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6民终658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彬，男，1970年9月1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武胜县***********，公民身份号码512************618。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开梅，广东金石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邓毅光，男，1976年7月1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公民身份号码440************416。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振国，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婉文，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宗华，男，1966年3月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武胜县**********，公民身份号码512************41X。委托诉讼代理人：雷秋生，河南明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杨彬、邓毅光因与被上诉人刘宗华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5民初283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杨彬上诉请求：1.改判刘宗华、邓毅光对杨彬的损失265082.87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2.重新对医疗费和残疾赔偿金进行核定；3.诉讼费用由邓毅光、刘宗华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未查清案件事实。一、刘宗华作为拆除涉案房屋的包工头应对本次事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1.杨彬与邓毅光并不相识，无法达成雇佣的合意，位于佛山市南海区************的房屋（以下简称涉案房屋）拆除工程由刘宗华联系、承包，并雇请杨彬拆墙。2.拆墙需要的工程机械设备均由刘宗华提供，如车辆等由刘宗华联系并雇请，杨彬未参与，拆墙中使用的大型工具也由刘宗华提供。3.刘宗华在房屋拆除的工程费用中抽取5%后才分发给杨彬及其他工人，刘宗华从中获取利益，完全符合承包人的特征，因此，应改判刘宗华对本次事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二、一审法院认定的医疗费错误，邓毅光垫付了9954.42元，其中医疗费垫付了9476.42元，杨彬起诉时并未主张该部分医疗费，一审法院未将该部分医疗费计算到总损失中，而是在分清责任后直接扣减，导致杨彬少获得赔偿6633.49元。三、残疾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应按城镇标准计算。1.杨彬在一审中提供了2006年开始在佛山市南海区*******住的房屋租赁合同、房东证明及房东身份证复印件、联系电话，并提供了事故发生前每月的水电租金缴费单据。2.杨彬提供的自己名下银行账户流水显示丹灶污水处理厂向杨彬支付了2018年8月至2019年12月29日近半年的工资。3.杨彬虽是农村户籍，但其在老家所在地的城镇购买了房屋，实际上也脱离了农业生产，居住在城镇。4.本次事故虽然发生在2019年5月25日，但一审开庭前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意见发布通知，明确了人身损害案件于2020年1月1日开始统一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因此，在杨彬已提供充足证据证明其在城镇居住，且能形成完整证据链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仍认定残疾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按农村标准计算错误，导致上述损失少计算了118401.7元，按照赔偿比例计算后杨彬少获赔82881.19元。刘宗华针对杨彬的上诉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杨彬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理由如下：1.杨彬认为涉案房屋拆除工程发包给刘宗华，但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邓毅光的房屋需要拆除，其便联系刘宗华，刘宗华再联系杨彬等人，涉案房屋拆除工程由刘宗华联系，但刘宗华、杨彬、郑某、李某1、李某2、刘某共六人各带简单工具参与拆除房屋，彼此之间不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刘宗华亦不会指示杨彬等人；拆除房屋的费用由邓毅光支付给刘宗华后由六人均分。杨彬称刘宗华抽取费用的5%并从中获利缺乏事实依据，六人事前均同意由刘宗华等三人进行联络，因此可在拆除费用中提取看场地的费用、电话费、交通费以及六人的餐费。事实上，因杨彬摔伤刘宗华并未在拆除费用中抽取上述费用，其没有从中获利。