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吉05民终86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徐鸿魁，男，1963年3月27日生，汉族，集安市人，住集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任万军，吉林刘春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林玉龙，男，1966年9月28日生，汉族，集安市人，住集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郭佳，吉林吉天行（通化）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徐鸿魁因与被上诉人林玉龙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集安市人民法院（2020）吉0582民初8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徐鸿魁上诉请求：一、依法判令撤销集安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吉0582民初806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支持原审的诉讼请求。二、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2012年4月，上诉人、被上诉人与集安市大路镇正义村五组签订了《土地流转合同书》，二人合伙承包了大路镇正义村101.57亩的土地用于发展非林地栽参项目，上诉人陆续投资了1,248,063.00元，被上诉人投资了943,030.00元。2015年10月，双方出售了合伙发展的人参，共计售出7,438,425.72元，均打入到被上诉人的账户中（原审法院调取的被上诉人存款明细账、上诉人提交的出货明细账可以证实）。被上诉人于同年11月3日给双方各分配完300万元结算款后，剩余1,438,425.72元（7,438,425.72-600万）结算款一直未予分配，除去被上诉人雇佣工人起参的人工费，被上诉人尚需支付给上诉人411,272.36元结算款。一、原审法院审理程序严重违法。原审法院通知上诉人开庭的时间为2020年7月9日，从上诉人收到的传票可以证明，而原审法院出具判决的时间为2020年7月8日，判决形成的时间竟然早于开庭日期，上诉人有理由合理怀疑原审法院在未开庭的情况下提前拟好判决结果，未审先判，这已经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有失司法公正。二、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仅以“双方各自的出资记录单无法成为合伙财产分配的依据”为由，驳回诉讼请求于法无据。原审判决中认定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合伙关系，不予支持被上诉人主张的2015年10月利润已分配完毕的观点（原审判决第4页）。上诉人提交的本人出资记账单上有被上诉人本人手写的出资数额并签名确认，可以视为对上诉人出资款的认可，被上诉人的出资记账单中体现“红魁623290元、556083、他”等字样与上诉人的出资记账单中被上诉人签字确认那一页的数额相吻合，可以相互印证，原审判决以“双方各自的出资记录单无法成为合伙财产分配的依据”驳回了诉讼请求，那么被上诉人也没有财产分配依据，却得到更多结算款，明显不公平。根据《合伙企业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合伙企业的利润分配、亏损分担，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办理；合伙协议未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由合伙人协商决定；协商不成的，由合伙人按照实缴出资比例分配、分担；无法确定出资比例的，由合伙人平均分配、分担。本案亦可参考适用。被上诉人在原审中已经自认：“利润以徐鸿魁多分、林玉龙少分”达成口头合伙协议，结合双方各自的出资记账单，可以互相印证上诉人出资更多，而被上诉人辩称自己出资更多，却拿不出任何证据加以反驳，其主张前后自相矛盾。综合全案的证据材料及上列法条，首先应以双方的出资比例确定各自应分配的利润；退一步讲，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为合伙关系，即使无法确定出资比例，也应由双方平均分配利润，岂有上诉人出资越多，分配利润却越少的道理，这不符合正常的交易习惯。上诉人在原审中提供2019年12月14日形成的录音（第2分47秒、15分55秒、30分10秒-56秒）也可以证明被上诉人承认出货款平分，且双方已经算完三次账，协商约定下次继续算账。现被上诉人将一多半的参款（400多万元）利润占为己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综上，根据《合伙企业法》、《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恳请法庭在查清案件事实的基础上，综合全部证据材料，依法公正判决，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林玉龙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驳回上诉人起诉正确。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答辩人没有异议，但答辩人认为原审法院还应认定上诉人与答辩人的合伙关系在2015年合伙就已经终止，上诉人徐鸿魁的起诉已经过诉讼时效，丧失胜诉的权利。上诉人与答辩人从2012年开始合伙种植人参，2015年10月种植的人参全部卖出，上诉人与答辩人之间合伙目的已经实现，两人之间的合伙关系已经终止。答辩人与上诉人在2015年合伙终止时，就对合伙财产进行了清算，将合伙投资及利润分配完毕。上诉人如对合伙期间的事宜有异议，那么也应在2018年11月前主张权利，本案是上诉人在2020年6月15日才提起的诉讼，早已过了诉讼时效。原审依据上诉人提供的照片确认时效中断是错误的，从形式上两照片拍摄时间无法确认、且证据不完整，照片的时间也不一致，从内容上也不能证明上诉人主张的事实，所以应认定上诉人徐鸿魁的起诉已经过诉讼时效。二、原审法院不存在未审先判的情况。上诉人在原审庭审时出具了庭前向法庭提供的证据目录以外的证据，在判决时原审法院对当庭出示的证据进行了论述，并对该证据进行了有利上诉人的认定。以上内容可以证明本案的判决是不可能在开庭前完成的，原审法院不存在未审先判的情况。三、答辩人与上诉人合伙财产已经分配完毕，答辩人不欠上诉人任何款项。首先，答辩人与上诉人在合伙经营期间，采用各自单方记账的方式记录资金情况。答辩人因直接管理参地并负责起参等事宜，所以答辩人投资了2,285,730.00元，比上诉人投资的1,083,673.00元多。至于答辩人承认的943,030.00元是在14年这个节点答辩人实际投入的金额，并不是答辩人最终的投入金额。