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06民初37872号原告：胡樱，女，1974年10月31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上海市闵行区。被告：广东德良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广州市珠江新城华明路**华普广场东塔****。负责人：李德良，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凝、关展来，均系该所律师。第三人：饶倩，女，1985年3月30日出生，土家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天河区。原告胡樱与被告广东德良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德良律所）、第三人饶倩劳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胡樱、被告德良律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凝、关展来及第三人饶倩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诉辩意见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1.被告支付原告律师提成费446995元及迟延支付利息（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自2019年3月29日起至实际完成之日止，至起诉之日为7077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在一单风险代理成功并收回了风险代理律师费的案件中，因与当时在被告处执业的合作律师第三人饶倩约定由原告决定扣除律所提成后律师费的内部分配，原告在提取了部分律师费后，被告拒不给付剩余的律师费，以虚构的事实和错误的律所处理决定，限制原告依法正常执业。上述涉诉案件是原告的案源，由原告主办，第三人饶倩只是协助办案。第三人在2017年下半年才刚独立，此前收入并不高，原告不可能与第三人约定要支付30%的费用给第三人，正是为了避免误解和争议，才在2018年12月4日让第三人补写了《确认书》，书面确认了原告对律师费的支配权。第三人应得的律师费应由原告来决定，拟由原告再分给其2万元。因此，被告应当将扣除全部代理费15%后85%比例的余额446995元支付给原告。被告德良律所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1.本案属于劳动合同纠纷，应当适用“仲裁前置程序”，驳回原告的起诉。2.被告有权对本所的执业律师有指导、监督、管理的职责，涉案风险代理案件是由被告统一接受委托，与客户签订代理合同、收取律师费、缴纳相关税费，原告和第三人饶倩是由被告指派共同承办案件，两人实际参与了案件的一审、二审等工作，两位律师均是在被告处执业的律师，在第三人饶倩对律师费的分配提出异议并要求被告调处时，被告有权对两人提出的事实和要求进行调查，并作出决定。3.原告在办案过程中和本案处理中向第三人饶倩和被告故意隐瞒重要事实，如在第三人饶倩多次询问原告的情况下，原告均未如实告知第三人所涉案件已结案、律师费1428576.50元已于2019年1月17日全部到账的事实；且原告对于律师费的金额、到账时间、实际已提取金额一直默不作声，没有向被告和第三人及时如实陈述实收律师费和已按90万元计算提成的事实。4.原告未履行已提律师费的纳税义务，被告作为原告税务的代缴义务人，在案件提成分配比例落实、结算、完税前，有权暂不分配剩余的律师费，被告会按判决扣除双方应交个税后及时向原告和第三人支付应得的律师费。第三人饶倩提出如下意见：不同意原告的意见。涉案风险代理案件虽客户资源是原告的，但第三人有参与案件的案情讨论、思路整理、立案、起诉和上诉材料拟定、一审二审庭审等诸多工作，原告利用客户资源优势，对其多番隐瞒欺骗，2018年12月4日原告约其吃饭说客户内部因其他股东认为律师费过多，因客户不想多头沟通，要求第三人出具一个确认书，第三人出于对原告的信任，才在原告再三承诺第三人分配比例为30%的情况下，出具了同意由原告决定律师费分配的确认书，后来2019年3月才得知被骗。德良律所扣除15%的费用后，剩余律师应得代理费的个人所得税是由律师承担。结合律所的处理和律协的调处等意见，第三人在本案中提出诉讼请求，认为应当分配给其30%比例的律师费，即363598元（1425876.5元×85%×30%）。二、相关证据和事实原告、被告和第三人为支持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相关证据。本院根据双方的质证意见，综合认定下列事实：原告胡樱和第三人饶倩均是在被告广东德良律师事务所执业的专职律师，其中饶倩已于2019年6月转至其他律师事务所执业。广州裕恒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裕恒公司）系原告胡樱平时维系的客户资源。2017年年底，裕恒公司因与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产生民事诉讼纠纷，而联系原告胡樱咨询处理。随后，原告胡樱邀请第三人饶倩加入该案，并由被告德良律所接受统一委托签订代理合同（2018年1月31日），指派原告胡樱和第三人饶倩作为裕恒公司的代理人参与其中，约定以风险代理的方式计算律师代理费。2018年1月31日，裕恒公司支付前期律师代理费1万元，扣除律所应提部分，剩余的8250元由饶倩于2018年2月6日领取后，通过微信转给胡樱5000元，后胡樱又转回两个红包共376元给饶倩。