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1民终506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秀芬，女，1967年5月13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利津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方圆，山东新亮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新亮，山东新亮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兆安，男，1987年7月2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胡雪蕾，山东齐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济南中昱豪庭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济南市。法定代表人：周长珍，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昭旺，平阴明星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艳红，女，1973年7月2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贾思敏，山东国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偃平，山东国曜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杨秀芬因与被上诉人王兆安、济南中昱豪庭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昱豪庭公司）、赵艳红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2019)鲁0112民初62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9日立案后，依法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秀芬上诉请求：1.撤销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2019）鲁0112民初6281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王兆安、中昱豪庭公司、赵艳红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理由如下：一、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判决书中认定事实的部分，只选用了部分的微信聊天记录，没有采用全部的聊天记录，导致认定事实错误。除了一审判决书中采用的聊天记录外，王兆安和李某某还谈到其他内容，譬如，李某某问：“移多远”，王兆安回复：“现场看”，李某某问：“在本房间移动，还是换个屋”，王兆安回复：“本房移动”，李某某问：“这种东西我们没有”，王兆安回复：“我可以给你提供”，李某某问：“今天能干不，明天可能开会，没时间”王兆安回复：“能干”，李某某问：“大约移几米”，王兆安回复：“十几米”。从上述微信聊天记录中可知，关于空调移机，移到哪里，怎么移，李某某完全是听从王兆安的指示来工作，李某某并不是以自己的专业知识来决定怎么进行空调移机，而是听从吩咐干活，与王兆安之间存在着人身的支配和从属关系。而一审法院完全忽略上述内容，在判决书中，只挑部分内容进行陈述，从而导致事实认定错误。2、针对询问笔录，一审法院也只是截取部分内容，完全忽略了王兆安在派出所所做的询问笔录中的内容，从而导致事实认定错误。在事故发生的当天晚上，王兆安就到龙洞派出所做了询问笔录，这是事故发生后的第一手资料，王兆安的陈述具有高度的可信性。在该询问笔录中，王兆安多次提到“今天跟我干活的一名临时工在工地上触电了，我来说明情况”，“（李某某）是我找来帮我做空调内机移机的活的”，“让他给我干一个空调移机的活”。通过上述多次的陈述，可知，在王兆安认为，空调移机的工作是自己的，自己是找李某某是帮忙做空调移机的活的。也就是说王兆安都认可他是空调移机工作的责任的主体，李某某是他找来帮忙的。特别是“跟我干活的一个临时工”的表述，更是能清楚的反映雇佣关系，但是一审法院却完全忽视这一事实，挑选其他询问笔录中的内容，导致事实认定错误。二、法律适用错误：一审法院认定李某某和王兆安之间系承揽关系，而非雇佣关系，属于法律适用错误。雇佣关系还是承揽关系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控制支配和从属关系”“是否由一方当事人提供劳动工具或设备”“是否是交付劳动成果”。首先，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控制和支配从属关系。李某某是受王兆安的指挥、指示才进行空调移机的工作。虽然王兆安自称其不懂空调移机，但是并不影响其安排李某某进行空调移机的工作，也不能因为王兆安不懂，就认定是李某某承揽了该项空调移机的工作。从上述事实认定可知，李某某是受王兆安的指派干活，关于怎么移机，移到哪里，都是听王兆安的，王兆安也认可李某某是他的临时工。