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七星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0305民初1561号 原告：桂林市龙昌药品连锁有限公司康和堂药房，住所地：桂林市家乐城市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300794317113F。 负责人：易兰，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陶燕，广西鑫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湖南沐阳医药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新岭路**办公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0MA4M5FCE31。 法定代表人：周德昌，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刘涛，湖南律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陈晓明，男，1984年7月14日生，汉族，住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 原告桂林市龙昌药品连锁有限公司康和堂药房（以下简称康和堂药房）诉被告湖南沐阳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沐阳公司）、陈晓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进行了审理，原告康和堂药房的委托代理人陶燕，被告沐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周德昌及委托代理人刘涛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陈晓明经本院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二被告返还原告货款37500元；2.判令二被告赔偿原告因销售沐阳公司的假冒伪劣产品受到的行政罚款20000元；3.判令二被告赔偿退还货款和行政罚款之前给原告造成的损失862.50元【以57500元（37500元+20000元=57500元）为基数，从2020年2月1日计算至实际退款完毕之日止，按6%的年利率计算资金占用期间给原告造成的损失。暂计至2020年4月30日 2 ，计3个月，（57500元×6%年利率÷12个月×3个月）=862.50元】；4.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康和堂药房与沐阳公司自2019年年初起一直有业务往来，沐阳公司指派陈晓明为业务部门经理，全权负责与原告单位的业务洽谈工作。2020年1月爆发全国性的新型冠状病毒，原告公司负责人易兰身处马来酒亚度假，看到该国际新闻，决定以每只口罩2.5元的价格从沐阳公司进口防护口罩15000只，总费用为37500元整。陈晓明作为沐阳公司的业务经理，以公司其他部门在休春节法定假期为由，直接与原告微信联系，并以口罩此时是畅销品为由，要求原告通过微信转账，先付清全部货款才能提供口罩和公司正规营业发票给原告。原告分别于1月27日和1月29日两天时间共四次，将货款37500元转至陈晓明的微信账户中。原告在微信中多次强调，该批口罩必须有沐阳公司开具的正规发票才能接受。陈晓明信誓旦旦的说：“这批口罩开的一定是沐阳公司的正规营业发票，并将同货随行单随同产品一同邮寄给原告”。与此同时，原告的店员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于1月31日下午收到沐阳公司邮寄给原告的5000只医用口罩。此时店内有客户看见该批口罩，要求购买该口罩2包。在客户购买该批次口罩的第二天，桂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来人到原告店里检查，称“有人举报说昨天在该店里购买了假冒伪劣口罩”，于是原告的店员打电话给负责人说明情况。最终，原告的负责人易兰让店员重新打开包裹，按照行业规矩检验货物时，发现沐阳公司所发的产品与1月23日双方共同约定购买的产品，无论是从规格还是质量来看均不相符，且原告要求的随货同行单并未见到。原告迅速提出要看沐阳公司的随货同行单和正规营业发票。沐阳公司的业务经理也就是本案的陈晓明以各种理由拖延时间，直到桂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以假冒伪劣商品为由，对原告所购买沐阳公司的5000只口罩做出两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在桂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处罚后，原告多次向陈晓明提出要看沐阳公司的营业执照、经营许可证、质量保证书，被告迅速玩消失，不接原告的电话，也不回原告的信息，拖欠的一万只口罩也没有发送给原告，原告只能打电话给湖南省长沙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反映该情况。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先锋所工作人员迅速作出调查，并最终将调查结果以邮件的形式发送给原告。