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1民终980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南阳光生涯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中路****。法定代表人：顾秀红。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萍，湖南湘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郭某，女，1974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露，湖南宏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田某，男，2002年4月20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成京兰，女，1973年4月4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上诉人湖南阳光生涯教育咨询有限公司、郭某因与被上诉人田某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2020）湘0111民初38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湖南阳光生涯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光生涯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判第一项，改判阳光生涯公司退还田某4920元（32800元×15%）；二、改判阳光生涯公司与田某分别负担50%的诉讼费。事实与理由：本案与其他十七案是合并审理的，一审判决并未考虑到每一位当事人所涉合同的特殊情形而对退费进行一刀切，与事实不符。本案的《委托服务协议》属有名合同，对于是否需要退还以及退还多少费用不仅适用《合同法》总则的相关规定，更应当适用分则第二十一章有关“委托合同”的规定来裁决。即使因为政策导致委托事项不能完成的，阳光生涯公司为实现田某的委托事项所产生的成本费用也应当从应退还的服务费中予以扣除。虽然合同中有关于未成功则退费80%的条款，但该条款是针对正常履行完所有合同所载明的服务事项后的退费约定，不属于对不可归责于受托人事由产生后的特殊约定，相关费用的清算仍然要依照《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等规定进行。本案中，双方签订合同的时间为2018年11月18日，截至田某提起诉讼时，阳光生涯公司的服务时间已经长达17个月，阳光生涯公司为其分配了规划师，其在研究性学习方面已通知其参加长沙广电研学活动，在赛事方面已完成数学能力国二、英语国二、楚才省一、国三同时通知了其外研社杯等参赛信息，在社会实践方面已经通知其参加长沙红十字会CPR救护培训活动、“三一重工社会实践”、“母亲节保护母亲河社会实践”。笔试面试培训方面，已通知其参加2019年1月素质营。为完成田某的委托事项，阳光生涯公司组织前述活动不可避免的会产生各种人员工资费用、场地租赁费用、日常办公费用、宣传费用等一切企业经营必然发生的费用，上述费用均是阳光生涯公司实际的经营成本。综合而言，阳光生涯公司认为退费15%才能达到实际的公平。请求支持阳光生涯公司的上诉请求。郭某对阳光生涯公司的上诉意见无异议。针对阳光生涯公司的上诉意见，田某答辩称：田某与阳光生涯公司于2018年11月24日签订了“特殊类型招生”委托服务协议，委托阳光生涯公司提供自主招生服务，阳光生涯公司承诺田某至少获得目标高校其中一所的自主招生复试资格（即通过初审），如不能通过目标高校初审即退还80%的服务费。阳光生涯公司向田某作出了综合测评分析报告，综合测评分析报告中目标学校及专业，田某缴纳了32800元的服务费。2020年1月15日，教育部指定出台了《关于在部分高校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也称“强基计划”）教学《2020》1号文件，2020年起，不再组织开展高校自主招生工作。阳光生涯公司前期虽然做了两三个项目，但最终目的是要通过目标高校的复试资格，因国家政策的调整即自主招生项目已取消，致委托服务协议无法继续履行，阳光生涯公司不可能帮助田某取得目标高校的复试资格，依照协议，其应退还80%的服务费。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诉人郭某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判第二项；二、改判田某与阳光生涯公司分别负担50%的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田某的诉讼请求是请求“判令被告返还田某服务费”，但未列明要求被告郭某承担何种清偿责任，田某在起诉状中陈述“如阳光生涯公司的资产不足以支付退费，则由郭某联系退款责任”，故其诉求的本质是要求郭某承担补充清偿责任，一审法院判决郭某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超出了田某的诉讼请求，违反了“不告不理”的基本原则，突破了司法的被动性，对郭某是极不公平的。二、本案系合同纠纷，田某的起诉及庭审调查的中心均是围绕田某与阳光生涯公司签订的《委托服务协议》条款及履行过程，一审法院却适用“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来说理和裁判，依据仅是郭某个人账户有用于阳光生涯公司款项收取记录，认定郭某与阳光生涯公司财产混同，依照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的规定，判决郭某对阳光生涯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系越权处理了“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的法律关系，而适用该条规定要求有行为要件、结果要件及因果关系要件，三要件缺一不可。