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2民终274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上海苏驰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青浦区。法定代表人：王贞超，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明会，上海明梓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子怡，上海明梓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南京苏驰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法定代表人：汪道林，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继祥，江苏苏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明鑫，江苏苏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上海苏驰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苏驰公司”)、上诉人南京苏驰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苏驰公司”)因联营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2018)沪0118民初135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海苏驰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主文第二、第三、第四项，改判支持上海苏驰公司一审全部诉讼请求，并驳回南京苏驰公司一审反诉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南京苏驰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对南京苏驰公司应承担的上海片区网络管理费人民币(以下币种同)1，176，440.17元中的物料费、各项罚款认定错误。双方签订的付款协议第三条约定，南京苏驰公司应支付系统收取上海的2014年11月至2016年3月的网络管理费及面单差价、保险费。其中的网络管理费并不等同于“中心管理费”，网络管理费应是包括“中心管理费”在内的一切涉及网络系统收取的上海片区的费用，即凡是能在系统中查询到的均属于网络管理费。1．一审期间，南京苏驰公司对于签收罚款74，600元、装车罚款140，141元、卸车罚款68，259元、子单罚款1397元、被投诉罚款90，000元均已确认。罚款并非上海苏驰公司在经营过程中违反规则导致，而是上海片区的各网点产生，上海苏驰公司作为上海片区的管理方，有权收取其下各网点的罚款，故根据2014年协议约定，上海片区全部罚款应属于上海苏驰公司。一审法院在审理后确认以上各项罚款，且在南京苏驰公司也已确认的情况下，仅判令南京苏驰公司返还罚款总额90，000元，存在错误。2．关于物料费利润，因物料有很多种，包括面单、标贴(工作服、扫描枪、微型打印机、封扣、宣传品)等等，根据一般生活常识也可知面单、标贴等是在经营管理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实际发生，故系统物料费不仅仅是面单差价利润，应以系统确认数据166，488.5元为准。一审法院已确认扣成本后的物料费利润为166，488.5元，但该项判决金额有误。二、一审判决对南京苏驰公司应承担的常州网点欠上海苏驰公司代收款32，450元的认定错误。苏驰网络系统内已查明确认该业务单号上海苏驰公司已实际发货，并委托常州网点代收运费，常州网点已实际收取了该笔运费。依据2014年2月12日《协议》第一条，常州是南京苏驰公司的分管片区，上海苏驰公司与常州网点业务往来结算需通过南京苏驰公司结算，上海苏驰公司在多次向常州网点催讨不到的情况下，南京苏驰公司应替常州网点承担该笔款项。故原审法院对该部分费用的承担认定错误。三、一审判决对押金5万元不属于南京苏驰公司付款范围的认定错误。上海苏驰公司向网管中心系统付款5万元，作为系统预充值，该事实有网络管理中心执行官于勇波签字确认，但之后系统并未将该笔款充值到上海苏驰公司账户。南京苏驰公司已在一审中确认系统收取了5万元，其虽主张该笔款项在经营过程中已使用完，但并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此笔费用未在系统扣款中进行抵冲，南京苏驰公司理应退还此笔款项。一审判决依据2016年3月30日的付款协议，认定该款项未列入往来款范围，则该笔费用不属于南京苏驰公司应付款范围，明显过于轻率。四、一审判决认定南京苏驰公司不需要承担上海苏驰公司代为支付的法院扣款175，403.76元，亦存在错误。上海苏驰公司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法院扣款事实的存在，南京苏驰公司亦曾同某承担该笔款项。一审判决所依据的2013年10月31日股权转让协议主体为王贞超和汪道林，而本案属两公司之间的纠纷，所以上述协议约定并不适用于本案。且该债务纠纷发生在2011年10月，理应由南京苏驰公司承担。上海苏驰公司提交的2016年9月28日录音及2019年4月16日庭审笔录中，南京苏驰公司法定代表人汪道林均表示愿意承担该款项，法院应依据当事人意思表示判令上述法院扣款由南京苏驰公司承担。五、对上海苏驰公司主张的违约金及利息，一审判决未支持64万元违约金，仅支持逾期付款利息，且判决金额明显过低，系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已确认南京苏驰公司存在逾期付款的事实。双方于2016年3月3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违约方须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并承担守约方经济损失，违约金按照股权转让金额的20％计算。同日签订的付款协议约定：如任意一期未按期付款，甲方应就全额股份款支付利息，从违约日期开始计算，利率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2倍计算。首先，两份协议签订于同一天，并不存在先后问题，两份协议中也并无关于条款冲突如何适用的特别约定，故而两份协议具有同等效力；其二，守约方应有选择权，要求违约方按股权转让协议或付款协议承担相应违约责任，而非赋予违约方选择对己更有利条款的权利，方可体现出法律的公正公平，保护诚实守信的守约方；其三，即使按照付款协议关于逾期付款责任的约定，双方明确约定按全额股份款即320万元计算利息，此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违约金本就具有惩罚性，双方达成该约定时，已充分预见到违约行为将带来的后果，并且按此条款主张的违约金亦未超出合同法相关规定的上限，故而一审法院的调整有违意思自治及公平原则。