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09民初1997号 原告（反诉被告）吴连付，男，1983年5月29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江苏省姜堰市，现住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 委托代理人王银燕,浙江萧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刘敏，女，1984年1月1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宿州市灵壁县，现住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 委托代理人李建林、谢冰，广东商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吴连付诉被告刘敏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2月2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杜欢庆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因案情复杂，本案于同年5月13日转为普通程序，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由审判员杜欢庆独任审判。审理过程中，被告刘敏提起反诉，本院予以准许。2020年6月1日，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及其委托代理人王银燕，被告（反诉原告）及其委托代理人李建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吴连付诉称：吴连付、刘敏于2018年6月27日签订《演出经纪合同书》（下称《经纪合同》，期限自2018年7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吴连付给刘敏提供不少于70场演出（含夜场或商业演出），并约定如各方违约或单方终止协议的，违约方应支付守约方违约金100万元。合同签订后，刘敏于2018年6月29日通过微信擅自向吴连付发出解除合同通知，并称愿意支付违约金1万元。吴连付对此不予同意，刘敏又于2018年7月2日向吴连付发出《撤销合同通知函》，但其要求撤销合同的理由均无证据证明。本案合同系双方自愿订立，被告依法不享有撤销权。现其以行为表明不再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已构成根本违约。诉讼请求：1.解除双方于2018年6月27日签订的《经纪合同》；2.刘敏向吴连付支付违约金100万元。 被告刘敏答辩并反诉称：双方签订的《经纪合同》不符合《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及《演出经济人员管理办法》相关规定要求，吴连付在未取得工商登记及营业性演出许可证的情况下违法经营，《经纪合同》因违反《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而应认定无效。请求法院去函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吴连付的违法经营行为进行行政处罚。请求法院去函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对吴连付进行通报批评并注销其演出经纪资格证书。吴连付在《经纪合同》中刻意隐瞒其虚假无效的经纪资格证号，免除自身违约责任，加重刘敏违约责任、排除刘敏主要权利，存在欺诈行为，并进而造成刘敏因签订无法履行的合同而无法承接合法有效演出活动，导致刘敏失去收入来源，且精神上受到吴连付言语攻击及恐吓。反诉请求：1.判令吴连付对违法经营的行为及利用无效经纪资格证欺诈刘敏签订无法履行合同之行为，通过刊登报纸及录制视频的方式道歉；2.吴连付支付刘敏定金3.5万元；3.吴连付支付刘敏违约金100万元。本案在审理过程中，经本院释明，刘敏自愿撤回第1项诉讼请求。 反诉被告吴连付答辩称：吴连付的经纪人资格证合法有效，因2018年旧证到期更换新证，现新证在有效期并经浙江省演出业协会备案，旧证已收回并注销。吴连付作为个人演出经纪人有权以个人名义与他人签订经纪代理合同。其次，刘敏主张的相关规定不适用于吴连付，吴连付是代理艺人并将其推荐给需要演出单位的演出个人经纪人，这与双方签订的合同一致，刘敏混淆了演出代理人与演出单位的概念。第三，双方合同于2018年6月27日签订并生效，刘敏于6月29日要求解除合同，吴连付回复不同意时，刘敏明确说明不会履行合同，对此吴连付有权依法主张不安抗辩权。刘敏要求支付定金和违约金的反诉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吴连付有权在刘敏不履行合同义务的情况下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综上，请求法院判决驳回刘敏的反诉请求。 原告（反诉被告）吴连付为支持其主张的事实，针对本诉、反诉一并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材料：1.《经纪合同》，证明双方成立合同关系。2.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双方签订合同过程合法，刘敏于2018年6月29日向吴连付发出通知，表明不再履行合同。3.高铁票，证明吴连付前往刘敏处签订合同的往返时间有约4小时，双方有足够时间进行协商，刘敏要求撤销合同理由不成立。4.《撤销合同通知函》，证明刘敏于2018年7月2日向吴连付发函要求撤销合同。5.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刘敏的实际演出价格为每场4.3万元，现其违约给吴连付造成经纪损失200余万元。6.吴连付经纪人资质网上查询记录，证明其经纪人资格。7.