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晋10民终127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芦五一，男，1950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新绛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闵瀚霖，北京市中治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武怡然，北京市中治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侯马市阳成宾馆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山西省侯马市花园南街**。法定代表人：张胜文，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秦莉芸，北京盈科（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韦曰奇，北京盈科（太原）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郑旭合，男，1962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侯马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少华，男，1987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侯马市，系郑旭合之子。上诉人芦五一因与被上诉人侯马市阳成宾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阳成宾馆公司）及被上诉人郑旭合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侯马市人民法院（2019）晋1081民初5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芦五一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闵瀚霖、武怡然，被上诉人阳成宾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秦莉芸、韦曰奇，被上诉人郑旭合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少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查明，2007年10月5日原告芦五一与被告阳成宾馆公司签订《房屋转让协议书》，双方约定：被告将侯马阳成宾馆门面房北1号房（一层连带地下室）以2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原告，付款方式为结清以前欠款，余款一月内付清，被告应在24个月内办妥房产过户手续，房产过户所涉及的契税等费用由被告承担。第三人郑旭合及栗朝焕代表被告阳成宾馆公司在协议上签字，并加盖“侯马市阳成宾馆有限责任公司”印章。同时查明：2005年8月13日第三人郑旭合与原告签订借款协议，向原告借款264000元，2014年10月10日郑旭合出具证明认可上述借款本息合计399872元。2008年10月14日郑旭合与山西庆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庆丰公司）向原告出具借款收据，借原告816000元投资庆丰新天地，年回报30%，借据郑旭合个人签名并加盖庆丰公司印章。2008年12月11日、12月14日、12月18日、12月21日郑旭合与庆丰公司分别向原告出具借款收据，借款数额分别为30万元、35万元、3万元、10万元，写明购买阳城大厦，郑旭合个人签名并加盖庆丰公司印章。另查明，2005年10月12日，阳城县经理部物资有限公司与栗朝焕签订房产转让合同，阳城县经理部物资有限公司将其所有的阳城大厦（土地使用权面积2690㎡，建筑面积4052㎡）以380万元的价格出售给栗朝焕。2006年3月薛鸿儒、栗朝焕、王军、段新雷、郑旭合、张建风作为股东成立被告阳成宾馆公司，公司法定代表人薛鸿儒。2006年9月18日阳城大厦办理土地证，登记土地使用权人为被告阳成宾馆公司。2008年6月被告阳成宾馆公司原股东全体同意变更股东为周海伟、高明，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周海伟。