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5民初46523号原告：朱东方，女，1963年5月2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被告：北京起重机器厂，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广渠门外马圈。法定代表人：王万春，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冉，北京市中通策成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北京市朝阳区十八里店乡周家庄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十八里店乡周家庄村村民委员会。法定代表人：邱浩，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娟，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朱东方（以下简称姓名）与被告北京起重机器厂（以下简称起重机器厂）、第三人北京市朝阳区十八里店乡周家庄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周家庄村委会）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2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朱东方、起重机器厂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冉、周家庄村委会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朱东方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确认起重机器厂与周家庄村委会于2006年4月20日签订的《终止合同协议书》无效。事实和理由：朱东方为北京起重机器厂劳动服务公司（以下简称劳服公司）二排2号自管公房承租人，上述房屋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十八里店乡周庄二期农民自住房项目范围内。2013年12月16日朝阳区十八里店乡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十八里店乡政府）作为腾退人实施腾退拆迁，因补偿不合理、不合法，朱东方未能与之签订十八里店乡周庄国企宿舍腾退补偿安置协议书。2016年1月4日周家庄村委会自认于2015年10月14日拆除了朱东方位于上述地址的房屋，在与之诉讼过程中，周家庄村委会提供了其与起重机器厂于2006年4月20日签订的终止合同协议书。朱东方认为，起重机器厂与周家庄村委会恶意串通签订终止合同协议书，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约定上述位置上的所有建筑物归甲方所有，处分了朱东方的合法财产，严重侵害了朱东方的合法权益，系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故要求确认终止合同协议书无效。起重机器厂辩称，不同意朱东方的诉讼请求。上世纪八十年代，劳服公司为解决职工住房困难，在朝阳区十八里店乡周家庄村租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土地建设有两排平方宿舍，共安排了20户职工入住。目前除朱东方外，其余职工均按照市政府确定的腾退主体，即企业和十八里店乡政府制定的腾退安置方案，解决了住房问题，除朱东方外，无人主张终止合同协议书无效。2000年3月24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印发了《关于加快本市绿化隔离地区建设的意见》，要求加快规划市区内绿化隔离地区建设，推动城乡结合部地区环境整治和城市化进程。根据该意见，周家庄村委会按照乡绿化隔离地区整体建设规划，与起重机器厂签订了终止合同协议书，约定1987年6月2日双方签订的租赁协议于2006年6月20日终止，此位置上的所有建筑物归周家庄村委会所有，起重机器厂在2006年6月30日前搬出所租场地。起重机器厂的20户职工由周家庄村委会按照《周家庄村自治章程》的规定，收取水费、卫生费、电费及一切相关费用；起重机器厂的职工宿舍，将在周庄项目二期解决。2008年，北京市政府办公厅作出《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市属国有企业租用农村土地建宿舍腾退工作的通知》，该文件要求腾退主体由原来终止合同协议书中的村委会升级为乡政府。故起重机器厂与十八里店乡政府于2013年12月16日签订《关于腾退周家庄村土地上起重机厂宿舍的协议》（以下简称腾退宿舍协议），该协议取代了终止合同协议书，终止合同协议书不再履行，对协议双方不再具有约束力。故朱东方起诉要求确认终止合同协议书无效，不具有诉的意义和诉的利益。朱东方租用的二排2号房屋既不是北京市房管部门经营管理的直管公房，也不是起重机器厂在国有土地上经过立项建设的自管公房。因此，在政府实施建设规划需要占用这类土地时，起重机器厂作为财产权人将企业所有的权利转让给土地所有权人，没有损害任何人的利益。朱东方对宿舍不具有财产权，进而不存在其权益受到侵害的事实。周家庄村委会述称，朱东方主体不适格。终止合同协议书的签订主体是起重机器厂和周家庄村委会，朱东方不是合同相对人，也不是合同主体权利义务继受人，没有法律规定朱东方可以提起本案诉讼。