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1民终659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匡世举，男，1967年2月16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潼南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国平，重庆振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刘遵世，男，1975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永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飞，重庆昌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匡世举因与上诉人刘遵世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法院(2020)渝0109民初24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3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匡世举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国平，上诉人刘遵世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匡世举上诉请求：一、撤销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法院(2020)渝0109民初2414号民事判决；二、支持匡世举的全部诉讼请求；三、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刘遵世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对匡世举举示的补强证据未进行开庭质证，却以超过本案的举证期为由不予采信是错误的，属于程序违法。匡世举在一审庭审中提出需要提交反驳证据、补强证据，并于次日提交了《劳务合同》（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扶贫拆迁项目）、《收款委托书》，一审法院应当再次确定举证期限并开庭审理质证，一审法院以超过举证期限为由不予采信错误。上述证据证明除案涉工程外还有其他经济往来，并以上述证据反驳刘遵世在庭审中辩称其已付清案涉工程款的主张，根据上述证据载明的工程款付款时间、结算情况及出具时间，均与刘遵世所举示的转账付款时间存在重合情形，该两份证据与刘遵世是否支付案涉工程款的基本事实关联，对本案的处理具有实质性影响，法院应当采纳。一审法院的举证通知的起算时间错误，法院作出的举证通知时间，导致匡世举的举证期限已经届满，导致匡世举实际没有举证期限。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判决错误。一审法院认定35.1万元为本案和贵州六盘水山语城项目清偿款项是错误的。匡世举认为35.1万元是支付贵州江口异地扶贫项目的款项，已包含在该工程结算已付款214.6万元工程款中，不应作为31.6万元和11.9万元欠条的清偿款项。刘遵世于2018年7月23日出具的《收款委托书》载明了应付款、已付款、匡世举的收款银行账户等内容，其中已付款214.6万元中，不仅包含了刘遵世于2018年5月5日至7月13日支付的35.1万元，还包含了刘遵世2018年5月18日转账支付的30万元，且银行转账支付的款项都是约定的匡世举收款银行账户。刘遵世已付的35.1万元是否是针对案涉工程的欠付工程款，一审法院应当查明而未查明该事实，请求二审法院组织质证，并根据法律的规定，要求双方当事人到庭参加询问。三、一审法院对刘遵世辩称的2017年5月13日欠条中的14.9万元（22号楼）已包含在31.6万元中未作评述、处理，是错误的。从匡世举举示的《重庆中庚城C地块Ⅲ标段(20-23#楼、25#、27-28#楼)外墙涂料及外墙保温工程量汇总表》、《刘遵世确认计量（部分）》及2017年5月13日的欠条刻字，截止2017年5月13日，双方结算案涉工程款1100965.7元，其中25#、27#、28#楼工程款约95.1万元，22#楼工程款为149761.01元。刘遵世根据结算结果于2017年5月13日向匡世举出具了两张欠条。从结算过程、欠条内容及欠条书写位置，可以看出双方结算的95.1万元工程款中并没有包含22号楼的14.9万元工程款，该两笔款是独立的债权。刘遵世出具31.6万元在前、14.9万元在后，且14.9万元的收款主体是江彬转为匡世举，该款显然不包含在31.6万元中，若该款包含在31.6万元中，刘遵世无需再出具14.9万元的欠条，不符常理，因此，一审法院对该部分未作评判错误。刘遵世辩称，一、对于匡世举的第一项诉讼请求，与刘遵世其中一项上诉请求相同，即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对匡世举的第二项上诉请求，刘遵世请求驳回其一审全部诉讼请求。