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民终72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顾寿芳，男，汉族，1956年7月23日出生，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玉兰，广西创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廖淑莲，广西创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梁仕爵，男，汉族，1959年11月22日生，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流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覃刚，广西桂公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甘志雄，广西桂公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黄开珍，女，汉族，1957年6月18日出生，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 原审被告：顾松林（曾用名顾倚安），男，汉族，1981年12月6日出生，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 原审被告：顾翠兰，女，汉族，1981年12月6日出生，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 原审被告：顾章平，女，汉族，1988年10月15日出生，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 上述四原审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廖淑莲，广西创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广西东森市场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江**五一东路**淡村商贸城**楼**。 法定代表人：顾松林，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玉兰，广西创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顾寿芳因与被上诉人梁仕爵以及原审被告黄开珍、顾松林、顾翠兰、顾章平、广西东森市场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森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桂01民初5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3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顾寿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一审法院重新审理；2.本案所有诉讼费由梁仕爵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超法定审限，一审法院未向当事人释明延期的原因及理由。一审法院于2016年9月22日受理梁仕爵的起诉之后，于2017年8月18日开庭审理本案，至顾寿芳2020年1月8日签收一审判决书，本案审理历时3年3个多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一审案件的审理期限是六个月，如果需要延长审理期限的，需要有法定的事由，并经院长或者上级法院批准。本案无送达不到及鉴定、勘验等其他特殊情况需要延期审理的情形，一审法院却从未向当事人释明过延长期限的事由，故本案一审审理期限严重超期，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二）本案遗漏案件当事人，属于违反法定审理程序，应当发回重审。1.遗漏借款合同的担保人广西勋爵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勋爵公司）。根据梁仕爵提供的2014年7月9日《借款合同》、2014年8月4日《借款合同》，勋爵公司作为担保人在借款合同上盖章。本案审理的是借款合同纠纷，但是一审法院没有将借款合同中全部当事人追加到案件中进行审理，也没有向勋爵公司或者顾寿芳、梁仕爵释明不追加勋爵公司作为本案当事人的法律后果。2.遗漏梁柏妍、南宁金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恒公司）。一审判决将《增资扩股协议书》《承诺书》《三方协议书》当中570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认定是梁仕爵偿还给顾寿芳的借款，又认定《增资扩股协议书》《三方协议书》是民间借贷之外的法律关系不予置评，上述认定互相矛盾。即使抛开5700万元的性质不谈，一审法院认定5700万元是偿还借款，应当将上述三份合同的当事人梁柏妍、金恒公司追加到本案中予以查明事实。（三）一审判决将公司与股东之间的法律关系，公司与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原告、被告与第三人、案外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统统等同于出借人顾寿芳与借款人梁仕爵的关系是错误的。本案审理的合同以及款项性质的认定，既存在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也存在股权转让的法律关系，合同涉及多方当事人，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与民间借贷纠纷不能在一个案件中审理。一审法院将《借款合同》的担保人勋爵公司等同于梁仕爵、将2016年1月26日的《承诺书》中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勋爵公司等同于梁仕爵、将《增资扩股协议书》《三方协议书》中的东森公司等同于顾寿芳，属于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顾寿芳对一审法院确认的借款人是梁仕爵没有异议，但是勋爵公司是借款合同的担保人，并非借款人。东森公司作为勋爵公司的股东，虽指定顾寿芳收取勋爵公司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但是东森公司亦不能等同于顾寿芳成为借款人。（四）4474.2591万元款项的性质已经由借款转变为股权增资款和开发投资款，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中已经确认了东森公司的股东身份，也查明了勋爵公司、梁仕爵出具《收据》，但是又不确认将债权转为股权和开发投资款的事实。1.在《增资扩股协议书》签订之前，顾寿芳与梁仕爵仅存在借款合同的法律关系。因梁仕爵无法清偿借款本息，又没有资金进行周转开发，顾寿芳为了帮助梁仕爵，双方达成一致，以梁仕爵拖欠的借款本息作为勋爵公司增资的股份以及开发投资款。一审判决以《收据》上载明的4474.2591万元与《增资扩股协议书》上载明的2450万元的金额明显不符为由不支持顾寿芳的反诉请求是错误的。《收据》上2450万元为49%股权转让款，其余的金额2024.2591万元是开发投资款，因为《增资扩股协议书》除了约定增资款，还约定了开发投资款。一审判决简单以4474.2591万元与2450万元金额不一致就直接否认债权转为股权的法律关系，属于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2.根据梁仕爵在《民事起诉状》第2页第1段中关于“经协商，勋爵公司股东梁仕爵、梁柏妍、李小雄与被告于2015年6月15日签订了一份《增资扩股协议书》，主要约定被告通过对勋爵公司增资扩股取得49%股权的方式，共同合作开发华夏天地项目。增资扩股的具体对价及方式为（一）将勋爵公司注册资本从2000万元增至5000万元，增资部分由原股东认缴550万元，被告认缴2450万元，并在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后六个月内全额实缴出资”的内容，2015年6月20日，勋爵公司、梁仕爵向顾寿芳出具《收据》，载明以拖欠的借款本息4474.2591万元作为履行《增资扩股协议书》的款项。