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1民终709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靳忠寿，男，1936年7月10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上诉人（原审被告）：靳后华，女，1959年2月14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以上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庄义，山东隆湶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咸美阳，山东隆湶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玉芳，女，1940年6月16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初凌云，山东众成清泰（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璐，山东众成清泰（济南）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靳忠寿、靳后华因与被上诉人吴玉芳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2019）鲁0102民初89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靳忠寿、靳后华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一审及二审诉讼费、保全费均由吴玉芳承担。事实和理由：靳忠寿、靳后华与吴玉芳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错误，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程序不合法，应当依法改判或者发回重审。一、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具体理由如下：1、靳忠寿与吴玉芳并不是夫妻关系，两人并没有登记结婚。1969年靳忠寿与吴玉芳认识后两人去当地的街道办事处开具了一份证明，用于证明两人系夫妻关系，但两人并没有去当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登记结婚。根据1950年我国婚姻法第六条，结婚男女双方应亲自到所在地（区、乡）人民政府登记；凡合于本法规定的结婚，所在地人民政府应即发给结婚证。但靳忠寿与吴玉芳在1969年只是去当地街道办事处开具了一份证明，并没有给出具结婚证。靳后华在一审法庭辩论结束后曾到本辖区内街道办事处及民政局、档案馆查找靳忠寿与吴玉芳的结婚档案，但并没有找到两人的任何结婚信息。靳忠寿因法律意识淡薄，以为1969年当地街道办事处出具的证明就以为两人已经结婚，属于合法夫妻了，因此在两人出现矛盾夫妻感情破裂后，就起诉吴玉芳，请求判决两人离婚，因此才有一审法院原告提交证据一民事起诉状1份。实际靳忠寿与吴玉芳自始至终并没有到结婚登记机关登记结婚，一直都不是合法的夫妻，两人出现纠纷时夫妻共同财产应当参照非法同居的法律规定。一审时吴玉芳提交的证据一历下区东门街道办事处证明1份用于证明两人系合法夫妻，但街道办事处无权出具是否存在夫妻关系证明，只有民政部门才有权出具婚姻关系证明，此证据不能证明两人存在夫妻关系，不具有证明效力。一审法院仅凭吴玉芳提交的证据一就认定两人存在夫妻关系，明显证据不足，认定事实错误。如吴玉芳主张双方存在合法夫妻关系应当承担举证责任，提供有力证据予以证实。2、涉案房产系宿正原房产置换而来，属于舜井街103号院拆迁后的安置房。一审法院认定的宿正原私房已经进行货币补偿，并未进行产权调换安置，涉案的房屋为非产权安置调换房，证据不足，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一审开庭前，靳后华去济南市房屋档案馆调取涉案房屋档案，一审开庭时靳忠寿、靳后华提交作为证据，一审法院未质证，在判决书当中也未体现，现靳忠寿、靳后华继续提交证据。通过1985年2月20日靳忠寿与舜井商业街开发建设指挥部签订的拆迁房屋安置协议第三条规定：关于临时安置的被拆迁户，由指挥部于1986年下半年在菜市庄东侧住宅区负责安置固定住房，其住房面积不低于原合法建筑的居住面积。可以看出宿正所有的舜井街103号拆迁后在给予经济补偿后，需要在1986半年下半年再进行房屋安置。