且根据杨彬的陈述，以及郑某、李某1、李某2、刘某的证人证言证明刘宗华并未从中得利。因此，刘宗华与杨彬之间不是雇佣关系。2.邓毅光因房屋需要拆除便联系刘宗华，其与刘宗华确定拆除费用，之后刘宗华就联系杨彬等人施工，邓毅光虽未与杨彬等五人直接接触，但其对杨彬等人拆除房屋的劳务行为是默许的，故邓毅光应是接受劳务一方，且杨彬在拆除房屋之前知晓拆除的劳务费用由邓毅光支付而不是刘宗华支付。拆除的劳务费用由刘宗华、杨彬等六人均分，刘宗华仅仅是联络者，并未从中获利。刘宗华、杨彬等六人提供劳务，邓毅光接受劳务，因此，邓毅光应为刘宗华、杨彬等六人的雇主，杨彬在拆除房屋过程中受伤，邓毅光未为雇员提供安全条件，应对杨彬的损失承担主要赔偿责任，且邓毅光与刘宗华不存在故意侵权行为，不应该承担连带责任。另，杨彬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拆房过程中，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欠缺安全防范意识，从高处摔伤，其对损害的发生有一定过错，杨彬应对自己的损失承担次要责任。3.邓毅光与刘宗华、杨彬等人之间不是承榄合同关系。拆除现场为邓毅光指定的场所，拆除过程中邓毅光在施工现场，报酬亦是在拆除工作结束后由邓毅光支付给刘宗华等六人，且拆除工作的技术含量较低，刘宗华、杨彬等六人提供的主要是劳动力，故邓毅光与刘宗华、杨彬等六人之间应为雇佣关系。综上，请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邓毅光针对杨彬的上诉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邓毅光无需对杨彬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1.邓毅光与杨彬不存在雇佣关系，刘宗华才是杨彬的雇主，其应对杨彬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邓毅光经人介绍将拆除旧房屋工程承包给刘宗华，其一直与刘宗华协商、沟通，与杨彬并不相识。邓毅光与刘宗华约定拆除房屋的承包费为15000元，拆除房屋所需的设备均由刘宗华提供，并由刘宗华雇佣人员，邓毅光与杨彬之间不存在管理、控制的关系，不符合雇佣关系的法律特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八十三条第三款的规定，农民或居民自建两层（含两层）以下的住宅，不强制要求承揽人具有施工资质。邓毅光将拆除房屋的工程发包给刘宗华施工，没有违反法律规定。2.一审判决认定残疾赔偿金按农村居民标准计算，并无不当，应予维持。杨彬在一审期间提交的租赁合同、房东证明、水电费、租金收据等证据不能充分证明其在事故发生前已在佛山市南海区居住、生活满一年，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邓毅光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杨彬对其损失自行承担70%的赔偿责任，刘宗华对剩余损失承担赔偿责任，邓毅光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2.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由杨彬、刘宗华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邓毅光与杨彬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刘宗华才是杨彬的雇主，应对杨彬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1.邓毅光作为一个不具有专业建筑知识的人，经朋友介绍，得知刘宗华在西樵、丹灶一带从事房屋拆除施工十余年，出于对其房屋拆除施工经验的信任，与刘宗华就涉案房屋拆除施工事宜见面商谈，邓毅光将房屋发包给刘宗华拆除，人工部分施工费用为15000元，施工人员由刘宗华组织。邓毅光与杨彬并不相识，也未就房屋拆除事宜进行任何交谈，杨彬只是受刘宗华雇请参与拆除施工。邓毅光与刘宗华之间为承揽关系，邓毅光与杨彬之间不存在控制、支配和从属等，双方之间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2.邓毅光与刘宗华之间以完成拆除工作为前提，一次性结算报酬，刘宗华并非固定地收取劳动报酬。从邓毅光在一审中提交的收据可见，邓毅光一次性向刘宗华结算拆除费用15000元。3.刘宗华的工作具有独立性，其以自己的设备工具、技术能力和劳力来完成涉案房屋的拆除工作，期间完全不受邓毅光的指挥、管理。4.刘宗华等人一次性交付工作成果，而非继续性提供劳务。综上，刘宗华与邓毅光之间应为承揽关系，既然邓毅光与刘宗华不存在雇佣关系，那么邓毅光与杨彬亦不存在雇佣关系。从承接拆除工作开始到交付工作成果，再到支付报酬，邓毅光一直与刘宗华对接，其他施工人员是刘宗华承接工程后才找的，且杨彬与刘宗华以及其他参与施工的人员之间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团队，邓毅光对其人员组成情况不知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定作人对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造成他人或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根据上述规定，邓毅光无需对杨彬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二、本案应由杨彬自行承担主要责任，一审法院认定邓毅光承担70%的责任，比例划分严重失衡，违反公平原则。