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2民终467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唐山冀东丰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路**永红桥西侧路南。 法定代表人：宋建忠，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雨，男，1979年8月30日生，汉族，该公司员工，住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姜玉，河北富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唐山京津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唐山高新区郑庄子乡前白寺口村西。 法定代表人：王汝鹤,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建伟，河北得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唐山冀东丰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冀东丰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唐山京津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津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唐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20）冀0291民初1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唐山冀东丰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河北省唐山市高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冀0291民初102号民事判决书;2.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3.被上诉人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1.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被上诉人提交2016年8月19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事实情况如下:双方在2013年8月15日签订的《租赁合同》,约定被上诉人将自有房屋2452.6平方米,场地41899方米租赁给上诉人使用,租期5年,时间从2013.8.20-2018.8.30结束,合同第四条规定:租赁期间,租赁物所涉及的房产税、土地税等相关税费由乙方即本案上诉人承担。2015年前，合同规定的税费项目由上诉人直接办理，2016年国家税收制度改革由被上诉人申报纳税,我方将税费交纳款13.5万元交给被上诉人,由被上诉人缴纳税款,因税费开的是被上诉人户头,被上诉人答应为我公司另行出具票据。为此,双方商定为开具发票签订一份《房屋租赁合同》,并且将面积注明为2325平方米,租金金额确定为税费交纳的13.5万元。以上合同目的是为上诉人支付13.5万元相关税费开具相应票据,并交财务下账使用是本案真实情况。其次,为什么会出现2016年的变化,真实情况如下:自2016年被上诉人公司租用土地所在村村民杨思凯、赵凤珍二人认为本村村委会侵犯其权益,遂在上诉人经营的汽车4S店门前设置障碍,抛洒障碍物、污臭物等行为,上诉人因此遭受严重经济损失。为此,双方商定将租金自第三年即2015年8月开始后3年租金定为50万,不再递增。将《租赁合同》一分为二,一份土地租赁合同租金50万元,一份房屋租赁合同用于开具13.5万元票据财务下账使用,由被上诉人收取款项后向税务机关申报纳税。我公司已向被上诉人交付了13.5万元,被上诉人已经在2017年1月12日向税务机关交纳,如果我公司再次交纳13.5万元,属于两次支付了此合同金额,一审判决明显错误,应当给予纠正。2.被上诉人提供证据不足,应当承担败诉后果。其应当提供有效期2017.8.20-2018.8.19《房屋租赁合同》来证实其主张,而原审法院仅凭主观推断认定合同存在,明显偏袒一方。3.被上诉人提交的2016年8月19日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一年，被上诉人主张2016.8.20至2017.8.19的租金应当在2017年8月20日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其主张2017.8.20至2018.8.19的租金应当在2018年8月20日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而上诉人收到起诉状落款时间为2019年11月11日,明显超过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的时间范围。原审法院错误认定被上诉人2017.8.20至2018.8.19的租金未超过诉讼时效,应当给予纠正。且一审法院适用我国《合同法》第60条和《民法总则》第188条规定,判决此案明显适用法律错误,未考虑我国《合同法》第25条、228条规定,以及从旧兼从轻原则,适用当时生效的《民法通则》第136条规定。 