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大同市云州区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20）晋0215行初10号原告郭某，现住山西省阳高县。委托代理人陈某，现住山西省阳高县，系原告之子。委托代理人王某，山西阳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山西省阳高县民政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1402210125060178。法定代表人高某。参与诉讼行政负责人李焕龙，系该局副局长。委托代理人李某，山西阳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郭某与被告山西省××县民政局）行政给付一案，于2020年5月13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后，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6月8日、2020年6月24日、2020年9月2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委托代理人陈某、王某，被告参与诉讼行政负责人李焕龙、委托代理人李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阳高县民政局1992年4月起向郭某发放遗属生活困难补助费至今。原告郭某诉称：原告之夫陈合生前是内蒙古朱日和铁矿工人。1960年,陈合因工受伤致残。1962年,被告接管了陈合工伤待遇的管理发放。1992年3月,陈合去世。按照有关政策,原告开始享受供养亲属抚恤金。2002年开始,国家陆续增加抚恤金发放标准。2002年到2020年6月,按照晋劳社养(2002)301号文件、大同市人社局《关于2019年调整我市企事业单位工伤保险待遇的通知》等文件的规定,原告应增加的抚恤金为106174元。原告多次要求被告发放应增加的抚恤金未果。现原告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立即给付原告抚恤金106174元。原告郭某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退休证，欲证明陈合退休时间及退休费、伤残级别。2、遗属生活困难补助费证、阳高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个人账户收支记录，欲证明原告1998年-2020年领取抚恤金数额。3、晋劳社养（2002）310号、（2007）同劳社字175号、（2008）同劳社字12号、同劳社字（2009）8号、晋人社厅发（2012）86号、同劳社发（2013）119号、同人社字（2014）213号、同人社字（2015）261号、同人社字（2016）316号、同人社字（2017）210号、同人社字（2018）180号文件、大同市人社局《关于2019年调整我市企事业单位工伤保险待遇的通知》，欲证明原告请求被告发放增加抚恤金的具体依据。4、内蒙古自治区××区户口薄，欲证明陈合的身份。被告阳高县民政局辩称，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抚恤金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根据原告的陈述，原告丈夫陈合1960年因工受伤致残，1962年由被告接管陈合相关待遇的管理发放，1992年3月陈合去世。显然陈合属于退休后死亡，不可能是在职因工死亡。根据2002年10月1日实施的《山西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山西省财政厅关于调整企业职工丧葬和遗属生活困难补助费等待遇标准的通知》晋劳社养（2002）310号文件第二条第三项规定，职工退休后死亡的，与在职职工死亡同样对待。职工按国务院国发（1978）104号文件规定退职后死亡的，只按上述规定标准发给丧葬补助费，其他待遇不予享受。可见当时实施的法律明确规定了职工退休后死亡的只发给丧葬补助费，并没有供养亲属抚恤金。本案中原告丈夫退休30年后于1992年死亡，故应按国务院国发（1978）104号文件及山西省晋劳社养（2002）310号文件规定执行，依法只发放一定数额因工致残护理费及一次性丧葬补助费。原告依据当时的法律规定并不享有供养亲属抚恤金。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享受供养亲属抚恤金是以因工死亡为前提，原告不具有享受抚恤金的待遇，更谈不上要求增加抚恤金。被告依法一直给原告发放的是遗属生活困难补助费，不是原告诉求的抚恤金。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阳高县民政局在举证期限内提供作出行政行为的证据及依据如下：1、阳高县龙泉镇2013年上半年抚恤发放及人员花名；阳高县民政局2014年第二季度、2017年第三季度享受抚恤补助人员汇总表。欲证明被告为原告发放的是遗属生活困难补助费。2、晋劳社养（2002）310号中的第二款第三项、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国发【1987】104号）欲证明原告不享有工伤抚恤金待遇。3、阳高县人事局、阳高县财政局文件阳人字（2009）2号，阳财字（2009）4号，欲证明被告向原告发放遗属生活困难补助费的依据。2020年7月29日，本院依职权在阳高县档案馆调取以下证据：1、《阶级成份登记表》，该登记表填写日期为1965年3月31日，登记表载明，陈合年龄31岁，1958年到二连当工人，59年到朱日和铁矿当工人，因公受伤，现成残疾。2、郭某户口登记表。经庭审质证,双方当事人对对方提供的证据以及对我院依职权调取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仅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本院经审查，对上述证据予以采信。经审理查明，原告郭某及丈夫陈合系山西省阳高县人。陈合约1932年生，是内蒙古自治区温都庙矿务局职工，1962年11月因工伤退休于阳高县民政局，并居住于阳高县，1963年1月起由阳高县民政局发放退休费及因工致残护理费。1992年3月陈合去世，1992年4月起被告为原告发放遗属生活困难补助费至今，现每月遗属生活困难补助费为204元。被告陈述，被告单位未查找到陈合的相关档案或信息资料，也未查找到原告郭某申请遗属生活困难补助费的审批材料。