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民终8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长江路**。负责人：蔺湘，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韩葳萍，上海星瀚（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曙光，上海星瀚（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司治国，男，汉族，1981年1月29日出生，住河南省新蔡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丁中堂，湖北翰盈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河南华豫兄弟船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新蔡县关津乡政府院内法定代表人：司强，总经理。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大连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司治国及原审被告河南华豫兄弟船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豫公司）海上、通海水域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武汉海事法院（2019）鄂72民初13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31日立案受理，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人保大连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曙光、被上诉人司治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丁中堂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华豫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人保大连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武汉海事法院（2019）鄂72民初1307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人保大连公司对司治国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司治国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涉案货损事故的发生属于不可抗力”错误。事故当天预报有雨，只要不遮蔽船舱，货物必将遭受雨淋，这是可以预见的。由于司治国未采取遮蔽船舱的措施导致货物遭受雨淋，涉案事故的发生并不能认定为不可抗力。（二）一审判决认定“货物遭受雨淋发生在卸货期间而非约定的司治国承担运输责任期间”错误。根据《国内水路货物运输规则》第三十二条规定，承运人的合同义务包括卸载货物，在卸货期间发生的货物损失，理应由承运人进行赔偿。更何况，货物遭受雨淋之时，“裕海江999”轮正在江面行驶，并非在进行卸货作业。故涉案货物遭受雨淋发生在司治国的运输责任期间。（三）一审判决认定人保大连公司及托运人靖江**海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海公司）未及时采取减损措施，导致玉米“因自然霉变而扩大损失”，属于“司治国的除外责任”，是错误的。首先，雨淋事故发生后，收货人已经对水湿的玉米进行了及时分拣，避免影响干燥玉米导致损失扩大。其次，在卸货过程中，人保大连公司对水湿霉变的货物分批进行公开拍卖，目的就是尽量减少货物残值的处理时间，避免霉变玉米在售出前价值进一步贬损。再次，本案中货物损失的直接原因是遭受雨淋，而非“自然霉变”，不属于司治国的除外责任。因此，本案所涉全部货物损失均应由司治国承担。司治国辩称：（一）司治国在事故发生当时无法预见到大风及暴雨，船舶在离开码头时已经开始封舱，船员已经采取了力所能及的封舱措施，人保大连公司认为货物受到雨淋是可以预见的，与事实不符。（二）根据涉案水路货物运输合同的约定，承运人的责任在货物到达卸货码头时即终止，货物遭受雨淋并未发生在司治国承担运输责任的期间。（三）货物的霉变处于托运人责任范围内，司治国可以免责。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大连人保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人保大连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司治国、华豫公司连带赔偿人保大连公司人民币（以下均为人民币）596765.10元及其利息（从支付保险赔偿次日即2019年2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清偿之日止）；二、本案诉讼费由司治国、华豫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6月30日，北大荒粮食集团锦州粮食贸易有限公司（供方，以下简称锦州粮贸）与宜昌特驱饲料有限公司（需方，以下简称特驱公司）签订玉米销售合同。该合同约定，货物单价为1960元/吨，交付前的费用和风险由锦州粮贸承担，锦州粮贸委托华海公司承运。2018年7月6日，华海公司（托运方）与司治国（承运方）在靖江××水路货物运输合同。