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 决 定 书 （2020）最高法委赔监174号 申诉人（赔偿请求人）：雷震英（曾用名雷正英），女，1934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郴州市北湖区。 委托代理人：阳跃忠，男，汉族，1953年1月8日出生，住湖南省郴州市北湖区。 赔偿义务机关: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住所地：湖南省郴州市五岭大道**。 法定代表人:王雨田，院长。 申诉人雷震英因错误执行赔偿一案，不服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下称湖南高院）赔偿委员会2019年7月22日作出的（2019）湘委赔再1号国家赔偿决定，向本院赔偿委员会申诉。本院赔偿委员会依法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2017年9月16日，雷震英以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郴州中院）错误执行为由申请国家赔偿。郴州中院赔偿委员会于2017年9月30日作出（2017）湘10法赔第4号决定，决定驳回雷震英的赔偿申请。湖南高院赔偿委员会于2018年2月23日作出（2017）湘委赔13号决定，以该案执行回转程序未终结为由驳回雷震英的国家赔偿申请。雷震英不服（2017）湘委赔13号决定，向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诉。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2018）最高法委赔监159号决定，指令湖南高院赔偿委员会重新审理本案。2019年7月22日，湖南高院赔委会作出（2019）湘委赔再1号国家赔偿决定。雷震英不服该决定，向本院赔偿委员会提出申诉。 湖南高院赔偿委员会审理查明，1995年10月5日，郴州国际劳务工程有限公司（下称劳务公司）与郴州三建公司签订《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由郴州三建公司承建郴州劳务公司两栋住宅楼，该建设项目位于郴州市郴江食品加工城292号宗地。1996年4月11日，工程主体基本完工。此后，因建设资金方面的原因，工程延至1998年1月竣工，工程建设方、质监部门、施工方等单位共同验收合格。因郴州劳务公司未按决算支付工程款，郴州三建公司遂向郴州中院提起诉讼。诉讼中，郴州中院实施财产保全措施，查封了郴州劳务公司在郴州市郴江食品加工城292号宗地开发建设的部分房产。1998年11月29日，郴州中院作出（1998）郴民初字第11号民事判决，判决郴州劳务公司给付郴州三建公司工程款、利息及违约金共计1825954.04元。郴州劳务公司不服该判决，上诉至湖南高院。1999年3月26日，湖南高院（1998）湘民终字第141号民事调解书确认：由郴州劳务公司给付郴州三建公司工程款129万元；二审案件受理费、保全费、审计费共计56054元由双方各负担28027元。该调解书并注明：本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嗣后，郴州三建公司向郴州中院申请强制执行。1999年4月13日，郴州中院向被执行人郴州劳务公司发出（1999）郴执字第13号执行通知书，责令郴州劳务公司于1999年4月15日前履行（1998）湘民终字第141号调解书所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予以强制执行。1999年4月16日，因被执行人郴州劳务公司未按执行通知书规定的期限履行，郴州中院作出（1999）郴执字第13号民事裁定，裁定冻结被执行人郴州劳务公司银行存款129万元，如存款不足抵偿应付款额，则扣押、拍卖被执行人相应价值的其他财产，提取拍卖款抵偿欠款。1999年4月18日，郴州中院对诉讼期间保全的财产委托郴州市价格事务所进行估价鉴定。1999年4月26日，郴州市价格事务所作出郴价事鉴字（99）第31号《估价鉴定书》，对郴州劳务公司位于郴州市郴江食品加工城的被查封房产评估价值为1301791.57元。1999年4月29日，郴州劳务公司对该估价鉴定结论提出异议，认为依据郴北介字（1998）第17号《郴州市北湖区物价局文件》关于下达“郴江食品加工城”南塔底商住宅1#、2#楼商品房销售价格的批复，该鉴定结论与郴州市商品房住宅销售价格的实际情况不符，请求撤销另行鉴定。1999年6月29日，郴州中院作出（1999）郴执字第13-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将坐落在郴州市郴江食品加工城第9栋24套房产和6个门面交郴州市公物拍卖行依法公开拍卖给刘文初，拍卖所得款130.18万元用于清偿郴州劳务公司所欠郴州三建公司债务，本案执行终结。