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9民终92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爱国，男，1973年4月1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常梁，四川明炬（遂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射洪县华祥房地产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射洪县太和镇太和大道南段银丰国际东方商业中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9227716965445。 法定代表人：文书雨，该公司董事长。 诉讼代表人：北京德恒（成都）律师事务所，射洪县华祥房地产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龚成曦，北京德恒（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爱国因与被上诉人射洪县华祥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祥公司）破产债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射洪市人民法院（2020）川0922民初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爱国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常梁，被上诉人华祥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龚成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爱国上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销四川省射洪市人民法院（2020）川0922民初24号民事判决书；2.依法改判确认上诉人刘爱国对被上诉人射洪县华祥房地产有限公司享有债权本金12700000元及利息，利息按月利率3%从2014年5月5日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以及违约赔偿金3000000元；3.本案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四川省射洪市人民法院（2020）川0922民初24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当撤销并改判。一、协议书没有损害第三人合法利益。《协议书》的主要内容是约定被上诉人将其位于射洪县太和镇太和大道南段银丰国际东方××楼房屋的土地使用权和开发建设权作为项目转让给上诉人，而承诺书则是完全的就回购该项目所作出的约定，故《协议书》和《承诺书》的性质应认定为房地产开发项目的转让协议。该项目于2014年2月20日取得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双方就项目的转让具有现实的处分权利和转让意义。同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取得，亦证明了项目系合法变更规划，规划变更后楼栋原业主对应分摊的土地使用权面积也必然调整，若对5楼进行开发属于侵害1至4楼业主合法权益的损害，该项目也不可能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也就是说1至4楼业主对应土地使用权减少与否和项目转让没有任何关系，《协议书》并未损害第三人合法权益。此外，本案一审过程中，被上诉人一方并未主张协议书损害第三人合法权益，更无任何证据证明协议双方存在恶意串通，四川省射洪市人民法院（2020）川0922民初24号民事判决以协议双方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认定协议无效，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二、项目的转让与项目的开发应区别开来。（一）《协议书》的主要内容系关于项目转让的约定，同时也是协议双方实际履行部分《协议书》主旨部分明确约定：甲乙双方通过平等友好协商，甲方自愿将射洪县太和镇太和大道南段银丰国际，东方商业中心5楼的土地使用权及开发建设权作为项目转让给乙方，具体条款和要求如下……据此，协议双方的主要权利义务系项目转让关系，《协议书》主要围绕项目转让，进而对项目的具体情况，对价的支付时间和条件，以及项目转让后出让方对受让方开发工作予以配合等等进行约定。且就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实际履行的情况来看，项目转让后，上诉人并未对项目进行实际开发，双方就项目转让后的开发配合约定亦未实际履行。（二）即使部分条款无效，不影响合同主要条款的效力。合同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本案中，《协议书》和《承诺书》均是就项目的转让作出的约定，该约定有效。虽然《协议书》就项目转让后的开发作出了约定，但均属于合同的附属义务，是对转让后双方的工作安排，并不改变房地产开发项目转让合同这一合同性质，而《承诺书》亦是在被上诉人明知项目未实际施工（开发）的情形下自愿回购项目的约定。且不讨论合同中“甲方同意乙方在该项目的开发建设中使用甲方资质和有关证照、资料”属于违反的是“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还是“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纵然该约定无效，亦不影响双方就项目转让约定的效力，更不能据此否定合同的效力。