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06民初31143号原告：广州市新娱加娱乐传媒文化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法定代表人：梁进烁，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关建尧，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嘉南，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杨珂雯，女，1998年12月23日出生，苗族，住湖南省沅陵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江阿源，四川原则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广州市新娱加娱乐传媒文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娱加公司）与被告杨珂雯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11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新娱加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嘉南，被告杨珂雯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江阿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新娱加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1000000元；2．本案诉讼费等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7年12月28日，我公司与被告杨珂雯签订合同编号为YJ-YRXS-201的《主播演艺经纪协议》（以下简称经纪协议)，约定由我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独家担任被告互联网演艺事业的经纪公司，独家享有被告在所有互联网演艺平台的互联网演艺事业的经纪权。合作期限为3年，自2017年12月3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止，且我公司享有优先续约权。协议期内，被告不得单方解除本协议。同日，我公司与被告、案外人上海醇酷影视文化工作室（以下简称醇酷工作室）签订《协议书》，约定我公司支付给被告签约金30000元，前述签约金先由我公司支付给醇酷工作室，后由醇酷工作室支付给被告。《协议书》签订后，我公司依约履行了支付签约金的义务。基于我公司与被告因经纪行为而产生的合作关系，我公司策划并安排被告在国内知名的虎牙直播平台进行互联网直播演艺活动，被告在虎牙直播平台的房间号：14075085，昵称：娱加-雯雯。同时，被告加入到我公司在虎牙直播平台的公会即娱加公会，我公司作为被告在虎牙直播平台的公会，为被告提供线上直播间的管理、秩序维护、提供宣传推广等服务。我公司对被告的直播表演事业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和资源，并向被告提供包装、推广宣传等资源和服务。但是，2018年8月25日，被告擅自通过其新浪微博公开发布“想换个地方重新开始，你们觉得哪个平台好”等信息。此后，从2018年9月起，被告在未经我公司书面同意，未与我公司进行任何协商的情况下，擅自停止在虎牙直播平台的互联网直播演艺活动，前往熊猫直播平台进行互联网直播演艺活动、收取报酬并通过微博大肆宣传其为熊猫直播平台的签约主播，造成了严重不良影响。被告在熊猫直播平台的ID为：29760911，昵称为：A80小姐姐。新浪微博作为注册用户过亿，日均活跃用户过百万的新兴公共媒体，被告通过新浪微博发布宣传其已成为熊猫平台的主播，该行为实际上是一种公示行为，向公众包括我公司告知送达其已与熊猫平台签约，向我公司单方通知解除主播合作协议的意思表示，其行为具备向我公司通知的法律效力。被告恶意违约后，我公司于2018年11月8日向被告出具了书面的《法律函》，要求其立即停止在非我公司安排的互联网演艺平台从事直播演艺活动的行为，在三日内恢复在虎牙直播平台的直播演艺活动，并向我公司书面保证不再违反《主播演艺经纪协议》。被告在收到前述《法律函》后，仅象征性的回到虎牙直播平台直播了一段时间，便于2018年12月22日再次违约，擅自在斗鱼直播平台注册了房间号6192525，昵称为Wenwen儿的账号，并持续进行互联网直播演艺活动、收取报酬。此后，我公司的业务人员多次与被告进行沟通，但被告多次口头表示不会继续履行主播合作协议。被告不仅通过口头公示形式明确向我公司表示单方解除主播合作协议的意思表示，又与武汉斗鱼科技网络有限公司绕过我公司在斗鱼平台上自行开展直播活动并在斗鱼平台公开表示不会再直播，始终拒绝履行经纪协议，被告已以其实际行为表明单方解除了经纪协议，并严重损害了我公司的合法权益。解除之前，被告已与被告的逐光公会进行签约，成为逐光公会的运营主播，公会运营方为成都逐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该协议与主播合作协议存在直接冲突。