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冀民申5147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李静，女，1978年7月23日出生，汉族，住保定市莲池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牛敬珍，河北佳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毕中峰，河北佳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苏海文，女，1968年6月16日出生，汉族，住保定市莲池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双全，河北颂和安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吕涛，男，1977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保定市莲池区。 再审申请人李静因与被申请人苏海文、原审被告吕涛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河北省保定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冀06民终338号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李静申请再审称：请求撤销保定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冀06民终338号判决，驳回被申请人原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原二审审理程序违法，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一审被告吕涛，自2019年起羁押于河北省太行监狱。吕涛作为申请人的配偶、是苏海文民间借贷的还款义务人，系本案重要诉讼当事人，是一审被告人。但本案二审阶段，从上诉状送达，到开庭，二审法院均未以任何方式通知吕涛，致使吕涛即未参加庭审，也未委托代理人参加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十项，“未经传票传唤，缺席判决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吕涛系本案重要诉讼当事人，二审法院未经传票传唤，径行开庭、缺席判决，剥夺了吕涛的诉讼权利，属于明显的程序违法，符合应当再审的规定。二、二审判决对《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存在认识错误。《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该规定中所述的“约定”在对第三人是否产生效力时，分为两种情形：1、如夫妻双方仅基于双方约定，未经物权登记，不具有对世效力，对第三人不产生对抗效力。“夫妻财产约定”基于约定合同生效，而第三人不知情，该约定对第三人并不具有对抗效力。原因就在于夫妻双方的约定仅仅是建立在了“合同效力”层面，该合同效力尚未转化为“物权效力”，尚不具备“对世权”。也就是说，夫妻对婚内财产的约定，如果仅停留在“一纸契约”基础上，那么其效力范围也仅限于在夫妻双方之间，在第三人不知情的情况下不产生法律效力，不能对抗第三人。2、如夫妻双方对约定夫妻单独所有的约定进行了物权登记，使该约定产生了物权的对世效力，对第三人具有对抗效力。《物权法》的上述规定完善了《婚姻法》第十九条之不足。《婚姻法》第十九条，仅仅从“合同效力”的层面规范了婚内“财产约定制”的相关内容，而没有显示作为婚内财产重要组成部分不动产的取得、变更、消灭等在“物权效力”方面的相关规定。《物权法》第十四条、第三十一条规范了不动产的“物权效力”，即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消灭必须依法登记，才能产生物权效力；未经依法登记，不产生“物权效力”。根据《物权法》第六条、第九条、第十四条，均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发生效力。第三十一条“依照本法第二十八条至第三十条规定享有不动产物权的，处分该物权时，依照法律规定需要办理登记的，未经登记，不发生物权效力。”之规定。我国《物权法》采取的是不动产物权登记生效主义，不动产物权登记的公信效力具有物权公示的法律效果，且不动产物权登记属于对抗主义。根据《物权法》上述规定及原理，不动产物权登记簿是不动产权属的唯一合法凭证，该登记具有物权公示和对世效力。本案诉争房产在不动产登记簿中登记为申请人李静“单独所有”，取得足以对抗任何第三人的对世权。任何非申请人李静的债务或经李静本人同意认可的债务，基于该不动产物权方面的转让、租赁、抵押以及司法机关的查封、保全均属于违法。三、二审判决将诉争房屋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有悖事实。《物权法》第五条、《物权法》第九条、第十四条，明确规定“物权法定原则”和“物权登记取得原则”，不动产的取得必须依法登记，才能取得法律效力，未经登记不产生效力。李静房屋登记在个人名下为2006年，而吕涛向苏海文借款发生在2011年。原审判决枉顾诉争房产已经过产权部门登记的客观事实，在无证据证明“共有”或吕涛规避法律、逃避债务的情况下，轻率地认定李静名下“单独所有”的房产属于夫妻共有，否定了《婚姻法》“夫妻财产约定制”的基本原则、也否定了《物权法》“物权登记取得”的基本原则，严重侵犯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四、根据“物权法定”的法律原则，申请人李静对诉争房产的登记行为，视为已对被申请人的告知。原审判决和关于“知道”的理解仅限于了当事人之间的“当面告知”，认为只有当面告知了才是“知道”的唯一途径，是对告知的狭义理解，是片面和偏见的理解，该观点与法律不符。1、当面告知仅是“特定主体”之间获取信息的“确定”方式之“特定主体”之间获得信息方式除了当面告知这种“确定”方式之外，尚有多种“推定”告知方式。2、行政机关的登记行为是对“非特定主体”的“告知”方式。除“特定主体”的告知外，“非特定主体”之间推定为“知道”的方式尚有多种。其中行政机关的登记行为是面对不特定多数主体获取、知情登记内容的，法定、具有公信力的方式。任何民事主体民事权利的设立、变更、消灭，一经登记机关登记公示，即视为对所有民事主体的告知。被申请人和原审判决关于“当面告知”是知情的唯一手段的观点是错误的。3、未“告知”之说不能成立。诉争房产已通过不动产登记机关公告方式“告知”了所有不特定主体。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七条规定，不动产登记机构应当在登记事项记载于登记簿前进行公告应当在不动产登记机构门户网站以及不动产所在地等指定场所进行，公告期不少于15个工作日。公告所需时间不计算在登记办理期限内。公告期满无异议或者异议不成立的，应当及时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本案诉争房产于2010年11月16日已登记在申请人李静名下，说明本案诉争房产已经经过不动产登记机关的登记公示，国家行政机关已通过“公告”方式对所有不特定主体进行了“告知”，其登记内容足以对抗任何第三方，具有对世效力。其对抗属性不仅适用于本案涉及的民间借贷，凡是以该诉争房产为标的、发生在登记日期(2010年11月16日)以后的任何交易行为，包括但不限于买卖、抵押、租赁，甚至司法机关的查封、扣押、冻结等，均具有对抗效力。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在认定申请人李静单独所有的不动产为“夫妻共同财产”，存在重大错误，与事实不符，适用法律错误。且在程序违法的情况下作出判决。应通过撤销原判决，重新审理，驳回被申请人的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查认为，申请人李静与原审被告吕涛为夫妻关系，涉案房产为其夫妻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购置，因此，该房产应为夫妻双方共同财产。虽然其双方约定涉案房产归属李静单独所有，但并不能改变该房产为夫妻双方共同财产的性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本案中，依据上述法律规定，李静夫妻双方对涉案房产的约定只对其双方具有约束力，而对第三人即苏海文不具有约束力，除非苏海文知道李静夫妻双方对涉案房产的约定，但苏海文并不知道该约定。李静认为涉案房产归其单独所有并已在登记机关进行了登记，即进行了公示，但登记公示不能等同于知道，其登记并不能必然导致苏海文知道涉案房产已归属李静单独所有的结果。一审判决驳回李静的诉讼请求，二审判决维持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综上所述，申请人李静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李静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宋新华 审判员  苏 晨 审判员  梁俊丽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平卫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