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15民终229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高唐县合通建筑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高唐县经济开发区政通路西段北侧。 法定代表人：张红举，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建军，河北青袍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姜悦山，男，1973年8月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高唐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红举，男，1985年2月1日出生，汉族，高唐县合通建筑机械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住山东省高唐县。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华永，山东普新（高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林建华，男，1976年2月12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高唐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新，山东天地长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卫国，男，1973年7月1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丽君，山东众成清泰（聊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泽源，山东众成清泰（聊城）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高唐县合通建筑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通公司）、姜悦山、张红举、林建华因与被上诉人杨卫国股东资格及合同效力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高唐县人民法院（2019）鲁1526民初26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合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建军，上诉人姜悦山、张红举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华永，上诉人林建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新，被上诉人杨卫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丽君、冯泽源，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合通公司的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杨卫国的全部诉讼请求。2.上诉费用由杨卫国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关于本案程序部分。（一）一审法院超过杨卫国诉讼请求范围进行判决。杨卫国的诉讼请求为：1.确认杨卫国为合通公司的股东，持股100%，第二次开庭时增加诉讼请求，确认张红举向林建华转让合通公司100%股权及地块和房产权益的行为无效。2.由合通公司、姜悦山、张红举、林建华承担本案的诉讼费及保全费。根据上述诉讼请求，可以确定这是一个确认之诉，而一审法院判决时，除支持上述请求外，还在判决第二项的后半部分及第三项中额外判决合通公司履行给付义务。杨卫国没有主张这部分内容，一审法院判决合通公司向杨卫国履行上述义务显失公平，也严重违法，必须改判。（二）一审适用简易程序及通知过程违法。本案一审2019年8月6日受理，2019年9月26日第一次庭审后，法院迟迟不予处理。2019年11月21日，合通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了《高唐县合通建筑机械有限公司关于（2019）鲁1526民初2615号诉讼程序的意见》，明确提出一审法院超期审理及不及时确定第二次庭审时间的问题，而一审法院迟迟没有更正。直到2020年1月10日第二次开庭时，一审法院才向合通公司送达（2019）鲁1526民初261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将本案变更为普通程序。我方认为：一审法院的上述做法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一条、一百六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五十八条之规定，程序违法，应当追责。（三）一审法院将两种不可同时审理的案由混合审理。一审中，杨卫国最初起诉的案由仅是确认其是合通公司的股东，持股100%。《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其股东资格的，应当以公司为被告，与案件争议股权有利害关系的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根据上述规定，杨卫国的该项诉讼请求列明姜悦山、张红举、林建华为第三人符合法律规定。第二次开庭时，杨卫国增加诉讼请求：确认张红举向林建华转让合通公司100%股权及地块和房产权益的行为无效。杨卫国这一诉讼请求，因股权及资产转让双方张红举、林建华应当承担责任，故列明张红举、林建华为被告。上述两个诉讼请求，存在一个重大的冲突，就是张红举、林建华在同一个诉讼中具有两种身份。而诉讼中杨卫国将张红举、林建华的身份又申请变更为被告。在张红举、林建华等人的身份变更为被告时，就不适合参与审理确认杨卫国是否具有股东资格的诉讼请求。司法解释明确规定上述二人在确认股东资格诉讼中，属于第三人的诉讼地位，故一审法院将杨卫国、林建华列为被告而审理股东资格确认纠纷，这明显与司法解释的规定相违背。（四）一审法院没有审查杨卫国是否具有申请确认张红举向林建华转让地块和房产权益的行为无效的诉讼主体资格。首先，当事人双方在协议上记载了转让地块与房产权益，但根本没有履行，至今上述土地与房产仍在合通公司的名下。其次，即便主张转让房产和土地行为无效，也应当是合通公司主张，杨卫国不具有主张的权利。杨卫国根本就不具有申请确认上述转让行为无效的诉讼主体资格，一审法院不予审查并准许其增加此项诉讼请求，明显不当。二、关于本案实体部分。（一）一审法院认可未出庭证人的证言没有依据。