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民终313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钟利鸿，男，汉族，住广东省普宁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灵燕，广东万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岳世亚，广东万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城市建设控股集团（珠海）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珠海市。法定代表人：张海涛，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郝霞，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浩杰，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城建（乐东）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法定代表人：羊强，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廖洪，该公司员工。上诉人钟利鸿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城市建设控股集团（珠海）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城建珠海公司）、中城建（乐东）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城建乐东公司）居间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52民初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钟利鸿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灵燕、岳世亚，被上诉人中城建珠海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郝霞、王浩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钟利鸿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其全部诉讼请求，判令中城建珠海公司、中城建乐东公司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举证责任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判决认为《委托书》《确认函》《担保函》不足以证明系中城建珠海公司、中城建乐东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属于基本事实认定错误。一审期间，钟利鸿提交了由中城建珠海公司出具的《委托书》《确认函》等证据证明钟利鸿已完成居间。一审法院向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前海人寿公司）调查居间服务情况。前海人寿公司的《复函》表明钟利鸿已完成居间，钟利鸿已完成举证责任。该《复函》与钟利鸿提交的证据形成完整、连贯、有效的证据链，足以认定本案事实，进一步证明《委托书》《确认函》《担保函》系中城建珠海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但一审判决却仍然认为无法证明上诉人钟利鸿已经居间成功，显然违背了基本的证据认定规则。中城建珠海公司称钟利鸿伪造证据，否认《委托书》《确认函》等文件公章的真实性，却不能提出任何反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判决竟然以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要求钟利鸿承担所谓举证责任，与民事诉讼中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完全相悖，也与证明责任分配的基本原则不符。二、居间作为一种特殊的行为，其本身存在多样性、即时性、口头性的特征，在日常生活中，通常不会在居间过程中形成书面记录文件。判断居间成功的标准就是交易的结果是否达成。根据合同法第424条的规定，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因此，居间服务的内容是丰富多样的，提供订立合同的机会或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均可以视为履行了居间服务，法律没有规定居间服务一定要具备某种形式，更没有规定居间人需要具备某种资格或能力。从居间的方式上讲，居间的方式是多样化的，朋友介绍、共同居间、联合居间、指派一人作为居间代表等均是居间的形式，并无一定之规，法律也没有任何禁止或限制。