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汝阳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326民初3065号原告：孙学良，男，1968年12月21日生，汉族，住汝阳县，农民。原告：孙友良，男，1977年9月10日生，汉族，住汝阳县，农民。原告：孙玉红，女，1956年10月5日生，汉族，住伊川县，农民。原告：孙玉秀，女，1965年5月7日生，汉族，住汝阳县，农民。四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靳红站，河南君信和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被告：汝阳县民政局，住所地汝阳县城人民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10326005421947W。法定代表人：刘文超，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耿小辉，河南民天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被告：汝阳县内埠镇大安工业区敬老院，，住所地汝阳县内埠镇大安工业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103263269131922。法定代表人：康民杰，该镇民政所长兼该敬老院负责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狄海军，河南民天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原告孙学良、孙友良、孙玉红、孙玉秀与被告汝阳县民政局（以下简称县民政局）、汝阳县内埠镇大安工业区敬老院（大安敬老院）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原告于2020年7月27日以监护人责任纠纷起诉。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9月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四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靳红站，被告县民政局委托诉讼代理人耿小辉，大安敬老院法定代表人康民杰、委托诉讼代理人狄海军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四原告损失10万元；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四原告之胞兄孙扔（1954年2月1日生）于2009年下半年经原告孙玉红申请，被大安敬老院接收。2013年3月5日孙扔在大安敬老院走失，经多地、多方式查找至今杳无音讯。后经原告申请，汝阳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25日作出判决，宣告孙扔死亡。原告认为，原告将孙扔交给大安敬老院，造成孙扔死亡的根本原因系大安敬老院没有尽到合同管理责任，大安敬老院应对孙扔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县民政局系大安敬老院的主管单位，对孙扔死亡有监管过错。其主张损失孙扔死亡赔偿金30.3275万元、丧葬费3万元、精神赔偿金5万元，计38.3275万元，考虑受害人具体情况和被告实际，要求二被告赔偿10万元。被告大安敬老院答辩：1、原告不具有索赔主体资格。孙扔系农村五保户老人，按政策规定，没有抚养、供养义务主体且无劳动能力人才能确定为五保户，依2016年3月1日起实施的《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第18条（五保对象的个人财产，其本人可以继续使用，但不得自行处分）、第19条（五保对象死亡后，其遗产归原在的集体经济组织所有），五保户的财产不存在继承问题。2、敬老院对五保老人入敬老院集中供养，须亲属申请、民政审核，衣食住行都由民政负担；敬老院设有护工，负责院里老人的衣食住行和起居，但不是封闭管理，能够生活自理的可以自由走动，甚至可以到院外自由活动。孙扔入院，相应监护权没有转移和被剥夺，监护义务应由监护人行使；孙扔虽稍微有点智力障碍，但有一定的认知能力，且年龄不是很大，生活可以自理，能够自行走动，院里也允许他到院外活动，他也经常中午到附近大安村妹妹家吃饭。那天早饭后，孙扔说去他妹妹家，晚上八点未归，被告就直接与原告联系，后报警并张贴寻人启事，至今生不见人、死不见尸。要求被告赔偿10万元，缺乏法律依据和事实根据。被告县民政局辩称：其对大安敬老院负有监督管理责任，但并不从该院日常事务及具体供养工作，依国家及市县文件规定其职责系行政性。其他同大安敬老院答辩意见。原告出示证据：汝阳县人民法院（2018）豫0326民特14号民事判决书和汝阳县公安局内埠派出所证明各1份。以证明孙扔在被告大安敬老院走失，经原告申请，法院于2019年9月25日作出判决宣告孙扔死亡；四原告与孙扔为兄弟妹关系。二被告质证意见：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证明方向不认可。被告大安敬老院出示证据：甲方大安敬老院、乙方孙扔、丙方孙玉秀（监护人）签订的《汝阳工业区五保户入院协议》1份。其陈述：此系孙扔入院时的协议，协议第五条明确约定“五保户入院后若私自外出造成重大事故由其本人及监护人负全责”，因此即便是走失，责任不应由当敬老院承担。质证意见。县民政局表示无异议。原告提出：协议真实性无异议，但该免责条款有被法律规定。孙扔入院后，孙扔的亲属已不能直接管理和监护，监护责任已全部转移到敬老院，孙扔外出敬老院必须知道；孙扔走失的当天中午还在敬老院吃饭，下午两点多有人见他在信用社门口坐着；出现了管理责任应当赔偿。县民政局出示证据：汝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汝政办（2017）72号文件、洛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洛证办（2017）88号文件各1份（汝阳县、洛阳市“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办法”及印发通知）。以证明：敬老院系属地管理，县级人民政府统筹本行政区域内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工作，乡镇人民政府负责特困人员的审核上报供养；其职责是行政，并不具体负责救助人员的供养、看护。原告质证意见：县民政局职责不仅是行政，且对敬老院负有监督管理责任。本院根据当事人陈述、举证、质证及证据规则确认事实如下：孙扔，男，1954年2月1日生，汉族，户籍汝阳县内埠镇茹店村**，身份证号码，系四原告之胞兄，系农村五保户老人。