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桂12行终10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元吉，男，壮族，1960年9月10日生，住天峨县。 委托代理人罗挥得，广西罗挥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天峨县林业局，住所地天峨县**镇城东路**。 法定代表人韦联江，局长。 委托代理人黄万国，广西弘生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天峨县向阳镇燕来村常里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黎加亮，组长。 上诉人黄元吉诉被上诉人天峨县林业局行政协议及行政赔偿一案，不服天峨县人民法院（2019）桂1222行初61号行政判决，于2020年6月8日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9月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黄元吉及其委托代理人罗挥得，被上诉人天峨县林业局的委托代理人黄万国，原审第三人天峨县向阳镇燕来村常里村民小组（简称常里村民小组）的诉讼代表人黎加亮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天峨县林业局未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条第三款的规定出庭应诉。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查明，2001年天峨县被列为自治区级生态效益补偿基金试点县，于2001、2004、2006、2010、2012年进行了公益林区划界定调整工作。2010年常里村民小组进行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2013年常里屯被区划界定为自治区级以上公益林面积7925.6亩。黄元吉在常里村民小组拥有峨林证字（2010）编号Ｂ451101123970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证内胆巴沟防护林27.5亩、母病防护林14.6亩、母病防护林4.4亩、胆巴沟经济林1.3亩、灰表防护林3.6亩；拥有峨林证字（2010）第00025520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证内灰表防护林6亩、翁油防护林4.6亩、翁油防护林2.2亩、交打防护林89亩、旁过高防护林171.9亩、旁过高防护林10.2亩。2013年3月10日，天峨县签订编号为河0507130005、公益林3778.2亩和3296.2亩的《自治区级以上的公益林管护合同》两份。2013年10月5日，天峨县签订编号为河0507130005、公益林454.8亩的《自治区级以上的公益林管护合同》。2013年至2015年常里村民小组的生态公益林面积为7925.60亩，划为集体所有的公益林进行管护。2015年12月21日常里村民小组开会作出《向阳镇燕来村常里屯2013年至2015年度生态公益林补偿资金分配方案》以电表户为单位平均分配公益林补偿金，黄元吉到场参加会议，并在分配方案上签字认可，但后又反悔，认为应按林权证的面积来计算生态公益林补偿基金分配，而不同意分配方案并拒绝受领分配基金。因黄元吉一直未提供个人银行账户，拒绝受领其应当获得的补偿金，常里村民小组一直未能向黄元吉支付，常里村民小组按分配方案，仍留存黄元吉应当获得的补偿金在集体的账目上，由黄元吉来领取。 2018年黄元吉以常里村民小组为被告、天峨县林业局为第三人提起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案由的民事诉讼，天峨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8日作出（2018）桂1222民初284号民事判决书，认为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制度，是为保护公益林资源，维护生态安全。林业主管部门与常里村民小组签订集体公益林管护合同，并非与黄元吉个人就其林权证内林地签订个人公益林管护合同，黄元吉诉请按其林权证所记载的林地面积作为依据，计算分配公益林补偿基金，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为此，驳回黄元吉的诉讼请求。黄元吉不服，提出上诉。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6日作出（2018）桂12民终532号民事判决书，认为天峨县签订了生态管护合同，该合同权利义务的相对方并不是黄元吉个人，而是常里村民小组。因此，黄元吉不能以林权所有者的身份直接主张本案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金归其所有。前述管护合同属于行政合同的范畴，如黄元吉认为该行政合同的签订、履行不当，应当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途径予以解决。在该行政合同未依法撤销前，不能在民事诉讼中直接支持黄元吉以林权所有人为基础提出的管护费用归属主张。为此，驳回黄元吉的上诉，维持原判。