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铁路运输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豫7101行初113号原告张铁军，男，汉族，1952年10月4日出生，住河南省巩义市。原告宋玉花，女，汉族，1957年10月16日出生，住河南省巩义市。委托代理人刘德宇，金博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鲁臻英，金博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张文钰，男，汉族，1982年2月10日出生，住河南省巩义市。被告巩义市公安局，住所地巩义市**永新路。法定代表人陈兆甲，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赵国强，该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马宁，该局工作人员。被告郑州市公安局，住所地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北二七路**。法定代表人马义中，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齐乐，该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陈冬冬，该局工作人员。第三人宋秋英，女，1947年11月8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巩义市。原告张铁军、宋玉花不服被告巩义市公安局不予行政处罚决定及被告郑州市公安局行政复议决定，于2020年3月23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次日依法立案后，在法定期限内向被告巩义市公安局、郑州市公安局、第三人宋秋英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5月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张铁军、宋玉花以及委托代理人刘德宇、鲁臻英，被告巩义市公安局委托代理人赵国强、马宁，被告郑州市公安局委托代理人齐乐、陈冬冬，第三人宋秋英到庭参加诉讼。于2020年9月2日第二次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张铁军、宋玉花以及委托代理人鲁臻英、张文钰，被告巩义市公安局委托代理人赵国强，被告郑州市公安局委托代理人齐乐，第三人宋秋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巩义市公安局于2019年12月18日作出巩公（米）不罚决字〔2019〕10004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查明2019年4月8日，宋玉花来所控告2018年11月30日左右在巩义米河镇小里河村7组张文锋家楼下被宋秋英、吴玉霞、王影、张欢欢殴打，要求伤情鉴定。经鉴定宋玉花损伤程度为轻微伤。经调查无法证实宋玉花被宋秋英等人殴打，其控告事项不能成立。宋秋英、张欢欢、吴玉霞、王影的违法事实不能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五条第二项之规定，现决定不予行政处罚。被告郑州市公安局2020年3月3日作出郑公复决字（2020）3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为，巩义市公安局对宋秋英作出的不予处罚决定，并无不当，决定予以维持。原告张铁军、宋玉花诉称，2018年11月30日上午，原告夫妻二人参加一个亲戚的三周年祭日活动。在此期间原告二人正在喝茶，宋秋英、张欢欢、吴玉霞、王影四人结伙无故对原告二人进行殴打，造成宋玉花左侧第五肋骨骨折，张铁军头部被打伤。原告于2019年4月8日向巩义市公安局米河镇派出所报案。直到2019年12月18日巩义市公安局才作出不予行政处罚决定。原告不服，向郑州市公安局申请复议，郑州市公安局作出复议决定，维持不予行政处罚决定。原告认为，公安机关具有保护公民合法人身权利不受侵害的义务，巩义市公安局不予处罚决定与郑州市公安局的维持复议决定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放纵了违法人员，助长了社会的不良风气。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撤销郑州市公安局作出的郑公复决字（2020）3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和巩义市公安局作出的巩公（米）不罚决字〔2019〕10004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2.责令被告巩义市公安局对本案重新作出处理。原告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巩公（米）不罚决字〔2019〕10004不予处罚决定书，证明被告巩义市公安局对于原告的报案作出不予处罚决定书；2.郑州市公安局郑公复决字（2020）3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原告不服不予处罚决定向郑州市公安局行政复议，郑州市公安局维持了原决定；3.郑州铁路运输法院（2019）豫7101行初517号裁定书，证明原告起诉巩义市公安局行政不作为一案，郑州铁路运输法院作出裁定，告知在《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一案中一并处理；4.