2011年3月9日办理房屋产权证，房屋所有权人为被告阳成宾馆公司。还查明，2007年10月5日原告与被告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书》中加盖的“侯马市阳成宾馆有限责任公司”印章与公安机关备案的“侯马市阳成宾馆有限责任公司”印章印模不是同一枚印章印文，该印模与2012年5月15日《临汾市地方税（费）综合申报表》“纳税人名称”处盖印的“侯马市阳成宾馆有限责任公司”印章印文是同一枚印章印文。原审法院认为，《房屋转让协议书》签订后，购房款的交付与否是判断本案的关键。2005年8月13日第三人郑旭合向原告借款264000元，被告阳成宾馆公司还未成立，没有证据证明此借款与被告有关联，应认定是郑旭合个人借款。2008年10月14日郑旭合与庆丰公司向原告出具借款收据，借原告816000元投资庆丰新天地，因该借款未有转账等证据印证难以认定其真实性，但即便是真实的，借据上写明年回报30%，这明显是投资款并不是购房款，借据郑旭合个人签名并加盖庆丰公司印章，可见也是庆丰公司所谓借款，与被告无关。2008年12月11日、12月14日、12月18日、12月21日郑旭合与庆丰公司分别向原告出具借款收据，借款数额分别为30万元、35万元、3万元、10万元，虽写明购买阳城大厦，但签名是郑旭合个人并加盖庆丰公司印章，原告不能证明此款项与被告的关联性。郑旭合认可由于当时庆丰公司正需要资金，作为庆丰公司法定代表人的郑旭合将上述借款用于庆丰公司的经营。原告及第三人郑旭合均称郑旭合为当时被告阳成宾馆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但证明上述事实的证据除了郑旭合陈述之外其余证据均显示郑旭合只是当时被告阳成宾馆公司一名普通股东，不能认定郑旭合为当时被告阳成宾馆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被告阳成宾馆公司、郑旭合、庆丰公司是三个独立的民事主体，没有证据证明三个主体人格混同，原告只是将款项付给了郑旭合个人或者庆丰公司，与被告阳成宾馆公司无关联，以此款项抵顶被告阳成宾馆公司应收取的房款，无法律依据。总之，尽管原告与被告签订了《房屋转让协议书》，但原告没有向被告履行付款义务，原告请求被告协助办理房产过户手续并承担契税等费用的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芦五一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0元，司法鉴定费6000元，合计6500元由原告芦五一负担。上诉人芦五一上诉请求：1.撤销（2019）晋1081民初530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被上诉人侯马市阳成宾馆有限责任公司协助芦五一办妥房产过户手续并承担契税等；2.一审的诉讼费以及上诉费由被上诉人侯马市阳成宾馆有限责任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的基本事实错误（1）首先应当明确的是阳城大厦是由郑旭合个人出资购买的。根据栗朝焕于2016年10月9日出具的证明、郑旭合于2016年10月18日出具的公证书、郑旭合通过个人账户转账记录，清晰的证明了郑旭合委托栗朝焕与阳城县经理部物资有限公司签订《房产转让协议》，郑旭合于2005年10月13日通过农行向阳城县经理部有限公司汇款370万元，共计380万元，而一审判决中认定阳城县经理部物资有限公司将其所有的阳城大厦出售给栗朝焕的事实明显错误。（2)郑旭合是阳成宾馆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郑旭合通过个人资产收购了阳成大厦并于2006年3月与栗朝焕、薛鸿儒、王军、段新雷、张建风以100万出资额成立了侯马市阳成宾馆有限公司，2006年6月郑旭合将380万元购买的阳成大厦投入到侯马市阳成宾馆有限公司作为公司的资产，成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因为侯马市阳成宾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仅为100万，且并没有证据显示其他股东实缴注册资本的情况下，如果不是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如何将个人资产(阳成大厦）转入到公司，另外被上诉人侯马市阳成宾馆有限责任公司在山西省临汾市中院开庭笔录中也承认，阳成大厦是通过投资合作协议转给周海伟的，查阅投资合作协议的合同条款，因其承诺保本保息，不符合投资合作协议的实质条件，因此其投资合作协议从本质上是借贷合同，该借贷合同是郑旭合以庆丰房地产开发公司的名义向周海伟借款1200万元，借贷合同中并无侯马市阳成宾馆有限公司的印章，也没有其法定代表人签字，如果不是实际控制人如何能够将阳成大厦通过该协议转给周海伟。