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民终810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谕，男，1970年6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齐梦林，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娇，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艳，女，1973年1月25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海挺，北京市君泽君（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谕与被上诉人李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2018）粤0391民初18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李艳向李谕转账1000万元系借款的事实错误。一审判决认为李艳通过银行转账1000万元并主张借款，李谕应对该款项不是借款而是其他款项承担举证责任。李谕举证证明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关系，且李艳支付1000万元时的附言系“货款”，此时举证责任回到李艳一方，李艳应继续举证证明该1000万元不是货款。根据一审判决的逻辑，李艳应当继续举证证明1000万元系借款，但李艳并未向一审法院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其主张。然而，一审法院在并无李艳举证的情况下，在一审判决中根据其片面截取李谕与李艳的对话，认为该对话存在矛盾之处，同时认为李谕的出货统计记录与其主张的“货款”存在矛盾，由此根据优势证据规则认定李艳的主张明显更为可信，支持了李艳的主张。李谕认为一审法院上述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的认定以及对于举证不能的责任承担、证据链的形成，并未正确适用民事诉讼的证据规则，没有根据民事诉讼的证据规则正确评价本案证据，严重偏袒李艳，最终导致一审判决错误地将“货款”认定为“借款”；2、一审法院只批准李艳的调查取证申请，对李谕提出的调査取证申请不予回复，本案事实并未完全査清一审法院根据李艳的申请，调查取证了李谕及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深圳市西×饰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公司）的银行转账流水记录和第三方易智付平台的转账流水记录，并调取了涉及李艳的刑事判决书和刑事裁定书。李谕为了查明本案事实，申请调查取证李艳相应的银行账户信息和银行转账流水记录等，但一审法院却未予同意，导致本案事实尚未查清；3、一审法院依法调取的银行交易记录中，李谕、陈某、西×公司合计向李艳控制并使用的房某、丛某、范某（含何某珍及范某盛）银行卡转账47259943.76元，已远远超过李艳在一审中所主张的其控制并使用的前述人员的银行卡向李谕及陈某金支付的款项（含1000万元借款）合计41245291元，一审法院仅根据李艳与李谕之间的部分通话记录推定李谕向李艳借款1000万，属于认定事实严重错误，应驳回李艳的全部诉讼请求；4、李艳向李谕及陈某金付款时均备注为“货款”属于客观事实，且李谕收到合计1000万元的货款后立即将该款项转账至西×公司账户，进一步印证了李艳支付的款项性质确系货款，而非借款。因此，李艳诉称该款项为借款与事实严重不符；5、2014年7月至2015年7月，西×公司合计向李艳供货39163526元，李艳合计向西×公司支付货款合计13275417元（含李艳所主张的1000万元借款），尚有25888109元货款未向西×公司支付，西×公司保留追究李艳偿还剩余货款的权利，一审法院认定李谕向李艳借款1000万元属于认定事实严重错误。根据李谕二审提交的证据三《西×公司向李艳出货及李艳付款汇总表》及财务记账凭证，2014年7月至2015年7月，西×公司合计向李艳出货39163526元，该证据已含一审时李谕提交的第一组证据。因本案一审开庭时距离李艳向西×公司采购饰品已逾五年之久，且西×公司当年负责记账的财务人员等均已离职，后续接手人员在整理一审提交的第一组证据时遗漏了李艳与西×公司之间的8笔交易，现西×公司对一审遗漏的财务记账凭证及出货单据等进行了补充，补充后西×公司向李艳供应货物的款项合计应为39163526元，而非一审所主张的2800多万元。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李谕向李艳借款1000万元属于认定事实严重错误；6、李谕与李艳完整版通话记录中，李谕已多次明确否认其向李艳借款并多次明确要求李艳偿还货款并要求双方进行对账的客观事实一审法院未予采纳，相反一审法院将其中李谕陈述要求李艳赔偿其因李艳涉嫌刑事案件而被错误侦查羁押37天的损失与借款予以混淆，未顾及当时通话的场景及存在情绪对抗情况下的言语表达疏漏，仅凭几句对话，据此推定李谕向李艳借款1000万元，与事实严重不符，应予以纠正；7、李艳与李谕之间除了因李艳向西×公司采购珠宝发生交易而向西×公司、李谕支付货款外，还存在复杂的资金往来记录，李艳从上述错综复杂的资金往来中截取其明确备注为货款的1000万元主张为借款，一审法院亦据此认定为借款，属于认定事实严重错误，应予以纠正。