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05民初4892号原告：邓芳。原告：徐小彪。原告：黄爱武。原告：徐某1。原告：徐某2。以上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宇宁，广东冠豪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文华，广东冠豪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深圳市尚酷体育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罗湖区莲塘罗沙路**桐馨园**首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0589677751。法定代表人：朱银侠。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长森，北京市京都（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缪智华，北京市京都（深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深圳华侨城会所管理有限公司东方花园会所，住所，住所地深圳市南山区沙河街道深南901-7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33502803XU。负责人：闵江波。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剑芳，系公司东方花园会所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曾苑芬，系公司东方花园会所员工。被告：深圳华侨城会所管理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锦绣花园会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813634282。法定代表人：史建龙。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剑芳，系公司东方花园会所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曾苑芬，系公司东方花园会所员工。原告邓芳、徐小彪、黄爱武、徐某1、徐某2诉被告深圳市尚酷体育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被告一）、深圳华侨城会所管理有限公司东方花园会所（以下简称被告二）、深圳华侨城会所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被告三）生命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2月24日立案受理后，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6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邓芳及五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宇宁、邓文华，被告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长森、缪智华，被告二、被告三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曾苑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五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三被告赔偿五原告死亡赔偿金345264元；2、三被告赔偿五原告丧葬费25870元；3、三被告赔偿五原告扶养费275638元；4、三被告赔偿五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事实和理由：2019年4月3日，原告邓芳与被告一签订网球会员协议，办理了价格为2800元的网球教学会员卡，会员服务内容为一对一教学10节课。该网球场是被告一向被告二租赁的，被告二的经营场所为深圳市南山区东方花园小区会所，被告一租赁该会所5楼作为网球场。2019年9月12日晚，原告邓芳、徐某1和徐恒一同到网球场上网球课的第八节课。上课时间为20:30-21:30，这次换了新的教练，由徐傲强教练授课，三人轮流接受教练指导，网球场的管理人员徐波在旁值班监督。正式上课前没有热身运动，授课内容也增加了难度和强度。21:21分，徐恒在完成左右场地之间跑动接球动作第二遍后突然呼吸困难，脸朝下倒地昏迷不醒。在场人员一起跑过去把徐恒脸朝上翻过来，呼喊他，但没有反应。教练估计徐恒踹不过气，让其转身脸朝下，还是没有反应，后将其转到正面朝上平躺，教练开始进行胸部按压，但其不具备专业的急救资格及急救知识，尝试打开气道，而后让原告邓芳进行人工呼吸，但原告邓芳发现气吹不进去，教练在旁边做胸部按压，但没有达到心肺复苏要求的1秒2次的频率。在教练徐傲强进行胸部按压约三、四分钟后，被告一的管理人员徐波未先拨打120急救电话，而是于21:20分拨打110报警向派出所陈述事情发生的经过，经派出所告知其应先拨打120急救电话后，才连忙拨打120电话，无形中浪费了急救的宝贵时间。在等待120的过程中，徐波通知了被告二，被告二派出值班游泳池救生员黎永寿（具有职业资格证书）协助急救，21:25分，黎永寿到达五楼网球场，帮徐恒进行心肺复苏，但心脏按压的位置不对，其按压在徐恒的心脏正上方，不是正确位置两乳连线的中点。