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6民终210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康某，男，1962年8月21日生，××族，住海安市滨海新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海安比高新能源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安市城东镇泰宁村**。法定代表人：姜林华，该公司董事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爱莲，女，1977年10月4日生，××族，住海安市。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仲海平，江苏紫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康某因与被上诉人海安比高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比高公司）、何爱莲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海安市人民法院（2019）苏0621民初47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康某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仅认定比高公司打印表上的客户及业务量而不认可手写部分的客户及业务量是错误的。（1）关于夏宏桂的业务量，仲伟华已明确认可该业务为其客户，故该12.47KW的业务量应当计算在业务总量中。（2）一审判决对王某、王成稳、林资华三人的业务量不予认定是错误的。该三人虽然与蔡小娟住在同村，但之前双方并不认识，该业务完全是由康某居间促成。蔡小娟代收款项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其在比高公司任高管且有劳动报酬，该工作没有超出工作范围，即使超过，也应该从比高公司取得报酬，而不应该从康某处拿钱。王某的证言已充分证明该三人的业务为康某促成，比高公司为逃避法律责任多次做虚假陈述，对由其掌控的证据选择性提供，并篡改该三人的原始合同。（3）关于吴某的业务量。该户整个签约过程都是由康某完成，故12KW的业务量应予确认。虽然后来为入网吴某与南通比高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比高公司）签订了合同，但无法否认该业务系康某促成的事实，且南通比高公司已将该笔业务费打入比高公司账户，康某向比高公司主张该笔业务费有事实和法律依据。（4）关于殷成明的业务量。由于该户业务一开始是康某手下业务员康宜军负责介绍洽谈，在诉讼过程中，康某才发现其也安装了12KW的电站，为减少讼累，请求二审法院一并支持。（5）一审判决将潘林发、仲伟华的业务从康某的业务总量中扣减是错误的。康某手下业务员的提成是从康某的业务量中支取，标准为销售金额的10%或者7%，而康某与比高公司结算的依据是KW数。2.一审判决按销售金额的10%计算报酬错误。双方合同约定按KW数计算，康某新发现的比高公司财务的证据也充分证明双方结算的依据是按1.5元/KW计算，故不存在300KW以上以下的说法。3.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应为居间合同关系，故应当按照居间合同相关法律审理。除康某提交的、安装成功的客户以及漏算的殷成明户外，还有17户309.39KW的业务量因政策因素调整而最终没有安装，该业务量也应计入康某的业务量。特别是客户刘昌银（20.3KW），在康某促成安装缴纳全款后，由于比高公司在安装时违反客户意愿而拆除。4.比高公司在诉讼过程中违反诚信原则，表现在：（1）在比高公司掌握所有证据资料且法院多次明确要求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的情况下，比高公司拒绝提供，并伪造虚假合同；（2）在一审法院数十次的庭审活动中，比高公司罔顾法庭要求，仅委托人到庭，严重浪费司法资源，并且造成一审法院在认定相关事实方面存在错误，使事实发生偏离，比高公司说谎、拒绝提供法庭要求的证据、伪造证据等，违反法律底线，对其行为应当严惩。诉讼中，康某补充以下理由：康某和比高公司之间是劳动关系，一审法院将双方的法律关系定性为居间合同关系错误，康某索要的是劳动报酬；康某打工两年，要了四年的钱，又到法院打官司一年多，在此期间，比高公司将康某的银行卡查封，康某的低保生活费、农业补偿款、打工的工资都拿不到，这么长时间都是借钱生活的，连二审律师费都无力支付。