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01民终671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五洲风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南宁分公司，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东葛路**嘉和•自由空间A座300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103779104160L。 负责人：黄慧星，该公司经理。 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五洲风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北京市石景山区实兴大街**院**楼**9013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77770759844。 法定代表人：黄锐，该公司董事长。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韦镜明，广西融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西在途传媒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朱槿路**菲律宾园&bull6号楼B201号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103MA5KCPFR45。 法定代表人：周星宇，该公司营销副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涛，北京市炜衡（南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洋，北京市炜衡（南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广西铁路旅游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广，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衡阳西路**大院**楼用代码：91450100759788753R。 法定代表人：杨黎明，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斌，广西广天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北京五洲风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南宁分公司（以下简称“五洲南宁分公司”）、北京五洲风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洲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广西在途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在途公司”）、原审被告广西铁路旅游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铁路传媒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2018）桂0103民初75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五洲南宁分公司、五洲公司共同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第一、第二项，改判驳回在途公司的诉讼请求；二、本案诉讼费由在途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案由定性错误。2016年4月21日五洲南宁分公司与铁路传媒公司签订《广告资源租赁合同》和《广告发布合同》，获得该公司授权65组动车组列车广 告经营权和南宁铁路局发售的铁路客票票面广告经营权，上诉人基于上述合同获得的授权而与被上诉人于2016年5月31日签订《联合销售合同》。《联合销售合同》规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就是如何联合销售广告合同、广告定价以及合作期限到期后如何结算的。因此，双方之间形成的的关系应该是企业联营合同关系，而原审法院立案时将案件定性为广告合同纠纷，判决时又定性为合同纠纷。“合同纠纷”是案由中的第一级分类，不是具体的案由，根据案件的性质，本案案由应该是联营合同纠纷。二、原审法院判决上诉人偿付被上诉人600万元及利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由于本案的纠纷是联营合同纠纷，双方《联合销售合同》的期限虽然届满，即使合同保证金600万元上诉人没有退还给被上诉人，但是直至现在，双方联营体的债权债务还没有最终清算了结，现被上诉人仅仅主张退还600万合同保证金，属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三、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如上所述，原审法院案由定性错误，在双方的债权债务并未了结的情况下，贸然判决上诉人偿付600万元保证金和利息给被上诉人，显然适用法律错误。