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11民终182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永瑞，女，1963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白下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文俊，北京京师（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聂静，滁州金钥匙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员工。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成勇，男，1979年5月16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滁州市琅琊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柴超，男，1973年3月27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全椒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先东，男，1971年2月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全椒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彦，女，1986年4月2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 徐永瑞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柴超、张先东偿还徐永瑞借款本金35150元及利息(自2017年12月18日起,按月利率1.2%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2、判令柴超、张先东支付徐永瑞违约金、罚息16100元；3、判令王成勇、吴彦对柴超、张先东应偿还的借款本金、利息、违约金、罚息向徐永瑞承担连带责任。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徐永瑞与柴超、张先东订立的《借款合同书》无效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及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法院仅凭涉诉案件数量就认为徐永瑞贷款的对象众多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认为经其查明徐永瑞2018年至2019年间,先后向琅琊区法院提起十三起民间借贷诉讼(含本案)即认为徐永瑞贷款的对象主体众多,此一判断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没有查明此十三个案件的具体出借时间、借款事由、借款人与担保人王成勇之间的关系、还款情况、徐永瑞是否获利,仅从法院受理案件数就作出贷款对象主体众多的判决没有相关法律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制定的《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条规定,“经常性地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发放贷款,是指2年内向不特定多人(包括单位和个人)以借款或其他名义出借资金10次以上。”而在法院起诉的13个案件在2018年出借资金的仅2笔,2019年度出借资金的没有,远远达不到法律规定的出借资金10次以上的情形,其余案件出借资金主要是在2015年、2016年2017年。过往数年以前借款未还产生欠款,借款人迟迟不给,徐永瑞不可能说不处理,只有通过起诉解决,现今的诉讼行为是为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不能单以涉诉案件量就认为徐永瑞借款对象存在不特定性,此一标准没有法律依据。因此结合法律对于“经常性地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发放贷款”的定义以及徐永瑞实际出借资金情况,徐永瑞不属于“经常性地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发放贷款的情形。”徐永瑞并没有向不特性的对象放贷，所谓的借贷合同，及贷款申请表，均是王成勇为了骗徐永瑞的资金，获得客户服务费，所设计的套路，徐永瑞出借资金实际认准的是王成勇，王成勇认识徐永瑞后提出让徐永瑞出借资金给他，帮助他去做普惠金融业务。