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民终1483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何海波，男，汉族，1982年1月30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州市增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兴，广东盛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刘耀芳，男，汉族，1973年7月2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深圳市龙岗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严素兰，女，汉族，1977年3月8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刘耀芳、严素兰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鸿辉，广东卓建（龙岗）律师事务所律师。刘耀芳、严素兰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悦清，广东卓建（龙岗）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李带容，女，汉族，1961年7月16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肖亮亮，系李带容儿子。上诉人何海波、刘耀芳因与被上诉人严素兰、原审第三人李带容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7民初74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何海波上诉请求：撤销原判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依法改判：1.刘耀芳、严素兰连带向何海波支付拆迁补偿款271038元、房屋占有使用费（自2018年10月起按照每月使用费9900元每月计算至实际搬离之日止）；2.刘耀芳、严素兰于判决生效后三日内腾空并搬离厂房；3.何海波无需向刘耀芳退还押金18600元。主要事实及理由：一、铁皮棚重置价格为193039元，上诉人何海波在搭建铁皮棚时出资155000元，刘耀芳仅是在何海波搭建基础上加高了一米（加高使用的钢筋是何海波搭建后剩余的材料，刘耀芳仅支付人工费仅1.5万元）。一审法院判决按照何海波与刘耀芳之间1:2的比例分配拆迁补偿款，完全违背事实，严重损害何海波的权益。一审法院以何海波与刘耀芳之间对于铁皮棚各自搭建的部分存在争议为由，酌情判决何海波与刘耀芳之间按照1:2比例享有铁皮棚的权益，且仅分享铁皮棚主体的补偿费193039元，与事实完全不符合。二、一审法院认定何海波仅仅对房屋主体部分的拆迁补偿款享有权益错误。一审法院已经查明，深圳市龙岗区平湖街道办事处于2019年3月15日、6月12日分别向刘耀芳支付补偿款206505元、64533元，合计271038元。补偿费由房屋主体补偿费：193039元，停产、停业损失补偿费为33092元，搬迁补助费32000元，合计258131元，但是刘耀芳实际收到的补偿款为271038元。何海波对补偿款中的停业、停产损失，搬迁补助损失同样享有分配权益，故分配金额应当以271038为基数计算。三、一审法院判决刘耀芳、严素兰无需向何海波支付房屋占有使用费错误。涉案铁皮棚并非全部被征用，被征用的面积仅仅是铁皮棚面积的三分之一，现在尚有三分之二未被征用，亦未拆迁，刘耀芳及其妻子严素兰仍在使用。一审法院现场查看的时候，对此事实予以确认。故，刘耀芳、严素兰至少应当对尚在使用的部分向何海波支付房屋占有使用费。四、一审判决刘耀芳、严素兰无需腾空并搬离铁皮棚错误。该铁皮棚原始的权益属于何海波，在双方的合同被确认无效后，现尚有三分之二铁皮棚未拆除，刘耀芳、亚努力无权再继续占用铁皮棚，其应及时腾空并搬离铁皮棚。五、一审法院判决被上诉人严素兰无需与刘耀芳承担连带责任错误。本案的租赁合同虽是由刘耀芳签订的，但刘耀芳租用铁皮棚用于夫妻共同经营。