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民终892号上诉人（一审被告）：黔西南州久丰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晴隆县大厂镇全力煤矿，住所地：贵州省晴隆县大厂镇六坝田村。负责人：陈国清，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志平，贵州存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北京宏达安鑫矿业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莱户营**财富西环名苑**。法定代表人：王存刚，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撰江，贵州思九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原告：郑光红，男，1957年3月21日生，汉族，住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撰江，贵州思九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被告：黔西南州久丰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兴义市瑞金路富康国际会馆17层法定代表人：叶经快，该公司执行董事。上诉人黔西南州久丰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晴隆县大厂镇全力煤矿（以下简称全力煤矿）与被上诉人北京宏达安鑫矿业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达公司）及一审原告郑光红、一审被告黔西南州久丰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久丰矿业）采矿权承包合同纠纷一案，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31日作出（2018）黔23民初109号民事判决，上诉人全力煤矿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全力煤矿的上诉请求为：1、请求依法撤销贵州省黔西南州中级人民法院（2018）黔23民初10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对被上诉人按撤诉处理，或驳回被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判令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支付工程及垫付款项41061021.45元及利息错误。具体理由如下：一、宏达公司是否提起本次诉讼存疑。1、本案诉讼过程中，宏达公司不能向法院提交本案关键证据《贵州省晴隆县全力煤矿与北京宏达安鑫矿业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托管协议》（以下简称：托管协议）原件，上诉人全力煤矿无法核实，宏达公司民事起诉状中的印章与托管协议中的印章是否一致。上诉人无法核实宏达公司是否真实对全力煤矿提起过本次诉讼。本案中是否有人假冒宏达公司之名提起诉讼。同时，上诉人委托的代理人2019年1月曾到访了被上诉人登记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但前述地址被上诉人并未在此经营。故上诉人认为本案存在虚假诉讼的可能。2、假使退一步而言，宏达公司提起了本次诉讼，郑光红和宏达公司为共同原告提起本案诉讼，但仅有郑光红向一审法院缴纳了诉讼费用，而宏达公司因并未向一审法院缴纳诉讼费用。因此，对于宏达公司的诉讼请求，因宏达公司并未缴诉讼费用，一审法院应该按撤诉进行处理。一审法院对宏达公司诉讼请求，进行实质审理和判决程序错误。二、宏达公司对全力煤矿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2014年6月11日郑光红基于同一事实对全力煤矿提起诉讼，宏达公司当时是以第三人身份参加诉讼，从宏达公司2014年6月22日向法庭提供的书面答辩意见可证实，宏达公司并不认为因诉争工程对全力煤矿之间存在争议及享有权益，也从未向全力煤矿主张过任何债权，故现宏达公司向全力煤矿提起诉讼，不管其诉请是否成立，也早已超过法律所规定的2年诉讼时效。此外，因为郑光红与宏达公司之间系各自独立的法律主体，且郑光红的诉讼请求，显然属于自行主张，并非代表宏达公司提出。因此，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2014年郑光红对全力煤矿所提诉讼主张，视为代理宏达公司提出诉讼主张，从而导致诉讼时效中断的认定错误。三、全力煤矿实际也不欠付宏达公司任何款项。首先，从全力煤矿向法庭提交的黔西南州能源局于2012年7月10日作出的《关于对晴隆县全力煤矿15万元／吨新建项目申请联合试运转的批复》（州能源局【2012】88号）可证实，在所谓的《托管协议》签订时（2012年11月15日），全力煤矿矿建工程已全部建设完毕。故宏达公司主张因全力煤矿矿建工程发生工程款及垫付费用明显与客观事实不符。同时，从宏达公司向法庭提交的贵州省高院【2015】黔高民终字第24号民事判决书亦同样证实，全力煤矿矿建工程由熊维东挂靠温州建峰矿山工程有限公司施工完成。故全力煤矿不欠宏达公司任何款项，宏达公司对全力煤矿所提诉讼请求不能成立。其次，宏达公司也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实施了诉争矿建工程及发生了垫付款项。四、一审判决对审计鉴定及工程造价鉴定给予采信错误。1、四川智诚工程造价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智诚公司）作出的工程造价鉴定意见不能作为认定本案的证据使用。该鉴定意见存在如下严重瑕疵：（1）该鉴定意见依据为杨龙祥所签署的“2013年8月1日收巷”、“2013年后8月1日-31日掘进巷进尺统计”、“2013年9月1日-30日队组验收巷道”、“2013年10月31日验收十月份各巷进尺”、“2013年12月5日验收11月份各巷进尺”所确定的工程量。然而，杨龙祥并非我公司员工，而系被上诉人（郑光红）一方所聘请的现场管理人员。杨龙祥所签署的收巷或进尺并未取得我公司授权或认可，上诉人对鉴定单位依据该计量所计算的工程造价，上诉人并不予认可。（2）仅凭现有资料无法得出鉴定结论。2019年8月13日鉴定单位向法院出具了补充鉴定资料清单，要求补充鉴定资料。但被上诉人并没有向法院提供任何一份补充鉴定资料。宏达公司亦不能提供矿建工程的全套施工图、开采设计、安全专篇等相关资料。因此，上诉人认为基于本案送检材料情况，很显然本次工程鉴定属于鉴定材料不真实、不完整、不充分的情况，本次鉴定不应受理，更不可能得出鉴定结论。（3）鉴定单位未完成现场勘查，该鉴定报告程序存在瑕疵。一审法院本院和鉴定人员于2019年11月1日到现场未能下井的原因，是因鉴定单位并未提前告知上诉人，要求提前进行井下通风，以致造成勘查当天不能下井。但如果提前通知后，完全可以提前打开通风设备，并经通风后便可以下井完成勘查。故上诉人认为该鉴定报告鉴定程序存在严重瑕疵，不能作为认定本案的证据所使用。2、一审判决对贵州皓天司鉴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皓天所）所作出的会计鉴定意见书给予采信错误。涉及本案审计问题，应进行重新鉴定。具体理由如下：1、认定被上诉人垫付材料、设备采购款11419530元依据不足，前述认定依据为大量收款收据，且收款收据存在连号，造假的情况。同时，收款收据本身并无相关采购合同、对应转款凭据或银行流水加以佐证垫款事实真实发生。申请人认为皓天所的鉴定行为，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301号-审计证据第五条有关会计记录证据要求；2、垫付熊维东款项。依据【2015】黔高民终字第24号认定郑光红对熊维东垫付款仅有850万元，且对郑光红所称向方会娟支付的200万元未给予认定。同时，方会娟出具收条与郑光红向方会娟打款的时间；杨帅向熊维东出具借条的时间及金额均存在矛盾，且借条为复印件无法认定借款的真实性。因此，皓天所对该200万元给予认定明显缺乏依据。3、其他垫付费用。皓天所在该批费用的认定标准混乱，且绝大多数付款方均为全力煤矿。另，从其统计表上看，所谓垫款证明人汤某卫即是经办人又是证明人，明显存在矛盾。上诉人想请问，汤某卫是否系宏达公司一方的人，还是全力煤矿的人。同时，皓天所在对上诉人的回复意见中称，被上诉人在托管期间为全力煤矿的唯一资金来源与事实不符。其次，托管期间全力煤矿除了进行洞采之外还进行露采。同时，所有煤炭销售款均由上诉人统一收取，并扣除必要费用和税金后交付郑光红一方。所以郑光红不可能为上诉人唯一经济来源。4、初装设备、验收工程工费。该费用仅有张忠豪、汤某卫的签字的确认表。然而，该确认表并无签字时间，明显存在事后补签字造假的情况（从郑光红提供的“煤矿大型验收工程款”的说明汤某卫和张忠豪签字时间为2015年3月28日。然而，此时，汤某卫和张忠豪在全力煤矿并不担任任何职务，但二人依然在签署确认文件，可充分证实汤自卫和张忠豪存在事后补签的情况）。同时，也并没有银行流水或银行转款证实垫款行为真实发生。皓天所的认定明显缺乏依据。5、对采煤费用不应单独再次计算。根据《托管协议》甲方向乙方支付采煤费，专项用于支付工程款、采煤费、熊维东工程款，被上诉人一方垫款。从一审判决认定情况来看，上诉人已向宏达公司支付了40474843.86元（其中即就有部分采煤款）。因此，上诉人认为从《托管协议》的前述约定内容来看，采煤费，仅是上诉人向宏达公司支付工程款、熊维东工程款、垫付款或其他款项的款项来源。若没有支付或支付不足均不会增加宏达公司工程款项或垫付费用。而现《托管协议》的履行发生争议，若宏达公司发生垫付款或工程款，上诉人仅对所产生工程款或垫付款产生支付义务，而无需再行支付采煤费用。相反如果上诉人支付了采煤费用，即应该相应扣减被上诉人垫付费用或工程费用。五、一审判决对鉴定报告中未给予认定的费用给予认定错误。上诉人认为对于会计鉴定问题属于专业问题，鉴定机构将遵照会计、审计准则进行鉴定，如若会计报告存在问题，应该通过重新鉴定或补充鉴定进行解决。一审判决对审计报告中未给予认定的金额直接进行认定，明显为以审代鉴，缺乏依据及程序错误。具体理由如下：1、对于会计鉴定报告第1项“材料、设备采购垫付情况”中代付给朱华汉的20万元给予认定错误。首先，该笔费用为贵州中煤机械公司公款，朱华汉虽然为贵州中煤机械公司法定代表人，但由于并没有公司委托代收款协议等相关资料佐证，无法排除郑光红与朱华汉之间存在私人经济往来的可能，故而鉴定单位依据审计规则，对该笔费用未给予认定并无不当。因此，一审判决认该笔打款为垫款错误。2、对于会计鉴定报告第3项其他费用垫付情况中，杨大仕付给贵州国能矿业设备有限公司的15万元。会计鉴定机构基于无相关委托付款协议未给予认定并无不当，一审判决认可该笔费用属于垫款错误。3、会计鉴定报告第5项中对“垫付工程验收费”280万元，因未见银行付款单、发票等其他相关资料证实，郑光红垫资支付了280万元，故会计鉴定单位未给予认定。一审判决以该笔费用有原法定代表人张忠豪签字给予认定。然而，上诉人认为鉴定单位，因无对应银行付款凭证及发票，从而未给予认定并无不当。