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6民终433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树栋，男，1976年1月9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烟台市芝罘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民志，山东博旭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温韬，山东博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褚东，男，1971年1月30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烟台市芝罘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俊凯，山东鑫士铭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树栋因与被上诉人褚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2018）鲁0602民初112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民志、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俊凯，不开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上诉请求：1.撤销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2018）鲁0602民初11224号民事判决；2.一、二审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涉案100万元系投资款，而非借款。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经朋友介绍认识，二人协商投资邮票以期获利。经过双方多次协商和洽谈，双方约定各自投资人民币230万元，由上诉人负责办理具体的投资事宜。2016年12月2日上诉人在吉林文交所购买了祖国边陲风光邮币，在文交所正式挂牌交易并办理鉴定及托管手续，同日被上诉人将100万元投资款汇入上诉人账户，用于购买上述邮票。该100万元的款项属于投资款，而非被上诉人代理人所称的借款。并且，经过庭审质证，被上诉人的证据无法证明其主张。被上诉人庭审提供的证据三、四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一审法院仅依据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转账在签订协议之前就认定该笔100万元款项的性质，将100万元汇款行为与当天购买邮票的行为强制性的剥离开来看，显然有悖常理，属于案件事实审查不清。二、对上诉人及案外人向被上诉人汇款40万元款项的性质审查不清，认定事实错误。保证金账户虽然为被上诉人所开立，但保证金的存放是位于该卡的一个理财账户内，故上诉人及案外人才会向被上诉人的该理财账户汇入40万元款项，该40万元系双方所缴纳邮票交易保证金，而非被上诉人主张的借款。三、对双方签订借条目的的事实审查不清，认定错误。因在双方合作期间，上诉人的经济状况出现困难，但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承诺说只要上诉人向其出具一张借款60万元的借条，就相当于这60万元是买了一个双方日后平均分成的权利，双方仍然按照五五分成的比例进行分红，所以上诉人才向被上诉人出具涉案借条，但实际被上诉人从未将该笔款项作为投资款出借给上诉人，上诉人也从未收到该笔款项。且被上诉人提供给一审法院的100万元的银行流水与该60万元的借款完全无关，一审法院仅因款项数额上的巧合，就强行将上诉人用于投资的100万元、缴纳保证金的40万元，以及上诉人用来购买未来投资平等分红权的借条相联系，实属事实审查不清。被上诉人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正确，双方是在均到庭的情况下查明了案件事实，请求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褚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上诉人偿还被上诉人借款60万元，并自2017年1月1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6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标准支付利息（暂计算至2018年9月1日为235923元，合计835923元）；2、判令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律师费51896元；3、本案一切诉讼费用由上诉人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2月2日，被上诉人通过其名下62×××69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向上诉人名下62×××47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转账100万元。