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6民终329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玉安，男，住蠡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锡中，河北亚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洋，河北佳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旭光，男，住蠡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波，河北正昊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韬，河北国存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玉安与被上诉人高旭光及原审被告朱培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一审中河北省蠡县人民法院以朱培进涉嫌诈骗移送公安机关，蠡县公安局立案侦查，蠡县人民法院作出（2017）冀0635民初528号之二十民事裁定驳回高旭光对朱培进的起诉。河北省蠡县人民法院作出（2017）冀0635民初528号民事判决后，上诉人刘玉安不服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玉安上诉请求：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起诉或发回重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程序违法。本案被告涉嫌犯罪移送公安，原告对借款人的起诉已被驳回，在主债务人缺失、证据无法经三方质证的情况下草率认定合同效力及担保范围，违反民事诉讼法和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13条规定，审理程序违法。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借款人以自有财产不动产为借款设立抵押，被上诉人一审庭审认可，依据物权法第15条和担保法规定，抵押权设立后未登记的只是不能对抗第三人，抵押权效力存在，一审判决以未办理登记为由否定抵押事实及抵押权效力，违反法律规定。三、上诉人不应承担担保责任。被上诉人明知债权设立抵押，但其起诉主张债权时放弃主债务人为其设立的物权请求权，其行为符合担保法中担保人免责的法律事实。退一步讲，即使上诉人应承担保证责任，鉴于主债务人涉嫌犯罪材料移送公安机关，证据无法质证，合同效力暂无法判断，导致三方责任无法确定，一切尚需刑事案件审结为前提，一审判决草率判定上诉人全额承担本案债务的保证责任，违反法律规定。庭审中补充：一审判决程序错误，一审法院裁定驳回被上诉人对主债务人朱培进的起诉，该裁定上诉期10日，该裁定与判决同日出具，同日送达我方，剥夺我方上诉权利，程序严重错误；本案事实不清，未审查借款主体与本案当事人是否一致，同时借款金额及资金来源问题均未查清，据我方了解，被上诉人对不特定多人出借款项，均有砍头息，被上诉人为职业放贷人或以放贷为业，我方有证据可以证实。 高旭光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驳回上诉请求。理由：一、关于程序问题，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人民法院发现正在审理的民事案件涉嫌犯罪，该刑事犯罪直接影响民事案件性质效力责任承担的，应走先刑后民程序，但本案中朱培进虽涉嫌诈骗犯罪，其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借款合同并非无效，上诉人担保效力的认定应依据合同法和担保法规定，所以一审审判程序合法。二、关于抵押权，朱培进以西曼国际不动产做抵押，但未办理抵押登记，不产生物权变动的效力，与上诉人提到的合同效力无关。三、上诉人以保证人的身份在借款借据、借款协议书中签字按印，表明其自愿对所保证款项承担责任，所形成的担保合同关系依法有效，在朱培进未如约还款的情况下，上诉人应就其担保范围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一审法院出具的判决与裁定合法，本案自2017年3月1日立案后经过多次开庭审理，两次移交公安，两次中止审理，历经三年时间，对相关事实审查清楚，不存在上诉人提到的相关问题，应驳回上诉人上诉请求。 