其次，张忠豪签字的时间为2015年3月8日，此时张忠豪并不是全力煤矿人员，张忠豪无权代表全力煤矿签字，张忠豪事后补签字的行为无效。4、会计鉴定报告第6项垫付验收期间矿用电费13368848元。首先，由于被上诉人未提供《托管协议》原件进行核对，上诉认对一审法院所援引的约定不予认可。其次，全力煤矿除井采之外，还有露采，并非将全力煤矿全部煤矿开采托管给被上诉人。再次，张忠豪签字的时间为2015年3月8日，此时张忠豪并不是全力煤矿人员，张忠豪无权代表全力煤矿签字，张忠豪事后补签字的行为无效。5、会计鉴定报告第10项中“垫付地面工程材料款”153256.5元。首先，上诉人认可会计鉴定单位不给予认的理由。其次，汤某卫签署的时间为2015年9月10日。此时汤某卫已不在上诉人处任职，其无权进行签署。故一审判决对该笔费用给予认定错误。6、会计鉴定报告第12项“安全生产抵押金”500万元。首先，上诉人同意会计鉴定单位不给予认定的理由。其次，在被上诉人所供的《托管协议》中并没有全力煤矿收取500万元抵押金的对应约定；再次，从郑光红所拟定的支付500万元抵押金的情况看，其中，350万元的支付发生时间为签订《托管协议》之前。对于支付给方彦树的50万元与《托管协议》的履行更无关系。故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500万元上诉人对被上诉人具有返还义务错误。被上诉人宏达公司答辩称：一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请求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宏达公司、郑光红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全力煤矿、久丰矿业支付宏达公司、郑光红托管项目结算款41,061,021.45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为标准，从2014年7月1日计算至清偿完毕时止）（原告第二次庭审中明确表示其主张的是逾期付款利息）；2、判令原告宏达公司、郑光红对被告全力煤矿的井田建设工程（含设备设施）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3、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全力煤矿、久丰矿业负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全力煤矿原名称为晴隆县全力煤矿，性质为普通合伙企业，合伙人为方彦树、汤某用、张忠豪。2014年10月20日，方彦树、汤某用、张忠豪与久丰矿业签订《投资转让协议》，约定将全力煤矿整体转让给久丰矿业，贵州省国土资源厅颁发了采矿许可证，全力煤矿矿山名称变更为黔西南州久丰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晴隆县大厂镇全力煤矿，采矿权人为久丰矿业，生产规模为15万吨／年。2014年10月28日，煤矿经工商登记变更为现全力煤矿，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2012年11月15日，晴隆县全力煤矿作为甲方，宏达公司作为乙方，双方签订了《托管协议》，约定:甲方委托乙方全面负责全力煤矿的工程施工和煤炭开采，其中煤矿井田工程建设主要包含井田巷道掘进、矿井设备采购安装，巷道支护形式为锚喷、锚网喷、砌碹。托管方式为甲方指定矿长、工程师、材料工程验收员各一名，负责监督乙方工程施工及煤炭生产，由甲方负责协调政府主管部门及当地社会关系，乙方负责井田建设及煤炭生产的人员组织、工程管理及施工安全。该《托管协议》第二条第（五）项约定，工程施工及煤炭生产（包括生产设备采购）所需资金由乙方先行垫付，乙方垫付款项由甲方从售煤款中进行返还。第二条第（六）项约定乙方代甲方承担全力煤矿欠熊维东前期井田工程建设款44,437,212元的债务，也由甲方从煤炭销售款中返还乙方。第二条第（八）项约定合作期限至2017年11月。其中工程管理部分，第三条第（一）项约定主巷道开掘单价为每延长米9,800元，规格为宽4.2米、高2.8米，其他巷道开掘单价每延长米7,300元（包括工程巷道，辅助巷道规格宽3.5米、高2.8米），采煤单价为扣除掘进巷道生产煤外，开采单价每吨126元，当煤炭销售价上涨到580元每吨时开采单价上浮5%。项目管理部分约定施工及生产方案由甲方指定，乙方负责实施，乙方施工人员应服从甲方人员指导，工程施工、煤炭开采中的安全由乙方负责。对于煤炭销售款及材料款的约定为每月30日前甲方结清乙方：1、掘进工程款；2、采煤费用；3、乙方前期垫付的材料款、工程款、人工工资等所有垫付款；4、乙方承担的甲方欠熊维东人民币44,437,212元欠款。结算方式为每月煤炭销售款扣除税金及甲方必要开支（每吨45元）后，全部支付给乙方，乙方开支掘进工程款、采煤费用后，剩余款项的70%用于偿还熊维东欠款，30%用于偿还乙方垫付款。关于材料管理，由乙方负责五小材料的采购维护，固定设备和材料由甲方负责，材料及固定设备由乙方垫付采购，甲方验收。火工设备由甲方协助乙方采购，乙方出资。设备采购前乙方应向甲方提出采购计划，经甲方同意后才能采购。采购后的设备甲方没有偿还乙方垫款之前所有权归乙方所有。对于乙方职责的约定为：乙方确保井田设施建设在2012年12月底前完成，迎接相关部门验收，确保验收通过。如因乙方原因未能验收通过由乙方负责到相关部门申请验收延期，产生的费用由乙方负责。2013年6月底前，乙方采用普采方式采掘，2013年6月左右安装综掘综采设备，验收后第一年乙方保产70万吨，第二年保产100万吨，第三年保产120万吨。《托管协议》签订后，实际由郑光红组织施工队伍进入全力煤矿施工，在施工期间，双方未对已完成工程量以及垫资款等事项进行结算，也未对施工期间采掘量及销售款进行结算。2014年，熊维东以全力煤矿、郑光红未支付其工程款为由，将全力煤矿、郑光红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作出（2014）兴民初字第14号民事判决，认定郑光红已付给熊维东8,300,000元，并代替熊维东支付了工伤事故赔偿金200,000元，判决：全力煤矿支付熊维东工程结算款35,937,212元，郑光红对全力煤矿所欠债务中的11,500,000元工程结算款及该款的逾期付款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全力煤矿不服提出上诉后，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黔高民终字第24号民事判决，维持了一审法院作出的（2014）兴民初字第14号民事判决，并基于全力煤矿已变更登记为久丰矿业分公司，确认全力煤矿的权利义务由久丰矿业与全力煤矿共同承担。2013年4月28日，黔西南州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作出州安监[2013]93号文件，评定全力煤矿为二级安全质量标准化矿井以及州安监[2013]94号文件，同意全力煤矿井下紧急避险系统合格。2013年7月3日，贵州煤矿安全监察局盘江监察分局作出黔煤安监盘字[2013]56号文件，同意全力煤矿安全设施及安全条件通过竣工验收。2014年3月31日，黔西南州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煤矿专项检查组到全力煤矿进行安全检查，发现煤矿有21处安全隐患，于当日作出（州）安监管煤现决（2014）16号《现场处理措施决定书》，责令全力煤矿立即停产整顿。在履行《托管协议》期间，有关部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对全力煤矿进行关停。2014年5月26日，晴隆县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作出晴安办[2014]19号晴隆县2014年煤款复工报告，同意全力煤矿恢复生产。全力煤矿于2014年6月12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诉讼请求为：1、确认全力煤矿与被告宏达公司2012年11月15日签订的《贵州省晴隆县全力煤矿与北京宏达安鑫矿业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托管协议》无效，并根据有资质的工程造价鉴定机构认定的造价金额结算支付被告工程价款约人民币12,00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郑光红在该案中向一审法院提出如下反诉请求：一、判令反诉被告全力煤矿支付郑光红建设工程款41,061,021.45元；二、判令反诉被告全力煤矿赔偿经济损失1,500,000元；三、确认郑光红对反诉被告全力煤矿应支付的上述款项具有优先受偿权；四、本案诉讼费由反诉被告全力煤矿承担。一审法院于2016年12月22日作出（2014）兴民初字第21号民事判决，“判决：一、原告（反诉被告）黔西南州久丰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晴隆县大厂镇全力煤矿与被告北京宏达安鑫矿业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于2012年11月15日签订的《贵州省晴隆县全力煤矿与北京宏达安鑫矿业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托管协议》无效；二、由原告（反诉被告）黔西南州久丰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晴隆县大厂镇全力煤矿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被告（反诉原告）郑光红工程款12,000,000元，并由第三人黔西南州久丰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被告（反诉原告）郑光红的反诉请求。一审法院作出判决后，郑光红不服该判决，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2月11日作出（2017）黔民终708号民事裁定书，以“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为由撤销一审法院一审判决，发回重审。重审后，一审法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2018年7月3日全力煤矿向一审法院提出书面撤诉申请，一审法院于2018年7月9日作出（2018）黔23民初59号民事裁定书，准予全力煤矿撤诉。对于郑光红提出的反诉请求一审法院作出（2018）黔23民初59号之一民事裁定书，以“郑光红的反诉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起诉条件。”为由驳回郑光红的起诉。宏达公司、郑光红以全力煤矿、久丰矿业为被告向一审法院提出本案诉请，在审理过程中，宏达公司、郑光红向于2019年1月9日向一审法院提交书面申请书，请求委托有资质的鉴定机构对全力煤矿案涉井田工程进行造价鉴定，对全力煤矿煤炭开采、设备材料采购、债务偿还及其他垫付款项进行审计。