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晋07民终105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艳艳，女，汉族，1985年2月10日出生，临汾市蒲县居民，现住榆次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如、王明珠，山西正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济民，男，汉族，1939年10月1日出生，榆次区居民，现住本区。 原审被告袁勃，男，汉族，1985年2月13日出生，太原市居民，住太原市杏花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梅云，北京大成（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艳艳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晋中市榆次区人民法院（2017）晋0702民初21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艳艳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原判并依法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理由：一、已经生效的两审民事判决已确认案涉商铺在2015年8月1日前由袁勃占有使用，并非上诉人。1、在袁勃及高济民本人均出庭的情况下,榆次区人民法院做出的（2015）榆民一初字第337号民事判决认定:（1）位于晋中市榆次区（以下简称“5号商铺”）的宅基地使用权登记在被上诉人高济民名下,高某为被上诉人之子，高毅为被上诉人之孙，与高某为父子关系，在2015年3月之前的商铺租金全部由高某代被上诉人收取。（2）2015年3月13日，高某将5号商铺由北向南第三间商铺租赁（以下简称“案涉商铺”）租赁给原审被告袁勃,租期从2015年5月1日起算，年租金为5万元。（3）2015年3月29日，被上诉人向原审被告袁勃送达通知,“你所租赁的我位于新建街的房屋,租期至2015年4月30日到期，如需续租请尽快与我联系，商议续租事宜。如不联系将视为不在租赁，我将于2015年5月1日依法收回此房。”原审被告袁勃在此通知上签名。（4）2015年6月5日，高某向袁勃出具收条一张“今收到2015年5月1日至2016年4月30日房租”。2、榆次区人民法院做出的（2015）榆民一初字第337号民事判决认为:原审被告袁勃未与被上诉人签订书面的房屋租赁合同,但原审被告袁勃已实际装修租赁房屋且在从事经营活动，双方已形成事实上的房屋租赁关系，并据此判决原审被告袁勃付清被上诉人2015年5月1日至2015年8月1日的房屋租金及利息损失。3、（2015）榆民一初字第337号依法确认并裁判的结果是:原审被告袁勃未与被上诉人形成了事实租赁关系,并不包括上诉人。而且根据上诉人提交证据证实:原审被告袁勃的“晋中市榆次区寅午卯工艺品店”系其个人经营的店铺，而且与2016年5月30日已经注销。何来上诉人共同经营？然而原审法院在没有认定上诉人占有使用案涉商铺的情况下，却径行判决上诉人2015年8月2日至2017年5月2日期间的租金。二、被上诉人于2015年与高某、高毅之间发生矛盾，商铺经常停水停电,原审被告袁勃在另案判决生效后早已撤离。1、根据（2015）榆民女子初字第115号民事判决、（2015）晋中中法民终字第1459号民事判决、（2016）晋07行初31号行政判决、（2016）晋行终280号行政判决、（2017）晋11行初26号行政判决、（2017）晋行终543号行政判决、（2018）最高法行申8198号行政判决、（2017）晋0702刑初257号刑事判决、（2017）晋07刑终384号刑事判决、（2018）晋07民终447号民事判决、（2019）晋0702民初3165号民事判决等裁判文（其中一审大都在原审法院）书可知:从2015年开始，被上诉人与高某、高毅等家人之间围绕5号商铺产权及占有使用等问题发生纠纷，并形成和引发了十多次诉讼。2、上诉人了解到的实际情况是:在2015年被上诉人与高某、高毅等发生矛盾后，被上诉人把包括原审被告袁勃在内的5号商铺租户起诉后,高某就住回到5号商铺后面经常停水停电,到冬天也无法取暖,租户并不知道谁是真正的房东，先后都自行撤离了5号商铺，并未一直占有使用。3、原审判决载明:原审被告袁勃在庭审中陈述“与高毅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后开始装修，不久接到法院通知，意识到涉案房屋存在纠纷后，不在继续装修经营，撤回东湖井商铺，2015年8月1日退出。”三、上诉人根本未经营案涉商铺，原审被告袁勃答辩也予以证实，情况说明和离婚协议不能证明案涉商铺一直由上诉人占有使用。1、根据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材料可以证实:从2014年5月开始，上诉人一直在东湖井及号商铺负责经营本命年吉祥饰品店,离被上诉人案涉商铺距离较远，并未在案涉商铺上班。对上述证据及其证明内容，原审被告袁勃不持异议。2、原审被告袁勃对被上诉人提交的“情况说明”不予认可,并认为系被上诉人伪造的，并陈述其于2015年8月已撤离并将钥匙交还。同时，就“情况说明”本身载明内容也证明在离婚协议中并未涉及和说明案涉商铺。3、从当时实际情况看，上诉人2015年查出声带结节，还陪儿子在内蒙住了一段时间,后来又发现原审被告袁勃出轨，双方发生婚姻纠纷，原审被告袁勃也将案涉商铺撤掉了。