一审中，钟利鸿也阐述了本案居间系通过庄姓朋友介绍及共同居间，这完全符合实践惯例。然而一审判决却非常狭隘和机械地理解居间行为，脱离日常生活经验，导致认定事实严重错误。从居间行为的特征来讲，实践中的居间主要是通过口头沟通、当面沟通完成，不可能将居间的过程全程记录，这既无法做到，也与居间的惯例不符。即便是市场上挂牌的房产交易中介，也不可能将其居间的过程进行全程记录，其也是通过房产交易结果的达成来确认居间成功。正是基于居间的以上特点，判断居间成功的唯一标准就是交易结果的达成。本案中，交易实际完成，并且委托人还出具了居间成功的确认书，交易的相对方也出具说明予以确认，已经能够相互印证。一审判决违背生活经验和常理，错误认定证明责任，严重违反事实，依法应予纠正。中城建珠海公司辩称，一、钟利鸿与中城建珠海公司双方互不相识，中城建珠海公司与钟利鸿之间不存在任何委托关系。（一）钟利鸿诉称与中城建珠海公司存在委托居间服务关系并非事实。钟利鸿诉称中城建珠海公司委托其为中城建大厦6—28层寻找意向买方，并承诺按照房屋买卖总价款的6%向其支付居间费用，依据的是一份由中城建珠海公司盖章的《委托书》和一份《确认函》。事实上，中城建珠海公司出售中城建大厦项目，从未委托任何他人提供居间服务，更未对外出具过包含相关内容的“《委托书》”与“《确认函》”。中城建珠海公司与钟利鸿既不相识又不相知，钟利鸿既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具有提供案涉居间服务的资格与能力，又未能就中城建珠海公司为何委托其提供居间服务、委托的时间、地点、人物、洽商过程、委托条件如何商定以及钟利鸿如何提供居间服务的过程等委托细节详细陈述，给出合理解释与说明，因此，仅凭一份《委托书》无法证明双方存在真实的委托关系。从形式上看，钟利鸿为主张居间服务费所提交的《委托书》与《确认函》加盖了中城建珠海公司的公章，但是“字压章”的现象十分明显。而事实上，中城建珠海公司因与案外人钟某金等人签署《借款合同》，曾于2016年6月12日，应出借人风险管控的要求，将公章交至陈某民监管（见中城建珠海公司提交的印鉴交接单）；中城建乐东公司也因为前述借款项目提供担保而将公章、法人章、营业执照等交由钟卓金等人接收管控（见中城建珠海公司提交的交接清单）。因此，即便钟利鸿提交的《委托书》《确认函》《担保函》上公章为真，鉴于本案中确实存在中城建珠海公司和中城建乐东公司的公章被他人管控的事实，结合钟利鸿在一审中承认，《委托书》《确认函》《担保函》不是中城建珠海公司、中城建乐东公司提供给他的，可证明《委托书》《确认函》《担保函》确实并非是中城建珠海公司和中城建乐东公司向钟利鸿出具的。此外，从中城建珠海公司和中城建乐东公司的交易习惯看，《委托书》《确认函》《担保函》仅加盖公司公章，没有法定代表人的签名或者私章，而中城建珠海公司在同时期签订的《认购框架协议》《认购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5份《借款合同》《还款协议书》和4份《和解协议书》，均加盖中城建珠海公司的公章并有法定代表人的签名或者私章。中城建乐东公司在同时期签订的《保证合同》《还款协议书》和5份《和解协议书》，均加盖中城建乐东公司的公章和法定代表人的签名或私章，可见，《委托书》《确认函》《担保函》与中城建珠海公司和中城建乐东公司的签章习惯明显不一致。同时，前述文件的内容又缺乏钟利鸿确实为中城建珠海公司提供居间服务事实的证据支撑，因此，前述文件不能作为法院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二）从情理上分析，钟利鸿诉称的委托居间服务关系也不可能存在。首先，中城建珠海公司是一家在房地产领域深耕30年之久的房地产开发企业，而中城建珠海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中国城市建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前身是隶属国家建设部的中国城市建设开发总公司，具有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房地产开发经营、工程施工、道路桥梁、水利工程等多方面的经营权限与资格资质，无论是中城建珠海公司企业自身还是集团公司，均不乏销售渠道和买方资源。且案涉中城建大厦位于珠海××办公区，地理位置优越，在这种情况下，却委托一籍籍无名的自然人作为居间方提供服务，寻找买方，显然有悖常理。其次，《委托书》中载明的居间费用标准以及《确认函》所承诺的违约金标准畸高，尽管法律未对居间报酬的标准作出明确规定，居间人的居间报酬也应按照公平合理的原则确定，居间人所取得的居间报酬应当与其从事居间活动所付出的劳动相符。假设中城建珠海公司确实有意通过居间方为涉案项目寻找买方，支付如此高昂的居间费用，必定看重居间方的资格能力、资源业绩，对提供居间服务的人选进行必要的审查、筛选，与居间方进行充分的接洽、谈判，双方还应签订权利义务明确的居间合同，就居间服务的具体要求、居间费的支付标准、支付条件及方式、各方所应承担的违约责任等进行明确约定，不可能仅以单方出具委托书的形式草草了事。