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1民终546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杨丁，男，汉族，1957年8月3日生，住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梅（系杨丁的妻子），女，汉族，1965年11月4日生，住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云南省农业机械总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吴井路**。法定代表人：沈绍珉，系公司党委书记。委托诉讼代理人：焦洋，云南瑞祥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杨丁因与被上诉人云南省农业机械总公司（以下简称“省农机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2019）云0103民初97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审理。上诉人杨丁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梅，被上诉人省农机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焦洋到庭参加诉讼。审理中，双方当事人申请和解，本案扣除审理期限一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杨丁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一、二审案件诉讼费用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是根据省国资委《关于解决当前深化国企改革有关问题的意见》（云办发［2004］28号）文件精神进行置换，不存在不当得利。根据省政府办公厅云政办发［2002］116号《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执行职工经济补偿金政策的通知》上诉人配合公司进行了相关的置换手续，上交了置换身份申请书，公司批准同意置换申请，上级主管单位代表政府批准并同意，故此笔补偿金和利息应为上诉人所得，公司在上诉人不知情的情况下用其身份信息办理了华夏银行卡并存入该笔金额长达15年之久，且由于公司过错没有办理与上诉人的劳动合同解除，因此责任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应追究其造成的经济损失。二、身份置换是对2004年前工龄置换的经济补偿，自2004年至2017年退休时止，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是新的劳动关系。期间，公司正常为其缴纳了社会保险，上诉人也正常缴纳了个人应缴纳的部分，双方都履行了新的劳动关系的权利和义务。我已向公司提出申请，之前的劳动关系是原审原告的过错没有正常解除，之后也没有订立新的劳动合同，至今原审原告公司还有未订立合同而在岗的10余名员工（已拿了第一次置换金的），原审原告依然在侵权用工。三、在整个身份置换过程中，原审原告在同一个政策下对不同的职工进行了不同的身份置换，原审原告严重丧失了他在职工身份置换中的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1979年上诉人与公司职工田毅、毕尧金、汪应红三人同时进入公司工作，也同时交了身份置换申请，但被上诉人为其三人办理了解除劳动合同手续，却没有为杨丁办理，是公司对杨丁权利的侵害，有失公平。四、2004年存入杨丁华夏银行卡的钱是包含了再就业启动金3，000元钱，2005年后杨丁在省农机公司的工作属于下岗再就业，省农机公司是否改制与杨丁无关。对90年代杨丁与省农机公司所签订的劳动合同关系，在2004年全员解除劳动关系时，已构成事实解除。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步骤是：一是本人提出置换申请；二是职工单位批准；三是上级主管单位或政府批准；四是单位办理解除手续；五是发放置换金及再就业启动金给职工。以上程序就差第四步省农机公司未办，责任在谁？谁应对此事负责？在省农机公司举证目录的第二条证明内容栏对资金已经做了描述是“杨丁应得……”。省农机公司没有公开、公平、公正的进行置换身份，造成杨丁与同时参加工作的其他职工多达20万-30万元的补偿差异，是对职工的侵权行为。被上诉人省农机公司辩称，我方提交《云南省参保人员正常退休发证登记表》中载明上诉人杨丁退休时是以云南省农业机械总公司国有企业职工身份退休，没有发生任何身份变动，杨丁一直没有与公司解除劳动关系，没有完成身份置换，不应该享有该身份置换补偿金，且杨丁一直处于管理岗位，对整个置换过程非常清楚。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省农机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返还在华夏银行昆明东风支行开设账户（账号：43×××65）内的全部款项，其中本金为71410元；孳息4640元（计算至起诉之日），合计76050元。2、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省农机公司属于全民所有制企业。