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李艳于一审提供的转账流水记录中明确将本案涉案1000万元转账用途记载为“货款”，货款具有明确的特定含义，符合一般人的基本常识和基本认知，一个正常人是不可能将借款标注为货款进行转账，而枉顾自身权益的。结合西×公司和李艳之间的客观货物加工贸易往来，结合证据的表象和实际情况，涉案款项属于货款更符合客观实际。一审法院仅凭截取的李艳与李谕之间部分通话记录而认定李谕其向李艳借款1000万元属于认定事实严重错误，李艳提供的证据完全不能证实其主张，相反，一审法院依法调取的银行交易流水、李谕二审提交的证据一、证据二、证据三、证据四以及一审时提交的第一组及第二组证据完全可以证实李艳向李谕支付的款项为货款且双方之间存在复杂的资金往来记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相关规定，李艳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严重错误，应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驳回李艳的全部诉讼请求。被上诉人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李艳一审诉讼请求：1、判决李谕向李艳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1000万元及利息(利息自2015年5月27日起算，以借款本金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进行计算，暂计至2018年5月26日，实际应计算至全部款项清偿之日止）；2、判决李谕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以及李艳为主张债权所支付的其他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艳与李谕双方系多年朋友关系，李谕因资金周转需要，提出向李艳借款用于公司的日常经营。李艳出于信任，在2015年5月27日，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李谕账户转账500万元，向李谕指定账户（案外人陈某金账户）转账500万元，两次转账共计1000万元。借款到期后，李艳多次催促李谕还款，但李谕均置之不理。李谕答辩认为：第一，双方不存在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李艳举证的两笔转账记录明确记载款项性质为货款，李艳也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双方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第二，根据李谕统计，双方存在着货物买卖法律关系，李艳尚欠李谕货款15130758元，李谕保留对此部分货款另行追诉的权利。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组织双方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于双方认可的证据，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在卷佐证。对于双方有争议的证据，结合本案的案情予以分析认定。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经审理查明以下事实：一、涉案1000万元款项支付事实2015年5月27日，李艳向李谕的账户支付500万元、向案外人陈某金的账户支付500万元。在该转账银行凭证的“交易摘要”中，注明为“货款”。李谕认可陈某金所收取的500万元系代其收取。二、双方通话聊天记录的相关事实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双方都提供了2016年6月20日双方的通话录音作为证据。该通话录音内容较长，基本反映了以下两个内容。第一部分为：李谕认为因为李艳的原因，导致其被羁押了37天（原文为“关了37天”），造成巨额损失，双方就此原因、经过进行沟通，内容未涉及到本案款项。第二部分为：双方就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借款进行沟通，一审法院将其内容简要摘录如下：李艳称：借给李谕2500万元。李谕称：该2500万元系货款。李艳称：双方之间货款是货款，但该2500万元系借款。李谕称：在这个项目上亏了四五个亿，都还没有跟李艳算。李艳称：亏损四五个亿是李谕自己的事，借款2500万是真金白银借给李谕的。李谕称：该亏损是由于李艳的事引起的。李艳称：借钱的时候在五月份，当时借款到账时，损失都还没有发生。李谕称：让李艳过来算账。李艳称：“我在你困难的时候借钱给你，难道你不承认吗？”