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07民终349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生禄，男，1963年8月6日生，汉族，江西省信丰县人，住江西省赣州市信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德胜，江西灵韵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波，男，1976年10月16日生，汉族，江西省信丰县人，住江西省赣州市信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宏亮，江西海融（信丰）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付华英，女，1972年5月13日生，汉族，江西省信丰县人，住江西省赣州市信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韩统彪，江西赣诚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上诉人李生禄因与被上诉人刘波、付华英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信丰县人民法院（2020）赣0722民初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李生禄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被上诉人协助上诉人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至上诉人名下；2.判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违约金人民币10万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法院认定A20地块在2010年4月29日已转让给了刘定英依据不足。被上诉人在2010年4月29日还未取得案涉土地的使用权，当时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仅为意向性协议，尚未发生转让的法律效力；根据刘定英陈述，A20地块系其受上诉人委托代为购买，购买土地的款项由上诉人李生禄支付给刘定英，再由刘定英支付给被上诉人，上诉人才是A20地块的实际交易主体，刘定英仅是受托人；刘定英最初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被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2014年倒签的《土地转让协议》所取代，根据该协议，上诉人系A20地块的受让人。2.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是为了规避税收，并非真实交易，该认定没有证据予以支撑，且与客观事实相悖。如上所述，购买案涉土地系刘定英受上诉人委托而实施的代理行为，真实交易主体为上诉人和被上诉人。退一步讲，即使当时签订《土地转让协议》的主体为刘定英，后来基于案涉土地最终确定且编号、位置发生变化，被上诉人已于2014年与上诉人重新签订了《土地转让协议》，之前的《土地转让协议》（实为意向性协议）已被重新签订的协议取代，案涉的A20土地的受让主体已变更为上诉人，对此，被上诉人当时未提出任何异议并予以认可。由此可见，双方的交易真实存在，不存在规避税费的行为。二、一审法院基于错误的事实认定，适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三款及《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适用法律明显错误。根据现有材料，没有任何证据证实上诉人存在与他人有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的行为，更不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行为。一审法院仅以被上诉人一面之词，认定双方所签订的协议无效，依据不足。上诉人委托刘定英购买案涉土地并支付款项的事实，不仅得到刘定英的直接认可，且被上诉人也承认收到该土地转让款，一审以上诉人未提供委托书及付款凭证认为上诉人举证不能，完全置客观存在的事实不顾。三、被上诉人拒绝为上诉人办理过户的行为构成违约，根据双方协议约定，被上诉人应承担违约金10万元，并按土地出让款总价以月利率5%的标准支付经济补偿。被上诉人刘波答辩称：一、上诉人主张的意向性协议观点不能成立。2010年4月29日，答辩人同时将两宗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给案外人刘定英，该宗地在双方签订转让协议时即已存在，而且编号调整也没有导致宗地面积或者四至发生任何改变，刘定英全部履行了交易对价，并非是未取得使用权的意向性协议。《物权法》规定不动产权属转移，以变更登记为准，即案涉转让合同生效与土地权属无关。二、上诉人主张的委托代买关系无法成立。案外人刘定英（案涉土地的购买人）一审庭审时表示购买土地的款项实际上就是他自己的钱，即否认收到过上诉人交付的委托购买土地款。据此，充分说明案涉土地的交易主体就是刘定英。上诉人认为其在2014年与付华英倒签的《土地转让协议》取代了刘定英与答辩人签订的转让协议不能成立。