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镇原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甘1027民初830号 原告：段世文，男，汉族，甘肃省镇原县人，住镇原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段世柏，男，汉族，住镇原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段芳芳，女，，汉族，住镇原县。 被告：中国邮政集团公司甘肃省镇原县分公司，住所地:镇原县。 法定代表人：刘志远，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恒雨。特别代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建东，甘肃昕脉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代理。 被告：中国邮政集团公司甘肃省镇原县新集邮政所，住所地：镇原县。 负责人：姚佳龙，邮政所负责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恒雨，。特别代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建东，甘肃昕脉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代理。 被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镇原县支行，住所地:镇原县。 法定代表人：刘亚峰，支行行长。 原告段世文与被告中国邮政集团公司甘肃省镇原县分公司（以下简称：邮政集团镇原分公司）、中国邮政集团公司甘肃省镇原县新集邮政所（以下简称：新集邮政所）、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镇原县支行（以下简称：邮政储蓄银行镇原县支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段世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段世柏、段芳芳，被告邮政集团镇原分公司、新集邮政所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建东、高恒雨，邮政储蓄银行镇原县支行法定代表人刘亚峰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段世文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被告共同归还原告存款本金人民币96000元，并按年利率12%支付存款利息至该款项付清之日止；2.案件受理费、误工费、律师费、往来车费等费用由被告负担。庭审中，原告认为被告邮政储蓄银行镇原县支行与新集邮政所之间无利害关系，故不要求承担责任。事实和理由：2019年3月9日、2019年3月10日、2019年4月15日、2019年6月2日原告将总计96000元存入新集邮政所，姚寿旭为新集邮政所负责人，在上班时间履行新集邮政所储蓄业务，在邮政所给原告开具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凭单，加盖新集邮政所营业章和姚寿旭个人私章。2020年4月初，原告持该凭单取款时，新集邮政所负责人姚寿旭认为该款项数额较大，需要提前预约，要求原告过一段时间取款。过了几天后，原告又持该凭证取款，新集邮政所工作人员要求原告找县分公司处理，当时的经办人姚寿旭也已死亡。为此，原告找到邮政公司镇原分公司，索要存款未果。原告认为，新集邮政所负责人姚寿旭办理存款的行为属职务行为，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镇原县支行是新集邮政所储蓄业务直接领导单位，负有直接责任，其对下属单位负责人疏于监管，纵容事件延续多年，储蓄银行镇原支行授权新集邮政所负责办理储蓄业务，应承担全部责任赔偿原告存款及利息并承担法律责任。遂提起诉讼。 被告邮政集团镇原分公司及新集邮政所辩称：一、姚寿旭与分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其（姚寿旭）借款并非职务行为。姚寿旭生前为甘肃人力资源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员工，以劳务派遣的用工形式在其分公司新集邮政所工作，任营业员，因此，姚寿旭与分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不是分公司职工，其借款行为不代表分公司的职务行为，也不构成代理关系。二、分公司与原告之间没有产生储蓄存款合同关系，故不承担责任。1、新集邮政所只是办理邮政营业及投递等邮政类业务，没有办理储蓄存款业务的相关资质，也没有被银行业监管部门授权开办此类业务，原告作为新集乡本地人，对该事实也应当是知情的，其明知新集邮政所无法办理储蓄业务，又主张出借给姚寿旭的款项是存款，理由不能成立。2、原告持有的条据并非合法的存款凭证。原告持有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的存款凭单，该凭单在邮政储蓄银行各营业网点都摆放在营业大厅，作为存款人办理业务自取使用，属于开放式不限量的通用凭单。存款人办理存款业务后，由营业网点将该业务用电脑打印后将凭单回执交付存款人保管，机打存款凭单由存款机构保管。因存款利率会根据市场原因波动，银行凭单上也不会打印利息标准。