原告才得知陈晓明作为沐阳公司的业务经理已经于2019年9月提出离职申请，但沐阳公司没有将此事以任何形式告知原告，原告一直以来均认为陈晓明是沐阳公司的业务经理。根据《合同法》第49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成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的规定，陈晓明以沐阳公司名义与原告签订的合同，符合表见代理的规定，对沐阳公司有约束力，本案系追索货款和行政罚款纠纷，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原告为接收货币方，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 3 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合对履行地点没有的定或者的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的规定，原告住所地法院有管辖权，原告故诉至法院。 原告对其诉称提供的证据有：1.原告营业执照复印件、湖南沐阳医药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复印件、陈晓明的身份证明复印件，证明原、被告诉讼主体资格适格。2.通货随行单原件，证明原告与沐阳公司一直有业务往来。3.法人委托书，证明沐阳公司委托陈晓明负责该公司在广西地区的所有业务。4.微信图片、录音文字记录、录音音频光碟，证明原告与沐阳公司口头约定购买口罩，陈晓明一直以沐阳公司的业务经理自称。5.微信转账记录，证明原告将购买口罩的所有款项转入陈晓明账户，由其转入沐阳公司名下。6.桂林市七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限期提供材料通知书原件；7.行政处罚决定书原件；8.广西自治区罚没物资专用收据原件；9.广西壮族自治区非税收人一般缴款书（收据）原件，证据6-9共同证明原告因购买了湖南沐阳医药有限公司公司的假冒伪劣口罩商品而受到了行政处罚20000元。10.沐阳公司的情况说明复印件，证明沐阳公司承认陈晓明是公司员工，甚至是业务经理；11.离职申请复印件；12.离职表复印件，证据11、12共同证明陈晓明从沐阳公司离职，沐阳公司对其业务合作商未做任何书面申明其离职。13.陈晓明手写的说明材料微信打印件；14.陈晓明手拿说明材料的图片微信打印件，证据13、14共同证明陈晓明一直以沐阳公司的业务人员自称，并承认原告将所有货款转账给其。15.湘潭市商务局关于委托采购疫情防控应急物资的函件（湘潭市商务局购部门电商科科长胡俊杰通过微信发给原告委托代理人）照片打印件，证明陈晓明作为沐阳公司的采购经理负责对外业务，甚至负责政府的采购业务。16.空白的沐阳公司购销合同（陈晓明通过微信发给原告）照片打印件，证明沐阳公司将空白的购销合同交给原告，视为对陈晓明的无限授权。 被告沐阳公司辩称，一、原告与沐阳公司之间没有口罩买卖的事实，沐阳公司与本案无关。根据原告提供的陈晓明自认的《说明材料》及语音聊天记录显示：1.原告向陈晓明通过微信、电话方式下单要求代买口罩，陈晓明在全过程中并没有表示其行为系代表沐阳公司进行代买或销售口罩；2.涉案假口罩并非沐阳公司生产、销售的产品，而是陈晓明通过其他渠道获得；3.涉案假口罩的货款也并未支付至沐阳公司账户上。根据以上三点表明，原告与沐阳公司之间没有口罩买卖的事实，也并未建立买卖合同法律关系，涉案法律关系的相对方为原告与陈晓明，沐阳公司与本案并无关联。二、陈晓明与原告之间的口罩代买法律行为系陈晓明的个人行为，陈晓明不是代理沐阳公司开展 4 的上述行为，更不构成表见代理，该行为的法律后果应由陈晓明自行承担。陈晓明原为沐阳公司员工，已于2019年9月17日在沐阳公司离职，其在职期间为业务运转，沐阳公司出具法人委托书委托陈晓明负责沐阳公司广西地区药品业务的销售与结算，委托代理期限为2019年1月1日-2019年12月31日。因医药产品销售的特殊性，陈晓明以沐阳公司名义开展业务时须向相对方出示上述授权手续后方可进行交易。涉案口罩买卖法律行为发生在2020年1月，此时不仅陈晓明代理期限已经届满，而且也已经不是沐阳公司员工，即其向原告出售或代买口罩的行为完全系其个人行为，其不是代表沐阳公司开展的上述行为，也无权代表沐阳公司开展上述行为。原告在该法律行为发生时至少应已明知陈晓明代理权消灭的事实，无法构成代理，更无法构成表见代理。陈晓明因其自身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其自身承担，与沐阳公司无关。综上，请求贵院查明本案事实，正确适用法律，依法驳回原告要求沐阳公司承担相关责任的诉讼请求。 被告为其辩称提交的证据有：1.陈晓明手写《说明材料》及《录音文字记录》（来源于原告提供的证据），证明陈晓明自认①其只是为原告提供口罩信息，代买口罩，系其个人行为，没有代表沐阳公司【位于《说明材料》第一段后两句】；②原告向陈晓明通过微信、电话方式下单要求代买口罩，陈晓明在全过程中并没有表示其行为系代表沐阳公司进行代买或销售口罩【位于《录音文字记录》P12第三段】；③涉案假口罩并非沐阳公司生产、销售的产品，而是陈晓明通过其他渠道获得【位于《说明材料》第二段】；④陈晓明或原告收到货款并未向沐阳公司付款，而是转付至江**县医疗器械公司的陈井伟。2.社保缴纳记录（来源于网上查询）、离职申请、离职表（证据来源：来源于原告提供的证据），证明陈晓明原为沐阳公司员工，2019年9月17日陈晓明在沐阳公司离职，涉案口罩买卖交易行为发生在2020年1月，此时陈晓明已经不是沐阳公司员工，其向原告出售或代买口罩的行为完全系其个人行为。3.