其次，因答辩人具有人参种植技术，有资源，掌握销售人参的渠道，所以答辩人打算要承包土地种植人参，上诉人在得知该情况后，多次找到答辩人要与答辩人合伙，最终在2012年春答辩人与上诉人达成利润分配方式，即答辩人多分、上诉人少分的口头合伙协议，双方在2015年10月卖完人参后，经双方清算，扣除双方投资，最终分给上诉人300万元，答辩人与上诉人就这一分配比例是认可的，答辩人才进行的付款。另外如果答辩人与上诉人没有决算，没有达成分配比例，答辩人是不可能在没有支付依据的情况，将自己已经取得的欠款向上诉人支付，这有悖于常理，不符合正常人的交易习惯。答辩人认为上诉人在已经达成分配协议，收到投资和利润款的情况下，没有理由反悔协议对答辩人进行诉讼。而且原审庭审中上诉人无法证明上诉人与答辩人之间利润分配比例，各自投资情况、利润情况，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所有关于资金内容均是上诉人后期自行填写，不是答辩人的意思。综上，请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徐鸿魁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依法解散双方的合伙关系，并对双方合伙期间的合法财产进行清算；二、林玉龙给付徐鸿魁合伙结算款411,272.36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徐鸿魁与林玉龙口头约定，合伙发展人参，同时与集安市大路镇正义村民委员会第五居民组签订了《土地流转合同书》。合伙经营期间，徐鸿魁与林玉龙各自单方记录资金的进出情况。2015年10月出售合伙发展的非林地栽人参。2015年11月3日，林玉龙转账给徐鸿魁3，000，000.00元。现徐鸿魁诉讼来院，请求依法判令，一、依法解散徐鸿魁与林玉龙的合伙关系，并对徐鸿魁与林玉龙合伙期间的合法财产进行清算；二、林玉龙给付徐鸿魁合伙结算款411,272.36元。一审法院认为，徐鸿魁、林玉龙与集安市大路镇正义村民委员会第五居民组签订的《土地流转合同书》以及徐鸿魁、林玉龙在庭审中的自述，充分证明了徐鸿魁与林玉龙之间存在合伙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一）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徐鸿魁在庭审中向原审法院陈述2018年1月6日徐鸿魁与林玉龙因合伙期间利润分配发生争执，并提交了当时徐鸿魁拍摄的照片，用以证明徐鸿魁向林玉龙主张过权利，可视为诉讼时效中断。故原审法院对林玉龙在庭审中提出2015年10月合伙关系已终结，合伙投资及利润已分配完毕，徐鸿魁提起诉讼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的观点，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如干规定》第一条规定“原告向人民法院起诉或者被告提出反诉，应当提供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虽然徐鸿魁与林玉龙之间存在合伙关系，在庭审中，徐鸿魁也提交了徐鸿魁与林玉龙的出资记录单，但该出资记录单仅仅证明徐鸿魁、林玉龙双方各自记录本人出资的事实，没有双方签字、认可，该出资记录单无法成为合伙财产分配的依据，且徐鸿魁没有提交其他相关的关于徐鸿魁与林玉龙对合伙出资比例、盈亏分配比例等相关合伙财产分配的证据，加以证明其诉讼主张，故对徐鸿魁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无法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如干规定》第一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徐鸿魁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735.00元（已减半收取）由徐鸿魁负担。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认为，综合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被上诉人的答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本案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二、双方之间的合伙关系是否已经解除？三、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给付合伙利润款411,272.36元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针对本案的第一个争议焦点。上诉人在一审提交其与被上诉人在2019年4月27日的短信内容记载“你说什么话呢，人参起完那年我就找你算账，是你今天有事明天喝酒，去年我也找你算账了，给你结账你不结，现在着急了，我没有时间太忙了！”对此，被上诉人认可上述短信内容是上诉人针对合伙的人参款项要求与被上诉人算账的内容。故对被上诉人称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辩解意见，本院不予支持。针对本案的第二个争议焦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认可双方之间存在合伙关系，在合伙种植人参过程中均履行了共同出资、共同经营的义务，2015年合伙种植的人参已经出卖，二人没有继续合伙经营其他事项，二人的合伙目的已经实现，双方已不存在共同经营和决策的基础，合伙关系事实上已经终止。故对上诉人要求解散合伙关系的诉讼请求，本院不再予以评判。针对本案的第三个争议焦点。根据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双方对2015年10月的卖人参款7,338,425.72元及被上诉人在2015年11月给付上诉人3,000,000.00元的事实均无异议。同时，上诉人也认可起参时的人工费、机器费及部分药款应当在卖参款中予以扣除。现上诉人主张其在合伙种植人参过程中比被上诉人多投入305,033.00元，应当多分，故要求被上诉人给付合伙结算款411,272.36元。结合本案当事人的陈述及双方举证、质证情况，在双方对利润分配事先没有进行约定、事后没有达成协议，出资记录单、起参时的人工费、机器费及部分药款均系上诉人单方记录，未经被上诉人签字、确认的情况下，上诉人未提交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上诉人的该项上诉请求，本院无法支持。综上所述，徐鸿魁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469.00元，由徐鸿魁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慧颖审判员 杨海山审判员 衣 思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一日书记员 刘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