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民终204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崔学英，女，1938年8月17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临沭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女，1981年7月3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临沭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某1，女，2005年1月2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临沭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某2，女，2013年3月23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临沭县。 吴某1、吴某2的法定代理人：李某，母女关系。 上述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葛青媛、韩伦辉，山东劳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汪某，女，1984年5月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临沭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庆银，男，1955年8月1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临沭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某3，男，2010年7月2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临沭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某4，男，2016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临沭县。 吴某3、吴某4的法定代理人：汪某，母子关系。 上述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佃真，山东嘉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许连章，男，1962年2月9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训建，男，1970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纪文海、孙曙光，山东海乐普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崔学英、李某、吴某1、吴某2因与被上诉人汪某、陈庆银、吴某3、吴某4、许连章、张训建海上人身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青岛海事法院（2019）鲁72民初12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崔学英、李某、吴某1、吴某2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崔学英等四上诉人不支付汪某等六被上诉人款项；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汪某等六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1.张训建为吴华彬、吴绍峰等人的实际雇主。《青岛城阳区“6.13”鲁城渔6××××较大大风倾覆事故调查报告》（以下简称事故调查报告）及附件中认定张训建雇佣鲁城渔6××××等渔船；梁玉才描述张训建系“船队的领导人”。张训建以雇主身份为吴华彬投保了雇主责任险，虽其在庭审中否认投保书签字及保费支付，但没有提供相反证据证明。梁玉才证人证言及通话记录证明张训建在船队的领导地位。梁玉才在事故调查报告和庭审中陈述“海船年审情况，张训建是这个船的领导人，每年他来集中负责办理”“吴绍峰跟着一个叫张训建的人工作，就是雇给他干活”，张训建从联系养殖户、安排船只到水产销售、收益分配全面控制整个捕捞的生产经营活动。吴绍峰仅是鲁城渔6××××单个船只的船主，而张训建是整个捕捞船队的负责人，由其雇佣自己的亲戚做会计控制整个船队财务，明显处于支配地位。一审判决中的书证、证人证言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能够证明张训建的雇主身份。2.自然灾害与吴华彬死亡互为因果关系，检验证书、等级证书失效等行为与本次事故没有因果关系。事故调查报告中记载的事故原因分析是对整个事故原因的认定，并非对吴华彬死亡原因的认定。