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云01民终546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惠琼，女，汉族，1948年6月8日出生，住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东，云南南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云南省监狱管理局中心医院，住所地昆明市盘龙区金沙路**。主要负责人：马加幸。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晓琴，云南瑞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方芳，云南瑞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周惠琼因与上诉人云南省监狱管理局中心医院医疗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昆明市盘龙人民法院（2019）云0103民初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惠琼上诉请求：1.撤销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2019年12月24日作出的（2019）云0103民初24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决本案一审及二审的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一）原判决对于受害人高云峰在被上诉人投资设立的、还未执业许可证医疗机构治疗发生死亡引发医疗事故争议时，未依法封存病历的案件基本事实，不予查明及认定原审法院将本案案由定为医疗损害责任纠纷，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中，病历是证明医院的诊疗是否存在过错的不可或缺的最重要的证据。对此，相关法律特别规定因患者死亡引发医疗事故争议时，医院应当在死者家属在场的情况下对病历封存和启封，如果医院违反病历封存和启封规定，应当推定医院对患者死亡存在医疗过错。因此，本案中被上诉人在受害人高云峰发生死亡后是否对病历进行了依法封存，属于应当查明的案件基本事实。上诉人一审中提交的证据证明，受害人高云峰发生死亡后，被上诉人一直拒绝上诉人依法封存及复制病历，甚至对于主管的医疗机构监督机关依法到现场要求封存及调取病历等的都拒绝配合。本案明显存在被上诉人对受害人高云峰诊疗发生死亡引发医疗事故争议后，被上诉人故意违法一直未封存病历的基本事实。一审法院明知该事实存在，却故意不在原判决中予以查明及认定，属于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二）原判决对于被上诉人伪造、篡改病历资料的案件基本事实，不予查明及认定。本案一审中，被上诉人在一审法院的要求下才在庭审后提交了受害人高云峰诊疗的病历。为了比对病历的真实性，一审法院还向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调取了相关案件中被上诉人提交给昆明市公安局盘龙分局的受害人高云峰诊疗病历，以及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直接向被上诉人调取的受害人高云峰诊疗病历。上诉人经过对三份病历资料的认真对比及分析，发现三份病历并不一致，病历存在明显伪造及篡改等情况，不具备证据合法性、真实性要求。对此，上诉人依法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书面的质意见。是否存在伪造及篡改病历的情况，是认定被上诉人是否存在医疗过错法定标准，属于应当查明的案件基本事实，原判决对于上诉人就病历发表的书面质证意见，故意未进行任何记述，对被上诉人明显存在伪造及篡改的病历的事实未予以查明及认定，属于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三）原判决认定＂看守所民警将其（受害人高云峰）送至云南省监狱管理局中心医院治疗＂，与客观事实不符。收治受害人高云峰的＂医院＂是否具备法定的医疗机构执业条件，是本案应当查明的认定医疗过错的案件基本事实，准确查明认定收治受害人高云峰的＂医院＂，是认定其是否具备法定的医疗机构执业条件的前提。原判决查明＂被上诉人登记地址为盘龙区金马镇金沙小区路口。被上诉人在昆明市五华区，准备设立医疗机构，名称为云南省监狱管理局中心医院病犯医院（以下简称病犯医院）＂。病犯医院2015年12月30日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本案中受害人高云峰于2014年11月15日由看守所民警送医院治疗，实际收治地点为云南省监狱内的＂医院＂。依据上述事实，虽然看守所以为其送高云峰就医的医院是云南省监狱管理局中心医院，但其实际上将高云峰送到了地点位于云南省监狱内的，当时还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病犯医院治疗，收治受害人高云峰的＂医院＂是病犯医院，被上诉人只是病犯医院的投资举办人。可见，一审法院认定看守所民警将受害人高云峰送至云南省监狱管理局中心医院治疗与查明的事实不符，违背逻辑规则，属于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二、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原判决认定被上诉人不存在无证行医的情况，只是未在登记的医疗场所提供医疗服务，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原判决查明＂被上诉人在昆明市五华区，准备设立医疗机构，名称为云南省监狱管理局中心医院病犯医院＂，证明被上诉人是病犯医院投资举办人。原判决查明本案中受害人高云峰于2014年11月15日由看守所民警送至当时还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病犯医院治疗，2014年11月18日3时49分高云峰在病犯医院死亡。病犯医院2015年12月30日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被上诉人自认在受害人高云峰到病犯医院就诊前，已经向医政监管机关进行了病犯医院医疗机构执业许可审批申报，只是由于医院名称问题暂时未通过审批。