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1民初8150号原告：滕达，男，1987年4月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被告：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负责人：肖金学，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胡萍萍、女，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职员。委托诉讼代理人：卫欣，女，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职员。原告滕达与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电信北分公司）电信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2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滕达，与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萍萍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64129.5元；2.判令被告补偿原告因诉讼产生的交通费等合理必要费用，暂计100元；3.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原告是中国电信北分公司的用户，自2009年来办理、使用以本人实名登记的手机号码189XXXX****超过十年，期间长期足额支付话费，与被告的电信服务合同长期有效。“流量银行”是被告官方推出的电信产品，根据其官方定义，流量银行是一款具有流量利息、流量赠送功能的超值流量产品。活动日最高赠送100%利息流量。原告通过话费购买流量银行流量、流量产生利息等符合被告规则的方式持有大量流量银行流量。根据原告购买时被告官方公布的“流量银行有效期说明”：以最后一笔购买存入流量银行计算，有效期为12个月。即购买时，基于一般消费者的普遍理解，消费者可以通过不断购买的方式，将有效期不断延长。2018年11月1日，被告突然公告停止销售该“流量银行”产品，对此前用户业己产生的流量仅服务至2019年末。原告可以理解被告因商务安排停止销售本产品，但对于业已存在的客户应妥善继续履行合同。2019年年末，被告造成原告大量合法拥有的电信流量2188958M因被告变更合同重要条款而过期作废。期间原告多次向被告10000号码客服进行投诉协商未果。2020年1月向工信部电信用户申诉受理中心申请调解，被答复：被告不同意进行调解。原告只能选择通过诉讼的方式维权。原告认为，被告单方面擅自变更有效期这一电信服务核心要素，违法了合同法，侵犯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据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八条等相关规定，原告依法持有，被告单方面宣布过期的2188958M流量作为基数，以被告发售产品时公布的对价(1G=1024M=30元)向原告赔偿因单方面修改电信服务合同要素造成的经济损失（2188958M/1024=2137.65G*30元=64129.5元）。被告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首先，我公司从未宣传或承诺流量产品永不下线，“流量银行”作为一个本地流量类产品，其上线销售与下线停售都是正常的销售行为与商业决策；其次，原告所述原告流量过期作废是我公司变更合同重要条款造成的不属实，原告流量作废是原告未在约定的有效期内使用完毕造成作废。流量银行产品于2018年11月1日停售，原告最后一次购买时间可能是2018年10月，根据流量银行产品规则，原告可以在接下来的12个月内使用流量及流量利息；再次，原告与我公司就流量银行形成电信服务合同法律关系是在2016年底流量银行产品上线且原告购买之后，原告在2016年-2018年间，共花费390元购买了共计12G+600M的流量，在2016年-2019年11月30日期间共消费了137G+782M流量银行中的流量及流量利息，远远超过其购买量。最后，原告陈述2019年底流量到期作废不属实，根据我司2018年10月的公告，有效期过后尚有流量的用户会在2019月12月1日-5日激活，最终可用到2020年1月31日，充分保障了用户能够按照原合同约定享受权利。综上，被告认为原告仅花费390元购买流量银行产品，却要求赔偿经济损失64129.5元，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予以驳回。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及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滕达系中国电信手机号码189XXXX****的持有人。2016年，被告上线“流量银行”电信产品，根据官方介绍，流量银行是一款具有流量利息、流量赠送功能的超值流量产品。流量银行有效期：以最后一笔购买存入流量银行计算，有效期为12个月，到期后相应流量将取出充值到手机，流量取出到账后，相应流量可结转，次月月底清零。