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7）粤1973民初59162504号原告(反诉被告):东莞市众金家具有限公司江苏力安体育器材有限公司，住所地为江苏省兴化市********。法定代表人：王长安，职务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彭丽兵，广东广祺律师事务所律师。法定代表人杨劲松。委托代理人王广坤，广东商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陈亮，男，汉族，1987年12月27日出生，住安徽省安庆市望江县高士镇武昌村大堰片合兴****，公民身份号码为3408271987********，系原告员工。被告（反诉原告）:东莞市金顺环保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罗晓燕，女，汉族，1986年3月11日出生，住广东省东莞市***********************，公民身份号码为441************321。委托诉讼代理人：叶立进，江苏天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庆康，江苏天炜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江苏力安体育器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安公司”）东莞市众金家具有限公司诉被告罗晓燕东莞市金顺环保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承揽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以及被告反诉原告承揽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简易程序，于2020年4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合并审理，原告力安公司法定代表人王长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彭丽兵，被告罗晓燕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庆康到庭参加了诉讼。后因被告罗晓燕当庭提起反诉以及原告力安公司变更诉讼请求，故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审理，。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分别于2020年6月30日和2020年8月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合并审理。原告力安公司法定代表人王长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彭丽兵，被告罗晓燕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庆康、叶立进均到庭参加了诉讼原告的委托代理人王广坤、陈亮、被告的委托代理人潘秋波、李智鹏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力安公司起诉时的原告本诉诉讼请求如下：1.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219558元；2.被告返还原告32.025吨货（产品为EPDM三元乙丙颗粒，存放于东莞市*********莞市帝晨电源科技有限公司仓库，每吨3700元计119492.5元）；3.被告承担从2019年11月1日起至实际返还原告货物之日止的仓库租金，每月租金3150元；4.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后原告力安公司变更诉讼请求为：1.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219558元；2.被告支付原告32.025吨货的等值货款119492.5元（产品为EPDM三元乙丙颗粒，存放于东莞市*********莞市帝晨电源科技有限公司仓库，每吨3700元计119492.5元）；3.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本诉诉称事实及理由：，原告于2018年4月18日与被告签订《销售合作协议》，协议项目为体育设施材料销售，产品为EPDM三元乙丙颗粒。《销售合作协议》签订后，原告依约向被告提供了产品。经统计，从2018年5月至2019年10月，被告共销售产品约300余吨，截至2019年5月的货款已全部结清，经双方对账确认，被告尚有219558元的货款没有支付给原告。另，存放于东莞市*********莞市帝晨电源科技有限公司仓库内还有32.025吨产品没有销售，现被告拒不付款，还以种种理由阻止原告将库存货物拉走，原告认为，根据《销售合作协议》。原告本诉诉请如1.判令解除原告与被告之间订立的油房、吸尘系统工程合同书；2.被告向原告返还合同款480000元；3.