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1民终275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云南瑞林经贸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大观建材木制品市场****。法定代表人：杨泽林。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泽林，男，白族，1967年6月16日出生，身份证登记住址：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坤瑞，女，白族，1966年8月15日出生，身份证登记住址：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杨，云南天外天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志刚，云南天外天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云南程盈森林资源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经开区出口加工区A4-1地块（云南万芳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生产楼**v>法定代表人：杨湘云。委托诉讼代理人：左正丽，云南靖节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京，云南靖节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云南瑞林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林公司）、杨泽林、李坤瑞因与云南程盈森林资源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程盈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2019）云0112民初114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审理。上诉人瑞林公司、杨泽林、李坤瑞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杨、黄志刚，被上诉人程盈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左正丽、张京到庭参加诉讼。审理中，当事人提出和解申请，本案扣除审理期限两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瑞林公司、杨泽林、李坤瑞的上诉请求：1、撤销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2019）云0112民初11418号民事判决，依法予以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导致法律关系认定错误。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材料进行综合分析，双方之间的关系系苗木订货买卖合同关系，而不是民间借贷。双方签订了《苗木（订货）合同》，被上诉人转款的800万元备注为“苗木款”。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的，按基础法律关系审理。二、一审认定本案诉争的款项系民间借贷所依据的证据《借款合同》、《还款协议书》存在诸多矛盾之处，均为事后补签，与本案最原始最重要的证据转款记录自相矛盾，应当以转款凭证及款项的基础法律关系来对本案进行认定。《借款合同》是事后很久在被上诉人的欺骗之下进行补签的且金额、时间都与转款记录不符，也不符合民间借贷的交易习惯。三、一审遗漏重要事实，对诉争款项银行转账记录明确记载为：苗木款，且与双方签订的《苗木订货合同》能相互印证。四、被上诉人存在虚假诉讼、恶意诉讼的情形，应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程盈公司辩称，一、双方之间的基础关系为民间借贷关系，上诉人主张为苗木订货买卖合同关系无任何依据。一是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签署《苗木订货合同》以后，因上诉人无法继续履行合同，故将本案中的800万元转化为了借贷关系；二是我方一审提交的2017年7月5日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杨湘云与上诉人杨泽林的微信聊天记录，主要内容可以看出，上诉人未能履行合同的情况下，本案中的500万元已转化为借款，剩余300万元上诉人已归还80万元，在上诉人一直不归还剩余200万元并且就500万元借款未补办借款手续的情况下，杨泽林在微信中对借款的事实明确予以认可，可证明本案中的苗木款已转化为借款。三是本案双方签订的苗木订货合同并未实际履行，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规定》第15条的规定，本案应当按照已实际履行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进行处理；二、本案中的苗木订货合同并未实际履行，被上诉人与昆明厚成农林科技有限公司系不同的主体，上诉人与之往来与本案无任何的关联性。三、上诉人以800万元的转款备注为“苗木款”而主张本案不属于借贷关系无任何依据。一是因上诉人履行不能，导致《苗木订货合同》未实际履行，才将本案中的款项转化为了借款。二是上诉人在《还款协议书》中已明确认可转款备注为“苗木款”的800万元性质就属于借款。四、上诉人主张800万元系专款专用无任何依据。程盈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瑞林公司归还原告借款本金7，200，000元以及截至2019年4月8日的利息1，735，373.12元；2、被告瑞林公司以7，200，000元为本金，按照年利率24%支付原告自2019年4月8日起至还清全部本息止的利息（暂计算至2019年10月8日为864，000元）；3、本案诉讼费、律师费、保全申请费、保全担保费等费用由被告瑞林公司承担；4、被告杨泽林、李坤瑞对上述所有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2017年3月22日，案外人云南省设计院集团通过浦发银行昆明前兴路支行的账户向原告程盈公司支付工程预付款92，121，975元。2017年4月6日，原告程盈公司通过上海浦发银行昆明前兴路支行转账8，000，000元到被告瑞林公司在平安银行的账户，转账备注为苗木款。