后本院要求康某明确其与比高公司之间是何法律关系，康某回答称：双方是什么法律关系不重要，其听法庭的，只是要钱要生活。比高公司、何爱莲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关于康某的业务量。一审法院为了查明案件事实，先后组织了多次开庭，并通知康某所列举的表格上的客户到庭，最终对康某的业务量作出了客观认定。2.关于康某提出的有关劳务报酬的计算比例。双方在协议中约定，如果康某的业务量达到500KW以上，按照1.8元/KW（8元-6.2元）进行劳务报酬的提取；如果业务量在300KW以上，按照1.5元/KW（8元-6.5元）进行计算。经过审查，康某的业务量并没有达到300KW以上，一审法院根据查明的事实，结合比高公司其他营销人员的业务计算比例，参照适用了合同金额的10%，是公平合理的。3.康某在上诉状中称本案的法律关系应当为居间合同关系，庭审中又称双方是劳动合同关系，如果其主张按照劳动法律关系处理，本案应当适用劳动仲裁前置的程序。4.康某在上诉状中提到的殷成明、刘昌银的业务量，已经超出了其一审主张的法律事实，二审不应对此进行审理。5.关于康某提到的其银行卡被查封、没有生活来源的问题，本案一审判决支持了康某的部分诉讼请求，其是相应的权利人。而康某银行账户被查封是因为比高公司与其存在另外的太阳能安装买卖合同纠纷，该案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康某应当向比高公司支付相应的货款，故比高公司向法院申请了执行冻结。康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比高公司支付劳务费531300元，何爱莲在未出资部分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初，康某与比高公司签订比高新能源代理服务协议一份，约定：甲方（比高公司）委托乙方（康某）按照甲方确定的交易条件在甲方指定地域范围内寻找客户，并促成甲方、甲方指定的安装单位与客户订立合同，实现甲方产品的销售，并协助甲方收回款项和处理售后投诉。甲方委托乙方在甲方指定地域范围内开发建设光伏发电系统资源。代理期限为当年，完成当年任务的可顺延。项目奖励采取月结算方式，乙方在所代理区域每月完成7户或35千瓦及以上，将按照项目额7%结算。并遵循下列计提区间：如若按照8元/瓦的价格成交，代理计提项目总额的7%；如若按照7元/瓦的价格成交，代理计提项目总额的1%；如若按照7元/瓦到8元/瓦之间的价格成交，按照1元/瓦的利润来计算，扣除企业让款和所赠送物品，余款进行平分。协议还就其他事项作了约定。2017年10月14日，康某与何爱莲签订协议一份，约定：签单达500KW以上按6元2角核定；签单达300KW以上按6元5角核定（以上为康某持有协议内容，比高公司持有的协议内容为：签单达501KW以上按6元2角核定；签单达301KW以上按6元5角核定）；总量达500KW，所有业绩按6.2元结算，含以下。以上协定从2017年10月15日执行。另：材料超正常标准外，材料自付。为查明康某经手的业务情况，一审法院根据康某提供的比高公司制作的客户明细清单，分别向安保山、王俊、王文友、王文生、康某、周荣、周德宽、汤某、顾某、潘林发、谢明石、谢明荣、申建、葛某、沈某、秦延明、储亚云、蔡建生（以上人员系比高公司制表打印，总装机容量250.36KW，合同总金额1894400元）、夏宏桂、吴某、吴庆林、缪三军、王某、王成稳、林资华（以上系康某自行在比高公司打印的上述清单下方添加，仅有装机容量，无合同金额）发出证人出庭通知书。上列人员中，蔡建生、吴某、吴庆林、王成稳拒收通知，汤某、顾某、葛某、沈某、王某、周荣、吴某到庭作证，其余人员收到通知后未出庭作证。庭审中，汤某、顾某、沈某、周荣、吴某确认系康某与其联系安装光伏发电站的事宜。周荣同时确认其尚欠比高公司的尾款20960元已以一辆旧面包车给康某抵算完毕，康某亦认可该事实，并表示同意从比高公司应给付的报酬中扣减上述金额。葛某确认系夏宏桂帮助联系的仲伟华，具体操作时仲伟华及康某等四人共同到场的；王某确认开始时是康某联系的，后因康某受伤而调整为蔡小娟来的，部分款项也是给蔡小娟的。此外，王成稳、林资华由王某介绍给康某，康某受伤后，也是由蔡小娟来的。吴某同时确认，吴庆林并未安装光伏发电站。比高公司认为，吴某是与南通比高公司签订的开发合同，与比高公司无关，并提供了相关合同。康某经质证，认为：上述合同是后签的，当时是和比高公司签订的，并且后来如皋公司还打了业务费给比高公司，其手机里还有当时比高公司和吴某签订的合同。