对匡世举的第三项上诉请求，刘遵世请求判决，一审和二审诉讼费用由匡世举承担。二、本案一审程序合法，匡世举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后提交的《劳务合同》、《收款委托书》，在匡世举诉四川省泸州志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志远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中已经处理（（2020）黔0621民初291号，以下简称291号案），与本案无关。匡世举称一审法院没有举证期错误，其于2020年4月15日收到受理通知书，次月14日收到举证通知书，开庭时间是2020年6月2日，两个时间都是超过15天，一审庭审中，双方均已经清楚法院对举证期外举示的证据不组织质证，故匡世举所称一审程序违法错误。匡世举认为刘遵世支付的35.1万元是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扶贫项目的款项，一审庭审中，匡世举仅举示了案涉项目的31.6万元和贵州六盘水山语城项目的11.9万元欠条，以及包含案涉项目31.6万元欠条中的22号楼14.9万元欠条，并没有举示扶贫项目的任何证据，扶贫项目的款项在291号案中已经处理，与刘遵世无关，与本案无关。山语城项目因存在质量问题，双方并未对该项目进行结算，匡世举也没有举示结算的证据，故该11.9万元不应在本案中进行处理，匡世举应另案起诉。刘遵世在一审中举示的付款证据，证明了刘遵世已经付清案涉工程的款项。故请求驳回匡世举的诉讼请求。刘遵世上诉请求：撤销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法院(2020)渝0109民初2414号民事判决。主要事实和理由为，一、匡世举举示的14.9万元的欠条为本案同一项目，包含在31.6万元欠条之内，刘遵世基于对匡世举的信任才没有收回该欠条，可见匡世举不诚信，其涉嫌虚假诉讼。二、2017年5月13日涉及贵州六盘水山语城项目的欠条，匡世举没有举示结算的证据，本案中不应采纳该证据，且该项目存在严重质量问题，双方对工程质量存在纠纷。故一审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判决错误。匡世举辩称，一、鉴于匡世举提起了本案上诉，且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故同意刘遵世的上诉请求。二、匡世举在案涉项目工程款总额为1100965.7元，其中25#、27#、28#楼工程款为95.1万元，22#楼工程款金额为149761.01元，从结算过程、欠条内容和欠条书写位置看，31.6万元在前，14.9万元欠条在后，且14.9万元的收款主体是由江彬转匡世举，明显可以看出该两笔为独立的债权，不存在包含关系，因此，刘遵世认为22号楼与案涉工程款指向的工程属于同一项目，14.9万元应包含在31.6万元的理由不能成立。刘遵世于2017年5月13日出具的欠条，载明的“量以最终甲方结算为依据，按目前欠匡世举11.9万元，该款在2017年底前支付清”，从内容可以看出11.9万元是明确、确定的金额，内容不存在矛盾或附条件，刘遵世具有付款义务。另刘遵世承认山语城项目有质量问题，不是匡世举施工产生的，与本案无关，故刘遵世的理由不能成立。匡世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决刘遵世支付匡世举工程款316000元及资金占用利息损失(以316000元为基数，从2018年1月1日起，按年息6%算至本金付清为止)；二、本案的诉讼费由刘遵世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匡世举与刘遵世存在劳务转包合同关系。刘遵世将其承包的重庆中庚城C地块Ⅲ标段(20-23#楼、25#、27-28#楼)外墙涂料及外墙保温工程发包给匡世举施工。2017年5月13日，刘遵世向匡世举出具欠条，载明：“中庚城总工程款95.1万元，已支付63.5万元（注：查实双方再核实）。下欠31.6万元。该款于2017年年底支付清账。”匡世举举示刘遵世于2017年5月13日出具给匡世举的欠条一张，载明：“贵州六盘水山语城项目：量以最终甲方结算为依据，按目前欠匡世举11.9万元，该款在2017年年底前付清。”匡世举举示2017年5月13日刘遵世出具给匡世举的“22号楼量的确实为金额14.9万元，该支付金额代查。将由江彬转为匡世举的收款。”上述证据拟证明刘遵世除本案的工程款项外，还存在其他经济往来，故刘遵世辩称的2018年向匡世举支付的款项系本案的工程款不属实。刘遵世对2017年5月13日出具给匡世举的22号欠款金额14.9万元无异议，但该14.9万元包含在本案的31.6万元中，且刘遵世已经支付完毕；刘遵世认为贵州六盘水山语城项目欠款与本案无关。刘遵世举示工商银行交易明细、照片、微信转账记录，拟证明从2018年5月5日至2018年9月29日，刘遵世共计向匡世举支付361000元，其中工商银行支付了13万元、民生银行支付21万元、重庆农村商业银行支付了2万元、微信零钱支付了1000元。因刘遵世多支付匡世举工程款，匡世举还于2018年9月29日通过微信退还刘遵世10000元。