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03民初2992号原告：余晨，男，1963年5月21日出生，汉族，住址武汉市硚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易进莲，女，1963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址武汉市硚口区。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告：刘忠敏，男，1971年8月30日出生，汉族，住址武汉市硚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顾建群，湖北伟宸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告：王莉琳，女，1972年1月19日出生，汉族，住址武汉市江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兆，湖北勤楚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雅芹，湖北勤楚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原告余晨（以下简称余晨）与刘忠敏、王莉琳（以下简称刘忠敏、王莉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余晨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易进莲，刘忠敏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顾建群，王莉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兆、徐雅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余晨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一、判令刘忠敏、王莉琳立即向余晨偿还借款本金245000元及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利息的计算方式为：以借款本金245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从2011年5月1日起计算至借款清偿之日止；二、本案诉讼费由刘忠敏、王莉琳承担。事实与理由：余晨与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易进莲（以下简称易进莲）原系夫妻。2010年，余晨、易进莲通过魏某（系本案证人）认识了刘忠敏、王莉琳。2010年12月1日，魏某作为担保人，余晨、易进莲向刘忠敏、王莉琳现金借款240000元，刘忠敏出具借条一份，承诺一个半月归还，魏某在借条的担保人处签名确认。2011年4月17日，余晨通过魏某找到刘忠敏，刘忠敏将朋友王莉琳父亲王仲槐的房产证、土地证交给余晨，还向余晨出具了便条一份，承诺在2011年5月10日归还借款。魏某、王莉琳分别在该便条尾部“证人”、“房屋主人”处签名。后余晨、易进莲又向刘忠敏、王莉琳出借5000元。2011年4月25日，刘忠敏、王莉琳共同向余晨出具了新的借条，确认共拖欠余晨245000元。2011年5月19日，王莉琳向易进莲借款80000元，且向易进莲出具了80000元的欠条一张。2011年6月，余晨、易进莲和街坊付某（本案证人）找到刘忠敏要求还款，刘忠敏称没钱，有钱一定还。自2011年至2019年，余晨、易进莲多次向刘忠敏、王莉琳催讨欠款，刘忠敏从2014年至2017年通过银行转账和现金的方式向易进莲支付了6400元。2012年11月，易进莲起诉王莉琳至武汉市江汉区法院，要求其偿还借款80000元，因为余晨、易进莲资金困难，80000元的受理费较少，故只选择起诉王莉琳要求偿还80000元的借款，而未起诉刘忠敏、王莉琳要求偿还245000元的借款。2014年3月，诉讼标的额为80000元的案件进入执行和解程序，王莉琳向易进莲支付4000元。2019年10月，王莉琳向易进莲偿还73000元，加上王莉琳之前支付的4000元，刘忠敏之前通过银行转账偿还给易进莲的6400元中的一部分（3000元）冲抵剩余执行款，以上三笔共计80000元。2019年3月，余晨、易进莲和魏某又向王莉琳催讨欠款，仍无结果。因刘忠敏、王莉琳未履行还款义务，故余晨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刘忠敏辩称，1、2010年12月1日的借条确系刘忠敏所签，但其并未收到过任何款项。余晨并未提交直接的支付凭证证明其实际出借了该款项，且并未证明余晨具有出借能力；2、余晨提交的2011年4月17日的便条上的“刘忠敏”三个字不是其亲笔签名，当时刘忠敏为了找余晨借钱，就把王莉琳父亲王仲槐的房产证及土地证交给了余晨，但是最后钱没有借到，刘忠敏找余晨要回房产证及土地证，余晨不予退还；3、2011年4月25日的借条上的签名并非刘忠敏所签，因刘忠敏无力支付鉴定费，故不申请笔迹鉴定；4、余晨未提供任何主张权利的证据，其诉请已经超过诉讼时效；5、2015年5月至2017年3月，刘忠敏向易进莲的银行账户内转账支付的零星款项均系偿还给易进莲的，并非偿还给余晨的。