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赣0112民初2021号 原告：潘某某，男，1977年11月5日生，汉族，住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 委托代理人：黄丽红，江西青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执业证号：13601201911090402。 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被告：张某，女，1984年1月2日生，汉族，住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 委托代理人：王江林，江西平常心律师事务所律师。 执业证号：13601201710614847。 代理权限：一般代理。 原告潘某某诉被告张某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黄丽红、被告的委托代理人王江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潘某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确认原、被告之间的《店面股权转让协议》合同无效；2.请求判决被告返还股权转让款40,000元及利息（按年利率6%计算，自2019年12月16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暂计算至2020年6月19日为1,233.33元）。事实和理由：原、被告经人介绍相识，被告称自己名下有家店铺希望与原告合作，2019年12月16日，双方签订被告提供的《店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被告将其名下的“新建区某某店”股权的50%转让给原告，合同载明该店铺的法定代表人为被告，原告依约支付了40,000元的股权转让款。后经原告查询，“新建区某某店”的法定代表人为范某某而非被告。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案涉《店面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原告多次要求被告返还股权转让款，被告均予拒绝，故向法院提起诉讼。 被告张某辩称，原、被告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原、被告双方自愿真实意思表示，在签订该协议前，被告就已经告知了新建区某某店的法定代表人是店长范某某，原告在签订协议时就已经知道了登记的法定代表人并非是被告，故被告不存在欺诈情形。同时，股权转让协议也没有法律规定的其他无效情况。且原、被告合作的修脚店目前处于亏损状态，被告保留要求原告承担亏损的权利。 原告潘某某围绕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证据一、原告的身份证、被告的户籍档案复印件1份，用以证明原、被告的诉讼主体适格； 证据二、《店面股权转让协议》、收条及建设银行转账记录单据凭证、微信转账聊天记录截图各1份，用以证明：1.原告潘某某与被告张某之间于2019年12月16日签订了《店面股权转让协议》，已明确约定了双方各自的权利义务关系；2.原告按合同约定已经向被告张某支付了合同约定的入股资金40000元，其中现金支付为30000元，微信支付10000元；3.微信号×××实际使用主体为张某； 证据三、企业信息查询表1份，用以证明：1.案涉店铺类型为个体工商户，不具备法律意义上的股权，本门店股权转让协议因违反个体工商户条例的相关规定而无效；2.被告并非本案涉及店铺的负责人，其无权处分该店铺“股权”或“份额”。 被告对原告的证据一没有异议；被告对原告的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认为1.《股权转让协议》中注明了甲方张某为全资股权持有人，对此可以证明原告在签订该协议时就已经知晓被告是案涉店铺实际持有人；2.对收条没有异议；3.对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聊天记录显示原告已经知晓范某某是店长；被告对原告的证据三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虽然在该企业信息上注明经营者是范某某，原告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已知晓被告是案涉店铺的实际全资股权持有人，被告不存在欺诈行为。 被告张某为反驳原告的诉请，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证据一、聊天记录1组，用以证明：原告至少在2019年12月7日就知晓案涉店铺的店长为范某某。 证据二、微信群截图1组，用以证明原告参与了实际经营。 原告对被告的证据一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1.整个聊天记录都没有出现过“范某某”三个字，而且店长只是一个职位，与负责人有本质的区别；2.原告所说的也是“小张范店长”，无法确认其所指的就是“范某某”；3.原告在聊天记录说的“至于法人还需张总提供营业执照”，证明原告是想尽到合理审查义务，希望被告配合提供营业执照。原告对被告的证据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1.建群的时间在2020年5月17日，而协议上载明合作开始的时间是2020年2月1日，时间上有较大的差异；2.该群是被告建的，无法得知起初建群时原告是否在该微信群里，如原告在微信群是何时进群；3.