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自由贸易区南沙片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91民初9774号原告：佛山市中柔日用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展望路**02卡厂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608MA52UBGK7D。法定代表人：张加鸿，职务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荣、梁红辉（实习），广东都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市贝信康婴幼儿用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丰泽东路**（自编**楼）X1301-I1253（JM），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068666853M。法定代表人：黄远花，职务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远秋，公司员工。被告:黄远秋，女，1988年6月2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五华县，原告佛山市中柔日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柔公司）诉被告广州市贝信康婴幼儿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贝信康公司）、黄远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1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独任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荣，被告贝信康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被告黄远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请：1.判令贝信康公司、黄远秋返还63648元货款及利息（以63648元为基数，从2020年2月16日起计，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判令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与理由：2020年2月4日，原告向两被告购买5万支“黄飞鸿”系列75%的酒精消毒液，单价5.8元/支，总价290000元。原告按照黄远秋的要求，于2020年2月5日将290000元货款转账至其指定的农业银行账户中。两被告承诺于2020年2月11日交付货物。交货期限届满，两被告无法提供货物。经原告多次催促，被告才于2020年2月14日向原告交付2000支消毒液，一并告知原告因缺货无法提供剩余消毒液，若原告急需货物，被告可向其他厂家调货，但需要补1元差价，此差价由原告承担，即消毒液的单价调整为6.8元/支。情急之下，原告接受被告提出的方案。两被告承诺于2010年2月15日下午向原告提供货物。直至2月15日21:00，两被告才向原告交付了7040支“欣紫鸿”系列消毒液。由于被告不能及时足额供货，为避免第三方取消订单造成损失，原告无奈之下于2010年2月16日向其他供应商购买消毒液，并及时在当晚发货，避免了自身损失的扩大，同时通知两被告订单取消，要求退回剩余货款。两被告无法及时、全面履行交货义务的行为，构成根本违约，导致原告大量客户退单退款，严重影响原告商业信誉。事后原告又多次向两被告追讨剩余货款，两被告以已向工厂下单、余款不退为由，仅向原告返还166880元货款，剩余货款63648元尚未退回。为维护合法权益，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两被告共同辩称：被告向原告出具了关于疫情的通知书，合同解除时间并非是2020年2月16日，对原告主张利息的不予认可。被告在收到原告关于仍然需要供货的明确答复后才想方设法寻找货源的，即被告是受原告委托才去购买的酒精，但在被告向案外人打款后，原告陈述其已向案外人购买酒精，不再需要被告供货，此时被告已无法撤回订单。