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鄄城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726民初1746号原告：张宇辉，男，住山东省郓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寅旭（特别授权代理），山东鲁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高岩，男，住山东省鄄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瑞田（特别授权代理），山东九洲苑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王常虎，男，住山东省鄄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瑞田（特别授权代理），山东九洲苑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张宇辉与被告高岩、第三人王常虎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2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宇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寅旭、被告高岩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瑞田、第三人王常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瑞田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张宇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确认原、被告于2013年7月8日签订的《鄄城县宜达化工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无效；2.请求判令被告高岩返还原告涉案60%的股权或支付在2013年7月8日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60%股权的现金价值1000万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08年，原告与第三人王常虎共同出资，合伙筹建鄄城县宜达化工科技有限公司。2009年11月19日该企业经过鄄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原鄄城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正式登记成立，住所地鄄城县，注册资金200万元。经营范围：色粉、色精、色浆、染料助剂的生产、销售。企业登记注册资料显示，当时工商登记原告张宇辉、王某1为股东（代第三人王常虎持股)。其中，原告张宇辉出资120万元，占股60%，第三人王常虎出资80万元，占股40%（王常虎的股权由王某1代持)。在公司成立发展过程中，原告全身心投入工作，积极参与了厂区车间建设，引进设备、安装调试，原材料购置等，参与了各类生产经营活动。时至2013年7月，因工商登记的股东王某1需要回原单位上班，原告张宇辉也因经常去外地出差不能在公司主持日常工作。经原告张宇辉、第三人王常虎、王某1协商，决定将原告张宇辉股权60%、王某1(代持)的40%股权，分别交由被告高岩、徐某（公司锅炉工）代持。2013年7月8日，原告张宇辉与被告高岩签订了《鄄城县宜达化工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转让60%股权。同日，王某1也与徐某签订了40%股权转让协议。上述协议签订后，原告张宇辉、第三人王常虎等人将协议及时提交到鄄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原鄄城县工商行政管理局)，顺利办理了企业股东变更登记。2019年4月11日，原告张宇辉从鄄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查阅企业工商登记档案发现，被告高岩已经于2017年3月9日将其代持的原告张宇辉60%股权擅自转让给了史庆幸。原告认为，被告高岩擅自将代持的股权转让给他人的行为，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利。2013年7月8日原告张宇辉与被告高岩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既未明确约定股权转让价款，被告也未实际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原告、被告之间仅仅是一种股权代持关系。上述《股权转让协议》是应对工商变更登记需要而签订，协议内容并不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由于当时原告张宇辉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产生重大误解，且该协议内容(双方的责任权利义务）也显失公平，导致发生后来的被告高岩侵权行为。原告与被告多次交涉无果，故请求人民法院查明事实后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以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被告高岩、第三人王常虎共同辩称，一、关于本案的基本事实：（一）2009年11月9日，张宇辉与第三人王常虎共同成立了鄄城县宜达化工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达公司)，张宇辉作为宜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负责宜达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公司经营至2012年时已处于严重亏损状态，张宇辉为了不承担公司债务，选择离开公司并将其持有的宜达公司60%（人民币120万元）的股权无偿转让给高岩，双方于2013年7月8日签订了《鄄城县宜达化工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书》），主要内容为：一、转让方张宇辉作为该公司的合法股东，将在公司所持有的60%（人民币120万元）的股权依法转让给受让方高岩，高岩自愿接受以上股权。二、股权转让后，转让方张宇辉放弃其转让的股权所代表的股东权利，相应的股东义务也随之免除；受让方高岩则在其受让的股权范围内享受并承担法律和公司章程规定的股东权利和股东义务；三、该协议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四、本协议一式四份，转让方、受让方各执一份，公司存档一份，登记机关备案一份，经双方签字后生效。