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6民终667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佛山市高明区杨和镇均记和兴畜牧水产养殖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0447E。法定代表人：谢均和。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宽军，广东广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翠霞，广东广宽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戴龙喜，男，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公民身份号码420************631。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敬涛，广东大洲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庄赖璇，广东大洲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佛山市高明区杨和镇均记和兴畜牧水产养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均记养殖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戴龙喜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8民初48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均记养殖有限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三项，判决支持均记养殖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戴龙喜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案涉猪场在2019年4月期间发生猪只感染猪瘟而进行无害化处理，存在举证责任分配错误，所认定事实没有证据支持。（一）本案举证责任的分配。戴龙喜主张猪场发生了猪瘟疫情，其主张的是积极事实，均记养殖有限公司主张的是消极事实，应当由主张积极事实的戴龙喜承担举证责任。一审法院曾向有关机构发函质询，但未得到有效的回复，有关机构未回复不能由均记养殖有限公司承担不利后果。（二）戴龙喜举证的《动物疫病诊断检验（测）报告书》不应当采信，也不能证明案涉猪场发生了猪瘟或非洲猪瘟疫情。1.该证据真实性方面：无鉴定委托书，无法证明由谁委托鉴定；报告书上无鉴定依据、鉴定过程、鉴定结论，不能证明该证据的证明内容是真实的。2.该证据合法性方面：没有证据证明**农业大学兽医学院为鉴定机构，具有鉴定资质；诊断检验（测）报告书上无鉴定人员签名，无法证明该报告书系由具有鉴定资格的鉴定人员出具，不能证明该组证据来源、形式合法；检验报告记载检验类别为委托送检，没有记载检材的采集方式、采集人员是否具有检验资质、采集、保存、运送过程是否符合技术规范，是否被污染，而该报告附件记载样品采集、保存、运送均具有严格要求；戴龙喜没有回应均记养殖有限公司在庭审时的提问“送检人李玉兰的哥哥是否在出具该报告书的机构工作”，庭后也没有核实回复。3.与待证事实无关联性方面：根据《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2017）》第二十一条，其他单位和个人采集病料的，应当具备以下条件：……（三）具有与采集病料所需要的生物安全防护水平相适应的设备，以及防止病原感染和扩散的有效措施。报告书上无病料样品的来源、采集部位、采集步骤等内容，也不能证明猪病料样品是来源于戴龙喜承租的案涉养殖场。一审判决也认定该报告书在形式上确实存在较多的瑕疵，但仍然采信明显不当。（三）一审判决称“本地区从2018年下半年开始确实存在因非洲猪瘟疫情而造成养猪行业面临停业养殖的情况”没有任何证据支持，且与现行行政法规相矛盾。1.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家中长期动物疫病防治规划（2012-2020年）的通知》《农业部公告第1125号-对修订的公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2015修正）》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的规定，案涉养殖场如果发生猪瘟、非洲猪瘟的疫情或者疑似疫情，戴龙喜应立即向主管部门报告，由相关主管部门对疫情进行确诊、认定。但2019年，案涉养殖场未曾收到主管部门认定发生猪瘟或者非洲猪瘟的相关文件。2.根据广东省农业厅办公室2018年9月30日印发的《广东省非洲猪瘟突发疫情应急处置方案》第五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戴龙喜进行生猪无害化处理是其主动、自愿申请，不是政府职能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2015修正）》第三十一条关于一类动物疫病控制和扑灭措施的规定强制实施的。