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黔行终778号上诉人（一审第三人）田景发，男，汉族。系已故田应贵之子。上诉人（一审第三人）田景能，男，汉族。系已故田应贵之子。共同委托代理人刘水英，贵州七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杨光祥，男，侗族。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郑德顺，男，汉族，。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欧波，男，侗族。一审被告榕江县人民政府，住所地贵州省榕江县古州镇古州北路**。法定代表人侯美彪，县长。一审第三人榕江县乐里镇高**村四组。负责人胡顺勇，组长。上诉人田景发、田景能因与被上诉人杨光祥、郑德顺、欧波、一审被告榕江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榕江县政府）、一审第三人榕江县乐里镇高**村四组（以下简称高**村四组）林业行政登记一案，不服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黔26行初370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经审理查明：1987年7月19日欧波及陆承烈、陆承荣与高**村四组签订《承包荒山造林合同》、与榕江县乐里林业站签订《榕江县商品用材林基地造林合同》，约定在“归落屏脊”、“岭老”两地造林。合同签订后，欧波及陆承烈、陆承荣三人即组织民工实施造林，经验收合格，造林总面积843.4亩。榕江县政府2009年12月18日向田应贵颁发的榕府林证字（2009）第××号《林权证》中登记的小地名为“岭老沟以边老屋基”的林地范围与欧波及陆承烈、陆承荣等人造林合同中的“岭老”林地范围存在重叠。2019年9月欧波、杨光祥、郑德顺与田景发、田景能因林木所有权及使用权发生纠纷，于2019年11月5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榕江县政府于2009年12月18日向田应贵颁发的榕府林证字（2009）第××号《林权证》中小地名为“岭老沟以边老屋基”林地的森林或林木所有权及使用权两项权属登记。另查明：2013年5月20日郑德顺与陆仕祥、陆仕高、陆斌、陆承荣签订“岭老”《林木转让书》；2014年9月28日杨光祥与陆斌、陆仕伟、陆壮飞签订“岭老”《林木购买合同》；2019年5月16日郑德顺与欧波、欧新丰签订“岭老”《林木转让合同》。还查明：田应贵已于2015年6月19日病故。一审法院认为，榕江县政府对本辖区内的林地、林木登记造册，发放证书，确认所有权和使用权是其法定职责，并应严格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程序进行。在本案中，榕江县政府在颁发涉案林权证时，没有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颁证程序，对涉案林木的权属情况未进行认真调查，在未调查清楚涉案森林及林木权属的情况下，向田应贵颁发榕府林证字（2009）第××号《林权证》，将该林权证中登记的小地名为“岭老沟以边老屋基”的森林或林木所有权及使用权登记为田应贵的行政行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撤销榕江县政府于2009年12月18日向田应贵颁发的榕府林证字（2009）第××号《林权证》中小地名为“岭老沟以边老屋基”林地的森林及林木所有权及使用权权利人两项权属的登记。案件受理费50元，由榕江县政府负担。一审宣判后，田景发、田景能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人田景发、田景能上诉称：1.一审法院证据认定错误，导致认定事实错误。首先，一审法院认定林木购买合同、林权转让书、林权转让合同的真实性各方无异议并予以采信是错误的。其次，一审法院未采信林某、陆承荣的证言，属于认定证据错误。2.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的起诉没有超过起诉期限，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首先，被上诉人早于2016年底即要求将“岭老”林木分成变更为五五分成，其于2019年提起诉讼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其次，陆承荣、陆承烈继承人与郑德顺、杨光祥于2013年、2014年签订林木转让合同时均注明需交付林权证，但实际并未将林权证交付，此时郑德顺、杨光祥就应当知道争议林木并不属于陆承荣、陆承烈所有。再次，被上诉人作为高**村村民，2008年全程参与了林改过程，且颁证前也进行了张榜公示，被上诉人应当知道颁证事宜。故请求：1.撤销一审行政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欧波、杨光祥、郑德顺答辩称：1.一审认定事实清楚，案涉林木所有权和使用权系被上诉人所有，榕江县政府的发证行为侵害被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欧波、陆承荣、陆承烈于1987年7月19日分别与榕江县乐里林业站、高**村四组签订《榕江县商品用材林基地造林合同》和《承包荒山造林合同》，并按照合同约定完成造林和管护，且案涉林木从未被大火烧毁灭失，故上诉人认为案涉林木为天然林而非人工造林，且被上诉人的林木被毁与客观事实不符。