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天等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桂1425行初4号 原告天等县向都镇平尧村内屯村民小组，住所地广西天等县向都镇平尧村内屯。 诉讼代表人农绍忠，该村民小组组长。 委托代理人农绍耀，该村民小组副组长。 委托代理人刘仲甲，广西桂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天等县人民政府，住所地广西天等县天等镇和平街**。组织机构代码00776802-0。 法定代表人麦成柱，该县县长。 委托代理人张山，广西东方意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天等县向都镇平尧村伏旦村民小组，住，住所地广西天等县向都镇平尧村伏旦屯/div> 诉讼代表人黄植能，该村民小组组长。 委托代理人黄植航，该村民小组副组长。 委托代理人黄琳，广西华尚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天等县向都镇平尧村巴梅村民小组，住，住所地广西天等县向都镇平尧村巴梅屯/div> 诉讼代表人黄承天，该村民小组组长。 委托代理人梁俊精，广西科昌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天等县向都镇平尧村内屯村民小组(以下简称内屯)与被告天等县人民政府、第三人天等县向都镇平尧村伏旦村民小组（以下简称伏旦屯)山林土地行 -2- 政确权一案。内屯不服天等县人民法院于1998年2月19日作出（1997)天行初字第23号行政判决，向原南宁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原南宁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于1998年8月4日作出(1998)南地行终字第38号行政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巴梅屯不服原南宁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作出(1998)南地行终字第38号行政判决，于2016年1月25日向崇左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崇左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2月16日将申请再审的材料及一、二审全部卷宗移送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提审本案并于2019年12月27日作出(2019)桂行再13号行政裁定:一、撤销原南地区中级人民法院(1998）南地行终字第38号以及天等县人民法院（1997）天行初字第23号行政判决；二、本案发回天等县人民法院重审。本院于2020年4月17日重新立案后，依法追加天等县向都镇平尧村巴梅村民小组(以下简称巴梅屯)为本案第三人，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并于2020年6月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内屯诉讼代表人农绍忠及其委托代理人农绍耀、刘仲甲，被告天等县人民政府委托代理人张山、第三人伏旦屯诉讼代表人黄植能及其委托代理人黄植航、黄琳，第三人巴梅屯诉讼代表人黄承天及其委托代理人梁俊精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天等县人民政府1997年9月20日作出的天政发（1997）122号的处理决定（以下简称122号处理决定)中认定;原告内屯与第三人伏旦屯争议的“叫地等”、“汤坡后”、“坑达六”、“叫果柳”、“叫麦稔”等山地，位于内屯屯址背后“地;地等山&rdquo北面，东南面与内屯的山地相接，以岭脊的分水为界，西面的“汤坡后”与巴梅屯的“六等对”为界,东北面的“叫果柳”、“叫麦稔”与田东县江那村驮审屯连接，以通往双屯现人行道为界,面积约500亩。解放前伏旦屯的黄锡光等人曾在争议地耕种并种上桐果树,1954年政府依法发给土地证,合作化至四固定时期,争议地没有重新划分。伏旦屯一直耕种至70年代。1975年德保处纠会议后，平尧大队即办林场,伏旦屯仍断断续续到争议地耕 -3- 种田畚。林场散场后,林场的土地退回原来的各生产队。伏旦屯在落实生产责任制时,将争议地的田畚划分到各户,因耕种不合算而闲置。内屯部分群众遂耕种争议地内伏旦屯闲置的土地,并扩大开荒至今。现争议的“坑达六”由内屯种植的八角树二十颗左右，靠“叫地等”山凹由内屯农元召种植的桐果树。根据《土地管理法》第十三条、《森林法》第十四条和国发（1980）135号、桂发（1982）36号文件规定，决定将争议地的“叫地等”“坑达六”“叫果柳”、“叫麦稔”归伏旦屯集体所有，东南面以岭脊的分水岭为界；西面以岭脊为界；东北面以通往田东双屯县人行道岭为界；将争议地的“汤坡后划归内屯群众所有，东面、西面、北面均以岭脚为界，南面与巴梅屯的山界以分水岭为界；“坑达六”的八角树归内屯所有，靠“叫地等”山凹的桐果树归内屯农元召所有,其他林木归伏旦屯所有，但山权归伏旦集体所有，内屯及农元召只能管理原种下现有树木至枯死为止，不能擅自扩种;从“叫地等”至“叫麦稔”现有耕种的田畚归伏旦屯集体所有。 