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鹰潭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赣06民终3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六安佳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城北乡，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500598695387K。 法定代表人：龚宏明，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涛，浙江图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琛，浙江图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陆火来，男，1973年11月09日出生，汉族，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区人，住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春林，江西赣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智春，江西赣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陶贝贝，男，1954年09月10日出生，汉族，浙江省嘉兴市人，住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 上诉人六安佳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佳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陆火来、原审被告陶贝贝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区人民法院（2018）赣0622民初15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佳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涛、被上诉人陆火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春林、王智春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陶贝贝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佳源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陆火来对上诉人佳源公司的原审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由原审被告陶贝贝承担，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陆火来承担。主要理由：经原判查明，2013年下半年，原审被告陶贝贝在担任六安市嘉倍实业有限公司（系上诉人佳源公司的前身）的法定代表人期间，先后两次以个人名义向被上诉人陆火来借款，其中2013年8月22日借款100万元，借款交付方式为通过他人账户转账；2013年10月13日，再次借款20万元，借款交付方式为现金交付。2013年9月14日；陶贝贝向上诉人佳源公司转账汇入470万元；2013年9月16日，陶贝贝向上诉人佳源公司转账汇入180万元；2013年9月16日，陶贝贝向上诉人佳源公司转账汇入200万元，陶贝贝通过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嘉兴博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下称博鸿公司）向上诉人佳源公司转账汇入500万元。之后，陶贝贝分三次将其在上诉人佳源公司的股份作价转让给他人。显然从以上查明的事实可以证实，本案所涉120万元借款均系陶贝贝个人与被上诉人陆火来之间发生的民间借贷关系，如果有证据证明涉及陶贝贝转入上诉人佳源公司的900万元款项或博鸿公司转入上诉人佳源公司的500万元款项与涉案的120万元借款之间存在关联，则尚可认定陶贝贝向被上诉人陆火来所借款项用于上诉人佳源公司经营的事实，否则只能认定系陶贝贝个人的借款行为。然原判在上诉人佳源公司提供充分证据证明陶贝贝和博鸿公司汇入的共计1400万元款项均与涉案借款无关，涉案借款并非用于上诉人佳源公司经营的情况下，仍然认定陶贝贝向陆火来的借款已用于佳源公司的经营，该认定明显与本案的客观事实不符，理由如下：一、原判对主要证据和事实的认定存在重大错误。（一）从本案的证据来看，陶贝贝共计向被上诉人陆火来借款120万元，其中2013年8月22日借款100万元的资金流向为：案外人傅元保汇款100万元至案外人陈慧琍银行账户；案外人陈慧琍收到款项后将100万元汇至陶贝贝农业银行账户；陶贝贝收到款项后将其中的98万元汇至其本人在嘉兴银行的账户，余2万元仍留于其农业银行账户内；陶贝贝于2013年8月27日在嘉兴银行账户内提现98万元。