（二）张宇辉在《股权转让协议书》签订当日，根据公司法的规定，也为了表明无偿转让股权的诚意，完成下列事项：一是张宇辉作为宜达公司的原股东及法定代表人，主持了召开了原股东会议，就公司股东股权变更、任免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经理、监事事宜作出决议,一致同意形成了《鄄城县宜达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原股东会决议》（以下简称《原股东会决议》）。主要内容为：一、同意原股东张宇辉‘鄄城县宜达化工科技有限公司’60%（人民币120万元）股权转让给新股东高岩。同意原股东王某1‘鄄城县宜达化工科技有限公司’40%（人民币80万元）股权转让给新股东徐某。二、同意受让方缴纳股权后，按其出资额享受权利并承担义务．三、同意免去张宇辉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经理职务。四、同意免去王某1监事职务。五、同意修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本次会议持赞同意见的股份占全部股份的100％，符合法定条件，本次会议经全体股东签字后生效。该决议有张宇辉、王某1亲笔签字并加盖了公司公章。二是宜达公司依法修改了公司章程，作出了《鄄城县宜达化工科技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以下简称《章程修正案》）。主要内容为：一、股东姓名为高岩、徐某。二、公司股东的持股比例变更为：高岩出资比例60%，徐某出资比例40%。三、执行董事、经理修改为高岩，执行董事为公司法定代表人，监事修改为徐某。三是宜达公司在鄄城县工商局办理了股权转让和更换法定代表人、监事的变更登记手续，股权转让行为已经完成，股权已移转于受让人高岩名下，高岩已成功受让了股权，即股权变动已发生法律效力。（三）宜达公司股东变更登记后，高岩作为宜达公司法定代表人负责公司经营，张宇辉完全离开公司，至向鄄城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长达七年时间里从未与高岩有任何联系，也未对股权转让事宜提过任何异议，更未参与过公司经营、也没有从公司分过红、更未向高岩催讨过股权转让款，实在有悖常理。现在张宇辉基于自身利益提起诉讼向高岩首先主张撤销《股权转让协议书》，进而确认《股权转让协议书》无效，并要求高岩返还其案涉60%股权（如不能返还，则判令其赔偿相应损失），显然，张宇辉混淆了合同撤销之诉、确认合同无效之诉、侵害股权之诉，其目的在于推翻《股权转让协议书》和工商变更登记，否定高岩对宜达公司60%股权的合法持有，显然张宇辉的主张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无论任何主张均不应当得到法院的支持。二、关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签订的背景：如前所述，宜达公司成立之后，张宇辉作为法定代表人直接负责宜达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2012年宜达公司处于严重亏损状态，对外负债累累，拖欠工人工资达几个月之久，尤其是2013年宜达公司经济状况更是每况愈下，已无力偿还银行贷款，生产经营处于停滞状态，张宇辉看到宜达公司没有任何发展前景，竟然置公司于不顾，独自离开宜达公司达一个月之久并处于失联状态。无奈之下，宜达公司工作人员多次去张宇辉郓城的住处寻找张宇辉均无果，一个月后公司人员联系到张宇辉时，张宇辉明确表示要退出公司，对公司的债务也无力承担责任，愿意将其持有的公司的股权无偿转让出去。在这样的背景下，张宇辉与高岩在平等自愿协商基础上，就其股权无偿转让事宜达成合意，之后双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因此，张宇辉将其股权无偿转让给高岩系张宇辉以及其本人不愿承担公司债务的情况下无偿转让给高岩的，其转让目的是为了不分摊公司亏损，该无偿转让股权的行为可以从张宇辉与高岩达成协议后为履行协议，积极召开股东会并形成股东会决议、修改公司章程、办理公司股东变更登记等一系列的行为得到印证，并不是张宇辉处于危困状态或缺乏判断能力的状态下转让的，故张宇辉无偿转让股权行为是客观事实，并完全符合公司法的规定，请法院予以确认。三、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合法有效，对张宇辉和高岩均具有法律约束力。（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的内容看，对股权转让的内容、双方的权利义务等均作了明确约定，且第三条约定，该协议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协议落款处有张宇辉、高岩的亲笔签字，退而言之，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是否约定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并不影响股权转让协议的法律后果，故双方就股权转让的主要内容已协商一致，且意思表示真实，亦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应当认定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依法成立并生效。（二）张宇辉作为宜达公司的合法股东和商业经验丰富的自然人，应知晓其在与高岩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并配合办理股东变更登记之行为的法律后果，故该《股权转让协议》对双方权利义务形成有效约束。（三）我国《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出资额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公司股权转让应办理变更登记手续，以取得对外的公示效力，否则不得对抗第三人。本案中，张宇辉与高岩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已在鄄城县工商局办理了股权转让的变更登记手续，即股权变动已发生法律效力，故该股权转让行为已经完成，股权已移转于受让人高岩名下，高岩已成功受让了股权，讼争股权应为高岩所有。综合以上三点所述，张宇辉与高岩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是双方自愿签订，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合同。且股权转让已经进行了变更登记，股权交付完毕，对外已产生了公示及对抗的效力。因此，张宇辉主张《股权转让协议书》无效，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法院不予支持。