朱东方租用的房屋是终止合同协议书中所载的职工宿舍，对该部分职工宿舍合同中载明放在二期拆迁解决，朱东方对租用的职工宿舍享有的承租权没有发生任何改变，朱东方权益并未受损。且朱东方仅仅是宿舍的承租人，并非房屋所有权人，涉案合同所载的相关事项与朱东方没有直接利害关系，朱东方起诉不符合民事诉讼法中关于起诉条件的规定。朱东方现无证据证明起重机器厂与周家庄村委会签订的合同违反法律规定，朱东方应就此承担举证责任。周家庄村委会认为朱东方的起诉主体不适格其无证据作为依据，故其起诉应当被裁定驳回。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争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庭审中，朱东方提交其与劳服公司于1990年6月25日签订的《北京起重机器厂劳服职工宿舍租赁协议书》，其中对朱东方承租劳服公司在十八里店乡建设的职工宿舍进行了约定。朱东方提交入住通知，显示劳服公司将上述宿舍中的二排2号房屋分配由其居住。2006年4月20日，周家庄村委会（甲方）与起重机器厂（乙方）签订终止合同协议书，约定：根据北京市市政发（2000）209号文件和北京市市政地（2004）第147号文件规定，按照十八里店乡绿化隔离地区整体规划建设，乙方现所在位置属于市政道路用地需要拆迁腾退，经双方友好协商，终止双方于1987年6月2日签订的租期为20年，年租金为20万元的租赁合同，由甲方一次性补偿乙方因拆迁腾退过程中的各类损失150万元，同时在此位置上的所有租赁协议于2006年6月20日同时终止，双方签字盖章生效后，补偿金打到乙方指定账户上，此位置上的所有建筑物归甲方所有；乙方在2006年6月30日前搬出所租场地，保证场地内的设施完好无损；甲方在实施拆迁建设中，对乙方的职工宿舍放在二期拆迁解决，经甲、乙双方协商，乙方搬出厂区后到甲方拆迁乙方职工宿舍前对乙方职工宿舍所住的居民，甲方将按照《周家庄村自治章程》规定，向这里所住的居民收取水费、卫生费、电费及相关的一切费用。朱东方在庭审中主张，起重机器厂并非涉案土地的承租人，故其无权与周家庄村委会签订解除相关土地租赁合同的协议，其认为起重机器厂与周家庄村委会恶意串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签订的终止合同协议书损害了其利益，导致其居住的宿舍最终被强拆，故要求确认终止合同协议书无效。起重机器厂提交《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市属国有企业租用农村土地建宿舍腾退工作的通知》，拟证明在终止合同协议书签订后的2008年，市政府将国有企业租用农村土地建宿舍的腾退主体确定为乡级人民政府。起重机器厂另提交十八里店乡政府（甲方）与起重机器厂（乙方）于2013年12月16日签订的腾退宿舍协议，并称该协议事实上取代了终止合同协议书，对涉案宿舍的腾退工作均系依据腾退宿舍协议进行。周家庄村委会表示，终止合同协议书中关于终止原租地合同、给予起重机器厂补偿以及起重机器厂搬出相关土地的内容均实际履行，但其中关于起重机器厂职工宿舍的腾退事宜确被腾退宿舍协议所取代。关于朱东方提出的与周家庄村委会签订租地协议的主体并非起重机器厂一节，起重机器厂提交其与周家庄村委会于2012年3月26日签订的《关于北京起重机器厂在朝阳区十八里店乡租用周庄村农用土地建房事项的确认》，其中约定：1989年，劳服公司为解决本系统职工强烈的住房要求，与周家庄村委会签订了租用土地建房协议，并在该租用土地上建立了现有的职工宿舍，建房20间。由于北京起重机器厂历经搬迁，劳服公司已经注销10余年，当时签订的协议经多方查找，双方均未找到。基于上述实际情况，起重机器厂和周家庄村委会共同确认，劳服公司在周家庄村的20间职工宿舍为租用周家庄村农用土地建的房。庭审中，朱东方认可劳服公司在2004-2006年前后注销的事实。另查，因朱东方认为十八里店乡政府于2013年发布的腾退公告没有拆迁许可证，没有征收决定和补偿安置方案，且安置房为违法建筑，故拒绝与十八里店乡政府签订相关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朱东方称起重机器厂与周家庄村委会签订终止合同协议书存在恶意串通，损害朱东方合法权益，以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形，但其提交的证据并不能支持其主张。现有证据显示，终止合同协议书的签订有相关市政府文件作为依据，而非起重机器厂与周家庄村委会恶意串通达成，原告亦未提交证据证明终止合同协议书掩盖了何种非法之目的。关于朱东方称其对于涉案宿舍的居住权被侵害一节，因涉案宿舍的拆迁以相关政府文件作为依据，且宿舍居民可通过签订相关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的方式获得补偿和安置，因此朱东方虽失去了对宿舍的居住使用权利，但该权利可通过其他形式得到弥补，故本院对其该项主张亦不予认可。综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朱东方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5元，由原告朱东方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人数提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赵 靓二〇二〇年九月一日书记员 胡琪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