以上事实，均有上诉人佳源公司在原审中提供的银行账单明细等证据予以证明，其客观性毋庸置疑。然原审判决仅认定了“2013年8月22日向原告陆火来借款100万元（此款于2013年8月23日由原告陆火来通过他人账户转入被告陶贝贝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设的卡号为62×××11的卡内）；2013年10月13日，再次向原告陆火来借款，借款金额为20万元，借款交付方式为现金交付”的事实，对于陶贝贝在收到100万元借款后部分取现、部分仍留存于账户内，后20万元借款现金如何交付、98万元取现款项和20万元现金借款如何用于上诉人佳源公司经营等事实均未作具体地审查和认定，以致得出了陶贝贝向陆火来的借款已用于佳源公司经营的错误结论。（二）原判据以认定陶贝贝向陆火来借款用于上诉人佳源公司经营的主要证据为：1、2013年8月20日至2013年12月30日期间，陶贝贝个人账户先后转入上诉人佳源公司账户资金900万元；2、陶贝贝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博鸿公司于2013年9月16日转入上诉人佳源公司账户资金500万元；3、陶贝贝自己承认向被上诉人陆火来借款用于上诉人佳源公司的皮革综合市场项目；4、陶贝贝在将自己拥有的上诉人佳源公司的股份转让时，未涉及2013年8月20日至2013年12月30日期间转入上诉人佳源公司处的资金。但是，上诉人佳源公司认为，首先，上诉人佳源公司在原审中提供的证据已经否定了陶贝贝转入上诉人佳源公司账户资金900万元和博鸿公司转入上诉人账户资金500万元与涉案借款之间存在关联，其中2013年9月14日转入的470万元，系陶贝贝分别收到从马伟、郭俊、朱静、姜根弟处汇入的168.6万元、101.2万元、100万元和100万元四笔款项汇总后转入；2013年9月16日转入的180万元，系吴瑞涛贷款190万元汇入博鸿公司，再由博鸿公司汇给陶贝贝，陶贝贝再行转入；2013年9月16日转入的200万元，系陶贝贝收到从朱怡处汇入的200万元款项后转入；2013年10月17日转入的50万元，系陶贝贝收到从马伟处汇入的款项50万元后转入；2013年9月16日博鸿公司转入的500万元，系博鸿公司从浙江百盛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借款500万元后再转入。然在上诉人佳源公司提供了上述足以证明涉及陶贝贝转给上诉人佳源公司的900万元和博鸿公司转给上诉人佳源公司的500万元款项来源均与陆火来出借给陶贝贝的120万元款项无关的证据的情况下，原判仍作出“由于现金和存款并非特定物，是可以流通的，在注册资金全部到位的情况下，被告陶贝贝在向原告借款后不久，将远大于原告借款的资金汇入被告佳源公司账户，被告陶贝贝自己也承认向原告借款用于被告佳源公司的皮革综合市场项目，二者可以相互印证”的认定，显属主观臆断，毫无道理。其次，原判以原案件承办法官对陶贝贝所作询问笔录作为认定涉案借款系用于上诉人佳源公司经营的证据之一。从该询问笔录记载内容反映，系原案件承办法官在嘉兴看守所对陶贝贝所作，但询问笔录无询问人和记录人签名，原审被告陶贝贝虽有签名，但没有签具时间，显然该笔录不符合证据的三性，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使用；且笔录中陶贝贝陈述的内容“这壹佰万元用在六安市嘉倍实业有限公司经营开发的皮革综合市场项目（是从我的卡上转到公司的），另外贰拾万元现金也用于此项目上”，明显与上诉人佳源公司在原审中提供的银行账单等证据相悖。上诉人佳源公司提供的证据反映：陶贝贝从陆火来处借取的100万元实际是由其自行取现，并未从其卡上转到上诉人佳源公司的银行账户，所以陶贝贝在笔录中所述内容与客观事实并不相符，明显系虚假陈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相关精神，银行账单明细作为物证，其证明力大于当事人一方，即陶贝贝对事实的陈述，更何况本案中两者之间存在着重大不一致，故应以上诉人佳源公司在原审中提供的物证认定本案的事实。且陶贝贝本身系案件当事人，其早在2015年1月26日即转让完毕其所持有的上诉人佳源公司的全部股份，并不再担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另据了解，陶贝贝至今还欠上诉人佳源公司的款项。也就是说，在2015年8月18日作询问笔录时，其个人与上诉人佳源公司之间在还款责任上，已经存在明显的利害关系，故询问笔录虽然是人民法院对陶贝贝所作，但在有物证证明陶贝贝的说法存在虚假的情形下，再结合上诉人佳源公司是否应承担本案的民事责任及陶贝贝与上诉人佳源公司之间存在明显的利害关系这些事实来看，询问笔录内容的真实性应不予认定。原判忽略该基本事实，仍将询问笔录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必然导致错误的结论。再次，对于陶贝贝在将上诉人佳源公司的股份转让时是否涉及对900万元转入资金的处理，与本案债务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且到目前为止，陶贝贝在上诉人处尚有未了债务；退一步讲，即使陶贝贝在上诉人佳源公司有应收款，那也应由陆火来向原审法院提出申请，并通过协助执行的方式解决。现原判以此作为认定陶贝贝向陆火来的借款已用于上诉人佳源公司经营的理由之一，明显与事实和法律不符，是错误的。