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民再233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范道良，男，1977年3月17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范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殷建晖，四川极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朱顺伟，男，1964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攀枝花市**。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攀枝花市正冶炉料综合厂，住所地：四川省攀枝花市钒钛产业园区。 投资人：赵自福（原投资人为范道良），该厂厂长。 再审申请人范道良因与被申请人朱顺伟、攀枝花市正冶炉料综合厂（以下简称正冶炉料厂）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04民终14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9年8月5日作出（2019）川民申2478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7月1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范道良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殷建晖，被申请人朱顺伟到庭参加诉讼。被申请人正冶炉料厂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范道良申请再审称，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二审判决生效后，范道良于2019年1月14日在攀枝花市公安局钒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以下简称钒钛分局）领取攀钒公（刑）不立字[2019]1号《不予立案通知书》时，才知道案涉借款已在2018年2月由王明玉全部归还，有新发现的证据《还款说明》和银行转账明细为证。本案系朱顺伟在借款已清偿的情况下进行的恶意虚假诉讼，故请求：1.撤销四川省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04民终1499号民事判决和攀枝花市仁和区人民法院（2018）川0411民初1879号民事判决；2.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改判或者发回重审；3.本案一审、二审、再审诉讼费由朱顺伟承担。 朱顺伟辩称，（一）“新证据”不能成立。《还款说明》系王某在王明玉暴力胁迫下形成的，该证据不具有合法性，证明的内容不具有真实性。“新证据”早已存在，正冶炉料厂和范道良向公安机关报案时应当知道卷宗中存在的资料。同时，王某作为正冶炉料厂的执行总经理，应向正冶炉料厂作过说明，所以正冶炉料厂和投资人范道良早就应当知道该证据，《还款说明》不属于“新证据”。（二）44万元的转账是事实，但并非偿还朱顺伟所借的小额贷款，而是用于支付正冶炉料厂所欠的矿商的矿石款、运费等。通过杨某的账户转账则是正冶炉料厂为了逃避法院的查封，且44万元转账数额与276000元的贷款金额并不相符。综上，范道良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予以驳回。 朱顺伟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请求正冶炉料厂、范道良连带支付朱顺伟借款本息共计382320元；2.诉讼费用由正冶炉料厂、范道良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冶炉料厂系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为范道良。2016年7月29日，正冶炉料厂（甲方）与案外人罗友强（乙方）签订《承包经营协议》，约定乙方承包甲方厂区范围内厂房及其附属设施、机器设备，并以甲方名义对外进行经营，在经营期间，乙方应以甲方名义按照国家规定交纳其税费，承包经营期限为四年，自2016年7月24日至2020年7月28日，双方还对租金支付方式进行了明确约定。经庭审查明，罗友强只是挂名签协议人员，正冶炉料厂实际承包经营负责人为王明玉，王明玉聘请王某、田文现、李洪山为企业管理人员，罗晶、杨某为会计。协议签订后，范道良将公章及法人章交给了王某，王某将以上印章交给罗晶保管。田文现与王明玉是叔侄关系，在正冶炉料厂负责采购、现金出纳等工作，王某作为正冶炉料厂管理人员，负责对外业务。杨某与朱顺伟系夫妻关系，2012年至2016年6月前，杨某是正冶炉料厂员工（会计），2016年6月离职，2017年7月中旬，杨某又回到正冶炉料厂任会计。