从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病犯医院的等级高于被上诉人，规模远远大于被上诉人，被上诉人投资建设病犯医院的目的是设立一家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医疗机构，绝非是为了在其登记的医疗场所外提供医疗服务。据新闻报道＂2013年10月31日，云南省监狱管理局中心医院病犯医院建成并正式启用。＂实际对高云峰进行治疗的机构是当时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病犯医院，被上诉人自己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并不能改变其投资的病犯医院在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前，就进行诊疗活动属于无证行医的违法事实。原判决将被上诉人在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病犯医院开展医疗活动的行为，认定为是未在登记的医疗场所提供医疗服务，混淆了被上诉人投资设立病犯医院的目的，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二）原判决认定上诉人坚持不申请医疗损害鉴定，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对于本案是否应当进行医疗损害鉴定，虽然由于被上诉人一直违法未对本案受害人高云峰治疗的病历进行封存，导致上诉人起诉前一直不能获得受害人高云峰治疗的病历，依法已经可以推定其对受害人高云峰的治疗存在医疗过错，但是为了配合一审法院依法公平公正查明本案基本事实，上诉人明确表明，只要被上诉人能够依法提供真实、完整、充分的鉴定材料（即病历），就同意进行医疗损害鉴定。本案最终未进行医疗损害鉴定的原因，是被上诉人提供的病历存在明显伪造及篡改情形，不具备真实性、完整性、充分性。并且对于上诉人提出的被上诉人伪造及篡改病历书面质证意见，一审法院未向上诉人作任何回应，被上诉人更未作出任何解释及补正。进行医疗损害鉴定的前提是鉴定材料需符合真实、完整、充分的要求，在作为本案医疗损害鉴定主要鉴定材料的受害人高云峰治疗的病历的真实性、完整性、充分性均无法保证的前提下，进行医疗损害鉴定，等于无本之木。原判决故意遗漏被上诉人向法院提交伪造及篡改的病历的案件基本事实，以及未认定该事实才是本案未能进行医疗损害鉴定的根本原因，反而故意曲解上诉人对本案医疗损害鉴定的意见，片面认定上诉人坚持不申请医疗损害鉴定，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三）原判决认定鉴于因上诉人自身原因致医疗过错行为与患者死亡原因之间的因果关系无法确认，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对于被上诉人对受害人高云峰进行治疗存在医疗过错而导致高云峰死亡的因果关系，上诉人提交了昆明市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等证据证明了，现有医疗条件下，受害人高云峰所患身体健康不良、腹膜炎、腹腔大量积液疾病（以下简称该病症），属于容易治疗的常见普通外科疾病，按照昆明市一般医院的治疗水平，受害人高云峰完全可以及时治愈。该病症只有在延误诊断及治疗，导致并发症的情况下才会发生死亡。从被上诉人对于受害人高云峰死亡原因的诊断及认定来看，被上诉人对受害人高云峰进行治疗过程中对于该病症根本未进行过任何对症治疗，肯定未做到合理治疗，明显存在误诊误泊，被上诉人对受害人高云峰的误诊误治是导致高云峰死亡的直接原因。另外，被上诉人对受害人高云峰进行治疗发生死亡引发本案纠纷后，一直违法未对本案受害人高云峰治疗的病历进行封存，导致上诉人起诉前一直不能获得受害人高云峰治疗的病历，依法己可以推定其对受害人高云峰的治疗存在医疗过错。还有，被上诉人的伪造及篡改病历行为，依法也应当推定其对受害人高云峰的治疗存在医疗过错。加上原判决认定的，被上诉人存在向受害人高云峰提供诊疗服务时可能出现医疗条件不足从而造成病患损害的情况，足以证明被上诉人医疗过错是导致高云峰死亡的根本原因。原判决对于支持上诉人主张的，足以证明被上诉人医疗过错导致高云峰死亡证据及法定事实，故意视而不见，违背公平审判原则，认定本案医疗过错行为与患者死亡原因之间的因果关系无法确认，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四）原判决对本案精神抚慰金，认定事实错误。对于精神抚慰金，2009年8月1日施行的《云南省高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会议纪要》第四条第14规定＂精神抚慰金的赔偿数额，一般不得超过5万元，情况特殊的不得超过10万元＂。上诉人己年过70，受害人高云峰是其安享晚年唯一的依靠，自高云峰入病犯医院诊疗至死亡，被上诉人未依法向死者家属告知病情、诊疗情况、看护情况及病危情况，严重损害死者家属的知情权、选择权等，致使上诉人未能在高云峰死前见上最后一面，剥夺了就算是死刑犯都享有基本权利，给死者家属造成永远无法弥补的巨大精神创伤。事故发生之后被上诉人一直违法逃避责任，甚至连病历都拒绝上诉人复制及依法封存。还一直以其地位特殊，享有超越法律的特权拒绝与上诉人协商，甚至抗拒医疗机构监督机关依法对本案事故的调查监督执法。这进一步加大了对上诉人及其家人的精神伤害。＂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人间惨剧，特别是高云峰临死都未能见上一面，给上诉人造成了永远无法弥补的最严重心理创伤，加上被上诉人事发后的伪劣态度造成的进一步伤害。这样的精神伤害已经属于对人性最为严重的特殊的精神伤害情形。上诉人按照云南省10年前的法定标准要求赔偿精神抚慰金完全合情、合理、合法。一审判决仅轻描淡写的认定10000.00元，有违公平原则，明显低于昆明市各级法院同类案件判决认定的精神抚慰金数额，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三、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原判决认定被上诉人不存在无证行医的情况，适用法律错误。原判决查明＂被上诉人在昆明市五华区，准备设立医疗机构，名称为云南省监狱管理局中心医院病犯医院＂。被上诉人一直强调，在接诊受害人高云峰前，病犯医院已经具备医疗机构执业条件，并且已经向医疗机构监督管理机关提交了病犯医院医疗机构执业许可审批申报，只是由于医院名称问题暂时未通过审批。据新闻报道＂2013年10月31日，云南省监狱管理局中心医院病犯医院建成并正式启用。