对于12960瓶酒精，被告是在帮助原告处理，目前已处理5920瓶，所得款项已支付给原告，剩余的7040瓶现放置在仓库，被告承担着相应的仓储费及购买灭火器等费用。经审理查明：一、合同订立情况原告的员工、微信备注名为“杨君”、实名为杨君，微信备注名为“Bo_B0朱总”、实名为朱海波与被告黄远秋通过微信商量买卖酒精的有关事宜。2020年2月5日，杨君向黄远秋提出:“订50000支，每支5.8元人民币，总价290000元”，并称:“订单合同就不做了，现在还没上班”“11号交货给我”；黄远秋表示答应，并发送了营业执照、收款银行账号等，也按照杨君的要求提供了产品图片、检测报告、工厂生产资质、品牌历史等资料。二、货款支付情况2020年2月5日，原告通过案外人胡爱民向被告黄远秋支付290000元，并附言“黄飞鸿50000”。三、货物交付及退款情况2020年2月11日，朱海波向黄远秋催货，黄远秋将广州和济医药有限公司于同日发布的《关于冠状疫情推迟复工的通知》转发给朱海波，其内容为:“由于疫情还未结束，在国务院发布延长春节假期通知后，各地方政府结合各企业的实际情况，发布了再次延迟复工安排的通知。本公司延迟复工的消息如下：1、黄飞鸿系列产品延期发放，请各合作伙伴予以理解。2、目前市场上游供应链价格混乱，黄飞鸿是百年品牌，本公司会遵守市场规则，依法按章经营，请各位放心。特此通知！”2020年2月15日，朱海波再次向黄远秋催货，并提出:“你赶紧帮我先找3万的货吧，昨天又一堆人退款，这样搞得我们最后款全部退完而且信誉也全部搞坏。”黄远秋答复:“3万瓶可以找，太贵了，全部都要7.5以上，最便宜的6.8昨天都被抢了。”朱海波回复:“现在贵也要拿啊，不拿后面更贵了。要不搞不了你就直接说，别每天都告诉我们有货，结果后面又没货，搞得我们也天天在骗别人。”黄远秋回复:“我们现在也是天天被包材厂忽悠，不然怎么可能这样得罪我的客户朋友。”朱海波问:“你可以确切答复今天可以给我多少吗？”朱海波另外又说:“拿1000支的单号给一下，在催，别人说没有收到短信。”黄远秋答复:“马上。”朱海波再催:“尽快，一直在打电话催我要单号。”黄远秋随即向朱海波发送其与案外人“阳家业”的微信对话截图，内容显示，阳家业告知黄远秋:“这款7块一瓶最低价格了，你看看他是否需要”，并留言告知朱海波:“最便宜的了。先搞1万给你，你要跟我分担一下，这个就不要赚钱了，先搞点给人家，分一分，会帮你赚回来的，你这边出1元，把这1万瓶发了先。”后黄远秋告知朱海波已在装车准备发货，并告知朱海波要清点货物数量，后确认该笔酒精的数量为7040支。黄远秋陈述因广州在下大雨，受天气影响，请朱海波谅解送货数量与约定货物数量不一致。随后，黄远秋发送了“新紫鸿”牌酒精的图片给朱海波，说:“朱总，7040瓶补差价1元一瓶，帮我补一下，财务好做账”，朱海波于当晚10:50答复:“货已收到”。2020年2月16日，黄远秋问朱海波是否还要1万瓶酒精，朱海波答复:“今天不用安排了。我这边等不及你，我找到其他一家。”黄远秋说:“你今天不要安排，我已经给钱给他了，昨天晚上我都问了你，你说可以，我把1万瓶的钱都给他啦。”朱海波再一次确认:“今天不要了”，黄远秋继续问:“那你昨天那个差的2千多瓶要不要”“不要的话，我就全部拉过来我这边，不拉你你那边去了”，朱海波答复:“暂时也不用了”。2020年2月18日，黄远秋留言给朱海波，称自己没办法向案外人撤回关于1万瓶酒精的订单，对方不肯退钱，要求朱海波把货拉走。朱海波此时对此前双方进行的买卖进行了对账，单方确认黄远秋的供货情况为:“黄总，你这边是总共供了我黄飞鸿2000支+欣紫鸿7040支，对吧？”“打款290000元，拿货2000*5.8+7040*6.8=59472元，应退款230528元。”黄远秋答复:“你订的1万瓶欣紫鸿，现在说不要，对方也不给我退款啊。”朱海波答复:“你那1万支，我也帮忙问问我这边的货源，看看有没有人可以吃掉，你多提供一些产品资料和证件图片给我，等下我发到其他群去问问。”“放心好了，我会尽量帮忙问问。”黄远秋说:“是呀，对方一直催着我提货。”朱海波称:“如果不是顺丰不收件，这点货也没有多大问题，关键现在接单了发不出去。”黄远秋答复说:“难搞哦，我只能帮忙赶紧消化了。”朱海波再次承诺:“我这边尽量处理一下。”2020年2月19日，朱海波问黄远秋:“发物流可以发吗”，并称:“1万瓶我在想办法，别催我”。2020年2月20日，杨君问黄远秋:“黄小姐，刚才朱总跟我沟通，你那边的货款不肯退？”黄远秋答复:“杨总，好，没有不肯退，退款天经地义。”