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508民初3216号原告：张凤林，男，1962年2月2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太和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葛婉玉，江苏展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姑苏区亚色美甲用品商行，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市干将东路****。经营者：李婧婧，女，1989年1月2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江苏省邳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天鹅，江苏平江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张凤林与被告姑苏区亚色美甲用品商行（以下简称亚色商行）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8月1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张凤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葛婉玉，被告亚色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天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张凤林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8000元；2、判决被告支付自2017年6月至2020年3月周六加班费36414元（3000÷21.75×2×4天/月×33个月）。事实和理由：原被告之间劳动争议案件已经苏州市姑苏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审理并做出裁决，现原告方对仲裁裁决结果不服，因此提起本次诉讼，具体理由如下：1、原告认为本案的劳动关系解除属于单位未经劳动者同意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理应支付经济赔偿金。在仲裁庭审中，双方均提供了劳动关系解除过程中的微信聊天记录，从微信聊天记录的内容，可以清楚地看出，本次解除劳动关系的原因是单位强行通知劳动者解除劳动关系，自始至终没有征求过劳动者的意愿，原告在收到通知后有明确的意思表示，对被告的此种做法存在不满，且要求被告出具辞退证明，被告在原告的多次要求下出具了辞退证明，且辞退证明中清晰明了的写道“经公司研究决定，职工张凤林先生被辞退”。公司出具辞退证明，不论辞退证明的模板是由谁提供，单位既然出具并盖章，代表对上述内容的认可，也将为所盖章的相关材料承担法律的责任，因此该份证据来源合法有效，且客观真实，整个过程中并无虚假情节，该份证据理应被仲裁委和法院采纳。但仲裁裁决时仲裁委却认为该份辞退证明是后期补开，且与事实不符，原告认为仲裁委的认定严重缺乏事实依据，本案中，辞退过程，客观上就是被告的单方面意思表示，绝无征求过原告的意思，因此实质上就是未经劳动者同意辞退劳动者，属于劳动法规定的违法解除，虽然辞退证明确实并非辞退时就已出具，但在辞退时不予出具证明本身就是被告方的过错，原告多次催讨后被告才予以出具，难道因此而拖延出具辞退证明的责任最终的不利后果也应当由劳动者来承担吗?劳动者在整个用工关系中己经处于非常被动的弱势地位，维权本身举证就存在一定的困难，本案中，劳动者经过多方努力取得对自己有利的客观的书面证据，仲裁委却认定为与事实不符，严重侵犯了劳动法赋予劳动者的权利，因此恳请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自入职被告处，双方一直未签订劳动合同，每周工作时间为6天(仲裁阶段被告已经认可每周工作6天的情况)，依据劳动法相关规定，理应支付加班费用，依据《工资支付条例》第六十四条，本条例第二十条用于计算劳动者加班加点工资的标准应当按照下列原则确定：(一)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双方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二)双方没有约定的，或者双方的约定标准低于集体合同或者本单位工资支付制度标准的，按照集体合同或者本单位工资支付制度执行；(三)前两项无法确定工资标准的，按照劳动者前十二个月平均工资计算，其中劳动者实际工作时间不满十二个月的按照实际月平均工资计算。因此，本案中加班工资的计算应当以上述法条中第三款适用计算。