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1民终653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景成才，男，1980年5月10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军，河北咏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李海建，男，1982年2月17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 上诉人景成才因与被上诉人李海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2019）冀0102民初83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景成才的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2019）冀0102民初8384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对于30000元借条有效性的认定存在错误，（1）三万元借条无出借人签字指纹；（2）三万元借条无借款用途说明；（3）三万元借条无约定何种方式给付借款人借款；（4）三万元借条无身份证复印件留存；（5）上诉人同一天刚刚向李海建借款十万元，再借三万；（6）三万元借条字迹潦草，不能排除被上诉人在受到欺诈胁迫下失去判断，写下的非本人真实意思表示的借条的可能性。以上不同足以认定该借条的无效性，法院却没有认定，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二、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2016年10月22日开始有业务往来”，不符合事实，证据显示2016年4月份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就已经有财务往来。三、原审法院查明了2016年至2019年上诉人多次向被上诉人转款，共计转款468016元，在中国建设银行的62×××09账户显示。后仅仅计算2017年5月8日至2019年5月22日之间的上诉人给被上诉人的转款为还款款项。该段时间之前之后双方亦有转款记录，法院却不予理睬，该计算方式讲不通。一审法院认定在2016年10月22日至2017年5月8日期间，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转款总金额228327元中的174900元为案涉上诉人借款金额，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2017年5月8日借条中的10万元是双方对2016年10月22日至2017年5月8日期间产生借款数额对账后确定的最终全部剩余金额，该金额包括2017年5月8日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转款的19820元。被上诉人主张该金额只是对部分借款金额的确认，没有依据。如果要认定该金额是对部分借款金额的认定，那么被上诉人应举证证明该10万元是对哪部分借款金额的确认，10万元以外的借款金额又有哪些？再者，2019年6月21日借条中的3万元不存在，被上诉人并没有给付上诉人，该3万元包含在2017年5月8日借条中的10万元之内。上诉人虽然出具了借条，但该借条中的内容不真实，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的借款债务往来剩余借款金额就是2017年5月8日双方确认的10万元，该3万元借款不存在。另外，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借款金额174900元中包含的2万元和24900元借款根本就不存在。该2万元和24900元是上诉人归还被上诉人2017年5月8日确定的10万元借款中的一部分。一审法院以上诉人的还款金额计算被上诉人的借款金额明显是错误的。一审阶段被上诉人为了证明该两笔借款存在，且已经给付了上诉人，在一审笔录第13页中陈述两个收条的借款是以银行转账的形式给付上诉人的。经核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向法庭提交的转账记录均没有该两笔款项。四、原审法院认定2017年5月16日、2018年9月12日两份收条涉及的款项是以转账形式给付的，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且无依据。这两份收条的真实性双方均无异议，可证实原告给付了被告上述收条中的款项，上诉人主张该款项是以现金的形式给付的，之后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具了收条符合常理。被上诉人主张该款项是上诉人通过转账形式给付被上诉人的，但这只是被上诉人的单方说法，其没有任何证据能证实上述两笔款项是上诉人通过转账形式支付给被上诉人的。经查看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转账记录，根本就无上述两笔款项的转账记载。因此2017年5月16日、2018年9月12日两份收条的真实性及两份收条所涉款项无转账记录的事实性，足以认定两份收条中所涉款项是上诉人以现金形式给付被上诉人的，且两份收条载有“本欠条与其他借款无关”，该内容系被上诉人书写，上诉人不认可，两份收条中所涉及的44900元就是2017年5月8日确定的10万元借款中的一部分。因此两份收条所涉及的款项均与2016年10月22日至2017年5月8日期间双方的借款有直接的关系。 被上诉人李海建答辩称，一审法院审定事实清楚，据以认定事实的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合理合法，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1、原审法院对于3万元的借条有效性的认定不存在错误。借条3万元是2019年6月21日夜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对账后补写的借条，时间补签为2018年5月8日，该借条一式两份，上诉人按骑缝手印，各执一份，被上诉人有视频为证。该借条客观真实，是双方对账结果的真实意思表达，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真实合法有效。该3万借条约定还款方式开始时间是2019年7月，每月还2000元整，还够3万元时此借条自动作废。该借条作废的条件内容均与10万元借条没有关联。上诉人没有对该借条受到欺诈的主张提供证据，因此原审法院对该借条合法有效性予以认定事实正确。