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3民终138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振龙，男，汉族，1981年5月10日出生，住址：广东省博罗县*****************，公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靖，系湖南人和（东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林景兴，男，汉族，1991年3月16日出生，住址：广东省五华县******，公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志玲，系广东名道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其友，系广东名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邓美玲，女，汉族，1990年5月14日出生，住广东省五华县******，身份证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志玲，系广东名道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其友，系广东名道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振龙因与被上诉人林景兴、邓美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10月9日作出（2019）粤1322民初3490号民事判决，李振龙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振龙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靖、被上诉人邓美玲以及被上诉人邓美玲、林景兴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志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振龙上诉请求：一、请依法撤销一审（2019）粤1322民初3490号判决书；二、请依法改判两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欠款本金1273700元；三、请依法改判两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借款利息（根据《借款合同》约定利息计算计至实际付清之日止，详见附表）；四、请依法判令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本案扣除40万元“合伙款”属于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首先，本案双方不存在合伙关系，之前双方曾就合伙进行洽谈并形成协议，但是后来，由于被上诉人一提供的停车场项目没有土地证、消防许可手续、建设规划许可证，被上诉人一之前投入不实，也无法提供建设停车场的花费明细，导致合伙无法继续，三人已经达成一致合意，不再继续履行合伙事宜。终止合伙后，被上诉人一也没有就停车场项目的收入及开支向上诉人披露，从始至终也没有对上诉人进行结算。被上诉人二在庭审中提出证据主张停车场已经转让给案外第三人，转让方是被上诉人一，那么如果三人合伙，三人作为停车场的所有人，一定是上诉人及另外一个合伙人作为转让方进行转让，而不是被上诉人二作为转让方单独进行，事后也没有对其他合伙人进行通知。该事实足以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一不存在合伙关系。其次，如果存在合伙，那么双方就存在合伙的法律关系和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本案起诉的案由是民间借贷，审理的是借款关系，一审法院的抵扣行为却直接的确认双方的合伙关系，导致民间借贷案件一并审理其他纠纷，试问？如果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另存在人身损害赔偿、劳动报酬，一审法院是否也一并审理并进行抵扣？如果顺带解决合伙纠纷，合伙纠纷案件的诉讼费、举证、追加合伙协议的第三人余某以及受让方第三人等程序及事实如何解决？所以一审法院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中确认合伙的法律关系并进行抵扣，有违不告不理的诉讼原则，也剥夺了上诉人关于合伙纠纷的诉讼权利。再次，被上诉人一主张40万合伙款抵扣本案借款，如果存在合伙关系，由于债权债务不同，并不当然的可以抵扣，被上诉人一没有就合伙的债务抵扣借款进行举证。并且如果抵扣，是抵扣借款本金还是利息？另上诉人在此次合伙事项中已做实际出资；其中200000元已于2018年5月7日，通过银行转账的形式支付给被上诉人一，有银行流水予以佐证，剩余200000出资款系用合伙人之一（余某）所欠上诉人的200000元来抵扣出资款，故上诉人在此次合伙事宜中已做实际出资不应在本案中进行抵扣。