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1民终856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吕健欣，男，1988年9月14日出生，汉族，身份证登记住址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明晋，云南泊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毛桂琴，女，1963年8月21日出生，汉族，身份证登记住址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鲁艳,云南乾太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若璠，云南乾太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吕健欣因与被上诉人毛桂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2020)云0112民初27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31日立案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吕健欣上诉请求：一、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判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全部诉求或全案发回重审。二、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其主要的事实及理由为：第一、一审法院适用法律存在严重错误。第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应该认定为委托理财法律关系。第三、一审判决存在程序错误的瑕疵。被上诉人毛桂琴答辩表示，不认可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其上诉。被上诉人毛桂琴在一审中起诉主张：1.吕健欣立即归还毛桂琴借款本金100000元,并以借款本金100000元为基数按月息1%支付自2017年3月1日至款项还清之日止的利息（其中2017年3月1日至2020年2月29日期间36个月的利息100000元×1%/月×36个月=36000元，扣除已支付的10450元，应支付该期间的利息25550元）；2.吕健欣承担本案因诉讼产生的诉讼费、保全费、诉讼保全保险费、公告费等毛桂琴实现债权的费用。审理中，毛桂琴陈述第1项诉讼请求中是主张2017年3月1日至2020年3月17日期间的借款利息及2020年3月18日至款项还清之日止的逾期利息；第2项诉讼请求中保全费、诉讼保全保险费、公告费未实际产生，所以不再主张。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毛桂琴与吕健欣之间2015年3月31日至2019年1月10日期间的交易记录，具体如下：一、1、2015年3月31日，毛桂琴向吕健欣转账50000元；2、2015年3月31日、2015年4月30日、2015年5月29日，吕健欣每次向毛桂琴转账700元；3、2015年6月30日，吕健欣向毛桂琴转账50000元。二、1、2015年7月20日，毛桂琴向吕健欣转账50000元；2、2015年7月20日、2015年8月20日、2015年9月21日、2015年10月20日、2015年11月20日，吕健欣每次向毛桂琴转账700元；3、2015年12月21日，吕健欣向毛桂琴转账50000元。三、1、2015年12月28日，毛桂琴向吕健欣转账50000元；2、2015年12月28日、2016年1月28日、2016年2月29日、2016年3月28日、2016年4月27日、2016年5月27日，吕健欣每次向毛桂琴转账500元；3、2016年6月28日，吕健欣向毛桂琴转账50000元。四、1、2016年7月22日，毛桂琴向吕健欣转账50000元；2、2016年7月22日、2016年8月22日、2016年9月22日、2016年10月22日、2016年11月21日、2016年12月22日、2017年1月20日、2017年2月20日，吕健欣每次向毛桂琴转账1000元；3、2018年9月14日、2018年10月31日、2019年1月10日，吕健欣分别向毛桂琴转账4000元、4100元、2350元。2015年12月28日，原告被邀请加入“融资项目公告群”。同日，该群中在该群中发布信息：“以后这个群就作为融资，进行公告，项目这边的负责人是……”。之后，该群中又发布信息：“本次项目是：东川龙东格公路，3个月之后到期，到期后会有项目接着。”2017年3月20日，吕健欣通过向微信向毛桂琴转账孃孃1000元，并发送微信：“，这个月的利息”。毛桂琴收取了该款项。审理中，毛桂琴与吕健欣一致陈述，2016年7月22日，除毛桂琴向吕健欣转账的50000元外，毛桂琴还向吕健欣交付了50000元，合计100000元。毛桂琴未在“融资项目公告群”中发过信息。毛桂琴陈述，一、本案借款没有借条、借款合同等书面凭证。二、吕健欣的父亲称吕健欣在长江证券公司工作，需要完成任务，需要以毛桂琴的名义在证券公司开立账户，之后毛桂琴转款给吕健欣，但不清楚款项的去向。三、2016年7月22日的借款100000元，没有约定还款期限，约定的利息是月利率1%，按月支付利息，当月支付次月利息，吕健欣没有归还过借款本金，支付的款项均是支付借款利息；没有约定过逾期利息。吕健欣陈述，一、因吕健欣有理财规划资质，毛桂琴觉得可以委托其进行投资理财，所以从2015年开始就委托吕健欣代为投资理财，双方是委托投资理财关系，但未签订委托合同。约定的主要权利义务是毛桂琴将资金委托吕健欣进行投资理财，吕健欣将相应的收益支付给原告，投资到期，融资人将本金返还给吕健欣，吕健欣再将本金返还给毛桂琴。二、毛桂琴共委托投资理财四次，即为交易记录中毛桂琴向吕健欣的四次转款，四次委托投资理财，均不需开立投资理财账户，吕健欣借款给融资人，融资人向吕健欣还本付息；没有开立过投资理财账户。三、毛桂琴与吕健欣没有约定理财期限，没有约定由谁承担投资风险。