四、张宇辉诉称高岩持有讼争股权实为代持行为的理由不能成立：（一）张宇辉所称的代持行为，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公司股隐名持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隐名投资合同包含书面、口头合意形式及事实合意形式。当双方间既无书面或口头合意，也无证据足以证明事实合意存在时，则不应当将其认定为隐名投资行为。当名义股东与实际出资人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名义股东出面行使股权，但由实际出资人享受股权收益时，实际出资人可以依据合同约定向名义股东主张相关权益。本案中，双方之间的关系不同于一般的公司股隐名持有。公司股隐名持有存在实际出资人和挂名持有人，双方应签订相应的协议以确定双方的关系，从而限制挂名股东的股东权利。高岩持有的60%宜达公司股权，系依据与张宇辉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和自工商股权转让的变更登记确认无偿转让得来，高岩享有实际的股权，当然不是张宇辉所称的名义股东。而且张宇辉与高岩从未达成过委托代持协议，高岩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名义股东，即不是张宇辉为实际出资人的名义股东。因此，张宇辉主张与高岩之间是委托代持关系，高岩系其名义股东明显与客观事实不符。（二）从张宇辉与高岩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内容来看，“转让”的意思表示明确，没有“代持”的意思存在，清楚地反映了双方的股权转让关系。而且，协议经过了公司股东会决议，并办理了股权转让的登记手续，转让的真实意思也已经公司和登记机关确认。股权转让协议之所以没有约定股权对价，正基于公司经营严重亏损、资金极度短缺、负债累累和张宇辉急于摆脱困境、不愿承担债务背景下将其股权转让给高岩的，而且在与高岩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当日积极召开并主持原股东会议和到工商部门办理股权转让的变更登记手续，由此可以得出，张宇辉当时转让股权的心情是何等迫切，在其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时的真实意思应是“股权无偿转让”，而不是“股权代持”。尤其在股权转让完成后，张宇辉完全离开了公司，对股权转让事宜从未提出过异议,也从未与其所谓“代持其股权”高岩有过任何联系，更未参与过公司经营，与公司之间不存在直接利害关系,完全可以得出张宇辉已不是公司的实际股东的结论。张宇辉欲以没有约定转让款的事实来推导出双方代持而非转让与事实不符，其主张《股权转让协议书》系代持的观点不能成立，请法院不予支持。五、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在未对股权转让款、支付时间、方式等作出约定的情况下，张宇辉以重大误解或显失公平为由，以此主张撤销或确认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无效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法院不予支持。（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的，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要构成该条所规定的因乘人之危等导致显失公平的民事法律行为的要件之一是须一方有利用对方危困或弱势之行为，而张宇辉在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书》之前是公司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负责公司的经营管理，其应当了解公司财务情况，对公司处于严重亏损状态是完全清楚的，故在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之时，张宇辉并不处于危困状态或缺乏判断能力等状态。（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2条规定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者利用对方没有经验，致使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的，可以认定为显失公平”，要构成该条所规定的显失公平需“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张宇辉在公司处于严重亏损状态时将股权无偿转让给高岩与作为股东停留在公司分摊、承担公司亏损相比较，不违反公平原则，不构成显失公平。（三）张宇辉与高岩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中不仅没有约定受让方高岩应当支付的股权转让款数额，而且也没有约定受让方高岩应当履行支付转让款的时间和履行方式等义务。协议书中载明的“持有的60%（人民币120万元）的股权”应是双方对所转让股份标的的描述，而非对股权转让价款的约定。张宇辉关于上述表述即为双方约定的股权转让款的抗辩，请法院不予支持。退一步讲，即使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对于一般情况下当事人就价款、质量、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通过协议补充或者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等方式进行补救，但就本案而言，一是没有证据证明双方对合同转让价款及履行义务等事后达成了补充协议；二是因本案所涉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宜达公司已属严重资不抵债，股权价值为负，如果没有特别约定，很难得出受让人应当支付高额转让款项的结论。从当事人诉辩来看，本案并非一般情况下当事人对价款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情形，本案受让人自始主张其受让股权系基于承债式受让，不存在有偿受让股权问题。作为股权转让方在转让其重大资产即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一般情况下不可能不对受让人应当支付的股权对价款数额和支付时间、方式等义务作出有效安排，而仅约定简单几个条文。因此，本案张宇辉在《股权转让协议书》没有约定受让方应当支付的股权转让款数额和支付转让款的时间、履行方式等支付对价义务的情况下，以重大误解或显失公平为由，以此主张撤销或确认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无效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法院不予支持。六、张宇辉要求高岩返还其案涉60%股权（如不能返还，则判令其赔偿相应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得到法院的支持。