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回族自治区泾源县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0）宁0424民初571号   原告：丁某，宁夏泾源县人，住泾源县，公民身份号码×××。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宁夏顺悦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   被告：于某1，宁夏泾源县人，住泾源县，公民身份号码×××。   被告：于某2，宁夏泾源县人，住泾源县，公民身份号码×××。   以上二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宁夏兴业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   原告丁某与被告于某1、于某2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24日立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丁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被告于某1、于某2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丁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支付原告合伙分红978676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原、被告系同事关系。2003年，原、被告双方约定在泾源县兴盛乡合伙种植树苗，由被告主要负责合伙事务，双方共同投资，利润平均分配。2011年至今被告未向原告分红。2020年3月1日，经双方核算，2011年至2019年共收入4144595元，其中，销售树苗所得2144595元，2019年征树款得200万元，总支出787575元（于某1支付678411元、丁某支付109164元），纯利润3357020元。在此期间原告方销售树苗已得利润808998元，现被告需向原告再行支付利润978676元（3357020元÷2－808998元＋109164元），但被告利用其管理上的便利拒绝分红，经原告多次催要，被告均怠于履行。被告的行为已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提起诉讼，望判如所请。   原告丁某对其主张的事实向法庭提交如下证据：   1.收条原件1张，证明2003年5月14日原告向被告于某1交付7000元，双方开始合伙的事实；   2.核算清单复印件4张(原件在被告处)，证明2009年、2010年的收支情况，原告方欠3851元，同时证明原、被告对合伙期间的利润平均进行分配的事实；   3.录音光盘1份（同时提交文字版材料），录音地点在兴盛乡新旗村村部，在场人是原告与其丈夫拜四清、被告于某1、于某2、乡长马义杰，证明原、被告双方对270万元的分配和结算的过程，被告于某1明确讲述是因为原告与其系国家干部，由其妻子与乡政府签字领款的事实，同时证明双方对270万元的数额进行了确定，对4万苗木价格怎么计算以及双方最后结算的过程中扣除给别人支付的68万余元，剩余200万元是双方利润分配的事实；   4.2006年至2009年结算清单8张（复印件），证明这期间的账务收入及分红的事实；   5.2011年至2019年记账收入清单（提交原件）、2011至2019年被告于某1与原告核算清单（提交原件）、2011年至2016年结算明细单原件17张（提交原件），证明2011年至2019年期间原告与被告于某1合伙销售苗木款为2144595元的事实；   6.2011年至2017年原告支出清单、记账本10本，证明原告的出资情况；   7.证人于某3证言，证明原告丁某与被告于某1从2003年、2004年左右开始在泾源县兴盛乡合伙栽种树苗，期间安排其领民工干活、除草、栽树、卖树直至2014年的事实。   被告于某1、于某2及其代理人辩称：1、于某1不是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原告丁某实际与被告于某2之间合伙经营苗木，于某1与被告于某2系夫妻关系，被告于某1作为家庭成员在工作之余协助被告于某2处理经营事务是在履行家庭成员的职责，故于某1不是本案的合伙经营主体，其角色仅仅是与本案有关联性的第三人。本案如果将于某1列为被告参加诉讼，那么原告的丈夫拜四清也应当作为本案的原告一起参加诉讼，因为在长达十四年的合伙过程中，拜四清也参与了经营期间看树苗、卖树苗等事务，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所以被告申请追加拜四清参加诉讼；2、原告丁某主张的90余万元合伙分红不应得到支持。