罗晶从2016年8月起在正冶炉料厂担任会计工作，2016年9月至2016年11月30日，由其保管公章、法人章等印章；2016年11月30日，罗晶将正冶炉料厂公章及法人章移交给了范道良。2017年5月后，田文现将正冶炉料厂公章及法人章交给罗晶保管。为解决正冶炉料厂经营资金困境，该厂管理人员与会计杨某商计，由杨某的丈夫朱顺伟出面贷款，协助将款项转入公司，通过四家小额贷款公司，朱顺伟共贷款276000元。2017年7月6日，王明玉、王某及李洪山作为甲方，与朱顺伟（乙方）签订《代办贷款合同》，约定乙方为甲方在攀枝花市投资公司（指正冶炉料厂）办理了贷款，共计276000元，甲方每月提前一周把还款金额打入乙方相应还款账户内，如甲方未按其要求还款造成逾期、所产生的滞纳金和一切费用按三倍还款金额赔偿乙方，该贷款只用于甲方购买矿石和生产经营周转，不得挪作他用，分36期（1期即1个月，3年）还清，甲方李洪山还具体添注了还款账户、明细等内容，正冶炉料厂公章及法人章在甲方（签字盖章）处盖章予以确认。正冶炉料厂收到贷款后，已按期还款7期，2018年2月至今未再还款。 另查明，2018年4月21日，正冶炉料厂（甲方）与罗友强（乙方）签订《关于终止履行承包经营协议的协议书》，双方共同确认，乙方在承包经营期间擅自以甲方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借款等，由乙方承担还款责任，如因此造成甲方损失的，乙方自愿赔偿甲方全部损失。2018年3月26日，正冶炉料厂向钒钛分局报案称，王明玉涉嫌职务侵占，多次利用职务之便指使田文现将公司收到的预付款转入至王明玉指定的银行卡上，占为己有并使用，公司在2017年7月6日经营困难的情况下办理了一笔276000元的高利贷，就在此情况下王明玉指使田文现将其中的10万元转入其指定账户，据为己有；王明玉还涉嫌伪造公司印章，对外签订了很多购销合同，给公司造成了巨大损失。公安机关至今未予立案。 还查明，朱顺伟与四家小额贷款公司签订协议后，分别于2017年6月29日、7月5日、7月6日向朱顺伟转入贷款本金为85000元、70000元、75000元、46000元，共计276000元，根据正冶炉料厂安排，朱顺伟分别于2017年7月7通过银行转账分别向田文现转款79400元和187440元，向王某支付现金5500元［见公司财务凭证收据（0115410）号及（0115416）号］，留卡现金3557.44元，手续费与信息费102.56元，以上共计276000元。正冶炉料厂收到该款后，从2017年7月底至2018年1月，每月由田文现转款13200元给朱顺伟，再由朱顺伟将此款作为本息金额支付给四家小额贷款公司，共计还款92400元（13200元×7月）。 一审法院判决：正冶炉料厂、范道良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支付朱顺伟借款本息382320元。案件受理费6090元，减半收取3045元，由正冶炉料厂、范道良承担。 正冶炉料厂、范道良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 正冶炉料厂、范道良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正冶炉料厂、范道良不承担还款责任，或发回重审；2.本案诉讼费用由朱顺伟承担。 二审期间，正冶炉料厂、范道良提交了攀枝花市公安局的印章信息，拟证明：正冶炉料厂只有一枚合法的公章和法定代表人印鉴，现由范道良自2016年11月30日保管至今；2017年7月6日《代办贷款合同》上的印章是私刻伪造的。朱顺伟质证意见：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证明目的；认为正冶炉料厂的用章是内部管理行为，朱顺伟无权也不可能查询正冶炉料厂每次经济活动的印模，且范道良当庭表示不清楚加盖在《代办贷款合同》上的印章真伪。二审法院认为，正冶炉料厂、范道良提交的该证据，不能直接认定《代办贷款合同》上印章的真伪，达不到其证明目的，依法不应采信。 二审中，朱顺伟没有新证据提交。 二审中，范道良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无异议；朱顺伟对此有异议，认为对修理费的认定与实际不符，但又明确表态其服从一审判决，由于朱顺伟未就其异议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二审法院对此不予采信。 二审中，正冶炉料厂、范道良对一审认定的“……《代办贷款合同》，约定乙方为甲方在攀枝花市投资公司（指正冶炉料厂）办理了贷款，共计276000元”、“正冶炉料厂收到贷款后，已按期还款7期”、“2018年3月26日，正冶炉料厂向攀枝花市公安局钒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报案称，……，公司在2017年7月6日经营困难的情况下办理了一笔276000元的高利贷”、“根据正冶炉料厂安排，朱顺伟分别于2017年7月7通过银行转账分别向田文现转款79400元和187440元……”、“正冶炉料厂收到该款后，从2017年7月底至2018年1月”有异议，朱顺伟对一审认定的“为解决正冶炉料厂经营资金困境，该厂管理人员与会计杨某商计”有异议，认为应该是与原会计杨某商计；除此之外，双方当事人对一审审理查明认定的事实均无异议。