原告内屯诉称，被告1997年9月21日作出的122号的处理决定，该决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歪曲了事实,侵犯了原告合法权益,处理决定以解放前伏旦屯的黄锡光户在争议地开荒，一九五四年政府发给土地证、合作化、四固定没有确权,第三人一直耕种到七十年代为由,将争议地“叫地等"、“叫果柳”、“坑达六”、“叫麦稔”划归伏旦屯，这是错误的。事实上,原告祖辈一直在争议地上耕作，合作化已四固定,争议地已明确划归原告,德保处纠会议也明确划归原告。并且被告处理决定适用国发(1980)135号和桂发(1982)26号没有适用具体条款。因此,被告的处理决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该处理决定与已被法院依法撤销的天政发(1994)68号处理决定,属于以相同的事实和理由，作出内容相同的处理决定,亦属于滥用职权。请求法院依法撤销被告作出122号的处理决定,诉讼费用由败诉方负担。 原告为其陈述的事实向法庭提供的证据有:1.122号处理决定，证明被告对争议地进行行政确权情况，对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但认为处理决定不 -4- 合法；2.赵建福调查笔录；3.颜维新调查笔录，证据2-3共同证明1975年德保协议的处理情况；4.周善美调查笔录；5.黄福田出具证明；6.张振森调查笔录；7.周善辉调查笔录；8.黄福泽调查笔录；9.周忠贤、黄炳信、黄炳旭陈述笔录；证据4-9共同证明1962年四固定及德保协议时对争议地处理相关情况的事实；10.现金支出单据，证明内屯领75亩造林补助费情况；11.向都镇政府1991年3月27日处理决定，证明向都镇政府对争议地山林纠纷曾作出处理决定的事实；12.关于山林纠纷处理的协议书，证明自治区于1975年在德保召开会议处理山林纠纷的事实；上述证据2-12作为解决纠纷的基本证据使用，四固定时内屯与伏旦屯不属同一大队，争议地处在内屯所在的太平大队范围，伏旦屯跨大队范围主张土地权属不合法；13.向都公社革委会、向都公社平尧大队革委会向天等县革委会递交要求处理山界纠纷的报告，证明天等县向都公社平尧大队与田东县江那大队山界纠纷历史情况；14.向都公社发生纠纷登记簿，证明向都公社于1974年6月对山林水利纠纷登记情况，该登记簿证实伏旦屯××内屯、巴梅无纠纷记录等相关情况；15.天等县向都公社与外地区、县间土地、山林、水利纠纷登记簿，证明1975年11月以前伏旦屯与田东县作登公社、驮审生产队与内屯、巴梅山界无纠纷情况。证据13-15共同证实向都镇政府对全镇范围的土地纠纷进行过详尽的调查登记，伏旦屯××内屯之间不存在争议，伏旦屯主张对争议林地享有权属的依据不足。 被告天等县人民政府辩称，本案争议的连片500亩林地原本为荒山，解放前伏旦屯黄锡光户在该争议地内开荒耕种，土改时期黄清华领取了土地房产证，在合作化、四固定时期涉案的争议山林也没有明确过权属。1975年“德保协议”中虽约定争议地归整个平尧大队所有，但依旧没有明确划分确权给某个小队。直至伏旦屯××内屯就林地问题才产生争议。被告依据黄清华1954年土地使用证、黄清足等户1953年土地分户清册存根、1972年3月3日平尧生产大队山界纠纷报告、1975年“德保协议”以及多份村民证人证言等合法证据，同时依据《国务院批转广西壮族自治区关于处理、土地、山林、水 -5- 利纠纷的情况报告》即国发（1980）135号、《广西壮族自治区稳定山权林权、完善林业生产责任制实施条例》即桂发（1982）36号文件精神，平衡各方当事人利益，最后作出122号处理决定。具体理由为:一、被告作出行政决定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在争议林地权属不明的情况下，被告依职权进行访问调查、现场勘验、调取档案，在综合全案证人证言、各类书证（特别是黄清华、黄植谋持有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作出的处理决定是有明确证据所支撑的，而原告提出四固定之时便将争议地划分内屯所有，仅有其内屯村民的证人证言，又无其他明确证据，并不能推翻此事实……；二、被告作出的处理决定适用法律正确。国发（1980）135号文件第三条第（二）款规定：“（二）关于证据问题。根据中央和自治区的各项政策、规定、法律、法令，一般应以合作化、四固定时的定论为依据。对于解放后党政机关的处理决定和双方商定的协议，应当维护”，同时桂发（1982）36号第四条规定：“集体的山权林权，应以1962年后四固定时确定的权属为准。只要权属清楚的，都要稳定下来，四固定后经有关方面协商同意或经政府批准作了调整的一律有效。四固定时未确定权属的，可参考合作化时的权属或现管范围，确定山权林权冲突。三、“德保会议”并未对争议地进行权属划分，被告作出决定并不与其冲突。1975年召开的德保调处会，是当时为了解决平尧大队与驮审生产队林地边界纠纷问题而召开的，当时双方争议的地区不只包括本案争议地，还包括巴梅屯、内坡、那尧管辖土地与驮审生产队接壤地区，故出席的平尧代表为上述生产小队。而在当时，因伏旦屯地区也没有和驮审生产队接壤，本案的争议林地也尚未确认实际权属人，故伏旦屯没有参加会议并不能说明被告确认林地属于其行政行为错误。