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20）粤03刑终487号原公诉机关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蔡某艳，女，1979年5月14日出生，汉族，大学本科，户籍地址北京市大兴区。因本案于2018年1月9日被羁押及刑事拘留，2018年1月10日被取保候审。辩护人王某，广东法圣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高某，男，1979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户籍地址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曾因犯抢劫罪于2007年10月23日被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五年，2010年9月15日刑满释放。因本案于2018年8月7日被羁押及刑事拘留，2018年9月4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深圳市龙岗区看守所。辩护人陈某恩，广东守静律师事务所律师。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审理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蔡某艳、高某犯诈骗罪一案，于2019年8月26日作出(2019)粤0307刑初178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人蔡某艳、高某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上诉人，听取辩护人意见，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以不开庭方式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认定，被告人蔡某艳于2016年8月1日入职浙江××婴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后被安排负责筹办深圳市××1童装时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1公司），担任××1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总经理。被告人高某于2016年9月1日入职浙江××婴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任华南区总监，后被安排至××1公司工作，被委任为监事，负责采购工作。××1公司于2016年11月10日取得营业执照，此前所有业务均以母公司××公司的名义开展。××1公司的对公账户由浙江××公司开设在浙江义乌，且××1公司付给加工厂的款项均需要由××1公司提供与加工厂的委托加工合同向浙江××公司申请付款后再由浙江××公司直接从××1公司对公账户付到加工厂的对公账户。2016年11月11日，被告人蔡某艳以××公司的名义与惠州市××2服饰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2公司）签订委托加工合同，并向××公司申请向××2公司支付合同预付款人民币94350元。当日，××公司将该笔款项转入××2公司账户后，被告人高某向××2公司的负责人欧阳某称该批货不做了，让欧阳某将这笔款项扣除税点后的金额人民币73000元转给许某斌。经查，被告人蔡某艳曾于2016年8月11日向许某斌借款73000元，欧阳某转给许某斌的上述款项系用于归还该笔借款。2016年9月22日，被告人蔡某艳向××公司提供了一份以××公司的名义与深圳市得××时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得××公司）签订的委托加工合同，并向××公司申请向得××公司支付合同预付款人民币74520元。当日，××公司将该笔款项转入得××公司账户后，被告人高某让得××公司的负责人曹某将该笔款项转入张某秀尾号为2676的中国农业银行的账户。经查，张某秀系蔡某艳的母亲，上述银行卡由被告人蔡某艳和高某使用。得××公司的负责人曹某否认有签订该合同，该合同上无曹某的签名，经鉴定，上述合同上得××的公章系伪造的。2017年1月10日，被告人蔡某艳、高某让××2公司负责人欧阳某将自己的私人银行卡账户（中国建设银行:62×××13、中国工商银行:62×××85）给他们使用，欧阳某遂将上述银行卡交给高某。