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3民终5286号上诉人（原审第一被告）：惠东县益多利礼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惠东县白花镇义山工业区。法定代表人：杨某1。上诉人（原审第三被告）：杨某1，男，，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号码。以上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余丽红，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第二被告）：惠州市华晟动漫制作有限公司，住所地：惠州市惠阳区******（平龙公路旁）（厂房）。法定代表人：杨某2。委托诉讼代理人：施南，广东江畔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惠州市惠阳区****工艺品加工厂，经营场所：惠州市惠阳区********管理区。经营者：尹志龙。委托诉讼代理人：尹志华，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雅蓓，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惠东县益多利礼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多利公司”）、杨某1、惠州市华晟动漫制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晟公司”）与被上诉人惠州市惠阳区****工艺品加工厂（以下简称“x加工厂”）加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2018）粤1303民初47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益多利公司、杨某1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余丽红，上诉人华晟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施南，被上诉人x加工厂委托诉讼代理人尹志华、郭雅蓓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益多利公司、杨某1共同上诉请求：一、请求依法撤销原判，依法改判，上诉人一不应承担支付货款168364元及利息给被上诉人一，并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二、由被上诉人一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3月26日作出（2018）粤1303民初4765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上诉人一和被上诉人二支付被上诉人一货款168364元及利息。这一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应当依法撤销，并依法驳回被上诉人一的全部诉讼请求。原审判决中争议的焦点是：上诉人一与被上诉人一之间是否为加工合同关系？证据链是什么？被上诉人一交付的“绿兵”是成品还是半成品，交付了多少个？证据链是否充分？单价12.5元/个是“绿兵”成品单价还是半成品单价？证据链是什么？原审判决针对以上三个争议焦点作出了判决，运用的证据链是：上诉人一法定代表人杨某1（即上诉人二）多次与被上诉人一之间的微信联系项目进程、督查产品质量，微信聊天时间与上诉人送货单的时间相符，运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08条规定：“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因此认定上诉人一与被上诉人一之间委托加工合同关系，被上诉人生产了3万个“绿兵”成品；依据《外发加工合同》第五条规每套产品12.5元/个，确认单价，被上诉人一向上诉人二发的微信：“杨总，还有货款168364元，请安排给我们”确定被上诉人一拖欠货款的事实。原审判决认定运用的证据链中微信是主要证据，，判决结果是因事实无法查明，因此法官不用证据而是运用自由心证，以自由裁量权作出的判决，这样的判决显然是错误的，所运用的证据之间逻辑混乱，矛盾重重：本案实际上有两个合同，一个是上诉人一与被上诉人二之间签订了《委托加工合同》，另一个是被上诉人一与被上诉人二签订《外加工合同》，原审判决中未确立上诉人一与被上诉人二之间的《委托加工合同》的有效性，但是确认了《外加工合同》是有效的，判决中运用了《外加工合同》中的第五条来确立被上诉人一货款单价为12.5元/个，同时确认了被上诉人二向被上诉人一支付了13万元货款的事实。原判决的逻辑是混乱矛盾的：上诉人一与被上诉人二是两个独立的法人，双方签订的《委托加工合同》是合法、有效的吗？如果确立该《委托加工合同》是无效的，那么被上诉人二转委托加工给被上诉人一，并签订《外加工合同》行为肯定是无效的，那被上诉人二凭什么向被上诉人一支付13万元的货款呢？原审判决运用无效的《外加工合同》确认12.5元/个单价显然是错误的，同时认定被上诉人二与被上诉人一承担连带付款义务事实依据是什么呢？那如果判定《外加工合同》是有效的，是与被上诉人二签订的《委托加工合同》无关的合同，那原审判决运用与本案无关的《外加工合同》来确认12.5元/个单价也是错误的；如果确认《委托加工合同》是合法、有效的，那么原审判决却完全忽略了这个合同的存在，上诉人一向法院提交证据证明已向被上诉人二付清了3万个“绿兵”成品的全部货款，上诉人一向被上诉人一支付5万元货款的行为是替被上诉人二代垫货款的事实也得到了被上诉人二的确认，双方结算的依据是“绿兵”成品的单价为12.5元/个（是质量合格，包括彩绘验收、组装后可以直接交付给客户的成品），而在原审质证、法庭辩论中，被上诉人一认为结算的单价12.5元/个，是指不包括：彩绘验收、组装程序的交付单价，原审判决认定的结算单价12.5元/个是依据《外加工合同》来确认的，也就是说被上诉人二与被上诉人一结算的单价是不包括彩绘验收、组装程序的交付单价，被上诉人二按单价12.5元/个结算给被上诉人一后，被上诉人二还要倒贴成本再完成彩绘验收、组装程序后交付给上诉人一，再按单价12.5元/个与上诉人一结算，而现在被上诉人一还主张上诉人一和被上诉人二还有未付货款，这样的逻辑合乎常理吗？