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晋民终35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晓东。委托诉讼代理人：贺宇翔，北京市京翰（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太原市城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住所地：太原市小店区学府街****。法定代表人：薛保龙，职务理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德均，北京听驰君（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婷，山西杏梅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张金印。上诉人刘晓东因与被上诉人太原市城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以下简称城区农信社）、原审第三人张金印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01民初5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晓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贺宇翔，被上诉人城区农信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德均、孟婷，原审第三人张金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晓东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9）晋01民初569号判决，并改判不得执行五一路南华门2号（香榭舍公寓）1幢3单元10层18号房屋；2.本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上诉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借贷关系真实存在，双方签订《房屋转让协议》后，上诉人已经合法占有涉案房屋，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1.上诉人已经完成与第三人借款的现金出借，借贷关系真实存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及第十六条的规定，在民间借贷案件审理中，对于仅提供借据的大额现金支付，除应就债权凭证进行审查外，还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上诉人不仅提交了第三人出具的共计70万元的欠条两张，还提交了相应的取款流水，申请了证人出庭作证并接受了法庭的询问，证明上诉人已经完成借款的全部出借事宜，第三人也予以认可，且基于双方存在的以上借贷关系，双方签订了《房屋转让协议》，约定将第三人的涉案房屋抵顶其欠上诉人的部分欠款，且约定了过户时间及违约责任，以上证据已经完全可以证明上诉人已经完成了现金出借，双方借贷关系的真实存在。2.上诉人已经合法占有涉案房屋，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一审法院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不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已经查明上诉人与第三人在法院查封之前已经签订了《房屋转让协议》，且房屋未办理过户是因为房贷没有偿还完毕而非上诉人的原因。一般认为，拿到房屋的钥匙、办理物业的入住手续，即应视为对房屋已经有事实上的管理和支配权。即“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仅要求“合法占有”，并不等同于“实际占有”或“实际居住”，而是一种法律意义上对房屋的合法管理和控制。根据《房屋转让协议》约定，“双方签字后，乙方即可获得房产的实际支配权，房产收益归乙方所有”，结合上诉人提交的2014年至2018年的物业费缴纳收据，证明上诉人自《房屋转让协议》签订后，对案涉房屋进行了实际的控制、管理和占有，至于于菲的入住，也是上诉人基于《房屋转让协议》对自己合法权益的支配，故上诉人已经合法占有案涉房屋。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依法应予以撤销或改判，请求贵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正确适用法律，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城区农信社答辩称，被答辩人刘晓东的权利不能够排除人民法院强制执行。1.刘晓东的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其与张金印的债权债务关系真实合法。首先，刘晓东提交了两张《收条》，没有银行转账凭证和现金交付的其他证据，无法证明债权债务的真实性。其次，两张《收条》显示张金印向刘晓东借款共计70万元整，而《房屋转让协议》载明的案涉房屋总价款1053290元，债务与房屋价格相差较大，不符合常理。2.经实地调查，案涉房产实际占有人为于菲，而非刘晓东。刘晓东提供的案涉房屋水电物业缴费凭据显示的房主均为于菲，不能证明刘晓东占有案涉房屋。3.刘晓东基于《房屋转让协议》只能产生交付房屋的债权，而不是物权，该债权不能排除人民法院对生效法律文书的强制执行。4.刘晓东对该房产已经设置了抵押权是明知的，其在明知难以办理过户手续的情况下，仍签署《房屋转让协议》，接受以案涉房屋抵债，存在明显过错。案涉房产至今未办理过户登记系被答辩人刘晓东自身原因所致。原审第三人张金印述称，本人在2011年3月21日借刘晓东50万元，2012年1月13日借刘晓东20万元，说好的每年20%的利息。由于2013年初经济形势恶化，银行的贷款还回去后不再放贷，2012年6月开始就有人起诉本人及公司，企业开始衰败，无法偿还2600万银行贷款及3300万个人借款。因个人借款的利息过于沉重，无奈之下才把名下的三套房子全部转让给个人债主，不再支付20%的利息，其中一套即案涉房屋。2014年5月28日，经过与刘晓东协商，以1053290元转让给刘晓东，不再付利息，并口头答应再给其10-20万元的补偿，因本人公司的情况无法好转，在2015年3月27日－2015年9月29日期间共补偿给刘晓东17万元，至今没有再付。综上，本案完全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的规定，此房早已归刘晓东所有并行使了支配权，请求撤销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改判房屋所有权归刘晓东所有。刘晓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不得执行太原市南华门2号（香榭舍公寓）1幢3单元10层18号房屋；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据发生法律效力的（2014）并民初字第96号民事判决书，2015年8月5日做出（2015）并执字第00313号执行裁定书，2018年7月17日查封第三人张金印位于太原市南华门2号（香榭舍公寓）1幢3单元10层18号面积为150.47平方米的房屋。2019年4月1日原告提出书面执行异议申请，经听证，执行法院于2019年4月12日作出（2019）晋01执异106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原告的异议请求，原告于2019年5月31日收到该裁定书后，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另查明，2011年3月21日与2012年1月13日张金印向原告出具借款现金50万元、20万元收条两张，约定年回报率20%。