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民再309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丁德洋，男，1955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栖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衣静涛，山东正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于飞，山东七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安英，女，1971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元娇，山东康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高安靖，男，1999年5月1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 原审被告：高鹏，男，1971年9月29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 原审被告：烟台鹏大食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广仁路**。 法定代表人：高鹏，经理。 再审申请人丁德洋与被申请人安英、高安靖、原审被告高鹏、烟台鹏大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大公司）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06民终5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9年10月22日作出（2019）鲁民申3075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丁德洋申请再审称，请求撤销二审判决第二项，维持第一、三项；改判安英对涉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高安靖以名下房产对涉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由安英、高安靖承担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丁德洋提交鹏大公司工商登记信息，显示高鹏是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安英系该公司监事。根据《公司法》第五十三条规定的监事法定职权，安英的监事地位具有共同生产经营鹏大公司的权利外观。安英原审期间提交鹏大公司核心财务账本作为证据的行为，表明其对借款用于鹏大公司是知晓的，在实际经营、操控鹏大公司。二、二审判决关于夫妻共同债务问题的认定错误。1.安英以现金方式支付房款78万元与2009年10月21日高鹏向丁德洋借款100万元，在时间及金额上最具关联性。安英没有证据证实房款的其他来源，其解释为向父母公婆借款，因无证人未出庭接受质证，真实性不明。二审不予认定高鹏的借款用于家庭生活是错误的。2.鹏大公司向安英账户转账二十五笔共计135万元，二审判决仅凭此款又转回鹏大公司的银行流水认定该借款未用于家庭生活不当。高鹏与安英、高安靖的质证意见均高度一致，不符合离婚后关系常态，系串通逃避债务。三、关于高安靖名下房屋承担连带责任问题的认定错误。1.未成年人没有独立经济收入，其名下商品房为大宗财产,如果无证据证明该房屋的来源是因奖励、继承、报酬等，不论来源于夫妻任何一方，都应具有家庭共同财产的性质。即使登记于未成年人名下，也应作为家庭共同财产处理。二审法院仅以高安靖并非涉案款项的借款人为由，免除恶意逃债人的责任，显失公平，损害了丁德洋的合法权益。2.安英提供的借款时间和向开发商付款时间不符合常理。安英提交的证据只有计入帐并没有支出帐，安英作为保险公司的理财部经理，上述款项有可能是支取他人款项为他人进行理财，而暂存至其个人账户，安英最终的支付房款并非是借款。向开发商支付购房款因涉及金额较大并基于安全因素考虑，极少使用现金交易，安英之前向开发商支付较少金额都以银行转账形式进行支付，支取78万元现金进行交付不符合常理。虽然鹏大公司提交10月22日银行转账凭证，证明该日并无78万元支出，但未提交该日公司银行转账之外的现金取现等其他支出记录。四、安英庭审中提交了其母亲的证词，丁德洋提出应出庭接受质证，二审法院未采纳，程序严重违法。五、二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必然得出错误结论，适用法律错误。 安英辩称，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裁判正确，丁德洋的再审申请不成立。事实和理由：一、涉案借款最初是公司之间的商事欠款,发生在丁德洋控制的栖霞世萌果品冷藏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萌公司)与高鹏担任法定代表人的鹏大公司之间,既包括借款,也有购销苹果的货款。都是先付给鹏大公司出纳谢瑞霞，谢瑞霞又通过银行转账到鹏大公司。没有用于安英及家庭生活，不是婚姻存续期间用于家庭生活的债务,不能由安英负担。二、2009年10月21日是鹏大公司向丁德洋借款,并不是高鹏个人，没有打到高鹏个人账户。2009年12月21日鹏大公司转入安英账户138万元,第二天安英就将此款退鹏大公司账户。