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黔0321行初218号 原告黄中吉，男，1948年7月3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习水县人，住习水县。 委托代理人黄云国，男，1970年6月5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习水县人，住习水县，系黄中吉之子。 原告黄中玉，男，1952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习水县人，住习水县。 原告黄中洋，男，1957年5月3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习水县人，住习水县。 原告黄中玉、黄中洋共同委托代理人梁建梅，贵州黔北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黄中玉、黄中洋共同委托代理人张莉，贵州黔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住所地：习水县西城区行政中心。 法定代表人陈钊，系该县县长。 委托代理人陆定国。 委托代理人张强。 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住所地：遵义市新蒲新区府前路。 法定代表人黄伟，系该市市长。 委托代理人昌元燕。 委托代理人郑兴，贵州乾锋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黄忠浒，男，1953年8月1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习水县人，住习水县桑木镇土河村青杠组。 委托代理人黄云中，男，1975年7月3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习水县人，住习水县桑木镇土河村青杠组，系黄忠浒侄儿。 委托代理人黄云权，男1965年1月27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习水县人，住习水县桑木镇土河村青杠组，系黄忠浒侄儿。 第三人习水县桑木镇土河村青杠村民组，住所地：习水县桑木镇土河村青杠组。 负责人韩天才，系该组组长。 第三人习水县东皇街道白坭村大岩组，住所地：习水县东皇街道白坭村大岩组。 负责人陈宗付，系该组组长。 第三人习水县东皇街道白坭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习水县东皇街道白坭村。 法定代表人李品富，系该村主任。 原告黄中吉、黄中玉、黄中洋不服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作出的习府处[2019]14号行政处理决定以及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作出的遵府行复[2019]274号行政复议决定，于2019年12月4日向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月19日裁定移送本院审理，本院于2020年3月30日立案受理后，向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习水县政府）、遵义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遵义市政府）及第三人黄忠浒等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并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黄中吉及其委托代理人黄云国、黄中玉、黄中洋及其共同委托代理人梁建梅、张莉、被告习水县政府之委托代理人陆定国、张强、被告遵义市政府之委托代理人昌元燕、郑兴、第三人黄忠浒之委托代理人黄云中、黄云权、习水县东皇街道白坭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白坭村委会）之法定代表人李品富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习水县桑木镇土河村青杠村民组（以下简称土河村青杠组）、习水县东皇街道白坭村大岩组（以下简称白坭村大岩组）经本院传票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习水县政府于2019年8月16日认为申请人黄忠浒2008年《林权证》不包含争议地，被申请人黄中吉、黄中玉、黄中洋也没有争议地林权证，因此，不能以现时有效的林权证确定权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与《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三条、第六条的规定，作出习府处[2019]14号行政处理决定，一、被申请人住房后土坎以上争议地（公路占地除外），其所有权归土河村青杠组，由申请人黄忠浒管理使用，四界为（面向山定位）：上抵习仁公路，下抵被申请人住房、黄中玉烤烟房、黄中洋烤烟房后的土坎，左抵黄中华土，右抵黄云中土。二、被申请人住房后土坎以下争议地，其所有权归白坭村大岩组，由被申请人黄中吉、黄中玉、黄中洋管理使用，四界为（面向山定位）：上抵被申请人住房、黄中玉烤烟房、黄中洋烤烟房后的土坎，下抵黄中吉田、黄中洋田，左抵被申请人住房，右抵黄中山田。三、争议地内公路占用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均归白坭村集体所有。