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4民终195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承轩，男，汉族，1977年11月29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彪，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何伟雄，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喜才，男，汉族，1976年12月26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国兴，广东大同（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庆松，男，汉族，1972年10月23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国兴，广东大同（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炳权，男，汉族，1972年10月10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戴亚平，广东矩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吴承轩、杨喜才、陈庆松因与被上诉人黄炳权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9）粤0402民初4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7月15日对本案进行了法庭调查。上诉人吴承轩及其委托代理人杨彪、何伟雄，上诉人杨喜才、陈庆松及其共同委托代理人何国兴，被上诉人黄炳权及其委托代理人戴亚平到庭参加二审调查。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吴承轩、杨喜才、陈庆松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黄炳权的全部诉讼请求；2.鉴于黄炳权、陈某甲、谭某甲等人已涉嫌刑事犯罪，请求将本案移送至公安机关刑事立案侦查；3.黄炳权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案件受理费、保全费。事实和理由：一、黄炳权依据《借款及担保合同》提起诉讼，在签订合同当天即2018年6月14日，黄炳权还亲自手写一份《承诺书》，内容中的“本人”指的就是黄炳权，吴承轩、杨喜才、陈庆松也在上面签了字。《借款及担保合同》与《承诺书》是同时签署的这一事实没有争议，且在签订借款合同的同时是黄炳权向吴承轩、杨喜才、陈庆松进行承诺，但本案存在许多疑问及不合常理的地方，一审法院根本就没有进行严格审查，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真相。二、《承诺书》中提到“吴承轩800万借款”、“钟某甲”、“利息”,钟某甲跟吴承轩是朋友关系，与黄炳权并不认识，也没有任何经济往来和社会交往，钟某甲的身份是赌客，钟某甲、吴承轩与黄炳权是在澳门赌博当晚才认识的。杨喜才、陈庆松是介绍人，介绍钟某甲给黄炳权。一审我方提到黄炳权安排钟某甲在澳门赌博后回到深圳不久即被深圳公安机关拘留的陈述均是事实。在拘留期间，黄炳权、吴承轩、杨喜才、陈庆松四人多次去深圳，找钟某甲的老婆了解情况，追讨800万元赌债。钟某甲是2018年5月24日拘留，6月29日被逮捕，而本案的《借款及担保合同》、《承诺书》的签署时间是2018年6月14日，正好是钟某甲被拘留、逮捕期间，这不是巧合，可以直接证明钟某甲与本案借款合同有直接的关联，钟某甲与黄炳权没有其他任何经济往来或关系往来，唯一的交集就是赌博。因此，本案的所谓借款与钟某甲的赌债根本就是同一件事。