如前所述，张宇辉将其持有公司的股权无偿转让给高岩，经过股东会决议同意，且亦取得行政主管机关的批准，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已经履行完毕，案涉股权以及与此相关的权利义务关系在形态上也已经发生了重大变更，不可能恢复至协议签订之前的状态。而且高岩在实际取得所受让的股权后，行使股东权利，并对公司进行经营管理，不存在违约行为，也没有对张宇辉造成实际损失，因此，张宇辉要求高岩返还股权或赔偿其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得到法院的支持。七、张宇辉要求高岩返还其案涉60%股权（如不能返还，则判令其赔偿相应损失）已超过诉讼时效。诉讼时效是权利人在法定期间内不行使权利即丧失请求人民法院保护其民事权利的制度。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民法总则施行后诉讼时效期间开始计算的，应当适用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张宇辉将其股权转让给高岩的时间为2013年7月8日，诉讼时效期间应从2013年7月8日开始计算3年，2016年7月9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原告于2020年4月9日向法院提起本案的诉讼，是在诉讼时效期诉讼期限届满后近四年的时间才向高岩主张权利。而且在这期间张宇辉从未向高岩联系过，更未向高岩提出过返还其案涉60%股权或赔偿其损失）的主张，因此张宇辉要求高岩返还其案涉60%股权（如不能返还，则判令其赔偿相应损失）已超过诉讼时效。八、高岩将持有的60%股权转让史庆幸，是根据股东会决议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不存在任何违法行为，与张宇辉没有任何关系。张宇辉将股权转让给高岩后，高岩作为宜达公司60%股权的实际股东，完全有权利自由处置该股权，其向他人转让合法持有的股权，不存在任何法律障碍，更没有侵犯任何人的权益；即使高岩将持有的60%股权赠与任何第三人，也与张宇辉没有任何关系。九、关于《股权转让协议书》不能约束第三人王常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本案中，《股权转让协议书》是张宇辉与高岩签订的，合同当事人是张宇辉和高岩，第三人王常虎没有被列为《股权转让协议书》的当事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合同不能约束合同以外的当事人，故张宇辉仅与合同相对人高岩之间存在合同关系，《股权转让协议书》对王常虎没有约束力。至于第三人王常虎股权的具体情况问题，对张宇辉和高岩在本案中的权利义务关系没有任何影响，不属于本案的案件基本事实。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均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且已经超过撤销权行使期间，对其诉讼请求，请法院不予支持，并依照我国法律相关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张宇辉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材料：1.《股权转让协议》复印件一份，拟证明：原告应第三人王常虎的要求将原告持有的宜达公司60%的股权让其亲属高岩代持，虽然签订的是转让协议，但当时双方协定的是代持，不是真正的股权转让，没有清算股权价值，更没有支付相应的对价，该股权转让协议显然与真正的股权转让明显不符，应当认定为原、被告之间的代持协议；2.原、被告关于签订协议之后协商代持相关事宜的视频一份，拟证明：原被、告并非股权转让，而是由本案的被告代原告持有股份；3.证人王某1、李某、徐某出具的证人证言三份，拟证明：原、被告并非股权转让，而是由本案的被告代原告持有股份。被告高岩、第三人王常虎对原告张宇辉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是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一是从该份证据恰恰证明了该协议是张宇辉将其持有的公司60%的股权转让给高岩；二是该协议书有双方的亲笔签名确认，佐证双方就股权转让的主要内容已协商一致，是在平等自愿的原则下签订的，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对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形成有效约束；三是该协议第三条约定该协议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应当认定自双方签字时依法成立并生效，应作为股权转让的依据，而非代持的依据。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一是该视频不是原始载体播放的，有剪辑编辑的可能性，其真实性无法得到确认；二是该视频是原告在被告不知情的情况下偷录的，根据我国证据规则的规定，偷录的有疑点的单一的证据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不具有合法性；三是从内容上看，张宇辉在该视频中自己陈述将其股权转让给了高岩，而且在谈话中张宇辉一直在进行诱导式陈述和发问，其主要内容是通过高岩寻找第三人王常虎，其内容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同时张宇辉也表明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是在友好、自愿的情况下签订的，当时高岩在视频中陈述张宇辉在转让之前，表述了公司处于亏损状态，张宇辉把经营期间的公司账目拿走的事实，张宇辉并没有否认，所以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背景是在公司处于亏损状态，张宇辉不愿意分担公司债务的情况下自愿转让的，系无偿转让，并不是张宇辉所要证明的与高岩协商代持相关事宜的事实，请法庭对该视频不予采信。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首先根据证据规则的规定，三份证明属于证人证言的范畴，必须证人出庭作证，接受双方当事人和法庭的质询，而且该三份证明均是打印件，三位证人均没有到庭作证，其真实性无法得到确认，而且从起证明的内容也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与原告举证的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工商变更登记、公司章程修正案相矛盾，请法庭对三份情况说明不予采纳。被告高岩、第三人王常虎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材料：1.