2020年2月29日，黄远秋向朱海波发送订单，记载：订单内容，以5.8元/支的出厂价订购50000支消毒液、金额为290000元，并备注“2月15号在外采购酒精7040瓶，7.5元一瓶，其中1元差价由朱总承担补回”；出货情况，以5.8元/支的出厂价订购2000支消毒液、金额为11600元，以7元/支的出厂价订购7040支消毒液、金额为49280元，以1元/支的出厂价订购12960支消毒液、金额为12960元，并备注“客户让我们采购，后期说不要，每瓶承担1元损失”；库存积压情况，以7元/的出厂价订购7040支消毒液、金额为49280元，并备注“截止2月29日剩7256瓶未解决”。朱海波看完订单后问:“是扣除73840+49280=123120，其中49280等余货处理完了再付是吧？”黄远秋则问:“您觉得合适吗？我真的没钱，压死了”朱海波再问:“现在先转166880，是吧？”黄远秋答复:“我先算一下。”朱海波说：“我说不合适你也不会给我啊。我明白，但大家都有大家的难处，你也理解一下。这时候做生意谁都不容易，你核算一下”。随后，黄远秋通过微信向杨君转账166880元，并留言给朱海波：“我能解决的我都解决了，何必伤了和气。”2020年3月，朱海波留言给黄远秋：“这不行的，财务一直在催呢，我们该负责的我们负责了，你不能一直拖着啊，要不然财务天天问我要钱我也很搞”，黄远秋答复：“我知道，朱总，不要这样说，我是在帮您处理这个货呀，我比您还头疼。货压在这，钱变现不了，我更焦虑、更着急。”朱海波说：“我明白，但也希望你能理解我们的难处。”黄远秋答复：“我是真的钱都压在那了，还有我是做季节性的，现在自己品牌要生产都生产不出来，资金2月没交了，这疫情搞得，我也是天天惦记您的事啊。”朱海波答复：“我明白你的难处，这次疫情做消毒液的基本都受伤了。”四、其他情况1.黄远秋称，因自己与杨君认识，故原告向其提出要购买酒精，同时，朱海波个人也有向其购买酒精。黄远秋先后于2020年2月13日、2020年2月15日通过微信向朱海波转账29000元、98600元。朱海波于2020年2月15日告知黄远秋“你晚点帮我安排一下那个18000支的退款吧，那个已经等不了了”，随后把收款账号发给黄远秋，并写明“104400元”，黄远秋答复“好吧。”2.2020年5月12日，黄远秋委托广东合拓律师事务所向原告发出《律师函》，其中对原告与黄远秋此前进行的交易过程陈述如下“2020年2月份，贵司向委托人订购75%酒精抑菌消毒液5万瓶，单价为5.8元/瓶，向委托人支付货款总额为29万元。受疫情及政府防控疫情的相关管控措施影响，委托人的工厂在2020年2月10日后无法恢复正常生产。委托人于2020年2月14日向贵司供应黄飞鸿系列消毒液2000瓶后，经与贵司协商，贵司同意由委托人以7元/瓶的单价向第三人采购欣紫鸿系列消毒液1万瓶提供给贵司。委托人遂于2020年2月15日向贵司供应欣紫鸿系列消毒液7040瓶，因贵司要求委托人继续供货，经与贵司再三确认，确定贵司同意委托人继续以7元/瓶的单价供应1万瓶欣紫鸿系列消毒液，即于2020年2月16日向贵司提供12960瓶欣紫鸿系列消毒液后，委托人将12960瓶欣紫鸿系列消毒液的货款支付给第三人，并告知第三人于2020年2月16日向贵司供货。但是贵司于2020年2月16日以已经找到其他家的货为由拒绝收货，但该批12960瓶欣紫鸿系列消毒液的货款已经支付给第三人，第三人不同意退款，委托人无奈之下只能先将该批货拉回自己的仓库。后经与贵司协商，双方就该批货的处理达成一致，即双方共同想办法将该12960瓶欣紫鸿系列消毒液卖出去，以减少双方的损失。截至2020年2月29日，委托人经过多方努力，处理掉5920瓶消毒液，剩余库存为7040瓶，经过双方协商，贵司同意12960瓶欣紫鸿系列消毒液每瓶承担1元损失，减去委托人已经向贵司供货的部分，委托人向贵司退款166880元。因贵司一直不处理剩余库存7040瓶消毒液（对应货款49280元），长期占用委托人的仓库，已经给委托人造成极大的经济损失。”同时主张“虽然双方没有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但是双方对供货时间、数量、品牌、单价等通过协商达成一致约定，该约定应对双方有约束力。双方约定由委托人于2020年2月16日以7元/瓶的单价向贵司供应12960瓶欣紫鸿系列消毒液，贵司理应按约定履行，而贵司无故单方解除合同，明显属于违约。委托人有权要求贵司承担违约责任。”3.杨君为中柔公司董事长，朱海波、胡爱民均为中柔公司员工。4.贝信康公司为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黄远花为法定代表人，黄远秋为监事。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结合原被告双方诉辩意见、举证、质证情况，本院对案涉争议焦点评析如下：关于合同主体。