杨彬对事故的发生存在重大过错，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1.涉案房屋的拆除工作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人工拆除，另一部分是挖掘机拆除。一审中证人刘某陈述“在事故发生前，拆除房子的工作已经完成，我当时已经洗手了……”，证人李某2陈述“在事故发生前，使用电锤打楼板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当时我是走左边下楼，而杨彬当时是走右边下楼的”，根据上述两个证人的陈述，在事故发生前，涉案房屋需要使用电锤打楼板的作业即人工拆除部分基本已经完成。2.杨彬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拆除过程中未对自身安全尽到谨慎注意义务，明知人工拆除的工作已经完成，仍逗留在施工现场，最终造成事故发生，其应自行承担主要责任。因此，一审判决邓毅光承担70%的赔偿责任，明显加重了邓毅光的责任，既与客观事实不符，也不合理，并违反公平原则。杨彬针对邓毅光的上诉辩称：1.同意邓毅光关于应由刘宗华承担赔偿责任的上诉主张。杨彬与邓毅光在事故发生前并不认识，杨彬由刘宗华雇请拆除邓毅光的房屋，劳务费由刘宗华抽取5%的利润，其余约定平分，房屋拆除所需大型工具由刘宗华雇请，刘宗华亦从中赚取了利润。综上，刘宗华从房屋拆除工程中所获利润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房屋拆除费用中5%提成，一部分是从雇请机械的费用中赚取的，符合承揽关系的特征，由邓毅光将房屋拆除工程发包给刘宗华承揽。2.邓毅光作为定作人应对杨彬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关于该问题的认定正确。3.邓毅光与刘宗华应对杨彬的损失承担70%的连带赔偿责任，因为发包方存在选任过失，没有为劳务者提供保障安全的设备。另，杨彬由刘宗华雇请，事故发生前杨彬不认识邓毅光，事故后才知道需要拆除房屋的是邓毅光。刘宗华针对邓毅光的上诉辩称，1.邓毅光认为其与刘宗华、杨彬不存在雇佣关系，但除其自述外无其他证据证明该主张，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从现有证据来看，认定其与刘宗华、杨彬等六人存在雇佣关系有事实及法律依据。2.刘宗华并没有抽取5%的提成，挖掘机也不是由刘宗华雇请，杨彬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刘宗华抽取5%的提成及挖掘机由刘宗华雇请。其他答辩意见与刘宗华针对杨彬的上诉的答辩意见一致。杨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刘宗华、邓毅光向杨彬赔偿医疗费104112.98元、鉴定费2500元、后续治疗费35000元、误工费30900元、护理费6450元、交通费5000元、住宿费945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4300元、营养费5000元、残疾赔偿金193503.6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8301.56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5000元，总损失合计429518.14元，扣减刘宗华垫付的13000元，应赔偿416518.14元；2.本案诉讼费由刘宗华、邓毅光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5月25日，因邓毅光的房屋需要拆除，便联系刘宗华，由刘宗华召集杨彬等人为邓毅光拆除旧房屋，双方并约定拆除旧房屋费用为15000元，杨彬在为邓毅光拆除房屋过程中，从高处坠落受伤。后于当日杨彬被送往佛山市南海区第八人民医院住院治疗，经诊断为：右骶髂关节脱位；右髂骨多发性骨折；右耻骨上下支骨折；左锁骨骨折内固定术后；左人工髋关节置换术后等，杨彬于2019年7月7日出院，出院医嘱：定期每半月复诊一次，内固定物考虑2年后拆除，不适随诊，杨彬支付了医疗费103989.32元。2019年8月26日，杨彬委托广东南粤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对其后续治疗费、伤残等级进行鉴定，同年9月5日，鉴定机构作出南粤法医鉴定所[2019]临鉴字第（26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杨彬因外力作用致骨盆多发性骨折并内固定，后遗骨盆骨折严重畸形愈合，评定为九级伤残；致腹部损伤，多发肠穿孔并修补术后，后遗消化和吸收功能的部分障碍，评定为十级伤残；评定杨彬的后续治疗费用不低于35000元，杨彬支付了鉴定费2500元。杨彬母亲蔡顺秀于1934年9月19日出生，由四个子女赡养，杨彬育有两个女儿，女儿杨柳于1996年3月5日出生，女儿杨琴于1997年10月19日出生。杨彬受伤后，刘宗华支付了现金13000元予杨彬，邓毅光预付了杨彬的医疗费9000元，并支付了杨彬的门诊医疗费476.42元、伙食费200元、陪护费278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属于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综合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刘宗华、邓毅光与杨彬间的法律关系；二、各方赔偿责任的认定；三、伤残鉴定及赔偿款项的认定。关于杨彬与刘宗华、邓毅光间的法律关系问题。