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1民终1070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田治麦，女，1964年6月10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杜飞，山东睿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苏秀东，女，1966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上诉人田治麦因与被上诉人苏秀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2020）鲁0112民初39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实施办法》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的规定，本院依法由审判员亓雪飞对本案进行了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田治麦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存在严重错误，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借贷关系成立。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就本案110万元存在借贷合意，并已实际交付履行。1.在上诉人于2015年5月12日向被上诉人支付出借借款110万元时，支付备注为“借款”，这也足以表明上诉人对该笔款项的支出用途确认为出借借款，如为被上诉人主张的其他法律关系，上诉人又为何备注为借款，另外，被上诉人在金融行业工作，其对转账、备注等操作必然十分的了解，其对上诉人支付的备注未提出任何异议，也足以认定双方对该笔款项为借款的性质无任何争议。上述内容可以确定双方就本案110万元存在一致借贷合意，并以银行转账的方式实际交付。2.被上诉人在收到借款后于2015年5月30日向上诉人出具收到条，收到条明确书写“与2016年5月26日归还”，“归还”符合借款还款的意思表示。同时，上诉人在借款到期后向被上诉人主张归还借款时，被上诉人分别于2017年5月30日、2018年5月30日在收到条落款处签字并书写日期，这也符合普通百姓对借款出借涉及诉讼时效的风险防控措施。3.被上诉人于2019年9月23日单方向上诉人出具还款计划，还款计划明确确定本案110万元为借款。因还款计划系被上诉人单方出具，上诉人对还款计划中的已偿还金额、剩余未付金额、计划归还日期并不认可实属正常。相反，被上诉人应就自己出具的与实际内容不符的已偿还金额、剩余未付金额、计划归还日期予以解释。虽然上诉人对被上诉人单方出具还款计划中的有关内容并不认可，但被上诉人单方出具的还款计划已足以看出被上诉人确定双方就110万元为借款关系。而一审法院仅以上诉人不认可被上诉人单方出具还款计划中的有关内容为由否认借款成立，属事实认定不清。4.在上诉人已提供充分证据的情况下，被上诉人应就其主张的法律关系提供明确的证据予以证实，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被上诉人虽然在一审庭审时当庭提交一些电话录音、聊天记录，但上述证据根本无法证实属于其他法律关系，相关电话录音、聊天记录的形成背景是在于上诉人多次催促被上诉人归还借款，被上诉人告知借款已用于投资且投资已处于可能亏损和失败风险中。为使被上诉人有归还借款的能力和来源，保证借款可以归还上诉人，上诉人即协助被上诉人要回投资，这也是因此在录音和聊天记录中产生了一些类似投资的词语，这类似投资的词语是指被上诉人的投资并非是上诉人的投资。二、被上诉人以自己的投资理财行为混淆掩盖其与上诉人的借款关系，属故意逃避归还借款责任。苏秀东辩称，一审法院对于本案无论是在事实认定还是在法律适用上均完全正确，没有任何不当之处。一、苏秀东与田治麦之间非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其间不存在借贷合意，田治麦也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实其与苏秀东存在借贷合意，反而苏秀东拥有充足的证据可以证实苏秀东是在协助田治麦进行投资理财。首先，田治麦主张其在向苏秀东汇款时备注了“借款”，所以双方就存在借贷合意，上述主张完全背离了案件事实，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田治麦的备注行为完全是其个人意思表示，与苏秀东没有任何关系，也无法证实苏秀东存在借款的意思表示。