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最高法民申3809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王凌进，男，1969年7月19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荣成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已晓，北京市盈科（威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刚波，北京市盈科（威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时德义，男，1975年8月2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文登区。 再审申请人王凌进因与被申请人时德义船舶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鲁民终21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王凌进申请再审称：（一）原审判决认定《鲁文渔53389、53390购船合同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是对《船舶买卖合同》余款支付问题的补充约定、王凌进的还款对象是时德义而非贷款银行缺乏证据证明。王凌进已经将480万元购船款全额支付给时德义。二审中，王凌进向法庭提交的证据已经充分证实，其于2016年4月8日和2016年5月9日共计向时德义汇款480万元，双方签订的《船舶买卖合同》王凌进的付款义务已经全部履行完毕。原审法院仅凭两个未出庭的证人作出的证人证言和一份时德义向案外人姜素美汇款220万元的记录即对时德义提交的证据予以采信缺乏依据。双方签订的《船舶买卖合同》已经全部履行完毕，在此之后双方是否存在资金往来、是否存在债权债务关系都是双方形成的新的法律关系。王凌进是按照银行要求向银行履行还款义务，而不是向时德义履行还款义务。时德义在贷款到期前就强行将涉案船舶拖走，王凌进没有理由在自己全款购买的船舶被时德义非法占有的情况下继续偿还440万元贷款，也就不存在违约、不还款的事实。（二）原审适用法律错误。1.原审判决认定《补充协议》第四条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是错误的。王凌进已经全额付清购船款，无论按照法律规定还是合同约定，船舶的所有权都应该归其所有，该条款并非双方对船舶所有权转移问题作出的补充和新的约定。《补充协议》第四条是解除《船舶买卖合同》的条款，如果涉案《船舶买卖合同》已经履行完毕亦或时德义无权解除《船舶买卖合同》，该条款就没有适用的前提。2.退一步讲，即便时德义能够收回船舶，涉案《船舶买卖合同》此时也应当已经解除，时德义应当返还王凌进已经支付的购船款。二审阶段，王凌进请求法院对于双方签订的《船舶买卖合同》的状态进行一个判断，但是法院对于《船舶买卖合同》的状态未进行说明，致使该判决结果直接导致申请人船、钱两失，有违公平正义的法律基本原则。3.原审判决认定时德义对涉案船舶系合法占有是错误的。无论王凌进在整个合同履行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时德义均无权采用私力救济的方式将涉案船舶强行拖走，其对涉案船舶是否享有合法权利应当通过诉讼的形式进行确认。4.时德义在本案一审庭审中自认油补就是抵利息，原审判决认定王凌进关于油补款抵顶购船款的主张没有合同依据，油补款争议与本案船舶买卖合同关系属不同的法律关系是错误的。（三）原审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原审法院在案外人杨军涛、姜素美未出庭作证接受各方质询、申请人对被申请人提供的所谓二人的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以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的情况下，完全采纳这两份证人证言的内容，并且以此认定申请人并未付清购船款，违反程序。（四）对审理案件需要的主要证据，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人民法院未调查收集。涉案渔船长期被时德义非法扣押，王凌进无法正常经营，错过了捕捞业的黄金时期，且涉案船舶被时德义强行拖走至今已两年之久，受到海水、雨水侵蚀而没有任何的维护和保养，现已折旧破损严重。一、二审期间，王凌进向法院提供了账本证明所遭受的损失，对于其他损失由于举证困难，向法院提出了针对损失的鉴定申请，但未得到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之规定申请对本案进行再审。 时德义提交意见称：（一）双方签订的《船舶买卖合同》并未履行完毕，王凌进尚欠时德义购船款440万元。时德义依据《补充协议》第四条的约定解除合同、收回船舶所有权具有合法依据。王凌进有关《补充协议》属于新的法律关系的主张与事实不符。《补充协议》是时德义与王凌进对剩余购船款如何支付所重新作出的安排和达成的合意，原审判决对《补充协议》性质的认定、对其所涉权利义务关系的认定合法有据。王凌进未将购船款全额付清，时德义依据合同约定收回涉案船舶所有权并占有船舶，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审法院对证人证言的采信符合法律规定，并不存在“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的情形。杨军涛和姜素美的证言在二审中经过申请人的质证，且其证言并非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二审法院认定“还旧借新”的事实主要证据是当事人双方的银行转账记录，是结合双方银行对账单等证据综合认定时德义提交的证据形成完整证据链，能够证明时德义提出的该480万元汇款中440万元系用于“还旧借新”的过桥资金。