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3民终2645号上诉人（原审第二被告）：来红娟，女，汉族，1977年2月18日出生，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公民身份号码：422************928。委托诉讼代理人：夏义平，广东百勤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彬，广东瀛尊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凤凰新能源（惠州）有限公司，住所：惠阳区秋长街道办白石村塘井组志荣工业园**。法定代表人：罗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方荣，广东世纪人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一被告：深圳市一米电子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浪口社区***********分隔体北边。法定代表人：邱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向华，广东桥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来红娟因与被上诉人凤凰新能源（惠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凤凰公司）及原审第一被告深圳市一米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米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2018）粤1303民初33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来红娟委托诉讼代理人夏义平，被上诉人凤凰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方荣，原审第一被告一米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向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来红娟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三项判决，依法改判上诉人无须承担连带保证担保责任；二、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被上诉人与原审被告一米公司的诉争标的不在上诉人的保证范围之内，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对一米公司拖欠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担保责任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错误。上诉人出具担保书的时间为2015年7月30日，此时一米公司已经拖欠被告货款，且因一米公司拖欠货款，被上诉人已经停止与一米公司的交易。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具担保书系对此时已经存在的可确定的债务承担担保责任。一审中被上诉人亦明确了出具担保书时一米公司已拖欠其货款的事实。《担保书》中载明担保的主债权为“欠债权人凤凰新能源（惠州）有限公司的全部货款”，而无任何对未来可能的债务继续承担保证责任的表述或相关意思表示。2015年7月30日前一米公司拖欠被上诉人的货款早已结清，被上诉人也未提任何异议或主张。而被上诉人主张的债权基于2017年3月13日被上诉人与一米公司签订《销售框架合同》，系2017年6月至2017年11月30日期间的交易产生的欠款。上诉人未对该笔欠款做出过任何保证。保证应当有明确的保证意思且被担保主债权已经确定或可以确定，即保证合同的标的应当是特定化的、数额可以确定的、已经成立并合法有效的债权。本案中上诉人出具的担保书并未明确是否对未来被上诉人与一米公司可能产生的债权债务承担保证责任，保证系负义务行为，更应当由保证人明示，一审法院以上诉人未对担保书签订之后的债务是否承担保证责任进行特别说明为由，推定上诉人应当承担保证责任不符合担保基本原则。上诉人出具的《担保书》未对担保期限及额度做任何约定，亦不能被认定为最高额保证。此时即使上诉人有对未来出现的债务承担保证责任的意思表示，亦会因为担保合同无明确的担保主债权这一必要条款而不能成立。因上诉人出具的《担保书》未对主债务的发生期间加以限制，判决上诉人需对担保书出具后发生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将出现若被上诉人未来不断与一米公司交易产生新的债权债务，上诉人就要不断对新产生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荒谬情形。