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荣成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082民初959号原告：荣成市荣利新亮置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0825845419694，住所地荣成市俚岛镇东烟墩村。负责人：袁延尚，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宗允强，公司职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曲成忠，山东中立达（荣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荣成市荣利阀门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082166858357P，住所地荣成市俚岛镇**。负责人：宋玉法，执行董事。被告：李际敏，男，1950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住荣成市。二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科，山东成山海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荣成市荣利新亮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利新亮）与被告李际敏、荣成市荣利阀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利阀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2月2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第一次开庭，原告荣利新亮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俊基，被告荣利阀门、李际敏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科到庭参加诉讼。庭后荣利新亮解除与王俊基的委托合同。第二次开庭，荣利新亮委托诉讼代理人曲成忠、宗允强，被告荣利阀门、李际敏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荣利新亮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撤销原告荣利新亮、被告荣利阀门、被告李际敏于2019年6月29日所签订的协议书中的“乙方在2014年6月23日向甲方借款伍佰万元”的该项条款；2.请求撤销原告荣利新亮、被告荣利阀门、被告李际敏于2019年6月29日所签订的协议书中的“甲方向乙方提供钢材、沙石、桩基施工等工程相关所有费用合计人民币肆佰万元整”的该项条款；3.请求确认其余合同内容（欠款总数需重新计算）合法有效。后变更诉讼请求，请求撤销原被告于2019年6月29日签订的协议书，未补缴诉讼费。后又申请撤回对2019年6月29日协议书中1600万元的审理，申请撤回原诉讼请求中第三项，即“请求确认其余合同内容合法有效”。事实和理由：2019年6月29日，荣利阀门、李际敏委派王某1找到荣利新亮法定代表人袁延尚，要求袁延尚在王某1草拟的协议书上签字，并说相关单据过后提交给荣利新亮。该协议书对荣利新亮、荣利阀门、李际敏之间业务往来及欠款、还款等情况进行了约定。荣利新亮此时面临多起诉讼，公司部分财产也被荣成法院执行庭查封，荣利新亮也确实拖欠荣利阀门、李际敏大额款项。为了不起纠纷，息事宁人，同时相信荣利阀门、李际敏也不可能有假，荣利新亮法定代表人袁延尚就先在协议上签上字，本意是让王某1交给李际敏看看有无问题，再回来修改后形成正式合同文本。但王某1拿走协议书后再未返还荣利新亮，答应给荣利新亮的相关单据再也没有交给荣利新亮。随后李际敏利用掌控荣利新亮公章的便利在协议书上自行加盖了荣利新亮的公章，并起诉至荣成市人民法院，要求判令荣利新亮还款。此后，荣利新亮经过仔细核对己方账目，发现协议书中的两处与事实不符。一个是第一条中“乙方（指荣利新亮）在2014年6月23日向甲方（指荣利阀门、李际敏）借款伍佰万元”不属实；另一个是“甲方（指荣利阀门、李际敏）向乙方（指荣利新亮）提供钢材、沙石、桩基施工等工程相关所有费用合计人民币肆佰万元整”不属实。其余内容（欠款总数除外）属实。关于借款500万的问题。李际敏一直掌控着荣利新亮的公章，也开有荣利阀门、李际敏能够掌控的荣利新亮户头的账户。根据荣利新亮过后调查的情况，只有一百万元借款，李际敏通过李际敏掌控的账户转给了荣成市建设局作为原告方的农民工保障金，但是过后建设局已经陆续转回李际敏掌控的账户。其余400万可能属于预计借款数字，但过后可能因不需要而未实际发生。总之，该500万借款已不存在。