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20民终402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伟诗，男，1978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赖福庆，广东宪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杜佳灵，女，1969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桥容，广东上儒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培文，广东上儒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伟诗因与被上诉人杜佳灵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2020）粤2071民初2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审查上诉意见，决定不开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刘伟诗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杜佳灵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没有查清款项的性质而直接认定为借款，与事实不符。1.陈铭忠与刘伟诗之间的资金往来既有陈铭忠向刘伟诗借款之还款，也有刘伟诗帮陈铭忠代收代支给第三方的款项。因为一审期间刘伟诗考虑到尊重陈铭忠（已故）及不方便提供第三方的身份，不愿牵扯太多其他人，于是在一审期间只说是陈铭忠借款之还款。2.刘伟诗经过一审已知道因为现金累积多次出借，没有收据，也没有书面借款协议，只是口头协议，死无对证无法再主张借款。只能提供有证据证明代付款部分来抗辩杜佳灵的诉讼请求。自2015年10月26日至2017年4月11日期间，刘伟诗合计收到陈铭忠银行转账的款项合计3286140元，随即转账代付给高玉庭2194200元，代付给杨家健607600元，合计2801800元。该代发款项金额2801800元应当在本案案涉款项中予以扣除，杜佳灵可以向高玉庭、杨家健另案起诉追讨。二、一审认定事实不清，杜佳灵所提诉求缺乏事实依据，不能提交债权凭证，未达到高度盖然性，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不当。1.自然人之间的民间借贷必须满足两个前提构成要件：一是借贷的合意。即存在借贷法律关系，这也是最基本的首要事实要件。其法理依据是：法律关系其构成要素有三项：（1）法律关系主体一法律关系的参加者；（2）法律关系内容一权利和义务；（3）法律关系客体一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和义务所指向的对象，包括物、行为和人身相联系的非物质财富；其事实依椐是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二是出借借款。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是实践性合同，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若仅是签订借款合同，未实际履行借款合同约定的出借义务，借款合同仅仅是订立，但未生效。杜佳灵需举证证明以上两个构成要件才能证明双方之间是借贷法律关系并已经出借借款。杜佳灵仅凭银行流水猜测转账款项系借款，欠缺借贷合意的构成要件，显然举证不充分，不能证明银行流水转账款项是借款及存在借贷法律关系。2.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二条之规定，若按一审对举证责任的分配，最高法院没有必要作出第二条的规定。一审举证责任分配错误。三、一审在杜佳灵缺乏债权凭证的情况下，未严格审查杜佳灵明显不具备出借能力。经统计，自2015年10月至2016年10月期间陈铭忠合计向刘伟诗转账1358740元。杜佳灵在一审庭审中陈述陈铭忠的借款资金来源于工资奖金收入。从杜佳灵提供的证据即陈铭忠光大银行银行流水来看，陈铭忠每月工资9000余元，绩效2000余元至1万余元不等，即至多每月2万元收入，年收入不超过24万元，陈铭忠不具备向刘伟诗出借涉案借款资质的能力。四、一审认定杜佳灵起诉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成立明显不符合常理。1.假设杜佳灵主张陈铭忠转账款项为借款成立，但杜佳灵对于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借款期限、利息等事实一无所知，不符合常理。如此巨额资金陈铭忠不可能对妻子杜佳灵隐瞒，亦不可能从不向刘伟诗追讨。2.从转账的金额来看，有些数额是小到十位数，如22360、51750等等，依据日常生活习惯，出借款项都应该是整数，不可能有这么零星的小数，故从转账数额来看不符合常理。3.从转账的时间来看，转账的时间基本相隔7天左右，持续时间自2015年10月至2017年4月，如此频繁，相隔时间如此短暂，刘伟诗却从未还款，亦不符合常理。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改判。