综上，一审法院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依法应当予以纠正，为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特诉至贵院，望判如所请。上诉人来红娟补充意见称：2015年7月30日，签署的担保书不成立，理由是按照担保法第15条的规定，保证合同必须具备必要的要件：债权种类数额；债务履行的期间；担保的范围；保证期间。这些要素在该担保合同里面都没有。所以该担保合同是不成立的。原审法法院认为推定2015年7月30日签署的担保书，是最高额保证，最高额保证最基本的条件是要有最高债权限额和一定的期间，这是两个最基本的要素。最高额担保里面，在这2015年7月30日的担保书里面都没有。所以一审法院推定是最高额担保也是不成立的。2015年7月30日签署的担保书，并没有明确主合同是哪一份，没有明确主合同，所以担保书是从合同，自然就不成立。在一审的时候双方都有确认，原被告之间是在2014年初就已经发生交易往来了。而且被上诉人是明确确认每1年上诉人与一米公司都有签订框架协议。从14年开始，每年对账的时候，被上诉人都要求担保人签署担保书，14年有签，15年也有签，每年都要签。16年的时候开始，担保人就拒绝签字了，所以16年、17年都没有签。我们现在有提供一份14年的担保书，这里也有一份一模一样。被上诉人凤凰公司答辩称：本案中，上诉人主张其于2015年7月30日出具的《担保书》是为一米公司在2015年7月30日前欠付的货款提供的担保，不是对本案中被上诉人所主张的债务提供的担保，这是明显与客观事实不符，也是不符合常理的。2015年7月30日，上诉人已经拖欠被上诉人货款，被上诉人为了保证双方的长期合作，要求一米公司的实际控制即上诉人提供担保，在此情形下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具了本案中《担保书》；根据本案中的证据及上诉人在一审中当庭诉称的事实，上诉人是在向被上诉人出具了该《担保书》双方才恢复继续合作的，该事实也说明上诉人是为了保证被上诉人与一米公司的长期合作才出具的该《担保书》，而并非是为了截止至出具担保书当日的欠款所做的担保。该《担保书》上的日期2015年7月30日，仅是表明该担保书签署出具的具体日期，并不是指担保债务发生的具体期限，另该《担保书》中约定担保的债务范围是一米公司欠付被上诉人的全部货款，担保期限是至全部欠款还清，通过该约定也可以看出该《担保书》是为了保证长期合作而出具的。根据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可以看出，被上诉人与一米公司是每个月会进行结算对账的，每月欠付的货款都是十分清晰的，如该《担保书》是为截止至2015年7月30日欠付的特定债务所做的担保，其必然会写明具体担保的欠付货款的数额或担保债务期限，但根据该担保书的内容，其既没有约定具体的担保担保欠付货款的数额，也没有约定具体的担保期限，故上诉人的主张明显与客观事实不符，也是不符合常理及一般交易习惯的。被上诉人与一米公司在双方签订的《框架协议》中明确约定了一米公司的实际股东或控制人对双方的合同义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对于该协议一米公司有盖章，上诉人亦有签字，且在本案债务发生时，上诉人持有一米公司80%的股权，其系一米公司最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上诉人代表一米公司签署该协议表明其是确认认可其对一米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与其向被上诉人出具的《担保书》之约定相符。另外，该《框架协议》中担保人处上诉人未予以签字而被上诉人未提出异议，也正是因为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具了就一米公司所欠货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至全部还清止的《担保书》，这亦是符合客观事实及逻辑常理的。在本案债务发生时，上诉人作为一米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一米公司每月向被上诉人订购货物数量实际都由上诉人决定，具体货款支付事宜也是由上诉人负责的，被上诉人与一米公司每月会对当月货款及总欠付货款进行对账，上诉人作为一米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其对与被上诉人每月的交易金额及总货款金额是十分清楚及明确的，因此并不存在上诉人所称的担保主债务不明确或无法确定的问题。本案中被上诉人提交了被上诉人公司王总与上诉人在2018年5月7日至8日的短信聊天记录作为本案证据，上诉人也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而通过该证据显示，上诉人是确认欠付被上诉人数百万货款的事实的，且其未对此提出任何的异议，也未就担保事宜提出过任何异议，该短信记录同《担保书》、《销售框架协议》等证据也共同证明上诉人为一米公司进行长期担保的客观事实。本案中上诉人在被上诉人与其就本案债务发生争议后，其于2018年5月11日将其持有的一米公司的80%的股权全部转让给了案外人，一米公司在2018年11月12日将其法定代表人由上诉人的父亲来祥贵变更成了案外人，且一米公司、上诉人还将原一米公司的机器设备转移至其新公司，一米公司、上诉人实施的前述行为是明显的滥用法人有限责任恶意逃债，上诉人在本案中枉顾客观事实，对其为一米公司与被上诉人长期合作期间的货款提供连带担保责任的事实予以否认，也是为了恶意逃避债务。