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黑01民终10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薛永发，男，1951年8月29日出生，汉族，住巴彦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阔，黑龙江至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董立新，男，1962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巴彦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耀林，黑龙江九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绥化农垦兴业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黑龙江省绥化市北林区中兴路农垦小区。法定代表人：纪晓明，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忠，男，该单位经理。上诉人薛永发因与被上诉人董立新、原审第三人绥化农垦兴业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兴业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不服黑龙江省巴彦县人民法院（2019）黑0126民初29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薛永发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巴彦县人民法院（2019）黑0126民初2948号民事判决书,在查清事实后改判解除对位于巴彦县和谐家园小区二期2号楼东起一楼商服8号门(面积136.48平方米)、对应的2楼5号门(面积170.56平方米)房屋的查封，不得执行该标的;确认和谐家园小区二期2号楼东起一楼商服8号门(面积136.48平方米)、对应的2楼5号门(面积170.56平方米)属于原告所有。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董立新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1.一审法院没有查清第三人交付给薛永发的回迁房屋与董立新查封的房屋是否系同一房屋。（2019)黑0126民初2948号民事判决书认定薛永发回迁的房屋并非董立新申请保全的房屋。该认定片面的从面积、楼号来确定薛永发回迁的房屋与董立新查封的房屋不是同一房屋与客观事实不符。因为案涉房屋出现的楼号不符的原因在于排序规则不同,面积不符是因为在尚未完成测量获得准确数据前,第三人为确定给薛永发回迁房屋按照图纸推算的面积与实际测量后的面积一定存在着数据的不同。2.薛永发与第三人对回迁协议确定的房屋已经达成一致意见，一审法院认定双方没有达成一致意见的认定不清,薛永发与第三人2015年3月19日签订的安置协议书第二条安置位置约定安置乙方(薛永发）新建楼房原址高层下北侧商服两套。商服位置和谐家园小区北侧高层东栋北侧商服东起按拆迁前顺序东依次排列。东临董立新家商服，西临李柱子商服。从以上内容看,约定给薛永发的回迁移位置非常明确具体,而且第三人交付给薛永发的发票记载位置正是按照上述约定的顺序开具，薛永发与第三人2018年签订的补偿协议书约定的位置与发票记载的房屋系同一房屋,约定的位置并不冲突。而且第三人与薛永发都互相认可。一审法院仅凭借董立新的质证意见和面积不符就做出了薛永发与第三人没有达成一致意见的认定，没有任何依据，缺乏证据的支撑。薛永发对第三人对案涉房屋回迁是达成一致意见的,薛永发上访是因为第三人回迁面积不足，并不是就案涉房屋未达成一致意见。3.薛永发的权利来源合法，不存在恶意串通，一审法院在明知薛永发是回迁户的情况下，问薛永发是否交付房屋价款的问题。关于此问题需要再次重申，薛永发是通过原始房屋置换取得的权利，无需再交付房屋价款。在片面评定证据后，未完全对薛永发提交证据进行评定的情况下，做出了薛永发与第三人未达成协议的认定，是对事实的错误评判。综上所述，薛永发对回迁安置的复生街2北商服号楼3单元1层5号即和谐家园北侧2亏高层楼下东起第七屋与东起第六屋南侧享有合法的权利，人民法院应当查清事实,确定上述房屋的准确位置是否系董立新保全房屋的位置。董立新辩称，薛永发举示所谓开发商给其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和调换补偿协议，不具有证据效力。这份书证是开发商为了在国家收税“营改增”前，为了获得税负上的优惠待遇，统一办理的，而不是为动迁安置。从内容上看，记载的面积和实际情况不是一回事。