2019年9月6日，黄元吉以其拥有合法林权证却没有依法依规获得公益林权益，并且导致2013年以来黄元吉应得的公益林补偿金被常里村民小组瓜分，其根本原因是因为天峨县林业局不与公益林林权所有者黄元吉签订《公益林管护合同》，还把属于黄元吉的公益林林权所有者份额当作集体份额笼统与常里村民小组签订《公益林管护合同》，天峨县林业局的行政行为不合法为由提起行政诉讼。 原审判决认为，案件争议的焦点：一、黄元吉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二、天峨县签订的公益林管护合同是否存在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形？三、天峨县林业局是否应与黄元吉另行签订公益林管护合同，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四、黄元吉诉请的行政赔偿是否支持？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一、关于黄元吉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8〕1号）第六十五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知道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内容的，其起诉期限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计算，但最长不得超过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起诉期限”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超过五年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规定，本案中，黄元吉于2018年委托律师打民事官司时，律师从天峨县林业局处调取到天峨县林业局作为甲方与常里村民小组作为乙方签订的《公益林管护合同》作为诉讼依据，黄元吉才知道公益林管护合同的内容。黄元吉获知常里村民小组签订的公益林管护合同的内容后，以常里村民小组为被告、天峨县林业局为第三人提起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案由的民事诉讼，天峨县人民法院立案受理后，于2018年7月8日作出（2018）桂1222民初284号民事判决，黄元吉不服提起上诉，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6日作出（2019）桂12民终532号民事判决，认定集体和个人必须与林业主管部门签订公益林管护合同，并按合同约定履行了管护义务、承担了管护责任，才享有领取森林生态效益补偿金的权利。天峨县签订了生态管护合同，该合同权利义务的相对方并不是黄元吉个人，而是常里村民小组。因此，黄元吉不能以林权所有者的身份直接主张森林生态效益补偿金归其所有。前述管护合同属于行政合同的范畴，如黄元吉认为该行政合同的签订、履行不当，应当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途径予以解决。在该行政合同未依法撤销前，不能在民事诉讼中直接支持黄元吉以林权所有人为基础提出的管护费用归属主张。黄元吉在二审民事诉讼审理作出的终审判决的认定后，根据终审民事判决认定释明的诉讼方式和诉权另行提起行政诉讼，应视为原行政诉讼时效已经随民事案件审理自行中止或者中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第一百零一条“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关于期间、送达、财产保全、开庭审理、调解、中止诉讼、终结诉讼、简易程序、执行等，以及人民检察院对行政案件受理、审理、裁判、执行的监督，本法没有规定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黄元吉提起的行政诉讼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期限。 二、关于天峨县签订的公益林管护合同是否存在违反法律规定的问题。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公益林管理办法》第九条的规定，各级林业主管部门与公益林林权所有者签订管护协议，落实管护责任人，明确管护责任，对公益林实施有效管理。天峨县林业局作为林业主管部门，为了实现对公益林实施有效管理，按照上级有关部门关于公益林的管理规定，与作为公益林林权所有者的常里村民小组集体签订管护合同，约定常里村民小组对管护区域内的公益林进行管护。该管护合同属于行政合同范畴，行政合同的行政主体对于行政合同的履行享有行政优益权，行政主体签订行政合同是实现行政管理目标，维护公共利益。因此，天峨县林业局根据公益林管理的特点和实际情况，与常里村民小组签订管护合同更利于对合同履行的监督和检查。根据《中央财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是指各级政府依法设立用于公益林营造、抚育、保护和管理的资金。”《广西壮族自治区公益林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规定，“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主要用于公益林营造、抚育、保护和管理，不得挪作他用。”其实质就是管护补助支出，只有签订管护合同和承担管护责任的单位或个人才能取得管护补助，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不是黄元吉依林权证享有的利益。