一审判决采信了高唐县千顺电动车有限公司的老板张长旭的证言，即第18页括号中记载“高唐县千顺电动车有限公司的老板张长旭证明杨卫国不时来厂区查看，向高唐县千顺电动车有限公司问询车间及办公用房使用状况”。我方认为，张长旭作为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没有出庭，且各方当事人对上述证言均不认可，一审法院不应当作为定案依据。（二）一审法院认定高唐县千顺电动车有限公司具有优先购买权没有任何依据。第一，合通公司名下的房产和土地并没有转让给林建华，现在仍然在合通公司的名下。在股权转让协议书记载上述事宜，仅是画蛇添足的说明，转让股权必须包括上述土地和房产。实际上，张红举、林建华之间也不可能形成上述土地和房产的转让，因为转让方必须是土地、房产的所有权人合通公司，而不是张红举。第二，在上述土地、房产未实际转让的情况下，高唐县千顺电动车有限公司当然不具有优先购买权。第三，即便认定转让土地、房产的约定不合法，不影响张红举、林建华转让协议的其他部分条款的效力。其他部分不违法，仍然合法有效。第四，一审法院将上述资产的转让与股权转让混淆在一起，没有法律依据。（三）杨卫国不具有合通公司的股东资格。第一，没有证据证明刘玉平系合通公司的股东。工商企业登记信息中不显示刘玉平系合通公司的股东，登记的股东张红举也不认可刘玉平系股东，一审法院认定刘玉平系合通公司的股东没有依据。第二，姜悦山不是合通公司的股东。一审判决认定：姜悦山答辩称不是实际投资人，也不是实际控制人，属于姜悦山自认。那么一审确认该事实，则2017年杨卫国与姜悦山签订的《股权转让与代持协议》就不存在生效的可能性，因为，法院既然认定姜悦山不是投资人和控制人，姜悦山就无权处分合通公司的股权，在姜悦山无权处分的情况下，杨卫国当然不能从姜悦山处合法取得合通公司的股权。一审法院在确认姜悦山不是合通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实际投资人后，又直接确认杨卫国已经实际继受取得了姜悦山的股权存在前后矛盾，杨卫国因此也不能继受取得股权。第三，高唐县千顺电动车有限公司应付的租金属于出租方合通公司。一审判决认定姜悦山将50余万元租金占为己有，转让价款杨卫国已实际支付完毕存在严重问题，这部分租金收益属于合通公司，与杨卫国没有任何关系，与股权交易的价款也没有关系。（四）一审法院认定张红举与林建华之间的转让协议价格不合理没有依据。第一，一审法院认定合通公司的股权价值为934.22万元依据不足。公司资产评估价格与公司股权价值不成正比例关系。因为股权的价值与资产的价值不成正比例关系。第二，合通公司股权转让价格合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九条规定：对于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的“明显不合理的低价”，人民法院应当以交易当地一般经营者的判断，并参考交易当时交易地的物价部门指导价或者市场交易价，结合其他相关因素综合考虑予以确认。转让价格达不到交易时交易地的指导价或者市场交易价百分之七十的，一般可以视为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对转让价格高于当地指导价或者市场交易价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视为明显不合理的高价。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高价收购他人财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债权人的申请，参照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予以撤销。本案中，一审法院认定合通公司股权价值为934.22万元，林建华与张红举交易价格为700万元，交易价格仅低于股权价值的25%，故双方交易价格合理，不属于合同法司法解释规定的明显不合理的低价。一审法院认定双方交易价格不合理，没有依据。（五）张红举与林建华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不存在合同无效的任何情形。林建华取得张红举在合通公司的股权，对杨卫国与张红举的关系不知情，且购置股权价格合理，支付了对价，已在企业登记主管部门进行变更登记，并对公司进行了实际管理。一审法院也认定林建华与张红举之间不存在恶意串通的行为，同时，现有证据也能证明双方均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股权交易均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的股权交易行为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不违反公序良俗。综上，一审法院审判程序违法，认定事实不清，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支持合通公司的上诉请求。补充意见如下：一、一审法院审判程序违法。一审中，2019年10月26日，高唐县人民法院裁定将本案由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署名的合议庭成员包括：审判长王瑞起，审判员王昭静，审判员潘圣慧。该裁定书于2020年1月10日送达给合通公司。2020年1月10日第二次开庭及2020年4月17日第三次开庭时，参加该案审理的合议庭成员变更为审判长王瑞起，人民陪审员刘辉，人民陪审员郭兰普。原合议庭成员审判员王昭静、潘圣慧没有到庭参加庭审。上述二位审判员作为合议庭成员，是什么时候进入本案审理的，又是什么时候退出本案审理的，合通公司一概不知。一审法院既没有告知合通公司对审判员王昭静、潘圣慧享有申请回避的权利，也没有告知合通公司这二位审判人员不参加庭审的理由。现有证据显示，本案合议庭包括人民陪审员在内共有五位审判人员，而开庭及最后的判决署名时却遗漏了两位审判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告知当事人对合议庭组成人员、独任审判员和书记员等人员有申请回避的权利。第二百五十八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发现案情复杂，需要转为普通程序审理的，应当在审理期限届满前作出裁定并将合议庭组成人员及相关事项书面通知双方当事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合议庭工作的若干规定》（法释【2002】25号）第三条规定，合议庭组成人员确定后，除因回避或者其他特殊情况，不能参加案件审理的之外，不得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更换。更换合议庭成员，应当报请院长或者庭长决定。合议庭成员的更换情况应当及时通知诉讼当事人。二、关于杨卫国是否具有股东资格的问题。2015年7月5日《股权转让及代持协议》约定，杨卫国与姜悦山对甲地块各占一半的权益，该甲地块并没有杨卫国的投资，现合通公司有证据显示，甲地块在张红举成为公司法定代表人之前，高唐县国土资源局已经出让给合通公司，当时的法定代表人是石庆峰。所以，杨卫国主张其在甲地块享有一半的权益，没有依据。 