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约定“甲方必须每次出货跟乙方及时结算款项，甲方不得以任何理由拖欠，否则乙方有权停止供货”，被告拖欠货款已几个月，被告的行为已构成违约，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特诉至法院。2020年1月，被告未经原告同意，擅自将存放于东莞市*********莞市帝晨电源科技有限公司仓库内的32.025吨EPDM三元乙丙颗粒搬走，直至2020年4月16日上午，原、被告双方到被告临时租赁的仓库实地查看，发现仓库内的EPDM三元乙丙颗粒剩余不足10吨，其余由被告销售，被告拒不同意原告搬走，为此，原告遂变更诉讼请求。被告罗晓燕针对被告针对本诉答辩称，1.原告的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被告不拖欠原告货款，按《销售合作协议》。原告本诉诉请如1.判令解除原告与被告之间订立的油房、吸尘系统工程合同书；2.被告向原告返还合同款480000元；3.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约定，原告应该以合同的标准向被告提供力安牌EPDM三元乙丙颗粒（国定沪标），但是实际供货中原告以次充好，以老国标冒充国定沪标，导致被告在销售中因产品质量问题无法收回货款，且需赔偿客户损失。且根据协议约定第三条第二款，由被告出售的资金回笼后再给原告，由于原告的货物有严重质量问题，资金无法回笼，且需要赔偿客户损失，故被告无给付货款的义务；2.原告提供的广东盘点清单是原告单方制作，被告没有进行确认及对账；3.因质量问题，剩余的力安牌EPDM三元乙丙颗粒被告未进行销售，全放在仓库中，具体数额以实际在仓库中的数额为准，如果原告解决了产品质量问题，剩余在仓库的产品可以取回。被告被告罗晓燕的反诉诉称请求如下：1.力安公司立即返还罗晓燕货款差价309000元及利息（从反诉之日起到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2.力安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及理由：2018年4月18日，原告与被告签订《销售合作协议》，协议项目为体育设施材料销售，产品为EPDM三元乙丙颗粒，价格为3800元/吨，质量达到国家国定沪标标准。协议签订后，实际供货中，力安公司以次充好，以老国标代替协议约定的国定沪标进行供货，并按国定沪标的价格收取货款，另悉，老国标与国定沪标产品价格差距较大，故罗晓燕要求力安公司以每吨1000元的标准退还差距，罗晓燕是按每吨1000元的差价提起的反诉，实际差价是每吨2000元，另外的每吨1000元差价罗晓燕保留追诉权利。另因力安公司产品质量问题导致的损害赔偿纠纷，罗晓燕将另行起诉。。原告本诉诉请如1.判令解除原告与被告之间订立的油房、吸尘系统工程合同书；2.被告向原告返还合同款480000元；3.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原告力安公司原告针对反诉答辩称，1.双方在2018年4月18日签订《销售合作协议》。原告本诉诉请如1.判令解除原告与被告之间订立的油房、吸尘系统工程合同书；2.被告向原告返还合同款480000元；3.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时，新国标尚未执行，双方是按照旧国标的价格每吨3800元供货，原告销售给被告的力安牌EPDM三元乙丙颗粒符合旧国标，从被告提供的证据也可以证实被告对存在新国标与旧国标是明知的，新国标的价格超出旧国标近2000元每吨，原告按3800元每吨销售给被告是双方的约定，不存在价格欺诈，也不存在以次充好、以旧代新供货；2.被告将旧国标的货物按新国标的标准去检验明显不符合原告的产品标准，被告的反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予以驳回。一、原告与被告签订涉案合同书的目的是通过被告的履行使原告的生产环境通过环评验收，从而符合环保法的要求，然而，被告的设备始终未能通过环评，经催告，被告仍然未履行，原告不得已寻求案外人履行了涉案合同的义务，并通过了环评，因此涉案合同在原、被告之间已失去了履行意义。被告根本违约，导致不能实现双方签订合同的初衷与宗旨，所以原告要求解除。二、涉诉合同书的款项原告已经按合同约定向被告共支付480000元，其余未付的原因是工程未能验收合格，不具备支付条件；三、原告与被告之间签订两份内容不同的合同书，每份合同书都是一个独立的法律关系，被告的反诉涉及本诉之外的其他合同书不属于反诉范围，被告对于本诉外的法律关系只能另行起诉。综上，请法院查清事实，依法支持原告的本诉请求，驳回被告的反诉请求。经审理查明，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4月18日，罗晓燕（甲方）与力安公司（乙方）签订了一份《销售合作协议》。原告本诉诉请如1.判令解除原告与被告之间订立的油房、吸尘系统工程合同书；2.被告向原告返还合同款480000元；3.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协议第一条约定协议项目为体育设施材料销售，产品为EPDM三元乙丙颗粒，价格为到东莞市樟木头乙方提供的仓库位置装车价格为3800元/吨，质量达到国家国定沪标标准，如甲方需要其他质量标准产品，价格双方再议；除广东地区外，按客户需求选择就近发货，即是从厂家发货，乙方补贴甲方每吨交通费用150元整，乙方给甲方的合算价为3650元整；如遇客户需要急货或走专线快递物流时，发货涉及到陆运物流费用支出，此费用乙方只正常补贴甲方150元交通费用，多出部分甲方与客户沟通共同承担；根据原材料的价格变动，甲乙双方的价格也随市场价格变动，乙方要及时与甲方做调整，而调整一定要在市场价格的合理范围内，超出范围甲方有权终止合作。