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内民终237号上诉人（一审被告）：刘兰荣，男，汉族，住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尹超，内蒙古伊敏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韩艳玲，内蒙古伊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贺二喜，男，汉族，住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贺宇，内蒙古鄂尔多斯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悦，内蒙古鄂尔多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第三人）：鄂尔多斯市时达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时平，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康荣，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一审第三人）：张时平，男，汉族，住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上诉人刘兰荣因与被上诉人贺二喜、鄂尔多斯市时达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时达公司）、张时平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内06民初2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兰荣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尹超、韩艳玲，被上诉人贺二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贺宇、杨悦，被上诉人时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康荣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张时平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兰荣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内06民初261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或者发回重审；3.判令由贺二喜、时达公司、张时平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时达财富大厦认购书》（以下简称《认购书》）不能等同于《商品房买卖合同》，贺二喜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1.从权利取得形式上看，贺二喜与时达公司之间不存在正式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2011年《认购书》第二条“双方约定条款”第10项明确约定：“本《认购书》仅为确认双方将来之交易行为的预约形式契约，不能借此替代未来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而完成双方的交易。因此，待《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后，此认购书自行终止，甲乙双方转为履行双方所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之权利义务”。根据上述约定，已明确《认购书》不能代替《商品房买卖合同》。2016年贺二喜与时达公司签订的仍是《认购书》。《认购书》仅能体现出双方预约的意思表示，即将来通过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以最终明确有关商品房买卖的具体内容，因此《认购书》系商品房预约合同，不属于商品房买卖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规定：“商品房的认购、订购、预订等协议具备《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主要内容，并且出卖人已经按照约定收受购房款的，该协议应当认定为商品房买卖合同”。《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规定：“商品房买卖合同应当明确以下主要内容：（一）当事人名称或者姓名和住所；（二）商品房基本状况；（三）商品房的销售方式；（四）商品房价款的确定方式及总价款、付款方式、付款时间；（五）交付使用条件及日期；（六）装饰、设备标准承诺；（七）供水、供电、供热、燃气、通讯、道路、绿化等配套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的交付承诺和有关权益、责任；（八）公共配套建筑的产权归属；（九）面积差异的处理方式；（十）办理产权登记有关事宜；（十一）解决争议的方法；（十二）违约责任；（十三）双方约定的其他事项”。2011年《认购书》及2016年《认购书》均不符合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依法不能认定为《商品房买卖合同》。