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公益林管理办法》第六条第二款规定，“公益林区划必须落实到地籍小班，实行小班经营管理，划定公益林原有的权属不变，受法律保护”。黄元吉作为林权证持有人，即使其有部分林地可能被区划界定为公益林，但其在该林地享有的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等合法权益仍保持不变，天峨县签订公益林管护合同不存在行政行为不合法，与现行法律法规没有抵触，黄元吉也并未因管护合同的签订造成合法权益受到侵害。黄元吉主张天峨县签订公益林管护合同行政行为不合法，违反法律规定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三、关于天峨县林业局是否应与黄元吉另行签订公益林管护合同，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问题。林权证是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或国务院林业主管部门，根据《森林法》或《农村土地承包法》的有关规定，对国家所有的或集体所有的森林、林木和林地，个人所有的林木和使用的林地，确认所有权和使用权，并登记造册，发放的证书。根据《中央财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管理办法》第九条规定，“林业主管部门应与承担管护任务的国有单位、集体和个人签订国家级公益林管护合同。”、第十条规定，“国有单位、集体和个人应按照管护合同规定履行管护义务，承担管护责任，根据管护合同履行情况领取中央财政补偿基金，”《广西壮族自治区公益林管理办法》第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公益林由县级人民政府按照国家和自治区有关区划界定，界定成果由自治区级林业主管部门会同财政部门报自治区人民政府审核同意后，国家级公益林报国家林业局和财政部核准，由国家林业局公布，自治区级公益林由自治区林业主管部门公布。”县级区划界定必须在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基础上，由具有丙级以上林业调查规划设计资质的单位承担。天峨县林业局无权区划界定黄元吉应得的公益林亩数。公益林区划界定和林权证林地面积的划定，采取的方法、分类、技术手段不一样，上级财政拨付的公益林补偿基金是以区划界定的面积为发放依据，而不是以林权证记载的林地面积为依据。管护合同的签订也要根据实现公益林的管理目标，维护公共利益的需要，与相对人之间经过协商一致才能签订。天峨县于2013签订的管护合同已实际履行，未违反法律的规定，不存在补签的情形。黄元吉要求以林权证记载的面积作为另行签订公益林管护合同和领取补偿基金的依据，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 四、关于黄元吉诉请的行政赔偿是否支持，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问题。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公益林管理办法》第九条的规定，“各级林业主管部门与公益林林权所有者签订管护协议，落实管护责任人，明确管护责任，对公益林实施有效管理”，《广西壮族自治区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管理实施细则》第十二条的规定，“林业主管部门应按隶属关系与公益林林权所有者或经营者签订管护合同，明确管护责任，管护要求与补偿权益，林农或村委会委托县、乡林业部门承担管护任务的，应与县、乡林业部门签订委托合同”、第十四条“国有林业单位、集体、林农个人、管护员都应按照合同规定，完成管护任务的单位和个人、财政和林业主管部门要及时兑现管护费。对因故意或重大过失而未按合同规定履行管护义务的，不予支持其管护费，并终止合同”。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管理实施细则》第五条的规定，公益林分为个人所有和集体所有两种情况，林权证只是林木的权属证明，并非生态公益林基金的发放依据，林木所有者取得生态公益林基金，必须经过林业主管部门区划界定和签订公益林管护合同并履行相应管护义务才能取得。2013年3月10日，天峨县签订编号为河0507130005的《自治区级以上的公益林管护合同》两份，公益林面积分别为3778.2亩和3296.2亩。2013年10月5日，天峨县签订编号为河0507130005的《自治区级以上的公益林管护合同》，公益林面积为454.8亩。2013年至2015年常里村民小组的生态公益林面积为7925.60亩，作为集体所有的公益林进行管护。根据天峨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规范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发放有关事项的通知》峨政办（2005）130第一条的规定，“凡经区划界定并核准纳入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的范围，必须以屯（或组）为单位，在组织召开群众会议讨论通过补偿基金发放分配方案的前提下，由本屯管护员根据群众集体讨论的结果张榜公示无异议后，如实规范填报《天峨县年度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发放分配方案表》，统一提交到所在乡镇林业站集中报送县林业局，县林业局根据各屯填报的补偿基金分配方案，将补偿基金通过农业银行或基层信用社以存折形式统一划拨到各户主账户，不再以管护员统一领取现金发放的方式发放补偿基金。”