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26民终175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冉应红，女，1990年06月10日出生，土家族，住岑巩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吴跃，贵州维律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潘海洋，贵州维律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被告:岑巩县妇幼保健院。住所地岑巩县新兴万福路。法定代表人：李洪，该单位负责人上诉人冉应红因与被上诉人岑巩县妇幼保健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岑巩县人民法院（2019）黔2626民初5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因当事人没有提出新的证据、事实和理由，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冉应红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岑巩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27日作出的（2019）黔2626民初536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鉴定结论通知书》、《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均不能得出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结论不符合客观事实，属于认定事实错误。2014年12月26日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外做“腹腔镜下输卵管结扎术”，术后第二天出现发抖、发冷、全身麻木。经过岑巩县重庆市精神卫生中心多家医院治疗，最后经诊断为：四脚麻木、无力；视神经脊髓炎、运动神经元病、多发性硬化、转化障碍、焦虑抑郁状态及神经症。被上诉人对上诉人行手术后，造成上诉人以上身体损害客观存在，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同时，2015年12月9日贵州省人口计划和生育技术服务专家委员会作出《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鉴定结论通知书》认定上诉人冉应红目前为躯体形式障碍、计划生育手术是该病的诱发因素。其鉴定结论充分上诉人的身体损害与被上诉人手术具有直接因果关系。被上诉人所作的“腹腔镜下输卵管结扎术”，给上诉人带来不是正常术后恢复，而是对上诉人超出正常手术之外的多种疾病和伤害，为此，被上诉人的过错是客观存在的。其二、2017年3月9日岑巩县人民医院对上诉人进行腹腔镜下右输卵管切除术＋盆腔粘连松解术＋高压洗注术。黔东南州医学会作出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也客观认定上诉人“宫外孕”属于计划生育术后并发症。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处“腹腔镜下输卵管结扎术”后，再次妊娠充分证实被上诉人“腹腔镜下输卵管结扎术”是失败的，同时也是因为被上诉人手术给上诉人造成伤害之间具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损害事实所是客观存在的。其三、黔东南州医学会作出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自相矛盾，答非所问，其认定不符合客观事实。黔东南州医学会在认定《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鉴定结论通知书》结论认定事实的同时，却认定医方被上诉人未违反计划生育技术操作常规，这显然与上诉人术后引发疾病、“宫外孕”并发症自相矛盾。同时，《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认定上诉人本病例不属于医疗事故，不能证实被上诉人不存在过错，更不能以此认定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手术后伤害的侵权行为的合法性。其四、本案上诉人一审诉请被上诉人赔偿各项费用129399.31元，有上诉人病历、医院票据充分证实。对于后续治疗费、残疾赔偿金及后续误工费、营养费则以法院委托的鉴定机构鉴定为准。法院依法给予上诉人选择鉴定机构权利，但无鉴定机构接受委托进行鉴定。根据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客观证实上诉人身体损害事实客观存在、与被上诉人手术行为有因果关系，被上诉人医疗行为存在手术前风险评估不充分及手术不成功的过错。为此，被上诉人应依法对上诉人的身体损害承担侵权的赔偿责任。综上，请二审法院查明案件事实后，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以体法律的公平、公正。岑巩县妇幼保健院在二审期间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冉应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27743.42元、住院期间护理费7033.75元、出院期间护理费14653.64元、住院伙食补助费4800.00元、营养费4800.00元、误工费30186.50元、交通费2792.00元、住宿费6810.00元、残疾辅助器具费580.00元，精神抚养金30000.00元，以上各项共计129399.31元。2、原告的残疾赔偿金、后续医疗费、后续误工费以及后续营养费以法院委托鉴定机构作出的鉴定结论为准；3、本案诉讼费、鉴定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2月26日，冉应红在岑巩县计划生育宣传技术指导站做腹腔镜下输卵管结扎手术。2016年12月27日，冉应红因腹痛在岑巩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一天，于2014年12月28日转入黔东南州人民医院住院治疗。2015年1月14日，冉应红从黔东南州人民医院出院，出院诊断为：1、双侧输卵管结扎术后；2、腹痛原因待查；3、双下肢无力原因待查。2015年1月16日至2015年1月30日，冉应红在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神经内二科住院治疗，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出院诊断为：1、躯体化障碍，2、颈椎病，3、腹痛原因：结扎手术，4、血脂代谢异常症。2015年6月16日至2015年6月20日，冉应红在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住院治疗，出院主要诊断为转换障碍，其他诊断为焦虑抑郁状态、高脂血症、节育术后。2015年6月26日至2015年7月3日，冉应红在重庆市精神卫生中心住院治疗，出院诊断为神经症。冉应红以身体受到伤害为由向贵州省人口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专家委员会申请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鉴定，2015年12月9日贵州省人口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专家委员会作出《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鉴定结论通知书》，鉴定结论为冉应红目前为躯体形式障碍，计划生育手术是该病的一个诱发因素，但根据黔人口办发[2011]61号文中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鉴定分级标准，无对应的级别标准，不定为计划生育术后并发症。