上诉人补充当庭上诉状内容：1.被上诉人提起本案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租赁五年期的《租赁合同》已经全部履行完毕,不存在拖欠被上诉人租金的事实,一审法院再次判决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租金13.5万元属于重复支付。2.一审判决未查清本案的事实，认定事实错误。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上诉人支付2016年至2018年度房屋租金27万元。依据河北省唐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20)冀0291民初549民事判决书,再次请求支付租金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是错误的。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五年租期的《租赁合同》先后签订了四分书面合同,最后一份口头合同延续了上年度合同约定,已经全部履行完毕。一审判决没有查清本案全部合同之间相关变更事实的关联性;没查清2015年以后所签订的三分书面《租赁合同》与2013年8月19日所签订合同之间区别之处,后三份合同变更的主要内容区别在于合同总价款中包含了税款。一审判决没有查清谁是本案的纳税义务人(纳税主体),虽然双方没有解除案涉五年期《租赁合同》，2015年8月19日以后签订的合同将2013年合同的主要内容租金数额、纳税义务人作了变更,不属于合同的补充,而是合同的变更,一审判决将2015年8月19日以后签订的合同认定为“应视为2013年合同的补充”是错误的。3.一审判决对涉案合同诉讼时效的认定自相矛盾。既然认定2013年五年期合同有效,也就不存在2016年至2017年的租金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问题,所以,这一认定也不合逻辑。 唐山京津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答辩称，1.上诉人二审提交的新证据已过举证期，且大部分证据并不是二审期间新发生的证据，不符合二审新证据的证据要求，不应予以采纳。2.上诉人所谓的变更纳税义务人已履行的情况与租金负担义务无关。3.上诉人所谓的2015年重新签订的租赁合同不仅包括了其所谓的场地租赁合同，还有房屋租赁合同。4.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及二审原上诉状中一直强调2017至2018没有实际履行合同，实际上诉人已经使用至2018年度，双方的租赁合同一直持续至2018年度，此已由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证据3和证据4所证实。并且在二审中上诉人补充提交了其早已掌握的2017至2018年的租赁合同，证明了上诉人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5.关于本案的时效问题，由于双方的租赁关系一直持续到2018年度，时效计算应该从2018年度双方租赁关系结束之日起起算，并且我国民法总则已于2017年10月1日生效，明确规定时效延长至3年，据此不仅2017年度至2018年度的租金请求没有超过时效，2016年至2017年的租金要求也没有超过时效，望二审法院全面审查，支持一审被上诉人提出的2016年度至2018年度租金总额27000元。 唐山京津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判决被告支付给原告2016年至2018年度房屋租赁费27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8月，原告（甲方、出租人）与被告（乙方、承租人）和杨武杰（丙方、担保方）订立租赁合同，合同约定：“第一条租赁物基本情况（一）坐落于河北省唐山市开平区国道，北邻前白寺口村东西道，南邻前白寺口村庄），房屋建筑面积计2452.6平方米，场地4618.99平方米。（二）租赁物权属情况：甲方对上述房屋及场地拥有合法处置权。第二条租赁期限（一）租赁期自2013年8月20日至2018年8月19日，共计5年。……第三条租金（一）租金标准1、租金为上打租，即签订合同后七个工作日内交清第一年房租，一年一交。第一年房租为18万元，第二年租金为50万元，第三年租金为55万元，第四年租金为60.5万元，第五年租金为66.55万元……第四条其他相关费用的承担方式（一）租赁期限内的下列费用中，水、电、通讯费用均由乙方承担。（二）租赁期间，租赁物所涉及的房产税、土地使用税等相关税费由乙方承担。……。”在合同履行过程中，2016年8月19日，原告与被告就原合同分别签订了《土地租赁合同》和《房屋租赁合同》。《土地租赁合同》约定租赁标的为坐落于河北省唐山市高新区国道，北邻前白寺口村东西道，南邻前白寺口村庄），场地占地面积3792.27平方米，租赁期自2016年8月20日至2017年8月19日，共计1年，租金为上打租，即签订合同后七个工作日内交清房租，一年一交一签，年租金50万。《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租赁标的为坐落于河北省唐山市高新区国道，北邻前白寺口村东西道，南邻前白寺口村庄）房屋，建筑面积2325平方米，租赁期自2016年8月20日至2017年8月19日，租金为上打租，即签订合同后七个工作日内交清房租，一年一交一签，年租金,13.5万，租赁期限内的下列费用中，水、电、通讯费用由被告承担。2016年的两份合同对租赁物所涉及的房产税、土地使用税等相关税费未进行约定。