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桂行终527号上诉人（一审原告）博白县水鸣镇新和村中央村队。诉讼代表人罗业祥，队长。委托代理人罗光茂，男，1954年7月7日出生，汉族，博白县。上诉人（一审原告）博白县水鸣镇新和村大屋肚队。诉讼代表人罗业平，队长。上诉人（一审原告）博白县水鸣镇新和村山积队。诉讼代表人罗积华，队长。委托代理人罗杰夫，男，1979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住博白县水鸣镇新和村山积队。上诉人（一审原告）博白县水鸣镇新和村祠堂队。诉讼代表人罗积松，队长。上诉人（一审原告）博白县水鸣镇新和村水尾队。诉讼代表人罗业贵，队长。上诉人（一审原告）博白县水鸣镇新和村竹围肚队。诉讼代表人罗善华，队长。上诉人（一审原告）博白县水鸣镇新和村双督坡队。诉讼代表人罗余松，队长。上诉人（一审原告）博白县水鸣镇新和村新口堂队。诉讼代表人罗余军，队长。以上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钟家友，广西邦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玉林市人民政府。住所地：玉林市玉东大道**城东办公大楼。法定代表人白松涛，市长。委托代理人姚波，玉林市司法局科长。委托代理人黄洁，玉林市司法局干部。一审第三人博白县人民政府。住所地：博白县博白镇大街**。法定代表人孙国梁，县长。委托代理人庞丹凤，博白县自然资源局干部。一审第三人博白县水鸣镇联合村黄屋队。诉讼代表人黄继锋，队长。委托代理人黄大川，广西桂铭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第三人袁维胜，男，1971年10月出生，汉族，住博白县。上诉人博白县水鸣镇新和村中央村队（以下简称中央村队）、博白县水鸣镇新和村大屋肚队（以下简称大屋肚队）、博白县水鸣镇新和村山积队（以下简称山积队）、博白县水鸣镇新和村祠堂队（以下简称祠堂队）、博白县水鸣镇新和村水尾队（以下简称水尾队）、博白县水鸣镇新和村竹围肚队（以下简称竹围肚队）、博白县水鸣镇新和村双督坡队（以下简称双督坡队）、博白县水鸣镇新和村新口堂队（以下简称新口堂队）因诉被上诉人玉林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玉林市政府）及一审第三人博白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博白县政府）、一审第三人博白县水鸣镇联合村黄屋队（以下简称黄屋队）、一审第三人袁维胜土地裁决行政复议一案，不服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13日作出的（2019）桂09行初39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20年5月2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中央村队诉讼代表人罗业祥及委托代理人罗光茂，上诉人山积队委托代理人罗杰夫，上诉人双督坡队诉讼代表人罗余松，上诉人新中央村等8队共同委托代理人钟家友，被上诉人玉林市政府委托代理人姚波、黄洁，一审第三人博白县政府委托代理人庞丹凤，一审第三人黄屋队诉讼代表人黄继锋、黄大川，到庭参加诉讼。一审第三人袁维胜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查明，玉林市政府于2019年5月3日作出的玉政复决字〔2019〕第8号行政复议决定（以下简称8号复议决定），认定基本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予以确认。玉林市政府8号复议决定查明，双方争议的山岭坐落在博白县。争议山岭界址：（一）猪红麓、牛扮麓。四至界址：南以沙铲岭鼻为起点、向北沿岭崎过猪麓顶Ｉ直到白坟山顶，转向西北沿岭崎分水落到猪红麓岭嘴Ｉ，转向南绕猪红麓岭脚到猪红麓岭嘴ＩＩ，转向南沿岭崎分水直上到猪红麓顶ＩＩ，转向东沿岭岗分水至长塘顶，转向南沿岭岗分水到长塘顶鼻，转向东沿小岭崎直落到牛扮麓口，转向北绕牛扮麓岭脚回到原起点止。面积约80亩，岭上附着物有速生桉。（二）长麓（四方岗麓）。四至界址：西以四方岗岭嘴为起点，向东北沿岭崎分水直上经过茶山麓顶到四方岗麓顶，转向南沿岭岗分水到长麓顶，转向西沿岭岗分水至阿训麓顶，再沿岭崎分水直落到长麓口（四方岗麓口），转向东北绕长麓（四方岗麓）岭脚回到原起点止，面积约60亩，附着物有速生桉。争议山岭在解放前是博白县水鸣镇新和村罗姓村民的祖宗山。1952年10月前，黄屋队和原告中央村等8队同属双江大队（村）管辖。1952年10月，双江村将亚扶片（包括现称的冯屋队、黄屋队、张屋队、六司垌队）划出并入六白村成立联合乡。双江与兰桂（现称新和片）香覃（现称甲岭片）合并称新和乡，黄屋队属联合乡管辖，中央村等8队属新和乡管辖。1961年6月，新和大队分为甲岭、双江、新和三个大队，中央村等8队属双江大队管辖。1962年“四固定”时，双方各自进行固定工作。黄屋队提供的1962年联合大队的《水鸣区联合公社落实林权和林木管理决议》记载，固定给13队（即黄屋队）的山岭范围为：“亚扶黄屋背山直入石川头，牛扒六、沙剷排两边至水破陂头止。白坟山备至猪洪六茶山六备止。又从斗燕塘塍道出那井备止又亚扶屋背六”。固定给12队（即冯屋队）的山岭范围为：“……又在长六口入对面冲直出根竹塘至陂头直上止”。中央村等8队没有提供双江大队“四固定”的档案材料。1983年“林业三定”时期，黄屋队的《山权、林权所有证》（山林字第4一1119号）及博白县林业局留存的黄屋队《山权、林权所有证登记底册（存根〉》（山林字第4―1119号）登记有黄屋背牛扒土泉电站屋背岑、枝红土泉茶山土泉、张土泉这三个山岭。中央村等8队的《山权、林权证所有证登记底册（存根）》（山林字第4—1322号）未登记有相关的山岭名称。1997年7月，中央村等8队向博白县林业局提出申请，要求批准在争议的四方岗种水果林。博白县林业局于1997年12月作出博林字〔1997〕22号《关于水鸣镇新和村委员利用湿地松低产林改种水果林的批复》（以下简称22号批复），同意中央村等8队在四方岗林地将湿地松及马尾松砍伐改种水果林。2000年1月，黄屋队以长麓山岭林木侵权为由，将中央村等8队村民罗世福、罗余才诉至博白县人民法院。