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辽0293民初1138号 原告：周传友，男，1987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住大连市沙河口区。 原告：邹思远，女，1992年10月9日出生，汉族，住大连市沙河口区。 被告：辽宁省中国青年旅行社有限公司大连长龙分公司，住所地大连市甘井子区凌水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231MA0XXNB34P。 负责人：修长龙，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冬雪，女，1987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该公司业务负责人，住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原告周传友、邹思远与被告辽宁省中国青年旅行社有限公司大连长龙分公司（以下简称中青旅长龙公司）旅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周传友、邹思远，被告中青旅长龙公司的负责人修长龙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冬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周传友、邹思远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被告向原告支付机票费用8042元、住宿费1000元。事实与理由：二原告于2019年10月1日至10月6日在被告处报名参加十一期间日本旅游，报的是跟团半自由行。出团通知已写明团进团出，提前三小时到达大连机场集合，但没有写明几时到日本机场集合，领队也没有提前一天告知二原告回大连的飞机是几点在哪个航站楼集合。在日本准备返连当天，二原告早上5点就到达机场，但该机场分T1航站楼和T2航站楼，两楼之间有些距离，两者连接依靠摆渡车。二原告一看时间还早就在航站楼内找了一会儿没有找到领队，等到5时41分原告周传友给领队发微信文字留言，问她几点停止检票，她一直没有回复。二原告无奈自己去找日本机场工作人员问飞往大连的飞机在哪，但二原告到时已经停止检票并且值机柜台已无人，这时原告周传友通过语音通话联系到领队，告知领队二原告没有登机过安检也没拿到机票，领队却说“自己想办法我这飞机在跑道上准备起飞了，空姐催我关机了”。领队明知二原告没有登机，有责任下飞机协助二原告回国，她却把二原告扔在日本机场一天一夜，由二原告自行解决住宿和吃饭，付的现金无发票。经过沟通，被告为二原告购买二张第二天回大连的机票，二原告花费机票费8042元。故原告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 被告中青旅长龙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一、本案诉讼主体错误。原、被告之间未签订任何旅游合同，不存在委托关系。原告实际委托的是大连万达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达国旅），万达国旅委托的我公司，故原告应起诉大连万达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二、根据出团通知，万达国旅工作人员已告知二原告回程时间及相关注意事项，二原告在日本自由行期间，因为自己迟到没有赶上回程航班，应自行承担相应后果。委托方已经为二原告办理签证并购买机票，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三、二原告属于跟团自由行，其交纳的费用中仅包含签证费和往返机票的费用，未包含领队服务费，故领队没有义务向二原告提供服务。四、二原告陈述与事实不符，没有诚信。根据微信聊天记录，二原告系早上6时41分发微信给领队问“几点机场检票”，此时二人尚未到达机场，故没有进行电话及语音追问。本次回程航班是6时30分开始办理登机牌，7时45分截止办理登机手续。二原告第一次通过语音通话联系领队是8时14分，之后二原告语音告诉领队早上被一个司机坑了，弄错了车，所以赶不上飞机。综上，二原告因自身原因未赶上飞机，其为回程所支出的机票费用应当自理，与被告无关，请求法院依法驳回二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经审查，当事人提供的《团队出境旅游合同》、签证申请书、机票、付款凭证、收款收据、出团通知、聊天记录、航空公司证明书、大连仲裁委员会《不予受理通知书》、确认书等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经审查确认的证据及当事人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9年9月，原告周传友（旅游者）与被告中青旅长龙公司（出境社）签订《团队出境旅游合同》，约定原告周传友等2人参加被告中青旅长龙公司自2019年10月1日至10月6日的日本自由行，旅游费3950元/人，合计7900元。合同签订后，原告周传友向案外人万达国旅支付团费7900元，万达国旅作为“委托单位”向被告支付二原告团费7000元。 根据出团通知，此次行程的去程时间为2019年10月1日12时05分，乘坐春秋航空9C8721，返程时间为2019年10月6日8点30分，乘坐春秋航空9C8722，并注明了“日本时间比北京时间快一小时，航班时间均为当地时间”；领队为林某（被告员工），电话为XXXXXXX****，紧急联系电话为XXXXXXX****；正式通知事项处载明：“请您务必按时到机场办理手续，因出境手续繁琐，国际航班旅客须提前三小时到机场办理登机手续，如因自身原因未按约定时间及地点集合，错过起飞时间，产生的一切损失由您自己承担。” 