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梅河口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吉0581民初231号原告：石宝刚，男，1978年4月14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梅河口市。被告：苏生，男，1973年12月5日出生，汉族，住梅河口市。被告：王龙，男，1972年6月30日出生，汉族，住辉南县。原告石宝刚与被告苏生、王龙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1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4月28日第一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石宝刚、被告苏生到庭参加诉讼；因原、被告对案件事实争议较大，本案依法转为普通程序，于2020年7月9日第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石宝刚、被告苏生到庭参加诉讼；诉讼中石宝刚申请追加王龙为被告，本院依法追加王龙为被告，并于2020年8月25日第三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石宝刚与被告苏生、王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石宝刚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与被告苏生签订的转让出租车（车号：×××）及配套营运证的《出租车买卖协议》；2、确认合同解除后，进行双方返还，原告向被告返还出租车（车号：×××），被告向原告返还车辆款185000元；3、要求被告赔偿车辆维修保养费用1480元、交强险2190元、押金500元、精神损失费18000元、出租车营运损失14000元，合计36170元；4、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9年12月9日，原告与被告苏生签订了《出租车买卖协议》，约定被告将出租车（车号：×××）及配套营运证件转让给原告，原告先期支付车辆价款185000元，待车辆过户手续办理完毕后支付尾款5000元。合同签订当日，苏生向原告交付车辆，原告将车辆价款185000元以现金形式交给了苏生，苏生在《出租车买卖协议》上已表示收到相应款项。然而，2019年12月20日在苏生向原告交付车辆《行驶证》及《道路运输证》时，原告发现车辆所有权人是王龙，并非被告苏生，苏生根本就无权处分该车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出卖人因未取得所有权或者处分权致使标的物所有权不能转移，买受人要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或者解除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整个交易过程中，原告从未见过车主王龙本人，苏生在缔结《出租车买卖协议》时也并未向原告告知其并非车主，不享有处分权，苏生具有明显的恶意。在双方签订的《出租车买卖协议》第六条约定“该车未过户期间乙方（本案原告）必须为该车投保交强险、出租车商业三者一百万不计免赔险、道路运输承运人险，如出现后果与甲方（被告）无关”。原告在签订《出租车买卖协议》后，在尚未见到车辆《行驶证》及《道路运输证》时，本着对苏生的信任和对合同的尊重，便去往保险公司办理车险的投保事宜，然而保险公司告知，该出租车近些年发生过多起交通事故，保险公司认为该车出险概率显著高于一般车辆，拒绝为该车承保。随后，原告又前往多家保险公司咨询投保事宜，均得到因车辆此前出险过多，保险公司拒绝承保的答复。结合前文所述，苏生在签订《出租车买卖协议》时并未如实告知车辆的真实状况，存在明显的欺诈行为，无法投保商业险的责任完全在被告一方，然而合同却将因车辆无法投保商业险，导致出险产生的不利后果转归原告承担。苏生的行为既存在欺骗，又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况，原告依照《民法总则》、《合同法》的规定，可以对合同行使撤销权。另外，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王龙出庭作证表示苏生签订《出租车买卖协议》时经过他的授权，意图通过追认授权让原告丧失行使解除权的法律依据。但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当事人一方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属于法定解除合同事由之一。苏生在出卖出租车时，刻意向原告隐瞒了出租车曾多次发生保险事故，没有保险公司愿意为车辆承保的情况，而且在合同中明确约定车险与损失之间的关联，即因受让方未办理车险造成损失的，由受让方承担一切损失。既然车险的办理如此重要，苏生在出卖车辆时就应当明确阐明车辆事故状况，以便原告决定是否购买车辆，现在苏生的出卖行为得到了王龙的追认授权，苏生签订合同出卖出租车的相关合同责任自然也要由车辆所有权人王龙承担，原告现主张依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追加王龙为被告，对王龙行使合同解除权，并要求赔偿原告的损失，具体损失数额见诉讼请求。