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5民初55094号原告：杨某，2004年1月8日出生，侗族，在校学生，住北京市朝阳区。法定代表人：杨长峰，男，1972年11月18日出生，侗族，中国林业出版社总编室主任，住北京市朝阳区。法定代表人：陈为民，女，1971年1月22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朝阳区。被告：北京伟之德文化艺术有限公司，住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院内（国营北京动力汽车库）。法定代表人：金南五，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秀芬，女，1981年9月20日出生，汉族，北京市伟之德文化艺术有限公司领班。原告杨某（以下简称原告）与被告北京伟之德文化艺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被告）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之法定代理人杨长峰、陈为民，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2020年9月11日的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误工费、交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38042．11元（其中医疗费5699．05元、伤残辅助器具费220元、交通费2500元、误工费19623．06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事实和理由：2018年6月18日中午12时许，原告在被告处（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798东街withcafe）购物消费后，撞到了被告的大门上，大门的玻璃将原告的腿部弄伤。后原告被送至医院就医。原告认为被告作为withcafe冷饮店的经营者，对来此消费的顾客应当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和救助义务，但被告的不作为行为给原告造成了人身损害和精神损害。被告应当对原告受伤承担责任。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现原告诉至法院。被告辩称：我公司认可原告受伤的事实和时间、地点，但是我公司不存在过错，我公司在大门上有显著的标识，正常情况下完全可以辨识。原告应自行承担责任，原告是限制行为能力人，其父母也对原告应当有相应的照管义务。我公司对于原告的伤情非常同情，但是不能因为原告受伤，就把公共场所管理责任无限地扩大。此外，原告并未尽到注意义务，应就其过错承担法律责任；原告是限制行为能力人，在公共场所时应当有成年人或监护人进行陪同和看护，因未成年人导致的损害应由其监护人进行赔偿；我公司也尽到了安全注意义务。我公司在合理范围内同意赔偿相应的损失，但是不认可精神损害抚慰金，伤害不足以赔付这么多金额；误工费没有需要护理的证明，医疗费需要相应的票据。原告就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落款日期为2018年8月1日并加盖有北京市朝阳区消费者协会酒仙桥分会印章的《终止消费者权益争议调解告知书》；2．照片6张；3．北京儿童医院诊断证明、影像诊断报告、医药费收据、医疗用品器具收款凭证；4．出租车发票1张；5．原告父亲的收入证明；6．现场的碎玻璃1小块。7．门诊病历；8．原告受伤当时、拆线以及现在的照片；9．原告父亲的纳税清单；10．原告补习班培训费的发票。被告对原告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据2中编号1和2的照片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也无法证明是原告的伤口；对编号3的照片的真实性认可，但该证据正好可以证明被告大门上有标识。对编号4的照片的真实性、关联性认可。对编号5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并称该照片与被告现状况不同。对编号6的照片的关联性不予认可。对证据3的真实性、关联性以及合法性均予以认可，但还需要医院出具相关的诊断证明。对证据4的真实性认可，但无法证明其与本案的关联性。对证据5的真实性和关联性不予认可，没有劳动合同、社保缴费记录、纳税凭证证明等，无法证明其真实的收入，该证据也不能证明误工费的合理性。对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且无法证明该证据就是涉案大门破碎的玻璃残渣。被告对证据7至证据10未发表质证意见。被告未就其抗辩意见以及相关事实主张向本院提交证据。另，被告经本院依法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未参加2020年9月11日的庭审。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争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将依法作出认定。本院根据现有证据依法确认如下事实：2018年6月18日中午12时许，原告在位于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798艺术区东街WITHCAFE店（即被告经营的店铺）内购物时，撞到了被告的大门上，大门的玻璃破碎后将原告的腿部弄伤。同日，原告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就诊，临床诊断为：下肢外伤；给予清创缝合13针，嘱定期换药，建议：免体2周。原告向本院提交的医疗费票据原件中显示的个人自付部分的费用为3769．26元，此外，医疗辅助器具费为220元。本案审理期间，本院根据原告及被告的申请到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酒仙桥派出所调取了报警时间为2018年6月23日16:57:36的110接处警记录。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被告未到庭对该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另，经询，被告当庭表示无法向本院提供事发时的监控录像及视频。原、被告均未申请对涉案大门的玻璃质量及标准进行相关司法鉴定。另查，2018年度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标准为67990元。本院认为：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有答辩并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本案被告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应诉，视为其放弃了相应的质证和辩论的权利。本院可依据查明的事实，依法缺席判决。此外，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原告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公民依法享有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公民的合法权利受法律保护。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受害人因侵权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误工费、护理费、必要的营养费、伤残赔偿金以及被抚养人生活费等，均应由侵权一方予以赔偿。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虽然案由为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但实质上是基于被告的公共场所管理人的责任而引发。