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朔州市平鲁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晋0603民初253号原告：王某（系死者付建勇妻子），女，1972年5月1日出生，汉族，河北省衡水市景县人，农民。原告：付某某（系死者付建勇长女），女，2001年3月9日出生，汉族，河北省衡水市景县人，农民。原告：付某（系死者付建勇长子），男，2006年6月1日出生，汉族，河北省衡水市景县人。法定代理人：王某，女，1972年5月1日出生，汉族，河北省衡水市景县人，农民。系付某母亲。原告：于某某（系死者付建勇母亲），女，1942年1月7日出生，汉族，河北省衡水市景县人，农民。四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落俊兰，山西茂正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被告：赵某某，男，1966年9月4日出生，汉族，河北省景县人，农民。委托诉讼代理人：常学功，河北泽诺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被告：肖立方，男，1976年5月15日出生，汉族，河北省景县人，农民，现住朔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建华，山西业盛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被告：朔州市平鲁区衡军源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衡军源商贸公司）。法定代表人：李义明，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呈龙，山西文青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被告：赵成，男，1969年10月3日出生，汉族，朔州市人，无业，现住朔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高青云，山西省朔州市平鲁区井坪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王某、付某某、付某、于某某与被告赵某某、肖立方、衡军源商贸公司、赵成提供劳务者致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1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某及其四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落俊兰，被告赵某某委托诉讼代理人常学功，被告肖立方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建华，被告衡军源商贸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呈龙，被告赵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高青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某、付某某、付某、于某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四被告连带赔偿原告死亡赔偿金508280元、精神抚慰金50000元、丧葬费35816.5元、交通费5000元、运尸费11700元、误工费2188元、被扶养人生活费56915元，合计669899.5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事实与理由：2019年7月17日，因朔州市平鲁区西山灵应寺修建寺庙，被告赵成借用被告衡军源商贸公司的名义承包工程。后被告赵某某、肖立方又从被告赵成手里承揽了修建灵应寺工程。承揽工程后，二人雇佣付建勇作为该工程的民工。2019年7月5日，付建勇来到灵应寺开始工作。2019年8月31日中午，工人们干完活后因包工头请客吃饭，冯宝玉、付建勇等九名工人在包工头的指示下搭乘赵登红驾驶的农用三轮车从灵应寺出发准备下山吃饭。11时30分许，三轮车行驶至灵应寺自建水泥路段一处弯道时车辆发生侧翻，导致发生冯宝玉、付建勇死亡、同车其他人不同程度受伤的安全事故。原告认为，死者付建勇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被告赵某某、肖立方二人作为雇主未尽到安全注意提醒和安全保护义务，理应对付建勇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被告衡军源商贸公司及被告赵成将工程承包给没有资质的被告赵某某、肖立方二人，其作为涉案工程的违法分包方，明知接受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也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对于因此导致的安全事故而造成付建勇死亡的损害结果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付建勇死亡后，各被告一直拒不对原告进行赔偿，为维护合法权益，原告提起诉讼，望判如所请。