首先，原告主张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与其所做的陈述严重不符，原告仅看到了眼前的收益和征树款，并未结合自己的投入、付出情况进行综合考量，其主张没有法律依据。原告丁某及其丈夫均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两人没有时间和精力从事合伙经营事务。在2006年原告丁某与于某2当时的口头约定就是“原告根据自身的能力、经济投入、时间投入、精力投入等成本投入实际情况参与合伙经营，有能力多投入多获益，没有能力少投入少收益”。在2006年3月原告入伙以后，偶尔拿出部分现金解决合伙经营事务，从不过问具体经营也不参与经营劳动，没有尽到多少责任和义务。其次，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只有原告提供自己与被告于某2合伙以来的资金、人工和时间投入证明其与于某2有同等付出的情况下，原告才享有平等分配的权利。同时在2006年3月份，原、被告就合伙事宜在核算账务时产生分歧，原告丁某及拜四清借口托辞离开，并将复印的账本资料及被告记录的账本带走，之后拒绝归还。最后，原、被告双方至今未核算过总账，希望法庭组织双方算账，然后根据双方投入的金额、时间、精力及收支情况。扣除双方之间的借支往来，扣除被告于某2和案外人于某4的收益部分，在此基础上按照投资比例进行分红；3、本案的实际经营状况，请法庭结合当地的习俗和实际情况给予充分考虑。（1）在2006年双方合伙之前，被告于某2就已经在从事树苗种植经营事务，单独种植50公分至150公分不等规格的云杉树苗3800株，种植3亩100公分至150公分不等的油松树苗6000株，在原告丁某与被告于某2合伙后，二人销售了于某2单独所有的这一部分云杉和油松树苗，价款为69万元，应从总收入中予以扣除。（2）在2006年3月至2020年4月期间，双方共计租地101.6亩，已卖完树苗退地13.5亩，征用29.4亩，现有58.7亩。合伙期间支付地租474409元、支付人工工资344787元、购买化肥支付99384元、购买树苗支出221883元、购买设备支出56400元、购买各类耗材及零星支出144126元、管理费用支出128200元、管理人员工资418000元，共计支付1887189元，加之原告丁某支出的139014元，共计支出2026203元。（3）在2006年至2020年合伙收益3280238元，其中销售苗木收入1936718元（原告收取苗木款1936718元，被告于某2收取苗木款1621228元），兴盛乡政府征地补偿收入1343520元。具体算账如下：于某2与兴盛乡政府达成的赔偿协议共计赔付270万元（征地36.65亩＋政府收购40000株云杉树苗），在赔付时政府从270万元中扣除36.65万元，补偿给租地的农民每亩1万元；所征用的36.65亩土地中有6.9亩土地因租地合同到期，乡政府按照每亩3.2万元予以扣除直接支付给租地的农民，共扣除22.08万元；所征用的36.65亩土地中有案外人于某47.25亩，原告丁某与被告于某2实际合伙征收的租地为29.4亩；在与乡政府的赔偿协议中，征用地内所有苗木由乡政府收购每株16元，36.65亩地内要保证出苗4万株，少一株扣16元，多一株补16元，最终政府挖走5.8万株苗木。其中二人合租的29.4亩地内出苗31220株，被告于某2个人联系出苗26780株；案外人于某4其中的2亩地在乡政府挖苗期间出现意外事故，乡政府停止剩下2亩地的挖苗，至今未处理，该损失应从双方的共同收入中予以扣除。经计算：36.65亩-7.25亩（于某4）＝29.4亩（两人合租）-4.9亩（合同到期）＝24.5亩（实际补偿亩数）×3.2万元＝78.4万元。出苗31220株×16元＝499520元。784000元＋499520元＝1283520元＋60000元（与于建国合同到期法院调解于建国退回60000元）＝1343520元。（4）原告丁某与其丈夫拜四清在合伙期间向被告于某2、于某1借支512890元。根据以上情况最终得出算账结论3280238元（总收入）-2026203元（总支出，含原告支出的139014元）＝1254035元（净收入）-512859元（原告借支的数额）-690000元（于某2单独所有的苗木销售款）＝51145元；4、被告于某2在管理经营期间每月按照2000元工资计算，从2003年合作开始至2017年年底，每年2.4万元，14年共计336800元，应计算在合伙期间的支出中。请法庭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依法判决。   被告于某1、于某2为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向法庭提交如下证据：   1.