原告对此决定不服向遵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遵义市人民政府于2019年9月30日受理了原告的复议申请，于2019年11月20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维持了习水县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决定。 原告黄中吉、黄中玉、黄中洋诉称，1966年原告父亲黄跃阶与第三人黄忠浒的父亲黄庭法系习水县东皇区图书公社太平生产队（现习水县白坭村大岩组）村民。1966年政府修建渔溪坝水库时，征用了太平生产队包括“白香塆”的部分山林和田土，其中包括小地名为“后边埂埂”，以及黄庭法户的房屋及其基础设施用地，将黄庭法户搬迁安置到现土河村青杠组。1968年政府第二次组织修改渔溪坝上坝水库，黄跃阶户在上坝的房屋、周边土地、竹林、猪圈等土地被征用，并被指定安置到渔溪坝下坝也就是“后边埂埂”。同年习仁公路改道到“后边埂埂”的上面。公路成了征与未征的分界线。公路以下并未被征用。修建水库时因在“后边埂埂”上取土，“后边埂埂”成为不毛之地，经三原告修复后才有了现在的模样。原告家庭在对该块地管理五十多年中，期间从未出现任何争议。 1981年“林业三定”时期，第三人黄忠浒将“白香塆”山林谎报四界填入习府自山字第桑土313号《习水县自留山使用证》存根（以下简称313号《自留山证》），但被告并未登记造册向其颁发自留山使用证和登记清册。2008年林权改革，黄忠浒曾与村、镇及林改人员一起到“白香塆”现场指认四界，并填报了林权登记申请表，习水县政府向其核发了林权证。黄忠浒事隔七年后持自留山使用证认为“白香塆”四界包括了“后边埂埂”在内，向习水县人民政府申请确权，经习府处（2016）54号行政处理决定和遵府行复（2017）20号行政复议决定，被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撤销。两被告再次作出习府处[2019]14号行政处理决定和遵府行复[2019]274号行政复议决定。原告认为被告应该重新作出行政行为，而不是重新作出行政处理决定书。既然是重新作出行政为，那么被告应该重新对争议地进行调查，被告在没有重新调查和听取原告的意见做出处理决定，最终使原告没能及时提供新的证据和新的事实理由，被告程序错误。根据习水县《关于开展林业“三定”工作的意见》可知自留山权属来源只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历年就有，另一种是将荒山、残次林划着自留山。1964年黄忠浒系未年人且其父亲已分得一幅，所以黄忠浒不可能以第一种方式取得。1981年“白香塆”根本不属于荒山、残次林。所以黄忠浒持有的自留山使用证存根记载的内容与当时的政策不符，而黄忠浒也提供不了自留证，原告认为该存根缺乏公信力，不具有合法性，被告依据该证据作出处理决定不合法，应予撤销。原告家人管理使用“后边埂埂”五十多年，已实际取得争议地的所有权。且争议地属于陡坡，黄忠浒砍伐“后边埂埂”的树容易造成泥石流危及原告的生命财产安全，被告将该地确权给第三人，违反了依法行政中诚实守信关于信赖保护的规定，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请求撤销习水县人民政府作出的习府处[2019]14号行政处理决定以及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作出的遵府行复[2019]274号行政复议决定。 原告黄中吉、黄中玉、黄中洋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黄忠浒2008年的林权登记表，证明黄忠浒管理使用的白香塆山林中未包含“后边埂埂”在内，2008年前原告与第三人之间没有争议。 第二组证据：313号《自留山证》，证明该证存根记载内容与当时政策不相符，黄忠浒没有资格分得自留山，该存根未公示，程序不合法，该存根与2008年的林权登记申请表四界明显不一致，2008年申请表未包含现争议地，而该存根包含争议地“后边埂埂”。 第三组证据：1、渔溪坝水库工程计划任务书，2、渔溪坝水库淹没占地协议书，3、习水县县委、水电局关于农田基本建设改渔溪坝水库公路建设的通知，4、黄中浒的习府自留山字第桑土312号（存根），5、陈仕英的习府自留山字第169号（存根），6、黄中均林权证底表，7、习水县渔溪坝水库管理所证明，8、习水县水务局证明，证明1966年黄庭法户被征收后被安置到现习水县。改道习仁公路时还征用了包含“后边埂埂”，政府已经给予了补偿。第二次修建渔溪坝时生产队将黄跃阶户安置到“后边埂埂”。 第四组证据：1、证人罗某、王某1、王某2、王某3、朱某的证言，2、白坭村委的证明。证明第三人从未对争议地进行管理使用，2008年颁发林权证时，第三人亲自参加四界指认。 第五组证据：黄中吉煤房坍塌后剩下未清理的土墙现场照片，证明在2015年黄中吉煤房在争议上倒塌后，第三人对“后边埂埂”提出争议，发生纠纷。 第六组证据：处理决定书、复议决定书、判决书，证明原告与第三人发生纠纷后，处理争议的过程。 第七组证据：1、黄忠浒的代理人现场干扰，2、开荒土地图片。证明被告未通知利害关系人到场确认，导致黄忠浒无故阻碍原告的生产生活。 第八组证据：白坭村委调解委员会调解协议书，证明该调解结果不能作为争议地权属争议的证据。 第九组证据：黄中志、黄中均、陈仕英使用证存根，证明黄中志、黄中均、陈仕英等与第三人黄忠浒相邻的自留山下界都是抵习仁公路，而第三人黄忠浒的下界超过习仁公路，直至黄跃阶屋角，存在明显错误。 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辩称，原告与第三人发生林权争议后，我府曾于2016年12月6日作出习府处（2016）54号行政处理决定。