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楚雄市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云2301行初29号原告张萍，女，1969年1月9日生，汉族，住楚雄州元谋县。委托代理人文明春，男，1964年5月19日生，汉族，住楚雄州元谋县，系原告张萍丈夫（特别授权）。原告罗春禄，男，1963年3月15日生，汉族，住楚雄州元谋县。被告禄丰县公安局，住所地禄丰县金山镇世纪大街与金源街交叉口西南50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32310151797442。负责人周曾先，局长。委托代理人李凌云，云南瑞志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原告张萍、罗春禄与被告禄丰县公安局确认行政行为违法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1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4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萍及其委托代理人文明春，原告罗春禄，被告禄丰县公安局的局长周曾先及委托代理李凌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张萍、罗春禄诉称，原告女儿罗某（受害人）在禄丰县罗茨中心卫生院担任护士工作，于2019年10月31日晚在禄丰县上被他人杀害致死。事件经过：事发当晚六点左右，原告张萍及其爱人文明春（罗某的继父）、女儿罗某在罗某的宿舍吃过晚饭后聊天，犯罪嫌疑人蔡俊突然破门而入，将坐在床上的罗某掐住脖子按在床上暴打，原告张萍和文明春将蔡俊拉开，并将蔡俊拖拉出医院。罗某报警后出医院来找原告张萍和文明春，结果在医院外面的大街上被蔡俊杀害。原告认为被告（当地派出所警察）出警过程中的接处警行为存在如下问题：1.罗某在此次案发前一个月前就报警，说蔡俊经常破门而入掐她的脖子打她，生命受到严重威胁，请求当地警察保护其人身安全，警察也出警来找罗某了解情况，但也只是轻描淡写地对双方进行劝导，要罗某到法院解决，不对蔡俊实施控制措施，也不对罗某进行必要的保护，把罗某置于危险境地。2.事发当晚，原告张萍和文明春将蔡俊拉出医院后，罗某就报了警，其在医院门口遇到了出警的警察，向警察说明情况，要警察尽快到街上找原告张萍、文明春及蔡俊，以免蔡俊伤害原告张萍和文明春，警察到街上寻找。当时没有留下一至二名警察保护罗某或是让罗某上警车一起去寻找，导致蔡俊见到罗某后就在大街上追杀她。原告认为被告没有尽到保护受害人人身安全的职责。3.当时在烧烤摊,罗某打电话给文明春，几分钟后罗某来到烧烤摊附近大概十米远，蔡俊看到罗某后就冲过去抓住罗某打，文明春将他们分开，这样反复几次，最后，罗某向大街中间跑去，结果在大街中间被蔡俊追上杀倒在地，蔡俊已经跑走。文明春边为罗某止血边向站在旁边的三个警察求救，但没有一个警察出手救助，都冷漠地站在旁边观望，其中有一个警察在拍照，致使原告女儿大量流血，等到卫生院医生到场抢救时，因失血过多抢救无效，导致罗某失血性休克死亡。原告认为被告在罗某、文明春受到侵犯或者处于危难情形时，袖手旁观，见死不救，没有尽到对受害人立即救助和帮助的责任。现诉至人民法院，请求判决：一、被告出警过程中失职失误、玩忽职守、不履行法定义务的行为违法；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原告张萍、罗春禄向本院提交了光盘与录音，欲证明原、被告沟通的情况，被告承认其确实在医院大门口没有采取原告要求采取的措施。在凶杀现场，警察反复说其不是专业的医护人员，没有抢救的技能,警察没有在第一时间参加抢救。被告禄丰县公安局辩称，首先，本案系行政案件，被告系行政主体，行政主体的行为具有合法性。第一，报案人罗某在2019年10月31日19时15分左右用电话向禄丰县公安局110报警，接警后，罗茨派出所民警张星宏、高元良及辅警夏晓龙及时出警，赶到报案人罗某所在的碧城卫生院，并找到了报案人罗某。第二，当民警到达碧城卫生院时，只有罗某一个人在场，罗某报案所称的前男友蔡俊并不在现场，据罗某称，蔡俊与其发生冲突后，被父母拉开，后其父母跟蔡俊一起去菜市场。由于辅警夏晓龙在之前参与出警处理过罗某与蔡俊的纠纷，认识蔡俊，所以民警叫罗某回自己的住处，并注意安全，就开车去寻找蔡俊。第三，民警未让罗某同行的原因在于，在未弄清楚双方矛盾焦点的情况下，先调查事情的原委，避免双方贸然见面引发冲突，导致场面难以控制的情况出现。第四，在民警寻找蔡俊的过程中，罗某并没有避开危险，而是接到文明春电话后，选择只身前往与蔡俊对峙，并没有通知警方。当民警遍寻蔡俊时，看见被蔡俊刺伤的罗某，及时开展救助和抓捕工作。