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20民终456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江门市江海区柏年塑料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江门市江海区*******（自编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704MA4UWCHE10。法定代表人：谢荣飞，该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苏承周，广东高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龙发卫生护理用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坦洲镇第三工业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976。法定代表人：温少亮，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丹丹，广东卓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婉慈，广东卓正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江门市江海区柏年塑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柏年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广东龙发卫生护理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发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2020）粤2071民初6351号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3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柏年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龙发公司向柏年公司支付货款75000元。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法院认定龙发公司与王文龙进行交易和龙发公司发出的采购订单是发给王文龙是错误的。第一，柏年公司从成立时起，对于打孔无纺布的交易都是以柏年公司进行，有送货单证实：发货单位载明柏年公司，收货单位载明龙发公司，收货单位经手人有温少坤的签名，发货单位经手人有虞光菊的签名。第二，龙发公司的采购订单一直都是龙发公司的采购负责人温少坤与柏年公司的虞光菊进行洽谈，虞光菊与温少坤的微信聊天记录证实。第三，至于龙发公司使用的订单的乙方写的是：江门市恒德塑料制品有限公司，联系人是：王文龙，订单上没有乙方的签名或盖章，这并不能证明龙发公司是在与江门市恒德塑料制品有限公司或王文龙进行交易。王文龙曾经营江门市恒德塑料制品有限公司，与龙发公司有业务往来，现王文龙是柏年公司的业务员也属正常。后来，江门市恒德塑料制品有限公司倒闭，王文龙到柏年公司打工，成为柏年公司的业务员，他去联系业务，理所当然代表的是柏年公司。而龙发公司在订单上没有进行相应修改，属于龙发公司的工作失误，并不影响龙发公司与柏年公司交易的真实性。第四，2018年3月19日的送货单是龙发公司提交的证据，上面有“柏年厂虞光菊”的签名，又有“恒德”标注的问题。在柏年公司填写发货单时，只有“柏年厂虞光菊”的签名，没有“恒德”的标注。至于“恒德”的标注，是龙发公司何时标注的，柏年公司不得而知。就算是龙发公司收到货物和发货单时，其收货负责人在发货单上标注“恒德”字样，也改变不了发货单位是柏年公司的事实，更不能证明“恒德”与“柏年”混用交易名称。2.一审法院认定柏年公司与江门市恒德塑料制品有限公司之间存在一定关联是错误的。这是两个不同的公司，不但投资人不同，经营地址也不同，一个在营业地在新会区，一个在江海区。虞光菊和王文龙曾在江门市恒德塑料制品有限公司工作，但江门市恒德塑料制品有限公司倒闭后，他们利用自身特长，到柏年公司打工，两个公司之间没有关联。3.一审法院认定王文龙有权代理柏年公司是错误的。一审法院以柏年公司认可王文龙代收货款，从而推断王文龙有权处理龙发公司之间的交易往来，这是严重逻辑错误。因王文龙是柏年公司的业务员，他代收货款行为，无论是公司认授权还是追认，都是公司的内部管理行为，但绝不能反推王文龙有权代表处理与龙发公司之间的交易。