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甘民终35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案外人)：姜某，住甘肃省兰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1，甘肃扁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申请执行人)：蒋某，住青海省格尔木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申请执行人)：芦某，住甘肃省甘谷县。以上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某，北京大成（兰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2，北京大成（兰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被执行人）：甘肃疏勒河蔚丰现代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甘肃省酒泉市瓜州县梁湖乡陈家庄银河村。法定代表人：姜某，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某，该公司员工。上诉人姜某因与被上诉人蒋某、芦某、原审第三人甘肃疏勒河蔚丰现代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蔚丰公司）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酒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甘09民初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7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姜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1，被上诉人蒋某及蒋某与芦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2，原审第三人蔚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姜某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姜某不为（2018）甘民终347号蒋某、芦某与蔚丰公司侵权纠纷一案的被执行人，不再在2180411.6元的范围内对蒋某、芦某的债权承担清偿责任。事实与理由：1.一审判决部分事实认定错误。姜某的出资事实是客观存在的，也是完全足额缴清的，即便存在财务瑕疵，也不能改变姜某实际足额出资的客观事实。一审判决以部分会计凭证仅有姜某、曹某出具的付款情况说明与账户交易明细，无其他证据佐证而不能证明与本案的关联性，属认定错误。同时一审法院未认定2014年4月25日至2014年7月30日姜某以现金出资400万元的事实错误。第一，姜某垫付王孝种苗款、垫付王云峰钢材款、垫付王宪英砂石款、垫付刘文娟基地基建款、垫付金小明支付临时工工资和费用款、垫付朱玉泉砂石款、垫付巴拉登道尔吉羊粪、垫付张文俊伙食费、垫付田有华土地整理、垫付杨山博蔚丰公司基地大棚焊接费、垫付张含含土地整理费、垫付邢赛仙基建工程基建工程款、付韩城羊粪款等公司费用，共计2205055.8元。因蔚丰公司当时正在依法设立当中，只能按照出资协议由姜某以个人的资金垫付，最后经公司股东会确认后通过公司财务做账给姜某出具出资收据和证明。上述款项的支付是确实的，而且全部记载在公司的账上，一审法院不予认定，不符合客观事实，有悖公司法的规定。第二，关于公司与股东财产混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只存在于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蒋某、芦某提出姜某和蔚丰公司财产混同没有法律依据。姜某第一次提交的公司总账和明细账及相关财务凭证，因蒋某、芦某提出异议，一审法院要求姜某提供相应支付证据，后姜某将相关支付凭证及支付款项证据向法庭提供。实际上，公司成立后按照股东会决议将公司的开办费用陆续做账将姜某的出资进行确认，不存在前后矛盾的情形。如果存在瑕疵，也仅仅是账务明细方面存在的明细凭证方面的欠缺，但不影响公司实际费用的支出和姜某垫付公司费用的事实。股东的出资依公司出具给股东的出资证明和支付凭证为准，故一审判决对姜某200多万元的出资不予认定错误。2.一审判决不当，适用法律错误。基于对姜某出资事实的错误认定，一审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判决追加姜某为（2018）甘民终347号原告蒋某、芦某与被告蔚丰公司侵权纠纷一案的被执行人，并在2180411.6元的范围内对蒋某、芦某的债权承担清偿责任判决不当，适用法律错误。蒋某、芦某辩称：1.