《鄄城县宜达化工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书》）一份，拟证明：一是原告张宇辉于2013年7月8日将其所持的鄄城县宜达化工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达化工公司)60%（人民币120万元）的股权转让给高岩的事实；二是《股权转让协议书》有双方的亲笔签名确认，佐证双方就股权转让的主要内容已协商一致，是在平等自愿原则下签订的，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背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的合同，对双方权利义务形成有效约束；三是该协议第三条约定，该协议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应当认定该协议自双方签字时依法成立并生效，应作为股权转让的依据。2.《鄄城县宜达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原股东会决议》（以下简称《原股东会决议》）一份，拟证明：一是原告张宇辉为履行《股权转让协议书》，在协议签订当日，张宇辉作为宜达化工公司的原股东及法定代表人，主持了召开了原股东会议，就公司股东股权变更、任免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经理、监事事宜作出了《原股东会决议》；二是张宇辉将股权转让给高岩的事实是真实存在且程序符合法律规定。3.《鄄城县宜达化工科技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以下简称《章程修正案》）一份，拟证明：一是宜达化工公司为张宇辉将股权转让给高岩等事宜依法修改了公司章程；二是佐证张宇辉将股权转让给高岩的事实是真实存在的且程序符合法律规定。4.鄄城县工商登记档案材料一组，拟证明：一是原、被告于2013年7月8日已完成股权转让并经工商管理部门变更登记，高岩已成功受让了股权并已取得了宜达化工公司的股东资格的事实；二是进一步证明了股权转让协议已生效，应作为股权转让的依据，对双方权利义务形成有效约束，原告要求确认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的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得到法院的支持。5.企业变更情况，拟证明：张宇辉于2013年7月8日将其持有的股权转让给高岩并在工商部门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高岩已成功受让了公司股权的事实。原告张宇辉对被告高岩、第三人王常虎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证据不能证明被告的主张，原告基于家庭原因不能正常履行法人的职责，应第三人王常虎的要求将股权及法人资格交由被告代为行使，故签订了形式上的股权转让协议，其实质应当是一份代持协议，另外该协议当中并没有注明无偿转让，原告在2009年将120万元实缴出资，苦心经营多年，至2013年公司已有一定规模的资产，只是由于家庭原因不能正常履行法人资格，故该协议的签订原告作为正常理性的公民，其不可能无偿将自己有巨额价值的股权转让给被告，该转让协议没有转让价款的实际情况也恰恰证实了原告的主张；对证据2、3、4、5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股东会议并没有实际召开，只是为了让被告代持原告的股份，在工商登记变更当中工商局硬性要求的纸质文件，该证据也是被告替原告代持的履行手续之一。原告张宇辉申请证人李某当庭作证。证人李某证明：证人李某在2011年到2013年9月期间，在宜达公司负责生产和管理方面的一些事宜。在2013年的6月底7月初，宜达公司股东王某1因为个人原因不想再做宜达公司股东，当时王常虎、王某1、张宇辉还有证人李某在办公室一起商讨，当时王常虎提出让宜达公司的锅炉工徐某代替王某1的股份，宜达公司当时有一部分贷款，贷款需要续贷、需要法人签字，比较麻烦，王常虎提出让其大闺女女婿高岩顶替张宇辉在宜达公司的股份，当时王常虎说不管怎么股权转让，不管张宇辉是否在公司，宜达公司还是王常虎和张宇辉两人的，王某1和张宇辉两人起草了两份股权转让协议，起草的股权转让协议主要是为了在工商部门变更股权登记手续。张宇辉60%的股份转给了高岩，王某140%的股份转给了徐某。当时股权协议虽然签订了，但是宜达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没有变换还是王常虎和张宇辉。王某1原来持有的40%的股份是替王常虎代持的，高岩代持张宇辉的股份，他们没有真实的股权交易，没有支付股权对价，高岩认可代持股份。2013年7月张宇辉将股份转让给高岩时，宜达公司是正常经营的，有库存、有生产、有资金流、有销售。宜达公司一直有银行贷款，有时候拖欠工人一个月工资。宜达公司成立的时候，张宇辉实际投资了，但证人李某没有实际见到张宇辉出资。张宇辉一直在宜达公司里面，股权转让之后他也经常到宜达公司。证人李某不清楚张宇辉和高岩之间是否签订了代持协议。张宇辉在与高岩签订转让协议以后，没有在宜达公司分过红。张宇辉在签订股权转让之后没有直接在宜达公司，但是他经常到宜达公司来。证人李某在2013年9月底10月初离开宜达公司之后就不太清楚了。证人李某第一次在2016年6、7月份跟张宇辉来宜达公司找王常虎，在家里找到王常虎，见过高岩。第二次在2019年10月23日在高岩的工作单位新县医院见到了高岩。除2016年和2019年张宇辉来鄄城找王常虎外，自2013年以后经常来鄄城找王常虎算账，2013年或2014年底张宇辉把公司账目拿走，公司会计宋占生又找张宇辉将公司账目要回。2014年证人李某和张宇辉在宜达公司找过王常虎。证人李某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宜达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王常虎和张宇辉，高岩是代张宇辉持有股份。在张宇辉将股权转让给高岩的同时，王某1持有宜达公司的股权也转让给徐某。2013年7月8日张宇辉和高岩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王某1和张宇辉起草的，他们分别签订了各自的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协议的内容和格式应该是一样的，只是转让方和受让方的签名不一样。张宇辉将60%的股权转让给高岩，当时为了办营业执照。证人李某不清楚张宇辉和高岩之间是否另行签订了委托代持股份的协议。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相对于宜达公司来说，张宇辉还是实际控制人，张宇辉是隐名股东，高岩是名义股东。2013年底张宇辉来公司要求查账，起初公司会计宋占生将公司账目交给了张宇辉，后宋占生又找张宇辉要回公司账目。证人李某不清楚股权转让协议第二条约定的内容。证人李某不清楚张宇辉作为隐名股东是否向公司发出过要求查阅公司账目、股东会记录、公司会计账目往来、要求分红等信函。