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5民终264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苏州工业园区同发餐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宏业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94553824173U。法定代表人：孙玉兵，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晶，江苏华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璐，江苏华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昆山市玉山镇金满堂六和食品批发部，住，住所地江苏省昆山市玉山镇古城中路**199商铺一社会信用代码92320583MA1NLQAU49。经营者：张媛，女，1988年1月1日生，住山东省宁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文卫，江苏阜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苏州工业园区同发餐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发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昆山市玉山镇金满堂六和食品批发部（以下简称金满堂批发部）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2019）苏0591民初86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3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同发公司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者发回重审；诉讼费用由金满堂批发部承担。事实和理由：同发公司与金满堂批发部之间并没有任何买卖合同关系，同发公司不是合同相对方，送货单上“苏州工业园区同发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是金满堂批发部自己后填上去的，且名字漏掉了“服务”两个字，送货单上签字人员刘广贞是苏州工业园区同发鑫博餐饮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同发鑫博公司）和吴某,4聘请的员工；同发公司与吴某,4于2018年3月18日签订了《餐饮项目承包协议》，明确吴某,4承包同发公司餐饮项目期间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吴某,4与同发公司间是承包合作关系，吴某,4独立承担餐饮项目的债权债务；没有证据证明本案涉及的两张采购单是吴某,4或者刘广贞以同发公司名义进行采购，也无证据证明吴某,4或者刘广贞有权代表同发公司进行采购，或者说其有理由相应刘广贞有权代表同发公司订立合同；吴某,4在法庭作证系虚假的，属于恶意串通想逃避债务；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金满堂批发部二审辩称：同发公司欠付了本案之前业务的货款，所以本案业务在手续上相对比较严格，要求同发公司付清前一笔送货后才能再次送货，并且在送货单“收货单位”栏特别写明了同发公司，就是特意明确收货单位。同发公司对前一笔货物也支付了货款。故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金满堂批发部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同发公司支付货款40474元；2、判令同发公司支付自2017年12月9日起至清偿日止以本金40474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3、诉讼费同发公司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金满堂批发部称，其与同发公司存在业务往来，金满堂批发部为此提交送货单。金满堂批发部就双方往来模式解释称，双方间为买卖关系，按照交易惯例，同发公司需要货物时由刘广贞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向金满堂批发部订货，并确定货物价格后由金满堂批发部将货物送至同发公司，同发公司员工签收，因同发公司未支付相应货款，故金满堂批发部诉至一审法院。金满堂批发部为证明其主张，向法庭提交如下证据：一、编号0004838、0004839的送货单二张，日期均为2017年12月9日，收货单位苏州工业园区同发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签字人员均为刘广贞，金额分别为28974元、11500元，合计40474元。对于该送货单，金满堂批发部陈述因金满堂批发部在2017年9月之前未收到同发公司货款，故要求同发公司提货前押一付一，即在本次货物交易前支付上次货款，故同发公司在本案货款交易日即2017年12月9日，应金满堂批发部要求支付了货款33000元。因双方在2017年9月前存在货款纠纷，故金满堂批发部在此之后的送货单上均注明收货单位。同发公司对送货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理由如下：收货单位名称系金满堂批发部自行书写，无同发公司盖章，同发公司并未收到货物。2017年9月之前的送货单上没有收货单位名称，而本案两张送货单却有收货单位，同发公司有理由怀疑金满堂批发部是在2017年9月之前送货单案件败诉后，对该二张送货单造假。金满堂批发部在明知同发公司有货款未付的情况下再行送货，有违常理，且签字人不是同发公司员工。关于货款33000元，同发公司确认打款人徐小英为同发公司关联公司的财务。二、2017年7月22日同发公司法定代表人孙玉兵向金满堂批发部转账10万元记录、2017年12月9日同发公司财务徐小英向金满堂批发部转账33000元记录，证明双方存在长期买卖合同关系，且在本案货款交易前同发公司按照金满堂批发部要求付一押一，支付了本案货物交易前一笔交易的货款33000元。