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双方在合同订立前后的交谈过程，吴连付不存在欺诈。8.吴连付、刘敏快手号，证明吴连付为刘敏在快手平台发送礼物8万余元。9.吴连付原资格证，证明吴连付在签订合同时具有合法经纪人资格，现原证已过期，故原号码无法查询。10.明星片、简易碟，证明吴连付为宣传刘敏花费1.6万余元。11.高铁票，证明吴连付为与刘敏签约支出交通费2000余元。经质证，被告（反诉原告）刘敏认为：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合法性不予认可，吴连付在签订合同之时并未取得资格证，且合同属格式条款，加重了刘敏方的责任。证据2、4，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不予认可，刘敏当时签订合同比较匆忙，且已经及时通知吴连付解除合同。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不予认可，中间只间隔4小时。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不予认可；聊天只是初步协商，并没有实际履行，不能证明吴连付的实际损失。证据6，真实性不予认可，吴连付在合同签订之时是无证的。证据7至证据11，系庭审后提供，已超出举证期限。但如法院同意举证，意见如下：证据7，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不予认可，2018年6月28日凌晨4点，刘敏已表达了因合同对吴连付没有约束、要求重新签订合同的要求，吴连付应及时作出回应，减少损失。证据8、10、11，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及证明效力不予认可，不能证明吴连付打假、发送礼物及相关宣传材料的制作时间和价格，且高铁票显示的金额不符。证据9，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关联性不予认可。 被告（反诉原告）为支持其主张的事实，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材料：1.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官方网站证书在线查询系统，证明无法查询吴连付提供的编号为××的经纪资格证号相关资料。2.《经纪合同》，证明吴连付不具备演出资质主体资格。3.《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证明吴连付违反该细则第二章第五条之规定。4.文化部办公厅关于贯彻《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的通知，证明吴连付未按照完善个体演员和个体演出经纪人备案程序而从事经营性演出活动。5.《演出经纪人员管理办法》，证明根据吴连付提供的经纪资格证号，无法查询到备案管理单位和相关资料。经质证，原告（反诉被告）认为：证据1，刘敏所称的事实不存在，吴连付原资格证号是××，该资格证号在中国演出业协会网站上可查，备案管理单位是浙江省演出业协会。证据2，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吴连付作为经纪人，在与刘敏签约后将其推荐给主办单位演出的中间人，吴连付不需要取得营业性许可、经营业性演出许可证。证据3、4、5，真实性无异议，吴连付的经纪人资格证合法有效，其属于该部门规章中规定的个人经纪人。 对原、被告提供的以上证据，本院认证如下： 对原告（反诉被告）提供的证据1，系双方当事人自行签订，对证据“三性”及证明力予以确认。证据2、4，证据“三性”予以确认，证明力的认证意见将在本院认为阶段一并阐述。证据3，真实性、关联性予以确认，证明效力应结合其他证据综合判断，不作单独认证。证据5，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双方聊天记录不足以作为认定刘敏实际演出价格及吴连付实际损失的依据，对证明效力不予确认。证据6，确认证明力。证据7，证据“三性”予以确认，证明力的认证意见在本院认为阶段一并阐述。证据8、10、11，刘敏虽对真实性未提出异议，但以上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其待证事实，故对关联性及证明效力不予确认。证据9，刘敏虽对关联性提出异议，但未明确指出异议内容，本院不予采信；本院对该证据证明力予以确认。 对被告（反诉原告）提供的证据1，结合刘敏对吴连付提供证据6、9的质证及本院的认证意见，不予确认证明力。证据2，意见同吴连付提供证据1，不再重复认证。证据3、4、5，均为文化部相关规范性规定，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仅凭此证据不足以认定吴连付存在违反法定要求的情形，不予确认证明力。 根据以上所确认的证据和双方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本院认定以下事实： 2018年6月27日，吴连付（乙方）、刘敏（甲方）签订《经纪合同》，主要约定：乙方自2018年7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独家代理甲方在中国全国夜场演出和商业演出。乙方为甲方提供不少于70场演出的相关资源，合约期内（含前70场和超出70场以后）夜场演出费1.1万元每场、商业演出费2万元每场。乙方需于本协议签订后二十个工作日内支付甲方3.5万元作为前70场演出的定金，前70场在每场演出完乙方支付余款，70场以后在每场演出完支付全款，直至合约截止日。乙方负责联系甲方演出事宜，按此合同规定按时支付演出费用，并提供相关食宿、交通费用、演出保障。乙方在合同有效期内如未能为甲方安排70场演出，乙方已支付的费用甲方不予退还、作为损失赔偿，乙方不需再提供其他违约赔偿。甲方确保按时到达参加演出活动并给予积极配合、协助，负责提供服装、相关资料等。甲方保证在演出时良好状态，因甲方原因耽误演出事宜，需赔偿由此给乙方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若甲方不能在确定好的档期按时到达，需承担违约责任。