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5民终127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亚美房地产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渝中区嘉陵江滨江路**圣地大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32029397101。法定代表人：孔海东，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一粟，北京市聚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肖龙，男，汉族，1976年8月15日出生，住重庆市南岸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向英，重庆互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潘琼，男，汉族，1965年5月6日出生，住重庆市渝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丁胜，重庆互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潘满琴，女，汉族，1952年1月17日出生，住重庆市渝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丁胜，重庆互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重庆亚美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美公司）与被上诉人肖龙、原审第三人潘满琴、潘琼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2016)渝0108民初75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重庆亚美房地产有限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2016)渝0108民初7509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原审原告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事实认定不清，应当予以纠正。1、不存在借款80万元的事实。被上诉人提供的1999年被上诉人与重庆亚美经济技术协作公司签署的《房屋抵款协议》存在重大瑕疵。(1)1999年的重庆亚美经济技术协作公司的股东是本案的原审第三人潘满琴和潘琼。潘琼是当时重庆亚美经济技术协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该两位第三人正是本案被上诉人肖龙的近亲属，其分别是姨妈和舅舅。被上诉人和原审第三人之间的任何约定都存在重大利害关系的瑕疵，其真实性存在重大缺陷。原审法院却以原审第三人潘琼、潘满琴的陈述意见构成自认为由，认定被上诉人向重庆亚美经济技术协作公司出借80万元借款的事实。(2)被上诉人未提供过任何双方之间的借款凭证。首先，被上诉人在1999年刚满22岁。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其不可能有80万元的存款。所以从资金来源上看，该80万元的现金就是存疑的。其次，被上诉人没有任何借款凭证，仅仅以现金方式分批支付搪塞。被上诉人在庭审过程中未提供任何借款凭证，也未向原审法院明示过。任何明确的借款时间、借款次数、资金给付地点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及最高院的相关司法解释、意见均明确规定：借款纠纷绝不能仅仅以一份借款协议就确定借款的事实。更何况还是一份协议双方存在重大亲属利害关系而签订的文件。再次，既然被上诉人在庭审中明确表示是以现金方式支付给第三人的。那么被上诉人亦应向法院明示其在哪个银行以及哪个营业部提款的，以及其资金流水情况的银行凭据。从常理角度考虑，被上诉人不可能长时间的、多次持有大量数额的现金，所以其取得现金必然会有银行的凭证或者有大于或者等于本案纠纷的80万元资金取现流水。借款纠纷案件，理应由主张债权方提供借款协议、资金往来凭证等证据材料证明债权债务关系的存在。而本案原审法院却以第三人自认为由认定借款事实的存在，明显案件事实认定不清，理应予以纠正。2、诉争的拆迁安置房根本就不存在，因此《房屋抵款协议》不可能实际履行。(1)被上诉人诉争的所谓安置房根本没有存在过。被上诉人自始至终未提供过存在该房屋的明确依据，即没有任何房屋照片，也没有任何人在此处居住过的证据。如果房屋存在且交付，那么双方一定有交接的清单或者交接确认单等确认文件，但被上诉人在整个庭审过程中从未提供过。(2)从被上诉人提供的2004年对于重庆亚美经济技术协作公司的全部资产审计报告中也未提及、显示过原告所谓的拆迁安置房。