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焦作市解放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802民初2391号原告：孙国平，男，1965年10月9日出生，汉族，现住焦作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庆利，河南国银（焦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焦作市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焦作市建设中路**。法定代表人：任松华，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吕继磊，河南光裕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孙国平与被告焦作市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焦作交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1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孙国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庆利，被告焦作交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吕继磊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孙国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退还原告交纳的押金、定金、线路费、互助金、保证金、不合理罚款、停车费共计74788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1982年10月，原告在被告的前身焦作市汽车运输总公司参加工作。1996年12月，焦作市汽车运输总公司对客运车辆及线路进行内部承包，原告与同事苏某等人合伙承包车辆经营焦作至濮阳客运线路，后又出资更新车辆继续经营。2005年焦作市汽车运输总公司改制为被告焦作交运公司，改制后被告接收所有参与内部承包的职工并延续改制前的内部承包协议。2012年9月，被告强行将原告承包的客运线路收回，且拒不对承包进行结算，也未退还原告交纳的押金、定金、线路费、互助金、保证金、不合理罚款、停车费共计74788元。2016年6月，被告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合同，原告不服申请劳动仲裁，仲裁请求同时要求进行结算并退还上述费用。经一、二审诉讼程序，最终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豫08民终203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该部分诉请不属于劳动争议受案范围。故原告依法提起民事诉讼，请求人民法院查明事实，保护职工合法权益。被告焦作交运公司辩称，1.2012年1月1日，原、被告双方签订客运班线承包经营合同书，合同期限至2012年8月17日，承包焦作至濮阳往返班线。该合同早已到期，到期后合同终止双方没有继续签订合同，焦作交运公司在本合同中没有任何违约行为。不应当赔偿原告任何损失。2.原告主张退还的各项合理的费用应当在合同解除时向公司主张，合同已经于2012年8月17日解除，截至原告起诉之日远远超过了诉讼时效，应当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根据当事人的起诉和答辩理由，本庭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原、被告在客运班线承包经营合同书的履行过程中是否存在违约，应否承担违约责任；2.原告起诉要求被告退还各项费用合计74788元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该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应否支持。原告孙国平为支持自己的诉讼请求，在庭审过程中提交了下列证据：1.焦劳人案仲字（2017）第347号仲裁裁决书，焦作市解放区人民法院（2018）0802民初437号民事判决书及民事裁定书，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08民终2032号民事判决书及民事裁定书，证明原告孙国平基于内部承包关系，认为本案诉请应当与其劳动关系一并解决，在2017年申请劳动争议仲裁时提出了本案诉请，被告在劳动争议答辩并未提出超仲裁或诉讼时效，直至2018年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原告在仲裁以及原诉讼当中提出的本案诉请不属于劳动仲裁范围，原告才另行起诉。2.1995年4月18日焦作市汽车运输总公司与苏某签订的单车承包租赁合同，2000年1月22日河南省焦作市汽车运输总公司八公司与孙国平签订的车辆有偿服务管理合同，2012年1月1日孙国平与被告签订的客运班线承包经营合同书，2012年1月1日苏某与被告签订的客运班线承包经营合同书，证明孙国平与苏某从1995年开始内部承包公司车辆，承担车上工作人员工资社保费用，该承包一直延续到2012年，期间合同名称一直在变化，中间的合同原告找不到了，只有这4份合同，2012年签订的两份合同原件在被告处保管，但相关票据时间是连续的。