被上诉人系一家国资企业，如任由一米公司及上诉人恶意逃避本案债务，必将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损害国家利益、人民利益。综上所述，上诉人出具的《担保书》并不是为2015年7月30日前的债务出具的担保，而是为一米公司与被上诉人长期合作过程中所产生的全部货款债务提供的担保，本案债务系发生在上诉人作出一米公司实际控制人期间发生的，上诉人应当按其担保承诺就本案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上诉人恳请法庭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被上诉人凤凰公司补充意见称：双方在2015年7月30日签订的该担保书，是上诉人在2015年7月发生了欠款的情况下，为了保证双方能够继续进行交易履行今后的合同，在此背景下，被上诉人才要求上诉人出具该担保书。并且在上诉人出具该担保书之后，双方的交易才继续进行。该担保书上的日期虽然是2015年7月30日的，但是该担保书的时间仅是出具该担保书的日期，并不是指具体的担保债务的期限。在双方签订的框架协议中，双方在合同中是明确有约定，一米公司的股东应当对双方交易所产生的货款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上诉人作为一米公司实际控制人，他持有一米公司80%的股权，代表一米公司签订该份框架协议时，也足以表明上诉人对该担保是物是确认跟认可的。另外，根据被上诉人提交的框架协议，在担保人处虽然没有签名，但是在未签名的情况下，被上诉人依然愿意跟一米公司进行交易，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其在2015出具担保书，为此我们也没有提出过异议。另外我们想特别说明的是，上诉人补充意见中所提到的相关担保债务的金额、日期都无法进行确定，这个是不准确的。我们向法庭提交一份一米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该份工商登记资料中的明确显示出来，上诉人是在本案债务发生时，是一米公司的直接实际控制人，所有的交易都是由上诉人直接安排的，具体的交易金额都是由上诉人决定的，所有的货款每月都是有对账的，具体货款的支付事宜也是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直接进行对接的。为此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对其所担保的所有债务数额及金额都是明知及了解，确认的，其对本案的债务应当附有连带担保责任。另外，在本案的债务发生之后，也就是在被上诉人提起本案争议之后，上诉人恶意的转让了他其对一米公司的股权，变更了一米公司的法人，并将一米公司所有的机器设备全部转移。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是恶意的滥用法人的有限责任逃避债务。被上诉人作为一家国有企业，如果任由上诉人通过该等手段逃避债务，必然将损害国家利益、人民利益。原审第一被告一米公司答辩称：针对上诉人的上诉，我们认为是合理的。因为一审法院在判决没有扣除双方已经确定的，也就是说被上诉人确定的质量问题，这些是88万货款需要扣除的问题。第二，双方对于债务的担保，是对于前面已经发生了债务的一个担保的一个确认。被上诉人都会要求原审被告这边去做的。所以本案的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是合理的。被上诉人凤凰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被告一向原告支付拖欠的货款共计人民币6471783.57元；二、判令被告一向原告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暂计人民币1617945.89元，要求支付至实际清偿之日止（计算标准：以欠款本金6471783.57元为基数，按月3%的标准计算，从2017年12月1日起暂计至2018年8月10日，共计人民币1617945.89元）；三、判令被告一赔偿原告实际损失人民币725040.59元；四、判令被告一向原告支付律师费人民币40000元、担保费10000元（暂定）；五、判令被告二就被告一对原告所负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六、判令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以上1-3项共计人民币8864770.05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凤凰公司与被告一一米公司素有业务往来。交易的流程为原告与被告一每年签订《销售框架合同》，其中在2017年3月13日，原告与被告一签订的《销售框架合同》【甲方：凤凰新能源（惠州）有限公司，乙方：深圳市一米电子有限公司】主要约定以下内容：“一、销售产品的名称、数量、规格、价格（含税）、交期：具体内容以双方每批次的采购单或订购单（以下简称“订单”）等为准。