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9）晋民再316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黄骅市康顺运输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郝某，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某，北京华贸硅谷（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秦某，北京华贸硅谷（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山西省平遥县巨隆福利铸造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某，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师某。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某，山西显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晋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   负责人：李某。   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某，山西中吕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山西中吕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浙江金龙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叶某。   再审申请人黄骅市康顺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顺公司）与被申请人山西省平遥县巨隆福利铸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巨隆公司）、晋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以下简称晋城银行太原分行）以及原审被告浙江金龙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龙公司）票据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晋01民终21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9年6月28日作出（2018）晋民申2545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康顺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某、秦某，被申请人巨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师某、程某，被申请人晋城银行太原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某、王某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金龙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康顺公司再审请求：1.撤销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晋01民终2123号民事判决；2.依法重新审理本案，改判二被申请人共同赔偿申请人汇票损失200万元；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二被申请人承担。   事实和理由：   （一）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   1.申请人确系不慎将涉案承兑汇票遗失，有权通过民事诉讼程序主张权利，原判认定“康顺公司主张票据遗失，依据不足。不能排除康顺公司或其保管票据的人员将案涉票据交付他人”缺乏证据证明。   首先，原判认定申请人为涉案承兑汇票的合法权利人正确。在此基础上，原判又查明，申请人、沧州中铁装备制造材料有限公司均与票据记载的直接后手即原审被告金龙公司之间无真实商品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故涉案承兑汇票并非申请人基于自身意愿主动交付，因此该票据的流转过程不产生《票据法》上的法律效力。   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四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收到公示催告申请后，应当立即审查，并决定是否受理……”，该审查就包括对公示催告申请人是否具有申报票据权利的主体资格、是否真实丢失票据等事实的审查。本案中，申请人提交的证据-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2015）南民催字第0027号《民事裁定书》经审查后确认申请人系将涉案承兑汇票遗失，故对于该已被人民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事实，在无相反证据予以推翻的情况下，原判对其不予采纳错误。   最后，由于涉案承兑汇票是否遗失这一待证事实为消极事实，且申请人会计李美青已就涉案承兑汇票丢失的过程向法庭作出合理说明，在被申请人未提供相反证据的情形下，原判不采纳该《询问笔录》，与《民事诉讼法》“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相悖。   综上，原判认定“康顺公司主张票据遗失，依据不足。不能排除康顺公司或其保管票据的人员将涉案票据交付他人”缺乏证据证明。   2.被申请人巨隆公司与票据记载的直接前手金龙公司间根本不存在真实交易关系或债权债务关系，原判认定“巨隆公司已支付相应对价”缺乏证据证明。   首先，一审庭审过程中，申请人曾请求一审法院向金龙公司核实其与被申请人巨隆公司间是否存在真实交易关系，一审法院经核实，金龙公司于2017年11月20日向一审法院出具《证明》，载明：金龙公司于2015年1月1日与巨隆公司所签铸件采购协议、2017年9月30日所出授权委托书、证明及编号为3140005120143426的银行承兑汇票全部系伪造文件，文件中所盖金龙公司公章、法人章、财务章全部属于私刻公章，非金龙公司印章，本公司无职工史永红。以上事件，金龙公司皆不知情。即该份《证明》系金龙公司于一审法院向其调查取证后出具，该份《证明》足以证实，被申请人巨隆公司与金龙公司间不存在真实商品交易关系，且涉案票据上金龙公司签章为伪造签章，故二审法院仅因该份《证明》系金龙公司单方面出具，便否认其证明效力，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相悖，缺乏证据证明。   其次，证人范士鹏曾于2016年2月18日向一审法院出具《情况说明》，载明：涉案承兑汇票贴现款由金龙公司委托巨隆公司2015年8月底前向我转账支付〈我指定转入范建，农行卡，卡号×××〉。因金龙公司与巨隆公司间无真实交易关系，故根本不存在金龙公司委托巨隆公司向范建转款1961633元的事实，该《情况说明》为虚假证据，原判依据该虚假证据认定“巨隆公司已支付相应对价”缺乏证据证明。   