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民终164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沈阳金水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沈阳市沈河区北京街**（**）。法定代表人：文梅花，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方晓滨，北京大成（无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文梅花，女，1969年1月15日出生，朝鲜族，住铁岭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方晓滨，北京大成（无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文太浩，男，1974年12月25日出生，朝鲜族，住沈阳市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方晓滨，北京大成（无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伟，男，1974年9月7日出生，汉族，住灯塔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雷蕾，辽宁瀛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林雨，辽宁瀛沈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沈阳金水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水元公司）、文梅花、文太浩因与被上诉人李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辽01民初2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文太浩及金水元公司、文梅花、文太浩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方晓滨，李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雷蕾、王林雨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金水元公司、文梅花、文太浩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对本案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１.一审法院对应当进行质证的证据未完成质证程序，导致本案的重大事实未能查清。在本案庭审过程中，金水元公司等均针对李伟提交的《个人凭证项下指定活期账户历史明细清单》（以下简称《账户明细清单》）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公司业务现金解款单》（以下简称《解款单》）中在2013年3月19日、2013年4月1日、2013年6月24日分别支付给金水元公司的2300万元、2100万元、600万元的付款提出了异议。因为根据人民币的重量，2000万元现金重达200多公斤，李伟根本没有可能将那么多现金存入银行柜台。在庭审中，李伟改口称系通过在银行窗口提现及现金解款一次性完成，所以省却了提取实物现金的过程。根据《账户明细清单》显示，李伟提取大额现金后，账户上均显示巨额负数，分别为-22,996,355.15元、-20,999,962.00元、-5,999,908.80元。众所周知，如果在银行提取现金，哪怕是账户-0.01元都是不可能提现的。另外根据银行工作流程，现金解款单分为三联：第一联为回单，此联由银行盖章后退回存款单位；第二联为收入凭证，此联由收款人开户银行作凭证；第三联为附联，作附件用，属银行出纳留底联。金水元公司多次向自己的开户银行浦发银行索要第二联收入凭证，但浦发银行均告知不存在而无法提供。根据《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第十条规定，“金融机构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妥善保存客户身份资料和能够反映每笔交易的数据信息、业务凭证、账簿等相关资料”。如果李伟确实通过现金解款的方式将如此巨额的款项存入金水元公司名下，银行则必然保存相关的业务凭证。由于李伟所称是现金解款而非银行汇款，因此如果银行不向金水元公司提供收入凭证，则金水元公司根本无法确认款项的汇款人，即使是日后金水元公司想向李伟还款，税务机关也无法将该还款金额认定为是金水元公司从李伟处的借款，无法将该笔款项列为公司成本在税前列支，这将导致金水元公司承担额外巨大的税务负担。对于缺乏银行入账凭证、巨额负数提取现金这些重大疑点，一审合议庭当庭表示要向浦发银行核实，但直到判决书下达也未告知核实情况，并且在判决书中对此疑点只字不提，由于对此项证据没有完成最终质证，导致本案的基本事实未予查清，李伟并无足够证据证明其通过现金解款方式将上述三笔共5000万元存入金水元公司账户内，一审判决缺乏事实依据。２.一审法院对《股权质押借款合同》的当事人认定错误。一审判决称“《股权质押借款合同》中，虽然在首部未填写出借人和借款人名称，但在合同内容中载明金水元公司为甲方、借款方，落款处借款人甲方法定代表人处有文梅花签名、捺印，全部合同骑缝加盖了金水元公司的公章，故通过合同内容和签章形式均能证明该合同借款人主体为金水元公司……”，该认定没有事实依据。（１）在整个《股权质押借款合同》正文中，从未有一处载明金水元公司为甲方、借款方，反而在多处明确表示合同的甲方只能是金水元公司的股东文梅花和文太浩，具体如下：首部：出质人（以下简称甲方）；鉴于条款：甲方同意将其自有的或其享有处分权的股权质押给乙方；第二条（1）：质押标的为甲方（即上述合同借款人）在金水元公司的100%股权及其派生的权益；第三条：甲方应在本合同订立后10日内就质押事宜征得金水元公司股东会议同意；第七条（1）甲方已经……履行了全部出资义务。除上述合同条款、内容明确的表示《股权质押借款合同》的甲方为文梅花、文太浩外，从《股权质押借款合同》的性质来看，金水元公司也根本不可能成为甲方，只能是甲方用来质押股权的标的公司。（２）该合同的附加条款中虽然有“出质人（借款方、甲方）金水元公司为扩大经营……”的表述，但这明显是当事人错误的描述，金水元公司作为标的公司，不可能是出质人。一审法院以此作为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是断章取义，完全忽视了正文里对于合同甲方多处准确的描述。（３）该合同骑缝虽然加盖了金水元公司的印章，但这也正好说明了金水元公司不是当事人，而只是作为标的公司通过加盖骑缝章的形式来证明这份合同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如果金水元公司是《股权质押借款合同》的甲方或借款人，那么金水元公司在合同的落款处加盖印章是举手之劳。作为涉及到数千万元借款的合同乙方当事人李伟也会提出这一合理要求。