况且，按照通常的交易规律和基本的商务利益考虑，与受托方相比较，委托方本应拥有天然优势地位，不可能不对受托方有所要求或限制，不可能仅以单方出具确认文件的形式，为自己设定诸多繁重义务、承诺支付高额违约金，并将争议解决交由方便对方起诉的法院管辖，由此可见，《委托书》及《确认函》的内容显然不符常理与基本的交易习惯。二、钟利鸿主张其为中城建珠海公司提供过居间服务的证据不足。钟利鸿为证明其提供过本案诉称的居间服务，向法庭提交了一份加盖中城建珠海公司公章的《确认函》。该份证据内容上貌似与《委托书》前后呼应、逻辑严密，但内容浮于表面，且从钟利鸿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为中城建珠海公司与前海人寿公司签订购房合同提供了怎样的居间服务，是通过何种方式提供的服务等，其提供过居间服务的说法显然缺乏必要的事实证据支撑。虽然中城建珠海公司确实与前海人寿公司就中城建大厦6—28层签订了购房合同，但前海人寿公司作为买受人并非钟利鸿引荐，交易条件也完全是由买卖双方自行协商确定，整个交易过程钟利鸿并未参加，交易实现也并非钟利鸿促成。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二条规定：“私文书证的真实性，由主张以私文书证证明案件事实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如此高额的居间费用，涉及的交易高达十几亿元，根据钟利鸿的从业经历、个人能力、生活环境等，以及中城建珠海公司的公章确实存在他人管控的事实，而管控人恰恰又是钟利鸿的同乡，结合社会公众普遍认知与基本的商业规律、交易习惯等诸方面的因素，钟利鸿仅凭一份《确认函》即主张其提供了居间服务，不具有可信度，证据显然不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的：“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钟利鸿一审中虽提交了前海人寿公司的《复函》，但该《复函》不符合前述规定的证据要件，不具有证明效力。一审法院不予认可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无论是《委托书》还是《确认函》，内容均太过刻意且有悖常理，更似为本案量身定做，人为痕迹明显，反而失真。此等内容缺乏事实支撑、不合逻辑、有悖常理的证据，不能作为法院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因此，一审法院认为，钟利鸿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委托书》《确认函》《担保函》是中城建珠海公司和中城建乐东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予维持。三、中城建乐东公司不应承担任何连带清偿责任。首先，中城建乐东公司从未向钟利鸿出具过《担保函》，该文件“字压章”的现象尤为明显，肉眼即可识别。2016年6月12日，中城建珠海公司、中城建乐东公司因为中城建珠海公司的借款事项提供担保，而将公章、法人章、营业执照等由债权人钟某金等人接收管控（见中城建珠海公司一审提交的交接清单），至今仍未能收回。因此，即使显示时间为2016年11月10日的《担保函》上加盖的印章为真，也并非中城建珠海公司、中城建乐东公司出具，更非中城建珠海公司和中城建乐东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其次，鉴于中城建珠海公司从未向钟利鸿出具过《委托书》与《确认函》，钟利鸿也未曾提供过任何居间服务，《担保函》存在的背景与前提是不存在的，从担保的法律属性看，如果其担保的主权利并不存在，担保没有存在的基础。再次，《担保函》的内容同样有悖常理。姑且不考虑《确认函》《担保函》是否为中城建珠海公司、中城建乐东公司出具，单从《担保函》的内容看，出具该文件时的时间为2016年11月10日，如果按照《确认函》的说法，中城建珠海公司已经违约，这种情况下，中城建乐东公司还仍然愿意承担担保责任，单方主动出具担保文件，显然不符合中城建乐东公司基本的商业利益，有悖常理。除此之外，《委托书》《确认函》《担保函》作为本案钟利鸿提供的三份重要证据，其语言表达风格与用词、用语、语序等语言习惯高度相似，文字应出自一人之手。乍一看，三份证据的内容互相呼应，貌似已形成证据链条，但本案能够证明基础事实的证据缺失，与情理明显不符。考虑到钟利鸿自身并不具有提供案涉居间服务的能力以及与钟某金同村同宗的身份巧合，结合案件的背景，尤其是中城建珠海公司、中城建乐东公司公章当时确实被钟某金等人管控的事实，确实无法排除本案中存在虚构事实、伪造证据，利用虚假诉讼手段实现非法目的、占有他人财产的合理怀疑。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钟利鸿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恳请二审法院驳回钟利鸿的诉讼请求，依法维持原判。中城建乐东公司没有提交答辩意见。钟利鸿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中城建珠海公司向钟利鸿支付居间费及逾期违约金85243910.40元（暂仅计算居间费85243910.40元，逾期违约金具体金额以按85243910.40元为基数依照每日0.05%的比例、自2016年8月1日起计至中城建珠海公司足额清偿欠款之日止的为准）；2.