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2民终266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谢远进，男，1984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原住福建省清流县长校镇留坑村赤土岗**，现住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多强，北京德恒（厦门）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厦门好兆头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槟榔东里****。 法定代表人：周德明，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福良，福建方定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芳兰，福建方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审第三人：陆敏，女，1984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 原审第三人：陈小洁,女，1983年3月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原审第三人：李建荔，女，1971年9月1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安溪县 原审第三人：杨丽足，女，1986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 上诉人谢远进因与被上诉人厦门好兆头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好兆头商贸公司）、原审第三人陆敏、陈小洁、李建荔、杨丽足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19）闽0203民初199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7日立案后，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刘国如独任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谢远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多强与被上诉人好兆头商贸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福良、李芳兰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陆敏、陈小洁、李建荔、杨丽足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谢远进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谢远进在2016年11月起至2019年2月止与好兆头商贸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谢远进有权以好兆头商贸公司未足额发放劳动报酬为由提出解除劳动关系，并要求好兆头商贸公司支付拖欠的工资及经济补偿金。 一审法院基于以下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得出谢远进与好兆头商贸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时间和工作地点：谢远进自2011年起至2019年2月期间都在吉家家店面工作，工作地点、工作内容未发生实质变化；由厦门舒雅达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舒雅达公司）和厦门妙空间创意家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妙空间公司）为谢远进代缴社保，直接推定好兆头商贸公司也是代缴社保；谢远进的工资不是由好兆头商贸公司直接支付，而是由他人支付，从而认定周德明等人向谢远进按月支付的款项并非工资。好兆头商贸公司提供证据证明谢远进的配偶出资入股吉家家店面，所以谢远进配偶的出资关系导致谢远进与好兆头商贸公司不具有劳动关系。 一审法院的事实认定、法律适用和逻辑推论是错误的，具体理由如下： 1、由舒雅达公司和妙空间公司为谢远进代缴社保，直接推定好兆头商贸公司也是代缴社保，舒雅达公司和妙空间公司为谢远进代缴社保期间社保缴交主体与实际用工主体发生分离的结论是否能适用于好兆头商贸公司。法律论证应当严谨并有理有据，但一审法院上述推理显然是不严谨且没有依据的。