一审审理查明认定的、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基本事实，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确认。 另查明，双方当事人对于一审认定的借款金额276000元没有异议。2018年10月31日，正冶炉料厂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投资人范道良变更为赵自福。二审中，经询问，朱顺伟不要求赵自福承担责任。 二审中范道良陈述，2016年11月30日，罗晶将正冶炉料厂公章及法人章移交给了范道良，自此之后，上述印章一直由其保管；其在2016年11月30日拿公章的时候，告诉承包人什么时候用，其就什么时间送，但承包人从来没有找过范道良；对于承包人在没有公章的情况下如何经营，范道良不知道；并认为在2016年11月30日以后出现的公章和法人章都是私刻伪造的。 范道良在公安机关询问时陈述：范道良现在就是不知道其和罗晶分别持有的正冶炉料厂公章、法人章到底谁的是真实的。 二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一审审判程序是否违法；2.正冶炉料厂及范道良对案涉款项是否应当承担还款责任；3.本案是否应当移送公安机关。 一审审判程序是否违法的问题。正冶炉料厂及范道良提出，一审中正冶炉料厂申请对《代办贷款合同》中“攀枝花市正冶炉料综合厂”的印章及“范道良”的法人章进行司法鉴定，一审法院未予准许，程序违法。经查，一是正冶炉料厂与罗友强签订的《承包经营协议》中约定承包人以正冶炉料厂的名义对外进行经营。二是正冶炉料厂在承包经营期间的印章管理和使用属于正冶炉料厂的内部管理事宜，朱顺伟对正冶炉料厂公章、法人章是否真实没有审查义务。三是正冶炉料厂在向公安机关提交的报案材料中举报正冶炉料厂的实际承包经营管理者王明玉不按照财务管理制度的要求，多次利用职务之便指使田文现将公司收到的预付款转入王明玉指定的银行卡上，占为己有，自2016年至今，王明玉侵占的资金高达200多万元；公司在2017年7月6日经营困难的情况下办理了一笔276000元的高利贷，王明玉指使田文现将其中的10万元分二次转给了自己，并据为己有。范道良提出报案材料是朱顺伟的妻子杨某找律师起草的、其大致看了后没有仔细看的陈述，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依法不予采信。四是范道良在公安机关询问时陈述其现在也不知道其和罗晶分别持有的正冶炉料厂的公章、法人章到底谁的是真实的。综上，正冶炉料厂申请鉴定的事项与待证事实无关联及必要，一审法院未予准许鉴定申请，符合查明的案件事实和法律规定，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确认；正冶炉料厂及范道良提出的此节上诉理由依法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正冶炉料厂及范道良对案涉款项是否应当承担还款责任的问题。经查，一是《承包经营协议》虽然约定承包经营期间的债权债务由承包人承担，该约定内容属于内部约定事项，不能约束和对抗善意第三人。二是虽然朱顺伟对正冶炉料厂的投资人由原来的赵自先变更为范道良的情况是清楚的，但正冶炉料厂及范道良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已经将《承包经营协议》的约定事项向合同当事人之外的人员（包括朱顺伟）进行告知，故正冶炉料厂及范道良提出朱顺伟知道或应当知道正冶炉料厂与罗友强签订了《承包经营协议》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依据，不能成立。三是《承包经营协议》签订前后，王某均系正冶炉料厂的管理人员，庭审查明王明玉、王某、田文现、李洪山系正冶炉料厂的管理人员，朱顺伟有理由相信王某、李洪山、王明玉的签字及加盖正冶炉料厂公章、法人章的行为系代表正冶炉料厂。四是正冶炉料厂在向公安机关的报案材料中反映公司在2017年7月6日经营困难的情况下办理了一笔276000元的高利贷，王明玉指使田文现将其中的10万元分二次转给了自己，并据为己有。综上，正冶炉料厂及范道良提出王明玉、王某、田文现、李洪山的行为并非职务行为，朱顺伟不是善意的、毫不知情的第三人，正冶炉料厂、范道良不应当承担还款责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法不应支持。 正冶炉料厂、范道良提出本案应当追加王明玉、王某、李洪山、田文现参加诉讼的上诉理由。经查，王明玉、王某、李洪山、田文现并非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该项上诉理由缺乏依据，依法不能成立。 本案是否应当移送公安机关的问题。经查，公安机关在收到正冶炉料厂等的报案材料后，虽然进行了审查，但至今未予立案，或存在公安机关要求法院对本案不予审理或移送案件材料的情形，故正冶炉料厂、范道良提出如果查清本案涉嫌犯罪，应依法移送公安机关的上诉理由缺乏依据，不能成立。 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35元，由正冶炉料厂、范道良负担。 