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7民终277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达华，男，1956年6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公民身份号码：440************616。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绍志，广东天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门市蓬江区长鸿机电经营部。住所地：广东省江门市环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汤慧萍，女，1974年6月2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公民身份号码：440************124。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文卓鸿，男，1995年4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公民身份号码：440************117。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文颖诗，女，1998年9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公民身份号码：440************140。上述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承臻，广东盈隆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智蓉，广东盈隆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达华因与被上诉人江门市蓬江区长鸿机电经营部(以下简称长鸿机电)、汤慧萍、文卓鸿、文颖诗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2019）粤0703民初87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达华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长鸿机电清偿借款本金17万元及其从2014年1月7日起按合同约定的利率计算至本案生效判决所确定的还款日止的利息(暂计至起诉日为69个月：2550×69=175950元)；2、汤慧萍、文卓鸿、文颖诗对上述债务承担补偿清偿责任；3、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长鸿机电、汤慧萍、文卓鸿、文颖诗承担。事实与理由：李达华通过同学认识文某1己有10多年了，文某1因无资金周转，李达华经常出借几千元、有时几万元给文某1，出于兄弟情谊，当时没写收据。2014年1月7日，李达华又从其工商银行取得现金9万元出借给文某1，文某1亲笔书写一张借条，载明借李达华现金17万元。一、涉案“借条”真实。一审判决书第7页已对此予以确认。二、17万元现金已经交付文某1。1、本案款项是大约2005年至2014年，前后10年时间所累积的款项。2、本案并非巨款。以10年时间计算，平均每年1.7万元。3、款项来源，李达华述称除了在江门市电机厂上班，还业余做装修，并且还有电机厂散费。4、李达华还提供其在银行提款9万元的证据。5、证人陈某1确认为文某1做工，汤慧萍也确认陈某1为其办事。陈某1确认文某1向李达华借款的客观事实。陈某1陈述2013年11、12月借款8万元只是大约数，该陈述与李达华银行提款数额9万元及其提款时间2014年1月基本吻合。一审法院以李达华陈述在写借条前己经出借8万元，而陈某1所称的2013年度内借款金额合计13-14万元已超出8万元为由否定交付。对此，17万大于14万，没有超额，且陈某1不可能每次都知情，故一审法院此种推理不成立。李达华也解释了交付9万元时只有文某1、李达华在长鸿机电办公室内，但办公室是玻璃间隔，外卡座的陈某1也能看见该两人交付款项事实，并且用这些钱取货也是陈某1参与。除了陈某1知情的部分款项交付外，写借条前其他款项的交付事实，法院没有理由否定。6、对方无提供任何反驳证据。综上，一审法院故意曲解事实，所作判决错误，应当纠正。李达华在庭审中补充意见如下：文某1是在2014年1月7日借款9万元，陈某1是在场的，其在业务办公室是可以看到文某1与李达华在经理办公室里交付借款，当时一审开庭时，法官问陈某1是否看到借款多少，陈某1回应只看到交钱而没有看到具体数额，其在法官多次追问下回应大约8万元，因此，一审法院认为数额与陈某1所说的不一致从而认为李达华证据不足。被上诉人长鸿机电、汤慧萍、文卓鸿、文颖诗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一、借条不能证明李达华与长鸿机电已成立真实有效的借贷关系。文某1已于2017年10月因病去世，李达华仅依据借条主张偿还借款，但未能举证证明借条及落款处是文某1亲笔书写，又无法证明借条的字迹与文某1生前的笔迹一致，故无法确定借条的真实性，不能认定李达华与长鸿机电曾依法成立借贷关系。二、李达华明显不具备出借能力且无法提供出借款项来源的依据，且李达华在本案诉讼中无法完整陈述涉案借款17万元的形成过程，仅以借款次数多、时间长等理由推搪。十多年来，李达华不仅一直未曾向文某1追讨借款，且在文某1无法清偿时仍多次出借借款，借款金额更是一次比一次多，显然不符合常理。因此，长鸿机电、汤慧萍、文卓鸿、文颖诗已抗辩本案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且作出了合理的说明，而李达华未完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的举证责任。三、李达华未举证证明涉案借款行为已实际发生。首先，借条的内容并非向李达华“借到”款项。即使涉案借条是真实的，仅能认定双方就借贷事项达成合意，不能证明李达华已实际交付借款。其次，涉案借条无记载借款日期，不能认定涉案借贷关系是2014年1月7日成立，也无法证明该借条与李达华提交的《工行明细》有关。《工行明细》中的取款数目与涉案借款17万元差距极大，且不能证明李达华在取款后将款项全部或部分出借给长鸿机电。