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冀01民初1019号 原告:河北航空集团天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中山东路**东胜广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10076812000X5。 法定代表人:闰振雄，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晓龙、孟凡靖，河北济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河北康辉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地址:河。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平安北大街**信用代码:91130100734388964F。 法定代表人:孟志军，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超，河北陆港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天津安科运达航空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天津市滨海新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6598746818E。 法定代表人：段炼，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万翠英，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河北航空集团天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鹅国旅）与被告河北康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北康辉）旅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4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审理过程中，发现本案纠纷涉及天津安科运达航空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安科）的相关权益，故通知天津安科作为第三人到庭参加诉讼，并于2020年8月26日再次组织各方当事人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河北航空集团天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被告河北康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及第三人天津安科运达航空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河北航空集团天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立即支付“桂林-石家庄-桂林”航线的运营补贴款3160元、“石家庄-静冈、石家庄-大阪”航线的运营补贴款146万元，以上合计请求金额146.3160万元。2.本案诉讼费等原告实现债权的全部费用均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5年4月份，原告河北航空集团天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鹅国旅”)、被告河北康辉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河北康辉”)共同分销了天津安科运达航空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曾用名:天津安科运达航空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安科”)的“石家庄-静冈/大阪”、“桂林-石家庄-桂林”两条航线的航班座位，并各自与天津安科签订了《航班包座协议》，原被告两方各包销70个座位。2015年8月6日，河北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北机场)与河北康辉签订了《桂林=石家庄航线补贴协议》，约定河北机场按每班往返补贴2万元的标准给予航线补贴。经核算，天鹅国旅与河北康辉共同分销的往返航班共计51班，天鹅国旅应获得航线补贴51万元。2015年9月6日，天鹅国旅授权河北康辉与河北机场签订《关于首都航空承运石家庄至日本大阪/静冈国际客运航线航班补贴事宜》，约定河北机场按每班往返4万元的标准给予航线补贴。经核算，天鹅国旅与河北康辉共同分销的往返航班共计73次，天鹅国旅应获得航线补贴146万元。经核实，河北机场已将上述补贴如约支付给了河北康辉，但截至2016年12月份，河北康辉仅向天鹅国旅支付了桂林航线补贴款506840元，剩余3160元及日本航线补贴146万元尚未支付。天鹅国旅工作人员多次前往河北康辉催收，但河北康辉一直以各种理由拖延，至今未付。