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9民终994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志铠，男，1982年5月2日出生，台湾地区居民，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曼罗兰，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黄育珊，女，1990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向纯杰，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伯杰，男，1983年2月5日出生，台湾地区居民，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蓉芳，广东旗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程芷葵，广东旗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东莞市新雄健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常平镇木棆村畅旺大厦第****D901。法定代表人：黄育珊。委托诉讼代理人:向纯杰，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杨哲岳，男，1990年3月20日出生，台湾地区居民，原审第三人：蓝崇文，男，1987年8月3日出生，台湾地区居民，上诉人陈志恺、黄育珊与被上诉人陈伯杰、东莞市新雄健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雄健公司）、原审第三人兰崇文、杨哲岳合同纠纷，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2018）粤1973民初26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志铠、黄育珊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驳回陈伯杰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由陈伯杰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查明事实错误，具体如下：1.案涉的《合作协议书》并非只为“雄健含片”项目而签订，全文无“雄健含片”字样，根据各方签订合同的目以及合同本身的条款约定，合同的签订是经营新雄健公司的条款约定，合同的签订是以经营新雄健公司为目的，而非仅是针对“雄健含片”，原审法院的事实认定片面、牵强。2．原审法院仅以《收款收据》认定陈志铠、黄育珊收取了400万元，与事实不符。根据陈志铠提交的《借条》及聊天记录等证据，可以看到，双方在认识之初，存在借款事实。又根据陈志铠提交的双方于2018年1月11日签订的《协议书》及《收据》，可以明确双方在借款之后是存在合作洋酒生意的，其中100万元的款项结算，也是洋酒生意的结算。但原审法院对此视而不见。根据陈志铠提交的转账流水，包括陈伯杰与杨哲岳向陈志铠转账的金额，也仅有3240640元，而非400万元陈伯杰主张近100万元的余款系现金支付，但并未提供任何具体的收据。杨哲岳向陈志铠转账时间跨度大、金额琐碎，不仅不是整数，甚至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如90136.75元、2020元、49035.61元、2450元），如果说这是陈伯杰委托杨哲岳向陈志铠支付的借款，实在太牵强。实际上，杨哲岳、蓝崇文当时受雇于陈志铠，其在一审开庭时也陈述该琐碎金额是销售洋酒回款，且这从转账时间跨度、金额、次数等方面，均可得到印证。3．原审法院认为陈伯杰与陈志铠存在合伙洋酒生意的事实缺乏证据存在错误。陈伯杰提交的起诉状、《协议书》与《收据》，以及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均足以印证双方存在洋酒合伙。二、原审法院归纳争议焦点错误，认定事实错误，此为本案判决错误之根本原因。（一）本案案情复杂（此一点原审判决书第二页有明确），相对于陈伯杰的款项是如何支付、以何种方式支付给陈志铠而言，涉案合同的是否有效是第二顺位的争议。陈志铠、黄育珊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应为：1．《合作协议书》的签订目的是否仅为“雄健含片”。2．陈伯杰支付的款项的金额到底是多少。其性质到底是借款、洋酒生意的投资款，还是《合作协议书》约定的投资款。3．《收款收据》的出示，能否得出陈志铠、黄育珊已经实际收到陈伯杰交付的《合作协议书》约定投资款。解决上述争议焦点，本案争议才能得到全面的审查和解决。（二）基于原审法院查明事实错误，归纳争议焦点错误，导致原审法院判决错误。