在重庆亚美公司与第三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的附件图纸中亦不存在。而且该合同中表述的非常明确即有且只有一套还建房，其面积为595平方米。而该套还建房并非被上诉人所述的拆迁安置房，被上诉人对此也是认可的。在被上诉人无任何证据材料证明拆迁安置房的存在，也没有证据证明该《房屋抵款协议》的实际履行，原审法院仅仅以被上诉人自认就想当然的认可该《房屋抵款协议》已经实际履行，被上诉人实际占有使用协议中所涉房屋的事实，属于事实认定不清，应当予以纠正。3、《城市房屋拆迁定向还建房安置协议书》并非真实有效的。(1)1999年根本不存在重庆亚美公司。重庆亚美公司是2004年由重庆亚美经济技术协作公司变更为现在的名称的。所以被上诉人所述《城市房屋拆迁定向还建房安置协议书》是1999年签署的，是明显有悖事实的。原告反复说1999年系笔误，这种说法本身就很无知。笔误是指在书写中的某个文字的书写失误，但是被告所述的“2009年”和“1999年”是天差地别的概念，且这是打印的日期，不可能存在笔误。所以此种说法荒谬至极。(2)该协议中明确了“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的协议生效条款。签字盖章生效，是指在双方均为法人的，需要签字并盖章，如果是一方是个人，一个是法人的，则需要个人签字，法人签字并盖章。“签字盖章”应为“且”的关系，而非“或”的关系。所以对于企业法人来讲，合同约定签字盖章的，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授权代表签字并且加盖公司公章。原审法院对《城市房屋拆迁定向还建房安置协议书》的真实性问题认定不清，应该予以纠正。二、原审法院作出的判决结果缺乏证据支持，应当予以纠正。根据我国《合同法》及相关证据规则的规定，原告对主张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被上诉人主张借款，主张房屋抵款，主张还建房安置，但均没有实际的有利证据提交，仅仅光凭被上诉人及第三人自认就认定相关的事实。试问如果以这种方式审理案件，如果该案件是虚假诉讼，该案是否也可以完美胜诉了。综上，被上诉人在原审审理过程中并未充分举证证明其主张，原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滥用自由裁量权，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上诉人特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向贵院提起上诉，请求贵院依法判如所请。补充意见如下：第一，在重庆市国土房管局关于重庆亚美房地产公司南岸区罗厂湾项目调查情况的报告，该报告是重庆市国土房管局2014年11月20日出具，在该报告第三页，作为相关的政府部门明确表示拆迁协议书，拆迁人落款为亚美公司，签订时间是1999年,1999年名为重庆亚美经济技术协作公司,2004年才更名为亚美房地产公司，重庆市国土房管局也确定了拆迁协议不合理的事实。第二，最高院案例,2019年最高法民申字1227号，该案关于借款交付的事实，应当达到高度盖然性标准。肖龙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关于第一个问题，房屋抵款协议在一审中上诉人提出异议之后，他们申请了司法鉴定，鉴定结果形成的时间是一致的，说明房屋抵款协议形成的时间是在当时1999年，任何情况下不可能有人接近20年前去伪造。第二，关于当时的借款，是95年至99年因为公司经营困难陆续借款。在我国历史条件下,90年代私营企业并非很信任银行，私营企业都是相信自己家里，这些钱是陆续形成的借款，也是亲属之间，90年代也没有要求银行转款。上诉人所说的案例是2019年的时间，司法解释的时间是2018年作出的，是后来发展了交易习惯改变才延伸出了司法解释，不能用2019年的交易习惯来解释90年代的事实，借款是真实的。房屋也是客观真实存在，有原始的照片是1999年拍的，一审已经提交。三，关于肖龙有无经济实力，他父亲是包工头，母亲是做服装生意，一审也申请了证人证明肖龙父亲是包工头。肖龙母亲与亚美的股东是姊妹关系，她们之间存在经济困难相互借款的事实。现实中也只有亲属之间才会有这种借款。抵款协议非常明确，抵款的时候房屋已经建好。抵款的房屋是真实存在的，抵款也是真实存在的。第四，抵款房屋是900平方的独立建设施工许可，上诉人所说的595平米的公司的房屋是另一栋房屋，所以上诉人这栋房屋在2004年公司转制的时候作为公司资产提交了评估。900平方米的房屋在1999年已经抵款给肖龙了，不是公司资产，也不可能提交评估。当时评估比较严格，因为原股东潘琼挂靠的渝中区经委,2004年清理的时候脱离的渝中区经委。关于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客观真实存在,该城市房屋拆迁定向还建房安置协议书，安置协议书是原被告双方在2009年本项目规化好之后签订的，该规划图以及规划许可证上非常明确还建房的面积和位置，以及商品房的分界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是在该规划许可证与规划许可图出来后才签订的协议书，签订时间是在2009年。