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0）内29民终25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丁新民，该公司董事长。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乌海中心支公司。   负责人：刘海娇，该公司经理。   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乌建林，北京市京师（呼和浩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额尔登巴根，男，1977年10月29日出生，蒙古族，牧民，住内蒙古自治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姜威，宁夏辅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人寿）、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乌海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人寿乌海公司）以与额尔登巴根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阿拉善左旗人民法院（2020）内2921民初1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8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平安人寿、平安人寿乌海公司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乌建林、额尔登巴根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姜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平安人寿、平安人寿乌海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第一项判决，驳回额尔登巴根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   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额尔登巴根未能举证证明符合百万任我行(2018)两全保险合同约定的理赔责任，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百万任我行(2018)两全保险合同条款1.1保险责任明确约定“在本主险合同保险期间内,我们承担如下保险责任:自驾车意外全残或身故保险金被保险人以驾驶员身份驾驶或者以乘客身份乘坐个人非营业车辆或公务车期间遭受意外伤害,并自该意外伤害之日起180日内造成本主险合同附表所列的‘全残’或身故的,我们按20倍基本保险金额给付自驾车意外全残保险金或自驾车意外身故保险金,但不再给付第三项中的意外全残保险金或意外身故保险金,本主险合同终止。”根据《保险法》第二十二条之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按照保险合同请求保险人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时,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应当向保险人提供其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的证明和资料。一审期间,未能举证被保险人符合驾驶非营业车辆发生意外的证据,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二)根据保险行业规定,涉案“百万任我行金管家APp手机软件”,必须经过中国保监会审查备案,特别是对于“免责条款”内容的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部分的软件开发及操作,必须符合保险法及其解释规定,否则保险公司也不会在全国范围内普遍采用“金管家APP手机软件”形式销售保险产品。(三)原审对于上诉人在原审提交的“公证书”证据认定错误。对于额尔登巴根通过“金管家APp手机软件”投保的“百万任我行两全保险”的具体投保信息,只有其自己通过申请“验证码、输入密码”等点击程序,才能查看本案需要查明的页面信息,所以,在本案一审开庭前,上诉人曾向一审法院要求额尔登巴根在开庭时主动向一审法院提交这方面的证据,但额尔登巴根拒绝提供;上诉人为了配合一审法院直观了解“百万任我行金管家APp手机软件”操作程序，只好提交一份模拟的金管家APP软件操作公证书证据,但一审法院却以公证书作出时间与原告投保时间不符为由,认定该公证书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四)原审对额尔登巴根“酒后驾车免除情形”的认定，明显与事实不符。本案2018年7月8日生效的平安安鑫保,与2018年7月9日生效的百万任我行两全保险,基本是同时投保,两份保险合同条款中的“酒后驾车免责”条款是一样的,保险公司对该免责条款的提示方式也是一样的,均是用黑体字及刷黑的明显标志予以提示,均符合《保险法》解释(二)第十一条的规定，而原审只认定“平安安鑫保”合同的“酒后驾车免责”情形成立，“百万任我行”合同的“酒后驾车免责”情形不成立,显然与事实不符。（五）一审法院认定“原告额尔登巴根作为投保人通过平安金管家收据APP软件在被告处投保平安百万任我行(2018)两全保险。软件下载、注册、投保均由被告公司业务员马红英代为操作。”这一认定错误。一审庭审过程中,被上诉人提交了一份录音,拟证明马红英代被上诉人完成投保流程。该证据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72条关于证人证言的要求,法院不应当予以采纳并据此作出判决。   