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6民终288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易县梁格庄镇柴厂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河北省易县梁格庄镇柴厂村。 法定代表人：牛增良，村委会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磊，河北鑫硕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印强，男，1965年6月1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河北省易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俊生，河北李俊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田斌（曾用名田秋彬），男，1971年8月17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河北省保定市清苑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文杰，河北悦群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易县梁格庄镇柴厂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柴厂村委会）因与被上诉人王印强、田斌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易县人民法院（2019）冀0633民初49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柴厂村委会法定代表人牛增良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磊、被上诉人王印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俊生、被上诉人田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文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柴厂村委会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河北易县人民法院（2019）冀0633民初4940号民事判决，改判确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0年3月3日签订的《荒山转让合同》无效。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错误。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第2项“2004年1月5日，柴厂村委会、田斌对《荒山承包合同》办理的（2004）易政经字第1号公证档案中，存有2002年12月29日柴厂村委会成员和12名村民代表同意将南障沟发包给被告田斌的会议记录……”，该文件的标题虽为会议记录，但没有任何与会人员的签字，仅盖有村委会的签章。且上诉人一审中提交的中共易县纪律检查委员会于2017年12月5日作出的易纪（2017）275号决定明确载明当时发包案涉荒山并未召开过村民代表会议。可以推知该份会议记录系伪造，上面盖有村委会的公章更加证实当事人与村委会当时领导之间存在恶意串通。2.被上诉人田斌在2003年承包荒山至转包过程中，并未进行过任何植树造林活动，一审过程中被上诉人也未提交任何证据对此予以证实。仅建设过房屋、游泳池等永久建筑不仅未起到绿化效果，还给林地造成了永久伤害，且未办理任何手续，均属于违法建筑，因此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第3项属认定事实错误。其违法建设的投入也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因此不能认定为被上诉人田斌“已实际做了大量投入”。3.2010年3月3日签订的《荒山转让合同》中虽有赵田的签名捺印，但经村委会与赵田本人核实，该签名非本人所签，且该处签字笔体与2003年的《荒山承包合同》中的签字笔体也明显不一致。在一审法庭调查阶段，上诉人对此已经提出异议，因此一审法庭不宜直接对此予以认定。4.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第5项认定事实和证据错误。2010年3月份，柴厂村根本未召开村民代表会议。因此当时村委会单方出具所谓的承诺书和会议纪要内容明显是虚假的，这两份证据均系伪造。且两份证据内容带有明显的倾向和不合理性，结合当时村委主要领导与2003年村委会领导均系米增顺和赵田，不难得知三者之间应当存在恶意串通，这两份证据并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5.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第9项认定错误。柴厂村所有的二轮承包地均没有发证，因此上诉人并没有相关书证出示。案涉承包合同的承包范围包含有柴厂村第五小队所有的荒山和部分二轮承包地，相关农户也一直在进行维护和采摘。在仅有的六位村民的林权证或四荒拍卖承包合同中，张某（张文之子）持有的张文林权证记载面积（小班35）与被上诉人王印强林权证记载的面积也明显发生重叠，虽易县不动产登记中心个别员工答复法庭其并不重合，但却拒绝以该机构名义出示任何证明，因此其答复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其并不能否认当时村委会存在越权发包的事实。