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5民再13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江阴雄鼎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无锡市江阴市临港经济开发区滨江西路******，组织机构代码68490058-6。 法定代表人：陈荷英，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盛锡兴，该公司职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叙明，江苏申越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东营科林化工有限公司，住，住所地：山东省东营市河口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河口高新技术企业创业园），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503790394568Ｈ。 法定代表人：陈镇功，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太光，山东泰广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蕾，山东泰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东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住所地：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庐山路**/div> 法定代表人：宋广辉，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初明锋，北京市浩天信和（济南）律师事务所。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梦圆，北京市浩天信和（济南）律师事务所。 一审第三人：无锡市中茂化工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东港镇v> 法定代表人：李斌，经理。 再审申请人江阴雄鼎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雄鼎公司）因与被申请人东营科林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林公司）、东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营农商行）、一审第三人无锡市中茂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茂公司）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本院于2018年2月26日作出的（2017）鲁05民终1001号民事判决，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18日作出（2019）鲁民申6959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8月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叙明、盛锡兴；被申请人科林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太光、王蕾；被申请人东营农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初明锋、郑梦圆到庭参加诉讼。一审第三人中茂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再审申请人雄鼎公司申请再审称，一、再审请求：1、判令撤销东营市河口区人民法院(2015)河商初字第267号、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鲁05民终1001号民事判决，并依法予以改判；2、判令依法确认申请人为票号40200052/20492718、票面金额为1000万元、出票人为科林公司、收款人为东营市金诺精细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付款银行为山东河口农村商业银行、出票日为2013年11月22日、到期日为2014年5月22日的承兑汇票的票据权利人，由东营农商行向再审申请人履行付款义务；3、判令被申请人科林公司因不当申请公示催告赔偿再审申请人造成的损失1000万元及利息损失(利息从2014年5月22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计算)；4、判令被申请人东营农商行对被申请人科林公司承担的上述金额承担连带赔偿责任；5、判令两被申请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二、事实与理由：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科林公司、东营农商行票据纠纷一案，业经东营市河口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河商初字第267号民事判决，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鲁05民终1001号民事判决，二审法院维持了一审判决。