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上思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桂0621行初15号 原告邓福丽，女，1970年10月7日出生，住广西上思县。 被告上思县公安局，住所地上思县思阳镇团结西路。 法定代表人庞赋光，局长。 委托代理人李游，上思县公安局思阳派出所民警。 委托代理人黄文薇，广西昊弘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邓福丽不服被告上思县公安局作出的上公行罚决字[2019]0175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一案，于2020年4月20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20年4月2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行政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6月1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邓福丽，被告上思县公安局的委托代理人李游、黄文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上思县公安局于2019年10月20日对违法行为人邓福丽作出上公行罚决字［2019］0175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查明认定2019年10月15日中午12时08分，家住广西上思县的邓福丽从南宁市南宁火车站搭乘第Ｔ290列车去往北京市，计划到北京市进行非正常上访，其行为已经构成寻衅滋事，以上事实有邓福丽的询问笔录、证人证言、检查笔录、火车票及上访材料等证 据证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之规定，现决定行政拘留十日。执行方式和期限：由民警送往拘留所执行行政拘留十日。 原告邓福丽诉称，2019年10月15日12时08分，原告邓福丽与黄仕农、黄有超等5人乘坐南宁市至北京的T290列车到北京正常合法上访。2019年10月16日下午3时50分，T290列车行经河北省石家庄火车总站暂停时，上思县政府维稳工作队指使河北省石家庄火车总站派出所5名警员在没有出示任何执法手续即既无搜查令、也没有逮捕证、更没有开启执法记录仪就将原告邓福丽和黄仕农、黄有超等5名上访人生拉硬拽拖下T290列车关押到河北省石家庄火车总站派出所禁闭室，失去人身自由。当晚，原告和黄有超留住河北省石家庄市。黄仕农、黎毅、苏锦喜等3人被押离石家庄。10月17日，原告和黄有超逃脱上思县政府维稳工作组的控制，买到当日19时55分的动车票继续到北京上访。10月18日，原告邓福丽和黄有超俩人到中纪委、国家信访局上访，呈交上访诉求的材料，国家信访局接待原告的上访，登记手续阳光透明并发函致上思县信访局转办，该转办函充分证明原告邓福丽到北京上访是正常合法的事实客观清楚。10月18日下午原告邓福丽及黄有超从国家信访局出来后被告便将原告邓福丽和黄有超俩人从北京押回上思县刑侦队。2019年10月19日下午，被告将原告关押到上思县公安局刑侦队审讯室进行一整夜通宵达旦的突击审讯，办案人员找来警械手铐给原告邓福丽戴上，打击报复上访人即原告邓福丽。之后被告上思县公安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上公行罚决字[2019]01755号决定行政拘留原告十日。原告邓福丽被铐着手铐关进上思县拘留所行拘10日。原告认为，原告邓福丽进京上访均在正常限度之内，其行为符合常理、常情，不具违法性。被告对原告处以行政拘留10日，仅凭原告邓福丽的询问笔录、证人证言、检查笔录、火车票及上访材料无法形成法理逻辑的完整证据锁链，绝对没有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被告将原告拖下火车的10月16日至行拘10月20日至10月30日共被限制人身自由15日。被告的行政行为违反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办公厅、坚决杜绝一切“拦卡堵截正常上访人员的错误做法，坚决杜绝违法限制或变相限制上访人员人身自由的行为”违反中纪委“严禁拦截正常上访群众，严禁到公共场所拦截正常上访群众。”违反国家信访局、《信访条例》“信访人依法开展的信访活动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干扰和阻挠，不得限制或变相限制信访人身自由，不得打击报复信访人”的相关规定。被告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名誉权、健康权、财产权等人身财产权益，对原告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和损失，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特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依法判决：1、撤销广西上思县公安局作出的上公行罚决字[2019]0175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原告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1、光盘(录入中纪委、国家信访局关于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干扰阻碍群众正常信访行为的相关规定)，证实被告委派维稳组搭乘飞机动车到郑州、石家庄、北京拦访截访、行拘迫害原告的违法事实；2、四川上访人员死亡，已抓获嫌犯9人启动问责，证实拦访截访违法，启动问责涉案人员遭受法律严惩的事实;3、四川岳池上访户被截访死亡在路旁，所涉11名官员被问责，证实拦访违法，涉案人员被追究问责法律责任的事实;4、国家信访局回应四川上访人员死亡事件，证明被告指派维稳工作组搭乘飞机、动车到郑州、石家庄、北京拦访截访、行拘、限制上访人人身自由违法违规的事实;5、四川上访老人死亡案件引发的思考，证明被告到郑州、石家庄堵卡拦截行拘、迫害原告，违背中央三申五令不能对上访人员“一抓了之”的违法事实;6、国家来访转办函国访（2019）233703号，证明黄有超进京上访成功，受到国家信访局接访，网上转办，原告信访活动正常合法的事实;7、国家来访转办函国访（2019）233705号，证明邓福丽进京上访成功，受到国家信访局接访，网上转办，原告信访活动正常合法的事实;8、上公（信）不受字[2018]5号《不受理信访事项告知书》；9、防访告字[2019]40号《不予受理告知书》；10、广西自治区信访局给原告的回执（2019年7月15日）；11、广西自治区信访局给原告的回执（2019年9月18日）；以上证据8-11共同证实了原告去各级部门上访的事实。 