天鹅国旅已于2018年5月份被法院判决解散，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7日作出案号为(2019)冀01清(算)字第1号的《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河北航空集团天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的清算一案，并指定了清算组负责清算事宜。现依据《合同法》、《公司法》及《关于审理公司强制清算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等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特向贵院提起诉讼，望贵院查明案件事实，判如所请，依法维护天鹅国旅的合法权益。 河北康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辩称：一、关于原告诉请的桂林-石家庄桂林航线的运营补贴款3160元我公司已全额支付原告；二、关于原告诉请的石家庄-静冈、石家庄-大阪航线的运营补贴款146万元应该航线的补贴款是由天津安科运达航空服务有限公司和河北康辉、天鹅国旅三方共同分配，根据我方与天津安科公司签订的航班包座协议第十一条第11.3款约定，天津安科持有比例为70%，我方持有比例为30%；三、我方与天鹅国旅关于补贴款的分配比例，并没有明确约定，原告主张按照50%进行分配没有依据；四、自2015年6月份航线补贴款全部下发后，天鹅国旅从未向河北康辉主张过分配补贴款，截止到本案立案时早已超出了三年诉讼时效。 第三人天津安科运达航空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述称：1、请贵院判令天鹅国旅立即向天津安科支付“石家庄-静冈、石家庄-大阪”补贴款102.2万元。并由实际占有该补贴款的河北康辉直接支付给天津安科。【暂定为102.2万元。天鹅国旅应分配给天津安科该航线补贴款的计算方式为:以贵院认定天鹅国旅应得该航线补贴款的金额为基数，比例按照70%计算。天鹅国旅应得补贴款，暂时按照天鹅国旅和河北康辉一起执飞73个往返航班，天鹅国旅每个航班所获补贴暂时按照河北机场向河北康辉和天鹅国旅支付补贴4万元的二分之一即2万元计算。即:[73个往返航班×(4万元/2)]×70%=102.2万元】。2、判令河北康辉立即向天津安科支付“石家庄-静冈、石家庄-大阪”补贴款124.6万元。【暂定为124.6万元。河北康辉应分配给天津安科该航线补贴款的计算方式为:以贵院认定河北康辉应得该航线补贴款的总金额为基数，比例按照70%计算。河北康辉应得该航线补贴的总金额包括:(1)河北康辉应得补贴款，暂时按照天鹅国旅和河北康辉一起执飞73个航班，每个航班河北康辉所获补贴暂时按照河北机场向河北康辉和天鹅国旅支付补贴4万元的二分之一即2万元计算，即:[73个往返航班×(4万元/2)]=146万元;(2)河北康辉单独执飞8个航班，按照河北机场向河北康辉每个航班支付补贴4万元计算，8个往返航班×4万元=32万元。因此，河北康辉在该航线取得的补贴合计:146万元+32万元=178万元。河北康辉应分配给天津安科的补贴为：(146万元+32万元)×70%=124.6万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5年5月8日，天津安科作为甲方和作为乙方的天鹅国旅签订了“石家庄-静冈-石家庄、石家庄-大阪-石家庄”航线《航班包座协议》及补充协议，和河北康辉签订了该航线的《航班包座协议》，把该航线航班140个座位分包给两公司。并约定“石家庄-静冈”航线的执行日期为2015年5月27日-2016年5月26日，“石家庄-大阪”航线2015年6月15日首航，执行期一年。两份《航班包座协议》第11.3条分别约定，该航线补助金由双方共同申请;如每班申请后的实际金额在人民币五万元以内，按照甲方70%、乙方30%分配。如每班申请后的实际金额超出人民币五万元，甲方只收取每班人民币肆万元整，每班剩余归乙方所有。上述两《航班包座协议》签订后，协议各方按照约定时间开始执行。但天鹅国旅于2015年11月2日单方停止履行合同，河北康辉到2015年11月26日，也单方停止履行合同。经核实，天鹅国旅和河北康辉作为包销商共同执飞了73个往返航班;天鹅国旅单方停止履行合同后，河北康辉单独执飞了8个航班。在申请航线补贴过程中，因补贴性质不同，河北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石家庄国际机场分公司(简称河北机场)要求包机方和包销商分别申请补贴。2015年9月6日，天鹅国旅委托河北康辉作为包销方代表(河北康辉一个身份是天鹅国旅的代理人、一个身份是河北康辉自己)与河北机场签订了《石家庄=静冈、石家庄=大阪航线补贴协议》，协议约定，河北机场按照每个往返航班4万元给予分销商天鹅国旅和河北康辉航线航班补贴，之后河北康辉代收了已执行的81个航班的补贴款，但未向天鹅国旅和天津安科分配。现天鹅国旅已经起诉河北康辉，要求贵院判令河北康辉立即支付“石家庄-静冈、石家庄-大阪”航线的运营补贴款146万元。而根据上述两《航班包座协议》11.3条，天鹅国旅和河北康辉应将所获补贴款的70%分配给天津安科。故，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一百四十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八十条的规定，天津安科作为本案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向两被告提起请求。