综上，二被告的行为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苏生辩称，该出租车车主是王龙，车辆平时由我管理，我卖车得到了王龙的授权，签订的《出租车买卖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欺诈，买卖时双方都清楚车辆暂时过不了户，待能过户时我和王龙保证协助过户，如果到时还不能过户，我承担违约赔偿责任。原告现在以上不了商业保险为由要求解除合同的理由不能成立，因该车辆是二手出租车，以往运营过程中发生过几起小事故，赔偿额只有几千元，这是正常的，并未发生重大事故有意隐瞒，原告上不了商业险的原因是不肯多交保险费，不是保险公司不给承保。原告现在要求我赔偿经济损失36170元，没有任何依据，我不同意赔偿。我认为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王龙辩称，原告对相关法律适用存在重大错误认知，本案相关买卖合同有效，出租车标的物的所有权已经转移，本案不存在法定撤销理由，应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首先苏生的行为取得了我的合法授权，属于有权处分，依据《合同法》中委托合同第四百零二条之规定，受托人在对外执行委托事项时，可以以自己的名义进行。本案中，我与苏生存在内部委托关系，苏生的行为得到我的相关授权，行为在授权范围之内，没有任何代理权限方面的瑕疵，因此，本案不存在原告所说的代理权瑕疵、事后追认等方面的事实，原告所诉与事实严重不符。其次，本案合同依法成立并生效，物权已发生转移。如前所述，苏生的处分行为取得了我的授权，其签订的买卖合同在就合同效力未作特别约定的情况下，在双方签订之日即产生法律效力。依据《物权法》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之规定，动产物权自交付时发生物权转移的法律后果，车辆等特殊动产未做变更登记的，只是不发生对抗善意第三人的对抗效力，但不影响物权转移的法律效力。因此，本案中出租车的所有权已发生转移，原告诉称的买卖标的物所有权不能转移的情形不存在，原告所援引的法律理由属于对法律的重大误解，缺乏《物权法》等相关法律的支持。本案中对于原告作为买受人已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再次以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为由主张解除合同，明显违背合同法定解除的立法本意和具体法律适用情形。第三，原告引用的所谓所有权不能转移的依据，不能作为本案判决依据。本案涉及的出租车转让事宜涉及两个法律关系，一是出租车本身物权变动法律关系，如前所述，所有权已转移；二是所谓的营运手续办理，该法律关系属于行政营运许可变更的行政法律关系，我的出租车经营权系从第三方取得，我有相关的公证等法律文书，当时的转让营运行为的合法性、有效性得到了公证机关的确认，营运许可的办理也经过了梅河口市管理部门的批准。可见，不能转让、禁止转让的事由并不存在。因此，行政手续的变更系出于管理需求，不涉及公共利益，其办理结果同合同分属不同的法律关系，原告将两者混为一谈，视为一体，并进一步混淆法律关系，存在对法律的误解，不能作为原告解除合同的法律依据。第四，不能办理保险的事实不存在，不会发生。对于交强险，保险公司有强制缔约义务，商业险乐于承保的机构众多，原告此事实的陈述存在伪造证据、编造诉讼理由和案件事实的重大嫌疑，建议人民法院适当予以训诫。最后，我恳请人民法院审查原告提起诉讼的真实原因。我个人认为，原告的原因在于本年出租车行业遭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其本人不想承受相关营运停运损失，试图找理由将损失推脱由他人承担，对于原告不诚信的诉讼行为，人民法院应当审查其诉讼意图、恶意诉讼的责任，打击其乱用诉讼权利的行为。综上，我认为本案的买卖合同依法有效，买卖标的所有权已经依法转移，原告诉称与事实不符，缺乏法律依据，望贵院依法公正审理，驳回原告的各项诉讼请求，维护我的合法权益。庭审中原、被告围绕应否解除《出租车买卖协议》及应否赔偿原告损失36170元进行了举证、质证，本院评判如下：石宝刚主张：×××的车主是王龙，并非苏生，苏生无权处分该车辆，且苏生未如实说明该车多次出险的事实，致使无法办理商业险。苏生在与原告签订《出租车买卖协议》时存在欺诈和显失公平的情况，应解除该合同。该出租车交付后，原告对车辆进行了维修保养，支出费用1480元，并交纳交强险2190元，还返还苏生计价器押金500元；因出租车上不了商业三者险，导致出租车无法外包，造成营运损失14000元（每月3500元，按4个月计算）；另外，因买完这辆车无法营运，给我造成了很大的精神压力，致使犯了心脏病，要求赔偿精神损失费18000元，合计36170元。