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十堰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鄂03行终83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原行政机关）丹江口市公安局。住所地：湖北省丹江口市沙坨营路**。 法定代表人邵联斌，局长。 出庭负责人朱白鸽，副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涛，湖北遇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付伟伟，丹江口市公安局民警。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杨春雨，男，1967年12月4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丹江口市。 一审被告（复议机关）丹江口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湖北省丹江口市人民路**。 法定代表人李翔，市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天罡，丹江口市司法局干部。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建华，湖北三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第三人刘新生，男，1970年8月19日，汉族，，住湖北省丹江口市 上诉人丹江口市公安局（以下简称丹江公安局）与被上诉人杨春雨、一审被告丹江口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丹江市政府）、第三人刘新生治安行政处罚及行政复议一案，不服湖北省丹江口市人民法院（2020）鄂0381行初12号行政判决书，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春雨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丹公（石）不罚决字[2019]32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违法并依法撤销，责令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2.确认丹行复决字[2019]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违法并撤销。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6年4月14日下午，刘新生请白元绪的旋耕机在讼争的土地中耕地，耕地过程中将地中种植的辣椒、红豆苗毁损。潘秀英（杨春雨的妻子）见刘新生、白元绪耕地毁坏了自家种的辣椒、红豆，便上前阻拦。潘秀英报警后，石鼓派出所民警出警到现场阻止双方并了解情况。2016年5月9日15时50分，杨春雨到丹江公安局石鼓派出所报案称：2016年4月14日，其在石鼓镇黄川村高家坡武装部“以劳养武”基地内种植的大约25亩红豆和辣椒被人毁坏，要求处理。石鼓派出所当日受案后进行调查，对刘新生的询问笔录证实：“刘新生耕地时见地里不知谁种了豆子，并给村干部孟风有打电话，孟风有说是潘秀英种的”。丹江公安局认为，刘新生所犁的这块地在杨春雨2006年承包以劳养武基地之前就在耕种，且2010年杨春雨起诉刘新生等七户非法侵占其土地诉讼案中败诉，故杨春雨报称的刘新生毁坏其财物一案没有事实证据能够证实，刘新生故意损毁财物的违法事实不能成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五条第二项之规定，于2017年4月24日作出丹公（石）不罚决字[2017]109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刘新生不予行政处罚。 杨春雨遂于2017年5月26日向丹江口市法院起诉，请求撤销被告作出的《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丹江口市法院于2017年9月6日作出（2017）鄂0381行初11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原告杨春雨的诉讼请求。宣判后，杨春雨不服提起上诉，十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26日作出（2017）鄂03行终107号行政裁定，将本案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依法审理后，于2018年7月23日作出（2018）鄂0381行初16号行政判决，判决撤销被告丹江公安局作出的《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并限在三十日内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丹江公安局在重新调查期间，于2018年9月1日再次对刘新生进行询问的笔录证实：“2016年4月之前这块地一直是我在种，4月份杨春雨种了庄稼，我就请人把地犁了，重新种了庄稼。