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9民终3185号上诉人（一审原告）：熊公良，男，1967年2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东莞市。委托代理人：李学兵，北京市盈科（东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李仁兵，北京安普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东莞市恒丰模具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万江区上甲工业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41900721194976M。法定代表人：李丽明，系该公司经理。委托代理人：杨敬波，广东江湾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第三人：李丽明，女，1966年3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东莞市。一审第三人：黎少兴，女，1972年7月1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东莞市。一审第三人：周日成，男，1937年12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东莞市。上列三一审第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马晨程，广东东方昆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熊公良因与被上诉人东莞市恒丰模具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丰公司）、一审第三人李丽明、黎少兴、周日成公司解散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9）粤1971民初271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熊公良起诉请求依法解散东莞市恒丰模具钢有限公司。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熊公良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一审受理费100元，已由熊公良预交，由熊公良负担。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和理由详见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9）粤1971民初27191号民事判决书。宣判后，熊公良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解散恒丰公司。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事实认定有误。1.恒丰公司早已处于停止运营状态。2017年1月21日恒丰公司与周建卫之间签订的《恒丰公司资产转让协议》已拟转让恒丰公司的资产后清算和注销公司，其与已生效的（2018）粤1971民初32407号民事判决书、（2018）粤1971民初23984号民事判决书、（2019）粤19民终4923号民事裁定书以及（2019）粤19民终1916号民事裁定书所载明的事实能证明恒丰公司自2016年年底开始基本停止运营，并于2017年6月30日结业并遣散所有员工。2.恒丰公司在停业后已进入实质性的清算阶段，因股东之间以及股东与公司之间的纠纷和矛盾尚未完成清算。2000年2月18日签订的《合股办公司协议书》第十条、十一条以及《恒丰公司资产转让协议》第七条明确记载，解散清算相关事宜已经过股东协商确定生效。2017年9月6日，黎少兴通过其丈夫李良炳向熊公良发送了《关于恒丰公司解散的一些建议》，2017年9月22日李丽明、黎少兴与熊公良作为恒丰公司代表与案外人东莞市银合会计咨询有限公司签订《账务整理清算业务约定书》，委托其进行账务整理、清算日常会计事务等清算事宜。2017年11月23日以“东莞市恒丰模具钢有限公司清算组”名义出具《账务清查情况说明》。同时《账务清查情况说明》载明周建卫基于2017年1月21日签订的《恒丰公司资产转让协议》预付了1800000元资产转让款。3.恒丰公司与李丽明提供的租赁合同，虽证明恒丰公司通过对外出租厂房仍有营业收入，但无法证明恒丰公司处于持续经营和盈利状态，且有关资金流入股东个人账户，证明公司处于不正常状态，黎少兴等人一直侵占公司财产的状态一直持续，熊公良的股东权益缺乏基本保障。第一，熊公良与黎少兴、周日成、李丽明三人于2000年2月18日签订《合股办公司协议书》成立恒丰公司，合作目的是“加工、销售模具钢及零配件”，并非出租厂舍，获取房租收入。在2017年1月21日签订《恒丰公司资产转让协议》将包括厂舍在内的资产转让给周建卫后，李丽明和黎少兴两人反悔毁约，并与周建卫产生激烈的冲突和矛盾。厂舍在按协议转让给周建卫使用6个月后被强行收回，公司及股东利益严重受损。为避免在清产核资期间厂舍闲置，临时对外进行出租，并非恒丰公司的正常经营状态。第二，恒丰公司已于2017年6月30日结业并遣散所有员工，因此不存在恒丰公司声称的“后期管理人员”。第三，恒丰公司至今仍未提供收租以来的厂舍维修费用、管理费用、水电费、税费等相关费用缴纳情况以及财务账册等资料以证明恒丰公司仍在存续经营状态。