2016年12月13日，上诉人作为甲方、被上诉人作为乙方签订的协议载明：甲方乙方联合在吉林文交所上票“祖国边陲风光”，邮票共计356256张，购票价格4.5元/张，成本费用356256张×4.5元/张共1603152元，托管及鉴定费用184594.8元，护盘资金2707545.6元，公关及其它费用104704.6元，合计460万元，甲乙双方各出资230万元；资金分配，挂牌费用为账户出金金额的15%，二级代理奖励为纯收入的10%，操盘手费用为纯收入的5%，剩余85%纯收入按出资比例进行分配；流程，邮票总数的10%用于打新，预计收回资金270754元，邮票总数的5%用于二级代理配票，预计收回资金135377元，邮票上盘大约前40个工作日以涨停姿态操作，涨到10倍左右开板，经过短期震荡调整后，大约一周之后继续上涨，预计3-4个月收回投资成本，半年时间找到合适买家卖出，结束全部操作。邮票托管账户：烟台博鹏商贸有限公司宋永辉账号：77×××35保证金账户：褚东中国银行卡号：62×××69返佣账户：李树栋平安银行账户：62×××80。2016年12月27日，上诉人通过其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向被上诉人名下账号62×××69的中国银行账户转账15万元和5万元；案外人宋永辉于2016年12月27日通过其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向被上诉人上述中国银行账户内分4笔、每笔5万元共计转账20万元，上述合计40万元。2017年1月11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手写出具了内容为：“今借褚东人民币陆拾万元整.还款日期2017年3月15日归还”的借条。2018年6月21日，上诉人在被上诉人方打印的还款承诺书中签字捺印，承诺书载明：上诉人于2017年1月11日向被上诉人借款60万元整，上述借款已经支付至上诉人账户或上诉人指定的宋永辉账户，上诉人予以确认；按上诉人、被上诉人约定，上述60万元借款的还款日期为2017年3月15日，借款期限届满后，上诉人未能偿还借款，现上诉人自愿出具承诺书，并郑重承诺于2018年12月31日偿还全部借款60万元，具体还款计划为于2018年8月15日前偿还10万元、于2018年9月30日前偿还10万元、于2018年11月15日前偿还20万元、于2018年12月31日前偿还20万元；如上诉人按上述约定如期偿还借款，被上诉人放弃向上诉人主张利息，如上诉人任何一笔还款未按照上述约定履行，则被上诉人有权要求上诉人立即偿还剩余全部欠款，并自借款之日起至实际偿还之日止，以6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标准支付利息；同时，被上诉人有权在芝罘区人民法院对上诉人提起诉讼，上诉人承担由此产生的诉讼费、律师费等一切费用；本承诺书由承诺人签字后生效，由被上诉人保存。庭审中，双方存在以下争执：1.被上诉人于2016年12月2日转账上诉人的100万元是借款还是投资款。上诉人提供了其名下卡号62×××47的借记卡账户在2016年10月1日至2017年3月31日期间的历史明细清单，该份证据显示：上诉人于2016年11月19日向滨*司名下账号16×××61的银行账户支付30万元；于2016年12月2日向滨*司上述尾号5761的银行账户支付30万元、30万元、30万元、20万元、203152元，合计1303152元；2016年12月2日上诉人通过其该银行账户向温*超转账支付184594.80元。上诉人称，被上诉人在2016年12月2日向上诉人转账该100万时在国外，邮票的数量和托管数量都不确定，转账当天上诉人就在吉林文交所办理购买邮票、鉴定、托管、挂牌业务，双方在2016年12月13日签订的协议是在上诉人回烟台和被上诉人回国后补签；上诉人曾于2016年11月19日向滨州隆昌商贸有限公司转账支付的30万元系购买邮票的定金，于2016年12月2日向滨州隆昌商贸有限公司即滨*司共计转账1303152元（其中100万元即是由被上诉人于当日转账给上诉人的款项）是用于购买邮票的款项，上述合计1603152元（30万元+1303152元）均是用来购买邮票的，与上诉人、被上诉人2016年12月13日签订协议约定的邮票成本费用“356256张×4.5元/张共1603152元”一致；上诉人于2016年12月2日向温*超转账支付的184594.80元即是上诉人、被上诉人签订的协议书约定的“托管及鉴定费用184594.8元”。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提交的上述证据质证后认为，上诉人、被上诉人双方在2016年12月13日签订的合作协议约定的保证金账户是被上诉人账户而非上诉人账户，所以被上诉人打款也不应向上诉人账户打款；上诉人取得借款100万元后的用途与本案无关，被上诉人从来不知道滨州隆昌商贸有限公司这个单位，且在双方签订的协议中没有体现，被上诉人亦是庭审中通过上诉人的陈述才知道在双方2016年12月13日签订协议之前已经操作了这个邮票的事情；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转账在前，双方签订协议在后，签订协议与借款是两个问题，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补写了借条，且在2018年6月21日又签署了还款承诺书，如果不是借款，上诉人不会这么做。2.