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606民初1293号原告：王海超，男，1987年9月23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蓟县***************，公民身份号码************。原告：宋双，女，1987年8月1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蓟县***************，公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超（系原告宋双的丈夫），男，住天津市蓟县***************。被告：佛山市顺德区容桂土地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道宏业路**之八。法定代表人：李思远。委托诉讼代理人：唐颖嘉，女，该公司工作人员。原告王海超、宋双与被告佛山市顺德区容桂土地发展有限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海超同时作为原告宋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被告佛山市顺德区容桂土地发展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唐颖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因疫情期间被告申请申请延期扣除相应审限，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海超、宋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退还原告关于佛山市顺德区****房屋的税费25249.32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被告于2017年11月27日签订房地产买卖合同，约定被告将案涉房屋出售给原告，总成交价1262466元。原告按约定支付了款项及向被告预缴纳相应的增值税。后被告向原告出具该房屋的税费发票，显示被告只为原告缴纳了该房屋的税费103339.82元。被告向原告多预收的税费不予退还，已严重损害原告合法权益。原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恳请依法予以判决。被告佛山市顺德区容桂土地发展有限公司辩称，一、合同第六条明确约定了案涉房屋的计价方式为面积乘以单价计算得出总价。且合同及补充协议均仅约定了存在面积差异时多退少补房价款外，没有其他调整计价方式和总价款的约定，更没有约定增值税下调时退房价款的约定，即没有“降税则降价”的约定。故原告主张的因税率降低而要求退款没有合同依据。二、政府在监管房屋销售行为时，以及买卖双方在认购、签约时以及履约过程中，均一致认可房屋单价由且仅由合同第六条约定。故，单价固定是计算房屋总价的前提，也是买卖双方交易的前提，是买卖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一）政府房管部门对商品房销售行为及价格进行严格监管，政府政策明确规定开发商必须按“一房一价”及明码标价政策，在预售前将单价、总价（无须申报税点）报经物价部门审核同意才可对外进行交易。而政府备案价也是根据固定单价乘以面积计算得出，并非结合税率计算得出。若税率调整时总房价款相应调整的话，则会导致房屋的单价相应变更，那么政府对销售价格的管控以及要求企业申报价格就失去了意义。（二）原被告双方在认购、签署买卖合同时，均是根据单价计算出总价。而且在存在面积差异时，也是根据固定单价进行房价款的退补。原被告双方签署的《面积补差协议书》也再次确认了房屋的总价款，且该总价款与税率的变化无关。因此，无论政府对价格的行政管控行为，还是买卖双方根据单价达成的交易、履约行为，均是将固定单价作为计算总价的前提。在合同没有约定可以调整单价的前提下，原告主张税费降低而降低房屋总价的观点违反了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三、补充协议之所以约定不含税价、税率，仅是按营改增政策规定对“不含税房价、增值税金额及税率”的事实陈述，为了计算印花税的考虑，并非更改了房屋的计价方式。（一）补充协议中有关增值税率的约定，是被告在单价和总房价固定的前提下，按照购房时营改增政策的规定对当时适用税率的列明，是对法律规定的事实描述。该条款没有约定增值税调整时房价亦应调整或者补税退税，则原被告双方应按合同第六条约定的计价方式履约。（二）补充协议中之所以约定不含税总价，主要是基于被告缴纳印花税的考虑。国家税务总局2016年4月25日视频会议及实操中地方税务机关要求“按照《印花税暂行条例》规定，印花税依据合同所载金额确定计税依据，合同所载金额和增值税分开注明的，按不含增值税的合同金额确定计税依据，未分开注明的，以合同所载金额为计税依据”。所以，被告才在含税总价固定的前提下，根据增值税税率推算出不含税总价。增值税率多少及不含税价与税率的客观描述并未改变双方对涉案房屋按面积乘以单价计价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中约定税率，只是方便缴纳印花税，不影响本合同的正常履行。相反，合同约定了按单价计价，如又有增值税退补，则房屋计价将产生混乱，无法操作。四、被告作为开发商销售案涉商品房后，发生了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应当缴纳增值税，故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为被告，并非原告。被告按国家最新税率政策缴税并无不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规定，销售货物或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及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为增值税的纳税人。被告销售商品房后发生了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故被告系增值税的纳税人。由于原告并非增值税的纳税人，故不存在原告预缴或者缴纳增值税的行为。如前文所述，“不含税房价、增值税金额及税率”仅是为了计算印花税的考虑而做出的事实陈述。根据《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规定，自2019年4月1日起，销售不动产适用的增值税税率为9%。可见，税率下调是因为国家降低了增值税税率，并非被告擅自调低了增值税税率。被告按国家规定开具增值税发票，虽然税率与合同约定不同，但该税率是被告依法执行法律的结果，被告依法按国家最新税率政策开票并无过错。增值税纳税义务人是销售方即被告，增值税退还是税务机关与被告之间的行政关系，与原告无关。被告不是税务机关，无义务退还增值税。被告向原告收取的是房屋价格，而不是税收，在面积没有变化时，不存在退还问题。原告要求被告让利并退还款项，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五、房屋买卖价格相对固定，不因税率而变化，有利于合同的履行和促进交易。商品房作为家庭大额财产，价格是交易双方慎重考虑后约定在条款中，从计价方式、交易目的和交易习惯等综合分析，该购房总价均不应因增值税税率变化而作调整，否则不利于交易稳定。作为国家税务行政行为，税率随时可能调整变化，交易双方均无法预见。