由于现河北康辉占有应分配给天鹅国旅的补贴款，故请贵院直接判令河北康辉将河北康辉应支付给天津安科的补贴款，以及天鹅国旅应支付给天津安科补贴款直接支付给天津安科。综上所述，请贵院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维护天津安科的合法权益。 原告为证明自己的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供证据如下： 第一组证据：证据1、2015年5月8日天鹅国际与天津安科签订的关于桂林航线的《航班包座协议》。证据2、2015年8月6日，河北机场与河北康辉签订的《桂林-石家庄航协补贴协议》。证明：1、原被告共同分销天津安科“石家庄-桂林”航线，分销比例为各50%；2、根据协议，河北机场按每班往返补贴2万元的标准给予航线补贴；3、天鹅国旅因获得每班往返1万元的航线补贴。 第二组证据：证据3、2015年9月6日，河北康辉与河北机场签订的《关于首都航空承运石家庄至日本大阪/静冈国际客运航线航班补贴事宜》。证据4、2015年9月6日，天鹅国旅为河北康辉出具的《授权委托书》。证据5、河北康辉出具的《关于授权委托申请包机补贴的补充》。证明：1、天鹅国旅作与河北康辉共同申请了日本航线的政府补贴，双方无特别约定，应按各自50%的比例分享；2、约定河北机场按每班往返4万元的标准给予航线补贴；3、天鹅国旅应获得每班往返2万元的航线补贴。 第三组证据：证据6、河北机场支付给河北康辉补贴款共计5357400元的转账凭证；证据7、天鹅国旅参与分销“石家庄-桂林”航线的航班明细，共计51班往返航班；证据8、天鹅国旅参与分销“石家庄-静冈/大阪”航线的航班明细，共计73班往返航班。证明：1、河北机场已经向河北康辉如约支付了航线补贴款（2015年10月10日至2016年7月7日七笔共计535.74万元（72万元+30万元+244万元+48万+38万元+32万元+71.74万元）；2、根据河北康辉与河北机场签订的补贴协议，天鹅国旅作为分销方应获得桂林航线补贴款51万元，日本航线补贴款146万元。 第四组证据：证据9、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冀01清（算）字第1号；证据10、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决定书（2019）冀01清（算）字第1号；证据11、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决定书（2019）冀01清（算）字第1号。证明：天鹅国旅已经进入清算程序。本案一审应当由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管辖审理。 被告对原告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 第一组证据：对证据1、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与我方无关，对证明目的也存在异议，该证据无法证明“石家庄-桂林”航线与天鹅国旅有关，也无法证明其应得补贴款的比例为50%。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与本案及天鹅国旅无关。该证据只能证明河北机场应向河北康辉支付桂林航线往返航班，每班2万元的补贴，且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天鹅国旅与河北康辉之间有关于补贴款的分配约定。 第二组证据：对证据3、证据5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其证明目的存在异议。证据3、证据5只能证明机场补贴款，只能证明与天鹅国旅存在关联性，无法证明天鹅应得的补贴款比例，并且日本包机的补贴款不仅包括河北康辉、天鹅国旅还有第三方天津安科运达航空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应当由我们三方进行分配。并且根据证据5的内容来看，该证据直接约定的内容为补贴款到达河北康辉国际旅行社账号后，最迟于两日内将补贴款按约定好的金额退还天鹅国旅，即双方约定的是固定的金额，而非按比例。对证据4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 第三组证据中转账凭证中其中48万和244万两张凭证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其余凭证与本案没有关联，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可。但对证据6的证明目的我方存在异议，该证据仅能证明河北康辉收到了5月到10月的机场补贴款，金额为292万元，但无法证明天鹅国旅应得的比例及确定金额。并且根据我方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涉及日本包机的机场补贴款应当由河北康辉、天津安科以及天鹅国旅共同进行分配。其中天津安科分配的比例为50%，剩余的部分才为河北康辉与天鹅国旅的分配部分，我方之所以未向天津安科支付其应得的补贴款，是因为天津安科尚拖欠我方航线履约保证金170万元，还有泰国包机航线保证金204万元。我双方正在通过法律途径进行解决。对证据7、证据8真实性不予认可，并且对其证明目的存在异议。该两份证据无法证明天鹅国旅实际执飞了桂林航线51班以及日本航线73班的事实，也无法证明其应得桂林航线补贴款51万元，以及日本航线补贴款146万元的事实。