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2民终138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被执行人）：韶关市电影发行放映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广东省韶关市浈江区*******。法定代表人：向建荣，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谭英，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执行案外人）：黄炳林，男，汉族，住广东省阳春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朝星，广东秦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淑娥，广东秦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申请执行人）：韶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韶关市武江区********店35。法定代表人：孟冀，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游北灵，广东众同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静茹，广东众同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黄木藤（曾用名：黄万福），男，汉族，住广东省韶关市浈江区*********。上诉人韶关市电影发行放映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电影发行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黄炳林、韶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韶关农商银行）、原审第三人黄木藤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韶关市武江区人民法院（2019）粤0203民初32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认为本案各方当事人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不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电影发行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谭英、被上诉人黄炳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朝星、被上诉人韶关农商银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游北灵、原审第三人黄木藤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电影发行公司上诉请求：请求法院改判一审判决第13页倒数第5行至第14页顺数第7行的分析认定为：“黄炳林与电影发行公司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但是黄炳林一直未支付购房款，电影发行公司每年都有向黄炳林电话催缴房款，电影发行公司还于2019年6月向韶关市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并要求其支付逾期违约金，该行为明显表示电影发行公司作为公司法人一直在维权。黄炳林提交的借条、关则望出具的《证明》都与电影发行公司无关，黄木藤与电影发行公司股东向建荣签订的《声明》是个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也与电影发行公司无关，而财务数据只是盖的是财务章，无股东的签名确认和公司行政章，无法律效力，因此黄炳林主张以房抵债是没有事实依据的，涉案商铺所有权仍属于电影发行公司。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为“黄炳林与电影发行公司签订涉案合同的目的是用于清偿黄木藤所欠黄炳林的债务”是没有事实依据的。因为电影发行公司与黄木藤从未签订过就此债权债务转移的协议，也从没有与黄炳林、关则望签订过以债权抵房款的协议，上述协议都没有的情况下，电影发行公司不可能用公司的资产去清偿某一股东的债务，因此，双方签订该合同的目的就是房屋买卖。二、一审法院认为“如电影发行公司认为黄炳林未支付购房款，但却出具了购房款《收据》，签订合同多年以来未曾向黄炳林主张过购房款或要求解除合同，该行为明显与一般商业习惯及与电影发行公司作为公司法人的地位不相符”与事实不相符。虽然电影发行公司与黄炳林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出具了收据，但是仅有支付之形式未有支付之事实，黄炳林并没有按涉案合同第六条向电影发行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转入购房款。而电影发行公司也一直向黄炳林电话催缴房款，在黄炳林一直未支付的情况下，电影发行公司于2019年6月向韶关市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并要求其支付逾期违约金，所以说电影发行公司是有维权的，一审法院认为电影发行公司多年以来未曾向黄炳林主张过购房款或要求解除合同与事实不符。三、一审法院认为“从黄炳林提交的一系列借条、关则望出具的《证明》、黄木藤与电影发行公司股东向建荣签订的《声明》、财务数据来看，已形成证据链，黄炳林与黄木藤陈述的上述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即双方签订该合同的目的是以黄炳林所享有的债权抵偿全部购房款，以实现债务的清偿。”是缺少事实依据的。黄木藤与电影发行公司股东向建荣签订的《声明》是他们个人之间的债务，电影发行公司也没有对此债务进行担保；财务数据是黄木藤从他的亲信财务人员处私自获取的，仅仅盖了电影发行公司财务章，电影发行公司股东从来没有对此确认过，也没有加盖公司行政章，不具有法律效力。