再根据2002年9月21日济南市历下区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公司出具的拆迁自助私房认证结果证明（即一审吴玉芳提交的证据3-3）、2006年3月24日历下开发公司在舜159号档案袋内提供的工程拆迁调查安置情况表、2007年12月5日靳忠寿与历下区房产管理局签订的拆迁私房自住户调换产权协议书（即一审吴玉芳提交的证据3-5）、2008年2月20日拆迁私房调换产权房屋使用情况核对表（即一审吴玉芳提交的证据3-2）、2008年2月26日（即一审吴玉芳提交的证据3-5）拆迁私房调换产权房屋计价结算表，通过这5份材料都可以看出，因宿正所有的原舜井街103号院在1985年9月被拆迁，给予1730.83元经济补偿后，进行产权调换，将宿正及靳忠寿安置在泺河小区24号楼203号房即涉案房产，因此涉案房产是因原宿正所有的舜井街103号院房屋拆迁后进行安置的房屋，两者存在因果关系。虽然拆迁时济南市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公司给予宿正1730.83元的补偿，但结合当时的房屋市场价值，舜井街103号院4间房建筑面积47.17平米，1730.83元拆迁补偿款严重低于房屋的价值，因此拆迁后给予经济补偿并将宿正及靳忠寿安置到涉案房屋内。因此一审法院认定的宿正原私房已经进行货币补偿，并未进行产权调换安置，涉案的房屋为非产权安置调换房，证据不足，属于事实认定错误。3、涉案房产在1985年9月拆迁时，宿正将涉案房产赠与给了靳忠寿，并且是对靳忠寿的个人赠与。通过靳后华调取的涉案房产档案材料，都可以看出涉案房产系舜井街103号院拆迁后产权调换安置的房屋，原产权人为宿正，拆迁后宿正将所有利益赠与给靳忠寿，因此在所有的文件中安置房使用人或产权申请人都变为靳忠寿，且在任何档案材料中都没有吴玉芳的名字。根据济南市历下区舜井商业街综合开发指挥部于1986年12月28日出具的租赁公房迁入证，拆迁户为靳忠寿，人口5人，与2006年3月24日历下开发公司在舜159号档案袋内提供的工程拆迁调查安置情况表被迁户家庭成员：宿正、靳忠寿、靳后华、靳后玲、靳红萌5人相对应，也没有吴玉芳名字，此两个文件时间跨度为20年，这可以说明宿正只是对靳忠寿个人的赠与，也说明吴玉芳并没有在涉案房产内居住过，与靳忠寿一直分居。1969年靳忠寿与吴玉芳以夫妻名义生活不长时间后，因靳忠寿发现吴玉芳有欺骗感情行为，两人出现矛盾后并分居，之后两人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很少。所以租赁公房迁入证及工程拆迁调查安置情况表中被拆迁户家庭成员五人并没有吴玉芳的名字。4、一审认定靳后华不适用善意取得，事实认定错误。靳忠寿与靳后华虽然为父女关系，但对于涉案房产靳后华一直相信是父亲靳忠寿所有。在1985拆迁时，宿正将明确表明将涉案房产赠与给靳忠寿一人，且所有的拆迁协议、安置手续、产权调换都是由靳忠寿一个人签字一人办理，通过当时的公租房迁入证有5口人及安置协议家庭成员都可以看出并没有吴玉芳的名字，因当时吴玉芳与靳忠寿并没有在一起共同生活，在1969年两人认识后只共同生活一段时间，因双方感情不合，且吴玉芳与婆婆宿正矛盾较深，因此两人一直分居，宿正因对吴玉芳极度不满，表示涉案房产只赠与给靳忠寿。所以靳后华有理由相信涉案房产系靳忠寿个人财产，适用善意取得的法律规定。二、一审法院法律适用错误。1、因靳忠寿与吴玉芳并不是合法夫妻，因此不能适用我国婚姻法有关规定，如吴玉芳能证明双方存在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同居期间所得财产应当按照一般共有原则处理。一审法院认为涉案房屋申请产权调换时间及下证时间均发生在与吴玉芳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视为双方的夫妻共同财产，这属于法律适用错误，因双方不属于合法夫妻，不存在夫妻关系，因此双方如有同居关系，在同居期间取得的财产，应当根据最高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规定第十条：解除非法同居关系时，同居生活期间双方共同所得的收入和购置的财产，按一般共有财产处理，此案并不适用婚姻法中关于合法夫妻存续期间共同财产的规定。2007年12月上诉人申请涉案房屋产权时，缴纳的8048.04元系靳忠寿全部自己缴纳，交款人及申请人中也没有吴玉芳名字，吴玉芳也没有证据证明购房款8048.04元有吴玉芳出资的部分，此款项跟吴玉芳也没有任何关系。2、一审法院判决律师费由靳忠寿、靳后华负担属于法律适用错误，证据不足。现有关于律师费承担规定仅适用于部分领域，不能当然理解都要由败诉方(有过错方)承担律师费的法律依据；是否聘请律师是当事人的权利，而不是必须行为，法院不会因当事人是否聘请律师而改变案件审理结果，因此聘请律师与提起诉讼并不具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律师费并不是必然损失，不能一概而论就由败诉方承担。