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2民终122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梁素英，女，1965年4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怀集县****************。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祥大，男，1960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怀集县****************。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怀勇，男，1965年6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怀集县*****************。上述三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孟杰，广东山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三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鼎锋，广东山丰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新振，男，1940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怀集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黎永桥，广东桥法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怀集县******谭沙经济合作社，住所地广东省怀集县******谈沙经济合作社。法定代表人：李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天余，男，1963年7月2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怀集县****************，由怀集县******谭沙经济合作社推荐参加诉讼。李新振诉梁素英、李怀勇、李祥大（以下简称梁素英等三人）土地承包经营权确认纠纷一案，前由怀集县人民法院作出（2018）粤1224民初1325号民事判决。李新振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作出（2018）粤12民终2956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一审判决，本案发回重审。一审法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并追加怀集县******谭沙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谭沙经济社）作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经审理并作出（2019）粤1224民初729号民事判决。梁素英等三人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梁素英等三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驳回李新振的全部诉讼请求；3.由李新振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严重错误，导致判决错误。1.一审判决认定涉案的土地由李新振交给梁素英等三人代耕没有任何证据，不符合客观常理。李新振主张其将涉案土地交给梁素英等三人代耕，但未能提供任何有效的证据证明其主张。首先，李新振没有提交任何关于代耕的证据；其次，李新振在原二审中提交的2018年10月9日及2018年9月9日的《证明》，后经梁素英等三人提交了相反证据，及经一审法院依职权向有关人员调查核实，认定上述《证明》是相关人员私盖公章出具的，上述《证明》没有任何证明效力，不能证明李新振所主张的代耕事实。此外，虽然梁素英等三人与李新振当时是同村人，但非亲非故，互不相来往。如果双方存在代耕关系，不可能二十多年来都没有签订书面的代耕协议，而且在起诉前李新振也从未主张过权利，因此一审判决认定双方是代耕关系不符合常理；2.本案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梁素英等三人是涉案土地的合法承包人。根据《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村土地承包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人民政府和人民法院在审理和调处土地权属纠纷，必须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尊重历史，照顾现实的基本原则。本案，根据梁素英等三人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其已经实际占有并使用涉案土地长达29年，且一直为涉案土地缴纳了多年的公粮，至今仍以梁素英等三人的名义领取农业补贴，多年来经济合作社的每一次公示中都是登记梁素英等三人名字，与李新振没有任何关系。但是，一审判决罔顾客观事实，将土地判决返还李新振，与事实不符。此外，梁素英等三人此前提交了1990-1991年谭沙生产队的时任队长李天祥的《证明书》，证明涉案土地是李新振自愿交回集体，后经生产队调拨给梁素英等三人承包耕种。李天祥作为李新振交回土地和生产队重新调拨土地的时任队长，其所作的证明最具证明力，依法应当予以采信。