李谕称：“那我的损失怎么算。”李艳称：借钱跟损失是两回事，我借钱是帮助你。李谕称：“是不是由于你的事把我弄进去，造成了我几千万的损失。”李艳称：“然后我借给你的钱，你不想还了?”李谕称：“我损失的钱，找谁去要？”李艳称：“你损失的钱，你可以把损失摊出来，大家共同去承担。可是现在我说的是我借的钱。你为什么要把这两件事混在一起。”李谕称：“这是一件事，如果没有这件事，咱们把货款结清，该是你的是你的，该是我的是我的，我从来没有欠过任何人一分钱。”李艳称：“我的货款，你有数的，我没差过你的货款，我借这2500万给你的时候，这可不是货款。”李谕称：“由于你的事情，把我弄进去了，造成我公司包括我广州地产项目的摘牌，造成的损失不是因为你的事吗？”李艳称：“那跟借钱没有关系，跟这2500万没有关系。你在困难的时候，我伸手援助你，那是另外一件事。出了这个事谁也不想，受到了牵连是一回事，可是不能把我借给你的钱算到这个损失上。”李谕称：“我要不进去37天，能有这个损失吗？”李艳称：“你没进去37天前，你也没有还给我钱呀。”李谕称：“我没有这损失，我没进去，我肯定还给你呀。”李艳称：“你意思是你进去了就不还给我了？”李谕称：“我进去了造成这几千万的损失，你是不是要还给我呀？”在此后，双方继续沟通，基本的内容就是李谕认为李艳造成了其损失五六千万，因此，李艳还倒欠李谕三四千万，要求李艳算账。而李艳则认为借款是借款，不认可李谕所说的损失。三、西×公司统计的李艳出货及付款的事实根据李谕提供的西×公司“李艳出货统计”表（以下简称统计表1）的内容，在2014年9月30日至2015年7月11日期间，李艳出货共计28406175元，其中已收款3275417元，未收款25130758元。该统计表上没有李艳的签名。根据李谕提供的另一份“李艳订单出货明细表”（以下简称统计表2）的内容，自2015年9月30日至2015年4月7日止，李艳累计出货金额为28298310元。该明细表为复印件，在上面有“李艳”的签名字样以及“只确认出货”的字样。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李艳未能提供表的原件。其提供的装订成册的会计账册中亦只有该复印件。在李谕向一审法院出具的有关上述两份表格的情况说明称：统计表1是2014年9月30日至2015年7月11日期间李艳完整的出货及货款统计情况，基本包括了统计表2的内容。统计表2是李艳对2014年9月30日至2015年4月7日期间部分订货出货明细的确认。四、相关证人证言的事实1.在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6）粤0303刑初2136号刑事判决书中，相关证人对于李艳与西×公司之间的交易提供了相关证言如下：第一、该判决书第17页证人凌某的证言。凌某是西×公司的会计，李谕是西×公司的老板，李艳是公司客户，在2014年8月左右，李艳多次下首饰、金币、围巾等订单，支付的货款收款方是西×公司、李谕、凌某本人及公司其他人的账号。第二、该判决书第17页证人范某的证言。范某在西×公司主要从事饰品的管理、李艳在西×公司订购了货物，货款约在2000万-3000万。第三、该判决书第17页证人阎某的证言。阎某从2011年开始在西×公司担任财务主管，其陈述李艳平时没有用自己的账户转过货款，都是通过他人个人的账户和一个叫易智付的公司向西×公司转资金，西×公司主要通过李谕个人在工商银行、中信银行、招商银行、兴业银行的账户以及阎某本人在民生银行、工商银行的账户收取货款，员工凌某、陈某金的个人账户也收取过货款。第四、该判决书第18页证人丛某的证言。丛某主要负责西×公司人员招聘，工商年检并担任李谕的秘书，其个人账户曾在2015年2月、3月提供给公司使用，同年5月、6月李谕让其开两张银行卡交给李艳走账使用。2.李艳聘请的财务任某出庭作证称：其在2014年上半年到2015年上半年受李艳聘请担任财务，负责收付款事项。2014年7月左右，李艳通知其来到李谕位于罗湖水贝的公司（西×公司），将房雪、范某、丛某等人几张银行卡及密码交由其保管，其按照李艳的指示将卡中的款项付出。其对于向陈某金的付款记得很清楚，由于笔数多，数量大，对于向李谕的付款姓名记得不是很清楚。五、李艳主张的其通过他人向李谕付款的相关事实在2014年7月至2015年7月期间，房雪、丛某、范某向李谕及陈某金共支付了31245291元。根据西×公司2015年1月-12月的社保记录，房雪、陈某金、丛某、范某、凌某、阎某在上述期间均系西×公司的员工。六、其他查明的事实2014年12月17日、23日，李谕向何秀珍分别转款50万元、395万元，在西×公司的会计账册的记账凭证中的摘要一栏中，均登记为“付李艳往来款（何秀珍）”、2014年12月30日，李谕向范长盛转款70万元，在西×公司的会计账册的记账凭证中的摘要一栏中，登记为“付李艳往来款（范长盛）”。2015年2月-8月期间，西×公司在易智付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智付）平台上有多笔、大量的资金交易。以上事实有李艳提供的银行转账凭证、通话录音、李谕提供的李艳出货及付款统计表、通话录音、银行转账记录、一审法院调取的西×公司的社保记录、易智付的与西×公司相关的交易记录、房雪、丛某、范某向李谕及陈某金转账的银行记录、易智付的有关西×公司的交易记录等证据证实，足以采信。