在租赁过程中，严素兰也向何海波支付过租金，而基于房屋拆迁而获得的利益，亦是属于刘耀芳和严素兰夫妻共同经营所得。故，对于本案无论是拆迁补偿款的返还及房屋占有使用费的支付，严素兰依法均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上诉人刘耀芳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第二项，依法改判刘耀芳无需向何海波支付补偿款64346元；2.撤销原判第五项，依法改判何海波应向刘耀芳支付修复房屋的人工费及材料费用3185元；三、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何海波承担。主要事实及理由：一、补偿款应当全部归属于刘耀芳。刘耀芳获得补偿款是因为平湖河坝拆迁办修河坝需要，拆除了涉案部分铁皮棚，而被拆迁部分铁皮是刘耀芳自行出资建造，由刘耀芳实际占有使用，正是由于刘耀芳的建造，铁皮枉才具有了价值，在遇到拆迁时才需要进行拆迁补偿。在平湖河坝进行拆除后，刘耀芳获得的赔偿款是对其建筑物被毁损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理应由实际建造人获取。二、何海波从未进行投入，一审判决却裁判何海波享有部分补偿款，显失公平。首先，何海波在未经原业主李带容同意下擅自将涉案房屋出租给刘耀芳时，房屋空地上遗留的铁皮并不能称为铁皮棚，且该铁皮也是原业主李带容的留下的，租赁时铁皮的框架也是由原业主李带容搭建的，何海波并未进行任何投入，不应享受补偿。其次，涉案的铁皮棚因河道整治进行的拆迁是临时性拆迁，在河道整治结束后需要由刘耀芳进行恢复。因此，政府拆迁补偿的金额包含了刘耀芳进行恢复所需的支出。而一审法院判决何海波享有部分赔偿款，在河道整治结束后却无需何海波进行任何支出来恢复场地，将导致何海波纯获利益而不需要负担任何支出，明显不公。再次，何海波是在未经原业主李带容同意擅自将涉案房屋出租给何海波，刘耀芳与何海波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既是未经出租人李带容同意的转租，又是无效合同，何海波从中收取了高额的转租利益，不仅侵犯了原业主李带容的权益，还损害了次承租人刘耀芳的权益，若一审法院支持了何海波的诉求，将变相保护何海波侵犯他人权益的行为。若涉案铁皮棚真有何海波建设一部分，在当时平湖街道办组织刘耀芳、何海波、李带容进行与拆迁赔偿相关的会谈时何海波并没有对拆迁款赔偿的主体提出任何异议。何海波是在知道刘耀芳拿到拆迁款后在利益的驱使下才想侵吞不属于自己的拆迁款。这是违背诚信原则的行为，不应该得到法律的支持。何海波应向刘耀芳支付刘耀芳对其租赁房屋进行修复的材料费和人工费共3185元，何海波于2019年年初到刘耀芳的租赁房屋处，恶意毁坏房屋，刘耀芳当时就报警并提供了报警回执和何海波毁坏房屋的视频。何海波恶意毁坏刘耀芳房屋的证据确凿，一审法院应当支持刘耀芳的该项反诉请求。三、一审法院认定何海波有搭建一部分铁皮棚，刘耀芳应当向何海波支付64346元拆迁款没有任何法律和事实依据。首先，何海波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在刘耀芳承租时就搭建了部分铁皮棚。刘耀芳在从何海波处承租时，房屋空地后面即有部分铁皮残留，在本案庭审中，第三人李带容也主张该原有铁皮及围墙都是其建造，并非何海波。对此，何海波应当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实际进行了建设。但一审法院仅根据何海波提交的、单方制作的《报价表》、《收款收据》，认定何海波曾有搭建铁皮棚的事实，违背法律规定。刘耀芳、严素兰二审辩称，一、涉案的铁皮棚拆除程序合法有效，在涉案房屋征收过程中，相关政府部门通过走访座谈、调查等形式，对涉案房屋权利人和受偿主体进行认定，最终平湖街道与刘耀芳签订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确认刘耀芳是涉案铁皮棚的权利人，该程序合法，协议有效，一审法院罔顾行政机关对房屋权利人和受偿主体认定有效的认定，且在何海波无法对出资和建造铁皮棚的事实充分举证的前提下，对征收补偿款再次进行划分，明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纠正。