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3民再83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杨乐乐，男，1985年2月21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张巧丽，女，1988年4月16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二申请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景亮，河南航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刘共平，男，1962年8月11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耿丙江，男，汉族，1963年6月15日出生，住河南省新安县，洛阳法律研究会推荐。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杨志杰，男，1982年8月11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宜阳县。再审申请人杨乐乐、张巧丽与被申请人刘共平及一审被告杨志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杨乐乐、张巧丽不服本院（2017）豫03民终11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20年5月18日作出(2020)豫03民申344号民事裁定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杨乐乐及其与再审申请人张巧丽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景亮，被申请人刘共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耿丙江到庭参加诉讼,一审被告杨志杰经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乐乐、张巧丽申请再审称，1.撤销洛阳中院作出的（2017）豫03民终1123号民事判决；2.依法查明事实后改判杨乐乐、张巧丽偿还刘共平借款本金57万元及利息，利息按月息2%计算自2015年12月17日起计算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其他请求不应当支持。事实和理由：原审法院认定案件事实错误。2015年间杨乐乐、张巧丽与刘共平之间借款本金为87万元，该87万元本金共分2笔，分别是2015年5月17日37万元、2015年6月5日50万元。2015年12月8日，杨乐乐、张巧丽向刘共平偿还借款本金30万元，截止本案诉讼前，杨乐乐、张巧丽共欠刘共平本金57万元。1.2015年5月17日借款人杨乐乐、张巧丽向刘共平出具《借条》一张，载明借到刘共平现金40万元，刘共平于当日向张巧丽转款37万元。根据《合同法》第二百条规定：“借款的利息不得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的，应当按照实际借款数额返还借款并计算利息。”故该笔借款本金应当依法认定为37万元。该《借条》中并未约定利息，根据《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所以原审法院判决自2015年5月17日起支付利息是错误的。2.一审法院对2015年12月17日杨乐乐、张巧丽向刘共平出具的借条性质认定错误，该笔10万元借款是5月17日40万元借款的延续。2015年12月8日杨乐乐、张巧丽通过银行转账向刘共平偿还借款30万元，后杨乐乐从刘共平处取回原40万元借条，对剩余未偿还的10万元重新向刘共平出具新的借条，并载明日期为12月17日。原一、二审中刘共平主张2015年12月8日杨乐乐、张巧丽通过银行转账向刘共平偿还的30万元，是用于偿还2015年2月8日的借款，无任何证据证实。若刘共平该主张真实，应当出具2015年2月8日向杨乐乐借款30万元的转账证明，以证实自己的主张。而一、二审法院在无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仅凭刘共平单方陈述就否定杨乐乐、张巧丽30万元银行转账凭证，严重违反了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证据规则。通过刘共平借款给杨乐乐的交易习惯（均出具有借条及转账凭证）可以看出，刘共平不可能在2015年2月8日将30万元现金交付杨乐乐，刘共平关于2015年2月8日曾借款给杨乐乐30万元是虚假陈述。2015年12月8日杨乐乐、张巧丽通过银行转账向刘共平系偿还本案40万元借条中的30万元，该笔转账无论从转账时间和转账金额都在该40万借款的合理范围之内。综上，12月17日借条是对5月17日40万元借条的延续。正是因为杨乐乐偿还了30万元本金，才又出具了10万元借条，而刘共平的主张该30万元还款是案外的另一笔借款关系，无任何证据证实，依法不应当认定。