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03民终311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唐丹丹，女，1987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喜秀，女，1929年1月18日出生，汉族，住。 上述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覃福毅，广西汇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左宗弘，男，1998年6月20日出生，汉族，住。 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君中，广西诚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清，广西诚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乐支公司，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平乐县平乐镇马河市场六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3307943357333。 代表人：何军平，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龚文达，广西桂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桂林市分公司，，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山中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3009826876800。 代表人：吴海武，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海燕，该公司员工。 原审第三人：梁巧燕，女，1992年1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平乐县。 上诉人唐丹丹、刘喜秀、左宗弘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乐支公司、原审第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桂林市分公司、梁巧燕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平乐县人民法院（2020）桂0330民初1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唐丹丹、刘喜秀上诉请求：1、撤销（2020）桂0330民初192号判决第三项，改判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乐支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优先赔偿上诉人唐丹丹、刘喜秀各项经济损失285601.33元；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左宗弘、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乐支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左宗弘知道发生事故后，未采取措施驾驶车辆离开事故现场事实错误。首先，从公安机关对左宗弘询问的笔录内容来看，左宗弘自始至终并未意识事故的发生，主观上更没有事故发生后驾车离开现场的故意。其次，从桂Ｃ×××××号车辆行车记录仪录像来看，事故发生时，对向有大货车开着闪光灯，影响了司机左宗弘的视线，导致左宗弘没有发现躺在路中央的受害者，并没有意识车辆已经碾压受害者，发生事故。第三，从车辆的驾驶速度变化来看，行车记录仪的录像能确认，车辆速度在碾压躺在路中央的受害者后并没有明显的变化，若司机意识到事故的发生，驾驶动作必定会迟疑从而降低车速，随后会再次加速驶离，因此可以判定左宗弘并未意识到事故的发生。第四，从责任事故认定书内容来看，交警大队并未对左宗弘发生事故后逃逸作出认定。因此一审法院根据平安保险公司提供的询问笔录、行车记录仪录像等证据就认定左宗弘在事故发生后未采取措施驾车离开现场的事实错误。根据《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的免责条款内容，“事故发生后，驾驶人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首先，设立该条款的目的在于防止发生事故后驾驶员故意离开现场，导致事故的性质、原因或者损害程度难以确定的结果，条款设立的目的在于约束驾驶员行为；其次，从保险条款的含义来看，强调的是“驾驶人未依法采取措施”，即需要驾驶人主观上未依法采取措施，也就是需要驾驶人知道事故发生为前提，若驾驶人未发觉事故的发生，其主观上便不存在不采取措施的故意；最后，《保险法》第二十一条规定“被保险人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故意或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保险人对此不承担赔偿责任”，其首先强调的也是驾驶人知道事故的发生，之后是主观的故意或过失导致对事故无法确定的后果，保险公司才可以免责。因此，若驾驶人主观上未意识到事故的发生进而离开事故现场，保险公司不能以此作为不承担赔偿责任的理由。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希望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上诉人左宗弘上诉请求：1.维持原判决第一项、第三项；2.撤销原判决第二项，依法改判由被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乐支公司第三者责任险限额范围内赔偿被上诉人唐丹丹、刘喜秀各项经济损失合计人民币285601.33元；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已发生交通事故，是事实认定错误。《交通道路事故认定书》是具有专业知识的交通警察结合其专业知识，并根据现场勘验情况及其他证据得出来的结论，具有专业性及权威性。据交警部门出具的《交通道路事故认定书》可知，上诉人行为仅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8条，未在确保安全、畅通的原则下通行。上诉人当时并不知道发生了事故，如上诉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发生了事故而擅自离开，认定结果应涉及到交通肇事逃逸，但从交警部门通过现场及当事人等多方调查勘察而得的认定报告可知，上诉人并非交通肇事逃逸，也就是说，专业性的结论是事发时上诉人并不知晓。二、本案不适用《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相关免责条款。被上诉人平安财产保险公司提供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2014版）第二十四条虽载明“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现场”作为保险公司的免责情形，但该保险条款属于保险人单方提供的格式条款，投保商业险时被上诉人的单方面书面声明并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平安财产保险公司针对该免责条款特别告知，尽到相应的提示告知义务，格式条款的拟定应当遵循公平的基本原则。从该免责条款的文义来看，“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离开现场”应当解读为是驾驶人在知道事故发生后，为逃避法律责任而故意离开事故现场的行为，也即是指逃逸行为，而不能扩大解读为包括驾驶人不知发生事故而径直离开现场的行为，否则将极大地加重被保险人的责任，过分减轻保险人的责任，显失公平。另，此免责条款的设定目的应是限制因投保人主观故意延误救治加重事故后果，加重保险人的责任的情形，本案并不符合适用情形，免责条款不能没有前提的适用，如果机械化地引用此免责条款与霸王条款别无二致。