由于项目就只有这一个拆迁安置协议，所以没有范本，这种情况下是借用的别人的范本更改的，所以没有更改时间，范本的时间是1999年。该公司是在2004年才从亚美经济技术协作公司变更为亚美房地产公司。同时，从协议的内容可以看出是2009年签订，是因为2009年规划才出来，才有还建房的面积、结构、位置，盖章也是亚美房地产公司。一审时，上诉人提出了虚假的，向法院申请后到评估机构调取了2013年上诉人亚美公司申请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我们调取了审计报告及相关的证据材料。该组证据包括亚美公司在2013年与会计师事务所签订的协议，协议表明亚美提供的证据必须真实，由亚美公司缴纳审计费，委托书是铜元局街道办事处出的。上诉人向会计师事务所提供了本案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与被上诉人提交给法院的一字不差，时间上也是笔误1999年。从审计报告指出肖龙的还建房真实存在，定损之后向政府打了报告。政府根据该报告减免了800多万的土地出让金，该有相关的人防等配套费。关于信访，肖龙有信访，但是上诉人提交的是复印件，我们不认可。信访给我方的回复是让我方通过法院诉讼处理。本案的协议绝不可能是伪造的，政府的很多份文件都有体现肖龙的拆迁安置房。铜街道2013定损审计报告第七页第四项。铜元局委托书第三项居民还建房的占用拆迁补偿费用。从政府文件可以看出协议签订时间是2009年，规划许可证出来之后才能签订协议。还建房是独栋的，商品房设计是开发商自己找的设计公司，还建房是我们自己找的设计公司设计。开发商不清楚我们房屋的情况，我们修了很多隐蔽工程。原审第三人潘满琴、潘琼述称，借款关系发生的时间是90年代，根据当时的交易习惯，是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通过现金交易，有一定的合理性。在1999年形成的抵款协议是双方对前期形成的借款金额及还款方式达成的协议，是双方对自己权利义务的处分方式。双方当时不可能承认不存在的借款关系，也不可能以不存在的房屋所谓还房方式的处置。房屋本身从协议看是存在的，不是如上诉人所说你1999年达成还款协议在十几年之后要求上诉人来偿还安置房，这是不可预计的。至于安置房补偿协议具体的形成时间是2009年，上诉人是2004年改制之后才形成的公章，该公章经鉴定也是真实的。因此，该补偿协议至少也是2004年之后形成的，加上该地块的相关拆迁政策是2009年才出的，只有政策出来之后才能根据政策签订拆迁安置协议。因此，形成时间是在2009年之后。亚美公司是在2008年进行了股东转让，此后公司的控制权均在后股东，根据前述的2009年形成安置协议的时间点，对这个协议上诉人是知晓的，也是处置的主体。再加上安置补偿协议在2013年作为上诉人定损并且要求补偿的审计报告的依据，也说明在2013年上诉人是认可安置协议的内容以及该协议所涉及的权利义务。因此，借款的基础法律关系存在，抵款协议真实有效，同时双方对权利义务是知晓的，因此协议本身应当受到法律保护。肖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亚美公司履行《城市房屋拆迁定向还建房安置协议书》，立即向肖龙交付位于重庆市南岸区铜元局铜元新村26号还建房；2、判决亚美公司协助将位于重庆市南岸区铜元局铜元新村26号还建房产权证办理在肖龙名下；3、本案诉讼费用由亚美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亚美公司原名称为重庆亚美经济技术协作公司，2004年改制变更为亚美公司。自重庆亚美经济技术协作公司成立至1999年期间，潘琼担任重庆亚美经济技术协作公司法定代表人，后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潘满琴。1999年8月10日，重庆亚美经济技术协作公司作为甲方与肖龙作为乙方签订《房屋抵款协议》，约定：甲方因修建罗厂湾地块商住楼向乙方借款人民币800000元（大写：捌拾万元现金）支付工资及材料款。现双方约定用房屋抵款，并达成如下协议：一、甲方用自有的位于罗厂湾C5地块上建筑面积900平方米的房屋抵偿乙方捌拾万元借款。乙方同意该房作价捌拾万元抵偿其借款。二、抵款房屋现已修建完工。该房屋目前未办理房产证，只有施工许可证（渝经开）字第98-014号《重庆市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甲方保证该房屋无任何债权债务纠纷，并保证为乙方办理房屋产权证。三、本协议甲方盖章，乙方签字生效。甲方于本协议生效后10日内交付房屋归乙方使用。四、本协议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持一份。该协议甲方落款处加盖有重庆亚美经济技术协作公司印章，并有潘琼签字，乙方落款处肖龙签字并加盖指印。