综上，贺二喜与时达公司未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双方之间不存在正式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2.一审法院认定“贺二喜与时达公司于2011年就涉案七套房屋签订了认购书”，证据不足。本案查封的七套涉案房屋编号分别为701-1、701-2、701-3、701-4、701-5、701-6、701-7，2011年《认购书》中双方约定的九套房屋编号分别为7001-01、02、03、12、13、14、15、16、17，两者至少有4套房屋的编号明显不一致。现有证据能够证明，时达财富大厦第6、8、9层房屋编号均未调整，而单独调整第7层房屋编号缺少合理解释。3.贺二喜具有伪造《认购书》的行为，其辩解重新签订《认购书》的理由不能成立。贺二喜在《民事起诉状》中称：“因东胜地区经济下行，房产降价，银行压缩放贷，致使该房产没有能办理按揭贷款。时达公司不能履行《认购书》内容，贺二喜于2016年6月10日与时达公司协商重新签订新的协议”。贺二喜自认将新签订的协议时间提前到2011年1月4日，且有相关书证佐证，已涉嫌伪造《认购书》。2011年《认购书》第一条“认购商品房”第2项明确约定：“如因银行政策无法办理按揭贷款或因乙方原因造成无法办理按揭贷款时，乙方须于房屋交付时付清剩余购房款”。根据上述约定，因银行压缩放贷政策原因未能办理按揭贷款，应由贺二喜付清余款，完全没有重新签订《认购书》的必要性，贺二喜所提“时达公司不能履行《认购书》内容”的事实基础不存在，其辩解重新签订《认购书》的理由不成立。（二）一审法院认定贺二喜自2011年起就实际管理控制涉案房屋，属认定事实错误。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贺二喜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涉案的不动产。1.一审法院认定贺二喜自2011年起就实际管控涉案房屋，有悖常理。2011年《认购书》中约定的九套房屋价值968万元。贺二喜在仅交付480余万元房款情况下，就能够实际管理和控制价值900余万元的房屋，而且在2011年至2016年长达五年多的时间将上述部分房屋出租获利，显然有悖常理。2.证明贺二喜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涉案不动产的证据不足。贺二喜向一审法院提供了部分缴纳水费、电费、取暖费、物业费的票据以及《停暖协议》、《租赁合同》等相关书证，上述证据存在与查封的涉案房屋房号不相匹配、票据90%以上不是正式发票等诸多问题，不能证明贺二喜在法院查封之前已实际占有使用涉案房屋。（三）贺二喜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已支付全部价款。1.认定贺二喜交纳房款4879856元的证据不足。贺二喜主张已付房款4879856元，其向法庭提交的证据中仅有34万元、50万元两笔显示系其本人刷卡支付，其余款项贺二喜不能举证证明确系其本人交款，所提供的银行POS单及收款收据也均为复印件。贺二喜主张以车抵顶尾款部分，同样不能举证证明其中两台车与抵顶尾款有关。故一审法院认定贺二喜交纳房款4879856元的证据不足。2.一审法院认定时达公司与贺二喜重新签订降价认购房产协议符合客观规律，证据不足。根据2011年《认购书》约定，在无法办理银行按揭贷款情况下，贺二喜须付清剩余购房款，时达公司不需要降价售房。一审法院仅凭2016年11月18日时达公司与其他业主王令昊就8层-807号房屋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约定房屋单价为6000元每平方米，认定涉案房屋由每平方米9200元降至6000元符合市场规律，证据不足。（四）一审法院认定涉案房屋未办理过户登记并非贺二喜自身原因所致，系认定事实错误。贺二喜未办理房屋过户登记，存在过错。东胜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证明，时达财富大厦项目2007年11月4日开工，2011年10月27日竣工验收。2016年11月7日法院依法查封时达公司名下的时达财富大厦房屋全部都有大证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和房屋所有权证，俗称这两证为大证或总证），均已经具备办理房产证的条件。一审庭审中法官质问贺二喜“查封之前涉案房产是否具备办理房产证的条件？”，贺二喜回答“能办理”。法官继续质问“自2016年6月至11月，在长达5个月的时间内为什么没有办理相关房产手续？”，贺二喜被当场问得无言以对。据此，即便从2016年6月14日贺二喜所谓付清全部房款之日起计算，至2016年11月7日涉案房屋被查封，在长达5个月的时间未及时办理产权过户登记，贺二喜系怠于行使权利，存在过错。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贺二喜既无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又未在法院查封之前合法占有涉案房屋，且无证据证明其支付了全部房款，还怠于办理房屋过户登记，其情形完全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的条件，一审法院据此认定贺二喜对涉案房屋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判决不得执行涉案房屋，确属适用法律错误。贺二喜辩称，不同意刘兰荣的上诉请求及事实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具体理由如下：一、关于事实认定。（一）关于书面买卖合同的问题。贺二喜一审时出示的《认购书》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一）项规定的“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的标准。