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1民终784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吕天文，男，1979年6月20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宜兴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岳朝晖，河北来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树廷，男，1963年4月8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桥**。 委托诉讼代理人：仇倩，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河北纪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石家庄市桥**南小街**盈伴商住大厦**。 法定代表人：堵乐英，该公司经理。 原审第三人：堵乐英，女，1952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住保定市涞水县。 原审第三人：黄治清，男，1964年8月18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裕华区。 上诉人吕天文因与被上诉人王树廷及原审第三人河北纪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纪东公司）、堵乐英、黄治清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2020）冀0104民初1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吕天文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二、请求判决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仍然支持一审执行裁定认定的追加上诉人为王树廷申请执行纪东公司、堵乐英、黄治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的被执行人，在出资360万元范围内对纪东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的观点，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判决将纪东公司股东堵乐英转款、抽逃出资的行为认定为同是该公司股东的上诉人存在抽逃出资行为，完全是认定事实错误。因为：1、从一审法院调取的中国工商银行石家庄和平支行的两页银行明细表可以显示，在2009年5月6日，堵乐英和吕天文分别向尾号为3458的纪东公司账户上转账出资640万元和360万元。这与上诉人提交一审法庭的纪东公司工商登记信息上显示的2009年5月6日堵乐英和吕天文各认缴出资640万元和360万元相符，说明当时吕天文已经交清认缴出资。在2009年5月7日这1000万元从纪东公司尾号为3458的账户上被转到纪东公司尾号为7092的账户上。同日，纪东公司尾号为7092的银行账户上的1000万元除了5元和25元被分别支付了应付款凭证工本费和支票业务收入外，剩余的9999970元也在2009年5月7日被转走，那么到底是谁转走了这9999970元呢。2、从一审法院调取的2009年5月7日的一张中国工商银行转账支票复印件可以证明，尾号为7092的出票人账号是纪东公司的账号，该支票上不仅盖了纪东公司的公章，而且还盖了纪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大股东堵乐英的私章，转账数额为9999970元。这说明前面所述的中国工商银行明细表中显示的2009年5月7日9999970元是股东堵乐英转走的，并不是由上诉人吕天文转走的，王树廷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笔9999970元被转到上诉人吕天文的名下。（二）在这里借用一下一审判决的本院认为部分所依据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的规定：“公司成立后，公司、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以相关股东的行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损害公司权益为由，请求认定该股东抽逃出资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四）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款抽回的行为。”再参照《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股东会行使下列职权：（七）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以上法律法规可以说明：1、从“相关股东的行为”和“该股东抽逃出资的”等法律术语描述来看，个别股东实施抽逃出资的，属于该股东的抽逃出资行为，与其他股东无关。也就是说，即使认为股东堵乐英转走9999970元属于抽逃出资行为，也与上诉人无关。2、股东堵乐英转款、抽逃出资，并没有经过同是纪东公司股东的上诉人同意，未经《公司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的法定程序：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须由股东会作出决议。所以说一审判决将股东堵乐英的转款、抽逃出资行为认为是上诉人也存在抽逃出资行为，完全违反了以上法律法规。一审判决的认定，显然属于连坐政策。二、一审判决所说的纪东公司收到的1000万元出资款是案外人张永涛通过李雅代办转入堵乐英账户的观点，上诉人有异议，因为从一审法院调取的尾号为4447的个人客户历史明细显示，2009年5月6日堵乐英账户上一次收到2000万元，并非1000万元，显然一次性转入堵乐英银行账户的2000万元与被上诉人主张的案外人张永涛通过李雅代办所转给堵乐英账户的1000万元无关，此后从该历史明细可以看出这2000万元中的1000万元在当天被汇走，另外的1000万元中的360万元堵乐英转给吕天文，这属于堵乐英向吕天文的赠与行为，吕天文在当日将此款转到尾号为3458的纪东公司银行账户上，完成了缴纳出资款的义务，即使一审法院认为9999970元的抽逃出资行为存在，那也是股东堵乐英的抽逃出资行为，与上诉人无关，因为从一审法院调取的2009年5月7日中国工商银行转账支票可以证明显示该支票上不仅盖着纪东公司的公章，还盖着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堵乐英的私章，转款9999970元，显示该款项是堵乐英转走的，并非吕天文转走的，根据公司法解释三第12条的规定，相关股东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款抽回的行为，应当认定该股东抽逃出资行为，所以本案中堵乐英抽逃出资的行为只能认定为堵乐英抽逃出资，不能想当然的认为另一个股东吕天文存在抽逃出资行为，而且根据公司法第37条规定，对公司增加和减少注册资本须经股东会作出决议，本案中堵乐英抽逃出资，没有经过上诉人吕天文的同意，所以堵乐英存在抽逃出资，并不代表吕天文存在抽逃出资，被上诉人申请追加吕天文为被执行人没有法律依据。