上诉人及宋永辉在2016年12月27日向被上诉人转账的40万元是上诉人归还的借款还是上诉人交纳的合作邮票投资款被上诉人提交了其账号62×××69的中国银行账户交易明细，该份证据显示至2016年12月23日账户余额为3860563.1元，上诉人于2016年12月27日14时59分05秒向被上诉人转账15万元后，账户余额4010563.1元，宋永辉于2016年12月27日15时39分31秒向被上诉人转账5万元，15时40分25秒转账5万元，15时41分14秒转账5万元，15时42分31秒转账5万元，上诉人于2016年12月27日16时15分50秒向被上诉人转账5万元，上诉人及宋永辉共计向被上诉人转账40万元；被上诉人于2016年12月27日16时27分21秒、16时29分19秒通过其账号62×××69的中国银行账户分别向其名下15000041845870的平安银行账户转账支付50万元、50万元，2018年12月28日又自其上述中国银行账户转账至平安银行账户50万元、10万元，合计160万元。被上诉人提出，上诉人与宋永辉向其转账支付的40万元，是归还的上诉人向其借款，上述转账行为发生之前，被上诉人中国银行账户资金余额远超上诉人所述的保证金数额，尽管协议书约定保证金账户是其名下尾号8169的中国银行账户，但因上诉人提出吉林文交所只能使用平安银行账户作为保证金账户，所以由上诉人的员工打电话要了被上诉人的身份证和号码用于保证金开户，办理了上述尾号5870的平安银行账户作为实际的保证金账户，故被上诉人于2016年12月27日自中国银行账户向自己平安银行账户转账160万元，该160万元是其就邮票合作协议的实际出资；之后，上诉人多次未经被上诉人许可使用其已掌握的被上诉人平安银行账户绑定的平台交易密码向上诉人个人账户转款，最后清空了平安银行账户并修改了账户密码，基于此，被上诉人在出资了上述160万元后再未出资。上诉人陈述，与被上诉人在2016年12月13日签订的协议，内容由上诉人拟定，按照协议，被上诉人负责投资230万元，其他具体操作如购买邮票、上牌等都由上诉人运营，资金转到被上诉人名下中国银行保证金账户，再从被上诉人名下中国银行保证金账户转到被上诉人名下平安银行账户后，通过平台进行交易，不能通过合同载明的被上诉人名下中国银行保证金账户进行交易，被上诉人平安银行的账户是上诉人员工在北京经过被上诉人的授权办理的，被上诉人不在场；被上诉人从其名下中国银行账户转入平安银行账户的160万元包含了被上诉人自身所有的120万元和上诉人与宋永辉转入的40万元，宋永辉是上诉人的朋友，与被上诉人不认识，上诉人是上述40万元的所有人，向被上诉人转账的40万元是上诉人根据上诉人、被上诉人合作协议履行的支付保证金合同义务；当时上诉人、被上诉人签订协议时按照交易所的规定护盘资金也就是保证金必须是2707545.6元，经过上诉人与文交所协商，只要是保证金能达到160万元就允许上市交易，这就是保证金账户实际转入160万元的原因；合作协议中约定各出230万元，被上诉人转给上诉人100万元后还剩130万元，被上诉人又向其中国银行保证金账户转了120万元，还差40万元，所以是上诉人和宋永辉转进去了（上诉人与宋永辉转账被上诉人的款项代表了上诉人的投资），被上诉人实际投资220万元。3.落款日期2017年1月11日、金额60万元借条的形成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于2016年12月2日向被上诉人举借了100万元，当时被上诉人不在国内，系委托同事于2016年12月2日向上诉人付款100万元，之后的2016年12月27日上诉人及宋永辉向被上诉人还款40万元，尚欠付60万元未还，涉案借条是被上诉人回国后由上诉人于2017年1月11日向被上诉人补写的，且借条载明了还款日期。上诉人认可借条的所有内容均系其本人书写，但提出，根据上诉人、被上诉人在2016年12月13日签订的邮票合作协议，上诉人、被上诉人应各自出资230万元，因上诉人资金不够，所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协商由被上诉人多出点资金、上诉人少出点资金，被上诉人不同意，要求上诉人给其出具借条，收益仍然对半分，当时上诉人计算了自己有单据和没有单据的出资之后，还差60万元，被上诉人提出让上诉人出具60万元的借条，权当上诉人出资了230万元，上诉人当时向被上诉人出具金额为60万元的借条不是要求被上诉人出资60万元，而是为了保证双方仍然可以按照50%分配邮票将来的收益；就双方的合作协议，上诉人共计有单据的出资为1787746.80元，包括2016年11月19日向滨州隆昌商贸有限公司转账支付的30万元、于2016年12月2日向温*超转账支付的托管及鉴定费184594.80元、于2016年12月2日向滨州隆昌商贸有限公司即滨*司转账1303152元邮票购买款中的303152元（上诉人主张另100万元系被上诉人出资）、上诉人和宋永辉于2016年12月27日向被上诉人尾号8169中国银行账户支付的40万元、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具的金额为60万元的借条，上诉人另外还支出了没有单据的公关费20万元，再加上其他员工的工资、代理商的各种费用，加上去以后大约220万元，相当于上诉人也按照协议全额出资；至于为什么在借条上载明还款日期记不清楚了，可能是之前10万元借条的还款日期。另外，就上诉人签字的还款承诺，双方认可是在被上诉人代理律师所在的律师事务所签署，被上诉人本人不在场。