张文钰和张某2录音一份，证明通话录音显示张某2看见宋玉花和王影打架，二人互相拽头发，承认打架的发生，且通话录音与张某2的询问笔录矛盾，说明其在询问笔录没有说实话，也说明其他部分证人证言不真实，掩盖事实真相；5.电话录音光盘一张（张文钰分别与张文锋、周某、张宏伟的通话）；6.周天生证人证言。被告巩义市公安局辩称，被告在原告报案后及时受案，没有推诿不受理案件（当事人宋玉花2019年4月8日报案，当天米河派出所就受理案件）。其次由于原告所报案件距事发时间较远，打架时间是2018年11月30日，已过四个多月。事发地由于整村拆迁，事发当时很多见证人迁居外地，给调查取证带来很多困难，同时原告提供的证人询问时说因时间过去长、或者不在案发现场无法证实案情，同时案发现场无监控视频，导致米河派出所在调查案件时花费时间长，但是米河派出所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将原告提供的证人及其他在场涉及人员于12月17日才全部调查完毕，但是无法认定原告被殴打的事实，经过研究只能对宋秋英、吴玉霞、张欢欢、王影作出不予处罚的决定。被告在处理案件过程中始终坚持秉公执法原则，对该案件作出的不予处罚决定并无不当，没有原告所说的不作为，请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巩义市公安局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依据：1.受案登记表、受案回执，证明该受案登记表上显示宋玉花2019年4月8日9时报案其2018年11月底的一天在巩义市米河镇小里河村7组因琐事被人打伤。受案回执显示米河派出所当天就受理该案件；2.传唤证，证明2019年4月11日16时35分依法将宋秋英传唤到巩义市米河派出所，4月11日18时35分离开；3.延长办案期限审批表、情况说明各一份，证明米河派出所办理该案件依法进行审批延长办案期限；4.当事人陈述及证人证言，证明被告巩义市公安局对原告提供的案发现场的证人进行了询问；5.不予处罚决定书，证明经过调查无法证实宋玉花被宋秋英、吴玉霞、张欢欢、王影殴打，其控告事项不能成立；6.张某22020年8月31日询问笔录。法律依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被告郑州市公安局辩称，原告2020年1月3日申请行政复议，郑州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受理后转送被告，被告依法进行书面审理，于2020年3月3日作出郑公复决字（2020）3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并于当天直接送达巩义市公安局。2020年3月3日邮寄送达原告。综上，被告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符合法律规定。原告起诉的理由及请求不成立，请依法驳回原告诉求。被告郑州市公安局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行政复议案件转办函；2.行政复议提交答复通知书附行政复议申请书；3.被申请人提交答复通知书送达回执；4.被申请人行政复议答复意见书；5.行政复议决定书；6.行政复议决定书送达回执、邮寄底单。证明复议机关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符合法律规定。第三人宋秋英陈述，2018年11月30日，因为拆迁事宜与宋玉花吵架，没有打架。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巩义市公安局提交的证据提出如下质证意见：证据1-2没有异议。证据3延长办案期限审批表没有异议，情况说明真实性没有异议，合法性有异议，应有负责人签名或者出具情况说明的工作人员签字。证据4中张铁军、宋玉花陈述没有异议。根据被告的证人证言，分以下几种，第一种被告提供的证人张某1、张某2、张某3、张某4、张某5、吴某，这些证人都某没有看见听见打架，对证言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按照《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应该在询问前了解证人与违法嫌疑人的关系，本案的证人均是违法嫌疑人的亲属，存在利害关系，明显不愿意作证，且与原告方有利的证人证言存在矛盾，但是公安机关在笔录中根本没有记录这些关系。第二种是吴玉香、王爱珍证言说看见发生争吵没有看见打，该证人证言不完全真实，与原告提供的证据矛盾，存在虚假陈述。对证人陈某证言没有异议，证明原告在受伤后感到不适时及时就医检查。证人周某证言明确指出当天办事时张文明家人，几个妇女与张铁军家人在吵，互相撕扯。证人张文钰证言没有异议，间接证明自己父母被殴打。对违法嫌疑人的陈述真实性有异议，四人陈述多处存在矛盾，表述存在时间上、内容上冲突，说明其陈述是撒谎，故意掩盖殴打原告的事实。证据5来源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合法性和认定的事实的真实性有异议，根据公安机关提供的证据做出不予处罚决定证据不足。对吴某的第二次询问笔录（2019年12月17日），公安机关直接就询问其是否见过周某在现场，公安机关用一个证人推翻另一个证人显然违背了行政处罚调查的客观公正立场，先入为主。2019年12月17日对所谓的张某5进行电话记录，该证据没有所谓的记录人签字，也没有张某5电话号码，证据取证明显违法，不属于证人证言也不属于视听资料。公安机关提供的关于宋玉花的检查、诊断证明、鉴定文件没有异议。公安机关对原告在第一次庭审时的电话录音中单独对有利于原告的证人进行专门的询问，但对于其他证人没有专门询问，也没有合法的理由。张某2和原告张文钰的通话与2020年8月31日询问笔录不一致，且在询问中突然否认了录音的内容，不符合事实，也说明张某2陈述的事实与实际不符。