3.被告不合理收取原告费用的单据57份，复制17页，证明不合理收费的项目及数额，孙国平与苏某是从1995年起连续承包车辆至2012年，孙国平和苏某是合伙经营，票据是开到一起的，并标注是两辆车。4.证人苏某出庭作证，证明孙国平与苏某自1993年7月至2014年合伙承包被告的客运班线，期间曾同时承包8辆车，包含5辆客车（4条客运班线）和3辆货车，车牌号分别为豫Ｈ×××**、豫Ｈ×××**、豫Ｈ×××**、豫Ｈ×××**、豫Ｈ×××**、豫Ｈ×××**，5辆客车中包括焦作至新乡2辆，焦作至郸城1辆，焦作至濮阳1辆，焦作至西平1辆，焦作至新乡的2辆车是苏某和孙国平承包的，焦作至郸城的车除苏某、孙国平外还有其他合伙人，焦作至濮阳开始时是苏某、孙国平和其他合伙人共同承包，2004年其他人退出，就剩苏某和孙国平承包，焦作至西平的车只有苏某和孙国平承包；2006年至2008年期间焦作至郸城的车卖了以后，就剩苏某和孙国平承包经营了；合伙人之间没有签订书面合伙协议，基本上是平均出资，平均分红；班线停运后，合伙人把车一卖，卖车款和承包线路挣的钱一分就结束了，分的钱里面不包括原告主张的费用。证人还表示，知道本案原告起诉要求被告返还相应款项的事，同意法院判决将苏某和孙国平合伙承包期间合伙人共同交纳给被告的款项返还给原告孙国平。被告焦作交运公司对上述证据质证后，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指向，原告与被告双方的合同是2012年8月17日到期，到期后合同终止，双方没有续签合同，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诉讼时效为2年，所以原告应当在合同解除后2年内，也就是2014年8月17日之前向被告主张权利。原告提起劳动仲裁的时间是2017年6月份，早已超过了诉讼时效。而且原告在劳动仲裁时提出的合同纠纷与劳动争议不具有任何关联性，所以经一、二审法院审理裁定驳回关于合同纠纷的起诉。焦作交运公司在仲裁的一、二审过程中也对超过诉讼时效发表了意见。对证据2中1995年单车承包租赁合同，该合同是焦作汽车运输总公司客运公司中巴分公司和苏某签订的，跟原告没有任何关系；车辆管理合同书鉴于原告不主张货运车辆的包车协议，该合同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2012年1月1日原告和被告签订客运班线承包经营合同书，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跟原告主张退还的费用由于不在合同期内，没有关联性；焦作交运公司和苏某签订的客运班线承包经营合同书，该合同不是原告签订的，跟本案无关；总的意见，该组证据不能够证明原告的证明指向，原告所称1995年开始内部承包并承担包括职工的社保工资等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原告与被告双方签订的合同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签订的合同，这组证据都超过了诉讼时效。对证据3票据，该票据原件共计66张，与原告所提57张不一致，该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均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合同是2012年1月1日到2012年8月17日，经营班线的车牌号为豫Ｈ×××**，所以该组票据中在合同期间发生的且车牌号为豫Ｈ×××**号车辆的费用，这些票据我方认可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其他票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于证据4，根据证人证言可以看出，原告从1995年到2012年承包车辆并不一直是焦作至濮阳线路，原告承包的线路不具有连续性和前后一致性，另外2008年之前除了苏某和孙国平外还有其他合伙人，所以原告主张的2008年之前的费用中包括其他合伙人的份额，所以原告无权主张2008年之前全部的费用。被告焦作交运公司为支持自己的主张，在庭审过程中提交了下列证据：2012年1月1日原、被告签订的客运班线承包经营合同书，该证据原告已经提交，被告提交该证据证明2012年8月17日合同到期后解除，原告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原告孙国平对上述证据质证后，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不能证明被告的证据指向。以原告证据指向为准。本院对本案证据认定如下：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1，系仲裁裁决书及本院与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制作的法律文书，被告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经审查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对于证据2中苏某与焦作市汽车运输总公司客运分公司中巴分公司签订的单车承包租赁合同，被告对其真实性未提出异议，结合苏某所作证人证言以及相应票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于证据2中孙国平与河南省焦作市汽车运输总公司八公司签订的车辆有偿服务管理合同属于货运承包合同，原告当庭表示本案诉讼请求仅涉及客运承包协议，不涉及货运承包协议，故本院在本案中对该证据不作认定；对于证据2中孙国平、苏某分别与被告签订的两份客运班线承包经营合同书，被告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经审查本院对其真实性均予以认定。