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民终1340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江珍，女，1954年7月12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玉，广东南龙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曾建梅，女，1958年8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上诉人（原审被告）：江晓文，男，1981年4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曾建梅、江晓文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瑞，广东普罗米修（龙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金，男，1961年1月30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哲，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善茵，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江珍、曾建梅、江晓文为与被上诉人江**金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7民初123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江珍上诉请求：1.维持原审判决第一项；2.改判确认江某1和江**金于2002年10月30日签订的《调解协议处理结果书》无效；3.改判《调解协议处理结果书》约定的XXX村中心围2号、3号祖屋两间（以下简称2号、3号房产）、XXX村对门岗西西一巷9号一幢叁层房屋（以下简称9号房产）、XXX村下围角一块17.68平方米的祖屋地（以下简称祖屋地块）属于江某2、张某某遗产，由江珍、江某1、江**金三人继承；4.改判江珍分得9号房产、祖屋地块三分之一份额；5.曾建梅、江晓文、江**金承担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调解协议处理结果书》有江某1的签名并按手印，是真实的。该协议书确认2号、3号、9号房产、祖屋地块均系江珍父母遗留下来的祖屋等房产。2002年10月30日，江某1和江**金因父母在世时没有立遗嘱，对父母遗留下来的祖屋等房产分割发生纠纷，在村委多次调解下签订了《调解协议处理结果书》，该协议落款处有江**金、江某1签名并按手印，也有见证人江某3、江某4签名，盖有“深圳市龙岗区布吉镇XXX村社区居委会人民调解委员会”章。江**金提供的《情况说明》中，证明人江某4、江某3证实2002年10月30日江**金夫妇、江某1夫妇签署了《调解协议处理结果书》。原审法院认为落款处只有江**金签名，与事实不符。该协议书载明的财产是江珍与江某1、江**金三人父母留下的祖屋等房产。二、江珍与江某1、江**金具有同等的继承权，对于父母遗留下的遗产均有权按照三分之一的份额获得。一审法院仅判令江珍获得曾建梅、江晓文拆除的自己建的二层房屋的补偿款30万元，没有对祖屋及父母的其他房产进行分割。江某2与张某某是夫妻，两人共同拥有深圳市龙岗区布吉镇XXX村中心围西二区祖屋壹间，面积柒厘，屋地肆厘。祖屋东至门坪，南至张群带，西至屋地，北至江某5。上个世纪60年代，江某2的邻居江某5有一间粮仓卖给XXX生产队。XXX生产队先用粮仓放置拖拉机等农机具，后XXX生产队将这间粮仓卖给了江某2和张某某夫妇。江某2和张某某共有三个子女。长女为江珍，大儿子江某1、小儿子江**金。江某2与江珍、江**金先后去香港，张某某和江某1留在家乡XXX村。1979年，江珍从香港带钱回深圳，拆除粮仓，建成二层房屋一栋，面积约120平方米。房屋盖好后，由张某某和江某1居住。江珍对母亲尽了赡养义务，每年都要给母亲几千元供养。1998年，母亲张某某得重病，江珍先后带母亲去深圳医院和香港医院治疗，费用都是江珍支付。1999年母亲张某某在XXX的家中病逝。江珍对弟弟江某1尽了扶养义务。江某1于1980年结婚，由于夫妻感情不和，江某1身体不好，眼睛看不见东西。曾建梅不照顾他，与他分居。张某某照顾江某1。江珍让江某1住在自己在深圳盖的房子，并将深圳房子的租金给江某1做生活费。2008年正月初八江某1在深圳去世。江晓文、曾建梅在江某1去世后，将祖屋拆除，建起一栋7层房屋，即为3号房产，该房产是江珍父母遗产的转化，江珍应当分得相应份额。