经一审法院对外委托办委托贵州皓天司鉴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对全力煤矿煤炭开采费用、设备材料采购垫付款及其他垫付款项进行会计鉴定，该事务所于2019年12月9日作出《黔西南州久丰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晴隆县大厂镇全力煤矿托管期间会计鉴定意见书》（黔皓天会鉴字【2019】002号）。该会计鉴定意见如下：1、郑光红托管期间垫付金额为47609445.72元（不包括井田巷道工程垫付款）；2、郑光红托管期间发生初装设备及验收工程用工费用4703742元结算工程款，经过张忠豪、汤某卫、杨大仕等相关人员签字确认；3、因资料不完整或存在瑕疵，无法认定的郑光红托管期间发生费用金额为13211179.72元。对于该会计鉴定意见书双方有争议的事项，作出如下列明及认定：第七项会计鉴定过程载明：1、材料、设备采购垫付情况。郑光红、全力煤矿双方签字确认（实物签收、盘点等）的设备、材料采购总金额为48497229.13元，对提供的收款收据、付款回单、发票、销货清单等相关原始资料进行整理、检查、复算、核定托管期间，郑光红垫付设备、材料采购金额为11419530.48元；剩余的37077698.65元设备、材料采购因提供的资料不完整（无收款收据、银行付款回单等相关付款原始资料），无法认定为托管期间郑光红的垫付款。另外存在300000元由吴春梅代付给贵州中煤机械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朱华汉；200000元由卡号62×××＊8代付给贵州中煤机械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朱华汉，贵州中煤机械有限公司出具的对账函确认收到了该部分货款；由于此部分代付金额没有委托付款协议等相关资料，证明付款人与郑光红存在委托付款关系，我们对郑光红主张的该500000元垫付款暂不认定。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吴春梅代付的300000元，无代付协议，无法认定系郑光红委托吴春梅代付，不予认定该笔款项。代付给朱华汉的200000元应予以认定，银行机构为了保密需要隐匿了四位银行卡数字，但未隐匿部分与郑光红的卡号完全相同，应予以认定。2、其他费用垫资情况。郑光红主张托管期间垫资其他费用4520462元，提供的托管期间其他费用支出合计4699462元。对所提供的收款收据、付款回单、发票等相关原始资料检查、复算，核定郑光红垫资金额为4180000元，鉴定金额和郑光红主张的托管期间垫资其他费用4520462元相差340462元。另外存在150000元由杨大仕代付给贵州国能矿业设备有限公司（有汤某卫签字的垫资证明）；60000元由方会娟代付给贵州省昌鼎爆破安全技术咨询有限公司；由于这210000元付款未取得委托付款协议等有效单据，不能证明该部分付款为郑光红的垫付款，我们对郑光红主张的该210000元垫付款暂不认定。郑光红与全力煤矿经《会议纪要》协商确认的其他垫资事项垫付金额4520462元，与核定金额相差340462元。一审法院认为，暂无证据证明郑光红与方会娟存在委托付款协议，亦无证据证明所涉60000元是由郑光红交付给方会娟，故对两笔款项中的60000元不予认定为宏达公司垫付款项。郑光红已向鉴定机构提供其于2012年11月18日、2012年11月28日、2012年1月6日分别向杨大仕汇款50000元汇款凭证，且有汤某卫签字认可，故对于杨大仕代付给贵州国能矿业设备有限公司的150000元应认定为宏达公司的垫资款项。3、初装设备及验收工程用工费用。提供的托管期间《全力煤矿托管方初装设备及验收工程用工费用统计表及初装设备及验收工程用工费用明细表》（该费用统计表及相关明细由全力煤矿负责人、生产主管、生产矿长等人员签字确认），通过整理、检查、复算，核定托管期间发生初装设备及验收工程用工费用等合计4703742元。一审法院认为，该笔费用会计鉴定机构是依据双方签字确认的《全力煤矿托管方初装设备及验收工程用工费用统计表及初装设备及验收工程用工费用明细表》，结合《会议纪要》进行认定，《全力煤矿托管方初装设备及验收工程用工费用统计表及初装设备及验收工程用工费用明细表》有全力煤矿的负责人及相关人员签字确认，全力煤矿虽然提出可能存在全力煤矿原负责人倒签的情况，但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故对该笔费用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为宏达公司垫付款项。4、垫付工程验收费。《托管协议》约定“大型检查验收所产生的费用…”超过100000元的由全力煤矿承担60%，郑光红承担40%。提供的《贵州省晴隆县全力煤矿与北京宏达安鑫矿业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托管协议期间郑光红垫付“煤矿大型验收工程款”的说明》中记录“2013年全力煤矿两次大型检查验收工作由北京宏达安鑫矿业工程技术有限公司、郑光红负责具体实施，…双方清算时由全力煤矿返还给郑光红”（该事项经郑光红与全力煤矿双方签字确认）。该垫付款未见银行付款单、发票等其他相关资料显示该工程验收费费用中有郑光红垫资支付了2800000元，我们对该垫付款暂不认定。郑光红与全力煤矿经《会议纪要》协商确认的工程验收事项垫付金额40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该笔费用全力煤矿原法定代表人张忠豪已签字确认，应确认为宏达公司垫付款项。5、垫付验收期间矿用电费。全力煤矿和郑光红共同签字确认的《贵州省晴隆县全力煤矿与北京宏达安鑫矿业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托管协议期间郑光红垫付“电费”的说明》中载明“…期间所耗电费1336848元，此款由郑光红垫付，…双方清算时由全力煤矿返还给郑光红”，经清理、检查、复算电费统计表、电费清单和电力销售发票，核定托管验收期间发生矿用电费1209561.57元（发票金额，与耗电量金额1336848元有较小差异），但是没有直接证据（银行回单、收款收据等）显示托管验收期间该部分矿用电费中由郑光红垫付，所以我们对该垫付款暂不认定。郑光红与全力煤矿经《会议纪要》协商确认的验收期间矿用电费事项垫付金额880845.98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所涉《托管协议》约定，工程施工和煤炭生产所需资金由宏达公司垫付，宏达公司郑光红已举证证明托管期间发生的矿用电费统计表、电费清单及相关发票，且《贵州省晴隆县全力煤矿与北京宏达安鑫矿业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托管协议期间郑光红垫付“电费”的说明》已载明该期间由郑光红垫付的电费总额为1336848元，该说明上有张忠豪签字确认，全力煤矿并未举证证明该期间其支付电费的情况，故对该项费用1336848元应认定为宏达公司垫付费用。6、煤炭开采费用。根据《托管协议》约定，采煤单价扣除掘进巷道生产煤外，其他采煤每吨开采费用单价126元；当煤炭销售价格上涨达到580元时，开采费单价上调5%。采煤费用由全力煤矿按照上述单价在每个月月底结算并及时支付给郑光红。托管期间洞采产煤炭数量为166054.24吨（包括2014年的78548.94吨、2015年的87505.3吨），按照约定煤炭开采费用126元／吨，全力煤矿和郑光红应结算托管期间的煤炭开采费用为20922834.24元，比郑光红主张托管期间煤炭开采费20853415.65元多69418.59元；托管期间应结算的煤炭开采费用在双方《会议纪要》中确认的金额为20853415.65元，和郑光红主张托管期间应结算煤炭开采费金额一致。煤炭开采费情况说明：由于《晴隆县工业和科学技术局提供的2013-2015年晴隆县全力煤矿销量统计表》中2013年没有分别列示掘进巷道煤（不作为煤炭开采费计算基数）、洞采煤的具体数量，我们不能核定2013年煤炭开采费用，此采煤数量对煤炭开采费用的影响金额为9903995.64元（以2013年采煤78603.14吨计）。一审法院认为，关于2013年煤炭开采数量《晴隆县工业和科学技术局提供的2013-2015年晴隆县全力煤矿销量统计表》并未注明掘进巷道煤、洞采煤的具体数量，一审法院依无法核算均金巷道煤、洞采煤的具体数量，故审计鉴定机构未予认定的金额一审法院依法予以确认。7、垫付村民采煤工资费用。关于垫付村民煤开采工资费用，郑光红提供了经全力煤矿签字认可的《村民供应煤明细表》。明细表记录了村民供应煤“时间、收货人及事由、数量”内容，其中数量记录混乱，分别按吨数和车数计量，并将吨数和车数简单相加，加出来的数量毫无意义，而且没有对村民供应煤的单价、总价有任何金额方面的记录，我们无法在原始资料方面垫付村民煤开采工资费用的情况。垫付村民煤开采工资费用在双方《会议纪要》中确认的由郑光红垫付村民煤开采工资费用229001.22元。一审法院认为，《村民供应煤明细表》数量记录混乱，分别按吨数和车数计量，且没有对村民供应煤的单价、总金额有任何记录，会计鉴定机构无法核定郑光红垫付村民煤开采工资费用的情况，故对于该部分费用无法计入宏达公司垫付款项。8、垫付装载机款项。装载机供货方为贵州嘉龙机械设备有限公司，采购金额355000元（增值税专票），核对付款银行回单、收款收据，可确认郑光红垫付装载机款采购款205600元。垫付装载机付款金额在双方《会议纪要》中确认的由郑光红垫付为355000元，与按照提供的银行付款回单、收款收据差额为149400元。一审法院认为，会计鉴定机构说明开具355000元增值税专用发票并不能证明郑光红支付355000元的装载机款，按照付款单据记录金额认定205600元为垫付款，一审法院予以采信。9、垫付地面工程材料款项。郑光红为全力煤矿建设地面垫付材料包括水泥砖、砂石、水泥、瓷砖、木料等，建设工程涉及的实物资产包括机房排洪沟、机修房围栏、工业广场堡坎等。对该事项郑光红提供了经全力煤矿于2015年9月10日签字确认的《郑光红为全力煤矿垫付地面建设材料明细表》，表中确认郑光红垫付地面工程材料款为153256.5元，与郑光红和全力煤矿于2015年9月22日签订的《会议纪要》中该事项的赔偿金额一致。该部分支出时间上和设计的实物资产等方面比较分散，没有施工合同、计量、造价、监理、购买方发票、银行回单、收款收据等任何原始单据。一审法院认为，该部分费用虽然没有施工合同、计量、造价、监理、购买方发票、银行回单、收款收据等任何原始单据予以印证，但《郑光红为全力煤矿垫付地面建设材料明细表》中有全力煤矿当时的负责人汤某卫签字予以确认，对于该笔款项153256.5元一审法院依法予以确认为宏达公司的垫付款项。10、垫付混合煤采煤工资费用情况。郑光红混合煤采煤工资费用情况。郑光红主张托管期间垫付混合煤采煤工资费用566806.84元，该金额与郑光红和全力煤矿于2015年9月22日签订的《会议纪要》中就该事项的赔偿金额一致。除上述《会议纪要》，郑光红未能提供职工清单、经审批工资表、工资发放原始记录等其他证据。一审法院认为，该部分费用并无全力煤矿或其他全力煤矿人员签字认可，不应予以确认。11、安全生产抵押金。郑光红主张垫资全力煤矿安全生产保证金5000000元。检查郑光红提供的证明材料，（1）《北京宏达安鑫矿业工程技术有限公司郑光红向贵州省晴隆县全力煤矿交付安全生产抵押金的说明》中陈述郑光红为全力煤矿垫付安全生产保证金5000000元，该情况说明由郑光红本人出具；（2）收款收据记录：款项性质为晴隆县全力煤矿安全生产抵押金、金额5000000元、收款单位为晴隆县全力煤矿、法定代表人张忠豪签字（盖手印）确认，日期为2013年4月6日，没有全力煤矿签章；（3）核对郑光红付款银行回单，郑光红分三次合计3500000元转账给张忠豪个人，一次转账500000元付款给方彦树个人，四次转账合计4000000元，没有证据证明该款项和全力煤矿安全生产保证金相关。