关于钢材、沙石、桩基施工等肆佰万元的问题。荣利新亮签署协议书时，荣利阀门、李际敏承诺给荣利新亮相关单据。但是荣利阀门、李际敏至今未能交给荣利新亮，该项条款所涉及的400万元无法确定。荣利新亮同意和荣利阀门、李际敏就此项目重新进行对账确认，否则应该撤销该条款。荣利新亮认为，荣利新亮在签订协议书前对上述两项内容有重大误解，误以为500万借款已经实际发生，误以为荣利阀门、李际敏能够提供400万**材、沙石、桩基施工等相关单据。另外，如果协议书中所涉及的500万借款和400万**材、沙石、桩基施工等不存在，或与事实严重不符，协议书中的该两项条款对荣利新亮也显失公平。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荣利新亮的诉请合乎上述法律规定，也符合公平原则。请支持荣利新亮的诉讼请求。第一次庭审事实与理由补充如下：关于借款500万的问题,以前荣利新亮认为其中100万是李际敏掌控的账户转付给建设局作为荣利新亮的农民工保障金，事实上经过荣利新亮前几天查询账号明细，其中该转账给建设局的100万元并不在该明细中。第二次庭审补充事实和理由如下：2019年6月29日，被告拟制了多份协议书，诱骗荣利新亮的法定代表人袁延尚在协议书中签字，李际敏利用曾系荣利新亮法定代表人身份优势，自行加盖了原告的公章。一、两份协议书中，荣利新亮的公章系被告自行加盖，不是荣利新亮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李际敏系荣利新亮股东之一，占股权1%，曾系荣利新亮法定代表人，掌握着荣利新亮的行政和财务印章。第一份协议书，甲方处由李际敏签字并由李际敏加盖了荣利新亮的公章，乙方处由荣利新亮法定代表人袁延尚签字。第二份协议书中，甲方处由荣利阀门加盖公章，乙方处由李际敏加盖荣利新亮的公章且法定代表人袁延尚签字。从两份协议书中公章加盖位置来看，均是被告提前拟制并让袁延尚签名，再由被告加盖了荣利新亮的公章。从两份协议书内容来看，均是荣利新亮负担全部义务，被告享有全部权利，故两份协议在内容上严重的显失公平。二、荣利新亮法定代表人袁延尚在签订两份协议时，均被王某1欺诈并胁迫。在原告起诉状事实和理由中已描述了部分事实。提交的王某1与袁延尚的通话录音，可证实王某1为获取巨额不当利益，逼迫袁延尚代表荣利新亮签订协议书。袁延尚作为荣利新亮法定代表人，代表荣利新亮签订该协议书，严重侵犯了荣利新亮的合法权益。三、荣利新亮的行政公章在2019年6月14日在山东科技报已经登报挂失并声明作废。2019年6月19日向荣成市公安局行政许可科申请刻制公章和财务专用章，公安机关予以备案。所以，袁延尚2019年6月29日与被告签订协议时，荣利新亮的公章在法律上已经无法代表荣利新亮作出合法意思表示，继续加盖公章并使用荣利新亮公章的行为，不视为荣利新亮自身作出真实意思表示。李际敏辩称，一、荣利新亮主张合同撤销权的法律依据并不充分。首先，《民法总则》第152条规定“重大误解的当事人自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三个月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具体到本案中荣利新亮与被告签订《协议书》的时间为2019年6月29日，被告提起诉讼的时间是2019年9月6日，而荣利新亮提起撤销权诉讼的时间为2020年1月15日，明显超过了《民法总则》关于重大误解撤销权三个月除斥期间的规定，荣利新亮主张重大误解撤销合同并不能成立。其次，《民法总则》第151条规定“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予以撤销”。具体到本案中《协议书》的拟定、签署均是由荣利新亮先完成的，并不存在被告利用荣利新亮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而订立合同的情形，荣利新亮并无证据证明订立合同显失公平。二、荣利新亮歪曲事实，其主张的合同可撤销事实是虚假的。首先，2018年12月5日，袁延尚与王某1签订《聘请协议书》，约定聘请王某1为其助理，为案涉海云山项目经营过程中遇到的债权、债务纠纷提起建设性意见，最大化维护荣利新亮的合法权益。在签订协议书过程中王某1是作为荣利新亮的职工，沟通协商，该《协议书》也是由袁延尚根据事实拟定，且袁延尚为了防止答辩人改动还在协议书上按手印骑缝章，再由王某1交给被告。荣利新亮表述被告“委派”王某1找荣利新亮法定代表人在王某1草拟的协议书签字是虚假的。其次，关于荣利新亮借款500万元的基础法律事实是真实的。因荣利用新亮的股东并未实际出资，海云山项目一直都是负债运营，为了能够促进该项目的完成，李际敏自2013年开始就为该项目垫资，至2014年6月李际敏与荣利新亮商定向荣利阀门借款500万用于偿还李际敏垫付的资金和利息并偿还其他债务，为此荣利阀门于2014年6月20日转账给了荣利新亮500万元，荣利新亮的股东袁延亮于2014年6月23日出具收据一张。而关于该500万的具体支付细节，李际敏也与荣利新亮进行了确认和交接，荣利新亮既然在拟定协议的时候就确认了借款时间和借款金额，现又否认是虚假陈述。