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52民终17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许桂贤，男，1963年1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普宁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宣霖，广东晨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国民，男，1968年7月5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晓德，广东德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泽斌，广东德万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王英，男，1962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原审被告：许焕升，男，1988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普宁市*************。原审被告：廖光城，男，1981年11月8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瑞金市**************。原审被告：陈雄青，男，1990年5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丰顺县**********。原审被告：张立立，男，1980年5月8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蒙城县**************。原审被告：陈志明，男，1986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瑞金市*************。原审被告：左继红，男，1991年5月26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瑞金市*************。原审被告：刘满灰（又名刘满庆），男，1989年4月3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瑞金市*************。原审被告：胡南京，男，1967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瑞金市**************。上诉人许桂贤因与被上诉人高国民及原审被告王英、许焕升、廖光城、陈雄青、张立立、陈志明、左继红、刘满灰、胡南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普宁市人民法院（2019）粤5281民初17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许桂贤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高国民对许桂贤的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由高国民承担。事实与理由：许桂贤与高国民、原审被告王英等9人买卖合同纠纷业经普宁市人民法院作出（2019）粤5281民初1786号民事判决书，许桂贤认为该判决书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严重侵害许桂贤的合法权益。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确认无效民事行为的效力及于许桂贤。高国民主张许桂贤承担案涉欠款的主要依据为其与王英进行结算并由王英签字加盖普宁市里湖桂木坊茶具厂（以下简称桂木坊茶具厂）印章的“欠条”。该欠条上的印章业经原审法院查明系证人李某于2017年10月底至同年11月初为向银行办理信用卡私自刻制的，并存放于桂木坊茶具厂办公室抽屉。普宁市公安局也证实了桂木坊茶具厂没有印鉴备案资料。由此可见，欠条上加盖的印章系伪造的。首先，王英使用伪造的印章与他人进行货款的结算，暂且不论王英使用伪造的印章与他人进行结算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但可以肯定该民事行为属违法行为，其以桂木坊茶具厂名义出具的欠条属无效合同。其次，高国民与王英有恶意串通损害许桂贤利益的嫌疑。高国民在原审中举证证实王英向其购买木料并加盖桂木坊茶具厂的印章的《购买木材协议书》、《购买木料证明及付款方式》打印件各1份，以此欲证明高国民有理由相信王英具有代理权。然而，上述两份证据记载的日期为2017年9月18日，结合证人李某的证言，2017年9月18日李某还未刻制桂木坊茶具厂的印章。也就是说，2017年10月份之前，高国民与王英发生有关交易时，桂木坊茶具厂的印章并未存在，上述两份证据均系交易后伪造的证据。综上，任何民事行为必须遵循合法且不违反公序良俗前提下进行，王英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暂不评价，在交易双方行为均涉嫌违法的情况下，该民事行为不应产生法律效力。二、王英的行为不符合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表见代理行为应该符合一般民事代理的构成要件。1.高国民未能举证证明王英以桂木坊茶具厂的代理人身份并以桂木坊茶具厂名义与其发生买卖关系，向高国民购买货物的是王英，高国民交付货物的对象为王英，根据《购买木材协议书》记载，购买付款方式也是王英，且高国民于2017年9月15日向王英送达的货物也是王英与原审证人李某验收货物的。