法人委托书（来源于原告提供的证据），证明①陈晓明在职期间为业务运转，沐阳公司出具法人委托书委托陈晓明负责沐阳公司广西地区药品业务的销售与结算，委托代理期限为2019年1月1日-2019年12月31日；②原告明知陈晓明受托期限2019年1月1日-2019年12月31日，因为该证据系原告提供至法院；③涉案口罩买卖法律行为发生在2020年1月，此时原告明知陈晓明代理期限已经届满，不能代表沐阳公司从事任何销售行为。4.沐阳公司开户资料、2019年1月4日沐阳公司的购销合同一份，证明原告提供的证据16不是真实的购销合同，其logo与沐阳公司真实logo有明显差异。 5 被告陈晓明既未作书面答辩,也未出庭参加诉讼。 经过开庭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为：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证明内容有异议，发生时间是2019年9月4日，在陈晓明离职前发生的业务，不能证明陈晓明一直受沐阳公司委托。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证明内容有异议，恰好证明沐阳公司给予陈晓明的授权截止2019年12月31日，原告明知沐阳公司授权期限。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证明内容有异议，证据4的所有文字中并没有体现陈晓明以沐阳公司名义从事该笔业务的内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证明内容有异议，原告证明内容中“由陈晓明将收到的款项转到沐阳公司名下”这一事实没有证据支持，转账记录不能体现。证据6-9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证明内容有异议，恰好证明原告向陈晓明个人购买口罩，处罚决定书以及听证告知书第二段有体现，供货方是陈晓明个人，与沐阳公司无关。证据10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证明内容有异议，沐阳公司承认陈晓明曾经是沐阳公司员工，原告漏掉“曾经”二字，陈晓明于2019年9月16日离职。证据11、12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证据13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证明内容有异议，原告认为证据13、14说陈晓明一直以沐阳公司业务人员自称，但从材料中体现的都是陈晓明从其他公司从业人员的采购渠道采购口罩给原告，与沐阳公司无关，不能达到证明目的。证据15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沐阳公司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个函件，而且证据取得应通过合法渠道，原告所述系胡俊杰个人发给原告，则不应以政府公文证据形式体现，该证据也不能证明沐阳公司委托陈晓明采购，存在多种可能，例如陈晓明以沐阳公司名义在外诈骗的可能性。证据16的真实性有异议，通过对比，原告提供的合同上的logo与沐阳公司的真实logo完全不一致，原告提供合同上的心形中有个“Y”字样的空白，沐阳公司真实的logo是两片绿叶托起太阳。沐阳公司可以提供沐阳公司合同开户资料以及2019年1月4日沐阳公司的购销合同一份予以证明。 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证据1的真实性认可，证明内容不认可，正好说明二被告与原告有交易。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恰好说明陈晓明是沐阳公司的业务经理，但是对于广西的业务伙伴，沐阳公司从来没有发过公函注明陈晓明已经离职。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在微信文字版第二页易兰回答“你到时候要开你们公司的票给我，2块5你就开上去，不然工商要查，价格管理处也在查价格”、第10页“是啊是啊，当初你也说是确定有医药公司的票的，确定有票的资质齐全我才敢叫你 6 发货的”，第10页“赶快发你们公司的证件给我，我们没有三证，赶快发过来”，第16页陈晓明说“我会给你个新的，原来的话是针对与你”、第16页第4行“现在2020年比较严，公司委托书明天上班才能发给你”，都能证明陈晓明一直以沐阳公司名义与原告交易。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证明内容不认可，沐阳公司出示陈晓明的离职材料，没有向合作伙伴发出过公司高管离职的公函，原告一直认为陈晓明依然是沐阳公司的业务经理。证据4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认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有答辩及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本案被告陈晓明经本院公告送达开庭传票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答辩及举证、质证的权利。 本院结合双方举证和质证，认证如下：对双方确认的书证予以采信；对双方提出异议的书证，因各自无相反证据予以否定，且该类书证与双方诉辩理由具有一定关联性，故本院亦作为定案的参考依据。 