谢远进主张的是自2016年11月起的劳动关系、补发工资及支付经济补偿金，在此之前的社保缴交记录与谢远进的主张是没有任何关联性的，一审法院忽略的一点事实是：2016年11月起的这段劳动关系用工主体的股东与本案有直接的关系，这与之前的舒雅达公司和妙空间公司有根本的不同，一审法院没有综合判断、认定2016年11月起的社保缴交情况与好兆头商贸公司成立时间、股东、工资支付情况等明确、核心的证据，一刀切地作出了毫无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的结论，导致对本案最关键的社保缴交证据没有进行采纳，作出了错误的判决。 2、周德明、沈美荣等人按月支付的款项到底是何性质。周德明与杨亚珠签订的《厦门好兆头吉家家世界店转让协议》可以证明：其一，沈美荣的账号是杨亚珠指定的收款账号；其二，甲方落款处有好兆头商贸公司的公章。由此可见：第一，在杨亚珠退出吉家家店铺前（即2018年4月23日前），杨亚珠一直是好兆头商贸公司的股东，直至杨亚珠退出吉家家店铺后的2018年8月22日杨亚珠才将持有的好兆头商贸公司40%股权全部转让给周德明、李勇灿，从时间顺序看，杨亚珠退出吉家家店铺股东和退出好兆头商贸公司股东是一致的；第二，沈美荣的账号是由杨亚珠控制的，由沈美荣账号向谢远进支付的款项均是杨亚珠的意思表示；第三，杨亚珠和周德明关于吉家家店铺股份和好兆头商贸公司股份的转让是有关联关系的。 综上，沈美荣、周德明等人账户按月支付给谢远进的款项要么是分红要么是劳动报酬，但是根据劳动仲裁阶段及一审阶段各方诉讼参与人的陈述，若店铺合伙人没有实际上班是没有支付工资的，且各合伙人自加入店铺后从未收到过分红，由此可见以沈美荣、周德明等人账户按月支付给谢远进的款项只能是劳动报酬；同时，通过好兆头商贸公司股东杨亚珠、周德明按月支付的款项应当为好兆头商贸公司向谢远进支付的劳动报酬。 3、配偶持有店面的股份是否必然导致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作为劳动者，每个人都是独立存在的。在本案中，谢远进与配偶虽然在相同的公司上班，但两人的工作岗位工作性质均不同，一审法院将谢远进配偶的特殊情况不加论证地适用于谢远进，完全没有任何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同时，作为劳动者出资入股公司的经营项目并参与分红属于投资关系，这与作为劳动者提供劳动从而获取劳动报酬而产生的劳动关系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法律关系，这两者是可以并存的。一审法院以此为裁判理由从而认定谢远进配偶与店铺存在投资关系，从而认定谢远进与好兆头商贸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是非常荒谬且不符合逻辑的。 好兆头商贸公司辩称，谢远进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谢远进与好兆头商贸公司无身份上的隶属关系，谢远进也不接受好兆头商贸公司的管理并为其提供相应劳动，因此，双方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范小英系与原审第三人等人存在合伙合作经营关系，与好兆头商贸公司没有任何关联。针对谢远进所提的已发款项性质，在一审中已经查明该已发款项包含了范小英整个合伙当中的报销款、货款等，性质当然不属于工资。除了一审判决的理由外，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闽0206民初7533号生效民事判决载明，好兆头吉家家世界店的股权结构中并无好兆头商贸公司，故不能认定好兆头吉家家世界店即属于好兆头商贸公司的财产，当然也不存在好兆头商贸公司雇佣谢远进劳动的情形。 好兆头商贸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1.好兆头商贸公司无需支付谢远进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2月28日期间的工资合计21036.56元；2.好兆头商贸公司无需支付谢远进经济补偿金22322.33元。 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 2015年3月24日，谢远进与案外人范小英登记结婚。 2015年9月至2019年1月期间，谢远进的厦门市社会保险管理中心社会保险参保缴费情况证明显示：2015年9月至2016年2月期间，其用人单位为舒雅达公司；2016年3月至2016年10月期间，其用人单位为妙空间公司；2016年11月至2019年1月期间，其用人单位为好兆头商贸公司。 2016年6月14日，好兆头商贸公司成立，股东为周德明（占股60%）、杨亚珠（占股40%）。 2017年7月，案外人杨亚珠与谢远进之妻范小英签订《合作协议》一份，主要相关约定内容如下：杨亚珠、范小英共同出资120万元，在厦门吉家家世界2楼合作经营橱柜、衣柜及厨房电器、台面、其他五金配件；范小英以现金形式出资7.2万元，占总投资额6%，于合同签订后三日转账到杨亚珠指定的沈美荣民生银行厦门同安支行的账户中；开业后，项目所有收入资金存放于双方共同指定的账户，用于统一支出项目经营管理中所需费用；双方共同经营、共同劳动，共担风险，共负盈亏；除去经营成本、日常开支、工资、奖金、需缴纳的税费等收入为净利润，每年年终总利润80%以双方占股份额按比例分配，剩余总利润20%作为样品换样及装修整改等发展基金；合作债务以合作财产偿还，合作财产不足清偿时，以投资比例为依据按比例承担。