最后，原判对上诉人关于“……借款发生时，被告陶贝贝除担任六安市嘉倍实业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外，还担任了博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嘉兴福达建设有限公司的项目经理，所以被告陶贝贝的借款不排除用于其他工程项目”的辩称意见，以博鸿公司于2013年9月16日通过转账方式向上诉人账户转入500万元为由，认定佳源公司的辩称不合常理而不予采信。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已经证明该500万元转账汇款与涉案借款无关，恰恰可以证明上诉人的辩称意见成立，然原判仍作出上诉人的辩称意见不合常理，不予采信的认定，明显属逻辑推理错误。二、原判适用法律错误。根据陆火来在原审中提供的证据及上诉人佳源公司提供的反证，显然无法得出陶贝贝向被上诉人陆火来的120万元借款用于上诉人佳源公司经营的结论，因而也就无法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判决陶贝贝与上诉人佳源公司对涉案借款共同承担还款责任。然原判在缺乏证据证明的情况下，仍以推理方式错误地适用该法律规定，判决上诉人佳源公司共同还款，特别是原判将陶贝贝在将其拥有的上诉人佳源公司的股份转让时未涉及2013年8月20日至2013年12月30日转入上诉人佳源公司的所有资金作为认定所借款项用于上诉人佳源公司的经营，并判决上诉人佳源公司对本案借款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理由之一，明显是对上述司法解释所作的扩大解释和错误理解。司法解释只是规定了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以个人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所借款项用于企业生产经营，出借人可以请求企业与个人共同承担责任，并没有规定如果企业与法定代表人之间有未了债务的，出借人可以请求企业与个人对借款债务共同承担责任。综上所述，由于本案所涉借款无论是其中的100万元的汇款，又或者是20万元的现金，均没有证据证明款项已经用于上诉人佳源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原审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之规定，判决上诉人佳源公司对本案借款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系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明显存在偏袒被上诉人陆火来，涉嫌枉法裁判之情形，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判，改判支持上诉人佳源公司的上诉请求。 佳源公司补充上诉意见称：涉案借款发生时，陶贝贝不仅担任上诉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还担任博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3年8月22日陶贝贝向陆火来所借的100万元款项，系在当日由陆火来委托傅员保从农业银行卡上汇至陈慧琍农业银行卡内，再由陈慧琍于2013年8月23日从农业银行卡上汇至陶贝贝农业银行62×××11卡内，2013年8月27日陶贝贝将该笔款项从农业银行62×××11卡上转到其在嘉兴银行62×××36卡内后即时提取现金98万元存入博鸿公司在嘉兴银行秀水支行80×××09的账户内，之后全部由博鸿公司支配使用。因而依据现有证据可以证明该笔借款的实际使用人为博鸿公司，而非上诉人，由此进一步证明了陶贝贝在2015年8月18日询问笔录中的虚假陈述及原审判决的错误。 陆火来答辩称：一、关于本案的客观事实：1、上诉人佳源公司于2012年7月3日成立，成立时注册资本5000万元（实缴），公司股东为三人（陶贝贝55%、2750万元，沈周松35%、1750万元，张某10%、5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陶贝贝。2、2015年1月26日，佳源公司法定代表人由陶贝贝变更为张军，陶贝贝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期间为2012年7月3日至2015年1月26日，现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龚宏明，职务董事长。3、2015年5月25日，六安市嘉倍实业有限公司企业名称变更为佳源公司。