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2民终332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仲伟金，男，1973年1月27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晓妮，国浩（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丁琨，男，1991年3月1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海阳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贺翔，北京德和衡（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柴燕，北京德和衡（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肖永春，男，1972年7月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 原审第三人：青岛市黄岛区琅琊镇山东头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琅琊镇山东头村。 法定代表人：王本温，村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国，青岛西海岸泊里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仲伟金因与被上诉人丁琨、原审被告肖永春、原审第三人青岛市黄岛区琅琊镇山东头村村民委员会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2019）鲁0211民初117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仲伟金上诉请求：1、撤销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2019）鲁0211民初11705号民事判决，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针对74万元的借款以及60万元的借款，原审法院认为系同一笔借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二、原审法院认为《土地承包合同转让附加协议》中的标的物抵押属于流质抵押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三、肖永春2015年已合法取得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肖永春与仲伟金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转让附加协议》的合同标的是土地承包经营权，而非地上建筑及其附着物。因此《土地承包合同转让附加协议》合法有效。四、丁琨无提起确认合同无效的主体资格。五、2016年3月15日的借条的标的物是大棚，涉案合同的标的物是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地上附着物，2016年3月21日的《附加协议》的标的物是养殖场，因此原审法院将上述三份合同中的标的视为同一进行裁量是错误的。 被上诉人丁琨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贵院应驳回依法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一、涉案借条的74万元是针对60万元借款。首先，上诉人仲伟金在重审一审中主张74万元的借条系其他借款累计而来，但未说明借款日期，也未提交任何证据证实。其在上诉状中又主张借款系形成于2016年3月20日，明显自相矛盾。2016年3月15日《借条》和2016年3月21日《附加协议》系上诉人原审二审中一并提交举证的，其已自认借条中含贰分利息的74万元与海汇银行贷款60万元具有延续性和一致性，即实际为同一笔借款。其次，上诉人称2016年3月15日《借条》、2016年3月21日《附加协议》与2016年3月20日《转让附加协议》标的物完全不同，但是在原审二审2019年5月5日庭审笔录中第64页显示，上诉人提交手写附加协议恰恰是为了证明涉案的海参养殖场就是2016年3月20日《转让附加协议》的标的物。并且被上诉人丁琨及丁兆玉仅有涉案的一处养殖场，并无其他养殖场，上诉人否认标的物的一致性完全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二、肖永春对涉案标的物不具有处分权。上诉人所认为的2015年11月21日起肖永春已成为合法承包人不是事实。事实上，过户的真实意思表示仅是一种反担保方式，银行贷款还请后，权利即转回给了丁兆玉，只是还未作变更手续。