江晓文、曾建梅将江珍的2层房屋（即原江某5粮仓处，经江珍翻建成2层住宅）拆除，建起一栋6层房屋，即为2号房产。江珍对江晓文、曾建梅拆除其二层房屋和父母留下的祖屋的事情一无所知，江晓文、曾建梅拆除重建行为不具有正当性和合法性，属于侵权行为，不能改变原房屋和土地的所有权性质。在XXX村委调解时，江晓文、曾建梅称是2008年拆除重建的，房屋建成后，江晓文、曾建梅就对外出租，收取租金，至今已经收取11年多租金。8年的租金足以折抵建房的费用，故江晓文、曾建梅应将2号房产归还给江珍。三、9号房产是江珍和父亲出资购买的土地，属于农村的宅基地，归江珍、江**金及父母一家人共同所有。该9号房产是江珍父亲出资建设，江**金未经江某1和江珍同意即登记在自己的名下，江珍对该房产也应分得三分之一份额。祖屋地块在2000年12月11日《调解协议书》载明是旧屋地，属于江珍父母留下的遗产。江珍对该房产也应分得三分之一份额。上诉人曾建梅、江晓文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2.改判驳回江珍对曾建梅、江晓文的所有诉讼请求；3.由江珍承担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曾建梅、江晓文是2号、3号房产的合法使用权人，基于《集体土地使用证》而对房屋进行重建，未侵犯任何人的权利。根据我国房地一体的原则，曾建梅早已在1992年就已经取得2号、3号房屋的土地使用权证，不动产物权以物权登记为最基本的权利属性认定准则。曾建梅、江晓文是基于《集体土地使用证》权利人而对房屋进行重建，未侵犯任何人的权利，江珍请求分割房屋并赔偿所谓损失于法无据。2号、3号房屋土地使用证于1992年登记在曾建梅名下，在登记时被继承人张某某还在世，若无合法充分证据证明该土地证登记存在违法的情况下，该两份土地证应作为本案认定案件事实最有力的证据，即使江珍认为该两份土地证登记错误，也应以行政部门为被告依法提起行政诉讼，而不应在继承纠纷案件中来审查土地证的效力。二、一审法院将继承纠纷及侵权纠纷相互混淆，导致错误判决。民事案件应根据案件的具体性质确定查明事实及判决的方向，本案为继承纠纷，一审法院的审查重点就应仅限于继承人范围、遗产范围这些焦点问题。在经查明所诉争的遗产已经不复存在或不属于遗产范围的，应直接驳回原告诉求或释明原告变更诉求及案由，而不应在继承纠纷的案件中一并处理所谓的侵权纠纷。三、曾建梅、江晓文在庭审时及庭后多次强调诉讼时效问题，但一审法院未对此作任何认定。无论是按照继承纠纷还是侵权纠纷，江珍的起诉均已超过诉讼时效。一审判决书第9页及第13页已多次查明：江珍确认收到了曾建梅、江晓文在2008年支付的房屋建设补偿费30000元，充分证明江珍在2008年就已经知晓曾建梅、江晓文推倒祖屋重建房屋的事实，且在当时就应该知道其权利是否遭受损害，直到2017年才主张权利，早已经超过三年的诉讼时效，丧失胜诉权。《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江珍主张曾建梅、江晓文拆除祖屋侵害其继承权或侵害其物权，则应当从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遭受损害之日起开始计算其权利保护起算时间，而在2008年曾建梅、江晓文将2号、3号房屋拆除重新建设时，已经支付给江珍拆除房屋补偿费3万元，在十几年前的3万元完全不比现在的3万元，该3万元就是曾建梅、江晓文按当时市场价值补偿给江珍的全部款项，江珍也确认收到3万元补偿费，可见其在2008年就已经明确知道且经其同意拆除后才收取了曾建梅、江晓文支付的3万元，江珍现在所主张的所谓不知情、不同意完全不属实，也缺乏基本诚信。一审法院对如此重要的案件事实未予查明，显失公平。四、一审判决书第13页第二段的所有认定均违背基本事实，颠倒是非。一审判决认定曾建梅、江晓文没有证据证实拆除房子征求过江珍同意，与判决书查明的基本事实相互矛盾，难道江珍确认收到的3万元补偿款还不属于视为其同意的充分证据吗？江珍自认在2008年时收到房屋拆除补偿费3万元，该自认行为无需我方再举证，这是基本常识。江珍收取3万元的行为就是经过其同意的最关键证据。如果未经其同意，那江珍为何要收取该3万元？收取3万元后为何在十几年来从未提出过任何其他主张?却在房价上涨迅猛的今天才提出主张？以此可以看出江珍缺乏基本诚信。一审判决认定曾建梅、江晓文拆除的房屋是江珍自己在祖屋上所建，更不符合事实。江珍既然将2号、3号土地上原始存在的房屋列入遗产范围，就说明江珍自己已经确认这些房屋都是父母留下来的遗产，根本不是其自己所建，如果是其自己所建，那原始存在的房屋也根本不属于遗产，又何来的要求分割遗产？如此相互矛盾的逻辑，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认定原始存在的房屋是由江珍自己所建，依据为何？