被告于2016年9月18日向原告转账500000元，用途为租金，于2016年11月10日向被告转账135000元，用途为租赁费，于2017年9月27日向原告转账635000元，用途为租金。2017年1月12日，原告为被告出具税款说明一份，内容为：2016年11月10日收到被告公司税款135000元，2016年12月7日付增值税30238.09元、城建税2116.67元、教育费附加907.14元、地方教育费附加604.76元、印花税635元、房产税16200元、城镇土地使用税75845.4元，2017年1月9日付企业所得税6047.61元，税款合计132594.67元，剩余：135000元－132594.67元＝2405.33元，已以现金形式退还贵单位。2019年4月，国家税务总局唐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税务局向原告下达了纳税评估税务事项通知书，要求原告京津公司补缴2017年城镇土地使用税92379.8元，2018年城镇土地使用税16534.4元，2019年1季度4133.6元（无滞纳金）。根据通知，原告京津公司向国家税务总局唐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税务局缴纳2017年城镇土地使用税92379.8元和滞纳金28464.53元，缴纳2018年前三个季度城镇土地使用税12400.8元和滞纳金1837.3元。原告曾于2019年5月13日来院起诉被告，请求人民法院判决被告支付其应补缴的城镇土地使用税额及滞纳金共计133564.83元给原告，本院以（2019）冀0291民初54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唐山冀东丰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唐山京津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补缴的城镇土地使用税人民币22932.4元，该判决现已生效。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原告主张的为2016至2017、2017至2018两年度的房屋租赁费，认为被告已支付的100万元为土地租赁费，被告认为已支付了全部租赁费100万元，双方已协商减少租金，每年按50万元计算，双方的争议焦点为双方是否存在减租协议，原告的主张是否超过诉讼时效。2013年双方签订的合同2016至2017、2017至2018年租金分别为60.5万元、66.55万元，双方2016年签订2016至2017年的合同分别为场地租金50万元、房屋租金13.5万元，虽原告本案没有提供2017至2018年的合同，但被告2017年至2018年被告实际使用了土地及房屋。对于主张减租，被告提交了确认函、录音光盘，并申请了证人出庭作证，确认函为被告单方出具，未经原告认可，录音中原告工作人员没有明确认可减少租金的事实，并拒绝签收认可，被告申请的证人为被告工作人员，其证言均为站在被告方的角度进行的陈述，故被告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减租协议的事实。关于被告主张的诉讼时效期间，因民法总则施行之日即2018年7月23日，2016至2017年的租金已满一年的诉讼时效期间，2017至2018年的租金未满一年的诉讼时效期间，根据原告的主张，对2017至2018年的租金适用三年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故原告主张的2016至2017年度的租金已过诉讼时效期间，2017至2018年的租金未过诉讼时效期间。原告主张2017至2018年的租金13.5万元，即未超过2013年合同的约定，也未超过2016年合同的约定，本院予以支持。 原被告2013年签订的合同合法有效，双方2016年签订的合同并未对2013年合同予以废除，只是对租金形式做了细化，租金数额未做根本改变，应视为2013年合同的补充，故双方均应按合同履行义务，被告不能提供双方存在减少租金协议的充足证据，应按合同约定支付租金，对于原告主张的2017年至2018年的租金，没有过诉讼时效期间，本院予以支持，原告主张的2016年至2017年的租金已过诉讼时效期间，本院不予支持。遂判决：一、被告唐山冀东丰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唐山京津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租金13.5万元；二、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350元，减半收取计2675元，由原被告各负担一半。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冀东丰田公司为了证实自己的主张提交证据1.支付租赁及税费的统计表，证明2013年至2018年8月19日的共计5年的租金和税费全部支付完毕。2.2014年8月2日至2015年度的税费完税证明，证明已经支付了50万元租金和141379.8元税费，完税证明中显示是被上诉人作为纳税主体。3.2015年8月19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租赁合同，证明合同有了变更，由被上诉人纳税的税款加到租金里面，该合同足以证明合同内容变更的事实。4.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2015年8月19日至2016年8月20日租金共计65万元的收据、付款回单。证明目的同第2组证据的证明目的。