后经核实，被告对证据七、证据八真实性无异议，但仍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被告主张，原告参与直飞的航班一共73班，因此2015年11月包括之后的补贴款与原告无关。 对第四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 第三人天津安科对天鹅国旅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 关于证据1:认可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法认定证明目的。 关于证据2:无法判断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天津安科不了解具体申请情况。 关于证据3、4、5:认可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证明目的。不能证明天鹅公司主张的分配比例。 关于证据6:认可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认可河北机场支付给河北康辉的桂林一石家庄航线航班补贴应是51个往返航班补贴，石家庄-静冈/大阪-石家庄航线(简称“日本航线”)补贴是81个往返航班补贴，其中73个和天鹅公司共同执飞，8个是河北康辉单独执飞，每个往返航班按照4万元支付。 关于证据7:认可关联性，认可统计的往返航班数量，无法判断其他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 关于证据8:认可关联性，认可统计的往返航班数量，但对具体统计航班、执飞时间、支付包位票款等有异议。理由如下:1、该两证据不是原始证据，是天鹅公司根据团期(一个旅游团的出发时间和返回时间)进行的统计，该统计存在对航班漏项或重复统计的情况，支付票款金额也存在不准确的情况。天鹅公司统计方法与包机公司不同，包机公司是根据飞机飞行的时间(去、回)收取包位票款，并按照飞机往返进行统计。2、认可天鹅公司与河北康辉执飞航班数量:(1)挂林-石家庄航线:从2015年5月27日-8月31日天鹅公司和河北康辉执飞51个往返航班;(2)石家庄-静冈/大阪-石家庄航线(简称“日本航线”)从2015年6月15日-2015年11月2日，天鹅公司和河北康辉:执飞73个往返航班。2015年11月2日天鹅公司停止履行合同，河北康辉继续执飞8个往返航班停飞。因此，合同期内天鹅公司执飞73个往返航班，河北康辉执飞81个航班。3、该证据证明，天鹅公司自认合同期内，于2015年11月2日单方停止履行合同、未完成合同第1.1条约定100%执行率，违反了协议第5.2条、1.1条的约定，给天津安科造成直接损失之一为航班补贴损失。 被告为证明自己的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供证据如下： 证据一、河北康辉与天津安科签订的航班包座协议。证明我方分销日本包机并向天津安科支付保证金的事实，证明因天鹅国旅单方停飞导致我方承担违约金并无法索回履约保证金的事实。根据协议第五条第5.2款，天鹅国旅和河北康辉是共同分销日本航线的包机座位，任何一方均不能中途停飞，否则天津安科有权根据各自的航班包座协议，追究河北康辉或者天鹅国旅的违约责任并扣除全部履约保证金。天鹅国旅在2015年11月份未通知河北康辉的情况下，单方停止了航班的履行，给河北康辉造成了重大损失，损失金额高达八百多万元。证据二、航班包座补充协议，证明机场补贴款是由天津安科、河北康辉和天鹅国旅共同分配，并且约定了天津安科分配的比例为50%，补贴金额超过6万元的天津科收取4万元。而本案中机场实际补贴每往返航班为4万元，也即天津安科应得到的补贴比补贴款比例为50%，为2万元。由于我方跟天津安科保证金纠纷尚未解决，我方暂扣了天津安科应得的部分。而天鹅国旅由于其单方停飞给河北康辉造成了重大损失，其自知理亏，所以自2015年12月2日，6月到10月份航线补贴款全部下发后，天鹅国旅始终未向河北康辉主张过分配补贴款，截止到本案立案早已超出了三年诉讼时效。 原告对被告提交证据发表质证意见称： 对被告证据一，真实性无法核实。但对被告的证明目的不认可，该协议是被告与天津安科之间的协议，不涉及原告所主张的本案诉请，并且被告与天津安科之间的纠纷与原告无关。同时在被告的证据当中也明确地显示了被告在包销石家庄-日本航线140个座位当中的70个座位，同时结合被告的陈述证实了原告在桂林航线以及日本航线与被告是平均分配的航班座位。并且被告所诉称的原告单方停飞也不是事实，如被告认为原告的行为导致其损失，可另案主张，但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 对于证据二，在授权代表处签字的是原告股东之一于洪港，原告庭下核实是否授权其签署过相关协议，因此现无法核实该补充协议的真实性。从该协议的内容上可以确定在石家庄到桂林及到日本的航班中均是由原告与被告各自承担相应的座位，并且对补贴是共同共有。同时该补充协议也印证了由被告向机场申请航班补贴的事实，同时结合被告的陈述，航班补贴由被告持有，但被告从未告知过原告何时收到相关补贴。因此本案不存在诉讼时效的问题。同时还有一个特别要强调的，本案原告提供的证据证实被告收到的补贴是机场给予原被告双方的补贴，并不包含天津安科的补贴，该部分主张从被告提供的包座协议及补充协议中可以得到印证。后天鹅国旅对河北康辉提交的《航班包座补充协议》提交补充质证意见称：一、经与天鹅管理人员、财务人员核实，该《航班包座补充协议》尚未生效。