案涉养殖场没有被划定为疫点、疫区、受威胁区，也没有被政府职能部门强制采取封锁、隔离、扑杀、销毁、消毒、无害化处理、紧急免疫接种等强制性措施。（四）戴龙喜对生猪进行无害化处理是其自行采取的风险防控措施，并不证明发生了猪瘟疫情。参照《农业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的通知》中“谁处理，补给谁”的原则，对实施者予以补助的规定，案涉猪场无害化处理的补助款最后是由戴龙喜领取的，这说明了戴龙喜是无害化处理的实施者，是无害化处理实质申请人。其自行对生猪无害化处理是在担忧猪只患病的情况下，基于风险考量和利益权衡，为避免日后猪只生病死亡而无法获得政府的补助，选择放弃部分不确定的预期利益以获取确定可得的政府补助，是一种风险控制措施，而不能证明发生了猪瘟疫情。二、一审法院关于“生猪何时可以正常进行养殖没有明确时间，租赁合同继续履行确实对承租方戴龙喜不公平，故戴龙喜要求解除合同，予以支持”的认定并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条的规定，属事实认定和适用法律错误。（一）本案合同可以继续履行。1.案涉养殖场是佛山市“菜篮子”基地和高明区“菜篮子”基地，享受市、区两级相应政策扶持，在“菜篮子”既有政策扶持及国家出台的激励措施的情况下，案涉养殖场在无害化处理后，完全可以实现补栏增养，及时利用政策便利消减经营风险。2.案涉《猪场租赁合同》租赁期限至2028年8月30日止，距离合同到期还有8年之久，即使戴龙喜基于风险控制考虑，需要在生猪无害化处理后进行短期空栏，也只是对经营活动造成可预见、可控的短期影响，不会造成余下租期完全无法养猪，案涉合同可以继续履行。（二）本案双方均主张解除合同，没有当事人要求继续履行合同，故本案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条。三、戴龙喜无正当理由拒不支付租金，提前退租，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在法律规定明确、法律规则未穷尽的情况下，一审法院直接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公平原则进行裁判，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判决在认定案涉猪场发生猪瘟疫情的情况下，也认定猪瘟不属于案涉租赁合同所约定的不可抗力范畴。（二）戴龙喜从事的是商业化养殖行为，即使发生猪瘟也属于该行业固有的商业风险。（三）猪瘟作为商业风险是可预见、可避免、可克服的，且戴龙喜购买了猪瘟保险和获得了政府补助，已经进行了风险转移与化解。（四）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不构成不可抗力，却适用公平原则认定戴龙喜有权解除合同，适用法律错误，也对均记养殖有限公司不公平。（五）戴龙喜作为违约方，解除合同时，仍应按合同约定承担违约责任，即没收押金、赔偿一年租金，并承担均记养殖有限公司支付的诉讼费、律师费。（六）穷尽法律规则，方得适用法律原则，一审判决直接援引公平原则解除合同对应的法律规则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规定的情势变更条款，在有这一法律规则适用的情况下，不应舍弃规则而直接适用原则，本案也不适用情势变更。四、均记养殖有限公司主张的不是赔偿损失，不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均记养殖有限公司主张的是违约金，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即使适用公平原则解除合同，也不应当调整违约金。（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的赔偿损失是指一方已经履行产生的损失，均记养殖有限公司在本案中主张的并不是就合同已经履行产生的无法挽回的损失。（二）均记养殖有限公司诉请的是根据案涉合同第七条第七点约定的违约金，故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三）本案合同约定的违约金不应进行调整。1.双方的租赁合同属于商业合同，不是一般的民事合同，案涉猪场发生违约退租，作为出租方的均记养殖有限公司需要考虑的是维修、全面消毒的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以及重新招租期间的限制损失，这是案涉合同第七条第七点违约责任条款设置的初衷。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的通知》第四十八条的规定，违约方本应承担的违约责任不能因解除合同而减少或免除。即使本案认定继续履行合同、对戴龙喜显失公平的，其违约责任都不能减少。3.均记养殖有限公司的损失巨大，违约金不存在过分高于实际损失的情形。由于戴龙喜“猪瘟”的说法，造成案涉猪场长期无法租赁出去，损失巨大，且即使案涉猪场发生猪瘟，也是戴龙喜管理不力造成的。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的通知》第五十条的规定，本案违约金过高的举证责任在戴龙喜，戴龙喜在一审中并没有举证证明违约金过高的事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被上诉人戴龙喜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均记养殖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双方于2016年1月3日签订的《猪场租赁合同书》；2.