原告内屯以及第三人巴梅屯的主张没有参与即没有权属，实属牵强。依据德保调处会所形成的《关于山林纠纷处理的协议书》以及相关证人证言均证实，该次会议并未对本案争议地进行明确划分，原告以及第三人巴梅屯的主张均没有事实依据。但在本案中，连片500亩林地原本为荒山，解放前伏旦屯黄锡光户在争议地内开荒耕种，土改时期黄清华领取了土地房产证，在 -6- 合作化、四固定时期涉案的争议山林也没有明确过权属，故被告在处理决定之时并不能依据四固定时的权属进行划分，只能还本溯源、探寻本案争议地的最初权属人，最终依据黄清华1954年土改时期领取的土地使用证、黄清足等户1953年土地分户清册存根、以及多份各地村民证人证言等合法证据，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是符合国发（1980）135号、桂发（1982）36号相关规定的。四、被告作出122号处理决定与1994年6月20日作出天政发（1994）68号（以下筒称“68号处理决定”并不相同。（1995）天行初字第21号行政判决书中足以认定（判决书第4页）。五、第三人巴梅屯没有诉讼利益。根据“德保协议”并对照相关地图（被告证据2），协议约定归属巴梅屯的地区并不包含本案的争议地，而是对其本身拥有林地的再次明确。故第三人巴梅屯提出“德保协议”已明确将争议地权属归属巴梅屯的观点，属扩大解释，毫无事实依据。六、巴梅屯主张证据不足，以自行收集的言辞证据为主，证据证明力薄弱，无法与原二审中确定的伏旦屯拥有土地证、直到70年代一直耕种的事实相对抗。综上，被告作出的122号处理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原告的诉讼主张没有事实依据，证据不足，同时第三人巴梅屯与本案没有诉讼利益，其主张没有证据支撑。请求法院依法维持被告作出的122号处理决定，驳回原告及第三人巴梅屯的诉讼请求。 被告天等县人民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1.天政发（1994）67号处理决定，证明被告于1994年6月20日就本案争议林地第一次作出认定“叫地等”、“坑达六”、“叫果柳”、“叫麦稔”归伏旦集体所有，“汤坡后”归内屯集体所有处理决定的事实；2.（1995）天行初第21号行政判决书，证明内屯不服68号处理决定，向法院提起诉讼，天等县人民法院认为68号处理决定中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唯因处理决定忽略争议地田畲和林木划归伏旦屯所有不当，故判决撤销68号处理决定；3.（1996）南地行终字第24号行政判决书，证明伏旦屯不服（1995）天行初字第21号行政判决依法上诉，原南宁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事实；4.122 -7- 号处理决定，证明为履行（1995)天行初字第21号行政判决书内容，纠正原处理决定中村民种植林木划归失当的错误，被告再次于1997年9月21日重新作出处理决定，该决定内容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已纠正68号处理决定中的不当部分，同时巴梅屯所提出的主张并不包含在本案争议地内，被告做出处理决定合法有效，不应被撤销；5.(1997)天行初字第23号行政判决书，证明内屯村民屯不服122号处理决定而向法院提起诉讼，天等县人民法院认为122号处理决定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故判决维持；6.(1998)南地行终字第38号行政判决书，证明内屯村民屯不服（1997)天行初字第23号行政判决依法上诉，南宁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依就认为122号处理决定中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程序合法，判决维持原判；7.黄福田调查笔录（1993年1月14日），证明其没有得参与争议林地的划定落实和参与平尧大队与田东县山界纠纷解决，这与巴梅屯提供证据6、7中表述完全相反、相互矛盾，其相关证人证言不应作为本案定案依据；8.黄清田调查笔录(1993年11月6日)，证明解放前伏旦屯黄锡光户在争议地内开荒耕种，土改时期黄清华领取了土地房产证，在合作化、四固定时期涉案的争议山林也没有明确过权属；9.黄清田调查笔录(1994年5月28日)，证明民国十五年起伏旦屯黄锡光等人在开荒经营本案争议地块，1954年后便交由集体管理，并领取有土地证书，其中有水田3亩、畲地40亩，合作化后一直由伏旦屯耕种到1976年；10.沈国邦调查笔录，证实伏旦屯村民解放前便在争议地开荒耕种，直至德保会议之前。而德保会议仅对争议地与田东县的边界问题进行处理，并未实际划定争议地归属；11.沈仁邦调查笔录，证明解放前伏旦屯村民便在争议地开荒，而争议地在土地改革、合作化、四固定也均未进行明确划分；12.潘汉连调查笔录，证明解放前伏旦屯村民黄清脆便在争议地开荒，而后内屯村民也有参与此地耕作,亦证实争议地不涉及巴梅屯；13.黄炳英调查笔录，证明该地块属三角地带没有确定谁管辖和管理的事实；14.潘其胜调查笔录；15.潘其楼调查笔录;16.