后，亚美公司作为拆迁人（甲方）与肖龙作为被拆迁人（乙方）签订《城市房屋拆迁定向还建房安置协议书》，约定：因实施重庆市南岸区“御景江山”建设项目，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达成如下协议：一、乙方被拆迁房屋位于重庆市南岸区罗厂湾。建筑面积900平方米，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渝经开）字第98-014。二、甲方自愿修建一独栋还建房屋给乙方进行安置，该独栋还建房屋地上三层，建筑面积502.09平方米；地下二层；地下**840.2平方米（附规划及施工图），总建筑面积为1342.29平方米。三、办理的还建房产权证面积以规划审批面积为准，该还建房分为六户；此还建房地上及地下以建设工程图纸为准（地下车库（地下车库以建设工程图纸G点为自然分界线，地上以“御景江山”建设工程总平面图纸G点为自然分界红线建房由甲方负责出资修建，经国家相关部门验收合格后交付乙方，乙方不另行付费。还建房物业管理由乙方自行管理。五、乙方原有的水、电、气、闭路等附属设施甲方不予补偿，由乙方自行恢复安装。六、甲方协助乙方办理还建房房屋产权证，该还建房产权归乙方所有。七、乙方自行解决过渡。八、乙方自行将被拆迁房屋腾空，并保持原样交甲方拆除。九、委托约定：委托人和受委托人保证授权委托书真实合法，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十、乙方保证被拆迁房屋不存在抵押、查封、产权纠纷或使用纠纷、担保、租赁等情况，因上述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导致乙方或第三方向甲方主张拆迁补偿的，造成的相关费用及甲方损失由乙方承担。九、本协议一式肆份，甲方贰份，乙方贰份，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该协议书尾页落款日期为1999年1月21日。1998年9月8日重庆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土局（1998）第013号建设用地批准书载明：用地单位重庆亚美经济技术协作公司，建设项目名称高级住宅，取得土地使用权方式出让，建设性质新建，土地用途住宅，用地总面积3418平方米，出让2718平方米，划拨700平方米，建筑容积率1：2.38，建筑总面积6344平方米，土地座落及四至范围：东：新胜物业公司，南：城市道路，西：化学试剂厂，北：恒伟（玫瑰山庄）。开工时间1998年6月，竣工时间1999年6月，本批准书有效期自1998年6月—1999年6月。1998年11月9日重庆市计划委员会南岸区编号0000025号房地产开发项目投资许可证载明：项目名称罗厂湾C5地块商住楼，建设单位亚美公司、英利公司，建设地址经济开发区罗厂湾C5地块，归口行业房地产，建设性质新建，建设规模6344平方米，计划开工年月1998年10月，总投资额410万元，项目负责人潘琼，计划竣工年月2000年1月，发证机关市计委。1998年12月31日，重庆经济技术开发区建筑管理站施证（渝经开）字第98-014号重庆市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载明：建设单位名称重庆亚美经济技术协作公司，工程名称商住楼，建设地址南坪罗厂湾C5地块，施工单位名称重庆市江渝建筑工程公司，工程负责人黄泽川，承包方式包工包料，合同工期1998年9月10日至1999年3月8日（180天），合同造价41万元，建筑面积900平方米，结构砖混，高（跨）/层数4，设计单位重庆市工程勘察设计院。2009年1月13日，重庆市规划局向亚美公司出具建字第建500137200900001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该许可证附页列表中载明还建房1-3，楼层建筑面积505.11平方米，还建房屋顶机房，楼层建筑面积20.87平方米；设计单位名称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设计负责人黄冠亚。该许可证附图之总平面布置图有还建房图示范围，住宅层数3F/-2F。2010年6月7日，重庆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出具编号510214201006070201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载明：建设单位亚美公司，工程名称御景江山综合楼工程，建设地址经济技术开发区南区罗厂湾小区A3-4/01，建设规模47232.81平方米，合同价格6141万元，设计单位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施工单位四川省化工建设总公司，监理单位重庆市继兴工程监理有限公司，合同开工日期2010年5月30日，合同竣工日期2011年10月30日。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亚美公司提出对上述《房屋抵款协议》“重庆亚美经济技术协作公司”印章真实性、所有手写文字形成时间及印章使用时间进行司法鉴定。