（４）李伟提供的在工商机关备案的《股权质押合同》中亦显示，偿还借款的当事人是文梅花和文太浩（第三条），同时在文梅花、文太浩出具给李伟的《确认书》中，也明确载明《股权质押借款合同》是文梅花、文太浩共同与李伟签订的，且债权债务关系仅存在于文梅花、文太浩与李伟之间。（５）在李伟起诉时向法院递交的《增加诉讼请求申请书》中事实与理由部分也称“文梅花、文太浩与李伟签订《股权质押借款合同》，约定由李伟提供借款36,300,000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李伟在庭审时并未对《增加诉讼请求申请书》中陈述的内容进行修正、反悔，也没有向法庭提交相反的、足以推翻其陈述的证据。因此，《股权质押借款合同》的借款方是文梅花和文太浩。（６）《欠条》的出具人文梅花、文太浩是以欠款人而非担保人的身份出现的。在有如此多的清晰、明确的证据可以证明《股权质押借款合同》的当事人是文梅花、文太浩与李伟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却仅以一句存在明显法律错误的“出质人（借款方、甲方）金水元公司”来认定金水元公司是《股权质押借款合同》的甲方、借款方没有事实依据。在对《股权质押借款合同》当事人认定错误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将本案涉及的两份合同项下借款一并审理，没有法律依据。３.本案涉及到两份借款合同，这两份合同的当事人、合同权利义务各不相同，一审法院将此混为一谈，导致对各当事人的责任划分产生严重错误，并且将分属不同当事人、不同合同项下的债务合并审理，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错误。根据李伟提交的《增加诉讼请求申请书》中的描述，本案涉及到两份借款合同：2013年2月4日文梅花、文太浩与李伟签订的《股权质押借款合同》、2013年6月24日金水元公司与李伟签订的《借款协议》，这两份合同借款人不同、担保人不同、担保方式不同、利息不同，因此是完全独立的两份借款合同。但是一审法院强行将两份合同混为一谈，混淆当事人的法律责任。（１）将两份合同混为一谈，导致了《股权质押借款合同》的主合同诉讼时效、保证合同诉讼时效被一审法院人为中断。一审法院在没有事实根据的情况下，将《股权质押借款合同》的借款人擅自定义为金水元公司，从而使本来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股权质押借款合同》通过将两份合同混为一谈后得以中断而延长。根据《股权质押借款合同》的约定，最后还款时间到2014年8月4日，而以欠款人文梅花、文太浩名义出具的欠条最后时间为2014年11月18日，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即使将最后一张文梅花在2015年12月19日单独出具的欠条考虑在内，李伟在2019年2月20日向法院提起诉讼也超过了诉讼时效。2018年10月18日，文梅花以金水元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向李伟出具了一份《确认书》，是文梅花以金水元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出具的，其中明确表示：仅针对2013年6月24日签订的《借款协议》；借款总额以李伟提供实际支付借款银行凭证为准；金水元公司以《借款协议》的约定及民间借贷相关法律规定支付借款本金和利息。但是，一审法院通过将两份合同混为一谈、把借款人均定义为金水元公司的方式，将此《确认书》作为《股权质押借款合同》诉讼时效中断的证据，从而使《股权质押借款合同》项下债权的诉讼时效中断后得以延长。与此同时，一审法院的这一认定也延长了文梅花、文太浩在《股权质押借款合同》中承担担保责任的时间。一审判决认定，如诉讼时效中断，文梅花、文太浩对《股权质押借款合同》的担保责任至2015年12月20日届满，即使算上《欠条》导致的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中断，至2018年12月19日也已届满。（２）将两份合同混为一谈，也增加了金水元公司、文梅花、文太浩的还款义务。从《账户明细清单》可以看到，李伟除向金水元公司和文梅花出借金钱外，还有大量的向其他案外人借款的记录，因此本案中的李伟为职业放贷人，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应明知要严格履行合同的出借义务。但李伟在执行《股权质押借款合同》时，并未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金额将款项支付给文梅花、文太浩，而是将大部分款项支付给金水元公司。李伟在履行《借款协议》时，也未将约定的金额按照《借款协议》的约定支付给金水元公司，由此导致的后果就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二十五条的规定，非合同项下的借款将按借贷利息约定不明处理。但是一审法院通过将两份合同混为一谈、把借款人均定义为金水元公司的方式，把李伟所有的付款均认定为是向金水元公司的借款，并全部按照最高合同利率计算利息，增加了金水元公司、文梅花、文太浩的还款义务。４.本案中文梅花、文太浩并未对《股权质押借款合同》以外的借款提供股权质押担保，一审法院判决文梅花、文太浩持对全部债务提供了股权质押担保没有事实依据。文梅花、文太浩仅在《股权质押借款合同》中对自己的借款用金水元公司的股权进行了股权质押担保，在2013年6月24日的《借款协议》中，文梅花、文太浩仅提供了连带责任保证，并未将其持有的金水元公司的股权进行质押担保。一审判决已明确李伟的质押权仅仅限于《股权质押借款合同》，但在判决第七项却将李伟的质押权延伸到了《股权质押借款合同》之外的《借款协议》，包括金水元公司的全部债务。一审法院认定《股权质押借款合同》项下借款本金是3000万元，仅限于判决书的主文第二项（含两个第二项），不包括第三项至第六项。对于第三项至第六项债务，李伟并不享有对文梅花、文太浩持有的金水元公司全部股权的优先受偿权，判决第七项缺乏法律依据。５.补充上诉意见中提及的“李伟向金水元公司、文梅花、文太浩累计放贷3900万元借款”及类似描述，仅为引用李伟在起诉状、增加诉讼请求申请书中的证据和观点，不代表金水元公司、文梅花、文太浩认可金水元公司、文梅花、文太浩是该3900万元借款的共同借款人以及借款总额。（１）李伟系职业放贷人，其借贷行为应当依法认定无效。李伟除在本案中分别向金水元公司、文梅花、文太浩放贷外，也多次向不特定的其他当事人进行放贷，符合职业放贷人的特征。据不完全统计，仅从威科法律数据库在辽宁省范围内就检索出李伟至少有五起借贷案件，请求进一步予以核实，并在辽宁省法院办案系统中查询与李伟相关的全部案件，以确认李伟系职业放贷人的事实。            