诉讼过程中，四原告就诉讼请求第一项中的死亡赔偿金508280元变更为452600元、丧葬费35816.5元变更为36103.5元、误工费2188元变更为2679元、被扶养人生活费56915元变更为48640元，合计669899.5元变更为606722.5元。赵某某辩称，因四原告诉赵某某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提出答辩意见如下：一、原告亲属付建勇受到伤害而死亡，与提供劳务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2019年8月31日中午下班后，付建勇及其他工友因他人请客吃饭离开工地。在去饭店的路上，因赵登红过失犯罪，所驾驶车辆发生侧翻，导致付建勇死亡。因此，能够确定付建勇不是在提供劳务地点死亡，也不是在提供劳务时间死亡，更不是因提供劳务原因死亡。二、原告应将赵登红列为本案被告，答辩人被告主体不适格。原告亲属付建勇的死亡原因是赵登红的过失犯罪行为造成，为此，赵登红已承担刑事责任，但赵登红依法还应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原告应对赵登红提起人身损害赔偿侵权之诉，不应向答辩人主张赔偿责任。付建勇的死亡与答辩人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答辩人不是本案适格被告，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原告起诉主张答辩人承担赔偿责任，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其诉讼请求不应支持。肖立方辩称，答辩人对原告亲属付建勇意外身亡表示同情，但付建勇意外身亡与答辩人没有关系，答辩人非适格被告，其理由如下：第一、答辩人肖立方不是雇主，与原告家属付建勇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平鲁区灵应寺修建工程系被告赵成以衡军源商贸公司名义向发包方朔州市平鲁区西山灵应寺承包，被告赵成承包后又转包给被告赵某某，赵某某又雇佣赵登红、冯宝玉、付建勇、肖某、白铁良、陈福岗等工人参与工程施工，且由赵某某支付全部工人工资。2019年8月31日，付建勇等工人之所以去平鲁区县城吃饭，也是赵某某接郭晓斌电话安排的。从承包合同的签订、工人的生活起居管理以及工钱的支付，答辩人从未参与过，因此，答辩人根本不是雇主，与付建勇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原告以雇佣关系起诉答辩人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第二、原告家属付建勇也并非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受到的损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从事雇佣活动，是指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本案中，赵登红、冯宝玉、付建勇等人工作完按照被告赵某某的安排受郭晓斌邀请去工地之外的平鲁区县城吃饭的行为，并不属于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再者，冯宝玉、付建勇二人死亡系赵登红引发的交通事故直接造成，与答辩人无关。因此，肖立方对付建勇的死亡不应承担任何的赔偿责任。综上，答辩人非适格的被告，原告以“其家属付建勇系答辩人雇佣，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受到损害死亡”为由起诉答辩人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原告对答辩人的起诉。衡军源商贸公司辩称，衡军源商贸公司不是涉案事故的责任主体，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其理由如下：1.受害者是因赴宴吃请途中发生交通事故死亡；2.宴请者不是衡军源商贸公司，也不是公司委派的赵成；3.受害者赴宴选择的交通工具实际上是他们自发选择工地上唯一的用于工地拉料的农用三轮车，因为当时雇主赵某某不在工地，而且该三轮车从来没有用于载人。综合以上三点事实，受害者的死亡并不是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发生的，与工作无关，是发生在日常生活应酬中，而导致受害者死亡的原因，朔州市平鲁区人民法院（2020）晋0603刑初1号刑事判决书已作出了认定，是赵登红无证驾驶无牌照的农用三轮车，过失致受害者死亡，所以，受害者死亡是交通事故造成的。而衡军源商贸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条件必须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安全生产事故，所以衡军源商贸公司不是本案的责任主体，不应该承担责任。赵成辩称，赵成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更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理由如下：第一，赵成是衡军源商贸公司授权管理灵应寺工程的管理人员，授权代表公司签署工程合同，在本案中涉及的承包和转包两个合同中都有衡军源商贸公司的盖章，赵成作为负责人签字，不是个人承包转包，并不存在借用资质；第二、付建勇不是在施工过程中遭受的人身损害，与工程工作无关联性；第三、朔州市平鲁区人民法院（2020）晋0603刑初1号刑事判决书已认定付建勇死亡原因是赵登红无证驾驶赵某某、肖立方无牌三轮车赴宴吃饭途中因个人过失造成。