二、（一）如下“电子数据”证据,足以证明上诉人尽到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电子投保书》(共4页),以及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后补交的“百万任我行(2018)两全保险”《人身保险合同》电子页面，足以证明如下事实:(1)《电子投保书》第1页基本信息,由投保人本人填写;第四页:投保人、被保险人声明与授权中第1条声明:保险公司已提供本人所投保产品条款,对条款进行了说明，尤其是对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合同解除条款进行了明确说明,本人对所投保险种的保险利益、保险期间等相关内容均已了解，对所投保产品条款已认真阅读、理解并同意遵守;并在投保人、被保险人姓名处填写“额尔登巴根”;投保申请日期处填写“2018-7-9”。(2)被上诉人补交的《人身保险合同》电子页面证实,被上诉人在用自己的手机注册、登录“金管家APp”网站时,已经看到AA页面上的“投保须知、免责条款”等提示内容;看到“阅读指引”(保险人公司以“阅读指引”的形式向投保人尽到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看到保险合同条款中用黑体字并刷黑的形式,提示和明确说明“酒后驾车、自驾车意外身故保险金、个人非营业车辆、摩托车和拖拉机不在保障范围”等提示内容。(二)如下书证，足以证明上诉人尽到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被上诉人在一审举证纸质“百万任我行”《人身保险合同》;上诉人为证明尽到“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也举证“百万任我行”《人身保险合同》中的合同条款。合同条款中用黑体字并刷黑的形式，提示和明确说明“酒后驾车、自驾车意外身故保险金、个人非营业车辆、摩托车和拖拉机不在保障范围”等提示内容。根据《保险法》解释(二)第十一条规定,法院应当认定上诉人已经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   三、原审对“网上投保”方式引发的《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案件的审理，对于“电子数据”证据的认定不专业。具体理由如下:对于一般合同的签订,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上的“签字”,是合同成立和生效的必要条件;但是，目前互联网时代,通过对某网站“下载、注册、登录、点击”等方式,代替“签字”,也成为表达当事人真实意思的一种新的方式。对于“网上投保”方式中,保险公司是否尽到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法院应当审查被上诉人“注册、登录、点击”的APP网站页面中,是否有《保险法》及解释(二)规定的提示方式。根据被上诉人庭后补交的“百万任我行(2018)《人身保险合同》条款”APP页面，明显看到合同条款中用黑体字并刷黑的形式,提示和明确说明“酒后驾车、自驾车意外身故保险金、个人非营业车辆、摩托车和拖拉机不在保障范围”等提示内容。又根据上诉人提交的《电子投保书》(共四页)证据,完全符合《民诉法》有关“电子数据”证据的法定证据要求,而原审对该证据的“三性”没有进行审查认定。综上所述,“百万任我行(2018)两全保险合同”中的保险责任对于保险人应当履行给付保险金的条件和所需材料以及通过合同条款的形式做出了常人足以理解的约定,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合同双方均应遵守。被上诉人在未能举证证明符合保险事故的情形下,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另外,针对“免责条款”,特别是“酒后驾车”免责条款情形的认定,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而综合分析双方当事人所举证据,足以证明上诉人对于“百万任我行(2018)两全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特别是对于“酒后驾车”免责条款,已经尽到提示义务;对“摩托车不在保障范围”的免责条款尽到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原审认定明显错误，适用法律不当,。   额尔登巴根辩称，一、上诉人未履行告知、提示义务，平安百万任我行保险免责条款无效。平安百万任我行两全合同的纸质合同、电子件、网络APP均没有投保人额尔登巴根的签名，且手机投保过程均由保险公司业务员操作，额尔登巴根从未阅读过合同内容，对其不予赔付保险的免责内容不知情，保险人没有履行法定的提示、告知义务。二、额尔登巴根已向法庭提交了驾驶非营业车辆发生事故的相关证据。三、保险公司业务员马红英录音证据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妥之处。四、平安金管家APP每年的更新次数达到几十次，其更新内容包含操作界面、操作方式、展示内容、功能升级、该改版等。上诉人所提交的金管家APP操作流程公证书出具时间在额尔登巴根投保之后，不能证明该软件投保时的状态。上诉人有关金管家APP手机端的证据无法证明其履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   额尔登巴根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二被告向原告支付保险金共计1224063.6元；2.判令二被告自2018年9月15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逾期给付保险金利息损失，并判令被告利息损失计算至保险金全部履行之日止；3.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2018年7月8日、7月10日，额尔登巴根在平安人寿乌海公司投保两份人身保险，分别为主险：平安安鑫保（2018）两全保险，包含平安附加安鑫保（2018）提前给付重大疾病保险、平安附加住院费用医疗保险（A）（两份），平安附加住院日额医疗保险（2017）（十份）；平安百万任我行（2018）两全保险，包含平安附加意外伤害医疗保险（A），共计缴纳保险费用10526元，合同明确约定了保险金给付条件。2018年8月13日晚21时许，额尔登巴根驾驶摩托车在阿拉善左旗厢根达来往孪井滩1公里处发生单方面交通事故。