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民终18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孙建华，男，汉族，1956年6月10日出生，住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夏伟，四川赛格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高立，女，汉族，1966年8月24日出生，住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夏伟，四川赛格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谭长梅，女，汉族，1973年5月7日出生，住四川省郫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贺朝燕，四川公生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婷婷，四川公生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孙建华、高立因与被上诉人谭长梅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01民初36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5月18日、6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孙建华、高立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夏伟，被上诉人谭长梅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贺朝燕到庭参加诉讼。本案当事人庭外和解和调取证据的期间依法不计入审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孙建华、高立上诉请求：1.撤销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01民初3611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孙建华、高立不承担返还股权转让款的责任，不承担违约金及谭长梅的律师费；2.驳回谭长梅的全部诉讼请求；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谭长梅承担。其主要事实和理由： 一、孙建华与谭长梅没有签订过《战略合作协议书》，该协议确系伪造。1.一审法院仅通过“微信记录有发送文本相似的草稿”及“微信中告知的签约黄道吉日”就推断了孙建华与谭长梅签署了该份协议，这样的认定方式不仅草率，而且荒唐。2.谭长梅陈述该协议并非与孙建华当面签订，而是由王文林带回家中后她补签的，但王文林本人却并未出庭予以说明。所以，一审法院并未查明王文林是在何地、何时找孙建华签署的该份协议，签署之时有何人在场。如不能有效说明该协议的形成方式，那么协议本身的“真实性”就无法核实。3.孙建华一审中提出的四项鉴定申请主要目的是为了确认《战略合作协议书》是否是使用空白的A4纸伪造，如法院入围的鉴定机构因其自身技术条件达不到而不能鉴定时，一审法院理应寻找具备技术条件的其它鉴定机构进行鉴定。4.一审中双方出示的多项证据，均表明各方当事人履行的是《股权转让框架协议》及《九月三方合作协议》，而非该虚假的《战略合作协议书》，而一审法院在明知《九月三方合作协议》存在的情况下却不予审查，对证据的认定存在严重的“选择性”和“倾向性”。二、一审法院“跳过”《九月三方合作协议》，案件事实查明不清。1.谭长梅及王文林在一审起诉时已自行提交了2017年9月20日签署的《九月三方合作协议》，且他们最初的诉讼请求中也包括了要求解除该份协议，足以证明谭长梅及王文林是认可该份协议的真实性和有效性。2.本案中，已出示的诸多证据均反映了各方当事人实际履行的是《九月三方合作协议》，而非伪造的《战略合作协议书》。《九月三方合作协议》才是《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中所约定的正式协议。3.在《九月三方合作协议》中，各方均已认可谭长梅支付的2200万元实际上是代“乙方”，即成都佳翔企业管理服务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佳翔企业)的出资，同时，谭长梅本人也是佳翔企业最大的出资人,出资比例为60%。三、一审法院对谭长梅支付的2200万元款项性质认定有误。2200万系王文林履行《股权转让框架协议》支付的款项，王文林及董保成二人在《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中承诺出资3000万元，王文林实际出资2200万元，而谭长梅代理人在一审笔录中已自认“2200万元都是增资款”，其中：1.900万元直接转入四川华卫生物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卫公司）账户，在法律性质上，这900万元已是华卫公司的“资本金”，与孙建华没有任何关系，谭长梅无权要求孙建华予以返还。2.另外1300万元中的700万元用于王文林委托孙建华代为收购华卫公司原股东蒋勇、罗健生（绵阳市顺风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中心）的股份，孙建华已按约履行了代为收购的义务。孙建华与王文林就此700万元建立的是“委托关系”。“委托事项”已办理完毕的情况下，王文林或谭长梅想要毁约，也仅能向被收购方，即原股东蒋勇、罗健生主张返还，而非“受托人”孙建华。3.剩下的600万元，应属于王文林收购孙建华自己所持有的华卫公司股权而支付的部分转让款项。双方关于股权转让的总价款尚未达成合意，所以还未办理过户手续。同时，王文林或谭长梅从未要求过孙建华办理过户手续，那么，在不符合解除条件的情况下，王文林和谭长梅并无权要求孙建华予以返还。四、谭长梅并非本案适格的原告。一审笔录中，谭长梅已明确表示“我只是一个代持，王文林才是真正的股权所有人”，实际上就是代王文林支付款项；此后，在《九月三方合作协议》中，各方均已认可该2200万元实际上是佳翔企业的出资，而并非谭长梅本人。