因黄忠浒不服诉至法院，经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黔03行终268号行政判决，撤销我府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我府重新启动程序，于2018年6月26日作出习府处（2018）35号行政处理决定，但因该处理决定在审查查明部分认定事实与生效判决认定事实不相符，我府遂自行撤销了该处理决定。我府在法院生效判决的基础上，重新补充调查后，作出习府处[2019]14号行政处理决定。我府在向原告送达《山林权属争议案件受理决定书》时已明确告知原告应当对自己主张的事实和理由及时举证，故原告所述主张不能成立。我府重新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认定事实及所采纳的证据、结果与原具体行政行为均不相同，我府基于第一次调查，经过补充调查作出习府处[2019]14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就是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载体。我府处理林权争议首先应以林权证为据，第三人黄中浒林权证不包含争议地，原告也无争议地林权证，因此不能以现时有效的林权证确定权属，我府根据生效判决的要求，以第三人1981年自留山使用证作为处理依据，而该自留山使用证并未经法定程序予以撤销，原告也没有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该证存根不合法，故我府以该证作为处理依据符合规定。自留山使用证存根与自留山使用权证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根据《物权地》第十七条的规定，存根具备的证据效力甚至优于依法颁发的使用权证书。本案中原告住房后土坎以下的争议地其长期管理使用，故我府将该区域处理当原告管理使用，对于原告住房后土坎以上的争议地，因第三人持有合法凭证包含了该部分争议地，故我府将该部分处理归第三人管理使用。我府基于历史和现实情况，作出处理决定合理合法。综上所述，答辩人作出习府处[2019]14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1、习水县林业局关于土河村黄中浒与白坭村黄中吉等人山林争议处理争议，2、林地确权申请书，3、原告与第三人的身份证明及委托手续，4、山林权属争议案件受理通知书、限期举证通知书、追加第三人通知书及送达回证，证明被告习水县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书程序合法。 第二组证据：争议现场草图、照片。证明争议现场情况。 第三组证据：1、313号《自留山证》，2、习府林证字5203301802253-1/1《林权证》（以下简称《林权证》）以及《林权登记申请表（内表)》。证明313号《自留山证》上记载了“白香塆”山林一幅，包含了部分争议地，《林权证》未记载“白香塆”山林一幅，未包含争议地。 第四组证据：东皇街道白坭村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协议书以及收条，证明争议地内的公路在2017年修建时已补偿第三人黄忠浒，权属应归村集体所有。 第五组证据：1、渔溪坝水库管理所证明，2、习水县水务局证明，3、桑木镇土河村村民委员会证明，证明水库移的事实。 第六组证据：1、对韩天才、王先才、陈仕英等人的调查笔录，2、调解笔录，证明历史管理情况以及经调解未达成一致意见。 第七组证据：1、习府处（2016）54号《行政处理决定书》，2、遵府行复（2017）2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3、（2017）黔03行终268号《行政判决书》，4、（2018）黔行申115号《行政裁定书》，5、习府处（2018）35号《行政处理决定书》，6、习府处（2019）10号《行政处理决定书》，7、（2019）黔0321行初96号《行政裁定书》。证明本案处理经过，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的事实可作为本案处理依据。 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辩称，我府根据查明的林权证中不包含争议山林，自留山使用权证存根中包含了申请人住房、黄中玉、黄中洋各自烟房以上至习仁公路区域，以及申请人未持有争议林地林权证的事实，对黄忠浒主张该部分争议林地的权利予支持。因自留山使用权证存根中不包含黄中玉黄中洋各自烤烟房以下至黄中吉田、黄中洋田区域，结合申请人对该区域存在持续管理使用多年的事实，对黄忠浒主张该部分权利依法不予支持。我府对以上事实认定清楚，证据充分，处理合法。我府在行政复议过程中，依法向各方当事人送达了有关法律文书，充分听取了各方的陈述并认真审查了本案有关证据，依法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故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依法予以驳回，并维持本案行政处理决定和行政复议决定。 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明其复议程序合法： 1、行政复议申请书，2、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3、提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4、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5、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6、行政复议文书委托送达函，7、行政复议文书送达回证。 第三人黄忠浒述称，原告提出争议地是在1960年政府安置给其使用的理由，没有证据支撑且无事实根据。