具体到本案中，法庭不仅要对相关股东是否实施了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的行为进行调查，还要对股东是否主观上有逃避债务的故意进行调查，且即使经调查上述两种情形均存在，还需调查因果关系要件，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受损不是前述情形导致的，而是公司因经营不善而亏损所致，也不能启动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一审法院在田某未提起“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之诉的情形下进行了越权判决，庭审中，法官没有就在“合同纠纷”案由下进行“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的庭审调查向郭某进行释明，且没有就该诉进行举证质证及审理的情况下，仅就田某的付款路径、付款方式及收款人等可能影响法人人格否认的很小一部分因素上进行了极其简单的调查，就擅自否定了阳光生涯公司的独立人格，否定了郭某的有限责任，剥夺了郭某在“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之诉中的诉讼权利。三、一审法院不应当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1.一审围绕合同纠纷进行调查，涉及到付款的性质、是否达到混同的标准等均未展开有效的调查，但一审法院适用法人人格否认制度，要求股东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说明本案案件事实及法律适用均非常复杂，对证据要求也是非常高的，故依法不应当适用简易程序。2.一审法院将18个原告不同但被告相同（王晔媛例外）的案件一并开庭审理，与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并没有实质区别，故应当适用普通程序合并审理。3.与本案一同审理的18个案件标的额全部低于全省的小额诉讼标准，由一审法院速裁庭承办，但未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审理，相信也有案情因素的影响。四、一审法院查明的关键事实与书面证据有较大的冲突。18个案件中仅有三个案件（即廖涵祺、何彦臻、杨添艺）的证据显示系由郭某个人账户代收了费用，未达到法人人格否认证据要求的最低标准，故一审法院否定阳光生涯公司的独立法人人格是违法的，对郭某是极其不公平的。综上，一审判决存在诸多程序错误以及未查明关键事实，属于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支持郭某的上诉请求。针对郭某的上诉请求，田某答辩称：田某与郭某实际控制的阳光生涯公司存在合同关系。阳光生涯公司于2017年6月27日成立，当时注册资金1000万元，其中，郭某出资900万元，占股90%，也系法定代表人。2019年2月1日，阳光生涯公司将公司注册资金减少为100万元，法定代表人由郭某变更为黄宁，2019年7月29日，由黄宁变更为顾秀红。郭某在2018年至2019年期间通过私人账户收取委托服务费约400万元左右，在委托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公司注册资金减少，郭某还将其股权从90%降为20%，当时收取的服务费都是进了私人账户，该公司存在公私账混同，而且都未开具税务发票。田某等委托人多方维权，但阳光生涯公司声称公司注册资本仅100万元，已资不抵债。郭某通过私账收款做假账的行为将公司资产做空，实际收入全部进了私人腰包，然后借此次疫情致公司业务无法正常开展为由宣布公司即将破产。由此可知，郭某是从2019年开始有预谋的将阳光生涯公司注册资金和法定代表人身份变更，转移自身责任，以达到逃避责任和债务的目的。且据知，郭某在北京、重庆、成都等地都成立了类似公司，都以类似的手段将公司法定代表人全部变更为顾秀红，都于2020年4月关门卷款跑路，故此，郭某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田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被告阳光生涯公司、郭某返还原告“特殊类型招生”服务费26240元；2.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系在校高中生。2018年11月24日，原告（委托人）与被告（受托人）签订《委托服务协议书》，约定：本合同内特殊类型招生仅包含自主招生、综合评价录取、港澳地区高校内地招生计划，受托人根据委托人实际情况和高校申报要求，选择特殊类型招生中一种但不局限于一种方式给学生进行申报；受托人为委托人提供特殊类型招生考试申报前的咨询、指导等服务；受托人帮助委托人申请符合委托人条件的特殊类型招生高校的考试资格，帮助委托人至少获得一所高校的特殊类型招生复试（即通过初审）；委托人向受托人缴付特殊类型招生服务费用合计32800元（标准版服务）；受托人协助和指导委托人准备特殊类型招生材料并进行申报，协助委托人参与特殊类型招生报考，申请三所特殊类型招生高校，确保委托人至少获得一所目标院校的考试资格（即初审通过），受托人协助委托人申请特殊类型招生考试资格未成功的，应当在特殊类型招生目标学校初审通过名单公布后的10-15个工作日内向委托人退还服务费用的80%（VIP学员仅退还标准版金额的80%）；在本合同期间，受托人尚未协助委托人启动特殊类型招生高校报名程序，但委托人要求解除合同的，受托人根据实际情况，退还委托人服务费用不高于标准版服务费用总金额的20%，受托人已经协助委托人启动特殊类型招生高校报名程序而委托人要求解除合同的，受托人不退还任何费用，且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当事人延迟履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不能免除责任，本合同所称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如重大自然灾害、瘟疫、战争、骚乱等；协议还对两种不属于受托人协助委托人申请未成功的情形、违约责任等进行了约定。