订单与本合同分别独立为一份合同。如果本合同的条款与订单存在不一致，应以订单为准。订单未规定的内容以本合同内容为准。六、合同期限、结算方式及付款时间：本合同从2017年3月13日至2018年3月13日有效。月结90天，由甲方财务出具月结对账单，乙方核对后签名盖章的对账单传真件同原件一样有效。乙方采用电汇或银行承兑汇票方式付清到期全部货款。七、违约责任：1合同签订后，甲乙任何一方未能遵守本合同约定的，须向守约方支付本合同中争议总金额的20%作为违约金。2、合同履行过程中，若乙方在约定时间内未能如期全额付款，每月须按总欠款金额的3%向甲方支付违约金；若甲方收到货款后未能按时间向乙方交货，则每月须按未交货款金额的3%向乙方支付违约金。3、若甲方收到货款后如有不符合要求的，经双方协商乙方同意利用，应当按质论价。八、双方因履行本合同发生争议，应本着互谅互让的原则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诉讼解决，双方同意由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因此所产生的诉讼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律师费等费用均由败诉方承担。九、其他约定事项：1、乙方真实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对合同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2、采购单、订购单、送货单、对账单等双方业务往来单据条款如有与本合同不一致处以本合同条款为准”。《销售框架合同》签订后，由被告一发送采购订单给原告，采购订单主要载明：物料名称、数量、单价（含税）、金额（RMB）、交货日期等。原告收到采购订单后如无异议则开始生产，然后送货给被告一，由被告一的员工“程海霞”签收。双方每月进行对账。2017年6月7日，原告与被告一经对账确认：2016年12月至2017年5月合计货款总额4339827.03元，累计欠款3909827.03元。2017年7月17日，原告与被告一经对账确认：2017年1月至2017年6月合计货款总额8033814.83元，累计欠款8033814.83元。2017年8月7日，原告与被告一经对账确认：2017年1月至2017年7月合计货款总额10179523.83元，累计欠款9999711.83元。2017年8月29日，原告与被告一经对账确认：2017年3月至2017年8月合计货款总额10024173.83元，累计欠款8731575.73元。2017年10月13日，原告与被告一经对账确认：2017年4月至2017年9月合计货款总额8811317.73元，累计欠款7819329.53元。2017年11月6日，原告与被告一经对账确认：2017年5月至2017年10月合计货款总额7769666.43元，累计欠款7569666.43元。2017年12月5日，原告与被告一经对账确认：2017年5月-2017年11月合计货款总额7564622.83元，累计欠款6937656.37元，2017年11月30日回款465872.80元，累计欠6471783.57元。原告亦向被告一出具了累计金额为8246700.90元（832749元+1119793.10元+1083902元+1168000元+1168691元+703394.80元+1141979.60元+1002976.50元+25214.9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截至起诉，因被告未能足额支付货款，原告遂向法院起诉。另查明，因被告一未能及时支付货款，原告公司工作人员于2018年5月7日发送手机短信给被告二来红娟，短信内容为：“来总，你好！我是凤凰新能源公司资产部兼法律部的王主任，关于深圳一米公司拖欠我司6471783.57元货款的问题，现在集团已移交我们资产部全权处理，罗总也告诉我了贵司欠款的大致情况，请你方便时回我个电话，我需要与你沟通一下，谢谢！”。双方用短信进行沟通，被告二回复短信主要内容如下：“王总，你的电话打不通，我在谈一个比较重要的客户，请放心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只是我们之间的合作因为贵司的产品质量出了很严重的问题，给我司造成一定的损失，还有不良品货没有退给贵司，我司客户那里因为贵司的品质出现严重缺陷，造成我司100多万没有收回，这些问题贵司的罗总，曾总，华总都是心知肚明！我从来就没有说过不付贵司的货款，也和贵司的几位领导多次沟通，但还是有分歧！希望您能够给我们协调好我们之间的纷争，公平处理好此事！我好安排分期付款给你们，再向您说下，我本来欠你们一千多万，我已经付了四、五百万给你们，就是因为贵司某些领导说话不算话，答应给我付款还可以继续合作，在我正常付款的情况下，单方面取消合同，单方面停我公司的货造成了我司很大的损失！等我下周回来我会主动约您好好处理好此事！好吗？”。再查明，2015年7月30日，原告与被告签订《担保书》，《担保书》主要约定：“经三方协商同意，本人来红娟，身份证号：422************928，愿意为债务人深圳市一米电子有限公司欠债权人凤凰新能源（惠州）有限公司的全部货款承担个人连带责任担保，直到全部欠款还清为止。”。另：被告来红娟在《担保书》“担保人”处签名，被告一米公司在《担保书》“债务人”处盖章，原告凤凰公司在《担保书》“债权人”处盖章。