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1.1999年7月8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在本案并不适用。首先，经过法庭审理无法确认被上诉人王印强是否有过实际大量的投入，田斌虽有过建设，是在林地上进行非林建设，属于违法建设，因此也不应得到保护。其次，原条文为“……但承包人已实际做了大量的投入的，对原告方要求确认该承包合同无效或者要求终止该承包合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此条文明确规定的是原告方要求确认承包合同无效，上诉人认为在没有其他法律文件支持的情况下，不宜将此处的“原告方”扩大解释为案件所有的当事人。本案现属于原告方请求确认合同有效，而被告方主张合同无效，明显不符合原条文的文义，因此该条文不应在本案适用。2.合同是否无效我国《合同法》第52条有严格的规定，即便合同内容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但只要符合《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法定情形，应当认定无效。合同中的个别规定并不足以对抗上述法律规定，因此一审法院依据《荒山承包合同》的约定来认定2010年的《荒山转让合同》有效属适用法律错误。易县人民政府依据该无效合同即便颁发了林权证和四荒土地使用证，也不能反向推定该合同为有效合同。三、案涉两份合同均应依据《合同法》相关规定予以认定无效。1.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经营的，必须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的批准。《村委会组织法》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四条和《土地管理法》第十五条对此均有明确规定。1999年7月8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虽然已经失效，但其第二十五条明确载明违反上述规定越权发包的合同无效，由此可证实该规定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依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2003年的荒山承包合同和2010年的流转合同均违反了上述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因此合同无效。2.经过法庭调查，我方提交的证据已经充分证实2003年和2010年在签署上述两份合同时并未召开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尤其是易县纪委的易纪（2017）275号决定对此有明确记载。而在原告提交的证据中确有相关会议记录，田秋彬在对原告申请法院调取的公证材料质证时也表示，当时办理公证提交的会议记录这些材料时“都是我下来跑的，公证材料里会议记录上面的日期和下面的日期不一致的问题我也不可能注意那么细”，这有法庭庭审录像为证。因此依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该合同也应当无效。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依法撤销河北易县人民法院（2019）冀0633民初4940号民事判决，改判确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0年3月3日签订的《荒山转让合同》无效。 王印强辩称，一审查明的事实能够证实上诉人在与田斌签订合同前，田斌、王印强在与上诉人签订合同前均召开了村民代表会议。有公证处档案中的会议记录以及2010年3月3日上诉人出具的会议记录为证，并且两份会议记录中均加盖了上诉人的公章。现在上诉人提出没有召开会议，显然是出尔反尔。退一步讲即使两份合同签订前没有召开村民代表会议，并不影响两份合同的有效性。因为田斌与上诉人签订合同的时间是在2003年，根据当时的法律规定，即使未召开村民代表会议，自签订合同之日一年内，未提出异议的，视为合同有效。所以一审中田斌也无须提供投资证明。田斌与上诉人签订的合同是有效的。2010年王印强与田斌、村委会签订的是土地承包权转让合同，是在田斌与上诉人原承包合同的基础上签订的。除了主体发生变化，合同内容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并没有损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相关法律只是规定经发包方同意，并未要求必须召开村民代表会议通过后方可转让。因此，王印强与上诉人和田斌签订的合同也是合法有效的。一审庭审中也没有发现承包合同范围内包括其他村民的承包土地。在相关村民未主张的情况下，并不影响合同的整体效力。转让合同中的赵田的签字系本人所签，并不存在他人代签的事实。从2003年至今17年以来，上诉人以及上诉人的全体村民对上述土地已经发包给田斌后又转让给王印强是人尽皆知的事实。期间各级政府部门还为田斌、王印强办理相关权利证书。之所以上诉人现在主张合同无效，完全是由于涉案土地进行征收拆迁可能要获得较高的经济补偿。上诉人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才主张合同无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田斌辩称，2003年1月1日，田斌与上诉人签订承包合同时，村委会表示已经开过村民代表会议，在将近一年时间，田斌要求办理公证，村委会又出具了2002年10月31日的会议记录证实当时召开了村民代表会。2003年易县政府提倡荒山拍卖，并且各乡镇、各村都有任务，田斌在了解到打算拍卖荒山的四至以后，跟村委会签订的2003年1月1日的承包合同。田斌已经对是否开会进行了形式上的审查，村委会以没有召开会议为由，认为2003年合同无效没有事实依据。