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滦南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冀0224民初1181号 原告：王绍波，男，1954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现住滦南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昌荣，女，1978年9月17日出生，汉族，现住唐山市路**。系原告王绍波长女。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春荣，河北秉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滦南县医院。住所地：滦南县中大街**。 法定代表人：高廷进，系该医院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彦敏，王青，该医院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丽，河北三汇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王绍波与被告滦南县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1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第一次庭审原告王绍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昌荣、杨春荣、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彦敏、李丽到庭参加诉讼，第二次庭审原告王绍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昌荣、杨春荣、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青到庭参加诉讼，第三次庭审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昌荣、杨春荣、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彦敏、李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绍波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医疗损害损失共计1517651.91元，其中医疗费54013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500元、交通费400元、残疾赔偿金218977元、误工费6625.47元（截止2019年1月2日）、护理费21164.44元、财产损失19804元、后续护理费1195168元；2、判令被告给付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8年9月20日20点许，原告因头疼，说话不利索，右侧肢体活动不利到滦南县医院就医。当天20：19做的CT检查诊断意见为颅脑CT平扫未发现异常。9月21日脑功能成像诊断意见为桥脑左半新鲜腔隙性梗死。原告入院第二天即9月21日临床表现病情有些加重，表现为右肢不能活动，右脸麻木。但自9月22日凌晨起，病情逐渐减轻，一天好似一天，自22日起自己能翻身，还不时坐起来待会儿，吃得也越来越多。23日早上患者右腿自己抬起来了，8点多医师查房，告诉家属可以让患者吃瘦肉、鸡肉了。24日凌晨4点半，自己去取奶喝，吃了面包，喝了一袋奶，吃了一根香蕉。自23日起跟家人有说有笑。9月24日下午3点多，来了位男医生说是给做康复治疗，因主治医师建议家属周二（25日）到一楼康复科做康复（患者住的是11层的内一科）。原告三女儿王素玲说：“大夫说我们周二做康复”，该医生说：“我今天上来了，给你们扎上。”说着就拿出针，给患者全身扎了二十多针，扎完了要走，王素玲问：“你不用看着吗？”，该医生说：“30分钟后专有拔针的。”边说边头也不回地走了。几分钟后，原告说疼，让把针拔了，接着就全身抽搐，口吐白沫。当天主治医师休班不在，王素玲的丈夫刘晶海急忙去叫医生，找不到针灸大夫，来了四位医生、护士急忙抢救，其中一位一边检查患者眼部，一边命令其他三人，一个人快速拔针，有的针拔出时带出了血，一个量血压，一个打针。随后，将原告送进了重症监护室。接着重症监护室给家属下达了病危通知书。