但是，一审判决无对此予以认定，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依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第三十条，该法于2002年8月29日发布，本案发生交回土地承包权和调拨土地承包权的时间是1991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确定的“法不溯及既往”原则，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991年之前，我国《土地管理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并没有明确规定个人或家庭承包者将承包地交回集体的程序要件和形式要件，当时确立的基本原则是合理使用土地，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和生产力。因此，本案由于李新振一户当时缺乏劳动力及农转非迁城居住，主动将其承包的土地交回集体，生产队为了合理利用土地提高生产力而将涉案土地重新调拨给梁素英等三人耕种，完全符合当时的法律法规。三、李新振早已丧失了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1.事实上，李新振主张是将涉案土地交给梁素英等三人代耕，但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主张。梁素英等三人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涉案土地已由李新振交回集体，并经集体重新调拨给梁素英等三人后，29年来一直由梁素英等三人占有、使用和收益。因此，李新振在1991年已经对涉案土地丧失了承包经营权；2.李新振向生产队承包的两处土地均有约定明确的承包期限：①1984年12月19日颁发的《土地使用证》，该证记载的承包年限为15年，即1984年12月19日至1999年12月18日；②1990年10月10日与经济合作社签订的《承包合同书》，约定的土地承包期限为5年，即1990年10月10日至1995年10月9日。我国没有任何法律规定，土地承包期限届满后，如无重新发证或续签承包合同，原承包人所承包的土地自动延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第二十条的规定，农村土地承包必须经法定的程序，并签订承包合同。因此，承包期限届满后，必须由集体经济组织重新组织发包，并签订新的承包合同。由此可见，李新振原承包的两处土地已分别于1995年和1999年因期限届满而失效，早已不是涉案土地的合法承包人；3.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一条规定耕地的承包期限是三十年，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的规定，承包合同约定或者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等证书记载的承包期限短于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的期限，必须由承包人书面提出请求延长，人民法院才会支持。本案中，李新振两处土地的承包期限届满至今二十多年，一直都没有提出延长申请。因此，李新振的土地承包权早已丧失。四、退一万步来说，即使没有发生李新振自愿交回土地承包权的事实，但梁素英等三人在客观上亦已取得了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1.李新振的承包经营权已分别于1995年和1999年届满，由于没有重新签订承包合同或领取新的土地承包经权证等证书，其已丧失对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因此，在此之后，涉案土地一直由梁素英等三人实际占有、经营、使用和收益，且履行相应的缴纳税费义务，并由当地经济合作社公示认可其作为土地承包人的身份。因此，梁素英等三人在李新振丧失土地承包经营权后，已成为涉案土地的实际承包人对涉案土地享有相应的权利和履行相应的义务；2.涉案土地在1999年由经济合作社重新调整并申请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当时，鉴于谭沙经济合作社社员以前领取的土地承包权证期限已届满或有部分未领取土地承包权证，经济合作社在1999年对土地进行重新调整和确权，经登记公示后由经济合作社一并向农业部门申请办证，其中包括涉案的土地，经济合作社当时申请将涉案的土地的承包方登记为梁素英等三人，承包期限为1999年1月1日至2028年12月31日。上述证件早已由怀集县人民政府和怀集县农业局办好并交给镇农业办颁发给各承包人，但因其他原因，梁素英等三人的证件尚未发放。涉案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已重新登记在梁素英等三人名下，并经怀集县人民政府和怀集县农业局颁发，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梁素英等三人已成为涉案土地的合法承包人。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向怀集县农业局调取涉案土地的相关办证审批手续，从而充分查明本案的案件事实。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予以改判。李新振辩称,梁素英等三人不能否认李新振持有《土地使用证》及《承包合同书》的事实，那么争议的问题就是，经济合作社有无收回或者李新振有无自愿交回土地给经济合作社。二审法院将案件发回重审时指出需追加谭沙经济社为被告，因为其出具的证明内容前后矛盾。在发回重审后，谭沙经济社作为被告无正当理由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诉讼权利。梁素英等三人无证据证明经济合作社已经收回了涉案土地或者李新振自愿予以交还，那么其耕种行为就是代耕的性质。当时政府是不允许荒废土地，当时耕种田地效益不高，因此双方无签订代耕协议，也无主张代耕利益，但是不能以此为由否认代耕的事实。