后湖南高院认为劳务公司申诉成立，按照二审程序重新审理该案，并作出（2000）湘民终字第43号民事判决书。湖南高院（2000）湘民终字第43号民事判决书下达后，劳务公司以郴州中院据以执行的依据错误为由，要求撤销（1999）郴执字第13-1号民事裁定书，并执行回转被错误执行的所有财产。2009年5月8日，郴州中院作出（2009）郴民执字第31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撤销郴州中院（1999）郴执字第13号、（1999）郴执字第13-1号民事裁定，依据（2000）湘民终字第43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标的进行执行回转。通过执行回转，郴州中院将郴州三建公司工程款10万元执行到郴州中院账户。随后郴州中院将该笔执行款向劳务公司所涉其他案件的申请执行人李光叔、李佐富分别支付60000元和40000元，涉案执行事项全部终结。该决定还查明2012年8月，郴州中院决定由郴州市北湖区人民法院出资15万元，郴州中院出资19万元，申请司法救助金6万元，劳务公司执行回转款10万元，合计50万元，分别补偿李光叔30万元、李佐富20万元，对李光叔、李佐富所涉执行案结案处理。2012年11月12日，李佐富出具息访承诺书，所涉执行案件终结。2013年11月8日，李光叔出具息访息诉承诺书，已收到全部30万元款项，所涉执行案件终结。雷震英系原郴州劳务公司法定代表人，该公司于1998年10月转让给雷震英，并于2003年8月被注销注册登记。 湖南高院赔偿委员会认为，劳务公司被注销后，雷震英作为该公司的权利承受人，有权以其本人名义申请国家赔偿。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本案是否属于错误执行，雷震英申请国家赔偿是否超过赔偿请求时效，雷震英的经济损失如何确定。……第四，雷震英的经济损失如何确定问题。……首先，关于案涉房产总价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行政诉讼中司法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财产不能恢复原状或者灭失的，应当按照侵权行为发生时的市场价格计算损失；市场价格无法确定或者该价格不足以弥补受害人所受损失的，可以采用其他合理方式计算损失。本案从表二《涉案房产预售、拍卖、批复、转售单价情况统计表》分析，案涉房产拍卖价格过低，不利于保护赔偿请求人的合法权益，案涉房产价值应按照当时的市场价值计算，至少应不低于赔偿请求人依法销售其房产可以获得的收益。案涉房产的总价值计算，包括已经销售房产的实际合同价值和未销售房产按市场价估算的价值。1.关于案发时已销售房产的价值认定。从表二《涉案房产预售、拍卖、批复、转售单价情况统计表》可知，劳务公司已将案涉房产中的3个门面、10套住宅销售、抵扣给他人，对这部分房产价值的认定，应以销售合同确定的销售价格为准。郴价事鉴字（1999）第31号《估价鉴定书》对单套住宅面积进行过认定，但未对单个门面的面积进行认定，只认定被拍卖门面的总面积，赔偿请求人也未提交对单个门面面积进行认定的有效证据，因此，案涉房产中已经销售的10套住宅的价值可以根据销售合同进行认定，而已经销售的3套门面的价值则无法依据销售合同进行认定，只能按未销售房产市场价估价处理。根据表二数据计算，案涉房产已经销售的10套住宅的价值为640,025元。2.关于案发时未销售房产市场价值的认定。从表二《涉案房产预售、拍卖、批复、转售单价情况统计表》计算可知，未销售的14套住宅的面积为1,417.5m2，6个门面的面积为186.81m2。赔偿请求人提交的1998年4月28日郴北价字（1998）第17号文件载明，郴江食品加工城两栋底商住宅楼销售均价为住宅不高于790元/m2，门面不高于2,500元/m2。虽然赔偿请求人无法提供证据证明该文件是针对案涉房产销售价格的批复，但该文件至少证明了同时期、同地段、同结构、同类型房产的销售价格，可以作为本案认定案涉房产未销售部分的价值参考依据。参照该文件确定的销售均价，案涉房产14套未预售房产和6个门面的价值计算为：1,417.5m2×790元/m2＝1,119,825元，186.81m2×2,500元/m2＝467,025元，合计1,586,850元。3.关于案涉房产总价值。案涉房产总价值为已预售住宅价值与未预售住宅和门面总价值之和，共计2,226,875元，具体计算为：640,025元＋1,586,850元＝2,226,875元。其次，关于雷震英因错误执行造成的经济损失。如上文所述，因本案案发时，赔偿请求人雷震英所在的劳务公司涉及多起民事执行案件，本案在确定赔偿数额时，要依法对赔偿请求人已经被强制执行和应当被执行的给付金额进行抵扣。（2000）湘民终字第43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由劳务公司给付郴州三建公司工程余款1,190,518.15元，该款项为劳务公司应当履行的支付义务，应当从案涉被拍卖房产价款中扣除。李光叔、李佐富与劳务公司民事执行两案，北湖区人民法院和郴州中院共同出资34万元，申请司法救助金6万元，扣划执行回转款10万元，补偿李光叔、李佐富共计50万元。