依据我国现行相关司法解释，在以下九类中，明确规定律师费由败诉方承担胜诉方合理的律师费:1、人身损害赔偿、名誉侵权、交通肇事案件:2、法律援助案件;3、著作权侵权案件;4、商标权侵权案件;5、专利侵权案件;6、反不正当竞争案件;7、合同纠纷中债权人行使撤销权案件;8、担保权诉讼案件;9、仲裁案件。若在合同纠纷中未明确约定律师费承担问题，法院判决对诉讼请求中的律师费是不作处理的。本案并不是以上九类案件情况，且吴玉芳也不是合同当事人，不适用合同约定，因此一审法院判决靳忠寿与靳后华承担律师费为法律适用错误。即使吴玉芳符合支持律师费的情形，吴玉芳要求靳忠寿与靳后华承担律师费，需要提供相应的证据材料，包括与所委托律师事务所订立的《委托合同》，支付凭证以及律师事务所开具的律师费发票等等。一审时吴玉芳未提交任何证据材料，一审法院就认定律师费4万元，并由靳忠寿、靳后华承担，证据不足。因靳忠寿与吴玉芳不存在合法夫妻关系，因此认定吴玉芳靳忠寿属于无权处分行为，属于法律适用错误。涉案房产为靳忠寿的个人财产，不属共有财产，与吴玉芳无任何关系，靳忠寿可以自由处分，不受他人干涉，因此不能适用合同法第51条规定，无需经过吴玉芳同意或者事后追认，靳忠寿将涉案房产出售行为属于有权处分。三、一审法院认定合同无效应当释明，一审法院未经释明而直接判决无效，程序不合法。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不受本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的限制，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本案也可参照2019年11月14日最高院公布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36条“合同无效时的释明问题”规定：在双务合同中，吴玉芳起诉请求确认合同有效并请求继续履行合同，被告主张合同无效的，或者吴玉芳起诉请求确认合同无效并返还财产，而被告主张合同有效的，都要防止机械适用“不告不理”原则，仅就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进行审理，而应向吴玉芳释明变更或者增加诉讼请求，或者向被告释明提出同时履行抗辩，尽可能一次性解决纠纷。一审法院认定了涉案合同属于无效合同，应当向靳忠寿、靳后华释明，对于靳后华支付给靳忠寿的225495元的购房款，一审法院应当建议靳后华提起反诉或者直接裁决靳忠寿返还。但一审法院未经释明，直接认定合同无效后，对于靳后华支付的购房款未做处理也未经释明，程序不合法。按照一审结果，靳后华如果想要回自己的购房款，只能按照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靳忠寿与吴玉芳为夫妻关系，另行提起诉讼要求靳忠寿、吴玉芳对225495元的购房款承担连带责任，导致法院诉累，造成司法资源浪费。吴玉芳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靳忠寿、靳后华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靳忠寿与吴玉芳系夫妻关系。首先，吴玉芳在一审提交的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政府东门街道办事处出具的婚姻关系证明，系吴玉芳从济南公安局东关大街派出所户籍档案中调取的，是靳忠寿在1997年申请吴玉芳、靳厚芹、靳红蕾户籍入户时提交的，且在申请入户的审批表中自书其于1969年与吴玉芳结婚，吴玉芳为其妻。该证据来源合法，具有法律证明效力。其次，在靳忠寿与吴玉芳的离婚纠纷案件中，靳忠寿亦提交了加盖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政府东关街道办事处章的婚姻关系证明，以证明双方的婚姻关系。且，靳忠寿的《职工登记表》中也明确载明其婚姻状况为已婚，配偶为吴玉芳。再者，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3月24日作出（2020）鲁0102民初61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靳忠寿与吴玉芳不予离婚。由此可见，靳忠寿与吴玉芳存在合法有效的婚姻关系，双方为夫妻。另，靳忠寿在前后三次离婚诉讼中均认可其与吴玉芳的夫妻关系，在一审过程中靳忠寿、靳后华亦认可靳忠寿与吴玉芳的婚姻关系，但在上诉状中靳忠寿、靳后华对此又予以否定，所述内容前后矛盾。