一开始是王成勇直接找徐永瑞借款，后来王成勇为了更多的从客户处获得费用，想到不直接作为借款人，向徐永瑞进行诓骗，告知他由王成勇作为担保人，实际最后还款也是由王成勇来进行还钱，不损害徐永瑞的利益，所有的借款人跟徐永瑞都不认识，徐永瑞的借款的对象实际上是特定的，就是王成勇，只是后来资金的使用，由其他的由王成勇的客户进行了一个资金的使用，相关的借款合同上一开始均没有徐永瑞的签名，是在后来王成勇不偿还费用的情况下，徐永瑞也没有办法。为讨回资金，将自己的名字给添加上的，不能证明徐永瑞有向不特定多数人放贷的故意以及事实。故一审法院认为徐永瑞贷款的对象主体众多属于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2、一审法院认为徐永瑞“通过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资金赚取利息,出借行为具有反复性、经常性,借款目的具有营业性,属于从事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属于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具体如下:(1)结合上述第1条的理由,徐永瑞没有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资金。结合徐永瑞起诉的案件可以看出,徐永瑞出借款项并不是随意的,不是随便哪一个借款人有需求,徐永瑞就会借款。相反徐永瑞对于借款人的选择均是特定的。所有的借款人均是由王成勇经办,王成勇以借款人系其个人朋友为由帮助借款人从徐永瑞处借得款项,并且王成勇及其爱人自愿为这些借款人提供担保。徐永瑞是基于对王成勇的信任而出借款项。王成勇既然愿意给借款人提供担保,这说明借款人与王成勇之间是存在密切关系的,借款人实际上是特定的,还款是有保障的,如果不是这样,王成勇及吴彦会随便给社会不特定人员提供担保吗,如果王成勇及吴彦真的随意担保,那说明王成勇及吴彦完全没有任何风险意识,置个人和家庭于不确定风险之中,这与王成勇及吴彦作为一个有阅历的成年人事实严重不符。其实在徐永瑞起诉的案件里,徐永瑞也是受害人,借款人借款后不还款、联系不上造成徐永瑞巨大的损失,徐永瑞根本没有通过借款行为获利,也就不存在借款是为了营业获利一说,而王成勇却通过抽取服务费成为最大的受益人。(2)徐永瑞出借的款项利息为月息1.2%,这是法律所允许的,在法律允许范围内的利息不能称之为高利息,徐永瑞没有通过借款来赚取高额利息的主观意愿及客观行为。既然徐永瑞即没有放高利贷行为,也没有暴力催收等违法行为,更没有“套路贷”等犯罪行为,那么徐永瑞给有资金急需的人提供借款帮助并没有扰乱国家金融管理秩序,徐永瑞以自有资金进行出借,也没有危害社会资金安全,徐永瑞的借款行为更不存在危害公共利益的情形。因此一审法院认为徐永瑞在从事非法金融业活动,徐永瑞对此坚决不予认可更无法接受。(3)徐永瑞本人有正当职业,同时担任多家公司法定代表人,各公司均经营效益良好,徐永瑞在相关公司的收益均是相当可观。徐永瑞没有理由去从事风险高且赔本的借贷生意,更不会以借贷为业,如果以借贷为业,徐永瑞根本不会有活路如果不是亲信了王成勇,造成众多借款人不还款并失联的局面,徐永瑞也的诉讼行为完全是被迫的。(4)由于王成勇经办并担保的借款业务存在严重逾期问题,造成徐永瑞损失惨重,徐永瑞自2018年5月起便对王成勇人品产生严重怀疑,不再信任他并终止向其及其所谓的朋友出借款项。2018年5月以后徐永瑞也没有任何借款行为,从徐永瑞及时终止借款的行为可以看出,徐永瑞主观上没有非法放贷的故意。综上,徐永瑞认为借贷活动均在法律允许的框架内,借贷应当是有效的,应当受到法律保护,徐永瑞没有、不愿也不可能去从事非法金融业务活动,一审法院认定《借款合同书》无效属于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并不客观公正。二、一审法院认定王成勇只承担三分之一的赔偿责任,王成勇的妻子吴应不承担责任，属于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基于第一项的理由,徐永瑞的借款行为是合法的,相关借款合同是有效的,因此担保合同作为从合同也应当有效,因为王成勇知道徐永瑞的放贷是基于对其的信任,徐永瑞作风正派,行为是合法的,没有高利贷,没有“套路贷”,没有暴力催收等违法犯罪行为,王成勇才愿意介绍其朋友向徐永瑞借款并自愿为这些朋友提供担保,因此担保是王成勇真实意思表示,王成勇应当提供担保责任。而王成勇爱人吴彦也是基于对王成勇的信任,基于对徐永瑞借款行为及借款人个人信用、关系亲近的认可而自愿承担担保责任,如果没有王成勇和其爱人吴彦的担保,徐永瑞不可能相信借款人是王成勇朋友并且有还款能力,也不可能出借任何款项。王成勇及吴彦的担保与徐永瑞的借款行为有直接因果关系,担保行为合理合法,因此王成勇及吴彦的担保有效,一人应当对借款人的债务向徐永瑞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综上,徐永瑞认为其借贷行为符合法律规定,徐永瑞亦是借贷行为的受害人,一审法院认定徐永瑞以借贷为业,非法从事金融业务,非法放贷确属不公道,不客观,故徐永瑞依法提起上诉,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还徐永瑞公义。 