综合全案证据及庭审记录，本院确认以下法律事实：2020年1月21日起原告负责人易兰通过微信与被告陈晓明商谈购置口罩等医用品，在聊天过程中，陈晓明向易兰提供了口罩信息，并发送了厂家的口罩图片，医疗器械许可证、营业执照、产品参数图片、自己的身份证等，易兰并提出要证照、开票，陈晓明均允诺后补，在此情况下，最终易兰以2.5元的价格向陈晓明购置医用口罩15000个，易兰于2019年1月27日及29日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向陈晓明转账支付了5000元、10000元、12000元、10500元，合计37500元。陈晓明通过联系厂家，让厂家直接向原告发出了第一批5000个口罩，2019年1月31日原告收到第一批5000个口罩，当天易兰通过微信向陈晓明说明，有顾客反映是假货，要求陈晓明提供随货同行单和发票，但陈晓明一直未能提供。2020年2月7日，桂林市七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限期提供材料通知书，要求原告提供飘安®一次性使用口罩的购进、销售记录及相关凭证、供货商证照材料、产品合格证明、授权委托书等材料，2020年3月10日，桂林市七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星）监罚字〔2020〕7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原告未依法索要合法进货凭证的情况下，向涉案口罩个人供货方“陈晓明”实际购入侵犯“飘安”注册商标专用权的涉案口罩250包，对原告作出罚款20000元等行政处罚。事发后，陈晓明于2020年2月10日书写说明材料一份，说明其系分享口罩信息，帮原告代买口罩，是从永州江**县做医疗器械的同仁陈井伟处得到的渠道，钱也转付给了陈井伟等，并将手持该说明材料的照片通过微信发送给易兰。 7 另查明，原告作为证据提交的被告沐阳公司于2019年1月1日出具法人委托书ＮＯ：Ｘ190201002复印件中载明“广西地区：兹委托我公司陈晓明身份证号：4303021984××××××××在贵单位负责我公司药品的销售与结算业务，望接洽为感。授权权限：一般。委托期限：2019年01月01日－2019年12月31日”。陈晓明原为沐阳公司员工，已于2019年9月从沐阳公司离职，被告沐阳公司对陈晓明离职一事未向相关业务单位进行通报。 本院认为，原告康和堂药房与被告陈晓明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成立，但被告陈晓明向原告出售侵犯了注册商标专用权的涉案口罩应承担违约责任，原告要求被告陈晓明向其返还货款37500元，并承担以37500元为基数，从2020年2月1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退款完毕之日止的资金占用期间给原告造成的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原告因未依法索要合法进货凭证购进涉案口罩而被行政罚款，该罚款系原告因自己的行为所受的行政处罚，应自行承担，故原告要求被告承担该费用，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陈晓明曾为被告沐阳公司员工，虽然被告沐阳公司对陈晓明离职一事未向相关业务单位进行通报，但原告持有沐阳公司委托书的复印件并作为证据予以提交，委托书上已明确载明沐阳公司授予被告陈晓明的委托期限为2019年01月01日-2019年12月31日，由此可见原告知晓截止至2019年12月31日陈晓明的代理期限已经届满，对2019年12月31日以后的行为，被告陈晓明并未取得沐阳公司授权，在微信聊天记录中被告陈晓明也从未明确表示自己代表沐阳公司，原告的款项亦是支付至陈晓明的个人账户，陈晓明也并未转付到沐阳公司。因此，原告与陈晓明之间进行的涉案口罩交易行为与沐阳公司无关，原告要求沐阳公司与陈晓明共同承担民事责任的依据不足，本院亦不予支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陈晓明返还原告桂林市龙昌药品连锁有限公司康和堂药房货款37500元，并向原告支付以37500元为基数，自2020年2月1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退款完毕之日止的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 二、驳回原告桂林市龙昌药品连锁有限公司康和堂药房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1258元（原告已预付本院），由被告陈晓明负担。 上述给付义务，由义务人于本判决书生效后十五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权利人可在本 8 案生效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的最后一日起两年内，向本院申请执行。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1258元（收款单位：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农行桂林高新支行，账号：20×××16），上诉于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后七天内未预交上诉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审 判 长  王 军 人民陪审员  吴丽琳 人民陪审员  郭艳红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李 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