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20民终410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山市国民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石岐区****第一城祥和楼3-4幢25、26卡，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MA4WMNUT4X。法定代表人：杨海娣。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兰根，广东正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嘉辉，男，1986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凯，广东卓而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广东卓而立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被告：杨海娣，女，1993年3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兰根，广东正鸿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缪翔喻，男，1987年4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上诉人中山市国民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民汽车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黄嘉辉、原审被告杨海娣、原审第三人缪翔喻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2019）粤2071民初20439号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国民汽车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黄嘉辉一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与认定事实存在明显错误。首先，一审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规定审理本案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于2015年2月4日实施后，该司法解释第一百零八条替代了前者第七十三条。另外，2020年5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删除了原第七十三条内容。因此，关于证明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其次，因一审法院错误的法律适用，最终导致认定事实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黄嘉辉应对其与国民汽车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而本案中，黄嘉辉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未达到该证明标准：（1）黄嘉辉在一审中仅提供了50万元的转账凭证和与陶卫业的交谈录音以证实其与国民汽车公司之间存在车辆买卖合同关系。国民汽车公司在一审时提供的反驳证据，足以证实黄嘉辉向国民汽车公司转账的50万元，是第三人缪翔喻通过黄嘉辉向国民汽车公司支付的合作特斯拉项目的出资款，并非购车款。另外，黄嘉辉与陶卫业的交谈录音中，陶卫业从未承认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陶卫业坚称黄嘉辉从未与国民汽车公司洽谈购车事宜。（2）一审庭审中，黄嘉辉称其之前在车行做过汽车销售，也曾经帮几个朋友在缪翔喻那里买过车，既然如此，黄嘉辉理应对购车的一般交易方式和习惯非常熟悉。但本案中，黄嘉辉自称向国民汽车公司购买车辆，却称没有订车合同、没有购车收据，甚至在没有国民汽车公司电话、微信等联系方式的情况下通过缪翔喻知晓国民汽车公司的收款账户后一次性付清购车款。因此，黄嘉辉自称的交易方式完全违背常理和一般交易习惯，黄嘉辉企图通过其提供的证据推定双方存在车辆买卖合同关系的举证远未达到让法官“确信存在高度可能性”的证明标准。即使一审法院认为结合双方提供的证据，待证事实即双方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仍真伪不明，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二款规定认定该事实不存在即认定双方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二）结合本案证据及一审庭审陈述，国民汽车公司认为以下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由于缪翔喻本身也是做车辆买卖生意，黄嘉辉经常在缪翔喻购买车辆，不排除缪翔喻与国民汽车公司合作特斯拉项目后，黄嘉辉向缪翔喻购车，但由于缪翔喻尚需向国民汽车公司账户支付合作特斯拉项目的出资款，以便国民汽车公司向特斯拉公司订购车辆，在黄嘉辉向缪翔喻支付购车款时，缪翔喻提出让黄嘉辉直接转账至国民汽车公司账户，此时黄嘉辉转账目的是向缪翔喻支付购车款，而缪翔喻目的是支付出资款，后由于缪翔喻未按照与国民汽车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完成出资义务，导致与国民汽车公司合作的特斯拉项目暂停，也由此导致缪翔喻无法向黄嘉辉交付车辆，而黄嘉辉知道缪翔喻在外有欠债，无偿还能力，所以凭据银行转账凭证找到国民汽车公司，编造双方存在买卖关系的事实，要求国民汽车公司承担责任。黄嘉辉答辩称，一审法院在审理本案时，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时，该法条尚未废止。另外，国民汽车公司提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相比较两规定，均是针对法官自由心证作出的相关规定，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赋予法官自由心证的自由度显大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的自由度，一审审理过程中，适用较为严苛的自由心证的要求审理本案，依旧认为本案黄嘉辉陈述的事实能得到法官的内心确信，因此即使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依然能达到法官确信待证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的标准。