基于直播的行业特点，被告的前述行为，不但将我公司的前期经纪、财力、资源投入和后续产生的巨额商业利益转化给第三方直播平台，使我公司面临巨额的经济损失，而且被告本人也因恶意违约在第三方直播平台获得了巨额的收益。综上，被告先与熊猫平台签署熊猫主播入驻协议成为熊猫平台签约主播，后违约在斗鱼平台上进行直播并与逐光公会进行签约，严重损害了我公司的独家经纪权，违反了经纪协议。其行为对主播合作协议形成单方解除并直接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被告应根据经纪协议第9.8条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杨珂雯辩称：1．经纪协议是格式合同，其中过分加重我的义务和责任的条款应属无效。经纪协议模板系原告提供，除协议期限、收益分配、账户信息及通讯地址外需要我自己手写填写之外，其他条款均系原告提前制作，并未在签订前与我进行公平和充分的磋商，对于其中的重要的明显加重我责任的条款也并未作出明显的提示和解释。经纪协议对双方的权利、义务和责任的分配严重不对等，条款设置明显对我不公，具体体现在合同第三条、第五条、第七条、第八条，尤其是第八条关于解约金设置为2000000元明显与我的经济能力和收入水平不相匹配；我在签约时还是一名大学二年级的在读学生，原告也知晓该情况，我不可能完全放弃学业进行直播，也不可能让兼职工作过分影响自己的正常学习。因此，签约当时原告对于我的收入能力是可以有一个正常而合理的预估，并应在合同中设置合理的违约及解约责任的。根据我在原告公司的播出情况来看，即便在前期十分卖力直播，因为没有公司的扶持和推广，月平均收入也仅有18000余元，按照合同约定的收益分配比例，原告因我而获利的月均收入也仅有7700元，按照此标准计算，我3年也就收益277000元，即便在本次起诉中下调到1000000元，原告知悉其条款设置是严重脱离实际且不平等的。经纪协议的内容设置实质上就是原告以极低成本换取了我为期三年的工作权、收益分配权和巨额违约金。可见，经纪协议明显不公平。2．经纪协议第八条不仅仅属于格式条款，还利用格式条款的形式排除了我的法定解除权，严重违反了合同法的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3．原告在签约后近一年从未积极为我进行包装、推广、宣传和培训，也不为我争取和提供更好的平台资源，几乎就是“无作为”地享受我辛苦工作带来的红利，单方面的、长时间的只享受权利，不履行义务，不兑现承诺。4．我愿意与原告和解。希望原告考虑我的学生身份妥善解决双方的纠纷。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2017年12月28日，新娱加公司（甲方）与杨珂雯（乙方）签订经纪协议，约定甲方在全球范围内独家担任乙方互联网演艺事业的经纪公司，独家享有乙方在所有互联网演艺平台的互联网演艺事业的经纪权，合作期限为3年，自2017年12月21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止。其中第三条第4款约定：甲方应勤勉的为乙方处理与乙方互联网演艺事业相关的活动。该条第5款约定，甲方应为乙方提供推广资源，提高乙方的人气及知名度。第四条第9款约定：乙方应在甲方安排的互联网演艺平台进行直播演艺，并保证：（1）每月在互联网演艺平台进行演艺直播的日平均时长不低于4小时；（2）每月在互联网演艺平台进行演艺直播的天数不低于25天；（3）乙方应遵守相关互联网演艺平台的规则、规定、制度；（4）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不得到非甲方安排的互联网演艺平台进行演艺直播;（5）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不得到非甲方运营的公会、家庭中进行演艺直播。（6）乙方应按照甲方安排的时间进行演艺直播。第五条第1款约定：本协议期间，乙方参加关于互联网演艺活动的所有表演之所有活动，甲方有权自行或转授权第三方进行现场直播、录音录像、复制、发行录制乙方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或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该等权利为独占、永久、不可撤销的，未经甲方事先同意，乙方不得将其作为表演者依法享有的该等权益授权给任何第三方。第六条约定：乙方因履行本协议产生的互联网演艺活动收益，甲方获得总收益的30%，乙方获得总收益的70%。乙方在当月满足本协议第四条第9款（1）（2）的前提下，甲方保证乙方当月获得的分配收益不低于5000元。第七条第1款约定：乙方违反本协议第四条第9款（4）（5）之约定，或未经甲方同意擅自接受任何第三方安排的与乙方演艺事业相关的活动，乙方构成违约应按照乙方近六个月总收益的3倍向甲方支付违约金，同时甲方有权要求解除本协议。该条第2款约定，如乙方非因不可抗力等合理原因违反本协议第四条第9款（1）之约定，则当月总时长每少播一小时，应向甲方赔偿1000元违约金。该条第3款约定：如乙方非因不可抗力等合理原因违反本协议第四条第9款（2）之约定，则每少一天，应向甲方赔偿1000元违约金。