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7民终276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梓耀，男，1992年9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现住广东省深圳市新洲南*****。公民身份号码：441************251。上诉人（原审被告）：谭艳兰，女，1990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开平市****。公民身份证号码：440************726。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梓耀，系谭艳兰的丈夫。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卓洋，男，1991年1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开平市**************。现住广东省开平市*********。公民身份号码：440************418。上诉人张梓耀、谭艳兰因与被上诉人黄卓洋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开平市人民法院（2019）粤0783民初40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梓耀、谭艳兰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驳回黄卓洋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截止2018年5月，张梓耀、谭艳兰陆陆续续向黄卓洋借款140000元，双方约定借款按利率0.08计算，即每月11200元利息，张梓耀、谭艳兰于2018年6月、7月合计支付给黄卓洋利息11200元。双方于2018年11月达成协议，张梓耀、谭艳兰补还2018年6月至11月的利息共计67200元，借款加上利息分期还款，与本案诉讼本金233200元不符合。黄卓洋辩称，张梓耀与谭艳兰陈述没有借我233200元不属实。从2017年4月开始至2018年5月，张梓耀与谭艳兰一共借了我233200元，支付方式是现金交付及转账支付。黄卓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张梓耀、谭艳兰立即偿还黄卓洋借款本金233200元及利息（利息计算至债务全部清偿日止。暂从2018年5月计算至起诉之日即2019年8月，按每月百分之二计息，共74624元整）；2、本案诉讼费由张梓耀、谭艳兰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黄卓洋陈述张梓耀因资金周转需多次向其借款，黄卓洋与张梓耀双方于2018年5月2日就前期借款对账结算，张梓耀确认截至2018年5月2日共向黄卓洋借款人民币233200元，并与黄卓洋签写涉案《借款协议》，协议载明出借人为黄卓洋，借款人为张梓耀（含捺印），保证人为谭艳兰（含捺印），张梓耀借到黄卓洋人民币现金233200元，约定还款期限为从2018年5月2日起至2019年6月2日，利息约定为签订涉案《借款协议》期间的银行贷款利率4倍计算，黄卓洋对涉案借款提供了涉案《借款协议》、及前期借款的债权凭证（借款协议、借款证明、借款条）、支付宝及微信转账详情截图证明涉案借款事实。黄卓洋明确向谭艳兰主张保证责任，涉案《借款协议》没有明确约定谭艳兰的保证方式、范围及期限。张梓耀逾期还款，黄卓洋催收未果遂成本案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属民间借贷纠纷。本案争议焦点为：1、张梓耀结欠黄卓洋借款为多少；2谭艳兰是否需要承担涉案借款还款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黄卓洋对涉案借款事实提供了《借款协议》及前期借款的债权凭证、支付宝及微信转账详情截图予以证明，涉案《借款协议》载明了被告借到黄卓洋人民币现金233200元，与黄卓洋的陈述相印证，且张梓耀、谭艳兰没有提出抗辩，一审法院对黄卓洋已交付涉案借款的陈述予以采信。本案借贷关系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没有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应受法律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规定“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涉案借款约定还款期限为2019年6月2日，张梓耀没有答辩，也没有举证证明已偿还借款，一审法院确认张梓耀截至法庭辩论结束前尚欠黄卓洋借款本金233200元，张梓耀逾期还款，黄卓洋主张事实清楚，于法有据，应予支持。关于利息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二十九条规定“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二）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涉案借款约定利息为签订涉案《借款协议》期间的银行贷款利率4倍，黄卓洋主张涉案借款利息按月利率2%计算没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涉案借款利息应以233200元为基数，从借款之日2018年5月2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4倍（以年利率24%为上限）计付，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款项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4倍（以年利率24%为上限）计付。