截止2015年12月8日，杨乐乐、张巧丽共欠刘共平借款本金57万元。综上，杨乐乐、张巧丽认为原一、二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在刘共平无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认定本案中还款30万元系案外其他借款关系的事实错误。刘共平辩称，一、借款数额为1077500元，有借款凭证、录音资料为证。二、刘共平2015年取现金50万元备用（申请人提前预约），于2月8日出借，至12月8日偿还，计10个月，依双方平时利率，30万元每月7500元，10个月共计7500元。当时申请人转账转了36万多，转账时说“真的没钱了，连零钱都给你了。”刘共平就认了，没有较真。三、现欠57万元与事实不符。一是一审时申请人自认借款数额为100万元，即使如申请人所述还了30万元，仍欠70万元，没有57万之说。如果40万元履行完毕，怎会再打10万元的借条，岂不矛盾，充分说明30万元与本案所诉数额无关。四、借据40万元仍在刘共平手中，不能认定申请人偿还了，且鉴定结论已否认申请人所持借据的真实性。五、75000元应予以认定。刘共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杨乐乐、张巧丽、杨志杰立即偿还借款1077500元及约定利息；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杨乐乐、张巧丽、杨志杰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杨乐乐、张巧丽系夫妻关系。2015年5月17日，杨乐乐、张巧丽向刘共平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到刘共平现金40万元，借款人杨乐乐、张巧丽，担保人杨志杰均在借条上签名。同日，刘共平通过河南省农村信用社向张巧丽账户转款37万元。2015年6月5日，杨乐乐、张巧丽向刘共平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到刘共平现金50万元整，月利率按2.5分计算，借款人杨乐乐、张巧丽，担保人杨志杰在借条上签名。同年6月9日，刘共平通过妻子胡向红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向张巧丽转款502500元。2015年12月17日，杨乐乐、张巧丽向刘共平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到刘共平现金10万元，月利息2.5%，借款人杨乐乐、张巧丽，担保人杨志杰在借条上签名。后因杨乐乐、张巧丽、杨志杰未及时偿还借款，刘共平于2016年3月起诉来院。一审法院另查明，一、庭审时，杨乐乐向法庭提交金额为368726元的转款凭证，称已偿还刘共平借款368726元，2015年5月17日的借款40万元已履行完毕，并提交2015年5月17日的借条一份，该借条上的内容及签名均与刘共平向法庭提交的2015年5月17日的借条一致，并另载明“利息2分5厘/月。杨乐乐”，借条中共计两个“杨乐乐”的部位，分别加盖有一枚红色的指印。杨乐乐称自己持有的这一份借条为原件，系杨乐乐偿还刘共平借款40万元（含上述368726元）后，刘共平向其返还的借条原件。刘共平对此不予认可，表示该笔借款杨乐乐、张巧丽、杨志杰没有偿还，故不可能将原件退给杨乐乐。该院根据杨乐乐的申请依法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该两份借条的形成方式进行司法鉴定，该鉴定中心于2016年9月9日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意见为：刘共平向法庭提交的借条上内容字迹均为黑色墨水签字笔直接书写形成，杨乐乐提交的借条上与刘共平提交的借条上内容一致的部分为复印形成，“利息2分5厘/月。杨乐乐”字迹为黑色墨水签字笔直接书写形成，两枚指印均为手指蘸红色印油直接捺印形成。二、庭审时，杨乐乐称刘共平提交的证据中借条上的金额与转账金额不一致。对此，刘共平称：2015年5月17日，杨乐乐向其借款40万元，其通过转账方式支付给张巧丽37万元，又支付现金3万元；2015年6月5日，杨乐乐向其借款50万元，因为杨乐乐说没有零钱用，刘共平向其转款时就多转了2500元。刘共平另称，2015年12月17日借给杨乐乐的10万元系现金支付。三、本案审理过程中，刘共平称，除上述三张借条上载明的款项外，杨乐乐另于2015年10月9日向其借款7.5万元，当时杨乐乐到刘共平家里要向其借款10万元，因为没有那么多，刘共平就只借给杨乐乐75000元，但是没有出具借条。庭审时，刘共平提交其与杨乐乐的电话录音资料一份，杨乐乐不予认可。四、刘共平、杨乐乐、张巧丽、杨志杰共同确认双方约定的借款利率均为月利率2.5%。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刘共平称杨乐乐、张巧丽由杨志杰担保向其借款1077500元，其向法庭提供了相应的借条及转款凭证，其中2015年5月17日的借条上约定的借款金额为40万元，银行转款凭证显示实际转款37万元，刘共平称另支付现金3万元，杨乐乐未提出异议，故该院认定该笔借款本金为40万元。