再审审查期间，范道良、朱顺伟围绕再审请求提交证据，本院依法组织当事人进行质证。 范道良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 证据一、钒钛分局于2019年1月10日作出的攀钒公（刑）不立字［2019］1号《不予立案通知书》，拟证明：范道良是在二审庭审结束后领取该通知书时，才知晓《还款说明》以及案涉借款已由王明玉全部偿还。同时正是由于王某的《还款说明》证实款项已由王明玉还给朱顺伟，公安机关才认定对王明玉挪用资金的举报并无犯罪事实发生。 证据二、王某于2018年3月26日出具的《还款说明》，拟证明：案涉借款已由王明玉安排王某于2018年2月12日全部清偿。 证据三、王某向杨某转账44万元的银行转账凭证，拟证明：王某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杨某支付44万，佐证《还款说明》属实。 朱顺伟提交以下证据，并申请证人王某、杨某出庭作证： 证据一、王某于2019年6月11日出具的《情况说明》、王某作出《情况说明》的视频资料，主要内容有：1.王某向杨某转账的44万元，用于支付“1、公司欠2017年6月新久矿石款69457.00元。2、公司欠2017年11月龙蟒矿石款345893.00元。3、公司欠2017年12月李果来厂技术指导费11000.00元。4、公司欠2013年矿石运费10600.00元。5、公司欠会计工资3050.00元”。在支付完上述欠款后，王明玉收回了杨某手中的《2017年未付款明细》；2.2018年3月18日，范道良就王明玉私自转款一事向攀枝花市金江园区公安分局报案，王某配合范道良做了笔录。王某回到河南阜阳老家后，2018年3月26日，王明玉冲入王某家中逼迫其抄下《还款说明》，王明玉亲笔写的那份《还款说明》至今在王某手中，事后，王某主动到公安机关说明过情况，范道良亦知道此事。 证据二、王明玉手写《还款说明》、《2017年未付款明细》、王某农行卡（后四位数5979）2018年2月12日交易明细清单复印件各一份，佐证王某所述《情况说明》情况属实。 证据三、王某在再审庭审中的证言。王某当庭陈述，2018年3月26日上午，在河南阜阳王某家中，王明玉逼迫王某抄下《还款说明》。但根据2018年3月26日下午王某在钒钛分局所作的《询问笔录》，王某对于如何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从河南省阜阳市到四川省攀枝花市的交通问题，不能作出合理解释。 证据四、二审庭审结束后，朱顺伟向本院邮寄一份王某出具的《关于对落款2018年3月26日还款证明真实情况的说明》，主要内容有：2018年3月26日因范道良在钒钛分局举报王明玉职务侵占，王某被钒钛分局叫去作的笔录。王明玉是在2018年3月31日到王某河南阜阳家中强迫其写下《还款说明》，落款时间为2018年3月26日是按照王明玉要求写的。王某于2018年4月7日或者8日到攀枝花公安局就被迫写下《还款说明》一事作了说明，并称是根据该局警官要求，将事发时间描述为2018年3月26日。 证据五、杨某于2019年7月18日出具的《关于44万元货款支付说明》（以下简称《支付说明》），载明：“2018年2月12日收到王某转入44万元，货款支付如下：1.2月13日支付杜超矿石款30000元；2.2月13日支付朱永洪矿石款160000元；3.2月13日支付谢飞矿石款20000元；4.2月13日支付刘元海前期运费10600元；5.2月13日转入朱顺伟卡221000元；6.3月2日由朱顺伟手机转朱琴矿石款130000元；7.共支出350600元，余89400元（其中3050元为工资，其余86350元为本人垫矿石款）；8.以上所有垫付的矿石款均由本人作过担保。（除刘元海的10600元是正冶原所欠运费）”。 证据六、杨某农行卡（后四位数8866）2018年2月12日至2018年2月15日交易明细清单和朱顺伟银行卡（后四位6674）2018年3月2日掌上银行转账截图，拟证明：杨某所述《关于44万元货款支付说明》属实。 证据七、杨某在再审庭审中的证言。对矿石款的支付对象，为何是杜超、朱永洪、谢飞、朱琴，而非新久矿石、龙蟒矿石的问题，杨某陈述：杜超、朱永洪、谢飞、朱琴四人借钱给正冶炉料厂购买矿石，王某不知道这个钱，杨某出面借的钱，杨某系借款担保人，故由杨某还款给个人，该借款没有书面协议。对于《支付说明》中杨某为正冶炉料厂垫付矿石款86350元的问题，杨某在庭审笔录上注明：“并未提此问题，86350元为利润”。 朱顺伟对范道良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证据一与本案无关联性，王明玉是否挪用资金不能证明案涉借款已经归还；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持有异议；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关联性持有异议。 