二、一审法院认定涉案诉争房屋为夫妻共同财产并无不当，靳忠寿、靳后华主张涉案房产系宿正赠与靳忠寿的个人财产，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从房管部门调取的涉案房屋内档可以看出，宿正原私房（历下区舜井街103号院落）因城市建设拆除，于1989年9月3日与拆迁机构签订了《拆迁房屋补偿协议》，并领取了拆迁房屋及附属设施的作价补偿款，拆迁机构收回了拆迁房屋产权证。1986年9月被安置在泺河小区24#1-203号（即涉案房屋），该涉案房产系济南市历下区房管局的安置公房。2007年，靳忠寿根据政策对涉案房产申请产权调换时，其在《私房拆迁自住户安置房产权处理申请书》中确认了舜井街103号院已作价补偿，《拆迁私房调换产权房屋使用情况核对表》中载明的承租人是靳忠寿，交租情况为“房租已交清”。上述证据材料前后衔接紧密，形成有效的证据链，充分证明了宿正原私房已进行了货币补偿，并未进行产权调换安置。被安置的原房产系济南市历下区房管局的安置公房，产权为济南市历下区房管局，并非产权安置调换房。在靳忠寿交纳了涉案房屋的购房款后，其产权性质变为私有，产权登记在靳忠寿名下。综上，涉案房屋申请产权调换时间及下证时间均发生在靳忠寿与吴玉芳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为双方的夫妻共同财产。再者，靳忠寿、靳后华在上诉状中称涉案房屋有相关部门出具的“租赁公房迁入证”，亦证明涉案房屋原系公房，在靳忠寿申请产权调换前一直是由吴玉芳、靳忠寿一家租住。而靳忠寿、靳后华主张涉案房产为舜井街103号院拆迁产权调换安置的私有房，并无证据予以证实，且该主张与其在上诉状中所述的“租赁公房”性质相矛盾。宿正原私房在1985年9月拆迁时已进行了货币补偿，安置的涉案原房产系公房，产权人为济南市历下区房管局，假使宿正有赠与的意思表示，因其对涉案房屋无所有权和处分权，故其赠与行为无效。由此可见，靳忠寿、靳后华主张“靳忠寿与吴玉芳不存在夫妻关系，对涉案房产按同居期间取得的财产进行处理”的观点是荒谬的，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能成立。三、靳后华对诉争房产的取得不具备善意取得构成要件，一审法院判决其与靳忠寿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于法有据。靳忠寿擅自处置夫妻共同财产，事先并未经过吴玉芳的同意，事后也未获得吴玉芳的追认，属于无权处分。靳后华作为靳忠寿之女，对涉案权属状况及靳忠寿、吴玉芳的身份关系、房屋取得来源应属明知，且从其支付房款的数额、时间来看，不能认定其购买涉案房产时具有善意。故，根据《合同法》第51条和《物权法》第106条之规定，靳忠寿、靳后华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为无效合同。四、靳忠寿、靳后华对吴玉芳的损失依法应予以赔偿。《合同法》第58条系合同无效或被撤销法律效果的规定，根据该条规定，法院在认定合同无效的情况下，可主动援引该法第58条的规定，对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进行处理，而不需要当事人另行主张。本案中，吴玉芳在一审中提出了赔偿损失的诉求并提供了相应的证据证明，故一审法院的判决有事实及法律依据。靳忠寿、靳后华针对该项的上诉主张，无法律依据，不应予以支持。五、一审判决程序合法，靳忠寿、靳后华对法律理解有误，引用法律错误。法院对“合同无效时的释明问题”是指在双务合同中，合同双方当事人为同一法律关系的原被告主张不一致时，法院应履行释明职责。靳后华与靳忠寿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与本案的确认合同无效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该释明条款不适用于本案的靳忠寿、靳后华。若靳后华认为靳忠寿违反了房屋买卖合同的约定，侵犯了其合法权益，基于合同相对性原则，其应当另案起诉解决，与吴玉芳无关，亦与本案无关。本案中，一审法院根已据《九民纪要》针对本案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法律问题进行了一次性解决，一审法院判决于法有据。吴玉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靳忠寿、靳后华之间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并将涉案房产恢复登记至靳忠寿名下；2、判令靳忠寿、靳后华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保全费、律师费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吴玉芳与被告靳忠寿系再婚夫妻关系，两人于1969年12月份登记结婚，被告靳后华系被告靳忠寿再婚前子女之一。