交警接到报警后，联系家属将其紧急送往阿拉善左旗中心医院救治，后因病情危重转入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被诊断为颈脊髓损伤并四肢全瘫等多项严重疾病。8月15日，额尔登巴根家属向平安人寿保险业务员报案，并申请保险金，平安人寿于2019年1月19日向额尔登巴根发出拒绝理赔通知。因治疗费而延误治疗给额尔登巴根带来了难以估量的损失，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要求被告赔偿75818.2元。   一审法院经审查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7月8日，额尔登巴根作为投保人通过平安人寿业务员马红英投保平安安鑫保（2018）两全保险，保险合同号码：P310000022989850。合同成立日为2018年7月8日。合同生效日为2018年7月8日。被保险人为额尔登巴根。保险项目包括安鑫保18（1283），保险期间为20年，交费年限为15年，基本保险金额为180000元，保险费为5472元；附加长险安鑫保重疾18（1284），保险期间为20年，交费年限为15年，基本保险金额为180000元，保险费为2286元；附加一年期短险，其中住院费用A（507），2份含可选，保险费为591元；住院日额07（516），10份，保险费为340元。《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人身保险投保书（电子版）》中投保人/被保人签名处有额尔登巴根的签字，代理人签名处有马红英签字，日期显示为2018年7月8日。《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人身保险（个人渠道）投保提示书》中投保人签名处有额尔登巴根签字，代理人签名处有马红英签字，日期为2018年7月8日。《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首期保险费交纳对账单》中载明上述P310000022989850号保险合同首次交纳保费金额合计8689元，保费交至日为2019年7月8日。《保险合同回执》载明“本人于近日收到贵公司送达的个人寿险保险合同一份，保险合同号码为P310000022989850”。投保人处有额尔登巴根签字，日期为2018年7月8日。后被告工作人员致电原告额尔登巴根就是否收到电子保单和纸质保单、是否为其亲笔签名、是否清楚合同条款及免责事由等情况进行电话回访。另，额尔登巴根作为投保人通过平安金管家手机APP软件投保平安百万任我行（2018）两全保险。软件下载、注册、投保均由平安人寿业务员马红英代为操作。保险合同号码为P310000022993126。合同生效日为2018年7月10日。保险项目包括平安百万任我行（2018）两全保险，基本保险金额为50000元，保险期间为30年，交费年期为10年，首次交纳标准保费1699元；平安附加意外伤害医疗保险（A），基本保险金额为20000元，保险期间为1年，交费年期为10年，首次交纳标准保费138元。《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首期保险费交纳对账单》中载明上述P310000022993126号保险合同首次交纳保费金额合计1837元，交至日为2019年7月10日。   另查明，2018年8月13日21时31分，额尔登巴根驾驶摩托车在厢根达来往孪井滩1公里处发生单方事故。《110案件信息》处理结果处载明“经了解，一辆摩托车（无牌）发生单方事故，有人受伤，因在医院抢救，无法告知身份证号，打电话给家属，不需要民警处理”。后额尔登巴根被送往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救治。入院时间为2018年8月14日，出院时间为8月20日，实际住院6天。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住院病历记载“现病史：据患者家属诉：患者于入院13小时前饮酒后骑摩托车时不慎摔倒（具体情况不详），当时意识呈醉酒状态，呼之能应，问答不切题······”。出院诊断为Ⅰ多发伤：一、急性内开放性颅脑损伤：1.硬膜下血肿（额左）；2.创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3.前颅底骨折（右侧额骨、鼻骨、双侧筛窦壁）；4.颅内积气；5.软组织肿胀（鼻部、双眼眶周围及右额部）；6.颜面部多发擦伤；二、1.颈脊髓损伤并四肢全瘫；2.椎体不稳（颈4-5）；3.椎体融合（颈5-6）；4.颈3-4椎体棘突骨折；5.颈3-4、颈4-5、颈6-7椎间盘突出；6.颈椎退行性改变；三、1.上唇毁损伤；2.口腔黏膜挫裂伤；3.11、21牙脱位；4.12牙震荡；Ⅱ肺部感染；Ⅲ右侧股骨头缺血坏死；Ⅳ右髋关节退行性改变。2018年8月20日，额尔登巴根转院至阿拉善盟中心医院，出院日期为2018年12月6日。出院诊断为1.C5脊髓损伤（ASIAC级）四肢活动障碍；2.颈椎骨折复位内固定术后；3.急性闭合性颅脑损伤；4.右侧股骨头缺血坏死。2018年12月7日，额尔登巴根继续在阿拉善盟中心医院住院治疗，出院时间为2019年1月11日，实际住院35天。出院诊断为脊髓损伤、颈椎骨折、颅内损伤、股骨头坏死。阿拉善盟中心医院司法鉴定所于2019年5月14日出具鉴定文书，鉴定意见为被鉴定人额尔登巴根因外伤致颈脊髓损伤并四肢瘫，四肢肌力均小于2级，依照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中国法医学会联合发布《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符合7.8肌肉力量功能障碍“四肢瘫（三肢以上肌力小于等于3级）”条款，鉴定为1级伤残。   