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内民再404号抗诉机关：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乌海市泰宇土石方剥离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白振龙,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东，内蒙古坤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丹，内蒙古坤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乌海市联顺达汽车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范丽丽，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闫勇，内蒙古天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赵善仓,男,1976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申诉人乌海市泰宇土石方剥离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宇公司）因与被申诉人乌海市联顺达汽车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乌海联顺达公司）、赵善仓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内03民终599号民事判决，向乌海市人民检察院申诉。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作出内检民（行）监[2018]15000000111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作出（2018）内民抗87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官王敏、检察官助理吕生凯出庭。申诉人泰宇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东、郭丹，被申诉人乌海联顺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闫勇到庭参加诉讼，被申诉人赵善仓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乌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内03民终599号民事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不清，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理由为：1.乌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内03民终599号民事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错误。2011年9月23日乌海联顺达公司与赵善仓、泰宇公司签订《汽车销售合同》之后，乌海联顺达公司又以包头市联顺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包头联顺达公司）的名义与国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银公司）、赵善仓、泰宇公司签订《融资租赁合同》。该合同约定，由国银公司作为出租方向经销商包头联顺达公司作购方，赵善仓作为承租方向国银公司交付租金，国银公司向包头联顺达公司支付后期车款，应视为赵善仓向经销商清偿了购车余款。包头联顺达公司、泰宇公司及国银公司签订的《车辆交接单》所交付的10辆车架编号与泰宇公司、赵善仓向乌海联顺达公司出具的《车辆接受确认函》中的车辆大架号一致。二审中乌海联顺达公司也承认“这个销售合同之所以分期24个月还款，就是因为这十台车和国银公司存在融资租赁合同关系，是融资来的”，对融资租赁法律关系认可。因此，本案的法律关系已由乌海联顺达公司与赵善仓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变更为包头联顺达公司、国银公司、赵善仓之间的融资租赁关系。2.乌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内03民终599号民事判决认定泰宇公司及白振龙对《汽车销售合同》及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构成自认，适用法律错误。虽然泰宇公司在一审过程中对《汽车销售合同》及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予以认可，但依据乌海联顺达公司以包头联顺达公司的名义与国银公司、赵善仓、泰宇公司之间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合同专用条款2.2..2“出租人在本合同项下应付承租人的后期车款将专项用于清偿承租人尚欠经销商的购车余款；经销商指示出租人将该款项直接支付给包头联顺达公司，由出租人按《租赁业务合作协议》约定的结算方式与包头联顺达公司进行结算支付”之约定，后期车款的支付义务应由国银公司承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二条第三款“自认的事实与查明的事实不符的,人民法院不予确认”之规定,泰宇公司在一审过程中对《汽车销售合同》及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陈述不应确认为法律上的自认。综上所述,乌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内03民终599号民事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第二百零八条第一款的规定,特提出抗诉，请依法再审。泰宇公司称，同意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意见，但不认可签订了融资租赁合同。乌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内03民终599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本案的法律关系应是包头联顺达公司、国银公司、赵善仓之间的融资租赁关系，泰宇公司对此不知情。