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民终70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严建安，女，汉族，1953年5月27日出生，住浙江省平阳县。委托代理人：陆可，贵州康祥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白杨紫惠，贵州群众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永胜，男，汉族，1962年9月9日出生，住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现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上诉人严建安与被上诉人杨永胜解除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4月7日作出（2019）黔27民初143号民事判决。上诉人严建安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严建安向本院提起的上诉请求为：1.撤销原判，依法予以改判或发回重审；2.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理由：1.原审判决在解除合同条件问题上混淆概念，将协议C第三条当事人约定的解除合同条件混淆为“法定解除合同条件”使用。本案中协议C第三条的当事人对解除合同情况的约定，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的约束力。应遵从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认定本案解除合同的条件是否成就。2.由于原审判决中混淆了解除合同中的“约定”和“法定”概念，导致法律适用错误。本案在解除合同上应适用《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的规定判定本案，本案中协议C的第三条有当事人约定的“一方当事人丧失实际履行能力”，可变更或解除合同。原告因被查封矿产权和全部股权，不能再对外融资，已丧失实际履行能力。原告为约定解除合同的解除权人，有权根据合同约定诉求解除合同。判决书适用《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解除合同的法定条件判决本案，剥夺了上诉人的合同约定的解除权，是适用法律的错误。3.原审判决曲解协议C第三条约定的适用。该约定：“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可变更或解除合同，但双方必须就此签订书面变更或解除合同。”是指双方约定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双方通过协商订立书面解除合同的协议，达到解除合同的目的。双方约定解除合同的条件已被杨永胜起诉前采取对采矿权和股权查封的行为所成就，并且杨永胜已经提起诉讼。“双方通过协商订立书面解除合同的协议”不能实行，原告根据《合同法》第九十三的规定就具有解除权，而法院判定解除与否，应依据双方约定解除合同的条件是否成就来判案，原审判决曲解协议C第三条的约定，剥夺了上诉人应享有的解除权。4.关于1.33亿元增资注册的问题，系因国家煤矿整合政策对煤矿升级为年产30万吨的生产规模的要求使然，贵州浙南能源有限公司对煤矿进行了整合升级，为融资投入，将煤矿采矿权进行评估价值为4亿元。在此情况下，企业调整了注册资金为1.33亿元，该注册资金并非实际融入的现金资产。原告融资股份的15%（两千万元），是为整合为30万吨煤炭生产改造煤矿基础设施的专有建设基金，有融资时的合同约定，由持有股份15%的国有公司控制该资金的发放和使用，不能用于偿还债务。被上诉人杨永胜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法律关系定性准确，适用证据恰当，责任确定合理，审判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维持，以维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答辩理由：1.严建安提交的2019年8月8日签订的《贵州浙南能源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是虚假证据，双方没有约定解除合同的条款，答辩人申请该转让协议做笔迹和指纹鉴定。2.假使2019年8月8日签订的《贵州浙南能源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为真，但双方2019年8月10日签订的《贵州浙南能源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已约定双方在2019年8月10日签订的《贵州浙南能源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前的关于“兴发煤矿”、“摆省煤矿”与“栎木山煤矿”的所有涉及转让、合作等全部协议（含补充协议）全部作废，双方的权利义务均应以2019年8月10日签订的《贵州浙南能源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所约定的条款为准。严建安要求解除协议的约定已经作废，没有法律效力，应予驳回。3.严建安要求解除股权转让协议不具备解除的法定情形，答辩人已履行了合同义务，而严建安未按时支付股权转让款项，为违约方。答辩人在起诉严建安股权转让纠纷案件中对严建安的采矿权及股权进行了诉前保全。但严建安事后对其股权进行了增资，增资金额为1.33亿元整。且严建安又将其15%股权转让给案外人平塘县民生实业有限公司，并取得2000万元整的转让款项。可见严建安是有实际履行能力的，并非严建安诉称的由于答辩人的保全行为致使其丧失实际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能力。现答辩人已履行完股权转让的义务，严建安至今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付款义务，其行为已构成严重违约，且从根本上侵害了答辩人的合法权益，上诉人依法应承担全部法律责任。严建安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双方于2019年8月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主合同和补充合同；2.被告返还转让款200万元；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浙南能源公司原有股东三名，严建安占股52.44%，杨永胜占股22.56%，王樨占股25%。