根据陈伯杰提交的证据，陈志铠、黄育珊仅收取了陈伯杰、第三人的款项为3240640元。前述款项分多次于2017年至2018年2月通过银行转账。这些转账款项中，一部分为借款，一部分为陈伯杰的洋酒投资款（陈伯杰提交的协议书及收据中已经确认双方存在洋酒的合伙），一部分为销售洋酒的回款，而非是陈伯杰交付的案涉《合作协议书》的投资款。其一，该系列转账中陈伯杰直接支付的款项均发生在《合作协议书》签订之前，当时不存在“雄健含片”项目的约定，其转账当然不可能是“雄健含片”的投资款；其二，第三人转账的款项为回款，所以琐碎，时间跨度长。综上，原审法院未能查明陈伯杰转账的性质，未能查明陈志铠、黄育珊收取的第三人款项性质，以致判决错误。三、陈伯杰及杨哲岳不诚信诉讼，系导致原审法院判决错误的另一主要因素。陈志铠、黄育珊尊重基本事实，整个庭审过程中的答辩也是从事实出发。陈志铠、黄育珊承认与陈伯杰之间存在借款事实，存在合作洋酒生意的事实，也存在进行深度合作并以此签订案涉《合作协议书》的事实。但陈伯杰却歪曲事实，将其与陈志铠、黄育珊合伙洋酒生意的款项说成是本案《合作协议书》的款项，第三人也为其提供虚假证人证言，将其收回的洋酒款说成是替陈伯杰支付的《合作协议书》投资款，误导原审法院对案件事实的审查。陈志铠、黄育珊认为，陈伯杰及原审第三人的不诚信诉讼行为，应被追究法律责任。陈伯杰答辩称：一、原审法院案件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依法应予以维持。1.涉案《合作协议书》系涉案当事人为合作“雄健含片”而签署之合同，且陈志铠、黄育珊在一审庭审中已确认双方合作经营“雄健含片”项目。根据陈志铠、黄育珊在一审提交的证据以及其在一审审理中确认之事实，其主张与陈伯杰共同运营推广销售“雄健含片”。此外，根据涉案合同，明确约定投资合作“东莞市新雄健贸易有限公司项目”，又根据陈志铠、黄育珊出具的《收据》，附注为“东莞市新雄健贸易有限公司”，且新雄健公司经营范围为特殊食品（保健食品）。以上足以证明涉案《合作协议书》系双方经营销售“雄健含片”而签订的合同。陈志铠、黄育珊主张涉案合同并非是只为“雄健含片”项目而签署无事实依据。2.陈志铠、黄育珊出具《收据》确认收到陈伯杰支付的400万元系客观事实，系属一方当事人自认，且有相关证据佐证。根据民诉法解释规定，一方当事人自认的事实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陈志铠、黄育珊己在《收据》中明确其收到陈伯杰400万元，此属陈志铠、黄育珊自认，对于该事实，陈伯杰依法无须再提供证据证明，且陈伯杰已经提交相应的付款凭证以证实，该事实完全可以被认定为是客观事实，陈志铠不承认收到400万元不符合客观事实。此外，一审庭审时，陈志铠、黄育珊的委托代理人也确认收据的真实性，依法也构成民事诉讼法上的自认，该“自认”代表陈志铠、黄育珊之意志，即陈志铠、黄育珊自认收到陈伯杰投资款400万元之事实。现陈志铠、黄育珊否认其确认之事实，明显自相矛盾，胡搅蛮缠。3.陈志铠、黄育珊主张涉案款项系与陈伯杰合作洋酒生意之结算，并无提供任何证据证实，其主张无法对抗《合作协议书》及《收据》的证明效力。二、一审法院归纳之争议焦点合法、准确、恰当，具有事实与法律依据，符合本案案件事实的查明以及法律条文之适用。且陈志铠、黄育珊在一审辩论期间并未提出任何异议，依法应不予采纳。1.人民法院在审理合同纠纷案件过程中，依法应依职权审查合同是否存在无效的情形。本案案由为合同纠纷，双方当事人也是基于涉案《合作协议书》产生相应的合同关系。故合同的有效性当然是本案首要且最重要的审查范围，把该点作为涉案争议焦点符合客观事实及法律规定。2.此外，本案中陈志铠、黄育珊与陈伯杰之间是合作经营销售“雄健含片”项目，雄健含片作为一种药品（保健品），更具特殊性，根据《药品管理法》、《保健食品监督管理条例》及相关规定，在中国大陆进口药品或保健品均须获得相关部门行政审批并取得许可证方可销售经营。而涉案“雄健含片”并无取得任何许可，更无进口通关证明，明显违反法律、法规之强制性规定，依法属无效合同。3.陈志铠、黄育珊在一审辩论期间并未对一审法院归纳的争议焦点提出任何异议，现在二审中提出异议不符合程序规定。三、陈志铠、黄育珊主张陈伯杰虚假诉讼无任何事实依据，纯属毫无根据的诽谤，依法不应予以支持，陈伯杰保留追究陈志铠、黄育珊相关法律责任的权利。根据涉案《收据》附注内容可以佐证400万元是投资合作“雄健含片项目”之款项；又根据《合作协议书》第一条，约定陈伯杰出资500万元，50万元在2018年1月30日到位，剩余50万元在2018年10月30日到位，由此可明显证实系扣除之前已支付的400万元后进行特别约定的支付方式，符合将陈伯杰借款转为投资款的客观事实。陈志铠、黄育珊不但否认客观事实，且诽谤陈伯杰进行虚假诉讼无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浪费司法资源，依法应驳回其上诉。原告陈伯杰向原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撤销陈伯杰与陈志铠和杨哲岳、蓝崇文签订的《合作协议书》；2.陈志铠、黄育珊、新雄健公司共同返还陈伯杰投资款300万元；3.