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4民终228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志伟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泳谊，人和启邦显辉（横琴）联营律师事务所。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谭斌杰，男，系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广诚达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刘伟钊，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水良，男，系公司员工。原审第三人：马勇，男，汉族，1975年1月25日出生，住址：江苏省仪征市************，公民身份号码：321************41X。上诉人刘志伟因与被上诉人深圳市广诚达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诚达公司）、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和公司）、第三人马勇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珠海横琴新区人民法院（2020）粤0491民初2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当事人一审诉讼请求刘志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广诚达公司、瑞和公司向刘志伟支付停工补偿9100元；2.本案诉讼费由广诚达公司、瑞和公司承担。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瑞和公司是珠海中冶口岸大厦项目公寓室内精装修工程（三标段）的工程承包单位。瑞和公司与广城达公司签订了《珠海中冶口岸大厦项目公寓室内精装修工程（三标段）劳务分包合同》，将该工程的公寓内油漆、水电、木工、砌筑、防水、钢结构等工程以包工包辅料的方式分包给广城达公司，工作期限自2019年7月15日至2019年11月30日。广城达公司与第三人马勇签订了《劳务队长承包管理合同》，约定广城达公司将前述工程中的钢结构劳务分包给第三人，工期自2019年8月20日至10月5日。另案丁兴利在招工平台鱼泡网上看到第三人马勇发布的招工信息，当时显示的信息工作内容为室内夹层安装焊装作业，公司是瑞和公司，马勇称其是瑞和公司的施工员，钱永军系项目经理，潘杰系副经理。丁兴利与马勇通过微信谈妥工作内容、工期及工资后，另案丁兴利和刘新中带领包括刘志伟在内的33名工人于9月21日来到涉案工地，当天就由瑞和公司发放了服装并进行了安全培训，次日开始实际施工，刘志伟并未见过两公司对马勇、钱永军、潘杰的任职文件及委托手续。瑞和公司、广城达公司主张，钱永军、潘杰均非两公司的正式员工，是瑞和公司项目负责人私人聘请到工地从事管理工作的，钱永军介绍马勇给广城达公司，广城达公司遂将项目钢结构劳务分包给马勇，后来工人均是马勇找来的，招工、价钱均由马勇与工人谈，在钢结构项目上，所有的施工均由马勇安排。2019年9月29日，瑞和公司、广城达公司收到案外人中冶国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通知，因项目施工计划调整，珠海中冶口岸大厦项目公寓室内精装修工程（三标段）施工内容暂缓施展，广城达公司提出了处置闲置工人退场的意见，包括刘志伟在内的33人均签字表示不同意。刘志伟随后到有关政府部门信访，两公司、第三人以及案外人钱永军、潘杰等均有参与协调处理。2019年10月23日，第三人马勇签下《中冶口岸大厦工程项目电焊班组2019年9月至2019年10月补偿费用汇总表》，确认刘志伟的停工补偿费用为11700元。同年10月30日，刘志伟与两公司经珠海市横琴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调解协议，由广城达公司于10月31日前向刘志伟支付停工补偿1800元及交通费800元合计2600元，逾期未足额支付的，按每天500元赔偿损失，瑞和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刘志伟保留继续追讨停工补偿费用的权利。2019年11月7日，广城达公司与第三人马勇签订《解除合同协议书》，约定双方之前签订的《劳务队长承包管理合同》即日解除，广城达公司已向第三人结清劳务报酬、停工、窝工损失等全部费用，若马勇劳务队出现劳资纠纷案件均由马勇自行承担。一审裁决结果及理由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本案各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从本案的基本事实看，瑞和公司是珠海中冶口岸大厦项目公寓室内精装修工程（三标段）的承包单位，其将部分劳务工程分包给广城达公司，广城达公司经案外人钱永军介绍又将钢结构劳务分包给第三人马勇，马勇组织了包括刘志伟在内的33名工人进场施工，在工程因施工计划调整停工后由马勇签字确认刘志伟的停工补偿费用总额，故应认定两公司之间、广城达公司与第三人马勇之间存在劳务分包合同关系，刘志伟与第三人马勇之间成立个人劳务关系，刘志伟与两公司之间不存在直接的法律关系。