上述事实，有额尔登巴根提交的《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人身保险合同》（P310000022989850）、《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人身保险合同》（P310000022993126）、《110案件信息》、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住院病案、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疾病诊断证明、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出院证、阿拉善盟中心医院出院证明、鉴定文书、阿拉善盟中心医院住院病案、平安人寿业务员马红英通话录音、理赔决定通知书、相关票据，平安人寿提交的《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人身保险投保书》、《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人身保险（个人渠道）投保提示书》、《保险合同回执》、《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电子投保书》、《阅读指引》及《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安安鑫保（2018）两全保险条款》、《阅读指引》及《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安附加安鑫保（2018）提前给付重大疾病保险条款》、《阅读指引》及《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安附加住院费用医疗保险（A）条款》、《阅读指引》及《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安附加住院日额医疗保险（2007）条款》、《阅读指引》及《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安百万任我行（2018）两全保险条款》、《阅读指引》及《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安附加意外伤害医疗保险（A）条款》、《客户报案信息》、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住院病案、录音、视频光盘及原、被告当庭陈述在卷资证，一审法院依法予以确认。   一审法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规定，保险公司依法设立并取得营业执照的分支机构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其他组织，可以作为保险合同纠纷案件的当事人参加诉讼。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乌海中心支公司有独立营业执照，具备经营主体资格，独立开展保险推销工作，理应独立承担保险合同成立后的保险合同责任。   原、被告建立的保险合同关系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本案的争议焦点：1.原告是否存在酒后驾驶车辆的行为；2.签订保险合同时被告是否对免责条款尽到了提示和说明义务。   关于原告是否存在酒后驾驶车辆的认定。原告发生事故后，阿拉善左旗交通警察大队民警李发刚、盛学明到达现场，并用执法记录仪对事故现场进行拍摄。后因原告家属主张私了、不需要民警处理，故出警人员未对事故进行处理，亦未作出事故认定书。本院认为，在原告因事故致伤情较重的情况下，其家属主张不需民警处理实属不符合常理，对于未能及时查清事故基本事实存在一定的过错。民警执法记录仪拍摄视频中存在“喝醉的呢吧”、“喝醉了从那边冲了下来”、“在哪点喝的酒”等相关内容。结合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住院病历记载内容，即“现病史：据患者家属诉：患者于入院13小时前饮酒后骑摩托车时不慎摔倒（具体情况不详），当时意识呈醉酒状态，呼之能应，问答不切题······”，综上，被告提交的证据已形成证据优势，一审法院依法认定原告存在酒后驾驶车辆情形。   关于平安安鑫保（2018）两全保险合同（保险合同号码：   P310000022989850）。涉案保险合同系保险公司制作的格式合同，保险合同中将“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机动车，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我们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机动车，导致被保险人初次发生‘重大疾病’的，我们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机动车，造成被保险人住院治疗的，我们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等条款明确列为免赔事由。被告将法律禁止性规定作为免赔条款，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关于“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保险人对上述免责条款须尽到提示义务。该份合同的《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人身保险投保书（电子版）》、《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人身保险（个人渠道）投保提示书》、《保险合同回执》均有原告签名字样，上述文件表明投保人额尔登巴根知晓条款的全部内容并接受。尽管原告主张上述文件中“额尔登巴根”字样非原告本人所签，但其不申请笔迹鉴定，亦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另外，被告工作人员进行回访录音时，电话中原告亦已确认系其签字，并了解保险条款、免责事由等。据此，被告就平安安鑫保（2018）两全保险合同免责条款向原告履行了提示义务，故免责条款对原告具有约束力，被告依约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   关于平安百万任我行（2018）两全保险合同（保险合同号   码为P310000022993126）。