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2民终403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某1，男，1984年8月17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龙光，福建卓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某2，女，1983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伟才，北京盈科（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陈某1因与被上诉人陈某2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不服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2018）闽0206民初91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陈某1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陈某1无需向陈某2支付任何款项或者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 一、一审法院对于卖房款用于日常生活和厦门铭振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铭振公司）的事实没有查清。㈠洪文房产车位购房款、卖房款的来龙去脉。1.陈某12005年在厦航当保安，收入仅够维持生活。2005年辞职，××××年××月结婚，聘金、宴席等开销源于陈某1的父亲陈德良。2010年1月购买洪文房屋车位，陈某2的娘家没有出资，彼时，陈某1夫妻没有收入，又加上生育孩子，生活开销更大。购房首付款179余万和按揭款税费均是源于陈德良。2.即便认为登记在陈某1名下就是夫妻财产，2011年7月份出售房屋车位，一方面是为生活开销，另一方面是铭振公司需要。彼时夫妻感情甚好，陈某2全程参与卖房过程，卖房的背景、款项用途等陈某2是心知肚明。3.陈德良登记为铭振的监事，负责统筹安排。作为法定代表人，陈某1的银行卡供铭振公司使用符合市场惯例，若不卖房，意味着为铭振公司的经营陈某1必须借更多外债。陈德良过世后，涌现大量案件，陈某1也卷入其中，到2014年闹离婚时哪里还有卖房款的影子。陈某2原审诉求是滥用诉权。4.陈某2曾诉求“分割登记在陈某1名下的晟众公司的股权及其分红”，就晟众提出诉求而不对婚姻期间同样登记在陈某1名下的铭振公司提出诉求，反证其知晓卖房款中转给高俊杰、陈德庆等人的款项是基于铭振公司业务的事实，明知铭振公司有大量外债而刻意回避、选择性诉求。㈡关于车辆方面。宝马汽车于2009年2月22日购买，北京牌轿车于2009年4月9日购买，彼时，陈某1夫妻没有钱，资金源于陈德良，陈某1属代持。2012年4月30日陈德良过世，出售两部车，是为应付家庭生活开销和缓解铭振公司经营的资金缺口。 二、一审法院对于共同财产、共同经营支出的认定采用不同标准，苛求陈某1，宽待陈某2。1.一审法院不采信陈某1关于资金来源和代持的客观陈述，对洪文房产车位、车辆的权属适用登记主义，进而认定卖房款、卖车款属于夫妻共同财产。2.陈某1××××年结婚，铭振公司于2008年2月成立。卖房款用于铭振公司属于夫妻共同经营支出，看似没有直接转给铭振公司或陈某2。但结合工商登记（高俊杰系监事兼财务）、证据中的判决书关于铭振公司的内容、铭振公司资料等，足以证明卖房款用于铭振公司的经营。陈某1的银行卡用于铭振公司对外支付，无需先转入铭振公司再对外支付，否则纯属多此一举。从法定代表人的银行卡支付，恰恰说明不存在擅自处分。一审法院未根据工商登记认定一人公司铭振公司系夫妻共有，未将卖房款用于铭振公司认定为夫妻共同经营的支出。3.在离婚案件中，陈某2虚构资金用于建设围里999号的说法，分割案外人房屋的企图未得逞。在本案转而主张分割卖房款，罔顾夫妻家庭生活和铭振公司经营需要才卖房的事实，无异于让其主张已用掉的卖房款“起死回生”。离婚案件的相关内容是陈某2对卖房款已经事实不存在的自认。一审法院允许陈某2“改口”，相反，关于安置房的处理，陈某1在离婚案件中当时表示暂不主张，并未放弃“离婚后财产分割案件”时的主张权。