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民终8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官文斌，男，汉族，1983年3月29日出生，住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莹莹，辽宁智库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高雅杰，辽宁青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莱亚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花园口经济区管委会所属写字楼**。法定代表人：陈世大，系该公司董事长。破产管理人负责人：王艳霞，辽宁壹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薛超，辽宁壹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曾丘轲，辽宁壹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官文斌因与被上诉人大连莱亚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亚公司）破产债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辽02民初2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官文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莹莹、高雅杰，被上诉人莱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薛超、孙曾丘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官文斌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官文斌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莱亚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刘某系莱亚公司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有权代表莱亚公司签订合同，一审判决认定刘某并非莱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无权代表莱亚公司签订合同，明显违反了法律规定及莱亚公司章程，系严重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错误。1.根据莱亚公司章程，莱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其股东大连莱亚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委派，该章程约定合法有效，一审判决认为需“经莱亚公司全体股东同意”没有依据。刘某在签订《保证合同》之前，大连莱亚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已经出具了刘某为莱亚公司董事长的《委派函》，刘某为莱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1年1月21日，莱亚公司股东大连莱亚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甲方）与浩峰亚太投资有限公司（乙方）订立了《大久莱亚海龙（大连）实业有限公司章程》，该《章程》第十二条规定“董事长一名，由甲方委派”，第二十条规定“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2年12月12日，大连莱亚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出具《委派函》，委派刘某担任“大久莱亚海龙（大连）实业有限公司”（即莱亚公司更名前名称）董事长职务；2013年5月14日，莱亚公司将名称从“大久莱亚海龙（大连）实业有限公司”变更为“大连莱亚实业有限公司”；2013年5月23日，陈世大将莱亚公司的公章、财务章、法人章以及大连莱亚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的公章移交给刘某。综上，根据《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章程的规定，代表法人从事民事活动的负责人，为法人的法定代表人”之规定，法定代表人的产生以公司章程规定为准。基于莱亚公司章程，莱亚公司的董事长（法定代表人）由大连莱亚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委派产生，而大连莱亚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已经在2012年12月委派了刘某作为莱亚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一审判决以“大连莱亚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公章在印章交接时亦由刘某持有，且该委派应视为莱亚公司股东对董事长人选的推荐，并非莱亚公司在经全体股东同意后的最终任命”为由，认定“官文斌所主张的刘某系莱亚公司董事长的身份无充分有效的证据证实，不应予以确认”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系事实认定错误。2.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变更以根据公司章程的内部有效决议为准，工商登记系备案性质，而非设权性登记，不能否定公司内部有效决议。