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03民终302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何依蔓，女，1984年6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象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詹黎波，广西齐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马春雨，男，1975年9月14日，满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廖清潇，广西德恩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何依蔓因与被上诉人马春雨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象山区人民法院（2020）桂0304民初9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何依蔓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詹黎波，被上诉人马春雨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廖清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何依蔓上诉请求：1.撤销象山区人民法院（2020）桂0304民初915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2.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讼争的合作协议合法有效系适用法律错误，该合同为无效合同。（一）被上诉人位于七星区门面需补交近30万元的 -2- 土地出让金；（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不相识，被上诉人是在询问土地出让金事宜时与七星区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白静认识后，与白静协商以委托合同形式办理土地出让手续；（三）被上诉人明知办理土地出让手续需交近30万元费用，但与白静串通以10万元价格委托上诉人办理土地出让手续，且款项大部分给付白静、吴某，协议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显属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因而合同无效。二、一审判决遗漏本案事实。（一）一审庭审时被上诉人陈述是在询问土地出让金时认识白静，通过白静认识上诉人及吴某；（二）一审判决只认定签订合同的过程，没有认定签订合同的原因。三、即使《合作协议》系有效协议，一审判决认定双方是有偿委托合同关系也属认定事实错误，双方之间是无偿委托关系。（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规定，有偿委托合同是委托人按约定支付报酬的合同；（二）本案双方当事人没有关于报酬的约定。《合作协议》第三条约定乙方支付甲方代理费11万元，被上诉人支付的是用于支付土地出让金的费用而没有支付委托报酬的约定。上诉人自认取得7000元的费用在法律性质上不属于被上诉人的报酬，不能作为有偿委托的依据。四、《合作协议》是无偿委托合同，上诉人在办理委托事务时没有故意或重大过失，被上诉人的损失应向案外人白静、吴某主张。（一）被上诉人取得七星区自然资源局出具的《收件回执单》，并且取得地点是在七星区自然资源局，说明是被上诉人直接与白静联系，上诉人仅为名义上的受托人，也证明上诉人已经履行受托义务。同时根据《收件回执单》记载内容，被上诉人可以依法取得房屋不动产权证；（二）上诉人根据案外人白静、吴某的要求将92374元款项转账给吴某，没有故意或重大过失，本案应当追加白静、吴某为被告；（三）一审判决没有证据证实七星区自然资源局出具的《收件回执单》是伪造的；（四）如《收件回执单》是伪造的，本案涉嫌刑事犯罪，被上诉人的损失由白静、吴某造成，与上诉人无关。 -3- 马春雨辩称，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合同依法成立并生效，被上诉人已经履行了合同义务，上诉人的行业构成违约。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马春雨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解除马春雨与何依蔓于2019年8月30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二、判决何依蔓归还马春雨代理费100000元；三、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乙方）与被告（甲方）于2019年8月30日签订《合作协议》一份，约定：乙方委托甲方代办理乙方位于七星区共计9套门面的不动产证，甲方需为乙方办理测绘房屋及土地宗地出让范围、评估土地转换性质、补交土地出让金、办理不动产权证的所有相关手续；乙方需提供授权委托书、房屋所有权本人身份证复印件、房屋所有权证原件（办理土地证期间，该证件需交到七星土地局办理二证合一）；办理上述事项，乙方供需向甲方支付代理费110000元整（包含但不限于9套门面的测绘费，土地出让金，评估费等办理不动产证一切费用）。在2019年8月30日先支付10000元，2019年9月1日付90000元，余款待拿到不动产证当天付清。乙方应按照协议时间及时支付代理费，甲方应在规定期限内（2020年3月31日前，若有特殊原因，最迟不得晚于2020年10月30日）帮乙方取得9套门面的不动产证，否则均需赔偿对方损失等。协议签订当日，原告通过手机银行电子银行转账方式向被告支付了第一笔代理费10000元，于次日通过余额宝转账向被告支付了剩余的90000元，被告收到上述100000元代理费后，为其出具收据一份，上载明：“今收到马春雨交来办理其名下 -4- 位于七星区奇峰小筑的《房屋不动产权证》9套的服务费用壹拾万元整（￥100000）。