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6民终222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家堂，男，1964年3月24日出生，汉族，住南漳县。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德军，男，1972年9月27日出生，汉族，住南漳县。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勇，南漳县九集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湛华猛，南漳县九集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漳县九集镇良种场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南漳县九集镇良种场村**。法定代表人：朱涛，该村委会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聂晶，湖北水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唐登成，湖北水镜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家堂、刘德军因与被上诉人南漳县九集镇良种场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良种场村委会）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南漳县人民法院（2019）鄂0624民初26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家堂及其与上诉人刘德军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勇、湛华猛，被上诉人良种场村委会的法定代表人朱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聂晶、唐登成到庭接受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家堂、刘德军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被上诉人履行合同，向上诉人交付雷家凼子、甘沟凼子、铁塔东西两口堰共四处水面和堰塘；2.上诉人放弃要求被上诉人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2015年前，被上诉人良种场欠上诉人8万元借款，用于收购麦种，被上诉人未偿还上诉人8万元借款。2005年3月23日，被上诉人以招标的方式将泵站作价6万元卖给上诉人并同时交付。因被上诉人欠上诉人8万元现金，双方同意该6万元购泵站款直接从8万元中抵扣。双方这一行为的性质是债的抵销，既不违法也不损害他人利益，是标准的民事法律行为。一审认定双方未抵销债务，与事实不符，显然是错误的。上诉人接手泵站后，一直为全村大部分村民提水灌溉服务，被上诉人作为基层组织一直协助上诉人解决灌溉过程中矛盾纠纷，并协助上诉人向农户收水费。在长达15年的时间里，被上诉人没有主张泵站买卖合同有瑕疵或者上诉人没有履行支付6万元购泵站款，也没有对双方实际履行合同提出过异议，被上诉人一系列行为足以说明其认可上诉人已用对被上诉人享有的8万元债权抵付了购泵站价款。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未履行支付6万元购泵站款的合同义务，与事实不符。二、一审适用法律错误。当事人的抵销行为符合当时生效的《民法通则》第55条、第85条和《合同法》第99条规定，一审适用《合同法》第66条对本案定性，显然是错误的。良种场村委会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张家堂、刘德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良种场村委会履行合同，向张家堂、刘德军交付雷家凼子、甘沟凼子、铁塔东西两口堰共四处水面和堰塘；2.判令良种场村委会赔偿张家堂、刘德军损失339900元；3.本案诉讼费由良种场村委会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南漳县良种场于1987年由原南漳县园艺场（1958年成立）和原南漳县良种场（1974年成立）合并而成。该场下辖九个生产队和一个园艺队，系南漳县农业局下属事业单位。2005年3月23日，南漳县良种场决定并报南漳县农业局审批，将良种场三队提水泵站的提水灌溉经营权作价2万元卖断给张家堂（时任良种场三队队长），将甘沟提水泵站的提水灌溉经营权作价6万元卖断给刘德军，并签订合同。为便于蓄水、灌溉与管理，良种场于2005年7月9日又与张家堂、刘德军签订合同，约定将良种场群新堰、雷家凼和东、西铁塔堰以及甘沟凼子配套泵站承包给张家堂、刘德军管理使用30年，上述堰塘及凼子的交付时间为2008年年底，张家堂、刘德军负责管理维修堰塘及凼子，双方未约定承包费。2008年底，张家堂、刘德军要求良种场交付上述堰塘及凼子时，群新堰原承包人田大国同意从张家堂处转包该堰塘并支付承包费，其他几口堰塘和凼子均因被案外人何立文等占用而未能交付。张家堂、刘德军自2008年至今每年向石门水库交钱抽水，先从诉争凼子抽水到堰塘蓄水，再从堰塘放水给农户用于灌溉，并向用水农户收取水费。