因此李某某在施工过程中接受王兆安的指示付出相应的劳动，整个过程中王兆安对李某某劳务施工情况处于掌控的状态。李某某是以提供的劳动为目的的。所以，李某某和王兆安之间符合雇佣合同的法律特征。其次，是否提供劳动工具或设备。在微信聊天记录中，李某某说：“这种东西我们没有”，王兆安回答“我可以给你提供”，可见，王兆安也提供相应的工具，并非是所有的工具都是李某某携带。因为李某某还是一名在校的大二的学生，不同于在社会上长期以空调移机或者维修为职业的人员，并不具有所有的空调移机的工具和设备，也无法以及的技术来承担空调移机的工作。正是在王兆安的指挥下，李某某才干了这个活。如果当时王兆安不提供这种工具，空调移机的工作可能就进行不下去，就不会有后来的事情发生。而且发生事故的梯子也是王兆安提供的，如果李某某是专业的移机人员，那么自己也应该具备梯子，而不是用王兆安的梯子。因此，本案更加符合雇佣关系的法律特征。最后，是否交付劳动成果。在李某某和王兆安之间的法律关系中，李某某是提供自己的劳务，并不是以交付工作成果为目的。赵艳红将空调移机的费用4130元交给中昱豪庭公司，该公司又将空调移机的工作4130元交给王兆安，王兆安收下了4130元之后，花费2150找到李某某，从中王兆安是盈利的。从之前论述可知，李某某是受王兆安的吩咐干活的，所以李某某是以提供自己的劳务来完成工作，并非是劳动成果。李某某作为学生，日常在校学习生活，并不具备空调移机的技术和设备，所以无法承担空调移机的全部工作，也就不能以空调移机来交付劳动成果。因此，认定李某某和王兆安之间为雇佣关系，更合乎情理。另外，李某某并不能成为承揽人，不能成为承揽合同的主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第一款对承揽合同所下定义为：“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承揽人工作具有独立性和人身性，承揽人以自己的设备、技术、劳力等完成工作任务。李某某只是一个在校学习的大二的学生，还未踏入社会，没有工作经验，与那些长期在社会上干活的工作人员有着本质的区别。社会上的工作人员都是以自己的技术和设备承揽空调移机的工作，是承揽合同一方的当事人，但是，很明显李某某并不具备承揽空调移机的身份，也不具备空调移机的技能和工具。虽然李某某在学校学习的专业是制冷与空调技术专业，该专业主要研修的课程是制冷原理及设备、制冷压缩机、空气调节技术、CAD制图等，但是并不包含空调移机的知识的学习。李某某的身份是学生，李某某不能成为承揽合同一方的主体，不具备主体资格要件，另外，通过微信聊天记录以及在公安机关王兆安的询问笔录，均显示李某某所从事工作都是受王兆安指使，不是独立完成工作，交付成果。因此，完全不符合承揽关系的特征，一审法院完全忽视上述事实，认定为承揽关系，属于法律适用错误。综上所述，王兆安和李某某之间是雇佣关系，王兆安是雇主，李某某受其雇佣从事空调移机的工作。三、在认定李某某和王兆安存在雇佣关系的前提下，其他当事人法律关系如下：1、赵艳红作为发包人，将家庭装修（包括空调移机）发包给中昱豪庭公司。赵艳红将历下区恒大龙奥御苑34号楼1单元101室的家庭装修发包给中昱豪庭公司，两者签订有《装饰装修合同关系》，虽然在装修合同中，并不包含空调移机的项目，但是通过庭审中赵艳红的自认，可以得知就空调移机项目，赵艳红和中昱豪庭公司之间达成了装饰装修合同的增项，故赵艳红作为发包人，将空调移机交由中昱豪庭公司完成，空调移机工程属于装修合同中的一部分。2、中昱豪庭公司作为分包人，将房屋装修（包括空调移机的工作）交由王兆安负责。通过庭审中的调查可知，王兆安和中昱豪庭公司系长期合作关系，中昱豪庭公司承接到工程之后，交由王兆安来具体施工。就本次事故，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中昱豪庭公司本次装修的负责人庞某某陈述：“空调移机也属于基础装修的一部分，也是王兆安负责”，这清晰的表明空调移机是中昱豪庭公司分包给王兆安的，双方之间的承包与分包的关系。综上所述，在本案中，赵艳红是历下区恒大龙奥御苑**楼****的家庭装修的发包人，中昱豪庭公司是承包人，王兆安是分包人（同时也是李某某的雇主），王兆安雇佣李某某从事空调移机的工作。四、关于本案当事人之间的责任划分。1、李某某在本次事故中不承担责任。李某某触电身亡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李某某从事的空调移机以及焊接工作本身，而是由于被告方没有按照法律规定为劳动者提供符合法律规定的安全的工作场所和符合法律规定的设备与设施造成的。所以李某某在本次事故之中，不承担责任。李某某从事的是气焊的工作，用的是气焊（也就是液化气和氧气进行焊接），与电无关。李某某之所以触电身亡，是因为王兆安提供了铁质的脚手架，地面电线摆放杂乱，脚手架压破电线的绝缘皮，导致触电，与其本身操作无关。《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因提供劳务致害责任与自身受害责任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这条中明确提供劳务一方因为劳务自己受到损害，在本案中，李某某并不是因自身劳务受到损害，而是因为王兆安没有按照法律规定为劳动者提供符合法律规定的安全的工作场所和符合法律规定的设备与设施，才导致李某某触电身亡，因此，李某某在此次事故中不承担责任。2、王兆安应当在此次事故中承担全部责任。首先，王兆安忽视安全隐患，没有提供安全的提供劳务的工作环境条件，并导致了事故的发生，具有全部过错。