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景泰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甘0423民初2109号原告：王维强，男，1982年5月11日出生，汉族，景泰县村民。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其红，男，1960年9月11日出生，汉族，景泰县村民。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务贤，男，1953年2月2日出生，汉族，景泰县村民。被告：陈其利，男，1964年8月4日出生，汉族，景泰县村民。被告：景泰县利剑种植专业合作社，住所地景泰县喜泉镇南滩村。法定代表人：陈其利，该专业合作社理事长。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尚江武，甘肃勇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维强与被告陈其利种植回收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6日立案。被告陈其利申请追加甘肃农芃农业种植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芃公司）、曾泰、甘肃中美国玉水果玉米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玉公司）为共同被告。本院经审查，裁定驳回陈其利的申请，并依法追加景泰县利剑种植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利剑合作社）为本案共同被告。于2020年9月7日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对本案及同类型的29案合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被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维强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二被告支付原告水果玉米款20616元；2.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陈其利是南滩三组组长，利剑合作社是其注册登记并任理事长的种植专业合作社。2017年3月10日左右，陈其利在三组召开农户会，称其与一个公司签订了种植水果玉米的合同，每亩地最低保值2200元；水果玉米分5批种植，每批种植时间不等；玉米成熟后由其回收，收购后10天内循环付款。会后，包括陈其利在内共有41户报名种植了水果玉米，但均未签订种植回收合同。种植过程中，种子、地膜、化肥、农药均由曾泰提供给陈其利，陈其利再转交给种植户；何时种植、何时收割等也是由曾泰派来的人指导陈其利后，陈其利再指导大家。7月22日水果玉米成熟后，依陈其利通知，种植户陆续将水果玉米交售利剑合作社（很多筛选为不合格品，但仍交售后由其另行处理了），由利剑合作社出具了过磅单。8月15日左右种植户的水果玉米交售完毕，但至今尚未支付货款。陈其利会上通知每亩地保底2200元，但最终是以1500元至1800元不等的价款结算，原告的结算价款为20616元。就此结算价款，被告仍以各种理由拒付。无奈，原告提起诉讼。被告陈其利、利剑合作社共同辩称，原告陈述的种植事实基本属实。但陈其利是受原告等各种植户的委托，以自己的名义与案外人曾泰签订的种植回收合同，曾泰也知道这一委托事实并与原告直接结算。且陈务贤在公安机关询问时陈述，南滩村3组的42户农户在队长陈其利的带领下，与曾泰签订了种植合同，我们都将玉米交到了曾泰那里，到现在曾泰没给过一分钱。这一陈述，也可证实陈其利是受种植户委托签订种植合同的事实。因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的规定，种植回收合同的当事人应为原告等种植户与曾泰，陈其利只是种植户之一，不应是本案的适格被告。曾泰指示将玉米交到利剑合作社，并由利剑合作社在过磅单上盖章，利剑合作社只是代办人，不是收货人，实际收货人为曾泰。