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5民初73542号原告（被告）：夏超，男，1984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巢湖市庐江县。委托代理人：郭东亚，威县长江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被告（原告）：北京外企市场营销顾问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南大街****。法定代表人：周士程，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兴国，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三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住所，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东园****楼******div>负责人：金东勋，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嫣然，女，1991年2月3日出生，汉族，三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职员。原告（被告）夏超（以下简称姓名）与被告（原告）北京外企市场营销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称外企公司）、被告三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以下简称三星北京分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夏超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郭东亚、外企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兴国、三星北京分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嫣然到庭了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夏超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夏超与外企公司在2008年6月1日至2018年8月26日存在劳动关系；2、要求外企公司支付2012年3月10日至2012年12月31日未达到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差额4140元[(1260元-800元)×9个月]；3、要求外企公司支付2013年1月1日至2014年3月31日未达到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差额9600[(1400元-800元)×16个月]；4、要求外企公司支付2014年4月1日至2015年3月31日未达到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差额6720元[(1560元-1000元)×12个月]；5、要求外企公司支付2015年4月1日至2016年8月31日未达到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差额12240元[（1720元-1000元）×17个月]；6、要求外企公司支付2016年9月1日至2017年8月31日未达到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差10680元[(1890元-1000元)×12个月]；7、要求外企公司支付2017年9月1日至2018年7月25日未达到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差额11000元[（2000元-1000元）×11个月]；8、要求外企公司支付2008年6月1日至2018年7月25日延时加班费88448元[2000元÷21.75÷8×2小时/天×2565天×1.5倍]；9、要求外企公司支付2008年6月1日至2018年7月25日休息日加班费122299元[(2000元÷21.75÷8)×10小时/天×532天×2倍]；10、要求外企公司支付2008年6月1日至2018年7月25日法定家节假日加班费15172元[（2000元÷21.75÷8）×10小时/天×44天×3倍]；11、要求外企公司支付2008年6月1日至2018年7月25日未休年休假工资10345元[(2000元÷21.75÷8)×10小时/天×5天×9×2倍]；12、要求外企公司支付2017年7月19日至2018年8月26日病假工资3000元；13、要求外企公司支付违法解除赔偿金110000元(5000×11个月×2倍)。事实和理由：我方2008年5月1日入职具有劳务派遣资质的用人单位外企公司。随即将我方安排至用工单位三星北京分公司，双方签订有劳动合同，工资标准：基本工资加绩效提成，离职前十二个月的税前工资5000元，扣除五险一金后实得工资4184.7元（按着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计算所得），每月的21日以银行转账形式发放上一自然月工资。工作时间：每天工作10小时（早8:00上班晚19:00下班，中间1小时用餐休息时间），每周工作6天，法定节假日不休息照常工作。工作期间，我方基本工资低于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安排加班不依法支付加班工资，未休年假不发放带薪年假工资。由于我方被安排工作强度大、工作时间长，我方感觉到身体、精神异常，于2018年7月19日请事假回老家休息调整，2018年7月25日在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诊断为抑郁症，我方便于2018年2月26日邮寄病假条至公司请病假一个月，到发薪日公司没有为我发放病假工资，我于2018年8月26日带着新的病假条到单位交涉，公司口头告知我：公司在2018年8月26日正式将我辞退。对此，我方2018年12月份将公司诉至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仲裁委员会，仲裁委违背客观事实没有支持我的各项仲裁事项。综上所述，我方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依法诉至贵院，望法院我方各项诉讼请求。外企公司辩称：认可2008年6月1日至2018年8月13日期间与夏超存在劳动关系，2008年与三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存在劳务派遣关系，2013年开始按照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的要求，我们与三星公司变成服务外包关系，包括三星中国和三星的分公司，不再存在劳务派遣关系。夏超与我公司建立直接的劳动关系，与其他公司也不在存在法律关系，夏超的劳动合同签订、社会保险缴纳、工资发放、劳动过程管理、劳动关系解除均是针对我方，与其他公司没有关系，所以本案若判决需要承担责任，我方认为是我方承担，与三星无关。