该群里的聊天内容并不明确、完整。 原、被告提交的上述证据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与本案待证事实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并作为本案待证事实的依据。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被告张某于2019年投资经营修脚店，聘请员工范某某为店长，并授权范某某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登记注册。2019年6月24日，该店完成注册，名称登记为“新建区某某店”，类型为个体工商户，组织形式个人经营，经营者注册为范某某。原告潘某某常来某某店修脚，逐渐与该店员工熟悉，曾流露出也想开一个修脚店的想法。2019年12月初，经某某店员工介绍，原、被告达成了合作经营该店的初步意向，原告出资40,000元占该店50%的股份，同时原告邀请其朋友雷某合作，两人共同享有该店50%的股份。后被告将合作经营的协议条款通过微信发给了原告，原告于2019年12月7日回信，“合同条款认同，至于法人（法定代表人）还需提供有关营业执照，资金等张总（被告）雷总出差回来以后当面交接”。被告回信说“我们连锁店的法人都是店长”。原告回信说“这份合同法人（法定代表人）这一块到时双方补充商讨”。 2019年12月16日，被告将微信中拟定的《店面股权转让协议》给原告过目，原告基本没有意见，但仍对法定代表人不是原告有些疑虑，被告便注明其是全资股权持有人，最终双方达成一致协议，原告向被告支付了40,000元入股金，被告向原告出具了收条，收条由员工张某2见证。随即双方签订了协议，协议约定：被告收到原告入股资金40,000元，被告将新建区礼步湖公园内“某某店”50%股权转让给原告，转让完成后双方各占“某某店”50%股权；被告负责日常经营，原告不负责日常经营，但享有门店各事项监督权以及重大事项共同决策权；被告应于每日结业后将每日充值业务资金（包括老会员）及现金消费资金和业绩等统计完成发送给原告；每个月结束后被告应将本月盈亏情况统计后发送原告确认，如盈利经双方商定扣除门店日常经营费用后，在下个月10号将剩余盈利按双方各50%进行分红。协议还约定了其他事项。 签订协议后，准备于2020年2月1日开始合作，2020年1月13日，原告发微信给被告：“明天雷总（雷某）要回武汉过年，今晚六点我们在礼步湖金阳食街聚一聚，提前庆祝一下新年，顺便展望一下未来。还请张总务必邀请周总（房东）及小张（张某2）、范店长（范某某）。到时发位置给您”。下午原告发了金阳食街饭店位置给被告并告知208包厢，原、被告等人如期共进晚餐，均未对合作事宜提出异议。2020年2月1日双方开始合作，但适逢新冠疫情暴发，无法正常营业。疫情控制稳定后，修脚店恢复营业，被告于2020年5月17日创建了“理疗养生2”工作群，然后将群主转让给原告，群成员包括原告（雄林）及雷某、被告、胡某某（财务主管）等人，被告按约定指定人员将修脚店物每日业绩、收支等经营状况发送到该群。可能是受疫情影响，修脚店的业绩状况与原告的预期相差很大，一直处于亏损状态。原告觉得入股上当了，便以被告不是“新建区某某店”的法定代表人、被告存在欺诈行为、原告不能实际掌握经营状况、有些事情与双方签订的协议不符等为由，想退出修脚店的投资经营，于2020年6月27日解散修脚店“理疗养生2”工作群并向本院提起诉讼。 本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的《店面股权转让协议》属于个人合伙协议，该协议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应共同遵守，原告请求确认该协议无效及由被告返还股权转让款的请求不予支持。原告认为“新建区某某店”工商登记的法定代表人是范某某而非被告，被告对此存在欺诈行为。经庭审查明，双方签订《店面股权转让协议》前原告应对营业执照上登记的经营者是范某某提出过疑虑，被告已解释“我们连锁店的法人（法定代表人）都是店长”，签订协议时被告在出让人处注明其是“全资股权持有人”，原告在修脚店认识店长范某某在先，后经该店员式介绍才与被告商谈合伙事项，在与被告签订合伙协议后正式合作前还叫被告邀请店长范某某一起聚餐“提前庆祝新年，顺便展望未来”。可见原告清楚地知晓被告是该店的实际控制人，对营业执照登记经营者为范某某不再有疑虑，被告不存在欺诈原告的情形；原告委托代理人认为个体工商户只能个人经营不能合伙经营，故《店面股权转让协议》因违反了《个体工商户条例》第二条的规定而无效。本院认为，《个体工商户条例》第二条“可以个人经营，也可以家庭经营”的规定属指引性规范，不能作为认定合同无效的依据。原、被告的协议从未提及变更营业执照登记事项，双方签订协议的目的是合伙经营修脚店，也无需涉及营业执照经营者变更登记，故原告委托代理人的该代理意见不能成立。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潘某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830元，减半收取计415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潘某某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王志坚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童景涛 附：本判决所引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 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第十四条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