特写此收据为收款证明，收款人：何依蔓”。被告收到上述款项后，并未依约为原告办理产权证相关事宜，经原告多次催促，被告告知为原告办证的主要工作系案外人吴某与白静负责，原告支付的代理费大部分被告都支付给了吴某，现已无法履行办证义务。原告逐向被告要求退还其支付的代理费，被告则表示经济困难，希望原告给予一定时间筹款。后经原告向桂林市自然资源局七星分局核实，涉案9套门面所需缴纳的土地出让金至今未缴，原告认为被告不履行合同义务，已构成违约，依法应当返还代理费用，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提出前之诉请。 另查明，原告所领取的桂林市自然资源局七星分局交件回执单系伪造单据，案涉9套门面在桂林市自然资源局七星分局未有交件记录，未缴纳所需土地出让金。 庭审中，原告主张合同的相对方为被告，被告与案外人或者第三人是否成立委托关系应通过其他途径追偿，与本案没有关系；被告则认为，收取的100000元代理费中的92374元已经支付给了案外人吴某，吴某为办证的主要负责人，应将吴某、白静追加为被告共同参加诉讼；被告在代理委托事项的时候并没有过错，且代理合同也未明确被告的报酬，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无偿的合同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原因，委托合同解除或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仍应当支付相应报酬，若是有偿合同只有给原告造成损失的情况下才需要赔偿。 一审法院认为，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的合同。委托合同的订立和履行是以当事人双方之间的相互信任为基础，委托人选择受托人是以对其能力（业务能力、专门知识）和信誉的信赖为前提，该合同的订立，既体现了委托人对于受托人的办事能力和信誉的信任，也表明受托人了 -5- 解委托人和愿意为其办理委托事务的意志。这种彼此信任是委托合同赖以订立和存续的基础。因此，委托合同强调当事人的人身属性。涉案《合作协议》对委托事项，委托金额及委托期限设立了详细的权利义务关系，原、被告双方是权利义务人。被告抗辩涉案协议中的办证义务主要履行者为案外人吴某、白静，应追加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但《合作协议》中的主体系原告与被告，案外人吴某、白静并非《合作协议》中的合同受托人主体，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故该院对被告上述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其次，关于被告抗辩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并未约定具体报酬，合同履行中，被告并未有重大过错，且费用实际收取人并非被告，无偿的合同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原因，委托合同解除或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仍应当支付相应报酬，若是有偿合同只有给原告造成损失的情况下才需要赔偿，被告为此不应承担返还案涉100000元代理费意见。根据庭审时查明，被告自认只获得了7000多元的跑腿费，并非系无偿委托合同关系，在原被告双方后续的聊天中可知，被告也同意退还已获取的相关费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规定，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该院认为，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其原因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第一，是因委托人的原因，如委托人有本法第九十四条规定的情形，受托人依法解除合同的；或者委托人不给付处理事务的费用，致使事务无法进行的。第二，由于客观原因，如发生不可抗力，或者委托人死亡、破产，委托合同终止的，或者受托人死亡、丧失行为能力无法使委托事务完成的等。上述事由都不是因受托人的过错造成的，不能归责于受托人。本案中系被告未履行相关的合同义务，且未有上述法律规定中的不可归责事由发生，理应向原告退还所收取的代理费用。故被告该抗辩意见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采纳。原、被告签订的《合作协议》，明确约定被告为原告代办理 -6- 其名下位于七星区门面不动产证事宜，双方之间成立委托合同关系,委托人或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该合作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条之规定，受托人应当亲自处理委托事务，经委托人同意，受托人可以转委托；转委托未经同意的，受托人应对转委托的第三人的行为承担责任。本案中，被告称其将办理不动产证事宜交由案外人吴某、白静处理，并向吴某支付了92374元，但在原、被告双方签订《合作协议》时，原告并不知晓该转委托事宜，被告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双方就转委托达成合意，现委托事宜已不能完成，原告要求解除合同，返还代理费用的诉请于法有据，该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四百条、第四百一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解除原告马春雨与被告何依蔓于2019年8月30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二、被告何依蔓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马春雨代理费100000元。