第二天即9月25日，重症监护室医生告诉家属，患者已经脑死亡，随时有生命危险。2018年10月9日，王绍波病情稳定，从重症监护室转至内一科普通病房继续治疗。10月20日治疗终结出院。 现原告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只能卧床，不能与人交流，极重度智能减退，属于一级伤残。原告各项损失共计1517651.91元，其中医疗费54013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500元；交通费400元；残疾赔偿金218977元；（截止2019年1月2日）误工费6625.47元、护理费21164.44元、财产损失19804元；后续护理费1195168元。 原告认为，被告过错医疗给原告造成损害，应当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理由如下： 一、被告未按照事实书写病历属于伪造病历，依法推定其具有过错、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原告自2018年9月20日住院至针刺前，除第二天即21日表现比20日在家时有所严重外，自22日凌晨起病情明显好转，至24日更加减轻，凌晨自己拿奶喝。直至行针刺前均是与家人有说有笑，病情平稳。9月24日下午近4点其病情突然加重完全是由于针刺治疗不当造成晕针，又没有中医按照晕针的处理方法正确处理导致的。而被告病程记录等病历记录，隐瞒重要事实，编造原告病情逐日加重，做不实记载，属于伪造病历，其中：第一，9月21日检查报告结果记载于9月22日的病程中，与事实不符。原告王绍波9月21日9：36完成的脑功能成像9：44出具报告，报告单显示诊断意见：桥脑左半新鲜腔隙性梗死。而其后（10：32）所写的病程记录没有写进该报告诊断意见，却将该诊断意见延迟到第二天即9月22日的病程中表述，给人造成病情逐渐加重的错觉。事实是，9月20日王绍波做了CT检查，没有显示出病灶，而同日开具的脑功能成像医嘱是21日做的检查，在该脑功能成像检查中查出桥脑左半新鲜腔隙性脑梗死，这正是王绍波患病来院就诊的原因，并不代表病情加重。第二，原告除了9月21日喝水有呛咳外，其余22、23、24日三天没有一次呛咳，也没有说过头晕，也不存在“轻度头晕”，该三天的病程记录中呛咳和轻度头晕的记录均是编造的。第三，自22日患者吃饭逐日饭量增加，还能说话，23日医师查床后口头医嘱可以吃瘦肉、鸡肉增加营养。而病程记录却刻意书写右侧中枢性面舌瘫。第四，9月24日16：21病程记录只记录原告突发意识不清等，隐瞒了原告是针刺时突发抽搐、口吐白沫这一重要事实。第五，会诊记录及针刺记录依法应当为机打字而不是手写字。依照《电子病历应用管理规范（试行）》的规定，会诊记录及针刺记录等病历记录应当是由电子病历打印而得，即应当是机打字而不应当是手写字，而被告会诊记录及针刺记录是手写的，不但违反规范规定，而且笔写的记录对书写时间无法查明，有事后失实记录的可能。第六，针刺医生所写的《治疗登记签字表》所填写的针刺穴位不实，其中，阴陵泉、凉秋两个穴位扎了针却没有记录。 被告伪造病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规定：“患者有损害，因下列情形之一的，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三）伪造、篡改或者销毁病历资料；”第五十四条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应推定被告具有过错、承担赔偿责任。 二、被告滦南县医院为王绍波行针刺治疗未取得原告及家属同意，具有过错，依法应承担赔偿责任。首先，针刺不属于康复科项目，应当属于中医治疗，被告应当遵守《中医病历书写基本规范》的规定履行告知义务。根据《医疗机构诊疗科目名录》的规定，“中医针灸科专业”是“中医科”（一级科目）中与“中医康复医学专业”同为二级的科目，即中医针灸不属于康复科项目，而属于中医治疗。针刺是针灸中的治疗项目（针灸还包括艾灸等），所以，针刺属于中医治疗。那么，被告针刺治疗应当遵守《中医病历书写基本规范》的相关规定履行告知义务。其次，针刺治疗属于特殊治疗，被告在行针刺治疗前未依法取得原告或者家属的书面同意，具有过错。针刺治疗过程中有晕针的危险，一旦发生应妥善处理，否则会给患者带来不必要的痛苦，甚至危及生命。因此，针刺治疗属于有一定的危险性，可能产生不良后果的治疗。根据《中医病历书写基本规范》第二十七条、第三十六条以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八十八条的规定，被告在为原告实施针刺前应当告知其风险并取得其书面同意，但其既未告知风险也未征得原告或者家属的书面同意，具有过错。