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6民终662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筑丽家居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之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5。法定代表人：王春梅，该公司董事长。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春梅，女，1965年4月12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安庆市迎江区***********，公民身份号码340************326。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福友，男，1963年3月31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安庆市迎江区***********，公民身份号码340************033。三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任长征，广东天穗律师事务所律师。三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黎清艳，广东天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齐佩东，男，1966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内蒙古自治区**************，公民身份号码150************113。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世海，广东邦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昕姝，女，1974年4月2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公民身份号码413************062。原审第三人：陈良伟，男，1963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公民身份号码340************390。上诉人广东筑丽家居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筑丽公司）、王春梅、王福友因与被上诉人齐佩东、原审第三人昕姝、陈良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4民初184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筑丽公司、王春梅、王福友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驳回齐佩东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齐佩东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对于借款金额认定错误。一、收款收据并未得到筑丽公司股东的一致追认。一审法院认为公司未起诉要求王春梅、王福友履行出资，从而认定筑丽公司实际控制人是王春梅、王福友，进而认定昕姝提供的收据效力。但自五个股东产生分歧后，王春梅、王福友从未否认其未全额履行出资义务的事实，其在多起案外人起诉筑丽公司的案件中，均承认自己未全额履行出资义务。而齐佩东、昕姝二人在这些案件中均认为自己已经出资完毕，不同意继续履行出资义务，筑丽公司才就二人未出资一事提起诉讼。筑丽公司起诉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是在2019年，而收款收据系于2017年3月出具，一审法院不应以后发生的事实来倒推出具收款收据时王春梅、王福友是筑丽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事实。事实上，筑丽公司的实际管理人一直是齐佩东和昕姝。王春梅、王福友二人虽然是筑丽公司的大股东，但筑丽公司的日常管理是齐佩东与昕姝负责，财务管理人是陈良伟，王春梅、王福友很少出现在筑丽公司。在一审庭审中，齐佩东、昕姝、陈良伟三人均确认陈良伟是财务管理人，其三人未经王春梅、王福友同意，私自出具收据，才会出现齐佩东、昕姝、陈良伟三人握有收款收据，而当时已经出资200万元的王春梅、王福友却没有收据的情况。收款收据是齐佩东、昕姝为了逃避出资义务而让财务人员出具的，记载的内容是“今收到股东齐佩东投资款以固定资产折价为贰佰捌拾万元正”，与借款毫无关系，更不能用于证明具体的借款金额。二、一审法院认定“结合齐佩东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收据、现金银行日记账等其他证据，可以认定截至2017年3月25日开具收款收据当日，筑丽公司尚欠齐佩东借款本金280万元”与事实不符。首先，齐佩东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只有几笔款项是转入筑丽公司账户的，其余全是齐佩东与案外人的交易往来，这些案外人既不是筑丽公司的员工，也与筑丽公司无业务往来；齐佩东将银行流水中包括支付宝转账、ATM取款、无法看出转账对象的流水等均算作筑丽公司支出，但其又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该支出与筑丽公司有关，该支出亦无法与收据、银行日记账等证据对应。