若上海苏驰公司关于违约金64万元的诉请难以被支持，则请求按照320万元自逾期付款之日起分别计算利息，利率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2倍计算。南京苏驰公司辩称：不同某上海苏驰公司的上诉意见。第一，关于上海苏驰公司主张的各片区罚款应当归其所有的观点不能成立。首先，上海片区的各项罚款不属于双方约定的网络管理费范畴，上海苏驰公司也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网络管理费中包含各项罚款。其次，罚款本身并不属于纯收益行为。从罚款项目上看，罚款包含签收罚款、装车罚款、卸车罚款、子单罚款、被投诉罚款等，在出现不按流程签收、装卸车错误、货物与所贴单价信息不符等情形时，系统会产生大量查件成本、物流成本以及赔偿客户的相应损失。被投诉罚款，主要是因为延误等问题被客户投诉或举报产生的罚款，这种情况也会产生大量的处理成本和公关成本，同时要向举报人进行奖励。显然上述几项罚款都并非纯收益行为。其次，虽然在双方2014年协议当中约定罚款归各片区所有，但前提是该协议第一条约定的三大片区系统应收应付账目分开，由各大片区承担所辖网点财务风险责任。实际上2014年的该份协议并没有得到实际履行，各片区账目并没有分开，直到本案一审当中才明确了上海苏驰公司还存在五十几万元的系统欠款，而且系统运营的工资社保也没有平摊，最终还是由南京苏驰公司来进行承担的。最后，双方2016年3月30日签订的付款协议没有将罚款列入双方往来的结算款的结算范围，所以包括一审判决支持的9万元被投诉罚款在内的所有罚款均不应当支付给上海苏驰公司。第二，关于物料费用，2016年3月30日付款协议第三条约定的最终结算依据，并没有提及其他的物料差价，对面单差价不能作扩大解释，更不能以所谓的行业惯例认定面单差价就包含全部物料差价。上海苏驰公司如认为面单差价是包含全部其他物料差价，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第三，关于常州网点的代收款。首先，上海苏驰公司并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常州网点确实欠上海苏驰公司所谓的代收款项。其次，即便该欠款确实存在，也应当根据合同相对性向常州网点进行主张，南京苏驰公司无需代常州网点承担相应的义务。而且上海苏驰公司向常州网点主张款项与本案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不应当在本案当中一并处理。第四，关于押金5万元和法院扣款175，403.76元，该两笔款项不在2016年双方的付款协议约定的结算范围内。在2013年双方的股权转让协议已经约定所有的债权债务一并处理的情况下，再主张要求南京苏驰公司承担此前产生的法院扣款175，403.76元，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在诉讼过程中，南京苏驰公司明确表示关于175，403.76元由法院依法认定。第五，关于上海苏驰公司主张的违约金，南京苏驰公司不存在应付而未付款项的情况，无需承担违约金，而且上海苏驰公司主张的违约金也过高。南京苏驰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上海苏驰公司的一审本诉请求，支持南京苏驰公司的反诉请求；2．判令上海苏驰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本案纠纷系联营合同纠纷属于法律适用错误。本案双方系基于2016年3月3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要求支付股权转让款及违约金，实质是股权转让纠纷。二、一审判决将各项罚款不属于网络管理费的举证责任归于南京苏驰公司属于法律适用错误。首先，从性质上看，罚款是针对各网点在经营过程中违反规则的处罚，如果严格规范经营，不会无故产生罚款数据；其次，上海苏驰公司主张的签收罚款、装车罚款、卸车罚款、子单罚款、被投诉罚款均系其违反规则而产生，并非经营过程中必然产生的网络管理费用，因其自身过错而产生的罚款理应由其承担；再次，2014年2月12日协议的相关约定已被2016年3月30日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变更，最终确定的结算依据2016年3月30日付款协议第三条，其中并无任何“罚款归上海苏驰公司所有”的意思表示，结算条款中未提及的费用各方均不得主张。因此，南京苏驰公司已经就各项罚款不属于网络管理费进行了充分的举证和说明，上海苏驰公司不能提供相反证据则应当驳回其该项主张。三、一审判决酌定南京苏驰公司支付上海苏驰公司代为管理期间的支出4万元属于法律适用错误。首先，上海苏驰公司主张其代为管理期间的支出系无因管理之债，不应在本案中一并处理。上海苏驰公司主张其代为管理的时间为2016年4月1日后，根据2016年3月30日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附件，并无提及2016年4月1日后需要上海苏驰公司代为经营管理，上海苏驰公司代为经营管理没有法定或约定的义务，也未受南京苏驰公司委托，据此可以认定上海苏驰公司主张其代为管理的支出系无因管理之债。而本案应为股权转让纠纷，上海苏驰公司主张的无因管理之债不属于股权转让纠纷的范畴，不应在本案中一并处理。其次，一审法院酌定代为管理期间的支出4万元、运输装卸费1万元，显失公平。根据双方核对系统的数据，2016年4月1日后上海片区的营业收入仅1万余元，而上海苏驰主张其代为管理期间垫付了86，710.36元，在此情况下酌定相应费用5万元显失公平。四、一审判决认定南京苏驰公司或汪道林收到294万元的股权转让款属于事实认定错误。2013年10月31日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的股权转让款仅收到234万元，上海苏驰公司主张支付60万元现金与事实不符，上海苏驰公司提供的往来邮件、微信聊天记录、录音等证据均无法反映出已经实际支付了60万元现金。该笔股权转让款原系汪道林与王贞超之间的债权债务，南京苏驰公司财务李倩并不清楚双方款项的具体支付情况，其将60万元暂计为实收的行为也同样不能直接证明王贞超支付了60万元现金。结合双方交易习惯，双方之间的款项均系转账，并无其他任何现金往来，60万元的大额现金支付却无直接证据，与常理不符。五、一审判决认定股权转让款的欠款不包含违约金属于法律适用错误。2013年10月31日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了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2016年3月30日签订的付款协议中约定2013年10月3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费的欠款计入结算款。从该条款的字面理解，“欠款”不仅仅指未支付的股权转让款，还包含因为未支付股权转让款产生的违约金。即便该条款对各项费用均未提及相应利息或2013年10月31日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逾期付款违约金较高，但均不能构成免除王贞超或上海苏驰公司承担逾期付款违约责任的理由。针对南京苏驰公司的上诉，上海苏驰公司辩称：不同某南京苏驰公司的上诉意见。第一，关于本案的案由，认可一审法院关于联营合同纠纷的认定。