2003年田斌承包以后雇佣当地百姓为其挖坑植树村民都是知道的，进行了大量的投入。到转让的时候已经7年了，跟村里的村干部、村民都成了朋友。村委会主张田斌承包期间没有投入与事实不符。2010年转包合同与王印强答辩意见一致。上诉人的上诉不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王印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原告和二被告于2010年3月3日签订的《荒山转让合同》有效；2.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 一审法院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1.2003年1月1日，被告柴厂村委会、田斌（曾用名田秋彬）签订《荒山承包合同》，约定：承包范围是柴厂村村西南障沟，四至为东至东山梁分水为界，西至西山梁分水为界，南至南山梁分水为界，北至河槽大墙为界；北至的东至擦脚石沟槽直上中心小梁为界，北至的西至五队交界界石为界（大概四千亩左右）；承包期限为五十年，自2003年1月1日至2052年12月31日止；承包方每年应向发包方支付承包费总额为2000元人民币；承包方在本合同存续期间有权把该荒山转让、转包第三人，无须经得发包方同意。该《荒山承包合同》有被告柴厂村委会米增顺、赵田签名捺印并加盖公章，被告田斌（曾用名田秋彬）也在该合同上签名捺印。2.2004年1月5日，被告柴厂村委会、田斌对《荒山承包合同》办理了（2004）易证经字第1号公证书。该档案中存有2002年12月29日柴厂村村委会成员和12名村民代表同意将南障沟发包给被告田斌的会议记录、被告柴厂村委会向易县梁格庄镇政府报备证明、公证处工作人员与被告柴厂村委会主任佟来、田斌的谈话记录。3.被告田斌承包荒山后，建设了三间房屋、游泳池、水井等，并植树10000余棵。4.2010年3月3日，原、被告签订《荒山转让合同》，约定：甲方（被告田斌）将易县柴厂村南障沟荒山经营权转让给乙方（原告王印强），乙方与丙方（被告柴厂村委会）继续履行甲方同丙方签订的原荒山承包合同，如有变化，乙方与丙方协商解决。乙方一次性给甲方转让费420000元，全部款数到甲方账户后，甲方将承包荒山相关手续一次性移交给乙方，并同丙方协助依法办理相关过户手续，费用由乙方负担。附荒山承包合同、（2004）易证经字第1号公证书、（易）荒地集用（2004）第50号四荒土地使用证、易林证字（2009）第001745号林权证。该《荒山转让合同》有被告柴厂村委会米增顺、赵田签名捺印并加盖公章，原告、被告田斌（曾用名田秋彬）也在该合同上签名捺印。5.2010年3月3日，被告柴厂村委会出具说明，内容为：……2003年1月1日，柴厂村委会与田秋彬签署了荒山承包合同，并办理了（易）荒地集用（2004）字50号四荒土地使用证。2004年1月5日，由易县公证处公证了荒山承包合同，即（2004）易证经字第1号公证书。2010年3月3日，柴厂村委会作为丙方将南障沟荒山流转给王印强，且按合同四至协助承包人办理林权证。同日，被告易县柴厂村委会出具村民代表会议纪要，内容为：南障沟荒山流转给王印强，按原合同执行……。并作如下承诺：1、柴厂村南障沟荒山四至以合同为准，与五队界石在徐金斗住宅墙外过小沟第一小山梁分水岭处，约150米处。2、标识四至内所有土地全部归属大队集体，与村民无承包和所属关系，大队统一承包给王印强……。2010年3月10日，被告易县柴厂村委会出具承诺书，内容同2010年3月3日村民代表会议纪要。6.2011年8月25日，易县人民政府向原告颁发林权证，林权证主要内容为：森林或林木所有权权利人王印强，坐落河北省易县梁格庄镇××南障沟。注记所在小班：30、31、34-3、35-3、40至43、44-1、45至50，北至河槽大墙为界（东至擦脚石沟槽直上中心小梁为界；西至五队交界界石为界）。7.2011年12月31日，易县人民政府向原告颁发四荒土地使用证，主要内容为：四荒土地使用者王印强，坐落村西南障沟。备注：原承包人田秋彬转包给王印强，原证（2004）字第50号收回，换发此新证。8.2017年12月5日，中共易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决定给予赵田同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其理由中包括2003年1月1日未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将南障沟发包给被告田斌，违反了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十九条第六项规定。9.被告易县柴厂村委会申请证人张某等出庭作证，并出示许国明、许金忠、张文、韩建军、叶桂彬、王珉的林权证或四荒拍卖承包合同。经核实，仅张某（张文之子）持有的张文的林权证记载面积（小班35）与原告林权证记载面积部分（小班35-3）可能重叠。经询问不动产登记中心，其答复：原告承包荒山在石门子内，张文的四荒拍卖承包合同记载面积在“石门子外栗子树一片（0.2亩）”，双方林权证记载面积并不重叠。限于制图时的技术限制，0.2亩土地无法标注具体位置，应以四荒拍卖承包合同记载为准。 一审法院认为，国家在易县梁格庄镇柴厂村进行抽水蓄能电站建设前，该村并无村民或其他组织就本案涉及的两个合同效力提出异议或提起诉讼。现因抽水蓄能电站建设拆迁占地，部分村民主张其承包地或山场与原告承包荒山面积重合，致本案纠纷发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虽于2008年12月24日废止，但在审理废止前的纠纷时仍应依照当时的法律规定。依照该规定第二十五条的内容（自承包合同签订之日起超过一年，或者虽未超过一年，但承包人已实际做了大量的投入的，对原告要求确认该承包合同无效或者要求终止该承包合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被告柴厂村委会与被告田斌于2003年1月1日签订《荒山承包合同》有效。