特别是，原告患有心房颤动疾病，该疾病是引起脑梗死的重要原因之一，一旦晕针比其他患者晕针后果更加严重。再次，针刺男医生在没有主治医师的医嘱，也没有经过主治医师同意的情况下，擅自给原告做针刺，违反诊疗常规。第四，针刺医生未履行告知义务，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针刺医生既未向原告及家属说明针刺治疗的医疗风险，更未征得原告及家属同意，也没有经过主治医师同意，擅自做主为原告实施了针刺治疗，属于应当履行而未履行告知义务，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被告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三、被告应当对给原告及家属造成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害承担赔偿责任。 1、原告在针刺时发生晕针抽搐，中医医师因擅离现场而未进行正确急救措施。针刺中医在主治医师决定周二让原告去一楼康复后，在没有医嘱的情况下擅自到十一楼为其行针刺治疗，不仅未经过主治医师许可，且在家属提出康复时间质疑时，坚持为原告做针刺。（注：针刺当天是中秋节，不知是否与该中医急于休息有关）扎20多针后明知患者有可能会出现晕针情况，并在家属询问要不要看着后，仍然扬长而去，致使原告感觉疼痛不适要求拔针时，无中医医师为其拔针，酿成晕针抽搐、房颤，继而导致右侧大脑梗死、左侧大脑梗死面积增大等严重后果。原告家属专门请教了中医，得知，拔针时出血是扎到了血管造成的，而扎到血管是不应出现的状况；尤其是，初始针刺的患者必须经过其同意，否则由于紧张容易发生晕针，且针灸医师应当在现场看护；晕针后的救治方法是，“立即停止针刺，将已刺之针迅速取出，让患者平卧，头部放低，松开衣带，注意保暖。轻者静卧片刻，给付热茶或温开水饮之，糖水亦可，一般可渐渐恢复。亦可灸百会、气海、关元等穴，即可恢复。若仍人事不省、呼吸细微、脉细弱者，可考虑配合其他治疗或采用急救措施。”，9月24日，针刺男医生首次为原告针刺，违反诊疗常规不经过其同意，也不在现场守候，导致其晕针时没有得到正确的中医急救。 2、被告对给原告造成的严重后果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告违反诊疗常规，擅自给原告行针刺治疗，造成其晕针抽搐、房颤发作，导致右侧大脑大面积脑梗死、左侧大脑梗死面积增加，对其错误治疗给王绍波及家属造成的经济损失和重大精神伤害，被告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四、原告初发左侧脑梗死并不严重，现在的严重后果完全是被告错误治疗造成的。原告发病只是桥脑左半新鲜腔隙性脑梗死，左侧肢体没有任何行动障碍，右侧虽然发病时活动不利。但住院四天，病情明显好转，能说话，能吃东西，右腿也能动了。如果没有针刺的错误治疗，因只是左侧大脑腔隙性脑梗死，与其他轻微脑梗死患者一样，右侧肢体通过恢复不会影响其今后生活，并且有完全康复希望。现在其只能卧床，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不能与家人交流。这种严重后果完全是被告错误治疗造成的。 五、被告将9月24日晕针造成的严重后果说成是其在发病期，属于推卸责任。原告家属到多家医院向多名医师及做针灸治疗的医师咨询，均称脑梗死发病期为3天或者7天，在发病期内不能做针灸。被告主治医师是看到原告一天天好起来，病情稳定，已过发病期，才建议家属进行康复的，这也与家属看到的患者一天好于一天是一致的。原告在针刺时晕针导致严重后果以后，被告又谎称其在发病期，属于典型的两头堵，是明显的推卸责任。 综上所述，被告过错治疗，给原告身体造成及精神造成重大损害，经济上造成重大损失，其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 原告为了支持自己的主张提交了如下证据： 证据一、原告身份证复印件； 证据二、诉讼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 证据三、户口页复印件； 上述三组证据用以证实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以及诉讼代理人代理资格。 