二、刘耀芳和何海波、李带容均参与铁皮棚征收协商，在此过程中，何海波知晓自身对被征拆房屋不享有任何权利，也没有就被征拆房屋提出权利主张，或对补偿分配提出异议，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签订后，政府部门对相关内容进行了公示公告，在此期间，何海波未提出任何异议，如今提出向刘耀芳要求补偿，是为了谋取不属于自己的利益，而滥用诉讼权利。三、本案案由是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何海波在关于房屋租赁合同的诉求之外主张返还拆迁补偿款的诉求，并非房屋租赁合同产生的争议，其实质是否认行政机关对房屋拆迁补偿作出的认定，不属于本案审理的范围，如何海波对房屋拆迁补偿有异议，也应以拆迁部门为原告提起行政诉讼，或另案提起拆迁补偿的民事诉讼。四、何海波提供的证人证言，真实性存疑，并且存在矛盾，依法不应当采信。五、严素兰并非合同相对方，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严素兰也并非本案适格的被告。本案诉讼纠纷也与其无关。何海波二审辩称，一、涉案铁皮棚是何海波于2014年春节期间搭建。对于搭建铁皮棚事宜，何海波提交了《报价表》《收款收据》以及施工人袁某、王某的证人证言，证明涉案铁皮棚是由何海波搭建，共花费155000元，包括人工费和材料费等。刘耀芳在租赁铁皮棚后，用何海波剩余的材料，雇佣袁某和王某继续将铁皮棚升高了一米。刘耀芳声称铁皮棚是其搭建，却从未具体说明搭建铁皮棚的出资，也从未提供任何证据。结合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中确认的该铁皮棚的重置价为193039元，能够基本还原何海波和刘耀芳在涉案铁皮棚中的贡献，即何海波出资搭建花费的155000元，加上刘耀芳升高铁皮棚及将铁皮棚隔层的花费，合计约19万元。二、证人袁某和王某的证词真实、客观，合法有效，已经达到高度盖然性的一个标准，且何海波与袁某没有任何利益冲突和其他关联关系。三、本案处理拆迁补偿款分配事宜并无不当。本案是因租赁关系引起的租赁物拆迁补偿款分配纠纷，基于租客刘耀芳不当获得了本属于出租人何海波的拆迁补偿款，何海波有权请求刘耀芳向何海波支付其应得的拆迁补偿款，一审法院在本案中处理拆迁补偿款分配事宜并无不当。四、何海波从未有过放弃拆迁补偿款的意思表示，也没有对拆迁补偿事宜态度不积极，刘耀芳作为拆迁补偿协议的签订方，不代表其是铁皮棚真正的权益人，一审法院对拆迁赔偿款的分配比例毫无依据。综上，刘耀芳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恳请法院查清事实，支持何海波的上诉请求。原审第三人李带容辩称，原判不合理，补偿款应为李带容所有。何海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原告与被告刘耀芳于2015年8月15日签订的《租赁合同书》无效；2.两被告向原告支付房屋占有使用费59400元（按照每月房屋占有使用费9900元计算至实际搬离止，暂计算至起诉之日)；3.两被告向原告支付水电费1000元；4.两被告向原告支付因涉案铁皮棚拆迁而获得的赔偿款65000元；5.两被告于三日内腾空并搬离铁皮棚；6.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保全费用。诉讼过程中，原告主张两被告因涉案铁皮棚获得的拆迁款为271038元，故将第四项诉讼请求变更为两被告向原告支付涉案铁皮棚拆迁而获得的赔偿款271038元。刘耀芳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原告何海波向其支付修复房屋的人工费和材料费用共3185元；2.原告何海波向其返还押金18600元；3.原告何海波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8月15日，原告（出租人甲方）与被告刘耀芳（承租人乙方）签订一份《租赁合同书》，约定甲方将平龙东路343号后面现有铁皮棚租给乙方。约定：1、乙方在使用期间损坏应自行负责维修好(装修期2015年8月16日到8月31日)；2、租用期为2015年9月1日至2020年8月30日止。