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江西省吉水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0822民初1006号原告：江西旭昇电子有限公司，住所：江西省吉安市吉水县吉水工业园区城西工业园金工大道东侧、黄金大道南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822MA36WYH97U。法定代表人：卢重阳，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可逸，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学明，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江苏力信电气技术有限公司，住所：镇江市丹徒区长香东大道7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1112MA1W958M1F。法定代表人：刘平，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艳杰，女，公司董秘。委托诉讼代理人：汪小青，江苏东银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诗，江苏东银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上海力信电气技术有限公司，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申江路5709号、秋月路26号7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5594761826N。法定代表人：鲁克银，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薛陈陈，江苏东银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江西旭昇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旭昇公司）与被告江苏力信电气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力信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2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依原告申请于2020年6月16日第一次网上公开开庭审理。原告旭昇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可逸、陈学明，被告江苏力信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艳杰到庭参加诉讼。庭审中，原告旭昇公司申请追加上海力信电气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力信公司）为共同被告。本院依法通知上海力信公司为被告参加诉讼，并于2020年6月17日决定延期审理一个月。本案于2020年8月18日第二次网上公开开庭审理。原告旭昇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可逸、陈学明，被告江苏力信公司变更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汪小青、孙诗，被告上海力信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薛陈陈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旭昇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江苏力信公司支付货款2,647,342元；2.判令被告江苏力信公司支付逾期付款利息（自2020年1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本案第一次庭审时，原告申请追加上海力信公司为共同被告，要求其对江苏力信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变更诉讼请求中的货款金额为2,547,079.35元。事实与理由：2019年3月28日，原告与被告江苏力信公司签订了《采购框架协议》，约定原告接受被告江苏力信公司委托，在协议有效期内按其提供的技术文件及订单提供产品和服务，《采购框架协议》有效期1年。2019年4月2日，双方签订了《补充协议》，对《采购框架协议》部分条款内容进行了变更、补充。上述《采购框架协议》及《补充协议》签订后，原告依约按照被告江苏力信公司要求履行了供货义务，但被告江苏力信公司未能按照约定支付货款。2020年3月18日，双方签订了《应付账款对账函》，截止2020年1月20日，被告江苏力信公司尚欠原告货款2,426,696.63元未支付，截止起诉之日尚欠2,647,342元，经原告多次催要，被告江苏力信公司仍未履行付款义务。江苏力信公司辩称：1、答辩人与原告的货款金额存在质量异常处罚单1721元的差异；2、质保金未到付款节点，要求从最后一期（2020年3月20日）起算；3、违约金的起算时间不认可2020年1月20日。上海力信公司辩称：合同是发生在原告与被告江苏力信公司之间，答辩人不是合同主体。江苏力信公司与答辩人是不同法律主体，主要表现财务支付独立，独立核算；江苏力信公司位于江苏，答辩人位于上海；工作人员也是独立的，特别是财务人员；经营范围不同等。答辩人不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原告为支持其诉请向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采购框架协议》（编号【XS-XS-1903-014】）、《补充协议》（编号【补-XS-XS-1903-014】），证明原告与江苏力信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及其按期付款义务等事实；2、应付账款对账函2份、发票72张，证明江苏力信公司与原告对账后确认截止2020年3月31日欠付原告货款2,647,079.35元等事实。被告江苏力信公司质证后对以上证据的真实合法性未提出异议，但认为拖欠的货款因已经支付10万元及核减质量异常罚款，应以2,545,298.11元为准。被告上海力信公司同意被告江苏力信公司的质证意见。被告江苏力信公司向本院提交了质量异常处罚单（编号S-20200410003）一份，证明原告产品存在质量问题，应核减货款1721元的事实。原告旭昇公司质证后对该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指出其中无原告的签字或盖章，也没有证据证明已送达给原告，对原告不具有约束力。被告上海力信公司对该证据不予质证。被告上海力信公司为支持其抗辩意见，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江苏力信公司2018、2019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证明通过审计报告反映出江苏力信公司具有独立完整的财务制度，相关财务报表亦符合会计准则及国家外汇管理的规定，且审计报告中未见江苏力信公司和上海力信公司财务混同的迹象。