最后，即便对于巨隆公司提供的《山西增值税专用发票》证据，因其未能提供与向晋城银行太原分行申请票据贴现时提交的增值税发票复印件相一致的发票原件，且原判已查明，巨隆公司向晋城银行太原分行申请票据贴现时提交的共计35张、金额高达数千万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全部系由平遥县国家税务局下辖平遥县乾凯石油销售有限公司购买，即巨隆公司所提供的发票全部为虚假增值税发票，根本无法证明其与金龙公司间存在真实交易关系或债权债务关系，故巨隆公司并非基于真实交易关系或债权债务关系取得涉案承兑汇票，该取得方式违反《票据法》之规定，依法不享有票据权利，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对审理案件需要的主要证据，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人民法院未调查收集的。   本案中，经申请人初步核实，巨隆公司提供的拟证明其与金龙公司间存在真实交易关系的共计35张、金额高达数千万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全部系由平遥县国家税务局下辖平遥县乾凯石油销售有限公司购买，巨隆公司并非涉案税务发票的合法持票人，即本案巨隆公司申请票据贴现时的提供的增值税发票全部为虚假增值税发票。对于该证明巨隆公司与原审被告金龙公司间是否存在真实商品交易关系、晋城银行太原分行在办理票据贴现的过程中是否尽到审查义务的关键证据-山西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真实性，申请人客观上无法调取核实，但申请人曾于本案一审过程中书面申请人民法院向平遥县国家税务局调查核实，但一、二审法院均未调查核实，导致涉案山西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真伪无法查验，违反法定程序。   （三）原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   1.人民银行颁布的规章可作为人民法院审理票据纠纷案件的依据，原判以规章系银行业内管理规范为由，对规章不予适用，适用法律确有错误。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十三条第二款“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并公布施行的有关行政规章与法律、行政法规不抵触的，可以参照适用”之规定，本案所涉《支付结算办法》、《关于加强支付结算管理保障银行和客户资金安全的通知》等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规章，均可作为法院进行判决的依据。   根据前述规章及晋城银行太原分行在二审庭审过程中提供的《晋城银行银行承兑汇票贴现业务操作流程》可知，晋城银行的在办理涉案承兑汇票贴现手续时存在违规贴现，且属重大过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2.晋城银行太原分行在办理票据贴现业务过程中，未尽到必要的审查义务，违反相关法律规范进行违规贴现，存在重大过失，甚至不能排除晋城银行太原分行工作人员与巨隆公司恶意串通，故意损害申请人合法权益的情形，故晋城银行太原分行不享有票据权利，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原判以“票据具有无因性”为由免除晋城银行太原分行赔偿责任，属对票据无因性理论的误解，适用法律确有错误。   票据的无因性，指票据行为独立存在，效力如何，完全取决于该行为是否符合《票据法》的要求，而与基础关系所引起法律行为的效力没有关系。贴现是票据行为，金融机构在贴现时存在重大过失，则不能享有票据权利。而是否存在重大过失，判断标准并不是基础关系的真实与否，而是贴现时，金融机构是否尽到了法定的、必要的审查义务。根据上述规定，中国人民银行的部门规章、行业规定中关于贴现时银行审查义务的要求，可以作为金融机构贴现时是否具有重大过失的判断标准。   具体到本案，晋城银行太原分行提交的拟证明其已尽到必要审查义务的证据仅有金龙公司与巨隆公司签订的《铸件采购协议》。申请人认为，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晋城银行太原分行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已尽到了必要的审查义务，具体理由如下：   首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支付结算办法》第九十二条规定，“商业汇票的持票人向银行办理贴现必须具备下列条件：（一）在银行开立存款账户的企业法人以及其他组织；（二）与出票人或者直接前手之间具有真实的商品交易关系；（三）提供与其直接前手之间的增值税发票和商品发运单据复印件”。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关于加强支付结算管理保障银行和客户资金安全的通知》第四条规定“银行在办理商业汇票承兑、贴现时，要严格审查票据的真伪。办理承兑时除要审查汇票签发必须记载的事项外，还要认真审查票据签发人与收款人是否签有经济合同；办理贴现时除要审查汇票上必须记载的事项是否齐全、背书是否连续外，还要认真审查贴现申请人与汇票签发人或其前手之间是否签有经济合同和有无交易的增值税发票和发运单据，并将增值税发票和发运单据复印留存。对不符合规定的，不得办理汇票的承兑或贴现”。中国人民银行后续发布的《关于切实加强商业汇票承兑贴现和再贴现业务管理的通知》规定，“商业汇票是交易性票据，必须具有真实贸易背景。企业签发、承兑商业汇票和商业银行承兑、贴现商业汇票，都必须依法、合规，严禁签发、承兑、贴现不具有贸易背景的商业汇票。各商业银行要进一步完善承兑授权制度和承兑授信业务管理。要在出票环节严格把关，切实加强承兑业务审查，办理承兑业务时，必须审查承兑申请人与票据收款人是否具有真实的贸易关系，对不具有贸易背景的商业汇票或不能确认具有贸易背景的商业汇票，不得办理承兑。各金融机构必须严格按照规定条件办理贴现业务。所办理的每笔票据贴现，必须要求贴现申请人提交增值税发票、贸易合同复印件等足以证明该票据具有真实贸易背景的书面材料，必要时，贴现银行要查验贴现申请人的增值税发票原件。对不具有贸易背景的商业汇票，不得办理贴现”。根据前述三部规章可知，商业银行在办理票据贴现业务时，至少应该从如下几个要素审查贴现申请人巨隆公司与前手间是否存在真实交易关系或债权债务关系：第一，商品交易合同原件；第二，商品发运单据复印件；第三，增值税发票复印件，必要时，还要查验贴现申请人提交的增值税发票原件。具体到本案，晋城银行太原分行仅提供巨隆公司与金龙公司间签订的商品交易合同，且现已查明，该所谓商品交易合同《铸件采购协议》也系巨隆公司伪造所得，显然无法证明其已按照相关法律规范要求尽到必要审查义务。退一步讲，即便对于晋城银行太原分行提交的《山西增值税专用发票》复印件，因该增值税专用发票数量金额全部相同，存在明显瑕疵，故晋城银行太原分行有必要进一步审查巨隆公司与金龙公司间是否存在真实交易关系，有必要要求巨隆公司提供商品发运单据复印件，有必要通过拨打税务咨询电话、登陆国家税务总局网站等方式对税务发票的真伪进行查验，有必要结合企业规模、经营范围、最近年度财务报表等信息与票据基础信息对贴现申请人即巨隆公司持票逻辑合理性进行综合判断，有必要登录《企业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系统》查询企业概况、贷款卡状态和贴现申请人情况，了解掌握客户信用状况等情况，显然，晋城银行太原分行提供的证据根本不足以证明其已完全尽到必要的审查义务，而是将不符合贴现规定的银行承兑汇票予以贴现，故晋城银行太原分行虽系通过办理贴现手续以背书转让的方式取得了涉案承兑汇票，成为最后持票人，但因其没有严格按照规定办理贴现业务，没有尽到审慎的注意义务，违规贴现，导致申请人丧失票据权利，对申请人的损失亦存在重大过错。且庭审中查明，巨隆公司未能提供其向晋城银行太原分行申请票据贴现时提供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原件，故晋城银行太原分行增值税专用发票上盖有“本复印件与原件核对无异”印章的行为不能排除晋城银行太原分行工作人员与巨隆公司恶意串通，故意损害原告合法权益的行为。