从当事人的陈述及证据进行分析，现暂无证据佐证邓毅光的拆屋工程发包给刘宗华完成，本案缘于邓毅光旧房屋需要拆除，首先由邓毅光联系刘宗华，后再由刘宗华召集杨彬等人一起去完成拆除邓毅光的旧房屋，并口头约定报酬一次性以15000元结算拆房屋费用，杨彬与邓毅光称杨彬由刘宗华雇请，但未能提供证据佐证，同时结合证人证言，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杨彬与邓毅光之间存在的是雇佣关系，邓毅光雇请杨彬在拆除房屋过程中受伤，故邓毅光对杨彬的损失承担主要赔偿责任。因刘宗华不是雇主，杨彬主张刘宗华承担赔偿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各方应当承担的责任问题。邓毅光雇请杨彬在拆除房屋过程中受伤，邓毅光是杨彬的雇主，双方之间属于个人之间的雇佣劳务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邓毅光没有为雇员提供相应的安全条件，应承担70%赔偿责任。杨彬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拆房施工过程中，未尽到自身安全注意义务，欠缺安全防范意识，从高处摔下致伤，对损害的发生存在一定过错，杨彬应对自己的损失承担30%责任，杨彬要求邓毅光承担全部责任，理据不充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伤残鉴定及赔偿款项的认定问题。刘宗华对杨彬伤残鉴定有异议，并申请重新鉴定，但未能提供证据推翻，故刘宗华申请对杨彬的伤残进行重新鉴定的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杨彬主张事故发生前其已在城镇连续居住，且工作一年以上，但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佐证，一审法院对杨彬提出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的请求不予支持，故杨彬的残疾赔偿金应按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计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结合杨彬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确认各项损失费用如下：1.医疗费103989.32元，有病历及对应的收费票据佐证（2019年7月8日的医疗费101769.32元＋2019年5月26日的医疗费740元＋2019年5月27日的医疗费740元＋2019年5月28日的医疗费740元），杨彬主张超出部分，因无病历佐证，一审法院不予支持。2.后续治疗费35000元、司法鉴定费2500元，有《司法鉴定意见书》及发票佐证。3.误工费15053.80元，因杨彬受伤致残持续误工，误工时间从2019年5月25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即同年9月4日，误工共103天，因杨彬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故杨彬的收入参照2019年度国有同行业在岗职工房屋建筑业年平均工资53346元计算，杨彬的误工费为15053.80元（53346元÷365天/天×103天）。4.杨彬住院44天，按100元一天计算，杨彬的护理费为4400元（100元/天×44天）。5.一审法院酌定交通费为800元、住宿费为500元。6.杨彬住院44天，按100元一天计算，住院伙食补助费为4400元（100元/天×44天），杨彬主张住院伙食补助费4300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7.营养费根据受害人伤残情况参照医疗机构意见确定，结合杨彬的伤情，一审法院酌定营养费为800元。8.残疾赔偿金应按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计算，杨彬的伤残等级为九级伤残、十级伤残各一项，故残疾赔偿金为83403.46元[（残疾赔偿金78972.80元（17168元/年×20年×23%）+被扶养人生活费4430.66元（15411元/年×5年×23%÷4）]。9.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权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及造成的后果，一审法院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为10000元。综上，杨彬的损失合共250746.58元（医疗费103989.32元+后续治疗费35000元+司法鉴定费2500元＋误工费15053.80元+护理费4400元+交通费800元+住宿费5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4300元+营养费800元+残疾赔偿金83403.46元），按照双方各自过错责任比例赔偿，邓毅光应对杨彬的损失承担70%的赔偿责任即赔偿185522.61元[（250746.58元×70%）+精神抚慰金10000元]，扣除邓毅光支付的医疗费9476.42元、伙食费200元、陪护费278元，邓毅光仍应赔偿杨彬损失合共175568.19元，但杨彬主张赔偿416518.14元，超出一审法院核定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第十七条第一款、第十八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邓毅光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医疗费、后续治疗费、司法鉴定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合共175568.19元予杨彬；二、驳回杨彬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582.60元，减半收取1291.30元（杨彬已预交），由杨彬负担747.30元，由邓毅光负担544元，邓毅光负担的款项于给付上述款项时迳付还予杨彬，一审法院不另收退。