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内04民终386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白富江，男，1969年3月22日出生，回族，无职业，住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子文，内蒙古赫兴格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内蒙古原法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红山区昭乌达路**。负责人：王贺宏，主任。上诉人白富江因与被上诉人内蒙古原法律师事务所诉讼、仲裁、人民调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红山区人民法院（2020）内0402民初18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白富江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二、一、二审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清。一审判决中认定的事实存在严重的错误，首先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为被上诉人出具授权委托书与事实不符，上诉人只向刘超出具过授权委托书，并未与被上诉人之间形成过委托的意思表示，虽然刘超是被上诉人处登记管理的律师，但是不能认为刘超私自接受上诉人委托的行为属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形成代理的意思表示行为，因为两种行为必然导致合同的主体并不相同。其次，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指派律师刘超参与上诉人的案件审理，但是被上诉人在自认未与上诉人签订代理合同的情况下，是如何指派的律师呢？而且律师作为被上诉人的工作人员是如何对代理案件进行登记的呢？而且律师作为被上诉人的工作人员是如何对代理案件进行登记的呢？如果有登记，登记的代理费是多少呢？关于指派律师这一事实，一审法院完全未进行查证即作出此认定，上诉人无法理解。最后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在案件审理期间给付刘超的30000元，由刘超交纳上诉费28619元后剩余的1381元在刘超处的事实错误，这1381元就是代理费，不然刘超早就将费用退还给上诉人了，事实上如果上诉人没给过刘超代理费用的话，刘超拿到30000元钱后，首先就会扣除代理费用，而不会替上诉人交纳上诉费。结合被上诉人在诉状中回避这一事实的情况可见，被上诉人在起诉时就刻意的回避了对其不利的事实，有虚假诉讼的嫌疑，请求法庭查清事实，依法追究被上诉人的相应责任。通过刘超认可上诉人给付其30000元现金的事实可见，上诉人给付刘超现金并不要求刘超出具收据，这是基于上诉人与刘超地位的不平等，也是基于上诉人对刘超完全的信任导致的，因此结合上诉人在一审时提交的借据及银行卡取款明细是能够证明给付刘超代理费76090元的事实的，一审法院应当查清这一事实，而在庭审中完全未予调查。二、原审判决法律适用错误。第一，一审判决认定双方之间形成了事实上的合同关系，但是上诉人认为该事实合同关系是基于上诉人不了解诉讼代理的程序及应当办理的手续导致的，上诉人第一次参与诉讼并委托代理人，其不清楚委托律师代理诉讼应当与律师事务所签订代理合同，并商定代理费用，因而相信了刘超说的先代理着，需要钱的时候就给点。但是被上诉人作为律师事务所对是否应当签订代理合同并约定代理费用是再清楚不过的了。并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律师承办业务，由律师事务所统一接受委托，与委托人签订书面委托合同，按照国家规定统一收取费用并如实入账。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应当依法纳税。”及第五十条规定：“律师事务所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视其情节给予警告、停业整顿一个月以上六个月以下的处罚，可以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特别严重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吊销律师事务所执业证书：(一)违反规定接受委托、收费费用的；”法条，被上诉人显然已经违反了法律规定。一审判决认为被上诉人违反了这两条法律规定不会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那么如果该判决生效后，律师事务所基于其强势地位都不再与委托人签订合同，而在诉讼后依照政府指导价向委托人主张律师费，必然违反了社会经济公共秩序。维护社会经济公共秩序的目的体现了法律的公平正义原则和诚实守信原则，更好的保护了弱者，抑制了强者。不至再出现本案上诉人这样的受害者。第二，内蒙古自治区律师服务的收费标准并非强制性的收费规定，不存在应当执行的情形。而事实上法律服务的收费因为市场竞争的原则普遍存在低于收费标准收费的情形，尤其是标的额较大的案件更不可能依照收费标准进行收费，上诉人对巨额的代理费用也无法承受。因此一审计算的法律服务费没有法律依据。同时因为收费标准存在两种计算方式，一种是计时收费，一种是计件收费，一审判决并未明确按照哪种方式收费，并且判决也不符合按照最低标准进行计算，如果按照最低标准应当按照1000元的标准计算。第三，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两份证据，虽然不是直接证据，但是从证据的形成时间并结合刘超律师接受上诉人30000元现金的事实，是能够证明上诉人所主张的证明目的的。因为律师提供法律服务的特殊性，律师不收取律师费就代理案件本身就有悖常理，而本案中被上诉人从未对其未收取过上诉人律师费而先进行工作一事作出过任何解释并提供证据予以证明过，怎么能就直接认定上诉人的证据不能证明从而不予采信呢？如果上诉人根本就没有三十万元的财产呢，被上诉人也是先工作后收钱吗？如果被上诉人不能对此进行解释提供证据证明，那么根据证据优势原则就应当采信上诉人提交的证据。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原判决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二审法院查清事实后，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内蒙古原法律师事务所辩称，一、一审法院审理后查明，上诉人为被上诉人指派的刘超律师出具授权委托书，刘超律师作为委托诉讼代理人代理上诉人参与了涉案三个案件的审理，即一审、二审、再审，最终取得胜诉。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已经形成事实的委托合同关系。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给付法律服务费符合法律规定。二、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第一，上诉人在上诉状中称其只为刘超律师出具过委托书，并未与被上诉人之间形成过委托的意思表示。上诉人的这一说法错误，上诉人虽然未与被上诉人签订书面的委托代理合同，但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已经形成事实的委托代理合同关系，这一事实在一审法院审理本案时已经查明，不需被上诉人赘述。第二，上诉人在上诉状中称已给付刘超律师代理费76090元，没有证据予以证明。第三，上诉人在上诉状中称被上诉人在管理等方面存在违法，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的这一说法，没有事实依据，并且与本案无关。第四，上诉人在上诉状中称：“被上诉人计算的法律服务费没有法律依据”。依据《内蒙古自治区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内蒙古自治区律师服务收费标准》规定，律师事务所收费方式有以下几种，分别为计时收费、计件收费、按涉案标的额比例收费、风险代理。