被上诉人称，还款承诺书由被上诉人代理律师提前起草打印，当场给上诉人宣读，上诉人同意分四次还款，被上诉人免收利息，还款承诺书中载明的“上述借款已经支付至承诺人帐户或承诺人指定的宋永辉账户”，是因为被上诉人向代理律师发送微信打款具体过程时，没有严格审查发送的材料，误把宋永辉一张还款的转账记录截图发送给了代理律师；上诉人则称当时系被上诉人电话告诉其借条不规范，要求重新签订，上诉人认为60万元是合作的投资，就稀里糊涂地在还款承诺书中签字了，被上诉人在庭审中主张上诉人2016年12月2日向其借款100万元，2016年12月27日归还了40万元，尚欠60万元，但该还款承诺书却载明2017年1月11日汇入了上诉人或上诉人指定的宋永辉账户，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借款事实和借贷关系。关于律师费，被上诉人提交了其作为委托方、山东鑫士铭律师事务所作为受托方在2018年9月10日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该委托代理合同载明：被上诉人因与李树栋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委托山东鑫士铭律师事务所提供诉讼代理及相关法律服务，被上诉人向乙方支付律师费60494元，被上诉人应于收到一审判决后三日内向山东鑫士铭律师事务所付清上述律师费。上诉人对被上诉人该项主张不予认可，抗辩被上诉人提交的委托代理合同仅能证实被上诉人与山东鑫士铭律师事务所存在委托代理关系，但是未能提交律师费收款凭证。上诉人、被上诉人确认就邮票合作未分配过利益。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案被上诉人为证明与上诉人存在借贷事实，提供了其于2016年12月2日向上诉人转账100万元的银行记录、上诉人及案外人宋永辉在2016年12月27日向被上诉人转账共计40万元的银行记录、上诉人于2017年1月11日出具的“今借褚东人民币陆拾万元整.还款日期2017年3月15日归还”的借条，及2018年6月21日上诉人签字的还款承诺书；上诉人为反驳被上诉人诉讼请求，提供了双方于2016年12月13日签订的协议书，以及上诉人于2016年11月19日向滨州隆昌商贸有限公司转账支付30万元（上诉人主张为定金）、于2016年12月2日向温*超转账支付184594.80元（上诉人主张系托管及鉴定费）、于2016年12月2日向滨州隆昌商贸有限公司即滨*司转账1303152元（上诉人主张为邮票购买款）的银行交易流水，同时抗辩上诉人和宋永辉于2016年12月27日向被上诉人尾号8169中国银行账户支付的40万元是上诉人为履行双方邮票合作协议而支付的保证金。一审法院也充分注意到，被上诉人主张支付借款100万元的2016年12月2日，与上诉人抗辩向案外人转账支付托管及鉴定费、邮票款的日期相吻合；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及宋永辉在2016年12月27日共向其归还40万元，上诉人则抗辩系其根据合作协议向被上诉人名下的保证金账户支付的保证金而不是还款。综合上诉人、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和所作的陈述，一审法院具体分析如下：第一，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转账100万元在前，双方签订邮票合作协议在后，邮票合作协议未对出资期限、方式作出约定；第二，双方均认可协议中载明的被上诉人名下中国银行保证金账户款项需向被上诉人名下平安银行帐户转账后方可进行平台交易，从被上诉人提供的银行交易明细来看，被上诉人在2016年12月27日和28日自其中国银行账户向平安银行账户转款50万元、50万元、50万元、10万元共160万元虽发生在上诉人与宋永辉在2016年12月27日向被上诉人名下中国银行保证金账户转账共40万元之后，但上诉人和宋永辉向被上诉人转账之前，被上诉人该中国银行账户内余额3860563.1元，上诉人抗辩被上诉人向其平安银行转入的160万元包括了被上诉人自身所有的120万元和上诉人及宋永辉转入的上诉人出资款40万元，但其同时陈述的“合作协议中各出230万元，被上诉人转给我100万元后还剩130万元，被上诉人又向中国银行保证金账户转了120万元，还差40万元，所以是我和宋永辉转进去了（我与宋永辉转账被上诉人的款项代表了我的投资）”与银行交易情况不符，且货币作为种类物，亦无法区分被上诉人转入平安银行账户的160万元是否包含了上诉人及宋永辉转入的40万元；第三，就涉案借条，依上诉人所作的仅是为了将来在邮票投资中平分收益、而非要求被上诉人实际出资之解释，应不存在约定还款日期之考虑，而上诉人在借条中手写了“还款日期2017年3月15日”内容，当庭又表示对在借条中书写还款日期的原因记不清楚，且邮票收益与投资数额相关，上诉人对该借条形成所作的陈述与常理不符；第四，上诉人签字的还款承诺书，明确了分期还款的日期、金额及逾期不付的法律后果，且形成于双方签订的邮票合作协议与借条出具之后一年多之久，尽管上诉人对承诺书中载明的“承诺人于2017年1月11日向褚东借款人民币60万元已经支付至承诺人账户或承诺人指定的宋永辉账户”提出异议，但结合被上诉人提供的向上诉人转账100万元等证据和所作的陈述，上诉人在还款承诺书中签字应视为上诉人对借款60万元的进一步确认。