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和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0523民初2572号 原告：石某1，男，1990年7月1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马鞍山市和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有超，安徽天行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江某，女，1995年5月10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马鞍山市和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茆晓晴，安徽和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石某1与被告江某婚约财产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7月28日、9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石某1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有超，被告江某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茆晓晴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石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江某返还彩礼款243400元。事实和理由：2018年农历正月十六，双方经人介绍相识恋爱，于××××年××月××日举办婚礼。定亲时，石某1家给付江某红包6200元、11000元，给江某做衣服、买首饰88000元，认亲22家给付彩礼款35600元，举行婚礼时给付江某彩礼款10600元，礼金13000元，为江某购置车辆支付首付款7万元，付3个月车贷共9000元。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石某1诉至法院。 江某辩称，江某没有收到石某1主张的243400元彩礼款，石某1主张的彩礼均不属实，请求法院驳回其诉请。江某的陪嫁物都在石某1处，要求石某1返还。 石某1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以下证据：1、汇款凭证以及支付宝转账凭证，证明石某1为江某购买车辆，转账汇给江某67000元，另现金预付定金3000元，共计7万元首付款，后每月还贷3000元，共还贷9000元；2、证人武某出庭作证的证言，证明石某1给付江某88000元、认亲款35600元及购车首付款7万元；3、证人陶某、石某2和出庭作证的证言，陶某能够证实双方媒人情况，其中武某已经出庭作证，证明了相关事实，江某此前否认媒人身份，显然是回避本案的事实，石某2和尽管与石某1有亲属关系，但办理婚礼事宜，大多是亲戚办理，石某2和的证言与其他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证明石某1给付了江某88000元用于购买衣服和首饰。 江某质证意见：对证据1，不能证明石某1的证明目的，67000元包括石某1给江某买结婚衣服的2万元，余47000元是石某1赠与江某的购车款，性质不属于彩礼。江某买车首付7万元，是自行支付了现金3000元，双方同居期间石某1打给江某的9000元不是付车贷的，是同居期间双方共同生活支付的费用，而且江某也转账给石某1六千多元；对证据2，证人武某对下礼二十几家和88000元的陈述是虚假的，武某不是媒人，也没有经办其所陈述的事项，且该证人证言系孤证；对证据3，证人陶某与石某1有亲属关系，其陈述双方的媒人有二，一为武某，二为郑姓诊所医生，是女性，但事实上郑医生是男性，且武某并非媒人，故其作了虚假陈述，石某2和是石某1的近亲属，庭审中对双方当事人及法庭的发问，石某2和什么都不记得，只记得88000元彩礼的数字，这种有选择性的记忆，显然有虚假性。 江某向法庭提交了以下证据：1、双方婚礼影像光盘一份，证明双方于××××年××月××日举行婚礼时江某没有佩戴金首饰，证明石某1没有给江某买首饰；2、同居期间江某通过微信和支付宝转账给石某16000元的记录、江某网购生活用品和给石某1买衣服的支付记录约3000元，证明同居期间石某1三次转给江某的9000元，并非用于偿还车贷，而是共同生活消费，双方互转的数额加上江某经手的网购支出，两者持平；3、双方婚礼前，江某网购支付凭证（系江某网购给石某1买衣服一万多元和给石某1母亲买一件喜婆婆旗袍的支付记录），证明上述的两万元已付款用于结婚消费；4、石某1起诉前发给江某的230600元彩礼清单，该清单的数额与石某1诉请的数额不一致，证明石某1起诉的虚假性；5、陪嫁物品清单、发票4张，证明江某的陪嫁物品价值60100元，有电冰箱、洗衣机、床上用品等；6、机动车销售发票、车辆抵押贷款合同，证明江某名下轿车首付46300元，贷款10万元；7、微信聊天记录，证明是石某1主动向江某提出分手，是石某1的原因导致双方婚姻未能继续下去；8、证人陈某1、陈某2出庭作证的证言，证明石某1给江某家亲戚打的礼都送到亲戚家去了，且下礼当天所谓的媒人没有去。 