租地合同及土地租用协议共61份、租地付款记录105条、租地合同统计单。其中以于某2名义签订合同28份，记载付款记录42条，付款人为于某2。以于某1、拜四清名义签订合同13份，记载付款记录29条，付款人为于某2。以于某1、于某2名义签订合同6份，记载付款记录14条，付款人为于某2。以于某1名义签订合同5份，记载付款记录10条。以于某4名义签订合同9份，记载付款记录10条。证明自2006年3月合伙至2020年4月份租地及付地租情况，签订61份租地合同，共租地101.6亩，已卖完苗木退地13.5亩，征用29.4亩，现有58.7亩，包括于某4租地14.7亩（征用的29.4亩土地中有于某4种植的云杉树苗7.25亩），同时证明被告于某2入伙前原告租地，共支付租地费474409元的事实；   2.于某2苗地购买化肥统计表1份，证明被告于某2在合伙经营期间购买化肥共花费87967元的事实；   3.2006年至2019年人工工资统计表1份，证明被告于某2在实际经营过程中支付人工工资344787元的事实；   4.2009年至2010年销售苗木收入明细记录1份、2010年支付记录1份、2017年兴盛乡征苗赔付记录1份、记账本和收支薄各1份、于某2种植苗木结算统计汇总单1份，证明被告于某2在合伙期间的收支记录和实际经营情况；   5.丁某投资明细表1份，证明原告丁某在合伙期间共计投入资金139014元的事实；   6.资产评估业务约定书1份、增值税发票1份，证明在2017年兴盛乡政府征地的过程中，被告支出征用苗木评估费30000元、拍摄影视资料费支出10000元、联系评估公司支出差旅费35000元、其它费用支出10200元的事实；   7.收据2张，证明在租地过程中被告与于广智、于建国发生纠纷，依法维权产生代理费18000元的事实；   8.手写情况说明1份，证明在双方合伙期间雇佣的民工吴银平在劳动的过程中受伤，被告支付23000元医疗费的事实；   9.合伙经营期间的借支凭证，证明2012年9月10日原告出具的卖树款5万元和沙南庄营养罐付工钱1万元、2011年10月20日拜四清、丁某给于某1出具的借款现金10万元，2014年10月拜四清、丁某出具的卖树款共计20万元。同时于某1黄河农村商业银行2019年6月13日给丁某转款10万元的事实；   10.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保险单原件11张，证明双方合伙期间购买的×××号车辆产生的部分保险费用情况；   11.宋某2011年4月23日至4月31日挖于某1、拜四清云杉清单（复印件）、记账本1份，宋某与石某均有购苗款未付，证明原、被告在合伙期间存在没有收回的账目的事实；   12.黄河农村商业银行泾源县支行业务凭证14张，银行流水8张，证明被告为了合伙经营持续投入和解决实际经营困难以苗木种植为由向银行贷款50万元及还款的情况；   13.证人于某5证言，证明在2017年其购买原、被告合伙经营的苗木，给被告于某1支付购苗款132000元的事实；   14.证人于某6证言（系被告于某2妹妹），证明原告丁某给其给过钱，具体时间和钱数其记不清楚了的事实；   15.证人于某7证言（系被告于某2妹夫），证明其在原、被告合伙栽种的树被偷后，被告于某1、于某2让其给他们看树苗，原告丁某给其没有说过，具体时间其记不清楚了，期间于某1和于某2给其支付过4000元工资的事实。   本院根据原告的申请依职权向泾源县兴盛乡人民政府调取征地补偿协议书1份、征收补偿花名册7张。   经本院主持举证、质证，原、被告双方及代理人对对方提交的证据及本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大部分有异议。经审核，被告提交的第6组证据中的苗木评估费、拍摄影视资料支出费、第7、8、9、11、13、14组证据在本院核对账目的过程中，原告予以认可，本院对该证据予以认定。被告提交的第10、12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不予认定。原告提交的第3组证据、被告提交的第15组证据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定。原告提交的第3、5、6组证据、被告提交的第1-5组证据，部分系双方当事人个人所记载账目，无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经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对2011年至起诉之前合伙的账目进行核对后，对核对后双方认可的部分予以认定，对不予认可的部分因无其他证据证明双方当事人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认定。