鉴于本案因郴州中院错误执行引发，上述50万元款项中的6万元司法救助金不应计入劳务公司应扣除的执行款项。湖南高院综合考虑过错因素，剔除司法救助金6万元，酌定劳务公司与李光叔、李佐富两案执行款、迟延履行利息及执行费用应扣除金额为44万元。上述应扣除款项共计1,630,518.15元，从案涉被拍卖房产的总值中扣除后，雷震英因郴州中院错误执行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96,356.85元，具体计算为：2,226,875元－1,190,518.15元－440,000元＝596,356.85元。最后，关于利息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七）项规定，返还执行的罚款或者罚金、追缴或者没收的金钱，解除冻结的存款或者汇款的，应当支付银行同期存款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行政诉讼中司法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规定，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七项规定的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以作出生效赔偿决定时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人民币整存整取定期存款基准利率计算，不计算复利。应当返还的财产属于金融机构合法存款的，对存款合同存续期间的利息按照合同约定利率计算。应当返还的财产系现金的，比照本条第一款规定支付利息。虽然上述规定只针对应当返还的罚款、罚金、追缴或者没收的金钱、解除冻结的合法存款或者汇款、返还的现金等计算利息损失，但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二款“本法规定的赔偿义务机关，应当依照本法及时履行赔偿义务”的立法精神，赔偿义务机关应当及时履行赔偿义务，尽快支付违法损害赔偿金，以使赔偿金的孳息尽早归于受害人，尽可能减少受害人的损失。若违法损害赔偿金不计付利息，则会使受害人的直接损失无法得到全部赔偿，甚至可能促使加害人拖延履行赔偿义务。因此，本案赔偿金所产生的利息属于直接损失的范围，应予赔偿。郴州中院于1999年6月29日裁定将属于被执行人的案涉房产拍卖，应当以596,356.85元赔偿金为基数，以1999年6月29日为起始时间以本案作出生效赔偿决定时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人民币整存整取定期存款基准利率计算，不计算复利。 综上，湖南高院赔偿委员会决定：一、撤销湖南高院赔偿委员会（2017）湘委赔13号决定及郴州中院赔偿委员会（2017）湘10法赔第4号决定；二、郴州中院赔偿雷震英经济损失596,356.85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法：以596,356.85元为基数，从1999年6月29日起计算至赔偿款实际支付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一年期同类存款基准利率计算，不计算复利)。三、驳回雷震英的其他赔偿请求。 雷震英仍不服，向本院赔偿委员会提出申诉。认为核减1190518元和44万元依据不足，请求以3123237元为基数，并计算从1999年6月29日起至实际支付赔偿金日止的利息。其申诉理由为：1、含土地费，住宅为790+170=960元／平方米，商品门面房为2500+750元=3250元／平方米。依此计算218.21平方米的六间门面房价格在709182.5元，住宅房价值2414054.4元。据此，申诉人认为赔偿2226875元赔偿额太低。2、该赔偿决定依据（2000）湘民终字第43号民事判决扣除劳务公司应给付刘文初（郴州三建公司项目负责人）的1190518.15元，越权违法，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3、用执行回转回来的10万元和全部房产拍卖价款来核减李佐富、李光叔钱款44万元，不符合事实；4、对被拍卖房产土地出让金未予考虑，占用费未计算，不当。利息计算基数错误。 本院赔偿委员会审理查明事实与原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赔偿委员会另查明以下事实：一、李光叔与劳务公司（雷正英）于1996年10月达成口头协议，李光叔预购劳务公司所有的位于郴州市食品加工城的H-203号住房和22号门面（现更改为73号门面），其中住房面积105.57平方米，门面面积62.49平方米，住房和门面的价格分别为六万元和五万六千元。协议达成后，李光叔向雷震英已交付6.5万元。李光叔因房屋买卖纠纷于1999年下半年将劳务公司诉至郴州市北湖区人民法院，双方在庭审中都明确表示要求继续履行协议，后法院判决被告劳务公司交房给原告。