但仲裁委在裁决时却以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来计算加班工资，无法律依据。综上，原告诉至法院，提出以上诉请。被告亚色商行辩称，我方认为2020年初受疫情影响，双方协商解除，原告表示理解，在被告与其协商工资按照国家规定的基础上，原告最后上班日为2020年1月20日，被告发放工资至2020年3月，原告同意离职，在2020年3月10日微信聊天记录向公司表示“交接工作我会去办的，这点你放心，谢谢。”后原告以领取失业金为由向单位申请开具相关证明材料称：“吴总你的离职证明我下午去社保局问了，不能用，只能证明我上班时间、社保局说要写辞退证明、内容要注明公司辞退不是我自己辞职就行，你应该知道怎么写吧。”原告手写了模板发给单位负责人吴强，吴强本着帮助的心态按照原告要求出具了辞退证明以便其顺利领取失业金，但原告拿到辞退证明后立即向单位提出过分的金钱赔偿要求，并告知单位若不妥协将提起仲裁，以上说明原告已经同意离职，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任何人不得因自身违法行为获得利益，若支持原告的请求将使我单位负责人因其基于人与人的信任受到不当损害，与立法宗旨相违背。关于第二项诉请，原告在仲裁阶段已经认可工作时间为早8:30至晚18:00，上六休一，指纹打卡，吴强管理，工资税前3000元，发放记录为银行转账，详细记载于劳动仲裁庭审笔录，原告本人已签字。原告在两年多的工作时间内均未对工资发放提出过异议，被告向原告支付的工资已经包含了全部加班工资，原告的基本工资为2020元/月，原告的发放工资记录可以看出被告实际支付的工资远高于其基本工资，即使存在加班工资，原告所主张的部分已经超过时效。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社保缴费明细复印件、微信截图打印件、银行流水复印件、仲裁裁决书、微信聊天记录、辞退证明复印件、工资单打印件、仲裁庭审笔录复印件等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一、原告张凤林于2017年6月入职姑苏区彩都美甲用品商行（以下简称彩都商行）工作，自2018年起工作地点一直在和基广场108室，工作岗位为快递打包、收货及发货等。彩都商行第一次于2014年6月5日注册成立，并于2019年5月22日注销登记；第二次于2019年6月11日注册成立，并于2019年7月4日注销登记，经营者均为吴强，经营地址均为和基广场**，彩都商行与亚色商行经营范围基本一致。彩都商行的经营者吴强与被告亚色商行的经营者李婧婧系夫妻关系。张凤林自2017年6月起工作时间为每天8点30分至18点，每周工作6天，日常工作接受吴强管理，每月应发工资为3000元，由吴强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工资发放至2020年3月。2018年10月至2019年5月，彩都商行为张凤林缴纳社会保险；2019年6月至2020年3月，亚色商行为张凤林缴纳社会保险。张凤林最后一天上班日为2020年1月20日。二、2020年2月23日，吴强发微信给张凤林：“张叔，不好意思有件事情要跟你说，今年受疫情影响没法正常营业，行情也受到很大冲击，越来越不好做，经总部老板一起商量，决定公司全面节流开支，节约成本，您的打包后勤这个工作被裁掉，你的2、3月份的工资按照苏州市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2020元发放，2、3月份保险公司还是正常给交，等疫情过去了您来店里交接一下工作。感谢您工作以来的付出，受疫情和行情所迫，也实在不好意思，公司运营也是没办法。”张凤林回复：“收到了，你也不早说，我昨天又交了好多房租！”吴强：“我们也是刚收到通知不好意思说，因为正好月底提前说的。”张凤林：“你的意思这是南京老板说的，不是你定的，好吧，我知道了，谢谢。”吴强：“等你过来交接的时候我们会把钱全部打到你卡里，辛苦了”。2020年3月10日，张凤林发微信给吴强：“吴总，这三个月的工资这个星期能发给我吗。我暂时过不去，谢谢。交接工作我会去办的，这点你放心，谢谢。疫情结束我再过去。”三、2020年4月16日，张凤林发微信给吴强：“吴总，你那个离职证明，我下午去社保局问了不能用，那个只能证明我上班的工作时间”。吴强回复：“另一个可以用吗？就离职证明不行？离职证明内容只要跟那个合同一样的就可以是吧？”张凤林：“社保局说要写个辞退证明。”吴强：“好的，明天我重新弄个，弄好我发图片给你看下，如果可以，您这边在辛苦再来一趟。”2020年4月17日，张凤林发微信给吴强：“吴总，你抽把我弄一个发过来看下可能用”。吴强拟稿一份《辞退证明》，内容为“兹证明张凤林先生原系我公司后勤职员，在职时间为2019年5月19日至2021年3月18日，现已办理完所有手续。特此证明。2020年3月18日。”吴强将这份《辞退证明》拟稿发给张凤林，问“行不行”。张凤林手写了一份《辞退证明》模板发给吴强，内容为：“受疫情影响，经公司和总部研究决定，我单位职工张凤林被辞退。”张凤林告知吴强：“应该这样写，实际情况也就是这样的。