杨卫国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关于程序问题，第一，杨卫国在一审审理过程中增加诉讼请求时当庭提出确认无效并要求将股权返还登记于其本人名下，该内容在2020年1月10日一审法院庭审笔录第四页中有明确记载，各方当事人及代理人均签字认可其真实性，这说明一审法院并未超范围判决；第二，杨卫国增加的请求是确认合同无效，根据《合同法》第58条的规定，合同无效的处理原则是恢复原状，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一审法院根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及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将确认无效后的法律后果及返还股权事宜与合同无效一并审理并判决并无不当；第三，确认无效的前提是杨卫国是否具有股东资格，因此一审对该事实予以审查确认是必要的程序；第四，值得注意的是，返还股权并不是合通公司主张的是一个单独的给付之诉，而是无效后法院应当对该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做出适当处理。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根据最高院的司法观点，在合同无效案件中即使当事人未提出返还要求，法院也应当释明告知其一并提出，也可以依职权认定合同无效的相关事实及法律后果，并在判项中就返还事宜作出裁判。因此，一审程序并无不当。关于实体问题，第一，根据2015年7月5日的股权转让及代持协议，结合一审中杨卫国提交的公司财产状况、原始登记、股权变更等一系列证据，可以认定张红举未出资，只是名义股东代持杨卫国、姜悦山和刘玉平的股权，该书证经确认是真实有效的，说明杨卫国的股权系从原始股东受让而来的事实。张红举在未经同意下擅自转让公司股权属于无权处分，应为无效；第二，林建华受让股权不属于善意取得，合通公司的股权权益与公司房地产的价值相当，因为该公司没有经营任何业务，没有其他任何债权债务，一审判决依资产价值认定股权价值是合理的。双方约定的700万元的转让价格之所以不合理，不只是因为与房地产评估的价格934万余元差额巨大，公司另外还有未列入评估报告的没有房产证的4300平方米价值500万元左右的厂房。张红举与林建华变更登记时，林建华在未支付合理对价的情况下，变更了公司股权登记，以变更后的公司资产抵押贷款并将该款项用于支付林建华的股权转让款，该行为既不符合交易习惯，也不符合诚实信用原则，损害了公司利益和投资人权益。即使这样，一审判决时，林建华也仅仅支付了300余万元，不仅与真正的价值相去甚远，就是连约定的700万元的一半都不到，因此林建华的行为不符合《物权法》第106条善意取得的条件。综上，一审判决转让无效并对无效后的法律后果及返还股权一并作出判决体现了公平公正的法律原则，应予维持。 姜悦山辩称：无异议。 张红举辩称：无异议。 林建华辩称：无异议。林建华在向张红举购买涉案股权时，对其工商登记进行了查询，张红举是合通公司的唯一股东。林建华与张红举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林建华向张红举支付了股权转让金，并在工商局办理了相关登记，林建华应是合通公司唯一的合法的股东。 姜悦山的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杨卫国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杨卫国与姜悦山之间的《股权转让及补偿协议》已履行，杨卫国已继受取得姜悦山的股权与事实不符。首先，杨卫国与姜悦山签订协议后，仅支付了20万元，余款一直未付，其已严重根本违约。该协议中约定的曹寨村北地块的差价款虽出现在该协议中，却与双方的股权转让无关，也不在215万元之内。该50万元，是因为杨卫国诉合通公司的北京西城区法院（2016）京0102民初05784号民事判决而来。其次，杨卫国主张“代姜悦山偿还100万元，姜悦山将属于其应享有的租金50万元，占为己有”。这完全属于杨卫国的谎言，是根本不存在的。杨卫国将向他人的转账说成是对姜悦山的代偿行为，是移花接木的虚假行为，根本无法成立，也体现不出与姜悦山及股权转让的关联性。在姜悦山明确否认的情况下，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使用，这同样也是双方的重大争议，应通过另案解决。同样，对于杨卫国主张姜悦山占有其应享有的50万元的租金，不仅杨卫国与姜悦山之间有争议，还与承租方存在争议，这也只能通过另案解决，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使用。但一审法院在证据的客观性、真实性、关联性存疑的情况下，轻易采信杨卫国的主张，简单认定杨卫国已付款完毕，将本应在数个案件中处理的纠纷争议，简单地在本案中予以认定，明显有违证据的举证规则。再次，姜悦山关于“不是实际控制人，也不是实际投资人”的答辩意见，是对张红举而言，而非承认杨卫国的实际股权身份。这个问题的表述是明确的，也是没有任何歧义的，但一审法院却断章取义，将其作为姜悦山的自认，进而将其当作杨卫国已获得姜悦山股权的依据，明显是牵强附会、随意曲解姜悦山的答辩意见，我方对此无法认同。最后，根据我方与杨卫国之间的协议第三条约定，付清价款时，杨卫国才能享有姜悦山的一半股权。根据杨卫国在一审诉状中的自述，其2019年8月2日起诉时，才将转让款支付完毕，假设其自述成立，杨卫国也是在起诉时，才能享有姜悦山的一半股权，张红举是在此之前将全部股权转让给了林建华。所以，因张红举在杨卫国获得其单方主张的姜悦山股权之前已将股权转让，必然导致杨卫国无权以该协议为依据，对该转让行为提出异议。总之，杨卫国不是合通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也没有通过合法的方式继受取得合通公司的股权，其无权向合通公司主张股权权益。合通公司的股权已经合理作价转让给林建华，该股权转让行为合法有效，且已履行完毕，杨卫国没有资格对该转让行为提出质疑，其与相关方因民间借贷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与张红举与林建华的股权转让无关，应通过另案解决。 杨卫国辩称：姜悦山在庭审中提出的观点不仅自相矛盾，也与其他书证所显示的存在矛盾，存在虚假陈述。在2015年签订的股权转让和代持协议及2017年的转让及补偿协议中，姜悦山均签字认可其占有股权并由张红举代持及后来转让给杨卫国的事实，然而在庭审中又口头陈述其不是控制人也不是投资人。当事人陈述与书证矛盾的情况下，应认定书证的效力。杨卫国的付款行为包括20万元的付款及50万元经姜悦山同意转入张红举的账户，以上均有书证和转账明细予以证明。之后的100万元代偿也有一系列的转账凭证、证人证言等证据形成了完整的证明链条。一审判决认定杨卫国已受让姜悦山的股权事实清楚。 合通公司述称：姜悦山在上诉状中陈述自己是合通公司的股东没有证据支持。 张红举述称：无异议。 林建华述称：对于林建华和张红举签订协议之前的股权情况及与杨卫国之间是否有代持协议均不清楚，姜悦山不是合通公司合法的股东及控制人。 