若直接按照事故调查报告的原因划分，渔业管理部门也应分担民事责任。本次事故系因遭受10级以上风力袭击导致的瞬间倾覆沉没，并非鲁城渔6××××渔船本身原因导致沉没，自然灾害是导致吴华彬死亡的唯一原因。鲁城渔6××××渔船是否按照规定进行登记、检验，也不能避免遭受如此恶劣天气时倾覆沉没。对吴华彬的死亡，吴绍峰没有过错。实际船主吴绍峰即使按照规定进行登记、审核，也需要许连章配合，根据庭审证据表明，鲁城渔6××××渔船燃油补贴等由颜起领走，其对渔船享受利益，应共同承担责任。3.一审判决认定吴绍峰对本次事故承担40%责任没有依据。没有书面证据证明吴绍峰为鲁城渔6××××实际船主，本次事故直接原因是自然灾害导致的不可抗力，即使吴绍峰为实际船主也并非其过错。渔船证件审核应是船主许连章、张训建的责任，保险亦是雇主张训建负责购买，吴绍峰仅按照张训建指示组织船员捕捞。一审认定吴绍峰承担40%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即使认定吴绍峰为实际船主，其责任承担比例亦过大。4.雇佣吴绍峰等人采挖蛤蜊养殖摊主应对本次事故承担责任。事故调查报告中记载的6名遇难者之一的刘赞军系养殖摊主雇工，根据整个案件分析，若认定张训建是居间人并非雇主，其居间的两方即养殖摊主和吴华彬、吴绍峰等人应为雇主和雇员，养殖摊主雇佣吴华彬、吴绍峰采挖蛤蜊给予报酬，养殖摊主应对本次事故承担责任。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判决认定吴绍峰承担责任系适用法律错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下简称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规定，不可抗力造成他人损害的，不承担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受到的损害，根据双方过错承担相应责任。本案吴华彬死亡系因自然灾害导致的不可抗力产生的，并非吴绍峰原因导致，故即使认定吴绍峰为雇主，也不应承担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身损害解释）系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且系旧法，其效力低于侵权责任法，本案应适用侵权责任法相关规定。2.一审判决没有保留吴绍峰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的必要份额。崔学英系吴绍峰的母亲，现已82岁高龄，吴某1、吴某2系吴绍峰的女儿，均未成年，吴绍峰的配偶李某患有肾积水等疾病，无法正常干活，崔学英等四人均在农村生活，没有劳动能力亦没有收入来源。为满足基本生活需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六十一条规定，即使在遗产不足以清偿债务时，也应为其保留适当遗产，然后再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规定清偿债务。 汪某、陈庆银、吴某3、吴某4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确定承担责任的主体明确，适用法律正确。根据过错责任程度，一审判决崔学英等四人承担40%责任公平合理，请求维持原判。 张训建辩称，一、一审认定吴绍峰系吴华彬的雇主，张训建系居间人，符合客观事实。事故调查报告中采用的“雇用”一词及许连章表弟梁玉才的证人证言在内容和证据形式上均存在瑕疵，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事故调查报告认定张训建系雇用鲁城渔6××××等渔船为养殖摊主出滩的中介人，依据的是吴绍川、颜起、许连章、丁文刚、张训建等人的询问笔录，笔录内容能够证实吴绍峰系船主及雇主，张训建仅是中介人，这也是事故调查报告未认定张训建承担责任的原因。梁玉才在××街道××区许连章的公司从事海参养殖，张训建在××街道××大洋码头从事蛤蜊采挖销售中介，两人没有业务及生活上的往来，梁玉才不了解西大洋码头船主、商贩、摊主、中介之间的蛤蜊采挖及销售模式，且其系许连章的员工和表弟，其询问笔录不能客观反映真实情况，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吴军家属在申请政府协调筹款时曾出具过书面材料，认可吴军的雇主系吴绍峰。一审判决后，张训建委托律师专门找吴绍峰的哥哥吴绍川了解红岛渔港码头上蛤蜊采挖及销售模式，据其介绍，吴绍峰、吴绍川等人都是各自渔船的船主，亦是各自船上工人的雇主，张训建仅介绍其出滩，收取利润10%的中介费，各渔船船主负责办理年审、交保险费、雇佣工人、支付工人工资、维护保养渔船等。因此，一审认定吴绍峰系吴华彬的雇主是正确的。二、崔学英等四人逃避责任的做法有违常理人情。本案事故发生后，吴华彬、吴军、崔新琦的家属情绪激动，经常到崔学英等四人家里追讨赔偿款，还到省市区三级政府上访，政府亦是多次让社区居委会和码头相关人员进行协调，张训建考虑到崔学英等四人的处境同意进行筹款，从筹款数额上也能够看出张训建的态度。但崔学英等四人却将张训建当作雇主，将赔偿责任推卸给张训建。