内容要注明是公司辞退的，不是我自己辞职的就行。你应该知道怎么写了。写好发过来我去拿。”最终，亚色商行向张凤林出具了一份落款时间为2020年3月18日的《辞退证明》，内容为：“受疫情影响，经公司研究决定，我单位职工张凤林先生被辞退，在职时间为2019年5月19日至2020年3月18日，现已办理完所有手续。”庭审中，张凤林陈述：一开始被告给我开的《离职证明》内容是单位协商与我解除及我的工作时间，但我不认为是协商所以没签字。这份《离职证明》是2020年4月10日左右给我的，我拿了这份《离职证明》是去社保局办失业金，社保局说《离职证明》办不了，让单位开《辞退证明》或《解除劳动关系证明》，实际我也是被辞退的。四、之后，张凤林向苏州市姑苏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要求亚色商行：1、支付自2019年6月至2020年3月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27000元。2、支付2017年6月至2020年3月违法解除赔偿金18000元。3、支付2019年6月至2020年3月加班费11034元。2020年6月14日，苏州市姑苏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姑劳人仲案字[2020]第250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一、亚色商行一次性支付张凤林经济补偿金9000元；二、对张凤林的其他仲裁请求不予支持。张凤林不服，遂诉至本院。五、庭审中，张凤林陈述：入职时单位说每周上6天，有1天算加班，工资总额3000元，但是否包括周六加班当时没明说，我也没问。在职期间，我都没问过这3000元是否包括加班，在里面工作不敢问。本院认为：关于被告是否需要支付原告赔偿金，根据现有证据及双方当事人的主张，本院作以下分析认定：1、原告在2020年1月20日后未再至被告处上班，被告在2020年2月23日通过微信向原告提出解除劳动关系，并表示工资、社保都结算至3月份，原告表示知道了，未提出异议。2020年3月份，原告问被告能否发放3个月的工资，并表示疫情结束会办理交接，也未对解除劳动关系提出异议。2、被告先是在2020年4月10日左右向原告出具过《离职证明》，该《离职证明》的内容为协商解除，原告接受了该《离职证明》并去社保部门办理领取失业金的手续，因未能办理成功，原告又要求被告出具《辞退证明》。被告根据原告提供的模板为原告重新出具了落款时间为2020年3月18日的《辞退证明》。综上，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的劳动关系先由被告于2020年2月23日提出解除，被告表示同意工资、社保结算至3月份，对此原告未表示异议且同意办理交接手续，之后原告也曾接受被告出具的协商解除的离职证明去办理领取失业金的手续，最终被告出具的辞退证明也系为配合原告办理领取失业金而出具，故本院认定双方劳动关系为协商解除，解除时间为2020年3月，被告须支付原告经济补偿金而非赔偿金。根据原告的工资标准以及工作年限，经济补偿金认定为9000元。关于加班工资。根据庭审查明的时候，原告入职时知晓每周工作6天，其在职正常工作期间均获得每月固定应发工资3000元，且从未提出异议，故原告存在制度性加班的情况，应当说原、被告双方在确定工资总水平时已经考虑了每周工作时间超过四十小时的情形，被告发放的工资中已包含加班工资，但折算后的正常工作时间工资低于本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加班工资应予以补足。经计算，被告已足额支付原告加班工资，故对于加班工资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姑苏区亚色美甲用品商行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张凤林经济补偿金9000元；二、驳回原告张凤林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5元，由原告张凤林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按照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规定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户名：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10×××76；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苏州苏福路支行。审判员 姜 伟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韩昔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