三、财产保险合同的履行应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立法目的及宗旨。财产保险合同属于商事合同，被保险人投保机动车损失险的目的在于转嫁风险，当发生保险事故时被保险人的经济损失能够获得补偿。而《保险法》制定的目的及宗旨是保护保险活动中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并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对于保险事故中的被保险人的利益应当予以保护而不是加以限制。本案中，上诉人作为底层劳动者，无赔偿能力，如机械化依据被上诉人平安财产保险公司的免责条款，而不全面考虑免责条款的适用条件及限制，那么，上诉人会肩负无法履行赔偿责任带来的各种违约成本外，被上诉人唐丹丹、刘喜秀也得不到赔偿，是对投保人权利的损害，更是对受益人即被上诉人唐丹丹、刘喜秀权利的损害，财产保险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也有违立法宗旨。为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现依法提出上诉，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公正判决。 被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乐支公司辩称，第一，在一审中被保险人对保险公司提供的证据是没有任何异议的，根据法律规定，保险条款是合法有效的。第二，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符合客观事实，法律适用正确，应当维持一审判决。 原审第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桂林市分公司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梁巧燕辩称，对一审判决没有意见。 上诉人唐丹丹、刘喜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被告赔偿原告各项经济损失共计438266.75元；2、判决被告平安财产保险公司在保险限额范围内优先承担赔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9月4日06时00分，第三人梁巧燕驾驶桂Ｃ×××××号小型面包车从同安方向往平乐方向行驶，至国道323线796ＫＭ＋700Ｍ时，车辆车头部位与行人唐桂明发生碰撞，导致唐桂明跌倒在路面后，又被从同安方向往平乐方向行驶由被告左宗弘驾驶的桂Ｃ×××××号小型轿车碾压，造成唐桂明当场死亡和桂Ｃ×××××号小型面包车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被告左宗弘在事故发生后未采取任何措施即驾车离开事故现场。平乐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经现场勘查后，分析认为梁巧燕驾驶机动行经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未避让行人，是引发此事故的原因之一，左宗弘驾驶机动车未在确保安全、畅通的情况下通行，也是引发此事故的原因之一，并于2019年9月20日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左宗弘与梁巧燕负此事故的同等责任，行人唐桂明无事故责任。 被告左宗弘为其驾驶的桂Ｃ×××××号车在被告平安财产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商业三者险赔偿限额为100万元，不计免赔），本次交通事故亦发生在保险期限内。平安财产保险公司《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2014版）第二十四条第（二）项第1目约定：“事故发生后，驾驶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投保商业险时，左宗弘向平安财产保险公司书面声明：“本人确认收到条款、免责事项说明书，保险人已向其明确说明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内容及法律后果，本人已了解并自愿投保。”该声明落款有左宗弘签名。 第三人梁巧燕驾驶的桂Ｃ×××××号车在第三人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本次交通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 另查明，原告唐丹丹为受害人唐桂明的女儿，刘喜秀为受害人唐桂明的母亲，事故发生后，二原告与第三人梁巧燕、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达成调解协议，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按协议约定赔偿了二原告381789.5元。第三人梁巧燕支付了原告丧葬费24000元。被告左宗弘也在事故发生后支付了二原告丧葬费12774元。庭审中二原告明确表示不再主张丧葬费。 一审法院认为，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平乐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经现场勘查后，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被告左宗弘与第三人梁巧燕负此事故的同等责任，唐桂明无事故责任。该认定事实清楚，责任划分适当，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综合本案事实及平乐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的事故责任认定，一审法院认为由被告左宗弘与第三人梁巧燕对本次事故各承担50％的过错责任较为妥当。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规定：“同时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规则确定赔偿责任：（一）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二）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三）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被侵权人或者其近亲属请求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优先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被告左宗弘为其驾驶的桂Ｃ×××××号车在被告平安财产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本案争议的焦点主要是：被告平安财产保险公司主张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免责，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认为，左宗弘与平安财产保险公司签订的商业保险合同虽为平安财产保险公司提供的格式合同，但在签订合同时平安财产保险公司已就合同中保险人的免责条款以书面形式向左宗弘作出了明确说明，左宗弘亦书面声明认可，该合同内容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2014版）第二十四条约定，事故发生后，驾驶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的，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该条款所称“驾驶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并不要求驾驶人具有“交通肇事逃逸”的故意和情节，不应按照交通肇事逃逸标准进行认定，本案被告左宗弘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符合《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中的免责情形。