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界首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1282民初3736号 原告：田秀莲，女，1938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安徽省界首市人，住安徽省界首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黎明，安徽法卫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刘子富，男，1963年6月27日出生，汉族，安徽省界首市人，住安徽省界首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华文，界首市西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田秀莲与被告刘子富附义务赠与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11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田秀莲委托诉讼代理人曹黎明，被告刘子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华文到庭参加诉讼。原告田秀莲申请出庭的证人刘某1、田某；被告刘子富申请出庭的证人沈某、刘某2、徐某、祝某、肖某到庭作证。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田秀莲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决撤销原告田秀莲与被告刘子富的赠与合同。2.请求判决被告刘子富返还受赠的人民币85000元。3.本案受理费由被告刘子富负担。事实和理由:原告所居住的房屋未被征收前，一直自己独居，生活起居尚可自理。房屋被征收后，次子刘某1为方便照顾原告，便将原告接到其租赁的住处共同生活。原告的房屋补偿款15.6万元到账后，原告委托次子刘某1取出补偿款并予以保管。长子即被告刘子富得知此事后，认为其仅仅掌握原告的土地补偿款2.8万元太吃亏了，一方面将原告接到其位于“和兴家园”的房屋内跟随他生活，随后又以原告的名义起诉次子刘某1，要求其返还房屋补偿款15.6万元。法院作出“刘某1返还15.6万元”款的判决后，被告刘子富与其胞弟刘某1就分割原告的补偿款达成一致意见，即:被告刘子富掌握的2.8万元按2万元计算，原告次子刘某1掌管的15.6万元按15万元计算，合计人民币17万元，二人平均分割。同时又约定，其二人轮流照顾原告的生活。2018年11月12日，在安徽法卫律师事务所任波律师、安徽卫东律师事务所陈林林律师的见证下，刘某1给被告刘子富又补了6.5万元，其二人在三方协议上签名，原告按了指印。至此，刘子富、刘某1先前侵犯原告财产权的行为，变成了原告对次子刘某1和被告刘子富的附义务赠与的合法行为。一年多来，原告一直跟随次子刘某1生活，但被告刘子富从未看望过原告。2020年7月28日，原告要求次子刘某1送原告到被告家去看看，因被告刘子富再次拒绝接收原告发生争吵，为此还报了警。至此，原告才知道其二人轮流照顾原告的期限是一个月，次子刘某1因担心原告伤心才没有告诉原告实情。综上所述，被告刘子富与其胞弟刘某1协商分割原告补偿款的行为本不具有合法性质，但原告在“三方协议”上按指印后，便改变了行为性质，即变成了原告自愿将自己的合法财产，附义务赠与给被告刘子富和次子刘某1的合法行为。虽然赠与财产已交付、但由于被告刘子富拒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违反了《合同法》第190条的规定。因此，原告根据《合同法》第192条、第194条以及《民诉法》第119条之规定提起诉讼。 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提供了如下证据：1.原告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身份及具有本案诉讼主体资格的事实。2.界首市人民法院（2018）皖1282民初2603号判决书复印件和协议书各一份，银行交易记录一份。证明被告刘子富与刘某1分割的17万元系原告的征迁补偿款的事实；证明该款系由原告次子刘某1于2018年11月12日取款的事实；证明被告与刘某1及原告三人签订附义务赠与协议的事实；证明被告没有按照赠与协议约定的义务去履行赡养照顾原告的事实。3.接处警情况登记表。证明因为被告一直未探望过原告，2020年7月28日原告要求次子刘某1将原告送至被告家住几天，被告不愿接收原告，刘某1报警的事实。4.申请证人刘某1，田某出庭作证。证明原告在次子刘某1家生活一年多被告并未接原告回家居住的事实；原告当初不知道赡养老人轮流期间是一个月。 被告刘子富辩称，一、原告田秀莲的起诉与事实不符。原告田秀莲诉称被告刘某1将其房屋补偿款15.6万元委托次子刘某1取出并予保管，不是事实。界首市人民法院（2018）皖1282民初2603号民事判决认定，原告田秀莲在农商行的存款156000元属其所有，刘某1继续占有该款项的行为没有法律根据，应当返还。