戴龙喜支付2019年9月1日至合同解除时的租金（以350000元/年作为计算标准）；3.戴龙喜赔偿均记养殖有限公司损失350000元，押金350000元归均记养殖有限公司所有；4.戴龙喜承担均记养殖有限公司本次诉讼的律师费34800元；5.本案受理费由戴龙喜承担。戴龙喜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解除双方签订的《猪场租赁合同》；2.均记养殖有限公司退还戴龙喜押金350000元；3.反诉费由均记养殖有限公司承担。一审法院查明：2016年1月3日，均记养殖有限公司、戴龙喜双方签订《猪场租赁合同》一份，约定戴龙喜承租均记养殖有限公司位于**的分场进行生猪养殖，租赁期间从2013年9月1日至2028年8月30日止，在租期内退租的，需赔偿出租方一年租金并没收押金；租金每年350000元，当年租金于每年的8月30日前交纳，超过20日未交的则为违约；押金350000元在签订合同当时缴清；在承包期内发生不可抗力如战争、地震、瘟疫等，双方互不追究任何责任；如引发诉讼，由败诉方承担胜诉方的一切诉讼费用，包括律师费、保全费、公证费等。合同签订后，戴龙喜进场经营。2019年4月24日，戴龙喜委托**农业大学动物医院进行动物疫病诊断检验，2019年4月26日该院作出报告书，认为戴龙喜所提交的检验样本显示猪瘟病毒阳性。2019年4月29日，因应动物疫病防控应急处置需求，养殖场负责人申请并经动物疫病防控指挥部审核同意由杨和镇人民政府对案涉猪场所有生猪进行无害化处理，对于该场所无害化处理的生猪给予一定的补助，补助标准根据《佛山市高明区防控非洲猪瘟期间应急处置无害化处理补助办法》的动物疫病防控应急处置无害化处理补助标准执行。均记养殖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谢均和作为养殖场的负责人在《生猪无害化处理数量确认书》上签名确认。之后，猪场暂停养殖生猪。2019年9月16日，该补助金落实到账。2019年9月18日，戴龙喜委托黄敬涛律师向均记养殖有限公司发出律师函，主张因猪瘟疫情严峻、不可控，属于合同约定的不可抗力的范围，且猪场内生猪已进行了无害化处理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故通知均记养殖有限公司解除租赁合同，并要求退还押金350000元。均记养殖有限公司接到该律师函后，委托何宽军律师于2019年9月23日发出律师函，认为合同履行过程中不存在不可抗力，要求戴龙喜尽快缴纳相应的租金，否则会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2019年10月10日，均记养殖有限公司再次委托律师发出律师函，主张由于戴龙喜未按照合同约定支付租金，已经构成违约，通知解除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没收押金350000元。戴龙喜确认于2019年10月12日收到该律师函。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租赁合同纠纷，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对于合同签订及履行情况均无异议，案件审理的焦点问题是戴龙喜所主张的案涉猪场发生猪瘟是否为事实及其双方主张合同解除的理由是否成立。关于案涉猪场是否发生猪瘟致合同解除的问题。从戴龙喜所提交的检测报告及其提交的生猪无害化处理的有关材料，加上本地区从2018年下半年开始确实存在因非洲猪瘟疫情而造成养猪行业面临停止养殖的情况，故一审法院根据高度盖然的认定规则确认案涉的猪场在2019年4月期间确实发生了有猪只感染猪瘟的情况而进行无害化处理的事实。猪瘟作为一种急性、高度接触性传染病，会导致猪只的死亡并对生猪养殖业造成损失，但不存在人畜传染的风险。均记养殖有限公司、戴龙喜在合同中约定“在承包期内发生不可抗力如战争、地震、瘟疫等，双方互不追究任何责任”。一审法院认为，合同中约定的与战争、地震等同为不可抗力的瘟疫，应该是指能够引起人类感染的疫情，而不是本案的猪瘟，故戴龙喜所主张的猪瘟并不属于案涉租赁合同所约定的不可抗力范畴。但由于发生猪瘟且生猪已经被无害化处理，且生猪何时可以正常进行养殖没有明确的时间，故租赁合同继续履行确实会对作为承租方的戴龙喜造成不公平，故戴龙喜要求解除合同，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由于戴龙喜在2019年9月18日就搬离猪场，而均记养殖有限公司也于2019年10月12日通知戴龙喜解除合同且重新接管猪场，故一审法院认为此时双方已经没有继续履行合同的意思，租赁合同在2019年10月12日已经实际解除。依照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合同的性质和履行情况，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等。因戴龙喜已经搬离案涉猪场，且均记养殖有限公司也已经在本案起诉后重新管理案涉猪场，故戴龙喜交还租赁物的义务已经完成。关于均记养殖有限公司请求戴龙喜支付2019年9月1日至合同解除前的租金的问题，按照双方合同约定的租金水平，从2019年9月1日至2019年10月12日，戴龙喜应支付的租金为40274元（350000元/365天*42天）。