从庭审以及王兆安提供的现场照片可知，事故发生现场，电线以及物品散落一地，电线摆放相当杂乱，而由王兆安提供的铁质的脚手架正是因为压到了电线，才导致了事故的发生。另外，庭审中，王兆安也自认其对事故发生现场的电线进行了改造，并且已经改造完成。而且之前用电都是通过一楼来拉线用电，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事故当天电线是从地下室的西墙来接线用电。所以对于电线漏电，王兆安是存在全部过错的，应当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其次，王兆安选用没有《特种作业操作证》的李某某从事空调移机工作，具备重大过错。根据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颁布的《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第四十四条可知，熔化焊接与热切割作业，包括从事气焊工作，以及在坠落高度基准面2米及以上有可能坠落的高处从事小型空调安装、维修作业属于特种作业，都应当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后，方可上岗作业。本案中，王兆安明知空调移机需要专业人员，仍然选用李某某，本身具有过错。3、赵艳红和中昱豪庭公司对该事故的发生承担连带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中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赵艳红在庭审中也认可空调移机需要找专业人员。但是中昱豪庭公司并不具备空调移机的资质（根据《中国制冷空调设备维修安装企业资质等级认证管理办法》的规定第二条、第三条可知，从事空调制冷空调设备维修安装项目，包含制冷空调设备和系统的维修、保养、清洗、改造安装和运行检测，需要获得《中国制冷空调设备维修安装企业资质证书》），另外中昱豪庭公司的经营范围内并没有空调移机这项业务。因此，赵艳红在明知的情况下，仍然就空调移机与中昱豪庭公司达成装修的增项，应该承担连带责任。中昱豪庭公司也知道空调移机要找专业的人员来处理，但是最后确将这项工程交由个人王兆安负责。而王兆安对空调移机丝毫不懂，也没有任何资质，因此，中昱豪庭公司也属于明知雇主没有资质，也应该承担连带的责任。根据赵艳红以及庞某某的自认，其存在违法在室内搭建建筑物的情况，私自改变房屋结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颁布的《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未经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在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活动中搭建建筑物、构筑物的，或者擅自改变住宅外立面、在非承重外墙上开门、窗的，由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城市规划法》及相关法规的规定处罚。”赵艳红和庞某某以及王兆安均承认，他们将地下室的一层，改变为两层，正是因为违法改造，才需要空调移机，才会发生事故。因此，赵艳红和中昱豪庭公司应该就本次事故承担连带责任。另外，通过王兆安、庞某某和赵艳红的自认，在发生事故之前，他们已经将涉案房屋的电路进行了改造，涉案房屋的改建装修本来就未取得批准，是违法的，自然地，室内的电路改造也是违法的，由于私改电路增加了发生危险的隐患，因此，赵艳红和中昱豪庭公司应当承担事故的连带责任。综上所述，在本案中，赵艳红作为发包人将装修发包给明知没有资质的中昱豪庭公司，中昱豪庭公司作为承包人将工程又分包给不具有资质的王兆安，王兆安雇佣李某某从事空调移机工作，却没有为李某某提供符合法律规定的安全生产环境和提供保护的设施设备，才导致本案的发生。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故此，以上三人应当对李某某的死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王兆安辩称，一、认可一审判决结果，但对一审关于“李某某与王兆安之间系承揽关系”的认定不予认可。王兆安系中昱豪庭公司的员工，将空调移机工作交由李某某承揽的是行为系职务行为，本案应系李某某与中昱豪庭公司之间存在承揽关系。二、对于杨秀芬关于王兆安与李某某系雇佣关系的主张，王兆安不存在杨秀芬在上诉状中提及的对李某某指挥、指示、提供劳动工具或设备、收下4130元空调移机费用后花费2150元找到李某某赚取差价等情形，王兆安与李某某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三、李某某身亡的原因系事故电源绝缘体破损漏电所致，李某某本人严重违反操作规范，应负本次事故主要责任。四、本次事故中，施工所在的房屋的业主、开发商、物业未依照《住宅设计规范》GB50096-2011规定，设置、维护剩余电流保护装置、私自改装剩余电流保护装置，应负本次事故次要责任。中昱豪庭公司辩称，一审法院对于李某某在涉案工程系承揽关系的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李某某与中昱豪庭公司没有任何的权利义务关系，李某某与王兆安之间是承揽关系，一审中杨秀芬坚持按照雇佣关系主张权利，一审法院驳回杨秀芬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应予维持。