有无代耕协议不影响代耕行为的认定，况且代耕者不需要与土地使用权人有特殊关系，双方属同一集体成员，即可以成立代耕关系。李新振已经举证证明属于涉案土地的权利人，梁素英等三人否认，应当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二、梁素英等三人以代耕年限长为由主张取得代耕土地使用权无法律依据。交纳相应的公余粮系其因代耕行为产生的义务，收取代耕土地种粮补贴也是因为其代耕行为而享受国家相应政策。李新振无争收种粮补贴，但梁素英等三人不能以此为由主张取得了代耕土地的使用权。三、谭沙经济社无到庭参加诉讼，也无提交答辩材料，亦无说过已经回收了李新振的土地，一审判决虽错误认为“谭沙经济社收回李新振的土地”，但是实体处理正确。现无证据证明李新振的土地被收回，而李新振持有《土地使用证》及《承包合同书》，受法律保护。四、梁素英等三人主张1991年取得了李新振的土地，按照《土地使用证》的期限为1999年，无过期之说，况且李新振还持有1991年的《土地承包合同书》。梁素英等三人从未取得涉案土地的《土地使用证》或承包土地的文件，仅凭交纳农业税的材料就主张承包了涉案土地，于法无据。事实上，因为国家规定承包期为30年，所以集体对此无作调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七条并无规定不申请延长承包期就会回收土地，可见，李新振主张代耕的事实成立。五、因为梁素英等三人与李新振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产生了争议，在争议解决前政府部门不颁发权证是正确的。综上所述，请求驳回梁素英等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谭沙经济社陈述称，涉案土地已属于梁素英等三人。对于涉案土地有进行过调整，因李新振提出退回土地，当时的队长找到人承接后开会进行调整。李新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坐落在谭沙村土名千亩洞、黎全、大囦细、大囦、三连根、增志、门口洞承包土地现场图梁素英、李祥大、李怀勇名下共7项的数块水田属李新振户的承包责任田；2.判令梁素英、李祥大、李怀勇将上述水田归还给李新振承包经营耕种；3.本案诉讼费由梁素英、李祥大、李怀勇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新振与其父母、妻子杨某连、儿子李某湘原来均为怀集县***********集体成员。1968年5月3日，李新振迁到怀集县*****************，转为非农户口。1984年12月19日，李新振以户主李新进身份领取怀集县大岗区公所发放的《土地使用证》，记载：人口5人；承包土地4.03亩，其中坐落屋边水田5块共2.01亩，千亩洞水田5块2.02亩，黎全旱田3块共0.14亩；承包年限15年。1990年10月10日，李新振以家庭人口5人，劳动力1人参与怀集县大岗镇谭珠管理区沙二经济合作社社的土地承包，分得承包土地4.17亩。双方并签订了《怀集县大岗乡(镇)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书》，约定土地承包期限为5年，承包方每年向国家缴纳公粮、定购粮、土地使用费等事项。1991年正月（1990年晚造收割完毕），梁素英、李祥大两户分别承接李新振的涉案承包土地。此后，梁素英、李祥大两户实际耕种讼争土地至今，并缴纳相应公粮至2007年，且在国家实施对农民种粮补贴政策后一直享受国家种粮补贴。李新振配偶、儿子先后于1992年1月、1993年5月移居至怀集县*****************，并转为非农业户口。2015年至2017年期间，李新振的媳妇岑某弟向李怀勇、李祥大两户提出返还上述土地。后者不同意，遂发生纠纷，经谭沙经济社、谭珠村委会和大岗镇农办调处，无果。2018年6月，李新振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主张梁素英、李怀勇、李祥大实际耕种具体位于千亩洞面积为0.11亩、0.25亩、0.19亩、0.27亩4块；位于黎全面积为0.14亩1块；位于大囦细面积为0.095亩1块；位于大囦面积为0.26亩1块；位于三连根面积为0.208亩、0.354亩2块；位于曾志面积为0.243亩1块；位于门口洞1块合计11块土地。以及李祥大实际耕种具体位于千亩洞面积为0.36亩、0.37亩、0.23亩、0.32亩、0.13亩5块；位于大囦面积为0.26亩1块；位于三连根面积为0.243亩、0.225亩2块；位于门口洞2块合计10块土地，均为李新振的承包经营的责任田，而梁素英、李祥大两户属于代耕。对此，李新振提供了《户口本》《土地使用证》《怀集县大岗乡（镇）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书》及讼争土地现场图。梁素英、李祥大、李怀勇对此予以否认，并认为讼争土地是李新振自愿退回经济合作社，再由经济合作社分别调拨给梁素英、李祥大两户各1.9亩承包经营的，李新振对讼争土地已丧失承包经营资格，并提供谭沙经济社于2018年7月15日、7月17日出具的两份《证明》、谭珠村委会于2018年7月17日出具《证明》、李仕余（即李祥大）、梁素英的银行存折、大囦分田图、2015年农田承包款发放表。其中2018年7月15日谭沙经济社出具《证明》载明：“谭珠村委会谭砂自然村（即谭珠管理区砂二生产队）李祥大、梁素英两户自一九九〇年正月起至今一直耕种由谭砂生产队二队拨给的每人1.9亩承包地。”谭珠村委会出具《证明》载明：“兹有我村委会谭砂经济合作社（原谭砂二队）社员李祥大、梁素英两户自一九九〇年正月起承领了由该队（二队）丈量拨给耕地每户1.9亩并一直缴纳公购粮至2007年，2007年后两户享受国家种粮补贴并打入该两户邮政存折账户。”原一审诉讼期间，一审法院向怀集县******委会、谭珠村委会谭沙经济合作社进行调查核实。2018年8月24日，谭珠村委会与谭沙经济社出具两份《证明》、一份《关于李祥大、梁素英两农户承包生产队（二队）拨给承包土地时间情况说明》以及《大岗镇谭珠村委会沙二2001年公购粮任务到户名册》、2003年度、2004年度李仕余、李怀勇农业税完税证，予以更正谭沙村是召开两次群众大会后于1991年正月拨土地给梁素英、李祥大两户各1.9亩，并证实两户一直交纳公购粮及享受国家种粮补贴。