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5民终448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九蓉，女，汉族，1961年7月28日出生，住重庆市江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宜斌，重庆新隆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康男，重庆新隆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刁本琴，女，汉族，1957年3月24日出生，住重庆市江津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堂森，男，汉族，1953年12月17日出生，住重庆市江津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冲益，男，汉族，1983年3月23日出生，住重庆市江津区。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之军，重庆宇广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九蓉因与被上诉人刁本琴、何堂森、何冲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2019）渝0116民初140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九蓉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原审判决；2、依法判决三被上诉人共同偿还上诉人借款本金3330000元和利息（以3330000元为本金，按照月息2％的标准，从2016年5月30日起算至还清借款之日止）；3、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其主要事实及理由如下：1、2015年重新出具借条上未书写利息，是上诉人受被上诉人欺骗而将原约定利息的借条，换为未约定利息的借条，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仍旧以口头方式约定了利息，被上诉人重新出具借条是因为上诉人被上诉人欺骗，说很快就会还钱，且要求上诉人转条子，上诉人并未同意不再收取三被上诉人的利息。且借条虽然没有书写利息，但被上诉人仍然是有规律的在支付利息；2、上诉人出借的款项都是有资金成本的，不可能不计算利息；3、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借款再转借给他人按3分收息，实际是赚取利息差，上诉人不可能不收取利息；4、重新出具借条后并不存在被上诉人经济困难上诉人予以免息的情况；5、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只是经济往来的关系，达不到免息的关系，大笔金额出借免息不符合常理；6、被上诉人刁本琴于2015年11月10日向上诉人借款40万元，并出具借条一张，口头约定月利率2%。该笔借款被上诉人已于2015年12月5日归还本金，该笔借款借期25天，按月利率2%计算利息为6666.67元，被上诉人通过银行转账5860元，现金支付800元，6元上诉人放弃。2016年4月26日被上诉人归还上诉人的444660元组成为：2015年6月1日至2016年5月30日本金3330000元产生的部分利息438800元及被上诉人于2015年11月10日借款40万元25天产生的利息5860元之和。故2016年5月30日被上诉人出具的借条40万元系双方对2015年6月1日至2016年5月30日期间利息的结算。即2015年6月2日止2016年5月30日共计12个月利息838800元，被上诉人于2016年4月26日归还上诉人利息438800元，尚欠400000元，故上诉人出具了40万元的借条。一审对此认定有误。被上诉人刁本琴、何堂森、何冲益辩称，一审判决正确要求维持。理由如下：1、重新出具借条后没有约定利息，被上诉人的还款情况并不构成规律性还款；2、66万确实有资金成本，所以约定了2分5的利息，其他3笔是上诉人自己的钱，被上诉人当时确实很困难，所以上诉人是免息出借的；3、被上诉人出借给别人收取3分利息的钱是用于投资与上诉人的借款无关，向上诉人借款是用于工程，现在周红阳的款也还没有收回来，周红阳2015年就没有还款了；4、换条子的时候被上诉人确实是经济困难，双方关系很好，对方也了解我方的经济状况，所以愿意免息提供借款。李九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刁本琴、何堂森、何冲益共同偿还李九蓉借款本金叁佰叁拾叁万元(3330000元)和支付从2016年5月30日至2019年10月30日期间的利息叁佰壹拾肆万伍仟佰元(3145900元)，合计陆佰肆拾柒万伍仟玖佰元(6475900元);2.