四、本案上诉人并未拖欠被上诉人的合同保证金，本案涉嫌虚假诉讼。为引进人才，五洲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黄锐与丁晓鹏、樊友军、李显德于2016年3月15日签订《股权赠予协议》，协议约定：如果丁晓鹏、樊友军、李显德能为公司融资450万元借款，用来支付与铁路传媒公司签订动车广告授权代理费以及融资以后与铁路传媒公司广告总包期间所需的费用等，黄锐即把其在五洲公司持 有的股份35%赠予丁晓鹏、樊友军、李显德三人。协议签订后，五洲公司即委派丁晓鹏作为五洲南宁分公司的实际负责人，分管五洲南宁分公司的经营管理，同时指派公司业务中心员工王盛茂协助丁晓鹏共同管理五洲南宁分公司财务以及银行账户的Ｕ盾工作。五洲南宁分公司于2016年4月21日与铁路传媒公司签订《广告资源租赁合同》和《广告发布合同》，获得铁路传媒公司授权65组动车组列车广告经营权和南宁铁路局发售的铁路客票票面广告经营权，期限从2016年6月1日起至2019年5月31日止。2016年5月31日，丁晓鹏找来被上诉人合作联营，并代表五洲南宁分公司与被上诉人签订《联合销售合同》，被上诉人的签约代表是程文斌（是该公司的股东、监事）。双方约定：以南宁分公司获得授权的65组动车组列车的广告经营权与案外人合作销售、发布广告等业务，被上诉人需向五洲南宁分公司交纳600万元合同保证金，合同期限届满后3日内无息退还，并约定双方结算条款等。《联合销售合同》签订后，丁晓鹏即主持开展五洲南宁分公司的业务。在丁晓鹏代表五洲南宁分公司与被上诉人合作经营期间，五洲南宁分公司的财务报表从未给上诉人公司公开并结算。当2018年11月12日收到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2018）桂0103民初7507号案传票，被上诉人起诉请求要求上诉人退还600万元合同保证金后，上诉人的负责人才到中信银行南宁分行打印公司账户为72×××91的账单。银行流水表明：1.2016年5月20日，从程文斌账户汇进南宁分公司账户200万元。2.2016 年5月20日，从南宁分公司账户汇出200万元进到丁晓鹏账户。3.2016年6月6日，从程文斌账户汇进到南宁分公司账户200万元。4.2016年6月6日，从南宁分公司账户汇出100万元到丁晓鹏账户；另外，因南宁公司业务需要，2016年6月7日从五洲南宁分公司账户汇出998500元进到黄锐的账户。5.2016年6月7日，从程文斌账户汇进到五洲南宁分公司账户200万元。6.2016年6月8日，从五洲南宁分公司账户汇出200万元到丁晓鹏账户。7.2016年7月11日，从在途公司账户汇进到五洲南宁分公司账户200万元。8.2016年7月12日，从南五洲南宁分公司账户汇出200万元进到程文斌账户。9.2016年7月12日，从在途公司账户汇进到五洲南宁分公司账户190万元。1010.2016年7月13日，从五洲南宁分公司账户汇出190万元进到程文斌账户。11.2016年7月19日，从在途公司账户分别汇进到五洲南宁分公司账户10万元和200万元。12.2016年7月19日，从五洲南宁分公司账户汇出200万元进到程文斌账户。13.2016年7月20日，从五洲南宁分公司账户汇出10万元进到程文斌账户。从以上银行对账单流水清楚看到：先从程文斌个人账户汇600万元进到五洲南宁分公司的账户，再把该款项从五洲南宁分公司账户转出进到丁晓鹏个人账户，完成第一次资金转移；然后再以被上诉人支付合同保证金名义，汇给五洲南宁分公司600万元，接着这些款项又以偿还程文斌的借款为由，全部被丁晓鹏和王盛茂从五洲南宁分公司的账户汇进到程文斌的个人账户，这样就完成了第二次资金转移；最后造成上 诉人还欠被上诉人600万元的假象。上诉人认为，首先，被上诉人认为2016年5月至6月间程文斌汇进五洲南宁分公司的600万元是垫付给五洲南宁分公司的，而2016年7月份从五洲南宁分公司账户汇进程文斌账户的600万元是五洲南宁分公司返还给程文斌的。上诉人认为没有事实和依据：第一，上诉人从未和程文斌个人有任何业务往来，也没有与其签有书面或口头的借款协议，不可能由其垫付该款。第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6年5月31日才签订《联合销售合同》，该合同要求被上诉人交纳600万元合同保证金，而程文斌的第一笔200万元2016年5月20日就汇进五洲南宁分公司的账户，《联合销售合同》还没有签订，双方合作联营还没有开始，不可能收取合同保证金。其次，2016年3月15日签订《股权赠予协议》后，五洲南宁分公司将公司的一切经营管理业务包括财务及公司的印章任命丁晓鹏管理，而五洲南宁分公司司的银行账户亦交由丁晓鹏和王盛茂两人共管，财务出账必须经由他们两人同意才能完成。因此，600万元被汇进程文斌账户，如果没有丁晓鹏、王盛茂同意操作，没有程文斌提供本人账户，资金转移无法完成。因此，该挪用侵占资金行为是在三人共同策划、预谋，最后共同实施才能完成的。