综上所述，上诉人不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也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规定的，追加抽逃出资的股东、出资人为被执行人，在抽逃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的情形。为此，上诉人特提起上诉，望依法审理。 王树廷答辩称，本案的证据链清晰完整，从堵乐英与吕天文母子二人借用他人资金注册空壳公司开始，出资人的银行流水、每一笔的转账凭证，经过桥西区人民法院执行庭和审判庭的两次调取证据，使证据链清晰完整。我方在一审中也向审判庭提交过代理词附件1：垫资还款资金流向图，完整的说明了堵乐英与吕天文母子二人共同借用他人资金注册空壳公司，于2009年5月6日资金到账，2009年5月7日注册资本清零，该行为是连续的共同行为，也是典型的将出资款项转入公司账户验资后又转出的行为，母子二人注册空壳公司后对外借款，即有欺骗成分，母子二人共同还款是应有之义。对于这种典型的抽逃出资的行为，法律定性也十分明确，原来规定在公司法解释三第12条，在2014年修正之后，又将该行为归入公司法解释三第12条第四项，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这一行为最高人民法院的判例也有权威解读，在我方向一审法院代理词提交的附件二中有裁判要旨，并附（2019）最高法民申3194号民事裁定书。综上，本案的证据链清晰完整，堵乐英与吕天文母子二人注册空壳公司之后将验资立即转出的行为是典型的抽逃出资行为，法律定性明确，最高人民法院判例又有权威的详细解读。 原审第三人纪东公司、堵乐英、黄治清均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吕天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撤销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2019）冀0104执异83号执行裁定。二、驳回被告王树廷追加原告吕天文为被执行人的申请。三、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双方当事人对以下事实无争议：王树廷诉纪东公司、堵乐英、黄治清、麟凯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一审法院已作出（2013）西民二初字第00080号民事判决，该判决已生效。纪东公司注册成立于2009年5月7日，在2012年已被吊销营业执照，目前已无财产可供执行。吕天文系纪东公司股东，已实缴出资360万元。上述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一审法院于2019年9月25日做出（2019）冀0104执异83号执行裁定，追加吕天文为被执行人，吕天文在法定期限内提起本案诉讼。 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如下：被告主张原告存在抽逃出资行为，举证如下：第一组证据1.张永涛账户余额发生明细表及三份储蓄取款凭证。以上四份证据共同证明2009年5月6日，张永涛名下尾号为1536的银行卡进账并出账1000万元整。第二组证据：1.个人业务凭证一份，证明由李雅代办将张永涛出账资金1000万元汇入堵乐英尾号为14447账户。2.堵乐英个人客户历史明细，证明1000万元进入堵乐英账户后，分两笔360万元和640万元支取。3.吕天文个人客户历史明细，证明堵乐英将360万元汇入吕天文尾号14571账户。4.纪东公司银行流水，证明吕天文与堵乐英分别将360万元和640万元汇入纪东公司尾号为3458验资账户，2009年5月7日，上述1000万元转入纪东公司尾号7092基本户。5.纪东公司银行流水，证明验资户资金1000万元转入纪东公司基本户后，同日，支付基本账户5元，付工本费25元购买支票，余款9999970元转出，用于归还张永涛与李雅一方后余额为零。纪东公司基本户开户首日1000万元注册资本到账即清零。第三组证据：1.纪东公司开具的转账支票，证明2009年5月7日999970元以转账支票方式转出。2.李雅个人业务凭证，证明2009年5月7日9999970元归还垫资方，存入李雅工商银行尾号2462账户。以上证据来源于一审法院执行卷宗，由执行法官自银行调取。 原告质证意见如下：认可被告提交的证据来源于执行卷宗，但部分证据模糊不清，无法确认其真实性。1.第一组证据，张永涛的银行明细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2009年5月6日1000万元的进出账看不出对方账户。三张储蓄取款凭证模糊不清，特别是第二张和第三张交易时间为5月13日、6月11日显然与本案无关联性。2.第二组证据中，个人业务凭证只显示有交易额1000万元，看不出是转给谁，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两份客户历史明细，与本案无关联性。堵乐英的账户历史明细显示2009年5月6日一次性进账2000万元，显然与第一组证据中李雅签名的金额1000万元个人业务凭证不一致。吕天文的账户明细表只显示在2009年5月6日自尾号1447转入360万元，当日转走，如该账户是堵乐英的，这笔款项的性质也属于赠予后用于出资。堵乐英与原告系母子关系，原告在当时已是成年人，没有经过原告的同意任何人包括堵乐英无权处分原告的出资，所以堵乐英将纪东公司所有出资转走属于堵乐英的个人行为，非原告的操作，该款项也没有转到原告的账户。对纪东公司两份银行流水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并未显示9999970元转给了被告主张的李雅一方账上。3.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转账支票显示在2009年5月7日纪东公司转走9999970元，支票上盖有纪东公司的财务章和法定代表人堵乐英的个人章，说明该款项是被第三人堵乐英转走，并非原告转走，款项也没有转到原告账户上。