根据《票据法》第十二条“以欺诈、偷盗或者胁迫等手段取得票据的，或者明知有前列情形，出于恶意取得票据的，不得享有票据权利。持票人因重大过失或故意取得不符合本法规定的票据的，也不得享有票据权利”之规定，晋城银行太原分行在办理票据贴现业务过程中，未尽到必要的审查义务，违反相关法律规范进行违规贴现，甚至不能排除晋城银行太原分行存在故意侵害康顺公司合法权益的情形，故晋城银行太原分行出于恶意或重大过失取得票据，依法亦不应享有票据权利，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其次，申请人认为，本案二被申请人巨隆公司与晋城银行太原分行的任一侵权行为，都足以造成涉案承兑汇票的全额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一条“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每个人的侵权行为都足以造成全部损害的，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之规定，故二被申请人依法应当对涉案汇票损失全额承担共同赔偿责任。   综上，晋城银行太原分行在办理票据贴现业务过程中，未尽到必要的审查义务，违反相关法律规范进行违规贴现，存在重大过失，甚至不能排除晋城银行太原分行工作人员与巨隆公司恶意串通，故意损害康顺公司合法权益的情形，故晋城银行太原分行不享有票据权利，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晋城银行太原分行主张的即使其违背中国人民银行的部门规章，也不能由此得出晋城银行太原分行具有“重大过失”的结论，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原判仅以票据行为无因性原理来反推晋城银行太原分行贴现行为不存在重大过失，适用法律确有错误。   （四）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本案二审过程中，二被申请人均提交新证据，原判决第10页对二被申请人提交新证据的事实予以记载确认，且二审法院也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过质证，即本案符合前述法律规定中应当开庭审理的情形--提出新的证据，二审法院却没有对本案进行开庭审理，仅由承办人一人进行询问，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   （五）未经传票传唤，缺席判决。   本案中，二审法院系直接向原审被告金龙公司的“代理人”史永红、师某送达的开庭传票，但所谓的金龙公司“职工”史永红、师某却具有“双重身份”，不仅曾在本案首次二审、发回重审一审程序中代理金龙公司出庭应诉，还在本案发回重审后的二审程序中代理巨隆公司出庭应诉，即该二人同时为金龙公司和巨隆公司员工，严重与客观事实不符。其次，经一审法院调查，金龙公司已经出具《证明》证实：2017年9月30日所出授权委托书（即向二审法院递交的给“职工”史永红、师某出具的授权委托书）系伪造文件，即所谓的“职工”史永红、师某并非金龙公司委托代理人，无权代收金龙公司的法律文书，二审过程中，申请人也明确就师某“双重身份”问题向二审法院提出异议，该种情况下，二审法院还刻意将开庭传票送达至史永红、师某处，而未依法直接向金龙公司送达，导致涉案重要事实-相关加盖金龙公司公章文件的真实性无法核实，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故对原审被告金龙公司而言，二审法院属于未经传票传唤，违法缺席判决。   （六）原判决超出诉讼请求。对于一起较为疑难复杂的票据纠纷案件，一审法院辨法析理，正确地认定了二被申请人各自存在的过错。巨隆公司未能提供充足证据证明其与涉案承兑汇票上记载的直接前手金龙公司间存在真实的交易关系或债权债务关系。加之根据巨隆公司申请票据贴现时的提供的增值税发票全部为虚假增值税发票，故巨隆公司对申请人的损失存在重大过错。晋城银行太原分行在贴现申请人巨隆公司未能提供完整贴现资料且其提供的税务发票存在明显瑕疵的情况下，未进一步审查贴现申请人巨隆公司与直接前手金龙公司间是否存在真实交易关系，未要求其提供商品发运单据复印件，亦未通过拨打税务咨询电话、登陆国家税务总局网站等方式对税务发票的真伪进行查验，而是将不符合贴现规定的银行承兑汇票予以贴现。故晋城银行太原分行虽系通过办理贴现手续以背书转让的方式取得了涉案承兑汇票，成为最后持票人，但因其没有严格按照规定办理贴现业务，没有尽到审慎的注意义务，违规贴现，导致申请人丧失票据权利，对申请人的损失亦存在重大过错。   一审判决作出后，晋城银行太原分行并未就一审法院认定其存在过错、应承担赔偿责任的事实提出上诉，申请人、巨隆公司在提出上诉时，也未以一审法院认定晋城银行太原分行存在过错、应承担赔偿责任不当为由提出上诉，该种情况下，二审法院径行改判晋城银行太原分行不存在任何过错、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明显超出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违反了我国《民事诉讼法》不告不理的基本原则。   综上，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且存在应当调查的证据未调查、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超出上诉请求等情形，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五项、第六项、第七项、第十项、第十一项之规定，请求依法裁决，支持再审申请人的再审请求。   巨隆公司辩称，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巨隆公司在本案中不存在过错。   晋城银行太原分行辩称，（一）再审申请人康顺公司不是票据权利人，不具备本案诉讼主体资格。   1.康顺公司在涉案票据上并未被记载为被背书人，依法不享有票据权利。涉案汇票记载的收款人为新华联合冶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连续被背书人为沧州中铁装备制造材料有限公司、金龙公司、巨隆公司、晋城银行太原分行，再审申请人康顺公司在涉案票据上并未被记载为被背书人。票据作为要式证券，具有无因性、文义性和流通性的特征。票据记载事项必须符合《票据法》的规定，才能发生《票据法》上的效力。依据《票据法》第三十一条“以背书转让的汇票，背书应当连续。持票人以背书的连续，证明其汇票权利”之规定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银行承兑汇票作为记名式票据，应当采用背书转让的方式，持票人以背书的连续，证明票据权利。再审申请人康顺公司未在票据上记载被背书人地行为，不符合票据的要式性、文义性，依法不享有票据权利。   2.康顺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系通过其他合法方式取得票据，依法不享有票据权利。《票据法》第三十一条规定“非经背书转让，而以其他合法方式取得票据的，依法举证，证明其票据权利。”关于何谓“其他合法方式”，《票据法》未作明确规定，但不能据此即认为《票据法》允许银行承兑汇票可以单纯交付的方式进行票据转让。票据行为的要式性、无因性及独立性等法律特征，决定了票据转让行为的法律后果是在票据当事人之间产生票据权利和票据义务关系，而不是普通的民事债权债务关系，故对“其他合法方式”的理解不能背离票据法规定的原则及票据法对票据行为的基本规定。若依民法上普通债权转让将单纯交付视为其他合法方式，实则混淆了票据权利与一般民事权利的区别，势必导致票据责任与民事责任相混淆。