王成勇辩称：徐永瑞的陈述都是虚假陈述，都是谎言，借款合同上的借款人名字签字的就是徐永瑞，他代表的是滁州金钥匙小额贷款公司发放贷款，徐永瑞是滁州金钥匙小额贷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客户不是找其贷款，是去滁州金钥匙小额贷款公司申请借款，其只是公司的业务人员，在履行公司的职务行为，公司的每笔借款都是按照公司的所有流程提供材料，然后由公司的各个部门审查签字，加盖公章，然后由公司董事长徐永瑞安排财务部门发放贷款。 柴超辩称：当时其去贷款的时候，是王成勇带其去公司签字的，公司在滁州一个大厦那，具体地址记不清楚了。 吴彦辩称：其只知道其爱人王成勇在金钥匙小额贷款公司上班，对于案件情况其不了解。 张先东未提出答辩意见。 王成勇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改判由柴超、张先东偿还徐永瑞借款本金18790元及利息。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未查清本案借款的发生事实,认定事实错误。本案的事实是:徐永瑞系滁州金钥匙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成勇是滁州金钥匙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员工,主要负责给客户贷款。同时,公司规定,在给客户贷款时,公司的经办人需在贷款合同的担保人处签字,否则无法放款。本案中,柴超、张先东系滁州金钥匙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贷款客户,由其经手从公司贷款,贷款时签订的合同为公司的格式空白合同,且只由借款人和其签字,公司并未盖章,也未将合同提供给借款人。但公司后期为避税,并未加盖公司公章,而是以个人名义即法定代表人徐永瑞的名义发放贷款,从而形成了本案借款的发生事实。一审法院未查清借款的发生经过,直接认定王成勇有过错,并承担三分之一的赔偿责任,系认定事实错误。本案中的贷款合同系公司的格式合同,王成勇的行为系履行公司的职务行为,根据公司的放款规定,如贷款经办人王成勇不签字,其无法完成公司的工作任务,本笔借款也无法产生,王成勇在担保人处签字的行为是在徐永瑞的要求下导致的,不能认定王成勇有过错。二、认定王成勇应当对徐永瑞承担三分之一的赔偿责任,系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认定王成勇“应当知道徐永瑞徐永瑞违反法律规定从事放贷业务”,因此王成勇对于担保合同无效存在过错,但是事实上是王成勇并不知道徐永瑞违法放贷,其作为徐永瑞公司员工,无法与公司对抗,其在担保人处签字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且签字时是空白合同,王成勇并不知道该笔贷款不是由公司放款。另外即使王成勇有过错存在,也不能依据该过错要求王成勇对实施违法放贷行为、真正导致主合同无效的徐永瑞承担赔偿责任。也就是说,不能因为王成勇知道徐永瑞违法,就认定其有过错,要求其对于违法的徐永瑞承担赔偿责任,这不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的规定的本意。因此,一审法院认定王成勇应当对徐永瑞承担三分之一的赔偿责任,系适用法律错误。三、即使王成勇的担保成立,徐永瑞要求王成勇承担担保责任的保证期间已过,徐永瑞未在保证期间内向王成勇要求承担保证责任,其起诉时要求王成勇承担担保责任的权利已经消灭。不能因为主合同和担保合同的无效,又来让王成勇对徐永瑞承担责任。根据《借款合同》案的借款期限为2017年5月16日至2018年5月15日,即2018年5月15日借款到期。合同中并未约定丙方即王成勇的保证期间,根据《担保法》的相关规定,王成勇的保证期间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但是徐永瑞在该六个月期间内并未向王成勇主张权利,要求王成勇承担保证责任,故根据《担保法》的相关规定,债权人未在保证期间内向担保人主张行使保证权,其要求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的权利消灭。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恳请二审法院查清案件事实,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王成勇的上诉请求或者发回一审法院重新审理此案。 徐永瑞辩称：上诉理由不成立，因为所有的借款都是王成勇自己经办，自己审批，属于诓骗了徐永瑞，要徐永瑞提供资金，帮助他做金融普惠业务，最后他拿的资金然后自己去放贷。