且本次交通事故发生在国道上，行车视线良好，左宗弘驾驶新买的奇瑞牌小型轿车行经事故路段将受伤倒地横躺路中央的唐桂明碾压时，车辆有明显震动，其知道或应当知道已发生交通事故，但其未停车，擅自驾车驶离现场，其辩称不清楚发生交通事故，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离开现场，与客观实际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被告平安财产保险公司的该项辩解成立，原告及被告左宗弘主张由平安财产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对于原告在本次交通事故中的总损失，一审法院结合本案事实并参照《2019年度广西壮族自治区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项目计算标准》，认定如下：1、死亡赔偿金648720元（32436元×20年），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确认。2、被抚养人生活费一审法院确认100795元（20159元×5年）。被抚养人刘喜秀已年满75周岁，原告主张被抚养人生活费162180元过高，超出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被告平安财产保险公司辩称被抚养人生活费应按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计算，不符合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开展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城乡统一试点工作的通知》的规定，一审法院不予采纳。3、家属办理丧葬事宜的误工费一审法院确认1187.65元（48166元÷365×3人×3天）。原告主张2407.5元过高，超出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4、交通费一审法院酌定500元。原告主张2000元，未能提供有效票据证实，超出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5、精神损害抚慰金一审法院酌定40000元。原告主张50000元过高，超出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以上各项损失合计人民币791202.65元，依法应先由被告平安财产保险公司和第三人人民财产保险公司在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内各自承担人民币110000元，不足部分，依法应由被告左宗弘与第三人人民财产保险公司（商业三者险赔偿限额内）各自承担50％的赔偿责任，即分别赔偿原告人民币285601.33元［（791202.65－220000）×50％］。但事故发生后，二原告已与第三人梁巧燕、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达成调解协议，且第三人已按协议约定履行了给付义务，现第三人梁巧燕、人民财产保险公司主张在本案中不再承担赔偿责任，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乐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内赔偿原告唐丹丹、刘喜秀各项经济损失合计人民币110000元；二、被告左宗弘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唐丹丹、刘喜秀各项经济损失合计人民币285601.33元；三、驳回原告唐丹丹、刘喜秀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7874元，由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乐支公司负担1976元，被告左宗弘负担5131元，原告唐丹丹、刘喜秀负担767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且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无异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相关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乐支公司在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限额内能否免责。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造成人身伤亡的，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后驾驶员应立即停车、保护现场并报警等候处理。其次，《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约定：“驾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保险人在保险责任范围内不负责赔偿：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员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车辆离开事故现场等。”依据该合同约定，发生事故后，驾驶员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发生交通事故的情况下，违反法律规定离开事故现场，保险公司依据保险合同约定可以免赔。上述合同约定未违反法律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再次，上诉人左宗弘为事故车辆在被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乐支公司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责任保险及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应当依据保险合同确定。本案交通事故发生在早上六点，虽然天色有些昏暗，但是打开车灯并不影响正常通行，而且事故发生路段路况并不存在严重影响驾驶人驾驶的情况。上诉人左宗弘驾驶肇事车辆在碾压受害人后还将受害人拖行一段距离，作为驾驶员，正常情况下应该可以区分碾压一个成年人与碾压垃圾、石头的不同，在明显感受到车辆压到“垃圾”的情况下没有停车察看，可见上诉人左宗弘在事故发生时未尽谨慎观察注意义务。故上诉人左宗弘在应当知道发生事故的情况下却未停车查看，事故发生后在有能力、有条件保护现场、救治被害人而未及时采取措施的情形下驾车离开，其自述不知道发生交通事故仅属于个人陈述，并无其他证据予以印证，对于没有停车查看并保护事故现场未能作出合理解释，故依照上述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其应承担不利法律后果。综上，一审判决被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乐支公司在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限额内免赔依据充分，符合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本院依法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唐丹丹、刘喜秀、左宗弘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584元（上诉人唐丹丹、刘喜秀已预交），由上诉人唐丹丹、刘喜秀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5584元（上诉人左宗弘已预交），由上诉人左宗弘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宿健慧 审 判 员 周 霞 审 判 员 丁 勇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八日 法官助理 王国裕 书 记 员 粟建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