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晋民终38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山西尧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某1，职务：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白某，山西弘韬(阳曲)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住尧都区。委托代理人：赵某，山西兆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刘某2，北京市晨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山西尧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吴村支行。负责人：李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白某，山西弘韬(阳曲)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刘某3，住尧都区。上诉人山西尧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尧都农商行）与被上诉人张某、原审被告山西尧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吴村支行(以下简称吴村支行)、原审被告刘某3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山西省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27日作出（2019）晋10民初92号民事判决，山西尧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不服上诉至本院。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山西尧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白某，被上诉人张某的委托代理人赵某、刘某2，原审被告山西尧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吴村支行的委托代理人白某，原审被告刘某3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原告张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三被告连带归还原告1254835600号、0994615062号、1300936287号三张存单项下的存款20358454.5元；2、依法判令三被告向原告支付利息及损失13265111.276元，以及截止被告还清全部款项之日的利息；3、案件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被告山西尧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吴村支行系被告山西尧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分支机构；被告刘某3系吴村支行的原负责人。2015年5月7日，时任吴村支行负责人的刘某3，以为吴村支行完成存、贷款任务为由，向原告提出，借用原告为存款人的四张定期储蓄存单作质押，以王某、盖某的名义在吴村支行贷款，同时承诺将款贷出后，以原告的名义在吴村支行理财。这样就能够同时完成吴村支行的存、贷款任务。原告认为，吴村支行作为银行分支机构，有足够的偿还能力，就同意了。2015年5月7日，吴村支行给原告出具了借用凭据，约定此笔借款“用于王某、盖某质押贷款贰仟万元”，同时约定，以上存单（借款）的归还期限为2015年6月30日（后又延期至2015年9月30日），并加盖了吴村支行的业务专用章。借用凭据上注明，借用的四张存单的情况分别为：（1）存单号1254835600，金额1000万元；起息日2013年9月11日，到期日2014年9月11日。（2）存单号0994615062，金额7269240.24元；起息日2012年10月18日，到期日2013年10月18日。（3）存单号1300936287，金额5165130.56元；起息日2015年5月1日，到期日2018年5月1日。（4）存单号1300936288，金额5165130.56元；起息日2015年5月1日，到期日2018年5月1日。同时，刘某3还以个人名义表示“我自愿担保归还”、“到期归还不了自愿承担赔偿所形成的本息损失，并承担一些（切）法律责任和经济连带责任”，并在借用凭据上签字捺印。吴村支行给原告出具了借用凭据之后，原告作为出质人，吴村支行作为质权人，双方于2015年5月7日和8日签订了两份质押合同，将借用凭据上所列的四张定期储蓄存单用于王某、盖某质押贷款贰仟万元。2015年9月30日，双方约定的归还日期到期后，原告多次向吴村支行催要未果，刘某3亦未依约承担担保责任。2015年9月10日，王某的1000万元借款到期，2015年10月17日，盖某的1000万元借款到期，均未予偿还。