集体所有的公益林按《村民组织法》的程序通过分配方案，天峨县签订和履行《公益林管护合同》，2013年至2015年的森林生态补偿基金，天峨县林业局已经根据常里村民小组对公益林管护检查结果，以及常里村民小组村民代表集体讨论通过的分配方案报财政主管部门审核后支付给了包括黄元吉在内常里村民小组，并且黄元吉也在分配方案上签字认可，虽然黄元吉反悔拒绝领取，黄元吉应得的森林生态补偿基金份额仍留存在常里村民小组集体账户上，天峨县林业局的行政行为未侵犯黄元吉的合法权益，未给黄元吉造成损失，无需承担赔偿责任，黄元吉拒绝受领产生的利息损失应由其承担。因此，黄元吉诉请的行政赔偿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天峨县林业局的行政行为证据确凿，符合法定程序，适用法律、法规正确。黄元吉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诉请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黄元吉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黄元吉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定案件基本事实不清，部分认定案件事实错误甚至程序不合法。（一）本案的基本事实应当是四个基本点：1、本案的林权所有者包括两种情形：第一种是常里村民小组的集体林权所有者；第二种是拥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的林权所有者即林农个人也就是本案上诉人黄元吉的林权所有者。2、林农个人的林权所有者黄元吉的公益林面积330.9亩己经被包含在常里村民小组的集体林权所有者的总面积7925.6亩里面。3、被上诉人天峨县林业局只与集体林权所有者常里村民小组签订《公益林管护合同》，没有与林农个人林权所有者签订《公益林管护合同》。4、主管部门天峨县林业局只与集体林权所有者签订《公益林管护合同》，没有把属于林农个人所有者部分的公益林划出来另行单独签订《公益林管护合同》，导致黄元吉的330.9亩公益林被常里村民小组集体以电表户为单位统分瓜分平分。（二）被上诉人天峨县林业局违背前述基本事实只笼统与常里村民小组签订公益林管护合同，没有与林农个人的公益林林权所有者黄元吉另行单独签订公益林管护合同的做法违反以下规定并造成相关影响和后果：一是违反《广西壮族自治区公益林管理办法》第九条“各级林业主管部门与公益林林权所有者签订管护协议，落实管护责任人，明确管护责任，对公益林实施有效管护”及《广西壮族自治区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管理实施细则》第十二条“林业主管部门应按隶属关系与公益林林权所有者或经营者签订公益林管护合同，明确管护责任，管护要求与补偿权益”等规定，损害了上诉人签订公益林管护合同的资格权、作为合同相对人的身份权、享受公益林管护责任人权等合法权益。二是违反《广西壮族自治区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管理实施细则》第十二条“林农或村委会委托县、乡林业部门承担管护任务的，应与县、乡林业部门签订委托合同”之规定，从该规定可以看出林农是《公益林管护合同》的主体，本案作为林农个人公益林林权所有者的黄元吉并没有与被上诉人天峨县林业局签订过委托合同委托天峨县林业局承担管护任务，所以被上诉人天峨县林业局无权拿上诉人的公益林亩数与常里村民小组签订《公益林管护合同》；同理，黄元吉也没有与常里村民小组签订《公益林管护合同》委托常里村民小组承担管护任务，所以常里村民小组也无权拿上诉人的公益林亩数与被上诉人天峨县林业局签订《公益林管护合同》。因此被上诉人和常里村民小组未经过上诉人许可就拿上诉人的公益林亩数签订《公益林管护合同》程序不合法，属于违法行为。三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三条“国家所有的和集体所有的森林、林木和林地，个人所有的林木和使用的林地，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登记造册，发放证书，确认所有权或者使用权。森林、林木、林地的所有者和使用者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五条“公民的个人财产，包括公民的合法收入、房屋、储蓄、生活用品、文物、图书资料、林木、牲畜和法律允许公民所有的生产资料以及其他合法财产。公民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侵占、哄抢、破坏或者非法查封、扣押、冻结、没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三条“民事主体的财产权利受法律平等保护”、第一百一十四条“民事主体依法享有物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九条“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第一百一十七条“用益物权人对他人所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第一百一十八条“国家所有或者国家所有由集体使用以及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自然资源，单位、个人依法可以占有、使用和收益”等规定，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物权权益。