证据四、原告王绍波的出院证及病历，用以证实被告记载的病程记录多处与事实不符，被告的行为属于伪造病历，以及被告的病历中并未记载针刺治疗的内容和关于向原告及家属书面告知针刺治疗的行为； 证据五、医药费票据、发票、购物凭证及收据、购物付款凭证等，用以证实原告医疗费的花费数额及因原告生病购买物品的损失数额； 证据六、原告的用药明细表及费用汇总，用以证实原告本次治疗的医药费的具体数额； 证据七、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及说明（张祝泰与其子张紫强。张祝泰是原告的二女婿，张紫强是原告的外甥、张祝泰的儿子），用以证实2018年9月24日下午15：34前被告为原告做了针刺（阴陵泉、凉秋两个穴位扎了针，而《治疗登记签字表》却没有记录），当日16：00左右针刺时突发抽搐并经被告紧急处理送ICU抢救；以及原告的病情在扎针刺之前未经人陪同便自己入室做核磁共振的事实； 证据八、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及语音说明（5人微信群：该微信群是原告大女儿王昌荣所在，群成员包括原告大女儿王昌荣、二女儿王素红、三女儿王素玲、三女婿刘晶海），用以证实原告病情发病期3天或者7天（第17页），危险期过了就好了以及原告病情逐渐好转，这也与其腔隙性脑梗死病情相符；（通常我们听到的看到的患过俗称脑血栓的人日常与常人无异的，就是患的腔隙性脑梗死，这种脑梗死好转后有的出院就与常人一样，有的经过恢复与常人无异。） 证据九、光盘一张，三个内容：1、证据七微信聊天中视频；2、证据八微信聊天中视频；3、证据十原告家属与被告在其医办室交涉的录音音频。 证据十、录音说明，该证据证明原告病情一天天好转、主治医师承认病灶在脑干的边上、针刺医生未经主治医生允许擅自给原告扎针、没有经原告及家属签字同意以及没有向原告及家属进行治疗行为内容及风险告知； 证据十一、原告王绍波9月24日针刺前的磁共振片子，证明磁共振复查是下午2：14做的，是在针刺前做的； 证据十二、提交从国家卫健委网站打印的执业信息情况，用以证实针刺医生李德宝系助理执业医师，不具备在县医院独立行医的资格。 被告滦南县医院辩称，一、治疗经过：患者主因言语不清，右侧肢体活动不利2.5小时，于2018年9月20日20：42入院。右上肢肌力Ⅳ级，右下肢肌力Ⅲ级，辅助检查：头颅CT未见高密度出血灶，心电图示：心房纤颤。入院诊断：脑梗死、心房纤颤。入院后药物给予抗血小板聚集、改善血液循环、清除氧自由基降脂、稳定斑块等治疗。患者于入院后第二天病情加重，给予低分子肝素皮下注射。2019年9月23时右上下肢肌力1级，于2018年09月24日16：05患者突然出现意识不清，口吐白沫，四肢呈强直性抽搐（针灸过程中），考虑继发性癫痫，遂转入重症监护室进一步治疗。2018年9月25日复查头CT示右侧基底节区、脑干脑梗死，9月27日肺CT：双肺纹理增乱，肺叶透光度不均，右肺中叶索条影，左肺上叶肺大泡，双下肺条状高密度影，双胸腔积液。诊断：肺炎，双侧胸腔积液，肺大泡，予以五水头孢唑林钠1.02/日抗炎治疗，并为保持呼吸道通畅，征得家属同意后予以气管切开术。10月2日回抽胃管可见少量咖啡色液，补充诊断：应激性溃疡。给予泮托拉唑护胃治疗，病情好转，于2018年10月9日15：50转入内一科继续治疗，继续给予下胃管鼻饲流食、保留金属气管套管、间断吸痰及抑制血小板聚集、降脂稳定斑块、活血化瘀、营养脑细胞等治疗，并注意定期翻身拍背，加强肢体功能锻炼，预防肺感染、褥疮、下肢静脉血栓形成，患者目前病情平稳出院，共住院30天。二、针对原告提出问题的答辩意见： 1、被告提交的病历客观、真实、准确、完整、符合病历书写基本规范，不存在伪造病历的情形。病程记录均是根据当时查房情况书写。患者头颅DWI显示桥脑左侧急性脑梗死，发病3-5天正值急性脑梗死水肿高峰期，符合急性脑梗死进展加重的病程特点，同时与右侧肢体不能活动完全相符。 2、在发病不足24小时的情况下，CT通常显示不出病灶，所以该患者入院当天的头颅CT报告未见异常，但是患者体征上已经存在明显的神经系统缺损的定位体征。至2018年9月21日9：25头颅核磁共振DWI扫描显示：左侧桥脑急性脑梗死，与患者症状、体征完全吻合，支持急性脑梗死（脑干梗死）诊断。 3、患者提出头颅DWI在2018年9月21日9：25扫描，病程记录为何在2018年9月22日病程记录记载的问题：该报告并非危急值报告（危急值报告必须在6小时内记录）属于常规报告，可以在次日的病程记录体现出来，符合病历书写基本规范。但该患者入院当时已经存在神经系统缺损的阳性体征，尽管在头颅CT阴性的情况下，接诊医生已经按脑梗死诊疗规范执行，并向家属交待静脉溶栓事宜，但家属拒绝签字，导致患者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方法。 