2018年8月10日，原告因为与被告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和广东世纪人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约定，原告委托广东世纪人律师事务所王帆、邓炜华律师为案件的一审程序、二审程序、执行程序委托代理人，根据《广东省物价局、司法厅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的规定，律师费采用风险代理方式分两段计收：1、本合同签订后最迟不得晚于2018年10月31日，原告应支付律师费人民币20000元；2、如以判决、裁定或调解、和解方式结案，律师代理费用按照原告实际收回款项总额7%的标准计收，原告应在收到款项后7日内支付律师费。2018年8月28日，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惠州中心支公司向原告出具8867.77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货物或应税劳务、服务民称：*保险服务*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原告在诉讼过程中，向一审法院申请财产保全，并提供了相应的担保。一审法院依法作出（2018）粤1303民初334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一、查封被告一深圳市一米电子有限公司以下财产：被告一深圳市一米电子有限公司的车间内数控设备为“盟昌”牌的锂电池注液机10台、封口机10台、焊接机8台和封装机10台；二、查封被告二来红娟的宝马轿车X3一台（车牌号粤B*****）；三、冻结被告一深圳市一米电子有限公司下列银行账户（账户1：开户名称：深圳市一米电子有限公司，账号：44*********0003138915，开户行：交通银行深圳龙华支行；账户2：开户名称：深圳市一米电子有限公司，账号：400*************084，开户行：工商银行深圳市龙华支行）；四、冻结被告二来红娟下列银行账户（账户1：开户人：来红娟，账号：601*************413，开户行：中国银行深圳市分行；账户2：开户人：来红娟，账号：6222************081，开户行：交通银行深圳龙华支行）。查封、冻结范围以8864770.05元为限，查封期限为三年，冻结期限为十二个月。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本案中，原告提供了有原告与被告一盖章的《销售框架合同》、《采购订单》、《送货单》、《对账单》予以证明原告与被告一之间建立买卖合同关系、被告一尚欠原告货款647178.57元的事实。被告一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已支付了货款给原告，对原告主张被告一尚拖欠货款647178.57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原告诉请违约金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原告与被告一签订的《销售框架合同》第七条约定：“合同履行过程中，若乙方在约定时间内未能如期全额付款，每月须按总欠款金额的3%向甲方支付违约金；若甲方收到货款后未能按时间向乙方交货，则每月须按未交货款金额的3%向乙方支付违约金”，根据原告提供的对账单显示，双方最后对账确认欠付货款数额的时间是在2017年12月5日，约定的付款方式为月结90天，被告一未在2018年3月5日前付清货款已构成违约，故违约金应按3%/月的标准从2018年3月5日起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则本案中超过实际损失即超过647178.57元的30%部分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诉请被告支付实际损失问题。原告主张被告一拒提2017年4月-6月的四个订单（订单编号分别为：YM2017041200202、YM2017051800202、YMP1706020302、YMP1706030102）的部分货物造成其损失。首先，原告未有证据显示其已按照上述四个订单的要求将货物全部生产加工完毕且达到交付条件；其次，双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包括送货时、每月对账时均未有提及到原告要求交付货物、被告拒提货物的情形。最后，原告称将被告一拒提的货物通过公开招标拍卖的方式进行处理，但从原告提供的证据来看，无法显示其所招标拍卖的正是被告一拒提的货物，且原告提供的《铝壳A品统货清单》中显示的规格/型号均与2017年4月-6月四个订单（订单编号分别为：YM2017041200202、YM2017051800202、YMP1706020302、YMP1706030102）约定的规格/型号不一致。综上，原告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其存在实际损失725040.59元，对原告的该项诉请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诉请律师费、担保费问题。