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2469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宇星科技发展（深圳）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南山区。法定代表人：杜航，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巧俐，女，系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廖艳华，女，系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濮阳市京濮惠臣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濮阳市中原路与盘锦路交叉口向西100米路北。法定代表人：张永新，董事长兼总经理。原审被告：李野，男，汉族，1961年5月5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原审第三人：深圳市格瑞斯特环保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南山区。法定代表人：李占花，执行董事。上诉人宇星科技发展（深圳）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李野、濮阳市京濮惠臣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深圳市格瑞斯特环保技术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5民初32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宇星科技发展（深圳）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2、一审诉讼费、二审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涉案《长停井压力远传监控合同》系由被上诉人与格瑞斯特签订，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根本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一审法院认定涉案《长停井压力远传监控合同》中被上诉人的合同相对人系上诉人，并判决上诉人支付货款和违约金属于明显的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理由如下：一、被上诉人应就李野在担任上诉人总经理期间出具的《承诺函》为履行上诉人公司职务行为承担举证责任，如举证不能，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而非由上诉人承担推定的法律责任。二、上诉人员工代为收货是基于现场便利条件、经格瑞斯特同意的行为，格瑞斯特并未对收货行为提出任何异议即已说明其同意上诉人代为收货。三、上诉人与格瑞斯特系独立主体，不存在显名代理关系。被上诉人提交的《承诺函》《工作情况汇报一京濮惠臣》与被上诉人的显名代理主张自相矛盾。四、如本案判决上诉人直接向被上诉人支付货款，则使上诉人额外承担了本不属于上诉人的合同义务，也加重了上诉人的诉累及责任。当庭补充理由：一、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相关规定，被上诉人并未举证其已实际依约交付21套案涉长停井压力远传监控配套设备（以下简称“案涉设备”），但上诉人在2020年与案外人的诉讼中申请调查取证得知被上诉人就案涉《长停井压力远传监控合同》存在未完成合同工作量14套，案涉合同货款应相应减除未完成工作量对应的价款27.58万（案涉合同单价1.97万*14套=27.58万）。二、被上诉人不能全部交付货物，应参照案涉《长停井压力远传监控合同》承担不能交付部分10%的违约金2.758万（未完成工作量27.58万*10%=2.758万），该违约应冲抵被上诉人在本案的应收款项。综上，无论法院判定上诉人还是李野等承担付款责任，付款金额也不应是被上诉人主张的金额，而应当扣除上述未完工程量对应款项以及相应的违约金等。上诉人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公正审判，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濮阳市京濮惠臣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辩称：被上诉人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其一，李野出具《承诺函》的时点是上诉人的总经理已由工商登记信息证实，而上诉人以外的人员信任公示信息，至于上诉人所称此时李野不是行使总经理职权，须由上诉人举证反驳，或在公司内部进行追责，与被上诉人无关。其二，上诉人员工的行为不仅体现在“代为收货”，其洽谈合作、借贷被上诉人讨要货款，在《情况说明》等材料上签字，等等一系列行为佐证了其在行使采购人的职权。其三，上诉人与深圳市格瑞斯特环保技术有限公司是独立主体，其显名代理行为体现在诸多合同行为中。《承诺函》和《工作情况汇报-京濮惠臣》是合同履行后的补正证据，用来证实上诉人与深圳市格瑞斯特环保技术有限公司的代理关系。