吴绍峰养船挖蛤蜊十余年，最近几年每年纯收入不低于30万元，事故导致其雇员死亡，其应承担对受害者家属的赔偿责任。三、在汪某、陈庆银、吴某3、吴某4没有提起上诉的情况下，崔学英等四人无权上诉要求张训建承担责任，在其上诉请求中，亦未要求张训建承担赔偿责任。综上，请求法院查明事实，驳回崔学英等四人的上诉请求。 许连章未答辩。 汪某、陈庆银、吴某3、吴某4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崔学英、李某、吴某1、吴某2、许连章、张训建共同向汪某、陈庆银、吴某3、吴某4在扣除雇主责任险35万元基础上支付死亡赔偿金1016340元、丧葬费34395.5元、被抚养人生活费657800元、交通费1000元、住宿费1000元、误工费1000元及精神损失费50000元，共计1411535.5元，庭审中变更被抚养人生活费657800元为509795元，计1263530.5元；2.诉讼费由崔学英、李某、吴某1、吴某2、许连章、张训建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6月13日1710时左右，青岛市城阳区鲁城渔6××××在胶州湾海域蛤蜊养殖区内采挖蛤蜊返程途中，突遇对流天气，渔船在距红岛渔港西南约1.9海里处倾覆，造成船上6人死亡。2018年6月14日，青岛市海洋与渔业局成立了青岛鲁城渔6××××“6.13”较大倾覆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调查组），调查组通过询问有关人员，调取有关证据，以及相关部门的支持，最终于2018年6月27日形成了事故调查报告。经调查，初步认定本起事故性质为“自然灾害”事故。 事故调查报告载明：2018年6月13日0600时左右，“鲁城渔6××××”渔船等4艘渔船，从红岛渔港到胶州湾海域蛤蜊养殖区（大沽河口跨海大桥西南侧2海里左右，距红岛渔港西南约6海里）采捕蛤蜊。1630时左右，鲁城渔6××××和另一艘船返红岛渔港。航行约40分钟左右（1700-1710时之间），行至胶州湾跨海大桥以北时，天色突然暗下来，海上刮起大风，同时伴有雷电、冰雹，导致鲁城渔6××××瞬间倾覆。鲁城渔6××××船发生事故时船上共有6人（其中职务船员2人，普通船员3人，非船员1人），包括吴华彬、吴绍峰（船长），6人全部死亡。2017年5月31日，城阳区渔船检验站为鲁城渔6××××核发了检验证书，有效期至2018年6月1日。同日，城阳渔港监督为该船核发了国籍证书，有效期至2018年6月1日。根据城阳区海洋与渔业局2018年3月22日印发的《关于2018年度渔业捕捞许可证审核及渔业船舶检验审证等工作的实施意见》的要求，该船应于2018年3月26日至30日期间申报船舶检验。截至2018年6月13日事发时，该船尚未申请渔船检验。 关于事故原因，调查组认为：1.突发大风袭击是导致鲁城渔6××××瞬间倾覆的直接原因。通过国家海洋局北海预报中心提供的站点和青岛市气象台在胶州湾跨海大桥上设立的自动观测站点两处监测点数据显示，13日1700-1710时之间，事发地点风速骤然增大（5级以下迅速升至10级以上），且风向变化突然（190°变至317°）。6月13日，鲁城渔6××××返港航行时的航向为东北，风向东南至偏西南时，该船为右舷受风，且风力不大。在短时间内，风力迅速升至10级以上，且风向突然变为317°，导致该船左舷正横遭受10级以上风力袭击，导致该船瞬间倾覆沉没。2.安全生产意识淡薄是本次事故的间接原因。鲁城渔6××××渔船检验证书、等级证书均已失效，且未按照主管某要求，按时申报渔船检验、登记；违规搭载非渔业船员出海；未按照规定申请渔船进出渔港签证；未为全体船员投保。上述问题说明该船实际经营人及管理人安全生产意识十分淡薄，日常安全生产工作不到位。根据农业部《渔业船舶水上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规定》第三条及第三十八条，准许航行范围为沿海航区的渔业船舶，遭遇8级以上风力袭击，造成渔业船舶损坏、沉没或人员伤亡、失踪的，可认定为自然灾害事故。事故调查组认定：青岛城阳区“6.13”鲁城渔6××××较大大风倾覆事故是一起因突发大风引发的自然灾害事故。 鲁城渔6××××渔船，登记所有人为许连章，实际所有人为吴绍峰，吴绍峰直接对船舶进行经营管理，是吴华彬的雇主。涉案渔船实际原为颜起与吴绍峰共同出资建造，因两人不符合办证条件，便挂名登记在许连章名下。2013年，颜起将股份全部转给吴绍峰，事发时该船由吴绍峰单独经营。 2018年6月14日，青岛市城阳区海洋与渔业局工作人员就涉案事故对张训建进行了询问，张训建称蛤蜊养殖户联系其找渔船挖出蛤蜊，其找吴绍峰进行作业，再联系批发商收购。蛤蜊养殖户与批发商收购的差价，其留存10%，剩余交给吴绍峰。调查组报告认定张训建是雇用鲁城渔6××××等渔船为养殖摊主出滩的中介人。Ｇ17010484号山东省渔业互保协会雇主责任互保凭证上载明，2017年9月20日，张训建在山东省渔业互保协会青岛市城阳区办事处为涉案渔船船员吴华彬、柳某某（未在本次船上）投保了雇主责任险35万元，附加（医疗）险3万元。事故发生后，山东省渔业互保协会向吴华彬的亲属赔付了35万元。 2018年9月6日，汪某、陈庆银、吴某3、吴某4向相关方出具申请书，申请书载明：“吴华彬在2018年6月13日的沉船事故中不幸去世，船主吴绍峰的家属拒绝赔偿，我们请求政府帮我们协调筹集除向吴绍峰家属追讨赔偿款之外的其他款项（不含保险理赔款、民政救助款）15万元。