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8民终232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袁善勇，男，汉族，1970年8月20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440************210，住遂溪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春志，广东梅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湛，广东梅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生，男，汉族，1956年7月1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440************014，住遂溪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其聪，广东湛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陈友仁，男，汉族，1957年12月12日出生，公民身份证号码：440************039，住湛江市赤坎区**************。上诉人袁善勇因与被上诉人刘生、原审第三人陈友仁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遂溪县人民法院（2020）粤0823民初2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袁善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春志、何湛，被上诉人刘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其聪，原审第三人陈友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袁善勇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作出的(2020)粤0823民初280号民事判决；2、判令刘生向袁善勇支付车辆转让款260000元及利息(利息以260000元为本金按年利率6%计算，从2019年3月19日起计至付清本金之日止)3、本案的诉讼费由刘生承担。事实与理由：遂溪县人民法院一审认定的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主要理由如下：(一)一审法院在(2019)粤0823民初280号《民事判决书》中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认定袁善勇将大客车作价240000元转让给刘生用于抵债的事实，是明显的法律适用错误。袁善勇抗辩“大客车作价240000元转让给刘生用于抵债”是发生在(2016)粤0823民初519号刘生与袁善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以下简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并不是发生在(2020)粤0823民初280号袁善勇与刘生合伙纠纷一案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的“诉讼过程中”，应该是指在“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的诉讼过程中，而非在其他案件的诉讼过程中。(二)袁善勇承认的并不是对“己方不利的事实”。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的判决实体结果并没有把刘生欠袁善勇24万元转让款涉及在内，假如把24万元抵债，则刘生还欠袁善勇大客车转让款。由此可见原审法院把袁善勇在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的开庭笔录所讲的“以大客车作价240000元转让给刘生用于抵债”作为理由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十分错误的。袁善勇抗辩“大客车作价240000元转让给刘生用于抵债”在“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是明显是对袁善勇有利的，但是却被遂溪县人民法院断章取义，偷换概念，将袁善勇抗辩“大客车作价240000元转让给刘生用于抵债”的有利事实错误适用在(2020)粤0823民初280号袁善勇与刘生合伙纠纷一案。(2020)粤0823民初280号一案中原审法院没有查清袁善勇在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的开庭笔录中所陈述的，若法院认定以24万元抵债后，则袁善勇也已经不欠刘生的借款了。(三)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的最终判决结果也可以看出当时法院是不采纳袁善勇抗辩的“大客车作价240000元转让给刘生用于抵债”的事实。因为在“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遂溪县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是要袁善勇向刘生归还借款人民币98000元及利息，因而从根本上否认了“大客车作价240000元转让给刘生用于抵债”的事实。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四)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前款(一)、(三)、(四)、(五)、(六)项，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可以看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的生效判决是无需举证的事实，而“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的判决是从根本上否定了上诉人袁善勇抗辩的“大客车作价240000元转让给刘生用于抵债”的事实。因而“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的生效判决结果才是法院最终认定的事实，而遂溪县人民法院在(2020)粤0823民初280号袁善勇与刘生合伙纠纷一案中仅抽取“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庭审笔录中的某一片段作为认定事实，而不总揽全案，以全案的最后定性为依据认定事实，明显是不正确的。