＂原判决认定病犯医院2015年12月30日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上述事实证明，病犯医院是被上诉人出资建设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二级综合医院，被上诉人作为病犯医院的投资设立人，于病犯医院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前，就在病犯医院所在地以病犯医院的名义对受害人高云峰进行诊疗。《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不得开展诊疗活动＂依据该规定，即使作为病犯医院举办人的被上诉人自己具备医疗机构执业许可，病犯医院也不得在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前开展诊疗活动。被上诉人在病犯医院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前，就在病犯医院对受害人高云峰进行诊疗，违反该规定，应当属于无证非法行医。原判决把被上诉人出资建设的病犯医院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前对受害人高云峰进行诊疗的基本事实，错误认定为是被上诉人未在登记的医疗场所提供医疗服务，以否定病犯医院无证非法行医的违法行为，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二）原判决认定上诉人坚持不申请医疗损害鉴定，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组织当事人围绕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以及与待证事实的关联性进行质证，并针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ｌ证明力大小进行说明和辩论。能够反映案件真实情况、与待证事实相关联、来源和形式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应当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委托医疗损害鉴定的，当事人应当按照要求提交真实、完整、充分的鉴定材料。在委托鉴定前，人民法院应当组织当事人对鉴定材料进行质证＂。可见，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需要进行医疗损害鉴定，应当先对鉴定材料（即病历）进行依法质证，有真实、完整、充分的病历是进行医疗损害鉴定前提。被上诉人对受害人高云峰进行治疗发生死亡引发本案纠纷后，一直违法未对本案受害人高云峰治疗的病历进行封存，导致受害人高云峰治疗的病历失去客观性。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供受害人高云峰治疗的病历存在明显伪造及篡改情形，不具备真实性、完整性、充分性。原判决对于存在明显伪造及篡改的病历，违反法律规定未进行质证及认证说明，即予以采信，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依据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会议纪要》第一段关于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第7条规定＂一方当事人对对方保存或控制病历的真实性、完整性提出合理怀疑的，保存、控制病历的一方当事人应对病历的真实性、完整性承担举证责任，举证不能的，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等的规定，本案提供具备真实性、客观性、合法性及完整性的高云峰住院治疗期间病历等资料的举证责任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不能保证该证据的真实性、客观性、合法性及完整性依法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对此，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第二项等规定，推定被上诉人对高云峰在病犯医院住院治疗的具体医疗行为有过错。原判决把被上诉人依法应当承担举证不利后果转嫁由上诉人承担，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三）原判决认定鉴于因上诉人自身原因致医疗过错行为与患者死亡原因之间的因果关系无法确认，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患者有损害，因下列情形之一的，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一）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二）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三）伪造、篡改或者销毁病历资料。本案存在如下基本事实:（1）被上诉人作为病犯医院的投资设立人，于病犯医院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前，就在病犯医院所在地以病犯医院的名义对受害人高云峰进行诊疗，属于无证非法行医行为。对此原判决认定为被上诉人未在登记的医疗场所提供医疗服务，也属于非法行医行为:（2）被上诉人对受害人高云峰进行治疗发生死亡引发本案纠纷后，一直违法未对本案受害人高云峰治疗的病历进行封存及复制，导致上诉人起诉前一直不能获得受害人高云峰治疗的病历，属于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情形:（3）被上诉人存在的伪造及篡改病历行为: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及基本事实，被上诉人的违法违规行为对该法律规定每一项都有涉及，足以推定被上诉人对于受害人高云峰的治疗存在医疗过错。患者有损害时依法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等于确认了患者受到的损害与医疗机构行为存在因果关系。