张红举的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杨卫国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杨卫国不是合通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不享有合通公司的股东权益，无权要求确认其合通公司的股东资格。根据公司法解释三24条规定，有权向名义出资人主张权益的是实际出资人。杨卫国提交的《股权转让及代持协议》是因民间借贷而产生，协议中约定的甲、乙地块，均是因为对杨卫国欠款，才约定其享有一半权益，后来甲地块已通过法院执行归杨卫国所有，不再属于合通公司，而乙地块也是因为欠刘玉平欠款，才约定其享有一半权益，这点杨卫国一审提交的有关刘玉平的证据可以证明。后刘玉平因欠杨卫国欠款又将该权益转给杨卫国，所以杨卫国享有的仅是合通公司的指定财产权益，而非实际出资人享有的股权权益。这些权益在法律性质上应定性为债权的让与担保，其与合通公司的关系仍应按民间借贷担保关系处理。另外，协议中关于杨卫国在合通公司拥有股权的问题，约定是模糊的、不明确的，而且这些约定也是基于各方错误认识产生的，没有任何法律效力，不足以支持杨卫国以实际出资人的身份，主张股权权益并提起相关诉讼。二、杨卫国与姜悦山之间的《股权转让及补偿协议》未经张红举签字认可，属于无效协议，且杨卫国未能履行，杨卫国无权以该协议为依据主张股权权益。一审法院在该协议存在重大争议的情况下采信该协议，支持杨卫国的主张明显错误。三、一审法院以存在厂房租赁为由，认定受让方林建华有重大过失明显错误。张红举与林建华之间转让的是股权，不是土地，也不是房产，合通公司与高唐县千顺电动车有限公司之间虽存在租赁关系，但这与合通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没有关系，也不可能产生承租人高唐县千顺电动车有限公司的优先购买权。一审法院以存在租赁关系为由认定受让方有过失，是非善意的，明显适用法律错误。四、张红举与林建华股权转让价格合理。首先，2019年7月29日，合通公司房地产评估价值为934.22万元，这只是评估价值，并不等同于出售的价值，财产评估之后，并不代表一定能以评估价值售出。合通公司股权的价值应考虑合通公司财产的净值，而不是单一财产的评估价值，结合合通公司220万元的贷款债务，其净值为710万元，再结合当前的经济现状，张红举以净价480万元将股权变卖，其价格虽低于评估后的财产净值，但在合理的波动范围之内，也属于以合理的价格转让。其次，杨卫国自认合通公司财产价值为830万元，除去债务为610万元，与张红举的转让净价480万元更为接近，也说明这一转让价格是合理的。再次，姜悦山与杨卫国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转让的是合通公司一半的股权，价格为215万元，按这一价格，全部股权为430万元，此价格低于张红举转给林建华的净价480万元，这同样也能说明，张红举与林建华之间的转让价格具有合理性。最后，杨卫国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张红举与林建华之间的股权转让价格不合理。一审法院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仅凭合通公司的房地产抵押评估价值额度，草率判定双方的股权转让价格不合理，明显是一种主观臆断行为，该认定与股权的价格形成规律相违背，明显是错误的。五、张红举与林建华之间的股权转让款，除已支付的款项外，余款有明确的付款时间，法院认定没有明确付款时间是错误的。协议第五、六条属于双方的自愿约定，没有违反任何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也不能改变或影响双方股权转让的性质，与林建华是否善意无关。但一审法院却以没有付款时间及第五、六条的约定为由，认为林建华不属于善意取得，明显是强词夺理，更是对“善意取得”内容的任意扩大化，张红举无法认可。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裁判。 杨卫国辩称：一、根据2015年的协议，张红举作为合通公司注册的法定代表人，其在协议中认可股权及代持的事实并签字认可真实性，刘玉平与杨卫国的股权转让因为双方的约定而实际取得，并且也有刘玉平在一审中的证言予以证实。在该协议中也明确约定了刘玉平的股权给了杨卫国后，张红举应配合变更登记，公司重大事项由全体实际控制人协商，而实际控制人就是指张红举之外的其他人，张红举不认可杨卫国的股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合通公司的房地产评估价值为930万余元，这是在一审起诉前刚刚做出的评估价格，与公司的资产价值、股权权益基本相当。张红举与林建华约定的转让价格是700万元，并没有刚才陈述的转让竞价480万元之说，而姜悦山与杨卫国的股权转让价格215万元是在2017年约定的价格，与2019年的评估价格存在差异是正常的，这说明张红举和林建华之间的转让价格是不合理的。三、张红举和林建华之间约定的700万元在变更工商登记之前分文未付，在变更登记后，林建华以合通公司的房地产抵押，以其兄弟林建忠的公司名义贷款，将该款项支付给张红举，仅仅300余万元，因此绝对不构成善意取得。 合通公司述称：无异议。 姜悦山述称：无异议。 林建华述称：无异议。 林建华的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杨卫国的诉讼请求。2.由杨卫国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林建华与张红举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林建华是合通公司的合法股东。一审法院认定杨卫国是合通公司的股东是错误的。2019年7月24日前，林建华查询了合通公司的股东登记及变更情况，张红举是合通公司的唯一股东，拥有公司100%的股权，公司注册资金为203万元。2019年7月24日，林建华与张红举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有两份，第一份是按照高唐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的要求约定股权转让金额为203万元，第二份是与张红举协商的股权转让金额为700万元的协议（含承接张红举在青隆银行的贷款本金220万元及利息）。林建华按照股权转让协议共向张红举支付3422810.31元。2019年7月24日，双方在高唐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股东变更登记。二、一审法院认定林建华与张红举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没有法律依据。（1）一审判决书第十页认定林建华与张红举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2）高唐县千顺电动车有限公司与合通公司的租赁关系，与林建华和张红举之间的股权转让没有利益冲突，林建华没有法定的义务去审查公司的租赁情况。