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宁01民终126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薛某，住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马某，回族，住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永丰巷**。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某，北京大成（银川）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某，北京大成（银川）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范某，男，住宁夏回族，住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上海中夏（银川）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某，上海中夏（银川）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薛某、马某与被上诉人范某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2019)宁0104民初77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审查和询问双方当事人，对证据和事实进行了核对，认为本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决定对本案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薛某、马某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1.撤销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2019)宁0104民初7725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全部诉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薛某之间存在委托合同法律关系，应属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进口车辆的贸易必须在具有资质的公司法人之间进行，范某作为自然人委托薛某代为办理购买进口车辆的行为，本身就是不合法的。上诉人从未表示过接受被上诉人的个人的委托为其个人购买俄罗斯进口车辆。上诉人薛某仅作为俄罗斯车辆出口商在中国的销售人员，针对中国国内有进口车辆需求的企业法人，联系俄罗斯车辆进口到中国的业务。二、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应全额退还被上诉人已付款项，属于认定事实有误，证据不足。1、被上诉人向法庭提交的证据中，与上诉人的微信聊天记录大部分系范某与薛某于2016年2、3月间的部分聊天记录，该部分聊天记录仅涉及商洽前期的一小部分内容，之后在2017年11月出现了有关“退税还钱”的聊天记录，被上诉人的证据，缺失了中间整个交易商谈的过程。除了2018年在公安机关做的笔录提到是其自己个人购车之外，在交易当时的2016年到2017年，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被上诉人系以个人身份购车与公司行为无关。而王媛、倪小刚、李玉枝等人都与被上诉人具有利害关系，是利益共同体的同一方，2018年进口车贸易完成后他们在公安机关对有关款项做出的所谓“事后解释”，不应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2、涉案款项大部分是从公司财务人员王媛账户上转款，少部分是从李玉枝账户上转款，被上诉人的证据不能证明这些款项的具体用途以及明确告知系其个人购车的款项。3、退税的钱，是在交易完成后，由俄罗斯出口方为维护长期客户而自愿将一部分出口退税优惠利益让渡给进口方，上诉人薛某答应帮被上诉人公司积极主张这部分利益，但是否能主张成功，还要看俄罗斯方面的态度，因此退税的问题不是本案需要解决的问题。三、本案涉及到进口车辆的贸易，属于具有涉外因素的案件应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在兴庆区基层法院进行审理本就不妥。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无视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未做任何的分析论证，仅以“不足以证明”上诉人的主张为由草率下判，具体表现在：1、上诉人一审提交的第二组证据是上诉人薛某与被上诉人范某2015年9月19日至2017年7月21日部分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及相关附表、附图，该组证据反映了被上诉人代表其公司和上诉人商洽，协同其所代表公司的工作人员赴俄罗斯实地考察、确认车型、协调其合作方北方铨盛（宁夏）科技有限公司与俄罗斯HELILAI公司签订购车合同、确认线下付款和线上北方铨盛（宁夏）科技有限公司跨国汇款、提单确认、货运代理、售后等整个过程，足以证明范某在和薛某微信聊天商谈的始终都是代表公司购车这一事实；上诉人提交的第三组证据中，北方铨盛（宁夏）科技有限公司代理宁夏十一号车咖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向俄罗斯HELILAI公司四次线上跨国汇款的交通银行备案文件，每笔汇款都由北方铨盛（宁夏）实业有限公司与宁夏十一号车咖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签订了相关代理进口汽车协议书及补充协议，在每份协议的付款方式条款中，均确认了“宁夏十一号车咖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此前已经支付了部分购车订金给国外供应商”，与上诉人第二组证据相互对应，足以证明购车款项包括线上及线下付款两部分。