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3民终246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灵忠，男，汉族，1966年8月20日出生，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家伟，系广东诚公（汕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碧康，男，汉族，1979年3月11日出生，住址：广东省博罗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梁伟平，系广东宏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毛雪梅，女，汉族，1981年9月10日出生，住址：广东省博罗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子凡，系广东旭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灵忠因与被上诉人黄碧康、毛雪梅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人民法院（2019）粤1322民初27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灵忠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家伟、被上诉人黄碧康委托诉讼代理人梁伟平、被上诉人毛雪梅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子凡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灵忠上诉请求：1、撤销（2019）粤1322民初2799号民事判决；2、改判两被上诉人连带向上诉人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1080950元及利息（按年利率6%计算从2018年1月1日至还清之日止）。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在本案基础法律关系上诉人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应适用民间借贷的案由进行审理。虽然双方在在庭审中陈述本案的债权债务系因上诉人委托被上诉人一黄碧康办理相关租赁、征地事宜而产，但是双方在2015年3月13日和2016年11月3日两次进行结算并由黄碧康签署了借条，应视为双方对原有债权债务的清算后重新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依照前述第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本案争议的债权债务系在双方清算后达成的关于民间借贷合意的债权债务协议，故应当适用民间借贷的案由，以民间借贷关系作为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二、一审法院错误的认定了被上诉人黄碧康已经还款一百万元的事实。本案诉争的债权债务发生在2014年8月25日至2014年11月6日期间，双方的结算时间有两次，分别是2015年3月13日和2016年11月3日。被上诉人黄碧康一审提交的案外人房某于2014年9月23日转账100万元给案外人深圳市中洲城投资有限公司的转账记录与本案不存在任何的关联性。而一审法院在认定事实时，没有任何合理理由的将该笔100万元的转账认定为黄碧康的还款，并将举证责任转移至上诉人，这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也不符合法律的规定。首先，上诉人已经举证证明本案借款事实的存在，被上诉人如要反驳上诉人的主张，应当提供相反的证据证明。但是本案中，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是一张双方当事人均与本案无关的案外人之间的转账记录，这并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此时被上诉人的举证责任并未完成，也未达到足以反驳上诉人的程度，举证责任不能转移至上诉人，一审法院无理的加重了上诉人的举证责任。其次，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案外人房某的转账行为是代替被上诉人黄碧康偿还借款，上诉人也从来没有同意黄碧康通过案外人偿还借款。上诉人与案外人深圳市中洲城投资有限公司均是独立的个体，上诉人从未授权案外人深圳市中洲城投资有限公司代为收款。该笔100万元的转账明显是两案外人房某与深圳市中洲城投资有限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一审法院却将两者混为一谈这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再次，将该笔100万元的转账认定为代替黄碧康偿还借款在逻辑上也站不住脚。如前所述，该笔100万元的转账发生在本案诉争债务债务发生期间，但是双方的两次结算却发生在之后的2015年和2016年。根据我们的生活常识和普通人的正常逻辑，黄碧康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如果已经偿还该笔100万元，其不可能在之后的两次对账中没有任何反对的就在借条上签字确认。因此，一审法院对此事实的认定根本不符合常理，存在严重的逻辑错误。三、两被上诉人应当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首先，本案的债务发生在两被上诉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被上诉人毛雪梅并没有证据证明其对本案债务不知情，理当对本案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的责任。