至此，顾寿芳与梁仕爵的4474.2591万元的借款转为股权增资款和开发投资款。3.根据勋爵公司的工商资料，在《增资扩股协议书》签订后，办理了股东变更登记手续，工商登记也载明了49%的股权出资额是2450万元，出资比例49%，其余款项即为开发投资款。至此，4474.2591万元的款项的性质已经由借款转为股权出资款和开发投资款，顾寿芳与梁仕爵4474.2591万元的借款法律关系终止。（五）5700万元款项的性质是股权转让款，一审判决认定是梁仕爵支付顾寿芳的欠款是错误的。1.2016年1月26日的《承诺书》记载“我公司承诺在广西东森市场投资有限公司登记在本公司名下的广西勋爵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30%的股权转让给梁仕爵指定的第三人南宁金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并在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即刻把李小雄、顾寿芳联名共管账户上的3000万元转给广西东森市场投资有限公司关联人顾寿芳”，《三方协议书》中将19%股权以2700万元作价转让，由此可知，5700万元的款项的性质是股权转让款。2.顾寿芳根据《增资扩股协议书》的约定，以2450万元的债权获得勋爵公司49%的股份，再以2024.2591万元作为项目开发投资款的对价抵偿梁仕爵拖欠顾寿芳共计4474.2591万元的欠款本息。《承诺书》《三方协议书》是东森公司转让49%股权的事实和依据。东森公司在转让49%的股权时考虑到梁仕爵之前拖欠顾寿芳借款本息的事实，但是因顾寿芳错误认识与梁仕爵的法律关系，才在收据上注明是收到还款本息。《承诺书》《三方协议书》没有任何条款约定双方如何计算欠款的本金和利息，所以收据上载明收到还款不能直接否认《增资扩协议书》《承诺书》《三方协议书》中股权转让的约定。再者，勋爵公司的土地已经增值，东森公司以5700万元的溢价转让49%的股份并没有违反任何法律规定。根据《三方协议书》第六条约定“本协议签订及丙方收到上述2700万元后，甲丙方之间于2015年6月就投资勋爵公司增资扩股协议同时终止”，股权对价款经过全体股东同意。因此，5700万元属于股权转让款（溢价款）而非梁仕爵偿还的借款。3.4474.2591万元的款项由借款转为股权增资款以及开发投资款，是勋爵公司全体股东予以确认的事实。如果勋爵公司全体股东对于其所谓的东森公司“分文未出获取勋爵公司49%的股权”，那么东森公司再以5700万元的价款转让给梁仕爵指定的金恒公司，梁仕爵或者勋爵公司完全可以提出异议而不予转让，或者要求解除《增资扩股协议书》和要求东森公司返还49%的股份，但是勋爵公司以及勋爵公司的股东均不提异议，分两次支付股权转让款，办理了两次工商变更登记，并且均是勋爵公司员工去办理的，所以梁仕爵所称的“分文未支付获取的49%的股份”再以5700万元转让不符合常理。（六）梁柏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向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勋爵公司股东会决议有效，证明了勋爵公司的股东对东森公司股东资格的确认以及对《增资扩股协议书》《承诺书》《三方协议书》属于公司法调整范围的认可，由此亦证明勋爵公司的股东认可5700万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调整的范围，故一审判决以民间借贷的相关规定认定5700万元的性质是错误的。（七）一审判决对顾寿芳现金交付的1795.2080万元不予认定是错误的。1.《借款合同》中载明了借款的交付除了转账还有现金交付。顾寿芳提供了梁仕爵向顾寿芳出具的《收据》《借条》以及顾寿芳的资金来源证明、顾寿芳以及顾寿芳家族经营的公司在2013年以及2014年期间的租金收入等证据，证明顾寿芳有足够的现金收入来源，完全有能力、有实力进行现金交付。并且，《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也没有规定大额借款不能以现金方式进行交付。2.因所有的《借款合同》《借条》《收据》的原件均被梁仕爵指定的欧艺超收回，虽然梁仕爵对借条、收据的复印件的真实性存在异议，但是梁仕爵提交的《民事起诉状》以及证据中均确认了其向顾寿芳出具了借条和收据，并且顾寿芳提交的《借款合同》《借条》《收据》的内容、金额均能与梁仕爵阐述的一致，故顾寿芳已经完成了将现金借款交付给梁仕爵的举证责任，一审判决不予确认该事实是错误的。（八）一审判决认定双方的借款合同没有约定借款期间利息是错误的，严重违背了双方真实意思表示。1.顾寿芳出借给梁仕爵的借款因为是约定高额利息，故没有在合同中直接载明，但是双方对于利息均有口头约定，梁仕爵也是根据双方口头约定的利息进行支付。例如第1笔借款，2013年1月23日的2500万元，双方没有书面的借款合同是基于顾寿芳对梁仕爵的信任，口头约定借款期限1个月，月利息为6%，故利息为150万元，本息共计2650万元。根据一审判决书列明的《梁仕爵还款明细表》第1至7项，还款的金额就是2650万元，计算的本息刚好是梁仕爵偿还的金额。如果没有约定利息，梁仕爵不可能偿还超过本金的款项。2.根据梁仕爵在《民事起诉状》第2页最后1段中关于“在还款过程中，双方虽未约定利息，但被告顾寿芳却不断向原告施加压力另行索要远远超过合法范畴的高息”以及第4页第2段中关于“但在被告的追索压力下原告不得不支付了远超年利率36%的利息”的内容以及梁仕爵附在《民事起诉状》之后的《顾寿芳借贷利息明细表》，均是以月利率3%计算借款期间的利息。由此得知，不论是《借款合同》还是借条或者只有转账凭证，虽未约定借款期间利息，但是双方当事人在履行借款合同、借条时均口头达成了新的利息约定，并且梁仕爵也按照双方新的利息约定支付利息。因此，一审判决认定无借款合同或者借款合同中没有约定利息就直接等同于双方没有约定利息，违背了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是错误认定和判决。（九）顾寿芳的反诉请求依法有据，利息计算没有超过法律保护的金额，应当得到支持。截止2016年6月20日，顾寿芳以实际出借给梁仕爵的金额，以月利率3%计算利息，扣减已经由借款转为股权增资款和开发投资款4474.2591万元，梁仕爵还拖欠顾寿芳1467.129252万元本金以及利息（利息以1467.129252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6月21日计至梁仁爵清偿完毕之日止）。顾寿芳已经向法院提交了《借款合同》《借条》《收据》以及现金借款来源，完成了举证责任，故顾寿芳的诉讼请求应当得到支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严重违反法定审理程序，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依法支持顾寿芳的上诉请求。 梁仕爵辩称，（一）本案不存在遗漏当事人之情形。1.本案为自然人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双方在一审庭审中均确认，所有借款、还款均围绕梁仕爵与顾寿芳之间发生，勋爵公司、金恒公司、华厦公司等经手的款项，所有相关的三方协议、收据、银行转款凭证备注、证明等材料都明确表示为代梁仕爵还款。相关主体性质和还款事实清楚无误、证据确凿，因此，勋爵公司、金恒公司、华厦公司均不是借贷当事人，不应作为本案诉讼的当事人。2.2017年7月9日《借款合同》、2014年8月9日《借款合同》虽然将勋爵公司列为借款担保人，但顾寿芳在该两份合同上均注明“还清”并签字。债务既已还清，就不会产生担保责任，担保人与担保条款在本案中没有任何意义。本案的焦点是还清借款后多付利息的问题，更与担保无关。因此，勋爵公司不应作为本案诉讼的当事人。3.《三方协议书》明确约定该2700万元为代梁仕爵偿还顾寿芳借款，付款凭证及收款收据也一致显示了相同的内容，因此该2700万元的还款性质无可置疑。既然协议真实合法有效，足以证明该2700万元的性质，梁柏妍与金恒公司均不是借贷当事人，不应作为本案诉讼的当事人。（二）民间借贷关系贯穿了本案的全程，所谓增资扩股只是顾寿芳以入股为名、不花分文取得股权，并以此作为要挟取得巨额利息的手段。1.东森公司与勋爵公司从来没有业务往来，东森公司名义上参与勋爵公司的“增资扩股”，但实际并无增资意愿，东森公司没有按约定支付过一分一毫的增资款，全程没有独立于顾寿芳追索高额利息意图之外的行为和意思表示，其唯一目的是为顾寿芳取得高额利息服务，“增资扩股”“退股”全部针对和围绕顾寿芳的借款本息，没有任何偏离。所谓“增资扩股”与事实不符。2.《增资扩股协议书》约定东森公司认缴2450万元增资并缴付12000万元的增资扩股款共计14450万元以取得勋爵公司49%股权，全部款项应于2015年底前实缴完毕，项目开发所需资金由东森公司负责融资。