刘共平提交的2015年6月5日的借条上约定的借款金额为50万元，其妻子胡向红于2015年6月9日向张巧丽转款时实际支付的金额为502500元，刘共平称当时杨乐乐说没有零钱用就多给其转了2500元，庭审时杨乐乐并未提出异议，故该笔借款金额应认定为502500元。刘共平称于2015年10月9日借给杨乐乐现金7.5万元，没有相应的借条及转款凭证为证，且其提交的电话录音资料不能明确证明该7.5万元借款的存在，该院对此不予支持，如双方确有关于该7.5万元的借款关系，可在取得相应证据后另行起诉，双方如有其他经济纠纷，可持相应证据另行主张权利。因此，刘共平向杨乐乐、张巧丽出借的借款本金应为40万元、502500元、10万元，共计1002500元。庭审时双方明确认可借款时约定的利息为月利率2.5%，超出法律规定的年利率24%即月利率2%，超出部分，该院不予支持。杨志杰作为担保人在借条上签名，双方对担保方式约定不明，应视为连带责任保证，双方未约定还款期限，杨志杰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应自刘共平要求杨乐乐、张巧丽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因此，杨志杰应对杨乐乐、张巧丽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杨志杰向刘共平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杨乐乐、张巧丽追偿。杨乐乐关于已偿还借款的答辩意见，因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该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判决：一、杨乐乐、张巧丽于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偿还刘共平借款1002500元；二、杨乐乐、张巧丽于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支付刘共平借款40万元的利息（按月利率2%计算，自2015年5月17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三、杨乐乐、张巧丽于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支付刘共平借款502500元的利息（按月利率2%计算，自2015年6月9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四、杨乐乐、张巧丽于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支付刘共平借款10万元的利息（按月利率2%计算，自2015年12月17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五、杨志杰对上述一至四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六、驳回刘共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杨乐乐、张巧丽、杨志杰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4490元、保全费5000元，均由杨乐乐、张巧丽负担。杨乐乐、张巧丽、刘共平、杨志杰均不服一审判决，杨乐乐、张巧丽、杨志杰共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2、诉讼费由刘共平承担。刘共平上诉请求：1、请求支持2015年10月9日刘共平借给杨乐乐、张巧丽的7.5万元；2、改判一审判决第二、三、四项的利息（应按月利率2%计算，从借款之日起至实际交付完毕）；3、案件上诉费由杨乐乐、张巧丽、杨志杰承担。二审法院认定事实：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法院认为，刘共平起诉杨乐乐、张巧丽、杨志杰，其持有的证据是2015年5月17日40万元、6月5日50万元、12月17日10万元的借条原件，同时，刘共平也分别举证说明了上述款项的出借方式，一审法院据此事实认定刘共平与杨乐乐、张巧丽、杨志杰之间存在1002500元的债权债务关系，合理合法，对其真实性二审法院予以确认。对于刘共平上诉称的杨乐乐还向其借款7.5万元的问题，二审法院认为，基于刘共平与杨乐乐之间借款的习惯，不存在杨乐乐借款不向刘共平出具借据的情况。一审录音中，杨乐乐并未直接承认还欠刘共平7.5万元，因此，刘共平该上诉理由与实无据，不予采信。对于杨乐乐、张巧丽、杨志杰上诉称的，刘共平的40万元借款，实际仅出借了37万元，另外3万元属于预先扣除的利息，该40万元也已经偿还完毕，另外的10万元借款并未实际发生的观点。二审法院认为，杨乐乐、张巧丽、杨志杰均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刘共平没有按照借条数额向其出借款项，该三人是不会向刘共平出具借条的。对于40万元，杨乐乐虽然也提供了一张“借条”，用来反驳刘共平的诉求，但因该张“借条”是在原借条复印件上添加内容而产生，借条原件仍在刘共平手中，一审法院基于该事实没有采信杨乐乐的观点。