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陕民终346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何军，男，1965年6月29日出生，汉族，住西安市碑林区，身份证号码XXXXXXXXXX********。 委托诉讼代理人：袁齐，陕西德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杰，陕西德伦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申请执行人）：王花便，女，1963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住渭南市白水县，身份证号码XXXXXXXXXX********。 委托诉讼代理人：贾王俊，男，住渭南市白水县，渭南市白水县推荐。 上诉人何军与被上诉人王花便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西安中院）（2019）陕01民初18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何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袁齐、彭杰，被上诉人王花便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贾王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何军上诉请求：1、撤销西安中院(2019)陕01民初1898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判令由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其主要理由如下：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一审判决对“何军对于出借身份证件给何某某是明知的”的认定与真实情况不符。真实情况是，上诉人与陕西宝通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通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发起人何某某同为西何家村的村民，二人系关系较好的朋友。2005年前后，何某某因施工需要贷款购买挖掘机，便请包括上诉人在内的五位同村村民进行五户联保，上诉人出于对朋友的信任将身份证交于何某某办理五户联保的相关手续。之后，因上诉人个人需要贷款，上诉人将其个人身份证和房产证交于何某某，委托其办理相关事宜。但是，在上诉人两次将身份证交给何某某时，并没有与何某某共同设立宝通公司的意思表示，何某某亦没有与上诉人共同设立公司的意思表示。2、一审判决对何某某的陈述存在片面理解，忽视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何某某作为宝通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发起人，系宝通公司设立登记行等相关事项的直接当事人，已经向法院证实上诉人对成为该公司的发起人股东一事不知情，但一审法院仅根据对何某某的询问便认定上诉人对于出借身份证件给何某某是明知的，对上诉人出借身份证件给何某某的真实意思表示却在所不问，是对“明知”含义的片面认识，显性认定事实不清。3、一审判决未从上诉人的实际情况出发，综合考虑对案件事实的认定。上诉人一直在街道人事保洁员工作，从家庭实际经济条件、风险负担能力考虑，都不可能承诺出资1000万元人民币来设立公司。同时，上诉人从未参与宝通公司的经营管理和利润分配，从一般理性人的角度出发也不可能只给自己设立义务负担而不享有权利。何某某向上诉人隐瞒借用身份证的真实目的，并暗中将何军登记为宝通公司的发起人股东，明显属于冒名登记行为。4、在实务中，证明身份证“丢失”或者被“盗取”是请求工商部门撤销虚假登记的证据，本案属冒名股东隐瞒真实目的借用被冒名股东身份证的情形，直接请求工商部门撤销登记有困难，故上诉人寻求诉讼的解决途径。一审法院也调查了认定的借用情形，且上述已说明上诉人借用身份证给何某某并非出于设立公司的意思表示，如果在诉讼途径中，“隐瞒真实目的借用”不能认定为冒名，将有大批像上诉人般的受害者因此承担公司的巨额连带债务，却申诉无门。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损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一审法院在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况下，适用相关约束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出资义务股东的法律及司法解释，将导致上诉人在被冒名登记的情况下无故负担巨额债务，严重损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上诉人被冒名登记为宝通公司的发起人股东的事实清楚，不应对宝通公司的债务承担赔偿责任，不应被追加为宝通公司执行案件中的被执行人。 被上诉人王花便答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客观真实、准确无误。1、何军属于宝通公司股东这一事实是客观存在的。2006年6月10日，何某某、何军、余某某三人申请设立宝通公司，制定了公司章程，明确了各股东的出资数额及在公司的占股比例，选举了执行董事、公司经理、监事。其中何某某出资3000万元，占股比例为60%，何军出资1000万元，占股比例20%，余某某出资1000万元，占股比例20%。2006年6月16日，三位股东分别按照比例和数额以货币出资，公司正式成立并开始运营，这是工商档案记载的内容。何军股东身份是经过工商行政机关审批通过后认定的，所以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2、何军在上诉状中认可其身份证是自己交给何某某的，既然自觉自愿地将证明自己身份的有效证件交给何某某，也就意味着同意何某某使用其身份证从事正当的、合法的商业行为，即同意了何某某注册宝通公司的行为和意思表示。