三、2009年9月30日,安英名下的银行活期存折01540110100010270余额就有60多万,里面含高安靖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陆续赠予高安靖的购房款,大部分是姥姥杨淑荣未到期的银行定期存单提前支取，不是借款关系。因存折不能办理转账业务,所以将存折和银行卡一起提取现金后再存到开发商账户,现金提取业务凭证和存到烟台北方温州城开发有限公司的现金交款单流水号是连续的。从鹏大公司的银行对账单可以看出,鹏大公司在2009年10月22日并没有向安英付款或提取现金。高安靖并非涉案借款的借款人，购房款与鹏大公司无关，不应以名下房产承担连带责任。四、丁德洋提交的企业查询信息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八十八条的规定，不宜认定为新证据。工商登记材料系原审庭审终结前已经存在，丁德洋承认在原审庭审前已去工商局调取，但原审期间均未主张安英系监事，未能举证证明因客观原因无法取得或者在规定期限内不能提供。五、安英从未担任鹏大公司监事,亦未与高鹏共同经营鹏大公司。鹏大公司唯一股东为谭林，《章程》规定股东和执行董事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监事由投资人委派，监事的任期为3年，任期届满连选可以连任。鹏大公司工商登记中只有高鹏委派监事安英，没有投资人委派或接受委派的文书、安英签字认可其监事身份的文书、连选登记。安英任职保险公司财务部经理，是坐班制中层干部，不是寿险公司拉保险的理财经理，没有时间到鹏大公司上班并担任监事。鹏大公司从未向安英支付过担任监事的工资或报酬。“生产经营性质”对夫妻共同债务影响较为直接的方式是以投资人的经营、出资方式和责任形式来确定是否为“共同经营与共同意思表示”。丁德洋原审期间从未以安英担任公司监事为由要求其承担责任，可见丁德洋也知道或应知安英未参与公司经营。六、安英提交的与偿还借款有关的单据和银行还款流水，是鹏大公司的会计等相关人员同情其遭遇，帮其整理、搜集，由安英或律师打借条借的。 高安靖辩称，一、高安靖不是涉案借款的借款人，不应代替实际借款人偿还借款。二、涉案房产不是高鹏对外借款买的，是由安英提供购房资金。丁德洋已经认可了涉案借款用于鹏大公司，还要求高安靖以名下房产承担责任缺乏依据。 丁德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高鹏、鹏大公司、安英、高安靖偿付借款351万元，并承担借款利息；诉讼费用由高鹏、鹏大公司、安英、高安靖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9月23日，世萌公司与鹏大公司签订合同，约定鹏大公司在世萌公司处储存苹果（合同期自2009年10月1日至2010年7月1日）。2010年9月26日，双方再次签订储藏合同，约定储藏期为2010年10月5日至2011年6月30日（储存期限可延长至8月31日）。2014年10月10日，高鹏以个人名义与世萌公司签订苹果储藏合同，约定储藏期为2014年10月10日至2015年6月30日。因高鹏在丁德洋处存放苹果需要资金周转，故其在丁德洋处多次借款，上述借款均是丁德洋将款项通过银行转账到鹏大公司的会计谢瑞霞的银行账户。期间高鹏偿还部分借款，2013年9月20日，高鹏为丁德洋出具借款315万元的借条一张。丁德洋于2013年9月20日将高鹏诉至一审法院后，仍与高鹏发生经济往来，共计借款79万元。2015年10月16日重新规整，高鹏又向丁德洋出具借条一份。据此，丁德洋起诉高鹏，要求偿还借款351万元（丁德洋放弃部分诉讼请求）及利息，利息按照约定月息百分之一，自2015年10月16日起计算。另查明，1996年3月29日，高鹏与安英登记结婚，2015年5月19日，高鹏与安英在芝罘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协议离婚。双方约定：婚生子高安靖归女方安英抚养监护，高鹏每月支付抚养费1000元；高鹏与安英共有的财产：房屋一套、车一辆归安英所有；烟台靖银商贸有限公司归高鹏所有，该公司的债权债务由高鹏负责。双方名下债权债务归各自负责。又查明，2007年11月28日，高安靖与烟台北方温州城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了芝预08第7800号商品房买卖合同，购买其开发的位于芝罘区××路××号××号××房××，房产总价值为1286293元。2009年8月29日，安英通过农行转账交款10000元；2009年10月22日，安英交现金780000元；2009年12月1日，安英通过农行分别转账210000元和286293元后将购房款付清，2014年11月18日办理房产登记手续，该房产登记在高安靖名下，房产证号为烟房权证芝字第3××0号。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如下：1.丁德洋适格问题；2.高鹏、安英、高安靖是否应承担责任问题；3.高安靖名下房产应否承担赔偿问题。关于第一个问题即丁德洋适格问题，判断本案是否单纯属于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不单单要关注合同订立方，还要从合同履行过程中的多方面共同综合来判断。纵观双方之间的业务往来，可以发现，双方在公司运作及经营管理上均不是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在公司经营、借款、还款等方面均存在公司与个人之间的混同，表现在本案中就有如下几个方面：1.借款人和出借人系个人；2.相关合同的订立主体存在公司和个人两个方面，但是合同的执行按照原合同执行；3.还款方面系个人之间的款项往来；4.2015年10月16日的规整借条中，明确了鹏大公司系作为担保人，高鹏作为借款人。