对于证据3，被告质证时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原告举证时称单据57份，在被告质证后又称“票据是40张，原举证时所称57张包含车款费用票据17张，当庭明确对于17张车款费用票据不再向被告主张权利，仅要求被告返还原告40张票据中相应的费用”，但在庭后原告向本院提交的诉请退还费用分类统计及说明后附录的票据为38张，并以该38张票据计算得出了74788元，故本院对该38张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该38张以外的票据本院在本案中不作认定。对于证据4苏某的证人证言，本院对其证言中与其他证据相一致的部分予以认定。被告焦作交运公司提交的证据，系孙国平与焦作交运公司签订的客运班线承包经营合同书，原告已经举证，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本院对本案事实认定如下：原告孙国平系原焦作市汽车运输总公司职工。1995年前后，孙国平与其同事苏某等人一起合伙承包了焦作市汽车运输总公司下属部分客运线路。1995年4月18日，焦作市汽车运输总公司客运公司中巴分公司（甲方）与苏某（乙方）签订了单车承包租赁合同，该租赁合同约定，甲方将豫Ｈ×××**号车及焦作至驻马店线路承包给乙方，承包期为1995年4月18日至1998年4月18日，合同期内乙方每月26日前向甲方交纳车辆及线路月承租费3197.5元；合同同时约定了乙方在承包期间需要遵守车辆运营的相关规定以及违规之后需要支付违约金、罚款等费用；合同还约定，依合同交纳的客货车定金、风险抵押金主要用于欠交承包费、事故理赔之外的自理金，风险金，伤亡劳保规定之外救济金的抵偿，如合同终结时抵偿有余，除留下隐蔽性债务押金2000元外，其与全部退还，隐性债务押金时间半年，用于乙方经营期间赊欠等，届时如未发现隐性债务，退还本息。2005年，焦作市汽车运输总公司改制为被告焦作交运公司，被告接收了包括原告在内的原焦作市汽车运输总公司的职工。2012年1月1日，孙国平与被告焦作交运公司签订了客运班线承包经营合同书，合同期限为2012年1月1日至2012年8月17日，车牌号为豫Ｈ×××**，班次为焦作至濮阳，并约定孙国平应于每月26日前向焦作交运公司足额交纳次月班线承包费7000元；合同还约定，合同签订之日起10日内，乙方应足额向甲方交纳班线使用保证金元，服务质量保证金元，安全互助金元。关于合同履行完毕后，班线使用保证金、服务质量保证金及安全互助金如何处理，合同没有约定。同日，苏某与焦作交运公司也签订了一份客运班线承包经营合同书，合同期限为2012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车牌号为豫Ｈ×××**；其他合同内容与上述孙国平签订的合同一致。2012年9月，被告以客运班线承包经营合同书期限届满为由向原告收回了线路经营权。1995年前后至2012年，在原告等人合伙承包经营被告的客运班线期间，被告收取了原告等人线路使用费、承包线路定金、安全互助金、驾驶员保证金、罚款等费用并向原告等人出具了相应票据。2017年6月19日，原告向焦作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1.裁决撤销被告2016年6月20日对原告作出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2.裁决被告退还原告押金、定金、线路费、互助金、保证金、不合理罚款、停车费共计74788元，支付原告应得的承包收入；3.裁决被告安排原告工作，支付2012年9月至被告实际安排原告工作之日期间每月1600元的生活费，计算至今68个月共计108800元；4.裁决被告支付原告改制应得的经济补偿金36800元（按最低工资标准1600元计算，原告改制前工龄为23年）；5.裁决被告赔偿原告由于申请笔迹鉴定造成的车票费用损失336元。焦作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审理后，于2017年12月10日作出焦劳人案仲字（2017）第347号仲裁裁决，裁决：1.撤销被告于2016年6月20日作出的与原告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2.在裁决书生效之日起10日内，被告安排原告工作；3.驳回原告的其他仲裁请求。原告不服该仲裁裁决，向本院提起诉讼。诉讼期间，被告明确抗辩称原告起诉要求返还线路费、互助金、罚款等费用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了法定诉讼时效期间。2018年5月25日，本院作出（2018）豫0802民初43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1.撤销被告焦作交运公司于2016年6月20日作出的与原告孙国平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2.