赵艳红辩称，一、杨秀芬依据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之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案例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本案并不适用该解释，理由如下：1、本案中李某某与王兆安之间并非是雇佣关系，赵艳红亦不是该雇佣关系的发包人，具体的法律关系由法院认定。2、该规定对于雇员受到人身损害的前提条件有一个限定，即因安全生产事故受损害。所谓“安全生产”，是指在生产劳动过程中，努力改善劳动条件，克服不安全因素，防止人身事故和机械事故的发生，使生产活动在保证劳动者人身安全和物质财产不受损失的前提下进行。不同的行业对安全生产有不同的具体要求，不同的作业也有不同的措施，根据我国《安全生产法》可总结的基本要求是：（1）企业必须按照国家的法令和规定进行建设，并取得有关部门颁发的生产许可证；（2）在资金允许的前提下，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实现机械化和自动化生产，对危险岗位实行无人操作或远距离控制；（3）选择符合安全要求的生产设备；（4）创造良好的作业环境；（5）有严密的管理制度、切实可行的岗位责任制和安全操作规程；（6）工人上岗前必须经过良好的教育和培训。显见，安全生产事故依法而言多指企业在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导致的意外人身伤亡，且该意外情形之发生往往与企业的生产经营不符合上述安全生产条件有关。而一般意义上的个体经营活动，比如搬运、装卸、加工简易设备、普通家居装修等非工业化生产活动中发生之意外事件与法定之安全生产事故性质有别，两者不能简单类同。3、即使个体经营活动亦参照适用《安全生产法》之规定，鉴于一般个体经营活动工业化规模小、行业危险性小，发生意外实难归责于不符合法定之安全生产条件。例如本案之情形，该普通家居室内装修工程，空调移机本身是气焊，并不需要用使用电器及相应的电路设备，一不需要复杂之机械化设备，二不需要特别之防护措施，三不需要任何生产之危险性，因此发生事故实难归责于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据上分析，杨秀芬所述的人身损害之情形，并非源于其作业环境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李某某的死亡是因其工作时犯了作为普通人都可以避免的常识性错误，本身具有重大过错，不能认定为“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损害。故此，本案情形不适用该条司法解释。二、关于本案，作为业主，赵艳红已经完全履行了相应的报备、告知、提供符合作业的环境的义务。经与物业核实，赵艳红签订的装修协议及相关的装修告知都有备案。且物业明确告知，涉案小区地下一层均装有漏电保护器，且是在每一单元的变电器旁，虽不能出具相应材料，但物业愿意配合法院、安监局等相关单位现场查勘。综上，在法律关系不适用雇佣关系、本案不是生产安全事故、赵艳红已经完全履行了己方责任的前提下，杨秀芬起诉赵艳红于法无据，应予驳回。杨秀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决王兆安、中昱豪庭公司、赵艳红支付医疗费5000元，交通费3000元，死亡赔偿金790980元，精神损害赔偿10000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112700元，住宿费3000元，丧葬费50000元，运输尸体费用5500元，殡仪馆存放尸体费用5000元，墓穴费用20000元。亲属办理丧葬事宜产生的误工费20000元，餐费2000元。李国红（系李某某的姐姐）因此事导致昏厥产生的住院费1000元，以上共合计1118180元。2.本案有关的诉讼费、保全费、保函费、律师费等相关的所有费用均由王兆安、中昱豪庭公司、赵艳红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某某生前系山东商职学院制冷与空调技术专业大二学生,杨秀芬与李某某系母子关系，李某某之父李某某先于其去世，李某某生前未婚，无子女。赵艳红系济南市历下区恒大龙奥御苑34号楼1单元101室业主。赵艳红（微信名赵紫怡）与中昱豪庭公司于2019年1月20日签订有装饰装修合同，约定由中昱豪庭公司对其房屋进行装修。随后中昱豪庭公司将基础装修工作交由王兆安完成,王兆安是涉案房屋装修的现场负责人。装修期间，赵艳红与中昱豪庭公司协商将空调移机工作一并完成，后约定中昱豪庭公司联系安装人员，赵艳红支付费用。中昱豪庭公司述称，接到赵艳红委托后，让王兆安联系移机人员。王兆安认可中昱豪庭公司要其寻找能做空调移机的人，并述称李某某系在校学生，日常在学校学习，其与李某某只是在2018年偶然认识，并不熟悉，此前仅有过一次业务往来。2019年7月6日，王兆安电话联系李某某，约定李某某负责空调移机，王兆安支付给李某某2150元报酬。当天上午双方通过微信商议具体细节,李某某发微信问“今天能干不，明天可能开会，没时间”“大约移几米，我准备下材料”，王兆安回复“能干”“你还是过来看看吧，我是真不懂”，李某某回复“OK，收拾好工具材料过去”。上午11点李某某给王兆安发微信称“我现在出发了”。2019年7月7日上午10点42分，李某某通过微信联系王兆安称“哥，我下午过去，我一会确定下几点告诉你”。下午12点40分李某某发微信问“哥，你一点半到学校来接我行不”，王兆安回复称“你掏路费”。