第二条约定乙方的义务和责任，乙方提供仓库及办公场所（产生的费用由厂家承担），作为厂家广东办事处；乙方提供现成货物及技术支持；乙方保证货源的质量和供应的充足；如出现质量问题由乙方承担完全责任。第三条约定甲方的责任和义务，甲方负责销售及销售人员的一切产生的费用；负责将所有由甲方出售的材料资金回笼给乙方；甲乙双方合作期间，EPDM三元乙丙颗粒甲方自理销售仅代理乙方一个品牌，如有违约，将以其材料款全部金额十倍处罚给乙方作为违约金。第四条约定如有开票等单位乙方要完全配合开票，开票税率为货款总额的10%税款，由甲方支付给乙方（一次一清）。第五条约定甲方必须每次出货跟乙方及时结算款项，不得以任何理由拖欠，否则乙方有权停止供货；乙方不得以各种方式扰乱甲方的市场，一经发现将以其材料款全部金额十倍处罚给甲方作为违约金；此合同暂签三年，到期后双方共同协商续约。双方有争议的事实和证据如下：一、双方的关系及交易流程。原告主张其与被告系买卖合同关系，原告租赁了位于东莞市*********莞市帝晨电源科技有限公司的仓库用于存放货物，原告先把货物发至该仓库存放，被告按合同价格向原告拿货，双方约定被告拿货出仓库就要向原告付款，并非要等被告资金回笼后再向原告付款，且被告以何价格出售是被告自行决定的。被告则主张双方是合作关系，并非买卖合同关系，被告帮助原告销货，被告只是赚取利润差价，原告按照合同价格向被告供货，被告按照市场价格向客户出售，销售价格由被告自行决定，资金回笼后被告就按照合同约定的价格将货款支付给原告。二、发货及付款情况。原告主张其于2018年5月至2019年5月期间共计向被告供应彩颗粒309吨和黑颗粒18吨，原告于2019年5月17日送了最后一次货后被告便没有再向原告拿货，双方是不定期对账，对账时原告就过来清点仓库的库存，根据原告发货数量以及仓库存货数量，计算得出向被告销售的货物数量，再核对原告收到了被告的货款金额，从而得出被告未付货款金额，双方在2018年底通过微信对过一次账，但已无法提供当时的对账单，被告已付清2018年的货款，2019年开始都是被告通过微信向原告发送对账单对账，原告于2019年10月19日对仓库存货进行清点，被告亦在现场，清点后双方对账确认仓库还有32.025吨货物未销售，被告共计尚欠219558元货款未付。被告则主张其并未拖欠原告货款，原告无法证明其供货数量，且原告在起诉状中自认被告已付清了2019年5月前的货款，庭审亦明确2019年5月后没有再向被告供货，可知被告已不欠原告货款，但因被告手机数据已丢失，被告已无法举证证明被告销售了多少货物以及向原告支付了多少货款。原告为证实其主张，提交了《广东仓库盘点结账》、微信聊天记录截图、电子对账单、照片、视频、《租约》、微信聊天记录、《东莞仓库全部收款明细表》、广东仓库销售收款记录、银行流水为证。（一）《广东仓库盘点结账》，拟证明双方清点及对账情况。《广东仓库盘点结账》内容均为手写，载明2019年6月3日双方对账确认仓库存货共计113.975吨，2019年10月19日双方对账确认仓库存货共计33.025吨（减做样块、样品、半袋子，余32.025吨），2019年6月3日至2019年10月19日仓库销售老国标53.35吨×3700元/吨=197395，新国标1.825吨×5950元/吨=10858.75，打底白3.325吨×3400元/吨=11305，三项货款计219558元。另圈出“7月24日已付清22.45吨材料款”的内容并注明“被告确认”。原告主张清点时被告在现场，但不肯在《广东仓库盘点结账》上签名。被告对该《广东仓库盘点结账》不予确认，认为是原告单方制作，没有被告的签名确认，双方以往对账都是有签名、写日期确认的，被告不认可该对账情况，不确认原告主张的供货数量。（二）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及照片，拟证明原告发货情况及双方对账情况。原告提交了其法定代表人王长安与被告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其中显示王长安于2019年7月17日下午向被告发送了《仓库销货》《清单》《广东仓库》三份电子表格，被告回复收到，并于当晚向王长安发送了对账明细，载明“总进货量彩颗粒309000，黑颗粒18000,2018年5至1月销售合计175350（彩颗粒157350，黑颗粒18000），2019年2-5月合计33575，总合计208925，余118075”，王长安回复称好的。被告于2019年10月19日向王长安发送了其位置并问其几点到，王长安回复称“在吃早餐，一会儿去”。照片显示拍摄者与被告在交谈，拍摄者桌面前放置有原告提交的《广东仓库盘点结账》。原告主张照片系其法定代表人于2019年10月19日到被告办公室对账时所拍摄的。原告主张手机微信已更新，无法提供原始载体以供核对。被告对该微信聊天记录及照片不予确认，认为原告没有提供完整的聊天记录和手机原始载体，不符合电子证据的相关规定，不能反映客观事实，照片的形成时间及背景无法证实，亦不能作为证据采纳。（三）视频和录音光盘，拟证明原告于2019年10月19日在仓库清点库存以及在被告办公室对账情况。光盘中有两段视频和一段通话录音，第一段视频内容显示被告在办公室手写记录着文字，但无法看清被告正在书写的内容；第二段视频内容显示的是一仓库现场，仓库内放置着许多货物，视频中有一名人员在清点。