其中按标的额比例收费适用于涉及财产纠纷的民事案件。本案中被上诉人是严格按照《内蒙古自治区律师服务收费标准》中按标的额比例收费的方式收取律师服务费的，且按照涉案标的额的比例中低的标准进行计算的服务费数额。虽然该《收费标准》规定有计时收费的收费方法，适用计时收费的前提条件系在代理案件之初能够确定完成工作的具体时间，例如法律咨询等业务，但是该案不具有计时收费的条件，因为本案经过了一审、二审、再审三次审理，在代理之初，双方无法确定完成工作的具体时间，所以该案不能适用计时收费的方式来计算服务费。计件收费适用于不涉及财产的案件。因此，被上诉人依据《内蒙古自治区律师服务收费标准》中的按标的额比例计算服务费，合理且合法。五、结合相关司法判例，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苏02民终3779号民事判决书中的案件事实与本案案情基本一致，故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综上，请二审法院查明案件事实，驳回上诉人的无理上诉请求，保护被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内蒙古原法律师事务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判决白富江立即支付法律服务费300000元；2、判决白富江支付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费500元，暂计300500元；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白富江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白富江为内蒙古原法律师事务所出具授权委托书，内蒙古原法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刘超作为白富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参与了涉及白富江的(2018)内0404民初1863号、(2018)内04民终4853号及(2019)内04民再294号三个案件的审理。期间，白富江给付内蒙古原法律师事务所律师刘超30000元用于交纳上诉费28619元，剩余1381元现在律师刘超处。一审法院认为，内蒙古原法律师事务所与白富江之间虽未签订书面的委托代理合同，但由于白富江为内蒙古原法律师事务所出具授权委托书，而内蒙古原法律师事务所作为委托诉讼代理人代理白富江参与了(2018)内0404民初1863号、(2018)内04民终4853号及(2019)内04民再294号三个案件的审理，双方之间已形成事实上的委托合同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价款或者报酬不明确的，按照订立合同时履行地的市场价格履行；依法应当执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的，按照规定履行。”本案法律服务合同的标的额为6123464.6元，按照内蒙古自治区律师服务的收费标准的最低标准计算，法律服务费实际为319336.62元，扣除现在原告单位刘超律师处的1381元，内蒙古原法律师事务所主张要求白富江给付法律服务费300000元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内蒙古原法律师事务所主张要求白富江给付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费500元，因该费用系白富江未履行合同而产生的相关费用，故对该诉讼请求予以支持。白富江抗辩其已经给付法律服务费76090元，因其提交的借据及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不能证明该抗辩意见，不予采信。白富江主张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案涉事实委托代理合同无效。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规定，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是指法律及行政法规明确规定违反了这些禁止性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或者合同不成立的规范；或者是法律及行政法规虽然没有明确规定违反这些禁止性规范后将导致合同无效或者不成立，但是违反了这些禁止性规范后如果使合同继续有效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规范。结合本案实际情况，可以认定《律师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并没有规定违反上述规范会导致合同无效，且该合同继续履行不影响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所以对白富江的该抗辩意见不予支持。白富江主张事实委托代理合同系欺诈产生，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八条：“当事人对于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于口头遗嘱或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的规定，白富江主张该事实合同的形成过程中存在欺诈事实，应举证证明，因白富江所提交的证据未能达到证明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故对该抗辩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判决：白富江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给付内蒙古原法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费300000元、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费500元，合计300500元。二审中，双方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未签订书面委托代理合同，但被上诉人已基于上诉人为其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作为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代理上诉人参与了相关案件的审理，双方之间形成事实上的委托代理合同关系。上诉人上诉称其只向刘超出具过授权委托书，与被上诉人内蒙古原法律师事务所之间未形成委托的意思表示，但刘超在诉讼过程中均以原法律师事务所律师的身份参与诉讼，并非以自然人的身份参与诉讼，白富江对此并未提出异议，因此其主张未与被上诉人之间形成委托意思表示不能成立。本案法律服务合同的标的额为6123464.6元，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二项：“价款或者报酬不明确的，按照订立合同时履行地的市场价格履行；依法应当执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的，按照规定履行。”的规定，按照内蒙古自治区律师服务收费标准的最低标准计算法律服务费为319336.62元，扣除刘超律师处的1381元，支持被上诉人主张的300000元并无不当。上诉人上诉称已向刘超律师给付代理费76090元，但其并未有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808元，由上诉人白富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国利审判员 周振卿审判员 张淑丽 二○二○年九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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