这也不是认定林建华和张红举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的法定理由。（3）高唐县千顺电动车有限公司与合通公司之间的租赁关系，只有在合通公司出卖租赁物所有权时，高唐县千顺电动车有限公司才依法享有同等条件优先购买权。一审法院依据《合同法》第212条、229条、230条进行判决是错误的。三、如果张红举对其在合通公司的股权无处分权，林建华的行为也符合善意取得的法定条件，已取得合通公司100%的股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依据上述规定，能认定如下事实：（1）林建华与张红举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林建华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善意的。（2）在签订协议后，林建华支付了合理的股权转让价款，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款是700万元，与公司的实际价值相符。（3）2019年7月24日，林建华、张红举、合通公司在高唐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损害了林建华的合法权益。请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驳回杨卫国要求确认林建华与张红举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的诉求，并由杨卫国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补充意见如下：一审法院在确认林建华与张红举股权转让无效时，只判决了林建华向杨卫国返还股权，而没有依据《合同法》的规定判决杨卫国或其他人员向林建华返还股权转让费，在适用该法律时，一审法院存在适用法律错误。 杨卫国辩称：一、林建华的受让行为不符合善意取得的条件，理由同之前陈述的答辩意见。二、针对林建华陈述的返还股权转让费的问题，杨卫国认为如果确认转让无效，林建华应返还股权，张红举应返还给林建华转让费。根据关于无效合同处理的法律原则，建议二审法院直接对该部分予以改判。 合通公司述称：无异议。 姜悦山述称：无异议。 张红举述称：无异议。 杨卫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杨卫国为合通公司的股东，持股100%，第二次开庭时增加诉讼请求，确认张红举向林建华转让合通公司100%股权及地块和房产权益的行为无效。2.由合通公司、姜悦山、张红举、林建华承担本案的诉讼费及保全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合通公司由谢其兵、石庆峰出资成立于2012年11月20日，2013年6月26日，股东变更为谢其兵和张红举，张红举为法定代表人，2013年7月23日，注册资金变更为203万元，2013年11月6日，张红举受让谢其兵的股权，公司类型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2013年6月11日，刘玉平、姜悦山、合通公司与高唐县田楼有限责任公司、高唐县华凯物资商贸有限公司签订转让协议书，受让包括现合通公司位于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和部分厂房等在内的财产。协议签订后，刘玉平、姜悦山支付了转让款，土地使用权和房产由合通公司承接。刘玉平、姜悦山受让后陆续修建了大门、硬化了路面、新建了车间。2014年3月20日，合通公司与高唐县国土资源局签订高唐-01-2014-0022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以出让方式取得政通路北侧、环城水系东侧13553平方米土地使用权（2015年9月10日办理了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2014年起合通公司开始将土地、车间等出租于高唐县千顺电动车有限公司。 2015年7月5日，张红举、杨卫国、姜悦山、刘玉平签订了《股权转让及代持协议》。 因2013年11月7日合通公司向杨卫国借款逾期未还，2016年杨卫国向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7年5月5日，一审法院依据2016年6月17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京0102民初05784号民事判决书，作出（2016）鲁1526执836-3号执行裁定书，将合通公司坐落于高唐县东兴路南段东侧曹寨村北的房产及相关土地使用权交付杨卫国抵偿债务。期间，2017年1月24日，杨卫国、姜悦山签订了《股权转让及补偿协议》，双方约定款项汇入张红举4862账户视为姜悦山收到款项，杨卫国协议签订当日支付了20万元，2017年4月5日汇入张红举4862账户50万元。 2017年3月17日起，杨卫国开始向张红举1004168400019账户支付贷款利息并安排张红举履行税务申报等公司管理义务，并不时来厂区查看，向高唐县千顺电动车有限公司问询车间及办公用房使用状况。 2017年11月16日合通公司变更登记，由股东张红举出资203万元变更为股东张红举出资81.2万元、常赛出资121.8万元，公司类型由有限公司（自然人独资）变更为有限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2018年11月19日合通公司变更登记，由股东张红举出资81.2万元、常赛出资121.8万元变更为股东张红举出资203万元，公司类型由有限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变更为有限公司（自然人独资）。 2019年6月29日16:33:27林建忠1563账户向张红举4862账户转款5万元、16:36:42林建忠1563账户向张红举4862账户转款4万元、16:37:24林建忠1563账户向张红举4862账户转款1万元，2019年7月4日15:24:40林建忠1563账户向张红举4862账户转款10万元。 2019年7月24日，张红举与林建华签订《高唐县合通建筑机械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同日合通公司办理变更登记，由股东张红举出资203万元变更为股东林建华出资203万元，张红举仍为法定代表人，张红举并将合通公司公章、财务章、营业执照交于林建华。 2019年7月25日，合通公司办理变更登记，由股东林建华出资203万元、出资比例100%变更为认缴出资5000万元、出资比例100%，其中认缴出资方式为货币，认缴出资时间为2033年7月22日。 2019年7月29日，山东信源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根据合通公司的委托，对合通公司的房地产抵押价值进行评估。 2019年8月7日17:44:00林建华6213841000000087300账户向张红举1004168400019账户付款2222810.31元。 