二审法院对证据的采信符合法律规定。（二）王凌进并未提出时德义返还已付购船款和油补款的诉讼请求，根据“不告不理”原则，原审判决对已付购船款及燃油补贴问题不予处理符合法律规定；况且该已付购船款及油补款已冲抵长达7年之久的船舶使用费、利息以及王凌进营运过程中屡次发生非法行为被行政处罚而给时德义造成的巨大经济损失。综上，请求驳回王凌进的再审申请。 本院认为，本案系申请再审案件，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的规定对王凌进的申请再审理由进行审查。 （一）关于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是否缺乏证据证明的问题 王凌进在二审期间提交证据，证明其曾分4次向时德义共计转款480万元，时德义也提交了银行明细表等证据予以反驳，以证明上述资金流传虽是从王凌进的账户转至时德义的账户，但实际上是“还旧借新”。时德义提交的银行明细表所体现的资金的流转过程能证明在新的贷款发放当日，时德义又将王凌进转来的480万元款项全部转给了向王凌进打款的杨军涛和姜素美。二审判决据此认定时德义提交的证据能够客观反映事实的全部过程，形成完整的证据链，王凌进未将涉案购船款的余款全额支付给时德义并不缺乏证据证明。王凌进关于《船舶买卖合同》已经履行完毕的理由不能成立。 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补充协议》明确：“由于乙方（王凌进）未能将船款全部付清，因此渔船暂未过户，仍在甲方（时德义）名下。现乙方（王凌进）由于资金紧张，需用两艘渔船申请银行贷款。”二审判决根据《船舶买卖合同》履行情况、双方签订《补充协议》的背景以及《补充协议》的内容，认定该协议是对《船舶买卖合同》余款支付问题的补充约定，是双方船舶买卖合同关系履行问题的延续，并非形成了新的法律关系，有相应的事实依据，认定王凌进在《补充协议》项下的还款对象是时德义而非银行亦无不当。王凌进关于《补充协议》是双方形成的新的法律关系，其在《补充协议》项下的还款对象是银行的理由不能成立。 （二）关于原审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否未经质证的问题 根据二审判决载明的情况，杨军涛、姜素美的证人证言已经双方质证认证。王凌进关于证人证言未经质证的理由不能成立。而且，该证人证言并非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二审判决是根据时德义提供的银行明细，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王凌进未付清购船款，故原审判决并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四项规定之情形。 （三）关于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是否有误的问题 《补充协议》就王凌进偿还时德义贷款问题进行了约定，该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第四条约定，如果出现王凌进未按约定时间还款，时德义有权解除购买合同收回涉案船舶所有权，并具有变卖、出让、支配等相关法律权限。该转移所有权的约定系双方内部对还款事宜的安排，而涉案船舶一直登记在时德义名下，双方之间作此约定并不侵害他人权益，依法有效。在王凌进未依《补充协议》的约定支付时德义购船款、并经时德义发律师函催告仍未在限定期间内支付剩余船款的情况下，时德义根据双方的合同约定占有涉案船舶有合同依据，原审判决认定时德义无需向王凌进返还涉案船舶并无不当。王凌进关于时德义非法占有案涉船舶的理由不能成立。 涉案《船舶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并未就油补款抵顶购船款作出约定，而王凌进提起本案诉讼的请求是时德义返还渔船并赔偿损失，故本案争议法律关系与涉油补款争议的法律关系不同，二审判决对此不予处理并无不当。王凌进关于船舶油补款抵顶剩余购船款的理由不能成立。 王凌进主张原审判决应对《船舶买卖合同》的状态进行判断。由于王凌进在本案中只提出了返还船舶、赔偿损失的请求，说明其愿意继续履行合同，且时德义在一审庭审中称王凌进如还清440万元的贷款就将涉案渔船返还，故原审判决针对王凌进的诉讼请求进行审理、对合同状态不做判断并无不当。王凌进若主张解除合同返还购船款，可另行提起诉讼解决。 （四）关于是否存在对审理案件需要的主要证据，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人民法院未调查收集的情形 王凌进主张应由人民法院调查收集的证据是鉴定其遭受的船舶经营损失及落实损失价值。如前所述，时德义有权收回渔船，王凌进应就其主张的损害赔偿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但其未提交证据证明。原审判决以不存在鉴定、落实所需要的前提基础和法律依据，未准许其申请并无不当，并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五项规定之情形。 综上，王凌进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的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王凌进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马东旭 审判员  郭载宇 审判员  朱 科 二〇二〇年九月三十日 书记员  王 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