最后关于黄卓洋主张谭艳兰对涉案借款承担还款责任的问题。涉案借款合同合法成立生效，保证合同亦符合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合同当事人应当按合同约定履行合同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规定“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与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为连带责任保证。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第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第二十一条规定“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保证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当事人对保证担保的范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保证人应当对全部债务承担责任。”谭艳兰作为担保人对涉案借款提供担保，但没有约定担保方式、担保范围，谭艳兰应对涉案借款全部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涉案借款合同、保证合同均没有约定保证期间，涉案借款的保证期间均为从借款期限届满之日起的六个月。涉案借款的借款期限为2019年6月2日，黄卓洋于2019年8月29日在6个月的保证期间内提起诉讼向谭艳兰主张承担还款责任。谭艳兰应对张梓耀的涉案借款在233200元本息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谭艳兰在其保证范围内偿还借款本息给黄卓洋后有权向张梓耀追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张梓耀、谭艳兰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一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判决：一、张梓耀应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借款人民币233200元及利息[以233200元为基数，从借款之日2018年5月2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4倍（以年利率24%为上限）计算，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款项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4倍（以年利率24%为上限）计算]给黄卓洋；二、谭艳兰对张梓耀上述第一判项应偿还给黄卓洋的借款233200元及利息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谭艳兰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张梓耀追偿。三、驳回黄卓洋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张梓耀、谭艳兰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5917.36元（此款黄卓洋已预交），由张梓耀负担，谭艳兰在受理费5917.36元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黄卓洋预交的一审案件受理费5917.36元，由一审法院予以退回，张梓耀应向一审法院补缴一审案件受理费5917.36元，谭艳兰应在张梓耀应向一审法院补缴一审案件受理费的5917.36元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二审中，张梓耀、谭艳兰提交了如下证据：支付宝及微信转账凭证，证明在签订233200元借款协议后，张梓耀有偿还过钱给黄卓洋。黄卓洋针对张梓耀、谭艳兰二审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这些证据中有70%都不是用于还款。2018年1月3日的3万元是张梓耀转账给我，但该3万元是我现金交付给张梓耀做流水给张梓耀的债权人看的。有部分转账记录与涉案的22万元无关，是另外的借款。黄卓洋现在无法逐笔转账进行质证，但确认是以该22万元借据为准。另外，在二审中，黄卓洋申请温某华作为证人出庭作证，拟证明张梓耀欠黄卓洋23多万元，以及张梓耀向证人借钱偿还给黄卓洋的事实。经本院准许后，温某华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并接受了当事人的质询。温某华出具如下证人证言：2018年7至9月，当时我和张梓耀一起在青岛工作。