原告主张在清点的是原告法定代表人的妻子，被告当时亦在现场。通话录音内容显示王长安致电“顾总”，问其仓库的货物是不是已经被拉走了，“顾总”称早就拉走了，大概在春节的时候拉走，王长安问为何货物拉走了没告诉他，“顾总”称其无法阻止，因为合同是“人家”签的，有权拉走，王长安说“虽然合同是她签的，但你也知道货物是我的，当时合同是我谈的”，“顾总”称只认签合同的人，并称对方跟他说不租了，让他租给其他人，对方已经交了租金。原告主张该通话录音是王长安与仓库房东顾祥龙之间的通话录音。被告对视频光盘不予确认，认为光盘并非原始载体，第一段视频不能显示拍摄时间、地点及货物的吨数等，现场仅有原告方在场，对客观事实无法核实。通话录音亦无法证明是被告拉走了32.025吨货物，被告拉走货物时没有清点过库存，具体应以现在仓库库存为准。（四）微信聊天记录、《东莞仓库全部收款明细表》、广东仓库销售收款记录以及银行流水，拟证明原告的发货情况和被告的付款情况，被告清楚新国标的价格为每吨5950元，是与旧国标价格不一致的。1.原告法定代表人王长安的妻子与被告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被告于2019年6月30日对王长安的妻子说“嫂子你把清单明细重新发给我”，随后王长安妻子发送了一张图片，被告称“你把去年的分开算，这去年的都对过了，还搞一起那都乱了”，王长安妻子说“我算的仓库总余货”，被告向王长安妻子发送了一张明细表图片，该明细表显示“厂家发货的各种颜色颗粒共计337吨（其中黑颗粒28吨2018年5月13日从山东港口直发），仓库发货204.5吨，仓库余货132.5吨”，随后王长安妻子向被告发送了多张送货单图片，被告称“你这对的账上面都没有进货日期出货日期，怎么对”，我发过去的你们都不做账的？这库存多一大半出来吓人”，王长安妻子称“不可能，每笔都记录着，你所给的每笔钱都有记录，都没删”，“你黑颗粒都是卖一笔给一笔的”，并发送了一段被告与原告法定代表人王长安的聊天记录，该聊天记录打开后显示2019年4月19日被告向原告发送信息确认“新国标颗粒5.850*5950=34807.5-6300房租=28507.5元”并显示被告于当天向王长安转账了28507.5元。被告说“你查我的聊天记录先，说发28吨，到的时候点了只有18吨，后来王总说了，货太泡放不下只发了18吨”。王长安妻子于2019年7月1日向被告发送了三段聊天记录，称分别是“仓库去年和今年卖的货”、“工厂所有发仓库的货”和“仓库所有颜色的剩余数”，并让被告核对，被告回复称“收到”，之后则未再反馈对账结果。2.《东莞仓库全部收款明细表》和广东仓库销售收款记录是原告自行制作，显示被告于2018年5月4日至2019年7月24日共计向原告付款750481.5元，另外从山东发货的18吨黑颗粒未计算在309吨之内，18吨黑颗粒货款已结清；广东仓库销售收款记录记载着2018年5月至2019年6月被告销售货物208.45吨以及被告对应的付款情况，原告已收到了被告销售的该208.45吨货物的货款。银行流水证明被告的前述付款情况。被告认为原告提供的并非完整的原始载体，聊天记录有选择性的删减，不符合电子证据相关规定，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即使能作为证据使用，也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首先，2019年6月30日被告所发送的图片是原告制作的，且并非是截至2019年6月30日的数据，被告发送该图片目的是希望原告以此格式与被告进行对账；其次，被告曾经订购过新国标，但是根据原告陈述，其发的是老国标，即以次充好，这也是后续多次发生质量问题导致被告无法收回货款的原因；最后，原告一直混淆概念，新国标与老国标的价格确实不一致，但是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协议要求以国定沪标的标准进行送货，价格为每吨3650元，老国标与国定沪标存在价格差异，所以被告的反诉也是有依据的。《东莞仓库全部收款明细表》和广东仓库销售收款记录、银行流水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记录并不完整，只能证明被告支付的部分货款，被告支付的货款远远超过750481.5元，截至目前被告不欠原告货款。（五）《租约》，拟证明原、被告约定以被告的名义与仓库房东签订租赁合同，原告的货物存放在该仓库，仓库租金每月3150元，由原告支付租金，被告无权搬走原告的货物。《租约》显示出租人顾祥龙与被告于2017年4月10日签订了合同，约定被告承租顾祥龙的厂房，租赁期限自2017年4月11日至2020年4月11日，每月租金3150元。被告认可《租约》的真实性，确认仓库实际是原告所租，双方《销售合作协议》约定租金由原告支付，前期租金是原告支付，但后期发生争议后租金均由被告垫付，当时是因为租金太高，被告承担不起，原告也没有支付，故被告就另外租赁了一个租金较为便宜的仓库并把货物原封不动地搬过去了。三、供货标准。《销售合作协议》约定原告供应的货物质量应达到国定沪标标准，原告主张其所称的国定沪标是指老国标或旧国标，即《上海市团体标准T/310101002-C003-2016》，原告的产品也是按这个标准生产的，其所称的新国标是从2018年11月1日开始实施的，指的是《团体标准T/SHHJ000003-2018》。原告主张其销售给被告的大部分货物都是《上海市团体标准T/310101002-C003-2016》标准，2019年5月17日按照《团体标准T/SHHJ000003-2018》供应了6.52吨，单价6100元/吨，最后被告以5950元/吨结算。