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自治区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藏01民终42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次某，男，1970年11月5日出生，藏族，无业，现住拉萨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土某，男，1976年7月7日出生，藏族，僧侣，现住四川省石渠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某，四川盛豪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旦某，男，1958年8月5日出生，藏族，国企退休人员，现住拉萨市。上诉人次某因与被上诉人土某、原审被告旦某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堆龙德庆区人民法院（2019）藏0103民初26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次某，被上诉人土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某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旦某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次某上诉请求,1.撤销拉萨市堆龙德庆区人民法院（2019）藏0103民初2681号民事判决书，驳回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及其他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正确。本案中，被上诉人提供的合同书，是上诉人在被上诉人的胁迫下签订的。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上诉人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销该合同书。土某辩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上诉人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被胁迫，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此外，上诉人认为自己被胁迫当时就应当报警；在一审阶段证人证明双方之间的合同签订是在双方自愿的情况下签订，不存在胁迫的情形。如果上诉人有证据证明其受胁迫或者法庭认定上诉人受胁迫而签订的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合同签订当时就知道自己受胁迫，为何不在撤销权行使期间内行使撤销权，而在起诉后以此抗辩，这与事实逻辑严重不符。请求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维持原判。旦某经本院依法传票传唤未出庭应诉，亦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状及任何证据。土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判令次某、旦某向土某支付虫草款700 000元。2.请求人民法院判令次某、旦某向土某支付误工费、食宿费、交通费共计148 100元。3.请求人民法院判令次某承担生意亏损金的一半60 000元及一幅唐卡费20 000元。4.请求人民法院判令次某、旦某向土某支付利息，从2011年6月16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4倍计算。5.请求人民法院判令本案诉讼费由次某、旦某承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0年9月2日，次某与土某签定协议，约定土某承担213 000元虫草款、次某承担700 000元虫草款。次某向土某出具书面承诺，表示2010年11月7日前将700 000元支付给土某，如果到期未付，向土某每日支付10 000元违约金。2010年9月6日，旦某向土某出具一份书面担保，载明：“旦某担保次某在西藏拉萨和那曲做生意，不会跑掉，如果意外死亡，我不负责。”2010年9月9日，土某、次某及案外人登地签订《合同书》，确认2009年11月10日，土某从案外人登地处赊购虫草26.378斤，总价为923 230元。同日，土某（甲方）与次某（乙方）签订一份《合同书》，载明：2009年11月10日甲方卖给乙方价值700 000元整的虫草，乙方于2010年11月9日之前付完甲方虫草费50万元整，剩余虫草费20万元，乙方于2011年6月15日前付完，并对违约金等进行了约定。甲方处有土某的签字、捺印，乙方处有次某盖章、捺印。2013年6月12日，四川省石渠县扎格工委人民调解委员会收到土某的《请求书》，土某请求政府解决其与次某之间的纠纷。2014年9月16日，中共石渠县政法委员会就土某与次某之间经济纠纷事宜向那曲县政法委发函。2016年4月27日，那曲县人民法院下发《补充材料通知书》，要求土某补充提供次某具体的经常居住地。2018年7月11日，土某向那曲县法院起诉次某、旦某，立案案号为（2018）藏2421第294号，2018年11月26日，该案被移送至拉萨市城关区人民法院处理。2018年12月5日，拉萨市城关区人民法院裁定准许土某撤回对次某、旦某的起诉。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本案中土某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2.土某的各项请求是否成立。对此，一审法院评析如下：一、关于本案中土某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次某、旦某认为土某的起诉超过了诉讼时效。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民法总则施行之日，诉讼时效期间尚未满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规定，权利人向人民调解委员会以及其他依法有权解决相关民事纠纷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社会组织提出保护相应民事权利的请求，诉讼时效从提出请求之日起中断；权利人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报案或者控告，请求保护其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从其报案或者控告之日起中断。本案中，土某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土某在次某、旦某履行期限届满（2011年6月15日）之后，分别于2013年6月12日、2014年9月16日、2016年4月27日、2018年7月11日向相关的人民调解委员会、政法委、人民法院提出保护权利的请求，依法产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故在2018年12月6日向本院起诉时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次某、旦某的该项抗辩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二、关于土某的诉讼请求是否成立的问题。