四是对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等规定，被上诉人和常里村民小组未经过上诉人许可就拿上诉人的公益林亩数签订的《公益林管护合同》涉及占有、使用、收益、处分上诉人林权证份额公益林的部份涉嫌违法和无效。二、被上诉人天峨县林业局的行政行为没有证据或者主要证据不足。被上诉人天峨县林业局在整个一审诉讼中没有提供天峨县人民政府的公益林区划界定文件、区划界定地形图、公益林地籍小班等主要依据，应视为天峨县签订的公益林管护合同违反《广西壮族自治区公益林管理办法》第六条第二款“公益林是由县级人民政府按照国家和自治区有关规定界定。公益林区划必须落实到地籍小班，实行小班经营管理，划定公益林原有的权属不变，受法律保护”等规定，属于行政行为没有证据或者主要证据不足。三、原审判决的认定、释明或判后答疑与案件客观实际不相符。（一）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公益林管理办法》第六条第二款“公益林是由县级人民政府按照国家和自治区有关规定界定”的规定，本案的案涉公益林的界定主体应当是天峨县人民政府，而被上诉人天峨县林业局是天峨县人民政府这一专职职责方面的职能部门。上诉人有理由相信，公益林界定的所作所为肯定是由专职职责的职能部门天峨县林业局界定后交由天峨县人民政府履行程序盖章的。据此，原审判决第22页“被告无权区划界定原告应得的公益林亩数”等认定与本案客观实际是不相符的。（二）公益林虽然不是必须以林权证记载的林地面积为依据，但是本案的实际情况是上诉人作为拥有林权证林农个人所有者的公益林面积330.9亩已经被划定包含在常里村民小组的集体林权所有者的总面积7925.6亩里面。从本案的行政处理到一审审理阶段，被上诉人作为行政处理的主体既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上诉人拥有的公益林面积330.9亩没有被划定在常里村民小组的集体林权所有者的总面积7925.6亩里面，也没有提供常里村民小组的7925.6亩公益林的划定依据是什么？包含了多少林农个人的林权证面积？等等这些都应当是被上诉人和原审第三人掌握和应当提供的证据材料，但被上诉人和原审第三人自始至终都没有提供。（三）2020年5月29日原审判决送达时，一审法官主动给上诉人释明（判后答疑）的救助途径是由上诉人自行去找常里村民小组签订公益林管护合同交给被上诉人天峨县林业局并附银行卡号，以后就由被上诉人直接把上诉人份额的公益林补偿金直接发到上诉人银行卡里面。但上诉人就是因为与被上诉人和原审第三人商量未果才不得已通过法律途径处理。所以一审释明或判后答疑法官给出的方案与客观实际不符，不具有可行性。四、关于上诉人对一审诉讼请求的说明。正因为被上诉人和原审第三人违反《广西壮族自治区公益林管理办法》、《广西壮族自治区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管理实施细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等有关规定将上诉人拥有林权证的林农个人的公益林亩数签订集体的《公益林管护合同》已经实际履行多年，涉及原审第三人相关公共利益，所以上诉人才提出请求确认被上诉人行政行为违法并要求被上诉人天峨县林业局和原审第三人常里村民小组采取相应补救措施和赔偿上诉人相应损失等诉讼请求。综上，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项、第三款之规定判决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即：（一）判决确认被上诉人天峨县于2013年3月10日签订编号为河0507130005的两份《自治区及以上的公益林管护合同》及2013年10月5日签订编号为河0507130005的《自治区及以上的公益林管护合同》行政行为违法；（二）判决被上诉人天峨县林业局采取补救措施，从常里村民小组签订的《自治区及以上的公益林管护合同》所涉2013年至2015年常里村民小组生态公益林面积7925.6亩中扣除黄元吉应得的公益林亩数另行与公益林所有者黄元吉补签《公益林管护合同》；（三）请求判决天峨县林业局赔偿上诉人2013年至2015年应得的生态公益林补偿金17032.4元，并支付自2015年12月21日至2019年9月21日资金占用期间利息3832.29元（17032.4×6%÷12×45月＝3832.29元），两项合计20864.69元。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天峨县林业局辩称，一、关于被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签订的三份《自治区级以上的公益林管护合同》公益林面积是否包含上诉人所有林权证面积问题。1、天峨县人民政府自2001至2013年进行公益林区划界定过程完全按照国家和自治区有关规定区划界定，其中原审第三人常里村民小组于2013年共被区划界定为自治区级以上公益林面积7925.6亩，区划落实到地籍小班。其中2013年3月10日签订的《自治区级以上的公益林管护合同》编号：河0507130005（一）,面积3772.6,涉及区划范围为：林班号2500、小班号0011-0038,林班号2600、小班号0003-0029;编号：河0507130005（二）,面积3692.6亩，涉及区划范围为：林班号2600、小班号0031-0046,林班号2700、小班号35.1,林班号2900、小班号0001-0030;2013年10月5日签订的《自治区级以上的公益林管护合同》编号：河0507130005（三）,面积454.8,涉及区划范围为：林班号2900、小班号0031-0044亩。