2015年6月18日，勋爵公司按协议办理了东森公司取得49%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但是，直至约定的注资期限2015年底，东森公司或顾寿芳没有投入一分资金，不花分文即取得了勋爵公司49%股权。至于《收据》载明的4474.2591万元，除了与《增资扩股协议书》的增资额2450万元不符外，亦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27条等规定的出资方式和程序。因此，该《收据》的4474.2591万元不产生出资的法律效力。同时，顾寿芳在一审抗辩和反诉中，均将该4474.2591万元主张为借款计算本息，结合《三方协议书》、5700万元的收付款凭证当中清楚无误的还借款表述，所谓“增资扩股”并不存在，由始至终都是借贷关系中的借款还款。3.《增资扩股协议书》中49%股权对应的不仅是2450万元出资款，还有12000万元的投资开发款和融资义务，全部14450万元的出资期限为2015年底。然而，顾寿芳、东森公司的全部心思都放在所谓的4474.2951万元的债权上，对项目投资、融资完全回避、分毫未出。（三）顾寿芳主张的现金交付高达1795.2080万元，其中最小一笔为35万元，最大一笔为744.2080万元。然而，顾寿芳小至10万元的借款也通过银行转账，巨额现金交付不符合逻辑及行为模式，所谓的现金如何交付及来源均没有事实依据，其主张不能成立。（四）本案为自然人之间的借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贷以无息为原则，明确约定利息为例外，没有约定和约定不明均不支持利息。因此，司法解释对自然人借贷的营利性持否定性评价。只有非自然人之间借贷且利息约定不明时，才可根据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市场利率等确定利息。本案自然人之间的借贷不适用确定利息的情形。因此，一审法院按“明确约定”来确定利息适用法律正确。（五）顾寿芳主张梁仕爵仍有1400多万元本金没有偿还，而提起反诉要求还款并支付高额利息，意味着根据顾寿芳的陈述主张，其自2013年1月起以月息3%至5%出借数十笔借款共计1亿多元，并且该借贷及高息至今仍在延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印发《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规定，顾寿芳自行承认的延续至今的非法放贷行为无论从数额、次数和时间上都符合非法经营罪的构成要件，且数额特别巨大，请求人民法院移送公安机关查办。 梁仕爵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顾寿芳返还借款利息4178.63585万元；2.顾寿芳按年利率6%支付上述款项资金占用费82.930889万元（以1478.63585万元为基数，从2016年1月27日起计算至2016年6月29日；以4178.63585万元为基数，从2016年6月30日起计算至2016年9月20日），之后以4178.63585万元为基数，从2016年9月21日计算到本案生效判决履行之日止；3.黄开珍、顾松林、顾翠兰、顾章平、东森公司对顾寿芳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顾寿芳、黄开珍、顾松林、顾翠兰、顾章平、东森公司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顾寿芳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梁仕爵偿还借款本金1467.129252万元；2.梁仕爵支付借款利息516.429497万元（从2015年6月21日起按月息2%暂计至2016年11月30日，以后另计至实际付清为止）；3.梁仕爵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本案借款发生于2013年1月23日至2014年10月30日期间，顾寿芳主张还款发生于2013年2月8日至2015年2月15日期间，梁仕爵则主张2013年2月8日后还有三笔还款，即李小雄于2013年12月20日转账至顾寿芳账户的50万元、2016年1月27日由李小雄与顾寿芳共管账户转账至顾寿芳账户的3000万元及金恒公司于2016年6月29转账至顾寿芳账户的2700万元。对于借款金额，顾寿芳主张出借10461.2080万元，梁仕爵主张实际借到8666万元，对顾寿芳于2019年12月18日提交的《顾寿芳借款支出表》，梁仕爵认可该表中转账部分的款项均为交付本案借款本金，对该表中所列的以现金形式交付的款项1795.2080万元不予认可，即双方关于借款本金的分歧仅在于顾寿芳主张的现金交付的借款部分。对于还款金额，顾寿芳主张梁仕爵还款本息是6831.1970万元，梁仕爵主张还款本息是1.25811970亿元，梁仕爵认可顾寿芳于2019年12月18日提交的《梁仕爵还款明细表》所列明的还款金额，即双方关于偿还款项金额的分歧在于前述2013年12月20日的50万元、2016年1月27日的3000万元及2016年6月29的2700万元。 梁仕爵出具的本案借条及借款合同如下：1.2013年6月15日借条（50万元，7月底归还，无利息约定）；2.2013年7月9日借款合同（1776万元，梁仕爵同日出具收条，载明收到转账1200万元，现金576万元，借期一年，逾期每天收取借款总额的千分之四的违约金；双方于2014年7月9日续签该借款合同，借期一年，至2015年7月9日届满，逾期每天收取借款总额的千分之四的违约金。梁仕爵还于2014年7月8日出具借条，载明收到1200万元）；3.2013年11月29日借条（300万元，借期一年，月息4分）；4.2013年12月12日借款合同（575万元，借期三个月，逾期每天收取借款总额的千分之四的违约金）；5.2014年5月5日借条（385万元，借期二个月，无利息约定，注明已还清）；6.2014年5月27日借条（400万元，载明转账340万元，现金60万元，借期三个月，逾期利息、违约金每月5%，注明8月26日已还清）；7.2014年8月3日借款合同（1864.2080万元，1120万元已于2013年3月4日转账1000万元，现金支付120万元，2013年8月4日现金支付744.2080万元，该借款属于续借，借期一年，至2015年8月3日届满，逾期每天收取借款总额的千分之四的违约金）；8.2014年9月1日借条（400万元，载明现金陆拾万，借期三个月，无利息约定）；9.2014年10月30日借条（575万元，借期三个月，无利息约定，注明到期已还清）。 2015年1月13日，梁仕爵出具一份字据（原件由顾寿芳持有并提供），载明“结到2015年元月15日止，1、2014.11.29续本金300万，还二季息，欠二季加11天共欠息72+18万=90万元（4分）；2、2014.7.4借358万息，欠息122.5万（5分）；3、2014年9月1日借400万元。5分计，息欠70万；（已还了60万）；4、2014.7.9借现金1200万，季息144万，欠288万；5、2014.8.3借1160万，季息151万，欠2季息302万；6、2014.10.28借500万，欠75万息（5分计）。欠息合计947.5万元，已还300万元，尚欠647.5万元。争取年前还清利息+第1笔300万元。” 2015年6月15日，梁仕爵、梁柏妍、李小雄（甲方）与东森公司（乙方）签订《增资扩股协议书》，约定甲、乙双方同意，乙方以通过增资扩股取得目标公司（勋爵公司）49%股权的方式，与甲方合作开发华夏天地项目。协议签订后3个工作日内，目标公司作出股东决议，变更工商登记，将注册资本从贰仟万元整增加至伍仟万元整。该增资部分由甲方以现金认缴550万元，由乙方以现金认缴2450万元，认缴后甲方占公司股份51%，乙方占公司股份49%。甲方以华夏天地项目土地及公司现有土地作价2.41224亿元，乙方投入资金1.2亿元，共同开发华夏天地项目，具体投入的时间和方式如下：1.乙方应在本协议签订后5个工作日内支付项目开发款4000万元……。 2015年6月20日，勋爵公司出具《收据》，载明“今收到广西东森市场投资有限公司交来的项目开发款人民币肆仟肆佰柒拾肆万贰仟玖佰伍拾壹元（￥44742951元），顾寿芳同意将其2014年7月9日、2014年8月3日、2014年9月1日、2014年10月30日、2014年11月29日借给梁仕爵的借款转为广西东森市场投资有限公司的2015年6月15日合同项目开发款”。 2016年1月21日，东森公司作为承诺人，顾寿芳作为担保人，出具《承诺书》，载明“我公司承诺，如梁仕爵偿还人民币3000万元的借款本息给我公司的关联人士顾寿芳（以支付至顾寿芳个人账户为准），我公司即刻将登记在该公司名下的广西勋爵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30%股权转让给梁仕爵或梁仕爵指定的第三人……本承诺经我公司盖章法定代表人签字及担保人顾寿芳签字后生效，生效后未经梁仕爵书面同意不可撤销及更改直至本承诺履行完毕后终止”。 