一审法院不允许陈某1在安置房问题上补齐离婚案件中未表达完整的意思，陈某1针对尚未分割且事实还在的安置房提出的反诉请求被责令撤回，有失公平。4.卖房款中50万用于买奥迪车，因为实物还在，离婚案件中就奥迪车实物作价分割，一审法院予以刨除，是实事求是的做法。相反，一审法院对于银行卡中取现而在夫妻子女衣食住行、共同生活中换取食物、服装、加油等款项不予刨除，对于用在铭振公司经营的款项不予刨除，有违事实，双重标准。 三、关于可供分割财产的事实认定，一审法院在法律适用上存在错误。 1.《婚姻法》第41条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卖房款用于铭振公司，属于夫妻共同经营支出，并非为陈某1一个人利益，铭振公司的资金缺口属于“共同生活所负债务”。陈某2诉求分割财产而不考虑经营支出，只享受权利、不承担义务，显失公平。2.一审法院拘泥于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18条“离婚后，一方以尚有夫妻共同财产未处理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分割的，经审查该财产确属离婚时未涉及的夫妻共同财产...”的字面意思，未从客观事实出发，由于不存在“事实存在且尚未处理的夫妻共同财产”，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3.参照《最高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42条“以公民个人名义申请登记的个体工商户和个人承包的农村承包经营户，用家庭共有财产投资，或者收益的主要部分供家庭成员享用的，其债务应以家庭共有财产清偿”和第43条“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从事个体经营或者承包经营的，其收入为夫妻共有财产，债务亦应以夫妻共有财产清偿”。陈某2未举证证明用于铭振公司的款项未经其同意，应依据“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则”，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参照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总则释义》诠释“对于实践中无法区分是个人经营还是家庭经营的，是个人投资还是家庭投资，是个人享用经营收益还是家庭共同享用经营收益，进而确定债务是以个人财产承担，还是以家庭财产承担，司法实践中一般有以下认定标准：一是以公民个人名义申请登记的个体工商户，用家庭共有财产投资，或者收益的主要部分供家庭成员享用的，其债务应以家庭共有财产清偿”以及《公司法》第63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作为登记在陈某1名下的一人有限公司的铭振公司的资金缺口属于陈某1夫妻共同债务，用于铭振公司的卖房款属于夫妻共同经营的支出。一审法院对基于铭振公司的业务从陈某1银行卡转给高俊杰、陈德庆、陈铭榕等人的款项以及存入铭振公司的现金只字不提是错误的。4.卖房款曾经在婚姻存续期间在陈某1的银行卡上短暂出现，但确实已经在夫妻共同生活和经营中用掉，卡里的该项存款早已归零，离婚案件也已就现实存在的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本案的处理应先依法查明离婚时“现实存在的夫妻共有财产”，否则，分割诉求纯属奢谈和“放空炮”。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的第11条“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㈠一方以个人财产投资取得的收益；㈡男女双方实际取得或者应当取得的...”的规定中一再强调“实际”。用于铭振公司的款项和日常生活用掉的款项，一审法院将其认定为尚未分割的财产，忽略“已经用掉”的实际情况。根据该司法解释，投入铭振公司经营的卖房款在2011年就已经转化为铭振公司资产或者权益，铭振公司的股权和经营铭振公司取得的收益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陈某2若要主张，应当主张分割铭振公司的股权和收益，而不能停留在对卖房款的主张上面。 