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晋05民终73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1，女，生于1973年7月2日，公民身份号码：×××，汉族，阳城县人，农民。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2，男，生于1998年1月4日，公民身份号码：×××，汉族，阳城县人，山西财经大学学生。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1，山西语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某1，男，生于1950年7月17日，公民身份号码：×××，汉族，阳城县人，农民。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某2，男，生于1968年7月2日，公民身份号码：×××，汉族，阳城县人，农民。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某3，男，生于1973年1月19日，公民身份号码：×××，汉族，阳城县人，农民。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2，女，生于1949年3月15日，公民身份号码：×××，汉族，阳城县人，农民。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某，山西君宜（阳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某1、刘某2因与上诉人杨某1、杨某2、杨某3、张某2共有物分割纠纷一案，均不服山西省阳城县人民法院（2020）晋0522民初3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20年7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刘某1、刘某2的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二上诉人分得赔偿金110000元；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2010年上诉人刘某1与杨双法共同生活，共同抚养刘某2，二上诉人与杨双法已经形成长期紧密、依赖程度较高的、稳定的家庭关系，因此上诉人应适当多分死亡赔偿金，原审判决60000元过少；2、原审认定上诉人刘某2不能分得赔偿金是错误的，刘某1与杨双法按照农村风俗举行了婚礼，刘某2自然成为家庭一员，事实上形成了继父子关系，不应取消刘某2的分割份额。四被上诉人共同辩称，刘某1与杨双法之间没有婚姻登记手续，也没有共同生活或举行婚礼，刘某1、刘某2与杨双法没有形成长期稳定的家庭关系.根据法律规定，死亡赔偿金的赔偿权利人是死者的近亲属，刘某1和刘某2并非死者杨双法的近亲属，不应分得杨双法的死亡赔偿金。上诉人杨某1、杨某2、杨某3、张某2的上诉请求：改判四上诉人不承担50000元的支付义务；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被上诉人刘某1并未与死者杨双法形成相对稳定的同居关系；2、死亡赔偿金虽然不属于遗产，但参照遗产进行处理，刘某1与杨双法没有任何法律上的关系，非受害人的近亲属，不是死亡赔偿金的分割主体，杨双法没有配偶和子女、父母已故，该笔赔偿金应当由杨双法的兄弟姐妹共有；3、原审中被告主体不适格，张某2系死者的嫂子，并非死亡赔偿金的分割主体，不应当列为被告或承担给付义务；4、上诉人已经在一审提供证据证明所有的赔偿金均已用于为死者按农村风俗举办的丧葬事宜。被上诉人刘某1、刘某2辩称，本案是共有物分割，并非赔偿请求之诉，赔偿款实际支付给了张某2并由其保管控制，张某2作为被告是正确的，其他同上诉理由。刘某1、刘某2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因杨双法死亡应分得的赔偿金25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查明，刘某1与杨双法相识后共同生活，形成了一段相对稳定的同居关系。被告杨某1、杨某2、杨某3与杨双法系亲兄弟关系，被告张某2系杨某1妻子。杨双法曾受雇于郑军锋，2019年10月31日杨双法在工作过程中发生事故去世，杨某1、杨某2、杨某3与郑军锋达成赔偿协议，郑军锋一次性向三人支付赔偿金450000元，后郑军锋将该款打入了被告张某2账户中。杨双法在世时，与刘某1相识后共同生活。刘某2系刘某1与前夫之子。一审法院认为，杨双法因意外去世后，郑军锋给付的450000元赔偿款，除办理丧葬事宜等支出的费用外，其余款项应由家庭生活成员共同取得，按家庭共同生活紧密程度和依赖程度进行分配。原告刘某1与杨双法虽未领取结婚证，但二人相识后共同生活，形成一段了较为稳定的同居关系，二人生活的紧密程度和依赖程度事实上是存在的。但二人毕竟不是合法的夫妻关系，结合案件实际情况，酌情认定原告刘某1分得案涉赔偿款60000元（被告已付10000元），被告还应给付50000元。