2019年8月9日，合通公司以房地产为抵押与山东高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签订标的934.22万元的最高额抵押合同和人民币490万元的流动资金循环借款合同。 2019年8月12日山东高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向合通公司发放了贷款490万元。 2019年8月13日林建忠6217002280000466946账户向张红举4862账户转款50万元，2019年8月15日林建忠6217002280000466946账户向张红举4862账户转款50万元。 另查明，张红举与林建华签订转让协议前，合通公司没有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双方没有对合通公司资产价值进行评估。 庭审中，杨卫国主张合通公司财产包括政通路北侧、环城水系东侧13553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厂房、办公用房，合通公司无日常经营、无负债，依靠出租土地、厂房（年租金35万元）维持公司运转。合通公司购买土地支付420万元、土地硬化及设施建设支付70万元、新建厂房8000平方支付240万元、其他附属设施投资100万元，财产价值共计830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2015年7月5日，张红举、杨卫国、姜悦山、刘玉平签订的《股权转让及代持协议》虽然没有加盖合通公司公章，但张红举同时担任合通公司法定代表人，一审法院认定合通公司对上述协议应为知情，合通公司没有依约履行“在工商局变更相应股权结构”的义务，杨卫国有权以合通公司为被告、张红举为第三人确认自己的股东资格；2017年1月24日杨卫国、姜悦山签订了《股权转让及补偿协议》，该协议没有加盖合通公司公章，合通公司法定代表人张红举也未签字，杨卫国有权以姜悦山为被告要求确认自己已受让姜悦山的出资，是合通公司的唯一出资人，持股100%。本案是因张红举在未经实际出资人同意的情况下将代持的合通公司的股权转让给林建华而引起，杨卫国要求确认张红举与林建华间的股权及地块和房产权益转让协议无效，应以张红举、林建华为被告。一审法院确定本案案由为股东资格与合同效力确认纠纷。 1.关于杨卫国的股东资格。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经庭审质证和一审法院核实，张红举、杨卫国、姜悦山、刘玉平均认可《股权转让及代持协议》中的签字属实，上述协议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2015年10月1日起杨卫国继受刘玉平在合通公司的股权，取得合通公司的股东资格。 2017年1月24日，杨卫国、姜悦山签订了《股权转让及补偿协议》，杨卫国当日支付20万元，2017年4月5日汇入姜悦山指定账户50万元，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在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于己不利的事实，或者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姜悦山在本案中“不是实际投资人，也不是实际控制人”的答辩属于自认，根据杨卫国“2018年11月原告代姜悦山偿还借款100万元，2015年7月至今，姜悦山将属于原告的租金收益50余万元占为己有，转让价款原告己实际支付完毕”的诉称，一审法院认为杨卫国已实际继受取得了姜悦山的股权。 2013年6月26日张红举取得合通公司股东身份并担任合通公司法定代表人，因债务纠纷，一审法院于2017年5月5日作出（2016）鲁1526执836-3号执行裁定书，将合通公司坐落于高唐县东兴路南段东侧曹寨村北的房产及相关土地使用权交付杨卫国抵偿债务，刘玉平、姜悦山出资受让的政通路北侧、环城水系东侧的土地使用权和厂房等财产虽然落在合通公司名下，但没有证据证明张红举实际履行了出资。一审法院对张红举未实际出资，为合通公司名义股东，为实际投资人代持的合同事实予以确认。 杨卫国受让了合通公司实际出资人的全部出资，并自2017年3月17日起以股东身份直接享有并行使股东权利，其请求否定张红举名义出资人股东资格，确认自己的股东资格，一审法院应予支持。 2.关于张红举向林建华转让合通公司股权及位于地块及房产权益的效力问题。 本案出现两份转让协议，一份是张红举与林建华在公司登记部门备案的《高唐县合通建筑机械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标的是合通公司的股权，转让价格为203万元，一份是庭审中林建华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标的是合通公司的股权及位于地块及房产权益，转让价款700万元。 依照2015年7月5日《股权转让及代持协议》“实际投资人姜悦山、刘玉平、杨卫国均委托张红举代持在本公司股份，张红举未实际出资”、“公司对外借款融资及重大事项应全体实际控制人协商”的约定，张红举对合通公司未履行出资义务，为合通公司的名义股东，无权决定公司的重大事项，其对合通公司的股权及位于地块及房产权益无权处分。但合通公司未依“杨卫国有权实际取得刘玉平在乙地块的全部权益并要求在工商局变更相应股权结构，张红举应予配合。”的约定对公司股权变动办理登记，张红举为合通公司法定代表人，林建华有理由依照公司登记机关的记载相信张红举有权处分合通公司财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受让人依照前款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的，原所有权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赔偿损失。当事人善意取得其他物权的，参照前两款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名义股东将登记于其名下的股权转让、质押或者以其他方式处分，实际出资人以其对于股权享有实际权利为由，请求认定处分股权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处理。”，张红举处分合通公司股权及地块和房产权益的效力应依照或参照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处理。 合通公司被高唐县千顺电动车有限公司租用多年，门口悬挂着高唐县千顺电动车有限公司的牌子，合通公司的经营范围（生产销售建筑机械设备、农业机械设备、提供建筑机械设备的租赁服务、建筑安装工程施工）与高唐县千顺电动车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加工、销售电动二轮车、电动三轮车、电动观光车等)明显不同，尽职调查能够发现合通公司被租用的事实，也能够了解合通公司真实的股权持有情况（高唐县千顺电动车有限公司的老板张长旭证明杨卫国不时来厂区查看，向高唐县千顺电动车有限公司问询车间及办公用房使用状况），林建华与张红举签订转让协议前，没有尽到合理审慎的义务，其行为存在重大过失。