因此，该条规定的“其他合法方式”只能限定于具有票据意义的范畴之内，即能引起票据转让结果发生的行为，如税收、继承、赠予、企业破产、公司合并等非以背书转让而取得票据的情形，但不包括单纯交付的行为。本案中，康顺公司提交其与前手之间的相关交易合同、结算凭证等拟证明其系通过其他合法方式取得涉案票据，但康顺公司提交的证据《运输协议》中并未就付款方式作出明确约定，即使康顺公司与沧州中铁装备制造材料有限公司存在真实的交易关系，康顺公司提交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其与沧州中铁之间的交易系通过承兑汇票方式支付，康顺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持有涉案汇票。即使认定康顺公司持有该张汇票，但其未在汇票上进行任何记载，该种单纯交付的行为并不属于票据法规定的票据行为，不属于《票据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的“其他合法方式”，康顺公司依法不享有票据权利。   3.康顺公司通过公示催告程序并未获得除权判决，依法不享有票据权利。根据康顺公司提供的（2015）南民催字第0027号《民事裁定书》显示，在持票人晋城银行太原分行申报权利后法院即作出终结公示催告程序的裁定。可见该汇票的合法票据权利人为晋城银行太原分行，再审申请人康顺公司不享有票据权利。   4.康顺公司诉称的票据遗失并非事实。康顺公司提出再审认为，其提交的（2015）南民催字第0027号《民事裁定书》能够证明其票据遗失的事实，但因公示催告程序为非诉程序，并不具有证明相关票据遗失事实的作用，且康顺公司在票据“遗失”后未及时采取补救措施，这种有悖常理、不积极作为的处理方式，有悖于普通人遗失物品的反应及企业财务管理制度的要求，足见康顺公司票据遗失的不真实性。事实上，涉案票据并非遗失，而是由再审申请人委托农行工作人员康建办理贴现，在康顺公司将票据委托给康建进行贴现后，就丧失了对案涉票据的持有，无法行使票据法所规定的票据权利。综上，康顺公司既非涉案汇票上记载的被背书人，亦非《票据法》规定的以“其他合法方式”取得票据，不是票据权利人，依法不享有票据权利，不是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   （二）晋城银行太原分行不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1.晋城银行太原分行依法依规办理汇票贴现，不存在重大过失。   （1）晋城银行太原分行通过贴现依法取得票据权利按照《票据法》的规定，涉案承兑汇票绝对记载事项完整、清楚、明确，为真实有效的汇票。该承兑汇票记载的背书人与受让汇票的被背书人在汇票上的签章依次前后衔接，背书连续，不存在任何瑕疵。晋城银行太原分行在办理贴现时，依法审查了贴现申请人巨隆公司与其前手金龙公司之间的商品交易合同及增值税发票复印件，亦向承兑行进行了查询查复，履行了必要的形式审查义务，并进行贴现支付对价后，依法取得票据权利。   （2）晋城银行太原分行不存在以欺诈、偷盗或胁迫等手段或恶意串通取得票据，不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晋城银行太原分行不存在以欺诈、偷盗或胁迫等手段取得票据，也不存在与贴现申请人恶意串通损害票据权利人的情形，同时也不知道票据贴现申请人巨隆公司系以欺诈、偷盗或胁迫等非法手段取得票据，也不知道巨隆公司系因恶意或重大过失取得票据，按照票据的无因性原则，其在对票据履行形式审查义务后依法进行贴现并支付对价，不存在任何过错。即使巨隆公司取得票据时存在恶意或重大过失，但并不能否认晋城银行太原分行取得的票据权利。截至目前康顺公司提供的证据并没有能够证明晋城银行太原分行在取得案涉贴现票据时存在恶意串通，晋城银行太原分行不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3）晋城银行太原分行取得票据权利不存在重大过失。《票据法》第十二条规定：“持票人因重大过失取得不符合本法规定的票据的，也不得享有票据权利。”关于何为“重大过失”，我国票据法及其司法解释未作明文规定。根据票据行为的无因性原则，票据上权利一经发生，即与作为票据权利发生原因的证券外基础法律关系相分离，不再受其影响。我们认为金龙公司与巨隆公司的购销合同关系属于基础关系范畴，二者之间的交易真实与否，不影响持票人的票据权利。判断晋城银行太原分行是否具有重大过失，应按照《票据法》的相关规定进行分析，在晋城银行太原分行履行了形式审查义务后，即不存在重大过失。第一，虽然《票据法》第十条规定：“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票据的取得，必须给付对价，即给付票据双方当事人认可的相对应的代价。”但《票据法》没有规定票据的被背书人即贴现银行对其前手取得票据的基础关系是否真实有效负有审查的义务。按《票据法》第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持票人因重大过失取得不符合本法规定的票据的，也不得享有票据权利。”考察持票人是否具有重大过失，应当主要从票据本身真实性、记载事项的完整性、背书的连续性、前手的身份证明等方面予以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票据债务人以票据法第十条、第二十一条的规定为由，对业经背书转让票据的持票人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该条规定也从反面印证了对是否具有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进行审查，不影响持票人的票据权利，不能作为其取得票据是否构成重大过失的判断标准。晋城银行太原分行在对票据真实性、向承兑行进行查询查复、票面记载内容完整、背书连续，并审查了贴现申请人与前手之间的交易合同和增值税发票复印件后，即可以认定其履行了必要的审查义务，不存在重大过失。第二，再审申请人诉称的晋城银行太原分行存在重大过失的理由不成立。①对票据基础法律关系的审查是否存在瑕疵，不影响持票人取得票据权利中国人民银行印发的《支付结算办法》及《商业汇票承兑、贴现与再贴现管理办法》等系从维护金融安全、防范金融风险的角度出发而制定的银行业内部管理规范，并非合同法及司法解释规定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对于违反该类规定的后果也均明确为行政处罚责任，没有规定持票人将因此丧失票据权利。因此贴现行为即使违反前述规定，也不构成《票据法》第12条规定的“重大过失”。再审申请人提出的商品交易合同《铸件采购协议》系伪造、增值税发票存在瑕疵，均属于票据基础法律关系范畴，不影响晋城银行太原分行依法享有的票据权利。②再审申请人康顺公司提出的晋城银行太原分行未审核商品发运单据属于重大过失的说法不成立2001年以后中国人民银行的发布《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切实加强商业汇票承兑贴现和再贴现业务管理的通知》、《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完善票据业务管理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等相关规定已不再要求贴现行审核“商品发运单据”。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合同的签订与履行方式也随之复杂化和多样化，存在诸如合同约定的付款日期与实际付款日期不一致、付款方式有多种形式、合同金额与实际成交金额不符、与承兑汇票金额不对应、交付方式多样化等情况，不能简单地以上述不一致之情形来认定交易背景为虚假。因此不能以晋城银行太原分行未审查商品发运单据认定其存在重大过失。③再审申请人以晋城银行太原分行未登陆国家税务总局网站查询发票真伪认为未履行必要审查义务的说法不成立，晋城银行太原分行在贴现时没有拨打税务咨询电话、登陆税务机关网站等方式对税务发票进行验证，但并无法律规定办理贴现的银行必须通过电话、网站等联系税务机关进行验证。