2016年1月26日，勋爵公司作为承诺人，出具《承诺书》，载明“我公司承诺，在广西东森市场投资有限公司登记在该公司名下的广西勋爵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30%股权转让给梁仕爵指定的第三人南宁金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并在工商登记完成后即刻把李小雄、顾寿芳联名共管账户上的3000万元转给广西东森市场投资有限公司关联人顾寿芳（以支付到顾寿芳个人银行账户为准）……”。梁仕爵在该《承诺书》上承诺人一栏下方签名并捺指印。 2016年4月28日，勋爵公司股东梁柏妍以东森公司未在勋爵公司章程规定的增资实缴期限（2015年12月31日）前缴付增资扩股款，勋爵公司召开股东临时会议，作出决定解除东森公司的勋爵公司股东资格的股东会决议为由，向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勋爵公司2016年3月31日股东会决议有效，判令勋爵公司就股东会决议有关事项办理相应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东森公司协助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梁仕爵主张梁柏妍起诉时间是2016年4月28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6月26日作出缴费通知，但在该期间内，由于项目开发的压力，诉讼又耗费时日，故其被迫屈服，按顾寿芳的要求支付高额利息，并在2016年6月17日达成三方协议，于2016年6月29日支付了协议款项，梁柏妍就没有缴纳诉讼费，未继续进行诉讼。顾寿芳则表示不清楚梁柏妍诉讼情况，但认可确实在其收到5700万元后，东森公司就退出了勋爵公司不再作为勋爵公司的股东。 2016年5月17日，梁仕爵、梁柏妍（甲方）、金恒公司（乙方）、顾寿芳、东森公司（丙方）签订《三方协议书》，约定：一、对丙方顾寿芳和东森公司返还勋爵公司49%股权、放弃投资及返还顾寿芳个人借款本息，甲方同意向丙方支付本息人民币贰仟柒佰万元整（￥2700万元）。二、乙方履行了本协议第四条和第五条约定的配合义务后，在2016年5月28日前，乙方代甲方向丙方支付上述款项2700万元；乙方代甲方支付该款项的本息结算由甲乙方另行协商确定。三、在乙方将上述代付款项支付乙丙双方在银行开设的共管账户的同时，丙方将其勋爵公司的19%股权直接办理工商变更登记至乙方名下，股权公司变更手续办结后共管账户的款项由银行直接支付给丙方。……六、本协议签订及丙方收到上述2700万元后，甲丙方之间于2015年6月就投资勋爵公司增资扩股协议同时终止，丙方在乙方存入上述退款至共管账户时将该协议增资扩股协议返还给甲方。 2016年6月29日，金恒公司向顾寿芳转账2700万元（中国光大银行结算业务申请书附加信息及用途一栏载明为“还个人借款”）。同日，顾寿芳、东森公司出具一份《收条》，载明“今收到南宁金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代梁仕爵还顾寿芳个人借款和本息。人民币贰仟柒佰万元正（￥27000000.00）”。 2016年8月，李劲出具《代付款证明》，载明“本人李劲（身份证号：4525261971××××××××）于2013年11月1日通过本人的建设银行账户62×××18向顾寿芳农业银行账号62×××18）所支付的全部款项，均为代梁仕爵（身份证号4525261959××××××××）向顾寿芳支付，支付各该款项所产生的权利与义务均由梁仕爵享有和承担”。 2016年9月1日，勋爵公司出具《代付款证明》，载明“我公司于2014年8月26日至2015年1月6日之间通过我公司广西北部湾银行账户（80×××16）向顾寿芳银行账号（包括但不限于62×××18）所支付的全部款项，均为代梁仕爵（身份证号4525261959××××××××）向顾寿芳支付，支付各该款项所产生的权利与义务均由梁仕爵享有和承担”。 2016年9月5日，李小雄出具《代付款证明》，载明“本人李小雄（身份证号：4525261963××××××××）于2013年2月8日至2016年1月27日之间通过本人的中国建设银行南宁市新城支行账户（43×××06）、本人中国农业银行南宁右江花园支行账户（62XXX65）、本人广西北部湾银行南宁市会展支行（10XXX12,62×××35）、本人中国银行账户（61XXX46）向顾寿芳银行账号（包括但不限于62XXX18、621XXX95、62XXX08）所支付的全部款项，均为代梁仕爵（身份证号4525261959××××××××）向顾寿芳支付，支付各该款项所产生的权利与义务均由梁仕爵享有和承担”。 2017年1月，华厦公司出具《代收付款证明》，载明“我公司于2013年1月至2015年1月31日通过我公司广西北部湾银行账户（80XXX83、09XXX50）、南宁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账户（17XXX78）收取广西东森市场投资有限公司、顾寿芳、顾翠兰、顾章平、顾松林等人付来以及付给顾寿芳银行账户（包括但不限于62×××18）、广西东森市场投资有限公司银行账户（包括但不限于17XXX89）的全部款项，均为代梁仕爵（身份证号4525261959××××××××）收取及支付，收取和支付各该款项所产生的权利与义务均由梁仕爵享有和承担”。 2019年12月18日，勋爵公司股东（该公司股东为梁仕爵、梁柏妍）梁柏妍提交《情况说明》，表示其对勋爵公司2016年9月1日出具的《代付款证明》无异议，认可该证明中的内容。同日，华厦公司股东（该公司股东为梁仕爵、梁成龙）梁成龙提交《情况说明》，表示其对华厦公司于2016年9月5日出具的《代收付款证明》无异议，认可该证明中的内容。同日，金恒公司提交《证明》，表示该公司于2016年6月29日向顾寿芳转账2700万元系代梁仕爵还顾寿芳个人借款和本息，支付该款项所产生的权利与义务由梁仕爵享有和承担。 一审法院又查明：1.梁仕爵主张双方未对本案借款出借及还款对过账，顾寿芳主张双方口头上阶段性的对过账；对于本案部分借条注明款项已还清的借款，双方仍在统计出借及收到的款项中的情况，梁仕爵、顾寿芳均表示是因本案借款和还款的笔数多，且相互穿插，不能逐笔对应，故为了体现本案借款整体情况而统计。如本案借条、借款合同或其他书面材料有关于利息、逾期利息的约定，梁仕爵认可按有原件的借条、借款合同的约定计算利息，如无约定则不计算利息，如约定的利息、逾期利息超过月息3分则按不超过月息2分计算；顾寿芳主张梁仕爵已偿还的本金应按月息3分计算利息，未偿还的本金按月息2分计算，对于本案没有书面证据证明约定有利息的借款，但双方有口头约定且梁仕爵也按口头约定实际支付利息，还应结合还款事实计算利息。 2.对于李小雄于2013年12月20日转账至顾寿芳账户的50万元，顾寿芳认为与本案无关，该款是李小雄代梁仕爵支付给顾寿芳于2003年1月8日现金出借给梁仕爵的400万元借款的资金占用费，该400万元有收条，但其没有作为证据提交。 3.对于2015年6月20日《收据》载明的4474.2951万元，梁仕爵主张是《增资扩股协议书》约定的东森公司应支付的首期项目开发款4000万元，但东森公司没有实际交付。该收据实际上是2015年11月出具的，但其确实没有证据证明是11月出具的。顾寿芳则主张该款确实与《增资扩股协议书》有关，但并非协议书中约定的首期项目开发款4000万元，而是东森公司现金认缴的增加注册资本金部分款项2450万元。 4.对于《增资扩股协议书》，顾寿芳主张其于2016年1月27日收到李小雄与其共管账户转账的3000万元，该3000万元对应东森公司在勋爵公司30%股权的股权回购款，之后几天就变更了勋爵公司章程及股份比例，东森公司在勋爵公司的股权比例由49%变为19%。2016年6月29日，其收到金恒公司转账支付的2700万元，东森公司将19%的股份转回勋爵公司，之后几天就变更了勋爵公司章程及股份比例，东森公司不再作为勋爵公司的股东，该5700万元系股权回购款。梁仕爵则主张东森公司没有实际履行任何出资义务，只是以出资为名，不花分文取得勋爵公司的股权，并以此作为向其索要高额利息的筹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现金出资应当是实际到账，债权债务不能作为出资，故顾寿芳没有履行《增资扩股协议书》约定的出资义务，勋爵公司最终由于项目融资困难不得不妥协向顾寿芳支付了5700万元取回49%的股权，对49%的股权，东森公司没有支付任何对价，并且《三方协议书》以及顾寿芳、东森公司出具的收款收据均表明该5700万元是偿还借款本息。梁仕爵对顾寿芳主张的东森公司在勋爵公司的股权变更时间认可，表示顾寿芳收到5700万元后，东森公司就退出了勋爵公司不再作为其股东。 顾寿芳与黄开珍系夫妻关系，顾松林系顾寿芳与黄开珍的儿子，顾章平、顾翠兰系顾寿芳与黄开珍的女儿。 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本案民间借贷法律关系问题。