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二条规定“租赁合同是出租人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使用、收益，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第二百二十九条规定“租赁物在租赁期间发生所有权变动的，不影响租赁合同的效力。”、第二百三十条规定“出租人出卖租赁房屋的，应当在出卖之前的合理期限内通知承租人，承租人享有以同等条件优先购买的权利。”，合通公司自2014年起即将厂房出租于高唐县千顺电动车有限公司，目前仍处于租赁期内（杨卫国提交的厂房租赁合同载明2021年10月25日租赁期满，庭审中姜悦山主张2020年7月期满），林建华无视合通公司厂房被高唐县千顺电动车有限公司租用的事实，没有取得高唐县千顺电动车有限公司放弃优先购买权的承诺，与张红举签订的合通公司土地和房产转让协议，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七条“物权的取得和行使，应当遵守法律，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的规定，尚未办理转移登记手续，林建华不能善意取得合通公司的土地及房产权益。 张红举与林建华2019年7月24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前没有对合通公司财产进行评估，双方办理股权转让后，山东信源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对合通公司2019年7月29日价值时点的房地产抵押价值评估为934.22万元，从合通公司的经营方式看，合通公司自身没有生产经营，依靠出租公司车间赚取租金维持公司运转，没有证据证明2019年7月24日至2019年7月29日期间合通公司的财产发生了明显变化，一审法院认为2019年7月24日合通公司股权价值可以视为934.22万元。无论是林建华答辩状主张的“股权转让价款203万”（与公司登记机关记载的一致），还是本案审理中张红举、林建华共同认可的700万元，都明显低于934.22万元的评估价值。张红举与林建华之间的转让协议不属于以合理的价格转让。 从转让款的支付看，张红举与林建华共同认可的700万元的转让协议没有约定明确的支付期限，但从“五、以上手续完备后，公章、财务章、营业执照交于乙方。六、甲方负责清场，交付乙方使用。”的约定及支付情况看，明显是以张红举清场、交付林建华使用为条件，不能认定林建华购买股权属于善意取得。 综上，林建华受让张红举合通公司股权及位于地块及房产权益，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的善意取得的条件，杨卫国主张确认张红举将案涉股权和财产转让给林建华的处分行为无效的理由正当合法，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杨卫国具有高唐县合通建筑机械有限公司股东资格，持股比例100%；二、确认张红举向林建华转让高唐县合通建筑机械有限公司100%股权及地块和房产权益的处分行为无效，林建华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张红举高唐县合通建筑机械有限公司公章、财务章、营业执照和100%股权，高唐县合通建筑机械有限公司办理变更登记，恢复至张红举持有状态；三、高唐县合通建筑机械有限公司于第二项判决履行完毕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公司登记变更手续，将高唐县合通建筑机械有限公司100%股权由张红举持有变更为杨卫国持有。案件受理费300元，保全申请费5000元，共计5300元，由高唐县合通建筑机械有限公司负担100元，张红举负担2550元，林建华负担2550元，杨卫国负担100元。 二审中，合通公司提交如下证据：一、高唐县国土资源局的高唐-01-2012-0079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卷宗一套，包括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2012-044宗地平面图、高唐县规划局2012-044宗地规划设计条件、山东东光电源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山东东光电源有限公司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合通公司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地籍调查表、完税证、土地出让金收款收据、建设用地批准证书、2012-044地块土地估价报告等材料共计59页。该证据来源于高唐县国土资源和规划局，拟证明合通公司位于高唐县的地块面积为4983.1平方米，该地块系高唐县国土资源局出让给合通公司，出让价款为60万元。出让时间是2012年12月25日，当时合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石庆峰，公司的股东是石庆峰、谢其兵二人。上述证据显示，该地块的取得过程与杨卫国没有任何关系。杨卫国在2015年7月5日签署的《股权转让与代持协议》中主张其系甲地块的实际投资人，没有任何事实依据。杨卫国如何向甲地块进行的投资，投资的时间、金额等事项均不显示，故不能认定杨卫国系甲地块的实际投资人。目前，该地块已经被杨卫国通过法院执行拍卖，如果杨卫国真是该甲地块的实际投资人，则其在执行时，完全可以先执行合通公司的其他地块，而保留其自己投资的甲地块，这样在确保其借贷资金回笼的情况下，还能保证其投资的地块继续产生经济效益。杨卫国在执行时执行自己投资的地块，虽然保证了借贷资金的回笼，但如果法院拍卖时被其他人竞买到之后，杨卫国对自己投资的地块就丧失了控制权，该地块就不能再为他产生任何经济效益。在追逐利润最大的市场经济中，这是一个非常明显且容易理解的逻辑，杨卫国放弃最大的利润追求，可以反证杨卫国不是甲地块的实际投资人。二、2020年5月29日的浦发银行股票信息一份。该证据来源于财达证券同花顺行情分析系统，拟证明公司的股票交易价值与公司的净资产之间不成正比例关系。反驳一审法院单纯按照合通公司的资产价值确定该公司的股价不符合市场规律。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鲁民四终字第130号民事判决书一份。拟证明投资权益并不同于股东权益，投资人是否能够直接享有股东权的全部权能，取决于其是否取得股东资格。即便证实杨卫国在合通公司有投资，也不能确定其享有股东资格。 杨卫国经质证认为：一、首先，该地块登记于合通公司名下是正常的，但杨卫国在中间享有的权益从其他人处因债务抵销而来，与本案无直接关联性。该地块并不是本案中的诉争地块，对杨卫国在该地块中占有一半的权益，签订协议时担任合通公司法人的张红举是签字认可的。