第一，该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一）项的立法本意，不是对书面买卖合同的性质是预约合同还是本约合同进行判断，而是对案外人主张买卖关系存在的证据进行审查，即将有无书面买卖合同作为判断买卖关系存在与否的条件之一，不论签订何种形式的书面买卖合同，只要买卖双方以此作为交易的契约即可。一审庭审中，时达公司也认可与贺二喜就涉案房屋建立买卖关系、约定权利义务的契约为《认购书》，因此，刘兰荣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第二，本案的案由不是商品房销售或预售合同纠纷，刘兰荣要求人民法院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认购书》系预约合同还是本约合同进行认定，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只要贺二喜提供的书面买卖合同能够反映其与时达公司建立了商品房买卖关系即可。第三，签订制式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是房屋具备网签条件后，开发商为业主办理网签手续前须进行的手续。本案时达公司向贺二喜出售涉案房屋时，因不具备网签条件，遂与贺二喜签订了《认购书》。时达公司能够为贺二喜办理网签手续时，涉案房屋已被法院查封，因此，贺二喜客观上无法提供制式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第四，至于《认购书》的变更，因贺二喜2011年购买了涉案房屋，但时至2016年时达公司仍未为贺二喜办理网签及按揭贷款手续，在此情况下双方结合市场行情变化，对房价、数量进行调整，既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也合情合理。并且，一审中贺二喜出示的证据证实，涉案房屋所在项目2016年售价为6000元/平方米的不止贺二喜一户。因此，刘兰荣上诉称贺二喜伪造《认购书》系其主观臆断。最后，贺二喜认为商品房买卖关系是否存在，应当结合房款支付情况、房屋交付情况等综合进行认定。本案一审时，贺二喜已出示多份证据对相关情况予以证实，各组证据既能独立的证明案件事实，也能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二）关于房号变更的问题。首先，房屋在开发建设、预售、备案及不动产产权登记过程中，房号发生变更是正常情况。涉案房屋的房号在刘兰荣申请查封时与时达公司出售给贺二喜时确实不完全一致，但一审中贺二喜出示的《认购书》及实际使用过程中产生的交费票据等证据均能够证实，所指的房屋为同一房屋。其次，时至今日，坐落于东胜区天骄北路东、伊煤路北，项目名称为时达财富大厦，由时达公司开发建设的半圆形综合楼仅涉案房屋所在的楼盘一处，且仅有一栋。因此，客观上不可能存在混淆标的物的情形。最后，房号变更情况在时达财富大厦的测绘报告中也能反映。至于房号变更是否存在规律性，变更是否有依据、是否合理，不是本案要审查的内容。贺二喜出示的证据，能够证实房号变更的情况客观存在即可。（三）关于合法占有的问题。因为存在房号变更的情况，所以贺二喜实际管理、控制、使用涉案房屋过程中产生的交费票据记载的房号必然不完全一致。一审时，贺二喜提交的第2组共46份用以证实其合法占有涉案房屋的证据，反映的房号变更情况与测绘报告、《认购书》反映的房号变更情况一致，恰好能够同时证实贺二喜购买、占有涉案房屋的事实。至于期房贷款是否有悖常理，不能以刘兰荣的主观认知为准，法律事实和客观事实的依据是证据，而不是某一个体主观认知的常理。（四）关于价款支付的问题。一审时，贺二喜及时达公司出示的房款支付凭证原件，可以清楚的反映房款支付情况。由凭证所载的内容可知，每一笔付款对应的标的物都清楚明确。刘兰荣一审质证时，却均以“部分POS单签名不是贺二喜”为由，不认可证据的三性，进而不认可贺二喜已付清房款的事实，明显牵强。不论是从法律规定的角度，还是从日常生活的实际情况来讲，都没有、也不可能禁止他人代为支付等债务人直接支付之外的支付方式的存在。因此，刘兰荣的该项上诉理由既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也不符合常理。（五）关于未办理网签的原因。贺二喜作为涉案房屋的买受人，购买房屋后本身不可能怠于要求开发商办理产权手续。事实上，贺二喜也曾多次要求时达公司为其办理网签手续，而时达公司一直以重新测绘等为由，未予贺二喜办理网签手续，直至涉案房屋被法院查封。并且，据贺二喜所知，时达公司出售房屋后，未予网签的不止贺二喜一户，现有部分案外人执行异议案件正在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过程中。由此可知，出售房屋后未予网签，是时达公司普遍存在的情况，不是贺二喜所致。二、关于法律适用。首先，刘兰荣就法律适用提出的上诉事由，表达的意思实际是刘兰荣认为贺二喜出示的证据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的条件，而不是其认为一审判决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进行裁判系适用法律错误。其次，贺二喜认为一审判决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作为裁判依据之一，完全正确。综上所述，贺二喜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刘兰荣的上诉请求应当被驳回。时达公司辩称，同意贺二喜的答辩意见及事实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应当驳回刘兰荣的上诉请求。