但康某未能从其手机中提供相关合同及其它证据。一审法院同时通知客户明细清单经办人于春芳到庭作证，于春芳表示其没有时间到庭，但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一份情况说明，表示：当时是比高公司派她去向康某催要货款，公司给了一份欠款人名单（即上述客户明细清单），其之所以在清单上签名系应康某要求，只表示清单系其送给康某的。于春芳在一审法院与其通话时另表示，清单上打印名字之外人员的名字系康某添加，添加时其亦在场，其对是否属于康某的客户并不清楚，上述清单其只送给康某本人，因为当时是公司派她去向康某要钱的。康某对上述内容经质证，认为：于春芳反映的内容是事实，当时于春芳要求本人一起到客户家要钱，由于本人身体不适就没有去，他们在本人那边玩到晚上十点多钟，情况说明写的内容是事实，但没有写全面。公司没有将劳务费结给本人，上面90%的客户都是本人的客户，本人就把其他人的名字补上去了，要求于春芳签名是表示这张表是公司打印出来的，也是于春芳送给本人的，上面的客户表示是本人的客户。比高公司经质证认为：应该说这个录音是于春芳的录音，录音的内容与情况说明内容一致，反映了当时于春芳和公司的另一名员工蔡小娟在相应的时间共同到康某家催收货款的事实。庭审中，比高公司认可王文生、王文友、潘林发、谢明荣、谢明石及康某本人系康某发展的客户。比高公司打印的明细表显示，安保山装机容量15KW，合同金额109000元；王俊装机容量15KW，合同金额120000元；王文生装机容量12.47KW，合同金额99760元；王文友装机容量12.47KW，合同金额99760元；康某装机容量54KW，合同金额351000元；周荣装机容量8.12KW，合同金额64960元；周德宽装机容量10.2KW，合同金额76500元；汤某装机容量8.12KW，合同金额64960元；顾某装机容量8.1KW，合同金额64800元；潘林发装机容量12.47KW，合同金额99760元；谢明石装机容量12.47KW，合同金额99760元；谢明荣装机容量12.47KW，合同金额99760元；申建装机容量7.83KW，合同金额62640元；葛某装机容量15.08KW，合同金额120640元；沈某装机容量16.24KW，合同金额127000元；秦延明装机容量10.5KW，合同金额81200元；储亚云装机容量8.12KW，合同金额60900元；蔡建生装机容量11.7KW，合同金额92000元。以上装机总容量为250.36KW，合同总金额为1894400元。上述人员中，潘林发、谢明石、谢明荣的业务费，比高公司已结算给了潘林发，共给付29800元。庭审中，康某陈述：比高公司打了29928元业务费给潘林发，是本人让比高公司打的，本人找公司老总让结给别人过年，本人还签字的，会计在年后才打给潘林发，潘林发拿的10%，比高公司与潘林发的佣金已经全部结清。比高公司两次打给仲伟华的佣金也是本人让打的，共打了14656元给仲伟华，仲伟华由于她的客户还差公司5000元，所以她的佣金没有打全，现在有没有打全不清楚。康某同时认可，仲伟华经手的客户为周德宽、储亚云、夏宏桂、葛某。就康某、比高公司所签协议中业务量低于300KW以下的业务费如何结算，一审法院限定双方在指定期限内提供同期海安市场上同行业业务费的结算标准情况，但双方在指定期限内均未提交。康某为证明上述业务费结算标准，向一审法院提供了一份其与江苏越众集成光伏设备有限公司签订的协议，证明康某的销售价为6.2元，并不存在300KW的说法；比高公司印制的名片，证明康某团队合计12名业务员；康某与何爱莲、赵成兰、蔡小娟、徐伟、吕莉、潘林发的微信记录截屏，证明康某与比高公司沟通的相关信息及业务往来情况。康某为证明其发展的业务员，向一审法院提交了比高公司的户外广告及十几位业务员的名片。庭审中，康某确认其无证据证明名片及招牌系比高公司印制。比高公司为证明业务量低于300KW以下的业务费结算标准，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一份其与康某签订的新能源代理服务协议（2017年度），证明业务费最多按项目总额的7%计算。庭审中，比高公司陈述：其他业务员是按销售总额的10%计算的业务费。同时，一审法院限定比高公司在规定的期限内提交其与清单中客户所签订的光伏电站安装合同，但比高公司至今未提供上述合同。以上事实，有康某与何爱莲签订的协议、比高公司出具的明细表、证人证言及当事人陈述等在卷佐证。一审法院认为，居间人促成合同成立的，委托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报酬。本案中，康某促成比高公司与相关客户签订光伏电站开发合同，双方间应为居间合同关系，对于康某促成的合同，比高公司应按约给付康某相应报酬。