前后两份合同内容一致，却发生了合同相对方的改变；刘定英与答辩人前面的数次合同，均是两宗土地和价款通过一份协议书的形式来交易，而在2014年5月份却要求付华英将两宗土地的协议分别签订，之后才出现了上诉人与付华英倒签的虚假协议，据此，刘定英与李生?的二次交易事实明显，又何来的委托代买关系；刘定英通过一份协议和一份收款收条的方式受让两宗土地更符合交易习惯。刘定英起诉另一宗土地协助过户的（2020）赣0722民初16号案判决已生效，该一审生效判决否定了刘定英与李生?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现只有上诉人单方强加刘定英与其存在委托代理关系，唯一解释就是企图通过诉讼手段掩盖二次交易和逃避纳税的目的，该不法目的当然不能得到支持。三、答辩人在本案无违约行为或违约事实。一审判决均采信各方当事人真实的第一份原始转让协议效力，该协议是和刘定英之间约定的违约条款，上诉人在本案中主张答辩人承担违约责任不应理会。被上诉人付华英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口头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上诉人李生禄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协助原告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至原告名下；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人民币10万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4月22日，被告刘波与被告付华英签订委托书，委托书载明：“委托人刘波有一宗土地座落在信丰县嘉定镇水北气象局院内，产权证×××国有土地使用证。因政府征用建体育中心，需将该宗地异地置换安置，本人就办理该宗地及其置换安置地的相关事项，现特委托付华英为我的合法代理人，全权代表我办理该宗地在拆迁置换安置中与国土局等部门签订收储安置的相关协议；置换安置地确权手续；置换地确权后的初始登记和变更登记事项；领取土地置换中政府补偿的土地款等一切事项。其次全权代表我与他人办理签订该宗地及置换地的土地转让协议；向有关部门申请办理土地过户；收缴相关费用；进行土地使用权分割的权利义务等相关事项。代理人在办理上述事项中所签署的一切手续文件和行为，我均予以认可，代理期限为办理完上述事项止，委托人承诺不变更委托书。受托人无转委托权。委托人：刘波，受托人：付华英。”同日，上述委托书经信丰县公证处公证。2010年4月27日，被告刘波（乙方）与信丰县国土资源储备中心（甲方）签订《信丰县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储置换合同》，合同确定收储被告刘波位于×××一宗国有土地，置换艺术中心健康路等×××给被告刘波。2010年4月29日，被告付华英（甲方）与案外人刘定英（乙方）签订《土地转让协议》，协议载明：“甲方愿意将艺术中心健康路×××位置土地二宗（详见规划方案图）转让给乙方，甲乙双方就土地转让事宜达成如下协议：一、土地转让价为每平方米1900元，土地转让面积226㎡，土地转让总价为肆拾贰万玖仟肆佰元整（￥429400元）。自双方签订本协议之日起，乙方三天内全部付清甲方的土地转让款肆拾贰万玖仟肆佰元整（￥429400元）。最后的成交款按国土局办证的登记面积为准，双方按审批登记表的实际面积为转让价每平方米1900元多退少补全部结清土地款。二、甲方协助乙方办理好土地过户等相关手续，过户的一切费用全部由乙方负责承担，甲方不承担任何费用。双方应遵守政府部门对该安置地及安置户的相关规定，在国土局等部门准许范围内甲方按土地证发证日期起要求乙方三年内办完过户，土地证由乙方保管。三、本协议自签订之日起，双方不得反悔或随意更改条款，否则违约者处罚违约金10万元，并每月按土地转让总价的月利息5%作为经济损失补偿。”当日，案外人刘定英向被告付华英支付土地转让款429400元，被告付华英向案外人刘定英出具收据一张。2014年3月6日，被告刘波、案外人刘维（甲方）与信丰县国土资源储备中心（乙方）签订《补充合同》，合同补充确定：按照位置不变的原则，将原安置乙方土地编号调整为×××给被告刘波、案外人刘维。2014年3月13日，被告付华英（甲方）与案外人刘定英（乙方）签订《补充协议》一份，补充协议载明：根据县政府及相关部门就健康路安置地规划的调整，导致甲乙双方原先土地转让的编号及面积发生变化，为执行现规划方案，经甲乙双方协商，原转让的×××调整更改为×××，具体位置详见县政府最终批复的艺术中心健康路安置地规划方案图。补充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甲方：付华英，乙方：刘定英，2014年3月13日。2014年3月20日，被告刘波办理了A20号地块土地使用证，土地权证号：×××。2019年9月26日，该土地办理了信丰县不动产登记落地申请。2014年5月，被告付华英（甲方）与案外人刘定英（乙方）就上述A19号（108㎡）、A20号（120㎡）土地分别签订了《土地转让协议》，转让协议载明：一、A19、A20号土地转让价为每平方米1900元，土地转让面积A19号（108㎡）、A20号（120㎡），土地转让总价A19号（108㎡）为205200元、A20号（120㎡）为228000元；二、删除了2010年4月29日《土地转让协议》中关于“在国土局等部门准许范围内甲方按土地证发证日期起要求乙方三年内办完过户，土地证由乙方保管”的内容。