根据《销售框架合同》第八条的约定：“双方因履行本合同发生争议，应本着互谅互让的原则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诉讼解决，双方同意由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因此所产生的诉讼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律师费等费用均由败诉方承担。”，原告主张律师费、担保费是基于与被告的买卖合同纠纷所产生的费用，但原告仅提供了担保费的相应票据证明其已实际支出了该笔费用，故对原告诉请要求被告承担担保费8867.77元有事实和合同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律师费未提供相应的转账凭证、票据证明其已实际支出了该笔费用，故原告要求被告承担律师费无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以支持。关于被告二来红娟是否承担连带偿还责任问题。根据原、被告的陈述及庭审查明的事实，原告与被告一素有交易往来，且在时间上具有持续性，被告来红娟签订《保证书》的时间亦在原被告的交易往来期间，被告二抗辩称仅对《担保书》签订之前的未付货款承担连带责任，但未在《担保书》中予以明确被告二仅对《担保书》签订日期之前的未付货款承担个人连带责任，亦无对被告二对《担保书》签订之后的未付货款不承担个人连带担保责任的特别说明，应视为被告二对原告与被告一交易期间的全部未付货款承担个人连带担保责任。故被告二应对被告一的未付货款及违约金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担保书》中载明担保期限“直到全部欠款还清为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直至主债务本息还清时为止等类似内容的，视为约定不明，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本案的保证期间应从2018年3月5日起计算二年，而原告在2018年8月17日提起诉讼，提起诉讼在保证期间内，故被告二应对被告一拖欠原告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担保责任。被告一一米公司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抗辩的权利，以缺席论处。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被告一深圳市一米电子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原告凤凰新能源（惠州）有限公司支付货款6471783.57元及违约金【违约金以647178357元为基数，按月3%计算，自2018年3月6日起计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但违约金总额不得超过1941535.07元（6471783.57元×30%），超过部分不支持】；二、被告一深圳市一米电子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凤凰新能源（惠州）有限公司支付担保费8867.77元；三、被告二来红娟对上述判决第一项承担连带保证担保责任；四、驳回原告凤凰新能源（惠州）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73853元、保全费5000元合共78853元（原告凤凰新能源（惠州）有限公司已预交），由原告凤凰新能源（惠州）有限公司负担12572元，被告深圳市一米电子有限公司、被告二来红娟共同负担66281元。公告费690元由被告深圳市一米电子有限公司、被告二来红娟共同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来红娟提交证据如下：2014年8月14日担保书，用以证明被上诉人与一米公司自2014年8月14日开始每年都要对当年所欠货款要求上诉人签署《担保书》，2015年7月30日也签署了一份，就是本案争议的《担保书》，之后就一直没有签订了。上面签名的人是叫杨春兰，是他们目前的副总。被上诉人凤凰新能源（惠州）有限公司质证称：因为该证据没有原件，我们没有办法判断其真实性。另外该份担保书也没有被上诉人的盖章，对其真实性我们都不予确认。原审第一被告深圳市一米电子有限公司质证称：对它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确认，对于被上诉人双方是有对2014年的8月份的话，是有担保书的，每年都有的。被上诉人凤凰新能源（惠州）有限公司提交一份原审被告的工商登记资料作为证据，用以证明在本案的债务发生的时候，上诉人持有一米公司80%的股权，其实一米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及老板，本案中所有的债务的交易都是由上诉人主导的以及对接的，并且双方每个月会对当月的交易进行对账，并且会对所有的交易金额进行对账，即对具体发生的交易金额的数量是明确的、清晰的。