《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从事住宿、餐饮、娱乐等经营活动或者其他社会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致使他人遭受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共场所管理人责任是侵权责任的一种，而侵权责任的一般构成要件为：过错、损害事实、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具体到公共场所管理人责任来说就是，首先，公共场所管理人在对公共场所管理上存在过错；其次，受害人存在损害的事实；再次，公共场所管理人的过错行为与受害人的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此外，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责任的特点主要有：（1）责任主体的特殊性。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责任的主体是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2）适用过错责任原则，而且在责任承担上又有直接责任和补充责任两种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责任类型又分为：直接责任和补充责任。直接责任，就是违法行为人对自己实施的行为所造成的他人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害的后果由自己承担侵权责任的侵权责任形态。造成损害的直接原因不是由于经营者以外的其他直接加害人的行为，而是经营者为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的人没有尽到合理注意义务直接所致，经营者在这种状态下，是为自己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行为所造成的损害直接负责，承担的是直接责任。直接责任的构成要件为：（1）经营者从事经营活动引起正当信赖，例如信赖其环境设施的正常利用和安全性的要求。（2）损害发生与经营者的危险范围。（3）对发生损害的潜在危险经营者能够合理地予以控制，如地面防滑、吊灯防坠落等。（4）损害结果的发生没有第三者的介入。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责任的抗辩事由有三：1．尽到合理限度的安全保障义务。未尽合理限度的安全保障义务是构成侵权行为的要件之一。如果经营者根据当时情况，按照法律规定、或者行业习惯、或者一个诚实善良的经营者的注意标准，确实做到了防范措施有效、警示明确醒目、管理审慎周到、制止侵害果敢、实施救助及时，那么经营者完全可以以此作为自己不构成侵权行为的抗辩事由，从根本上瓦解请求人的诉讼请求，从而免除侵权赔偿责任的承担。2．损害的发生是因第三人的侵权行为引起的，并且该第三人已经承担了全部责任。3．受害人过错。《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第二十七条规定，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造成的，行为人不承担责任。在此类案件中，通常是受害人不听劝阻或者无视警示，或者故意、重大过失违反安全要求，往往是造成损害的直接原因，属于严重过错行为，对造成的损害应当承担主要责任。基于前述概念的阐述，本院就本案法律责任的分析如下：1．被告作为商铺的经营者，其有义务对其经营管理范围内的安全负有保障义务，其符合承担公共场所管理人责任的主体条件，同时亦负有相应的法定义务。2．被告尽管在大门上贴有推、拉以及银联的标识，但上述标识的粘贴位置以及内容均非用于提示安全之目的，且其位置并不醒目，此外，被告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所使用的大门玻璃符合通常情况下的安全标准。本案中，被告未在大门的明显位置张贴提示和警示提示，被告不仅未尽合理限度的安全保障义务，而且其作为经营者未能做到防范措施有效、警示明确醒目、管理审慎周到的通常情况下经营者的注意标准，被告对此次事故的发生明显地存在主观上的过错。3．原告因与被告所经营的店铺大门发生接触，导致原告受伤，故可以认定因此次事故客观上已经造成了原告的实际损害，因此，本院可以确认原告的损害与被告的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4．被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原告的损害结果是由第三人侵权或原告故意行为所造成，故被告不存在免除责任的法定事由。综上所述，被告应当对原告的损失承担直接的赔偿责任。另，需要指出的是，原告在事发时系限制行为能力人，原告以及其监护人亦应尽到一定的安全注意义务和监护义务，根据原告的陈述可以得知当时原告双手均持有物品，因此通过一般常理可以推定原告当时用脚、腿或肢体部位接触到被告店铺的玻璃门，从而导致原告受伤以及受伤的部位在腿部的后果，其对自身所受伤害亦应承担相应的责任。纵观事发过程及现场的状况，双方对事故的发生均具有一定责任，因此，原、被告应当根据各自的过错对原告的损失予以分担。关于原、被告各自承担责任的比例，本院根据现有证据以及案件的实际情况依法确定如下：被告应当承担本院认定的原告损失的60%，原告自行承担损失的40%。关于原告所主张的赔偿项目及数额，本院意见如下：1．关于原告主张的医疗费一节。本院认为，原告所主张的医药费于法有据，本院应当予以支持，但原告未考虑到其自身责任的因素，故本院在确定具体赔偿数额时，将根据原告所提交的票据以及本院确定的双方责任比例的基础上依法予以确定。2．关于原告所主张的交通费一节。法律规定，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本案中，关于原告所主张的事发当天所支付的出租车费用的部分，因原告向本院提交了相应的票据，故本院对原告该部分交通费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关于原告所主张其他部分交通费的诉讼请求，虽然原告未向本院提供相应的票据，但客观上原告却有就医支付交通费之必需，原告就医系由其监护人驾驶私家汽车，故客观上势必存在一定的交通费用成本的支出，故本院对原告所主张的其他部分交通费的诉讼请求，亦予以支持，但原告所主张的数额过高，故本院将根据原告的伤情、就医情况以及本院确定的责任比例等因素予以酌定。3．关于原告所主张的误工费一节，其实质应为护理人员的误工费，本案中，因为原告受伤，且原告系未成年人，根据医院出具的证明，可以认定原告却有需要陪护就医和照料之必须，故本院对原告所主张的护理人员误工费的诉讼请求亦予以支持，但原告所主张的数额过高，且原告未提供实际减少工资的证明，故本院对于具体赔偿数额将根据现有证据以及结合整个案情予以酌定。4．关于原告所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一节，虽然原告所受伤情尚未构成伤残等级，但原告下肢受伤后被缝合13针，给原告的身体美观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且原告受伤时系未成年人，客观上已经对原告的精神造成了严重伤害以及痛苦，应当给予原告适当的精神抚慰，故原告要求支付精神抚慰金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但具体数额本院将根据现有证据予以确定。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六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北京伟之德文化艺术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赔偿原告杨某医疗费（含辅助器具费）2393．56元；二、被告北京伟之德文化艺术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赔偿原告杨某交通费600元；三、被告北京伟之德文化艺术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赔偿原告杨某护理人员误工费2100元；四、被告北京伟之德文化艺术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赔偿原告杨某精神损害抚慰金4800元；五、驳回原告杨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51元，由原告杨某负担701元（已交纳），由被告北京伟之德文化艺术有限公司负担5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史 震审判员 张燕钧审判员 谷培培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七日书记员 邓嘉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