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红安县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鄂1122民初963号原告：红安县房屋征收与补偿办公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21122582453965E。法定代表人：李德忠，该办公室主任。住所地：红安县城关镇将军大道二桥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世华，湖北龙吟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代理。被告：刘琦，男，汉族，1989年2月20日出生，湖北省红安县人，住黄冈市黄州区，第三人：刘绪禹，男，汉族，1954年8月6日出生，籍贯，系被告刘琦之父。第三人：王荷菊，女，汉族，1956年6月22日出生，籍贯，系被告刘琦之母。原告红安县房屋征收与补偿办公室与被告刘琦、第三人刘绪禹、王荷菊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本院2019年5月6日受理后于同年十二月四日以（2019）鄂1122民初1694号民事判决书作出判决，原告红安县房屋征收与补偿办公室不服判决上诉，黄冈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发回重审。本院于2020年7月1日再次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8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世华、被告刘琦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刘绪禹、王荷菊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红安县房屋征收与补偿办公室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撤销协议编号为C／D区-073-2的《房屋征收调换补偿协议》。事实和理由：2014年12月31日，第三人位于朝阳××××号的住房及商铺依法被征收。为减少过户手续，在产权调换前，第三人于2015年3月16日，将部分住房及商铺面积（一楼门店面积34.52平方米、二楼门店32.34平方米）赠与给儿子刘琦。刘琦的受赠面积当时未进行还建安置门店的选定。2018年7月10日，刘琦通过其父亲代为选定B1区25号商铺，商铺面积为72.18平方米。因是异地商铺调换，商铺价格存在房价差，不能直接进行产权调换。为满足征收户的异地产权调换要求，原告的工作人员通过被征收的门店面积，按区域折算成货币款，再又将被征收户选定的区域门店面积也折算成货币款，然后进行货币补差方式进行产权调换。在计算过程中，原告工作人员将被告选定的临街门店错误认识为内偏街门店。故在计算货币款时，将本应按临街门店的价格计算成内偏街门店的货币款。二者门店价格每平方米相差9000元，造成了649620元的巨大误差。原告工作人员发现这一失误后，立即与被告及第三人联系，要求恢复实际选定区域的门店价款重新计算，但被告及第三人据不配合。原告与被告刘琦所签订《房屋征收产权调换补偿协议》后发现工作人员失误，就没有在合同文本上加盖公章，亦未按约定进行公证。综上理由，为维护征补行为的公平原则，维护订立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请求法院对原、被告在2018年7月10日以实际行为完成的商铺产权调换协议予以撤销。被告刘琦辩称：1、双方签订的补偿协议是行政协议，本案不是民事案件的受案范围；2、双方的协议签订后，双方已经履行完合同义务；3、如果是民事诉讼案件，原告与被告签订《房屋征收产权调换补偿协议》，原告不构成重大误解；4、若该案属于民事案件，已超过了法定的除斥期间；5、被告在补偿安置的材料上签字的文本都是原告提供的，不存在说有失误的情况，原告说工作人员发现失误后就和被告联系，不是事实。对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综上理由，原告的起诉应当驳回。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提供了如下证据：证据一、事业单位法人证书证明，拟证明原告诉讼主体资格（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李德忠）被告对该证据无异议。证据二、刘琦身份证复印件证明，拟证明被告诉讼主体身份。被告对此份证据无异议。证据三、刘绪禹、王荷菊身份证复印件及户口簿，拟证明第三人诉讼主体身份。被告对该证据无异议证据四、刘绪尧、刘绪舜、刘绪禹的土地证复印件，拟证明：签订房屋协议时，该征收房屋的所有权属刘绪禹。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证据五、2015-3-16刘琦的产权调换补偿协议及测算单、刘琦无婚姻登记记录查询证明、赠予合同、承诺书、朝阳居委会证明。证明：1、刘琦受赠被征收的门店位于朝阳；2、其一楼货币补偿价为每平方米24000元；二楼货币补偿价为每平方米10000元3、合同第14条明确约定：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经公证机构公证之日起生效。4、2015-3-16刘琦的产权调换补偿协议原告没有在协议上盖章，也没有经公证机构公证。被告对此证据的质证意见：对证据本身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虽然原告没有签字盖章、也没有公证，但合同已实际履行完毕。原告除了未办理不动产转让登记的附随义务外，整个合同已实际履行完毕。