④再审申请人以晋城银行太原分行与贴现申请人巨隆公司恶意串通的说法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截至目前再审申请人未提交任何有关晋城银行太原分行与巨隆公司恶意串通的相关证据，其关于恶意串通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2.晋城银行太原分行的行为与再审申请人受到的损失不存在任何因果关系。再审申请人康顺公司票据遗失如属实，则金龙公司取得票据即存在恶意或重大过失，金龙公司不能取得票据权利，康顺公司应基于不当得利向金龙公司主张赔偿责任。如康顺公司的涉案票据系委托康建贴现，其无法取得贴现款是康建的诈骗行为和自身的重大过错导致。晋城银行太原分行经依法审查并支付对价后即取得票据权利，其在办理贴现时是否存在重大过失，与再审申请人所受到的损失没有因果关系，晋城银行太原分行不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综上，康顺公司并非票据权利人，依法不享有票据权利，不属于本案适格诉讼主体；晋城银行太原分行通过票据贴现依法取得票据权利，属于合法的票据权利人，且在办理票据贴现时，按照《票据法》的规定履行了必要的审查义务，不存在重大过失，依法不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金龙公司提交书面意见称，（一）金龙公司从来没有在本案讼争的承兑汇票中盖过公章、财务章及法定代表人印章，从不知情，而系本案被法院送达相关的诉讼法律文书才知悉。（二）承兑汇票中有关金龙公司的相关印章均不是本公司的印章，系再审被申请人之一擅自伪造行为，因此，涉案的系列讼争均与金龙公司无关。（三）金龙公司建议将本案移送公安侦查，因本案已涉嫌刑事犯罪，同时也严重损害了金龙公司的合法权益，对此金龙公司保留追究的责任。综上以上意见，本案的讼争与金龙公司之间不存在着任何的民事法律行为，也不是合同的相对人，因此，请求依法驳回再审申请人对金龙公司的再审请求。   康顺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金龙公司、巨隆公司、晋城银行太原分行共同赔偿康顺公司汇票损失200万元；2.判令金龙公司、巨隆公司、晋城银行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案外人沧州中铁装备制造材料有限公司为履行与康顺公司签订的《运输协议》付给康顺公司银行承兑汇票一张，票据号为31400051／20143426，出票人为天津市咸通生产资料有限责任公司，收款人为新华联合冶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票据支付行为天津滨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光寺支行，出票日期为2015年5月20日，到期日为2015年11月20日。康顺公司取得汇票时最后背书人为沧州中铁装备制造材料有限公司，被背书人一栏空白，康顺公司也未在汇票上的被背书人处记载自己的名称。康顺公司会计李美青对上述汇票保管不善丢失，康顺公司向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该院于2015年11月1日发出公告，公示催告期间，晋城银行太原分行就该汇票申报权利，公示催告程序于2015年11月12日终结。31400051／20143426号银行承兑汇票记载的连续背书人为：新华联合冶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沧州中铁装备制造材料有限公司、金龙公司、巨隆公司、晋城银行太原分行。后晋城银行太原分行委托收款。该汇票的背书时间均为空白。上述汇票票面形式无瑕疵，背书连续。   巨隆公司与晋城银行太原分行于2015年8月5日签订《晋城银行票据贴现合同》，晋城银行太原分行根据巨隆公司的提交的申请、铸件采购协议及增值税发票，将包括本案所涉承兑汇票在内的共计面额700万元的五张承兑汇票进行了贴现。晋城银行太原分行于2015年8月5日贴现时向承兑行进行了查询，答复为暂无查询挂止冻公催。   巨隆公司向晋城银行太原分行贴现时提交的16张增值税发票均于2015年2月5日开具，且每张价税合计金额均为441862.09元，总金额为7069793.44元，经一审法院核实，16张增值税发票均为伪造。   金龙公司经一审法院核实，于2017年11月20日出具的证明载明，金龙公司于2015年1月1日与巨隆公司所签铸件采购协议、2017年9月30日所出授权委托书、证明及编号为3140005120143426的银行承兑汇票全部系伪造文件，文件中所盖金龙公司公章、法人章、财务章全部属于私刻公章，非金龙公司印章，金龙公司无职工史永红。以上事件，金龙公司皆不知情。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康顺公司是否为涉案承兑汇票的权利人，是否具有诉讼主体资格；2.金龙公司、巨隆公司、晋城银行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虽涉案承兑汇票中无康顺公司的签章，但根据康顺公司提供的其与案外人沧州中铁装备制造材料有限公司之间的《运输协议》、《运费结算完工证》、《货物运输业增值税专用票》、沧州中铁装备制造材料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及证人范士鹏的证言，足以证明康顺公司系通过合法方式取得的涉案承兑汇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康顺公司为涉案承兑汇票的合法权利人，享有票据权利，故对金龙公司、巨隆公司、晋城银行辩称康顺公司非涉案承兑汇票的权利人、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的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我国票据法第十条规定“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巨隆公司提交的增值税发票经一审法院核实均为伪造，且根据金龙公司出具的2017年11月20日的证明，巨隆公司提供的铸件采购协议金龙公司并不知情，史永红亦非金龙公司职工，协议中加盖的金龙公司的公章非金龙公司印章。故巨隆公司取得涉案承兑汇票的行为违反了上述规定，应当承担主要赔偿责任。《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支付结算管理保障银行和客户资金安全的通知》第四条规定“银行在办理商业汇票承兑、贴现时，要严格审查票据的真伪。办理承兑时除要审查汇票签发必须记载的事项外，还要认真审查票据签发人与收款人是否签有经济合同；办理贴现时除要审查汇票上必须记载的事项是否齐全、背书是否连续外，还要认真审查贴现申请人与汇票签发人或其前手之间是否签有经济合同和有无交易的增值税发票和发运单据，并将增值税发票和发运单据复印留存。对不符合规定的，不得办理汇票的承兑或贴现”。晋城银行太原分行在办理巨隆公司的贴现时，在对该汇票的真实性查询以后，应按照办理贴现业务的相关规定对巨隆公司提交的资料进行审查，只有通过审查足以证明巨隆公司与其接前手金龙公司之间具有真实的商品交易关系，才能办理贴现业务，否则，就不得办理。但晋城银行太原分行提交的办理贴现时的资料中没有巨隆公司与其直接前手金龙公司之间的商品交易的商品发运单据，且巨隆公司提交的16张增值税发票是同一时间所开、每张发票的金额也相同、总额达700余万元，16张增值税发票均为伪造发票。晋城银行太原分行在巨隆公司提交的资料不齐全（没有商品发运单据）、增值税发票的真伪亦未进行审核、其他资料存在明显瑕疵且不足以证明与其直接前手金龙公司具有真实的商品交易的情况下，进行贴现，违反了上述规定，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三十条规定“汇票以背书转让或者以背书将一定的汇票权利授予他人行使时，必须记载被背书人名称。”