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甘0102民初4399号原告:柳建平，男，1976年1月21日出生，汉族，住甘肃省华亭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东霞，甘肃璞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兰州正大食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兰州市城关区甘南路701之****。法定代表人:马继林，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军，该公司业务经理。被告:兰州正大有限公司，，住所地兰州市城关区甘南路701之****法定代表人:马继林，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军，该公司业务经理。原告柳建平与被告兰州正大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大食品公司）、兰州正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大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2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东霞、二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柳建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因少交付200头仔猪造成的损失489868.8元；2、判令被告退还原告剩余饲料款277700元；3、判令被告赔偿原告266头仔猪死亡造成的损失846563元；4、判令被告退还原告育肥猪补贴65830元；5、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被告正大食品公司与被告正大公司系关联公司。2019年6月18日，原告与二被告签订了合同编号为-ＬＺＺＤ-ＤＱ-2019-046的《育肥猪“三定模式”合同》，三方就原告向被告购进2200头商品育肥猪养殖及猪崽、饲料的购买、饲养生产管理、产品回收等事宜达成一致意见。合同签订后，原告先后于同年7月18日、7月23日以及8月12日通过转账向被告支付了全部仔猪及饲料款项共计2469200元。被告于同年7月18日、7月19日、7月20日分三批次向原告交付了2011（包括赠送的11头）头仔猪及少量饲料。鉴于原、被告签订合同时约定原告从被告处购进仔猪2200头，原告亦按照2200头的标准向兰州银行贷款230万元，后该笔贷款直接转入被告账户。截至交付仔猪时，被告却只向原告交付了2011头（其中包括赠送的11头），少交付200头，对此给原告造成了损失489868.8元，被告应予赔偿。此外，被告还欠原告剩余饲料款277700元应予退还。自2019年7月22日，开始新购进的仔猪便开始出现大量死亡的现象，原告立马联系被告，但被告始终置若罔闻，直至一月后被告才派遣技术人员前往原告处进行查看，前后共来了三次，且三次时间间隔均长达一个月。第一次以原告圈舍不好、喂养不恰当为由搪塞过去。后两次又责怪原告未经其同意擅自将此次情况上报给华亭县畜牧兽医局，便随意判断该批仔猪患有××、喘气，开具治疗××的药品后便离开。期间，原告多次找被告协商是否需要对该批仔猪作病例检测，但被告一直推辞。自始至终，被告都未作相关病例检测及告知原告将已患病仔猪隔离圈养。直至同年10月26日，原告经被告技术人员及平凉兽医局推荐，自己携带样品前往陕西中科基因检测技术有限公司进行检测，检测结果为“猪圆环病毒2型核酸呈阳性”，即该批仔猪患有二级传染性疾病“圆环病”。由于被告未及时告知原告作相关隔离措施，以至于原告的损失不断扩大。2020年4月3日，华亭市畜牧兽医局马峡工作站出具家畜死亡证明书，载明:“2019年7月22日至2020年1月20日养殖户柳建平死亡育肥猪共266头，其中大部分为2019年11月份之前死亡，经市畜牧局兽医解剖多次初步诊断为××、胀气、肠炎等疾病”。自此被告交付原告的2011头仔猪死亡266头，剩余1745头。《育肥猪“三定模式”合同》约定:“由甲方（正大食品公司）提供肥猪回收标准及生产技术指导，乙方（柳建平）以甲方确定的价格从甲方购买仔猪、从丙方（正大公司）购买饲料进行育肥猪养殖，甲方回收养殖的育肥猪并根据不同的市场行情给予乙方不同的毛猪回收”、“甲方提供给乙方的商品仔猪标准为无传染性疾病、无腿疼、无拉稀、提醒正常无缺陷、无疝气;价格为每头700元”、“为了保障乙方提供的育肥猪品质，丙方将派技术人员对乙方商品育肥猪饲养的过程进行指导和监督，乙方需要无条件配合甲方人员的工作”。根据合同约定，被告提供给原告的仔猪须为无传染性疾病、无腿疼、无拉稀、提醒正常无缺陷、无疝气，但该批仔猪自运回原告处的第二日起便开始大量死亡，后经诊断确为患有传染性疾病即“圆环病毒”。据此，被告违反合同约定向原告交付的仔猪患有传染性疾病，且在仔猪大量死亡后并未采取有效措施，致使原告损失无限扩大，其应赔偿原告此次全部损失。2019年5月7日，由于非洲猪瘟疫情影响，即结栏利润低等原因，鉴于原、被告前后多次合作，被告同意对原告进行价格补贴共计65830元，待此次合作结束后，一并退还该笔款。综上，被告违反合同约定不仅向原告少交付仔猪，而且交付的仔猪患有传染性疾病，致使原告近半年内都无法继续养殖，给原告造成了重大的经济损失，且违背承诺不向原告退还育肥猪补贴款，影响三方合作信誉，对此两被告理应对原告承担违约责任。