原告与被告靳忠寿婚后至1986年之前，居住在历下区舜井街103号院落私房4间（拆迁前建筑面积47.17平方米)，所有权人是宿正，即被告靳忠寿之母，1989年9月3日，宿正作为被拆迁房屋所有人与拆迁机构济南市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公司签订了《拆迁房屋补偿协议》，获得房屋补偿费1436.08元，附属物补偿费294.74元，共计1730.8元，甲方拆除并收回乙方的产权证件。上述房屋拆除后，靳忠寿等人被安置在历下区泺河小区23#（现24#）号楼独单元203号，该房屋性质为公房，房屋所有权人为济南市历下区房管局，自1986年9月至2007年12月该房屋一直由吴玉芳、靳忠寿一家租住并交纳租金，至2007年12月25日，被告靳忠寿作为调换产权所有人(乙方)与济南市历下区房产管理局（甲方）签订《拆迁私房自主户调换产权协议书》，载明：乙方原在历下区舜井街103号院落私房4间因城市建设拆除已作价补偿，于1986年9月乙方被安置在历下区泺河小区23#（现24#）号楼独单元203号3间，建筑面积64.41平方米，按照拆迁济政发（84）194号文件，房屋价款计算为8048.04元，甲方在乙方交清房价款和欠租后及时办理停租，并将房屋交予乙方。此后被告靳忠寿缴纳了房款8048.04元，并持相关产权来源信息，申请办理了涉案房屋产权登记，2008年4月被告靳忠寿取得涉案房屋产权证，证号为济房权证历字第123857号，建筑面积70.85平方米。2019年6月18日，被告靳忠寿、靳后华签订《济南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靳后华支付63万元购得涉案房屋。6月21日双方办理了房屋产权变更登记，涉案房产登记至被告靳后华名下，产权证号鲁（2019）济南市不动产权第0133223号。被告靳后华辩称涉案房屋系被告靳忠寿个人所有，其已向靳忠寿支付房屋购房款合计225495元，提交兴业银行业务凭证、靳忠寿收到条、建设银行取款明细各及山东增值税普通发票一宗，原告对上述付款提出异议，辩称被告靳后华在买卖诉争房产过户时并无房款支付行为，款项转账日期均为2019年11月。另查，原告为主张权利与山东众成清泰（济南）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支付律师费4万元。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涉案房屋的所有权问题，涉案房产原系拆迁产权调换而来，被告靳忠寿于2007年12月时作为调换产权所有人，与济南市历下区房产管理局签订拆迁私房自主户调换产权协议书，并缴纳了8048.04元房价款，2008年4月下发的济房权证历字第123857号登记的所有权人虽为被告靳忠寿，但涉案房屋申请产权调换时间及下证时间均发生在与原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视为双方的夫妻共同财产。两被告辩称涉案房屋系宿正原私房产权置换而来，其生前承诺房产留给靳忠寿一人所有，一审法院认为，宿正原私房已经进行了货币补偿，并未进行产权调换安置，涉案房产原系历下区房管局的安置公房，非产权安置调换房，该答辩意见，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一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被告靳忠寿擅自处置夫妻共同财产，事先并未经过原告的同意，事后也没有获得原告追认，属于无权处分。被告靳后华作为被告靳忠寿之女，对涉案房屋权属状况及原、被告身份信息、房屋取得来源应属明知，且从其支付房款时间、数额，不能认定其购买被告房屋系处于善意，故被告靳后华辩称其购买涉案房屋系出于善意，一审法院不予采信。被告靳忠寿、靳后华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为无效合同。根据法律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判决：一、被告靳忠寿与被告靳后华2019年6月18日签订的《济南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无效；二、被告靳后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济南市历下区泺河小区24号楼1-203号房产，产权证号鲁（2019）济南市不动产权第0133223号恢复登记至被告靳忠寿名下；三、被告靳忠寿、靳后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律师费4万元。