康顺公司在取得涉案承兑汇票时，未记载被背书人名称，违反上述规定，康顺公司亦应承担一定的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的规定，基于本案的实际情况及各自的责任，一审法院确认康顺公司对本案所涉200万元的汇票损失承担25％的责任，晋城银行太原分行承担35％的责任，巨隆公司承担40％的责任。金龙公司在本案票据贴现过程中，亦为受害者，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条、第一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巨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康顺公司汇票损失80万元；（二）晋城银行太原分行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康顺公司汇票损失70万元；（三）驳回康顺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2800元（康顺公司已预交）由康顺公司负担5700元，晋城银行太原分行负担7980元，巨隆公司负担9120元。   康顺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2017）晋0106民初3627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巨隆公司、晋城银行太原分行共同赔偿康顺公司汇票损失200万元；2.诉讼费用由巨隆公司、晋城银行太原分行承担。   巨隆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改判，驳回康顺公司的诉讼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2、一二审诉讼费均由康顺公司承担。   晋城银行太原分行提交如下证据：支付结算办法、晋城银行太原分行银行承兑汇票贴现业务操作流程，欲证明晋城银行太原分行贴现操作流程是符合规范要求的。康顺公司质证称，根据上述规定，晋城银行太原分行属于违规贴现，也没有留原件，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巨隆公司表示没有意见。康顺公司未提交新的证据。   二审期间，当事人对一审法院认定康顺公司会计李美青对上述汇票保管不善丢失、金龙公司一审庭审后提交说明所涉事实提出异议，且上述事实均缺乏其他证据佐证，二审法院不予确认。当事人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未提出异议，二审法院予以确认。结合本案现有证据，二审法院另查明：晋城银行太原分行于2015年8月5日向巨隆公司支付贴现款1972866.67元。巨隆公司于2015年8月24日支付涉案汇票票款1961633元。   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康顺公司是否具有诉讼主体资格；2.康顺公司是否遗失涉案票据；3.巨隆公司、晋城银行太原分行应否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第一，关于康顺公司诉讼主体资格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以背书转让的汇票，背书应当连续。持票人以背书的连续，证明其汇票权利；非经背书转让，而以其他合法方式取得汇票的，依法举证，证明其汇票权利。”康顺公司提交的其与案外人沧州中铁装备制造材料有限公司之间的《运输协议》、《运费结算完工证》、《货物运输业增值税专用票》、沧州中铁装备制造材料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等证据，能够证明康顺公司与沧州中铁具有真实的基础交易关系，可以认定康顺公司曾合法取得该汇票。巨隆公司、晋城银行太原分行辩称康顺公司非涉案承兑汇票的权利人，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的意见，该院不予采纳。   第二，康顺公司是否遗失票据。康顺公司主张将票据遗失，但对于票据遗失过程这一重要事实，康顺公司在一、二审中均未作出具体详细说明，仅在本案发回重审后由其财务人员向一审法院作出单方陈述。且其在丢失票据后未及时采取补救措施，亦有悖常理。关于康顺公司提出的公示催告裁定书足以认定票据遗失事实的主张，该院认为，公示催告程序是票据权利人失票后的一种救济程序，其本身不具有证明票据遗失的效力。综上，康顺公司主张票据遗失，依据不足。不能排除康顺公司或其保管票据的人员将涉案票据交付他人。   第三，巨隆公司应否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二条规定：“以欺诈、偷盗或者胁迫等手段取得票据的，或者明知有前列情形，出于恶意取得票据的，不得享有票据权利。持票人因重大过失取得不符合本法规定的票据的，也不得享有票据权利。”康顺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巨隆公司因上述原因取得票据。康顺公司认为，巨隆公司与金龙公司间不存在真实交易关系或债权债务关系，巨隆公司对康顺公司的损失存在重大过错。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条规定：“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票据的取得，必须给付对价，即应当给付票据双方当事人认可的相对应的代价。”但该条规定应属管理型法条，基础关系欠缺并不当然导致票据行为无效。根据票据无因性理论，票据的基础关系独立于票据关系，票据基础关系（包括票据原因关系）的效力不影响票据关系的效力。持票人只要能够证明票据的真实和背书的连续，即可以行使票据权利。本案中，因巨隆公司已支付相应对价，且康顺公司不能证明巨隆公司存在《票据法》第十二条规定的不得享有票据权利的情形，其仅凭不存在真实的交易关系要求巨隆公司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依据不足。   第四，晋城银行太原分行应否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康顺公司认为，晋城银行太原分行未进一步审查贴现申请人巨隆公司与直接前手金龙公司间是否存在真实交易关系，未要求其提供商品发运单据复印件，亦未对巨隆公司提供的税务发票的真伪进行查验，将不符合贴现规定的银行承兑汇票予以贴现，导致康顺公司丧失票据权利，对康顺公司的损失亦存在重大过错。该院认为，1.票据是无因证券，票据上权利一经发生，即与作为票据权利发生原因的证券外法律关系相分离，不再受其影响。2.晋城银行太原分行持有的涉案汇票背书连续，不存在形式瑕疵，且已完成对该汇票的贴现并支付对价。3.晋城银行太原分行在对涉案汇票贴现时，仅对贴现材料负形式审查义务，对于案涉票据贴现过程中的相关材料，康顺公司对增值税发票、发运单提出异议，而该两项事实属于票据基础法律关系范畴，不影响最后持票人晋城银行太原分行依法享有的票据权利。4.中国人民银行印发的《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支付结算管理保障银行和客户资金安全的通知》等主要是银行业内管理规范，并非合同法及司法解释规定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故，在关涉基础交易关系相关资料的审核中，晋城银行太原分行虽有疏忽，但并不能据此认定晋城银行太原分行在办理贴现过程中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二条规定的情形。