张某2是村支书张树灿的会计，和张文明有利害关系。张文钰在去派出所报案前和五个相关当事人通了电话并录音，确定取得证据后才报的案，且有录音为证。现场目击证人周某去派出所做完证据后就被米河镇派出所把其信息告诉张文明，张文明对周某进行威逼利诱。原告对被告郑州市公安局提交的证据提出如下质证意见：对被告证据本身没有异议，对复议程序的异议在于没有告诉原告阅卷权，侵犯了原告的权利，程序违法。被告巩义市公安局对原告提交的证据提出以下质证意见：张某2、张某1、张某3，是宋玉花在笔录中提到的证人，公安机关才去询问。案发后原告宋玉花一直到2019年4月8日才到公安机关报案。宋玉花笔录是2019年4月8日11:10至11:50做出，一直到被告做出不予处罚决定都没有见到原告所说的录音。同时，宋玉花儿子张文钰所述2019年4月7日回国，录音是张文钰提供。张文钰在询问时也没有提到该录音。而张某2的笔录是2019年12月13日12:56至13:17询问，也没有提到录音。对录音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同时通话过程内容也有误导的嫌疑，录音被告是第一次听到，对来源表示怀疑。补充一点，米河派出所在调查取证时由于案发时现场人员都是乡亲，无法回避关系，当事人双方也是亲戚关系，只能依据法律程序调查取证。原告提交张文钰分别于张文锋、周某、张宏伟电话录音，该三人录音均是4月8日的录音，公安机关询问周某时间是2019年4月28日，同样没有在报案时提供该录音。张文锋录音文字材料中显示其不在场，该三份录音原告报案时均没有提供。张文钰和该三人的通话中有诱导嫌疑。被告郑州市公安局对原告提供的证据提出以下质证意见：对录音证据合法性真实性有异议。证据是当庭提交不符合行政诉讼法关于举证的相关规定，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该证据不能证明是谁和谁通话。从通话内容来看，发问人有目的的诱导煽动提问，但在此情况下，所谓的张某2也说没有看到人打架，明确两次表达没有看到。根据行政诉讼法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原告提供证据应在一审开庭前，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法院不予采纳，该三份证据不符合法律规定。且在第一次开庭时法院准许原告提供证据的情况下其不按照法律规定如实提供，又在此次庭审中提出证据，搞突然袭击，并且该三份证据的证人在公安机关调查阶段原告也没有提供，其不利后果应由原告承担。从证据内容看，原告在和相关证人通话时均是诱导性发问，具有倾向性，且和张文锋、周某的通话中其二人没有明确表示是谁在何时何地对谁进行殴打，张文钰的通话中也仅仅表示是听说动手了，该三份录音均不是直接证据，也不能反映当时的客观真实情况。第三人对原告提供的证据提出以下质证意见：原告如何得到录音证据，第三人不知道，证据不属实。张文钰提交录音中说的涉及张文明的话不属实，第三人身体不好，怎么会去打他们。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被告巩义公安局提交证据1-3可以证明被告对原告宋玉花的报警予以受案、调查程序合法，本院予以采纳。证据4中宋秋英、张欢欢、吴玉霞、王影的询问笔录，虽然在何时到张文锋家帮忙上礼的时间有不一致的表述，但四人均表示未殴打原告。2019年12月17日张某5电话记录，不符合证据的法定形式，本院不予采纳。2019年12月7日吴某询问笔录中在回答当时在场的都有谁时称“村里很多人来帮忙，也记不清了”，但在2019年12月17日询问笔录称没有见到周某，前后矛盾，不能证明周某当天不在场，本院不予采纳。证人张某6、吴某、郜某、张某5、张某7的证人证言，均称未在场、未看见或未听说打架事实，不能证明原告被第三人殴打致伤的事实是否存在。陈某系听原告宋玉花本人陈述被打致伤、张文钰也称听原告和其他人说原告被打，上述证人证言均属于传来证据，不能证明第三人对原告实施殴打，并致使原告受伤的行为成立。周某在询问笔录中称“2018年11月份的一天，也就是张文锋他爹三周年的那天下午，我正在张文锋家帮忙，实然听见有人在吵闹，我就转头看了一下，发现张文明家的人和张铁军家的人在吵闹互相撕扯，我一看这就接着在那吃饭了，也就没看了。”“张文明家人和张铁军家人，因为常年在外打工，具体是谁我也不认识。”其中所述看见吵闹互相撕扯发生的时间为“那天下午”与宋玉花、张铁军陈述的被殴打时间2018年11月30日上午相矛盾，同时表示不认识本案第三人。而原告提供的现场证人张某1、张某2、张某3在询问笔录中均称未看到原告被第三人殴打，与周某的陈述相矛盾。故周某的证人证言不能证明第三人与吴玉霞、王影、张欢欢殴打原告的行为成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原告或者第三人提出其在行政程序中没有提出的反驳理由或者证据的，经人民法院准许，被告可以在第一审程序中补充相应的证据。原告第一次开庭当庭提交的张文钰与张某2的通话录音，在被告调查案件程序中未予以提出。被告庭后进一步调查核实并无不当。经被告调查核实，张某2对通话事实不予否认，但对通话内容并未认可。且仅根据通话内容也不能确定本案第三人与吴玉霞、王影、张欢欢殴打了原告。原告第二次开庭当庭提交的张文钰分别于张文锋、周某、张宏伟的电话录音，原告未申请上述证人出庭作证，电话录音内容真实性无法核实。其中原告未提交张宏伟的身份证明材料，身份无法核实。且从内容上看，其中张文锋表示自己未看到原告被第三人殴打的情况。同时，原告申请出庭作证的周天生表示系听原告宋玉花和其他人说原告被第三人殴打，属于传来证据。故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不能证明第三人与吴玉霞、王影、张欢欢殴打原告并致其受伤的行为成立，本院不予采纳。被告郑州市公安局提交的关于行政复议程序的证据，能够证明其行政复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本院予以采纳。