李雅的个人业务凭证并不显示是纪东公司转款，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综上所述，上述证据不能证明9999970元被原告抽逃，也不能证明该款项转到原告的账户上。 因原告否认9999970元由纪东公司账户转入李雅账户，原告申请一审法院向银行调取证据，一审法院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市和平支行调取了纪东公司2009年5月7日转账支票支付情况。该行提供了与转账支票相对应的进账单，记载票面金额9999970元全部转入李雅尾号为2462的账户内。 综合以上证据及质证意见，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如下：2009年5月6日，自张永涛账户转入堵乐英尾号为14447账户1000万元，汇款手续由李雅代办。同日，自该账户转入原告吕天文尾号为14571账户360万元。当日，自堵乐英上述账户转入纪东公司尾号为3458账户640万元，自吕天文上述账户转入纪东公司尾号为3458账户360万元。2009年5月7日，自纪东公司上述账户转入该公司尾号为7092的基本户账户1000万元。当日，支付两笔分别为5元、25元款项后，余款9999970元通过转账支票全部转入李雅账户，账户余额为零。 一审法院认为，股东抽逃出资，对于公司的责任财产构成损害，降低了公司的履约能力和偿债能力，损害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为法律所禁止。股东对于公司具有较大的管理权利和控制能力，应当尽到更高的审慎注意义务和管理义务。对是否构成抽逃出资，除了应当依据执行异议之诉的相关规定予以审查之外，还应当依据相关公司法规定及司法解释予以审查。就本案而言，原告向纪东公司出资360万元，该出资款实际到达纪东公司账户，具备完成出资的形式要件。但经一审法院审查，纪东公司注册资金1000万元系案外人张永涛通过李雅代办转入堵乐英账户，之后由堵乐英转给原告吕天文360万元后再转入纪东公司验资账户，又在完成注册当日几乎全额转入代办人李雅账户，至此纪东公司基本户资金余额为零。上述一系列行为，从转款人员、收款人员、转款时间、对应金额等都存在高度重合。而原告吕天文及第三人堵乐英作为公司股东，不能提供证据证明转款系基于正常的业务往来而形成的资金流转，亦不能证明系经法定程序将出资转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规定:“公司成立后，公司、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以相关股东的行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损害公司权益为由，请求认定该股东抽逃出资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四)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抽逃出资的股东、出资人为被执行人，在抽逃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相关规定。据此，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吕天文在出资360万元后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且不能作出合理解释，其行为损害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王树廷申请追加吕天文为被执行人在抽逃出资360万元范围内承担责任，合法有据。 综上，一审法院作出的（2019）冀0104执异83号执行裁定合法有据。一审判决：驳回原告吕天文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由原告吕天文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抽逃出资的股东、出资人为被执行人，在抽逃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在执行程序中，可以追加抽逃注册资金的股东为被执行人，故判断在案涉执行程序中追加吕天文为被执行人的事实及法律依据是否充分，应对吕天文是否构成抽逃出资进行分析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规定：“公司成立后，公司、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以相关股东的行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损害公司权益为由，请求认定该股东抽逃出资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制作虚假财务会计报表虚增利润进行分配；（二）通过虚构债权债务关系将其出资转出；（三）利用关联交易将出资转出；（四）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本案中，吕天文向纪东公司出资360万元，该出资款实际达到纪东公司账户，故吕天文已完成出资义务，其作为纪东公司股东身份足以确定。但经原审法院审查，纪东公司注册资金1000万元系案外人张永涛通过李雅代办转入堵乐英账户，之后堵乐英转给吕天文360万元后再转入纪东公司验资账户，又在完成注册当日几乎全额转入代办人李雅账户，至此纪东公司基本户资金余额为零。吕天文称对资金转出不知情，但考虑到堵乐英与吕天文的亲属关系、堵乐英与吕天文作为纪东公司股东身份且堵乐英向吕天文转款360万元的事实，吕天文称对于公司资金完全转出不知情，不符合生活常理。另，吕天文对于出资转出是否为纪东公司正常经营行为、该款项转出是否经法定程序而为，均未能举证予以证实，故从形式要件判断，原审认定吕天文具有抽逃出资的行为并无不当。吕天文抽逃出资的行为，减少了纪东公司的责任财产，降低了公司的偿债能力，不仅损害了公司的权益，也侵害了公司债权人等相关权利人的权益，故从实质性要件判断，亦可认定吕天文具有抽逃出资的行为。王树廷申请追加吕天文为被执行人在抽逃出资360万元范围内承担责任，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予支持。综上所述，吕天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吕天文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 靖 审判员 李 祥 审判员 高瑞江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五日 书记员 张 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