上述事实有双方提供的三份《自治区级以上的公益林管护合同》予以证实，上诉人在没有认真核实自己提供的证据的情况下，在第二条上诉理由中以被上诉人的行政行为没有证据为由主张公益林管护合同违反相关规定，其理由不能成立。2、上诉人提供的《林权证》（编号：Ｂ451101Ｉ3970）宗地号为：9××,96208210267;《林权证》（编号：Ｂ451101123971）宗地号为：27××18。经被上诉人将公益林区划图与其林权证进行比对，上诉人《林权证》的208号（面积14.6亩）宗地虽在林班号2900范围内，但与小班号不符，未区划界定为公益林；416号（面积89亩）宗地虽在林班号2500范围内，但部分与小班号不符，部分林地未区划界定为公益林；417号（面积171.9亩）,418号（面积10.2亩）宗地虽在林班号2600范围内，但两宗地则完全不在任何小班号内，未区划界定为公益林。此外，其他宗地也未与公益林完全重合。因此，上诉人主张其林权证330.9亩林地已全部包含在7925.6亩公益林范围内，没有事实依据。二、被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签订公益林管护合同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规定。1、被上诉人作为林业主管部门，为了实现对公益林实施有效管理，按照上级有关部门关于公益林的管理规定，与作为公益林林权所有者的原审第三人集体签订管护合同，约定原审第三人对管护区域内的公益林进行管护。该管护合同属于行政合同范畴，行政合同的行政主体对于行政合同的履行享有行政优益权，行政主体签订行政合同是实现行政管理目标，维护公共利益。因此，被上诉人根据公益林管理的特点和实际情况，与原审第三人签订管护合同更利于对合同履行的监督和检查。该合同的签订没有与现行法律法规相抵触。另外，被上诉人在签订和履行合同过程中，主要依据是各部门的规范性文件，这些规范性文件未与上位法相抵触、或有其他违法情形。2、虽然被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签订公益林管护合同，作为林权证持有人的上诉人，即使其有部分林地可能被区划界定为公益林，但其在该林地享有的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等合法权益仍保持不变。上诉人并未因管护合同的签订造成合法权益受到侵害。3、本案中所说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金实质就是管理补助支出，即只有签订管护合同和承担管护责任的单位或个人才能取得管护补助。森林生态效益补偿金不是上诉人依林权证享有的利益。三、上诉人请求被上诉人采取补救措施，另行签订管护合同，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被上诉人无权区划界定上诉人应得的公益林亩数。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公益林管理办法》（桂林发〔2011〕35号）第六条“公益林由县级人民政府按照国家和自治区有关规定区划界定，界定成果由自治区级林业主管部门会同财政部门报自治区人民政府审核同意后，国家级公益林报国家林业局和财政部核准，由国家林业局公布，自治区级公益林由自治区林业主管部门公布。”以及相关规定，县级区划界定必须在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基础上，由具有丙级以上林业调查规划设计资质的单位承担。2、上诉人要求以林权证记载的林地面积作为签订公益林管护合同和领取补偿金的依据，没有事实和政策依据。公益林区划界定和林权证林地面积的划定，采取的方法、分类、技术手段不一样，上级财政拨付的公益林补偿金是以区划界定的面积为发放依据，而不是以林权证记载的林地面积为依据。3、管护合同不能任由上诉人根据林权证提出要求就能签订。公益林管护合同属于行政合同，被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于2013签订的管护合同已实际履行，公益林补偿金已按程序发放给原审第三人，不存在补签的情形。另外，管护合同的签订也要根据实现公益林的管理目标，维护公共利益的需要，与相对人之间经过协商一致才能签订。即使判决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单独补签管护合同，也不能通过上级林业和财政部门的审核，上诉人主张的公益林补偿金亦不能实现。四、上诉人请求被上诉人赔偿其公益林补偿金及其利息无事实和法律依据。1、被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签订和履行《公益林管护合同》未侵犯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未给上诉人造成损失，无需承担赔偿责任。2、上诉人主张的2013年至2015年应得的生态公益林补偿金17032.4元的计算依据及计算方法从何而来，被上诉人不得而知。3、根据被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签订的《公益林管护合同》,2013年至2015年的生态公益林补偿金，被上诉人已经根据原审第三人对公益林保护、管理的检查结果，以及原审第三人村民代表集体讨论通过的分配方案报财政主管部门审核后支付给了包含上诉人在内的村民，被上诉人已经履行了合同约定的支付义务。