被上诉人杜佳灵答辩称：一审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法院驳回刘伟诗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一、刘伟诗于二审提出新的说辞，280多万元是代付给案外人，刘伟诗并未提供任何的代付凭证，针对刘伟诗多次强调杜佳灵并不清楚借款的具体时间及地点等细节，是由于杜佳灵并非借款的实际经手人，杜佳灵与陈铭忠之间经济是相互独立的，陈铭忠生前并未告知借款事实，在本案中杜佳灵穷尽举证责任以及义务，如刘伟诗主张本案的转账是归还借款或者代为付款，请刘伟诗提供实际凭据，杜佳灵也想查清事实。杜佳灵对陈铭忠的了解，陈铭忠有正当的以及不低的收入，陈铭忠死后整理其银行流水可以充分体现，陈铭忠转账给刘伟诗的资金由其工资、福利待遇收入、朋友处的借款以及一部分的投资款的回收组成，该些款项均体现在银行流水内。本案的300多万元转入到刘伟诗的银行账户中，陈铭忠的资金来源是合法的。二、有关举证责任的问题，以杜佳灵在一审提出的意见为准。杜佳灵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刘伟诗向杜佳灵清偿借款本金3286140元及利息（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起诉之日起计至清偿之日止）；二、刘伟诗承担本案所有诉讼费。一审诉讼中，杜佳灵明确利息以328614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刘伟诗与杜佳灵的丈夫陈铭忠认识，2015年10月26日至2017年4月11日期间，陈铭忠向刘伟诗转账多笔合共3286140元。陈铭忠已于2019年9月23日死亡，其父母、儿子均公证声明放弃继承陈铭忠的遗产。杜佳灵称，陈铭忠生前于1998年至2018年先后在中国银行中山分行、光大银行中山分行任副行长，年收入四五十万元；陈铭忠与刘伟诗经刘伟诗的表哥甘某介绍认识；陈铭忠生前曾向杜佳灵提及刘伟诗、甘某向其借款，杜佳灵没有细问，不清楚有无约定借款期限、利息、有无签订书面凭证；杜佳灵在整理陈铭忠的遗物时，发现陈铭忠向刘伟诗转账多达3286140元，而刘伟诗没有转账给陈铭忠，故认为这是陈铭忠借给刘伟诗的借款。杜佳灵提供了陈铭忠的银行账户对账单，显示陈铭忠在向刘伟诗转账之前，收到案外人刘某、马某、梁某1、潘某、甘某、何某、韦某、梁某2等多人的款项合计2869900元，其中刘某20万元、马某40万元、梁某150万元、潘某30万元、甘某23万元。杜佳灵称，刘某是陈铭忠的表哥，转账给陈铭忠的钱应该是借款，刘某已提起（2020）粤2071民初768号民间借贷纠纷诉讼；马某是陈铭忠的姐夫，马某称他转给陈铭忠的钱是借款；梁某1是陈铭忠的同学，转账借款50万元给陈铭忠，陈铭忠已于2017年4月12日将50万元转回给梁某1；潘某、甘某是陈铭忠的朋友，均称他们转给陈铭忠的钱是退还陈铭忠对中山小榄濠发海鲜火锅酒家的投资款；杜佳灵不认识其他人，不清楚他们的转账款项用途。刘伟诗称，案涉期间，其在中山市盛景尚峰、东莞市两地经营新利班饭店，年收入曾高达四五百万元，掌握大量现金；陈铭忠向刘伟诗提出借款给他进行投资运作，并称投资理财产品周期短，有特殊渠道保证收益，刘伟诗就拿餐厅的现金借给陈铭忠，陈铭忠时隔几日就转账还款给刘伟诗，并附带利息；2015年10月15日至2017年4月1日期间，刘伟诗向陈铭忠出借借款20多笔累计3272000元，因双方是朋友，没有签订书面借款凭证，也没有约定利息，双方之间的债务关系随着陈铭忠最后一笔还款已结清，后逐渐再无往来；甘某与甘某是兄弟，也是刘伟诗的表哥。杜佳灵、刘伟诗均确认，除本案讼争款项以外，陈铭忠、杜佳灵与刘伟诗之间没有其他债权债务纠纷、经济往来。一审另查明，杜佳灵因类似本案借款情形，向一审法院提起（2020）粤2071民初239号案诉讼，诉请判令甘某向其清偿借款本金1654880元及利息。刘某向一审法院提起（2020）粤2071民初768号民间借贷纠纷诉讼，诉请判令杜佳灵在继承陈铭忠遗产的范围内向其偿还借款本金150万元及利息。一审法院认为，杜佳灵主张其作为陈铭忠的继承人，对刘伟诗享有借款3286140元的债权，提供了公证书、居委会证明、银行账户对账单佐证。刘伟诗否认向陈铭忠借款，则没有约定借款期限为刘伟诗抗辩意见的应然之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规定，出借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杜佳灵于2020年1月3日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刘伟诗抗辩杜佳灵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欠缺理据，不予采纳。杜佳灵提供的对账单证明陈铭忠向刘伟诗支付了3286140元。刘伟诗抗辩转账均系陈铭忠偿还所欠其借款的款项，但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向陈铭忠交付过款项，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如刘伟诗陈述属实，其向陈铭忠出借现金20多笔累计3272000元，却从未签订书面凭证，也没有约定利息，陈铭忠仅向刘伟诗偿付3286140元，明显不符合常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刘伟诗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刘伟诗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刘伟诗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杜佳灵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之规定，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及交易习惯等进行综合审查，采信杜佳灵的证据及主张，认定陈铭忠向刘伟诗出借借款3286140元的法律事实。