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7民再110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杜全正，男，1957年2月4号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委托诉讼代理人：钟燕，河南牧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余亮，河南牧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张涛，男，1973年12月7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永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长庚，河南国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李祥魁，男，1963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永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长庚，河南国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刘道林，男，1947年6月20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永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长庚，河南国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陈文堂，男，1962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商丘市。张涛、李祥魁、刘道林、陈文堂因与杜全正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新乡市红旗区人民法院(2018)豫0702民初40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审理后作出（2019）豫07民终976号民事判决。杜全正不服，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审查后作出（2020）豫07民申120号民事裁定，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杜全正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钟燕、余亮，被申请人张涛、李祥魁及与刘道林共同委托的诉讼代理人杨长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涛、李祥魁、刘道林、陈文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杜全正返还不当得利款1410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张涛、李祥魁、刘道林、陈文堂系龙祥天利公司的股东。2012年1月5日,陈文堂作为龙祥天利公司法定代表人与于建勇签订转让协议，约定由于建勇收购龙祥天利公司，转让款为1600000元，该款将打入杜全正账户，杜全正为双方提供了担保并签字。2012年9月1日，三方又签订补充协议，转让款改为1650000元。协议签订后，2012年1月20日，于建勇的员工张某向杜全正转款800000元，并于2015年6月15日进行了公证。2012年10月29日，于建勇的员工冯某向杜全正转款850000元，标明用于于建勇购买砖厂，也于2015年6月15日进行了公证。其间，杜全正分别于2012年1月20日向张涛转款100000元，2012年1月20日向陈文堂转款50000元，2012年3月2日向张涛转款10000元，2012年6月23日张涛通过杜全正在蒙古国的翻译哈斯以借款形式领取80000元，以上合计240000元。因杜全正认为于建勇尚欠其3500000元，故未支付剩余款项，张涛、李祥魁、刘道林、陈文堂催要未果，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本案中，张涛、李祥魁、刘道林、陈文堂，杜全正与于建勇所签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是三方真实意思表示，对该合同的效力本院予以确认。