综上，付建勇死亡的原因不是施工过程中发生，也不是在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更不是赵成组织去吃饭途中发生，赵成作为衡军源商贸公司委托的工程管理人员，并无责任，不是本案的适格赔偿主体，也不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一、王某等四原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法庭提交如下证据：1.四原告的身份证、户口本、死者付建勇与王某结婚证，用以证明四原告是死者付建勇的近亲属，其诉讼主体适格。2.死亡证明及朔州市平鲁区人民医院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复印件各1份，用以证明2019年8月31日在朔州市平鲁区井坪镇到灵应寺路上发生一起过失致人死亡案，致付建勇死亡。3.景县王瞳镇付庄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1份，用以证明于某某生有两子，付建勇系其次子。4.平鲁区天乐殡葬服务公司收款收据1支及收费单1份，用以证明原告在天乐殡葬服务公司存放付建勇尸体并雇车将尸体运回河北老家，支出存尸费、运尸费11700元。5.交通费票据12支、住宿费收据1支，用以证明原告为处理本案曾多次往返于衡水市王瞳镇与平鲁区之间，支出交通费843元、住宿费200元，合计1043元。6.朔州市平鲁区人民法院赵登红过失致人死亡案卷复印材料32页，其中①赵某某询问笔录2份，用以证明2019年8月31日灵应寺老板请工人吃饭，工人们干完活乘坐赵登红驾驶的农用三轮车下山时发生事故，致冯宝玉、付建勇死亡；乘车的十个工人是由赵某某发放工资；涉案三轮车系赵某某、肖立方所有，该车没有车牌和手续，购车后赵某某一直未给该车加过刹车油；赵某某不清楚赵登红是否有农用三轮车驾驶证；肖立方也是灵应寺工程的一个工头，但和赵成签订合同的是以赵某某一个人名义对外签订；灵应寺有肖立方的工人，钱下来得和肖立方平分。②肖立方询问笔录2份，用以证明涉案三轮车归肖立方、赵某某所有，买车时没有手续和牌照。当时车内有大约两厘米高的刹车油，购买后肖立方没有给该车加过刹车油；涉案工程系肖立方、赵某某合伙承包，一开始肖立方带去四个工人、赵某某带去四五个工人一起干活。③施工合同，用以证明2019年7月18日，衡军源商贸公司将灵应寺工程转包给赵某某、肖立方二人，合同的甲方由赵成签字并加盖衡军源商贸公司公章，乙方由赵某某签字。④建筑劳务承包施工合同，用以证明衡军源商贸公司与朔州市平鲁区西山灵应寺于2019年7月17日签订施工合同，衡军源商贸公司以包工不包料的方式承包灵应寺土建工程项目，合同乙方由赵成签字并加盖衡军源商贸公司公章。⑤朔州市平鲁区人民法院（2020）刑初1号刑事判决书，用以证明2019年8月31日中午，赵某某和工人们说中午请客吃饭，十个工人乘坐赵登红驾驶的农用三轮车下山时发生事故，致冯宝玉、付建勇死亡；无牌农用三轮车不符合国家标准《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转向系统，制动装置日常例行保养维修不规范，驻车制动装置缺损，不符合国家标准《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制动系统规定要求。7.朔州市公安局平鲁分局刑事侦查大队赵登红过失致人死亡刑事案卷复印材料20页，其中包括赵登红询问笔录3份和证据6中提交的赵某某询问笔录2份及肖立方询问笔录2份，其证明目的同证据6。对四原告提供的证据，（一）赵某某质证认为：1、对证据1、2、3无异议；2、对证据4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票据不是正规发票；3、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主张与赵某某的关联性有异议；4、对证据6、7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据是对赵登红追究刑事责任的依据，而不是由赵某某承担赔偿责任的依据。（二）肖立方质证认为：1、证据1、2、3、4、5与肖立方不具有关联性。2、证据4所主张的运尸费应包含在丧葬费内，不得单独请求。3、对证据6有异议，①赵某某的2份询问笔录的证明目的和内容不予认可，首先肖立方非灵应寺工程的工头，双方并未就合伙承包该工程达成一致意见，所谓的灵应寺工程中有赵某某、肖立方两个工头与事实不符；涉案的三轮车肖立方已经将所有权转让给赵某某，且实际控制权、使用权都在赵某某手中，赵某某在笔录中提及的是赵某某、肖立方、赵登红三人合伙，与四原告所述系赵某某、肖立方两人合伙的观点相冲突；②肖立方的2份询问笔录可以清楚赵某某与肖立方并未就合伙承包灵应寺工程达成一致意向，案发时肖立方在其它工地施工，并不参与管理灵应寺工程项目；③施工合同清楚显示衡军源商贸公司将灵应寺工程转包给赵某某，合同中无肖立方签字；④刑事判决书反映出事发当日系赵某某组织工人去工地外的县城吃饭，途中发生事故，肖立方全程没有参与，无法证实肖立方系该工程的工头或雇主。4、对证据7有异议，赵登红的询问笔录可以反映以下四个问题，①赵登红是给赵某某干活，并非三人合伙；②赵某某给其发工资；③灵应寺工程日常管理由赵某某负责；④事发当日去县城吃饭系赵某某安排，这就可以证明肖立方非灵应寺工程的工头，与冯宝玉和付建勇等工人不存在雇佣关系；此外，赵登红的笔录中还提及“工人是谁叫来平鲁打工的？”