协议签订后，原告支付了服务费32800元。被告阳光生涯公司向原告提供了综合测评分析报告、报告目标学校及专业等指导服务。2020年1月，教育部发布《关于在部分高校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自2020年起不再组织开展自主招生工作。其后，双方未再继续履行协议。原告要求被告退款未果，遂提起诉讼。另查明，被告阳光生涯公司成立于2017年6月27日，被告郭某系被告阳光生涯公司股东及原法定代表人，2019年2月1日，被告阳光生涯公司的注册资本由1000万元变更为100万元，法定代表人由被告郭某变更为黄宁，2019年7月29日，被告阳光生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再次由黄宁变更为顾秀红。在庭审中，被告阳光生涯公司对于解除《委托服务协议书》无异议。对于被告阳光生涯公司已经提供的服务内容，原告与被告阳光生涯公司存在争议，被告阳光生涯公司为此提供服务项目表及服务内容打印件等证据，但原告对于被告阳光生涯公司提供的该证据不予认可。对于被告郭某通过个人账户收取服务费问题，被告郭某认可其私人账户曾用于被告阳光生涯公司收款，但表示其已不定期将所收款项转入被告阳光生涯公司账户，或用于被告阳光生涯公司费用支出。为此，被告郭某提供了部分转账记录打印件及部分收支明细表，原告认为被告郭某提供的转账记录并非全部，而被告阳光生涯公司收取的服务费基本都进入私人账户，并未进入公司账户。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有《委托服务协议书》、收据、微信记录、服务内容打印件、网页打印件、当事人陈述等。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阳光生涯公司签订的《委托服务协议书》系双方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原告已支付了服务费，被告阳光生涯公司完成了部分服务项目后，由于国家政策的调整，导致原告所委托事项无法完成，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原告有权解除上述协议。鉴于双方已实际不再履行《委托服务协议书》，被告阳光生涯公司亦同意解除该协议，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故即使系国家政策调整导致上述协议解除，所免除的是协议不能履行所产生的违约责任，对于协议尚未履行部分，应终止履行，被告阳光生涯公司仍应当承担退还协议尚未履行部分的服务费义务。由于原告与被告阳光生涯公司对被告阳光生涯公司已经提供的服务内容存在争议，无法确认一致，而被告阳光生涯公司提供的证据亦多为其单方出具，原告不予认可，其提供的服务内容也无法进行量化。故本院结合协议签订目的、协议履行的实际情况、解除原因、协议对退还服务费的约定等，依照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酌情确定，被告阳光生涯公司应退还原告服务费26240元（32800元×80%）。被告郭某作为被告阳光生涯公司的股东及原法定代表人，在被告阳光生涯公司具有公司银行账户的情形下，以其个人账户收取服务费用，并以其个人账户支付被告阳光生涯公司的部分费用，有违公司财产的独立性和正常的经营秩序，造成被告郭某个人财产与被告阳光生涯公司财产的混同。故被告郭某应当对被告阳光生涯公司上述退还款项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百七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湖南阳光生涯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退还原告田某服务费26240元；二、被告郭某对被告湖南阳光生涯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的上述应退还的服务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456元，减半收取228元，由被告湖南阳光生涯教育咨询有限公司、郭某负担。二审期间，被上诉人田某提交新证据如下：阳光生涯升学规划产品服务内容，拟证明阳光生涯公司没有对服务项目明码标价。阳光生涯公司对该份证据无异议。郭某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郭某无关。本院认证如下：对该证据予以采信。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一、本案应退还给委托人田某的金额问题。二、郭某应否就阳光生涯公司的退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三、一审法院审理程序是否违法。一、本案应退还给田某的金额问题。阳光生涯公司上诉称为完成田某的委托事项，其实际已经产生了相应的经营成本，故只需退还合同金额的15%即4920元给田某，而不是一审法院判决确定的26240元。