四、陈某1就卖房款的去向已尽到举证义务，对于婚姻家庭关系等与日常生活、人身权益等密切相关的案件，夫妻生活与经营活动需要大量支出通常不会保留证据，七八年前的生活开销纯属“陈芝麻、烂谷子”，这是众所周知的常识，应适用高度盖然性原则。陈某1的证据足以证明不存在擅自处分和转移财产，一审法院对有利于陈某1的证据只字不提，苛求陈某1就七八年前的开销举证，违背常理。㈠包括两个儿子在内的一家生活每个月都要大量开销，这是基本常识。不会像ＡＡ制那样就生活支出和经营性支出保留证据以备随时打离婚官司，况且，即便留有支出凭据，未经对方签字确认，按一审法院逻辑，在卖房款用于铭振公司的大量证据面前，还不是一句“无关”的抗辩就足以使其没了证明力。一审法院只认定奥迪车的50万，其余均认为陈某1擅自处分，无形中推定陈某1夫妻和子女多年的吃饭、购物、车辆加油保养买保险、寻医问药、亲朋往来、经营铭振公司等不用花一分钱。一审法院在售房款早已转化为对铭振公司的投资和日常开销而归零的情况下，在八九年后碍于教条直接进行数字分割，违背事实与常理。㈡根据闽南的风俗，父亲出资、子女代持不会白纸黑字写下来，陈某1碍于面子也不曾与陈某2进行财产约定，一审法院未考虑公序良俗，不认定代持，加重陈某1的举证责任，不接地气。㈢从2011年卖房至2014年闹离婚，几年的时间，没有证据表明陈某2曾就转入银行卡的卖房款的取现或者转账及其用于夫妻家庭生活和铭振公司业务（转给高俊杰等人）提出任何异议。㈣一审法院应陈某2的要求，责令陈某1提交卖房款去向的银行记录否则将依职权调取。陈某1提交书面申请，请求一视同仁要求陈某2提交其银行流水或者调取其银行记录，一审法院未予同意，导致至今未查明陈某2名下的财产及其去向（比如陈某2曾出资以其弟名义在外地购房）。㈤陈某1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陈某2原审的诉求不能成立。1.陈某12018年12月4日提交的证据体现陈某2登记为数家公司的股东或者高管，其声称经营咖啡厅、飞霖酒吧等每年收入百万，却未提供银行记录等证据佐证，也不曾拿一分钱贴补家用。2.陈德良、陈德庆系兄弟关系，星亿鸿公司、庆鑫达公司、铭振公司是关联企业。陈某12020年3月28日补充证据显示陈德良存入该公司账户的款项，至少包括：2010年12月28日50万；2011年8月16日11.35万；2012年2月21日的6.6万、3月23日的80万，仅这些就小计147.95万。3.铭振公司日常开销很大，卖房款只解决铭振公司一小部分资金缺口。铭振公司、陈某1以及陈德良不惜举债来维持铭振周转。4.在离婚案件中陈某2承认“我们没钱”，足以证明铭振公司虽登记在陈某1名下，但开办费用系源于陈德良的事实。陈某1为治疗痛风也需支出大量费用，陈某2原审诉求如果成立，意味着那么多年全家“喝西北风”就饱了，不合常理。5.陈某1提交的证据证明，2009年8月20日周南京（系陈德良的朋友）将352万元转入陈某1的银行卡，按陈某2的逻辑，岂不也应当将该352万在本案分割。以此类推，从2009年1月起至陈德良2012年4月过世，该银行卡的进账不下千万，岂不是也应在本案分割。陈某2看到这些记录而没有增加对这些进账进行诉求，恰恰说明其知晓该银行卡长期由铭振公司使用的事实。6.从2011年7月20日转入卖房款至9月2日剩3534.95元，期间该银行卡转出的款项和取现，均是用于夫妻家庭生活或者铭振公司的经营：⑴2011年7月20日转给高俊杰的148万（后高俊杰存入铭振公司账户）；⑵2011年7月20日10万、7月27日40万转给车行，用于购买奥迪车；⑶2011年7月21日转给陈艺娜20万元，8月14日转给陈德庆5万元；9月2日转给陈铭榕60万元，都是基于铭振公司业务的支出。⑷该银行卡的取现与铭振公司的现金存款吻合，若没有取现，哪来的现金存入铭振公司供其周转。综上，一审法院认为陈某1银行卡的取现或转账与夫妻生活或者夫妻共同经营无关是不能成立的。 五、陈某1已举证卖房款用于铭振公司周转（比如转给高俊杰的148万元，由高俊杰存入铭振）及其与本案的关联性，陈某2质证时仅凭一句“没有关联”就想彻底否认，一审法院对此只字不提。离婚后财产分割案件不是离婚案件，款项去向、“占有者”主体明确，理应追加铭振公司、高俊杰、陈德庆等为当事人，才能查明是擅自处分还是合法支出。一审遗漏重要当事人，应当发回重审。 六、陈某2原审诉求的程序不合法。1.证据显示，卖房款中的148万元转给高俊杰、20万元转给陈艺娜、5万元转给陈德庆、60万元转给陈铭榕，取现或存入铭振公司或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到2011年9月2日，加上铭振公司业务收入，该银行卡只剩3千多。