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11民终136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高新伟，男，汉族，1970年6月5日出生，住漯河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南省雪健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漯河市郾城区金山大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100711246509K。法定代表人：杨庆生，系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芳，系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德波，漯河市源汇区沙澧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漯河市粮食局市郊粮油管理所。住。住所地：漯河市经济开发区解放路南段市郊粮油管理所013仓库）。统一社会代码：9141110326776769X6。法定代表人：张亚涛，系单位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永航，系单位法律顾问。上诉人高新伟因与被上诉人河南省雪健实业有限公司、漯河市粮食局市郊粮油管理所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漯河市召陵区人民法院（2020）豫1104民初6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高新伟，被上诉人河南省雪健实业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芳、马德波，漯河市粮食局市郊粮油管理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永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新伟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召陵区人民法院（2020）豫1104民初667号民事判决书，直接改判或发回重审。2、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不但认定事实错误，而且不接受上诉人的申请，未让二被上诉人提供所持有的上诉人高新伟的6级伤残等级鉴定书是错误的。原审审理认定“二被告对高新伟所受工伤为6级伤残的鉴定结论均提出异议，上诉人对高新伟所受工伤伤残的鉴定结论，经本院到漯河市人力和社会保障局工伤认定科调查，亦无上诉人的残疾鉴定相关材料，因缺乏相关证据材料，予以驳回”是错误的。一是依据原告当庭向法庭提供的《2006年河南省工伤（××）职工劳动能力鉴定申请表》，（尽管是空白表，但所证实的该表一式三份这个内容是真实的）和《应征公民入伍登记表》、《士官退出现役登记表》，可见当年（2006）原告发生工伤进行伤残等级鉴定时使用的就是该表。本表上明确规定一式三份，劳动行政部门一份，社会工伤经办机构一份，职工档案所在单位一份，原告本人不能持有。而《入伍表和退役表》原告从第一被告处于2019年12月份复印出来的，则证明原告的档案就存在被告处。该档案既然有原告30年前的原始档案资料，按正常推理，那么晚于17年后的原告的6级伤残等级鉴定表就也一定存放在的本人档案里。二是原告于2006年5月19日发生工伤，2006年9月27日认定为工伤，2006年11月17日，经有资质单位鉴定为6级伤残等级。并于2007年1月30日与第二被告协商达成一致。《协议书》中双方所约定的4项内容写的清楚明白。一是原告受伤鉴定劳动能力时有鉴定机构和地点（漯河市第人民医院劳动能力鉴定组）、有鉴定时间（2006年11月17日）、有鉴定结果（6级伤残），这证明鉴定事实存在；二是在《协议书》二、三、四条中双方对原告所享受的“停工留薪”每月得417元的伤残津贴、享受各项社会保险待遇以及当即向原告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费9370元等这些事实，以及之后历年来二被告一直按《协议书》约定履行义务给原告缴纳“三金”的事实，都证明二被告对原告六级伤残事实的肯定和认可。通过这个《协议书》上记载的事实以及十几年来双方所履约的事实可以推断，原告的这个六级伤残等级鉴定表就存放在第一被告处原告的档案内。如果2007年年1月30日双方在签订《协议书》时没有这份伤残等级表的话，就没据可依，也就不会产生这个《协议书》上双方协商的内容，更不会向原告支付9370元和十几年来一直享受各项社会保险待遇以及享受每月417元的伤残津贴。以上不但是正常逻辑推理，也是事实表现。所以二被告代理人当庭所称的“没有见到伤残等级表”和“没有证据证明6级伤残等级存在”的理由都不能成立，这不过是二被告故意隐瞒该表，刻意逃避责任的借口罢了。