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8民终289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维平，男，汉族，1974年9月21日出生，住址：广东省廉江市*********。公民身份号码：440************619。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美太，广东朝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维良，男，汉族，1969年1月28日出生，住址：广东省廉江市*********。公民身份号码：440************630。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维寿，男，汉族，1974年8月25日出生，住址：广东省廉江市**********。公民身份号码：440************619。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柯绍雨，广东大展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廉江市*********民小组。法定代表人：李维海，该村民小组小组长。上诉人李维平与被上诉人李维寿、李维良、原审第三人廉江市*********民小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廉江市人民法院（2019）粤0881民初18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维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美太、被上诉人李维寿、李维良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柯绍雨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廉江市*********民小组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李维平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广东省廉江市人民法院（2019)粤0881民初1856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判决；二、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三、被上诉人承担案件一、二审受理费。事实和理由：广东省廉江市人民法院（2019)粤0881民初1856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一审判决）存在下列错误：一、一审判决片面采信证据，错误认定上诉人与李兆宽于1999年签订《耕地转割协议书》。首先，《耕地转割协议书》是一份复印件，不是原件，其本身没有真实性。其次，其它证据也不能证明上诉人与李兆宽签订了《耕地转割协议书》，主要理由有：1、没有证据证明时间为2015年12月18日的《人民调解笔录》是吉水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制作的。调解笔录来源不明，制作主体不明。调解笔录没有真实性和合法性，是无效的，因此，不能以该笔录记录的内容认定上诉人与李兆宽签订了《耕地转让协议书》。2、时间为2019年7月25日的《证明》（经办人赖徐）不能证明签有李维平姓名的《人民调解笔录》是吉水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制作的。因为，《人民调解笔录》既然是吉水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制作的，该笔录的调查人、记录人应该是吉水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人员，应该有主持调解的调解人员的签名和记录调解内容的调解人员的签名，但是，这些必备的事项都没有。相反，在调解笔录上，签名为李维平的人，既是调解员又是被调查人，这也就充分说明《人民调解笔录》不是吉水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制作的，该《证明》（经办人赖徐）也是无效的。3、一审判决将李维海个人的陈述作为白石村民小组的证据是错误的，而且，一审法院依职权向白石村民小组现任组长李维海所做的两份《调查笔录》也不能证明上诉人与李兆宽签订有《耕地转割协议书》。主要理由是：(1)《调查笔录》所记录的内容仅仅是李维海个人的陈述，不能代表白石村民小组。(2)李维海在《调查笔录》中陈述的内容没有其他证据加以证明。(3)李维海在《调查笔录》中陈述的内容与白石村原第一生产队长李珠宽代表白石村于2016年10月8日出具的《证明》存在矛盾。李珠宽在1999年时认白石村第一生产队队长，其代表白石村民小组证明涉案土地是被上诉人交回村里后，因上诉人妻子陈日秀嫁到白石村后没有承包地，由白石村民小组重新发包的，不是李兆宽转给上诉人家庭的。相比于李维海的个人证明，李珠宽的证明代表的是白石村民小组对事实的陈述，该证明更具真实性。一审判决将李维海个人的陈述作为白石村民小组提供的证据和意见是错误的（见一审判决在第12页载明“本院向白石村民小组调查，其确认涉案土地是发包给李兆宽一家耕种，村民小组在1999年没有重新调整和部分调整过土地”)，而且，在对同一事实的证明出现截然相反的情况下，一审判决不采信李珠宽代表白石村出具的《证明》，反而采信李维海个人出具的证据或者陈述，显然是不公正的，不客观的。第三，从《耕地转割协议书》（复印件）落款签名看，转割人是李兆宽，承耕人是李维平，公证人是刘启裕。一审判决既然认为上诉与李兆宽在1999年签订了《耕地转割协议书》，那就必须证明该协议书是李兆宽所签，由刘启裕作为公证人进行公证，但是，现有证据中没有证据证明该协议书落款处的转割人李兆宽是李兆宽本人的签名，也没有证据证明该协议书落款处的公证人刘启裕是刘启裕本人所签。