何军没有证据证明其只允许何某某用其身份证人事某一项特定活动，何某某用何军身份证进行的合法活动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何军都必须承担，况且何军无法证明宝通公司成立时自己并不知情；宝通公司成立后运营了10年之久，何军一句“不知情”怎么可能逃避法律责任；工商登记并不是随意就能通过的，是工商行政机关通过详细审核、逐级审批才通过的，如果真的存在错误，怎么会难以纠错呢？被答辩人之所以不敢启动行政程序纠正工商登记的错误，说明工商登记本身就没有错误。所以，何军应当向答辩人承担清偿责任，其异议之诉没有事实根据。3、何军称自己没有1000万元，实质上也没有实际出资1000万元，正因为如此，才构成了虚假验资，就应当在出资不实的范围内承担法律责任。人民法院依据工商档案记载内容和行政许可的内容作出的事实认定是合法的。二、本案何军的股东身份是确定的，其没有按照公司章程足额出资也是确定的。所以，何军依法应当被追加为被执行人，并向答辩人承担债务清偿责任。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的理由成立，适用法律正确，裁判结果适当，何军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应当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何军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何军并非宝通公司的原股东；2.撤销追加何军为王花便与宝通公司、西安市莲湖区XX庙XX村XX村XX小组（以下简称XX庙XX村XX村XX小组）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的被执行人；3.王花便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6年6月10日，何某某、何军、余某某作为发起人申请设立宝通公司，并选举何某某为公司执行董事、公司经理，何军为监事。宝通公司章程中记载股东何某某实缴出资3000万元、持股比例60%，出资时间2006年6月16日，出资方式货币。股东何军实缴出资1000万元、持股比例20%，出资时间2006年6月16日，出资方式货币。股东余某某实缴出资1000万元、持股比例20%，出资时间2006年6月16日，出资方式货币。2007年4月10日，宝通公司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同意余某某将其拥有公司20%的出资共计1000万元转让给张某某。公司新的出资结构是何某某出资3000万元、张某某出资1000万元、何军出资1000万元，出资方式均为货币出资。2010年1月20日，宝通公司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同意何某某将其拥有本公司60%的出资共计3000万元、转让给刘某甲，何军将其拥有本公司20%的出资共计1000万元转让给刘某乙，张某某将其拥有本公司20%的出资共计1000万元转让给郑某某。选举刘某乙为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聘任郑某某为经理，免去何某某执行董事兼经理（法定代表人）职务。选举刘某甲为监事，免去何军监事职务。同日，何军与刘某乙签订股东转让出资协议，约定何军将其拥有宝通公司20%的出资共计1000万元转让给刘某乙，刘某乙应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3日内支付转让款。 2017年5月24日，西安仲裁委员会针对王花便与宝通公司、XX庙XX村XX村XX小组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作出西仲裁字（2017）第119号裁决书，裁决：一、被申请人宝通公司自本裁决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申请人王花便返还购房款297789元。逾期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二、XX庙XX村XX村XX小组对上述第一项裁决内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本案仲裁费12358元和公告费800元（申请人王花便已预交），共计13158元，由XX庙XX村XX村XX小组承担。XX庙XX村XX村XX小组在履行上述第一项付款义务时一并支付给申请人王花便。该仲裁案件在强制执行中，宝通公司、XX庙XX村XX村XX小组无力清偿债务，王花便向本院申请追加宝通公司的发起人何某某、何军、余某某为被执行人，要求在出资不实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何某某、何军、余某某在审理该案过程中均称，宝通公司的入资账户真实存在。宝通公司设立于2006年，在西安市商业银行文艺南路支行开设入资账户，账号为XXXXXXXXXXX********。作为宝通公司原股东，已全面履行出资义务。2006年6月16日缴存人民币5000万元至宝通公司的入资账户，宝通公司的《验资报告》有载明，他们持有缴存出资时西安市商业银行文艺南路支行于2006年6月16日出具的进账单。 后经西安中院执行局查询，《验资报告》中验资事项说明载明：（一）甲方（何某某）缴纳人民币3000万元，于2006年6月16日缴存西安市商业银行文艺南路支行贵公司（筹）人民币账户XXXXXXXXXX********账号3000万元；（二）乙方（何军）缴纳人民币1000万元，于2006年6月16日缴存西安市商业银行文艺南路支行贵公司（筹）人民币账户XXXXXXXXXX********账号1000万元；（三）丙方（余某某）缴纳人民币1000万元，于2006年6月16日缴存西安市商业银行文艺南路支行贵公司（筹）人民币账户XXXXXXXXXX********账号1000万元。西安市商业银行文艺南路支行向西安中院出具的协助查询存款通知书（回执）载明：宝通公司，经查询该单位账号XXXXXXXXXX********不存在。