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京0107民初9048号原告：戴兵，女，1967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石景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勇，北京市融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青威路**。法定代表人：刘国平，董事长。被告：海联金汇（北京）金融科技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南街**院**楼**div>法定代表人：刘勇，经理。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超，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律师。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小鹏，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凤雷，男，1978年5月8日出生，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博，北京凯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紫薇，女，1993年1月29日出生，北京凯理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住单位宿舍。原告戴兵与被告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联公司）、海联金汇（北京）金融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联北京公司）、第三人凤雷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3日立案。原告戴兵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撤销原告与二被告及第三人于2019年6月5日签订的《对赌协议书》；2.请求判令二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原告与被告二海联北京公司自2019年1月2日起至2019年11月29日存在劳动关系，担任海联北京公司的董事长一职，双方签订了起止期限为2019年1月2日至2024年1月1日为其五年的劳动合同。海联北京公司系被告一海联公司的三级子公司。2019年6月5日，在未经各方协商的情况下，二被告利用其控制地位，强制要求本案原告、第三人凤雷与其签订了一份《对赌协议书》，且在原告与第三人凤雷在《对赌协议书》上签字后，二被告并未将其盖章的协议版本交予原告及第三人留存，造成原告虽然被迫签署了《对赌协议书》但手中并未持有该份协议。而在《对赌协议书》中，二被告利用其公司的强势地位强制约定了以下条款，强制加重了原告及第三人的义务，其协议条款严重的显失公平。如第一条，“本对赌协议为期一年，有效期自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而实际上《对赌协议书》落款的签订日期为2019年6月5日，且在二被告盖章日期不明的情况下，二被告利用其公司地位强制性的将协议期限改到2019年1月1日开始。而在《对赌协议书》写的起始日期，原告尚未与海联北京公司建立劳动关系。第4.1条款，海联公司拥有财务、薪酬、重大合同等全面的权利，将作为拥有独立法律地位海联北京公司的独立经营权全部收归其所有。第5.2.5、5.2.6、5.2.7、5.2.8条款，强制要求如海联北京公司发生经营性的损失，无论责任与否，全部都由原告及第三人承担损失并赔偿。第6.1条，如果海联北京公司出现利润下滑，海联公司作为非劳动关系的用人单位方，有权解除原告与第三人的劳动合同，且同时原告及第三人需要承担海联北京公司的全部负债，同时原告及第三人亦无权向二被告主张任何的赔偿。综合以上《对赌协议书》条款，原告认为，本案涉案的《对赌协议书》，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第54条所规定的无效、可撤销的情形，属于可撤销的合同，具体理由如下：第一涉案的《对赌协议书》实际上免除了二被告自身的法定责任，且排除了原告及第三人作为劳动者的权利，并约定了劳动者的违约金，其内容违反了《劳动合同法》第25条规定“用人单位不得与劳动者约定由劳动者承担违约金”、第26条第1款第2项规定“用人单位免除自己的法定责任、排除劳动者权利的无效”及第90条规定“劳动者违反本法规定解除劳动合同，或者违反劳动合同中约定的保密义务或者竞业限制，给用人单位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强制性规定。原告认为二被告在《对赌协议书》中要求原告及第三人在海联北京公司出现经营性亏损时承担损失的内容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且超出了法律所规定的劳动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法定条件和范围，其内容属于合同法第52条第5款所规定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应认定为无效。第二，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号）中对“对赌协议”进行了明确的定义，即实践中俗称的“对赌协议”，又称估值调整协议，是指投资方与融资方在达成股权性融资协议时，为解决交易双方对目标公司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信息不对称以及代理成本而设计的包含了股权回购、金钱补偿等对未来目标公司的估值进行调整的协议。而本案所涉《对赌协议书》的内容只规定了二被告对原告及第三人的要求、责任和义务，而并未给予相应对等的权利。造成当事人之间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严重不对等，其企业经营风险的承担明显不合理、各方利益存在严重失衡，这种严重不平衡同样违反了《民法总则》第6条“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合理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的规定，也违反了当事人自主自愿的公序良俗。二被告利用其公司身份的强势地位，强制约定了对原告及第三人显失公平的条款，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2条“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利用对方没有经验，致使双方的权利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的，可以认定为显失公平”的情形，应当按照《合同法》第54条第2款的规定，对该《对赌协议书》予以撤销。第三，在2019年8月8日，在二被告强迫原告及第三人辞职的情况下，以如果不签署《承诺书》便不予办理离职手续等手段，强制要求原告及第三人签署《辞职申请》《承诺书》等文件，进一步的免除二被告的法定责任，排除原告及第三人的合法权利。该等行为属于合同法第54条规定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的情形，应认定予以撤销。综上所述，原告认为，本案涉案的《对赌协议书》《承诺书》，均违背国家强制性的法律规定，其内容应属无效。且在签订过程中存在合同法第54条所规定的可撤销情形，故原告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为了维护戴兵的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被告海联公司、海联北京公司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本案管辖权提出异议，认为海联公司已经向青岛市即墨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戴兵、凤雷依据《对赌协议书》和相关法律赔偿海联公司经济损失，海联公司认为该案件会对《对赌协议书》的效力进行审理，与本案诉求属于同一法律事实，故本案应由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人民法院管辖。本院经审查认为，青岛市即墨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12日受理了海联公司要求戴兵、凤雷赔偿经济损失的合同纠纷一案，该案在诉讼过程中案由合同纠纷变更为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但事实和理由与起诉时基本一致，即要求戴兵、凤雷基于《对赌协议书》和公司法赔偿海联公司的经济损失。现戴兵向本院提起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要求撤销戴兵、凤雷与海联公司、海联北京公司于2019年6月5日签订的《对赌协议书》。本院认为，海联公司在青岛市即墨区人民法院起诉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的事实依据包括《对赌协议书》，势必涉及《对赌协议书》的效力认定，两案的诉讼请求均基于签订《对赌协议书》这一法律事实产生，所依据的法律事实具有一致性或者重叠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经济审判工作中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2款规定：“当事人基于同一法律关系或同一法律事实而发生纠纷，以不同诉讼请求分别向有管辖权的不同法院起诉的，后立案的法院在得知有关法院先立案的情况后，应当在七日内裁定将案件移送先立案的法院合并审理”，故本案符合应当移送先立案法院处理的情形，应移送至青岛市即墨区人民法院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七条之规定，裁定如下：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海联金汇（北京）金融科技有限公司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成立，本案移送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人民法院审理。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 扬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八日书记员 刘峥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