二、一审判决对白石村民小组将涉案土地发包给上诉人（上诉人的妻子陈日秀是实际承包经营人）的事实不予认定没有事实根据。首先，一审判决认为白石村民小组在1994年后没有对承包土地进行重新调整和部分调整没有事实根据。关于涉案土地是否由白石村民小组发包给上诉人（实际承包人是上诉人妻子陈日秀，下同）的问题，白石村原第一生产队长李珠宽代表白石村于2016年10月8日出具的《证明》，证明涉案土地是在被上诉人交回村里后，因上诉人妻子陈日秀嫁到白石村后没有承包地，而由白石村重新发包的。这一证据能够证明白石村在1999年部分调整土地的事实。如前所述，一审判决将李维海个人的证明作为白石村民小组的证明进而认定白石村民小组没有调整土地是错误的。其次，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涉案土地是白石村民小组发包给上诉人，己由上诉人实际承包经营。1、白石村原第一生产队长李珠宽代表白石村出具的《证明》。李珠宽在1999年时任白石村第一生产队长，该《证明》证明涉案土地是在被上诉人交回白石村后，白石村发包给上诉人的。2、《2008年种粮综合直补资金发放公示》显示，涉案土地的种粮综合直补资金是发放给上诉人的，由上诉人领取。证明上诉人是涉案土地的承包人。3、户名为李维平，账号800***********242的在廉江市**信用合作联社吉水信用社的存款存折显示，政府发放的耕地补由上诉人领取，证明上诉人是涉案土地的承包人。4、上诉人已在涉案土地建设房屋和栽种名贵树木，证明涉案土地自1999年以来，一直由上诉人占用使用。白石村民小组和村民没有异议。三、涉案土地的实际承包人是上诉人的妻子陈日秀，一审判决未追加陈日秀作为被告或者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要求将实际上由陈日秀承包的土地返还给被上诉人，剥夺了陈日秀的权利。上诉人原是白石村民小组的成员，户口在1994年后由农转非。上诉人与妻子陈日秀在1998年结婚时，陈日秀是从廉江市******嫁到廉江市******的。虽然，陈日秀在2001年将户口迁入白石村民小组，但在1998年与上诉人在白石村民小组结婚时起，陈日秀已经是白石村民小组的成员。因妻子陈日秀在原籍没有分到承包地，在白石村民小组1999年临时调整承包地时，上诉人就向白石村民小组提出承包申请，白石村民小组将涉案土地发包给上诉人家庭的，因此，上诉人的妻子陈日秀是涉案土地的实际承包人。四、一审判决错误认定事实，错误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见一审判决书第15页第一段）。如前所述，在本案中，涉案土地的实际承包经营人是上诉人的妻子陈日秀，在1999年，陈日秀己是白石村民小组的成员。白石村民小组将土地发包给陈日秀不属于发包给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个人。因此，本案不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五、在李兆宽病故后，本案应终止审理。一审判决认为被上诉人李维寿、李维良具有本案原告资格没有事实根据。主要理由有：1、没有证据证明李维寿、李维良与李兆宽是父子关系。一审判决在第10页载明“李维寿、李维良在重审过程中为证明其原告主体资格，向本院提交了身份证、常住人口登记卡及吉水镇派出所开具的《证明》，证明李兆宽与其二人是父子关系”，但是，一审法院未向上诉人送交李维寿、李维良的常住人口登记卡和吉水镇派出所开具的《证明》，至今，上诉人也未见到所谓的“常住人口登记卡”和“证明”。2、没有证据证明李维寿和李维良在1999年之前也是涉案土地的承包人。3、在白石村民小组，被上诉人李维寿、李维良作为独立的农户己经分别承包了土地，不是涉案土地的共同承包人。六、一审判决追加白石村民小组作为第三人（见一审判决书第13页第四段）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的追加理由是不能成立的，在本案，被上诉人的诉请是要求上诉人返还涉案土地，争议是被上诉人与上诉人是否签订《耕地转割协议书》，可见，白石村民小组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争议的标的既没有独立的请求权，案件处理结果也与其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没有签订《耕地转割协议书》，涉案土地不是被上诉人转让或者转包的，而是白石村民小组发包的，涉案土地的实际承包人是上诉人的妻子。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涉案土地的代耕关系，要求上诉人返还涉案土地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应予以撤销。被上诉人李维寿、李维良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确认《耕地转割协议书》的真实性依据充分，与本案的其他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1.李维平在吉水镇人民调解委员会2015年12月18日对李维平制作的《人民调解笔录》中确认《耕地转割协议书》的真实性，而李维平在重审时又作出附加限制的自认，即承认《人民调解笔录》系其本人签字捺印，但该笔录是工作人员事先准备好让其签字捺印，其没有看清笔录的内容。根据民事诉讼的证据规则，附加限制的自认必须有证据证明自己所加的限制，否则后果与纯粹的自认相同。本案中，李维平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所加的限制，应视为其对《人民调解笔录》真实性、合法性的确认。同时，吉水镇人民调解委员会于2019年7月25日出具的《证明》亦确认《人民调解笔录》的真实性和合法性。2.