鉴于上述情况，本次会计鉴定对郑光红主张垫资全力煤矿安全生产保证金5000000元暂不认定。在全力煤矿和郑光红双方签订的《会议纪要》中：“张忠豪以安全保证金的名义收取郑光红5000000元，应由郑光红与张忠豪自行解决”。一审法院认为，该笔款项其中3500000元转入张忠豪账户，其中500000元付款给全力煤矿合伙人方彦树，且全力煤矿法定代表人张忠豪以“收款单位全力煤矿”的名义出具收据给郑光红，载明“已收到郑光红交给全力煤矿安全生产抵押金人民币伍佰万元整”，虽然收据上未加盖全力煤矿印章，但张忠豪作为全力煤矿的法定代表人，郑光红有理由相信其代表全力煤矿履行职务，故该5000000元应认定为宏达公司垫资全力煤矿的安全生产保证金。12、停工期间代付工资及材料费。郑光红主张在2014年4月1日至2014年11月30日期间代付全力煤矿工资及材料费1500000元，因未能取得相关原始资料，我们无法核实该部分金额。一审法院认为，该部分金额因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不应予以认定为宏达公司垫资款项。综上，结合《黔西南州久丰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晴隆县大厂镇全力煤矿托管期间会计鉴定意见书》（黔皓天会鉴字【2019】002号）鉴定意见及一审法院对争议部分的认定，可认定：1、郑光红托管期间垫付金额为47609445.72元＋200000元＋150000元＋2800000元＋1336848元＋153256.5元＋5000000元＝57249550.22元（不包括井田巷道工程垫付款）；2、郑光红托管期间发生初装设备及验收工程用工费用4703742元结算工程款，经过张忠豪、汤某卫、杨大仕等相关人员签字确认，应认定为宏达公司的垫资费用。经一审法院对外委托办委托四川智诚工程造价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智诚公司）对全力煤矿井田工程造价进行鉴定，该公司于2019年12月28日作出《贵州省晴隆县全力煤矿井田工程建设项目工程造价鉴定意见书》（报告编号：川智价鉴【2019】0006号），该鉴定意见为：本涉案煤矿项目无竣工图、案涉煤矿井田长时间闲置存在极大安全隐患，踏勘现场中原被告双方未提供相关安全措施不具备井下踏勘条件、原被告双方的托管协议表明由被告指派矿长，晴隆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及原告提供的收方签证单等资料中矿长均为杨龙祥，根据现有送鉴资料，按照《建设工程造价鉴定规范》（GB/T51262-2017）5.11.3条当鉴定项目或鉴定事项内容客观，事实较清楚，但证据不够充分，本鉴定机构对晴隆县全力煤矿井田工程出具推断性意见，推断晴隆县全力煤矿井田工程造价为20,277,349.19元，大写：贰仟零贰拾柒万柒仟叁佰肆拾玖元壹角玖分。一审法院认为，该鉴定中心作出的全力煤矿井田工程虽是推断性意见，但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已无法通过实地勘测计算井田工程造价，施工人实际投入了人力、物力物化到该工程中，为了保护施工人的合法权益，对于该意见应予以确认。另查明，全力煤矿提交证据证明其已向郑光红付款40,474,843.83元，但郑光红仅认可全力煤矿向其付款36,793,558.75元。对于全力煤矿提交的付款明细，其中2014年11月记载的“垫付法院龙爱案件执行费67,905元”，该笔款项无郑光红方工作人员签字确认，且宏达公司、郑光红不予认可，该笔款项不应计入郑光红已收款项中；全力煤矿提交其他部分的付款明细及支付凭证均有郑光红聘请人员杨大仕、李**程、顾恒洪、康建忠等人签字，故确认全力煤矿已支付郑光红款项为40,406,938.83元。一审法院认为，归纳本案争议焦点为：1、本案所涉《托管协议》是否有效？2、本案二原告诉讼主体是否适格,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3、被告全力煤矿、久丰矿业是否应支付原告宏达公司、郑光红结算款41,061,021.45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为标准，从2014年7月1日起计算至清偿完毕时止）？4、原告宏达公司是否对上述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关于争议焦点一，本案所涉《托管协议》是否有效的问题。案涉《托管协议》涉及矿山工程施工和采矿权承包的内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无效：（二）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的；（三）建设工程必须进行招标而未招标或者中标无效的。”之规定，全力煤矿与宏达公司签订的《托管协议》中约定了矿山巷道掘进、煤炭委托开采等，协议签订后，宏达公司虽有矿山施工资质，但并未实际履行该协议组织施工，实际由无施工资质的郑光红履行该协议，三方均认可郑光红为该工程实际施工人，郑光红个人并不具备矿山施工资质，故本案所涉《托管协议》无效。关于争议焦点二，本案二原告诉讼主体是否适格,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全力煤矿于2014年6月12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郑光红在该案中向一审法院提出如下反诉请求：一、判令反诉被告全力煤矿支付郑光红建设工程款41,061,021.45元；二、判令反诉被告全力煤矿赔偿经济损失1,500,000元；三、确认郑光红对反诉被告全力煤矿应支付的上述款项具有优先受偿权；四、本案诉讼费由反诉被告全力煤矿承担。一审法院于2016年12月22日作出（2014）兴民初字第2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原告（反诉被告）黔西南州久丰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晴隆县大厂镇全力煤矿与被告北京宏达安鑫矿业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于2012年11月15日签订的《贵州省晴隆县全力煤矿与北京宏达安鑫矿业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托管协议》无效；二、由原告（反诉被告）黔西南州久丰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晴隆县大厂镇全力煤矿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被告（反诉原告）郑光红工程款12,000,000元，并由第三人黔西南州久丰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被告（反诉原告）郑光红的反诉请求。一审法院作出判决后，郑光红不服该判决，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2月11日作出（2017）黔民终708号民事裁定书，以“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为由撤销一审法院一审判决，发回重审。重审后，一审法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2018年7月3日全力煤矿向一审法院提出书面撤诉申请，一审法院于2018年7月9日作出（2018）黔23民初59号民事裁定书，准予全力煤矿撤诉。对于郑光红提出的反诉请求一审法院作出（2018）黔23民初59号之一民事裁定书，以“郑光红的反诉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起诉条件。”为由驳回郑光红的起诉，该裁定书已生效，故郑光红在本案中无权主张权利，本案的适格原告主体应是宏达公司。关于本案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本案诉讼一直是由挂靠宏达公司实际施工的郑光红向法院主张权利，因一审法院作出（2018）黔23民初59号之一生效民事裁定书后，宏达公司才于2018年10月16日以自己的名义提出本案诉请，宏达公司在本案的诉请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关于争议焦点三，被告全力煤矿、久丰矿业是否应支付原告宏达公司、郑光红结算款41,061,021.45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为标准，从2014年7月1日起计算至清偿完毕时止）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之规定，对于全力煤矿因郑光红施工取得的财产均应予以返还，不能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结合《黔西南州久丰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晴隆县大厂镇全力煤矿托管期间会计鉴定意见书》（黔皓天会鉴字【2019】002号）鉴定意见及一审法院对争议部分的认定，可认定：1、郑光红托管期间垫付金额为47,609,445.72元+200,000元+150,000元+2,800,000元+1,336,848元+153,256.5元+5,000,000元=57,249,550.22元（不包括井田巷道工程垫付款）；2、郑光红托管期间发生初装设备及验收工程用工费用4,703,742元结算工程款。智诚公司《贵州省晴隆县全力煤矿井田工程建设项目工程造价鉴定意见书》（报告编号：川智价鉴【2019】0006号），该推断晴隆县全力煤矿井田工程造价为20,277,349.19元。全力煤矿应支付宏达公司的工程款项及垫资款总计为57,249,550.22元+4,703,742元+20,277,349.19元=82,230,641.41元。扣减全力煤矿已支付郑光红的款项40,406,938.83元，全力煤矿还应支付宏达公司工程款项及垫资款项为41,823,702.58元，但宏达公司在本案中只主张41,061,021.45元，是其对自己权利的处分，一审法院依法予以确认。关于利息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当事人对欠付工程价款利息计付标准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的规定，本案所涉《托管协议》无效，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对于利息计算起止时间的问题，全力煤矿于2014年6月12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诉请确认全力煤矿与被告宏达公司2012年11月15日签订的《贵州省晴隆县全力煤矿与北京宏达安鑫矿业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托管协议》无效，并根据有资质的工程造价鉴定机构认定的造价金额结算支付被告工程价款约人民币12,000,000元，从该时间节点起全力煤矿应积极履行结算事宜，并向宏达公司支付工程款项及垫资款项，故利息的起算点应从该时间节点计算，宏达公司诉请从2014年7月1日起算，符合本案的实际情况，应予以支持。