4、2013年7月15日，陶贝贝将所持有的佳源公司13%的股权计650万元出资额以65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了蒋星泉；2014年9月28日，陶贝贝将所持有的佳源公司40%的股权计2000万元出资额以10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了浙江道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2015年1月18日，陶贝贝将所持有的佳源公司2%的股权计100万元出资额以1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了浙江道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5、截至2018年12月24日，佳源公司的股东变更为六人（蒋星泉7.5%，张某5%，沈英7.5%，赵文明18%，浙江道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52%，浙江佳源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10%）。6、陆火来于2013年8月22日借给陶贝贝100万元，支付方式为：傅员保通过农行账号转账100万元至陈慧琍农行账号内；次日，陈慧琍又将该农行账号内的100万元转账给陶贝贝农行账号62×××11内；陆火来于2013年10月13日借给陶贝贝人民币20万元，支付方式为现金支付。7、2013年8月22日、2013年10月13日陶贝贝借款期间系佳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陶贝贝自认该借款用于佳源公司经营的“皮革综合市场项目”。8、“六安市嘉倍实业有限公司皮革综合市场项目”于2012年9月10日经六安市金安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准予备案。9、2015年8月10日，陆火来因本案曾向一审法院起诉，因陶贝贝自认案涉借款用于佳源公司经营，并保证于2016年春节前20天向佳源公司讨要还清，陆火来因此等待陶贝贝及佳源公司还钱，导致一审法院于2015年11月26日裁定按撤回起诉处理。10、一审法院在受理陆火来起诉时，依职权向羁押在浙江省嘉兴市看守所的陶贝贝调查取证，陶贝贝自认案涉借款120万元（100万元转账及20万元现金）用于佳源公司经营开发的“皮革综合市场项目”上，并称佳源公司的股东张某、赵文明均知道这些事实，且佳源公司称其公司与陶贝贝之间至今仍存在未了债务。11、陆火来于2016年4月17日再次起诉本案，但由于陶贝贝一直失联，导致本案需要多次公告送达相关法律文书。12、一审法院两次依法支持了陆火来的诉请。二、陆火来所主张的全部诉讼请求，已提供了客观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依法应予以支持，理由为：其一，案涉借款本金120万元及已支付利息7.2万元是本案不争的事实，对此，佳源公司也多次当庭予以了认可，陆火来一审提供的证据二及证据三能够证实。其二，陶贝贝的询问笔录、保证书、100万元银行汇款凭证与陶贝贝通过其本人账号转账至佳源公司账上的四笔款项计900万元的银行交易明细相吻合，且该一系列证据与佳源公司提供的证据：陶贝贝2013年9月份的银行交易明细，陶贝贝通过其本人账号62×××61于2013年9月14日转账470万元至佳源公司账上、通过其本人账号62×××11于2013年9月16日转账380万元至佳源公司账上的三笔计850万元也相一致，结合佳源公司当庭认可该850万元系公司向陶贝贝的借款，该借款用于佳源公司经营开发的皮革综合市场项目征用土地款上，陶贝贝借款期间系佳源公司法定代表人，该期间陶贝贝汇入佳源公司850万元的款项，佳源公司至今没有与陶贝贝进行结算、偿还，再结合陶贝贝与佳源公司之间不存在股权投资款没有到位及股权转让价款纷争，且六安市嘉倍实业有限公司皮革综合市场项目于2012年9月10日被准予备案等客观事实，足以证实案涉陶贝贝借款确实用于佳源公司。其三，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项“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以个人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所借款项用于企业生产经营，出借人请求企业与个人共同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佳源公司依法应对陶贝贝案涉借款承担共同偿还责任。因此，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法应予以维持。三、佳源公司所提供的证据及上诉的事实与理由，无法对抗陶贝贝自认案涉借款120万元用于佳源公司经营开发的皮革综合市场项目上及佳源公司自认其公司与陶贝贝之间至今仍存在未了债务的客观事实，即佳源公司的一审抗辩理由、证据及上诉的理由、证据，根本无法证明其主张，也不能够推翻一审认定的陆火来所提供的证据及所证明的事项。佳源公司的上诉依法应予以驳回，理由为：其一，佳源公司有关陶贝贝汇入公司的900万元、500万元的借款（含二审增加的数额）与案涉借款无关，该借款系马伟等个人及博鸿公司转入款项的理由，不具有唯一性、排他性的证明目的。其二，佳源公司至今没有与陶贝贝进行往来账目结算，双方之间仍存在大量的资金往来账目凭证未能提供（佳源公司二审中又提供了几笔账目的证据，从该事实可以证实）。更何况，佳源公司也没有举证证实：该900万元、500万元的款项与马伟等个人及博鸿公司是否有关联及何种关联，且佳源公司也根本不能证实：该900万元、500万元款项佳源公司向陶贝贝的个人借款与案涉借款没有任何关联性。