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陕0113民初1816号原告：王巧云，女，1951年2月12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薛艳，女，1978年11月3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园园，陕西博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住所地陕西省西安市曲江新区**。负责人：刘晓朝，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冯佳，女，该公司职员。委托诉讼代理人：权素清，陕西存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v>法定代表人:王滨,职务不详。被告:张红玉，女，1975年4月6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窦丽华，上海市(西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安琪，上海市(西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巧云与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中国人寿西安分公司）、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人寿公司）、张红玉保险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进行审理。原告王巧云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三被告向原告返还保险本金380万元，并按年利率12%向原告支付利息209.7602万元（截至2019年9月12日）及至实际清偿之日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09年至2014年，原告多次在中国人寿西安分公司公司购买保险及理财产品。在购买过程中，原告通过保险业务员张红玉办理投保手续，并多次将保费直接转给张红玉，由张红玉代原告向中国人寿西安分公司交纳。2014年7月，中国人寿西安分公司书院门负责人张某某及张红玉告诉原告可将之前投保的保单进行抵押贷款，用贷款资金购买2010版国寿鸿盈两全保险（分红型）理财产品，可以获得更高收益。原告同意后，张红玉为原告办理了保单抵押贷款。2014年8月，原告根据抵押贷款金额同意购买380万元国寿鸿盈两全保险（分红型）理财产品。张某某及张红玉向原告承诺按照年利率12%计息，并可先于扣减半年利息。2014年8月6日，被告向原告出具保险服务卡，原告在扣除半年利息后，将357.2万元转账至张红玉银行账户，由张红玉代原告向中国人寿西安分公司交纳保费。中国人寿西安分公司出具的保险服务卡载明了保险单号码、保险凭证号码、被投保人、缴费金额等信息，并加盖了中国人寿西安分公司业务处理专用章，保险期间为2014年8月6日至2017年8月6日。保险期间届满后，中国人寿西安分公司未按照约定返还本金支付利息。经原告催要无果，故原告提起诉讼，望判如所请。被告中国人寿西安分公司答辩称，1.原告以保险服务卡主张其与中国人寿西安分公司存在保险合同关系没有事实依据。首先，原告2014年8月从未在中国人寿西安分公司购买金额为380万元的《国寿鸿盈两全（分红型）保险》。其次，中国人寿西安分公司没有经营理财产品的资质，更无在2014年8月6日将保险合同以“保险服务卡”的形式交付给原告的事实。经核查，原告在中国人寿西安分公司共购买过38份保险，其中33份保险合同是分红型保险，表明原告熟知中国人寿西安分公司分红型合同的投保、退保、借款、红利申领等流程。且33份分红型保险合同没有一份是以“保险服务卡”形式订立。更没有一份分红型保险合同是固定的利息。分红型保险，在被保险人未出险的情况下，每年所得的红利是根据中国人寿西安分公司该险种每年的业绩不同而不等，不存在原告所称12%的固定年利率。原告在中国人寿西安分公司投保的33份分红型保险中，其中2012年8月29日投保的一份保险险种名称（《国寿鸿盈两全（分红型）》）与“保险服务卡”所载险种名称相同，该保险产品有中国人寿西安分公司出具的加盖保险合同专用印章的保险合同。该合同内容显示：投保时间为2012年8月29日；三年交费，每年交费20万元，保险期限为六年、十年、十五年，原告选择的是三年缴费六年满期。该产品的保险责任是：六年保险期满后，中国人寿西安分公司给付满期保险金，被保险人因做火车、轮船、飞机意外导致身故，中国人寿西安分公司给付身故保险金。原告分别于2012年、2013年缴纳两期保费共计40万元，两期保费均交至中国人寿西安分公司账户，同时中国人寿西安分公司出具保费发票。