实际上，2号、3号房屋所对应的土地使用证在1992年就办理登记在了曾建梅名下，曾建梅、江晓文在自己的宅基地上拆除重建房屋，根本未侵犯任何人的权益。一审判决认定曾建梅、江晓文无证据证实补偿的3万元足以补偿江珍的损失，属错误认定，完全未考虑到当时社会现状及实际房屋价值等因素，也颠倒了举证责任。江珍作为提起诉求的原告，应对其主张承担基本的举证责任，须举证证实祖屋拆除时的基本面貌、面积大小、新旧程度等等，以此才能核算其应继承的份额有多少、其主张继承权被侵害的范围是多少。这才是最基本法定归属的举证责任。而在曾建梅、江晓文尽到了基本举证责任，证明已尽到了通知告知及补偿义务后，一审法院反而又颠倒举证责任，要求曾建梅、江晓文来证实补偿款已足额给付，如此举证责任的判定显属错误。涉案被继承人相继在1991年、1999年去世，去世时遗留的遗产价值总额在当时也不足3万元，3万元在90年代是一笔巨款。曾建梅、江晓文在2008年时对房屋拆除重建，支付江珍补偿费3万元，且不论江珍没有证据证实当时遗产现状、面积、价值等，即使全部按江珍的主张，将遗产房屋面积计为90平方米，三个继承人每人30平方米来算，2008年时龙岗的商品房市价也不足5000元/㎡，更何况原始存在的房屋系一个已经建成不知道多少年的祖屋，破烂程度可想而知。2008年又刚好是世界金融危机，对中国房价波及较深，在当时那样一个祖屋，曾建梅、江晓文以1000元/㎡的均价买断也许已经高过市场价，因为那样的房屋本来就是无价也无市。五、一审法院一方面认定按当年房屋价位补偿，一方面又以现在的房屋价值确定补偿数额，矛盾逻辑遍布整个判决。江珍提起本案诉讼，严格意义上来说是在主张其应该继承的祖屋份额被我方拆除，看着近年来房屋价值上涨迅猛，又想违背之前的约定，所以才在时隔十几年后提起本案诉讼。既然江珍主张的是其应继承的祖屋份额被侵害，那就应该严格依照祖屋在被拆除年份的实际价值确定其损失，而没有任何依据来依照现在土地上存在的建筑物来确定其损失，因为现在的建筑物系曾建梅、江晓文在被继承人去世很多年后自行建设，既与被继承人无关，也与江珍无关。《继承法》第三条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既然在被继承人死亡时尚不存在现在的房屋，当然现存在房屋不能计为遗产，江珍也不能对现存的房屋要求分割或赔偿损失。综合上述意见，按当年市价，3万元足以买断其所有损失。一审法院在判定损失时丝毫未考虑到已补偿的3万元在当时到底价值几何，又以当年的房屋价位，酌定所谓30万元的损失，于法于理均不符，30万元在2008年是可以在龙岗中心城购置一套接近一百平方米的商品房的价格。无论如何，2008年时的祖屋，被平分继承之后，都不可能价值30万元。被上诉人江**金答辩称：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江珍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江某1和江**金于2002年10月30日签订的《调解协议处理结果书》无效；2.确认《调解协议处理结果书》约定的2号、3号、9号房产、祖屋地块属于江某2、张某某遗产，应由江珍、江某1、江**金三人继承；3.判令江珍可分得2号、3号祖屋、9号房产、祖屋地块各三分之一份额；4.曾建梅、江晓文赔偿拆除2号、3号祖屋两间给江珍造成的经济损失；5.本案诉讼费用由曾建梅、江晓文承担。原审法院认定事实：被继承人江某2于1991年9月14日在香港去世，被继承人张某某于1999年在深圳去世。被继承人江某2、张某某生育江珍（长女）、江某1（长子、2008年去世）、江**金（次子）。曾建梅系江某1的配偶（被继承人江某2、张某某的长儿媳），江晓文系江某1与曾建梅的儿子（被继承人江某2、张某某的长孙）。两被继承人去世时未留遗嘱。江珍主张撤销《调解协议书》，其提交2002年10月30日江**金夫妇、江某1夫妇在村委见证人江某3、江某4见证下签订的《调解协议处理结果书》，载明江**金、江某1兄弟因父母在世时没有立下遗嘱，现兄弟就父母留下祖屋等房产分割发生纠纷，经村委多次调解，兄弟达成如下协议：2号、3号分别有面积为40平方米和50平方米祖屋两间归江某1、曾建梅夫妇所有；9号房产归江**金夫妇所有；曾与叶某某有争议的祖屋地块，由江**金出钱解决，现归江**金所有。另外，就江某1居住问题，江**金同意借出9号房产内搭建铁皮房2间30平方米给江某1居住，但江某1不得出租他人，直至其儿子成家建有新屋，时间不能超过十年。落款处有江**金、见证人江某3、江某4签名捺印以及深圳市龙岗区XXX村人民调解委员会盖章。曾建梅、江晓文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无法确认，认为没有江某1签名；江**金对真实性认可，但证明内容不予认可，认为9号房屋是江**金的个人财产，不是遗产。