5.2015年8月19日至2016年8月20日，65万元的租金发票及完税证明，证明上诉人收到了被上诉人缴纳的2015年8月19日至2016年8月20日的租金及税费。6.2016年8月19日至2017年8月20日重新签订的两份租赁合同，交纳汇款的回单以及被上诉人出具的收据，证明租金及纳税款项已经全部履行完毕。7.2017年8月19日至2018年8月20日的租金63.5万元，被上诉人收到该租金的回单及增值税专用发票，证明被上诉人已经交付了租金及税费，只是这次的上诉人的纳税证没有给被上诉人。综上，上述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已经支付全部租金，不应当再重新支付租金。 被上诉人京津公司质证称：1.首先支付租金统计表为上诉人单独制作，不具有法律效力，且其有明显的错误，其表明2017至2018年度租金支付为63.5万，税费支出为13.5万，但是其标明总共支付金额为63.5万，上诉人犯了（2019）冀0291民初549号判决的相同错误，一笔13.5万变更两笔13.5万元。并且上诉人在一审判决已自认租金和税款合计为63.5万，其中租金为50万，税款为13.5万，那么其支付了50万的租金之外，还应该再支付13.5万的租赁费，并且没有任何租赁合同变更能改变原租赁合同中纳税负担人，因为在高新法院（2019）冀0291民初549号判决中，被上诉人由于接收到高新税务局的通知书，故诉请上诉人来补交租金。在此案件的审理中，上诉人明确表示，此63.5万中有13.5万元税款，其已经承担并支付，故导致我方在此案件中败诉。故我方索要另外13.5万的房屋租金，根据此两份庭审结果，关于案涉的13.5万元不能对上诉人有利时其认定为税款，对其不利时就认为是租金的组成部分，不符合基本逻辑，相关证据被上诉人已经在一审中已提交。 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首先，在另案的生效判决中，关于上诉人冀东丰田公司向被上诉人京津公司支付的案涉13.5万元，已被确认为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的相关税费，在案涉2013年8月签订的五年期《租赁合同》中，明确亦约定税费应由上诉人负担，且上诉人亦认可2013年至2018年的案涉租赁场地及房屋的各种税费已由其实际缴纳。在双方当事人既无书面又无口头明确约定的情形下，上诉人支付的案涉13.5万元不可能同时具有税费和租金两种完全不同的属性。且上诉人提交的现有证据亦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减租协议的事实，被上诉人有权要求上诉人按合同约定支付尚未给付租金。故上诉人主张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减租协议，案涉《租赁合同》已经履行完毕,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租金属于重复支付的上诉主张理据不足，不能成立。 其次，一审庭审中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所提供案涉2016年房屋租赁合同与土地租赁合同的合同是虚假合同，不是双方的意思表示，属于无效合同，且与双方在2013年8月签订的五年期《租赁合同》相互矛盾。二审中上诉人又认为案涉2016年的两个合同是对案涉的五年期《租赁合同》的全面变更，否认双方当事人履行案涉的五年期《租赁合同》的有效性。在上诉人未提交充分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否认其于一审期间自认的事实，违反了当事人禁止反言的规则。且双方当事人签署的案涉的五年期《租赁合同》并未解除，亦不存在合同无效的情形。双方2016年签订的租赁合同只是对租金给付形式做了细化，租金数额未发生根本改变。该租赁合同亦未将变更纳税义务人列入合同款项，不存在合同变更的情形。故上诉人主张2015年8月19日以后签订的合同将2013年合同主要内容的租金数额、纳税义务人作了变更,不属于合同的补充,而是合同的变更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再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民法总则施行之日，诉讼时效期间尚未满民法通则规定的两年或者一年，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三条规定，民法总则施行前,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自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被上诉人诉请的2016至2017年的租金一年的诉讼时效期间在民法总则施行前已经届满，不能适用三年的诉讼时效，其主张的2016至2017年度的租金已过诉讼时效期间。其诉请的2017至2018年的租金因适用三年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未过诉讼时效期间。故一审法院对涉案合同诉讼时效问题的认定并无不妥。 综上所述，唐山冀东丰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000元，由上诉人唐山冀东丰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宝峰 审判员  李建波 审判员  徐万启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赵亚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