杨亚珠于2017年7月18日签署该协议，范小英于2017年7月17日签署该协议。 2017年2月至2019年1月期间：（1）好兆头商贸公司法定代表人周德明个人银行账户于2017年8月16日、2017年9月15日、2017年10月17日、2017年11月15日、2017年12月15日、2018年6月16日、2018年7月17日分别向谢远进个人银行账户转账11665.44元、12792.66元、11997.4元、15114.14元、11992.46元、7788.94元、13022.78。（2）第三人陆敏的个人银行账户于2018年1月15日、2018年3月1日、2018年3月15日、2018年4月17日、2018年5月15日、2018年5月16日分别向谢远进个人银行账户转账9638.48元、11981.3元、5814.78元、11727.5元、11727.5元、996元。（3）第三人陈小洁的个人银行账户于2018年5月20日、2018年6月16日、2018年7月21日、2018年9月1日、2018年10月1日、2018年10月24日、2019年1月4日、2019年1月6日分别向谢远进个人账户转账316元、160元、3289.9元、9615.89元、9183.58元、7226.45元、496元、11056.08元。（4）案外人沈美荣个人银行账户于2017年2月15日、2017年2月22日、2017年2月22日、2017年3月15日、2017年3月20日、2017年4月15日、2017年4月24日、2017年5月15日、2017年5月23日、2017年6月15日、2017年6月21日、2017年7月14日、2017年7月20日、2017年8月14日、2017年8月16日、2017年9月16日、2017年10月17日、2017年11月15日、2017年12月15日分别向谢远进个人账户转账4155.41元、5590.7元、669.8元、4155.41元、1087.8元、4145.41元、7457.9元、4184.51元、3061.4元、4184.51元、3875元、4649.24元、9944.1元、790元、2604.2元、586.28元、969元、573.28元、2153.8元。 2018年4月23日，杨亚珠与周德明签订《厦门好兆头吉家家世界店转让协议》一份，主要约定内容如下：杨亚珠将其拥有的55%股权以66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周德明，转让后厦门好兆头吉家家世界店原有股权结构，即杨亚珠55%、周德明8%、魏宏5%、韩欣5%、朱**权5%、陆敏8%、杨丽足8%、范小英6%，变更为：周德明63%、魏宏5%、韩欣5%、朱**权5%、陆敏8%、杨丽足8%、范小英6%；周德明应于2018年4月30日前将股权转让款汇款到杨亚珠指定的沈美荣民生银行厦门同安支行的账户中。 2018年8月8日，杨亚珠与周德明签订《厦门好兆头商贸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杨亚珠将其持有的好兆头商贸公司37%的股权以185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周德明。 2018年8月22日，好兆头商贸公司办理工商信息变更登记，杨亚珠原持有的37%股权转让于周德明、原持有的3%股权转让于李勇灿；变更后，好兆头商贸公司股东为周德明（占股97%）、李勇灿（占股3%）。 2018年11月8日，周德明与陈小洁、李建荔签订《补充协议》一份，主要约定内容如下：周德明与陈小洁、李建荔先后于2018年4月、5月合股收购好兆头厦门五缘湾店和厦门金湖路吉家家世界店，现通过并股转让，各自负责一个店面；并股转让后，周德明持有好兆头厦门五缘湾店85%股份，但享有100%经营管理权；并股转让后，陈小洁、李建荔持有好兆头厦门金湖路吉家家世界店78%股份，另22%股份仍由陆敏持有8%、杨丽足持有8%、谢远进持有6%，但陈小洁、李建荔享有100%经营管理权。 2019年6月13日，谢远进作为申请人，以好兆头商贸公司作为被申请人，向厦门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裁决：1.确认谢远进自2019年2月28日起与好兆头商贸公司解除劳动关系；2.好兆头商贸公司向谢远进支付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2月28日期间的工资21036.56元；3.好兆头商贸公司向谢远进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26795.7元。2019年8月1日，厦门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厦劳仲案[2019]1943号裁决书：一、确认谢远进于2019年2月28日起与好兆头商贸公司解除劳动关系；二、自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好兆头商贸公司应一次性向谢远进支付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2月28日期间的工资21036.56元（尚未扣除法定代扣代缴项目）；三、自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好兆头商贸公司应一次性向谢远进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22322.33元。 