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永济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晋0881民初1455号原告：山西永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赵峰，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国伟,该公司城西支行行长。被告：李锐,男,1988年5月28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秦红星,永济市城西街道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山西永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李锐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山西永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被告李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山西永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给付原告借款本金50000元及利息、罚息，利息从2018年3月6日计算到给付之日。罚息从2018年3月28日计算到给付之日;2.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与理由：2017年3月28日，被告李锐向原告下属山西永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西支行借款50000元，约定利率9.465‰，还款期限为2018年3月27日，并签订了借款合同，按月结息，逾期加收50％的罚息。经催收利息清至2018年3月5日，然借款到期后，被告严重违约，至今尚欠原告借款本金50000元及利息、罚息未还，经原告多次催收无果，被告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依法诉讼。被告李锐辩称，原告所述与诉状不符。1.原告诉状所称是2017年3月28日被告向原告借款并签订了借款合同，而事实上是2017年3月27日原告已经与被告签订借款合同；2.借款合同约定的还款期限为2020年3月26日，并非原告诉状中所称的2018年3月27日；3.原告所起诉的本案所涉案款已经2019年永济市人民法院（2019）晋0881刑初48号刑事判决书判决本案所涉案款属于追赃范围，所以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原告不能重复得到该笔款项。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起诉。原告围绕其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以下证据：1.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合同一份，拟证明被告向原告借款50000元的事实。2.山西省农村商业银行借款借据一份、客户明细账一份，拟证明原告向被告发放贷款的事实。3.贷款催收通知书一份，拟证明原告向被告催收贷款的事实。4.被告李锐于2018年12月4日出具的还款保证一份，拟证明被告李锐承诺还款。被告李锐对原告提供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原告的陈述有异议。1.证据1贷款合同中第二项写的贷款金额为5万元，在合同的最后一页明确表述合同日期为2017年3月27日至2020年3月26日；2.证据2的借款借据只能证实借款日期为2017年3月28日，以及利率为9.465‰，并不能证实还款日期为哪一天。客户交易明细账证明2017年3月28日原告向被告李锐账户放款5万元，同时也能够证实李锐账户实际接收的款项为49858元，并不是原告说的5万元，只能证明被告接收到原告的款项为49858元；3.对证据3、4无异议，但原告向被告催收后，因本案涉及刑事犯罪，被告在向原告出具保证书后才知道本案所涉借款涉嫌刑事犯罪，同时被告在此笔借款中真实收到的借款为3万元，且本案所涉案款已经永济市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确定为赃款，并且在判决书中判决予以向各被告人追赃，所以被告对该笔借款不应承担还款责任。被告李锐向本院递交以下证据：永济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15日作出的（2019）晋0881刑初48号刑事判决书一份。该判决书第19页第一项违法发放贷款罪、骗取贷款罪是经法院查明的事实；第19页从下往上数第11行，被告人周文龙直接参与介绍提供虚假的证明资料，取得贷款35万元；判决书第59页从上往下第2行周文龙供述：“其他7人李锐、杨少雄等贷款5万元，高少伟各抽取2万元手续费，每笔给他5000元好处费”，此两项证据证实本案被告李锐所借5万元就是刑事判决中周文龙所提到的每笔抽取2万元手续费的7个人的贷款，实际到手为3万元；判决书第45-46页李锐询问笔录：“当时周文龙和高少伟专门交代说不管谁问你我们公司抽了你两万元，就说你贷了五万元，拿到手也是五万元，后周文龙又交代不管谁问你，你都不要乱说，就说贷款五万元就是五万元，不要因为你胡说让我伙计进了监狱，我就答应了他”，首先该笔借款，借款的前提是违法的，根据最高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相关规定，违法的借款法院应当不予支持；判决书95页即第十五项，已经人民法院确定各被告人非法骗取贷款所得由公安机关追回退赃，同时各被告人也已经将部分赃款予以退还；判决书第7页从下往上数第6行，“经查实被告陈凯违法发放贷款共计330万元，至2019年1月4日造成永济市农商行本金2964476.347元，利息30072.97元没有收回”，该事实证实本案所涉的5万元就在被告人陈凯违法发放贷款的330万元内。原告山西永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被告李锐提供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刑事案件如何判决与本案无关，原告不做陈述，判决书较多，且没有印章，无法辨别真实性。根据原、被告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本案事实如下：2017年3月27日，被告李锐与原告的下属单位城西支行签订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合同，约定贷款款项用于资金周转。还款方式约定为：“借款人应按借款借据的到期日按时还款，也可以在借款借据约定的到期日前随时还款，但应当在贷款人的正常工作时间内办理相关手续并还款”。涉及罚息利率的内容为：“逾期贷款和挪用贷款的罚息依逾期或挪用的金额和实际天数计算。逾期贷款罚息利率为在本合同载明的贷款利率水平上加收50%，挪用贷款的罚息利率为在本合同载明的贷款利率水平上加收100%。”该笔贷款约定借款到期日为2018年3月27日，结息方式按月结息，贷款利率约定为月利率9.465‰。被告李锐在合同及借款借据下方签署自己的姓名并捺印，原告山西永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下属支行城西支行在合同及借款借据下方加盖“山西永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西支行”的借款合同专用章。合同签订后，原告的下属单位城西支行于2017年3月28日向被告李锐放款50000元。同时查明，原告系统与2017年8月25日从被告开户的银行卡中扣划本金1.16元、共计扣划利息5407.88元。现仍剩余49998.84元借款本金及利息、罚息未还。庭审中，被告李锐陈述其提供的永济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晋0881刑初48号刑事判决书中第7页6行载明“经查实，被告人陈凯违法发放贷款共计330万元，至2019年1月4日造成永济市农商行本金2964479.37元、利息300072.97元没有收回。”该330万元中包含原告起诉的50000元，该笔借款的前提违法,不应得到支持,但原告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被告李锐与原告山西永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下属支行城西支行签订的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合同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背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有效合同。原告山西永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下属支行按约向被告李锐提供了50000元借款，已依法履行了己方的合同义务；被告李锐在约定的还款期限届至后，不履行还款义务，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即按照合同约定向原告山西永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清偿剩余借款本金、利息及罚息。原告系统划扣的5407.88元利息可在利息中予以冲抵。关于被告辩称的该笔借款属于追赃范围，被告不应承担还款责任的问题。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本案的借款人为被告李锐，出借人向借款人提供借款后，借款人将借款交由何人使用以及如何支配借款，均不影响借款合同主体的认定。故对该辩称，本院不予采纳，被告李锐应承担上述借款的还款责任。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李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原告山西永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清偿借款本金49998.84元、利息（利息以50000元为本金按贷款合同约定的月利率9.465‰为标准计算自2017年3月28日起计至2017年8月25日止；以49998.84元为本金按贷款合同约定的月利率9.465‰为标准计算自2017年8月26日起计至给付之日止，原告系统扣划的5407.88元在利息中予以冲抵）和罚息（罚息按贷款合同约定的逾期贷款罚息利率计算，即在月利率9.465‰水平上加收50%自2018年3月28日起计至给付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山西永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25元，由被告李锐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尉继民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四日书记员  范海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