于建勇已按协议约定将购买龙祥天利公司的转让款1650000元转账给杜全正，杜全正应当按照协议约定将转让款支付给张涛、李祥魁、刘道林、陈文堂。扣除杜全正已支付的240000元，杜全正还应支付张涛、李祥魁、刘道林、陈文堂1410000元，本院仅对张涛、李祥魁、刘道林、陈文堂主张的该事实予以确认。杜全正辩称该款系于建勇偿还欠其的款项，但根据转让协议及于建勇的员工张某、冯某于2015年6月15日所公证的内容可以印证该1650000元系于建勇所支付张涛、李祥魁、刘道林、陈文堂的转让款，杜全正可对于建勇与其之间的纠纷另行主张。杜全正辩称张涛、李祥魁、刘道林、陈文堂主张已超过诉讼时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民法总则施行前，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张涛、李祥魁、刘道林、陈文堂所提交证据的最后时间系于建勇的员工张某、冯某公证转款内容的时间即2015年6月15日，至张涛、李祥魁、刘道林、陈文堂起诉时（2018年4月8日）已超过2年的诉讼时效，故对杜全正的该项辩解理由，本院予以采信。张涛、李祥魁、刘道林、陈文堂的债权依法不予保护，其诉讼请求依法应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一审判决：驳回张涛、李祥魁、刘道林、陈文堂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490元，由张涛、李祥魁、刘道林、陈文堂承担。张涛、李祥魁、刘道林、陈文堂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新乡市红旗区人民法院（2018）豫0702民初4015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张涛等人的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围绕归纳的争议焦点，双方均提交新证据，张涛等人提交证据如下：第一组，公证书一份，证明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张涛等人认为应当自2017.6.10开始起算诉讼时效。第二组蒙古国乌兰巴托拿来河区法院判决书一份，证明2015年4月1号于建勇通过诉讼的形式，向蒙古国乌兰巴托拿来河区法院向于建勇主张过权利。因为于建勇在中国，蒙古国国家就没判决。杜全正提交证据如下：照片打印件两张，证明张涛等人的砖厂（蒙古国龙祥天利有限公司）在2014年左右已经被蒙古国乌兰巴托拿来河区法院查封。本院二审认为，关于张涛等人提交的证据一，该证据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且可以与一审中提交的部分有效证据相互印证，故本院二审对该证据予以认定。关于张涛等人提交的证据二，杜全正无异议，本院二审予以认定。关于杜全正提交的照片，该证据不能证实其主张的证明目的，本院二审对该证据不予认定。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陈文堂、张涛以“位于首都那拉河区4分区工业区龙祥天利有限责任公司”为被告于2015年3月25日向蒙古国那拉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后该案判决“…2.根据民事案件诉讼法第155项第155.4条款规定，调查被告龙祥天利有限责任公司，公司经理于建勇，确定其居住地址，调查工作由塔哈尔总局侦查，调查部门执行…”。另查明，2017年6月9日，于建勇将冯某和张丽霞的公证书（内含转账凭证和证人证言）交给了张涛、陈文堂。二审中，诉讼双方均认可龙祥天利公司又称砖厂。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二审认为：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本案中，在陈文堂、于建勇、杜全正三方签订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后，案外人于建勇按照协议约定将购买蒙古国龙祥天利有限公司的款项165万元打到了杜全正账户中。