如果是合理的话，那就只有一个理由可以解释：被上诉人一与被上诉人二是恶意串通来损害上诉人的。原审判决主要事实依据是上诉人一的法定代表人（即上诉人二）与被上诉人一的经营者尹志龙之间的微信往来：以此认定上诉人一与被上诉人一之间系委托加工关系，及被上诉人一交付了3万个“绿兵”成品给上诉人一。这个认定也是自由心证的结果，逻辑混乱矛盾：被上诉人一与被上诉人二之间签订了《外加工合同》，原审认定了这个合同是有效的，那么上诉人一在知道了被上诉人一与被上诉人二之间的转委托加工关系后，为催交货物进度，进行代垫货款，进行跟进、质量督促的行为怎么不合理？明明有转委托加工合同，已经明确了三方的关系，为什么一定要凭微信往来判定三方的关系？在判决中作为证据的两条微信,其中有截取同一个微信群的（该微信群中有包括有上诉人二、被上诉人一、被上诉人二、及判决书中提及的小李、小雷等其他人在内的多人），上诉人二并不是仅仅针对尹志龙发表的微信，判决查明中运用第一条微信证据：“2017年10月21日早上11：40分Jacky杨：请通知尹生生产35945套绿兵，小雷厂内生产3万套”，该条微信可以判断两个事实：一是该条微信不是仅仅发给尹的，第二是生产绿兵的不仅仅是被上诉人一，还有其他人生产绿兵，数量也是3万套；在被上诉人一提交的微信证据中还有“Jacky杨同时@李x@一生何求，外厂绿兵的绿色太深偏黑色不接受收货，通知他们返工”，该条微信证据证明了上诉人一与被上诉人一系在同一个微信群中，且生产绿兵的人不仅只有被上诉人一，还有其他人也在为上诉人一生产。因为被上诉人一不是上诉人一唯一生产绿兵的厂商，因此不能仅凭两条微信便推导出上诉人一向被上诉人一催了货，因时间相符便认定是被上诉人一生产的数量。这样的判断没有排他性、唯一性，作为原告的被上诉人一必须举证证明其交货的数量，不适用举证免责、倒证责任倒置的情形。被上诉人一提交的证据《送货单》显示其交付的是“绿兵”零配件，数量不足以完成3万个成品组装，但被上诉人一却主张交付了3万个“绿兵”成品，唯一证据是上诉人一之前曾在微信中向他催要了3万个“绿兵”成品，原审判决以上诉人一微信催货时间和被上诉人《送货单》的时间是一致的为由，判定被上诉人一交付了3万个“绿兵”成品。催货行为便等同于确认了交货行为，这是什么荒唐逻辑？催货、交货是两个事实，交了多少货、验收合格是多少货，这又是不同的事实，都必须举证证明。对于上诉人一而言，按时交付与客户约定的订单数量，交付的数量远远大于向被上诉人一催货的量，因此交货量、时间与被上诉人一之间无必然的因果关系，因为被上诉人一并不是唯一的加工单位，这一点无论从作为证据的微信、还是上诉人一与被上诉人二之间签订《委托加工合同》均可以明确这样的事实，因此被上诉人未能按期交付催要的货物，并不能使上诉人一无法按期交付3万个“绿兵”成品给客户，因此原审法院以时间相符作出交货的推断是错误的，没有事实依据，完全以自由心证来断案，免除了被上诉人一作为原告的举证责任作出判决显然是错误的。被上诉人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上诉人一和被上诉人二有拖欠其货款的事实，原审判决认定拖欠货款168364元与事实不符，适用法律不当。原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一的交货数量、单价结算错误：被上诉人一提交的证据《送货单》为“绿兵”零配件，还需要完成彩绘、组装流程，而这两个流程需要时间和成本，经过验收合格后，才能按“绿兵”成品12.5元/个的单价结算。2018年1月12日，原告承认被告二支付13万元货款给原告，加上答辩人之前已垫付的5万元，总计18万元货款已支付给原告，按12.5元/个的单价合算成绿兵成品为14400个，足以证明被告二与原告之间已结清全部货款，被告二也未拖欠原告货款；当事人的地位是平等的，谁主张谁举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2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原审判决是运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08条规定来作出最后判决的，也就是说原审也认为有些事实未查明，是运用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来判决的，但是这些事实显然是有证据可以查明的，而且也应当查明，否则损害了上诉人一的合法权益。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被上诉人一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撤销原判，驳回被上诉人一的全部诉讼请求。上诉人益多利公司、杨某1补充意见称：上诉人杨某1对判决中对原判决认定杨某1系公务行为不承担连带责任的判决，这一项判决没有异议。对关于微信的内容是否足以证明被上诉人秋长公司交付3万套半成品的事实，我认为这个与原判决当中所认定的事实证据链条是不完整的，就是不足以证明秋长公司交付3万套的事实。按照对方提交的微信的时间顺序，它是从2017年的10月10日一直到2017年的11月30日，最后有一条是2018年的5月5月6日，那么从时间来，他总共有九页，实际上是微信记录截取的，来自一个微信群，微信群的名称叫益多利新球大战总共有十个人应该是，那么里面的小雷的他的网名就叫做一生何求。