2018年10月，被告发布公告，宣布流量银行产品于2018年11月1日停止销售，已注册用户，账户内剩余流量使用将保留服务至2019年11月30日。2019年12月1日，对账户内仍有剩余流量的用户，所有剩余流量将在12月1日-12月5日给用户激活到用户手机账户中，激活后的流量当月可使用，同时次月可结转，即在手机账户中有效期至2020年1月31日。2016年-2018年间，原告共计花费390元购买了“流量银行”12G+600M的流量，并依据相应规则产生流量利息，截至2019年11月30日原告共消费流量银行中的流量及流量利息137G+782M，在2019年12月3日剩余流量2188958M未使用。庭审中，原告称因被告单方宣布流量银行产品下线，导致原告上述剩余流量过期作废，主张应按照流量银行流量购买价格1G=30元，计算由此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被告坚持认为流量银行下线系正常流量产品下线过程，原告有剩余流量作废是因原告自己没有统筹使用导致，认可流量购买价格但不认可按此计算损失，认可除公告外针对剩余大流量客户没有其他处置措施。另查，原告提交的中国电信用户入网协议（2019版）第五条第5款规定，因中国电信北分公司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的业务范围、业务种类发生改变，或因技术进步、国家政策变动等原因，中国电信北分公司无法向客户继续提供原有业务或需要对原有业务的服务方式、服务功能、操作方法、业务号码等进行调整时，中国电信北分公司有权变更或终止本协议，但应当提前发布公告，提出解决方案，做好客户服务。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交的被告官方APP截屏、企业信用信息网查询、短信截屏、被告官方网站查询、北京法院审判信息网截屏及被告提交的公告截屏等证据材料及当事人当庭陈述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被告单方公告流量银行产品下线是否构成违约，以及是否应当赔偿原告因流量银行流量过期作废产生的经济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根据在案原告提交的中国电信用户入网协议（2019版）第五条第5款规定，因技术进步、国家政策变动等原因，被告无法向客户继续提供原有业务或需要对原有业务的服务方式、服务功能、操作方法、业务号码等进行调整时，被告有权变更或终止本协议。电信行业发展及服务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被告抗辩随着技术革新、市场发展、政策调整，不仅是流量银行产品，很多本地流量产品近年来已经逐步下线的相关理由，具有上述合同及法律的依据，本院予以采纳。故，被告公告流量银行产品下线，未构成违约，被告有权基于以上理由，终止提供流量银行产品服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根据在案原告提交的中国电信用户入网协议（2019版）第五条第5款规定，被告虽有权终止提供流量银行产品服务，但应当提前发布公告，提出解决方案，做好客户服务。本案中，被告虽然在2018年10月发布了流量银行产品下线的公告，宣布客户流量银行中的流量最终可用到2020年1月31日，但是该公告并未充分考虑到如原告这样的，通过流量银行规则购买、赠送等方式持有巨额流量的客户，要求他们同样必须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内将全部流量使用完毕，确有强人所难之嫌，原告流量银行中的巨额流量，最终也确因未能使用完毕又无法延期而作废。被告就此全部归咎于原告未能统筹使用，既不合理也不公平，难以令人信服。原告称曾多渠道反映相关问题，均未得到回应解决。庭审中，经本庭询问，被告仍坚持认为错在原告，并承认在公告之外未给出其他相应的处置办法。由此不难看出，被告在单方终止流量银行产品服务后，并未能按照上述协议的要求做好后续的客户服务。故，原告因流量作废产生利益受损，有权要求被告赔偿。就损失的赔偿问题，原告请求按照流量银行流量购买价格计算损失，显失公平，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原、被告之间系电信服务合同关系，流量银行产品本质上是被告向原告提供的一种流量服务，原告共花费390元，获得被告提供的137G+782M+2188958M流量，其中2188958M流量因作废被告未能提供相应服务，理应就相应对价进行赔偿。原告要求被告补偿交通费等诉讼必要费用，未提交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考虑到本案诉争主要系由被告而起，诉讼费用酌定由被告承担主要部分。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滕达366.4元；二、驳回原告滕达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14元，由原告滕达负担214元（已交纳），由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负担5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国平二〇二〇年九月八日书记员  李冰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