甲方每场演出曲目不少于四首、不多于五首。合同有效期内甲方在中国全国的夜场演出和商业演出独家代理权归乙方个人，甲方及甲方的任何关系公司、甲方的任何关系人在本合同有效期内不得自行承接中国全国的夜场演出和商业演出，甲方和甲方的公司承诺并保证在此前及之后未签订与本合同任何冲突或相抵触的任何文件或协议，甲方及甲方的公司承诺并保证在合同更有效期内不要求乙方多加演出费……，否则甲方承担违约责任。因甲、乙各方违约或单方终止协议以至对方受到损失，违约方需支付守约方违约金100万元。 2018年6月29日，刘敏以微信方式通知吴连付，自7月1日起解除合同，并愿意支付1万元违约金。吴连付回复不同意解除，之后刘敏明确不再履行该合同。同年7月2日，刘敏向吴连付发送撤销合同通知函，载明：吴连付未按双方事先商定条件，向刘敏隐瞒合同具体内容，并以匆忙为由，在违背刘敏意志的前提下，强行胁迫其签署合同。经刘敏事后发现，该合同在合作期限、场次、预付保底比例金额、本人收入等具体内容方面，与双方事先商定的条件南辕北辙，严重损害其利益。依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之规定，撤销双方签订的《经纪合同》。此后，双方交涉无果，争议成讼。 另查明，吴连付于合同签订之时持有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演出经纪资格证，证号××，有效期自2013年12月12日至2018年12月12日。此后，其于2018年重新办理资格证，证号变更为××，有效期为2018年8月22日至2023年8月22日。 本院认为：案涉《经纪合同》的效力如何认定，是本案的首要争议焦点。刘敏在庭审中认为吴连付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案涉合同应认定无效。但结合本案查明事实，刘敏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吴连付不具备经纪人资格及其存在违反相关规定要求的事实。退一步讲，即便对刘敏主张事实的真实性不做考察，其主张吴连付违反的相关规定均为部门规章，而部门规章不能直接作为认定合同无效的依据，此为其一；其二，刘敏主张吴连付违反的相关规定均为管理型强制性规定而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不应据此认定合同无效。刘敏基于合同无效的诉辩理由，同时要求吴连付按照合同履行约定义务并承担违约责任，其主张的法律适用与诉讼请求间存在明显矛盾。因此，对刘敏主张的合同无效，以及基于无效前提下的各项给付反诉请求，本院均不予支持。 基于以上分析，《经纪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同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应认定有效。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各方均具有约束力，当事人应按照约定全面履行义务，不得擅自解除或变更。刘敏在合同签订之后曾作出解除《经纪合同》的意思表示，在吴连付予以拒绝后，刘敏已明确表示将不再履行合同义务。之后，刘敏又依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之规定要求撤销合同。但直至本案审理过程中，刘敏均未对其主张的合同存在解除及可撤销理由的依据进行有效举证。刘敏另辩称吴连付提供合同中的格式条款加重其责任，但并未就格式条款加重其责任一节作出明确指示及说明，故对刘敏的以上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刘敏对于其签订合同后未按约履行的行为，有违民事行为诚信原则，依法应承担违约责任。关于吴连付提起本诉的各项具体请求，本院作进一步分析如下：首先，《经纪合同》约定的合同履行期为2018年7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现合同履行期已届满，合同并无再行解除的必要。故对吴连付要求解除合同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其次，刘敏在合同签订两天后，即明确要求解除合同，此后其更以要求撤销合同的行为表明不再履行合同义务，吴连付基于其上述行为不再给付定金，并无不当。对于刘敏因违约造成吴连付损失的具体金额，吴连付并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且客观上其对此也难以达到法定的证明标准。本院已充分考虑《经纪合同》关于违约金金额的约定，但违约金的最终确定仍应结合违约时间节点、违约程度、双方对合同履行投入成本、合同附随义务等因素综合考量。据此，本院酌情确定刘敏应承担的违约金为10万元，对吴连付诉讼请求中的其余部分不予支持。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刘敏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吴连付违约金10万元； 二、驳回吴连付的其余诉讼请求； 三、驳回刘敏的反诉请求。 如刘敏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本诉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吴连付、刘敏各负担690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7058元，由刘敏负担。 原告（反诉被告）吴连付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被告（反诉原告）刘敏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杜欢庆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四日 书记员  张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