原告认为，遗属生活困难补助费即供养亲属抚恤金，被告应按《山西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山西省财政厅关于调整企业职工丧葬费和遗属生活困难补助费等待遇标准的通知》晋劳社养（2002）310号以及《关于调整企业工伤职工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及因工死亡职工供养亲属抚恤金的通知》（2007）同劳社字175号、（2008）同劳社字12号、同劳社字（2009）8号、《关于调整省属国有重点煤矿企业工伤职工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及因工死亡职工供养亲属抚恤金的通知》晋人社厅发（2012）86号、《关于调整企事业单位工伤职工伤残津贴和生活护理费及因工死亡职工供养亲属抚恤金的通知》同劳社发（2013）119号、《关于调整我市企事业单位工伤保险待遇的通知》同人社字（2014）213号、同人社字（2015）261号、同人社字（2016）316号、同人社字（2017）210号、同人社字（2018）180号文件增加发放的供养亲属抚恤金。要求被告给付原告从2002年至2020年7月依据政策规定应增加的抚恤金106174元。本院认为，1953年1月2日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的实施，采取逐步推广办法，目前的实施范围暂定如下：甲、有工人职员一百人以上的国营、公私合营、私营及合作社经营的工厂、矿场及其附属单位；乙、铁路、航运、邮电的各企业单位及附属单位；丙、工、矿、交通事业的基本建设单位；丁、国家建筑公司”。第十二条规定，“因工负伤、残废待遇的规定：乙、工人与职员因工负伤确定为残废时，按下列情况，由劳动保险基金项下按月付给因工残废抚恤费或因工残废补助费：一、完全丧失劳动力不能工作退职后，饮食起居需人扶助者，其因工残废抚恤费的数额为本人工资百分之七十五，付至死亡时止”；第十五条规定，“养老待遇的规定：甲、男工人与男职员年满六十岁，一般工龄已满二十五年，本企业工龄满五年者，可退职养老。退职后，由劳动保险基金项下，按其本企业工龄的长短，按月付给退职养老补助费，其数额为本人工资的百分之五十至七十，付至死亡时止。”1956年1月1日起实行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退休处理暂行办法》第七条规定，“工作人员退休后，他的退休金由他退休后居住地点的县级人民委员会在优抚费项下发给，到他死亡时为止”。依据以上法规，企业职工退职的，其养老待遇在劳动保险基金项下发放；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退休的，其退休金由居住地政府在优抚费项下发给。本案中，原告郭某的丈夫陈合1962年退休，原告提供陈合的《工人退休证》显示:发证单位为阳高县民政局，发给退休费的单位为阳高县民政局。原告亦陈述陈合的工资及护理费由阳高县民政局发放。可以推定，陈合系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身份退休。另《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国发（1978）104号文件第九条规定，“工人的退休费、退职生活费，企业单位，由企业行政支付；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和事业单位，由退休、退职工人居住地方的县及民政部门另列预算支付”，亦可看出政策的延续，陈合系以国家机关中工人身份退休。1989年2月山西省人事局、山西省财政厅制定《山西省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死亡后遗属生活困难补助的规定》规定，“一、补助原则。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死亡后，遗属生活有困难的，可由死者生前所在单位根据“困难大的多补助，困难小的少补助，不困难的不补助”的原则给予补助。二、补助对象。补助对象是指依靠死者生前供养的下列遗属：......2、母（包括抚养死者长大的抚养人）、妻年满五十五岁，或基本丧失劳动能力而没有经济来源的”。1993年4月山西省人事局、山西省财政厅制定《关于调整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死亡后遗属生活困难补助标准的通知》对补助标准予以调整，其它有关政策按1989年规定办理。之后《山西省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死亡后遗属生活困难补助的规定》晋人工字（2002）10号文件及大同市人事局、大同市财政局《关于提高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死亡后遗属生活困难补助费的通知》同人字（2005）93号文件对遗属生活困难补助费作出调整。本案中，陈合1992年死亡，阳高县民政局为陈合已60岁的妻子即本案原告郭某办理遗属生活困难补助符合上述规定。原告提供的遗属生活困难补助费证中亦可以证实被告为原告发放的是遗属生活困难补助。原告提供的阳高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存折是遗属生活困难补助费证的延续，虽然2013年-2019年存入“摘要”中，既记载有“优抚款”、又记载有“抚恤金”，但同一年度中二者金额一致。结合被告提供的阳高县龙泉镇2013年上半年抚恤发放及人员花名、阳高县民政局2014年第二季度、2017年第三季度享受抚恤补助人员汇总表中“郭某”属别“遗属”的记载，亦可证实阳高县民政局向原告郭某发放至今的仍是遗属生活困难补助，而非原告主张的供养亲属抚恤金。而对于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死亡后遗属生活困难补助，山西省已作出规定且有效，应予适用。原告提供的《山西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山西省财政厅关于调整企业职工丧葬费和遗属生活困难补助费等待遇标准的通知》及《关于调整企业工伤职工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及因工死亡职工供养亲属抚恤金的通知》、《关于调整省属国有重点煤矿企业工伤职工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及因工死亡职工供养亲属抚恤金的通知》、《关于调整企事业单位工伤职工伤残津贴和生活护理费及因工死亡职工供养亲属抚恤金的通知》、《关于调整我市企事业单位工伤保险待遇的通知》，不能作为其要求增加原告遗属生活困难补助的依据，原告的理由不成立，对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郭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郭某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西省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杨秀玲人民陪审员 李晓明人民陪审员 武小鹏二O二O年九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段文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