证据六、红安县房产测绘办“房屋分层平面图”、评估报告、红安县房屋征收与补偿办公室关于确定胜利街棚户区改造项目中还建内街门店的价格的请示及报告、红安县人民政府公文处理单、2017-10-15“红安县胜利街棚户区及旧城改造指挥部”确定胜利街内偏街门店货币补偿价格的通知及关于确定胜利棚户区改造项目中还建内街门店的价格的请示。拟证明：1、红安县胜利街棚户区及旧城改造指挥部经过评估、行政审批后，确定了胜利街各区域（即临街和内偏街门店）货币补偿价格、补偿标准。2、刘琦产权置换的区域属于B1区临街货币补偿价为29000元每平方米3、刘琦一楼补偿单价24000元，二楼补偿单价10000元。被告对此证据的质证意见：对真实性无异议，但商铺在征收时，房屋并没有建成，所以评估和请求报告不能作为补偿标准。证据七、2018-5-14刘琦货币补偿协议，拟证明：刘琦的二楼商铺货币补偿协议补签订时间为2018-5-14；被告对此证据的质证意见：对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证据八、2018-7-10刘琦选房单、2018-7-10韩某复印2015-3-16“房屋征收产权调换补偿协议”说明、补偿差价计算清单。拟证明：1、2015年3月16日，刘琦就置换住房签订了住房置换协议；2、就一楼商铺进行产权置换，其实际选房置换时间2018-7-10；3、在2018-7-10进行一楼商铺置换过程中，是原告工作人员的失误，将B1区的价格29000元，填写成20000元，此工作人员的行为，事后并未得到原告的盖章确认，也未经公证机构进行公证。被告对该证据的质证意见：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1、2无异议。对证明目的3有异议，原告对所有的拆迁户协议的盖章和公证均是在所有的合同履行完毕后进行的，并不是要先盖章后再履行剩下的合同内容。而本合同实际已履行完毕。故其证明目的3不成立。证据九、证人韩某出庭作证证明：签约时是个人工作失误的情形。被告对此证据的质证意见：原被告的协议是经过双方确认后由原告填写的，原告向政府请示报告的价格不能作为最终认定还建门店价格的依据，应当以最终的合同价格为准。韩某证明其工作失误缺乏法律依据。韩某在该单位从事工作多年，被告选房时由其代理原告，签订合同时原告方律师也在场，协议签订后双方的义务除了盖章、公证外均已履行完毕。证明人陈述的内容没有相应证据予以证明。证据十、立案缴费进帐单、缴费发票。拟证明：本案件的立案时间为2019年5月10日。被告对该证据无异议。对于以上原告提供的证据，本院认为：第三人未到庭是其放弃质证权利。对证据一、二、三、四、十，被告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原告提供的证据五合法、客观真实、与本案亦有关联，被告的异议与原告的主张没关联，因此对该证据也予以采信。原告提供的证据六合法、客观真实、与本案亦有关联，被告的异议与原告的主张没关联，因此对该证据也予以采信。原告提供的证据七合法、客观真实，本院予以采信。对于原告提供的证据八，被告对拟证明目的1和2无异议，故本院对于该证据对证明“2015年3月16日，刘琦就置换住房签订了住房置换协议和就一楼商铺进行产权置换，其实际选房置换时间2018-7-10”的部分予以采信。对于原告提供的证据八中拟证明“在2018-7-10进行一楼商铺置换过程中，是原告工作人员的失误，将B1区的价格29000元，添写成20000元，此工作人员的行为，事后并未得到原告的盖章确认，也未经公证机构进行公证”的部分和证据九，因被告答辩中称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故本院在确定本案是否属民事案件受案范围内再认质。被告刘琦为支持其答辩意见，提供的证据如下：一、身份证复印件，证明被告主体的基本情况。原告对该证据无异议。二、《房屋征收产权调换补偿协议》，还建房交付确认表，湖北省农村信用社（商业银行、合作银行）国内单位结算业务申请书，红安县国库集中支付凭证，“胜利街棚户区及旧城改造”红安城投万业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收据，二期租金测算单，中国建设银行个人账户收入交易明细两份，照片三张。证明：1、2015年3月16日原被告双方签订的《房屋征收产权调换补偿协议》根据我国的法律规定系行政合同。2、原被告双方签订《房屋征收产权调换补偿协议》后，原告已对被告进行房屋征收补偿，即给被告还建一套建筑面积为121.23平方米的房屋，提供位于B1区商业性房屋，建筑面积为72.18平方米，商业性房屋面积超出或不足被征收房屋面积的部分，统一按2万元/平方米的价格结算差价，被告已向原告支付了差价款；原告向被告补偿房屋装修款、搬迁费、临时安置费、停产停业的损失、奖励等共计215429元。3、原告除附随义务，即给被告办理不动产登记权证外，该《房屋征收产权调换补偿协议》原被告双方均已履行完毕。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房屋征收产权调换补偿协议》属于行政合同不予认可。三、房屋租赁合同一份，中国建设银行个人账户收入交易明细。拟证明本案所涉案商铺在原告交付给被告后，被告已对外出租的事实。原告认为此证据与本案无关联。对于以上被告提供的证据，本院认为：对于证据一，因原告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对于证据二，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房屋征收产权调换补偿协议》属于行政合同不予认可。本院对该合同的性质将在本院认为中予以阐述。被告提交的证据三与本案无关联，本院不予采信。第三人未到庭亦未提供证据。经对以上证据举证、质证、认证、结合当事人的陈述，本院查明的事实如下：2011年9月1日，红安县人民政府决定对本县倒水河“一河两岸”防洪带、胜利街棚户区及相关地段的旧城改造项目范围内国有土地上的房屋予以征收。第三人刘绪禹、王荷菊共同拥有红安县城关镇朝阳街一栋房屋，红安县土管部门于1995年6月28日颁发了以刘绪尧、刘绪舜、刘绪禹的名义登记的集体土地使用证。该房屋在征收范围内。经评估测算，第三人刘绪禹、王荷菊可以还建一楼门店面积69.03㎡，二楼门店面积32.34㎡，住房面积220.5㎡（已经选择住房两套B1-2705、2405号还建房）。