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10民终168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陶祖英，女，1955年5月1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临武县。上诉人（原审原告）：胡玲，女，1984年6月28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临武县。以上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肖亚勇，湖南方缔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小明，男，1964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临武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廖汉文，临武县舜安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秀佳，女，1963年8月1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临武县。上诉人陶祖英、胡玲因与被上诉人陈小明、王秀佳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临武县人民法院（2020）湘1025民初2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通过阅卷和调查询问双方当事人，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陶祖英、胡玲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撤销2019年4月11日甲方为陶祖英、胡玲，乙方为陈小明，丙方为王秀佳所签订的《协议书》。事实和理由：一、2019年4月11日《协议书》是使用胁迫手段和乘人之危所签订。胁迫是指直接以胡玲职务侵占挪用棚改资金进行刑事举报进行威胁。乘人之危是指乘胡玲怀孕临产及被执行局强制执行处于危难状况。二、债权人陶祖英、何明燕均不在场，也没有在协议上签字，又没有委托代理人代为签订协议。何明燕不是一审当事人，何明燕、王秀佳都没有参加一审诉讼。《协议书》不能体现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三、一审开庭和开庭后的询问笔录均没有向陶祖英、胡玲出示关于“何明燕账户转账80万元到陶祖英账户，邝凌宾账户汇入陶祖英账户20万元”的任何证据，包括转账凭证。该证据涉及的当事人王秀佳没有出庭，何明燕不是案件当事人，也无法在诉讼程序中查明。客观上，陶祖英、胡玲不欠王秀佳和何明燕的钱。四、终结执行的程序并没有对2019年4月11日的《协议书》内容进行审查，执行程序中的问话笔录也没有涉及《协议书》的具体内容，陶祖英撤回执行的申请书也没有《协议书》的内容，一审以陶祖英在执行程序中已认可申请书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又在问话笔录中的签了字，认定“陶祖英对协议内容已予追认”，没有经过审查就不应当认定，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五、根据法律规定，对于终结执行的程序，当事人有权提出执行异议。本案是撤销权诉讼，与执行异议程序是两个不同的程序，但一审判决认定陶祖英、胡玲撤回执行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对其民事权利的处分”并据此判决驳回陶祖英、胡玲的诉讼请求，实质上为陶祖英、胡玲申请执行异议设置了法律上“既判力”的障碍，剥夺了陶祖英、胡玲执行异议的程序和实体权利。六、《协议书》涉及几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各个法律关系都是独立的，完全可以各自独立依法行使权利，不应当牺牲陶祖英、胡玲本案申请执行的程序和实体权利。综上，一审认定事实错误，程序违法，判决错误，请求二审予以纠正，支持陶祖英、胡玲的上诉请求。陈小明辩称，一、陈小明与王秀佳及胡玲签订案涉《协议书》时，虽然陶祖英不在场，但事后陶祖英进行了追认，并根据协议内容向法院申请撤回对陈小明一案的强制执行。法院执行人员对陶祖英进行了问话，胡玲当时也在场，表示协议已得到了陶祖英的确认，法院作出终结（2019）湘1025执52号执行裁定书。该协议的内容合法，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陈小明并没有对陶祖英、胡玲有任何的胁迫行为，且协议是一份已经履行完毕的协议。陈小明因工程需要找王秀佳借款，而王秀佳与胡玲是同事关系，该笔借款是王秀佳和胡玲两人通过几个他人的银行账号筹集资金后转账给陈小明的。胡玲是陶祖英的女儿，且胡玲借给陈小明的200万元实际上是其利用工行上班的职务便利从棚户区工程项目账户上挪用后，通过陶祖英的账户转账100万元到陈小明账户，故债权人写了胡玲母亲陶祖英的名字，在此关系上，胡玲有权代表陶祖英，对陶祖英的债权问题与王秀佳、陈小明协商。因陈小明归还借款都是按照王秀佳的安排汇入他人账户归还的，所以陈小明与王秀佳对账后，双方协商同意陶祖英的100万元由王秀佳归还抵作陈小明归还陶祖英借款100万元，故2019年4月11日王秀佳、胡玲、陈小明三人经自愿、平等协商后达成《协议书》，协议签订后的4月16日，陶祖英就向法院申请撤回（2018）湘1025民初877号民事判决的执行，法院工作人员对胡玲、陶祖英问话时，两人均认可申请书上的内容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并在问话笔录上签字确认，可见陶祖英对协议内容已予以追认。胡玲、陶祖英均是具有完全民事能力的公民，应知道在相关文书上签字的法律后果。二、临武县公安局取保候审决定书仅证实胡玲涉嫌犯职务侵占罪被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并没有证据证明是由陈小明的举报引发的，陈小明也确实没有举报过胡玲。