审计报告表明，江苏力信公司自设立以来财务核算清晰规范、账册健全、财产独立、独立核算，没有与上海力信公司存在财产混同的任何迹象，也没有财产难以区分的情况。年度审计报告后附的会计报表附注也充分披露了江苏力信公司每年度资产负债中各项资产负债的明细构成，充分证明了两家公司财产是各自独立清晰的，审计报告是直接证明两家公司不存在混同的事实依据；2、上海力信公司财务人员鲁晓云、茅海鲸劳动合同，江苏力信公司财务人员贾同慧、戚兆慧、陈君参保缴费证明、劳动合同，证明上海力信公司与江苏力信公司财务人员不同，进而证明两家公司不存在人格混同等事实。原告旭昇公司对以上证据质证后提出如下意见：1、对第一组证据的三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理由：（1）2019年度的审计报告是在本案一审诉讼过程中的2020年7月6日作出，明显违反了《公司法》第六十二条规定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应当在每一会计年度终了时编制财务会计报告，并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规定。（2）即便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及所附的部分财务报表形式真实，但两份审计报告书均无与此对应的委托书，也没有原始会计凭证和银行账户的往来记录来印证财务报表，无法证明审计报告中财务报表的内容真实性。（3）该财务报表审计报告中存在不合常理之处，上海力信公司与江苏力信公司均未能合理解释，反映审计报告、财务报表的内容与江苏力信公司实际经营事实不符，不能客观、真实反映公司经营情况。例如：审计报告中载明江苏力信公司管理层对财务报表中的信息负责（上海力信公司证据册P3、P26），但全部财务报表均无制表人、财务负责人、单位负责人的签字；库存商品有账目记录但无对应实物；上海力信公司证据册第16、18、19、40、41、42、43页分别涉及江苏力信公司与上海力信公司的巨额往来款，但并不能反映上述款项分别入账，不能排除其存在财产混同的可能性。（4）从审计意见结论看（上海力信公司证据册P3-5、P26-28），该财务报表审计报告的审计范围仅为资产负债表、利润表、股东权益变动表、现金流量表以及相关财务报表附注（审计机构没有审计记账凭证，也不保证财务报表的真实性），且识别出江苏力信公司的内部控制缺陷，仅能证明江苏力信公司的财务报表制作符合规范，无法证明上海力信公司与江苏力信公司的财产是否相互独立，不能达到上海力信公司的证明目的。2、对第二组证据的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不能证实上海力信公司与江苏力信公司不存在人格混同。上海力信公司与江苏力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为鲁克银，且上海力信公司的董事王艳杰同时担任上海力信公司的法务负责人和江苏力信公司的总裁助理，存在人员混同的事实。被告江苏力信公司对上海力信公司提交的证据没有意见。本院对当事人所提交的证据认定如下：1、原告提交的证据，当事人对其真实合法性均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并采用。2、对被告江苏力信公司提交的质量异常处罚单证，因原告对其效力不予认可，江苏力信公司也未提供证据证实将该处罚单送达了原告，故本院对其证明力不予认可。3、对被告上海力信公司提交的两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能否达到证明目的，本院将在本院认为部分依法作出分析评判。本院经审理确认事实如下：2019年3月28日，原告旭昇公司与被告江苏力信公司签订编号为XS-XS-201903-014的《采购框架协议》，约定旭昇公司向江苏力信公司供应指定规格、数量的产品等。同时，该协议第七条第5款约定：如果由于乙方（旭昇公司）产品不良造成甲方整机或相关产品的损坏、报废，甲方（江苏力信公司）有权按照实际损失要求乙方赔偿。经双方确认后甲方有权从应付乙方货款中扣除该笔费用；第八条付款约定：1、乙方供完货物并核对好账目后，向甲方提交订单的全额发票，并将全额发票以单独快递的方式（不得随货同时提供）寄给订单所属公司的采购并核实收到与否。由于发票丢失或开票信息错误造成延迟付款甲方不承担责任。2、付款方式：月结90天+10（一般在月初10号付款），银行承兑汇票。3、质保金为年平均交易金额的5%，若无平均交易金额的质保金为20万。质保金期限为1年。4、付款方式变动经双方协商后确定。2019年4月2日，双方又签订了《补充协议》,对部分条款进行了修改，其中付款方式变更为：货到票到15天内付款。旭昇公司按约定陆续向江苏力信公司供货并开具了相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2020年3月18日，两公司通过对账函确认，2019年12月21日至2020年2月29日期间的应付货款为38,860.00元，截至2020年1月20日未付货款为2,426,696.63元。2020年4月20日，双方再次通过对账函确认，2020年3月1日至2020年3月31日期间的应付货款为220,382.72元，截至2020年3月31日未付货款为2,647,079.35元。江苏力信公司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已支付货款10万元，尚欠货款2,547,079.35元。江苏力信公司成立于2018年3月26日，系法人独资企业，股东为被告上海力信公司。上海力信公司和江苏力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为鲁克银，但江苏力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于2020年8月26日变更为刘平。王艳杰系上海力信公司董事，同时担任江苏力信公司董秘。本院认为，合法的买卖合同关系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均应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因原告旭昇公司已经按照约定履行了供货及提供全额发票的义务，故其要求被告江苏力信公司按照约定履行相应付款义务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江苏力信公司要求核减产品异常处罚金1721元的意见，由于其所称的质量异常并未通知旭昇公司，且旭昇公司也未予追认，本院因此不予采纳。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一、旭昇公司主张的货款中应否扣除质保金；二、旭昇公司主张从2020年1月20日起计算逾期付款违约金是否成立；三、上海力信公司应否对本案江苏力信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因当事人均未举证确认年平均交易金额，本院根据《采购框架协议》第八条第三款“质保金为年平均交易金额的5%，若无平均交易金额的质保金为20万。质保金期限为1年。”的约定，确定质保金20万元，期限一年。