显然一审认定郑旭合并非被上诉人侯马市阳成宾馆有限责任公司的事实没有事实依据。实际上郑旭合是阳成宾馆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控制人。（3）郑旭合能够代表阳成宾馆有限责任公司对外进行民事活动。郑旭合作为被上诉人侯马市阳成宾馆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实际控制人有权代表阳成宾馆有限责任公司对外进行民事活动。因此芦五一与侯马市阳成宾馆有限责任公司于2007年10月5日签署的《房屋转让协议书》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合同合法有效。该合同上有实际控制人郑旭合的签字，同时有公司的公章，均能代表公司的意志。其中合同的公章虽并非备案的公章，但该公章在公司经营中多次使用，依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指导性案例，“公司不能对同一枚印章的效力在不同的交易或诉讼中做不同选择”，且该合同有实际控制人、公司代表郑旭合的签字，原告有理由相信该合同的签署是被上诉人侯马市阳成宾馆有限责任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4)在周海伟等人接手侯马市阳成宾馆股份有限公司之前，郑旭合是被上诉人侯马市阳成宾馆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郑旭合以及其控制的侯马市阳成宾馆有限公司、山西庆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构成人格混同、财务混同。郑旭合以庆丰房地产开发公司的名义向周海伟借款1200万元，很明显郑旭合以阳成大厦的资产作为抵押，来给庆丰公司的项目进行借款。其次被上诉人侯马市阳成宾馆有限责任公司的诉讼代理人称郑旭合是代表公司向税务局报税的，从这个角度也认可郑旭合是代表公司展开经营的。该投资合作协议充分证明郑旭合为侯马市阳成宾馆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郑旭合本人的行为是可以代表侯马市阳成宾馆有限公司，结合郑旭合在《公证书》中的自述，郑旭合以及其实际控制的侯马市阳成宾馆有限公司以及山西庆丰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财务都是放在一起处理的，其本人的财产与公司的财产没有分开，混在一起，在法律上构成人格混同、财务混同。本案中被上诉人阳成宾馆有限责任公司目前的股东就是通过向郑旭合的庆丰房地产开发公司借款，利用郑旭合作为实际控制人承诺将阳成大厦资产作为庆丰房地产开发公司借款的担保前提基础下，因郑旭合无法偿还借款的利息，最终同意将被上诉人侯马市阳成宾馆有限责任公司转让给武江会以及周海伟，从而控制了阳成大厦。然而一审中被上诉人阳成宾馆有限责任公司拿不出任何证据否认以上事实，在这个前提下一审法院仍然认定郑旭合、阳成宾馆有限责任公司、以及庆丰房地产开发公司为互相独立的人格、财务，显然错误。郑旭合作为两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以及法律上的混同关系，将购买阳成大厦而借的债务转换为被上诉人阳成宾馆有限责任公司的债务并用于抵扣购房款，其行为并未违反民事法律以及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因此上诉人芦五一已经足额支付了购房款。（5）上诉人已经接收侯马花园南街23号的一层门面房北1号。原告芦五一向被告付清了房款，被告把位于××园面房北1号的房屋带地下室，出租、收益。按照被上诉人侯马市阳成宾馆有限公司的说法，2010年才完成阳成大厦等资产的接收，为何等到2013年才从原告手里抢走房子。实质上是被上诉人侯马市阳成宾馆有限责任公司明知该房屋已经被售出的事实，而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强行抢走了上诉人的房屋。2013年8月1日晚上，被周海伟、武江会强行撬门入户毁坏了承租方波司登经销商的装修装潢，并强行清空了承租方的货物，另外两个租户也被威逼利诱同意向周海伟、武江会等人支付租金。至今周海伟、武江会最终抢走了原告的房屋，一直非法占有至今。二、上诉人律师在一审庭后申请复制庭审笔录至今未收到侯马市人民法院的回复，严重损害了律师的执业权益。综上，一审认定的基本事实错误，请求依法改判。