第二，上海苏驰公司已对罚款的归属提交了相关证据，一审关于罚款的性质和承担主体认定正确，只是金额计算有误。第三，一审判决酌情认定的代为管理费用4万元，低于上海苏驰公司的主张金额，但南京苏驰公司不应在本案中一并处理的主张不能成立。第四，上海苏驰公司已经提交了证据证明支付现金60万元，一审判决关于此项认定无误。第五，关于违约金，同上海苏驰公司的上诉意见。上海苏驰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南京苏驰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2，589，282.65元；2．判令南京苏驰公司支付违约金64万元(按股权转让款320万元的20％计算)；3．判令南京苏驰公司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以320万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两倍，自2016年4月3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南京苏驰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判令上海苏驰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156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36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自2013年10月31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3月30日，上海苏驰公司与南京苏驰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约定，以双方2013年10月31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为基础，双方经协商达成本协议；南京苏驰公司以320万元的价格购买上海苏驰公司持有的苏驰物流网络品牌权益30％的全部股权；上海苏驰公司在2016年4月1日前经营苏驰期间的债权债务(含网络之间产生的理赔结算等债权债务)与南京苏驰公司及南京苏驰公司与众楷合并成立的新公司无关，均由上海苏驰公司承担；2016年4月1日起，原上海苏驰公司管辖的营业部合并到上海众楷物流场地，管理权交于众楷物流管理，合并后苏驰营业部发生的债权债务由南京苏驰公司承担，与上海苏驰公司无关(营业部与上海苏驰公司债务纠纷除外)；上海苏驰公司(除在此之前加盟的营业部)在2016年4月1日之后如继续经营或同其他公司合作产生的债权债务仍由上海苏驰公司承担，与南京苏驰公司无关；如一方违约，违约方需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并承担守约方经济损失，违约金按股权转让金额的20％计算；上海苏驰公司承诺积极协助南京苏驰公司完成后期苏驰网络与众楷网络合并工作，在第一次付款到位后必须先行支付所欠的人员工资、班车费、市内租赁车辆运货运费、加盟营业部和班车押金(合同约定的南京苏驰公司代为支付的部分除外，见附件)。该协议注明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的协议附件有三份，分别为付款协议、合作协议复印件以及双方营业执照与法人身份证复印件。同日，双方签订付款协议。该协议约定双方均认同上海苏驰公司持有的苏驰网络30％全部股权价值为320万元；南京苏驰公司同某代为先行垫付的协议附件一、二、三费用在总费用中扣除；双方业务往来款结算(南京苏驰公司应支付系统收取上海的2014年11月至2016年3月的网络管理费及面单差价、保险费。上海苏驰公司应支付苏驰网络系统欠款和2013年10月31日签订的股份转让费的欠款及上海苏驰公司与其他网点营业部的欠款，网管中心人员工资、出差费用、系统公司费用，网站维护等按比例应该承担的费用)相抵后如果南京苏驰公司欠上海苏驰公司的，南京苏驰公司在本协议股权款中追加，如果上海苏驰公司欠南京苏驰公司的，在此次股权转让款中扣除；协议签订三日内，南京苏驰公司支付上海苏驰公司80万元。余款240万元扣除南京苏驰公司代付的附件一、二、三的费用以及双方业务往来款(结算上海苏驰公司不欠南京苏驰公司的除外)，南京苏驰公司按每月16万元支付，直至付清为止。如任意一期未按期付款南京苏驰公司应就全额股份款支付利息，从违约日期开始计算，利率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2倍计算。该协议的三份附件分别为南京苏驰公司承担上海苏驰公司营业部与班车押金清单、南京苏驰公司系统内承担上海苏驰公司应付班车费明细、南京苏驰公司承担员工3月薪资社保明细表。股权转让协议所附的2013年10月31日的合作协议载明：双方约定由南京苏驰公司法定代表人汪道林为苏驰网络董事长，主持网络大局及网管中心工作；双方共同遵守苏驰网络管理条例(苏驰58条操作手册)开展业务和合作，双方因合作产生的纠纷均按58条条款处理；苏驰物流品牌权益南京苏驰公司拥有70％，上海苏驰公司拥有30％(有下列情况的，本条不成立：1．苏驰网络被收购或融资在签订意向协议当日苏驰网站及系统体现的上海苏驰公司营业部规模少于25个，行政区域配送覆盖率少于95％，当年月平均实际开票数少于200万元，操作仓库面积少于2，000平方米；2．公司品质规模形象不符合58条规定的；3．苏驰网络被收购或融资时，上海苏驰公司已经停止同南京苏驰公司合作；4．上海苏驰公司在苏驰网络被收购或融资时经会计事务所财务审核体现当年亏损或者累计亏算；5．上海苏驰公司法人变更或合法股东超过3人或者原法人股份少于51％)；上海苏驰公司同某待苏驰物流安徽片区成立后在本协议第3条品牌权益30％以内提取5％给南京苏驰公司。(安徽片区使用苏驰品牌约定，安徽片区在2年内网点覆盖率地级市未达90％，县级市未达85％，县城未达50％，操作仓面积未达1，200平方米，实际经营开票营业额未达100万元，品质规模形象不符合58条，该约定无效，2年内被收购有效)；南京苏驰公司承诺上海苏驰公司在不违背58条的前提下为苏驰物流网络上海片区唯一合作方；双方遵照苏驰品牌权益比例分摊分享苏驰物流网络管理中心各项成本支出与各项收入收益；南京苏驰公司承诺上海苏驰公司在苏驰系统内可透支20万元的干线费结算款(透支20万元为系统结算款专用，不得他用)。付款协议所附的上海苏驰物流押金明细载明站点押金和班车押金共计475，000元；所附的2015年12月至2016年2月未付班车明细表载明应付金额为268，353元，已付金额23，144元，未付金额245，209元；所附的上海苏驰物流2016年3月份工资表载明实发工资为51，513元。上海苏驰公司的股东为王贞超和范国祥，其中王贞超的股权比例为99％，范国祥的股权比例为1％。一审法院认为，一、双方对本诉部分存在三方面争议：1．南京苏驰公司应支付给上海苏驰公司的款项金额；2．南京苏驰公司已支付给上海苏驰公司的款项金额；3．上海苏驰公司应支付给南京苏驰公司合作经营期间的款项金额。第一，对于第一项争议。上海苏驰公司认为南京苏驰公司应支付款项为：1．股权转让款320万元；2．南京苏驰公司收取的上海片区网络管理费1，176，440.17元；3．常州公司欠上海苏驰公司代收款32，450元；4．上海苏驰公司与南京苏驰公司分摊费7，164.08元；5．