那么从微信当中可以显示，小李、小林它并不是上诉人的员工，而是加工方华晟公司的人员，那么对于证这个里面的详细的每一页的内容做了一个梳理，从微信的双方从微信的往来单位中的可以看出，特别是在11月30日的下午也就是第九页当中，11月30日下午4：22的时候，秋长公司有发一个微信说请安排1万套给我，而事实上双方经结算在华晟公司与秋长公司2018年1月1日就付清了货款，最后经过结算，华晟支付了13万的货款给了秋长公司，再加上之前10月10日由上诉人代付的50000元钱，也就是说华晟公司已经结清了秋长公司全部的款项，从微信的当中从没有出现过关于已经交付交付了3万套的绿兵成品，或者说中间有出现过双方对于交货的数量、价格的结算等等的合同的具体内容，或者说未结算的具体的内容进行过详实的叙述，突然是在2018年的5月16日的下午3:26突然出现了一个微信，说要还欠我去年的12月出货的3万套是168364元的货款，请安排给我们。中间没有衔接的任何证据，也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其交付3万套绿兵成品，但是原法院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说是微信与他的交货时间相符等等，无论是从逻辑上还是从事实上，还是从证据上，都不足以证明已交付了3万套绿兵成品从何而来。被上诉人x加工厂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依法维持原判决，驳回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答辩人与上诉人惠东县益多利礼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多利公司”）、上诉人惠州市华晟动漫制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晟动漫公司”）形成加工合同关系，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根据一审时答辩人提交的其法定代表人尹志龙与上诉人杨某1之间的微信记录显示，益多利公司从2017年10月10日开始陆续向答辩人订购“绿兵”，且杨某1于2017年10月11日向答辩人支付50000元的定金。2017年11月15日，杨某1微信催促答辩人交货“绿兵3万，赶住出货，赶不了要走飞机运货……”，且杨某1是益多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结合一审庭审笔录及答辩人提交的送货单、定金转款凭证，足以证明双方对加工涉案产品达成合意，答辩人与上诉人益多利公司之间具有合法有效的合同关系。益多利公司提供的《外发加工合同》有大量涂改痕迹，仅反映答辩人与华晟动漫公司进行过磋商，具有签订合同的合意，不代表双方必须签订书面合同，且在2018年1月12日，华晟动漫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杨某2采取现金的方式向答辩人支付部分货款130000元，说明华晟动漫公司已实际履行部分加工合同义务，该事实亦有答辩人一审提交的收条加以证明，所以一审法院认定答辩人与华晟动漫公司具有合同关系合法有效，判定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公正合理。至于上诉人所称的益多利公司与华晟动漫公司之间的关系应是其内部关系，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与答辩人无关。因此，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条规定：“当事人未以书面形式或者口头形式订立合同，但从对方从事的民事行为能够推定双方有订立合同意愿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是《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中的‘其他形式’订立的合同。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及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认为答辩人与益多利公司、华晟动漫公司间具有事实的加工承揽合同关系，并实际履行，属于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公正公平。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上诉人益多利公司、杨某1主张答辩人应交付的“绿兵”应为成品，且成品的单价为12.5元/套的主张错误，无事实依据。根据一审提交的证据《送货单》和微信记录显示，答辩人自2017年9月开始投入加工生产以来，一直按照益多利公司、杨某1的要求进行加工生产，也依照益多利公司、杨某1的指示将货物送到指定地点，益多利公司、杨某1已签收。根据证据图片及加工绿兵成品制作流程说明，益多利公司亦认可绿兵的加工是需要经过多项工序的；又根据答辩人法定代表人尹志龙与杨某1间的微信记录：“请注意品质QC发现上色有漏上，还有颜色不对等，请务必改进”等，说明杨某1一直在监督答辩人的彩绘上色，且不断提出要求。另外，证人证言也证明答辩人仅负责制作流程中的第二步，组装并非加工要求。一审法院查明，答辩人所需要承担的加工部分为第二点树脂件部分（即主要为彩绘上色），对该事实认定清楚。益多利公司、杨某1主张交付“绿兵”成品的单价为12.5元/套，该主张无事实依据。益多利公司提供的加工订单合同显示，“绿兵”的单价为13元/套。益多利公司、杨某1的主张与其提供的证据材料显示的事实不符，自相矛盾。此外，“绿兵”成套配件12.5元/套的价格是答辩人核算成本后计算得出，在得到杨某1的确认后，杨某1即向答辩人支付了5万元的定金，益多利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某1的民事行为已说明其对涉案货物的单价12.5元/套予以认可。