2014年9月1日，原告委托黄冈市海正房地产评估公司对“红安县胜利街棚户区改造项目还建房商业房地产市场价值”进行评估，评估B1-1、2＃区域商业铺面平均单价为29032元／㎡。评估报告作出时B1-1、2＃区域还建房未建成。同年10月26日，原告向红安县人民政府请示并递交“关于胜利街门店价格的请示报告”，该报告认为胜利街范围的门店应依据路段的不同予以不同的定价，其中原红安酒楼、工行临胜利街部分（A1、B1-1、B1-2）1楼29000元／㎡。红安县人民政府相关领导在报告的公文处理单上签字同意。2015年3月16日，第三人与被告刘琦签订了《赠与合同》，自愿将位于红安县××××号还建房和一楼门店还建面积50%即34.52㎡以及二楼门店还建面积32.24㎡无偿赠与被告刘琦所有。该合同同时约定“赠与人将上述还建房、门店和补偿款项赠与给受赠人所有，由受赠人与原告签订相关的补偿协议，承担补偿协议中的权利义务”。被告刘琦获赠后，于同日与原告签订了《房屋征收产权调换补偿协议》，协议上原告作为甲方未签字盖章。该协议对被告刘琦房屋征收补偿面积、产权调换补偿、产权调换房屋交付期限和标准、搬迁期限、搬迁费和临时安置费及停产停业损失补偿、奖励办法等内容进行了约定。该协议签订时，协议条款第三条第（三）项甲方（原告）应提供还建房屋具体位置、房号、面积为空白，第（四）项第二款约定的“商业性房屋面积超出或不足被征收范围面积的部分统一按元／㎡的价格结算差价”中的具体价格为空白。2018年5月14日，被告刘琦对获赠的二楼门店还建面积32.34㎡自愿选择货币补偿，并与原告签订《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被告刘琦对获赠的一楼门店还建面积34.52㎡选择产权调换，其间原告的工作人员韩某多次带被告的父亲刘绪禹选定还建商铺。2018年7月10日，原告对《房屋征收产权调换补偿协议》空白处予以完善，被告选定的还建房为“B1区25铺”、面积为72.18㎡,商业性房屋面积超出或不足被征收范围面积的部分统一按20000元／㎡的价格结算差价。原告工作人员将完善的《房屋征收产权调换补偿协议》交由被告的父亲刘绪禹签字。签字时，原告聘请的律师在场。原告的工作人员韩某在该协议上注明“凭此协议复印件办理交房手续，韩某，2018.7.10”。根据上述协议，被告刘琦应补差价615120元（刘琦因跨区选铺，原拆迁房屋评估价24000元／㎡，面积34.52㎡，所选B1区2000元／㎡，面积72.18㎡，补差计算方式为：72.18㎡×20000元－34.52㎡×24000元﹦615120元）。2018年7月12日，被告通过中国建设银行转账615120元给红安城投万业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红安城投万业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于同日开出收据。随后，原告将被告选定的还建房“B1区25铺”交付被告。《房屋征收产权调换补偿协议》签订约一个月后，原告的工作人员韩某发现，该协议中被告选定的B1区25号临街商铺按政府规定的价格应为29000元／㎡，自己在2018年7月10日双方签订合同时误认为被告选定的商铺是内偏街按政府规定的价格为20000元／㎡，因此，《房屋征收产权调换补偿协议》条款“商业性房屋面积超出或不足被征收范围面积的部分统一按20000元／㎡的价格结算差价”中的20000元／㎡应为29000元／㎡。根据计算被告每平方米少补差价9000元，共计649620元。此后，原告与被告及第三人联系，要求恢复实际选定区域的门店价款重新计算，双方协商未果。本院认为：对于本案争议是否属民事诉讼的范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下列诉讼：…。（十一）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等协议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为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在法定职责范围内，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属于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行政协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就下列行政协议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一)政府特许经营协议;(二)土地、房屋等征收征用补偿协议;(三)其他行政协议。”本案中，对红安县倒水河“一河两岸”防洪带、胜利街棚户区及相关地段的旧城改造属社会公共利益，为实现这个目的对处于该项目范围内国有土地上的房屋予以征收而与被征收人签订协议，该协议明显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因此该协议属行政合同。因该协议的订立及履行而发生争议，依上述规定应属行政案件的受案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依照该条规定，本案不符合民事案件立案条件，应当驳回起诉。原告可另行提起行政诉讼。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红安县房屋征收与补偿办公室的起诉。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黄冈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阮向南审判员  吴恒恩审判员  阮红玲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日书记员  陈**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