（三）在受让项目有效的前提下，上诉人能够完成房地产的开发。如前所述，上诉人受让项目合法有效，上诉人虽然未实际进行项目的开发，但在法律上，上诉人在受让项目后可以完成项目的开发。其一，上诉人系四川天宏实业集团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集团公司下设四川宏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四川天勤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完全有能力、有资格进行房地产开发或建筑工程施工，协议由集团公司员工徐杨、陈述代表签订并由徐杨经办合作事宜亦能印证该事实。其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之规定“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的当事人一方具备房地产开发经营资质的，应当认定合同有效。当事人双方均不具备房地产开发经营资质的，应当认定合同无效。但起诉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取得房地产开发经营资质或者已依法合作成立具有房地产开发经营资质的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应当认定合同有效。”上诉人作为项目权利人，其可以与具备房地产开发经营资质的企业合作开发项目，那么，上诉人可以以其自身名义与其自有的公司合作开发项目，也可以与被上诉人合作开发项目。三、关于上诉人对被上诉人享有债权金额的认定。根据《承诺书》的约定，被上诉人应于2014年6月15日前支付首款600万元，第二笔款和尾款共计1150万元自2014年5月6日（合同签订次日）开始按月息3分计息。结合被上诉人实际付款情况，被上诉人实际支付首款480万元，在逾期付款后于2014年12月5日至2017年3月31日期间支付逾期付款利息121万元。据此，被上诉人还应向上诉人支付项目回购款1270万元（1750-480＝1270）及利息，利息包括两部分，一部分以1150万元为基数，按月息3分，自2014年5月6日计算至2017年1月9日（破产案件受理之日止；一部分以120万元为基数，按月息3分自2014年6月16日计算至2017年1月9日（破产案件受理之日）止，再在应付利息中品迭被上诉人已支付的利息121万元。四、即使合同无效，损失应由双方分担。退一万步来说，即使本案双方所签订的《协议书》《承诺书》无效，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八条之规定，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上诉人为履行合同不仅向被上诉人支付了转让款530万元，更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为被上诉人取得了东方商业中心5楼、6楼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依据《承诺书》应获得的利益为17500000元及利息。若合同无效，上诉人将受到1220万元及利息（按银行货款利率自2014年5月6日计算至2017年1月9日）的损失，双方对于合同无效的过错相当，被上诉人应对上诉人损失予以分担。（2020）川0922民初24号民事判决认为被上诉人仅需退还上诉人已付转让款和资金占用利息，实际上将合同无效的全部过错和责任归咎于上诉人，明显有失公平。 华祥公司辩称，双方签订的协议书及承诺书均是无效合同，刘爱国个人不具备房地产开发资格。根据合同法规定，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是互相返还。不认可上诉人主张的取得规划许可证就视为项目合法。对于上诉人主张的损失，管理人是按照年利率6%计算利息，是对上诉人损失的补偿。 刘爱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华祥公司立即支付项目回购款12,700,000元及利息，利息按月利率3%从2014年5月5日计算至付清之日止；2.判令华祥公司支付违约赔偿金3,000,000元；3.本案诉讼费由华祥公司承担。刘爱国在诉讼过程中变更第一、二项诉讼请求为，确认刘爱国对华祥公司享有债权包括欠款本金12,700,000元及利息，利息按月利率3%从2014年5月5日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以及违约赔偿金3,000,0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3月23日，刘爱国（乙方）与华祥公司（甲方）签订《协议书》，约定华祥公司将其位于射洪县太和镇太和大道南段银丰国际·东方××楼房屋的土地使用权及开发建设权作为项目转让给刘爱国，项目标准层面积约7300平方米，可规划建设面积为6000平方米的商业房屋，转让金额为7000000元。同时协议第二条约定“甲方负责无条件办好该项目的立项、规划、招标、建设等全部报建手续交给乙方，乙方负责按规划要求自筹资金实施修建……”；第六条约定“甲方同意乙方在该项目的开发建设中使用甲方资质和有关证照、资料，甲方不得收取任何费用……”。同年8月1日，四川射洪华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文映祥及华祥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李晓琳向刘爱国出具承诺书，承诺刘爱国在上述项目的建筑面积不低于6000平方米，否则由文映祥、李晓琳承担和支付一切费用和罚款。协议签订后，刘爱国在2011年3月24日至2013年3月26日期间分9次向华祥公司支付了转让款5300000元，但该项目一直未能开工建设。