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粤民申7795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郑瑞英，女，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谭伟华，广东阳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深圳市龙井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法定代表人：郑志强，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中明，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中伟，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再审申请人郑瑞英因与被申请人深圳市龙井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井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二审法院）（2019）粤03民终6153号民事裁定，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郑瑞英向本院申请再审，请求：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六）项的规定再审立案。2.依法撤销二审裁定；3.改判支持申请人于本案的全部诉讼请求，依法确认申请人具有被申请人一级原始股东身份和持股权利及相关的分红权利。事实和理由：一、2015年，深圳市南山区西丽长源树（与申请人所在村相邻的村）村民吴志莲等多人，因被村集体所有的股份公司以婚姻为由剥夺原有的股份公司股东资格而起诉村股份公司，请求法院确认其依法享有村股份公司的股东资格（与本案案情相同）。案经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审理，均以与本案二审裁定相同的理由裁定不受理；案件申诉至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后，裁定撤销了深圳市两级法院不予受理的裁定内容，指令一审法院立案受理。基于此，申请人认为二审法院裁定驳回本案起诉显然是错误的（见新证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粤民再397号民事裁定书）。二、二审法院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的规定，认为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错误，该条规定没有明确列出依法不应由人民法院受理的民事诉讼范围，更未将本案争议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确认之诉包括在内。三、对于与本案案情类似的同类案件，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及所属各级人民法院均已早有司法管辖的生效裁定和实体判例，如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粤民再397号民事裁定就明确村民在以村集体所有的财产折股成立的股份合作公司中享有股东资格后又被剥夺产生的民事纠纷，属于人民法院应当受理的民事诉讼范围。自此之后，深圳市两级法院根据（2016）粤民再397号民事裁定，实体审理了一大批同类案件，却对申请人相同请求的起诉予以驳回起诉，对申请人而言是不公平的。龙井公司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称：一、郑瑞英申请再审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的规定。郑瑞英提交（2016）粤民再397号民事裁定作为申请再审的新证据，但该裁定所涉案情与本案不同，且该裁定也不能证明本案争议的事实。二、郑瑞英申请再审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的规定。（一）郑瑞英自始未取得龙井公司的股份，不具有龙井公司的股东资格。1.1992年10月19日的《深圳市龙井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1992年《章程》）不能证明郑瑞英在当时已是龙井公司的股东。龙井公司在1997年前都没有完成股东身份的确认工作。郑瑞英引用的1992年《章程》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规定属断章取义，因为该《章程》只是对合作股分配资格进行初步规定，其中的很多内容并没有具体实施，而且该三条规定的内容也并非具体确定股东身份。2.郑瑞英提供的《农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股权证书》（以下简称《股权证书》）不能证明郑瑞英具有龙井公司的股权和股东资格。首先，该《股权证书》的颁发单位是“龙井自然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并非龙井公司。其次，该《股权证书》的落款时间是1990年12月，而龙井公司于1992年才登记成立。第三，《股权证书》载明的股东为“郑亚友”而非郑瑞英。第四，该《股权证书》并无记录龙井公司曾向郑瑞英发放分红的内容，即不能证明郑瑞英以股东的身份领取过龙井公司的分红。（二）郑瑞英未确定为龙井公司的合作股股东符合当时的历史情况。根据1992年《章程》第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从常理来看，如果郑瑞英完全符合分配股份的条件，龙井公司不会无端不给其分配股份。另外，在九十年代，股份公司股份的经济价值远没有现在高，放弃取得股份公司股份的成员大有人在。（三）龙井公司没有在郑瑞英享有股东资格后又剥夺其股东资格，故本案与（2016）粤民再397号民事裁定所涉的案情不同，不能按该裁定确定的裁判规则对本案进行裁决。（四）郑瑞英关于确认其股东资格及补发分红等请求，因涉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确认问题，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故二审法院驳回郑瑞英的起诉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取得龙井公司的股份并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而是依据《深圳经济特区股份合作公司条例》等相关法规及政策规定。根据《深圳经济特区股份合作公司条例》，股份合作公司是由以行政村或者村民小组（自然村）为基础组成的合作经济组织改组设立。因此，是否是股份合作公司的股东以及能否参与公司分红取决于公司章程及村民（股东）的意思自治。而且关于股份合作公司股东资格的确认是一种身份确认行为，应当在相关政策指导下由村民（股东）自治完成，这种自治并非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民事行为，故不属于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范畴。综上答辩意见，请求驳回郑瑞英的再审申请，维持二审裁定。本院经审查认为，郑瑞英起诉本案请求确认其为龙井公司一级合作股股东和龙井公司向其补发自1993年至2017年期间的股东分红459000元，其主张取得龙井公司股份系依据1992年《章程》第十五条。对此主张，龙井公司则认为自公司于1992年成立至今，郑瑞英从未被确认为公司合作股股东，1992年《章程》关于合作股的规定只是对合作股分配资格进行初步规定，并未把合作股具体分配到成员名下；郑瑞英提交的《股权证书》涉及的股东与郑瑞英无关，不能证明其具有龙井公司股权的事实。对于双方的争议，一审法院经实体审理查明，龙井公司于1992年10月30日成立，而郑瑞英提交的《股权证书》系1990年12月颁发，且《股权证书》发放主体并非龙井公司，登记的股东亦非郑瑞英本人；经1996年10月28日股东代表大会通过的1996年《章程》和《深圳市龙井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合作股股东名册》，废止1992年《章程》的同时确认龙井公司合作权1082900股由黄运带等454名村民所有，其中并不包括郑瑞英。据此，本案争议事项涉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股份化改制后成立的股份合作公司的股东资格确认和能否取得合作股分红问题，进而涉及到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股份合作公司股东资格认定问题。根据《深圳经济特区股份合作公司条例》第十三条第一款关于“以村民小组所有的集体财产为基础设立公司的，应当以村民小组村民为股东”、第十七条第一款关于“设立公司应当制定公司章程。公司章程应当经村民会议讨论通过”和第二款第（五）项关于“公司章程应载明下列事项：……（五）取得公司股东资格的具体条件；……”的规定，对于龙井公司这种以村集体所有的财产为基础设立的股份合作公司，其股东资格的确认也应属于股份合作公司的自治范围。故郑瑞英起诉本案时，应就其龙井公司的股东资格已经确认并曾经享受过股东福利待遇提交相应的初步证据予以证明，但郑瑞英起诉以及申请再审时提交的证据均不足以为证。郑瑞英应先就其是否具有龙井公司的股东资格，按照龙井公司组织章程申请处理；如对龙井公司的处理决定不服的，可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七条第三款关于“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违反前款规定的，由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责令改正”的规定，向相关政府部门申请处理。郑瑞英在其股东资格未经确认前提起本案诉讼，不符合民事诉讼受理条件。一、二审法院裁定驳回郑瑞英的起诉、上诉并无不当。关于郑瑞英申请再审所提到的本院（2016）粤民再397号民事裁定，该案争议属于村民在以村集体所有的财产折股成立的股份合作公司中曾享有股东资格后又被剥夺产生的民事纠纷，与本案不同，故郑瑞英认为二审法院同案不同判的再审申请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郑瑞英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再审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郑瑞英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史尊奎审判员  邵静红审判员  邹 莹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八日书记员  耿丽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