因为在大集体时，所有的生产资料包括土地、林地、耕牛等都是集体所有，可见当时同意原告家庭在现居住地使用宅基地建房而已，不可能划一片土地或山林给原告使用。原告提出的理由既无证据证明其主张，也不符合当时的政策和历史事实。故原告认为争议地由集体划给其使用几十年的理由不成立。黄忠浒对争议地有证据证明其在1981年就取得使用权，其权属来源清楚，其拥有的自留山使用权证有存根保管于习水县档案馆，且四界清楚，争议地包含在设施四界内，而2008年林权制度改革时填发的林权证，就应1981年的林权证据为依据，而并非重新划分自留地。故政府处理林权争议以1981年的林权证为依据并无不当。原告无论在1980年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与1998年延长土地承包合同时，还是在1981年“林业三定”与2008年林权制度改革时，都未取得争议地的土地使用权证和林地使用权证，故原告对争议地没有证据证明其享有管事和使用权。原告非法毁坏山林修建烤房、煤房，不能认定原告的行为为合法占有第三人的自留山。政府作出处理决定合法、公正、合理，故请应予维持。原告提出理由无证据支持，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庭审质证，原告与第三人白坭村委会对被告习水县政府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对第一组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被告扩大了第三人申请确权的范围，作出第二次处理时没有重新调查，程序违法；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对第三组证据中的1号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对2号证据无异议；对第四组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对第五组证据的1号、2号证据的三性无异议，对3号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对第六组证据中的1号证据三性均有异议，对2号证据有异议；对第七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 原告与第三人白坭村委会对被告遵义市政府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 第三人黄忠浒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均无异议。 被告对原告提供的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作出处理决定的主要依据是313号《自留山证》；对第二组证据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存根与颁证具有同等效力；对第三组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对第四组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对第五组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对第六组证据三性无异议；对第七组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对第八组证据三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对第九组证据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 第三人土河村青杠组、白坭村大岩组未到庭，视为放弃其质证权利。第三人白坭村对原告提供的证据无异议。 本院经审查认为，对原告、被告以及第三人无争议的证据，本院予以采纳。对原告提供的第五组证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原告提供的第七组证据无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对被告提供的313号《自留山证》符合法定证据形式，来源合法，与本案其他证据能相互印证，形成锁链，本院予以采纳。 根据上述合法有效的证据和当事人当庭无争议陈述，本院确认事实如下：争议土地位于习水县东皇街道白坭村大岩村民组三原告住房后边屋檐滴水处的土坎至习仁公路，四至界限为：以面向山定位，上至习仁公路，下至黄中吉、黄中洋、黄中玉住房后边屋檐滴水的土坎，横至黄中洋、黄中玉烤烟房，直下至黄中吉、黄中洋、黄中山田，左至黄中华土，右抵黄云中土。三原告称其为“后边埂埂”，第三人黄忠浒称其为“白香塆”。 第三人黄忠浒原系习水县东皇镇××坭村人，1964年左右，因修建渔溪坝水库，黄忠浒作为库区移民，被安置在习水县桑木镇土河村青杠组。1981年“土地下户”时，按照当时的政策，黄忠浒在桑木镇土河村青杠组分得了田土，但未分得林地；其原在东皇镇××坭村享有的林地“白香塆”仍然继续由其管理使用，并填发了313号《自留山证》，四至为上苗坟山、下黄跃阶屋角、左黄沛林自留山、右埂埂。2008年“林改”时，黄忠浒取得《林权证》，载有“白香塆”林地，林地所有权属青杠组，林地使用权属黄忠浒，四至界限为东抵黄忠才林界、南抵黄忠亮林界、西抵黄忠勋林界、北抵黄忠玉土界。 1968年因渔溪坝水库再次修建，黄跃阶（三原告之父）户被安置在“白香塆”，并建设房屋一栋。此后，黄中吉、黄中玉、黄中洋三兄弟又在房屋后边建设了烤烟房、煤棚、晒坝等。 2015年3月19日，因争议地权属问题，黄忠浒向习水县政府提出确权申请。2015年12月7日习水县林业局组织黄忠浒、黄中吉、黄中玉、黄中洋进行现场勘验，并制作了现场草图。