如实举报他人的违法行为也是法律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属于胁迫行为。另法院依职权对案外人何明燕进行调查，证实由王秀佳经手从何明燕账户中转款80万元到了陶祖英的账户，从邝凌宾账户汇入陶祖英账户20万元，王秀佳、何明燕、胡玲之间的确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可见2019年4月11日三方签订的协议内容并非系虚构的事实。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胡玲签订协议时有受到欺诈胁迫或存在重大误解，故该协议不属于可撤销合同的范畴。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陶祖英、胡玲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王秀佳辩称，王秀佳系帮胡玲到何明燕处借款80万元，是通过文亚兰的账户转到陶祖英的账户上的，文亚兰在公安局也陈述过，另从邝凌宾处借款20万元，款也转账到陶祖英的账户上了。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陶祖英、胡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撤销2019年4月11日甲方为陶祖英、胡玲、乙方为陈小明、丙方为王秀佳所签订的《协议书》。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2月1日，湖南省临武县人民法院作出（2018）湘1025民初87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陈小明偿还陶祖英借款本金100万元，由于陈小明没有按时归还欠款，陶祖英于2019年3月4日向一审法院申请对陈小明强制执行，执行案号为（2019）湘1025执52号。2019年4月11日，胡玲与王秀佳、陈小明协商达成一份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1、临武法院判决陈小明归还甲方陶祖英100万元的款项由王秀佳负责偿还给甲方陶祖英、胡玲，陶祖英、胡玲向法院申请撤回对乙方陈小明的执行。2、2017年9月26日丙方王秀佳帮甲方胡玲在何明燕处借款100万元，甲方胡玲已经归还何明燕部分款项，剩余借款的本息从本协议签订后起由丙方王秀佳负责偿还何明燕，用于抵作陈小明偿还甲方陶祖英的100万元款项。3、甲方胡玲在何明燕处的借款本息截止2019年4月11日前的由胡玲承担，之后的本息由丙方王秀佳承担，双方算账后按100万元的数额多退少补”。胡玲、王秀佳、陈小明及在场人廖汉文均在协议上签字，各执一份。2019年4月11日陶祖英向临武县人民法院提交了对陈小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的强制执行撤回申请书。2019年4月16日一审法院执行局工作人员对陶祖英、胡玲进行了问话并制作了问话笔录，胡玲、陶祖英均认可2019年4月11日申请书上的内容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为此一审法院于2019年5月23日作出了（2019）湘1025执52号之二执行裁定书，终结（2019）湘1025执52号案件的执行。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合同纠纷，争议的焦点是：胡玲是否受到了陈小明的欺诈胁迫而签订的协议。欺诈是指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当事人虚假的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的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行为。欺诈有以下构成要件：（1）一方需有欺诈的故意。（2）欺诈方实施了欺诈行为。（3）被欺诈方因受欺诈而陷入错误的判断。（4）被欺诈人基于错误判断而为意思表示。胁迫是指以给公民及亲人的生命健康、名誉、荣誉、财产等造成损失，或者以给法人的名誉、荣誉、财产等造成损害为要挟，迫使对方作出违背真实的意思表示的行为。胁迫有以下构成要件：（1）胁迫人有胁迫的故意。（2）胁迫人实施胁迫行为。（3）胁迫不法。（4）受胁迫人陷于恐惧，且其恐惧与胁迫行为之间有因果关系。（5）受胁迫人基于恐惧而订立合同，且该缔约行为致使其自身利益受损，显失公平。胡玲陈述陈小明以举报其不法行为为由相威胁，使其作出了非真实意思的表示，但并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实。临武县公安局取保候审决定书仅证实胡玲涉嫌犯职务侵占罪被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不能证明是由陈小明的举报引发的，即使是陈小明举报的，如实举报他人的违法行为也是法律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属于胁迫行为。另一审法院依职权对案外人何明燕进行调查，证实由王秀佳经手从何明燕账户中转款80万元到了陶祖英的账户，从邝凌宾账户汇入陶祖英账户20万元，王秀佳、何明燕、胡玲之间的确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可见2019年4月11日三方签订的协议内容并非系虚构的事实。现有证据显示，胡玲签订协议时并没有受到欺诈胁迫，也不存在重大误解，故该协议不属于可撤销合同的范畴。胡玲是陶祖英的女儿，且胡玲承认借给陈小明的200万元实际上是其利用在工行上班的职务便利从棚户区工程项目账户上挪用的，只是债权人写了其母亲陶祖英的名字，在此法律关系上，胡玲有权代表陶祖英对陶祖英的债权问题与王秀佳、陈小明协商。协议完成当天，陶祖英就向法院申请撤回对（2018）湘1025民初877号民事判决的执行，且胡玲、陶祖英在一审法院执行局工作人员问话时，均认可申请书上的内容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并在问话笔录上签字确认，可见陶祖英对协议内容已予以追认。