其四，上诉人支付货款是其应当承担的合同责任，该责任也在该项目的其他案件中体现出来。原审被告李野、原审第三人深圳市格瑞斯特环保技术有限公司未到庭参诉，亦未提交书面意见。被上诉人濮阳市京濮惠臣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两被告连带向原告支付货款413700元及违约金82740元；2、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原告（乙方）与第三人（甲方）签订了一份《长停井压力远传监控合同》并约定，甲方向乙方采购长停井压力远传监控配套设备21套，金额共计413700元；甲方在项目验收并收到乙方开具全额发票后，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乙方支付合同金额95%的货款，余款在质保期（项目验收之日后2年）结束后7个工作日内支付；未按期付款的，每逾期一日向乙方支付逾期付款金额0.1%的违约金，此项违约金总额以逾期付款金额的20%为限，及其它内容。合同落款处签订时间为“2014年月日”（未标明具体月和日）。原告在履行合同供货义务并向第三人开具全额增值税专用发票后，未收到货款。原告主张第三人系被告宇星公司的显名代理人，被告宇星公司以第三人的名义与其签订上述合同，被告李野作为被告宇星公司的总经理向原告出具承诺函，承诺支付相应货款。为此，原告提交了《承诺函》（2016年3月8日）及《工作情况汇报-京濮惠臣》（2014年4月11），其中，《承诺函》载明：因中原油田采油四厂数字化改造项目，被告宇星公司指定以第三人的名义与原告签订《长停井压力远传监控合同》，合同签订时间为2014年1月，合同总金额为413700元。该合同已于2014年12月28日履行完成并通过中原油田采油六厂项目验收。截至2016年3月7日尚有413700元欠款未支付原告。被告李野承诺在2016年6月30日前协调支付上述款项给原告，如不能协调支付上述款项，由被告李野承担此项债务并在2016年6月30日前支付给原告。被告李野作为承诺人在落款处签名。《工作情况汇报》系孙某与梁某作为报告人作出，其中载明：原告与被告宇星公司就中原油田采油六厂桥口数字化改造项目进行了沟通，关于现场长停井压力监测部分进行了确认。双方认为可以满足现场施工要求，按照公司指令，拟用第三人的名义与原告进行最终采购合同的签订，被告宇星公司承担相关责任和业务衔接工作，以保证项目顺利实施。被告宇星公司以两份材料均未加盖被告宇星公司的公章为由，对其真实性和关联性不予认可。同时被告宇星公司表示，被告李野只是被告宇星公司的职业经理人，并非实际控制人；虽然孙某和梁某系被告宇星公司的员工，但其并无相关授权。庭审中，被告宇星公司确认，涉案21套设备已在中原油田项目中投入使用；第三人则表示，其并未参与涉案合同的履行，并不清楚具体情况。2、原告另提交被告李野向案外人上海旗X公司（以下简称旗X公司）出具的《承诺函》、被告宇星公司向旗X公司出具的《说明》及被告宇星公司的员工（孙某、梁某）就中原油田其它项目向被告李野出具的《工作情况汇报》3份、验收意见、装箱清单及被告宇星公司与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中原油田分公司签订的《桥口采油管理区数字化改造合同》、《HSE协议书》，用以证实被告宇星公司在该项目中亦存在以第三人名义与其它供应商签订合同的情况，且相应的货物由被告宇星公司的员工验收。其中被告宇星公司向旗X公司出具的《说明》中明确表示，被告宇星公司以第三人名义向旗X公司购买相应设备，被告宇星公司承担相关责任和业务衔接工作，并加盖了被告宇星公司的公章。被告宇星公司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和关联性不予认可，并认为上述《说明》存在先在空白页盖章后打印文字的嫌疑。被告宇星公司确认其承包了中原油田项目，并认可被告宇星公司的员工在项目所在地存在代为收货的行为。第三人认为该组证据均由被告宇星公司及其员工出具，与第三人无关，无法确认其真实性，但认可其与被告宇星公司之间的显名代理关系。原告提交了《司法鉴定意见书》、（2016）鲁1728民初2699号、（2016）鲁1728民初2700号、（2016）粤0305民初9274号、（2018）粤0305民初13782号民事判决书，用以证明前述《说明》中被告宇星公司的公章与被告宇星公司在《登高作业许可证》【被告宇星公司在（2016）粤0305民初9274号案件中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落款处的公章具有一致性；两份生效判决中均认定：第三人在涉案项目中并未实际参与具体施工，第三人仅系起被告宇星公司拨付工程进度款的作用，被告宇星公司与第三人之间的分包合同无效；（2016）粤0305民初9274号民事判决中认定，第三人为旗X公司案件中所涉合同的显名代理人。被告宇星公司对上述证据的关联性不予认可，并表示（2016）鲁1728民初2699号和（2016）鲁1728民初2700号案件系建设施工合同纠纷，仅能证明被告宇星公司承揽了中原油田项目，并无法推导出被告宇星公司向原告采购的结论；（2016）粤0305民初9274号、（2018）粤0305民初13782号判决尚未生效。3、另查，被告宇星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显示，被告李野于2015年9月15日至2018年1月19日期间担任被告宇星公司的董事及总经理。