对此，一审法院仅以北方铨盛（宁夏）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齐晓华的询问笔录中说北方铨盛（宁夏）科技有限公司没有线下付款，就支持了被上诉人所谓个人购车的主张，而完全不提齐晓华的笔录也证实了他把被上诉人范某当成是宁夏十一号车咖公司的工作人员，在进行进口俄罗斯车辆贸易时也是和范某沟通的相关陈述。况且，北方铨盛（宁夏）科技有限公司与宁夏十一号车咖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签订的代理协议及补充协议中的条款属于“书证”，证据效力更高于齐晓华的证人证言。2、一审判决完全遗漏了上诉人提交的第四组证据。上诉人提交的该组证据是俄罗斯HELILAI公司出具俄文及英文版《收钱说明》，以及由俄罗斯圣彼得堡公证员公证中文翻译文本和公正书，该份证据证明了俄罗斯HELILAI公司收到了薛某代为转交的购车方的现金购车款（即线下付款），并且在收到全部购车款后履行了发货义务，相关车辆进出口贸易已经完结。这组证据证明了上诉人代收的被上诉人线下付款的资金流向，是作为购车款交给了俄罗斯售车方。3、上诉人向一审法院申请调取的涉案车辆海关报关提货的证据，海关工作人员将有关证据材料寄到一审法院后，主审法官称没有找到该份证据，导致上诉人这部分证据权利未能行使。四、原审判决上诉人马某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马某对自己名下银行账户一直具有自主支配的权利和能力，并未将银行账户出借或出租给任何人。涉及本案也仅是帮助家人代收和代转了车辆交易相关款项中的一部分，根本不属于出借银行账户的行为。 被上诉人辩称，一、原审判决对本案法律关系认定正确。根据《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规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约定由上诉人代被上诉人从国外购买进口车辆，此时委托关系即已形成。上诉人负有的合同义务是寻找具有进出口贸易资质的车辆出口商和进口商促成交易的完成、办理购车手续、通关手续等并最终将车辆交付被上诉人才是委托上诉人处理的事务。委托关系中并无法律规定必须为公司对公司，也并不要求委托人和受托人具有进出口贸易资质。二、原审判决证据充分、认定事实清楚。1、被上诉人提供了与被上诉人薛某自2016年2月至2017年11月期间的完成聊天记录，内容包括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介绍车辆、催促被上诉人汇款、发送有关合同、照片等。2、被上诉人资金不足，向案外人十一号车咖公司借款，并指示出借人直接支付给马某、马炳，双方微信聊天记录、公安机关笔录、一审法院制作的《调查笔录》等均足以证实该款项为被上诉人向上诉支付的购车款。被上诉人与十一号车咖之间形成的是借款关系，并且有保证人担保，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否购车成功并不影响被上诉人向十一号车咖还款。3、上诉人在微信中以所谓“价格高，不合适”、“没有车”、“退税”等等理由拒不交付车辆都是其编造的谎言，显然是拖延时间。恰如其在开始时以车辆价格便宜、给别人购买的车辆已经到港等理由诱骗、催促被上诉人向其支付购车款。上诉人至今没有向被上诉人交付一辆车，此时却仍然在以所谓的“退税”作为上诉理由，违背基本常识。三、上诉人的证据根本不足以达到其证明目的，原审判决不予采信合法有据。本案事实是上诉人承诺代被上诉人从国外买车，由于上诉人收款后迟迟不向被上诉人交付车辆，上诉人告知被上诉人可以找一家有资质的公司购车，到时将被上诉人的车辆一并带回国内，被上诉人为了将自己购买的车辆带回国内才介绍十一号车咖委托北方铨盛公司让上诉人从国外购买车辆。综合微信聊天记录、公安机关笔录、购车合同、付款凭证、调查笔录等，上诉人为北方铨盛公司购买的车辆与被上诉人毫无关系。上诉人提供证据欲将被上诉人购车行为混淆为职务行为，目的显然是为了逃避责任将被上诉人的款项非法据为己有。四、上诉人马某应当与被上诉人承担连带责任。首先，根据公安机关对上诉人薛某的询问笔录，上诉人薛某陈述其母亲马某收到被上诉人的款项后并未向其支付用于购车，款项还在其母亲账户。而公安机关在查询马某银行账户时发现马某收款账户已被注销，资金并未转付薛某。而马某至今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收到被上诉人付款后将款项支付给薛某或用于购车的证据。充分说明马某自行支配、挪用了款项。第二，马某并非只是单纯的收款人。2016年薛某的身份是留学生，并非专业从事进出口贸易的商人，又基于马某与薛某的母子关系这种特殊身份，马某账户入账200余万元不可能不向薛某或范某追问款项的来源及用途。在明知薛某与范某之间的约定的情况下，马某操作账户、支配资金的行为，是薛某所谓整个购车行为的一个组成部分，薛某和马某只是分工不同，并非单纯只是借用马某账户进行中转。