还有其他方面，不一一赘述。综上可以得出，丁德洋及其公司、高鹏及鹏大公司在实际经营中存在公司人格混同，故，公司和个人均可作为诉讼主体，亦均可承担责任。因此，丁德洋以个人名义起诉主体适格。按高鹏所言，按照2009年9月23日、2010年9月26日的合同约定，应为两个单位之间的经济往来，但是实际履行情况呢？还有2014年10月10日以个人名义签订的合同呢？上述法院列举的其他经营混同的方面呢？这些都要以个人名义进行起诉吗？显然，高鹏辩称理由单纯强调了合同的表面性而没有查清双方之间经济往来的实质，过于强调合同的片面且与事实不符，其主张不予支持。庭审中，安英辩称，丁德洋、高鹏恶意串通，妄图达到让安英偿还不存在的夫妻共同债务的目的。2015年的欠条仅仅是丁德洋、高鹏之间对以前债务的规整，而这之前的债务系存在于高鹏与安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该债务是双方多年业务的总结，系真实而明确的，不存在虚假问题。至于安英称“丁德洋与高鹏恶意串通”的问题，在第一次庭审时，高鹏与安英共同委托同一名律师出庭，这本身就说明二者之间不存在利益冲突，相反，二者具有共同的利益。且在庭审中，二者的主张均一致没有分歧。因此，对该辩称理由不予支持。关于第二个焦点即高鹏、安英、高安靖是否应承担责任问题，如前述所言，丁德洋、高鹏在业务往来上存在混同，所以高鹏应对借款承担清偿责任。而安英、高安靖应否承担责任，关键在于本案发生的高鹏的借款是否用于了家庭共同生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第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只有在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因此，以夫妻一方财产清偿夫妻共同债务应具备三个条件，即：没有用于共同生活、夫妻有约定和债权人知道。对于第一个条件，双方争议的焦点与法院归纳的第三个焦点问题存在一定的关联性。由于双方没有其他证据提交法庭，且高安靖在年龄上不具备独立购房的条件，因此，对于丁德洋借款是否用于高鹏共同生活这一问题上，双方焦点就在于是否购买的涉案房屋是用丁德洋借款所购？换言之，如果高鹏用丁德洋借款购买了涉案房屋，那么，就可以证实，高鹏的借款系用于了家庭共同生活，反之，则没有。而针对这一问题，双方均提交了相关证据，予以证实各自主张。对于高鹏提交的证据，法院在前述证据质证中已做出认定，在此不予赘述。而高鹏2009年10月21日向丁德洋借款100万元，安英于次日即以现金方式支付购房款78万元，二者在时间节点以及金额上均有关联性，该78万元购房款并非数额小易筹措，且高鹏亦没有提交比丁德洋更有优势的证据证实款项的来源。因此，可以认定，高鹏系用丁德洋借款交纳的购房款。即：高鹏的借款用于了家庭生活。对于第二、第三个条件，本案发生的债务，虽然在高鹏与安英离婚约定中有笼统约定，但是作为债权人的丁德洋对此并不知晓，高鹏对此亦没有举证。因此，不符合高鹏独自承担清偿债务的条件。因此，高鹏与安英应按照法律规定共同偿还其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丁德洋的债权。高鹏、安英理由不当，不予支持。对于双方争议的第三个焦点问题即高安靖名下房产应否承担赔偿问题，如前所述，高安靖名下的房产系高鹏借款所购买，因此，在高鹏无力还款的情况下，应该以家庭共同财产予以偿还。高安靖应在其现有财产范围内对其父母高鹏、安英的对外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符合法律规定。高鹏、安英、高安靖辩称理由不当，不予支持。关于高鹏辩称“高鹏所签借条是在自己酒醉状态下未经双方对账所写，故丁德洋应提供充足证据证实借款的实际出借情况及本息偿还等与借贷相关的具体情况”的理由，高鹏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其在对账单签字即表示了对对账结果的认可。辩称理由于法无据，不予支持。丁德洋在起诉时主张351万元，是对其权利的自行处分，予以支持。而鹏大公司作为担保人，没有约定担保的方式，按照担保法的相关规定，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高鹏与丁德洋约定的借款利息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 一审法院判决：一、高鹏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丁德洋借款人民币3510000元及利息（利息按月息1％自2015年10月16日起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二、烟台鹏大食品有限公司、安英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三、高安靖以其名下所有的烟房权证芝字第3××0号房产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案件受理费34880元、保全费5000元，由安英、高安靖、高鹏、烟台鹏大食品有限公司共同负担。 安英、高安靖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丁德洋对安英、高安靖的诉讼请求；安英、高安靖不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 二审法院认定事实：另查明，根据安英一审中提交的存取款单据显示，2009年3月30日杨淑荣名下两笔各5万元定期存款被安英提前支取，同一天安英银行账户存入109625.8元；2009年9月3日，杨淑荣名下两笔分别是108500元、100000元的定期存款被安英提前支取，同一天安英银行账户存入263257.07元；2009年10月21日杨淑荣名下两笔分别为8万元、10万元的定期存款被安英提前支取，同一天安英银行账户存入180013.06元；2009年10月22日，安英分两笔从其名下的银行卡和存折中提取现金共计780000元。