现遂溪县人民法院以承认上诉人袁善勇抗辩的“大客车作价240000元转让给刘生用于抵债”的事实作出(2020)粤0823民初280号的判决，则是直接推翻(2016)粤0823民初519号的判决。(四)依据私法自治的原则，上诉人有权对其权利进行自由处分，(2016)粤0823民初519号中借贷纠纷民事法律关系与(2020)粤0823民初280号合伙纠纷民事法律关系分属两个不同法律关系，上诉人认真履行借贷民事法律关系中的义务，并不代表袁善勇放弃了合伙民事法律关系中的权利。遂溪县法院在(2020)粤0823民初280号通过推定认定袁善勇将大客车转让给刘生用于抵债的事实实属不妥。(五)(2020)粤0823民初280号判决认为本案袁善勇既然认为自2001年6月起刘生尚欠其大客车转让款26万元支付，为何在2004年同意每月扣工资500元抵偿刘生欠款，且被扣工资抵债61000元，时间长达十年之久，还没有任何异议，为何不直接用大客车转让款抵债其欠款。理由如下：其一，袁善勇要指出的袁善勇因民间借款尚欠刘生的借款还未付清的原因，刘生于2004年还未起诉借款；其二，刘生与袁善勇为同一个单位的人，刘生是领导(站长)，袁善勇是职工，扣工资的原因是刘生利用职务之便，以权代法，以权压法，对单位财务人员施压的强行扣袁善勇的工资的，袁善勇虽表示不满但也没有办法。后来由此刘生向法院起诉袁善勇借款纠纷，法院对袁善勇借款案件作了判决，所以刘生扣了十年的工资。(六)关于袁善勇2017年11月8日向遂溪法院起诉，于2017年12月18日撤诉的问题。因(2016)粤0823民初519号民事判决后，由于该案袁善勇在开庭时要法院把26万元转让款作抵债，在庭审笔录时有此话。但法院的判决没有把民间借款案与合伙转让大客车款合在一案抵债，只判决袁善勇归还借款，为此，袁善勇于2017年向遂溪法院起诉刘生归还转让大客车款。当袁善勇起诉刘生后，刘生不择手段，采取贿买代理人和法院的人员做袁善勇的思想工作。刘生口头与上诉人和解解决，并口头把法院作出的民间借贷案的债务减免。袁善勇当时出于刘生为同一个单位的领导，以前也为袁善勇因车祸而提供帮助的好感，在这样的人际关系情况下，所以向法院撤诉。当袁善勇撤诉后，刘生不守诺言，再次申请恢复执行。为了维护袁善勇的合法权益，袁善勇依法起诉，原审法官凭其主观臆断作为理由，驳回袁善勇的诉求明显是错误的。在(2020)粤0823民初280号合伙纠纷一案中，主审法官将案件提交审委会后，没有将案件的具体事实如实向审委会报告，误导审委会根据部分错误事实作出错误的判决。刘生辩称，一审判决正确，请求维持。当时袁善勇、刘生与陈友仁合伙经营客车，三人存在合伙关系。袁善勇主张的刘生拖欠转让款是在散伙的时候已经由袁善勇拖欠刘生的部分借款利息抵销，刘生不存在拖欠袁善勇货款的情况。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陈友仁称，同意刘生的答辩意见。袁善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刘生支付转让粤Q*****大客车款人民币26万元；2、判决刘生支付转让款人民币26万元的利息(利息按国家银行计算，从2001年5月30日起计至还清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由刘生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袁善勇与刘生系遂溪县交通局同事。袁善勇于1999年开始承包遂溪506车队的粤Q*****大客车经营。于2000年5月31日，因该大客车发生交通事故，导致袁善勇经济困难无法独自经营。后于2001年(因三人所讲的时间均不一致，无法确定具体时间)，袁善勇与刘生及第三人陈友仁三人口头协商，合伙经营粤Q*****大客车从遂溪至深圳的营运专线生意，并聘请黄土保、袁粟米、胡小明为司机，乘务员为李永南。第三人陈友仁作为暗股参与合伙。三方合伙经营二至三个月后，袁善勇退出合伙，双方口头协商大客车转让款为240000元，加上承包遂溪506车队的按金20000元，共计转让款为260000元。该客车转让给刘生及第三人陈友仁经营至2001年底又以180000元的价格转让给李景福经营。三人在合伙经营期间，均无任何书面协议，散伙后也没有进行清算。在刘生与袁善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原审法院于2017年9月28日作出的(2016)粤0823民初519号民事判决，判决袁善勇于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给刘生返还借款本金98000元及支付从2016年4月13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判决确定还清款之日止的利息。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刘生已向原审法院申请执行。在该案的庭审笔录中，袁善勇明确承认“因为后来生意做不下去，后来与袁善勇合股经营客车抵债240000元。”“后来我不做车生意，然后将车作价240000元抵押借刘生所有的钱，等于还了所借刘生所有的欠款，所以实际上我没有欠刘生的钱。”在原审法院受理的(2017)粤0823民初1624号袁善勇与刘生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中，在该案开庭审理后，于2017年12月18日，袁善勇以“时隔多年证据丢失”为由，向原审法院申请撤诉。原审法院2017年12月18日裁定准许其撤诉。在原案庭审中，袁善勇明确表示，其与第三人不存在合伙关系，请求法院驳回第三人参与原案的诉讼，只要求刘生承担支付转让款。刘生明确表示，第三人不应该承担任何责任，因为是刘生受让了袁善勇转让的股份。另查明，2001年3月30日，袁善勇出具借据2张，分别借到刘生现金25000元，借到刘生、陈友仁现金13000元。2004年8月30日，袁善勇与刘生签订一份《还款(利息)协议》，协议内容为：“兹有本人(袁善勇)愿意在本人工资中每月扣除500元转给刘生作为还利息款。协议一式三份，从2004年9月份生效。”原审法院生效的(2016)粤0823民初519号民事判决中，确认从2004年起，袁善勇以在遂溪县交通局的工资收入500元月抵偿了刘生的欠款61000元。2008年8月30日，袁善勇出具借据5张，分别借到刘生现金20000元、61000元和25000元，借到刘生、陈友仁现金15000元，借到刘生、简日荣现金6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合伙协议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刘生是否应支付大客车转让款260000元给袁善勇。在本案中，三人在合伙期间，对合伙的股份、出资、合伙经营期间盈亏的分配及承担等虽有口头约定，但三方在散伙后，并没有具体的清算。