最后，如果存在合伙关系，合伙的停车场没有经过结算，是否盈利无从查明，被上诉人一转让停车场给案外人，却无法提供转账记录，案外人也没有到庭核实，如何查明合伙项目应当抵扣的具体款项。二、本案利息计算方式及数额不正确。原审法院认定的被上诉人的所有证据事实查明不清晰，就被上诉人一应付的利息计算；原审法院仅对《借款合同》期以内的利息进行了计算，超出合同期以外被上诉人未归还本金部分，应按合同约定计算其利息，故原审认定的借款利息事实不清晰适用法律错误。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确实归还了上诉人部分利息及款项，上诉人也予以确认，被上诉人截止2019年1月30日前实际通过银行转账及微信转账共计支付给原告550300元人民币，但实际支付利息的应为274000，而一审法院计算出的利息为154000元，那这样借款合同期限以外的时间就不用计算利息吗？故实际用于抵扣本金的金额为276300，本金剩余部分实际应为1273700元。三、本案被上诉人二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首先，本案被上诉人一借款时，被上诉人二有时也在场。并且，本案借款数额巨大、时间跨度长，给予一般生活习惯，被上诉人二不可能不知情，被上诉人二没有工作，被上诉人一的借款全部用于生活开支及家庭经营。其次，本案被上诉人一正在戒毒机构羁押，案涉的证据都是被上诉人二控制并收集，如果不知情，不可能打印全部银行交易流水及微信记录。最后，被上诉人主张的合伙项目对案外人转让时，转让协议显示被上诉人二与案外人签订，足以证明被上诉人二知情并参与了被上诉人一的经营活动。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既没有查清合伙事实，也剥夺了上诉人关于合伙纠纷的诉讼权利，超出民间借贷纠纷的审理范围，导致判决错误。特提出上诉，恳请二审法院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并当庭补充上诉意见如下：一审判决提到抵扣，出资确认函明确体现上诉人已于2018年12月31日前已经完成出资40万元，若被上诉人邓美玲认为上诉人通过借款形式进行出资应当就其主张举证。林景兴辩称，一、原审法院关于“被告一称原告系通过抵扣借款金额的形式进行出资，原告亦未能提供相关证据就其出资行为予以佐证，故对于被告一所述的抵扣行为，本院予以确认”的认定是正确的。1、被答辩人主张本案双方不存在合伙关系不能成立。答辩人与被答辩人、案外人余某共同签署“出资确认函”确认了三方就承租场地合作建设厂房达成了合伙关系。具体而言，从“出资确认函”的内容来看，答辩人林景兴与被答辩人李振龙及案外人余某共同确认了“三方共同承租博罗县**********厂房”、“截止至2018年12月31日前，所建厂房和相关租金、杂费等一切开支为人民币1268503元”、“林景兴确认，李振龙与余某每人各支付人民币40万元于2018年12月31日前已交付林景兴”，由此表明三层意思：一是三方已经明确确认了共同承租场地及合作建设厂房达成合伙关系的事实；二是三方已经明确确认截止至2018年12月31日合作项目总投资资金为1268503元的事实；三是三方确认被答辩人李振龙与案外人余某已经于2018年12月31日前各自出资40万元的事实。“出资确认函”为各方对于投资事宜及投资款项等内容的明示确认，并非“投资意向函”，被答辩人主张三方不存在合伙关系，仅曾就合伙进行洽谈并形成协议，但合伙事宜并未实施明显矛盾，被答辩人作为有独立判断能力的民事行为能力人，其有能力判断“投资确认函”的内容并作出了真实的意思表示，倘若三方没有达成合作投资厂房的一致意见并予以实施，被答辩人不可能在“出资确认函”上签字确认。同时，答辩人在一审同时提交了《博道商都土地租赁合同》及《收款收据》予以进一步佐证，从《收款收据》载明“此款由余某个人款项抵收”内容来看，进一步证明三方存在合伙关系及合作项目已经实际实施。被答辩人主张三方已经终止合伙，但并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2、被答辩人以答辩人签订《转让协议》转让自己股份33.33%对应的权利义务来否定双方存在合伙关系不能成立。答辩人一审提交《转让协议》用于证明答辩人被强制戒毒后，被答辩人再次找到答辩人的妻子邓美玲，希望邓美玲等代答辩人与案外人高某（被答辩人指定人员）签订《转让协议》，2019年5月31日，邓美玲到被答辩人的茶庄签署了《转让协议》，协议约定林景兴同意将其于2018年3月18日与惠州市崇瑞立实业有限公司签订的《博道商都土地租赁合同》中属于其的所有权利义务及收益，作价42万元转让给案外人高某，转让款支付方式为“现金”，由此印证了答辩人林景兴仅对其对承租场地及建设厂房合作项目属于自己的股份33.33%对应的权利义务进行转让，事实上该笔转让款约定的支付方式为“现金”的原因是，被答辩人李振龙向邓美玲口头承诺该笔转让款42万元直接抵扣答辩人林景兴欠付被答辩人李振龙的借款，但被答辩人在确认借款抵扣并取得合同项下以及投资建设厂房的权利义务及收益后，因为市场环境衰落，加之案涉厂房系违建，所以被答辩人无法取得其对于案涉土地及厂房的预期收益，故其反悔，被答辩人也多次找到答辩热的家人希望收回案涉厂房，但双方协商未果，故被答辩人提起本案诉讼，至今案涉租赁场地及厂房仍由被答辩人实际占有及收益，因此被答辩人以答辩人签订《转让协议》转让自己股份33.33%对应的权利义务来否定双方存在合伙关系不能成立。