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镇远县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黔2625行初45号原告龙汉海，男，1975年12月9日出生，侗族，贵州省剑河县人，住贵州省剑河县。委托代理人汤翠萍，广东君和政通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告剑河县综合行政执法局，所在地为剑河县革东镇姊妹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11522629MB16554122。法定代表人杨荣武，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彭泽东，北京市盈科（石家庄）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原告龙汉海不服被告剑河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强制拆除一案，于2020年5月18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7月14日在镇远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龙汉海及委托代理人汤翠萍，被告剑河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副职负责人欧光远及委托代理人彭泽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剑河县综合行政执法局于2019年10月14日作出剑综执通字（2019）Ｃ-16号《责令限期拆除通知书》，并于当日送达龙汉海，责令龙汉海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三日自行拆除原告在剑河县大桥外边河中间及岔内搭建的钓鱼棚，逾期不拆除的，将由县人民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依法进行强制执行。被告剑河县综合行政执法局于2019年10月24日至2019年11月2日期间将原告搭建的钓鱼棚拆除。原告诉称:2003年，原告为支持三板溪电站建设蓄水，成为库区移民。2010年，为了解决库区移民的生存发展，剑河县人民政府号召库区移民搞网箱养殖，库区移民分别筹集资金自行投资网箱养鱼。2014年，剑河县政府为了发展经济打造三板溪库区旅游业，号召库区移民在水上修建钓鱼棚，库区移民又自行投资建设钓鱼棚发展休闲度假产业。因此，原告作为库区移民经营网箱养殖和水上钓鱼棚均是在剑河县鼓励和引导下进行的，不属于违法建设和违法经营。然而，剑河县人民政府却因其行政工作需要，于2018年取缔网箱养殖，在政府给予原告一定补偿的情况下原告拆除了网箱。2019年，政府再次要求原告拆除水上钓鱼棚，但是却不给予补偿，因此原告不同意拆除钓鱼棚。为了拆除原告的钓鱼棚，被告在2019年10月14日向原告作出《责令限期拆除通知书》，限原告在三日内自行拆除钓鱼棚。2019年10月19日，被告又作出《强制执行决定书》，决定在2019年10月20日之后对原告的钓鱼棚依法强制执行。除对原告作出《责令限期拆除通知书》和《强制执行决定书》外，被告还同时对其他钓鱼棚经营者（另案原告）作出上述通知书和决定书。被告未给予原告等人任何陈述申辩机会，于2019年10月24日开始强制将原告等人的钓鱼棚全部拖到岸边拆除，强拆行为持续至2019年11月2日，原告和其他经营者的钓鱼棚被全部拆除。根据《行政强制法》的规定，被告作出《责令限期拆除通知书》之前，应先听取原告的陈述申辩意见。在作出《行政强制执行决定》前，应向原告作出强制拆除的行政决定书，原告有权申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在复议或诉讼期间，被告不能强制拆除。只有在复议或诉讼期限届满后，被告才能进行催告并作出强制执行决定书后进行强制拆除。因此，被告直接作出《强制执行决定书》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其强制拆除原告钓鱼棚的行政行为违法。原告合法经营水上钓鱼棚，被告强行认定原告建设的钓鱼棚为违法建筑，属于认定错误。综上所述，被告强制拆除原告钓鱼棚的行政行为严重违法，造成原告巨大经济损失，原告特提起诉讼，恳请法院判确认被告强制拆除原告钓鱼棚的行政行为违法，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原告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依据：第一组证据：1、责令限期拆除通知书;2、强制执行决定书;3、强制执行公告；4、光盘(强制拆除行为视频)，共同证明被告的强制拆除行为及其程序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第二组证据：1、新台村钓鱼棚承包合同，证明政府扶持引导建设钓鱼棚的事实，政府为了发展经济，扶持多个村建设钓鱼棚，对原告也进行了宣传引导，原告建设钓鱼棚时认为是政府提倡的就没有要求审批，因此原告钓鱼棚虽然没有审批手续，但不能认定是违法建筑；2、手机视频，证明政府带队实施强拆，以及被告资金困难没有对原告进行补偿就将原告钓鱼棚进行强拆的事实。第三组证据：1、营业执照；2、开户许可证；3、食品经营许可证；4、柳寨村村委会证明。证明原告经营的剑河县柳寨钓鱼休闲驿馆（钓鱼棚）具有合法手续，原告建设钓鱼棚是经过向村委申请，村委批准就可以建设，政府并没有要求原告必须经过审批后才能修建钓鱼棚。被告答辩称：一、被告作出的被诉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原告在剑河县大桥外边河中间及岔内搭建钓鱼棚，没有经过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属于违法构筑物，且严重影响了公共安全，依法应予拆除。县政府、镇政府均没有号召原告搭建钓鱼棚，反而是针对原告违法搭建构筑物的行为，多次开展了整治工作。2018年，剑河县政府依法取缔了网箱养殖，并依法对原告的网箱、鱼苗、守鱼棚及相关构筑物进行了补偿。对于原告此后又搭建钓鱼棚的行为，县政府、镇政府是坚决不准许的。被告根据相关规定对原告搭建钓鱼棚的行为进行查处。二、被告作出的被诉行政行为程序合法、正当。