为再次确认《耕地转割协议书》、《人民调解笔录》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一审法院在一审中追加白石村民小组为第三人，并制作两份《调查笔录》，及调取当时的分田的《工作日记》，以上不同时期形成、不同主体作出的证据内容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证明《耕地转割协议书》、《人民调解笔录》真实无疑。李维平提出的证据瑕疵问题、证据证明力等问题一审法院均已在一审判决中予以分析说明，李维平在二审中没有提出新证据足以推翻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其上诉应予驳回。二、李维平及其妻子对涉案土地均不具有合法有效的承包土地经营权。对于李维平关于涉案土地系白石村民小组收回后于1999重新调整给其经营的主张，从证据层面来讲，1.李维平与白石村民小组并无合法有效的，经法定程序形成的土地承包经营合同；2.李维平提供的唯一可直接证明其以上主张由李珠宽出具的《证明》，已被我方提供白石村民小组、白石村委于2017年1月4日分别出具的《证明》予以推翻，且该案被发回重审以后一审法院依职权作出的《调查笔录》及调取的《工作日记》也否认了李维平的上述主张。3.李维平提供的领取种粮补贴的相关材料、涉案土地现状照片、收据等均能与《耕地转割协议书》内容相互印证，不存在矛盾。从逻辑层面来讲，李维平于1994年的户口已经迁出白石村，不具有白石村小组成员资格，而其妻子系2001年才将户口迁入白石村，即便白石村小组于1999年重新发包涉案土地，李维平与其妻子也无权承包涉案土地。三、关于李维平妻子陈日秀是否应作为本案的被告或者第三人的问题。本案诉争的纠纷系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纠纷，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被答辩人作为《耕地转割协议书》的合同当事人，是本案的适格主体。从实体权利的角度，李维平才是与答辩人关于涉案土地经营权发生争议的权利人。李维平妻子与李维平系1998年结婚，李维平系在1999年与陈日秀夫妻存续期间和李兆宽签订《耕地转割协议书》的，本案审理期间两人依然是夫妻关系，家庭联产承包制本质上是以家庭为单位，即李维平与陈日秀在权利上是一体，故本案一审没有追加陈日秀作为被告或者第三人并无不妥。四、关于李维寿、李维良诉讼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根据白石村民小组分田的《工作日记》及白石村民小组组长李维海的《调查笔录》可知，涉案的土地是白石村民小组发包给李兆宽（已故）一家耕种的，包括李维寿、李维良。故李维寿、李维良对涉案土地具有合法的承包权，具有诉讼主体资格。李维平主张李维寿、李维良作为独立的农户分别承包了土地与事实不符，涉案土地是李维寿、李维良在白石村唯一的土地。五、关于一审应否追加白石村小组作为本案第三人的问题。本案中，被答辩人提供的两份《证明》与答辩人提供的两份《证明》的内容存在矛盾，为查清案件的事实及确认涉案土地的实际发包情况，一审法院依职权追加白石村小组作为第三人符合法律规定和实际需要。原审第三人廉江市*********民小组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未提交书面答辩。李维寿、李维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解除我方与李维平于1999年签订的《耕地转割协议书》；2、判令李维平返还2.3亩的耕地给我方经营。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涉案争议土地位于廉江市**********边，面积约2.3亩，所有权属于第三人白石村民小组。在白石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白石村民小组发包给李兆宽一家（包括李兆宽的母亲、李兆宽夫妻、李维寿、李维良，按4.5人算）经营。后李兆宽因觉得要缴交的公购粮任务重，将涉案土地私自转让给被告李维平经营，双方于1999年签订《耕地转割协议书》，约定“现李兆宽的村边田贰亩三分地今种有果树转割给李维平耕种。自一九九九年起李兆宽二人的公购粮由李维平负责缴交，以后耕地上的果树永远属李维平管理。以上协议不得以任何理由反悔。特立此据为证。转割人：李兆宽承耕人：李维平公证人：刘啟裕”。白石村民小组在1994年后没有对承包土地进行重新调整和部分调整。1999年后，涉案2.3亩土地的公购粮由李维平缴交，种粮综合直补资金也由李维平领取。李维平于1999年在涉案土地上建房，并因此受到廉江市吉水镇土地管理所的罚款处理。李兆宽的三个儿子认为李维平改变土地性质长期占用争议土地，曾向吉水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反映处理，吉水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经调解无果，于2016年1月21日作出吉调终字（2016）第001号《人民调解终结书》。后李兆宽于2016年9月26日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处理。李维平原是白石村民小组的成员，在1994年参加工作后户口由农转非，其与陈日秀于1998年4月10登记结婚，婚后于陈日秀于1998年5月15日生育儿子李均铁，陈日秀于2001年3月将户口迁入白石村民小组。另外，在重审过程中，李维寿、李维良认为其是涉案土地的共同承包人，申请作为共同原告参加诉讼，诉讼请求与原审原告李兆宽一致。本院依其二人的申请，经审查后追加李维寿、李维良为共同原告。又因涉案土地属于白石村民小组的集体土地，为查清案件事实，一审法院依职权追加白石村民小组为第三人。在重审过程中，李兆宽于2020年3月11日死亡，一审法院于2020年3月31日终结李兆宽的诉讼。李兆宽的母亲、妻子均在本案诉讼前已经死亡。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纠纷。