2017年3月9日至2017年3月14日，冉应红因异位妊娠在岑巩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出院主要诊断为右侧输卵管壶腹部妊娠流产，其他诊断为盆腔炎性疾病后遗症。2017年10月12日，经岑巩县卫计局委托，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医学会就岑巩县计划生育宣传技术指导站与冉应红的诊疗行为作出黔东南医鉴字（2017)33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鉴定意见为：1、冉应红曾于2014年12月26日在岑巩县计划生育宣传技术指导站做“腹腔镜下输卵管结扎术”。医方未违反计划生育技术操作常规。2017年3月9日，患者因“停经38天，腹痛伴肛门坠胀6+小时”就诊于岑巩县人民医院，以“腹痛原因：异位妊娠”收入住院，期间在全麻下行“腹腔镜下右输卵管切除术+盆腔粘连松解术+高压洗注术”，医方未违反诊疗原则。2、专家组分析认为：冉应红于计划生育术后出现的全身麻木、乏力、复痛、失眠等症状，已经有贵州省人口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专家委员会鉴定结论。医方在实施腹腔镜下输卵管结扎术前，已将术后可能发生感染、再通、宫内、宫外孕可能，术后再次复通（吻合）及受孕率低等情况告知患方，患方表示理解并签字。2017年3月9日，患方因患“宫外孕”在岑巩县人民医院行腹腔镜治疗，患方“宫外孕”属于计划生育术后并发症。3、综上所诉：医方的上术医疗行为，与冉应红术后出现的症状不存在因果关系。鉴定结结论为：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二条、第三十三条之规定，本病例不属于医疗事故。另查明，2014年12月16日因机构改革，岑巩县妇幼保健院的职责、岑巩县计划生育宣传技术指导站的职责整合，组建岑巩县妇幼保健院，不再保留岑巩县妇幼保健院、岑巩县计划生育宣传技术指导站。再查明，本案审理过程中，冉应红申请就其2014年12月26日在岑巩县计划生育宣传技术指导站做“腹腔镜下输卵管结扎术”产生的术后病症是否属于被告造成的医疗事故、被告是否存在过错、过错与冉应红的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原因力大小、冉应红的损伤残疾程度及冉应红的护理期、休息期、营养期、后续治疗费用进行鉴定。本院委托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司法鉴定中心和华东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司法鉴定。2019年11月27日，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司法鉴定不予受理通知书，理由为：根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十五条第（五）款“鉴定要求超出本机构技术条件或者鉴定能力的”之规定，该鉴定中心决定不予受理此次鉴定委托。2019年12月2日，华东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司法鉴定退案通知书，理由为“经审核，该案涉及复杂的技术要求，已超出该中心现有的技术条件和鉴定能力，根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之相关规定，该中心不予受理此案。”因本案鉴定委托事项无法进行，本院于2019年11月26日决定终止对外委托程序。一审法院认为，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务人员或者医疗机构有过错的，医疗机构应承担赔偿责任。但本案根据贵州省人口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专家委员会作出的《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鉴定结论通知书》及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医学会作出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均不能得出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结论。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冉应红申请司法鉴定，但经本院启动对外委托鉴定程序，无鉴定机构接受鉴定委托事项，对外委托程序终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综上所述，本院对冉应红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冉应红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47.00元，减半收取473.50元，免予收取。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未提交新的证据。经审理，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2019年10月18日岑巩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已经变更为岑巩县妇幼保健院。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冉应红的“躯体形式障碍”病症是否与计划生育手术存在因果关系，冉应红因患“宫外孕”行腹镜治疗病例是否属于医疗事故。经审理认为，贵州省医学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办公室作出的《省级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技术鉴定书》中载明“诊断的疾病名称：躯体形式障碍。是否与手术有关：计划生育手术是该病的一个诱发因素”。而该鉴定意见仅能说明冉应红的计划生育手术只是其“躯体形式障碍”疾病的一个诱发因素，而不是计划生育手术产生的疾病。因此，在上述鉴定书中载明“鉴定结论：根据黔人口办发（2011）61号文件中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鉴定分组标准，无对应的级别标准，不能认定为计划生育术后并发症”。而2017年10月12日黔东南州医学会作出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针对的是2017年3月9日冉应红因患“宫外孕”行腹镜治疗病例，并不是对计划生育结扎手术“腹腔镜下卵管结扎术”进行鉴定。且该鉴定分析意见为：医方的上述医疗行为，与冉应红术后出现的症状不存在因果关系。鉴定结论为：本病例不属于医疗事故。此后，一审法院根据冉应红的申请，也委托了多家司法鉴定机构进行鉴定，但均不予受理。因此，根据现有证据，既不足认定冉应红的疾病是计划生育术后并发症，也不足认定为医疗事故。一审判决驳回冉应红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冉应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47.00元，由冉应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莉审判员 龙集东审判员 杨再幸二〇二〇年九月九日书记员 杨 兰书记员 刘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