江**金提交的深圳市龙岗区XXX社区居民委员会人民调解委员会《情况说明》载明：“本人江某4，现在深圳市XX股份公司任职；本人江某3，现在在深圳市XX股份公司任职，现在对2002年10月30日江**金夫妇、江某1夫妇签署的调解协议处理结果书作如下说明：1、位于XXX村对门岗西一巷****叁层300平方米的房屋，江**金夫妇已经在1997年取得合法房产证，房屋系江**金个人财产；2、位于XXX村下围角一块17.68平方米房屋，江**金于2000年12月支付叶某某人民币4500元后达成了调解协议书。特此说明”，下方附有江某3和江某4的签名及捺印。关于江珍主张的2号、3号祖屋，江珍提交1952年10月的原宝安县《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载明XXX村户主江某2的房屋、土地，其中房屋二间，分别为七厘、肆厘。江珍陈述3号房屋50平方米对应祖屋七厘、2号房屋40平方米对应祖屋四厘。曾建梅认可3号房屋来源于双方之前存在的祖屋，对应《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上的六厘，2号房屋来源于之前存在的粮仓位置，粮仓是被继承人及家庭成员后续购买，登记在曾建梅名下，登记时被继承人尚在世，不存在江珍所称的隐瞒财产。2号、3号房屋由曾建梅、江晓文出资于2008年兴建了6层楼房，占地100平方米，2009年建成。曾建梅陈述是1992年办理的土地使用证，当时政府对土地使用权进行确权，经被继承人张某某确认，将土地及房屋所有权确认在孙子江晓文名下，因为江晓文年幼，没有身份证，所以登记在曾建梅名下。曾建梅确认办理1992年土地使用证时，3号土地是一间瓦屋，2号土地是一层半的房屋。江晓文陈述自己出生时就住在瓦屋，谁建造的不清楚，一层半的房屋谁建造的也不清楚。江珍陈述瓦屋是祖屋，一层半的房屋是1980年自己和父亲、江**金在香港拿钱回来建的。曾建梅称拆除祖屋和一层半房子建造2、3号楼房时有征求江珍、江**金的同意，并补偿江珍3万元。江珍确认有收到补偿款3万元，但主张自己在祖屋处建了两个套房，花了4万元，曾建梅拆房后才通知自己，自己当时也去闹过。曾建梅提交宝集建（1992）字第11XXXXXX7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载明土地使用者曾建梅、地址宝安县XXX村**、用地面积55平方米、用途住宅、四至（东至公路、南至张某某宅、西至吴某某共墙、北至陈某某共墙）；宝集建（1992）字第11XXXXXX8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载明土地使用者曾建梅、地、地址宝安县XXX村**地面积48平方米、用途住宅、四至（东至公路、南至江某6共墙、西至万某某宅、北至张某某）。江珍认为曾建梅提交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其中一本载明南至张某某宅、另一本载明北至张某某，证明祖屋不包括在土地使用证内。江珍认为祖屋在2002年依然存在，2002年10月30日江**金夫妇、江某1夫妇在村委见证人江某3、江某4签订的《调解协议书》可以证明。曾建梅确认2、3号房屋建筑面积600平方米，曾建梅、江晓文提交的《历史遗留申报回执》证明曾建梅系2号、3号土地及房屋的登记人。江珍要求按照总面积三分之一进行分割。原审法院对现场进行勘查情况如下：房屋位于XXX中心围停车场旁边，为相连的两栋连体楼，两栋楼在一楼之间为一公共过道，二楼以上每层楼由阳台作为通道相连，其中2号楼为7层楼、3号楼为6层楼；2号楼一楼前面为40平米的店铺，后面为一楼梯间；3号楼前面为20平方米的店铺，后面为20平方米的两间单独出入的住房；2、3号楼二楼以上分别隔成一居室、二居室，除了曾建梅、江晓文住在2、3号楼的六楼，其他楼层均由曾建梅、江晓文出租。江珍主张的9号房屋，其依据是2002年10月30日《调解协议书》。江珍陈述该9号房屋是父亲与江珍及江**金共同建造，应属于共同财产。曾建梅、江晓文陈述9号房登记在江**金名下，是否属于遗产不清，请求法院查清，如果属于遗产，同意分割。江**金提交深房地字第103XX**《房地产证》，登记日期为1997年7月9日，权利人为江**金，份额全部，土地位置XXX村对门岗区022#，用地面积100平方米，名称私宅，三层半，竣工日期91年，建筑面积367.42平方米。江**金陈述该房屋的土地来源由其自行购买，其提交的《房屋建造说明》载明“本人梁某，本人受江**金先生委托，于2002年11月为江**金先生建造位于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XXX社区XXXXXX10号旁（左）的房屋。建造房屋所有工程款项约人民币8000元，已由江**金先生向本人支付。以上所述情况属实，特此证明。”该说明下附有梁某的签名、捺印以及身份证复印件。