2016年1月13日习水县林业局立案受理了黄忠浒的确权申请。习水县林业局于同日向原告送达了《山林土地权属争议案件限期举证通知》。原告分别于2016年1月15日、2008年6月4日向习水县政府提交了《事实陈述书》。2016年12月6日习水县政府作出习府处（2016）54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决定：1、争议地“后边埂埂”中林地部分（即四界为上抵习仁公路，下抵黄中吉煤房沿小公路至黄中玉晒坝，左抵黄中华土，右抵黄去中土沿黄中玉晒坝横过至小公路），林地所有权属第三人土河村青杠组集体，林地使用权属黄忠浒。2、争议后“后边埂埂”中的其余部分（即四界为上抵黄中吉煤房沿小公路、黄中玉晒坝至黄云中土，下抵黄中吉、黄中洋田，左抵黄中才婆坟，右抵黄云中土直下至黄中山田），黄中玉、黄中吉、黄中洋管理使用的土、晒坝、烤烟房、煤房、竹林、煤坝的土地所有权属第三人白坭村大岩组集体。黄忠浒对该处理决定不服，向习水县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习水县政府于2017年2月24日作出遵府行复（2017）2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予以维持。 黄忠浒不服上述两个决定，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予撤销。本院对两个决定予以维持。黄忠浒不服向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黄忠浒2008年林权证不包含争议地，黄中吉、黄中玉、黄中洋也没有争议地林权证，因此，不能以现时有效的林权证确定权属。黄中吉、黄中玉、黄中洋对争议林地中的部分林地进行了管理使用，而习水县政府的处理结果实际将黄忠浒2008年林权证“北抵黄忠玉土界”以北的争议地均确权给了黄中吉、黄中玉、黄中洋，其处理结果不符合尊重历史和现实情况的原则，故于2017年12月13日作出（2017）黔03行终268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了（2017）黔0321行初118号行政判决、习府处（2016）54号行政处理决定以及遵府行复（2017）20号行政复议决定，并判令习水县政府重新作出行政行为。黄中吉、黄中玉、黄中洋不服二审判决，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18年5月9日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三人再审申请。 2018年7月9日，习水县政府重新对争议地进行确权并作出习府处（2018）35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决定1、被申请人住房后土坎以上争议地（公路占地除外），其所有权当土河村青杠组，由黄忠浒管理使用，四界为（面向山定位）：上抵习仁公路，下抵被申请人住房屋、黄中玉烤烟房、黄中洋烤烟房后的土坎，左抵黄中华土，右抵黄云中土。2、被申请人住房后土坎以下争议地，其所有权归第三人白坭村大岩组，由被申请人黄中吉、黄中玉、黄中洋管理使用，四界为（面向山定位）：上抵被申请人住房屋、黄中玉烤烟房、黄中洋烤烟房后的土坎，下抵黄中吉田、黄中洋田，左抵被申请人住房，右抵黄中山田。3、争议地内公路占用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均归第三人白坭村集体所有。黄中吉、黄中玉、黄中洋对此决定不服，于2018年12月3日向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移交本院审理。本院在审理中，习水县政府于2019年6月17日以其认定黄忠浒持有的2008年林权证包含了部分争议山林，与（2017）黔03行终268号《行政判决书》中认定的黄忠浒持有的2008年林权证不包含争议地不相符，按照有错必纠原则，决定对习府处（2008）35号《行政处理决定书》，重新作出处理决定。原告于2019年6月27日撤回对习府处（2008）35号《行政处理决定书》的起诉。 2019年8月16日习水县政府重新作出习府处[2019]14号行政处理决定。原告对此处理决定不服，向遵义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遵义市政府于2019年9月30日受理后，向习水县政府以及第三人送达了提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手续。于2019年11月20日作出遵府行复[2019]274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了习水县政府作出的行政决定。 另查明，2017年白坭村为修建“户户通”小康路，占用了争议地内的部分土地以及2015年12月7日的草图中注明的“黄中玉土”的部分。白坭村与土河村共同向黄云权补偿了4000元现金。 本院认为，我国实行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自新中国建国以来，我国农村生产关系多次调整，土地制度几经变化。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国实行土地改革时，将国家所有的部分土地分给农民所有。1962年公布实施《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简称《六十条》）后，分给农民的土地性质发生了变化。《六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了生产队范围内的土地，都归生产队所有。生产队所有的土地，包括社员的自留地、自留山、宅基地等等。