陈某2如果否认前述取现、转账与夫妻共同经营的铭振公司或者夫妻共同生活有关，其应向铭振、高俊杰、陈德庆等人诉求主张，陈某1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可参与分配。原审诉求的对象错误、程序错误，误导了原审法庭。2.卖房款、卖车款不可能在被用掉后再用一次。对于卖房款、卖车款在夫妻共同生活或者经营中已经用掉、转化不复存在的情况下，陈某2分割该款项的诉求是不能成立的。陈某2人如果非要主张，应向铭振公司主张卖房款投入经营后所产生或转化的收益或资产，或在高俊杰等人无法说明进账合法性的情况下向他们主张不当得利等，或向包括两个儿子在内的家庭成员主张日常生活、衣食住行用掉的款项。 陈某2辩称，陈某1的上诉理由实则是其一审意见的一个重复而已，并没有更多的证据来证明这种主观猜测。陈某1主张售房款用于所谓的生活开支，但是案涉的款项达数百万元，在短时间之内用于家庭生活所需是完全不合常理的。而且陈某1自己也承认钱是转给第三方，其说法是经不起检验的。 陈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平均分割址于思明区××里××号之一××室房产及地下一层第××号车位的售房款3379878元；2.平均分割2015年陈某1的家庭收入700000元；3.平均分割陈某1名下宝马牌Ｘ6小型越野客车的售车款800000元、北京牌小型越野客车的售车款2000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 ××××年××月××日，陈某2与陈某1登记结婚。2010年以陈某1的名义购买了址于思明区××里××号之一1801室房产（按揭贷款购买）及思明区××里××号地下一层第××号车位。2011年6月17日，陈某1将上述房产及车位以7600000元的价格出售（陈某2代为办理相关出售手续）给案外人罗某某，约定上述房产及车位产权及土地交易国家规定之税费由罗某某全部承担，罗某某于当日向陈某2支付了定金100000元。2011年6月18日，罗某某通过许某某向陈某2转账支付了购房款3900000元。收到上述定金及购房款4000000元后，陈某2于2011年6月22日向中国工商银行偿还了上述房产尚欠的银行贷款4056287.6元。2011年6月30日，罗某某通过许某某向陈某2转账支付208484元。2011年7月1日、7月14日，陈某2以陈某1的名义向厦门市地方税务局缴纳契税（房屋）178685.1元、4500元（陈某2表示当时还有其他一些费用合计约210000元）。2011年7月20日，罗某某通过许某某向陈某1的建行账户转账支付了剩余购房款3589878.13元。陈某1收到该3589878.13元后，于当日转给陈某2210000元，并于2011年7月20日、7月27日在厦门大邦通商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分别消费100000元、400000元用于购买一辆奥迪牌Ａ5小轿车（后该车登记在陈某2名下，车牌号为闽ＤＲ××××）。除上述转给陈某2的210000元及购买奥迪牌Ａ5小轿车的500000元外，在2011年7月20日至2011年9月2日期间，陈某1还通过转账转给高俊杰、陈艺娜、陈顺福、陈德庆、陈铭榕以及大额取现等方式将上述3589878.13元售房款从其建行账户全部支出（期间该账户还有部分其它进项及其它消费，但其它进项金额大于其它消费金额）。 另查明，陈某1于2009年2月22日购买了一辆宝马牌小型越野客车，于2012年4月9日购买了一辆北京牌小型越野客车。陈某1于2012年8月9日、2012年11月7日分别将上述宝马牌小型越野客车、北京牌小型越野客车出售，售车款均由陈某1收取。审理过程中，陈某2、陈某1均同意陈某1出售上述两辆车所收取的售车款按500000元计算。 2014年7月2日，陈某1提起离婚诉讼。2015年2月10日，一审法院作出（2014）湖民初字第3398号民事判决，驳回陈某1的诉讼请求。2015年9月2日，陈某1再次提起离婚诉讼。2015年12月7日，一审法院作出（2015）湖民初字第6458号民事判决，再次驳回陈某1的诉讼请求。陈某1不服，提起上诉。