2017年1月开始，被告人蔡某艳、高某向浙江××公司提供了6份合同，其中有5份是以××1公司的名义与××2公司签订的，有一份系以××1公司的名义与汕头市联××制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公司）签订的，并向××公司申请预付款共计人民币1786503.9元。××公司按被告人蔡某艳、高某的申请共计向××2公司的账户转入人民币1446079.3元，向联××公司的账户转入人民币340424.6元。被告人蔡某艳、高某以转入××2公司账户的款项有些是其他小加工厂的货款为由，让欧阳某将这些款项转入其提供的两个银行账户内，欧阳某遂将其中的人民币1022987元转入卡号为62×××85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将其中的人民币40000元转入卡号为62×××13的中国建设银行账户。被告人高某以转入联××公司的预付款中有117978元为另一公司的毛衣款为由，让郑某木将该款转账给宋某堂，后该款于当日被转回卡号为62×××85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被告人蔡某艳、高某将上述转入62×××85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的款项转给联××的郑某木人民币486210元用于支付货款，其余款项被蔡某艳和高某用于私人用途。综上，被害单位××公司共有款项人民币863625元被蔡某艳及高某侵占。在被浙江××公司察觉后，蔡某艳、高某等人积极联系欧阳某、郑某木等人并让其配合自己对抗浙江××公司工作人员的调查。原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一、书证：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身份信息、违法犯罪经历比对报告、前科材料、抓获经过、委托加工合同、银行流水、劳动合同、情况说明等。二、证人证言：1.证人郑某木称，其是汕头联××制衣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其认识蔡某艳和高某。蔡某艳是××1公司的法人代表和老板，高某说他自己是副总，负责生产方面的业务。其公司与××1公司有业务往来。2017年4月初，其通过高某认识欧阳某。其与高某达成××1公司的加工意向，高某说会通知一个叫××2公司的公司来开票，然后其就在高某提供的委托加工合同上先签字盖章后把合同给高某，高某再拿去和××2公司处理其它环节的事情。他说这样可以避税。其有收到过欧阳某银行卡转过来的钱，是合同上的预付金。其与高某签订了6份合同，除了一份是以××1的名义签订的，其他的都是以××2公司签订的。其个人账户收到欧阳某银行卡转来的三笔预付款，分别是206808元、160080元、119322元，另外一笔是××1公司直接转到其公司账户的340424.6元，共计826634.60元。其公司收到预付金340424.6元之后，高某说其中有117978元是另一公司的毛衣款，让其打给一个叫宋某堂的人，然后其就通过工商银行的账户给宋某堂转账117978元。2017年3月底，高某跟其说合同有点问题，从其这里把原件都拿走了。××公司来深圳调查之前，高某和蔡某艳联系其去了东莞寮步的一个酒店里，后来欧阳某和邱某丰也到酒店了。蔡某艳和高某有说过让他们不要配合总公司的人调查他们的事情。2.证人欧阳某称，其是惠州××2服饰公司的法人代表。2016年8月，其经人介绍认识××1的法人代表和老板蔡某艳，公司的采购和业务经理高某，他们委托其加工“咔咔小象”的童装。2016年9月左右开始做××1的业务，是高某和蔡某艳出面跟其谈的，是以××1的母公司××公司的名义签订的加工合同。2017年1月3日、1月10日之前的合同都是没有问题的，也都履行完了，剩下2017年1月3日、1月10日二个合同没有履行。其与××1签订的合同都被高某拿走了，他说要拿去向总公司申请付款。高某在2017年4月8日把其的名片发给郑某木，4月8日或9日晚上，高某打电话让其去东莞寮步一个酒店，其第一次见到郑某木，当时是晚上23点之后。当时在场的还有蔡某艳、潘某兴（××1的跟单业务员）和其一个朋友邱某丰。当时高某、蔡某艳、潘某兴他们说总公司××公司现在要下来查账目，因为之前高某有付款到其公司账目上，然后让其返款给他，高某他们说让其和郑某木不要理浙江××公司的人，不要提供任何证据，这样总公司的人也查不到什么东西。其有通过自己的私人账户及××2公司的对公账户返钱到蔡某艳使用的工商银行账户（账号：62×××85，户名欧阳某）及高某使用的建设银行账户（账号：62×××13，户名欧阳某）。蔡某艳和高某说他们每年都有大量订单给其做，为了方便公司经营所以让其开自己的银行卡给他们公司用一下，所以其就提供上述二张银行卡给蔡某艳和高某用。