最后，程文斌作为被上诉人的股东和监事，是代表被上诉人与五洲南宁分公司签订《联合销售合同》的代表，如果被上诉人对此一无所知，那么，丁晓鹏、王盛茂、程文斌的行为就构成侵占资金罪；如果被上诉人对此是明知的，这实际上就是程文斌与丁晓鹏、王盛茂和被上 诉人共同一手操纵的虚假诉讼。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庭审中，上诉人更改上诉请求为“依法发回重审或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另增加两项诉讼请求：一、本案涉嫌虚假诉讼，请求终止本案的审理，将本案移交公安机关侦查；二、追加丁晓鹏、程文斌、王盛茂为本案被告。并补充事实与理由：1.因《联营销售合同》是丁晓鹏代表五洲南宁分公司与程文斌代表被上诉人签订，该合同签订时被上诉人还未成立，且签订该合同时上诉人并不知晓。程文斌汇入上诉人的600万元的性质、何时汇入至丁晓鹏账户、何时汇入程文斌账户，上诉人均不知晓。而丁晓鹏和王盛茂二人分别担任五洲南宁分公司总经理、财务主管、该三人擅自处置上诉人的资产，其行为涉嫌职务侵占罪，现又联合被上诉人诉讼，涉嫌虚假诉讼罪。因此，只有追加丁晓鹏、程文斌、王盛茂为本案被告才能查明案件事实。2.因本案涉嫌虚假诉讼等刑事犯罪，请求中止本案的审理，将本案移交公安机关侦查。 在途公司答辩称：一、在途公司与五洲南宁分公司之间为广告合同纠纷，并非联营合同纠纷。首先，双方之间的《联合销售合同》没有关于如何承担成本、如何分红等联营的关键性条款，与联营的性质截然不同。并且2016年12月26日，五洲南宁分公司单方面将其与宁铁公司签订的《广告资源租赁合同》的权利义务转移给高铁商旅服务有限公司，足以说明五洲南宁分公司与在途公司不存在联营的合意。其次，依据双方之间的《联合销售合 同》第四条第5款：“甲乙授权乙方为甲方以外的唯一媒体发布单位”；第五条第1款：“乙方为合法销售甲方所拥有广告资源的联合销售机构，乙方有权自主经营，与甲方共同销售相关广告业务”，故，在途公司只是代理销售五洲南宁分公司所拥有的广告资源，双方各自经营并承担各自的成本，并非是联营关系，原审判决认定的法律关系并无不当。二、五洲南宁分公司应该向在途公司返还合同保证金600万元及相应利息。在途公司与五洲南宁分公司之间除本案600万元保证金外，并无其他债权债务关系，由于五洲南宁分公司将其与宁铁公司签订的《广告资源租赁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交由案外人广西高铁商旅服务有限公司继受，导致其与在途公司的《联合销售合同》履行不能，致使在途公司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已经构成了根本性违约，在途公司有权要求解除《联合销售合同》。现因合同期限届满，已无解除必要，五洲南宁分公司应依据《联合销售合同》第四条第1款的约定，在合同期满3日内，将保证金全额退还给在途公司。三、本案未存在虚假诉讼，五洲公司所称的丁晓鹏等人均是五洲公司的股东及经营管理人员，其公司内部账目的处理均与在途公司无关。综上，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审判决。 针对上诉人庭上增加的上诉请求，补充答辩：关于上诉人当庭增加的上诉请求，是关于程序上的问题，不属于事实与理由的问题，故应先由法庭认定是否属于程序问题，若属于程序问题，被上诉人再针对上诉人当庭增加的上诉请求做答辩。一、上诉人 增加的两项请求，在原审庭审过程中均向原审法庭陈述过观点，但在原审审理过程中并未向原审法庭提出过中止审理并且增加被告的请求，其在二审之中提出，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关于增加诉请的规定，存在恶意拖延诉讼，浪费司法资源的情形；二、上诉人追加的丁晓鹏、王盛茂是上诉人的股东及职工，与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合同关系没有事实和法律上的关联，追加的程文斌是被上诉人在途公司的职工，其只是受在途公司授权履行职务行为与上诉人签订本案的合同，与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的合同也不存在事实上和法律上的关联关系；三、原审判决已经查明上诉人收到了在途公司的600万元保证金，并没有归还给在途公司，该保证金进入上诉人账户后的走向，纯属上诉人内部公司管理行为，与本案没有直接关系，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不同意上诉人当庭增加的上诉请求。 铁路传媒公司陈述称：对原审查明的事实没有异议，对于原审判决在途公司不承担责任的事实部分没有异议。 在途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解除在途公司与五洲南宁分公司签订的《联合销售合同》；二、五洲公司、五洲南宁分公司共同退还在途公司合同保证金600万元，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6%向在途公司支付自2016年7月20日起至全部保证金退还之日止的利息损失（以600万元为本金，按照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年利率6%，从2016年7月20日暂计至起诉之日为72万元，之后按相同计算办法计算至实际归还600万元为止）；三、铁路传 媒公司对第二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责任；四、本案诉讼费用、保全费用由五洲南宁分公司、五洲公司、铁路传媒公司负担。 