判决刁本琴、何堂森、何冲益共同向原告支付2019年10月30日后的利息(以3330000元)为基数，从2019年10月31日起，按月利率2%向李九蓉支付利息，直至付清为止);3.本案诉讼费用(包括案件受理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等)由刁本琴、何堂森、何冲益共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刁本琴、何堂森、何冲益于2012年11月30日、2013年11月28日、2014年3月8日等连续时间内分四次向李九蓉借款共计3330000元，借条中明确约定除660000元月利率为2.5%外，其他借款均约定月利率为2%，刁本琴、何堂森、何冲益借款后一直按约定月利率向李九蓉支付利息至2015年3月，其中2014年7月1日至2015年4月1日，刁本琴、何堂森、何冲益每月支付李九蓉借款利息69900元。因刁本琴、何堂森、何冲益一直未归还本金，双方协商后大约于2015年3月至6月期间对前面的借款进行结算后刁本琴、何堂森、何冲益重新出具借条四张，分别载明“借到李九蓉现金叁拾万元正（300000元）借款人何堂森、刁本琴、何冲益身份证X身份证X何冲益X借款日期14年8月6日”“借到李九蓉现金陆拾陆万元正（660000）借款人刁本琴、何冲益、何堂森2014年11月28日月息2.5分”“借到李九蓉现金肆拾伍万元正（450000元）借款人刁本琴、何堂森、何冲益2014年11月30日”“借到李九蓉现金壹佰玖拾贰万元正（1920000元）借款人何堂森、刁本琴身份证号X身份证X何冲益X”。另查明，刁本琴于2015年11月10日向李九蓉借款400000元，并出具借条一张，载明“借到李九蓉现金肆拾万元正（¥400000元)借款人：刁本琴何堂森2015年11月10日”，随后李九蓉将借款400000元转让刁本琴银行账户。2016年5月30日，刁本琴向李九蓉出具借条一张，载明“借到李九蓉现金肆拾万元正（¥400000元）借款人：刁本琴2016年5月30日”但本次借条出具后，李九蓉并没有向刁本琴支付过借款本金。刁本琴于2015年4月30日支付李九蓉69000元、2015年5月5日支付李九蓉9000元、2015年6月1日支付李九蓉61800元、2015年12月5日支付李九蓉400000元、2016年4月26日支付李九蓉444660元、2016年4月26日支付李九蓉10000元（2019年12月26日，刁本琴补充提交证据）2017年1月25日支付李九蓉100000元、2017年6月3日支付李九蓉400000元，何冲益于2019年6月4日支付李九蓉100000元（2019年12月26日，刁本琴补充提交证据）2019年8月29日支付李九蓉200000元、2019年9月1日支付李九蓉100000元、2019年9月18日支付李九蓉100000元、2019年9月28日支付李九蓉40000元、2019年9月30日支付李九蓉70000元、2019年10月16日支付李九蓉30000元、2019年10月28日支付李九蓉50000元、2019年10月29日支付李九蓉10000元。一审认为，李九蓉与何堂森、刁本琴、何冲益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依法成立并生效。关于借款本金。刁本琴、何堂森、何冲益于2013年-2014年分四次向李九蓉借款共计3330000元，一直按约定支付利息，至2015年3月-6月之间，刁本琴、何堂森、何冲益因未偿还李九蓉本金，双方对之前的借条进行了结算，并由刁本琴、何堂森、何冲益重新出具借条四张，明确刁本琴、何堂森、何冲益向李九蓉借款本金共计3330000元。关于还款期限。刁本琴与刁本琴、何堂森、何冲益结算后签订的四张借条均未约定还款期限，李九蓉有权要求刁本琴、何堂森、何冲益在合理的期间内返还。关于借款利息。李九蓉与刁本琴、何堂森、何冲益在借款初期出具的借条中均明确约定了利息，说明双方对利息的约定是谨慎的，刁本琴、何堂森、何冲益也一直按约定支付李九蓉利息。双方结算后，除660000元的借条上明确约定利息外，其余三张借条上均未注明利息，李九蓉称与刁本琴、何堂森、何冲益的其他三张借条上虽然未注明利息，实际口头约定是按月利率2%收取利息，但李九蓉初期与刁本琴、何堂森、何冲益约定利息后均在借条上注明了利息，结算后重新出具的借条中660000元的借条上也明确注明利息，其余三张借条却口头约定利息与常理不符，该院对李九蓉的该主张不予认可。刁本琴、何堂森、何冲益称本案中的四张借条均是2015年3月至6月重新出具的，出具借条的时间与落款时间并不一致，李九蓉予以认可该事实。重新出具借条后除660000元那张借条外，其他借款李九蓉均不要求刁本琴、何堂森、何冲益支付利息，故刁本琴、何堂森、何冲益在2015年4月前支付给李九蓉69900元的均是每月利息，2015年4月1日后的还款则不是按3330000元本金结算每月的利息支付的。刁本琴、何堂森、何冲益的辩称与其还款记录一致，也符合实际交易习惯，该院予以采纳。