案号              处理法院              借款时间              对方当事人              借贷金额              年利率                  （2016）辽1081民初99号              灯塔市人民法院              2009年              张永铁、郝晓郁              80万元              12%                  （2016）辽0102民初6026              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              2011年              沈阳星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黄哲明              100万元              36%                  （2016）辽1021民初1443号              辽阳县人民法院              2011年              鲁国元              200万元              36%                  （2018）辽0804执396号              营口市鲅鱼圈区人民法院              不明              李丽、刘钢              不明              不明                  （2019）辽1081执338号              灯塔市人民法院              不明              郝崇辉              不明              不明      另外，从《账户明细清单》可以看出，李伟的账户除跟本案相关的提款、转账外，还有多笔大额转账、提款或汇出，如：2013年1月3日10万元支取、2013年2月4日50万元汇出、2013年2月5日250万元汇出、2013年2月26日支取20万元、2013年3月7日50万元汇出、2013年3月9日10万元转账、2013年3月22日20万元汇出、2013年4月28日40万元转账、2013年5月2日50万元汇出、2013年5月3日30万元转账、2013年6月14日两笔100万元汇出、2013年6月19日100万元汇出等，显示的汇出账户各不相同。因此，应对李伟的如此频繁的大额汇款的用途进行查实，确认其是否实施了职业放贷的行为。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民商会议纪要》）第53条规定：“依法取得放贷资格的以民间借贷为业的法人，以及以民间借贷为业的非法人组织或者自然人从事的民间借贷行为，应当依法认定无效。同一出借人在一定期间内多次反复从事有偿民间借贷行为的，一般可以认定为是职业放贷人”。因此，李伟符合职业放贷人的标准，其借贷行为应当依法认定无效。（２）李伟在本案中涉嫌使用信贷资金放贷。从《账户明细清单》可以看出，李伟所称在2013年2月4日12时23分30秒转文梅花个人卡300万元、2013年3月19日15时45分37秒提取大额现金2300万元、2013年3月20日8时37分31秒转文梅花个人账户300万元、2013年4月1日9时06分20秒大额现金借款2100万元、2013年6月24日9时49分37秒大额现金借款600万元、2013年6月26日14时18分44秒转文梅花个人卡100万元，其账户余额均出现了负数，负数金额在近100万元至2300万元不等，符合“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的特征。在同一证据中，李伟的多笔其他汇出款项，也均出现在汇款后账户余额为负的现象。《民商会议纪要》第52条规定：“民间借贷中，出借人的资金必须是自有资金。出借人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的民间借贷行为，既增加了融资成本，又扰乱了信贷秩序，根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应当认定此类民间借贷行为无效”。（３）李伟在本案中具有“高利贷”和“套路贷”行为，具体如下：第一，虚增借贷金额。2013年2月4日，李伟同文梅花、文太浩签订的《股权质押借款合同》中约定的借款金额是3630万元，但从李伟提供的证据看，其并没有向金水元公司和文氏姐弟如约提供3630万元借款，而仅仅提供了2600万元（2月4日付文梅花300万元、3月19日付金水元2300万元）。2013年6月24日李伟同金水元公司签订的《借款协议》第四条却称李伟已于2013年3月19日支付借款3630万元。显然，李伟在实际仅支付2600万元（含给文梅花的300万元）的情况下，却通过签订《借款协议》的形式固定了向金水元公司提供3630万元借款的事实，其中收取了高达（3630-2600）／2600＝39.6%共1030万元的“砍头息”，构成虚增借贷金额。如果依据2013年6月24日的《借款协议》，李伟本应继续给金水元公司提供借款1370万元，但李伟实际上仅在当天向金水元公司支付了600万元，即使算上6月26日汇给文梅花的100万元，也才700万元，“砍头息”高达（1370-700）／700=95.7%，计670万元。第二，从金水元公司、文梅花、文太浩被迫向李伟出具的《欠条》及《确认书》也可以证明李伟实施了虚增借贷金额的行为。根据《欠条》可以计算出，文梅花、文太浩一个月应归还的利息是175万元，按照《借款协议》第三条3.5%的月利率计算（2%＋1.5%），本金就是整整5000万元。这就证实了李伟在根本就没有支付给金水元公司（包括文梅花、文太浩）5000万元的情况下（即使按李伟提供的所有证据进行最大化计算，所有借款累积仅3900万元），虚增借款金额1100万元，并且折合年息高达42%。根据《关于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对“套路贷”的定义，本案李伟存在假借民间借贷之名，诱使金水元公司、文梅花、文太浩签订“借贷”或变相“借贷”“抵押”“担保”等相关协议，通过虚增借贷金额的方式形成虚假债权债务，并借助诉讼手段非法占有金水元公司、文梅花、文太浩财物的事实，符合“套路贷”的定义。第三，李伟在《借款协议》中对5000万元的借款以42%的年利率进行放贷，属于非法放贷“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鉴于李伟的行为已涉嫌刑事犯罪，金水元公司、文梅花、文太浩将另行报案。综上，请求准确认定本案的性质，依法确认借贷合同无效，并以此判定各方的权利义务。李伟辩称：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均有已经庭审质证的证据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１.对于金水元公司、文梅花、文太浩提出的三笔借款交付待证问题，李伟提供的证据已经证明李伟系通过银行系统支付至金水元公司银行账户，李伟的举证义务已经完成，一审法院认定正确。一审庭审过程中，李伟提供了《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公司业务现金借款单（回单）》三份、《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个人业务回单（签单）》三份，证明李伟分别于2013年3月19日、2013年4月1日、2013年6月24日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辽阳支行营业部柜台办理了将出借款项2300万元、2100万元、600万元支付至金水元公司71×××11银行账户的相关业务。同时李伟提供了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沈阳分行于2018年5月17日出具的李伟名下银行账户（62×××78）《账户明细清单》，显示李伟的该银行账户确实发生了前述交易。