原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5月31日，五洲南宁分公司（甲方）与在途公司（乙方）签订《联合销售合同》，合同主要内容：甲方拥有南宁铁路局65组动车组广告资源开展独家广告经营权广告业务发布权、总冠名权，乙方拥有广告设计、发布优势及渠道，双方合作联合销售南宁铁路65组动车组广告设计、发布、运营等业务。甲方有权收取乙方600万元作为合同保证金，在合同期限届满后3日内由甲方无息全额退回乙方。乙方有权自主经营，与甲方共同销售相关广告业务，乙方完成1500万以内（含1500万），甲方按360万/组/年和乙方结算；超过1500万（不含1500万），甲方按210万/组/年和乙方结算，此结算为所有线路；另380A车型按350万/组/年结算；完成3000万以上（含3000万），甲方给予乙方一定的奖励。本合同有效期内，任一方违反约定则视为违约，应赔偿对方因此而受到的全部直接及间接损失，赔偿金额由受损失一方提出，经协商解决。经双方协商同意可终止本合同，任何一方严重违反合同规定，另一方认为无履行合同之必要时，可单方终止本合同，当合同终止及有关账目付清后，乙方将已发布的广告在合理时间内进行移交给甲方。合作期限自2016年6月1日至2019年5月31日止，本合同自双方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该合同落款处的甲方处加盖有五洲南宁分公司的合同专用章和案外人丁晓鹏的签名，乙方处有案外人程文斌的签名。在途公司及 其法定代表人张子越向案外人程文斌出具《授权书》，内容是在途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子越授权其单位在职员工程文斌为在途公司的代理人，以在途公司的名义签订“动车媒体”项目的相关文件及一切有关事项，包括且不限于与五洲南宁分公司合作协议的签订，法律后果由在途公司承担，期限自2016年5月1日至2016年8月31日。 在途公司分别于2016年7月11日、2016年7月12日、2016年7月19日向五洲南宁分公司的银行账户陆续汇入200万元、190万元、200万元、10万元，共计600万元。2016年9月27日，五洲南宁分公司出具凭证号码为2049099、2049100、2049102的三张《收据》，收据上均载明“兹收到广西在途传媒有限公司交来押金人民币贰佰元”，并在收款单位处加盖有五洲南宁分公司的财务专用章。 2018年7月6日，在途公司以五洲南宁分公司单方解除合同为由诉至法院，提起前述诉请。五洲南宁分公司、五洲公司、铁路传媒公司则答辩如前。 另查明，2016年4月21日，宁铁公司（甲方）与五洲南宁分公司（乙方）签订《广告资源租赁合同》，乙方承租甲方拥有使用权的南宁铁路局65组动车组广告资源，开展广告经营，同日，双方签订《广告发布合同》，五洲南宁分公司独家在南宁铁路局发售的铁路客票票面发布广告事宜，宁铁公司授权五洲南宁分公司为南宁铁路局发售的铁路客票票面广告资源和南宁铁路局管内 65组动车组列车广告资源总体运营商，享有南宁铁路局发售的铁路客票票面广告资源和南宁铁路局管内65组动车组列车广告资源总体运营权，授权试用期限为2016年6月1日至2019年5月31日。2016年4月21日，宁铁公司出具《授权书》，委托五洲南宁分公司作为南宁铁路局管内65组动车组列车与发售的铁路客票票面广告资源总体运营商，享有南宁铁路局管内65组动车组列车与发售的铁路客票票面广告资源总体运营权，授权使用期限：2016年6月1日至2019年5月31日。 五洲南宁分公司分别于2016年8月31日、2016年10月28日向宁铁公司的银行账户汇入预付款100万元、预付广告费291万元。 2016年12月26日，宁铁公司（甲方）、五洲南宁分公司（乙方）、广西华澳广告有限公司（丙方）、广西高铁商旅服务有限公司（丁方）签订《高铁/动车和铁路客票广告资源四方合作合同》，主要内容是：甲乙双方曾于2016年4月21日签订《广告资源租赁合同》（以下简称原合同壹）、《广告发布合同（补充协议）》（以下简称原合同贰），甲乙丙三方曾于2016年12月16日签订《高铁动车广告三方合作合同》（以下简称三方合同），乙方共欠甲方2016年6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期间的动车广告资源租金和广告发布费共计21941073元，由于“原合同壹”和“原合同贰”中乙方的权利义务全部由丁方承接，因此该项欠款21941073元由丁方承担。 2017年1月24日，铁路传媒公司授权广西高铁商旅服务有限公司为南宁铁路局高铁/动车广告经营总运营商，授权有效期限从即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2017年2月14日，铁路传媒公司发布《公告声明》，内容是“广西铁路旅游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南宁铁路局广告资源的开发经营总代理，负责代理南宁铁路局的广告资源开发经营。鉴于广西铁路旅游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近期机构调整及合作单位变更，为维护新合作单位合法权益，特发布如下声明：广西铁路旅游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原下属子公司广西宁铁广告有限责任公司于2017年1月31日前发出的铁路动车经营相关授权书全部作废。