江珍主张的17.68平方米的祖屋地块，其依据是2002年10月30日《调解协议书》。江**金陈述该地块于2000年被其他村民霸占，是自己出资将地块取回，搭建的铁皮房是自己于2002年出资建设，是自己的个人合法财产，不是遗产。江**金据此提交的深圳市龙岗区XXX社区居民委员会人民调解委员会《情况说明》载明：“位于XXX村下围角一块17.68平方米房屋，江**金于2000年12月支付叶某某人民币4500元后达成了调解协议书。”原审法院对现场进行勘查情况如下：该房位于村民叶某某房子旁边，为一间屋顶为铁皮的土砖结构的带洗手间的一间一层楼的房子。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涉港继承纠纷案件。按《继承法》规定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遗产是被继承人死亡时遗留的合法财产，继承开始后，有遗嘱的按遗嘱继承，没有遗嘱的，按法定继承处理。江珍主张江某1和江**金于2002年10月30日签订的《调解协议处理结果书》无效，并主张上述《调解协议处理结果书》约定的财产属于遗产。对此，该《调解协议书》虽然注明是江**金夫妇、江某1夫妇在村委见证人江某3、江某4见证下签订，且有该村调解委员会盖章，但落款处只有江**金签名，故协议书约定不能成为本案认定遗产归属及份额的依据，不存在认定效力的问题。江珍主张2号、3号楼属于遗产的依据是1952年10月的原宝安县《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江珍陈述一间瓦屋是祖屋，一层半的房屋是1980年自己和父亲建造。经查明，江珍主张的上述房产均不存在，并已由曾建梅在办理了宝集建（1992）字第11XXXXXX7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宝集建（1992）字第11XXXXXX8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后，于2008年-2009年由曾建梅、江晓文出资建造了一栋七层、一栋六层的房子。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条规定，因合法建造、拆除房屋等事实行为设立或消灭物权的，自事实行为成就时发生法律效力。本案中江珍主张的房屋已被拆除，作为特定物已灭失，无法发生继承，故对江珍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江珍主张涉案9号房屋是父亲与江珍及江**金共同建造，应属于共同财产，但江珍并未提交出资建造的证据。而该房产已由江**金于1997年7月9日作为权利人办办理了深房地字第103XX**房地产证》，江珍没有相反证据证明是属于被继承人的遗产，据此，对江珍提出该套房产属于遗产的主张不予采信。江珍主张17.68平方米祖屋地块，依据是2002年10月30日《调解协议书》。而江**金提交的深圳市龙岗区XXX社区居民委员会人民调解委员会《情况说明》载明：“位于XXX村下围角一块17.68平方米房屋，江**金于2000年12月支付叶某某人民币4500元后达成了调解协议书。”据此，该地块上的房产不属于遗产。江珍主张判令曾建梅、江晓文赔偿拆除2号、3号两间祖屋以及一层半房屋的经济损失，曾建梅陈述补偿过江珍3万元，江珍已认可收到过3万元，是因为自己在祖屋建造了两间房被拆除，事后给的补偿款3万元。因为曾建梅没有通知自己，自己也闹过。对此，双方均确认当年拆除房子时曾建梅对江珍有过补偿，对该事实予以确认。鉴于该拆除的房子和祖屋有关联性，对江珍的该项主张，在继承案件中一并处理。曾建梅没有证据证明拆除江珍在祖屋建的房子征求过江珍的同意，以及支付的补偿款3万元足以补偿江珍的损失，而拆除的房屋也无法恢复原状，根据当年房屋的价位等情况，酌情判令曾建梅、江晓文支付江珍补偿款30万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五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七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曾建梅、江晓文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支付江珍补偿款300000元。二、驳回江珍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江珍承担2866元，曾建梅、江晓文承担1434元。本院二审审理查明，江珍在二审时主张其曾拆除了一部分原来的祖屋，并翻盖了两层一房一厅共60平方米左右的房屋。