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属于公司内部人事关系的变化，应遵从公司内部自治原则，只要公司内部形成了有效的变更决议，就应产生法律效力，新选任的法定代表人可以代表公司的意志。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登记仅属于备案性质，目的是向社会公众公示公司代表权的基本状态，属于宣示性登记而非设权性登记。故，自《委派函》作出之日起刘某即为莱亚公司的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能够代表莱亚公司进行民事行为，没有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不影响刘某作为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的职权。官文斌为善意相对人，有理由相信刘某有权代表莱亚公司。3.即使法院认为莱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非刘某，但根据证人刘某当庭证言，因刘某签订《保证合同》时已经告知陈世大相关情况，陈世大表示同意，故《保证合同》仍对莱亚公司产生拘束力。二、基于莱亚公司章程、刘某持有的《委派函》及莱亚公司公章等事实，官文斌有合理依据相信刘某有权代表莱亚公司对外签订合同，即使一审判决不认可刘某为莱亚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某对外与官文斌订立合同对莱亚公司也构成表见代理，案渉《保证合同》对莱亚公司具有拘束力。一审判决对该节没有进行审理和认定，导致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错误。案涉《保证合同》签订时，刘某持有莱亚公司股东大连莱亚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出具的委派刘某为莱亚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的《委派函》，以及莱亚公司的公章、财务章、法定代表人章，并对官文斌予以展示，官文斌有合理理由相信刘某有权代表莱亚公司对外签订案渉《保证合同》，官文斌已经尽到合理的审查义务、属于善意相对人。《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第五十条“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根据前述规定，无论认定刘某以莱亚公司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加盖印章行为认定是表见代理还是表见代表均对莱亚公司具有拘束力，刘某的代理/代表行为均有效力，故案涉《保证合同》对莱亚公司具有法律约束力。一审判决对该节没有进行审理和认定，导致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错误。三、175号印章从未丢失，公告内容本身就是虚假的。一审判决以“莱亚公司175号公章已公告丢失作废”为由认定175号印章为“作废印章”，系事实认定错误。根据印鉴保管收条、172号庭审笔录和民事判决书可知，案涉《保证合同》中莱亚公司加盖的175号印章从未丢失，而是由陈世大基于刘某的法定代表人身份移交给了刘某。陈世大在明知该印章未丢失的情况下，主观恶意报纸公告该印章丢失，并重新刻制印章系欺骗公司股东、刘某、印章管理机构以及社会公众，上述行为均不应予以保护，因此产生的不利后果应由陈世大承担。《大连日报》所发出的公告内容完全虚假，基于虚假的内容进行的公告，当然不能产生公告作废的法律效力。一审法院忽略了175号公章从未丢失的事实，直接认定该公章因丢失而作废，系事实认定错误。四、最高人民法院类似生效判决认定，公司不能对同一印章的效力在不同的交易或诉讼中做不同选择，只要公司在某一场合使用过，则该印章在其他交易中的使用均应有效。本案中陈世大虽然曾恶意将175号印章登报公告作废，但陈世大在另案中已经承认了该印章的真实性和使用效力，故该175号印章对莱亚公司具有法律约束力，一审判决认定175号印章在本案中无效系认定错误。1.陈世大在另案中已经承认了175号印章的真实性和法律效力。根据172号庭审笔录、民事判决书，陈世大在另案中系对“加盖175号印章的《展期还款协议》真实性”及“175号印章能够代表莱亚公司”予以认可，而非作为被代理人或权利人对无权代理人、无权处分人的瑕疵民事行为进行追认。一审判决认为“不应将陈世大对尾号175公章公告作废后对某一份合同签章行为的追认，而无限推定确认刘某作为该印章持有人所实施的所有签章行为均可代表莱亚公司的意思表示”系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错误。2.参考最高人民法院生效判决，公司不能对同一印章的效力在不同的交易或诉讼中做不同选择，只要公司在某一场合使用过，则该印章在其他交易中的使用均应有效，不论该公章是否已经公告挂失作废。最高人民法院在多起案件中均认定：“公司不得对非备案、私刻或伪造印章的法律效力进行选择性认可”。举重以明轻，最高院对于非备案、私刻或伪造的公章尚且承认其法律效力，那么本案中对于原本合法有效而由莱亚公司原法定代表人主观恶意报纸公示作废的公章，当然更应予以认可。3.莱亚公司及工商登记的法定代表人陈世大在明知已公告作废的175号印章存在的情况下，不仅没有采用任何措施防止相对人利益受损，反而自己也仍在继续使用175号印章，故刘某使用175号印章代表公司签订《保证合同》的行为应当认定为莱亚公司的行为。2013年11月26日，莱亚公司在明确知道案渉175号公章没有丢失的情况（已交付给刘某），却主观恶意在《大连日报》上将175号印章公告作废；2015年5月18日，莱亚公司使用175号印章与刘某等各方主体签订了《展期还款协议》；2016年10月18日，莱亚公司及工商登记的法定代表人陈世大在（2016）辽02民初172号案件的庭审中认可了加盖了175号印章的《展期还款协议》的真实性及对莱亚公司的效力。