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15民初2664号原告：北京秦润玻璃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旧宫镇旧宫村第四村委会西100米。法定代表人：李仁侠，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窦利涛，北京市华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灯泡二厂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白家庄东环北路**。法定代表人：穆洪林，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美月，辽宁米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建元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庞各庄镇庞新路******法定代表人：汪瑞英，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义，男，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成涛，男，该公司员工。被告：葛志军，男，1976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桥**。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刚，北京志霖（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北京秦润玻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秦润公司）诉被告北京灯泡二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灯泡二厂公司）、被告建元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元公司）、被告葛志军定作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双方当事人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秦润公司向本院提出以下诉讼请求：1.判令三被告赔偿秦润公司经济损失452963.8元；2.本案诉讼费由三被告共同承担。事实及理由：2015年5月初，秦润公司与葛志军就建元公司从灯泡二厂公司分包的北京光洋大厦项目玻璃幕墙工程定作玻璃一事达成口头协议。2015年5月9日，葛志军向秦润公司发出第一批订单，玻璃幕墙面积为5031.4平方米。2015年5月16日，秦润公司与灯泡二厂公司和建元公司补签《玻璃买卖合同》，由秦润公司向北京光洋大厦科研楼项目幕墙工程加工10+12a+10low-e中空钢化玻璃、8+1.52pvb+8夹胶钢化玻璃。葛志军向秦润公司下单后，秦润公司即按要求采购原材料10mm白玻及10mmlow-e玻璃，并进行玻璃加工生产。2015年5月20日-6月1日期间，秦润公司向该项目工地送货608.12平方米的成品玻璃。2015年6月2日，秦润公司突然收到葛志军通知，需暂停供货以及半成品的生产加工，并提交已加工完毕的成品及半成品货品尺寸清单。随后秦润公司向建元公司、葛志军提交了上述产品清单及费用损失。然而在2015年6月2日，秦润玻璃在接到通知之前，为了不耽误工期已完全按照2015年5月8日的订单要求准备了所有的原材料，并加工生产出大部分玻璃产品。现因工程项目玻璃外立面分格尺寸的突然变更，导致秦润公司已经加工的产品及待加工的原材料均报废，给秦润公司造成巨大经济损失。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诉至法院。灯泡二厂公司辩称，灯泡二厂公司不是玻璃买卖合同的主体，根据合同相对性，即使产生损失也不应当由灯泡二厂公司承担损失，秦润公司起诉灯泡二厂公司无事实依据。建元公司辩称，秦润公司在2015年就因本案事由提起诉讼，此次构成重复起诉，应驳回其全部起诉。葛志军辩称，葛志军是建元公司代理人，根据法律规定，代理人的相关民事行为应由委托人承担后果，故应由建元公司承担责任，与葛志军无关。双方当事人围绕其诉讼请求提交了证据，对双方就真实性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灯泡二厂公司作为发包人与建元公司（曾用名：建元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承包人签订《光洋科研楼项目幕墙工程》合同，约定建元公司承包光洋科研楼项目幕墙工程，工程内容：德才装饰股份有限公司涉及的光洋科研楼项目外立面幕墙工程方案图所示的外立面幕墙工程。灯泡二厂出示了其持有的《光洋科研楼项目幕墙工程》合同，建元公司对灯泡二厂公司提交该份合同的真实性予以认可。秦润公司同样提交了另外一份《光洋科研楼项目幕墙工程》合同复印件（原件在另案案卷中保存），建元公司对该份合同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秦润公司向本院提交2015年5月16日的《玻璃买卖合同》一份，首页注明买方建元公司（甲方），卖方秦润公司（乙方），合同载明：双方就光洋科研楼项目幕墙工程由秦润公司供应玻璃等事宜订立合同；合同总价款暂计1698125元；建元公司预付总货款的30%，后续供货每1000平米一结，定金在最后一批货款中扣除等内容。合同落款“甲方（盖章）”处盖有“建元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光洋科研大厦项目部”字样章，“甲方委托代理人”处有“葛志军”签字；合同骑缝加盖“建元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光洋科研大厦项目部”字样章。建元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该项目章不予认可，主张葛志军并非本单位员工。为证明所供应玻璃的类型及数量，秦润公司提交玻璃提料表、销售发货单、工作联系函、现场材料清点明细，上述证据上有葛志军、谢现平签字确认。