押金50，000元；6．杂费收入10，670元；7．上海苏驰公司代南京苏驰公司支付的垫付款86，710.36元；8．上海苏驰公司代南京苏驰公司付运费7，500元；9．与众楷合并时上海苏驰公司带去的固定资产14，900元；10.2016年4月1日至4月10日期间租车费18，305元。上述款项合计4，604，139.61元。南京苏驰公司称，根据双方约定的结算条款，320万元股权转让款并非最终结算款，应当将南京苏驰公司应支付的款项与上海苏驰公司应支付的款项折抵后，才是最终结算金额。南京苏驰公司除股权转让款外应支付的款项为系统收取2014年11月至2016年3月的网络管理费及面单差价、保险费。上海苏驰公司应支付的款项为苏驰网络系统欠款、2013年10月31日的股权转让款欠款、上海苏驰公司与其他网点营业部的欠款、网管中心人员工资、出差费用、系统公司费用、网站维护按比例承担费用。经核算，除股权转让款外，南京苏驰公司应支付的费用为746，468.77元。一审法院对南京苏驰公司各项应付费用认定如下：(一)南京苏驰公司收取上海片区的网络管理费。双方2016年3月30日签订的付款协议约定南京苏驰公司应支付上海苏驰公司系统收取上海片区2014年11月至2016年3月的网络管理费。现双方对网络管理费的范围存在争议，上海苏驰公司就其主张负有举证责任，并承担相应举证不能的后果。双方确认上海片区的收益归上海苏驰公司所有，故付款协议约定的南京苏驰公司应支付上海苏驰公司的网络管理费应可推论属于南京苏驰公司通过网管中心收取的上海片区收益的范围，因此相关费用是否属于网络管理费应以是否为收益进行判断。上海苏驰公司认为短信费、改单手续费属于收益，但短信费最终需支付给电信运营商，改单也会产生相应的成本，该两笔费用按性质判断应不属纯收益，且上海苏驰公司就其主张也未举证证明，故认定该两笔款项不属于网络管理费，南京苏驰公司无需支付给上海苏驰公司。关于中心管理费，双方确认属于网络管理费且对金额无异议，南京苏驰公司应予支付。关于罚款，双方确认在扣除奖励后网管中心实际收取9万元，该款项按性质判断应属收益，且双方在2014年2月12日签订的协议14条约定网管中心系统账户的罚款由各片区所得，而南京苏驰公司也未举证证明双方对各片区罚款收取作出了其他约定或罚款排除在网络管理费之外，故一审法院确认网管中心实际收取的9万元罚款属于网络管理费，按合作协议的约定，南京苏驰公司应支付给上海苏驰公司。付款协议约定南京苏驰公司支付上海苏驰公司面单差价，双方确认面单差价利润为105，000.50元，现上海苏驰公司要求南京苏驰公司支付所有物料的利润，不符合同约定，不予采纳。综上，按2016年3月30日付款协议第3条约定，南京苏驰公司应支付上海苏驰公司往来结算款为中心管理费623，298.27元、罚款收入9万元、面单差价105，000.50元，共计818，298.77元。(二)常州网点欠上海苏驰公司代收款。上海苏驰公司称，上海常州之间双向班车费由上海苏驰公司和常州网点各自支付给驾驶员，常州网点在2014年认为上海应承担部分高于常州，将上海苏驰公司委托常州网点收取的运费32，450元扣住。2014年11月，常州网点已将此款打入网管中心。根据2014年2月12日的协议约定，各片区应收应付账目分开，网管中心代收代发。常州网点属于南京苏驰公司分管片区，只能由南京苏驰公司向常州网点主张，上海苏驰公司无权直接向常州网点主张。上海苏驰公司已向南京苏驰公司网管中心请款，南京苏驰公司已知情。现南京苏驰公司不履行其管理职责，故若网管中心未收到该笔费用，则应由南京苏驰公司承担。南京苏驰公司认为，若常州网点欠上海苏驰公司款项，也并非本案处理范围，上海苏驰公司应另案向常州网点主张。南京苏驰公司从未收到该款项，管理系统中有上海苏驰公司的请款记录，但无常州网点的确认，南京苏驰公司无权代表常州网点确认该笔代收款。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以及附件并未提及该笔费用，故上海苏驰公司向南京苏驰公司主张该笔费用无任何依据。一审法院认为，上海苏驰公司主张的该笔款项系其与案外人之间的争议款项，上海苏驰公司既未举证证明案外人确实拖欠上海苏驰公司该笔款项，也未举证证明案外人同某向上海苏驰公司支付该款且该款实际已由南京苏驰公司取得，故对于上海苏驰公司主张的该部分费用，不予确认。(三)上海苏驰公司与南京苏驰公司分摊费用。上海苏驰公司称网管中心成立初，因资金未到位，南京苏驰公司向上海苏驰公司借支2万元用于日常开销，现统计实际开销7，164.08元。该笔费用用于网管中心的日常开销，性质不是借款。2014年2月至2014年8月期间，网管中心是由双方共同管理，根据2014年2月12日的协议约定“工资及日常开销由三大片区分摊”，故南京苏驰公司应承担该笔费用。南京苏驰公司称，上海苏驰公司主张的该笔款项为借款，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上海苏驰公司应另案主张。网管中心未曾向上海苏驰公司借款，网管中心当时是上海苏驰公司在运营，不存在双方共同运营的情况。股权转让协议及付款协议也未提及该笔费用，故上海苏驰公司主张该笔费用无任何依据。一审法院认为，上海苏驰公司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其出借给南京苏驰公司2万元的事实。且上海苏驰公司主张的该款发生在前，而双方在2016年3月30日的付款协议中并未提及该笔款属于往来款，应可认定该款即使存在，也不属南京苏驰公司应付款范围，故对于该笔款项不予确认。(四)押金。上海苏驰公司称，上海苏驰公司已向网管中心系统付款5万元，作为系统预充值，系统收款后未将该款充入上海苏驰公司账户，故南京苏驰公司应予返还。南京苏驰公司认为押金已在经营过程中冲抵完，还欠517，771.93元，但就此未举证证明，其主张缺乏事实依据。南京苏驰公司称，经双方核对系统，并未体现上海苏驰公司实际支付了押金5万元。上海苏驰公司主张的该笔款项不是押金而是系统预付款，确实存在，但已在经营过程中已用完，还欠南京苏驰公司517，771.93元，已结算入系统欠款中。股权转让协议及付款协议均未提及南京苏驰公司需退还上海苏驰公司押金，相反提到了上海苏驰公司应支付网络欠款，故上海苏驰公司的该主张无任何依据。一审法院认为，上海苏驰公司认为该押金为预付款，按理该款系用于日常经营支出，且发生在双方签订付款协议之前，而付款协议并未将该款列入往来款范围，不属南京苏驰公司应付款范围，故对于该款，不予确认。(五)杂费收入。上海苏驰公司称，在2016年4月1日前产生的上海苏驰公司收尾业务的杂费收入10，670元，在4月1日后付款，并记录在网管系统中，南京苏驰公司应支付上海苏驰公司。上海苏驰公司就此提供了杂费统计表。南京苏驰公司称，杂费确认存在，同某归属上海苏驰公司。一审法院认为，南京苏驰公司同某支付上海苏驰公司上述杂费，予以确认。(六)上海苏驰公司代南京苏驰公司支付的垫付款。上海苏驰公司称，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的2016年4月1日至4月12日期间属于过渡期，所有事务由南京苏驰公司对接，上海苏驰公司帮助过渡。在网管中心交接期间，维持网络运营产生了必要费用，由上海苏驰公司代南京苏驰公司支付了86，710.36元。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合并后的债权债务由南京苏驰公司承担”，故南京苏驰公司应予支付。相应费用系基于股权转让协议的履行而产生，并非无因管理，应在本案中一并处理。