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6民终252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金富顺，女，生于1951年4月6日，汉族，云南省彝良县人，住彝良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德龙，彝良县律正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委托权限：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祖大周（曾用名祖大州、祖大洲），男，生于1950年3月8日，汉族，云南省彝良县人，住彝良县。上诉人金富顺因与被上诉人祖大周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彝良县人民法院（2020）云0628民初1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人民法院经审理确认的法律事实是：原告原属彝良县原新场乡石垭村（现归属角奎镇新场社区塘房组）村民。原、被告于1971年结婚，被告入赘原告家，1990年11月3日经彝良县人民法院判决离婚，双方所生子女祖正勇、祖正波、祖正泽均由原告抚养。1979年开始以被告为户主，原告、原告之母汪远珍、祖正勇、祖正波一共5人为家庭户进行了第一轮土地的承包，劳动力2人。1992年10月以被告为户主的家庭联产承包土地的承包人口变更为4人（未注明人员姓名），劳动力1人，承包的耕地面积为2.9亩，其中水田1.7亩。1999年7月18日彝良县农村承包土地调查表显示以被告为户主的承包户人口数为4人（未注明人员姓名），同年8月3日《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书》（补充）载明：农村集体土地续包时以被告为户主，承包耕地面积为2.9亩，其中水田1.7亩，旱地1.2亩。根据彝发（1999）22号文件规定“原承包户部分人口农转非后，对已农转非人口原承包的土地，原则上应退回合作社重新发包。由社员大会或社员代表会讨论通过并报经乡（镇）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发包给本社其他农户，也可以继续发包给原农户耕种”，经该社社员会讨论收回被告承包户中2人农转非的承包地重新发包给被告承包，被告家庭承包户变更为2人（未注明人员姓名）。2017年12月20日因修建宜昭高速公路彝良县城市建设指挥部征用了被告承包土地0.6223亩，被告领取了补偿款41200.74元。另查明，原告之父原为彝良县财政局职工，于1997年去世，无承包地；原告之母汪远珍为彝良县原新场乡石垭村（现归属角奎镇新场社区塘房组）村民，于2007年去世。1982年祖正泽出生，属超生子女，按当时政策规定以被告为家庭承包户退出了一个人的承包地。1999年土地重新确权时按政策规定因祖正勇、祖正波农转非退出了其所承包的土地。1991年12月22日原告向相关部门提出申请农转非获得批准，之后原告到彝良县城居住，以在建筑队做工作为生活主要来源。2013年至2015年原告在彝良县享受了城镇低保待遇。原审认为，承包地的征收补偿费是指承包经营的土地被国家依法定程序征收的，国家按照法律规定给予失地者的补偿费用。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主体可以根据家庭承包和其他方式的承包两种不同承包方式。本案中是以家庭承包的方式承包，《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依法承包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第十五条规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据此，家庭承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必须是从事农业生产的个人或“农户”家庭，并且是承包地所属的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原告是否具有塘房组的成员资格及是否享有分配土地补偿费的权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精神及我国司法实践,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判断,应当从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具有自然共同体特征出发,以该成员是否在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生产、生活,并依法登记常住户口为基本依据，同时兼顾离开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后又没有取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的情形。首先，从1979年第一轮土地承包时，以被告为家庭承包户，原、被告、汪远珍、祖正勇、祖正波共5人承包了土地，劳动力2人。在1992年续签合同时以被告为家庭承包户的承包人口数变动为4人（未注明姓名），劳动力为1人，承包土地面积为2.9亩，其中水田1.7亩。期间，1982年原、被告超生第三个孩子祖正泽，为此以被告为家庭承包户退出一人的承包土地，承包人口数减去一人，结合原告于1991年农转非获得批准后就长期在县城居住生活并享受了城镇低保待遇的情形可推断为退出一人的承包土地为原告所承包土地。对1999年第二轮土地重新确权时以被告为家庭承包户的承包人口数变动为2人（未注明姓名），劳动力为1人，承包土地面积不变，此次承包人口变动是因祖正勇、祖正波农转非，至此，以被告为家庭承包户的包地人口中已没有了原告及其子女。至今原告也无充分证据证实自己还对诉争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故原告不再具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其次，1999年原、被告签订的《协议书》，约定将原告之母汪远珍承包的土地有偿转让给被告经营使用，被告也认可在该协议上的签字，但订立协议的相对人是原、被告，而不是汪远珍与被告，也无其他证据证明原告是受汪远珍的委托签订了这份协议，从合同的相对性而言，原告无权代表其母签订该份协议，故该份协议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属无效协议。对1995年《土地承包协议书》被告不认可是其亲笔签名，且该份协议系复印件，无法核实其真实性，而2009年原、被告签订的《土地有偿使用协议》被告亦不认可系其亲笔签名，该份协议上被告的签名明显不同于其他地方被告的签名。因此，原告据以该三份协议内容要求被告补偿其案涉征收土地款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原告提交的协议书及彝良县农村承包土地调查表等均不能充分证明其现在还对诉争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故应承担不利的后果,其要求被告返还征地补偿款的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条、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金富顺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22.00元，由原告金富顺负担。原审判决宣判后，金富顺上诉称，其仍然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土地未被收回，依法应享有土地征收补偿款的权利。原审判决认定事实、证据认定、审判程序以及适用法律违法或错误，请求二审依法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被上诉人祖大周作了服判的二审答辩。在二审审理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对原审认定的法律事实未提出实质性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否恰当。针对本案争议焦点，本院评判如下：首先，根据上诉人金富顺与被上诉人祖大周于1990年11月3日经人民法院判决离婚以及上诉人金富顺经批准于1991年12月22日农转非的客观事实，再结合当时的户籍制度和土地承包经营的相关政策规定，上诉人金富顺已经不具有农村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资格。其次，上诉人金富顺农转非且到彝良县城居住，以在建筑队做工作为生活主要来源，同时还享受了城镇低保待遇，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资格已经丧失。农村土地被征收，征收土地费包括的范围为：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偿费、地上附着物补偿费、青苗补偿费等四项。对于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偿费，上诉人金富顺因农转非而不具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资格，其没有分配的权利；对于地上附着物补偿费、青苗补偿费，上诉人金富顺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享有相应权利。综上，本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和判决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上诉人金富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22元，由上诉人金富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葛芝毅审判员  颜九华审判员  李 宏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秦绍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