2-7项诉讼请求不同意支付，无论是工资总额还是扣社保、税之后的实发工资都远高于北京市平均工资，所以不存在夏超所说的情况，他实际上是把工资拆分了，把工资中的基本工资部分拿来和北京市平均工资比较，而不是实发工资，这是不公平的。诉讼请求8-10项，不同意支付，按照劳动合同司法解释规定夏超没有举证证明加班情况，我方也不认可他存在加班事实，员工约定的是不定时工作制，我公司也有不定时工作制的审批，按照全国和北京市的工资支付规定，不定时工作制的员工就没有标准工时下的加班概念，所以夏超也无权主张。11项诉讼请求，2017年12月31日以前的已经超过仲裁时效，此后的年假夏超已经休完。12项诉讼请求，不认可原告主张的病假，不同意支付，公司没收到过病假申请也没见过病假条。13项诉讼请求，由于夏超存在旷工，我方是合法解除，不同意支付该项诉讼请求。三星北京分公司辩称：同意外企公司的主张，三星和外企从2013年是服务外包关系，我们与导购员没有任何法律关系，我们的外包服务是将所有店面外包活动都包给了外企，而不只是导购员。外企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无需支付夏超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7月19日未休年假工资4965.52元。事实和理由：我方认为劳动仲裁存在一年的仲裁时效，2017年12月以前的已经超过时效，员工的平均工资标准4200元，仲裁计算按4500元计算的，我方证据7中的工资明细是13个月的，仲裁时将13个月的工资加起来除以12，所以算出的是4500元，这是不对的，所以从2018年7月往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应该是4201元。夏超辩称：不同意外企的诉讼请求，根据仲裁调解法的27条，是从发现受害之日起计算诉讼时效，也就是2018年8月26日被解除劳动关系之日起计算，仲裁仅支持了2016年的，我认为是错的，因为夏超是从2008年入职，外企没有证据证明之前已经支付，所以应该从2008年至2018年支付全部的未休年假工资。三星北京分公司辩称：同意外企公司的诉讼请求及事实理由。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外企公司原名称为北京方胜理信劳务服务有限公司，于2013年8月5日变更为现名称。夏超于2008年6月1日与外企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并被派遣至三星公司北京分公司。2013年10月21日外企公司将销售部分外包给三星北京分公司，外企公司与三星北京分公司之间形成外包服务合同关系。夏超最后工作至2018年7月18日，离职前12个月平均工资4200.95元。夏超主张其工资构成为基本工资800元（2014年起调整为1000元）+绩效提成（不固定）。为此夏超提交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书》，外企公司认可上述劳动合同书的真实性，但主张夏超的实发工资并不低于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不存在工资差额。经询，夏超认可其所主张工资存在差额的期间内，其实际所得工资已经超过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但其主张实发工资里包括绩效、奖金，工资差额应当以基本工资来对比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夏超主张其在职期间存在延时加班、休息日加班、法定节假日加班的事实，针对该主张夏超未能举证。外企公司对此不予认可，并主张双方合同约定的系不定时工作制，不存在加班。夏超主张其每年应休年假5天，在职期间均未休。为此，夏超提交社会保险权益记录打印件，欲证明其入职年限。外企公司认可上述证据真实性。外企公司主张2017年之前关于年休假的请求已经超过仲裁时效，2017年之后的年休假夏超已休完，对此外企公司未举证。夏超主张其2018年7月19日向公司口头请病假至2018年8月26日，公司未支付病假工资。为此，夏超提交诊断证明，诊断证明出具时间为分别为2018年8月26日（其上载明建议休息一个月）、2018年11月14日。外企公司无法确认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夏超口头请病假的事实，并主张诊断证明最早的时间为2018年8月26日，所证明的也是2018年8月26日之后的情况，不影响2018年8月26日之前夏超没有履行请假手续的事实。外企公司主张其已经于2018年8月13日以夏超2018年7月19日至2018年8月13日期间无故旷工解除了双方的劳动关系。为此，外企公司提交如下证据，夏超发表了质证意见：1、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书》及《员工手册》。其中《劳动合同书》中载明：第七条：（三）乙方应当严格遵守的甲方劳动纪律包括但不限于下列条款：1.严格遵守甲方的考勤制度。未经请假擅自离开岗位的，按违纪处理；……（四）乙方违纪的处理：2.乙方在甲方工作期间犯有以下错误或存在以下情形的，构成严重违纪，甲方可立即与乙方解除劳动合同并不支付任何补偿。由于乙方行为给甲方造成经济损失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赔偿：……（2）违反劳动纪律收到一次书面警告后，再犯受书面警告错误的；……（8）乙方在甲方维系劳动关系期间累计脱岗2次（含2次）以上的。第十四条：（六）乙方保证，乙方变更个人信息时应在1个工作日之内通知甲方，并提供相关证明资料，包括但不限于有限的户籍地址、通讯方式、邮寄地址、银行信息。如乙方未及时进行个人信息变更，甲方默认甲方留存的乙方最后一次变更内容为有效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有限的户籍地址、通讯方式、邮寄地址、银行信息等，因未能及时通知变更导致以下情况发生，相应责任由乙方自行承担：2.快递未能签收……。其中《员工手册》载明：休假制度：导购员各类休假按照法律规定执行。导购员休假应经上级领导的批准确认。未经批准确认擅自脱岗的，视为违纪。病假及医疗期：导购员申请病假的，须向公司提交医疗保险指定医院开具的休假证明、病历或诊断证明原件并按照公司规定的请假程序履行请假手续。《员工手册》落款处显示有夏超签订确认。夏超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但认为有些条款不符合情理。2、2018年8月1日的《返岗通知》及EMS邮单，2018年8月8日的《返岗通知》、《员工违纪警告信》及EMS邮单，2018年8月13日的《员工违纪警告信》、《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及EMS邮单，邮寄收件地址为《劳动合同书》中载明的夏超的通讯地址，邮件主要内容为因夏超脱岗催促其履行请假手续及因脱岗2次以上解除与夏超之间的劳动合同等内容。夏超不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称邮寄地址是其在北京的地址，但是那段时间因为回安徽老家，所以没有收到。夏超主张其2008年6月1日至2018年8月26日期间与外企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并主张就其各项诉讼请求仅要求外企公司承担责任，不要求三星北京分公司承担责任。