肖永春在2017年10月13日青岛市公安局黄岛分局山东头边防派出所询问笔录中明确表示：2015年11月21日的过户行为是为肖永春提供的反担保，丁兆玉把贷款还上，肖永春拿到了还款通知书，其担保义务结束了，现场就把大棚转让合同给了丁兆玉。由此可见，肖永春对涉案标的物无处分权。涉案三份文件共同构成同一法律关系，2016年3月20日《转让附加协议》的标的物的抵押因属于流质抵押而归于无效。上述三份文件均涉及养殖厂，从内容上能够看出，双方之间的主合同关系是借贷关系，而用养殖厂作抵押属于从合同关系，三份文件构成同一法律关系。 原审被告肖永春未答辩。 原审第三人青岛市黄岛区琅琊镇山东头村村民委员会答辩称：2015年11月21日丁琨与肖永春的转让，第三人是知情的，也是真实的；2016年3月20日土地承包附加转让协议第三人是知情的，也是真实的，上面的章也是真实的，其余第三人不清楚，不表达意见。 丁琨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确认两被告2016年3月20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转让附加协议》无效。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丁琨与丁兆玉系父子关系，2011年1月1日，丁琨与第三人山东头村委会签订一份《土地承包合同》，合同约定坐落在山东头村(馍馍石)的土地经丁琨自行与农户转包后山东头村委会承包给丁琨，在丁琨与农户充分协商无异议的情况下需经镇政府及上级有关部门批复后丁琨可用于发展三农产业，建渔业养殖大棚等。具体位置:东至土地，西至土地，南至路，北至路，共计3.26亩。承包期为20年，自2011年1月1日起至2031年1月1日止。前两年承包费于签合同时一次性交清，以后承包费每5年递增5%，于每年的1月1日前交清。 涉案3.26亩土地原系第三人山东头村委会村民王顺杰的30年不变家庭承包地，2011年原告丁琨与案外人王顺杰签订土地流转协议，又经第三人山东头村委会与原告丁琨签订承包合同。原告丁琨承包后，于2012年1月1日向有关部门申请用于建设育苗大棚，经胶南市农业结构调整用地联席会议办公室、胶南市国土资源局、胶南市城乡建设管理处、胶南市海洋与渔业局予以批准，用地时限为3年。 另查明，原告因经营资金周转需要向银行贷款，但原告在银行有不良信用记录无法直接贷款，便通过丁瑞强顶名办理，同时由被告肖永春提供担保，被告肖永春便要求将原告承包的海参养殖大棚以转让给被告肖永春的形式为其提供反担保。经过村级重大决策事项审批程序后，2015年11月21日，丁琨在2011年1月1日的《土地承包合同》中注明：“经双方同意，本合同承包权现转让给肖永春所有，并以签字的方式表示生效。2015.11.21丁琨”，该合同交由肖永春保管。 2016年1月6日，银行向丁瑞强的银行账户发放贷款60万元。当天，肖永春与丁琨签订了《协议书》一份，甲方为肖永春、乙方为丁琨，内容为：“今有丁瑞强向青岛银行贷款陆拾万元人民币，丁兆玉使用贷款期限一年，由肖永春担保，如丁兆玉一年到期，还不上银行丁瑞强顶名贷款陆拾万元，由肖永春还款。丁兆玉、高瑞连、丁琨自愿将琅琊镇山东头村名下过户给肖永春的海参养殖大棚、五间二层楼房以及大院全部归肖永春所有，家人丁兆玉、高瑞连、丁琨不得以任何理由干扰，无理取闹。否则，发生任何后果由丁琨全部自己承担责任。证明人：陈玉敏。” 2016年3月15日，上述在银行的贷款60万元提前清偿，该款由仲伟金出资。当天，丁兆玉、丁琨、高瑞连向仲伟金出具借条一份：“今借仲伟金现金￥74万元整，自2016年3月15号到2017年3月15号利息已按贰分包括在借款之内，如国家政府到2017年3月15号不占用，第二年不再计利息（2017年3月15号到2018年3月15号壹年不再计利息），如到2018年3月15号，国家政府不占用，丁兆玉、丁琨还不上借款，大棚归仲伟金所有，特此证明。” 原告丁琨主张向仲伟金借款60万元向银行还贷，加上一年的利息144000元，扣除当场给了4000元现金，向仲伟金出具了本息在内的740000元的借条。被告仲伟金主张为丁琨、丁兆玉还贷款60万元，丁琨、丁兆玉将养殖场以物抵债抵给仲伟金，而740000元的借条与本案无关，是其他借款累计出来的。 在2011年1月1日的《土地承包合同》中最后一页有落款时间为2016年3月15日肖永春的签名捺印，其中内容为：“经双方同意，本合同承包权现转让给仲伟金所有，并以签字的方式生效。2016年3月15日肖永春”。 原告丁琨主张对该内容并不知情。被告肖永春在（2018）鲁0211民初5326号案件的庭审中主张当时原件在其手中，先在村里过户后又去镇上盖的章，名字是其签的，字不知道是谁写的。仲伟金主张这两行字是仲伟金写的，签名和上面的转肖永春是肖永春写的。 原告丁琨向原审法院提交落款日期为2016年3月20日肖永春签署的《证明》，内容为：“2016年1月6日，有肖永春在瑞强顶名贷款。肖永春担保的60万元在2016年3月15号已还清，过户转包给肖永春作抵押的丁琨原合同及大棚、五间楼房（上下）及地面附着物已归还给丁琨。签订的协议作废，特此证明。”在（2018）鲁0211民初5326号案件中，根据原告的申请，经原审法院委托，青岛联科司法鉴定所于2018年11月7日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1.落款时间2016.3.20.