第三，本案中马某用于收款的账户是可以进行国际汇款的银行账户，其明知跨国汇款有限额而其汇款限额根本不足以将款项支付给薛某，仍然收款高达200余万元，充分证明其自始至终就没有将款项支付给薛某用于购车的意思表示。马某提供账户显然是基于与薛某串通后对共同对被上诉人实施欺诈的行为。因此，二上诉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五、上诉人在本案中虚假陈述，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二上诉人为了逃避法律责任、拖延付款时限，在本案中始终进行虚假陈述，严重妨害法庭秩序和案件审理，请求依法对上诉人给予相应处罚。 范某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⒈薛某、马某返还范某购车款2052840元；⒉薛某、马某支范某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369436元【计算明细见《附表一》】，并按照年利率6%支付自2019年5月13日至欠款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⒊本案诉讼费由薛某、马某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宁夏纵横宝盈软件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日期为2009年8月13日，法定代表人为倪小刚，2014年3月26日范某成为该公司股东；该公司于2014年5月29日变更公司名称为宁夏纵横宝盈软件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于2017年10月30日变更公司名称为宁夏纵横宝盈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十一号车咖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日期为2015年11月6日，原股东为金瑛、李改芳，原法定代表人为金瑛；该公司于2017年10月13日变更股东为宁夏纵横宝盈软件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变更法定代表人为倪小刚；该公司于2017年11月8日变更股东宁夏纵横宝盈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北方铨盛（宁夏）实业有限公司成立日期为2014年12月19日，经营范围包括货物及技术进出口等，于2016年11月15日变更公司名称为北方铨盛（宁夏）科技有限公司。马某与薛某系母子关系。 范某称其通过薛某在俄罗斯购买指定品牌、型号车辆，并按照薛某要求先后向薛某之母马某和薛某舅舅马炳的银行账户转款合计2252839.82元，但薛某收款后未能将相应的车辆交付范某。为此，范某向法庭提交2016年2月15日至2017年12月13日范某与薛某的微信聊天截图打印件九十八张、银行转账流水八张、银川市公安局兴庆区分局询问笔录五份【被询问人分别为范某、薛某、王媛、倪小刚、张丹】予以佐证。其中，微信聊天截图显示：2016年2月至2017年12月期间范某与薛某就俄罗斯境内路虎、奥迪Q7、奔驰、宾利等品牌车辆的型号、配置、价格、颜色、内饰、排量、退税等进行了沟通；2016年3月14日，薛某向范某发送微信“你把款的交付方式搞定，其他的我搞定”；薛某多次向范某催款，并告知范某将款转到其母亲马某的银行账号；2017年7月2日凌晨1:23，薛某向范某发送微信“范哥，真的对不起！把你牵连进来！都是我的错！做事情前缺乏考虑！导致现在的问题重重！我一定会把所以问题都尽量处理！好！给你一个交代！男人说话说到做到！对不起范哥！”；2017年11月13日晚上20:41，薛某向范某发送微信“考虑一下，问题怎么解决！奥迪的事情！他们有他们的错误！但是他们给出了解决方案！我们的答案不能全部都是不同意！第二退税的事情！我回国可以和你签合同！我欠你的钱！我每年给你换（还）多少……”。银行转账流水显示：2016年3月16日、2016年4月29日、2016年5月17日、2016年5月31日、2016年6月30日和2016年8月2日王媛通过其银行账户（账号：×××）分别向马某银行账户（账号：×××）转款300000元、550000元、370000元、635567.80元、104047.61元、50000元（2016年8月2日转款）、46864.41元（2016年8月2日转款），2016年10月1日李玉枝通过其银行账户（账号：×××）向马炳银行账户（账号：6210804*********）转款105000元，2016年10月2日李玉枝通过其银行账户（账号：×××）向马某银行账户（账号：6214994*********）转款91360元，上述转款合计2252839.82元。