对原告提交的第4组证据，2006年至2009年结算清单8张与第2组证据核算清单复印件4张内容重复，但第2、4、7组证据能够证明原告主张的事实，本院对其证明目的予以认定。   本案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丁某与被告于某1系同事关系。2003年5月，原告丁某与被告于某1口头约定合伙投资栽种树苗，原告丁某向被告于某1交付栽种树苗投资款7000元。2006年双方开始大规模合伙种植树苗，至2010年原告丁某与被告于某1合伙租地种植云杉、油松等树苗84亩，经双方对收支情况进行结算，对投资和利润平均进行分配后，原告丁某欠付投资款3851元。在合伙经营期间，因原告丁某与案外人拜四清系夫妻关系、被告于某1与被告于某2系夫妻关系，双方用家庭共同财产合伙投资栽种苗木，也均参与了合伙事务的管理，因被告于某2无固定职业，其在原告丁某与被告于某1合伙经营苗木期间，在苗木施肥、组织人工拔草等方面投入的精力较多。经法庭组织双方当事人对2011年至2020年原告起诉前双方合伙期间栽种苗木的收支账目进行核对：1、2011年至2020年诉前，原、被告出售苗木的收入为1744410元，2006年至2019年期间的苗木出售另行收入为68000元，以上销售苗木的收入合计为1812410元，其中原告收取348135元，被告收取1464275元；2、2017年泾源县兴盛乡人民政府征收原告丁某与被告于某1合伙期间栽种的苗木，经核算后双方无争议的部分为1808552元，征收的苗木补偿款均由被告收取；3、合伙期间有案外人宋某债权43189元、案外人石某债权189626元、案外人于某5债权13620元，共计债权246435元未收回，该债权不在双方当事人的总收入中计算；4、合伙期间原告丁某向被告于某1借支46万元，被告于某1尚欠原告1700元购苗款未付；5、2011年至2020年诉前原、被告共计支出886030元，其中原告支出78252元，被告支出807778元。现原告丁某以被告利用管理上的便利拒绝向其分红为由，提起诉讼请求被告支付其合伙期间分红978676元。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1、与原告丁某合伙种植苗木的人是谁？2、对于原、被告合伙期间的收益应当如何分配？3、2018年兴盛乡人民政府在征收苗木过程中，对于某4的损失是否应当从双方的合伙收益中予以扣除？   关于与原告丁某合伙种植苗木的人是谁？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合伙人应当对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订立书面协议。本案中，原告丁某与被告于某1系同事关系，通过被告于某1后才与被告于某2相识，2003年在原告最初投资合伙时，是向被告于某1交付投资款，合伙期间在结算过程中均与被告于某1在进行结算，基于以上行为应认定本案的合伙人为原告丁某与被告于某1。在合伙经营期间，因原告丁某与案外人拜四清系夫妻关系、被告于某1与被告于某2系夫妻关系，双方用家庭共同财产合伙投资栽种苗木，也均参与了合伙事务的管理。   关于原、被告合伙期间的收益应当如何分配？本案中双方当事人未签订书面合伙协议对投资数额、比例以及分红情况进行约定，但双方在合伙时对合伙期间产生的账目进行过阶段性的结算。经审核双方的结算账目，在原告丁某与被告于某1对2009年、2010年合伙期间的账目进行结算时，对双方的收支情况进行平均分配，该账目能够客观反映合伙期间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应视为合伙期间双方口头约定对合伙期间的收益进行平均分配。二被告答辩原告丁某与被告于某2在2006年开始合伙时的口头约定是“原告根据自身的能力，包括经济投入、时间投入、精力投入等实际情况参与合伙经营，有能力多获益，没有能力少收益”，要求结合双方投资情况对合伙利润进行分配。首先，二被告的主张与被告于某1、原告丁某在2009年、2010年合伙期间的账目结算内容相互矛盾，在2010年之后如果双方对合伙期间的盈利分配进行重新约定的话，应向本院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其主张的事实成立，被告未提交相应的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次，经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核对账目，在2010年之后原告丁某与被告于某1合伙经营的苗木，销售苗木款在扣减双方的支出后一直处于盈利的状态，且在此期间的合伙利润款项大部分由被告于某1收取，被告于某1具有管理双方合伙利润款再支付下一年人工、化肥、租地等费用的便利，故按照投资款对合伙期间的收益进行分配不符合双方的口头约定，亦不符合公平原则。