并没有说是谁雇佣来打工的，而且除2019年6月份赵某某和肖立方在徐村有工程外，并未提及灵应寺工程系二人所承包。（三）、衡军源商贸公司质证认为：1、对证据1、3无异议；2、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可以证实付建勇是因发生交通事故死亡；3、对证据4有异议，该证据所列费用不应列为本案的法定赔偿项目内，该项目与法定的丧葬费重复，不应重复支持，而运尸费的产生不符合法律规定，我国法律规定死亡后应进行火化，而不是将尸体直接运回本地安安葬。所以，该项目不属于法定赔偿项目；4、对证据5中的交通费、住宿费，因这些费用是以处理交通事故产生，运尸时间是2019年9月25日，所以，相关票据如果发生在2019年8月31日至2019年9月25日期间予以认可，否则不属于处理交通事故产生；5、对证据6、7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四原告所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衡军源商贸公司将工程转包给肖立方。综上所述，四原告提供的七组证据所表述的证明目的，没有一项能证明付建勇的死亡是在从事雇佣活动中，故四原告就提供劳务者致害责任纠纷提起赔偿请求没有举证。（四）、赵成质证认为：1、对以上七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证据4主张的运尸费应包括在丧葬费内；2、证据6中的施工合同恰恰证明了承包和转包都是衡军源商贸公司，赵成只是公司负责人进行了签字，不是赵成个人承包工程；3、其它质证意见同衡军源商贸公司。二、肖某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法庭提交如下证据：证人肖某出具的证明材料，同时申请证人肖某出庭进行了作证，用以证明肖某的客观身份是灵应寺工地工人，其所陈述的工程日常管理、工资发放以及事发当日吃饭组织者都是赵某某，与赵登红的询问笔录内容相互印证，可以作为证明肖立方非灵应寺工程的工头或雇佣者的有效证据。对肖立方提供的证据（一）四原告质证认为：肖某证明中所述向赵某某支取1000元工资没有相关证据证实；对肖立方证言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因为肖某和肖立方是亲兄弟关系，其与本案有利害关系，证人证言难免偏袒被告肖立方；证人肖某是肖立方叫来工地工作的，其不清楚到底是谁承包的涉案工程，无法证明肖立方不是本案工程的合伙人。（二）赵某某质证认为：肖某与肖立方有利害关系，其证言在采信时应予考虑。（三）衡军源商贸公司质证认为：根据证人证言可以确定赵某某是雇主。（四）赵成质证认为：证人证言可以证实雇佣肖某的是赵某某，组织吃饭的也是赵某某。三、衡军源商贸公司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法庭提交如下证据：刑事卷宗中田和平、寇向明、陈福岗的询问笔录复印材料，用以证明①请吃饭的是灵应寺姓郭的老板；②他们选择的交通工具三轮车是自发的，并没有谁来组织；③当时赵某某并不在工地，已经到了饭店。对衡军源商贸公司提供的证据（一）四原告质证认为：田和平询问笔录中第二页陈述“我也不知道谁请客吃饭的”与衡军源商贸公司提交该证据的证明目的相矛盾，此证据无法证实是姓郭的老板请客吃饭；对寇向明、陈福岗的询问笔录真实性、证明目的没有异议，此证据证实工人们平时吃住都在工地，8月31日中午也是工头叫一起吃饭，说明在工作期间雇主管饭。（二）赵某某质证认为：对田和平、寇向明、陈福岗的询问笔录没有异议。（三）肖立方质证认为，对田和平、寇向明、陈福岗的询问笔录真实性没有异议，需要强调的是寇向明及陈福岗的询问笔录中都清楚表示赵某某是工头，还提及另外一个工头姓郭，没有提及肖立方是灵应寺工地的工头，说明肖立方与冯宝玉、付建勇等工人不存在雇佣关系。（四）赵成质证认为，对田和平、寇向明、陈福岗的询问笔录无异议。四、本院复印朔州市公安局平鲁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卷宗中对赵登红、赵某某、肖立方、寇向明、陈福岗、白铁良、郭俊荣、赵成、赵建刚的询问笔录并就其中内容进行摘要。1、赵登红的询问笔录：①2019年8月31日询问笔录摘要“问：你们给谁干活？答：大老板我也不知道是谁，平时就是赵某某管理我们。……问：你们平时在哪里住的？答：我们平时就是在灵应寺吃住。问：你们平时在哪里干活？答：我们平时修建灵应寺。问：是谁给你发工资？挣多少钱？答：日工资二百四十元，平时就是赵某某给我发工资。”②2019年9月3日询问笔录摘要“问：2019年8月31日中午是谁叫你们下山吃饭的？答：按照平鲁的习俗，房间的房顶搭好板后，会请工人们吃饭，所以那天是大老板请我们吃饭，大老板的名字我不知道；当时是大老板给赵某某打电话让他叫工人们进城吃饭，赵某某跟我们说了一下，通知我们以后他就先骑摩托下山了，他走了以后我们剩下的人都坐着农用三轮车下山了。……问：这辆三轮车的特征和来源？答：我不知道车的牌子和型号，就是一辆农用三轮车，这辆车是赵某某的。……问：是否是你们几人均摊买车的费用？答：不是。”③2019年9月9日询问笔录摘要“问：翻车伤亡的这十个人分别都是谁叫的来这里打工？答：肖某和付建勇是肖立方的工人，冯宝玉和高奋强是我8月6日从老家过来打工的时候一起叫来的，白铁良、陈福岗和赵洪兴他们是赵某某叫过来的工人，田三(田和平)和寇三（寇向明）不知道是谁叫来的。