在此期间如因不可抗力的天灾或政府拆迁等原因要求搬迁，甲方提前1个月通知乙方，甲方不负责赔偿，只退回押金；3、租金付费方式：租金在每月5号前支付，租金每月9300元，前三年一个月租金为9300元，后两年一个月租金为9900元。4、乙方向甲方缴交押金18600元。《租赁合同书》签订后，被告刘耀芳有通过被告严素兰的银行账户向原告转账支付租金，并交纳了押金18600元。另查，2013年10月1日，原告与第三人李带容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第三人将平龙东路341号即部队大门右侧第三座楼房一栋二层3间的楼房出租给原告使用，承租期为五年，自2013年10月1日至2018年9月30日止。后原告与第三人产生房屋租赁合同纠纷，第三人将原告诉至一审法院，案号为（2019）粤0307民初1059号，2019年4月4日本院作出民事判决，该判决认定：原告于2018年11月18日搬离涉案房屋，因《房屋租赁合同》于2018年9月30日租赁期间届满，原告继续使用涉案房屋，则应当按照约定的月租金标准向第三人支付至其搬离涉案房屋之日止的租金；对第三人诉请原告返还2015年9月1日至2018年10月31日占有使用涉案房屋后空地及地上建筑物期间擅自出租该建筑物收取的租金344700元的请求，认为隶属不同的法律关系，在该案中未予以处理。2018年11月13日被告刘耀芳（乙方:承租方）与第三人李带容（甲方：出租方）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有：一、甲方将自有的位于深圳市龙岗区两层高楼房（占地244平方总建筑面积约500平方）以及该房屋背后附属建筑（房屋及四周围墙内为戒）的房屋出租给乙方，房屋用途为商住；二、租赁期限为五年，自2018年11月15日至2023年11月30日，免租期2018年11月15日至2018年12月31日，以抵入场装修、安装水、电等设施投入，合同期满房屋及围墙院内所有固定建筑物、装修、水电等不可拆除及搬离；三、房屋租金为每月40000元，由乙方在每月五日前交纳给甲方，租金以银行转账方式交付至肖亮亮；四、乙方应于本合同签订之日向甲方支付押金80000元等内容。合同签订后，被告刘耀芳有向第三人交纳押金及租金。原告、被告及第三人均确认涉案的铁皮棚没有取得产权证及规划许可证，三方均确认铁皮棚已被政府部门进行了部分拆除。再查，依原告的申请，一审法院向深圳市龙岗区平湖街道土地整备中心调取了铁皮棚的搬迁补偿资料，包括《山厦河综合整治工程项目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以下简称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龙岗区平湖街道观澜河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工程-山厦河（龙岗段）综合整治项目房屋征收补偿估价报告》（以下简称估价报告）、《测绘报告》、财政授权支付凭证、照片等内容。其中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系2018年3月14日被告刘耀芳（乙方）与深圳市龙岗区平湖街道办事处（甲方）所签订，约定为保障深圳市龙岗区山厦河综合整治工程项目顺利进行，需拆除乙方位于项目范围内的构筑（附属）物即涉案的铁皮棚。第一条约定、被补偿房地产情况：乙方的房屋位于深圳市龙岗区，测绘编号为ＳＸ035-10ｆ，用途为仓库。第二条约定、补偿方式、补偿内容及金额，1、乙方选择货币补偿方式，补偿内容及金额：房屋主体（不含土地）的补偿费为193039元；停产、停业损失补偿费为33092元；搬迁补助费：32000元，甲方实际应支付给乙方补偿金额258131元。2、协议所确定的补偿方式、补偿内容和补偿费用包括了对乙方被补偿构筑（附属）物的补偿，包括承租人等第三人的全部补偿费用。第三条约定、支付方式：协议生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按补偿款总额的80%即206505元支付给乙方。第四条约定、搬迁移交期限：乙方应在协议签订之日起30天内将构筑（附属）物腾空、搬迁完毕，并将被搬迁补偿物业及产权资料原件等移交给甲方。第六条约定，乙方在第四条约定的搬迁期限内进行搬迁并移交的，甲方给予乙方提前搬迁奖励金12907元。