被告上思县公安局辩称一、上思县公安局作出的上公行罚决字［2019］0175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经公安机关依法调查查明，2019年10月15日中午12时08分，家住广西上思县的邓福丽从南宁市南宁火车站搭乘Ｔ290列车去往北京市，计划到北京市进行非正常上访。原告的违法行为扰乱公共秩序，妨害社会管理秩序，属于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的寻衅滋事行为，以上事实有邓福丽的询问笔录、证人证言、检查笔录、火车票及上访材料等证据证实。二、上思县公安局作出的上公行罚决字［2019］0175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程序合法。2019年10月17日，上思县公安局平福派出所在工作中发现原告涉嫌寻衅滋事于当日作为牵头派出所受理该案，公安局民警于2019年10月20日依法将原告传唤至上思县公安局办案中心询问。得知原告邓福丽计划到北京市进行非正常上访。被告在依法进行调查取证后，认为原告的行为已涉嫌寻衅滋事，拟对原告进行行政处罚，告知原告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对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原告依法享有的权利，在告知后于2019年10月20日作出上公行罚决字［2019］0175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并依法送达给原告。被告以上程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及《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有关程序的规定作出处罚决定，程序合法。三、上思县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适用法律正确，处罚适当。在依法查明原告的违法事实、情节，上思县公安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原告处以行政拘留十日，收缴原告携带非法上访的材料及南宁站至北京西站的乘车车票一张，石家庄站到北京西站乘车车票一张、北京西站到南宁东站乘车车票一张，适用法律正确，处罚适当。综上所述，上思县公安局作出的涉案行政处罚决定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处罚适当。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为证明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被告上思县公安局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1、关于案件管辖的通知、受案登记表，证实案件的来源；2、传唤审批表，证实被告依法呈请办理传唤手续；3、传唤证，证实被告依法适用传唤手续；4、延长询问时限审批表，证实被告依法延长传唤时间至24小时；5、被传唤人家属通知书，证实被告依法通知被传唤人家属；6、检查笔录，证实被告依法对原告携带的物品检查；7、证据保全决定书，证实被告依法对证据清单中的物品扣押；8、证据保全清单，证实被告对清单中所列的原告携带的上访材料、车票、乘车卡依法保全；9、收缴物品清单，证实被告依法收缴原告的上访材料、火车票；10、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证实被告依法告知原告享有的权利；11、邓福丽询问笔录，证实被告依法对原告进行询问；12、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证实被告依法告知原告享有的权利；13、行政处罚审批表，证实被告依法对被处罚人的处罚进行审批；14、行政处罚决定书（上公行罚决字[2019]01755号），证实被告依法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15、行政拘留家属通知书，证实被告将拘留原告依法通知原告的家属;16、行政拘留执行回执，证实被告对原告执行了拘留;17、抓获经过说明，证实办案人员的情况说明;18、提取笔录、现场检测报告、检测结论告知笔录、前科调查情况说明，证实被告对原告的尿液进行提取、检测，将检测结论告知原告，对原告的前科进行调查;19、人口基本信息，证实被告对违法嫌疑人的身份进行调查。 经庭审质证，对原告提供的11份证据，被告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5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基本上是属于截取部分内容，是断章取义，并不能客观地、完整地证实原告想向法庭所证实的目的；对证据6-7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其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原告所举的这两份证据，正好说明了原告越级上访的事实；对证据8-11的合法性无异议，真实性应由法庭核实，认为2019年9月18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政法委已经对原告进行了确切的答复，2019年10月15日再去北京市信访局上访就属于非正常上访。 