利息的计算方式确定为以41,061,021.45元为基数从2014年7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至2019年8月19日，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至全部款项清偿之日止。因全力煤矿采矿权已变更至久丰矿业名下，且办理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现其性质为久丰矿业分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第一款“公司可以设立分公司。设立分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之规定，全力煤矿所欠债务应由久丰矿业共同承担。关于争议焦点四，原告宏达公司是否对上述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七条“与发包人订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承包人，根据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规定请求其承建工程的价款就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承包人可就承建工程的价款折价或拍卖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但在本案中宏达公司、郑光红修建的矿山工程系井下工程，现全力煤矿已将开采方式变更为露天开采，案涉郑光红所完成的工程现处于井下，因全力煤矿对开采方式的变更，该井下工程已无拍卖、变卖的价值，故宏达公司主张的优先受偿权已无实际意义，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全力煤矿提出对于贵州皓天司鉴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作出《黔西南州久丰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晴隆县大厂镇全力煤矿托管期间会计鉴定意见书》（黔皓天会鉴字【2019】002号）不予认可，要求重新鉴定的问题，该会计鉴定意见书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第一款“当事人对人民法院委托的鉴定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有异议申请重新鉴定，提出证据证明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一）鉴定机构或者鉴定人员不具备相关的鉴定资格的；（二）鉴定程序严重违法的；（三）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的；（四）经过质证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其他情形。…”规定的应准予重新鉴定的法定情形，故对于全力煤矿的该申请，不予准许。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由被告黔西南州久丰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晴隆县大厂镇全力煤矿、黔西南州久丰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共同支付原告北京宏达安鑫矿业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工程款及垫付款项41,061,021.45元及利息，利息以41,061,021.45元为基数从2014年7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全部款项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北京宏达安鑫矿业工程技术有限公司、郑光红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47105元、审计费用500000元、鉴定费用304160.24元，由被告黔西南州久丰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晴隆县大厂镇全力煤矿、黔西南州久丰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共同负担。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1、晴隆县全力煤矿系汤某用、张忠豪、方彦树成立的合伙企业。张忠豪是合伙事务执行人。2012年11月15日，晴隆县全力煤矿作为甲方，宏达公司作为乙方，双方签订了《贵州省晴隆县全力煤矿与北京宏达安鑫矿业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托管协议》（以下简称托管协议），约定：“一、托管项目：（一）煤矿井田工程建设。主要包括井田的巷道掘进；矿井设备的采购、安装。（二）煤炭开采。二、托管方式：（一）甲方委托乙方全面负责煤矿的工程施工和煤炭开采。（二）甲方指派矿长一名，工程师一名，材料工程验收员一名，监督乙方的工程施工和煤炭生产。（四）乙方负责煤矿井田建设和煤炭生产的人员组织、工程管理和施工生产安全，保障按合同要求，按时限，按规程完成工程任务和生产任务。（五）工程施工和煤炭生产（包括生产设备采购），所需资金由乙方先行垫付，乙方垫付资金由甲方从售煤款返乙方。三、工程管理：（一）单价3、采煤单价，扣除掘进巷道生产煤外，其他采煤每吨开采费单价126元。（二）项目管理1、施工和生产方案由甲方制定，乙方负责实施；4、乙方施工人员要服从甲方人员的指导；5、工程施工、煤炭开采中的安全由乙方负责。四、煤炭销售款和材料的管理：（一）甲方积极组织煤炭销售，因煤炭积压超成停工停产的，损失甲方全部承担。（二）每月30号前甲方必须结清乙方的相关费用，半月小结一次。如遇特殊情况，乙方要使用大量资金时，双方可以协商临时解决。结算款项包括：1、掘进工程款、大巷每米9800元，小巷每米7300元。2、采煤费用每吨126元。3、乙方前期垫资的材料款、工程款、工人工资、其他所有乙方垫资款项。4、乙方承担甲方欠四川巴中熊维东人民币44437212元的欠款，结算方式：每月的煤炭销售款在扣除税金、扣除甲方必须开支的费用（每吨45元）之后，全部付给乙方，乙方开支掘进工程款，采煤费用后，余下款的70%偿还欠熊维东工程款，30%,为偿还乙方的垫资款。（三）甲方不拖欠乙方的煤矿建设工程款、煤炭开采费，做到每月30号结，月底帐清钱清。六、合同履约（一），本合同签订有效期限为五年，托管期限从2012年11月到2017年11月”。该协议尾部有张忠豪代表甲方签名并加盖晴隆县全力煤矿印章。郑光红代表乙方签名，并加盖被上诉人印章。2、上诉人在二审期间提交了甲方全力煤矿（林孟文作为甲方代表签名）、乙方宋晓栋于2015年1月6日签署的《全力煤矿安全生产目标责任书》，约定自2015年1月6日起由乙方对案涉煤矿进行开采，采煤单价为88元每吨。上诉人据此主张自2015年1月6日以后案涉煤矿的煤炭开采与被上诉人无关，采煤费不应当由被上诉人享有。被上诉人及一审原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主张，郑光红和宋晓东系合伙关系。在签署上述目标责任书以后，郑光红并未离开煤矿，而是继续生产至2015年6月28日应上诉人的通知离开煤矿。此后，案涉煤矿就未进行井下开采，采用露采的方式进行生产。上诉人认可郑光红于2015年6月28日离开煤矿后，案涉煤矿就未进行井下开采。3、宋晓栋于2020年9月10日向本院出具了《权利转让声明书》，载明：“甲方全力煤矿（林孟文作为甲方代表签名）、乙方宋晓栋于2015年1月6日签署的《全力煤矿安全生产目标责任书》，约定自2015年1月6日起由乙方对案涉煤矿进行开采，采煤单价为88元每吨。现宋晓栋声明如下：签署上述《全力煤矿安全生产目标责任书》时郑光红和宋晓东系合伙关系，宋晓栋与全力煤矿签署上述《全力煤矿安全生产目标责任书》是代表郑光红及本人二人的。且在签署上述目标责任书之前履行的托管协议就是由宋晓栋和郑光红共同出资共同履行，双方就是合伙关系。现宋晓栋自愿就上述《全力煤矿安全生产目标责任书》所享有的全部权利转让给郑光红（郑光红身份证号码：2101021957********）和北京宏达安鑫矿业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共同享有。现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已经受理了上诉人黔西南州久丰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晴隆县大厂镇全力煤矿与被上诉人北京宏达安鑫矿业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及一审原告郑光红、一审被告黔西南州久丰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宋晓栋在该案件中所享有的权利全部转让给郑光红和北京宏达安鑫矿业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共同享有，宋晓栋不参加该案的诉讼”。4、晴隆县工业和科学技术局出具的《晴隆县全力煤矿销量统计表》显示，2013年全力煤矿煤炭的销量为78603.14吨，2014年度78548.96吨、2015年度171742.24吨（全力露采）87505.3吨（全力洞采）。5、四川智诚工程造价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于2019年12月28日作出《贵州省晴隆县全力煤矿井田工程建设项目工程造价鉴定意见书》（报告编号：川智价鉴【2019】0006号）（以下简称工程造价鉴定意见）的附件全力煤矿工程量统计表（共42项）、全力煤矿掘进巷道单价折算表（共50项），全力煤矿造价汇总表（共42项），载明掘进巷道合计3057.5米，造价为20277349.19元。6、案涉建设工程系为了形成11902、11903采面而掘进的巷道。上诉人主张案涉煤矿只存在11901采面，案涉工程并不存在，并向本院提交的由贵州淞源矿山开发技术咨询有限公司于2011年12月完成的《全力煤矿开采方案设计（变更）》中只有11901采面，以证明在与被上诉人确定托管协议之前，已经由熊维东完成了11901采面巷道的施工及相应的矿建工程。针对上诉人的该项上诉主张被上诉人当庭出示了在一审中提交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全力煤矿安全设施设计（变更）、全力煤矿建井工程平面图、全力煤矿采掘工程平面图、全力煤矿安全设施设计（变更）的批复（黔煤安监盘字【2012】77号）、全力煤矿安全设施及条件竣工验收的批复（黔煤安监盘字【2013】56号）以及经林孟文（上诉人当庭认可林孟文为煤矿）签字认可的《全力煤矿设备核对明细表》，以上证据证明，案涉煤矿存在11901采面之外，还存在11902、11903采面。