判令中城建乐东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由中城建珠海公司、中城建乐东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5月26日的《委托书》载明，中城建珠海公司委托钟利鸿寻找意向买方购买中城建珠海公司投资开发的中城建大厦（房地产权证号：粤xxx**字和**）6-28层办公部分商品房，建筑面积约64578.72平方米。同时还约定买方应满足的条件，以及承诺按买方购买总价款的6%向钟利鸿支付居间费用，并且在收到全部购房款30日内支付居间费用。2016年7月4日的《确认函》载明，中城建珠海公司向钟利鸿确认：“1.贵方已经全部完成我司于2016年5月26日向贵方出具的《委托书》所委托的事项，我司将按《委托书》的承诺约定，向贵方支付居间费用85243910.40元；2.上述居间费用应于2016年7月31日前支付至贵方银行帐户，逾期支付的，我司将以欠付款项为基数，按每日万分之五的比例向贵方支付逾期违约金；3.因上述居间费产生的纠纷，我司同意向贵方户籍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请诉讼。”2016年11月10日的《担保函》载明，中城建乐东公司向钟利鸿承诺，由其对中城建珠海公司应付钟利鸿的居间费85243910.40元、逾期违约金，以及钟利鸿实现该债权的费用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若因本担保书引起的纠纷，应向钟利鸿户籍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请诉讼。2016年6月18日，中城建珠海公司与前海人寿公司签订《认购框架协议》及其附件。协议约定前海人寿公司以1420731840元(含税)的总价认购中城建大厦项目(“珠海xxxx”项目)6-28层(不含xxxx、xxxx号房)的222套、共计64578.72平方米的办公物业，双方约定于合同签订后5个工作日内进行网签，并于网签署后3个工作日签署预售合同。同时，就物业交付的期限等事宜进行了约定。同日，出卖人中城建珠海公司与买受人前海人寿公司、保证人中国城建开发有限公司签订《认购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在《认购框架协议》项下的物业交付使用前，如前海人寿公司认为中城建珠海公司的经营状况等对其持有物业有影响的，有权随时解除主合同交易;1-5层的物业具备销售条件后，仅能以每平方3万元的含税价格出售给前海人寿公司，出售给他人的，前海人寿公司有权解除主合同的交易;主合同的总价包含地下444个车位及地上48个车位的转让价。担保人就主合同及其补充协议、预售合同等中城建珠海公司一方的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另查明，1.2016年6月12日，中城建珠海公司分别与出借人钟某金、钟某勇、陈某钦、刘某丽签订《借款合同》，共借款11.9亿元，月利息为1.5％，借款期限一个月。中城建乐东公司等四保证人为借款人钟某金的2.95亿元借款提供了连带责任保证;中国城建开发有限公司提供了质押担保。同日，中城建珠海公司将公章交由他人监管；中城建乐东公司的公司公章、法人章、营业执照及银行卡、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等其他重要证照也由他人接收控制。2.2017年7月13日，钟某金与中城建珠海公司、中城建乐东公司、中国城市建设控股集团安徽有限公司、中国城市建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北京京华尚经纬投资有限公司签订《和解协议书》，该协议第四条显示至2017年7月13日，中城建乐东公司的公司公章、法人章、营业执照及银行卡、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等其他重要证照仍被他人掌控。3.《委托书》《确认函》仅加盖中城建珠海公司的公章，没有其法定代表人的签名或私章；《担保函》也仅加盖中城建乐东公司的公章，没有其法定代表人的签名或私章。中城建珠海公司在同时期签订《认购框架协议》《认购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5份《借款合同》《还款协议书》和4份《和解协议书》，均加盖中城建珠海公司的公章并且有法定代表人张海涛的签名或私章。中城建乐东公司在同时期签订《保证合同》《还款协议书》和5份《和解协议书》，均加盖中城建乐东公司的公章并且有法定代表人的签名或私章。4.本案诉讼过程中，中城建珠海公司和中城建乐东公司向本院提交鉴定申请书，要求对《委托书》《确认函》《担保函》上的两枚公章的真伪和文字和公章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一审法院依法启动鉴定程序，通过公开摇珠方式选定广东华生司法鉴定中心作为鉴定机构。广东华生司法鉴定中心受托后，复函一审法院要求补充鉴定材料，并通知当事人缴纳鉴定费116800元。因当事人没有按通知要求缴纳鉴定费，广东华生司法鉴定中心于2019年3月25日向一审法院发出《终止鉴定告知书》。