黄丕贤调查笔录;证据 -8- 14-16共同证明解放前伏旦黄锡光等村民在争议地开荒种植并管理的事实；17.黄炳旭调查笔录，证明解放前伏旦村民黄清包在争议地开荒种植，争议地从未明确划归权属；18.黄清田、黄炳志询问笔录(1997年12月12日)，证明解放前伏旦村民在争议地开荒种植，并于1954年领取土地证、土地清册的事实；19.土地房产所有证，证明伏旦屯村民黄清华、黄植谋等人在“叫地等”处拥有2分田地；20、伏旦屯人口土地分户清册，证明伏旦屯村民黄清华、黄植雄、黄清足在1953年人口土地分户之时，便已在“叫地等”处分得土地；21.关于山林纠纷处理的协议书，证明该协议系各方对平尧大队与驮审大队边界纠纷进行了处理，并没有详细划分各争议地的明确归属；协议约定归属巴梅屯的地区并不包含本案的争议地范围；22.争议地四至地图，证明本案争议地的界限划分。 第三人伏旦屯述称，完全同意被告的答辩意见。122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原告之主张没有事实依据，巴梅屯与本案争议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维持被告作出122号处理决定。具体理由为:一、122号处理决定是纠正原处理决定的错误而重新作出的正确处理决定，应予维持。该决定是县政府根据天等县人民法院、南宁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要求，为了纠正原68号处理决定的错误；从有利于生产生活、有利于经菅管理、有利于社会稳定的原则出发，既尊重历史，又面对现实，平衡了各方当事人的利益，处理决定既有事实依据也合乎法律规定，确权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二、122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所依据的证据确实充分。三、122号处理决定适用法律正确。四、归属巴梅屯的土地不在本案的争议范围之内，其是否参与本案诉讼均不影响122号处理决定，更不能因其未参加原诉讼就认定县处理决定错误。广西区高院裁定发回重审，高院认为原一审存在程序瑕疵，并不能认定原一审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方面存在错误，也不能认为122号处理决定就应当撤销；巴梅屯所提交的证据均不能有效证明其对争议的土地具有合法权益，122号处理 -9- 决定将争议的山林土地确权为伏旦屯和内屯正确。五、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法院在办理山林、土地行政确权案件时，不是代替山林、土地确权机关查明案件事实，而是通过庭审，从而判断核实被告举出的证据能否证实被诉确权行为的合法性，而不是审查当事人之间争议的事实。本案122号处理决定确权行为合法，应予维持，不应撤销。 第三人伏旦屯为其主张向法庭提供的证据有:1.关于要求解决向都公社平尧大队与田东县江那大队山界纠纷的报告，该报告第6页第（七）项证实伏旦屯黄清包、黄清竹、黄清华解放前在“叫地等”处建房居住、造田地种粮50亩的事实，也佐证了被告的多份调查笔录中陈述“伏旦村民解放前在争议地开荒耕种”的事实；2.土地房产所有证，证明伏旦村民黄清华、黄植谋等人在“叫地等”处有2分田地的事实；3.伏旦屯人口土地分户清册，证明伏旦村民黄清华、黄植雄、黄清足在1953年人口土地分户时，便已在“叫地等”分得土地的事实；4.林木采伐许可证，证明天等县林业局经公告没有异议后给伏旦屯颁发采伐许可证，进而证实“叫地等”“坑达六”林木属于伏旦屯的事实；5.天等县林业局通告，证明林业局经通告为伏旦屯颁发林木采伐许可证的事实；6.巴梅屯通告，证明其自认林区并不在争议地的范围之内;7.巴梅屯村民代表向天等县人民法院反映情况书面材料，证明巴梅屯对争议地是至始至终都是知情，并不存在遗漏其为争议当事人的事实。 第三人巴梅屯述称，巴梅屯向区高院申请再审时也提交了如下相同的9份证据，其中证据1-3系从天等县档案馆调取，证据1的第六点证实“叫地等”原是巴梅耕种，涉案土地有巴梅的相关权属的证据，证据2即德保会议协议书的第一点明显看出该协议中因为伏旦屯没有山林土地涉及其中，伏旦不是会议当事人，协议中有明确巴梅土地，也明确记载巴梅有土地的权属。综上，122号处理决定程序上遗漏了巴梅屯的重要当事人，从实体上分割了属于巴梅屯享有权属的土地，县政府认为巴梅相关权属的土地不在涉案的范围内没有事实与理由，县政府的处理决定是错误的，应当予以撤销。区高院也针对本案的事实 -10- 作出了相关的裁定，即撤销一、二审行政判决，县政府122处理决定存在程序上的错误，应当予以撤销。 第三人巴梅屯为其主张向法庭提供的证据有:1.向都公社革委会、天等县革委会联合调查组的调查报告，证明“叫地等”的地原是巴梅屯，公社化时还耕种，争议地“叫地等”有巴梅田3亩、畬地20亩；2.关于山林纠纷处理的协议书，该协议证实伏旦屯没有山林土地涉及其中，伏旦屯不是该协议的当事人，该协议中明确权属归巴梅所有的部分却被作为讼争之地处理归伏旦屯；3.土地产量分户清册，证明“叫果柳”的地巴梅屯人农兴泰户经营2亩、农加文在“等对”经营土地1亩；4.农业税任务落实表，证明1985年在涉案土地范围××梅屯人农勋业承包土地3.12亩、农继业有3.12亩；5.