张梓耀对我说他欠黄卓洋20多万元，向我借款4000元还给黄卓洋，并承诺下午就可以还款给我。我当时通过手机微信转账了4000元给黄卓洋，但直到现在张梓耀也没有偿还该4000元给我。至于该4000元是张梓耀偿还给黄卓洋的本金还是利息我不清楚。我手上的张梓耀欠我钱的借据2万元是分了几次转账的。对于证人证言，张梓耀、谭艳兰发表如下质证意见：温某华陈述当时张梓耀向其借款时表示张梓耀欠黄卓洋20多万元，但当时的借据还是13万元，还不是233200元的。且温某华的4000元是转账给张梓耀，而不是转给黄卓洋，张梓耀手机有转账记录。经审查，因黄卓洋对于张梓耀在二审中提交的转账记录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张梓耀提交的相关证据予以采纳。对于黄卓洋申请的证人温某华出庭所出具的证人证言，本院认为证明效力不足，具体理由详见判决书论理部分。本院查明，2017年6月2日，张梓耀向黄卓洋出具《借款条》一份（以下简称1.8万元借条），载明：“兹因张梓耀资金缺乏，现向黄卓洋借款人民币18000元。约定于2017年9月9日前还清”。2018年2月7日，张梓耀向黄卓洋出具《借据证明》（以下简称2万元借条）一份，载明：“张梓耀现因资金不足，急需现金周转，需要向黄卓洋借现金款人民币2万元整”。2018年2月13日，张梓耀向黄卓洋出具《借据证明》（以下简称1万元借条）一份，载明：“张梓耀现因资金不足，急需现金周转，需要向黄卓洋借现金款人民币1万元整”。2018年5月2日，黄卓洋与张梓耀、谭艳兰签订《借款协议》（以下简称13万元借条）一份，载明出借人为黄卓洋、借款人为张梓耀、保证人为谭艳兰，主要约定：张梓耀于2018年5月2日向黄卓洋借到人民币现金（小写）130000元正。借款日期从2018年5月2日起至2019年5月2日止。借款利率按签订借款期间的银行贷款利率4倍计收。计息周期以月为计算单位，每月付清当月借贷利息。张梓耀承诺所有借款于2019年5月2日前一次还清。2018年11月初，黄卓洋与张梓耀、谭艳兰又签订《借款协议》（以下简称23.32万元借条）一份，该份协议与前述2018年5月2日《借款协议》的合同格式完全一致，合同内容除借款金额（载明为233200元）以及还款期限（载明为2019年6月2日）外，其他内容也完全一致。该份《借款协议》的签订时间倒签为2018年5月2日。另查明，2017年4月25日至2019年6月18日期间，黄卓洋与张梓耀之间的支付宝及微信账户转账频繁。经统计，张梓耀（含谭艳兰账户）共计收取黄卓洋转账款项178599元，黄卓洋共计在张梓耀处收取了转账款项133510元。具体情况如下：黄卓洋与张梓耀之间支付宝及微信账户相互收款情况表备注年度日期ZH年度日期ZH1、1、单位：元2、2、Z:表示张梓耀账户（含谭艳兰账户）收取黄卓洋款项数额3、3、H:表示黄卓洋账户收取张梓耀款项数额4、张梓耀收取款项：178599元5、黄卓洋收取款项：133510元2017年4.2513001.1620004.26100001.2616004.2732001.3120004.2815002.786805.414502.1390005.65003.1330005.2320003.151005.2790004.85005.293704.1041350005.3118005.13306.119005.2471606.268805.4200011506.990005.1010006.1210005.1827006.2710005.253007.10100006.43007.1310006.832007.1460006.97008.370006.123008.65008006.203008.915006.273009.59207.83009.82867.1230009.1410007.1840009.2890007.2060010.150009.201100110010.7502012.31800010.1020002019年3.5100010.2520003.6180010.275004.1300011.428004.9220011.1120004.16400011.1528004.26100012.745005.15100012.13180006.18200012.1730012.22220012.24270012.3020002018年1.313150300001.132100再查明，黄卓洋与张梓耀双方在借款金额、借款时间、利息的约定上以及五份借款凭证的关联性方面，有各自的陈述，且内容出入较大。但是张梓耀对于黄卓洋举示的13万元借条无异议，且在二审第一次法庭调查过程中多次陈述截至2018年5月2日，其尚欠黄卓洋借款本金13万元。后张梓耀在二审第二次法庭调查过程中又陈述，前述13万元借条中包含前期所欠的本金及利息。黄卓洋则在二审中一直陈述双方之间前期借款不存在利息约定。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通常情况下，债务人向债权人出具的“借条”，既是证明双方订立借贷合同的依据，又是债权人已经实际向债务人提供借款的债权凭证。但也不尽然，在异常的情形下，债权人仅凭“借条”只能证明借贷双方订立了借贷合同，尚不足以证明债权人已经实际向债务人提供了借款，债权人须辅之以其他有关交付方面的证据进行补强，以证明双方的借贷合同已经成立并生效。否则，将无法印证借贷合同已生效，债权人请求债务人清偿债务的主张也将难以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本案中，黄卓洋持五份借款凭证及部分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提起诉讼，主张五份借款凭证中的23.32万元借条是其与张梓耀对于双方之前所有借款本金的结算，并要求张梓耀偿还本金23.32万元以及从2018年5月2日之后的利息。