因此一审法院通过法官的自由心证认定本案事实，符合法律规定。其次，国民汽车公司将确信存在高度可能性的证明标准与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混淆，法律规定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是针对案件中双方举证均无法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情况下而规定的。故国民汽车公司在上诉状中称黄嘉辉举证未达到证明标准显然以证据确实充分作为标准，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的适用标准。对于国民汽车公司庭审补充的问题，其陈述的事实没有任何证据予以证实，更不可能存在高度盖然性的问题，相反，从一审黄嘉辉本人亲自陈述，其购车时是与国民汽车公司员工陶卫业亲自协商，打款时也是直接打入国民汽车公司账户。而由于国民汽车公司无法依约交付特斯拉，双方退款时是由国民汽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杨海娣的账户予以退款。这一证据恰证明双方存在车辆买卖关系，具有高度可能性。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杨海娣述称，同意国民汽车公司的上诉意见。缪翔喻没有参加诉讼，亦未向本院提交书面意见。黄嘉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国民汽车公司向黄嘉辉返还购车款440000元并支付逾期利息（逾期利息计算方法：以44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自起诉之日起计算至欠款还清止）；2.杨海娣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一审法院查明事实：黄嘉辉称，其与缪翔喻、国民汽车公司的工作人员陶卫业相认识。2019年1月16日左右，三人曾在一起进行洽谈。黄嘉辉希望购买特斯拉M0DLE3汽车一辆。在此之前，黄嘉辉有向其他汽车经销商询问过是否有该型号的汽车出售，其他经销商称没有。陶卫业称国民汽车公司有该车出售，售价为500000元。黄嘉辉表示同意购买。当时黄嘉辉并没有与国民汽车公司签订购车协议，因为陶卫业称要等待特斯拉公司提供合同版本，让黄嘉辉先支付购车款。2019年1月17日，黄嘉辉通过其中国工商银行6212********8485422的账户向国民汽车公司中国建设银行440********100000243的账户分多次转账合共500000元；附言均注明为特斯拉定车款。一审庭审中，黄嘉辉称，其开初之时并没有陶卫业的微信号，国民汽车公司的账户信息是缪翔喻提供给其的。黄嘉辉称，国民汽车公司曾口头承诺在付款三个月内交付车辆，但数月过去，国民汽车公司并未与其签订买卖合同，亦未向其交付车辆。黄嘉辉先找到缪翔喻协商解决此事，缪翔喻称黄嘉辉向国民汽车公司购买车辆，就应该与国民汽车公司协商解决问题，与其无关。黄嘉辉遂找到陶卫业，陶卫业称不能交付车辆，答应向黄嘉辉退款。2019年5月23日，杨海娣通过其621************7445的账户向黄嘉辉中国建设银行621*************158的账户支付50000元；2019年6月9日，杨海娣通过其622*************774的账户向黄嘉辉中国建设银行621*************158的账户支付10000元。黄嘉辉称，该两笔款项是国民汽车公司返还给其的部分购车款，剩余购车款440000元，国民汽车公司未返还。后黄嘉辉通过广东卓而立律师事务所向国民汽车公司发出律师函，要求国民汽车公司向其返还剩余购车款440000元。国民汽车公司并未实际向黄嘉辉返还款项，黄嘉辉遂提起本案诉讼，主张前述实体权利。另查：据工商登记信息，国民汽车公司是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法定代表人及唯一股东为杨海娣，目前登记状态为在营（开业）企业。一审庭审中，黄嘉辉称其仅称呼国民汽车公司的工作人员为“陶总”，国民汽车公司确认“陶总”全名为陶卫业，是国民汽车公司的经理。又查：2019年1月16日，国民汽车公司（甲方）与缪翔喻（乙方）签订合作经营协议书，约定：甲乙双方各出资3000000元做特斯拉，双方各占50%股份，1月份双方先拿1000000元出来订车，三月份必须把各自剩余的2000000元到位，建店店面面积300方-400方租金30000-40000元/月，店铺人员销售员4个工资2750元/个/月，1个财务6000元/月，1个出纳3500元/月。此钱共：6000000元只能用于特斯拉专用，不能用于其它项目，利润按年计，店铺装修费用计在总资金内，合同期3年。新建公司公章由财务保管，转每笔钱必须双方签名才能汇出。该协议书有加盖国民汽车公司公章、缪翔喻签名捺印确认。一审庭审中，国民汽车公司称，2019年1月18日，国民汽车公司向特斯拉公司转账2000000元用于订车，其中1000000元是国民汽车公司依照与缪翔喻签订的合作经营协议书的出资款，500000元是国民汽车公司代缪翔喻垫付的出资款，剩余500000元是黄嘉辉代缪翔喻支付的出资款即本案涉案的500000元。国民汽车公司坚持认为，本案涉案的500000元是黄嘉辉代缪翔喻支付的特斯拉项目合作款，而并非黄嘉辉向国民汽车公司购买特斯拉汽车的购车款。黄嘉辉与陶卫业曾有一段对话，并进行录音，分析整段对话，国民汽车公司认为：黄嘉辉在向国民汽车公司转账之前，双方并未就买卖车辆事宜进行过任何洽谈，黄嘉辉所主张的500000元整是全包价的购车款与事实不符，黄嘉辉之所以向国民汽车公司转账是受缪翔喻的指示，黄嘉辉之所以接受缪翔喻的指示向国民汽车公司转账付款可能是因为黄嘉辉要向缪翔喻购买车辆或者缪翔喻向其借款，又或者是黄嘉辉与缪翔喻之间存在某种合作关系。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本案所涉的500000元款项的性质以及本案案由如何确定的问题。第一，本案中，黄嘉辉主张与国民汽车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国民汽车公司主张涉案500000元是黄嘉辉代缪翔喻支付的出资款，黄嘉辉在本案中有提供转账记录、其与陶卫业的录音予以证实，国民汽车公司在本案中亦以黄嘉辉与陶卫业的录音作为证据并详细分析两人之间对话的含义，黄嘉辉在证实其与国民汽车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上的证据确略有不足，但国民汽车公司的观点猜测成分较多，且无与黄嘉辉之间发生的其他证据予以相互印证，证明力薄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之规定，黄嘉辉提供的证据以及陈述证明力较大，涉案500000元是黄嘉辉的购车款，而非缪翔喻的出资款。若国民汽车公司认为其与缪翔喻之间还存在合作等方面的纠纷，可循合法途径向缪翔喻主张。第二，本案中，黄嘉辉有提供转账记录作为证据，该些转账记录中均有备注特斯拉定车款，黄嘉辉本人亦到庭详细陈述其与缪翔喻、国民汽车公司工作人员陶卫业之间本次往来的详细过程。综合全案分析，黄嘉辉向国民汽车公司支付的款项属特斯拉购车款确有一定基础，因为国民汽车公司确与缪翔喻合作拟开展特斯拉项目，不排除国民汽车公司、缪翔喻对外宣传有特斯拉汽车出售。