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2020）晋民申943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田某1，住山西省曲沃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某2，住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系田某1之女。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陈某，住山西省曲沃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韦某，山西黄河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田某1因与被申请人陈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10民终7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田某1申请再审称，（一）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申请人1998、1999年先后两次从陈某处高利借款共1万元，截至2002年6月16日共还款33700元，按照法律规定已经超额还款。但陈某按照借款时约定的高利计算，称申请人还有8000元没有还，借款是帮了申请人，申请人不能忘恩负义，每年要求申请人出具新借条。十余年来利滚利，到2015年数额达到了14万多。申请人觉得金额太大，不愿意再签署借据，但经不住陈某无休止的吵闹逼迫，最终在格式借据上签了字。   申请人对陈某14万多的“债务”是从1998、1999年的高利贷形成的。关于借款的形成，陈某在2015年9月、2016年8月庭审时，认可14万多的借款是从1998、1999年借款累计而来（证据第2页、第10页），时间上与事实相符。陈某发给申请人的短信中，也提到申请人九八年找她借钱，“一次不够还来了二次”（证据第12页）。申请人提交的借还钱款登记（证据第20页），虽然是申请人本人记录，但其中内容可以与陈某发给申请人的短信记录以及上述庭审记录中的相关内容互相印证，真实可信。申请人提交的借还钱款登记，记录了申请人于1998年、1999年分两次借了陈某1万元，借用期半年，利息5000元（证据第20页）。陈某发给申请人的短信记录也承认借给申请人的是“高息贷”（证据第21页）。   申请人自2006年起陆续向其借款是陈某编造的。在2018年7月的起诉状中，陈某为了胜诉改称申请人“自2006年起，陆续从原告（陈某）处借款，……2015年元月1日，经原被告结算，被告（申请人）共欠到原告本息合计147290元”（证据第30页），却没有向法庭提交结算单，也没有提交任何能证明原始借贷行为、借贷金额、支付方式等主要事实的证据。一、二审开庭时，陈某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只派代理人到庭。代理人声称有借贷行为，以时间久远、不清楚细节为由，对于借贷金额、时间、次数、支付方式等陈述含混不清、前后矛盾（证据第32、33、38、39页），导致法庭未能查明事实。   申请人早已超额归还了借款。根据申请人的借还钱款登记，从1999年10月30日至2002年6月16日，申请人一共向陈某偿还了33700元（证据第20页）。陈某在发给申请人的短信中说申请人“嫌还的多（心疼）”（证据第21页），足以说明申请人还给陈某的钱远远超过了当初的借款。   （二）原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本案中，陈某没有提供双方的结算单，也没有任何能证明原始借贷行为、借贷金额、支付方式等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据，一、二审开庭时没有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的规定：根据《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原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经审查现有证据无法确认借贷行为、借贷金额、支付方式等案件主要事实，人民法院对其主张的事实不予认定。   综上所述，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的规定，请求：1.撤销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10民终777号判决书，并重新审理。2.依法确认申请人对被申请人的债务已全部清偿。3.诉讼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   陈某辩称，（一）双方之间借款未清偿的事实客观存在，民间借贷这一基础法律关系真实、合法、有效。庭审中查明了以下事实：1.田某1自1998、1999年开始，向陈某开始借款，且申请人田某1再次在庭审中确认对被申请人陈某的欠款仍未清偿；2.田某1当庭认可2015年5月16日签字的“借据”是本人签署。因此，第一，田某1于陈某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是真实存在的，基础法律关系是合法有效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双方的基础法律关系自田某1向陈某借款而确立。第二，2015年5月16日，双方对账后，田某1确认仍欠陈某14万余元，并自愿在“借据”上签字，该《借据》也是真实合法有效的。   （二）庭审中查明了以下事实：2015年5月16日，陈某与田某1对账后签署的“借据”是双方对账后自愿签署，并非遭受“胁迫”，田某1并未向人民法院提出撤销该“借据”申请，也并未在现场寻求其他司法救济。陈某向法庭提供了该“借据”数额计算的依据。田某1再次认可2011年9月18日给陈某写的保证书系亲笔书写，且系完全自愿书写。田某1每年给陈某更新一次借据。陈某多次向田某1主张债权。结合上述查明的事实，首先，陈某现在只是一个年近七旬的老太太，既没有黑社会背景，也不是专业的放贷人，何来“逼迫与胁迫”一说，而对于2015年最后一次双方核对结算后所签署的“借据”，陈某向田某1举债发生争吵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且事后，田某1并未提请司法救济途径来申请撤销这一“胁迫”行为，更没有在当下报警求助，于法无据，应不予采信。其次，该“借据”实质上是双方确认的本金58000元，月息一分五，自2006年5月4日至2016年1月1日为起止日期的对账单，对于双方都并非专业从事法律工作的老百姓，“借据”的书写纵然有瑕疵，但不能当然否认借款关系的真实性，以及双方对账确认的结果；另外，当事人也找到了当时对账计算的单据，并提交了法庭，能够清晰明了的体现陈某所主张的债权的计算方法。再者，田某1被“胁迫”后还主动归还过陈某两次款项，共计2590元，这也从侧面证实了该“借据”的形成根本不存在所谓的“胁迫”，这更加显露了田某1企图逃避借款的非法目的。   （三）所谓的“高息贷”是田某1的个人理解，本案中，月息一分五并未超过法律的保护范围，田某1认为该借款利率较高，属于高利贷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不予采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修改前）第二十六条，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双方约定的利息为月息一分五，年利率为18%，并未超过法律保护的上限，本案系再审案件，并非在上述法律规定修改后新受理的一审案件，应当适用旧的规定。   综上，再审申请人的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田某1的再审请求。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审查的焦点问题是：（一）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是否缺乏证据证明；（二）原判决适用法律是否确有错误。   关于焦点一，经审查，陈某原一审中起诉田某1偿还借款本息的依据主要是田某1向陈某出具的落款日期为2015年1月1日的《借据》以及2015年5月31日陈某出具的《收条》。上述《借据》载明“借条我叫田峰，今借到陈某人民币壹拾肆万柒仟贰佰玖拾元（147290），月利率1.5，并且注明自愿以田峰园艺场土地内产品（苗木）做抵押担保。保证在1-2年内还清全部本息。备注：2015年5月16日还1590元整，余145700元”。《收条》载明“今收到田某1还回欠款壹仟元整（1000），一式两份，陈某2015年5月31日”。本院认为，田某1主张其1998年、1999年先后两次向陈某高利借款共1万元，截至2002年6月16日共还款33700元，已超额还款，但其提供的借还钱款登记、李新岗关于田某1在下裴信用社贷款叁万元的事情经过说明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已超额偿还借款，对此田某1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田某1称其在陈某的吵闹逼迫下出具案涉《借据》，但其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该项主张，而且案涉《借据》出具后，田某1既未向公安等部门寻求权利救济，也未依法向法院请求予以撤销。原审法院审查本案的全部证据后，结合田某1在出具《借据》后又向陈某归还了1000元等事实，判决田某1向陈某偿还144700元，认定事实并不缺乏证据证明。故田某1主张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申请再审事由，不能成立。   关于焦点二，田某1申请再审主张陈某原一、二审均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未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的规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本院认为，原审法院审查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后，确认田某1与陈某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等案件主要事实，未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的规定，并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条规定的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情形。故田某1该项申请再审的事由，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田某1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田某1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李晓轩   审判员 程庆华   审判员 张 林     二〇二〇年九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 张闻晋   书记员 李 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