二审判决根据乌海联顺达公司提供的《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反担保函》认定泰宇公司应该承担保证责任是错误的。该证据与本案并无关联性，且其中的保证人“乌海市泰宇土石方剥离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并不存在，二审法院采信该证据没有存在的基础。二审判决在没有对《汽车销售合同》上的印章真伪进行鉴别的情况下在判决书中阐述“上诉人泰宇土石方公司的名称为乌海市泰宇土石方剥离工程有限公司，应予以更正”的判决过于草率，对泰宇公司有失公平。泰宇公司仅认可乌海联顺达公司基于乌海农业银行在乌海地区购买车辆的事实予以认可，对乌海联顺达公司以包头联顺达公司的名义与国银公司、赵善仓、泰宇公司之间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的事实既不知情，亦不认可，二审判决认定泰宇公司及白振龙对《汽车销售合同》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构成自认，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判项中的“乌海市泰宇土石方剥离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所指向的义务主体并非泰宇公司，对案涉10辆车中的8辆车的情况并未查清，认定事实错误。国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在本案中的身份并未查清，如按原判决履行，泰宇公司有可能重复承担还款义务。在买卖合同关系下，主体是乌海联顺达公司、赵善仓、“乌海市泰宇土石方剥离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与泰宇公司无关，泰宇公司未在《汽车销售合同》上签字盖章，不是合同主体，亦不应承担保证责任。在融资租赁合同关系下，经销商是包头联顺达公司，出租人是国银公司，承租人处有赵善仓的签字，盖有泰宇公司的公章，但该公章并非泰宇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据乌海联顺达公司的对账表，赵善仓已还款270.4万元，根据国银公司的对账单，由经销商代付的还款金额为1713908.12元，加上首付款65万元，相差近34万元，而被乌海联顺达公司收回的12辆工程车，价值远超过未还款金额，赵善仓的实际还款金额已超过其应还的车款及利息。乌海联顺达公司辩称，二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案确实存在《融资租赁合同》，合同主体分别是出租方国银公司、承租方泰宇公司、经销商包头联顺达公司，检察机关认定《融资租赁合同》由四方签订，无视泰宇公司在合同上盖章的行为错误。二审法院未对白振龙对汽车销售合同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作出认定，仅认定了泰宇公司对汽车销售合同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而泰宇公司的自认是指泰宇公司认可其为赵善仓的连带责任保证人，有过担保事实，并非检察机关依据租赁合同认为的后期车款支付义务应由国银公司承担，故泰宇公司应承担保证责任。检察机关的抗诉书认定事实前后矛盾，错误众多。泰宇公司在销售合同中是担保人，在融资租赁合同中是承租方，任何一个合同违约，泰宇公司都有可能承担民事责任，但检察机关将泰宇公司的责任从两个合同中全部摘除，有失公允。赵善仓未提交答辩意见。乌海联顺达公司一审诉讼请求：1.判令赵善仓支付车款175.5万元，利息55.7198万元（合计231.2198万元），泰宇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2.由泰宇公司与赵善仓承担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9月23日，乌海联顺达公司与赵善仓、泰宇公司签订《汽车销售合同》一份，约定赵善仓向乌海联顺达公司购买陕汽自卸车10辆，型号为SX3255，车辆单价为325000元，车款共计3250000元。赵善仓首付车款共计650000元，剩余车款分期24个月还款，每月平均需还款125000元。另约定泰宇公司为赵善仓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的担保，担保范围为该合同项下的欠款、利息、违约金等。同日，赵善仓在《车辆接受确认函》中签字确认乌海联顺达公司交付10辆陕汽自卸车的车辆登记证和购车发票。2014年6月10日，赵善仓、乌海联顺达公司经结算，赵善仓累计还款1245000元，尚欠车款1755000元，利息557198元，合计2312198元。由双方在《对账确认函》中签字确认。一审法院判决：（一）赵善仓向乌海联顺达公司偿还车款1755000元并支付利息557198元，共计2312198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二）泰宇公司对上述共计2312198元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案件受理费12649元，由赵善仓负担。泰宇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乌海联顺达公司要求其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的请求；2.诉讼费用由乌海联顺达公司负担。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予以确认。二审法院认为，一审开庭时泰宇公司法定代表人白振龙对《汽车销售合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于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亦未提出异议，故泰宇公司对成立连带担保责任已构成自认，泰宇公司向二审法院所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自认行为存在可撤回的情形，泰宇公司事后对自认反悔的，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另根据乌海联顺达公司提供的《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反担保函》第二条内容与赵善仓、泰宇公司签订的《汽车销售合同》可以相互印证，泰宇公司对涉案款项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反担保函》加盖“乌海市泰宇土石方剥离工程有限公司”公章，可以认定泰宇公司与乌海联顺达公司之间存在连带保证合同关系，泰宇公司应该按照赵善仓与乌海联顺达公司之间的《对账确认函》数额承担连带责任，另泰宇公司的名称为乌海市泰宇土石方剥离工程有限公司，应予以更正。