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7民终294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超杰，男，汉族，1974年5月1日出生，住河南省延津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凤淑（系李超杰妻子），女，汉族，1976年4月14日出生，住河南省延津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延津县天威烟花爆竹有限公司，住所地：延津县胙城乡大韩村。法定代表人：聂春堂，任总经理职务。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聂春堂，男，汉族，1979年1月11日出生，住河南省延津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向利，女，汉族，1978年8月6日出生，住河南省延津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聂春堂（系吴向利丈夫），男，汉族，1979年1月11日出生，住河南省延津县。上诉人李超杰因与被上诉人延津县天威烟花爆竹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威公司）、聂春堂、吴向利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延津县人民法院（2020）豫0726民初6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超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凤淑，被上诉人天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吴向利委托诉讼代理人暨被上诉人聂春堂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超杰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导致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法院已经查明上诉人于2017年12月18日向被上诉人预付货款200000元，该200000元原系许长艳的包乡钱，因许长艳与被上诉人闹矛盾退出经营，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等几个经理商量，谁能出200000元，许长艳所包销的乡镇就由谁经营。上诉人就出了200000元，被上诉人出具了收据，但一直推脱并未让上诉人从200000元预付款中拉货抵扣，而是遵循以前的模式：预交货款后拉货，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具欠条，被上诉人将销货单交付上诉人，一周左右结算一次，结算后上诉人收回欠条。2、上诉人对被上诉人一审中提交的三张发货清单有异议，上诉人每次拉货被上诉人均出具销售单（三联单，被上诉人有留存），上诉人至今保存，并且被上诉人从不赊账。被上诉人每次收到预付款后都会出具收据，上诉人拉货均向被上诉人出具欠条，一周左右结算一次，结算后，双方各自收回自己出具的凭条。如果上诉人欠被上诉人货款，上诉人出具的欠条应在被上诉人手中，如果上诉人将200000元预付款用完，该200000元的收据被上诉人应该收回。现在该收据在上诉人手中，说明上诉人不欠被上诉人货款且被上诉人并未让上诉人使用该200000元预付款。天威公司、聂春堂、吴向利辩称：20万元都是货款，不是包乡费，因为年底为了多进货，聂春堂和其他经理之间有借贷关系，有的就给了十几万元，包乡费是2万元，都有书面协议。2017年12月18日聂春堂是写了收到条，但是双方算账，聂春堂给李超杰打的条是收到262580元，就包括本案20万元。双方一般一年一算账，以电脑数据为准。电脑软件“管家婆”显示李超杰还欠聂春堂钱。李超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天威公司、聂春堂、吴向利返还李超杰预付货款200000元及利息（利息以200000元为基数，从起诉之日起到还清款项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偿还之日止）；2、诉讼费由天威公司、聂春堂、吴向利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天威公司一人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股东为聂春堂，李超杰系天威公司销售经理，从天威公司购进烟花爆竹后再对外销售，负责延津县部分区域烟花爆竹的销售。李超杰称在2017年12月18日向天威公司交付货物预付款200000元，聂春堂在2018年1月17日为该笔预付款补开了收据。收据内容：“收据今收到货款贰拾万元整（200000元）聂春堂2018.1.17号”。聂春堂称案涉200000元系货款，有之前欠的货款，李超杰已经将所欠的货款条抽走，不是预付货款，且其2018年以后一直在向李超杰发货。李超杰以聂春堂未向其发货，至今也未将货款予以退还，于2020年4月15日来院起诉。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李超杰诉称案涉200000元系预付款，聂春堂在收到该款项后迟迟未向李超杰发货，也未将货款退还给李超杰，但李超杰提交的转款明细足以证明在2018年1月份至2019年1月份期间，双方之间存在多次关于货物的交易往来，李超杰仍继续向聂春堂支付货款，如果该200000元系李超杰预付的货款，李超杰在该预付款支付之后，未得到货物的情况下，仍向聂春堂支付货款，不符合常理，且李超杰提交的2017年12月8日的聊天记录显示：“这每个经理20万元，不算预付，年底一块结算”，案涉200000元已冲抵李超杰从聂春堂处提货的货款具有很大可能性。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李超杰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300元，减半收取计2150元，由李超杰负担。二审中，李超杰提交：1、转账记录7页，证明李超杰转账的都是现金，一共支付160多万元，与本案20万元无关。2、销售单及李超杰向聂春堂出具的欠条若干份，证明聂春堂销售给李超杰的货物，已经全部付清款项，并收回欠条。3、微信截图一份，证明2017年11月26日李超杰现金支付给聂春堂20万元，后来聂春堂补了欠条，不是聂春堂所说的结算之前的账。