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晋07民终257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瑞萍，女，汉族，1973年5月3日生，晋中市和顺县人，和顺县医药药材公司职工，现住和顺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翠萍，女，1960年11月11日生，系上诉人刘瑞萍的姐姐。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冬红，山西至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山西省和顺县医药药材公司，住所地和顺县中和大街**。 法定代表人：栗建民，该公司经理。 破产管理人：山西中和诚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介休市。 法定代表人：常青林，该公司负责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建辉，山西世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文斌，山西世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瑞萍因与上诉人山西省和顺县医药药材公司（以下简称药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和顺县人民法院（2020）晋0723民初1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瑞萍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及其诉讼代表人支付上诉人生活费100800元。二、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1995年8月4日，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劳动发【1995】309号）第58条规定，企业下岗待工人员，由企业依据当地政府的有关规定支付其生活费,生活费可以低于最低工资标准。1998年1月26日，劳动部《关于建立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证制度的通知》（劳部发（1993）33号)，规定所有地市级以上都要建立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证制度。二、1991年1月23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山西省国营企业劳动合同制工人劳动合同书》之后，因被上诉人经济效益不好,随即通知上诉人下岗待工，等待被上诉人通知安排具体工作。也就是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劳动合同，双方刚刚建立劳动关系，被上诉人就通知上诉人在家等待工作通知。根据上述规定，被上诉人应当按照适当低于当地(和顺县)的最低工资标准上诉人支付生活费。三、从1995年山西省公布最低工资标准以来，山西省人民政府先后于1995年、1997年、1999年、2002年、2004年2006年、2007年、2008年、2010年、2011年、2012年、2013年、2014年、2015年、2017年公布了全省各县月最低工资标准，其中和顺县月最低工资分别为140元、180元、220元、400元、430元、490元、570元、640元、740元、855元、990元、1250元、1420元、1500元，月平均工资639元。上诉人按照月300元的标准请求被上诉人支付生活费符合上述规定。四、我与被告不是特殊时期的“两不找”的劳动关系。和顺法院判决书上在本院认为部分前面认定原告多次找被告安排工作，后面又表述职工不找单位安排工作是“两不找”的劳动关系相互矛盾。 药材公司答辩意见与上诉意见一致 药材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确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不存在劳动关系;2、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上诉人药材公司与被上诉人刘瑞萍并不存在劳动关系。原审法院认定，“1991年被上诉人刘瑞萍与上诉人药材公司签订了《山西省国营企业劳动合同制工人劳动合同书》，并经劳动部门审批录为全民合同制工人，刘瑞萍属于药材公司职工,原告被录入被告合同制工人后，虽多次找被告要求为其安排工作，但被告均以单位不景气为由未为原告安排工作。之后刘瑞萍与药材公司形成‘两不找’的劳动关系。‘两不找’是指因用人单位经营不景气，单位与职工约定或未经协商自然形成的单位不给职工发工资、职工不找单位安排工作的不规范的劳动关系。这种关系作为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虽然并不规范，仍然应当予以保护，不应当认定‘两不找’时劳动关系已解除”。据此认为“原告与被告于1991年1月23日至2020年1月23日存在劳动关系”。从以上查明的事实可以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虽然签订劳动合同,但被上诉人并没有为上诉人实际付出劳动，该劳动合同并没有实际履行。我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用工前订立劳动合同的，劳动关系自用工之日起建立。”根据以上规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劳动关系，应从用工之日起建立，本案中，被上诉人没有为上诉人付出劳动，也就是没有产生用工的事实，故双方并没有建立起劳动关系。原审法院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认定是错误的。 刘瑞萍答辩称：我们认为存在劳动关系。 刘瑞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被告药材公司支付其1991年1月份至2019年12月份生活费100800元；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 原审查明：1991年1月23日，原告刘瑞萍与药材公司签订了《山西省国营企业劳动合同制工人劳动合同书》,合同期约定为从1991年1月23日至2020年1月23日，同日，经和顺县劳动局批准同意录用为长期合同制工人，1995年时任副县长马某曾给当时被告经理郑某打电话要求给原告安排工作，药材公司始终未为原告安排工作。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供的《山西省国营企业劳动合同制工人劳动合同书》、《录取全民合同制工人审批表》、证人马某的书面证言、证人郑某的当庭证人证言在案佐证，经质证，被告虽对以上证据有异议，但未提供证据予以反驳，经审查，《山西省国营企业劳动合同制工人劳动合同书》、《录取全民合同制工人审批表》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客观性、关联性，原审法院予以采信。证人马某的书面证言、证人郑某的当庭证人证言能相互印证，与以上两书证形成证据链条，对证人马某的书面证言、证人郑某的当庭证人证言予以采信，对以上事实予以确认。 原审认定,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原、被告是否存在劳动关系？2、如果存在劳动关系被告是否应当支持原告的生活费？3、本案是否已超过仲裁时效？1991年刘瑞萍与药材公司签订了《山西省国营企业劳动合同制工人劳动合同书》，并经劳动部门审批录为全民合同制工人，刘瑞萍属于药材公司职工，原告被录入被告合同制工人后，虽多次找被告要求为其安排工作，但被告均以单位不景气为由未为原告安排工作。之后刘瑞萍与药材公司形成“两不找”的劳动关系。“两不找”是指因用人单位经营不景气，单位与职工约定或未经协商自然形成的单位不给职工发工资、职工不找单位安排工作的不规范的劳动关系。这种关系作为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虽然并不规范，仍然应当予以保护，不应当认定“两不找”时劳动关系已解除。本案中，被告未举证证明其曾通知原告上班，而原告拒不服从工作安排，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曾作出过与原告解除劳动关系的书面通知并通知原告，故本案的诉讼时效及仲裁时效均未过，药材公司关于本案中原告的诉求已超过仲裁时效的抗辩意见，原审法院不予采纳。 综上，原告与被告于1991年1月23日至2020年1月23日存在劳动关系，但因双方形成劳动关系后，原告未为被告实际付出过劳动，原告主张被告药材公司支付原告1991年1月份至2019年12月份生活费100800元，有违工资分配应当遵循按劳分配原则，故难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条、第十七条、第四十六条、第八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原审判决：驳回原告刘瑞萍要求被告山西省和顺县医药药材公司支付原告1991年1月份至2019年12月份生活费100800元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0元，由原告刘瑞萍负担。 二审时双方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事实与原审查明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双方之间是否在诉争时间段内存在劳动关系；二、药材公司应否支付刘瑞萍主张的生活费100800元。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经一审查明，刘瑞萍与药材公司于1991年1月23日签订了《山西省国营企业劳动合同制工人劳动合同书》，合同期从1991年1月23日至2020年1月23日。在合同期内，刘瑞萍和药材公司未协商解除劳动合同，也没有证据证明刘瑞萍和药材公司曾单方面作出过与对方解除劳动关系的书面通知，因此在1991年1月23日至2020年1月23日期间，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原审对此认定无误。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刘瑞萍和药材公司均认可双方签订合同后刘瑞萍并未实际在药材公司工作过。本院认为，企业与职工建立劳动关系后，双方应履行各自的权利义务，而刘瑞萍在与药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后并未在药材公司工作，提供过劳动，根据按劳分配和民事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不存在药材公司支付其生活费的问题。原审对此处理也无不妥。 综上，刘瑞萍和药材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各10元，由刘瑞萍、山西省和顺县医药药材公司各自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胡晓明 审判员  韩 敏 审判员  张 媛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李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