由此可见，本案买卖关系显然是王英以个人名义与高国民发生。2.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之规定，表见代理制度不仅要求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而且要求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合同相对人主张构成表见代理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不仅应当举证证明代理行为存在诸如合同书、公章、印鉴等有权代理的客观表象形式要素，且根据法律规定及立法精神，构成表见代理客观表象形式要素的代理授权书、介绍信、工作证、空白合同书、合同专用章等证书文件，必须是真实的，否则不可能构成表见代理。而且应当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据此，被代理人承担行为人行为之法律责任至少应符合以下两个要件：（1）举证证明代理行为存在诸如合同书、公章、印鉴等有权代理的客观表象形式要素，且这些合同书、公章、印鉴等有权代理的客观表象形式要素的证书文件必须是真实的，即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在本案中，高国民既没有证实与桂木坊茶具厂签订合同也没有相关的送货凭证，更没有证实王英是以桂木坊茶具厂的名义与其发生买卖关系，而欠条是其双方发生交易以后（2017年12月30日）才形成的。更重要的是，高国民提交的由王英签字加盖普宁市里湖桂木坊茶具厂（以下简称桂木坊茶具厂）印章的“欠条”，如前所述，欠条上的印章系伪造和王英单方私自冒用，并不能代表登记经营者系许桂贤的注册名称为“普宁市里湖桂木坊茶具厂”个体户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王英有权代理的客观表象形式要素并未形成。（2）相对人必须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主观上属于善意。按照《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表述，构成表见代理对相对人主观方面有两层要求：一是相对人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二是该相信是有理由的。相对人如果不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比如，相对人明知行为人无代理权，不符合表见代理的要求。相对人虽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但形成信赖的理由不充分、不正当，比如，相对人应当知道行为人没有代理权，但因自身重大过失而没有察觉的，也不符合表见代理的要求。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相对人对自己的主观善意承担举证责任，并且，由于代理人不具有“代表人、负责人”的特殊身份，《合同法》也明确要求相对人必须要“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因此，相对人负担着证明信赖行为人有代理权且信赖是有理由的举证责任。在本案中，桂木坊茶具厂系个体工商户，自2014年5月23日登记成立，经营者为许桂贤。在高国民与王英交易之前，高国民未举证证实其与桂木坊茶具厂发生过买卖关系，也未证实许桂贤委托王英与其发生过买卖关系。在高国民与王英交易期间，自始至终未向许桂贤核实王英的身份和王英是否具有本案所涉买卖业务的代理权；且从始至终均是王英在跟进其与高国民间的整个交易过程，许桂贤对此完全并不知情，也不可能知情，货款亦非由许桂贤以他人银行卡转帐及微信转账的方式支付，高国民亦未对实际交易对象产生怀疑（高国民应该很明确其交易对象为王英）；对拖欠的货款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内也从未向许桂贤主张。以上案件事实表明高国民对行为人（王英）没有代理权是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因而并非善意相对人；即使高国民确实不知道王英没有代理权也因其疏忽大意，怠于审查，存在重大过失。综上，本案行为未形成代理权的表象，高国民也没有理由相信王英有代理权，故王英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综上所述，王英利用伪造的印章并单方私自冒用，加盖在其与高国民往来的交易欠条上，原审法院未审查高国民提交证据的合法性，认定违法行为有效属认定事实不清。同时，认定王英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属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以改判。高国民辩称，一、根据民诉法司法解释第59条的规定，在营业执照的实际经营者与登记经营者不一致的情况下，应当以两者作为共同被告，高国民作为善意第三人，并不清楚许桂贤与其他原审被告之间的约定，但在与里湖桂木坊茶具厂合作期间，王英一直是该厂厂长，也一直是以该厂名义与高国民合作，足以使高国民产生合理信赖，所以高国民主张许桂贤与其他原审被告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即使许桂贤不清楚交易事实及本案的公章无备案，但也不代表该厂原来没有公章，也不代表王英在出具借条时所用的公章系伪造的，因为以上事实仅仅是证人及许桂贤的片面之词，证人与许桂贤也存在利害关系，并且证人也不清楚其所谓的公章刻字的具体时间，所以其陈述不能采信。