康某主张比高公司应给付其报酬531300元，其主要依据为比高公司制作的客户明细表、比高公司与客户签订的居民分布式光伏电站开发合同、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海安县供电公司与客户签订的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低压发用电合同、比高公司出具给客户的收据、康某与何爱莲等人的微信聊天记录。康某同时还提供了部分人员的名片及比高公司的户外广告，证明该部分人员系其发展的业务员，该部分人员的业务应计入其名下，并将业务费结算给康某。对上述证据，比高公司不认可康某的证明目的。综观康某所举证据，虽然康某未能提供比高公司应给付其业务费的依据，但比高公司员工于春芳确认，客户清单系比高公司制作，之所以送给康某是因为比高公司负责人安排其向康某催要货款，如上述客户非康某发展，则比高公司应分别向相关人员催要，并将清单亦送达相关欠款客户，但比高公司却仅向康某送达清单。居民分布式光伏电站开发合同系比高公司与相关客户签订，故比高公司应持有相关合同。根据双方确认的合同签订规则“谁经手的业务由谁签字”及庭审时比高公司的陈述“上次我们申请的证人仲伟华反映了周德宽、葛某、储亚云、夏宏桂四位客户是其发展的，在公司里我们搜寻了周德宽和储亚云的合同，这些合同全部是当时由仲伟华经办赶写的……另外，我们还找到了有关王成稳的合同……”，由此可见，比高公司陈述其无法找到客户清单中的相关合同与事实不符，比高公司只需将所有客户合同提供即可确定业务由谁经办，但比高公司持有上述合同而拒不提供。此外，康某亦向一审法院提供了客户清单中11位客户与国网公司签订的开发合同，如上述客户非康某经办，相关合同康某正常情况下是无法获取的。综上，比高公司制作的客户清单中除康某认可的潘林发、仲伟华经办的客户外的业务应系康某经办。康某同时主张客户清单中添加部分的客户亦系其经办，由于该部分客户中仅吴某和王某到庭作证，虽然吴某认可光伏电站系康某与其洽谈，但吴某的合同系与南通比高公司所签，南通比高公司与比高公司系不同的法人。王某确认开始时是康某联系的，后因康某受伤而调整为蔡小娟，部分款项也是给蔡小娟的。此外，吴庆林实际未安装光伏电站，且比高公司亦不认可康某所添加的客户为康某经办，故康某主张比高公司应给付该部分报酬依据不足，不予支持，康某可待证据充分后再行主张。由于康某与何爱莲签订的协议仅就客户装机容量达到300KW以上的业务费结算标准进行了约定，现一审法院确认的康某促成的合同装机容量并未达到上述限度，而双方在一审法院限定的期限内均未能提供海安地区同行业相同情况下的业务费结算标准，康某与比高公司签订的代理服务协议中也仅约定了结算比例，并未涉及装机容量，结合康某认可的比高公司与潘林发结算报酬的标准，一审法院酌定按客户销售总额的10%结算康某的报酬，但应扣除康某指定比高公司结算给他人的部分。按比高公司客户清单统计，康某经手的业务合同金额为1337080元（已扣除潘林发经手的潘林发、谢明石、谢明荣三人合同金额计299280元；仲伟华经手的周德宽、葛某、储亚云三人合同金额计258040元），按10%结算报酬应为133708元，扣除康某应返还给比高公司的货款20960元后，比高公司尚应给付康某报酬112748元。康某同时主张何爱莲作为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应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由于康某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故对其该项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比高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给付康某报酬112748元；二、驳回康某的其他诉讼请求等。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康某提交以下证据：1.殷成明与比高公司签订的合同一份，证明该合同是康某的业务，合同上除了客户签名外其他手写部分的字都是康某写的。2.财务结算表格一份，证明2017年12月份的提取比例是按照1.5元/KW计算的。比高公司、何爱莲质证认为：康某提交的合同不真实，殷成明系由徐小军发展，比高公司已向徐小军支付了相关业务费用，且殷成明的业务量超出了康某的一审诉讼请求，二审不应当直接进行确认；对财务结算表格的真实性无法确认。本院认证如下：康某的一审诉讼请求并不涉及殷成明的业务量，本院对证据1的关联性不予认定；证据2系打印件，在康某未提供原件核对的情况下，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难以确认。