一审法院认为：李艳系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本案系涉港民间借贷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九条规定：“涉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问题，参照适用本规定。”本案相关各方当事人未对适用的法律进行选择，本案相应款项的支付地、李谕所在地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一审法院按照最密切联系原则，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的法律作为本案适用的准据法。本案双方对于李艳向李谕于2015年5月27日支付1000万元事实不持异议，双方对于该1000万元的性质发生争议，李艳认为该款项系借款，李谕认为该款项系双方之间往来的货款。对此，一审法院评析如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在本案之中，李艳通过银行转账1000万元并主张借款，李谕应对该款项不是借款而是其它款项承担举证责任。李谕举证证明双方之间存在货物买卖关系，且李艳支付1000万元时的附言系“货款”。此时，举证责任回到李艳一方，李艳应继续举证，证明该1000万元不是货款。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根据李艳继续提供的证据，包括罗湖区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书中的证人证言、相应员工向李谕的银行转账记录、易智付上有关西×公司的交易记录、相应员工的社保记录等证据，这些证据与原告之前提供的通话录音的内容相结合，可以证明有以下几个事实与李谕的主张明显矛盾。第一，双方之间的通话记录的内容与被告的陈述相矛盾。2016年6月20日的通话记录中，双方之间进行了时间较长的交流。在整个交流过程中，虽然李谕曾提及该2500万元是货款，但从整个通话过程的内容来分析，可以比较清楚的看出，李谕对于李艳主张的2500万元系借款并未否认，只是反复强调，由于李艳的原因，导致其被羁押了37天，产生了几千万元的损失，因此，李艳应赔偿其损失。其还曾明确表示：如果没有进去（意即被羁押），肯定会还李艳钱。第二，李谕提供的其自行统计的李艳在西×公司出货统计记录与其主张的事实相矛盾。根据该统计记录，在2014年9月30日至2015年7月11日期间，李艳出货共计28406175元，其中已收款3275417元，未收款25130758元。值得注意的是，该统计表保存于西×公司装订成册的账册中，至少可以反映出李谕一方对于双方之间情况的统计情况。如果本案所涉的1000万元系货款，那么单凭这一笔付款，李艳就已经支付了1000万元，这与统计表中显示的李艳只支付了货款3275417元的记载自相矛盾。因此，较为合理的解释就是该1000万元并非货款，而是双方之间的其他款项往来。第三，根据罗湖区人民法院的相关刑事判决书中查明的证人证言，可以看出，李艳与西×公司之间确实存在货物买卖关系，货物金额在2000万-3000元之间（再次与双方的陈述大致吻合），同时，李艳从未通过自己的银行账户支付过货款，都是通过他人的银行账户和易智付公司向李谕或者李谕指定的账户支付款项，而李谕有将西×公司员工的银行卡交给李艳使用的先例。第四，根据李艳提供的银行转账记录，西×公司的员工房雪、丛某、范某在2014年7月至2015年7月期间，曾向李谕以及陈某金支付高达3000余万元的巨额款项。从常理上来讲，上述人员均系西×公司的员工，没有理由向李谕付款，结合证人任某的证人证言以及阎某的证人证言，一审法院认为李艳的陈述更为可信。综合分析双方的证据和陈述，除了李艳转账的摘要备注这一点与李艳的主张不相吻合之外，其余的证据都明显与李谕主张的事实不符。综合判断本案所有的证据，根据优势证据的原理，一审法院认为李艳的主张明显更为可信，且符合李谕在通话录音中的意思表示。一审法院对于李艳主张该1000万元系借款的说法予以确认。对于李谕认为该款项系货款的答辩意见不予采信。李谕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收到该款项之后曾经向李艳偿还款项，故李艳要求李谕偿还借款本金1000万元有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由于双方在借款中未约定利息，应视为借款人在借款期限内无须支付利息，在逾期还款期间应支付利息。由于上述借款未约定还款期间，李艳可随时要求李谕返还，本案的通话录音显示，最迟不晚于2016年6月20日，李艳即已经要求还款，故一审法院认为利息应自2016年6月20日开始计算。李艳主张的按年利率6%的标准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利息应计至全部款项付清之日止。