证人李某不清楚当时张宇辉为什么不找别人转让股权，陈述是王常虎提议让高岩代持股份，张宇辉就答应了。股权转让真正的纠纷是王常虎和张宇辉之间发生的。证人李某目前和之前与张宇辉均没有经济往来。原告张宇辉申请证人徐某当庭作证。证人徐某证明：自宜达公司成立以来至2017年5月份，证人徐某在宜达公司烧锅炉，王常虎让证人徐某签字，证人徐某就签了字，签了好几次，至于签到什么地方，因为什么事情签名证人都不知道。证人徐某并不知道在宜达公司工作的时候做过宜达公司股东，当时用过证人徐某的身份证，但证人徐某不知道用其身份证干什么了。证人徐某不知道有没有签订代持协议，原告张宇辉提交的书面证明是张宇辉让证人徐某签的，但不了解这份情况说明的内容。证人徐某不知道张宇辉什么时间离开的宜达公司，也不知道张宇辉和高岩之间股权转让的有关事情。对于证人李某、徐某的证言，原告张宇辉质证认为：对证人李某的证言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予以认可，证人李某作为股权转让协议签订的见证者，宜达公司高层经营的参与者，亲身经历了股权转让的整个过程，对于转让的背景、转让的其他情况非常了解，其证言真实可靠，完全可以证实以下两点，第一，完全可以证实王常虎安排自己亲属给原告代持股份的事实；第二，完全可以证实被告代持原告股份后，王常虎意图假戏真做，侵吞原告的股权，将原告的投入资产全部占为己有的事实，也能够证实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后原告曾查询宜达公司的账目，曾多次找王常虎及被告协商股权的相关事宜，以上进一步证实了2013年7月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实质为被告代为持有原告在宜达公司60%股权这一事实。对证人徐某的证言的真实性、关联性没有异议，从其证言可知，徐某为宜达公司一名基层的普通员工，对股权转让等宜达公司高层的顶层设计并非非常了解，但对于原告、王常虎是宜达公司的老板，这一基本的事实，陈述的非常清楚，这足可以说明二人实际为宜达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但之后王常虎利用其亲属为原告代持股份的便利侵占了原告的股权，结合宜达公司工商登记的情况来看，徐某曾经一段时间担任过公司的股东，占股比例40%，根据其本人的证言足可以证明其帮王常虎代持股份，其不是宜达公司真正的股东。结合这一事实，也就正好作证了被告为原告代持股份的这一实际情况，而在宜达公司这种股权转让非常不利己。用股权转让的形式替代代持协议这一现象非常常见，也就不难得出王常虎安排被告为原告代持股份的这一结论。对于证人李某、徐某的证言，被告高岩、第三人王常虎质证认为：对证人李某的证言有异议，一是证人李某与张宇辉均是郓城人，而且陪同张宇辉在2019年10月23日找过高岩，说明与张宇辉关系亲密，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且所证明的内容具有明显的倾向性，该证言可信度较低，证明力较弱，请法庭不予采信；二是对其证明的高岩代替张宇辉持有股权且没有其他证据佐证，并与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书的内容相矛盾，其证言与客观事实不符；三是该证言先是证明张宇辉在股权转让后，两次找过高岩，后又说多次来过公司，前后矛盾，属主观推测，请法庭不予采信；四是对其证明的张宇辉起草的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2013年拿走公司账目没有异议，说明张宇辉与高岩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是自愿行为，且转让股权的内容表达清晰，是其真实意思表示，而且在张宇辉转让股权前拿走了公司账目，对公司的财务状况清楚了解，转让股权是在公司严重亏损，股权没有任何价值的情况下无偿转让给高岩的，张宇辉主张高岩代持股权的理由没有事实依据。对徐某的证言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其所证明的内容没有异议。被告高岩、第三人王常虎申请证人张某当庭作证。证人张某证明：证人张某从2012年年初到宜达公司工作至今，证人张某来宜达公司的时候，宜达公司经营状况接近停产，生产量很小，宜达公司拖欠工人工资，工人工资三四个月才发一次，宜达公司的债主很多，经常有来宜达公司要账，因为拖欠工人工资，工人也罢过工，拖欠的工资一直到2013年年底才陆续给工人补齐。2013年7月份张宇辉将宜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转让给高岩后，一直都是高岩经营宜达公司。证人张某作为一线工人，不了解股权转让的情况，只是证明宜达公司变更法定代表人前后工人工资发放的情况，2013年下半年之后至今在宜达公司就没见过张宇辉参与生产管理了。证人张某是带班班长，属于宜达公司的中层干部，宜达公司召开的生产会议、安全培训都是由高岩安排的，没有见到过张宇辉。高岩接管宜达公司以后，宜达公司上墙的制度责任人是高岩，宜达公司上墙的开会照片、会议记录、县职能部门检查都是高岩组织参加的。证人张某刚来到宜达公司时，张宇辉是宜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经理，2013年下半年宜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换成了高岩。2013年下半年之后在宜达公司就没有见到过张宇辉了。被告高岩、第三人王常虎申请证人王某2当庭作证。证人王某2证明：高岩是证人王某2的堂妹夫。证人王某2是2013年初进入的宜达公司，当时进入宜达公司时，宜达公司处于半停产状态，干三天活歇两天，工资也不能正常发放，宜达公司还有债务，经常有要账的，甚至连宜达公司员工吃的馒头钱都还不起，到2013年年底才陆续发放2012年所欠的工人工资，关于股权转让的事情，证人王某2不清楚。自2013年下半年至今在宜达公司一直没见到过张宇辉。张宇辉离开以后，是高岩主持宜达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负责召开宜达公司的生产、安全会议，宜达公司的墙上制度责任人也是高岩。证人王某2到宜达公司后，高岩担任总经理职务，现在宜达公司史庆幸负责。2013年初证人王某2到宜达公司时，大家都喊张宇辉张老板，2013年下半年就没有在宜达公司见到过张宇辉。从证人王某2来宜达公司之后，王常虎不在宜达公司工作，李某、王某1没有在宜达公司工作。对于证人张某、王某2的证言，原告张宇辉质证认为：对证人张某的证言的真实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该证人与被告系有亲属关系，其身份是被告亲属所控制的宜达公司员工，其证言不真实不可靠，不能反映实际情况，从证言内容来看，明显存在前后矛盾的现象，其一开始说没有亲属关系，后面又承认了与被告的岳父有亲属关系，前后矛盾；其二，对2013年前后的事情记忆特别清楚，对之后至今记忆比较模糊，明显与实际不符，该证人的证言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对王某2的证言的真实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该证人与被告系有亲属关系，其身份是被告亲属所控制的宜达公司员工，其证言不真实不可靠，不能反映实际情况，从证言内容来看，不能真实反映当时宜达公司经营的现状，其证言中明确表述对宜达公司资产状况不了解，对宜达公司股权及转让情况也不了解，他的证言也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使用。