2018年9月3日，一审法院作出（2018）粤1224民初1325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李新振的诉讼请求。李新振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于2019年1月21日作出（2018）粤12民终2956号民事裁定，裁定本案发回重审。在重审期间，一审法院依法追加谭沙经济社作为被告参加诉讼，并查明谭沙经济社现任社长系李某生，其从2010年1月1日任职至今。但谭沙经济合作社具体事务是由五个寨委成员共同处理，且寨委成员每三年换一届。2018年至今，谭沙经济社的五位寨委成员分别是李某1、李天养（又名李天余）、李怀勇、李某伟、李某余。李新振为证明讼争土地属于其承包责任田，提交一份落款时间2018年10月9日盖有谭沙经济社公章的《证明》，内容载明：“证明本经济社在1982年分承包田时留有的机动田已于1984年完全分配完毕。本经济社自1984年至今没有对本经济社在责任田进行任何调整。”提交一份落款时间2018年9月9日、9月13日并盖有谭沙经济社、谭珠村委会公章的《证明》，内容载明：“兹有我社李新振户，于1984年土地承包开始耕种谭珠村委会谭沙村第二生产队土地4.17亩，至今一直属于李新振户承包，期间没有上交给集体。途中由于工作地改变，李新振户曾让我社李怀勇户、梁素英户、李祥大户进行代耕（具体代耕土地明细见附表1）。谭沙经济社至今没有收回李新振户的承包地。之前我社出具的证明说集体曾收回李新振户承包地，是因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所以没有进行调查核实，只是应个人的要求出具。现调查清楚，集体没有收回的档案资料，无证据证明已收回，李新振户也不符合全家迁出设区的市的城镇生活并全家转为非农的情况。”梁素英等三人对上述两份证明予以否认，认为其内容系李新振自行撰写的，谭沙寨委成员李某余、李天余和谭珠村委会干部黎某宁并不知情，并提交谭沙寨委成员李某余、李天余及谭珠村委会干部黎某宁分别于2019年4月30日、4月28日、5月7日出具的《证明》及落款时间为2018年12月26日盖有谭沙经济社公章由李天余签名的《关于上诉人开具“证明”与事实不符情况的说明》予以证实。由于双方提交的谭珠村委会、谭沙经济社出具的相关证明内容前后不一，相互矛盾，一审法院依职权向谭珠村委会干部黎佩宁、谭沙经济社寨委成员李天余、李某1制作调查笔录。黎某宁陈述：“2018年8月24日谭珠村委会出具的证明公章是我加盖的，证明是符合客观事实的，而2018年9月13日的证明是当日岑某弟拿着盖有谭沙经济社公章的证明，要求我加盖公章。我看过证明内容后向该片干部反映、了解属实后才在该证明盖章的。”李天余陈述：“2018年8月24日的证明及情况说明上的公章是我盖的，且对该证明内容没有意见，而2018年9月9日那份证明是当时岑某弟认为经济社的公章在我手上，拿着《证明》来找我盖章，但由于是李某1在管理公章，我就和岑某弟到李某1家中盖章，但当时我并没有详细看过证明的内容。”“2018年9月13日的证明是岑某弟打印好拿来要求我盖章的，并质问我是因为我之前出具的证明导致其官司输了，所以她要求我在打印好的证明上面加盖公章。基于人情世故，我就告知公章在李某1处并由其管理，之后就带着他到李某1处盖章。”李某1陈述：“2018年9月9日，寨委成员李天余带着岑某弟拿着这份证明要求加盖公章，我认为李天余也是寨委成员，就将公章交由他加盖了，但是证明内容我并没有看过，至于‘情况属实’几个字也不是我写的，估计是李天余写的。”另外，梁素英等三人补充提交承包户为李罗仔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谭珠村谭沙经济社2020年农业耕地地力保护补贴面积公示、谭沙村民李志余、李宝济的原始《土地承包合同书》，拟证明原始发包的土地经营权的面积及领取相关补贴由于耕种农户经过村调拨、调整，导致实际农田确权的面积与土地承包合同书发包面积不一致情况普遍存在，且讼争土地已经由其三人取得承包经营权，经营权证暂放在镇农办。一审法院经向大岗农业办公室核实确认，因双方存在土地承包经营权争议，李祥大、梁素英两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暂未颁发其本人，待本案裁判后再完善相关颁证手续。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李新振原是谭沙经济社村民，其提供《土地使用证》和《怀集县大岗乡（镇）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书》，主张在1984年、1990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时取得讼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梁素英、李祥大对李新振在1984年、1990年取得讼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事实没有异议，但主张李新振已于1991年正月自愿将讼争土地退回集体，其基于谭沙经济社重新调拨发包而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而李新振则认为并非退回土地，而是转包（代耕）关系。因此，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梁素英、李祥大两户是否享有涉案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梁素英、李祥大抗辩李新振在土地承包经营期限内，因缺少劳动力耕作口头向谭沙经济社提出退回耕种土地的意思，虽然未提供任何书面协议材料予以证实，但涉案土地实际上也由梁素英、李祥大两户分别进行了耕种。土地承包经营户自愿退还土地实质就是解除土地承包经营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义务.....”