高旭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朱培进立即支付高旭光本金260万元、利息98.8万元（利息自2015年8月1日计算至全部清偿日止，现暂计至2017年2月28日，计19个月）、律师服务费16.552万元，共计375.352万元；2.判令刘玉安在本金200万元、利息76万元（利息自2015年8月1日计算至全部清偿日止，现暂计2017年2月28日，计19个月）、律师服务费13.24万元，共计289.24万元范围内与朱培进承担连带保证责任；3.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2月14日朱培进、刘玉安给高旭光出具借据一份，借据载明：“借款合同号：2015021402，借款金额叁佰万元整，借款日期：2015年2月14日，期限3月，利息月息：2.2分（逾期按日5‰计息），借款用途：皮草，借款人：朱培进(签名)，出借人：高旭光(签名)，保证（抵押）人：刘玉安(签名)，保证人承诺对此笔贷款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直至借款人全部还清贷款本息收款收据：依据编号为2015021402担保借款合同之约定，出借人已将借款（大写）叁佰万元打入借款人朱培进指定账户时间：2015年2月14日”。高旭光将上述款项打入朱培进指定账户。2016年1月6日，高旭光与朱培进、刘玉安签订“借款确认协议书”一份，该协议书记载：“甲方（出借方）：高旭光，乙方（借款方）：朱培进，丙方（担保方）刘玉安，针对甲乙双方借贷情况及丙方为乙方借款提供担保情况，经甲乙丙三方核对，确认如下：一、2015年2月14日，乙方向甲方借款人民币300万元，用途为经营皮草，利率按月利率2.2分计算，借款期限自2015年2月14日至2015年5月13日。如乙方推迟还款，利息仍按原利率持续计算，且乙方应当按日支付违约金千分五。丙方作为乙方保证人为该笔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限至乙方借款本息还清甲方止；乙方以北京西曼国际产业园D-21房产为该笔借款设定抵押。丙方保证范围及乙方房产抵押范围均为借款本金、利息及实现债权的其他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法院诉讼费、律师费等全部费用）。后甲方将该款打入乙方指定账户。因借款期限届满，乙方未能如期还款。2015年5月13日，甲方同意针对上述300万借款中的200万进行展期，展期期限为2个月。展期借款到期后，乙方如不归还全额借款，按日利率千分之一为标准向甲方支付利息。丙方确认作为乙方保证人保证对展期借款200万元本金、利息及实现债权的其他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法院诉讼费、律师费等全部费用）担保方式：担保方负有无限连带责任。担保期限：借款方全部还清甲方止；乙方确认原抵押物继续作为偿还全部借款即300万的抵押担保。2015年6月3日，乙方向甲方还款40万（注：该40万非上述展期中的200万元）。二、如有未尽事宜，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三方约定向蠡县人民法院诉讼解决。甲方：高旭光（签字捺印）乙方：朱培进（签字捺印）丙方：刘玉安（签字捺印）2016年1月6日”。高旭光称2015年8月1日之前的利息被告已经还清。高旭光提交“借款借据”、“借款确认协议书”各一份，经庭审质证，刘玉安均无异议。对于律师费的主张，高旭光提交委托代理合同、委托代理手续、律师函、委托书各一份以及网络下载的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鲁民申1049号民事裁定书。经质证，刘玉安认为律师费不是本案必须支出，我国不是判例国家，没有延续判例的习惯，不予认可。高旭光另提交“BDA西曼国际股权投资协议”复印件一份，该协议书中记载甲方为北京西曼国际服饰有限公司，乙方为北京美依诺金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朱培进）。乙方投资1690万元，取得甲方0.5%股权，乙方所持有的股权所对应的资产（实物）为北京西曼国际产业园D区21楼，建筑面积约2500平方米等内容。高旭光称“借款确认协议书”提到北京西曼国际产业园D-21房产，是北京美依诺金贸易有限公司投资的房产，不是朱培进的房产，因为手续不全，没有办理抵押登记，故没有设立物的担保，所以让刘玉安做的担保，刘玉安知道无法抵押。