所以，佳翔企业实际上就是王长林对其履行《股权转让框架协议》后续具体协议所安排的签约主体，而谭长梅作为王文林的配偶，仅是代表王文林和佳翔企业进行转账，并非本案适格的原告。五、一审法院关于孙建华不办理增资手续的认定错误。1．华卫公司增资的工商登记未办理，并非孙建华的原因造成。华卫公司的财务管理已在2017年5月交至程斌，在2017年11月前，孙建华配合交接了公章、财务章给王文林指定的人员，并配合将法定代表人变更为王文林指定的王廷文，王文林此时已是华卫公司的股东及实际控制人，那么，既没有公章，也不是法定代表人的孙建华无法办理增资手续。而且到目前为止，华卫公司仍由王文林、陈琳、程斌及王廷文等人在实际经营。2.从法律程序上来讲，办理增资手续的主体是华卫公司，而非孙建华。3.在华卫公司的多次股东会中，王文林已实际作为股东参会并进行了表决，公司法对公司股东身份的认定并未强制性要求必须进行工商变更登记，只要其履行了出资义务，股东身份自然可以确认。既然已是“股东”，就没有“撤资”的道理。六、本案法律适用及谭长梅要求返还出资款已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相关规定。1.本案是公司投资人之间关于出资、增资及股权转让的纠纷，而不仅仅是一个民事主体间的合同纠纷，应该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2.本案中，谭长梅在已实际支付出资款的情况下，无权再要求目标公司或孙建华返还款项，而仅能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要求目标公司履行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或确认其股东身份的义务。七、一审判决认定高立应当共同承担返还股权转让款2200万元没有法律依据。孙建华转款给高立420万元（实际为350万元），是为了偿还华卫公司之前的债务，华卫公司有一部分债务是孙建华通过高立对外借款的，所以，该笔款项根本未用于家庭生活开支，不应由其承担；此外，一审判决高立对2200万全部承担偿还责任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仅有420万转入高立账户也不相匹配。八、一审判决忽略合同解除的除斥期间。事实是，《股权转让框架协议》是2017年5月7日签订，而所谓《战略合作协议书》的落款时间是2017年5月23日，最后一笔付款时间是2017年6月8日，谭长梅2018年9月后起诉已经超过一年的除斥期间。九、本案遗漏应当追加的诉讼当事人，导致案件事实查明不清。各方当事人前后共签署两份协议，即《股权转让框架协议》和《九月三方合作协议》，本案应当追加《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中的另一方董保成、《九月三方合作协议》中的佳翔企业（已注销）的合伙人陈琳及项庆帅（华卫公司股东）、华卫公司作为本案当事人。十、孙建华、高立已经就《九月三方合作协议》在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法院起诉，本案应当以该案的审理结果作为依据，应当中止审理。十一、一审判决孙建华支付违约金和律师费没有合同依据。事实是，孙建华从来没有签订过所谓的《战略合作协议书》，不存在什么违约金和律师费的问题。综上，请求支持孙建华、高立上诉请求。 谭长梅答辩称：一、谭长梅确已与孙建华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书》，《战略合作协议书》真实、有效，对双方有约束力。二、双方并未签署《九月三方合作协议》，彭小刚未取得佳翔企业、谭长梅授权，该协议设定了杨秋雯、中发科创专利技术发展（北京）有限公司等权利义务，但这些主体未签名盖章，该协议未成立生效，更未履行，对双方无约束力。三、一审法院认定的谭长梅按照《战略合作协议书》和孙建华要求而支付的款项性质认定无误，该2200万元在《战略合作协议书》第二条对款项的性质和用途作了充分明确的约定，谭长梅是本案适格原告。四、一审法院关于孙建华不办理增资手续的认定无误，孙建华是持有目标公司95%股权的股东，未办理增资内部程序及工商变更事项完全是孙建华的责任。根据华卫公司的公司章程和公司法规定，华卫公司增资要履行的内部程序（如召开股东会、变更公司章程等）和办理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需要经持有公司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股东同意。五、一审对本案的法律适用正确，孙建华应当返还股权转让款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相关规定。六、本案并未遗漏诉讼当事人，不存在案件事实查明不清，《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仅是框架协议，其正式的协议是谭长梅、孙建华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书》，框架协议并未实际履行，董保成从未出资，不是应当追加的诉讼当事人；《九月三方合作协议》与本案无关，相关签署主体并非应当追加的诉讼当事人；华卫公司作为目标公司，孙建华是实际控制人和95%的控股股东，已参与诉讼，且华卫公司不是《战略合作协议书》的签约方，并非应当追加的诉讼当事人。七.高立与孙建华系夫妻关系，孙建华收到谭长梅转款后向高立支付了420万元，未提供合理理由；高立、孙建华共同经营四川省绵阳市安防科技有限公司和四川华立安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有共同经营行为，且四川华立安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与目标公司华卫公司经营业务相同，违反了《战略合作协议书》竞业限制要求，应当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八、谭长梅作为本案原告主体适格。九、本案不应当中止审理。十、孙建华认为谭长梅起诉解除合同超过除斥期间没有法律依据。综上，请求驳回孙建华、高立的上诉请求。 谭长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股权转让框架协议》《战略合作协议书》《九月三方合作协议》及其附件；2.