王成勇为了套取骗取客户的服务费，向客户谎称有这样一个服务费用，往上面是骗取徐永伟的资金，往下面是骗取客户的服务费，两头进行这样一个套取资金，相关的借贷的审批表上均是王成勇自己签的，王成勇当时跟徐永瑞说所有的放贷都算他的，借款人还不了，就由他自己来还这笔钱，所以在本案中担保人写的是王成勇，当时徐永瑞也就是轻信了王成勇，才把资金给了王成勇，但是没成想最后还变成了自己向不特定多数人进行一个放贷。 吴彦辩称：对于王成勇的上诉其没有意见。 柴超辩称：其现在经济比较困，如果要付利息希望法庭酌情考虑。 张先东未提出答辩意见。 徐永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柴超、张先东立即偿还借款本金35150元及利息（自2017年12月18日起，按月利率1.2%计算至借款清偿之日止）；二、判令柴超、张先东立即支付违约金、罚息16100元；三、判令柴超、张先东支付律师费3000元；四、王成勇、吴彦对上述诉请承担连带责任；五、柴超、张先东、王成勇、吴彦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查明：王成勇与吴彦系夫妻关系。2017年4月11日，王成勇、吴彦向徐永瑞出具一份承诺书，承诺王成勇与徐永瑞签订的所有借款协议，在履行过程中，若借款人不能按期还本付息，吴彦自愿为王成勇承担连带法律责任。 2017年5月16日，借款人柴超、张先东（甲方）与出借人徐永瑞（乙方）签订编号为2017PH05160007的《借款合同》一份，约定甲方向乙方借款8万元，月利率1.2%，按等额本息法还款，共还款12期，每月还款7630元。合同第六条违约规定若甲方晚于本合同第一条规定的还款日还款，应向乙方支付逾期违约金、逾期利息和罚息。逾期违约金、逾期利息和罚息的计算方法如下：（1）逾期违约金：如未按本合同第一条约定的还款时间足额还款，则按照当月应还本息的10%计算，不低于100元，每月单独计算。（2）逾期利息：自逾期还款日期按照借款期内的利率支付借款本金占用期间的逾期利息，每月单独计算……王成勇在《借款合同》丙方（连带担保人）处签字。2017年5月17日，徐永瑞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向柴超账户转入75200元。柴超、张先东于2017年6月-12月，每月16日还款7630元、2018年5月10日还款3000元，合计56410元。 诉讼中，徐永瑞于2019年3月27日向一审法院申请财产保全，请求依法冻结被申请人柴超、张先东、王成勇、吴彦的银行存款54250元或查封其他等额财产，并为此支出保全费560元。 另查明，徐永瑞为滁州金钥匙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8年1月9日至今，先后向本院提起十三起民间借贷诉讼（含本案）。 本院认为：综合当事人举证、质证及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案涉《借款合同书》是否有效；二、王成勇、吴彦是否应当承担担保责任；三、柴超、张先东已经支付的款项应当如何处理。 针对争议焦点一，案涉《借款合同书》是否有效的问题。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徐永瑞贷款对象主体众多，除了本案债务人柴超、张先东以外，徐永瑞针对不同的债务人在2018年至2019年间先后向本院提起十三起民间借贷诉讼。徐永瑞通过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资金以赚取利息，出借行为具有反复性、经常性，借款目的也具有营业性，未经批准，擅自从事经常性的贷款业务，属于从事非法金融业务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十九条规定：“未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设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或者从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该强制性规定直接关系国家金融管理秩序和社会资金安全，事关社会公共利益，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因此，案涉《借款合同书》无效。 针对争议焦点二，王成勇、吴彦是否应当承担担保责任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第一款规定：“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故本案中，主合同《借款合同书》无效，作为从合同的担保合同也应无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主合同无效而导致担保合同无效，担保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徐永瑞经营金钥匙小额贷款公司，王成勇系其公司员工，其在徐永瑞作为出借人的借款合同上签字，应当知道徐永瑞违反法律规定从事放贷业务，对导致案涉担保合同无效存在过错，根据其过错程度，王成勇应对柴超、张先东未清偿债务的三分之一承担赔偿责任。