黎永寿做心肺复苏无效后，进行气道检查，发现气道没有打开，故对气道进行打开，指导原告邓芳进行人工呼吸，这时，原告邓芳才感觉到气吹进去了。21:36,120急救车到达现场，急救人员发现电梯不在1楼，于是从1楼爬到5楼，原告邓芳讲述事发经过，抢救人员也明确告知做人工呼吸前要先打开气道。抢救人员开始进行手法气道打开、复苏气囊辅助呼吸、给氧、CPR、心电监护、建立静脉通道等其他急救措施，在抢救过程中，120抢救人员发现网球场内未安装任何电源插口，此时被告二的电工也不在岗。经联系，电工到达后，电源线是从三楼接线至五楼，从通知被告二准备插座到接好电线前后共花费了20分钟，这对于死者来讲，完全是致命的原因。22:05，准备好电线插座，120抢救人员抢救至22:37分，最终抢救无效，宣布徐恒死亡。经深圳市公安局南山公安分局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属于猝死。原告认为，从事发到结束，被告一、被告二存在以下过错：1、被告一作为网球场的经营者，根本未尽到安全告知、风险告知等义务，上课训练前，被告一未告知及培训有关网球运动的危险性和注意事项，也未在现场粘贴任何安全告知或风险提示，也对原告一家人的身体状况进行检查或要求原告一家人提供健康体检报告等，是否适应哪个等级的训练强度。相反，事发后，被告一在网球场的围栏及休息区粘贴温馨提示。被告一也未进行急救知识的培训，教练员不具备急救资格。2、进行网球训练时，未对原告邓芳等人进行训练前的热身运动。网球作为高强度体育项目，应该进行专业的热身运动，其次徐傲强教练是第八节课才更换的教练，授课刚开始，直接增加了之前没有做过的高强度网球接球动作，加上之前未做热身运动，徐傲强教练并未考虑到徐恒的体质是否能承受该动作的训练强度，从而导致徐恒在做完第二遍动作时倒地昏迷。3、被告一的教练未取得相应的教练资格及职业资格的资质，被告二的救生员虽有职业资质，但他们的抢救方法错误，错过了黄金的抢救时间。教练徐傲强做心肺复苏时频率并未达到1秒2次的标准，让原告邓芳做人工呼吸前也未先打开徐恒的气道，被告二的救生员黎永寿做心肺复苏时心脏按压位置不对。4、救治过程中，被告一的管理人员徐波未及时拨打120急救电话，而是拨打110后才拨打120，耽误了抢救时间。5、被告一的经营场所竟然没有任何电源插座，原告怀疑网球场是否符合建设标准，安全，消防是否合格，没有电源插座导致在120抢救人员到达现场后，只能临时通知被告二的电工从三楼接线到五楼，拖延了20分钟，耽误了黄金抢救时间。6、被告二提供五楼给被告一作为网球场的经营场所，原告发现其《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活动许可证》已经过期，被告二仍将许可证张贴在一楼大堂，被告二已不具备经营资质仍继续经营，违反法律规定，提供给被告一的经营场所为楼顶，其安全、消防等没有达到开具网球场的条件，在徐恒倒地后，被告二派出的救生员也因心肺复苏动作不标准，电工不在岗等过错行为，导致徐恒错过黄金救治时间，故被告二应对徐恒的死亡与被告一承担同等过错责任。被告二系被告三的分支机构，其民事责任也应由被告三承担。综上，虽然徐恒猝死的主要原因不是由三被告造成，但三被告存在未做风险提示、未尽到安全告知义务、教学方式不正确、救治不及时、未尽到经营场所的安全保障义务等诸多过错，因此，五原告主张三被告对徐恒的死亡承担过错责任，符合事实和法律依据。事发后，五原告多次找三被告协商无果，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法院依法公正判决。被告一辩称，1、五原告关于被告一对徐恒死亡存在过错的理由不能成立，其要求被告一承担赔偿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第一，网球运动不属于高危险性体育项目，我国并无法律规定要求网球经营者要尽到网球运动危险性和注意事项的告知义务。第二，事发当天的训练仅仅是基本训练，不存在高强度对抗训练，因此热身运动并非必经程序，同时，教练在课程开始前已建议学员先做热身运动。第三，被告一并不存在错误急救，延迟呼救等过错。徐恒倒地后，教练立即对其胸部按压试图急救，该急救行为并无过错，原告称未达到“1秒2次”并无证据。胸部按压约进行三、四分钟后，徐波于21点20分20秒拨打110，并于21点21分57秒拨打120，整个过程不存在拖延呼救，耽误抢救时间问题。17分钟后，急救人员到场救治，此时徐恒已无呼吸、无脉搏、无意识，说明徐恒自身情况非常凶险，即便徐恒倒地当时有医护人员及急救设备在场，是否能够救治，也是未知数。所以被告一对徐恒的死亡无过错。2、五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徐恒的死亡与五原告所谓的“被告一存在过错”存在任何因果关系，原告主张的侵权责任不能成立。受害人有义务对行为人的过错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进行举证。但五原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所谓的“被告一过错”与徐恒死亡之间存在任何因果关系，故五原告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徐恒作完第一次训练后下场休息，休息途中将其女儿送回家后再回来参加第二次训练。在第二次训练结束后忽然呼吸困难，脸朝下倒地，后经抢救无效后死亡，死亡原因是猝死。徐恒做完第一次训练后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活动与休息，身体已得到了放松，而且与其一起训练的原告邓芳和其女儿也未出现身体上的不适，故应是徐恒自身存在的某种潜在性疾病等生理原因导致徐恒猝死。