对于刁本琴2015年11月10日向李九蓉案外借款400000元，但还款的具体时间在双方均无提交充足证据证明的情况下，李九蓉陈述2015年12月5日刁本琴偿还其款项400000元是该笔案外借款，并于2016年5月30日与刁本琴、何堂森、何冲益结算利息后，刁本琴、何堂森、何冲益出具欠付400000元利息的借条一张的说法与实际李九蓉与刁本琴、何堂森、何冲益重新出具所有借条后除660000元的借条外，其他借条均未书面约定利息，660000元按月利率2.5%计算，从2015年4月至2016年5月30日的利息数额与400000元利息借条的金额差距巨大，故李九蓉陈述的案外还款的具体时间不符合常理，该院不予采纳。刁本琴、何堂森、何冲益辩称2015年11月10日向李九蓉案外借款400000元，于2016年5月30日转借条，并于2017年6月3日偿还该笔借款具有更大的盖然性，符合民事诉讼案件证据证明力的要求，故该院予以采纳，即刁本琴、何堂森、何冲益2017年6月3日还款400000元系案外借款，与本案借款无关。刁本琴、何堂森、何冲益虽然认可刁本琴、何堂森、何冲益2015年4月之前的还款均是利息，但本案中，刁本琴、何堂森、何冲益认为应从借条落款时间计算利息起止时间，故从2014年9月1日后还款中包含本金。刁本琴、何堂森、何冲益辩称借条实际书写时间与落款时间不一致，实际书写时间为2015年3月-至6月之间，该时间应为双方实际协议后结算的时间，故该院认为2015年4月及之前的还款均是偿还李九蓉的利息更符合日常交易习惯。关于刁本琴、何堂森、何冲益的还款情况。刁本琴、何堂森、何冲益辩称，2015年4月前刁本琴、何堂森、何冲益的支付款项均是利息，2015年4月30日及后期的支付款项应先扣除有利息约定的本金660000元利息及本金，再按借款先后顺序偿还其余借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的规定，债务人的给付不足以清偿其对同一债权人所负的数笔相同种类的全部债务，应当优先抵充已到期的债务；几项债务均到期的，优先抵充对债权人缺乏担保或担保数额最少的债务；担保数额相同的，优先抵充债务负担较重的债务；负担相同的，按照债务到期的先后顺序抵充；到期时间相同的，按比例抵充。但是，债权人与债务人对清偿的债务或者清偿抵充顺序有约定的除外。本案刁本琴、何堂森、何冲益的该答辩意见符合该条法律的规定，该院予以采纳。即2015年4月30日及后期的支付款项应先抵充660000元的利息及本金，多余部分还款抵充其他借款。经计算被告从2015年4月30日至2019年10月29日共计支付给李九蓉1794460元。其中2015年4月30日至2016年4月26日支付给李九蓉994460元，扣除借款660000元本金及按月利率2.5%计算从2015年4月至2016年4月26日产生的利息144149.86元，截止何冲益2019年10月29日支付给李九蓉款项后，经计算现刁本琴、何堂森、何冲益欠付李九蓉本金共计1679689.86元。关于逾期利息。李九蓉要求刁本琴、何堂森、何冲益共同支付李九蓉利息，以3330000元为基数，从2019年10月30日至付清借款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因经计算刁本琴、何堂森、何冲益现欠付李九蓉的本金为1679689.86元，且根据法律规定有利息约定的本金已冲抵完毕，剩余未还本金未明确约定利息及还款时间，故该院酌定以欠付本金1679689.86元为基数，从起诉之日起，即2019年11月7日起至还清借款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逾期利息。综上所述，何堂森、刁本琴、何冲益应当返还李九蓉借款本金1679689.86元，并支付相应逾期利息。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何堂森、刁本琴、何冲益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李九蓉借款1679689.86元；二、何堂森、刁本琴、何冲益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李九蓉逾期利息（以1679689.86元为基数，从2019年11月7日起至还清借款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逾期利息）；三、驳回李九蓉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7132元，减半收取28566元，由李九蓉负担18607元，何堂森、刁本琴、何冲益共同负担9959元，该费用已由李九蓉预交。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何堂森、刁本琴、何冲益负担。审理中，上诉人李九蓉提交了以下证据：1、江津法院（2017）渝0116民初9642号民事判决书、五中法院（2018）渝05民终1572号民事判决书、重庆高院（2018）渝民申2239号民事裁定书，证明刁本琴向李九蓉借款333万元是用于转借给周红阳、陈文秀，其与周红阳、陈文秀约定利率为月息3％，而与李九蓉的借款其中66万约定月利率2.5％，其余267万约定月利率2％，足以证明刁本琴向李九蓉借款后转借用于赚取息差。