其次，股东个人与公司是两个不同的法律主体，股东因个人债权而执行公司名下的地产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甲地块的实际投资人是姜悦山，姜悦山以合通公司名义向本人借款并签订甲地块抵押合同及姜悦山个人担保，由于面临法院拍卖，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及代持协议时约定的甲地块为杨卫国和姜悦山各自一半，后由于姜悦山不能履行交付义务，故杨卫国才启动拍卖程序。二、浦发银行的股票信息、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鲁民四终字第130号民事判决书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姜悦山、张红举经质证认为：浦发银行的股票信息、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鲁民四终字第130号民事判决书与本案虽没有直接关联性，但对于认定张红举与林建华之间的股权转让价格是否合理具有重大的参考价值，也足以印证张红举与林建华股权交易价格是合理的。 林建华经质证认为：对合通公司提交的证据和证明事项均无异议。 对于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合通公司提交的高唐-01-2012-0079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卷宗不能直接否认杨卫国系甲地块的实际投资人，本院对此不予确认。二、浦发银行股票信息和（2014）鲁民四终字第130号民事判决书均与本案没有直接的关联性，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同。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原审法院审理程序是否合法；二、杨卫国是否具备合通公司的股东资格；三、原审判决认定杨卫国与姜悦山之间股权转让及补偿协议已履行，杨卫国继受取得姜悦山股权的依据是否充分；四、原审判决认定张红举与林建华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的依据是否充分。 关于焦点一，杨卫国一审的诉讼请求为，确认其为合通公司股东，持股100%，张红举向林建华转让合通公司100%股权及政通路西首北地块和房产权益的行为无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合同被确认无效的后果为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一审法院在确认张红举与林建华之间的转让合同无效后，判决合通公司办理相应的变更登记并无不当。张红举、林建华作为本案被告并不影响法院对于杨卫国是否具有合通公司股东资格的审理，故一审法院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将张红举、林建华列为本案被告并无不当。 合通公司称一审法院更换合议庭成员，未书面告知当事人，但从一审法院于2020年1月10日和2020年4月17日的开庭笔录内容来看，一审法院已经依法向各方当事人告知了合议庭组成人员及书记员，且询问了各方当事人是否申请合议庭组成人员及书记员回避，各方当事人均不申请回避，各方当事人至一审判决前均未对此提出异议。据此，一审法院审理程序合法，对于合通公司所称一审法院更换合议庭成员却未告知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焦点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根据以上规定,确认股东资格,应根据取得股权途径确认当事人是否具备股东资格。本案中，2015年7月5日，张红举、杨卫国、姜悦山、刘玉平四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及代持协议》内容合法有效，四人均对个人的签名无异议，该协议应视为合同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杨卫国因此继受取得刘玉平在合通公司的股权。 关于焦点三，股权转让合同是债权、债务的契约，是一种债权行为，其效力认定应当依照合同法的规定进行，股权转让不仅包括股权转让合同的签署，还包括合同的履行。虽然姜悦山主张2017年1月24日其与杨卫国签订的股权转让及补偿协议未实际履行，但从协议约定的内容看，双方对转让股权的价款进行了充分的协商，杨卫国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当天，即向姜悦山指定的账户转账20万元，对此姜悦山在协议尾部进行了确认。2017年4月5日，杨卫国按照协议的约定将差价款50万元转账至姜悦山指定的账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根据依法作出裁判。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综合本案相关情况来看，本院认为，一审法院的认定符合上述法律规定，逻辑推理清晰，判断理由符合常理，该协议客观真实，杨卫国亦履行了协议约定的付款义务，故一审法院认定杨卫国已按协议约定实际支付完毕转让价款，杨卫国已实际继受取得姜悦山的股权，并无不当。 关于焦点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名义股东将登记于其名下的股权转让、质押或者以其他方式处分,实际出资人以其对于股权享有实际权利为由,请求认定处分股权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处理”。本案中，张红举虽然作为工商登记在册的股东,但其自始至终未提交向合通公司出资的相应证据。2015年7月5日，张红举、杨卫国、姜悦山、刘玉平签订的《股权转让及代持协议》载明张红举为代持股的名义股东，张红举已在协议中签字认可。张红举未经许可擅自转让实际出资人的股权且事后也未得到实际出资人的追认。工商变更登记是对已经发生股权转让事实的确认，使股权的变动产生公示的效力，但不能以工商登记作为股权转让协议生效的要件。林建华虽然基于与张红举之间的股权转让取得了该股权并办理了变更登记,但其取得股权的行为并不属于法律所规定的善意取得构成要件,故其与张红举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当属无效。本案中，杨卫国系原告，原审法院系针对杨卫国的诉讼请求进行审理并作出判决，关于杨卫国及其他人员是否应向林建华返还股权转让款的问题，林建华可向相关人员另行主张权利。 综上，合通公司、姜悦山、张红举、林建华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00元，由上诉人高唐县合通建筑机械有限公司、姜悦山、张红举、林建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闫 红 审判员 陈家勇 审判员 刘 颖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雷 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