其次，两被上诉人存在以离婚的形式转移财产的行为，并借此达到逃避债务的目的。两被上诉人在2015年3月30日协议离婚，此时距离本案债务第一次对账的时间不过十几天，两被上诉人协议离婚后，黄碧康将双方共有的大量土地及房产悉数转移至毛雪梅名下，存在恶意转移财产的行为，故应当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综上，一审法院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黄碧康辩称，一、本案涉及的债权债务是上诉人委托被上诉人黄碧康办理土地租赁、征收事项而产生，涉案款项并未结算。黄碧康当时是麻陂镇党委委员，工作职责之一是镇政府的招商引资，本案上诉人和另案（2019）粤1322民初2798号案原告惠州市中洲城房地产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下称惠州中洲公司）及其关联公司是由黄碧康引进和配合相关工作，其他一些项目确实成功落户，就是土地租赁和征收遇到较大困难，但并未完全放弃，工作仍在继续。涉案债权债务就是上诉人委托被上诉人黄碧康办理土地租赁、征收事项而产生，该事实在一审时双方均已确认，但上诉人委托被上诉人黄碧康办理土地租赁、征收事项并未按计划办结，涉及的款项亦未结算，上诉人也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土地租赁、征收款项已结算的证据，一审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并无不妥。也正因为上述工作关系，当时黄碧康和上诉人关系不错，上诉人说出具借条仅作公司做帐使用，黄碧康受托的事项并未完成，并没有太多的想法就在上诉人拟好的借条上签名，并未把汇入深圳市中洲城投资有限公司100万元的款项，没有结算这一事实一目了然。二、答辩人委托麻陂镇村干部房某向深圳中洲公司转帐100万元，事实上就是返还上诉人的款项。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显示，上诉人是深圳中洲公司的总经理，上诉人在一审时也确认其是该公司股东。上诉人在委托黄碧康办理委托事务过程中，以及投资洽谈时，上诉人是以个人名义，还是以深圳市中洲公司名义，亦或是以惠州中洲公司（同类同时起诉的另案（2019）粤1322民初2798号案原告惠州中洲公司诉两被上诉人案已生效）名义，因为联系人都是上诉人，委托办理的事项也是相同的，对黄碧康而言，都视为同一主体，这是一个通常认识。事实上，在办理土地租赁、征收过程中，有时是上诉人支付相关款项，有时是惠州中洲公司支付，深圳中洲公司、惠州中洲公司委托办理的事项也是相同的，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且上诉人又是深圳中洲公司的股东和总经理，黄碧康把深圳中洲公司、惠州中洲公司视为都是上诉人的公司就再正常不过了，更何况，如果上诉人没有向黄碧康提供深圳中洲公司的帐号等情况，黄碧康有什么理由无端端会委托他人转去100万元？这不违反常理吗？一审认定深圳中洲公司、惠州中洲公司是关联公司，不能排除上诉人是深圳中洲公司、惠州中洲公司实际控制人，有充分的事实依据。三、上诉人应就深圳中洲公司收取黄碧康100万元款项性质等承担举证明责任。基于上述理由，黄碧康已证明委托他人向深圳中洲公司汇款100万元作为返还上诉人的款项，作为深圳中洲公司的股东、总经理、实际控制人的上诉人，应当负有就收取100万元的性质、根据提供相应的证据的义务，其不提供足以反驳的证据，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毛雪梅辩称，一、一审被告一黄碧康所负债务明显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答辩人亦毫不知情。根据2018年1月18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第三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某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支出是指通常情况下必要的家庭日常消费，主要包括正常的衣食消费、日用品购买、子女抚养教育、老人赡养等各项费用。本案中，答辩人自2001年8月起至今在博罗县广播电视台工作，每月有固定的工资收入，答辩人对被告一的借款毫不知情。借款180万元数额巨大，明显超出了家庭日常生活所需支出，且借据上无答辩人签名，事后也未追认，原告亦未能举证证明该债务属于被告一和答辩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为共同生产生活所负债务，亦无法证明两人存在共同借款合意，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法院应当认定该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答辩人不具有承担偿还该债务的义务。二、黄碧康于2015年3月13日出具的《借条》明确确认涉及的180万债务是黄碧康“本人”借款，“本人”是个人的意思，明确不是夫妻共同债务，和答辩人无关。综上所述，一审认定黄碧康所涉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答辩人不承担偿还责任，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要求答辩人承担责任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刘灵忠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两被告共同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1080950元及利息（按年利率6%计算从2018年1月1日起，计算至还清之日止）；2、被告毛雪梅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原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黄碧康原系博罗县麻陂镇政府的工作人员，负责镇政府的招商引资工作。