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民再40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刘艳，女，1966年6月13日生，汉族，云南省麻栗坡县人，退休公务员，住云南省麻栗坡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正云、盘朝云，云南庄诚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王洪，男，1982年12月2日生，汉族，云南省麻栗坡县人，居民，住云南省麻栗坡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连进，北京大铭（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再审申请人刘艳因与被申请人王洪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9）云26民终3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20年4月20日作出（2020）云民申149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7月22日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再审申请人刘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正云、盘朝云，被申请人王洪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连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本院再审查明：刘艳系麻栗坡县佳华保健食品经营店（以下简称佳华保健食品店）实际经营人，该店主要从事天津天狮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天狮产品的销售，王洪为刘艳于2013年9月聘请的协助管理和经营该店的工作人员。受雇期间，王洪有代刘艳收取货款的行为，王洪也曾多次以自己的名义向刘艳的银行卡存入代为收取的货款。2017年11月，王洪向麻栗坡县人民法院起诉刘艳和佳华保健食品店，以其在佳华保健食品店工作期间经刘艳介绍向佳华保健食品店购买天狮系列产品，双方建立了买卖合同关系，其共分多次向刘艳付款324000元，但刘艳未向其提供相应产品为由，要求判令刘艳退还货款324000元。该案中，麻栗坡县人民法院一审认定，王洪主张其与佳华保健食品店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证据不足；王洪主张其向刘艳付款324000元，但其除了提供一张不能确定存款人及款项性质的108500元银行存款凭证外，无其他向刘艳付款的证据，其主张不能成立。据此，该案麻栗坡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驳回王洪的诉讼请求。王洪不服该判决，向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但二审在说理部分特别说明，对于108500元银行存款回执所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属于另一法律关系，王洪可另案起诉。据此，王洪于2018年10月向麻栗坡县人民法院起诉刘艳，以其于2014年3月25日将人民币108500元存入刘艳的银行卡内，双方间没有债权债务关系，刘艳拒不返还，构成不当得利为由，请求判令刘艳返还108500元，并承担该款起诉之日起还清之日止的银行贷款利息。刘艳辩称：其不构成不当得利，王洪持有刘艳银行卡存款业务回单不代表王洪是该笔款的所有人，也不代表王洪是该笔款的存款人，而且王洪的起诉已过诉讼时效。一审认为：王洪持有刘艳银行卡存款业务回单不能证明存入刘艳银行卡的108500元现金是王洪存入的；王洪没有证据证明刘艳取得该存款使王洪利益受损，刘艳没有合法依据；王洪陈述该款是购买产品的货款，又陈述是借款，均无证据证明；王洪起诉刘艳不当得利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至于诉讼时效，因2017年11月王洪起诉刘艳和佳华保健食品店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王洪对108500元提出过权利主张，诉讼时效中断，刘艳关于王洪的起诉已过诉讼时效的辩解不能成立。据此，麻栗坡县人民法院作出（2018）云2624民初955号民事判决：驳回王洪的诉讼请求。王洪对一审判决不服，向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而刘艳也以一审对诉讼时效的认定错误，应依法纠正为由，向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中，法院根据王洪的申请调取了108500元存款的银行卡存款凭条，上面的存款人为王洪。刘艳认为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不予认可；即使该款是王洪存入的，也不能证明该款是王洪的，刘艳是不当得利。