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17民初4290号原告：黄晓妍，女，1976年10月12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福刚（黄晓妍之夫），1974年6月14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学文，北京市尊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福军，男，1986年1月25日出生。被告：王立华，女，1981年3月20日出生。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博，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常瑞芹，女，1955年1月9日出生。原告黄晓妍与被告王福军、王立华，第三人常瑞芹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黄晓妍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福刚、于学文，被告王福军以及被告王福军、王立华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博，第三人常瑞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晓妍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王福军、王立华与常瑞芹连带赔偿（2019）京0117民初2726号、（2019）京03民终10687号民事判决书中确定的债务150000元以及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王福军、王立华负担。事实和理由：2016年5月14日，黄晓妍与常瑞芹签订《大棚（土地）转让协议》，常瑞芹将家庭承包的平谷区东鹿角村东的大棚土地使用权及地上物（包括房屋、树木、水电设施设备）转让给黄晓妍，黄晓妍支付了转让费360000元，其中150000元由王福军收取。后黄晓妍因受让的房屋大部分被认定为违法建筑而拆除，与常瑞芹发生争议，（2019）京0117民初2726号、（2019）京03民终1068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常瑞芹应于判决生效后7日内赔偿黄晓燕妍损失150000元，案件受理费3300元由常瑞芹负担。该判决进入执行阶段，执行案件案号为（2019）京0117执4550号，但被执行人常瑞芹现无财产可供执行。黄晓妍认为，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常瑞芹转让给黄晓妍的土地是王福军、王立华家庭承包土地，地上物也是家庭共同财产，王福军、王立华在合同签订、合同款支付以及（2019）京0117民初2726号、（2019）京03民终10687号案件中均参与其中，而王福军直接受领了转让费中的150000元，王福军、王立华为涉案合同的共同权益人，故因转让产生的赔偿责任应由转让方家庭成员共同承担。因常瑞芹无财产可供执行，王福军、王立华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故黄晓妍诉至法院。庭审中，黄晓妍主张王某一家就涉案大棚土地的承包方式不是农村土地承包法上规定的家庭联产承包方式，而是以家庭关系承包的。王某承包涉案大棚时，处于与常瑞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王福军、王立华没有成年。王某一家四口人就是依靠涉案大棚土地的经营维系生活，没有其他生活来源。双方的转让款36万元也用于常瑞芹一家的家庭生活。王福军、王立华受益了，参与了双方之间的大棚土地转让，也应该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王福军、王立华辩称，不同意黄晓妍的诉讼请求。第一，本案中，王福军、王立华不是适格被告。涉案土地属于集体土地的流转，不是家庭承包。合同签订时，王福军、王立华均已成年，均以在外工作多年，没有参与合同签署，不是合同相对人。地上物不是家庭共有财产，王某去世后，王福军、王立华没有继承也没有参与涉案大棚土地的经营。王福军、王立华的户口不在东鹿角村。王福军、王立华是常瑞芹的子女，基于家庭关系，对常瑞芹进行照顾，但不能证明王福军、王立华就是合同相对人。第二，签署合同时，黄晓妍知道房屋性质，并认可。当时村里统一建大棚，统一发包给村民。常瑞芹和丈夫从东鹿角村村民处承包了涉案大棚，进行经营，后来又转包给黄晓妍。黄晓妍对此知情。第三，常瑞芹建的房屋不是违法建设，是村里统一建造的。至今没有官方文件认定这些房屋是违法建筑。第四，黄晓妍主张其损失为15万元，这个计算标准和结果并不清晰，王福军、王立华并不认可。依据常识判断，农村一套正常宅院，价值不过10万元。在大棚处的几间看护房，被认定为价值15万元，显然不合适。常瑞芹述称，不同意黄晓妍的诉讼请求。常瑞芹及其丈夫都不是东鹿角村村民。王某1998年从东鹿角村村民于金喜处转包了涉案大棚土地，以前主要是王某经营，常瑞芹协助。王某去世前，担心常瑞芹与其子王福军过不到一块儿，让常瑞芹自己在大棚那里居住生活。王某去世后，常瑞芹一人经营，王福军、王立华都不管大棚土地。涉案大棚土地是常瑞芹自己继承的。后来，常瑞芹没有能力经营，就打算转卖。2016年，李福刚表示要买。至始至终都是李福刚与常瑞芹联系，双方签订的协议也是李福刚准备的，黄晓妍最后签字。当时，李福刚担心将来拆迁时常瑞芹的子女有异议，于是找了常瑞芹的子女签字。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和答辩意见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黄晓妍提交了如下证据：1.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于1999年1月颁发，证书上明确写着“崔某”、“王某”名字，并载明根据《关于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通知》和《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落实农村经济政策若干问题的意见》精神确权，这两个文件都是基于农村土地承包法和1978年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规定出台。当时常瑞芹与王某、王福军、王立华均为农村户口，是基于村里的关系承包的涉案大棚；当时王福军、王立华均未成年，家庭承包从那时候就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该证据证明关于大棚的承包属于家庭承包。2.大棚（土地）转让协议，证明王福军、王立华系常瑞芹的家庭成员，是合同的权益人，脱不了干系。3.中国工商银行转账凭证，证明转帐款中的15万元转给了王福军，涉案大棚转让过程中，王福军、王立华均参与其中。4.（2019）京03民终10687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在黄晓妍与常瑞芹的诉讼中，王福军、王立华均参与参与诉讼。5.北京农商银行活期储蓄转账（交易回单），证明常瑞芹收取了转让款14万元。6.常瑞芹出具的证明，证明常瑞芹收到定金2万元。7.执行裁定书、限制消费令，证明经过法院强制执行，对于常瑞芹没有执行到案款。8.（2019）京0117民初2726号民事判决书，证明黄晓妍与常瑞芹之间的法律关系已经法院审判确定。9.