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20）黔26刑终177号一审公诉机关暨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人贵州省凯里市人民检察院上诉人（一审被告人暨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李格坤,男，1962年8月14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无业，户籍所在地贵州省凯里市，现住贵州省凯里市。因涉嫌非法采矿罪，于2019年7月11日被从江县公安局刑事拘留;经从江县人民检察院批准，2019年8月14日被从江县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丹寨县看守所。辩护人雷达,贵州万木春律师事务所律师。辩护人黄霞,贵州万木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一审被告人暨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施国富,男，1984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无业，户籍所在地贵州省凯里市，现住贵州省凯里市。因涉嫌非法采矿罪，于2019年7月11日被从江县公安局刑事拘留，2019年7月14日被从江县公安局取保候审。因涉嫌行贿罪，经凯里市人民检察院决定，于2019年11月1日被凯里市公安局取保候审。现在家。辩护人杨正彪，贵州正辩律师事务所律师。贵州省凯里市人民法院审理凯里市人民检察院指控一审被告人李格坤、施国富犯非法采矿罪并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一案，于2020年6月8日作出（2019）黔2601刑初592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一审被告人李格坤、施国富均不服，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和听取辩护人意见，认为案件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一审判决认定：一、行贿罪2018年7月，李格坤、施国富合伙以10万元非法购得凯里市炉山镇大良田村花椒冲的一处铝矾土矿点。为了在非法采矿时能逃避打击，李格坤、施国富经商议后，主动找时任凯里市炉山镇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站(交通运输管理站)站长柳平军(因受贿罪已判决生效)寻求庇护，柳平军提出以占“干股”形式分该处矿点非法采矿所得利润三分之一，李格坤、施国富表示同意。后李格坤、施国富在该处矿点非法开采铝钒土矿，柳平军安排柳科科到场进行计量监督，并利用职务之便在炉山镇人民政府和上级主管部门组织联合打击非法采矿行动时，通过柳科科向李格坤、施国富通风报信帮助逃避打击，以及利用带队巡查职务之便对该处矿点非法采矿行为不予查处。2018年7月至10月，李格坤、施国富在该处矿点非法开采铝钒土矿出售共获利170万余元，期间,李格坤、施国富于2018年9月29日，通过施国富个人银行账户转账23万元到由柳平军保管的杨文个人银行账户;于2018年10月12日，李格坤、施国富通过施国富个人账户转账35.7万元到柳科科提供的刘立忠个人账户，2018年10月14日，柳科科又从刘立忠个人账户将该款转入柳平军保管的杨文个人银行账户，上述款项共计58.7万元均已被柳平军实际占有。另查明，被告人李格坤、施国富在凯里市监察委员会对二人询问时即主动交代了向柳平军行贿58.7万元的犯罪事实。二、非法采矿罪及公益诉讼部分1.2017年12月左右，被告人李格坤、施国富在凯里市炉山镇大良田村各拱组小冲购得一处铝土矿点，李格坤找金某（另案处理）和王某（另案处理）协商合伙，施国富、李格坤占股70%，金某、王某二人占股份30%。后四人在未取得采矿许可证的情况下，在该处非法开采铝土矿，采矿十余天后金某、王某以该处已无矿而退出，施国富、李格坤分给金某、王某人民币12万元。此后，施国富、李格坤继续在该处非法开采铝土矿，共非法获利人民币100万元，除去开支施国富、李格坤每人分得人民币20余万元。经贵州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101地质大队调查核实，该处非法开采留土矿造成的矿产资源破坏量为2268吨，经凯里市价格认证中心认定值人民币362880元。经贵州省地质矿产局乌蒙工程公司评估预算，该采矿点环境恢复治理费为8726.43元。2.2018年1月左右，被告人李格坤、施国富在未取得采矿许可证的情况下，先后在凯里市大风洞镇大风洞村后洞组向一名姓雷的人购得的铝土矿点(后洞组1号)和向一名姓杨的人购得的铝土矿点(后洞组2号)非法开采铝土矿，采矿销售金额人民币3万元。经贵州省地质矿产局乌蒙工程公司评估预算，后洞组1号采矿点环境恢复治理费为16559.85元，后洞组2号采矿点环境恢复治理费为16559.85元。3.2018年7月至10月，被告人李格坤、施国富未取得采矿许可证的情况下，在凯里市炉山镇大良田村渔井组花椒冲从李淑胜处购得的铝土矿点非法开采铝土矿，非法获利人民币170万元。除去开支和兑现炉山镇安监站站长柳平军(另案处理)在非法采矿期间为二人逃避打击提供帮助而拿给柳平军人民币58.7万元外，李格坤、施国富每人分得人民币50余万元。