被告则主张根据原告提供的报价单显示，国定沪标是指《团体标准T/SHHJ000003-2018》，老国标是指GB/T14833-2011，新国标是指GB36246-2018，这是被告与原告的业务员刘楷确认的，《销售合作协议》是原告拟定，原告说是国定沪标，被告就按国定沪标的标准向客户供货，被告也不清楚有无行业标准，原告出售货物时都没有说清楚货物的标准，被告于2020年3月12日拿原告的货物进行检验，发现不符合《团体标准T/SHHJ000003-2018》标准。被告为证实其主张，提供了《力安公司2018年报价单》《力安公司2019年报价单》、检测报告及申请了证人刘楷出庭作证。（一）两份报价单上均载明三元乙丙EPDM的老国标GB/T14833-2011单价1250元，国定沪标T/SHHJ00003-2018单价3650元，新国标GB36246-2018单价5600元。被告主张该两份报价单系王长安通过快递寄给被告的，但无法提供书面证据。检验检测报告显示被告于2020年3月13日委托上海建科检验有限公司对原告生产的EPDM运动场颗粒进行检验，检验结论为不符合T/SHHJ000003-2018《学校运动场地合成材料面层有害物质限量》标准要求。原告对被告提供的两份报价单不予认可，原告主张从未向被告寄送过该报价单，报价单上的公章并非原告的公章，是被告伪造，原告申请对该公章进行鉴定。原告对检验检测报告亦不予认可，主张原告销售给被告的货物是按《上海市团体标准T/310101002-C003-2016》生产的，被告私自送检的检测报告参照《团体标准T/SHHJ000003-2018》进行检测显然没有依据。原告对此提交了其将货物于2018年3月5日、2018年12月17日、2019年3月19日送检的检测报告，分别显示原告生产的EPDM环保专用胶粒符合《上海市团体标准T/310101002-C003-2016》标准要求，原告生产的EPDM红色颗粒和跑道颗粒、人造草充草颗粒符合GB36246-2018的标准要求。（二）证人刘楷陈述其于2018年3月至2019年5月在原告处担任业务员，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其已于2019年6月离职，是其介绍原、被告签订案涉合同，当时合同约定以2018国定沪标供货，2016上海团体标准就是上海团标，2018国定沪标因为接近新国标，所以叫新国标，三元乙丙EPDM橡胶颗粒有上海团标、国定沪标、老国标、新国标，老国标是指2011标准，新国标价格是5600元左右，老国标价格是1150-1200元之间，原告当时盖了报价单给证人，证人开设有江苏健力体育设施材料有限公司，其公司亦有原告销售给被告的同类颗粒出售。证人当庭出示了其与被告之间的短信聊天记录，其中证人在2018年4月25日回复被告称“国定沪标就是行业里说的新规定2018年标准，还未实施但可以预检了，目前大部分执行的老国标GB14833-2011和上海团标T/310101002-C003-2016的标准，我们做的是环保产品就是国定沪标2018新标准，上海沪标是2016标准，上海新标准是国定标准，因为这次是国家规定的”。原告对证人刘楷的证言不予认可，原告主张刘楷并非其员工，不能代表原告，刘楷与原告存在债务纠纷，刘楷自己也有公司，销售的也是与原告同类的产品，与原告存在竞争关系，被告确实是刘楷介绍给原告的，但不能证明刘楷就是公司的员工，刘楷也证明了新国标售价是5600元左右，可以证明原告销售给被告的货物是老国标标准，被告对此是清楚的。四、原告主张被告未经其同意擅自拉走原来仓库剩余的32.025吨货物，被告确认已将货物搬至位于东莞市************的仓库，故本院分别于2020年4月16日和2020年9月15日组织双方当事人前往被告新租赁的仓库清点货物库存。（一）第一次现场勘验时，原告确认带有其公司“力安”标志的系原告的货物，其他没有标志无法确认是否原告的货物，被告则主张仓库全部货物都是原告所发的，仓库的货物并没有卖给被告，该货物的所有权仍属于原告，本院现场向被告释明因双方确认带有“力安”标志的货物是原告所有，如果被告不同意原告拉走，对此造成的扩大损失将由被告承担，被告表示清楚，但坚持不同意原告拉走货物。原告不同意现场清点，其认为双方已于2019年10月19日对库存进行过清点，并可以提交证据佐证，且不具备清点条件及时间，故当天并未对货物进行清点。（二）第二次现场勘验时，原告确认被告新租赁的仓库中的颗粒货物均是其所有，但胶粉并非原告所供应。被告同意原告取回所有货物，并称将另行向原告主张占用仓库期间的租金。故在双方当事人见证下，从下午15时开始进行现场清点并搬运货物，19:50结束清点及搬运，双方确认原告已取回颗粒货物850包（每包25kg）即21.25吨，现场剩余的43包蓝色胶粉货物因原告否认是其所有，故不予搬走。另查明，《团体标准T/SHHJ000003-2018》（2018年11月1日实施），代替《上海市团体标准（T/310101002-C003-2016）》（2016年6月1日实施）。国家强制性标准《GB36246-2018》。国家标准《GB/T14833-2011》（2012年5月1日实施，现行有效），代替《GB/T14833-1993》。庭审中，原告主张被告自2019年6月开始没有再向被告拿货，也没有付清货款，合同已不能履行，故要求解除合同。被告则认为合同期限未届满，不同意解除合同，且因原告货物存在质量问题，导致客户向被告索赔，该质量问题尚未解决。