再次，关于荣利新亮欠款400万元的基础法律事实是真实的。2013年6月20日李际敏与荣利新亮签订协议书，该协议书确认了答辩人垫资建设A6#、A8#两个楼座的基础，且工程造价以造价咨询机构出具的定案报告为依据，工程款支付期限为2013年12月底，年利率10%。而经山东志诚招标有限公司审核荣利新亮应支付的工程款数额应为412万元，现荣利新亮又否认该报告，主张以单据为准显然是虚假陈述。最后，《协议书》所确定的数额并未损害荣利新亮的合法权益。关于500万元的借款发生在2014年6月，该笔款项时荣利阀门向农村信用社贷款给荣利新亮使用，而荣利新亮一直未能偿还，按照当时银行贷款一年期贷款利率7.5%计算，至签订《协议书》时荣利新亮应支付的利息为187.5万元。而400万元的垫资款，按照当时年息10%的约定，至签订《协议书》时荣利新亮应支付的利息为220万元。李际敏之所以同意荣利新亮拟定的还款数额和还款方式是王某1居间协商的结果，也是为了促使荣利新亮尽快还款的妥协和让步。荣利阀门辩称，在荣利阀门以及李际敏起诉原告、股东相关案件中已经明确，涉案900万元是李际敏的个人债权，关于该900万元的相应权利均由李际敏予以行使。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认定，并在卷佐证。对于当事人提出异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原告第一次庭审提交证据，证据一、《协议书》，落款时间为2019年6月29日，袁延尚三个字是本人书写，其余都为被告盖章。协议的经办人，被告方为王某1。证据二、荣成市行政审批服务局提供的原告的企业变更情况，证明李际敏、于文正、于小荷、袁延亮、袁延尚为公司股东，2019年1月18日，原告法定代表人由李际敏变更为袁延尚。证据三、荣成市成山法庭审理的（2019）鲁1082民初5733号案件的庭审记录，证明李际敏的代理人认可签订涉案协议时，原告公司公章由李际敏保管，事实上公司财务专用章也在李际敏处保管。证据四、原告从荣成农村商业银行查询的9100110042542050000555账户从2012年至2014年的交易明细。该账户是由原告原法定代表人李际敏所开，也由他实际掌控使用。从账户交易明细看出，荣利阀门于2014年6月20日转入该账户500万元，然后于同年6月23日转给蔡春宇50万，王某260万，6月24日转给李英杰10万，6月26日转给李冰50万，6月28日转给张庆松100万，7月7日、7月8日、7月9日、9月16日又转给张庆松50万、50万、150万、1.3万。荣利阀门转入的500万全部转出。而蔡春宇、王某2、李英杰、李冰、张庆松都没有和原告发生过业务。另外，也能看出该账户涉及荣利阀门多项交易，例如2012年12月13日山东家家悦集团有限公司转给本账户的16万元，就是支付给荣利阀门的房屋租赁费。被告方有义务证明该多项转款和原告有关，否则应该认为该500万借款不存在。证据五、荣成市建设工程质量监测站出具的桩基检测报告，设计的俚岛镇峨石山东区1号住宅楼，是以原告名义开发的，实际是李际敏和荣利阀门开发的。结算也是由李际敏和荣利阀门独立结算的，开具独立账户也是为被告服务的。本案涉及的500万的问题和400万的材料款问题，都可能是李际敏和荣利阀门开发1号楼造成的费用，与原告没有关系。证据六、原告的基本账户情况，原告的基本账户为20×××22，开户银行为中国银行荣成银行，原告一直使用该账户开展业务。上述证据证明李际敏和荣利阀门利用掌管原告公章的便利，开具了可以掌控的账户，为自己实际开发的1号住宅楼结算进行服务。协议书中的500万元的借款，也是被告李际敏和荣利阀门花费的。原告提供的证据能够形成证据链，证明协议中的500万借款不存在，该条款应当在协议书中予以撤销。证据七、袁延尚与王某1的通话录音，通过对话能够看出，袁延尚和被告方的经办人王某1认可草签协议时存在交付单据的问题，王某1还认为没单子，那个钱、协议那个数额就不成立；还认为发生的这八百万是怎么发生的，明细被告应该交给原告，原告得确认，不是被告给原告啥原告就得认啥。可见，协议中的400万材料款并不是已经确定的内容，而是需要按照单据进行确认的内容。原告同意和被告对账确认材料款的准确数额。如果不能确定，请求撤销协议中关于400万材料款的条款。被告也可以在本协议之另行主张。被告质证称，对证据一真实性没有异议，该协议中2600万元实际上由荣利阀门持有1600万元，李际敏持有1000万元在另外一份协议书中，甲方有李际敏签字，该协议书确定的数额和内容没有异议。对证据二真实性、证据内容没有异议。对证据三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要说明的是在5733号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亲口承认财务章由原告保管，李际敏认可公司公章由李际敏持有的事实。对证据四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上述500万元的支付是由李际敏与原告进行的实际决算，该账户中的款项、流转情况代理人庭后落实。