二被告辩称在合伙过程中，因原告及其丈夫均系国家工作人员，在具体的合伙经营过程中没有尽到多少责任和义务，要求扣减被告于某2管理经营期间的工资，每月按照2000元计算，从2003年合作开始至2017年年底，每年24000元，14年共计33.6万元的意见。如前所述，本案的合伙人系原告丁某与被告于某1，被告于某2不是本案的合伙人。但因于某2与被告于某1系夫妻关系，原告丁某与案外人拜四清系夫妻关系，在原告丁某与被告于某1合伙期间，双方均用家庭共同收入进行投资，案外人拜四清与被告于某2实际参与了合伙事务的管理，且被告于某2因无固定职业，投入了更多的精力对其丈夫于某1与丁某合伙栽种的苗木进行了管理，故对被告主张扣减被告于某2管理经营期间工资的答辩意见本院部分予以采纳。因原告丁某与被告于某1对2011年之前的账目双方已经结算，对2011年之前于某2的劳动付出视为双方已有约定，本院不予核算。根据苗木种植的特殊性，对苗木的出售、栽种、施肥等时间一般为当年的4月至10月左右，本院依据苗木种植管理的规律结合被告于某2投入精力相对较多等因素，综合确定于某2的管理经营工资从2011年计算至2017年，每年计算务工期7个月，每月2000元，合计98000元，该部分工资应从原告丁某与被告于某1合伙期间的收益中予以扣减。   关于2018年兴盛乡人民政府在征收苗木过程中，对于某4的损失是否应当从双方的合伙收益中予以扣除？经查，2018年于某2与兴盛乡人民政府达成赔偿协议，征收原告丁某与被告于某1合伙期间在泾源县兴盛乡新旗村栽种的苗木36.65亩，收购原、被告合伙种植的苗木4万株，共计赔付270万元，征地时按照每亩4.2万元的价格予以征收，收购的苗木少于4万株，每少一株扣16元，多于4万株的部分，每多一株多补偿16元。收购的36.65亩树苗中，原告丁某与被告于某1实际合伙栽种29.4亩，被告于某1儿子于某4栽种6亩，于永生栽种1.25亩。在赔付时政府从270万元中扣除36.65万元，每亩补偿给租户1万元。所征用的36.65亩土地中有7亩土地（其中2亩为案外人于某4承租于燕燕的土地）因租地合同到期，乡政府按照每亩3.2万元予以扣除直接支付给出租地的农户，共扣除22.4万元。征收的土地中，原告丁某与被告于某1合伙栽种的29.4亩地中出苗32472株，被告于某1个人联系补足4万株苗木后又以每株16元的价格向兴盛乡政府出售1.8万株树苗。经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核对账目，2018年泾源县兴盛乡人民政府征收双方当事人合伙期间栽种的苗木，经核算后双方无争议的部分为1808552元[270万元(总赔偿款，36.65亩土地＋4万株树苗）-36.65万元（政府补偿给出租地的农户每亩1万元,共计36.65亩土地）-22.4万元（7亩租地合同到期，兴盛乡人民政府按照3.2万元/亩的价格将赔偿款支付给出租地合同到期的农户，其中含于某4个人租赁于燕燕2亩土地栽种的苗木）-120448元（4万株树苗，合伙的地中少供7528株树苗，每株按照16元计算）-52500元（于永生1.25亩苗木补偿款）-12.8万元（于某44亩苗木补偿款，每亩按照32000元计算）]。案外人于某4在租赁的于燕燕的土地中挖树苗时，因发生交通事故，兴盛乡人民政府停止对于燕燕征地中树苗的收购，给案外人于某4造成损失。原告丁某与被告于某1合伙期间并未租赁于燕燕土地栽种树苗，在于燕燕征地运苗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前，原、被告已经按照约定提供够了兴盛乡人民政府要求收购的4万株云杉树苗，供苗数量达到5.8万株。对多余向兴盛乡人民政府提供的1.8万株云杉树苗价款不属于原告丁某与被告于某1双方合伙期间产生的收益，于燕燕的征地中的苗木亦不属于原告丁某与被告于某1合伙期间的资产，而是系案外人于某4的资产。对案外人于某4在于燕燕征地挖苗期间造成的损失应由于某4承担，二被告关于该部分损失应从双方的合伙收益中予以扣除的辩解意见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对被告于某1、于某2申请本院依职权调取×××号（车辆所有人为于某4）车辆备案资料、被告于某12015年-2018年在黄河农村商业银行泾源县营业部办理贷款的备案资料、香水镇人民政府2015年给拜四清支付修高速公路时征地补偿协议及补偿款凭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条“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交书面申请。申请书应当载明被调查人的姓名或者单位名称、住所地等基本情况、所要调查收集的证据名称或者内容、需要由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原因及其要证明的事实以及明确的线索”之规定，本案于2020年4月24日立案受理，立案后当日向被告送达应诉、举证通知书等相关文书，并在被告的口头申请下对本案延期审理一次，于同年6月11日公开开庭审理本案，被告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交书面申请。