该合同约定，华海公司委托司治国以“裕海江999”轮（登记经营人和光租人为华豫公司）运输涉案玉米2700吨，从张家港至宜昌；运输单价45元/吨（含税价，含保险）；司治国对起运港装船后至到达港卸货前发生的货差、污染、受潮、水湿、霉变（自然霉变除外）、灭失等风险负责，按货物实际损失赔偿。司治国卸货前必须接到华海公司的短信通知方可卸货，且卸货数量不得超过短信通知数量。2018年7月9日，“裕海江999”轮船长司炳贵签发货物交接清单，该清单载明托运人为锦州粮贸，玉米2681.6吨；该轮到达目的港后，清单载明的收货情况是，2018年8月7日、17日特驱公司注明收到货物1013.02吨、127.24吨；2018年8月7日宜昌白洋港集装箱有限公司注明入库货物670.32吨；2018年8月17日宜昌新希望饲料有限公司注明收到货物393.36吨，2018年8月24日，宜昌新博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证明收到货物468.94吨，以上收到货物共计2672.88吨，与实际装载吨位短少8.72吨。2018年7月27日下午，“裕海江999”轮抵达并靠泊宜昌市白洋码头并随即开始卸货。次日下午18:33时许，该轮根据码头通知要求，离港前往锚地抛锚等待下一步卸货计划。约18:50时许，该轮离开卸货码头前往锚地途中，天开始下小雨，西北风4级，船员遂开始封舱，但突然遭遇强对流天气，瞬间风力最大约8-10级，并伴有强降雨。由于突然风大雨大而阻力大，在船员全部配合下也无法顺利迅速关舱，货舱前半部分货物被雨水淋湿。司治国向华海公司通报，锦州粮贸得知后向人保大连公司报告。2018年7月30日，悦之保险公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悦之公司）根据人保大连公司的委托，派公估人员到锚地登上“裕海江999”轮，对承运玉米水湿情况开展查勘、检验等保险公估工作。公估人员查勘后认为，舱内货物迎风面水湿较严重，有结块现象，内部发热严重，暂未出现霉变或异味，舱内未见明水。公估人员查询7月28日天气记录为小雨、西北风4级，气温26-35度，承认事故发生时段确有大风及强降雨发生。结束查勘检验后，公估人员与船代及货主联系，要求立即对货物进行分拣处理，防止损失扩大。8月4日，该轮表面层水湿玉米全部分拣入库，部分出现霉变现象，入库670.32吨。8月15日，“裕海江999”轮移泊至宜昌兴发化工园码头继续卸货，发现舱底有大量货物水湿结块、霉变、发黑。8月23日，涉案货物才全部卸完。悦之公司形成公估报告结论认为，“裕海江999”轮在从码头前往锚地途中因关舱不及时导致货物遭遇大风及雨淋。2018年8月4日，货物在白洋码头分拣出670.32吨水湿霉变货物。人保大连公司经网络拍卖，对照货物销售价格，损失金额406851.7元；2018年8月10日，该轮移泊至兴发化工园码头，卸货后发现舱底有水湿货物，分拣过磅357.86吨，人保大连公司经网络拍卖，对照货物销售价格，损失金额153879.8元。该公估报告还载明，收货人特驱公司退回两车货物，分别为72.48吨、38.6吨，损失金额32740.8元，扣除免赔额后短量1.68吨，损失3292.8元。公估最终报告认定涉案损失共计596765.1元。2018年9月29日，锦州粮贸向人保大连公司出具索赔说明函称，根据拍卖、退货及短量情况，索赔损失2044700.40元。2019年1月31日，人保大连公司向华海公司赔付2044700.40元，此后取得锦州粮贸和华海公司共同出具的货运险赔付协议及权益转让书，转让金额2044641.6元，收款人为华海公司。人保大连公司处理货物残值挽回损失1447935.30元，两者差价应该为596706.3元。另查明：2018年7月4日，人保大连公司出具投保人为华海公司、被保险人为锦州粮贸的国内水路货物运输保险单，保单载明的船名“裕海江999”轮，起运日期2018年7月4日，从张家港运输玉米2681.6吨到宜昌，保单特别约定华海公司和锦江粮贸为共同被保险人。2018年8月13日，宜昌市气象台出具证明，证明2018年7月28日傍晚宜都、枝江出现暴雨及大风天气，瞬时风力达到8级。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海上、通海水域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本案被保险人华海公司与司治国签订的水路货物运输合同，该合同依法成立并且有效，华海公司是托运人、司治国是承运人，当事人均应该按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行使民事权利，履行民事义务。人保大连公司支付保险赔款后，取得代位追偿权成为本案托运人，应该依法向司治国追偿。华豫公司并没有实际参与涉案货物运输，与华海公司之间未形成合同关系或者侵权关系，人保大连公司诉请华豫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导致涉案货损的基础原因是“裕海江999”轮卸货阶段根据港方要求，离港抛锚期间突然遭受瞬间强风和暴雨所致。当天的天气情况本来为小雨、西北风4级，但该轮实际遭受到强风（江面近10级）和暴雨（55.2mm），该轮船员虽然及时采取能力范围内的封舱措施，但强风暴雨超出合理预见和完全避免及克服的能力范围，导致部分货物受到雨淋。人保大连公司认可了证人证言，辩称“裕海江999”轮船舱自动绞动装置失效没有证据证明，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因此，涉案货损事故的发生属于不可抗力，司治国作为承运人依法可以免责。涉案水路货物运输合同约定，司治国根据华海公司的要求卸货，“裕海江999”轮于2018年7月27日就到达卸货码头开始卸货，中途被要求离开码头抛锚，货物遭受雨淋发生在卸货期间而非约定的司治国承担运输责任期间。该轮船员除采取力所能及的封舱措施和按要求靠港卸货外，并不具备其他避免、克服和减轻损失的相关条件。人保大连公司和华海公司知道涉案玉米受到雨淋就有及时减损义务，完全具备采取及时联系码头卸货分拣、通风、晾晒等相关减损措施的能力，但没有证明采取的措施及时和妥当。