本案中，田某与阳光生涯公司签订《委托服务协议书》，约定：受托人阳光生涯公司帮助委托人田某申请符合委托人条件的特殊类型招生高校（自主招生、综合评价录取、港澳地区高校内地招生计划）的考试资格，帮助委托人至少获得一所高校的特殊类型招生复试（即通过初审）；受托人协助委托人申请特殊类型招生考试资格未成功的，应向委托人退还服务费用的80%。2020年1月，教育部确定自2020年起不再组织开展自主招生工作。其后，双方未再继续履行协议。即双方签订的是委托服务协议，对于委托方来说其义务是支付约定的委托服务费用，对于受托方而言其义务是完成委托事项，其享有的权利是在完成委托事项后获得约定的委托服务费。但本案中阳光生涯公司并未完成确保委托人至少获得一所目标院校的考试资格（即初审通过）的委托事项，后因教育部确定自2020年起不再组织开展自主招生工作这一不可抗力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双方也未再履行协议，阳光生涯公司亦同意解除合同，故双方的委托服务协议应予以解除，协议的权利义务即终止。本案属于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协议解除或者委托事项不能完成，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阳光生涯公司主张其因提供服务已经产生实际的经营成本，但双方对于所提供的服务内容存在争议，而阳光生涯公司提供关于服务费用的证据亦多为其单方出具，并未作为双方的协议条款或者补充协议条款，而田某不予认可，故其提供的服务内容无法进行量化。一审法院结合协议签订目的、协议履行的实际情况、解除原因、协议对退还服务费的约定等，依照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酌情确定阳光生涯公司应退还田某服务费26240元（32800元×80%），并无不当，应予维持。故阳光生涯公司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二、郭某应否就阳光生涯公司的退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郭某上诉称一审法院适用“法人人格否定”制度判决其对阳光生涯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违反法律规定，也与田某要求郭某承担补充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不符，违反了民事诉讼“不告不理”的基本原则。根据相关规定，公司应当使用单位账户对外开展经营行为，公司账户与管理人员、股东账户之间不得进行非法的资金往来，以保证公司财产的独立性和正常的经济秩序。郭某系阳光生涯公司的股东，也是长沙校区代理校长，全面负责校区日常经营及管理工作及集团公司下达的其他工作，其自述“我的账户是用于公司收款使用，具体款项及金额来源我不清楚。我会定期返还公司账户，或者用于公司公用支出”，其还提交了部分转公账记录，由此可以看出阳光生涯公司的账户与郭某的账户之间存在大量、频繁的资金往来，且郭某未说明资金用途，导致公司财产与股东财产无法进行区分。因此，可以认定阳光生涯公司与股东郭某之间构成财产混同，公司已经失去了独立承担债务的基础。同时，阳光生涯公司成立之初的注册资本显示为1000万元，其中郭某的认缴出资为900万元，后来阳光生涯公司减少了注册资本，由原来的1000万元减至100万元，郭某的出资减至90万元，后减至30万元。依照法律规定，股东大会作出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等事项，必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阳光生涯公司进行首次减资时，郭某的出资额占阳光生涯公司资本总额50%以上，其系控股股东，且其所持表决权超过三分之二以上，可以看出阳光生涯公司的减资行为是在郭某的控制下进行的。现阳光生涯公司需对外承担债务，阳光生涯公司及郭某均未提交证据证明公司资产足以清偿债务。郭某的以上情形严重损害了公司债权人的利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判决郭某就阳光生涯公司对田某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田某以阳光生涯公司、郭某为被告提起诉讼，要求返还服务费32800元，故一审判决也并未超出田某的诉讼请求。故郭某的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三、一审法院审理程序是否违法。郭某上诉称一审法院不应当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经查，一审法院在审理本案时告知了适用简易程序，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出异议，且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并未有违反法律规定之处。故郭某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综上，上诉人阳光生涯公司、上诉人郭某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56元，由上诉人湖南阳光生涯教育咨询有限公司、郭某各负担22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欧阳华审判员  欧旭辉审判员  李 芳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许 娜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