对证据五真实性不予认可，且该份报告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六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在过往案外人向原告提起诉讼的案件中能够证实原告并不是按照财务规定使用基本账户，进行工程款的清结、收取购房款，该基本账户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被告第一次庭审提交证据，证据一、聘请协议书一份，证明2018年12月5日原告的法定代表人与案外人王某1签订聘用协议，原告聘请王某1作为其助理负责处理海云山项目经营过程中的债权债务纠纷，该证据能够证实王某1系原告的职工，而非被告的委托代理人。证据二、协议书一份，该协议的甲方签字人是李际敏，涉案的900万元系李际敏的个人债务。证据三、银行汇款凭证一份，原告股东袁延亮出具的收款收据一份，关于500万元款项支付明细一宗，证明截止2014年6月双方对于该500万元的支付进行了审核，需要说明的是支付明细中的原件已经由原告持有并且保管。证据四、2013年6月20日李际敏与原告签订的付款约定，其中约定了海云山项目6号、8号楼由李际敏垫资修建，原告应当在造价咨询公司审计后于2013年底支付相应款项，且约定了付款利息按照百分之十计算。证据五、工程审查业务报告书一份，证明2013年被告就对证据四所约定的工程造价进行了审计。按照审核报告原告应当支付给李际敏工程价款为412万元。被告称付款凭证、收据从原告会计孙清处取得，当时因为原告并没有资金投入，所以部分款项由李际敏垫付，为了明确原告与李际敏之间的借贷关系，孙清进行记账，在500万元借款支付至原告账户处后，原告与李际敏就该500万元支付相应工程款以及清算李际敏为该工程垫付款项的本金和利息，相应的凭证原件已经交付给了原告，李际敏处仅保存一份复印件。原告质证称，对证据一真实性没有异议，袁延尚和王某1签订聘请协议书，但是签订后时间不长，王某1就为李际敏进行一些服务，包括找律师为李际敏打官司，该份协议和王某1代表李际敏和原告签订协议双方并不矛盾。对证据二真实性没有异议，协议书和原告提供的版本一样，最后盖章不一样，合同内容我们认可。证据三和我方提供的证据四是一致的，500万元账户由李际敏掌控的，荣利阀门的钱转到了自己的账户。关于袁延亮2016年6月10日的证据只是证明记账联原件丢失，当时记账联可能存在，但是在公司账上看不出来。只有一张记账联没有任何单据，我们认为不存在，只有意向没有实际发生。关于财务专用章，之前在成山法庭的时候被告方认可原告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在李际敏处保存，合同专用章在袁延尚处保存。证据三中的附件问题，借款500万元属实的话，应该由原告对相应的业务单位进行支付，不应该由被告方进行支付，被告方的复印件我们不予认可。关于住宅楼1号楼是我们名义开发的，实际上是李际敏开发的，李际敏提供的单据是李际敏应该支付的工程款。证据四审查报告书上写的非常清楚荣利阀门该份报告书上没有原告的任何字样，原告不是委托人，也未在报告上签字确认，所以该报告应该和原告没有关系。如果被告认为涉及工程和原告有关，双方应该按原始单据进行对账、确认。被告申请证人王某2、盛某出庭作证。证人王某2陈述，海云山6、8号的钢筋、模板、混凝土、架子、主体工程是我干的，威海市元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雇我们干活，当时他们没有钱，说开发商没给钱，2014年我病了，农民工要钱，去荣利阀门要钱，当时孙天虎、袁延尚都在，孙天虎结算出来欠款工资九十几万，上李际敏处要工资，李际敏拿了一部分钱把工资结了。第一次结款60多万，陆陆续续的结完了。我只干过6、8号。农贸市场的那栋楼是我找王平原去干的。我不知道1号楼是哪一个，1号楼我没有干过。李际敏给60万的时候是打款给我个人账号。证人盛某陈述，海云山整个小区的旧厂房拆迁到基础开挖、厂房东面的山根盖车库都是我干的，打桩的时候去挖桩头。一开始在原告处和袁延尚、袁延亮结算，原告没给多少钱，2014年去李际敏处，李际敏结算的，结算了二三十万了，具体记不清了。原告对证人证言发表意见称，王某2的证言我们认可，与我们承包合同书是一致的，他是元基公司的雇工，元基公司应该对他结算，他认可农贸市场也就是1号楼也是他找人干的，证明李际敏给他结算劳务费是应该的。因为1号楼是李际敏开发的。结合原告提供的账户明细，有打给王某260万元交易记录证明，该账户就是李际敏实际掌控的。关于盛某的证言，袁延亮当时在公司，袁延尚是后去的公司，有些情况不清楚，如果证人确实为原告进行了建设，原告支付工程款是应当的，因为李际敏的1号楼也需要挖掘，李际敏支付款项也是应当的，各支付各的工程款互不矛盾。王某2所取得的工资应该是元基公司支付的，如果李际敏支付应该是代替元基公司支付，与原告无关。被告对证人证言发表意见称，王某2证实涉案工程6、8号楼的工人工资是由李际敏支付的事实。而关于原告主张的1号楼证人明确表述是别人干活，至今原告并未拿出相应的付款凭证涉案工程是由原告支付相应款项，结合李际敏提交的500万元支付明细能够认定，该500万元花费的合理性以及原告借款500万元的事实。