在没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交易价格应以合同约定的总价或单价为准，否则不利于合同的平稳履行和交易的稳定进行。综上，原告要求退还增值税的主张无合同约定及法律依据，恳请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两原告提供的证据有身份证复印件二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打印件一份、商品房买卖合同一份、发票一份。被告提供的证据有商品房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一份、《面积补差协议书》一份、国家税务总局2016年4月25日视频会议答复文字版打印件一份。经审核，上述证据来源、形式合法，客观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根据当事人陈述意见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11月27日，原被告共同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含附件、附录、补充协议），约定两原告向被告购买案涉房屋。该房屋预测建筑面积共98.21平方米，其中套内建筑面积79.87平方米，分摊共有建筑面积18.34平方米。合同第六条约定房屋单价按照套内建筑面积每平方米15806.51元计算，房屋总价款为1262466元。补充协议第十三条约定，买卖双方一致同意并知悉该商品房的不含增值税房价为1137356.76元，增值税为125109.24元（税率为11%），故买方应向卖方支付的总房价为1262466元；不包含在合同约定的该商品房总房价款（含增值税价）中的，买受人应另支付给出卖人的税费详见该补充协议附录一《税费及其他应付款项明细》。此后，由于案涉房屋的实际测量面积与合同约定的面积存在误差，按建筑面积增加0.14平方米，按套内建筑面积减少0.69平方米。原被告于2019年8月26日签订《面积补差协议书》，约定以1251560元的总房价款作为两原告实际应支付房价款，由被告向两原告退回房价款10906元（1262466元-1251560元）。被告向两原告交付开票日期为2019年8月26日的增值税发票一份，其中载明房屋面积为98.35平方米，税率为9%，税额103339.82元，房款总价1251560元。本院认为，本案属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原被告对于合同内容以及合同履行的情况不存在争议，对于双方之间存在的税费退还争议问题，分析如下：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的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表示。对于合同条文的理解不应当单独拿出某个条款进行解释，而应当将该条文置于整份合同之中，根据合同中的关联条款、合同目的、交易习惯以及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进行解释。本案中，《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第六条约定的计价方式为按照套内面积每平方米15806.51元计算得出总价款。以该单价乘以测量时发现减少的套内建筑面积并取整，也与《面积补差协议书》约定退回房价款的金额相符。因此，《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中约定的计价方式与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均认可的计价方式是相符的，且该计价方式与顺德区房产交易习惯相吻合。被告主张案涉房屋的计价方式应以《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第六条的约定为准，理据充分，本院予以采纳。其次，对于补充协议中关于增值税税率的约定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条的规定，税收的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法律授权国务院规定的，依照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任何机关、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擅自作出税收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和其他同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决定。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一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货物或者加工、修理修配劳务，销售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以及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为增值税的纳税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缴纳增值税。本案中，被告作为销售不动产的单位，应当作为增值税的纳税人，因此在本案商品房预售合同履行过程中所产生的税收征管法律关系中，两原告并非该法律关系的权利义务主体，税收征管法律关系的权利义务内容也不因原被告之间的约定而改变，即被告作为增值税的纳税人向税务机关缴纳税款的义务是法定义务而非约定义务，增值税的税率由国家行政主管部门依法确定而非由交易双方约定。在两原告按照《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的约定支付房屋价款后，被告以何种税率缴纳增值税，并不影响两原告作为购房人在商品房预售合同法律关系中的权利义务内容，也不影响房屋价款的计价方式。最后，被告向两原告交付的增值税发票系被告完成增值税缴纳之后由税务机关开具，是被告完成增值税纳税义务的凭证。增值税发票中记载的内容是税务部门根据税收征管的要求填写，原被告之间的权利义务内容仍应当以合同约定为准。现两原告以增值税发票中的记载事项进行反推，并以此为由主张被告非法占有税率调整后的差额，明显与常理不符。因此，在案涉合同履行过程中，原被告之间的权利义务内容应当以《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及其包含的附件、附录、补充协议的约定为准。被告并不存在因国家调整增值税税率而获取不当得利的情况。两原告要求被告向其退还款项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海超、宋双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215.62元（原告王海超、宋双已预交），由原告王海超、宋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小东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六日书记员  杨志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