经贵州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101地质大队调查核实，该处非法开采铝土矿储量为1495.73吨，经凯里市价格认证中心认定值人民币189464元。经贵州省地质矿产局乌蒙工程公司评估预算，该采矿点环境恢复治理费为57977.95元。一审法院根据上述事实和证据，认为被告人李格坤、施国富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工作人员行贿人民币58.7万元，实施非法活动，获取非法利益，情节严重，二人的行为已构成行贿罪，依法应当判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被告人李格坤、施国富以牟利为目的，在未取得任何采矿许可证的情况下，擅自开采矿产资源，情节严重（公诉机关以鉴定价值指控），违反了矿产资源法的规定，二人行为已构成非法采矿罪，依法应当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被告人李格坤、施国富共同故意实施非法采矿的犯罪行为，是共同犯罪，在共同犯罪中均分股份，分工合作，均为主犯。被告人李格坤、施国富在尚未被采取强制措施之前，主动在监察机关如实供述了自己行贿的犯罪事实，对此部分认定为自首，可从轻处罚或者减轻处罚。被告人李格坤、施国富对非法采矿罪自愿认罪认罚，可从轻处罚。庭审后,被告人施国富主动缴纳罚金10万元,可酌情从轻处罚。考虑到行贿人与受贿人量刑平衡问题，决定对二被告人犯行贿罪减轻处罚；对二被告人犯非法采矿罪从轻处罚，根据二被告人在庭审中的认罪、悔罪表现，被告人施国富在量刑上考虑比李格坤相对从轻。由于被告人李格坤、施国富的犯罪行为破坏了生态环境，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除应受到刑事处罚外，其还应承担相应的民事侵权责任。根据查明的事实，对附带民事赔偿部分包括：1.非法获利金额为285万元；2.各拱组小冲矿点环境恢复治理费8726.43元、后洞1号矿点8279.93元、后洞2号矿点2628.49元、花椒冲矿点57977.95元（计77612.8元），评估费5万元，共计2977612.8元，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三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三百九十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十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第二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六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被告人李格坤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10万元；犯非法采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10万元；数罪并罚，总和刑期四年六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20万元。二、被告人施国富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八个月，并处罚金10万元；犯非法采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10万元；数罪并罚，总和刑期四年二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八个月，并处罚金20万元（已缴纳10万元）。三、由被告人李格坤、施国富连带赔偿国家矿产资源损失285万元；由被告人李格坤、施国富连带支付凯里市炉山镇大良田村各拱组小冲矿点环境恢复治理费8726.43元、大风洞镇大风洞村后洞1号矿点环境恢复治理费8279.93元、后洞2号矿点环境恢复治理费2628.49元、大良田村渔井组花椒冲矿点环境恢复治理费57977.95元及评估费5万元。以上款项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交付给凯里市人民检察院，由凯里市人民检察院上缴国库。宣判后，一审二被告人均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李格坤上诉请求减轻刑事部分的刑罚，减轻民事赔偿责任。其理由主要有：上诉人是因为受到柳平军的索贿和胁迫，无奈之下才同意给柳平军干股，主观恶性不大，并且是初犯、偶犯，事后能如实供述和自首，具有多个从轻、从宽处罚情节，一审判处三年有期徒刑过重；对于非法采矿行为，上诉人认罪认罚，但是上诉人未进行过任何出资、也未保管财物，未起到主要作用，应当从轻从宽处罚；对于民事赔偿部分，应当扣除合理的成本开支或者实际支出。其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是：一、关于行贿罪，一审判决量刑过重。⒈对于李格坤等人被索贿，无奈行贿等事实，一审判决未予以回应，也未依法认定。⒉一审所判李格坤的刑罚，明显重于与本案情节、数额类似案件，量刑有失公平。二、关于非法采矿罪，一审未考虑李格坤具有自首情节。李格坤于2018年12月15日接受凯里市监察委员会询问时，即对自己参与“花椒冲”私挖矿产、非法采矿的事实供认不讳，该矿点作为本案的重要和最大组成部分，应当认定为自首。