对盛某的证人证言没有异议。原告第二次庭审提交证据，证据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一份，证明土地转让款总价款为15590016元。该合同中涉及被告自用开发的沿街商业网点占地1164平方米，所以金额为14798737元，该金额与协议书中确认的一致，扣除原告已经支付200万元，尾款剩余12798737元，证明协议书中重新确认的1600万元涉及部分是虚假的。证据二、荣成公安局出具证明以及山东科技报报纸截图一份，证明被告在2019年6月29日加盖公章是无效的，原告在2019年6月14日已经登报确认该公章无效，并在6月19日刻制新公章。证据三、荣成农村商业银行交易明细（第一次开庭已经提交）该交易账户系李际敏开设并掌握，2013年9月25日在接收俚岛财政监管中心795万元后将550万元转入被告公司账户，在2014年6月27日荣成市建设工程管理处将保证金中的20万元汇入该账户。证据四、录音三份，证明协议书中1000万元中400万元系王某1个人好处费，其在协议书将该款虚构为借款。证据五、王某1与于文正微信截图一宗，证明两人商议将原告法人撤换后直接将王某1变更为原告公司的法人，基于这个事实才出现了王某1以此要挟原告法人签订不真实的协议书。被告质证称，对证据一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实内容有异议，案涉海云山项目系原告股东以及李际敏共同出资设立，在设立之前李际敏与淄博新亮俚岛分公司签订合作协议书，该协议书是设立原告及其运作海云山项目的基础，该协议书明确约定了原告作为新设立公司应当按时支付土地转让金及其利息，所以在本案诉争协议书中，才产生利息约定，另外即便利息约定按照原告的表述为虚构，但代理人认为，本案是撤销权之诉，关于利息的约定属于重大误解，原告主张该部分利息也超过法律规定撤销权除斥期间。对证据二的真实性认可，需要说明的是案涉协议书关于公章的约定本来就是原告法人对还款方式做的保证，原告法人明知公章由被告保管确以丢失为名更换公章，更能证实在原告法人起草协议时隐瞒了相关事实，另外在2019年10月28日原告委托山东恺维律师事务所向李际敏发放律师函一份，其内容就是要求李际敏移交公章，所以在签订案涉协议的时候原告法人已经签字且未如实告知更换公章的情况下，并不能以其更换公章就认定案涉协议无效，关于公章的更换其过错方在原告。对证据三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关于795万元款项在被告起诉原告1600万元案件中被告已经提交了荣成市俚岛财政监管服务中心证明，证明了案涉的795万元系企业专项发展资金，该款项是用于扶持荣利阀门搬迁改造和新厂区的基础建设，与原告无关，与诉争的1600万元无关。关于20万元代理人尚无法核实，但是即便原告认为该20万元应当抵顶款项，那么原告也可以另案主张，与本案诉争的土地款、垫资款以及其他款项均无关。对证据四录音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该三份证据均发生在被告起诉原告之后，且王某1是原告法人的顾问，该录音中均没有被告参与，对于其证明内容代理人不认可，在2019年10月26日通话录音中袁延尚要求被告加盖公章，证明原告刻意隐瞒了已经另刻公章的事实，造成了李际敏仍掌握真实有效公章的事实。另外在2019年10月26日另一份录音中，关于争议的事实王某1的表述与本案诉争的方式能够相互印证，进一步证明了王某1是为了帮助原告获取利益，且对于本案的诉讼相关方式给予原告指点，在2020年1月3日录音中能够证实在案涉协议起草过程中袁延尚与王某1共同起草，协议中约定的款项、数额、还款方式均是由原告的法人自己书写后交由王某1与被告进行了确认，上述三份录音均不能证实在签订案涉协议时候存在欺诈、胁迫、显失公平撤销协议的等情形。对于证据五真实性，代理人无法核实，但是本案协议书中款项还款义务方均是原告而非原告法人袁延尚，因为签订该协议只会加重公司的付款义务，对于法人并没有任何好处，所以不可能存在案外人于文正与王某1变更法人后将袁延尚踢出案涉项目，袁延尚不只是公司的法人还是公司的股东，所以原告提交的证据五并不能作为王某1要挟袁延尚签字的有效证据。被告第二次庭审提交证据，证据一、2011年合作开发协议书，证明关于海云山项目的开发被告与淄博新亮俚岛分公司签订协议，约定共同设立新公司用于开发该项目，且合同第二条第七项约定了案涉项目商业街部分由李际敏所有，合同第三条约定了新设立的公司应当向李际敏支付的款项和付款时间，合同第四项约定了违约责任，该协议书有新设立股东于文正、袁延亮的签字。证据二、2012年8月22日欠款证明，2012年10月11日股东协议以及2013年6月22日付款约定，三份协议均有新设立公司股东于文正、袁延亮的签字，证明双方对于海云山项目应当支付给被告的款项进行约定，其中关于土地款双方约定自2012年6月30日至2013年10月以100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息10%支付利息，剩余2000万元自2013年2月30日起按年息10%计算利息。