再审申请人认为一审第一、第五、第六问题，二审争议焦点四“东营农商行应否对本案承担责任；若应承担，承担何种责任”问题，分析存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进而导致整个案件判决错误。对于争议焦点一：“山东河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被告东营科林化工有限公司保证金账户中600万元保证金退回被告东营科林化工有限公司活期存款账户应否认定为票据法上的付款行为”。一、二审判决认为退还600万元票款的行为可以认定为票据法上的付款行为。再审申请人认为一、二审法院认定事实及法律适用错误。首先，一审法院以“可以认定为票据法上的付款行为”进行表述，损害了再审申请人权益和法律的公正。其次，山东河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违法行为非善意付款及重大过错行为，不能导致法律意义上的付款，事实方面实际也没有履行票据付款义务，自然不能够引起票据关系消灭，申请人仍享有票据权利。对于争议焦点二：“东营农商行应否对本案承担责任；若应承担，承担何种责任”。一审判决认定：根据票据法及侵权责任法的规定，河口农商行在600万元票据保证金的20%范围内(即120万元)向申请人承担补充责任。二审判决认为河口农商行应当承担补偿赔偿责任，但却承担补偿赔偿责任没有提供任何法律依据。再审申请人认为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首先，一审法院认定赔偿范围以保证金600万为基数错误。一审判决已认定申请人有权提起民事索赔权，索赔权基于的损失应当是全部损失即本案票面金额的1000万元及利息，以保证金600万元为基数进行判定无任何依据；二审法院认为东营农商行怠于履行通知义务的行为仅影响江阴农商行对该600万元采取止损措施，而不是造成江阴农商行不能实现1000万元票据权利的根本原因，理由不成立。该票据为到期无条件付款1000万元及利息，这是银行承兑汇票的属性，如果江阴农商行采取止损措施，就能完全实现1000万元的权利。况且，保证金是否足额缴存是科林公司与河口农商行之间的关系及约定，对外，农商行承担的票据责任就是1000万元。其次，认定河口农商行赔偿比例为20%，且是补充责任明显错误。(1)再审申请人认为河口农商行与科林公司承担的应当是连带赔偿责任，而非补充责任。本案河口农商行与科林公司共同侵权，造成申请人损害，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规定：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判定承担补充责任的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第三十七条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管理人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再审申请人认为该条款理论上称为“违反法定安全保障义务”，适用的特定对象是公共场所具有安全保障义务的主体，适用的情形是公共活动中发生人身损害事故(附带受害人产生财产损失)。该三十七条规定及适用与本案票据纠纷无关。(2)河口农商行应当承担主要赔偿责任，而非是20%的责任。首先，河口农商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五十八条的强制性规定，河口农商行对本案的发生具有主要、重大的过错。其次，河口农商行违反了银监会[2012]286号规定。最后，河口农商行作为一家专业机构，对于科林公司而言，应知晓有关银行业务涉及的法律法规，理应承担更多的注意、审慎义务，承担更多的责任。(3)二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五十八条规定“付款人在汇票到期日前付款的，由付款人自行承担所产生的责任”，其规制的是对正常流转中的汇票付款的情形，并不包括已被法院做出除权判决的汇票。再审申请人认为，案涉票据到期日为2014年5月22日，为出票后定期付款汇票。除权判决只是恢复票据本身权利，但不能扩大票据本来的权利，也非创设新的票据权利。本案汇票被除权判决，不影响该汇票的到期日仍为2014年5月22日，二审法院认定错误。综上，再审申请人认为，本案因被申请人河口农商行的恶意提前付款、科林公司的恶意挂失，导致再审申请人巨额损失。两被申请人应当对自己的错误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被申请人科林公司辩称，1、再审申请人如果要求其系涉案票据的权利人，应当由最后持票人江阴农商行提起除权判决撤销之诉，故再审申请人无权要求其享有票据权利。2、再审申请人的第三项请求系票据侵权之诉，与第二项请求冲突，再审申请人不能要求既享有票据，又要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而且再审申请人已经与中茂公司达成协议，由中茂公司返还其1000万元，但是再审申请人除了受偿125万元以外，是否从中茂公司处受偿剩余款项，无法证实。故其要求赔偿损失1000万元缺乏依据。3、科林公司在申请公示催告时不存在恶意，在张景卫办理票据贴现过程中，票据被叶英士骗走，张景卫在数次报警，公安机关不予立案的情况下，科林公司只能采取公示催告的方式，以防止票据的流通，科林公司属于正当持票人。4、张景卫被诈骗一案，东营市公安局河口分局已经立案侦查，再审申请人在票据受让过程中，是否存在欺诈故意或重大过失，均需经过司法机关侦查与审判予以确认。故本案应当中止审理，待刑事案件审结后，依法恢复审理。 被申请人东营农商行辩称，再审申请人请求事项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撤销本案一、二审判决并驳回再审申请人对东营农商行的诉讼请求。