银川市公安局兴庆区分局询问笔录显示：2018年12月14日，范某向银川市公安局兴庆区分局报案称其被薛某诈骗，并称“薛某自称能在俄罗斯国内以低价进口车辆为由，骗取我的信任向他转账订车款、购车款、购车的进口税钱，我把订车款、购车款、进口税钱转账给薛某的银行卡，直到现在薛某没有把车给我，并且没有退还我的转账给他的所有款项”【见范某《询问笔录》第2页】；2019年1月18日银川市公安局兴庆区分局对薛某进行了询问，薛某称“2015年年底，因为范某知道我在俄罗斯留学会说俄语，向我说起倪小刚的公司需要购买平行进口车，让我咨询问问俄罗斯那边车辆的情况，我没有出口车辆的资质，我个人只是帮忙在俄罗斯境内联系一家有出口资质的公司，然后我用联系好的这家具有出口资质的公司，在俄罗斯路虎4S总店、奥迪4S总店、埃尔法4S总店去为倪小刚、范某的公司预订、购买车辆，我只能接收倪小刚、范某的公司预订车辆的定金，然后购车款就需要他们公司跨国汇到我在俄罗斯联系好的公司，购车款我是接触不到只能汇款给俄罗斯的公司，倪小刚、范某的公司预订车辆的定金是转给我母亲马某银行卡，我母亲马某收到倪小刚、范某的定金会告诉我这一笔转款的金额，在转款之前我就沟通好知道转到我母亲马某账户的这笔钱是干什么用的”【见薛某《询问笔录》第2、3、4页】；2019年1月23日银川市公安局兴庆区分局对王媛进行了询问，王媛称“2016年1月我入职宁夏易车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公司法人为金瑛，金瑛还有一个公司是宁夏十一号车咖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我入职后同时兼任金瑛这两个公司的会计，2016年2月份范某通过倪小刚介绍到我公司找金瑛借钱，范某与金瑛沟通了以后，由倪小刚为范某担保，我公司给范某分6次借款共计2056479.82元，每次都是范某来公司和我做好借款的手续，我按照范某提供的马某建设银行账户和转款备注的要求进行转款，2017年5月份左右公司找范某催要借款，范某说借的钱做车的业务了，业务没有做成钱也没有退回来，2017年宁夏十一号车咖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被宁夏纵横宝盈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我到宁夏纵横宝盈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上班，继续担任宁夏十一号车咖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会计”【见王媛《询问笔录》第2、3、5页】；2019年1月24日银川市公安局兴庆区分局对倪小刚进行了询问，倪小刚称“范某是我公司持9%原始股的股东，2016年初范某找我说从俄罗斯购买一辆车要比国内便宜10%到15%，车辆配置还高，他要从俄罗斯买车回宁夏自用或者售卖，但是手里没钱，我就介绍宁夏十一号车咖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的金瑛给范某借钱，范某找金瑛借的钱由我担保，我给金瑛说好以后范某自己去金瑛公司财务部门去借钱，范某前后借了205万左右，范某从俄罗斯购买平行进口车是他个人预订、购买，和我没有关系，范某和薛某两个有平行进口汽车的业务合作”【见倪小刚《询问笔录》第2、3页】。薛某对上述微信聊天截图的真实性认可；对上述银行转账流水的证据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认为王媛、李玉枝、马炳均与本案无关，该银行转账流水仅能证明北方铨盛（宁夏）实业有限公司的财务人员王媛按照其所在公司与俄罗斯HELILAI公司约定的付款方式支付了货款；对上述银川市公安局兴庆区分局询问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认可。 薛某称范某系宁夏纵横宝盈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业务代表，代表该公司和薛某商洽向俄罗斯HELILAI公司进口汽车；具体为，宁夏纵横宝盈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出资，由该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宁夏十一号车咖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与北方铨盛（宁夏）科技有限公司（具有货物进出口资质）签订代理进口汽车协议书，再由北方铨盛（宁夏）科技有限公司与俄罗斯HELILAI公司签订进出车辆贸易协议；王媛向薛某之母马某及李玉枝向薛某舅舅马炳的汇款均是北方铨盛（宁夏）科技有限公司与俄罗斯HELILAI公司就上述进口车辆贸易款项的组成部分，且上述进口车辆贸易协议已经履行完毕。为此，薛某向法庭提交薛某与范某的部分微信聊天截图打印件、北方铨盛（宁夏）实业有限公司给俄罗斯HELILAI公司跨国汇款的申报单、回单、宁夏十一号车咖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与北方铨盛（宁夏）实业有限公司签订的代理进口汽车协议及补充协议、北方铨盛（宁夏）实业有限公司与俄罗斯HELILAI公司签订的车辆进口协议、进口车辆报关提单、俄罗斯HELILAI公司销售明细单（发货单）予以佐证。范某对上述自己的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薛某单方将范某的微信名备注为“北方铨盛范某”，且从微信聊天内容来看，无法显示范某系代表公司与薛某洽谈业务；对上述申报单、回单、代理进口汽车协议及补充协议、车辆进出口协议、进口车辆报关提单、销售明细单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并称由于范某让薛某购买的车辆迟迟不能运回国内，薛某让范某找一家有进出口资质的公司从俄罗斯购买车辆，以便将范某个人购买的路虎车运回，于是范某通过倪小刚找到宁夏十一号车咖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委托北方铨盛（宁夏）科技有限公司从俄罗斯HELILAI公司购买车辆，该批车辆的购车款由北方铨盛（宁夏）科技有限公司支付给俄罗斯HELILAI公司，该笔公对公业务已完成，但范某个人购买的车辆并未运回国内，范某的购车行为与北方铨盛（宁夏）科技有限公司的购车行为无关。 