三、关于赌博的过程及赌债的形成。黄炳权是做澳门赌场相关“生意”的，有澳门赌场签领筹码的权限，钟某甲在澳门赌博期间，黄炳权可以抽水，吃利率差，放数赚取利益，并承诺会给一定的好处给介绍人。为此，黄炳权、吴承轩、杨喜才、陈庆松四人建立了“澳门发财”微信群，对于钟某甲在澳门赌博的情况，以便在微信群里通报。钟某甲在澳门赌场赌博时的筹码都是黄炳权的户口签出的，钟某甲在澳门赌博最终输掉800万的筹码，去澳门赌博之前各方都说好了最终是以人民币结算的，这就是800万的由来，本案事实上就是800万的赌债而并非借款。四、一审法院对于吴承轩、杨喜才、陈庆松提交的证据视而不见。1、澳门发财群成员有黄炳权、吴承轩、杨喜才、陈庆松，黄炳权质证时避重就轻的称是澳门境外证据并予以认可，但无论是微信软件还是四人用的手机运营商，都是中国大陆公司提供的服务，这些证据显示是境内证据，且聊天内容可以非常客观证实800万赌债的形成过程及由来。2、黄炳权和吴承轩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证实钟某甲在出事被抓不久，黄炳权、吴承轩、杨喜才、陈庆松就去深圳找过钟某甲老婆，找她的目的就是追讨钟某甲的赌债，钟某甲的老婆也是说想办法找钱，但没有钱，说明800万没有钱还。且澳门赌场的800万是黄炳权户头签出的，澳门赌场老板追黄炳权，黄炳权也没钱还澳门赌场老板，只能一直向吴承轩追讨钟某甲的800万赌债，在此情况下，黄炳权不可能还有能力再借一个800万给吴承轩。吴承轩、杨喜才、陈庆松为了帮助黄炳权应付赌场老板，才签了本案的《借款合同》，证明《借款合同》只是个形式，也仅仅是个形式。吴承轩、杨喜才、陈庆松三人陆续还的130多万就是在代还赌债，根本不是借款。3、《承诺书》是黄炳权亲笔书写，与《借款及担保合同》关联在一起，所提到的钟某甲必须是与《借款及担保合同》关联在一起，而钟某甲与黄炳权唯一的交集只有澳门赌债，与“澳门发财群”聊天记录、录音、微信聊天记录完全可以关联，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证实本案所涉的《借款及担保合同》不是真正的借款合同，只是形式。4、一审法院没有查黄炳权的资金来源及款项的去向，也没有查陈某甲是谁，黄炳权认不认识陈某甲，为什么款项要转给陈某甲，为什么黄炳权与陈某甲、谭某甲有大量的资金往来。就算《借款及担保合同》上有陈某甲的账号，但账号是黄炳权自行写上去的，上诉人一直认为《借款及担保合同》只是为了帮助黄炳权应付澳门赌场老板的一个形式，并没有在意账号。且2018年6月19日之前，黄炳权的账户余额只有31888.04元，其本人根本就没有出借能力。黄炳权将款项转入陈某甲后，立刻被转走了，其中转到谭某甲账户670万元，转到林某甲账户80万、刘某甲账户50万，没有一分钱转到上诉人名下，上诉人也根本不认识陈某甲、谭某甲、林某甲、刘某甲，和他们也没有任何的经济往来或社会交往。通过银行往来可以发现黄炳权与陈某甲、谭某甲之间有大量的资金往来，关系非常密切。而谭某甲收到放数的钱或利息后，转给黄炳权、陈某甲都是一人一半，说明黄炳权与陈某甲是合作伙伴，谭某甲是帮黄炳权、陈某甲干活的人，款项一直都处于黄炳权的掌控之下。黄炳权主张所谓“款项交付”事实上就是黄炳权“自导自演”、“左手转右手”，是虚假的款项交付，双方之间根本没有真实的借款关系。另吴承轩当庭补充上诉意见如下，一审法院以吴承轩没有提交借款合同原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据此认定吴承轩已收到黄炳权所述的800万借款是认定事实错误。即使吴承轩已在写明陈某甲账户上签名，也不能认定其收到800万元借款，借款是否已经实际交付应当根据银行流水情况进行认定。1、本案经调查，黄炳权、陈某甲、谭某甲的银行流水没有显示与吴承轩、杨喜才、陈庆松有任何联系，吴承轩、杨喜才、陈庆松也与陈某甲、谭某甲不认识，反而黄炳权与陈某甲、谭某甲之间存在长时间大额银行流水往来，其三人具有密切合作关系，从流水状况可以看出吴承轩并没有实际收到借款，该款项是黄炳权以左手倒右手的方式走账。