结合佳源公司自认的其公司与陶贝贝之间至今仍存在未了债务的客观事实，进一步证实陶贝贝自认案涉借款120万元用于佳源公司经营开发的皮革综合市场项目是客观事实。其三，从人民币系流通物并非专属物的常理来看，案涉借款的归属只能以款项持有者的意思表示为准，而对案涉借款用于佳源公司经营的客观事实，时任佳源公司法定代表人的陶贝贝是认可的，且佳源公司没有提供证据推翻陶贝贝认可的客观事实。佳源公司以陶贝贝与案涉借款存在利害关系来抗辩否认陶贝贝认可的客观事实明显不能自圆其说。结合案涉借款转入了陶贝贝在嘉兴银行账户内，且陶贝贝又从其在嘉兴银行的账户内汇入了900万元、500万元借款至佳源公司账上的客观事实，进一步证实时任佳源公司法定代表人的陶贝贝认可案涉借款用于佳源公司经营的事实是客观存在的。综上，佳源公司的上诉理由及证据，根本无法证明其上诉主张，也不能推翻一审认定的事项，故佳源公司的上诉依法应予以驳回。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佳源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原审被告陶贝贝未答辩。 陆火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被告陶贝贝、佳源公司向原告陆火来偿还借款本金120万元，并支付利息69.2万元（借款本金100万元的利息自2013年8月22日起截至2016年4月21日64万元，借款本金20万元的利息自2013年10月13日起截至2016年4月12日12.4万元，扣除被告已支付的利息7.2万元，之后的利息按月息2%计算至全部清偿为止），合计人民币189.2万元；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陶贝贝、佳源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查明：2012年7月3日，由陶贝贝、沈周松、张某三人发起成立六安市嘉倍实业有限公司，该公司注册资本5000万元（注册资本均已全部到位），其中被告陶贝贝投入资金2750万元，占55%的股份，沈周松投入资金1750万元，占35%的股份，张某投入资金500万元，占10%的股份，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陶贝贝。2012年9月10日，六安市嘉倍实业有限公司开发的皮革综合市场项目经六安市金安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备案。2013年下半年，被告陶贝贝在担任六安市嘉倍实业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期间，先后两次以个人名义向原告陆火来借款，其中，2013年8月22日向原告陆火来借款100万元（此款于2013年8月23日由原告陆火来通过他人账户转入被告陶贝贝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设的卡号为62×××11的卡内）；2013年10月13日，再次向原告陆火来借款，借款金额为20万元，借款交付方式为现金交付。上述两笔借款约定的月利率均为2%，利息一季度一付。2013年9月14日，被告陶贝贝通过其开设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622208＊＊＊＊＊＊0561账户向被告佳源公司（六安市嘉倍实业有限公司）账户内转入470万元；2013年9月16日，被告陶贝贝通过其开设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622208＊＊＊＊＊＊0561账户向被告佳源公司（六安市嘉倍实业有限公司）账户内转入180万元，2013年9月16日，被告陶贝贝通过其开设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62×××11账户向被告佳源公司（六安市嘉倍实业有限公司）账户内转入200万元；2013年10月17日，被告陶贝贝通过其开设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622208＊＊＊＊＊＊0561账户向被告佳源公司（六安市嘉倍实业有限公司）账户内转入50万元；2013年9月16日，被告陶贝贝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博鸿公司账户向被告佳源公司（六安市嘉倍实业有限公司）账户内转入500万元。2013年7月15日，被告陶贝贝将自己持有的六安市嘉倍实业有限公司13%的股份计650万元出资额作价650万元转让给他人；2014年9月28日，被告陶贝贝将自己持有的六安市嘉倍实业有限公司40%的股份计2000万元出资额作价1000万元转让给他人；2015年1月18日，被告陶贝贝将自己持有的六安市嘉倍实业有限公司2%的股份计100万元出资额作价100万元转让给他人。2015年1月26日，六安市嘉倍实业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陶贝贝变更为张军，2015年5月25日，六安市嘉倍实业有限公司的公司名称变更为佳源公司。原告陆火来曾于2015年8月将被告陶贝贝诉至本院，要求其归还借款，后因被告陶贝贝保证还款，原告未到庭参加诉讼，该案按撤诉处理。