2014年9月18日，原告亲自到公司柜台办理了该险种的退保手续，退保金额为35.54万元，两年产生的红利8141.63元（按此测算年度红利仅为1.35%，即1万元一年产生的红利为135元），红利产生的利息55.89元，总退保金额为363597.52元，该退保金额直接由公司付至原告账户。由此可见，分红型保险根本没有固定的年利率。此外，保单借款只能是投保人亲自到中国人寿西安分公司柜台办理，绝不允许他人代办。原告曾于2014年7月19日办理过九份其投保的保单借款业务，无有一份是他人代办的，故根本不存在张红玉能代原告办理保单借款的事实。原告应当对2015年2月购买完全不同于前面购买流程的险种提出质疑。同一险种，合同形式完全不同，中国人寿西安分公司《国寿鸿盈两全保险（分红型）》合同为合订本，有投保单、投保合同和保费发票等要件，而“保险服务卡”仅为内容漏洞百出的一张纸。2.原告清楚知晓没有缴纳保费，保险合同是不生效的。中国人寿西安分公司从不允许业务人员私自收取保费，中国人寿西安分公司严格按照保监会的要求，每笔保费均是通过柜台或账户缴纳的，涉案的保险服务卡上载明的380万款项，没有交付到中国人寿西安分公司账户，表明双方不存在保险合同关系。3.2016年、2017年和2018年，原告曾以同样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将中国人寿西安分公司诉至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法院。该案经一审、二审及再审后认定保险服务卡不是保险合同，原告据此主张存在保险合同关系依据不足，且所涉款项并未转让中国人寿西安分公司，原告的诉讼主体不适格，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前述生效法律文书可以作为定案的事实依据。综上所述，提请法庭驳回原告的起诉。被告中国人寿公司未作答辩。被告张红玉辩称，1.张红玉未参与原告购买涉案保险产品的活动。保险服务卡载明：2014年8月6日，张某某签章并加盖中国人寿西安分公司的业务处理章（非订立新合同章），且该办理业务人是韩茹，复核人郑斌，签证人张某某。保险服务卡所记载的国寿鸿盈两全保险（分红）并非保险公司正规保险产品，不具有保险合同成立的要件，加盖的印章亦载明“非订立新合同章”。故原告与中国人寿西安分公司之间不存在生效的保险合同关系，原告诉讼请求所依据的法律基础不存在。2.原告在中国人寿西安分公司长期购买多种产品，具有购买保险产品的经验和辨识能力。原告清楚其购买案涉理财产品的风险，存在重大过失。3.张红玉对原告的损失不存在过错，无需承担赔偿责任。张红玉对原告利用正规保险产品的保单质押贷款并购买案涉理财产品的事情并不知情，亦未经手办理质押贷款事务。张红玉得知相关信息后以电话形式告知原告及家人不要使用保单资金用于其他类型的投资活动并告知了风险。2014年8月7日，原告在未提前告知张红玉的情形下向张红玉账户分两次转账352.5万元和4.7万元，合计357.2万元。张红玉收款后的当日便按照原告指示将款项一次性转账至张某某账户。张红玉并未就前述款项获得任何经济里利益，转账行为仅是在与原告有长期稳定合作关系下按照原告指示而为的行为。本院经审查认为，根据原告的诉请，本案为保险合同之诉。原告应对存在保险合同的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所涉保险产品，正常情况下，保险公司向投保人出具保险单或者保险合同，而非保险服务卡。此合同表现形式亦可从原告曾向中国人寿西安分公司购买同类保险产品时收到的材料是保险合同的事实可证。在案的保险服务卡载体为单页纸张，所载文字均为打印字体，加盖的印章为方形印章，印文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业务处理专用章（20085）（非订立新合同章）”。由此来看，该保险服务卡尚不足以证明存在保险合同的事实。另，根据原告、被告张红玉的陈述和银行交易明细来看，案涉款项实际发生金额为357.2万元，是在2014年8月7日从原告银行账户分352.5万元和4.7万元转入张红玉银行账户，当日，再由张红玉账户将357.2万元转入张某某银行账户，款项并未转入中国人寿西安分公司的账户。由此来看，原告与中国人寿西安分公司并未建立保险合同关系。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王巧云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3083元，于本裁定生效后退还王巧云。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栗德亮人民陪审员  王旭岭人民陪审员  刘 蓓二〇二〇年九月一日书 记 员  薛 丹打印：扈艳红校对：贾凡2020年月日送达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