虽然张梓耀认可其曾经向黄卓洋借款的事实，但黄卓洋与张梓耀双方在借款金额、借款时间、利息的约定上以及五份借款凭证的关联性方面，有各自的陈述，且内容出入较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通知》第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过程中，要依法全面、客观地审核双方当事人提交的全部证据，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对现金交付的借贷，可根据交付凭证、支付能力、交易习惯、借贷金额的大小、当事人间关系以及当事人陈述的交易细节经过等因素综合判断，结合其他证据认定是否存在借贷关系。如前所述，黄卓洋与张梓耀之间确实存在过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但民间借贷中借款的交付应当是审查的重点，特别是金额较大的借贷，更应注重对借款具体交付形式的实质性审查。黄卓洋主张23.32万元借条是对其与张梓耀前期所有借款本金的汇总结算，在此情况下，23.32万元借条是不是由前期借款结算而来以及如何结算就成为案件的基本事实，需要查明，黄卓洋对此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就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截止至2018年5月2日，黄卓洋通过支付宝、微信转账的方式向张梓耀交付了172799元款项，在此期间，张梓耀亦向黄卓洋转账92960元。黄卓洋虽然称张梓耀在此期间向其所转账的款项大部分不是用于偿还其主张的涉案借款，而是双方的其他经济往来或者是张梓耀偿还双方之间其他的借款，但未就此提交证据证实。此外，黄卓洋虽称该22.32万元数额的构成为：在其本案举示的其他四份借款凭证中载明的金额17.8万元（13万元+1万元+2万元+1.8万元）+现金给付5.2万元。但是，（1）对于5.52万元现金给付部分，黄卓洋仅有自己的陈述，并无相应的资金来源凭证，黄卓洋也无合理解释说明现金交付的交付细节等情况，张梓耀亦不认可，显然无法达到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证明标准，故难以认定5.52万元现金交付的事实。（2）对于其他四份借款凭证中载明的借款金额17.8万元，黄卓洋与张梓耀之间亦存在争议。张梓耀主张未足额收取前述借款凭证中的款项，其中13万元借条仅收取了47160元，1万元借条仅收取了9000元，2万元借条仅收取了18000元，1.8万元借条仅收取了6880元。黄卓洋则认为其已经足额给付，其中13万元借条对应的是2018年5月2日转账的47160元+82840元现金；1万元借条对应的是2018年2月13日转账的9000元+1000现金；2万元借条对应的是2018年2月13日转账中的3000元+17000元现金；1.8万元借条对应的是2017年5月27日、5月31日、6月2日转账支付的17680元+现金320元。同样，黄卓洋也并未对其主张的现金给付部分提供相应的资金来源凭证并合理说明解释交付细节，也难以认定其主张的17.8万元借款款项的交付事实。另外，虽然黄卓洋提供了证人证言对借款的事实加以证明，但证人温卓华只能证明其听张梓耀说尚欠黄卓洋20多万元，并不能证明借款的具体金额，同时温某华也并非黄卓洋与张梓耀借贷行为发生时的亲历者或见证人，因此温某华的证人证言也无法支持黄卓洋的主张。综上，由于黄卓洋在本案中所作的关于23.32万元借条的结算过程缺乏证据的支持，此外也没有其他的证据证明截至2018年5月2日，黄卓洋向张梓耀交付了借条中载明的全部23.32万元款项，应当认为黄卓洋对于自己的主张未能完成举证责任，黄卓洋对此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所提交的23.32万元借条不能作为认定其对张梓耀享有的债权数额的依据。张梓耀对于黄卓洋举示的13万元借条无异议，且在二审第一次法庭调查过程中多次陈述截至2018年5月2日，其尚欠黄卓洋借款本金13万元，构成自认。虽然在第二次法庭调查过程中变更陈述称13万元借条中包含前期所欠的本金及利息，但是张梓耀就其变更后的陈述并未提交证据证明，也无法说明前期每一笔借款的利率标准，仅笼统地陈述不同借款的利息不一，而黄卓洋则坚称双方之间的借款不存在利息约定。在此情况下，张梓耀在第二次法庭调查过程中变更主张不能推翻其前期的自认。因此，本案应当确认截至2018年5月2日张梓耀尚欠黄卓洋的借款本金数额为13万元。而在2018年5月2日之后，黄卓洋又于2018年5月4日、5月18日、9月20日向张梓耀转账了三笔款项，分别为2000元、2700元、1100元。对于该三笔款项，张梓耀主张是新的借款，本院予以确认，但该三笔款项因无证据证实双方存在利息约定，应视为无息借款。根据黄卓洋与张梓耀的转账往来情况，2018年5月2日至2019年6月18日，张梓耀共计向黄卓洋转账款项为40550元。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视为其向黄卓洋的还款。综合上述情况，由于出现了债务人的给付不足以清偿其对同一债权人所负的数笔相同种类的债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的规定，对于张梓耀偿还的前述40550元的款项应当按照“优先抵充已到期的债务；几项债务均到期的，优先抵充对债权人缺乏担保或者担保数额最少的债务……”的原则进行抵充。