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威信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629民初1577号原告：王申花，女，汉族，1995年11月19日出生，云南省威信县人，住威信县，农民。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堂富，系原告王申花的舅舅，住威信县，一般授权。被告：刘吉焱，男，汉族，1992年12月17日出生，云南省威信县人，住威信县，农民。被告：刘发禄，男，汉族，1999年12月17日出生，云南省威信县人，住威信县，农民。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洪毅，云南滇东北（威信）律师事务所律师，特被授权。第三人：范孝娥，女，汉族，1967年7月8日出生，云南省威信县人，住威信县，农民。第三人：唐明超，男，汉族，1963年9月1日出生，云南省威信县人，住威信县，农民。原告王申花与被告刘吉焱、刘发禄生命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5日立案后，依法追加范孝娥、唐明超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并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申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堂富，被告刘吉焱、刘发禄及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洪毅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范孝娥、唐明超经本院依法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申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二被告连带赔偿原告138,265元。事实和理由：原告王申花之夫唐其强与二被告系朋友关系，因近年来野猪常常损害农民庄稼，二被告便邀约唐其强，三人商议共同购买了电瓶用于捕猎野猪。2019年10月19日，三人共同将电瓶安放在青龙村水豆榜捕猎野猪，安置好电瓶后，由于当时下着毛毛细雨，唐其强为防止雨水打湿电瓶，遂将随身携带的雨伞放在电瓶上，结果被高压电击倒身亡。事发后二被告立即报警，经威信县公安局刑警队侦查后，认为未涉及刑事责任。二被告与原告家人将死者运回家安葬后，唐其强之兄、姐未经原告参与的情况下，与二被告协商，仅获得安葬费60,000元。原告认为，二被告与唐其强共同购买电瓶导致损害发生，三人均应承担相应责任，二被告应对唐其强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因唐其强死亡造成的损失如下：死亡赔偿金215,360元（10,768元/年×20年）、丧葬费52,038元（104,077元÷12个月×6个月）、精神抚慰金30,000元，合计297,398元，二被告应承担198,265元（297,398元÷3×2），已支付60,000元，尚应支付138,265元。唐其强之兄唐廷勇、姐唐廷芳不是法定第一顺位继承人，二人与被告方达成的协议无效，故诉至法院，请求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刘吉焱、刘发禄辩称，我们与唐其强是朋友关系，但用于捕猎野猪的电瓶是唐其强自行联系购买，款也是唐其强自己支付，并非我们三人共同购买电瓶，电瓶的安装使用也是唐其强完成。事发当天，是唐其强邀约我们到山上用电瓶捕猎野猪，唐其强触电身亡时，我们都在几十米远处，对其触电经过不知情。事发后，在青龙村委会干部的主持下，我们与原告及唐其强的父母、哥哥、姐姐协商达成赔偿协议，我们各赔偿了30,000元，协议是唐其强的哥哥代表其全家人签订的，在此协议未被撤销的情况下，原告的起诉不符合法律规定。本案中，无法排除电瓶存在质量问题，希望法庭对上述问题进行核实，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范孝娥庭前述称，我是唐其强的母亲，唐其强死后，他的姐姐唐廷芳、哥哥唐廷勇、妻子王申花与刘吉焱、刘发禄协商赔偿，村委会还有三个人在场。协商好后，第三天王申花和唐廷勇去签字拿钱的。第三人唐明超未作陈述。综合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和答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1.二被告是否还应赔偿原告和第三人138265元；2.原告是否参与了协商赔偿事宜？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结婚证复印件、户口注销证明，欲证明原告与唐其强系夫妻关系及唐其强已死亡的事实。二被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1.协议书1份，欲证明二被告与死者的家人达成赔偿60000元的协议，不应再承担赔偿责任。2.微信聊天记录（语音信息），欲证明电瓶设备是唐其强自行联系卖家，自行安装使用的事实。3.申请证人张某、杨某出庭作证，欲证明协商赔偿事宜及签订协议过程中，原告王申花在场的事实。张某证实，他是青龙村调解委员会成员，唐其强被电死的当晚，因死者的哥哥、父亲等人在外未回来，没有谈赔偿的事情。