事实及理由如下：一、贺二喜与时达公司之间事实上存在合法有效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时达公司不同意刘兰荣上诉所称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贺二喜与时达公司之间首先有《认购书》这一书面协议，其次贺二喜向时达公司交付了全部房屋对价，时达公司也向贺二喜交付了房屋，贺二喜一直在占有使用涉案房屋，即使在整个交易过程中出现了降低房价或者刘兰荣提到的其他行为，均属于双方在商品房买卖过程中结合当时社会经济下行现状的正常行为，因此双方已建立合法有效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二、关于贺二喜没有办理网签的问题。贺二喜在房款缴清后刘兰荣申请法院查封涉案房屋之前未能办理网签的过错在时达公司。致贺二喜未能办理网签的原因有：其一，房地产经济下行后，时达公司基本陷入停滞运行状态，时达公司负责办理网签的员工长期不到岗；其二，时达公司当时对时达财富大厦多次进行测绘，未能及时给贺二喜办理网签。三、关于房号变更的问题。在时达财富大厦规划、销售的整个过程，房号的编写顺序会因为一些客观情形一直发生变化，因此出现了《认购书》、收款收据及现在房管局登记备案的房号不同的现象，这个现象在房产销售的过程中属于正常，不存在刘兰荣上诉所称的房不对号的情况。综上，时达公司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驳回刘兰荣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贺二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停止对贺二喜购买的位于东胜区时达财富大厦七层701-1、701-2、701-3、701-4、701-5、701-6、701-7共七套房屋的强制执行，并解除对上述房屋的查封；2.本案诉讼费用由刘兰荣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1月4日，贺二喜与时达公司签订了《认购书》，约定由贺二喜购买时达财富大厦7001-1、2、3、12、13、14、15、16、17号共九套房屋，总面积为1052.45平方米，单价为9200元/平方米，总价共计968万元，付款方式为先一次性付清50%首付款484万元，剩余房款办理按揭贷款。合同签订后，贺二喜于2011年1月4日交款34万元，2011年4月11日交款50万元，2011年6月24日交款150万元（由李磊公司员工张晓晨刷卡），2011年7月21日交款200万元（由李磊刷卡），2011年10月21日交款50万元（由李磊刷卡），2011年11月3日交款39856元（由李磊公司员工张晓晨刷卡），共计交纳房款4879856元。后由于经济下行压力，剩余房款未能办理按揭贷款，2016年6月10日，贺二喜与时达公司签订了《时达财富大厦认购书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认购书补充协议》），约定双方就贺二喜于2011年1月4日购买的七层九间房屋（房号调整为701-1、-2、-3、-4、-5、-6、-7、-8、-9），向时达公司退回701-8、-9两间房屋，剩下的7间房屋（合计846.5平方米）以每平方米6000元的价格（总价为5079000元）销售给贺二喜，贺二喜已交款4879856元，剩余尾款199144元，贺二喜以三台车辆（×××、×××、×××）抵顶，并负责过户到时达公司指定人张永清名下。《认购书补充协议》签订后，贺二喜于2016年6月14日将三台车辆过户到张永清名下，并与时达公司就上述七套房屋按每平方米6000元单价重新签订了7份《认购书》，由时达公司向贺二喜重新出具了7份购房款收据。另查明，自2011年11月起，贺二喜针对涉案房屋开始缴纳供热、物业等相关费用。2015年11月的供热票据显示，房号已经调整明确为时达财富大厦7层01-1、-2、-3、-4、-5、-6、-7，用户名称为贺二喜，其中部分房屋由贺二喜对外进行租赁收益。又查明，2016年11月18日，时达公司与时达财富大厦其他业主王令昊就8层-807号房屋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房屋单价为6000元每平方米。再查明，刘兰荣与时达公司、张时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一审法院于2016年11月7日作出（2016）内06民初245号民事裁定，裁定查封了被执行人时达公司位于××区涉案房屋。一审法院于2017年9月6日作出（2016）内06民初245号民事判决，判决内容为：一、时达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向刘兰荣支付借款本金3000万元，支付2013年5月25日至2016年8月25日的利息2340万元，以上本息共计5340万元；二、时达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向刘兰荣支付2016年8月26日起至本案借款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本金按3000万元，利息按月利率2%计算）；三、张时平对本判决第一、二项所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给付责任，张时平在承担连带给付责任后，有权向时达公司追偿；四、驳回刘兰荣的其他诉讼请求。后刘兰荣申请一审法院执行，案外人贺二喜针对涉案房屋提起执行异议，一审法院于2019年7月18日作出（2019）内06执异120号执行裁定，驳回案外人贺二喜的异议。贺二喜不服，提起了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审法院认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是指案外人对于执行依据所确定的执行标的物主张自己享有实体权利，而请求法院对该实体法律关系进行裁判，以阻止法院对执行标的物进行强制执行的一种救济方法，其目的在于排除法院对执行标的物的强制执行。