3、被答辩人主张一审法院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中确认合伙的法律关系并进行抵扣，有违不告不理的诉讼原则不能成立。“出资确认函”确认被答辩人已于2018年12月31日前支付40万元交付给林景兴的背景是，答辩人与被答辩人约定以答辩人欠付借款中抵扣40万元做合作项目投资款进行投资，被答辩人认为其已经在案涉合伙事项中已做实际投资的，应当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被答辩人主张其于2018年5月7日通过银行转账的形式支付20万元给答辩人系投资款不能成立，该20万元转账并未注明款项性质为“投资款”，且在原审法庭调查中，原审法官就该笔款项性质向被答辩人进行调查，被答辩人并未明确该笔款项为投资款用于项目出资，也明确表示该笔款项与本案的诉请的五笔借款无关。被答辩人上诉主张该20万元为投资款反而证明其确认双方存在合伙关系且被答辩人出资系通过抵扣借款金额的形式进行出资的事实。对于被答辩人主张“剩余20万元出资款系用合伙人之一（余某）所欠上诉人的20万元来抵扣出资款”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被答辩人并未举证证明，被答辩人该主张反而证明双方与案外人余某存在合伙关系。综上，被答辩人上诉理由前后存在明显矛盾，均无法成立，故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应予以维持。二、原审法院认定的借款利息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被答辩人主张答辩人截止2019年1月30日前实际通过银行转账及微信转账共计支付给被答辩人550300元，实际支付利息应为274000元不能成立。答辩人已举证证明借款期间，答辩人先后通过微信支付、银行转账以及投资款抵扣借款方式向被答辩人还款金额共计950300元，此外，实际上答辩人因先前遗失2018年6月2日之前的微信聊天记录未提交的2018年2月12日至2018年5月30日微信支付记录，该期间答辩人事实上通过微信偿还了利息合计58415.76元，因此答辩人实际还款金额合计为1008715.76元。而被答辩人主张案涉五笔借款利息合计金额为274000元系主张各笔借款利息均从借款日开始计算至2019年1月30日终结，存在对答辩人已归还的本金重复计算利息的情形，显然不能成立。基于答辩人借款期间连续还款的事实，原审法院对于各笔借款利息的认定更符合公平原则，应予以维持。基于上述事实和理由，被答辩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恳请二审人民法院在审理后，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依法予以维持原判。邓美玲辩称，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邓美玲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依据，被上诉人邓美玲未在借款合同签名，也没有和上诉人有任何款项记录，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款项用于两被上诉人共同生活，也没有证据证明被上诉人邓美玲对案涉借款知情。李振龙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依法判令两被告支付原告借款1550000元；2。请依法判令两被告支付原告借款利息(借款利息自双方分别签订借款合同之日起计至所有欠款还清之日止，按月息2％计算，暂计至起诉之日借款利息合计为403700元)；3.请依法判令两被告支付原告违约金50000元；以上合计为2003700元。4.请依法判令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原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一和原告是朋友关系，被告一因资金周转需要，分多次向原告进行借款：一、2018年1月26日，被告一向原告借款300000元，原告通过银行转账向被告一支付该笔款项，2018年2月1日，被告一向原告借款200000元，并与2018年1月26日的借款一并于2018年2月1日与原告签订《借款合同》，确认由被告一向原告借款500000元，并约定借款月利率为2％，还款期限为2018年8月1日，原告于2018年2月1日通过银行转账向被告一支付140000元，通过现金向被告一支付60000元，被告一收到该现金后向原告出具了收据。二、2018年4月12日，被告一向原告借款500000元。双方签订《借款合同》，约定借款月利率为2％，还款期限为2018年8月12日，原告于2018年4月12日通过银行转账向被告一支付该笔款项。三、2018年5月16日，被告一向原告借款200000元，原、被告双方签订《借款合同》，约定借款月利率为2％，还款期限为2018年10月16日，原告于2018年5月16日通过银行转账向被告一支付该笔款项。四、2018年7月5日，被告一向原告借款200000元，原告于2018年7月5日通过银行转账向被告一支付该笔款项，2018年7月6日，原、被告签订《借款合同》，约定借款月利率为2％，还款期限为2018年11月6日。五、2018年7月30日，被告一向原告借款150000元，双方签订借款合同，并约定借款月利率为2％，还款期限为2019年1月30日，原告通过银行转账向被告一支付该笔款项。