2009年11月27日，安英父亲安承藻出院结算款59349.5元，同一天安英银行账户存入59349.5元。二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 二审法院认为，丁德洋根据高鹏出具的借条主张高鹏尚欠借款351万元及利息，一审列高鹏为被告，诉讼主体适格。一审判令高鹏偿还丁德洋借款351万元及利息，高鹏虽否认丁德洋的主张，但其对一审判决未提起上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高鹏二审所提借款人是鹏大公司及丁德洋主张的借款数额错误等意见，不属于二审审理范围，不予审理。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二审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是：1.案涉债务是否是夫妻共同债务；2.高安靖应否承担还款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的规定，债权人主张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的，应当对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丁德洋主张高鹏以及鹏大公司向其借款总额超过1000万元，至今尚欠350多万元，显然超出了高鹏与安英的家庭日常生活需要，丁德洋未主张其出借的款项用于高鹏与安英的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二人共同意思表示，故丁德洋以该笔借款为高鹏与安英的夫妻共同债务为由要求安英承担还款责任，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丁德洋应举证证明该笔借款用于高鹏与安英的夫妻共同生活。丁德洋主张借款用于高鹏与安英夫妻共同生活的理由是借款用于购买了涉案房屋，依据是高鹏于2009年10月21日向丁德洋借款100万元，安英于次日即以现金方式支付购房款78万元，二者在时间节点以及金额上均有关联性。根据丁德洋与鹏大公司会计谢瑞霞之间的银行转账凭证及谢瑞霞与鹏大公司之间的银行转账凭证，可以看出丁德洋于2009年10月21日向谢瑞霞银行账户转款100万元后，谢瑞霞于次日即将该100万元转入鹏大公司账户，而根据安英提交的鹏大公司银行对账单的记载，在2009年10月22日即安英交纳涉案房屋房款的时间节点，鹏大公司银行账户没有银行转账或者现金取款给安英的记录，换言之，安英交纳房款的银行账户中的资金并非来源于上述100万元，而根据安英提交的存取款证据显示，2009年10月22日，安英分两笔从其名下的银行卡和存折中提取现金共计780000元。故一审以丁德洋转款、安英交款二者在时间节点以及金额上有关联性，安英没有提交比丁德洋更有优势的证据证实款项的来源为由，推定安英购买涉案房屋系用高鹏向丁德洋的借款交纳的购房款，举证责任分配不当，认定事实依据不足，依法予以纠正。从安英的银行账户存取款记录可以看出，安英购买案涉房屋的房款大部分来源于高安靖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银行存款。丁德洋主张高鹏将案涉借款用于与安英的夫妻共同生活，证据不足，其要求安英对案涉借款承担还款责任，理由不当，不予支持。二审中丁德洋主张2009年12月21日从鹏大公司银行账户转账138万元至安英银行账户，证明鹏大公司的钱转入了安英的个人银行账户，用于安英的家庭生活和个人目的。对此丁德洋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该138万元与其主张的案涉借款的关系，且根据安英提交的银行账户明细等证据，2009年12月22日安英即将1378000元转回鹏大公司账户，并未由安英一直占有或用于其他用途。故丁德洋以此主张安英应对案涉借款承担还款责任，理由亦不充分，不予支持。高安靖并非案涉借款的借款人，一审判令高安靖承担还款责任，于法无据，依法予以纠正。 二审法院判决：一、维持一审判决第一项；二、撤销一审判决第二、三项；三、烟台鹏大食品有限公司对上述第一项给付事项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案件受理费34880元、保全费5000元，由高鹏、烟台鹏大食品有限公司共同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34880元，由丁德洋负担。 围绕当事人的再审请求，本院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丁德洋再审期间提交鹏大公司企业信用信息查询报告一宗，载明高鹏是鹏大公司的董事兼经理，安英是鹏大公司监事；结合一审期间安英提交鹏大公司清偿世萌公司欠款相关证据的行为，拟证明安英对鹏大公司具有管理义务并经营管理鹏大公司，对鹏大公司向丁德洋借款是知晓的。安英质证称，企业查询信息属于原审时能获取并提交的证据。高鹏、安英并非鹏大公司股东。安英没有签字认可其为鹏大公司监事。安英曾提交清偿流水的情况并不能证明其实际控制鹏大公司，也不能证明其与高鹏共同经营该公司。