公司对外的负债行为，必须是得到授权才可以。4.一审法院认定王文龙在2019年8月21日出具赔偿协议和王文龙在协议中采用“江门市恒德无纺布有限公司”的名义也是错误的。因为：柏年公司在催收货款时被龙发公司告知王文龙签订赔偿协议一事，柏年公司当即表示王文龙无权代表公司签订赔偿协议。在公司找王文龙了解实情时，王文龙说是龙发公司打印好赔偿协议，让他签字，他看到是“江门市恒德无纺布有限公司”，与柏年公司无关，所以就签字了。（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案的案由是买卖合同，柏年公司已完成交货义务，是因为龙发公司未履行支付货款义务，柏年公司才诉至一审法院。柏年公司在一审诉讼中已提交送货单、对账单、微信记录以证实龙发公司拖欠货款的事实。综上，一审法院仅凭龙发公司自行制作的订单上另一方是恒德公司和联系人是王文龙，错误认定龙发公司把订单发给王文龙，与王文龙进行交易，而忽略柏年公司的发货单、对账单、微信记录等与龙发公司真实交易的证据。导致一审法院错误认为“恒德”与“柏年”的混用交易名称，并认定两个公司具有关联性。一审法院以柏年公司认可王文龙代收货款的行为，推定王文龙有权代理柏年公司处理与龙发公司之间的交易和有权签订赔偿协议。一审法院没有区分有权代理与无权代理，是严重错误的。龙发公司答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是正确的。1.龙发公司的订购单上的乙方和联系人一直都是写“江门市恒德塑料制品有限公司，联系人，王文龙”。订购单实际上就是发给王文龙的，只是有部分由虞光菊协助接收、跟进。柏年公司企图把“发给谁进行交易”与“形式上订购单由谁接收”的概念混淆。柏年公司对订购单一直无异议，并接收了订购单。2.柏年公司认为采购订单一直都是温少坤与虞光菊进行洽谈的，系虚假陈述。龙发公司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反映，王文龙负责与龙发公司进行交易，包括下单、货款的追收等，虞光菊仅起协助作用，包括具体跟单及接收订单。（二）龙发公司与“恒德”、“柏年”实际为一项连续交易，“柏年”与“恒德”存在两家公司混同。结合以下事实：1.在与王文龙交易过程中，王金蝉曾作为收款人，既收了以“恒德”名义发货的款项，也收了以“柏年”名义发货的货款。2.王文龙曾经与虞光菊探访过龙发公司，并介绍双方为配偶关系。3.虞光菊在微信聊天中曾表示“江门柏年虞光菊携全家全体员工在此祝您和家人的新的一年身体健康”。4.龙发员工曾对虞光菊陈述“现在干什么都要老板亲力亲为啊”，虞光菊并无否认。5.后续交易过程中，款项是直接汇给王文龙账户。综上，龙发公司有理由相信“柏年”的实际经营者为王文龙及其家人。龙发公司在不拖欠柏年公司款项的情况下，柏年公司故意作出虚假陈述，否认赔偿协议的关联性，进行虚假诉讼。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柏年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龙发公司向柏年公司支付货款75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柏年公司述称，2019年5月21日、8月17日，柏年公司向龙发公司送货共计76268.56元，而龙发公司仅付款一千多元，尚欠75000元未付。为此，柏年公司提交了两张送货单予以佐证。其中，2019年5月21日的送货单载明，柏年公司向龙发公司发送FG-51型号的无纺布，规格为85，数量为1237.54，单价为28.5，货款金额共计35269.89元；2019年8月17日的送货单载明，柏年公司向龙发公司发送FG-51型号的无纺布，规格85的数量为985.93，规格150的数量为452.62，单价均为28.5元，货款金额共计40998.67元。龙发公司确认收到上述货物，但辩称全部货款已经结清，具体理由为，双方从2005年开始就有业务往来，在双方交易过程中，龙发公司实际均是与王文龙进行联络交易，而王文龙先用“恒德”名义、后用“柏年”名义进行交易，在双方最后对账过程中，王文龙已经确认抵扣75000元货款，故双方货款已经结清。为此，龙发公司提交了订购单、发货单、微信聊天记录、赔偿协议等予以佐证。经查，2019年5月6日、8月7日，龙发公司分别向江门市恒德塑料制品有限公司发出采购订单，联系人均为王文龙。5月6日的订单载明，龙发公司订购“柏年（恒德）打孔无纺布”，型号为FG-51，规格为85，数量为1000，单价为28，货款总计28000元；8月7日的订单载明，龙发公司订购“柏年（恒德）打孔无纺布”，型号为FG-51，规格为85的数量为1000，规格为150的数量为500，单价均为28，货款总计42000元。