4、患者2018年9月21日15：50颈部血管彩超提示：右侧椎动脉峰值流速减低、双侧颈动脉未见明显异常；双侧锁骨下动脉超声：可显示段未见明显异常，提示患者颈部大血管无狭窄及明显硬化斑块；在9月24日14：15患者检查的核磁MRA血管成像提示右侧颈内动脉、左侧的大脑后动脉未显影，提示患者存在颅内大血管的闭塞，闭塞的血管与患者脑梗死的病变部位相吻合，患者9月24日16：05突然病情加重、恶化，这说明患者在病情恶化之前，已经存在血管闭塞了。在患者完成MRA扫描回病房后，当班医生自电脑上阅片，并对家属进行告知潜在的风险，患方家属是知情的。血管彩超提示无明显硬化斑块、狭窄，结合房颤病史，突发的大血管闭塞、急性脑梗死，故在发病机制上考虑心源性栓塞所致。对于持续房颤病人随时栓子脱落，随时病情可发生意外变化。至9月24日16：05病情突然变化，出现抽搐发作，与梗死病变部位密切相关。 5、根据康复科诊疗范围：（包括对脑卒中引起的偏瘫、失语、吞咽、认知等功能障碍进行康复，尤其是早期床旁康复治疗，减少后遗症，治疗方法包括：运动疗法、作业疗法、语言疗法、中医传统康复（针灸、按摩、泡洗、熏蒸、热敷）以及现代康复设备及物理治疗器材等辅助治疗。 6、针刺疗法适应症广、疗效明显、操作方便、经济安全，是较为常规的操作，因此没有书面的同意书（也询问了很多家医院均没有书面的同意书），而且针刺之前医师也和病人及家属交谈，并取得了他们的同意，且针灸时是家属帮助脱衣、露腿、摆放体位等。 7、康复科医师对患者的运动、感觉、言语等功能障碍有明确的评定，进一步制定康复治疗计划并组织实施，因此针刺治疗是康复科医师自己可以执行的治疗方法，已经有了会诊意见，做了康复治疗计划，就可以执行。 8、晕针是较为常见的异常情况，主要由于患者对针刺过度紧张，或者患者在针刺前处于饥饿、劳累等虚弱状态，或患者取姿不舒适，术者针刺手法不熟练等，多表现为头晕、恶心、心慌、面色苍白、出冷汗等情况，轻微者居多。而王绍波针灸前并无过度紧张、虚弱状态等情况，发病时表现为突发意识不清，口吐白沫，四肢强直，伴有小便失禁，且当时已扎针灸大约20分钟，考虑并非晕针所致；因房颤患者随时可有栓子脱落并发栓塞可能，考虑为再发脑梗死所致。患者发病后有康复科其它巡视医师及时为患者起针，且内一科医师已给予了必要的急救措施。 9、房颤并发脑梗死患者随时可能出现栓子脱落再发脑栓塞可能，这是临床常识，很常见，患者先是左侧脑干梗死，后复查头部CT又出现右侧大脑半球梗死，非同一血管供血区，首选考虑为栓塞所致；且进展型脑梗死较为常见，症状于7天内逐渐加重并非少见，梗死面积大、部位广，本就可以出现意识障碍、抽搐、双侧肢体瘫痪等可能，严重者可有生命危险，这是患者自身疾病进展所致，与普通针刺并无因果关系。 三、本案属于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关于医院是否存在诊疗过错，患方应承担举证责任，而原告在诉状中提到的诊疗过错完全是其不懂医学基本常识，不懂病历书写基本规范的主观臆断，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 四、原告主张针刺未履行告知义务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五条规定承担赔偿责任，是对侵权责任法的曲解，同时该法条第二款规定，未尽到告知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才承担赔偿责任。而本案中，患者发生的损害后果完全是自身疾病的进展导致，与针灸治疗没有因果关系。 综上分析，该患者基础病变在前，导致脑部大血管闭塞，大脑双侧脑梗死、病情进展加重属于正常演变过程，被告自始至终均遵循正规的诊疗规范，不存在诊疗过错，应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以维护被告的合法权益。 被告为了支持自己的主张提交了如下证据： 1、提交原、被告双方共同封存的病历； 2、提交国卫办医发的文件，用以证实康复科具有针灸的资质； 3、提交MR检查报告单一份，用以证实原告于2018年9月24日行颅脑核磁检查的结果； 4、提交鉴定机构的发票两张，用以证实被告申请鉴定时花费的鉴定费数额。 经审理查明，2018年9月20日，原告王绍波主因“言语不清、右侧肢体活动不利”到被告滦南县医院进行诊疗。被告滦南县医院门诊对原告病情的诊断为“脑梗塞”，原告在被告内一科住院治疗，经查入院诊断为“脑梗死、心率失常、心房纤颤”。2018年9月24日下午，被告康复科医生李德宝对原告进行了针刺诊疗，原告扎针治疗后不久，病情加重，并急转急症监护室治疗，头CT提示新发脑梗死，经气管切开继续治疗稳定后于2018年10月9日转入内一科治疗，于2018年10月20日出院。