其于2020年6月21日向本院提交调查证据申请已超过举证期限。且经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核对合伙期间的账目，原、被告对2015年香水镇人民政府征收的苗木补偿款数额达成一致意见并列入在原、被告的销售苗木收益中。经统计原、被告在2015-2018年的收支情况，原、被告在此合伙期间均为获利状态，被告于某1在黄河商业银行的贷款资料及×××号车辆的备案资料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结合以上事实对二被告的调取证据申请不予受理。对二被告申请本院向部分证人调查核实原被告合伙经营情况的申请，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被告申请本院调取证人证言应载明被调查人的姓名或者单位名称、住所地、联系方式等基本情况，其提交的申请书只列证人的名字无其它相关信息，本院无法调取。对二被告提供联系方式的证人，本院在组织原、被告核对账目时已经核实。关于被告要求将本案由简易程序变更为普通程序的申请，经本院审查，原告丁某与被告于某1、于某2合伙协议纠纷一案的复杂性在于双方从2010年之后的合伙出资及收益情况混乱不清，经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对2011年至2020年诉前合伙期间的出资、收益情况结算后，就该部分账目原、被告已基本予以认可，本案继续适用简易程序符合法律规定，对二被告主张将本案转为普通程序的申请本院不予采纳。二被告申请将案外人拜四清列为原告，因本案不属于必要共同诉讼案件，二被告的该申请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二被告称在合伙之前，被告于某2单独种植3800株云杉树苗，6000株油松树苗，应扣除于某2单独所有的该部分苗木销售款69万元及扣除其支出的其它费用的辩解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其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实其主张的该部分事实成立，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经计算原告丁某与被告于某1合伙期间的利润为2636932元[1812410元(出售苗木收入)＋1808552元(2018年兴盛乡人民政府征地收入)-886030元（合伙期间的支出，其中原告丁某支出78252元，被告于某1支出807778元）－98000元（于某2的工资）＝2636932元]。原告丁某应得的合伙分红为508180元[2636932元（纯利润）÷2－3851元（2011年之前经结算原告欠付的投资款）＋1700元（被告于某1认可欠丁某的苗木款）－460000元（合伙期间丁某借支于某1的钱）－348135元（原告收取的苗木销售款）＝508180元]。因原告并未主张退伙，对原告丁某与被告于某1合伙期间未收回的债权246435元在本案中不予处理，对原告丁某多主张的部分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由被告于某1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一次性向原告丁某支付合伙分红508180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3587元，减半收取6793.5元，由原告丁某负担3261.5元，被告于某1负担3532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王 慧     二〇二〇年九月三十日   书记员 禹云霞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三十条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   第三十一条合伙人应当对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订立书面协议。   第三十二条合伙人投入的财产，由合伙人统一管理和使用。   合伙经营积累的财产，归合伙人共有。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十四条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