政府实行机构改革，根据剑党办发（2019）41号、剑编办发（2019）21号文件的规定，查处水政方面违法案件的执法职能划归被告所有。剑河县水务局于2019年9月25日将原告违法搭建钓鱼棚的案件移交给原告，在收到剑河县水务局的移交函及相关证据后，被告依法开展立案审批和调查工作，相关工作的程序均合法。被告在作出被诉行政行为前，已于2019年10月13日向原告当面送达了《责令限期拆除通知书》，原告收到通知书后仍未将钓鱼棚自行拆除。被告于2019年10月20日向原告送达了《强制执行决定书》，原告仍不履行拆除义务，被告为了河道行洪安全和公共利益的需要，遂依据《水法》、《防洪法》的相关规定对原告搭建的钓鱼棚进行拆除。三、被告作出的被诉行政行为适用法律正确，且符合国家政策的要求。原告在剑河县大桥外边河道上搭建的钓鱼棚，没有经过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审批，属违法构筑物。被告根据《水法》第三十七条、《防洪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对原告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符合法律规定。原告在剑河县处搭建的钓鱼棚严重危害了行洪安全，被告为公共利益的需要，依据《水法》第六十五条和《防洪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对原告违法搭建的钓鱼棚进行拆除，适用法律正确。被告拆除原告违法搭建的钓鱼棚，是根据贵州省、黔东南州两级政府下发的相关文件及要求，被告作出的被诉行政行为适用法律正确，且符合国家政策的要求。综上所述，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剑河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依据：第一组证据：1、黔东南河长办发（2018）27号通知、贵州省总河长令（第1号）、剑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公文处理笺复印件；2、黔东南河长办发（2018）34号通知、黔河长办发（2018）35号通知；3、贵州省总河长令（第2号）复印件，证明：省、州两级政府要求剑河县政府按照文件要求，做好巡河及“清四乱”等相关工作，要求在河湖管理保护范围内，以及自然保护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内，对妨碍行洪的建筑物、构筑物等违法建设项目，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要求限期进行清理整治，要求将未经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或不按审查同意的位置和界限建设的涉河项目认定为违法建设项目，列入整治清单，分类予以拆除、取缔或整改。第二组证据：1、黔东南州河湖“清四乱”专项行动整治情况通报（第一期）复印件；2、黔东南州河湖“清四乱”专项行动整治情况通报（第二期）复印件；3、黔河长办（2019）12号通报复印件；4、黔东南河长办发（2019）20号通知复印件；5、黔河长办（2019）22号通知复印件，证明原告搭建的钓鱼棚属于“清四乱”专项行动整治的范围，并被列入《黔东南州河湖“清四乱”问题整治未完成清单》、《贵州省河湖“清四乱”省级台账内未完成问题清单》、《上报水利部台账内未完成问题清单》，黔东南州政府要求剑河县政府在2019年11月底前完成整治，剑河县政府接到通报后，对剑河县内水域开展巡河及“清四乱”等相关工作的事实；第三组证据：剑河县三板溪库区水域内构筑物及户主信息登记汇总表复印件，证明原告违法搭建的钓鱼棚的事实；第四组证据：1、关于移交违法搭建构筑物立案处理的函复印件；2、剑党办发（2019）41号、剑编办发（2019）21号文件复印件，证明因机构改革原因，剑河县水务局将原告在三板溪库区违法搭建钓鱼棚一案移交被告立案查处，被告具有查处水政违法案件职能的事实；第五组证据：案件受理登记表、行政处罚案件立案审批表复印件，证明被告对原告的违法行为进行立案调查的程序合法的事实；第六组证据：询问笔录复印件，证明原告搭建的钓鱼棚未经相关部门审批是违法构筑物的事实；第七组证据：责令限期拆除通知书、强制执行决定书、送达回执复印件，证明1、被告作出被诉行政行为前，已向原告送达了《责令限期拆除通知书》、《强制执行决定书》及原告拒不履行拆除义务的事实；2、被告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程序合法正当、适用法律正确的事实。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对原、被告出示的证据作如下认证：对原告提交的第一组证据能够证明被诉行政行为的存在，对其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对其证明目的，因没有其他证据相印证，本院不予确认；原告提交第二组证据中的钓鱼棚承包合同，系新台村村民委员会与彭良波签订的，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原告提交的第三组证据能够证明其取得营业执照可以合法经营钓鱼休闲驿馆的事实，但本院认为经营钓鱼棚与搭建钓鱼棚是不同性质的行为，归属不同的行政部门管理，取得营业执照并不能证明未经相关部门批准搭建钓鱼棚的行为合法。对被告提交的第一、二组证据均系规范性文件，能够证明上级部门要求对河湖“四乱”进行清理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第三组证据能够证明原告搭建钓鱼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第四组证据能够证明因机构改革剑河县水务局将本案移交被告进行处理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第五至七组证据能够证明原告搭建钓鱼棚未经相关职能部门审批以及针对原告的行为被告作出处理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经审理查明，原告龙汉海未经相关部门许可在剑河县大桥外边河道上修建钓鱼棚。