范道良对朱顺伟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王某陈述其于2018年3月26日上午在河南阜阳老家写下《还款说明》，但现有证据证明当天下午王某在钒钛分局作笔录，几个小时内来往于河南省阜阳市和四川省攀枝花市根本无法实现，故王某向法院提供虚假证言，不具有真实性，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杨某与朱顺伟系夫妻关系，其证词与本案事实不符，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本院对范道良、朱顺伟在再审中提交的证据、证人证言分析和认定如下： （一）关于范道良提交的“新证据”能否成立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申请再审人提交下列证据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新的证据”：（一）原审庭审结束前已客观存在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的规定，范道良提交的证据二、证据三虽然在二审庭审之前已经存在，但该证据是由王明玉提交给钒钛分局，保管于钒钛分局刑事案卷材料中，现并无证据证明范道良知晓该证据存在，故范道良主张其于2019年1月14日向公安机关了解对王明玉挪用资金的举报不予立案的理由时才知晓该证据，具有合理性，属于二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范道良的证据一是二审庭审结束后由公安机关出具的法律文书，且与证据二、证据三相印证，亦与本案有关联性。故，范道良向本院提交的证据符合“新证据”认定标准，属于新的证据。 （二）关于范道良提交的证据应否采信问题。为证明案涉借款已由正冶炉料厂的实际控制人王明玉安排王某偿还给朱顺伟，范道良提交了王某的银行卡转账凭证及王某书写的《还款说明》。各方当事人对于王某向杨某转账44万的事实均无异议，故对王某银行卡转账凭证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各方当事人及证人均认可，《还款说明》是王某所写，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还款说明》系范道良从公安机关获取，其内容能够证实本案的相关事实，故该证据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认可。综上，本院对攀钒公（刑）不立字［2019］1号3《不予立案通知书》、王某的银行卡转账凭证、《还款说明》予以采信。 （三）关于朱顺伟提交的证据应否采信问题。1.为证明《还款说明》系非法取得，不能作为证据采信，朱顺伟向本院提交了王某出具的《情况说明》、视频资料，并申请王某出庭作证。王某的书面材料和其在庭审中的陈述均称其于2018年3月26日上午在王某河南阜阳家中受王明玉胁迫情况下书写的《还款说明》，但当天下午3点过，王某在攀枝花的钒钛分局接受该局询问，其对几个小时内如何从于河南省阜阳市到四川省攀枝花市的问题不能作出合理解释。庭审结束后，王某出具《关于对落款2018年3月26日还款证明真实情况的说明》，改称《还款说明》实际写于2018年3月31日。本院认为，王某作为证人出庭作证，签署并当庭宣读了《证人保证书》，本院亦明确告知应当如实作证，作伪证将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因王某再审庭审前后对案涉事实的陈述互相矛盾，不如实向法院反映《还款说明》出具的真实情况，违背诚信诉讼原则和如实作证的义务，故对王某的再审庭审中的证言，《情况说明》、视频资料，本院不予采信。此外，《关于对落款2018年3月26日还款证明真实情况的说明》系庭审结束后朱顺伟向本院提交的证人证言，未经庭审质证，不能作为证据采信。 2.为证明杨某收到的44万系正冶炉料厂为购买矿石向案外人借款，朱顺伟向本院提交《支付说明》、杨某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并申请杨某出庭作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的规定，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杨某与朱顺伟系夫妻关系，属法律规定的“利害关系人”，其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庭审过程中，杨某一方面称其受正冶炉料厂管理人员王某的安排支付公司货款，一方面又称王某不知道杨某去借款，其证言不能自圆其说。而《支付说明》、杨某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与王某《情况说明》《2017年未付款明细》所证明的44万转账用途、支付对象和分配情况不能互相印证，对于其中86350元款项的性质，杨某的书面材料和庭审证言亦有出入。故综合考量杨某与朱顺伟的社会关系及其证言的一致性、可靠性，杨某的证言，《支付说明》，本院不予采信。 对一、二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2018年2月12日，王某从其农行卡（后四位数5979）向杨某农行卡（后四位数8866）转账支付44万元。次日，杨某从该卡向杜超转账30000元、朱永洪转账160000元、谢飞转账20000元、刘元海转账10600元、朱顺伟转账221000万元，以上共计441600元。 