之后，原告和饶倩共同作为裕恒公司的诉讼代理人，向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后在2018年5月一审判决作出后，又共同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2018年8月29日，该案二审维持原判。2018年10月17日，原告胡樱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18年12月4日，原告胡樱约第三人饶倩见面。当日，第三人饶倩签名出具手写《确认书》，内容为：“广州裕恒实业有限公司是胡樱律师的客户，其诉广州军区总医院一案由胡樱律师主办，律师费分配由胡樱律师决定。特此确认。”2018年12月5日、2019年1月7日、1月15日和1月17日，德良律所先后收到裕恒公司支付的律师费20万元、35万元、70万元、175876.5元，共计1425876.5元。2018年12月14日、2019年1月16日、2月27日、3月7日，原告胡樱先后向德良律所申领该案律师代理费170000元、178750元、118750元、297500元，均按85%提取比例计，共计765000元。2019年3月，第三人饶倩得知律师费的到账和有关提取情况，遂向德良律所申请，要求按照50%（最低不低于30%）的比例进行分配。原告胡樱表示仅愿意再分配给第三人饶倩律师代理费2万元。被告德良律所经调查、举行听证程序后，于2019年3月28日作出（2019）德良决字001号《广东德良律师事务所决定书》，决定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涉案律师费扣除律所提成后的分配比例为原告胡樱占70%，第三人饶倩占30%；律师费结算时由律所按个人所得税法有关规定扣缴个人所得税。胡樱需将已结算律师费退回律所，待本次纠纷结案后按最终分配方案再行分配等。之后，各方未能就有关问题达成一致，引发后续矛盾经调解未果，遂致本案诉讼。三、综合评析本院认为，综观各方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为：其一，原告和被告之间在案发时是否属于劳动关系；其二，原告和第三人之间的律师代理费分配比例如何确定，被告在其中的职能和角色问题。具体分析如下：（一）原告和被告之间在案发时是否属于劳动关系。原告作为专职律师，案发时在被告德良律师处执业。虽前期双方有签订劳动合同，但并非连续签订，且涉及到不同执业模式律师的区分问题，目前尚无关于以案件业务提成为收入来源的执业律师与所在律所之间法律关系界定的明确规定，故应当根据双方之间是否实际具有符合劳动关系属性的特点来予以判断。根据在案证据和双方陈词等可见，涉案纠纷发生时，原告和第三人在被告处均是没有底薪的独立执业律师，原告根据自己的业务需要开展工作，收入来源于自己的业务收入，并由律所按照相对固定的比例扣除费用后享有剩余部分，并非由律所根据其劳动量或工作时间来确定、发放；原告的社保虽名义上是律所缴纳，但费用实际是由原告个人最终支付；从劳动纪律上看，原告在工作的时间、内容、节奏等方面，均具有较大的自主性，并不受律所的强制管理或约束。因此，原告和被告之间并不具备劳动关系所要求的从属性的特征，双方之间不构成劳动关系。故被告主张双方之间构成劳动关系，要求适用“仲裁前置程序”、驳回原告起诉的意见，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二）原告和第三人之间的律师代理费分配比例如何确定，被告在其中的职能和角色问题。鉴于裕恒公司是由被告德良律所依法统一接受委托，并指派原告和第三人共同参与案件的代理工作，目前被告并无关于多名律师在共同代理案件时如何分配律师代理费的具体规定，因此，在产生争议且一开始并无明确的约定比例时，应当充分考虑各律师在案件代理过程中的角色、地、地位力贡献和体力参与程度等各方面工作情况，综合予以认定，并在本案一并予以处理。1.从客户来源和地位角色来看，原告胡樱占主要和主导作用。根据裕恒公司2019年5月出具的《客户回访记录》来看，该公司是原告胡樱认识已久的客户资源，基于对原告人品、责任心、专业水平等方面的认可而选择原告胡樱代理涉诉案件；在诉讼和执行过程中，原告胡樱对该公司涉诉案件中的分析、思路、证据收集运用、案情沟通等方面意见得到了公司的充分认可，其认可的是原告胡樱全面办理，而与第三人饶倩原本不认识，与原告胡樱见面时有见过其。被告德良律所和第三人饶倩对该公司客户来源于原告胡樱、日常由其沟通维系亦不持异议。从实践情况来看，客户经常是基于对所接触律师个人的专业能力和为人处事的了解和信赖，才进而找该律师所在的律所统一接受委托、签订相关材料，再由律所指派该律师提供具体的法律服务，律师个人对案件是否能够成功代理，具有不可轻易替代的重要作用。本案中，所涉客户裕恒公司是由原告胡樱此前结识和日常维护的客户资源，其主要认可的是原告胡樱在案件代理过程中的主导地位。第三人饶倩是应原告胡樱的邀请而加入该案，虽名义上是共同代理，但相对于原告胡樱而言，其地位角色相对次要，根据指示展开工作居多。因此，从这个角度讲，应当认定原告胡樱为涉诉案件代理的主要承办律师。2.从具体工作参与程度来看，原告胡樱和第三人饶倩均有参与，但有所区别。第三人饶倩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反映了二人从开始合作，到中间联系沟通，到事后纠纷的大概过程，但并不能完全体现二人背后所做法律工作的具体内容。相对于原告胡樱来说，第三人饶倩虽也是专职律师，但其独立从业的时间相对不长，实践经验也相对有限。可以确认的是，除了判决生效后的执行程序外，第三人饶倩共同参与了一审和二审的代理（包括开庭），其中起诉状、上诉状的初稿由饶倩拟制后交由胡樱修改定稿，立案、证据材料、协调开庭时间等由饶倩主要出面负责，相关工作多是在原告胡樱的指导或指示下完成。从原告胡樱提交的涉诉案件卷宗（部分）和其提出的诸多法律意见来看，原告胡樱亦亲历并参与了各个重要环节的处理和重要事项的决定，所付心血亦难从数量上简单划等。