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铁路运输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鲁7101行初351号 原告贾敦信，男，1955年8月8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槐荫区。 原告贾相国，男，1980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槐荫区。 原告贾相强，男，1981年3月3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槐荫区。 以上三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张宜君，山东华剑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三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张璐瑶，济南市中正荣凯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政府，住所地济南市槐荫区经十路**。 法定代表人朱玉明，区长。 委托代理人徐冉，济南市槐荫区司法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冯艳，山东蕴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济南市槐荫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住所地，住所地济南市槐荫区张庄路**iv> 法定代表人衣连斌，局长。 委托代理人张兵，山东沃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政府兴福街道办事处，住所地济南，住所地济南市槐荫区顺安路与威海路交叉口> 法定代表人张文明，主任。 委托代理人刘璟，山东勤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三被告共同协商出庭负责人李呈滨，济南市槐荫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 被告济南市槐荫区兴福街道办事处油牌赵庄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济南，住所地济南市槐荫区兴福街道腊山河东路与日照路交叉口西北角> 法定代表人杜振声，主任。 委托代理人尚永文，山东勤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璟，山东勤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孙有刚，男，1955年4月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平度市。 委托代理人周知，山东勤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贾敦信、贾相国、贾相强诉被告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槐荫区政府）、济南市槐荫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下简称槐荫区住建局）、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政府兴福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兴福街道办）、济南市槐荫区兴福街道办事处油牌赵庄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油牌赵庄村委会）、第三人孙有刚行政协议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贾敦信、贾相国、贾相强诉称，贾敦信与王兴红系原配夫妻，婚后生育两个子女，长子贾相国、次子贾相强，无其他继子女、养子女。王兴红于2018年10月29日去世。贾敦信与王兴红均为济南市槐荫区兴福街道办事处油牌赵庄（以下简称油牌赵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2017年11月16日（落款时间为2009年10月6日），贾敦信、王兴红与第三人孙有刚签订《房屋转让协议书》，约定贾敦信将其位于油牌赵庄的房屋及院落以25万元的价格转让给第三人。2017年12月16日，贾敦信、王兴红与第三人孙有刚签订《补充协议》。第三人孙有刚以该处房屋与被告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孙有刚非油牌赵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应享受拆迁安置待遇，为此原告提起行政诉讼，请求：1.依法撤销被告与第三人孙有刚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槐荫区政府辩称：一、原告不具备主体资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行政行为作出时，只有受其影响的主体，才具备提起诉讼的资格。在行政行为作出后事实发生了变化，之后参与的主体及其利益不是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所能考虑的。本案中，原告与第三人孙有刚确认合同无效纠纷的判决作出于2019年6月，而被诉《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于2017年12月21日签订，经兴福街道办、油牌赵庄村委会确认，当时涉案房屋系第三人孙有刚所有。原告不是作出行政行为时应当考虑及保护的对象，原告的权利和法律上利益亦不具有受到被诉行政行为侵害的可能性，其与房屋买卖合同确认无效前已经签订的协议行为不具有利害关系，应当驳回其起诉。二、涉案《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不具有可撤销的事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原告认为行政协议存在胁迫、欺诈、重大误解、显失公平等情形而请求撤销，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符合法律规定可撤销情形的，可以依法判决撤销该协议，本案被诉《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显然不具有这几种情形。三、原告行使撤销权已超过法定期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规定，权利人行使撤销权应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该期间系除斥期间，不存在中止、中断或延长情形。