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瑞丽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3102民初1316号原告：董某某，女，1982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瑞丽市人民路**红恩药业公司宿舍区，现住瑞丽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义兰，云南春晖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331200711528955。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被告：袁某某，女，1975年8月9日出生，汉族，身身份证住址云南省保山市施甸县。/div>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冉，云南和序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331201810033830。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原告董某某与被告袁某某物权保护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7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董某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义兰，被告袁某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董某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寄售的手镯成本价款人民币108000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多年在瑞丽经商，与同是施甸人也在瑞丽经商的被告一见如故。2015年8月原告在瑞丽市锦宏珠宝店以10.8万元购买了一只翡翠玉石手镯，后来不喜欢，就在2017年9月初，将这只手镯和2个翡翠玉石挂件交给被告代售。期间被告曾问过原告挂件是否可以低价销售，原告说低于成本就不卖了。2020年4月11日，原告向被告询问售卖情况，被告答复拿来的货至今未卖。4月12日原告去找被告拿回代售货物时，被告只退还了2个挂件，原告询问手镯时，被告称不清楚，原告马上打通了被告店员杨某（被告的表妹）的电话，开着免提询问收货时情况，杨某说：当时原告拿货来时，她和被告都在铺子上，原告拿来的是2个挂件和1只翡翠玉石手镯。但被告听后还是坚持不知道原告代售的手镯，不予退还，也不赔偿，原告只好向瑞丽市宝玉石协会提出调解申请。2020年4月13日下午，宝玉石协会派出三人来到被告铺子上进行调解，原告以及被告原来的店员杨某也都到场。宝玉石协会的调解人分别向原、被告和收货的店员杨某询问了当时收货以及发生纠纷的情况。虽然这只手镯现在的市价约为15万元，在协会调解人的劝解下，考虑到彼此是熟人老乡，为了解决问题，原告愿意做出让步,承担一半的损失，甚至同意了调解人只赔偿4万元的方案，但被告只愿意赔偿2万元，对此原告无法接受，调解无果。无奈之下，原告只得依法向法院起诉，望法院查清事实，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判令被告按手镯的成本价赔偿给原告。被告袁某某辩称，1、被答辩人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存在行纪合同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四条规定：“行纪合同是行纪人以自己的名义为委托人从事贸易活动，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被答辩人在诉状中主张双方存在行纪合同关系，其将翡翠手镯交付给答辩人，山答辩人代为销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六条规定：“行纪人占有委托物的，应当妥善保管委托物。”被答辩人主张，行纪人袁某某占有委托物（翡翠手镯），在没有售出委托物的情况下，应当归还委托物，如果委托物毁损、灭失，则行纪人应当照价赔偿。根据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及事实、理由，被答辩人应当提供证据证明两个事实：第一，被答辩人与答辩人签订了行纪合同或委托合同，在合同中对委托物的种类、数量、委托销售价格、报酬等作出了约定。第二，被答辩人将委托物交付给答辩人保管。2、答辩人未与被答辩人签订书面行纪合同。答辩人长期从事珠宝销售生意，也经常接受他人委托代售珠宅。按照答辩人经营珠宝店的经营管理方式，答辩人与同行间相互借货或为客户代销商品时，会填写一式两联的《云鹏珠宝销售单》，其中第一联存根联（白）由答辩人存档，第二联（红）客户联由寄售人留存，依此作为云鹏珠宝占有代销商品的依据。根据《云鹏珠宝销售单》填写内容可知，答辩人对代销商品均要详细登记，铺名、数量、单价，客户处注明为“代销”，并由答辩人签字确认，若答辩人与同行已商定好代销商品而自己不在店内无法签收时，经答辩人许可方可由杨某先行签字收货，答辩人再签字追认。在2017年8月17日至2017年9月14日的代销商品单据中，并无被答辩人诉称的商品记录。所以，答辩人店内的《云鹏珠宝销售单》存根显示，答辩人从未向被答辩人出具《云鹏珠宝销售单》第二联（红）客户联。3、被答辩人陈述的事实不符合常理与交易习惯。