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伊通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吉0323民初525号原告：李井林，男，1964年6月29日生，满族，农民，现住伊通满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勉，吉林融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诉讼代理。被告：沈洪和，男，1955年3月9日生，汉族，农民，现住伊通满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历耘宁，吉林良智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第三人:伊通满族自治县大孤山镇升礼村村民委员会,地址:伊通满族自治县。法定代表人:吴立民,村书记。委托诉讼代理人:邱连贵，男，1949年10月25日生,满族，现住伊通满族自治县，一般诉讼代理。原告李井林诉被告沈洪和、第三人伊通满族自治县大孤山镇升礼村村民委员会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分别于2020年6月9日和2020年7月3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井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勉，被告沈洪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历耘宁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伊通满族自治县大孤山镇升礼村村民委员会支部书记吴利民到庭参加第一次庭审，委托诉讼代理人邱连贵到庭参加第二次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井林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给付原告占地补偿款78870.00元，直补、粮补3636.00元，计82506.00元。二、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被告系屯林关系，2014年由于建筑铁路需要，占原告名下的“五晌半地”，面积为2015平方米，占地款78870.00元。粮补每年281.00元+直补325.00元=606.00元（1年)，6年×606.00元=3636.00元（2014年-2019年)，共计82506.00元。由于原告家中有事(孩子生病)故委托被告沈洪和代为将原告该笔补偿款领取(村委会有记录凭证)，后经原告多次找被告索要，被告以种种理由推脱,拒绝给付，现原告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故起诉至贵院，请求法院依法判决。被告沈洪和辩称，一、针对案涉的占地补偿款78870元，被告为有权、合法占有，并非原告主张委托领取，原告无权主张被告向其返还，应依法驳回该项诉讼请求。首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条可知：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经过庭审调查可知被告与原告互换土地耕种是客观事实，土地互换应该受到依法保护。村委会也是基于此互换事实才将案涉的土地补偿款直接发放给被告，故被告对该笔土地补偿款为有权占有，不应予以返还。其次，双方互换土地多年，原告也在互换后的土地上添附大面积的建筑物，一直实际使用至今。虽原告与村委会原土地家庭承包关系未发生变化，但被告并未对原告构成任何侵害，被告基于互换关系对涉案土地享有合法的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被告对涉案土地的合法权益依法应当予以保护。二、针对原告主张的直补、粮补3636元没有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应依法予以驳回。被告从未领取原告的直补、粮补款，无返还义务。如原告认为被告领取自己名下的直补、粮补款应该给原告的话，这恰恰说明，原告承认双方互换土地的事实,只是因为互换后发生被告实际耕种的土地被征占，被告一次性取得土地补偿款使得原告心里不平衡，觉得互换土地吃亏才编造委托领取直补款的案由提起本次诉讼。原告的诉讼请求，前后矛盾，明显不合理，应依法予以驳回。三、原告主张的补偿款是村委会基于土地互换事实发放给被告的，且发放该笔补偿款是经过原告同意的，现原告认为该笔补偿款应该返还也应向村委会主张而不是向被告主张；被告在村委会领取的直补款，依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假设存在返还事实也应该返还给村委会，而不是原告。另原告并非适格主体，案涉土地补偿款系基于家庭承包取得，并非原告一人权利，本次诉讼，原告并未提交其他家庭成员授权，原告无权自己代表其他家庭成员提起本次诉讼。故原告本次起诉存在诉讼主体错误、原告不是适格主体、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诉讼存在前后矛盾严重逻辑问题，应依法予以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另被告请求人民法院确定原告本次案由到底为不当得利纠纷还是土地补偿款纠纷，应由原告向法庭明确。原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一份，2009年7月1日颁发。证明本案争议的地在2009年时是登记在原告名下，故原告是本案适格主体，李井林拥有五晌半地的承包经营权；2.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一份。该合同是2017年12月全县农村土地确权之后新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证明原告这五晌半地已经被扣除；3.大孤山镇升礼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证明2014年修建长辽铁路时占用了李井林名下2015平方米土地，补偿款是78870元，该笔款项经李井林电话打给村会计之后由沈洪和代领完毕；4.（2019）吉0323民初459号民事裁定书一份。证明本次起诉之前曾起诉过被告，后因被告在长春，一直无法送达，不存在诉讼时效的问题；5.沈淑文与原告的通话录音一份。证明当年是沈淑文承包了王祥地，用王祥地临时换种的五晌半地，即后来被占的地；6.证人李某的证言。证明原、被告双方同意以地换地，同等对换，一等地换一等地。