陈志铠、黄育珊、新雄健公司共同支付陈伯杰款项占用期间利息（以300万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7年10月17日起计算至款项本息付清之日止，暂计算至起诉之日为36308元）；4.本案诉讼费用、保全费用全部由陈志铠、黄育珊、新雄健公司承担。原审法院查明如下：陈伯杰称其与陈志铠、杨哲岳、蓝崇文存在合伙关系。陈伯杰提交的《合作协议书》显示2017年11月11日，陈伯杰、陈志铠、杨哲岳、蓝崇文共同签订该《协议书》，约定四人共同投资并注册新雄健公司，陈伯杰、杨哲岳、蓝崇文各出资500万，各占总出资额的5%，并按照投资比例分配利润，共担风险，该三人共同委托陈志铠作为代表人投资日常事务。陈伯杰称其共向陈志铠支付了400万元的投资款，并就此提交如下证据：1.2017年5月8日由陈志铠出具的《借条》，内容为陈志铠向陈伯杰借款13万元。2.陈志铠、黄育珊于2017年12月22日出具的《收款收据》，内容为收到陈伯杰400万元，附注为“东莞市新雄健贸易有限公司”。3.陈伯杰提交的微信转账记录、《中英人民币找换行汇款收据》、银行转账记录等显示其共向陈志铠、黄育珊转账支付共计3052818.58元，陈伯杰主张其另通过现金方式向陈志铠、黄育珊支付947181.42元。4.蓝崇文出具的《代付款证明》、《证人证言》载明蓝崇文代陈伯杰向陈志铠支付了“雄健含片”入股款200万元，具体为：⑴2017年7月14日向陈志铠转账100万元；⑵2017年7月19日向陈志铠转账289176.22元；⑶2017年7月27日向陈志铠转账90136.75元；⑷2017年7月27日向陈志铠转账2020元；⑸2017年8月2日向陈志铠转账49035.61元，其余款项通过现金支付给陈志铠。蓝崇文还称陈伯杰共向陈志铠、黄育珊支付款项400万元用于合作经营项目。陈伯杰主张陈志铠、黄育珊已向其返还案涉款项中的100万元，仍有300万元投资款未返还。陈志铠、黄育珊确认收到陈伯杰转账的3052818.58元，但否认收到陈伯杰支付的现金947181.42元，且称收到的3052818.58元是双方合伙经营红酒的款项。另外，该二人称新雄健公司成立后确实有经营“雄健含片”的业务，相关款项也已经投入天猫、淘宝、阿里巴巴等平台销售及运营支出，新雄健公司否认参与了陈伯杰主张的雄健含片的合作事项。陈志铠、黄育珊、新雄健公司就此提交《公司注册资料》、《租赁合同》、《租赁保证金收据》、阿里巴巴推广费用票据、参展申请及相关支出票据等。新雄健公司系于2017年10月12日成立的自然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其唯一股东为黄育珊。陈伯杰主张陈志铠、黄育珊、新雄健公司对其构成欺诈，主张应撤销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书》，理由系雄健含片属于药品，无法在大陆地区销售，陈伯杰系在被欺诈的情况下签订该《合作协议书》，另外陈伯杰系台湾居民，新雄健公司系内资公司，无法委托大陆居民代为持股，根据外商投资企业的规定代持股无效。陈伯杰提交的《SGS测试报告》显示，2017年8月28日至2017年9月4日，“超微量工业安全实验室”出具《测试报告》，测试结果为“雄健含片”含有“3-酮基加保扶”等310种成分及定量极限。陈伯杰称该测试报告系被告方为与其签订合同提供的虚假的检测报告。陈伯杰提交的《海关进口货物报关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查询记录》并主张“雄健含片”并无相关的批准文号。经原审法院向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函后，该局回复单凭现有资料无法认定雄健含片是否为药品。原审法院认为，本案是涉台合同纠纷，关于准据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当事人没有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准据法，应当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本案中双方并未书面约定适用的法律，案涉的《合作协议书》的履行地在大陆，故本案以大陆法律作为本案争议适用的准据法。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案涉《合作协议书》的效力问题。经查，案涉《合作协议书》系陈志铠与陈伯杰、杨哲岳、蓝崇文所签订，内容明确写明为“合作投资东莞市新雄健贸易有限公司项目”，并约定了各方的持股比例。陈伯杰称成立新雄健公司目的是为了推广销售“雄健含片”，陈志铠虽然抗辩其与陈伯杰间存在合作红酒经营生意，但并未提交任何证明该关系之存在，且陈志铠庭审中亦确认其有和陈伯杰共同运营推广销售“雄健含片”项目，并提交针对“雄健含片”项目运营支出的证据，故原审认定案涉《合作协议书》系各方为推广销售“雄健含片”而签订的书面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三十九条规定：“药品进口，须经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组织审查，经审查确认符合质量标准、安全有效的，方可批准进口，并发给进口药品注册证书。”