因此，一审法院认为“双方签订该合同的目的是以黄炳林所享有的债权抵偿全部购房款，以实现债务的清偿。”不符合事实情况，缺乏证据证明。综上所述，电影发行公司请求二审法院重新分析认定上述事实。黄炳林辩称，一、黄炳林与电影发行公司签订涉案合同，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就是购买涉案商铺，由黄炳林取得所有权，电影发行公司获得商铺交易对价，双方建立了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因此，黄炳林对电影发行公司的这个上诉观点是认同的，双方买卖合同的真实意思是房屋买卖。二、黄炳林已经足额支付了涉案商铺购房款，是通过多方主体债权债务的结算而支付的，这种结算关系包括黄炳林、黄木藤、关则望相应结算的债权债务，黄木藤和向建荣就涉案商铺的权益进行了结算，然后黄炳林和电影发行公司之间就涉案商铺购买款进行了结算。这种结算模式是各方主体协商的结果，没有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自电影发行公司向黄炳林开具收据时，这种结算方式已经发生了法律效力，黄炳林基于这种结算模式已经足额支付了购房款。因此，黄炳林对电影发行公司认为黄炳林没有足额支付购房款的主张不予认可。韶关农商银行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具体理由如下：一、黄炳林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实其对涉案商铺具有所有权，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诉讼后果。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国家对房屋实行登记制度，房屋所有权发生转移的，应当办理相应的登记。房屋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被执行人将其所有的需要办理过户登记的财产出卖给第三人，第三人已经支付部分或者全部价款并实际占有该财产，但尚未办理过户手续的，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第三人已经支付全部价款并实际占有，但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的，如果第三人对此没有过错，人民法院不得查封、扣押、冻结。在本案中，如若黄炳林所述，其向电影发行公司购买涉案商铺，未及时办理过户手续，在电影发行公司没有按合同约定协助办理房屋过户的情况下，黄炳林也没有按合同约定及时向人民法院主张权利，因此，黄炳林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是涉案房屋权属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诉讼后果。二、黄炳林提供的证据尚不足确定黄炳林系涉案商铺的权利人，其权利对执行标的不足以具有排除强制执行的权益。虽黄炳林提供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在执行案件查封前签订，但从黄炳林提供的证据来看，其并未实际按合同支付购房款，收据记载的房款是黄炳林认为是经过与电影发行公司股东协商并为电影发行公司同意的抵债款，但如果是以抵债方式进行房款支付，应是黄炳林与电影发行公司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但黄炳林仅以其作为股东之一投资设立的顺安达公司与电影发行公司股东之一的黄木藤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作为证明黄炳林与电影发行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以黄炳林的债权抵偿应付电影发行公司的房款，明显依据不足。况且，黄炳林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公司与股东之间确实发生了债权转移。因此，黄炳林提供的证据足以排除法院执行，黄炳林要求不得执行涉案房屋的诉请，证据不足，理由不当，依法不予支持。黄木藤述称，电影发行公司陈述的不是事实，黄木藤与向建荣是电影发行公司的合伙人，黄木藤欠黄炳林债务是事实，黄炳林向黄木藤催收，黄木藤就跟向建荣商量，向建荣跟黄木藤说不用还款给黄炳林，可以用房子抵债。黄木藤就出具了一张1030多万元的借条给向建荣，向建荣同意将涉案商铺抵债给黄炳林。黄炳林想过一年之后再卖房子，所以就没有去过户。由于经济困难，向建荣想找黄炳林借80万元才同意过户，但是黄炳林不肯，就无法过户。黄木藤因1030多万元的借款已经给了向建荣380万利息。电影发行公司还叫黄炳林交纳物业费，钥匙也交给黄炳林了，现在看到黄木藤没有钱，所以电影发行公司才反悔。黄炳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决撤销韶关市武江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粤0203执异43号执行裁定书；2.请求判决不得执行位于韶关市浈江区******************（原07号）商铺，并解除对该商铺的查封；3.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由韶关农商银行、电影发行公司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关于韶关农商银行（原韶关市区**信用合作联社）与韶关市凯兴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电影发行公司、黄木藤、黄珊雅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一审法院于2017年8月28日作出（2017）粤0203民初461号民事判决。后黄木藤、黄珊雅向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6日作出（2017）粤02民终1852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韶关农商银行向一审法院申请对韶关市凯兴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电影发行公司、黄木藤、黄珊雅进行强制执行。