博白县人民法院作出（2000）博民初字第134号民事裁定，驳回黄屋队的起诉。黄屋队不服，提起上诉。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0）玉中立终字第99号民事裁定，驳回上诉。2006年3月29日，黄屋队向博白县政府、博白县水鸣镇人民政府提出确权申请。2010年4月29日，博白县政府作出博政决〔2010〕3号处理决定（以下简称〔2010〕3号处理决定），将争议山岭处理给黄屋队所有。中央村等8队不服，申请行政复议。2010年7月22日，玉林市政府作出玉政复决字〔2010〕第21号行政复议决定（以下简称〔2010〕21号复议决定），维持〔2010〕3号处理决定。中央村等8队不服，提起行政诉讼。2010年11月2日，博白县人民法院作出（2010）博行初字第41号行政判决，维持〔2010〕3号处理决定。中央村等8队不服，提起上诉。2011年2月15日，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1）玉中行终字第17号行政判决，撤销博白县人民法院（2010）博行初字第41号行政判决和博白县政府〔2010〕3号处理决定。2014年7月3日，博白县政府作出博政决〔2014〕4号处理决定（以下简称〔2014〕4号处理决定），将争议山岭处理给黄屋队所有。中央村等8队不服，申请行政复议。2014年11月20日，玉林市政府作出玉政复决字〔2014〕第49号行政复议决定（以下简称〔2014〕49号复议决定），维持〔2014〕4号处理决定。中央村等8队不服，提起诉讼。博白县人民法院于2015年6月18日作出（2015）博行初字第3号行政判决，驳回中央村等8队的诉讼请求。中央村等8队不服，提起上诉。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0月26日作出（2015）玉中行终字第47号行政判决，撤销（2015）博行初字第3号行政判决和〔2014〕4号处理决定。2016年4月25日，黄屋队不服博白县林业局于1997年12月26日作出的22号批复，提起行政诉讼。博白县人民法院于2016年9月5日作出（2016）桂0923行初6号行政裁定，驳回黄屋队的起诉。2016年3月25日，黄屋队向博白县政府提出确权申请。博白县政府于2018年12月28日作出博政决〔2018〕5号行政处理决定（以下简称5号处理决定）。黄屋队不服，申请行政复议。玉林市政府作出8号复议决定，撤销博白县政府5号处理决定，责令博白县政府重新作出处理决定。中央村等8队不服，提起本案诉讼，起诉请求：撤销8号复议决定，维持5号处理决定。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为应该做到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内容适当。对争议山岭的权属进行处理，应优先认定各历史时期权属证据，若无这方面的证据再考虑争议各方经营管理的证据。对本案争议山岭，博白县政府三次作出处理决定所查明事实基本一致，证明事实的证据也基本相同，已查明“四固定”时争议山岭中的猪红麓、牛扮麓固定给黄屋队，将长麓固定给冯屋队，后冯屋队将长麓调整给黄屋队的事实，亦已查明1983年“林业三定”时争议山岭造册给黄屋队所有的事实，上述权属证据证明争议山岭属黄屋队所有。而（2015）玉中行终字第47号行政判决是分析对比争议双方对争议山岭进行管理收益的证据以采信哪一方的主张。但5号处理决定却优先采信经营管理的事实，最终作出与已查明事实相矛盾和相反的处理决定，认定事实和处理结果不一致，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8号复议决定撤销5号处理决定并责令博白县政府重作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中央村等8队诉称，8号复议决定以水尾队“林业三定”证书没有登记争议山岭为由就认定其无争议山岭的权属，采信联合大队“四固定”和“林业三定”证书作为定案依据，属认定事实错误应予撤销，5号处理决定正确应予维持的主张不成立，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中央村等8队的诉讼请求。上诉人中央村等8队上诉称：一、有充分的事实与证据证实争议山岭属于上诉人集体所有。争议山岭自古以来就是上诉人祖宗山，集体化后至“三包四固定”期间，从未合法固定过给黄屋队。上诉人对争议山岭长期管理使用收益，直至承包给袁维胜种树。新和大队1990-1993年造林专业队小队长冯德钊证实，其在新和大队担任造林专业队小队长时，在争议山岭进行过造林，证实了新和大队这边的集体组织对争议山岭进行过管理使用，黄屋队则无这样的无利害关系证人的证明材料，林业部门的批文也证明了上诉人进行管理使用的事实。上诉人对争议山岭的权属来源清楚，过程清晰，中途从未变更过给黄屋队，根据事实和法律争议山岭应当确权归上诉人集体所有。二、黄屋队的所谓“四固定”“林业三定”的权属登记真实性存疑，不具有关联性、合法性。（一）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四份生效裁判即（2000）玉中立终字第99号民事裁定、（2011）玉中行终字第17号及（2015）玉中行终字第47号行政判决、（2016）桂09行终63号行政裁定，均已认定黄屋队所持有的“四固定”及“林业三定”时期的凭证不具有关联性、不具有证明效力、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5号处理决定根据生效裁判认定的事实，不予采信黄屋队相关凭证，是对事实和法律的尊重，8号复议决定撤销5号处理决定错误。（二）上诉人与黄屋队从未同属一村（大队、乡），就算如8号复议决定认定1952年上诉人与黄屋队在1952年10月前同属双江大队，1952年10月后才分别归属新和乡和联合乡，1952年10月时争议山岭也不可能由黄屋队带到联合乡，权属变化要到合作化、集体化时期才有可能发生。正是基于此，8号复议决定将5号处理决定关于“管辖范围内的人员、山岭、田地一起划出......（上述争议山岭在这次的划拨范围内）”的叙述去掉了。（三）黄屋队的“四固定”登记存在涂改，还有大量简化字，真实性存疑。（四）联合大队无权把新和大队的山岭固定给联合大队的黄屋队。联合大队的“四固定”登记即使是真实的，也改变不了违法无效的本质。三、黄屋队“林业三定”时期的登记违法无效。