2014年5月5日，华祥公司向刘爱国出具《承诺书》，承诺“射洪华祥房地产有限公司对出售给刘爱国的射洪县太和镇太和大道南段银丰国际·东方××楼的土地使用权及开发建设权项目作价人民币17500000元进行回购”，同时还承诺了回购款的付款时间，及利息计算和违约责任等内容。华祥公司于2014年9月11日至2015年12月11日期间分24次向刘爱国共计支付6000000元，余款至今未付。2017年1月9日，四川省射洪市人民法院（2017）川0922破申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华祥公司的重整申请，并以（2017）川0922破1-1号决定书指定四川衡讼律师事务所担任华祥公司的管理人。刘爱国于2017年3月1日向管理人申报债权总额为25918000万元，其中原始债权12700000元、孳息债权13218000元。华祥公司管理人于2018年8月26日作出《债权复审结论通知书》，复审确认刘爱国债权金额为596955元，并告知债权人对复审结论有异议，应于收到通知书后十五日内向法院提起诉讼。管理人于同月29日通过中国邮政向刘爱国确认的地址（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路××号天宏集团）邮寄了上述通知书，邮件号码为：997××××2314，但该邮件实际送至了遂宁市射洪县××街××宿舍××号，并未实际送达刘爱国。因刘爱国等316名债权人未在指定期限内提出异议，四川省射洪市人民法院应华祥公司管理人的申请，于2019年4月10日作出（2017）川0922民破1之三号民事裁定书，确认刘爱国等316名债权人的债权数额为332563389.18元。刘爱国于2019年5月2日收到上述裁定后，于同月15日向四川省射洪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四川省射洪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12日作出（2017）川0922民破1之四号民事裁定书，撤销了（2017）川0922民破1之三号民事裁定书对华祥公司重整管理人编制的《无异议债权表》中债权人刘爱国债权的确认。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本案中刘爱国与华祥公司签订《协议书》及《承诺书》的性质和效力如何？2.刘爱国所享有的破产债权金额是多少？关于争议焦点一，刘爱国与华祥公司签订《协议书》及《承诺书》的性质和效力的问题。首先双方签订的《协议书》以及《承诺书》系房地产开发项目转让协议，对于房地产开发项目转让协议，法律并无明文规定禁止个人作为房地产开发项目转让协议的相对方，故对华祥公司关于刘爱国个人没有房地产开发资格，签订的合同无效的答辩意见不予采信。其次，房地产开发项目转让协议的核心是土地使用权及与之相关的附属权利的转移。本案中，案涉射洪县太和镇太和大道银丰国际东方商业中心1-4楼已经出售他人并已实际投入使用，刘爱国与华祥公司在明知这一事实的情况，仍就所谓该建筑5楼土地使用权约定转让，应当视为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第三，双方在协议中明确约定“甲方同意乙方在该项目的开发建设中使用甲方资质和有关证照、资料……”，该约定系为了规避房地产行业准入限制，属于典型的“挂靠”约定，应当视为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故该部分约定因违反法律强制规定无效；综上，双方所签订的《协议书》因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且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应当认定为无效合同。故华祥公司在之后向刘爱国出具的《承诺书》记载的基础事实不存在，该《承诺书》不存在履行的基础。因合同无效，华祥公司收取刘爱国的转让款应当予以返还,双方对合同目的无法实现都有过错，应当各自承担相应责任。关于本案争议焦点二，刘爱国对华祥公司享有的破产债权数额的问题。因双方所签订《协议书》无效，华祥公司自收到刘爱国转让款之日即应当予以退还，华祥公司逾期未退还转让款应当承担资金占用期间利息。刘爱国实付转让款为5300000元；管理人以实际付款金额为基数、按年利率6%标准，从实际付款之日起至2017年1月19日止计算资金占用期间利息，未低于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予以确认。刘爱国于2011年6月22日支付的转让款300000元，资金占用时间为2038天，利息应为100504.13元，本息合计400504.13元。故刘爱国债权本息合计应为6997459.13元（债权人原确认6596955元＋未确认400504.13元）。在诉讼过程中双方均认可华祥公司退还刘爱国转让款24笔，金额共计为6000000元。刘爱国主张退还款中4800000元为本金、1200000元为利息，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对刘爱国该主张不予认可。故刘爱国享有的破产债权数额应为997459.13元（6997459.13元-6000000元）。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对刘爱国的诉讼请求，部分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第五十八条第三款的规定，判决：“确认刘爱国对射洪县××房地产有限公司享有的债权为997459.13元。本案案件受理费234600元（缓交至执行阶段），由刘爱国负担230000元，射洪县华祥房地产有限公司负担4600元”。