另外约定李际敏垫资建设6号楼8号楼的工程款以有资质造价机构认定为准，支付时间为2013年12月底，年利率为10%。证据三、2020年4月3日被告诉原告的庭审笔录，以及2020年5月12日荣成市俚岛镇财政监管服务中心出具证明一份，能够证明在被告起诉原告1600万元案件中应诉时候原告并未主张撤销权，另外双方争议的795万元荣成俚岛财政监管服务中心已经明确解释该款项属于荣利阀门并非原告主张的返还尾款。证据四、2019年10月28日山东恺维律师所律师函复印件一份，证明在2019年10月份原告要求李际敏返还公章，该律师函能够进一步证实原告刻意隐瞒了已经另刻公章的事实，原告无权以本案争议中的协议公章无效主张该协议中的约定无效。原告质证称，对证据一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该协议签订主体系李际敏与淄博新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俚岛分公司（以下简称俚岛分公司）签订，所作出的约定与本案原告没有约束力，俚岛分公司并非原告股东。对证据二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该证据的主体是俚岛分公司其付款主体也应该是俚岛分公司，后续成立原告公司的时候没有俚岛分公司的名义参与开发建设，所以做出的承诺对本案原告没有约束力。对证据三庭审笔录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在另案中，根据法律规定诉讼程序尚未终结之前若出现以其他案件审理结果为依据的应当中止审理，对该证据中的俚岛财政监管中心证明真实性有异议，2011年3月该中心不存在，且该中心是财政局下属机构，无权出具该证明，对该证明落款处杨建军签名有异议。对证据四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内容是原告要求被告交付公章，进一步说明原告要求加盖公章与交回公章，被告不配合，被告掌控原告公司影响正常经营，在被告起诉原告的案件中让原告无法应诉，缺席庭审，从而谋取最大不当得利，该律师函发送时间2019年10月28日，但是本案协议书是2019年6月29日，所以无法推断出原告法人故意隐瞒公章登报挂失。被告申请证人王某1出庭作证。证人王某1陈述，袁延尚聘请的我在公司干助理，当时原告要求我与李际敏进行沟通，袁延尚和李际敏是正常签署的协议书，是原告真实表示的意思，这份协议是在原告一楼办公室形成的，起草过程中原告参与修改，打字员是个女孩。关于利息的确定，原告希望利息低一些。签订协议过程中我没有胁迫袁延尚，我不可能也没有能力胁迫，签订协议之后原告夫妇请我喝酒，签订协议之后原被告关系缓和了。签订协议之前原被告关系紧张，被告觉得原告没有向他报告楼盘销售情况，原告在当时非常需要和被告达成协议以缓和双方的关系。原告当时面对很多作为被告的诉讼案件，公司一些项目被查封了，原告不想被告也起诉，想和被告达成一份新的协议。协议中的数额是谁填写的我不清楚，当时原被告清楚的。有的是原告提出被告确定，有的是被告提出原告确定，借款多少、工程款、垫资款利息，原告希望被告让一让、被告也减免了一些。在协议起草前袁延尚来到李际敏律师王国强办公室想起草协议，原告表示对利息承受不了，对其他内容没有争议。当时袁延尚签完之后，我把有他签字的交给李际敏，我的任务就完成了，原告公司怎么盖的章被告怎么签字盖章，我都不清楚。协议签署后不长时间原被告互动正常，由原告起诉主要股东抽逃资金，原被告达成共识，被告只有百分之一的股份，被告不能起诉，原告按照约定起诉，原告向被告通报，之后就没有进展，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告知道原告撤诉导致后面的诉讼。我了解公司股东于文正告诉李际敏原告公司存在股东抽逃资金以及侵占资产等问题。于文正向工商举报过袁延尚私刻公章。王某1对录音内容陈述意见，称是我和袁延尚的录音，很多录音有前面和后面，原告只提供了部分，2020年1月3日的录音中我还说过我昨天晚上和你说的很清楚等内容。原告为了套取录音都是主动跟我打电话，原告还欠我的钱没有还，我接电话是想跟他商议我的事，所以我都说的是是是。（原告提问，录音中提到其中800万元是怎么回事？）我都不知道800万元是什么，我主观是还我钱。（原告提问，根据10月26日录音提到没单子数额就不成立的意思是协议签了双方需要具体单据？）签署协议的时候关于工程款双方的数额是认可的，但是需要双方核对单据，数额基本已经认定了。（原告提问，1月3日录音中你承认400万元是李际敏答应给你的怎么解释？）突然被原告反复的提问，这句话从哪出来我都不知道，我跟李际敏之间没有400万元的事情。被告对证人证言发表意见，称可以得知协议书是证人作为中间人与原被告进行协商所签订的，协议书的形成不存在原告所称的欺诈、胁迫等行为，不符合法律规定可撤销的情形。原告对证人证言发表意见称，证人证言不能客观公正描述事实，与此次庭审提交的录音完全不一致，所以应当以双方通话录音作为审查债权是否存在虚构等依据。