本案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向李玉枝、马炳、马某、宁夏纵横宝盈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北方铨盛（宁夏）科技有限公司制作《调查笔录》各一份。《李玉枝调查笔录》中李玉枝陈述：我是范某妻哥的媳妇，范某说要买车呢，让我向马炳银行账户（尾号2999）、马某银行账户（尾号0777）进行了转款。《马炳调查笔录》中马炳陈述：马某是我的妹妹，薛某是我的外甥，2016年10月1日李玉枝通过银行转账支付我的105000元，我又添了大约60000元，一并转账给了马某。《马某调查笔录》中马某陈述：薛某是俄罗斯公司的业务员，帮助宁夏纵横宝盈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和宁夏十一号车咖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在俄罗斯购买车辆；我问过薛某，薛某告诉我跨国汇款有限额，且税费也高，所以对方公司就把定金、佣金、滞箱费、补税、运费等转账至我的卡上，薛某在俄罗斯先借款垫付，薛某再让我转账给谁我就转账给谁；认可2016年10月1日李玉枝转账支付马炳105000元后，马炳又将该105000元转账支付马某。《宁夏纵横宝盈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调查笔录》中，该公司陈述：2017年10月王媛入职宁夏纵横宝盈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担任会计一职；李玉枝不是宁夏纵横宝盈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职工；2016年3月16日至2016年8月2日期间王媛通过其银行账户向马某银行账户的转款与宁夏纵横宝盈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无关。《北方铨盛（宁夏）科技有限公司调查笔录》中，该公司陈述：宁夏十一号车咖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委托北方铨盛（宁夏）科技有限公司代理进口汽车，由宁夏十一号车咖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与国外公司洽谈合同，委托北方铨盛（宁夏）科技有限公司与国外公司签订进口合同，宁夏十一号车咖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将全部购车款转给北方铨盛（宁夏）科技有限公司，北方铨盛（宁夏）科技有限公司再将全部购车款转给国外供应商，不存在线下支付购车款的情况；王媛向马某的转款及李玉枝向马炳的转款与宁夏十一号车咖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和北方铨盛（宁夏）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的代理进口汽车协议无关，北方铨盛（宁夏）科技有限公司并不知道王媛、李玉枝上述转款。 另，庭审中，薛某认可其收到了王媛通过银行转账支付马某的款项及李玉枝通过银行转账支付马炳、马某的款项。范某认可2016年5、6月份薛某让马某退还其200000元，并称2018年12月14日范某就涉案事宜向银川市公安局兴庆区分局报案，该局进行了调查，但至今未立案，该局建议范某向人民法院起诉。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一为范某与薛某、马某之间存在何种法律关系；二为薛某、马某是否应对范某承担法律责任以及承担何种法律责任。 关于争议焦点一，范某称其通过薛某在俄罗斯购买指定品牌、型号车辆，并按照薛某要求先后向马某和马炳的银行账户转款，但薛某收款后未能将相应的车辆交付范某。范某向法庭提交的微信聊天截图显示2016年2月至2017年12月期间范某与薛某就购买俄罗斯境内路虎、奥迪Q7、奔驰、宾利等品牌车辆的型号、配置、价格、颜色、内饰、排量、退税等进行了沟通；薛某多次向范某催款，并告知范某将款转到其母亲马某的银行账号；且2017年11月13日晚薛某给范某发送微信“……退税的事情！我回国可以和你签合同！我欠你的钱！我每年给你换（还）多少”，可见薛某认可欠付范某款项这一事实。范某向法庭提交的银行转账流水可以与银川市公安局兴庆区分局对王媛、倪小刚的《询问笔录》及一审法院对李玉枝、宁夏纵横宝盈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北方铨盛（宁夏）科技有限公司的《询问笔录》相互印证，证实2016年3月16日至2016年8月2日期间范某通过指示王媛、李玉枝向马炳、马某转款的方式，合计支付薛某购车款2252839.82元。薛某辩称范某代表宁夏纵横宝盈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和薛某商洽向俄罗斯HELILAI公司进口汽车，范某通过王媛、李玉枝支付的款项属于北方铨盛（宁夏）科技有限公司与俄罗斯HELILAI公司进口车辆贸易款项的组成部分，因薛某提交的微信聊天截图、申报单、回单、代理进口汽车协议及补充协议、车辆进出口协议、进口车辆报关提单、销售明细单并不足以证明这一事实，且薛某该项抗辩意见与宁夏纵横宝盈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倪小刚、北方铨盛（宁夏）科技有限公司的陈述均相互矛盾，故不予采纳。