仅凭该银行流水无法证明齐佩东实际借款给筑丽公司的具体金额。其次，齐佩东提供的22张收据中，13张有筑丽公司盖章，9张没有筑丽公司盖章，其真实性、合法性不应被认可。而且这13张收据记录的数额仅为1025361.65元。再次，齐佩东提供的现金银行日记账仅加盖公司财务章，没有相关的凭证予以对应，该现金银行日记账记录的内容也无法与昕姝的银行流水相对应，无法证明交易已经实际发生。且现金银行日记账记载的内容均发生在筑丽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变更之前，在此之前，法定代表人是昕姝，齐佩东是大股东，筑丽公司完全由昕姝与齐佩东实际控制，其完全可以指使财务人员修改现金银行日记账，因此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不应被确认。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的规定，齐佩东并未将借款280万元转入筑丽公司账户，其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是以何种形式提供的借款及具体的借款数额。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齐佩东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齐佩东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二、筑丽公司、王春梅、王福友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案不是典型的借款合同，是经法院审理另案时确定的。关于借款合同，齐佩东是被动认定为出借人的，是王春梅、王福友利用其大股东的公司支配权在进行出资程序瑕疵的恶意诉讼中认定为借款合同的。对借款数额的认定是双方一致的意思表示，事实上齐佩东借给筑丽公司的款项即垫付的出资款不止280万元，该280万元只是双方均认可的一个数额。筑丽公司、王春梅、王福友利用出资的细节，或者根据相关司法解释从而推翻一审判决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陈良伟述称，实际上筑丽公司的财务是由昕姝、齐佩东控制的，财务专用章都在他们的手上，并非是陈良伟控制的。齐佩东的出资额数额认定有误，即便是按照齐佩东的注册资本金，其出资额也只有240万元。各方出资款项的多少，应当按照真实的凭证进行认定，而非按照收据等进行认定。昕姝在二审期间未作陈述。齐佩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筑丽公司支付欠齐佩东的借款280万元；2.王春梅、王福友承担上述借款的连带责任或补充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筑丽公司、王春梅、王福友承担。一审庭审中，齐佩东增加以下诉讼请求：筑丽公司、王春梅、王福友向齐佩东支付利息（按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8年3月25日起暂计至2019年10月14日的利息为185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审法院于2018年4月26日受理了筑丽公司诉齐佩东及筑丽公司诉昕姝股东出资纠纷二案[案号分别为：（2018）粤0604民初7973号、（2018）粤0604民初7974号]。筑丽公司在上述两案中诉称：筑丽公司于2016年4月8日经佛山市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成立，发起股东为齐佩东、昕姝及其他两位股东。成立时，齐佩东认缴出资338万元，昕姝认缴出资186万元，出资方式均为货币，于2045年7月15日前缴足。2017年3月1日，筑丽公司进行章程变更等事项，根据各股东签署的《筑丽公司章程》规定，齐佩东认缴出资额为240万元，昕姝认缴出资额为120万元，出资方式均为货币，于2017年3月31日前缴足。同日，将公司章程记载事项到佛山市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变更登记。公司章程变更后，齐佩东、昕姝迟迟未履行其出资义务。致使筑丽公司无法正常经营，无法偿还债务，现筑丽公司已停业。筑丽公司在上述两案中要求判令齐佩东立即履行出资义务，向公司支付注册资金240万元；昕姝立即履行出资义务，向公司支付注册资金120万元，并判令两案的诉讼费用分别由齐佩东及昕姝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齐佩东及昕姝虽与筑丽公司存在借贷关系，但其主张的借款转出资未经全体股东决议，且可能有损其他债权人利益，故一审法院对其抗辩不予采信。根据筑丽公司章程约定，齐佩东及昕姝认缴期限已届满，理应向筑丽公司缴纳出资款。一审法院于2018年7月25日作出（2018）粤0604民初7973号、7974号民事判决，分别判决齐佩东向筑丽公司缴纳出资240万元、昕姝向筑丽公司缴纳出资120万元。齐佩东、昕姝不服上述判决分别提起上诉。就齐佩东案，二审法院于2019年1月22日作出（2019）粤06民终585号民事裁定，裁定：本案按齐佩东自动撤回上诉处理。