原告向法庭提供的证据有：1、出租车买卖协议，证明石宝刚与苏生于2019年12月9日签订出租车买卖协议，苏生将吉×**号出租车连同营运证以19万元的价格卖给石宝刚，石宝刚已付车款18.5万元，另有5000元约定在车辆能过户时一次性付清；2、证人邵某的当庭证言，证实其与石宝刚是同学关系，买车那天石宝刚让其帮着看看车况，后来双方谈妥价钱，石宝刚当天取了18.5万元给苏生，另有5000元作为押金配合过户，当时是苏生签订的协议，没见过王龙这个人；3、证人吴某当庭证言，证实其与石宝刚是同学关系，石宝刚买车那天给其打电话，让过去看看车况，其到兴客家门口把出租车开出去转了一圈，看车况还行，石宝刚就回红梅镇取钱签合同，合同细节不清楚，其没有参与，其只是帮助看车况了；4、交强险保单1份，证实石宝刚于2019年12月30日在中航安盟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梅河口支公司为×××投保了交强险，保险期间自2019年12月31日零时起至2020年12月30日24时止，支出保费2190元；5、梅河口市出租车计价器安装使用协议及收据1份，证明计价器押金500元，已由石宝刚给付苏生；6、石宝刚住院病案1份，证明其曾因心脏病住院，买车后感觉被欺骗导致精神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精神损失费18000元；7、2019年12月6日修车收据及明细2份，证明石宝刚接手该出租车后对该车维修保养支出费用1480元。苏生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是：对证据1无异议，该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合法有效的；对证据2、3邵某、吴某的证言无异议，当时双方对出租车买卖均未提出任何异议；对证据4无异议，车在石宝刚手，理应由其投保交强险；对证据5无异议，500元是押金，日后公司负责退还；对证据6有异议，其有病与我无关；对证据7有异议，无法证实其真实性，且车在石宝刚手里，是否维修保养是他个人的事，与我无关。王龙表示完全认可苏生的主张，包括对证据的质证意见。苏生、王龙主张：苏生与石宝刚签订出租车买卖协议已得到车主王龙的授权，该买卖协议合法有效，应保护合同的稳定性，不能随意解除。协议签订后，我们把车辆的相关手续全部交给了石宝刚。现石宝刚要求赔偿各项损失36170元，没有法律依据，不应支持。王龙的出租车经营权是有偿转让来的，现在有偿转让给石宝刚也是合理合法的，不存在违法转让的情形。王龙向法庭提供的证据有：《出租汽车经营权转让协议》及公证书各1份，证明2013年8月27日康国忠将其自有的经营权证号为梅字第0626号出租车经营权转让给王龙，转让价格为人民币28万元，梅河口市公证处对该协议进行了公证，并于当日出具了（2013）吉梅证字民第1335号公证书。石宝刚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是：该证据与我没有关系，签订买卖协议时车主王龙未到场签字，协议无效，应予解除。本院认为：石宝刚向法庭提供的证据1，该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但因合同中涉及经营权转让问题，出租汽车经营权属于行政许可，未经主管机关审批，不得擅自转让和倒卖，因此，该出租汽车买卖协议存在合法性问题；对原告提供的邵某、吴某的证言，仅证实了出租车买卖的经过，对本案争议的实质问题缺少关联性，没有证明力；对原告提交的交强险保单，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应予认定；对原告提供的住院病案，该证据与本案争议焦点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对原告提供的维修费收据及明细单，因双方签订买卖协议是在2019年12月9日，维修收据上日期是2019年12月6日，与原告陈述的事实不符，该证据不予采信。对被告王龙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应予认定，但康国忠与王龙签订出租汽车转让协议时，是经主管部门审批核准的，不能由此推定苏生与石宝刚签订的出租车买卖协议也是合法有效的。综上，本院认为石宝刚与苏生签订的出租车买卖协议是当时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但因该协议违反了行政许可的强制性法律规定而归于无效，应恢复协议签订前的初始状态。石宝刚要求被告返还押金500元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石宝刚要求被告承担交强险费用2190元，因交强险是法定必交费用，该费用由原、被告共担较为合理。对于石宝刚要求的其他损失，证据不足，不应支持。经审理查明，事实如下：石宝刚与苏生于2019年12月9日签订出租车买卖协议，苏生将王龙名下的×××号出租车连同营运证以19万元的价格出卖给石宝刚，石宝刚当日交付给苏生18.5万元，另有5000元车款约定待车辆能够过户时一次性付清。协议签订后，苏生将该出租车连同营运的相关手续均交付给石宝刚，石宝刚接收车辆后，于2019年12月30日在中航安盟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梅河口支公司为×××投保了交强险，保险期间自2019年12月31日零时起至2020年12月30日24时止，支出保费2190元；另外，石宝刚还交付给苏生计价器押金500元。另查明，该出租车的实际所有权人是王龙，出租车经营权证上的权利人是王龙，运营许可期限为2019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庭审中王龙表示其已授权苏生出售该车辆，其已收到卖车款18.5万元。