一审法院于2019年1月24日查封了本案涉及的位于韶关市浈江区****************6***。黄炳林于2019年10月23日向一审法院提出执行异议，认为该商铺是其向电影发行公司购买的房产，请求中止对该商铺的执行。2019年11月5日，一审法院作出（2019）粤0203执异43号执行裁定书，以现有证据尚不足以确定黄炳林系涉案房产的权利人为由，裁定驳回黄炳林的异议请求。黄炳林于2019年11月7日收到上述裁定书后，因不服该裁定遂于2019年11月19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的执行异议之诉。一审法院另查明，2013年6月4日，黄炳林作为买受人与电影发行公司作为出卖人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分别约定：1.黄炳林向电影发行公司购买位于韶关市浈江区********************商铺，该房为预售商品房，用途为非住宅，仅作商业使用。建筑面积共计85.5平方米，单价为每平方米50000元，总价款为4275000元。2.买受人于2013年6月4日签订本合同并一次性付清100%购房款，款项应直接存入该商品房预售款专用账户。凭银行出具的存款凭证，向出卖人换领交款收据。3.双方约定出卖人应当在2013年10月30日前交房，并在交付使用后380个工作日内，出卖人应当将办理权属登记需由出卖人提供的资料报产权登记机关备案。合同签订次日，电影发行公司开具了上述商铺的收据给黄炳林收执，收据中注明“今收到黄炳林交来惠诚文化广场*号商铺商铺款4275000元”并加盖了电影发行公司的财务专用章。该合同至今未办理网签。此后，电影发行公司认为黄炳林未实际支付购房款，遂拒绝配合办理该商铺的产权过户手续。黄炳林则认为已通过对第三人黄木藤享有的债权方式抵偿了购房款，并提供了以下证据予以证实：1.《借条》原件三张、转账凭证及《证明》，其中《借条》反映黄木藤分别于2012年12月21日、2013年1月5日、2013年1月11日向乐昌市*****天然气有限公司借款201万（借款期限至2013年6月20日止）、200万元（未约定还款期）、400.891万元（未约定还款期限）。黄炳林主张其在出借上述借款时为乐昌市*****天然气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为95%，故通过该公司转账支付的款项实际为其个人出借。黄木藤对此予以确认。2.黄木藤向案外人关则望借款的三张《借据》、《借条》，以证实黄木藤向关则望借款400万元的事实。黄木藤对此予以确认。3.关则望的《证明》，其在该证明中确认：经与黄炳林及黄木藤协商，同意黄木藤以案涉的商铺抵偿所欠其与黄炳林的债务，并以黄炳林的名义签订购房合同。此外，黄木藤还以商铺抵债的方式抵偿了欠黄建材、李灿东等人的债务，合计用于抵偿的商铺价值为2018.7万元。因电影发行公司系黄木藤与向建荣两人共同投资的公司，两人各占50%的股权，商铺50%的权益归向建荣所有，故黄木藤与向建荣商议后达成一致意见，视为黄木藤欠向建荣1009.35万元。电影发行公司即开具了7号、8号商铺的购房款收据给黄炳林收执。电影发行公司对此不予确认，黄木藤予以认可。4.企业信用信息报告、《声明》及《财务数据》。信用信息报告显示黄木藤、向建荣为电影发行公司的股东，两人出资各占50%。而《声明》于2015年4月15日由黄木藤与向建荣签订，内容为：“今黄木藤于2013年6月向向建荣公司借款人民币壹仟零玖万伍仟叁佰元整，月利息1%到今2015年4月15日，费用已计清。本金人民币壹仟零玖万伍仟叁佰元整继续延期借款，月利息为1%。”。黄木藤在一审庭审中确认该债务即是经与向建荣协商后，以电影发行公司的案涉商铺抵偿其欠黄炳林的借款而形成。《财务数据》中“黄老板借款”项下包括了抵商铺（抵林典来、黄建材、李灿东、黄炳林等人）的本金金额1009.35万元、利息金额916.715万元等数据。该数据表亦加盖了电影发行公司的财务专用章。电影发行公司对上述证据均不予确认，认为《声明》与其无关，是黄木藤与向建荣个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双方并未签订任何的以房抵债协议。一审法院又查明，涉案商铺现处于毛坯空置状态。黄炳林提交了案涉商铺的钥匙及现场拍摄的照片，称其于2016年底即合法占有该商铺。电影发行公司则提交了一份由韶关市荣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证实案涉商铺的钥匙是由黄木藤于2019年7月8日在未经其同意的情况下取走。黄木藤则在庭审中陈述为方便卖房，钥匙一直在物业公司处存放，其曾在2016年从物业公司处拿过钥匙，之后又给回物业公司。而黄木藤手中的钥匙是其在2019年给黄炳林的，但否认系强行抢夺。一审法院再查明，电影发行公司于2019年7月向韶关市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要求解除涉案的商品房买卖合同。黄炳林亦提起反仲裁，要求电影发行公司履行办证义务。现该案已中止审理。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关于黄炳林请求撤销（2019）粤0203执异43号执行裁定书的请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二十三条的规定，其对该裁定书不服的，应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黄炳林的该项请求不属于本案执行异议之诉审查的范围，故一审法院对黄炳林的此项请求在本案中不予审查和处理。其次，关于黄炳林主张就涉案商铺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实体权利的问题，一审法院对此认为，黄炳林提起本案诉讼主张所依据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因此，可参照该条规定的条件审查认定黄炳林就案涉商铺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一审法院对此分析认定如下：首先，虽然在一审法院查封涉案商铺之前，黄炳林即与电影发行公司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该合同亦具备了房屋买卖合同的外在形式，但结合黄炳林及黄木藤的陈述，黄炳林与电影发行公司签订该合同的目的是用于清偿黄木藤所欠黄炳林的债务，因该债务尚未到期，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应为以房抵债。