刘玉安质证称：对该投资协议记载乙方投资1690万元的数值认可，该证据说明房产价值足以偿还债务，至于是否设立抵押是债权人应当审查的，不是保证人责任，保证人只是知道债权上有物的担保并且债务人提供的该物的抵押足以偿还债务；在签订300万元借款借据时，高旭光、朱培进曾签订过抵押贷款协议，其相信有物的抵押，应在物的担保范围外承担责任；由于出借人的原因没有尽到审查义务，导致不能以物抵押实现债权，存在重大过错，应免除保证人的全部连带保证责任。本案在审理过程中，经高旭光申请，法院依法查封了刘玉安房产一部。 一审法院认为，高旭光、刘玉安对“借款借据”、“借款确认协议书”均无异议，予以认定。本案中朱培进虽涉嫌诈骗犯罪，但其与高旭光签订的借贷合同并非无效，刘玉安担保效力的认定应当依据合同法和担保法的规定，刘玉安以保证人的身份在“借款借据”、“借款确认协议书”中签字捺印，即表明自愿对所涉款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所形成的担保合同关系应属有效。未办理不动产抵押登记，抵押权不成立，不能影响担保合同的效力，也不属于保证人不承担保证责任的情形，故保证人刘玉安应当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刘玉安称应免除其全部连带保证责任理据不足，不予采纳。“借款确认协议书”到期后，朱培进已经偿还高旭光2015年8月1日之前的利息，并于2015年6月3日偿还高旭光本金40万元（该还款不在刘玉安保证范围内），现朱培进仍欠高旭光本金260万元及相应利息。高旭光主张刘玉安在本金200万元及利息（利息按月利率2%，自2015年8月1日起计算至本金全部清偿日止）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刘玉安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后，有权向朱培进追偿。高旭光向刘玉安主张律师服务费13.24万元，因没有相关票据，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第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刘玉安对朱培进应偿还原告高旭光的本金2000000元及利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利息按月利率2%计算，自2015年8月1日起至本金全部清偿日止）。二、驳回原告高旭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9939.2元，由被告刘玉安负担28880元，原告高旭光负担1059.2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对被告刘玉安保全费）由被告刘玉安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上诉人刘玉安提交证据并陈述：1.《抵押担保借款合同》，为本案借款《抵押担保借款合同》，一审庭审后从主债务人处取得，签订日期为2015年2月14日，合同编号为2015021402，与本案被上诉人提交借款借据对应，但出借人为张伟，并非高旭光，合同签订地显示为蠡县大福元投资公司，用以证明涉案借款的《抵押担保借款合同》为制式合同，且出借人并非被上诉人高旭光，高旭光作为本案原告主体不适格，同时更说明借款人参与本案及需查明案件事实的必要性。2.高旭光诉其他债务人法律文书及相应借款合同及借款借据：（2018）冀0635民初216号判决显示2015年2月11日高旭光向刘某1出借100万元，月息2%，刘某某、刘某2提供连带保证；（2018）冀0635民初426号判决显示2015年9月9日高旭光向郭某某出借50万元，月息2.5%，马某提供连带保证；双方《抵押担保借款合同》及《借款借据》（合同编号20160124001）与本案形式完全相同，系制式合同，另2016年3月30日高旭光向郭某某出借55万元，月息2.5%（实际月息3.5%），双方《抵押担保借款合同》及《借款借据》（合同编号20160330001）与本案证据形式完全相同，系制式合同；（2018）冀0635民初1875号判决显示2016年6月10日高旭光向李某某出借100万元，月息2%，王某某、赵某提供连带保证，双方《抵押担保借款合同》及《借款借据》（合同编号20160610001）与本案形式完全相同，系制式合同；（2020）冀0606民初546号之一裁定显示2016年11月24日高旭光向孙某某出借100万元，月息2%，祝某某提供连带保证；证明高旭光在本案借款期间以营利为目的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借款，涉嫌职业放贷或以放贷为业，借款合同无效，从而保证合同无效，保证人无责，免除保证责任（含本案涉诉案件共7起）。