上述借款合计1550000元。被告一自2018年1月26日起至庭审之日止，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原告还款共计337700元，分别为：2018年1月26日还款20000元、2018年1月27日还款10000元、2018年1月30日还款10000元、2018年2月1日还款12000元、2018年2月24日还款2000元、2018年4月1日还款10000元、2018年4月12日还款10000元、2018年4月24日还款10000元、2018年5月1日还款4700元、2018年5月16日还款20000元、2018年6月7日还款50000元、2018年6月12日还款16000元、2018年6月16日还款12000元、2018年9月13日还款4000元、2018年10月8日还款10000元、2018年10月14日还款15000元、2018年11月19日还款20000元、2018年11月27日还款50000元、2018年12月9日还款5000元、2018年12月14日还款21000元、2019年1月26日还款26000元。通过微信向原告转账还款共计212600元，分别为：2018年6月7日还款10000元、2018年6月9日还款4000元、2018年6月23日微信确认抵扣还款6000元、2018年7月6日还款4000元、2018年7月13日还款20000元、2018年7月13日还款4000元、2018年7月19日还款5000元、2018年7月19日还款1000元、2018年7月21日还款4000元、2018年7月26日还款4000元、2018年7月26日还款5000元、2018年8月15日还款27000元、2018年8月20日还款9000元、2018年8月27日还款9000元、2018年9月3日还款3000元、2018年9月13日还款10000元、2018年9月13日还款10000元、2018年9月17日还款5000元、2018年9月18日还款3500元、2018年9月26日还款9000元、2018年9月26日还款500元、2018年9月27日还款1000元、2018年9月27日还款500元、2018年10月3日还款3000元、2018年10月7日还款9000元、2018年10月21日还款5000元、2018年10月27日还款5100元、2018年11月4日还款5000元、2018年12月2日还款4300元、2018年12月5日还款3700元、2018年12月6日还款6500元、2019年1月7日还款7000元、2019年1月7日还款1500元、2019年1月12日还款8000元。另查明，2018年原告与被告一及案外人余某，确认共同承租博罗县**********厂房，由被告一与案外人余某各出资400000元，并于12月31日前支付，三方通过签订《出资确认函》对上述事实予以确认。原被告二为被告一的妻子，案涉借款产生于婚姻存续期间。原审法院认为：合法的民间借贷，受法律保护。关于被告一向原告借款的金额，由于原告向本院提供有1490000元的银行转账记录、由被告一出具的60000元的收据及其收取现金的照片，故对于原告向被告一出借1550000元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关于被告一向原告的还款情况，根据被告一向本院提供的银行流水，其于2018年1月26日至今共通过银行向原告转账支付款项651700元。对于其中2018年2月1日的14000元，原告称系由于当天其向被告一错误转账14000元后由被告一转账归还，其中2018年10月14日的300000元，原告称系案外借款的还款，并提供微信聊天记录予以佐证，上述两笔不属于案涉借款的还款，本院予以确认。但对于其余的337700元（651700元－14000元－300000元），原告未能向本院提供相关证据，就其用途作出合理解释，故本院对于被告一通过银行转账形式向原告还款337700元的事实予以确认。根据被告一向本院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其于2018年6月7日至今共通过微信向原告转账支付款项206600元，并于2018年6月23日通过微信确认通过抵扣形式支付6000元。对于被告一主张2018年9月13日微信聊天记录中其所称支付的4000元现金还款，并无原告的确认，故本院不予采信。对于通过微信确认支付的212600元（206600元＋6000元），原告未能向本院提供相关证据，就其用途作出合理解释，故本院对于被告一通过微信转账及确认形式向原告还款212600元的事实予以确认。2018年原告与被告一及案外人通过签订《出资确认函》，由原告出资400000元，与被告一及案外人共同承租博罗县**********厂房，并有被告一提供的《博道商都土地租赁合同》及《收款收据》予以佐证，被告一称原告系通过抵扣借款金额的形式进行出资，原告亦未能提供相关证据就其出资行为予以佐证，故对于被告一所述的抵扣行为，本院予以确认。关于被告一主张其通过签订《转让协议》将《博道商都土地租赁合同》中的权利进行转让以冲抵案涉借款本金，但其提供的《转让协议》的相对人为案外人高某而并非原告，被告一未为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原告与案外人高某的之间存在关系，故对于被告一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采信。