保险合同将“因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机动车，导致被保险人全残、身故的，我们不承担给付所有意外全残及意外身故保险金的责任”、“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机动车，造成被保险人医疗费用支出的，我们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等条款设定为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另依据平安百万任我行（2018）两全保险合同1.1条“保险责任”中第四项“自驾车意外全残或身故保险金”约定“被保险人以驾驶员身份驾驶或者以乘客身份乘坐个人非营业车辆或公务车期间遭受意外伤害，并自该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180日内造成本主险合同附表所列的‘全残’或身故的，我们按20倍基本保险金额给付自驾车意外全残保险金或自驾车意外身故保险金，但不再给付第三项中的意外全残保险金或意外身故保险金，本主险合同终止”。针对前述条款中加粗显示的“个人非营业车辆”，“脚注5”解释说明“个人非营业车辆指在境内登记，登记的使用性质为非营业性运输（非营运），且行驶证记载所有人为个人的机动车······摩托车和拖拉机不在保障范围内”。依据平安百万任我行（2018）两全保险合同2.2条“其他免责条款”约定“除‘2.1责任免除’外，本主险合同中还有一些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详见······‘脚注5个人非营业车辆’······”。综上，平安百万任我行（2018）两全保险合同中关于“酒后驾驶机动车”及驾驶摩托车均为免除保险人责任事由。   平安百万任我行（2018）两全保险合同是通过下载手机APP，即“平安金管家”进行网上操作投保的。本案中，系被告公司业务员马红英代原告通过网络进行操作（下载、注册、投保）。通过网络、电话等方式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同样须对免责条款尽到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且应由保险人负举证义务。被告未提供有原告签字确认的保险合同，亦未提供原告对免责条款知晓、接受并签字确认的保险条款。被告提交了公证书，申请人是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定中心支公司，公证书作出的时间是2018年5月21日，而原告投保涉案保险合同的时间是2018年7月10日，故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其他分支机构作为申请人申请制作的与涉案保险合同不同期的公证书不能证明原告投保当时的电脑网络操作程序与2018年5月21日公证时的完全一致。本案中，被告保险公司业务员代原告下载手机软件、注册，并进行投保，被告未能提供足以证明其对平安百万任我行（2018）两全保险中的免责条款对投保人原告尽到提示和说明义务的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应当依据平安百万任我行（2018）两全保险合同1.1条“保险责任”中第四项“自驾车意外全残或身故保险金”及平安附加意外伤害医疗保险（A）2.2条“保险责任”中第一项相关规定，向原告支付保险金共计1020000元。关于原告主张被告向其支付保险金利息损失，没有合同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二条、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十二条、第二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由被告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乌海中心支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额尔登巴根支付保险金1020000元；二、驳回原告额尔登巴根其他各项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250元，缓交至执行阶段。由原告额尔登巴根负担1777元，由被告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乌海中心支公司负担6473元。   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交新的证据。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平安人寿、平安人寿乌海公司依据保险合同约定的免责条款拒绝赔付的理由是否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三条规定，保险人对其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负举证责任。本案中，额尔登巴根作为投保人通过平安金管家APP软件投保的平安百万任我行(2018)两全保险。软件下载、注册、投保均由平安人寿乌海公司业务员代为操作。平安人寿及平安人寿乌海公司均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对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尽到明确说明义务，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平安人寿、平安人寿乌海公司依据保险合同约定的免责条款拒绝赔付的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平安人寿及平安人寿乌海支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980元，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乌海中心支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柴兆军   审判员 李润亮   审判员 王生铎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杨佳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