被告陶贝贝向原告陆火来支付了一个季度利息7.2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被告陶贝贝以个人名义向原告陆火来借款是否用于被告佳源公司(六安市嘉倍实业有限公司)的生产经营；2、被告佳源公司是否需要与被告陶贝贝共同偿还原告借款。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本案借贷关系发生在原告陆火来与被告陶贝贝之间，在此期间，被告陶贝贝担任六安市嘉倍实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本院调取的被告佳源公司（六安市嘉倍实业有限公司）2013年8月20日至2013年12月30日的银行交易记录显示，被告陶贝贝个人账户转入被告佳源公司（六安市嘉倍实业有限公司）账户的资金为900万元，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博鸿公司于2013年9月16日向被告佳源公司账户内转入500万元。虽然被告陶贝贝在收到原告的借款后，将此借款转入其他银行后取现，由于现金和存款并非特定物，是可以流通的，在注册资金全部到位的情况下，被告陶贝贝在向原告借款后不久，将远大于原告借款的资金汇入被告佳源公司（六安市嘉倍实业有限公司）账户，被告陶贝贝自己也承认向原告借款是用于被告佳源公司（六安市嘉倍实业有限公司）的皮革综合市场项目，二者可以相互印证，且被告陶贝贝将自己拥有的原六安市嘉倍实业有限公司的股份转让时，并未涉及其2013年8月20日至2013年12月30日转入被告佳源公司的所有资金，所以现有的证据能够证明被告陶贝贝向原告的借款已用于被告佳源公司的经营。被告佳源公司辩称本案中的借款人是被告陶贝贝个人，和被告佳源公司无关，该借款没有实际用于被告佳源公司的经营，借款发生时，被告陶贝贝除担任六安市嘉倍实业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外，还担任了博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嘉兴福达建设有限公司的项目经理，所以被告陶贝贝的借款不排除用于其他工程项目，从本院调取的被告佳源公司的银行交易记录显示，被告陶贝贝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博鸿公司于2013年9月16日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被告佳源公司账户内转入500万元，被告佳源公司辩称不合常理，本院不予采信。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原六安市嘉倍实业有限公司现已变更为佳源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六条“合同生效后，当事人不得因姓名、名称的变更或者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承办人的变动而不履行合同义务”的规定，故佳源公司应对原六安市嘉倍实业有限公司的借款承担还款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款“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以个人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所借款项用于企业生产经营，出借人请求企业与个人共同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原告诉请要求被告佳源公司（原六安市嘉倍实业有限公司）与被告陶贝贝共同偿还原告借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原、被告约定两笔借款月利息均为两分，即月利率2%，该约定未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但原告诉请20万元的利息计算有误，本院确认为12万元（20万元×30个月×2%）。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并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一、被告陶贝贝、六安佳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陆火来借款本金100万元及利息58万元（利息计算至2016年4月21日，扣除已支付利息6万元），2016年4月21日之后的利息以100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算至全部借款清偿之日；二、被告陶贝贝、六安佳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陆火来偿还借款本金20万元及利息10.8万元（利息计算至2016年4月12日，扣除已支付利息1.2万元），2016年4月12日之后的利息以20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算至全部借款清偿之日；三、驳回原告陆火来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1828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26828元，由被告陶贝贝、六安佳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承担。 