吴彦承诺对王成勇担保的借款承担连带责任构成对担保人的担保，徐永瑞主张担保人的担保人承担保证责任，没有法律依据，故吴彦对案涉款项不应承担责任。 针对争议焦点三，柴超、张先东已经支付的款项应当如何处理的问题。因案涉《借款合同书》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关于“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规定，柴超、张先东所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徐永瑞向柴超账户实际汇款75200元，故本案本金应当认定为75200元，柴超、张先东已经支付的56410元应当冲抵本金，冲抵后柴超、张先东尚欠18790元。徐永瑞仍按《借款合同书》约定的利率计算利息过高，不符合法律关于无效合同的处理原则，故酌定自徐永瑞起诉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计算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 综上所述，柴超、张先东应当偿还徐永瑞借款本金18790元及利息（自2019年3月27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王成勇对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三分之一的清偿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柴超、张先东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徐永瑞借款本金18790元及利息（自2019年3月27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被告王成勇对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三分之一的清偿责任；二、驳回原告徐永瑞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60元，公告费560元，保全费560元，合计2280元，由原告徐永瑞负担1490元，由被告柴超、张先东负担790元。 二审中，徐永瑞为支持其上诉请求举证了下列证据： 证据一，情况说明，这个证据来源是代理律师持法院调查令前往滁州市公安局琅琊分局刑侦大队调取，是对于徐永瑞是否非法放贷，公安机关有详细的调查材料，那么公安机关现在只能给代理人提供的情况说明，其余的材料需要法院去核实。证明目的是滁州市公安局琅琊分局刑侦大队调查，徐永瑞不存在非法放贷的情形。 证据二，（2017）皖1102民初3317号民事判决书，短信、签约信息单，张荣海等人与王成勇签订的借款合同三份，小额借款申请表3份，张荣海向王成勇还款记录，王成勇向徐永瑞出具了欠条一张，内容是王成勇承诺向徐有瑞偿还借款，王成勇向吴焰、王成勇与吴艳向徐永瑞出具的借条一份，证明的目的：一，王成勇为了骗取出借人资金所实行了套路，王成勇是实际借款人，但其以担保人的身份出具借条，想通过担保隐瞒其真实借款人身份，以逃避偿还责任。二、王成勇对张荣海等订立借款合同，合同内容均由王成勇所写，张永海等人也是向王成勇还款，王成勇一手经办借款，是借款的审批人。王成勇之所以在众多的借贷中均写自己是担保人，实际上是因为王成勇就是借款人及放贷人，否则王成勇众多的担保按常理无法解释。虽然借款由徐永瑞账户支出，但账户均是由王成勇控制，徐永瑞均未参与借款，本案的借款合同是王成勇经办，后期由于王成勇及欠款人均不还款，徐永瑞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只有在空白的借款合同上签名，来起诉王成勇、吴彦以及欠款人要求还钱。第三，为了进行放贷业务，王成勇及吴彦曾向徐永瑞借款20万元，徐永瑞将借款转至吴彦账户，吴彦是王成勇借钱放贷的直接参与者，王成勇与吴彦在滁州地区一直从事放贷工作，吴艳对王成勇应承担的责任进行担保。 证据三，小额借款申请表1份，代扣服务费协议一份，王成勇所获服务费明细、银行付款凭证17份，证明目的，本案的借款由王成勇一手经办，王成勇自书是借款的担保人和审批人，可见借款就是王成勇自己说了算，徐永瑞根本没有参与，王成勇从借款人处获得服务费，王成勇之所以让徐永瑞作为出借资金的一方，而不是自己直接作为出借人，就是为了从借款人处索取高额费用，从借贷中牟取巨额利益，与借款人共同套取徐永瑞资金。 证据四，苏州市公积金查询单一张，照片一张，公证书一份，证明目的：2018年6月，王成勇在金钥匙公司任职期间，又在深圳市中汇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滁州分公司任职，该公司为其缴纳住房公积金，该公司的业务是融资放贷，王成勇曾在网上冒充银行职员骗取借款人信任，招揽客户，索取客户高额费用。