1976年，被告杨丁进入原告省农机公司工作。2004年，原告省农机公司开始进行国有企业改革改制，改制的内容包括与部分公司员工解除劳动合同或“置换身份”。在原告省农机公司的动员下，被告杨丁于2004年9月向原告公司递交了《申请》，记载“本人申请按国家有关规定置换身份。”被告杨丁的上级领导在该《申请》上签字“同意置换身份，并由公司研究。”2004年10月26日、2004年12月8日，原告省农机公司的上级单位商业集团向原告省农机公司进行了云商集团司经管发［2004］82号、90号批复，载明：“根据省政府办公厅云政办法［2012］116号《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执行职工经济补偿金政策的通知》等文件精神，鉴于你司实际，同意你司对第一批69名、第二批13名职工调整劳动关系、解除劳动合同、置换身份、执行经济补偿政策。一是按规定每满一年工龄给予1008元补偿；二是对1986年9月30日以前参加工作的职工，自愿解除劳动合同自谋职业的，一次性发给再就业启动资金3000元。由集团垫支2223744元。此款必须专款专用，规范手续，并抓紧组织实施。同时，应了清置换身份职工与公司的各项相关手续，不留尾巴。”2004年12月23日，商业集团按照以上批复向华夏银行存入1104470元，用于垫支原告省农机公司应当发放给解除劳动合同员工的经济补偿金。同时，省农机公司向华夏银行提供了关于该笔款项应当发放到员工个人的数额的《经济补偿金发放表》，并为员工个人申请办理了华夏银行卡，该表上记载“杨丁，工龄29年，支付经济补偿金总计71410元（含企业自筹39178元、商业集团垫支32232元）。”华夏银行按原告省农机公司的指示将71410元存入为被告杨丁开通的华夏银行卡上，卡号为43×××65。之后，因原告省农机公司和被告杨丁并未完成身份置换，被告杨丁继续留在原告省农机公司工作，至2017年8月1日办理退休。此期间，原告省农机公司没有告知被告杨丁为其申办了一张华夏银行卡并存入经济补偿金71410元。2017年11月27日，被告杨丁到华夏银行办理业务，得知自己名下有一张卡号为43×××65的银行卡，当天被告申请挂失了该张银行卡，并重新办理了一张卡号为62×××32的华夏银行卡。2017年12月4日，被告杨丁从该卡上取走75000元，余额644.1元。2019年8月8日，原告省农机公司以不当得利纠纷为案由向本院提起对被告杨丁的诉讼，主张被告返还在华夏银行昆明东风支行开设的卡号为43×××65的银行卡账户内的全部款项。另查明，截止至2019年12月3日，被告杨丁的卡号为62×××32的华夏银行卡上余额为0.53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一是被告杨丁是否有权取得原告省农机公司发放的经济补偿金71410元。本案中，原告省农机公司于2004年进行国有企业改革改制，制定了对“身份置换”员工的经济补偿方案。庭审中，原被告一致确认“身份置换”的含义是，员工与原单位省农机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再重新与新的单位建立新的劳动合同关系。在原告省农机公司的动员下，被告杨丁于2004年9月向原告公司递交了《申请》，记载“本人申请按国家有关规定置换身份。”被告杨丁的上级领导在该《申请》上签字“同意置换身份，并由公司研究。”与此同时，原告省农机公司也为被告杨丁办理了华夏银行卡用于发放经济补偿金71410元，并实际向该银行卡中存入了经济补偿金。但实际上，被告杨丁一直在原告省农机公司工作，并未实际与原告解除劳动合同关系或进行“身份置换”，原告也并未告知被告为其申办了一张华夏银行卡并存入经济补偿金71410元。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向被告发放经济补偿金的前提条件是原被告解除劳动关系或者“身份置换”，但因为该前提条件并未实现，故一审法院认为被告杨丁取得该笔款项71410元及相关存款利息没有合法依据和事实依据。本案的争议焦点二是被告杨丁是否应当向原告返还71410元及相关存款利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依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一、根据原告提交的证据，存入被告杨丁卡号43×××65的华夏银行卡上71410元的主体是商业集团，但是根据云商集团司经管发［2004］82号、90号批复记载的内容和商业集团在本案中出具的《情况说明》，一审法院认定商业集团是替原告省农机公司垫支该笔款项，原告省农机公司有权对该款项主张权利。二、如前文所述，因被告杨丁取得该笔款项71410元及相关存款利息没有合法依据和事实依据，故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有权向被告主张返还该款项。三、原告诉请被告返还在华夏银行昆明东风支行开设账号43×××65内的全部款项，其中本金为71410元；孳息4640元（计算至起诉之日），合计76050元。本案中，由于被告杨丁于2017年11月27日挂失了自己名下卡号为43×××65的银行卡，并重新办理了一张卡号为62×××32的银行卡，原银行卡上的钱转存入新的银行卡上，2017年12月4日被告杨丁从新银行卡上取走75000元，余额644.1元。依据以上事实，一审院确认原告存入被告银行卡的本金71410元至2017年12月4日产生的存款利息是75000元-71410元＋644.1元＝4234.1元。