退一步说，无论公章是否私刻或者伪造，王英自2014年以来一直是桂木坊的厂长，系该厂高管，并且无论是许桂贤本人还是其他原审被告，一直都是以桂木坊名义对外经营，王英也是在该厂办公场所出具加盖公章的欠条，故高国民有理由相信公章的真实性，相信王英是代表桂木坊与其进行交易及确认尚欠货款，故王英的行为至少也是构成表见代理，在桂木坊已经注销的情况下，该厂的实际经营者和登记经营者均应当对该厂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因为交易时间距高国民起诉时较久，双方无法确认具体时间符合常理，并且在庭审中王英、许焕升等人均确认了交易的真实性，并已付还了部分货款，足见本案交易已实际发生，高国民已履行交货义务，故许桂贤及原审被告应当清偿尚欠货款。四、王英、许焕升已自认有合伙结欠高国民货款，许焕升也有还款给高国民，故本案即使无确认其他原审被告需要承担责任，王英和许焕升也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胡南京辩称，工厂是许桂贤家里的，许桂贤2013、2014年开始开的，胡南京是2016年王英叫其去参与投钱，王英和许焕升是甲方，其7个人是乙方，其7个人投了90万，其个人名义投了30万，其他6个人每个人10万。当时就说有利润的话，甲方和乙方各占一半。投进去之后就是9个人合伙经营这个厂，王英负责采购、销售、货物进出等，其是负责二楼的框架，许焕升负责一些财务和其他杂事，其他6个人都是在工厂干活的人，各负责一些木工工作。王英、许焕升、廖光城、陈雄青、张立立、陈志明、左继红、刘满灰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未作答辩。高国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许桂贤、王英共同付还高国民货款89000元并赔偿高国民逾期付款损失（自起诉之日起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至实际还清货款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许桂贤、王英共同负担。庭审时，高国民变更诉讼请求为：1.许桂贤、王英、许焕升、廖光城、陈雄青、张立立、陈志明、左继红、刘满灰、胡南京连带清偿高国民货款49000元并赔偿高国民逾期付款损失（自起诉之日起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至实际还清货款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许桂贤、王英、许焕升、廖光城、陈雄青、张立立、陈志明、左继红、刘满灰、胡南京共同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5月23日，许桂贤注册登记名称为普宁市里湖桂木坊茶具厂的个体户，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445********8955，资金数额：50000元，经营者：许桂贤，经营场所：普宁市***********旁，经营范围：加工、销售：茶具，个体户目前状态：注销，核准日期：2019年5月6日。该厂自成立至2016年7月5日，系许桂贤独自经营，王英在该厂担任厂长，领取固定工资。2016年7月6日，许桂贤[出租方（甲方）]与胡南京、廖光城[承租方载明为普宁市里湖镇桂木坊茶具厂（乙方）]签订了《厂房租赁合同》，合同约定：一、甲方将竹头村瓦窑寨桂木坊茶具厂厂房宿舍租赁给乙方使用；二、乙方租用该厂房期限为5年，即自2016年7月6日至2021年7月5日止；三、厂房与宿舍每月租金共计10000元；四、甲乙双方签订合同时，乙方应于每月10日前向甲方交付当月租金。许桂贤在《厂房租赁合同》落款处甲方（签章）代表签字处签名，胡南京、廖光城在《厂房租赁合同》落款处乙方（签章）代表签字处签名。2016年7月6日，王英、许焕升（甲方）与张立立、胡南京、左继红、陈雄青、陈志明、廖光城、刘满灰签订了《投资入股协议书》，协议约定：甲乙双方一致认同，乙方作为新的投资人与甲方共同经营广东省普宁市里湖镇桂木坊茶具厂（以下简称“公司”），成为该公司股东。一、乙方以货币方式出资900000元，占公司股份50%，并在约定时间将资金打入甲方账户；甲方授权乙方自2016年7月6日起为甲方股东，甲方做为公司代表，全权代表公司权益。二、股东（乙方）的权利和义务为依据占股比例享有公司利润，承担公司亏损；负责公司的外协和业务工作等。《投资入股协议书》签订后，王英、许焕升、张立立、胡南京、左继红、陈雄青、陈志明、廖光城、刘满灰对外以桂木坊茶具厂的名义合伙经营茶具经营生意，王英担任厂长职务，管理厂内事务。2017年2月22日，左继红退股；2017年4月13日，陈雄青退股。2017年9月15日，证人李某租用桂木坊茶具厂厂房等，经营茶具生意。王英在该厂担任厂长，领取固定工资，2017年12月底王英离职。2017年10月底至同年11月初，证人李某为向银行办理信用卡，刻制了内容为“普宁市里湖桂木坊茶具厂”的印章，并存放于桂木坊茶具厂办公室抽屉。2018年1月1日，许桂贤[出租方（甲方）]与证人李某[承租方（乙方）]签订了《租赁合同》，合同约定：一、甲方将竹头村瓦窑寨“桂木坊”茶具厂场地、厂房、设备使用权租赁给乙方使用；二、乙方租用甲方场地、厂房、设备期限为3年，即于2018年1月1日起至2021年1月1日止，每月租金8000元定于每月10号交付还甲方；三、合同签订有效期内及之前，甲方不负责该厂竹头村瓦窑寨“桂木坊”任何债权债务（注乙方与前承包者的相关经济及债权债务与甲方无关）。2017年9月10日，王英前往高国民处以桂木坊茶具厂名义协商木材买卖事宜，证人李某一同前往，许焕升将定金50000元交予证人李某用于木材买卖。同日，证人李某向高国民支付定金50000元，后高国民向桂木坊茶具厂提供木材。2017年12月30日，高国民到桂木坊茶具厂催讨货款，王英在桂木坊茶具厂向高国民出具《欠条》，《欠条》载明：“欠条今欠高国民（360************216南昌恒雅茶具厂）木料货款.