形成上述两个采面挖掘的巷道系郑光红完成。上诉人当庭撤回了主张案涉工程不存在的上诉主张。7、针对上诉人对鉴定意见书认定郑光红垫付材料设备采购款11419530元提出异议的上诉意见，贵州皓天司法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委派其执行事务合伙人、会计师刘敢生出庭接受法庭及双方当事人的询问。本院依据上诉人提出的每一项异议逐项进行审查，同时责令司法鉴定人员当庭出示相关证据并接受法庭及双方当事人询问，司法鉴定单位在其鉴定意见书所附的《设备材料采购垫付款明细表》所载明的票据类型栏所注明的付款依据（包括买卖合同、对账函、银行转账凭证等）与司法鉴定人员当庭出示的证据（经一审质证）能够相互印证，且均有由上诉人出具的垫资证明予以佐证。此外，被上诉人针对上诉人主张由郑光红垫付的徐州市凯泰煤矿机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皮带输送机款项192万元无银行转账凭证，不应认定为郑光红的垫付款，审计单位予以认定错误，应当予以纠正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当庭出示了生效（2017）黔23民终1372号民事判决，确认了该款由郑光红垫付后，上诉人撤回了该项上诉请求。8、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2013年10月30日出具收条（831563）载明“交款单位贵州省晴隆县全力煤矿，收款方式承兑，人民币贰佰万元整。收款事由支架预付款。票号92044858”。该收据右上角用手书写标注“预付郑光红工程款”。9、2013年12月9日由晴隆县全力煤矿向被上诉人出具的联系函，载明：“全力煤矿工程部在我矿承包工程施工队（熊维东、杨帅），股东杨帅欠我矿职工方会娟现金1206万元整。为维护我矿职工资金安全，请你们从欠熊维东队的工程款中扣除现金1206万元，直接转还方会娟，你们付给方会娟的现金，直接抵扣熊维东的工程欠款，由此产生的问题由全力煤矿负责”。联系函尾部加盖全力煤矿印章、经办人汤某卫签名、债权人方会娟签名。10、熊维东、杨帅于2014年5月16日出具的借条。载明：“借条今借到熊维东人民币200万元整，此款用于建矿时向方会娟所借的款。借款人杨帅，2014年5月16日。”在该借条下部载明：“请张光红凭此据支付200万元。在你欠熊维东的款项中扣除，熊维东2014年5月16日”。该借条原件系贵州省盘州市人民法院（2017）黔0222民初2069号原告郑光红与被告方会娟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中，由被告方会娟向法庭提交。11、熊维东于2014年6月23日作出的《杨帅借款情况说明》，载明：“2014年5月16日方会娟、任天琴在晴隆找我和杨帅，请我们出一个200万元的借条。经商议，杨帅给我出具借条金额200万元，然后我在借条上注明，请全力煤矿郑光红凭此条付款给杨帅，将此借条当时就转交给方慧娟。此款如果支付可在郑光红欠熊维东的工程款中扣，方会娟凭郑光红的付款凭证与杨帅结算往来账”。12、《全力煤矿2012年12月初安装设备、迎接安监局复工验收所作工程用工费用》（共两页九项）《全力煤矿2013年元月初安装设备及复工验收工程用工费用》（共两页八项）《全力煤矿2013年2-3、4月份初装设备、质量标准化验收工程用工费用明细》（共五页43项）《全力煤矿二级质量标准化验收后至安全设施验收所做工程用工费用》（共三页61项）《全力煤矿2013年6月安全设施设备验收工程用工费用》（共一页6项）《皮带机、综采支架安装及地面工程用工费用》（共一页16项），上述统计表尾部均有全力煤矿汤某卫、张忠豪在煤矿负责人处签名、被上诉人生产主管杨大仕、生产矿长云万友、核算李**程等人签名确认。且对于上述各表汇总统计后形成的《全力煤矿托管方出装设备及验收工程用工费用统计表》（该表下部签署“情况属实汤某卫张忠豪”字样），再次确认了初装设备及验收工程用工费用为4703742元。从上述各统计表载明的相关明细看，该笔费用与被上诉人完成的巷道掘进工程有别，系单独的工程费用及支出。13、《郑光红为全力煤矿垫付地面建设材料明细表》，该表共一页10项，金额为153256.5元。汤某卫在该表尾部签名，落款时间为2015年9月10日。李**程也在该表尾部签名。14、2012年12月6日晴隆县全力煤矿出具垫付款证明，载明：“兹证明郑光红为晴隆县全力煤矿垫付国龙矿业设备有限公司物探款15万元整”。汤某卫在该垫付款证明尾部签名。15、《全力煤矿与宏达公司托管协议期间乙方垫付“煤矿大型验收工程款”的说明》，载明：“依据托管协议的约定，大型检查验收所产生的费用由甲方负责。2013年全力煤矿两次大型验收工作由乙方负责具体实施，在实施验收工程中除工人工资外，还有工程款需要支付。验收工程款为人民币280万元，此款已由乙方郑光红垫付。乙方郑光红垫付的280万元验收工程款，在乙方与甲方清算账目时由全力煤矿（甲方）返还郑光红（乙方）。特此说明”。汤某卫作为甲方代表签名，落款日期为2015年3月17日。张忠豪于2015年3月28日在该说明尾部签名。16、2012年11月到2013年7月共十个月的电费发票及电费清单及《全力煤矿与宏达公司托管期间乙方垫付“电费”的说明》，该说明载明：“托管协议约定，初装设备及大型检查验收所产生的费用由甲方负责。2012年11月至2013年7月，全力煤矿井田建设工程全部为初装设备及大型检查验收工作，期间所耗电费1336848元，此款由乙方郑光红垫付，乙方郑光红垫付的验收期间1336848元电费在乙方与甲方清算账目时由全力煤矿（甲方）返还郑光红（乙方）。特此说明”。该说明尾部有张忠豪代表甲方签名，落款时间为2015年3月27日。17、贵州中煤机械公司于2014年7月19日出具的企业法人授权书载明：“注册于贵州省毕节市贵州创力煤矿机械成套装备有限公司企业法人代表林秀敏先生。全权授权朱汉华经理办理晴隆县全力煤矿往来的业务、货款事宜，被授权人所办理的事件、签字，我公司全部认可、负责”。该公司于2014年7月20日出具对账函，载明：“至晴隆县全力煤矿：截至2014年7月20日止。我公司和贵矿发生业务额共计1359万元，实际收到货款金额为210万元，现余欠货款实际金额为1149万元”。贵州中煤机械有限公司于2014年7月20日向全力煤矿发出对账函，载明:“截至2014年7月20日止，我公司和贵矿发生业务额共计3214906.5元。其中金额为2476977.5元为不含增值税票、含运费，实际收到货款金额为250万元”。上诉两家公司共收到货款为460万元。郑光红宇2013年3月27日向朱汉华转账20万元、向贵州创力煤矿机械成套装备有限公司转账130万元；于2013年4月21日向朱汉华转账20万元，于2013年12月12日向朱汉华转账90万元和150万元，以上转账合计为410万元。以上转账的银行转账凭证记载的信息完整，被审计单位采用。2013年3月14日吴春梅向朱汉华转账30万元、通过中国农业银行贵州省分行卡号62×××＊8支付给朱华汉20万元因为银行卡号信息不全，未被审计单位采用。经查，中国农业银行贵州省分行卡号62×××＊8为郑光红的卡号。18、郑光红于2012年10月23日向张忠豪银行转账300万元、2012年12月5日银行转账30万元、2012年12月9日银行转账20万元、2012年12月10日向方彦树银行转账50万元，合计400万元。张忠豪代表晴隆县全力煤矿于2013年4月6日出具收据，载明：“已收到郑光红交给全力煤矿安全生产抵押金人民币500万元。此据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收款单位全力煤矿”。张忠豪在法人代表处签名捺印。郑光红据此主张上诉人退还其安全生产抵押金人民币500万元，同时称我方通过银行转账给张忠豪400万元，另外从采煤工程款中扣除100万元作为安全押金。19、上诉人申请陈光泽（上诉人聘请的工程师）、汤仕彦（上诉人聘请的三采区财务人员）、汤某用（自称持有全力煤矿30%的财产份额的合伙人）作为证人出庭作证。汤某用出庭称：我持有全力煤矿37.6%的股份。汤某卫是我表哥。汤某卫是全体合伙人共同聘请的，负责全力煤矿的经营管理，任职时间是2002年到现在。陈光泽出庭称：我是甲方2013年2月聘请的主管安全技术的工程师。杨龙祥是乙方雇佣的矿长。2014年福建人林欣、林孟文、翁学旺等人控制了煤矿。当时煤价不高，井下开采越多亏得越多，就逐渐限制了生产。11902采面因为地质结构复杂，无法完成完整的采面采用炮采。和宋晓栋签订了协议以后，因各种原因没有正常开采。郑光红于2015年6月28日应煤矿的通知停止生产时11902采面仍有一半没有采完。郑光红停止生产后，全力煤矿就未再进行洞采。因11902采面未能全部开采，甲方就对乙方因需开采11902采面而挖掘的巷道不予认可。后甲方与乙方虽然就乙方完成的工程量经过四次协商，均未达成一致意见。甲方对于乙方挖掘的巷道没有正规验收过。对于乙方完成的工程量（含掘进巷道的尺寸）我这里有一份《全力煤矿井巷工程核查情况（2014年8月17日）》（以下简称陈光泽核查情况）及附表（共计40项）（以下简称陈光泽统计表）（上述核查情况及统计表系2015年工程停工以后甲乙双方对工程测量数据无异议的基础上应双方要求进行的确认）向法庭呈交，各方当事人对于统计表上的数据是认可的。仅仅因为这份统计表扣除了11902采面的巷道，因此双方未在该统计表上签名。陈光泽核查情况载明：“（一）巷道总长度2605.75米；（二）其中岩巷586.7米，煤巷1944.35米，半煤巷74.7米；（三）巷道总价格（未扣除煤款前）1813.1893万元；（四）煤量25885吨;（六）11903回风巷因淤泥冲垮巷道，报废约80米左右巷道未收掘进进尺；（八）按托管协议工程质量验收按《贵州煤矿安全质量标准及考核评级办法》进行，乙方有部分巷道未完成且大部分达到验收标准；（九）2013年7月11902炮采面地质结构变化，再掘进巷道无利润，矿方决定停止该采面掘进工作，如果乙方要求掘进，掘进巷道费用矿方不支付掘进费用，掘进煤量按126元每吨计算。至采面形成，乙方自掘巷道约350米至400米；（十）11902采面2013年10月已经形成采面，计划在2013年11月至2014年1月采完该工作面煤炭，因各种原因乙方未能有效组织生产，于2014年3月因煤炭自燃起火，对该采面进行封闭”。将陈光泽统计表与工程造价鉴定意见所附的全力煤矿掘进巷道单价折算表核对，全力煤矿掘进巷道单价折算表前40项与陈光泽统计表项目一致，具体数据有些许差别，产生的差距在第41到第50项，主要是形成11902采面而挖掘的巷道。上诉人对于陈光泽的证人证言认为基本属实。上诉人对陈光泽向法庭呈交的陈光泽核查情况及陈光泽统计表所载明的内容均表示认可。被上诉人称在我方托管煤矿之前杨龙祥就已经是全力煤矿的矿长，因我方是对全力煤矿的生产及掘进全部托管，因此就应甲方的要求向杨龙祥发放工资，但是并非是我方雇佣杨龙祥。此外，对于陈光泽提交的该统计表中载明的数据表示认可，认为该统计表的数据加上11902采面的巷道的数据就与四川智诚工程造价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对全力煤矿井田工程造价进行鉴定的鉴定意见所采纳的数据相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同意陈光泽核查情况及陈光泽统计表载明的数据计算掘进巷道生产煤（即工程煤）。20、在二审审理中，被上诉人和一审原告均认可，一审原告郑光红与被上诉人宏达公司之间的关系从表面上看来是代理与被代理关系，其实际上为挂靠关系。