2、在借款及担保合同签订之前，黄炳权多次向本案实际赌客钟某甲及本案三个上诉人催讨赌债。2018年3月18日黄炳权与吴承轩、杨喜才、陈庆松到广州找钟某甲协商赌债的事实，钟某甲没有到场。黄炳权分四次前往深圳向钟某甲追讨赌债，钟某甲承诺在2018年5月20日偿还赌债150万元，但到2018年5月25日黄炳权以及吴承轩、陈庆松前往深圳找钟某甲，得知钟某甲被刑事拘留，因此从2018年4月1日到澳门赌债形成之后，黄炳权就一直在催收赌债，其主张在2018年6月14日还另外拿出800万元借给吴承轩明显不符合常理。3、800万元港币的赌债以人民币进行结算是各方协商的结果，实际是同一笔款项。根据澳门发财群聊天记录显示各方均同意赌债以人民币的方式进行结算，且用港币在澳门领取筹码，最后以人民币进行结算，符合澳门赌场的习惯，因为港币汇率高，黄炳权可以赚取中间差额，因此本案借款显示是800万人民币。4、由于黄炳权持续催债压力，2018年4月1日-2018月4月23日吴承轩向黄炳权支付30万，陈庆松向黄炳权支付10万元，该两人的还款发生在本案借款合同签订时间2018年6月14日之前，即黄炳权所述向吴承轩实际支付800万元之前，在借款形成之前就进行还款，与实际情况不符，且吴承轩与陈庆松和黄炳权并无任何经济往来，足以认定该40万还款实际是偿还在澳门形成的赌债。根据我方调取的银行流水，黄炳权与陈某甲之间存在大量银行流水，且存在黄炳权、陈某甲同一天分别向谭某甲支付公司开支等多种情况，在2018年1月12日-2019年1月1日期间，谭某甲共分7次向黄炳权、陈某甲同日支付同一金额款项，款项备注均为“林某”，证明三人是专门从事民间借贷生意。另外从谭某甲收取陈某甲款项流水情况，有关款项，谭某甲收取后均整笔转给另外的人，有几笔转给林某甲，林某甲与谭某甲是熟人，刘某甲是谭某甲的工人，从每月谭某甲付给其工资可知，我方从裁判文书上查询到黄炳权、陈某甲、谭某甲为当事人的民间借贷案件有15件，其中陈某甲作为出借人的案件居多，从而证明三人之间有紧密合作关系，且存在大量民间借贷关系，因此本案800万元并没有支付给吴承轩，而是通过左手倒右手的方式，以制造假流水签订借款合同，有关借款是虚假的。被上诉人黄炳权答辩称，一、一审关于黄炳权与吴承轩、杨喜才、陈庆松之间借贷关系判断事实清楚，黄炳权的合法权利应当予以保护。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有借款担保合同、银行流水、吴承轩的承诺书等证据支撑，相关证据从借款关系成立到担保到承诺还款都十分清晰，不仅证明借款关系成立，还证明黄炳权实际履行了款项支付。吴承轩、杨喜才、陈庆松均是成年人，吴承轩、杨喜才一直从事商业工作，懂得商业活动的基本规则，陈庆松长期在政法系统工作，知法懂法，如果借款不是事实，吴承轩、杨喜才、陈庆松为何在借款合同上签字，吴承轩为何要在事后4个月再出具承诺书，就具体还款事宜再次进行承诺，如果不是事实，杨喜才为何还持续向黄炳权偿还欠款利息到50余万元。二、上诉状所述的上诉理由观点纯属猜测分析，吴承轩、杨喜才、陈庆松缺乏基本诚信，该陈述不应采信。1.在一审期间，就存在吴承轩拒不接受一审传票导致一审法院只能通过公告送达才能完成诉讼程序，一审期间吴承轩委托代理人与杨喜才、陈庆松代理人相同，我方有理由相信吴承轩故意利用规则拖延审理时间，增加司法成本。2.借款及担保合同中有关于收款人陈某甲的基本信息，是本案关键事实，在一审第一次开庭，吴承轩亲口承认自己有借款及担保合同，对关于陈某甲的相关信息不予确认，于是一审法院要求吴承轩提交原件，供第二次庭审质证，吴承轩也在庭审作出承诺，但第二次开庭吴承轩没有到庭，并通过代理人向法院说所持有的原件已经丢失，上述两件事体现虽然是吴承轩一人行为，但考虑吴承轩、杨喜才、陈庆松利益相同，我方认为这些没有诚信不讲规则随意表态，藐视法庭的行为是吴承轩、杨喜才、陈庆松的行为。本案所涉及吴承轩、杨喜才、陈庆松提交的证据，基于吴承轩、杨喜才、陈庆松在一审过程中反复藐视法庭、不守诚信，我方认为吴承轩、杨喜才、陈庆松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采信，请二审法院驳回吴承轩、杨喜才、陈庆松的上诉。