法律服务和诉讼实战具有其特殊性，不同代理人所承受的各方压力和聚焦关注亦会有所不同，而这些智力贡献、心理压力和体力付出等，均构成了代理律师工作参与的应由组成部分。因此，本院认定原告胡樱在案件中的工作参与和贡献程度大于第三人饶倩。3.关于《确认书》和案件进展的沟通过程的视角分析。涉诉纠纷已于2018年8月底审结，从微信聊天记录来看，原告胡樱于2018年10月17日申请强制执行时，第三人并不知情。2018年12月4日，原告胡樱专门约第三人饶倩见面，当天饶倩虽出具手写《确认书》，明确约定胡樱对于律师费的分配具有决定权，但次日裕恒公司便向德良律所支付了20万元律师代理费，且在2019年1月17日已支付完全部费用。从事后的聊天记录来看，2019年1月29日，第三人饶倩还专门询问原告胡樱“胡律师，请问刘总（裕恒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那边情况怎么样了”，原告胡樱回复“没处理完，得年后了”。可见，原告此时仍未告知第三人对其二人来说最为重要的律师代理费已经全部到款的事实。不管是原告刻意隐瞒，还是未特地告知，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原告并不希望作为名义上共同代理人的第三人及时了解代理费到款和提取的全部情况。而之后，第三人得知有关律师费的情况后，便分别向原告和律所明确提出了异议，并解释了之所以出具《确认书》的原因。若上述《确认书》的内容是双方经过平等协商后的真实自愿意思表示，则在第三人已明确确认了原告对律师费具有分配决定权约定的情况下，显然其并无再作隐瞒款项进展的必要。因此，在涉诉案件有利判决业已生效，主要纷争已经定音，律师费相对可观可期的情况下，第三人出具上述《确认书》完全放弃自己对于应得部分的分配权的真实意愿存疑，故不能直接依据《确认书》来认定。不过，即便如此，第三人作为成年人，亦应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在其无法提供充分证据推翻上述《确认书》的情况下，无论其当时真实想法如何，至少可以从该《确认书》看出，第三人实际上也是认可原告在案件中的主导作用，并有权多分律师代理费的大体处理方案。综上，在客户资源来源于原告，案件代理由原告主导，原告全程参与其中，且考虑到客户日常维护亦会有成本付出，结合原告和第三人的工作量与贡献程度、此前的收入情况，参考类似合作模式的分配比例等因素，本院酌定：裕恒公司前期支付的律师代理费1万元，扣除德良律所应当提取的17.5%比例后，所剩的8250元按照原告胡樱和第三人饶倩已经先行分配且未产生争议的方案执行，即原告胡樱占4624元（5000元-376元），第三人饶倩占3626元（3250元+376元）；后期支付的律师代理费共1425876.5元，在扣除德良律所应当提取的15%比例后，剩余款项1211995元由原告胡樱享有80%的分配比例（即969596元），第三人饶倩享有20%的分配比例（即242399元）。根据审批单和各方确认意见，就上述1211995元律师代理费而言，原告胡樱现已从德良律所领取了其中的765000元，故德良律所应将剩余的204596元分配给原告胡樱，剩余的242399元分配给由第三人饶倩。至于上述应得律师代理费是否包含个人所得税，经查，从以往发放审批单来看，不管是德良律所提取17.5%，还是自2018年年中开始变为提取15%，均是德良律所扣除上述比例后，由律师直接领取剩余比例的数额。被告德良律所和第三人饶倩均确认扣除比例后的律师个人所得税由律师自行承担。在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德良律所提取比例中已包含了为律师代扣缴纳个人所得税的情况下，应当认定上述数额分别系原告胡樱和第三人饶倩的个人所得收入，应由其自行负责相关税费的申报缴纳。关于原告胡樱主张的利息，鉴于本案是因为律师费分配比例产生争议引发，被告在比例尚未最终确定的情况下，为平衡双方利益，选择暂不分配费用并无恶意侵犯之过，双方也没有关于利息的相关约定。因此，原告主张被告支付利息的意见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四、裁判结果律师，是社会生活中重要的法律工作者，为客户提供专业的法律服务，逐渐成为处理群众纠纷和化解社会矛盾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作用日益凸显，地，地位举足轻重时，在律师内部合作和行业管理上，亦应当加强专业精神，树立规则意识，强化行业自律，增进相互信任，避免不必要的矛盾产生。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广东德良律师事务所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胡樱剩余的律师代理费人民币204596元；二、被告广东德良律师事务所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第三人饶倩剩余的律师代理费人民币242399元；三、驳回原告胡樱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第三人饶倩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488元（8111元+6754÷2元），由原告胡樱负担4330元，由被告广东德良律师事务所负担3781元，由第三人饶倩负担3377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鲁 肖人民陪审员  朱宏春人民陪审员  黄月眉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五日书 记 员  许燕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