后吴村支行将原告存单中的20358454.5元予以扣划。经原告多次交涉，至2015年11月份始知吴村支行借用原告的四张存单以王某、盖某的名义将款借出后，并未按照借用时的承诺，以原告名义在吴村支行理财，而是将款贷出后转借他人或挪作他用，致使借款到期无法偿还。吴村支行和刘某3的违约行为，导致原告存款本金20358454.5元被吴村支行扣划，至今不予归还；造成定期利息损失656274.11元；自2015年11月至2018年5月30日，30个月的利息损失13265111.276元。原告认为，吴村支行向原告借用四张定期储蓄存单且未按期归还，由此造成的本息损失，理应予以归还和赔偿；刘某3作为担保人，未履行担保义务，应当与吴村支行共同承担连带偿还和赔偿义务；吴村支行系尧都农商行的分支机构，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吴村支行的民事责任，应当由尧都农商行承担。原审法院查明，被告吴村支行是被告尧都农商行的分支机构，被告刘某3系被告吴村支行的原负责人。2015年5月7日，时任吴村支行负责人的刘某3以为吴村支行完成存、贷款任务为由，向原告张某提出借用原告张某为存款人的定期储蓄存单作质押，向吴村支行贷款，这样能同时完成吴村支行的存、贷款任务，原告同意之后，被告刘某3以被告吴村支行的名义向原告出具了借用凭据，并加盖了吴村支行的业务专用章，该借用凭据载明：“今借到张某存单号码为1254835600，金额1000万元，起息日2013年9月11日，到期日2014年9月11日；张某存单号为0994615062，金额7269240.24元，起息日2012年10月18日，到期日2013年10月18日；张某存单号为1300936288，金额5165130.56元，起息日2015年5月1日，到期日2018年5月1日；张某存单号为130092687，金额为5165130.56元，起息日为2015年5月1日，到期日2018年5月1日。归还日期2015年6月30日，总合计存单肆张，金额合计27599501.36元，此笔借款由我安排用于王某、盖某质押贷款2000万元，我自愿担保归还。”2015年7月2日被告刘某3在上述借用凭据上承诺：“以上存单（借款）原6月30日归还，经商谈延续至9月28日归还，到期归还不了自愿承担赔偿所形成的本息损失，并承担一些（切）法律责任和经济连带责任。”2015年5月7日和8日原告作为出质人，吴村支行作为质权人，双方分别签订了两份质押合同，将上述四张定期储蓄存单用于案外人王某质押贷款1000万元、盖某质押贷款1000万元。2015年9月30日双方约定的归还日期届满后，原告多次向被告吴村支行和被告刘某3索要无果，被告刘某3亦未依约承担担保责任。2015年9月10日案外人王某的1000万元借款到期，2015年10月17日案外人盖某的1000万元借款到期，均未予偿还，后被告吴村支行将原告存单中的20358454.5元予以扣划归还了案外人王某、盖某的借款本息。原告得知此情况后，多次与吴村支行交涉无果，遂提起本案诉讼，为本案事实。原审法院认为，公民的合法财产权利受法律保护，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合同双方均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本案中，原告张某与被告吴村支行于2015年5月7日达成的由被告刘某3担保的张某向吴村支行出借四张定期储蓄存单的协议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协议，该院予以确认。协议达成后原告张某依约履行了出借人的出借义务，至各方约定的归还日期2015年6月30日届满后，被告吴村支行未能依照合同约定履行归还存单的义务，被告刘某3亦未履行担保义务，至延续的归还日期2015年9月28日届满后，被告吴村支行和刘某3仍未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其行为已构成违约，依法应当承担约定的合同责任。虽然被告吴村支行与原告张某签订了存单质押合同，但该质押行为是履行在此之前的出借协议的必要组成部分，有别于没有事先约定如期归还存单的一般意义上的存单质押，也就是说本案所涉存单质押具有约定如期借用并归还存单在先、办理存单质押在后的特征，此特征决定了既使被告吴村支行行使了质押权，也不能免除被告吴村支行的归还存单或承担赔偿责任的义务。否则的话，如果仅是单纯的存单质押，就没有必要事先约定归还义务。再者，被告吴村支行只对自己享有质押利益的质押合同予以认可，却对同样有被告刘某3签字的借据不予认可，背离了同样事务同样处理的原则，亦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另一方面，原告张某与案外人王某、盖某素不相识，从常理上讲，原告张某不可能用自己的巨额存单为案外人王某、盖某的贷款提供质押担保，原告张某之所以向被告吴村支行出借存单并质押正是基于对被告吴村支行所作承诺的信赖。故综合以上分析，并比较双方的诉辩理由可知，被告吴村支行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信。