原判决对于被上诉人在对受害人高云峰治疗中存在的如此明显极端的多项法定过错，即存在法定的因果关系，尽然认定上诉人自身原因致医疗过错行为与患者死亡原因之间的因果关系无法确认，原判决的该项认定逻辑上的错误非常明显，同时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另外，对于被上诉人对受害人高云峰进行治疗存在医疗过错而导致高云峰死亡的因果关系，上诉人提交了昆明市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等证据，证明了现有医疗条件下，受害人高云峰所患身体健康不良、腹膜炎、腹腔大量积液疾病（以下简称该病症），属于容易治疗的常见普通外科疾病，按照昆明市一般医院的治疗水平，受害人高云峰完全可以及时治愈。该病症只有在延误诊断及治疗，导致并发症的情况下才会发生死亡。从被上诉人对于受害人高云峰死亡原因的诊断及认定来看，被上诉人对受害人高云峰进行治疗过程中对于该病症根本未进行过任何对症治疗，肯定未做到合理治疗，明显存在误诊误治，被上诉人对受害人高云峰的误诊误治是导致高云峰死亡的直接原因。原判决罔顾该事实，认定上诉人自身原因致医疗过错行为与患者死亡原因之间的因果关系无法确认，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最后，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规定＂下列侵权诉讼，按照以下规定承担举证责任:（八）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本案被上诉人应当对其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原判决在被上诉人未举证证明其不存在医疗过锚的情形下，认定上诉人自身原因致医疗过错行为与患者死亡原因之间的因果关系无法确认，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原审判决对于完全可以查清及准确认定的案件基本事实，故意不予查清及认定，属于认定基本事实不清；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上均有明显错误，原判决应当依法查明案件事实后改判。被上诉人在对受害人高云峰的治疗中存在的误诊误治行为，是导致发生受害人高云峰死亡事故的直接原因：被上诉人在受害人高云峰死亡引发医疗事故争议时，一直违法未对本案受害人高云峰治疗的病历进行封存及复制，导致上诉人起诉前一直不能获得受害人高云峰治疗的病历，属于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情形，被上讲人存在的伪造及篡改病历行为，被上诉人存在无证非法行医行为，依法应当认定被上诉人对受害人高云峰治疗存在医疗过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第五十七条、第五十八条等的规定，被上诉人应当依法对受害人高云峰的死亡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向上诉人作出全额赔上诉人及其家人因被上诉人非法行医导致受害人高云峰死亡所遭受的精神损害，以及事故发生之后被上诉人恶劣态度给上诉人造成的二次伤害，已经属于最严重的精神损害情形，依法被上诉人应当向上诉人支付10万元的精神抚慰金。云南省监狱管理局中心医院辩称，我方认为本案并不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民事纠纷，上诉人所提的上诉请求适用法律错误，理由如下：第一，本案当中所涉的死者高云峰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公民，他当时是因为涉及刑事犯罪而被公安机关采取了刑事拘留措施并送至盘龙区看守所，而高云峰至被上诉人中心医院就诊也是由看守所送至中心医院就诊，而非高云峰自行就诊。第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管理条例实施办法第25条的规定，对于在看守所在押人员的相关的费用，就包括医疗、伙食、日用品、被服相关费用，都是涵盖在看守所的日常费用当中，由国家来进行安排和给付。在该实施办法第31条当中，对患病的人犯要及时进行治疗，如果要住院治疗要经过看守所所长批准，也是由监所也就是国家的司法部门来进行行使，而在该实施办法的第33条当中规定，人犯死亡的，应由法医或者医生作出医疗鉴定。如果对于非正常死亡的还应当经过当地的人民检察院进行检验并通报给办案机关，也意味着如果在押的犯人发生了死亡情况，无论是正常死亡还是非正常死亡，那么它都是由人民检察院和相关的公安机关来进行办理，而并非由适用包括我们侵权法在内的相关法律来进行审理。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关于印发看守所在押人员死亡的处理规定，第三章第七条，在押人员死亡后，对初步认定为死亡的，也是由公安机关来进行调查，根据第八条在调查结束之后，同样也是报同级人民检察院，并通知死亡的在押的人员的近亲属，而该处理规定的第16条也很清楚，死亡原因确认后，也是由公安机关来出具死亡证明书，所以本案当中根本就不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纠纷，自然不能适用关于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第三，那么在本案当中，云南省监狱管理局中心医院，他的机构性质是属于国家机关，它并不是一个事业单位，在医院当中执业的医生有两重身份，他们的专业资质是医生，但是同时是属于公务员，也即警察的系列，而且中心医院也是归属于云南省监狱管理局来进行直接管理，所以本案当中法律程序的审理应当是本案审理的一个重点。第四，本案当中上诉人所提出的上诉的事实和理由，与一审当中所查明的事实和证据均不一致，本案在进行一审审理之前，上诉人一方已经分别向公安局盘龙分局以及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过关于病犯高云峰死亡的相关的国家赔偿，而在上述赔偿的整个审理和调查的过程当中，无论是公安局还是盘龙区人民检察院，亦或是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和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都曾经就盘龙区看守所将高云峰送至被上诉人处就诊的事宜进行过调查和询问，但是在进行调查和询问的整个的过程中，都没有发现被上诉人一方存在任何的违法违规行为，也包括对被上诉人是否具有收治高云峰的资质，对于高云峰的整个救治和送诊的过程都不存在任何的过错。