被告主张其反诉请求计算依据是报价单载明国定沪标是3650元/吨，而原告向被告发的货物是老国标1250元/吨，实际差价有2000多元，被告暂时主张1000元每吨差价，309吨的数量是根据原告起诉状估算得出的，因为具体数量被告也不清楚，至于剩余的差价以及因质量问题造成的损失被告将另行起诉。2015年4月24日，原告与被告签订合同书，约定工程名称为油房、吸尘系统治理工程，工程造价为800000元。合同书第五条约定付款方式为：签订合同后付总合同金额的30%；主要设备进场后付总合同金额30%；工程安装完工验收合格后再付总合同金额的35%（安装完工后此货款由陈庆中代收，等工程出具环保验收报告后，由陈庆中转付合同金额的35%的货款）；工程安装完工设备使用一年后再付总合同金额的5%。合同书第六条约定交货期：被告在本工程预付款到账之日起制作并开始计算工期，被告需在60个工作日内完成主体工程，环评及验收报告在六至八个月交付原告（原告必须配合被告组织环保验收，并即时与有相关资质的环保机构签订废水、固废回收合同）。合同书第七条约定，被告安装设备保修期为一年，保修期满后，被告进行终审服务，收取材料成本费及差旅费。合同书约定，原告应按期足额支付工程款，如原告拖欠工程余款，按规定逾期一周后，每逾期一日应按拖欠款项额的3‰向被告支付滞纳金。合同书所附的报价总表显示：木工车间吸尘系统工程报价为359397元、UV线废弃处理系统工程报价为172570元、油房废气处理系统工程报价为123033元、底油房打磨房系统工程报价为80000元、环境评估报告报价为15000元、油房吸尘项目环保验收报价为50000元，总价800000元。报价总表上载明付款方式：签订合同后付总合同款的30%；设备进场后3个工作日付总合同款的30%；工程验收合格后（原告必须在一个月内配合被告组织验收，否则视为验收合格）再付总合同款的35%；工程安装完工，设备使用一年后再付总合同款的5%。报价总表注明：以上工程被告负责环评及环保验收，并保证以上工程尾气排放达到国家环保排放标准。2015年6月8日，东莞市环境保护局出具东环建【2015】1235号函，提出意见如下：鉴于被告建设项目邻近大量出租屋，且产生较多的大气污染物，要求开展大气专项评价，现暂不同意该环境影响报告表，并将资料退回，申报项目在环评文件获批准前，不得投入生产。被告庭审时主张，大气专项评价属于合同外的项目，导致双方产生分歧，大气专项评价不属于案涉合同约定的环保验收和环评内容，环保局未对被告工程作出不合格的认定，因此被告认为已经通过了环评和环保验收，之后，被告未再向东莞市环境保护局提交过环评资料。2016年3月10日，双方签订合同书，约定工程名称为一楼吸尘系统增加工程，工程造价为70000元。合同书约定付款方式为签订合同后付总金额的30%；主要设备进场后三个工作日内再付总合同金额的30%；工程安装完工调试合格后再付总合同金额的40%。被告主张该合同书的工程系油房、吸尘系统治理工程的增加工程，故反诉一并主张该合同书的工程款；原告主张该合同书与油房、吸尘系统治理工程合同书系两份不同的合同，以此认为被告反诉主张该合同书的工程款不属于反诉范围，被告应当另案起诉。2017年1月24日，东莞市环境保护局向被告发放污染物排放许可证。原告主张其寻求案外人履行了案涉合同义务，通过了环评。庭审时，双方确认2015年4月24日的合同书已付工程款为480000元，剩余工程款320000元；2016年3月10日的合同书已付工程款为42000，剩余款项28000元；被告反诉诉请的工程款348000元系320000元+28000元。被告依据合同第8条甲方责任A项按每天3‰的标准计算违约金，但因该标准计算的违约金超过的被告的实际损失，被告主动调整为以348000元×20%=69600元。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交的《销售合作协议》、照片、《广东仓库盘点结账》《租约》、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检测报告、视频和录音光盘、微信聊天记录、《东莞仓库全部收款明细表》、广东仓库销售收款记录、银行流水，被告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报价单、短信聊天记录、检测报告、证人证言等证据有原告提交的合同书、付款回单、环保局函件、被告提交的合同书以及本院庭审笔录、现场勘查笔录等附卷为证。本院认为，案涉《销售合作协议》是原、被告自愿签订，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应依约全面履行。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原、被告之间构成何种法律关系；二、被告是否应向原告支付货款；三、原告是否应向被告返还货物差价。关于焦点一。根据庭审双方的陈述，原告是按照《销售合作协议》约定的价格向被告送货，被告按照合同约定的价格向原告支付货款，即卖方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给买方，买方向出卖人支付价款，双方的交易符合买卖合同的特征。被告主张其只是帮原告销售货物，但被告明确表示其赚取的是利润差价，被告向原告拿货后自主决定销售对象、销售价格、销售方式等，显然被告与其客户之间构成另一个买卖合同关系。故综上，本院认定原、被告之间构成买卖合同关系。本院认为，双方签订的两份合同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对双方产生法律约束力，双方应当按照合同书的约定履行各自义务。