2、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2016年10月22日开始有业务往来”，后计算2017年5月8日至2019年5月22日之间的上诉人给被上诉人的转款为还款款项，法院计算方式合理合法。2016年10月22日之前，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的财务往来与本案无关。上诉人借款开始时间为2016年10月22日开始至2017年5月8日期间（上诉人2019年6月27日诉状上能证明）。3、2016年10月22日开始至2017年5月8日期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有多笔业务往来，被上诉人转账给上诉人14笔，合计金额228327元，其中174900元的转账为上诉人多次、多笔向被上诉人的借款金额。2016年10月22日至2017年5月8日，上诉人给被上诉人的转款不是归还174900元的借款款项。上诉人自2017年5月8日开始至2019年5月22日偿还123500元是偿还174900元的借款款项，剩余51400元未偿还，原审法院计算方式合理合法。4、2017年5月16日的收条，该收条有双方签字，内容为：今收到上诉人2万元，此款项与5月8日借款无关。该收条证明了除2017年5月8日10万元借款以外，上诉人另向被上诉人借款2万元，2017年5月16日上诉人转账给被上诉人15000元和5000元，被上诉人出具2万元收条。2018年9月12日收条内容：被上诉人收到上诉人浦发银行分期欠款24900元，本收款与其他欠款没有关系。该借款双方约定由被上诉人向浦发银行贷款2万元，借给上诉人使用，贷款本息24900元，由上诉人偿还。2018年9月11日上诉人转账偿还3万元后，2018年9月12日被上诉人出具24900元收条，原审法院认定上述两张收条载明的款项以转账形式给付，该金额应从上诉人给被上诉人的123500元中扣除，合情合理合法。 景成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决被告偿还原告11585元，并撤销2019年6月21日补签的《借条》；2、诉讼费及其它费用由被告承担。 李海建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请求判决反诉被告返还反诉原告本金51400元及利息（利息自立案之日起至全部清偿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计算）；2、本诉、反诉诉讼费由反诉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查明，原告（反诉被告）与被告（反诉原告）于2016年10月22日开始有业务往来。经双方对账后，原告（反诉被告）于2017年5月8日向被告（反诉原告）出具《借条》约定：因家庭消费，现收到李海建（身份证1301311982××××××××）以人民币出借100000元整（人民币拾万元整），借期八个月，借款已由李海建民生账户转到景成才账户内，合计100000元，2017年12月8日到期还清，立此为据。出借人李海建，借款人景成才、陈立娟。2017年5月16日，被告（反诉原告）李海建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景成才欠款20000元整，此款项与5月8日借款无关系。原告（反诉被告）称该款以现金形式给付。2018年9月12日，被告（反诉原告）李海建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景成才归还浦发银行分期欠款24900元，本收条共两份，李海建、景成才各持一份，本收款与其他欠款没有关系。被告（反诉原告）称该收条所还款项系双方约定由被告（反诉原告）向浦发银行贷款20000元借给原告使用，贷款本息24900元由原告（反诉被告）偿还；原告（反诉被告）不予认可，认为此款用于向被告偿还100000元借款，以现金形式给付。原告（反诉被告）称其以现金形式共计给付49500元。原告（反诉被告）于2019年6月21日出具的《借条》载明：今借到李海建人民币30000元整，还款以景成才给李海建银行账户转账为准，还款于2019年7月份开始，每月还2000元整，还款够30000元时，此条自动作废，（此条共2份，每人1份，到期时作废）。该借条载明借款日期为2017年5月8日。原告（反诉被告）称该借条系受被告（反诉原告）欺诈而签订，被告（反诉原告）称该借条系2019年6月21日为2017年5月8日部分借款而补签，称该借款包含在其于2016年10月22日通过银行转账给付原告（反诉被告）的228327元款项中。原告（反诉被告）在中国建设银行的62×××59账户显示，原告（反诉被告）多次向被告（反诉原告）转款：2016年4月13日转款42300元、2016年4月19日转款33600元、2016年4月20日转款5000元、2016年4月21日转款500元、2016年5月1日转款11000元、2016年5月7日两次共计转款1400元、2016年5月8日转款500元、2016年5月13日转款8000元、2016年5月19日转款17500元、2016年5月21日转款39990元、2016年5月23日转款2000元、2016年5月25日转款24995元、2016年6月11日转款14700元、2016年6月12日转款1000元、2016年6月13日转款14990元、2016年6月20日转款24950元、2016年6月22日分两笔共计转款31000元、2016年8月12日转款32379元、2016年10月11日转款7712元、2016年10月19日转款2000元、2016年11月28日转款3000元、2017年4月8日转款6000元、2017年4月9日转款6500元、2017年5月16日转款三笔共计21500元、2017年6月19日转款1500元、2017年7月19日转款1500元、2017年8月20日转款1500元、2017年9月19日转款1500元、2017年10月19日转款1500元、2017年11月3日转款1500元、2017年11月22日转款1500元、2017年12月2日转款4000元、2017年12月19日转款1500元、2018年1月19日转款1500元、2018年2月14日转款1500元、2018年3月19日转款2000元、2018年4月19日转款1500元、2018年5月19日转款2000元、2018年6月19日转款2000元、2018年7月19日转款2000元、2018年8月21日转款5000元、2018年9月11日转款30000元、2018年9月20日转款2000元、2018年10月20日转款3000元、2018年10月31日转款2000元、2018年11月20日转款3000元、2018年12月1日转款2000元、2018年12月21日转款3000元、2019年1月2日转款2000元、2019年1月20日转款3000元、2019年2月1日转款2000元、2019年2月21日转款3000元、2019年3月22日转款3000元、2019年4月1日转款2000元、2019年4月21日转款3000元、2019年5月2日转款2000元、2019年5月22日转款3500元；原告（反诉被告）通过微信于2016年10月11日转给被告（反诉原告）10000元、2017年4月9日转给被告（反诉原告）3500元，以上共计转款468016元。