二审期间，邓毅光出示了其于一审提供的收据的原件。杨彬、刘宗华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审查认为，刘宗华对邓毅光提供的收据原件的真实性虽然提出异议，但其认可收据上刘宗华的签名由其本人所签，并认可收到了收据中记载的15000元，只是认为其中部分款项是邓毅光支付给雇请挖掘机的案外人，刘宗华并未实际收取该部分费用，本院对收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经审查，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另查，2019年5月26日，刘宗华向邓毅光出具收据，确认收到邓毅光支付的涉案房屋拆除费用共计15000元，刘宗华在落款处“承包人”一栏签名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本案二审围绕杨彬、邓毅光的上诉请求进行审查。结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二审争议焦点为：一、杨彬、刘宗华与邓毅光之间是何法律关系；二、各赔偿义务主体的赔偿责任如何认定；三、一审法院对杨彬损失金额的认定是否正确。对此，本院分析如下：一、关于各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1.邓毅光与刘宗华之间的法律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第二百五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承揽人应当以自己的设备、技术和劳力，完成主要工作，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承揽关系是以完成工作成果为目的，承揽人只要最终按时交付合格的工作成果即可，且承揽人与定作人之间不存在支配与服从关系，承揽人在完成工作中具有较强的独立性。本案中，首先，邓毅光因要拆除涉案房屋而联系刘宗华，双方约定拆除房屋的费用为15000元，后刘宗华联系杨彬等五人为邓毅光拆除房屋。结合各方当事人以及证人在诉讼中的陈述可见，邓毅光与刘宗华仅口头约定一次性支付拆除房屋费用15000元，未具体约定工期、每天的工作时间、施工人数及人选、设备等，完成工程的施工人员由刘宗华负责联系，并不需要经过邓毅光审核、批准，邓毅光仅负责向刘宗华支付工程款，报酬具体由刘宗华在施工人员中进行分配。由此可见，刘宗华在涉案房屋拆除工程中相对独立，具有较大的支配权，其结合自己的经验及判断，通过自己及其组织的人员提供的劳动来完成工程，刘宗华与邓毅光之间不存在控制、支配和从属关系，符合承揽的特征。其次，邓毅光仅负责支付双方约定的工程款，具体由刘宗华在施工人员中进行分配，亦可见邓毅光支付的报酬针对的是整体拆除工程的工作成果，而非根据刘宗华、杨彬等六人提供的劳动力所体现的具体价值，且通过刘宗华从房屋拆除费用中提取部分费用后再在六人中进行分配的分配方式来看，亦符合承揽人计算、分配报酬的方式。再次，事故发生后，刘宗华向邓毅光出具收据确认收到工程款15000元，并确认其身份为“承包人”，可见刘宗华对自己在工程中的身份为承包人亦没有异议。综上，刘宗华承包邓毅光涉案房屋的拆除工作，两者之间属于承揽关系。2.杨彬与刘宗华之间的法律关系。首先，刘宗华辩称其与杨彬等其他五名施工人员同为工友，合伙承包涉案工程。如上所述，刘宗华与邓毅光之间为承揽关系，若刘宗华上述所称属实，其与其他五名施工人员之间系共同承揽涉案工程的关系。而根据上述关于承揽关系特征的分析，共同承揽人在承揽关系中应同样具有较大的支配权，但诉讼中，经刘宗华申请作为证人出庭作证的其他四名施工人员，除刘宗华的弟弟刘某外，其他人员对施工过程中的诸多事宜表示不清楚，如业主是谁、工程款的具体金额、工程款如何发放及如何分配、挖掘机及三轮车由谁雇请等，可见大部分实际施工人员并未参与工程价款的协商，完成工程所需人力、物力等具体事项由刘宗华负责策划及安排，涉案工程的施工人员显然不符合共同承揽人的特征。其次，刘宗华虽然否认杨彬、邓毅光关于挖掘机由刘宗华负责雇请的主张，但其关于收取的15000元工程款中包含了雇请挖掘机的费用的陈述，实际上印证了杨彬、邓毅光的上述主张，因为若挖掘机并非由刘宗华雇请，而由刘宗华负责支付挖掘机费用显然不符合常理，由此可见，完成工程所需大型机械亦由刘宗华负责安排。再次，虽然各施工人员均确认，刘宗华按其工作量与其他施工人员平分劳动报酬，但此是刘宗华同时作为实际施工人员参与工程所付出的劳动力的对价，并不能仅因此否定其同时作为工程承揽人的身份。因此，综合本案情况来看，刘宗华接到工程后，与定作人邓毅光协商工程款，并根据工程量联系具体施工人员，施工人员人选、人数由刘宗华确定，施工所需挖掘机由刘宗华负责安排，施工人员的报酬由刘宗华从收取的房屋拆除费用中扣除一定的比例以及雇请挖掘机的费用后，按施工人员的工作量进行分配。杨彬等施工人员并未参与工程的承揽、策划、组织及具体安排，仅负责提供劳动力并根据具体劳动量获得报酬，刘宗华与杨彬之间存在控制、支配和从属关系，本院对杨彬、邓毅光上诉主张杨彬与刘宗华之间属于提供劳务与接受劳务的关系予以支持。二、各赔偿义务主体的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如上所述，杨彬与刘宗华之间为劳务关系，杨彬在拆除房屋的过程中受伤，应根据各自的过错程度承担责任。