若利剑合作社在过磅单上盖章即成为责任承担主体，那么本案就成为买卖合同关系，利剑合作社与陈其利不具有关联性，从合同相对性来说，原告向陈其利主张权利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原告以陈其利与利剑合作社为被告提起诉讼，系被告主体不当，应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对于当事人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被告庭审时承认，所有种植户的水果玉米均由利剑合作社过磅，但仅向部分种植户出具了过磅单，部分未出具。原、被告均提交的欠款单，标题为曾泰欠2017年南滩三组水果玉米款名单，内容分为种植户序号、姓名、金额及农户签字栏，其中农户签字栏系手写体并捺指印，其余内容均系打印。原告拟证明，2018年末，种植户因起诉追索玉米款，为了向各户筹集起诉费，要求陈其利确定各户欠款数额，陈其利出具了打印名单，各农户在签字栏内签名捺印，其中确定欠原告玉米款20616元；欠款单是陈其利出具，曾泰未与原告算过账，欠款与曾泰无关，玉米交给了陈其利，就应由陈其利付款。被告认可欠款单的形成过程，拟证明欠付玉米款的主体为曾泰，2017年9月1日曾泰出具的说明是欠款单的来源。被告提交的曾泰2017年9月1日出具的欠条及说明，主要载明欠南滩三组陈其利、陈其红、甘守茗、陈务贤等42户种植户2017年水果玉米款660000元；2017年7月22日至8月13日期间，其共收到南滩村三组陈其利、陈其红、甘守茗、陈务贤等42户种植户的水果玉米鲜穗674吨，其中一级品515.25吨，每吨1600元，应得价款824400元，其余不合格品由农户自行处理，根据其与陈其利代表签订的种植合同，扣除其投入的农资款164400元，还应付种植户货款660000元。被告拟证实，42户种植户的660000元玉米款，是曾泰所欠，陈其利只是种植户代表；合同中虽约定保底价每亩2200元，但最终是以2300元结算的，其未从中收取任何利益。原告质辩，2017年12月，陈其利在种植户微信群中通知12月25日玉米款到账，但未能到账。欠条中列明的4人便于2018年1月份到兰州找到曾泰，曾泰按照陈其利之前写好的条子，完全抄写后出具的欠条，并将欠条落款时间写为2017年9月1日。说明也是同样形成的，而且说明是陈其利与曾泰的结算依据，与原告无关。被告未否认原告对欠条及说明形成情形的陈述，称之前就有结算单和说明，因太简单，之后又让曾泰重新书写了，但忘了具体书写时间。被告提交的（2019）甘0423民初516号民事裁定书，系本院于2019年3月26日作出，系以本案原告等42人（包括本案被告陈其利）为原告，起诉曾泰、农芃公司、国玉公司等4被告，请求被告支付货款660000元。本院认为曾泰的行为涉及合同诈骗，裁定驳回了42人的起诉。被告拟证实，从该民事裁定书可推理出原告等种植户委托陈其利与曾泰签订了种植合同。原告质辩，当时各种植户是帮助陈其利一起打官司的，陈述自然有出入。上述证据，尽管当事人各自的证明目的不同，但对真实性均不存在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上述证据结合当事人的陈述，可以认定如下事实：原告等种植户的水果玉米收购后，未能及时付款，曾泰便向陈其利出具了简单的结算单及结算说明。因货款未付，约2018年1月份，原告与陈其利等4人到兰州找到曾泰，曾泰重新出具了欠条及说明，载明欠南滩三组陈其利、陈其红、甘守茗、陈务贤等42户种植户2017年水果玉米款660000元，并对结算依据作出说明，但将时间书写为了2017年9月1日。之后，货款迟迟支付，种植户决定提起诉讼，遂由陈其利出具了标题为曾泰欠2017年南滩三组水果玉米款名单的欠款单，列明了各种植户的名单及欠款数额，并由各种植户签名捺印。随后，42户种植户（包括本案原告及被告陈其利）以与曾泰签订种植合同为由，向本院起诉曾泰、农芃公司、国玉公司等4被告，请求支付水果玉米款660000元。本院经审查，认为曾泰涉嫌合同诈骗，以（2019）甘0423民初51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了42人的起诉，并将相关材料移送景泰县公安局。本案审理中，本院向景泰县公安局调取了曾泰涉黑涉恶线索核查卷宗中的相关材料，包括关于景泰县人民法院移送案件的回复、景泰水果玉米种植订单合同以及曾泰、陈其利、陈务贤、陈其红、寇明森、朱发荣的询问笔录。陈其利的询问笔录要点与其在本案中的陈述基本一致，同时还载明，其与曾泰初次见面协商种植水果玉米时，商定每亩保底价2300元，曾泰不与散户签订合同，要求其作为代表签订合同。陈其利、陈务贤、陈其红、寇明森、朱发荣的询问笔录要点，与本案原告的陈述基本一致，但陈务贤的询问笔录还载明，其认识曾泰，2017年南滩3组的42户农户在陈其利带领下，与曾泰签订了种植合同，将种植的水果玉米都交到了曾泰那里。曾泰的询问笔录要点为，陈其利是苗某某给其推荐的种植大户，其于2017年1月份（春节前），与陈其利签订了每亩保底2300元的水果玉米种植订单合同，由陈其利组织土地整理和种植，其向陈其利提供了种子、农药、化肥、地膜。