但同时该法的一百二十三条规定了“其他法律对合同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条规定：“承包期内，承包方可以自愿将承包地交回发包方。承包方自愿交回承包地的，可以获得合理补偿，但是应当提前半年以书面形式通知发包方。承包方在承包期内交回承包地的，在承包期内不得再要求承包土地。”根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法律适用原则以及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三条规定，认定承包人是否自愿解除承包合同应当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条规定，即承包方自愿交回承包土地需要满足书面形式通知承包方，并且应当具备提前半年的条件。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进一步明确了，若承包方交回承包地不符合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程序的，不具备法定形式要件的，不应认定其自愿交回了承包地，其与发包方的土地承包合同不应认定解除。本案中，梁素英、李祥大、李怀勇提供的证明以及农田承包款发放表、银行存折等证据仅能证明其实际耕种土地及缴纳公购粮和享有国家种粮补贴的事实，但谭沙经济社亦未出庭应诉举证是否根据李新振的书面申请收回土地及收到申请的半年后进行调整，且经核实谭沙经济社是在未任何书面材料记录情况下将土地调拨给梁素英、李祥大耕种。因此，谭沙经济社收回李新振的土地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条规定的法定形式要件，不能认定李新振已经自愿交回涉案的承包土地，李新振与谭沙经济社的土地承包合同并未解除。既然李新振未自愿交回其承包土地，且其承包地也并没有因自然灾害被严重毁损，涉案土地也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规定的可以收回、调整承包地的法定情形，故作为发包方的谭沙经济社在土地承包期限内将涉案的土地调拨给梁素英、李祥大的行为无效。虽然梁素英、李祥大两户实际耕种涉案土地，并承担缴纳相应的公购粮义务，但并不能据此认定其已经取得涉案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综上，李新振基于《怀集县大岗乡（镇）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书》而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依法应受保护，梁素英、李祥大两户应返还涉案土地给李新振。即李祥大应将分别位于千亩洞面积为0.36亩、0.37亩、0.23亩、0.32亩、0.13亩5块；位于大囦面积为0.26亩1块；位于三连根面积为0.243亩、0.225亩2块合计8块土地返还给李新振承包经营使用；李素英、李怀勇将分别千亩洞面积为0.11亩、0.25亩、0.19亩、0.27亩4块；位于黎全面积为0.14亩1块；位于大囦细面积为0.095亩1块；位于大囦面积为0.26亩1块；位于三连根面积为0.208亩、0.354亩2块合计9块土地返还给李新振承包经营使用。而李新振主张的位于曾志1块0.243亩土地承包经营权因位于曾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已流转且涉及第三人的权益，本案暂不处理。至于位于门口洞3块的土地，李新振并未提供证据证实土地的具体面积大小，也未向法庭提出测绘的申请，故此亦缺乏返还土地的基础。一审法院判决：一、梁素英、李怀勇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将位于千亩洞4块0.11亩、0.25亩、0.19亩、0.27亩，黎全1块0.14亩，大囦细1块0.095亩；大囦1块0.26亩，三连根2块0.208亩、0.354亩的土地交还给李新振承包经营耕种；二、李祥大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将位于千亩洞5块0.36亩、0.37亩、0.23亩、0.32亩、0.13亩，大囦1块0.26亩，三连根2块0.243亩、0.225亩的土地交还给李新振承包经营耕种；三、驳回李新振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二审期间，谭沙经济社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1.谭沙村土地全权公示图（1997、2018）；2.2001年公余粮任务到户名册、2003年农业税附表、2004—2005年水利费花名册；3.租赁土地合同书及农户签名表；4.怀集县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清册（2019、2020）。拟证明李新振交回的涉案土地，一直由梁素英等三人耕种。二审期间，本院就梁素英等三人上诉主张的“经济合作社当时申请将涉案的土地的承包方分别登记为梁素英等三人，承包期限为1999年1月1日至2028年12月31日。上述证件早已由怀集县人民政府和怀集县农业局办好并交给镇农业办颁发给各承包人，但因本案诉讼的原因，梁素英等三人的证件尚未发放”的事实，向怀集县大岗镇政府进行调查核实。怀集县大岗镇政府复函我院，证实因梁素英、李祥大两户涉案的土地经营权纠纷已诉诸法院，该两户的确权资料在初审时未通过，未向县级农业行政部门提交验收办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故不能颁发给其本人，待法院判决后再完善相关颁证手续。