2016年4月13日，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闽02民终422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在（2016）闽02民终422号案件庭审中，法官询问陈某1：“2015年，你的总收入大约有多少”，陈某1回答：“有一条70万元”；法官又问：“哪一条，是你这一年的总收入大概多少”，陈某1回答：“不确定。我痛风严重，很久都不工作了，也没有收入”。2016年11月28日，陈某1第三次提起离婚诉讼，在该案中，陈某2表示双方以7600000元的价格出售了思明区××里××号之一1801室房产及思明区××里××号地下一层第××号车位，陈某2将收到的4000000元售房款用于偿还上述房产尚欠的按揭贷款，陈某1将收到的另外3600000元售房款用于××路××房产，陈某2主张围里路999号房产系双方夫妻共同财产；陈某1则否认其将收到的3600000元售房款用于××路××号房产，表示其收到售房款后除了用于购买陈某2名下的奥迪牌Ａ5小轿车外，其余款项被其父亲陈德良拿去用于公司购买设备和外面工程建工地。2018年6月13日，一审法院作出（2016）闽0206民初10106号民事判决，认为陈某1和陈某2自2014年8月起分居（分居之前双方共同居住在湖里区××路××号房产），双方因感情不和分居已满两年，夫妻感情已经彻底破裂，对陈某1的离婚诉求依法予以支持，并对子女抚养、精神损害赔偿、夫妻共同债务进行了认定；关于陈某2主张围里路999号房产，该判决认为陈某2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路××号房产（现门牌号为湖里区围里社1××1号）系夫妻共同财产，且陈某1不予认可，并且提交的证据证明该房产在派出所登记的房东为陈天定，因此该房产可能涉及到案外人的合法权益，在本案中不予一并处理，陈某2可另行主张权利。该案判决如下：一、准予陈某1与陈某2离婚；二、……；三、……；四、闽Ｄ6××××号、闽ＤＣ××××号车辆（均系2015年后购买）归陈某1所有，闽ＤＲ××××号车辆归陈某2所有，……；五、……；六、……。该判决于2018年7月10日发生法律效力。 庭审中，陈某2主张其收到陈某1于2011年7月2日转账的210000元系用于缴纳出售××区××里××号之一××室房产及思明区××里××号地下一层第××车位的相关税费。陈某1则主张，购买思明区××里××号之一××室房产、思明区××里××号地下一层第××号车位以及宝马牌小型越野客车、北京牌小型越野客车均是其父亲陈德良出资，属于陈德良所有，陈某1只是挂名代持。2011年因陈德良的公司缺乏资金，故陈德良安排出售上述房产、车位用于公司周转和家庭开销，陈某1所收取的售房款（除用于购买闽ＤＲ××××号奥迪牌Ａ5小轿车的款项外），不由其掌握或支配，而是由其父亲陈德良用于公司经营、家庭开销，其中转给高俊杰、陈艺娜、陈顺福、陈德庆、陈铭榕的款项是用于陈德良的公司的经营。对于出售宝马牌小型越野客车、北京牌小型越野客车的售车款，陈某1先是表示一部分用于生活开支及2015年购车，后又称用于其父亲所涉债务案件，还表示用于偿还自己欠的债务，最后称用于夫妻共同生活。陈某2、陈某1对上述各自的主张，均未提供充分证据，且对对方的主张均予以否认。 一审法院认为，夫妻离婚后对尚未分割的夫妻共同财产仍有权要求分割。思明区××里××号之一××室房产、思明区××里××号地下一层第××号车位、宝马牌小型越野客车及北京牌小型越野客车均系陈某2与陈某1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购置，依法属于双方的夫妻共同财产，出售上述房产、车位及车辆所得款项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陈某1虽主张当时购置上述房产、车位及车辆的资金来源于其父亲陈德良，其只是挂名代持，上述房产、车位及车辆属于陈德良的个人财产，但未提交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且陈某2予以否认，故不予采信。一、关于出售思明区××里××号之一××室房产及思明区××里××号地下一层第99号车位的售房款。陈某2于2011年6月17日、6月18日收取的合计4000000元售房款已用于偿还尚欠的银行按揭贷款4056287.6元，因此思明区××里××号之一××室房产及思明区××里××地下一层第××号车位的实际售房款为陈某1于2011年7月20日收到的3589878.13元。在陈某1第三次的离婚诉讼中，陈某2主张陈某1将3600000元售房款用于建设围里路999号房产（围里社1××1号）并主张该房产系双方夫妻共同财产，但陈某1否认其将售房款用于建设围里路999号房产，而是表示除了用于购买ＤＲＴ260号奥迪牌Ａ5小轿车外，其余款项被其父亲陈德良拿去用于公司购买设备和外面工程建工地。