二审认为：因一审时刘艳否认其银行卡中的108500元是王洪存入，二审查明该款是王洪存入，刘艳不能举证证明其占有该款有合法依据，刘艳占有该款属于不当得利。依法，刘艳应当将该款及利息返还给王洪。本案诉讼时效不应从王洪将涉案款项存入刘艳账户之日起算，而应从王洪存款达不到目的后主张权利之日起算。王洪作为刘艳的雇员，与刘艳存在诸多经济关系，双方因经济纠纷发生过多次诉讼，本案诉讼时效已发生过多次中断，刘艳关于王洪的起诉已过诉讼时效的辩解不能成立。据此，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云26民终322号民事判决：一、撤销麻栗坡县人民法院（2018）云2624民初955号民事判决；二、刘艳在收到本判决之日起十五日内给付王洪人民币108500元，并自2014年3月25日起按照同期银行存款活期利率支付利息。刘艳申请再审称：一、本案有新证据足以推翻二审判决。本案二审庭审后，杨厚重诉刘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在麻栗坡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该案庭审中杨厚重提交证据证明，本案涉案的108500元系杨厚重向佳华保健食品店购买产品，于2014年3月25日从银行取现交给王洪后，王洪存入刘艳银行卡的，王洪不是该款的所有人。另外，杨厚重在麻栗坡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其于2014年3月25日共向佳华保健食品店购买108500元产品，货款是拿给王洪交给刘艳的。上述证据于2019年5月16日交给二审法院，但二审法院未对这些证据组织质证，也未作为本案裁判依据，导致本案二审作出错误判决。二、二审法院对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区别对待，于理不合，于法不符。二审中，刘艳为证明涉案的108500元系王洪代刘艳收取的货款，不属于王洪所有，提供了钟亚萍、邱葵、阮吉的证人证言，二审法院以不属于新证据，不具有唯一性，不予采信。但二审法院却根据王洪的申请，为王洪调取银行卡存款凭条，并予以采信。二审法院的行为违反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三、王洪的起诉已过诉讼时效。王洪主张的不当得利发生时间为2014年3月25日，至本案2018年12月3日起诉时已过法定诉讼时效。即使以王洪起诉刘艳和佳华保健食品店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计算诉讼时效，该案2017年11月8日起诉时本案涉案的108500元也已经过法定诉讼时效。诉讼时效中断必须发生于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的诉讼时效不因任何事由发生中断。二审以双方间多次发生诉讼为由认定本案诉讼时效发生过中断，本案未过诉讼时效，适用法律错误。四、二审判决认定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法律规定，构成不当得利应当具备四个法定要件：（1）一方受损；（2）一方得利；（3）受损与得利之间存在因果关系；（4）得利人取得利益无法律上原因。本案显然不具备以上法定要件。首先，王洪自认双方基础法律关系为买卖合同关系，涉案款项系王洪支付给刘艳的货款。因此，刘艳占有涉案款项具有法律上的原因，属合法占有。至于刘艳占有涉案款项后未履行交付货物义务属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中的违约问题，而非不当得利问题。其次，涉案款项进入刘艳银行账号后应推定为刘艳合法占用，除非王洪能举证证明刘艳的占有非法。再次，刘艳否认王洪为涉案款项的所有权人，并提交了足以引起法庭合理怀疑的证据。在此情形下，王洪有义务补强其系涉案款项所有权人的证据。但王洪未补强其系涉案款项所有权人的证据，不能满足“一方受损”的不当得利构成要件。最后，王洪无证据证明双方间存在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也不能推翻刘艳占有涉案款项的合法性，不能得出“一方得利”“一方受损”且“一方得利”与“一方受损”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结论。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王洪主张其主动付给刘艳的涉案款项系刘艳不当得利，应承担刘艳取得涉案款项“无法律上原因”的举证责任。二审判决将刘艳取得涉案款项具有合法性的举证责任分配给刘艳，不符合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二审认定刘艳不当得利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五、2014年2月15日至2014年4月30日期间，王洪共向刘艳银行账户存入现金72.6万元，其中2014年3月25日王洪除向刘艳银行账户存入本案涉案的108500元外，还存入92000元，但王洪并未就其他款项提出不当得利诉讼。因此，请求撤销二审判决，改判驳回王洪的诉讼请求。王洪答辩称：刘艳申请再审提交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王洪一直在向刘艳追讨本案涉案的108500元，本案没有过诉讼时效。