蔡某艳和高某说他们公司有时候会一笔付出几个加工厂的款到其××2公司的账户上，他们让其把多的部分返回到其给他们的银行卡上，他们说那是一些小加工厂小作坊的货款。其是2017年1月10日将尾号1085的银行卡交给高某的，当天高某和其去银行改了银行卡密码，更改了银行卡捆绑的手机号。2017年1月11日，高某和蔡某艳又来到其办公室，其和高某去银行开通这张工商银行卡的网银，当时蔡某艳在其办公室等其。其有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证明其没有使用该银行卡了。2017年1月11日晚上，蔡某艳说她操作那张卡要其的身份证号和验证码，当时验证码发到其之前的手机号上，让其把验证码发给她，2017年1月17日，其手机再次收到银行发的验证码，蔡某艳又让其把这个验证码发过去给她。之前蔡某艳微信名是Ｃａｎｄｙ，高某的微信名是司令。2017年1月10日，其同时把建设银行尾号4213的银行卡给了高某，其问过蔡某艳，她说没事。其也有当时给卡他们的微信聊天记录。有一笔返款人民币40000元，是返到尾号4213的建设银行卡，是高某让其开的银行卡，是高某一个人在用的。其总共返了1062987元给高某和蔡某艳。楼某娟给其看了蔡某艳他们提交给浙江××公司申请付款的加工合同，那些合同都不是其与××1签的，合同上面没有其的签字，印章都是假的。2017年4月10日，其收到蔡某艳快递过来给其的7份合同原件，这些合同都不是其签的，章也不是其的，合同上的金额与其实际合同金额出入很大，具体加工童装清单上的价格也不一样，每件衣服都提高了几元。其有微信聊天记录，包括一些蔡某艳让其配合他们对抗××公司调查的聊天内容。2016年11月9日，其签了合同给蔡某艳，蔡某艳拿去总公司申请付款，款付到其公司账户上后，高某说这批货不用做了，把款把给一个叫许某斌的人，发了许某斌的账号给其，让其转钱时备注“蔡某艳”。其从王某兴、楼某娟那里看到这份合同，确实是其签字盖章的，合同上的预付金是93405，其只转了73000元给蔡某艳，因为其要交税。蔡某艳和高某多次问其要公司的公章，其都没有给。3月14日蔡某艳让其寄章的聊天记录可以证明。高某说他之前坐过牢，谁让他进去他就要搞死谁。3.证人曹某称，其公司深圳市得××时装有限公司与××1公司有业务往来，从2016年9月开始就有帮××1公司加工服装了，当时××1还没有营业执照，所以其公司与××1的合同都是浙江××公司签的合同，其公司也是收××公司的付款。××1公司的法人和老板是蔡某艳，采购业务经理是高某。其与××1的业务都是蔡某艳和高某一起到其公司找其签的。其总共与高某、蔡某艳签订了2份加工合同，都正常履行了，没有出现任何问题。2016年9月22日，高某打电话给其说他们母公司有一笔款付到其公司账户上，总共是74520元，然后高某发微信给其，让其直接将这笔钱转到张某秀的账户，他说对方公司开不了发票，让其开一下发票给高某，其碍于以后想和高某、蔡某艳合作就只得开了发票，也将钱转出去。这74520元的货款，其没有与高某签合同，因为没有其签名，盖的公司也不是其公司的公章，只有蔡某艳签名字。其开了74520元的发票给高某后的一天，高某和蔡某艳到其公司，拿出一份合同，上面的金额是74520元，让其签字，其当时就怀疑有问题，其没有做货，不同意签。4.证人常某丽称，其认识蔡某艳，她的小孩是其班上的学生，她的老公叫高某，之前关系比较好。2017年2月，高某联系其说要用其银行卡中转一下，倒一下钱，他们银行卡用不了，由于之前我们关系比较好，其就说可以。然后其就给蔡某艳联系说他老公高某找其借用银行卡转钱的事情，蔡某艳回答其“没事，转吧”，然后其说高某让其把钱转给她（指蔡某艳），蔡某艳说“嗯”，于是其就把自己建设银行卡告诉高某，钱转进来后其就转给蔡某艳。高某让其帮忙转了61300元。高某还有用过其老公赵某峰的上海建设银行卡帮高某、蔡某艳转过钱，好像是20多万。5.证人张某秀称，蔡某艳是其女儿，偶尔有联系一下，春节这些都不怎么回来，家里的经济状况也不好，她自己在外面，其也不知道她具体忙什么。蔡某艳没有给过其钱，结婚后也顾不上父母了，有时候她说做生意没有钱了，还找其要钱用，其也没有钱给她或借给她。蔡某艳与高某在一起后到家里来看其，蔡某艳说给其办张银行卡，然后拿其身份证去办了，说是等他们宽裕了往卡里给其存点钱，然后就去办卡了，最后卡也没有给其，也没有给其一毛钱。三、被害人陈述：1.被害单位法定代表人楼某娟称，其是浙江××婴童用品股分有限公司的法人，该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上海××4品牌管理有限公司在2016年成立了深圳市××1童装时尚科技有限公司，聘请了蔡某艳作该公司的法人，并且给她10%的干股。蔡某艳的老公高某任公司监事兼采购工作。××1公司主要业务是设计童装款式，请加工厂代加工，并且公司的对公基本账户开在义乌，方便××公司统一管理。平时业务付款由蔡某艳拿着合同和附件向××公司申请付款。2017年1月开始做春夏服装，××1公司从1月份到3月份开始陆续签订了512万的加工生产合同，并申请××公司向加工厂支付40%的定金，合计204.8万元。