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贺二喜是否享有足以排除法院对该标的物的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之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本案中，贺二喜与时达公司于2011年就涉案七套房屋签订了《认购书》，贺二喜已经按《认购书》约定向时达公司交纳了购房款4879856元。后因经济下行，剩余房款无法办理按揭贷款，且全市房地产市场受到冲击，房价下降系客观事实，贺二喜与时达公司于2016年6月10日重新签订了《认购书补充协议》，双方调整了房屋单价，符合客观市场规律。贺二喜按照《认购书补充协议》的约定将剩余房款以三辆车抵顶完毕。贺二喜交纳了全部购房款，且从2011年起就实际管理控制涉案房屋，未进行过户登记也并非贺二喜自身原因所致。综上，贺二喜对涉案房屋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故对其请求停止执行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贺二喜请求解除对涉案房屋的查封，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是形成之诉，形成判决可以变更执行法律关系，因此此判决的效力应当然及于执行程序，但解除查封是执行程序，应由执行部门来具体操作，故对贺二喜的此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贺二喜对涉案房屋享有排除强制执行的实体权益，其对涉案房屋享有排除强制执行的理由成立，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三百一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不得执行位于东胜区时达财富大厦七层701-1（大证号109011603459）、701-2（大证号109011603415）、701-3（大证号109011603416）、701-4（大证号109011603447）、701-5（大证号109011603460）、701-6（大证号109011603458）、701-7（大证号109011603407）共七套房屋；二、驳回贺二喜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6000元，由刘兰荣、时达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审判决认定贺二喜享有足以排除法院对涉案七套房屋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判决不得执行涉案七套房屋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应当就其对该执行标的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刘兰荣与时达公司、张时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一审法院于2016年11月7日作出（2016）内06民初245号民事裁定，查封时达公司时达财富大厦7层涉案房屋。本案中，2011年1月4日贺二喜与时达公司签订《认购书》，该《认购书》对于贺二喜认购的九套房屋坐落、房屋单价、总价及支付方式均有约定，因此贺二喜与时达公司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成立。2011年1月至11月贺二喜及其委托人共向时达公司支付购房款4879856元，时达公司亦将约定房屋交付贺二喜使用。后当地经济形势下行，双方未按约完全履行合同义务，2016年6月10日贺二喜与时达公司经协商重新签订《认购书补充协议》，对于房屋坐落、房屋单价、总价进行重新约定，并退回两套房屋，剩余尾款199144元双方约定以三辆车抵顶，并过户至时达公司指定人张永清名下，贺二喜已于2016年6月14日支付全部房款，双方买卖共计七套涉案房屋。贺二喜与时达公司签订的《认购书》及《认购书补充协议》、时达公司交付房屋和贺二喜交清全部房款均早于一审法院对涉案房屋的查封时间。从贺二喜提供的供暖费收据、发票等证据可以证实，从2011年开始，贺二喜已经占有涉案房屋。贺二喜和时达公司均抗辩涉案房屋因重新测绘而未网签，故涉案房屋未进行过户登记并非贺二喜自身原因造成。刘兰荣认为贺二喜和时达公司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不成立、《认购书补充协议》调整房屋房号不合理、《认购书补充协议》调整房屋单价涉嫌伪造、贺二喜未交清全部房款及未办理过户登记系贺二喜自身原因造成的上诉理由，因刘兰荣未提交有效证据予以证明而不能成立。贺二喜的诉讼请求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其对涉案房屋享有排除刘兰荣申请强制执行民间借贷债权的合法权益。综上所述，刘兰荣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6000元，由刘兰荣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郝 力审判员 裴 彪审判员 荣如侠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石俊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