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1.康某一审中提交了其与蔡小娟的微信聊天记录，主要内容为：2018年6月5日，康某向蔡小娟发微信称：“蔡总好，从公司带几份合同回来，我晚上或明早去你那拿去客户家签”，蔡小娟回复OK手势；2018年6月6日，康某称：“一会儿王某送一万给你，两户的定金一户五千……他们准备这两天去扩容，你帮安排一下”、“王某一万送你家了，给你老妈了”，蔡小娟回复“是的”。关于王某、王成稳、林资华的装机容量，康某认为该三户加起来47KW左右，比高公司核实后确认：王某的装机容量为16.2KW，王成稳的装机容量为15KW，林资华的装机容量为16.2KW。比高公司一审中提供的其与王成稳签订的合同载明装机容量为15KW，合同金额105000元。2.吴某一审到庭作证称：其安装了比高公司的光伏太阳能发电站，容量10KW，当时是康某与其联系安装的，与比高公司签订的合同是康某签的，没有给其，总货款70000多元，具体金额记不清了，因为不是给的现金，全部贷的款。比高公司一审中认可吴某系其公司客户，对于为何由南通比高公司与吴某签订合同，比高公司二审中陈述：吴某可能是做贷款业务，比高公司跟当地的农商行合作发放贷款有一个属地原则，不好跨地区发放贷款。康某认为：吴某在海安无法贷款，要用如皋或者南通公司的合同版本才可以贷到款，合同金额是九万多元，业务量12KW多点。比高公司认为吴某的业务量应以合同约定为准，本院经审查，吴某与南通比高公司签订的合同载明装机容量为10.8KW，合同金额86400元。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康某的业务量总额如何认定；2.一审法院按照销售金额10%的标准计算康某的报酬是否恰当。本院认为，康某按照比高公司确定的交易条件在指定地域范围内寻找客户，并促成比高公司与客户订立合同，实现比高公司产品的销售，双方之间形成居间合同关系，比高公司应向康某支付相应的报酬。综合现有证据分析，除一审法院认定的装机容量外，王某、王成稳、林资华、吴某的业务也应认定系康某促成，该部分装机容量应计入康某的业务量总额中。具体分析如下：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应当认定王某、王成稳、林资华、吴某的业务系康某促成。1.关于王某、王成稳、林资华的业务。王某一审中到庭作证，确认该业务开始时是康某联系，后因康某受伤而调整为蔡小娟，王某同时确认王成稳、林资华的业务也是其介绍给康某，康某受伤后调整为蔡小娟。结合康某与蔡小娟的微信聊天记录，能够认定王某、王成稳、林资华的业务系康某促成。蔡小娟作为比高公司的职员，其在康某受伤后接手后续工作系履行职务行为，不能以此否认王某、王成稳、林资华的业务系康某促成的事实。关于王某、王成稳、林资华的装机容量，康某主张该三户加起来47KW左右，比高公司二审中自认王某、王成稳、林资华的装机容量分别为16.2KW、15KW、16.2KW，该三笔装机容量总和为47.4KW，与康某主张的装机容量基本相当，本院对比高公司自认的装机容量予以确认，该47.4KW应计入康某的业务量总额中。2.关于吴某的业务。吴某一审中到庭作证，确认是康某与其联系安装的光伏太阳能发电站。比高公司、康某二审中均认可吴某系为了办贷款业务才与南通比高公司签订的合同，且比高公司认可吴某系其客户，故应当认定吴某的业务系康某促成。关于吴某的装机容量，结合吴某的证言以及吴某与南通比高公司签订的合同，应当认定吴某的装机容量为10.8KW，该10.8KW应计入康某的业务量总额中。3.关于夏宏桂的业务。康某一审中认可夏宏桂系仲伟华经手的客户，现其主张该客户的装机容量应计算在其业务量总额中，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4.关于殷成明、刘昌银的业务。康某的一审诉讼请求并不涉及殷成明、刘昌银的业务，其二审中主张殷成明、刘昌银的装机容量应计算在其业务量总额中，属于增加新的诉讼请求，比高公司明确表示不同意由本院一并审理，故本院对康某新增加的诉讼请求不予审查，康某可另行主张权利。5.康某另主张还有17户309.39KW的业务量因政策因素调整而最终没有安装，该业务量也应计入其业务量总额中。因该部分用户最终没有安装光伏太阳能发电站，故不能认定康某促成了相关业务，本院对康某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6.关于潘林发、仲伟华经手的客户，康某一审中陈述其让比高公司打了29928元业务费给潘林发，让比高公司两次打给仲伟华佣金合计14656元。