1、该协议第四条约定“乙(河北康辉)、丙(天鹅国旅)需补齐国际、国内段押金，如双方未按时间补齐押金款，此补充协议视为无效。”而事实上，天鹅国旅公司并没有补齐协议约定的押金，所以该协议无效。2、该协议仅有于洪港(当时是总经理职务)签字，没有盖天鹅国旅公章，也没有法人签字。而于洪港也没有天鹅国旅授权。而天津安科、河北康辉对此也是明知状态，所以该协议不符合生效要件，该协议中于洪港签字无效，不能代表天鹅国旅。二、国内段:桂林-石家庄-桂林航线的补贴款由河北康辉和天鹅国旅共有。该《航班包座补充协议》虽然没有生效。但该协议中的意思表示却是三方真实表示，即:桂林航线的补贴款由河北康辉和天鹅国旅共同申请、享有。有河北康辉的明确认可，也有天津安科的见证。所以，该协议也证实桂林-石家庄-桂林段的补贴款有天鹅国旅的50%。 第三人天津安科对河北康辉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 关于证据1:天津安科与河北康辉签订的《航班包座协议》认可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认可证明天津安科有权参与天鹅公司、河北康辉所得补贴的分配。 关于证据2:天津安科与河北康辉、天鹅公司签订的《航班包座补充协议》认可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1、该补充协议虽因天鹅公司、河北康辉因未补足履约保证金而无效，但天津安科仍给予了分销商价格优惠。2、该补充协议反映了当时天津安科与天鹅公司、河北康辉分别签订的《航班包座协议》关于对所取得航线补贴的分配比例和分配原则。 天津安科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 第一组证据：证据1、天津安科与天鹅公司签订的石家庄-静冈/大阪-石家庄航线《航班包座协议》，合同编号:HBTE-20150529-01(8页)；天津安科与天鹅国旅2015年5月8日签订的《航班包座补充协议》(1页);证据2、天津安科与天鹅公司签订的石家庄-静冈/大阪-石家庄航线《航班包座协议》，合同编号:HBTE-20150529-02(8页);证据3、天津安科与河北康辉签订的石家庄-静冈/大阪-石家庄航线《航班包座协议》(8页);第一组证据证明目的：l、天津安科把日本航线航班座位分销给了天鹅公司和河北康辉，天津安科为包机方，天鹅公司、河北康辉为分销商。2、石家庄--静冈、石家庄--大阪包机的执行日期分别为2015年5月27日--2016年5月26日，2015年6月15日首航，执行期一年。3、天津安科分别与天鹅公司、河北康辉签订的日本航线《航班包座协议》11.3条约定了取得该航线补贴后的分配比例及原则。 第二组证据：证据4、天津安科、河北康辉、天鹅公司签订的三方《航班包座补充协议》(2页);第二组证据证明目的：1、该补充协议虽因天鹅公司、河北康辉因未补足履约保证金而无效，但天津安科仍给予了分销商价格优惠。2、该补充协议反映了当时天津安科、天鹅公司、河北康辉对该航线取得补贴的分配比例和原则。 第三组证据：证据5、天津安科与河北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石家庄国际机场分公司签订的《石家庄=静冈、石家庄=大阪航线补贴协议》(2页);证据6、天津安科与河北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石家庄国际机场分公司签订的《石家庄=塞班航线补贴协议》(2页);证据7、天津安科收到的静冈/大阪航线、塞班航线补贴款转账记录及统计表(6+1=7页)。第三组证据证明目的：1、河北机场对天津安科的补贴具有奖励性质，安科公司以包机方向河北机场单独申请的补贴应归安科公司单独所有。2、天鹅公司统计天津安科申请到日本航线补贴金额错误，应为295.82万元，而不是364.36万元。其中两笔与本案无关，应予扣除:2015年11月23日，天津安科收到的33.82万元(摘要:2015年9月航线补贴款)，2015年12月7日收到的34.72(摘要:2015年10月航线补贴款)，合计68.54万元，为塞班航线补贴，与本案无关。 原告对天津安科提交证据提交书面质证意见如下： 对证据1，《航班包座协议》合同编号:HBTE-20150529-01,对该份协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协议与本案无关。该协议是天鹅国旅与天津安科之间签订的协议，与康辉无关，与本案无关；对于天津安科提交的2015年5月8日天津安科与天鹅国旅签订的《航班包座补充协议》，该协议是第三人与天鹅国旅对日本航线包机执行日期的更改，与本案诉康辉返还补贴款一事无关。 对证据2，《航班包座协议》合同编号:HBTE-20150529-02，对该协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该协议未生效，天津安科与天鹅国旅就该份协议签订了《航班包座补充协议》:双方按照编号为HBTE-20150529-01的《航班包座协议》执条款执行。HBTE-20150529-02的《航班包座协议》仅作为天鹅国旅内部上报集团使用。 对证据3，天津安科与河北康辉签订的《航班包坐协议》，该协议与本案无关。该协议是天津安科与河北康辉之间就河北康辉领取补贴款份额的再次约定，与天鹅国旅无关，天鹅国旅无权干涉河北康辉对其份额的处分。 对证据4，三方签订的《航班包座补充协议》，对该协议的真实性没有意义，但该协议没有加盖河北康辉与天鹅国旅的公章。