2014年5月28日，第三人张金印作为甲方、原告作为乙方签订《房屋转让协议》，约定“甲方经与债权人乙方协商，将位于太原市南华门2号（香榭舍公寓）1幢3单元10层18号，面积150.47平方米的房产有偿转让乙方抵顶甲方欠乙方的部分债务”，总价款1053290元，并约定由于甲方曾使用该房产抵押贷款，归还贷款后才可办理房产权过户手续，时间为8年，甲方应在2022年12月30日前办理完成过户手续…该房产被银行收回导致不能过户在乙方名下，甲方应承担违约责任，并偿还其所欠乙方的抵顶款项。因于菲腾不出居住的案涉房屋，2016年5月4日原告与于菲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将案涉房屋出租给于菲。于菲与第三人张金印2015年7月3日签订离婚协议，2017年11月6日办理了离婚手续。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双方争议的焦点是刘晓东对案涉房产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本案中，原告刘晓东与第三人张金印虽然签订了《房屋转让协议》，约定用该房产有偿转让抵顶第三人张金印欠原告的部分债务，但现有证据仍不足以证明关于两张收据原告向第三人张金印支付现金的真实性。关于对案涉房屋占有使用，原告在执行异议听证中称自己使用，并提交了自己2014年至2018年交水电费的交款收据，未提交涉案房屋的《房屋租赁合同》，而在庭审中称，因张金印的爱人于菲在案涉房屋中居住腾不出房屋，于是与于菲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原告对占有使用案涉房屋前后表述不一，结合现有证据无法确定其实际占有案涉房屋。因此，原告对案涉房屋不享有排除执行的权利，本院（2019）晋01执异106号执行裁定对此认定及处理并无不当，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原告刘晓东对执行标的即太原市南华门2号（香榭舍公寓）1幢3单元10层18号房屋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刘晓东的诉讼请求。二审中，原审第三人张金印向本院提交如下新证据：1.张福亮的起诉状和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晋01民终576号民事判决书；2.天汇典当行起诉状及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2012）小商初字第121号民事判决书；3.太原市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起诉状及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并民初字第579号民事裁定书。上述证据证明：自2012年6月开始，本人及企业开始衰败，无法偿还2600万银行贷款及3300万个人借款，个人借款利息过于沉重，故将本人名下的三套房产全部转让给个人债主。4.利息计算表；5.付给刘晓东17万元补偿款的付款凭证；6.离婚证；7.租房协议，证明本人在外租房居住；8.会计证明、签字的借款明细表；9.抵押贷款的房产证复印件。证明：刘晓东的借款和房屋转让协议及补偿款转款凭证均在本人公司档案里。10.证人陈艳、李慕瑶的证言，证人陈艳、李慕瑶的出庭作证，证明：从公司的账簿里查出借过刘晓东70万元，有对账表、账里还有对刘晓东补偿款17万元，有付款凭证。在公司档案里有张金印和刘晓东的房屋转让协议。上诉人刘晓东质证意见：对原审第三人张金印提供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可，通过该证据及基本陈述，可以证明刘晓东向原审第三人借钱的事实，能够证实借款及刘晓东和张金印间以房抵债基本事实的真实性。被上诉人城区农信社质证意见：对原审第三人张金印提供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原审第三人提供的离婚证是2017年，房屋转让协议是2014年，租赁协议是2016年，从时间逻辑上看，原审第三人在庭上的陈述与他的证据是矛盾和冲突的，无法证明民间借贷的真实性，也不能证明租赁房屋的真实性。本院对证据认证认为，证据1－3，起诉状及民事判决书，系张金印与其他案外人发生的借贷关系，与本案不具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证据4，利息计算表，系原审第三人张金印单方制作，本院不予采信。证据5，转账凭证，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原审第三人张金印陈述，该17万元系二人口头约定的对刘晓东的补偿款，对于该款项的往来用途转账凭证未作记载，仅有转账凭证不能证实该款项的用途，故该转账凭证与本案不具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证据6，离婚证，真实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证据7，张金印与他人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证据8，会计证明、签字的借款明细表，系第三人张金印单方制作，虽有证人陈艳、李慕瑶的签字并出庭作证，但经当庭询问二人的入职时间分别为2019年及2015年，该借款明细表载明的时间是2013年，故该证人证言亦不具有客观性，本院不予采信。证据9，抵押贷款的房产证复印件，真实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刘晓东与城区农信社未提交新证据，且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不持异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审查的是案外人对案涉房屋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的规定，案外人刘晓东只有全部符合该条规定的四项内容，才能享有足以排除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即：（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本案中，虽然上诉人提交的《房屋转让协议》的签署日期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但因该协议约定的是以案涉房屋抵顶张金印所欠刘晓东欠款，故上诉人还应当举证证明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进而确认案涉房屋是否支付了全部价款。关于此，上诉人刘晓东以及原审第三人张金印仅提供了收条、取款凭证、证人证言、借款明细表等证据，但张金印的收条未对借款期限、借款利息等作出约定，且双方签订《房屋转让协议》进行以房抵债时，并未就借款本息进行结算。对于协议签订后张金印支付给刘晓东的17万元款项，张金印称是口头约定补偿刘晓东的，但城区农信社对此不予认可，认为仍然系张金印向刘晓东支付借款利息。本院认为，双方之间借款有收条，有以房抵债协议，但双方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中并未约定张金印再向刘晓东进行补偿，其称系口头约定的补偿款，不符合双方之间的交易习惯，也不符合常理。故根据现有证据不能认定上诉人刘晓东已经支付了全部价款。另外，上诉人刘晓东与原审第三人张金印签订的《房屋转让合同》中约定：“由于甲方曾使用该房产抵押贷款，需在归还贷款，注销他项权证后，才可办理房产权过户手续，时间为8年……”，刘晓东在签订《房屋转让合同》时明知案涉房屋系原审第三人张金印按揭贷款购得，房屋上设有抵押权，在涤除抵押权之前，其无法办理过户登记，但其仍与张金印签订《房屋转让协议》，不能以此证明非因其本人原因未能办理过户登记。综上，上诉人刘晓东的主张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279.61元由刘晓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魏佩芬审判员 宋丽蓉审判员 李学明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八日书记员 宋鹏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