5.根据中城建珠海公司的申请，一审法院依职权向前海人寿公司调查其与中城建珠海公司购买“中城建大厦”项目的相关交易情况，以及钟利鸿是否存在为双方提供居间服务的事实。前海人寿公司于2019年6月27日向一审法院《复函》称，其于2016年6月18日与中城建珠海公司签订认购协议，购买了中城建珠海公司开发的中国城建大厦项目（推广名：“珠海XXXX”项目）6-28层(不含XXXX、XXXX号房)共计64578.72平方米的办公物业，并于2016年6月21日一次性支付了购房款，共计1420731840元，中城建珠海公司也开具发票，交易已经完成。上述交易是经钟利鸿介绍中城建珠海公司相关人员与我司沟通进行，交易是钟利鸿所促成，钟利鸿为此笔交易提供了居间服务。6.庭审时，钟利鸿陈述其是个体工商户，无固定具体职业，跟中城建珠海公司洽谈次数比较少，涉案《委托书》《确认函》《担保函》均不是中城建珠海公司提供给他的，是其朋友拿给钟利鸿的。一审法院法官向钟利鸿调查其接受中城建珠海公司委托的细节，包括时间、地点、人物、洽商过程；以及要求钟利鸿陈述居间服务的过程。钟利鸿均无法详细陈述。当问及钟利鸿与前海人寿公司谁联系时，其也仅回答“与一名姚姓朋友”。一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系居间合同纠纷。前海人寿公司于2016年6月18日与中城建珠海公司签订《认购框架协议》，购买中城建珠海公司开发的中国城建大厦项目，对该事实双方当事人均没有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钟利鸿与中城建珠海公司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居间关系，钟利鸿的诉讼请求是否成立。钟利鸿主张其为中城建珠海公司和前海人寿公司之间的交易提供了居间服务，中城建乐东公司为中城建珠海公司的居间费等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并提供了《委托书》《确认函》《担保函》3份证据予以证实。中城建珠海公司对此予以否认。经审查，一审法院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充分证明钟利鸿的诉讼主张，理由如下：第一，钟利鸿在庭审时陈述，涉案《委托书》《确认函》《担保函》均不是中城建珠海公司提供给他的，是其朋友拿给他的。钟利鸿也没有向法庭陈述其朋友是谁。而中城建珠海公司明确表示没有向钟利鸿出具过涉案的《委托书》《确认函》《担保函》。第二，从中城建珠海公司提供的《印鉴交接单》《交接清单》，以及钟某金与中城建珠海公司、中城建乐东公司等人于2017年7月13日签订的《和解协议书》第四条看，2016年6月12日，中城建珠海公司将公章交由他人监管；中城建乐东公司的公司公章、法人章、营业执照及银行卡、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等其他重要证照由他人接收并控制。2017年7月13日签订的《和解协议书》载明，中城建乐东公司的公司公章、法人章、营业执照等仍被他人掌控。第三，从中城建珠海公司、中城建乐东公司的交易过程看，《委托书》《确认函》《担保函》仅加盖公司的公章，没有其法定代表人的签名或私章。而中城建珠海公司在同时期签订《认购框架协议》、《认购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5份《借款合同》、《还款协议书》和4份《和解协议书》，均加盖中城建珠海公司的公章并且有法定代表人张海涛的签名或私章。中城建乐东公司在同时期签订《保证合同》、《还款协议书》和5份《和解协议书》，均加盖中城建乐东公司的公章并且有法定代表人的签名或私章。可见，《委托书》《确认函》《担保函》与中城建珠海公司、中城建乐东公司的签章习惯明显不一致。第四，从交易的细节看，法庭向钟利鸿调查其接受中城建珠海公司委托的细节，包括时间、地点、人物、洽商过程；以及要求钟利鸿陈述居间服务的过程。钟利鸿均无法详细陈述。当法庭问及与前海人寿公司谁联系时，也仅回答“与一名姚姓朋友”。第五，钟利鸿在本案诉讼过程中陈述其是个体工商户，无固定具体职业，且其跟中城建珠海公司洽谈次数比较少，与中城建珠海公司也仅是合同关系。在涉案项目数额高达14多亿元，且没有证据证明钟利鸿有经过有关国家机关登记核准的从事居间营业资质的情况下，中城建珠海公司单方主动委托钟利鸿为中城建大厦项目寻找买家，显然不符合常理。第六，前海人寿公司的《复函》所记载的内容无法推翻上述证据链所证明的事实，该函不能证明钟利鸿为涉案项目的交易提供居间服务。