经双方选定，一审法院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了鉴定。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于2019年9月11日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1、送检的标称日期为“1999年8月10日”、甲方为“重庆亚美经济技术协作公司”、乙方为“肖龙”的《房屋抵款协议》原件上“重庆亚美经济技术协作公司”红色印文与供检的同名样本印文是同一枚印章所盖。2、送检的上述《房屋抵款协议》原件上“重庆亚美经济技术协作公司”红色印文是在2002年年检报告封面的样本印文之前所盖，但不能进一步判断其具体形成时间。3、不能确定送检的上述《房屋抵款协议》原件上手写字迹的形成时间。另查，肖龙与潘琼、潘满琴系亲属关系，潘琼系肖龙的舅舅，潘满琴系肖龙的姨妈。2004年11月5日，重庆前进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重庆亚美经济技术协作公司前进估[2004]1104号整体资产评估报告书第4页载明：申报评估的账外资产如下：1、住宿及办公用房屋**，建筑面积595平方米，1999年9月竣工，砖混结构，尚未办理产权证。本项目资产评估基准日是2004年9月30日。2008年4月17日，潘琼、潘满琴作为转让方（甲方）与北京圣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天筑伟业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伍文龙（乙方）作为受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甲方将仍持有的亚美公司50%股权及净资产转让给乙方；第5条约定，乙方向甲方支付本补充协议约定的转让款当日内，甲方将公司所有文件及公司所有印章交付乙方。第6条约定，甲乙双方股权转让完毕后，乙方负责亚美公司经开区罗厂湾生活区A3-4/01号地块项目的手续办理，甲方予以配合。第8条约定，甲方郑重承诺公司在本协议股权转让变更登记完成前无任何债务，并无虚假，并自愿承担虚假披露的法律责任。若出现未披露的债务和或有债务给乙方造成的一切损失由甲方负责赔偿。第10条约定，甲方承诺：亚美公司经开区罗厂湾生活区A3-4/01号地块内的现有建筑物在股权转让变更登记完成后的六十天内拆除，达到三通一平，（即：水、电、路通和施工场地平整），甲方保证在项目开工前将水、电、气接至红线边缘。规划内的还建房的修建与主建筑物同步，还建房建设及办理产权转移登记所发生的一切费用由甲方负责。乙方承诺：还建面积为500平方米（以批准的规划面积为准）。该工程竣工验收后，甲方拥有的还建房乙方应无条件分割给甲方，该还建房不得用于抵押贷款或出售、转让给第三方。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借款80万元的事实。肖龙与亚美公司之间因上述《房屋抵款协议》、《城市房屋拆迁定向还建房安置协议书》产生纠纷的基础法律关系为借款合同关系。对于《房屋抵款协议》亚美公司提出的鉴定事项，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鉴定意见，肖龙、亚美公司对鉴定意见均无异议，对该鉴定意见，一审法院予以采纳。根据肖龙与亚美公司于1999年8月10日签订的《房屋抵款协议》，亚美公司因修建罗厂湾地块商住楼向肖龙借款80万元支付工资及材料款。庭审中，肖龙陈述，其从1995年至1999年8月陆续向亚美公司支付借款共计80万元，上述款项均为现金交付。潘琼时任重庆亚美经济技术协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陈述借款属实，借款系陆续以现金方式支付。潘满琴陈述，其知道部分借款情况，肖龙拿钱给潘琼后，潘琼把部分钱给潘满琴用于发放员工工资及租房费用等。因上述借款发生时，潘琼、潘满琴均系重庆亚美经济技术协作公司人员，且潘琼系法定代表人，潘琼、潘满勤的陈述意见，已经构成自认。虽然肖龙、潘琼、潘满琴之间存在亲属关系，但不能仅此而否定借款事实。亚美公司虽然对借款事实存有异议，但并未提供相反的证据足以推翻潘琼、潘满琴的自认事实。故对于肖龙向重庆亚美经济技术协作公司出借80万元借款的事实，一审法院予以采信。二、关于《房屋抵款协议》是否实际履行。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房屋抵款协议》第二条的约定，在签订上述协议时，抵款房屋现已修建完工。庭审中，肖龙亦提供了协议中载明的（渝经开）字第98-014号重庆市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肖龙、潘琼均陈述所涉房屋已经实际交付使用。