被告大安敬老院系汝阳县内埠镇人民政府举办并登记的事业单位法人，宗旨和业务范围“为辖区内农村五保对象提供养老服务保障，五保对象服务，社会老人托养，其他相关服务”，经费来源“上级补助收入”。2009年下半年，由原告孙玉秀提出申请，经有关组织审查同意，孙扔入大安敬老院接受政策性的集中供养。入院时，该敬老院作为甲方，孙扔作为五保户乙方，孙玉秀作为监护人丙方，三方签订了《汝阳工业区五保户入院协议》，该协议九条，其中第五条“五保户入院后若私自外出造成重大人身安全事故由其本人及监护人负全责”，第六条“五保户亲属或监护人每季度至少来敬老院看望一次，了解院民的情况，积极配合敬老院管理人员的工作，不得无理取闹”，××危时、亲属应负责将院民拉回家，并处理善后事宜”。孙扔入住大安敬老院后，大安敬老院认为“孙扔年龄不是很大、生活可以自理、能够自行走动，允许他到院外活动”，孙扔也常到大安村妹妹家。2013年3月5日午饭后，孙扔外出自由活动，当晚八时未归，该院见此即与孙扔亲属联系，发现走失后多方查找并向公安机关报案。2018年8月31日四原告以孙扔一直杳无音讯为由向本院申请宣告孙扔死亡，本院经审理于2019年9月25日作出（2018）豫0326民特14号民事判决，宣告孙扔死亡。本院认为：本案系原告因其袍兄农村五保老人在敬老院走失而引起的赔偿责任纠纷。依国务院《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规定：农村五保供养是指依照本条例规定，在吃、穿、住、医、葬方面给予村民的生活照顾和物质帮助；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农村五保供养工作，乡、镇人民政府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村民委员会协助乡、镇人民政府开展农村五保供养工作。农村五保供养包括下列内容：(一)供给粮油、副食品和生活用燃料；(二)供给服装、被褥等生活用品和零用钱；(三)提供符合基本居住条件的住房；(四)提供疾病治疗，对生活不能自理的给予照料；(五)妥善办理丧葬事宜。农村五保供养对象可以在当地的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集中供养，也可以在家分散供养；农村五保供养对象可以自行选择供养形式。洛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及汝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相应的“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办法”规定：集中供养的特困人员，由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或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按照便于管理的原则，就近安排到相应的供养服务机构，也可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安排到其他养老服务机构供养。特困人员本人应当与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供养服务机构签订供养服务协议，明确三方的权利、责任和义务，以及供养对象财产处置办法等。××需要集中供养的，应当由专门的供养服务机构提供集中供养服务。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标准包括基本生活和照料护理标准，照料护理标准按照差异化服务的原则，依据特困人员生活自理能力和服务需求分档制定，分为全自理标准、半自理标准、全护理标准三个档次；丧葬事宜按《河南省殡葬管理办理》的有关规定执行，集中供养的由供养服务机构办理。因此敬老院是政策性集中供养服务机构，五保老人入敬老院，享受的是集中供养服务，国家对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有特别法，确定当事人间的权利、责任和义务应首先适用国务院该行政法规及当事人协议，此法没有规定的适用民法相关规定。涉案的三方协议约定“五保户亲属或监护人每季度至少来敬老院看望一次”，说明当事人约定的是集中供养，本案应系服务合同纠纷。服务合同中的责任应当依法律规定及当事人协议确定，相应的赔偿应适用过错归责原则并依法确定。被告县民政局不是当事人合同的相对人，县民政局对敬老院的职责系行政性，原告主张的县民政局应承担赔偿责任，不属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范畴。大安敬老院接受对孙扔集中供养后而孙扔在大安敬老院走失，大安敬老院存在有管理不到位之过错，应负相应管理过错责任。从当事人陈述、举证情况看，供养孙扔有一定民事行为能力，当事人三方协议约定中除集中供养外没有特别护理内容，且孙扔也经常到院外活动；孙扔走失后，大安敬老院也积极履行了通知、寻找义务，并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因此被告大安敬老院虽存在管理过错，但该过错程度较轻。关于原告主张的三项损失及赔偿。监护在某些方面是权利、某些方面是义务，其本身不是赔偿的依据。原告主张的丧葬费，涉及的是丧葬义务的主体及内容，而非权利主体及内容，虽然孙扔已被宣告死亡，且依《河南省殡葬管理办理》规定被告大安敬老院负有一定义务，但该义务的内容及形式系法定，目前被告大安敬老院没有违反该义务，此项不涉及侵犯原告权利，原告此项主张，本院无法支持。主张死亡赔偿金一般系共同生活家庭成员的权利，孙扔系五保户，四原告并非孙扔的共同生活家庭成员，原告主张死亡赔偿金，缺乏依据，无法支持。精神损害赔偿系侵权责任法的范畴，本案虽系服务合同纠纷，但被告大安敬老院履行职责依据不仅是合同约定且部分系法律规定，四原告虽非孙扔的共同生活家庭成员，但系同胞弟妹，也属孙扔近亲，原告主张的精神损害赔偿项目，符合法律规定，但数额乒乒乓不宜过高，且被告大安敬老院的管理过错责任较轻，本院酌定1.2万元。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第十一条、第二十七条第三项、第四十八条、第一百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第二条、第九条、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汝阳县内埠镇大安工业区敬老院赔偿原告孙学良、孙友良、孙玉红、孙玉秀因孙扔死亡的精神损害抚慰金1.2万元。二、驳回原告孙学良、孙友良、孙玉红、孙玉秀的其他诉讼请求。诉讼费减半收取为1150元，由原告孙学良、孙友良、孙玉红、孙玉秀承担1000元，被告汝阳县内埠镇大安工业区敬老院承担15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建华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李嘉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