到7月25日至8月3日，其在园艺场冷库筛选，陈其利给其往来拉水果玉米，后因资金跟不上，其回兰州找钱。9月1日，陈其利至兰州找其要钱，其给陈其利写了1张660000元的欠条和核算清单说明。因陈其利种植水果玉米期间的水费应由其出，但其没给过陈其利钱，又因人工费和冷库租金，向陈其利借款，共欠陈其利115000元并出具了欠条，这笔钱不包含在给陈其利出具的660000元欠条中。曾泰还在询问笔录中确认2017年9月1日的欠条及说明系其书写。原告质证认为，陈其利的询问笔录不能证明其代表种植户签订合同，曾泰的询问笔录与本案无关，对其他人的询问笔录认可。但强调公安询问时是在帮陈其利举报，所以没说是陈其利欠款。被告对上述笔录均无异议，认为能够证实陈其利是代理人，曾泰涉嫌合同诈骗。对于上述笔录，本院审查认为，陈其利、陈务贤、陈其红、寇明森均是本案或者与本案合并审理的其它案件的当事人，其在询问笔录中的陈述，应作为其本人对案件事实的陈述认定。曾泰、朱发荣的询问笔录中，能够与其它证据印证的部分，予以认定，不能印证的部分，不予认定。景泰水果玉米种植订单合同，载明的甲方为农芃公司，乙方为陈其利。合同要点为：种植品种为国玉公司提供的国玉美国系列甜玉米；合作方式为甲方给乙方520亩种植面积，亩定产值2300元，种子由甲方免费提供，并按照每亩200、200、100元的施工进度和种植管理进度分期给乙方现金投入；玉米的质量品级分为3级，1级品由甲方回收，2、3级品由乙方自行处理或可委托甲方代销；乙方交付玉米后10天内，甲方开始循环付款，发完付完，以亩产值2300元为标准加减，再扣除甲方前期投入的500元资金；本合同一式3份，甲、乙方及村委会各1份。在签名部分，甲方仅由曾泰个人签名并注明了身份证号码，未加盖农芃公司印章，乙方由陈其利签名并注明身份证号码。原告质证认为，合同是陈其利与曾泰签订，其与其他种植户不知道合同具体内容，与原告无关。被告对合同无异议，认为根据合同内容，能够证明水果玉米系集体种植，也能表现出合同是陈其利代表种植户签订，不是其个人签订。陈其利进一步说明，其在农户会上虽告知种植户，每亩保底2200元，但在签订合同时，考虑到运输成本，最终以每亩保底2300元签订。合同签订后虽未再告知种植户保底价，但向个别种植户私下告知了。本院审查认为，此合同是本案的关键证据，内容明确、来源合法，能够以其内容证明本案的相关事实，予以确认。从而认定合同的相关内容属实。但经向景泰县喜泉镇南滩村民委员会了解，其村委会并未收到合同以备案。关于景泰县人民法院移送案件的回复，系景泰县公安局针对本院（2019）甘0423民初516号案件移送犯罪线索所作出的答复，结论为经调查了解，暂未发现曾泰涉黑涉恶，也未发现曾泰有涉嫌犯罪的行为，该线索所反映的问题不属于公安机关管辖范围。被告提交的中美国玉水果玉米生产销售合作合同，系国玉公司与农芃公司签订。被告拟证实，国玉公司与农芃公司是合作者，原告种植的玉米最终受益者是国玉公司，原告应追加该两家公司及曾泰为本案共同被告。原告质证认为，该合同与本案无关。本院审查认为，陈其利在答辩期内，已申请追加曾泰、农芃公司、国玉公司为本案共同被告，但原告不同意追加，也不向申请追加的被告主张权利，且申请追加的被告非本案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被告，故裁定驳回了该申请。中美国玉水果玉米生产销售合作合同是国玉公司与农芃公司之间的合作协议，与本案无关联，不作为本案的证据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在于：一、陈其利与曾泰（农芃公司）签订景泰水果玉米种植订单合同时，是以其个人名义签订还是代表原告等种植户签订；二、应当由谁向原告等种植户支付价款。关于订单合同的签订主体。涉案的种植回收法律关系，仅由陈其利与曾泰（农芃公司）签订了1份订单合同，原告与曾泰（农芃公司）或者与陈其利之间，均未签订任何协议。关于陈其利在订单合同中是以其个人名义签订还是代表原告等种植户签订，原、被告的主张完全对立。要厘清订单合同的订立主体，就要从意思表示、合同内容、履行方式等方面综合判断。一、原告等种植户均陈述，陈其利在农户会上通知每亩保底价为2200元，陈其利也认可这一事实。但在订单合同中，每亩保底价为2300元，陈其利告知的保底价与合同约定的保底价存在100元的差额。陈其利虽辩解因考虑到运输费用，订单合同签订时加价100元，但其未将这一变更情形告知种植户。若陈其利系受种植户委托代表种植户签订合同，将变更情形如实告知种植户应是其作为受托人的法定义务。且陈其利、曾泰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均陈述双方初次协商种植水果玉米时（即召开农户会议前），就商定每亩保底价为2300元。