本案中，因被告杨丁挂失了卡号为43×××65的银行卡，并重新办理了一张卡号为62×××32的银行卡，并对新银行卡上的资金进行了取出、存入等操作，现该张银行卡上的余额仅为0.53元。综合以上情况，一审法院支持被告向原告返还本金71410元和截止至2017年12月4日的存款利息4234.1元，并向原告支付自2017年12月5日起至款项返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存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以71410元为本金）。本案的争议焦点三是原告的起诉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本案中，商业集团替原告省农机公司垫支存入华夏银行款项的时间是2004年12月23日，同时期原告省农机公司为被告杨丁申请办理了银行卡存入71410元，但原告省农机公司并未将银行卡和银行卡密码交付和告知给被告杨丁，在此种情况下原告无法预知被告会将银行卡中资金取出，故不宜认定2004年为诉讼时效起算的时间。本案中，2017年8月1日被告杨丁办理退休，原告已经知晓被告杨丁不能以解除劳动合同关系或“身份置换”为理由获取这笔经济补偿金，而根据银行要求原告又无法从银行卡中取回这笔款项，故一审法院认为被告退休之日2017年8月1日是原告应当知道自己权利受到损害之日，故应当从该日起开始计算诉讼时效。原告于2019年8月8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故一审法院对被告关于诉讼时效的抗辩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杨丁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云南省农业机械总公司返还不当得利款项本金71410元；二、被告杨丁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云南省农业机械总公司返还不当得利款项截止至2017年12月4日产生的存款利息4234.1元，并向原告支付自2017年12月5日起至款项返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存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以71410元为本金）；三、驳回原告云南省农业机械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01元，由原告云南省农业机械总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经审理查明的法律事实与一审判决确认的法律事实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归纳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案涉款项是否构成不当得利。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结合本条的规定，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方取得利益；另一方受到损失；获益和受损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一方获益无法律根据。其中，没有“法律根据”既包括没有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约定，也包括在取得利益时没有法律依据和事后丧失法律依据。本案中，根据查明的案件事实，省农机公司于2004年进行国有企业改革改制，杨丁被列为第二批13名调整劳动关系、终止劳动合同、置换身份、执行经济补偿政策职工名单，补偿金额合计71，410元。2004年12月23日，省农机公司以杨丁名义申请办理了华夏银行卡并存入71，410元。根据省农机公司提交的《云南省参保人员正常退休发证登记表》显示：2017年8月，杨丁以国有企业身份人员登记退休。根据双方提交的文件内容，经济补偿金发放条件是双方解除劳动关系或者身份置换，系为实现特定目的给付，因杨丁一直在省农机公司工作，虽列入改制名单，但最终并未实际与省农机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关系或进行身份置换，故前述条件并未成就，杨丁因此丧失占有其名下华夏银行中经济补偿金的法律依据，故一审法院认为杨丁取得该笔款项71，410元及相关存款利息没有合法依据和事实依据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关于杨丁提出的有关劳动关系及省农机公司在改制过程中的问题，与本案系不同的法律关系且不在本案审理范围内，故本院不予回应。综上所述，杨丁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01元，由杨丁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施苏萍审判员  贾 音审判员  古维贤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张微波书记员周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