同时在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所下的决定书当中已经明确的说明，经过盘龙区人民检察院根据看守所在押人员死亡处理规定的介入调查，审查意见为高云峰的死亡原因系自身疾病所导致，也即本案当中对高云峰的死亡已经有生效的判决进行了认定，所以本案当中不应当对生效判决已经确认的事实再次进行审理，并作出不一样的结论。因为根据新的证据规则，已经经生效判决所认定的事实，可以直接作为证据和事实予以使用。第三，即使是本案当中按照上诉人所主张的应当作为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的纠纷来进行处理，适用侵权责任法和人身损害的司法解释来进行处理，那么证明医院存在过错的责任也应当由上诉人一方来进行完成。因为被上诉人所提交的资料已经足以证明高云峰的死亡并非外因或者其他任何第三方的原因造成。那么在上诉人没有能够完成举证责任，并且证明被上诉人一方存在过错，且该过错与被上诉人之死亡存在因果关系的情况之下不应当承担本案的任何责任，综上所述，我方恳请法庭驳回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云南省监狱管理局中心医院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2019）云0103民初21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和第二项，并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承担。事实和理由：上诉人云南省监狱管理局中心医院因与被上诉人周惠琼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云0103民初21号《民事判决书》，特提起上诉，并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如下:一、一审法院对本案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从而导致了错误的判决，理应依法予以改判。首先，本案中，被上诉人起诉的案由为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也即，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为侵权责任纠纷中的医疗损害责任纠纷，理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进行审理。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51条＂医疗损害责任的归责原则为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只有在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对患者的诊疗过程中存在过错，才应承担赔偿责任。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患者依据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主张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的，应当提交到该医疗机构就诊、受到损害的证据。患者无法提交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诊疗行为与损害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证据，依法提出医疗损害鉴定申请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的规定，患者依据侵权责任法向医院主张医疗损害赔偿责任，理应就医疗机构及其义务人员存在过错承担举证责任，反之，如无法举证证明医疗机构存在过错的，患者即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在本案中，被上诉人（即一审原告）在庭审中未能出具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对患者高云峰的诊疗行为存在何种过错（其所述的包括延误诊疗、误诊、侵犯知情权和同意权等情形均无证据予以证明），且被上诉人在法庭明示风险后，拒绝就上诉人对高云峰的诊疗进行司法鉴定，在此情形下，也就意味着被上诉人无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存在过错，且过错与高云峰的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而一审法院却未正确适用《侵权责任法》以及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的司法解释，错误判决上诉人承担责任，该判定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其次，一审法院在事实认定部分所述:＂上诉人位于云南省监狱里的建筑并非经过验收通过的医疗场所，用房是否能满足诊疗服务功能、通讯、供电、上下水道等公共设施是否能满足医疗机构正常运转等并不确定，故存在向病患提供诊疗服务时可能出现医疗条件不足从而造成病患损害的情况＂这一认定不仅与事实完全相反，而且该事实认定的作出亦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在本案庭审过程中，被上诉人根本未提出对上诉事实的异议，也即，上述事实在庭审中根本没有进行任何的审理，法庭也未就上述事实向上诉人进行任何的核实，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凭主观臆断，超出被上诉人诉求的事实范围进行审理，又在未查明事实的情况下作出认定，已经严重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的审判程序要求，且无任何的证据予以支持该论断!另，一审法院所作出的该认定与事实严重不符。上诉人在云南省监狱里建院，是通过了包括云南省监狱管理局、云南省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云南省人民政府等多个政府部门的审批，其内建筑和设施亦在2013年即经过了相关验收和审查。试问，如无相关合法审批手续，上诉人如何能取得执业许可证？而执业许可证的审批时间、进度并非上诉人所能控制，更不在法院评判的范围内，现一审法院在民事审判程序中，对涉行政审批事项进行主观臆断和评判，完全是乱用审判权限!