经审理查明，2019年4月8日原告宋玉花、张铁军向被告报警称2018年11月30日在巩义米河镇小里河村7组张文锋家楼下被宋秋英、吴玉霞、王影、张欢欢殴打。被告巩义市公安局于当日受案后进行调查处理，依法传唤了第三人，询问了相关证人，经鉴定宋玉花损伤程度为轻微伤。2019年12月18日作出巩公（米）不罚决字〔2019〕10004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认为经调查无法证实宋玉花被第三人宋秋英与张欢欢、吴玉霞、王影殴打，宋秋英、张欢欢、吴玉霞、王影的违法行为不能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五条第二项之规定，决定对宋秋英不予行政处罚。原告不服于2020年1月3日申请行政复议，被告郑州市公安局依法进行书面审理，于2020年3月3日作出郑公复决字（2020）3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并于当天直接送达巩义市公安局。2020年3月3日邮寄送达原告。原告于2020年3月4日签收，于3月19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五条规定，治安案件调查结束后，公安机关应当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以下处理：（二）依法不予处罚或者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作出不予处罚决定。本案中，经被告巩义市公安局调查取证，可以证明2019年11月30日上午，在巩义市米河镇小里河村7组张文锋家楼下原告宋玉花与第三人宋秋英之间发生争吵推搡。但根据被告调查取得的证据以及原告当庭提交的录音证据均不能明确肯定地对第三人与张欢欢、吴玉霞、王影殴打原告的行为作出认定。故在仅有原告陈述，没有其他有效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根据本案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原告被第三人殴打致伤的行为成立。同时，参照《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公安机关对行政案件进行调查时，应当合法、及时、客观、全面地收集、调取证据材料，并予以审查，核实。《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六十五条规定，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自受理之日起不得超过三十日；案情重大、复杂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对因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不明或者逃跑等客观原因造成案件在法定期限内无法作出行政处理决定的，公安机关应当继续进行调查取证，并向被侵害人说明情况，及时依法作出处理决定。本案被告巩义市公安局对原告报警事项受案后，对原告进行伤情鉴定，并及时展开了调查。鉴于原告报案时已是其所称被第三人殴打四个多月之后，事发地无监控且正在进行拆迁，许多证人已迁往他处生活等客观原因造成了被告调查取证困难，从而未能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处理决定。被告经申请延长办案期限后，也一直在进行调查取证，并及时作出了行政处理决定，不违反办案期限的相关规定。综上所述，被告巩义市公安局作出的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证据，符合法定程序。被告郑州市公安局对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依法受理后按照法定程序进行了审理。原告称被告郑州市公安局在行政复议程序中未告知其阅卷权，侵犯了其权利，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申请人、第三人可以查阅被申请人提出的书面答复、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外，行政复议机关不得拒绝。该条明确规定了行政复议程序中申请人查阅证据材料的权利，但并未明确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必须告知申请人上述权利，被告郑州市公安局是否告知也不影响原告行使上述权利，且原告也并未举证证明，被告拒绝其查阅证据材料，故原告的理由不能成立。被告郑州市公安局在法定期限内作出了的维持不予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复议决定，并向原告送达，程序合法。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张铁军、宋玉花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张铁军、宋玉花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一式十份，上诉于郑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审 判 长  李东奎审 判 员  王 辉审 判 员  李高攀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毛贝贝代理书记员  李俊霞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