亚美公司辩称，涉案地块上仅有一栋面积为595平方米的砖混结构房屋，肖龙、潘琼对此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亚美公司为此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涉案地块上存在一处595平方米的房屋，但并不能排除存在其他房屋。因上述房屋抵款协议发生于1999年，肖龙、潘琼庭审中陈述的因房屋已抵款给肖龙，该房屋非亚美公司自有资产，此后未涉及该房屋的意见，具有合理性。故对于肖龙主张的其已实际占有使用协议中所涉房屋的事实，一审法院予以采信。三、关于《城市房屋拆迁定向还建房安置协议书》的真实性问题。该协议书最后一条约定“本协议一式肆份，甲方贰份，乙方贰份，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亚美公司辩称该协议书仅有亚美公司盖章并无签字，并未生效。肖龙对此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该协议书甲方为亚美公司，乙方为肖龙。从上述约定的文义理解，“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应指双方以签字或盖章的行为作出意思表示后生效。亚美公司在该协议书拆迁人（甲方）处加盖印章，肖龙在被拆迁人（乙方）处签字并加盖指印，双方均作了相应的意思表示。庭审中，亚美公司对该协议书加盖的印章本身的真实性无异议。故，应当认定上述协议书已经生效。虽然该协议书落款日期为1999年1月21日，但亚美公司于2004年更名后使用该印章，故该落款日期非协议书形成日期。亚美公司以该落款日期亚美公司并不存在为由主张该协议书虚假的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一审法院认为，上述《房屋抵款协议》、《城市房屋拆迁定向还建房安置协议书》，均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应按约定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亚美公司未按约定履行交付房屋及办理产权手续的义务，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故对于肖龙主张的要求亚美公司交付房屋及办理产权手续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重庆亚美房地产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肖龙交付位于重庆市南岸区铜元局新村26号的还建房（地上三层（地上**，地下**以规划审批为准）；二、被告重庆亚美房地产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协助原告肖龙办理将上述还建房产权办理至原告肖龙名下的产权登记手续。若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880元，财产保全费15000元，共计28880元，由原告肖龙负担5000元，被告重庆亚美房地产有限公司负担23880元。鉴定费用10000元，由被告重庆亚美房地产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双方争议焦点及相关证据评价如下：一、关于房屋抵款协议中的借款以及抵款房屋是否真实存在。（一）关于房屋抵款协议中的借款是否存在的问题上诉人认为，房屋抵款协议中借款80万元的事实并不存在。1999年的重庆亚美经济技术协作公司的股东是本案的原审第三人潘满琴和潘琼，潘琼是当时重庆亚美经济技术协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潘满琴和潘琼是被上诉人肖龙的姨妈和舅舅。而原审法院却以潘琼、潘满琴陈述构成自认为由，认定被上诉人向重庆亚美经济技术协作公司出借80万元借款的事实。被上诉人未提供过任何双方之间的借款凭证。1999年被上诉人刚满22岁，其不可能有80万元存款。被上诉人认为，《房屋抵款协议》在一审中进行了司法鉴定，鉴定结果该协议形成的时间是1999年，因此不可能是20年前伪造该协议。重庆亚美经济技术协作公司经营困难，在1995年至1999年之间陆续借款。90年代私营企业并非很信任银行，故没有要求银行转款。被上诉人肖龙父亲是包工头（一审有证人证明），其母亲是做服装生意，因肖龙母亲与亚美公司股东是姊妹关系，亲属之间存在经济困难才会有这种相互借款。因此借款80万元是真实的。一审法院认为，肖龙与亚美公司之间因上述《房屋抵款协议》、《城市房屋拆迁定向还建房安置协议书》产生纠纷的基础法律关系为借款合同关系。对于《房屋抵款协议》亚美公司提出的鉴定事项，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鉴定意见，肖龙、亚美公司对鉴定意见均无异议，对该鉴定意见，一审法院予以采纳。根据肖龙与亚美公司于1999年8月10日签订的《房屋抵款协议》，亚美公司因修建罗厂湾地块商住楼向肖龙借款80万元支付工资及材料款。庭审中，肖龙陈述，其从1995年至1999年8月陆续向亚美公司支付借款共计80万元，上述款项均为现金交付。