原告未举证证明徐恒猝死与被告一的行为存在因果关系，被告一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3、徐恒猝死系其自身原因造成，与被告一无关。4、原告徐小彪、黄爱武无扶养费赔偿请求权。五原告无证据证明原告徐小彪、黄爱武存在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情形，故原告徐小彪、黄爱武无赔偿扶养费请求权。综上所述，五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法院依法驳回五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二、被告三共同辩称，1、五原告起诉状描述的情况很多地方与电梯监控、现场救生员描述、沙河派出所、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分站院急救病例等载明情况不符，且无证据佐证。（1）、五原告有充分时间拨打急救电话，却强加过错于被告二和被告三。事发时，原告邓芳和被告一的人员都在现场，有充分时间可以拨打急救电话，被告二、被告三接到通知后，及时响应处理，协助急救事宜，符合常理。（2）、被告二游泳池救生员在事发后积极协助抢救，五原告主张其心肺复苏不标准，将过错强加于见义勇为人员，与事实不符。（3）、五原告在起诉状主张“急救人员发现电梯不在一楼，于是从一楼爬到五楼”纯属臆想，不符合事实。根据现场监控和现场照片显示，现场会所大厅一楼有电梯，且医护人员在被告一教练的指引下，在一楼进入电梯，到达急救现场施救。（4）、五原告主张网球场内并无安装任何电源接口，且电工不在岗，延误救治，致患者死亡，无事实依据，且无因果联系。根据现场情况记录表记载，死亡时间：21时38分，根据监控，医护人员于21时37分47秒上到五楼，然后到达现场后患者无生命体征抢救后死亡。根据急救病历记载“病情转归：到达时已死亡”。急救人员到场携带专业的救护设备和人员，应有应急用电设备，能应对各种恶劣环境救援。患者处于网球场中间空旷地带，周边无电源设计并无不当，且是否存在电源与本案无关，被告二的电工也在岗，并非五原告所描述的情况。（5）、五原告主张《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活动许可证》已过有效期，质疑被告一的资质，与实际情况不符，且无法律依据。《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活动许可证》显示的有效期至2022年10月17日，且经营许可项目为游泳，被告一经营无需该许可证，原告的该主张与本案无关。2、被告二、被告三已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并无过错，且患者死亡与被告二、被告三无因果关系。接到通知后，被告二的工作人员积极响应，管理指挥、安保引导、前台协助、其他场地救生员协助，电工24小时响应，方方面面尽所能提供各项协助，已经最大限度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并无过错，徐恒死亡原因系猝死，与被告二、被告三无因果联系。3、被告二、被告三在本案中无合同约定，也无安全保障过错，无需承担任何赔偿责任。综上，五原告主张于法无据，请法院公正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徐恒与原告邓芳系夫妻关系，生育两个女儿，分别为原告徐某1、徐某2。原告徐小彪、黄爱武系徐恒的父母，其自称生育了包含徐恒在内的两名子女。被告一在被告二处经营网球培训，被告二系被告三的分支机构。2019年4月3日，原告邓芳与被告一签订《会员协议》，购买1对1私教10节网球课，共计2800元。2019年9月12日20:30分，徐恒、原告邓芳、徐某1一同上课，三人轮流训练。20:45至20:55分，徐恒离开网球场送小女儿徐某2回家，之后返回到网球场继续上课。21:12分，徐恒脸部朝下倒地，被告一的教练对徐恒进行胸部按压，并让原告邓芳进行人工呼吸。21时20分20秒，被告一的工作人员徐波拨打110电话报警。21时21分57秒，徐波拨打120电话。在此期间，被告二收到通知，被告二的游泳池救生员黎永寿到达现场协助急救。电梯监控显示，被告一的工作人员搭乘电梯到1楼接120抢救人员，21时37分，两名抢救人员手持可携带抢救设备随同被告一的人员进入电梯并搭乘电梯至5楼。根据《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分站院前急救病历》记载：21:36:15秒，抢救人员到达现场，初步诊断为循环系统疾病—猝死，病情转归为到达时已死亡。五原告称，事发当天的训练增加了网球接球动作的训练课程，教练随机发球，学员转身接球，明显加大了运动强度。徐恒晕倒后，在场的原告邓芳心情慌乱，寄希望于教练能在第一时间内救治徐恒，几分钟后发现没有任何好转，才要求被告一在场的工作人员徐波赶紧拨打120，徐波拨打了110之后再拨打120，而不是第一时间拨打120。被告一称，网球运动不属于高危体育项目，不需要风险提示，被告一的工作人员已及时进行施救，原告邓芳对徐恒的身体状况最为了解，原告邓芳应第一时间拨打120，被告一在正常情况下会先行自救，然后根据情况再拨打120，事发8分钟之后，徐波就拨打110，接下来拨打120，没有过错。被告一提交了《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许可管理办法》、《第一批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目录公告》拟证明网球不是高危险性体育项目不适用《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许可管理办法》对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的规定。