自留山使用证，证明巴梅屯人农高业在争议地“达六”有自留山20亩、农广业在争议地“地;地等&rdquo自留山10亩、黄炳利在争议地“地;地等&rdquo自留山20亩；6.黄福田的证明材料（2015年5月8日），证明1961年四固定时期巴梅屯在“叫地等”范围有6亩畲地证面积均列为年缴纳国家公购粮义务，争议地范围内连片山脉明确归属巴梅经营管理区域；7.黄福田、沈国邦、杨立升共同出具的证明;8.巴梅村民小组书面陈述材料，证据7-8共同证明1961年四固定时期“叫地等”等连片山脉归属巴梅屯所有；9.谈话记录，证明巴梅屯农高业等四个知情人陈述争议地连片山脉归属巴梅屯所有。上述证据1-9证明巴梅对涉案土地是享有相关的权属，被告处理本案没有列巴梅为当事人是错误的，被告作出122号处理决定漏列第三人，程序违法应予以撤销。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本院依法调取了以下证据(即出示原卷宗法院调取两份询问笔录):1.黄清田、黄炳志询问笔录1份，证明解放前伏旦村民在争议地开荒种植，并于1954年领取土地证、土地清册的事实；2.周善辉询问笔录1份，证明周善辉在“四固定”时参与对争议地的处理情况。 案经庭前交换证据质证及庭审质证、各方当事人质证意见及本院认定如下： -11- 一、各方对被告提供证据质证意见。 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2、3、7、21三性没有异议;对证据1、4-6、22的真实性、关联性没有异议，对合法性有异议，不予认可；对证据8-13、16-18证明的内容有异议;对证据14-15、19-20的关联性有异议。伏旦屯对被告提供全部证据的三性及其证明的事项内容、证明目的均无异议。巴梅屯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4合法性有异议，认为处理决定、判决书所涉案土地包含巴梅屯，漏列巴梅屯作为当事人，且被区高院撤销，不能作为定案依据；证据7-18，属于证人证言的证据，都带有过多的主观因素，对真实性及证明的内容有异议，不能真实反映案件事实，不能采信孤证。对证据19-22证明目的有异议。 本院认为：证据1-3系被告及法院对争议地初次处理意见，来源合法，具有一定关联性，可作为本案定案参考依据。证据4系本案审查待证的行政行为，可证实被告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事实，本院对该证据内容予以认定。证据5-6，系一、二审法院曾对争议地作出判决处理意见，本院对该纠纷处理过程予以认定。证据7-18系被告立案后第一次向知情人调查取证，证据来源合法，具有一定关联性，能证实部分客观事实，可作为本案定案参考依据。证据19-22系相关部门处理纠纷的原始档案材料，证据来源合法，具有关联性，可证实伏旦屯在争议地拥有部分土地权属及德保协议处理情况的事实。 二、各方对内屯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 被告对内屯提供证据1、13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据2-10的三性均有异议，认为该证据来源不明、取证形式不合法、同一人陈述内容前后矛盾、证人间所言内容相互矛盾，未能真实反映案件客观事实，故不予认可；对证据11合法性有异议；对证据12中18页内容的三性有异议，不予认可；对证据14-15的关联性有异议，伏旦屯××内屯、巴梅屯之间是否发生山林纠纷与本案不存在直接联系，故不予认可。伏旦屯对内屯质证意见与被告质证意见一致。巴梅屯对证据1合法性有异议，认为被告将属于巴梅屯土地进行处理，漏 -12- 列当事人不合法，故不予认可；对证据2-9证实四固定时已将争议地划归内屯的内容有异议。同时上述证人证言均是法院退休干部黄时运代理内屯时自行取证，带有过多主观因素，有失公信，证据来源不合法，不能真实反映案件事实，不能采信孤证；对证据10三性不予认可，不能证明争议地属于内屯；对证据11争议地归内屯集体所有的内容有异议，程序上和实体上均是错误；对证据12真实性无异议，协议第一项明确归巴梅屯，第二项明确归内屯，第三至六项只约定到归平尧，没有具有明确到归平尧××哪个屯，内屯及伏旦屯各自主张全归其所有没有依据；对证据13-15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不能证明内屯或者伏旦屯就是争议地的主人，巴梅屯有无纠纷记录并不能否认巴梅屯对争议地有权属。 本院认为，证据1系本案审查待证的行政行为，可证实被告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事实；证据2-9证人证言，综合本案事实和其他证据，本院对解放前伏旦屯黄锡光等人在争议地内开荒耕种过；土改时黄清华户领取叫地等2分田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合作社期间该2分田调整给巴梅屯所有，四固定时期内屯、伏旦屯均在争议地耕种过的事实予以确认，对其他内容不予认定。 三、各方对伏旦屯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原告对伏旦屯提供1-3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土改时期材料不能证实争议地是伏旦屯所有；对证据4、5关联性有异议，认为申办砍伐林木是基于122号处理决定及后来一审、二审判决，后已被广西高院撤销，与本案土地权属没有关联性；对证据6、7三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法院没有通知巴梅作为当事人系程序违法。