因三方协议中并没有约定杜全正收到款项后向陈文堂支付款项的时间，故陈文堂可以随时主张。在张涛等人向杜全正索要款项过程中，杜全正否认收到案外人支付的购买砖厂的款项。后张涛等人在外蒙古对案外人提起诉讼。因此在杜全正否认收到款项、陈文堂对案外人于建勇在蒙古国起诉，以及在冯某、张丽霞于2015年6月16日做公证等时间点，均不能认定张涛等人已经知道于建勇确实向杜全正支付了购买砖厂的款项以及杜全正拒不返还购买砖厂款项的事实。故一审以2015年6月16日起算本案诉讼时效不当，本院二审予以纠正。后张涛等人多次在国内找于建勇主张权利，于建勇于2017年6月9日才将冯某、张丽霞的公证书交付张涛等人，公证书中有转款凭证和证人证言，因此张涛等人作为权利人，此时（2017年6月9日）才知道杜全正确实收到了砖厂转让款165万元及杜全正拒不返还砖厂转让款的事实，故本案诉讼时效应当从2017年6月9日起算。自2017年6月9日起至2018年4月8日提起诉讼之日止，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故一审认定本案超过诉讼时效不当，本院二审予以纠正。二、在于建勇按照陈文堂、于建勇、杜全正三方签订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约定将购买砖厂的款项达到杜全正账户，杜全正占有该款项无依据，其拒不向上诉人返还的行为造成了张涛等人的损失，杜全正依法应当返还。在扣除杜全正已支付的24万元后，剩余141万元应当返还，故本案张涛等人起诉要求杜全正返还141万元的理由成立，本院二审予以支持。杜全正称其收到的款项不是案外人支付的购砖款，与三方签订的协议和补充协议以及本案查明的事实不符，该抗辩意见不能成立。如果杜全正与于建勇之间存在纠纷，杜全正可另行解决。综上所述，张涛等人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二审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和判决结果不当，本院二审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一、撤销河南省新乡市红旗区人民法院（2018）豫0702民初4015号民事判决。二、限杜全正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上诉人支付款项141万元。如果杜全正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749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7490元，均由杜全正负担。杜全正再审中请求撤销二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本案诉讼费用由张涛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基础法律事实是合同债务纠纷，原审法院认定为不当得利纠纷缺乏证据证明。（一）转让协议是有担保条款的买卖合同。首先，2012年1月5日签订的转让协议，是符合《合同法》定义的买卖合同。其次，陈文堂是出卖人即债权人，于建勇是买受人即债务人，杜全正是第三人即担保人，三方之间是符合法律规定要求的买卖、担保关系。再次，转让协议第四条表明本案是源于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产生的债权债务纠纷，应按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体现的基础法律关系认定本案纠纷性质，原审定性为不当得利纠纷错误。（二）补充协议对转让协议有重大变更。1.变更收款数额和收款方式。补充协议重新约定了价款和支付方式，转让款由160万元变更为“165万元整，甲方应收155万元”，收款“以甲方负责人打收款凭证为准”。2.确定乙方付清余款的条件和时间。补充协议约定乙方付清余款的前提条件是“公司过户后”，时间是“15个工作日内”。只有公司过户后才成就付款条件，并且在15个工作日内付清。3.张涛等人没有证据证明已完成过户成就付款条件和遭受损失。本案原审中张涛等人均未提供手续办理完毕和公司过户的证据，不成就付款条件。既然没有过户，就未遭受损失，证明杜全正收到的款项不是公司过户后应付的款项，且付款日期与补充协议约定的付款时间不相符。（三）本案款项是于建勇还给杜全正的欠款不属于不当得利。1.