庞科升庭审作证“林业三定”时期争议山岭的登记并非其本人所为。法院生效裁判文书认定，该“林业三定”登记不具有合法性，不能采信。四、一审判决未经法定程序，直接否定生效裁判对黄屋队凭证所认定的事实，程序违法。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程序违法，判决结果错误。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撤销8号复议决定，维持5号处理决定。被上诉人玉林市政府答辩称：一、8号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争议山岭在解放前是新和村罗姓村民即黄屋队的祖宗山。1952年10月前，上诉人和黄屋队同属双江大队管辖，1952年10月双江村将亚扶片（包括现称的冯屋队、黄屋队、张屋队、六司垌队）划出并入六白村成立联合乡。双江与兰桂（现称新和片）、香覃（现称甲岭片）合并称新和乡，黄屋队属联合乡管辖，上诉人属新和乡管辖。1961年6月，新和大队分为甲岭、双江、新和三个大队，上诉人属双江大队管辖。1962年“四固定”时，双方各自进行固定工作。黄屋队提供的1962年联合大队的《水鸣区联合公社落实林权和林木管理决议》记载，固定给13队（即黄屋队）、12队（即冯屋队）的山岭范围具体明确，登记了相关争议山岭在内。上诉人没有提供双江大队四固定的档案材料。1983年“林业三定”时期，黄屋队的《山权、林权所有证》（山林字第4-1119号）及博白县林业局留存的黄屋队《山权、林权所有证登记底册（存根）》登记有黄屋背牛扒土泉电站屋背岑、枝红土泉茶山土泉、张土泉这三个山岭。上诉人的《山权、林权所有证登记底册（存根）》（山林字第4-1322号）并无登记相关山岭。二、5号处理决定查明“四固定”时期争议山岭中的长麓（四方岗麓）固定给十二队（现称冯屋队），猪红麓、牛扮麓固定给十三队（现称黄屋队），“四固定”后，冯屋队将争议的长麓调整给黄屋队所有，1983年“林业三定”时，争议山岭造册登记给黄屋队所有，且1962年以后黄屋队陆续在争议山岭种植树木。按照查明的事实，根据相关规定，争议山岭应确定归黄屋队集体所有，但5号处理决定处理结果却与之相悖，认定事实和处理结果不相一致，属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法应予以撤销。综上，一审判决正确合法，应予以维持。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第三人博白县政府述称：5号处理决定根据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文书已经认定的相关事实，将争议山岭确认归中央村等8队共同所有，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准确，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判决，维持5号处理决定。一审第三人黄屋队述称：一、争议山岭的权属来源清楚合法。争议山岭原为水鸣镇新和村罗姓村民祖宗山，1952年土改时，水鸣区属于山区，政府统一规定“以乡（今为村）界定山权”，山岭坐落在哪个村就归哪个村所有，争议山岭坐落在联合村界内，当然归联合村所有。联合村冯姓祖宗山如转角、关塘山、牛睡岭、高垌头、南蛇岭及社赖岭、罗塘、走马塘、甲岭垌等坐落在新和村界内，也归新和村所有，联合村刘姓村民的祖宗山鱼狗麓、风灰麓和冯姓村民的祖宗山沙牛塘坐落在水鸣镇界内，也划归了水鸣村的旺塘队和榕木堂队所有。之后，争议山岭一直由黄屋队经营管理，从无争议，联合村在“四固定”和“林业三定”时期均把争议山岭确认登记在相关权属凭证上。联合村老支书庞科升在那林法庭作证时说：“自从土改时划定乡界后，联合村界内没有插花一寸外村的山岭，外村界内也没有插花一寸联合村的山岭。”二、黄屋队“四固定”“林业三定”山林权证合法有效，登记了争议山岭在内，应认定为确权凭证。“四固定”权证是由原林业局副局长郑贻鸣造册登记而成，已向其调查取证；“林业三定”山权林权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落实，由原“林业三定”办公室主任庞为禧审定、统一编号、盖私章，再加盖博白县政府公章，博白县档案馆和林业局存档该证底册（存根）。而中央村等8队提供的“林业三定”山林权证所登记的山岭并未包括本案争议山岭。三、中央村等8队为要回祖宗山，骗取22号批复，22号批复正文所涉四方岗并不是争议山岭，但《种果规划图》却把四方岗确定在争议的张麓山岭。中央村等8队强行砍伐了黄屋队种植的大量林木、竹子、果树，并强占强种，遂引起本案纠纷。22号批复及承包合同、强占强种等行为不应作为中央村等8队经营管理的证据。四、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否定黄屋队的权属凭证及经营管理事实严重错误，与事实严重不符，不应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综上，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驳回中央村等8队的上诉请求。一审第三人袁维胜未出庭应诉也未提交书面意见。经审查，本院确认一审判决认定的证据合法有效，可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据此，本院确认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另查明，本案涉诉的5号处理决定，所列第三人包括袁维胜和覃效龙，8号复议决定所列第三人仅为袁维胜。再查明，5号处理决定查明的主要事实有：1962年博白县政府落实中央政策，以生产队为单位进行核算，派出县工作组到水鸣区进行试点工作，对山林进行固定，把山林固定给各生产队。当时的县工作组、联合大队依据有利于团结、有利于发展林业生产、方便管理、承认差别、个别不合理作适当调整的原则，将争议山岭中的长麓（四方岗麓）造册登记给十二队（现称冯屋队）所有，将争议山岭中的猪红麓、牛扮麓造册登记给十三队（现称黄屋队）所有。“四固定”后不久，黄屋队与冯屋队有过山岭调整，冯屋队将长麓调整给黄屋队所有。1983年“林业三定”时，争议山岭造册登记在黄屋队的山林字第4-1119号《山权、林权所有证登记底册（存根）》上，同时期水鸣镇新和大队《山权、林权所有证登记底册（存根）》未登记有长麓（四方岗麓）、猪红麓、牛扮麓这三个山岭。