公证书证明的是王成勇在本案开庭前为逃避责任，多次恐吓威胁徐永瑞，经公安机关调查王成勇反映的事情子虚乌有，王成勇的手机与徐永瑞银行账户绑定，王成勇利用徐永瑞的账户向借款人放款及收回借款，款项，借贷均是王成勇在操作。 证据五，工作证明五份，营业执照五份。证明目的：徐永瑞有正当职业和收入来源，其名下有多家公司经营良好，徐永瑞不是也不需要以借贷为业，徐永瑞也没有精力，何必要去对接不认识的借款人，借贷根本不可能成为其收入来源，这完全是被王成勇哄骗而向王成勇出借资金。 证据6，诉讼案件清单、徐晓红履历表、徐永瑞的离职手续表，徐永瑞无息借款给徐晓红的借据，陈俊写的情况说明，安徽中盛惠君信息咨询忠诚汇金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证明目的：徐晓红案件中法院认为徐永瑞向不特定多数人放贷，是查明了在法院有13级撤诉案件，徐晓红与徐永瑞都是原扬子集团的同事，后又都下海经商，徐晓红与徐永瑞既是同事，也是多年的好友，徐永瑞帮助徐晓红解决资金暂时困难，属于对朋友特定人之间的融通行为。其余案件都也特定人之间的借款行为。 王成勇对上述证据质证意见：证据一，只能说明徐永瑞没有非法放贷，但不证明徐永瑞不是职业放贷人。证据二，这个10000元借款人当时已经付清了，对于徐永瑞提供的五组借款合同，上面没有借款时间和日期，这个合同是公司统一的制式合同，制式合同上都有徐永瑞的签字，合同规定三当事人签字或盖章生效或转账到账生效，但是这合同上都没有三当事人的签字或盖章，也没有足额转账记录，合同不能生效。合同的附件和补充条款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但徐永瑞提供的合同都不全，后面的补充条款和附件明确了这是公司的发放贷款，而不是个人的民间借贷。合同签订的时间和借款的时间及客户确认到账的时间及公司的转账时间都不符，不合常理。合同签订时间很多都是空白，内容都是公司后补的，公司发放贷款转账记录上面明确标注是公司发放贷款，而不是个人借款，公司发放贷款是在银行专职柜台办理，转账备注说明是发放贷款，不是民间借贷。其签订的连带担保责任，是公司要求规定的，其也没有控制徐永瑞银行转账放款，徐永瑞转账放款是公司行为，与个人民间借贷没有关系。其的确向徐永瑞确借款20万无，是因为其卖房子还的按揭尾款，有房产合同和银行还款记录。证据三，每笔借款都是徐永瑞审核、签字、审批、安排财务部门发放贷款的，其没有和借款人共同套取徐永瑞的资金，也没有索取高额费用及巨额利益。证据四，其没有在其他公司任职过，也没有别的公司给其缴纳过住房公积金，有法院判决可以证明。徐永瑞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冒充银行职员骗取客户。没有公安部门的调查证明其恐吓徐永瑞，其也没有绑定徐永瑞银行账户卡向客户放款，其只是接收短信息。证据五，营业执照和收入来源不能掩盖徐永瑞的职业放贷行为及偷税漏税行为、扰乱金融市场行为。证据六，徐永瑞和陈俊之间是职业放贷行为，不是合作行为，陈传山也不是帮其放贷的，陈传山是金钥匙公司的员工，他是为金钥匙公司放贷，不是为其放贷。 吴彦对上述证据质证意见为：关于证据二的第三项，当时其卖房子，尾款钱不够，就从徐永瑞手里借了钱付尾款。其不可能放贷。对于其它证据其不发表意见。 柴超对上述证据质证意见：其就是在百诚大厦签订贷款合同的，其他没有什么意见。 张先东未提出质证意见。 王成勇为支持其上诉请求举下了列证据： 证据一，金钥匙小额贷款公司的工资表复印件和考勤记录表复印件，以证明陈传山、袁新河、陈忠英都是金钥匙公司的员工，他们在琅琊区金融办、公安部门及法院都出庭作证证明公司入职要求员工签订连带担保责任书。 证据二，徐永瑞每天的工作部署及员工的工作汇报（是其个人做的记录），证明徐永瑞是直接领导这100多笔贷款的直接领导人。 证据三，判决书、房产买卖合同，证明其没有在其他公司任职，借款是卖房还款用的。 证据四，客户记录表复印件、公司发放贷款服务费表格复印件，徐永瑞私人放款统计表复印件，用以证明所有客户都是公司发放贷款，发放贷款是公司行为。 徐永瑞对上述证据质证意见：证据一，对真实性不认可，不能证明王成勇所述的证明目的。工资表的起始时间是2017年10月，借款发生在2017年5月，与本案无关。证据二，就是王成勇的聊天记录，并且发生在2019年，与案涉借款没有关联，王成勇找借款使用人催要款项的短信记录可以看出，相关借款回款的事情都是王成勇在操作，徐永瑞没有参与。手写的借款人借款还款情况，都是王成勇自己编制的，没有徐永瑞签名。证据三，判决书反映的是王成勇与金钥匙公司之间的劳动争议，认定的劳动争议期间是2018年10月至2019年3月期间的争议，与案涉借款也没有关系，该判决书也没有显示认定王成勇没有在深圳众惠公司任职，众惠公司给其缴纳住房公积金一事，判决书也没有显示，众惠公司给王成勇缴纳公积金是在公积金官方网站查询到的，王成勇否认是没有依据的。房产买卖合同与向徐永瑞借款无关，没有证据证明王成勇借款的目的就是为了还房款，其实王成勇、吴彦向徐永瑞借款目的就是为了向他人进行转贷获利。证据四，真实性无法确认，所有材料都没有公司印章，不能证明相关的借贷行为是公司行为，所有的照片都是王成勇经办的房贷业务自己找客户拍照的，与徐永瑞无关，公司没有指使他。 