上述证据证明，莱亚公司对于175号印章的存在、使用是知晓的，甚至于莱亚公司在报纸公告作废后，仍自行继续使用该175号印章代表公司。尽管莱亚公司现在主张该印章已经丢失作废，但其在明知该公章存在并使用的情况下，并未采取措施防止相对人的利益损害。因此，刘某使用175号印章签订履行合同的行为应当认定为莱亚公司的行为，《担保合同》对于莱亚公司具有法律约束力，莱亚公司应按约承担保证责任。莱亚公司原一审案件当中提交的陈世大询问笔录，陈世大的表述是与客观事实完全不符的。该份笔录当中管理人询问，莱亚公司尾号175号印章在工商机关登记挂失后是否使用过？陈世大表述我不可能使用过，莱亚实业的公章挂失后就都没再用过。那么该陈述明显是虚假的，与官文斌提交的2015年大连市中院的判决完全不符，在该判决当中，陈世大使用该175号公章印章盖章提供担保，因此一审判决基于陈世大的表述和认定的事实。也就是说陈世大否认说刘某没有告知或者说他不认可案涉保证，这个事实是不能作为证据予以采信。莱亚公司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官文斌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恳请二审法院在审理后，驳回官文斌的诉讼请求，依法维持原判。莱亚公司无需承担保证责任。1.刘某不是公司法定代表人或董事长，无权代表莱亚公司签订《保证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三条“公司法定代表人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长、执行董事或者经理担任，并依法登记。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应当办理变更登记”。《企业法人法定代表人登记管理规定》第七条“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更换法定代表人需要由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召开会议作出决议”。本案中，官文斌提交了大连莱亚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亚国际公司）出具的《委派函》，载明“依据莱亚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经大连莱亚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决定委派刘某担任莱亚公司董事长职务”。首先，该《委派函》为莱亚公司股东莱亚国际公司单方出具，仅为公司内部行为，即对莱亚公司董事长的推荐，不具有对外效力。其次，根据莱亚公司章程约定，董事长为公司法定代表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变更需要经过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委派函》出具时莱亚国际公司并非莱亚公司的唯一股东，股东还有浩峰亚太投资有限公司，刘某的身份没有经全体股东或董事同意并形成最终任命，亦没有莱亚公司工商档案予以印证。最后，《委派函》中的莱亚国际公司的印章由刘某保管。因此该委派函应视为莱亚国际公司对莱亚公司董事长的推荐，而非最终任命。无论对于公司内部还是外部，刘某均非莱亚公司法定代表人。官文斌主张刘某系莱亚公司董事长身份没有事实依据。刘某无权代表莱亚公司签订《保证合同》。2.官文斌在审查刘某身份存在重大过失，且未审查莱亚公司提供担保的股东会决议，并非善意相对人。刘某代表莱亚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本案中，莱亚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的信息均属于工商登记对外公示信息，任何人无需特殊资质均可查询，且工商登记信息具有公信力。官文斌既未审查刘某代表莱亚公司对外担保的授权，亦未查询莱亚公司对外公示的工商登记信息，仅凭借2012年12月12日在案涉《保证合同》签订4年前的《委派函》即认定刘某的董事长身份，没有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存在重大过失。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依据公司章程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债权人应对决议进行形式审查。本案中，官文斌在其认为刘某为莱亚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情况下，仍没有审查案涉担保是否经过莱亚公司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官文斌并非善意的相对人。综上所述，刘某代表莱亚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3.《保证合同》中莱亚公司尾号175号公章在加盖时已经作废。《保证合同》签订时间为2016年6月3日，由刘某加盖了莱亚公司尾号175号印章。而该印章已于2013年11月26日在大连日报公告丢失作废，同日，莱亚公司在公安机关申请刻印新的尾号386号公章并使用该印章直至莱亚公司进入破产程序。4.（2016）辽02民初172号判决书所涉《展期协议》的效力不能及于本案《保证合同》。该判决中认定《展期协议》的效力是基于陈世大在庭审中自认借款事实存在，担保情况属实。该确认的效力应仅限于该份《展期协议》。因莱亚公司尾号175号公章并不在陈世大及莱亚公司掌控下，不应将尾号175号公章作废后对某一份合同的签章行为的追认，无限推定确认刘某作为印章持有人所实施的所有签章行为均可代表莱亚公司的意思表示。因此，陈世大在172号判决对该案《展期协议》的确认，不及于本案《保证合同》签章的效力。5.《保证合同》上加盖莱亚公司尾号175号印章不是莱亚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案涉《保证合同》中加盖的尾号为175号公章为刘某加盖的，《保证合同》所担保的主债权是刘某与刘帅于2013年11月28日、2015年8月17日、2016年6月3日向官文斌借款共计本金4650万元。