我们确认政府工作人员一直真心帮扶协调，做了大量工作，我们本次郑重承诺：今天申请要求的数额不得再反悔和提高，同时保证今后不上访、不投诉，否则政府有权停止帮助我们协调筹集款项；我们认可政府、款项资金提供方不是本次事故的赔偿、补偿责任主体；款项数额达成一致后，我们同意按照之前协调时拟定的协议内容签订一次性终结处理协议书。除保留向吴绍峰继承人要求赔偿的权利之外，领取款项后，我们不能再以任何形式、任何理由就本次事故向政府、款项提供人等要求任何赔偿、补偿或救助费用。”汪某、陈庆银签字捺印确认。 2018年9月20日，汪某、陈庆银、吴某3、吴某4签署协议书，该协议为一次性终结处理协议，载明政府帮其协调15万元款项后，汪某、陈庆银、吴某3、吴某4不得以任何形式、任何理由向政府和款项提供人要求任何赔偿、补偿。汪某、陈庆银签字捺印确认。 2018年9月20日，汪某、陈庆银向张训建出具承诺保证书，载明汪某、陈庆银与张训建签订的赔偿协议书系专门用于保险理赔，不表明张训建是雇主，许连章、张训建与本次事故没有任何关系，其两人对吴华彬的死亡不存在任何过错或应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汪某、陈庆银签字捺印确认。 2018年9月21日，汪某、陈庆银向许连章出具承诺保证书，载明许连章为其提供的相关理赔材料是为了帮其顺利理赔，许连章只是鲁城渔6××××号渔船的登记船主，实际船主是吴绍峰。许连章与本次事故无任何关系，其对吴华彬的死亡不存在任何过错，不应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汪某、陈庆银签字捺印确认。 2018年9月20日、21日，许连章、张训建分别向汪某、陈庆银支付5万元、10万元。汪某、陈庆银、吴某3、吴某4庭审中确认已收到上述15万元。汪某、陈庆银、吴某3、吴某4确认还收到政府的民政一次性救助金1万元。 吴华彬，男，1984年7月7日出生，是汪某的丈夫，陈庆银的儿子，吴某3、吴某4的父亲。吴华彬母亲吴秀芳已去世。 2019年11月21日，山东省临沭县郑山万人大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证明，载明其村民陈庆银，育有吴华彬和陈彬两个子女，陈庆银丧失劳动能力，无任何收入来源，也无其他财产。 青岛市公安局城阳分局红岛边防派出所出具出海渔船民证申领登记表，载明吴华彬自2016年3月11日起在鲁城渔6××××船工作。 吴绍峰，男，1977年11月9日出生，是崔学英的儿子，李某的丈夫，吴某1、吴某2的父亲。 2018年度青岛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0817元；2018年度青岛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68791元；2018年度青岛市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标准32890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海上人身损害责任纠纷。争议焦点： 一、崔学英、李某、吴某1、吴某2是否应当承担吴华彬死亡的赔偿责任。吴绍峰是“鲁城渔6××××”渔船的实际所有人，负责该船的经营，是吴华彬的雇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条规定：“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民事义务的，不承担民事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因不可抗力造成他人损害的，不承担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人身损害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因此，雇主吴绍峰系吴华彬死亡的赔偿责任主体，但其对吴华彬的死亡是否承担赔偿责任还取决于涉案事故是否构成不可抗力和吴绍峰是否具有过错。对此，调查组对涉案事故原因作出了认定，直接原因是突发大风袭击，间接原因是安全生产意识淡薄。 关于直接原因即突发大风袭击，关键看其是否构成不可抗力。不可抗力须符合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三个构成要件。海面突发大风，风速骤然增大，由5级以下迅速升至10级以上，且风向变化突然，由190°变至317°，符合不能预见的客观情况；涉案渔船航行范围为沿海航区，根据农业部《渔业船舶水上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规定》第三条及第三十八条，准许航行范围为沿海航区的渔业船舶，遭遇8级以上风力袭击，造成渔业船舶损坏、沉没或人员伤亡、失踪的，即可认定为自然灾害事故，而涉案渔船短时间面临10级以上的风力袭击，符合不能避免的客观情况；涉案渔船左舷正横遭受10级以上风力袭击，导致该船瞬间倾覆沉没，符合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故突发大风袭击这一直接原因符合不可抗力的三个构成要件，构成了不可抗力。 