因河北康辉和天鹅国旅未如约补齐国际、国内段押金(即履约质保金)，按照该补充协议约定，该协议应视为无效，其中的补贴约定条款同样失效。 对证据5，天津安科与石家庄国际机场签订的《石家庄=静冈、石家庄=大阪航线补贴协议》，该协议与本案无关。 对证据6，天津安科与石家庄国际机场签订的《石家庄=塞班航线补贴协议》，该证据与本案无关。 证据7，天津安科收到的补贴转款记录，对真实性无异议，更说明安科已经收到补贴款项，河北康辉收到的补贴款与安科无关。 河北康辉对天津安科提交证据提交书面质证意见如下： 对证据1，天津安科与天鹅公司签订的《航班包座协议》，HBTE-20150529-01，我方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无异议。理由:天津安科针对同一事项与天鹅国旅签订了两份包座协议，我方认可第一份协议，因其协议内容与天津安科与我方签订的协议内容一致，能够印证其真实性。 对证据2，天津安科与天鹅公司签订的《航班包座协议》，HBTE-20150529-02，我方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认可。该合同与第一份合同明显的区别在于，未约定天津安科与天鹅国旅关于申请的政府补贴如何分配，而在天津安科与我方签订的《航班包座协议》以及天津安科与天鹅国旅签订的第一份包座协议，均在十一条第11.3约定了政府补贴分配事项，且表述完全一致，能够印证第一份包座协议应当为真实的协议。 对证据3，天津安科与河北康辉签订的《航班包座协议》，我方对证据三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无异议。 对证据4，三方签订的《航班包座补充协议》，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因河北康辉、天鹅国旅均未按协议要求补齐押金，根据协议约定而协议无效，因此与本案无关联性，不能当作证据使用。 对证据5，天津安科与河北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石家庄国际机场分公司签订的《日本航线补贴协议》，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其关联性无异议。 对证据6，天津安科与河北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石家庄国际机场分公司签订的《塞班航线补贴协议》，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无异议。 对证据7，转账记录，真实性无异议，但关于20151123的33.82万元以及20151207的34.72万元是否为塞班航线的补贴，因天津安科提供的凭证复印件内容模糊不清，无法核实，需庭上核实原件。 庭审中，河北康辉补充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一、二真实性均不认可，跟双方当时最初的约定不符。 天津安科称，鉴于天鹅国旅认可证据2是作为其集团上报的一个文本没有实际履行，双方对此均无异议，故对证据清单中的证据2予以撤回；关于桂林包机协议与我方要求分配日本航线包座补贴款没有关联性，河北康辉的解释也是对协议没有任何依据的解读。 本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4月原告天鹅国旅与被告河北康辉共同分销了第三人天津安科运达航空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曾用名:天津安科运达航空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安科”)运营的“石家庄-静冈/大阪”、“桂林-石家庄-桂林”两条航线的航班座位。 天鹅国旅与天津安科就“桂林-石家庄-桂林”航线与天津安科签订的《航班包座协议》（天津安科为甲方，天鹅国旅作为乙方）1.1条约定，每架航班共142人，乙方包销70个座位；11.3条均约定，“经甲乙双方协商，该航线政府补贴（若有）由乙方负责申请，申请的政府补贴，归乙方所有。” 原、被告（分别为各自《航班包座协议》的乙方）与天津安科（甲方）就“石家庄-静冈/大阪”航线分别独立签订的《航班包座协议》（天津安科为甲方，原、被告分别在各自的协议之中为乙方）1.1条均约定，每架航班共140人，原、被告两方分别包销70个座位；11.3条均约定，“经甲乙双方协商，该航线政府补助金由双方共同申请，如每班申请后的实际金额在人民币五万元以内，按甲方70%，乙方30%分配。如每班申请后的实际金额超出人民币五万元，甲方只收取每班人民币肆万元整，每班剩余部分归乙方所有。” 同期，天津安科（甲方）、河北康辉（乙方）、天鹅国旅（丙方）三方签订《航班包座补充协议》：一、考虑到石家庄-静冈&石家庄-大阪在05月27日-06月30日期间是日本旅游淡季，三方同意将6月30日前石家庄-静冈往返机票价格由￥2900元/人/往返架次（含税）变更为￥2400元/人/往返架次(含税);石家庄-大阪往返机票价格由￥2800元/人/往返架次(含税)变更为￥2300元/人/往返架次(含税)。同时6月30号以前的包机政府补贴全部归乙方所有，06月30号以后的政府补贴如每班申请后的实际金额在人民币陆万元以内，按甲方50%，乙、丙方50%分配。如每班申请后的实际金额超出人民币陆万元，甲方只收取每班人民币肆万元整，每班剩余部分归乙丙方所有。二、国内段:桂林-石家庄-桂林航线补贴由乙、丙两方向石家庄机场申请后全部归乙、丙两方所有。同时甲方另给予6月30日之前每架次壹万元补贴。