佳源公司为支持其上诉请求，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一、2013年8月27日嘉兴银行现金缴款单1份，金额为98万元，缴款人陶贝贝，收款人为博鸿公司，证明陶贝贝借款中的98万元转到了博鸿公司账户内；二、嘉兴银行交易明细9份，证明第5页当中显示98万元款项以现金方式存入了博鸿公司账户内，之后博鸿公司将该笔资金用于还贷或其他项目；三、嘉兴银行明细查询，四、嘉兴银行出具的明细查询证明，证明陶贝贝于2013年8月27日从个人银行卡内取款98万元以后，同一时间将该98万元现金存入了博鸿公司账户内；五、银行业务回单10份，证明2014年8月31日从上诉人账户汇给陶贝贝账户总共1000万元；六、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1份、银行资金往来及支付凭证8份，证明上诉人公司转账给陶贝贝1000万元以及代博鸿公司还款857万元，远大于一审认定的陶贝贝转给上诉人公司的900万元及博鸿公司转给上诉人公司的500万元；七、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2015)嘉南商民初第508号民事调解书生效证明，证明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六民事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八、上海铭豪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情况说明一份，证明2015年6月至12月佳源公司代博鸿公司向上海铭豪公司归还委托贷款本息共计人民币857万元，印证证据六的内容。 陆火来对上述证据质证后认为：对证据一、二、三、四的三性均有异议，真实性方面，所有的银行盖章均没有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的签名，也并非业务单位出具的缴款凭证或者银行流水凭证；合法性方面，该证据并非新证据；关联性方面，该证据不能证实该98万元就是案涉借款98万元，也不能证实98万元是车佳丽从陶贝贝的银行卡中取出存入博鸿公司的。证据五、六系上诉人当庭提交，不符合证据举证规则，且非新证据；对证据五、六的三性均有异议，该会计凭证并非2014年度所做凭证，且没有主管、会计、出纳的签名；该证据与本案借款没有关联，不能推翻一审认定的案涉借款期间上诉人公司与陶贝贝之间存在1400万元借贷关系的客观事实，由此能够证实上诉人与陶贝贝之间存在未了债务的客观事实。对证据七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以生效调解书的调解内容为准，实际上上诉人公司与陶贝贝有抵押反担保合同关系，抵押物土地上诉人是否享有优先权以及是否超过权利义务范围没有说明，证明原告不止有调解书所约定的债权债务关系，仍然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证据八情况说明虽然有公司公章，但没有法定代表人及经办人签字，该情况说明没有效力。 本院对佳源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认定如下：证据一、二、三、四、五均加盖了银行印章，证据六、七加盖了银行印章，且证据六中的民事调解书与证据七民事调解书生效证明能相互印证，证据八系案外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与证据六民事调解书能印证，且提供了其他事实予以说明，故本院对上述证据一至证据八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关联性及证明内容待综合全案事实予以认定。 经审理查明：陶贝贝在2015年8月18日一审法院对其所做询问笔录时称，2013年8月22日借陆火来100万元，2013年10月13日借款20万元，借款用在六安市嘉倍实业有限公司经营开发的皮革综合市场项目上，这两笔款公司的张某和赵文明都是知道的。陶贝贝于2015年11月6日向陆火来出具保证书时承诺，“我保证在今年春节前贰拾天还清，如到时不还我到龚总家去也要讨回来。” 另查明，本案系本院审理的（2018）赣06民终264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裁定撤销一审法院审理的（2016）赣0622民初447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后上诉人再次上诉的案件，本案与上述案件系同一案件。在本院上次审理时证人张某称：其系公司股东，在嘉兴经陶贝贝介绍认识了陆火来。其知道陶贝贝向陆火来借了款，股东的钱投入到公司。其2013年在公司负责工程项目，清楚陶贝贝向陆火来借款，陶贝贝跟其说过该笔涉案款项用于佳源公司（原嘉倍实业有限公司）的房产项目中。陶贝贝跟其说过本案借款用于公司开发的皮革综合市场的事情，陶贝贝个人没有向皮革综合市场投资。皮革综合市场项目是证人张某负责。 