当事人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靳忠寿、靳后华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靳忠寿、靳后华向本院提交证据一：拆迁房屋安置协议复印件（第1页）。根据该协议第三条规定：关于临时安置的被拆迁户，由指挥部于1986年下半年在菜市庄东侧住宅区负责安置固定住房，其住房面积不低于原合法建筑的居住面积。证明：宿正所有的舜井街103号拆迁后在给予经济补偿后，需要在1986半年下半年在菜市庄东侧住宅区再进行房屋安置，安置后的房屋即是本案涉及的房屋，因此涉案争议的房屋即由原属于宿正所有的位于舜井街103号转变而来。证据二：2006年3月24日历下开发公司在舜159号档案袋内提供的工程拆迁调查安置情况表复印件（第2页），结合吴玉芳一审时提交的证据3-2：2008年2月20日拆迁私房调换产权房屋使用情况核对表，证据3-3：2002年9月21日济南市历下区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公司出具的拆迁自助私房认证结果证明，证据3-5：2007年12月5日靳忠寿与历下区房产管理局签订的拆迁私房自住户调换产权协议书、2008年2月26日拆迁私房调换产权房屋计价结算表。通过这5份材料标题名称及材料内容，证明：1、原拆除房屋为舜井街103号，原产权人为宿正即靳忠寿母亲，拆迁后安置到历下区泺河小区23号楼（现在为24号楼）203号房，安置后的产权人为靳忠寿，进一步证实证据一证明目的，涉案房产为舜井街103号拆迁后所得。2、结合证据一拆迁房屋安置协议，证明：1985年舜井街103号进行拆迁安置，产权人为靳忠寿母亲宿正，1985年的拆迁产权安置协议被拆迁户为靳忠寿，后产权人变为了靳忠寿1人，1987年靳忠寿母亲宿正才去世，因此拆迁后的涉案房产系宿正生前对靳忠寿一人的赠与，跟吴玉芳无任何关系。证据三：开发建设舜井商业街安置被拆迁户奖励、安置领款单1份，补偿费报领单2份（第3-5页）均系复印件。证明：1、通过证据材料划线内容，此三份补偿费是拆迁后靳忠寿一家五口人在外临时租房给予的临时租房安置部分费用，还有一张补偿费报领单丢失，需要贵院去房管局调取。舜井街103号房在1985年2月份拆迁后，到1986年下半年的临时租房补偿费为1436.08元，此费用并不是给予的房屋拆迁后的一次性安置补偿费，因此涉案的舜井街给予的1730.8元的补偿费中有1985年2月拆迁后到1986年下半年的临时租房补偿费为1436.08元，294.74元是给予的附属物的补偿费用，因此1730.8元并不是涉案房屋一次性的房屋补偿费用，且数额过低，不符合当时房屋拆迁补偿标准。2、根据三份材料时间都是在1985年、1986年，当时宿正并未去世，但被拆迁户或者领取人都是靳忠寿，因此进一步证实了证据二第二点的内容，涉案房产系宿正生前给靳忠寿一人的赠与。证据四：租赁公房迁入证复印件，结合证据二：2006年3月24日历下开发公司在舜159号档案袋内提供的工程拆迁调查安置情况表（第6页），证明：1、涉案房产系宿正给予靳忠寿一人的赠与，拆迁户或产权人为靳忠寿1人；2、根据租赁公房迁入证，拆迁安置后的靳忠寿一家5人在共同居住，此五人即为调查安置情况表中：宿正、靳忠寿、靳后华、靳后玲、靳红萌5人，并没有吴玉芳的名字，可以说明，虽1969年靳忠寿与吴玉芳认识成立“事实婚姻”，但同居后不久两人因感情不和，且吴玉芳与婆婆宿正有严重的矛盾冲突，因此同居后不久就分居，很少有联系。证据五：山东省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单据1份、拆迁私房产权调换结算交款通知单1份、中国建设银行现金缴款单1份，均系复印件，证明：2007年涉案房屋进行产权调换，2008年交产权调换款8048.04元系靳忠寿1人支付，交款人显示靳忠寿，因此与吴玉芳无任何关系，且此款中8000元是由靳后华从银行取款后现金交付给靳忠寿，系出借给靳忠寿使用用于支付此房款。吴玉芳质证称，对证据一、二、三、四、五真实性、证明目的不认可，因系复印件对该证据不予质证。吴玉芳向本院提交第一组证据：1、从济南公安局东关大街派出所户籍档案中调取的《申请入户审批表》一份；2、（1995）历东关民初字第197号民事判决书一份；3、从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调取的（1996）历东关民初字第130号案卷材料：（1）靳忠寿提交的加盖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政府东关街道办事处泺河第而居民委员会和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政府东关街道办事处章的证明一份；（2）（1996）历东关民初字第130号民事判决书一份；4、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3月24日作出（2020）鲁0102民初614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证明吴玉芳与靳忠寿存在合法有效的婚姻关系，双方为夫妻。