综上，被告一的还款金额共计：950300元（337700元＋212600元＋400000元）。由于原告与被告一未就上述还款系本金或利息进行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二百零五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的规定，上述还款应先用于冲抵利息，不足部分用作冲抵本金。根据原告与被告一签订的五份《借款合同》，其中2018年2月1日的借款于2018年8月1日到期，利息为60000元（500000元×2%×6个月）；2018年4月12日的借款于2018年8月12日到期，利息为40000元（500000元×2%×4个月）；2018年5月16日的借款于2018年10月16日到期，利息为20000元（200000元×2%×5个月）；2018年7月6日的借款于2018年11月6日到期，利息为16000元（200000元×2%×4个月）；2018年7月30日的借款于2019年1月30日到期，利息为18000元（150000元×2%×6个月）。故截至2019年1月30日止，案涉借款利息合计154000元（60000元加40000元＋20000元＋16000元＋18000元）。故截至2019年1月30日止，被告一仍欠原告借款本金753700元（1550000元－（950300元－154000元））。根据原、被告签订的《借款合同》，应以753700元为本金按月利率2%计算利息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关于原告主张被告支付违约金50000元，由于原告已主张被告一按月利率2%支付借款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对于原告的该项诉请，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被告二对案涉借款承担偿还责任，由于被告二未在案涉《借款合同》中签名，原告也未能举证证明就案涉借款系用于两被告家庭生活，其向本院提供的被告二身份证复印件亦系借款产生后的制作身份证，其未能就被告二对案涉借款已知情完成举证责任，应承担举证不利后果，故对于原告的该项诉请，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判决：一、限被告一林景兴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李振龙借款本金753700元及利息（以753700元为本金从2019年1月31日起按年利率24%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原告的其它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三份新证据，证据一、博道商都土地租赁合同，证明案涉项目已停止经营，合同作废。证据二、银行流水，证明上诉人已于2018年5月7日有转账出资20万元给被上诉人。证据三、客户回单、短信、证人证言、证人身份证，证明上诉人借款147万元给案外人于某，其是合伙人之一，从于某借款中抵扣20万元进行出资。被上诉人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一、真实性合法性确认，关联性和证明内容不确认，被上诉人邓美玲于2019.4.15签字，被上诉人林景兴强制戒毒后上诉人持催款单催要借款，被上诉人邓美玲对借款事实和还款并不知情，但是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邓美玲代被上诉人林景兴签字转让，被上诉人林景兴在合作项目中33.33的股份，抵扣金额，因此被上诉人邓美玲签字“因厂房转让，此合同作废。”字样，上诉人找被上诉人邓美玲签订协议为由，上诉人指定高某和被上诉人邓美玲签订转让协议，约定转让款现金方式抵扣，42万元是抵扣被上诉人林景兴借款本金。该证据上诉人出具反而证明合伙关系真实性。对证据二关联性不确认，该款项往来款项，转账没有注明投资款，一审法官就该款项向上诉人调查，上诉人并未示明该款是用于投资，且表示该款与诉请借款无关，因此上诉人主张20万元属于合作投资款不能成立。对证据三的三性不确认，被上诉人林景兴并非款项接触方，证据不能证明案涉借款与案外人达成抵扣项，对证人证言三性不确认，案外人余某与上诉人系第一相关人，其证人证言形式应当申请他出庭作证。被上诉人提交一份新证据，《微信支付交易明细证明》，证明被上诉人林景兴于2018年2月12日至5月30日通过微信转账方式向李振龙偿还利息58415.76元的事实（一审期间林景兴遗失了2018年2月1日至6月2日期间的微信聊天记录，现依法调取该期间利息偿还记录提交）。上诉人的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三性不予认可，一审判决就还款支付利息和本金进行查明，被上诉人没有上诉，不管是否属实也不能抵扣。且该部分微信转账记录并非是偿还利息，有些是打麻将款项，有些是日常生活往来款，与本案没有直接关联性。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事实基本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综合本案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上诉和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1、原审法院认定40万元用于冲抵案涉借款是否有理。