现原告持有的四份凭条均为手写，都约定月息标准，条据的书写方式、内容都非常随意，其更符合个人之间民间借贷业务的书写习惯。原告作为具备正常分辨能力的自然人，应当能分辨出其持有的凭单不是存储凭证，其与姚寿旭达成的合意也不是存储合同的合意，而是借贷关系。3、新集邮政所没有办理储蓄业务的资质，原告持有的存款凭单加盖的印戳是办理邮政投递业务的业务日戳，该日戳是用来区分邮政客户办理业务机构和日期的。并不是储蓄业务的章戳，不能推定为办理的是储蓄业务。综上，邮政公司镇原县分公司与原告之间没有产生储蓄合同关系，原告与姚寿旭之间为个人之间的借贷，应当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另行主张，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邮政储蓄银行镇原县支行辩称：一、其与新集邮政所是两个完全独立的机构，二者之间没有隶属关系。邮政储蓄银行镇原县支行成立于2008年，属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下设的从事金融业务的机构。而新集邮政所为中国邮政集团甘肃省镇原县分公司下设的从事邮政业务的机构，从未开展储蓄业务，因此其与原告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二、新集邮政所没有从事金融业务的资格，邮政储蓄银行镇原县支行也从未授权其工作人员开展金融相关业务。邮政储蓄银行镇原县支行与新集邮政所二者是不同的机构，业务方面没有关联。原告提供的四张存款凭单，其（邮政储蓄银行镇原县支行）已于2016年停止使用，且自支行成立以来，所有的存款及客户回执都是机打的，没有手写一说，并应加盖具有支行名称的公章。而原告所持的2019年四张存款凭单经办人为姚寿旭，存款凭单为手写，加盖甘肃镇原新集营业邮戳的存款凭单和支行没有关系，其（支行）也从未授权该机构开展金融相关业务，也没有收到这笔存款。三、姚寿旭不是其（支行）单位的职工，他仅持有支行空白存款凭单不具有形成表见代理的法律效果。原告所持存款凭单上经办人姚寿旭不是邮政储蓄银行镇原县支行单位职工，空白存款凭单是支行在2016年前放置在营业场所，供存款人存款时随意取拿、自行填写的空白单据，姚寿旭仅持有该空白存款凭单吸收存款的行为不具有使他人相信其是支行的员工，并具有吸收存款代理权的外在表现，不能形成表见代理，应由其个人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综上，新集邮政所与邮政储蓄银行镇原县支行为两个不同单位，支行从未授权新集邮政所及其工作人员代理金融业务，姚寿旭的个人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应由行为人自行承担责任。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与质证，对于双方无异议的证据：营业执照副本、身份证复印件、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中国邮政集团公司甘肃省镇原县新集邮政所）、法院依职权调查的曹宏学、秦彦学的调查笔录等，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于双方有异议的证据，认定如下：一、对于原告提交证据的认定。1、关于原告提交的四份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存款凭单的问题。被告邮政公司镇原县分公司及新集邮政所认为，该凭单是虚假的，不能证明原告在新集邮政所存款的事实，该所无此项业务。庭审中，对于存款凭单上所加盖邮戳的真伪也难以辨认。但其书面答辩状中，对于姚寿旭吸收存款的事实并未否认，只认为是姚寿旭的个人行为，对于邮戳的真伪也未提出异议，且四份凭单的邮戳上均有“甘肃镇原新集营业1”的字样。故对于四份凭单及邮戳的真实性予以确认。2、关于原告提交的曹宏学曾在新集邮政所存款，邮政所工作人员出具存款凭证（加盖邮戳）以证实新集邮政所有吸纳存款业务的问题。被告邮政集团镇原分公司及新集邮政所认为，该存款凭单只是复印件，应与原件进行核对后，才能确认真伪，且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于曹宏学存款单复印件的问题，法院依法进行了调查，曹宏学陈述，其存款时到新集邮政所柜台询问“你所办理存款业务吗？姚寿旭当时值班，说他们存款呢，我就将10000元现金交给姚寿旭，姚寿旭给我手写储蓄凭单10000元，并加盖邮政邮戳······”，另外，秦彦学陈述，“其知道姚寿旭是新集邮政所的工作人员，邮政所有存款业务，2017年3月其在新集邮政所存款15000元，姚寿旭出具了存款凭单，加盖了邮政所的邮戳，后来其多次向姚寿旭要钱，姚断断续续给了10000元，下剩的5000元给我写了借条，把原来有邮戳的条据收回去了······”，对上述两份证据，经当庭宣读，原、被告对于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所以，可以认定姚寿旭属邮政集团镇原分公司的职工，有吸纳存款的事实存在。3、关于原告提交的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即中国邮政集团公司甘肃省镇原县新集邮政所的业务范围包括邮政基础（基本）业务、邮政储蓄业务、邮政附属业务······，以证实被告新集邮政所有吸纳存款业务的问题。但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的后部分明确注明：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而邮政储蓄业务的开展是须经批准的项目，新集邮政所的营业执照上也无该项目，且被告邮政储蓄银行镇原县支行、邮政集团镇原分公司否认有该业务的审批及开展。