2019年8月10日，甲方杨永胜（出让方）与乙方严建安（受让方）及丙方浙南能源公司(担保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杨永胜将其合法拥有的浙南能源公司22.56%的股权转让给严建安，股权转让款为人民币29637100元，由严建安分十一期向杨永胜支付，并对分期支付的金额和期限作了详细约定，丙方为乙方按协议约定履行合同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双方在协议签订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协议约定“乙方应当按照上述约定如期向甲方支付股权转让款，如乙方有任何一期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支付股权转让款之义务，则甲方有权就未支付的全部剩余股权转让款要求乙方一次性支付，且乙方应当承担甲方因主张权益所产生的各项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保全费、保险费、交通费、食宿费等全部费用。”协议另约定“7、违约责任：本协议双方任何一方均有权向违约方要求承担违约责任，包括但不限于守约方受到的实际损失，以及为主张权益而支付的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保险费、交通费、食宿费等各项费用；8、本协议双方未尽之事宜，经协商一致后另行签订补充协议，经双方签字后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甲乙双方在本协议签订之前的关于‘兴发煤矿’与‘摆省煤矿’和‘栎木山煤矿’的所有涉及转让、合作等全部协议（含补充协议）全部作废，双方的权利义务均以本协议所约定的条款为准。9、如甲乙双方另行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含在市场监督管理局备案的股权转让协议）与本协议不一致的，以本协议内容为准。”浙南能源公司于同日召开股东大会，作出同意杨永胜将其所持公司22.56%股权转让给严建安的决议，杨永胜、严建安、王樨均在股东会决议上签名。2019年8月10日，浙南能源公司向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交股东、公司类型变更登记申请，要求将企业类型从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将股东名录由王樨（出资比例25%）、杨永胜（出资比例22.563%）、严建安（出资比例52.437%）变更为严建安（出资比例100%），并提交了严建安分别与杨永胜、王樨签订的股权转让款为0元的《股权转让协议》、《第三次股东会决议》、《监事任免职书》、《公司章程》等备案材料。2019年8月12日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向浙南能源公司发出《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准予变更登记。但用于股权变更登记备案的《贵州浙南能源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落款时间为2019年8月9日，合同的相对方只有转让方杨永胜、受让方严建安，股权转让价款为0万元，与2019年8月10日《股权转让协议》内容不一致。其中，《贵州浙南能源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第三条合同的变更与解除条款约定“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可变更或解除合同，但双方必须就此签订书面变更或解除合同……2、一方当事人丧失实际履约能力……”。协议签订前严建安于2019年8月8日通过手机银行向杨永胜转款100万元；协议签订后，严建安于2019年9月23日通过手机银行向杨永胜转款100万元，之后未再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现被告严建安尚欠原告杨永胜股权转让款27637100元。另查明，严建安另与王樨协议受让其25%的股权，取得浙南能源公司100%股权后，又将其15%股权转让给案外人平塘县民生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浙南能源公司现有股东两名，严建安占股85%，案外人平塘县民生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占股15%。一审法院于2019年9月10日依杨永胜的诉前财产保全申请，作出（2019）黔27财保11号民事裁定，裁定查封浙南能源公司名下浙南能源公司平塘县兴发煤矿采矿权，并冻结严建安持有的浙南能源公司的100%股权。一审法院于2019年10月8日受理杨永胜诉严建安、贵州浙南能源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杨永胜起诉请求判令严建安、贵州浙南能源有限公司向其一次性支付欠付的股权转让款27637100元并承担违约责任。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本案股权转让纠纷的事实，原告严建安提交了三份股权转让协议，分别为2019年8月8日署名为杨永胜、严建安的转让价款为0万元的《贵州浙南能源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协议A），2019年8月8日杨永胜、严建安及贵州浙南能源有限公司三方签订的转让价款为29637100元的《股权转让协议》（协议B）以及严建安从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调取的用于工商登记备案的《股权转让协议》（协议C），被告杨永胜提交了一份2019年8月10日杨永胜、严建安及贵州浙南能源有限公司三方签订的转让价款为29637100元的《股权转让协议》（协议D）。其中协议B与协议D除落款时间有出入外，其他内容一致，协议A和协议C除落款时间有出入外，其他内容也一致。根据协议内容，本案股权转让协议存在两个版本，一为署名为杨永胜、严建安及贵州浙南能源有限公司三方的转让价款为29637100元，约定了分期付款等条款，二为署名为杨永胜、严建安签订的转让价款为0万元的《贵州浙南能源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根据查明的事实，协议D反映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实际也是按该协议约定履行合同的。协议C系从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调取的，用于做工商登记备案，为了规避税款将股权转让款约定为0万元，与严建安支付20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事实相矛盾，故该协议关于价格的约定无效。鉴于原告严建安针对同一股权转让事实，提交了三份不同的股权转让协议，有违常理，其中协议A和协议B系严建安单方提交，杨永胜不予认可，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原告严建安主张由于被告杨永胜另案的起诉和诉前保全行为，导致其对外融资不能，进而致使严建安丧失实际履约能力，要求按照用于工商登记备案的《贵州浙南能源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第三条解除合同，一审法院对此认为，杨永胜另案起诉并申请诉前保全的行为均是行使其法定权利，与严建安丧失实际履约能力不具有因果关系。