调换补偿协议是假的，从时间和内容上看就是假的，产生的时间是2018年8月15日，其后，2018年9月17日，薛永发还说没有回迁安置，既然调换协议已对安置400平米的面积达成一致，薛永发还继续上访，要求安置500平米。薛永发与开发商于2015年3月19日签订的《棚户区产权调换安置协议》，没有达成安置协议，不能实现薛永发的诉求，几次审理一再证明，此份协议是产权调换协议，不是安置协议。薛永发既没有涉案房屋的产权证，没有其他公示文件也没有联机备案，体现真实的权利人为开发商，一审法院才应董立新的请求查封了该房屋，开始是开发商提异议，继而薛永发提异议，但均被驳回，薛永发不存在享有优先权的问题。兴业公司述称，2015年签署回迁协议时，薛永发就已经标明具体位置，现在给薛永发回迁的房屋是按当年的协议约定进行的，2016年，兴业公司给回迁户开具的正规发票，按发票位置已经办理了产权证，纳税是兴业公司的义务，发票同时也是办理产权的必要件，不是董立新认为的情况；至于面积出现不同数据，是因为房产局没有精准测量，兴业公司只是根据图纸测量，测量时根据实际面积多退少补，也是税务部门所允许的，董立新在查封前，薛永发已经将该房领取,当时双方协商剩余面积产生了矛盾，导致大家上访，后来协商一致。薛永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解除对位于巴彦县和谐家园小区二期2号楼东起一楼商服8号门（面积136.48）平方米、对应的二楼5号门（面积170.56平方米）房屋的查封，不得执行该标的；2.确认和谐家园小区二期2号楼东起一楼商服8号门（面积136.48）平方米、对应的二楼5号门（面积170.56平方米）房屋属于薛永发所有；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薛永发与兴业公司于2015年3月19日签订了房屋产权调换安置补偿合同，约定由第三人兴业公司安置给薛永发两套合计面积为500平方米的商服（具体楼号位置未有明确约定）。在2018年8月15日，双方又再次签订了房屋产权调换安置补偿合同，约定在2015年补偿安置协议书的基础上，由第三人兴业公司安置给薛永发500平方米商服（具体位置为和谐家园北侧2号高层楼下东起第七屋与东起第六屋南侧一层面积226.49平方米，二层面积175.56平方米，合计402.05平方米）。董立新同样作为被动迁人在与第三人兴业公司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中，申请诉前保全。巴彦县人民法院遂查封了和谐家园小区二期2号楼东起一楼商服8号门（面积136.48）平方米、对应的二楼5号门（面积170.56平方米，合计307.04平方米）房屋。薛永发认为董立新申请查封的涉案房屋已经由第三人兴业公司安置补偿给薛永发了，遂提出案外人执行异议，被巴彦县人民法院（2019）黑0126执异62号民事裁定书驳回。薛永发认为其与第三人间通过签订安置补偿协议进行了涉案房屋的置换，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薛永发基于补偿协议获得了该房屋的优先权。现因该房屋已经特定化为薛永发的补偿房屋。故诉至法院，要求不得执行该房屋并确认薛永发为房屋所有权人。董立新认为，薛永发的补偿协议约定了安置400平方米商服房屋，安置的具体面积、位置与董立新申请法院查封房屋的面积307.04平方米不一致。第三人兴业公司作为开发商为薛永发及董立新等回迁户统一在2016年的4月30日代开的税务发票是开发商单方行为，这张发票是为了报税用的，开发商在营改增之前缴纳税款是为了自身获得优厚待遇，与本案作为被动迁人的薛永发没有任何关系。因为开发商也同样在同一天给董立新等其他被动迁户自行开具了税票子，这个税票子及税票子上体现的房屋至今也没有实际交给董立新。开发商以薛永发及董立新等业户的名义在热力公司缴纳了热费，都不是薛永发及董立新自己缴纳的，因为开发商也未按照热费收据上体现的房屋回迁给董立新。在2018年9月17日薛永发还和董立新、另案薛永发共同签署证明一份，可证明薛永发及另案薛永发均已经自认开发商在查封前仍然未对薛永予以安置回迁，也没有交过税款和房款。2018年10月23日县征收办公室在给薛永发的答复中还记载了薛永发要求安置面积是500平方米，而开发商说只能安置220平方米。这也说明在案涉房屋被法院查封之后，开发商与薛永发仍然没有达成回迁的具体协议。就薛永发安置面积是否特定之事，从本案的证据记载，薛永发的安置面积问题先后出现6个数字，针对同一事物6个不同数字的存在，怎么能够证明薛永发主张的回迁房屋面积、具体位置已经特定化了呢。第三人兴业公司的意见与薛永发一致。一审法院认为，薛永发与董立新均是第三人兴业公司开发的巴彦县巴彦镇和谐家园小区的回迁户。董立新在2018年8月20日申请法院对备案登记在和谐家园小区二期2号楼东起一楼商服8号门（面积136.48）平方米、对应的二楼5号门（面积170.56平方米），合计307.04平方米房屋予以财产保全。薛永发认为，董立新申请查封的涉案房屋系第三人已经将该房屋特定化给薛永发的拆迁安置补偿的房屋，将产生阻却法院执行的效力。