2017年7月5日，原告程盈公司与被告瑞林公司签订《借款合同》，被告杨泽林与李坤瑞作为连带责任人签字捺印，该借款合同约定被告瑞林公司向原告程盈公司借款5，000，000元，借款期限自2017年3月23日至2017年6月22日，合同项下的借款在90天以内借款人及连带责任人同意按月利息1.5%计付，借款用途为购货流动资金周转，担保方式约定为：借款人保证用其借款人公司的全部资产进行无条件担保，借款人李坤瑞及其丈夫杨泽林承诺用其夫妻双方个人名下的财产无限连带偿还本金及利息，违约责任约定为：借款人不按约定归还借款本息，出借人有权在合同借款利率的基础上，按违约金额和违约期限，每天累计加收50%的罚息，并承担出借人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催收费、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保全费等全部费用。2017年8月26日，被告瑞林公司通过银行柜面现存方式转入232000元到户名为原告员工余薇在中国农业银行62×××72账户，余薇于2017年8月25日出具加盖有原告程盈公司财务专用章的《收条》，载明收到被告瑞林公司支付的2017年4月至2017年8月利息232000元。2017年8月30日，被告瑞林公司通过银行柜面现存方式转入200000元到户名为原告员工余薇在中国农业银行62×××72账户，余薇于2017年8月29日出具加盖有原告程盈公司财务专用章的《收条》，载明收到被告瑞林公司支付的利息200000元。2018年4月10日，被告李坤瑞在《云南瑞林经贸有限公司应还明细》上签署“已核”，同时瑞林财务部签署“账目核实无误”，该应还明细载明自2017年8月截止至2018年4月5日，瑞林公司以7，200，000元为本金按月息1.5%计算的应付利息为922，732.93元，该利息已将上期未付利息转入下期应还本金中再次计算利息，同时载明2017年9月30日应归还1，768，000元，2017年12月31日应归还5，432，000元，上述应付利息及本金合计为8，122，732.93元。2018年6月21日，被告瑞林公司通过云南瑞林木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系被告李坤瑞）中国农业银行账户转账400000元到原告员工余薇在中国农业银行62×××72账户。2018年6月22日，被告杨泽林在《云南瑞林经贸有限公司应还明细》上签署“已核实”，该应还明细载明：截至2018年6月21日，被告瑞林公司尚欠利息772，364.81元，该利息已将上期未付利息转入下期应还本金中再次计算利息，同时载明2017年9月30日应归还1，768，000元，2017年12月31日应归还5，432，000元，上述应付利息及本金合计为7，972，364.81元。2018年8月2日，被告杨泽林在《云南瑞林经贸有限公司应还明细》上签字，该应还明细载明：截至2018年8月5日，被告瑞林公司尚欠利息1，429，668.51元，该利息已将上期未付利息转入下期应还本金中再次计算利息，同时载明2017年9月30日应归还1，768，000元，2017年12月31日应归还5，432，000元，上述应付利息及本金合计为8，229，668.51元。2018年8月3日，被告瑞林公司通过云南瑞林木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系被告李坤瑞）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转账300000元到余薇在中国农业银行62×××72账户。2019年1月5日，被告瑞林公司及被告李坤瑞出具《云南瑞林经贸有限公司还款计划》，载明截至2018年12月31日，瑞林公司欠原告本金加利息共计8，545，055.39元，三被告承诺于2019年9月30日前分8次连带还清该欠款。同日，三被告在《云南瑞林经贸有限公司应还明细》上签字盖章，该应还明细载明：截至2019年1月5日，被告瑞林公司尚欠利息1，345，055.39元，该利息已将上期未付利息转入下期应还本金中再次计算利息，同时载明2017年9月30日应归还1，768，000元，2017年12月31日应归还5，432，000元原告未收到，上述应付利息及本金合计为8，545，055.39元。2019年4月8日，原告向被告瑞林公司出具《催款函》，载明：截至2019年4月8日，被告瑞林公司尚欠原告利息1，735，373.12元，本金7，200，000元，合计8，935，373.12元。被告杨泽林于2019年4月18日在该《催款函》上签字。2019年4月8日，原告与三被告签订《还款协议书》，载明：原告向三被告实际出借资金为8，000，000元，三被告应于2017年6月22日归还原告借款本金8，000，000元，截至2019年4月8日，被告瑞林公司尚欠原告利息1，735，373.12元，本金7，200，000元，合计欠款8，935，373.12元。利息约定为：借期内利息按实际借款金额的1.5%计付月利息，自2017年8月5日起，因被告瑞林公司未能支付的逾期借款利息自动计入下期本金，按月利率1.5%计算支付至实际还款之日，并约定被告于2019年9月30日前分8次还清借款，被告杨泽林及李坤瑞承诺愿以本人及直系亲属财产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至本协议及借款的本金利息全部实际归还时止。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申请执行费、律师费等。另查明，2017年3月9日，原告程盈公司作为需方与作为供货方的被告瑞林公司签订了《苗木订货合同》，约定2017年5月底前被告瑞林公司向原告交付价值53，505，000元的苗木。原告持有被告李坤瑞名下的三本房屋所有权证书原件及被告杨泽林名下的两本房屋所有权证书原件。原告支出本案保全费5，000元、保全担保费20，000元、律师费100，000元。原告程盈公司在庭审中陈述，基于《苗木订货合同》的存在，原告在转款8，000，000元的时候才会备注为“苗木款”，但因被告履行不能，导致《苗木订货合同》未实际履行，因此，本案的5，000，000元已转化为借款，剩余3，000，000元被告已归还800，000元，2017年7月5日，三被告找原告补签了《借款合同》，明确被告瑞林公司向原告借款5，000，000元，被告杨泽林、李坤瑞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对此，被告为了证明其还款能力，提交了五本房产证给原告。被告李坤瑞在庭审中陈述，合同及还款协议书，应还明细是被告签字的，是被告李坤瑞与被告杨泽林一起签的，盖了章，但是是应原告方要求以及被原告胁迫形成的，8，000，000元已收到，用于支付农民工工资，因为项目预算是6，000，000元，被告于3日后转账支付原告800，000元。原、被告口头约定被告准备套现3，000，000元给原告。被告已履行了订货合同，被告已履行了一千多万元的苗木给厚成公司。