第四，厂舍租金长期以来并未依法进入恒丰公司的对公银行账户，一直存入黎少兴个人名下的银行账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一条的规定，厂舍租金被违法以股东个人名义开立账户存储这一事实表明恒丰公司处于不正常的经营状态。（二）一审法院采信证据错误。1.一审法院采信2019年10月14日股东会会议及其形成的会议纪要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恒丰公司自2017年6月底结业后因长期存在股东之间以及股东与公司之间的严重矛盾，直至上诉时仍未依法依章程召集股东会，而且虽已进入实质性清算阶段，但未对公司剩余资产分配形成一个具体、完整的方案。黎少兴、周日成、李丽明于2019年10月14日召开的股东会议以及《东莞市恒丰模具钢有限公司股东会会议纪要》，其程序和内容严重违法无效，即使合法有效也是在熊公良起诉解散恒丰公司的诉讼期间发生的，无法推翻和否认在一审起诉时“公司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客观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规定，既是公司解散诉讼的立案受理条件，又是判决公司解散的实质审查条件。2.熊公良已起诉撤销2019年10月14日召开的股东会会议以及形成的《东莞市恒丰模具钢有限公司股东会会议纪要》，一审法院在有关公司决议撤销纠纷审理结果生效之前对其予以认定和采信，剥夺了熊公良的权利，且程序违法。该股东会会议召集目的缺乏正当合理性，且决议事项违法。同时该会议的召集程序违法，会议通知并未合法有效地通知熊公良。李丽明邮寄给熊公良的股东会开会通知所填地址并非熊公良户籍地址或实际居住地址，有关信件无法有效送达给熊公良。恒丰公司也未曾及时将决议结果通知熊公良。周日成对周建卫的《授权委托书》以及周建卫2019年10月11日转委托李丽明代为参加恒丰公司于2019年10月14日召开的股东会会议并行使表决权的手续真实性存疑。2019年12月20日广东省东莞市公证处公证的《公证书》存在不合法不合理，且《公证书》所附的《委托书》并未包括2019年6月9日《授权委托书》中的“代理提议召开股东会会议及会议议程，参见股东会会议并参与表决等股权权利、义务”的事宜。不属于对《授权委托书》的追认，且股东会会议决议召集及表决合法性涉及决议事项的效力问题不适用事后追认的方式。同时一审法院拒绝熊公良提出的《笔迹鉴定申请书》不予鉴定缺乏合理充分的理由。此外，根据《合股办公司协议书》的第十一条规定，其效力大于公司章程。关于公司是否解散事宜涉及熊公良基本的股东权利，根据《合股办公司协议书》第十条约定，应由包括熊公良在内的股东一致协商同意。（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首先，根据恒丰公司的章程第十七条规定，股东会会议分为临时会议和定期会议，在熊公良提起本案诉讼时，恒丰公司已经持续两年未召开股东会议。同时，恒丰公司缺乏“监事”。熊公良对黎少兴、周日成、李丽明已经丧失了信任关系，恒丰公司已不再具有《合股办公司协议书》签订时的人合基础。现有证据已经证实恒丰公司早已处于停止经营状态，且停业后已进入实质清算阶段，但因股东之间以及股东与公司之间的矛盾和纠纷尚未完成清算。其次，恒丰公司在2016年底停止营业，《合股办公司协议书》签订时所设定的经营目的已宣告结束。现在恒丰公司资产由李丽明、黎少兴等占有，其合谋利用其控制恒丰公司的权利，不仅拒绝继续已进行的公司清算，分配剩余财产，且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一条的规定，将仅有的租金收入以黎少兴个人名义开设账户存储。恒丰公司的存续已妨碍熊公良剩余资产索取权以及财产权益的正当实现，其继续存续将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再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五条第一款规定，由于恒丰公司以及黎少兴、李丽明等人不同意解散公司，则恒丰公司与黎少兴等人负有义务提供满足熊公良依法合理退出，实现自身股东权益的条件，以确保恒丰公司继续存续。第一，股东知情权、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诉讼等救济途径不是提起公司解散的前置程序，且实际上熊公良为了保障自身权利已先后对公司提起了两次诉讼。第二，鉴于目前黎少兴、李丽明等人仍在控制恒丰公司以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起诉熊公良，通过提议召开股东会已不具有实现可能性。第三，恒丰公司及黎少兴等人均以“短期内无法自行评估准确合理的股权回购价格”或“无法判断原告提出的325万元价格是否公允”拒绝回购或收购熊公良股权。因此，股东间已无法达成由公司或股东收购股份，或以减资等方式使公司存续的一致意见。第四，潜在购买方出具的意向书的意思是在整体购买公司全部股权的情况下，其目的是想通过购买公司的全部股权以收购公司的厂房，并以公司的名义继续承租公司厂房所在的土地。但恒丰公司在黎少兴等人的控制下，若潜在购买方只购买熊公良的25%的股权，无法实现其购买的目的。（四）一审判决第十一页第四行“从事实上起”至第七行“不能解决的程度”这段话是对熊公良在一审法庭法官调解阶段要求熊公良补充询价所提供材料的误解，当时询价的意向方出具的意向书表达的意思是在整体购买公司全部股权的情况下的出价的价格，意向方的目的是想通过购买全部股权达到收购公司的厂房，并以公司的名义继续承租公司厂房所在的土地。若只购买熊公良的25%的股权无法实现意向购买人的购买目的，因此一审法院对该材料理解出现错误。