杜全正与于建勇存在在先债权债务。2011年11月24日，杜全正委托朱新民将长弘矿业有限公司卖给张军安注册成立的河南省蒲光特种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张军安要求把长弘公司过户给其外甥女婿于建勇。2011年12月16日，于建勇通过会计张某给杜全正转款250万元，长弘矿业过户给于建勇后，2011年12月21日朱新民代表于建勇和杜全正签订了协议，约定办理激活矿权及操作费用80万元美金和劳务费100万元人民币，总计600万元人民币。为办理手续并支付劳务费，杜全正替于建勇垫支350万元，减去于建勇已支付的250万元，于建勇尚欠350万元未还。2.没有证据证明案涉款项是于建勇应支付给张涛等人的款项。2012年1月20日，于建勇通过张某转到杜全正账户上80万元。10月29日转款85万元。这两张银行转款凭证“用途”栏里只注明转款，额米有注明转款原因，更未注明是“购砖厂”款。如转款是购买砖厂，作为专业财会人员，应按银行转账凭证要求，如实填写“用途”一栏。3.于建勇已支付给张涛等人50万元证明本案款项和杜全正无关。张涛等人在二审中提供的蒙古国判决书记载，张涛等人就165万元起诉于建勇，因于建勇支付了50万元，要求偿还115万元。而在本案中，还是这165万元，张涛等人以杜全正仅还了24万元为由，主张还款141万元，其主张的数额自相矛盾。4.杜全正已支付的是张涛等人与杜全正的借款和本案款项无关。张涛等人因资金周转困难向杜全正借款，根据银行转账凭证，杜全正共借给张涛等人41万元。其中借给陈文堂5笔共计22万元，借给张涛3笔共计19万元。从转款日期上看出，有5笔34万元是在补充协议签订之前给的，补充协议约定付款条件是公司过户后付清，表明杜全正在公司过户前给的钱款是借款，与本案款项无关。5.张涛等人无权主张返还141万元。即便有权主张返还钱款也应在公司过户后，按照补充协议约定收取155万元，而不是165万元。证据证明杜全正已经给了张涛等人41万元，于建勇给了50万元，合计91万元。补充协议约定应收155万元尚余64万元，而不是张涛等人主张的141万元。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本案应适用合同法和担保法相关条款。1.本案性质是买卖合同引起的债权债务纠纷，不应适用不当得利条款。2.协议约定担保条款是担保合同的而表现形式。（二）保证期限已过，杜全正依法不承担责任。1.起诉杜全正于法无据。本案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约定的付款对象是于建勇，而且在于建勇不付款的情况下，由于建勇承担违约责任。张涛等人已于2015年4月1日在蒙古国起诉过于建勇，证明起诉的对象应是于建勇而不是作为担保人的杜全正。2.根据法律规定和协议约定，杜全正是一般担保人。3.杜全正享有先诉抗辩权。于建勇作为一般保证人，对张涛等人不起诉于建勇反而起诉杜全正的诉求，依法享有拒绝承担责任的先诉抗辩权。4.本案保证期间和诉讼时效已过。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均未约定保证期间，按照担保法规定，在法定的6个月保证期间内，张涛等人未对于建勇提起诉讼或申请仲裁，保证期限届满后杜全正不再承担担保责任。本案的保证期间，按2012年10月29日最后一次转账计算，保证期到2013年4月29日。张涛等人在此日之前没有向于建勇主张债权，杜全正从2013年4月30日之后不承担责任。张涛等人在二审中自认曾于2015年4月1日向蒙古国法院起诉于建勇，即便按照此日期计算，也超出了保证期间和诉讼时效。三、于建勇是本案债务人有重大利害关系，其伪造证言非法无效不属于新证据。（一）于建勇是债务人却以证人身份出具证言明显不当。于建勇在本案中不是适格证人，其法律身份应是当事人而不是证人，以证人身份出具证言不具有真实性和合法性。（二）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不能作为认定依据。1.于建勇等证人未出庭作证证言不具有证明效力。2.于建勇和证人张某、冯某有利害关系证言虚假不实。（三）于建勇证言不属于新的证据。1.于建勇证言是开庭前一天刚刚制造出来。2.于建勇在举证期外制造的证言不属于新的证据。四、二审判决错误认定未过诉讼时效与法律规定明显相悖。（一）二审认定“因三方协议中没有约定杜全正收到款项后向陈文堂支付款项的时间，故陈文堂可随时主张”与法律规定的从一方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当得利事实及对方当事人之日起计算，明显相悖。