通过庭审调查的事实，结合东莞市环境保护局于2015年6月8日发出的函件，足以证明2015年4月24日的合同书涉及的工程在2015年6月8日前已经完工，但是被告没有完成报价总表上记载的环境评估报告和油房吸尘项目环保验收两项内容，此两项内容涉及的金额为15000元+50000元=65000元。双方对于东莞市环境保护局出具的东环建【2015】1235号函的理解发生分歧，导致双方在履行合同中产生争议。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2016年3月15日的合同书是否为反诉范畴？2、被告是否履行了环评和环保验收的义务？3、原告是否有权解除合同？4、被告能否要求原告支付剩余款项？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原告本诉涉及的合同为2015年4月24日签订的合同书，被告反诉涉及2015年4月24日签订的合同书以及2016年3月15日签订的合同书，虽然2016年3月15日签订的合同书约定的工程为一楼吸尘系统增加工程，与前一份合同约定的油房、吸尘系统治理工程存在关联，都是有吸尘系统的内容，但是两份合同签订时间相隔太远，约定的完工时间、付款时间、验收等内容都不一致，被告应当另案起诉主张该合同的剩余款项为宜，本案反诉中不宜合并审理2016年3月15日涉及的工程款项支付问题。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案涉合同书中明确约定了由被告负责环评及环保验收，并针对提交环境评估报告和油房吸尘项目环保验收作出了单项的报价，说明被告按合同书约定应当履行环评及环保验收的义务。双方对东莞市环境保护局出具的函的理解发生争议，原告认为该函表明被告没有履行环评及环保验收义务，被告主张该函要求大气专项评价，不属于合同约定的环评及环保验收。从东莞市环境保护局出具的函件载明的内容来看，东莞市环境保护局暂不同意原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并将资料退回给了原告，要求整改完毕再申报，这说明东莞市环境保护局没有通过原告项目的环评资料，并要求原告整改，从案涉合同约定的环评及环保验收义务来看，被告应当为原告办妥环保验收的事项，且合同书中并未明确约定环评是否包括了大气专项评价，按照合同书的通常理解，被告有义务为案涉项目处理好环评及环保验收的事宜，被告以大气专项评价不属于合同约定的环评及环保验收义务的内容提出抗辩，本院不予采信。在东莞市环境保护局发出东环建【2015】1235号函之后，被告并未根据该函的要求做出整改重新提交申报资料，说明被告未能按照合同约定履行环评及环保验收的义务。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案涉合同书的设备已经安装完成，只有环境评估报告和油房吸尘项目环保验收两项内容没有完成，从双方在2016年3月15日签订一楼吸尘系统增加工程的合同书来看，双方从2015年4月24日签订第一份合同到2016年3月15日一直保持合作关系，双方对于东莞市环境保护局发出的函件理解产生争议导致被告未对案涉合同书的环评及环保验收进度跟进，原告在双方合作期间也没有提出解除合同，直到2017年4月27日向本院起诉主张解除合同，距案涉的设备完成安装的时间相距甚远，案涉设备完成安装后一直处于原告的控制之下，对于环评和环保验收事宜也需要原告的配合才能完成，虽然被告存在违约，但原告以被告构成根本违约要求解除合同的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采信。关于第四个争议焦点。2015年4月24日的合同书未付款项为320000元，被告反诉要求继续履行案涉合同书即要求原告向其支付合同书的未付款项，但被告没有完成的项目报价共计65000元，被告不应主张其尚未完成的项目的款项，被告能够主张的款项应当为320000元-65000元=255000元。虽然被告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完成环评和环保验收的义务，但从2015年6月开始，案涉设备已经完成了安装且处于原告的控制之下，原告应当向被告支付已经安装完成的设备的款项才符合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因被告存在违约行为，故被告要求原告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的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焦点二。（一）原告主张被告尚欠其货款219558元未付，原告应对此承担举证责任。首先，原告主张其共计向被告供应了309吨彩颗粒和18吨黑颗粒，并提交了相应证据，但原告法定代表人王长安和被告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并无原始载体予以核对，被告对聊天内容也予以否认，故无法核实聊天记录的真实性；王长安妻子与被告的微信聊天记录仅能体现被告向原告发送了一张明细表照片，但该明细表内容指代不清，且被告主张发送该表格的用意是要求原告按该明细表的格式做表对账，故该明细表亦无法证明原告所主张的发货情况。其次，原告主张《广东仓库盘点结账》能证明双方确认未付货款金额为219558元，但该《广东仓库盘点结账》是原告自行制作，没有被告的签名确认，被告庭审亦予以否认，故不足以证明原告该主张；再次，《东莞仓库全部收款明细表》、广东仓库销售收款记录以及对应的银行流水只能证明被告出售货物的情况以及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的情况，并不能证明原告的发货情况及被告尚欠原告货款，且该证据已证明原告收到了被告于2018年5月至2019年6月期间销售货物对应的货款。