虽然电影发行公司对此予以否认，但从该公司在合同签订之后的履行行为看，如其认为黄炳林未支付购房款，但却出具了购房款《收据》，签订合同多年以来未曾向黄炳林主张过购房款或要求解除合同，该行为明显与一般商业习惯及与电影发行公司作为公司法人的地位不相符。相反，从黄炳林提交的一系列借条、关则望出具的《证明》、黄木藤与电影发行公司股东向建荣签订的《声明》、财务数据来看，已形成证据链，黄炳林与黄木藤陈述的上述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即双方签订该合同的目的是以黄炳林所享有的债权抵偿全部购房款，以实现债务的清偿。而该以物抵债的行为，债权人此时对涉案不动产享有的权利与基于买卖不动产关系产生的物权期待权不同，基于债的平等性原则，黄炳林对电影发行公司的债权并不较本案所涉执行债权更具有优先实现的价值权益。其次，黄炳林称已在查封之前合法占有该商铺，从庭审来看，黄炳林与黄木藤对商铺钥匙何时交接的陈述存在矛盾之处，黄炳林提供的照片亦无法显示其在2016年即已合法占有该商铺，除此之外，黄木藤没有提交缴纳物业服务费等相关费用、收楼通知书等其他证据予以证实其主张，故不能认定黄炳林在查封之前已经合法占有案涉房屋。再次，黄炳林在签订案涉房屋买卖合同后，直到电影发行公司提起仲裁时才向该公司提出办理过户登记的请求，在此之前，合同约定的办证期限早已届满，但黄木藤却一直怠于行使自己的权利，其自身对商铺至今未办理过户登记亦存在一定的过错。因此，综上所述，黄炳林主张其对案涉商铺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故对于黄炳林要求不得执行案涉商铺，解除对该商铺查封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第四百二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的规定，于2020年3月25日作出（2019）粤0203民初3221号民事判决：驳回黄炳林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1000元，由黄炳林负担。本案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2020年6月19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韶关监管分局出具韶关银保监分局关于韶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业的批复（韶银保监复〔2020〕43号），同意韶关农商银行开业，核发金融许可证。韶关农商银行开业之时，同意韶关市区**信用合作联社、韶关市曲江区**信用合作联社解散，其全部业务、财产、债权债务以及其他各项权利义务均由韶关农商银行继承。对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中，除与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不相符的部分外，其余认定的事实部分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院将围绕电影发行公司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针对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审法院的分析认定是否适当。关于一审法院的分析认定是否适当的问题。电影发行公司上诉主张电影发行公司与黄木藤之间从来没有签订过债权债务转移协议，也没有与黄炳林、关则望签订过以债务抵房款的协议，一审法院认定黄炳林与电影发行公司签订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目的是用涉案商铺清偿黄木藤欠黄炳林的债务没有事实依据。对此，本院认为，首先，根据黄炳林与电影发行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第六条约定，黄炳林应一次性将涉案房款支付至电影发行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中。黄炳林凭银行出具的存款凭证，向电影发行公司换领交款收据。但实际上，黄炳林未按照上述合同约定将涉案房款一次性支付至电影发行公司指定银行账户中，电影发行公司却在签订涉案合同第二日向黄炳林出具了收到涉案房款的收据。黄炳林、电影发行公司的这一行为明显与上述合同约定不符，亦与一般正常的商品房交易习惯不符。其次，从黄木藤与黄炳林的陈述、关则望出具的《证明》、黄木藤与向建荣签订的《声明》，盖有电影发行公司财务公章的债权数据表来看，黄木藤与黄炳林、关则望之间的借款事实有相关借条及转账凭证予以佐证，黄木藤、黄炳林、关则望对与向建荣协商以涉案商铺为黄木藤抵偿黄炳林、关则望债务有《声明》、债权数据表予以佐证，足以认定黄炳林、关则望、黄木藤与向建荣之间达成了用涉案商铺为黄木藤抵偿黄炳林、关则望的债务合意。最后，从盖有电影发行公司财务公章的债权数据表的内容来看，电影发行公司亦确认了以房抵债这一事实。故一审法院分析认定黄炳林与电影发行公司签订涉案合同的目的是以黄炳林所享有的债权抵偿全部购房款，以实现债务的清偿，并无不当，本院予以认同。电影发行公司主张涉案合同系一般商品房交易，非以房抵债，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公章是否系黄木藤安排人员私自盖印，系电影发行公司内部事务，并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如电影发行公司认为黄木藤的行为对公司利益造成了损失，应另循合法途径解决。综上所述，电影发行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韶关市电影发行放映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 茜审 判 员  梁晓芳审 判 员  毛文芳二〇二〇年九月四日法官助理  肖 龙书 记 员  林子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