孙建华、高立返还谭长梅、王文林已经支付的股权收购价款2200万元，并按谭长梅、王文林已支付价款每日千分之一的标准支付违约金至实际付完为止（自2017年6月8日起开始计算，暂计算至2018年8月20日为：438*0.1%*2200万元=963.6万元）；3.孙建华、高立承担谭长梅、王文林因本案发生的律师费20万元；4.孙建华、高立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一审案件审理过程中，谭长梅变更诉讼请求为：1.解除谭长梅与孙建华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书》；2.孙建华、高立共同承担谭长梅已支付2200万元的返还责任；3.孙建华、高立共同承担违约责任，向谭长梅支付以2200万元为基数每天千分之一的违约金，起诉时暂计963.6万元；4.孙建华、高立共同承担谭长梅因本案发生的律师费40万元和保全费；5.孙建华、高立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诉讼中，王文林作为原告申请撤回起诉，一审法院予以准许。 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 2017年5月7日，孙建华、王文林、董保成签订《股权转让框架协议》，内容为：一、截止2017年5月6日，华卫公司股份比例情况，孙建华45%、蒋勇25%、罗健生25%、中发科创专利技术发展（北京）有限公司5%。二、由王文林、董保成支付孙建华现金1300万元，其中700万元用于孙建华收购蒋勇、罗健生相应股权，600万元用于偿还孙建华原安防公司（四川省绵阳市安防科技有限公司）债务。三、由王文林、董保成后期向公司注册1700万元，用于公司经营发展，三方协商完成公司注册资本的调整。四、该《股权转让框架协议》只对自然人王文林、董保成受让孙建华持有的华卫公司55.00%的股份的相关事宜有效。五、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华卫公司股权结构变成王文林持有公司45%股份，董保成持有公司10%股份，孙建华持有公司45%股份。六、……约定在2017年5月31日前完成资金支付和股权变更，未尽事宜三方友好协商，最终结果以正式协议为准。 一审审理过程中，谭长梅提交一份由其作为甲方、孙建华作为乙方，于2017年5月23日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书》，主要内容为：乙方作为持有华卫公司100%股权的股东，同意由甲方出资对目标公司进行增资扩股，吸收甲方作为华卫公司股东（增资扩股协议另行签订）。第一条，合作方式。1.……甲方按照本协议约定，分别向乙方和华卫公司支付一定金额的价款，作为乙方收购华卫公司其他股东股权、处理个人债务以及对华卫公司增资扩股、进行资本公积金注入之用。第二条，合作价款及支付。1.甲方为本次合作，需支付总金额为人民币3000万元的价款；2.支付方式及时间：（1）甲方在本协议签订后10日内，向乙方支付人民币1300万元作为乙方收购华卫公司其他股东股权、处理个人债务的费用，乙方收到该款项后自行负责办理完毕；（2）乙方完成收购其他股东股权的目标后10日内，甲方向华卫公司支付人民币907.9365万元，乙方应在甲方付款后10日内负责办理完毕对华卫公司增资扩股的相关工商登记手续。增资扩股完成后，工商登记中显示的目标公司注册资本金为人民币1650.79万元。其中甲方出资为人民币907.93万元，持有华卫公司55%股权；乙方出资为人民币742.85万元，持有华卫公司45%股权……（3）增资扩股完成后的10日内甲方向目标公司支付人民币792.06万元，作为华卫公司资本公积金……7.乙方承诺：在甲方向其支付人民币1300万元后10日内，乙方办理将本人名下的全部专利（包括已授权、已受理和以后申请获得的专利）授权赠予给华卫公司的转移登记手续；8.乙方现有全部专利包括（已授权、已受理和以后申请获得的专利），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乙方不得将其所有任何专利转让给除华卫公司之外的任何第三方。第四条，违约责任。1.甲、乙双方均需全面履行本协议约定的内容，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均视为该方对另一方的违约，另一方有权要求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相应损失，损失包括守约方所受实际损失、因追究违约方的违约责任产生的律师费、调查费、咨询费、差旅费等；3.乙方未按约定办理增资扩股的工商登记的，应按甲方已支付价款的0.01%向甲方支付违约金，甲方亦有权选择单方解除本协议。此情形下，乙方和华卫公司应将甲方支付的全部款项退还给甲方，且不免除乙方的违约责任；4.乙方未按约定授权办理专利权相关过户、更名事宜，乙方应向目标公司支付违约金10万元……。 谭长梅于2017年5月9日、2017年5月10日、2017年5月19日，向孙建华转款500万元、500万元、300万元；于2017年5月16日、5月24日、6月8日向华卫公司转款500万元、300万元、100万元。 一审另查明，王文林与孙建华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存在微信往来，其中，2017年5月15日，孙建华向王文林发送信息“王总您好，最好公司500，个人300。如不便，公司300，个人200”“签约黄道吉日定在5月23日上午10点10分”。王文林回复“好的，下周二”。2017年5月17日，王文林向孙建华发送一份名为《合作协议书》的文件，该份文件的内容与《战略合作协议书》的内容除履行时间和一部分细微差别外，其他内容大致相同，《合作协议书》载明的签约主体为谭长梅、孙建华。2017年6月5日，孙建华向王文林发送一条内容为“合作协议您还没有返回给我”的信息。王文林回复“哦，前天忘记了”“股东名称谭长梅、杨成仲”。2017年11月1日，王文林发送信息“明白孙老师，咱们严格按照当初2200万结算协议来执行，也就是我们支付2200万元清理完5月1日前所有债权债务，您交给我一个零资产的公司重新开始经营，现在会计正在理财务数据，不会有任何问题”。孙建华回复“好的”。 再查明，王文林与谭长梅系夫妻关系；孙建华、高立于2005年8月22日结婚，系夫妻关系。 2017年5月11日、2017年5月12日孙建华分三次向高立个人账户转款420万元。 四川省绵阳市安防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年10月31日，法定代表人为孙建华。