黄炳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吴承轩偿还拖欠黄炳权借款本金人民币800万元及利息（利息按月利率3%计算，从2018年6月21日暂计至2018年12月21日止，共计六个月，暂计利息为144万元，扣除已支付的利息50万元，利息暂计为94万元）；2.判令吴承轩向黄炳权支付律师费人民币16万元；3.判令杨喜才、陈庆松对吴承轩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请求判令吴承轩、杨喜才、陈庆松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6月14日，以黄炳权为甲方（出借人），吴承轩为乙方（借款人），杨喜才、陈庆松为丙方（保证人）三方签署《借款及担保合同》一份，约定借款金额为人民币800万元，借款用途表述为：“乙方承诺借款用于经营周转，系合法用途，如有违反，由其自身承担全部责任，不影响甲方的债权。”，乙方委托甲方将出借款项汇入指定户名为陈某甲尾号为4299的建设银行珠海市港昌支行的银行账户。借款期限自2018年6月14日起至2019年6月13日止，以收齐全部出借款日起，统一计算月利率为3%的利息。管辖法院为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杨喜才、陈庆松对吴承轩800万元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担保期限为三年。另外，《借款及担保合同》还约定了保证范围及还款责任，若吴承轩、杨喜才、陈庆松逾期还款导致黄炳权诉讼，除需偿还本息外，还需向黄炳权支付实现债权的诉讼费、律师费，合同还约定其他事宜。黄炳权、吴承轩、杨喜才、陈庆松在合同上签名并捺印。当天，吴承轩向黄炳权出具收据。同一天，黄炳权、吴承轩、杨喜才、陈庆松又签订了《承诺书》：关于吴承轩借我（黄炳权）800万元的利息一事，本人承诺在深圳钟某甲的事一案是否逮捕之日，再向公司申请该付利息的实际收益进行再议，如若协商不成，公司坚持该收利息，则该字借款利息为黄炳权、吴承轩、杨喜才、陈庆松四人共同承担。上述《借款及担保合同》签订后，黄炳权于2018年6月19日、2018年6月20日、2018年6月21日向吴承轩指定的账户名为陈某甲的银行账户分别转账200万元、400万元、200万元，共计800万元的款项。2018年10月24日，吴承轩向黄炳权出具《承诺书》，明确其于2018年6月14日向黄炳权借款800万元，并承诺于2019年1月1日前先偿还本金200万元，另从2018年10月起每月15日之前向黄炳权支付人民币20万元。吴承轩偿还了20万元，此后未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另查明，《借款及担保合同》签订后，杨喜才曾向黄炳权银行转账还款，分别于2018年7月10日，银行转账4笔，每笔5万元；2018年7月14日，银行转账2笔，每笔5万元；2018年8月24日，银行转账三笔，二笔5万元、一笔4万元、微信转账1万元；2019年1月14日银行转账一笔8万元，共计53万元。一审法院认为，吴承轩拖欠黄炳权借款800万元及利息，杨喜才、陈庆松作为担保人的事实，有《借款及担保合同》、银行转账凭证等证据予以证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针对双方的抗辩意见综合评判如下：1.吴承轩、杨喜才、陈庆松辩称此案件所涉借款实际是吴承轩的朋友钟某甲在澳门赌场输掉了800万港币，由于人是吴承轩带来的，所以黄炳权要求这些赌场筹码的债务要吴承轩代还，吴承轩想办法也陆陆续续向黄炳权转账支付了部分款项等抗辩理由。一审法院认为，如吴承轩、杨喜才、陈庆松抗辩所述，钟某甲在澳门赌博输掉800万元的是港币，而本案的标的是800万元人民币，相互之间存在汇率差额。