至于刘志伟主张其与瑞和公司建立了劳务关系的问题，首先，刘志伟进场施工是在马勇的组织安排下开展的，并非由瑞和公司安排；其次，刘志伟虽认为马勇、钱永军、潘杰均是瑞和公司的工作人员、其行为代表瑞和公司，但刘志伟从未见过也未能提交上述人员的任职文件，两公司也不予认可；再次，虽然上述人员在刘志伟停工后参与了刘志伟停工补偿的协调处理事宜，但最终签署文件确认补偿费用的是第三人马勇，两公司在与刘志伟签订的调解协议中虽自愿补偿部分费用，但并未确认其与刘志伟之间的法律关系及承担相应的停工补偿义务；最后，虽然刘志伟进场后接受了瑞和公司的安全培训，但瑞和公司是涉案工程的总包方，其主张作为项目施工的第一责任主体，对施工现场的所有施工人员，必须进行分级施工培训符合建设工程常规，且该项目劳务已依法分包给广城达公司，不可能再另行委托他人招工。综合以上分析，刘志伟关于其与瑞和公司建立了劳务关系的主张理据并不充分，一审法院不予认定。从目前事实和证据看，本案的基本法律关系已经明晰，第三人马勇申请追加钱永军参加诉讼已无必要，一审法院不予准许。本案中，刘志伟诉讼请求的是停工补偿费用，从本案的事实看，刘志伟停工是项目建设方施工计划调整所致，并不属于两公司的原因，各方当事人之间不存在直接的法律关系，两公司也未对刘志伟主张的补偿费用进行过确认，故刘志伟诉讼请求判令两公司支付停工补偿费用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此外，虽第三人马勇签字确认了刘志伟的停工补偿费用，但停工补偿费用不属于劳务报酬的范畴，且第三人马勇亦与广城达公司签署协议约定双方之间的费用已全部结清、此后的劳资纠纷案件与广城达公司无关，故第三人的行为仅能代表其个人对刘志伟停工补偿费用的确认，对广城达公司没有约束力，广城达公司并不因其将劳务工程违法分包给马勇个人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刘志伟的诉讼请求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一审判决如下：驳回刘志伟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5元，由刘志伟负担。当事人上诉及答辩情况刘志伟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瑞和公司、广城达公司向刘志伟支付停工补偿费人民币9100元；3.改判瑞和公司、广城达公司承担本案一、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查明事实错误，没有证据支持，没有经过法庭质证，进而适用法律错误，做出错误判断，损害了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一、一审查明事实错误，证据没有经过法庭质证，进而适用法律错误，做出错误判断，损害了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在一审判决查明部分，瑞和公司、广诚达公司主张，钱永军、潘杰均非他们的正式员工，是瑞和公司项目负责人私人聘请到工地从事管理工作的，钱永军介绍马勇给广诚达公司，广诚达公司遂将项目钢结构劳务分包给马勇，后来工人均是马勇找来的…在钢结构项目上，所有的施工均由马勇安排。一审法院的这一段事实描述仅仅是瑞和公司和广诚达公司的单方主张，“后来工人均是马勇找来的”、“所有的施工均由马勇安排”，这些事实认定没有证据支持，按照瑞和公司和广诚达公司向法庭提交的证据显示，广诚达公司与马勇签订的《劳务队长承包管理合同》上没有签约日期，《解除合同协议书》第一句称《劳务队长承包管理合同》是2019年10月20日签订，而本案刘志伟早已在2019年9月21日就已经在工地上开始工作了，一审法院这实认定没有证据支持，不符合常理，而且与第三人马勇本人提交给法院的《情况说明》上陈述也完全矛盾，马勇称“我是钱永军找来做钢结构的，和广诚达公司没有任何书面、电话联系或者双方见面洽谈本钢结构工程事宜。”一审法院在认定部分直接引用上述事实，认为第三人马勇雇佣并组织了33名工人进场施工，并非由瑞和公司安排施工，进而认定刘志伟是与第三人马勇建立了个人劳务关系，因此驳回了刘志伟向瑞和公司主张停工补偿的请求。而刘志伟坚持认为：刘志伟是受雇于瑞和公司，瑞和公司是案涉工程的用工主体和实际受益方，本案无论从事实认定、建筑行业农民工用工现实情况、社会责任分配等角度来分析，都应当认定刘志伟与瑞和公司之间形成了事实上的劳务关系。首先，在一审法庭调查中，瑞和公司和广诚达公司均承认钱永军为工地实际负责人，两公司对此事实的陈述与刘志伟、第三人马勇的陈述，以及瑞和股份项目经理部办公室墙面张贴的《项目现场管理名单》完全一致，这足以认定钱永军是案涉项目实际负责人的客观事实，而马勇系瑞和公司项目负责人钱永军找来做钢结构的劳务招聘人，即马勇与瑞和公司之间形成了一种委托合同关系，此时马勇在招工平台鱼泡网发布招工信息以及安排刘志伟进行施工的行为均以瑞和公司的名义对外招聘、安排入职，上述行为均应认定为属于瑞和公司的行为。