本院查明其他事实与一审判决查明情况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原审被告陶贝贝向被上诉人陆火来的借款是否用于上诉人佳源公司的经营？陶贝贝分别于2013年8月22日、10月13日两次向陆火来借款100万元、20万元，该事实有银行转账凭证，陶贝贝出具的借条及陶贝贝的陈述予以证实，本院对陶贝贝向陆火来借款120万元的事实予以确认。 关于陶贝贝向陆火来的120万元借款是否用于佳源公司（原六安嘉倍实业有限公司）的经营的问题。本院认为，一、陶贝贝在2015年8月18日一审法院向其询问向陆火来的借款事项时称，100万元用在六安市嘉倍实业有限公司经营开发的皮革综合市场项目，另外20万元现金也用于此项目上，这两笔款公司的张某和赵文明都是知道的。张某在本院审理（2018）赣06民终264号二审案件时作证称，其2013年在上诉人公司负责工程项目，清楚陶贝贝向陆火来借款，陶贝贝跟其说过本案借款用于公司开发的皮革综合市场的事情，陶贝贝个人没有向皮革综合市场投资，皮革综合市场项目是其负责。张某的上述证言表明，陶贝贝当时告诉过张某向陆火来的借款用于上诉人公司的皮革综合市场项目中，该皮革综合市场项目由张某负责，陶贝贝向张某提及此事符合常理。因而，陶贝贝于2015年8月18日向一审法院的陈述与张某的证词能相互印证；二、陶贝贝于2015年11月6日向陆火来出具保证书时承诺，如到时不还其到龚总家去也要讨回来。龚总应为佳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龚宏明，陶贝贝出具的该保证书的内容再次表明陶贝贝其时仍认为借款应由上诉人佳源公司偿还；三、陶贝贝在本案借款发生后向上诉人公司（原六安嘉倍实业有限公司）转入了大量款项，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博鸿公司亦转入上诉人佳源公司大量款项，且陶贝贝将其拥有的原六安市嘉倍实业有限公司的股份转让时，并未涉及其于2013年8月20日至2013年12月30日期间转入佳源公司的所有款项；综合上述证据，能够证明陶贝贝向陆火来的借款已用于佳源公司的生产经营，该事实具有较大盖然性。因货币资金为可流通的种类物，并非特定物，因而，上诉人佳源公司举证称陶贝贝将陆火来汇入的款项转账至另一账户取走并存入博鸿公司，不排除借款用于其他工程项目，二审又补充上诉称借款实际使用人为博鸿公司的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采信，且佳源公司提交的嘉兴银行的明细查询证明只是注明2013年8月27日上午从陶贝贝银行卡内现金取款98万元系车佳丽代办，并未注明当天上午博鸿公司账户现金缴款98万元也系车佳丽代办。上诉人佳源公司辩称陶贝贝转入其公司的900万元款项系陶贝贝分别收到马伟、郭俊、朱静、姜根弟等人的款项后转入、博鸿公司转给上诉人公司的500万元款项系博鸿公司从其他公司借款后转入，故陶贝贝与博鸿公司转入佳源公司的款项与本案借款不存在关联的理由并不充分，其一，马伟、郭俊、朱静、姜根弟等人转入陶贝贝账户款项系上述等人与陶贝贝之间的法律关系，其他公司转入博鸿公司款项系其他公司与博鸿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上诉人并未举证证明与陶贝贝、博鸿公司转入上诉人公司款项系同一法律关系，且货币资金为可流通的种类物，并非特定物，等额的货币资金可以相互替代；其二，佳源公司所称的上述等人的转款金额与陶贝贝转入其公司的款项并不完全一致。佳源公司举证其公司于2014年8月转给陶贝贝1000万元款项，仅能表明其公司2014年8月转给陶贝贝账户1000万元款项的事实，并不能推翻2013年陶贝贝向陆火来的借款使用于其公司经营中，不能推翻上述陶贝贝的陈述与张某的证言；佳源公司举证其公司代博鸿公司还款857万元，系其公司履行（2015）嘉南商初字第508号民事调解书确定其公司对博鸿公司的借款债务承担的连带清偿责任，不能证明与博鸿公司转给其公司的500万元款项系同一法律关系；故佳源公司举证其公司转入了陶贝贝账户款项及代博鸿公司偿还857万元款项证明陶贝贝的本案借款没有使用于其公司经营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因而，一审判决认定陶贝贝向陆火来的借款使用于上诉人公司的生产经营正确，本院予以支持。陶贝贝向陆火来借款时系上诉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以个人名义向陆火来借款实际用于上诉人公司的生产经营，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对陆火来提出的由佳源公司与陶贝贝共同偿还本案借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佳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1828元，由上诉人六安佳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徐永荣 审判员  汪富华 审判员  汪福庚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日 书记员  舒成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