现杜佳灵诉请刘伟诗偿还借款3286140元，并按年利率6%计付自起诉之日即2020年1月3日起至借款清偿之日止的利息，不违反法律规定，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第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刘伟诗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杜佳灵偿还借款3286140元，并支付利息（以328614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自2020年1月3日起计算至借款清偿之日止）。如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3088元，减半收取计16544元，诉讼保全费3520元，合共20064元，由刘伟诗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刘伟诗围绕其上诉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证据二为中国工商银行历史明细清单，证明刘伟诗收到陈铭忠转账的款项之后转账代收陈铭忠分别付给高玉庭、杨家健的记录；证据三为转账记录对比表，证明从时间和金额上可以看出，刘伟诗收到陈铭忠转账的款项之后代付给高玉庭、杨家健合计金额2801800元，应在本案涉案款项中扣除。杜佳灵并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质证，针对刘伟诗提交的证据，杜佳灵质证称，确认证据一、证据二、证据三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本院认证意见如下：杜佳灵确认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关联性于后文一并论述。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再查，二审期间，刘伟诗到庭陈述：陈铭忠是光大银行行长，向其介绍理财产品，刘伟诗转账给陈铭忠购买理财产品，陈铭忠向其转账偿还刘伟诗的钱和利息。刘伟诗称对理财产品的收益不太清楚，购买的什么产品也不清楚，且与陈铭忠是一般朋友关系。本院对刘伟诗的该次调查笔录进行了录音，并委托中山市人民检察院对该次录音进行情感测试，中山市人民检察院称该录音干扰较大，不能出具书面回复。本院认为，结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陈述分析如下：首先，杜佳灵提交的陈铭忠的银行账户对账单显示，陈铭忠于2015年10月26日至2017年4月11日期间向刘伟诗多次转账，金额共计3286140元。刘伟诗主张涉案的转账部分系陈铭忠归还之前与其的借款，部分系代陈铭忠向案外第三人支付的款项。对于借款的部分，刘伟诗主张自2015年10月15日至2017年4月1日期间向陈铭忠现金出借20多笔款项累计金额3272000元，但双方从未签订任何书面凭证。本院认为，刘伟诗未对其主张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且在金额不属于小额的现金借款交易中，当事人双方无任何书面凭证，显然不符合常理。对于代付款项的部分，刘伟诗虽于二审期间提交了其与案外人高玉庭、杨家健的转账记录，但未提交证据证明受陈铭忠的委托转款的事实，亦不能证明其向案外人转账与本案借款的关联性。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刘伟诗举证不能，应承担不利后果，本院对刘伟诗称涉案款项系归还之前的借款以及代付款的主张不予采信。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现刘伟诗对其抗辩无法举证证实，故一审法院采信杜佳灵的证据及主张，认定陈铭忠向刘伟诗出借借款3286140元的法律事实并无不当。再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的规定，双方当事人未对还款期限作约定，杜佳灵可随时要求刘伟诗返还。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杜佳灵主张陈铭忠返还借款3286140元，并按年利率6%计付自起诉之日起至借款清偿之日止的利息于法有据，应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刘伟诗的上诉请求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3088元，由刘伟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徐红妮审判员  谢劲东审判员  章文佳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六日书记员  陈静文梁洛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