根据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问题如下：一、关于李维寿、李维良的原告主体资格问题。李兆宽与李维寿、李维良是父子关系。李维寿、李维良主张涉案2.3亩土地原由李兆宽的母亲、李兆宽夫妻、李维寿、李维良按4.5人份承包，发包人即第三人白石村民小组对此予以承认，因此，本院予以确认。现李兆宽的母亲、李兆宽夫妻均已死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的解释》第三条“承包合同纠纷，以发包人和承包人为当事人。前款所称承包方是指以家庭承包方式承包本集体经济组织农村土地的农户，以及以其他方式承包农村土地的单位或者个人。”的规定，李维寿、李维良作为涉案土地的承包人，是适格的原告。二、李兆宽与李维平签订的《耕地转割协议书》是否有效的问题。李兆宽因要缴交的公购粮任务重，私自与被告李维平签订《耕地转割协议书》，将涉案土地转让给李维平经营，未经土地发包人白石村民小组的同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包、出租、互换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的，应当报发包方备案。”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承包方未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让方式流转其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合同无效。但发包方无法定理由不同意或者拖延表态的除外。”的规定，李兆宽与李维平签订的《耕地转割协议书》无效，李兆宽与李维平之间只成立代耕关系。三、关于涉案土地是否白石村民小组收回后重新发包给李维平经营的问题。李维平主张涉案土地是白石村民小组收回后于1999年重新调整发包给其经营的，但是李维平的户口在1994年后由农转非，其妻子的户口于2001年3月才迁入白石村民小组，其儿子是城镇户口，即李维平一家在1999年时均不是白石村民小组的成员，其未能提供证据证明白石村民小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发包方将农村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应当事先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的规定将涉案土地发包给其经营，且第三人白石村民小组否认其小组在1994年以后重新调整和部分调整过土地，因此，一审法院对李维平该项主张不予采信。四、关于李维寿、李维良请求李维平返还涉案2.3亩土地给其经营的问题。李兆宽与李维平签订的《耕地转割协议书》无效，无效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规定,李维寿、李维良请求李维平返还其因《耕地转割协议书》代耕的2.3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有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判决：一、限李维平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一个月内将现在代耕的廉江市******民小组的2.3亩土地返还给李维寿、李维良经营。二、驳回李维寿、李维良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617元，由李维平负担。二审期间，李维平提供了《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结果证明》，拟证明李维平在城镇没有任何住房，案涉土地上的房屋系李维平一家的唯一住房，1999年以来一家人一直在该房屋居住，若本案判决返还涉案土地，而李维平一家又没有分到其他土地的情况下，李维平一家的居住权将被剥夺，一家人将面临严竣的生存问题。对李维平提供的《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结果证明》，李维寿、李维良提出质证意见：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李维平在廉江市吉水镇有住房，唯一住房不是事实，且唯一住房并不影响涉案土地的返还。对李维平提供的《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结果证明》，本院认为，其与本案无关联性，并不影响本案的实体处理，本院不予采纳。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审法院认定李维平与李维寿、李维良间系土地代耕关系，并判决李维平返还涉案土地给李维寿、李维良经营是否正确。1、李兆宽与李维平签订的《耕地转割协议书》性质、效力问题及涉案土地是否经白石村民小组收回后重新发包给李维平经营的问题。首先，从《耕地转割协议书》的内容及2015年12月18日人民调解笔录中李维平、李维龙、李维良、李维寿的陈述来看，再结合李维平与李兆宽签订《耕地转割协议书》时李维平已农转非不再具备白石村成员资格的实际情况，可认定《耕地转割协议书》的性质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李兆宽与李维平之间属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的转让关系。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的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必须经发包方即白石村民小组的同意，否则该转让无效。廉江市吉水镇人民调解委员会于2016年1月21日出具的吉调终字（2016）第001号人民调解终结书、廉江市******民委员会、廉江市*************民小组分别于2017年1月4日出具的证明，均载明李兆宽与李维平签订《耕地转割协议书》并将涉案土地交由李维平耕种未取得白石村民小组同意。