根据民法总则第122条的规定，判决刘某1返还原告田秀莲156000元，该判决己发生法律效力，刘某1也己履行完毕，刘某1对原告田秀莲15.6万元不是保管而是“占有”，原告田秀莲的起诉与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相悖。原告田秀莲诉称，“被告刘子富与其胞弟刘某1就分割原告的补偿款达成一致意见，并在双方律师的共同见证下在三方协议上签名，至此，刘子富、刘某1先前侵犯原告财产权的行为，变成了原告对次子刘某1和被告刘子富的附义务赠与的合法行为。”该诉称与客观事实不符，附义务赠与合同之所以达成一致意见，首先是应经原告田秀莲同意将其所有的15.6万元赠与被告刘子富和次子刘某1。其次，被告刘子富和次子刘某1每人分得85000元，不是因分割而取得，而是因原告田秀莲附义务的赠与而取得。书面协议是在原告田秀莲律师任波和刘某1律师陈林林的共同见证下，由律师起草，三方当事人签名或按指印形成的，赠与的财产也己交付。该附义务赠与协议的订立符合实质要件和程序要件。故此，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说“刘子富、刘某1先前侵犯原告财产的行为变成了原告次子刘某1和被告刘子富的附义务赠与的合法行为。”依法认定先前侵犯原告田秀莲财产权（即不当得利）的行为人只有刘某1而没有刘子富。原告田秀莲诉称，一年多来，其一直跟随次子刘某1生活，被告刘子富从未看过原告田秀莲。2020年7月28日，原告田秀莲要求次子刘某1送其去被告刘子富家看看，因被告刘子富再次拒绝接收原告田秀莲，二人发生争吵，为此还报了警。这完全是强词夺理，被告刘子富绝对不是要钱不要娘的孩子，也绝非是挟母亲以侵其钱财的不义之人。附义务赠与协议订立于2018年11月13日，协议第二项约定轮流赡养的期限是一个月，刘某1于2018年12月12日期满。被告刘子富于2018年12月12日下午3时许去接原告田秀莲，刘某1闻听被告刘子富同原告田秀莲说话，便拿着自己列及的关于刘某1、刘子富征地地亩表，声称如果被告刘子富不把多得的征地补偿款都退出来，别想接走母亲，母亲给你的那85000元，让母亲还跟你要回来，为此被告刘子富和刘某1大吵了一场。原告田秀莲劝被告刘子富说:“回去吧，别再来了，再来还挨打哩。”天快黑了，被告刘子富只得开着空车转回来了。左邻右舍询问为什么没接回来，被告刘子富将接母亲的事及时告诉了自己的亲妹妹及家人。因为刘某1还没有说动原告田秀莲跟被告刘子富要回那85000元，所以直到2020年7月28日，刘某1才借口说，母亲要回被告刘子富家看看，被告刘子富再次拒绝接收原告田秀莲而二人发生争吵，为此还报了警。不论原告田秀莲是想回被告刘子富家看看，还是想让被告刘子富赡养，被告刘子富都没有理由拒绝。从2018年12月12日至今，刘某1赡养原告田秀莲多少天，被告刘子富就赡养多少天，一天也不少，并且悉心伺候。但是如果为了所谓不退多得的征地补偿款就不让接，再接就要挨打或者原告田秀莲不要回附义务赠与的那85000元，接也不回去，被告刘子富也没办法。 二、原告田秀莲撤销附义务赠与合同的权利已超过法定期限。原告田秀莲诉称，其要求次子刘某1送其到被告刘子富家看看，因被告刘子富拒绝接收原告田秀莲二人发生争吵，为此还报了警。至此，原告田秀莲才知道其二人轮流照顾原告的期限是一个月，次子刘某1因担心原告田秀莲伤心才没有告诉原告田秀莲实情。这种说法是为了规避行使撤销权的期限是一年的法律规定。合同法第192条第二款规定“赠与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一年内行使。”原告田秀莲行使撤销权的原因是被告刘子富从未看望过原告，直到2020年7月28日次子刘某1才实情相告，轮流照顾原告田秀莲是一个月，这是瞎话。签订附义务赠与协议时原告田秀莲始终在场，在原告田秀莲的律师和刘某1律师共同见证下，原告田秀莲在协议书上按上指印。2018年12月12日下午，被告刘子富还去刘某1家接过原告田秀莲。无论是订立协议时的2018年11月13日，还是被告刘子富去接原告田秀莲的2018年12月12日，原告田秀莲知道赠与内容和所附义务。 三、三方当事人订立的协议合法有效，不存在可撤销的法定事由，原告田秀莲诉称“被告刘子富与其胞弟刘某1协商分割原告补偿款的行为本不具有合法性。”役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原告田秀莲所有的156000元存款是其合法财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原告田秀莲自愿将其所有的170000元平均分给被告刘子富和其次子刘某1，是对自身合法权益的行使，不违反法律规定，且赠与款项己经交付。受赠人刘子富、刘某1同意接受并自愿履行协议书中关于对田秀莲生养死葬之义务，亦具有合法性，该协议是合法有效协议。协议书第四项约定原告田秀莲去世，全部费用由刘某1承担，是因为二人的父亲己先于母亲去世，全部费用已由被告刘子富承担，不存在合同法第192条规定的可撤销情形。综上所述，应依法驳回原告田秀莲的诉讼请求。 被告为支持其辩称理由所依据的事实，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被告刘子富的身份证复印件。证明被告真实身份信息。2.界首市人民法院（2018）皖1282民初2603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原告存款15.6万元是其个人合法财产，其次子刘某1取出据为己有，拒不返还，法院认定为不当得利，判决予以返还。