华卫公司成立于2011年4月28日，法定代表人为王廷文，现登记股东为孙建华、项庆帅，孙建华持股95%、项庆帅持股5%。四川华立安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8年5月14日，现股东为孙建华、高立。孙建华持股95%，高立持股5%。 孙建华已将13项专利权转让给华卫公司。另有11项专利权未转让至华卫公司。 谭长梅为证明其产生律师费损失，向一审法院提交了2018年8月1日与四川川蓉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及四川川蓉律师事务所开具的10万元增值税发票；2019年3月31日与四川公生明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及支付律师费30万元的银行转账记录、增值税发票。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一、《战略合作协议书》的真实性；二、《战略合作协议书》是否应当解除及解除后的法律后果；三、高立是否应当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四、谭长梅主张的律师费能否成立。对上述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一审法院评述如下： 一、《战略合作协议书》的真实性。诉争双方对2017年5月7日，孙建华、王文林、董保成签订的《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而对谭长梅诉请解除的《战略合作协议书》的真实性存在争议。谭长梅陈述《战略合作协议书》是因在履行《股权转让框架协议》过程中，董保成退出合作，谭长梅已向孙建华支付了部分款项的情况下，王文林、孙建华为进一步履行股权转让及向华卫公司增资的情况下订立；孙建华陈述其仅与王文林存在合同关系，而不认识谭长梅，《战略合作协议书》并非由孙建华签署，谭长梅支付的2200万元款项系基于履行《股权转让框架协议》而支付。一审法院认为，首先，从《股权转让框架协议》和《战略合作协议书》的内容来看，孙建华的合同义务均为收购华卫公司原股东持有的公司股权，吸纳新股东进入公司，办理工商登记变更。两者约定的各方权利义务在大方向上除新股东支付的合同总价款存在差异外，其余一致，两份合同的目的均系吸纳新股东、对华卫公司增资扩股。《股权转让框架协议》文末有“未尽事宜三方友好协商，最终结果以正式协议为准”的表述。由此可见，《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仅是各方签约主体达成的初步协议，各方最终的权利义务需另行订立合同确认。由此，谭长梅陈述在《股权转让框架协议》履行过程中双方另行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书》，具有合理性也与《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的约定相符。虽然《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的签约主体为王文林、孙建华、董保成，而《战略合作协议书》的签约主体为谭长梅、孙建华，但谭长梅系王文林的妻子。王文林以其妻子谭长梅的名义与孙建华订立《战略合作协议书》并非孙建华否定《战略合作协议书》的合理理由，实际上王文林与谭长梅为共同的履约主体。其次，孙建华与王文林之间的微信记录显示，2017年5月15日孙建华发送信息告知王文林，要求其向华卫公司支付500万元，向孙建华个人支付300万元，谭长梅遂于2017年5月16日向华卫公司转款500万元，于2017年5月19日向孙建华转款300万元。此后王文林通过微信向孙建华发送了《合作协议书》。该份《合作协议书》从内容上看，部分内容存在空白，其余与《战略合作协议书》的内容大致相同，由此可见，王文林通过微信向孙建华发送的《合作协议书》应系《战略合作协议书》的初稿。之后，王文林在与孙建华的微信记录中强调双方按照2200万元结算协议来履行，孙建华予以了认可。事实上2200万元系《战略合作协议书》中约定的谭长梅的付款总额。另外，谭长梅提交的《战略合作协议书》的落款时间为2017年5月23日，该时间节点正是孙建华在微信中告知王文林的“签约黄道吉日”。再次，在审理过程中，孙建华对《战略合作协议书》上签署的其姓名的真实性未做确定性陈述，仅表示其曾经在两张空白的A4纸上书写自己的名字。一审法院委托进行司法鉴定的过程中，在可以对签名真实性进行鉴定的条件下，孙建华未缴纳鉴定费用，而使鉴定程序不能启动。基于上述事实及各方当时人在庭审过程中的陈述和表现，一审法院认为，谭长梅陈述的《战略合作协议书》的形成过程、签订的历史背景情况与双方的微信记录显示的情况一致、谭长梅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时间和金额与微信记录显示的情况一致，而孙建华在庭审时陈述的意见与在案证据不能完全吻合。基于上述理由，一审法院认定《战略合作协议书》系孙建华、谭长梅的真实意思表示，具有法律效力，双方应按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 二、《战略合作协议书》是否应当解除及解除后的法律后果。《战略合作协议书》第四条第3项约定，若孙建华未按约定办理增资扩股工商登记，谭长梅有权选择单方解除协议，在此情况下，孙建华及华卫公司应将谭长梅支付的全部款项退还，且不免除违约责任。本案中，孙建华已经实际取得了华卫公司95%的股份，是华卫公司的控股股东，但未按照协议第二条约定在收到谭长梅支付的2200万元后，办理华卫公司增资扩股的相关手续及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在诉讼过程中，孙建华亦表达了在谭长梅未支付至3000万元的情况下，不同意将股权变更至谭长梅名下的意见。一审法院认为，孙建华提出的要求谭长梅支付3000万元后再办理股权变更手续及华卫公司增资扩股手续的意见与双方在《战略合作协议书》约定的权利义务不一致，系明确表示不按照协议约定履行义务的违约行为。根据双方的合同约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第四项之规定，谭长梅主张解除《战略合作协议书》具有合同和法律依据，依法予以支持。协议解除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之规定，孙建华应按照约定退还谭长梅向其及华卫公司支付的2200万元，并支付违约金。