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06民初845号原告深圳市朗弘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广深公路伏船岗工业区兴益福永工业城**4D，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604712350。法定代表人胡奇军，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吴惠新，广东巨龙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廖宇鹏，广东巨龙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郭冬华，男，汉族，1981年12月18日生，户籍住址江西省吉安市遂川县。委托代理人梁艳华，广东瀛尊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深圳市朗弘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郭冬华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吴惠新、廖宇鹏，被告委托代理人梁艳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请：1、判令被告赔偿经济损失2,750,219.44元;2、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及其他实现债权费用。事实与理由：原告是一家以生产和销售氧化锆氧量分析仪为主营业务的仪表、仪器公司，其在工商管理部门登记的经营范围为：仪器仪表及配件、嵌入式软件、电子产品、通信技术的开发、设计与购销；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生产和销售氧化锆氧量分析仪。被告于2010年入职原告，于2015年开始担任市场部业务主管，2016年1月，原告任命被告为市场部区域经理一职派驻西安，全面负责西安办事处区域的业务。2018年1月，被告不再作为区域经理派驻西安，原告安排其重新回到深圳担任区域主管一职。2019年7月15日，被告因个人原因向原告提出辞职，此后，原告发现被告在担任原告市场部区域主管、市场部区域经理职务期间，利用其工作职责之便，于2015年4月23日与其配偶林桂香共同设立深圳市灿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灿科公司”），该公司的经营项目为：氧化锆氧量分析仪、电器设备及配件、仪器仪表及配件、机电设备及配件、嵌入式软件、电子产品、五金交电、金属制品、塑料制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通信设备的研发与销售（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禁止和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外）。灿科公司不仅在仪器仪表及配件、嵌入式软件、电子产品等项目与原告经营的项目完全相同，且被告还向原告的客户销售与原告经营范围完全相同的氧化锆氧量分析仪。原告认为，被告于2016年及2017年在原告处就任高管期间，未经原告同意私自设立与原告构成同业竞争关系的灿科公司，并利用其在原告处就职期间获取的客户信息等商业秘密，向原告的原客户销售同类产品，导致原告2016年的主营业务销售收入严重下滑，至少给原告造成2,118,021.73元的经济损失，被告在损害原告利益的同时，却还继续在原告处领取高管的丰厚薪酬，2016年及2017年期间，被告从原告处领取的高管工资共计632,197.71元，该款项属原告损失，被告依法应予赔偿，也可视同被告在灿科公司所获得的收入，该收入也应当依法由原告所有。被告答辩称，第一，被告在原告处工作期间并非原告的高级管理人员，不具有公司法规定的高级管理人员身份，也并非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百四十八和第一百四十九条所规定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义务的承担主体。首先，从原告提交的劳动合同中体现的工作岗位可知，被告工作身份仅为公司市场部业务员，并非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规定的高级管理人员。其次，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通过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或由执行董事决定和聘任被告作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原告称其于2016年1月任命被告为市场部区域经理，但该职位并未按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要求经过公司董事会决议或执行董事决定并聘任，仅由原告单方面自制一张《任命书》，即推定被告是原告的高级管理人员显然既不符合客观事实，也不符合法律规定。最后，从被告实际工作内容和法定经理职权来看，其并不拥有和行使过原告认定的所谓“区域经理”一职在公司中的实际权利，也不享有、行使过与法律相对应经理权利。无论从原告提交的证据，还是从被告的工作内容来看，被告的工作仅是对其它员工业务上进行一些沟通、探讨、交流、回访客户、替补离职业务员等琐碎之事，有关原告西安办事处的人员招聘、员工管理、财务审批、签订合同、考核员工等实质高管权利，被告均不享有。第二，被告在原告处工作期间不存在经营与原告相同业务或利用就职期间职务之便获取原告公司商业秘密损害公司利益行为。首先，灿科公司的设立，无需通过被告在原告处工作的职责之便，只要灿科公司在设立过程中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就能够依法设立、成立，与被告在原告处工作、担任何种职务没有任何因果关系，也没有任何关联性。其次，原告以被告是灿科公司股东之一，即认定被告严重损害原告利益，这既与事实不符，也与法律相悖。公司与法人是独立平等的，法人独立于某一具体股东存在，拥有独立主体资格，享有独立财产权，股东行为与法人并不相关，且被告在灿科公司仅是挂名股东，未提供实权职务，对灿科公司没有任何管理、决策及资产收益权利，未参与该公司的经营活动。被告成为灿科公司的股东，也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再次，原告主张被告损害公司利益，要求被告承担赔偿责任，但其并没有按法律规定完成全面、客观、准确的举证义务。最后，原告公司经营范围与灿科公司经营范围对比后可知，两家公司的经营范围并不完全相同，况且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上所载明的经营范围仅只作为一种形式上的判断，并非对同类的业务企业进行实质判定。退一步来说，即便原告公司经营范围中某些经营项目与灿科公司相同，也不能由此推断并得出被告利用了其原告处工作职务之便获取了原告的商业秘密，自营或为他人经营所在任职公司同类的业务，并损害原告公司利益的结论。第三，原告主张被告私设公司构成同业竞争和利用在原告处就职期间获取的客户信息等商业秘密，损害公司利益并要求被告赔偿，与客观事实不符，且于法无据。首先，“被告是否利用其在原告处就职之便获取客户信息之商业秘密”与“被告是否存在同业竞争关系或竞业禁止”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也没有必然关联性。其次，被告对原告提交的《保密协议》一无所知，《保密协议》对被告没有任何法律约束力，被告并没有签署这份《保密协议》，也完全不知晓协议内容，被告亦并非受《保密协议》约束的责任主体，且该《保密协议》没有可执行内容，也没有具体明确列举那些客户名单信息属于客户商业秘密，即客户的个体唯一性不能确定，原告也无法证实被告是利用原告拥有的哪一个具体唯一客户信息，并与该客户联系交易获利且造成原告经济损失。该《保密协议》内容违法无效，对被告无法律约束力。最后，原告没有提交被告利用职务之便，窃取并利用原告具体客户商业秘密，从而导致原告公司受损被告获利的证据。第四，原告诉请的损失2,750,219.44元，既不符合客观事实，也缺乏证据支持，更没有法律依据。首先，原告提交的2015年度利润表与2016年度利润表均系其单方面制作，其主营业务收入真实性、客观性无法确定，因此，用上年同期数减本年累计数所得来证实原告主营业务收入增减既不真实，也不客观。其次，原告依据自制的两年度利润表中主营业务收入总额降低2,118,021.73元，即推定为被告损害公司利益并要求被告来赔偿，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任何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波动是由诸多因素形成的，这与被告的行为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再次，原告2016年主营业务收入较2015年降低，并不代表原告利润降低或负增长，相反，原告2016年净利润增长到2,817,952.57元。