就2019年6月14日登报公司公章和财务章丢失一事，原告陈述因为当时原告公司正常经营需加盖公章时李际敏掌控了公章不予配合加盖，公司财务对账需要以及管控账户的设立李际敏也不予配合，公司业务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声明原公章作废的话需要收回，所以不得已登报声明公章丢失，并经公安机关核准重新刻制公章及财务章。袁延尚在该协议签名是个人行为，因为结合原告此次提交证据五可以看出在此时期袁延尚为了保护法人的身份，而在该协议中署名，因为新公章还没有启用，在被告起诉原告民间借贷纠纷的时候启用的。2019年10月26日袁延尚跟李际敏要的是旧公章。财务往来凭证在公司，但是没有被告第一次庭审提供相关的。关于财务凭证，被告陈述在被告诉原告案件中申请对2012年到2019年财务账目进行保全，但是原告称所有账目均不存在，仅仅提交2014年2015年审计凭证。虽然李际敏掌握公司公章，合同专用章在原告手中，原告对商品房销售均自己掌握，不需要李际敏。以上证据经质证，本院认定如下：对原告的企业变更情况、（2019）鲁1082民初5733号案件庭审记录、荣成农商行交易明细、聘请协议书、土地出让合同、荣成市公安局证明、山东科技报截图、律师函的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对上述证据证明效力及其他证据的效力问题，本院将结合所有证据材料在裁判说理部分综合予以认定。综合原被告提交的证据及当事人陈述，本院依法认定事实如下：李际敏垫资建设海云山A6号、A8号两个楼座的基础。荣利阀门于2014年6月20日转账给荣利新亮500万元。2019年，袁延尚担任荣利新亮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荣利新亮公章在李际敏处保管。王某1为袁延尚聘请的工作人员，主要处理海云山项目有关债权债务事宜提供建设性建议。2019年6月29日王某1协助起草了涉案协议书，袁延尚在协议书上签字后由王某1交给李际敏签字盖章。协议书中明确“甲方（荣利新亮）在2014年6月23日向乙方（荣利阀门、李际敏）借款人民币伍佰万元整，乙方向甲方提供钢材、沙石、桩基施工等工程相关所有费用合计肆佰万元整……甲方完全认可并同意支付”。荣利新亮在2019年6月14日登报称公章丢失，6月19日刻制新公章。公章实际在李际敏处保管。现荣利新亮仍存在两套公章，旧公章在李际敏处，新公章在荣利新亮处。本院认为，本案为撤销权纠纷。争议的焦点，一是原告行使撤销权是否在法定期间内，二是原告诉称的该两项条款是否具备可撤销事由。焦点一，《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重大误解的当事人自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三个月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荣利新亮与被告签订《协议书》的时间为2019年6月29日，被告就《协议书》明确的债权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提起诉讼的时间是2019年9月6日，而荣利新亮提起撤销权诉讼的诉状落款时间为2020年1月15日，本案立案时间为2020年2月20日，即荣利新亮的起诉时间明显超过了《民法总则》关于重大误解撤销权行使期间的规定，荣利新亮主张重大误解撤销合同已过诉讼时效。焦点二，原告主张的该两项条款撤销事由：一、第三人实施欺诈行为；二、本案存在《合同法》第五十四条撤销条件，原告对合同存在重大误解，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关于第三人实施欺诈行为，欺诈行为是欺诈人故意陈述错误事实或故意隐瞒真实情况使他人陷入错误认识的行为。王某1的录音中有“合同是我起草的，对不对，我说多少都可以”，“没单子那个钱，协议那个数额就不成立，协议那八百万虽然我写了字不等于这个事就成立，最重要的是这八百万是怎么发生的明细你得给我，我得确认，不是你给我啥我就得认啥”，但是录音中还有“协议本身没有问题，你们履不履行、怎么履行是另一回事”，“不是你给我那10%或是李际敏给我400万的事有什么比较的，我现在不想参与这些事了”，“李际敏愿意给我多少钱，他愿意给他给”，“你得把我的账清了我就走人，这个我也可以不要，那个协议我也可以给你当证人，怎么签的我知道”，“我出局了我愿意帮谁就帮谁”。根据录音上下文，王某1与袁延尚并非第一次谈到相关话题，袁延尚仅提供部分录音，难以知道谈话全部内容。仅就提供部分的内容可知，王某1对袁延尚与本案被告如何打官司予以指导，并反复提到自己与袁延尚的债务关系，以债务清偿为前提提出案涉协议作证事宜，结合录音中“我出局了我愿意帮谁就帮谁”的内容，王某1的陈述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且无论是录音中，还是当庭陈述，王某1均未陈述涉案400万材料款与500万借款不存在。