上述证据,经庭审质证，被告沈洪和对证据1、2、3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的问题均有异议，对证据1，被告沈洪和认为经营权证书中承包方家庭成员情况一项，并非李井林一人，其无权代表其他家庭成员行使权力；对证据2，被告沈洪和认为该份证据无法证明是被告侵占了土地，反而是基于双方互换土地的事实，被告名下2.9亩一等地承包田一直由原告李井林耕种，故其没有任何损失；对证据3，被告沈洪和认为该份证据村委会明确说明案涉土地是被告与原告协商串地种，一直到修建长辽铁路，双方均是互换土地耕种，故被告领取案涉补偿款是村委会经过原告同意发放给被告的，被告为有权占有，不应返还；对证据4，被告沈洪和认为该份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2019年原告李井林与郭玉梅、李明月共同作为原告，以委托合同为案由，提起了本次诉讼，与本案无关，故无法证明存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延长的情况，及本次以不当得利纠纷为案由提起诉讼，应严格使用两年诉讼时效，超期应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对证据5，被告沈洪和对其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依据法律规定，证人出庭，应接受法官询问，原告提供的录音及书面材料，无法核实真伪，不能证明其事实；对证据6，被告沈洪和认为村委会向法庭出具情况说明一份，可以说明双方存在互换土地耕种的事实，而并非原告诉状中所称，委托被告代领补偿款，另村委会向法庭说明当年铁路征占土地发放补偿时，是依据村委会提供的失地人员名单办理邮政存折，案涉土地的补偿款是办到被告的名下，且土地补偿款的发放，是第三人经原告同意后才予以发放，而且原告当时还领取了其本人名下的其他补偿款，其诉状中称，找沈洪和代领，是因其本人在长春不方便，是不成立的，如不方便应要求代领全部而不是部分，故被告对案涉土地补偿款为有权占有，不应予以返还；第三人伊通满族自治县大孤山镇升礼村村民委员会对上述证据无异议。本院结合相关证据，对证据1、2、3、4、6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据5，原告未提交其他证据加以佐证，不能形成证据体系，故本院不予确认。被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一份。证明被告用其名下2.9亩一等地与原告互换土地耕种的事实；2.照片三张。证明原告与被告互换土地之后在原告的承包田上，实际建筑大面积房屋并一直使用至今，双方互换土地是事实，原告的权利没有受到侵害；3.证人连某的证言。被告沈洪和系证人连某的妻弟，证明双方互换土地的事实。上述证据,经庭审质证，对证据1，原告李井林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原、被告之间确实存在换地行为，但是原告是用王祥地换的现在被告盖房子的地，并非是长辽铁路占的这五晌半地。在换地之后双方还有一个串种土地的行为，在换地之后被告将换的王祥地承包给宁海，宁海是本案被告的叔伯妹夫，宁海因为耕种不便，与原告沟通串成案涉的五晌半土地耕种，宁海承包期到期之后，沈洪和说继续串地种，一直到占地；对证据2，原告李井林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的问题均无异议；对证据3，原告李井林对该份证据有异议。本院结合相关证据，对证据1、证据2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据3，因证人与被告系亲属关系，本院将酌情采纳。第三人伊通满族自治县大孤山镇升礼村村民委员会没有向法庭提交证据。经审理查明，原告李井林与被告沈洪和系屯林关系，2005年原告李井林用名下约2亩承包地（一等地）与被告沈洪和名下约2亩承包地（一等地）进行对换；后沈洪和将该地块承包给宁海与沈淑文，因宁海与沈淑文承包沈洪和的“王祥地”，因离家较远，故与李井林协商，用其承包的“王祥地”串种原告名下的“五晌半地”。2009年宁海与沈洪和承包合同到期后，该“五晌半地”由沈洪和继续耕种，原告李井林与被告沈洪和沟通未果，案涉地继续由被告沈洪和耕种。2014年由于建筑铁路需要，占原告名下的“五晌半地”，面积为2015平方米，占用土地补偿款于2014年6月发放，当时，原告电话告知村会计同意将案涉地块补偿款由被告沈洪和领取。庭审质证过程中，被告方提出本案已过诉讼时效。经查，2019年3月13日，原告李井林以委托合同为由针对土地补偿款向本院提起诉讼，后以被告下落不明为由驳回起诉。本院认为，根据原、被告双方提供的证据可知，案涉土地的补偿款是于2014年6月发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本案原告李井林与村会计电话沟通同意由被告领取案涉土地补偿款，后被告未将该款给付给原告时，原告就应当知道权利受到侵害，故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应当从2014年6月开始计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民法总则实施前，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此，本案的诉讼时效期间应当自2014年6月起按照两年计算。原告在2019年3月13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以被告下落不明为由驳回原告起诉，但原告在该次起诉前，诉讼时效期间已届满，原告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原告当庭亦未能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存在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定情形，故被告关于原告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待原告补强证据后，可另行提起诉讼。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一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李井林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862元，由原告李井林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吉林省四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春辉审 判 员  周和影人民陪审员  关文汉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二日书 记 员  宫 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