（二）张涛等人既知道转款时间和数额更知道转给了杜全正。1.张涛等人自协议签订后即知道转给杜全正165万元。张涛等人在上诉状中自认“与于建勇签订协议后，多次找杜全正要款”，其要钱的举动证明早知道于建勇给杜全正转款165万元的事实。2.张涛等人当庭自认知道“2012年冬钱已打到杜全正账户”。3.张涛等人二审中当庭自认的时间是2012年10月29日。4.张涛等人当庭自认2015年10月知道转给杜全正合计165万元。5.诉讼时效起算点最迟应为公证的时间即2015年6月16日。五、本案张涛等人主体资格不适格系为获取非法利益虚假诉讼。（一）李祥魁作为国家公务人员不具备本案诉讼主体资格。（二）李祥魁、张涛与本案无关是虚假诉讼。（三）李祥魁称“委托杜全正转让龙祥天利公司”系伪证。张涛等人辩称，杜全正申请再审的事实缺乏证据支持。应当驳回其再审申请。一、第一，本案的基础事实不是基于合同纠纷。因为杜全正和张涛等人并非原砖场转让协议的合同，双方不是买卖人，不存在张涛等人是转让方，杜全正是受让方。第二，不存在该合同所约定的权利义务。杜全正不享有该合同的权利义务。第三，买卖合同当中的主合同所约定的权利义务，与杜全正没有任何关系。杜全正只是担保方。所以杜全正所主张的“基础法律事实是合同纠纷和债权债务”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原二审判决适用法律并无不当。本案不属于合同纠纷，也不属于普通的债权债务纠纷，原审法院认定为不当得利，完全正确。本案不是担保引起的诉讼和纠纷，所以不能够适用担保法，至于杜全正作为原合同的担保方是否应当承担担保责任，担保的时效是否已经超过只能另案起诉，和本案无关。三、案外人余建勇系案涉的原转让合同主合同的合同一方当事人，且该合同的买方对杜全正从于建勇处所得到的165万元的款项的性质用途和支付情况等均系知情人。本案中援引的余建勇的证言证词不存在虚假，不存在伪造。四、关于二审判决对诉讼时效的认定完全正确，不存在违背法律的问题。五、关于虚假诉讼的问题，张涛等人依法主张自己的权利不存在虚假诉讼。再审中，杜全正提交以下证据：第一组、1.2011年12月16日于建勇（实际出资人张军安）将250万元转入其购买的杜全正长弘矿业指定账户；2.2012年5月14日，于建勇再次转款200万元至长弘矿业指定账户；3.2012年6月22日，因张军安急需资金周转，杜全正将200万元转回于建勇。本组证据证明于建勇与杜全正存在先债权债务关系，于建勇仅支付了部分转让款。第二组、1.2012年11月1日，杜全正之妻刘桂英通过农业银行向陈文堂转款7万元的银行单据；2.2014年1月4日，杜全正通过农业银行向陈文堂转款3万元的银行流水；3.2014年4月18日，杜全正通过农业银行向陈文堂转款2万元的银行流水；4.2014年12月16日，陈文堂向杜全正出具5万元的收条一份。本组证据证明陈文堂等因资金周转困难向杜全正借款，上述17万元与自认收到的24万元，共计收到杜全正41万元。第三组、蒙古国巴甘杭盖，那拉河区民事案件初级法院判决书。证明张涛等人在蒙古国起诉于建勇的诉讼请求中自认于建勇支付50万元，剩余115万元未付，与杜全正收到的165万元无关。第四组、商丘市商府公证处（2012）商府证外民字0175号公证书。证明李祥魁不是股东，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公证员“宋河林”的签名是电脑打印，不是亲笔书写，公证书涉嫌伪造。第五组、照片2张。证明李祥魁是永城市农机局局长，违反《公务员法》禁止性规定，获取的是违法所得，不应予以保护。张涛等质证意见：对第一组证据有异议：1.不符合证据要件的要求，不具备三性，系复印件不是原件无法确认核实其真实性;2.该清单不能证明借贷双方的身份;3.该证据不能证明250万就是所转的款项与本案有关;4.杜全正用该证据要证明和案外人于建勇之间具有债权债务关系，无法考证。而且即使与案外人于建勇具有债权债务关系，也和本案无关。对第二组证据有异议：1.不符合证据要件的要求，不具备三性，系复印件不是原件无法确认核实其真实性，不能作为证据予以采信;2.原则上对该证据不予质证，但特做说明如下：该组证据与原一审二审和再审申请证据重复，不属于新的证据。即使有不一致的也和本案无关，只能证明杜全正和陈文堂个人具有金钱来往关系，不能证明杜全正已经向张涛等支付或者偿还了165万元。对第三组证据：1.该蒙古国的判决书在中国不具有法律效力，不能作为本案和国内法院裁判案件的依据;2.张涛等原二审时提供该份判决只是作为辅助材料说明在该裁决书上载明的日期或者时间曾经向蒙古国的该法院主张过权利，不超过诉讼时效，但杜全正现在用该判决书来证明案外人于建勇已经向张涛等支付了转让价款165万中的50万元，这个不能成立。