被告焦作交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安排原告孙国平工作；3.被告焦作交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孙国平2012年9月至2018年1月期间的生活费65464元；4.驳回原告孙国平的其他诉讼请求。同日，本院作出（2018）豫0802民初437号民事裁定书，认为原告起诉要求裁决被告退还原告押金、定金、线路费、互助金、保证金、不合理罚款、停车费共计74788元并支付原告应得的承包收入不属于劳动争议案件受案范围，裁定如下：1.驳回原告孙国平要求被告焦作交运公司支付改制应得的经济补偿金36800元的起诉；2.驳回原告孙国平要求被告焦作交运公司退还其交纳的押金、定金、线路费、互助金、保证金、不合理罚款、停车费共计74788元并支付其应得的承包收入的起诉。孙国平不服上述判决及裁定，向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2018年9月30日，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及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及裁定。2020年7月13日，原告孙国平认为被告在客运班线承办期间收取原告线路使用费、承包线路定金、安全互助金、罚款等费用合计74788元没有依据，故而引起本案诉讼。本院认为，本案系因原、被告之间关于客运线路内部承包而引起的纠纷。一、关于本案的案由。本案案由应为合同纠纷。根据法律规定，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及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的协议，因此要求双方应当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从外观上看，原告原系被告单位职工，双方存在劳动关系，而劳动关系以隶属、服从、管理为基本特征。因劳动关系而引起的纠纷，应当属于劳动争议，不应作为普通民事案件受理。但客观上，本案原、被告之间也因劳动争议申请仲裁，仲裁过程中原告也将本案诉争内容一并申请仲裁，后经一二审法院处理，认定本案诉争的内容不属于劳动争议案件的受案范围，而裁定驳回了原告对本案诉求的起诉。目前该法律文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因此，原、被告之间关于本案的争议，不属于劳动争议的范围，而应当属于平等主体的民事法律关系。现实中，单位与其职工之间，在存在管理与被管理关系的基础上，还可能存在基于协商一致而产生的合同关系。比如本案的客运线路承包合同。原告作为被告单位的职工，是否承包、承包哪条线路都是自主决定的，而非基于单位的指派。同时，承包合同的内容，诸如价款、支付方式等，均系双方协商一致，如原告不认同该内容，完全可以不进行承包。即使在该承包合同履行期间，被告对原告的经营活动同样不进行干预和发出指令，而仅依据承包合同收取相应的费用。因此，原、被告在签订、履行客运线路承包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属于平等的民事主体，因履行协议发生的纠纷属于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合同纠纷，依法应受合同法及相关民事法律调整。二、关于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原告在本案中提出诉讼请求，要求被告退还其交纳的押金、定金、线路费、互助金、保证金、不合理罚款及停车费共计74788元。经审理查明，本案原告所主张的内容，包含了其本人以及苏某与被告之间的客运线路承包合同。原告对其本人的权益主张权利，并无任何障碍，但对他人的合同权益，原则上不具有利害关系。但在审理过程中，苏某出庭，陈述其与原告系合伙共同经营，且表示认可原告起诉，并同意法院判决将苏某和孙国平合伙承包期间合伙人共同交纳给被告的款项返还给原告孙国平。据此，对于孙国平、苏某共同承包经营期间，二人因承包经营被告的客运班线而支付的相应费用，孙国平有权作为原告提起诉讼。三、关于原告主张的债权数额的确定。（一）不能证明原告系权利人的部分原告出示的1994年4月7日7748元的收款收据（票号为0061555），载明交款单位为苏云生、张强，摘由为交……兰考县押金。该收据并未载明对应车辆，该费用的交款人并非孙国平或苏某，同时该费用系兰考县押金，与苏某当庭陈述的4条客运班线也不一致，故就现有证据不能认定该票据体现的合同关系与本案审理的合同关系存在关联性，本院在本案中对该票据不做处理，相对应的数额也应从原告主张的数额中扣除。（二）推定原告系权利人的部分1996年12月28日7454元及5000元的两张收款收据（票号分别为0015074、0015075）载明对应车辆车牌号为豫Ｈ×××**，与苏某当庭陈述相一致，可以确认该款项确系孙国平的合伙人支付。孙国平持有该票据原件，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当推定孙国平享有该票据的相应权利，故本院对该款项予以认定。（三）确认原告系权利人的部分对于孙国平提交的1997年1月10日至2012年8月14日期间的票据，均载明交款人为孙国平、苏某或对应车辆车牌号为豫Ｈ×××**、豫Ｈ×××**，能够证明孙国平、苏某在承包被告客运班线期间支付的相应费用，该部分费用可以作为原告主张的金额。