案件受理费1250元，保全费1020元，合计2270元，由被告何依蔓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上诉人何依蔓主张一审法院对以下事实认定有误：一是何依蔓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只负责收取款项，办证事实由白静和吴某负责；二是马春雨在办证之初即明确办证系由白静和吴某负责，并不是在办证未果经多次催促后才知道；三是被上诉人已经收到了桂林市自然资源局高新七星分局出具的《收件回执单》，回执单载明凭回执单和身份证即可领取，何依蔓已经履行完毕了合同义务；四是被上诉人主张《收件回执单》是伪造的，但没有提供证据证实。本院认定如下：马春雨在办证前是否知道实际办证人是白静和吴某的问题。现有证据无法证明马春雨在办证前认识白静。马春雨在一审庭审时陈述时否认认识白静。而根据何依蔓与吴某的微信聊天记录中载明其对白静的称呼是“小白”，可以看出何依蔓与白静之间存在较 -7- 熟悉的关系，与何依蔓陈述其不认识白静显然不符。其次，本案讼争合同是何依蔓与马春雨签订，合同对双方的义务进行了明确约定，何依蔓不仅负责收取款项而且需要办理土地权属证书。白静和吴某均不是涉案合同的主体，何依蔓主张的事实除其本人陈述并无证据证实。再次，马春雨委托何依蔓办理土地权属证书，但该证书至本案二审时仍未办结，且双方当事人均对该事实不持异议。被上诉人的代理人在一审阶段持一审法院调查令前往调查，但没有得到行政机关的回复。无论该收件回执是真是假均不影响对何依蔓未办结受托事项的认定。故一审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综合诉辩双方的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一、涉案的委托合同是否因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而无效；二、涉案委托合同是有偿委托还是无偿委托；三、因委托合同被解除后的法律后果如何确定。 综合分析评判如下： 一、关于涉案的委托合同是否因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而无效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何依蔓主张涉案的委托合同系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因而无效，其有义务向人民法院提供证据以证明其主张。马春雨在庭审时否认与白静相识，何依蔓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与转账记录不足以证明马春雨通过白静联系其代办不动产权证书的业务。故本院对何依蔓主张的事实不予认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系指行为人为达到非法目的以迂回的方法避开了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订立合同，所以又称为伪装合同。但何依蔓在一、二审时只能提供转账凭证和微信聊天记录。而上述证据中不能证明马春雨与何依蔓签订委托合同的目的是为 -8- 了恶意规避法律以实现为法律、行政法规所禁止的行为。马春雨与何依蔓签订讼争的委托合同仅为其门面办理不动产权属证书，该目的是作为不动产所有人普遍的心理期待，符合不动产所有人对法律赋予权利的主张。故何依蔓认为讼争委托合同因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主张不能成立。 二、关于涉案委托合同是有偿委托还是无偿委托的问题 合同有偿与否关键在于当事人是否因为合同履行向对方当事人支付对价。而该对价不但包括履行合同时的支出，也包括当事人通过履行合同所获得的利益。所谓无偿，系当事人纯益而无须支付价款的行为。《合作协议》第三条明确约定了乙方需向甲方支付代理费11万元，该款是马春雨为委托何依蔓代办不动产权证书所支付的对价。即使何依蔓主张该门面的土地出让金达到近30万元，而其只收取11万元可能导致其没有获得对等利益，但不能将本案讼争的委托合同视同于双方当事人履行的是马春雨无须支付任何对价的无偿合同。 三、关于因委托合同被解除后的法律后果如何确定的问题 合同具有相对性，即只有合同的相对方才能享受合同权利、履行合同义务。马春雨与何依蔓签订于2019年8月30日的《合作协议》中，白静、吴某不是合同的当事人。而且何依蔓提供的证据也不能证明白静与马春雨之间形成委托合同包括转委托合同关系。故一审法院未追加白静、吴某为当事人并无不当。 马春雨主张其没有取得七星区9套门面的不动产权证书，该事实属于消极事实。何依蔓主张马春雨可以取得涉案门面的不动产权证书，该事实属于积极事实。当事人对该事实产生争议时，主张积极事实的一方当事人应当首先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至本案二审时，何依蔓没有提供证据证明马春雨可以取得不动产权证书，故一审法院认定马春雨委托何依蔓办理不动产权证书的目的没有实现并无不妥。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 -9- 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第四百一十条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因本案讼争合同中约定的门面不动产权证书没有办妥，马春雨签订委托合同的目的没有实现，其享有合同解除权。讼争合同解除后，何依蔓依合同取得的10万元应当返还给马春雨以恢复合同签订之前的状态。故一审判决何依蔓返还10万元亦无不当。何依蔓将其中92374元转账给吴某，系何依蔓与吴某之间的法律关系，何依蔓可以另循途径解决。 综上所述，何依蔓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500元，由何依蔓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程 锦 审 判 员  阳志辉 审 判 员  李 柳 -10-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二日 法官助理  陈竞超 书 记 员  李 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