袁善勇在退伙后，以经营的大客车作价260000元（其中大客车作价240000元、车队按金20000元）转让给刘生经营，这一节事实虽可确认，但在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6）粤0823民初519号刘生与袁善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的庭审笔录中，袁善勇明确承认了大客车作价240000元转让给刘生是用于抵债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的规定，袁善勇既然已承认了大客车转让款是用于抵债的事实，且袁善勇并没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该陈述意见，现又请求刘生支付转让款，显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袁善勇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袁善勇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证据，法律依据不足，应依法予以驳回。此外，在本案中，袁善勇的行为有两点不符合常理的地方：一是袁善勇既然认为自2001年6月起刘生尚欠其大客车转让款260000元未支付，为何在2004年同意每月扣工资500元用以抵偿刘生的欠款，且被扣工资抵债61000元，时间长达十年之久没有任何异议，为何不直接用大客车转让款抵偿其欠款；二是袁善勇在其起诉状中陈述“袁善勇于2017年11月8日向遂溪县人民法院起诉与刘生合伙期间的债权，法院受理该案后，刘生的代理人与袁善勇协商，口头商定为刘生放弃（2016）粤0823民初519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袁善勇欠刘生的债务，要求袁善勇撤回起诉。袁善勇按刘生代理人的约定，于2017年12月18日向法院撤回起诉”，（2016）粤0823民初519号民事判决确认刘生的债权为“本金98000元及支付从2016年4月13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判决确定还清款之日止的利息”，而袁善勇在该案中起诉要求刘生支付的大客车转让款却是260000元，两者差距如此之大，为何袁善勇仍然同意撤诉。这两处不符合常理的地方，进一步印证了其将大客车转让给刘生用于抵债的事实。综上所述，袁善勇的诉讼请求，缺乏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案经原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袁善勇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200元，由袁善勇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刘生提交证据：遂溪县交通局的证明，主张证明刘生与袁善勇协商一致后，要求所在单位从袁善勇的工资里每月扣除500元给刘生，不存在强迫扣除500元的事实。袁善勇称，该证明没有单位经办人签名，对该证据三性均有异议。陈友仁称，对该证据三性无异议。本院经审查认为，刘生所提供的证明没有具体经办人的签名而在形式上存在瑕疵，但由于该证明所证事实有袁善勇与刘生签订的《还款（利息）协议》作为佐证，且袁善勇亦承认从其每月工资中扣除500元给刘生还债，故对该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合伙协议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本院对袁善勇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上诉理由以及答辩意见，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存在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刘生是否拖欠袁善勇退出合伙份额的转让款。2000年至2001年期间，袁善勇、刘生合伙经营客车营运业务（刘生主张是袁善勇、刘生、陈友仁三人合伙），其后袁善勇退出该合伙，由于各方当事人合伙及退伙均是口头协商，没有书面的协议，故对袁善勇退伙后，刘生（陈友仁）应支付袁善勇多少其合伙份额的转让款及是否已支付等问题发生争议。各方当事人对此均未能提供确凿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袁善勇称其是以20万元（含押金2万元）的价格从案外人处接手案涉车辆及线路经营权，出了交通事故后，刘生以其对袁善勇的借款98000元与袁善勇合伙经营，袁善勇退伙时，将案涉车辆作价26万元（含押金2万元）给刘生独自经营，刘生一直没有向其支付26万元的转让款。而刘生则称袁善勇发生交通事故后，由袁善勇、刘生、陈友仁三人经营案涉车辆的客车营运，刘生、陈友仁各出资6万元，分别占1/3的合伙份额，袁善勇退伙时，袁善勇应得的转让款6万元已与其尚欠刘生的借款利息相冲抵，刘生不需另外向袁善勇支付转让款。一审期间，合伙时案涉车辆的司机出庭作证，证明是袁善勇、刘生、陈友仁三人合伙经营案涉车辆的营运，而非袁善勇、刘生两人合伙，但对各方的出资情况不清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袁善勇请求刘生向其支付合伙份额转让款26万元，则有义务提供相应的证据，但袁善勇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刘生尚欠其26万元的合伙份额转让款，故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且若是袁善勇退伙时，刘生尚欠袁善勇合伙份额转让款，则与其后袁善勇从其工资中每月扣出500元给刘生抵偿欠款长达10年之久及给刘生立下借据等行为相矛盾。故一审判决驳回袁善勇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所述，袁善勇的上诉请求，理据不足，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恰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200元，由袁善勇负担（该款已由袁善勇预缴）。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吴 春 鸿审 判 员 梁 子 轩审 判 员 钟 斯 宁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陈 虹 亨书 记 员 邓唐慧卉附：相关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