同发公司对于转账记录真实性无异议。三、（2018）苏0591民初1027号判决书、餐饮项目承包协议、终止承包协议书、证人吴某,4的证言，证明吴某,4与同发公司签订了餐饮项目承包协议，吴某,4个人承包同发公司住所地的中央厨房，承包期限为2017年3月18日至2020年3月17日；金满堂批发部提交的送货单显示其供的货物是中央厨房经营所需蔬菜、肉等，送货单载明的日期在承包期限内；吴某,4在2017年3月后中央厨房也接同发鑫博的业务。同发公司对判决书、承包协议、终止承包协议真实性无异议。对于证人证言，同发公司认为吴某,4与金满堂批发部有串通的嫌疑。同发公司向法庭提交如下证据：一、（2018）苏0591民初145号、（2019）苏05民终7727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吴某,4及其设立的苏州工业园区同发鑫博餐饮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同发鑫博）与金满堂批发部亦有买卖合同纠纷，该案中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判决驳回金满堂批发部对同发公司的诉请，要求吴某,4承担相应责任，判决后金满堂批发部不服上诉于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在该案中金满堂批发部提供的送货单与本案金满堂批发部提供的证据送货单二份格式相同。金满堂批发部对该二份判决书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本案与（2018）苏0591民初145号案件存在本质区别，该案吴某,4在欠条上明确为其为债务人，且有同发鑫博的公章。二、（2018）苏0591民初145号庭审笔录、欠条、配送单，证明吴某,4在笔录中确认其与金满堂批发部有买卖关系，同时其本人书写了欠条，确认对员工工资的发放、社保的缴纳均由吴某,4负责。金满堂批发部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三、申请结算单、对账单和结算凭证，证明吴某,4于2017年12月8日至2018年1月2日期间向同发公司申请付款，故证人吴某,4称在2017年11月底已与同发公司终止合同、且同发公司未付款不属实，应该是2017年12月28日终止合同的，且同发公司已向吴某,4支付相应款项，甚至已经多支付了款项。金满堂批发部认为该证据仅为同发公司与吴某,4之间的内部结算凭证，真实性无法核实，即使真实，同发公司与吴某,4间的结算并不免除同发公司向第三方承担还款的义务。四、公积金缴纳情况，证明徐小英为苏州安特卫物业有限公司的员工，并非同发公司的财务。金满堂批发部认为在第一次开庭时同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亦认可徐小英是同发公司关联公司的财务。在案件审理期间，金满堂批发部申请吴某,4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吴某,4到庭，并对本案所涉交易情况陈述如下：金满堂批发部应为同发公司的供应商，我个人在同发公司负责餐饮生产，但未签订劳动合同，未支付工资，也未缴纳社保。同发公司曾与我签订承包协议，但实际未按该协议履行，我与同发公司另签订了一份委托协议，约定其仅负责生产，上家的货款支付至同发公司，再由同发公司支付供应商货款。供应商的实际履行过程为，供应商将货物送至仓库，同发公司的仓库管理员接收，生产部门核对金额后报给同发公司的财务，由同发公司支付给相应供应商。我对金满堂批发部的送货单均没有异议。我原是负责苏州工业园区同发鑫博餐饮服务中心经营生产的，后苏州工业园区同发鑫博餐饮服务中心于2016年搬迁了，没有生产基地，故至同发公司继续生产，对外以同发公司的名义接单、付款，我负责生产。金满堂批发部与苏州工业园区同发鑫博餐饮服务中心之前也有业务往来，但是可以区分的，苏州工业园区同发鑫博餐饮服务中心与金满堂批发部的往来截止于2017年2月，2017年4月起即向同发公司供货。我向金满堂批发部购货时未告知与同发公司有承包关系或个人经营的情况。供应商的发票都是开具给同发公司的，上家的货款也是同发公司收取的，故供应商的货款应由同发公司支付。另，一审法院受理（2018）苏0591民初145号案件，原告为金满堂食品，被告为同发公司及吴某,4，在该案中，同发公司就其与中央厨房的关系陈述如下：中央厨房有自己的配送资质和营业执照，名称为苏州工业园区同发快餐服务部，经营者为孙玉兵，同发公司负责在外接生意，将接好的生意交由中央厨房即吴某,4做，吴某,4负责向客户配送。但中央厨房不仅是接同发公司的生意，也接受苏州工业园区同发鑫博餐饮服务中心及另一家公司的生意，由谁接的客户，客户就将款打给谁，同发公司的客户是打款至同发公司的账户上。承包费包括房租、流水线等费用直接扣除后再给吴某,4。同发公司是不认识供应商的，如付款，则由吴某,4要求我方代付并签字确认。最后结算时，该款项都是要扣除的。吴某,4陈述称，对于同发公司的交易模式予以认可，但供应商的款项也是同发公司付的。刘广贞是中央厨房项目上的员工，这些员工的工资都是由我个人支付，社保以同发公司的名义缴纳，但与同发公司无关，中央厨房三分之一的员工是我带去的。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亦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金满堂批发部提交了送货单，上述送货单中明确收货单位为同发公司，签收人为刘广贞，其为同发公司员工，该人员的身份已在（2018）苏0591民初1027号确认。且同发公司在与金满堂批发部存在同发公司法定代表人孙玉兵向金满堂批发部支付货款10万元的交易惯例后，又在2017年12月9日涉案货物交易前由同发公司确认的财务人员向金满堂批发部支付货款33000元。故金满堂批发部据此认为与金满堂批发部进行交易的相对方为同发公司，同发公司应支付涉案货款。而同发公司虽对此予以否认，（2018）苏0591民初145号案件中送货单上未注明收货单位，且吴某,4向金满堂批发部出具欠条载明债务人吴某,4，并在该欠条下方盖有鑫博餐饮的发票专用章，金满堂批发部应知与其交易的相对方为案外人吴某,4，金满堂批发部与吴某,4存在交易往来。本案两张送货单与该案金满堂批发部提供的送货单格式相同，仅由金满堂批发部书写收货单位为同发公司，有造假的嫌疑，故也应认定为由吴某,4或鑫博餐饮负责该货款。