二审法院认为，一审法院该认定观点符合客观实际情况，因为从证据优势上看，刘共平持有的是真借条，而杨乐乐持有的是变造的借条；从事实上看，假如杨乐乐向刘共平还钱，刘共平不可能再持有这张借条。因此，杨乐乐、张巧丽、杨志杰该上诉观点与实相悖，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刘共平、杨乐乐、张巧丽、杨志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490元，由刘共平负担1675元，由杨乐乐、张巧丽、杨志杰共同负担12816元（该上诉费杨乐乐申请缓缴至执行时，待执行时由该三人一并缴纳）。本院经再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基本事实一致。另查明：申请人在一审中的答辩意见为：“向原告借款100万元，已经偿还了40万元，尚欠60万元，已偿还的40万元借条被告已经收回。”在庭审中法官询问申请人是否还过借款本金及利息，申请人称“还款40万元本金，其中转账368726元，利息没有还过。”申请人在上诉状中称“首先40万元借款，刘共平只转37万元，其余3万元是作为利息扣除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纠纷的规定，法院只能认定借款37万元。其次，该37万元贷款，上诉人已经以转账的方式还给了刘共平，当时刘共平退还给上诉人的原件就是进行鉴定的材料，这份材料关于利息和指印就是原件。其三，10万元借款并没有转给上诉人，当时上诉人还没还刘共平的借款利息，他并没有将这10万元借款支付给上诉人，而是作为利息抵了。”另查明，刘共平一审中提供的其与杨乐乐之间的通话录音内容显示，除本案所涉借款外，双方之前还存在其他经济往来。刘共平再审中提供的转款凭证显示其曾于2013年10月27日向张巧丽转款196000元。申请人提供了刘共平作为原告的三起民间借贷纠纷判决书以及刘共平作为代理人参与诉讼的三起民间借贷纠纷判决书，欲证明刘共平系职业放贷人。本院再审认为，关于案涉借款金额问题。刘共平一审中提交了三张借条，证明其出借金额为100万元。申请人在一审答辩时明确表示其向刘共平借款100万元，只是主张其已偿还了40万元。因此，申请人主张双方借款金额只有87万元，本院不予采信。关于案涉40万元借款偿还情况。申请人先是在一审中称40万元已偿还，依据为2015年12月8日30万元的转款凭证及之前支付68276元的转款凭证，其表示在还清款项后将借条收回，并向法庭提交了40万元借款的借条。但经鉴定，刘共平所持有的40万元借条系原件，申请人所提交借条的内容系复印形成。此外，在双方当事人均认可借款利息为月息2.5分的情况下，申请人仅向刘共平转款368726元，就称40万元借款已清偿，明显不合常理。申请人二审中表示40万元只转37万元，其已经以转账的方式还给了刘共平，当时刘共平退还给其的原件就是进行鉴定的借条。如前所述，其理由同样不能立。申请人再审中却称40万元借款其于2015年12月8日偿还30万元后，就剩余未偿还的10万元重新出具了借条。申请人再审中的陈述与之前一审、二审中所述40万元借款已清偿完毕，明显不一致。且按照申请人再审中的说法，其又未能对30万元之外的转款予以合理解释，因申请人一审中明确表示其未支付过案涉借款利息。关于2015年12月17日的10万元借条。申请人先是在一审中认可该借条，因刘共平一审中共提交了包含该借条在内的三张借条，证明其出借金额为100万元，申请人在一审答辩时明确表示其向刘共平借款100万元。之后在申请人在上诉状中又称该10万借条系其欠刘共平的借款利息而形成。申请人在再审中却称该10万元借条系40万元借款偿还30万元后就剩余10万元重新出具的借条。对同一张借条，申请人在一审、二审、再审中发表截然不同的意见。本院认为，40万元借款是否偿还以及10万元借条的形成，均属于双方借贷过程中的重大事项，因何出具借条、借款是否偿还申请人应清楚知晓，但申请人对此重大事项在一审、二审、再审中说法不一，且相互矛盾，有违诚信原则，证明其所述内容不实。此外，刘共平一审中提供的通话录音可以佐证刘共平与杨乐乐之间除本案所涉借款外，还存在其他经济往来，刘共平再审中提交的转款凭证显示其曾于2013年10月27日向张巧丽转款196000元，也印证了除案涉借款外双方还有其他经济往来。因此，申请人称2015年12月8日的30万元系偿还本案的借款，本院不予采信。此外，申请人称刘共平属于职业放贷人，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刘共平属于职业放贷人，故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杨乐乐、张巧丽的再审请求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维持本院（2017）豫03民终1123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国欣审判员  焦丽娟审判员  李青青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刘润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