且根据上诉人益多利公司提交的《外发加工合同》涉案物品的单价已确定为12.5元/套，一审法院认定涉案物品单价为12.5元/套具有事实及法律证据。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益多利公司、杨某1主张交付“绿兵”的数量不足3万套，该主张错误，无事实依据。2017年11月15日，杨某1微信催促答辩人交货“绿兵3万，赶住出货，赶不了要走飞机运货……”，上述微信记录显示要求加工的“绿兵”的数额具体明确。又根据答辩人与益多利公司之间的往来送货单等相关记录显示，答辩人已向益多利公司一交付了32335个“绿兵”成套配件（包括返工的“绿兵”配件），并经雷x、李x、李x等人签字确认，完成了收货，且益多利公司、杨某1也未对货物数量提出任何异议，可以认为答辩人交付的货物不存在数量问题。并且微信聊天记录的时间与送货单时间相符，根据答辩人提供的送货单，结合聊天记录可以证明答辩人已向益多利公司、杨某1交付3万套“绿兵”。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上诉人益多利公司、杨某1主张未拖欠货款错误。益多利公司、杨某1主张华晟动漫公司已向答辩人支付了13万元，加上杨某1已支付的5万元，14400套“绿兵”合计18万元的货款已支付给答辩人。其主张华晟动漫公司与答辩人之间已结清全部货款的主张错误。原审法院认定已交付3万个“绿兵”的事实清楚，货款应按照数量3万套，单价12.5元/套的标准计算，益多利公司、杨某1主张按照14400个结算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主张错误。综上，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正确，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上诉人的请求与事实不符，于法无据，请贵院维持一审判决，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上诉人华晟公司答辩称：针对被上诉人的答辩和上诉人的上诉，我方与秋长x公司，不存在加工合同关系，与秋长x公司存在加工合同关系的系益多利公司，其他的答辩意见以我方庭前提供的上诉状以及现在当庭提供的变更以及补充一致。上诉人华晟公司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8）粤1302民初4765号民事判决书，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上诉人不承担支付货款及利息的责任。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涉案加工合同的履行主体系被上诉人一与被上诉人二，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加工合同关系属于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被上诉人一履行加工合同的相对主体是被上诉人二。根据被上诉人一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可知，加工合同协商订立的主体是二被上诉人，双方就加工合同的加工质量标准、加工数量及交货期限等问题进行沟通协商，被上诉人一从未与上诉人进行过沟通协商，故二被上诉人才是加工合同的合意主体，与上诉人无关。根据被上诉人一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加工配件送货单及加工成品送货单可知，被上诉人一是按照被上诉人二的要求及配件进行加工并交货至被上诉人二处的，对此上诉人并未参与或干涉。除此之外，被上诉人一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加工合同订立与履行的相对主体是上诉人，也无法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二存在委托关系。被上诉人一在加工合同中承担加工义务、享有获得加工款权利的相对内容是被上诉人二在加工合同中享有要求加工的权利、承担支付加工款的义务。两被上诉人的微信聊天记录及流水往来显示：2017年10月10日，被上诉人二明确告知被上诉人一加工数量、交货时间及提醒加工质量问题。2017年10月11日，被上诉人二支付了加工定金50000元。2017年11月、12月，被上诉人一将货物送至被上诉人二的指定地点及指定人员“小雷”“小李”。以上是二被上诉人就加工合同相互履行权利义务的事实，上诉人在加工合同中未获得加工产品，也未支付加工款项。原审法院仅仅依据被上诉人一单方出具的货款《收条》就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加工合同关系是属于事实认定不清。被上诉人一要求支付货款的责任应当由被上诉人二承担，否则违反合同相对性。本案中的货款，系被上诉人一按照被上诉人二的样品质量、数量等要求进行加工、交付货物所产生的加工款，上诉人未就上述款项提供担保或存在委托，故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上述货款的支付责任应当由被上诉人二承担，原审判决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二共同承担货款支付义务，无事实与法律依据，违反合同相对性。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并未形成加工合同关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未签订书面加工合同。一审的证据材料中的《外发加工合同》系案外人李x在上诉人不知情的情况下，以上诉人的名义与被上诉人一签订的，且《外发加工合同》并未加盖上诉人公章，订立《外发加工合同》并非系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上述合同仅代表案外人李x与被上诉人一之间存在订立加工合同的合意。