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2014年2月19日，射洪县城乡规划管理局在《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技术审查表（建筑工程）》上同意在银丰国际东方商业中心上增加两层并于2014年2月20日颁发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本院认为，本案系破产债权确认纠纷。根据上诉人刘爱国的上诉请求及被上诉人华祥公司的答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双方签订的《协议书》是否有效；2.上诉人刘爱国享有的债权金额应当如何确定。 一、关于双方签订的《协议书》是否有效的问题。2011年3月23日，华祥公司与刘爱国在《协议书》中约定华祥公司将射洪县太和镇太和大道南段银丰国际·东方××楼的土地使用权及开发建设权作为项目转让给刘爱国，现双方就《协议书》效力发生争议，本院认为，合同是民事主体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协议，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双方当事人发生法律拘束力，因此，为维护社会交易和谐、稳定，合同是否无效应当具备法律规定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规定，案涉《协议书》是否有效需未违反合同法相关规定：第一，《协议书》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协议书》约定的交易对象为房地产开发项目，而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并未禁止个人受让房地产开发项目，法无禁止即可为，故案涉协议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应为有效。第二，案涉合同不存在恶意串通情形。虽然银丰国际东方商业中心1-4楼已出售他人并实际投入使用，但华祥公司并未举示证据证明转让银丰国际东方商业中心5楼的土地使用权、开发建设权与损害1-4楼住户利益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经查，2014年2月19日，射洪县城乡规划管理局在《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技术审查表（建筑工程）》上同意在银丰国际东方商业中心上增加两层并于2014年2月20日颁发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故在案涉工程加盖两层得到相关部门规划认可并取得规划许可，项目转让合法，一审法院以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为由认定《协议书》无效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第三，部分条款无效不影响合同整体效力。双方在《协议书》中约定刘爱国可在项目开发建设中使用华祥公司资质和有关证照、资料系非法借用企业资质，该条款因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无效，但合同条款部分无效并不影响合同整体效力。综上，刘爱国与华祥公司签订的《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相关义务。华祥公司出具的《承诺》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且存在履行基础，故刘爱国的对华祥公司享有的债权金额应当按照《承诺》上载明的内容予以确认。 二、关于上诉人享有的债权金额应当如何确定的问题。华祥公司在《承诺》中向刘爱国作出承诺“对出售给刘爱国的射洪县太和镇太和大道南段银丰国际·东方××楼的土地使用权及开发建设权项目作价人民币壹仟柒佰伍拾万元（小写：1750万元）进行回购”，该承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华祥公司应当按照《承诺》中载明的金额向刘爱国支付回购款17500000元。2014年9月11日至2015年12月11日期间，华祥公司分24次共计向刘爱国支付回购款6000000元，尚余11500000元回购款未支付。同时，华祥公司还在《承诺》中承诺“若甲方未能在规定时间内付清款项，则每月除按月息3分计息外，同时还追加罚息，并承担违约赔偿金300万元整，同时该协议继续履行”，因该条款均是对逾期付款承担违约责任的约定，且约定的利息超出国家利率红线，本院根据合同实际履行情况、刘爱国实际损失等因素酌情调整违约金为1500000元。故刘爱国享有的破产债权数额应为11500000元＋1500000元＝13000000元。 综上所述，刘爱国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六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四川省射洪市人民法院（2020）川0922民初24号民事判决； 二、确认刘爱国对射洪县××房地产有限公司享有的债权为13000000元。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234,600元,由刘爱国负担14,600元，射洪县华祥房地产有限公司负担220,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29,613元,由刘爱国负担12,613元，射洪县华祥房地产有限公司负担217,0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文晓萍 审判员  姚梓佳 审判员  刘尧志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陈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