一审判决自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就昕姝案，二审法院经审理，于2019年2月28日作出（2018）粤06民终12799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述两案的相关裁判文书已发生法律效力。上述两案的一、二审民事判决中认定了如下事实：筑丽公司于2016年4月8日设立登记，系有限责任公司。2017年3月1日，筑丽公司提交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申请将股东齐佩东、昕姝、朱某波、杨某伟变更为齐佩东、王福友、昕姝、王春梅、陈良伟，法定代表人昕姝变更为王春梅。根据该次申请作为附表3提供的《股东（发起人）出资情况》记载，股东出资时间均为2017年3月31日，出资方式均为货币出资，股东及认缴出资额、出资比例分别为：王春梅、410万元、41%，齐佩东、240万元、24%，昕姝、120万元、12%，王福友、190万元、19%，陈良伟、40万元、4%。筑丽公司向佛山市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交备案的资料显示，2017年3月1日，齐佩东将其持有筑丽公司40万元的认缴出资相应股权（实缴金额为0元），以1元价格转让给陈良伟；杨某伟将其持有筑丽公司172万元的认缴出资相应股权（实缴金额为0元），以1元价格转让给王春梅；杨某伟将其持有筑丽公司66万元的认缴出资相应股权（实缴金额为0元），以1元价格转让给王福友；昕姝将其持有筑丽公司66万元的认缴出资相应股权（实缴金额为0元），以1元价格转让给王福友；齐佩东将其持有筑丽公司58万元的认缴出资相应股权（实缴金额为0元），以1元价格转让给王福友；朱某波将其持有筑丽公司238万元的认缴出资相应股权（实缴金额为0元），以1元价格转让给王春梅。2017年3月1日，筑丽公司召开股东会议，出席会议股东为齐佩东、昕姝、杨某伟、朱某波，列席会议新增股东为王福友、王春梅、陈良伟，全体股东通过决议事项，包括：同意朱某波将其在公司238万元认缴出资相应的股权（实缴金额为0元）以1元的价格转让给王春梅。同意杨某伟将其在公司172万元认缴出资相应的股权（实缴金额为0元）以1元的价格转让给王春梅。同意杨某伟将其在公司66万元认缴出资相应的股权（实缴金额为0元）以1元的价格转让给王福友。同意昕姝将其在公司66万元认缴出资相应的股权（实缴金额为0元）以1元的价格转让给王福友。同意齐佩东将其在公司58万元认缴出资相应的股权（实缴金额为0元）以1元的价格转让给王福友。同意齐佩东将其在公司40万元认缴出资相应的股权（实缴金额为0元）以1元的价格转让给陈良伟。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同日，筑丽公司制定公司章程，约定股东的出资方式、出资额和出资方式，具体为：齐佩东、总认缴出资240万元、货币出资、于2017年3月31日前缴足；昕姝、总认缴出资120万元、货币出资、于2017年3月31日前缴足；王春梅、总认缴出资410万元、货币出资、于2017年3月31日前缴足；王福友、总认缴出资190万元、货币出资、于2017年3月31日前缴足；陈良伟、总认缴出资40万元、货币出资、于2017年3月31日前缴足。2017年3月10日，昕姝与王福友办理筑丽公司公章移交手续，双方签名确认公司新、旧公章样式。齐佩东在上述案件诉讼过程中提交了一张收款收据,内容为：“今收到股东投资款齐佩东款项以固定资产折价为贰佰捌拾万元正。”昕姝在上述案件诉讼过程中提交了一张收款收据,内容为:“今收到股东昕姝投资款以固定资产折价为壹佰贰拾万元正。”上述两张收款收据为同一格式版本，均为2017年3月25日开具的，两张收款收据中均加盖有筑丽公司的财务专用章，经手人处的签名均为“杨某芳”。上述案件诉讼中，齐佩东提供2016年5月6日至2016年7月30日期间开具的收据22张，内容为确认收到齐佩东的借款，金额合计3993861.65元，部分收据盖有筑丽公司公章，部分收据仅有出纳杜某玲或会计张某的签名。此外，齐佩东持有筑丽公司2016年5月1日至2017年3月31日现金银行日记账，记载的部分收款记录与上述收据内容相吻合，该日记账有张某签名及盖有筑丽公司财务专用章。齐佩东还持有筑丽公司2016年11月账册，记载71项收、付款单，累计本期余额-1558958.79元，第72项为“收齐佩东借款”，金额为157万元。齐佩东在上述案件诉讼过程中提交了银行交易明细，显示齐佩东账户在2017年1月通过转支向张某等多人支付款项，齐佩东主张该部分款项为代筑丽公司发放员工工资；齐佩东账户向筑丽公司账户转入款项，如2016年7月19日、7月22日、7月24日分别转入5万元等（注：除了该案认定的上述几笔款项之外，双方当事人在本案中提供的银行流水显示，齐佩东还通过其银行账户向筑丽公司的银行账户转账支付了下列款项：2016年5月6日转入18万元、2016年5月24日转入2万元、2016年7月27日转入5万元）。另外，齐佩东在上述案件诉讼过程中提供厂房配套设施承包合同及公司照片，显示：①昕姝作为承租方向出租方租赁位于佛山市禅城区**********（即筑丽公司注册登记地）的厂房；②租赁厂房后，厂房外部及内部进行大面积装修。上述两案一审诉讼过程中，庭审经询问：1.昕姝及齐佩东主张公司前期投资累计480万元，新旧股东协商三个月，最终将前期投资作价400万元。陈良伟系新股东的引荐人，本身从事会计工作，且查阅公司账册长达两个月时间，故由陈良伟负责股东变更的相关手续，陈良伟寻找中介草拟文书，齐佩东则到工商局协助签订。齐佩东、昕姝重点关注陈良伟需支付对价40万元给原股东杨某伟、朱某波，合同记载齐佩东、昕姝的占股比例与协商一致，故没有对合同条款提出异议；2.关于公司财务专用章，筑丽公司主张由昕姝及齐佩东持有，昕姝及齐佩东则主张由王春梅持有，双方均未提供确实凭证。