4、微信截图两张，证明李超杰是最后一个交齐20万元的，其他客户经理全部交清，不是聂春堂所述的李超杰是第一个交、展示给其他经理看的。5、2017年4月23日聂春堂所述全部不赊账，这是厂家要求的，区域经理都是先付款后拉货。6、名单一份，证明案涉20万元是区域代理费，微信截图可以印证，这是聂春堂自己说的。7、2017年12月25日聂春堂微信说谁不补齐，不再发货。聂春堂、天威公司、吴向利质证意见：1、微信里说了年底算账，意思是有的多拉货少付钱了，对账之后，每个人补齐20万元，继续合作。聂春堂和厂家、经理和聂春堂之间都是赊销模式。聂春堂提交：2017年12月18日收到条一份，证明双方对账后，聂春堂向李超杰出具262580元的收到条，包括本案的200000元。李超杰质证意见：李超杰没有见262580元的收据，对该收据不清楚。双方供货以李超杰出具的欠条为准，没有欠条，就不产生供货。本院认证：李超杰、聂春堂对对方提交的证据均不予认可，且双方并无其他证据予以印证，故双方提交的证据，本院均不予采信。李超杰提交申某、陈某证人证言各一份，证明目的：1、申某证言证明：聂春堂是延津县鞭炮行业的老板，李超杰与申某同是其下边乡镇的区域经理，按照要求，先向聂春堂交付200000元的加盟费，后来是拉货后两三天结算一次，但始终没有动用该200000元；陈某证言证明：陈某系李超杰下游的经销商，与李超杰的交易模式为先交预付款，李超杰再发货送到门店，预付款冲抵货款；2、该200000元是包乡钱，开始说可以冲抵货款，但并未实际进行冲抵。聂春堂提交申某、杨某证人证言一份，证明目的：1、申某证言证明：在申某不再经营烟花爆竹生意后，从聂春堂处拉走10000多元的货物，向聂春堂出具了欠条，该200000元的收到条目前由申某持有；杨某证言证明：2017年9月天威公司把延津县的乡镇分开，让区域经理分片负责，交了20000元保证金，一个月后聂春堂让每人交200000元进货用，交款时聂春堂承诺该200000元年底可以当货款使用，但年底并未让动用，杨某因聂春堂不让使用该200000元，其最后拉走200000元的货后不再跟着聂春堂干了。2、虽然开始说不让用这200000元，但最终还是让区域经理拉走货抵扣了。本院认证：李超杰、聂春堂提交的证人证言与本案待证事实具有关联性，且双方对对方证人的身份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本院二审另查明：双方之间的交易模式为，李超杰先向天威公司预交货款（现金或转账），天威公司（聂春堂）收到货款后出具收到条，每次支付款项并不针对某一次或某一车货。之后李超杰再拉货，拉货时需要向天威公司（聂春堂）出具欠条，没有一次一结的习惯。数日后，双方进行结算，结算后，李超杰收回欠条，聂春堂收回收到条。李超杰与其下游的经销商也是这样的交易模式。2017年9月天威公司将延津县辖区的乡镇进行划分，分包给不同的区域经理，每个区域经理需缴纳20000元的保证金，保证在指定区域内销售及不能掺杂销售来路不明的货物。2017年年底，聂春堂让各个区域经理缴纳200000元为了进货用，并承诺年底可以冲抵货款。本院认为：根据证人申某、杨某、陈某当庭陈述，可以得知，聂春堂在2017年12月份要求其下边包括李超杰在内的区域经理缴纳200000元预付款，当时口头承诺可以在年底一起结算（微信“每个经理20万元，不算预付，年底一块结算”），但年底双方并未就该200000元预付款进行结算，后来部分区域经理退出经营，并拉走（部分）货物，与该200000元预付款进行抵扣，全部拉走的聂春堂收回收据，未完全拉走的，200000元的收据仍由区域经理持有。李超杰于2017年12月18日向天威公司（聂春堂）支付200000元，聂春堂于2018年1月17日为李超杰出具收据一份，载明收到货款贰拾万元整（200000元）。按照双方的交易模式，李超杰现持有该收据，则说明：第一种情况，李超杰拉货后双方尚未结算，此时天威公司（聂春堂）手中应有李超杰为其出具的欠条，此种情况下，双方进行结算即可；另一种情况是，李超杰交付货款（预付款）后，并未拉货或者拉货后又付清了相应货款，则天威公司（聂春堂）应向李超杰提供200000元的货物或者退还该200000元。庭审中，李超杰多次要求与天威公司（聂春堂）对账，天威公司（聂春堂）称其手中有李超杰为其出具的欠条，但是迟迟未向法庭提交，导致双方对账不能。现李超杰称其并不欠天威公司（聂春堂）货款，并持有聂春堂为其出具的收到条，天威公司（聂春堂）又未向法庭提交李超杰为其出具的欠条来进行抗辩，申某又同是双方的证人，结合证人证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本院认定李超杰该200000元尚未拉货。因受政府禁售禁燃政策调整，天威公司（聂春堂）也无提供货物的基础和必要，故其应返还李超杰200000元。若天威公司（聂春堂）能够提供李超杰为其出具的欠条，其可以另行主张。关于责任承担主体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因天威公司系一人公司，聂春堂系法定代表人及唯一股东，且聂春堂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天威公司的财产独立于其个人财产，故聂春堂应对天威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吴向利并非天威公司的股东，也没有证据证明其参与天威公司的经营管理，故李超杰要求吴向利承担责任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李超杰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河南省延津县人民法院（2020）豫0726民初616号民事判决；二、延津县天威烟花爆竹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李超杰货款200000元；三、聂春堂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四、驳回李超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天威公司、聂春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150元，保全费152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共计7970元，均由天威公司、聂春堂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朱**民审判员  李 立审判员  张金帅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七日书记员  文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