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08民终1902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上海申宝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中山北一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091334473408。 法定代表人：谭健，系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皋荣蓉，江苏瀛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海波，江苏瀛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上海鼎喆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上海市宝山顾北东路******127-12会信用代码：91310113MA1GM62E7U。 法定代表人：郑展生，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朝明，广西桂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上海申宝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宝公司）与被上诉人上海鼎喆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喆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港市港南区人民法院（2019）桂0803民初18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申宝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皋荣蓉、郑海波，被上诉人鼎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朝明到庭参加诉讼。证人陈某、高某到庭作证。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申宝公司提出的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返还货款1300000元；3、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买卖木方、夹板的事实”错误。1、案涉关键性证据“送货单”不真实，不能作为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存在买卖关系的依据。原审中，被上诉人已自认对其举证的"送货单"上的签字，无法确认为指定收货人施红如所签，同时也无法明确是否为上诉人方所签。实际上，经上诉人与指定收货人施红如核实，“送货单”上的进行冒写。故上诉人有理由怀疑“送货单”系被上诉人进行伪造的证据，送货单上记载的送货数量及价格也不具有参考性，不能作为货款结算的依据。2、“送货单”并非由指定收货人所签，上诉人也未收到货物。为查明事实，原审法院应对被上诉人货物来源、送货的时间、方式、数量以及运输工具等相关情况进行调查核实。但是原审法院却认为被上诉人提供的供货证明、营业执照、《木材销售合同》等证据与本案无关，未进行认定。实际上，上诉人经对比上述证据发现：(1)给被上诉人出具《供货证明》的供货公司已于2019年9月11日进行清算备案，目前公司已注销；(2)被上诉人提供的货物来源及付款凭证等证据，恰恰与被上诉人同案涉项目总包方上海五建签订的《材料采购合同》约定的合作日期及供货数量、付款金额高度相似。3、因项目工程涉及供货主体众多，存在被上诉人向其他项目主体供货，而向上诉人主张货款以及误拿到货款的可能性。案涉买卖合同关系的成立目的是为了供货至项目工程，其履行地点也为工程所在地，区别于其他直接交付货物、支付对价的买卖合同关系。故上诉人为避免此种情形的发生，在合同中约定了指定收货人施红如，以及在合同中第五条明确列明上诉人如需材料会在三天前以传真、电话、短信方式通知被上诉人。但原审法院在无法确定为是指定收货人的签字前提下，未进一步对是否存在供货通知等情形进行审查，仅机械的以被上诉人开过发票，被上诉人误支付过款项为由认定双方存在买卖事实，系事实认定错误。而且在原审中，被上诉人起诉后，上诉人才发现送货单不是其指定收货人所签，且进一步核实到从未收到货物。当时错误支付款项的行为纯粹是应对方要求。上诉人在原审中也提起反诉请求对错误支付的款项进行返还。4、在原审中，结合上诉人举证的《专业分包合同》、《材料采购合同》、《和解协议》以及被上诉人自行举证的供货证明、《木材销售合同》、建设银行回单等证据，已经使“双方之间存在买卖”的事实真伪不明。但是原审法院对以上证据并未进行认定。原审法院系在未查明事实的基础上，对双方存在买卖木方、夹板的事实进行了错误推断认定。故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贵院在进一步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鼎喆公司答辩称，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是清楚的，认定的证据符合客观事实，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 