……问：肖立方和灵应寺的工程是否有关系？答：我不知道有没有关系，但我见过肖立方来过工地上两三回，都是来找赵某某说话的。”④2019年9月19日询问笔录摘要“问：这辆三轮车平时是用来干什么的？答：在工地上用来拉沙子的，平时不拉人也不下山。问：你是否认识赵成？答：认识，我和他是在2018年9月份认识的，那时候我给他打工。问：赵成和你在灵应寺干的工程是否有关系？答：这个工程我不知道，在其他地方的工程赵成是大包工头。”2、赵某某的询问笔录：①2019年8月31日询问笔录摘要“问：你们在灵应寺干什么活？干了多长时间？答：在灵应寺盖房，干了大约50多天了。问：是谁雇佣的你们？答：是赵成雇的我们，赵成是从郭晓斌手里揽到的活，郭晓斌是寺庙里工程的负责人。……问：平时谁开这辆车？答：平时就我、肖某、赵登红开着拉料。问：当时乘车的赵登红这十个人的工资是谁给发放？答：他们的工资是我给发的，我结算到钱后再给他们发工资。”②2019年9月9日询问笔录摘要“问：赵登红和你是什么关系？答：就是一起打工的工友，小名叫赵三龙。问：赵登红驾驶的发生事故的农用三轮车的所有权是谁的？答：三轮车的所有权算是我和肖立方两个人共同所有的。问：你为什么说是你们两个人共同的？答：因为是我们两个人一起去买的车，买回来后也是我们一起用的，但是买车时钱是他出的。问：你事后是否给过肖立方买车钱？答：没有给过。问：你在7月份给肖立方的1万元中是否包含3000元买车钱？答：不包含，那时候肖立方跟我说他没钱了，向我要1万元钱，其他的什么都没有说，我就给他转了1万元。问：你们是什么时候买的的这辆三轮车？答：应该是2019年5月份左右。问：在什么地方买的？答：在朔州市南榆林乡徐村附近的一家修车铺买的。问：买车时肖立方出的钱是不是你们俩的工程钱？答：我不知道，那时候工程钱还没有下来呢。……问：灵应寺盖房的工程是否和肖立方有关系？答：有关系，他也是其中一个工头。问：灵应寺的工程一共有几个工头？答：我和赵三龙、肖立方三个人合伙的，工程款也是我们三个人平分。问：你和赵三龙、肖立方之间是否有合同？答：没有，我们是口头说好的。问：那为什么和赵成签合同时是用你一个人的名字签的？答：我们出来干活都是合伙揽的，一般都是只签一个人的名字，比如说上次给一个煤场做的工程，也是我和肖立方两个人合伙的，但是只签了他一个人的名字。问：你们三人是怎么商量合伙的？答：赵成是赵三龙给我介绍的，因为他认识赵成，我不认识。去年早期赵三龙给我说赵成这个人合适他哪活挺多的。然后赵三龙就带我认识了赵成，我和肖立方一直都是一起揽工程干活的。关于灵应寺这个工程，赵成给我打电话后，肖立方就开车带我一起去工地看了，完了说好价钱后就开始了。我俩确定以后，我和赵三龙说了灵应寺这个活以后，又和他说：‘这也是你介绍的，这个活咱一块干吧，挣得多就分得多，挣得少就分的少。’他说：‘嗯’。干了十几天后我出去打印店打合同的时候我和肖立方开的微信视频给他看了合同，他说也就是这样，他表示同意后，我就打印出来了，合同拿回去在我那又放了三四天我就和赵成签订的，签订时候肖立方不在现场。问：你们三人分别有多少工人？肖立方有两个，是肖某、付建勇，我有三个，是赵洪兴、陈福岗、白铁良，赵三龙有两个，是冯宝玉、高风强，田三和寇三是本地人，我不是谁找来的。问：你和肖立方现在是不是因为工钱问题谈不拢，而分开各干各的？答：不是，我俩一直都是一起干的，他现在在小庄的工程也有我的工人，钱下来也得和我平分，我这边灵应寺的工程有他的人，钱下来也得和他平分。问：灵应寺的工程钱你有没有分给肖立方和赵三龙？答：因为活还没有干完，所以还没有算账，我们还没有分钱。”3、肖立方的询问笔录：①2019年9月6日询问笔录摘要“问：你和肖某是什么关系？答：他是我亲哥哥。……问：这辆出事的农用三轮车是谁的？答：是我和赵某某两个人的，是我们一起在一个修理铺买的。问：你解释一下为什么是你们两个人的？答：一开始我带着4个工人，赵某某带着4.5个工人，我们一起干活，以前我们有一辆五征牌三轮车干活，2019年6月底我和赵某某之前的那辆三轮车坏了……我俩就看到修理铺的这辆三轮车……我和赵某某商量后觉得就买下来合算，当时我身上拿着之前我们俩一起干活的工钱，我就从中拿出3000元我们俩就买了这辆车，到了南榆林工地上干活。后来我和赵某某因为工钱的问题就分开了，我带着我的工人自己去了阻虎乡打工。我们分开后赵某某给了我一万元，其中包括工人们的工钱和这辆三轮车的3000元。分开后我们就各干各的，他什么时候到的灵应寺我都不知道。……问：这辆车现在是谁在使用？答：我们分开后我没有开走，那之后一直是赵某某打工用的。……问：赵某某是否将买这辆三轮车的钱给了你？答：给了，就包含在那一万元里。问：赵某某有没有跟你说过这一万元里有给你的3000元买车钱？答：他没有说，就直接给了我一万元，但是这里面工人们的工钱只有7000元，我向他要一万元，他就给我一万元，他也没有直接跟我说多出那的3000元是不是买车钱。问：你有没有直接向赵某某说过要这3000元买车钱？答：我忘了，好像也没有说过。”②2019年9月9日询问笔录摘要“问：现在这辆车是谁用的？答：一开始是我俩一起的工地上用的，到2019年6月底我就不用了，8月中旬我在小庄的工地上又用了十几天，现在是赵某某在灵应寺工地上用着。问：灵应寺的工程你是否算其中一个合伙的工头？答：现在说不清了，应该是不算。问：你解释一下，为什么说不清了？答：工程开始的时候我去过，我给放的房屋整改基础线，但是我和赵某某没有明着说过合伙的话，都是口头交流的。问：你和赵某某是否一直都在合伙做工？答：不是，就是在2019年5月份开始，我俩合伙做过3个工程，分别是在一个煤场、朝阳湾、徐村的工程。问：在煤场的工程是怎么签的合同？答：当时是我去投奔他找活干，签合同是我的名字，实际上是我俩合伙的，是他的活，那天是赵某某让我签的合同。问：在灵应寺的工程中，你是否分钱？