捌万玖千元整.经双方协商约定在2018年1月15日前全部还清.此据.欠款人：王英身份证：230************6372017.12.30.”王英在落款欠款人处签名，并加盖桂木坊茶具厂印章。《欠条》出具后，高国民收到货款40000元，尚欠货款49000元未还，高国民遂于2019年7月3日向一审法院起诉。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本案争议焦点在于王英以桂木坊茶具厂的名义向高国民出具《欠条》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王英从桂木坊茶具厂成立至2017年12月底一直担任厂长，并以桂木坊茶具厂的名义向高国民订购木材。许焕升在庭审中也确认了结欠高国民货款的事实。本案《欠条》所欠货款源于2017年9月10日，王英以桂木坊茶具厂的名义开始向高国民订购木材而产生的欠款，高国民因被拖欠货款到桂木坊茶具厂进行催讨，王英在桂木坊茶具厂办公室向高国民出具了《欠条》，并在欠款人处签名加盖印有“普宁市里湖桂木坊茶具厂”的印章，该《欠条》产生的原因与形成的过程足以证明高国民有理由相信王英有代理权，可以作为桂木坊茶具厂的代理人向其出具《欠条》。王英虽在《欠条》欠款人处签名，但是其并非以个人名义向高国民出具《欠条》，而是以代理人的身份进行签字确认，故本案《欠条》的欠款人应为桂木坊茶具厂。高国民庭审中认为王英的行为足以构成表见代理，其签名并盖章的《欠条》所载债务应当认定为茶具厂的债务，该主张理由充分，一审法院予以认定。许桂贤辩称其没有欠高国民货款，没有印制“普宁市里湖桂木坊茶具厂”的印章，王英使用该印章出具《欠条》不构成表见代理，该辩称理由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桂木坊茶具厂向高国民购买木材，结欠货款49000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认定。关于王英、许焕升、廖光城、陈雄青、张立立、陈志明、左继红、刘满灰、胡南京是否以桂木坊茶具厂的名义对外合伙经营的问题。王英、许焕升、廖光城、陈雄青、张立立、陈志明、左继红、刘满灰、胡南京于2016年7月6日共同签订了《投资入股协议书》，并在2016年7月6日至2017年9月15日期间以桂木坊茶具厂的名义共同经营茶具加工、销售生意，故高国民与王英、许焕升主张被告王英、许焕升、廖光城、陈雄青、张立立、陈志明、左继红、刘满灰、胡南京合伙经营桂木坊茶具厂，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采纳。许桂贤在庭审中辩称王英、许焕升、廖光城、陈雄青、张立立、陈志明、左继红、刘满灰、胡南京只是租用桂木坊茶具厂的厂房，使用桂木坊茶具厂的名义对外经营未经过其同意，但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许桂贤曾表示在2016年7月6日，因桂木坊茶具厂经营困难与胡南京、廖光城签合同把桂木坊茶具厂交由胡南京、廖光城经营，许桂贤所述前后矛盾，一审法院对其辩称不予采纳。许桂贤辩称其没有与王英合伙经营桂木坊茶具厂，事实清楚，一审法院予以采纳。廖光城、陈雄青、张立立、陈志明、左继红、刘满灰、胡南京辩称未参与桂木坊茶具厂的经营决策和管理，不能作为桂木坊茶具厂的实际经营者，廖光城、陈雄青、张立立、陈志明、左继红、刘满灰、胡南京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该主张，对该辩称一审法院不予认可。关于高国民请求许桂贤、王英、许焕升、廖光城、陈雄青、张立立、陈志明、左继红、刘满灰、胡南京连带清偿货款49000元的问题。首先，许桂贤作为桂木坊茶具厂的经营者，桂木坊茶具厂现已注销，许桂贤应当对本案债务承担清偿责任，高国民请求许桂贤偿还货款49000元，理由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许桂贤辩称没有欠高国民货款，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辩称，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其次，王英、许焕升、廖光城、陈雄青、张立立、陈志明、左继红、刘满灰、胡南京在2016年7月6日至2017年9月15日以桂木坊茶具厂的名义合伙经营茶具加工、销售生意，期间，左继红于2017年2月22日退伙，陈雄青于2017年4月13日退伙。庭审中高国民自认与桂木坊茶具厂于2017年9月10日开始发生买卖合同关系，在收到定金后向桂木坊茶具厂提供了4车货物，但具体供货时间和数额不清楚。高国民提供木材的时间究竟是王英、许焕升、廖光城、张立立、陈志明、刘满灰、胡南京合伙期间还是证人李某2017年9月15日接手经营期间，高国民并不明确，且其提供的证据也未能证明本案债务产生于王英、许焕升、廖光城、张立立、陈志明、刘满灰、胡南京合伙经营期间，而左继红、陈雄青在2017年9月10日前已经退伙，故高国民请求王英、许焕升、廖光城、陈雄青、张立立、陈志明、左继红、刘满灰、胡南京连带清偿货款49000元，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王英、许焕升辩称与廖光城等人合伙经营桂木坊茶具厂，结欠高国民货款49000元，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廖光城、陈雄青、张立立、陈志明、左继红、刘满灰、胡南京辩称本案债务与廖光城等人无关，不属于合伙期间的债务，该主张理由充分，一审法院予以采纳。