本案和判决书所涉案件是两个事，不是一次性的主张权利。50万不论是否支付，均不能作为认定本案的证据予以采信。第四组证据：该公证书仅仅是对转让财产是否过户、是否办理相关的手续的证明,和本案双方争执的问题没有任何关系，不属于同一个问题。过户问题和欠款问题是两码事。至于该公证书的真假实际上和本案无关。不论是否过户，和杜全正均无关系,只涉及到案外人于建勇。第五组证据和本案无关，不能证明李祥魁诉讼主体不适格。张涛等人提供证据如下：第一组证据、河南省新乡市红旗公证处（2020）豫新红证内民字第1712号、1713号公证书是两份公证书组成。该两份公证均系河南省新乡市红旗公证处的公证书。公证内容是于建勇的保证书和证言，其证言内容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龙祥天利有限公司的资产全部已经过户到了于建勇的名下，并实际由于建勇对该砖厂予以了接收控制。第二，于建勇从未委托第三人以长弘矿业的名义与杜权正签订任何协议。蒙古国龙祥天利公司与其签订的2012年1月5日签订的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里面约定的165万元，也就是案涉争议的165万元与长弘矿业无关。第三，于建勇已经按照三方砖厂转让协议约定，将165万元分两次全部付给了丙方杜全正，所以其没有也不可能再付50万元给原公司的股东张涛、陈文堂、刘道林、李祥魁。蒙古国判决书中所说的“于建勇已支付了50万元”不属实。第二组证据两个视频光盘。证明第一，于建勇不能到庭的原因系因疫情影响。第二，165万元款项性质及蒙古国判决书中称已支付50万元是否属实的问题。杜全正质证意见：对第一组证据不予认可。第一，公证的只是证人的签名，形成的时间和地点。对证言的内容不予以证明，因此其证言不具有真实性。第二，于建勇是本案的直接当事人，其公证书其以证人身份出具的证言，不具真实性和合法性。第三，于建勇到公证处做公证和其自称为疫情期间不能到庭，是自相矛盾的，其不存在受疫情影响不能到庭的客观原因。第四，其在证言第三项中说支付50万元的问题与张涛等陈述自相矛盾。根据张涛等人在蒙古国的起诉所陈述事实，于建勇现在否认50万已经支付，不能排除于建勇和张涛等人恶意串通，提供虚假证言的可能性。第二组光盘，法庭不需要播放，因为证据的形式本身不具有合法性，对视频不予认可，不符合证据形式。对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本院认证意见如下：对于杜全正提交的第一组证据，综合全案来看与审理本案无必然联系，在张涛等人提供的于建勇视频中，于建勇也予以否认，故其双方之间如存在纠纷可另案处理，本案中不予确认。第二组证据，转款及收到条相对方主要系陈文堂，因再审中陈文堂向张涛出具的委托手续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本院未予准许。在庭审后，审判人员联系了陈文堂进行了质证，该部分认证意见单独论述。第三组证据，该蒙古国判决书已由张涛等人在原审中提交，证明未放弃主张权利，现杜全正提交目的在于证明张涛等人已自认收到于建勇支付50万元，本院对杜全正再次提交的证明目的不予采纳，具体理由本院论理部分阐述。第四组证据，杜全正提交该公证书证明李祥魁主体不适格的意见，因本案所涉其他原股东及于建勇并未否认李祥魁身份，故杜全正的意见不予采纳。杜全正同时申请本院到商丘调取该公证书以核实真伪，但本案诉讼中张涛等人并未作为证据提交，杜全正称来源系刘道林、陈文堂交付并告知其系伪造。该情况如属实，杜全正可向相关部门反映，其调取申请不予受理。第五组证据，李祥魁职业性质问题并不否定其民事诉讼权利，对证明目的不予采纳。对于张涛等人提交的公证书及视频光盘，因于建勇系转让合同受让人，其陈述的合同履行情况与审理本案具有直接关系，其陈述的款项支付情况与原审已查证的客观证据能够相互印证。于建勇因客观原因无法到庭，采取公证及视频录像的形式陈述案件情况，形式并无不当，故予以采信。根据本案已查明的事实，本院再审认为也无需再通知于建勇本人到庭问询，杜全正关于通知于建勇到庭的申请，不予采纳。再审中，审判人员通过微信联系陈文堂，将杜全正再审中提交的相关证据发送给其本人后，陈文堂分别于2020年8月22日及23日向审判人员回复了质证意见。2020年8月22日意见为：对第二组证据中1、2、3、4中四笔款项共计17万元认可。陈文堂收到杜全正24万元中包含17万元款项中的8万元，应为总计收到杜全正33万元。