南京苏驰公司称，上海苏驰公司主张的垫付款发生在2016年4月1日之后，2016年4月1日至12日期间确实是上海苏驰公司管理，但股权转让协议并未约定上海苏驰公司代为南京苏驰公司经营管理。上海苏驰公司主张的垫付款实质是因无因管理产生的各项支出，即使上海苏驰公司主张成立，也应另案主张。根据核对系统数据，2016年4月1日后上海片区的营业收入仅为1万元，但上海苏驰公司主张的垫付款多达8万余元，上海苏驰公司的管理实质损害了南京苏驰公司的利益，故上海苏驰公司的该主张无任何依据。南京苏驰公司在他案庭审时称，2016年4月，南京苏驰公司经营上海片区，若上海片区有收入，与上海苏驰公司有关的就归上海苏驰公司所有。4月份前11天的成本及利润属于上海苏驰公司，与南京苏驰公司无关。若上海苏驰公司有证据证明其支付了相应费用且有合理理由的，南京苏驰公司同某支付。一审法院认为：双方确认2016年4月1日至4月12日期间，由上海苏驰公司在管理物流网络，管理期间必然存在费用的支出。双方在2016年3月3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2016年4月1日之后苏驰网络产生的债权债务由南京苏驰公司承担。按此约定，上海苏驰公司在此期间经营苏驰网络支出的费用，应由南京苏驰公司承担，并作为股权转让协议的履行内容，在本案中一并处理。南京苏驰公司对上海苏驰公司垫付社保费18，549元、购买电话机300元无异议，认为员工4月的工资是南京苏驰公司支付，对于其他费用均不予确认。上海苏驰公司就此提供了相应证据，其中电费、电信费发票，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其中相关的统计表、报销单、收据等或为上海苏驰公司单方制作，或无法证明收款人的身份，一审法院难以认定相应的证明效力；上海苏驰公司提供的证人证词亦不符合法定形式要件，无相应的证明效力；上海苏驰公司提供的租赁合同中约定了免租期涵盖了其代为经营管理期间，不能证明上海苏驰公司支付租金的事实。鉴于上海苏驰公司管理事实的存在，一审法院酌定南京苏驰公司支付上海苏驰公司代为管理期间的支出4万元。(七)上海苏驰公司代南京苏驰公司支付的货运费。上海苏驰公司称，其为南京苏驰公司代为支付了7，500元的货运费，并提供了驾驶员书写的明细表。南京苏驰公司称，同某支付货运费7，500元。一审法院认为，南京苏驰公司表示同某支付该笔费用，予以确认。(八)与众楷合并时上海苏驰公司带去的固定资产。上海苏驰公司称，当时与众楷合并时，因众楷无办公设备，上海苏驰公司带去了价值14，900元的固定资产。虽然南京苏驰公司与众楷约定两方间不另行计算固定资产，但不代表上海苏驰公司不与南京苏驰公司计算。上海苏驰公司就此提供了办公工具登记表。上海苏驰公司在之后的庭审时又表示该部分权益另行主张。南京苏驰公司称，合作期间双方一起置办家具，口头约定不再另行计算价值，这些资产在上海使用，没有明确所有权。上述物资没有搬至众楷，当时和众楷合作时，双方处于合作期内，约定不计价的固定资产就是指上海苏驰公司主张的上述资产。不确认上海苏驰公司所述的情况。一审法院认为，上海苏驰公司表示在本案中不主张该笔费用，系对其权利的处分，于法无悖，予以准许。(九)2016年4月1日至4月10日租车送货费。上海苏驰公司称，经核对系统内相应运单，4月1日至10日期间，南京苏驰公司发到上海的货品，由上海苏驰公司派送，上海苏驰公司派送的运单265单，总计163立方米，上海苏驰公司卸货1，156.46立方米，装货1，015.93立方米，共计产生租车费18，305元，其中部分为运费，部分为装卸费，按市内一立方米运费20元、装费3元、卸费3元计，南京苏驰公司应予支付。南京苏驰公司称，对于上海苏驰公司主张的运单数、装卸货数量无异议。但无法确认上海苏驰公司主张的租车费所对应的运单，上述业务是过渡期前的业务延续。派送费为每件10元，对于上海苏驰公司主张的运费、装卸费的计算标准不清楚。上海苏驰公司的证据不能证明实际产生了18，305元的租车费用，且上述款项实质系上海苏驰公司代南京苏驰公司经营管理期间产生的成本，上海苏驰公司实际是主张无因管理期间的各项支出，不应在本案中处理。一审法院认为，南京苏驰公司确认上述费用是上海苏驰公司代为管理期间产生的经营费用，同上所述，应在本案中一并予以处理。南京苏驰公司确认上海苏驰公司主张的运单数和装卸量，对费用金额不予确认，而上海苏驰公司提供的证据亦无相应的证明力。鉴于上海苏驰公司进行运输装卸的事实确实存在，经询价，一审法院酌定相应的运输、装卸费为1万元。综上，南京苏驰公司应支付上海苏驰公司的费用为股权转让款320万元，中心管理费623，298.27元、罚款收入9万元、面单差价105，000.50元、杂费收入10，670元、货运费7，500元。2016年4月1日至4月12日代为管理期间的代付款4万元、2016年4月1日至4月10日送货的运费及装卸费1万元，共计4，086，468.77元。第二，对于第二项争议。双方当事人无争议的南京苏驰公司已付款项为：1．股权转让款153万元；2．代付班车费245，209元；3．代付工资51，513元；4．垫付租车费66，136元；5．一号店押金10万元。双方当事人对于南京苏驰公司代付的押金金额存在争议：上海苏驰公司称南京苏驰公司代为支付的物流押金为415，000元，未退还案外人吴某某的押金2万，查日明押金2万未实际支付；南京苏驰公司称南京苏驰公司已代为支付押金455，000元，其中上海苏驰公司在庭审时已确认南京苏驰公司支付吴某某2万元押金，查日明的2万元押金也已支付，但无相应凭证。一审法院认为，南京苏驰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已代为上海苏驰公司支付吴某某押金2万元、查日明押金2万元，但上海苏驰公司提供的证据显示南京苏驰公司已支付查日明的押金，故可以认定南京苏驰公司已支付该笔押金。上海苏驰公司在之后的庭审中又表示查日明的押金未支付，但上海苏驰公司未举证推翻其之前自认的事实，故对于上海苏驰公司的相应主张，不予采纳，并确认南京苏驰公司已支付的押金为435，000元。南京苏驰公司已支付的款项总计为2，427，858元。第三，对于第三项争议。上海苏驰公司称，系统扣款为517，771.93元，系统扣款是上海苏驰公司开展业务过程中的欠款。双方在2013年10月31日的合作协议中约定有20万元的透支款，应当在全网中进行结算，上海片区不应先行处理，故系统扣款中应扣除该20万元透支款，余款317，771.93元为上海苏驰公司应付款，20万元透支款应另案处理。南京苏驰公司称，2016年3月3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协议签订后，双方无任何新的利益和关联，表明双方合作至2016年3月30日已结束，该20万元透支额度作为上海苏驰公司欠款也应一并结算。一审法院认为，上海苏驰公司确认其在经营过程中存在向物流管理系统的欠款517，771.93元，并认为其中20万元作为系统允许透支款，现未达支付条件。但双方签订的付款协议约定上海苏驰公司应支付苏驰网络系统欠款，并未排除透支款，且上海苏驰公司已不再经营上海片区，基于经营活动产生的上述系统透支款517，771.93元理应支付给南京苏驰公司。二、双方对反诉部分存在如下争议：上海苏驰公司称，2013年10月31日，双方法定代表人以个人名义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上海苏驰公司法定代表人应支付南京苏驰公司法定代表人股权转让款360万元，该转让款发生在个人之间，南京苏驰公司不应就此在本案中提出反诉，现上海苏驰公司同某就该股权转让款本金部分作为上海苏驰公司应付款在南京苏驰公司应付款中予以冲抵。