对于土某主张的虫草款700 000元，次某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次某认可其在相关合同书、承诺书上的签字、捺印和盖章，虽辩称系被胁迫所为，但未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结合双方关于一起在西宁出售虫草的事实以及庭审中次某认可土某曾说过赚钱后可以分钱的陈述，可以证明土某与次某合伙贩卖虫草的事实以及约定分担赊购虫草款的事实，双方于2010年9月9日签订的买卖合同实际上2010年9月2日签订的协议书性质相同，均为双方对于合伙产生的虫草款如何分担的约定，故本案案由应为合伙协议纠纷；另，旦某出具的书面担保，亦可印证土某与次某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故次某关于只是帮忙不应承担虫草款的辩解，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次某与土某于2010年9月2日、9月9日签订的协议书、合同书中均约定次某应向土某支付虫草款700 000元，故土某要求次某支付虫草款700 000元的诉讼请求成立，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土某主张的误工费、食宿费、交通费148 100元，次某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土某通过请多人长时间寻找次某下落的私力救济方式并非主张民事权利的适当方式，由此产生的费用并非主张权利的必然费用和适当费用，故对于土某的该项诉请，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土某主张的生意亏损金额60 000元，次某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在贩卖虫草亏损之后，双方在协议书中已经就赊购虫草款总额的分担进行了约定，即由土某承担213 000元，由次某承担700 000元，土某依该协议书主张次某承担700 000元的同时要求次某承担亏损，属于重复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土某主张的唐卡款2万元，次某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土某的证据不足证明次某从土某处拿走了唐卡，故对于土某的该项诉请，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土某主张的利息，次某不予认可，认为约定过高，应予调整。一审法院认为，土某未举证证明其实际损失，故一审法院酌情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持逾期付款违约金，即次某应以700 0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向土某支付从2011年6月16日起至实际付清款项之日止的利息，土某诉请中的超出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土某要求旦某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请，旦某认为其并未担保还款，不应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规定：“本法所称保证，是指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行为。”本案中，旦某出具的书面担保则载明：“旦某担保次某在西藏拉萨和那曲做生意，不会跑掉，如果意外死亡我不负责”，该担保书内容不符合法律关于债权担保的要求，故对于土某的该项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土某的诉讼请求部分成立，一审法院予以部分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第一百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条第二款、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三款规定，判决：一、次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土某支付款项人民币700 000元；二、次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以700 0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向土某支付从2011年6月16日起至实际付清款项之日止的利息；三、驳回土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次某围绕诉讼请求依法申请证人出庭作证。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在二审庭审中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证人扎西旦增出庭作证，欲证明土某将次某带到四川省××县土某的家乡的事实。土某质证认为，该证人不能证明次某是在受胁迫的情况下签订合同，对该证据的三性不予认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第二款“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之规定，对该证人证言的三性及证明目的不予采信。土某的质证意见成立，本院予以采纳。被上诉人土某未提交证据。二审中，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2010年9月2日、7日、9日，土某与次某签订的《合同书》、《协议书》均约定虫草款的具体事宜，并载明了虫草款如何分担及次某应向土某支付虫草款700 000元。在庭审过程中，次某对《合同书》、《协议书》上的签字，捺印予以了认可，但其抗辩签字、捺印系被胁迫所为，并在二审审理阶段，要求证人扎西旦增出庭作证，但该证人证言并不能证明次某受胁迫签订合同的事实。经本庭释明，次某未能提交其他相关证据进一步证明该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次某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并应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故对次某所主张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次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 715.9元（上诉人次某申请缓交），由次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次仁卓嘎审  判  员   卓 玛 吉审  判  员   尼玛卓嘎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法 官 助 理   旺  珍书  记  员   米玛次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