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八十七条的规定：“再审申请人提供的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基本事实或者裁判结果错误的，应当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规定的情形。对于符合前款规定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再审申请人说明其逾期提供该证据的理由；拒不说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依照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二款和本解释第一百零二条的规定处理”，该宗企业信用信息查询报告与本案基本事实有关，能够证明安英系鹏大公司监事，与高鹏共同经营鹏大公司，属于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的新证据，本院予以采信。对丁德洋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交企业信用信息查询报告的行为，本院予以训诫。 安英提交鹏大公司章程、工商档案材料及其个人城镇职工社会保险缴费证明，拟证明安英并非鹏大公司监事，另有工作。鹏大公司质证称，工商登记信息的对外公示效力大于公司章程的约定，安英提交章程约定不足以对抗第三方。安英虽另有工作单位，但有兼职可能。安英未提交上下班打卡记录来证明其工作是坐班制。从养老保险缴费基数看，安英不具备购买涉案房屋的能力。本院认为，安英提交的证据材料在原审期间已经存在，无正当理由未予提交，证明目的与原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一致，不属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再审新证据。 本院再审认定的其他事实与原审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再审期间各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安英应否承担涉案借款的还款责任；二、高安靖应否就其名下房产承担涉案借款的还款责任。 关于安英应否承担涉案借款的还款责任的问题。丁德洋再审期间提交的企业信用信息查询报告能够证明工商登记显示高鹏是鹏大公司的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安英系鹏大公司监事，二人共同经营鹏大公司。尽管安英主张其未在相关文件上签字，委派手续存在瑕疵，不是鹏大公司监事，但从2007年至今，鹏大公司工商登记中一直记载安英为公司监事；安英系受高鹏委派任职，当时二人系夫妻关系，安英主张其对任职监事不知情不合常理。曾有鹏大公司130余万元进出安英个人银行账户、安英能够提供鹏大公司财务资料作为证据的事实，也足以佐证安英与鹏大公司经营行为有关联。安英主张其另有坐班制工作，而任职鹏大公司监事不需要坐班，二者并不冲突，不足以否定其监事身份。涉案借款系安英与高鹏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发生，用于二人共同经营的鹏大公司，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应由安英与高鹏共同就涉案借款承担还款责任。 关于高安靖应否就其名下房产承担涉案借款的还款责任的问题。丁德洋既主张涉案借款用于安英与高鹏共同经营的鹏大公司，又主张涉案借款用于购买高安靖名下房产，存在矛盾。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丁德洋主张与安英支付购房款在时间上关系最近的一次涉案借款转款为2009年10月21日，丁德洋向鹏大公司财务人员谢瑞霞银行账户转款100万元，谢瑞霞于次日将该款转入鹏大公司账户。在安英支付涉案房屋购房款的时间节点2009年10月22日，鹏大公司银行账户没有向安英转账或现金取款记录。安英提供了其于当日从个人银行卡和存折中分别取款共计78万元的记录，且从其银行账户存取款记录可见，安英购买涉案房屋的款项大部分来源于高安靖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丁德洋主张安英使用涉案借款购买房产缺乏证据证明，本院对其关于高安靖应就其名下房产承担涉案借款还款责任的再审请求不予支持。丁德洋的其他申请理由均不成立。 综上所述，丁德洋的再审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06民终591号民事判决； 二、维持山东省栖霞市人民法院（2016）鲁0686民初233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 三、撤销山东省栖霞市人民法院（2016）鲁0686民初2334号民事判决第三项； 四、驳回丁德洋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34880元、保全费5000元，由安英、高鹏、烟台鹏大食品有限公司共同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34880元，由安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启江 审判员  武 俐 审判员  姜晓玲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日 书记员  权 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