3.高旭光持股的蠡县大福元投资有限公司工商信息以及关联人员涉案法律文书：蠡县大福元投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田召玉持股50%，高旭光持股50%，该公司未依法取得放贷资格；（2018）冀0635民初211号民事裁定书显示田召玉向杨某某、魏某某出借30万元；（2019）冀0635民初1333号民事判决书显示田召玉2018年向张某、孟某某出借20万元，月利率2.5%；证明关联人员放贷情况（涉诉案件2起）。4.高旭光向他人提供借款的银行流水、相应还款流水以及借款人与高旭光微信聊天记录，高旭光承认出借款项一事；2016年10月21日高旭光向张某某出借10万元，月息2.1%，张某和韩某某提供连带保证，双方签订《借款借据》（借款合同编号2016102101）与本案形式完全相同，系制式合同；2017年4月5日高旭光向刘某提供借款30万元，3个月内月息2%，3个月后月息2.2%，刘某于2017年4月6日按照月息2%偿还三个月利息1.8万元、2017年7月4日按照月息2.2%偿还三个月利息1.98万元、2017年10月23日偿还三个月利息1.98万元，2018年1月1日刘某偿还本金10万元、1月8日偿还本金20万元，其中出借人账户、收取利息及本金账户均为高旭光本人账户，高旭光与刘某微信内容显示双方借贷关系；2015年7月26日高旭光向郭某某出借29.1万元，7月28日出借30万元，月息2.5%，8月13日出借45万元，8月21日出借19.73万元，出借账户均为高旭光账户，收取利息账户为高旭光本人账户及其指定王某账户，该四笔借款与第2组证据中高旭光诉郭某某一案借款不重叠；以上高旭光未涉诉出借行为6起，实际放贷次数远高于我方掌握情况。5.类案判决，最高法院（2017）最高法民终647号判决，认定出借人向不特定他人放款5笔，系以放贷为业，判决借款合同无效，保证合同无效，保证人不承担责任；（2019）冀06民初60号民事裁定书、（2019）冀06民初19号民事裁定书、（2019）冀06民初20号民事裁定书、（2019）冀06民初22号民事裁定书，借款人涉刑事犯罪，法院依法驳回出借人对借款人、保证人起诉；用以证明高旭光放款行为已构成以放贷为业，借款合同及保证合同无效，保证人无责，本案应驳回高旭光起诉，本案借款人借款行为涉嫌刑事犯罪，应全案驳回起诉。被上诉人高旭光发表质证意见：1.抵押担保借款合同无原件，不予质证；当时朱培进向张伟借款，由于无法进行抵押登记，张伟未同意出借，高旭光才向朱培进出借，因双方系朋友关系，也有生意往来，所以对担保没有特别要求。2.高旭光诉其他债务人法律文书及相应借款合同及借款借据，对法律文书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2018）冀0635民初216号判决所涉刘某1系高旭光朋友，刘某1在担保人刘某某处租赁厂房从事皮毛加工，刘某某与高旭光是亲戚关系，他们三人共同从事皮毛行业，交往密集，是在此情况下出借的；（2018）冀0635民初426号判决所涉郭某某与高旭光系亲属关系，2014年至2016年双方在北京共同从事皮毛生意，是合作伙伴，彼此在代售代销互相买卖等业务中合作很多；（2018）冀0635民初1875号判决所涉李某某长期在蠡县从事皮毛生意，与高旭光是好朋友，双方交往很多，在亲情、友情上也互有往来，因此该借款系朋友间拆借，担保人赵某与刘某某系亲戚关系，是亲妹夫，担保人王某某与高旭光也都是朋友关系，长期存在业务往来与合作；（2020）冀0606民初546号之一裁定所涉孙某某与高旭光系同村村民，从小是好朋友，后来也一直在蠡县从事皮毛生意，双方交往很多，该借款系朋友间拆借。3.高旭光持股的蠡县大福元投资有限公司工商信息以及关联人员涉案法律文书，对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该公司确系高旭光与田召玉合伙成立公司，主要从事皮毛进口投资生意，田召玉个人对外放贷与大福元投资公司和高旭光均无关系。4.