上海苏驰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已支付南京苏驰公司法定代表人股权转让款294万元，其中现金支付60万元，另代为支付法院扣款175，403.76元，该款系为冲抵股权转让款。根据2013年10月31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付款协议、合作协议以及2014年2月12日的协议、2016年3月30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付款协议的约定，全网(扣除上海片)的利润30％分配给上海苏驰公司，同时上海苏驰公司承担30％成本。上海片区100％盈亏属于上海苏驰公司。2013年10月31日之后，上海片区的经营利润由网管中心扣除成本后全部归上海苏驰公司，上海片区之外利润没有分配过。2016年3月30日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南京苏驰公司回购的系上海片区的权益，上海片区之外30％的收益应仍归上海苏驰公司所有。故剩余股权转让款484，596.34元，已通过2013年11月至2014年8月全网30％分成予以冲抵，因此上海苏驰公司已全额支付了股权转让款360万元。关于违约金，2013年10月31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中的违约条款已被2016年3月30日的协议替代，且南京苏驰公司主张的逾期付款违约金过高。南京苏驰公司称，就2013年10月31日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36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双方在2016年3月3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已约定作为上海苏驰公司向南京苏驰公司的应付款，应作为南京苏驰公司的反诉请求在本案中一并处理，且双方法定代表人均同某抵扣。南京苏驰公司仅收到股权转让款234万元，双方之间款项均通过转账，并无现金往来。确认上海苏驰公司代付法院罚款175，403.76元，但该笔扣款时间发生在2014年1月，根据2013年10月31日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2013年11月1日起苏驰公司发生的债权债务与汪道林无关(之前的债权债务全部纳入股权转让中，不再另外结算)，上海苏驰公司的所有权益自动作废。而2016年3月30日的股权转让协议系以上述协议为基础，相关约定适用于双方间的股权转让。根据约定，南京苏驰公司并无承担该笔款项的意思表示，不应作为上海苏驰公司的已付款。根据双方约定，上海片区的盈亏全部属上海苏驰公司，南京片区的盈亏全部属南京苏驰公司，浙江片区的盈亏全部属另一合伙人陈根学，后浙江片区由南京苏驰公司购得，故上海片区以外片区的盈亏与上海苏驰公司无关。违约金在2016年3月30日股权转让协议中表述的系股权转让费欠款，可见欠款不仅包含股权转让费也包含了利息，相关违约条款并未被2016年3月30日的股权转让协议替代。一审法院认为，双方2016年3月30日签订的付款协议中将王贞超根据其与汪道林在2013年10月3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所欠汪道林的股权转让款一并作为上海苏驰公司需支付给南京苏驰公司的结算款，王贞超、汪道林对该条款亦无异议。该条款表明汪道林将其对王贞超享有的股权转让款债权转让与南京苏驰公司，而上海苏驰公司承担王贞超对汪道林负有的相应债务。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及其股东王贞超、汪道林再次确认同某该笔股权转让款作为上海苏驰公司向南京苏驰公司的应付款项，在本案中予以折抵。上海苏驰公司的上述意思表示系对自身权利的自由处分，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且现也无证据证明损害了第三人的合法权益，故对该条款的效力予以确认，并对上海苏驰公司产生约束力。南京苏驰公司作为该股权转让款的权利人可通过反诉的形式要求上海苏驰公司支付。南京苏驰公司财务李倩的网络账户发送给上海苏驰公司的付款清单中载明上海苏驰公司以现金形式支付了60万元现金。李倩当庭表示该60万元系根据王贞超的口述作为实收记载在账目内，汪道林当时表述先入账再后续对账。李倩的该表述显不符财务操作制度，也不符常理。综合上海苏驰公司提供的证据，一审法院确认南京苏驰公司或汪道林已收到294万元的股权转让款。关于175，403.76元的赔偿款，上海苏驰公司陈述火灾在2011年10月发生，故该债务应属于2011年11月1日前产生的债务。但根据2013年10月31日的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2011年11月1日之前产生的债务已计入股权转让款中，不再另外结算，故即使实际赔偿款由上海苏驰公司支付，南京苏驰公司也无需承担。上海苏驰公司另表示剩余股权转让款484，596.34元已通过2013年11月至2014年8月全网30％分成予以冲抵。但双方在2016年3月30日签订的付款协议未将上海苏驰公司主张的全网分成作为上海苏驰公司的收益纳入结算范围，且该协议明确上海苏驰公司还需支付南京苏驰公司2013年10月31日股权转让协议的欠款，表明上海苏驰公司在签订该协议时确认其存在股权款欠款，现上海苏驰公司陈述已全部支付股权转让款，显不符事实。故对于上海苏驰公司的该主张，不予采纳。上海苏驰公司现已付款为294万元，尚需支付南京苏驰公司股权转让款余款66万元。关于违约金，2013年10月31日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了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2016年3月30日签订的付款协议中约定2013年10月31日签订的股份转让款的欠款计入结算款，南京苏驰公司认为该欠款包括逾期付款违约金。从该条款的字面理解，“欠款”的限定词为股权转让款，而非合同欠款，并不能必然推导出“欠款”包含了相应的违约金。若按2013年10月31日付款协议约定的计算方式，逾期付款违约金极高，显不符上海苏驰公司订立该条款时的本意。该条款作为各项费用的结算条款，对各项结算项目均未提及相应的利息，仅在合同中对最终结算款逾期支付约定了违约责任，应可认定双方仅是将原该股权转款余款本金进行结算，故南京苏驰公司要求上海苏驰公司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的反诉请求无相应的合同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本诉部分，南京苏驰公司应支付上海苏驰公司结算款共计4，086，468.77元，已支付2，427，858元，抵扣上海苏驰公司应支付的系统欠款517，771.93元后，南京苏驰公司还应支付上海苏驰公司结算款1，140，838.84元。上海苏驰公司认为南京苏驰公司至今仍未支付剩余的股权转让款153万元，应按合同约定支付违约金64万元，同时根据付款协议的约定，还应支付逾期付款的违约金。