上诉人根本没有可能去占有使用案涉商铺。原审判决采信原审被告袁勃也予以否认的所谓“情况说明”,并错误扩大离婚协议中“放弃公司经营、店铺”的范围，就错误认定案涉商铺一直由上诉人占有使用明显属于证据不足。四、所谓“事实租赁关系”实质上属于无权占有引起的侵权损失赔偿关系，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明显错误。生效裁判认定:2015年3月29日，被上诉人向原审被告袁勃送达通知,“你所租赁的我位于新建街的房屋，租期至2015年4月30日到期，如需续租请尽快与我联系，商议续租事宜。如不联系将视为不在租赁，我将于2015年5月1日依法收回此房。”原审被告袁勃在此通知上签名后，再未与被上诉人联系过。根据上述情况可知，从2015年5月2日之日起，原审被告袁勃如继续占有使用案涉商铺没有任何依据，属于无权占有，应对无权占有期间给被上诉人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在本案中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也是要求支付“占有使用期间的商铺费用”，并非是依据租赁合合同产生的租赁费。可见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五、原审法官未根据开庭释明在实地查看就径行判决，属于程序违法。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程序违法，适用法律和判决结果均存在严重错误。请求二审人民法院，在查清事实基础上，依法撤销原判并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无理诉请。 高济民辩称，一、答辩人从来没有参与过榆次区人民法院（2018）榆晋07**民初字第1281号民事审判，何来的答辩人是原审原告，同时，答辩人也从来没有参与过榆次区人民法院（2017）榆晋07**民初字第2113号民事审判，何来的答辩人系原审原告。这完全是上诉人刘艳艳无中生有地制造了一个所谓的《民事上诉状》。二、已经生效的榆次区人民法院（2015）榆民初字第337号和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晋07民终222号。袁勃和刘艳艳夫妻共同占有使用高济民的商铺，只是在送达的《通知书》上签的是袁勃的名字，所以起诉时就没有写刘艳艳，这不能证明这个商铺不是他们夫妻共同经营的，而且判决的内容是让袁勃赔偿高济民2015年5月1日至2015年8月1日的房租共计13750元的房租。此款项是袁勃和刘艳艳夫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行为，也就是袁勃和刘艳艳夫妻共同承担的法律责任。三、高济民与其他商户产生的诉讼与袁勃、刘艳艳所租赁的商铺没有任何关系。四、案外人高某与高某之子高毅采取对租赁户以断水断电的非法手段等方法敲诈或诈骗袁勃和刘艳艳夫妻的钱财一事与本案无关。就此事袁勃已向晋中市城区公安分局报案。五、袁勃和刘艳艳从2015年5月1日起开始至今租赁高济民的商铺，经营名称为本命年的测风水、卖吉祥物的商店，一直至今未交还高济民，致使合同无法解除，导致房租一再拖欠。刘艳艳在他的上诉状中说，他和商铺没有关系，纯属无稽之谈，因为首先袁勃和刘艳艳是夫妻关系，且共同经营本命年商店，根据袁勃2017年3月31日出具的《情况说明》，足以认定袁勃与刘艳艳离婚后，将该商铺由袁勃移交给了刘艳艳继续经营，同时，2016年后半年，高济民委托其儿子高雄辉到商铺多次寻找刘艳艳讨要租金，刘艳艳口头答应给付租金，但事实上一再推诿。综上所述，榆次区人民法院（2017）晋0702民初2143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人民法院维持一审判决，驳回刘艳艳的上诉请求，以此维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 袁勃述称，同意上诉人刘艳艳的意见。袁勃2015年8月1日已经撤离商铺，已经履行了判决书判决的租金。 高济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支付从2015年8月2日至2017年5月2日期间占有使用原告的商铺费用96249.99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3月13日，被告袁勃与案外人高毅签订《房屋租赁合同》一份，约定高某将位于晋中市榆次区租赁给被告，租期为2015年5月1日至2025年4月30日年租金为5万元，于每年房租到期前两月结算。2015年房租于2015年4月30日前支付4万。2015年3月29日，原告向被告袁勃送达通知，内容为“你所租赁的我位于新建街的房屋，租期至2015年4月30日到期，如需续租请尽快与我联系，商议续租事宜。如不联系将视为不再租赁，我将于2015年5月1日依法收回此房。”被告在此通知上签名。另查明，涉案商铺的宅基地使用权登记在原告高济民名下，高某为原告之子，高毅为原告之孙，与高某为父子关系。该租赁商铺在2015年3月之前的租金由原告之子高某代原告收取。高某已向被告袁勃收取了2015年5月1日至2016年4月30日房租。