被上诉人阳成宾馆公司答辩称，芦五一上诉的事实与理由概而言之即：阳城大厦由郑旭合出资购买，系郑旭合的个人财产，郑旭合作为阳成宾馆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鉴于两公司的人格混同关系，郑旭合将购买阳成大厦而借的债务转换为被上诉人阳成宾馆公司的债务并用于抵扣房款，其行为符合法律规定。然而，芦五一的上诉事实与理由不能成立，具体理由如下：一、阳成大厦系阳成宾馆公司的资产，并非郑旭合的个人财产。《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十四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发生效力。根据上述规定可知，物权法定，不动产物权变动一般应以登记为生效要件。房屋作为不动产，其权属的取得应以登记为准。具体到本案，2006年3月27日，阳成宾馆公司成立。2006年9月18日，侯马市人民政府颁发侯国用（2006）第329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阳城大厦土地使用权人登记于阳成宾馆公司。2011年3月9日，侯马市房权证路东字第XX**房屋产权证登记记载，案涉房屋所有权人为阳成宾馆公司。芦五一称阳城大厦是由郑旭合个人出资购买，系郑旭合的个人资产。该上诉理由并不足以否定案涉房屋系阳成宾馆公司资产这一事实，且该主张已经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临行终字第75号行政裁定书裁定驳回郑旭合、栗朝焕的起诉。二、郑旭合并非阳成宾馆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法定代表人，未经阳成宾馆公司授权无权代表公司处分公司资产。根据《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第三款的规定，“实际控制人，是指虽不是公司的股东，但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根据阳成宾馆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可知，2006年3月27日，薛鸿儒、栗朝焕、王军、段新雷、郑旭合、张建风6人共同出资100万元设立阳成宾馆公司，薛鸿儒任公司法定代表人。郑旭合出资16万元，占股16%仅系阳成宾馆公司一名小股东，并非阳成宾馆的实际控制人。三、阳成宾馆公司、庆丰公司、郑旭合系相互独立的民事主体，各自然人、法人均应以其资产对其各自债务承担责任。人格混同是关联公司的人员、业务、财务等方面交叉或混同，导致各自财产无法区分，丧失独立人格，构成人格混同。具体言之，关联公司之间在组织机构和人员上存在严重的交叉、重叠；公司之间从事相同的业务活动，在经营过程中彼此不分；关联公司之间账簿、账户混同，即为财务混同。具体到本案，庆丰公司与阳成宾馆公司二者中，前者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后者从事住宿、餐饮、烟酒、副食、日用百货业务，两公司业务领域、经营范围不同，业务相互区分。双方账户、账簿相互独立。除案外人郑旭合于2006年3月27日-2008年6月3日为阳成宾馆公司股东外，从始至终与庆丰公司不存在一套班子两套人马交叉任职的情形，故两公司之间表征人格严格区分，并不构成人格混同。四、芦五一支付的6笔款项均系其与郑旭合、庆丰公司间的借款，借款无一进入阳成宾馆公司的账户。郑旭合作为公司股东，伪造公司公章以公司财产偿还其个人及控股公司的债务，违反法律规定，系无权代表行为。首先，芦五一提交2005年8月13日的借条一份，该借条载明：“甲方郑旭合，乙方芦五一，由于甲方建庆丰数码电器超市资金紧张向乙方借款26.4万元，年息24%，利息每年结算一次……，如到期无法归还，甲方愿将庆丰数码电器超市一层临街门面房卖给乙方”。借条内容清楚表明，该借款发生在阳成宾馆成立(2006年3月27日）之前系郑旭合的个人借款，与阳成宾馆公司无关。其次，芦五一提交2008年10月14日编号为：7094766号收据一张，该收据载明：“交款单位芦五一，收款方式现金，人民币捌拾壹万陆仟元整，收款事由：借款投资庆丰新天地广场，年回报30%”收据加盖庆丰公司财务专用章，并经郑旭合签名。收据内容表明该笔款项为芦五一的投资款，由庆丰公司收悉用于投资建设侯马庆丰新天地广场项目，系庆丰公司的借款，与阳成宾馆公司无关。最后，芦五一提交的编号7094767、7094769、7094770、7094771号四份收据共计78万，时间均发生在2008年12月，收据均加盖庆丰公司财务专用章，经郑旭合签名。此时，阳成宾馆公司2008年6月完成股权变更，郑旭合已非阳成宾馆公司的股东。该款项明显系庆丰公司的债务，与阳成宾馆无关。此外，四份收据均载明收款事由为购阳城大厦。