第二天，他和张正文、杨某到现场，法医确定唐其强是被电死的，当时原、被告，唐廷尧、唐廷芳、死者父亲及双方亲戚在场，由唐廷尧和唐廷芳出面谈赔偿的事情，最后确定二被告每人一次性赔偿30000元。第二天签协议和领钱时，原告、死者的哥哥、姐姐、父亲均在场，协议写好后，读给原、被告双方听过，但他没有看到原告签字。杨某证实，他是青龙村委委员，2019年10月份二被告及唐其强用电瓶捕猎野猪导致唐其强被电死的事情，他同村委干部张正文、张某一同组织协商，当时是死者的哥哥唐廷勇、姐姐唐廷芳出面协商的，原告也在场，协商赔偿的丧葬费为60000元，是一次性赔偿，当时原告没提出异议。第二天，二被告带着钱到村委会签协议、交钱，唐明超、唐廷勇及原告均在场，协议是唐明超及原告看过后由唐廷勇签字，当时原告说她思想包袱过重就没有签字，钱是给唐廷勇的。第三人范孝娥、唐明超未到庭质证，也未提交任何证据。经质证，二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无异议。对二被告提交的第1组证据，原告认可二被告已赔偿60000元的事实，并称唐廷勇、唐廷芳与二被告协商赔偿时，其在场，但认为该款并非一次性赔偿款，且其没有在协议上签字。对二被告提交的第2组证据，原告称因为语音是普通话，不敢确定是不是唐其强的声音。对于二被告申请的证人张某的证言，二被告无异议，原告不认可张某的证言，认为原告如果在场，证人不可能不认识原告。对于二被告申请的证人杨某的证言，二被告无异议，原告不认可。经审查，原告提交的证据，来源合法，能证明原告与唐其强系夫妻的事实，予以采信。二被告提交的第1、3组证据即协议和证人张某、杨某的证言，结合各方当事人的陈述，能证明该协议系在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达成，且原告在场参与协商，唐廷勇（甲方）代表死者唐其强的亲属在协议上签字，本院予以采信。二被告提交的第2组证据即微信聊天记录（语音信息），因无证据佐证语音信息系唐其强所发，本院不予采信。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王申花与唐其强（已故）是夫妻。2019年10月19日晚，唐其强与刘吉焱、刘发禄在水对村民小组“牛角田”安装电瓶、制作陷阱捕捉野物，因正逢下雨，唐其强去遮盖电瓶时触电身亡。事发后，经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调解，二被告与死者唐其强的亲属达成赔偿协议，唐其强之兄唐廷勇作为代表在赔偿协议上签字，赔偿协议约定：1、乙方（刘吉焱、刘发禄）本着人道主义精神给予死者唐其强安葬费60000元，其中刘吉焱承担30000元，刘发禄承担30000元；2、乙方履行付款义务后，此事的处理即告完毕，乙方不再因此事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和义务；甲方保证不再以死者亲属的身份以任何形式、理由就唐其强意外死亡一事向乙方要求其他费用追究任何责任；3、本协议为一次性终结处理协议，协议签订后，双方再无其它争议，任何乙方不得反悔；……。协议签订后，被告刘吉焱、刘发禄履行了付款义务。本院认为，原告王申花之夫唐其强与二被告均系自愿参与捕猎，双方不存在提供劳务、雇佣等法律关系。综合全案证据不能证明用于捕猎的电瓶系刘吉焱、刘发禄提供，三人共同实施安装电瓶、制作陷阱等可能危及自身和他人的活动，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三人对大功率电瓶通电后的危险性及水能导电应有清楚的认识，但在使用过程中唐其强未谨慎注意，二被告亦未及时提醒，导致唐其强触电身亡，结合事件因果关系及各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本院确定唐其强对其自身的损害结果承担80%的责任，二被告承担20%的责任。原告主张的死亡赔偿金215360元、丧葬费52038元，合计267398.50元，计算标准符合法律规定，应由二被告承担53479.70元（267398.50元×20%）。因唐其强死亡的主要原因系其自身行为所致，故对原告主张的精神抚慰金30000元不予支持。对于二被告与唐廷勇签订的赔偿协议是否无效的问题，结合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及本案证据，原告参与协商赔偿事宜，各方当事人在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达成赔偿协议，唐廷勇代表死者唐其强的亲属在协议上签字，该协议的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对原告、第三人、二被告均具有约束力，是有效的协议。按照赔偿协议约定，二被告已履行赔偿款60000元，超出其应承担的部分，不得要求原告和第三人返还。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五条第一款（六）项、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申花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92元，减半收取596元，由原告王申花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 骏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余梦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