三份文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证明黄晓妍要求王福军、王立华承担责任有相关依据。王福军、王立华质证认为，认可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不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上载明的名字王某不是东鹿角村村民。不能基于备案改变合同性质，王某对涉案大棚的承包不是家庭性质的承包关系。认可证据2的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大棚（土地）转让协议上虽有王福军、王立华签字，但其系在家属栏签字，不是合同相对人。认可证据3的真实性，但是不认可证明目的。认可证据4、5的真实性，不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因证据6不是原件，不认可真实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认可证据7、8、9的真实性、合法性，不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常瑞芹认可黄晓妍提交的证据1-8的真实性，认可证据9的真实性，不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本院认证认为，黄晓妍提交的上述证据1、2、3、4、5、7、8均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对上述证据，本院均予以确认。对于黄晓妍提交的证据6，后黄晓妍提交证据原件，王福军、王立华认可真实性，该证据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对上述证据，本院均予以确认。对于黄晓妍提交的证据9，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形式，本院不将其作为证据确认。王福军、王立华提交了如下证据：1.大棚（土地）转让协议，证明王福军、王立华与转让协议无关，不是适格被告。2.于金喜出具的说明，说明当年王福军、王立华的父母与于金喜签订转让协议，后来协议丢失，故出具该说明，证明涉案大棚的承包方式不是家庭承包方式。3.水电费、承包费收据20张，证明涉案土地一直由常瑞芹及其丈夫经营，与王福军、王立华无关。4.户口本登记卡，证明王福军、王立华不是本村村民，不是农村户口。5.（2019）京0117民初2726号、（2019）京03民终10687号民事判决书，证明王福军、王立华不是本案适格被告。6.王某的死亡证明，证明王某的死亡事实与死亡时间。7.常瑞芹的精神病医院诊断书，证明常瑞芹的身体状况。8.王某、常瑞芹的户口页，证明王某、常瑞芹不是东鹿角村村民。黄晓妍质证认为，认可证据1的真实性，不认可证据2，因为与本案无关。认可证据3的真实性，但不认可证明目的，该证据正好说明了涉案土地承包方式是家庭承包方式，符合法律和实际上的家庭承包，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经营。认为证据4体现的是现在的户口情况，王福军、王立华原来的户口在马坊，虽不是东鹿角村村民，但也享受村民权益。认可证据5-8的真实性。常瑞芹认可王福军、王立华提交的证据1-8。本院认证认为，王福军、王立华提交的上述证据1、3、4、5、6、7、8均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对上述证据，本院均予以确认。对于王福军、王立华提交的证据2，因于金喜未出庭作证，对其书面证言，依据法律规定本院不予确认。常瑞芹未提交证据。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定的证据，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5月14日，黄晓妍与常瑞芹签订大棚（土地）转让协议，主要约定：常瑞芹将位于东鹿角村东的大棚（东西长60米，南北长39米，共计2.4亩）的土地使用权及地上物（包括房屋、树木、水电设施设备）转让给黄晓妍，转让费为36万元，钱款一次性付清等。该协议首部载明：“甲方：常瑞芹，乙方：黄晓妍”，正文第一段载明：“经甲、乙双方协商，并经甲方家属（子：王福军，女：王立华）确认，甲方自愿将位于东鹿角（具体地址：东鹿村东）的大棚……”，落款“甲方”处有常瑞芹签名，“乙方”处有黄晓妍签名。后黄晓妍依约向常瑞芹给付全部转让费，其中15万元，黄晓妍按照常瑞芹指示转账给王福军；常瑞芹向黄晓妍交付涉案土地以及地上物。2018年9月，政府部门认定涉案土地上的北正房及彩钢棚子为违章建筑，并将其大部分予以拆除，仅留约3米长×4米宽×2.5米高的北房一间作为看护房。黄晓妍以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为由将常瑞芹起诉至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平谷法院），平谷法院于2019年6月6日作出（2019）京0117民初272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常瑞芹赔偿黄晓妍损失15万元。常瑞芹不服一审判决，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三中院）提出上诉，三中院作出（2019）京03民终10687号民事判决书，维持了一审判决。上述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因常瑞芹名下无财产可供执行，平谷法院终结本次执行程序。黄晓妍以涉案大棚属于以家庭关系的承包，地上物属于家庭共有财产，故将王福军、王立华诉至本院。另，王某籍贯平谷县马坊镇，服务处所为平谷县第二水泥厂，于2012年5月21日去世。常瑞芹籍贯为平谷县××乡，服务处所为平谷县第二水泥厂。王福军、王立华均非北京市平谷区东鹿角村村民。本院认为，合同具有相对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约定由债务人向第三人履行债务的，债务人未向第三人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第六十五条规定：“当事人约定由第三人向债权人履行债务的，第三人不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债务人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上述法律规定体现了合同只在特定的合同当事人之间发生法律约束力。本案中，大棚（土地）转让协议中约定的合同当事人为“甲方：常瑞芹，乙方：黄晓妍”，王福军、王立华均非大棚（土地）转让协议约定的当事人，故协议对王福军、王立华并无法律约束力。黄晓妍认可王某、常瑞芹就涉案大棚土地的承包不属于农村土地承包法中规定的家庭承包方式，但主张属以家庭关系进行的承包，王福军、王立华作为家庭成员，因王某、常瑞芹的承包受益，由此王福军、王立华应共同对黄晓妍的损失15万元承担连带责任。黄晓妍的上述主张，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故,判决如下：驳回黄晓妍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5元，由黄晓妍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张 卫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张琳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