四、吕健欣以自己名义投资理财，并决定投资理财的项目。五、有偿委托，融资人按月利率1.8%向吕健欣支付利息，吕健欣按月利率1%向毛桂琴返还利息，利息差额就是吕健欣的受托报酬。六、没有“融资项目公告群”微信群的原始载体，该微信群也不存在了。七、2017年，融资人资金出现问题，吕健欣与案外人组成维权组。八、2017年1月1日之后融资人没有再偿付过利息，2017年1月至3月，每月1000元的利息是吕健欣垫付的。之后融资公司优先返还本金，吕健欣于2018年9月14日、2018年10月31日、2019年1月10日分别向毛桂琴转账4000元、4100元、2350元，是融资公司返还的本金。一审法院认为，2016年7月22日，毛桂琴向吕健欣转账50000元，审理中，毛桂琴与吕健欣一致认可，除上述50000元外，毛桂琴于2016年7月22日还向吕健欣交付了50000元，本院予以确认，则2016年7月22日，毛桂琴向吕健欣交付了100000元。就该100000元款项的性质，毛桂琴主张系其出借给吕健欣的款项，吕健欣则抗辩系毛桂琴委托其投资理财的投资理财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原告在审理中陈述没有借条、借款合同等债权凭证，则本案系毛桂琴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及双方认可交付的款项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而吕健欣抗辩上述100000元系毛桂琴委托其投资理财的投资理财款，则本案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前提，应当适用上述法律规定，首先应由吕健欣提供证据证明其抗辩主张，吕健欣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抗辩主张后，再由毛桂琴提供证据证明双方成立借贷关系。对于吕健欣的抗辩主张，本院作如下评判：首先，吕健欣虽主张2016年7月22日的100000元系毛桂琴委托其投资理财的投资理财款，但没有委托合同等书面凭证予以证实。毛桂琴是否曾作出委托其投资理财的意思表示，吕健欣也未提交任何其他书面、电子数据、视听资料等形式的证据予以证明。另，吕健欣还主张毛桂琴于2015年3月31日、2015年7月20日、2015年12月28日每次向其转账的50000元，也是委托其投资理财的投资理财款，但吕健欣也未提交任何书面凭证或其他形式的证据证实毛桂琴在上述三次转款过程中曾作出委托其投资理财的意思表示，故也不能从双方之前的资金往来推断出毛桂琴交付2016年7月22日的100000元时，是否作出委托吕健欣投资理财的意思表示。其次，吕健欣称因其有理财规划资质，毛桂琴觉得可以委托其进行投资理财，所以从2015年开始就委托吕健欣代为投资理财，但从吕健欣在审理中的陈述来看，其所称的与融资人的投资理财实际上是以借贷方式进行，并不需要投资理财规划资质，且实际上也没有过开立理财账户。第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规定：“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第三百九十六条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的合同。”民间借贷与委托投资理财的区分，主要从是否保本、是否具有固定收益、由何方享有资金的控制权及投资理财风险如何分担等方面审查。审理中，吕健欣陈述，委托投资理财系以吕健欣的名义进行，吕健欣决定投资理财项目；毛桂琴与吕健欣没有约定投资理财期限，没有约定投资理财风险由谁承担；有偿委托，融资人按月利率1.8%向吕健欣支付利息，吕健欣按月利率1%向毛桂琴返还利息，利息差额就是吕健欣的受托报酬；2017年融资人资金出现问题，吕健欣与案外人组成维权组。按照吕健欣的上述陈述，1、吕健欣决定2016年7月22日的100000元资金的投资理财项目，融资人资金出现问题，是由吕健欣向融资人主张权利，则吕健欣能控制资金流向，对资金享有控制权；且上述100000元按月利率0.8%计算的投资理财收益差额由吕健欣的享有。2、就是否保本、投资风险如何分担，按照吕健欣的陈述，均没有约定，根据本案现有的证据，本院无法确定是否有约定，但在一般委托投资理财关系中，不对是否保本及投资理财风险如何分担进行约定，不符合常理。且融资人资金出现问题时，向被告方主张权利的是吕健欣，而非毛桂琴，不符合委托法律关系中由委托人承受委托事务法律后果的法律特征。3、从毛桂琴与吕健欣的交易记录来看，吕健欣向毛桂琴转账的时间、金额具有高度规律性，且庭审中，吕健欣陈述2017年1月至3月每月的1000元合计3000元是其垫付的，如果是委托投资理财，由受托人垫付收益与一般市场交易习惯不相符合，且吕健欣对此未作出合理解释，本院认为，吕健欣不论盈亏均需向毛桂琴支付固定收益具有高度可能性，符合民间借贷贷款人享有固定收益的法律特征。上述1-3方面均符合民间借贷的法律特征，并不符合委托投资理财的法律特征。第四，吕健欣于2017年3月20日向毛桂琴转账1000元时称是当月利息，而非投资理财收益。第五，毛桂琴被邀请加入“融资项目公告群”,但毛桂琴未在该群中发过信息。按照吕健欣提交的微信群的图片打印件，只能确定该微信群公告了融资项目及期限，不能确定作此公告的原因，且公告时尚未产生2016年7月22日的100000元，不能以之前的公告判断之后款项的性质。另，吕健欣也未提交该微信群的原始载体，无法确认图片打印件的内容是否是全部内容。综上，吕健欣虽抗辩2016年7月22日的100000元系委托其投资理财的投资理财款，但其不能就其抗辩主张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其作为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反之，综合上述五个方面，2016年7月22日的100000元系其向毛桂琴的借款具有高度可能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之规定，本院确认毛桂琴与吕健欣之间形成借贷关系。毛桂琴向吕健欣交付了借款100000元，吕健欣即应按约偿还借款本息。审理中，毛桂琴陈述未约定还款期限。