根据现有证据本院确认孙国平、苏某及其合伙人在1996年至2012年实际交纳给被告的费用合计为67040元。四、关于原告起诉是否超出法定诉讼时效的问题。被告在答辩中提出，原告的起诉已经超出诉讼时效。对该抗辩的审查，直接关系到原告的诉讼请求能否得到支持。民事法律关系的一方当事人认为其民事权利受到侵害的，应当在法定诉讼时效期间内行使权利，法定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之后，对方当事人即获得诉讼时效抗辩权。（一）本案应当适用两年的诉讼时效。本案中，原告孙国平与被告焦作交运公司签订的客运班线承包经营合同书已于2012年8月17日到期，苏某签订的合同也已于2012年12月31日到期，该两份合同并未约定承包方需要支付班线使用保证金、服务质量保证金或安全互助金等费用，而且也均未约定合同到期后，相应款项如何处理。同时孙国平起诉要求被告返还的款项也是1995年前后至2012年客运班线承包经营期间交纳给被告的费用（被告收取费用均向原告出具了收款收据，相关费用数额明确具体），如原告认为被告收取上述款项没有依据，应在法定诉讼时效期间内主张权利。根据纠纷当时适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2年。（二）诉讼时效起算点的确定。根据法律规定，诉讼时效，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侵害之日起算。因此，确定诉讼时效的起算点，对诉讼时效制度的执行至关重要。根据查明的事实，孙国平自己签订的合同履行完毕之日为2012年8月17日；苏某签订的合同履行完毕之日为2012年12月31日。由于原、被告之间关于线路承包的合同，在时间跨度上非常大，从1995年至2012年，当事人均未能提供完整、连续、全面的书面合同，对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并未有特别约定。基于此，在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合同履行结束后，即应对权利义务进行结算。如原告认为被告应当返还相关的费用而没有返还，在合同履行结束后，其权利即受到侵害，故此诉讼时效的起算点应当在结束后即开始计算。据此，原告主张权利的诉讼时效至迟在2014年12月31日届满。（三）诉讼时效是否有中止、中断、延长的事项诉讼时效可以基于法定的事由，发生中止、中断、延长的法律后果，但应当有严格的审查机制，否则诉讼时效制度就流于形式。本案中，原告在2017年6月19日，向焦作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时，才第一次要求被告退还原告押金、定金、线路费、互助金、保证金、不合理罚款、停车费共计74788元。从法律后果看，在未经有效认定前，原告就包括本案争议标的概括性向劳动仲裁部门申请仲裁，即使随后被认定为不属于劳动争议受案范围，也足以导致诉讼时效的中断。但前提是，其第一次申请劳动仲裁时尚未超出诉讼时效。但根据查明的事实，其申请仲裁时即已超出了诉讼时效期间。即使原告申请仲裁超出了法定诉讼时效期间，如果对方对原告的主张予以认可，则可能导致诉讼时效期间重新开始计算。但在劳动仲裁及随后的诉讼过程中，被告从未作出同意原告主张的意思表示，因此原告主张权利已经超出了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本案中，原告于2020年7月13日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返还上述款项，被告抗辩其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根据庭审调查可知原告的起诉确实超过了纠纷发生当时法律规定的2年的诉讼时效期间，而且原告并未举出任何有效证据证明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存在中止、中断或延长的情形，故被告的抗辩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采信，因此对于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另外需要说明，本案原、被告之间除存在本案承包经营合同关系之外，还存在劳动关系。承包经营合同关系因双方订立、履行承包经营合同而成立，发生纠纷后应按照合同法及相关民事法律处理；劳动关系因双方存在提供劳动和接收劳动的关系而成立，发生纠纷后应按照劳动法及相关法律处理。承包经营合同关系与劳动关系之间没有关联性且互不影响，承包经营合同的诉讼时效不因劳动关系的存续或终结而发生中止、中断、延长的法律后果。因此本案合同纠纷的诉讼时效应自合同终结之次日起算，不因原、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而发生中止、中断、延长的法律后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孙国平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835元，由原告孙国平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文之二〇二〇年九月一日书记员  李巧雅附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