关于铁路动车广告经营授权书，以广西铁路旅游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于2017年2月1日后发出的为准。” 又查明，案外人程文斌分别于2016年5月20日、2016年6月6日、2016年6月7日向五洲南宁分公司的银行账户汇入各三笔200万元，共计600万元。五洲南宁分公司分别于2016年7月12日、2016年7月13日、2016年7月19日向案外人程文斌支付200万元、190万元、210万元。 原审法院认为：涉案《联合销售合同》系在途公司与五洲南宁分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现有证据证实，五洲南宁分公司与宁铁公司于2016年4月21日签订《广告资源租赁合同》，五洲南宁分公司在取得南宁铁路局发售的铁路客票票面广告资源和南宁铁路局管内65组动 车组列车广告资源的运营权后与在途公司签订涉案《联合销售合同》，在途公司已按合同约定向五洲南宁分公司支付合同保证金600万元。现五洲南宁分公司将其与宁铁公司签订的《广告资源租赁合同》项下权利义务交由案外人广西高铁商旅服务有限公司继受，涉案《联合销售合同》履行不能，致使在途公司订立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在途公司有权主张解除合同并要求五洲南宁分公司返还基于合同收取的保证金600万元。现合同期限届满，已无解除必要，五洲南宁分公司应当向在途公司足额返还上述款项。五洲南宁分公司辩称其与在途公司支付合同保证金当日即返还上述款项，收款人系案外人，在途公司亦不予认可，且五洲南宁分公司在收款后于2016年9月27日出具三张收据确认收款，该抗辩主张有悖常理，与事实不符，原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利息的计算问题。利息应自起诉之日即2018年7月6日起计算，在途公司主张以欠付数额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支付相应利息，符合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对在途公司主张超出部分，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此外，五洲南宁分公司是五洲公司设立的无独立法人资格的分支机构，五洲南宁分公司应以其自有财产偿还上述债务，五洲公司应在五洲南宁分公司对于上述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清偿责任。 综合涉案《联合销售合同》《广告资源租赁合同》《授权书》等证据内容可知，五洲南宁分公司与宁铁公司不存在委托代理关 系，在途公司以宁铁公司作为委托人应承担还款责任为由，要求铁路传媒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于法无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五洲南宁分公司向在途公司偿付合同保证金600万元和利息（计算方式为以600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7月6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同期贷款利率分段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五洲公司对上述第一项债务在五洲南宁分公司不能清偿的范围内承担补充清偿责任；三、驳回在途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原审案件受理费58840元，由五洲南宁分公司、五洲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五洲南宁分公司、五洲公司提交以下证据：《高铁、动车广告发布合同》，拟证明：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除了签订《联合销售合同》外，还签订了《高铁、动车广告发布合同》；二、证明双方合作期间还存在债权债务没有了结清算。 在途公司经质证认为，一、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均在本案一审开庭形成，不属于新证据，二审法院不应采纳。二、上诉人二审没有申请延期举证，亦没有申请法院调查举证，属于逾期举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九条“人民法院对逾期提供证据的当事人处以罚款的，可以结合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的主观过错程度、导致诉讼延迟的情况、诉讼标的的 金额等因素，确定罚款数额。”应当对上诉人逾期提交证据的行为予以罚款。三、对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证明事实不予认可。