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最高法民申4546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高鸿让，男，1963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辉县。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郑理英，女，1968年2月24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新乡市牧野区。 再审申请人高鸿让因与被申请人郑理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豫民终17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高鸿让申请再审称，本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规定的“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情形，依法应当进行再审。一、2014年5月24日签订的借款合同，系对2014年4月30日签订借款合同的变更，一二审判决对此不予认定是错误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七条关于“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关于“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采用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之规定，当事人之间达成“合意”即可变更协议内容，而合同的变更并不拘泥必须采用书面形式，还可以采用口头形式以及其他方式进行。具体到本案中，高鸿让与郑理英已就2014年4月30日签订的借款合同于2014年5月24日重新达成新的合意，对原借款合同的内容进行了变更。但一二审判决仅依据前后两份借款合同的当事人和借款金额不一致，没有深入研究合同已履行和演变的实际，就简单认定两份合同之间不存在变更关系，明显是错误的，未能客观、全面的反映本案的客观事实。（一）合同双方实施的事实行为即借款合同发生、演变的过程，足以证明本案两份借款合同之间存在变更传承关系。本案的实际情况是：2014年4月10日，高鸿让作为中间人促成郑理英与借款人张立之间达成口头借款协议，并口头约定月息5分，利息由借款人张立转给高鸿让，然后高鸿让再按照月息4分将利息转给郑理英，高鸿让作为中间人获得每月1分利息的好处费，45天结一次息，高鸿让为借款人提供担保。按照惯例，高鸿让需在借款本金中预先扣除第一阶段即45天的利息，即收取“砍头息”。而借款人张立为保证借款金额不少于700万元，又向高鸿让借款100万元，其中60万元预先扣除作为第一阶段(800万元×5分×1.5个月=60万元)的利息，剩余借款本金40万元高鸿让于2014年4月10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给了借款人张立。2014年4月30日，高鸿让、郑理英、借款人张立补签了《借款合同》，因借款人张立与高鸿让另行签订了100万元的借款合同，第一阶段的利息已经被预先扣除，且高鸿让作为中间人收取了1分利息的好处费，故该合同上的借款金额仅显示700万元、高鸿让承担保证责任，未约定利息。2014年5月24日，高鸿让扣除1分的利息好处费后，向郑理英支付了第一个阶段的利息42万元（即：700万元×4分×1.5个月=42万元）的利息后，按照惯例一个借款周期已结束，借款应由借款人张立返还给郑理英，然后再办理出借。在支付利息当天，经三方协商一致，重新签订新的借款合同，高鸿让与借款人张立签订的100万元借款合同被借款人张立收回。因中原银行新乡支行内部资金流转需要，借款人张立时任原中原银行新乡支行的行长，为该行负责人，故在新的借款合同增加了借款人新乡银行中原支行，高鸿让单独签订的100万元借款合同与郑理英2014年4月30日签订的700万元借款合同合并为一个借款合同，借款金额由700万元变更为800万元，并在借据中明确高鸿让出借100万，郑理英出借700万元，借款期限是剩余的一个借款周期45天，到2014年7月9日止。该份合同签订后合同当事人之间均未再履行任何的涉及该合同的转款行为，且改换手续后各方均未提出异议，足以证明2014年5月24日签订的借款合同是对原2014年4月30日借款合同的变更。（二）双方的交易习惯可以证实本案借款合同之间存在变更关系且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体现。本案中，高鸿让和郑理英在民间借贷市场经营多年，相互熟悉，且高鸿让多次协助郑理英出借借款，除本案与借款人张立签订的借款合同外，高鸿让还协助郑理英与借款人张立多次签订借贷合同。在2014年5月30日和2014年6月14日高鸿让和郑理英又签订两份借款合同，高鸿让均是作为中间人促成借款合同成立，并在借款人支付“砍头息”时向借款人单独提供借款，并在其出借的款项中直接扣除“砍头息”以挣取利差。由此可知，高鸿让借发放借款为名实际是为了方便收取“砍头息”及利差，已经是高鸿让和郑理英经常使用的习惯做法。因此，高鸿让在郑理英与借款人张立借贷关系中实际身份是借款人。担保人身份仅仅是为了促成借款合同达成和方便高鸿让介入催款，并非当事人之间真实的担保意思表示，在借款合同已经达成并能正常支付利息，借款合同的几方当事人已经没有了上述顾虑，在能重新达成合意的情况下，自然会将真实意思表示体现在新的合同中。所以，在新的借款合同中，借贷关系双方合并借款合同、改变借款人，用新的借款合同替代旧的借款合同，是合乎情理的，也是借贷关系当事人真实意思体现的结果。（三）合同内容可以印证本案借款合同之间存在变更关系。1.从两个借款合同的内容来看，2014年5月24日的借款合同与2014年4月30日的借款合同格式条款完全一致，不同的仅是手写部分借款人、担保人、借款数目和时间发生了改变。结合前文分析，实际上除了借款人由张立增加了新乡银行中原支行外，其他都只不过是同一借贷关系两份单独借款合同的合并，尤其是借款的到期日约定都是2014年7月9日，再一次佐证前后两份借款合同的传承关系。2.从利息的给付来看，2014年4月30日的借款合同没有约定利息，只是口头约定按照每月5分收取，而高鸿让收取45天60万元的“砍头息”，计息依据是以800万而非700万为基数，从另一方面印证了在2014年4月30日借款之初几方当事人已经明知也是按照800万借款金额计算利息。所以，2014年5月24日的合同中明确写明利息按照每月5分收取，完全是合同间传承的应有之意。