2019年6月27日，西安中院前往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安吉泰路支行调查宝通公司单位账号XXXXXXXXXX********存款情况，该行出具协助查询存款通知书（回执）载明：查无此户。对何某某、何军、余某某所提进账单，该行出具协助查询存款通知书（回执）载明：何某某、何军、余某某3人账户无此户。2019年7月29日，西安中院作出（2019）陕01执异27号执行裁定，裁定：一、追加何某某为被执行人，由其在未依法履行出资的3000万元范围内向申请执行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追加何军为被执行人，由其在未依法履行出资的1000万元范围内向申请执行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追加余某某为本案被执行人，由其在未依法履行出资的1000万元范围内向申请执行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本案诉讼过程中，一审法院依法询问了宝通公司发起人及原法定代表人何某某。何某某陈述“我是宝通公司的发起人股东，发起人股东实际是我一人，工商登记是何军、余某某、何某某。我与何军、余某某都没有实际出资。公司设立时何军与余某某登记为发起人股东时他们不知道，过了五六年后何军与余某某才知道这个事情，具体时间是执行案件被加为被执行人的时候才知道被登记为宝通公司的发起人股东。工商机关备案的公司章程及股东会决议上何军与余某某的签字是当时找的代办公司签的，余某某和何军的身份证是我借他们的。当时打到验资账户中的注册资金是我借用代办公司的过桥资金。何军与余某某从未参加过股东会，也从未分配过利润。何军与余某某不应当被追加为被执行人。”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何军是否为宝通公司的股东；何军是否应当被追加为被执行人并承担相应的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对案外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不得执行该执行标的；（二）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案外人同时提出确认其权利的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中一并作出裁判。何军在本案中的诉讼请求为确认其不是宝通公司的原股东、撤销追加其为被执行人，何军提起此两项诉讼请求符合上述法律规定，何军享有依法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权利。 确认股东资格应当综合考虑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出资证明书、工商登记、保护善意第三人等多种因素。本案中无论是公司内部的公司章程、公司设立申请，还是具有对外公示效力的工商登记等文件上均将何军记载为股东，何军认为其不是宝通公司股东的主要理由是，宝通公司工商登记资料中的何军签名不是本人所签署，身份信息被他人冒用。但是通过对宝通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发起人股东何某某的询问，可以证实何某某借用了何军的身份证件，并通过代办公司办理的宝通公司工商登记手续。委托代办是设立公司、工商登记中常见的做法，工商登记材料中的签名并非是本人签署并不能说明股东没有作出真实意思表示，股东也不必然要参与公司经营。本案中何军对于出借身份证件给何某某是明知的，在没有证据证明何军身份证件丢失或者被盗取的情形下，难以认定何军被冒名登记。出于保护善意第三人王花便对工商登记备案文件信赖利益的保护，一审法院确认何军为宝通公司的发起人股东。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其股东未依法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该原股东或依公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执行人，在未依法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审法院已经查明，宝通公司的验资账户并不存在，何军也自认没有出资，虽然何军已经转让了股权，但是作为发起人股东依然要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宝通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西安中院作出的（2019）陕01执异27号执行裁定，追加何军为被执行人符合法律规定。 综上，何军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何军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964元，由原告何军负担。 本院除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外，另查明，2018年6月20日，西安中院在执行陕西金泰建设有限公司与宝通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中，作出（2018）陕01执异335号执行裁定书，裁定：一、追加第三人何某某为本案被执行人，由其在未依法履行出资的300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二、追加第三人何军为本案被执行人，由其在未依法履行出资的100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三、追加第三人余某某为本案被执行人，由其在未依法履行出资的100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该裁定作出后，在法定期限内何军未提起执行异议之诉，该执行裁定已发生法律效力。 