至于质保金期限的起算时间，因当事人不能达成一致，本院认为可以从买受人即江苏力信公司对货物验收合格之日起开始计算。虽然本案中双方对检验期间未作明确约定，但根据买卖合同交易习惯，出卖人向买受人开具货物的发票，一般认为买受人已经对货物完成验收并确认合格，因此本院根据原告绝大部分货物发票均于2019年11月30日之前开具给江苏力信公司的事实，确定质保金期限为2019年12月1日至2020年11月30日。是故本案质保金期限尚未届满，江苏力信公司向旭昇公司支付的货款应核减20万元质保金，为2,347,079.35元。对于原告以江苏力信公司每次对账均未涉及质保金扣除事项为由，主张双方变更了质保金条款，因而不存在质保金扣除的事实基础的意见，本院认为质量保证金在法律性质上并非货款的一部分，而是独立于买卖合同的一种金钱担保，江苏力信公司对对账函的确认，只是对欠付货款金额的认可，不能视为对质保金条款作了变更，故其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江苏力信公司未依约履行付款义务，应承担赔偿守约方损失的违约责任。由于《采购框架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均未约定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本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的规定，并参照中国人民银行自2019年8月20日起，不再发布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相关政策，认为原告主张按照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逾期付款违约金的主张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至于违约金的起算时间，虽然旭昇公司一笔38,860元的货款开票时间为2020年3月20日及另一笔220,383.72元的货款开票时间为2020年5月5日，均在2020年1月20日之后，不构成逾期付款违约，但因其金额很小，而其余2,287,835.63元货款的开票时间介于2019年4月29日至2019年11月30日之间，旭昇公司主张从2020年1月20日起计算逾期付款违约金并未加重对方的责任，本院予以支持。江苏力信公司辩称不应从2020年1月20日开始计算的意见，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上海力信公司应对其与江苏力信公司的财产相互独立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上海力信公司为此提交了江苏力信公司2018、2019年度的两份审计报告等证据。对此，本院经审核分析认为，首先，两家公司确实存在人员混同的情形，如：法定代表人同为鲁克银（直至2020年8月26日，江苏力信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刘平），以及王艳杰同时担任两家公司的高管等；其次，2019年度审计报告显示江苏力信公司的财产为上海力信公司实际控制。理由：该报告提示江苏力信公司对上海力信公司的应收账款为*****元，占其应收账款的******，而对上海力信公司的应付账款为*****元，仅占*****；同时，该报告还提示江苏力信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仅为*****万元。以上数据表明：1、上海力信公司是其子公司江苏力信公司的唯一销售对象；2、上海力信公司是其子公司江苏力信公司的唯一债务人；3、上海力信公司拖欠其子公司江苏力信公司巨额债务是造成原告货款不能得到及时支付的根本原因。本院据此可以确认上海力信公司存在以债权债务关系等形式掩盖其实际完全控制了江苏力信公司财产这一事实的情形。综上，本院认为被告上海力信公司作为被告江苏力信公司唯一股东，存在滥用公司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破坏江苏力信公司财产独立性并损害其债权人利益的情形，被告上海力信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依法应对江苏力信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江苏力信电气技术有限公司应在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支付所欠原告江西旭昇电子有限公司货款2,347,079.35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按全国银行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从2020年1月20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被告上海力信电气技术有限公司对前项货款及逾期付款违约金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原告江西旭昇电子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3,989元、保全申请费5,000元，诉讼费用合计18,989元，由被告江苏力信电气技术有限公司、上海力信电气技术有限公司共同负担16,089元，原告江西旭昇电子有限公司负担2,9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肖晖二〇二〇年九月十日法官助理曾强书记员刘军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五十九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对价款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第一百六十一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第六十三条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买卖合同对付款期限作出的变更，不影响当事人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的约定，但该违约金的起算点应当随之变更。买卖合同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买受人以出卖人接受价款时未主张逾期付款违约金为由拒绝支付该违约金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买卖合同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但对账单、还款协议等未涉及逾期付款责任，出卖人根据对账单、还款协议等主张欠款时请求买受人依约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对账单、还款协议等明确载有本金及逾期付款利息数额或者已经变更买卖合同中关于本金、利息等约定内容的除外。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