但突发大风袭击即使构成不可抗力，是否可以全部免除雇主赔偿责任，还应看不可抗力对损害的发生是否具有全部原因力，而根据调查组的报告，不可抗力仅是直接原因，还有安全生产意识淡薄的间接原因。关于间接原因，实际经营人及管理人吴绍峰未认真落实渔业安全生产有关规定，未按时申报渔船检验、登记，未按照规定申请渔船进出渔港签证，违规搭载非渔业船员出海，未为全体船员投保，可见吴绍峰安全生产意识淡薄，具有过错。综合本案事实，结合吴绍峰的过错与事故的因果关系，一审法院酌定吴绍峰应当承担吴华彬死亡40%的赔偿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缴纳税款和清偿债务以他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超过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偿还责任。”因吴绍峰已经死亡，崔学英、李某、吴某1、吴某2作为吴绍峰的继承人，清偿吴绍峰的债务时应以吴绍峰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 二、许连章、张训建否应当承担吴华彬死亡的赔偿责任。许连章虽然是“鲁城渔6××××”渔船的登记所有人，但根据调查组的报告，涉案渔船实际原为颜起与吴绍峰共同出资建造，因两人不符合办证条件，便挂名登记在许连章名下。2013年，颜起将股份全部转给吴绍峰，事发时该船由吴绍峰单独经营。故许连章并不负责渔船的生产经营，也不是吴华彬的雇主，不应对吴华彬的死亡承担责任。 张训建是吴绍峰挖蛤蜊、卖蛤蜊的居间人，不是吴华彬的雇主。吴华彬长期在吴绍峰的渔船上作业，为其提供劳务并接受报酬，与吴绍峰存在雇佣合同关系。关于张训建在山东省渔业互保协会青岛市城阳区办事处为船员吴华彬、柳某某（未在本次船上）投保的雇主责任险，并不能证明张训建系吴华彬雇主。其一，张训建一直不认可签字的真实性。其二，汪某、陈庆银向张训建出具的承诺保证书，证明其自认该投保单不表明张训建是雇主。其三，汪某等四人不能证明吴华彬为张训建提供劳务并接受其报酬。其四，汪某等四人诉状中自认雇主为吴绍峰，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吴华彬与吴绍峰之间存在雇佣合同关系，不能与张训建同时存在雇佣合同关系。因此，张训建不是吴华彬的雇主，也不负责渔船的生产经营，不应对吴华彬的死亡承担责任。 2018年9月，根据汪某等四人的申请，在当地政府协调下，汪某等四人签署了申请书、承诺书、一次性终结处理协议等各项文件，均承认许连章、张训建不应承担吴华彬死亡的责任；认可政府、款项资金提供方不是本次事故的赔偿、补偿责任主体；除保留向吴绍峰继承人要求赔偿的权利之外，领取款项后，不能再以任何形式、任何理由就本次事故向政府、款项提供人等要求任何赔偿、补偿或救助费用。这意味着汪某等四人已经在政府的协调下与许连章、张训建达成了一次性终结处理协议，作出了不追究其责任的承诺，并以此为依据接受了许连章、张训建共同支付的15万元。上述协议和承诺系汪某等四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背法律规定，也不违反公序良俗，不得反悔。汪某等四人也未申请法院予以撤销，故汪某等四人主张许连章、张训建共同与吴绍峰继承人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三、赔偿的标准与具体金额。关于赔偿的标准。吴华彬的户籍地是山东省临沭县××镇××庄，吴华彬是农村居民，并自2016年3月11日起就在鲁城渔6××××船工作，在青岛市城阳区生活。虽然吴华彬是农村户口，但在城市工作、居住，其经常居住地和主要收入来源地均为城市，一审法院认定损害赔偿费用应当根据当地城镇居民的相关标准计算。按照人身损害解释第三十五条第二款规定，“上一年度”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本案为2019年12月6日辩论终结，故上一统计年度为2018年度。 具体金额计算如下： 1.死亡赔偿金：人身损害解释第二十九条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一审法院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为青岛，故应按一审法院所在地青岛上一年度即2018年度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0817元为计算标准，因此，死亡赔偿金应为50817元×20年=1016340元。 2.被扶养人生活费：人身损害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 吴华彬的父亲陈庆银64岁，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需要吴华彬和陈彬共同扶养，被扶养年限为16年；吴华彬长子吴某39岁，被扶养年限为9年；吴华彬次子吴某43岁，被扶养年限为15年。