三是依据《劳动调解仲裁法》第39条第二款规定“劳动者无法提供由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与仲裁请求有关的证据，仲裁庭可以要求用人单位在指定期限内提供，用人单位在指定期限内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本案在市劳动仲裁时，原告曾庭前和当庭向仲裁庭提出请求要求二被告提供该表，仲裁庭也当庭要求二被告在七天内提供，但二被告拒不提供，但仲裁庭也没有对二被告作出不利后果的裁决，反而驳回了原告仲裁请求，乃大错也。原告不服诉至法院，也就是请求人民法院对市仲裁庭不秉公执法的错误予以纠正。而原告于开庭前已向本院提交书面申请，要求从二被告处调取6六级伤残等级鉴定书，而被以《民诉法》的解释第94条的规定予以拒绝是不恰当的。因为该条第三款规定“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证据”这条规定很明确，本案所涉及的原告的6级伤残等级表就是因二被告所掌握，且拒不提供而不能自行收集，所以依据《民诉法》第112条第一款“书证在对方当事人控制之下的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可以在举证期限届满前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责令对方当事人提交”的法律规定才申请法庭予以调取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法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5条规定“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第72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另一方当事人认可或者提出的相反证据不足反驳的，人民法院可以确认其证明力。”第73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证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据以上三条关于确认证据证明力的法律规定，又结合开庭时原告向法庭提供的《协议书》、《2006年河南省工伤（××）职工劳动能力鉴定申请表》、《应征公民入伍登记表》、《土官退出现役登记表》等证据可以推定原告的6级伤残等级鉴定表就在第一被告处，应由其承担提供责任，否则应承担不利后果。而二被告代理人在当庭只有一口否认说表的不存在和将举证责任推向原告，而没有提供任何相反证据证明其理由成立。依据上述事实理由和法律规定，将整个案件的事实发生经过串联起来看：首先原告于2006年5月19日发生工伤，2006年9月27日认定为工伤、2006年11月17日被鉴定为6级伤残，然后第二被告依据该6级伤残等级鉴定书与原告于2007年1月30日签订《协议书》，才得以使原告自签订《协议书》起一直享受着6级伤残所对应的伤残津贴和各项社会保险待遇。综上，原审不但认定事实错误，而且不让二被上诉人承担举证责任也是错误的。二、原审“依照《工伤保险条例》规定，工伤达到六级伤残，由用人单位安排适当工作，原告高新伟以享受六级伤残待遇为由，从2006年5月19日受伤后一直未上班，其要求二被告支付最低工资差额、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一次性伤残就业金，双方在协议中没有约定而不予支持”是对该法律条文的片面理解，并且是错误的。《工伤保险条例》第34条第二款规定“保留与用人单位的劳动关系，由用人单位安排适当工作，难以安排工作的，由用人单位按月发给伤残津贴．．．．．．．”本条规定很明确“安排适当工作”“难以安排工作的用人单位按月发和伤残津贴”。上诉人于2006年5月19日发生工伤后，于2007年1月30日与被上诉人签订《协议书》，就上诉人的各项待遇已经做了明确约定，并且十几年来双方如约实际履行，这已是双方都认可的事实，但原审却片面理解和适用法律条文并认定“原告高新伟以享受六级伤残为由不上班”这是歪曲事实的表现，是错误的，这是其一。其二对上诉人的最低工资差额、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一次性伤残就业金。双方在协议中没有约定不认定、不支持是错误的。试问，当时发生工伤签订协议书是2007年11月，当时双方对事隔十几年后的诉讼标的怎么约定？！而上诉人的该项请求是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34条第三款“经工伤职工本人提出，该职工可以与用人单位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由用人单位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伤残就业补助金”而提出的，有法有据。并且上诉人于2019年10月份申请劳动仲裁时，也是在每月417元的伤残津贴除了缴纳养老金，每月只能领160元，无法维持全家人生活和与二被告协商无果的情况下才提起劳动仲裁的。