钱永军作为案涉项目实际负责人，其对刘志伟做出停工补偿的承诺，其法律后果亦应由瑞和公司承担。本案中，虽然瑞和公司在一审辩称其与发包单位签订的工程施工合同中，约定了“合法”的项目经理，在建筑行业，施工合同中约定所谓合法的项目经理与施工现场实际的项目经理不一致是非常普遍也很正常的事情，项目经理因工作原因、调动原因更换时有发生，应当以实际现场施工项目负责人为准。如前所述，一审法庭调查中，两公司均承认钱永军为瑞和公司现场实际负责人，刘志伟与马勇也指认其为项目负责人，且有工地项目部现场张贴的管理人员名单为证，钱永军的通话记录、马勇与潘杰的通话记录均表明，钱永军是瑞和公司本案工程项目实际负责人是不争的事实。在刘志伟提出停工补偿协议需要代表签字时，钱永军在电话中明确指出“我今天打电话的意思，你们提的条件我瞧见了，我也松口了”、“你们过去，到路边那个业主方的办公室，我叫潘经理跟老板（马勇）一起去签字”，而后，潘杰和马勇即按照钱永军的指令在《协议》上签字确认。刘志伟有理由相信作为瑞和公司项目负责人的钱永军，其所做出的承诺行为，应由瑞和公司承担法律后果，法律不应纵容这种言而无信，随意欺骗农民工的行为。瑞和公司在一审庭审中确认钱永军为项目负责人的同时，一直强调钱永军是私人聘请，无权代表瑞和公司，但并未提供有力证据加以证明，而根据两公司签订的《深圳市建筑施工劳务分包合同》第七部分第一条的约定，由瑞和公司组建与工程相适应的项目管理班子，全面履行本合同，组织实施施工管理的各项工作，对工程的工期和质量向建设单位负责。也就是说，瑞和公司作为案涉工程管理班子的组织者，其知悉钱永军在实际管理工地的事实，并一直默认钱永军作为项目实际负责人的事实，仅仅是在发生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争议时，才临时“造出”一个广诚达公司出来垫背，试图推卸责任。作为农民工的刘志伟，无法确切知晓案涉项目真正合法的项目经理，在工作过程中、协商处理支付剩余工资、赔偿停工补偿事宜中，瑞和公司均派钱永军出面协调处理，刘志伟有理由相信钱永军的赔偿承诺是代表瑞和公司所作的承诺，在没有相反证据证明钱永军非瑞和公司的管理人员的情况下，钱永军所做出的同意向刘志伟赔偿以及后续签订调解协议的一系列行为，应当对瑞和公司发生法律效力，由瑞和公司承担责任，一审法院要求农民工提交钱永军的正式任职文件，完全忽视了客观事实和建筑业的实际情况，变相加大了农民工的维权难度。其次，从目前中国农民工用工现实情况来看，应认定刘志伟是受雇于瑞和公司。在中国建筑领域错综复杂的施工流程中，往往存在层层转包、分包的情况，做事的农民工作为最末端、最松散的环节，往往只认识直接管理自己的包工头，而难以搞清楚工程由谁发包、谁分包，一旦发生工资被拖欠等纠纷，发包单位、分包单位相互推卸责任，置农民工利益之不顾，造成严重损害农民工利益的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成为社会顽疾。因此，为了规范建筑行业用工和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在案件实际处理过程中，应遵循的一个原则就是有利于保护底层劳动者的原则，而一审法院在农民工已提交张贴在工地项目部的《项目现场管理》名单时，仍要求农民工提交钱永军和潘杰的正式任职文件，这要求不合理。劳动部、住建部和国务院出台的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政策，都体现了规范建筑行业用工行为和保障农民工权利受到侵害时能够得到有效救济的大原则。如劳动部于2005年5月25日颁布的《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4条规定：“建筑企业将工程非法分包、发包给不具备资质的包工头的，建筑企业对包工头招用的农民工，要承担用工主体责任”；国务院2016年国办发1号文《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意见》规定，招用农民工的企业承担直接清偿农民工工资的主体责任；住建部《2016年春节前建筑和市政工程项目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的通知》，对有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项目，按照“谁用工、谁负责”的原则，落实工资支付问题等规定均遵循保护底层劳动者的原则。在本案中，瑞和公司以自己的资质承接了案涉工程项目，是案涉工程项目的用工主体，刘志伟在案涉工程的工地接受瑞和公司的安全教育、穿着瑞和公司的工作服、完成了瑞和公司考勤打卡系统的信息采集和录入、实施了夹层焊接等具体务工行为，钱永军（无论是承包、挂靠还是分包）实际上是被瑞和公司委任为项目负责人在组织管理刘志伟施工，在这种情形中，钱永军雇佣和组织农民工施工的行为是受瑞和公司委托的代理行为，故瑞和公司与刘志伟之间建立了劳务用工关系，应由瑞和公司承担用人单位的责任，全面负责支付和处理农民工工资、误工补偿等系列问题。