因在一审中提供证据为16万元，自认收到24万元，其中8万元就是包含在上述1-4组证据的总计金额17万元中。关于涉案50万元款项，没有收到，于建勇有录音证据证明没有付给张涛、陈文堂50万元。2020年8月23日意见为：1.这四组证据有一组5万元，这个翻译哈斯给的现金，地点是蒙古国，我给他打的是收到条，所以这17万元有8万元，我在一审中已经认可。2.余下款数杜全正必须提供像一审一样证据（汇款人、经办人和银行汇款证据），否则其他证据我不认可。3.杜全正一审能提供正规证据，再审为什么不提供正规证据。如能提供正规证据，一样认可。对于陈文堂出具的质证意见，杜全正意见为：杜全正统计的41万，没有重复计算的。41万**包含陈文堂等自认的24万元。这24万元其中有给张涛的两笔转账11万元和张涛向哈斯借的8万元，还有一笔2012年1月20日转账给陈文堂的5万元。剩余17万元有12万元是杜全正通过银行转账借给陈文堂的，这些转账的日期均和陈文堂等自认收到的24万元，没有关系。2014年12月16日通过哈斯，杜全正借给陈文堂的5万，陈文堂在说明意见中对其打的收到条予以认可。因此不存在陈文堂说的这17万有8万元重复的情况。对于陈文堂说提供正规证据的问题，杜全正所提交给法庭的银行转账原件均是正规证据。陈文堂在质证意见中表示，对第二组证据中4笔款项17万元认可，这17万元与一审时的24万元无关。有银行转账和收条印证。证明杜全正给张涛等人转账的总金额为41万元。50万元问题，陈文堂说的不能成立，他说没有收到，没有证据证实，蒙古国的判决书是根据他起诉的标的写的。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来推翻他们的自认。于建勇说没有支付50万元，于建勇的说法不具有证明效力，不排除他们双方恶意串通的合理怀疑。对于陈文堂出具的质证意见，张涛、李祥魁、刘道林的意见为：1.对于陈文堂22日出具的质证意见，由于其本人认可杜全正再审中提供的17万元中的8万元，加之之前认可的24万元共计33万元，予以确认。2.对于杜全正再审中提交的第二组证据中的2、3证据，有待杜全正提供清晰的银行业务汇单后再发表质证意见。如果杜全正不提供或提供的银行业务回单不能证明该两笔款项系支付给陈文堂，不予确认。对该组证据中的5万元收到条，因没有提供银行的往来手续不能证明该笔5万元客观存在和实际支付。对该部分证据，本院认证意见：2012年11月1日7万元，杜全正提交的银行卡取款凭条及业务回单均显示转入方为陈文堂，予以确认。2014年1月4日3万元，2014年4月18日2万元有银行流水及业务凭证，经审判人员分别到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乡平原支行和新华支行核实，银行工作人员后台查询该两笔款项显示交易相对方为“陈文堂账号62×××10”，因此对该两笔款项亦予以确认。关于2014年12月16日陈文堂出具的5万元收到条，陈文堂称包含在一审自认的24万元中。经查阅一审庭审笔录，张涛等人称“在蒙古国还有现金支付的，现金给了8万元，时间大概是2014年”，之后杜全正提供了2012年6月23日写有“张涛”姓名的借条（借到6300000蒙圆正）一份，但张涛对此予以否认，一审法院据此认定“2012年6月23日张涛通过杜全正在蒙古国的翻译哈斯以借款形式领取80000元”。再审认为张涛等人自认收到现金8万元的时间、数额与杜全正提交的该份借据均不符，一审认定该借据对应的是张涛等自认的8万元，依据不足。因2014年12月16日陈文堂出具的5万元收到条，杜全正未提交相关转款凭证，故不能排除已经包含在张涛等在一审中自认的2014年收到的8万元现金中，故再审不予确认。综上，对杜全正再审中主张另向陈文堂转款17万元中的12万元予以确认。杜全正再审中提交的与陈文堂有关的证据，审判人员已对陈文堂本人及相关证据进行了询问、核实，各方也充分发表了意见，故无需再通知其本人到庭。本院再审查明，2012年11月1日杜全正通过其妻子刘桂英向陈文堂转款7万元，2014年1月4日杜全正向陈文堂转款3万元，2014年4月18日杜全正向陈文堂转款2万元。对一审认定2012年6月23日张涛领款8万元的时间不予确认。再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一致。本院再审认为，关于本案案由问题。本案虽系因公司转让合同关系引起的付款纠纷，但张涛等人提起诉讼依据的主要事实为案外人于建勇已经将转让款支付给协议证明人杜全正，而杜全正未将款项转付张涛等人，其占有张涛等人应得款项无法律和合同依据。张涛等人诉请杜全正支付相应款项并非基于补充协议中杜全正的担保责任，因此原审均以不当得利法律关系进行审理，并无不当。