关于违约金数额，谭长梅提出《战略合作协议书》约定的违约金为“已支付价款的（0.01%）”系笔误，按照全文各方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双方对违约金的真实约定应为“以已付款为基数，每日0.01%的标准”计算违约金。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之规定，违约金应以实际损失为基础，若违约金低于损失的，当事人有权要求增加违约金，约定的违约金明显高于实际损失的，当事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调整。一审诉讼过程中，谭长梅以约定的违约金不足以弥补其损失为由，提出增加违约金的请求。一审法院结合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的违约金计算标准及实际履约的情况，酌情认定孙建华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从违约行为开始之日（谭长梅支付最后一笔股权转让款后第10日），即2017年6月18日起支付违约金。 关于高立是否应当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孙建华与高立系夫妻关系，在孙建华与谭长梅履行《战略合作协议书》的过程中，孙建华存在将大额资金转账至高立个人账户的行为。诉讼中，高立未提交证据证明与孙建华之间资金往来的性质。结合在孙建华与谭长梅发生争议的过程中，孙建华、高立另行设立四川华立安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的事实，一审法院认为，高立对孙建华与谭长梅之间履约的情况应清楚知悉，本案在案证据足以认定孙建华的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经营，孙建华所负债务系夫妻共同债务。据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对谭长梅提出的由高立与孙建华共同承担返还股权转让款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四、关于谭长梅主张的律师费是否应由孙建华承担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战略合作协议书》第四条关于律师费由违约方承担作出了明确约定。如前所述，孙建华在履约过程中存在违约行为，应当按约承担谭长梅因本案诉讼而支付的合理律师费。对于谭长梅与四川公生明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产生的律师费30万元，有支付凭证及增值税发票证明该费用已实际发生，依法予以支持。对于谭长梅在诉讼中更换律师前产生的律师费10万元，因未提交支付凭证，且认为并非合理开支，对该部分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七十六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解除孙建华、谭长梅于2017年5月23日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书》；二、孙建华、高立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谭长梅返还股权转让款2200万元并支付违约金，违约金计算方式为：以2200万元为基数，从2017年6月18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三、孙建华、高立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谭长梅支付律师费30万元；四、驳回谭长梅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00980元，由孙建华、高立负担153300元，谭长梅负担47680元；保全费5000元由孙建华、高立负担。 二审庭审中，孙建华、高立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以下事实提出异议：一、对于谭长梅提交的《战略合作协议书》真实性不予认可。孙建华、高立提出：孙建华本人没有签订这份协议，对协议载明的内容没有核对过，不愿意核对，该协议是王文林利用本人空白签名的两张4A纸伪造的。二、对一审判决认定的2017年5月17日王文林向孙建华发送一份名为《合作协议书》的文件，“该份文件的内容与《战略合作协议书》的内容除履行时间和一部分细微差别外，其他内容大致相同”的认定有异议。孙建华、高立提出：首先，对这段话不认同。因为孙建华本人对《战略合作协议书》并没有予以核实，名称也不一样，没收到该份协议，没有核对两份协议的内容是否一致；其次，该部分内容不符合判决书对事实描述的规定，没有客观的反映微信的记录内容。 谭长梅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无异议。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 一、谭长梅提交的《战略合作协议书》第三条第1.2.3款载明：1.乙方保证本次增资扩股不存在任何法律或合同限制，且已取得公司其他股东同意。2.乙方保证:本协议签订前的目标公司债权债务，由公司原股东负责承担和清结，且乙方已将目标公司在本协议签订前的债权债务情况及对外担保情况全部告知甲方(以华卫公司2017年4月财务报表为准)。如果在本协议签订后，目标公司遭受第三方主张本协议签订前发生的债权，由乙方负责赔偿目标公司由此实际承担的损失。3.乙方保证在签订本协议前，目标公司不存在乙方未告知甲方的潜在的任何法律纠纷。如果在本协议签订后，目标公司与第三方因签订前发生的法律纠纷而遭受损失，由乙方负责赔偿目标公司由此实际承担的损失。2017年9月19日，王文林通过微信向孙建华发送的一段文字截图，内容与上述内容完全一致。 二、2017年5月11日，高立向孙建华个人账户转款70万元。二审中孙建华主张该70万元应当在孙建华向高立转款的420万元中予以扣减。 三、2017年7月3日，佳翔企业成立，谭长梅持股60%,王廷文持股33.33%,马益浩6.67%。