第四十条规定：“药品必须从允许药品进口的口岸进口，并由进口药品的企业向口岸所在地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登记备案。海关凭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出具的《进口药品通关单》放行。无《进口药品通关单》的，海关不得放行。”另结合《保健食品监督管理条例》相关规定可知，进口的保健食品应当取得产品注册证。本案中虽无法判断案涉“雄健含片”为药品还是保健食品，但是在中国大陆不论是进口药品还是进口保健食品都需要获得相关部门的行政审批并取得许可证后方可销售。案涉“雄健含片”并无任何许可销售证，也无法证实其有进口通行证明，不能证实其属于合法的进口药品或保健食品，故该“雄健含片”不具备在中国大陆销售的资质，所以陈志铠、陈伯杰、杨哲岳、蓝崇文为销售“雄健含片”而签订的《合作协议书》属于我国《合同法》中“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属于无效。至于陈伯杰主张其受到欺诈，《合作协议书》属于可撤销的意见，由于其并未提交充分证据证实其受到欺诈，系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原审法院对此不予采纳。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陈伯杰主张其向陈志铠、黄育珊共支付400万元。陈志铠、黄育珊仅确认收到陈伯杰转账的3052818.58元，否认收到陈伯杰主张以现金支付的947181.42元。原审法院认为，陈志铠、黄育珊向陈伯杰出具的《收款收据》上明确载明收到陈伯杰400万元，并载明为“东莞市新雄健贸易有限公司”。另外，第三人蓝崇文亦确认陈伯杰向陈志铠、黄育珊支付了400万元的投资款，故结合现有证据及证言，原审法院采信陈伯杰的主张，认定陈志铠、黄育珊收到陈伯杰关于新雄健公司的投资款400万元。各方均确认陈志铠、黄育珊已向陈伯杰偿还100万元，原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认定陈志铠、黄育珊尚持有陈伯杰300万元的投资款。至于陈志铠抗辩其收到的款项属于其与陈伯杰经营红酒生意的款项，现仅有陈志铠于2018年1月11日出具的《协议书》、《收据》上有一些指向不明的零星记载，并无其他充分、确切证据予以佐证，证明力明显不足，无法对抗陈志铠、黄育珊出具的《收据》的证明效力，故原审对此不予采纳。结合前述法律可知，案涉《合作协议书》属于无效的情况下，陈志铠、黄育珊应当将其收到的款项返还给陈伯杰。至于本案双方是否存在过错的问题，原审认为，作为长期在大陆生活的台湾居民，不论是陈伯杰还是陈志铠一方都应当知道在大陆进行药品、保健品的进口销售必须取得相关的审批并获得许可证照，故案涉的《合作协议书》无效双方均有过错，在考虑以下因素：陈伯杰的持股比例（5%），陈志铠主要运营该项目，针对案涉项目已支出的大概费用，陈伯杰的履约行为，陈志铠在诚实信用方面的表现等，原审认定陈伯杰就其过错承担10万元的责任，故陈志铠、黄育珊应当向陈伯杰返还290万元。陈伯杰另要求陈志铠、黄育珊返还案涉款项占用期间的利息，于法有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但计算时间应自本案起诉之日即2018年1月18日起计算为宜，对陈伯杰超过部分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至于黄育珊抗辩其并未参与“雄健含片”项目的经营，不应承担责任。经查，黄育珊用其账户收取了陈伯杰的部分投资款，并与陈志铠共同向陈伯杰出具《收据》且载明收到的款项系新雄健公司的运营款项，以及新雄健公司的唯一股东就是黄育珊，故可以认定黄育珊亦参与了“雄健含片”的合作项目，应当承担返还责任。至于新雄健公司的责任，由于新雄健公司仅是陈伯杰与陈志铠、黄育珊等人合作项目的载体，并非合伙的相对方，新雄健公司亦无直接收取陈伯杰的款项，故其无需承担返还责任。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保健食品监督管理条例》第十条之规定，判决：一、陈志铠、黄育珊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向陈伯杰返还2900000元并支付利息（以前述款项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8年1月18日起计至款项清偿之日止）；二、驳回陈伯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书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31090元，由陈伯杰负担622元，由被告陈志铠、黄育珊负担30468元。