最后，632,197.71元是原告2016年、2017年工资、2016年和2017年业绩提成款，是被告作为原告员工经合法劳动付出而应得的，该部分是原告依法应支付给被告的劳动报酬，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性，原告也无权以任何理由收回。经审理查明，被告曾在原告处任职，双方签订过劳动合同，双方于2019年7月15日解除劳动合同关系。2016年1月至2018年1月间，被告在原告西安办事处工作，被告共自原告处取得收入632,197.71元。原告提供的审计报告显示，2015年该公司主营业收入为28,714,254.92元，2016年该公司主营业收入为26,596,233.19元。另查，灿科公司成立于2015年4月23日，登记股东为郭冬华、林桂香，经营范围包括氧化锆氧量分析仪、电气设备及配件、仪器仪表及配件、机电设备及配件、嵌入式软件、电子产品、五金交电、金属制品、塑料缶、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通信设备的研发与销售等。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1、被告是否系原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2、被告担任灿科公司股东是否侵害原告权益，原告公司2017年度主营业收入减少是否系因被告侵权所产生的损失。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被告是否系原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原告主张，2016年1月至2018年1月间，被告任职西安办事处市场部区域经理，全面负责西安办事处业务，负责西安办事处的整体销售、开拓市场等工作。原告提供任命书、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被告2016年-2017年从原告处获取的工资及提成、公证书两份以证明其主张。被告对任命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对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表面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2016年-2017年从原告处获取的工资及提成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不予认可；对公证书，认为已超过举证期限不能作为本案判决依据，且从证据内容上看，原告的证明目的不能成立。被告主张，其并非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其自原告处取得的收入系工资及业务提成，并非高管工资。被告提供章程、2017年工资表以证明其主张。原告对对章程，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该证据恰好可以证明原告对于被告高管的任命是符合章程规定的；对于2017年工资表，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证明内容不予认可。对于原告提供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被告2016年-2017年从原告处获取的工资及提成、公证书，本院予以采信；对于任命书，因属原告单方面制作，并未得到被告的确认，且亦未有其他与该职务任命有关的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不予采信。对于被告提供的章程和工资表，本院予以采信。公司法意义上的高级管理人员系指公司经理、副经理、账务负责人、上市公司董秘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人员。本案中，原告公司并未经法定程序任命被告为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章程未规定被告任职的西安分区负责人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原告亦未举证证明被告实际履行高级管理人员职责，故任职期间内，被告并不属原告的高级管理人员。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被告担任灿科公司股东是否侵害原告权益，原告公司2016年度主营业收入减少是否系因被告侵权所产生的损失。原告主张，被告在西安工作期间，亦担任灿科公司股东，并利用职务便利，取得原告客户资源，导致其2016年主营业收入下滑200余万元。原告提供两份审计报告以证明其主张，被告对上述审计报告不予认可。被告主张，灿科公司成立以后并未实际经营，营业额及缴税额均为0。被告提供增值税纳税申报表、利润表、资产负债表以证明其主张。原告对上述三组证据不予认可。原、被告提供的上述证据均属其单方面制作或单方面向中介机构提供信息而得出结论，未经对方认可，本院不予采信。被告并不属于原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其在灿科公司担任股东的行为并未违反原告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且原告亦未提供证据证明被告利用职务之便以灿科公司名义获取原告公司客户资源从而导致原告损失，故被告在灿科公司担任股东的行为并未侵害原告公司权益。此外，审计报告虽然显示原告公司2016年主营业额较2015年下降200余万元，但该审计报告系由原告单方面向审计机构提供资料而得出的结论，且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公司主营业额下降与被告担任灿科公司股东之间存在关联性，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于原告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本院认为，本案系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五）未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同意，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属于公司的商业机会，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所任职公司同类的业务；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前款规定所得的收入应当归公司所有。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被告并非原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其担任灿科公司股东的行为并未损害原告公司利益并导致原告产生损失，且原告2016年度主营业收入较上年度下滑与被告担任灿科公司股东之间并不存在关联性。故原告诉求被告赔偿损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百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深圳市朗弘科技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14,401元，由原告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至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阎    芸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叶莉晶(兼)书记员 刘  佳  鹏附相关法律条文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一）挪用公司资金；（二）将公司资金以其个人名义或者以其他个人名义开立账户存储；（三）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同意，将公司资金借贷给他人或者以公司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四）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同意，与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五）未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同意，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属于公司的商业机会，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所任职公司同类的业务；（六）接受他人与公司交易的佣金归为己有；（七）擅自披露公司秘密；（八）违反对公司忠实义务的其他行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前款规定所得的收入应当归公司所有。第一百四十九条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