再次，最让上诉人难以接受的是，一审法院不仅乱用法律、乱用审判权限，更是在无证据的情况下，用了＂可能＂出现医疗条件不足从而造成病患损害的情况这样推测的字眼，就认定上诉人应该承担赔偿责任!也即，按照一审法院的判决，是不是在案件的审理中，只要法庭推测、猜测上诉人（-审被告）有责任，就可以无视证据、无视事实、无视法律，直接认定责任!试问，如此运用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法律依据何在？二、本案所涉相关案情和事实，有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0月12日作出的《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决定书》为证，在该决定书所涉国家赔偿案件中，本案的被上诉人周惠琼就曾提出＂其认为昆明市公安局盘龙分局未将高云峰送至依法设立的、具备相应条件的医院救治，导致高云峰死亡＂的异议，但在该决定书里，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昆明市公安局盘龙分局是按规定将高云峰送看守所，看守所针对其血压偏高的病情一直进行监测、质量，之后又将其送往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及云南省监狱管理局中心医院检查、住院治疗，已经积极履行了救治义务，高云峰的死亡原因系其自身疾病所致，故而决定驳回周惠琼的申诉＂。也即，该决定书已经认定了两个事实:一是高云峰的死亡为其自身疾病所致，非任何外因造成:二是高云峰就诊、送医的过程符合规范，周惠琼所述高云峰就诊的相关医院＂非依法设立的、不具备相应条件的论述＂与事实不符!而一审法院在己知上述决定书及事实的情况下，仍然主观臆断地自行判定上诉人存在过错，并与高云峰的死亡之间可能存在因果关系，完全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而且与生效法律文书所认定的事实完全背离!。周惠琼辩称，第一，首先医院提到本案的案由是医疗损害纠纷是我方提起的。我们认为本案是涉及到非法行医致人损害，案由应该是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那么是原审法院最后确定为医疗损害纠纷，这样的案由实际上对对方是有利的案由，可以减轻他的法律责任，这个我们本身也不是认可的。第二，被告认为我们没有举证证明他们存在过错，以及和受害人死亡有因果关系，这是不符合事实的。我们在一审当中充分举证证明了被告是在其设立的未取得执业许可证的医疗机构，对高云峰进行了诊疗活动，而且发生死亡之后没有依法封存病历那么他们自己认定的死亡原因与司法鉴定的死亡原因也不符。提交的病历明显存在涂改伪造、隐匿等情形，整个诊疗过程未通知家属，病危通知书也没有实际通知到相关人等，这些事实都足以证明被告对高云峰的死亡存在明显的过错，与高云峰的死亡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第三，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的相关司法解释第十条的规定，那么委托鉴定应当提交真实完整充分的鉴定材料。而且对于鉴定材料要组织相关的质证，那么就本案而言，我们对于被上诉人提交的病历资料，已经提交了书面的质证意见，在质证意见当中我们通过比对已经指出了该份病历资料存在不真实、不完整、不充分的情况。依照云南省高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若干问题的会议纪要第七条，一方当事人对对方保存的病历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提出合理怀疑，保存病历资料，一方对病历的真实性、完整性要承担举证责任，举证不能的应该承担不利的后果。接下来第八条也说了，对于涂改、伪造、隐匿病历资料的情况，导致过错无法认定的，由医疗行为人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就相关的病历的质证意见在一审当中未作任何的说明。对于我们提出来的合理的质疑，被上诉人也没有作出任何的解释。第四，就病房医院的接诊能力问题，我们认为一审法院已经很慎重的对这个情况作出了一个客观的评价，而且我方明确的提出过，我们认为必须在取得相应的执业许可的前提下，在指定的机构来执业，高云峰就医的时候，病患医院并未取得医疗执业许可证，在这种情况下进行接诊和治疗的工作人员，肯定不属于病犯医院的法定的医护人员，从别的机构或者是其他地方找来的这些医护人员，本身在其他医疗机构就有相关的工作，那么到并未取得许可证的病房医院来从业，很明显属于一种兼职行为。那么他的人员的配备这些条件肯定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明显存在着接诊能力不足的问题，这从另外一个证据就是被申请人提交的护理记录60多个小时，由同一个人每隔两个小时左右进行病人的监护，足以反映出来他们的接诊条件肯定是不具备，这也是导致高云峰死亡的直接原因。对方认为本案不属于民事纠纷，我们认为完全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因为被告的身份他自己也承认是双重身份，那么作为他们在跟高云峰之间发生医疗关系的过程中，绝对是一种民事的医疗关系，虽然他们具有一定的监管职责，但是他们在从事医疗活动当中跟死者高云峰之间绝对属于民事的医患关系，或者是非法行医的一种侵权关系，所以他的这个理由是不成立的。另外，针对对方补充的上诉理由，对方认为本案在国家赔偿范畴已经作出相应的处理，本案不应该再进行民事的审判这个也是没有法律依据的。那么侵权责任法第四条明确规定，一个行为如果承担了行政责任，而刑事责任、行政责任、民事责任，继续应该承担，而且民事责任还应该在赔偿的情况下，还应该优先的承担。从对方所补充的第三点，从证明责任角度来考量，首先医疗机构被告被上诉人方在一个没有取得医疗许可的机构来进行诊疗活动，本身已经属于非法行医，在这种情况下发生死亡，肯定是要承担全部的过错责任的，这是法律明文规定的。另外就医患者的死亡之后，依法必须要封存病历，而且封存病历必须是在死者家属在场的情形下，双方当面封存，这个情况他们没有依法来做相关的工作，依照相关规定的就足以认定他存在过错。