本案中的担保债务的金额及数量是可以确定的。通过我们提交的该份证据也可以看出来，在被上诉人提起本案争议之后，上诉人恶意的把其股权进行了转让，把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就是来祥贵也就是上诉人的父亲，也做了相应的变更。上诉人来红娟质证称：他在网站打印的我也没核对。这个由法院确认。原审第一被告一米公司质证称：没有提供相应的原件让我们来判断，由法院来认定。原审第一被告一米公司提交电子回单、明细账、收款收据、银行承兑汇票作为证据，用以证明在2015年的7月30日之前，我们就已经有交易往来，就是那个时候对她已经有欠款，有欠款之后他就要我们就出了担保书，出了担保书之后，那个时候主要是欠她是47万多块钱，那么很快就把47万多块钱还给他了，主要是证明到这个担保是每一次的担保，是对前面的担保的一个总结，就是对所欠的货款的担保。就是说出担保书的时候我们前面就欠他的钱，那个时候是刚好是欠了47万多块钱，我们公司盖了这个章，包括说他这边也担了保之后，很快我们公司就把这个钱就还了，所以他担保责任就是已经兑现了。上诉人来红娟质证称：这个真实性确认，2014年6月16日，这份工行的付款凭证，就证实了被上诉人与一米公司之间，在2014年初就已经有业务往来，按照框架协议，他们的账期都是90天，所以可以往前推，至少90天。那么在2014年初就已经有业务往来。刚才一米公司有提供一个47万的清单，就是说他当时是在2015年6月30日，那个时候是总共欠被上诉人是47万多，而我们本案案涉的担保合同就是针对47万来进行的担保。被上诉人凤凰公司质证称：对于原审被告提交的收据我们确认认可，但是对于其具体欠付的货款金额，以一审法院查明的数额为准。第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仅签订了一份担保书，那就是2015年那一份担保书，上诉人所提交的双方每1年都要签订担保书，这个是与客观事实不符的，我们确认的担保书是三方共同签章的。本案中的担保所说的货款47万，当时正是因为他出现了欠款的情况，没有按期付款，所以我们才要求他对今后所有的交易提供担保上诉人出具担保书后，为此被上诉人才与上诉人恢复了相应的交易。本院查明，一审查明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综合本案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上诉和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上诉人来红娟是否应对本案债务承担保证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规定，本法所称保证，是指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行为。第十五条规定，保证合同应当包括以下内容：（一）被保证的主债权种类、数额；（二）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三）保证的方式；（四）保证担保的范围；（五）保证的期间；（六）双方认为需要约定的其他事项。保证合同不完全具备前款规定内容的，可以补正。2015年7月30日《担保书》约定，上诉人来红娟愿意为一米公司欠债权人凤凰公司的全部货款承担个人连带责任担保，直至全部欠款还清为止。首先，上诉人来红娟未在《担保书》中，明确承诺对于2015年7月30日之后发生的债务承担保证担保的责任；其次，《担保书》签订之时，2015年7月30日之前的拖欠货款数额已经确定，而2015年7月30日之后一米公司是否拖欠货款及数额并未确定，即主债务不明确，且《担保书》未约定2015年7月30日之后保证担保的范围、保证期间等保证合同规定的基本要件，双方后续交易过程中对此未进行补正，故上诉人来红娟承担责任的范围，应认定为2015年7月30日之前的债务。综上所述，上诉人来红娟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2018）粤1303民初3348号民事判决第一判项、第二判项；二、撤销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2018）粤1303民初3348号民事判决第三判项、第四判项；三、驳回驳回被上诉人凤凰新能源（惠州）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受理费73853元、保全费5000元合共78853元（被上诉人凤凰新能源（惠州）有限公司已预交），由被上诉人凤凰新能源（惠州）有限公司负担12572元，原审被告深圳市一米电子有限公司负担66281元。公告费690元由原审被告深圳市一米电子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57102元，由被上诉人凤凰新能源（惠州）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沈 巍审 判 员  黄**锋审 判 员  刘艳妹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  李嘉伊书 记 员  林楚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