被诉《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于2017年12月21日签订，至原告起诉已超出撤销权行使期限，超出该期间即丧失撤销权的行使权利。综上，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 被告槐荫区住建局辩称，槐荫区济南国际医学科学中心建设指挥部为加快推进济南国际医学科学中心项目，维护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依据《济南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城中村改造的意见》（济政发〔2014〕7号）、《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调整征地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的通知》（济政办发〔2015〕16号）等有关文件精神，结合该项目实际，本着有利于推动拆迁工作顺利进行的原则，制定了济南国际医学科学中心片区集体土地拆迁补偿实施方案。首先，三原告所在村落油牌赵庄位于济南国际医学科学中心项目内。三原告的房屋已按拆迁流程及济南国际医学科学中心片区集体土地拆迁补偿实施方案经各部门认定后予以了补偿安置，并由油牌赵庄村委会、兴福街道办、槐荫区住建局于2017年12月18日与原告贾相强依法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该《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的签订是依据相关方案、程序，经原告房屋（村）的所在办事处及村委的核查，在相关部门审计(查)无误后，原告在自愿、诚信、公平、公正的基础上签订的。原告的房屋表、房屋认定表、声明及安置申请均有据可查。其次，贾敦信和妻子王兴红均为油牌赵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2009年10月16日，贾敦信、王兴红与第三人签订《房屋转让协议书》，并书写收到房屋转让款，家庭成员四人作出了承诺书。2017年12月26日，王兴红、贾敦信又与第三人签订《补充协议》，第三人通过银行汇款的方式再次支付给贾敦信购房款30万元人民币，贾敦信作出说明交给村委会，同意由第三人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为此，油牌赵庄村委会、兴福街道办、槐荫区住建局经严格审批后，按照相关政策、方案与第三人在自愿、诚信、公平、公正的基础上，于2017年12月21日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安置方式为购买，现该协议已经履行完毕。综上，该协议不具有法律规定的可撤销条件，请求贵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求。 被告兴福街道办辩称：一、本案已过诉讼时效，法院应当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槐荫区住建局与第三人孙有刚于2017年12月21日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的规定，原告于2017年12月份就已经知道第三人孙有刚与槐荫区住建局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本案已过诉讼时效，法院应当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二、槐荫区住建局与第三人孙有刚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是依法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无任何可以撤销的理由。槐荫区住建局具体实施的现状测绘、调查摸底、签订拆迁补偿与安置协议、验收房屋、发放补偿款等行为完全符合安置程序，无任何违法或者明显不适当的情形。三、原告不具备本案的行政补偿请求权，不是提起行政补偿诉讼的适格主体。被告对第三人孙有刚的房屋进行征收拆迁是基于被告与第三人孙有刚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原告不是本案行政相对人，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不可能对原告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所以原告与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因此，原告不是本案适格主体。四、被告不是本案适格主体。槐荫区济南国际医学科学中心建设指挥部与槐荫区住建局签订《济南国际医学科学中心项目拆迁合同》，被告仅是槐荫区济南国际医学科学中心建设指挥部的协助单位，并非实施具体行政行为的独立行政主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被告不是本案适格主体，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综上所述，原告贾敦信、贾相国、贾相强要求撤销被告与第三人孙有刚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油牌赵庄村委会答辩意见同被告兴福街道办答辩意见前三项，另提出如下答辩意见：被告不是国家行政机关，不是本案适格诉讼主体。村委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不是国家行政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因此，油牌赵庄村委会不是本案适格被告。 第三人孙有刚述称：一、2009年10月6日，第三人与贾敦信签订《房屋转让协议书》，约定贾敦信将其所有的位于油牌赵庄村中面积为144平方米的院落转让给第三人，第三人当日一次性支付给贾敦信25万元整。2017年12月26日贾敦信、王兴红与第三人就该院落签订《补充协议》，约定“由第三人向贾敦信在原房屋买卖价款上再支付30万元，且贾敦信不得以任何理由、任何形式再次向第三人要求追加房款，也不得向第三人主张任何拆迁补偿权益”。二、第三人属于三类人员，即与本村村民宅基地上签署了买卖合同，长期居住本村且经联合认定组认定为非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符合此次安置政策，遂与被告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享受拆迁安置补偿，与原告无关。