2018年1月29日，佳翔企业注销。 四、2017年9月20日，孙建华（甲方）、佳翔企业（乙方）、陈琳（丙方）签订《九月三方合作协议》，签约主体为：孙建华（甲方）、佳翔企业（乙方）、陈琳（丙方）。其中第三条第5款载明：“三方同意按甲乙双方5月所签协议的保证条款执行，公司5月30日前的债务由甲方负责”。彭小刚代表佳翔企业在该协议上签字。 五、2018年1月22日，华卫公司召开股东会，会议由孙建华主持，会议参加人员为老股东孙建华、中发科创专利技术发展（北京）有限公司（代表人吴庆元），新股东项庆帅。经全体股东研究，一致形成如下决议：……4.同意免去孙建华公司执行董事（即法定代表人）职务，重新选择王廷文为公司执行董事（即法定代表人），任期三年。2018年1月30日，华卫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王廷文。 六、华卫公司的公司章程第二十六条载明：股东会议应对所议事项作出决议。对于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分工、合并、解散或变更公司形式等事项作出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同意通过。 七、一审庭前会议笔录载明：谭长梅陈述其支付2200万元是本人为取得华卫公司股权所支付的增资款项。 一审第一次庭审笔录载明：1.谭长梅诉讼请求:判决解除原被告签订的《股权转让框架协议》《战略合作协议书》《九月三方合作协议》；2.审判人员问谭长梅：基于《战略合作协议书》你和孙建华建立的合同关系是什么关系？谭长梅答：孙建华收购股权回来，我们占有股权；我只是一个代持，王文林才是真正的股权持有人；3.一审第二次庭审笔录载明：1.一审审判人员问孙建华：现在增资完成了没有？孙建华答：我发现上当后，拒绝签署任何协议，拒绝进行工商变更。 八、二审诉讼中谭长梅陈述，其起诉要求解除“原被告双方签订的《九月三方合作协议》”的原因是：因为收到彭小刚交来的《九月三方合作协议》，认为协议中涉及的股权是谭长梅购买的，该协议实际对谭长梅购买的股权进行了处分，侵害了谭长梅的合法权益，因此要求一并解除。 二审庭审中孙建华陈述：我从未与谭长梅签订过《战略合作协议书》，该协议是王文林以我不在成都为便于华卫公司工商变更登记为由，于2017年12月左右华卫公司搬迁期间，要求我在2张A4空白纸上预留签名，该协议是王文林利用我空白签名的两张4A纸伪造的。 二审诉讼中孙建华陈述：1.王文林2017年5月22日到绵阳，双方主要商议是否在北京建中心事宜。2.程斌（陈琳配偶）是绵阳期间王文林指派的华卫公司总经理，因此由程斌执笔，将王文林的《三方九月协议》草稿修改为《九月三方合作协议》。其中，佳翔企业、陈琳为签约主体及股权结构完全一致，对知识产权与债务、股权结构、出资方式等内容作了重大调整。3.2017年9月18日，王文林发给我一份《三方九月协议》，由于我当时身体出现问题住院，陈琳爱人程斌到医院探望，出于对程斌的感激和信任，我没有仔细看，就在程斌修改的2017年9月20日《九月三方合作协议》上签了字。 陈琳在一审第一次庭审中陈述：《股权转让框架协议》是有效的，在实施过程中，由于董保成没有出资，导致该份协议无法履行，即转为《战略合作协议书》，最终是以《战略合作协议书》在实施；因孙建华不履行前述两个协议，三方重新签订了《九月三方合作协议》；佳翔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是王文林，但签字人是彭小刚，佳翔企业有授权委托书，彭小刚可全权代理签字。 九、2019年9月29日，孙建华向一审法院提交《撤回司法鉴定申请书》，载明：鉴于鉴定机构不能按照孙建华要求的四个鉴定事项进行鉴定，贵院入围的鉴定机构仅此一家，不能达到孙建华的鉴定要求，孙建华特向贵院申请撤回鉴定申请。 十、孙建华与王文林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还存在以下微信往来： 2017年5月16日，王文林发送信息“资金肯定按时到位，关于生产基地就按成都落地考虑哦！我就放手开始找地块”。孙建华回复“可以，成都比绵阳经济政治环境好”。 2017年5月17日，孙建华发送信息“您好孙老师，成都这边征地事项基本落实，政府配套地铁口附近土地20亩左右，请方便时做个项目汇报资料”。孙建华回复“好的”。同日，王文林向孙建华发送一份《合作协议书》一份，载明签约主体为：孙建华、谭长梅。 2017年5月20日，孙建华将王文林发送的《合作协议书》修改后发给了王文林，修改后名称为《战略合作协议书》，载明签约主体为：孙建华、谭长梅，该协议内容与王文林发送的《合作协议书》不完全一致。 2017年7月4日，王文林发送信息“工资调整是重大事件应该和我们协商才能实施”。孙建华回复“由于之前一年多没有发工资，5月份就做了一个上调，这是不规范的，以后就规范了”。 2017年9月18日，王文林向孙建华发送一份《三方九月协议》，载明签约主体为：孙建华（甲方）、谭长梅（佳翔企业，乙方）、陈琳（丙方），该协议内容与案涉《九月三方合作协议》内容不完全一致。 2017年11月10日，王文林发送信息“那你就带彭小刚去三，那个彭小刚懂一些技术，这方面他要熟一点”。 2017年12月11日，孙建华发送信息“尊敬协会领导由于协会没有在规定时间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签字，导致我违约，需承担公司重组和3000万投资失败和后果”。 2017年12月28日，王文林发送信息“好的，及时和项总，彭小刚一起交流呗。完善原有漏洞”。 2018年3月24日，王文林发送信息“前期所有的协议都是您提出而签订的，三方协议也是您和程主任协商的”。 十一、孙建华还举示了华卫公司股东群的聊天记录及其与项庆帅、程斌、王廷文的聊天记录。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主要争议焦点为：一、谭长梅的原告主体是否适格；二、案涉《战略合作协议书》是否真实有效、是否实际履行；三、《战略合作协议书》是否应当解除以及解除后的法律后果；四、高立是否应当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五、本案是否应当中止审理及追加当事人；六、孙建华、高立是否应当承担律师费。 一、关于谭长梅的原告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孙建华主张谭长梅在一审庭审中称“其是代持股，王文林才是实际持股人”，其原告主体不适格。