追加姜某为被执行人符合法律规定，姜某应当对其履行了出资义务举证加以证明，否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首先，根据工商档案信息显示，蔚丰公司成立时间为2014年3月28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相应司法解释的规定，股东、法人、公司之间属于独立地位，财产及权利义务均是独立的。本案中，姜某与公司之间资产混同，无法区分。姜某无法证明其与案外人的交易与蔚丰公司之间存在关联性，也未提供证据证明该部分资产属于公司资产。其次，蔚丰公司成立后，存在合同签订主体为公司，但实际的收、付款主体为姜某的情形，而本案中姜某仅仅提供支出凭证，认为属于其对公司的出资，欲证明其履行出资义务的事实是不客观的。最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的规定，股东姜某应当对蔚丰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2.姜某提交的全部证据不能证明其完全履行了出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的规定，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有限责任公司在银行开设的账户，但是姜某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其完全履行了出资义务。蔚丰公司述称：1.姜某一审中已经出具了400万元资金来源证明，其实际已向蔚丰公司缴足了出资。首先，蔚丰公司已经提交了股东出资证明书，证明姜某认缴的900万出资于2014年12月31日前已全部实缴到位。其次，蔚丰公司2014年度的总账及明细账均显示公司的注册资本全部实缴到位。蒋某、芦某在一审时并未对账目的真实性提出过异议，仅对姜某400万元现金如何出资提出了异议，但是姜某提供了该400万元资金的来源证明，银行的流水单显示出资的时间是2013年9月至2014年4月，蒋某、芦某将流水单打印时间理解为出资时间错误。经仔细梳理公司开办的费用，姜某现金出资达到581万余元，远远超出了400万元的现金出资。最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七条规定，股东可以用货币、知识产权等作为入股资金，姜某在一审时已向法庭出具了400万元资金来源证明，该400万元资金以货币来入股，符合公司法的要求。2.追加姜某为被执行人属法律适用错误。作为被执行人的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法律文书生效的债务，其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的情况下，才能追加为被执行人。而姜某已经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所以追加为被执行人不合法。蒋某、芦某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的规定追加姜某为被执行人的法律适用错误。蒋某、芦某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姜某和蔚丰公司的股东均为被执行人，连带清偿（2018）甘民终347号民事判决书确认的3936520元债务。一审诉讼过程中，蒋某、芦某变更诉讼请求为：1.判令追加姜某为蒋某、芦某与蔚丰公司侵权责任纠纷一案（2018）甘09执90号案件的被执行人，并在900万元出资范围内对蔚丰公司欠付蒋某、芦某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诉讼费由姜某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蒋某、芦某与蔚丰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一审法院于2018年1月8日作出（2017）甘09民初7号民事判决。宣判后，蒋某、芦某提起上诉，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12日作出（2018）甘民终347号民事判决。依该判决，蔚丰公司应支付蒋某、芦某购种价款1398500元、人工损失费385020元、鉴定费60000元、可得利益损失2093000元，案件受理费65742元，合计4002262元。判决生效后，蒋某、芦某申请执行，一审法院于2018年9月6日立案，案号为（2018）甘09执90号。因蔚丰公司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蒋某、芦某亦未提供蔚丰公司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一审法院于2018年12月18日作出（2018）甘09执90号执行裁定书，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后蒋某、芦某提交书面申请，以蔚丰公司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为由申请追加姜某为（2018）甘09执90号案件被执行人。2019年4月25日，一审法院作出（2019）甘09执异9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蒋某、芦某追加姜某为被执行人的申请。