第七条约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其中约定协议签订后且甲方支付补偿款后，被补偿构筑（附属）物的所有权及相关的一切权利转移归甲方所有，甲方享有对被补偿构筑（附属）物的管理、处置、拆除、改造或利用等与所有权相关的一切权利；被补偿构筑（附属）物如存在租赁、承包等经济关系的，乙方确认本协议项下补偿总额中已包含应支付给承租人等第三人的补偿款项。乙方与承租人等第三人之间的补偿纠纷，应由乙方自行解决，与甲方无关。财政授权支付凭证显示深圳市龙岗区平湖街道办事处于2018年3月15日、6月12日分别向被告刘耀芳支付补偿金206505元、64533元。《测绘报告》、估价报告显示，ＳＸ035-10ｆ编号的建筑物为仓库，水平投影面积为275.77平方米，高5.32-6.14米，为砖墙铁皮顶，施工红线内面积57.63平方米，红线外面积218.14平方米，根据重置价格确定评估总价值为193039元。另，有一份第三人李带容2018年3月23日出具的《放弃权利声明书》，内容有：“声明人位于深圳市龙岗区，测绘编号为ＳＸ035-10ｆ的房屋属于龙岗区山厦河综合整治工程项目用地范围内。声明人拥有上述临时建筑物的的产权资料。上述被搬迁补偿临时建筑物的补偿对象为承租户刘耀芳。承租户已与平湖街道办达成《山厦河综合整治工程项目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声明人同意因搬迁补偿放弃上述地上临时建筑物的所有权”。另，照片上记载“四张征收照片摄于2017年12月28日”。关于铁皮棚搭建的情况：原告陈述，铁皮棚是由其在2014年春节1月至2月期间搭建，铁皮棚的面积大概有四百平方。其确认被告刘耀芳在其搭建的铁皮棚上有进行加高一米左右的事实。被告陈述，其租赁涉案铁皮棚时，原来就是一个不到100平米简陋的铁皮棚，一共只有三面围墙，另一面是空的作为入口，在围墙上面只有很少的铁皮，围墙顶上是铁皮盖，该铁皮棚并非原告搭建，在政府组织的拆迁调查过程中，其了解到是属于第三人李带容所有。后来其请人根据实际需求对铁皮棚进行了加建，主要是加高和加层，做成了两层，把三面围墙用钢管，柱子加高，加的部分最低都有1米多，最高的部分加高了差不多两米，加高之后就多了一层将近100平方的面积，除此之外还在棚内用钢管搭了格子用来放水管，其加建后的铁皮棚是将近200平方米的两层铁皮棚。第三人陈述，其在1989年向当时的新南乡买下了该片土地，土地当中的一部分用作建设房子，在1991年前后建设了房屋，并在1997年办理了房屋的产权证。从房屋建成之后，至2013年其将房屋出租给原告之前，剩余的那一部分土地一直陆陆续续有搭建、使用的铁皮棚的情况。由于第三人长期居住在龙岗街道，对平湖的房屋出租的情况疏于管理，直至在2017年底到2018年初接到平湖街道的拆迁办电话，通知因河道要整治，要拆除部分的铁皮棚，第三人才知道房屋所涉及的后面空地及临时建筑被原告私自出租，才发现当时的铁皮棚出现了变化。原告提交一份《报价表》、三份《收款收据》、其与刘刚签订的租赁合同及银行明细用于证明涉案的铁皮棚系由其搭建。《报价表》上记载：清理空地（包括拆除、清理垃圾）、整体打地坪包工包料、搭建铁皮棚包工包料、院内所有水电安装包工包料、建围墙包粉刷包工包料、做大门共计工程款157300元，实收金额155000元，工程开工前先预付30%款，建到中期再付30%，余款40%完工后5天之内付清，落款时间为2013年12月10日，其上有原告及袁某的签名及捺印。《收款收据》显示2014年1月20日收到原告支付预付款46500元、2月7日收到原告中期款46500元、2月20日收到原告建筑尾款62000元，填票人处记载“袁生”。与刘刚签订的租赁合同及银行明细显示，原告与刘刚于2014年4月30日签订一份租赁期限自2014年5月1日至2017年4月30日的合同，租金为每月13300元，刘刚于2015年2月10日向原告转账房租20000元。另，原告提交证人袁某、王某出具的《证人证言》并申请证人出庭作证。袁某在《证人证言》中陈述：位于深圳市龙岗区房屋后的铁皮棚是其帮原告建的，之前该空地上没有任何建筑。2013年12月10日，就搭前述建铁皮房事宜，其与原告签订报价表。因为是违建，所以与原告商量后，在2014年春节期间开工。承包了该工程后，其还聘请了几个工人一起施工，其中一个工人叫王某。工程是在2014年2月完工的，原告分三次支付了工程款，其中2014年1月20日支付工程款46500元，2月7日支付46500元，2月20日支付62000元，共计155000元。