另查，陈家栋为厦门好兆头橱柜公司法定代表人。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或者反驳对方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本案中，谢远进主张与好兆头商贸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并提供社保缴交记录、银行卡流水和工作牌加以证明，但好兆头商贸公司对上述证据的关联性均提出异议，对此一审法院逐项分析如下：1.关于谢远进的个人社保缴交记录。谢远进在庭审中自述其于2009年起即在吉家家店面销售橱柜，直至2019年2月工作内容并无实质变化；在吉家家店面工作期间，在好兆头商贸公司替其缴交社保之前，曾有舒雅达公司、妙空间公司替其缴交社保，但均是“好兆头公司”安排的，其实际并不清楚舒雅达公司、妙空间公司是何公司；谢远进确认与其情形一致的陆敏当庭陈述，陆敏与好兆头橱柜公司曾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好兆头橱柜公司曾为陆敏缴交社保，其后转由舒雅达公司、妙空间公司缴交社保，其亦不清楚舒雅达公司和妙空间公司是何公司；谢远进和陆敏共同确认，在继妙空间公司之后改由好兆头商贸公司缴交社保之前，并无相关人员与二人协商改换用工主体及重新签订劳动合同；上述情况足以说明，谢远进的社保缴交主体与实际用工主体已经发生分离，并曾有与好兆头商贸公司名称相近的好兆头橱柜公司替其缴纳过社保，故其仅凭好兆头商贸公司2016年11月起为其缴纳社保主张建立了劳动关系，依据并不充分。2.关于谢远进的银行卡流水。谢远进主张银行卡流水中入账项均系好兆头商贸公司法定代表人周德明及其指定人支付的工资，但2017年8月以前的入账项基本由沈美荣个人账户支付，该账户曾被用于杨亚珠接收谢远进之妻范小英的出资款、用于杨亚珠接收周德明的“股权”转让款，同时陆敏亦当庭陈述吉家家店面向好兆头橱柜公司购买橱柜亦是向该账户支付“下单款”；2018年1月至2018年5月期间的入账项由陆敏个人账户支付，陆敏当庭陈述系受陈家栋指示所为，而陈家栋并非好兆头商贸公司的股东而系好兆头橱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8年7月以后的入账项均由陈小洁个人账户支付，陈小洁当庭陈述系陆敏持其银行卡进行操作，陆敏未予否认；以周德明个人账户向谢远进支付的款项仅有7笔，且支付数额并无明显规律；故一审法院认为谢远进主张其银行卡流水中入账项全系周德明及其指定人员支付的工资，依据并不充分。3.关于谢远进持有的“好兆头”商铺工作牌。因谢远进参与经营的吉家家店面正是销售好兆头品牌橱柜，且谢远进之妻范小英亦自认在与杨亚珠签订合作协议之前，一直是与好兆头橱柜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家栋对接工作，故该工作牌难以区分是代表好兆头橱柜品牌，还是代表好兆头橱柜公司，抑或是代表好兆头商贸公司，故一审法院认为谢远进凭该工作牌主张为好兆头商贸公司提供劳动，依据并不充分。 反观好兆头商贸公司为反驳谢远进与其存在劳动关系提供的合作协议、吉家家店面“股份”转让协议、吉家家店面“股份”转让补充协议等证据，足以说明范小英在与谢远进结婚后，参与了一个以吉家家店面为经营场所、以销售好兆头橱柜产品为业务、需要合伙人共负盈亏的合伙体开展经营；周德明虽亦参与了该合伙体经营，但在该合伙体的份额流转过程中，其始终以个人身份而未表明以好兆头商贸公司名义参与；周德明与杨亚珠既参与了合伙体的经营又曾同为好兆头商贸公司的股东，但二人在上述合伙体中份额的交接，与二人在好兆头商贸公司中股权的交接，在时间上、份额上、数额上均不同步也不一致，不足以说明合伙体的经营业务即为好兆头商贸公司的经营业务。此外，谢远进在庭审中自认，系陈小洁令其离开吉家家店面不要再上班，亦系陈小洁承诺将支付欠付工资，周德明并未参与此过程；陆敏在庭审中亦陈述，吉家家店面经营所需费用系由其经手从经营收入中支出，而吉家家店面经营收入在2018年10月之后均转入陈小洁个人账户中；陈小洁自认其与好兆头商贸公司无任何关系，其个人账户及密码实际交由陆敏打理，陆敏对此并未提出反对意见。综上情况一审法院认为，并无充分依据说明周德明在吉家家店面中的经营行为即代表好兆头商贸公司，并无充分依据说明谢远进所称欠薪导致离职系由好兆头商贸公司及其相关员工造成。 