梁仕爵主张顾松林、顾翠兰、顾章平与顾寿芳为父、子女关系，共同出借款项，本案借款的出借人是顾寿芳、顾章平、顾翠兰、顾松林。经查，本案部分借款的借条、借款合同均系梁仕爵与顾寿芳签订，顾松林、顾翠兰、顾章平并非合同当事人，梁仕爵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顾松林、顾翠兰、顾章平存在本案借贷合意，且顾松林、顾翠兰、顾章平也表示系受顾寿芳的委托代为交付本案借款给梁仕爵，对转账给梁仕爵的款项不主张权利，由顾寿芳向梁仕爵追索，故梁仕爵上述主张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因梁仕爵与顾寿芳均认可双方之间存在本案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故一审法院确认本案借款的出借人是顾寿芳、借款人是梁仕爵。 二、关于借款交付及还款问题。勋爵公司、华厦公司、金恒公司、李小雄、李劲表示对收取或支付的本案款项所产生的权利与义务由梁仕爵享有和承担，顾松林、顾章平、顾翠兰、东森公司也表示收取和支付本案款项所产生的权利与义务由顾寿芳享有和承担，一审法院予以确认。 对于借款交付，根据查明的事实，梁仕爵认可实际借到的本案借款本金为8666万元，只是不认可顾寿芳主张的现金交付的借款1795.2080万元。经查，本案部分借条、借款合同虽然载明有现金交付，但并无现金交付的相关证据佐证，且本案金额最小的一笔借款本金10万元（2013年3月4日）都系通过转账交付，而顾寿芳主张现金交付的借款本金金额最小的一笔都为35万元，其他均为60万元至744.2080万元不等，且其中有两笔为576万元、744.2080万元之巨，但顾寿芳并未提供任何证据佐证如何进行交付，故对梁仕爵的上述主张，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顾寿芳主张现金交付本案借款1795.2080万元，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本案顾寿芳出借的借款本金应为8666万元。 对于还款金额，顾寿芳主张梁仕爵还款本息是6831.1970万元，梁仕爵主张还款本息是1.25811970亿元，双方分歧在于李小雄于2013年12月20日转账至顾寿芳账户的50万元、2016年1月27日由李小雄与顾寿芳共管账户转账至顾寿芳账户的3000万元及金恒公司于2016年6月29日转账至顾寿芳账户的270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第一，对于李小雄于2013年12月20日转账至顾寿芳账户的50万元，虽然李小雄主张其转账至顾寿芳账户的款项均为代梁仕爵偿还本案借款，顾寿芳也认可该笔款项之外的李小雄本案转账系代梁仕爵偿还本案借款，但这是建立在顾寿芳认可的基础上，因双方之间的转账往来频繁，亦不排除双方还有不予主张与本案借款、还款关联的相关款项，故对该50万元，一审法院不予认定为本案还款，当事人可另行主张权利。第二，对于2016年1月27日由李小雄与顾寿芳共管账户转账至顾寿芳账户的3000万元及金恒公司于2016年6月29转账至顾寿芳账户的2700万元，梁仕爵认为是偿还本案借款，顾寿芳则认为是东森公司在勋爵公司49%股权的股权回购款。经查，东森公司于2016年1月21日出具的《承诺书》和勋爵公司于2016年1月26日出具的《承诺书》均载明梁仕爵偿还人民币3000万元（从李小雄、顾寿芳联名共管账户支付3000万元至顾寿芳个人账户为准）后，东森公司将其在勋爵公司30%的股权转让给金恒公司，梁仕爵提交的中国银行个人业务交易单可以证明李小雄、顾寿芳的共管账户已于2016年1月27日转账3000万元至顾寿芳银行账户，该个人业务交易单载明“代梁仕爵还顾寿芳借款”，李小雄、顾寿芳亦在客户签字一栏签字确认。此外，2016年5月17日的《三方协议书》明确约定了顾寿芳和东森公司返还勋爵公司49%股权、放弃投资及返还顾寿芳个人借款本息的事宜，梁仕爵同意向顾寿芳支付本息人民币2700万元，各方还明确约定该协议签订及顾寿芳、东森公司收到该2700万元后，本案2015年6月15日的《增资扩股协议书》同时终止，梁仕爵提交的中国光大银行结算业务申请书可以证明金恒公司已于2016年6月29日向顾寿芳转账2700万元，该申请书附加信息及用途一栏载明“还个人借款”。东森公司、顾寿芳还于同日出具一份《收条》，认可收到金恒公司代梁仕爵偿还顾寿芳个人借款和本息人民币2700万元。顾寿芳在本案亦认可其在收到上述5700万元后，东森公司退出勋爵公司，不再作为勋爵公司的股东。因《增资扩股协议书》《三方协议书》还涉及各方当事人除本案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之外的案外法律关系，东森公司是否履行增资扩股的出资义务，各方就《增资扩股协议书》《三方协议书》及东森公司在勋爵公司的股权等方面是否存在纠纷，与本案并无关联，一审法院不予置评，但顾寿芳、黄开珍、顾松林、顾翠兰、顾章平、东森公司确实未就已履行《增资扩股协议书》约定的增资现金认缴部分款项及后续项目开发款的出资义务提供相关证据，其虽主张2015年6月20日《收据》载明的4474.2951万元并非协议书约定的首期项目开发款4000万元，而是现金认缴的增加注册资本金部分款项2450万元，但《收据》载明的44742951元与2450万元的金额明显不符，且如《收据》载明“顾寿芳同意将其2014年7月9日、2014年8月3日、2014年9月1日、2014年10月30日、2014年11月29日借给梁仕爵的借款转为广西东森市场投资有限公司的2015年6月15日合同项目开发款”，且顾寿芳在提起反诉后对本案借款、还款的陈述及提交参考的计算表中仍然将该《收据》载明的上述借款纳入本案借款本金总额予以计算，故《增资扩股协议书》《三方协议书》及相关转账凭证反映的各方无异议的客观事实表明，本案相关当事人对于该3000万元、2700万元款项性质的约定及如何处分的意思表示明确，故梁仕爵的上述主张据实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顾寿芳的上述主张与本案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梁仕爵已偿还的本案借款本息应为1.25811970亿元，一审法院予以确认。至于该3000万元、2700万元如何抵扣将在后认定。 对于借款是否应支付利息，梁仕爵认可如本案借条、借款合同或其他书面材料有关于利息、逾期利息的约定，则按有原件的借条、借款合同的约定计算利息，如无约定则不计算利息，如约定的利息、逾期利息超过月息3分则按不超过月息2分计算；顾寿芳则主张梁仕爵已偿还的本金应按月息3分计算利息，未偿还的本金按月息2分计算，对于本案没有书面证据证明约定有利息的借款，但双方有口头约定且梁仕爵也按口头约定实际支付利息，还应结合还款事实计算利息。经审查，双方提供的借条、借款合同中有些载明有利息、逾期利息约定，有些注明无息，故对本案借款利息，一审法院根据双方提供的本案证据作如下认定： 1.2013年1月23日的2500万元，仅有转账凭证，未有借条或借款合同，顾寿芳亦未提供证据证明该笔借款的借款期限、利息约定或梁仕爵有实际支付利息的情形，故该笔借款不予计算利息。 2.2013年3月4日的1000万元，虽然梁仕爵于2015年1月13日出具的字据中载明“2014.8.3借1160万，季息151万……”，但与顾寿芳提供的2014年8月3日借款合同载明的借款本金、利率约定及银行转账凭证载明的转账金额均不……按顾寿芳的主张，2014年8月3日借款合同系2013年3月4日借款合同的续签，但双方续签后仍然未约定借期利息，只是约定了逾期利息，因借款金额、利率约定、借款期限等条款系借款合同的基本条款，故在该1000万元有借款合同的情形下，应以借款合同约定认定利息。该款系双方于2014年8月3日签订的借款合同续借的借款本金，因顾寿芳并未提供续订前的借款合同，亦未主张梁仕爵对续订前的借款合同存在违约情形（迟延还款等），故对该1000万元，将按双方于2014年8月3日签订的借款合同的约定处理，合同约定借款期限至2015年8月3日届满，并无借期利息约定，只是约定逾期每天收取借款总额的千分之四的违约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的规定，逾期利率已超过年利率24%，应按年利率24%计算。 3.2013年5月8日的200万元、9日的500万元、500万元、150万元、50万元、100万元，合计1500万元，同第1点2500万元的认定意见。 4.2013年5月13日的36万元，同第1点2500万元的认定意见。 5.2013年7月10日的1200万元，虽然梁仕爵于2015年1月13日出具的字据中载明“2014.7.9借现金1200万，季息144万……”，但与双方提供的2014年7月9日借款合同载明的借款本金、利率约定均不符，按顾寿芳的主张，2014年7月9日借款合同系2013年7月9日借款合同的续签，但双方续签后仍然未约定借期利息，只是约定了逾期利息，因借款金额、利率约定、借款期限等条款系借款合同的基本条款，故在该1200万元有借款合同的情形下，应以借款合同约定认定利息，该借款合同于2014年7月9日续签，至2015年7月9日届满，并无借期利息约定，只是约定逾期每天收取借款总额的千分之四的违约金，该逾期利率已超过年利率24%，应按年利率24%计算。 