再次，涉案债权高达17万元，李达华对涉案款项交付的时间、地点、交付情况等均没有提供证据予以佐证，交易方式完全不符合正常交易习惯，且文某1的遗物及长鸿机电的账册均没有发现涉案借款的记载，本案是李达华虚构的借贷关系。四、陈某1的证言在借款金额、借款时间、出具借条时参与人员方面，均与李达华对借款经过的陈述完全不符。综上，李达华未向长鸿机电、文某1交付涉案借款，其无权向长鸿机电主张清偿借款本息。庭审中，被上诉人补充意见如下：李达华及其代理人均作虚假陈述，李达华在2020年1月8日的询问笔录第2页第16、17行中明确只有一次是陈某1在场，而在2020年3月5日的开庭笔录第7页中证人陈某1称2013年两次借款以及2014年1月7日签订借条时其均在场，可见，李达华与陈某1的陈述是自相矛盾的。另外，李达华的代理人称“陈某1称2014年1月7日，李达华向文某1交付借款约8万元”。事实上，陈某1在作证时称“2013年5、6月，李达华有提供5、6万元的借款，而2013年11、12月，李达华再向文某1借款8万元左右”，故李达华的代理人所称的8万元的交付时间也是矛盾的。最后，李达华称陈某1隔着长鸿机电的玻璃窗看到李达华向文某1交付款项，但陈某1在2020年3月5日的开庭笔录第8页第13行中称其不知道李达华在2014年1月7日有没有向文某1交付借款。可见，李达华在二审期间对于借款的陈述也是与陈某1的证言有重大矛盾，更与事实不符，根本原因是涉案借贷事实并没有发生，一审法院对于借贷事实的认定合法有据，应予以维持。李达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长鸿机电清偿借款本金17万元及其从2014年1月7日起按合同约定的利率计算至本案生效判决所确定的还款日止的利息（暂计至起诉日为69个月，2250×69＝175950元）；2、汤慧萍、文卓鸿、文颖诗对上述债务承担补充清偿责任；3、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长鸿机电、汤慧萍、文卓鸿、文颖诗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达华提交的《借条》，载明“现文某1借李达华现金170000元壹拾柒万元正，每月息2550元。借款人：文某1”。借条没有落款时间，但借条下方有“文某1”的签名及加盖长鸿机电的印章。关于借款的经过，李达华陈述称：李达华与文某1系朋友关系。文某1自2005年后起多次向李达华借款，第一次在2005年，当时文某1因购买了汽车，资金周转困难，向李达华借款5000元现金。之后直到2014年1月7日前，文某1累计向李达华借款8万元，每次均现金借给文某1，也没有出具借条或者借据。2014年1月7日，文某1称急于支付货款，向李达华提出借款9万元，当时李达华到华园路财局对面的工商银行提款9万元现金给文某1，文某1收到9万元现金后，在长鸿经营部出具借条给李达华。文某1出具借条时，在场人只有李达华和文某1。文某1借款后，未向李达华偿还过本金及利息。另外，李达华陈述称，其自1982年起在江门市电机厂工作至2013年6月该厂遣散，2005年期间每月收入1500元左右，2013年起每月工资大概2千至三千左右，业余做装修兼职。李达华向一审法院提交的中国工商银行存折显示，该存折2013年5月20日开户，存款为9万元，2014年1月7日部提9万元，部开4万元，次日取款4万元。长鸿机电系个人独资企业，于2011年9月27日成立，登记的投资人为文某1。文某1于2017年12月17日去世，汤慧萍系其配偶，文卓鸿系其儿子，文颖诗系其女儿。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民间借贷纠纷。关于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如下：一、关于借条的真实性。该借条上除了有“文某1”的签名外，还加盖了长鸿机电的公章，虽然长鸿机电、汤慧萍、文卓鸿、文颖诗对公章的真实性予以否认，但长鸿机电、汤慧萍、文卓鸿、文颖诗未能提供相反的证据予以证明，且长鸿机电、汤慧萍、文卓鸿、文颖诗均表示不申请对该公章的真实性进行鉴定，因此，长鸿机电、汤慧萍、文卓鸿、文颖诗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依法认定借条上长鸿机电的公章系真实的。另外，虽然长鸿机电、汤慧萍、文卓鸿、文颖诗对借条上“文某1”签名的真实性亦予以否认，但前述一审法院已认定长鸿机电公章的真实性，文某1作为长鸿机电的投资人，无论“文某1”签名是否真实，其亦应对长鸿机电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因此，一审法院对借条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二、关于借条中载明的借款17万元是否实际支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自然人之间的民间借贷合同系实践性合同，依法成立的民间借贷合同应当以出借人给付钱款为生效要件，债权人对合同的订立和款项交付事实均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本案中，李达华提交的借条能够初步证明其与文某1对借贷关系达成合意，本案关键是借条中载明的借款17万元是否实际支付，一审法院结合借贷金额、款项支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事人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证人证言等进行综合分析。首先，李达华称涉案17万元借款是其自2005年至2014年1月7日期间分多次且均系通过现金交付的方式出借给文某1的，涉案借条实质上是对2014年1月7日及此前多次借款的汇总，但长鸿机电、汤慧萍、文卓鸿、文颖诗对于双方存在借款关系的事实予以否认，虽然李达华提供了银行存款予以证明借款的来源及交付情况，但银行存款仅为9万元与借条载明的借款17万元差距较大，李达华亦无法提供除借条之外的其他借款凭证证明此前借款的事实。其次，李达华自称自1982年起至2013年6月在江门市电机厂工作，月工资仅有两千元左右，虽然其称还有部分兼职收入，但李达华未能提供其他证据对其收入情况予以证明，另外，李达华提供的银行存折存款为9万元，但涉案款项多达17万元，因此，本案无证据证明在涉案借款发生时李达华具备出借涉案款项给文某1的能力。另外李达华陈述借款长达将近十年，但在文某1未曾偿还任何款项的情况下，李达华仍继续向文某1借款，亦足以对借款的实际发生产生合理怀疑，但本案未有进一步的证据足以排除合理怀疑。再次，虽然证人陈某1的陈述称借款属实，但其证言与李达华对借款经过的陈述不一致。