综上，仔细领会该第34条第二款的法律规定，它有三层意思：一是保留与用人单位的劳动关系，安排适当工作（可以上班）；二是难以安排工作的（可以不上班），用人单位发给伤残津贴；三是劳动者可以与用人单位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用人单位一次支付上述二金。但原审却一味地追究上诉人不上班，而就不支持上诉人的请求，此举与法与情与理都不通。更加错误的是原审的开庭只是对本案的事实经过做了调查以及证据的质证，而没有对上诉人的三项诉讼请求作法庭审理和调查，属严重错误。综上，原审不但认定事实错误，而且适用法律错误，恳请二审查明事实，支持上诉人的诉请。河南省雪健实业有限公司答辩称，1、从被答辩人申请仲裁至今高新伟未提供六级伤残鉴定结论的伤残等级鉴定书，上诉人请求按照六级伤残结果主张赔偿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被答辩人申请一审法院调取其称的六级伤残鉴定结果，但是劳动鉴定部门没有其鉴定结果，其主张没有证据支持，应予驳回。2、2006年11月17日高新伟与河南省雪健实业有限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书》，但高新伟从未签订劳动合同至今一直没上班，其涉嫌故意不上班，以合法手段套取各项赔偿费用，所以其请求赔偿支付各项费用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3、劳动纠纷的请求时效为一年，民事诉讼的请求时效为三年，高新伟于2019年申请仲裁，从发生工伤达成协议2007年开始至仲裁已经超过仲裁时效13年之久。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漯河市粮食局市郊粮油管理所答辩称，1、从高新伟提供的《协议书》可知，2006年5月19日前，高新伟在漯河市粮食局市郊粮油管理所工作过，并在劳动过程中受伤且被劳动部门认定为工伤。2007年1月30日高新伟因为要求工伤待遇与漯河市粮食局市郊粮油管理所达成了《协议书》，从此高新伟离开了漯河市粮食局市郊粮油管理所。然而，在漯河市粮食局市郊粮油管理所不知情的情况下，2006年11月17日高新伟与河南省雪健实业有限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书》。据此，2006年11月17日其高新伟与漯河市粮食局市郊粮油管理所的劳动关系已解除。同时，高新伟的主张超过了诉讼时效。高新伟没有证据证明答辩人欠其工资，高新伟向答辩人主张最低工资差额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2、根据《协议书》的第二条可以证明签订协议时没有进行伤残等级评定，所以高新伟强制答辩人拿出不存在的六级伤残等级鉴定表没有事实依据。同时，一审法院也到工伤部门进行了调查，也没有查出六级伤残等级鉴定表。所以，上诉人要求享受六级伤残待遇没有事实依据。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高新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法院依法判决原告与二被告解除劳动关系，二被告支付原告最低工资差额165074元，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74839元，一次性伤残补助金2459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高新伟1989年3月应征入伍，2000年10月25日以士官身份退出现役。原告高新伟被安排在被告漯河市粮食局市郊粮油管理所工作，2006年5月19日在工作中受伤致左手食指完全断离。2006年9月29日，漯河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向被告漯河市粮食局市郊粮油管理所作出豫（漯）工伤认字（2006）95号河南省工伤认定书，认定该所职工高新伟为工伤。2007年1月30日原告高新伟与被告漯河市粮食局市郊粮油管理所签订协议书，内容为高新伟因工作原因致伤，2006年11月14日经漯河市第二人民医院劳动能力鉴定组鉴定，其伤残等级为六级，双方约定乙方停工留薪期内，原工资福利待遇不变，乙方评定伤残等级后，甲方停发原待遇，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的相关规定对乙方进行赔偿，乙方离开工作岗位，甲方按月发给乙方伤残津贴，标准为每月417元，按照规定为乙方缴纳应缴纳的各项社保等条款。2006年11月17日原告高新伟与被告河南省雪健实业有限公司签订为期3年的劳动合同。原告高新伟提供的社保缴纳明细显示，被告漯河市粮食局市郊粮油管理所为原告高新伟缴纳社保至2010年5月4日。从2010年5月24日起被告河南省雪健实业有限公司开始为原告高新伟缴纳社保。被告河南省雪健实业有限公司于2019年10月11日、21日两次向原告高新伟送达了返岗通知。原告高新伟自认从受伤后即开始享受工伤待遇，未再上班。