再查明，2020年7月13日，西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审批处作出《受理通知书》，载明：何军、余某某向我局递交的关于“宝通公司冒用身份信息骗取工商登记”投诉信访材料已收悉。经初步调查，宝通公司（注册号：XXXXXXXXXXX8557）设立登记时涉嫌“提供虚假材料骗取工商登记”的违法行为，股东何军（身份证号XXXXXXXXXX********）、余某某（身份证号XXXXXXXXXX********）涉嫌被他人冒用登记。根据《关于依法做好遏制冒用他人身份证信息办理公司登记违法行为有关工作的通知》要求，我局现对该投诉信访材料予以受理。经我院向何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询问了解，西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告知何军应就投诉信访反映的问题提起行政诉讼予以解决。但何军未提起行政诉讼，主张撤销案涉工商登记信息。 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一、何军主张其并非宝通公司发起人股东是否成立；二、何军是否应当被追加为被执行人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一、关于何军主张其并非宝通公司发起人股东。股东资格是投资人取得和行使股东权利并承担股东义务的基础。工商登记、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均是确认股东资格的重要依据，第三人对公司股东的判断，主要以工商登记作为依据，因为工商登记对善意第三人具有宣示股东资格的公示公信效力。就本案而言，股东身份的确定还需要结合股东是否知道身份被利用或者在知道被冒用或盗用身份后不作反对表示或者同意他人利用自己的身份设立公司的事实综合认定。宝通公司章程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登记材料均记载何军为宝通公司的发起人股东，这是认定何军具有宝通公司发起人股东资格的重要依据，特别是工商登记相关的材料，使得公司以外的善意第三人对何军的宝通公司股东身份产生真实、合法的信赖。何军是否真正向宝通公司出资，是否参与宝通公司的经营管理，不构成其并非宝通公司股东的有效抗辩。何军关于宝通公司工商登记材料的签字并非其本人所签，而是被人冒名代签等意见应为本案审查的重点。当事人在公司设立登记等工商登记档案相关材料上签字是证明其作为公司股东的最直接证据之一，如签字并非股东本人所签，经登记的公司股东系被人冒用或盗用身份进行公司登记，应确认其为非公司股东。但如该股东同意他人利用自己的身份设立公司的，其关于其非公司股东的主张不应得到支持。综上，公司工商登记档案材料上非本人签字不能得出被登记的股东非股东的结论，需要结合当事人有无作为公司股东的事实或同意他人利用自己的身份设立公司的事实进行判断。需要注意的是，“代签”可以在被代签者明知或默认的情形下发生，并不等同于被“冒用”或“盗用身份”签名。本案中，即使宝通公司工商登记档案材料中“何军”签名均非其本人所签，何军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代签者”未经其同意“冒用”或“盗用”其身份信息。另一方面，何军作为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其基于信任将个人身份证件出借与何某某，在得知其被注册为公司股东后，亦未及时依法寻求法律救济，且在执行法院另案执行中追加其为被执行人后，没有依法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因此，即使宝通公司工商登记档案材料的签字非何军本人所签，现有证据也不足以证明其身份被冒用。综上，宝通公司的公司章程载明何军为公司发起人股东，宝通公司的工商登记档案材料亦显示何军为宝通公司发起人股东，在没有证据证明何军签名确被他人“冒用”或“盗用”的前提下，何军在工商登记档案材料中的签名即便非本人所签，也不能否定工商登记的公示公信效力。现有证据不足以支持何军否认其为宝通公司的发起人股东的上诉理由。 二、关于何军是否应当被追加为被执行人并承担相应的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已经承担上述责任，其他债权人提出相同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其股东未依法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该原股东或依公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执行人，在未依法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审法院查明事实部分显示，宝通公司的验资帐户并不存在，何军也自认没有出资，虽后续股权发生变更，但作为发起人股东的何军依然要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宝通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西安中院作出的（2019）陕01执异27号执行裁定，追加何军为被执行人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上诉人何军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裁判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767元，由上诉人何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魏西霞 审 判 员 张 工 审 判 员 贾文军 二〇二〇年九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 鹿元兴 书 记 员 高 丹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