自1962年“四固定”后，黄屋队群众陆续在争议山岭种上细叶桉、竹子、湿地松及各种经济林。1997年7月，中央村等8队申请在长麓（四方岗麓）改种水果林，博白县林业局作出22号批复同意将四方岗麓林地的湿地松及马尾松砍伐改种水果林。同年，官田山队（中央村队）、水尾队、塘头队（祠堂队、山积队）与博白镇居民李景玉、秦斌签订承包合同，将长麓（四方岗麓）的山岭承包给该两人经营，中央村等8队村民到长麓（四方岗麓）砍伐湿地松和桉树时，黄屋队提出异议，双方引起纠纷，纠纷发生后，该承包合同没有实际履行。2005年11月，中央村等8队与袁维胜签订《林业用地承包合同书》，将争议的山岭承包给袁维胜种植速丰桉。2007年8月，袁维胜与覃效龙签订《协议书》，将争议山岭中的猪红麓、牛扮麓的使用权及岭上林木的所有权一并转让给覃效龙。5号处理决定认为，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生效的（2015）玉中行终自第47号行政判决和（2000）玉中立终自第99号民事裁定认定了相关事实，基于此，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一款“下列书证，可以作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确权处理的证据材料”第十项“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复议决定书、判决书、调解书、裁定书”之规定，特作出如下处理决定：一、将双方争议的猪红麓、牛扮麓、长麓确权给中央村等8队共同所有；二、争议山岭上的林木由承包者与山岭权属所有者依法协商解决。玉林市政府8号复议决定认为，5号处理决定查明“四固定”时争议山岭中的长麓（四方岗）固定给十二队（现称冯屋队），猪红麓、牛扮麓固定给十三队（现黄屋队），“四固定”后，冯屋队将争议山岭中的长麓（四方岗）调整给黄屋队所有，1983年“林业三定”时，争议山岭造册登记给黄屋队所有，且1962年以后黄屋队陆续在争议山岭上种植树木。按照博白县政府查明的事实，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和国发（1980）135号文件的规定，争议山岭权属应确定给黄屋队所有，但5号处理决定处理结果却与之相悖，属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认定事实与处理结果自相矛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决定撤销5号处理决定，责令博白县政府重新作出处理决定。又查明，博白县政府〔2010〕3号处理决定查明：双方（中央村队时称官田山队、双督坡队时称双福坡队）争议山岭称猪红麓、牛扮麓、张麓（长麓、中央村等8队称四方岗），四至界址与8号复议决定认定一致，附着物有速生桉树。争议山岭解放前是水鸣镇新和村罗姓祖宗山。解放初期，黄屋队与中央村等8队均属双江大队管辖。1952年政府将黄屋队争议山岭土地从双江大队划出联合大队管辖。合作化时争议山岭转为联合高级社所有。1961年间，新和大队分为甲岭、双江、新和3个大队，中央村等8队属双江大队管辖，黄屋队（13队）属联合大队管辖。1962年“四固定”时，联合大队将争议山岭固定给黄屋队所有。1962年冬，甲岭、双江、新和3个大队合并为一个大队，称新和大队。“四固定”后，争议山岭由联合村黄屋队（13队）管理使用。1966年间，黄屋队、冯屋队、张屋队合为一个队，称亚扶生产队。1980年生产责任制时，亚扶生产队分为黄屋队、冯屋队、张屋队，各队土地山岭按“四固定”的不变，各队管回本队的土地山岭。1983年“林业三定”时，联合队把争议山岭登记在黄屋队的山权、林权所有证上，一并将争议山岭分到各户经营管理，没有任何生产队提出过异议。1997年7月间，中央村等8队向博白县林业局申请，请求批准在争议山岭中的四方岗（长麓）岭改种水果林，博白县林业局于1999年12月26日作出22号批复，同意其将四方岗林地的湿地松及马尾松砍伐改种水果林。中央村等8队将四方岗岭承包给李景玉和秦斌，双方签订合同。中央村等8队村民到四方岗岭砍伐湿地松和桉树林时，黄屋队提出异议，因而双方引起纠纷。之后中央村等8队与李景玉、秦斌签订的合同没有履行，合同自行终止。2000年1月黄屋队以山岭林木侵权为由，将罗世福、罗余才诉至博白县人民法院。博白县人民法院2000年5月19日作出（2000）博民初字第134号裁定，驳回黄屋队的起诉，黄屋队不服提起上诉，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2005年11月1日中央村等8队将争议山岭承包给袁维胜种植速生桉，双方签订了《林业用地承包合同书》。2006年3月29日，黄屋队向水鸣镇政府申请调处。水鸣镇政府派员调查，多次调解未果，报送博白县政府作出处理决定。博白县政府〔2010〕3号处理决定认为，争议山岭“四固定”时已由联合大队固定给黄屋队所有，黄屋队主张争议山岭权属，事实清楚，理由正当，应予支持。中央村等8队主张争议山岭权属，理由不当，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国务院批准广西壮族自治区关于处理土地山林水利纠纷的情况报告》（国发〔1980〕135号）第三点第（二）项、林业部（79）林护字26号、《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十条第三项规定，决定：一、将争议山岭确权归黄屋队所有，二、争议山岭的林木待成材后砍伐，收益由种植者袁维胜分得七成，山权所有者黄屋队分得三成，砍伐第一代速生桉后萌芽树木归黄屋队所有。中央村等8队申请复议，玉林市政府〔2010〕21号复议决定维持〔2010〕3号处理决定。中央村等8队提起诉讼。博白县人民法院（2010）博行初字第41号行政判决维持〔2010〕3号处理决定。该判决载明，对各方证据、事实确认如下，一、争议山岭的名称、坐落位置、四至界址、面积的证据分析认定。博白县政府提供了争议山岭的现场笔录1份，博白县人民法院现场勘查笔录1份，各方均无异议，予以确认。二、争议山岭解放前是水鸣镇新和村罗姓祖宗山，解放初期争议双方均属双江大队管辖，经庭审质证各方无异议，予以确认。三、土改、合作化时期争议山岭权属的证据分析认定。