案外人李x并非系上诉人的工作人员，案外人李x与上诉人也不存在委托授权关系，李x不能代表上诉人的真实表示。本案一审中，二被上诉人均未提供证据证明李x是上诉人的工作人员或者李x有权利以上诉人的名义对外签订合同、进行交易，且李x证人证言中也未说明其是上诉人的工作人员，可以代表上诉人对外交易或签订合同，故案外人李x与被上诉人一之间《外发加工合同》及李x个人签收被上诉人一的货物的行为与上诉人无关，上述责任应当由李x个人承担。现有证据无法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一存在合作、交易等关系。首先，根据一审的证据材料，2017年9月初，被上诉人一从被上诉人二处取样并封存加工样品后，与被上诉人二确定加工货物的质量、单价、数量等合作内容。2017年9月22日，案外人李x与被上诉人一签订《外包加工合同》，上述合同约定了加工单价等合作内容与二被上诉人先前确定的合作内容一致。2017年10月11日，被上诉人二向被上诉人一支付加工合同定金50000元，并于2017年10月17、19日向被上诉人一送加工配件。被上诉人一按照被上诉人二的指示将货物送至被上诉人二指定地点及指定人员“小雷”“小李”，完成加工义务。以上事实足以说明在整个加工合同履行过程中，上诉人均未参与或出现。其次，本案一审被上诉人一提供的《送货单》无法确认收货主体，不足以证明上诉人是收货主体，被上诉人二提供的《加工订单合同》与《收据》与本案加工合同无关联性，未表明合同的交易目的及所支付的相关款项就是本案涉案加工合同的交易目的及相关款项。最后，仅从被上诉人一提供的《送货单》及被上诉人二提供的《加工订单合同》与《收据》不足以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一之间存在加工合同关系，原审法院判决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二共同承担货款支付义务，违反合同相对性。本案一审程序中遗漏了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李x。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327条，程序错误，应当发回重审。2017年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益多利礼品公司开始接触、商谈合作事宜，但上诉人发现益多利公司有意向与我方合作的绿兵模型一类的小型模型，不适合上诉人本身的业务模式，所以双方没有达成一致。与此同时，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杨某2的朋友李x表示有意向承揽该项业务，李x与益多利公司达成一致，益多利公司委托李x加工模型，由李x带领100多名工人在被上诉人益多利礼品公司处进行加工，这一点在李x在一审提供的证人证言中可以证实。同时由于益多利礼品公司跟李x系实际上的委托加工合同关系，而李x本人申请成立公司的手续又尚未完成，出于商业上的便利考虑，所以针对李x与益力多公司的合作，李x暂时使用上诉人华晟动漫的名义跟益力多公司进行合作，鉴于此上诉人华晟动漫与益力多公司签订的合同均系李x与益多利公司达成的合意，一审证据中，由上诉人盖章的三份收据也是李x确认收到益多利公司支付款项的意思表示。秋长x公司受托制作绿兵模型，具体的单价、质量、数量等均由李x与之商谈，上诉人本身没有参与过其中任何一个环节，也没有签收过任何一个模型，更没有向原向秋长公司支付过任何款项。一审中出现的外发加工合同上也仅有李x的签名，没有华晟动漫的公章。综上所述，李x系益多利礼品公司的实际合作伙伴，益多利公司完全清楚，李x只是借用华晟动漫的名义与益多利签订加工合同。秋长公司加工绿兵模型也系李x沟通商谈，上诉人不清楚其中的任何细节，也从未授权李x以华晟动漫的名义跟秋长公司签订合同，所以在本案中只有李x参加诉讼才能够查清案件事实，一审法院遗漏李x属于程序错误，应当发回重审。上诉人益多利公司、杨某1共同答辩称：对于华晟的请求我不反对，我认为发回重审也有利于本案查清事实，我们表示同意。民事主体应当对自己的民事行为承担法律后果，那么从委托加工合同，从订单到开牵出的收据，就充分能够证明华晟公司是与上诉人签订了加工合同并且支付了款项，而且签名都是杨某2，同时从刚才他也举例举证说说一个李x有一个证人证言也说得很清楚，他是他是代表华晟公司的。那么从这个证据很清楚的能够显示出李x是是华晟公司的，无论他们之间内部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但是与益多利公司之间它主体是华晟公司也好，是李x也好，小李、小雷实际上是李x他们的内部成员，所以他们的行为都应当由华晟公司来承担法律后果。华晟公司在2017年的时候是承租了益多利公司的工厂，他们之间也有租赁合同的，因为当事人在香港都没有办法出示原件过来，他也发了一个2017年的租赁合同，也就是说华晟公司实际上它2017年的工作地点是在益多利公司的，益多利公司的厂房内，交货在益多利厂房不奇怪，因为他就是在那里承租了他的厂房的，因此我认为法律后果应当由华晟公司来承担。被上诉人x加工厂答辩称：针对被告上诉人的答辩和华晟动漫的回复：华晟动漫在并没有提交新的证据，证明其所陈述的有关事实。从一审的双方三方提交的证据，即以及质证显示法院认定的事实是非常清楚的，也就是上诉人被上诉人之间存在这种加工合同关系是清晰的。从微信的内容显示，上诉人直接监督被上诉人生产加工整个过程，而且向其支付相应的前期的定金和部分货款的事实，一审过程当中双方均予以确认。