被上诉人鼎喆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申宝公司支付货款507868.8元；2、判令被告申宝公司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25253.78元（违约金计算：以507868.8元为基数，从2019年2月15日起，按6个月-1年期年贷款利率5.1%上浮30%即6.63%计算至清偿之日止，暂计至2019年11月15日为25253.78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上诉人申宝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判令反诉被告鼎喆公司返还货款1300000元；2、反诉费用由反诉被告鼎喆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查明：申宝公司因建设嘉龙海杰（贵港）电子科技园一期新建工程（土建工程）项目需要，于2018年12月2日与鼎喆公司签订两份《购销合同》，合同价款分别为2091000元、500000元，均约定了采购的产品种类、数量、单价、质量要求及违约责任；同时，两份合同还约定鼎喆公司将货物运送至项目所在地，由申宝公司指定的员工施红如签收，签收后鼎喆公司需向申宝公司开具相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申宝公司在收到发票后10个工作日内向鼎喆公司付款。合同签订后，鼎喆公司分别于2018年12月5日、11日、13日、20日、2019年1月26日、27日向申宝公司供应了价值1834868.8元的货物，送货单载明的收货单位经手人为施红如。2019年1月10日，鼎喆公司向申宝公司开具了价税合计总额为134400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申宝公司于同日向鼎喆公司转账支付了货款1300000元。1月29日，鼎喆公司再次向申宝公司开具了价税合计总额为463868.8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因申宝公司未能付清剩余货款，遂鼎喆公司诉至法院并提出上述请求。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诉辩双方的陈述，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鼎喆公司与申宝公司之间的交易是否真实存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的规定，本案中，鼎喆公司为证实其主张提供了《购销合同》、送货单、上海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申宝公司支付部分货款的转账凭证予以佐证，申宝公司对《购销合同》的真实性未予否认，也认可收到了鼎喆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及支付部分货款的事实，双方虽对送货单上签收人的签名持不同意见，未能明确是何人所签，但结合前述证据，应当认可送货单的真实性，且申宝公司对主张错误支付货款以及为何没有及时要求返还作出符合常理的解释，故应认为鼎喆公司的举证已经达到了使待证事实确信存在的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申宝公司虽为其辩称提供了《专业分包合同》、《材料采购合同》及《和解协议》予以佐证，但上述证据与本案并无直接关联，其反驳力度未能达到使待证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故对于申宝公司的该辩称不予采信。综上所述，认定鼎喆公司与申宝公司之间存在买卖木方、夹板的事实。鼎喆公司依据两份《购销合同》约定向申宝公司供应了价值1834868.8元的建筑材料，也按合同约定开具了价税合计总额为1807868.8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申宝公司应当在收到发票10个工作日内向鼎喆公司付清相应的货款，但其仅支付了1300000元，尚欠534868.8元至今未予支付，其行为已经构成违约，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现鼎喆公司主张按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总额为货物总价款，扣除申宝公司已支付的1300000元，要求申宝公司支付剩余货款507868.8元，是其民事权利的自由处分，予以尊重，其主张证据充分，于法有据，予以支持；对于鼎喆公司主张的逾期付款违约金，申宝公司未能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付清货款，鼎喆公司请求从2019年2月15日起计算逾期付款违约金，未违反合同约定，因从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已改为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此，申宝公司向鼎喆公司支付的违约金应分段计算，从2019年2月15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从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但违约金应以损失的30%即152360.64元（507868.8元×30%）为给付上限。