3.昕姝及齐佩东陈述其向筑丽公司提供的借款，少部分转入公司账户，其余直接向债权方支付，如公司装修费、网站建设费、员工工资等。4.昕姝及齐佩东陈述借款转出资的过程为筑丽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春梅指令会计杨某芳向其开具收据，要求将前期借款转为出资，昕姝及齐佩东收到收据后没有提出异议。筑丽公司认为结合银行交易明细及收据记载，昕姝及齐佩东向公司账户转入的款项应为借款，但不同意抵作出资款。5.筑丽公司陈述公司股东均没有足额履行出资义务，王春梅向公司账户转入136万元，王福友向公司账户转入64万元，公司没有开具出资证明，陈良伟则没有向公司账户汇入任何出资款。6.筑丽公司陈述筑丽公司已经停止经营，厂房被业主收回，存在对外债务，包括工人工资23万元、租金15万元、涉诉金额43万余元。一审法院于2019年11月1日受理昕姝诉筑丽公司、王福友、王春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为（2019）粤0604民初34435号。一审法院在本案中依法追加昕姝及陈良伟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陈良伟提出答辩意见，并陈述已经履行全部现金出资义务。为证明其已履行出资义务，陈良伟提交了一张收款收据、银行转账凭证及户口簿。收款收据的落款日期为2017年3月25日,内容为:“今收到股东陈良伟投资款肆拾万元”。收据中加盖了筑丽公司的财务专用章，经手人处的签名为“杨某芳”。陈良伟提交的银行转账凭证显示，王福友于2017年3月10日通过其银行账户分别向杨某伟的银行账户转账支付137000元、向朱某波的银行账户转账支付226000元。2017年3月20日，陈良伟通过其妻子杨某娟的银行账户分别向齐佩东、王福友的银行账户转账支付37000元、263000元，合计30万元。庭审过程中，陈良伟陈述了如下事实：财务专用章始终在会计（张某，法定代表人变更之后的会计是杨某芳）或者出纳（陈某和张某榕）手中。齐佩东与昕姝是0出资；我本人出资40万元；确认王春梅、王福友共出资200万元，不清楚其各自出资多少，王春梅、王福友至今还是夫妻关系，且双方当事人一致确认陈良伟已出资40万元。此外，王春梅、王福友确认其为夫妻关系。王春梅、王福友成为筑丽公司的股东后，实际缴纳了共计200万元出资款，该200万元由王福友于2017年3月14日通过其银行账户转入筑丽公司银行账户。王春梅、王福友在本案中主张该200万元中有10万元是王春梅的出资，190万元是王福友的出资。一审法院在已生效的（2018）粤0604民初24号民事判决中认定了如下事实：筑丽公司于2017年3月16日出具《出资证明书》，证明王春梅通过现金转账方式出资136万元，王福友以同样方式出资64万元，出资时间均为2017年3月16日。王春梅已为筑丽公司偿还了共计253177.9元的合法债务，具体如下:序号垫付日期项目金额(元)12018.3.30(2018)粤0604执1641号何某华案7,842.0022018.4.2(2018)粤0604民初2027号张某成案9,500.0032018.4.2(2018)粤0604民初2026号文某兰案12,500.0042018.4.28(2018)粤0604执1587号廖某案13,000.0052018.4.28(2018)粤0604执2022号韦某案15,000.0062018.5.25(2018)粤0604执1595号张某榕案9,948.9072018.5.25(2018)粤0604执1613号许某案5,931.0082018.12.14(2018)粤0604执12108号凌某案54,189.0092018.12.14(2018)粤0604执12108号凌某案1,830.00102018.7.16(2018)粤0604执4623号昕姝案49,355.80112018.7.16(2018)粤0604执4752号齐佩东案74,081.20合计253,177.90筑丽公司于2017年3月18日分别向齐佩东转账34686.41元、1067.12元、2017年8月16日转账5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齐佩东在筑丽公司诉齐佩东股东出资纠纷案中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其确实为筑丽公司的运营垫付了款项。对于齐佩东垫付款项的性质，（2018）粤0604民初7973号生效判决已确认其性质为借款,据此可以认定齐佩东与筑丽公司之间成立借款合同关系。关于借款金额，一审法院分析如下：工商登记资料显示，筑丽公司的股东、法定代表人及公司章程在2017年3月1日均发生了变更登记，自2017年3月1日起，王春梅、王福友已成为筑丽公司的股东，并由王春梅担任筑丽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春梅、王福友确认其为夫妻关系，其二人的认缴出资合计占筑丽公司注册资本的60%，已成为筑丽公司的控股股东。王春梅、王福友于2017年3月16日缴纳了合计200万元出资款。筑丽公司共有5名股东，全部股东的出资期限均已届满，王春梅、王福友至今仍未足额缴纳出资，但筑丽公司却仅选择起诉昕姝及齐佩东要求立即履行出资义务，可见王春梅、王福友成为筑丽公司的股东之后，该公司实际已由王春梅、王福友等人所掌控。齐佩东提交的收款收据的开具时间为2017年3月25日，收款收据是在王春梅、王福友成为筑丽公司的控股股东之后开具的。收款收据中明确载明收到齐佩东投资款以固定资产折价为贰佰捌拾万元正并加盖有筑丽公司的财务专用章。