为此，原告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被告正大食品公司、正大公司共同辩称，1、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因少交付200头仔猪造成的损失489868.8元的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双方签订的合同编号为-LZZD-DQ-2019-046的《仔猪销售合同书》中约定仔猪购买数量是2000头，单价为700元，总金额为140万元。之后被告向原告交付了2011头仔猪，不仅仅是足额交货而且是有买有赠。其次，被告公司的仔猪交付是先款后货，正大食品公司也从未收到原告所说的少交付200头仔猪对应的14万元的货款。因此，原告主张的该损失不成立。2、原告要求被告退还剩余饲料款277700元，经被告对原告在公司的账务进行了查询，原告在被告公司账面确有剩余饲料款，但是金额为201800元，而非原告所说的277700元。原告账面该资金实际是此轮养殖过程中贷款230万元的饲料专用款的结余部分。依据兰州银行、正大公司、甘肃农业担保有限公司、借款农户的多方约定，对养殖客户的资金监管是指定支付、专款专用、不得挪用或以其他形式套取信贷资金。因此,原告所贷款未用完、养殖终止不与被告合作造成资金无法使用与提取，与被告无关。未用完贷款与毛猪回收款可优先用于还款，但原告自己违约在先，自己还清了贷款。正大公司作为资金托管方根本无占用或占有其资金的必要，原告要求被告退还该款项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3、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原告266头仔猪死亡所造成的损失846563元的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养殖过程中仔猪死亡很正常，是否死亡266头被告无法确认。另外，原告提到的圆环病毒是常发性疾病，与被告无直接的关联性，而且死亡原因不明，死亡数量不清，原告主张的损失计算无依据。4、原告要求被告退还育肥猪补贴65830元，被告承认确有此事。但正如原告在诉状中自己陈述的:“2019年5月7日，由于非洲猪瘟疫情影响，即结栏利润低等原因，鉴于原、被告前后多次合作，被告同意对原告进行价格补贴共计65830元，待此次合作结束后，一并退还该笔款项”。《育肥猪“三定模式”合同》约定:“无论毛猪市场行情价格高低，甲方均按照固定价格对乙方的商品育肥猪进行回购，乙方不得有异议不得转卖第三人”。但之后因市场价格大幅上涨，原告为获取巨大的收益，私自将育肥猪全部出卖第三人，给被告造成多达1230286元的经济损失，所有养殖利润全部据为己有。因此，原告主张额外的补贴就是非分的所得，原告该项请求不能成立。综上，原告所有的诉讼请求均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予以驳回。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于原、被告无异议的《毛猪收购合同》，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1、对于原告提交的《仔猪销售合同书》、《育肥猪“三定模式”合同》，被告经质证认为上述合同上的仔猪数量为空白。本院审查后认为，虽然合同的仔猪数量为空白，但除此之外的合同内容与被告持有的合同内容一致，因此，该合同能够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合作、被告负有向原告交付符合合同约定标准的仔猪以及被告派技术人员对原告饲养的过程进行指导与监督的事实，故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认定。2、对于原告提交的客户对账单、甘肃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被告对其真实性及收到仔猪款140万元、饲料贷款230万元无异议，故本院对该证据真实性及该证明目的予以认定。但该客户对账单无法证明原告向被告支付了饲料款246.9万元的事实，故本院对原告该证明目的不予认定。3、对于原告提交的检测报告，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被告无关。本院审查后认为，从该检测报告中看不出检测的猪是否系原告养殖的猪，且仅该检测报告无法证明仔猪的死亡与被告有关，原告也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认定。4、对于原告提交的农业部公告，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被告无关。本院审查后认为，该证据与被告无关，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认定。5、对于原告提交的2019年5月7日的签呈表，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需要核实这些款项是否已支付给原告。本院审查后认为，该表明确载明“客户柳建平2018.5.28-6.22进景泰仔猪2200头，11月20日结栏……以上请示妥否，敬请批示”，从该内容可知该请示中涉及的合同并非案涉2019年履行的合同，与本案缺乏关联性，而且该表载明“客户出栏时行情已经起来，行情补贴较高，在调整回收价，影响公司收益”，因此该证据无法证明被告承诺向原告补贴及补贴数额的事实，故本院在本案中对该证据不予认定。6、对于原告提交的三定客户结算确认单、中国农业银行借款凭证，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本院审查后认为，该证据显示的客户名称为魏贵平，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认定。