何为借贷合意，就是借款方向出借方发出借款的要约，然后出借方承诺的一个过程。田治麦采用单方备注这种隐蔽的方式如何来证实借贷合意中的一个“合”字。如此大额的借款，田治麦不要求苏秀东出具借据或是签署借贷合同，仅是在汇款时做了一个“借款”的单方备注，田治麦一审中称其与苏秀东为一般朋友关系，并且称不知道苏秀东的借款用途，对于大额借贷，田治麦的主张及陈述完全不符合常理。按照田治麦的意思，其在2015年5月30日就将110万借给了苏秀东，至今已5年有余，田治麦却没有任何有关借贷的证据，哪怕是只言片语，比如微信聊天记录、短信聊天记录、通话录音等等，这不符合借贷常识，就是田治麦明确知道自己110万投资理财款无法顺利拿回时，田治麦及其女儿也是催促苏秀东协助其从郑建霞处要回投资款，却从没有向苏秀东表达过任何要求归还借款的意思。可见，田治麦与苏秀东间自始至终没有110万元的借款合意。其次，田治麦提到2015年5月30日收到条中的“归还”字样，“归还”并不仅仅存在于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中，“归还”与“借款还款”也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本案中苏秀东实为是协助田治麦投资理财，投资理财过程中田治麦不能娴熟的进行转账汇款等账户操作，基于此田治麦将110万元的投资款汇给苏秀东，此时苏秀东给田治麦出具了一份收到条，自此田治麦以苏秀东名义进行投资理财，田治麦的投资理财为一年期，因为投资理财是以苏秀东名义进行的，投资理财款也是通过苏秀东账户汇到郑建霞处的，因此才会出现“归还”字样，而不是苏秀东借了田治麦的钱而去归还。可见众多法律关系中均可以出现收到条及“归还”字样，而非仅仅出现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中。再次，2019年9月23日的还款计划与事实完全不符。田治麦谎称其亲戚计划通过苏秀东购买保险，这样苏秀东来到田治麦家中，家中有田治麦及其儿子、女儿(在北全福派出所任辅警)、亲戚，还有田治麦，苏秀东是在如此环境中完全按照田治麦的要求书写还款计划，事后苏秀东无法记清还款计划的内容。然而上述还款计划完全脱离事实，也与本案田治麦诉讼相互冲突，本案一审中田治麦主张归还借款本金110万元，并且还出示了苏秀东已支付324000元利息的证据，然而还款计划中却显示苏秀东共计借款140万元，已归还388000元，剩余未还本金为101.2万元，此还款计划与田治麦的诉讼主张存在严重的冲突，并且田治麦对还款计划中的“已偿还金额”“剩余未付金额”“计划归还日期”均予以否认，田治麦的种种表现有悖于常理，可见还款计划根本无法证实借贷事实的存在。最后，本案中的110万元为苏秀东协助田治麦的投资理财款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在苏秀东与田治麦女儿刘兆冉的微信聊天记录中，(2019年9月4日)刘兆冉称“苏姨等你回来咱俩一起去一趟，以你的名义投的，我自己去了也没用”，苏秀东回复“不过你先过去看看，刘春丽经理没在去了你先聊聊拍个营业执照也行”，以上完全可以证实田治麦是以苏秀东的名义进行投资，相关汇款是田治麦的投资款而非是出借款。苏秀东与田治麦间的通话录音可以证实田治麦对自己的投资去向、收益数额、收取收益时间等情况熟知，最后苏秀东又为田治麦争取了6万元投资收益，通话录音讲述的清晰明白，田治麦却在本案提供的证据中称此6万元为苏秀东支付给田治麦利息的一部分，田治麦完全罔顾事实。在田治麦及刘兆冉的一再催促下，2019年9月17日以苏秀东名义与郑建霞签署《返还本金协议书》，郑建霞承诺每月返还理财款110万元。结合苏秀东在一审中提供的其他证据，完全可以证实苏秀东协助田治麦的投资理财的事实。二、一审适用法律及释明法律的过程完全正确，没有任何瑕疵。民间借贷的事实包括两大要素，即借贷合意和款项的实际交付。田治麦所出示的证据根本无法证实双方间存在明确的借贷合意，反而田治麦出示的证据可以明确证实苏秀东协助田治麦的投资理财的事实的存在。涉案金额高达110万的借贷，借款人与出借人关系一般，出借人不知借款人借款意图，没有借据或是借款合同，没有利息的约定，长达5年的借款过程中没有留下只言片语的涉及借贷的证据，并且在款项无法顺利要回时出借人却不明确要求借款人归还借款，这不符合借贷常理，也不符合一般的借贷交易习惯，可见，田治麦无论是在证据上还是在民间借贷交易习惯及常理上均不足以证实其与苏秀东存在借贷关系，其主张缺乏事实依据。