因服装有季节性，一般下单截止时间是2月份，3月底必须生产完毕到仓库。但是到了3月中旬，××1公司这边继续下了280万的合同订单。4月7日，××派人过来深圳调查前期512万的货是否已经到位。我们按合同地址找到东莞、汕头、惠州的三家加工厂，发现货物进展很慢，只完成了20%左右，而且并没有和加工厂签订正式的合同，加工厂表示实际得到的定金只有10%。惠州加工厂惠州××2服饰贸易有限公司的法人欧阳某告诉我们，××公司打了145万左右，但蔡某艳却只让他留下42.5万在对公账户上，其他的款让他转到欧阳某私人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85）上，并要求他开通网银，另外申请一个电话号码与该银行卡捆绑。银行卡和电话卡都是以欧阳某的名义开通的，但使用权却在蔡某艳手上。欧阳某说这张私人银行卡是高某和他一起去开的，卡和网银转账的数字证书都给了高某。卡里的钱有转到高某账上的，也有转到蔡某艳账上的，还有很多其他账号。汕头联××制衣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郑某木说他拿到40%的订金34万多后，被蔡某艳要求转11.7万左右到欧阳某的工商银行卡上。东莞的加工厂老板是河南人，是高某的老乡。公司经营付款模式是，由蔡某艳找客户给我们加工生产童装，蔡某艳向总公司××公司提供与加工厂的委托合同申请付款，××公司对公账号就将合同上所申请的款项付到××1公司的对公账户，再由蔡某艳付给加工厂。总公司付出去的款项是1446079.3元（××2公司的5份合同）加上340424.6元（汕头联××制衣有限公司）总金额是1786503.9元，欧阳某和郑某木共同返回1140984.14元，这些返回的钱都去向不明。另外，蔡某艳还提交了一份委托加工合同，申请付款给得××公司74520元。得××公司的老板陈某娣说蔡某艳说有一笔钱会到她公司，让她先开一张票给蔡某艳，然后把收到的钱转回给蔡某艳提供的账户，后来陈某娣就把钱转到蔡某艳提供的张某秀的账户。2.被害单位总经理王某兴称，××公司是其与妻子楼某娟的，其是总经理。其可以提交高某及蔡某艳向总公司申请付款的合同原件。四、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1.被告人蔡某艳供述，其是深圳市××1童装时尚科技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主要负责该公司的全盘运营。该公司是2016年8月开始启动运营的，2017年3月底没有运营了。2017年3月底左右，××公司的股东王某兴说其公司运作有问题，工厂交货时间太晚了，他要去工厂调查，当时其怀孕了，让其先回家等候通知。三天后，王某兴对其说加工厂说其跟他们谈的是30%的订金，但其报给××公司的是40%的订金，他问其原因，其说最后谈的是40%的订金，是××公司的执行董事王某刚跟加工厂谈的。加工厂在惠州，叫惠州××2贸易有限公司，老板是欧阳某。××1公司是××公司的子公司。××公司的法人代表是楼某娟，开始聘其作××1的总经理，后来让其做××1的法人代表。其丈夫高某担任××1的副总经理，主要负责跟加工厂的对接业务。张某秀是其母亲，现在在北京，跟其公司的经营没有任何关系。其认识欧阳某，大概在2016年9月、10月开始接触的。其经营××1时，所有资金都是经过××集团账户打到惠州××2公司的账户的，或者有的是通过××集团转到××1，××1再转到惠州××2公司的。其不认识许某斌。除惠州××2公司外，××1还与汕头市联××制衣有限公司有业务往来，该公司老板是郑某木。2017年4月8日或9日，高某说欧阳某说吃个饭，郑某木也在，就一起去山上吃了个“野味”。吃饭时，谈了一些货品交期的问题，欧阳某还说××集团的王某兴、王某刚找过他，说要直接和他合作。吃完饭后，其没有跟他们呆在一起。××1与××2公司的付款是先给40%定金，交货前再给50%，交货后三十天内再给10%。××1与××2有一份主合同，其他的一批次签一次合同，大约有四个附件合同。附件合同是生产部去谈，谈完后惠州××2公司先签字盖章，然后再邮寄给其，其收到后审批，审批后没问题就邮寄总部，等总部审核，审核没问题就付定金，定金也是由总部××集团给惠州××2的。到其2017年4月10日离开××1公司，××2公司一次货都没有交给其。××1与汕头市联××制衣有限公司合作了一次，当时联××已把货放在××集团在汕头租的库房，因为中款50%未支付，该公司又把那批货拉走了。业务资金是××集团打账给联××的。“宋某堂”是做毛织的，他的工厂在东莞，应该给××1做过货的，他的走账应该是走欧阳某的账。××2公司和联××公司是合作关系。欧阳某和郑某木是通过××1业务认识的，因为联××开税税点较高，公司董事建议由××2开票，谁开票其就和谁签合同。其没有以××2公司的名义与联××签合同。