一审法院分析认为，扣除用于购买闽ＤＲ××××号奥迪牌Ａ5小轿车的500000元及转给陈某2的210000元外，陈某1确认其收取的其余售房款并未用于建设围里社1××1号房产，而表示系被其父亲拿去使用，陈某1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该部分售房款用于其与陈某2的夫妻或家庭共同生活，且现陈某2亦表示不再主张围里社1××1号房产的分割，故该部分售房款应作为陈某2与陈某1的共同财产予以分割。陈某2虽然主张其于2011年7月20日收到陈某1转账的210000元是用于缴纳房产过户税费，但出售思明区××里××号之一1801室房产、思明区××里××号地下一层第99号车位时约定相关的税费均由买家承担，且陈某2系在2011年6月30日另外收取了购房人罗某某通过许某某向其转账支付208484元后，于2011年7月1日、7月14日以陈某1的名义向厦门市地方税务局缴纳契税（房屋）178685.1元、4500元，陈某2亦表示还有其他一些费用共计约210000元，该208484元与陈某2主张的税费金额基本相符；而陈某1转账给陈某2的210000元发生于陈某2代为缴纳税费之后，因此，陈某2主张其于2011年7月20日收到陈某1转账的210000元是用于缴纳房产过户税费没有事实依据，不予采信，即陈某1转账给陈某2的210000元亦应属于双方的夫妻共同财产。因闽ＤＲ××××号奥迪牌Ａ5小轿车已在（2016）闽0206民初10106号案件中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了分割（判决归陈某2所有），因此，陈某1收到的售房款中扣除用于购买奥迪牌Ａ5小轿车的500000元外，尚有3089878.13元在离婚时未予以分割，陈某2依法可分得50%即1544939.06元，因陈某1之前已转账210000元给陈某2，故陈某1还应支付陈某21334939.06元。二、关于出售宝马牌小型越野客车、北京牌小型越野客车的售车款。陈某1对于其2012年出售宝马牌小型越野客车及北京牌小型越野客车所得的售车款500000元去向，陈述前后矛盾，且未提交证据证明将该售车款500000元用于家庭共同生活或是偿还夫妻共同债务，故该售车款500000元属于夫妻尚未分割的共同财产，陈某2可分得其中的50%，即陈某1应支付陈某2250000元。三、关于陈某2主张的陈某12015年的收入700000元。陈某1在（2016）闽02民终422号案件中虽称其2015年有一条700000元的收入，但当时在法官的再次询问下又表示其很久都不工作了，没有收入。一审法院分析认为，仅凭陈某1当时前后不一的陈述无法确认陈某1确实存在该笔收入，且陈某1现予以否认，陈某2亦未提交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故不予采信。综上，陈某2与陈某1尚有售房款3089878.13元、售车款500000元未进行分割，上述款项除陈某1已转给陈某2210000元外，其余款项均由陈某1收取，故陈某1还应支付陈某2共计1584939.06元（1334939.06元＋250000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第三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㈢》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陈某1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陈某21584939.06元；二、驳回陈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就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除当事人有异议的以外，本院当事人无异议的部分予以确认。 双方确认，铭振公司为一人有限公司，唯一股东为陈某1。陈德良和高俊杰是该公司的监事。 还查明：一、陈某1于2011年7月20日转账支付给高俊杰1480000元。