王某在《证人证言》中陈述：位于深圳市龙岗区房屋后的铁皮棚是由袁某从原告那里承包搭建的，其是袁某聘请的工人，参与了整个铁皮棚的搭建过程。2013年12月，原告将铁皮棚搭建工程发包给了袁某，因为是违建，所以在2014年春节期间施工，大概是2014年1月至2月期间。原告按照工程进度向袁某支付了工程款，袁某也按时向工人支付了相应的工资。证人王某出庭时还陈述当时占地一百多平米，做的铁皮棚有八九十个平方。证人袁某经到涉案的铁皮棚现场指认后，陈述如下：1、其在给原告搭建铁皮棚前，空地是个空水泥场地，上面有100平米的烂铁皮棚，铁皮棚是用四根柱子搭起来，铁皮棚所在的空地两边有围墙，铁皮棚靠近河道的北面有五米左右宽、三米多高的铁皮棚，是长7、8米，深7、8米，宽度只有5米的不规则铁皮棚。给原告做铁皮棚时，把旧的铁皮棚跟柱子拆掉当废品丢掉了。2、其给原告做铁皮棚是Ｌ型的。沿着刚才所述的两侧的围墙为最宽往上搭铁皮棚，中间固定了三根柱子，做了个Ｔ字型的大梁，大梁上盖了铁皮棚。靠近河道的位置，用砖砌的墙，有五米高。该墙中间从东北角开始在七米处有一个弯折，连向另一侧的围墙。343号房屋后面连接的一个小房间及上面的铁皮棚、与河道垂直的两侧的围墙也是其当时做的。给原告搭建的铁皮棚前面接近5-6米高，后面靠近河道有4.5-5米高。3、其在原告的介绍下给被告刘耀芳将铁皮棚升高一米，与河道垂直的两侧围墙升高一米所用铁皮是其给被告刘耀芳做的，顶还是原来的铁皮。现场所看到的铁皮棚内放水管的铁架子、二层的平台不是其做的。关于铁皮棚搬迁补偿的情况：原告陈述，除法院调取的照片所显示的2017年12月28日其在拆迁补偿商谈的现场外，原告均未被通知参与其他的流程。后来是因为第三人说以他的名义去申请，他会给原告的，所以原告就没有在场了。被告陈述，原告自始至终都知道自己是无权去主张相应的赔偿，在商谈的过程中，政府部门也明确告知其相关补偿与原告无关，因此原告也无权参与后续的拆迁补偿工作。政府相关部门在拆迁补偿时已经对拆迁补偿的权利主体进行了认定，权利人已经被确定为被告，故应当以政府部门的认定为准。法院调取的照片中可以体现对于拆迁补偿事宜原告是知情并且参与其中，但因原告并非拆迁建筑的权利人，故政府部门并未与其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原告对此也是清楚的，因此在政府部门进行拆迁协商过程中及作出补偿认定后，原告都没有提出异议，并且其也知道自己无权提出异议。第三人陈述，街道办只组织过一次谈话，就是2017年12月28日街道办的相关的部门，包括拆迁河道办组织的谈话。当时经过街道的工作人员，还有原告、被告，第三人在现场调查之后，被告刘耀芳主张他搭建、加固加建了铁皮棚，并在实际经营，其影响最大，第三人就放弃了该铁皮棚的搬迁补偿的权利。一审法院认为，因涉案铁皮棚没有产权证、亦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经主管部门批准建设，因此原告与被告刘耀芳于2015年8月15日签订的《租赁合同书》系无效合同。根据一审法院向深圳市龙岗区平湖街道土地整备中心调取的铁皮棚搬迁补偿资料，并结合原告提交的《报价表》、《收款收据》、被告刘耀芳、第三人的陈述及证人的证言可认定，原告于2013年10月1日向第三人承租平龙东路341号房屋后，于2014年初曾有搭建铁皮棚，搭建后将该铁皮棚于2015年8月15日出租给被告刘耀芳，被告刘耀芳承租时，根据经营需要将铁皮棚进行加高、加固，并在内部用钢管搭架，加建成两层的铁皮棚。因原告与被告刘耀芳对各自搭建的部分存在一定争议，亦无充足的证据予以证明，而根据各当事人、证人的陈述、政府部门组织搬迁商谈时原告的态度及最终将被告刘耀芳列为搬迁补偿的权利人可看出，被告刘耀芳对涉案铁皮棚搭建的比例较多，且对内部进行了管道搭建，现铁皮棚已被部分拆除，无法按评估方式确定双方搭建部分的价值，故酌情由原告与被告之间按1:2比例享有该铁皮棚的权益，按照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中该铁皮棚主体的补偿费为193039元，被告刘耀芳已领取该款项，故被告刘耀芳应将补偿款64346元（193039元/3）支付给原告。原告诉请的水电费，因缺乏事实依据，不予支持。依照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的约定，该铁皮棚的所有权及相关的一切权利转移归政府部门所有，上述已认定被告刘耀芳应将原告所搭建铁皮棚的那部分补偿款支付给原告，则原告诉请被告刘耀芳支付2018年10月起的占有使用费及腾空并搬离铁皮棚，缺乏依据，不予支持。