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本案中，原告程盈公司于2017年4月6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被告瑞林公司交付了款项8，000，000元，三日后被告瑞林公司返还原告款项800，000元，原告于2017年7月5日与三被告补充签订了5，000，000元的《借款合同》，后被告分别于2018年4月10日、2018年6月22日、2018年8月2日、2019年1月5日的《云南瑞林经贸有限公司应还明细》中签字确认以7，200，000元为本金，按月利息1.5%计算尚欠原告本息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共计8，545，055.39元，后三被告又在2019年1月5日《还款计划》及2019年4月8日《催款函》、《还款协议书》中再次明确原告出借款为8，000，000元，扣除被告瑞林公司已归还的800，000元，尚欠本金7，200，000元，并且明确扣除被告瑞林公司已支付的利息1，132，000元后，截至2019年4月8日，被告尚欠原告利息1，735，373.12元。原、被告虽系交付款项后补签的《借款合同》，并在转款凭证备注转出款为苗木款，原告向被告交付借款时间早于签订《借款合同》时间，但基于上述多份应还明细、还款计划、催款函、还款协议书，可以确认原告与被告瑞林公司借贷关系于交付借款的2017年4月6日成立并生效，借款最初本金为8，000，000元，扣除被告瑞林公司已归还的800，000元，现尚欠本金7，200，000元。现《还款协议书》中的还款期限已届满，一审法院对原告要求被告瑞林公司归还借款本金尾款7，200，000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三被告抗辩，原、被告之间系买卖合同关系，但三被告提交证据只能够证实被告与案外人厚成公司的业务往来，并不能够证实三被告履行了与原告签订的《苗木订货合同》，从本案查明事实看，原告与被告瑞林公司虽于2017年3月9日签订了《苗木订货合同》，但该合同并未实际履行，故一审法院对三被告该抗辩不予采信。三被告另抗辩，其在原告要求及胁迫下签署借款合同及还款计划，且原告方不具备出借能力，原告的借款来源于云南省设计院的拨款，原告违反专款专用规定将这笔拨款出借给被告赚取高额利息，不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认为，三被告并未举证证实其签署合同、还款计划书系受原告方胁迫，原告出借给被告的款项主要来源于云南省设计院集团支付给原告的工程预付款，三被告亦未举证证实原告出借给被告的8，000，000元系国家明文规定的专款，故一审法院对三被告该抗辩不予采信。关于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借贷双方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并重新出具债权凭证，如果前期利率没有超过年利率24%，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载明的金额可认定为后期借款本金；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24%的，当事人主张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按前款计算，借款人在借款期间届满后应当支付的本息合计，不能超过最初借款本金与以最初借款本金为基数，以年利率24%计算的整个借款期间的利息之和，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支付超过部分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原、被告约定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原告主张自2017年4月6日至2019年4月8日被告应付利息为1，735，373.12元，经核查，被告瑞林公司于2017年8月26日、2017年8月30日支付原告利息合计432，000元，该款恰好是以7，200，000元为基数，按照月息1.5%计算的自2017年4月6日至2017年8月6日止4个月的利息。一审法院按法律规定的利息上限24%计算自2017年8月7日至2019年4月8日，以借款本金7，200，000元为基数，计算20个月的利息之和为2，880，000元，扣除此期间被告支付的利息700，000元，应付利息之和为2，180，000元。原告虽然在计算自2017年8月7日至2019年4月8日期间的应还利息是将上期未付利息计入下期本金、按月利率1.5%计算复利得1，735，373.12元，但未超过按法律规定的利息上限计算的2，180，000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原告主张的以7，20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的自2019年4月8日起至还清之日止的利息，以及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律师费，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规定：“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原、被告在《借款合同》中约定借款人不按约定归还借款本息，出借人有权在合同借款利率的基础上，按违约金额和违约期限，每天累计加收50%的罚息，并承担出借人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催收费、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保全费等全部费用。经核查，月利率1.5%加上每天按违约金额加收的50%的罚息、及实现债权费用已超过年利率24%，故本案应以年利率24%为限，一审法院对原告以7，20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的自2019年4月9日起至还清之日止的利息予以支持，并对原告另行主张的诉讼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律师费等实现债权费用不再重复支持。关于被告杨泽林、李坤瑞的还款责任，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本案中，原、被告虽未明确约定保证期间，但原、被告在2019年4月8日《还款协议书》中约定主债务履行期限于2019年9月30日届满，原告于2019年8月26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早于主债务履行期限，故被告杨泽林、李坤瑞的保证责任不能免除。