被告对证据1-3、7三性无异议；证据4-6系在处理决定作出之后产生的证据，认为与本案无关。巴梅屯完全同意内屯质证意见。即解放前伏旦屯有耕种行为事实及伏旦屯在叫地等分得田地并有记载，但伏旦不能以此主张其享有涉案的500亩争议土地权属。对证据6、7证明内容有异议。 -13- 本院认为，证据1-3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且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证据4-7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 四、各方对巴梅屯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 原告对巴梅屯提供的所有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公社合作化、四固定后原土改的相关土地确权文件失去效力，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巴梅屯、伏旦屯完全无视四固定时期土地确权历史的情况。该证据可证明争议地内有部分的林地属巴梅屯，将巴梅屯部分林地划给伏旦屯实属不当，巴梅屯主张争议地全归其所有，与德保处纠会议的协议书内容不相符。被告对巴梅屯证据1、2的三性无异议，但对证明事项有异议。调查报告中第八页第三行“叫地等的地原是巴梅屯，公社化还耕种，现为内屯耕种”，此仅能证明公社化时期巴梅屯在“叫地等”区域耕种过，但后来已经变为内屯耕种，“叫地等下面是巴梅田3亩，畲地20亩”，仅能证明其曾在“叫地等”区域内有3亩责任田，并不能以此对本案近500亩的争议林地进行权利主张，协议并未将争议林地划归巴梅屯，条款中约定归属巴梅屯的地区并不包含本案的争议地，协议是对天等县平尧大队与田东县驮审生产队就山林边界问题进行处理，并未针对本案争议地的具体划分作出处理；对证据3关联性有异议，分户清册地18页中写明农加文在“等对”经营土地1亩，并不属于本案争议地范围内，与本案无关；对证据4的三性不予认可，该农业税落实表来源是否合法有待考证且仅记载农户名称、面积等，但并没有注明承包土地坐落何处，不能证明承包土地位于本案争议林地之内；对证据5三性均不予认可，该三份自留山使用证均已过期失效，且证书上无签发机关、签发人的签字盖章与落款日期，证书所划分的区域不明；对证据6、7的三性均不予认可，所证明内容明显不合理且黄福田在本案的多份证言前后矛盾、反复改变，明显不具有真实性，证据形式不完整；对证据8、9的三性均不予认可，证人与本案存在重大利益关系，其相关内容存在明显的倾向性。伏旦屯对巴梅屯提供证据1证明目的有异议，“叫地等”现在与巴梅屯不具有关联性；第六页的（10）“叫地等下面是巴梅屯3亩，畲地20亩”， -14- 仅证明“叫地等”下面有巴梅屯的土地，并非证明本案争议的约500亩林地属于其所有；证据2协议书，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该协议系天等、田东两县解决相邻边界达成的协议，并非是内部确权，该协议所述属于巴梅屯的林地并不在内屯与伏旦屯争议土地范围之内；对证据3关联性有异议，农兴泰2亩“果柳”土地，农加文的1亩“等对”土地均不在争议地范围之内；证据4系巴梅屯自行出具，真实性、合法性无法确认，承包土地地处位置并没有注明是位于本案争议地范围之内，不具有关联性；证据5真实性无法确认，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证据6不符合证据形式要求，对其三性均不予认可，所陈述的事实与被告提交的证据7黄福田调查笔录所记载的内容相矛盾；证据7不符合证据形式要求，对其三性均不予认可且没有落款时间，形成证据的时间无法确定；证据8、9系巴梅屯自行陈述，对其三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本院认为，证据1-3系处理纠纷的原始档案材料，证据来源合法、内容真实，具有关联性，与本案其他证据相互吻合印证，可证实巴梅屯在争议地有关联的记载事实，足以认定。证据4-5所记载承包土地、山林地名、四至范围模糊，真实性难于核实，本院不予认定。证据6-9，系巴梅群众自行陈述的书证，其内容与被告第一次调查笔录内容前后相互矛盾，未能反映本案客观事实，对其证实争议地范围内连片山脉全归巴梅屯事实不予确认。 五、各方对法院调取证据质证意见。原告对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取证形式不合法、内容不真实；对证据2三性无异议。被告、伏旦屯对证据1三性予以认可，可充分证明解放前伏旦村民就在争议地开荒事实；对证据2合法性有异议，其所陈述内容不真实，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本院认为，该2份证据系法院依职权重新核实调取的笔录，来源合法，与本案其他事实和证据相互吻合，可证实本案争议地权属历史变更等相关事实，本院予以采信。 -15- 经审理查明，三方讼争的“叫地等”、“汤坡后”、“坑达六”、“叫果柳”、“叫麦稔”等山地，位于内屯屯址背后的“地;地等山&rdquo面，东南面与内屯的辖区相接，以分水岭为界，西面与巴梅屯的辖区“六等对”相接，以山脚为界，东北面与田东县作登乡江那村驮审屯的辖区相接，以通往双屯人行道为界，面积约500亩。解放前，伏旦屯黄锡光及其后代黄清包、黄清华、黄清足、黄清任等先到争议地内开荒耕种农作物。土改时黄清华领取了“叫地等”二分田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合作化时期，该二分田调整给巴梅屯所有。1962年四固定时期，平尧大队分为四个小大队和两个自负盈亏队，即太平大队、尧江大队、伏平大队、双六大队和巴梅、茶迎队。内屯属太平大队，伏旦属伏平大队。当时只是在各个小大队范围内进行调整土地，按历史习惯划分耕作区，以耕作区来确定山界。争议地没有确定给哪个生产队所有。内屯与伏旦屯群众均在争议地种植过作物。1971年2月，田东县准备飞播造林，把防火线划到平尧大队的边界而引起两县的边界纠纷，现争议地也在纠纷范围内。1975年12月2日，在德保县召开处纠会议，天等县和田东县达成了山林纠纷处理协议，其中协议第一条规定：“从汤坡六为界算起，与驮审耕作区为界至汤坡绕止，靠近巴梅队的归属巴梅队，靠近驮审边的归田东县江那大队驮审队。第二条规定：“汤坡绕”上至驮审队上来岭凹直下去为界线，由上靠近平尧的归属平尧大队内队，由下靠近驮审的归属驮审队。第三条规定:“叫果柳”以通往双屯现人行之路为界，靠近平尧的归平尧，靠近驮审屯的归属驮审队。大约于1975年间，平尧大队在含有争议地范围内办林场，伏旦屯仍断断续续耕种争议地的田畚至七十年代末。落实责任制后，内屯群众逐步到争议地耕种并扩大开荒。1982年，内屯集体在争议地“坑达六”、“叫果柳”等岭坡造林，种下八角树和桐果树，内屯的农元召在“坑达六”种有一亩左右的桐果树。1990年12月9日，伏旦屯到争议地割草炼山迎接飞播造林而引起纠纷。1994年6月20日天等县人民政府作出天政发(1994)68号处理决定，内屯不服诉至法院。1995年12月25日天等县人民法院作出（1995)天行初字第21号行政判决，认定天政 -16- 发(1994)68号处理决定主要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但处理中忽视了争议地的田畚和林木从1982年以来一直由内屯耕作和管理的事实，将内屯种植的林木划给伏旦屯所有，处理结果失当，因此，法院判决撤销了该处理决定，并判令天等县人民政府在判决生效后两个月内重新作出处理决定。伏旦屯不服，上诉至中院。1996年6月30日原南宁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作出（1996)南地行终字第24号行政判决，维持天等县人民法院（1995)天行初字第21号行政判决。1997年9月21日天等县人民政府重新作出天政发(1997)122号处理决定，内屯不服，诉至天等县人民法院。天等县人民法院于1998年2月19日作出（1997)天行初字第23号行政判决，维持县政府（1997)122号处理决定，内屯仍不服，上诉至原南宁地区中级人民法院。1998年8月4日原南宁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作出（1998)南地行终字第38号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行政判决。巴梅屯不服，于2016年1月25日向崇左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崇左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2月16日将申请再审的材料及一、二审全部卷宗移送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提审本案并于2019年12月27日作出(2019)桂行再13号行政裁定:一、撤销原南地区中级人民法院(1998）南地行终字第38号以及天等县人民法院(1997)天行初字第23号行政判决。 另查明，本案巴梅屯提交天等县革委会与向都公社革委会联合调查组《关于向都公社平尧大队与田东县作登公社江那大队发生山界纠纷问题的调查报告》第（6)载明“叫地等”的地原是巴梅屯，公社化还耕种，现为内屯耕种。第（10)“叫地等”下面是巴梅田3亩，畲地20亩。巴梅屯提交的《1953年平尧乡巴梅屯三定土地产量分户清册》载明巴梅屯农兴泰户在“果柳”经营2亩，农加文户在“等对”经营1亩。1975年田东县与天等县《关于山林纠纷处理协议书》第一条载明“从汤坡六为界算起，与驮审耕作区为界至汤坡绕止，靠近巴梅队的归属平尧巴梅队，靠近驮审边的归田东县江那大队驮审队。上述证据与庭审中各方当事人陈述内容相互吻合，可证实巴梅屯 -17- 在争议地有部分关联权属记载的事实，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9)桂行再13号行政裁定对此亦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的规定，被告具有处理山林、土地权属争议的主体资格和法定职权。