田治麦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苏秀东向田治麦偿还借款本金1100000元及部分利息100000元（利息计算方式为以110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2月1日起按照年利率8%计付至实际清偿之日）；二、本案诉讼费由苏秀东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对于当事人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2015年5月12日，田治麦通过平安银行向苏秀东的银行账户转款1100000元，苏秀东在收到该款项后于2015年5月30日向田治麦出具收到条，该收到条载明：今收到壹佰壹拾捌万捌仟元，与2016年5月26日归还（现金1100000+88000），收到人处由苏秀东签字确认（后苏秀东又于2017年5月30日、2018年5月30日签字确认）。2016年5月27日，苏秀东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田治麦转款两次，共计88000元；2019年9月23日，苏秀东在田治麦家中书写《还款计划》，还款计划载明：本人于2015年5月12日从田治麦处借款人民币110万，于2017年7月24日借款30万元，合计140万元；现已还38.8万。计划于2021年9月23日前还完剩余本金101.2万，本人承诺并保证2021年9月23日前一次性还清。借款人处由苏秀东签字捺印。庭审中，田治麦向一审法院提交以下证据：一、《个人账户汇总信息清单》、《个人结算业务申请书》，予以证实2015年5月12日田治麦通过银行向苏秀东转款1100000元；二、收到条，予以证实双方约定借款期限为1年，借款利息为88000元／年，苏秀东在收到借款后于2015年5月30日向田治麦出具收到条，收到条中载明的数额为本金1100000元加利息88000元。另外，借款到期后，苏秀东又于2017年5月30日、2018年5月30日在收到条落款处签字并书写日期；三、中国农业银行业务凭证、《个人账户交易明细单》，予以证实苏秀东按照88000元／年的利息标准向田治麦支付利息；四、苏秀东书写的《还款计划》，予以证实田治麦在多次要求苏秀东还款后，苏秀东于2019年9月23日向田治麦出具的，以表示其归还借款的决心，承认苏秀东就借款1100000元偿还过利息324000元，对该还款计划中的“已偿还金额”“剩余未付金额”“计划归还时间”的相关内容均不予认可；五、2016年10月10日及2017年11月17日中国农业银行业务凭证，予以证实苏秀东在2016年曾向田治麦借款2000000元，借款期限为1年，年利率8%，后于2017年归还本息，证实双方之间存在借款的习惯。经质证，苏秀东对《个人账户汇总信息清单》、《个人结算业务申请书》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仅能够证明田治麦向苏秀东转款1100000元，无法证实双方存在民间借贷意思表示；对于收到条的真实性无异议，对于证明目的有异议，根据收到条内容无法看出双方约定借款期限及借款利息的意思表示；对于中国农业银行业务凭证、《个人账户交易明细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苏秀东向田治麦每年支付的88000元为田治麦的投资收益，自2016年至2019年苏秀东转付给了田治麦投资收益共计324000元；对于还款计划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首先该还款计划是苏秀东在田治麦家中受胁迫而形成，在苏秀东与田治麦的女儿刘在冉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可以看出苏秀东只是名义投资人，同时该还款协议与田治麦起诉数额1100000元及事实存在较大的冲突，还款计划中可以看出苏秀东从田治麦处共计借款140万元，同时还款计划中还写明了苏秀东已还款388000元，之前田治麦称苏秀东只是支付了利息，对此还款事实与田治麦在本案中主张的事实存在矛盾；对于2016年10月10日及2017年11月17日中国农业银行业务凭证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中显示的仅为田治麦在苏秀东处的一笔完成的投资理财款。为证实其反驳意见，苏秀东向一审法院提交以下证据：一、苏秀东名下的中国工商银行转账记录、平安银行转账记录，予以证实田治麦在2015年5月12日将1100000元款项转入苏秀东账户后，苏秀东于2015年5月26日将上述1100000元转给郑建霞，负责田治麦投资理财的客户经理刘春丽将投资收益支付到苏秀东账户后，苏秀东及时足额将投资收益支付给了田治麦，自2015年5月至2019年8月苏秀东共计协助田治麦获得投资收益款324000元。二、苏秀东协助田治麦投资完成的其他理财项目以及投保的保险项目，予以证实田治麦曾多次通过苏秀东介绍进行投资理财，也通过苏秀东在平安保险公司购买过保险，可以证实田治麦具有通过苏秀东介绍进行投资理财的习惯。