经对比龙发公司发出的采购订单及柏年公司的发货单，两份单据在发出时间、货物型号、规格、数量、单价等方面均能基本对应。而从采购订单上的内容可知，龙发公司是将订单发给了王文龙，且王文龙使用的是“恒德”名义，并且采购货物中也标注为“柏年（恒德）”。另查，龙发公司提交的2018年3月19日的送货单显示，该笔交易的货物型号为FG-51-85，货物金额为30701.72元，送货单位及经手人处有“柏年厂虞光菊”的签字确认。另外，该单据右上角另行标注了“恒德”字样。2019年8月21日，王文龙出具赔偿协议，载明：“因江门市恒德无纺布有限公司材料质量出现问题，现中山市龙发用品有限公司与江门市恒德无纺布有限公司协商一致，江门市恒德无纺布有限公司赔偿中山市龙发卫生用品有限公司人民币70000元正”。另，2019年11月12日的微信聊天记录中，王文龙确认扣除5000元货款。再查，虞光菊系柏年公司的员工。但同时，虞光菊在江门市恒德实业有限公司担任过执行董事、经理等职务，王文龙在该公司担任过监事、执行董事、经理等职务，该公司注册资本为50万元，均是由虞光菊在2015年作为股东以货币形式认缴。另外，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江门市恒德塑料制品有限公司”“江门市恒德无纺布有限公司”均无注册登记。一审庭审中，柏年公司确认王文龙在柏年公司担任监事，并确认王文龙就本案货款的收款行为，但认为王文龙签订的赔偿协议是与“恒德”之间的交易，与本案货款无关。另，龙发公司为证实其所提出的主张，申请追加王文龙为本案第三人。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双方当事人对于发生交易并已结清部分货款的事实均无争议，所争议的款项仅为本案的7.5万元货款。柏年公司为证实龙发公司拖欠7.5万元货款，提交了两份送货单予以佐证。龙发公司对于上述两张送货单上所载明的货物不持异议，但抗辩主张，在双方对账结算过程中，已经由王文龙确认抵扣75000元货款，故实际上不再拖欠任何货款。对此，首先，经对比龙发公司发出的采购订单及柏年公司的发货单，两份单据在发出时间、货物型号、规格、数量、单价等方面均能基本对应，能够证实双方单据上所描述的货物实为同一货物。从采购订单上的内容可知，龙发公司是将订单发给了王文龙，王文龙使用的是“恒德”名义，并且采购货物中也标注为“柏年（恒德）”；从发货单的内容可知，该批货物由柏年公司实际送货。以上事实能够证明，在龙发公司将订单发给以“恒德”名义从事本案交易的王文龙后，相关货物却是由柏年公司进行生产并送货给龙发公司，也即在本案交易过程中，柏年公司确实存在混用“恒德”名义与“柏年”名义的事实。并且，2018年3月19日的送货单上，既有“柏年厂虞光菊”的签字，又标注了“恒德”字样，同样印证了混用交易名义的事实。另外，虞光菊现为柏年公司的员工，但又在江门市恒德实业有限公司担任过重要职务，且作为股东认缴了江门市恒德实业有限公司的全部出资；而王文龙既在江门市恒德实业有限公司担任重要职务，又在柏年公司担任监事。由此可知，柏年公司与江门市恒德实业有限公司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龙发公司主张在本案交易中出现两公司名义混用，具有事实依据。故本案中以“恒德”名义、“柏年”名义与龙发公司进行的交易，实为一项连续的交易。其次，王文龙在本案交易中，既是交易联系人，又有实际收款行为，且柏年公司认可王文龙在本案中的收款行为的效力，故王文龙有权代表柏年公司处理与龙发公司之间的交易往来。最后，王文龙于2019年8月21日出具赔偿协议，确认赔偿龙发公司7万元。虽然王文龙在该协议中采用了“江门市恒德无纺布有限公司”的名义，但经一审法院查询，该公司并无进行注册登记，再结合王文龙与江门市恒德实业有限公司之间的关系以及本案交易过程中混用“恒德”“柏年”名义的事实，该赔偿协议的内容实际就是处理本案中的交易往来，也即王文龙在该份赔偿协议中，已经代表柏年公司扣除了7万元的货款尾款。另外，王文龙在2019年11月12日另行同意扣除5000元。综上，针对本案交易的7.5万元尾款，双方已经通过协商一致进行了扣除，龙发公司已不再拖欠货款。另外，关于龙发公司提出的追加王文龙为本案第三人的申请，因本案事实清楚，且处理结果与王文龙本人并无利害关系，故对此不予准许。综上所述，柏年公司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判决：驳回柏年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75元，减半收取838元，由柏年公司负担。