薛永发为证明其主张成立，庭审时提交了其与第三人间签订的2015年和2018年两份产权调换补偿协议、销售不动产统一税务发票、热费收据。用以证实，第三人补偿给其的安置房屋已经特定化为被告申请保全的涉案房屋。一审法院认为，薛永发提供的2015产权调换补偿协议仅约定了安置补偿500平方米、具体位置未予约定，2018年产权调换补偿协议的仅约定了安置补偿400平方米，位置为2号楼东起第七屋、第六屋，面积226.48平方米、175.56平方米，合计402.04平方米，均与涉案房屋的楼号、面积（307.04平方米）不一致。销售不动产统一税务发票却记载为2北商服3单元一层5面积317.41平方米，也并非为董立新申请保全的涉案房屋。综上，仅有热费收据上记载的房屋与董立新申请保全的房屋面积一致，但缴纳热费的时间是在法院查封之后。另外，第三人兴业公司庭审时称该小区在2015年、2016年即可以在房产部门进行联机备案，而直至现在第三人也未将回迁给薛永发的安置房屋备案在薛永的名下。且从董立新提供的在查封后薛永发、董立新和另案屈云峰联合出具的证明，可以证实薛永发已经自认在查封前尚未得到回迁安置，也没有交过税款和房款的事实。在征收办巴房征信访复函（2018）18号关于薛永发信访处理意见书中也体现了在法院查封前开发商没有对薛永发予以安置的事实。另外，第三人兴业公司同时在2016年4月30日（全国税务部门营改增时间2016年5月1日的前一天）也给包括董立新等多名回迁户自行开具了体现具体楼号、面积的税务发票。该发票记载的楼号与法院查封的涉案房屋不一致，开发商也未按照其给董立新等回迁户开具发票上记载的房屋实际回迁补偿给董立新等回迁户。也未按照开发商以董立新的名义缴纳的热费收据上体现的具体房屋补偿给董立新。即该热费收据上记载的房屋不能认定为薛永发与第三人兴业公司已经达成回迁安置的合意。综上，薛永发不能提供充分证据证实，其在查封前已经与第三人兴业公司达成了协议，就安置补偿给其的特定房屋与董立新申请法院保全的涉案房屋具有一致性。即薛永发不能提供证据证实在查封前该涉案房屋已经特定化为其回迁安置的房屋。因此，薛永发作为案外人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判决：驳回薛永发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621元，由薛永发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薛永发提交的确认书、巴彦县人民法院（2019）黑0126执113号执行裁定书、与执行裁定书相匹配的和谐家园履行判决书、第三人兴业公司与李立君签订的安置协议书一份。兴业公司出具确认书证明均属于单位证明性质，证据中没有出具人签字，不符合单位证明形式要件。兴业公司是本案当事人，其单方制作的证据不能作为单独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其余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不能证明待证事实，本院不予采信。本院经审查确认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本院认为，本案系执行异议之诉，异议人对执行标的物是否享有所有权或者其它足以阻止执行的实体权利是审理此类纠纷的关键问题，也是本案审理的焦点问题。薛永发作为排除人民法院执行的异议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物享有排除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责任。结合本案，薛永发与兴业公司签订安置协议中并未明确约定本案争议的房产，故本案房产不属于回迁特定化房屋。协议中约定的“原位置回迁”无论从文意解释还是扩大解释的角度，均应属于约定不明条款。另外，一个小区的建设也不可能达到与原拆迁房屋位置完全一致的可能性。薛永发在另案中已经自认未得到安置房屋，根据禁反言原则，应认定其自认的事实成立。纳税发票等票据均系单方意思表示，不能作为认定具有回迁安置特定化协议的合同。薛永发也没有提交充分证据证实在人民法院查封前，其已经对查封房屋占有至今的事实。综上，人民法院查封涉案房屋时，不能认定薛永发对涉案房屋享有排除执行的民事权益。综上所述，薛永发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621元，由上诉人薛永发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谢国丰审判员  潘雪梅审判员  李 萌（）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杨波书记员刘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