关于张涛等人是否具有诉讼主体资格的问题。因蒙古国龙祥天利有限公司已转让给于建勇，故张涛等原股东以个人名义提起民事诉讼并无不当。杜全正关于张涛、李祥魁等人不具有本案诉讼主体资格的理由不能成立。关于张涛等人提起本案诉讼是否超出诉讼时效的问题。本院二审已经作出详细阐述，再审予以认同，不再赘述。关于于建勇向杜全正所转的两笔款项是否是支付的张涛等人公司转让款的问题。根据各方陈述及在案证据、原审查明的事实，本院再审认为该两笔款项应为于建勇支付张涛等人的公司转让款。理由如下：三方签订的《转让协议》第二条约定“转让价格为壹佰陆拾万元，协议签订后支付转让价格的50%，即捌拾万元，过户费用应由乙方（于建勇）负责，2012年2月10日前所欠款汇入丙方（杜全正）账号，待各种手续办理完毕，乙方一次付清。”2012年1月20日，于建勇的员工张某向杜全正转款80万元，该笔款项从转款时间和转款数额及付款流程上均符合《转让协议》的约定。2012年9月1日三方又签订了《补充协议》，将原转让价款从160万元变更为165万元。其中约定“收款以甲方负责人打收款凭据为准”应理解为实际收到款项由甲方负责人出具凭据为准，并非对《转让协议》中约定的付款方式的变更。2012年10月29日于建勇员工冯某向杜全正转款85万元符合《补充协议》对原转让价格变更后的余款数额，付款日期亦在《补充协议》签订后较短期限内。上述客观事实结合于建勇的陈述，应认定为于建勇转给杜全正的两笔共计165万元系支付张涛等人的转让价款。关于杜全正提出的于建勇转款不符合《补充协议》约定的“公司过户后乙方须在15个工作日内将余款全部付清”的意见，本院再审认为在三方协议中，杜全正身份为证明人及担保人，根据于建勇在诉讼中出具的证言，其明确表示汇至杜全正的款项系其向张涛等人履行转让款支付义务，公司转让的合同目的也已实现。现无证据表明于建勇在将款项汇给杜全正后，因合同履行问题通知杜全正不予向转让方支付款项或用于清偿杜全正所称的于建勇对其所负债务，因此该项辩解理由，不予采纳。在于建勇所转款项性质明确、指示明确的情况下，杜全正继续占有该两笔款项无相应依据，应予返还。关于杜全正应返还张涛等人款项数额的问题。其中蒙古国裁判文书所载内容是否能够证明于建勇已经向张涛等人支付了50万元转让款的问题。首先，目前各方提交给本院的仅有蒙古国裁判文书，无其他诉讼材料相辅进行全面审查；其次，于建勇本人确认除去向杜全正所转2笔款项，未再支付过张涛等人其他款项；再次，经过审理能够确认于建勇已向杜全正支付了全部转让款，杜全正应根据协议约定，将全部转让款转付张涛等人。杜全正所述的与于建勇之间的纠纷尚未确定，杜全正从于建勇支付张涛等人的转让款项中扣除其所述的与于建勇之间的争议款项并无依据。其次，关于杜全正再审中提交的向陈文堂转款的相关银行流水、凭证、收据共计17万元。根据前述证据分析，能够认定陈文堂收取了12万元，结合原审张涛等人自认的24万元，共计收取36万元。此部分款项，杜全正虽称系出借给张涛、陈文堂，但鉴于收款人原审中自认款项中也包含银行转款，再审中称如查证属于也予以认可，故应在杜全正返还款项中予以扣除，因此杜全正尚应返还张涛等人款项数额为129万元。综上所述，杜全正再审中主要请求和理由不能成立，但基于新的证据，再审对返还款项数额予以重新确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本院（2019）豫07民终97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变更本院（2019）豫07民终97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杜全正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返还张涛、李祥魁、刘道林、陈文堂129万元；三、驳回张涛、李祥魁、刘道林、陈文堂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7490元，杜全正负担16000元，张涛、李祥魁、刘道林、陈文堂负担149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7490元，杜全正负担16000元，张涛、李祥魁、刘道林、陈文堂负担149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闫 瑜审判员 杨 府审判员 吕 亮二〇二〇年九月八日书记员 刘冰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