1、再审申请人雄鼎公司不享有案涉票据权利，其贴现款损失系因其从事非法贴现活动、用款人未还款所致。国务院《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二条规定，“任何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必须予以取缔。”第四条规定：“本办法所称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擅自从事的下列活动：……（三）非法发放贷款、办理结算、票据贴现、资金拆借、信托投资、金融租赁、融资担保、外汇买卖。”最高人民法院2019年11月8日《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一百零一条强调，“票据贴现属于国家特许经营业务，合法持票人向不具有法定贴现资质的当事人进行‘贴现’的，该行为应当认定无效，贴现款和票据应当相互返还。”即票据贴现的合法经营主体仅限于银行及其他获得特别许可的金融机构，其他民事主体违反上述强制性规定的贴现行为危害了国家金融管理秩序，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第4项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无效行为。本案中，雄鼎公司原法定代表人丁红向公安机关报案时称其通过朋友介绍帮中茂公司将案涉承兑汇票进行贴现，中茂公司股东孙洁在公安机关询问中称：“薛培基找她帮忙贴现1000万元承兑，其找到陈金宝帮忙，陈金宝将票和印章交给了丁红的会计，当天下午4点多，954万元贴现款已到其公司账上。”结合再审申请人将954万元贴现款转账至中茂公司账户及其扣收37666.67元贴现款事实，应认定案涉汇票在恒基公司、中茂公司至雄鼎公司之间的流转系汇票的“民间贴现”行为。再审申请人雄鼎公司不具有票据贴现经营资质，应依法认定该行为无效。再审申请人雄鼎公司也已经与中茂公司就返还其1000万元贴现款达成一致，其诉称的“损失”系中茂公司未如约还款所致。综上，再审申请人主张的所谓贴现款损失发生的根本原因是其与票据持有人恒基公司等合谋虚构交易关系以获取贴现款给第三人使用，其损失是由于自身的非法贴现、用款人未还款所致，东营农商行不应为其非法活动承担责任。2、东营农商行向科林公司解付案涉600万元款项系根据人民法院生效判决所为，东营农商行不存在过错。最高人民法院在公报案例长治市达洋电器有限公司诉博西家用电器（中国）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判决书中阐明：“人民法院就票据作出的除权判决系对权利的重新确认，票据自除权判决公告之日起即丧失效力，持票人即丧失票据权利，使原来结合于票据中的权利人从票据中分离出来，公示催告申请人即有权依据除权判决请求票据付款人付款。”也即除权判决申请人请求承兑人付款的权利并非基于其票据权利的“回复”，而是基于人民法院生效除权判决。汇票承兑人依人民法院判决书向除权判决申请人解付款项的行为不可能同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五十八条关于“到期日前付款”之规定所涵摄。本案中，案涉东营市河口区人民法院（2014）河民催字第2号民事判决书载明：“自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科林公司有权向申请人请求支付。”东营农商行依该判决向科林公司解付案涉600万元款项的行为显然不存在过错。如认定东营农商行应就该付款行为再次向再审申请人雄鼎公司支付，则东营农商行需因一张票据承担两次兑付义务，与常理相悖。即使认定东营农商行向科林公司解付案涉600万元款项的时间早于涉案汇票所载付款日，其中的“过错”亦不能归于东营农商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三十九条之规定，“定日付款或者出票后定期付款的汇票，持票人应当在汇票到期日前向付款人提示承兑。”一般而言，持票人会于票据到期日前向承兑人提示付款。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四十九条规定：“公告期间不得少于六十日，且公示催告期间届满日不得早于票据付款日后十五日。”因此，如存在实际持票人，公告期满前其应当已向人民法院申报权利。法律规定已从制度上避免了承兑人依人民法院除权判决的付款行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五十八条所称“到期日前付款”的竞合。本案中，即使认定东营农商行向科林公司解付案涉600万元款项的行为存在过错，也非东营农商行的过错。3、再审申请人已与中茂公司就案涉贴现款返还达成一致，且已实际取得170余万元，其所诉请的1000万元“损失”不能成立。本案中，再审申请人雄鼎公司诉请的1000万元损失系其从事非法贴现活动，实际用款人未还款所致。参考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民商事审判指导》2007年第1辑，“我国票据立法采取了相对的票据无因性模式，司法实务中不应机械理解票据的无因性原则，持票人未支付合理对价，不享有优于其前手的票据权利。”故本案中科林公司申请除权判决所造成损失的数额仅为恒基公司未取得涉案汇票所支付的对价。最高人民法院2019年11月8日《全国法院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一百零一条之规定，“民间贴现”被认定非法后，双方互负返还义务。本案中，首先，江阴农村商业银行将涉案汇票退回雄鼎公司后，雄鼎公司与中茂公司就贴现款返还达成一致并实际收取中茂公司返还款项125万元；其次，雄鼎公司在其非法贴现活动中收取中茂公司37666.67元费用，应在其主张的损失数额中予以扣除；最后，即使科林公司未申请除权判决，按照再审申请人与江阴农商行间的贴现款往来，案涉汇票能取得的贴现款亦仅为9577666.67元，即江阴农商行收取的422333.33元贴现手续费为确定发生的费用，亦应当予以扣除。