一审法院认为，原告高新伟起诉被告河南省雪健实业有限公司、漯河市粮食局市郊粮油管理所劳动合同纠纷，提供了自己的入伍登记表、士官退出现役登记表，证明自己是军转安置人员。被告河南省雪健实业有限公司为原告办理的上岗证，部门是一〇一三仓库。漯河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向被告漯河市粮食局市郊粮油管理所作出豫（漯）工伤认字（2006）95号河南省工伤认定书，载明单位是漯河市粮食局市郊粮油管理所，地，地址在金山大道**告高新伟提供被告漯河市粮食局市郊粮油管理所在原告受伤后就工伤待遇签订的协议书，及被告漯河市粮食局市郊粮油管理所、河南省雪健实业有限公司按该协议书约定为其缴纳社保的银行转账明细，用于证明与被告河南省雪健实业有限公司、漯河市粮食局市郊粮油管理所存在劳动关系，对原告该项主张，原审法院予以认定。原告高新伟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其经过劳动仲裁后起诉至原审法院，二被告答辩均认可解除双方的劳动关系，可视为原被告协商一致，对原告高新伟该项诉求原审法院予以支持。被告河南省雪健实业有限公司、漯河市粮食局市郊粮油管理所虽系独立法人，但未举证证明原告高新伟在其单位分别如何用工，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被告河南省雪健实业有限公司、漯河市粮食局市郊粮油管理所对原告高新伟所受工伤为六级伤残均提出异议，原告高新伟不能举证其所受工伤为六级伤残的鉴定结论，而工伤认定通知书记载的诊断为原告左手食指完全断离。经原审法院到漯河市人力和社会保障局工伤认定科调查，亦无原告伤残鉴定相关材料。故原告高新伟主张享受六级工伤伤残待遇，因缺乏相应的证据材料，原审法院不予采信。原告高新伟与被告漯河市粮食局市郊粮油管理所因原告高新伟受伤签订的协议书中，虽然甲乙方逻辑混乱，但被告漯河市粮食局市郊粮油管理所按照该协议第四条约定为原告高新伟缴纳社保并发给伤残津贴，并未违约。2006年11月17日原告高新伟与被告河南省雪健实业有限公司签订为期3年的劳动合同，2010年5月24日起被告河南省雪健实业有限公司开始继续按该协议约定为原告高新伟缴纳社保。被告河南省雪健实业有限公司于2019年10月11日、21日向原告高新伟送达了返岗通知，原告高新伟返岗，并为其安排了工作岗位。按照《工伤保险条例》规定，工伤达到六级伤残，由用人单位安排适当工作。原告高新伟以享受六级伤残待遇为由，从2006年5月19日受伤后，一直未上班，其要求二被告支付最低工资差额165074元，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74839元，一次性伤残补助金245900元，双方在协议中没有约定，对原告高新伟该诉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八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高新伟与被告河南省雪健实业有限公司、漯河市粮食局市郊粮油管理所之间的劳动关系；二、驳回原告高新伟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元，由被告河南省雪健实业有限公司、漯河市粮食局市郊粮油管理所负担。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相同。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案件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上诉人高新伟与被上诉人漯河市粮食局市郊粮油管理所签订的《协议书》中未写明高新伟是否进行了伤残等级鉴定，高新伟主张其所受工伤为六级伤残，二被告均提出异议，高新伟应提供证据予以证明。高新伟未能提供相应证据，一审法院到漯河市人力和社会保障局工伤认定科亦未调取到高新伟的伤残鉴定材料，一审法院对高新伟享受六级伤残待遇的主张不予采信并无不当，本院亦予以维持。上诉人高新伟从2006年5月9日受伤后一直未上班，二被上诉人一直为上诉人高新伟缴纳社保并发给伤残津贴，并未违反《协议书》约定。被上诉人河南省雪健实业有限公司于2019年10月11日、10月21日向高新伟送达了返岗通知，高新伟未返岗，一审法院对上诉人要求二被上诉人支付最低工资差额、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的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亦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高新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曹**刚审判员林晓光审判员吕茹辛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刘珂馨书记员杨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