即便又如吴承轩、杨喜才、陈庆松所述钟某甲与黄炳权存在私下协议，港币与人民币在之后结算时按照1：1比例结算，确定金额相符，然而吴承轩称在签订《借款及担保合同》之前，其称已通过银行转账对上述赌债偿还了130万元人民币，但在签订《借款及担保合同》时，吴承轩对此未予提及或抵扣。因而从借款金额差异上判断，本案借款与澳门赌博欠款是不同两笔的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2.在第一次庭审中，吴承轩、杨喜才、陈庆松辩解称《借款及担保合同》第二条，借款用途及汇款方式一栏签订合同时是空白的，黄炳权向法庭提交的原件中约定的指定户名：陈某甲，账号：552**********299，开户行：建行珠海市港昌支行是黄炳权后加的。黄炳权则称合同第九条写明合同一式三份，三方各执一份，吴承轩、杨喜才、陈庆松手里均有合同原件，其原件上也均注明约定的指定户名：陈某甲，账号：552**********299，开户行：建行珠海市港昌支行。吴承轩承认手里有合同原件，杨喜才、陈庆松否认其持有原件。合议庭于是安排第二次开庭，要求吴承轩在第二次开庭时必须携带其手里的《借款及担保合同》原件，由法庭核对，否则将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吴承轩因家人身体健康原因未到庭参加第二次庭审，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则称吴承轩手里的那份《借款及担保合同》已经丢失。一审法院认为，吴承轩未能提交《借款及担保合同》的原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一审法院对于黄炳权提交的《借款及担保合同》原件文本自身的真实性、完整性予以确认。借款合同签订后，黄炳权已按照借款合同第二条约定的支付方式，转账支付了出借款800万元，履行了借款合同约定的出借义务；3.双方在《借款及担保合同》第四条对于还款期限有手写涂改，原系自2018年6月14日起至2018年9月13日止，修改为至2019年6月13日止，并加盖了指纹，庭审中吴承轩承认系其本人修改并加盖指纹，修改的原因系其认为在原有的还款期限内不能按时履行还款义务，因而将还款期限延长。由此可见，签订合同时，吴承轩对借款合同约定的还款义务是知道的，并且考虑到了能否在还款期限内履行其还款义务。2018年10月24日，吴承轩又向黄炳权出具了《承诺书》，对借款800万元如何偿还作出了承诺。此外，借款合同签订后，杨喜才通过转账已向黄炳权偿还了53万元，履行了少部分还款义务；4.吴承轩、杨喜才、陈庆松辩称与借款合同约定的指定付款人陈某甲并不认识，也没有业务往来，如果要借款，指定的账户应是吴承轩、杨喜才、陈庆松其中一人，而不可能是不认识的陈某甲。吴承轩、杨喜才、陈庆松与陈某甲是否相识或相熟，一审法院无法通过取证感知，但如果吴承轩、杨喜才、陈庆松认为与陈某甲之间没有任何业务往来是事实的话，那么陈某甲收取了800万元则违背了等价有偿原则，吴承轩、杨喜才、陈庆松可另案起诉，提起索赔。关于黄炳权要求吴承轩、杨喜才、陈庆松支付借款利息的诉讼请求，黄炳权主张按照合同约定的月利率3%的标准计算利息，超出法律规定的上限，一审法院依法调整为月利率2%。杨喜才已偿还的53万元，因双方没有约定偿还的本金还是利息，一审法院依照法律规定，按照先利息后本金的原则在本案中予以扣抵。吴承轩称转账支付了130万元用于偿还借款，因该行为发生在本案借款之前，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该130万元在本案中不予抵扣。关于黄炳权要求吴承轩、杨喜才、陈庆松承担律师费16万元的诉讼请求，因双方在《借款及担保合同》中有约定，且该费用已实际发生，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吴承轩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黄炳权借款人民币800万元及利息（利息按照月利率2%计算，从2018年6月22日起至上述款项实际还清之日止，上述利息扣除杨喜才已偿还的53万元）；二、吴承轩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黄炳权律师费16万元；三、杨喜才、陈庆松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如果未按判决所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75500元、保全费5000元，由吴承轩、杨喜才、陈庆松共同负担。