证，充分证明了梅长春向付军锋借款3900000元的事实。同时，梅长春付款付军锋23笔，合计金额2353000元，其所称全部借款已经还清与事实不符。辩解意见二，梅长春没有参加庭审中的举证、质证，也没有提供双方之间存在其他经济往来的证据或者当庭说明，委托诉讼代理人之双方还有其他经济往来的陈述辩解，不足以否定梅长春在2017年9月19日、9月21日、12月2日和2018年1月23日收到付军锋向其汇款1500000元及2017年9月19日、2018年1月23日出具借据的客观事实，也不能达到证明梅长春的主张之目的。辩解意见三，梅长春认为付军锋提供的、梅长春出具的利息欠据中“梅长春”的签名虚假，但向人民法院提出司法鉴定申请后，在规定的时间内没有预交鉴定费用，也没有向一审法院提出缓交申请；庭审中合议庭也一再释明，如需要继续进行司法鉴定，可在闭庭后七日内向人民法院明确提出，但梅长春逾期没有向一审法院提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一条规定：“当事人申请鉴定，应当在人民法院指定的期间内提出，并预交鉴定费用。逾期不提出申请或者不预交鉴定费用的，视为放弃申请。对需要鉴定的待证事实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在人民法院指定期间内无正当理由不提出鉴定申请或者不预交鉴定费用的，或者拒不提供相关材料，致使待证事实无法查明的，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此，一审法院依法对梅长春的辩解意见不予采纳。一审庭审中，付军锋依双方的交易记录和法律、司法解释允许的利率标准计算，将“返还本金2400000元的诉讼请求”调整为“返还本金2385566.25元的诉讼请求”，梅长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认为付军锋属于变更诉讼请求，如此观点成立，人民法院应重新给予举证期限。一审法院认为，付军锋在庭审的最后陈述中主张的返还本金额是其依据国家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以国家政策允许的利率标准计算的结果，而非增加、变更诉讼请求，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五条第（四）项规定的情形，一审法院对此情形属变更诉讼请求的观点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一条、第五十五条第（四）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经合议庭评议，判决：被告梅长春返还原告付军锋借款本金2385566.25元、支付利息（自2018年8月1日起至本判决履行完毕之日止、依月利率2%计算）。上述借款本息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履行。如果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260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梅长春承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梅长春提交一组新证据，为民事裁定书、复议申请书、邮政快递单等，拟证明：一审法院对梅长春财产进行财产保全的数额远超出付军锋诉请金额，且迟迟未将裁定书送达梅长春，在梅长春对财产保全提出复议申请后，一审法院应当审查而未予审查，也未给予回复，程序违法。被上诉人付军锋质证称：不清楚文书是否及时送达，但申请财产保全380万元符合法律规定。本院认为，梅长春对于财产保全不服，属于对执行程序不服，不属于审理程序应审理的范围，对梅长春提交的证据，本院不予审查。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双方实际借款、还款金额以及利息约定问题；二、一审程序是否违法。一、双方实际借款、还款金额以及利息约定问题。关于借款金额。2017年6月13日至2018年2月14日，付军锋共向梅长春转账八笔，合计390万元，付军锋主张梅长春共向其借款390万元，因其中三笔合计150万元借款本息已清偿完毕，故一审起诉时仅请求偿还240万元借款本息，上述主张有梅长春出具的60万元、100万元、80万元借条原件、两张50万元借条复印件、付军锋向梅长春转账390万元的转账凭证、双方微信聊天记录等为证，付军锋对双方存在390万元借款关系的事实已完成举证责任。梅长春辩称其实际仅向付军锋借款240万元，另外150万元转账并非借款，系双方其他经济往来，但梅长春未对付军锋为何向他转账150万元作出合理解释与说明，也未举证证明双方存在借款以外的其他相互关联的大额双向经济活动，另外，梅长春虽否认2017年9月19日的50万元借条及2018年1月23日的50万元借条系其本人出具的，但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认为，民间借贷行为中，出借人在借款人偿清借款后归还借条原件符合常理及交易习惯，付军锋出借给梅长春390万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梅长春主张仅借款240万元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不能成立。