除齐佩东外，同为公司股东的陈良伟及昕姝也持有一张同日开具的同一格式版本的收款收据，且均确认在收款收据中签名的杨某芳系筑丽公司当时的会计，陈良伟称筑丽公司的财务专用章一直是由该公司的财务人员持有。筑丽公司、王春梅、王福友称收款收据中的筑丽公司的财务专用章是由齐佩东私自加盖，该陈述可信度较低，且筑丽公司、王春梅、王福友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实，对此，筑丽公司、王春梅、王福友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再结合齐佩东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收据、现金银行日记账等其他证据，可以认定截至2017年3月25日开具收款收据当日，筑丽公司尚欠齐佩东借款本金280万元。关于还款金额，从筑丽公司提供银行流水中，仅有2017年8月16日向齐佩东支付的5000元是在2017年3月25日之后支付的款项，齐佩东虽认为是出差款项，但其并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是与公司出差业务相关，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而其他款项以及陈良伟所称的替筑丽公司偿还齐佩东借款均是发生在2017年3月25日之前，一审法院不予认定。由于齐佩东与筑丽公司并未约定借款期限内的利率，借款期限内依法应视为无息借款。筑丽公司支付的上述5000元款项应抵扣案涉借款本金，故可以认定筑丽公司至今仍欠齐佩东借款2795000元。筑丽公司、王春梅、王福友主张齐佩东侵占了筑丽公司工程款，齐佩东对此予以否认。筑丽公司、王春梅、王福友的上述主张涉及其他法律关系，一审法院在本案中不作审查，筑丽公司、王春梅、王福友可另案主张权利。案涉借款未约定借款期限，齐佩东依法有权随时要求筑丽公司在合理的期限内返还借款。齐佩东诉请筑丽公司返还借款，合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应以一审法院认定金额为准。关于利息的问题，齐佩东未提供证据证实双方对于案涉借款明确约定了借款期限及利息，应认定为双方未约定借款期限及利息。双方未约定逾期利率，也未就借期内的利率作出明确约定，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关于“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逾期利息应从起诉之日即2019年7月15日开始计算，在2019年8月20日前的利息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由于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因此齐佩东诉请主张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应以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准。对齐佩东主张利息超出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王春梅、王福友的责任。王春梅、王福友的认缴出资分别为410万元、190万元，王福友于2017年3月14日通过其银行账户向筑丽公司银行账户转入200万元出资款，根据（2018）粤0604民初24号生效民事判决所认定的事实，该200万元中有136万元是王春梅的出资，其余64万元为王福友出资。王春梅、王福友在本案中主张其实缴出资分别为10万元、190万元，与上述生效民事判决所认定的事实不符，且未提供相反证据足以推翻，一审法院对其主张不予采纳。王春梅、王福友作为筑丽公司的股东，其出资期限已经届满仍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关于：“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已经承担上述责任，其他债权人提出相同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王春梅、王福友应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筑丽公司依法应承担的全部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具体而言，王福友应在未出资126万元（190万元-64万元）的本息范围内对筑丽公司的全部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王春梅提供的证据可以证实其在其他案件中已为筑丽公司的债务承担了253177.9元的补充赔偿责任，在确定王春梅对本案债务及筑丽公司的其他尚未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范围时应考虑上述因素，对王春梅应承担的责任范围作出相应核减。