博白县政府认定，1952年土改时政府将黄屋队争议山岭土地从双江大队划出归联合大队管辖，合作化时转为联合高级社所有，提供了黄求义、庞科升、庞继荣、刘文光、梁余付调查笔录等证据。经庭审质证，中央村等8队主张争议地土改、合作化时期没有调整过，并提供民事裁定2份、《中南区土地改革中山林处理暂行办法》、罗世福证明材料各1份。中央村等8队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博白县政府提供的上述证据符合可采信证据的特征要求，依法予以确认。四、1961年间新和大队分队及并队情况，各方经庭审质证无异议，予以确认。五、“四固定”时期争议山岭权属及管理使用的证据分析认定。博白县政府认定，1962年“四固定”时联合大队将争议山岭固定给黄屋队所有并管理使用，提供了冯福兴、庞科升、庞继荣、庞德贵、刘文忠、刘文光、颜善华、梁余付等调查笔录，联合公社各生产队管理山岭范围图等证据。经庭审质证，中央村等8队提出异议，认为证据不真实，并主张“四固定”时争议山岭固定给其所有并管理使用至今，证据有林权边界确认表、民事判决、罗祖华、冯晋琨、冯晋仁及冯德超证明材料等。该判决认定中央村等8队上述证据不符合可采信证据的特征要求，不能证明其主张；博白县政府提供的证据更符合可采信证据的特征要求，予以确认。六、1966年间，黄屋队、冯屋队、张屋队合称为亚扶生产队。1980年生产责任制时又分队，各队山岭按“四固定”不变，各队管回各队的土地山岭。经庭审质证，各方均无异议，予以确认。七、关于1983年“林业三定”时权属证据分析认定。博白县政府认定，1983年“林业三定”时，联合村把争议山岭登记在黄屋队的山权、林权所有证内，并分到各户经营管理，没有任何生产队提出过异议，提供了庞科升调查笔录及博白县山权林权所有证等证据。经庭审质证，中央村等8队提出异议，但未能提供反证，该判决确认了上述证据。八、纠纷发生的时间、原因及调处经过，经庭审质证，各方均无异议，予以确认。中央村等8队上诉。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玉中行终字第17号行政判决查明，〔2010〕3号处理决定及一审判决对双方争议山岭的名称、面积、坐落位置、四至界址以及解放前是新和村罗姓祖宗山的事实认定，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予以认定。博白县政府和黄屋队在本案诉讼中，没有提供作为认定争议山岭林地林木权属主要依据的“四固定”档案材料的证据原件，其原提供的《水鸣区联合公社落实林权和林木管理决议》复印件模糊不清，无法判断该决议所载的具体内容及制作时间，其中能模糊看见的“联合公社各生产队管辖山岭范围”后面登记在“十三队”（现黄屋队）的山岭名称中，没有记载争议的张麓山岭，对争议的猪红麓、牛扮麓山岭名称的文字记载表述也不相符。在2000年黄屋队诉中央村等8队村民罗世福、罗余才因山岭林木侵权赔偿纠纷的民事诉讼中，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00）玉中立终字第99号民事裁定，已查明认定，张麓山岭在解放前是水鸣镇新和村罗姓祖宗山，在土改和合作化时，水鸣公社联合村及新和村对张麓山岭均未进行调整，1962年9月26日水鸣区联合公社管委会的“联合各队山权册”对张麓山岭没有记载，新和村各队山林的山权亦没有造册登记。对黄屋队原提供的1983年7月《山权、林权所有证》（山林字第4-1119号），认为其中填发人处无签名盖章，查相关知情人也否认填写，因而该证不符合有关程序。对于争议山岭的经营管理，争议双方均主张是己方经营管理，但黄屋队未能提供其经营管理的确凿证据，中央村等8队有1997年后其向有关部门申请在争议山岭改种水果林并获得批准和将部分争议山岭发包给他人经营、植树造林的《合同书》等证据证明。在调处过程中，是由水鸣镇政府立案受理和调查、调解，博白县政府未经立案受理及调查、调解，便就本案纠纷直接作出〔2010〕3号处理决定。该判决认为，争议山岭解放前是原水鸣镇新和村罗姓村民祖宗山，〔2010〕3号处理决定认定1952年政府将黄屋队上述山岭土地划归联合大队管辖，合作化时将该山岭固定给黄屋队所有，没有事实依据。博白县政府和黄屋队在本案诉讼中没有提供作为认定权属定案依据的“四固定”档案材料原件进行验证质证，根据有关规定该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博白县政府采信的部分证人证言与本案的客观事实不符，不应采信。争议山岭各个时期的权属情况和黄屋队主张其持有“四固定”证书效力问题，生效裁判文书已作了认定，依法可以作为本案事实认定的依据。博白县政府未经立案受理、派员调查、调解，便直接作出〔2010〕3号处理决定，不符合法律规定。因此，〔2010〕3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违反法定程序，应予以撤销。遂判决撤销一审判决，撤销〔2010〕3号处理决定，由博白县政府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玉中行终字第17号行政判决生效后，中央村等8队于2011年3月20日申请确权。博白县政府〔2014〕4号处理决定查明事实与原查明基本一致，主要有：1952年10月前，争议双方均属水鸣乡双江村管辖。1952年10月，双江村将亚扶片（包括现冯屋队、黄屋队、张屋队、六司垌队）管辖范围内的人员、山岭、田地一起划出并入六白村成立联合乡。争议山岭在这次的划拨范围内。双江、万流、新岭合并一起称新和乡，中央村等8队属新和乡管辖。合作化高级社时期，争议山岭自然入了联合高级社，属集体所有。1961年6月，新和大队分出新和、甲岭、双江三个大队，中央村等8队属双江大队管辖。1962年“四固定”时，联合大队依据有利于团结、有利于发展林业生产、方便管理、承认差别、个别不合理作适当调整的原则，将争议山岭中的长麓（四方岗）造册登记给十二队（现成冯屋队），猪红麓、牛扮麓造册登记给十三队（现黄屋队）。“四固定”后不久，黄屋队与冯屋队有过山岭调整，冯屋队将长麓调整给黄屋队所有。1963年5月，新和、甲岭、三江这三个大队合并在一起称新和大队至今。1983年“林业三定”时，争议山岭造册登记在黄屋队的山林字第4-1119号《山权、林权所有证登记底册（存根）》上。自“四固定”后，黄屋队群众陆续在争议山岭种上细叶桉、竹子、湿地松及各种经济林。博白县政府〔2014〕4号处理决定认为，争议山岭自1952年土改时由双江村划入六白村。合作化高级社时入了联合高级社集体所有。