一审法院对原告要求被告杨泽林、李坤瑞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诉请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百九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云南瑞林经贸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云南程盈森林资源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7，200，000元；二、被告云南瑞林经贸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云南程盈森林资源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支付自2017年8月7日至2019年4月8日期间的利息人民币1，735，373.12元；三、被告云南瑞林经贸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云南程盈森林资源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支付以人民币7，20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4月9日至借款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四、被告杨泽林、李坤瑞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五、驳回原告云南程盈森林资源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已减半收取39，126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云南程盈森林资源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负担2，777元，由被告云南瑞林经贸有限公司、杨泽林、李坤瑞连带负担36，349（于支付上述款项时一并支付原告）。二审中，上诉人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即微信聊天记录，欲证明被上诉人董事长兼总经理杨湘云在微信中向上诉人杨泽林保证种植苗木的收益；证据二、即视察照片，欲证明被上诉人董事长杨湘云、董事保纹颖为保证双方顺利履行合同，在上诉人苗木种植过程中，亲自到基地指导工作；证据三、即基地苗木库存照片，欲证明截至2018年12月22日，上诉人宜良工业园区、小马街库存苗木共计2002993株。证据四、即《保山市浦发滇西边境片区扶贫投资发展基金一期（施甸县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项目合作协议书》（复印件），欲证明签订苗木合同的主要目的是就是用于合作协议上的工程使用。以上四组证据欲共同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不但签订了《苗木订货合同》，双方还实际履行了该合同，且上诉人有足够的能力履行合同，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800万元为合同的首付款，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经质证，被上诉人对以上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认为不属于新证据，一是微信和照片一审就可以提供，二是证据没有原始载体进行核对。本院认为，上诉人所提交的上述证据因无原始载体进行核对，本院不采信。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即诉讼费发票，欲证明案外人昆明厚成农林科技有限公司已就本案中上诉人所提交的其与厚成公司关于代赔苗木的单据往来向法院提起诉讼，与被上诉人没有任何关联。经质证，上诉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认可。本院认为，该证据上诉人认可，本院予以采信。对一审法院认定的案件事实，双方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归纳诉辩双方观点，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双方是否形成借贷法律关系？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对2017年3月9日签订《苗木订货合同》进而发生买卖合同关系不持异议，上诉人认为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买卖合同关系，不应当按照民间借贷关系审理。但从本案已查明事实和在卷证据来看，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苗木订货合同》后，被上诉人于2017年4月6日已向上诉人转账8，000，000元（备注“苗木款”）履行了需方的支付价款义务，而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只能够证实上诉人与案外人厚成公司的业务往来，并没有充分的证据能够证实上诉人已经实际履行了该买卖合同中约定的供方义务。现被上诉人为主张借贷关系成立，提供了加盖章瑞林公司印章、杨泽林在法定代表人和连带责任人项下签字捺印、李坤瑞在连带责任人项下签字捺印的《借款合同》。瑞林公司系独立经营的法人，对于借据的内容应当明确，其盖章行为可以视为其接受该借据的意思表示；杨泽林、李坤瑞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完全具备理解《借款合同》内容的能力，应当知晓签署合同的法律后果，故可以认定该借贷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结合被上诉人的陈述与《借款合同》《收条》《云南瑞林经贸有限公司应还明细》《云南瑞林经贸有限公司还款计划》《催款函》《还款协议书》等证据已经形成证据链，能够证实双方之间原买卖合同关系转化为借贷关系。该民间借贷关系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我国现行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不存在其他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应属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故，一审法院判决确认双方借贷关系成立并判令上诉人按照约定履行还款义务并无不当。上诉人关于被欺骗补签借款合同及虚假诉讼、恶意诉讼的上诉理由，因其未能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瑞林公司、杨泽林、李坤瑞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一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8，252元，由瑞林公司、杨泽林、李坤瑞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施苏萍审判员  贾 音审判员  古维贤二〇二〇年九月三十日法官助理张微波书记员周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