原告刘某2虽与刘某1一起生活，但刘某1、杨双法未办理婚姻登记，故刘某2与杨双法未形成继父子关系，刘某2以该系继子身份为由主张分割赔偿款，不能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五条、第九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杨某1、杨某2、杨某3从郑军锋处已得的赔偿款450000元，原告刘某1分得60000元（已付10000元），余款50000元，被告杨某1、杨某2、杨某3、张某2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二、驳回原告刘某2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50元，原告申请缓交，予以准许。减半收取2525元，由原告刘某1、刘某2负担并交纳425元，由被告杨某2、杨某3各负担并交纳700元，由被告杨某1夫妻二人负担并交纳700元。二审中，上诉人刘某1围绕上诉请求提供了新证据：1、2019年12月2日的谈话录音，发生在给杨双法烧完五七纸后，主要内容是刘某1与杨某2协商要从杨双法家拿回自己东西的事情；2、2019年11月2日的谈话录音，发生在杨双法死后第三天，主要内容是刘某1与杨家一起与对方工头代表赵云生协商赔偿款事宜；3、2020年3月9日的谈话录音，发生在疫情期间，主要内容是刘某1与杨某2妻子张某2询问从杨双法家取回三轮车的事情；4、2010年1月16日刘某1与赵云生的谈话录音，主要内容刘某1想通过赵云生向杨家要钱，赵云生让刘某1起诉；5、杨双法老家房屋的房契、居民健康卡、摩托车驾驶证、身份证，证明这些重要物品都由刘某1保管。以上证据结合一审的证据，欲证明刘某1从2011年开始与杨双法同居，形成了长期稳定的同居关系。本院认为，上述谈话录音，内容并不直接涉及刘某1与杨双法二人何时同居、同居生活情况等内容；而房契等重要个人物品，也只能说明二人具有一定的亲密关系，故以上证据不能证明二人形成了长期稳定的同居关系。二审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一）关于刘某1与死者杨双法是否形成长期稳定的同居关系，是否应分的赔偿款，分得60000是否适当的问题。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刘某1持有杨双法房契等重要个人物品、可以对杨双法的手机解锁；杨双法手机中保存有刘某1在三窑家中生活及承包地里干活休息的照片；双方均认可曾共同在过年时一起在杨双法家中吃过饭；证人王某、蔡某出庭作证刘某1与杨双法共同生活以及事发后郑军锋给了杨家赔偿款后，杨家给了刘某11万元，综合以上事实与证据情况，原审认定刘某1、杨双法二人形成了一段相对稳定的同居关系并无不当。上诉人杨某1、杨某2等四人对此并不认同，但是提供的证据为证人证言及村委证明，均为言辞证据，主观因素较大，并没有客观证据相印证。综合双方的举证情况，本院认为刘某1举证的证明力大于杨某1、杨某2等四人证据的证明力，故对于杨某1、杨某2等四人主张的刘某1与杨双法之间不存在同居关系不予认定。上诉人刘某1主张其与杨双法形成长期稳定的同居关系，证据不力，不予支持。死亡赔偿金是对受害人未来收入损失的补偿，进而是对死者家庭共同生活体的经济补偿，故其分割应综合考虑赔偿权利人与死者关系的亲疏远近、共同生活的紧密程度和依赖程度来分配。刘某1与杨双法虽未领取结婚证，但原审考虑二人形成了一段相对稳定的同居关系的事实，酌情判处刘某1分得赔偿款60000元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上诉人杨某1、杨某2等四人认为死亡赔偿金应参照遗产分割的顺序进行分割，刘某1不属于杨双法的近亲属，无权分割，但是死亡赔偿金不属于遗产，不能完全按照分割遗产的法律规定处理，依前所述，刘某1因与杨双法曾共同生活，具备获赔死亡赔偿金的条件，对上诉人杨某1、杨某2等四人的有关主张不予支持。（二）关于刘某2是否应分得赔偿款的问题。因刘某1与杨双法未办理婚姻登记，刘某2未与杨双法形成继父子关系。上诉人刘某2主张基于杨双法抚养其的事实，二人即形成继父子关系，无法律依据，不予采纳。刘某2主张分割死亡赔偿金法律依据不足，不予支持。（三）关于张某2主体资格是否适当的问题。因事故赔偿金由张某2保管，且其与赔偿权利人杨某1系夫妻关系，原审列张某2为被告，并判令其承担给付义务并无不当。综上，双方当事人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原判认定基本事实清楚、判决结果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100元，由上诉人刘某1、刘某2负担1050元（已预交），由上诉人杨某1、杨某2、杨某3、张某2负担1050元（已预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韦 薇审判员 程 浩审判员 郭红洁 二〇二〇年九月一日书记员 郭 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