清单中显示银行账户余额是在李伟支取前述借款后为负数，但账户余额少于支取金额还能顺利支取前述款项是因为李伟在该行还有其他账户，各个账户功能不同但互相联动，李伟自有资金足以支付前述支取金额。在营业部填写的表单名称带有“现金解款”及账户明细中带有“现金”字样，是属于银行内部业务归类及业务办理流程要求，并不存在金水元公司、文梅花、文太浩主张的李伟必须从窗口取、存巨额纸币的环节，因此，金水元公司、文梅花、文太浩基于对银行业务不熟悉而提出的疑问及异议并不成立，也不能否认交易实际发生的客观事实。李伟提供前述证据后，李伟的相应举证义务已经履行完毕。而且金水元公司、文梅花、文太浩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未收到前述借款，在一审庭审过程中也未对前述证据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并无不当。如金水元公司、文梅花、文太浩认为不存在“金水元公司收到了前述借款”的相关事实，应自行查询并向人民法院提交其名下的收款银行账户的历史交易明细，而非要求银行向其提供收入凭证或要求人民法院就银行业务办理流程进行核实。金水元公司、文梅花、文太浩已经明确表示确实收到了李伟提供的全部借款。因此一审判决的认定正确。２.《股权质押借款合同》的当事人系金水元公司、文梅花、文太浩与李伟，其中金水元公司系借款人及用款方，文梅花系金水元公司法定代表人、51%股权持有人及出质人、无限连带责任保证人，文太浩系金水元公司另外49%股权持有人及出质人、无限连带责任保证人。李伟系出借方及金水元公司100%股权的质权人。一审判决认定的相关事实正确。（1）《股权质押借款合同》的内容体现了前述事实。《股权质押借款合同》“附加条款”部分明确了“出质人（借款方、甲方）金水元公司为扩大经营，……，借款方为保证该投资项目的有效推进，向质权人（出借方、乙方）借款……”及“出质人（借款人）金水元公司取得借款6个月后，如沈阳市沈河区万柳塘路44号建设用地没有拆迁完成及进入实际施工借款，出质人（借款人）无条件返还出借人的全部出借资金的本金及利息。如到期借款人无法返还质权人（借款方）出借给出质人资金的本金及利息，则出质人（借款人）将其在沈河区万柳塘路44号建设用地项目公司沈阳苏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沅公司）拥有的全部权益转让给借款人”。从前述内容中可以明确，金水元公司系各方约定的借款人及用款方，借款用途系用于金水元公司与其他主体共同开发建设项目。（2）《股权质押借款合同》尾页盖章部分虽然没有金水元公司的公章，但是在骑缝处加盖了金水元公司的公章，更为重要的是金水元公司法定代表人文梅花本人在法定代表人处签了字。签字人虽然为文梅花，但是该签字是基于其作为金水元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因此，《股权质押借款合同》系依法订立并在文梅花签字后即对金水元公司发生了法律效力。（3）李伟提供的全部借款均是由金水元公司及法定代表人文梅花收取。在李伟提供的总计金额为6130万元借款中，5000万元由金水元公司直接收取，1130万元系金水元公司通过法定代表人文梅花个人账户收取。李伟收到的2230万元还款系金水元公司转账支付。因此，从合同履行的角度来说，金水元公司也作为借款主体享有的借款使用权利并履行了部分借款的偿还义务。（4）《借款协议》中，金水元公司作为乙方（借款人）加盖了公章，协议内容也明确记载了“甲方已于2013年3月19日向乙方支付借款3630万元，甲方于本协议签订后两日内向乙方再行支付1370万元，前述借款总额总计为5000万元，乙方最迟应于2013年12月20日前偿还”。如金水元公司否认其是《股权质押借款合同》的当事人，在其未能向一审法院合理解释前述3630万元金水元公司向李伟的借款是从何而来、又是如何发生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金水元公司是前述借款的借款人，既尊重客观事实又符合法律相关规定。而在文梅花于2018年10月18日签字的《确认书》中，也再次代表金水元公司明确表示金水元公司承认李伟提供的全部借款以及希望李伟继续提供借款协助金水元公司解决困境，并承诺金水元公司取得苏沅公司权益后偿还借款。综上，金水元公司系案涉所有借款的借款人、用款人及承担主要偿还责任的债务人，以上事实已经清楚明确。因此，即使协议个别条款内容不明确或发生冲突，也改变不了金水元公司是借款人及负有偿还义务的事实和相关认定。３.本案所涉两份合同当事人一致，所涉法律关系相同，部分内容重合，人民法院合并审理符合法律规定。如前所述，《股权质押借款合同》系由文梅花代表金水元公司作为借款人、文梅花本人及文太浩作为担保人、李伟作为出借人签订的借款合同。而《借款协议》虽然签订时间在几个月之后，但签订主体同样是金水元公司作为借款人、文梅花本人及文太浩作为担保人、李伟作为出借人。从合同内容来看，《借款协议》签订时，金水元公司基于《股权质押借款合同》尚欠李伟借款本金3000万元及巨额利息。因此，在《借款协议》第四条对之前借款进行了确认，然后基于《借款协议》，李伟又实际提供借款900万元。因此，一审法院对于当事人一致的两份借款合同同时进行审理，并根据李伟提供的未偿还本金金额的证据以及在法律保护范围内的借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作出的判决合法。金水元公司、文梅花、文太浩提出的“将两份合同混为一谈，导致《股权质押借款合同》的主合同诉讼时效、保证合同诉讼时效被中断”及“将两份合同混为一谈，也增加了金水元公司、文梅花、文太浩的还款义务”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这是李伟及时行使民事权利及人民法院正当行使审判权力的结果，也是金水元公司、文梅花、文太浩多次违反契约精神及合同约定的还款义务后本应承担的法律后果。４.李伟对文梅花、文太浩持有的金水元公司股权的质权系依法设立。主债务人金水元公司未能清偿借款，李伟有权对全部股权拍卖变卖所得价款行使优先受偿权。５.《民商会议纪要》不是司法解释，金水元公司、文梅花、文太浩的相关主张不能适用于本案，且金水元公司、文梅花、文太浩提交的五个相关案例均是李伟作为借款出借人，时间距今10年之久。即使案涉借款也已发生7年有余，《民商会议纪要》不能适用。金水元公司、文梅、文太浩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李伟属于职业放贷人，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案涉借款合同属于无效合同。李伟系以实际出借的资金金额作为本金，以在法律范围内的利率标准主张相应利息，应当受到法律保护。金水元公司、文梅花、文太浩作为房地产开发企业注册资金只有800万元，且向李伟借款时因注册资金未能实缴已被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予以行政处罚，为了继续公司经营向李伟借款，属于其真实意思表示，而且李伟主张的借款均已实际发生。金水元公司、文梅花、文太浩的主张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其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系故意拖延判决生效时间，不应支持，恳请维持一审判决，切实维护李伟的合法权益。