经查，《第一批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目录公告》列明的高危险性体育项目中没有网球。被告一提交的裁判员证书教练显示，教练徐傲强为国家一级裁判员。五原告称该裁判证书的年度注册记录只有2018年的记录，因此有理由相信该证书已失效。被告二、被告三对被告一提交的证据予以认可。被告二、被告三提交了内部管理资料、2019年9月12日的会所五楼巡查表拟证明被告二对突发事件具有完备的安全应急预案，人员配备齐全，并对区域进行巡逻管理，已尽到安全注意义务。五原告称，无证据显示该内部管理文件是事发前制作的，也没用具体的编写人员及负责人员签名。被告二、被告三提交了《广东省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活动许可证》拟证明该许可证证明的经营许可项目为游泳，许可证有效期至2022年10月17日。被告二、被告三提交了救生员工作职责和内容、救生员黎永寿所写的事件描述、救生员岗位证拟证明救生员主要管理游泳池，具有上岗证，现场对徐恒的救助系见义勇为，其救助行为不存在过错。被告二、被告三提交了网球场照片、运动须知照片，照片显示，网球场运动须知挂在球场右侧，网球场四周无墙，被铁丝网围住。上述两被告称，五楼属于敞开的室外场所，有一个配电房，徐恒晕倒的场地距离墙面较远，一般的插座也无法连接到徐恒晕倒的地方，且该事项与本案无关，抢救人员到达现场后抢救即告知已经死亡，并未通知被告二安排插座事宜，且救护人员佩戴的医护用具足以应付各种恶劣天气环境或突发情况。被告一称网球场地无电源接口，也无相关规定要求。五原告称，抢救人员到达现场后，第一时间告知需要接电源，且被告一的工作人员徐波也通知电工要求到现场处理电源，后来是从三楼将电源接到五楼供抢救人员使用。被告二、被告三称，三楼到五楼就是消防梯的通道，距离很近，且公司配电应急设备齐全，直接插上插座即可，响应的时间只是电工从会所拿电线上楼供电的步骤。原告邓芳称，该照片是事发后的9月19日所拍摄。事发当天，球场门口并没有张贴运动须知，后原告邓芳在事发后在网球场休息的椅子旁的茶几上发现《运动前的须知》。被告一称，网球场不仅在门口有提示，在其他位置也张贴了须知。被告二、被告三提交了深圳市公安局消防局的消防审核意见拟证明会所的消防安全已通过审核验收。五原告称，上述审核意见系2004、2005年出具，两被告应出具近期审核的消防相关意见，并且应举证证明会所五楼顶楼经营运动场所是经有关部门审批准许的。被告二、被告三称，会所五楼自开发商交付时就是网球场。被告一称2015年左右开始在会所五楼经营网球场。本院认为，本案的案由为生命权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三被告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本院分析如下：首先，虽然与被告一签订会员协议的是原告邓芳，但在训练课程中，徐恒也加入了训练，被告一对此并未表示拒绝而是接受原告邓芳、徐恒及其女儿一起上课，因此，徐恒与被告一存在培训合同关系。徐恒作为接收网球培训的一方，其作为成年人，应能认知在进行网球训练的过程中必然要承受一定程度的运动强度，此运动强度对身体健康会造成潜在的危害风险，其自愿接受网球训练课程的行为，应视为愿意接受这一潜在风险。五原告称，事发时，教练增加了训练项目，加大了运动强度和难度。但并无证据表明当时徐恒对此提出过异议，而是继续参加训练，应视为接受被告一的训练内容和方式。第二，被告一作为网球训练课程的提供者和网球场的经营者，应提供专业的教学指导，并对学员的人身安全尽到合理限度范围的安全保障义务，发生意外时，应及时救助。本案中，徐恒于21时12分晕倒后，教练立即对其进行了心肺复苏的急救操作，五原告称教练心肺复苏的按压频率未达到“1秒2次”及抢救动作错误，但并无证据能够证明五原告的上述主张，故本院不予采信。在抢救无果的情况下，被告一的工作人员拨打了110电话、120电话，在120抢救人员到达后，被告一也积极提供了协助。网球运动不属于高危险性体育项目，鉴于目前尚无强制性法律规范或行业规则规定网球训练机构和运动场所必须配备掌握专业急救技能的教练人员，也无证据证明被告一的经营存在违法或不当之处。本院认为，被告一在徐恒晕倒后立即采取了急救措施并在合理的响应时间内拨打电话求救，尽到了合理限度范围的安全保障义务和救助义务。第三，被告二作为会所的物业管理人，事发后，其游泳池的救生员到场协助救治。五原告称网球场地无电源插座，电工不在场导致耽误了抢救时间，但《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分站院前急救病历》记载，21时36分15秒，抢救人员到达现场，到达时已死亡，因此没有证据证明徐恒的死亡与120抢救人员到达后的设备使用情况有关，也没有证据证明被告二在抢救过程中存在过错行为。综上，徐恒的猝死是意外事件，被告一和被告二已尽到合理限度范围的安全保障注意义务，五原告主张三被告承担赔偿责任，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邓芳、徐小彪、黄爱武、徐某1、徐某2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0767.72元，由原告邓芳、徐小彪、黄爱武、徐某1、徐某2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谢雯琦人民陪审员  宋 歌人民陪审员  杨良萍二〇二〇年九月十日书 记 员  梁运致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