匡世举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无异议，2018年9月29日通过微信向刘遵世支付的10000元的原因系匡世举超过了24个小时没有收款，故该笔款项被退还给刘遵世。因此，匡世举收到刘遵世的款项金额为351000元，但上述款项不是支付的涉案工程的工程款，而系贵州江口异地扶贫项目的工程款。因除本案工程款外，双方还存在其他合同的经济往来，如贵州六盘水山语城项目、贵州江口异地扶贫项目。刘遵世陈述，2017年5月13日以前，除本案合同外，匡世举、刘遵世双方以个人身份还存在其他项目往来；2017年5月13日以后，双方所属的公司还有其他项目经济往来，刘遵世没有以个人身份与匡世举存在经济往来。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无效：（一）承包人未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或者超越资质等级的。本案匡世举以自然人身份与刘遵世达成的劳务转包合同应属无效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的，应予支持。在本案中，刘遵世于2017年5月13日向匡世举出具欠条，明确了涉案工程的结算价款、已付款项、尚欠工程款，以及尚欠工程款的支付时间。故匡世举以此欠条为由，向刘遵世主张欠付工程款的意见，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系刘遵世从2018年5月5日至2018年9月29日向匡世举支付的351000元是否针对的系涉案工程的欠付工程款问题。匡世举在庭审后向一审法院举示的《劳务合同》(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扶贫拆迁项目)、《收款委托书》，因超过本案的举证期，故对上述证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根据本案已经查明事实可知，除刘遵世承诺在2017年年底付清的涉案工程款316000元外，刘遵世于2017年5月13日向匡世举出具欠匡世举贵州六盘水山语城项目工程款11.9万元，且该笔欠款刘遵世也承诺在2017年年底前付清。由此可知，上述316000元欠款、11.9万元欠款的到期支付时间均系在2017年年底以前。而刘遵世向匡世举支付的351000元并未明确针对的系哪笔欠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规定：债务人的给付不足以清偿其对同一债权人所负的数笔相同种类的全部债务，应当优先抵充已到期的债务；几项债务均到期的，优先抵充对债权人缺乏担保或者担保数额最少的债务；担保数额相同的，优先抵充债务负担较重的债务；负担相同的，按照债务到期的先后顺序抵充；到期时间相同的，按比例抵充。但是，债权人与债务人对清偿的债务或者清偿抵充顺序有约定的除外。因上述316000元欠款、11.9万元欠款的到期时间相同，且均无担保，故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对于刘遵世向匡世举支付的351000元按照其比例进行抵充后，刘遵世向匡世举针对本案的偿付金额为316000元÷（316000元+11.9万元）×351000元=254979.31元，对11.9万元欠款的偿付金额为11.9万元÷（316000元+11.9万元）×351000元=96020.69元。因此，就涉案工程款，刘遵世还应支付匡世举61020.69元（316000元-254979.31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对欠付工程价款利息计付标准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在本案中，双方对欠付工程款利息标准并未约定，故按照上述规定，对欠付工程款61020.69元的利息计算从2018年1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至2019年8月19日，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本金付清为止)；据此，一审法院判决：一、刘遵世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支付匡世举工程款61020.69元及利息(以61020.69元为基数，从2018年1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至2019年8月19日，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本金付清为止)；二、驳回匡世举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040元，减半收取3020元，由匡世举负担2357元，由刘遵世负担663元。