被答辩人在诉状中声称，其交付给答辩人代售的手镯是以10.8万元的价格购买的。按照常理及珠宝市场的交易习惯，交付如此高价值的珠宝给商家代售，委托人应当向商家索取书面的单据，注明代售商品的种类、价值。被答辩人陈述，其交付手镯时，答辩人在店内。按照常理，被答辩人应当要求答辩人出具书面单据，以保护自己的重要权利。人民法院的判决具有指引功能，本案的判决将对瑞丽市珠宝行纪合同的订立、履行产生重要影响。答辩人希望人民法院通过本案确立判例，即珠宝寄售合同应当以书面方式订立，书面合同中应当明确珠宝的种类、形状、数量、价值等必备内容，以避免在合同履行中发生争议。4、证人应当和本案的当事人无利害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规定：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证人杨某系答辩人的表妹，曾在答辩人经营的店内从事珠宝营销工作，答辩人待其亲如手足，甚至按揭贷款为其在湖畔尚湾置备房屋。因与答辩人经营理念不同，杨某被答辩人辞退，杨某执意要带走已掌握的答辩人的商业机密而与答辩人发生争执，杨某由此产生极大怨恨，扬言要报复答辩人，让答辩人付出代价。杨某与答辩人争执时，有同行在场。该同行可以证实，杨某极端怨恨答辩人。所以，根据最高院的司法解释，杨某与答辩人有仇怨，其出具的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5、被答辩人以人民调解过程中答辩人的赔偿认可作为证据，没有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七条规定：“在诉讼中，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和解的目的作出妥协所涉及的对案件事实的认可，不得在其后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在纠纷发生后，瑞丽市宝玉石协会进行了调解。答辩人为了息事宁人，曾经同意替表妹杨某的个人行为赔偿被答辩人2万元。因为双方意见不一，调解协议未能达成。根据最高院司法解释的规定，在人民法院主持的调解中，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和解的目的作出妥协所涉及的对案件事实的认可，不得在其后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以此推理，在人民调解中，答辩人同意赔偿的意思表示，当然也不能作为对答辩人不利的证据。在无双方签字确认的调解笔录的情况下，被答辩人将答辩人未曾见过的《调解意见书》提交法庭作为证据，显然违背了司法解释的规定，应当不予采信。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被答辩人主张双方存在行纪合同关系，并主张其将翡翠手镯交付给答辩人代售，要求答辩人赔偿委托物，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答辩人请求人民法院查明事实后驳回其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原告提交的瑞丽市宝玉石协会《调解意见书》复印件一份，欲证实原被告因为手镯发生纠纷，请了调解员于2020年4月进行调解，当时证人杨某在场，被告确实拿了原告的一个手镯，但是拒不退还，最终双方因为金额意见不统一，调解未果。经质证，被告对《调解意见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认为瑞丽市宝玉石协会作出的《调解意见书》没有客观性和公正性，这只是原告委托的调解，并没有双方签字同意的调解笔录，证人杨某参加了调解，但是被告明确表示没有收到货，原告表示杨某收到了货，若是杨某个人私自收取原告的商品，那应该杨某自己赔偿。结合质证意见，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对瑞丽市宝玉石协会曾于2020年4月13日组织原被告双方调解的事实予以确认，但该调解意见书无其他证据佐证被告收到原告翡翠手镯的事实，且原被告双方最终并未达成一致调解意见，对该调解意见书中径行认定被告收到原告翡翠手镯的推定不予采纳。2、原告申请的证人杨某当庭证言，欲证实证人自2008年至2018年4月曾系被告珠宝店的员工，2017年原告拿过两个挂件一个手镯到被告店里，没有办理书面手续，原告口头告诉证人小福瓜挂件10万元，豆子挂件7万元，飘花手镯108000元。直至证人离职原告的货品未售出，被告也未将货物归还原告。经质证，原告认为证人证实了原告在2017年交付给被告一个手镯两个挂件，原告在交付货品时告知过价格。基于交货时只有原告、被告、证人三人在场，因此证人的证言客观重要。因此杨某的证人应当被采信。被告认为证人证言不真实，证人证言证实三个问题，2017年9月被告处发生两笔代销关系，两笔都是杨某签字的，其中一笔也包含10万左右的手镯；证人的证人证言证实她与被告之间的矛盾，与我方辩称的被告要求她删除重要客户而拒不删除所引发矛盾的理由相吻合，证实珠宝协会调解时确实双方发生争执，有被告的朋友在场也就是我方提交的证据二证人证言。珠宝玉石协会的调解意见书存在虚构的成份，证人证言证实当天珠宝协议仅委派了周彪、李爱群，而没有匡先华，证人作为被告店内十年的员工，十分清楚为他人代销需要签订代销单以免发生争执，因此证人做的证言不应当被法庭采信。结合质证意见，本院对证人杨某曾于2008年至2018年4月在被告经营的珠宝店工作的事实予以采信，对于证人的其余证言被告不予认可，还需结合本案其他证据进行综合评判。3、被告提交的云鹏珠宝销售单复印件一份，欲证实：1.被告在瑞丽市经营珠宝多年，有实体店铺；2.被告与委托人接代销商品时均会签订代销单。