之后，高俊杰于2012年3月21日至2013年3月20日期间存入铭振公司账户共计3015110元（具体为：2012年3月21日66000元、3月23日600000元、4月27日62600元、5月23日52000元、9月12日11180元、9月20日62000元、11月12日8400元、11月20日60000元、12月12日7700元，2013年1月15日23250元、1月17日256900元、1月31日770000元、2月16日10580元、3月6日987600元、3月12日10000元、3月20日26900元）。 二、陈某1于2011年7月21日转账支付给陈艺娜200000元、于2011年7月28日转账支付给陈顺福200000元、于2011年8月14日转账支付给陈德庆50000元、于2011年9月2日转账支付给陈铭榕600000元。 三、2011年7月20日至2011年9月2日期间，陈某1从其银行账户现金取款共计493000元（具体为：2011年7月20日现金领取200000元、7月29日现金领取120000元、8月5日现金领取12000元、8月7日现金领取60000元、8月9日网络ＡＴＭ取款10000元、8月13日现金领取4000元、8月17日现金领取40000元、8月23日他行ＡＴＭ取款2000元、8月25日现金领取45000元）。2011年7月20日至2012年4月17日期间，陈某1现金存入铭振公司共计874200元（具体为：2011年8月3日37400元、8月16日23200元、8月22日65000元10月13日112300元、10月24日66000元、11月14日90700元、11月21日65000元、12月12日80600元、12月15日11500元、12月26日66000元，2012年2月16日63700元、3月21日91100元、4月17日101700元）。 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陈某1主张一审判决表述“2010年以陈某1的名义购买思明区××里××号之一1801室等房产”不准确，主张是陈德良以陈某1的名义购买前述房产。对此，陈某2认为，一审判决是根据双方在多次庭审中确认的事实作出该认定的，现陈某1提出该主张没有事实依据。本院认为，在之前的多次庭审中，双方对以陈某1的名义购买前述房产的事实均予以确认，陈某1现主张该房产是陈德良所购买，与之前已确认的事实相悖，且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对陈某1的该主张，本院不予采信。 陈某1还主张，一审判决所称的公司（包括“陈德良的公司”）均是指铭振公司，一审判决对公司的表述不清。陈某2则主张一审判决所称的公司均是指“陈德良的公司”而不是铭振公司，但对“陈德良的公司”的具体名称其不清楚。本院认为，现有证据无法证明陈德良具体开办或经营哪家公司，故对陈某2的抗辩本院不予采信。本院采信陈某1该主张。 本院认为，本案系离婚后财产纠纷，争议的焦点为案涉售房款问题。陈某1主张该款项用于铭振公司的投资及家庭共同生活已经不存在。陈某2对陈某1的该主张不予认可，主张该款项系被陈某1擅自转移。本院分析认为：1.关于陈某1支付给高俊杰的1480000元。陈某1于2011年7月20日收到售房款后，于当日支付给高俊杰1480000元，根据查明事实，高俊杰系铭振公司的监事，而高俊杰在收到前述款项后也确实将该款项存入铭振公司的账户，故陈某1主张该款项系用于铭振公司的经营，本院予以采信。2.关于陈某1支付给陈艺娜、陈顺福、陈德庆、陈铭榕的1050000元。①陈某1主张2011年7月21日转账支付给陈艺娜的200000元，陈艺娜于当日领取现金后，以“自筹款”的方式将该款项存入铭振公司，用于铭振公司的经营。但所提供证据未能证明陈艺娜将该款项存入铭振公司，故对陈某1的该主张，本院不予采信。②陈某1主张2011年7月28日转账支付给陈顺福的200000元系用于铭振公司所承包工程中购买沙石、模板班组的现金支出，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故对陈某1的该主张，本院不予采信。③陈某1主张2011年8月14日转账支付给陈德庆的50000元，系用于建埭辽戏台的捐款。本院认为，陈某1的该主张与其原主张的该款项用于铭振公司的经营相矛盾，且其所提供的证据亦不足证明该主张，故本院对陈某1的该主张不予采信。④陈某1主张2011年9月2日转账支付给陈铭榕的600000元系支付所承包工程的“管理费”。