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1民初15774号原告：广州沈洋家具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钟落潭镇广陈路**。法定代表人：沈敦辉，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雅滢，广东诺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子祺，广东诺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立军，男，1971年4月13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湖南省湘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汤新为，湖南德宽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广州欧辉展示用品有限公司，住，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钟落潭镇广陈路**/div>法定代表人：刘禄生，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敦辉，系该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子祺，广东诺臣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广州沈洋家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洋公司）与被告李立军、第三人广州欧辉展示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辉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1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沈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沈敦辉，原告沈洋公司及第三人欧辉公司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子祺，被告李立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汤新为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沈洋公司诉称：原告不符合法律规定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情形。被告于2011年入职原告任厂长一职，双方最后一份劳动合同期限至2018年12月31日。2018年年底，原告与其关联企业因业务整合，决定从2019年开始将原告的员工转移至欧辉公司，在工作岗位、工资标准、工作地点均不发生变化的前提下由欧辉公司与员工建立劳动关系。2018年年底，原告将决定通知员工，并要求员工与欧辉公司签订新的劳动合同。被告对此表示接受，于是2019年春节假期一过，被告便与欧辉公司签订劳动合同。被告与欧辉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属于法律规定的非本人原因被安排至新用人单位工作的情形，双方劳动关系的结束并不必然产生原告向被告支付经济补偿的义务。只是工作年限要合并计算，所以被告要求支付经济补偿金没有法律依据。被告被原告安排到欧辉公司工作后不久便主动与欧辉公司解除劳动关系，不符合法律规定应当支付经济补偿的条件，欧辉公司也无需支付经济补偿金。李立军与原告最后一份劳动合同至2018年12月31日到期，合同到期前一个月，李立军与原告就劳动关系转移事宜进行协商，商定春节假期后签订新公司的劳动合同。因2019年1月23日起，原告与欧辉公司开始为期22天的春节假期和年休假，所以在2019年2月1日时，双方存在客观原因无法签订劳动合同，并非沈洋公司恶意不签书面劳动合同，规避法律，至2019年2月14日，二公司恢复上班后，便立即安排了被告与欧辉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关于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2月19日期间年休假问题，原告提交2019年春节放假通知可证明沈洋公司在2019年春节放假时间为2019年1月23日至2019年2月13日，上述春节期间休假天数在扣除春节法定节假日后均超过年休假天数，多于国家规定的春节法定节假日的假期属于原告统筹安排员工享受年休假。且原告在春节期间已向被告发放含工资在内的福利补贴。2019年2月19日至2019年7月，被告与欧辉公司建立劳动关系，该期间年休假由欧辉公司安排，年休假工资也由欧辉公司支付。根据原告与被告的《劳动合同》约定，李立军工资由基本工资+岗位补贴+其他项目构成，被告基本工资为1895元，其他工资项目包含岗位补贴、社保补贴、公积金补贴等等。原告是每月通过银行转账一次性支付工资及各项补贴，李立军的月平均工资为5425.89元，非李立军主张的11828元。劳动仲裁委在计算被告月平均工资时对应年份存在错误，李立军离职前12个月平均工资对应月份为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而非2018年8月至2019年7月。故此请求：一、判令原告无需向被告支付劳动合同终止的经济补偿金96000元；二、判令原告无需向被告支付2019年2月1日至2019年2月19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7069.60元；三、判令原告无需向被告支付年休假工资1809.1元。被告李立军辩称：仲裁委认定的事实清楚，原告起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同时认为被告与原告一直存在劳动关系，与第三人不存在劳动关系，本案与第三人毫无关联。第三人欧辉公司述称：被告同意原告将其劳动关系转移至第三人公司，被告知道欧辉公司设立目的是为了承接原告的业务并将原告员工转至欧辉公司名下，原告与第三人经营范围、经营地址、经营地址相同关联企业，实际上两个公司的业务转移，必然导致员工之间的调配，两个公司的人员相同，也能够说明原告持续性为被告提供工作岗位。关于经济补偿支付问题，劳动合同法并未规定关联企业之间关系转移时需要支付经济补偿金，而且即使需要，也是由新的用人单位支付，且当时是被告主动提出离职，不存在支付经济补偿金的问题。经审理查明：原告沈洋公司成立于2009年3月11日，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为沈敦辉。第三人欧辉公司成立于2018年6月12日，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法定代表人为刘禄生，艾倩、沈敦辉为股东。