综上，即使认定再审申请人主张的“损失”能够成立，其主张数额也应以8290000.00元为上限。4、即使认定雄鼎公司诉请的所谓“损失”成立，也应依侵权责任法一般原理按照各方当事人过错程度等因素综合认定责任形态及责任比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系侵权责任纠纷案件，在法律没有特殊规定的情况下，应适用过错责任原则、结合各方当事人行为的过错程度及对结果发生的原因认定各方当事人的责任形态及责任比例。（1）再审申请人从事非法金融经营活动，且在损失发生后未积极维权，存在重大过错，应承担主要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之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参考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提字第89号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治市分行与长治煤炭运销公路经销有限公司票据纠纷再审民事判决书，“当事人自身对损害发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金融机构的责任。”本案中，再审申请人不具有票据贴现活动经营资质，非法从事票据贴现业务，其当认识到其贴现活动中存在重大风险，在其贴现相对人恒基公司不能实际偿还贴现款时自应承担相应的损失。况且，江阴农商行将案涉汇票退回雄鼎公司后，再审申请人既未及时就贴现款返还对中茂公司财产申请保全及提起诉讼，也未在东营农商行向科林公司解付案涉600万元前申请保全案涉款项，系损害扩大的唯一原因，因此雄鼎公司应对案涉损害的发生承担主要责任。（2）东营农商行行为与“损害”结果的发生既不具有必然因果关系，也不具有直接因果关系，一、二审认定东营农商行承担20%的责任过重。东营农商行在本案所涉票据流转过程中仅有未及时就案涉票据的止付通知提示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这一瑕疵，即使对再审申请人主张的损害存在影响也仅为极轻微的影响因素，不应过重苛责。首先，人民法院公告具有公告期满即推定权利人知晓公告内容的效力。本案中，河口区人民法院已通过公告催促利害关系人行使权利，直至公告期满无人申报才做出案涉除权判决。即使东营农商行未就案涉票据支付及时提示江阴农商行，亦不必然导致江阴农商行及再审申请人不知情。即东营农商行的行为瑕疵与再审申请人所主张损害之间不具有必然因果关系，将江阴农商行及雄鼎公司对案涉汇票止付、除权不知情这一后果归咎于东营农商行与人民法院公示催告制度的内涵及价值相悖。其次，《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加强银行承兑汇票业务监管的通知》（银监办发[2012]286号）系银监会对金融机构间业务往来操作规范所作规定，再审申请人并非金融机构，其无权要求东营农商行提示票据信息，更无权依据前述规定主张损害赔偿,其所主张损害结果的发生并非东营农商行未及时提示江阴农商行直接导致，其无权向东营农商行主张赔偿责任。（3）东营农商行与科林公司不存在共同侵权行为，即使承担责任也仅为补充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设定的连带责任适用情形包括共同侵权行为以及均足以造成全部损害的分别侵权行为，所谓共同侵权行为须具有主观或客观层面的直接关联性。仅为侵权结果发生提供条件要素者承担连带责任须以法律的明确规定为前提。本案中，即使认定东营农商行未及时提示行为与再审申请人所主张的损害具有因果关系，在法律未明文规定为连带责任的情况下，东营农商行也仅就相应比例的损失承担补充责任。综上，本案审理应当严格区分本案所涉票据关系与票据基础关系，再审申请人所主张的“损失”系其自身原因所致，应依法驳回其请求。 原审第三人中茂公司未答辩。 雄鼎公司在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东营市河口区人民法院（2014）河民催字第2号民事判决，确认雄鼎公司为票据40200052/20492718、票面金额为1000万元、出票人为科林公司、收款人为东营市金诺精细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付款银行为山东河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2013年11月22日、到期日为2014年5月22日的承兑汇票的票据权利人，由东营农商行向雄鼎公司履行付款义务；2、判令科林公司因不当申请公示催告赔偿对雄鼎公司造成的损失1000万元及利息损失（利息从2014年5月22日起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计算）；3、判令东营农商行对科林公司承担的上述金额承担共同赔偿责任；4、判令科林公司、东营农商行承担一审、二审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1月22日，科林公司作为出票人，出具银行承兑汇票，汇票号为40200052／20492718，票面金额为1000万元，收款人为东营金诺公司，付款行为河口农商行，到期日为2014年5月22日，承兑协议编号为2013-262号。上述承兑协议由河口农商行与科林公司签订，该协议载明：出票人科林公司按汇票金额60%存入保证金，对汇票金额与保证金差额部分提供保证担保，并于汇票到期日前将应付票款足额交存承兑行，如到期日前不能足额交付票款，承兑行河口农商行有权从保证金账户及出票人在承兑行所有存款账户上扣划，对扣划后仍不足支付部分的票款转作出票人逾期贷款。科林公司在河口农商行开立了账号为9050××××1111的保证金账户，并存入600万元保证金。