案涉林木砍伐申请书签字和盖章的一审证人林某，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其证言不应当采信。杨光祥、郑德顺通过转让取得案涉林木所有权和使用权，系本案适格主体。2.被上诉人在2019年9月发现案涉林木被砍伐部分后，在林业部门调解时才知道发证事实，三被上诉人均不是案涉林地行政村村民，发证过程并不清楚，且一审被告举证可以说明，进行林权登记时并未三榜公示，故本案未超过起诉期限。综上，上诉人的上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一审被告榕江县政府陈述称：1.榕江县政府具有涉案林地行政登记职权和管辖权，且严格按照高**村林改方案的规定内进行案涉林地登记和颁证，颁证实体和程序合法，不存在依法可以撤销的情形。2.一审认为榕江县政府在颁发涉案林权证时，没有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颁证程序，对涉案林木的权属情况未进行认真调查，在未调查清楚涉案森林及林木权属的情况下，向田应贵颁发林权证的行政行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该认定是错误的。因当年参加签订合同、施工设计、督促指导、检查验收的人员有的已死亡，有的已退休，有的已调离，现在的工作人员均是后来才到任，不了解情况。且林改也是按照相应程序进行，实体合法。榕江县政府的颁证行为符合法定条件，不存在依法可以撤销的情形。故一审判决撤销颁证行为明显错误，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明本案事实的基础上，依法判决。一审第三人高**村四组在二审法定期限内未提出书面陈述意见。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但一审认定的2013年5月20日郑德顺与陆仕祥、陆仕高、陆斌、陆承荣签订“岭老”《林木转让书》；2014年9月28日杨光祥与陆斌、陆仕伟、陆壮飞签订“岭老”《林木购买合同》事实不当，应认定为2013年5月20日郑德顺与陆仕祥、陆仕高、陆斌、陆承荣签订“岭老”《林权转让书》；2014年9月28日杨光祥与陆斌、陆仕伟、陆仕飞签订“岭老”《林木购买合同》。本院另查明，《承包荒山造林合同》中约定的“承包年限”为“1987年起到2027年止”。《榕江县商品用材林基地造林合同》中载明的“造林年限”为“1987年元月起至2027年12月止”。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第五条第二款“单位和个人所有的林木，由所有者向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提出登记申请，由该县级人民政府登记造册，核发证书，确认林木所有权”之规定，榕江县政府享有对其辖区内林木进行登记造册、发放证书、确认所有权和使用权的法定职责，并应在对权属来源、管护事实等实体事实调查核实清楚和遵循法定程序的基础上，严格依法行使相应法定职权。本案中，各方当事人对欧波、陆承烈、陆承荣三人于1987年以《承包荒山造林合同》和《榕江县商品用材林基地造林合同》方式承包案涉林地并种植林木的事实均予以认可。上诉人主张前述种植林木已于1993、1995年烧毁，但案涉林地仍处于《承包荒山造林合同》约定的“承包年限”和《榕江县商品用材林基地造林合同》的“造林年限”内，故案涉林木权属存在争议或存在争议的可能。榕江县政府实施案涉林木行政登记行政行为时，未就相应权属来源及权利归属等问题依法调查核实清楚，即向田应贵颁发《林权证》（榕府林证字（2009）第××号），将小地名为“岭老沟以边老屋基”林地中的案涉林木权利人登记为田应贵，属于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的规定，一审判决撤销该项行政登记，并无不当。关于上诉人提出被上诉人参与集体林权改革全程，知晓案涉林木行政登记，三人提起的本案诉讼超过行政诉讼法定起诉期限的主张。经查，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认可欧波于2001年即迁户并实际搬迁至县城居住；郑德顺系2013年5月20日和2019年5月16日通过转让方式取得案涉林木权属；杨光祥系2014年9月28日通过转让方式取得案涉林木权属。且上诉人除陈述外，并未提交充分合法有效的证据佐证该项主张，故不足以推定三被上诉人自颁证时即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案涉林木行政登记，上诉人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采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的规定，作为非案涉林木行政登记的行政相对人，三被上诉人就案涉行政登记行为的起诉期限应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本案中，三被上诉人于2019年9月知晓案涉行政登记内容，并于同年10月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田景发、田景能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朱仕芬审判员  邱兴琼审判员  柏龙金二〇二〇年九月四日法官助理谭华良书记员马如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