二审期间，本案各方当事人均没有向本院提交新证据。经阅卷和法庭调查，本院对原审已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合同纠纷。因陈志铠、陈伯杰、杨哲岳、蓝崇文均为台湾地区居民，故本案为涉台合同纠纷。现各方当事人对原审法院行使管辖权及以大陆法律作为解决争议的准据法均不持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一审判决后，因陈伯杰没的提起上诉，应视其服从原审判决结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本案二审程序应针对陈志铠、黄育珊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结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院分析如下：一、关于《收款收据》所涉款项及其性质。在案涉《收款收据》中，陈志铠、黄育珊是收款人，陈伯杰是交款人，而且附注了“东莞市新雄健贸易有限公司”。陈伯杰主张《收款收据》中的400万元对应为双方在2017年11月11日《合作协议书》中约定的合作出资，其实际的款项交付方式实为从之前借给陈志铠的款项转化为投资款，最后由陈志铠、黄育珊出具《收款收据》确认。陈志铠、黄育珊确认《收款收据》的真实性，但称《收款收据》中的400万实际上没有收取，也确认在签署《收款收据》之前曾收到陈伯杰转账款合共3052818.58元，但亦辩称已收取的款项并非投资款，而是双方合伙经营红酒的款项。对此，本院认为，首先，陈志铠、黄育珊作为成年人，理应知晓签署《收款收据》的法律后果。而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应由陈志铠、黄育珊对其反驳意见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否则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由于陈伯杰在原审中对款项的由来，款项的性质已提供的银行转账记录、代付款证明、《收款收据》、《合作协议书》等证据予以证明，而陈志铠、黄育珊仅以2018年1月11日的调解协议中曾提到陈志铠“另返还陈伯杰75万货（酒）”等字眼来说明其主张，依证据的优势原则，陈志铠、黄育珊上诉提出其已收取的款项实为双方合伙经营红酒的款项，《收款收据》的款项其实际上没有收取的意见，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二、关于对《合作协议书》认定。案涉《合作协议书》为陈伯杰、陈志铠、杨哲岳、蓝崇文四方共同签署，合作内容为约定投资“东莞市新雄健贸易有限公司”项目事宜，协议的内容并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至于各方在具体合作经营“雄健含片”的行为中是否违反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管理要求，应由有关部门依法处理，不应作为影响《合作协议书》合同效力的依据。原审认为案涉《合作协议书》应属无效欠妥，本院予以纠正。由于陈伯杰二审向本院明确“雄健含片”于2017年底就没有经营，《合作协议书》合同已无法履行；陈志铠、黄育珊也确认项目已搁置，也没有实际盈利，如不继续履行可以协商解除；故本院结合协议签订后杨哲岳、蓝崇文没有实际出资，陈志铠也仅是对项目的准备工作如承租场地、宣传等进行投入及前述等情况综合认定，因“雄健含片”项目没有具体开展，陈志铠、黄育珊收取陈伯杰款项后又没有将款项作为新雄健公司资产投入到新雄健公司，双方签订《合作协议书》的目的已不能实现，《合作协议书》应予解除。鉴于陈志铠、黄育珊已有证据证明对双方合作进行承租场地、宣传等，原审判决陈志铠、黄育珊应向陈伯杰返还290万元并支付利息，陈伯杰也没有提出上诉，故本院认为原审判决陈志铠、黄育珊应向陈伯杰返还290万元并支付利息的判决结果也能体现了合同解除后对双方责任比例的合理分配，应予以维持。另原审判决引用的《保健食品监督管理条例》为送审稿，不应作为判决依据，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综上所述，陈志铠、黄育珊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及适用法律虽有不当，但判决结果合理，本院对其认定错误部分予以纠正的同时，对判决予以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受理费人民币30000元，由陈志铠、黄育珊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郭婧儿审判员  何玉煦审判员  殷莉利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六日书记员  徐烨榆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