二审期间，吴承轩当庭提交四组证据，具体如下：证据1、交易明细详情；证明吴承轩分别于2018年4月21日、2018年4月23日向黄炳权转账共计30万元。证据2、谭某甲两个银行卡流水（卡号尾数7777、8888）；证明1、谭某甲与黄炳权、陈某甲、林某甲、刘某甲有大量的银行流水往来，金额巨大，证明各人间关系密切，大量银行流水备注记载本金、利息、借款、还款等，证明谭某甲、黄炳权、陈某甲三人是合伙从事民间借贷生意。2、谭某甲每月发给刘某甲3000元工资，除了工资外，还有大量的银行流水，谭某甲是刘某甲的老板。3、谭某甲与林某甲存在大量的银行流水，从2017年6月至2019年1月，每月都有8万元左右的银行流水。4、黄炳权付给谭某甲2017年12月13日12500元，2017年12月15日3750元费用，2018年2月3日5000元一月开支。5、2018年7月5日黄炳权、陈某甲同一天分别向谭某甲支付公司开支5480元。6、2017年1月12日至2019年1月，谭某甲共7次向黄炳权、陈某甲同日支付同一金额16000元、5333元、26666元、23332元（均备注为林某）。证据3、民事判决书、民事裁定书15份；证明1、经在最高人民法院裁判文书网查询，黄炳权为当事人民间借贷案有1件，2011年至2016年期间谭某甲为当事人民间借贷案（均为出借方）有4件，2015年至2017年陈某甲为当事人民间借贷案（均为出借人）有10件。2、谭某甲、黄炳权、陈某甲三人是合伙从事民间借贷生意。证据4、刑事裁定书；证明钟某甲因涉嫌诈骗罪被追究刑事责任，于2018年5月24日被刑事拘留，2018年6月29日被逮捕，与黄炳权、吴承轩、陈庆松2018年5月24日前往深圳发现钟某甲被刑事拘留，2018年6月14日签订借款及担保合同，《承诺书》提及钟某甲如不逮捕等事实相呼应，证明案涉借款就是澳门800万元赌债。黄炳权质证称，证据1涉及的款项是另一笔生意的款项，我们四个人（我与吴承轩、杨喜才、陈庆松）在澳门有的客人，四个人一起做的，我们一起分赌场返佣的中介费万分之九，签码的是钟某甲，钟某甲在澳门签了800万港币筹码，有30多万的佣金给我们四个人分。对于证据2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与本案无关。证据3的法院文书不属于新证据，吴承轩提供该证据从举证程序上不符合规定，在二审提交不认可举证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对于其证明的黄炳权、陈某甲、谭某甲三人合作民间借贷的事实不予认可。关于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不认可关联性。杨喜才、陈庆松质证称，证据1的真实性认可，关联性、合法性认可。另补充吴承轩与黄炳权在2018年3月31日才认识，第一次见面，在澳门赌场签领的权利人是黄炳权，证实在签订涉案借款合同之前一直向黄炳权支付款项。同意吴承轩的证明目的。对于证据2、3、4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认可。杨喜才、陈庆松共同当庭提交七组证据，具体如下：证据1、澳门发财微信群聊天记录；证明：1.黄炳权、吴承轩、陈庆松、杨喜才共同设立“澳门发财”微信群。2018年4月1日，吴承轩、陈庆松、杨喜才介绍客人钟某甲给黄炳权，黄炳权安排钟某甲在澳门的赌场赌博，吴承轩、黄炳权在澳门全程跟随。同日，黄炳权在澳门赌场签领筹码给赌客钟某甲进行赌博，黄炳权将钟某甲在澳门的赌博输赢情况，发到微信群里告知身在珠海的陈庆松、杨喜才等人。