7、对于原告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被告不予认可。本院审查后认为，该微信聊天的一方并非原告柳建平,而且其不足以证明被告未尽到合理、完全的技术指导义务而直接导致仔猪死亡的事实,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认定。8、对于原告提交的家畜死亡证明书，被告无异议，但认为与被告无关。本院审查后认为，仅该证明书无法证明仔猪的死亡与被告有关，且原告并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本院对该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定，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定。9、对于被告提交的《仔猪销售合同书》、《育肥猪“三定模式”合同》，原告不予认可，本院审查后认为，该证据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即使该合同的手写部分为被告所添加，但该合同有原告的签字确认，其将留有空白内容的合同交于合同相对方即被告,应视为对合同内容的无限授权，该证据能够证明双方约定的仔猪数量为2000头的事实，故本院对该证据予以认定。10、对于被告提交的客户对账单，原告不予认可，本院审查后认为，该证据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被告提交的该客户对账单与原告提交的一致，其能够证明被告收到了原告的饲料贷款230万元、截止2020年7月31日原告的饲料款结余201800元的事实，故本院对该证据予以认定。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6月18日，原告柳建平与被告正大食品公司签订了合同编号-LZZD-DQ-2019-046的《仔猪销售合同书》，双方约定：正大食品公司向柳建平销售2000头仔猪，单价为每头700元，总金额为140万元，提货日期为2019年7月18日；仔猪健康标准为无传染性疾病、无肢体疾病、无拉稀、体型正常无缺陷、去势愈合良好、无疝气；付款方式为款到装猪，仔猪款按实际购买的仔猪头数结付；每批装猪时，由柳建平到正大食品公司现场确认仔猪质量与数量，由正大食品公司安排专用车辆送达柳建平养殖场内，路途死亡损失由正大食品公司承担；若正大食品公司不能按合同约定的价格、时间和质量要求提供猪苗，须返还已收取的订金；若双方发生争议，可向正大食品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同日，原告柳建平（乙方）与被告正大食品公司（甲方）、正大公司（丙方）还签订了《育肥猪“三定模式”合同》，双方约定：由甲方提供肥猪回收标准及生产技术指导，乙方以甲方确定的价格从甲方购买仔猪、从丙方购买饲料进行育肥猪养殖，甲方回收乙方养殖的育肥猪，并根据不同的市场行情给予乙方不同的毛猪回收；甲方向乙方提供2000头仔猪，单价为每头700元；无论毛猪市场行情价格高低，甲方均按照固定价格对乙方的商品育肥猪进行回购，乙方不得有异议不得转卖第三人；为了保障乙方提供的育肥猪品质，丙方将派技术人员对乙方商品育肥猪饲养的过程进行指导和监督，乙方需要无条件配合甲方人员的工作；丙方提供的饲料，由乙方自行从甲方生产场内运出并承担运费；甲方提供出厂饲料的合格证明，因路途运输不当造成的饲料损失由乙方承担；乙方需在甲方和丙方处开立专门账户，乙方在购买甲方的仔猪、饲料时必须先款后货；合同有效期为一批次育肥猪养殖周期；如合同期满后又继续合作意向，需重新商议签订本合同。同时，该合同还对丙方提供给乙方的饲料类别及价格以及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当日，原告柳建平还与被告正大食品公司签订了《毛猪收购合同》，约定：由正大食品公司为柳建平肥猪生产提供银行贷款推荐，并由甘肃省农业信贷担保有限责任公司提供贷款担保，为柳建平争取相关优惠政策，扶持柳建平发展，柳建平在偿还银行贷款利息及本金时必须积极，不得出现逾期行为；无论毛猪市场行情价格高低，甲方均按照固定价格对乙方的商品育肥猪进行回购，乙方不得有异议不得转卖第三人；柳建平需在正大食品公司开立专门账户；柳建平在养殖中使用甘肃省农业信贷担保有限责任公司的银行贷款，正大食品公司优先从柳建平养殖结算费用中一次性扣除相应贷款金额及利息。双方还约定了其他事宜。合同签订后，原告向被告正大食品公司支付了仔猪款140万元，正大食品公司于2019年7月23日向柳建平开具了2份甘肃增值电子普通发票，该发票载明仔猪数量合计为2000头，单价为每头700元，总金额为140万元。同时，原告办理了贷款，贷款金额230万元于2019年8月12日转入原告在正大公司开立的客户名称为“华亭县腾越农业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账户内，原告柳建平与被告正大食品公司、正大公司均认可该账户是柳建平以“华亭县腾越农业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名称在正大公司开立的购买饲料的账户。随后，被告正大食品公司按约向原告交付了2011头仔猪（包含赠送的11头），原告开始用上述“华亭县腾越农业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账户内的款项从正大公司购买饲料，一直到2020年1月4日后原告养殖的仔猪结栏，原告再未从正大公司购买饲料，目前该账户内剩余饲料款为201800元。另外，现原告与被告均陈述原告已将上述230万元贷款还清。另查，在原告养殖过程中，出现了猪死亡的情况。