现该汇票经背书转让显示：出票人科林公司的后手为东营金诺公司（法定代表人高广磊），东营金诺公司的后手为宿迁恒基公司（法定代表人薛培基），宿迁恒基公司的后手为中茂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斌），中茂公司的后手为江阴润圆公司（法定代表人吴永刚），江阴润圆公司的后手为雄鼎公司（法定代表人丁红），雄鼎公司的后手为江阴农商行（委托收款行）。该汇票上述背书中背书人签章的日期均为空白。2013年12月4日，科林公司以于2013年11月29日在无锡不慎丢失涉案承兑汇票为由向一审法院申请公示催告。一审法院于2013年12月4日作出（2014）河民催字第2号停止支付通知书。2014年2月19日，科林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除权判决。2014年2月19日，一审法院作出（2014）河民催字第2号民事判决，宣告涉案汇票无效，自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2014年2月22日，河口农商行将科林公司保证金账户中600万元保证金及利息退回科林公司活期存款账户（账号：9050××××6666）中。 2013年11月27日，雄鼎公司以购化工产品为由将涉案汇票向江阴农商行申请贴现。同日，江阴农商行向河口农商行查询涉案汇票是否由其签发、有无挂失止付冻结、有无他查。河口农商行回复涉案汇票系其签发暂无挂止冻催、他查一次。江阴农商行将涉案汇票贴现，贴现金额为9577666.67元，并将该笔资金汇至雄鼎公司账户。雄鼎公司扣除37666.67元后，将954万元转至中茂公司账户。2014年2月19日，河口农商行电话通知江阴农商行2013年11月29日涉案汇票被出票人挂失。江阴农商行随后将该情况告之丁红。2014年2月20日，江阴农商行向河口农商行查询涉案汇票有无挂止冻公催。同日，河口农商行回复其曾签已止付，公催请自查人民法院网。2014年2月21日，河口农商行将除权判决书、停止支付通知书传真给江阴农商行。2014年3月13日，江阴农商行再次向河口农商行查询涉案汇票是否挂失止冻等。同日，河口农商行回复涉案汇票已于2013年11月29日挂失，2013年12月4日止付，根据法院民事判决书于2014年2月22日解付。涉案汇票到期后，江阴农商行向河口农商行提示付款。2014年5月16日，河口农商行出具拒绝付款理由书，载明根据一审法院（2014）河民催字第2号民事判决书，涉案票据已无效。江阴农商行将拒绝事由通知雄鼎公司。2014年6月5日，雄鼎公司将票据款项1000万元划付至江阴农商行，江阴农商行将涉案汇票退还给雄鼎公司。雄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丁红于2014年4月2日、2014年7月19日两次到江阴市公安局滨江派出所报案称，其于2013年11月27日通过朋友徐柯峰介绍帮中茂公司将涉案承兑汇票进行贴现，27日下午丁红安排公司会计至江阴农商行对该票据贴现后，通过网银转账方式将954万元转至中茂公司账户，到2014年2月19日，银行告知其涉案承兑汇票已于2013年11月29日挂失，要求其全额返还全部贴现金额，丁红将1000万元退还给江阴农商行，后经协商中茂公司承诺在2014年3月21日前退500万元给丁红，2014年4月21日前支付剩余的500万元，截止报案日无锡中茂公司以各种理由推脱，拒不退还。2014年7月22日，江阴公安局侦查员对陈镇功进行询问时，陈镇功陈述大致如下：2013年11月20日，其以科林公司的名义在河口农商行申请了涉案汇票。2013年11月22日，其拿到涉案汇票后，将该汇票交给东营金诺公司的负责人高广磊购买石脑油原料。之后高广磊告知在山东地区购买原材料一般不用承兑购买，都是用现金交易，只能将涉案汇票贴现。2013年11月24日，其将涉案汇票交给张景卫，张景卫向其出具了收到条。之后其与张景卫电话联系贴现的事，29日中午，张景卫让其到河口农商行挂失。12月2日早上，张景卫让其到法院挂失。12月4日，其到一审法院申请公示催告。2014年2月20日，一审法院判决这张承兑汇票作废，当天600万元就返还到科林公司。2014年10月31日，江阴公安局侦查员对陈金宝进行询问时，陈金宝陈述大致如下：2013年11月26日晚，孙洁找他帮忙贴现1000万元的承兑汇票，他找到江阴市正奥金属公司的庞文勤。第二天上午，在江阴农商行要塞支行门口，孙洁将1000万元承兑汇票、中茂公司财务专用章、孙洁老公李斌的印章交给他，他又将汇票连同印章交给庞文勤，庞文勤和丁红的会计到银行办手续。贴现后，他让丁红将900余万元贴现款打到中茂公司账上。2014年2、3月份，庞文勤告诉他承兑挂失了，经多次协商，孙洁答应将贴现款还给丁红。2014年4月初，孙洁向他借了110万元打给丁红。2014年11月17日，江阴公安局侦查员对孙洁进行询问时，孙洁陈述大致如下：她是中茂公司的股东，并在该公司担任出纳。2013年11月20日，薛培基找她帮忙贴现1000万元承兑，其找到陈金宝帮忙。2013年11月27日，她到江阴农商行要塞支行门口，从薛培基手中接过汇票后，她将李斌的私章及中茂公司财务专用章以及汇票交给陈金宝，陈金宝将票和印章交给了丁红的会计，当天下午4点多，954万元贴现款已到其公司账上。2014年3月初，陈金宝告之汇票的出票方挂失了。2014年4月份，她向陈金宝借110万元作为还丁红的损失。2014年4月3日，龚波通过网上转账的方式转入雄鼎公司账户30万元。2014年4月18日，陈金宝通过转账的方式向丁红的账户转账80万元。2015年12月4日，丁红收到孙洁10万元汇票及5万元现金。 另查明，2014年2月13日，丁红将其所有江阴润圆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给吴强。 再查明，东营农商行开业的同时，山东东营胜利农村合作银行、河口农商行自行终止，其债权债务由东营农商行承担。庭审过程中雄鼎公司及科林公司均认为河口农商行变更名称后不需要对变更材料进行质证。 