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1民终884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夏勇，男，1965年4月25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文富，男，1955年8月11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上诉人（原审被告）：范生福，男，1961年7月14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上诉人（原审被告）：宋有玉，女，1977年3月8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以上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广建，山东瀛岱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燕然，山东瀛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荣庆，男，1975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晚清，济南历下东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夏勇、张文富、范生福、宋有玉因与被上诉人杨荣庆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2020）鲁0112民初30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4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实施办法》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的规定，由审判员黄宏伟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夏勇、张文富、范生福、宋有玉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予以改判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鉴定费、律师费等费用由杨荣庆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错误的认定了夏勇、张文富、范生福、宋有玉就是借条上的实际借款人。在借款期间夏勇、张文富、范生福、宋有玉在村里均有职务，此次借款亦是代表村集体履行的职务行为。在不到一个月时间内夏勇、张文富、范生福、宋有玉就将所借款款项均如数发放给村民，村民也向夏勇、张文富、范生福、宋有玉出具了收到条。并且借条上写明了黄鹿泉两委，因此夏勇、张文富、范生福、宋有玉并不是涉案款项的实际借款人，也不是该笔款项的实际受益者，夏勇、张文富、范生福、宋有玉不应当偿还该笔借款。二、借条上共有五人签名，但是杨荣庆明显遗漏了夏恒青这一被告。现有证据可以证明夏恒青已经偿还了1.3万元，但是只因现夏恒青去世，杨荣庆就恶意掩盖这一还款事实，要求夏勇、张文富、范生福、宋有玉全额还款。因此不能排除杨荣庆虚假诉讼的恶意行为。夏勇、张文富、范生福、宋有玉与杨荣庆两村距离很近，农村本是熟人社会，杨荣庆也明知夏勇、张文富、范生福、宋有玉在本村有职务，所借款项也是用于了村集体。三、借条上的张文富的名字和手印均不是本人签字和捺印，因此要求张文富还款于法无据。其余三位杨荣庆的手印也不是本人的手印，明显是杨荣庆事后为了索要借款恶意伪造证据。因此请求贵院查明事实。杨荣庆辩称，夏勇、张文富、范生福、宋有玉上诉请求超出一审诉讼范围，应予以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杨荣庆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被告支付原告借款本金3万元及自2011年12月14日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年利率15%支付利息（自2011年12月14日至2020年3月12日利息暂计算为37650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12月14日夏恒青、张文福、范生福、夏勇、宋有玉向杨荣庆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到杨荣庆现金叁万元整（30000元），黄鹿泉两委，2011年11月14日。”四被告均认可收到借款3万元。宋有玉在2011年至2013年期间担任黄鹿泉村妇女主任职务。张文福于2007年11月13日当选西营镇黄鹿泉村民委员会主任。被告提交的修路占地补偿款收据一宗，显示：2011年11月15日至2012年1月19日之间，张文福向张文兰、夏恒同、孙贵章、张书君等人发放占地补偿款共计10182元。另查明，“张文福”与张文富系同一人。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主张被告向其借款3万元，并提供四被告出具的借条予以证明。被告辩称该该款项用于了村委会集体事务，其四人属于村委会成员，借款行为属于职务行为，应由黄鹿泉村委会进行偿还。