2015年原告曾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袁勃腾出涉案商铺，并按每年租金5.5万元的标准支付原告2015年5月1日至2015年8月1日期间占有使用该商铺费用13750元及利息损失，本院2015年11月2日作出（2015）榆民一初字第33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袁勃支付原告上述时间段的租金13750元及利息损失，驳回原告腾房的诉请。在该判决书中认定被告袁勃已经装修租赁房屋且从事经营活动,双方已经形成事实上的租赁关系，腾房事宜可在双方终止或解除合同后另行主张。被告袁勃不服提起上诉，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3月8日作出（2016）晋07民终222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生效后，高济民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被告袁勃依据判决履行了付款义务。又查明,被告袁勃与被告刘艳艳于2016年5月10日协议离婚。协议中约定因婚生子患病需长期康复训练，且之前训练都由袁勃陪同，婚生子由袁勃抚养，袁勃放弃公司经营，放弃店铺的经营权等内容庭审中，原告表示，按照生效判决认定事实及支付标准每年5.5万元，二被告应共同支付原告96249.99元，二被告均持异议，被告袁勃表示二被告共同经营多家店铺，与高毅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后开始装修，不久接到法院通知，意识到涉案房屋存在纠纷后，不再继续装修经营，撤回榆次区东湖井商铺，2015年8月1日退出，第一次诉讼期间已经将钥匙交回原告。离婚前夫妻共同经营，离婚后所有店铺均有由被告刘艳艳经营。被告刘艳艳表示其负责东湖井商铺，涉案商铺系被告袁勃经营，由于原告家庭纠纷导致租赁商铺无法经营，被告并未占有涉案商铺。 一审法院认为,本院生效判决已经认定原被告之间已形成事实上的租赁关系，且释明腾房事宜可在双方终止或解除合同后另行主张。被告袁勃虽辩称房屋钥匙已移交原告，租赁关系已于2015年8月1日解除，因原告不认可，且被告也未提供证据证明，综合考虑生效文书的作出时间，对其辩解意见，本院不予采纳。从2015年8月2日至2017年5月2日期间，原告按照生效判决认定事实及支付标准主张权利，应予支持。二被告之间，结合离婚协议内容及各方陈述，以离婚时间为节点，之前按9个月计算共41250元，为夫妻共同债务，之后按1年计算共55000元，为经营者刘艳艳个人债务。原告持有袁勃签名的情况说明一份，对二被告离婚及刘艳艳实际经营的情况知晓，对55000元，原告应向刘艳艳主张。 一审法院判决:一、袁勃、刘艳艳应共同支付高济民2015年8月2日至2016年5月10日期间的租金41250元,之后至2017年5月2日期间的租金55000元，由刘艳艳支付，上述款项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二、驳回高济民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中，刘艳艳提交宅基地登记表、（2017）晋行终543号行政裁定书、报警记录、照片、高某出具的证明等证据并申请证人高某出庭作证以证实其主张，高某到庭陈述袁勃在2015年七八月份将钥匙交给其后走了。高济民不认可上述证据证明目的，不认可证人证言。袁勃对上述证据不持异议。高济民提交照片以证明2017年4月19日房屋尚未移交，刘艳艳、袁勃不认可该证据。其余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合同双方应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高济民与袁勃曾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诉至法院，榆次区人民法院（2015）榆民一初字第337号民事判决认定“双方已形成事实上的房屋租赁关系，故腾房事宜可在双方终止或解除合同后另行处理”，故袁勃在终止或解除合同及退还钥匙时应向高济民提出。鉴于袁勃未能举证证实其向高济民主张终止或解除合同，故袁勃作为承租人应承担案涉房屋租金。高济民未能举证证实其与刘艳艳存在房屋租赁合议，故对其请求刘艳艳承担相关费用的主张不予支持。袁勃可另行解决与刘艳艳租金分担纠纷。综上，原审认定事实不清，依法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百一十五条、二百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晋中市榆次区人民法院（2017）晋0702民初2143号民事判决； 二、袁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支付高济民2015年8月2日至2017年5月2日期间的占用商铺费用96249.99元； 三、驳回高济民的其余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2206元，由袁勃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206元，由袁勃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寇永俊 审判员  侯建伟 审判员  王 雪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介 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