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抗辩，故被上诉人请求上诉人归还借款本金60万元，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关于被上诉人主张的利息，上诉人在2018年6月21日签字的还款承诺书承诺，如任何一笔还款未按还款承诺履行则被上诉人有权要求上诉人立即偿还全部剩余欠款并自借款之日起至实际偿还之日止，以6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支付利息，因上诉人未按约履行，故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自出具借条之日即自2017年1月1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6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标准支付利息，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被上诉人主张的律师费，被上诉人虽提交了委托代理合同，但律师费未实际支付，且上诉人不予认可，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该项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一、限上诉人李树栋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被上诉人褚东借款本金60万元，并支付以未还借款本金为基数，自2017年1月1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二、驳回被上诉人褚东的其他诉讼请求。如上诉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678元，由被上诉人褚东负担787元，由上诉人李树栋负担11891元；财产保全费4960元，由上诉人李树栋负担。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无新证据提交。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一致。本院认为，被上诉人以其向上诉人转款的银行记录、上诉人及案外人宋永辉向被上诉人转款的银行记录、上诉人出具的借条及还款承诺书作为依据，起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判令上诉人偿还借款本息等。上诉人否认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主张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转款100万元系邮票的投资款，上诉人及案外人宋永辉向被上诉人保证金账户转款40万元系缴纳的投资保证金，上诉人出具借条系向被上诉人购买邮票投资平等分红的权利。本案争执的焦点问题为：双方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以及款项是否支付。首先，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交的2016年12月2日和2016年12月27日其与上诉人及案外人宋永辉银行转账凭证，能够证明款项支付的事实。其次，2017年1月11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具了金额为60万元的借条，并明确载明还款日期。2018年6月21日，上诉人在被上诉人打印的还款承诺书中签名捺印，确认收到上述借款，并承诺分期偿还，且约定了逾期偿还的利息。上述证据能够证明双方之间借款法律关系的存在。第三，上诉人、被上诉人虽协议约定，保证金账户为被上诉人的中国银行卡号：62×××69，但一审中，双方当事人均认可文交所平台只能通过平安银行账户进行交易。2016年12月27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上述中国银行卡转账15万元后，该账户余额4010563.1元，远超出了协议约定的护盘资金金额，亦不符合常理，故上诉人主张其与宋永辉转入该账户的40万元属于投资保证金，既缺乏证据支持，又不符合常规。第四，上诉人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虽主张涉案借条载明的60万元系被上诉人出资款220万元与上诉人出资款160万元的投资款差额，但上述借条及还款承诺书明确载明是借款，更与约定还款期限及逾期利息相矛盾，且上诉人亦未对其主张的160万元出资提交证据予以佐证。按照上诉人、被上诉人协议载明的投资支出，扣除上诉人转账100万元、护盘资金2707545.6元，尚余892451.4元，上述支出款项与上诉人一审中提交的2016年10月1日至2017年3月31日其名下卡号62×××47的借记卡账户的历史明细清单基本相符。即使加上2016年12月27日上诉人与宋永辉向被上诉人中国银行卡号：62×××69转账40万元，亦与上诉人主张的160万元投资不符。综上，上诉人虽主张涉案借条和还款承诺书载明的款项系投资款，但并未提供证据予以佐证，亦未作出合理解释，一审法院判令上诉人偿还借款本息并无不当，上诉人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678元，由上诉人李树栋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秀红审判员  陈日文审判员  张秀波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五日书记员  张玉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