虽然与廉江市*********民小组于2016年10月8日、白石村民委员会于2016年10月13日出具的证明中载明的内容有冲突，但综观上述证据的证明力，本院认定廉江市吉水镇人民调解委员会于2016年1月21日出具的吉调终字（2016）第001号人民调解终结书的证明力大于廉江市*********民小组于2016年10月8日、白石村民委员会于2016年10月13日出具的证明。因此，本院认定李兆宽与李维平签订《耕地转割协议书》并将涉案土地交由李维平耕种未取得白石村民小组同意，李兆宽与李维平签订《耕地转割协议书》无效。一审判决认定李兆宽与李维平签订的《耕地转割协议书》无效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再次，涉案土地应以家庭联产承包的方式进行承包经营，承包方只能是本村内部的农户，其他村的农户、本村以外的单位和个人都不能作为承包方，只能通过依法流转，从承包方手中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白石村民委员会、白石村民小组于2016年、2017年出具的证明中关于是否将涉案土地重新发包给李维平的问题相互冲突，但白石村民委员会、白石村民小组于2016年出具的证明载明的是“于1999年重新发包那2.3亩耕地给李维平一家耕作”,而李维平及其妻子陈日秀（注：陈日秀于2001年3月将户口迁入白石村民小组）在1999年均未具备白石村民小组成员资格，并不享有白石村民小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利，也就是说，李维平及其妻子陈日秀在1999年都不能作为涉案土地的承包方，将土地发包给非本村成员既不合法也不符合湛江本地农村实际及日常生活法则。并且白石村民委员会、白石村民小组分别于2017年1月4日出具的证明中均有载明“李兆宽从来没有把该耕地交回给村民小组，村民小组没有发包给李维平，更不存在召开村民会议该2.3亩发包给李维平一事”，白石村民委员会的证明上有5个村委会干部签名并按指模予以证实，白石村民小组的证明上有近20个村民签名并按指模予以证实，可信度高；此外李维海作为白石村民小组的村长，其系白石村民小组的法定代表人，其陈述其小组在1994年以后未重新调整和部分调整过土地，其陈述与白石村民小组于2017年1月4日出具的证明中的内容相吻合。综上，通过对上述证据证明力的有无及证明力的大小进行判断，本院对白石村民委员会、白石村民小组于2016年出具的证明中关于“于1999年重新发包那2.3亩耕地给李维平一家耕作”不予采纳，李维平所提交的上述证明并不能证实其所主张的待证事项，李维平提出白石村民小组将涉案土地收回重新发包给李维平、其妻子陈日秀是涉案土地的实际承包人等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本院认定白石村民小组并未将涉案土地收回后重新发包给李维平经营。2、李维寿、李维良及陈日秀、白石村民小组是否具备本案诉讼主体资格问题。本案涉案土地系以家庭承包方式承包本村土地所取得，这种承包是以农户家庭为单位、不是以农民个人为单位进行的承包，承包人系以李兆宽为主的家庭，包括李兆宽的母亲、李兆宽夫妻、李维寿、李维良等家庭成员，因此，作为承包人的李维寿、李维良具备本案诉讼主体资格。至于李维平提出应追加陈日秀作为本案共同被告参加诉讼的主张，本院认为，本案系因李兆宽与李维平签订的《耕地转割协议书》并将涉案土地交由李维平耕种而引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纠纷，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陈日秀并不是合同的相对方，陈日秀并不具备参加诉讼的主体资格，一审法院未追加陈日秀参加诉讼并无不当，本院对李维平该主张不予支持。至于李维平提出一审判决追加白石村民小组作为第三人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的主张，本院认为，涉案土地的所有权归白石村民小组所有，其系涉案土地的发包方，其与案件的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一审法院追加白石村民小组正确，本院对李维平该主张不予支持。3、李维平提出涉案土地上所建房屋系其唯一住房，对其此主张，本院认为，涉案土地上所建房屋是否其唯一住房，与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是否有效没有关联性，也不能成为其取得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依据和理由，并且李维平未经办理相关审批手续，擅自改变本系农用地的涉案土地的用途，在涉案土地上建设房屋，已违反了国家土地管理及农村房屋建设的相关规定，对其违法行为亦不应获得认同和支持。由于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无效，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判决李维平返还涉案土地给李维寿、李维良经营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上诉人李维平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实体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17元，由上诉人李维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吴春鸿审 判 员 陈志清审 判 员 杨伟玲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麦国艳书 记 员 沈小莉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