高旭光向他人提供借款的银行流水、相应还款流水以及借款人与高旭光微信聊天记录：对张某某借款10万元的相关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张某某系担保人韩某某的表弟，高旭光与韩某某及本案刘玉安、朱培进均是好友，当时是韩某某找高旭光提出要替其表弟借钱，这笔钱实际是冲韩某某给的，事实上还款也是韩某某还的，还了以后韩某某将借据要走，韩某某与刘玉安系合伙人关系，韩某某先后将自己两个公司转让给刘玉安，该借据实际是韩某某提供的；对于刘某借款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关联性均有异议，2017年4月5日高旭光确实向刘某提供借款30万元，但没有按上诉人所说收取利息，仅在2017年7月4日和2017年10月23日收取两笔利息，每笔19800元，利率2.2分，最后还款时三个月利息因刘某困难没有收取，高旭光出借9个月仅收取了6个月利息，原因是刘某与高旭光是朋友关系，而且双方存在生意往来；2017年4月6日刘某支付的1.8万元不是利息，按照2.2分利率也不应收取18000元，这笔钱是刘某给付高旭光的货款，包括1720元、1400元等款项，是当时刘某在蠡县用皮毛向天津金裘世纪商业保理公司抵押贷款，每月应缴纳库存费，高旭光因业务也很多，所以经常代刘某缴纳，事后刘某再还给高旭光，有时候用现金，有时候转账，其中2017年5月4日退回的344元就是当时刘某转多了，高旭光退给他的零头；（2018）冀0635民初216号判决显示刘某12015年2月11日第一笔借款，刘某2017年4月5日的借款在间隔两年之后。对郭某某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和证据目的有异议：关于29.1万元的借款，高旭光并不认识王某，而且该笔借款在15点56分汇给郭某某，当天16点23分郭某某将该笔款项汇给王某，如果如上诉人所说是借款，确实无法解释郭某某借20分钟是何目的；30万元借款不存在，该笔款项系高旭光与郭某某的商业往来，3500元不是利息，应是卖样皮的钱，他们当时在北京合作卖皮，方式是把皮放在各个店里，卖出去给钱，卖不出去就把皮还回来，有时候一些样品或零星的散货说个价就卖了，一般几千、几万元的流水往往在这种情况下出现；45万元的款项不是借款，5万元的整数是因为汇款上限造成的，这是给郭某某的皮子款，对方说差额是利息没有道理，是倒着推出来的，只要有回款就说是利息，可看出利息似乎总是在变化，不合理，而且就算是借款，郭某某并未还，这笔款项总计444850元，几天后回来40万元就没有其他了，借款没有这样借的，加上后面上诉人证据第25、26项也不对，这四项加起来是660500元，明显与还款无关；19.73万元不是借款，银行流水备注清楚写明是还款，这笔钱应是偿还的货款。5.最高法院（2017）最高法民终647号判决，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认定他人放款5笔即为职业放贷人，与本案无关；其他裁定书与本案无关，均为涉嫌刑事犯罪，最高法院司法解释中明确规定，借款人涉嫌刑事犯罪，可单独向保证人主张权利。上诉人对此补充陈述：被上诉人称高旭光与借款人为亲戚或朋友的说法不能成立，蠡县大多数人从事皮毛生意，留史村并不大，很多人是亲属，不能说明高旭光向这些人多次出借且营利的行为不构成职业放贷；刘某借款共还3次利息，利息金额不同是因为双方约定借款期限3个月内利率2%，逾期利率2.2%导致，不能改变高旭光放款营利的事实，代理人称刘某办理保理业务向高旭光支付库存费，不合常理，没有事实依据；高旭光代理人所称与郭某某之间的合作关系没有事实依据，如按此说法双方将皮放在店里出售，也应是由店里向货主付款，不应是郭某某向高旭光付款；被上诉人对某些双方账目往来的款额不认为是借款而称是生意上的货款，该说法没有证据，只是单方推测，如真是合作或货款，被上诉人应提交购销合同或发票证明其主张，这些实际发生的款项被上诉人是认可的，只是对用途予以否认，没有任何依据，所以被上诉人陈述不是事实。 上诉人申请调取部分证据：高旭光贷款记录5份，其中包括高旭光与台州银行签订的借款合同、借款借据、银行放款记录各3份，与浙江泰隆商业银行签订的借款合同、放款记录各2份，具体证明内容为：1.2015年7月16日高旭光在台州银行贷款100万元，月利率0.708%；2.2016年1月19日高旭光在台州银行贷款100万元，月利率0.744%；3.2016年8月4日高旭光在台州银行贷款100万元，月利率0.708%；4.2016年3月18日高旭光在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贷款70万元，月利率0.799%；5.2016年9月19日高旭光在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贷款70万元，月利率0.799%；另附高旭光贷款后向他人出借款汇总表一份，其中本案所涉借款还款期限内高旭光在台州银行取得贷款，以上证据用以证明高旭光在2015年至2017年间多次从银行获取低利息贷款后高息向不特定多人放款，赚取利差牟利，具有反复性、经常性和营业性，已构成职业放贷，借款合同、保证合同均无效。