《证明》中内容字迹上的两枚指印不具备鉴定条件；2.检材落款时间2016.3.20.《证明》中的指印与内容字迹的先后顺序是先书写字迹，后捺印指印形成的。原告主张为此支付鉴定费4000元。 原告提交该证据证实原承包合同及地上附着物已归还给原告。被告肖永春在（2018）鲁0211民初5326号案件的庭审中主张《证明》中的字是其签的，但内容不是他写的，对内容不知道，底下的手印是其按的，可能过户时签的空白件。被告仲伟金主张该证明并未明确表述原告自行还款，只是表述借款已经还清，肖永春的担保责任免除，不能证明被告仲伟金替原告以支付转让款的形式偿还银行实为丁琨借款，仲伟金以支付转让款的形式替其还款。 本案争议的《土地承包合同转让附加协议》为肖永春与仲伟金之间签订，其中甲方为肖永春、乙方为仲伟金，合同落款的时间为2016年3月20日，内容为：“甲方于2011年经两委会研究，并经全体党员、村民代表同意，将座落在本村馍馍石的土地3.26亩发包给丁琨（详见胶南市山东头村民委员会与丁琨于2011年1月1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后丁琨将该土地及地上附着物转包给肖永春，肖永春又将该土地及地上附着物转包给仲伟金所有，现经甲乙双方协议一致，对土地转包事宜达成如下协议，据以共同遵守：一、甲方同意将上述3.26亩土地转包给乙方，四至东至土地；西至土地；南至路；北至路。二、原土地承包合同期限为二十年，自2011年1月1日至2031年1月1日止，现土地的转包期限，自2016年3月20日至2031年1月1日止。二、转让费数额：XX。三、承包期内乙方对土地使用权和经营受益权，乙方依法自主经营，所需费用均由乙方负责；乙方有关的权利、义务及其他条款均按原合同执行（丁琨与胶南市琅琊镇山东头村村民委员会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四、本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向胶南市人民法院起诉。五、本合同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琅琊镇政府存一份备查。”该合同上有肖永春、仲伟金的签字及捺印，盖有中共青岛市黄岛区琅琊镇山东头村支部委员会的支部章、“青岛市黄岛区琅琊镇山东头村村民委员会”的公章。 被告肖永春在（2018）鲁0211民初5326号案件的庭审中主张这份合同是在还完款之后，肖永春去了石岛，由丁琨跟一个肖永春不认识的人到石岛找到肖永春签了合同，丁琨的说法是村里要附加协议，去找肖永春签的字。第三人山东头村委会在（2018）鲁0211民初5326号案件的庭审中主张土地转包协议是真实的，支部章是真的，对真实性无异议。被告仲伟金主张附加协议是真实的，虽然没有合同价款，但被告仲伟金是已先履行支付转让款，所以在本协议中未约定价款。 2016年3月21日，丁琨、丁兆玉出具《附加协议》一份，内容为：“今有丁琨丁兆玉把山东头养殖场过户给仲伟金名下，在办理过程中，原合同有丁琨拿回去村委、镇政府办理过户，在过户期间，有仲伟金借款给丁琨还海汇银行贷款陆拾万元，如在15日内把户过完，把原合同交给仲伟金，把附加协议撤回，借款陆拾万元重新打借款收据。注如15日内丁琨不按时把户过给仲伟金，丁琨自愿将海参养殖场按陆拾万抵押给仲伟金所有。特此证明。甲方为丁琨丁兆玉乙方为XX2016年3月21日。” 原告丁琨主张该附加协议显示，仲伟金在与肖永春签订所谓的《土地承包合同转让附加协议》是在2016年3月20日，但在第二天即3月21日，仲伟金仍要求土地承包权人即原告及丁兆玉，将涉案土地及地上附着物抵押给他；说明仲伟金对于原告及丁兆玉是实际权利人，肖永春是无权处分人是明知的，肖永春对其没有处分权也是明知的，二人签订转让附加协议的行为，属于恶意串通行为，根据民法总则第154条规定，仲伟金与肖永春恶意串通，损害原告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被告仲伟金对其真实性已经确认，对原告所说的打印附加协议和手写附加协议存在时间较短，足以证明被告对丁琨和丁兆玉的不信任，这一附加协议明确约定了以物抵债的条款，对于这一条款最高院民二庭会议纪要已作出明确规定，以物抵债不管是否交付是有效的，涉案的养殖场依法应归仲伟金所有。 2018年1月30日开始涉案的养殖场由被告仲伟金控制。原告主张2018年1月30日徐金桂、仲伟金组织很多人打砸进入海参场并一直占用，原告于当天报警称：“其在青岛市黄岛区山东头望海酒楼海参养殖大棚的大门门锁被人破坏，养殖大棚内东西被人搬出来了，要求到场处置。”被告仲伟金主张没有打砸行为，只是将丁兆玉的物品从屋内挪到院内，并主张因为双方以前是朋友关系，所以签字后一直让原告方住着。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土地承包合同转让附加协议》的效力。首先，对于2016年3月15日丁兆玉、丁琨、高瑞连向仲伟金出具的74万元借条的认定问题，该借条出具的时间与海汇村镇银行贷款的还款时间一致，借条中明确载明“2016年3月15号到2017年3月15号利息已按贰分包括在借款之内”，扣除该利息后借款数额与海汇村镇银行贷款60万元基本一致，故对于原告主张该借款系向仲伟金借款60万元向银行还贷并向仲伟金出具了本息在内的740000元的借条予以采信；被告仲伟金主张740000元的借条与本案无关，是其他借款累计出来的，但并未提交证据证实，不予采信。