石某1质证意见：对证据1，达不到江某的证明目的；对证据2，转账是真实的，购买衣物等也属实，但达不到江某的证明目的；对证据3，三性不予认可，网购记录没有看到江某主张的购买衣服和旗袍，且即使有购买，也无法查证是否为石某1购买；对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但是石某1对相关彩礼款的统计，不存在虚假，前后不一致也正常；对证据5，江某的陪嫁物品有电冰箱和洗衣机，现均在石某1家，陪嫁时有衣被、床上用品和鞋子，具体数量记不得了；对证据6无异议；对证据7，真实性无异议，但达不到江某的证明目的，聊天记录能够反映石某1是在多次要求与江某领取结婚证未果的情形下，本着好聚好散与江某商量分手事宜，并不代表两人没有领证是石某1的过错；对证据8，两证人与江某都存在亲属关系，对石某1不利的证言应当不予认定，但通过证言能够反映石某1去江某家下礼的事实，两证人对于石某1给付江某彩礼并不清楚，不能直接否认石某1给付彩礼的事实。 本院认证意见：对石某1提交的证据1中的67000元汇款凭证予以认定，对三次支付宝转账记录，因石某1不能提供证据证明所转款项用于江某偿还车贷，故本院对石某1就支付宝转账记录的证明目的不予支持；对石某1提交的证据2、3，证人武某、石某2和当庭陈述在打礼当天，给付了江某家88000元彩礼，江某申请的证人陈某2当庭陈述在2019年农历正月初六，看到石某1的父亲和石某1大伯石某2和挑了担子到江某家去打礼，后江某的父亲又带着石某1的父亲逐一到江某亲戚家送礼，江某虽否认收到石某1给付的88000元彩礼，但根据当地风俗，男女双方在举办婚礼前，男方给付女方彩礼的现象较为常见，石某1申请的证人当庭陈述的内容更具有可信性，而江某的陈述不合常理，且与其证人陈某2的证言不符，故本院认定在2019年农历正月初六，石某1给付江某彩礼款88000元；对江某提交的证据1、2、4、6、7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江某提交的证据3，该证据不能直接证明相关开支用于给石某1及其母亲购置衣物，本院对江某就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支持；对江某提交的证据5，石某1认可江某的陪嫁物品有电冰箱、洗衣机及床上用品，结合江某提供的相关购物票据，本院认定江某的陪嫁物品有晶弘电冰箱一台、小天鹅洗衣机一台、棉被四床、羽绒被及蚕丝被各一床、夏凉被一床；对江某提交的证据8，本院认定在2019年农历正月初六，石某1家人至江某家，向江某家及其亲戚家“打礼”。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石某1与江某经人介绍相识并确定恋爱关系，双方于××××年××月××日举办婚礼，未办理结婚登记，未生育子女。在2019年年底至2020年年初期间，双方解除同居关系。 2019年农历正月初六，石某1给付江某彩礼款88000元，并给江某亲戚家“打礼”。2019年5月5日，石某1的母亲陈昌花通过银行汇款给付江某67000元。2019年5月7日，江某购买轿车一辆，价款为146300元，其中首付款为46300元，剩余10万元系贷款，该车登记在江某名下。 江某购置的陪嫁物品有晶弘电冰箱一台、小天鹅洗衣机一台、棉被四床、羽绒被及蚕丝被各一床、夏凉被一床等物品，现均在石某1处。 本院认为，婚嫁习俗中的彩礼是男女双方为缔结婚姻而给予对方的订亲财礼、聘礼。本案中，石某1及家人通过现金和汇款方式给付江某88000元、67000元，合计155000元，应当认定为按习俗给付的彩礼。石某1主张认亲22家给付彩礼款35600元，因该部分礼金的给付对象是江某的亲属，并非江某，故石某1要求江某返还，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对石某1主张的其他彩礼款，江某当庭陈述并未收到，且石某1未就此举证，本院对此不予支持。因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现石某1要求返还彩礼，其主张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鉴于双方共同生活的时间已超过半年，本院酌情确定由江某返还石某1彩礼款的50%，为77500元（155000元×50%）。江某购置的晶弘电冰箱一台、小天鹅洗衣机一台、棉被四床、羽绒被及蚕丝被各一床、夏凉被一床等陪嫁物品，石某1应予返还。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江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石某1彩礼款77500元； 二、原告石某1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被告江某陪嫁物品晶弘电冰箱一台、小天鹅洗衣机一台、棉被四床、羽绒被及蚕丝被各一床、夏凉被一床； 三、驳回原告石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4950元，减半收取2475元，由原告石某1负担1687元，由被告江某负担788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袁昌海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张 勇 附：法律文书援引的主要法律条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 （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 （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 适用前款第（二）、（三）项的规定，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