其的费用都是经过集团公司审批的，流程是其先审核需要付款的资料和项目，签字，快速寄回集团，其上面的领导审批签字，再给董事长审批签字再给集团财务。2.被告人高某供述，其2016年8月入职深圳市××1时装科技有限公司，任副总经理。2017年3月底，其跟蔡某艳去上班，董事长的老公王某兴就告诉其和蔡某艳，叫他们停职停薪，他们就回家了。其在××1公司的工作主要是对接工厂生产业务、下订单、验货、收货及入库，对客户发货。公司先设计图纸，然后工厂打板，检查合格，双方觉得可以就谈价钱，谈好后下订单，签合同。在签好合同后，给蔡某艳审核，审核通过后，再寄往××集团由王某刚审核，之后贺某审核，最后是董事长楼某娟审核，然后给集团财务公对公转账到下订单的公司或工厂。××1跟深圳市得××时装有限公司、惠州市××2服饰贸易有限公司、汕头市联××制衣有限公司合作过。宋某堂是东莞市××5镇毛衣加工厂的老板，公司有货就叫他做。其使用了张某秀名下的中国农业银行卡。其由于欠银行钱，想弄点钱来还银行的钱，就通过向××公司提供合同申请预付款，再让欧阳某将多余的预付款返回给其，所以欧阳某就给了他一张银行卡给其，返给其的钱就返到那张卡，其欠了郭某、徐某等人的钱就通过那张卡里的钱转出去还给他们，其还归还了前妻表妹张某菲一部分欠款。为躲避侦查，其找到常某丽帮其转过钱。其有三个微信，一个叫“有缘人”，一个叫“司令”，一个叫“七七”。五、鉴定意见：鉴定文书。六、辨认笔录：辨认笔录。七、视听资料、电子数据：通话记录等。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蔡某艳、高某利用职务便利，将本单位的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其行为已经构成职务侵占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予支持，但指控的罪名不当，原审法院予以纠正。关于被告人蔡某艳是否构成犯罪的问题，经查，证人欧阳某证实蔡某艳与高某一起向其索要两张银行卡使用，虽然卡是交给高某，但蔡某艳是知情的，而且在××公司来深圳查账时，蔡某艳与高某一起约其与郑某木等人见面让其与郑某木配合对抗××公司的调查，欧阳某提供的微信截图也印证了上述事实；证人郑某木证实××公司来深圳查账时，蔡某艳与高某一起约其与欧阳某等人见面，让其与欧阳某配合对抗××公司的调查；证人曹某证实蔡某艳与高某一起到其公司要求其在伪造的合同上签字被其拒绝的事实；证人常某丽证实蔡某艳同意高某向其借银行卡收钱，且收到的钱转给蔡某艳的事实；证人张某秀证实是蔡某艳让其办的银行卡，最后银行卡没有给其的事实；其中一份涉案的用于向××公司申请付款的《委托加工合同附件》（合同编号：201701-5）系由被告人蔡某艳签名的；蔡某艳母亲张某秀银行账户收到的款项被分别转入蔡某艳和高某的银行账户；蔡某艳与许某斌存在借款关系，而涉案的部分赃款被用于归还蔡某艳欠许某斌的借款；涉案的合同及款项均是蔡某艳提交给××公司申请××公司支付的。综合上述证据，足以证实被告人蔡某艳与高某共同参与犯罪。关于被告人蔡某艳、高某的犯罪行为属于诈骗罪还是职务侵占罪的问题，经查，被告人蔡某艳、高某均与被害单位××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受××公司的指派担任××1公司的总经理、监事，负责对外委托加工产品和付款等业务，二被告人在履行职务的过程中，利用职务的便利，通过虚构高于实际履行合同价款的方式，骗取××公司支付高于实际预付款的款项，并从中将部分预付款非法占为己有，其行为符合职务侵占罪的构成要件，应当以职务侵占罪追究二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关于二被告人职务侵占金额的问题，高某的辩护人提出曹某转给张某秀的74520元、欧阳某转给许某斌的73000元和63000元用于为××公司购买毛衣，经查，张某秀为蔡某艳的母亲，并非毛衣生产商，最终张某秀银行账户的款项被转入蔡某艳、高某的个人账户；许某斌出借多笔借款给蔡某艳，也非毛衣生产商，该辩解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高某的辩护人提出高某没有拿欧阳某尾号4213的建设银行卡，没有取走卡上的4万元，经查，上述银行卡于2017年1月10日收到欧阳某另外一个账户转入的40000元，2017年1月12日、1月13日、1月21日，该卡上的4万元被分八次取现，其中有七次取现地点在建设银行华南城支行，而××1公司的地址也在华南城，但欧阳某系在惠州，而且××公司也是在2017年1月10日转账给欧阳某的××2公司348408元，这与欧阳某的证言相吻合，足以认定系蔡某艳和高某非法占有了该笔4万元。关于高某辩称郑某木转给宋某堂的117978元是用于为××公司购买毛衣的款项，经查，该笔转入宋某堂账户的款项于当日又转回蔡某艳、高某控制的欧阳某的工商银行账户内，宋某堂亦表示上述款项并非购买毛衣的款项，并已转回给高某指定的账户，因此，上述辩解，原审法院不予采信。