根据本案现有的证据，无法确认双方是否约定了借款期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之规定，毛桂琴有权提起诉讼要求吕健欣归还借款本金。就借款利息，结合双方的陈述及2016年7月至2017年3月每月支付1000元的情况，本院确认双方约定的借款利率为月利率1%，当月支付次月利息。至于吕健欣于2018年9月14日、2018年10月31日、2019年1月10日分别向毛桂琴转账4000元、4100元、2350元，合计10450元，吕健欣主张系归还的借款本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规定：“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上述三笔款项合计10450元，均应抵充借款利息，其中10000元是抵充2017年4月至2018年1月次月的借款利息，即截止2018年2月的借款利息，剩余450元应抵充截止2018年3月22日的部分利息，且截止2018年3月22日，尚欠借款利息550元。吕健欣还应向毛桂琴支付2018年3月23日至2020年3月16日期间的借款利息23757.51元（1000元/月×23个月+1000元/月÷29天×7天+1000元/月÷31天×16天）。以上合计24307.51元（550元+23757.51元）。因吕健欣偿还的款项均已抵充借款利息，毛桂琴要求吕健欣偿还借款本金10000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由于吕健欣未归还借款本金，毛桂琴有权要求吕健欣支付自毛桂琴起诉之日2020年3月17日至实际还清借款之日止的资金占用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毛桂琴与吕健欣约定了借期内利率为月利率1%，则毛桂琴有权主张自2020年3月17日起至实际还清借款之日止按照月利率1%计算的资金占用利息，但其只主张自2020年3月18日起的资金占用利息，属于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本院予以支持。至于保全费、诉讼保全保险费、公告费，毛桂琴陈述未实际产生，所以不再主张，属于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且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三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吕健欣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归还原告毛桂琴借款本金100000元；二、被告吕健欣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原告毛桂琴截止2020年3月16日的借款利息24307.51元，并支付自2020年3月18日起至100000元借款本金实际还清之日止的资金占用利息（按月利率1%计算）；三、驳回原告毛桂琴其余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06元（原告已预交，已减半收取），由原告毛桂琴负担18元，由被告吕健欣负担1388元。二审中，上诉人提交了《收据》[淳越（上海）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本院依法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因该《收据》载明的收款人系案外人淳越（上海）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并载明付款人的信息为吕健欣，该收据仅能证实淳越（上海）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与吕健欣之间存在合同关系，该收据并未载明毛桂琴系合同相对方，故该证据与本案之间的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经查明，双方当事人均认为一审判决第4页倒数第6行“2016年12月22日”系笔误，应当为“2016年12月20日”，对此本院予以确认。经二审审理查明的其余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相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归纳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本案借款关系是否成立？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被上诉人依据转款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上诉人抗辩该款项系双方之间投资理财关系，应当提交证据予以证实。首先，上诉人并未提交书面合同证实双方之间有委托理财的合意；其次，从上诉人自身陈述来看及向被上诉人账户转款的金额来看，其固定向被上诉人支付回报，在双方并未针对风险承担如何约定的情况下，是否符合投资理财的概念，一审法院已做详细论述，本院不再赘述。另，上诉人邀请被上诉人加入“融资项目公告群”后，被上诉人并未做明确的意思表示，不能以此推定被上诉人默认双方之间形成委托投资关系。最后，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要求其将笔录更改为“与融资人的关系为借贷关系”，但并未提交证据证实该观点，一审法院也未依据此进行裁判，对上诉人的实体权利没有影响，故上诉人主张一审法院存在程序错误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06元，由上诉人吕健欣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姚丹二〇二〇年九月三十日法官助理奚琳书记员李佳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