且即便符合《贵州浙南能源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第三条约定的情形，该条款也明确约定“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可变更或解除合同，但双方必须就此签订书面变更或解除合同”，严建安也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双方就解除合同签订了书面解除合同，因此不符合约定解除的条件。至于法定解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了五种情形，其中第（二）、（三）、（四）项均为守约方享有的合同解除权，违约方不享有解除权。本案被告杨永胜已按协议约定履行了股权转让的义务，原告严建安未按协议约定履行支付转让款的义务，实属违约。严建安作为违约方，不享有本案股权转让协议的法定合同解除权。综上，严建安起诉主张杨永胜在另案中申请诉前保全行为导致其丧失实际履约能力，要求解除合同并返还已支付转让款的理由，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被告杨永胜辩称原告严建安解除合同不具有法定情形等理由，于法有据，本院予以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九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严建安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原告严建安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经审理，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及理由，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严建安可否直接解除其与杨永胜签订的案涉股权转让合同。本院认为：首先，关于法定的合同解除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延迟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延迟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规定了五种情形，其中第（二）、（三）、（四）项均为守约方享有的合同解除权，违约方不享有解除权。本案被上诉人杨永胜已按协议约定履行了股权转让的义务，上诉人严建安未按协议约定履行支付转让款的义务，属于违约。严建安作为违约方，不享有本案股权转让协议的法定合同解除权。其次，关于上诉人主张其享有合同的约定解除权，应按落款为2019年8月9日，署名为杨永胜、严建安的转让价款为0万元的《贵州浙南能源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第三条“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可变更或解除合同，但双方必须就此签订书面变更或解除合同。……2、一方当事人丧失实际履约能力。……”来解除合同的问题。本院认为，第一，根据查明的事实，该贵州浙南能源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系工商登记备案之用，为了规避税款将股权转让款约定为0万元，与严建安支付20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事实相矛盾，也与双方认可的《股权转让合同》的真实意思相矛盾，故该协议关于价格的约定无效。第二，杨永胜与严建安、浙南能源公司于2019年8月1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合法有效（一审判决标注为协议D），该协议约定“8、本协议双方未尽之事宜，经协商一致后另行签订补充协议，经双方签字后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甲乙双方在本协议签订之前的关于‘兴发煤矿’与‘摆省煤矿’和‘栎木山煤矿’的所有涉及转让、合作等全部协议（含补充协议）全部作废，双方的权利义务均以本协议所约定的条款为准。9、如甲乙双方另行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含在市场监督管理局备案的股权转让协议）与本协议不一致的，以本协议内容为准。”该合同并未约定合同解除条款，协议C第三条的规定属与协议D不一致的，应以协议D内容为准。第三，关于上诉人提出其因被查封矿产权和全部股权，不能再对外融资，从而丧失实际履行能力的问题。本院认为，上诉人违约在先，查封在后，而非是因为查封而导致的违约。被上诉人在上诉人违约的情况下有依法行使申请诉前保全等行为的法定权利。此外，上诉人在获取100%的股权后，已将其中15%的股权（两千万元）转让给案外人平塘县民生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上诉人在上诉理由中解释该融资款项为专有建设基金，不能用于偿还债务，但本案亦未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丧失实际履约能力”，故不符合合同约定解除的条件。第四，就协议C而言，其对合同解除条款明确约定“双方必须就此签订书面变更或解除合同”，该约定系当事人对合同解除权设置了协商解除的条件，在协商不一致的情况下，任何一方无法依据该条径行解除合同。现未有证据证明双方就解除合同签订了书面解除合同。故本案亦不满足合同约定解除的条件。关于上诉人提出因杨永胜已经提起诉讼，协议C第三条“双方通过协商订立书面解除合同的协议”不能实行，所以上诉人根据《合同法》第九十三的规定就具有解除权的问题。本院认为，该观点无逻辑上必然联系。关于上诉人称原审判决混淆了解除合同中的“约定”和“法定”概念，导致以解除合同的法定条件进行判决，剥夺了上诉人的合同约定的解除权的问题。本院认为，原审判决中“严建安也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双方就解除合同签订了书面解除合同，因此不符合约定解除的条件。至于法定解除，……”的表述，是将合同的约定解除与法定解除分开进行了论述与判断，而非简单混同。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上诉人严建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彭 强审判员 邹 慧审判员 李道鸿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八日书记员 田 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