胡玲、陶祖英均是具有完全民事能力的公民，应知道在相关文书上签字的法律后果。故陶祖英以达成了协议撤回对陈小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2018）湘1025民初877号强制执行，是在法律允许范围内对其民事权利的处分。一审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陶祖英、胡玲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40元，由原告胡玲、陶祖英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王秀佳向本院提交了三份证据，证据一、身份证、银行卡复印件，拟证明湖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卡号为6230********的银行卡系何明燕的事实；证据二、银行流水、明细，拟证明2017年9月26日王秀佳帮胡玲在案外人何明燕处借款80万元，何明燕将80万元分成60万元、20万元两笔经文亚兰的账户转账至陶祖英账户的事实；证据三、银行转账电子回单，拟证明2017年9月26日王秀佳帮胡玲在案外人邝凌宾处借款20万元并转账至陶祖英账户的事实。陶祖英、胡玲质证认为，对证据二银行流水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其他证据均为复印件，无法确定真实性，均不予认可。何明燕及邝凌宾对本案100万元的债务人到底是谁，没有任何证据证实，何明燕、邝凌宾也没有发表陈述意见。证据三的银行回执虽注明是胡姐借，但该胡姐不是指胡玲。王秀佳提供的证据实际上都是王秀佳借陶祖英账户的走账，不能证明系胡玲的借款。陈小明质证认为，对三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一审庭审后，一审法院对何明燕进行了询问，何明燕承认了该事实，邝凌宾的银行流水是在庭后提交的，一审法院对何明燕的笔录及邝凌宾的银行流水均组织过质证。陶祖英、胡玲、陈小明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王秀佳提交的证据认定如下：《协议书》第二条记载“2017年9月26日丙方王秀佳帮甲方胡玲在何明燕处借款100万元”，与证据二、三银行转账明细及回执来显示，何明燕在2017年9月26日向文亚兰银行账户转账两笔共计80万元，同日，陶祖英的账户在收到文亚兰转账90.4万元，及邝凌宾转账20万元，互相印证，形成完整证据链，本院对王秀佳提交的三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可以证实王秀佳、何明燕、胡玲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2019年4月11日，陶祖英向一审法院提交撤回对陈小明强制执行的《申请书》，该《申请书》事实及理由部分载明“申请人申请执行陈小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申请人陶祖英与被申请人陈小明于庭外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并已履行完毕，为此，申请人依照法律规定，向法院申请撤回对陈小明的执行申请”。2019年4月16日，一审法院执行局工作人员向陶祖英、胡玲宣读了上述《申请书》内容并将《申请书》交陶祖英辨认，陶祖英、胡玲均认可《申请书》是其真实意思表达。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案涉《协议书》是否可撤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陶祖英、胡玲要求撤销案涉《协议书》，但未能举证证明《协议书》存在上述可撤销的情形。陶祖英、胡玲主张陈小明采取以到公安机关报案举报胡玲挪用棚户资金的威胁手段，以及乘胡玲处于怀孕待产、被强制执行之危，被迫签订《协议书》。本院认为，陶祖英、胡玲的上述观点，不能成立。第一，胡玲未提供证据证实其受到了胁迫，且即便陈小明要到公安机关报案举报胡玲挪用棚户资金，如实举报他人的违法行为也是法律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胡玲一审时亦承认其存在挪用棚户区工程项目账户资金的违法事实。第二，一方当事人乘对方处于危难之机，为牟取不正当利益，迫使对方作出不真实的意思表示，严重损害对方利益的，可以认定为乘人之危。签订《协议书》时，即使胡玲处于孕期待产及被强制执行状态，但并非处于危难、急迫的处境。第三，陶祖英虽未在《协议书》上签字，但其在撤回对陈小明强制执行的《申请书》和一审法院执行局的《问话笔录》中均对调解协议内容进行了确认。第四，2017年9月26日，王秀佳经手从何明燕账户中转款80万元到了陶祖英的账户，从邝凌宾账户汇入陶祖英账户20万元，陶祖英账户为胡玲所使用，王秀佳、何明燕、胡玲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可见三方签订《协议书》第2条具有事实基础。综合分析，陶祖英、胡玲主张《协议书》是在被胁迫和乘人之危情况下签订的，缺乏相应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胡玲、陶祖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陶祖英、胡玲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蒋 伟审判员 李建湘审判员 杨利平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韩淑静书记员曹媛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可以在本院进行，也可以到案件发生地或者原审人民法院所在地进行。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