2.黄炳权在澳门赌场开设有专门的VIP账户，黄炳权有签筹的权限，其以此为业。3.本案所涉借款合同只是为了帮黄炳权应付澳门赌场公司的追数，该合同只是一种形式，并不是真实的借款合同，也没有真实的钱款交付。我方一审有提交光盘，但当庭没有播放，因此我方二审提交文字整理。证据2、黄炳权与陈庆松完整微信对话及文字整理；证明涉案借款合同只是一种形式，双方只存在钟某甲澳门800万赌债的事实，双方将钟某甲在澳门赌博的800万赌债以合同的形式确立下来。证据3、杨喜才向黄炳权支付款项凭证；证明杨喜才陆续向黄炳权支付款项542000元。在2018年4月30日及2018年6.4日通过网银向黄炳权分别转账6000元，共12000元，加上一审认定的53万，共计是54.2万。证明在所谓的《借款合同》之前，杨喜才等人就在代钟某甲向黄炳权“还”赌债。在前面巨额“赌债”还没有收到的情况下，黄炳权既没有能力，也不可能向吴承轩出借800万元。一审有查明，但遗漏了签订合同之前的款项。证据4、陈庆松向黄炳权支付款项凭证；证明2018年4月23日陈庆松通过老婆包某甲的账户向黄炳权支付10万元。证明在所谓的《借款合同》之前，陈庆松等人就在代钟某甲向黄炳权“还”赌债。陈庆松与黄炳权无其他经济来往。证据5、吴承轩向黄炳权支付款项凭证；证明吴承轩于2018年4月21日向黄炳权支付款项20万元，于2018年4月23日向黄炳权支付款项10万元，共计支付30万元。吴承轩在所谓的《借款合同》之前就一直在代钟某甲向黄炳权“还”赌债。吴承轩、钟某甲与黄炳权除了赌债之外，没有其他任何交集。证据6、刑事裁定书；证明本案所涉的钟某甲确实在深圳因刑事犯罪被羁押，并进入长时间的刑事诉讼中，本案吴承轩、杨喜才、陈庆松与黄炳权共同签署的《承诺书》的内容与此刚好契合，说明吴承轩、杨喜才、陈庆松在本案中的陈述均是真实陈述。黄炳权在本案中一直在说谎话，作虚假陈述。证据7、粤公证案件查询记录；证明钟某甲因涉嫌刑事犯罪被羁押进入长时间的刑事诉讼，案件经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回重审后，现由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审理，案号为：（2019）粤0305刑初1344号。黄炳权质证称，对于证据1，对方一审已经提交，我方也质证，我方对于该证据的三性均不予认可。对于证据2，证据合法性不予认可，本案案件复杂，若将微信对话作为文字提交我方认为应当将取证程序合法，要有公信力；该证据实际是杨喜才自己对所谓微信对话记录的整理，我方没有见到相关调取微信记录的公证证明文件，对其三性均不予认可。对于证据3，关于54.2万，杨喜才向法庭提供了虚假证词，54.2万的确发生在借款合同之前。一审法院认定对方转了53万，关于1.2万是杨喜才另外跟我借的一笔钱，现在还欠我32万，一审认定的53万中，有一笔还款8万，其中有3万是杨喜才还我的借款，有5万是替吴承轩还利息的。杨喜才在2016年-2017年个人总共借了我大约50万，还了一些，目前还欠我32万。对于证据4、5质证意见同吴承轩提交的证据1我方质证意见一致。对于证据6、7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吴承轩质证称，对于证据1的三性予以认可，提醒法庭注意证据第1页2018年3月31日黄炳权发言是有关于人民币结算的约定。对于证据2三性予以认可，且证据中已经将所有微信截图提交给法院。对于证据3、4、5、6、7的三性均予以认可。二审期间黄炳权没有新证据提交。对于吴承轩提交的证据4以及杨喜才、陈庆松提交的证据6、7因黄炳权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吴承轩、杨喜才、陈庆松提交的其他证据因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评判。