被上诉人质证称：对于5份贷款合同等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借款明确说明用途，且与高旭光出借借款没有直接关联性，相距日期很长，特别是最后一笔浙江泰隆银行的70万元，贷款期限6个月，到2017年3月就已经结束，刘某的借款在2017年4月；高旭光并非无业，是蠡县森宇皮毛制造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业务量非常大，与出借款项没有任何关系，上诉人将同一时期的事项联系在一起实属牵强。 被上诉人高旭光举证并陈述：第一组证据：1.蠡县森宇皮毛制造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注册资本金5000万元，经营范围是皮毛加工，购销貂皮等，并经营货物进出口；2.2015至2016年森宇公司与北京乐途捷运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的付款回单及森宇公司缴纳海关进出口增值税的专用缴款书，其中付款回单总价14812255元，关税缴纳货值2000余万元；用以证明高旭光主营业务为皮毛加工进口销售，年营业额在几千万元，并不以放贷为业。第二组证据：1.赵某证明2份，赵某系刘某某妹夫，系李某某借款保证人，也被高旭光起诉，该证据证明高旭光与刘某1案保证人刘某某系亲属关系，与李某某、刘某1、高旭光都是朋友，都做皮毛生意；2.李某某证明，其系郭某某姑姑，用以证明高旭光与郭某某也是亲戚关系，李某某是高旭光的舅妈，同时也是郭某某的姑姑；3.孙某某案裁定书，与上诉人提交的一致，用以证明高旭光与孙某某是同村，从小就是好朋友。第三组证据：1.冯某某证明，用以证明高旭光与李某某是朋友关系，都在蠡县做皮毛生意；2.李某证明，用以证明郭某某、赵某、刘某2（刘某1借款担保人）都是朋友关系，都在蠡县从事皮毛生意；3.卢某证明，用以证明郭某某与高旭光的儿子高宇森曾是合伙关系，在献县开过加工厂；4.匙某某证明，证明目的同上，郭某某与高旭光是亲戚。第四组证据：高旭光与李某某、郭某某、刘某、孙某某、朱培进聊天记录、高旭光儿子结婚的随礼礼单一份，用以证明高旭光与上述人员以及刘玉安、韩某某（张某某保证人）关系密切，经常往来。第五组证据：郭某某与高旭光的银行往来流水（系上诉人证据4-3），用以证明二人在生意上经常往来，流水数额巨大。第六组证据：刘某与高旭光的银行往来流水（系上诉人证据4-2），用以证明二人在生意上经常往来。上诉人发表质证意见：第一组证据：1.营业执照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联性；报关单与本案无关联性，不能推测有皮毛生意便不可能向民间出借款项，在蠡县当地皮毛行业，众所周知高旭光凭借其森宇公司进出口贸易的资质代当地其他从事皮毛行业人员大量从国外买皮，他人应缴付的货款只向高旭光交付30-40%，剩余的货款视为高旭光向实际买货人出借的本金，并收取高额利息牟取暴利，被上诉人出示的报关单并不能证明均为高旭光个人买皮所产生的关税，而是包含着其代当地多人买皮所产生的关税，不能证明高旭光出借资金自有。2.2015至2016年森宇公司与北京乐途捷运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的付款回单及森宇公司缴纳海关进出口增值税的专用缴款书，质证意见同上。第二组、第三组证据：对书证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不认可，被上诉人所提书证并无出证人当庭予以证实，该证据无效。第四组证据：高旭光与李某某、郭某某、刘某、孙某某、朱培进聊天记录和高旭光儿子结婚的随礼礼单一份，被上诉人欲证明双方关系密切，但并不能否认双方借贷关系及以放贷为业的事实，同时礼单为被上诉人单方提供，证据来源及是否真实我方无法确认，故不认可；相关聊天记录即便有文字记载，但不能证明其关系往来是何时建立，不排除通过借款等原因建立朋友关系，对其证明目的不认可，该聊天记录中除与刘某确认借贷关系的及与上诉人提交的聊天记录相同部分以外的其他聊天记录，均无法确认聊天双方人员的身份。第五组、第六组证据，对银行往来的事实认可，对其证明目的不认可。