2019年5月31日，一审法院恢复执行，案号为（2019）甘09执恢9号，后蔚丰公司交纳执行款84575元。2019年7月15日，蒋某、芦某各领取42287.5元。2019年10月8日，一审法院作出（2019）甘09执恢9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认定：“本次执行程序中，对被执行人财产进行了调查并采取了相应措施，仅执行到位84575元，剩余部分因被执行人暂无可供执行的财产未能执行到位。现已依法将被执行人限制高消费、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对被执行人法定代表人实施司法扣留措施仍未能执结该案，且再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故本次执行程序应予终结。”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蔚丰公司于2014年3月28日成立，注册资本1000万元，其中姜某认缴900万元，甘肃欣欣丝路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欣欣公司）认缴100万元。蔚丰公司章程第十条载明，认缴出资于公司成立之日起3年内缴足。2014年4月23日，欣欣公司向蔚丰公司银行账户转款100万元。2014年5月22日、6月12日、11月11日、11月20日，姜某向蔚丰公司银行账户分别转款50万元、350万元、50万元、50万元，合计50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蔚丰公司章程载明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其中姜某认缴出资900万元，欣欣公司认缴出资100万元，出资形式均为货币，于公司成立之日起3年内缴足。蔚丰公司注册成立日期为2014年3月28日，根据公司章程，姜某、欣欣公司应于2017年3月27日前足额缴纳出资。欣欣公司于2014年4月22日向蔚丰公司账户转账100万元，银行凭证注明系注册资本，应认定欣欣公司按时足额缴纳了出资。2014年5月22日至2014年11月20日，姜某分4次向蔚丰公司转账500万元，蔚丰公司并向姜某出具了收到“投资款”的收据，对此蒋某、芦某虽有异议，但未能提交足以反驳的证据，以上500万元应当认定姜某履行了出资义务。对姜某剩余出资400万元，第一次庭审时姜某、蔚丰公司提交了公司总账、明细账及部分会计凭证，主张姜某于2014年4月25日至2014年7月30日分9次以现金方式出资400万元。第二次组织质证时，姜某及蔚丰公司提交了2014年4月5日股东会决议，载明：“姜某认缴注册资本900万元，在公司工商注册成立前后，姜某个人已经用于公司创办而实际产生的个人现金货币支出，可直接作为该股东到位的资金，按其实缴比例以现金做账分批入账。”姜某、蔚丰公司并补充提交了公司明细账及会计凭证，试证明400万元现金出资的支出明细。经查，一审首次开庭时姜某主张2014年4月25日至2014年7月30日分9次以现金方式出资400万元，但在一审法庭限定期内未提交现金出资时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以证明资金来源。一审第二次组织质证时，姜某补充提交了相应的证据，主张400万元出资系公司成立前后姜某个人支出的费用。因姜某两次提交的证据及一审当庭陈述不一致，故姜某及蔚丰公司首次提交的总账、明细账及财务凭证不能证明2014年4月25日至2014年7月30日姜某以现金出资400万元的事实。对姜某补充提交的证据，其中有账户交易明细、合同、清单、收条等证据证明的1819588.4元，蒋某、芦某虽有异议，但未能提交足以反驳的证据，该部分支出经蔚丰公司股东会决议作为姜某的出资，予以确认。对其余部分，姜某提交的证据仅有姜某的账户交易明细或者账户交易明细与姜某、曹某签字的付款情况说明，不能证明支出项目与本案的关联性，应由姜某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蒋某、芦某与蔚丰公司侵权纠纷一案，于2018年9月6日立案执行，执行标的为4002262元，截止目前仅履行了85775元。蔚丰公司虽有部分温室大棚和育苗大棚，但因土地性质问题，目前无法处置，蔚丰公司与宁夏公司之间的争议，未经法定程序认定，蔚丰公司及姜某也认可蔚丰公司尚有其他债务约330万元，并且执行过程中，案件已先后两次裁定终结执行程序，应当认定蔚丰公司的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蔚丰公司成立时间为2014年3月28日，根据公司章程第十条“认缴出资于公司成立之日起3年内缴足”的内容，姜某的出资期限已经届满。蒋某、芦某要求追加姜某为被执行人的诉讼请求，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出资人或依公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执行人，在尚未缴纳出资的范围内依法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予以支持。