被告刘某3作为当时吴村支行的负责人，不论从其当时的职务身份和加盖业务专用章行为上看，还是从存单项下的存款被扣划用以归还案外人王某、盖某在吴村支行的贷款看，均有理由相信被告刘某3的行为系履行职务的行为，其行为的法律后果依法应当由吴村支行承担，同时被告刘某3又以个人名义承诺自愿承担赔偿本息损失的连带责任，这种以双重身份所进行的民事行为，应当分别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鉴于被告吴村支行系被告尧都农商行的分支机构，不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依法应当由被告尧都农商行承担。综上，原告张某的诉讼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为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山西尧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张某归还1254835600号、0994615062号、1300936287号三张存单项下的存款计20358454.5元本金及相应的存款利息。（利息自2015年9月29日起按存单约定的利率计算至实际归还之日止）；二、被告刘某3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一审判决作出后，尧都农商行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晋10民初92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查明“刘某3以为吴村支行完成存、贷款任务为由，向原告张某借用原告张某为存款人的定期储蓄存单作质押，向吴村支行贷款，这样能同时完成吴村支行的存、贷款任务”，该段表述与事实不符。首先，即使有存、贷款任务，那也是刘某3的任务，不是吴村支行的任务，完成存、贷款任务的落实人和最终获益者是刘某3；其次，如果是吴村支行向张某借用存单质押给吴村支行，那么，在借用关系成立的情况下，吴村支行既是质押权人，又是出质人，自己给自己的债权做质押担保，这显然是个悖论，因此，向张某借用存单的是刘某3，而非吴村支行。（二）一审判决查明借用凭证内容，但未查明该借用凭证不合逻辑。首先，第一次内容有业务专用章，第二次没有业务专用章，而只有刘某3签字；其次，借用凭证内容显示由刘某3安排用于质押贷款，刘某3自愿担保归还，而不是吴村支行；第三，借用凭证为什么要延期未查明；笫四，借用凭证与质押行为冲突未查明；第五，借用凭证第一次内容是借用存单，第二次添加延期内容时，特意在存单后面加了借款两字，试图掩盖什么第六，张某为什么要借用存单给刘某3是否有非法利益交换；第七，借用凭证加盖印章地点、时间、人物以及存单交付、办理质押等很多情况未查明，导致后续判决认定部分缺乏事实基础。（三）一审判决查明“原告多次向被告吴村支行和刘某3索要无果”、“多次与吴村支行交涉无果”与事实不符，实际情况是张某从未向吴村支行及上诉人提出过归还存单要求。（四）一审判决认定借用凭证有效是错误的。首先，按规定刘某3作为负责人无权取得印章，印章由专人保管和加盖。张某的代理人陈述，借用凭证上的业务专用章系刘某3携带到张某家中所盖，这种情况下，印章加盖地点不在吴村支行办公地点，而且加盖业务专用章的行为并非印章管理人所实施，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其次，刘某3在借用凭证上加盖具有特定用途的业务专用章，超越了该印章的使用范围，且无证据显示吴村支行重复使用过该业务专用章实施超越经营范围的民事行为，在未经上诉人追认的情况下，不能认定借用凭证是上诉人的意思表示；第三，印章真实不代表被加盖文件真实，根据《民法总则》143条规定，一个有效的民事法律行为要求当事人有民事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刘某3利用职务之便，非法取得并携带印章，与张某私自串通，在借用凭证上加盖业务专用章，将双方的风险转移给吴村支行，侵害吴村支行及上诉人利益，刘某3加盖业务专用章的行为无效。同时借用凭证因形成违法，张某和刘某3明知该借用关系发生在他们之间，将吴村支行牵连到到案涉债务中，明显存在双方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情形，显然不能发生法律效力。根据《合同法》52条第2款规定，恶意串通，损害集体或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因此，借用凭证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五）一审判决认为“张某依约履行了出借人的出借义务”不符合事实。存单是一种信用凭证，不能作为借用对象，借用存单并不等于借用存单里面的货币，交付存单也不能等同于交付存单记载的金额。（六）一审判决对借用存单及质押进行了分析，该部分表述有失公允。首先、张某和刘某3先签订借用存单凭证，后张某又签订了包含质押合同在内的贷款资料，张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道吴村支行借用存单质押给吴村支行的荒谬性和不可能发生性，刘某3借用才合理，之所以出现吴村支行业务专用章，是贷款出现问题之后，为起诉另行加盖，否则，无法解释整个借用及质押的不合逻辑性。其次，借用凭证和贷款资料不属于同事，当然不能同样处理。贷款及质押是吴村支行法定经营业务，且吴村支行作为特殊经营机构，不同于一般企业，本身经营货币存贷业务，向民间借用存单或货币的情况是不可能存在的，因此，借用凭证不能与质押合同相提并论。