经庭审查明，王某1是原告法定代表人袁延尚聘请的助理，就海云山项目经营中遇到的债权债务纠纷提出建设性意见，王某1在案涉协议签订过程中与被告的沟通是代表原告利益的行为。原告提供的录音证据不能证明王某1对袁延尚进行了欺诈，相关主张不能成立。关于案涉协议是否存在重大误解，重大误解是指误解人因为自己的过错对合同主要内容误解，非故意作出了错误的意思表示。王某1作为原告法定代表人袁延尚聘请的助理，和袁延尚一起参与了合同起草过程，袁延尚并非在不清楚合同内容的情况下签署涉案协议。协议中有袁延亮借款内容，该部分内容时间未填写，而其他内容甲方向乙方借款伍佰万元整、乙方向甲方提供材料款肆佰万元整，均是打印字体，即签订合同时双方对于已明确内容填写完整，对于不明确内容采取部分留白方式嗣后确定，不存在误解情形。原告主张对合同存在重大误解，但是未提供证据证明重大误解存在，相关主张不能成立。关于案涉协议是否存在显失公平，《民法总则》第151条规定，“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予以撤销”。本案中《协议书》的拟定、签署均是由荣利新亮法定代表人袁延尚先完成的，在袁延尚签字后，荣利新亮、荣利阀门、李际敏盖章签字。荣利新亮主张袁延尚担任法定代表人时间短，对公司经营状况、债权债务关系不了解，经查，袁延尚一直是公司的股东，在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之前还担任过公司监事，而监事的职能是检查公司的财务状况，即荣利新亮主张的袁延尚不了解公司状况的理由不能成立。退一步讲，即使袁延尚不了解公司状况的情况部分属实，该情况亦不属于危困状态或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荣利新亮主张被告利用其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而订立合同，未提供任何证据，相关主张不能成立。涉案协议签订时袁延尚任荣利新亮法定代表人，协议内容与荣利新亮债权债务相关，签订主体一方为荣利新亮，袁延尚的签字行为显然是职务行为。荣利新亮称袁延尚的行为仅代表个人行为，明显不合理。原被告在协议中明确荣利新亮公章在李际敏处保管，而协议由法定代表人袁延尚先行签字，后交由李际敏签字盖章，亦符合法定代表人签字许可后加盖公章的通常习惯。另，袁延尚已经主导荣利新亮登报声明公章丢失，在签订协议时故意隐瞒上述情况，并约定公章由被告保管，具有恶意，协议签订后，袁延尚与荣利新亮都曾联系李际敏，要求交回公章亦不符合常理。新旧公章同时存在，涉案协议加盖旧公章，原因及后果均应由荣利新亮承担，且荣利新亮亦自认旧公章一直在被告处保管，未曾丢失，登报丢失不实，新公章直到被起诉时才开始启用，故荣利新亮不能以加盖公章为旧公章作为否认合同效力的理由。关于借款500万元，荣利新亮的股东袁延亮于2014年6月23日出具收据一张（复印件），被告指出证据原件及公司账目在荣利新亮处，荣利新亮认可保管公司账目，但是未提供该期间公司账目，亦未对该收据及签名作出合理说明，称借款金额未实际发生，而银行交易明细显示荣利阀门于2014年6月20日转账给了荣利新亮500万元，故荣利新亮主张与事实不符。荣利新亮主张涉案账户为被告掌控，未提交相应证据，相关主张不予支持。关于欠款400万元，虽然2013年6月20日付款约定的签订方是李际敏与淄博新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荣成俚岛分公司，但是该协议上袁延亮、于文正也予以签字确认，荣利新亮对该协议真实性也无异议，故李际敏垫资建设A6号、A8号两个楼座基础属实。工程价款结算以鉴定报告为依据，还是以相应单据为依据，当事人可以协商确定，案涉协议中并未体现结算依据，如双方自愿参考鉴定报告确定相关数额亦并非不合理，荣利新亮在对相关数额确认后又否认，没有理据。荣利新亮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也无法证明王某1以更换法定代表人要挟袁延尚签订不真实的协议书。综上所述，原告主张的理由均不成立，对于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九条、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百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荣成市荣利新亮置业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4800元，由原告荣成市荣利新亮置业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孙爱平人民陪审员  王 容人民陪审员  吕亚兰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一日书 记 员  于大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