1962年“四固定”时，联合大队将争议山岭中的猪红麓、牛扮麓造册登记给十三队（黄屋队），长麓岭虽造册登记给十二队（冯屋队），但该队已将长麓岭调整给黄屋队且现不主张长麓岭权属。1983年“林业三定”时，争议山岭均造册登记给黄屋队所有。基于查明事实，经调查调解未果，遂决定：一、争议山岭权属归黄屋队集体所有；二、争议山岭上的林木待成材后砍伐，收益由山权所有者黄屋队分得三成，林木种植者袁维胜、覃效龙分得七成，砍伐第一代速生桉后萌芽的林木归黄屋队所有。（该处理决定列覃效龙为第三人，但并未查明和认定覃效龙是承包经营种植人。）中央村等8队申请复议。玉林市政府作出〔2014〕49号复议决定，维持〔2014〕4号处理决定。中央村等8队不服，提起诉讼。博白县人民法院（2015）博行初字第3号行政判决，驳回中央村等8队的诉讼请求，该判决认定，1962年9月26日，水鸣区联合公社管委会已将争议山岭分别登记给黄屋队和冯屋队管辖，有水鸣镇联合村委会保存的1962年9月26日《联合各队山权册》（包括《水鸣区联合公社落实林权和林木管理决议》《联合公社各生产队管辖山岭范围》）等书证证实。博白县政府以此为依据，将争议山岭确权给黄屋队，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对林木收益分配符合（79）林护字第29号文件规定。该判决还认定，博白县人民法院（2000）博民初字第134号民事裁定和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00）玉中立终字第99号民事裁定，对争议山岭的权属问题进行审查和认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规定，超越民事诉讼审理范围，不能作为确定争议山岭权属的依据。中央村等8队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玉中行终字第47号行政判决，撤销（2015）博行初字第3号行政判决和〔2014〕4号处理决定，由博白县政府重新作出行政行为。该判决认为，黄屋队和博白县政府提供的《水鸣区联合公社落实林权和林木管理决议》原件虽为新证据，但该原件与复印件同样存在（2011）玉中行终字第17号生效判决认定的问题，不具有关联性，因而不具备证明效力，证明不了博白县政府在作出〔2014〕4号处理决定时有新的事实和理由，也推翻不了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玉中行终字第17号生效判决和（2000）玉中立终字第99号生效民事裁定认定的事实。上述裁判属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文书，所认定的事实在没有相反证据推翻的情形下应当作为本案定案依据。博白县政府作出处理决定时并无新的具有证明力的证据推翻生效裁判认定的事实，所采信的证据不能证实争议山岭应为黄屋队所有，在这种情况下仍将争议山岭确权归黄屋队所有，一是说明博白县政府对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文书和人民法院审判权威缺乏起码的敬畏和尊重，二是说明博白县政府作出该处理决定时违反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一条规定，三是导致该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撇开生效裁判文书作为证据的证明力不说，假如各方均无具有证明力证据证明各自权属主张的情形下，一方对争议山岭进行管理收益的事实应当作为确定争议山岭权属的依据。黄屋队虽然主张其对争议山岭进行了管理收益，但不能提供确实证据予以证明。而相反中央村等8队提供了《合同书》等证据证明了对争议山岭进行了管理收益，两相比较，中央村等8队的证据占优势，应当采信中央村等8队的权属主张。博白县人民法院（2016）桂0923行初6号行政裁定，即黄屋队诉博白县林业局22号批复一案中，裁定载明黄屋队的起诉理由和请求是，22号批复中的“四方岗”是指坐落在新和村委会官田山、水尾、塘头屯的四方岗，但“种果规划图”标示的地址却在联合村的张麓，测量时也是到联合村的张麓测量，而张麓权属黄屋队所有，有“林业三定”山权林权证证实。博白县林业局没有对22号批复的对象进行审核就作出了批复，是错误的。由于错误的22号批复，该案第三人新和村委会所在的水尾队罗姓村民抢伐了张麓的林竹，后来又将原有的松树和速生桉砍光，并于2006年强种了速生桉，致使黄屋队的山岭被强占、强种，导致其与新和村委会几个生产队的山岭权属问题长时间得不到解决。请求撤销22号批复。该裁定查明，博白县林业局作出22号批复同意新和村委会将官田山、水尾、塘头屯的四方岗林地面积0.2公顷的湿地松幼树和1.2公顷荒山上散生的湿地松及马尾松砍伐改种水果林。罗姓村民据此进行砍伐并挖树坑，黄屋队发现后即提出异议，林地改造项目停止。黄屋队于2000年1月2日对罗姓村民提起山岭林木侵权赔偿一案中得知22号批复，于2016年4月25日起诉该批复。22号批复所述的“四方岗”是指坐落在新和村委会的官田山、水尾、塘头屯三个生产队的四方岗，并非黄屋队主张权属的张麓或长麓，各方当事人在庭审中已确认。该判决认为，黄屋队主张22号批复错误，导致其所有的张麓被罗姓村民强占、强种，经查与事实不符，黄屋队在庭审中亦确认了其所主张权属的张麓或长麓不在被诉22号批复中的“四方岗”范围内，且该批复是针对新和村委的申请所作，与黄屋队无利害关系，黄屋队的起诉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遂裁定驳回黄屋队的起诉。黄屋队不服，提起上诉。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桂09行终63号行政裁定确认一审裁定查明事实，并认为，自22号批复1997年12月26日作出至黄屋队2016年4月25日提起该案诉讼，已超过五年最长起诉期限，因22号批复所涉及权益并非不动产，故黄屋队的起诉已超过起诉期限，应驳回其起诉。一审裁定驳回起诉的理由虽与前述理由不同，但驳回起诉并无不当，遂驳回上诉，维持该一审裁定。还查明，博白县人民法院（2000）博民初字第134号民事裁定，审理了黄屋队诉水尾队村民罗世福、双福坡队村民罗余才山岭林木侵权赔偿一案。该裁定查明，双方争议山岭，黄屋队称张麓或长麓，罗世福、罗余才称四方岗，面积约2.8公顷，其中1.4公顷是种木薯的坡地，1.2公顷是荒山，有0.2公顷是湿地松幼树林并散生少量桉树。