答：现在还没有分钱，工程还没有完。问：如果工程钱下来，你是否分钱？答：这个现在不知道，如果赵某某到时候给我分，我就分，如果人家不给我分，我就分不到……。”4、寇向明的询问笔录：2019年9月3日询问笔录摘要“问：你们平时吃住在什么地方？答：平时吃住在工地上，8月31日那天中午，我们工头说叫着我们一起吃饭，就一起坐着三轮车下山去了。问：工头是谁？答：我们有两个工头，一个叫赵某某，另一个我只知道姓郭，其他的我不清楚。……问：你们平时给那家公司干活？答：我不知道公司名称是什么，只知道赵某某是我们工头，姓郭的是工头。问：三轮车的所有人是谁？答：我只知道是工地的，具体是谁的我不知道。”5、陈福岗的询问笔录：2019年9月3日询问笔录摘要“你们平常在什么地方吃饭？答：在施工工地吃饭，8月31日是因为盖完房子上面的老板请客吃饭，所以就下山吃饭，平时就在工地上住。问：上面的老板是谁？答：姓郭，但是我不知道老板具体叫啥，本地人。……问：你们给什么公司干活？答：我不知道公司名字叫什么，我只知道赵某某是我们工头。……问：三轮车的所有人是谁？答：我只知道三轮车是工地的，具体是谁的我不知道。”6、白铁良的询问笔录：2019年8月31日询问笔录摘要“问：你干活是谁雇佣的你？答：是赵某某雇佣的我，每日贰佰元工资。……问：你乘坐的三轮车是谁的？答：三轮车是赵某某的。”7、郭俊荣的询问笔录：2019年8月31日询问笔录摘要“问：你干什么工作？答：我有上班的地方，没事的时候在灵应寺帮忙打杂。问：你是什么时间开始帮忙干活，打杂活？答：今年5月份开始帮忙干活，打杂活。……问：赵某某是干什么的？答：赵某某是工头，今年7月3日在灵应寺开工干活。昨天晚上赵某某给我电话明天上完梁让寺院请吃饭，去城里金泉宾馆对面的自助餐饭店吃饭，寺院师傅（主持释正文）让我安排今天中午请工人们吃饭。问：出事故的三轮车是谁的？答：三轮车是赵某某工队使用的，就是工队的三轮车，赵某某是工头，这辆三轮车平时谁也开，不固定人，开完就放在工地上。……问：赵某某给谁当工头？工地负责人是谁？答：赵某某给赵成当工头，赵成承包的建筑施工工程，工地负责人是赵海友。问：灵应寺出来的这条水泥路是什么时间修的？答：今年一开春修新路，白堂乡政府出资修的路。”8、赵成的询问笔录：2019年9月1日询问笔录摘要“问：你干什么工作的，你和赵海友是什么关系？答：我没有固定工作，今年7月份在平鲁灵应寺承包工程。我和赵海友是朋友关系，赵海友在灵应寺帮忙照看工地。问：赵海友的个人信息？答：赵海友官名叫赵建刚。问：你向谁承包的工程？我向释正文承包的工程，我又把工程转包给赵某某。我是通过郭俊荣向释正文承包的工程，又转包给赵某某的，我和赵某某就是签了个合同，别的不管，我就挣个中间费。问：工地上的施工设备是谁的？答：都是赵某某的设备，出事故的三轮车是赵某某工队做工时开到工地的，在工地上我就叫赵建刚配合施工。问：赵某某雇佣了几名工人？答：大约雇佣了十二三名工人，昨天出事的人数我不清楚。问：出事路段的水泥路是谁给修的？答：我7月份承包工程去的灵应寺，这条水泥路就修好的，多会修的谁修的我不知道。问：工程款是如何支付的？答：释正文给我付款，我再给赵某某，现在共给了赵某某17万元，昨天出事故之前我给了赵某某12万元，出事故后赵某某需要钱给伤者治疗，又给了赵某某5万元。”9、赵建刚的询问笔录：2019年9月3日询问笔录摘要“问：你平时干什么工作？答：赵成叫我在灵应寺给他搭照工地，多日了给他汇报工程进度。问：赵成和你是什么关系，你在什么时间去的灵应寺？答：赵成和我是朋友关系，赵成今年7月3日雇我去灵应寺搭照工地。问：郭俊荣、赵成和赵某某是什么关系？答：郭俊荣是寺院的人，赵成是向寺院承包的工程，赵某某又向赵成承包的工程。问：工地上有几辆三轮车，三轮车平时谁管理，由谁开车？答：工地上只有一辆三轮车，三轮车平时由工头赵某某管理，我常见开三轮车的人有赵某某、肖某、赵登红这三个人。问：三轮车是什么时候到了工地的？答：我去了灵应寺时，工地上没有这辆三轮车，这辆三轮车是赵某某从别的工地开过来的。”对赵登红、赵某某、肖立方、寇向明、陈福岗、白铁良、郭俊荣、赵成、赵建刚的询问笔录内容，四原告及被告赵某某、肖立方、衡军源商贸公司、赵成已经进行过质证，对其真实性均表示没有异议。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四原告主张赵某某、肖立方二人合伙承包灵应寺工程并共同雇佣付建勇做工无充分证据证实，本院不予确认。首先，与衡军源商贸公司签订《施工合同》的签名是赵某某，同时郭俊荣、赵成、赵登红、赵海友、白铁良、陈福岗、寇向明在被询问时都陈述赵某某是灵应寺工程的工头，故这些证据只能证实赵某某是灵应寺工程的工头，而不能证实肖立方亦是灵应寺工程的工头；其次，赵某某被询问时称是与肖立方、赵登红三人合伙承包的灵应寺工程，这与赵登红的陈述不相吻合，与四原告的主张存在矛盾，如果说赵登红、肖立方确如赵某某所述是灵应寺工程的合伙人，肖立方和赵登红相互之间不可能不知道合伙事宜，由此可见赵某某的陈述严重存疑，不能作为认定肖立方是灵应寺工程合伙人的有效证据使用；再次，肖立方在被询问“农用三轮车是否共有”时所作“一开始我带着4个工人，赵某某带着4.5个工人”的陈述针对的并非灵应寺工程，在被询问“是否是灵应寺工程的合伙人”时所作“这个现在不知道，如果赵某某到时候给我分，我就分，如果人家不给我分，我就分不到……。”