最后，从用工单位应承担社会责任的角度出发，将其认定为与刘志伟之间形成劳务关系，强化用工单位的责任，更有利于矛盾的化解和整个社会稳定秩序的建立，亦间接促进了用工单位对农民工在提供劳务过程中的工资等各项保障问题给予的重视。二、一审法院以没有经过法庭质证、且有明显错误的《劳务队长承包管理合同》和《解除合同协议书》中的约定为事实依据，从而做出完全错误的认定。一审庭审中，广诚达公司为了证明“其将部分劳务工作分包给马勇，马勇自行雇佣刘志伟”，向法庭提交一份没有签署日期的《劳务队长承包管理合同》，该份合同载明工期为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2019年10月5日止，同时，广诚达公司还向法庭提交了一份《解除合同协议书》，该协议书中称上述《劳务队长承包管理合同》的签订日期是2019年10月20日，而此时，刘志伟早以于2019年9月21日来到工地务工，案涉工程已于9月27日被责令停工，案涉争议已发生且在处理中，广诚达公司不可能在此时将劳务工作分包给马勇，还签订所谓的承包管理合同。相反，马勇向法庭递交的《情况说明》陈述的事实更具可信性。由此可以看出，广诚达公司提交的这两份证据经不起推敲，且没有经过法庭质证，而一审法院在没有查明事实的基础上，引用这两份证据中的内容所做出的一系列认定错误。一审法院认定：马勇与广诚达公司之间约定的费用全部结清，此后的劳资纠纷案件与广诚达公司无关。马勇与广诚达公司约定了何种费用，是否结清，这些都没有证据证明，充其量只在其双方之间发生法律效力，不能对抗善意的刘志伟。一审法院认定：马勇的行为仅能代表其个人对刘志伟停工补偿的确认，对广诚达公司没有约束力。刘志伟认为马勇是广诚达公司的劳务队长，承包管理案涉工程，马勇在承包管理的过程中，雇佣刘志伟的行为以及承诺赔偿停工损失的行为，应由广诚达公司来承担法律后果。一审法院还认定：广诚达公司并不因其将劳务工程违法分包给马勇个人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即一审法院依据《劳务队长承包管理合同》认定广诚达公司存在将劳务工程违法分包给马勇个人的行为，但不能得出“广诚达公司不承担停工补偿费用的连带清偿责任”这一结论，刘志伟并不是主张广诚达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刘志伟认为：在法律层面上，广诚达公司与瑞和公司签订有劳务分包合同，合同中约定，广诚达公司负有雇佣和管理劳务工人、自行准备完成合同约定施工项目所需的工具和设备并负责保养维护的合同义务，是案涉工程的劳务分包单位；在事实层面，广诚达公司存在实际上向刘志伟支付了工资和部分停工补偿款的法律行为，故应认定广诚达公司与刘志伟之间也形成了事实上的劳务关系，应当与瑞和公司共同承担对刘志伟停工损失补偿的法律责任。另外，由于建设工程质量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必须加强违法分包人的法律责任。我国在相关的法律、行政法规以及部委规章中对工程建设过程中发生的转包和违法分包现象均做出强制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禁止承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全部建筑工程转包给他人，禁止承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全部建筑工程肢解以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包给他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承包人不得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转包给第三人完成或者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肢解以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包给第三人。禁止承包人将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禁止分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工程再分包。”《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三款规定：“施工单位不得转包或者违法分包工程。”因此，施工单位基于转包和违法分包而签订的合同，违反了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是无效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承包人非法转包、违法分包建设工程或者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与他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行为无效。”