一审法院判决：一、科林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雄鼎公司8712333.33元及利息损失（自2014年6月5日至判决生效之日止，以8712333.33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二、东营农商行在120万元范围内对上述第一项判决内容科林公司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补充责任；三、驳回雄鼎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1800元，由雄鼎公司负担9041元，由科林公司负担72759元。 雄鼎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1、撤销一审法院（2014）河民催字第2号民事判决，确认雄鼎公司为票据40200052/20492718、票面金额为1000万元、出票人为科林公司、收款人为东营市金诺精细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付款银行为山东河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2013年11月22日、到期日为2014年5月22日的承兑汇票的票据权利人，由东营农商行向雄鼎公司履行付款义务；2、判令科林公司因不当申请公示催告赔偿对雄鼎公司造成的损失1000万元及利息损失（利息从2014年5月22日起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计算）；3、判令东营农商行对科林公司承担的上述金额承担共同赔偿责任；4、判令科林公司、东营农商行承担一审、二审诉讼费用。 科林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雄鼎公司对科林公司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由雄鼎公司负担。 东营农商行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东营农商行不承担责任；2、本案诉讼费用由雄鼎公司、科林公司承担。 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 二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雄鼎公司要求确认其为涉案票据的权利人，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二、雄鼎公司要求科林公司赔偿其损失1000万元及相应利息，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三、科林公司应否赔偿雄鼎公司8712333.33元及利息损失；四、东营农商行应否对本案承担责任，若应承担，承担何种责任；五、一审有无遗漏必要的当事人；六、雄鼎公司是否为本案适格原告。 关于争议焦点一，雄鼎公司是否为涉案票据的权利人的问题。2014年2月19日，一审法院作出除权判决，宣告涉案票据无效，自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科林公司有权向支付人东营农商行请求支付；2014年2月22日，科林公司向东营农商行请求支付，东营农商行仅将科林公司缴存的600万元保证金及利息支付给科林公司，剩余款项因科林公司账户内未实际缴足而无需再支付。涉案票据关系因公示催告申请人科林公司行使票据权利而消灭，实际持票人雄鼎公司不能再重新享有或行使票据权利，故雄鼎公司主张判令其为涉案汇票的票据权利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如果雄鼎公司认为科林公司并非涉案票据的最后权利人，不应取得票据款项，其可以科林公司为被告提起不当得利返还之诉；如果科林公司系恶意申请公示催告，雄鼎公司也可以科林公司不当申请公示催告导致其票据权利丧失为由，提起侵权损害赔偿之诉。故无论何种情况，因科林公司已实际行使票据权利， 涉案票据关系已消灭，雄鼎公司不能再以票据关系要求科林 公司承担责任，亦不能要求确认其为涉案票据的权利人。 关于争议焦点二，雄鼎公司要求科林公司赔偿其损失1000万元及利息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的问题。1、根据民诉法第二百一十八条的规定：“按照规定可以背书转让的票据持有人，因票据被盗、遗失或者灭失，可以向票据支付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而根据科林公司在二审庭审中的举证，能够证明涉案票据是被叶英士以欺诈手段骗取，而非民诉法第二百一十八条规定的情形，即公示催告应是最后持票人不知票据遗失或被盗后被何人持有，不能确定侵权人的情况下才能启动的法律救济程序；而本案中科林公司明知侵权人是叶英士，其应当向叶英士主张权利，而非不当启动公示催告程序。因此，科林公司因不当申请公示催告给雄鼎公司造成损失，其应当赔偿。2、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江阴农商行将涉案汇票贴现，贴现金额9577666.67元打至雄鼎公司的账户，雄鼎公司扣除37666.67元后，将954万元转至中茂公司账户上。雄鼎公司在向江阴农商行返还1000万元汇票款后,已从中茂公司获得125万元的赔偿,该赔偿数额及雄鼎公司先前扣除的37666.67元应从其受损数额中扣除。虽然雄鼎公司与中茂公司达成赔偿协议，但在雄鼎公司没有实际获得全额赔偿的情况下,其仍可就未获偿部分向其他侵权人主张权利,故雄鼎公司仅能就其未受偿的8712333.33元主张权利。3、因雄鼎公司于2014年6月5日将1000万元汇票款返还给江阴农商行，故利息损失应自其支付该款之日起计算。 