本院认为，即使谭长梅与王文林是代持股关系，但谭长梅作为本案原告，王文林并没有提出异议，而代持股属于内部关系，代持股东也有权以其本人名义主张权利，且案涉2200万元系谭长梅本人支付，《战略合作协议》也是谭长梅本人签订，故谭长梅作为原告主体适格。 二、关于案涉《战略合作协议书》是否真实有效、是否实际履行的问题。本院认为：1.《战略合作协议书》上有孙建华本人签名，孙建华对签名的真实性无异议，其上诉主张是王文林利用其预留的空白签名纸张伪造的理由，除本人的陈述外，并未举示证据予以证明。2.2017年9月19日，王文林通过微信向孙建华发送的一段文字截图，其内容与《战略合作协议书》第三条第1.2.3款内容完全一致,能够佐证《战略合作协议书》的真实性。3.《九月三方合作协议》第三条第5款载明：“三方同意按甲乙双方5月所签协议的保证条款执行，公司5月30日前的债务由甲方负责”，该内容仅在5月23日的《战略合作协议书》中才有体现，也能够佐证《战略合作协议书》的真实性。孙建华上诉主张其当时“出于对程斌的感激和信任，我没有仔细看，就在程斌修改的《九月三方合作协议》上签了字”的理由，除本人的陈述外，并未举示证据予以证明。且孙建华即使“没有仔细看”,其后果也应当自行承担。4.孙建华上诉主张其不认识谭长梅，不可能与其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书》。然而，孙建华在2017年5月20日向王文林发送的修改后的《战略合作协议书》中，明确载明的签约主体为孙建华与谭长梅，故孙建华在《战略合作协议书》签订前明知对方签约主体为谭长梅。5.2017年5月15日，孙建华和王文林通过微信确定了5月23日为签约时间，《战略合作协议书》的签约时间与双方确定的签约时间能够吻合。6.孙建华主张王文林指定佳翔企业为《九月三方合作协议》的投资和签约主体，并安排彭小刚代表佳翔企业签订《九月三方合作协议》。然而，《九月三方合作协议》中代表佳翔企业签名的是彭小刚，而彭小刚并无谭长梅、王文林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本案孙建华所举示的证据均不能反映王文林有明确授权彭小刚代表其签订协议的内容，或者事后有明确追认彭小刚代签协议的行为。至于王文林2017年11月10日发送的“那你就带彭小刚去三，那个彭小刚懂一些技术，这方面他要熟一点”和2017年12月28日发送的“好的，及时和项总，彭小刚一起交流呗。完善原有漏洞”的信息，其内容明显是王文林对彭小刚进行的工作安排，并非授权其签订协议的意思表示。因王文林从未向彭小刚出具过书面授权委托书，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情况下，彭小刚的签约行为属无权代理行为，而孙建华明知彭小刚没有授权的情形下与其签订协议，本身存在重大过失，故本案也不满足表见代理关于合同相对人善意无过失的构成要件。7.孙建华主张《九月三方合作协议》才是《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中所约定的最终协议。然而，《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签约主体为孙建华、王文林、董保成，且该协议明确载明了“未尽事宜三方友好协商，最终结果以正式协议为准”，据此可以认定该协议只是三方之间达成的初步协议，并非最终协议。之后，董保成未参与《九月三方合作协议》的签订，孙建华主张《九月三方合作协议》才是《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中所约定的最终协议证据不足。8.孙建华主张2017年5月23日之后，其与王文林还在对公司的股东安排、股东的股权比例及专利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所以不可能在2017年5月23日与谭长梅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书》。然而，即使在《战略合作协议书》签订后，王文林与孙建华就合作事宜还在持续进行磋商，但在案证据不能证明双方经磋商后形成了一致意见，并就《九月三方合作协议》的内容达成了合意,并实际签订了该协议。因此，不能以此证明《九月三方合作协议》是双方签订和实际要履行的最终协议。陈琳关于《九月三方合作协议》中的佳翔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是王文林的陈述，与佳翔企业的工商登记不符，其关于签字人彭小刚有佳翔企业授权委托书，彭小刚可全权代理签字的陈述，并未举示证据予以证明。9.孙建华主张王文林2018年3月24日发送的“三方协议也是您和程主任协商的”信息，证明双方实际履行的是《九月三方合作协议》，证明王文林认可该协议的有效性。然而，该条信息发送时间是2018年3月24日，王文林于2017年9月18日通过微信向孙建华发送过一份《三方九月协议》，故不能得出王文林微信中所称的“三方协议”即为《九月三方合作协议》的唯一结论。10．孙建华主张华卫公司的搬迁问题、本人工资问题，只有《九月三方合作协议》中有约定，证明王文林认可《九月三方合作协议》的有效性。然而，在《九月三方合作协议》签订前的2017年5月16日、5月17日，孙建华、王文林的微信内容均涉及华卫公司的搬迁问题，2017年7月4日，孙建华、王文林的微信内容涉及孙建华本人的工资问题，证明该两项问题在《九月三方合作协议》签订前已是双方讨论的内容，并非《九月三方合作协议》的专属内容。11.2018年1月30日，华卫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王廷文，系2018年1月22日，华卫公司全体股东孙建华、中发科创专利技术发展（北京）有限公司、项庆帅作出的决定，与王文林无关。至于佳翔企业的成立与注销属于企业行为，不能以此认定王文林、谭长梅认可或者在履行《九月三方合作协议》。12.关于孙建华举示的华卫公司股东群的聊天记录及其与项庆帅、程斌、王廷文的聊天记录，均系单方证据，不具有证明力。13.虽然，谭长梅在一审起诉时提交并要求一并解除《九月三方合作协议》。然而，谭长梅在诉状理由中没有涉及对《九月三方合作协议》内容的认可。谭长梅起诉后又撤回该项诉请，是当事人诉讼策略的选择，且诉讼中谭长梅对起诉解除该协议的原因也作出了合理解释。故孙建华关于谭长梅起诉解除《九月三方合作协议》的行为，足以认定谭长梅和王文林是认可该协议的真实性和有效性的上诉理由证据不足。 基于上述理由，本院认为，本案现有证据不能证明《九月三方合作协议》是王文林、谭长梅的真实意思表示，是王文林、谭长梅签订并实际要履行的最终协议，故该协议对王文林、谭长梅没有法律约束力。