我重新犁地种了玉米后，才发现地里有红豆苗和辣椒苗。但没有杨春雨说的25亩”。丹江公安局认为，涉案土地权属不明，在石鼓镇政府作出土地确权之前，该案暂无法处理，依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二百三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之规定，于2018年9月19日作出丹公（石）行终止决字[2018]13号《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决定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2018年9月21日向杨春雨送达。杨春雨遂于2019年2月25日向丹江口市法院起诉，请求撤销被告作出的《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丹江口市法院经审理后，于2019年4月30日作出（2019）鄂0381行初15号行政判决，判决撤销被告丹江公安局作出的《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并限在三十日内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丹江公安局经过重新调查，认为该地块之前由刘新生耕种，杨春雨未与刘新生就该地块权属达成一致意见，便擅自在该地块种植辣椒和红豆，刘新生对该地块是否有人种植农作物不认可，且杨春雨无证据证实种植辣椒和红豆的面积和价值，其报称被毁坏的红豆和辣椒价值无法认定，刘新生故意毁坏财物的违法事实不能成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五条第二项之规定，于2019年8月6日作出丹公（石）不罚决字[2019]32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刘新生不予行政处罚。 杨春雨不服，于2019年9月29日向丹江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丹江市政府受理后，于2019年10月10日向丹江公安局送达了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丹江公安局于2019年10月16日提交了行政复议答复书和涉案行政处罚卷。在审查了丹江公安局提交的办案材料后，丹江市政府于2019年12月25日作出丹行复决字[2019]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丹江公安局作出的丹公（石）不罚决字[2019]32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于2020年1月13日送达丹江公安局，同年1月14日送达杨春雨、1月19日送达刘新生。 另查明，杨春雨于2006年3月6日与丹江口市石鼓镇武装部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书。合同约定：杨春雨承包石鼓镇人民武装部位于高家坡林场基地500亩，四至边界为东至贾寨路直下，西至光明坝水库，上至分水岭，下至大渠以上。合同期限为30年。履行合同过程中，杨春雨与石鼓镇黄川村其他农户发生土地纠纷，杨春雨认为其他农户所耕种的土地是其承包基地内的土地，为承包土地使用纠纷，杨春雨多年来多次向当地政府申请处理及多次诉讼。2016年3月底，杨春雨在与刘新生发生争议的土地上种植了红豆、辣椒。 一审法院认为，公安机关具有保护公民人身、财产权益,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给予行政处罚的法定职责。《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盗窃、诈骗、哄抢、抢夺、敲诈勒索或者故意损毁公私财物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该法条规定的故意损毁公私财物行为，是指故意损坏或者毁灭公私财物，尚不够刑事处罚的行为。丹江公安局在重新调查期间认定：刘新生对该地块是否有人种植农作物不认可，被毁坏的红豆和辣椒价值无法认定，故意毁坏财物的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结论，与该机关原调查材料查明的事实不一致，治安案件中被毁损财物的价值，是公安机关作出行政处罚时的违法情节裁量标准，而非违法行为构成标准。丹江公安局以此认定相对人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缺乏法律依据，据此作出的丹公（石）不罚决字[2019]32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法应予撤销。