关于争议焦点三，科林公司应否赔偿雄鼎公司8712333.33元及利息损失的问题。1、如前所述，科林公司以涉案汇票不慎丢失为由向人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而实际是涉案汇票被叶英士骗走，科林公司隐瞒汇票被骗的事实而申请公示催告的行为不符合法律规定，科林公司应当赔偿雄鼎公司因其不当申请公示催告而造成的损失。2、雄鼎公司与中茂公司之间虽然达成赔偿协议，但现有证据能够证明中茂公司仅向雄鼎公司支付赔偿款125万元，故雄鼎公司并未实际完全受偿，其未受偿部分的损失仍能向科林公司主张。科林公司主张因雄鼎公司与中茂公司之间达成赔偿协议，故雄鼎公司无权再向其主张赔偿，于法无据，不予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四，东营农商行应否对本案承担责任；若应承担，承担何种责任的问题。1、根据一审已查明的事实，2013年11月27日，江阴农商行向东营农商行查询涉案汇票情况。同年12月4日，涉案汇票被申请公示催告；同日，一审法院作出停止支付通知书。2014年2月19日，一审法院作出除权判决；同日，东营农商行通知江阴农商行涉案汇票于2013年11月29日被出票人挂失。2014年2月20日，江阴农商行再次向东营农商行查询涉案票据情况；同日，东营农商行向东营科林公司支付了600万元及相应利息。2月21日，东营农商行将除权判决、停止支付通知书传真给江阴农商行。2、从前述查询和通知情况看，因东营农商行怠于履行通知义务，致使江阴农商行没有足够时间对科林公司缴存的600万元保证金采取措施，故东营农商行应在该600万元范围内根据其过错程度承担相应赔偿责任。3、因科林公司始终未按汇票金额足额缴存款项，即使东营农商行及时履行通知义务，江阴农商行也仅能对600万元采取措施，故东营农商行怠于履行通知义务的行为仅影响江阴农商行对该600万元采取止损措施，而不是造成江阴农商行不能实现1000万元票据权利的根本原因。因此，雄鼎公司要求东营农商行在1000万元范围内承担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4、一审法院综合全案情况并考虑东营农商行的过错程度，判令其承担600万元20%的补充赔偿责任，符合法律规定，予以维持。雄鼎公司主张东营农商行应对1000万元的汇票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于法无据，不予支持。 东营农商行主张其通知义务的对象是江阴农商行而非雄鼎公司，故其不应对雄鼎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票据上的当事人所享有的票据权利具有紧密关联性，因东营农商行怠于履行通知义务，导致江阴农商行不能及时采取措施以减少损失，当江阴农商行将涉案汇票退还给雄鼎公司时，该损失就转嫁给了雄鼎公司，故雄鼎公司就该部分损失有权要求东营农商行承担责任。 雄鼎公司主张东营农商行在涉案汇票到期日前向科林公司支付600万元不能构成票据法上的付款。二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付款人在到期日前付款的，由付款人自行承担所产生的责任”，其规制的是对正常流转中的汇票付款的情形，并不包括已被法院作出除权判决的汇票，故其抗辩意见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五，一审有无遗漏必要当事人的问题。涉案票据关系因公示催告申请人科林公司行使票据权利而消灭，因此持票人不能再依据票据关系向其前手主张追索权，仅能依据其与前手的基础关系主张权利；而基础关系具有相对性，其仅约束票据的直接前后手。本案中，提起诉讼的是雄鼎公司，其与科林公司之间不是票据的前后手关系，不能依据前述基础关系主张权利；因雄鼎公司主张科林公司系恶意申请公示催告，故雄鼎公司是依据侵权关系向科林公司主张权利。综上，若雄鼎公司向其前手主张权利，其依据的是与前手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这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应另案解决。故科林公司要求追加宿迁恒基公司、江阴润圆公司、江阴农商行为本案当事人，于法无据，不予准许。 关于争议焦点六，雄鼎公司是否为本案适格原告的问题。涉案票据关系因公示催告申请人科林公司行使票据权利而消灭，则涉案汇票上记载的票据当事人的票据权利均因此而消灭，即汇票上的付款请求权以及付款请求被拒后的追索权一并消灭。涉案票据被除权后，江阴农商行既可以依据基础关系向其前手主张权利，亦可以向侵害其票据权利的侵权人主张权利，也可以不同的法律关系分别向其前手和侵权人主张权利，江阴农商行依据其与雄鼎公司的基础关系将汇票退给雄鼎公司是其选择权利。同理，雄鼎公司在收到被退回的票据并返还票据款后，其既可以单独依据基础关系向其前手或侵害其票据权利的侵权人主张权利，也可以不同的法律关系分别提起诉讼。因此，雄鼎公司是本案适格原告。 一审第三人中茂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相应诉讼权利。 综上所述，雄鼎公司、科林公司及东营农商行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1800元，由上诉人雄鼎公司、科林公司、东营农商行各负担27266.67元。 本院再审过程中，再审申请人及被申请人东营农商行未提交新证据。 被申请人科林公司提交了一份新证据：2020年2月10日东营公安局河口分局刑警大队出具给张景卫的受案回执，以及同日由东营市公安局河口分局出具给张景卫的立案告知书复印件各一份，拟证明：公安机关已经对张景卫被诈骗一案刑事立案。