综上所述，泰宇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5297.58元，由泰宇公司负担。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与二审查明的事实一致，对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2012年12月26日，乌海联顺达公司与赵善仓签订《抵款说明书》，主要内容为：赵善仓从乌海联顺达公司购买的自卸车十台，因赵善仓连续违约，经协商，赵善仓同意将其中两辆车二次销售所得价款364000元抵顶买车欠款。此款已经予以扣除。再查明，2015年1月20日，赵善仓以欠款人的名义出具《协议》，主要内容为：因赵善仓欠乌海联顺达公司车款，赵善仓将工程车九辆、北京现代越野车一辆作为抵押，愿意将上述车辆以市场价处理抵顶欠款，多退少补，不足部分用现金补齐。又查明，2015年12月29日，经乌海联顺达公司委托，乌海市富臻源二手车鉴定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赵善仓抵押给乌海联顺达公司的六辆工程车价格进行评估，共计300000元。其中车辆识别代码尾号为3364、3365、3377、3386的四辆工程车参考价格分别为60000元，车辆识别代码尾号为3375、3385的两辆工程车参考价格分别为30000元。2015年12月31日，乌海联顺达公司将上述评估的六辆工程车以380000万元的价格出售给沈文斌、吴伟祥。还查明，泰宇公司持本院调查令向乌海市公安局海勃湾区分局调取乌海联顺达公司销售经理巴特尔的调查笔录，该笔录关于本案赵善仓购买的十辆工程车的去向，巴特尔称先后全部交给乌海联顺达公司。另巴特尔称赵善仓名下还有两辆工程车也交给乌海联顺达公司，上述工程车都被乌海联顺达公司出售。本院再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泰宇公司应否承担连带保证责任。首先，关于本案的法律关系问题。第一，2011年9月23日，乌海联顺达公司与赵善仓、泰宇公司签订了《汽车销售合同》，约定赵善仓向乌海联顺达公司购买陕汽自卸车10辆，泰宇公司为赵善仓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的担保，担保范围为该合同项下的欠款、利息、违约金等。第二，一审中泰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白振龙对《汽车销售合同》的真实性认可，再审中泰宇公司对乌海联顺达公司以包头联顺达公司的名义与国银公司、赵善仓、泰宇公司之间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的事实亦不予认可。第三，乌海联顺达公司销售经理巴特尔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称，除赵善仓交付的购车款以及用车出售抵顶后还欠联顺达公司购车款，乌海联顺达公司遂提起诉讼。第四，2012年12月26日乌海联顺达公司与赵善仓签订的《抵款说明书》和2015年1月20日赵善仓以欠款人的名义出具的《协议》中明确赵善仓欠乌海联顺达公司购车款。综上分析，原审法院认定本案法律关系为买卖合同关系正确。其次，关于赵善仓尚欠乌海联顺达公司购车款数额问题。经赵善仓已付购车款、结算、用工程车出售款抵顶，赵善仓尚欠乌海联顺达公司购车款及利息应为2312198元，减去乌海联顺达公司认可的出售赵善仓六辆工程车价款380000元，再减去乌海联顺达公司销售经理巴特尔认可抵顶的两辆工程车价款126667元（380000÷6×2），等于1805531元。此与前期双方抵顶的两辆工程车加起来正好与赵善仓购买乌海联顺达公司的十辆工程车相符。再次，关于泰宇公司应否承担连带保证责任问题。一审中泰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白振龙对泰宇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予以认可，构成民事法律上的自认。后泰宇公司不同意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故原审法院认定泰宇公司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正确。最后，关于巴特尔询问笔录和赵善仓出具的《协议》中用赵善仓名下的其他车辆抵顶购车款问题。本案中因赵善仓未出庭，无法核实赵善仓是否已经用其他车辆抵顶购车款，亦无法确定抵顶数额，故不予核减。若双方就此存有争议，可另案解决。综上所述，泰宇公司的再审请求部分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有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内03民终599号民事判决和乌海市海勃湾区人民法院（2014）乌勃民一初字第01778号民事判决；二、赵善仓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乌海市联顺达汽车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偿还购车款及利息1805531元；三、乌海市泰宇土石方剥离工程有限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四、驳回乌海市联顺达汽车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2649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5297.58元，合计37946.58元，由赵善仓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庞志军审 判 员 任来权审 判 员 武 杰 二○二○年九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 莎日娜书 记 员 杨伦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