综上所述，第三人基于与原告签署的《房屋转让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与槐荫区住建局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合法有效，请求贵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涉案房屋位于槐荫区兴福街道办事处油牌赵庄，其中砖混平房面积为21.31平方米，砖木房面积为57.73平方米，合计79.04平方米。三原告是油牌赵庄村民，贾敦信与王兴红（2018年10月29日去世）原系夫妻关系，贾相国、贾相强均系二人之子，户籍所在地为该村。贾敦信、王兴红与第三人孙有刚签订《房屋转让协议书》（落款时间为2009年10月6日）。该协议书约定原告将涉案房屋及院落以25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孙有刚，转让后，国家政府如征占所给予的补偿归买方。后孙有刚将现金25万元交付给贾敦信。2017年12月26日，贾敦信、王兴红与孙有刚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在原房屋买卖价款的基础上，孙有刚再向其支付30万元，双方于2009年10月6日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书的约定仍然有效。后孙有刚通过支付现金及银行转账方式将30万元交付给贾敦信及其儿媳曹佰翠。 2017年4月21日，槐荫区委、区政府印发《关于成立槐荫区济南国际医学科学中心建设领导小组并撤销相应工作机构的通知》（济槐普发〔2017〕33号），成立槐荫区济南国际医学科学中心建设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指挥部。2017年9月17日，槐荫区济南国际医学科学中心建设指挥部（甲方）与被告槐荫区住建局（乙方，原济南市槐荫区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签订《济南国际医学科学中心项目拆迁委托合同》，约定甲方委托乙方对项目集体土地上涉及拆迁范围内的房屋及地上物进行调查摸底、现状测绘、房产确认、拆迁补偿与安置协议签订、房屋验收、补偿款发放及后期安置房分配、物业管理等相关工作。涉案房屋位于该项目拆迁范围内。同年12月14日，油牌赵庄村委会出具的《村两委证明》载明：贾敦信与孙有刚于2009年10月6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真实，原房主因家庭具备分户条件（或因继承）取得该宅基，房屋建设不违反该村规划，不违反法律规定。以上情况经村两委审查通过并公示无异议。同年12月21日，第三人孙有刚作为乙方与甲方槐荫区住建局、兴福街道办、油牌赵庄村委会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该协议书载明，甲方需拆除乙方位于油牌赵庄的房屋，安置乙方现有人口3人，安置方式为购买，按3350元/平方米购买，购买面积141平方米。甲方支付乙方房屋补偿费、搬家费、过渡安置费等共计41万余元。 2019年4月24日，三原告向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确认贾敦信、王兴红与孙有刚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书》及《补充协议》无效，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鲁0104民初2721号民事判决，确认贾敦信、王兴红与孙有刚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书》及《补充协议》无效。孙有刚不服，向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18日作出（2019）鲁01民终8896号民事裁定，认为该案纠纷实质是因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安置补偿问题引发的争议，拆迁安置补偿对象的确定以及由谁享有涉案宅基地拆迁安置补偿权利等问题，均应由政府相关部门予以认定，涉案宅基地及房屋相关安置补偿问题也应当由政府统筹作出安排，该案争议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的审理范围，裁定撤销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鲁0104民初2721号民事判决，驳回三原告的起诉。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本案中，原涉案房屋虽系原告方所有，但其后将房屋等卖给第三人，且已经实际交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年修改）第十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管理经营。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其宅基地的面积不得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标准。农村村民出卖、出租住房后，再申请宅基地的，不予批准，结合房地一体等基本法理，自涉案房屋交付买受人之日起，即应视为原告对宅基地使用权的放弃。另一方面，被诉行政协议系与第三人签订，三原告并非被诉行政协议的合同相对人,其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该协议，应当证明该补偿协议对其合法拥有的宅基地使用权产生了不利影响。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依法享有宅基地的所有权，属于在规范农村宅基地上房屋转让行为时应予保护的权利主体。本案并无证据表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反对该补偿协议签订，也无证据表明村集体经济组织认可原告对已出卖房屋的宅基地享有使用权，因此本案原告认为涉案补偿协议侵犯其合法权益，主张予以撤销无事实依据，涉案补偿协议签订对其权利义务不再产生影响，其与该行为不具有行政法上利害关系，应当驳回其起诉。 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贾敦信、贾相国、贾相强的起诉。 原告贾敦信、贾相国、贾相强预交案件受理费50元，本裁定生效后予以退还。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诉讼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济南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审 判 长  刘爱国 人民陪审员  宋 雁 人民陪审员  徐洪奎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八日 法官 助理  安玉霞 书 记 员  李飒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