因此，根据借款合同发生、演变的过程、交易习惯、前后借款合同间内容等综合的进行判断，一二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是错误的，2014年5月24日签订的借款合同是对2014年4月30日签订的借款合同的变更。二、高鸿让出具的担保责任免除《证明》是郑理英的真实意思表示，郑理英已经同意免除高鸿让的担保责任，一二审判决以担保免除《证明》不是郑理英亲自书写、郑理英没有将指纹按压在签名处为由，认定该《证明》存在重大瑕疵，而对该证据不予采信，是错误的。（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五条“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应当签字或者盖章。当事人在合同书上摁手印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具有与签字或者盖章同等的法律效力。”之规定，当事人在合同上签字或按手印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而高鸿让一审中提交《证明》经鉴定机构鉴定，该《证明》上的指印与郑理英右手食指指印为同一人，即可以认定郑理英在《证明》上按指印与签字或盖章具有同等的效力，在没有相反证据证明的情况下，该《证明》所载的免除高鸿让担保责任的内容系郑理英真实意思的表示。（二）从该《证明》出具的背景看来，高鸿让与郑理英彼此非常熟悉，业务上经常相互协作，高鸿让帮助郑理英对外发放借款，为了便于高鸿让帮忙催收借款，郑理英让高鸿让在其居间的借款合同担保人处签名。在本案原借款人张立死亡以后，新借款人新乡银行中原支行又不履行义务，郑理英才起诉高鸿让，该起诉实际是违反了双方口头约定。为此，高鸿让多次要求郑理英撤诉，郑理英口头答应却一直没有撤诉。之后，在郑理英请求高鸿让帮助催要其他借款时，双方经协商达成一致，高鸿让帮助郑理英催要其他借款，郑理英免除申请人的担保责任，由于双方熟悉且当时郑理英在打电话，才由高鸿让书写后郑理英捺手印完成了该担保免除《证明》。而后高鸿让履行诺言帮助郑理英催要了部分借款（众城房地产公司的300万借款），完成了双方协商的义务。（三）高鸿让和郑理英在2014年4月30日借款合同所显示担保关系，实质上是一种经营策略，而在担保免除《证明》中所表述的“只要配合其催要借款，便免除高鸿让的担保责任”，是符合情理、符合实际情况的，也是高鸿让与郑理英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该担保免除《证明》并不存在所谓的重大瑕疵，应当予以采信。综上，高鸿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规定，向本院申请再审。 本院认为，根据高鸿让的再审申请理由，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案涉2014年5月24日的借款合同是否构成2014年4月30日的借款合同的变更；二、案涉《证明》是否足以证明高鸿让的保证责任已免除。 一、关于2014年5月24日的借款合同是否构成2014年4月30日的借款合同的变更的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高鸿让主张2014年4月30日的借款合同已经被2014年5月24日的借款合同所变更，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从高鸿让一二审提交的证据来看，不足以证明其主张。首先，2014年5月24日的借款合同在借款主体和借款金额上均与2014年4月30日的借款合同不同，从合同内容来看，两份借款合同虽然均写明借款到期日为2014年7月9日，但仅有该节事实不足以证明两份合同系前后变更关系，在郑理英明确否认二者系变更关系，且2014年5月24日的借款合同并未写明该合同系由2014年4月30日借款变更而来，亦未写明2014年4月30日合同作废的情形下，高鸿让提交的该份2014年5月24日的合同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其次，高鸿让提交的2014年5月24日和2014年5月30日以及2014年6月14日的三份借据，仅能体现相关款项的出借情况，并不能反映与2014年4月30日的700万元借款之间的关系，不足以证明2014年5月24日借款合同中的款项源于2014年4月30日借款合同。再者，高鸿让陈述的双方交易习惯，其并未提交充分证据加以证明，其提交的2014年5月24日的银行转账汇款单，系其转款给郑理英，与其主张的向借款人收取“砍头息”的交易习惯缺乏关联性。二审判决认定2014年5月24日借款合同不构成对2014年4月30日借款合同的变更，符合本案事实，并无不当。 二、关于案涉《证明》是否足以证明高鸿让的保证责任已免除的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根据该条规定，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应当达到高度盖然性标准。高鸿让提交的《证明》不足以达到高度盖然性标准，第一，该《证明》落款日期为2014年9月11日，属于原一审审理期间形成，高鸿让在原一审庭审中并未提及保留对其权利义务具有重大影响的证据，明显不符常理；第二，本案系郑理英起诉要求高鸿让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的诉讼，主要是基于高鸿让系2014年4月30日700万元借款的连带担保人，郑理英在原一审诉讼中出具免除高鸿让连带担保责任的证明的行为与其继续诉讼主张权利的行为明显矛盾；第三，该《证明》所涉内容系郑理英放弃高鸿让承担本案所涉700万元借款的连带担保责任，属于对其重要民事权利的处分，而《证明》内容包括“郑理英”的名字均是由高鸿让书写，郑理英仅在该《证明》上捺印，且所捺手印并非是在其名字之上，而是在名字右侧，与捺印的日常习惯明显不符，在郑理英明确否认该《证明》情形下，该《证明》不能体现郑理英有相应的意思表示。二审判决认定高鸿让应承担担保责任，并无不当。 综上，高鸿让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规定，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高鸿让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方 芳 审判员 朱 燕 审判员 贾亚奇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陈其庆 书记员王康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