但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综上，一审法院认为，金满堂批发部认为涉案货物买卖相对方为同发公司，要求同发公司付款的意见，属合理，金满堂批发部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金满堂批发部利息主张，一审法院根据法律规定仅支持自2019年7月18日起至清偿日止以本金40474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综上，遂判决：一、同发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金满堂批发部货款40474元，以及自2019年7月18日起至清偿日止以本金40474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二、驳回金满堂批发部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02元，由金满堂批发部负担10元，由同发公司负担892元。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审理期间，金满堂批发部经营者张媛明确两份送货单系由她本人在送货单记载的时间书写，收货单位一栏同发公司也是由其书写，并且与收货单其他字迹一次形成，不存在事后在收货单位栏添加字迹的情况。同发公司对两份送货单是否为刘广贞本人所签，以及是否在送货单所载日期签署，明确不申请鉴定，认为同发公司没有向金满堂批发部进过货。本院认为，吴某,4承包同发公司内的中央厨房，在为同发公司客户进行加工及配送的情况下，也为吴某,4自己客户进行加工配送，故吴某,4在未特别注明身份的情况下，相对人有理由相信吴某,4及其雇佣人员可以代表同发公司从事业务。金满堂批发部在送货单上明确注明收货单位为同发公司，且同发公司在业务发生当天还通过其关联公司向金满堂批发部支付了部分货款，金满堂批发部有理由相信吴某,4的雇佣人员刘广贞可以代表同发公司从事案涉购买业务。同发公司认为金满堂批发部提供的送货单收货单位一栏同发公司名称是事后添加的，但同发公司诉讼中明确就该事项不申请鉴定，故其主张事后添加的事实不予认定。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02元，由上诉人苏州工业园区同发餐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韩小安审判员  李晓琼审判员  冯月青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日书记员  谢丽芳法律文书履行提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具有国家权威性和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应当依法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否则人民法院将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将面临以下执行风险：一、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名下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执行措施，并有权对被执行人及其住所、经营场所进行搜查。二、被执行人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执行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三、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四、被执行人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执行人员执行公务或者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五、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虚假报告财产的，人民法院有权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及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六、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座以上舱位；（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费经营必须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九）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七、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或者通过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抗拒执行，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法院公告栏、电子显示屏、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向社会公布，并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向征信机构通报，由征信机构在其征信系统中记录。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和相关部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上级单位、主管部门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八、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或者与他人串通，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虚假和解等方式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