在2014年，原告为了经营，需要租赁土地。被告黄碧康称其对当地比较熟悉，可以为原告寻找土地，并可协助办理相关租赁、征地事宜。因此，被告黄碧康便以个人名义为原告办理相关租地事宜。为支付租赁、征地的费用，原告委托赖某在2014年8月25日、11月6日，分别将20万元和50万元转账到被告黄碧康指定的严某的账户；原告本人在2014年9月28日、10月10日，分别将30万元和80万元转账到被告黄碧康指定的严某的账户。合计180万元。2015年3月13日，被告黄碧康在原告打印好内容的《借条》上签名。《借条》内容是：“2014年8月25日至2014年11月6日期间，刘灵忠、赖某分别转入严某账户合计人民币1800000元（详见转账付款凭证），其中，719050元用于麻陂镇三科村租地，剩余款项人民币11080950元为我个人借款。此据。”2016年11月3日，被告黄碧康再次在原告打印好内容的《借条》上签名。《借条》内容是：“在2014年8月25日至2014年11月6日期间，本人黄碧康（身份证号码：）向刘灵忠多次借款，借款金额合计人民币壹佰捌拾万元整（1800000元），刘灵忠通过其本人的银行账户及赖某的银行账户将借款人民币壹佰捌拾万元整（1800000元）转到本人指定的银行账户（其中赖某的账户直接汇款至户名：严某，开户行：农村商业银行广东博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账户：621********），具体转账明细详见下面清单，本人确认已全部收到全部借款人民币壹佰捌拾万元整（1800000元）。截止至2016年10月23日止，本人已向刘灵忠归还借款人民币719050元，剩余借款人民币1080950元本人保证在2017年12月31日前全部还清。”但被告黄碧康在庭审时否认涉案款项为借款，且已通过村民房某在2014年9月23日将100万元转账到深圳市中洲城投资有限公司的账户，本案的债务已经结清。另查明，原告刘灵忠庭审中确认其系深圳市中洲城投资有限公司的股东。被告黄碧康与被告毛雪梅原系夫妻关系，双方于2015年3月30日离婚。被告毛雪梅对原告与被告黄碧康是否存在经济往来的事实从不知情。本案在审理过程中，根据原告的申请，本院依法作出（2019）粤1322民初2799号民事裁定书，对被告黄碧康、毛雪梅名下的产权证号为博府国用（xxxx）第xxxx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被告毛雪梅名下的产权证号为xxxx的房产进行查封。原审法院认为：本案原告刘灵忠虽然持有二份由被告黄碧康签名的《借条》，但根据《借条》的内容和当事人庭审中的陈述、抗辩意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关于“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的规定，双方并不是民间借贷关系，而是原告刘灵忠委托被告黄碧康办理相关租赁、征地事宜，办理委托事项的费用由原告承担。根据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三百九十八条的规定，双方应为委托合同关系。被告黄碧康对其在《借条》上签名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原告委托其在麻陂镇办理租赁、征地事宜的事实是确认的。从被告黄碧康在2016年11月3日签名的《借条》内容，以及原告起诉的事实，证明涉案款项实际是原告预付给被告黄碧康办理委托事项的费用，且双方在《借条》上作了结算。被告黄碧康在《借条》上确认欠原告的费用是1080950元，并承诺在2017年12月31日前偿还。现双方争议的是，被告黄碧康通过房某在2014年9月23日将100万元转账到深圳市中洲城投资有限公司的账户，是否为偿还涉案债务的问题。关于双方争议的问题。本院认为，涉案费用发生在2014年8月25日至2014年11月6日期间，被告黄碧康实际为原告在麻陂镇三科村成功办理了一宗租地事项，费用是719050元。原告不能证明与被告黄碧康具体结算时间，被告黄碧康通过房某在2014年9月23日将100万元转账到深圳市中洲城投资有限公司的账户，不能排除双方在2014年9月23日前对相关费用作了初步结算的可能。且原告刘灵忠系深圳市中洲城投资有限公司的股东，不能排除原告刘灵忠系深圳市中洲城投资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另根据被告黄碧康的答辩意见，深圳市中洲城投资有限公司与另案〔（2019）粤1322民初2798号〕原告惠州市中洲城房地产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是关联公司，且委托被告黄碧康办理的事项是相同的，不排除两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本案原告。原告刘灵忠与被告黄碧康存在多笔次的经济往来。原告刘灵忠否认被告黄碧康通过房某已偿还100万元的事实，但没有足于反驳的证据证明，包括被告黄碧康与深圳市中洲城投资有限公司存在其他经济往来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原告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此，对被告黄碧康主张其通过房某已偿还原告100万元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因此，本案扣除已偿还的100万元后，被告黄碧康实欠原告的债务应是80950元。关于原告主张的利息计算问题。被告黄碧康在2016年11月12日承诺其欠原告的费用，保证在2017年12月31日前还清，且双方未对逾期偿还约定计算利息，现原告请求按年利率6%标准，支付从2018年1月1日起计算至被告还清款项之日止的利息，符合有关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关于被告毛雪梅的连带责任问题。虽然原告刘灵忠与被告黄碧康之间的债务发生在两被告夫妻存续期间，但涉案债务不是两被告的共同借款，未用于夫妻的共同生活支出，被告毛雪梅也不知情。