依照《荒山承包合同》约定（承包方在本合同存续期间有权把该荒山转让、转包第三人，无须经得发包方同意），《荒山转让合同》依据具有法律效力的《荒山承包合同》签订，被告柴厂村委会在该《荒山转让合同》中盖章，且易县人民政府向原告颁发林权证、四荒土地使用证，依法确定原告享有该荒山的使用权，故原、被告签订的《荒山转让合同》有效。被告柴厂村委会抗辩理由主要是荒山承包和转包未经民主议定程序、村干部与原告恶意串通。被告柴厂村委会对此提交中共易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决定，但至今无生效法律文书否定本案涉及的两个合同，而本案涉及的两个合同均有被告柴厂村委会盖章和法定代表人签名，原告对荒山承包和转包未经民主议定程序也无充分注意义务，故对被告抗辩理由不予采信。关于部分村民提出承包荒山面积重合问题，依据该申请，一审法院于2019年12月11日到柴厂村通知部分村民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提出参加诉讼的村民均撤回申请。本案审理的是涉及原、被告的合同纠纷，对部分村民与原告的权属纠纷不予审理。综上所述，原告的主张有相关证据证明，故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九条、第十条、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原告王印强与被告易县梁格庄镇柴厂村民委员会、田斌（曾用名田秋彬）于2010年3月3日签订的《荒山转让合同》有效。案件受理费80元，由被告易县梁格庄镇柴厂村民委员会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 二审经审理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一致。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于2008年12月24日废止，2003年1月1日上诉人柴厂村委会与被上诉人田斌（田秋彬）签订《荒山承包合同》时该司法解释仍然适用，故一审判决适用该司法解释正确。该司法解释第二条规定：“发包方所属的半数以上村民，以签订承包合同时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原则，或者其所签合同内容违背多数村民意志，损害集体和村民利益为由，以发包方为被告，要求确认承包合同的效力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并可通知承包方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依本规定第二条所起诉的案件中，对发包方违背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或者成员代表大会决议，越权发包的，应当认定该承包合同为无效合同，并根据当事人的过错，确定其应承担的相应责任。”该司法解释虽针对“发包方所属的半数以上村民”作为原告、发包方作为被告、承包方作为第三人的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但认定本案所涉荒山承包合同效力亦可参照适用。该司法解释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属本条前款规定的情形，自承包合同签订之日起超过一年，或者虽未超过一年，但承包人已实际做了大量的投入的，对原告方要求确认该承包合同无效或者要求终止该承包合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适用该款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之一，即“自承包合同签订之日起超过一年”，或者“虽未超过一年，但承包人已实际做了大量的投入的”。2003年1月1日上诉人柴厂村委会与被上诉人田斌（田秋彬）签订《荒山承包合同》，至2010年3月3日转让时显然已远远起超过一年，故即使如上诉人柴厂村委会主张发包案涉荒山未经民主议定程序、被上诉人田斌未实际做大量投入，其主张《荒山承包合同》无效法院亦不予支持。上诉人柴厂村委会主张当事人与村委会当时领导之间存在恶意串通，亦缺乏证据支持，故一审判决对其抗辩未予支持并无不当。 2010年3月3日，被上诉人田斌作为甲方、被上诉人王印强作为乙方、上诉人柴厂村委会作为丙方签订《荒山转让合同》，将易县柴厂村南障沟荒山经营权转让给被上诉人王印强。该合同内容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且已经实际履行完毕。合同签订前，被上诉人田斌出示了荒山承包合同、（2004）易证经字第1号公证书、（易）荒地集用（2004）第50号四荒土地使用证、易林证字（2009）第001745号林权证，证明其合法取得了荒山承包经营权。2010年3月3日，柴厂村委会出具了说明、村民代表会议纪要并做了承诺，在被上诉人田斌承包期间，并无村民提出异议，故被上诉人王印强已尽到了相应审查注意义务，其有充分理由相信2003年1月1日上诉人柴厂村委会与被上诉人田斌（田秋彬）签订的《荒山承包合同》合法有效。上诉人柴厂村委会主张张某（张文之子）持有的张文林权证记载面积与被上诉人王印强林权证记载的面积发生重叠，经一审法院调查核实张文林权证记载的第四片在石门子外面积只有0.2亩，而被上诉人王印强名下林权证记载的面积在石门子内，且即使存在小部分重叠，亦不足以认定承包合同全部无效，故上诉人柴厂村委会主张转让合同无效亦不成立。 综上所述，柴厂村委会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易县梁格庄镇柴厂村民委员会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赵鹏壮 审 判 员 张 力 审 判 员 庞 茜 二〇二〇年九月四日 法官助理 庞晓兰 书 记 员 沈士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