在比高公司已向潘林发、仲伟华支付佣金的情况下，康某再次主张潘林发、仲伟华经手的客户装机容量计算在其业务总量中，对比高公司明显不公，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比高公司制作的客户清单中除康某认可的潘林发、仲伟华经办的客户外的业务应系康某经办，该部分装机容量总额为179.55KW（250.36KW-潘林发12.47KW-谢明石12.47KW-谢明荣12.47KW-周德宽10.2KW-葛某15.08KW-储亚云8.12KW），加上王某、王成稳、林资华、吴某的装机容量，康某经手的装机容量总额为237.75KW。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一审法院酌定按客户销售总额的10%结算康某的报酬并无不当，但康某经手的业务合同总金额应予以调整。首先，对于报酬结算标准，康某与比高公司在代理服务协议中仅约定了结算比例，并未涉及装机容量，而康某与何爱莲签订的协议也仅就客户装机容量达到300KW以上的业务费结算标准进行了约定，现经审核，康某经手的装机容量总额为237.75KW，未达到300KW，在双方当事人均未能提供海安地区同行业相同情况下业务费结算标准的情形下，一审法院结合康某认可的比高公司与潘林发结算报酬的标准，酌定按客户销售总额的10%结算康某的报酬并无不当。其次，对于康某经手的业务合同总金额，根据比高公司制作的客户清单统计，打印人员名单中康某经手的业务合同金额为1337080元（已扣除潘林发经手的潘林发、谢明石、谢明荣三人合同金额计299280元；仲伟华经手的周德宽、葛某、储亚云三人合同金额计258040元）。对于手写部分王某、王成稳、林资华、吴某的合同金额，比高公司一审中提交了其与王成稳签订的合同原件，康某虽不予认可，但其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该合同系比高公司伪造形成，本院据此认定王成稳的合同金额为105000元。康某一审中提交了王某的低压发用电合同复印件，比高公司不予认可，在康某未提供合同原件且合同未载明金额的情况下，本院对其证明力不予认定。比高公司自认王某、林资华的装机容量均为16.2KW，在比高公司未能提供合同原件的情况下，本院酌定王某、林资华的合同金额参照同时期沈某（装机容量16.24KW）的合同金额127000元予以认定。吴某与南通比高公司的合同金额为86400元，本院予以确认。综上，康某经手的业务合同总金额为1782480元（1337080元+105000元+127000元+127000元+86400元），按10%结算报酬应为178248元，扣除康某应返还给比高公司的货款20960元后，比高公司尚应给付康某报酬157288元。一审法院认定比高公司尚应给付康某报酬112748元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康某的部分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海安市人民法院（2019）苏0621民初4755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驳回康某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变更海安市人民法院（2019）苏0621民初475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海安比高新能源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给付康某报酬157288元；三、驳回康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海安比高新能源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9114元，诉讼保全费1020元,合计10134元，由康某负担6416元，由海安比高新能源有限公司负担371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114元，由康某负担6416元，由海安比高新能源有限公司负担269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 琰审 判 员  陈燮峰审 判 员  沙 楠二〇二〇年九月四日法官助理  李晓晴书 记 员  张 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