现争议范围内有黄屋队村民黄子超、黄朝求、黄子杰等种有湿地松、桉树、苦柬树、单竹等，还有联合村冯屋队、黄屋队村民耕种的坡地，在张麓南面的山岭亦有新和村欧训队和十字路队村民耕种的坡地。张麓在解放前是新和村罗姓村民祖宗山，在土改和合作化时，水鸣公社联合村与新和村队对张麓山岭均未进行调整。1962年9月26日水鸣区联合公社管委会的“联合各队山权册”对张麓山权没有记载，新和村对各队山岭的山权没有登记造册。1983年“林业三定”时，水鸣镇联合村采用盖有博白县政府公章空白的博白县山权、林权所有证填写了黄屋队的山权、林权共有六块，其中包括了张麓的山权所有证，该证号码为山林字第4-1119号。1997年7月间，新和村的官田山、水尾、塘头等罗姓生产队提出申请，要求批准在四方岗山岭改种水果林。新和村委会根据申请盖章同意呈批，水鸣镇政府同意并报博白县林业局审批。博白县林业局派员，会同水鸣镇政府副镇长张宏飞、干部刘振保、冯昭彬及水鸣镇林管站有关人员在新和村委干部和罗姓人员代表指路下，到四方岗调查设计，最后作出22号批复予以同意。1997年12月22日，官田山、水尾、塘头队与博白镇李景玉（罗世福女婿）、秦斌签订承包四方岗开发种植合同书，同意将四方岗承包给李景玉、秦斌。罗世福、罗余才分别于1997年12月29日和1998年2月15日率领部分罗姓村民到张麓砍伐湿地松并搬走部分林木，黄屋队发现后法伤提出异议，并及时到联合村委会报告要求出面制止，随后联合村委会要求水鸣镇政府立即制止，水鸣镇政府为了不把矛盾扩大，立即通知停止砍伐开发，新和村罗姓村民对四方岗的林木停止开发使用。水鸣镇联合村委会分别于1998年11月30日和1999年5月5日向水鸣镇政府、博白县林业局提出报告，要求处理罗世福、罗余才等以祖宗山为由侵犯张麓的山权、林权的违法行为，并撤销错发的22号批复，归还张麓的所有权。1999年6月15日，博白县林业局公安科派员调查，至今没有结果，黄屋队遂于2000年1月2日提起该案诉讼。该裁定认为，争议山岭张麓是新和村罗姓村民祖宗山，土改和合作化时双方所在的村对张麓的山权均没有调整。1983年“林业三定”时，联合村对黄屋队的山岭包括张麓在内填发了博白县山权、林权所有证，但未经水鸣镇政府审核和盖章，而且填发人庞科升否认是其本人填写。据查其他村均没填发有博白县山权、林权所有证，因此，黄屋队提供的该山权林权所有证不能证实对张麓的权属。从张麓的现状看，联合村的冯屋队、黄屋队及新和村的欧训队、十字路队的村民都在张麓山岭上的坡地进行耕作，并不是由一个队对张麓进行经营管理，所以张麓的所有权至今尚未明确，争议属归你方主张张麓为其所有，均未能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证实。从双方争议焦点看，实际上是集体于集体之间对张麓的山权林权的争议，应由有关部门对张麓的所有权作出确认，不能将本案直接作为民事案件起诉。因此，黄屋队要求停止侵权并赔偿损失，证据不足，不予支持，遂判决驳回黄屋队的诉讼请求。黄屋队不服，提起上诉。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00）玉中立终字第99号民事裁定认为，张麓（四方岗）在“四固定”时未确定权属，黄屋队所提供的山林字第4-1119号博白县山权、林权所有证虽盖有博白县政府公章和核对人员庞为禧的私章，但根据有关资料反映，该证尚不符合有关程序，黄屋队亦未能提供足够证据证实该证合法有效。从张麓现状看，除黄屋队村民耕作外，还有联合村的冯屋队和新和村的欧训队、十字路队村民在该山岭的坡地进行耕作。因此，在张麓山岭尚未明确的情况下，提起侵权赔偿纠纷，不符合法律规定。遂裁定上诉，维持一审裁定。本院认为，上诉人未就复议程序提出异议，本院经审查予以确认。8号复议决定遗漏了5号处理决定的第三人覃效龙确有不当，考虑处理结果并不损害其合法权益，故本院予以纠正，但不足以成为撤销8号复议决定的充分理由。根据各方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8号复议决定对证据与事实的认定及处理结果是否正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一、六项规定：“下列书证，可以作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确权处理的证据材料：（一）土地改革时期依法取得的土地房产所有权证或者登记发证的档案清册或者林木、林地等权属登记的档案清册；（六）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核发的土地、山林权属证书，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依法核发的取水许可证。”第三十五条第二项规定：“下列书证，可以作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处理的参考证据材料：（二）权属纠纷当事人管理使用（包括投资）争议的土地、山林、水利的事实资料和有关凭证。”本案中，中央村等8队与黄屋队争议涉案的长麓（张麓、四方岗）、猪红麓、牛扮麓等争议山岭权属，争议双方所提供的证据早已固定下来，且保持稳定没有实质性增减。从黄屋队一方的证据分析，其提供了“四固定”“林业三定”时期的书面权属凭证原件，“林业三定”时期的山林证字第4-1119号《山权、林权所有证》在博白县档案局仍有互相吻合的存根存档；从争议山岭的管理事实看，黄屋队自“四固定”后就在争议山岭种植了林木、竹子等，至中央村等8队强行砍伐黄屋队种植的林木时才引发权属纠纷。而从中央村等8队的证据分析，其主张争议山岭是其祖宗山，但未能提供各历史时期的书面权属凭证，既没有“四固定”时期的书面权属凭证，与黄屋队同时期进行“林业三定”颁发的山林证字第4-1332号《山权、林权所有证登记底册（存根）》又未将争议山岭造册登记在内，且其证实经营管理事实的证据是22号批复和承包合同，而其强行砍伐争议山岭林木就引发了本案权属争议，承包合同并未能实际履行，之后再度发包给袁维胜等人是在纠纷产生后的管理事实，不能作为确权依据。自土地改革以来，我国山林土地权属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仅以祖宗山为由主张争议山岭权属，不符合我国土地政策。