被告宇星公司称，涉案合同签订时（2014年1月），被告李野并未担任上述职务，只是被告宇星公司的职业经理人，而其系第三人的实际控制人，并提交了一份2017年11月20日金陵晚报《拥有千万股权的第四大股东应聘普通职员？宇驰检测陷股权代持、利益输送疑云》，其中提到“有业内人士却在论坛透露，李野实际掌控的旗下用他人名义注册的，光（在）深圳（的）公司就有赛宝伦、深圳绿恩、格瑞斯特、华正明等一大堆……”。原告与第三人均认为该报道不能证明被告宇星公司的证明目的。4、被告宇星公司提交了《产品购销合同》3份、《物资采购合同》、《协议书》、支付凭证及供应商明细账，用以证明第三人系被告宇星公司的长期供货商，被告宇星公司以预付款的形式向第三人支付货款；双方目前已停止供货合作，截至2015年12月31日，第三人尚欠被告宇星公司预付款65977903元未退还。其中，被告宇星公司与第三人就涉案21套长停井压力远传监控配套设备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显示，合同价格为41.37万元，付款方式为按油田结算比例，即该项目占整体项目造价比例支付；《协议书》由第三人与被告宇星公司签订，其中记载：第三人为被告宇星公司的供应商，结算方式为预付款，对截至2015年12月31日，双方已签订、未履行完毕的购销合同，双方同意停止履行，被告宇星公司不再向第三人支付原合同约定的剩余款项，第三人亦停止后续供货，截至2015年12月31日，被告宇星公司已向第三人支付的预付款65977903元转为第三人欠被告宇星公司的等额债务。原告认为，被告宇星公司向第三人采购涉案设备的价格与第三人向原告采购的价格一致，更能表明双方之间为代理关系而非分包关系；该组证明亦表明被告宇星公司与第三人之间可能存在控制关系。第三人称，系被告宇星公司为了规避风险而要求第三人签订的上述《产品购销合同》，第三人对其它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予认可，并表示预付款中并未包含显名代理关系下的涉案设备货款。被告宇星公司称，因预付款为批量支付，无法对应到每一份合同项下的款项。被告宇星公司另提交（2015）深南法民二初字第740号民事判决书，以证明法院曾审理过一宗类似案件，在上述案件中被告宇星公司并未承担任何责任。原告与第三人均认为，该案原告提交的证据和提出的事实与理由与本案不同，不具有可比性。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一审案件争议焦点为被告宇星公司是否委托第三人以第三人之名义与原告签订的《长停井压力远传监控合同》。对此，一审法院分析如下：首先，被告李野在担任被告宇星公司的董事及总经理期间，出具承诺函明确表示因中原油田采油四厂数字化改造的业务，被告宇星公司指定以第三人名义与原告签订数字化改造工程施工合同，并确认截止2016年3月7日尚有413700元欠款未支付原告。在无相反证据证明的情况下，该承诺理应属于被告李野履行被告宇星公司职务的行为，其中表明涉案合同项下的货款应由被告宇星公司支付给原告。被告宇星公司称被告李野仅为职业经理人，该抗辩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其次，涉案设备由被告宇星公司的员工接收，并实际用于被告宇星公司承包的项目中，并无证据表明第三人与被告宇星公司之间存在第三人委托被告宇星公司代为收货的情况，可见被告宇星公司实际参与了涉案合同的履行。再次，被告宇星公司在中原油田项目其它采购事项中亦存在以第三人的名义进行采购的情况，且第三人向原告采购的价格与被告宇星公司向第三人采购价格不存在任何差异。一审法院对第三人关于被告宇星公司以其名义与原告签订《产品购销合同》的主张予以采信。原告对第三人的该主张亦予认可，并要求被告宇星公司支付涉案合同项下的货款，该行为表明原告在第三人向其披露其与被告宇星公司的代理关系后，原告将被告宇星公司选定为相对人主张权利。故《长停井压力远传监控合同》直接约束原告与被告宇星公司。被告宇星公司主张原告将涉案合同的发票开具给第三人的行为应视为原告将第三人选定为合同相对方，一审法院认为，开具发票系合同履行行为，并不属于主张权利的行为，与选定合同相对方无关，被告宇星公司的上述主张，法院不予采信。生效判决查明的事实显示，涉案的采油六厂数字化改造工程已竣工验收并交付使用。被告宇星公司作为中原油田项目的承包方和涉案设备的接收方，其较原告更具提供涉案项目验收时间的便利条件与能力，相应的举证责任应由被告宇星公司承担。被告宇星公司未能就此提供证据，导致无法确认涉案项目验收合格的具体时间，但从逻辑上推断，该时间应早于被告李野出具《承诺函》的时间（2016年3月8日）。由此可见，截至本案起诉之日（2019年2月1日），涉案项目验收合格已超过2年，涉案合同项下全部货款的付款条件均已成就。被告宇星公司未能依约向原告支付货款，已经构成违约，且逾期已超过200天，故原告要求被告宇星公司支付货款413700元并按逾期付款金额的20%（200天×0.1%/天）支付违约金82740元的诉讼请求，符合合同约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被告李野在《承诺函》中已明确表示，“如不能协调支付上述款项，由被告李野承担此项债务，并在2016年6月30日前支付给原告”，该行为应视为附条件的债务加入，且债务加入所附条件现已成就。