截止2015年9月6日，周红阳和陈文秀均按照每月3分的利息向刁本琴支付，共偿还了本金729万元，利息255.72万元，足以证明刁本琴在2015年3月至5月期间即一审被上诉人陈述的换条子期间不存在经济困难的事实。2、农村商业银行个人业务凭条回单1页、建设银行个人活期明细结果1页，证明：（1）、2015年11月10日刁本琴向李九蓉借款40万元；（2）、2015年12月5日刁本琴向李九蓉偿还了该笔40万元借款，该笔借款借期25天，约定利率为月息2％，所以该笔借款的利息应当为6666元；（3）、刁本琴在一审主张其在2015年11月10日借款40万元并出具借条然后在2016年5月30日换了这张借条，在2017年6月3日才偿还这笔40万的借款并且在偿还借款时忘记收回借条该陈述不属实，也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4）、足以证明在2016年5月30日载明40万金额借款的借条其实是当时结算的利息。其组成方式为69900乘以12个月（2015年6月1日到2016年5月30日）加上6666元减去现金支付800元减去2016年4月26日出具的借条40万其金额等于444666元，当时少支付了6元，证明在换了条子之后被上诉人也是按照换条子之前的利息在支付。被上诉人刁本琴、何堂森、何冲益质证认为，1、对证据1的三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1000多万是一边在借一边在还，不是一次性借的，之后拉通算了之后共计还了729万，最终在2015年9月6日打了个条子确认欠款333万元。不能证明是用向李九蓉借的钱借给周红阳和陈文秀的；2、对证据2，农村商业银行个人业务凭条回单和建设银行个人活期明细结果三性无异议，是被上诉人在2015年11月10日向对方借了40万，2015年12月5日是还了40万，是还的其他款项，不是11月10日这笔款，11月10日这笔40万是在2016年5月30日转的40万的条子，在2017年6月3日归还的。不能达到对方的证明目的。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证明目的将结合案件事实综合予以认定。审理中，上诉人还申请了证人廖洋会出庭作证，证人主要证明：李九蓉向其借款61万元支付给刁本琴，每月李九蓉向其支付利息1.2万元至2017年1月，本息由李九蓉还清。上诉人对证言真实性无异议，并认为通过证人证言可以证明李九蓉向刁本琴借款61万元属实，借款是用于李九蓉借款给被上诉人，并且李九蓉向证人每个月要支付利息1万2或1.22万，李九蓉有资金成本。被上诉人刁本琴、何堂森、何冲益质证认为：证人的陈述除说被上诉人借款是用于放高利贷之外，其他的陈述都认可。1、证人与上诉人之间有利害关系，双方之间本身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存在利益；2、结合被上诉人答辩意见，本来有66万是向外人借的，有资金成本，所以双方约定了2分5的利息；3、从上诉人举示的证据可以看出截止2016年4月26日66万的本息全部结清了。查明，2017年9月7日，刁本琴起诉案外人周红阳、陈文秀偿还借款本金458万元。江津区人民法院以（2017）渝0116民初9624号民事判决认定：周红阳因工程所需，从2011年4月1日至2015年2月11日，多次通过建设银行、农商行等银行共转账借给周红阳1067.12万元，双方约定月利率3%。截止2015年9月6日，刁本琴偿还李九蓉借款本金729万元，利息255.7183万元。并判决：周红阳偿还刁本琴借款本金3370000元并自2015年9月6日起，按照年利率24%计付至付清借款止。该判决经本院（2018）渝05民终1572号民事判决书予以维持。另审理中双方均认可，2015年重新出具的借条是2015年3月出具，系对原出具的四张借条重新出具。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对在2015年3月前存在借款333万元及利息支付至2015年3月的事实没有异议，双方也认可重新出具的金额分别为30万元、66万元、45万元、192万元共计333万元的借条实际出具时间是2015年3月。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是：上述四张借条是否存在利息的约定及实际欠款金额。首先，双方认可2015年3月重新出具的借条系对2012年11月30日止2014年3月8日形成的四笔借款重新出具，原借条约定有利息。