吴彦、柴超对上述证据没有意见。 张先东未提出质证意见。 本院对徐永瑞和王成勇所举证据的认证意见为：上述证据中部分证据与本案审理无关联性，对上述证据的证明效力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认定。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和所举证据以及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并结合其它案件相关事实，能够证据徐永瑞为赚取利息收益，通过王成勇等人向社会众多对象进行放贷，除了本案债务人柴超、张先东以外，徐永瑞针对不同的债务人在2018年至2019年间先后向一审法院提起十三起民间借贷诉讼，并且徐永瑞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民间借贷只是其众多借贷行为的一部分，徐永瑞从事的放贷业务并未获得相关金融主管部门批准，其从事经常性放贷业务，违反有关金融强制性法规，所从事的放贷行为应属无效行为，故一审法院认定本案借款合同为无效合同，符合法律规定。公安机关虽没有认定徐永瑞构成非法放贷的刑事犯罪行为，但并不表示其放贷行为不属于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情形，刑事犯罪行为的定认标准与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认定标准不同，徐永瑞上诉称其没有向不特定放贷，其跟所有的借款人都不认识，徐永瑞的借款的对象实际上是特定的，就是王成勇，本案借款合同有效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根据有关合同无效法律规定，基于无效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柴超等人对尚欠款项应负清偿责任。本案中，主合同借款合同无效，作为从合同的担保合同也应无效，故徐永瑞上诉要求王成勇和吴彦对案涉借款承担担保责任，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王成勇为柴超等人借款提供担保，其上诉称系按照滁州金钥匙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规定签字担保，系职务行为，但其未举证证明其担保行为系应滁州金钥匙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要求所为，本案系自然人之间的借贷，并非前述公司对外放贷，王成勇虽称公司为了避税以徐永瑞个人名义对外放贷，但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也未得到徐永瑞认可，徐永瑞既具有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也具有自然人属性，其具备双重身份，本案借款合同中载明的出借人为徐永瑞，且借款也不从徐永瑞个人账户汇给借款人的，据此反映其系以自然人身份对外放贷，且王成勇在本案借款合同上签名担保亦未注明系代表公司行为，故王成勇上诉主张其担保行为为公司职务行为，无事实依据，故对其该上诉主张不予支持。王成勇作为滁州金钥匙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员工，对国家金融政策的相关规定应当知晓，其在明知徐永瑞从事经常性放贷业务，违反有关金融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还多次参与徐永瑞的放贷业务并为徐永瑞违规放贷提供担保，对担保行为存在过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第八条规定，王成勇依法应对柴超等人未清偿债务的三分之一承担清偿责任。本案借款合同无效，作为从合同的担保合同亦无效，故本案不适用保证期间的相关规定，本案是否超过保证期间已无审查必要，对其关于本案已超过保证期间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审查。 综上，徐永瑞、王成勇上诉主张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均不予支持。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426元，由上诉人徐永瑞承担1100元，上诉人王成勇承担326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司金虎 审判员  陈晓蕾 审判员  张明勇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余 梦 附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