李伟一审诉讼请求：一、判令金水元公司给付借款本金3900万元；二、判令金水元公司给付每笔借款自实际转款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的借款利息（按月利2%计算，暂计至2019年2月28日为55,829,335元）；（以上两项诉讼请求金额合计为94,829,335元）；三、判令文梅花、文太浩对前述借款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判令李伟对文梅花、文太浩持有的金水元公司100%股权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文梅花与文太浩系姐弟关系。金水元公司注册资本为800万元，文梅花持股51%，文太浩持股49%。文梅花任金水元公司法定代表人。2013年2月4日，文梅花、文太浩、李伟签订《股权质押借款合同》，合同主要内容为：第一条本合同所担保的债权为：质权人（乙方）向出质人（甲方）发放的总金额为人民币3630万元整的贷款，借款利率为每月2.5%。乙方需在甲方股权质押手续办理完毕之日向甲方支付300万元借款，在股权质押手续办理完毕30个工作日内支付剩余全部借款。第二条质押合同标的为甲方（即上述合同借款人）在金水元公司（“标的公司”）的100%股权及其派生的权益。质押股权金额为3630万元整。第三条甲方应在本合同订立后10日内就质押事宜征得金水元公司股东会议同意，并将出质股份于股东名册上办理登记手续，将股权证书移交给乙方保管。第五条担保的债权范围及清偿顺序股权质押担保范围为本合同项下的借款3630万元整及利息、违约金、赔偿金和乙方代垫的费用及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等）。如甲方不按本质押项下合同规定，如期偿还借款本息、利息及费用，乙方有权依法处分质押股权及其派生权益，所得款项及权益优先清偿贷款本息。第六条逾期违约金甲方如未按期支付利息，甲方应每日按本金的千分之三向乙方支付逾期违约金。甲方如逾期偿还乙方本金，除按本合同约定的利率、费率支付利息，还应根据逾期天数每日按所欠金额千分之二的标准向乙方支付逾期违约金。上述两项逾期违约金互相独立。乙方逾期支付借款的，则乙方承诺解除此次股权质押。第八条保证人责任保证人对甲方依本合同的全部债务对乙方承担无限连带保证责任。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为乙方债权到期日起的两年。该合同附加条款中明确记载出质人（借款方、甲方）为金水元公司。出质人与质权人约定，此项借款最短借款期限为6个月，最长借款期限不超过18个月。该合同首部出质人、质权人等处为空白；尾页落款甲方法定代表人处有文梅花签名、捺印，乙方处有李伟签名、捺印，担保人处有文梅花、文太浩签名、捺印；全部合同页骑缝加盖了金水元公司公章。2013年3月18日，文梅花、文太浩在沈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股权出质登记手续，沈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的《股权出质设立登记通知书》记载质权人为李伟，出质股权所在公司为金水元公司，文梅花、文太浩以全部股权出质。2013年2月4日，李伟向文梅花账户转账300万元，金水元公司出具金额为300万元的《收条》，在收款人处加盖金水元公司公章，并有文梅花签名、捺印、加盖名章。3月19日，李伟通过账户现金解款方式向金水元公司账户存入2300万元。3月20日，李伟向文梅花账户转账300万元。3月28日，金水元公司向李伟账户转账2000万元。4月1日，李伟通过账户现金解款方式向金水元公司账户存入2100万元。6月14日，李伟向文梅花账户转账230万元。同日，金水元公司向李伟账户转账230万元。2013年6月24日，李伟作为甲方（出借方），金水元公司作为乙方（借款人），文梅花、文太浩、金东坤、徐春花作为丙方（担保人）签订《借款协议》，协议主要内容为：金水元公司向李伟借款5000万元，借款利息为每月2%，且乙方按每月1.5%的标准向居间人支付居间服务费，乙方应在每月1日前按月向甲方支付利息及居间服务费。甲方已于2013年3月19日向乙方支付借款3630万元，甲方于本协议签订后两日内向乙方再行支付1370万元，前述借款总额总计为5000万元，乙方最迟应于2013年12月20日前偿还。乙方如当期在约定时间内未清当期款项应按日息计算，如还款日期超过30天应付当期还款金额10%违约金。丙方以个人全部财产提供无限连带责任担保。协议落款甲方有李伟签名，乙方有文梅花签名，加盖金水元公司公章，保证人处有文梅花、文太浩、金东坤、徐春花签名、捺印。2013年6月24日，李伟通过账户现金解款方式向金水元公司账户存入600万元。6月26日、7月23日、11月27日，李伟向文梅花分别转账100万元。2014年1月17日，文梅花、文太浩出具《欠条》，载明：今欠李伟借款利息（2013年12月18日至2014年1月17日期间）175万元。2月18日，文梅花、文太浩出具《欠条》，载明：欠付李伟2014年2月18日至3月17日期间利息175万元。5月18日，文梅花、文太浩出具《欠条》，载明欠付李伟2014年4月18日至5月18日期间利息175万元。上述三张《欠条》均约定该笔欠款于三个月内支付，如未能支付，自第四个月起按月3.5%支付逾期违约金。2014年11月18日，文梅花、文太浩出具《欠条》，载明欠付李伟2014年5月19日至11月18日期间6个月利息，每月175万元，共计1050万元。2015年12月19日，文梅花出具《欠条》，载明现欠李伟2014年11月19日至2015年12月19日期间13个月利息，每月利息175万元，共计2275万元。注明所有欠条日期重复无效。2018年10月18日，文梅花出具《确认书》，主要内容为：确认2013年6月24日签订的《借款协议》借款有效，借款总额以李伟提供实际支付借款银行凭证为准。金水元公司取得苏沅公司合法权益、转让其股权、取得股权转让款，首先返还借款及相应利息。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本案中，《股权质押借款合同》《借款协议》《欠条》《确认书》等均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照约定及法律规定履行相应的义务。关于本案涉及到的2013年2月4日《股权质押借款合同》项下借款和2013年6月24日《借款协议》项下借款是否应在本案中一并审理的问题。《股权质押借款合同》中，虽然在首部未填写出借人和借款人名称，但在合同内容中载明金水元公司为甲方、借款方，落款处借款人甲方法定代表人处有文梅花签名、捺印，全部合同页骑缝加盖了金水元公司的公章，故通过合同内容和签章形式均能证明该合同借款人主体为金水元公司，文梅花、文太浩在担保人处签名、捺印，说明二人为该《股权质押借款合同》的保证人，为金水元公司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借款协议》中明确金水元公司为借款人，文梅花、文太浩等人为担保人。故《股权质押借款合同》与《借款协议》两份借款合同的出借人均为李伟，借款人均为金水元公司，文梅花、文太浩均为连带责任保证人，且从《借款协议》的内容上看，与《股权质押借款合同》有关联性、延续性，故在本案中对两份合同项下借款一并审理，符合法律规定。关于借款本金数额的问题。李伟在《股权质押借款合同》签订当日即向文梅花银行账户转账300万元，又于2013年3月19日向金水元公司交付2300万元，3月20日向文梅花银行账户转账300万元，以上共计交付本金2900万元。