吴华彬的被扶养人有三人，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每年32890元，故对陈庆银、吴某3、吴某4的生活费分第1-9年（被扶养人有3人）、第10-15年（被扶养人有2人）、第16年（被扶养人有1人）三段计算。 前9年的被扶养人生活费：陈庆银的被扶养生活费：32890元×9年÷2个抚养义务人人数＝148005元；吴某3的被扶养生活费：32890元×9年÷2个抚养义务人人数＝148005元；吴某4的被扶养生活费：32890元×9年÷2个抚养义务人人数＝148005元；该三部分之和444015元大于32890元×9年＝296010元，所以该9年的生活费按照32890元×9年计算为296010元。 第10-15年的被扶养人生活费：陈庆银的被扶养生活费：32890元×6年÷2个抚养义务人人数＝98670元；吴某4的被扶养生活费：32890元×6年÷2个抚养义务人人数＝98670元；该两部分之和197340元等于32890元×6年＝197340元，所以该6年的生活费为197340元。 第16年的被扶养人生活费：陈庆银的被扶养生活费：32890元×1年÷2个抚养义务人人数=16445元。 合计被扶养人生活费为296010元+197340元+16445元=509795元。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通知》第四条规定：“人民法院适用侵权责任法审理民事纠纷案件，如受害人有被扶养人的，应当依据人身损害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将被扶养人生活费计入残疾赔偿金或死亡赔偿金”，故509795元“被扶养人生活费”应当计入死亡赔偿金中。 3.丧葬费：人身损害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2018年度青岛市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68791元，因此，丧葬费金额为68791元÷2=34395.5元。 4.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人身损害解释第十八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十条规定，尽管吴华彬的死亡给汪某等四人带来了严重的精神损害，但是汪某等四人要求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过高，一审法院予以调整，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为1万元。 5.关于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人身损害解释第十七条规定：“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汪某等四人主张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各1000元，一审法院认为办理丧葬事宜确会支出交通费、住宿费，产生误工损失，且汪某等四人主张的数额较为合理，予以支持。 故吴华彬死亡的损失共计1573530.5元，吴绍峰应当承担629412.2元，扣除已经获赔的保险费35万元，剩余279414.2元，崔学英、李某、吴某1、吴某2清偿吴绍峰上述债务时应以吴绍峰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 综上，吴绍峰作为雇主应当对吴华彬的死亡承担40%的赔偿责任，崔学英、李某、吴某1、吴某2作为吴绍峰的继承人，以吴绍峰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对汪某等四人承担赔偿责任，许连章、张训建不承担赔偿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崔学英、李某、吴某1、吴某2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以吴绍峰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向汪某、陈庆银、吴某3、吴某4支付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合计279414.2元；二、驳回汪某、陈庆银、吴某3、吴某4对崔学英、李某、吴某1、吴某2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汪某、陈庆银、吴某3、吴某4对许连章的诉讼请求；四、驳回汪某、陈庆银、吴某3、吴某4对张训建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171元，由崔学英、李某、吴某1、吴某2负担3575元，由汪某、陈庆银、吴某3、吴某4负担12596元。 本院二审期间，被上诉人张训建提交一组证据：2020年4月26日张训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对吴绍峰的哥哥吴绍川所作的笔录和同步视频，证明吴绍峰是吴华彬的雇主，亦是鲁城渔6××××号渔船的船主，张训建系居间介绍人，张训建不应承担责任。