中柔公司作为买受人，委托杨君、朱海波，贝信康公司委托黄远秋就买卖酒精的事宜进行商量；买卖双方虽然未签订书面合同，但中柔公司与贝信康公司之间就合同主要内容如酒精的品牌、浓度、数量、单价、货款金额等均已达成一致意见，原告通过案外人向黄远秋支付290000元货款，故本院认定中柔公司与贝信康公司之间就买卖酒精达成一致意思表示，黄远秋并非案涉合同的适格主体，原告要求黄远秋承担返还货款及利息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应付货款金额。中柔公司与贝信康公司均对以5.8元/支的单价买卖2000支酒精，货款金额11600元的事实予以确认；对于贝信康公司已向中柔公司交付7040支酒精的事实无争议，但对单价有争议，对于计算标准，中柔公司主张在原定5.8元/支的基础上增加1元/支即6.8元/支，贝信康公司则主张应在7元/支的基础上增加1元/支即8元/支。杨君在2020年2月5日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明确向贝信康公司订立购买酒精的单价为5.8元/支、交货时间为2020年2月11日，贝信康公司对此作出承诺。后贝信康公司未能在2020年2月11日如约交付货物。尽管贝信康公司在2020年2月15日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向朱海波转发了案外人“阳家业”关于酒精单价至少7元/支的微信对话截图，并告知朱海波“全部都要7.5以上，最便宜的6.8昨天都被抢了”“这个就不要赚钱了，先搞点给人家，会帮你赚回来的，你这边出1元，把这1万瓶发了先”，但因贝信康公司未能按时交货、构成违约，且亦未对朱海波在2020年2月18日的微信聊天中进行对账时表述的“打款290000元，拿货2000*5.8+7040*6.8=59472元，应退款230528元”提出异议，再者，贝信康公司于2020年2月29日向朱海波发送订单记载的出货情况中以7元/支出卖7040支、以1元/支出卖12960支酒精后，询问朱海波“您觉得合适吗？我真的没钱，压死了”，可知，此单价为贝信康公司单方商量意思。贝信康公司关于以8元/支单价出卖酒精的主张缺乏事实予以佐证，故本院认定双方买卖7040支酒精的单价为在原定5.8元/支的基础上增加1元/支即6.8元/支。结合贝信康公司交付货物情况，本院确认应付货款金额为2000支×5.8元/支+7040支×6.8元/支=59472元。关于剩余7040支酒精。中柔公司主张因贝信康公司未能按时交货的违约行为，导致自己只能通过向案外人购买酒精以维护商业信誉；贝信康公司则主张因朱海波于2020年2月15日要求供货3万支、故自己向案外人寻找货源、支付货款，但在询问后，朱海波又于2020年2月16日要求停止供货，此时关于向案外人购买12960支酒精的订单已无法撤回。贝信康公司向案外人购买的12960支酒精到达贝信康公司处后，朱海波承诺与贝信康公司协同处理酒精的转卖事宜。截至起诉之时，被告称其已单方处理5920支酒精，贝信康公司陈述其已将相应货款如数支付给原告。受新冠××疫情影响，案涉买卖合同订立时，消毒酒精的市场需求量激增。随着疫情防控逐渐取得成效，酒精的销售价格回落至疫情爆发前的水平。贝信康公司未能按时、按量如约交付酒精的行为，构成违约；朱海波改向案外人购买酒精后，未在第一时间主动告知贝信康公司，双方的过错共同造成酒精库存的积压。本院从公平原则出发，酌情确认中柔公司、贝信康公司按照4∶6的比例分担因酒精库存挤压造成的损失。按照6.8元/支的单价，剩余酒精的货值为7040支×6.8元/支=47872元，由中柔公司、贝信康公司分别承担15958元、31914元。中柔公司向贝信康公司支付货款290000元，本院确认中柔公司应向贝信康公司支付货款59472元、分担损失15958元。贝信康公司已向中柔公司退还货款166880元，故还应向中柔公司支付47690元。关于利息。因中柔公司、贝信康公司对于酒精库存积压各有过错，故原告关于利息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广州市贝信康婴幼儿用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佛山市中柔日用品有限公司支付47690元；二、驳回原告佛山市中柔日用品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696元，由被告广州市贝信康婴幼儿用品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陈文铂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六日法官助理王琼珊书记员吴桂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