三、国内段单边：6月15日、18日(桂林-石家庄-大阪)国内段（桂林-石家庄）单边由甲方承担。四、押金:6月12日前乙方需补齐国际、国内段押金共计人民币1954000元(壹佰玖拾伍万肆仟元整)，丙方需补齐国际、国内段押金共计人民币1357000元（壹佰叁拾伍万柒仟元整)，如乙丙双方未按时间补齐押金款，此补充协议视为无效。本协议一式三份，主合同《航班包座协议》(石家庄-静冈，石家庄-大阪)、《航班包座协议》)(石家庄-桂林)及本补充协议，经由甲乙丙三方在本补充协议上签字或盖章后即时生效，三份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协议未尽事宜，甲乙丙三方共同协商解决。对于此协议，三方当事人均认可天鹅国旅及河北康辉未依约补足履约保证金，故该协议应认定未发生法律效力。 2015年7月20日河北机场与天津安科签订《石家庄=静冈、石家庄=大阪航线补贴协议》，协议约定“石家庄=静冈”JD329/30航班（2015.5.27-2015.12.31）的补贴标准为每人次200元，“石家庄=大阪”JD355/6航班（2015.6.15-2015.12.31）的补贴标准为每人次200元。 2015年8月19日河北机场与天津安科签订《石家庄=塞班》航线补贴协议，协议约定“塞班=石家庄”2D301/2航班（2015.9.1-2015.12.31）的补贴标准为每人次200元。 河北机场与河北康辉签订《石家庄=静冈、石家庄=大阪航线补贴协议》（未载明协议签订时间），协议约定“石家庄=静冈”JD329/30航班（2015.5.27-2015.12.31）的补贴标准为每班往返4万元补贴，“石家庄=大阪”JD355/6航班（2015.6.15-2015.12.31）的补贴标准为每班往返4万元补贴。 三方均认可天鹅国旅参与执飞的“石家庄-静冈/大阪”航线一共73班，该73班航线补贴款292万元均已由河北康辉领取，且并未向原告支付。河北康辉2015年9月6日出具《关于授权委托申请包机补贴的补充》载明，就天鹅国旅委托河北康辉申请的关于首都航空石家庄至日本大阪/静冈的包机补贴做如下补充约定：在补贴款到达河北康辉账户后，最迟于2日内将补贴款按约定好的金额退还给天鹅国旅。 天津安科参加诉讼后，针对自己在三方纠纷中应得的相关款项提出了自己的请求，鉴于天津安科系本院审理过程中发现本案纠纷涉及其相关权益故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到庭参加诉讼，其主张的大部分款项不在本案的审理范围之内，且其称相关款项已由被告领取，而被告所领取的款项并不仅仅限于本案所涉及的桂林航线及“石家庄-静冈/大阪”73班航线补贴款，故对天津安科的诉求，本院组织三方当事人进行了调解，在始终未能达成一致调解意见的情况下，本院告知天津安科可对自己的相关诉求另行主张权利，本案对其最终应得款项不做认定处理。 关于原告天鹅国旅诉请的“桂林-石家庄-桂林”航线的运营补贴款3160元，被告河北康辉主张该款已全额支付原告，但原告否认，河北康辉未提供其已经支付该款的相应证据。 关于原告诉请的“石家庄-静冈/大阪”航线运营补贴款146万元，被告河北康辉主张，该航线的补贴款是由天津安科和河北康辉、天鹅国旅三方共同分配，根据我方与天津安科《航班包座协议》第11.3条的约定，天津安科持有比例为70%，我方持有比例为30%，故最终分配比例应为天津安科70%，我方与天鹅国旅各占15%，天鹅国旅主张按照50%进行分配没有依据，且自2015年6月份航线补贴款全部下发后，天鹅国旅从未向河北康辉主张过分配补贴款，截止到本案立案时早已超出了三年诉讼时效。天鹅国旅认为被告从未告知原告何时收到河北机场的航线补贴，故本案不存在诉讼时效的问题。 对于原被告共同执飞的“石家庄-静冈/大阪”航线运营补贴款如何分配的问题及《航班包座协议》第11.3条约定如何理解的问题，当事人各说不一。 天鹅国旅主张，鉴于原被告并无书面约定，即应按照原被告各自50%的比例分配，即各得146万元，而第三人天津安科无权主张分配所涉补贴款，且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第三人是否享有份额，应在原被告双方分别取得各自应得补贴款后，再根据各自签订的《航线包座协议》与第三人进行分配，且补贴款是根据亏损严重的日本航线河北分销商给予的政策性补贴，不属于《航线包座协议》中约定的航线补贴款的范畴，与第三人无关。 被告河北康辉主张，结合原告提交的桂林航线的包座协议第11.3款约定，能够侧面证实属于乙方申请的政府补贴款部分，全部归属于乙方，而关于天津安科申请的政府补贴款部分，应当按照协议的约定，由我三方分配；关于天津安科与天鹅国旅以及与我方签订的航班包座协议第11.3款约定，如每班申请后的实际金额超过人民币5万元，天津安科只收取每班人民币4万元，按照天津安科的解释，在日本包机实际直飞过程中，河北康辉加上天津安科的政府补贴，每班实际金额已超出人民币5万元，实际每班补贴在8万元之上，并非天津安科所述的在5万元以内，因此天津安科所述的分配比例，即便按照协议约定也是不成立的。 天津安科主张，自己与河北康辉签订的《航班包座协议》11.3条，如果按照实际申请补贴的情况，是双方各自申请各自所有，并不是合同约定的双方共同申请；如果对该条款进行扩大解释，也应当是将双方所获补贴视为一体，即根据实际情况将天鹅国旅所获补贴和天津安科所获补贴合并为一体，之后按照协议11.3条的约定分配比例或原则进行分配；同时河北康辉所获补贴和天津安科所获补贴视为一体，亦按11.3条的约定分配比例或原则进行分配。