案外人李x与上诉人之间的关系是另一层法律关系，其可以通过诉讼的途径另行解决，所以请求驳回他的变更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x加工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1950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35%从起诉日算至实际还款日）；二、判令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三、判令两被告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判令被告杨某1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0月17日和2017年10月19日，被告惠东益多利公司向原告交付了“绿兵”的组成配件，合计数量如下：头31307件；身子31284件；长手臂31733件；短手臂30854件；枪31068件；背包29586件；底座30458件；配件28600件；配件绳子9000；配件天线9000；短手臂导弹9000件；胶筐63件；密封胶筐11件。原告从2017年10月26日至2017年12月17日期间多次向被告惠东益多利公司、被告惠州华晟公司交付“绿兵”的零配件，原告在《x工艺制品厂送货单》上注明送货的种类和数量，“雷”、“李x”在《x工艺制品厂送货单》的收货单位、经手人上签名并注明数量未点。2017年10月11日，被告杨某1向原告法定代表人尹志龙银行转账50000元。2017年11月3日，被告惠州华晟公司出具收据注明被告惠东益多利公司支付10月份货款5万元整。2017年11月8日，被告惠州华晟公司出具收据注明被告惠东益多利公司支付10月份货款100000元整。2017年12月13日，被告惠州华晟公司出具收据注明被告惠东益多利公司支付被告惠州华晟公司704568.6元（人民币）。2018年1月12日，原告法定代表人尹志龙出具收条，收条注明：“今收到杨某2绿兵货款人民币壹拾叁万元整（130000）”，原告法定代表人尹志龙在收条下方签名并按捺手印。另查，2017年9月22日，案外人李x与原告法定代表人尹志龙签订外发加工合同，合同注明：“甲方（委托方）：惠州市华晟动漫制作有限公司”。合同第二条：“品质监控及管理：1、乙方在开始生产时及生产过程中，必须有专职的品检人员全方位检查每个生产环节的产品质量；确保每个生产工序产品质量合格后，才进入下一个工序进行加工。甲方会不定期安排生产经理或者品管经理其中1人对乙方生产进行品管督查及品质监控，乙方须全力配合……”。合同第五条约定：“绿兵合同总款：20000×12.5元/个＝250000（人民币）（此价钱包含配件）”。合同第六条约定：“付款方式：1、当乙方所生产的产品达到10000个时交货给甲方，当第二批产品达到10000个时交货给甲方后，乙方书面向甲方提出结算申请；甲方在收到第二批货后10天内支付第一批货款”。案外人李x在合同甲方签字代表人处签名并按捺手印，原告法定代表人尹志龙在合同乙方签字代表人处签名并按捺手印。原告在庭审中承认被告共向其支付18万元货款。另查，被告惠东益多利公司于2018年12月10日出具《加工绿兵成品制作流程》。《加工绿兵成品制作流程》表明：“一、塑胶小配件：13个小配件。益多利公司提供免费13件白色塑胶件，加工方需要上彩色；二、树脂件部分：7个配件。1、修模种；2、开模；3、注浆；4、磨底；5、泡水；6、修边；7、修补，抛光；8、查货，检查制作配件品质；9、上彩绘、（包含13个小配件和7个配件均要上彩绘）；10、彩绘验收，不合格进行调色，补色；三、组装：将20件合格的配件进行组装成成品，组装过程中有损坏的，进行补色、更换配件。经验收合格交货”。原告所需要承担的加工部分为第二点树脂件部分。原告在诉讼过程中，向一审法院申请财产保全，并提供了相应的担保。一审法院依法作出（2018）粤1303民初476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冻结被告一惠东县益多利礼品有限公司名下在中国银行惠东支行开立的银行账户（账号：x）存款。冻结期限为十二个月。上述冻结价值以人民币195000元为限。一审法院认为，虽然原告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案外人李x有权以被告惠州华晟公司的名义与原告签订外发加工合同，但原告已按照合同约定向被告惠州华晟公司交付加工后的货物，且被告惠东益多利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某1多次通过微信与原告联系项目进程，督查产品质量并向原告支付部分货款，足以证明被告惠东益多利公司对于外发加工合同是认可的，被告惠东益多利公司、被告惠州华晟公司与原告形成加工合同关系。关于原告实际交付货物数量的问题，原告主张其交付了3万多套的产品给被告，虽然双方并未对所送货物的数量进行清点结算，依据原告提供的送货单，结合原告法定代表人尹志龙与被告一的法定代表人杨某1的微信聊天记录，其中2017年10月21日早上11：40分“Jacky杨：请通知尹生生产35945套绿兵，小雷厂内生产30000套，按11月5号走30000套11月20号走20000套，11月30号走15945套，共65945套绿兵，整数”、2017年11月15日晚上18：46分“Jacky杨：绿兵3万，赶住出货，赶不了要走飞机运货，客人已下命令，请抓紧翻工，务必赶出绿兵3万，我会叫小雷小李，找你联系，十万火急！否则会赔飞机运费！尹：好的，我安排。”，该微信聊天的时间与送货单的时间相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原告主张其向被告交付了3万套的产品具有高度的可能性，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同时依据《外发加工合同》第五条的约定，每套产品12.5元，原告应得货款为375000元。庭审中原告仅认可被告已经支付货款180000元，但是在2018年5月16日下午15：26分原告法定代表人尹志龙与被告一的法定代表人杨某1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尹：杨总，你好！去年十二月出货的三万套绿兵货款还有十六万八千三百六十四元（168364），请安排给我们。谢谢！”