3.协议书复印件。证明原告自愿将自己17万款项赠与长子刘子富、次子刘某1，每人85000元；被告刘子富，原告次子刘某1需对原告履行生养义务，刘某1对原告还需尽死葬义务；被告刘子富与刘某1轮流赡养原告一个月，从协议签订之日的2018年11月13日至2018年12月12日由刘某1赡养；该协议书是在原告律师任波与刘某1律师陈林林见证下，由任波律师草拟形成，由原告按指印，被告刘子富和刘某1签字确认。4.刘某1自己所列刘子富、刘某1被征土地地亩表。证明该表为刘某1所列，2018年12月12日下午在刘某1家，刘子富去接原告时，由刘某1亲手交给刘子富，刘某1称，刘子富不把地亩表上多的征地补偿款全都退出来，就别想把母亲接走，为此发生争吵。原告催被告，走吧，别再来了。5.微信截图。证明被告于2018年12月12日下午接原告未果的事实。6.申请证人沈某、刘某2、徐某、祝某、肖某、陈某出庭作证证明被告依约于2018年12月12日下午用电动车接原告，履行赡养义务的事实。 本院经审理查明，田秀莲与刘子富、刘某1均系母子关系，刘子富系其长子，刘某1系其次子。田秀莲因土地征收补偿28000元，因房屋拆迁补偿156000元。上述补偿款分别在在刘子富、刘某1处。在田秀莲随刘子富生活期间，田秀莲提起诉讼要求刘某1返还房屋补偿款156000元。在本院于2018年11月6日作出（2018）皖1282民初260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刘某1返还156000元后，田秀莲、刘子富、刘某1于2018年11月13日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将在刘子富处的20000元部分，在刘某1处的150000元部分，合计170000元，平均分给刘子富、刘某1，每人分得85000元，刘某1应于签订协议之日将刘子富应得的65000元交给刘子富；刘子富、刘某1轮流照顾田秀莲的起居生活，轮流期限为一个月。协议签订后，刘某1给付刘子富65000元，田秀莲一直随刘某1生活至今。期间2020年7月28日，田秀莲曾与刘某1一同到刘子富居住处，双方因赡养发生争吵，界首市公安局巡逻防暴大队接警后出警，刘子富、刘某1同意调解解决。现田秀莲以刘子富拒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为由，提起诉讼。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二条规定：“受赠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近亲属；（二）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一年内行使。”首先，关于本案田秀莲行使撤销权是否超过法定期限的问题，刘子富以协议约定由刘子富、刘某1轮流照顾田秀莲的起居生活，轮流期限为一个月，刘子富在刘某1赡养满一个月后，其在2018年12月12日下午去刘某1家接田秀莲以尽赡养义务，但刘某1不让接，田秀莲怕刘子富挨打让其回去，以后别再来了为由，认为田秀莲行使撤销权已经超过法定期限一年。本院认为，虽然田秀莲、刘子富、刘某1约定由刘子富、刘某1轮流照顾田秀莲一个月，但子女对父母尽赡养义务是法定义务，不尽赡养义务也有悖公序良俗，刘子富、刘某1对田秀莲的赡养义务并不仅仅受协议约定的轮流照顾一个月时间的限制。刘子富、刘某1均不应把自己对田秀莲应尽的赡养义务，仅仅限定在协议约定的时间范围内。而且，是否尽到赡养义务是一个客观不作为转化为主观感受不断积累的一个过程，而不是固定在某个时间点。故此，刘子富认为田秀莲主张撤销权超过法定期限，本院不予采纳。其次，关于刘子富是否尽到赡养义务的问题，刘子富认为其在第一次接田秀莲时，刘某1向其索要征地款，田秀莲怕刘子富被刘某1打，让其回去，以后别再来了，但其没有提供充分证据，本院不予采信。并且，子女对父母的赡养应当包括经济上的支持、生活中的陪伴和精神上的慰藉。即使按照刘子富的辩称，其按协议约定于2018年12月12日到刘某1处接田秀莲，但在其没有接回后，并未妥善解决纠纷看望、照顾田秀莲，尤其在2020年7月28日田秀莲随刘某1到刘子富居住处时，刘子富不但未积极要求赡养田秀莲，反而又与刘某1因赡养问题发生争吵，之后亦未主动要求赡养田秀莲，故田秀莲认为刘子富没有尽到赡养义务的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信。综上，对田秀莲请求判决撤销其与刘子富的赠与合同，要求被告刘子富返还受赠的8500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原告田秀莲与被告刘子富于2018年11月23日签订的赠与合同。 二、被告刘子富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田秀莲赠予款85000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963元，由被告刘子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刘丽涛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李 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