莱亚公司法定代表人陈世大向管理人明确表示根本不认识官文斌，不知道刘某向官文斌借款，陈世大本人及莱亚公司也没有使用该笔借款。同时，根据（2016）辽0203民初2842、2850、2851号民事调解书，2016年10月20日《保证合同》签订3个月后，官文斌就《保证合同》担保的债权向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刘某、刘帅承担还款责任，其配偶及关联公司承担保证责任。无论是借款人还是保证人，均没有莱亚公司或莱亚公司法人陈世大及其实际控制的公司。并且自《保证合同》签订以来官文斌也没有要求莱亚公司承担保证责任。亦侧面反映莱亚公司实际上没有为刘某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官文斌没有认可莱亚公司保证人身份。在《保证合同》上加盖尾号175号莱亚公司公章是刘某的个人行为，而非莱亚公司真实意思表示。官文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官文斌对莱亚公司享有债权本金2,168,379.19元（借款本金为611万元，利息以此为基数，自2016年6月1日起至2016年8月31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自2016年9月1日起至2018年5月28日止按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计算，本息合计8,525,147.22元，按照先利息后本金的顺序扣除已执行回款项6,356,768.03元）；2.诉讼费由莱亚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6月3日，官文斌（甲方）与刘某、刘帅（乙方）签订《借款合同》（编号20160603-3），主要约定：乙方因资金周转需要，向甲方申请借款，借款金额为611万元，借款期限为90天，自2016年6月1日至2016年8月31日止，借款一次性支付；借款利息为月利息2.5%；借款于2016年6月3日分一笔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乙方指定的银行账号分别转让611万元；合同期限届满，乙方应一次性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乙方未按时足额偿还借款本息的，自逾期之日起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向甲方支付逾期利息直至借款清偿之日，乙方未按时足额偿还借款本金、支付利息的，应承担甲方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催收费用、诉讼费（或仲裁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及其他费用。该合同尾部有“官文斌”、“刘某”、“刘帅”签名。同日，刘某持莱亚公司（保证人，乙方）尾号175号公司印章以及尾号786的“陈世大”法人小印与官文斌（债权人，甲方）签订《保证合同》一份，其中主要约定：为确保2016年6月1日编号20160603-1、20160603-2、20160603-3的《借款合同》的履行，保证人愿意向债权人提供保证担保，保证人担保的主债权为《借款合同》中债权人向债务人出借的款项4652万元，利率月2.5%，借款期限自2016年6月1日始至2016年8月31日止，共90日；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当借款人未按合同约定按时清偿本合同担保范围内债务时，债权人有权直接向保证人追偿，保证人应立即向债权人清偿借款人的全部到期应付款项。担保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期满后两年。乙方应在以下范围内履行偿付责任：债务人应付给甲方的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本金及利息，甲方为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处置费用、税费、诉讼费用、拍卖费用、律师费、差旅费等相关费用），合同生效后，经债权人要求追加而追加的保证金金额，甲方根据所有生效的协议、合同及可以适用的法律法规而有权向乙方收取的全部花费和开支。该合同尾部加盖了莱亚公司尾号175号公司印章和尾号786的“陈世大”法人小印。同日，官文斌通过网银转账给刘帅611万元。2016年10月20日，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辽0203民初2842号、2850号、2851号民事调解书，协议如下：一、刘某、刘帅自2016年12月15日起至2017年5月15日止，每月15日前偿还官文斌借款利息1,860,000元；自2017年6月15日起至2018年5月1日止，于每月15日前按等额本息年利率24%的方式偿还官文斌借款本息4,397,021.24元；二、刘某、刘帅于2017年6月15日前支付官文斌三案律师费合计500,000元；三、三案诉讼费合计189,138元、三案保全费合计15000元，以上共计204,138元，由刘某、刘帅承担，于2017年6月15日前交付给官文斌；四、王淑香、赵晓娇、大连鸿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大连威特电机销售有限公司、大连鸿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对上述欠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五、若刘某、刘帅、王淑香、赵晓娇、大连鸿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大连威特电机销售有限公司、大连鸿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对上述约定有任意一期违约，官文斌可对三案律师费500,000元、诉讼费204,138元、借款本金46,500,000元及已产生利息的全部未偿还数额申请法院强制执行。