对于被告上思县公安局提供的19份证据，原告质证如下：对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原告没有非法上访，不构成寻衅滋事；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原告没有非法上访，不构成寻衅滋事；对证据4的关联性无异议，但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6-10的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但对其合法性有异议；对证据11的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但对其合法性有异议，被告将邓福丽父亲的名字写错了；对证据12-14的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但对其合法性有异议；对证据15的关联性无异议，但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被告没有通知到原告的家属；对证据16-18的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但对其合法性有异议；对证据19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被告上思县公安局提供的19份证据内容真实，来源合法，且与本案有关，本院予以采信。原告提供的证据1-5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采信；原告提供的证据6、证据7为黄有超、邓福丽到国家信访局信访的登记情况，与本案相关联，可作本案参考依据；原告提供的证据8-11与本案相关联，可作为本案参考依据。 经审理查明，邓福丽为上思县思阳镇江平村那便屯**居民，其儿子陆鹏羽于2009年被梁喜乐、毕加友砍伤，梁喜乐被上思县公安局抓获，上思县公安局对其取保候审，上思县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决定对梁喜乐作存疑不起诉处理。邓福丽对处理结果不服，向上思县公安局反映，上思县公安局于2018年9月25日作出上公（信）不受字[2018]5号《不受理信访事项告知书》，告知其依法应直接向上思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提出，公安局信访部门将根据有关工作规定将材料转送并敦促办理，不按信访程序受理。邓福丽又向防城港市群众信访中心、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政法委员会反映，防城港市群众信访中心于2019年5月28日作出防访告字[2019]40号《不予受理告知书》，告知其向上思县信访局或上思县公安局提出。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政法委员会分别于2019年7月15日和2019年9月18日告知其来信已转到防城港市政法委单位处理，请邓福丽与该单位联系。邓福丽在未向相关处理部门联系，未得到答复的情况下，于2019年10月15日搭乘第T290列车与上思县平福乡的居民苏锦喜、黎毅、黄有超以及上思县公正乡的居民黄仕农从南宁去往北京市，计划到北京市上访。上思县平福乡的民警于2019年10月14日在工作中发现平福乡居民苏锦喜、黎毅、黄有超，会同公正乡居民黄仕农、思阳镇居民邓福丽五人购买2019年10月15日从南宁到北京的火车票预备从南宁前往北京上访。上思县公安局、上思县政府、上思县信访局人员组成维稳工作组，2019年10月16日，维稳组工作人员在第T290列车停靠石家庄时劝原告邓福丽等人按规定逐级到信访部门递交上访材料，不要到北京上访。黄仕农、苏锦喜、黎毅经劝说跟随维稳组工作人员回上思，邓福丽、黄有超未配合维稳组，购买了2019年10月17日由石家庄开往北京的火车票去北京信访。2019年10月18日，邓福丽、黄有超去国家信访局信访，国家信访局分别对邓福丽、黄有超的信访作出登记，并在办理信息办理/流程方式处表明作出不予受理告知（不属本部门职权范围）。邓福丽、黄有超到国家信访局信访后由维稳组工作人员带回。2019年10月17日，上思县公安局以苏锦喜、黎毅、黄有超、邓福丽、黄仕农于2019年10月15日从南宁市南宁火车站一起搭乘第T290列车去往北京市，准备到北京市非正常上访，涉嫌寻衅滋事为由进行立案，并于2019年10月20日传唤邓福丽到上思县公安局思阳派出所接受询问，并通知邓福丽家属，按程序对邓福丽所携带随身物品进行检查，制作检查笔录，将邓福丽购买的2019年10月15日上思开往南宁江南站的汽车票、2019年10月15日从石家庄开往北京西站的火车票、2019年10月17日石家庄开往北京西站的火车票及上访材料进行物品收缴、证据保全、拍照、对邓福丽进行前科调查、尿液检验等。经调查后认定邓福丽于2019年10月15日中午12时08分从南宁市南宁火车站搭乘第T290列车去往北京市，到北京市进行非正常上访，其行为已经构成寻衅滋事。据此，被告上思县公安局拟对邓福丽作出行政处罚，在作出处罚前，被告上思县公安局告知邓福丽拟作出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其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邓福丽拒绝在告知书上签字。2019年10月20日上思县公安局对违法行为人邓福丽作出上公行罚决字[2019]0175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之规定，现决定对邓福丽处以行政拘留十日。被告上思县公安局根据该处罚决定对邓福丽进行从2019年10月20日至2019年10月30日的十日拘留。邓福丽不服该上公行罚决字[2019]0175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于2020年4月20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综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告上思县公安局作出的上公行罚决字[2019]0175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是否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 本院认为，一、《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十条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违法行为地包括违法行为发生地和违法结果发生地。