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根据上诉人吴承轩、杨喜才、陈庆松的上诉请求与被上诉人黄炳权的答辩，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出借人黄炳权与借款人吴承轩、担保人杨喜才、陈庆松之间的800万元的借款是否真实发生。上诉人吴承轩、杨喜才、陈庆松上诉提出本案件所涉借款实际是吴承轩的朋友钟某甲在澳门赌场输掉了800万港币所形成，陈某甲他们不认识。经查，首先，黄炳权一审提交了《借款及担保合同》、银行转账凭证以及吴承轩出具《承诺书》。对于《借款及担保合同》的真实性，吴承轩、杨喜才、陈庆松均没有异议，吴承轩、杨喜才、陈庆松在原审第一次庭审中称《借款及担保合同》中借款用途及汇款方式一栏签订合同时是空白的，黄炳权提交的原件中约定的指定户名：陈某甲，账号：552**********299，开户行：建行珠海市港昌支行是黄炳权后加的。吴承轩对于合同中借款期限由2018年9月13日更改为2019年6月13日确认是其更改，并按指模。根据《借款及担保合同》第九条合同一式三份，三方各执一份，按照合同约定吴承轩和杨喜才、陈庆松手里均应有合同原件，吴承轩承认手里有合同原件，杨喜才、陈庆松否认其持有原件。原审法院第二次开庭，要求吴承轩必须提供其手里的《借款及担保合同》原件，否则将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但吴承轩没有出庭，其代理人称吴承轩手里的合同原件丢失，故原审法院对于黄炳权提供的《借款及担保合同》原件的真实性，完整性予以确认，并无不当。其次，黄炳权提交了其本人的中国建设银行的客户回单证实黄炳权分别于2018年6月19日、2018年6月20日、2018年6月21日向《借款及担保合同》指定的陈某甲的银行账号转账200万元、400万元、200万元。再次，黄炳权提交吴承轩于2018年10月24日出具的《承诺书》，吴承轩承诺向黄炳权借款的800万元于2019年1月1日前还款200万元，2018年10月起每月15日前向黄炳权支付20万元。最后，借款合同签订后，杨喜才曾向黄炳权还款53万元。黄炳权作为出借人，其已经完成了其向借款人吴承轩出借800万元借款的举证证明责任。上诉人吴承轩、杨喜才、陈庆松上诉提出本案件所涉借款实际是吴承轩的朋友钟某甲在澳门赌场输掉了800万港币所形成，以及其不认识指定收款人陈某甲。经查，吴承轩、杨喜才、陈庆松所称钟某甲在澳门赌博输掉800万元港币，而本案的借款标的是800万元人民币，相互之间存在汇率差额。即便又如吴承轩、杨喜才、陈庆松所述钟某甲与黄炳权存在私下协议，港币与人民币在之后结算时按照1：1比例结算，确定金额相符，然而吴承轩称在签订《借款及担保合同》之前，其称已通过银行转账对上述赌债偿还了130万元人民币，但在签订《借款及担保合同》时，吴承轩对此未予提及或抵扣，不合常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定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上，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一审法院认定本案借款与澳门赌博欠款是不同两笔的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并无不当。如吴承轩、杨喜才、陈庆松认为陈某甲收取了本案借款800万元，损害了其权利，其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吴承轩、杨喜才、陈庆松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75500元，由吴承轩、杨喜才、陈庆松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孟庆锋审判员  孙 志审判员  马 艳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黄晓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