双方于2016年3月3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如一方违约需按股权转让金额的20％支付违约金，同时在付款协议中对逾期支付结算款的违约责任又进行了约定。故对于南京苏驰公司逾期支付结算款，应按付款协议约定的违约条款承担违约责任，上海苏驰公司要求南京苏驰公司支付违约金64万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付款协议约定在结算完毕后，剩余的款项应每月支付16万元直至付清。现南京苏驰公司逾期付款，应承担违约责任。协议中对逾期付款利息的基数约定为全额股份款，显属过高，应调整为每期未付款作为计算基数。因双方将公司法定代表人之间的股权转让款一并计入结算款中，折抵后南京苏驰公司的欠款为480，838.84元，故南京苏驰公司应支付上海苏驰公司逾期付款违约金为，以16万元为基数，分别支付自2016年4月3日起、2016年5月1日起、2016年6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2019年8月19日之前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的2倍计付；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2倍计付；以838.84元为基数，支付自2016年7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2019年8月19日之前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的2倍计付；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2倍计付。如前所述，上海苏驰公司应支付南京苏驰公司股权转让款66万元，南京苏驰公司的其余反诉请求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南京苏驰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上海苏驰公司结算款1，140，838.84元；二、南京苏驰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上海苏驰公司逾期付款违约金(以16万元为基数，分别支付自2016年4月3日起、2016年5月1日起、2016年6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2019年8月19日之前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的2倍计付；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2倍计付；以838.84元为基数，支付自2016年7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2019年8月19日之前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的2倍计付；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2倍计付)；三、上海苏驰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南京苏驰公司股权转让款66万元；四、驳回上海苏驰公司的其余本诉请求；五、驳回南京苏驰公司其余反诉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32，634.20元，上海苏驰公司负担9，848.40元，南京苏驰公司负担22，785.80元；反诉受理费20，328元，由南京苏驰公司负担17，157.80元，上海苏驰公司负担3，170.20元。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认定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南京苏驰公司上诉提出的本案案由问题，虽然双方系基于2016年3月30日和2013年10月31日的股权转让协议提起本案诉讼，但争议的主要内容为2016年3月30日付款协议中约定与股权转让款相抵扣的往来款结算问题，而这部分往来款系双方当事人在合作经营苏驰物流网络期间所产生，故一审法院确定本案案由为联营合同纠纷，亦无明显不当。鉴于此，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为：1．一审判决对双方争议的各项费用的认定是否正确；2．一审判决对双方所主张违约金的认定是否合理。关于争议焦点一，对双方争议的各项费用，本院分述如下：一、关于南京苏驰公司应支付给上海苏驰公司的款项金额问题1．关于网络管理费和面单差价问题。双方于2016年3月30日签订的付款协议约定将双方业务往来款结算后在股权转让款中相应抵扣，其中南京苏驰公司应付往来款明确为“南京苏驰公司应支付系统收取上海的2014年11月至2016年3月的网络管理费及面单差价、保险费”，一审判决以此约定为基础对南京苏驰公司应付款项进行认定，并无不当。首先，双方对网络管理费的定义和范围并未作出明确限定，上海苏驰公司主张网络管理费系包括中心管理费在内的一切能在系统中查询到的费用，但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本院难以采纳。一审判决以网管中心收取的费用是否为收益作为判断网络管理费的标准，对短信费和改单手续费不予认定，应属合理。其次，系统罚款由网管中心统一收取，属于网络管理产生的收益，南京苏驰公司认为罚款不应作为网络管理费，应进行相应举证，一审判决对举证责任的分配并无不当。在南京苏驰公司未能举证证明罚款不属于网络管理费的情况下，一审将其认定为网络管理费，并结合双方当事人2014年2月12日协议关于网管中心系统账户的罚款由各片区所得之约定，支持上海苏驰公司该项主张，具有事实依据。双方在一审期间对于签收罚款74，600元、装车罚款140，141元、卸车罚款68，259元、子单罚款1，397元、被投诉的罚款112，891元(扣除奖励后剩余罚款90，000元)予以确认，现并无证据显示上述罚款在收益性质上存在差别，南京苏驰公司主张签收罚款、装车罚款、卸车罚款、子单罚款亦需支出相应成本，但未提供证据，亦不能就成本支出作出具体说明，故上述各项罚款合计374，397元均应由南京苏驰公司支付给上海苏驰公司，一审判决仅支持被投诉罚款90，000元，存在遗漏，本院予以纠正。再次，上海苏驰公司主张包括面单差价在内的所有物料费利润，因双方付款协议中明确南京苏驰公司应支付面单差价，并未约定其他物料费利润，一审判决依据协议约定仅支持面单差价，具有合同依据。2．关于上海苏驰公司主张的常州网点代收款问题。本院认为，上海苏驰公司明确该笔款项由常州网点代收，其并未提交证据证明该笔代收款系由南京苏驰公司或网管中心收取，且2016年3月30日的付款协议中也未将此笔款项列入南京苏驰公司应付款中，故上海苏驰公司现向南京苏驰公司主张该笔款项，缺乏事实依据。3．关于上海苏驰公司主张的押金问题。上海苏驰公司主张其向网管中心支付了押金5万元，应予退还；南京苏驰公司确认由网管中心收取了上海苏驰公司5万元，但认为该款项系预付款，已用于抵扣上海苏驰公司的各项欠款，现上海苏驰公司尚欠网管中心51万余元。