因此，原告请求被告毛雪梅对被告黄碧康的涉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驳回。原审法院判决：一、被告黄碧康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30日内向原告刘灵忠偿还80950元及支付利息（以8095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从2018年1月1日起计算至还清借款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刘灵忠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证据《永丰村“泓城水岸”项目借款对账单》，证明：房某尚欠款项深圳中洲城的关联公司，即使转账，也是偿还其自身的借款，与本案无关。被上诉人黄碧康没有提交新证据，质证意见为：三性不予认可，因为该证据与房某转账到深圳公司的转账，看不出有任何的关联性。补充一点，根据房某一审提交的声明，是在2014.9.23将100万元转到深圳公司，这些对账单是在2015年之后，所以与房某的转账没有关系。被上诉人毛雪梅没有提交新证据，质证意见为：因为借款是黄碧康借的，我方不知情。我方对借款不知情，我方认可黄碧康的质证意见及补充意见。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事实基本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委托合同纠纷，综合本案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上诉和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1、本案的案由应如何确定？2、案外人房某转账给深圳市中洲投资有限公司的100万元是否为还款？3、被上诉人毛雪梅是否应承担连带责任？关于案由问题。本案中上诉人在一审第一次庭审中已陈述案涉《借条》系因其转账给被上诉人黄碧康委托其办理相关租赁、征地事宜，但被上诉人黄碧康未完成委托事项而产生的，故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关于“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的规定，以委托合同纠纷为案由审理本案有理，予以支持。关于案外人房某转账给深圳市中洲投资有限公司的100万元是否为还款的问题。虽被上诉人黄碧康提出其委托案外人房某转账给深圳市中洲投资有限公司的100万元系偿还案涉债务，但并未有案外人房某的确认，亦未提交相关委托手续予以证明，因此仅凭案涉转账记录不足以证明案外人房某系受被上诉人黄碧康委托偿还案涉债务。同时，在2014年9月23日由案外人房某银行账户向深圳市中洲投资有限公司银行账户转账100万元前，上诉人刘灵忠仅向被上诉人黄碧康转账20万元，且有被上诉人黄碧康在借款人处签字捺印的两份《借条》均签订于该100万元转账前，最后一份《借条》明确载明“截止至2016年10月23日止，本人（即黄碧康）已向刘灵忠归还借款人民币719050元，剩余借款人民币1080950元本人保证在2017年12月31日前全部还清”，故现有证据不足证明该100万元系偿还案涉债务，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有误，予以纠正。若该100万元涉及另案的纠纷，当事人可组织证据另行主张。关于被上诉人毛雪梅是否应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虽案涉债务发生于两被上诉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但被上诉人毛雪梅并未在《借条》上签名，金额亦明显超出夫妻家庭日常生活所需，上诉人刘灵忠未能提交证据证明该款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因此对上诉人刘灵忠请求被上诉人毛雪梅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刘灵忠的上诉请求成立的部分，予以支持；不成立的部分，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人民法院（2019）粤1322民初279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人民法院（2019）粤1322民初279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黄碧康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30日内向刘灵忠偿还1080950元及支付利息（以108095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从2018年1月1日起计算至还清借款之日止）”。三、驳回刘灵忠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7683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上诉人黄碧康负担4000元及保全费5000元，上诉人刘灵忠负担368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4529元，由被上诉人黄碧康负担10000元，上诉人刘灵忠负担4529元。各方当事人负担的诉讼费用，相互扣减之后在执行过程中径行处理。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岳淑敏审 判 员 邓耀辉审 判 员 刘宇慧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一日法官助理 吴晓露书 记 员 黄苑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