但在之后的农户会议上，陈其利却告知种植户每亩保底价2200元。可见，陈其利在召集农户会议及组织种植户种植水果玉米时，即存有牟利行为，其所谓因运输费加价的陈述虚假。二、水果玉米在种植过程中，种子、地膜、化肥、农药虽由曾泰（农芃公司）提供，但均提供给了陈其利，之后才由陈其利直接向原告等种植户提供，种植、收割等技术方面的指导也是由陈其利直接指挥种植户操作，甚至结算也是由陈其利与曾泰（农芃公司）直接完成。原告等种植户与曾泰（农芃公司）之间即无形式上的关联也无事实上的合作。三、水果玉米回收时，种植户没有直接交售于曾泰（农芃公司），而是交售给了陈其利注册登记并担任理事长的利剑合作社，再由利剑合作社转交曾泰（农芃公司）。原告等种植户与曾泰（农芃公司）未直接或者间接交易。陈其利虽辩称利剑合作社是受曾泰指示代收水果玉米，却不能提交相应证据证实。四、订单合同由陈其利个人签名，而合同中无直接反映其代表种植户的相关内容，也无证据证实种植户存在由其代表的意思表示。五、订单合同是判断本案法律关系的最直接证据，而原告等种植户并不持有订单合同，陈其利虽持有订单合同，但从形式上判断，订单合同于其不利，陈其利对于己不利的关键证据不予举证，反证其存有隐瞒事实真相的意图。综合以上分析，陈其利与曾泰（农芃公司）签订订单合同时的身份，应为其个人，非原告等种植户的代表。涉案的种植回收事实，形成两个种植回收合同关系，一个是原告等种植户虽未与陈其利签订书面合同，但在双方之间形成事实上的种植回收合同关系，另一个是陈其利与曾泰（农芃公司）之间的种植回收合同关系。陈务贤在公安机关询问时，虽陈述陈其利为种植户代表与曾泰签订订单合同，但其陈述与本案审理查明的事实及证据矛盾，应系出于自身利益所作的不实陈述。被告以陈务贤询问笔录中的陈述为据，辩解陈其利系原告等种植户代表的理由，不能成立。被告辩解从（2019）甘0423民初516号民事裁定书可推理出原告等种植户委托陈其利与曾泰签订了种植合同。本院认为，该民事裁定书因认为曾泰的行为涉及合同诈骗，仅从程序上裁定驳回了本案原告等42人的起诉，并未就种植回收合同关系作出事实认定，被告的相关辩解无事实依据，不予采信。被告辩解虽告知种植户的保底价为2200元，但实际是以2300元结算，却无证据或者计算依据证实，此辩解不能成立。曾泰出具的欠条及说明，虽载明欠付陈其利、陈其红、甘守茗、陈务贤等42户种植玉米款660000元，但并未分解到户，应系针对陈其利出具且交由陈其利持有，注明为42户玉米款仅为欠款的根源，非曾泰与原告等种植户直接结算的依据。陈其利依据曾泰出具的欠条，将欠款数额分解到各种植户并制作欠款单，虽将标题标注为曾泰欠2017年南滩三组水果玉米款名单，但不能否定其与各种植户形成种植回收关系的事实。应由谁向原告等种植户支付价款。前已分析，原告等种植户与陈其利形成了事实上的种植回收合同关系，该合同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且受法律保护。原告与陈其利间的事实种植回收合同关系，基于陈其利与曾泰（农芃公司）签订的订单合同产生，除保底价不同外，应当参照该订单合同的约定履行。种植户依约交售水果玉米后，陈其利即负有依约支付价款的义务。陈其利未能按期支付价款，构成违约，应当继续履行付款义务。鉴于原告等种植户未与陈其利签订书面合同，而水果玉米又实际交售于陈其利任职理事长的利剑合作社，利剑合作社成为水果玉米的实际受益者，应当对货款承担连带支付责任。原告请求由二被告支付货款，并无不当。在公安机关询问及本案诉讼中，陈其利、陈务贤出于自身利益而作虚假陈述的行为，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在此予以批评训诫。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六十二条第四项、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陈其利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支付原告王维强货款20616元；二、被告景泰县利剑种植专业合作社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8元，由被告陈其利、景泰县利剑种植专业合作社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白银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韦性明二〇二〇年九月九日书记员 王世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