本案中，暂无证据表明黄嘉辉与国民汽车公司存在其他合同关系，亦无直接证据表明黄嘉辉是受缪翔喻指示向国民汽车公司支付出资款，若缪翔喻与黄嘉辉存在如借贷关系等将该500000元用以支付与国民汽车公司之间的特斯拉项目出资款，缪翔喻可让黄嘉辉先转账支付至缪翔喻自身的账户，尔后由缪翔喻支付给国民汽车公司。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条：“当事人未以书面形式或者口头形式订立合同，但从双方从事的民事行为能够推定双方有订立合同意愿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是以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中的‘其他形式’订立的合同。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之规定，对黄嘉辉与国民汽车公司之间存在事实买卖合同关系予以确认，本案案由应确定为买卖合同纠纷。国民汽车公司确认曾收到黄嘉辉支付的款项500000元，后杨海娣通过其账户向黄嘉辉支付60000元，本案中，并无一方当事人明确本案涉及的特斯拉车辆买卖能够继续进行，故黄嘉辉与国民汽车公司之间的事实买卖合同关系已实际解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之规定，国民汽车公司应向黄嘉辉退回购车款440000元。至于利息，国民汽车公司占用黄嘉辉金钱，确会对黄嘉辉造成利息损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式，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黄嘉辉在本案中向国民汽车公司主张从提起本案诉讼之日即2019年8月9日起按年利率6%标准计算利息损失，并无不当。关于杨海娣的责任问题。国民汽车公司是以杨海娣作为唯一股东的自然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二条、第六十三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应当在每一会计年度终了时编制财务会计报告，并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杨海娣在未到庭说明及提供证据证明其个人财产与国民汽车公司财产相互独立的情况下，杨海娣应就本案债务与国民汽车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第三人缪翔喻经一审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自动放弃答辩、举证、质证、辩论等诉讼权利，应自行承担相应的诉讼风险。综上所述，黄嘉辉诉求合法有据，予以支持；国民汽车公司、杨海娣抗辩意见理据不足，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二条、第六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第六十四条、第七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国民汽车公司、杨海娣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连带向黄嘉辉返还购车款440000元及利息（利息的计算方式为：以44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的标准从2019年8月9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若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900元，诉讼保全费2720元，合计10620元，由国民汽车公司、杨海娣连带负担。二审诉讼中，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供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国民汽车公司提供了以下证据：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2019）粤2071民初14382号民事判决书打印件一份、中山名宝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企业登记信息一份，拟证明：缪翔喻也是从事车行生意，缪翔喻近期也因车辆买卖纠纷被他人起诉并承担责任，结合本案双方证据即一审黄嘉辉承认经常向缪翔喻购买车辆和通过缪翔喻才知晓国民汽车公司银行账户的陈述，黄嘉辉是与缪翔喻之间建立买卖合同关系具有高度可能性。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结合各方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黄嘉辉主张国民汽车公司、杨海娣连带向其返还购车款440000元及利息，理据是否充分。经审查，本案中，黄嘉辉于2019年1月17日向国民汽车公司转账支付款项的转账支付记录均备注“特斯拉定车款”，结合双方在一、二审诉辩意见，一审法院认定黄嘉辉与国民汽车公司之间存在事实买卖合同关系，黄嘉辉向国民汽车公司转账支付的款项为购买一辆特斯拉MODLE3汽车的购车款，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维持。国民汽车公司确认曾收到黄嘉辉支付的款项500000元，后杨海娣（国民汽车公司一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向黄嘉娣支付60000元，且国民汽车公司未向黄嘉辉交付特斯拉MODLE3汽车一辆，一审法院认定黄嘉辉与国民汽车公司之间的事实买卖合同关系已实际解除，国民汽车公司应向嘉娣返还购车款440000元及利息，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维持。国民汽车公司系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杨海娣系国民汽车公司的唯一股东，杨海娣未能举证证明其个人财产与国民汽车公司财产相互独立，一审法院认定杨海娣应就本案债务与国民汽车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国民汽车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900元，由中山市国民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亦和审判员  金 涓审判员  刘运充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曾 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