被告李立军于2011年2月18日入职原告处，任厂长一职，负责生产工作。原告与被告于2017年3月17日签订《劳动合同》，合同期限为2017年3月17日至2018年12月31日。合同约定被告的工资由“基本工资（即正常工作时间工资）+岗位补贴（包括但不限于加班工资）+其他”三部分构成，基本工资为加班工资的核算基数；按正常工作时间1895元/月计付被告的月工资，岗位补贴等内容。2019年2月20日，被告李立军与第三人欧辉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合同期限为固定期限，从2019年2月20日起至2020年2月19日，劳动报酬约定被告的工资由“基本工资（正常工作时间工资）+岗位补贴（包括但不限于加班工资）+其他”三部份构成，按正常工作时间工资2100元/月计付被告的月工资，岗位补贴等等内容。2019年7月31日，被告向第三人欧辉公司提交辞职申请表并于当天离职。原告、被告确定双方协商的每月工资实际为12000元，平时每月发10000元，剩余部分年底发完，如有请假或产品存在质量问题会扣工资。但原告主张口头约定的每月工资12000元是打包价，含社保、公积金等补贴，被告对原告主张含社保、公积金的说法不予确认。2019年2月20日，被告与欧辉公司签订《劳动合同》，被告与欧辉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后，原工资、岗位、工资地点均未发生变化，工资仍由原告法定代表人沈敦辉支付。双方确认因存在产品质量问题，原告从被告2018年11月份的工资中扣减3000元，实发8571元。另，原告提交《关于2019年1月25日30000元费用的说明》，主张该30000元中含有被告一月份工资4717元、年终奖5000元、2018年9月5日受伤营养补贴10000元，其余为春节过节费、路费补贴等费用。被告确认该30000元含2019年1月份工资及2018年剩余未发工资，否认含有其他费用。原告未就其主张包含的费用进一步举证。双方确认，被告在2018年8月至2019年7月期间实际收取的工资为：2018年8月份7759元、9月份10000元、10月份10000元、11月份8571元、12月份10000元、2019年1月份30000元、2月份2917元、3月份10000元、4月份9038元、5月份9231元、6月份10000元、7月份10000元、另微信支付了11428元，合计138944元。原告提交《关于春节放假的通知》，通知载明“放假时间：2019年1月23日（腊月十八）至2019年2月13日(正月初九)，上班时间：2019年2月14日（正月初十）”。被告对该放假时间予以确认。原告提交微信聊天记录主张被告在2019年2月20日才回来上班，被告对此也予以确认。原告主张在春节假期间已统筹安排员工休带薪年休假，在春节期间发了基本工资、过节费及奖金。被告则主张有上班才发工资，不上班不发工资。根据原告支付工资记录，在春节期间，原告向被告支付2019年1月份4717元及2月份工资2917元。被告于2019年11月12日向广州市白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请求为：1.确认被告与原告于2011年2月1日至2019年8月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原告支付2018年8月1日至2019年7月31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132000元；3.原告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96000元；4.原告支付2011年至2019年未休年休假工资16000元。仲裁委作出裁决：1.确认原告与被告于2011年2月18日至2019年2月19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原告一次性支付被告2019年2月1日至2019年2月19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7069.60元；3.原告一次性支付被告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96000元；4.原告一次性支付被告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2月19日期间未休年休假工资5438.16元。5.驳回被告其他仲裁请求。上述裁决送达后，原告不服裁决向本院提起诉讼。庭审中，双方确认原告与被告在2011年2月18日至2019年2月19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以上事实，有银行交易明细、劳动合同、辞职表、放假通知、微信记录、裁决书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本院认为：原告为有限责任公司，具备用人主体资格，被告与原告签订《劳动合同》后入职原告任职厂长一职，双方形成劳动关系。双方对关于在2011年2月18日至2019年2月19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关于原告是否需要向被告支付2019年2月1日至2019年2月19日期间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的问题。原、被告的《劳动合同》于2018年12月31日到期，双方未解除劳动关系，应当于合同期满后一个月内重新签订劳动合同。双方应在2019年1月31日前重新签订新的劳动合同，但当日正处放春节假期间，存在无法及时签订合同的现实障碍。本院认为，审查原告是否存在逾期未与被告重新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形，应当从春节假期结束后被告正式上班的次日起计算。被告于2019年2月20日才休假结束回原告处上班，原告当天即已安排第三人欧辉公司与被告签订《劳动合同》，签订《劳动合同》后，被告的工资待遇、岗位、工作地点均未发生变化，工资也还是由沈敦辉通过个人账户发放，且另查明，原告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沈敦辉，也是第三人欧辉公司的股东，原告与被告属于关联公司。综合以上情况，本院认为，第三人欧辉公司与被告签订《劳动合同》，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五条第二款第（一）项“劳动者仍在原工作场所、工作岗位工作，劳动合同主体由原用人单位变更为新用人单位”的情形，属于非因被告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的情况，工作年限应当合并到新单位一并计算。原告在法定期限满后被告正式回单位上班当天已安排新公司与被告签订《劳动合同》，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规定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的情形。