理由：（一）上诉人提交的四份合同与本案《联合销售合同》没有关联，两者涉及的广告载体、广告范围、合同目的均不一致，《高铁、动车广告发布合同》没有《联合销售合同》中约定的600万元保证金，《高铁、动车广告发布合同》与本案的合同无关。（二）上诉人在本案中未提起反诉，也未抗辩在途公司在本案合同项下有拖欠的广告费，双方在本案不存在未结算完毕的债权债务关系，上诉人可对《高铁、动车广告发布合同》另行提起诉讼。 铁路传媒公司经质证认为，该份证据与铁路传媒公司无关，不予质证。 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诉人提交的上述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能作为本案证据采用，对其证明力不予确认。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相同。 本院认为，一、关于在途公司与五洲南宁分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性质及本案案由应如何确定问题。首先，双方之间的《联合销售合同》没有关于如何承担成本、如何分红等联营的关键性条款，与联营的性质截然不同,在途公司并未参与经营决策，双方不具备共同经营及共担风险这一联营特性，该合同不具备联营合同法律关系性质特征。并且2016年12月26日，五洲南宁分公司单 方面将其与宁铁公司签订的《广告资源租赁合同》的权利义务转移给高铁商旅服务有限公司，足以说明五洲南宁分公司与在途公司不存在联营的合意。其次，依据双方之间的《联合销售合同》第四条第5款：“甲乙授权乙方为甲方以外的唯一媒体发布单位”；第五条第1款：“乙方为合法销售甲方所拥有广告资源的联合销售机构，乙方有权自主经营，与甲方共同销售相关广告业务”，故，在途公司只是代理销售五洲南宁分公司所拥有的广告资源，双方各自经营并承担各自的成本，并非是联营关系，本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的无名合同。一审判决对本案合同性质定性恰当。 二、关于五洲南宁分公司是否应该向在途公司返还合同保证金600万元及相应利息的问题。在途公司与五洲南宁分公司之间除本案600万元保证金外，并无其他债权债务关系，由于五洲南宁分公司将其与宁铁公司签订的《广告资源租赁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交由案外人广西高铁商旅服务有限公司继受，导致其与在途公司的《联合销售合同》履行不能，致使在途公司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已经构成了根本性违约，在途公司有权要求解除《联合销售合同》。现因合同期限届满，已无解除必要，五洲南宁分公司应依据《联合销售合同》第四条第1款的约定，在合同期满3日内，将保证金全额退还给在途公司。 三、关于本案是否存在虚假诉讼问题，应否中止审理，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侦查。首先，本案未存在虚假诉讼，五洲南宁分 公司所称的丁晓鹏等人均是五洲南宁分公司的股东及经营管理人员，其公司内部账目的处理均与在途公司无关。（一）本案案件事实为案外人程文斌转账600万元给五洲南宁分公司，在途公司也转账600万元给了五洲南宁分公司，五洲南宁分公司总计收到1200万元。而五洲南宁分公司除了归还程文斌的600万元之外，没有归还在途公司的600万元，以致发生诉讼。（二）至于五洲南宁分公司收到600万元，其内部股东丁晓鹏如何对该600万元分配，转移，是其公司内部账目处理的范畴，且截至至今未见五洲南宁分公司任何报案声称公司财务遭受到侵占、诈骗的情形。 （ 三 ）五洲南宁分公司、五洲公司主张本案存在虚假诉讼、涉及刑事犯罪，没有任何证据证实，本院不予采信。其次，五洲南宁分公司、五洲公司二审增加的上诉请求，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五洲南宁分公司、五洲公司二审增加的上诉请求: 1.涉及虚假诉讼，请求中止本案审理，将本案移交公安机关侦查;2.追加丁晓鹏、程文斌、王盛茂为本案被告。对于综上所述，既然本案不存在虚假诉讼，在途公司对五洲南宁分公司、五洲公司二审增加的上诉请求又不同意调解，五洲南宁分公司、五洲公司增加二审诉讼请求依法属于法定不予审查的情形，应当另案解决。 综上所述，上诉人五洲南宁分公司、五洲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8840元（上诉人北京五洲风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南宁分公司、北京五洲风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已预交），由上诉人北京五洲风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南宁分公司、北京五洲风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负担。 审 判 长 覃国雄 审 判 员 黄敏俊 审 判 员 邱伟英 二〇二〇年九月一日 法官助理 庞 帆 书 记 员 叶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