省、州两级河长制办公室要求剑河县人民政府按照文件要求，做好巡河及“清四乱”等相关工作，要求在河湖管理保护范围内，以及自然保护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内，对妨碍行洪的建筑物、构筑物等违法建设项目进行清理整治，要求将未经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或不按审查同意的位置和界限建设的涉河项目认定为违法建设项目，列入整治清单，限期予以拆除、取缔或整改。剑河县水务局于2019年9月25日对龙汉海的违法行为予以立案。2019年9月25日剑河县水务局将龙汉海的违法案件移送至剑河县综合行政执法局。2019年9月27日被告剑河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决定对龙汉海的违法行为进行立案查处。2019年10月13日被告向原告送达剑综执通字（2019）Ｃ-16号《责令限期拆除通知书》责令龙汉海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三日自行拆除钓鱼棚，逾期不拆除的，将由县人民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依法进行强制执行。龙汉海收到该《责令限期拆除通知书》后未将违法修建的钓鱼棚拆除。2019年10月20日被告向龙汉海送达《强制执行决定书》，决定对龙汉海户所修建的违法建（构）筑物依法强制执行。2019年10月24日至11月2日，被告强制将原告和部分其他经营者的钓鱼棚进行拆除。原告不服被告的行政强制拆除行为，向本院提起诉讼，诉讼请求如前所述。另查明，2019年3月29日中共剑河县委办公室、剑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剑党办发〔2019〕41号）《剑河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剑河县城市管理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中共剑河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于2019年6月20日印发（剑编办发〔2019〕21号）《关于剑河县综合行政执法局机构所属执法队伍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等事项的通知》，原剑河县水务局的行政职能整合至剑河县综合行政执法局。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十二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八条第三款和剑党办发（2019）41号、剑编办发（2019）21号文件规定，剑河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对本区域内河道等水利和防洪工作及水资源保护有管理和监督职责。关于原告提出的原告修建钓鱼棚虽然没有审批手续，但是是为响应剑河县政府发展经济的号召，在政府扶持引导下建设钓鱼棚，被告认定该钓鱼棚为违法建筑，属于认识错误的问题。本案中，原告未办理任何许可或审批手续擅自在清水江流域剑河县大桥外边河道管理范围内搭建建筑物，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关于“禁止在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妨碍行洪的建筑物、构筑物以及从事影响河势稳定、危害河岸堤防安全和其他妨碍河道行洪的活动。”的规定。钓鱼棚的建设未获有权机关批准，未取得相关规划手续，这一违法事实并不能因建设钓鱼棚系政府倡导就免除其违法性，且原告提交的证据亦不足以证明原告建设的钓鱼棚是政府扶持的，故对原告的这一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提出的被告作出强制拆除行为前没有听取原告的陈述申辩意见，没有等到复议或诉讼期限届满就进行强制拆除，违反法定程序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六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在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妨碍行洪的建筑物、构筑物，或者从事影响河势稳定、危害河岸堤防安全和其他妨碍河道行洪的活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依据职权，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拆除违法建筑物、构筑物，恢复原状；逾期不拆除、不恢复原状的，强行拆除，所需费用由违法单位或者个人负担，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该法条明确规定，行政主管部门对上述违法行为应依据职权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限期拆除违法建筑物、构筑物，恢复原状，如逾期不拆除、不恢复原状的，强行拆除。这里的“逾期”应是“限期”的期限，而非原告认为的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期间。因此本案中，原告未办理任何许可或审批手续擅自在河道管理范围内搭建妨碍行洪的建筑物，被告作出责令原告限期拆除通知书，原告逾期不拆除后，被告作出强制拆除的决定，组织强制拆除该钓鱼棚，符合上述法律规定，也符合恢复被损害河流生态资源，消除影响河道行洪、防洪安全的迫切需要，故被告强制拆除原告非法搭建的钓鱼棚行政行为合法，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理由不成立，其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龙汉海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龙汉海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 雪人民陪审员  刘太和人民陪审员  周文琴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卢 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