二审诉讼中，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供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柏年公司提供了以下证据：（一）温少坤的微信号wenshao150*****963与虞光菊的微信号J***2的微信聊天截图一份，拟证明双方之间的业务联系是虞光菊代表柏年公司与龙发公司的温少坤进行的；（二）送货单2份、发货单2份，拟证明发货单的“恒德”字样是龙发公司事后添加上去的。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结合双方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柏年公司主张龙发公司向其支付货款75000元，理据是否充分。经审查，一、经对比龙发公司发出的采购订单及柏年公司发出的发货单：（1）2019年5月6日的采购订单载明，甲方为龙发公司，乙方为江门市恒德塑料制品有限公司，乙方联系人为王文龙，物料名称为柏年（恒德）打孔无纺布，型号为FG-51，规格为85，数量为1000，单价为28，金额28000元，甲方落款处由温广坤签名确认。2019年5月21日的发货单载明，购货单位为龙发公司，发货单位为柏年公司，产品名称为无纺布，型号为FG-51，规格为85，数量为1237.54，单价为28.5，金额为35269.89元，购货单位落款处加盖龙发公司收货专用章，发货单位落款处由虞光菊（柏年公司员工）签名。该两份单据在时间、货物名称、型号、规格、数量、单价等方面能基本对应，系同一货物。（2）2019年8月7日的采购订单载明，甲方为龙发公司，乙方为江门市恒德塑料制品有限公司，乙方联系人为王文龙，物料名称为柏年（恒德）打孔无纺布，型号为FG-51，规格为85的数量为1000，规格为150的数量为500，单价均为28，金额合计28000元，甲方落款处由温广坤签名确认。2019年8月17日的发货单载明，购货单位为龙发公司，发货单位为柏年公司，产品名称为无纺布，型号为FG-51，规格为85的数量为985.93，规格为150的数量为452.62，单价均为28.5，金额合计40998.67元，购货单位落款处由温少坤签名确认，发货单位落款处由虞光菊（柏年公司员工）签名确认。该两份单据在时间、货物名称、型号、规格、数量、单价等方面能基本对应，系同一货物，以上两批货物金额合计76268.56元（35269.89元+40998.67元）。二、江门市恒德实业有限公司是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12年7月4日，现已吊销，注册资本50万元，虞光菊曾系该公司的一人股东，并于2015年4月实缴出资50万元，另外，虞光菊曾担任该公司的执行董事、经理，王文龙曾担任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经理、监事。三、王文龙于2019年8月21日出具赔偿协议，载明“因江门市恒德无纺布有限公司材料质量出现问题，现中山市龙发用品有限公司与江门市恒德无纺布有限公司协商一致，江门市恒德无纺布有限公司赔偿中山市龙发卫生用品有限公司人民币70000元正”，并在2019年11月12日的微信聊天中确认扣除5000元货款。四、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江门市恒德塑料制品有限公司”“江门市恒德无纺布有限公司”均无注册登记。综合以上四项分析，本院认为，龙发公司将采购订单发给以“江门市恒德塑料制品有限公司”名义从事本案交易的王文龙后，相关货物由柏年公司送给龙发公司，故柏年公司存在混用“恒德”名义与“柏年”名义的事实。柏年公司根据其发出的两张发货单（日期分别为2019年5月21日、2019年8月17日，金额合计76268.56元），主张龙发公司向其支付该两张发货单项下的货款75000元，龙发公司则根据王文龙于2019年8月21日出具的赔偿协议及王文龙同意扣除5000元货款的微信聊天截图，主张以“恒德”对龙发公司的债权与柏年公司对龙发公司的本案债务进行抵销，且王文龙代表柏年公司同意扣除5000元货款，结合柏年公司存在混用“恒德”名义与“柏年”名义的事实，本院对龙发公司的上述抗辩主张予以采纳。因柏年公司对龙发公司的本案债权已通过抵销或扣减的方式消灭，柏年公司主张龙发公司向其支付货款75000元，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柏年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75元，由江门市江海区柏年塑料科技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亦和审判员  金 涓审判员  刘运充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曾 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