的陈述，明显具有不确定性，而且这种不确定性取决于赵某某是否给分钱，何况赵成在被询问时陈述事故之前给付赵某某12万元，事故后赵某某以给伤者治疗又支付5万元，由此可以得知赵某某支取工程款后没有分给肖立方和赵某某用工程款为伤者治疗的事实，未分钱给肖立方的事实说明赵某某没有将肖立方当做工程合伙人对待，用工程款为伤者治疗的事实说明赵某某没有让肖立方以合伙人的身份参与事故的处理，如此，肖立方的陈述并非明确的自认，也没有其他证据印证肖立方是合伙人，故此陈述亦不能作为认定肖立方是灵应寺工程合伙人的有效证据使用；此外，赵某某和肖立方共有农用三轮车的事实尽管已经被确认，但共有三轮车的事实与合伙承包灵应寺工程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同样不应作为认定合伙的有效证据使用；综上，赵成代表衡军源商贸公司将灵应寺工程转包给赵某某后，赵某某是唯一的工头，不存在与肖立方和赵登红合伙的情形，赵某某在完成灵应寺工程过程中，不仅安排监管工程施工，支取工程款并支付工人劳动报酬，而且对工人的食宿及日常生活负有管理义务，其与在该工地参与施工的工人形成了雇佣关系，现有证据既然不能证实肖立方是灵应寺工程的合伙人，那么、肖立方自然与该工地施工人员不存在雇佣关系。二、赵登红驾驶农用三轮车侧翻导致冯宝玉、付建勇死亡，多人受伤的事故，不属雇佣活动中的安全生产事故，衡军源商贸公司不应当对事故后果承担赔偿责任。赵登红、冯宝玉、付建勇等施工工人虽受雇于赵某某进行灵应寺工程的修建，但2019年8月31日的事故，是发生在完成工作后参加宴请途中，此赴宴行为是基于赵某某的指示，而赵某某的指示已经超出其修建灵应寺的职务范畴，与履行职务没有内在的联系，所以，尽管赵成代表衡军源商贸公司将灵应寺工程转包给不具有施工资质的赵某某个人，但转包工程行为与赵某某指示赴宴且途中发生伤亡事故的结果，没有必然的联系，故此损害后果只能由对工人日常生活负有管理义务且实际进行指示安排赴宴的雇主赵某某承担，而不应当由衡军源商贸公司承担。赵成系衡军源商贸公司灵应寺工程负责人的事实，不仅得到衡军源商贸公司的认可，而且有加盖衡军源商贸公司合同专用章的《建筑劳务承包施工合同》和《施工合同》佐证，应当予以确认，不能以赵成被询问时所作“我向释正文承包的工程，我又把工程转包给赵某某。我是通过郭俊荣向释正文承包的工程，又转包给赵某某的”的表述就作出释正文不是代表西山灵应寺、赵成不是代表衡军源商贸公司，而是各自代表个人签订《建筑劳务承包施工合同》的错误推定，因此，赵成自然也对此伤亡后果不承担责任。三、冯宝玉、付建勇死亡及多人受伤事故虽直接源于赵登红过失行为，构成了侵权损害的法律关系，但此事故的发生与受雇主赵某某指示和安排参加赴宴的行为具有不可分的因果关系，因此，四原告可以请求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故四原告以提供劳务者致害责任纠纷提起诉讼，并无不当。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7月17日，以赵成为灵应寺工程负责人的衡军源商贸公司与朔州市平鲁区西山灵应寺签订了《建筑劳务承包施工合同》，合同由赵成和释正文签字并加盖衡军源商贸公司合同专用章及西山灵应寺公章。2019年7月18日，赵成代表衡军源商贸公司与赵某某签订了《施工合同》，合同上有赵成和赵某某的签名，并加盖衡军源商贸公司合同专用章。当时，郭俊荣(又名郭晓斌)代表平鲁区西山灵应寺负责工程相关事宜，赵成亦找赵建刚（又名赵海友）帮忙照看工地。合同签订前后，赵某某即组织工人进入工地并施工，其工人的食宿问题、施工设备、人员安排、材料拉运、款项预支、发放工资等一切事宜均由赵某某一人负责和管理。工程施工期间，工地拉料一直使用一辆无牌照的柴油农用三轮车，但没有固定开三轮车的司机，一般是赵某某、赵登红（又名赵三龙）、肖某三人开此车为工地拉料。此农用三轮车是2019年6月份左右赵某某和肖立方在朔城区南榆林乡伙做工程时以三千元购买，购车款当时是肖立方支付，后来赵某某虽给付过肖立方一万元，但二人并没有明确说明该一万元中包括三千元的购车款。2019年8月31日上午，赵某某承建的灵应寺房屋搭顶（俗称合拢或上梁），按照当地风俗，搭顶的中午东家要请施工的工人们吃饭，于是郭俊荣与赵某某提前约定了上梁的中午在区政府所在地井坪镇的自助餐饭店请吃饭的事情。时近中午，赵某某接郭俊荣电话并将请吃饭事情告知施工工人后，自己骑摩托车载赵建刚先去了饭店，与提前在饭店的郭俊荣一起等候工人们吃饭。上午11点30分许，工地施工的工人们完成工作任务后，由赵登红驾驶工地唯一的拉料用的农用三轮车拉载赵洪兴、陈福岗、高奋强、付建勇、冯宝玉、白铁良、寇向明、田和平、肖某等工人，下山前去饭店吃请。赵登红驾驶农用三轮车在灵应寺前水泥路上下坡行驶五百多米时，在一弯道处侧翻，致冯宝玉、付建勇死亡，其他乘车人不同程度受伤的事故发生。事发后，死者冯宝玉、付建勇尸体被停放在朔州市天乐殡葬服务有限公司，其他伤者分别住院治疗。在此期间，朔州市公安局平鲁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分别对赵登红、赵某某、肖立方、白铁良、陈福岗、寇向明、郭俊荣、赵成、赵建刚等人进行了一次或数次询问，其中，赵X红、白X良、陈X岗、寇X明、郭X荣、赵X、赵X刚等人均陈述赵某某是工头，而且赵X还证实赵某某在出事前已支取工程款12万元，出事后为给伤者治疗又支取工程款5万元。2019年9月25日，死者付建勇尸体被运回河北老家安葬，其亲属向朔州市天乐殡葬服务有限公司支付存尸、运尸费11700元。2020年4月28日，本院作出（2020）晋0603刑初1号刑事判决书，以被告人赵登红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2020年7月14日，四原告向本院提起民事赔偿诉讼，并提交了金额为843元的12支铁路、公路客运票据和金额为200元的1支住宿费收据，其铁路、公路客运票据载明的乘车时间均为2020年6月15日至9月2日期间，住宿费收据的出具时间为2020年9月3日。