2013年3月28日，金水元公司向李伟转账2000万元，李伟自认为偿还本金，故该院认定截至2013年3月28日，金水元公司尚欠李伟借款本金900万元。2013年4月1日李伟向金水元公司交付2100万元。至此，《股权质押借款合同》项下借款本金共计3000万元（900万元+2100万元）。金水元公司虽抗辩款项交付时间与合同约定不一致，但因是先签订合同，后交付借款，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以实际行为对履行时间进行变更的情况。金水元公司已经实际接收了借款，且在之后的《借款协议》和《欠条》《确认书》中对借款予以确认，故该院对其抗辩不予支持。2013年6月14日，金水元公司向李伟账户转账230万元，李伟收款后，又于当日向文梅花账户转账230万元。对该笔款李伟解释为当日其想用款，让金水元公司转给其230万元后，其又不需要用款了，遂按文梅花的指令将款又转至文梅花账户。该院认为，因两笔转账发生在同一天间隔很短的时间内，数额完全相同，应互相抵销，不计入借款和还款数额。在双方2013年6月24日签订的《借款协议》中，又约定金水元公司继续向李伟借款。李伟于当日即向金水元公司交付600万元，6月26日、7月23日、11月27日，李伟又向文梅花转账共300万元。故金水元公司、文梅花、文太浩欠李伟借款本金共计3900万元。金水元公司、文梅花、文太浩虽否认转入文梅花账户的款项是合同项下借款，但文梅花系金水元公司法定代表人，向文梅花账户的转账均发生在合同约定的借款期内，文梅花未能举证证明文梅花个人与李伟之间对所涉款项有借款合同或其他法律关系，故该院对其该项抗辩不予支持。关于利息问题。双方约定每月利息2%，居间服务费1.5%，即利息及其他费用月3.5%，超过法律保护的范围。现李伟要求按照年利率24%给付利息，符合法律规定，该院予以支持。金水元公司于2013年3月28日偿还2000万元，李伟自认为偿还本金，故截止该日期，金水元公司欠借款本金900万元（300万元+2300万元+300万元-2000万元），欠2013年2月4日借款300万元的利息10.2万元，2013年3月19日借款2300万元的利息12.2667万元，2013年3月20日借款300万元的利息1.4万元，以上利息合计23.8667万元。自2013年3月29日起，对此前借款按照900万元计算本金。此后借款应分别按照实际交付之日分别起算。关于诉讼时效问题。本案中，文梅花于2014年1月17日、2月18日、5月18日、11月18日、2015年12月19日多次出具《欠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义务人作出分期履行、部分履行、提供担保、请求延期履行、制定清偿债务计划等承诺或者行为的，应当认定为同意履行义务，发生诉讼时效中断，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金水元公司、文梅花、文太浩抗辩称《欠条》均约定每月产生利息175万元，与本案借款不对应。李伟对此解释在签订《股权质押借款合同》时金水元公司欲借3000万元，承诺按照月利率3.5%计算利息，借期6个月，故将利息630万元写入借款总额，共3630万元。在出具《欠条》时，因金水元公司、文梅花、文太浩认可按照《借款协议》中约定的5000万元本金、月息3.5%标准计算利息，故《欠条》体现每月利息175万元。该院认为，文梅花、文太浩、金水元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欠条》系因其他借款关系产生，李伟对《欠条》能够作出合理解释，故应认定《欠条》所涉借款即为本案借款。《欠条》对借款利息的承诺表明，债务人对全部债务不持有异议，并同意履行义务，具有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在文梅花出具最后一张《欠条》的2015年12月19日之前诉讼时效多次发生中断。因从2015年12月19日起计算两年的时间晚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施行之日（2017年10月1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应当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在三年的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前，文梅花又出具《确认书》作出还款承诺。故李伟于2019年2月21日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关于文梅花、文太浩的保证责任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直至主债务本息还清时为止等类似内容的，视为约定不明，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本案中，双方约定文梅花、文太浩对案涉借款提供无限连带责任担保，属于上述规定中“约定不明”的情形，故保证期间应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双方约定的主债务履行期限至2013年12月20日，即文梅花、文太浩的保证期间至2015年12月20日止。《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前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从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保证人文梅花在2014年11月18日出具的《欠条》上签字，该时间发生在保证期间内，故从2014年11月18日开始计算文梅花保证责任的诉讼时效。因文梅花2015年12月19日出具《欠条》、2018年10月18日出具《确认书》，故李伟对文梅花保证责任的诉讼请求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该院予以支持。但保证人文太浩最后一次出具《欠条》的时间为2014年11月18日，从此开始计算李伟对文太浩保证责任的诉讼时效期间，应计至2016年11月18日止。因李伟未提交证据证明此后发生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情形，故李伟对保证人文太浩保证责任的诉讼请求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该院不予支持。关于李伟的质押权问题。《股权质押借款合同》中约定以金水元公司100%股权提供股权质押。文梅花、文太浩在沈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股权出质设立登记，以全部股权进行质押。本案质权已依法设立，在金水元公司未依约履行债务时，李伟要求实现质权于法有据，该院予以支持。