关于被告人高某是否构成自首的问题，经查，虽然被告人高某主动归案，供述了部分自己的罪行，但是未如实供述同案犯蔡某艳的罪行，而且试图为蔡某艳开脱罪责，因此，不能认定为自首。鉴于其自动归案，供述了部分自己的罪行，表示认罪，依法可以从轻处罚。在共同犯罪中，被告人蔡某艳与高某均积极参与犯罪，均应认定为主犯，依法惩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蔡某艳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二、被告人高某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七个月。三、责令被告人蔡某艳和高某退赔被害单位浙江××婴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损失人民币863625元。宣判后，原审被告人蔡某艳上诉提出：1、没有证据证明上诉人蔡某艳与高某之间存在着共同的职务侵占的犯罪故意；2、一审法院以部分存疑的细节来推定蔡某艳与高某构成共同犯罪显然证据不足。3、由于高某被羁押至今，上诉人的二个女儿均跟随上诉人一人在东莞居住、生活及学习，上诉人不仅要养家糊口，还要面对刑事案件的指控，不仅生活的重担全部压在上诉人身上，精神也倍受折磨。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与原审时辩护意见及上诉人上诉意见基本相同。原审被告人高某上诉提出：1、惠州市××2服饰贸易有限公司法人代表欧阳某，在本案当中，上诉人认为欧阳某应该为上诉人高某的同案比较正确，而不应作为主要证人；2、深圳市得××合同本人从未伪造，74520是购买2016年秋冬季毛衣的款，毛衣也早已经入库及买卖，现××公司仓库也应该还有库存；3、判决书所说欧阳某给了本人一张4万元的建行卡，判决书第18页以卡内的钱有七次取现地点是华南城，从而认定这钱就是蔡某艳和高某非法占有了这4万元，本人不服；4、自首情节。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为：1、关于上诉人高某是否构成自首的问题，辩护人认为上诉人已具备两个构成要件，一是主动到横岗派出所投案，二是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应认定自首；2、一审判决虽采纳了上诉人高某主动归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等合理辩护意见，但判决结果未充分体现从宽处罚，考虑到上诉人高某与其妻子均涉案，而小女儿尚且年幼，其作为父亲的角色无人可以替代，对其从轻判处，让其早日回归社会更有利于社会和谐及家庭稳定。本院经全面审查，对原审判决所认定的事实及经原审庭审质证的证据均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蔡某艳、高某利用职务便利，将本单位的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其行为均已经构成职务侵占罪。关于上诉人蔡某艳及辩护人提出的其行为是否构成犯罪问题，上诉人高某及辩护人提出的其行为是否构成自首问题，本案犯罪数额的认定问题，经查，上述问题在原审时的辩解辩护意见中已体现，原判所列证据详实，并针对该辩解辩护意见进行了详细分析回应，合理合法，经对全案证据材料进行再次审核，并无不当，本院认同，兹不赘述。综上，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对上诉人的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昝  龙  应审判员 王  恩  建审判员 江    慧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杨晨晔（兼）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二）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三）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原审人民法院对于依照前款第三项规定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作出判决后，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或者裁定，不得再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