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出具的借条中由被告四人签字并捺手印，并未加盖黄鹿泉村委会公章，且根据被告提供的证据仅能证明被告张文富于2007年11月13日被任命为黄鹿泉村委员会主任，宋有玉自2011年至2013年期间担任黄鹿泉村委会成员，以及张文富向村民发放修路占地补偿款10182元的事实，不能证明该借款用于了村集体事务，亦不能证明四被告属于职务行为，故对被告的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该借款行为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原告主张被告按年利率15%向其支付利息，双方未对利息进行约定，被告应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年利率6%向原告支付利息。判决：一、被告夏勇、张文富、范生福、宋有玉向原告杨荣庆支付借款本金3万元；二、被告夏勇、张文富、范生福、宋有玉向原告杨荣庆支付利息，以30000元为基数，自2020年5月6日起，按照年利率6%计算至借款实际支付之日止。上述款项限被告夏勇、张文富、范生福、宋有玉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92元，减半收取746元，由被告夏勇、张文富、范生福、宋有玉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四上诉人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收条一份，证明杨荣庆在2015年农历十二月十八日收到13000元还款，还款人是借款人夏恒青，其以村书记的名义偿还村里对杨荣庆的欠款，杨荣庆的妻子李绪燕在收到钱后出具收条。证据二、结婚证一份，证明夏恒青与范道丽系夫妻关系。证据三、范道丽证人证言一份，证明涉案款项系村委会对杨荣庆的欠款，四上诉人系履行职务行为，涉案款项不应由四上诉人偿还。杨荣庆对上述证据质证称，对证据一真实性无异议，但四上诉人作出虚假陈述，收条中的所收款项系夏恒青支付给杨荣庆及其妻子的挖掘机使用费，并非本案借款，且收条是夏恒青出具的，如果系偿还本案借款，应向夏恒青及其他上诉人共同出具收条，应由杨荣庆出具收条，与其妻子无任何关系，一审中四上诉人均认可并未偿还借款，四上诉人出具的收条及证明目的系虚假陈述。对证据二真实性无异议，与本案无关。经四上诉人申请，范道丽出庭作证称，2013年夏恒青替村里代付李绪燕1万元，2015年李绪燕拿走3000元，拿走3000元的时候李绪燕才出具的收条，该13000元系偿还的本案借款，之后，范道丽又述称，其认可3000元系支付给杨荣庆的挖掘机使用费，1万元是偿还杨荣庆的土地整理费，因为借了杨荣庆3万元发给老百姓了，后来杨荣庆追要，范道丽个人就还给杨荣庆1万元；涉案3万元是村委借的钱，因为夏恒青是村书记，杨荣庆都找他要钱，所以夏恒青就拿个人款项还款。四上诉人对上述证人证某甲证人所述能够证明夏恒青以村书记的名义向杨荣庆支付涉案款项中的1万元。杨荣庆质证称，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有异议，其陈述前后矛盾，逻辑不清，且证人及四上诉人均认可其中3000元是支付给杨荣庆的挖掘机使用费。经审查本院认为，杨荣庆对证据一、二的真实性无异议，对此予以确认；关于范道丽的证人证言，其系涉案借款人之一即夏恒青的妻子，系利害关系人，且所作陈述前后矛盾，故本院对此难以采信。综合分析上述证据一、二以及范道丽的证人证言，仅能证明杨荣庆之妻李绪燕收到夏恒青款项13000元的事实，但并不能证明该款项系偿还的本案3万元借款，同时考虑到，范道丽先是述称13000元系偿还的本案借款，在杨荣庆反驳称该13000元系支付挖掘机使用费用时，其又述称认可其中的3000元系支付的挖掘机使用费，其余1万元系偿还的本案借款，范道丽的上述陈述前后矛盾，且并未对此作出合理解释并进一步提供相应证据加以证实，综合分析，本院对上述证据一、二以及范道丽的证人证言的证明效力均不予采信。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二审中，四上诉人述称涉案借款并未入村委会账目。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问题为四上诉人对涉案借款应否承担还款责任以及夏恒青是否已经偿还1万元款项。涉案借条系由四上诉人向杨荣庆出具，四上诉人亦认可实际收到3万元借款。张文富虽否认上述借条中其签名的真实性，但一审中并未申请司法鉴定，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四上诉人虽主张涉案借款系村委会向杨荣庆的借款，四人在借条中签字行为系履行职务行为，但鉴于该借条中并未加盖村委会的印章，四上诉人亦认可该借款并未入村委会账目，现有证据并不足以证明该借款用于村委会的相关支出项目。故四上诉人的上述主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一审判决四上诉人对涉案借款承担还款责任，并无不当。另，四上诉人主张夏恒青已偿还1万元款项，但鉴于其提交的现有证据并不足以证明该主张成立，故本院对此亦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夏勇、张文富、范生福、宋有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92元，由上诉人夏勇、张文富、范生福、宋有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黄宏伟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 乔 馨书 记 员 李在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