另外从他提交的这些病历资料来看，他提交的病历资料跟之前在国家赔偿当中，盘龙公安分局提交的病历资料明显存在不相符的情况，明显有伪造改动的痕迹，而且他的这些病历资料里面，有违反逻辑，违反经验法则的情况，那么这样的情况足以证明他的这些病历资料是有伪造涂改的情况的，所以从举证角度来说，举证责任肯定应该由被上诉人承担，也就是说本案的侵权责任是应该是成立的，而且应该承担的是全部责任，而不是按份的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1月6日，高云峰因涉嫌贩卖毒品罪被盘龙分局决定刑事拘留，在送看守所羁押前，龙泉派出所民警将高云峰送至云南新新华医院进行入所健康体检，体检报告显示高云峰心房纤颤、血压为180／130ｍｍＨｇ，高云峰本人自述吸食甲基苯丙胺三年，并患过胃溃疡、××。看守所收押体检医生向龙泉派出所开具了《医疗体检复诊建议书》，建议将高云峰送至省级以上医院进行复诊。龙泉派出所民警遂将高云峰送至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进行心电图和心脏彩超检查，经昆明医科大学附二院检查，诊断为：①左室舒张功能减退；②轻度三尖瓣返流；③中度肺动脉高压；④甲基安非他明㈩。之后高云峰被送入盘龙区看守所继续羁押。11月13日，高云峰在看守所内感“胸闷、头晕、平卧时症状加重”，看守所民警带其到昆明医科大学附二院就诊，检查后诊断为：①窦性心律；②Ｐ波高尖；③顺钟向转位；④下壁导联Ｔ波轻度改变；⑤高血压。2014年11月15日，高云峰报病称头晕、胸痛，看守所民警将其送至云南省监狱管理局中心医院治疗。高云峰自述既往有“心律失常”和“胃溃疡并出血”等病史。查体：Ｔ36.8℃。Ｐ102次／分，Ｒ20次／分，ＢＰ140／100ｍｍＨｇ。血生化检测：白细胞、中性细胞数升高，红细胞、血红蛋白、红细胞压积降低；总蛋白、白蛋白、球蛋白降低（11月16日）。入院诊断为：①高血压病ＩＩＩ级；②慢性胃炎、胃溃疡；③戒断综合征。给予监测血压、降压、抑酸、护胃及营养等支持治疗。11月18日凌晨3点左右，高云峰被发现四肢冰凉、呼吸微弱、心率为0,经抢救无效于11月18日3点42分宣布死亡。医院考虑：①高血压ＩＩＩ级；②心脏骤停；③病毒中毒性休克、低蛋白血症、电解质紊乱；④慢性胃炎、胃溃疡；⑤戒断综合征。高云峰有吸毒史3年，患胃炎五年，其父亲有高血压病史。昆明市公安局盘龙分局于2014年12月3日委托昆明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高云峰进行尸体解剖检验，对高云峰死亡原因进行鉴定，该鉴定中心作出昆医大司法鉴定中心（2014）（病理）鉴字第284号法医病理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高云峰死亡原因为身体健康不良、腹膜炎、腹腔大量积液的情况下，因感染性休克并心功能衰竭死亡。2015年3月10日，原告向昆明市公安局盘龙分局提交了国家赔偿申请书，该局于同年4月24日作出昆公盘刑赔字（2015）001号刑事赔偿决定书，认定高云峰的死亡不属于国家赔偿范围，决定不予赔偿，原告对此不服，向昆明市公安局申请复议，昆明市公安局于同年7月21日作出昆公赔复决字（2015）01号刑事赔偿复议决定书予以了维持。之后原告向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委会提出赔偿申请，昆明中院赔委会作出决定书，决定：一、撤销盘龙分局作出的昆公盘刑字［2015］001号刑事赔偿决定及昆明市公安局作出的昆公赔复决字［2015］01号刑事赔偿复议决定书，二、由盘龙分局赔偿原告人民币50000元整。原告不服，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诉，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年10月12日作出（2017）云委赔监8号决定书，驳回了原告的申诉。另查明，被告系经昆明市盘龙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核准登记准予执业的医疗机构，持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登记地址为盘龙区金马镇金沙小区路口（青云）。被告在昆明市五华区，准备设立医院，2015年，被告向昆明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申请设立医疗机构，名称为云南省监狱管理局中心医院病犯医院。后云南省监狱管理局中心医院病犯医院经审批通过成立，领取了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有效期为2015年12月30日至2030年12月29日。本案中高云峰收治地点为云南省监狱内。被告与昆明市公安局监所管理支队签订了《医疗协议》，约定被告负责收治全市患病需住院的被监管人员，协议对双方具体权利、义务作了详细约定。原告周惠琼与高和祥共同生育了高云峰，高和祥于2013年10月12日去世，高云峰生前未结婚、未生育子女。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告在为高云峰提供诊疗服务的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被告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构成医疗损害赔偿责任须具备以下要件：医疗机构的违法行为造成患者人身损害后果，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并且医疗机构具有过错。本案中，被告为高云峰提供医疗服务，与被告之间构成医疗关系。原告认为被告对高云峰进行医治的行为属于无证非法行医，经本院查明，2015年12月30日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是云南省监狱管理局中心医院病犯医院，为高云峰提供诊疗的是本案被告，而被告在高云峰住院期间早已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故被告不存在无证行医的情况。被告是否存在过错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第一款规定：“患者依据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主张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的，应当提交到该医疗机构就诊、受到损害的证据。”原告认为被告在对高云峰的诊疗明显存在误诊误治疗的医疗过错，但原告经本院释明，仍坚持不申请医疗损害鉴定，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在本案中，被告确实存在未在登记的医疗场所提供医疗服务的情况，被告该行为是否属于过错？