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02民终287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覃某，男，1989年10月3日出生，汉族，农村信用社职工，住广西融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德仕，广西华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罗某，女，1971年11月6日生，壮族，住广西融安县，现住广西融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韦富景，广西涌流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覃某因与被上诉人罗某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融安县人民法院（2020）桂0224民初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覃某上诉请求：1.撤销（2020）桂0224民初47号民事判决，判决支持覃某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等费用均由被上诉人罗某负担。事实与理由：本纠纷系因罗某等人非法高利放贷、暴力讨债所引发。一审判决在查明案件事实时，明确知悉罗某等人通过非法高利放贷致使覃某母亲朱某无力偿还高额本息，罗某等人采取非法拘禁的方式向覃某母亲朱某追讨高利贷，要求覃某转让案涉房屋以充抵母亲朱某所欠部分高利贷。一审认定《商品房转让合同》是覃某的真实意思表示，驳回诉讼请求不当。 一、一审判决以覃某签订《商品房转让合同》时并未丧失人身自由且在合同文本上添加第十一条为由，否定覃某受到胁迫；又以覃某未能举证证明2013年房价远低于2018年房价，且覃某未能举证证明受到胁迫为由，认定覃某与罗某签订的《商品房转让合同》符合市场经济规律是错误的。1.罗某非法拘禁覃某母亲朱某，在非法拘禁过程中，对朱某进行殴打、羞辱、恐吓。罗某联系覃某，提出以房抵债的要求，否则便对其母亲朱某不利，这对于覃某而言，本身就是一种极大的精神压力，当然构成胁迫。2.覃某从事金融工作，知悉个人信用的重要性，搞不好会因此丢了工作，所以提出增加合同条款的请求。对于罗某等人而言，其目的是得到案涉房屋，而案涉房屋附有银行按揭，如果逾期还贷，银行会起诉，甚至导致法院拍卖案涉房屋，进而损害罗某的利益。覃某增加合同条款根本不会损害罗某的利益，相反，允许覃某增加合同条款有利于迫使覃某迅速就范，以防止其反悔增加罗某等人攫取非法利益的难度，但这绝对不代表“城下之盟”是公平的、合理的。3.覃某在一审中没有提供证据证明2013年房价远低于2018年房价的原因是，覃某举家搬离案涉房屋时，已按罗某的要求将所有钥匙交出，而评估房产价值需要评估人员进入。但房价不停上涨已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实”。一审法院只需到融安县住建部门查询2013年至2018年期间的住宅备案价格即可了解相关情况，进而作出公正裁决。但是，一审判决并未考虑到本案的实际情况，迳行作出对覃某不利的裁判，实在难以令人信服。 二、关于覃某是否超过法定期限起诉的问题。一审判决以覃某在2018年1月30日签订《商品房转让合同》后，即于2018年2月初搬离案涉房屋，并将案涉房屋及相关房贷卡、购房资料等相关资料全部交付罗某，事后既未向公安机关报警，亦未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直到2020年1月7日才起诉为由，认定覃志 锋起诉撤销《商品房转让合同》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撤销权行使期限。覃某认为，一审判决上述观点是错误的，理由如下：1.覃某迅速搬离案涉房屋恰好说明罗某等人所施加的胁迫已经达到非常紧急且极其严重的程度。2.覃某受到罗某等人的胁迫才签订《商房转让合同》的，且这种胁迫持续至罗某等人被人民法院判决有罪时止。签订合同前覃某和母亲多次被罗某等人跟踪、骚扰、恐吓，2018年1月30日朱某突然被罗某等人非法拘禁，合同签订之后朱某仍然继续被罗某等人非法拘禁。2018年1月30日晚朱某利用上厕所之机，偷偷用手机报警。民警以该事件为经济纠纷为由，要求当事人自行处理，随即将所有人放走。罗某等人并不满足，莫某要求朱某支付三天的“看守费”共计1500元，朱某实在拿不出钱，罗某等人便要求朱某用工务段家里的彩电做抵押，随后，朱某被莫某等人押回工务段的家里。莫某等人在朱某家里找不到钱，就殴打朱某，最后，莫某等人将家里的彩电抬走，朱某得以留在家里，结束被非法拘禁的遭遇。3.朱某被罗某等人非法拘禁，在公安民警介入后仍然无法获得自由，仍然被非法拘禁、殴打、羞辱、恐吓，鉴于此等严峻形势，自己为了保障妻儿的安全，只能迅速举家撤离案涉房屋。虽然行使撤销权的期限为一年，但是，鉴于罗某等人的胁迫持续存在，行使撤销权的期限应当自罗某等人被人民法院判决有罪时起开始计算，或者，至少应当自罗某等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时起开始计算。