，原告自认被告仍拖欠其货款为168364元，因此被告还需支付原告货款168364元。被告惠东益多利公司、被告惠州华晟公司与原告形成加工合同关系，应共同承担货款168364元。被告杨某1是被告惠东益多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与原告的交接、支付货款等属于公务行为，不应承担连带责任。关于逾期利息支付的问题。双方对付款的时间未作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六十三条规定：“定作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报酬。对支付报酬的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定作人应当在承揽人交付工作成果时支付；工作成果部分交付的，定作人应当相应支付。”本案中，涉案的货物原告在2017年12月17日以前已经交付给了被告，被告应当在收到货物时向原告支付货款，两被告未能按时支付，已构成违约，故原告主张从起诉日起计算逾期付款利息至实际还款日，不超出法律的规定范围，一审法院予以准许。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则本案中超过实际损失即超过168364元的30%部分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百五十一条、第二百六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被告惠东县益多利礼品公司、被告惠州市华晟动漫制作公司于判决生效十日内向原告惠州市惠阳区****工艺品加工厂支付货款168364元及利息【利息以168364元为本金，自2018年11月9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至付清之日止，但利息总额不得超过50509元（168364元×30%），超过部分不予保护】。二、驳回原告惠州市惠阳区****工艺品加工厂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200元（原告惠州市惠阳区****工艺品加工厂已预交），由原告惠州市惠阳区****工艺品加工厂负担574元，由被告惠东县益多利礼品公司、被告惠州市华晟动漫制作公司共同负担3626元。保全费1495元（原告惠州市惠阳区****工艺品加工厂已预交），由原告惠州市惠阳区秋长区**工艺品加工厂负担205元，由被告惠东县益多利礼品公司、被告惠州市华晟动漫制作公司共同负担1290元。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华晟公司提交证据如下：开户许可证，在x银行秋长支行的交易流水，2017年1月5日到2018年12月21号，证明在2017、2018年我方跟益多利还有秋长x公司没有任何经济往来业务往来。我方的公章是2018年7月才开设的，提供的是2017、2018年法定代表人对外经营的银行账户的流水。上诉人益多利公司、杨某1质证称：对于证据的真实性，因为它没有原件，我没有办法确认它的真实性；关于它的关联性的问题，我认为这个跟本案的没有直接的关联，因为按照现在他开户也好不开户也好，他除了有基本账户，它还有可能存在其他账户，他没有穷尽，除非他已经穷尽了他的所有账户，按照现在的交易习惯，并不是说所有的钱都可以打到这个开户账户的，我认为不具有唯一性和排他性，所以我不认为不能够充分证明他的经济往来关系。被上诉人x加工厂质证称：对开户许可证的真实性是予以确认的，但是对他这个流水三性不予认可。这个公司是2016年6月20日成立的，2017年4月28日核准的，那么被上诉人收到华晟动漫的13万货款是在2018年1月12日，整个逻辑是非常清晰的。所以说这个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没有和被上诉人这种经济往来关系，一审的证据足以证明了上诉人被上诉人之间有明显的往来关系，以及合作关系。庭审后，上诉人华晟公司公司提交了以下证据：1、微信聊天记录；2、李x与案外人签订的模型外包加工订单；3、李x收取益多利公司货款的收据；4、情况说明。上诉人益多利公司、杨某1、被上诉人x加工厂对上述证据均不予认可。本院查明，一审查明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上诉人华晟公司于二审庭审中变更上诉请求为：一、请求撤销（2018）粤1302民初4765号民事判决书，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上诉人不承担支付货款及利息的责任；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另查一，上诉人益多利公司于2017年6月23与上诉人华晟公司签订一份“绿兵”订单合同，数量是58300套，单价为11元/套。同年9月30双方就上述合同单价增加2元签订订单合同一份。同日，双方还签订7825套“绿兵”订单合同，单价为13元，交货日期为同年11月30日前。上述订单总价为859625元，华晟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某2在上述订单上签名及加盖公司印章。另查二，华晟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某2二审庭审时述称，案外人李x向x公司支付13万元现金加工费时，其也在场，x公司法定代表人尹志龙出具收据，但其未看过收据内容，由尹志龙直接交给李x。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1、上诉人益多利公司应否向被上诉人x公司支付加工费；2、上诉人华晟公司应否向被上诉人x公司支付加工费；3、本案应否发回重审，追加案外人李x为当事人。