李谕认为李艳的过错造成其被羁押并导致损失，属于另一法律关系，如果李谕有相应的证据，可另案处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李谕应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偿还李艳借款本金人民币1000万元；二、李谕应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偿还李艳借款利息，利息以未偿还的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6%的标准，自2016年6月20日起计至全部借款本金清偿时止；三、驳回李艳的其它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92600元，由李艳负担3600元，李谕负担89000元；保全费人民币5000元由李谕负担。二审中，李谕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李谕、陈某金、西×公司向李艳转账明细统计表》及附件《一审法院调取之银行交易流水》。证明：1、李艳聘请的财务任某确认“其于2014年7月左右，李艳通知她来到西×公司将房雪、范某、丛某等人几张银行卡及密码交由其保管，其按照李艳的指示将卡中的款项付出”；2、李艳已确认2014年7月至2015年7月期间，房雪、丛某、范某的银行卡为李艳实际控制并使用，房雪、丛某、范某向李谕及陈某金支付的款项系代李艳支付；3、2014年7月至2015年7月期间，房雪、丛某、范某（含何秀珍及范长盛）收取的李谕、陈某金、西×公司向其支付的款项为代李艳收取，合计47259943.76元，远远超出李艳在一审中主张的其向李谕及陈某金支付的款项41245291元（含李艳主张的借款1000万元）；4、李艳主张其向李谕支付的1000万元货款系借款与事实严重不符，应予以纠正。证据二、《李谕将李艳支付的货款支付至西×公司转账明细》及附件《一审法院调取之银行交易流水》。证明：1、李艳分别向李谕银行账户及李谕确认的陈某金银行账户合计转账1000万元的备注均为“货款”，与李艳诉称的借款完全不符；2、李谕于同日立即将前述货款全部支付至西×公司账户，进一步印证了李艳向李谕支付的1000万元的款项确系货款；3、李艳提交的证据不能证实其主张，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应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证据三、《西×公司向李艳出货及李艳付款汇总表》及财务记账凭证。在一审的基础上新增的三笔数额：第一笔是该表格序号3，对应页数是在第47-54页，涉及的金额是87550元。第二笔的序号是19，对应页数是107-111页，涉及的金额是5244000元。第三笔的序号是第25，对应页数是142-146页，涉及的金额是5520000元。证明2014年7月至2015年7月，西×公司合计向李艳供货39163526元，该等金额与李艳的代理人在一审庭审笔录确认的3000万元以上的交易金额相吻合。李艳合计向西×公司支付货款合计13275417元，其中该数额中，一审的时候李谕的代理人及李谕提交的证据清单中，均确认了李艳向西×公司支付的货款已包含本案诉请的1000万元的货款，但是一审法院未予采纳。李艳尚有25888109元货款未向西×公司支付，李艳应向西×公司偿还剩余全部货款，李艳所主张李谕向其借款1000万元无任何事实依据。证据四、李谕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1、李谕与李艳的通话记录中，李谕明确其从未向李艳借款，李艳向其支付的款项为货款，李艳尚有货款未支付，且李谕要求李艳进行对账；2、因为李艳涉嫌刑事犯罪且其伪造李谕的签名导致李谕被侦查羁押37天，李谕心中很愤怒，且为了故意气气李艳，才多次与李艳谈及赔偿损失事宜；3、李艳与李谕的通话记录过程中，因李谕对被羁押37天感到非常气愤，李艳潜逃导致李谕大量货款无法追回，且李艳颠倒是非将自己明确为货款的款项说成是借款，通话是在激烈情绪对抗情况下的语言表达，部分揶揄、反讽的表述不能用意会、推断后作为定案事实依据，一审法院据此将借款与李谕要求赔偿损失予以混淆，与事实严重不符。李艳发表质证意见认为，1、证据一中的银行流水是一审中的证据，不属于二审新证据。对证据一中的统计表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该统计表的内容与本案事实严重不符。对于附件银行转帐流水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李谕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理由如下：首先，收款人不是李艳本人，根据一审法院调取的银行交易流水，可以发现李谕、陈某金与案外人房雪、丛某、范某存在大量复杂的资金往来，而涉及到李艳本人的只有两笔款项，均发生在2015年5月27日，即李艳向李谕发放的借款1000万元。李艳个人从未收取过李谕、陈某金、西×公司的任何款项；其次，款项的性质不明，在本案中，李艳与西×公司之间存在货物买卖法律关系，其中李艳是买方，西×公司是卖方，正常的逻辑是李艳向西×公司支付货款，李谕、陈某金、西×公司没有理由向李艳支付款项；最后，本案中涉及大量的银行交易流水，但银行流水无法单独作为证据来达到举证证明的目的，必须与其他证据相互佐证才能证明本案事实。李谕仅依据一审法院调取的交易流水，无法证明统计表中所陈述的内容及结论。2、对证据二中的转帐明细表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对于其中的附件银行流水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但对证明内容不予认可。