违法行为发生地，包括违法行为的实施地以及开始地、途经地、结束地等与违法行为有关的地点.......”原告居住地、户籍地登记在上思县，因此，对原告的违法行为，被告上思县公安局作为原告居住地、户籍所在地的公安机关具有对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予以行政处罚的职权。二、国务院发布的《信访条例》第十六条规定：“信访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应当向依法有权处理的本级或者上一级机关提出；信访事项已经受理或者正在办理的，信访人在规定期限内向受理、办理机关的上级机关再提出同一信访事项的，该上级机关不予受理。”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信访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的，应当到有关机关设立或者指定的接待场所提出。”本案中，原告邓福丽不服上思县公安局、 上思县检察院对梁喜乐的处理结果，已向上思县公安局反映，上思县公安局作出《不受理信访事项告知书》，告知其依法应直接向上思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提出。邓福丽还向防城港市群众信访中心、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政法委员会反映，防城港市群众信访中心于2019年5月28日作出《不予受理告知书》，告知其向上思县信访局或上思县公安局提出。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政法委员会告知其来信已转到防城港市政法委单位处理，请邓福丽与该单位联系。但邓福丽在未向相关处理部门联系，未得到答复的情况下，于2019年10月15日中午12时08分，搭乘第T290列车去往北京市，计划到北京市进行上访，经维稳组工作人员劝说后仍继续坚持到国家信访局信访，于2019年10月18日到国家信访局进行了信访，这一点原告邓福丽也予以承认。本院认为，原告邓福丽不服上思县公安局、上思县检察院对梁喜乐的处理结果，上思县公安局已告知其应向上思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提出，防城港市群众信访中心、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政法委员会也告知原告应向相关部门反映，等待答复，邓福丽应按照规定向相关部门反映并等待作出处理答复。邓福丽在未向相关处理部门联系，未等待答复的情况下于2019年10月15日中午12时08分搭乘第T290列车去往北京市，计划到北京市上访，未听从维稳组工作人员劝说，于2019年10月18日到国家信访局信访，并非依法维权，其行为构成寻衅滋事，被告据此认定其行为属于寻衅滋事行为，认定事实有邓福丽的询问笔录、证人证言、检查笔录、火车票及上访材料等证据证实，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再者，国家信访局的国家来访登记办理信息中办理/流程方式项已明确该事项不属本部门职权范围，作不予受理告知，也说明邓福丽到国家信访局信访的事项不属于其职权范围。三、国务院发布的《信访条例》第四十七条规定：“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二十条规定的，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当对信访人进行劝阻、批评或者教育。经劝阻、批评和教育无效的，由公安机关予以警告、训诫或者制止；违反集会游行示威的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必要的现场处置措施、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一）结伙斗殴的；（二）追逐、拦截他人的；（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的；（四）其他寻衅滋事行为。”原告的行为属于其他寻衅滋事行为，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对原告处以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适用法律依据正确，符合法定的处罚幅度。四、被告上思县公安局作出处罚决定前依法进行了相关调查，告知了作出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告知原告享有陈述权和申辩权，符合法定程序。综上所述，上公行罚决字[2019]0175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为合法的行政行为。被告上思县公安局依据该处罚决定对原告作出拘留的行政行为为合法的行政行为。原告请求撤销上公行罚决字[2019]0175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至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邓福丽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邓福丽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在上诉期限届满之日起七日内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50元。汇款：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农行防城港分行营业室，账号：20×××13（受理费），逾期不交也不提出缓交申请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陆红作 人民陪审员  黎柱南 人民陪审员  许国韬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黄春燕 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