综上所述，钟利鸿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委托书》《确认函》是中城建珠海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也不足以证明《担保函》是中城建乐东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应由钟利鸿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钟利鸿主张中城建珠海公司应向其支付居间费85243910.40元及逾期违约金，中城建乐东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因此，对于钟利鸿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中城建乐东公司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没有说明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一审法院依法缺席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百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钟利鸿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547935元，由钟利鸿负担。二审庭审中，钟利鸿提交一份证人证言，拟证明钟利鸿提供了真实的居间服务。中城建珠海公司发表质证意见认为,证人应该出庭作证，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不应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且与案件一方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证言也不应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钟利鸿当庭提交该份证人证言，是否已经超出举证期限，如已经超出举证期限，则不予质证；证人姚某与前海人寿公司有密切联系，前海人寿公司目前与中城建珠海公司有一个诉讼正在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是因为珠海大厦的买卖合同关系产生的纠纷，因此，对该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居间合同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对当事人未提出上诉的，本案不予审理。综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为：钟利鸿与中城建珠海公司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居间关系。钟利鸿为证明其为中城建珠海公司提供居间服务，提交了《委托书》《确认函》《担保函》作为佐证。但中城建珠海公司予以否认。钟利鸿主张其提交的《委托书》《确认函》《担保函》与前海人寿公司出具的《复函》相互印证，但该三份证据存在以下疑点：1.中城建珠海公司对《委托书》《确认函》《担保函》予以否认，同时称2016年6月12日中城建珠海公司将公章交由他人掌管，中城建乐东公司的公章、法人章及重要证照也由他人掌控，并提交相关证据予以佐证。而钟利鸿陈述，涉案《委托书》《确认函》《担保函》是通过朋友转交给他，且钟利鸿也没有具体陈述其朋友是谁。2.从中城建珠海公司、中城建乐东公司的交易习惯看，中城建珠海公司、中城建乐东公司同时期签订的相关协议、合同，除加盖公司公章外，还有法定代表人签名或盖法定代表人私章。而《委托书》《确认函》《担保函》仅盖公司公章，没有法定代表人签名或盖法定代表人私章，这明显与中城建珠海公司、中城建乐东公司的签章习惯不一致。3.一审庭审中，一审法院法官及中城建珠海公司多次要求钟利鸿陈述其接受中城建珠海公司委托居间的细节，但钟利鸿均无法详细陈述。合议庭问及其与前海人寿公司谁联系时，钟利鸿也仅回答“与一名姚姓朋友”。二审庭询时，当询问钟利鸿具体做了哪些居间事项，钟利鸿陈述仅提供中城建大厦的购买方前海人寿公司，协议谈判其没有介入。4.前海人寿公司的《复函》虽是应中城建珠海公司的申请调取，但因前海人寿公司与中城建珠海公司之间存在民事诉讼纠纷，双方存在利益冲突。现中城建珠海公司对前海人寿公司的《复函》不予认可，在没有相关证据佐证钟利鸿提供居间服务的情况下，该《复函》不足以证明钟利鸿为涉案中城建大厦的交易提供了居间服务。综上，在无法排除《委托书》《确认函》《担保函》存在上述疑点的情况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二条关于“私文书证的真实性，由主张以私文书证证明案件事实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钟利鸿应进一步举证证明其与中城建珠海公司之间存在真实的居间关系，钟利鸿未能进一步举证证明，一审判决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适用法律并无不当。二审期间，钟利鸿提交姚某的证言，因没有相关证据佐证，其证明力不足以推翻原审判决。综上所述，钟利鸿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47935元，由钟利鸿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金锦城审判员  黄湘燕审判员  杨 靖二〇二〇年九月八日书记员  钟阳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