外企公司与三星北京分公司均认可2008年6月1日至2018年8月13日期间夏超与外企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夏超曾以外企公司、三星北京分公司为被申请人向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朝阳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1、确认夏超与外企公司在2008年6月1日至2018年8月26日存在劳动关系；2、要求支付2012年3月10日至2012年12月31日未达到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差额4140元；3、要求支付2013年1月1日至2014年3月31日未达到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差额9600元；4、要求外企公司支付2014年4月1日至2015年3月31日未达到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差额6720元；5、要求外企公司支付2015年4月1日至2016年8月31日未达到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差额12240元；6、要求外企公司支付2016年9月1日至2017年8月31日未达到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差10680元；7、要求外企公司支付2017年9月1日至2018年7月25日未达到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差额11000元；8、要求外企公司支付2008年5月1日至2018年7月25日延时加班费88448元；9、要求外企公司支付2008年5月1日至2018年7月25日休息日加班费122299元；10、要求外企公司支付2008年5月1日至2018年7月25日法定家节假日加班费15172元；11、要求外企公司支付2008年5月1日至2018年7月25日未休年休假工资10345元；12、要求外企公司支付2017年7月1日至2018年8月26日病假工资3000元；13、要求外企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关系补偿金110000元。2019年6月24日，朝阳仲裁委作出京朝劳人仲字[2019]第06481号裁决书，裁决：一、确认夏超与外企公司二〇〇八年六月一日至二〇一八年八月十三日存在劳动关系；二、外企公司支付夏超二〇一六年一月一日至二〇一八年七月十九日未休年休假工资四千九百六十五元五角二分；三、驳回夏超的其他仲裁请求。夏超、外企公司均不服该仲裁裁决，诉至本院。以上事实有《劳动合同书》、银行流水、《员工手册》、《返岗通知》、《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EMS快递单据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等在案佐证。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双方均认可离职前十二个月平均工资为4200.95元，本院不持异议。关于工资差额，夏超认可其主张的2012年3月10日至2018年7月25日期间每月实发金额均已超过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故夏超要求外企公司支付未达到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工资差额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加班费，夏超未能提交其存在延时加班、休息日加班、法定节假日加班事实的证据，且外企公司亦不认可夏超存在加班的情况，故本院对夏超要求外企公司支付延时加班费、休息日加班费、法定节假日加班费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未休年假工资，夏超要求2016年1月1日之前未休年假工资的请求已过诉讼时效，本院不予支持。外企公司未就2016年1月1日之后夏超年休假已休完进行举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故本院对夏超关于其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7月19日期间未休年休假的主张予以采信，外企公司应当向夏超支付上述期间内未休年休假工资4635.53元（4200.95元÷21.75天×12天×200%），仲裁决金额有误，本院予以调整。关于劳动关系的解除，根据外企公司提交的《员工手册》，员工请病假需要履行请假审批手续，夏超虽主张其曾于2018年7月19日口头向公司请病假，但其未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明，且夏超庭审中提交的诊断证明开具时间亦在夏超所主张的病假期间之后，故本院对夏超关于其休病假的主张不予采信，对其要求外企公司支付2018年7月19日至2018年8月26日期间病假工资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外企公司主张2018年7月19日之后未到岗系无故旷工，如前所述，夏超亦未对此作出合理解释，故本院对外企公司的主张予以采信。夏超虽主张其未收到《返岗通知》、《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但外企公司的邮寄地址与夏超在《劳动合同书》中所留存的地址一致，夏超未能举证证明其就变更地址情况向公司进行过说明，故其应当承担相应不利后果。外企公司于2018年8月13日根据《劳动合同书》及《员工手册》与夏超解除劳动关系并无不妥，故本院对夏超关于外企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主张不予采信，对其要求外企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劳动关系，双方劳动关系于2018年8月13日解除，故本院确认夏超与外企公司2008年6月1日至2018年8月13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被告）夏超与被告（原告）北京外企市场营销顾问有限公司二〇〇八年六月一日至二〇一八年八月十三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被告（原告）北京外企市场营销顾问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被告）夏超二〇一六年一月一日至二〇一八年七月十九日未休年休假工资四千六百三十五元五角三分；三、驳回原告（被告）夏超的诉讼请求；四、驳回被告（原告）北京外企市场营销顾问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被告）夏超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矫 辰审 判 员  窦京京审 判 员  胡东方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八日法官助理  赵晓琳书 记 员  于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