劳动部于2005年5月25日颁布的《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4条规定：“建筑企业将工程非法分包、发包给不具备资质的包工头的，建筑企业对包工头招用的农民工，要承担用工主体责任。”即便“刘志伟系由马勇个人雇佣”的说法成立，广诚达公司也应因其非法分包给无资质的马勇而对农民工承担用工主体的责任（包括但不限于工资、停工补偿、安全责任、工伤等），承担向刘志伟支付因停工期间所产生的补偿费用。综上所述，案涉工程停工的主要原因系瑞和公司违建所致，刘志伟属于被迫停工，产生了实际的经济损失，瑞和公司、广诚达公司作为用工主体和劳务分包单位，承诺刘志伟赔偿停工损失又出尔反尔，违反了诚实信用的基本法律原则，伤害了广大农民工朴素的情感和合法权益，刘志伟恳请二审法院查清事实，撤销一审判决，作出改判，为33名农民工、33个家庭讨回公道。瑞和公司答辩称，刘志伟在上诉状中陈述的事实与理由自相矛盾，一审法院经三次庭审以后已经对本案的法律关系作出正确的裁定，本案刘志伟等人均确认由马勇个人雇佣，并且在本案停工以后，涉案业主项目方向瑞和公司发出停工令以后，瑞和公司当天就把停工的事实告知了广诚达公司，广诚达公司也当天停工,并知道告知工人，对工人发放了三天的停工补偿，是工人因自身的原因拒不离场，且均在告知书签字拒不离场，上述事实足以证明本案产生的近一个月停工损失的原因在于刘志伟自身。刘志伟为了索求不合理的停工补偿，以围堵涉案项目部门、业主办公室、工地、政府机关等方式索赔，当时刚好接近年末，政府机关出于维稳的要求与多方沟通后，瑞和公司、广诚达公司才与刘志伟签订了赔偿协议，并且补偿协议在政府机关的主持下，已明确写明了，补偿日期到10月30日止，已经全部补偿完毕，该补偿是瑞和公司与广诚达公司自愿补偿，也是为了配合维稳所做的，刘志伟并不能将广诚达公司、瑞和公司所做的补偿作为其继续主张权利的依据。广诚达公司辩称，涉案项目三标段刚接到工程，瑞和公司就分包给了广诚达公司，钢结构班组的工人、价格、施工、安排由马勇负责，9月21日进场，是9月27日停工，马勇通过微信告知了所有的班组人员，当月29日马勇与工人进行了沟通，另外补贴工人3天的工资以及来回的车票费用，班组所有的人员不同意，所以工人滞留工地，误工的损失是工人自身原因造成，在横琴劳务部门的协调下，与工人达成协议，10月份补贴了1800元加上交通补贴800元一共是2600元，广诚达公司已按照马勇确认的工资表发放补贴到位。马勇二审未发表意见。二审裁判结果及理由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经审查，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刘志伟是否与瑞和公司、广诚达公司存在劳务关系。关于刘志伟是否与瑞和公司存在劳务关系。首先，根据瑞和公司、广诚达公司签订的《珠海中冶口岸大厦项目公寓室内精装修工程（三标段）劳务分包合同》，瑞和公司已将珠海中冶口岸大厦项目公寓室内精装修工程（三标段）中的案涉劳务工程分包给广诚达公司，故瑞和公司不可能再自行招聘刘志伟等人进行施工。刘志伟虽然否认瑞和公司、广诚达公司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的真实性，但是没有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其主张，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次，瑞和公司作为项目施工的第一责任主体，对施工现场的所有施工人员发放统一服装，进行分级施工培训符合建设工程常规，不能据此认定双方之间形成劳务关系；第三，瑞和公司在与刘志伟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书中虽自愿补偿部分费用，但并未确认其与刘志伟之间的法律关系及承担相应的停工补偿义务，故亦不能依据瑞和公司的自愿补偿行为认定双方之间形成劳务关系。关于刘志伟是否与广诚达公司存在劳务关系。如上所述，瑞和公司已将案涉钢结构工程分包给了广诚达公司，马勇亦未与瑞和公司签订分包合同，故只有广诚达公司具有再次分包的资格。虽然马勇主张《劳务队长承包管理合同》系倒签，但是倒签并不能导致合同无效或者撤销。故一审法院认定广诚达公司将钢结构劳务分包给第三人马勇并无不当。关于广诚达公司是否应因其非法分包给无资质的马勇而承担用工主体的责任，赔偿刘志伟停工损失的问题，刘志伟确认已收到广诚达公司支付的工资、交通费和停工补偿，因广诚达公司已及时发出停工通知，故本院认为广诚达公司已全额支付了劳务报酬，并对刘志伟的停工损失也进行了合理补偿，广诚达公司已全部承担了用工主体责任，刘志伟主张广诚达公司还应承担第三人马勇承诺的停工损失差额，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刘志伟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刘志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郑伟民审判员  王 丹审判员  李 灵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龚畅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