被告代为销售同行的商品时均会出具一式两份的《云鹏珠宝销售单》，存根联（白）用于被告存档；第二联（红）客户联用于委托人留存；3.2017年9月初至原告起诉时，被告至始未代销过原告提及的涉案标的物。经质证，原告对该组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被告与他人有代销的销售单与原告无关，不能证明没有销售单就没有接收过货物。原告拿给被告三件货，退回了两件货，这两件货也没有销售单。结合质证意见，本院认为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不予评判。4、被告提交的颜丽出具的证人证言原件一份，欲证实原告申请的证人杨某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当时有同行在店内亲眼看见杨某与被告发生争吵，杨某对于本案被告有极大怨恨，杨某的证人证言不应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经质证，原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认为证人要当庭接受质询。结合质证意见，本院认为证人应到庭接受法庭的质询，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5、本院依职权向瑞丽市宝玉石协会会员周彪、匡先华、李爱群就本案相关问题进行核实并制作调查笔录一份，原告对该调查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被告对该调查笔录的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瑞丽市宝玉石协会的三位委员不具备证人资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七十二条规定“证人应当客观陈述其亲身感知的事实”。本案争议的事实是原告是否将翡翠手镯交付被告。这一事实，只有在场的人才能够亲身感知，而三位委员均明确表示原告交付手镯的时候三位委员并不在场，三位委员对争议事实的陈述只是在转述调解过程中原告的陈述；瑞丽市宝玉石协会三位委员的陈述违背了法律规定的证人作证时不得使用猜测、推断或者评论性语言的规定，三位委员从调解时被告愿意赔偿原告2万元的事实推断被告收到了原告的翡翠手镯，违背了法律规定；被告在调解时愿意赔偿2万元，并不能证明其确实收到原告的翡翠手镯，在调查笔录中三位委员证实他们对原被告双方的纠纷进行过调解，被告愿意赔偿2万元了结此事，但被告的意思表示是愿意承担责任，而非承认收到翡翠手镯，袁某某愿意承担责任，既可以是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也可以是为他人的行为承担责任。所以，被告愿意承担责任的表示，并不能证实被告收到原告的手镯，这两件事之间并无法律意义上的关联性。结合质证意见，本院对瑞丽市宝玉石协会曾组织原被告双方调解的事实予以确认，对于被告是否收到原告翡翠手镯还需结合本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认定。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20年4月27日，瑞丽市宝玉石协会出具《调解意见书》，载明“2020年4月13日，董某某向我会提出调解申请，我会调解委员会派出周彪、匡先华、李爱群三位委员到被申请人袁某某所在店铺进行调解。调解时，申请人董某某、被申请人袁某某和袁某某店内员工阿玲（杨某，系袁某某表妹）均在场。在调解过程中，袁某某对代售手镯一事无明确态度，对是否借过手镯一直含糊其词。员工阿玲证实，当时确实收到过手镯，收货时她和袁某某都在场，收货也经过袁某某同意。”原被告当庭认可证人杨某曾于2008年至2018年4月在被告经营的珠宝店工作。原告以其于2017年将2个翡翠挂件和一只翡翠手镯交给被告袁某某代售，被告仅于2020年4月归还其2个翡翠挂件，手镯至今为归还为由向本院起诉。本院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答辩意见及证据交换的情况，在征求当事人意见的基础上，将本案的争议焦点归纳为：一、原被告间存在何种法律关系？二、被告应否赔偿原告损失？金额如何认定？本院认为，本案系物权保护纠纷。关于原告主张被告代销其翡翠手镯的事实是否存在的问题。本案中，原告未提交直接能够证实被告曾收到原告翡翠手镯的证据。第一、原告虽提交的瑞丽市宝玉石协会出具的《调解意见书》，但瑞丽市宝玉石协议属于社会团体，其组织双方进行调解的事实存在，但在调解中被告并未明确表示收到被告的手镯，最终双方亦未达成调解协议，而调解中也没有形成调解笔录等材料能作证被告确实收到原告货物。第二，原告将货物交由被告代售，按照行业习惯应由被告出具书面凭证，且根据原告自认其于2017年9月交付被告，但在2020年4月才首次询问被告代销情况，近3年来原告未曾询问被告货物情况，与交易习惯不符。第三、原告未能举证交付被告货物的样式、价值。原告提交的证据达不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应由原告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董某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460元，由原告董某某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黄国倩人民陪审员  王 娜人民陪审员  鲁国庆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施翠芳书记员翁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