2019年10月1日，二原告跟团乘坐9C8721航班到达日本大阪，到达后二原告自由行动。2019年10月5日，被告领队以口头方式告知二原告返程航班办理登机手续的航站楼为T2及集合时间为早6点。2019年10月6日，原告周传友于当地时间早5点41分（北京时间6点41分）向领队发送微信：“几点机场检票”，领队未予回复，二原告再未通过其他方式联系领队，后于当地时间早7点14分（北京时间8点14分）通过微信语音通话与领队取得联系。因二原告未赶上返程航班，另行委托被告购买返程机票共花费8042元。 另查，案外人大连春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于2020年7月30日出具《证明》，内容为：我公司作为春秋航空机票销售的直属单位，春秋航空在日本大阪关西机场T2航站楼，值机柜台或柜台前排队处有目的地中文标识，值机柜台也有相应的中文服务，2019年10月6日春秋航班9C8722航班起飞时间为当地时间8点30分，开始办理值机手续时间为6点20分，截止办理值机手续为7点45分。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原、被告之间是否形成旅游服务合同关系，被告主体是否适格；二、原告误机是否为被告违约所致，被告是否应当承担赔偿损失的违约责任。 关于第一项争议焦点。首先，原告周传友与被告中青旅长龙公司签订了《团队出境旅游合同》，该合同依法成立且二原告实际参加了合同项下被告公司的旅游团，故双方之间形成旅游服务合同关系。被告对该合同不予认可，但未提供有效证据予以反驳，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次，二原告交纳的团费收据虽为案外人万达国旅开具，但该款万达国旅已支付被告7000元，且被告已实际履行了签证、购买机票、提供领队等合同义务，可见被告系案涉合同相对方，其享有案涉合同权利并承担合同义务。第三，根据被告提供的确认书及其庭审陈述，可以确认万达国旅系被告的“委托单位”，其与被告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万达国旅收取原告团费并开具收据系履行其与被告之间的合同义务，与本案原告无关。故被告要求追加万达国旅为本案第三人的申请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准许。综上可证，被告系本案适格主体，其与二原告之间的《团队出境旅游合同》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 关于第二项争议焦点。首先，被告已向二原告发送出团通知，明确告知回程航班、出发时间及办理登机手续的时间，二原告主张被告未履行告知义务与事实不符。其次，根据案涉合同的约定，二原告参加的系日本自由行，被告仅需负责二原告的签证与往返机票，在被告已书面告知回程航班及注意事项的情况下，被告主张其领队已于返程前一天以口头方式告知二原告返程航站楼及集合时间，符合常理及业内交易习惯，且有微信聊天记录予以佐证，对此本院予以认定。第三，二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其在规定时间到达机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二原告在回程航班截止办理值机手续前仅向领队发送过一条微信，却一直未拨打领队电话及紧急联系电话，故原告主张二人早已到达机场但因找不到领队及值机人员导致误机的说法与案外人大连春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不符，且不合常理。第四，二原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负有相应的注意义务及足够的能力以提前确定航站楼位置及集合时间。即使被告未履行告知义务，相关事项仅需提前登录相关网站即可查询，不可能存在二原告到达机场后在近两个小时的时间内仍无法及时登机的情况。综上，二原告误机系因自身原因所致，被告不存在原告主张的违约行为，二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机票费用8042元及住宿费1000元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周传友、邹思远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计25元，由原告周传友、邹思远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刘博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谷郁 附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诉讼请求依据事实证据法律证明责任：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所的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加以证明，但另有规定的除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诉讼请求依据事实证据法律证明责任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