对于证人张某、王某2的证言，被告高岩、第三人王常虎质证认为：对张某、王某2的证言均没有异议，该两位证人的证言客观证实了张宇辉于2013年7月将法定代表人更换为高岩之前，宜达公司经营处于亏损状态，印证了张宇辉转让股权时，股权价值为负数，转让之后张宇辉离开宜达公司，再也没有参与宜达公司的经营，有高岩负责宜达公司的生产经营，说明张宇辉转让股权的行为是自愿无偿转让的。高岩以变更为宜达公司的实际股东，而非张宇辉的名义股东，张宇辉主张与高岩之间是委托代持关系，明显与客观事实不符。经本院庭审审查和质证，原告张宇辉提交的证据1、被告高岩及第三人王常虎提交的证据1系同一份证据，原告张宇辉、被告高岩及第三人王常虎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该证据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原告张宇辉提交的证据2、3，被告高岩及第三人王常虎均提出异议，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本院不予确认其证明力；对原告张宇辉申请证人李某、徐某出庭作证的证言，被告高岩及第三人王常虎均不予认可，不足以证明原告的主张，本院不予认定上述证据的证明力；对被告高岩、第三人王常虎提交的证据2、3、4、5，原告张宇辉虽对被告高岩、第三人王常虎的证明目的提出异议，但原告张宇辉并没有提交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被告高岩、第三人王常虎提交的证据之间能够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本院认定其证明力；对被告高岩、第三人王常虎申请证人张某、王某2出庭作证的证言，原告张宇辉均不予认可，对被告高岩、第三人王常虎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宜达公司成立于2009年11月19日，注册资本200万元，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宜达公司工商登记企业变更情况载明：2009年11月19日宜达公司的股东张宇辉持股比例60%，认缴出资额120万元，实缴出资额120万元；股东王某1持股比例40%，认缴出资额80万元，实缴出资额80万元。2013年7月8日宜达公司章程修正案和2013年7月8日宜达公司工商登记企业变更情况均载明：2013年7月8日宜达公司的股东高岩持股比例60%，认缴出资额120万元，实缴出资额120万元；股东徐某持股比例40%，认缴出资额80万元，实缴出资额80万元；宜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张宇辉变更为高岩，职务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014年1月28日，宜达公司的股东高岩持股比例60%，认缴出资额120万元，实缴出资额120万元；股东王存启持股比例40%，认缴出资额80万元，实缴出资额80万元。2016年8月18日，宜达公司的股东高岩持股比例60%，认缴出资额120万元；股东李本任持股比例40%，认缴出资额80万元。2017年3月9日，宜达公司的股东史庆幸持股比例60%，认缴出资额120万元；股东李本任持股比例40%，认缴出资额80万元；法定代表人由高岩变更为史庆幸。2013年7月8日，宜达公司召开股东会，参加人员有张宇辉、王某1，一致同意形成以下股东会决议：一、同意原股东张宇辉“鄄城县宜达化工科技有限公司”60%（人民币120万元）股权转让给新股东高岩。同意原股东王某1“鄄城县宜达化工科技有限公司”40%（人民币80万元）股权转让给新股东徐某；二、同意受让方缴纳股权后，按其出资额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三、同意免去张宇辉的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经理职务；四、同意免去王某1的监事职务；五、同意修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本次会议持赞同意见的股份占全体股份数的100%，符合法定条件，本次会议经全体股东签字后生效。张宇辉、王某1全体股东在签字处分别签名，宜达公司在其公司名称处加盖其公司印章。2013年7月8日，张宇辉作为转让方，高岩作为受让方，双方签订《鄄城县宜达化工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一份，该股权转让协议由原告张宇辉和案外人王某1共同起草，约定：一、转让方张宇辉作为宜达公司的合法股东，将在公司所持有60%股权（人民币120万元）的股权依法转让给受让方高岩，高岩自愿接受以上股权；二、股权转让后，转让方张宇辉放弃其转让的股权所代表的股东权利，相应的股东义务也随之免除；受让方高岩则在其受让的股权范围内享受并承担法律和公司章程规定的股东权利和股东义务；三、本协议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四、本协议一式四份，转让方、受让方各执一份，公司存档一份，登记机关备案一份，经双方签字后生效。张宇辉在转让方签字处签名，高岩在受让方签字处签名，宜达公司在其公司名称处加盖其公司印章。2013年7月8日，宜达公司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提出有限责任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张宇辉在申请书中的法定代表人签字处签名，将宜达公司的股东由原登记股东张宇辉、王某1变更为申请股东高岩、徐某，同时修改了宜达公司的公司章程并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备案。2017年3月9日，被告高岩将其持有的宜达公司60%的股权120万元转让给案外人史庆幸，同时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变更了股东股权登记。原告张宇辉将其在宜达公司所持有的60%的股权转让给被告高岩后，张宇辉虽陈述自己仍然是宜达公司的实际股东，参与了宜达公司的实际生产经营，但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张宇辉还陈述高岩系代持股权，宜达公司的实际股东是张宇辉和第三人王常虎，《股权转让协议》的内容不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张宇辉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产生重大误解，该协议内容显失公平，但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张宇辉又陈述宜达公司60%的股权价值120万元是根据宜达公司工商登记注册资本200万元计算得来的，张宇辉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60%股权的价值120万元不予认可。