6.2013年11月30日的300万元，2013年11月29日的借条约定借期一年，即至2014年11月28日届满，月息4分，该借款利率已超过36%/年的利率范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二十九条的规定，该300万元的借期利率应为36%，逾期利率应为24%。 7.2013年12月12日的500万元，借款合同约定借期三个月，即至2014年3月11日届满，并无借期利息约定，只是约定逾期每天收取借款总额的千分之四的违约金，故逾期利率已超过年利率24%，应按年利率24%计算。 8.2014年4月2日的100万元，同第1点2500万元的认定意见。 9.2014年5月6日的350万元，2014年5月5日的借条约定借期二个月，即至2014年7月4日届满，无利息及逾期利息约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该300万元应从逾期还款之日起按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 10.2014年5月27日的340万元，2014年5月27日借条约定借期三个月，即至2014年8月26日届满，逾期利息、违约金每月5%，故逾期利率已超过年利率24%，应按年利率24%计算。 11.2014年9月5日的340万元，2014年9月1日借条约定借期三个月，即至2014年11月30日届满，无利息及逾期利息约定，该340万元应从逾期还款之日起按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 12.2014年10月30日的500万元，虽然梁仕爵于2015年1月13日出具的字据中载明“2014.10.28借500万，欠75万息（5分计）”，但借款日期不符，且2014年10月30日的借条已注明到期还清，与字据的内容亦不符，故对该500万元，应按借条约定为准，借条约定借期三个月，至2015年1月29日届满，无利息及逾期利息约定，该500万元应从逾期还款之日起按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 综上分析，本案借款按借款期限及利息约定可以分为以下四类：1.约定了借款期限及借期利息的（上述第6）；2.约定了借款期限及逾期利息，但未约定借期利息的（上述第2、5、7、10）；3.约定了借款期限，但未约定借期及逾期利息的（上述第9、11、12）；4.未约定借款期限及借期、逾期利息的（上述第1、3、4、8）。双方当事人提供的相关借条中部分借款注明已还清，但双方仍然统计在出借款项中，对此，双方表示是因本案借款和还款的笔数多，相互穿插，不能逐笔对应，故为了体现借款整体情况而统计，且双方庭后向该院提交的关于还款情况的计算表亦对注明已还清借款的款项部分进行了计算，据此，在双方对于本案借款利息约定及还款情况均有各自的主张和理解，计算的还款情况（超付利息或尚未支付完毕利息）存在较大差异，且本案借款并无证据显示已进行对账（梁仕爵主张双方未对账，顾寿芳虽主张双方口头对过账，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向双方释明了本案的计算规则，即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债务人的给付不足以清偿其对同一债权人所负的数笔相同种类的全部债务，应当优先抵充已到期的债务；几项债务均到期的，优先抵充对债权人缺乏担保或者担保数额最少的债务；担保数额相同的，优先抵充债务负担较重的债务；负担相同的，按照债务到期的先后顺序抵充；到期时间相同的，按比例抵充。但是，债权人与债务人对清偿的债务或者清偿抵充顺序有约定的除外”、第二十一条“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的规定，结合本案借款交付和还款的金额、时间、借款期限及一审法院对于本案借款利息的认定，对本案还款情况进行计算，各方当事人均表示由一审法院依法计算。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二十六条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一项规定“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对本案还款情况计算如下： 1.《支出表》序号1（2013年1月23日）2500万元，《还款表》序号1-7（至2013年2月22日）共计2650万元（150万元+1500万元+1000万元），截止2013年2月22日，梁仕爵超付150万元（2650万元-2500万元）。 2.《支出表》序号12-18（至2013年5月13日）的1536万元（1500万元+36万元），《还款表》序号8（2013年6月13日）100万元，截止2013年6月13日，梁仕爵尚欠1286万元（1500万元+36万元-150万元-100万元）。 3.《支出表》序号18（2013年5月13日）之后的借款中，借款期限届满之日最早的为《支出表》序号27-29（2013年12月12日）500万元，届满之日为2014年3月11日，在2014年3月11日前有12笔还款，即《还款表》序号9-20（至2014年2月28日）的还款，共计1551.2200万元，截止2014年2月28日，梁仕爵超付265.2200万元（1551.2200万元-1286万元）。 4.《支出表》序号32（2014年5月6日）350万元的借款期限届满之日为2014年7月4日，在2014年3月11日至7月4日之间的还款为《还款表》序号21-25（至2014年6月6日）的还款，共计431.1520万元。 《支出表》序号27-29（2013年12月12日）500万元，按年利率24%，从2014年3月11日计算至2014年3月28日（《还款表》序号21的100万元）的逾期利息为6万元（500万元×24%/年÷360天×18天），截止2014年3月28日，梁仕爵尚欠借款本金为140.7800万元〔（500万元+6万元）-（100万元+265.2200万元）〕，以此类推，截止2014年6月6日（《还款表》序号25的11万元），梁仕爵超付189.05805万元。 5.《支出表》序号34、35（2014年5月27日）340万元的借款期限届满之日为2014年8月26日，在2014年7月4日至8月26日之间的还款为《还款表》序号26（2014年8月26日）的还款400万元。 《支出表》序号32（2014年5月6日）350万元，按年利率6%，从2014年7月4日计算至2014年8月26日（《还款表》序号26的400万元）的逾期利息为3.1500万元（350万元×6%/年÷360天×54天），截止2014年8月26日，梁仕爵超付235.90805万元〔（400万元+189.05805万元）-（350万元+3.1500万元）〕。 6.《支出表》序号26（2013年11月30日）300万元期限届满之日为2014年11月28日，在2014年8月26日至11月28日之间的还款为《还款表》序号27-41（2014年8月29日-2014年11月25）的还款，共计449万元。 《支出表》序号34、35（2014年5月27日）340万元，按年利率24%，从2014年8月26日计算至2014年8月29日（《还款表》序号27-37的50万元）的逾期利息为9066.7元（340万元×24%/年÷360天×4天），截止2014年8月29日，梁仕爵尚欠54.99862万元〔（340万元+9066.7元）-（50万元+235.90805万元）〕，以此类推，截止2014年11月25日（《还款表》序号41的100万元），梁仕爵超付343.81642万元。 7.《支出表》序号26（2013年11月30日）300万元借款期限届满之日为2014年11月28日，《支出表》序号37（2014年9月5日）340万元借款期限届满之日为2014年12月4日，《支出表》序号39（2014年10月30日）500万元借款期限届满之日为2015年1月29日，《还款表》序号42-51还款的时间是2014年12月10日-2015年1月23日。 《支出表》序号26（2013年11月30日）300万元，按年利率36%，从2013年11月30日计算至2014年11月28日的借期利息108万元，按年利率24%，从2014年11月29日计算至2014年12月10日的逾期利息为2.4万元，合计110.4000万元，截止2014年12月10日（《还款表》序号42的50万元），梁仕爵尚欠本金16.58358万元〔（50万元+343.81642万元）-（300万元+110.4万元）〕。 