三、民事赔偿责任过重，超出合理限度，李格坤或终其一生也无法清偿。⒈本案中，非法获利数额远未达到285万元。⒉大风洞后洞组的两处矿点属于老矿点，已经被他人开采并严重破坏，一审判决二被告人承担全部环境恢复治理费有失公正。⒊一审判决以交易额为标准支付矿采资源损失赔偿，不符合市场规律，采矿成本应当扣除。综上，请求二审依法改判。施国富上诉请求减轻刑事部分的量刑，民事部分以实际损失赔偿。其理由主要有：刑事部分，一审对上诉人行贿罪认定为自首，对非法采矿罪认定为认罪认罚，且庭审后上诉人主动缴纳罚金10万元，但却又判处上诉人有期徒刑三年八个月，没有体现罚当其罪；民事赔偿部分，一审判决仅依照口供认定矿产资源损失价值为285万余元，是评估价值582344元的4.8倍，明显与事实不符，因1、2号矿点曾有人开采，环境恢复治理费上诉人愿意承担一半即1号矿8279.93元和2号矿2628.49元。其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是：一、柳平军是以股东身份参与施国富和李格坤共同经营“花椒冲”矿点的，上诉人的行贿罪不能成立。二、一审名义上是以销赃数额认定非法采矿价值，但认定“花椒冲”矿点和各拱组小冲矿点的矿产价值不具有刑法上的唯一性，与鉴定结论认定的数据出入过大，在证据不充分的前提下，应当从有利于上诉人的角度作出判决。三、施国富另具有为大风洞后洞矿点进行复绿，患有肾功能疾病、头痛、高血压等疾病，家庭困难、平时表现良好以及热心公益事业等酌定从轻情节。综上，请求二审依法改判。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李格坤、施国富犯行贿罪、非法采矿罪的事实清楚，有经过一审举证、质证的相关证据在卷予以证实，证据确实、充分，已形成证明链条，足以认定。据此，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之二上诉人犯罪事实和相关证据予以确认。对于本案相关事实和处理，本院作如下认定和论证：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上诉人非法开采的矿产品价值，根据销售数额认定是原则，只有在销赃数额难以查证的情况下，才应结合案件其他证据进行综合认定。本案中，一审判决认定二上诉人销赃数额为285万元符合前述《解释》的规定，应以此作为非法开采的矿产品价值依法追究二上诉人刑事责任的依据。㈠2017年12月左右，上诉人李格坤、施国富在凯里市炉山镇大良田村各拱组小冲铝土矿点共非法销售铝土矿价值112万元。其一，对于该销售数额，二上诉人在侦查阶段及在一审开庭审理过程中的第一次讯问中均进行了较为明确的供述，该供述在性质上属于犯罪嫌疑人对己不利事实予以承认的认罪认罚供述，二上诉人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在没有证据证明二上诉人系受外力干扰的情形下作出的供述，其真实性、客观性应当予以认定；其二，该销售数额另有证人金某、王某等人的证言加以佐证，金某、王某是二上诉人的股东，是非法采矿的知情人，其二人关于非法开采及销售数额等情况的陈述与二上诉人的供述内容能够吻合，从侧面印证了二上诉人供述的真实性。其三，该销售数额还有银行交易流水加以佐证，银行交易流水是上诉人非法销售铝矾土价格最直接的体现，扣除二上诉人的合理辩解金额，能够直观反映二上诉人非法开采的铝矾土准确收入，具有其他主观判断所没有的客观性。因此，一审法院根据上述三方面证据相互印证的结果，对二上诉人非法开采的矿产品价值作出的认定是正确的。贵州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101地质大队调查核实的矿产资源破坏量和凯里市价格认证中心关于价值的认定，属于证据的一个种类，是专业技术人员对评估对象的价值等作出的具有主观性质的判断，其作出判断的结果与所掌握的相关资料是否完备具有直接的联系，往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而是要结合其他证据进行综合认定，这是刑事证据规则的要求，在相关的司法解释中亦有明确规定。本案中，贵州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101地质大队调查核实的矿产资源破坏量和凯里市价格认证中心关于价值的认定，其真实性和客观性与二上诉人供述、证人证言以及银行交易流水互相印证所证明的结果相比，结论明显不足以令人信服，因此，一审法院对其矿产价值认定未予采用符合刑事证据规则，也符合前述《解释》的规定。同理，本院对于二上诉人2018年7月至10月在凯里市炉山镇大良田村渔井组花椒冲铝土矿点非法开采价值170万元的铝土矿之事实予以确认。㈡后洞组1号和2号矿点非法销售铝土矿价值宜认定为3万元。本案中，根据一审公诉机关指控意见和上诉人供述，可以认定此处两个矿点确系他人先行采矿后二上诉人才接手，而公诉机关的指控并未区分清二被告人接手后对该处矿点造成的损失价值，直接采用总体鉴定价值对二上诉人进行指控，无准确事实依据，而二上诉人自认卖矿总共只得到3万多元，根据刑事证据存疑应当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认定的原则，一审法院不采信鉴定意见是正确的。基于此，对该处矿点的环境恢复治理费用，一审法院根据被告人意愿，判决二上诉人对1号矿点承担一半的费用8279.93元、承担2号矿点的费用2628.49元符合客观实际，本院予以确认。二、辩护人关于“柳平军是以股东身份参与施国富和李格坤共同经营“花椒冲”矿点的，上诉人的行贿罪不能成立”的辩护意见的认定。