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现张梓耀对于黄卓洋负有四笔债务，分别为2018年5月2日的13万元，5月4日的2000元，5月18日的2700元，9月20日的1100元，其中后三笔债务无证据约定有还款期限，债权人有权要求随时清偿，故在本案诉讼中应视为已经到期。2018年5月2日的13万元借条约定还款期限为2019年5月2日，在黄卓洋起诉时亦已经到期，但是该笔13万元债务上设定了谭艳兰的保证担保。故张梓耀偿还的前述40550元的款项应优先抵充缺乏担保的2018年5月4日、5月18日、9月20日的三笔共计5800元的债务。余款3475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二）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应当首先冲抵13万元债务在2018年5月2日之后产生的利息及逾期利息，若有剩余再行冲减本金。案涉13万元借条中约定利息的计算周期为以月为计算单位，利率约定为银行贷款利率的4倍。经核算，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六个月至一年（含一年）的贷款基准利率4.35%/年的四倍计算，2018年5月2日至2019年6月18日，13万元借款对应产生的利息应为：13万元×4.35%×4÷12个月×6个月=11310元。经冲减后，截止至2019年6月18日，张梓耀尚欠黄卓洋本金为：13万元-[34750元-11310元]=106560元。故本案张梓耀应当向黄卓洋偿还借款本金106560元以及从2019年6月19日起至借款实际偿还期间的利息。至于2019年6月19日起的利息的确定。由于自2019年8与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已经取消，故本案张梓耀所负担的利息从2019年6月19日起至2019年8月20日前，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的四倍计算，2019年8月20日起至借款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则应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另关于谭艳兰的责任。因谭艳兰在13万元借条中以保证人身份签名捺印，且该份借款凭证中并无对谭艳兰的保证方式、保证范围作出约定，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当事人对保证担保的范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保证人应当对全部债务承担责任。故谭艳兰应就张梓耀对黄卓洋所负的涉案全部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一条“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的规定，谭艳兰在其保证范围内偿还借款本息给黄卓洋后有权向张梓耀追偿。综上所述，张梓耀、谭艳兰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成立部分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开平市人民法院（2019）粤0783民初4057号民事判决；二、张梓耀应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黄卓洋偿还借款人民币106560元及相应的利息[利息计算以106560元为基数，从2019年6月19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计算；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款项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四倍计算]；三、谭艳兰对前述张梓耀向黄卓洋所负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谭艳兰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张梓耀追偿；四、驳回黄卓洋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917.36元（已由黄卓洋预交），由黄卓洋负担3213.44元，由张梓耀、谭艳兰共同负担2703.92元。黄卓洋多预交的一审案件受理费2703.92元，由一审法院予以退回，张梓耀、谭艳兰应向一审法院补缴一审案件受理费2703.9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917.36元（已由张梓耀预交），由黄卓洋负担3213.44元，由张梓耀、谭艳兰共同负担2703.92元。张梓耀多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3213.44元，由本院予以退回；黄卓洋应于收到本判决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补交二审案件受理费3213.44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吴春梅审 判 员 李 海审 判 员 刘邦中二〇二〇年九月九日法官助理 谢惠英书 记 员 张晓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