出院主要诊断为“脑梗死、心律失常、心房颤动、继发性癫痫……”本次事故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有（现在能确定）：医疗费25932.74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200元、误工费2317.80元（77.26元/天×30天）、财产损失费用3276.5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200元、住院期间的护理费3461.40元（115.38元/天×30天×1人）、营养费1200元、交通费400元，上述费用合计38988.44元。 原告王绍波于第一次庭审结束后向本院提出司法鉴定申请书，申请鉴定的事项为：1、对被告滦南县医院的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进行鉴定；2、对被告滦南县医院的医疗行为与原告的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参与度进行鉴定；3、对原告的伤残等级进行鉴定；4、对原告的护理程度进行评定；5、对原告需要几人护理进行鉴定。本院依据原告的申请，委托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选定鉴定机构。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选定了天津明正司法鉴定中心对原告申请的鉴定事项进行鉴定。2019年11月27日，天津明正司法鉴定中心以“病历材料不全、鉴定要求超出本机构的鉴定能力”为由，出具了不予受理告知书。 2019年12月16日，本院组织双方召开了第二次庭审，庭审中原告主张法院就原告方已经确定的损失先行处理，伤残赔偿金、后期治疗费、护理费等在本案中暂不主张。被告滦南县医院在庭审中则主张天津明正司法鉴定中心以“超出鉴定机构的能力”而不予受理，法院应当另行委托其他鉴定机构进行鉴定。 第二次庭审结束后，被告滦南县医院向本院提交了书面的鉴定申请，申请事项为：1、要求被告对原告王绍波的诊疗行为是否具有过错进行鉴定；2、被告的诊疗行为如果存在过错，则该过错与原告王绍波的损害后果是否具有因果关系及原因力大小进行鉴定。本院依据被告的申请，委托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选定鉴定机构。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选定了天津市天意物证司法鉴定所对被告申请的鉴定事项进行鉴定。天津市天意物证司法鉴定所于2020年8月6日出具了编号为津天意【2020】临床鉴字第34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该鉴定意见书记载“原告入院后，被告未及时对心律紊乱采取有效治疗，病情交代中溶栓风险强调过多，而治疗对症方法及好处、可供选择的其它措施风险和好处未充分告知，以致家属未获得足够的知情权，综上分析，院方在患者治疗过程中未尽到应尽诊疗义务，院方对患者诊疗过程存在医疗过错，其医疗过错与患者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参与度大小为次要因素。” 原告收到天津市天意物证司法鉴定所出具的鉴定意见书后，再次向法院提出了鉴定申请，要求对原告的伤残等级、护理依赖程度、营养期等事项进行鉴定，其理由是原告在第二次庭审中主张法院先就现有损失进行处理的依据为鉴定机构不予受理后无法对伤残等级等内容单独进行鉴定，而原告再次提出上述鉴定申请，是基于新的鉴定机构已经就被告的过错程度做出了结论，出现了新的情况。 另查明，为原告行针刺的医生李德宝系被告处的助理执业医师，且为原告行针刺的治疗内容在病历中没有记载。现原告主张被告为原告行针刺的治疗行为也是导致其损害后果发生的原因，但司法鉴定意见书中并没有涉及，再综合鉴定机构的鉴定结论认定的被告过错的理由及原因力，综合被告存在的过错，主张被告应当承担的责任为80%。 本院认为，根据原、被告的陈述及提交的相关证据，可以认定原告主因脑梗塞到被告处进行诊疗以及原告在被告处诊疗过程中病情加重的事实。根据法律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中，天津市天意物证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系本院依据被告的申请事项委托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选定的鉴定机构，虽然被告不认可该鉴定结论，但是其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该鉴定意见书存在不合法的情形，也未做出合理的抗辩，故该司法鉴定意见书应认定为合法有效，本院予以确认。