2、利息计算方式的确认。3、被上诉人邓美玲是否应对案涉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关于原审法院认定40万元用于冲抵案涉借款是否有理的问题。上诉人提出原审法院仅仅依据《博道商都土地租赁合同》《收款收据》《出资确认函》即确认上诉人通过抵扣本案借款的形式进行出资，即对其借款金额扣除了40万，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被上诉人林景兴提交的《博道商都土地租赁合同》《收款收据》《出资确认函》等证据实质涉及另一法律关系，上述证据均未有上诉人将本案借款用于冲抵出资款的意思表示，被上诉人林景兴作为主张该款项抵扣的一方应承担举证责任，但其却未就上诉人同意将用本案借款冲抵出资款提供证据予以证明；相反，上诉人提交了2018年5月7日（未与案涉借款的转账时间重合）向被上诉人林景兴转入20万元款项以及另一投资人余某出具的关于出资情况的证人证言用以证明其已足额出资，无需另行抵扣借款。鉴于现有证据无法证明上诉人同意将本案借款冲抵出资，无论上诉人是否完成出资，与本案并无关联，故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案涉借款冲抵出资款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予以纠正。若被上诉人林景兴仍对《博道商都土地租赁合同》所涉出资问题有异议，可另案主张。关于利息计算方式的确认的问题。上诉人主张原审法院利息计算有误，仅对《借款合同》借期内的利息进行计算，逾期利息未予以计算，导致抵扣的利息计算有误。本院认为，虽案涉借款仅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的规定，故上诉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应予支持。经审查，对于2018年2月1日的借款原审法院遗漏了2018年8月2日至2019年1月30日期间的利息，对于2018年4月12日的借款原审法院遗漏了2018年8月13日至2019年1月30日期间的利息，对于2018年5月16日的借款原审法院遗漏了2018年10月17日至2019年1月30日期间的利息，对于2018年7月6日的借款原审法院遗漏了2018年11月7日至2019年1月30日期间的利息，截至2019年1月30日，五笔借款的利息应为295320元。另，由于被上诉人二审期间提交的微信支付交易明细仅体现款项往来金额，并无相应的语音或文字往来记录等证据佐证系用于还款，且出现“1888.88元”“888.88元”等类似红包的转款，双方之间亦互有款项往来，与上诉人所述的日常生活往来款项更为相符，且被上诉人亦未提起上诉，故对被上诉人提出将上述款项予以抵扣的主张，不予支持。最终本院确认被上诉人林景兴仍欠上诉人借款本金1550000元-（337700元+212600元-295320元）=1295020元。关于被上诉人邓美玲是否应对案涉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鉴于被上诉人邓美玲未在案涉《借款合同》中签名，本案案涉金额巨大，上诉人也未能举证证明就案涉借款系用于两被上诉人的家庭生活，故对上诉人的该项主张，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李振龙上诉请求成立的，予以支持；上诉请求不成立的，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人民法院（2019）粤1322民初3490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二、变更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人民法院（2019）粤1322民初3490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为：“林景兴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李振龙借款本金1295020元及利息（以1295020为本金从2019年1月31日起按年利率24%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三、驳回李振龙的其他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共34244.4元，由李振龙负担14244.4元，由林景兴负担20000元。各方当事人负担的诉讼费用，在执行过程中径行处理。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岳淑敏审 判 员 黄**锋审 判 员 刘宇慧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一日法官助理 吴晓露书 记 员 黄苑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