关于高国民请求支付逾期付款损失的问题，虽双方没有约定，但由于桂木坊茶具厂没有及时归还货款，已构成违约，客观上给高国民造成了经济损失，可从起诉之日即2019年7月3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罚息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还清货款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逾期付款损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许桂贤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还高国民货款49000元及逾期付款损失（以尚欠货款为基数，从2019年7月3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罚息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还清货款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二、驳回高国民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025元，由高国民负担1000元，许桂贤负担1025元。经本院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属买卖合同纠纷。二审围绕上诉争议的问题进行审理。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许桂贤对高国民主张的货款应否承担还款义务的问题。根据本案查明事实，2014年5月23日，许桂贤注册登记名称为“普宁市里湖桂木坊茶具厂”的个体工商户，成为“普宁市里湖桂木坊茶具厂”营业执照上的登记经营者。2016年7月6日，许桂贤与胡南京、廖光城签订了《厂房租赁合同》约定许桂贤将“普宁市里湖桂木坊茶具厂”厂房宿舍租赁给胡南京、廖光城使用。同日，王英、许焕升与张立立、胡南京、左继红、陈雄青、陈志明、廖光城、刘满灰签订了《投资入股协议书》约定共同投资经营“普宁市里湖镇桂木坊茶具厂”，并约定各股东的权利和义务为依据占股比例享有公司利润，承担公司亏损；负责公司的外协和业务工作等。故可认定“普宁市里湖桂木坊茶具厂”自2016年7月6日开始的实际经营者为王英、许焕升、张立立、胡南京、左继红、陈雄青、陈志明、廖光城、刘满灰，并依法形成个人合伙的民事法律关系。之后，左继红与陈雄青先后于2017年2月22日和2017年4月13日退股。至2017年9月10日，王英前往高国民处以桂木坊茶具厂名义协商木材买卖事宜，并向高国民支付定金50000元，“普宁市里湖桂木坊茶具厂”与高国民之间设立木材买卖的合同关系。此时“普宁市里湖桂木坊茶具厂”实际的经营者为个人合伙人王英、许焕升、张立立、胡南京、陈志明、廖光城、刘满灰。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十九条第二款：关于“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上登记的经营者与实际经营者不一致的责任承担，以登记的经营者和实际经营者为共同诉讼人。”之规定，一审以登记的经营者许桂贤与实际的经营者王英、许焕升、张立立、胡南京、陈志明、廖光城、刘满灰为共同诉讼人符合法律规定。虽然在2017年9月15日“普宁市里湖镇桂木坊茶具厂”转让给李某后，王英于2017年12月30日向高国民补写了《欠条》，但该行为并不能改变高国民主张的债务民事法律关系发生在合伙人王英、许焕升、张立立、胡南京、陈志明、廖光城、刘满灰实际经营“普宁市里湖镇桂木坊茶具厂”期间的事实。关于本案高国民主张的欠款应由谁负责清偿的问题，由于王英、许焕升、张立立、胡南京、陈志明、廖光城、刘满灰之间形成了合伙的民事法律关系，是购买高国民木材的直接受益人，故对因购买木材而产生的债务负有直接清偿的责任。“普宁市里湖桂木坊茶具厂”作为依法登记的个体工商户，对外具有一定的公示作用，许桂贤作为登记经营者，依法对上述欠款负有连带清偿责任。一审对各方当事人的还款承担责任认定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处理有部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普宁市人民法院（2019）粤5281民初1786号民事判决。二、王英、许焕升、廖光城、张立立、陈志明、刘满灰、胡南京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还高国民货款49000元及逾期付款损失（以尚欠货款为基数，从2019年7月3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罚息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还清货款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三、许桂贤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高国民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许桂贤的其他上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025元，由许桂贤负担1000元，王英、许焕升、廖光城、张立立、陈志明、刘满灰、胡南京负担102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025元，由许桂贤负担1000元，王英、许焕升、廖光城、张立立、陈志明、刘满灰、胡南京负担102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黄志成审 判 员 卢树君审 判 员 洪如玉二〇二〇年九月四日法官助理 黄小贺书 记 员 叶 帆附二审判决适用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