对于上诉人益多利公司应否向被上诉人x公司支付加工费的问题，本院认为，上诉人益多利公司承担支付加工费义务的前提是其与被上诉人x公司之间存在加工合同关系，认定是否存在加工合同关系，应当从双方有无订立合同、有无支付加工款两方面予以认定。关于是否订立合同问题，本案中，上诉人益多利公司分别于2017年6月23日、9月30日与上诉人华晟公司签订三份“绿兵”加工订单合同，数量分别是58300套及7825套，总数66125套。从订单的货物、时间及数量，可以认定就是案涉“绿兵”的加工订单。由此可确定，上诉人益多利公司将“绿兵”的加工订单发包给上诉人华晟公司，双方建立加工承揽合同关系。关于有无支付加工费的问题，本院认为，“绿兵”订单总量为66125套，总价为859625元，华晟公司收取益多利公司加工费工854568.6元，华晟公司收取的加工费与订单约定的加工费相差无几，可以认定益多利公司向华晟公司支付了全部加工费。华晟公司分三次开具854568.6元收据，数额与订单加工费之间并无5万元的差额，由此可见，其出具的收据中的加工费数额应当包括了上诉人益多利公司（杨某1）支付给x公司的5万元。x公司收取5万元未向益多利公司出具收据，而华晟公司未收取该款却为该款出具了收据，由此可以认定该款是益多利公司代华晟公司向x公司支付的加工费，并非基于自身与x公司之间存在加工合同关系而支付的加工费。至于在“绿兵”加工过程中益多利公司法定代表人与x公司法定代表人之间的微信沟通、对加工产品的监督等事实，属于正常的业务沟通，不能以此为由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加工承揽关系，一审作出该认定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故益多利公司不应当向x公司支付加工费。上诉人华晟公司应否向被上诉人x公司支付加工费的问题，本院认为，华晟公司与x公司之间存在加工承揽合同关系：一是华晟公司通过开具收据的行为认可益多利公司代其向x公司支付5万元加工费，该行为是对双方之间存在加工承揽合同关系的认可；二是华晟公司向x公司支付13万元现金加工费时，华晟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某2在场。杨某2述称其不知道收据内容，但现场大额现金交易，作为在场人员、华晟公司的控制人，其述称不知道收据的内容不符合常理。收据载明收到杨某2货款13万元，杨某2对此未持异议，视为其对加工承揽行为的认可；三是益多利公司将“绿兵”的订单全部发包给华晟公司，并无另行发包给x公司，依据现有证据，华晟公司是x公司获得“绿兵”订单的唯一途径。结合x公司开具的13万元收据、支付13万元加工费时华晟公司法定代表人相关事实，可以认可双方之间存在加工承揽合同关系。综上三点，一审法院认定华晟公司应当向x公司支付加工费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对于本案应否发回重审，追加案外人李x为当事人的问题，本院认为，华晟公司述称李x使用其名义与他人成立加工承揽合同关系，应当追加李x为当事人，其仅是出借了印章，并未参与其中，不应当承担责任。对此，本院认为，加盖印章代表公司对民事法律行为的认可，即使如华晟公司所述存在出借印章的事实，华晟公司在相关订单、收据上加盖印章的行为应视为其对该行为的认可，应当与借用印章的主体一并承担连带责任，合同相对方可以选择向承担连带责任的其中一个主体主张权利，其他主体并非必须参与诉讼的当事人，故本案不存在遗漏必要的诉讼主体，不应当发回重审。虽然华晟公司未使用印章与x公司进行交易，但本院依据现有证据认定华晟公司与x公司之间存在加工承揽合同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亦不存在遗漏当事人。华晟公司认为应当由案外人李x承担相应责任，其可另案向李x主张权利。华晟公司在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并不能形成证据链，不具有证明力，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2018）粤1303民初4765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2018）粤1303民初476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上诉人惠州市华晟动漫制作公司于判决生效十日内向被上诉人惠州市惠阳区****工艺品加工厂支付货款168364元及利息【利息以168364元为本金，自2018年11月9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至付清之日止，但利息总额不得超过50509元（168364元×30%），超过部分不予保护】三、驳回被上诉人惠州市惠阳区****工艺品加工厂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件一审受理费4200元由被上诉人惠州市惠阳区****工艺品加工厂负担574元，上诉人惠州市华晟动漫制作公司负担3626元。保全费1495元（被上诉人惠州市惠阳区****工艺品加工厂已预交），由被上诉人惠州市惠阳区秋长区**工艺品加工厂负担205元，上诉人惠州市华晟动漫制作公司共同负担129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667元由上诉人惠州市华晟动漫制作公司负担，上诉人惠东县益多利礼品有限公司、上诉人杨某1分别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3667元予以退回。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晓文审 判 员 温永宏审 判 员 刘天贞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日法官助理 吴芝仪书 记 员 张丽君附相关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