涉案船载货物直到8月23日才被全部卸完，前后近1个月时间，船上和卸下玉米在当时气温条件下必然会因自然霉变而扩大损失，而涉案合同也明确约定自然霉变损失是司治国的除外责任。因此，人保大连公司的诉请实际是将全部损失转嫁给司治国而欠妥，不予支持。综上，无论从不可抗力的角度分析，还是责任期间、减损条件和义务角度分析，司治国均不应向人保大连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驳回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对司治国的诉讼请求；二、驳回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对河南华豫兄弟船务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9768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4884元，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承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经庭审核实，2018年7月9日，“裕海江999”轮船长司炳贵签发货物交接清单，该清单载明托运人为锦州粮贸，玉米2681.6吨；该轮到达目的港后，清单载明的收货情况是，2018年8月7日、17日特驱公司注明收到货物1013.02吨、127.24吨；2018年8月7日宜昌白洋港集装箱有限公司注明入库货物670.32吨；2018年8月17日宜昌新希望饲料有限公司注明收到货物392.36吨。2018年8月24日，宜昌新博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证明收到货物468.94吨。以上收到货物共计2671.88吨，与实际装载吨位短少9.72吨。除以上事实外，一审判决认定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涉案货损是否发生在司治国承担运输责任期间的问题。根据水路货物运输的通常交易习惯，货物风险的转移应以货物是否脱离承运人掌控而交付收货人作为判断依据，而非以运输货物的船舶是否到达卸货码头开始卸货作为判断依据。“裕海江999”轮在卸货过程中按照码头通知离港前往锚地抛锚等待下一步卸货计划，途中遭遇强对流天气导致货物被雨水淋湿。由于货物遭受雨淋时仍处于司治国的控制之下，并未完成交付，故涉案货损发生在司治国承担运输责任期间。一审判决认定货物遭受雨淋发生在卸货期间而非约定的司治国承担运输责任期间，缺乏相应的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二审予以纠正。关于涉案货损事故的发生是否系不可抗力事件所致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当事人延迟履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不能免除责任。本法所称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根据前述法律规定，不可抗力事件的成立必须满足三个要件，即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值得说明的是，虽然不可抗力属客观情况，但鉴于当事人之间存在的个体差异，判断不可抗力应结合具体案情、具体当事人进行分析，不可一概而论。本案中，卸货当天的天气情况本来为小雨、西北风四级，“裕海江999”轮在前往锚地过程中突然遭遇强风和暴雨，对司治国而言该天气骤变超出了其合理预见的范围。“裕海江999”轮船员采取了力所能及的封舱措施，然而强风暴雨仍无法完全避免及克服。人保大连公司虽主张“裕海江999”轮船舱机械绞动装置失效导致封舱失败，但对其主张未能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综合前述情形，结合司治国避免和克服风险的能力和条件，一审判决认定涉案货损事故的发生属于不可抗力事件所致，并无明显不当。人保大连公司和华海公司在知道涉案玉米遭受雨淋后应采取及时、有效的措施对水湿货物进行卸货分拣、通风、晾晒以防止损失扩大。人保大连公司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与华海公司积极履行了上述减损义务。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涉案玉米直至2018年8月23日才被全部卸完，在当时的气温条件下，船上玉米必然会因霉变而扩大损失。故对玉米霉变而造成的扩大损失，大连人保公司应自行承担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承运人对运输过程中货物的毁损、灭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承运人证明货物的毁损、灭失是因不可抗力、货物本身的自然性质或者合理损耗以及托运人、收货人的过错造成的，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如前所述，司治国承运的玉米水湿系因不可抗力造成，且人保大连公司和华海公司未积极履行减损义务导致损失扩大，故司治国对涉案货损不应向人保大连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综上，一审判决说理部分虽存在不当之处，但未影响实体处理。人保大连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768元，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邬文俊审判员  马文艳审判员  卫逊敏二〇二〇年九月一日法官助理陈银华书记员何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