被上诉人宏达公司、一审原告郑光红均称，郑光红是借用宏达公司的名义与晴隆县全力煤矿签订托管协议后由郑光红履行协议，晴隆县全力煤矿是明知的。此外，上诉人一方面否认由杨龙祥所签署的工程验收单的真实性，另一方面却主张从托管协议签订到郑光红离场长达2年多的时间里双方从未对乙方完成的煤矿建设工程进行过验收，法庭询问其原因，上诉人则无法作出回答。另外，上诉人的代理人称：晴隆县全力煤矿系汤某用、张忠豪、方彦树成立的合伙企业。张忠豪是合伙事务执行人。2014年为了保留煤矿，晴隆县全力煤矿兼并重组后成为久丰公司的分支机构，即黔西南州久丰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晴隆县大厂镇全力煤矿。但是，实际上，全力煤矿与久丰公司并非真实的兼并重组关系，属于挂靠关系，全力煤矿与久丰公司是分别独立存在的，汤某用仍然系全力煤矿的股东，张忠豪的股份与汤某用的股份是绞在一起的，到底各占多少股份不清楚。21、上诉人称案涉煤矿井下因火灾已经被关闭，目前无法下井。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为：1、宏达公司是否起诉。2、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3、托管协议的性质以及效力问题。4、一审法院委托中介机构作出的工程造价意见书是否可以作为认定本案的证据使用。5、一审法院委托中介机构作出的会计鉴定意见书是否可以作为认定本案的证据使用。6、一审法院对于司法会计意见书之外的费用的认定是否妥当的问题。关于焦点一。关于宏达公司是否起诉的问题。上诉人主张宏达公司并未提起本案的诉讼。从宏达公司提交的起诉状及委托书看，宏达公司提起了本案诉讼。上诉人并未提交相反证据证明出庭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撰江提供虚假的委托及提起了虚假的诉讼，因此，上诉人主张宏达公司并未提起本案诉讼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关于焦点二。关于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全力煤矿与宏达公司签订托管后，宏达公司并未实际履行该协议组织施工。从上诉人向郑光红出具的多达数十份的垫资证明载明的矿井设备的采购款及偿还熊维东欠款等垫资款均系郑光红支付及由郑光红组织施工的情况看，上诉人明知郑光红是托管协议的实际履行人的；且从本案诉讼中上诉人、被上诉人及郑光红本人的陈述看，三方均认可郑光红托管协议的实际履行者，合同项下的相关权利应归属于郑光红享有。郑光红在（2014）兴民初字第21号民事案件中提出了反诉，向全力煤矿主张过本案案涉案款。因此，作为本案案涉案款的实际权利人郑光红并未放弃对上诉人主张权利。鉴于一审法院对于郑光红提出的反诉请求作出的（2018）黔23民初59号之一民事裁定书，以“郑光红的反诉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起诉条件”为由驳回郑光红的起诉后，宏达公司才于2018年10月16日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关于焦点三。关于托管协议的性质以及效力问题。依据托管协议：“二、托管方式：1、甲方委托乙方全面负责全力煤矿的井田工程建设和煤炭开采；2、甲方指定矿长、工程师、材料工程验收员各一名，负责监督乙方工程施工和煤炭生产；3、乙方负责井田建设及煤炭生产的人员组织、工程管理及施工安全；4、工程施工和煤炭开采（包括生产设备采购）所需资金由乙方垫付，垫付资金由甲方从售煤款中返还”及“3、施工和生产方案由甲方制定，乙方负责实施，甲方指派的矿长、工程师和材料验收员监督、指导施工和生产”的约定，由乙方组织人员、负责人员工资、工程管理及施工安全，施工和生产方案由甲方制定，在甲方的监督指导下施工和生产，晴隆县全力煤矿具备有效的采矿许可证及相关法律规定的证照，负责提供一切合法采矿手续，提供采矿现场和电力设施、公路等基础设施，生产的煤炭由上诉人进行销售，经营收益归上诉人，上诉人监督被上诉人履行安全生产责任并按照被上诉人煤炭产量及完成的井下巷道工程量按照一定价格支付对价。在实际履行过程中，采矿权的主体不发生变化，对外关系上亦均是以晴隆县全力煤矿的名义进行。因此，被上诉人自行组织生产、经营人员，承担工资费用，享有生产经营自主权，符合承包合同的特点，该托管协议应该认定为采矿权的承包合同为宜。一审判决将案件合同识别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不妥，本院予以纠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矿业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二款：“矿业权租赁、承包合同约定矿业权人仅收取租金、承包费，放弃矿山管理，不履行安全生产、生态环境修复等法定义务，不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认定合同无效”的规定，并依据托管协议：“三、工程管理（二）项目管理5、工程施工、煤炭开采中的安全由乙方负责”的约定，托管协议约定甲方将工程施工、煤炭开采发包给乙方，工程施工、煤炭开采中的安全由乙方负责，甲方未履行安全监管职责，仅仅按照乙方完成的开采的煤炭量及掘进工程量支付费用，因此，该托管协议违反禁止性规定无效。关于焦点四。关于一审法院委托中介机构作出的工程造价意见书是否可以作为认定本案的证据使用的问题。为了厘清被上诉人完成的建设工程项目造价，一审法院委托四川智诚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对案涉工程进行司法鉴定，该公司于2019年12月28日出具了《全力煤矿井田工程建设项目工程造价鉴定意见书》（以下简称工程造价鉴定意见书）。上诉人以该鉴定意见书所依据的工程验收单系杨龙祥签署，而杨龙祥系被上诉人的雇佣人员，因此不予认可该鉴定意见。对此上述意见，本院认为，依据陈光泽核实情况及统计表（煤矿巷道长度合计2605.75米、造价为18131893元）与工程造价鉴定意见书所附的全力煤矿工程量统计表（统计的煤矿巷道长度合计3057.5米、造价为20277349元）进行比较分析，两者巷道工程相差451.75米，造价相差2145456元。按照陈光泽统计表载明的“（一）巷道总长度2605.75米；（九）2013年7月11902炮采面地质结构变化，再掘进巷道无利润，矿方决定停止该采面掘进工作，如果乙方要求掘进，掘进巷道费用矿方不支付掘进费用，掘进煤量按126元每吨计算。至采面形成，乙方自掘巷道约350米至400米”的数据，2605.75米+400米=3005.75米。杨龙祥签署的工程验收单统计出的工程量（3057.5米）与陈光泽统计表的工程量（3005.75米）差距（相差为51.75米）不大，经将陈光泽统计表与工程造价鉴定意见所附的全力煤矿掘进巷道单价折算表核对，全力煤矿掘进巷道单价折算表前40项与陈光泽统计表项目一致，具体数据有些许差别，产生的差距主要在第41到第50项，主要是形成11902采面而挖掘的巷道。因此，杨龙祥签署的工程验收单较为客观。双方产生的争议是为了形成11902采面而挖掘的巷道是否应该计算工程量。依据托管协议“（二）项目管理1、施工和生产方案由甲方制定，乙方负责实施”的约定，乙方是按照甲方制定的施工和生产方案进行施工和生产。依据陈光泽的当庭陈述及陈光泽统计表（产生于2015年甲方通知乙方停工以后）载明的内容看，导致11902采面未能全部开采的原因是“当时煤价不高，井下开采越多亏得越多”及“11902炮采面地质结构变化，再掘进巷道无利润，矿方决定停止该采面掘进工作”，因此，导致11902采面不能完全开采并非是乙方的原因，为了形成11902采面而挖掘的巷道应该计算为乙方的工程量。上诉人主张11902采面掘进巷道费用不支付的理由不能成立。上诉人主张杨龙祥系被上诉人所雇佣，司法鉴定机构依据杨龙祥签署的工程验收单作为鉴定依据所作出的鉴定结论不能采信的上诉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一审法院依据矿长杨龙祥签署的工程验收单委托中介机构作出的工程造价意见作为认定本案的事实的证据并无不妥。关于焦点五。关于一审法院委托中介机构作出的会计鉴定意见书是否可以作为认定本案的证据使用。鉴于托管协议涉及乙方债务承担及乙方垫资款项等事项，一审法院为了查清案情，委托贵州皓天司法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对托管期间乙方债务承担及前期垫资的材料款、工程款、工人工资、其他所有乙方垫资款项等事项以及采煤费用等进行审计，该公司于2019年12月9日出具的《全力煤矿托管期间会计鉴定意见书》，上诉人对该会计鉴定意见书提出多项异议，本院分别认定如下：1、郑光红支付给方会娟的200万元是否属于郑光红代替上诉人偿还熊维东的欠款。依据2013年12月9日由全力煤矿向被上诉人出具的联系函及熊维东、杨帅于2014年5月16日出具的借条、熊维东于2014年6月23日作出的《杨帅借款情况说明》、郑光红分别于2013年10月11日、2013年9月6日、2013年12月14日、2013年11月21日通过银行转帐分四次每次50万元向方会娟支付了200万元的付款凭证等证据看，郑光红向方会娟支付的200万元，是应全力煤矿及熊维东的要求支付，该款系抵扣全力煤矿欠熊维东工程款，该款应该认定为被上诉人垫付的工程款。一审判决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对于此款项的异议不能成立，不予采纳。2、出装设备及验收工程用工费用4703742元。上诉人主张该费用系被上诉人的建设工程费用，应当在煤矿建设工程款中计算，不应当在本会计鉴定意见中体现。本院认为，该部分费用体现在《全力煤矿托管方出装设备及验收工程用工费用统计表》（该表下部签署“情况属实汤某卫张忠豪”字样）及《全力煤矿2012年12月初安装设备、迎接安监局复工验收所作工程用工费用》《全力煤矿2013年元月初安装设备及复工验收工程用工费用》《全力煤矿2013年2-3、4月份初装设备、质量标准化验收工程用工费用明细》（共五页）《全力煤矿二级质量标准化验收后至安全设施验收所做工程用工费用》（共三页）《全力煤矿2013年6月安全设施设备验收工程用工费用》《皮带机、综采支架安装及地面工程用工费用》，上述统计表尾部均有全力煤矿汤某卫、张忠豪在煤矿负责人处签名、被上诉人生产主管杨大仕等人签名确认。司法会计鉴定部门依据上述统计表，核算出初装设备及验收工程用工费用4703742元。因上述统计表及相关明细均有全力煤矿负责人张忠豪、汤某卫及被上诉人生产主管、生产矿长等人员签名确认，且从统计表及相关明细看，该笔费用与被上诉人完成的巷道掘进工程有别，系单独的工程费用及支出。司法鉴定单位在会计审计中单独列出并无不妥。上诉人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3、煤炭开采费用。上诉人在二审期间提交了甲方全力煤矿（林孟文作为甲方代表签名）与乙方宋晓栋于2015年1月6日签署的《全力煤矿安全生产目标责任书》，约定自2015年1月6日起由乙方对案涉煤矿进行开采，采煤单价为88元每吨。上诉人据此主张自2015年1月6日以后案涉煤矿的煤炭开采与被上诉人无关，采煤费不应当由被上诉人享有。