上述事实有郴州市北湖区人民法院1999年12月16日作出的（1999）郴北民初字第812号民事判决书予以确认。 二、1995年8月18日，劳务公司以每平方米710元中标292宗地，面积为1967.85平方米，总价款1397244.50元。劳务公司与食品加工城工程办公室签订了“郴江食品加工城收取购地户占用费的协议”，但截止1996年9月13日，劳务公司只交了26万元，其余欠款一直未付。上述事实有湖南高院（1999）湘民终字第62号民事判决书和郴州中院（1998）郴民初字第10号民事判决予以佐证。 三、1998年4月28日郴州市北湖区物价局郴北价字（1998）第17号《关于下达“郴江食品加工城”南塔底商住宅1#2#楼商品房销售价格的批复》载：“北湖区城建综合开发有限公司：……现核定该两栋底商住宅楼每平方米建筑面积销售均价为：住宅790元、门面2500元，，地下室1000元住宅各层价格由你司核定，但均价不能高出我局核定价格。” 四、1999年5月26日《郴州日报》拍卖公告载：“受法院委托，我行于1999年6月1日公开拍卖郴州市食品加工城门面6面，住宅**，门面总建筑面积186.81平方米，，住房总建筑面积244291平方米。起拍价：130.18万元。郴州市公务拍卖行。” 本院赔偿委员会审查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系对劳务公司（雷震英）的赔偿金计算是否偏低，房屋单价是否还应再加上土地购买成本？从总房款中扣减1630518.15元是否具有事实和理由？ 首先，关于雷震英要求按照住宅房每平方米增加170元土地费成本，商品门面房按照每平方增加土地占用费750元计算赔偿的请求。经审理查明，由于郴州中院实施拍卖时，其中标的1967.85平方米地块劳务公司并未依约交付全部购置价金，劳务公司并未取对该地块上土地的权益，郴州市北湖区物价局1998年4月28日《关于下达“郴江食品加工城”南塔底商住宅1#2#楼商品房销售价格的批复》（郴北价字（1998）第17号）建议的售价是最高指导价，人民法院评估拍卖变价时参照郴价事鉴字（99）第31号《估价鉴定书》对拍卖房产进行评估，未涉及该房地产的土地使用权价值（即所谓占用费）；且雷震英销售该批房产时亦未单独加算土地成本，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五项之规定，湖南高院依据拍卖当时的实际销售价格及拍卖当时的政府的指导价格对拍卖房产计价赔偿，符合事实与法律的规定，雷震英要求增加土地占用费计算赔偿金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第二，关于雷震英申诉称不应扣减执行费1190518.15元和李佐富、李光叔执行案件息诉补偿款44万元的申诉理由。本院赔偿委员会认为，根据（2000）湘民终字第43号民事判决，劳务公司应当向三建公司支付工程款1190518.15元，但在此前，郴州中院已经向三建公司执行了该案，拍卖涉案楼房的价款130.18万元向工程承包人刘文初支付。雷震英对当初的执行拍卖行为不服，现郴州中院对当年的执行行为进行全额赔偿时，理应从已拍卖的房产价值中把三建公司依胜诉判决所依法享有的权益予以扣减和执行，该扣减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雷震英在与李光叔、李佐富、胡桂彩的商品房预售、抵债纠纷中，明知其预售房产已被法院拍卖，仍继续收取购房人剩余房款不予退还或承诺以房抵债，引发执行案件涉诉信访，郴州中院为化解矛盾，分别于2012年、2013年向李佐富、李光叔支付案件补偿款20万元和30万元，实际是代赔偿请求人雷震英（也即劳务公司）履行的一部分民事法律义务。雷震英在不具备售房资质的情形下，销售房屋又无实际履行交付能力，占用购房人预付房款从1997年到2013年，长达16年时间，其因自身原因所引发的判决不能执行的问题，在郴州中院、北湖区人民法院代其履行后，李佐富、李光叔放弃对劳务公司相关案件的追索权和请求权，郴州中院向二者支付的息诉补偿款应视为代劳务公司履行的清偿义务，自该债权债务消灭之日起，郴州中院享有向雷震英追偿的权利。雷震英因此丧失对这部分房产再行要求补偿或赔偿的权利。湖南高院赔偿委员会将上述赔偿款从雷震英的补偿款中予以扣减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综上，湖南高院赔偿委员会决定从赔偿雷震英的24套住宅6套门面房总价款中扣除上述款项合计1630518.15元，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雷震英申诉事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国家赔偿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本院赔偿委员会决定如下： 驳回雷震英的申诉。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