上诉人崔学英、李某、吴某1、吴某2质证意见，吴绍峰确有哥哥名为吴绍川，但视频中是否系吴绍川本人无法确认，仅有视频和询问笔录，无法核实证人的身份，应当由证人出庭作证，其证人证言不能证明张训建系中介身份。部分家属为了领取张训建筹集的款项，在被迫情况下作出了与张训建无关的承诺。被上诉人汪某等四人未发表质证意见。本院认证意见：张训建提交的对吴绍川的视频及笔录，系作为证人证言向法院提交的，吴绍川没有出庭接受询问，其身份无法核实，其证人证言，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系海上人身损害责任纠纷。当事各方争议的焦点问题为：一、吴华彬的雇主是谁；二、一审判决吴绍峰对本案事故承担40%责任是否恰当；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是否错误；四、一审判决未考虑吴绍峰继承人必要份额是否错误。 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崔学英、李某、吴某1、吴某2上诉主张吴绍峰并非吴华彬的雇主，张训建是吴华彬的实际雇主。根据青岛市海洋与渔业局事故调查报告的记载，鲁城渔6××××渔船登记所有人为许连章，实际所有人为吴绍峰，吴绍峰对船舶进行经营管理，是吴华彬的雇主。涉案渔船原为颜起与吴绍峰共同出资建造，因两人不符合办证条件，便挂名登记在许连章名下。2013年，颜起将股份全部转让给吴绍峰，事发时该船由吴绍峰单独经营。崔学英、李某、吴某1、吴某2称张训建以雇主身份为吴华彬投保雇主责任保险，汪某、陈庆银曾出具保证书证明其与张训建签订的赔偿协议书系专门用于保险理赔，不表明张训建是雇主，张训建的投保行为不能直接证明其系吴华彬的雇主。梁玉才的证人证言亦不能推翻海洋渔业主管某对该起事故的调查认定结论。吴华彬长期在吴绍峰的渔船上工作，为吴绍峰提供劳务并接受报酬，事故发生时吴华彬亦在涉案船舶上，故其与吴绍峰之间存在雇佣合同关系，吴绍峰系吴华彬的雇主，一审法院对此事实认定清楚，崔学英、李某、吴某1、吴某2的该项上诉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崔学英、李某、吴某1、吴某2上诉主张检验证书、等级证书失效与事故发生没有因果关系，吴绍峰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即便认定吴绍峰为实际船主，其承担40%责任比例亦过高。鲁城渔6××××渔船发生的涉案事故，青岛市海洋与渔业局专门成立了调查组，对事故发生的经过及原因进行了深入地调查与分析，认定突发大风袭击是导致涉案船舶瞬间倾覆的直接原因，构成不可抗力，安全生产意识淡薄亦是本次事故的原因之一。吴绍峰作为鲁城渔6××××渔船的实际经营人及船长，未认真落实渔业安全生产有关规定，未按时申报渔船检验、登记；未按照规定申请渔船进出渔港签证；违规搭载非渔业船员出海，对渔船安全生产负有直接责任。吴绍峰在涉案渔船的经营、管理中存在一定过错，事故发生与其过错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一审法院综合考量案件事实以及吴绍峰的过错程度，酌情确定其对吴华彬死亡承担40%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当。 关于第三个焦点问题。崔学英、李某、吴某1、吴某2上诉主张本案应适用侵权责任法相关规定，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因不可抗力造成他人损害的，不承担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吴华彬在吴绍峰的渔船上工作，为吴绍峰提供劳务并接受报酬，事故发生时吴华彬在吴绍峰所经营的渔船上，且吴绍峰对事故发生负有经营管理上的过错，应依据其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责任，一审法院亦是依据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规定作出了上述认定，适用法律正确。 关于第四个焦点问题。崔学英、李某、吴某1、吴某2上诉主张崔学英年龄大、李某患病、吴某1和吴某2未成年，四人均无劳动能力且没收入来源，应为其保留适当遗产份额。本案审理的是海上人身损害责任纠纷，一审法院依据汪某等四人的诉讼请求进行审理，对所争议的雇主责任进行判定。崔学英、李某、吴某1、吴某2上诉主张的该问题，不属于本案海上人身损害责任纠纷的审理范围。 综上所述，崔学英、李某、吴某1、吴某2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575元，由上诉人崔学英、李某、吴某1、吴某2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宫恩全 审 判 员 董 兵 审 判 员 冯玉菡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五日 法官助理 周 淼 书 记 员 郭 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