申宝公司提起反诉，要求鼎喆公司返还货款1300000元，与查明的事实不符，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六十二条第（四）项、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判决：一、本诉被告上海申宝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向本诉原告上海鼎喆实业有限公司支付货款507868.8元；二、本诉被告上海申宝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向本诉原告上海鼎喆实业有限公司支付上述款项的逾期付款违约金（违约金计算：以507868.8元为基数，自2019年2月15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货款付清之日止，但以152360.64元为限）；三、驳回反诉原告上海申宝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9132元（本诉原告上海鼎喆实业有限公司已预交），由本诉被告上海申宝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9132元（反诉原告上海申宝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已预交），由反诉原告上海申宝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负担。 上诉人申宝公司在二审期间提供了被上诉人鼎喆公司向上海建工五建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送货对账单》、《和解协议》及与林某谈话的录音录像资料，拟证明被上诉人在涉案工程中的大宗物料均是上海建工五建集团有限公司采购、非上诉人采购；上海建工五建集团有限公司已与被上诉人就包括本案的材料款进行了结算；林某及其公司没有供货的事实。被上诉人鼎喆公司认为，《送货对账单》不能证明上诉人没有采购大宗物料；《和解协议》不包括本案购销的物料；林某在不知情、生气情况的言词不是其真实意思，应由法院依法核实。本院认为，在没有其他证据印证情况下，上诉人提供的《送货对账单》、《和解协议》不能充分证明其拟证明的事实，本院不予采信；证人林某没有正当理由未出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19修正）》第六十八条第三款规定，其证言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被上诉人鼎喆在在二审期间提供了（2019）苏06民终4425号民事判决书、《上海增值税专用发票》复印件并申请了证人陈某、高某出庭作证，拟证明施红如不是上诉人公司的员工；拟证明上诉人已将本案争议买卖物料的增值税发票用于向上海建工五建集团有限公司抵扣；同时证人高某证言拟证明被上诉人向广西兴安伟山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进货并指示其将木方运至贵港；证人陈某证言拟证明其作为被上诉人员工与供货单位广西兴安伟山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贵港市庆富木业有限公司联系货源、指示运至嘉龙海杰项目工地、制作《送货单》交给陈卫兵，由陈卫兵再将有施红如签字的《送货单》交还给他。上诉人申宝公司认为，（2019）苏06民终4425号民事判决书只提到施红如2016年非上诉人员工、不能证明2019年不是上诉人的员工；《上海增值税专用发票》复印件不能证明上诉人已将本案争议物料的增值税发票向上海建工五建集团有限公司抵扣；高某证言只证明被上诉人与伟山公司有贸易，不能证明已将争议物料送至工地；证人陈某是被上诉人公司员工、可信度低且证言内容与高某部分证言存在矛盾，不应获得采信。本院认为，施红如是否上诉人的员工，与其系协议指定收货人无关联性，故（2019）苏06民终4425号民事判决书与待证事实无关联；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下，《上海增值税专用发票》复印件不能充分证明上诉人已将本案争议物料的增值税发票向上海建工五建集团抵扣；双方对证人高某证言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证人陈某虽然系被上诉人员工，但其证言有高某证言佐证以及上诉人在二审期间曾陈述其系在工地实际施工人陈卫兵通知下向被上诉人交付货款的佐证，本院采信陈某陈述货物送至工地后将《送货单》交给陈卫兵的事实。 综合双方当事人在一、二审提供的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除与一审查明事实相同外，另查明，被上诉人鼎喆公司联系广西兴安伟山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贵港市庆富木业有限公司购进本案争议物料送至嘉龙海杰工地，由被上诉人员工陈某将《送货单》交给工地实际施工人陈卫兵，后由陈卫兵将有施红如签字的《送货单》交还给陈某收执。另查明，上诉人申宝公司在二审期间曾陈述其系在工地实际施工人陈卫兵通知下向被上诉人交付货款。另查明，上诉人在二审期间提出申请鉴定《送货单》上施红如签名的真伪。 本院认为，虽然《供货单》上施红如的签名真伪存疑，但由于上诉人申宝公司与被上诉人鼎喆公司签订有供货合同、且上诉人依约向被上诉人支付大部分货款并接受被上诉人出具增值税发票，结合证人高某、陈某证言内容、上诉人自述按陈卫兵通知支付货款以及上诉人在被上诉人起诉前长时间不曾提出异议、又没有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没有收到货物的抗辩事实等情况分析判断，被上诉人有向上诉人供货的可能性明显大于上诉人提出没有收到货物的抗辩，故本院采信被上诉人有向上诉人供货的事实、不采信上诉人没有收到货物的抗辩。综上，上诉人申请鉴定《送货单》上施红如签名的真伪对上诉人是否收到货物这个待证事实已无重大意义，故本院不予准许。上诉人提出的上诉请求没有充分事实依据支持，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132元，由上诉人上海申宝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志廉 审 判 员 李业佳 审 判 员 陈品泉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一日 法官助理 谭晓敏 书 记 员 梁明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