孙建华主张《战略合作协议书》系伪造，各方签订和实际履行了《九月三方合作协议》上诉理由证据不足，本院依法不予支持。本案中，谭长梅按约履行了付款义务，一审判决认定《战略合作协议书》真实有效并已实际履行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三、关于《战略合作协议书》是否应当解除及解除后的法律后果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战略合作协议书》约定，孙建华未按约定在收到谭长梅支付的款项后10日内办理增资扩股的工商登记，谭长梅有权选择单方解除协议。在此情况下，孙建华及华卫公司应将谭长梅支付的全部款项退还，且不免除违约责任。孙建华作为华卫公司持股95%的控股股东，在收到谭长梅支付的款项后，至今仍未按约办理增资扩股的工商登记手续，已经构成违约，合同应当解除并应按合同约定承担相应违约责任。孙建华主张其已将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法人章、本人身份证原件、公司财务印章交给了王文林指定的人员，王文林实际控制了公司，孙建华无法办理增资手续。然而，《战略合作协议书》约定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是孙建华的义务，孙建华是持有目标公司95%股权的股东，根据华卫公司的公司章程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华卫公司进行工商变更登记需要由股东会会议作出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同意通过，故华卫公司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事项完全是孙建华的责任。且从孙建华于2017年12月11日向王文林发送的“尊敬协会领导由于协会没有在规定时间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签字，导致我违约，需承担公司重组和3000万投资失败和后果”的微信，以及孙建华在一审庭审中明确表示“我发现上当后，拒绝签署任何协议，拒绝进行工商变更”，也能佐证是孙建华未履行合同义务。据此，谭长梅主张解除合同符合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并不存在孙建华主张的谭长梅于2018年9月后起诉合同解除，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一年除斥期间的问题。 孙建华关于一审法院对谭长梅支付2200万元款项性质认定有误，2200万元属于增资款不应当予以返还的问题。本院认为，《战略合作协议书》第二条对谭长梅支付的2200万元的性质和用途作了充分明确的约定，1300万元是作为孙建华收购目标公司其他股东股权、处理个人债务的费用。谭长梅支付900万元后10日内，孙建华应当负责办理完毕对目标公司增资扩股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且，华卫公司并未完成增资扩股的工商变更登记，谭长梅支付的2200万元实际上也并没有成为华卫公司的增资款。故孙建华违约后，谭长梅有权根据《战略合作协议书》第四条违约责任的约定，选择单方解除协议，孙建华应当将全部款项退回。 四、关于高立是否应当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首先，孙建华与高立系夫妻关系，在孙建华与谭长梅履行《战略合作协议书》的过程中，孙建华向高立个人账户有大额转款，孙建华、高立未举示证据证明转款的合法依据,其上诉主张是为了偿还华卫公司之前通过高立对外借款的债务，但除本人陈述外，并未举示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其次，孙建华与谭长梅发生案涉争议的过程中，孙建华、高立共同设立了四川华立安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故一审判决认定孙建华的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经营，孙建华所负债务系夫妻共同债务，高立与孙建华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 五、关于本案是否应当中止审理及追加当事人的问题。本院认为，如前所述,本案已认定双方履行的是《战略合作协议书》，因此本案没有追加其他当事人的必要。虽然，孙建华、高立已经就《九月三方合作协议》在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法院起诉，但是该案及本案均需要审理双方履行的是《战略合作协议书》还是《九月三方合作协议》。故孙建华、高立上诉认为本案应当以该案的审理结果作为依据，应当中止审理的理由，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一款第五项“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的规定，本院不予支持。 六、关于孙建华、高立是否应当承担律师费的问题。孙建华、高立主张其从来没有签订过所谓的《战略合作协议书》不存在律师费承担的问题。本院认为，《战略合作协议书》合法有效，孙建华在履约过程中存在违约行为，按照《战略合作协议书》第四条的约定，应当承担谭长梅因本案诉讼而支付的合理律师费。 此外，关于一审的鉴定问题。经审查，孙建华在鉴定机构不能按照其要求的四个鉴定事项进行鉴定的情况下，自行向一审法院提交了《撤回司法鉴定申请书》，其上诉认为一审法院理应寻找具备技术条件的其它鉴定机构进行鉴定的上诉理由，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孙建华、高立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67832元，由孙建华、高立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管雄亚 审 判 员 兰 娟 审 判 员 李 莉 二〇二〇年九月四日 法官助理 杨 迅 书 记 员 姚嘉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