本院认为，陈某1提交的《工程施工承包合同》体现其向厦门安能建设有限公司第九工程处承包“围里公寓保障性安居工程排洪沟及挡土墙”工程，应向厦门安能建设有限公司第九工程处支付“管理费包干价”1200000元，而该款项的支付对象却是“陈铭榕”个人，故陈某1主张该款项为前述合同项下的“管理费包干价”，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综上，陈某1主张前述款项均系用于铭振公司经营，证据不足，本院均不予采信。3.关于陈某1从其账户领取的现金。根据查明事实，陈某1在收到售房款之后，从其账户领取的现金493000元，远低于其现金存入铭振公司账户的数额，故陈某1主张该款项系用于铭振公司的经营，本院予以采信。4.关于陈某1主张的将售房款用于家庭生活开支问题。根据查明事实，截至2011年9月2日，陈某1已经以转账支付及取现等方式，将售房款从其建行账户全部支出用于铭振公司的经营、购车及支付给陈某2、陈艺娜、陈顺福、陈德庆、陈铭榕等人，其支付的总额已经超出讼争售房款，故陈某1主张还将售房款用于家庭生活开支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5.关于售车款500000元。陈某1于2012年8月和11月出售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宝马牌小型越野客车和北京牌小型越野客车，所得售车款500000元应为夫妻共同财产。虽然陈某1未能提供该款项用于铭振公司经营的证据，其主张售车款用于铭振公司经营不足采信。但从生活常理考量，家庭生活开支是必然发生的，根据陈某1身患疾病需要治疗，以及一审判决认定且双方均未提出异议陈某1没有收入的事实等具体情形，参照厦门市的生活水平，本院酌定每月的家庭生活开支为5000元，据此认定从2012年8月出售汽车至2018年6月双方离婚期间用于家庭生活开支为355000元（5000元／月×71个月）。故对陈某1主张售车款用于家庭生活开支，本院就前述认定部分予以支持，对超出前述认定的部分不予支持。 根据查明事实，铭振公司系陈某1投资的一人有限公司，而现有不足证明铭振公司的财产系独立于陈某1自己的财产之外，故本院认定该公司为陈某1、陈某2夫妻共有，该公司的财产应为陈某1、陈某2的夫妻共同财产，陈某1将售房款中的部分款项用于铭振公司的经营不属于转移财产。该款项应与铭振公司的财产一并处理，因双方在本案中均未对铭振公司的财产提出主张，故在本案中不予处理，双方可另行主张。陈某2在本案中主张分割已用于铭振公司经营的款项，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讼争售房款及售车款属夫妻共同财产正确。售房款除用于铭振公司经营以及购车的款项外，陈某1支付给陈艺娜等人的1050000元，以及扣除家庭生活花费的355000元后尚余的售车款145000元，共计1195000元在离婚时未予以分割，陈某2依法可分得50%即597500元，扣除陈某1之前已支付给陈某2的210000元，陈某1还应支付陈某2387500元。 综上，陈某1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2018）闽0206民初9139号民事判决； 二、陈某1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陈某2387500元； 三、驳回陈某2一审的其他诉讼请求。 四、驳回陈某1的其他上诉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3680元，由陈某2负担21874元，由陈某1负担180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9064元，由陈某2负担14403元，由陈某1负担4661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纪赐进 审 判 员 庄伟平 审 判 员 陈丽英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二日 法官助理 张冬梅 书 记 员 林少怀 附页：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第三十九条离婚时，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照顾子女和女方权益的原则判决。 夫或妻在家庭土地承包经营中享有的权益等，应当依法予以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