但是，在双方证据对比如此明确且稳定的情况下，本案权属纠纷历经三轮确权、复议和诉讼，仍未能最终确定权属，主要原因在于前两轮处理时行政机关与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生效裁判在审查分析证据上产生了重大分歧。博白县政府5号处理决定在查明事实与证据分析部分，已经确认了黄屋队“四固定”“林业三定”时期的书面权属凭证，并确认了黄屋队自“四固定”以来在争议山岭种植林木的经营管理事实，却将争议山岭确权归中央村等8队共同所有，认定事实与处理结果互相冲突，明显错误。玉林市政府8号复议决定据此撤销5号处理决定并责令博白县政府重新作出处理决定，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驳回中央村等8队的诉讼请求正确，本院予以维持。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四条规定：“法庭应当对经过庭审质证的证据和无需质证的证据进行逐一审查和对全部证据综合审查，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进行全面、客观和公正地分析判断，确定证据材料与案件事实之间的证明关系，排除不具有关联性的证据材料，准确认定案件事实。”《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二项规定：“证明同一事实的数个证据材料，其证明效力按下列规定确定：（一）国家机关以及其他职能部门依职权制作的公文文书优于其他书证；（六）数个种类不同、内容一致的证据优于一个孤立的证据。”根据上述规定，在山林土地权属纠纷案件的行政处理及行政审判中，既要对每一个证据材料进行单个审查，排除虚假证据，又要对全部的证据材料进行综合分析、判断，秉持公平正义之心，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根据不同类型案件的证明标准和举证责任承担规则，对各方提交的证据是否形成证据锁链进行全面分析判断，准确认定案件争议事实，并应根据“三个有利于”原则，尽快将山林土地权属稳定下来，避免山林土地资源的浪费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长期处于不确定状态。本案中，黄屋队的证据既有“四固定”“林业三定”时期的书面权属凭证，又有经营管理事实，不能简单割裂为单个证据进行审查，而应当在对每一个证据单个审查的基础上一并对全部证据材料进行综合分析判断，认证各方证据是否已形成证据锁链、互相印证。至于8号复议决定是否与人民法院涉案几份已生效裁判文书相冲突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条规定：“生效的人民法院裁判文书或者仲裁机构裁决文书确认的事实，可以作为定案依据。但是如果发现裁判文书或者裁决文书认定的事实有重大问题的，应当中止诉讼，通过法定程序予以纠正后恢复诉讼。”一般认为，已经生效的前诉裁判具有既判力，后诉不得作出与前诉相反的判断；已经前诉裁判羁束的内容，当事人不得再次诉请裁判；当事人坚持起诉的，法院应当裁定不予立案或者驳回起诉。显然，并不是前诉裁判文书记载的所有内容均具有既判力，也不意味着当事人均不得另行起诉或者均要受到羁束。从现行裁判文书制作样式来看，裁判文书中记载的当事人诉辩主张、事实陈述和请求，不具有既判力；前诉裁判在审理查明部分所认定的一般性事实，或者说次要事实的认定，一般也不具有既判力。而前诉裁判中的诉讼标的，则当然具有既判力，生效裁判作出后各方当事人均不得另行提起诉讼。在山林土地权属行政案件中，已生效的撤销重作判决的既判力范围一般情况下应当限制于判决主文，裁判所依据的主要事实和列为争议焦点经质证辩论后认定的事实一般应当根据案件情况审慎确定其既判力。撤销重作判决的处理结果，是将争议各方的土地权属纠纷交由行政机关重新处理，此时诉讼标的处于待处理待确定状态。行政机关重新处理时，完全有可能产生新的或者补强性的证据与事实，并作出与被撤销的处理决定相同的确权处理结果，这并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一条关于“人民法院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被告不得以同一的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行政行为”的规定。即使重新处理时没有新的证据与事实，对于撤销重作判决认定证据与事实的错误，由于处理的是同一诉讼标的，是对同一土地权属纠纷进行确权，则也应赋予在后诉讼时人民法院据实裁判的裁量空间。否则机械中止正在进行的诉讼，同时通过审判监督程序撤销已生效的撤销重作判决，则将可能产生出两个甚至多个诉讼，比如本案三轮确权至少产生三轮诉讼，但三轮诉讼均是处理同一诉讼标的同一权属纠纷，将被运用得非常复杂，既浪费行政司法资源，又不利于实质化解行政争议。由此，本院认为，对涉案几份已生效的撤销重作判决对双方证据的分析认定，其既判力范围应当审慎确定，行政机关和人民法院法在重新处理与审判时，不应不经审查一概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而应当根据前文论述的证据认定规则综合评判，据实确权据实裁判。至于博白县人民法院（2016）桂0923行初6号、（2000）博民初字第134号生效裁判的既判力问题，因山林土地权属确权并非该两案件诉讼标的，故该两生效裁判对双方权属证据的分析认定对本案山林土地确权不产生既判力。综上所述，5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与处理结果相互矛盾，明显错误，8号复议决定予以撤销正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中央村等8队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博白县水鸣镇新和村中央村队、大屋肚队、山积队、祠堂队、水尾队、竹围肚队、双督坡队、新口堂队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周善能审 判 员 陆 海审 判 员 陈 惠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 杜翰洋书 记 员 许 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