理由如下：2015年5月27日，李艳分别向李谕、陈某金的个人账户各转帐500万元，合计1000万元。该1000万元的款项性质是李谕向李艳提出的借款，虽然李艳误将借款备注为“货款”但是误载不害真意，双方关于借款的真实意思表示已在2016年6月20日的通话录音中予以明确。且李谕向李艳借款的目的是为了缓解西×公司的经营现金流，具体用途是为了偿还西×公司在2015年即将到期的银行贷款。因此，李谕将借款1000万元转至西×公司的银行帐户符合当时向李艳承诺的借款用途。3、对于证据三，李谕自行编制了付款汇总表，共26项，其中只有第19、25是新增加的款项，对此可以与李谕一审提交的证据一进行核对，对于第19、25新增加的款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理由如下：该汇总表是李谕单方制作，且该汇总表与李谕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一《李艳出货统计》及证据二《关于李谕证据一与证据二的关系说明》明显冲突，自相矛盾。在一审证据一、二中，李谕明确在2014年9月30日至2015年7月11日期间，货款总额为28406175元，在二审汇总表中却将货款金额修改为39163526元，因此李艳对该汇总表的真实性不认可。对于证据三中第19、25项，该两项内容所包含的财务记账凭证及入库单、出库单、订单明细均为李谕单方制作，李艳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4、对于证据四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该情况是李谕对一审中双方均提交的通话录音的单方解释说明，带有主观倾向，不具有客观性。关于通话录音的具体内容一审判决第3、4、5页已经进行了详细说明，通过通话录音的完整内容可明确认定双方对于借款的真实意思表示及李谕拒绝还款的主要理由。另外，李谕二审中向本院提出以下申请：1、依法对李艳与李谕经营的西×公司之间自2014年7月至2015年7月期间的交易往来（包括但不限于前述期间内西×公司向李艳供货的总金额及明细，李艳、房雪、丛某、范某向西×公司支付货款总金额及明细，陈某金、李谕、西×公司向房雪、丛某、范某、何秀珍及范长盛转账往来金额总金额及明细）进行审计；2、依法向深圳市公安局经侦支队调取李艳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的《在逃人员登记表》及相关涉案文书。李艳对此认为，1、李谕在二审中提出司法审计的申请不符合法律规定，且相关货款凭证单据都是由李谕保管或制作的，对此进行审计缺乏公允性；2、李艳是否涉及犯罪的事项目前还未调查清楚，属于公安机关侦查的事项，本案无需调取。即使涉及到相关事项，也不影响本案民间借贷纠纷的审理，合法的民间借贷理应受到法律保护。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涉港民间借贷纠纷，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适用中国内地法律为准据法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结合双方的诉辩主张，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李艳向李谕转账支付的案涉1000万元是否系借款。对于该争议焦点，本院具体分析认定如下：在民间借贷案件中，若要原告主张被告偿还借款的请求权成立，则原告应当同时举证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和款项交付两个构成要件。本案中，李谕确认收到李艳于2015年5月27日分两笔转账支付的款项合计1000万元，即双方对于款项交付没有争议，故本案应重点审查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合意。第一，债权凭证系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的关键书面证据。李艳自述双方之间原来是朋友及生意伙伴关系，但此前并未向李谕出借过款项。李艳所主张的借款系高达1000万元的巨额借款，但其并未与李谕签订书面的借款合同，也未要求李谕出具借条、收据或欠条等债权凭证，不符合常理；第二，李艳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能够理解并应当知晓转账备注款项性质的法律后果。李艳自述出借前双方已商议好借款金额、用途和期限等事宜，而其在分两笔转账支付案涉1000万元款项时，非但未备注系借款，反而均备注系货款，明显有违日常经验法则；第三，李艳主张双方存在借款合意的证据是2016年6月20日的通话录音及此后的催款短信，但从借款期限上看，李艳自述双方口头约定的借款期限是三个月，且李谕从未偿还过借款本金及利息，那么按常理李艳在三个月到期后即应向李谕催要还款，而其提交的通话录音及催款短信均系一年多之后才产生的。从借款金额上看，李艳在通话录音及催款短信中主张的借款金额均系2500万元，而案涉转账支付的金额是1000万元，其未能进一步举证证明两者存在对应关系。