综上，谢远进主张其与好兆头商贸公司在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2月28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本证依据不足，而好兆头商贸公司否认其与谢远进存在劳动关系的反证依据已使谢远进的主张不具有高度盖然性，故一审法院对谢远进的主张不予采纳，对其基于劳动关系的存在而提出的各项请求不予支持，对好兆头商贸公司的诉讼请求相应予以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一、厦门好兆头商贸有限公司无需支付谢远进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2月28日期间的工资21036.56元；二、厦门好兆头商贸有限公司无需支付谢远进经济补偿金22322.33元；三、驳回谢远进的其他请求。 二审中，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谢远进、好兆头商贸公司无异议，陆敏、陈小洁、李建荔、杨丽足未到庭视为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二审庭审中，谢远进述称，其工资结构主要为底薪加提成。 经查，好兆头商贸公司一审提供的2018年4月23日杨亚珠与周德明签订的《厦门好兆头吉家家世界店转让协议》显示，好兆头商贸公司在该协议甲方杨亚珠签名处盖章。 另查，一审庭审中，好兆头商贸公司述称，好兆头商贸公司没有实际经营，没有员工，为了方便签约、开票才成立了好兆头商贸公司，周德明在承接业务时，以好兆头商贸公司的名义开票和收款。案涉好兆头吉家家店面上班人员为范小英、谢远进、杨丽足、陆敏、林燕卿。对于本案劳动仲裁裁决所认定的欠付谢远进工资数额及经济补偿金数额无异议。 还查，好兆头商贸公司法定代表人周德明在接受一审法院调查时称，好兆头商贸公司是好兆头品牌的代理商之一，经营场所有两个，一是五缘湾红星美凯龙，还有一家店在吉家家世界C馆2楼，吉家家世界店原来是由杨亚珠在租赁经营，在好兆头商贸公司注册后，杨亚珠就用好兆头商贸公司的名义经营。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好兆头商贸公司与谢远进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问题。 好兆头商贸公司一审中述称，周德明承接业务时以好兆头商贸公司的名义签约、开票、收款；好兆头商贸公司法定代表人周德明一审中亦述称，好兆头商贸公司的经营场所包括案涉的好兆头吉家家世界店，好兆头吉家家世界店系以好兆头商贸公司的名义经营；另外，好兆头商贸公司成立时周德明、杨亚珠即为该公司的股东，好兆头商贸公司在《厦门好兆头吉家家世界店转让协议》甲方杨亚珠签名处盖章，上述证据事实相互印证，足以证实案涉好兆头吉家家世界店系由好兆头商贸公司经营。好兆头商贸公司辩称其没有实际经营，与上述查明的事实不符，且若好兆头商贸公司没有实际经营，则周德明以185万元的对价受让杨亚珠持有的好兆头商贸公司37%的股份，亦不符合常理。 在范小英与杨亚珠于2017年7月17日签订《合作协议》前，范小英的配偶谢远进即已在案涉吉家家世界店上班，提供劳动。2017年2月至2017年7月期间，沈美荣的银行账户多次向谢远进转账，除2017年2月有三笔转账外，其他月份均为两笔转账，其中一笔转账均为4000多元，符合谢远进所称的其工资结构主要为底薪加提成的薪资特征，而沈美荣的账户系好兆头商贸公司股东杨亚珠在《厦门好兆头吉家家世界店转让协议》《合作协议》中指定的收款账户，谢远进主张沈美荣上述转款包括工资报酬款项，较为可信，好兆头商贸公司尽管笼统辩称系合作往来款，但对此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实，且此时范小英并非参与投资经营，谢远进亦非合作投资经营的主体，结合好兆头商贸公司成立时周德明、杨亚珠均为股东以及上述认定的好兆头商贸公司成立后，杨亚珠用好兆头商贸公司的名义经营案涉吉家家世界店、好兆头商贸公司自2016年11月起为谢远进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等事实，谢远进主张其于2016年11月起与好兆头商贸公司之间建立了劳动关系，依据充分，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虽然范小英与杨亚珠于2017年7月17日签订《合作协议》，但谢远进继续在案涉吉家家世界店上班，好兆头商贸公司未主张或证明谢远进的工作内容发生了实质性变化，亦未主张或证明好兆头商贸公司与谢远进之间解除了劳动关系，同时也未举证证明自签订《合作协议》后，双方从劳动关系转为杨亚珠与谢远进等人的合作经营关系，因为并无证据证明谢远进参与了合作投资经营，即使范小英就好兆头商贸公司经营的吉家家世界店与杨亚珠等人之间存在合作投资经营关系，亦不能排除谢远进与好兆头商贸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的存在。从谢远进提供的银行转账记录看，在签订《合作协议》后，好兆头商贸公司股东杨亚珠控制的沈美荣银行账户以及好兆头商贸公司股东周德明多次向谢远进转账，对此好兆头商贸公司尽管辩称系周德明等人与谢远进之间的合作往来款，但并未对此提供其所称的结算、分红等财务资料予以证实，不足采信。而且，即使谢远进与范小英作为夫妻共同参与经营，好兆头商贸公司称与谢远进、范小英同时存在合作往来款，亦不符合常理。 好兆头商贸公司作为用人单位未及时足额支付工资，谢远进要求与好兆头商贸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好兆头商贸公司支付拖欠的工资报酬及经济补偿金，合法有据。