建元公司对上述证据均不认可，主张葛志军并非建元公司员工，建元公司也并未对其进行授权。秦润公司提交2015年3月8日《授权委托书》一份，载明：“本人苏建权作为建元公司法定代表人，在此授权葛志军先生作为公司正式合法的代理人，代理人根据授权并以公司名义全权处理光洋科研大厦外装饰幕墙工程以下事宜：投标文件的准备、包括参加各种标前会议；投标文件的签署；参加开标会议；进行合同及价格谈判；签订承包合同；执行承包合同；本项目工程进度款项的办理及领取；本项目工程结算款项的办理及领取。……”。建元公司对该份证据不予认可，并称该份《授权委托书》中使用的公章并非建元公司在工商部门登记备案的公章。葛志军提交三河和平铝材厂有限公司作为卖方与建元公司作为买方于2015年4月20日签订的《铝合金型材买卖合同》，该合同内容系建元公司就光洋科研楼幕墙工程向三河和平铝材厂有限公司购买铝合金型材进行相关约定。建元公司称因时间较长，无法核实是否签订该合同。案件审理过程中，经秦润公司申请，本院委托中天司法鉴定中心对上述几份合同及授权委托书中“建元装饰股份有限公司”的公章及“苏建权印”人名章进行鉴定，中天司法鉴定中心出具鉴定结论：一、秦润公司提交的《光洋科研楼项目幕墙工程》合同、2015年3月8日《授权委托书》、2015年4月20日《铝合金型材买卖合同》中的“建元装饰股份有限公司”印文与灯泡二厂公司提供的《光洋科研楼项目幕墙工程》合同中“建元装饰股份有限公司”印文是同一枚印章所盖印。二、秦润公司提交的《光洋科研楼项目幕墙工程》合同、2015年3月8日《授权委托书》、2015年4月20日《铝合金型材买卖合同》中的“苏建权印”印文与灯泡二厂公司提供的《光洋科研楼项目幕墙工程》合同中“苏建权印”印文是同一枚印章所盖印。三、灯泡二厂公司提供的《光洋科研楼项目幕墙工程》合同中“建元装饰股份有限公司”印文与在工商局调取的材料中“建元装饰股份有限公司”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四、灯泡二厂公司提供的《光洋科研楼项目幕墙工程》合同中“苏建权印”印文与在工商局调取的材料中“苏建权印”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秦润公司提交2015年6月1日，建元公司向秦润公司转账20万元的资金汇划来账凭证以及2015年5月28日秦润公司向建元公司开具的两张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共计20万元。建元公司认可上述付款及发票的真实性，但称双方就其他项目也有过合作，不能证明是本案涉案材料的付款及发票。另查，2015年，秦润公司曾就定作合同纠纷起诉建元公司，要求建元公司赔偿经济损失452963.8元，本院作出（2015）大（民）商初字17113号民事判决书，认为秦润公司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与建元公司存在定作合同关系，判决驳回秦润公司全部诉讼请求。秦润公司上诉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发回本院重审。后本院作出（2018）京0115民初505号民事判决书，认为秦润公司主张其与建元公司之间存在定作合同关系并要求建元公司赔偿经济损失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判决驳回秦润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秦润公司提出上诉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京02民终609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院认为，关于秦润公司对建元公司提出的诉求，因其已向建元公司提出过相同诉讼请求并由法院作出相关裁判，其再次起诉建元公司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本院对其要求建元公司承担责任的诉求部分不做实体处理。对其要求灯泡二厂公司及葛志军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进行如下认定：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建元公司于2015年3月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中所使用的公章及人名章系建元公司在与灯泡二厂公司签署合同过程中所使用的公章与人名章，本院据此认为该份授权委托书系建元公司出具，在该份授权委托书中，建元公司授权葛志军作为代理人，全权处理光洋科研大厦外装饰幕墙工程的相关事宜。此后，葛志军代表建元公司与秦润公司签署了《玻璃买卖合同》并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代表建元公司与秦润公司联系具体事宜，相关的法律后果应由建元公司承担。对秦润公司要求葛志军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另外，秦润公司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与灯泡二厂公司之间存在玻璃定作合同关系，故秦润公司要求灯泡二厂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无合同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北京秦润玻璃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94元，由原告北京秦润玻璃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鉴定费26000元，由北京秦润玻璃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卢赞赞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李梦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