2018年5月28日，一审法院裁定受理了对莱亚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辽宁壹品律师事务所作为管理人。2018年11月12日，一审法院作出（2018）辽02破4-2号民事裁定书，宣告莱亚公司破产。官文斌向管理人申报债权本金4650万元、利息2232万元。管理人初步审核对前述申报债权不予确认。并载明：管理人调取了民事调解书不能证明莱亚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其提供的保证合同中所盖公章为已作废公章，故该债权不予确认。后官文斌提出异议。管理人向官文斌出具《关于官文斌债权异议的复函》，其中载明核查结论如下：基于工商登记信息，对刘某为莱亚公司董事长一事不予认可；（2016）辽02民初172号民事判决确认莱亚公司、陈世大等签订的《展期协议》中的签字及盖章的真实性，完全基于陈世大的自认；管理人就本项债权对陈世大进行询问，其否认曾签订过《保证合同》，并不认识官文斌本人；尾号175莱亚公司公章已公告丢失作废；故管理人对《保证合同》的效力不予认可。管理人对该项已申报债权的最终审核意见，维持原审核意见，对债权不予确认。另查，陈世大于2013年5月末将莱亚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陈世大法人小印，大连莱亚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公章、陈世大法人小印、莱亚海龙（大连）进出口有限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陈世大法人小印等交由刘某保管，双方形成了《印鉴保管收条》。案涉莱亚公司尾号175公章在此范围内。2013年11月26日，莱亚公司登报公告莱亚公司尾号175公章、176财务专用章、177法人小印丢失作废。之后申请准刻了新的尾号386公章、387财务专用章、389法人小印等5枚印章。又查，刘某诉大连莱亚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莱亚海龙（大连）进出口有限公司、莱亚公司、陈世大、贾琦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一审法院于2016年12月7日作出（2016）辽02民初172号民事判决书。在该案的展期协议中，莱亚公司及陈世大均为保证人，在该展期协议签章页有加盖了莱亚公司175号公章，并有“陈世大”签名。该案庭审中，陈世大本人出庭，对该展期协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该判决判令莱亚公司、陈世大等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再查，莱亚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载明：该公司于2011年4月22日成立，法定代表人陈世大，董事长为陈世大，大连莱亚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是莱亚公司股东之一。大连莱亚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载明：该公司于2006年4月20日成立，法定代表人陈世大，股东为刘某、陈世大。一审法院认为，官文斌系基于其与莱亚公司之间的保证合同而向莱亚公司主张保证责任项下的债权确认。本案官文斌主张自己于2018年8月23日向莱亚公司破产管理人申报债权，莱亚公司对此未予否认。鉴于此，官文斌向莱亚公司主张的保证责任系在保证期间内提出，双方对此无争议。本案的焦点问题是官文斌所提交的《保证合同》是否有效，莱亚公司应否基于该《保证合同》对官文斌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官文斌在本案中请求确认的债权数额是否有事实依据。首先，关于案涉《保证合同》的效力问题。官文斌主张其与莱亚公司之间的《保证合同》合法有效。结合各方提交的相关证据及庭审陈述，案涉《保证合同》系作为主债务人之一的刘某持有莱亚公司尾号175号公章及“陈世大”法人小印与官文斌签订的。刘某的签章行为能否代表莱亚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之一。具体涉及如下几个问题：1.关于刘某是否能代表莱亚公司一节。虽官文斌提交了大连莱亚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出具的《委派函》，其中载明依据莱亚公司章程的规定，经由大连莱亚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决定委派刘某担任莱亚公司董事长。但是，因大连莱亚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公章在印章交接时亦由刘某持有，且该委派应视为莱亚公司股东对董事长人选的推荐，并非莱亚公司在经全体股东同意后的最终任命，亦无工商档案信息记载予以印证。所以，官文斌所主张的刘某系莱亚公司董事长的身份，无充分有效的证据证实，不应予以确认。据此，不应确认刘某有权代表莱亚公司签订《保证合同》。2.关于莱亚公司尾号175号公章的签章效力一节。案涉《保证合同》尾页由刘某加盖了莱亚公司尾号175号公章。因签订该份《保证合同》的时间是2016年6月3日，此期间，莱亚公司175号公章已公告丢失作废。刘某也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其加盖印章经莱亚公司法定代表人授权及许可，故不宜认定莱亚公司应当对刘某持有作废印章的加盖行为承担法律后果。3.关于（2016）辽02民初172号民事判决书所涉展期协议的有效可否及于本案《保证合同》效力一节。展期协议的效力是基于陈世大庭审中的确认，该确认的效力仅限于该份展期协议。