本院认为，双方并未明确约定该笔款项性质为押金或预付款，一审期间双方经系统对账确认上海苏驰公司尚欠网管中心517，771.93元，双方对于该5万元是否已经抵扣使用均无法提交相应系统数据，故结合付款协议中仅约定上海苏驰公司应支付网络系统欠款，并未提及退还押金的事实，一审判决认定该5万元不属于南京苏驰公司应付款范围，当属合理。4．其他费用。上海苏驰主张网管中心成立之初南京苏驰公司向上海苏驰公司借支2万元用于日常开销，南京苏驰公司应分摊相应比例费用，但就此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该借支事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关于上海苏驰公司主张的2016年4月1日至4月12日期间的垫付款和租车送货费，因南京苏驰公司确认此期间实际由上海苏驰公司管理，且管理事项系维持苏驰网络运营所必需，故一审法院在本案中一并处理并酌定相应费用，并无不妥。南京苏驰公司一审期间确认同某支付杂费、货运费等，故对前述费用的认定，本院均予以维持。5．关于代为支付法院扣款的问题。上海苏驰公司主张，根据2013年10月31日的股权转让协议，2013年11月1日之前上海苏驰公司发生的债务应由汪道林负担，虽然法院扣款发生在2013年11月1日之后，但该笔债务在股权转让前已产生，现应由南京苏驰公司返还给上海苏驰公司。本院认为，汪道林与王贞超于2013年10月31日的股权转让协议明确约定，2013年11月1日起上海苏驰公司发生的债权债务与汪道林无关(之前债权债务双方按协议全部纳入股份收购款，不再单独计算)。而系争法院扣款所涉民事判决在2013年10月31日前已作出并生效，王贞超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应知晓并预见存在相关债务，双方在协议中明确之前的债权债务全部纳入股份收购款，当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上海苏驰公司现主张该笔款项，缺乏合同依据。一审期间，汪道林虽表示如无本案诉讼，其愿意承担该175，403.76元，但在发生诉讼的情况下其要求依法认定，故上述陈述并不能构成承诺付款的依据。综上，本院将罚款费用调整为374，397元，则南京苏驰公司应付款项共计4，370，865.77元。二、关于南京苏驰公司已付给上海苏驰公司的款项金额及上海苏驰公司应付合作经营期间款项金额问题。对双方存有争议的南京苏驰公司代付的押金金额，一审判决已经根据双方举证情况予以认定，本院予以认同，故确认南京苏驰公司已支付款项金额为2，427，858元。一审期间，双方经对账均确认合作期间上海苏驰公司系统欠款为517，771.93元，根据付款协议，该款应向南京苏驰公司支付。三、关于2013年10月31日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王贞超已付款金额问题。双方现对王贞超是否支付60万元现金存有争议，上海苏驰公司主张王贞超已付294万元，南京苏驰公司认为汪道林仅收到234万元。本院认为，其一，作为2013年10月31日股权转让协议附件一的付款协议中明确约定协议签订之日王贞超以现金形式支付汪道林60万元；其二，对于60万元现金支付，王贞超陈述2013年10月分两次各给付30万元的具体情节，并提供2013年10月24日取现金30万元的银行记录；其三，南京苏驰公司的财务李倩在做账时将294万元记为实收，李倩在作证时却称系根据王贞超的口述作实收处理。根据双方的陈述及举证情况，南京苏驰公司财务人员的说法显然不合常理，上海苏驰公司的主张更具可采信性，一审判决关于此款项的认定，并无不当。关于争议焦点二，双方各自主张的违约金问题。南京苏驰公司要求按照2013年10月31日的股权转让协议支付违约金，但2016年3月30日的付款协议已将2013年10月31日的股权转让协议项下股权转让费欠款作为双方之间的往来款结算，其中并未涉及违约金，2016年3月30日的付款协议应视为双方新的结算协议，南京苏驰公司不应再依2013年10月31日股权转让协议主张违约金。上海苏驰公司要求按2016年3月30日的股权转让协议和付款协议分别计算违约金和利息，因双方对往来款结算存在较大争议，南京苏驰公司不存在故意拖欠款项的故意，一审判决根据协议履行情况对违约金予以调整，亦属合理，本院予以认同，不再赘述。综上所述，南京苏驰公司应付结算款金额为1，425，235.84元(4，370，865.77元-2，427，858元-517，771.93元)，上海苏驰公司应付股权转让款66万元，两相抵扣后南京苏驰公司尚应向上海苏驰公司支付765，235.84元。故南京苏驰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上海苏驰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2018)沪0118民初13511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三、五项；二、撤销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2018)沪0118民初13511号民事判决第一、二、四项；三、南京苏驰物流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上海苏驰物流有限公司结算款1，425，235.84元；四、南京苏驰物流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上海苏驰物流有限公司逾期付款违约金(分别以16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4月3日起、2016年5月1日起、2016年6月1日起、2016年7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125，235.84元为基数，自2016年8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在2019年8月19日之前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的2倍计付；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2倍计付)；五、驳回上海苏驰物流有限公司其余诉讼请求。如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32，634.20元，由上海苏驰物流有限公司负担18，275.20元，南京苏驰物流有限公司负担14，359元；反诉受理费20，328元，由南京苏驰物流有限公司负担17，157.80元，上海苏驰物流有限公司负担3，170.2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0，707元，由上海苏驰物流有限公司负担17，907元，南京苏驰物流有限公司负担12，8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 蔚审 判 员  邵美琳审 判 员  张明良二〇二〇年九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费佳敏书 记 员  董佳欣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