被上诉人对其举证补充陈述：上诉人提交的所有证据中涉及借款人共5人13笔，我方所提交的关于与上述5人及相关担保人的有关证据均系客观真实，微信聊天记录中聊天人为高旭光本人，对方刘某、朱培进、李某某等人均是是实名制微信注册，聊天时间均在2019年，系上诉人提交关于职业放贷人相关证据之前，是客观存在的；营业执照、报关单等已经对资金做出合理解释和说明，上诉人没有证据进行推测毫无道理，不符合司法解释精神及审判标准；关于书证，因为借款人与双方当事人都比较熟悉，都属于皮毛圈的人，其当时给刘玉安提交的都是银行流水、判决等客观书证，在第一次开庭后高旭光核实时，他们基于这种关系只能出具证明，书证不是证人证言，不必须出庭，对其真实性法庭可以核实。 被上诉人陈述，高旭光系大福元投资公司股东，该公司经营皮毛生意，即价低时购进价高时出售，不超经营范围，公司没有对外借贷。 本院认定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关于上诉人所提一审程序问题，主合同债务人涉嫌刑事犯罪被立案侦查，债权人请求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根据民刑交叉案件“分别受理、分别审理”原则，人民法院应当对民事案件进行审理；一审法院根据本案审理情况分别作出驳回起诉裁定和实体判决，当事人可按照文书确定的上诉期行使上诉权利，并未剥夺其诉讼权利；故对上诉人所称一审法院审理程序违法不予采信。关于合同效力问题，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系职业放贷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条明确规定，“经常性地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发放贷款”，是指2年内向不特定多人以借款或其他名义出借资金10次以上。对民事案件中职业放贷人的认定显然不应宽于刑事司法解释的标准。被上诉人在出借资金两年内5次向金融机构贷款，存在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14条第1项规定的“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情形。根据当事人举证及陈述，本案中被上诉人发放多笔借款，从借贷发生时间和次数看，从最早涉诉的2015年2月11日（刘某1借款）开始两年间，被上诉人至少出借资金6次（对2015年向郭某某4次转账是否借款双方有争议，暂未计入借款次数），均约定高额利息，借款合同、借据等形式相同或相似且均为填空式制式文书，资金发放对象并无特定条件或背景；综合以上诸项，被上诉人通过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资金以赚取高额利息，出借行为具有反复性、经常性，借款目的也具有营业性，未经批准擅自从事经常性的贷款业务，属于从事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根据《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19条、《合同法》第52条、合同法司法解释（一）第10条规定，案涉借款合同无效。因借款合同无效，从合同亦为无效，故双方当事人关于担保责任所作约定为无效约定，被上诉人据此主张上诉人承担担保责任，缺乏合同依据，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上诉人刘玉安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河北省蠡县人民法院（2017）冀0635民初528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被上诉人高旭光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29939.2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9939.2元；均由高旭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霍丽芳 审 判 员 庞 茜 审 判 员 于纪芳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四日 法官助理 张 露 书 记 员 齐亚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