对于本案劳动仲裁所认定的欠付工资数额21036.56元及经济补偿金数额22322.33元好兆头商贸公司无异议，谢远进亦未提起诉讼，视为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于本案劳动仲裁所确认的双方劳动关系解除时间的裁决事项，谢远进、好兆头商贸公司均未提起诉讼，视为无异议，本院亦予以确认。 综上所述，谢远进的上诉请求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四十六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19）闽0203民初19946号民事判决； 二、确认谢远进于2019年2月28日起与厦门好兆头商贸有限公司解除劳动关系； 三、自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厦门好兆头商贸有限公司应一次性向谢远进支付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2月28日期间的工资21036.56元（尚未扣除法定代扣代缴项目）； 四、自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厦门好兆头商贸有限公司应一次性向谢远进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22322.33元； 五、驳回厦门好兆头商贸有限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均由好兆头商贸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员 （刘国如）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 （庄维旸） 书记员（ 阮冬 梅） 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第三十八条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一）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保护或者劳动条件的； （二）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 （三）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 （四）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损害劳动者权益的； （五）因本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致使劳动合同无效的；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其他情形。 用人单位以暴力、威胁或者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强迫劳动者劳动的，或者用人单位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危及劳动者人身安全的，劳动者可以立即解除劳动合同，不需事先告知用人单位。 第四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 （一）劳动者依照本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 （二）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向劳动者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的； （三）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四十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 （四）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 （五）除用人单位维持或者提高劳动合同约定条件续订劳动合同，劳动者不同意续订的情形外，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第一项规定终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 （六）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第四项、第五项规定终止劳动合同的； （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除依照本章规定外，适用第一审普通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