本院认为：本案系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理由和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的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问题是梁素英等三人是否合法取得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本案，李新振以其持有《土地使用证》《怀集县大岗乡（镇）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书》，主张其是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人，请求梁素英等三人予以返还；梁素英等三人则认为系李新振自愿交回土地给谭沙经济社，且经谭沙经济社调拨，其已取得涉案土地的经营权，不同意返还。由于李新振取得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在先，而梁素英等三人承接耕种在后，故对于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权属的认定,法院需先审查李新振交回土地的行为是否属于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其次审查发包方谭沙经济社将涉案土地交由梁素英等三人承包经营，程序是否合法。对此，本院评析如下：人民法院在审理和调处土地权属纠纷，必须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尊重历史，照顾现实的基本原则。我国实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农村土地承包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承包土地时,发包方应当与承包方签订书面承包合同,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本案李新振于1984年、1990年取得了案涉耕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其取得的《土地使用证》和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书》等证据证实，此事实各方均无争议，本院予以确认。根据1993年11月5日中央下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文件“为了稳定土地承包关系，鼓励农民增加投入，提高土地的生产率，在原定的耕地承包期到期之后，再延长三十年不变”的规定，李新振在上述土地承包期届满后，土地承包期可再延长三十年。梁素英等三人认为李新振的土地使用权证和承包合同已分别于1999年、1995年到期，李新振早已丧失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主张，与上述规定不符，本院不予支持。由于历史的原因，在我国农村税费制度改革前，我国农民农业税费的负担较重，农民种田收益微薄甚至亏本，部分农业家庭的劳力不足，导致弃耕撂荒承包地外出务工的现象也十分普遍，当时李新振亦因家庭成员户口迁到怀城镇，缺少劳力的原因，把涉案土地交回了村集体。李新振称其当时是暂时退出土地承包，而谭沙经济社称是李新振主动放弃土地经营权，双方各执一词。由于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一种支配权,承包方既可以自己行使,也可以放弃，根据我国民法的基本原理，民事权利的放弃必须采用明示的意思表示才发生法律效力，不宜在无明确约定或者法律无特别规定的情况下，推定当事人对权利进行放弃。尤其是对于作为农民“命根子”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有更为严格的放弃程序。《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条，对于承包方自愿交回承包土地的，需提前半年以书面形式通知承包方。本案李新振有交出涉案土地的行为，是否有明确放弃承包经营权的意思表示，谭沙经济社、村委会出具的证据前后矛盾，寨委内人员意见不一，此证据不足以证实李新振是明确放弃了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而本案现有的证据亦无法证明谭沙经济社收回涉案土地后，召开了村民大会或经村民代表大会三分之二以上成员同意发包给梁素英等三人；梁素英等三人也未举示证据证实其当时存在因基建占地或新增人口等较其他村民更符合取得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条件，故本案的证据不能证实梁素英等三人已取得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至于梁素英等三人称其在耕种涉案土地期间，一直以自己的名义缴纳公粮以及领取补贴的问题，由于国家征收公粮和发放补贴只是根据土地面积发放，以谁的名义缴纳和收取，此属于谭沙经济社在土地经营管理方面的内部问题，并不能以此认定梁素英等三人取得了经营权。而且，梁素英等三人主张早在1991年与谭沙经济社成立了承发包关系，但其作为中途“接耕”的利害关系人、完全行为能力人,一直无要求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手续，与常理不合。综上，由于梁素英等三人主张其是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人的证据不足，一审法院判决梁素英等三人返还相应的涉案土地给李新振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梁素英等三人的上诉请求不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李怀勇、梁素英、李祥大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吴国红审 判 员 李小冬审 判 员 刘永东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一日法官助理 吕翠华书 记 员 严珠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