该尚欠本金16.58358万元，按年利率24%，从2014年12月11日计算至2014年12月26日（《还款表》序号43的100万元）的逾期利息为1769元（16.58358万元×24%/年÷360天×16天），《支出表》序号37（2014年9月5日）340万元，按年利率6%，从2014年12月4日至2014年12月26日的逾期利息为1.30333万元（340万元×6%/年÷360天×23天），截止2014年12月26日（《还款表》序号43的100万元），梁仕爵尚欠本金258.06381万元〔（340万元+16.58358万元+1769元+1.30333万元）-100万元〕。 该尚欠本金258.06381万元，按年利率6%，从2014年12月27日计算至2015年1月5日（《还款表》序号44-49的50万元）的逾期利息为4301元（258.06381万元×6%/年÷360天×10天），截止2015年1月5日，梁仕爵尚欠本金208.49391万元〔（258.06381万元+4301元）-50万元〕，以此类推，截止2015年1月30日（《还款表》序号52-53的390万元），梁仕爵超付380.98633万元。 《支出表》序号39（2014年10月30日）500万元，借款期限届满之日为2015年1月29日，该500万元在2015年1月29日、30日的逾期利息为1666.7元（500万元×6%/年÷360天×2天），截止2015年1月30日，梁仕爵尚欠本金119.18034万元〔（500万元+1666.7元）-380.98633万元〕。 8.《支出表》序号20-23（2013年7月10日）1200万元的借款期限届满之日为2015年7月9日，2015年1月30日至2015年7月9日期间的还款（《还款表》序号54-57）共计459.8250万元。 梁仕爵尚欠本金119.18034万元从2015年1月30日至2015年2月2日的利息为794.5元（119.18034万元×6%/年÷360天×4天），截止2015年2月2日（《还款表》序号54的57.5万元），梁仕爵尚欠本金为61.75979万元〔（119.18034万元+794.5元）-57.5万元〕，以此类推，截止2015年2月15日，梁仕爵超付340.46228万元。 9.《支出表》序号2-11（2013年3月4日）1000万元的借款期限届满之日为2015年8月3日，《支出表》序号31（2014年4月2日）100万元未约定借款期限，亦未约定利息。 梁仕爵在2015年2月15日至2016年1月27日期间未偿还过款项，其于2016年1月27日偿还了3000万元，于2016年6月29日偿还了2700万元，故《支出表》序号20-23（2013年7月10日）1200万元在2015年7月9日至2016年1月27日期间的逾期利息为162.4万元（1200万元×24%/年÷360天×203天），《支出表》序号2-11（2013年3月4日）1000万元在2015年8月3日至2016年1月27日期间产生的逾期利息为118.66667万元（1000万元×24%/年÷360天×178天），截止2016年1月27日，梁仕爵超付759.39561万元〔（1200万元+1000万元+100万元+162.4万元+118.66667万元）-（3000万元+340.46228元）〕，在2016年6月29日偿还2700万元后，共超付3459.39561万元（759.39561万元+2700万元），梁仕爵主张顾寿芳应予返还超付款项，且超付款项应按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顾寿芳的反诉主张梁仕爵尚欠借款本金及利息与本案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三、关于黄开珍、顾松林、顾翠兰、顾章平、东森公司是否应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本案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主体是顾寿芳与梁仕爵，梁仕爵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东森公司、顾松林、顾翠兰、顾章平之间存在本案民间借贷合意，且本案各方当事人及案外人均各自坚持主张代为收取和支付的款项系代梁仕爵和顾寿芳收取和支付，梁仕爵与顾寿芳亦不持异议，故梁仕爵主张东森公司、顾松林、顾翠兰、顾章平应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本案借贷的出借人系顾寿芳、借款人系梁世爵，黄开珍并非双方借贷关系的当事人，本案债务本系顾寿芳因出借款项获取的利益，经法院认定为顾寿芳应返还的款项，故就该款项而言，梁世爵系债权人，顾寿芳系债务人，故该债务虽发生于顾寿芳与黄开珍的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但黄开珍与梁仕爵并不存在本案民间借贷合意，且债务数额巨大，明显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梁仕爵亦未提供证据证明本案债务用于顾寿芳、黄开珍的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故梁仕爵请求黄开珍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一审法院判决：一、顾寿芳向梁仕爵返还超付款项3459.39561万元；二、顾寿芳向梁仕爵支付超付款项资金占用期间利息（计算方法：以3459.39561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从2016年6月29日起计至本案债务清偿之日止）；三、驳回梁仕爵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顾寿芳的反诉请求。 顾寿芳于二审期间提供的新证据为：淡村商贸城租户现金交纳租金收据及汇总表，合计金额为1.34912465亿元，拟证明顾寿芳有现金交付的来源及实力，顾寿芳主张的1795.2080万元现金借款有事实依据。对此，梁仕爵的质证意见为：1.上述租金收据产生于2014年之前，不是新证据；2.顾寿芳提供的租金收据中第86页最后一张收据金额为17.9508万元，第87页第一张收据金额为1.87044万元，有大额支付也有0.4元的零头，不能证明其是现金收款；3.即使上述租金收据能够证明该租金属顾寿芳所有，也不能证明顾寿芳用于实际交付给梁仕爵；4.顾寿芳2012年、2013年所收的租金合计为695.39811万元+446.06476万元＝1141.46287万元，顾寿芳在2013年8月之前出借的现金高达1440万元，不仅该期间的租金不足以支付顾寿芳主张的现金借款，且顾寿芳两年租金分文不花，没有任何成本和支出，全部用于出借，不符合逻辑和日常生活经验。 梁仕爵、黄开珍、顾松林、顾翠兰、顾章平及东森公司二审均无新证据提交。 对顾寿芳二审提供的新证据，本院认定如下：顾寿芳主张的现金借款1795.2080万元为涉案借款合同、借条、收据当中所记载的现金交付款项。经查，本案部分借款合同、借条虽然载明有现金交付，顾寿芳二审期间提供的租金收据及汇总表，一是不能证明顾寿芳全为现金收取租金，二是不能证明其收取的租金足以支付其主张的现金借款金额，三是不能证明顾寿芳用其收取的租金支付了其主张的1795.2080万元现金借款，故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一审判决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综合诉辩双方的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原审判决是否超审限；二、原审判决是否遗漏勋爵公司、梁柏妍、金恒公司为本案当事人；三、原审判决对顾寿芳主张的1795.2080万元现金借款未予认定是否正确；四、原审判决对本案借款合同利息的认定是否正确；五、原审判决关于4474.2951万元、5700万元款项性质的认定是否正确。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问题。经审查，原审法院于2016年9月22日受理本案、于2019年12月27日作出一审判决，并于2020年1月8日送达顾寿芳判决书，原审法院审理本案期限虽然超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的六个月审理期限，但原审法院根据案件审理情况办理了延长审限的相关手续，不构成违反法定程序。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问题。1.勋爵公司是否应当成为本案当事人。