扣减王春梅已经承担的该部分债务，王春梅还应在未出资2486822.1元（410万元-136万元-253177.9元）的本息范围内对筑丽公司的全部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一、筑丽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齐佩东清偿借款本金2795000元及利息[利息自2019年7月15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上述利率均以年利率6%为限）]；二、王春梅在未出资2486822.1元的本息范围内对筑丽公司不能清偿的全部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三、王福友在未出资126万元的本息范围内对筑丽公司不能清偿的全部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四、驳回齐佩东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068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35680元，由齐佩东负担1080元，筑丽公司负担34600元，并由王春梅、王福友分别在未出资2486822.1元、126万元的本息范围内对筑丽公司应负担的上述诉讼费用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的证据。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筑丽公司向齐佩东借款的金额问题。对此，本院分析如下：在筑丽公司诉齐佩东股东出资纠纷一案[案号：（2018）粤0604民初7973号]中，筑丽公司请求齐佩东履行出资义务，向筑丽公司支付注册资金240万元。齐佩东则抗辩主张其已筹措资金投入到了筑丽公司的经营、维护、运作中，其已履行出资义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齐佩东关于代筑丽公司垫付运营费用的主张符合逻辑与情理，筑丽公司在诉讼过程中亦确认齐佩东向筑丽公司转入款项为借款，故法院认定齐佩东为筑丽公司垫付前期运营费用，款项性质为借款。齐佩东与筑丽公司存在借贷关系，但其主张的借款转出资未经全体股东决议，且可能有损其他债权人的利益，故未采纳齐佩东的抗辩主张，判决齐佩东向筑丽公司缴纳出资240万元。而对于上述齐佩东为筑丽公司垫付的前期运营费用，即本案借款，齐佩东主张其数额为280万元。由于齐佩东在上述（2018）粤0604民初7973号案件中，提供了2017年3月25日的加盖有筑丽公司财务专用章的收款收据,内容为“今收到股东投资款齐佩东款项以固定资产折价280万元”。而自2017年3月1日起，王春梅、王福友成为筑丽公司的大股东（合共占总股份的60%），王春梅为筑丽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因此，在筑丽公司、王春梅、王福友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上述收款收据上的筑丽公司财务专用章系齐佩东私自加盖的情况下，上述加盖有筑丽公司财务专用章的收款收据，能相对真实地反映筑丽公司与齐佩东之间的金钱债务关系。且对于收款收据载明的“齐佩东款项以固定资产折价280万元”，齐佩东还提供了收据22张、现金银行日记账、齐佩东向筑丽公司等转账的银行流水予以佐证。因此，在生效判决已经确认齐佩东为筑丽公司垫付了前期运营费用、该款项性质为借款的情况下，一审法院综合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以及本案的证据材料，认定筑丽公司向齐佩东借款的金额为280万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由于各方当事人对于一审判决确定的筑丽公司已向齐佩东偿还借款本金5000元以及一审判决确定的利息起算时间、利率标准均未提出异议，故本院对此予以维持。筑丽公司应向齐佩东偿还借款本金2795000元（280万元-5000元）及相应利息[自2019年7月15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上述利率均以年利率6%为限）]。此外，对于王春梅、王福友在本案中的责任问题。王春梅、王福友作为筑丽公司的股东，其二人在本案中确认其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且其对于一审判决认定王春梅尚未出资2486822.1元、王福友尚未出资126万元没有提出异议，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已经承担上述责任，其他债权人提出相同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王春梅、王福友应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筑丽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清偿责任。一审判决王春梅在未出资2486822.1元的本息范围内、王福友在未出资126万元的本息范围内对筑丽公司不能清偿的全部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筑丽公司、王春梅、王福友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029.65元，由上诉人广东筑丽家居科技有限公司、王春梅、王福友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周 珊审 判 员  陈庆莉审 判 员  陈 云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  吕倩倩书 记 员  幸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