关于还款金额。2017年7月26日至2018年7月19日，梅长春向付军锋转账23笔共计2353000元，付军锋认可系偿还其借款，此外，梅长春主张2017年12月18日以现金方式偿还20000元，2017年12月19日以现金方式偿还48000元，付军锋不予认可，梅长春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将68000元现金交付给了付军锋，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案中，付军锋共出借给梅长春390万元，梅长春共偿还2353000元，其还款金额不足以清偿全部借款，梅长春上诉称借款已清偿完毕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利息约定。付军锋主张双方390万元借款均约定月息35‰，梅长春不予认可，主张双方仅2017年10月18日的100万元借款约定年息35‰，其他借款均未约定利息。首先，付军锋与梅长春仅为熟人朋友关系，无近亲属关系，付军锋若将390万元大额资金无息出借给梅长春使用，不符合常理，梅长春出具的借条虽大部分均未书面约定利息，但自然人之间口头约定利息亦符合民间借贷交易习惯，梅长春2018年10月17日出具的利息欠据也可看出双方对借款约定了利息。其次，梅长春2017年10月18日出具的100万元借款约定利息35‰，虽未明确是年息还是月息，但若为年息35‰，则该利率标准远低于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与民间借贷客观现实不符，且根据社会普遍共识及社会大众交易习惯，一般而言，百分号代表年利率，千分号代表月利率，万分号代表日利率。另外，从梅长春还款规律看，2017年6月13日首笔60万元借款发生后，梅长春于2017年7月至11月每月均有一笔向付军锋转账20000元，与按月息35‰计算月息21000元（60万×35‰）大致相符；2017年9月19日第二笔50万元借款发生，2017年10月18日第三笔100万元借款书面约定利息35‰，梅长春另于2017年11月19日向付军锋转账53000元，亦与按月息35‰计算月息52500元（150万×35‰）大致相符，付军锋陈述双方对月息零头约定“抹零就整”，符合民间借贷实践中双方对利息零头就整处理的交易习惯。再次，梅长春最后一次向付军锋汇款为2018年7月19日，其于2018年10月17日向付军锋利息欠据载明“今欠到四个月利息叁拾叁万陆仟元（月头记起）”，亦与付军锋主张的尚欠款240万元，月息35‰计算四个月利息33.6万元（240万×35‰×4个月）相符。综上，可以认定双方对390万元借款约定的利息为月息35‰。因双方约定利息过高，一审法院对梅长春已支付的还款按照月息3%，先扣利息，后抵扣本金的方式计算梅长春尚欠付军锋借款本金2385566.25元，符合法律规定。二、一审程序是否违法。梅长春主张付军锋在一审庭审辩论终结后变更诉讼请求，一审法院没有重新给上诉人举证期限，属程序违法。本院认为，付军锋一审起诉请求梅长春偿还240万元本金及利息，因双方约定月息35‰，梅长春已支付的部分利息超出了年息36%的最高标准，需抵扣部分本金，付军锋在一审庭审的最后陈述变更请求梅长春偿还2385569元本金及利息是依据国家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以符合法律规定的利率标准计算的结果，而非增加、变更诉讼请求，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五条第（四）项规定的需要重新确定举证期限的情形。梅长春还认为其对一审法院作出的财产保全决定不服，并提出复议申请后，一审法院未予审查，程序违法。本院认为，梅长春对于财产保全不服，属于对执行程序不服，不属于本案二审审理程序应审理的范围。另外，梅长春主张其向一审法院提出司法鉴定申请后，由于疫情原因未至武汉缴费，导致鉴定被撤回，一审法院未告知上诉人如仍需申请鉴定应在闭庭后七日内提出，程序违法。本院认为，梅长春提出司法鉴定申请后，在规定的时间内没有预交鉴定费用，也没有向一审法院提出缓交、免交申请，视为放弃申请，从选定的湖北中真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关于缴费及收材料原件的告知书》看，该鉴定所提供了银行收款账号，不存在梅长春主张的因疫情原因无法去武汉缴费的情形，梅长春该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综上，一审法院审判程序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所述，梅长春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5885元，由梅长春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汪 莉审判员 熊 飞审判员 姚仁友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龚素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