一、关于巴梅屯是否应列为本案第三人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同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但没有提起诉讼，或者同案件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的，可以作为第三人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参加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的同一行政行为涉及两个以上利害关系人，其中一部分利害关系人对行政行为不服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应当通知没有起诉的其他利害关系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根据上述查明事实，巴梅屯与讼争地有法律利害关系，法院通知其参加诉讼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019年12月27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9)桂行再13号行政裁定书已得到确认。二、被告作出（1997)122号处理决定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根据我国法律和土地政策的规定，山林土地权属纠纷的调处，必须考虑历史和现实状况，一般以土改、合作化、四固定时期确定的权属为依据，如以上历史时期没有确定权属的，则以查明的经营管理事实，结合“三个有利于”的原则予以确认。本案内屯主张四固定时期及1975年德保协议已明确全部争议地权属全归内屯，其提供证人证言系其委托代理人单方在被告作出处理决定后提取，部分内容含糊不清且前后矛盾，证据不足，本院不予全部采信。伏旦屯主张解放前到土改、合作社、四固定甚至到生产责任制其一直管理争议地，故争议地应全部归其所有，认为被告根据客观事实作出处理决定正确。巴梅屯主张其在争议地有部分关联权属，被告将巴梅屯享有权属的争议地确权处分给内屯和伏旦屯，属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违法。综合各方提供的证据及庭审查明事实，运用优势证据证明标准规则分析，本案内屯、伏旦屯、巴梅屯均未 -18- 能提供在土改、合作化、四固定时期涉案争议地权属全部归己的确凿证据。而被告对争议地历史确权情况和经营管理事实，未能在全案证据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作出认定，也没有将与本案争议地有法律利害关系的巴梅屯列为当事人，未能有效查明巴梅屯在争议地有部分关联权属记载的重要事实，从而导致122号处理决定主要证据不足，事实不清，程序违法。综上所述，被告被诉处理决定违反法律规定，属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依法应予以撤销。原告诉请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九条、第七十条第（一）项规定，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被告天等县人民政府于1997年9月21日作出的天政发（1997）122号《关于向都镇平尧村伏旦屯××内屯山林权属纠纷的处理决定》； 二、责令被告天等县人民政府对本案争议重新作出处理决定。 案件受理费800.00元，其他诉讼费400.00元，两项共计1200.00元，由被告天等县人民政府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崇左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宁敬森 审 判 员  黄德军 人民陪审员  许秀竹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四日 -19- 法官助理李建莹 书记员黄福坤 附本案判决依据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二十九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同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但没有提起诉讼，或者同案件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的，可以作为第三人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参加诉讼。 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一)主要证据不足的； (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的； (四)超越职权的； (五)滥用职权的； (六)明显不当的。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