三、济南市公安局市中分局七贤派出所出具的情况说明、《返还本金协议书》，予以证实郑建霞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已被济南市公安局市中分局经侦大队立案侦查，目前郑建霞已被取保候审，涉及田治麦在郑建霞处投资款1100000元。四、田治麦与苏秀东的通话录音、苏秀东与田治麦的女儿刘兆冉的微信聊天记录，予以证实苏秀东只是协助田治麦在郑建霞处投资理财，田治麦对于自己在郑建霞处的投资项目是明知的，田治麦所获得投资收益款也均由郑建霞来支付；2019年9月份，田治麦女儿刘兆冉也多次要求苏秀东陪同其到郑建霞处追回1100000元投资款，因郑建霞没有资金，最终郑建霞出具了《返还本金协议书》；微信聊天记录中刘兆冉称“苏姨等你回来咱俩一起去一趟，以你的名义投的，我自己去了也没用”，明确表示田治麦转给苏秀东的1100000元，苏秀东仅是名义投资人，实际是田治麦在郑建霞处投资。经质证，田治麦对于苏秀东名下的中国工商银行转账记录、平安银行转账记录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苏秀东具体将1100000元用于何处系苏秀东的个人行为，且苏秀东主张的投资理财事宜田治麦并不清楚；对于苏秀东协助田治麦投资完成的其他理财项目以及投保的保险项目的真实性有异议，该证据仅仅是苏秀东单方形成，无法确定其真实性，但田治麦确在苏秀东处购买过相关的保险项目；对于济南市公安局市中分局七贤派出所出具的情况说明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仅显示苏秀东系报案人，郑建霞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是否与本案有关，欠缺关联性；对于返还本金协议书，因田治麦并非为协议书的当事人，真实性无法确定，且与本案无关；对于田治麦与苏秀东的通话录音、苏秀东与田治麦的女儿刘兆冉的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上述证据并不能显示苏秀东主张的委托理财合同关系，且恰恰证明田治麦一直在催促苏秀东偿还借款，聊天记录中可以看出刘兆冉作为田治麦的女儿，根本就不清楚理财公司的住所、名称等相关内容，另外，微信聊天记录显示的“苏姨等你回来咱俩一起去一趟，以你的名义投的，我自己去也没用”这句话根本无法显示系田治麦在郑建霞处的投资理财关系。经庭审质证认证，一审法院对田治麦、苏秀东提交的上述证据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田治麦与苏秀东之间是否是民间借贷关系。田治麦主张其与苏秀东之间系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提交了银行转账记录、收到条及还款计划予以证实；而苏秀东则抗辩田治麦向其转账1100000元系田治麦在郑建霞处的投资款，并提交苏秀东与田治麦的通话录音、苏秀东与田治麦之女刘兆冉的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证实。结合当事人陈述及双方提交的证据，一审法院认为，民间借贷的基本事实应包括两大要素，即借贷合意和款项实际交付。本案中，田治麦与苏秀东仅仅因为田治麦曾通过苏秀东作为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进行投保而相识，从而田治麦向苏秀东出借借款且金额高达1100000元，田治麦未要求苏秀东出具借条，亦未对利息作明确约定，这与一般交易习惯和常理不符，且根据苏秀东提供的苏秀东与田治麦的通话录音以及苏秀东与田治麦之女刘兆冉微信聊天记录中均有显示相关投资事宜，而田治麦对借款事宜却从未明确提及；另，田治麦对苏秀东在其家中所书写的还款计划仅认可系苏秀东本人书写之外，对书写的内容包括“已偿还金额”、“剩余未付金额”、“计划归还日期”均予以否认也有悖于常理，且该还款计划中的剩余还款本金金额1012000元与本案田治麦起诉本金数额1100000元不一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田治麦所提交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与苏秀东存在借贷关系，田治麦主张苏秀东归还借款1100000元及利息的诉求，缺乏事实依据，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所述，田治麦要求苏秀东偿还借款本金1100000元及利息的诉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判决：驳回田治麦