金水元公司、文梅花、文太浩其他抗辩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七十五条、《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四条、《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判决如下：一、金水元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给付李伟2013年3月28日前借款利息23.8667万元；二、金水元房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给付李伟借款本金900万元及利息（自2013年3月29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900万元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金水元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给付李伟借款本金2100万元及利息（自2013年4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2100万元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三、金水元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给付李伟借款本金600万元及利息（自2013年6月24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600万元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四、金水元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给付李伟借款本金100万元及利息（自2013年6月26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100万元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五、金水元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给付李伟借款本金100万元及利息（自2013年7月23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100万元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六、金水元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给付李伟借款本金100万元及利息（自2013年11月27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100万元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七、如金水元公司未按期履行本判决第一项至第六项债务，李伟有权对文梅花、文太浩所持有的金水元公司全部股权折价或者对拍卖、变卖该股权后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八、文梅花对本判决第一项至第六项金水元公司所负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九、驳回李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15,947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金水元公司、文梅花共同负担。本院对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二审中,金水元公司举证李伟为五宗借贷案件的出借方，应当认定李伟系职业放贷人。该五起案件分别为（2016）辽1081民初99号李伟诉张永铁、郝晓郁民间借贷纠纷案、（2016）辽0102民初6026号李伟诉沈阳星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黄哲明借款合同纠纷案、（2016）辽1021民初1443号鲁国元诉李伟买卖合同纠纷案、（2017）辽0804民初4632号李伟诉李丽、刘钢民间借贷纠纷案、（2018）辽1081民初201号李伟诉郝崇辉民间借贷纠纷案。其中，李伟诉张永铁、郝晓郁民间借贷纠纷案中认定借款时间为2009年12月9日，借款金额为80万元。对此，李伟提供2008年4月20日《房屋买卖合同》一份及房款收款收据、发票等，证明在双方借款之前，张永铁曾向李伟出卖房产一套。李伟诉李丽、刘钢民间借贷纠纷案中认定借款时间为2012年3月27日,借款金额为500万元。对此，李伟提供2012年7月16日《合作协议》一份，证明在借款同一时期李伟、刘钢共同出资承建基金大厦项目，并提供李伟向共同出资人关传辉交纳投资款的转账凭证及关传辉出具的收据。李伟诉郝崇辉民间借贷纠纷案借款金额为5万元，未约定利息。上述借贷纠纷案件生效民事判决中均认定李伟全额出借约定借款，并未认定存在“砍头息”的情况。（2016）辽1021民初1443号案件为鲁国元诉李伟买卖合同纠纷案，在该判决审理查明的事实中载明2011年李伟向鲁国元借款200万元。还查明：《常住人口登记卡》载明，2009年5月27日,李伟从李友海居住地址XX迁出。詹家村民委员会出具《证明》一份，证明李友海与李伟为父子关系。《董监高投资任职及风险报告》载明，李友海为灯塔市鑫发铁矿及灯塔市保发铁矿的负责人，李伟为灯塔市振发选矿厂股东及灯塔市保发铁矿有限公司监事。以上事实，有民事判决书、《房屋买卖合同》、发票、《合作协议》、转账凭证、收据、《常住人口登记卡》《证明》《董监高投资任职及风险报告》及询问笔录在卷佐证，相关证据业经质证，足资认定。本院认为，关于对案涉借款主体的认定。金水元公司认为，《股权质押借款合同》中未载明金水元公司为借款方，金水元公司只是作为标的公司通过加盖骑缝章的形式证明该合同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故一审法院关于本案借款主体是金水元公司的认定错误。相关事实经查，第一，关于合同的签订：《股权质押借款合同》：虽然合同首部未填写出质人（甲方）、质权人（乙方）名称，但落款处文梅花在甲方法定代表人处签名并捺印，文梅花和文太浩在担保人处签名并捺印，因此，可以确定文梅花和文太浩并非借款主体而是质押担保主体，文梅花作为金水元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在甲方处的签名是代表金水元公司而非代表其个人；合同附加条款中明确记载“出质人（借款方，甲方）金水元公司”“出质人（借款人）金水元公司”；整个合同文本的骑缝处均加盖了金水元公司的公章。《借款协议》：协议首部明确记载“乙方（借款人）：金水元公司”；内容中载明，乙方金水元公司为扩大经营，与案外人联合开发房地产项目，乙方为保证该投资项目的有效推进，向出借方借款；落款乙方处加盖金水元公司印章并有文梅花签字。第二，关于借款的支付：在李伟主张的借款中，有5000万元的转账通过其账户支付至金水元公司账户，还有1130万元款项支付至金水元公司法定代表人文梅花账户，而金水元公司亦通过其账户向李伟转款共计2230万元。第三，关于金水元公司对借款的确认：2018年10月18日，文梅花作为金水元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出具《确认书》，主要内容为确认《借款协议》借款有效，金水元公司依该协议约定及民间借贷相关法律规定支付借款本金及相应利息；金水元公司取得苏沅公司合法权益、转让其股权、取得股权转让款，首先返还借款及相应利息。