本院认为，石宝刚与苏生签订的出租车买卖协议，协议中含有出租车营运证转卖的内容，而经营权转让涉及行政许可问题，石宝刚若想从事该行业，应当取得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的行政许可和出租车从业资格证，但双方明知未取得当地行政主管部门的行政许可，仍私下转让出租车经营权，双方的行为违反了《巡游出租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第十七条“巡游出租汽车车辆经营权因故不能继续经营的，授予车辆经营权的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可优先收回。在车辆经营权有效期限内，需要变更车辆经营权经营主体的，应当到原许可机关办理变更许可手续。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在办理车辆经营权变更许可手续时，应当按照第八条的规定，审查新的车辆经营权经营主体的条件，提示车辆经营权期限等相关风险，并重新签订经营协议，经营期限为该车辆经营权的剩余期限。”和第十八条“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者在车辆经营权期限内，不得擅自暂停或者终止经营。需要变更许可事项或者暂停、终止经营的，应当提前30日向原许可机关提出申请，依法办理相关手续，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者终止经营的，应当将相关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和《道路运输证》等交回原许可机关……”的规定，故石宝刚与苏生签订的出租车买卖协议因违反了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无效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合同无效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双方明知现阶段不能过户，双方仍签订买卖协议，双方的过错程度相当，应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石宝刚要求被告赔偿其精神损失费18000元、车辆运营损失14000元，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对于石宝刚要求被告补偿车辆维修费1480元，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对于石宝刚要求被告返还计价器押金500元，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对于石宝刚要求被告返还交强险保费2190元，因该车石宝刚接手后已运营一段时间，且车辆现仍在石宝刚手中，双方对车辆买卖无效均有过错，该费用可酌定返还一半。因被告王龙是该出租车的实际所有权人，其承认收到了卖车款，因此，应由王龙承担返款责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石宝刚与被告苏生签订的《出租车买卖协议》无效；二、原告石宝刚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返还被告王龙×××号出租车及营运证等相关手续；被告王龙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返还原告石宝刚购车款185000元、计价器押金500元、交强险保费1095元，合计186595元；三、驳回原告石宝刚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王龙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如果石宝刚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交付车辆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案件受理费4000元，由原告石宝刚、被告王龙各负担2000元，王龙应负担的部分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返还给石宝刚。被告王龙如到期不履行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义务，原告石宝刚向本院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原告石宝刚如到期不履行本判决确定的交付车辆的义务，被告王龙向本院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吉林省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武晓君审判员 陈 婧审判员 宋纪平 二0二0年九月七日书记员 赵丹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