案涉汇票是由科林公司交给张景卫的，当时科林公司出具汇票给东营金诺精细化工有效公司的时候，东营金诺精细化工有效公司称在山东地区购买原材料一般不使用承兑汇票购买，都是用现金交易，只能将票据贴现，因此科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镇功将票据交给了张景卫，由张景卫办理贴现具体事宜。 再审申请人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该证据能够证明被申请人认可对申请人实施了侵权行为，也证明本案是科林公司恶意催告挂失。 对于被申请人科林公司在再审程序中提交的上述证据，本院审查认为，该证据与本案的审理不具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再审申请人请求确认其为票据权利人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再审申请人请求科林公司赔偿损失1000万元及相应利息有无法律依据，三、东营农商行是否对本案承担责任，承担何种责任。 关于再审申请人请求确认其为票据权利人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的问题。2014年2月19日，一审法院作出除权判决，宣告涉案票据无效；2月22日，科林公司向东营农商行请求支付，东营农商行将科林公司缴存的600万元保证金及利息支付给科林公司，剩余款项因科林公司账户内未实际缴足而无需再支付。案涉票据关系因公示催告申请人科林公司行使票据权利而消灭。而且，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已经将案涉汇票贴现，案涉汇票的最终持票人为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雄鼎公司不能再享有或行使票据权利。因此雄鼎公司主张判令其为涉案汇票的票据权利人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再审申请人请求科林公司赔偿损失1000万元及相应利息有无法律依据的问题。雄鼎公司不能再享有或行使票据权利，雄鼎公司以两被申请人提起的本案诉讼，实质是其因科林公司不当申请公示催告，东营农商行错误付款行为，提起的侵权损害赔偿之诉。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江阴农商行将涉案汇票贴现，贴现金额9577666.67元打至雄鼎公司的账户，雄鼎公司扣除37666.67元后，将954万元转至中茂公司账户上。雄鼎公司在向江阴农商行返还1000万元汇票款后,已从中茂公司获得125万元的赔偿,该赔偿数额及雄鼎公司先前扣除的37666.67元应从其受损数额中扣除。虽然雄鼎公司与中茂公司达成赔偿协议，但在雄鼎公司没有实际获得全额赔偿的情况下,其仍可就未获偿部分向其他侵权人主张权利,故雄鼎公司仅能就其未受偿的8712333.33元主张权利。因雄鼎公司于2014年6月5日将1000万元汇票款返还给江阴农商行，故利息损失应自其支付该款之日起计算。 关于东营农商行对再审申请人承担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东营农商行根据人民法院的除权判决，向科林公司支付600万元保证金，是履行法院判决的行为，东营农商行在该行为过程中，不存在过错。但是，根据已查明的事实，2013年11月27日，江阴农商行向东营农商行查询涉案汇票情况。12月4日，涉案汇票被申请公示催告；同日，一审法院作出停止支付通知书。2014年2月19日，一审法院作出除权判决；同日，东营农商行通知江阴农商行涉案汇票于2013年11月29日被出票人挂失。2014年2月20日，江阴农商行再次向东营农商行查询涉案票据情况；同日，东营农商行向东营科林公司支付了600万元及相应利息。2月21日，东营农商行将除权判决、停止支付通知书传真给江阴农商行。从前述查询和通知情况看，因东营农商行怠于履行通知义务，致使江阴农商行没有足够时间对科林公司缴存的600万元保证金采取保全措施，故东营农商行应在该600万元范围内根据其过错程度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因科林公司始终未按汇票金额足额缴存款项，即使东营农商行及时履行通知义务，江阴农商行也仅能对600万元采取措施，故东营农商行怠于履行通知义务的行为仅影响江阴农商行对该600万元采取止损措施，而不是造成江阴农商行不能实现全部票据权利的根本原因。因此，雄鼎公司要求东营农商行在1000万元范围内承担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在法律无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一、二审法院综合全案情况并考虑东营农商行的过错程度，判令其承担600万元20%的补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雄鼎公司主张东营农商行应对1000万元的汇票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一审第三人中茂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相应诉讼权利。 综上，雄鼎公司的再审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原二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本院（2017）鲁05民终1001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马曰全 审判员  蒋建功 审判员  张晓丽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杨全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