从通话内容上看，李艳在通话中一直主张2500万元是借款，而李谕则反复辩称是货款，从未明确认可是借款。虽然中间李谕曾讲过一句“我没进去，我肯定还给你呀”，但还款的字面意义是归还所欠的债款，不能直接等同于偿还借款，也存在返还货款或偿还其他款项等诸多可能性。结合双方通话记录的整体内容和语境语义分析，不足以证明李艳与李谕已就案涉1000万元系借款达成了一致意见。而催款短信系李艳单方向李谕发送的，李谕并未回复予以确认，亦无法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因此，李艳主张案涉1000万元系借款证据不足且有违常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按通说，举证责任包含双重含义，即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和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是指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为避免败诉风险而向法院提出证据证明其主张的行为责任；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是指在待证事实存在与否不能确定、决定案件实体结果的关键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由哪一方当事人承担最终的败诉风险和不利后果的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是为查明款项性质的举证行为分配规范，并非实体处分规范。原告仅依据转账凭证主张转账款项为借款，被告主张款项性质为还款或基于其他法律关系发生的，双方均应对己方主张的款项性质承担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如双方的举证均不能使己方主张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则款项性质处于真伪不明状态，那么原告对此应承担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即败诉风险。本案中，双方均确认此前李艳与李谕及其经营的西×公司之间存在货物买卖的事实，且双方之间存在大量的资金往来，加上李艳转账自行备注款项性质系货款，故案涉1000万元确实无法排除系货款或其他款项的可能性。即使李谕为主张案涉1000万元系货款而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出货统计记录、对账单等证据与其主张的货款金额相矛盾，也只能导致其该项抗辩理由不成立，而不能据此推导出李艳关于案涉1000万元系借款的主张成立。在双方一审中各自提供的证据均不足以己方主张的款项性质的情况下，案涉1000万元的款项性质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李艳作为起诉主张双方借贷关系存在的一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规定，其对此应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因此，在李艳主张案涉1000万元系借款不能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的情况下，一审判决根据优势证据原理认定案涉1000万元系借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至于李谕二审期间提交的转账明细、付款记录等证据，在一审阶段均已存在，其未能对逾期举证作出合理解释说明，且均系为了证明双方之间的货款金额，并不影响本案双方是否存在借贷合意的认定，本院不予采纳。李谕二审期间提出的司法审计及调查取证申请，不符合法律规定，亦不影响本案基本事实的认定，本院不予准许。若双方之间存在货款或其他款项纠纷，可另偱法律途径解决。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百零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2018）粤0391民初1899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李艳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92600元、保全费人民币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1800元，合计179400元，均由被上诉人李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梁  乐  乐审判员 李    原审判员 许  海  锚二〇二〇年九月四日书记员 谢靖颖(兼)附法律条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第一百零五条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