经审查，勋爵公司是2014年7月9日《借款合同》、2014年8月3日《借款合同》中的连带责任保证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二十六条“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可以将债务人或者保证人作为被告提起诉讼，也可以将债务人和保证人作为共同被告提起诉讼”的规定，顾寿芳在请求梁仕爵偿还借款本息而提起的反诉中，未对勋爵公司提出诉请，故原审判决未将勋爵公司列为本案当事人，不属于遗漏当事人。2.梁柏妍、金恒公司是否应当成为本案当事人。本案属于借款人梁仕爵诉请出借人顾寿芳返还多付的借款利息而引发的纠纷，梁仕爵提供《增资扩股协议书》《三方协议书》及2016年1月26日勋爵公司出具的《承诺书》等一系列证据是为了证明顾寿芳通过东森公司增资扩股的方式收取高额利息以及5700万元的还款性质，顾寿芳在一审庭审中亦承认本案借贷关系存在于顾寿芳与梁仕爵之间，故一审判决在对梁仕爵与顾寿芳提供的证据进行审理之后，确定本案法律关系为民间借贷，出借人是顾寿芳，借款人是梁仕爵。梁柏妍、金恒公司并非本案借贷主体，不应成为本案当事人。顾寿芳以梁柏妍、金恒公司是《增资扩股协议书》《三方协议书》的合同当事人为由主张原审法院遗漏当事人，理由不能成立。 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问题。双方之间多笔借款均为转账，且金额最小一笔借款本金10万元系通过转账交付，顾寿芳主张现金交付的借款本金金额最小的一笔为35万元，其他均为60万元至744.2080万元不等，且其中有两笔为576万元、744.2080万元之巨，顾寿芳主张现金交付与双方之间的多笔转账交易习惯不符，其上诉提供的租金收据及汇总表亦不能证明其以收取的租金向梁仕爵现金支付了1795.2080万元借款，故一审法院对顾寿芳主张的1795.2080万元现金借款不予认定，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的规定。 关于第四个争议焦点问题。一审判决根据双方举证情况，将本案借款按借款期限和利息约定以及利息计算分为以下四类：1.2013年11月30日的300万元借款，约定了借款期限为1年及借期利息为月息4分。因借款利率超过年利率36%，该300万元的借期利率按年利率36%、逾期利率按年利率24%计算。2.2013年3月4日的1000万元借款、2013年7月10日的1200万元借款、2013年12月12日的500万元借款及2014年5月27日的340万元借款，约定了借款期限及逾期利率，但未约定借期利率。只计算逾期利息但不计算借期利息。因逾期利率超过年利率24%，按年利率24%计算。3.2014年5月6日的350万元借款、2014年9月5日的340万元借款及2014年10月30日的500万元借款，约定了借款期限，但未约定借期及逾期利息。从逾期还款之日起按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4.2013年1月23日的2500万元借款、2013年5月8日至5月9日的1500万元借款、2013年5月13日的36万元借款、2014年4月2日的100万元借款，未约定借款期限及借期、逾期利息。均不予计算利息。顾寿芳上诉主张双方没有约定利息的借款在履行借款合同、借条时口头达成新的利息约定，梁仕爵系按照双方新的利息约定还款，并且梁仕爵一审诉请理由及所附的《借贷利息明细表》也是按照月利率3%来计算，形成自认。本院认为，首先，顾寿芳没能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口头达成过新的利息约定；其次，关于梁仕爵的还款，双方于一审期间均表示因本案借款和还款的笔数多，且相互穿插，不能逐笔对应，故从梁仕爵的还款行为不能推断出梁仕爵按照新的利息约定进行还款的结论；第三，梁仕爵诉状中关于“即使按年利率36%计算应付利息为11765641.5元，多付且应返还的利息为41786358.5元”的表述不是对月利3分的认可，其一审期间亦主张起诉时证据不全，只认可按有原件的借条、借款合同的约定计算利息，如无约定则不计算利息，如约定的利息、逾期利息超过月息3分按不超过月息2分计算。因此，顾寿芳的上述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关于本案借款的利息计算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款及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适用法律正确。一审判决经计算，梁仕爵超付利息3459.39561万元。 关于第五个争议焦点问题。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为顾寿芳与梁仕爵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梁仕爵向顾寿芳借款之后，勋爵公司时任股东梁仕爵、梁柏妍、李小雄作为甲方与东森公司作为乙方于2015年6月15日签订《增资扩股协议书》，约定东森公司通过现金认缴2450万元、资金投入1.2亿元的增资扩股方式取得勋爵公司49%股权。勋爵公司于2015年6月20日出具收据，确认收到东森公司将来项目开发款4474.2951万元。根据该收据记载和顾寿芳对一审判决文书所附《支出表》的意见，应认定4474.2951万元项目开发款系源于顾寿芳于2014年7月9日、2014年8月3日、2014年9月1日、2014年10月30日、2014年11月29日借给梁仕爵的借款，且除了该款项之外，东森公司未再进行任何实际投入。尽管顾寿芳与梁仕爵在二审期间均表示双方在签订《增资扩股协议书》时确有项目合作开发意向，但从顾寿芳一方的履约行为来看，项目合作开发没有实际履行。 之后，东森公司于2016年1月21日、勋爵公司于2016年1月26日分别作出《承诺书》，就梁仕爵偿还3000万元借款本息给顾寿芳及东森公司将其名下30%股权转让给梁仕爵或梁仕爵指定的第三人事宜作出承诺，即东森公司将其名下勋爵公司30%股权转让给梁仕爵或梁仕爵指定第三人的条件为梁仕爵向顾寿芳偿还借款本息3000万元。2016年5月17日，梁仕爵、梁柏妍作为甲方、金恒公司作为乙方与顾寿芳、东森公司作为丙方签订《三方协议书》，约定顾寿芳、东森公司返还勋爵公司19%股权、放弃投资，梁仕爵、梁柏妍同意向顾寿芳、东森公司支付借款本息2700万元。李小雄、顾寿芳的共管账户于2016年1月27日转账3000万元至顾寿芳账户，该个人业务交易单上记载“代梁仕爵还顾寿芳借款”，李小雄、顾寿芳在客户栏签字确认。金恒公司于2016年6月29日向顾寿芳转账2700万元的中国光大银行结算业务申请书中附加信息及用途一栏注明“还个人借款”，顾寿芳及东森公司于同日出具《收条》，确认收到金恒公司代梁仕爵还顾寿芳个人借款本息2700万元。上述事实充分表明5700万元是偿还借款并得到顾寿芳认可。顾寿芳主张《承诺书》中提到的3000万元及《三方协议书》中提到的2700万元合计金额为5700万元的性质为股权转让款而不是梁仕爵支付给顾寿芳的还款，与其确认的还款行为不符。综上，《增资扩股协议书》《三方协议书》《承诺书》《收据》及相关转账凭证所反映的一系列客观事实表明，《增资扩股协议书》及《三方协议书》并非真正的股权转让，而是将勋爵公司49%股权作为对顾寿芳4474.2951万元借款债权实现的担保，本质上是通过以勋爵公司49%股权过户至东森公司名下方式担保顾寿芳对梁仕爵的4474.2951万元借款债权实现，待梁仕爵以5700万元为对价偿还4474.2951万元债务后，东森公司名下勋爵公司49%股权复归于勋爵公司或勋爵公司指定第三人，即双方当事人系以勋爵公司增资扩股并实际转移勋爵公司股权作为梁仕爵偿还顾寿芳借款的担保，符合让与担保的法律特征。顾寿芳主张梁柏妍于2016年4月28日向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的起诉证明了勋爵公司的股东对东森公司资格的确认，因梁柏妍未缴纳诉讼费，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未立案受理梁柏妍的起诉，并未认定东森公司对勋爵公司的股东资格。一审判决认定《增资扩股协议书》《三方协议书》涉及法律关系属于本案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之外的另一法律关系不当，但认定4474.2951元未转成股权转让款而是借款、5700万元不是股权转让款而是还款，符合本案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 综上，顾寿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25285元（顾寿芳已预交），由顾寿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兰 曲 审判员 黄文臻 审判员 黄滔滔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八日 书记员 谭 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