后因高铁建设征用部分诉争堰塘，张家堂、刘德军与堰塘占用人为征地补偿款分配发生争议，刘德军于2017年1月10日诉至一审法院，要求良种场村委会履行堰塘承包合同，后刘德军申请撤诉，一审法院裁定予以准许。2017年5月5日，良种场村委会诉至一审法院，分别要求堰塘占用人胡启云、李俊梅与何立文、马际锋腾退占用的堰塘和泵站。一审法院分别判决上述四被告返还甘沟凼子与雷家凼子、铁塔西堰、雷家凼子泵站。胡启云、李俊梅与何立文、马际锋不服，均上诉至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15日均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经良种场村委会申请一审法院执行，上述堰塘及泵站尚未由何立文等人返还，张家堂、刘德军遂以良种场村委会违约并造成其损失为由诉至一审法院。另查明，南漳县良种场于2008年开始改革，改革后原南漳县良种场场部建立社区，“以场带村”部分剥离独立，建立良种场村村民委员会，改革后的村及社区整体移交给九集镇人民政府管理。诉争堰塘及凼子位于“以场带村”部分。2011年，良种场村委会成立，张家堂任村委会主任。2018年，张家堂不再担任良种场村委会主任。诉争堰塘除铁塔东堰现由良种场村委会管理外，其他堰塘及凼子一直由上述案外人占用养鱼至今。一审法院认为，张家堂、刘德军称良种场同意其所欠张家堂、刘德军的借款8万余元与卖断甘沟凼子泵站经营权的价款6万元相抵，为此提供了三页财务明细表（复印件）作为证据，良种场村委会对该证据提出异议认为，该证据系复印件不能确认其真实性，且其内容不能证明良种场欠张家堂、刘德军债务抵付泵站卖断款，良种场亦未出具收款凭证。一审法院依职权对原良种场场长邱作民、原良种场副场长王应文、原良种场会计何恭瑾进行调查，证实张家堂、刘德军与良种场签订泵站经营权卖断合同后，良种场未向张家堂、刘德军收取泵站买断款，但也未与张家堂、刘德军就泵站买断款与良种场欠张家堂、刘德军债务相抵进行结算。综合考虑以上证据及良种场村委会抗辩理由，应当认为张家堂、刘德军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良种场同意以其所欠张家堂、刘德军债务与甘沟泵站卖断价款6万元相抵。而良种场与张家堂、刘德军约定将诉争堰塘交给张家堂、刘德军管理使用，是为了配套张家堂、刘德军所买断泵站的经营管理，即堰塘承包合同系为实现卖断泵站经营权合同而成立，两者系不可分割的整体。张家堂、刘德军在履行卖断泵站经营权合同的前提下，才有权要求良种场村委会履行堰塘承包合同交付堰塘。现刘德军未履行甘沟泵站卖断合同约定的义务支付泵站卖断款，故其要求良种场村委会履行堰塘承包合同交付堰塘于法无据，应当不予支持。南漳县良种场所欠张家堂、刘德军的债务，张家堂、刘德军有权另行主张。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判决：驳回张家堂、刘德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399元，由张家堂、刘德军负担。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良种场与张家堂、刘德军签订的卖断泵站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同时为了上述泵站及蓄水的配套管理和方便农田灌溉用水，良种场又与两上诉人张家堂、刘德军签订堰塘及凼子承包合同，约定将场群新堰、雷家凼和东、西两口铁塔堰及甘沟凼子承包给两上诉人管理使用三十年。当事人双方在堰塘、凼子承包合同项下并未就诉争堰塘、凼子的承包管理约定承包费用，可以看出良种场将诉争堰塘、凼子无偿承包给张家堂、刘德军二人并非出于单独承包经营目的，案涉堰塘、凼子承包合同系为实现卖断泵站合同而成立，两者系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要判断上诉人是否有权要求被上诉人履行交付水面、堰塘的义务，应当以两上诉人在履行完成卖断泵站经营权合同项下的相关义务为前提。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良种场村委会已将泵站交付至张家堂、刘德军二人使用经营多年，而上诉人并未履行泵站卖断合同约定的泵站卖断款支付义务，一审法院据此判决驳回张家堂、刘德军要求良种场村委会履行案涉水面、堰塘交付义务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上诉人张家堂、刘德军上诉称，因被上诉人良种场欠上诉人8万元借款，双方同意泵站卖断款6万元直接从8万元债务中予以抵扣，上诉人已通过债的抵销完成了卖断款的支付，但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良种场同意上诉人以原有债务抵付泵站卖断款，故对上诉人张家堂、刘德军的该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张家堂、刘德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80元，由上诉人张家堂、刘德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茂强审判员  王剑波审判员  余以祥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周宇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