原告张宇辉2020年5月26日在向本院起诉时的诉讼请求为：1.请求撤销原告、被告于2013年7月8日签订的宜达公司股权转让协议；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2020年7月7日原告张宇辉将诉讼请求变更为：1.请求确认原、被告于2013年7月8日签订的宜达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无效；2.请求判令被告高岩返还原告涉案60%的股权（如不能返还，则判令其赔偿相应损失）；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原告张宇辉以其主张的标的额120万元补交了案件受理费。本案于2020年7月15日公开开庭审理时，原告张宇辉当庭将诉讼请求再次变更为：1.请求确认原、被告于2013年7月8日签订的《鄄城县宜达化工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无效；2.请求判令被告高岩返还原告涉案60%的股权或支付在2013年7月8日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60%股权的现金价值1000万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但原告张宇辉未在法庭指定的期限内补交变更诉讼请求部分的案件受理费。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本案中，2013年7月8日，宜达公司召开全体股东会议并形成决议，全体股东对股东会决议一致同意；宜达公司的股东张宇辉将其持有的宜达公司的60%的股权转让给高岩，双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并已实际履行，且办理了宜达公司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原告张宇辉与被告高岩于2013年7月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一份，是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签订的，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和共同意愿，有双方亲笔署名，原告张宇辉对此亦予以认可，且协议的内容和形式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或强制性规定，也无证据证明该协议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应认定为合法有效。股权是股东享有的，并由公司法或公司章程所确定的多项具体权利的综合体。当公司股权发生转让时，公司的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由转让方转移到受让方，原股东丧失股东资格，不再对公司享有股东权。股权转让后，股东张宇辉对宜达公司的权利义务全部同时转移于受让方高岩，受让方高岩因此成为宜达公司的股东，取得宜达公司60%的股权，高岩作为变更登记后宜达公司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实际参与了宜达公司的经营和管理。张宇辉虽诉称本案所涉合同系名为股权转让实为股权代持，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自己的主张，股权转让与股权代持是不同的法律关系，两者的法律依据不同，不可混淆。张宇辉主张股权转让协议的内容因不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产生重大误解、显失公平而无效的起诉理由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原告张宇辉与被告高岩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在公司持有的60%（人民币120万元）的股权”是对转让股份标的的描述，不等同于股权转让价款的约定，且张宇辉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60%股权的价值120万元不予认可，高岩抗辩张宇辉系无偿转让股权。根据《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合同生效后，对于一般情况下当事人就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通过协议补充或者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等方式进行补救，本案中，一是没有证据证明双方对合同转让价款以及履行义务等事后达成了补充协议，二是本案所涉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宜达公司的财产状况、经营状况、债权债务情况如何，张宇辉、高岩说法不一，宜达公司此时的股权价值如何，根据张宇辉、高岩的举证、质证情况不能进行判断，在没有双方另行约定的情况下，无法推定受让方高岩应当支付张宇辉股权转让款，且张宇辉在法庭指定的期限内对其变更诉讼请求部分的案件受理费并未补交，张宇辉主张支付在2013年7月8日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60%股权的现金价值1000万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本案《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且已经得到实际履行，在不存在合同无效、合同被撤销、变更或者终止、合同解除等情况下，张宇辉主张高岩返还涉案60%的股权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因原告张宇辉没有对第三人王常虎提出具体诉讼请求，故本案对第三人王常虎不作出实体处理。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张宇辉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600元，减半收取7800元，由原告张宇辉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徐文娟二〇二〇年九月七日书记员  王增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