第三，从常理上讲，张某没有理由将自己的巨额存单借用给他人，之所以借用给刘某3，双方应当有非法利益交换。（七）刘某3签字和加盖印章行为不是职务行为。职务行为认定主要有四个标准：1、职权标准；2、时空标准；3、名义标准；4、目的标准。第一、工作人员是否享有单位的授权是判断职务行为的关键。单位负责人代表单位实施行为是根据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单位的规定或授权取得的，这种权利的取得是依附于单位负责人的职务而产生的，而且这种权利的行使必须限于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单位规定的范围，它不是没有限制和约束的。吴村支行负责人的职权按照常人的理解可以描述为：在规定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处理吸收存款、发放贷款行为。依日常生活经验可以确定，作为一家金融机构，不会在银行员工职责中设定“可以以单位名义向个人借存单”这一内容，结合吴村支行经营范围、业务专用章使用规定，刘某3的行为不符合职权标准。第二、关于时空标准。这一标准要考虑是否发生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具张某代理人陈述，刘某3携带到张某家中在借用凭证上加盖印章，明显不属于工作时间、工作地点。第三、关于目的标准。目的标准是判断工作人员所实施行为的目的是否是为了雇主的利益或者为了便于履行职务或者与职务有其他内在联系。具体到本案，借用存单明显损害了吴村支行利益，是违法违规行为。综上，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全部诉求。被上诉人张某答辩意见：（一）刘某3履行的是职务行为。就刘某3本身职务而言，刘某3是当时被答辩人下属分支机构吴村支行的负责人。有权代理本行对外从事相关的业务及民事活动。从借用存单的目的上看，是为了完成本行的存、贷款任务。存款和贷款业务本身就是银行的主营金融业务，完全在吴村支行的业务范围之内，为了完成该项工作任务必定是在履行职务行为。从借款凭据上签字盖章的行为上看，在借用凭证上不仅刘某3作为吴村支行的负责人签了字，且还加盖了吴村支行的业务专用章。按照最高法院民二庭第18次法官会议纪要：“盖章之人为法定代表人或有权代理人的，即便其未在合同上盖章或盖的是假章，只要其在合同书上的签字是真实的，或能够证明该假章是其自己加盖或同意他人加盖的，仍应作为公司行为，由公司承担法律后果。”民九纪要也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应当主要审查签约人于盖章之时有无代表权或者代理权，从而根据代表或者代理的相关规则来确定合同的效力。”也就是说法定代表人或有权代理人即便是在合同上加盖的是假章，只要盖章行为是其自己行使的或是其同意他人加盖的都应认定是职务行为，加盖的印章也是该行真实的业务专用章。因此，该签字盖章的行为是职务行为。从借用凭证的形式要件上看，出借方和借用方权利义务所指向的标的及借用的用途、期限，应当承担的责任，都十分明确。借用凭证的形式要件比较完备。在录音资料中能证明被答辩人农商行的原行长李某2答应在半年之内偿还其借款，说明被答辩人尧都农商行作为吴村支行的总公司，认可时任吴村支行负责人刘某3履行的是职务行为。以上几点均可充分证明刘某3在借用凭证上签字盖章的行为是职务行为。（二）答辩人与原审被告吴村支行签订借用存单的行为和双方签订《权利质押合同》的行为密切相连，不可分割。答辩人在两份质押合同上的签字行为，应当认定为是出借行为的一部分。涉案存单的借用行为和《权利质押合同》的签订，构成本案的整体。应当全面客观的看待本案，不能有意的将其割裂。吴村支行借用答辩人存单的目的就是为了用于王某、盖某贷款质押所用，如果答辩人不在质押合同上签字，吴村支行借用答辩人的存单就如同废纸一张，吴村支行借用存单的合同目的就无法实现。本案中吴村支行不仅借用了答辩人的存单，而且还安排用于王某、盖某贷款提供质押，期满理应归还。在2015年6月30日借用存单期满后，答辩人与吴村支行经协商将存单的归还期限延期至9月30日，吴村支行承诺：“到期归还不了自愿承担赔偿所形成的本息损失，并承担一些（切）法律责任和经济连带责任。”这实际上是吴村支行对答辩人承担质押风险的承诺，在借用期满后，不论质押合同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是否归还，其质押合同的责任风险理应由被答辩人及所属的吴村支行承担。（三）对刘某3在借用凭证和《权利质押合同》上的签字盖章的行为不能区别对待，其性质完全相同。答辩人与王某、盖某素不相识，也没有与原审被告吴村支行发生权利质押关系的意思，但经过刘某3以吴村支行的名义作为媒介，才出现了存单的借用和质押合同签订的法律关系。2015年5月7日刘某3在借用凭证上签名和加盖尧都农商行吴村支行的业务专用章，在2015年5月7日和8日与答辩人签订的《权利质押合同》上刘某3签字和加盖刘某3名章及原审被告吴村支行的公章。被答辩人及吴村支行均未提供刘某3的签名和盖章不真实的证据。被答辩人和吴村支行均认可《权利质押合同》，且已经基于该《权利质押合同》接受了质权并予以行使，但对同样载有刘某3签名和加盖被答辩人吴村支行印章的借用凭证予以否认。这完全背离了相似的事物相同处理的公平理念，这种有失公平的失信行为不应得到法律的支持。