潘琼时任重庆亚美经济技术协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陈述借款属实，借款系陆续以现金方式支付。潘满琴陈述，其知道部分借款情况，肖龙拿钱给潘琼后，潘琼把部分钱给潘满琴用于发放员工工资及租房费用等。因上述借款发生时，潘琼、潘满琴均系重庆亚美经济技术协作公司人员，且潘琼系法定代表人，潘琼、潘满勤的陈述意见，已经构成自认。虽然肖龙、潘琼、潘满琴之间存在亲属关系，但不能仅此而否定借款事实。亚美公司虽然对借款事实存有异议，但并未提供相反的证据足以推翻潘琼、潘满琴的自认事实。故对于肖龙向重庆亚美经济技术协作公司出借80万元借款的事实，一审法院予以采信。本院认为，现实经济活动中为简化法律关系往往将借款关系以协议方式转化为其他法律关系，对于作为该前提或基础借款关系是否存在的证明责任应由提出抗辩一方当事人承担。本案中，借款80万元构成肖龙与亚美公司之间《房屋抵款协议》、《城市房屋拆迁定向还建房安置协议书》之基础或前提法律关系。一审中肖龙、亚美公司均对《房屋抵款协议》鉴定结果无异议，而《房屋抵款协议》中款项系借款转化而来，该房屋抵款协议经鉴定形成于1999年，作为旧债权的证据因时间久远往往会被销毁易产生难以举证的困难，故对旧债权存否的证明责任应由主张其不存在的当事人承担。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亚美公司虽对借款事实存有异议，但并未提供相反的证据足以推翻潘琼、潘满琴的自认事实。故认定肖龙向重庆亚美经济技术协作公司出借80万元借款事实。本院认为，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应予以维持。（二）抵款房屋是否真实存在的问题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诉争的所谓安置房根本没有存在过。被上诉人自始至终未提供过存在该房屋的明确依据。从被上诉人提供的2004年对重庆亚美经济技术协作公司的全部资产审计报告中也未提及原告所谓的拆迁安置房。重庆亚美公司与第三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中表述非常明确，即只有一套还建房，其面积为595平方米。该套还建房并非被上诉人所述的拆迁安置房，被上诉人对此是认可的。被上诉人认为，诉争的房屋是客观真实存在，一审提交有1999年拍的原始照片。抵款的房屋是900平方米，具有独立建设施工许可证。上诉人所谓的595平米房屋是另一栋房屋，该栋房屋在2004年公司转制时作为公司资产提交了评估。因900平方米房屋已在1999年抵款给肖龙了，因此不是公司资产，也不可能提交评估。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房屋抵款协议》第二条的约定，在签订上述协议时，抵款房屋现已修建完工。一审庭审中，肖龙亦提供了协议中载明的（渝经开）字第98-014号重庆市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肖龙、潘琼均陈述所涉房屋已经实际交付使用。亚美公司辩称，涉案地块上仅有一栋面积为595平方米的砖混结构房屋，肖龙、潘琼对此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亚美公司为此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涉案地块上存在一处595平方米的房屋，但并不能排除存在其他房屋。因上述房屋抵款协议发生于1999年，肖龙、潘琼一审庭审中陈述的因房屋已抵款给肖龙，该房屋非亚美公司自有资产，此后未涉及该房屋的意见，具有合理性。故对于肖龙主张的其已实际占有使用协议中所涉房屋的事实，一审法院予以采信。本院认为，上诉人仅凭股权转让合同中载明595平方米房屋，无法证明涉案地块仅有一栋房屋的事实。一审法院根据《房屋抵款协议》第二条约定以及肖龙亦提供了协议中载明的（渝经开）字第98-014号重庆市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再结合肖龙、潘琼一审中的陈述，认定肖龙的房屋已抵款给肖龙，该房屋非亚美公司自有资产事实。本院认为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应予以维持。二、《城市房屋拆迁定向还建房安置协议书》是否系伪造。上诉人认为，重庆亚美公司2004年由重庆亚美经济技术协作公司更名而来，1999年不存在重庆亚美公司。此外，协议中明确了“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条款，因此协议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授权代表签字并且加盖公司公章。一审法院认定《城市房屋拆迁定向还建房安置协议书》真实有效应予以纠正。被上诉人认为，《城市房屋拆迁定向还建房安置协议书》是客观真实存在。