本院二审期间，因匡世举与刘遵世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匡世举为证明自己的主张，举示了如下证据：一、《付款委托书》、《农民工工资表》及浦发银行业务凭证/回单，拟证明2018年7月31日，志远公司向中冶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冶建工）出具付款委托书，支付匡世举班组67万元农民工工资。二、《委托付款书》、《项目部名册及工资明细表》、《承诺书》及浦发银行业务凭证/回单，拟证明，2018年9月6日，志远公司向中冶建工出具委托付款书，支付匡世举班组30万农民工工资。三、《委托代发工资授权书》及工资表，拟证明，2019年9月10日，志远公司向中冶建工出具委托代发工资授权书，支付匡世举班组10万元农民工工资。四、《委托代发工资授权书》及收据，拟证明，2020年5月13日，志远公司向中冶建工出具委托书，支付匡世举班组46.8万元农民工工资。五、匡世举的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拟证明刘遵世以个人名义支付了65.1万元，以潘*锋名义支付了4.5万元，合计69.6万元。六、中冶建工出具的说明，拟证明，截止2019年1月，志远公司、刘遵世仍存在拖欠匡世举班组农民工工资的情况。七、《劳务合同》、《收款委托书》，拟证明刘遵世将扶贫项目的外墙抹灰等工程发包给匡世举，2018年4月28日至2018年8月期间，刘遵世就该项目支付给匡世举214.6万元，2018年9月至2020年期间，均由刘遵世的上家志远公司委托中冶建工代付工程款86.8万元，其中46.8万元暂未支付。上述证据经质证，刘遵世的质证意见为，上述证据均不属于新证据，是一审庭审后提交的，是案外人与匡世举之间的关系，与刘遵世无关；劳务合同中刘遵世签字处是委托代理人身份，与刘遵世本人无关，与本案无关。刘遵世为证明自己的主张，举示了贵州省江口县人民法院（2020）黔0621民初291号案应诉通知书复印件，拟证明匡世举举示的款项支付是其与案外人的纠纷，已经在291号案中进行了处理。经质证，匡世举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291号案中，匡世举起诉金额为46.8万元，是扶贫项目的剩余工程款，该金额与匡世举在本案中举示的刘遵世以个人名义支付的及志远公司委托中冶建工代付的款项均可在收款委托书中予以体现，能够证明214.6万元的支付情况。在扶贫项目中，所有工程款的支付主体只有刘遵世和中冶建工代付以及潘某支付的，没有以志远公司名义支付过认可款项。上述证据，根据当事人双方的质证意见，本院认为，由于双方当事人对对方举示证据的真实性均未提出异议，但由于双方当事人存在多个经济往来，如何认定款项，本院在评判部分对此进行评判。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一、为证明除案涉工程外，双方还存在扶贫项目的经济往来，针对扶贫项目，匡世举举示了《劳务合同》及《收款委托书》，该合同甲方为志远公司，乙方为匡世举，合同尾部由刘遵世及匡世举分别在甲方委托代理人处和乙方处签字；《收款委托书》中，刘遵世等二人以经办人名义签字，志远公司委托人（没有加盖印章），记载的主要内容为：江口外墙保温及涂料人工工资总计292.4万元，累计付款214.6万元，下欠77.8万元等内容，时间为2018年7月23日。匡世举认为扶贫项目支付款项的情况为：1、举示的工行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记载，其称扶贫项目向其支付的工程款为：1、2018年4月28日潘*锋支付的1.5万元、5月1日支付的2万元、5月16日支付的1万元；2、刘*世于2018年5月5日支付的10万元、5月18日支付30万元、6月15日支付2万元、6月20日支付的4万元；3、没有对方账户名称的2018年6月15日转入的5万元、6月22日转入的5万元。经计算上述款项共计60.5万元，其中显示刘遵世支付的金额为46万元。2、匡世举提交的志远公司委托中冶建工支付扶贫项目的农民工工资部分证据记载的金额为67万元、30万元、10万元及46.8万元，其中，30万元的证据中，受志远公司的委托，刘遵世代为处理中冶建工代为支付农民工工资的事宜，刘遵世在《项目部名册及工资明细表》上以负责人的身份签字，匡世举称，最后一笔46.8万元暂未支付。二、一审中，刘遵世认为其已经支付完毕案涉工程款35.1万元包含：2018年5月5日，通过工商银行转账10万元、6月8日转账1万元、6月15日转账2万元；2018年6月10日通过民生银行转账5笔计5万元、6月14日转账2万元、6月15日转账5万元、6月20日转账4万元、6月22日转账5万元；6月4日和15日两次通过农商行各自转账1万元计2万元；2018年7月13日通过微信零钱转账1千元，扣除匡世举于2018年9月29日还款1万元后，就是35.1万元。三、因扶贫项目工程款问题，匡世举以志远公司为被告，向贵州省江口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院于2020年4月16日立案，案号为（2020）黔0621民初291号，该案中，刘遵世不是案件当事人。匡世举陈述，刘遵世是挂靠志远公司，其为刘遵世做工程，志远公司与刘遵世沟通后向中冶建工出具付款委托后，匡世举撤回起诉。刘遵世陈述，刘遵世于该案无关，且案件的款项已经处理，刘遵世于志远公司仅是委托代理关系，刘遵世只是委托人之一。