姜某承担责任的范围，应以无证据证明已实际出资的2180411.6元（4000000元-1819588.4元）为限。综上所述，判决:一、追加姜某为（2018）甘民终347号蒋某、芦某与蔚丰公司侵权纠纷一案的被执行人，姜某在2180411.6元的范围内对蒋某、芦某的债权承担清偿责任；二、驳回蒋某、芦某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8292元（蒋某、芦某申请减免，经审批予以缓交并从执行款中扣除），由蒋某、芦某负担17082元，由姜某负担21210元。本院二审期间，姜某提交了新的证据。本院依法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姜某向法院提交了十三组证据：一、王孝付款相关凭证包含记账凭证三份、销售合同两份、银行转账明细、王孝付款说明、王孝身份证复印件；二、王云峰付款相关凭证包含记账凭证两份、银行转账明细、对账协议、酒泉元丰钢铁公司结算清单；三、金小明付款相关凭证包含记账凭证三份、银行转账明细、金小明付款情况说明、金小明支付的临时工工资表、金小明身份证复印件；四、朱玉泉付款相关凭证包含记账凭证、银行转账明细、朱玉泉付款情况说明、朱玉泉身份证复印件；五、巴拉登道尔吉付款相关凭证包含记账凭证三份、银行转账明细两份、巴拉登道尔吉付款情况说明、周志刚身份证复印件；六、张文俊付款相关凭证包含记账凭证、银行转账明细、张文俊付款情况说明、张文俊身份证复印件；七、田有华付款相关凭证包含记账凭证、银行转账明细、田有华付款情况说明、田有华身份证复印件；八、杨山博付款相关凭证包含记账凭证、银行转账明细、杨山博付款情况说明、杨山博身份证复印件；九、张含含付款相关凭证包含记账凭证、银行转账明细、张含含付款情况说明、张含含身份证复印件；十、邢赛仙付款相关凭证包含记账凭证、银行转账明细、邢赛仙付款情况说明、（2019）甘09民终6号民事判决、蔚丰公司银行回单；十一、韩城付款相关凭证包含记账凭证、银行转账明细、韩城付款情况说明、韩城身份证复印件；十二、姜某现金付款相关凭证包含记账凭证两份、银行转账明细、25万元现金支付明细；十三、刘文娟付款相关凭证包含银行转账明细、刘文娟付款情况说明。该十三组证据欲证明：姜某垫资支付蔚丰公司应付账款，应按照股东会决议抵顶姜某出资。蒋某、芦某质证意见：1.该十三组证据均不是新证据，在一审时已经形成，姜某的举证已过举证期限。2.案外人的情况说明属于证人证言，证人未出庭作证接受法庭询问，不认可其真实性。3.对于证据中的复印件真实性不认可。银行交易明细上仅有付款人信息，无交易对方信息。上述证据均发生在案外人与姜某之间，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认可其证明目的。4.上述证据恰恰说明姜某个人财产和公司财产混同，无法区分，无法证明其履行了出资义务，其应当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本院对姜某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结合本案其他事实一并分析认定。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2014年4月5日，蔚丰公司召开股东会并形成股东会决议，该决议载明“一、股东姜某持有公司90%股权，认缴注册资本为900万元，在本公司工商注册成立前后，股东姜某个人已经用于本公司创办而实际产生的个人现金货币支出，可直接作为该股东的实资到位的注册资金，按其实缴比例以现金做账分批入账。二、股东姜某产生的现金货币支出（以姜某实际支付银行信息或合同、协议、收据等凭证为限），公司出具收据按比例作为其实缴注册资金。”2014年12月31日，蔚丰公司出具编号为01号股东出资证明书，该证明书载明：“姜某于2013年9月1日起至2014年12月31日止向本公司缴纳出资900万元。该股东自本出资证明书核发之日起，享有本公司章程规定的股东权。”还查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2016年蔚丰公司年度报告显示的股东及出资信息为：股东姜某，认缴出资额1000万元，认缴出资时间2020年12月31日，认缴出资方式货币，实缴出资额500万元，实缴出资时间2017年4月30日。2018年、2019年蔚丰公司年度报告显示的股东及出资信息为：股东姜某，认缴出资额900万元，认缴出资时间2014年3月1日，认缴出资方式货币，实缴出资额900万元，实缴出资时间2014年11月20日；股东欣欣公司，认缴出资额100万元，认缴出资时间2014年3月1日，认缴出资方式货币，实缴出资额100万元，实缴出资时间2014年4月22日。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姜某是否按时足额缴纳其在蔚丰公司认缴的出资，应否追加其为被执行人对蔚丰公司所欠蒋某与芦某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蒋某、芦某于二审庭审中明确追加姜某为被执行人的请求权基础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出资人或依公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执行人，在尚未缴纳出资的范围内依法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条“当事人之间对是否已履行出资义务发生争议，原告提供对股东履行出资义务产生合理怀疑证据的，被告股东应当就其已履行出资义务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本案中，蒋某、芦某与姜某就姜某是否足额履行出资义务产生争议，蒋某、芦某首先应当提供对姜某履行出资义务产生合理怀疑的证据。