第八条约定，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任一方均不得单方解除本协议。如一方单方解除本协议，应向另一方赔偿违约金2000000元，或按照违约时已履行协议期内近12个月乙方获得的月平均收益乘以剩余协议月份的总金额，以前述两者中金额较高者为准。同日，新娱加公司、杨珂雯与案外人醇酷工作室签订协议书，约定新娱加公司应向杨珂雯支付签约金30000元，该金额由新娱加公司先行支付给醇酷工作室，再由醇酷工作室支付给杨珂雯。新娱加公司于当日向醇酷工作室付款。后，新娱加公司安排杨珂雯在虎牙直播平台直播，房间号为14075085，昵称为娱加-雯雯。2018年12月至2019年1月5日期间，新娱加公司工作人员与杨珂雯通过微信沟通直播工作。有关微信聊天记录显示：杨珂雯于2019年1月5日表示：“明天不太想播，最近都不想直播……发生很多事，我也不知道你们还会给我弄推荐，一直以为推荐下不来。”新娱加公司工作人员“硕硕硕”回复：“那我明天先跟官方说下掉这周的推荐，等你调整好，我们也都有心态不好的时候，事情过去了还是能好起来的。”2018年8月25日，杨珂雯在新浪微博发布“想换个地方重新开始，你们觉得哪个平台好”等信息。2018年9月起，杨珂雯未经新娱加公司同意，与熊猫直播平台签署有关协议，成为熊猫直播平台签约主播，在熊猫平台直播并在其微博中进行宣传。2018年11月8日，新娱加公司向杨珂雯出具《法律函》，要求其停止违约行为，在三日内恢复虎牙直播平台直播，并要求向其公司作出书面保证。2018年12月，杨珂雯未经新娱加公司同意在斗鱼直播平台进行互联网直播至2019年5月。2019年5月23日，杨珂雯在其微博发文表示：“……权衡二三便做了这个决定：今年不会直播……”。庭审中，杨珂雯称其在新娱加公司直播期间新娱加公司每月从其直播中拿到的收益为7000元至8000元。对此，新娱加公司未提出异议，亦未提供证据予以反驳。庭审中，新娱加公司提供了“小葫芦主播大数据平台”统计数据拟证明杨珂雯在斗鱼平台的月商业估值已超过1290000元，在斗鱼平台的月均收入超过280000元，在此情况下如果杨珂雯正常履约或正常转会，其公司可获得的预期收益高达数百万元。对此，杨珂雯不确认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并表示该数据不具有科学性和公允性，其在斗鱼平台的知名度是通过自行购买宣传推广的方式所获得的。对此，新娱加公司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反驳，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公司曾为杨珂雯投入的成本。本院认为：杨珂雯与新娱加公司于2017年签订经纪协议，约定新娱加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独家担任杨珂雯互联网演艺事业的经纪公司，独家享有杨珂雯在所有互联网演艺平台的互联网演艺事业的经纪权，合作期限为3年，自2017年12月21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止。杨珂雯于2018年9月至2019年5月期间多次未经新娱加公司同意在其他直播平台进行直播演艺活动，构成违约，理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但新娱加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公司对杨珂雯进行了何种支持有效提升杨珂雯的知名度，杨珂雯也不是新娱加公司投入巨额资金支持的、核心或者不可替代的主播，杨珂雯如果离开新娱加公司可以聘请其他主播，新娱加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公司对杨珂雯的实际投入损失，亦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杨珂雯离开对其公司造成观众的流失程度，同时亦未对杨珂雯的所述其公司在其直播期间可得收益为每月70000元至8000元提出反驳或反证。据此，新娱加公司要求赔偿违约金1000000元明显过高。综合本案实际情况，本院酌情调整违约金为200000元。对于新娱加公司主张超过上述范围的违约金部分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杨珂雯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广州市新娱加娱乐传媒文化有限公司支付违约金200000元；二、驳回原告广州市新娱加娱乐传媒文化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所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原告广州市新娱加娱乐传媒文化有限公司负担11040元，被告杨珂雯负担276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苏 扬人民陪审员  李宝玉人民陪审员  许红霞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七日书 记 员  余颖蓉朱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