至此，原告无需向被告支付2019年2月1日至2019年2月19日期间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关于原告是否需要向被告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五条第一款规定“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原用人单位未支付经济补偿，劳动者依照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与新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或者新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提出解除、终止劳动合同，在计算支付经济补偿或赔偿金的工作年限时，劳动者请求把在原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为新用人单位工作年限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原告安排第三人欧辉公司与被告签订《劳动合同》，属于上述法律规定的非本人原因安排至新用人单位工作的情形，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应当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的情形，无需向被告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至于原告是否需要向被告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的问题。原告主张春节期间已一并统筹让被告休带薪年休假。但其在仲裁阶段已确认春节放假期间只是发放过节费及奖金，并未发放工资。被告对原告主张有发放过节费及奖金的说法不予确认，且查明，双方虽签订劳动合同并约定工资构成，但实际双方并未按合同约定计付工资，而是另行协商约定被告的工资为每月12000元，平时发10000元，剩余在年底补足。从原告发放的工资记录看，被告平时收取的工资均未超过10000元，结合双方关于年底补发平时未发的工资的陈述，原告主张年底发放的30000元中含有5000元奖金、10000元受伤营养费、过节费及其他费用显然与双方约定的工资发放不相符。反而，被告主张该30000元仅为2019年1月工资及补发2018年剩余未发的工资更符合双方关于年底补发未发部分工资的约定。而且，从2019年1月份发放4717元及2月份发放2917元来看，春节放假期间，被告的工资明显低于其他月份工资，低于双方关于平时发放10000元工资的约定，印证被告所述的上班才有工资的说法。原告提交工资台账主张休假期间有发放基本工资，但该台账未经被告签名确认，由原告单方制作，本院依法不予采信。综上，原告在春节假期放假的时间虽超过法定春节放假时间，但并未向被告支付工资，原告主张被告享受了带薪年休假与事实不符，在被告未享受带薪年休假的情况，原告应当向被告支付未休带薪年休假的工资。被告于2011年2月18日入职，截至2019年2月19日，工龄9年，根据《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三条，《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十二条规定，被告2018年度享有带薪年休假5天，2019年度计至2019年2月19日，带薪年休假经折算为0.6天，不足一天不享受年休假。根据《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十条、第十二条规定，原告应按照被告的日工资收入的300%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扣除平时已发放的工资，仍需按被告的日工资收入的200%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被告离职前十二个月工资合计138944元，其中包含1月份发的30000元，原告主张该30000元含有被告的受伤营养费、奖金及其他费用，但被告不予确认，原告未进一步举证，本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该30000元应当纳入离职前十二个月平均工资的基数进行计算。另，被告主张原告扣了3000元工资未发，统计离职前十二个月工资收入时应当纳入统计。据查明，扣减工资3000元，是因被告原因产生产品质量问题，而原、被告在约定工资时，明确约定被告如请假、出现产品质量问题的情况，原告可以扣减工资。本院认为，原、被告关于工资的支付约定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且被告扣减工资后，当月工资也未低于广州市最低工资标准，原告在约定发放工资的基础上扣除3000元并无不妥，该款项不应纳入统计十二个月平均工资的基数。综上，被告在离职前十二个月平均工资为11578.67元（138944元÷12个月），原告应当向被告支付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报酬5323.5元（11578.67元÷21.75天×5天×200%）。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第四十六条、第八十二条，《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十条、第十二条，《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广州沈洋家具有限公司与被告李立军于2011年2月18日至2019年2月19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原告广州沈洋家具有限公司向被告李立军支付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2月19日期间的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5323.5元。三、驳回原告广州沈洋家具有限公司其他的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广州沈洋家具有限公司负担5元（已缴纳）、被告李立军负担5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迳付）。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常康华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李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