2020年4月3日，华亭市畜牧兽医局马峡工作站出具了《家畜死亡证明书》，该证明书载明：“该养殖户柳建平死亡育肥猪266头，其中大部分为2019年11月份死亡，经市畜牧局兽医解剖多次初步判断为××、胀气、肠炎等疾病”。本院认为，原告柳建平与被告正大食品公司于2019年6月18日签订的《仔猪销售合同书》、《毛猪收购合同》，与被告正大食品公司、正大公司于2019年6月18日签订的《育肥猪“三定模式”合同》是双方协商一致建立合同关系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也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合法有效，对原、被告双方均具有约束力。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原告的各项诉讼请求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原告主张其从被告处购买仔猪2200头，但被告却只交付了2000头（不包括赠送的11头），少交付仔猪200头，被告正大食品公司则主张原告只购买了2000头仔猪。本院认为，综观原告在本案中提交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原告与正大食品公司就购买仔猪2200头达成了合意和原告已实际支付2200头仔猪款的事实。相反，从双方签订的合同内容及发票载明的事项可以看出，原告购买的仔猪数量为2000头，而且原告实际也只向正大食品公司支付了2000头的仔猪款140万元。因此，原告提供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其主张的成立，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因少交付200头仔猪造成的损失489868.8元的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要求被告赔偿266头仔猪死亡造成的损失846563元的请求，原告主张由于被告未及时告知其采取相应的隔离措施，导致仔猪死亡损失扩大，被告应向原告赔偿仔猪死亡的损失，为此，原告提供了合同、检测报告、农业部报告、家畜死亡证明书、聊天记录。本院认为，虽然合同约定被告负有向原告交付符合合同约定健康标准的仔猪和派技术人员对原告育肥猪饲养的过程进行指导和监督的义务，但原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被告交付的仔猪不符合合同约定的健康标准，而仔猪死亡的原因存在多种可能性，其提供的上述证据仅能说明在原告养殖过程中存在仔猪死亡的事实，根本无法证明仔猪的死亡与被告有关，更无法证明被告未尽到指导和监督义务，因此，原告提供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其主张的成立，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原告要求被告赔偿266头仔猪死亡损失846563元的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要求被告退还育肥猪补贴65830元的请求，原告为了证明其该主张的成立，向本院提交了2019年5月7日的签呈表。本院认为，该签呈表明确载明“客户柳建平2018.5.28-6.22进景泰仔猪2200头，11月20日结栏”，从该内容可以看出，该表中涉及的合同并非案涉合同，与本案缺乏关联性，而且该表载明“以上请示妥否，敬请批示”、“客户出栏时行情已经起来，行情补贴较高，在调整回收价，影响公司收益”，其根本无法证明被告承诺向原告补贴及补贴数额的事实，因此，原告提供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其主张的成立，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原告要求被告退还育肥猪补贴65830元的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要求被告退还剩余饲料款277700元的请求，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原告在正大公司的饲料款余额为201800元。而《育肥猪“三定模式”合同》明确约定合同有效期为一批次育肥猪养殖周期，现原告的该批次养殖周期早已结束，且双方均陈述原告已将饲料款贷款还清，因此，被告正大公司应将该饲料款退还给原告。被告正大公司认为饲料款专款专用、无法退还的辩称明显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故对原告要求被告正大公司退还剩余饲料款20180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根据《育肥猪“三定模式”合同》的内容可知，向原告提供饲料的是正大公司，而非正大食品公司，故对原告要求被告正大食品公司退还饲料款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兰州正大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柳建平退还剩余饲料款201800元；二、驳回原告柳建平的其他诉讼请求。在本判决生效后，如未按判决书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960元（已减半），原告柳建平承担7960元，被告兰州正大有限公司承担20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张金凤二〇二〇年九月七日书记员  王淑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