该安置协议书是双方在2009年在项目规划好之后签订的，规划图以及规划许可证上非常明确载明还建房的面积和位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是在该规划许可证与规划许可图出来后才签订的协议书，签订协议的时间是2009年。当时该项目只有这一个拆迁安置协议，在没有范本的情况下借用别人范本，因此未更改原范本上落款时间（1999年1月21日）。2004年亚美经济技术协作公司变更为亚美房地产公司，从协议内容可以看出协议是2009年签订，因为2009年规划才出来，才有还建房的面积、结构、位置，协议的盖章也是亚美房地产公司。一审时上诉人向法院申请后到评估机构调取了2013年上诉人亚美公司的会计师事务审计报告及相关证据材料，该组证据中包括亚美公司在2013年与会计师事务所签订的协议，另外，委托书是铜元局街道办事处出的。上诉人还向会计师事务所提供了本案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这与被上诉人提交给法院的协议一字不差，所载明的时间也是1999年。审计报告上指明肖龙还建房是真实存在。因此，《城市房屋拆迁定向还建房安置协议书》不可能是伪造的，铜街道2013定损审计报告第七页第四项，铜元局委托书第三项居民还建房的占用拆迁补偿费用等多份文件中都有体现了肖龙的拆迁安置房。一审法院认为，《城市房屋拆迁定向还建房安置协议书》甲方为亚美公司，乙方为肖龙。从上述约定的文义理解，“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应指双方以签字或盖章的行为作出意思表示后生效。亚美公司在该协议书拆迁人（甲方）处加盖印章，肖龙在被拆迁人（乙方）处签字并加盖指印，双方均作了相应的意思表示。一审庭审中，亚美公司对该协议书加盖的印章本身的真实性无异议。故，应当认定上述协议书已经生效。虽然该协议书落款日期为1999年1月21日，但亚美公司于2004年更名后使用该印章，故该落款日期非协议书形成日期。亚美公司以该落款日期亚美公司并不存在为由主张该协议书虚假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之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另第四十四条之规定，依法成立的，自成立之日时生效，即在合同没有约定或者法律、法规没有规定的情况下，应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生效。故《城市房屋拆迁定向还建房安置协议书》中第九条约定“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应理解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生效。故一审对于协议书已生效的认定二审应予以维持。此外，亚美公司认为协议书落款日期为1999年1月21日，而重庆亚美公司2004年才由重庆亚美经济技术协作公司更名而来，1999年根本不存在重庆亚美公司，故上诉人主张的协议书是虚假的。经本院审理后认为《城市房屋拆迁定向还建房安置协议书》是真实的。首先，该协议书落款日期虽为1999年1月21日，但亚美公司对该协议书加盖印章是真实的，亚美公司于2004年更名后才使用该印章，故该协议形成时间并非是1999年1月21日。其次，根据2008年4月17日上诉人与第三人所签的《股权转让协议》第五条约定“公司印章已交付上诉人”,故协议签订后公司印章应为上诉人所控制。第三，根据铜元局街道办事处出具的委托书，2013年亚美公司与金地安越会计师事务所签订协议，2013年重庆金地安越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关于重庆亚美房地产有限公司“罗厂湾小区”项目投资损失的专项审计报告》，根据该报告第7页“2、拆迁原居民“肖龙”房屋建筑面积900平方米，根据“亚美公司”与被拆迁人肖龙于1999年1月21日签订的“城市房屋拆迁定向还建房安置协议书”……。”表明2013年上诉人亚美公司是知晓并认可与被拆迁人肖龙所签订的安置协议的。最后，根据2009年1月13日《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建500137200900001号）》中所列建设项目与安置协议书中“御景江山”项目名称有一致性。故安置协议至少应是2004年之后形成的，再结合2008年股东转让协议后公司印章为亚美公司实际控制的事实，被上诉人主张安置协议签订时间为2009年具有合理性。故上诉人认为《城市房屋拆迁定向还建房安置协议书》系伪造的理由不成立。综上所述，重庆亚美房地产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上诉人重庆亚美房地产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吴 杰审 判 员  钱昳心审 判 员  肖 飞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  刘琳妍书 记 员  高广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