《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十六条规定：“申请医疗机构执业登记，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有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二）符合医疗机构的基本标准；（三）有适合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四）有与其开展的业务相适应的经费、设施、设备和专业卫生技术人员；（五）有相应的规章制度；（六）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第二十条规定：“医疗机构改变名称、场所、主要负责人、诊疗科目、床位，必须向原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根据规定，医疗机构设立必须要有场所，该场所必须经批准建盖，符合诊疗服务的要求，而被告在位于云南省监狱里的建筑并非经验收通过的医疗场所，用房是否能满足诊疗服务功能、通讯、供电、上下水道等公共设施是否能满足医疗机构正常运转等并不确定，故存在向病患提供诊疗服务时可能出现医疗条件不足从而造成病患损害的情况，故本院认为被告在为高云峰提供诊疗过程中有一定过错，且被告也未举证证明其存在符合侵权责任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的免责情形，鉴于因原告自身原因致医疗过错行为与患者死亡原因之间的因果关系无法确认,参考被告的过错，本院酌定由被告承担20%的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原告主张的各项费用如下：死亡赔偿金619920元，云南省2017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全年可支配收入为30996元，原告主张的死亡赔偿金符合法律的规定，本院予以确认；丧葬费47844元，2017年城镇国有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95688元，以6个月计算，本院确认丧葬费为47844元。综上，本院确认原告因高云峰死亡产生的损失共计667764元，由被告承担20%的赔偿责任为133552.8元。针对原告要求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本案中，被告对高云峰的死亡具有过错，亲人的死亡必然给三位原告造成较大的精神痛苦，被告应给予适当的精神损害赔偿，但本案被告的过错较轻，本院酌情确定该项费用为10000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下列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一年：（一）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第一百四十条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高云峰于2014年11月18日死亡，原告的诉讼时效期间应当在高云峰死亡之日起一年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原告针对高云峰死亡赔偿，于2014年11月28日向昆明市五华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申请解决纠纷，又于2015年3月10日向公安机关提起国家赔偿申请，案件于2017年12月10日作出决定书，原告又于2018年9月27日向昆明市五华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申请解决纠纷，以上事实可以印证，原告在高云峰死亡后至起诉前都未在采取行动向被告主张权利，诉讼时效发生中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于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此时原告的诉讼时效期间因中断尚未满民法通则规定的一年，应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故原告的诉讼时效期间未超过，对被告该答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判决：一、被告云南省监狱管理局中心医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周惠琼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共计133552.8元；二、被告云南省监狱管理局中心医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周惠琼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三、驳回原告周惠琼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认为：起诉人接受中心医院治疗期间系依法接受刑事拘留的被监禁人员。云南省监狱管理局中心医院系依法设立、由国家经费保障的医疗机构，其依据法定职责对高云峰的病情进行诊疗,其医疗费用均由财政负担,据此,高云峰与云南省监狱管理局中心医院并非平等民事主体,不属于民事诉讼受案范围,对其起诉,应依法予以驳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昆明市盘龙人民法院（2019）云0103民初24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周惠琼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11,478元，退还周惠琼；上诉人周惠琼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1,478元予以退还，上诉人云南省监狱管理局中心医院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1,478元予以退还。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贾 音审判员 付立红审判员 龚 庆二〇二〇年九月二日书记员 王炜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