上述零星还款均系偿还（2013）鄂武汉中民二终字第00321号民事调解书所涉的债务，与本案无关；6、因证人付某、张某未到庭作证，故余晨提交的证人付某、张某的证言没有证明效力；担保人魏某本来就是当事人之一，不能作为证人出庭作证；7、本案的原告为余晨，并非易进莲，余晨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易进莲将自己当成原告，身份混淆。综上，请求驳回余晨的全部诉讼请求。王莉琳辩称，1、其从未向余晨借款，2011年4月17日的便条、2011年4月25日的借条上的签名均非王莉琳所签，但因鉴定费过高，故不申请笔迹鉴定；2、余晨所称的240000元的现金支付与交易习惯不符，余晨并未提交直接的支付凭证等证据，且并未证明其具有出借能力；3、余晨从未向王莉琳主张过该权利，其在本案中主张的债权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王莉琳无须承担还款责任；4、因证人付某、张某未到庭作证，故余晨提交的证人付某、张某的证言没有证明效力。证人魏某与余晨系好朋友关系，其证言不具有可信度；5、易进莲与余晨已于2005年离婚，双方的债权债务应该是分开的。易进莲不能以自己的银行流水为证据，证明余晨将借款支付给了刘忠敏、王莉琳。综上，请求驳回余晨的全部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经审理查明，本院认定的事实如下：2010年12月1日，刘忠敏向余晨出具借条一份，内容为“今借到余晨人民币贰拾肆万元整（240000元），归还日期一个半月内还款，应做到按期还款。如遇到特殊情况拖延还款期限，按银行2倍以上利息计算。”刘忠敏在该借条的借款人处签名并捺手印予以确认，魏某在借条的担保人处签名。2011年4月17日，刘忠敏将王莉琳之父王仲槐名下的坐落于武汉市江汉区三眼桥181号4栋2-503号的房屋所有权证、土地使用权证交由余晨。余晨向本院提交了便条一张，内容为“刘忠敏将老人的房产证、土地证（王仲槐）作为抵押现金（贰拾肆万整）抵给于（余）晨，于（余）晨收到本金归还房产证、土地证（本金：240000），另外（息金计算）。注：十万元在19号下午五点前到位，余款归还后，退回房产证、土地证，余款归还期2011.5.10。欠款人：刘忠敏，证人：魏某，房屋主人：王莉琳。”另外，余晨向本院提交了签署日期为2011年4月25日的借条一份，内容为“经双方协商，刘忠敏欠余晨人民币贰拾肆万伍千元整（2450.00元）。将分如下几项偿还。第一次在2011年5月10日还款拾万元整。5月18号还壹拾肆万伍千元整，利润从2011年6月开始计算。借款人：刘忠敏王莉琳。”开庭审理中，余晨称该借条所载明的“5月18号”系2011年5月18日。另查明，余晨与易进莲原系夫妻关系，二人于2005年7月4日离婚。2011年5月19日，王莉琳向易进莲出具借条一份，内容为“今借到易金莲人民币捌万元整（￥80000.00）”。2012年8月，易进莲将王莉琳起诉至武汉市江汉区法院，要求王莉琳偿还借款本金80000元及利息。该案经过一审、二审后，易进莲与王莉琳、第三人刘忠敏达成一致的调解意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2013）鄂武汉中民二终字第00321号民事调解书予以确认。该民事调解书的主要内容为：“刘忠敏、王莉琳于2013年7月31日之前一次性共同向易进莲支付40000元，于2013年9月31日之前一次性共同向易进莲支付余下40000元；若刘忠敏、王莉琳未按上述时间支付上述款项，则易进莲有权向王莉琳主张80000元及利息。”从2015年5月6日起至2017年3月2日止，刘忠敏分20余次陆续向易进莲的中国建设银行账户内转账支付100元、200元、300元等小额款项，以上转款共计4500元。2014年3月27日，王莉琳、刘忠敏针对（2013）鄂武汉中民二终字第00321号民事调解书确认的债务向易进莲偿还第一期款项4000元。2019年10月15日，易进莲收到王莉琳支付的余下执行款72500元，并出具收条一份，内容为“今收到王莉琳支付的余款72500元，借款捌万元已全部付清”。武汉市江汉区法院执行局向易进莲、王莉琳下达了结案通知书。开庭审理中，余晨向本院提交了证人付某的证言，主要内容为“其系余晨的街坊兼好朋友。2011年6月，余晨、易进莲和付某一起找到刘忠敏，刘忠敏称没有钱，有钱了一定还，还要了易进莲的银行账号。2013年3月，付某又陪余晨、易进莲去找王莉琳，未果。2014年4月，付某找到王莉琳，要求偿还余晨和易进莲的钱。2015年3月、2017年3月，付某陪同易进莲、余晨去找王莉琳，未果。”另外，余晨还提交了证人张某的证言，内容为“曾经有人来无线电小区找我联系王莉琳有关债务问题，由于王莉琳不在小区，没有联系上她”。上述两位证人均未到庭作证。证人魏某到庭作证，称“易进莲是我街坊，刘忠敏是我兄弟。2011年11月份，刘忠敏找余晨借款24万元（借款时我不在现场，但我知道这个事情）。