至于上诉人一直未提供个人的银行账户，拒绝受领其应当获得的偿金，与被上诉人无任何关系，其拒绝受领产生的利息损失也应由其承担。综上所述，被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判决维持原判，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经审查，本院确认原审判决确认的证据合法有效，可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据此，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本案中，上诉人的代理人在2018年1月7日向天峨县林业局调取材料后，上诉人才知道本案涉及的三份《公益林管护合同》的内容，就向天峨县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主张权利。之后经法院一、二审民事诉讼，指引上诉人通过行政诉讼主张其权利，上诉人于2019年9月6日又向天峨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上诉人是因其他不属于自身的原因导致耽误起诉期限，其提起行政诉讼未超过上述规定的起诉期限。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管理实施细则》第二条的规定，该办法所称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是指各级政府依法设立用于公益林营造、抚育、保护和管理的资金。《广西壮族自治区公益林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要建立健全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制度。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主要用于公益林的营造、抚育、保护和管理，不得挪作他用。本案中，被上诉人天峨县林业局与原审第三人常里村民小组签订的三份《自治区级以上的公益林管护合同》明确双方就公益林管护问题达成协议，约定支付给原审第三人常里村民小组的补偿金是公益林管护费，作为原审第三人常里村民小组管护林木的补偿，并不是对林权所有者进行的补偿。《广西壮族自治区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管理实施细则》第十二条规定，林业主管部门应按隶属关系与公益林林权所有者或经营者签订公益林管护合同，明确管护责任，管护要求与补偿权益。本案中，被上诉人天峨县林业局作为林业主管部门，与原审第三人常里村民小组签订涉案的三份《自治区级以上的公益林管护合同》，明确原审第三人常里村民小组对涉案公益林的管护责任、管护要求与补偿权益。签订合同的双方当事人的身份和协议的内容符合上述规定，该管护合同签订后，直至2015年第三人常里村民小组开会讨论上述补偿金分配方案以及2018年上诉人因对补偿金分配问题提起民事诉讼时将该三份管护合同作为证据提交法院，期间上诉人对涉案的三份管护合同的效力均未提出异议，同时，上述三份管护合同已于2013年签订，合同约定的2013年至2015年的公益林管护费已经审批并拨付给原审第三人常里村民小组，上述合同已经履行完毕。据此，上诉人提出上述管护合同没有与林木所有权人签订，上述行政行为违法的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上诉人提出天峨县林业局应与其补签《公益林管护合同》的主张，亦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被上诉人天峨县林业局拨付给原审第三人常里村民小组2013年至2015年的公益林补偿金是因管护公益林所得的补偿，并未侵犯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亦未造成上诉人的损失，上诉人请求赔偿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被上诉人天峨县林业局与原审第三人常里村民小组签订《自治区级以上的公益林管护合同》及审批支付公益林补偿金的行为并未违反法律的规定，亦未损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黄元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梁海亮 审 判 员 寇四清 审 判 员 韦荷嫩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四日 法官助理 谢春程 书 记 员 李祥铭 附：本判决所适用的法律、法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四十八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特殊情况耽误起诉期限的，在障碍消除后十日内，可以申请延长期限，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决定。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六十四条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 复议决定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适用前款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