对于被告刘耀芳反诉请原告返还押金，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因此原告收取被告刘耀芳的押金18600元应退还给被告刘耀芳。对于被告刘耀芳反诉请求修复房屋的人工费及材料费用3185元，依据不足，不予支持。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与原告签订《租赁合同书》的系被告刘耀芳，故原告对被告严素兰的有关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五条、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确认原告何海波与被告刘耀芳于2015年8月15日签订的《租赁合同书》无效；二、被告刘耀芳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原告何海波支付补偿款人民币64346元；三、原告何海波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被告刘耀芳返还押金人民币18600元；四、驳回原告何海波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被告刘耀芳的其他诉讼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4768元（原告已预交），原告负担3842元，被告刘耀芳负担926元。反诉受理费157.5元（被告已预交），原告负担134元，被告刘耀芳负担23.5元。财产保全费2697元，由被告刘耀芳负担。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法院提供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综合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可归纳为：一、刘耀芳、严素兰应否向何海波支付2018年10月份后的租金；二、何海波应否向刘耀芳退还押金、人工费和材料费；三、刘耀芳应否向何海波支付铁皮棚的补偿款。关于焦点一，因何海波与李带容签订的租赁协议约定租期至2018年9月30日止，何海波向李带容支付的涉案房屋租金至2018年9月，故在2018年10月份后，何海波对涉案房屋不再享受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虽然何海波与刘耀芳签订的租赁合同约定租期至2020年8月30日，何海波亦无再向刘耀芳收取涉案铁皮棚占有使用费的权利。关于焦点二，何海波在与刘耀芳签订租赁协议时，收取了刘耀芳18600元押金，现双方签订的租赁协议无效，何海波理应将基于租赁协议而收取的押金退还刘耀芳。刘耀芳主张因何海波故意毁坏其房屋，应赔偿其人工费、材料费，因刘耀芳对此并未提供相应证据佐证，故不予支持。关于焦点三，因何海波与刘耀芳均搭建了部分铁皮棚，但各自对具体搭建部分均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故原判根据各当事人、证人的陈述、政府部门组织搬迁商谈时何海波的态度及最终将刘耀芳列为搬迁补偿的权利人等具体情况，认定刘耀芳对涉案铁皮棚搭建的比例较多，酌情由何海波与刘耀芳之间按1:2比例享有该铁皮棚的补偿款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何海波、刘耀芳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281元（何海波预交5793元、刘耀芳预交1488元），由上诉人何海波负担5793元，由上诉人刘耀芳负担148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飞审判员 袁劲秋审判员 吴 志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孙洪璐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