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对农村土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承包了土地的承包经营权。 198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保护森林发展林业若干问题的决定》，确定稳定山权林权、划定自留山、确定林业生产责任制的林业发展方针，又称“林业三定”。根据当时政策，黄忠浒所在的土河村青杠组获取了位于白坭村大岩组小地名为“白香塆”林地中的一部分所有权，黄忠浒也同时取得了该林地的自留山使用证，包含了部分争议地。200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在坚持集体林地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依法将林地承包经营权和林木所有权，通过家庭承包方式落实到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土河村青杠组与黄忠浒再次分别取得“白香塆”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但没有包含争议地。而原告三人在争议地附近居住生活多年，对争议地中的部分土地进行了管理使用，却没有争议地林权证。根据《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国务院授权林业部依法颁发的森林、林木、林地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证书（以下简称林权证），是处理林权争议的依据”之规定，林地权属争议，首先应当以林权证为据。在双方不能以现时有效的林权证确定权属的情况下，根据《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三条“处理林权争议，应当尊重历史和现实情况，遵循有利于安定团结，有利于保护、培育和合理利用森林资源，有利于群众的生产生活的原则”之规定，习水县政府在尊重历史和充分考虑土地现状的情况下，将争议地分别确权给原告与第三人，适用法律正确。 至于原告认为被告未重新调查剥夺其陈述申辩以及举证权利、未重新作出行政行为、超出确权范围，程序违法的主张，本院认为，2015年第三人黄忠浒申请对争议地进行确权，习水县政府于2016年作出确权决定后被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撤销并责令其重新作出行政行为。2015年确权程序并未终结。习水县政府依据生效判决重新作出行政处理，是对2015年确权程序的延续，其处理程序中送达的有关文书仍然有效。2016年习水县政府立案受理黄忠浒的林权确权申请时，已向原告送达了限期举证通知书。在行政程序中，原告两次向习水县政府提交了《事实陈述书》同时也提交了有关证据，原告陈述申辩权以及举证权利已得到了充分行使，并未被剥夺。对原告认为其陈述申辩权以及举证权利被剥夺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至于原告认为习水县政府只是重新作出行政处理决定，而没有重新调查作出新的行政行为的主张，本院认为，习水县政府重新调查并不是对已经收集的证据否定，习水县政府在重新作出行政处理决定时，还收集了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等证据，其作出行政处理决定与2016年作出的处理决定并不一致，该处理决定即为习水县政府新的行政行为。故对原告认为习水县政府没有重新作出新的行政行为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至于原告认为习水县政府超出确权申请范围的主张，本院认为，黄忠浒于2015年申请确权的范围并未具体到某个地点，只是大致范围。习水县政府现对争议地的四至界限进行具体明确，是有利于矛盾的彻底解决，对原告认为超出确权申请范围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被告习水县政府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遵义市政府依照法定程序对该行政处理决定进行审查后，决定予以维持，本院予以支持。在诉讼中，第三人土河村青杠组、白坭村大岩组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七十九条第二款关于“第三人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不发生阻止案件审理的效果”之规定，不阻碍人民法院依法对案件的审理和裁判。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九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七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黄中吉、黄中玉、黄中洋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00元，由原告黄中吉、黄中玉、黄中洋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收到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马 琳 人民陪审员 杨 萍 人民陪审员 王其志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二日 法官助理韦文舟 书记员蒲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