最后，原告在起诉状中自认被告已付清了截至2019年5月的货款，庭审中原告也确认从2019年5月18日起被告没有再向原告拿货，2019年5月17日供应的货物也已经进行了结算，故亦可证明被告没有欠原告货款。综上，原告未能有效举证证明被告欠其货款，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原告诉请被告支付货款219558元，本院不予支持。原告以被告欠付货款为由要求解除案涉合同亦无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二）对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32.025吨货物的等值货款119492.5元的问题。原告主张被告未经其同意擅自搬走了原来仓库存放的32.025吨货物，首先，如前所述，《广东仓库盘点结账》系原告自行制作，被告不予确认，不能证实2019年10月19日当天仓库存货为32.025吨。其次，原告提交的清点视频也只能体现现场有原告的人员在清点货物，不能证明货物的数量。最后，即便2019年10月19日库存为32.025吨，但不能证明2019年10月19日之后是否有货物进出仓库，原告提交的通话录音也未体现被告当时拉走的货物数量是32.025吨。鉴于被告确认其租赁的仓库存放的货物均系原告所有，在本院组织当事人参加的第二次现场勘验中，原告亦已取回其所有的货物共计21.25吨，本院予以确认。故原告要求被告偿还32.025吨货物等值货款119492.5元，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焦点三。《销售合作协议》约定原告应按国定沪标的标准向被告供货，单价为3650元/吨，合同并未载明“国定沪标”具体指代的是何种标准。原告认为国定沪标是指老国标或旧国标，即《上海市团体标准T/310101002-C003-2016》，被告则认为合同约定的国定沪标是指T/SHHJ000003-2018标准。被告主张原告在实际履行合同过程中，以次充好，按照老国标即GB/T14833-2011的标准向被告供货，而该GB/T14833-2011标准的货物单价为1250元/吨，两个标准的货物存在差价2400元/吨，被告暂时要求原告返还每吨1000元的货款差价，并提交了《力安公司2018年报价单》《力安公司2019年报价单》和证人证言为证。首先，原告主张其向被告交付的产品是按照《上海市团体标准T/310101002-C003-2016》的标准生产的，原告提交的检测报告亦能证实其产品符合《上海市团体标准T/310101002-C003-2016》的标准要求。其次，被告主张《力安公司2018年报价单》《力安公司2019年报价单》系原告法定代表人寄给被告，但被告对此未能提交证据证明，虽然《力安公司2018年报价单》《力安公司2019年报价单》上有原告字样的印章，但原告否认该印章的真实性，且即便该印章确为原告的印章，亦不能证明该两份报价单是原告向被告提供以及原告是按照GB/T14833-2011的标准向被告供货。再次，现无证据显示证人刘楷是原告的员工，并代表原告与被告洽谈交易，证人刘楷在庭审中也陈述报价单是其向被告提供的，证人刘楷与被告之间的聊天记录不能证明与本案存在关联性。最后，被告按照309吨的发货数量计算原告应向其返还的货款差价，但被告庭审却主张该309吨的数量是估算，其不清楚原告的发货数量。故综上，本院认为，被告诉请原告退还货款差价309000元，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申请对两份报价单的印章进行鉴定，因该印章的真实性不影响本案审理结果，故本院不予准许。原告申请的货物质量鉴定，因双方并非对货物是否存在质量问题有争议，而是对合同应按照何种具体标准履行有争议，故对原告该鉴定申请，本院不予准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本院判决如下：一、驳回原告江苏力安体育器材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二、驳回被告罗晓燕的全部东莞市众金家具有限公司的全部反诉请求。；三、驳回被告东莞市金顺环保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的其他反诉诉讼请求。本案本诉受理费42506386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江苏力安体育器材有限公司负担；本案反诉受理费37822968元（被告已预交），由被告罗晓燕司负担2309元，由被告东莞市金顺环保机电设备有限公司负担1473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本页无正文）审判 员长 管燕周淑君人民陪审员 肖 利 萍人民陪审员 蔡 冰 玲二Ｏ二Ｏ七年九七月十七十九日书记员周淑君吴珮君附相关法律法规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一百三十条：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