杨彬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具备基本的安全知识，事发当日涉案房屋正在进行拆除工作，且有挖掘机等危险性较大的大型土方机械在现场运作，杨彬应知晓其在涉案房屋中走动的危险性，但其未尽到对自身安全的谨慎注意义务，缺乏安全防范意识，导致其从高处摔下致伤，其对事故的发生存在一定的过错。刘宗华作为接受劳务一方，没有为杨彬提供安全的工作条件和相应的安全保障措施，在施工场地有大型土方机械运作的情况下未协调好现场安全调度工作，亦存在一定的过错。综合考虑双方的过错程度及对事故发生的原因力比例，本院酌定杨彬对自身的损失承担30%的责任，刘宗华对杨彬的损失承担70%的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案中，邓毅光称涉案房屋有两层，每层93平方米，结合其上述陈述以及拆除过程中使用了挖掘机等大型土方机械等情况可见，涉案房屋拆除范围较大，且拆除工作存在一定的危险性，而邓毅光作为定作人，将拆除工程发包给没有相应资质以及不具备相应的安全保障条件的刘宗华，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邓毅光应与刘宗华对杨彬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一审法院对杨彬损失金额的认定是否正确一审诉讼中，杨彬提供的暂住证显示，杨彬至少在2006年1月1日开始在佛山居住、生活，虽然该暂住证有限期仅为一年，但暂住证显示杨彬的暂住地址为“南海西樵镇上金瓯松塘区裕雄出租屋”，杨彬亦提供了与上述暂住证确认的出租人区裕雄签订的《租房协议》、区裕雄出具的《房东证明》以及2006年、2017年、2018年、2019年期间的部分租金收据，杨彬还提供了其本人的银行账户流水，开户行虽然是四川农村信用社，但银行流水显示2018年9月至2018年12月期间“丹灶污水厂”共向其发放7笔工资，虽然发放工资的时间段仅为4个月，但结合发放工资的次数、备注以及金额，上述发放的工资显然并非仅是4个月的工资，可反映杨彬在佛山有较为稳定的工作及收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的规定，上述证据能相互印证，杨彬在事故发生前已在佛山居住、生活满一年，且收入主要来源于城镇的事实，已达到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的“高度可能性”标准，本院对杨彬主张残疾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应按城镇标准计算予以支持。事故造成杨彬一处九级伤残、一处十级伤残，伤残赔偿系数应计算为21%。残疾赔偿金计算为184256.89元[残疾赔偿金计算为176677.2元（42066元/年×20年×21%），被扶养人生活费为7579.69元（28875元/年×5年×21%÷4）]。因各方当事人均未对一审法院认定的杨彬的其他各项损失以及各方当事人垫付费用的情况提出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综上，杨彬的损失合计351600.01元（包括医疗费103989.32元、后续治疗费35000元、司法鉴定费2500元、误工费15053.80元、护理费4400元、交通费800元、住宿费5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4300元、营养费800元、残疾赔偿金184256.89元），按照各方当事人的责任比例，刘宗华应对杨彬的上述损失承担70%的赔偿责任，即256120元[（351600.01元×70%）+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扣减刘宗华已向杨彬赔偿的13000元，邓毅光为杨彬垫付的9954.42元（包括医疗费9476.42元、伙食费200元、陪护费278元）后，刘宗华仍应向杨彬赔偿损失233165.58元，邓毅光应与刘宗华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关于杨彬、刘宗华以及邓毅光之间的法律关系、各赔偿义务主体应承担的责任、残疾赔偿金的计算标准的认定有误，本院对此予以纠正，杨彬、邓毅光的上诉主张部分成立，本院对其缺乏理据的部分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5民初2837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5民初28370号第一项为：刘宗华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起十日内向杨彬赔偿损失233165.58元；三、邓毅光对上述第二项确认的赔偿责任与刘宗华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四、驳回杨彬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582.60元，减半收取1291.30元，由杨彬负担568.3元，邓毅光、刘宗华负担72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203.25元，由杨彬负担1425.41元，邓毅光负担1377.84元，刘宗华负担4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何美健审 判 员 黄春英审 判 员 唐铭焕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 廖芷艺书 记 员 汤晓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