其中，自2017年5月8日至2019年5月22日，原告（反诉被告）共计向被告（反诉原告）转款123500元。被告（反诉原告）于2016年4月5日向原告（反诉被告）转款1500元、2016年4月19日转款15000元、2016年4月28日转款5000元、2016年5月2日转款10000元、2016年5月13日转款10000元、2016年5月14日转款500元、2016年6月8日转款500元、2016年10月11日通过微信转款1000元、2016年10月22日转款35400元、2016年11月5日转款18795元、2016年11月6日转款65元、2016年11月7日转款14889元、2016年11月8日转款4958元、2016年11月9日转款19700元、2016年12月3日转款5000元、2016年12月4日转款20000元、2017年1月22日转款27500元、2017年1月23日转款9800元、2017年2月6日转款36400元、2017年4月8日转款16000元、2017年4月9日通过微信分三次转款3500元、2017年5月8日转款19820元；被告（反诉原告）通过微信于2016年6月6日转给原告（反诉被告）200元、2016年6月14日转给原告（反诉被告）400元、2016年6月30日转给原告（反诉被告）630元，以上共计转款276557元。其中被告（反诉原告）自2016年10月22日至2017年5月8日间共计向原告（反诉被告）转款228327元。原告（反诉被告）主张涉案100000元借款系双方对自2016年10月22日至2017年5月8日期间产生借款数额对账后确定的借款数额，被告（反诉原告）辩称100000元的借条是对部分借款的确认。被告（反诉原告）称其转款228327元中的174900元为原告（反诉被告）借款，被告（反诉原告）认可自2017年5月8日后原告（反诉被告）对其的转款为还款，还款数额为123500元，但诉称剩余51400元未还。原审法院于2019年9月2日同意被告（反诉原告）的反诉申请，当日，被告（反诉原告）缴纳反诉费用。以上事实，有借条、收条、银行交易明细、微信截图、录像资料、对账单及庭审笔录在卷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出借人应出具借条等借款凭证及实际出借相应款项的证据证实借款关系成立、生效。双方于2017年5月8日签订的借条，双方均无异议，原审法院予以确认；2019年6月21日补签的《借条》由原告（反诉被告）签字确认，虽其辩称受被告（反诉原告）欺诈签订，但并未提交证据证实，且结合被告（反诉原告）向原告（反诉被告）的转款情况，原审法院认定上述两份借条均系双方对借款情况的确认。根据上述借条，原告（反诉被告）在此之后的转款应认定为偿还上述借条的借款，上述借款共计130000元。2017年5月16日、2018年9月12日两张收条载明“此收款与5月8日欠款无关系”、“本收款与其他欠款没有关系”，故对原告（反诉被告）关于收条载明款项系偿还上述100000元借款的主张，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上述两张收条未载明还款方式，原告（反诉被告）亦未提交证据证实履行方式，根据双方的交易习惯，上述两份收条载明的款项应认定为以转账形式给付，该金额应从原告（反诉被告）给付被告的123500元中扣除，原告（反诉被告）自2017年5月8日至2019年10月22日共计向被告（反诉原告）转款123500元，尚欠51400元。被告（反诉原告）主张原告（反诉被告）按照年利率6%给付自立案之日起的利息，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原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驳回原告（反诉被告）景成才的本诉诉讼请求；二、原告（反诉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被告（反诉原告）李海建借款51400元并给付利息（以51400元为基数，自2019年9月2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计算）。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诉讼费90元，反诉诉讼费543元，均由原告景成才负担(上述费用本诉、反诉原告均已预交)。 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原审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中，上诉人景成才与被上诉人李海建之间存在多笔银行账户款项往来，上诉人认可其向被上诉人多次借款。2017年5月8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对账后签订100000元借条并签字捺印，双方均认可该借条的真实性。2019年6月21日补签的30000元借条由上诉人签字确认，并按骑缝手印，庭审中上诉人虽主张其在签署该借条时存在被欺诈的情形，但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在签署借条过程中存在重大失误，结合双方之间的银行交易明细、借条、录像资料等证据，本院对上述借条的有效性予以确认。本案中，双方自2017年5月8日对账后至2019年5月22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共计转款123500元。期间，双方于2017年5月16日、2018年9月12日签署的两张收条明确载明“此款项与5月8日借款无关系”、“本收款与其他欠款没有关系”，上诉人虽主张该载明内容系证明其是以现金方式偿还的100000元借款，但上诉人并未提交证据证实上述收条中的20000元和24900元的履行方式，且结合双方签订上述收条时的转账记录、交易习惯，一审法院认定上述款项均以转账形式给付，应从上诉人已付款123500元中扣除，上诉人景成才尚欠被上诉人李海建借款本金51400元并无不当。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33元，由上诉人景成才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立红 审 判 员 李坤华 审 判 员 任永奇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三日 法官助理 杨 鑫 书 记 员 冯日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