对于朱顺伟出面向四家小额贷款公司贷款27.6万元，正冶炉料厂按照《代办贷款合同》的约定支付了7期费用92400元（13200元×7月），从2018年2月起未再向朱顺伟转款。四笔贷款期限均为36期（月），分别应于2020年6月、7月到期。 2018年3月26日，正冶炉料厂以王明玉涉嫌职务侵占向钒钛分局报案。当天上午9:50分至10：57分，范道良在钒钛分局接受询问。当天下午15:26分至16:22分，王某在钒钛分局接受询问。 王某出具的《还款说明》，内容为：“我于2018年2月12日经王明玉同意，用手机银行农行卡（后四位数5979）转给杨某农行卡（后四位数8866）肆拾肆万元整（440000.00），用于偿还杨某和她老公朱顺伟给厂里贷的高息款贰拾柒万陆仟元整（276000.00）和杨某工资壹万伍仟元整（15000.00），有转款凭证做证明。”落款时间为2018年3月26日。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案涉借款是否已经偿还。从举证责任来讲，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及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本案中，范道良应对其所主张的案涉借款已经由正冶炉料厂的实际控制人王明玉安排王某偿还承担举证责任，朱顺伟则应对其主张的《还款说明》系非法证据，以及44万用于正冶炉料厂的其他债务承担举证责任。从证据的采信和事实认定来看，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之间必然会有差距，在民事诉讼当中，人民法院只能通过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以事实的陈述尽量还原客观真实。本院花费大量篇幅陈述和分析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证人证言，并根据诉讼诚信原则以及优势证据原则，认定证据的证明力，考量证人证言的可靠性、客观真实性，目的是通过庭审质证、证据规则对互相冲突的证据作出认定，进而对案件事实作出判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的规定，结合本院采信的证据和查明的案件事实，范道良提交的“新证据”证明力更强，可信度更高，能够证明王某向杨某转账的44万元是受王明玉安排偿还的案涉借款。根据诚信诉讼原则和优势证据规则，朱顺伟提交的证据不具有真实性和合法性，不能证明其主张。此外，对于案涉借款，正冶炉料厂一直按照《代办贷款合同》的约定按期向朱顺伟转款，但从2018年2月不再向朱顺伟转款，与范道良主张2018年2月案涉借款已经还清，从时间上具有一致性。杨某的转账记录证明杨某收到44万转账后将其中22.1万直接转给了朱顺伟，该金额亦与案涉借款剩余本金大致相当。朱顺伟未能提供杨某作为担保人的借条、借款合同等债权凭证，仅凭杨某、朱顺伟与案外人的转账记录不能证明其正冶炉料厂与案外人的借款事实。朱顺伟代正冶炉料厂向小贷公司借款，双方签订有书面的《代办贷款合同》，而杨某为正冶炉料厂担保对外借款40余万元仅有口头协议，亦不符合常理。因此，朱顺伟未能提供证据其所主张的《还款说明》系非法证据，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杨某收到的44万用于偿还正冶炉料厂的其他债务的事实，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其抗辩理由，本院不予支持。综上，范道良主张案涉借款已经偿还的再审理由能够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本案因范道良提出新的证据，导致一、二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发生了重大变化，一、二审判决应依法予以撤销。范道良的再审申请理由成立，依法予以改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二）项及第二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四川省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04民终1499号民事判决和攀枝花市仁和区人民法院（2018）川0411民初1879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朱顺伟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一审受理费6090元，减半收取3045元，二审受理费7035元，由一审原告朱顺伟负担；再审受理费7035元，由范道良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向森辉 审 判 员 黄 丹 审 判 员 李 洁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八日 法官助理 唐 爽 书 记 员 周依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