同日，被告付华英将该两宗土地的使用权证交给了案外人刘定英。2014年，在办理土地过户时，案外人刘定英告知被告付华英需将A20号地块过户到原告李生禄名下，为了规避二次交易产生的税收，被告付华英以被告刘波（甲方）的名义与原告李生禄（乙方）重新签订了一份《土地转让协议》，协议载明：一、土地转让价为每平方米1900元，土地转让面积120㎡，土地转让总价为228000元。自双方签订本协议之日起，乙方三天内全部付清甲方的土地转让款，最后的成交款按国土局办证的登记面积为准，双方按审批登记表的实际面积以转让价每平方米1900元多退少补全部结清土地款。二、甲方协助乙方办理好土地过户等相关手续，过户的一切费用全部由乙方负责承担，甲方不承担任何费用，双方应遵守政府部门对该安置地及安置户的相关规定。三、本协议自签订之日起，双方不得反悔或随意更改条款，否者违约者处罚违约金10万元，并每月按土地转让总价的月利息5%作为经济损失补偿。合同签订日期前移至2010年4月29日。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法庭查明，本案争议的A20地块在2010年4月29日原告已转让给了案外人刘定英，双方并为此签订了《土地转让协议》，协议已依法成立，并发生了法律效力。案外人刘定英亦将购地款全部履行完毕。在办理过户时，案外人刘定英要求将A20号地块过户到本案原告名下，为此原告和被告付华英重新倒签了一份《土地转让协议》，其目的是为了规避因二次交易产生的税收，该协议并非真实交易行为，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应认定该协议无效。故一审法院对原告李生禄要求被告刘波、付华英过户及主张违约金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案外人刘定英及原告称系原告委托案外人刘定英向被告付华英购买被告刘波名下的艺术中心健康路安置地A20号地块的主张，因原告李生禄既未提交有关委托刘定英办理土地转让事宜的委托书，又未提供向被告付华英、刘波支付土地转让款的相关凭证，故一审法院对此不予采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并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驳回原告李生禄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原告李生禄负担。本院二审期间，被上诉人刘波向法庭提交江西省信丰县人民法院（2020）赣0722民初16号民事判决。因该判决是法院裁判文书，本院对其“三性”予以确认。其他当事人均未向法庭提交新的证据。本院二审查明事实和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关于本案主要争议焦占是和被上诉人刘波签订案涉土地的受让人是上诉人李生?还是案外人刘定英。首先，2010年4月29日，被上诉人付华英与案外人刘定英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并不是意向性协议。理由是在签订该协议前的2010年4月27日，被上诉人刘波就和信丰县国土资源储备中心签订了置换合同，明确了安置土地的编号及面积，据此，被上诉人付华英才能和案外人刘定英签订《土地转让协议》，且该协议明确约定的转让土地的编号和面积及转让价，符合合同的要件。虽然其后编号进行了改变，但土地位置未变，且在土地编号改变后，被上诉人付华英和案外人刘定英重新签订了补充协议，将土地编号作了相应的调整。因此该协议并非意向性协议，是被上诉人和案外人刘定英进行案涉土地转让的真实意思。其次，上诉人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其委托案外人刘定英购买案涉土地。一方面，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实其和案外人刘定英存在委托代理关系，也未提供其支付购地款给案外人刘定英的依据。另一方面，也没有证据证实刘定英在签订协议时向被上诉人明示过是代上诉人购买土地，案外人刘定英也未就案涉土地单独签订转让协议，而是两块转让土地共同签订协议，仅是在想办理土地过户时要求与上诉人李生禄倒签一份协议，则存在再次转让并为规避税费而签订协议的可能。在此情况下，即使如上诉人所说其后面倒签的协议能取代刘定英所签订的协议，也损害了国家的利益。在证实上诉人委托案外人刘定英购买案涉土地的证据不足的情况下，被上诉人和上诉人签订的转让协议则不是购买土地的真实意思表示，一审判决认定该份协议无效并无不当。该协议无效则其违约条款亦不能约束被上诉人，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据该协议应承担违约责任的理由亦不能成立。因此，可以认定与被上诉人刘波签订案涉土地的受让人是案外人刘定英。如果上诉人李生?与案外人刘定英确存在相应的法律关系，上诉人李生?可向案外人刘定英主张权利。综上所述，上诉人李生?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共计4600元，由上诉人李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曾文俊审 判 员  赖国东审 判 员  王阿婷二〇二〇年九月三十日书 记 员  刘玉华代理书记员  雷 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