总之，天津安科认为其有权根据合同11.3条的约定，参与天鹅国旅和河北康辉所获该航线补贴款70%的比例，因天鹅国旅与天津安科所获补贴之和目前看未超过5万元，河北康辉和天津安科所获补贴，每个航班的补贴款也未超过5万元，所以我们的申请请求是有事实和合同依据的，河北康辉的陈述已经打破了合同的相对性进行了超越协议约定及法律规定的解释，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法院不予采纳。后，天津安科补充意见称，该11.3条约定的申请和分配规则是“共同申请、共同分配”，且并未就申请补贴的性质进行界定，协议双方分居河北机场的要求，分别申请、分别所有。天鹅国旅、河北康辉及天津安科对此一致确认并实际执行。如果对该11.3条扩大解释，理解为“即便是分别申请，也将分别申请到补贴合并后，按照11.3条约定比例分配”，那么天鹅公司要求分配天津安科申请到的补贴，同样天津安科也有权参与天鹅公司申请到的补贴，且双方应首先对每个航班的补贴金额进行核对。天津安科与河北康辉之间对于补贴的分配亦然。任何一方不得超越协议文义，超越合同相对性，歪曲解释协议内容。 另查明，本院于2019年3月7日作出(2019)冀01清(算)字第1号民事裁定书，受理了申请人河北航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对被申请人河北航空集团天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清算的申请。本院于2019年3月8日作出(2019)冀01清(算)字第1号民事决定书，为该上述清算案件指定了清算管理人，负责清算事宜。 本院认为，民事案件的当事人应当对自己的诉讼请求提出证据予以证实，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举证不能的，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案原告天鹅国旅与被告河北康辉共同分销了第三人天津安科运营的“石家庄-静冈/大阪”、“桂林-石家庄-桂林”两条航线的航班座位，现三方为所领取的航线补贴款发生争议，对于原告天鹅国旅主张的“桂林-石家庄-桂林”航线的运营补贴款3160元，被告河北康辉主张该款已全额支付的证据不足，本院对此难以认定，河北康辉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并及时将该3160元款项支付给天鹅国旅。 对于原被告共同执飞的“石家庄-静冈/大阪”航线运营补贴款数额及如何分配问题，三方均认可天鹅国旅参与执飞的“石家庄-静冈/大阪”航线共计73班、航线补贴款为292万元且已由河北康辉领取，本院对此予以认定。对于该款应按何种比例进行分配的问题，鉴于原被告系分别与天津安科签订相互独立的《航班包座协议》，而本案三方当事人所签订的签订《航班包座补充协议》因原被告未依约补足履约保证金并未发生法律效力，故依照合同相对性，本院在现有证据情况下对双方各自独立的《航班包座协议》不宜进行合并及扩大解释——即在该协议11.3条中已经明确约定补助金由各自合同的甲乙双方共同申请、分配的情况下，本院不宜在原《航班包座协议》的协议内容范围内及协议所涉包座数量范围内进行扩大解释。原告主张《航班包座补充协议》虽然没有生效，但该协议中的意思表示却是三方真实表示，并主张补贴款由河北康辉和天鹅国旅共同申请、享有，故补贴款应由天鹅国旅享有50%且第三人天津安科无权参与分配所涉补贴款，但本院经审查认为，该《航班包座补充协议》的生效与否是建立在河北康辉及天鹅国旅分别向天津安科补足押金195.4万元及135.7万元的前提之下的，且补充协议中所约定的实际金额与《航班包座协议》第11.3条约定的“实际超出金额”也有较大出入，故在河北康辉及天鹅国旅尚未补足押金的情况下、在该补充协议尚未生效的情况下，本院仅凭现有证据亦难以认定原告的主张。综上，鉴于原被告双方在11.3条中已经约定了航线补贴款分配比例且现有证据不足以推翻上述分配比例的情况下，本院对《航班包座协议》第11.3条约定的航线补贴款分配比例予以认定，对于天鹅国旅参与执飞的“石家庄-静冈/大阪”航线共计73班所得的航线补贴款292万元，天鹅国旅应分得15%即及43.8万元。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八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河北康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河北航空集团天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支付航线补贴款43.8万元。 二、驳回原告河北航空集团天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上述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7968元，由河北航空集团天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承担12589元，由河北康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承担5379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王 靖 审判员 高瑞江 审判员 李 祥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崔娇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