第五，蔡俊伤到罗某的部位为颈动脉，民警一方面疏散车辆与人群，一方面及时打电话给医院，又派人去医院请医生，并与文明春一起把罗某抬着前往医院，只是当医生到来时，罗某因流血过多而死亡。作为民警，并不是专业医护人员，并不具备专业的医务技能，更何况就现实而言，颈动脉被锐器割伤后的失血量很大，没有医院的设施设备也无法救治。作为110民警的职责，按照《人民警察法》第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就是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制止危害社会治安秩序的行为。因此，本案中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已尽到行政职责，并无违法之处。其次，纵观本案报案人的遭遇，不得不遗憾地说其家人及其自身处理问题都存在冒失之处，最终这些冒失之处成了案件发生的原因，而这些原因并不能归责于行政机关。第一，报案人罗某的人设混乱，是造成与蔡俊纠纷的初始原因。罗某与蔡俊不只存在男女关系上的纠纷，还存在金钱关系的纠纷。而在刑事案件发生后的调查中所突显的则更为混乱，罗某由于与蔡俊的不正当关系与前夫离婚，在离婚中还对前夫进行了赔偿，后与蔡俊举办了民间婚礼，又在没有撇清关系与闻灿交往，故导致其二人的纠纷一直没能得到妥善解决。第二，2019年10月31日，蔡俊来到碧城是受到原告及文明春的邀约，前来解决其与罗某之间的感情纠纷。原告作为罗某父母邀约蔡俊前来，却又控制不住场面，本身就是欠妥当的；在纠纷发生后，不是冷却矛盾，而是促使矛盾升级，使本身就很激动的两个年轻人的矛盾白热化，最终没有能够解决纠纷，反而深化了矛盾，导致案件发生。第三，原告在诉状中所陈述的情况不是事实的全部，整个事实发展从刑事案件的笔录中可以看得出来。造成蔡俊与罗某狭路相逢的就是文明春，而罗某当时的行为直接刺激到了蔡俊，导致蔡俊的疯狂行为。上述这些原因完全是客观事实，造成事情最终结果的其实是一个综合原因，而在这些综合原因中，很大一部分是当事人自身没有把握好事情的处理节奏，几度使得矛盾升级，进而造成不可控制的局面。如今，原告将此归责于被告是不客观的。再次，罗某的死亡原因系因其在矛盾纠纷中未尽完善的自我保护，几度用言语激怒蔡俊，导致蔡俊行为失控，用刀刺杀导致死亡，故蔡俊的行为是导致罗某死亡的直接原因，并不是被告的行为导致的后果。综上所述，在2019年10月31日晚上，从罗某报警到被告出警的过程中，被告的行为并无懈怠之处。在刑事案件发生后，被告第一时间将嫌疑人抓捕归案，证明被告在整个过程中履行了行政职责，并无违法之处。案件中当事人的死亡并不能归责于被告，故原告的诉讼请求依法不能成立，请求法庭依法予以驳回。被告禄丰县公安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第一组：报警出警记录：1.2019年8月19日报警记录及出警记录；2.2019年10月31日报警记录及出警记录，欲证明在涉及死者罗某的两次报警中，被告的警务人员都及时地进行了出警，适当地履行了职务。第二组：文明春的举报以及公安局内部纪律检查委员会的调查：1.《关于禄丰县公安局罗茨派出所出警不作为及失职问题的举报》；2.举报人文明春的询问笔录；3.警务人员张星宏的询问笔录；4.警务人员高元良的询问笔录，欲证明在罗某死亡案发后，其继父文明春向被告的纪律检查委员会进行了举报，而纪律检查委员会对事情的始末进行了调查的事实。第三组：刑事案件卷宗中关于罗某死亡的案件事实材料：1.抓获经过；2.讯问笔录（蔡俊）；3.询问笔录（文明春）；4.询问笔录（罗春禄）；5.询问笔录（张萍）；6.询问笔录（马建丽）；7.询问笔录（张正喜）；8.询问笔录（闻灿）；9.询问笔录（何青鹏）；10.询问笔录（佐建琼）；11.询问笔录（王君），欲证明：1.抓获经过说明警方在案发后及时将犯罪嫌疑人抓捕归案；2.本案犯罪嫌疑人与死者罗某存在感情纠葛；3.犯罪嫌疑人系被本案原告邀约到禄丰的；4.案发当时，罗某本来应在自己宿舍等待警方核实蔡俊情况，但其在与继父通话后，被继父文明春叫到案发现场；5.医生和护士均能证明涉案警务人员第一时间向医院求救，并引导医生护士来到案发现场；6.罗某被蔡俊割了伤颈动脉，从医学上来讲救治时间本来就是有限的。第四组：光盘，欲证明案件发生过程当中所记录的视频的情况。经庭审质证，各方当事人发表质证意见如下：被告禄丰县公安局对原告张萍、罗春禄提交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原告欲证明的内容不予认可，认为证据只能证明在案发之后，原告到派出所对当时处警的民警的行为进行投诉，在此过程当中与相关的接待人员发生语言上的交流，交流的内容完全是原告依据自己主观认为被告应该要为之行为的主观看法，而不是客观上行政法要求人民警察所应达到的行为标准，两者存在较大的差异。