综上，确认范某委托薛某在俄罗斯购买指定品牌、型号车辆，并按照薛某要求将购车款先后转至马炳、马某账号，即范某与薛某存在委托合同法律关系。 关于争议焦点二，因范某与薛某存在委托合同法律关系，委托人范某已经预付受托人薛某处理委托事项的费用，薛某至今未能向范某交付指定品牌、型号车辆，故支付薛某返还范某购车款2052839.82元（2252839.82元-200000元）。对于范某主张的资金占有期间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同期一至五年（含五年）贷款年基准利率4.75%的标准支持薛某支付范某300000元自2016年3月16日起、350000元（550000元-200000元）自2016年4月29日起、370000元自2016年5月17日起、635567.80元自2016年5月31日起、104047.61元自2016年6月30日起、96864.41元（50000元+46864.41元）自2016年8月2日起、105000元自2016年10月1日起、91360元自2016年10月2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的利息314912.27元【计算明细见《附表二》】，并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持2052839.82元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止的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出借银行帐户的当事人是否承担民事责任问题的批复》明确答复“出借银行帐户是违反金融管理法规的违法行为。人民法院除应当依法收缴出借帐户的非法所得并可以按照有关规定处以罚款外，还应区别不同情况追究出借人相应的民事责任”。马某明知“跨国汇款有限额，且税费也高”，仍为薛某出借银行账户，以便薛某规避金融监管，进而从事跨国购车行为，且马某并未举证证明其收款后的资金流向，故马某应对薛某上述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三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出借银行帐户的当事人是否承担民事责任问题的批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被告薛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返还原告范某2052839.82元，支付利息314912.27元，并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2052839.82元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止的利息；二、被告马某对被告薛某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案件受理费26178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合计31178元，由被告薛某、马某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一审中，范某提交的微信聊天证据证明，其与薛某就薛某在俄罗斯购买指定品牌、车辆的型号、配置、价格、颜色、内饰、排量、退税等进行了沟通，且薛某多次向范某催款，并告知范某将款转到其母亲马某的银行账号，范某按照薛某要求向指定银行账户转款。据此，虽然范某与薛某未签订书面委托合同，但双方存在事实上的委托合同法律关系。尽管薛某称范某代表其公司购买车辆，进口车辆应以企业法人名义进行，但通过双方微信聊天证据、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转账凭等证据可以证明，本案委托购买有关车辆系范某与薛某之间进行，与其上诉的上述主张不符，本院亦不予采纳。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存在委托合同法律关系，并无不当。因薛某未按约定交付相关车辆，故应当退还范某所支付的购车款。马某并未举证证明收案涉款项后的资金流向，依据有关法律规定，其为薛某出借银行账户，以便薛某规避金融监管，进而从事跨国购车行为，一审法院判决马某承担本案连带责任,合法、有据。 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案应当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6178元，由上诉人薛某、马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程 审判员  赵来珍 审判员  王 刚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五日 书记员  马丽媛 附：适用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十四条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 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除依照本章规定外，适用第一审普通程序。 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