曾建梅和江晓文在拆除祖屋时将该翻盖的房产一并拆除，故江珍收到的涉案3万元是曾建梅对拆除该翻盖房产对江珍的补偿，不是对全部祖屋的补偿。曾建梅对此予以否认，主张江珍并未盖过房，3万元是对拆除全部祖屋的补偿。江珍对此反驳称，2号土地上原一层半的房屋就是江珍所建。原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涉案2号、3号、9号房产和祖屋地块是否属于遗产、曾建梅与江晓文是否因拆除祖屋后的翻建行为对江珍进行补偿。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条规定：“因合法建造、拆除房屋等事实行为设立或者消灭物权的，自事实行为成就时发生效力。”上述房产均非商品房，故其权属性质应根据建造或拆除时取得的合法审批手续予以认定，这也是不动产物权以登记为确权依据的物权法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涉案2号、3号房产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载明的土地使用权人为曾建梅、9号房产的《房地产证》载明的房产和土地使用权人为江**金，故上述房产及土地的使用权人均应以该权属登记证明为准。江珍持有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并非目前法定的不动产权属确权依据，仅能起到证实上述房产的历史来源的作用，不能对抗上述权属登记文件，亦不能据此认定上述房产属于两被继承人的遗产。且上述《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和《房地产证》均是在被继承人张某某在世时出具，江珍并未提交证据证实曾建梅或者江**金系在违背张某某意志的情况下将上述房产及土地使用权登记于己方名下，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即使江珍陈述属实，曾建梅和江**金的上述登记行为构成了对江珍继承权利的侵害，江珍亦应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侵权事实的法定诉讼时效期间内主张权利救济。但根据江珍与曾建梅的陈述，曾建梅在2008年翻建2号、3号房产时即向江珍支付了3万元补偿款，可见江珍至此时即知晓上述房产已登记在曾建梅名下并由其自行翻建的事实，其可行使的侵权请求权的诉讼时效应自此时起开始计算。江珍在此后十余年时间内均未行使该权利，现其在本案中要求曾建梅和江晓文对其赔偿，已超过诉讼时效，本院不予支持。上已论述，涉案2号和3号房产在1992年办理《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时即已登记于曾建梅名下，故曾建梅与江晓文在2008年对该房产进行翻建的行为属于处分自己财产的行为，与他人无涉。曾建梅在2008年自愿向江珍支付3万元补偿款，系其自行处分权利。江珍二审时主张该3万元是对其在祖屋上自行建造的两层房产的补偿，但并未提交证据证实上述房产存在或由其建设，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江珍后又称该两层房产即为原2号土地上的一层半房产，如该陈述属实，江珍亦已通过曾建梅在2008年拆除该房产时向其支付的3万元获得补偿，江珍在本案中再行要求曾建梅和江晓文对其进行补偿，缺乏事实依据。原审判决一方面认定2号、3号房产属于曾建梅的个人财产，另一方面又认定曾建梅因对自己财产的拆除行为须向江珍支付补偿款30万元，前后逻辑矛盾，亦未论述酌定该30万元补偿款的具体考量因素，显属错误，本院予以纠正。涉案祖屋地块目前未有合法权属登记证明，仅通过江**金提供的《调解协议书》，难以证实该地块属于江**金的个人财产或者遗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四条的相关规定，各方当事人可另循法律途径主张权利，本案对此不予处理。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7民初12372号民事判决；二、驳回上诉人江珍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1600元，均由上诉人江珍负担；江珍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迳付曾建梅、江晓文二审案件受理费垫付款58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杰晖审判员  谢 佳审判员  陈**峰二〇二〇年九月三十日书记员  陈秀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