蒋某、芦某一审提交的姜某未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依据是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查询到的2016年蔚丰公司年度报告。经本院审核，首先，该报告中显示的蔚丰公司股东仅有姜某一人、认缴出资额为1000万元。这与蔚丰公司自成立至今工商登记的股东始终为欣欣公司和姜某的实际情况不符，且根据工商登记信息，姜某认缴的出资为900万元而非1000万元。其次，蔚丰公司于2014年3月28日成立，公司章程记载的认缴出资应于公司成立之日起3年内缴足，而该报告中记载的认缴出资时间2020年12月31日，明显与事实不符。再次，姜某于2014年以银行转账的形式向蔚丰公司支付了500万元现金出资，而非该报告中记载的实缴时间是2017年4月30日。二审庭审中，法庭询问蔚丰公司为何其2016年度报告与2018年年度报告内容存在矛盾，蔚丰公司陈述,因公司成立之后并未聘用专业会计，年度报告由公司其他工作人员在网上自行填报。本院认为，因2016年度报告系由蔚丰公司自行填报形成，其内容不仅与2018年、2019年年度报告公示的信息存在矛盾，且明显与蔚丰公司实际情况不符，故不足以达到对姜某履行出资义务产生合理怀疑的初步证明标准。一审中，姜某为证明其认缴的900万元出资全部实缴到位，提供了股东会决议、股东出资证明书、2013年至2014年度公司总账、明细账及相关财务凭证。虽然蒋某、芦某对股东会决议、股东出资证明书、蔚丰公司2013年至2014年账目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但是既未向一审法院申请对股东会决议、股东出资证明书的真实性、形成时间进行鉴定，也未申请对蔚丰公司的账目进行司法审计，且不能提供相反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对姜某提交的股东会决议、股东出资证明书、蔚丰公司2013年至2014年账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一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后，应当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出资证明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一）公司名称；（二）公司成立日期；（三）公司注册资本；（四）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缴纳的出资额和出资日期；（五）出资证明书的编号和核发日期。出资证明书由公司盖章。”姜某提交的股东出资证明书载明了上述事项，根据该出资证明书显示，姜某于2013年9月1日起至2014年12月31日止向蔚丰公司缴纳出资900万元。姜某在一审提交的股东会决议、股东出资证明书、公司账目、相关财务记账凭证等证据的基础之上，二审中，又补充提交了十三组证据，该十三组证据包括财务记账凭证、银行转账凭证、合同及收款方情况说明等，与蒋某、芦某提交的证据相比，姜某提交的证据具有相对完整性和较强证明力，结合蔚丰公司2014年4月5日股东会决议“……在本公司工商注册成立前后，股东姜某个人已经用于本公司创办而实际产生的个人现金货币支出，可直接作为该股东的实资到位的注册资金……股东姜某产生的现金货币支出（以姜某实际支付银行信息或合同、协议、收据等凭证为限），公司出具收据按比例作为其实缴注册资金。”的内容，姜某一、二审提交的证据能够形成较为完整的证据链，可以认定姜某履行了400万元现金出资的义务，加之转账支付的500万元出资，姜某已按时足额缴纳了900万元出资。综上所述，姜某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酒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甘09民初52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蒋某、芦某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829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4243元，由蒋某、芦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 波审判员 魏万武审判员 张 妍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四日书记员 李 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