恒丰公司答辩称其答辩意见与一审答辩意见一致。李丽明、黎少兴、周日成陈述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针对熊公良的补充意见，熊公良一审有提交股权转让征询函。本院经审理查明，对一审查明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熊公良二审提交证据一、《关于恒丰公司解散的一些建议》及其发送信息，拟证明在恒丰公司停业后，熊公良与黎少兴、李丽明就公司解散事宜协商过。证据二、净入库查询（2017.01.01-2020.03.31），拟证明在2017年6月停止经营后，恒丰公司基本没有缴纳企业所得，尤其是没有缴纳过自2018年度以来的任何企业所得税，证明恒丰公司在2017年停业经营后没有净利润，处于不盈利和亏损的状态。李丽明、黎少兴、周日成质证称，证据一与其原始载体内容不一致，熊公良称因为是旧手机才找到该内容，实际上李丽明、周日成、黎少兴核对该手机信息不仅是与微信名为“小木子”显示的聊天记录中文档《关于恒丰公司解散的一些建议》还包含其他内容，因此可见该份证据并非新证据，与熊公良表示是旧手机的说法不一致。该文档显示的内容不能证明有股东就公司解散达成了一致。对于证据二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该证据显示的是公司的纳税情况，不能证明公司符合解散条件。恒丰公司质证称，证据一的质证意见与李丽明、周日成、黎少兴意见一致。补充若该文档关于恒丰公司解散的一些建议是李良炳发的，不代表恒丰公司，也不代表其他股东的意思，另该时间显示2017年9月，现在是2020年，也不能代表现在所有股东的意思表示和公司的经营状况。现恒丰公司一直正常经营，对外无欠债，一直有盈利，且熊公良有获得了租金的分红，不存在解散事由。对于证据二的质证意见与李丽明、周日成、黎少兴的意见一致。还查明，熊公良二审申请证人袁鑫出庭作证，拟证明熊公良一审提交的袁鑫出具的“工厂产房意向书”，一审法院对此认定和理解有错误。但证人袁鑫本人未能到庭作证。本院认为，本案系公司解散纠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本院应当对熊公良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法律适用进行审查。根据本案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上诉和答辩，本案争议焦点是恒丰公司是否符合公司解散的条件。第一、熊公良起诉主张解散恒丰公司，应举证证明恒丰公司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关于“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规定的情形。首先，熊公良应举证证明恒丰公司经营管理确实发生严重困难。熊公良主张恒丰公司2017年至今未召开股东会议，但根据恒丰公司举证提交的2019年10月14日《东莞市恒丰模具钢有限公司股东会会议纪要》，恒丰公司股东李丽明、黎少兴、周日成（委托代表）均有出席股东会并作出会议纪要，由此可见恒丰公司仍然存在通过召开股东会解决公司内部问题的途径。熊公良以此为由上诉主张解散恒丰公司没有依据。再者，虽然熊公良主张恒丰公司已停止经营并进入实质清算，但根据恒丰公司一审提交的租赁合同、银行流水等证据足以证明恒丰公司具有租赁业务且至今每月仍有固定的租金收入，由此可见恒丰公司仍在存续经营。最后，熊公良二审提交聊天记录中《关于恒丰公司解散的一些建议》以证明股东之间存在协商解散公司的事实，但该证据无法证明“小木子-李良炳”有权代表恒丰公司与熊公良协商解散恒丰公司，且即便双方曾协商解散公司，也不代表恒丰公司现今存在经营管理困难并应予以解散的事实，本院对此不予确认。综上，熊公良并未就恒丰公司的组织机构运行存在严重内部障碍的事实提供充分的证据，其以恒丰公司存在经营困难为由主张解散恒丰公司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此外，熊公良二审提交申请书，申请调取《公证书》（2019）粤莞东莞第49089号的全部公证档案及记录全部公证过程视频，又提交笔迹鉴定申请书，申请对周日成在《授权委托书》上签名及手印真实性进行鉴定。本院认为上述申请内容与本案审查事实并无实质关联，无调查取证及鉴定的必要性，故对熊公良上述申请不予准许。第二，熊公良主张其已不具有其他救济途径。但根据熊公良一审提交的情况说明及股权转让征询函，明确了其曾向市场潜在购买方询价并得到较为明确的3250000元股权对价标准，即证明熊公良可通过股权置换、请求回购股权等途径解决股东矛盾。虽然熊公良二审申请证人出庭拟证明无法单独转让个人股权，但该证人未能到庭作证，无法就此事实作出证明。鉴于熊公良未能举证证明其已穷尽公司内部救济解决途径仍不能解决公司经营僵局，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熊公良主张解散恒丰公司没有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熊公良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熊公良负担（已预缴）。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加雄审判员  陈文静审判员  徐华毅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李敏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