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600元，减半收取计7800元，由田治麦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涉案1100000元是否属于借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关于双方当事人是否达成借贷合意，一、2015年5月12日，田治麦通过平安银行向苏秀东的银行账户转款1100000元，备注为“借款”，足以认定田治麦有向苏秀东出借1100000元的意思表示；苏秀东收取了涉案款项，并于2015年5月30日向田治麦出具收到条，该收到条载明：今收到壹佰壹拾捌万捌仟元，与2016年5月26日归还（现金1100000+88000）。该单据虽然名为“收条”，但明确约定了归还日期。苏秀东接受借款、出具收条、承诺还款的行为，足以认定双方当事人就案涉1100000元达成借贷合意。二、苏秀东出具上述收到条后，又分别于2017年5月30日、2018年5月30日在收到条落款处签字并书写日期，是苏秀东对承诺还款的再次确认和田治麦向苏秀东主张权利的证明。三、案涉《账户委托理财协议》是由苏秀东和刘春丽签订，《返还本金协议书》是由苏秀东和郑建霞签订，苏秀东未提供证据证实田治麦曾委托苏秀东与刘春丽、郑建霞签订上述协议，田治麦之女刘兆冉在微信中发送“苏姨等你回来咱俩一起去一趟，以你的名义投的，我自己去了也没用”的时间是2019年9月4日，该发言中并没有追认苏秀东对外投资的意思表示，更没有免除苏秀东责任的意思表示，且在此之后的2019年9月23日，苏秀东又向田治麦出具《还款计划》，苏秀东虽然主张该还款计划是受胁迫所写，但未提供证据证实，也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的规定申请撤销，因此对苏秀东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虽然双方对于该还款计划中已经还款数额等存在争议，但苏秀东在还款计划中再次确认“苏秀东于2015年5月12日从田治麦处借款人民币110万元”的意思表示是清晰、明确的。综上，双方当事人之间就案涉1100000元达成借贷合意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依法可以确认。《还款计划》的“计划于2021年9月23日前还完剩余本金”，是苏秀东的单方意见，田治麦有权依照《收到条》的约定催收借款，在田治麦主张权利时，苏秀东应当履行偿还义务。关于案涉1100000元是否存在利息约定问题。田治麦主张双方约定的年利率为8%，认可苏秀东意见支付32,4万元的利息；苏秀东在一审法院第一次开庭审理时，明确陈述：8.8万元/年是投资收益，一共支付给了田治麦投资收益32.4万元，鉴于案涉款项的性质实际为借款，因此苏秀东主张的投资收益实际就是双方关于利率的约定，本院认定双方约定案涉借款年利率为8%。苏秀东向田治麦出具《还款计划》中“现已还38.8万”没有证据证实，也与苏秀东在一审的陈述不相符合，且苏秀东在一审法院第二次开庭时也明确否认曾经偿还过本金，因此对于苏秀东已经支付的利息，本院按32.4万元予以认定。自2015年5月12日起，32.4万元的利息可以将案涉借款利息付至2019年1月20日，田治麦自认利息已经付至2019年1月31日，本院予以认定。对于2019年2月1日起的利息，苏秀东应继续按年利率8%支付至实际给付之日。综上所述，田治麦的上诉请求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2020）鲁0112民初3973号民事判决；二、苏秀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田治麦借款1100000元并支付相应利息（以110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2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年利率8%计算）。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5600元，减半收取计78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5600元，均由苏秀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亓雪飞二〇二〇年九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李敬星书 记 员 李宜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