经查，柳平军系凯里市炉山镇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站（佳通运输管理站）站长。2018年7月，李格坤、施国富合伙以10万元非法购得凯里市炉山镇大良田村花椒冲的一处铝矾土矿点，为了在非法采矿时能逃避打击，李格坤、施国富经商议后，主动找到柳平军(因受贿罪已判决生效)寻求庇护，柳平军提出以占“干股”形式分该处矿点非法采矿所得利润三分之一，李格坤、施国富表示同意。后李格坤、施国富在该处矿点非法开采铝钒土矿，柳平军安排柳科科到场进行计量监督，并利用职务之便在炉山镇人民政府和上级主管部门组织联合打击非法采矿行动时，通过柳科科向李格坤、施国富通风报信帮助逃避打击，以及利用带队巡查职务之便对该处矿点非法采矿行为不予查处。后李格坤、施国富先后三次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给柳平军打款58.7万元，均已被柳平军实际占有。本案中，柳平军并不实际参加开采铝矾土，其利用手中所掌握的公权力，非法收受二上诉人给予的财物并帮助二上诉人逃避打击，系典型的受贿犯罪，二上诉人为行贿犯罪一方，因此，辩护人所提该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此外，李格坤、施国富的行贿行为，并非受到柳平军的逼迫或主动索取，而是二上诉人商量后，自行作出的决定，对此一审法院已予认定，本院再次予以确认。三、辩护人关于“李格坤于2018年12月15日接受凯里市监察委员会询问时，即对自己参与“花椒冲”私挖矿产、非法采矿的事实供认不讳，该矿点作为本案的重要和最大组成部分，应当认定为自首”的辩护意见的认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㈡项规定，“犯有数罪的犯罪嫌疑人仅如实供述所犯数罪中部分犯罪的，只对如实供述部分犯罪的行为，认定为自首”。“共同犯罪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除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还应当供述所知的同案犯，主犯则应供述所知其他同案的共同犯罪事实，才能认定为自首”。本案中，上诉人李格坤、施国富涉嫌两项罪名，即行贿罪和非法采矿罪。对于行贿罪一审法院根据查明的事实已认定为自首，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但对于上诉人李格坤花椒冲矿点的非法采矿行为，经查,李格坤在2018年12月13日接受凯里市监察委员会询问时只是如实交代了此起犯罪事实,并未对自己全部非法采矿行为作出供述，亦未供述同案人的主要犯罪事实，因此其行为不符合前述司法解释的规定，不能认定为自首，辩护人该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将李格坤花椒冲矿点的非法采矿行为认定为自首不当，本院在此予以纠正。本院认为，上诉人李格坤、施国富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工作人员行贿人民币58.7万元，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行贿罪，依法应当判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上诉人李格坤、施国富违反矿产资源法的规定，擅自无证开采铝土矿，价值达285万元，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又构成非法采矿罪，依法应当判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上诉人李格坤、施国富共同故意实施非法采矿的犯罪行为，是共同犯罪，在共同犯罪中均分股份，分工合作，作用相当，地位相等，不区分主从犯。二上诉人在尚未被采取强制措施之前，主动在监察机关如实供述了自己行贿的犯罪事实，对此部分认定为自首，可从轻处罚或者减轻处罚。在本案一审审理过程中，二上诉人对非法采矿罪自愿认罪认罚，是对二人依法从轻处罚的基础。上诉人施国富主动缴纳罚金10万元,可酌情从轻处罚。根据上述犯罪事实和情节，一审法院对于二上诉人行贿罪的量刑符合法律规定，但对于非法采矿罪的量刑突破了刑法规定的最低幅度，属于适用法律错误，鉴于上诉不加刑，本院对该部分量刑不作变动，但依法予以指出。由于上诉人李格坤、施国富的犯罪行为破坏了生态环境，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除应受到刑事处罚外，其还应承担相应的民事侵权责任。一审法院对于附带民事赔偿部分的判决结果符合案件客观实际，本院予以确认。认罪认罚是本案一审法院作出从轻处罚的基础，二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及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相关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㈠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陈治安审判员  龙世红审判员  郭荣华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一日法官助理杨程书记员郭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