被上诉人及一审原告郑光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主张郑光红和宋晓东系合伙关系，在签署上述目标责任书以后，郑光红并未离开煤矿，而是继续生产至2015年6月28日应上诉人的通知离开煤矿。此后，案涉煤矿就未进行井下开采，采用露采的方式进行生产。鉴于宋晓东向本院出具《权利转让声明书》，声称其签订《全力煤矿安全生产目标责任书》后在本案中所享有的权利全部转让给郑光红和被上诉人共同享有。上诉人认可郑光红于2015年6月28日离开煤矿后，案涉煤矿就未进行井下开采。因此，2015年度洞采的煤矿的开采费用由被上诉人和郑光红共同享有。上诉人主张2015年度的采煤费与被上诉人无关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依据托管协议：“三、工程管理：（一）单价3、采煤单价，扣除掘进巷道生产煤外，其他采煤每吨开采费单价126元”的约定，掘进巷道生产煤（即工程煤）是不再计算煤炭开采费的。上诉人主张工程煤不应另行计算采煤费用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司法鉴定单位依据晴隆县工业和科学技术局出具的《晴隆县全力煤矿销量统计表》认定，2013年案涉煤矿开采的煤炭为78603.14吨，而该数据包含了洞采煤炭和掘进巷道开采的煤炭。因无法区分工程煤的数量，因此未计算该年度的煤炭开采费，仅将2014年度78548.96吨（全部是洞采）、2015年度87505.3吨（洞采）按照每吨126元计算采煤费用。2015年度露采的171742.24吨未纳入计算。依据上诉人在二审中提交的新证据证明2015年以后的采煤费已经调整为88元每吨以及在二审中上诉人认可的陈光泽统计表及陈光泽核查情况中体现的数据，案涉工程产生的工程煤为25885吨。因此，对于被上诉人郑光红应该获得的采煤费计算如下：（78603.14吨+78548.96吨-25885吨）*126元每吨+87505.3吨*88元=24240121元。比司法鉴定单位作出的会计鉴定意见认定的采煤费20922834.24元多3317226.76元。4、对于郑光红垫资的认定问题。被上诉人以收款收据存在连号造假情形及无相应合同、对应转账凭证或银行流水加以佐证为由主张会计鉴定意见书认定郑光红垫付材料设备采购款11419530元依据不足。本院依据上诉人提出的每一项异议逐项进行审查，同时责令司法鉴定人员当庭出示相关证据并接受法庭及双方当事人询问，司法鉴定单位在其鉴定意见书所附的《设备材料采购垫付款明细表》所载明的票据类型栏所注明的付款依据（包括买卖合同、对账函、银行转账凭证等）与司法鉴定人员当庭出示的证据（经一审质证）能够相互印证，且均有由上诉人出具的垫资证明予以佐证。在二审调查审理中，针对上诉人主张由郑光红垫付的徐州市凯泰煤矿机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皮带输送机款项192万元无银行转账凭证，不应认定为郑光红的垫付款，审计单位予以认定错误，应当予以纠正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当庭出示了生效（2017）黔23民终1372号民事判决，确认了该款由郑光红垫付后，上诉人撤回了该项上诉请求。此外，上诉人主张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2013年10月30日收取的200万元应该从郑光红的工程款中扣除。本院认为，从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2013年10月30日出具收条（831563）载明“交款单位贵州省晴隆县全力煤矿，收款方式承兑，人民币贰佰万元整。收款事由支架预付款。票号92044858”的内容看，该款应该是由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取的货款，但是从该收据右上角用手书写标注“预付郑光红工程款”看，又是预付郑光红工程款，而该款是以银行承兑汇票的方式支付，受票人为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收款人为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郑光红并未获得该工程款。上诉人主张从郑光红的工程款中扣除此款，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对于该项鉴定意见的异议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焦点六。关于一审判决对于司法会计意见书之外的费用的认定是否妥当的问题。上诉人对于一审判决认定的下列费用提出的异议，本院分别论述如下：1、郑光红代付给朱华汉的20万元材料、设备采购垫付款的问题。上诉人以收款人系朱华汉个人，并非系设备供应商贵州中煤机械公司。朱华汉虽然为贵州中煤机械公司法定代表人，但由于并没有公司委托代收款协议等相关资料佐证，无法排除郑光红与朱华汉之间存在私人经济往来的可能。本院认为，根据贵州中煤机械公司于2014年7月19日出具的企业法人授权书载明朱华汉系该公司的经理，受托办理与晴隆县全力煤矿往来的业务、货款事宜；且贵州中煤机械有限公司于2014年7月20日出具的对账函确认收到了该部分货款，在上诉人未能提交证据证明郑光红与朱华汉之间存在其他私人经济往来的情况下，否认该款系郑光红的垫资款无法律和事实依据，上诉人的该项异议不能成立。2、杨大仕付给贵州国能矿业设备有限公司的15万元材料、设备采购垫付款的问题。上诉人主张该款没有公司委托代收款协议等相关资料佐证，不应该予以认定。本院认为，该款的支付有汤某卫2012年12月6日出具的垫资证明予以确认，因此，对于杨大仕代付给贵州国能矿业设备有限公司的150000元应认定为垫资款项。3、垫付工程验收费280万元。该费用有2015年3月17日《全力煤矿与宏达公司托管协议期间乙方垫付“煤矿大型验收工程款”的说明》予以证实，该说明有甲方代表汤某卫签名认可，且张忠豪也于2015年3月28日签字确认，因此，该款应该认定为郑光红的垫资款。4、垫付验收期间矿用电费13,368,848元。该款有2012年11月到2013年7月共10个月的电费发票及电费清单及《全力煤矿与宏达公司托管期间乙方垫付“电费”的说明》（该说明有张忠豪签名认可）佐证已经由郑光红实际缴纳。上诉人主张张忠豪签名时已经不在煤矿任职，应该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被上诉人与晴隆县全力煤矿签订托管协议时，张忠豪作为全力煤矿的代表人签名。当时的全力煤矿属于合伙企业，张忠豪系合伙事务执行人。张忠豪何时已经将其合伙财产份额出售、何时已经不是全力煤矿的负责人等事宜，上诉人未提交证据证明已经告知郑光红。鉴于上述电费有供电部门开具的电费清单以及电费发票证实上述电费真实存在，且在上诉人未提交证据证明张忠豪与郑光红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况下，郑光红以张忠豪签字认可的《全力煤矿与宏达公司托管期间乙方垫付“电费”的说明》及供电部门开具的电费清单以及电费发票主张权利并无不可；此外，上诉人未提交证据证明上述电费已经由上诉人支付或者有合同约定上述电费应当由被上诉人负担。因此，上诉人主张上述电费不应作为被上诉人的垫资款的上诉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5、垫付地面工程材料款153256.5元。该款有汤某卫签字认可的于2015年9月10日签名认可《郑光红为全力煤矿垫付地面建设材料明细表》予以证实。上诉人主张汤某卫在签字时已经离职，不予认可。本院认为，依据上诉人申请的证人汤某用的证人证言：“汤某卫是全体合伙人共同聘请的，负责全力煤矿的经营管理，任职时间是2002年到现在”，上诉人主张汤某卫已经离职的陈述与汤某用的陈述不一致；且上诉人未提交证据证明在2015年9月10日前曾经告知郑光红汤某卫已经离职，在上诉人未提交证据证明汤某卫与郑光红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况下，郑光红以汤某卫签字认可的《郑光红为全力煤矿垫付地面建设材料明细表》主张权利并无不可。因此，一审判决认定该款系郑光红的垫资款并无不妥。6、安全生产抵押金500万元。郑光红依据张忠豪代表晴隆县全力煤矿于2013年4月6日出具收据及郑光红分别于2012年10月23日、2012年12月5日、2012年12月9日向张忠豪及2012年12月10日向方彦树的银行转账凭证向上诉人主张返还安全生产抵押金500万元。上诉人以安全生产抵押金的实际收取时间在托管协议签订之前且托管协议并无相应的约定为由拒绝返还。本院认为，收受该款的人为时任晴隆县全力煤矿的合伙事务执行人张忠豪及合伙人方彦树。张忠豪作为晴隆县全力煤矿的合伙事务执行人，其代表全力煤矿出具了收到郑光红安全生产抵押金人民币500万元的收条，可视为是全力煤矿收取了该款。签订托管协议的时间为2012年11月15日，而张忠豪代表全力煤矿出具安全生产抵押金收条的时间是2013年4月6日。虽然安全生产抵押金的实际收取时间在托管协议签订之前且托管协议并无相应的约定，但是，晴隆县全力煤矿已经收取该抵押金，且托管协议并无上诉人扣留安全生产抵押金的约定，在被上诉人已经退出了案涉煤矿的开采和建设后，上诉人作为晴隆县全力煤矿的继受者，理应退还该安全生产抵押金。因此，上诉人主张不返还该款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综上，上诉人的系列上诉主张中，只有工程煤不应计算采煤费一项符合合同约定，本院予以采纳外，其余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而依据合同的约定，经计算，就采煤费一项，在扣除工程煤之外，在司法审计单位的基础上，增加了3317226.76元。因此，被上诉人和郑光红应该获得的费用计算为：郑光红托管期间垫付金额为47,609,445.72元（会计鉴定意见垫付金额）+4,703,742元（初装设备及验收工程费用）+200,000元（朱华汉的20万元材料、设备采购垫付款）+150,000元（国能矿业设备有限公司的15万元材料、设备采购垫付款）+2,800,000（垫付工程验收费）+1,336,848元（垫付验收期间矿用电费）+153,256.5元（垫付地面工程材料款）+3317226.76元（采煤费）+5,000,000元（安全生产抵押金）=65270518.98。此外，晴隆县全力煤矿井田工程造价为20,277,349.19元，全力煤矿已向郑光红付款40,474,843.83元，因此，上诉人尚欠被上诉人和郑光红工程款项及垫资款45073024.34元，一审判决认定为41,823,702.58元有误，本院予以纠正。鉴于被上诉人及郑光红在本案中只主张41,061,021.45元，是其对自己权利的处分，本院予以尊重。综上，全力煤矿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虽然部分有误，但是判决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47105元由上诉人黔西南州久丰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晴隆县大厂镇全力煤矿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丽审判员 邹 慧审判员 李道鸿二〇二〇年九月三十日书记员 常诗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