而事实上，在罗某2019年6月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后不久，覃某也于2019年7月5日联系律师，就委托代理提起本纠纷诉讼事宜进行沟通，后因故拖延至2020年1月7日才立案。 三、关于本纠纷的特殊性。1.本纠纷所涉非法拘禁罪行发生于2018年1月30日至2月2日凌晨，《商品房转让合同》签订于非法拘禁罪行持续期间，人民法院 不能机械地按照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案来处理本纠纷，而是应当充分考虑到本纠纷的特殊性。2.“非法高利放贷、暴力讨债的黑恶势力”被列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重点打击对象。3.在签订《商品房转让合同》过程中，覃某并未获得合同对价，而罗某获得案涉房屋所有权的依据系朱某所欠高利贷款。在罗某等人已被认定为黑恶势力的情形下，其非法高利放贷行为不应得到法律的保护，其所获利益为非法利益；而根据母亲朱某粗略统计的银行转款记录及其他记录，自己父母仅向罗某借入不到60万元本金，但是，在短短两年时间里，居然被迫偿还超过140多万元。故罗某没有合法的事由参与《商品房转让合同》的签订。4.鉴于本纠纷牵涉罗某等人涉黑涉恶犯罪案件，覃某恳请二审法院将二审举证期限延长至开庭时止。 四、本纠纷具有另外一个特殊性，即，罗某胁迫覃某签订《商品房转让合同》的行为，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依职权认定该《商品房转让合同》无效。根据前面所述，罗某没有合法的事由参与《商品房转让合同》的签订，却获得了案涉房屋的所有权；覃某受胁迫签订了《商品房转让合同》没有获得合同对价，却失去了案涉房屋的所有权。罗某的行为属于以签订《商品房转让合同》的合法形式，掩盖其将非法利益合法化的非法目的，所签订的《商品房转让合同》当然属于无效合同。 综上所述，罗某等人组成的黑恶势力通过非法行径所攫取的非法利益不应得到法律的保护；覃某为保护母亲朱某而导致无家可归、妻离子散。覃某恳请依法撤销一审错误判决，改判支持覃某全部诉讼请求。 罗某辩称：1.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诉人诉请撤销2018年1月30日的商品房转让合同已 超过合同撤销权行使的法定期限。根据《合同法》规定，合同撤销需在一年内，本案中的合同在2018年1月30日签订，签订后，长达两年之久上诉人未提出异议，也未向公安机关报警，未提起诉讼，2020年1月7日才至法院提起诉讼，法定时效已超过。2.上诉人的上诉事实与理由没有法律依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转让合同不存在胁迫，是双方真实意思，合同合法有效。双方签订合同过程中，上诉人阅读转让合同后，在合同文本上手写添加了第11条内容，从内容看，显然上诉人为保护自己征信不受影响所为，是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上诉人诉称在签订合同时受到胁迫与事实不符。其次，上诉人诉称因为其母亲受到胁迫才签订合同的理由也不成立，即使上诉人的母亲朱某有受到胁迫的情景存在，上诉人并没有受到非法胁迫，可以不与被上诉人签订合同，从一审庭审过程中，上诉人自称未受到胁迫，是自己从家开车到办公室签订转让协议，因此，完全是上诉人的自愿行为。上诉人及其母亲受到胁迫不成立。3.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合同交易价格合理，符合当时市场价格，不存在交易价格远低于市场价格的情形，双方交易价格是以涉案房屋的原始商品房购买价格为准进行交易的。4.上诉人将房屋交给被上诉人后，被上诉人已对房屋进行了重新装修，并入住至今，且被上诉人也按合同约定偿还涉案房屋的贷款，双方交易已完成，因此，现在上诉人要求撤销的行为给被上诉人造成损失，破坏了市场安全交易。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维持原判。 覃某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撤销覃某、罗金凤于2018年1月30日签订的《商品房转让合同》；2.判令罗金凤赔偿覃某的租房损失33600元；3.判令罗金凤退还覃某的《商品房转让合同》、契税发票等购房相关材料及 房贷卡（账号：62×××53）；4.本案诉讼费由罗金凤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覃某的父母覃某、朱某因扩大生意需要资金，遂于2016年向罗某及其前夫覃某等人多次借下高利贷款，数额巨大。因覃某、朱某经营不善，未能及时偿还所欠债务，朱某于是许诺将其为儿子覃某交付购房首付款、由儿子覃某负责按月偿还房贷、现登记在儿子覃某名下的融安县长安镇东御城14—1—202号房屋抵偿给罗某，并于2016年12月30日写下一张借条交付给罗某。2018年1月30日，罗某纠集本案的案外人莫某某等人，找到覃某的母亲朱某，将朱某带到融安县华江天地有限公司（现融安县晨曦商务有限公司）办公室内，对其进行控制和看守。同时罗某联系到覃某，要求覃某代替其母亲朱某偿还所欠的高利贷款。