因莱亚公司尾号175公章并不在陈世大即莱亚公司掌控下，所以不应将陈世大对尾号175公章公告作废后对某一份合同签章行为的追认，而无限推定确认刘某作为该印章持有人所实施的所有签章行为均可代表莱亚公司的意思表示。据此，陈世大在（2016）辽02民初172号民事案件对该案展期协议签章行为的确认，并不及于本案《保证合同》的签章行为的有效性确认。另，综上，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保证合同》上的签章，是能够代表莱亚公司真实意思表示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之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在本案中，案涉《保证合同》不成立，对莱亚公司不产生法律效力。故官文斌向莱亚公司主张连带保证责任，一审法院不应支持；官文斌在本案中所主张的破产债权确认，亦无事实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官文斌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第四十四条、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官文斌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4,148元，由官文斌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认定的事实基本属实。另查明，已生效的（2016）辽0203民初2842、2850、2851号民事调解书包括本案所涉担保合同的主债权611万元及相应利息。自2016年6月1日起至2016年8月31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自2016年9月1日起至2018年5月28日止按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计算，本息合计8,525,147.22元，官文斌自认已执行回款项6,356,768.03元，尚余2,168,379.19元未受清偿。莱亚公司对此数额没有异议。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2016）辽02民初172号一案所涉《展期还款协议》签订于2015年5月18日，该案开庭审理时间为2016年10月18日。还查明，莱亚公司章程载明该公司董事长一名由投资方大连莱亚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委派。以上事实，有（2016）辽0203民初2842、2850、2851号民事调解书、《展期还款协议》、庭审笔录、公司章程在卷佐证，经庭审质证，予以认定。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案涉加盖尾号175号莱亚公司公章的担保合同的效力应如何认定。关于莱亚公司尾号175号公章的签章效力问题。一方面，案涉《保证合同》签订于2016年6月3日，其上加盖的莱亚公司尾号175号公章虽已于2013年11月26日被公告丢失作废，但在《保证合同》签订前后的时间里，莱亚公司不仅于2015年5月18日用该印章签订了另案的展期协议，还在2016年10月18日的法院开庭审理中继续认可该印章的效力。该案中，刘某是依据展期协议向莱亚公司主张担保责任的相对方，陈世大对展期协议上莱亚公司尾号175号公章真实性的确认不应认定为追认，而是莱亚公司通过实际行为承认和认可了该公章的使用效力。既然莱亚公司对《保证合同》签订前后公章的效力均予认可，那么其不能再选择性否认其间使用该印章签署的本案所涉《保证合同》的效力。另一方面，刘某代表莱亚公司同官文斌签订案涉《担保合同》时，提交的大连莱亚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出具的《委派函》中载明“依据莱亚公司章程的规定，经由大连莱亚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决定委派刘某担任莱亚公司董事长”，这与莱亚公司章程内容一致。同时刘某还持有莱亚公司的公章和当时工商登记的法定代表人陈世大的印章。官文斌主张刘某系莱亚公司董事长、有权代表莱亚公司签订《保证合同》具有事实依据。官文斌在签订案涉《保证合同》过程中不存在过错，为善意相对人，即使莱亚公司认为刘某超越授权，也不能对抗官文斌有关保证合同有效的主张。故案涉《保证合同》应认定有效，莱亚公司据此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案涉担保合同主债权611万元及相应利息已经生效的调解书确认，依据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截至2018年5月28日即法院受理莱亚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时，本息合计8,525,147.22元，扣除官文斌自认已执行回款项6,356,768.03元，尚余2,168,379.19元未受清偿。对官文斌就此向莱亚公司破产管理人申报的破产债权，应予确认。综上所述，官文斌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辽02民初273号民事判决；二、确认官文斌对大连莱亚实业有限公司享有破产债权2,168,379.19元。一审案件受理费24,14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4,148元，均由大连莱亚实业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郑锦弘审判员  陈 建审判员  华 锋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刘玉良书记员李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