虽然2015年3月重新出具的借条有三张没有约定利息，但是大额款项出借，不收利息，严重不符合生活常理，何况，双方之前明确约定有利息并已实际履行；其次，被上诉人借款系用于经营投资，上诉人所出借的款项来源也有系向他人出借并需支付利息，而上诉人李九蓉与被上诉人刁本琴等仅系朋友关系，被上诉人刁本琴称上诉人系因其经营困难而放弃利息的解释也不符合常理，且借条中未载明利息并不能证明系出借人放弃利息；第三、根据江津区人民法院（2017）渝0116民初9624号民事判决认定查明的事实，被上诉人刁本琴在2015年2月前，还在向案外人周红阳出借款项，并按月息3分支付利息，截止2015年9月6日，刁本琴收到了周红阳借款本金729万元，利息255.7183万元；与被上诉人何堂森、刁本琴、何冲益抗辩的其2015年3月经济困难，李九蓉同意对其免息的事实不符；第四、2015年3月重新出具借条后，被上诉人4月1日支付上诉人69900元、4月30日支付69000元、5月5日支付9000元、6月1日支付61800元，至少有两个月与之前借条约定和实际履行的利息前利息金额吻合，且呈一定规律性；第五、被上诉人刁本琴在2015年11月10日向上诉人借款40万元，出具了一张借条，2015年12月5日，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了40万元，2016年5月30日，被上诉人又向上诉人出具40万元借条一张。对此，被上诉人解释第二张40万元系对第一张40万元重新出具，而在出具借条不到半年的时间且未约定还款期限的情况下，重新出具借条，也不符生活常理。上诉人称第一张40万元的借款已于2015年12月5日还清，第二张40万元系对2016年5月30日前对利息的结算并说明了该40万元利息的组成，金额与2016年4月26日算账后被上诉人支付了444660元后的利息余额基本吻合。故本院认为，上诉人主张在其中三种借条中未载明利息，但口头约定按原借条约定的利息标准计算具有高度盖然性，2016年5月30日被上诉人何堂森、刁本琴、何冲益出具的40万元系对之前欠付的利息余额的确认。本院对上诉人的该主张予以采信、被上诉人抗辩案涉30万元、45万、192万元没有利息的抗辩严重不符生活常理，且与本院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对其抗辩不予采信。关于欠付金额。根据本院上述认定，2015年3月双方重新出具借条后，被上诉人陆续支付了部分款项。2016年5月30日，应是双方对利息的结算，除2015年12月5日支付的40万元，上诉人自认系支付2015年11月10日的借款本金外，其余应先冲抵欠付的利息。故可以认定，截止2016年5月30日，被上诉人何堂森、刁本琴、何冲益尚欠付李九蓉借款本金333万元，根据双方结算，被上诉人尚欠付上诉人借款利息40万元。现上诉人仅主张2016年5月30日后的利息，对截止2016年5月30日前欠付的利息没有主张，系其对自己权利的放弃，本院予以尊重。由于双方约定的66万元借款本金的利率标准超过法律规定，未支付的利息，应不超过年利率24%。上诉人请求全部利息自结算后按年利率24%支付的标准支付本院予以支持。但因双方利息结算至2016年5月30日，故之后的利息应自结算次日即2016年5月31日起算。上诉人要求自2016年5月30日起起算，本院不予支持。就333万元借款本金支付的利息标准，应按每月66600元计算。被上诉人分别于2017年1月25日向上诉人支付的100000元、2017年6月3日支付的400000元、2019年6月4日支付的100000元、2019年8月29日支付的200000元、2019年9月1日支付的100000元、2019年9月18日支付的100000元、2019年9月28日支付的40000元、2019年9月30日支付的70000元、2019年10月16日支付的30000元、2019年10月28日支付的50000元、2019年10月29日支付10000元，共计117000元，应优先冲抵利息。因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支付的款项尚不足以抵扣欠付的利息，本院认为应从应支付的利息中扣除。综上所述，基于二审新查明的事实和新证据，上诉人李九蓉上诉理由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2019）渝0116民初14090号民事判决一、二、三项；二、刁本琴、何堂森、何冲益共同偿还李九蓉借款本金3330000元；三、刁本琴、何堂森、何冲益共同支付李九蓉利息（利息从2016年5月31日起至款付清时止，以借款本金333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为标准计算的金额扣除已支付的利息120万元);四、驳回李九蓉其他诉讼请求。本案一审28566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由李九蓉负担566元，刁本琴、何堂森、何冲益共同负担33000元；二审诉讼费57132元，由刁本琴、何堂森、何冲益共同承担57000元（此款已由李九蓉预交，执行时由刁本琴、何堂森、何冲益共同直接支付给李九蓉），李九蓉负担132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严永鸿审 判 员 邓筱茜审 判 员 赵 克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 陈黎黎书 记 员 李 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