覃某因不忍心其母亲朱某遭受罗某等人的非法羁押，遂于2018年1月30日与罗某签订了一份《商品房转让合同》，覃某同意以其于2013年1月25日自广西旭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融安分公司处以366412元所购得的融安县长安镇东御城14—1—202号房屋，以购房原价抵偿给罗某，其中现所欠的房贷166412元由罗某负责偿还，余下的200000元抵偿覃某、朱某所欠罗某的高利贷款。之后覃某于2018年2月初将该房屋交付给罗某管理使用，并将房贷卡也交付给罗某，由罗某负责按月偿还所欠银行的房贷。2019年融安县公安机关在开展扫黑除恶行动中，侦破了罗某等人对朱某的非法拘禁犯罪案件，并将案件移交融安县检察院提起公诉。2019年12月30日融安县人民法院一审以罗某犯非法拘禁罪，对其判处有期徒刑9个月。2020年1月7日，覃某以其与罗某所签订的 《商品房转让合同》系在其人身遭受胁迫情况下所作出的意思表示为由诉至法院，并提出前列诉讼请求。 另查明，覃某2018年1月30日与罗某签订《商品房转让合同》时，其人身自由并未受到限制；签订《商品房转让合同》后其即于2018年2月初将涉讼房屋交付罗某管理使用；在签订《商品房转让合同》事后长达1年半时间内，其既未向公安机关报案，也未到法院起诉要求撤销或者解除与罗某所签订的《商品房转让合同》，直到2020年1月7日，覃某才到法院提起本次诉讼。 又查明，在罗某服刑失去人身自由，不能按时缴纳房贷之际，覃某为了维护自己的银行信用，主动缴纳了2019年6月至2020年3月所欠银行的房贷合计21030元。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地位进行威胁或者利用对方没有经验，迫使对方作出违背自身意愿的行为，可以认定为胁迫。本案中，双方于2018年1月30日签订《商品房转让合同》时，覃某并未丧失人身自由，也没有证据证实其人身安全受到了胁迫，覃某也没有证据证实当时罗某及他人对其有任何的强迫或胁迫行为，如果覃某确实不愿意签订《商品房转让合同》，其完全有条件拒绝。虽然当时覃某的母亲朱某受到罗金凤等人的非法拘禁，但并没有证据证明罗金凤利用这一优势地位，采取了威胁性的言行迫使覃某签订《商品房转让合同》。何况从双方所签订的《商品房转让合同》中可以看出，覃某为了确保其银行征信不受影响 ，在认真审阅整个《商品房转让合同》条款后，郑重在合同文本上添加了第十一条：“在乙方偿还所有的银行贷款期间，乙方必须按时归还，若乙方未按时还款或产生逾期，影响甲方信用，甲方不予过户。”根据以上情况可以确认，覃某在有条件拒绝签订合同的情况下，亲笔签署了该《商品房转让合同》，应认定系其真实意思表示，覃某诉称该合同是受罗金凤胁迫的情况下所为，与其自身的实际行为不相符合。虽然覃某在庭审中声称，其以原始购房价转让给罗金凤，该价格远低于市场价格，由于其在庭审中未能提供涉讼房屋的具体市场价格及价值总额，加上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价格波动较大，因此在覃某未能充分证明其所签订的《商品房转让合同》是在受到胁迫的情况下，双方所签订的《商品房转让合同》亦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另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八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的‘一年’、第七十五条和第一百零四条第二款规定的‘五年’为不变期间，不适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或者延长的规定。”覃某在2018年1月30日与罗金凤签订《商品房转让合同》后，即于2018年2月初搬离涉讼房屋，将该房屋及相关的房贷卡、购房资料等该房屋的相关材料全部交付给罗金凤，事后既未向公安机关报警，亦未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直到2020年1月7日才诉至一审法院要求撤销其与罗金凤签订的《商品房转让合同》，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撤销权行使期限。综上所述，覃某以遭到罗某胁迫为由，要求撤销双方所签订的《商品房转让合同》，于法无据，且覃某提起的撤销权之诉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期限，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覃某将涉讼房屋转让给罗金凤后，其搬离涉讼房屋，另行租房居住，系其自由行使公民的合法权利，其要求罗金凤 承担其租房损失33600元，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由于覃某、罗金凤双方所签订的《商品房转让合同》属于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之合同，且双方已经就合同的标的履行完毕，故覃某要求罗金凤退还《商品房转让合同》、契税发票、房贷卡等购房相关材料，与事实不符，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五十四、第五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驳回覃某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640元，由覃某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提交的证据及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有：1.