故新集邮政所不具备开展储蓄存款的条件。二、对于被告邮政集团镇原分公司提交证据的认定。关于邮政集团镇原分公司提交的劳动合同以证实姚寿旭是以劳务派遣的形式到新集邮政所工作，邮政公司是用工单位，不是用人单位的问题。原告认为，姚寿旭在被告所在的单位工作，受被告管理、使用，被告是用工单位，也是用人单位，对造成的后果应负法律责任。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劳务派遣期间，被派遣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派遣的用工单位承担侵权责任；劳务派遣单位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可见，无论是用工单位或用人单位都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综上，根据当事人陈述和审理，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段世文系镇原县新集乡吴塬行政村马崾岘自然村村民，被告新集邮政所系被告中国邮政集团公司甘肃省镇原县分公司设在新集街道从事邮政业务的内资企业法人分支机构（非法人）。姚寿旭为负责人。2019年3月9日、2019年3月10日、2019年4月15日、2019年6月2日，原告段世文分别在新集邮政所存款10000元、36000元、20000元、30000元，共计96000元，由姚寿旭以手写的形式分别给段世文出具了加盖“甘肃镇原新集营业1”字样邮戳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存款凭单，并注明了利息，凭单上有段世文、姚寿旭的签字。四份凭单均有姚寿旭的个人私章（格式有异：一份为正方形印章，三份为长方形印章）。2020年4月初，原告段世文持存款凭单去新集邮政所取款时，姚寿旭以大额取款需提前预约为由，未能给原告取款。同年4月13日姚寿旭非正常死亡（服毒自杀）。随后原告要求取款的事宜被告知寻求分公司解决。邮政集团镇原分公司认为属姚寿旭的个人行为，拒绝支付。 另查明，姚寿旭死亡后，邮政集团镇原分公司未向公安机关报案。 本院认为，被告中国邮政集团公司甘肃省镇原县分公司设立的内资企业法人分支机构新集邮政所本应在授权的范围内办理相关邮政业务，但作为该所的工作人员姚寿旭却超出业务范围吸纳个人存储存款，在收到原告款项后，即开具盖有单位邮戳及本人私章的邮政储蓄凭单给原告作为凭证（以代表公权力的邮政邮戳加盖储蓄存款凭单上），使原告有理由相信该所有办理邮政储蓄业务的职能，姚寿旭的行为应视为职务行为；吸纳的存款未能妥善存储或保管，给他人造成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的规定，被告中国邮政集团公司甘肃省镇原县分公司作为独立的法人，对此应承担责任。故原告诉请被告邮政集团镇原分公司归还存款96000元的请求，合法合理，应予支持；关于利息问题，尽管储蓄凭单上有约定，但利率明显高于正常存款利率，不符合人民银行同期同类存款利率标准，不予支持；原告要求被告承担律师费、交通费等费用，未提供证据证实，不予支持。被告邮政集团镇原分公司和新集邮政所辩称的其是用工单位，不是用人单位，不承担责任的辩解意见，不符合有关法律规定，不予采纳。被告邮政储蓄银行镇原县支行未批准或授权新集邮政所开展邮政储蓄业务，与本案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不承担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百七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中国邮政集团公司甘肃省镇原县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段世文储蓄存款本金96000元； 二、驳回段世文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200元，由中国邮政集团公司甘肃省镇原县分公司负担1800元，段世文负担4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甘肃省庆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尚敦厚 审判员  贺 鑫 审判员  刘建勋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一日 书记员  田继承 附注： 本案主要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第一百七十二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 第一百七十六条民事主体依照法律规定和当事人约定，履行民事义务，承担民事责任。 第一百七十九条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主要有: (一)停止侵害; (二)排除妨碍; (三)消除危险; (四)返还财产; (五)恢复原状; (六)修理、重作、更换; (七)继续履行; (八)赔偿损失; (九)支付违约金; (十)消除影响、恢复名誉; (十一)赔礼道歉。 法律规定惩罚性赔偿的，依照其规定。 本条规定的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