（四）不论刘某3借用答辩人存单的行为是职务行为，还是个人行为，被答辩人及吴村支行都应归还借用存单项下存款和赔偿相应的损失。如果被答辩人认为刘某3借用及接收存单的行为是职务行为，被答辩人及原审被告吴村支行就要承担借用存单的法律后果，借用期满理应归还，造成损失的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如果被答辩人认为刘某3借用及接收存单的行为是个人行为。依据《物权法》224条规定：“以汇票、支票、本票、债券、存款单、仓单、提单出质的，当事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质权自权利凭证交付质权人时设立；”《担保法》第64条规定：“出质人和质权人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质押合同。质押合同自质物移交于质权人占有时生效。”按照以上的法律规定，就本案而言假设刘某3借用和接收存单的行为是个人行为，答辩人张某就没有将《权利质押合同》的权利凭证（存款单）交给质权人吴村支行，吴村支行没有占有质物。那么依法《权利质押合同》的质权就没有设立，质押合同就没有生效。在债务人王某、盖某到期不能归还2000万元贷款的情况下，吴村支行直接扣划答辩人存单中的款项实现质权就于法无据。应当归还扣划的存款和赔偿相应的损失。综上，一审法院判决正确。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刘某3的行为是否是职务行为，上诉人是否应偿还借用张某存单的款项。2015年5月7日，时任吴村支行负责人的刘某3向张某提出借用张某存在河底支行的定期储蓄存单用于案外人王某、盖某向吴村支行借款作质押，完成吴村支行的存、贷任务。张某与王某、盖某不认识，基于对刘某3的职务以及吴村支行业务专用章的信任，同意出借。双方签订出借协议，刘某3签字并加盖吴村支行的业务专用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刘某3系吴村支行负责人，有代表吴村支行对外从事民事活动的权限，其借用张某的定期储蓄存单，在出借协议上加盖吴村支行的业务专用章的行为应视为代表吴村支行借用张某存单的意思表示，结合所借存单的具体用途，可认定刘某3的行为系职务行为。上诉人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刘某3的行为超越权限，也没有证据证明张某知道或应当知道刘某3的行为超越权限。在借用期限届满后，吴村支行应偿还张某所借存单中的款项。刘某3在借用凭证上承诺承担连带责任，故应与吴村支行共同偿还。2015年5月7日和8日张某作为出质人，吴村支行作为质权人，分别签订了两份质押合同，将所借四张定期储蓄存单用于案外人王某质押贷款1000万元、盖某质押贷款1000万元。贷款期限分别是2015年5月8日至2015年9月10日、2015年5月7日至2015年10月17日。借款到期，案外人均未还款，吴村支行将张某存单中的20358454.5元予以扣划归还了案外人王某、盖某的借款本息。张某的四张定期储蓄存单用于案外人王某、盖某质押贷款是出借协议中明确约定的。张某与王某、盖某并不认识，从常理上讲，不可能用自己的巨额存单为案外人贷款提供质押担保，签订存单质押合同行为是履行在此之前的出借协议的必要组成部分，正因为有出借协议中刘某3加盖吴村支行业务专用章的行为及刘某3的还款承诺，张某才会作为出质人签订质押合同。案外人不能偿还借款，吴村支行作为质权人，扣划了张某的存单中的存款，案外人与吴村支行的债消灭。张某完成出借协议约定的全部义务，有权利向吴村支行、刘某3主张偿还出借协议存单中的存款。四张存单金额共计27599501.36元，其中20358454.5元吴村支行扣划，剩余款项吴村支行返还至河底支行张某的账户。从吴村支行返还剩余款项的行为也能应证吴村支行偿还借用存单之债。上诉人认为刘某3借用存单的行为是个人行为而非职务行为。《物权法》224条规定：“以汇票、支票、本票、债券、存款单、仓单、提单出质的，当事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质权自权利凭证交付质权人时设立”；《担保法》第64条规定：“出质人和质权人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质押合同。质押合同自质物移交于质权人占有时生效”。据此，如刘某3借用存单的行为是个人行为，张某将存单交给刘某3个人，那么吴村支行占有质物并扣划张某存单中的款项实现质权则于法无据。本案是刘某3代表吴村支行向张某借用存单，又代表吴村支行与张某签订权利质押合同，同是职务行为，上诉人只认可质押合同，不认可借用协议依据不充分。上诉人认为刘某3与张某串通损害上诉人合法权益无证据支持，请求不承担还款责任的理由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山西尧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3592.27元，由山西尧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殷 泽审判员 王荣平审判员 魏世军二○二○年九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程晓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