朱某信用社账户流水；2.覃某农业银行账户流水；3.覃某信用社账户流水；4.朱某建行账户流水；5.覃某与罗某的短信沟通记录；6.覃某与覃某的短信沟通记录；7.覃某与莫某的短信沟通记录；8.覃某向莫某微信转账10000元的记录及莫某在鼎恒公司任职情况记录。以上证据拟证明朱某、覃某（据不完全统计）共向罗某一方还款1247500元。若加上房产、车辆等抵债物品，朱某、覃某共向罗某一方还款1602500元。本院认为，以上证据为上诉人的母亲朱某与被上诉人以及案外人之间的债务关系，当事人可以另行主张，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确认。 上诉人申请证人朱某（上诉人的母亲）作证，拟证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商品房合同不合理，取得涉案房屋途径不合理。本院认为，被上诉人犯非法拘禁 罪的事实有生效的刑事判决书确认，对于朱某的证言本院将综合生效的刑事判决书综合分析认定。 经审理查明，一审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胁迫是指以给公民及其亲友的生命健康、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失或者以给法人的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为要挟，迫使对方作出违背真实的意思表示。上诉人提出与被上诉人签订《商品房转让合同》是因其母亲受到非法拘禁，迫于无奈、违背自己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签订的合同。本院认为，上诉人的母亲朱某受到被上诉人非法拘禁的事实有生效裁判文书予以认定，上诉人出于其母亲人身安全和身体健康等因素考虑，违背其真实意思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商品房转让合同》，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其有权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撤销。一审认为上诉人本人与对方签订合同时未丧失人身自由，认定不属于受胁迫，是对法律理解有误，对此本院予以改正。但是法律规定了撤销权的除斥期间，即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1年内行使且不存在中止、中断的情形。超过此期限未行使权利的，撤销权消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行使撤销权的时效为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八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的‘一年’、第七十五条和第一百零四条第二款规定的‘五年’为不变期间，不适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或者延长的规定。本案上诉人2018年1月30日与被上诉人签订《商品房转让合同》，2018年2月初将涉案房屋交付被上诉人管理使用，就应当知道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上诉人未在法定期限内主张权利。2020年1月7日到法院提起撤销合同之诉已 经超过一年的法定行使撤销权时效，撤销权消灭，不受法律保护。因此，上诉人请求撤销2018年1月30日与被上诉人签订《商品房转让合同》并支持其全部诉讼请求，因超过法定时效，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覃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论理部分存在不当，但是不影响最终裁判，判决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40元（上诉人覃某已预交），由上诉人覃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龙  昀 审 判 员 黄 智 文 审 判 员 赵 舒 颖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四日 法官助理 覃 永 慧 代书记员 梁李静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