综上，晋城银行太原分行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依据不足。   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规定：“票据诉讼的举证责任由提出主张的一方当事人承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根据票据的文义性、无因性，在涉案汇票票面形式无瑕疵，背书连续，康顺公司未背书，康顺公司遗失票据证据欠缺，亦无证据佐证巨隆公司、晋城银行太原分行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二条规定之情形的情况下，康顺公司以不存在真实交易关系为由要求巨隆公司、晋城银行太原分行共同赔偿其损失的请求，依据不足，康顺公司应依法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金龙公司经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系对自身权利所作的处分，该院依法缺席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一）撤销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2017）晋0106民初3627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康顺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康顺公司已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34600元（巨隆公司已预交11800元，康顺公司已预交22800元），均由康顺公司负担。   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与原一审查明的基本一致。   另，本案再审审理时，被申请人金龙公司未出庭，在邮寄答辩状的同时向本院提供了一份被申请人巨隆公司2019年6月3日向金龙公司出具的《保证书》，载明：“因银行承兑汇票贴现业务的需要，擅自刻制贵公司公章、财务章、法人章，给贵公司带来不便深感抱歉。……”对于该证据被申请人巨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称其不知情；被申请人晋城银行太原分行委托诉讼代理人称不知道他们双方《保证书》的真实性；再审申请人康顺公司认为一审法院去调查过，与本案当中的《保证书》真实的内容相符。被申请人金龙公司提供的《保证书》载明的内容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对于该份证据，本院予以采信。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为：（一）康顺公司是否为案涉承兑汇票的权利人。（二）巨隆公司、晋城银行太原分行是否应赔偿康顺公司汇票损失。（三）原二审判决是否存在审判组织组成不合法、未经传票传唤缺席判决、超出诉讼请求等程序违法问题。   关于焦点一，晋城银行太原分行认为，康顺公司并非案涉汇票上记载的被背书人，亦非《票据法》规定的以“其他合法方式”取得票据，不是票据权利人，依法不享有票据权利，不是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以背书转让的汇票，背书应当连续。持票人以背书的连续，证明其汇票权利；非经背书转让，而以其他合法方式取得汇票的，依法举证，证明其汇票权利”。本案中，康顺公司在案涉票据上虽并未被记载为被背书人，但其在原审中提交了其与案外人沧州中铁装备制造材料有限公司之间的《运输协议》、《运费结算完工证》、《货物运输业增值税专用票》、沧州中铁装备制造材料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等证据，证明康顺公司与沧州中铁装备制造材料有限公司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原二审判决据此认定康顺公司曾合法取得案涉承兑汇票，并无不当。对晋城银行太原分行该项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焦点二，1.巨隆公司应否赔偿汇票损失。康顺公司认为巨隆公司申请票据贴现时提供虚假的增值税发票，巨隆公司并非基于真实交易关系或者债权债务关系取得案涉承兑汇票，依法不享有票据权利，应承担赔偿责任。巨隆公司认为其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条规定“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该法第十二条规定“以欺诈、偷盗或者胁迫等手段取得票据的，或者明知有前列情形，出于恶意取得票据的，不得享有票据权利。持票人因重大过失取得不符合本法规定的票据的，也不得享有票据权利”。《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完善票据业务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一条规定，商业汇票的持票人向银行申请贴现时，贴现申请人应向银行提供交易合同原件、贴现申请人与其直接前手之间根据税收制度有关规定开具的增值税发票或普通发票。本案中，巨隆公司向晋城银行太原分行申请票据贴现时，提交了铸件采购协议及增值税发票等文件材料，经一审法院核实，巨隆公司提交的16张增值税发票均系伪造。且根据巨隆公司2019年6月3日出具的《保证书》，巨隆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贴现业务需要，擅自刻制金龙公司公章、财务章、法人章，铸件采购协议中加盖的金龙公司公章并非金龙公司印章。因此，巨隆公司取得案涉承兑汇票的行为违反了上述规定，巨隆公司应对案涉承兑汇票损失承担责任。原二审判决认定巨隆公司不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认定事实与适用法律不当，应予纠正。   2.晋城银行太原分行应否赔偿汇票损失。康顺公司主张晋城银行太原分行在办理案涉承兑汇票贴现手续时，未尽到必要的审查义务，违规贴现，未审查案涉发票的原件，就在发票上加盖“本复印件与原件核对无异”印章，不排除晋城银行太原分行工作人员与巨隆公司恶意串通，损害康顺公司合法权益，存在重大过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晋城银行太原分行则认为其通过票据贴现依法取得票据权利，属于合法的票据权利人，且在办理票据贴现时，依法审查了巨隆公司与其前手金龙公司之间的商品交易合同及增值税发票，不存在重大过失，依法不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本院认为，《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支付结算管理保障银行和客户资金安全的通知》第四条规定“银行在办理商业汇票承兑、贴现时，要严格审查票据的真伪。办理承兑时除要审查汇票签发必须记载的事项外，还要认真审查票据签发人与收款人是否签有经济合同；办理贴现时除要审查汇票上必须记载的事项是否齐全、背书是否连续外，还要认真审查贴现申请人与汇票签发人或其前手之间是否签有经济合同和有无交易的增值税发票和发运单据，并将增值税发票和发运单据复印留存。对不符合规定的，不得办理汇票的承兑或贴现”。《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切实加强商业汇票承兑贴现和再贴现业务管理的通知》第一条规定“严禁承兑、贴现不具有贸易背景的商业汇票……各金融机构必须严格按照规定条件办理贴现业务。所办理的每笔票据贴现，必须要求贴现申请人提交增值税发票、贸易合同复印件等足以证明该票据具有真实贸易背景的书面材料，必要时，贴现银行要查验贴现申请人的增值税发票原件。