此时阳城大厦早已登记在阳成宾馆公司名下。毫无疑问，四笔款项的借款事由不实，不能排除四份收据系后续伪造或借款事由系后续添加的可能。这已涉嫌上诉人与第三人郑旭合串通伪造证据且虚假陈述、误导、隐瞒案件重要事实等行为。对此，阳成宾馆公司保留追究其刑事责任的权利。综上所述，郑旭合作为阳成宾馆公司占股16%的股东，伪造公司公章与芦五一签订房屋转让协议，抵顶其个人及控股公司庆丰公司借款，阳成宾馆公司未收到任何购房款，将阳成宾馆公司的利益转移给郑旭合及其控股公司庆丰公司。其结果使得阳成宾馆公司只承担巨额债务而不能获得任何对价，严重损害了阳成宾馆公司、公司股东及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恳请法院查明案件事实，驳回芦五一的上诉，同时对其虚假诉讼的行为予以法律制裁。被上诉人郑旭合答辩称，对上诉人所诉讼的事实我方已将上诉人所购买的房屋交付给上诉人，上诉人也已实际出租至2013年，阳成宾馆当时的法定代表人周海伟及阳成宾馆实际控制人武江会于2013年8月1日连夜将上诉人所出租出去的房屋撬锁毁坏包括房屋内的所有货物。这些行为已被侯马市公安局立案调查。郑旭合是原山西庆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2008年6月1日，庆丰公司与周海伟签订了投资合作协议，约定为周海伟向庆丰公司投资款1200万元，实际为庆丰公司以每月五分的高额利息及周海伟以及周海伟背后的实际控股人武江会借款1200万元，该投资合作协议的乙方为庆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保证人有郑旭合及其妻子、郑旭合开发的庆丰数码电子城、郑旭合控制的山西庆丰经贸有限公司、郑旭合妻子经营的侯马市旭达日化营业部，由此说明庆丰公司与周海伟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实际上是借款协议，2013年因庆丰公司支付不了高额的利息，周海伟及周海伟背后的实际控制人武江会威逼利诱郑旭合强行接管了阳成宾馆的一栋楼。以上行为已经涉嫌非法经营罪，武江会还偷税漏税，其还以黑恶势力非法霸占庆丰公司巨额财产，以上事实庆丰公司已向山西省公安厅进行实名举报，山西省公安厅已下发侯马市公安局进行调查，此案还在调查中。所以庆丰公司以及郑旭合将阳成宾馆的房屋卖给上诉人是真实有效的。郑旭合以个人出资购买的阳成大厦，将阳成大厦计入阳成宾馆公司的资产，郑旭合控制的阳成宾馆公司与庆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都是家族企业，都是他一人说了算。他已将个人资产和公司资产混为一体，不涉及到被上诉人所说的以阳成宾馆公司的资产抵顶其个人债务。经审理本院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民事行为与民事诉讼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上诉人芦五一请求判令被上诉人阳成宾馆公司协助其办妥房产过户手续并承担契税等费用的诉求，是基于上诉人芦五一提供的2007年10月5日其与被上诉人阳成宾馆公司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书》主张，但被上诉人阳成宾馆公司对其真实性予以否认，而上诉人芦五一提供的借款协议及收据不能证明上诉人将款项转给了被上诉人阳成宾馆公司，不能证明其向被上诉人阳成宾馆公司支付了涉案房屋的购房款，上诉人所提供的证据及其与被上诉人郑旭合的当庭陈述亦不能证明上诉人芦五一与被上诉人阳成宾馆公司之间存在真实有效的房屋买卖关系或以房抵顶被上诉人阳成宾馆公司债务的事实，不足以证明上诉人芦五一合法取得了涉案房屋的所有权，故其要求被上诉人阳成宾馆公司协助其办妥房产过户手续并承担契税等费用的诉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原审判决据此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芦五一所提供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上诉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0元，由上诉人芦五一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琼审判员 遆海鹏审判员 吴东红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王亚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