当时我在武昌第七医院住院，刘忠敏拿着便条来看我，让我做担保，我就在借条上签了字，做了担保。后来刘忠敏又找易进莲借钱。2012年4月，我带着朋友找刘忠敏要求还钱，但是刘忠敏不还，后来刘忠敏又把王莉琳的房产证抵押给了余晨，刘忠敏、王莉琳向余晨出具了一张便条，我作为证人在便条上签了字。后来我作为担保人还帮刘忠敏向余晨偿还了2万元。从2012年开始，我和易进莲两人每年都去居委会和家中寻找刘忠敏、王莉琳要求还款，余晨没有去过。房产证和土地证现在还在易进莲手上。”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余晨与刘忠敏、王莉琳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及余晨所主张的借款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对于余晨提交的2010年12月1日的借条，刘忠敏自认系其本人所签。对于2011年4月17日的便条、2011年4月25日的借条，虽然刘忠敏、王莉琳认为上述便条、借条上“刘忠敏、王莉琳”签名并非二人所签，但二人并不申请笔迹鉴定，也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上述便条、借条中的“刘忠敏、王莉琳”等签名系伪造签名，故本院依法认定2011年4月25日的借条系真实的借款凭证。上述借条、便条载明的借款事实稳定、一致，与证人魏某的证言能够相互印证，足以证明刘忠敏向余晨借款的事实存在。王莉琳自愿在2011年4月25日的借条中的借款人处签名，可认定为债务加入，其与刘忠敏均系涉案245000元借款的共同债务人。对于余晨所主张的借款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问题。本院认为设立诉讼时效的目的，是促使权利人积极行使其权利，以维护交易秩序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余晨请求权的诉讼时效应该从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侵害之日起计算。余晨与刘忠敏、王莉琳就案涉借款约定的最后还款期限为2011年5月18日，故余晨向刘忠敏、王莉琳主张借款的诉讼时效期间应当自2011年5月18日起计算二年至2013年5月17日止。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自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在“民法总则”施行前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因此，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诉讼时效为二年的规定。余晨为证明诉讼时效中断，提交了三位证人（付某、张某、魏某）证言。证人付某、张某均未到庭作证。证人付某的书面证言称“2013年3月陪余晨、易进莲去王莉琳的住处找过王莉琳，但没找到”；证人张某在书面证言中亦称“有人找我联系王莉琳有关债务问题，由于王莉琳不在小区，没有联系上”，证人魏某称“从2012年开始，我和易进莲两人每年都去居委会和家中寻找刘忠敏、王莉琳要求还款，余晨没有去过。”上述证人证言均不能证明余晨在2013年5月17日诉讼时效届满之前主张案涉借款的意思表示已到达刘忠敏、王莉琳本人，故余晨提交的上述证人证言不能证明诉讼时效中断。余晨向本院提交了刘忠敏2015年5月6日至2017年3月2日期间向易进莲的银行账号转账的记录，因易进莲与余晨已于2005年7月4日离婚，易进莲与刘忠敏基于（2013）鄂武汉中民二终字第00321号民事调解书也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故刘忠敏向易进莲的上述转账不能认定为刘忠敏向余晨自愿履行还款义务。综上，涉案245000元借款的诉讼时效已于2013年5月17日届满，而余晨起诉时间为2019年11月12日，已超过了诉讼时效期间。余晨怠于主张权利，使得本案的诉讼时效消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当事人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受理后对方当事人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抗辩事由成立的，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余晨的全部诉讼请求。减半后收取的案件受理费3370元由原告余晨负担（已付）。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曹亚青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五日书记员  包瑞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