因行政复议维持决定在内容上与原行政行为具有一致性，原行政行为被撤销的情形下，行政复议决定已无存在的必要，丹江市政府作出的丹行复决字[2019]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亦应一并判决撤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七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被告丹江口市公安局作出的丹公（石）不罚决字[2019]32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违法，并撤销该《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二、撤销被告丹江口市人民政府作出的丹行复决字[2019]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三、被告丹江口市公安局在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重新作出行政行为；四、驳回原告杨春雨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丹江口市公安局负担。 丹江公安局上诉请求：1、撤销湖北省丹江口市人民法院（2020）鄂0381行初12号行政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刘新生知道诉争土地种植农作物以及治安案件中被损毁财物的价值，是公安机关作出行政处罚时的违法情节裁量标准，而非违法行为构成标准的认定系认定事实错误，进而导致判决错误。2016年5月9日杨春雨自行到丹江口市公安局石鼓派出所口头报称，其承包的石鼓镇“以劳养武”基底内种植的庄稼被刘新生等人毁坏。经调查，该地块由刘新生在1993年耕种至今，刘新生正常犁地耕种农作物时，对该地块是否有人种有其他农作物的情况并不知情，石鼓派出所对当时在场的刘新会、王建菊、王文伯、王新焕、刘甲英、黄元生进行询问，上述人员均陈述刘新生在耕种诉争土地时，诉争土地上并没有生长有红豆、辣椒苗，原审法院认定刘新生知道诉争土地上栽种有农作物，认定事实错误。杨春雨无有效证据证实其种植红豆辣椒的具体面积和价值，其报称被毁坏的红豆和辣椒苗价值也无法认定。依据现行法律规定，毁坏财物价值达到5000元可能构成刑事犯罪。本案中因财务价值无法认定，公安机关无法对刘新生的行为进行定性处罚，故刘新生故意损毁财物的违法事实不能成立。 杨春雨上诉答辩，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依法维持。2016年4月对刘新生、孟风有等人的询问笔录是上诉人作为证据向法庭提交，能够证明刘新生等人故意聚众毁坏我25亩农作物，聚众抢夺我的承包地，破坏我生产经营的事实成立。至于王建菊、刘甲英、王文伯、黄元生、王新焕、刘新会等人说诉争地没有红豆苗和辣椒苗，是因为他们是共犯，在作伪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当依法驳回。案涉面积已经由石鼓镇政府组织测量确定为25亩，价值应由物价局评估。答辩人无法提供或不能提供不影响物价局评估。公安机关对刘新生不予处罚没有法律依据。上诉人充当了黑恶势力的保护伞，应当认定并制止。上诉人接到报案到达现场了解情况后不及时保护现场，反而帮助其成功实施了将该25亩农作物全部毁灭，并且故意错误确定案件性质，转移矛盾焦点。诉争地处理多年，上诉人是明知的，不是张善友林地上诉人更是明知的。但上诉人一而再、再而三的帮助该聚众抢地、毁坏庄稼的违法人扯皮。不排除有黑恶势力和背后保护伞，不排除失职、渎职行为。 丹江市政府述称，对原审认定的事实没有意见，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刘新生述称，案涉土地是我的，杨春雨占了我的土地并进行耕种。 二审期间，各方未提供新的证据，对一审采信的证据都没有新的质证意见。 本院经审查，对杨春雨提供的第一组、第二组证据中的现场视频与本案具有密切关联应予采信，但其证明目的应当结合视频内容和其他证据综合确定，详见判理部分。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证据合法有效，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 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相同。 另查明，案发当日，杨春雨的妻子潘秀英以阻止刘新生等人毁坏其所种庄稼被殴打而报警。杨春雨之子杨志鹏后驾皮卡车到达现场，用行车记录仪进行视频录像，刘新生等人强行拉拽杨志鹏车门未果，后搬石头堵住杨志鹏的车辆。杨志鹏紧闭车门车窗，在车内拨打电话报警，请求尽快出警处理。白元绪（现已故）操作旋耕机继续在案涉土地上耕地。石鼓镇派出所接到报警后，该所3人出警达到现场，并使用执法记录仪进行现场拍摄固定有关证据，及时将杨春雨与他人拉开避免冲突，分别进行劝导，要求杨志鹏移开车辆。 2016年7月15日，石鼓镇派出所对孟风有（时任石鼓镇黄川村委会主任）的询问笔录载明：“（石鼓镇派出所）问：‘刘新生犁地前给你打电话没有？’