这是金水元公司对自己借款人身份的确认。综上，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借款的主体为金水元公司正确。关于借款合同的实际履行。三上诉人对李伟支付借款的资金来源有异议，认为李伟并未将相应的现金存入银行，金水元公司收到的款项不是李伟存入的，而是金融机构直接划给该公司的，此节事实一审法院未予查明，故该院认定李伟以账户现金解款方式向金水元公司存入2300万元、2100万元及600万元缺乏依据。经查，该三笔款项确实通过李伟账户转入金水元公司账户，金水元公司对收到该三笔款项予以认可；金水元公司自认收到上述款项后，将其中2000万元转账给李伟，其他由其实际使用；《借款协议》中对李伟实际出借3630万元进行了确认；文梅花出具《确认书》，确认《借款协议》的效力。综上，一审法院结合双方协议约定，按照李伟向金水元公司及文梅花实际支付的金额认定案涉借款实际履行的相关事实，并无不当。金水元公司主张其收到的款项不是李伟存入，但对于出借主体以及该公司向李伟转款的原因均不能举证证明并作出合理解释，故本院对此不予采信。关于对《股权质押借款合同》和《借款协议》的关联性及所涉诉讼时效问题的认定。三上诉人认为，以上两合同当事人及合同权利义务均不相同，故将其合并审理，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错误。从两份合同的内容看，《借款协议》对《股权质押借款合同》所约定的借款进行了确认，因此，两合同是密切关联的统一整体，能够客观反映出案涉借款的出借金额、实际履行、担保等情况，故《股权质押借款合同》和《借款协议》应一并在本案中进行审理。而基于双方在《借款协议》中的约定并结合后续文梅花出具的《确认书》等综合认定，李伟要求金水元公司偿还借款本息的诉请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关于文梅花、文太浩质押担保责任的承担。金水元公司、文梅花、文太浩认为，文梅花、文太浩并未对《股权质押借款合同》以外的借款提供股权质押担保，一审法院判决文梅花、文太浩对全部债务提供了股权质押担保没有事实依据。相关事实经查，文梅花、文太浩在《股权质押借款合同》中以二人在金水元公司的股权及其派生权益对3630万元借款提供质押担保，股权质押担保范围为本合同项下的借款3630万元整及利息、违约金、赔偿金和李伟代垫的费用及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而金水元公司、文梅花、文太浩在2013年6月24日签订的《借款协议》中均已认可李伟已实际支付3630万元，故李伟对文梅花、文太浩质押股权享有优先受偿权的范围应仅限于《股权质押借款合同》项下的于2013年6月24日前支付的借款本息。《借款协议》签订前李伟实际出借款项共计3000万元，故如果金水元公司未按期履行偿还本息义务，则李伟对文梅花、文太浩持有的金水元公司的股权只能在该3000万元本息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一审判决第七项判决李伟就文梅花、文太浩持有的金水元公司全部股权在金水元公司全部债务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有误，应予纠正。关于文梅花连带保证责任的承担。金水元公司认为，一审法院以《确认书》作为诉讼时效中断的证据，延长了文梅花承担担保责任的时间，文梅花承担担保责任的诉讼时效至2018年12月19日即已届满。经查，《借款协议》约定，金水元公司向李伟借款5000万元，文梅花作为担保人承诺以其个人全部财产提供无限连带清偿责任。而文梅花出具的《确认书》主要载明金水元公司作为借款人确认案涉借款并承诺支付借款本息，并无关于文梅花承担担保责任方面的内容，故落款确认人处文梅花的签名和捺印是基于其金水元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代表金水元公司作出的，并不是基于其担保人身份而作出的，因此，该《确认书》不能作为引起文梅花承担保证责任的诉讼时效中断的证据。鉴于李伟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他诉讼时效发生中止、中断的情形，故至2019年2月21日李伟向文梅花提起诉讼时，文梅花承担保证责任已超过诉讼时效，一审判决文梅花对金水元公司全部案涉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关于对李伟是否构成“职业放贷人”的认定。三上诉人认为，李伟多次向不特定的他人放贷，故李伟系职业放贷人，其借贷行为应当依法认定无效。本院认为，未依法取得放贷资格的以民间借贷为业的法人，以及以民间借贷为业的非法人组织或者自然人从事的民间借贷行为，应当依法认定无效。同一出借人在一定期间内多次反复从事有偿民间借贷行为的，一般可以认定为是职业放贷人。因此，认定职业放贷人应重点审查其出借对象是否为社会上不特定主体，出借行为是否具有反复性和经常性，出借目的是否具有营业性的特征，并结合同一放贷人一段时间内所涉的民间借贷案件的数量、合同格式化程度、出借金额等综合考量。而从五起案件相关判决中对李伟借款事实的认定看，无论从主体上、金额上、次数上以及时间上均与“职业放贷人”的认定标准不符。如：李伟诉张永铁、郝晓郁民间借贷纠纷案中认定借款金额为80万元，借款时间为2009年12月，而李伟提供的《房屋买卖合同》载明借款前双方存在房屋买卖关系；李伟诉李丽、刘钢民间借贷纠纷案中认定借款时间为2012年3月，而李伟提供的《合作协议》载明李伟、刘钢在同一时期还存在合作关系；李伟诉郝崇辉民间借贷纠纷案的借款金额只有５万元，且未约定利息。另外，李伟为灯塔市振发选矿厂股东及灯塔市保发铁矿有限公司监事，亦不能认定李伟长期以职业放贷为业。故一审法院对本案按照普通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审理并作出裁判并无不当。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辽01民初294号民事判决第一至六项；二、撤销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辽01民初294号民事判决第八、九项；三、变更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辽01民初294号民事判决第七项为“如金水元公司未按期履行本判决第一、二项债务，李伟有权对文梅花、文太浩持有的金水元公司全部股权在本判决第一、二项债务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四、驳回李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15,947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37,994元，均由上诉人沈阳金水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蒋 策审判员 张秀军审判员 苏本营二〇二〇年九月二日法官助理赵明娇书记员张博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