第二组证据：1、诉讼（仲裁）业务委托代理合同；2、现金交款单；3、律师费发票；证明因靳忠寿、靳后华的侵权行为给吴玉芳的合法权益造成了经济损失，根据法律规定，靳忠寿、靳后华应予以赔偿。靳忠寿、靳后华质证称，对证据一真实性均无异议，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合法夫妻关系，双方并没有领取结婚证，只是开了一个婚姻关系证明。违反了1950年婚姻法规定，入户申请表中吴玉芳作为非家庭成员也可以申请入户，离婚判决书中也没有提交合法的婚姻关系证明，因为靳忠寿法律意识淡薄，以为去单位开具证明就认为属于合法夫妻关系。后因双方感情不合才提起诉讼。对1995年出具的证明真实性认可，街道办没有出具证明的权利，是无效证据，只有婚姻登记管理部门出具的证据合法有效。对证据二真实性无异议，不属于二审规定的新证据，不符合举证规则。本案律师费用不应当由败诉方承担，根据我国现行的司法解释在合同中没有约定的律师费承担的，只有九类是由败诉方承担。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问题有：一、靳忠寿与吴玉芳是否系夫妻关系；二、涉案房产的权属问题；三、靳后华是否符合善意取得之情形；四、一审判决靳后华、靳忠寿承担律师费损失是否得当。关于靳忠寿与吴玉芳是否系夫妻关系问题。经查，靳忠寿与吴玉芳自1969年12月即以夫妻关系共同生活，并育有两女。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政府东门街道办事处出具的婚姻关系证明载明靳忠寿与吴玉芳系夫妻关系，该证明在公安机关户籍档案留存，且靳忠寿在离婚诉讼中亦作为证据提交，故具有当然的证明效力。最为关键的是，靳忠寿与吴玉芳两次离婚诉讼，法院均作出生效判决，虽不准予离婚，但同时也认定两人系合法夫妻关系的事实。故靳忠寿、靳后华上诉主张靳忠寿与吴玉芳并非合法夫妻关系，显然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关于涉案房产的权属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九条规定：“由一方婚前承租、婚后用共同财产购买的房屋，房屋权属登记在一方名下的，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涉案房产系靳忠寿在婚内承租的公房，之后以产权调换方式取得产权，并交纳房屋价款8048.04元，虽登记在靳忠寿个人名下，但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该房产应当认定为靳忠寿、吴玉芳的夫妻共同财产。靳忠寿、靳后华主张涉房产系由靳忠寿个人所有，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关于靳后华是否符合善意取得之情形问题。靳忠寿与靳后华系父女关系，靳后华对涉案房屋的权属情况理应明知。在未经吴玉芳同意的情况下，靳后华与靳忠寿签订房屋买卖协议，将涉案房屋过户至靳后华名下。综合分析靳忠寿与靳后华的亲属关系、合同签订时间以及款项交付情况，应当认定靳后华并不符合善意取得之情形。一审认定靳忠寿与靳后华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并无不当。关于一审判决靳后华、靳忠寿承担律师费损失是否得当问题，本案双方对于律师费的负担并无约定，亦未有法律予以规定。一审判决靳后华、靳忠寿支付吴玉芳律师费4万元欠妥，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靳后华、靳忠寿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2019）鲁0102民初8977号民事判决第一、二项及诉讼费的负担；二、撤销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2019）鲁0102民初8977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三、驳回被上诉人吴玉芳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靳后华、靳忠寿负担50元，被上诉人吴玉芳负担5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黄宏伟审 判 员 李莎莎审 判 员 焦玉兴二〇二〇年九月十日法官助理 乔 馨书 记 员 李在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