（孟风有）答：‘2016年4月13日给我打过电话。’（石鼓镇派出所）问：‘刘新生打电话干什么？’（孟风有）答：‘刘新生给我打电话我这块地谁在地里种庄稼。我给杨春雨打电话，杨春雨说是他种的。我又给刘新生打电话说是杨春雨种的。刘新生说我的地杨春雨凭什么种庄稼，说要去毁了他要种。我给刘新生说毁不毁商量好，不要打架。刘新生2016年4月14日下午请白元绪旋耕机犁的地，杨志鹏、潘秀英去阻拦。’” 2018年9月1日，石鼓镇派出所对刘新生的询问笔录载明：“（石鼓镇派出所）问：‘你在高家坡种植土地多少亩？是否是杨春雨说的25亩？’（刘新生）答：‘我种的张善友林地，林权证上写的11亩，我大约种的有13亩多……没有杨春雨说的25亩那么多。’” 再查明，本院于2017年12月26日作出的（2017）鄂03行终107号生效行政裁定书中查明：杨春雨与刘新生争议的地块经双方当庭确认，与张善友林地并非同一地块。 本院认为，丹江公安局、丹江市政府具有作出被诉不予处罚行为和复议行为的法定职权，而公安机关是保护公民人身、财产权益的特定行政机关。本案系杨春雨于2016年5月9日到石鼓镇派出所报案，请求处理其在石鼓镇黄川村高家坡武装部“以劳养武”基地内种植的大约25亩红豆和辣椒被人毁坏一事。该案案发时间发生在2016年4月14日，虽然杨春雨报案较晚，但不能据此排除杨春雨请求公安机关保护其财产权益的请求权。更重要的是，本案是杨春雨认为其妻子潘秀英被殴打案的最直接、最主要的原因。该两案发生在同一个现场，而本案持续时间更长。当时杨春雨之妻潘秀英、之子杨志鹏先后报警请求处理。根据另查明的事实，石鼓镇派出所出警3人并使用执法记录仪进行拍摄。该证据属于公安机关接警处警后必备的关键证据，对于客观反映案发现场第一手情况至关重要，其包括但不限于案涉土地面积、播种哪些作物及其长势等情况。丹江公安局至今未提供相关视频证据资料，其是否依法保存或不慎遗失，在一审、二审程序中均未作出合理说明，违反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的法定程序和行政诉讼有关证据规则。丹江公安局现又以2019年后调查的证据，与该机关原调查材料查明的事实不一致。例如：本案一审判决查明事实，石鼓派出所当日受案后进行调查，对刘新生的询问笔录证实：“刘新生耕地时见地里不知谁种了豆子，并给村干部孟风有打电话，孟风有说是潘秀英种的。”结合二审另查明的事实，刘新生事先询问过村主任孟风有知道杨春雨已种庄稼，案发时杨春雨妻、子均到现场进行告知和阻拦。据此，刘新生对涉案土地上种有庄稼的情况在事前、事中和事后都是明知的，其所谓耕地行为实属故意毁损杨春雨所种庄稼的行为。丹江公安局上诉认为诉争土地上并没有生长有红豆、辣椒苗，与其原调查情况特别是刘新生本人的证词都不一致，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相反，本院不予采信。关于该行为是否违法的问题，还涉及对案涉土地是否存有争议对该问题的判断。对此本院认为，涉案土地是否存有争议须依照法律规定进行处理，但是案涉土地上杨春雨确已播种的农作物的财产权属毫无争议，并不影响对刘新生故意毁坏他人财物的违法行为认定。换言之，在并非情况紧急或不能及时获得国家机关保护情况下，刘新生执意毁坏庄稼进行私力处理纠纷的行为，应受到法律的抑制和惩处，以维护社会财产秩序。另一方面，在刘新生已经明知杨春雨已种庄稼情况下，刘新生认为土地使用有争议，依法应当冻结争议而不能单方改变现状，但刘新生犁掉杨春雨的庄稼而种玉米，不仅造成农作物浪费，违背物尽其用的物权法基本原则；而且导致矛盾冲突升级激化，不利于社会稳定。关于丹江公安局认为杨春雨无有效证据证实其种植红豆辣椒的具体面积和价值的问题，对此本院认为，石鼓镇派出所有3人出警到现场并进行处理，特别是使用执法记录仪设备，本院和一般社会大众均有充分理由相信石鼓镇派出所有时间、有条件、有必要对报警案件进行及时有效的调查取证核实；且种植红豆、辣椒的具体面积和价值在本案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在于行政机关，而不能转移给杨春雨。杨春雨提供了其子杨志鹏的现场视频，也不能当然免除公安机关法定的举证责任。退一步来说，抛开执法记录仪有关证据，通过分析比较石鼓镇派出所先后多次调查的询问笔录等全案证据综合判断，尽管刘新生认为没有25亩，但结合刘新生在先陈述的对其本人不利的证言证据，仍能清晰而有说服力地认定刘新生毁损面积，进而评估相应的价值。关于丹江公安局认为毁坏财物价值达到5000元可能构成刑事犯罪的问题，因本案属于行政诉讼，公安机关履行的是法定的治安行政处罚职责，是否构成刑事犯罪不属于本案审查范围。综上，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支持。丹江口市公安局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丹江口市公安局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谭丹平 审判员  井家坤 审判员  宋志彪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何越 书记员沈丽 附：本判决所适用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