第一、李达华称除了2014年1月7日的借款9万元在银行取款外，其余均为直接现金支付，但证人陈某1陈述称2013年的两次借款，一次借款5、6万元左右、另一次借款8万元，均为部分从家中取现金、部分银行取款；第二、李达华陈述文某1出具借条时，仅文某1及李达华在场，但证人陈某1称其本人亦在场；第三、李达华称文某1出具借条前已累计借款8万元，但根据证人陈某1的证言仅2013年的借款已超过8万元。因此，李达华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向文某1交付17万元借款的事实，应自行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故对李达华要求长鸿机电偿还涉案借款及要求汤慧萍、文卓鸿、文颖诗对涉案债务承担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法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三十四之规定，判决：驳回李达华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6489.25元，减半收取3244.63元，保全费2249.75元，合计5494.38元，由李达华负担。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属于民间借贷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结合诉辩双方的意见，归纳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涉案借款170000元是否实际交付。李达华主张涉案借款已现金交付给文某1，并认为涉案《借条》中的170000元是文某1在2005年至2014年1月7日期间多次向李达华借款所累计的借款总金额。长鸿机电、汤慧萍、文卓鸿、文颖诗则辩称借款并未实际发生并否认《借条》是文某1本人签名。对此，长鸿机电、汤慧萍、文卓鸿、文颖诗虽否认《借条》上的签名的真实性，但对其反驳意见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且该《借条》上除了文某1的签名外，还盖有长鸿机电的公章，而长鸿机电、汤慧萍、文卓鸿、文颖诗均表示不申请对该公章的真实性进行鉴定，故长鸿机电、汤慧萍、文卓鸿、文颖诗应对其否认该公章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院确认该公章的真实性。即使文某1的签名不真实，其作为长鸿机电的投资人亦应对长鸿机电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因此，本院确认《借条》的真实性，而《借条》中的170000元是否实际支付是本案审查的关键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关于“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关于“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李达华作为民间借贷关系中的出借人应当对借款合同已生效并已将借款实际交付给文某1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对此，本院分析如下：李达华主张涉案借款的交付时间是2005年至2014年，包括2014年1月7日前已累计借款的80000元以及2014年1月7日的借款90000元，但涉案《借条》没有明确借款170000元是由前期的借款和2014年1月7日的借款90000元组成，故李达华应当就其主张的借款时间进一步举证证明。对此，李达华提供了证人证言和银行取款凭证。根据证人陈某1关于“文某1于2013年曾向李达华借款两次，第一次借款5、6万元左右，第二次借款8万元”的陈述可知，文某1于2013年向李达华借款的金额已达14万元，如果加上李达华主张的2014年1月7日的借款90000元，已超出涉案《借条》所记载的借款金额。结合李达华在本案中确认文某1在借款后从未偿还过借款的事实，证人陈某1陈述的有关2014年1月7日前交付借款的金额与李达华所主张的交付借款的金额不一致。况且，李达华也未能举出其在2014年1月7日之前交付现金的直接凭证。虽然李达华提供了中国工商银行存折作为其于2014年1月7日交付现金借款90000元的凭证，但因涉案《借条》没有落款时间，无法证明涉案《借条》与李达华于2014年1月7日在银行取款90000元在时间上存在关联，且该银行存折仅能证明李达华有提取现金的记录，在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及证人证言亦没有提及该借款90000元的交付过程的情况下，也不足以证明李达华在提取现金后已将该现金交付给文某1。此外，李达华主张其在2005年至2014年1月7日前已向文某1出借款项累计80000元，在借款长达十年期间仍未偿还借款本息的情况下，李达华不但无法举证证实其曾向文某1催收过借款，反而于2014年1月7日再次出借90000元给文某1，显然不符合常理。综上，李达华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涉案借款发生在2005年至2014年1月7日期间，也无法证明其已实际交付了借款170000元，李达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此，本院认定涉案借款尚未交付，借款合同尚未生效，李达华主张长鸿机电、汤慧萍、文卓鸿、文颖诗偿还借款170000元及利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驳回李达华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李达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恰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489.25元（已由上诉人李达华预交），由李达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吴春梅审 判 员 李 海审 判 员 刘邦中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一日法官助理 梁湘源书 记 员 冯雪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