关于均记养殖有限公司请求不予退还押金350000元并要求戴龙喜赔偿350000元损失的问题。由于双方的租赁合同提前解除，猪场在合同解除后短期内无法正常使用确实会造成均记养殖有限公司的损失。一审法院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酌定该短期的合理期间为合同解除后的4个月。综合考虑双方合同约定的租金水平和合同解除的具体原因，依照公平原则，一审法院认为合同提前解除所造成的均记养殖有限公司损失，戴龙喜应承担70000元。该70000元及戴龙喜还应支付的租金40274元在均记养殖有限公司应退还的押金中予以扣除，即均记养殖有限公司应退还戴龙喜押金239726元（350000元-70000元-40274元）。均记养殖有限公司请求的损失过高，高出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均记养殖有限公司请求戴龙喜支付本案的律师费的问题，鉴于本案合同解除承租方戴龙喜非败诉方，故一审法院对均记养殖有限公司的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一十条的规定，判决：一、均记养殖有限公司和戴龙喜于2016年1月3日签订的《猪场租赁合同书》于2019年10月12日解除；二、驳回均记养殖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三、均记养殖有限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返还239726元给戴龙喜；四、驳回戴龙喜的其他诉讼请求。未按照判决指定之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本诉受理费18939元，反诉费17238.91元，合共36177.91元，由均记养殖有限公司承担20160元，由戴龙喜承担16017.91元。二审期间，均记养殖有限公司向本院提交了（2003）高证同字第832号公证书、（2003）高证同字第833号公证书、《广东省农村信用社交易回单》《高明区**镇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内部收款收据》《进账单》《现金缴款单》，拟证明案涉养殖场用地是均记养殖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谢均和与原高明市杨梅镇际村经济合作社、**经济合作社签订《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租赁所得，该租赁合同经公证处公证。2019年均记养殖有限公司支付案涉养殖场用地租金43950元；2020年，均记养殖有限公司支付案涉养殖场用地租金43740元。对于均记养殖有限公司提交的证据，本院将结合本案其他现有证据对其证明力进行综合认定。二审期间，戴龙喜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经审查，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上诉及答辩意见，本案的上诉争议焦点系戴龙喜所主张的案涉猪场发生猪瘟是否为事实及本案合同是否应当解除。为进一步加强非洲猪瘟防控，强化养殖环节疫情排查，各级行政机关鼓励生猪养殖场户自行开展非洲猪瘟检测或委托兽医社会化服务机构进行检测工作。因此，戴龙喜委托**农业大学动物医院对所养殖的生猪进行非洲猪瘟病毒进行检测符合当时的相关规定，且动物疫病防控指挥部已审核同意由**镇人民政府对案涉猪场所有生猪进行无害化处理，均记养殖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谢均和作为养殖场的负责人亦在《生猪无害化处理数量确认书》上签名确认。一审法院据此确认案涉猪场的生猪因感染猪瘟的情况而进行无害化处理的事实并无不当。双方签订的合同约定“在承包期内发生不可抗力如战争、地震、瘟疫等，双方互不追究任何责任”，双方对于瘟疫没有限定为属于人传人的传染病，故在其他物种间大型且具有传染力的流行病亦应属于双方合同约定的瘟疫。故一审法院认定猪瘟是一种急性、高度接触性传染病正确，但认定双方当事人约定的瘟疫应该是指能够引起人类感染的疫情，而不是本案的猪瘟不当。因此，根据双方合同约定的条件，戴龙喜有权解除合同。因双方签订的合同约定承包期内发生瘟疫，双方互不追究任何责任，故均记养殖有限公司上诉要求戴龙喜承担违约责任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因戴龙喜对于一审认定其应赔偿部分损失给均记养殖有限公司未提出上诉，故本院不予审查。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均记养殖有限公司的上诉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550.74元，由上诉人佛山市高明区杨和镇均记和兴畜牧水产养殖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余珂珂审 判 员 李 虹审 判 员 黄玉凤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黄结仪书 记 员 蔡依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