针对本案焦点问题，双方当事人作出了如下陈述：一、刘遵世在2017年5月13日欠付匡世举工程款金额是多少的问题。匡世举陈述，应为465965.7元，有该日的两张欠条为证，匡世举主张的是欠款金额为31.6万元的欠条款项，另一份14.9万元的欠条，在本案中没有主张；案涉工程22、25、27、28号楼工程款共计1100965.7元，扣除22号楼的149701.01元后形成的结算款，22号楼进行的单独结算，欠条在笔记本上31.6万元欠条背面，14.9万元收款主体是由江彬转为匡世举的，从两张欠条的先后顺序，14.9万元的欠条出具在后，不包含在欠款31.6万元之内，二者是独立的债权，不存在包含与被包含关系；22号楼是刘遵世交给江彬施工，匡世举在江彬手下做工，江彬将工程交给匡世举施工，经江彬同意，刘遵世直接将该款项支付给匡世举，该部分款项可以认为是债权转让所得。刘遵世陈述，14.9万元是22号楼的工程款，包含在31.6万元的工程款之中，两份欠条出具在同意张纸两面，经双方核实，欠款金额应为31.6万元，14.9万元已经在总工程款中支付了的，14.9万元的欠条书写由江彬转等内容，是双方约定的支付方式，31.6万元欠条上部是双方查实和确定总工程款的过程，每个阶段的欠款总额为1100965.7元。二、关于2017年5月13日后刘遵世的付款金额问题。刘遵世陈述，以一审查明的35.1万元为准，有打款证据为证；291号案的款项应由志远公司支付，与刘遵世无关。匡世举陈述，35.1万元全部是扶贫项目的工程款，匡世举已经举示了《劳务合同》、收款委托书等证据予以证明，该项目已经支付的214.6万元中包含了刘遵世所称的35.1万元，从上述证据的时间可以印证，故该部分款项并非案涉工程已付款项；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刘遵世在2017年5月13日欠付匡世举工程款金额是多少；二、2017年5月13日后刘遵世的付款金额。下面就争议的焦点问题逐一评判：第一，关于刘遵世在2017年5月13日欠付匡世举工程款金额是多少的问题。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以及案涉两份欠条记载的内容及书写情况，可以认定截止2017年5月13日，刘遵世欠付匡世举工程款金额为31.6万元，该款项不包含22号楼的工程款项。理由为：1、从匡世举举示的笔记本记载书写顺序看，按照通常的书写方式，31.6万元的欠条形成在前，14.9万元的欠条形成在后；2、从31.6万元的欠条上部可以看出，对22号楼双方进行了工程款结算，后在工程款总额中，扣除了22号楼的款项，说明双方在计算匡世举应收工程款总额时，扣除了22号楼的相应金额；3、从14.9万元的欠条内容可以看出，该部分款项是由江彬转让所得，与匡世举的陈述能够印证，该款项与匡世举、刘遵世就案涉工程项目本无直接关系；4、刘遵世没有对两张欠条上的内容及计算公式作出合理的解释，反而匡世举的解释更符合常理。故应当认定截止2017年5月13日，刘遵世欠匡世举的工程款金额应为31.6万元，且该款不包含22号楼的14.9万元。第二，关于2017年5月13日后刘遵世的付款金额问题。通过查明的事实，当事人双方除了本案经济往来外，还存在其他的经济往来，双方当事人对此均举示了相应的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但由于双方举示的证据中均没有记载哪一笔款项所对应的工程，双方当事人对此各执一词。而从双方当事人举示的证据显示，刘遵世支付给匡世举的款项，在2017年5月13日之后已经远超案涉工程欠付款金额，刘遵世举示的款项中哪些属于支付本案工程款，从现有证据无法确定，结合一审查明的事实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的内容，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的规定，对35.1万元中属于支付本案工程款的认定并无不当。匡世举提出的该部分款项属于扶贫项目支付的款项的理由，虽然其举示了《劳务合同》等证据，从其起诉志远公司的案件中，可以看出，虽然证据显示刘遵世存在可能为扶贫项目支付款项的行为，但其并未在该案中将刘遵世作为合同关系相对人，且从证据也无法确定扶贫项目中的已付款中已经包含了该35.1万元，应当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对于匡世举提出的一审程序问题，当事人应当根据法律规定行使自己的诉讼权利，同时也应当履行相应的诉讼义务，一审法院对匡世举在辩论终结后举示的证据不组织质证并无明显不当，且对本案的处理不产生实质影响。其他认定同一审。综上所述，匡世举、刘遵世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040元，由匡世举负担3020元，由刘遵世负担302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娅梅审 判 员 赵文建审 判 员 刘家秀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马李飞书 记 员 廖婧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