2014年3月25日王洪向刘艳银行账户存入的108500元系王洪向刘艳购买保健品的货款，但刘艳并没有向王洪供货。当日杨厚重向刘艳购买保健品的108500元货款，王洪开车带着杨厚重到银行取回后交给了刘艳，刘艳存入其农行卡92000元，其余的存入刘艳的工行卡，存入刘艳农行卡的92000元是王洪帮刘艳填写的存款单。所有以王洪名义存入刘艳银行卡的款项，除本案涉案的108500元外，均是王洪以自己的名义帮刘艳存入的，款项不是王洪的。刘艳占有王洪108500元没有合法依据，属不当得利。二审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刘艳申请再审的理由不能成立。因此，请求维持二审判决。本案再审争议的焦点是，刘艳取得本案涉案的108500元是否构成不当得利；王洪的起诉是否已过诉讼时效。本院再审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本案中，王洪主张其于2014年3月25日存入刘艳银行卡的人民币108500元系刘艳不当得利，要求返还。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王洪应当举证证明刘艳取得该款没有合法根据，系不当得利，王洪因此受到损失。王洪系刘艳聘请的协助管理经营佳华保健食品店的雇员，受雇期间王洪有代刘艳收取货款的行为，王洪也曾多次以自己的名义向刘艳的银行卡存款。刘艳否认王洪系涉案款项的所有人，主张涉案款项系王洪代刘艳收取的货款，刘艳才是涉案款项的所有人，并提供了相应的证据。在此情形下，王洪仅凭其是2014年3月25日存入刘艳银行卡人民币108500元的存款人的事实，不足以证明刘艳取得涉案款项没有合法根据，系不当得利，王洪因此受到损失，王洪应当进一步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虽然再审中王洪辩称，其于2014年3月25日存入刘艳银行卡的人民币108500元系其向刘艳购买产品支付给刘艳的货款，与当日杨厚重支付给刘艳的108500元货款不是同一笔款项，当日杨厚重支付给刘艳的货款王洪开车带着杨厚重到银行取回后交给了刘艳，刘艳分别存入了不同的银行卡。但现有证据只能证明，2014年3月25日杨厚重支付给了刘艳108500元的货款，王洪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当日因向刘艳购买产品也支付给了刘艳108500元的货款。王洪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刘艳取得涉案款项没有合法根据，系不当得利，王洪因此受到损失。二审忽视王洪系刘艳聘请的协助管理经营佳华保健食品店的雇员，受雇期间王洪有代刘艳收取货款，王洪也曾多次以自己的名义向刘艳的银行卡存款的事实，仅凭王洪是是2014年3月25日存入刘艳银行卡人民币108500元的存款人的事实，将刘艳取得该款具有合法依据的证明责任分配给刘艳承担，认定刘艳取得涉案的108500元系不当得利，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规定，“返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当事人一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当得利事实及对方当事人之日起计算。”本案涉案的108500元王洪于2014年3月25日存入刘艳的银行卡，王洪对存款的事实及对方当事人当时就是明知的，只不过王洪是先以货款纠纷起诉，得不到法院支持后，又以不当得利起诉。王洪于2017年11月8日以货款纠纷起诉刘艳及佳华保健食品店时，刘艳在该案中就提出了诉讼时效抗辩，因该案中一、二审法院均认定王洪主张的买卖合同关系不成立，未对诉讼时效问题进行认定。从现有证据看，王洪提起该案诉讼时，本案诉争的108500元款项的诉讼时效就已过。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只能发生于诉讼时效期间，已过的诉讼时效不能因为起诉而中断，从新起算，本案的诉讼时效已过。本案原判认定本案诉讼时效未过，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本案二审判决认定刘艳取得涉案的108500元系不当得利，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而且王洪的起诉已过诉讼时效，二审判决应予撤销。而本案一审判决虽然认定王洪的起诉未过诉讼时效不当，但判决驳回王洪诉讼请求的结果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的规定，本案判决如下：一、撤销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9）云26民终322号民事判决：二、维持云南省麻栗坡县人民法院（2018）云2624民初955号民事判决。二审案件受理费2470元，由王洪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洪一军审判员唐美泉审判员王静二〇二〇年九月三日书记员 达      艳      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