其次，虽然对于双方对2016年3月15日向海汇村镇银行还贷系借款还是以物抵债各执一词，但可以确定2016年3月15日的借条、2016年3月20日的《土地承包合同转让附加协议》、2016年3月21日的《附加协议》均与该还贷行为相关，结合《土地承包合同转让附加协议》并未明确转让价款且签订后仲伟金直到近两年后才接管涉案养殖场的事实，可以认定2016年3月20日的《土地承包合同转让附加协议》中对于标的物约定应当是抵押而非转让。最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抵押权人在债务履行期届满前，不得与抵押人约定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时抵押财产归债权人所有。在2016年3月15日的借条中约定明显违反该条的规定，而2016年3月20日的《土地承包合同转让附加协议》与2016年3月15日的借条、2016年3月21日的《附加协议》一起构成同一法律关系，说明《土地承包合同转让附加协议》中标的物的抵押属于流质抵押，故该附加协议属于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原告申请的两项鉴定只有一项作出鉴定结论，而已作出的鉴定结论不足以证实原告的主张，故原告主张鉴定费4000元由被告承担，不予支持。原审据此判决：被告肖永春与被告仲伟金于2016年3月20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转让附加协议》无效。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被告仲伟金负担。 经审理查明，2017年10月13日青岛市公安局黄岛分局山东头边防派出所对肖永春做的询问笔录“问：你把事情经过详细说一下？答：……我说在石岛，他（指丁兆玉）问我能不能回来？我说回不来，他说明天有人找我签个字，第二天和丁兆玉一起去还款他的朋友就到了石岛找到我，当时丁兆玉的儿子丁琨跟着，在现场和丁兆玉又电话确认这字能不能签，丁兆玉说签上就行了，我也就一个转让协议上签了字还摁了手印。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现在我和丁兆玉、丁琨没有任何关系了，现在那个抵押大棚也和我没有任何关系。” 原审认定其他事实基本属实。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这就是民事诉讼中民事责任承担的证明原则—优势证据原则。 本案中，关于74万元的借款以及60万元的借款是否系同一笔借款，上诉人、被上诉人各执一词，原审法院经综合分析认定后依据上述优势证据原则认定系同一笔借款正确。上诉人虽然予以否认，但不能举证证明，因此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另，丁琨作为原审原告提起确认合同无效，并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对于合同（及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相关规定。 2017年10月13日青岛市公安局黄岛分局山东头边防派出所对肖永春做的询问笔录系在本案起诉之前，具有较高的可信性。结合落款日期为2016年3月20日的《证明》，再结合本案其他证据，进行相互印证、分析，本院足以认定2016年3月20日肖永春与仲伟金之间签订《土地承包合同转让附加协议》的法律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的规定。 2016年3月15日的借条中约定“如到2018年3月15号，国家政府不占用，丁兆玉、丁琨还不上借款，大棚归仲伟金所有”，该借条指向的是大棚。2016年3月20日的《土地承包合同转让附加协议》的标的物是涉案土地承包经营的权利及地上附着物（约定为“将该土地及地上附着物转包给仲伟金所有”），2016年3月21日的《附加协议》指向的是养殖场（约定为“如15日内丁琨不按时把户过给仲伟金，丁琨自愿将海参养殖场按陆拾万抵押给仲伟金所有”）。之所以出现上述情况，本院认为，系因本案法律关系复杂，而上诉人主观上认为多签署协议维护自己利益更有利所致。上述借条或者协议指向了同一个法律行为。因此，原审法院认定上述一起构成同一法律关系正确。 综合上述分析，原审法院分析认定基本正确，判决结果也基本正确。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仲伟金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秦艳华 审判员  于瑞军 审判员  尤志春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日 书记员  侯小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