被告李野对此并未提出异议，故原告要求被告李野就涉案413700元货款与被告宇星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请，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因被告李野债务加入的范围仅限于货款413700元，并非涉案合同项下的全部义务，即并不包含涉案合同项下的违约责任，故原告要求被告李野就20%的违约金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鉴于被告李野未能依照承诺在2016年6月30日前向原告支付涉案货款413700元的行为亦给原告造成了一定损失，故被告李野应在413700元款项自2016年7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限额内，就上述违约责任与被告宇星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原告该项诉讼请求中超出上述标准的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被告李野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经缺席审理，依法缺席判决。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四百零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宇星科技发展（深圳）有限公司应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濮阳市京濮惠臣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支付货款413700元，被告李野对该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被告宇星科技发展（深圳）有限公司应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濮阳市京濮惠臣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支付违约金82740元，被告李野在以4137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6年7月1日起计至款项还清之日的利息限额内对该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原告濮阳市京濮惠臣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的其它诉讼请求。如果两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373.3元，由两被告连带负担。在二审审理中，上诉人向本院提交了（2016）鲁1728民初2696号民事判决书及该案诉讼材料，拟证明涉案项目存在未完成工程量，被上诉人有14台“长停井压力”设备未完成。被上诉人对该证据的实质真实性和关联性不予认可，主张该证据统计表中的“长停井压力”并非本案涉及的设备。经二审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上诉人在二审庭审中明确，确认其为深圳市格瑞斯特环保技术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签订的《长停井压力远传监控合同》的实际合同主体，其在二审中仅对原审认定的工程款金额存在异议。本院认为，本案为合同纠纷。上诉人在二审中确认其为深圳市格瑞斯特环保技术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签订的《长停井压力远传监控合同》的实际合同主体，现其仅对原审认定的工程款金额存在异议。深圳市格瑞斯特环保技术有限公司在签订涉案合同中为上诉人的显名代理人，该事实有上诉人总经理李野出具的《承诺函》和上诉人的涉案项目员工孙某和梁某出具的《工作情况汇报》佐证，上诉人在二审中亦认可其实际合同主体身份，本院对此予以确认。故二审争议的焦点为被上诉人是否已实际完成约定工程量。被上诉人起诉主张已全部完成合同约定工程，有李野出具的《承诺函》为证。上诉人在一审中对该事实予以认可，在二审中又不予确认并提交（2016）鲁1728民初2696号案件诉讼材料为证。对此本院认为，就上诉人提交的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认定上述案件材料统计表中的“长停井压力”即为本案设备，即使为本案设备，该证据仅显示上诉人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与项目发包方的沟通情况，并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的交涉情况，故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且上诉人总经理李野出具《承诺函》确认合同已履行完毕及上诉人一审中对该事实亦认可的情况下，本院对上诉人该项主张不予支持。上诉人关于被上诉人未实际完成约定工程量的主张证据不足，本院对原审认定的工程款金额予以确认。综上所述，上诉人宇星科技发展（深圳）有限公司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8746.6元，由上诉人宇星科技发展（深圳）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沈 炬审判员 郑寒江审判员 易 静二〇二〇年九月十日书记员 陈泱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