对不具有贸易背景的商业汇票，不得办理贴现”。根据上述规定，贴现银行在办理贴现业务时，应按照相关规定对贴现申请人提交的资料进行审查。票据贴现申请人提交的书面材料足以证明该票据具有真实交易背景时，银行才能办理贴现业务。本案中，巨隆公司申请票据贴现提交的资料中没有其与直接前手金龙公司之间的相关商品发运单据，巨隆公司提交的16张增值税专用发票是同一时间所开、每张发票的金额相同，该16张增值税专用发票经一审法院核实均为虚假发票。晋城银行太原分行主张其在办理案涉商业汇票贴现业务过程中已审查增值税专用发票原件，原审庭审中法院要求巨隆公司提供案涉发票原件，但巨隆公司没有提供相关发票原件，在再审审理中，也没有提供，无法证明晋城银行太原分行在办理案涉商业汇票贴现业务过程中审核过案涉发票原件。显然，巨隆公司提交的上述资料存在明显瑕疵，且不足以证明其与直接前手金龙公司之间具有真实的商品交易关系，晋城银行太原分行在此情况下进行贴现，未按照正常工作规程尽到必要的审查义务，没有尽到基本的审慎注意义务，晋城银行太原分行在办理案涉商业汇票贴现业务过程中存在重大过失，对康顺公司的汇票损失存在过错，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晋城银行太原分行关于其在办理贴现业务过程中没有任何过错的理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原二审判决认定晋城银行太原分行不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认定事实与适用法律不当，应予纠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三十条规定“汇票以背书转让或者以背书将一定的汇票权利授予他人行使时，必须记载被背书人名称。”康顺公司在取得案涉承兑汇票时，未记载被背书人名称，违反上述规定，康顺公司对其汇票损失亦应承担一定的责任。康顺公司主张晋城银行太原分行与巨隆公司共同赔偿其汇票损失200万元，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晋城银行太原分行与巨隆公司在票据贴现过程中存在合谋串通情形，对其该项主张，不予支持。原一审法院根据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认定康顺公司对本案所涉200万元承兑汇票损失承担25％的责任，晋城银行太原分行承担35％的责任，巨隆公司承担40％的责任，确定责任比例并无不当。   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三条“人民法院审理票据纠纷案件，适用票据法的规定；票据法没有规定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等民商事法律以及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并公布施行的有关行政规章与法律、行政法规不抵触的，可以参照适用”之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票据纠纷案件时，可参照适用《关于加强支付结算管理保障银行和客户资金安全的通知》等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规章，原二审法院未参照适用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相关规章，确有不当，应予纠正。   关于焦点三，1.原二审审判组织的组成是否合法。康顺公司认为在有新证据的情况下，二审法院未开庭审理，仅进行询问，审判组织组成不合法。本院认为，本案二审合议庭由三名审判员组成，原二审法院在诉讼中已向各方当事人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情况，康顺公司并未提出回避申请，且原二审中康顺公司对二审法院组织询问并未提出异议。康顺公司再审中提出原二审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但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对其该项理由，本院不予采纳。   2.原审是否未经传票传唤缺席判决。康顺公司认为，二审法院对金龙公司未经传票传唤，违法缺席判决。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十项规定的“未经传票传唤，缺席判决”，针对的是所谓未经传票传唤的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情形，保护的是缺席判决当事人的程序保障权，原二审法院是否合法传唤金龙公司，不影响康顺公司诉讼权利的行使，金龙公司并未据此向本院申请再审。康顺公司关于原二审法院违法缺席判决的理由，本院不予采纳。   3.原二审判决是否超出诉讼请求。康顺公司认为，其与巨隆公司未以一审法院认定晋城银行太原分行存在过错，应承担赔偿责任不当为由提出上诉，而二审法院径行改判晋城银行太原分行不存在任何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超出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经查，本案一审诉讼中康顺公司的诉讼请求为：要求金龙公司、巨隆公司、晋城银行太原分行共同赔偿康顺公司汇票损失200万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判决后，康顺公司和巨隆公司均提起上诉，康顺公司上诉请求巨隆公司、晋城银行太原分行共同赔偿票据损失200万元，巨隆公司上诉请求包括驳回康顺公司的诉讼请求，二审法院在审理本案时并未超出康顺公司和巨隆公司的上诉请求，康顺公司关于原判决超出诉讼请求的理由，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康顺公司的再审请求部分成立，原二审判决认定事实与适用法律不当，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条、第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晋01民终2123号民事判决；   二、维持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2017）晋0106民初3627号民事判决。   一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黄骅市康顺运输有限公司已预交），由黄骅市康顺运输有限公司负担5700元，晋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负担7980元，山西省平遥县巨隆福利铸造有限公司负担912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4600元（山西省平遥县巨隆福利铸造有限公司已预交11800元，黄骅市康顺运输有限公司已预交22800元），由黄骅市康顺运输有限公司负担5700元，山西省平遥县巨隆福利铸造有限公司负担20920元（11800元+9120元），晋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负担798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晓轩   审判员 程庆华   审判员 王怀师     二○二○年九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 张闻晋   书记员 佘 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