当天下午李某某找其同学李国盛协助完成移机工作,李国盛又找了舒某,三人一起乘坐李某某驾驶的面包车到济南市历下区恒大龙奥御苑进行空调移机工作。19时50分许，李某某在移机过程中将铁质脚手架放置在正在通电的插排电线之上，导致电线外皮破损漏电，李某某被电击。李某某触电后，王兆安拔掉了电源，舒某、王兆安随即拨打了120,并对李某某进行胸部按压等急救，后李某某经抢救无效死亡。2019年7月7日21时30分，山东商业职业学院制冷制造与服务学院党组书记龚爱国向济南市公安局历下区分局龙洞派出所报警，龙洞派出所于当日传唤王兆安、舒某、李国盛等人做了询问笔录。舒某在询问笔录中陈述，其到达施工现场后看到有三个房间，其三人携带的大部分工具在中间的房间里，南边房间有很多电线，摆放着一个铁质脚手架和一个木梯，李某某就是在南边房间触电的。李国盛在询问笔录中陈述，2019年7月7日19时50分左右，李某某拿着一个不完整的铁质脚手架支在墙上，准备去房顶进行焊接，李某某刚上脚手架就叫了一声，身体也开始倾斜。王兆安在询问笔录中陈述，2019年7月6日李某某到涉案房屋装修现场看过，施工工具及材料是由李某某自行准备的。李某某学的专业是制冷与服务专业，李某某朋友圈里相关证书也比较多，其之前见过李某某干类似的活，比较专业。事故发生后，济南市历下区应急管理调查局对李某某触电死亡事件展开了调查，目前仍在调查阶段，尚未出具调查结论。王兆安、中昱豪庭公司、赵艳红否认与李某某之间存在雇佣关系，辩称李某某系空调移机工作的承揽人。杨秀芬主张王兆安是李某某的雇主，经一审法院释明仍坚持按雇佣法律关系主张权利。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李某某与王兆安之间的法律关系是雇佣关系还是承揽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规定，承揽合同是指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第九条规定，从事雇佣活动是指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承揽关系是双方约定承揽人为定作人完成一定的工作，定作人在承揽方交付工作成果后支付报酬，其特征表现为以交付工作成果为标的，承揽人工作具有独立性，按照定作人对工作成果的要求独自完成承揽工作，以交付工作成果为对价获得定作人支付的报酬，强调的是劳动成果的交付。而雇佣关系的标的是劳务，而非特定的劳动成果，雇员与雇主存在身份上的支配和从属关系，受雇主的安排、管理和支配。本案现有证据能够证明，李某某是以交付空调移机工作成果为对价获得王兆安支付的报酬，该移机工作具有独立性。王兆安此前与李某某相互并不熟悉，李某某系在校学生，日常在学校学习生活，移机时间是李某某根据其本人时间安排确定的。根据王兆安及舒某的陈述，空调移机所需的工具大部分由李某某自行准备并带至现场。王兆安是房屋装修从业人员，不具备空调移机专业技术，虽与李某某一同前往工作场所，但是应李某某请求并支付车费的情况下，驾车载李某某及两名同学前往，未对李某某的具体移机操作进行指挥、指示。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李某某与王兆安之间存在身份上的支配和从属关系。综上，一审法院认定李某某与王兆安之间系承揽关系，而非雇佣关系。杨秀芬坚持以雇佣法律关系作为其请求权的基础，因诉讼请求所依据的法律关系不存在，对杨秀芬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杨秀芬可依据相应的法律关系另行主张权利。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杨秀芬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664元，减半收取计7432元，由原告杨秀芬负担,准予免交。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经审理本院认定，一审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王兆安与李某某关于空调移机距离的微信聊天记录是对空调移机工作交付成果的描述和要求，现有证据亦足以证明王兆安对李某某空调移机具体操作进行了现场指挥，且王兆安向李某某一次性支付空调移机的劳动报酬，劳动工具由谁提供亦不是认定劳务关系与承揽关系的决定性条件。王兆安认为其为中昱豪庭公司员工无证据印证，综合全案证据与当事人陈述，一审法院认为李某某以交付空调移机工作成果为对价获得王兆安支付报酬，认定李某某与王兆安之间系承揽关系并无不当。事故发生时李某某虽系未毕业大学生，但无证据证明其在事故发生时不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杨秀芬关于其不能成为承揽主体的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杨秀芬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864元，经杨秀芬申请，本院院长审批，予以免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刘彦亭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韩 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