另查明，死者付建勇母亲于某某出生于1942年1月7日，生育两子，付建勇为其次子；付建勇与王某于1999年9月22日成婚后，生育一女一子，长女付某某，出生于2001年3月9日，长子付某出生于2006年6月1日；死者付建勇生前系河北省衡水市景县王瞳镇付庄村村民，与其母亲、妻子、子女共同居住于本村27号。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第九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请求。前款所称“雇佣活动”，是指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雇员的行为超出授权范围，但其表现形式是履行职务或者与履行职务有内在联系的，应当认定为“从事雇佣活动”。第十一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案中，赵登红、冯宝玉、付建勇等工人作为赵某某的雇员，除从事完成灵应寺工程外，其日常生活均由赵某某负责安排并管理；赵登红、冯宝玉、付建勇等工人完成工作后，之所以离开平时吃住的工地去饭店赴宴吃请，就是基于雇主赵某某的另行安排指示，为此，赵某某安排指示工人赴宴吃请的行为与赵登红、冯宝玉、付建勇等工人受雇于赵某某从事灵应寺工程修建没有内在的联系；所以，作为负责安排和管理工人们日常生活的雇主赵某某，对受其安排指示赴宴吃请的雇员赵登红、冯宝玉、付建勇等工人途中发生的伤亡后果，无论是针对雇员赵登红在从事其安排活动中致人损害情形，还是针对雇员付建勇在从事其安排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情形，赵某某都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综上，四原告主张赵某某承担赔偿责任的请求，本院应予支持。四原告按照山西省2019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002元与人均生活消费性支出9728元之和22630元标准主张20年的死亡赔偿金452600元，按照山西省2019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72207元标准以六个月总额主张的丧葬费36103.5元，按照山西省2019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9728元标准并依据付建勇对被扶养人付某、于某某应尽的扶养责任主张被扶养人付某、于某某各5年的生活费48640元，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及数额标准主张的精神抚慰金50000元，符合法律规定，本院应予支持；四原告按照山西省2019年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48893元标准主张办理付建勇丧葬事宜误工损失2679元虽无明确的法律依据，但鉴于被告赵某某对此主张没有提出异议，本院可予认同；四原告在主张丧葬费的基础上又重复主张存尸、运尸费11700元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认可；四原告主张交通费5000元未提交相对应证据证实，所提交的交通费票据和住宿费收据载明的时间均不在处理事故和办理丧葬事宜期间，其票据和收据不能证明其主张的合理性，但考虑到四原告因付建勇死亡一事多次往返住所地和事发地处理相关事宜确需支付一定费用的实际状况，本院酌情认定交通费1000元；综上，四原告主张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误工损失、交通费应为591022.5元。四原告以肖立方系灵应寺工程合伙人为由主张承担雇主责任、以付建勇死亡是安全生产事故为由主张衡军源商贸公司和赵成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理由不充足，证据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八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十一条第一款、第十七条第三款、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由赵某某赔偿王某、付某某、付某、于某某主张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交通费、误工损失共计591022.5元。二、驳回王某、付某某、付某、于某某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述给付内容在本判决生效后15日内给付，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499元，由王某、付某某、付某、于某某负担1236元，由赵某某负担9263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西省朔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干世人民陪审员 赵国霞人民陪审员 王鸿雁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六日书 记 员 赵耀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