根据该司法鉴定意见书中记载的分析说明和结论，可以认定被告的诊疗行为与原告的损害后果存在因果关系。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被告对原告的损害后果承担责任的比例问题。 根据原、被告的陈述及双方提交的病历，被告于2018年9月24日为原告进行了行针刺治疗，而被告却没有将其针刺诊疗的行为记载在住院病历中，在本案审理的过程中，被告也未能提供针刺治疗的书面病历，再结合为原告行针刺的医生为助理职业医师以及原告确实在行针刺的过程中病情突然加重的事实，应推定被告的该诊疗行为具有过错以及该诊疗行为与原告的损害后果之间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再结合天津市天意物证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意见书中认定的原因力的大小为次要责任的情形，以及原告的基础病情和损害的后果，本院酌情认定被告对原告的损害后果承担70%的责任。 关于原告的损失数额。关于医疗费的数额。根据原告提交的在被告处住院的住院费票据显示，原告在滦南县医院住院发生的医疗费用为54013.68元（原告预交费用为55000元），但是该票据显示退还金额为33375.26元，故原告住院期间实际发生的医疗费为21624.74元，关于其提交的滦南县惠康医药出具的发票，该发票中记载的用药与治疗原告的病情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故原告花费的医疗费应为25932.74元。原告主张的住院伙食补助费按照40元/天，结合住院天数，本院认定为1200元；关于原告主张的误工费、陪护费以及营养费，因尚无司法鉴定意见，本院暂支持其住院期间的费用为宜，故误工费为2317.80元（77.26元/天×30天）、护理费为3461.40元（115.38元/天×30天×1人）、营养费为1200元（40元/天×30天）；关于原告主张的交通费400元，根据原告入院、出院等情况，其主张交通费400元，符合实际情况，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原告主张的财产损失费用，根据其提交的票据显示，部分花费系用于购买氧气管、氧气表、气垫等物品，应当支持与原告的病情具有关联性的物品损失，故该部分费用应当认定为3276.50元。关于原告在收到司法鉴定意见书后再次申请进行鉴定的问题，考虑到原告在第二次庭审时主张暂不要求伤残等级、护理等事项的鉴定事宜，在本案中暂不主张伤残赔偿金、后续护理费等费用，法院可以就能够确定的损失先行处理，故法院在之后的委托鉴定中就该部分事宜未进行委托鉴定。关于原告主张放弃司法鉴定的原因以及再次重新提出鉴定的理由，因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结论并不影响原告申请进行伤残等级以及护理期、营养期等内容的鉴定，故原告的理由本院不予采信。本着减少当事人诉讼成本的原则，考虑到本案及原告的实际情况，原告另案主张上述费用并不侵害当事人的权益，综上，原告在本次诉讼中再次提出的申请鉴定的事项及涉及到的营养费以及伤残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赔偿金等费用不宜在本案中处理。原告的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以及伤残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赔偿金等费用均需要依据最终的鉴定结论予以确定。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五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滦南县医院赔偿原告王绍波经济损失26451.91元（37788.44元＊70%）。判决生效即履行； 二、驳回原告王绍波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50元，由原告王绍波负担50元，被告滦南县医院负担500元。判决生效即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汝利 审 判 员  董宏伟 人民陪审员  鲁 敏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邓俊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