原告张萍、罗春禄对被告禄丰县公安局提交的第一组证据中2019年8月19日的报警及出警记录无异议；对2019年10月31日的报警记录无异议，对出警记录中洪绍光的说明无异议，对另外三人的情况说明不予认可，他们叙述的事件与关键事实有较大出入，避重就轻，没有如实说明在现场的所作所为；第二组证据是原告方以行政程序解决此事件的过程，现在案件已经进入行政诉讼阶段，该组证据不能作为行政诉讼的证据材料，只能作为该案件的参考材料，对该组证据中张星宏、高元良的询问笔录不能认同；对第三组证据不予认可，该组证据属于刑事诉讼案件的证据，本案是行政诉讼，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第四组证据中文字材料中少部分可以作为本案证据，但绝大部分与本案诉讼焦点无必然关联，对第四组证据中视频录像无异议，能够作为本案最重要的证据。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被告禄丰县公安局提交的第一组证据证实了罗某曾两次向被告拨打110电话报警，被告对出警及处理情况进行记录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第二组证据证实了原告向被告纪检部门进行举报，纪检部门进行调查的情况，本院予以采信；第三组证据系刑事案件证据材料，本院结合案件实际酌情采信；第四组视频影像资料，证明了被告接到110报警电话后的出警情况及刑事案件的发生过程，对其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对原告张萍、罗春禄提交的证据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对其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经审理查明，二原告女儿罗某（受害人）是禄丰县罗茨中心卫生院的护士。2019年10月31日19时15分许，被告禄丰县公安局110接到报案人罗某的报警电话，称：其在碧城镇碧城卫生院与前男友发生纠纷，被前男友掐脖子并威胁其父母，请求出警处理。接警后，被告禄丰县公安局罗茨派出所民警张星宏、高元良及辅警夏晓龙驾驶警车出警，到达碧城卫生院找到报案人罗某当面听取其对纠纷情况的陈述，后出警民警根据罗某的陈述，驾车前往寻找蔡俊（罗某的前男友，犯罪嫌疑人）及罗某父母（事发当晚系罗某母亲张萍及继父文明春在场）。期间，罗某在与民警分开后，随即与其继父文明春电话联系后又找到其父母及蔡俊所在地点，罗某再次与蔡俊发生争吵后离开，后蔡俊尾随罗某至碧城镇××大街客都超市附近时，用事先准备的水果刀刺向罗某颈部，致罗某流血倒地后蔡俊逃离现场。罗某经抢救无效死亡。另查明，罗某的朋友闻灿因罗某与蔡俊之间的感情纠纷曾于2019年8月19日拨打被告110报警电话，被告接警后出警，并作了相关处理。庭审中原告方陈述，蔡俊是受原告方邀约，为解决与罗某之间的感情纠纷到禄丰县。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六条规定了人民警察的职责：（一）预防、制止和侦查违法犯罪活动；（二）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制止危害社会治安秩序的行为…。《公安部110接处警工作规则》对警察110出警的工作规则针对各类案件情况的分类处理亦做了具体规定。其中第十五条规定：报警服务台接到报警后，根据警情调派警力进行处置…。第二十四条规定：处警民警到达现场后，应当根据有关规定对警情妥善处置…。在本案中，被告接到报案人罗某110报警电话后，派出民警及时出警到达现场，出警民警与报案人罗某见面后听取了其纠纷情况的陈述，并根据罗某的陈述，驾车前往寻找蔡俊及罗某父母。而在此期间发生了罗某与其父母电话联系后找到了其父母及蔡俊所在地，被蔡俊尾随后刺杀经抢救无效死亡的刑事案件。综合案件证据，本院认为，被告接警后的出警及到达现场后的处置，以及此后发生刑事案件后的现场处理，均符合法定程序。故二原告要求确认被告出警过程中不履行法定义务的行为违法的诉请不能成立。同时，二原告要求判令被告出警过程中失职失误、玩忽职守的诉请不属于本案处理范围。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张萍、罗春禄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张萍、罗春禄负担（已交）。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楚雄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杜元梅人民陪审员  李华美人民陪审员  汪从录二〇二〇年九月九日书 记 员  白 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