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5民终646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苏州新宏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苏州工业园区苏胜东路胜港街**。法定代表人：邓洪波。委托诉讼代理人:夏峰，江苏兰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婷婷，江苏兰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国英，女，1978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住苏州市吴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彬，江苏姑苏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平华，男，1973年2月10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系张国英丈夫。上诉人苏州新宏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宏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张国英居间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2019）苏0591民初53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6日立案后，依法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新宏博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张国英的全部诉讼请求。诉讼费由张国英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诉讼主体错误。张国英与新宏博公司之间素无往来，张国英也承认，案涉采购合同是新宏博公司发给刘平华的，合同也没有回寄，故新宏博公司与张国英没有订立合同的真实意思表示，张国英也没有履行合同的能力。付款给张国英是在刘平华指示之下发生的，并非基于与张国英之间的合同关系，因此，一审原告主体不适格。新宏博公司采购合同的实际相对方为刘平华，但双方之间不适居间合同关系，实际是代理销售工作。刘平华没有提供过居间服务，其仅仅协助处理过部分订单后续的催款工作，新宏博公司也支付了劳务费，该部分业务在刘平华介入前就已经达成合作订单，刘平华没有带来新的业务。二、一审认定事实不清，张国英应当举证证明其履行了采购合同约定的服务，方可主张居间报酬。但张国英并未提供充分证据。新宏博公司提供的邮件截屏等证据材料可以看出，相关订单明细是由新宏博公司向刘平华邮箱发送，张国英根本无法说明其促成之新订单的具体数额，仅依靠新宏博公司邮件发送了两份订单明细即主张该部分订单全部由其工作促成，因果关系不明，显然无法达到该证明目的。新宏博公司提交的公司业务人员前往黑龙江地区协调项目回款事宜所支出的发票等证据材料，证明为获取交易及收取订单回款，新宏博公司付出了相应代价，但是一审法院对该部分证据并未严格审核及作出合理说明。采购合同签订后，新宏博公司陆续向张国英转账181486元。新宏博公司自行获得与黑龙江移动的交易机会，为了回款顺利，刘平华做了一些售后的工作，其对接售后的工作，与采购合同并无直接关联。三、一审认定给付的金额错误。根据一审微信聊天记录证据显示，刘平华称其和新宏博公司都愿意以10万元了结双方的争议，双方当时达成了新的合意，本案应该在10万元的范围之内予以解决。张国英辩称：第一，本案诉讼主体没有问题。采购合同抬头明确有新宏博公司以及张国英的签名，同时新宏博公司已经将该履行的款项也支付给了张国英，对方提出的上述问题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第二，张国英已经履行了委托合同的约定义务，就其与中国移动黑龙江公司的订单提到了居间作用，完成之间的居间行为，应当得到合同约定的居间代理费用。第三，新宏博公司认为根据微信聊天记录，刘平华愿意以10万元私了此案仅仅是刘平华当时和新宏博公司磋商的过程中提到的金额，但是即使这样，新宏博公司也并没有支付这10万元。张国英依据合同要求自己应当得到的居间费用，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并不能以在磋商过程中的金额，限制主张权利。综上，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对一审法院还尚未认定的机器，张国英保留继续主张的权利。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原审判决，驳回新宏博公司的上诉。张国英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新宏博公司支付剩余采购费用暂计为533406.11元（张国英仅留存部分明细，具体金额以黑龙江移动公司留存档案为准）；2.新宏博公司承担本次诉讼费用。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张国英称，其与新宏博公司签订《设备及相关服务采购框架合同》一份，第一条合同标的中明确，1)乙方代理甲方的交流配电箱产品在黑龙江移动及其下属市分公司开展产品销售推广工作；2)甲方根据黑龙江移动下达的采购订单按产品销售代理价格与乙方进行结算；第二条产品代理价格中明确了产品及对应的价格。备注中写明：乙方按照甲方给出的产品代理价出售产品，产品销售单件差额部分归乙方所有。若实际订单配置与上述表格不符，则由甲乙双方另行协商确定；第三条付款方式中明确，1)、甲方收到黑龙江移动有限公司或其下属地市分公司货款后，甲方根据对应回款比例与乙方签订施工合同，由乙方到当地税务局开具工程发票，甲方收到乙方提供的发票后，次月通过转账将费用支付给乙方；2)、甲方收到黑龙江移动有限公司或其下属地市分公司货款后，乙方未能开具发票，甲方按6%扣除税费后，15天内通过转账将费用支付给乙方；4)、乙方账号信息中手写有张国英姓名及账号、开户行。第四条其它中明确，1)包装、发货售后服务等事宜，以甲方与中国移动黑龙江有限公司签订的商务合同为准；2)本协议自甲乙双方代表签字并加盖公司公章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为签字之日起两年，协议执行期内，甲乙双方均不得随意变更或解除协议。落款的甲方处加盖有被告公章，乙方处由张国英签名并写明签定日期为2014年10月11日。该合同附件一为中国移动通信有限公司2014年基站用交流配电箱集中采购标准配置清单，附件二为中国移动能源管理项目（智能能耗采集部分）建设技术要求。2015年9月9日，新宏博公司通过杜亚梅邮箱向刘平华发送一次性合同明细、采购订单明细，明细中写明了两类产品的价格及数量。张国英表示，新宏博公司仅于2015年8月11日支付76108元、2015年9月16日支付5378元、2017年1月17日支付10万元，合计181486元，余款未付，故诉至法院。一审中，张国英明确，其与新宏博公司签订《设备及相关服务采购框架合同》的性质为委托合同，促成新宏博公司与中国移动黑龙江公司达成采购协议。框架合同上第一条的表述即为促成合同达成。我方的主要任务即是促成商业合作，后期订单也有沟通。合同的磋商过程是张国英配偶刘平华与新宏博公司业务员厉洪浩多次磋商，包括在新宏博公司的办公场所也磋商过。因刘平华身份等问题不方便出面与对方讲明，该采购框架合同与本案张国英签署。后新宏博公司把该合同寄给刘平华，刘平华让张国英签字之后邮寄回新宏博公司，但邮寄凭证因时间久远无法找到。新宏博公司对《设备及相关服务采购框架合同》真实性并无异议，但认为该合同中的法定代表人印章与其使用的不一致。但认为，该合同中的乙方为张国英，但新宏博公司并不认识张国英本人，从未见过面，也未与张国英本人发生过业务往来。新宏博公司只与刘平华有过合作，张国英从未履行过该合同，该证据无法支持诉请。该合同的形成经过为：刘平华得知我方在中国移动通信有限公司中标后，联系我公司销售人员厉洪浩，告知我公司在中国移动黑龙江公司有熟人，我方与中国移动黑龙江公司合作回款会快一些，公司在东北无办事处，综合考量成本因素同意与刘平华合作。具体工作是刘平华帮我公司扩大在中国移动黑龙江公司销售额获取新合同。因我公司无办事处，刘平华帮助对接中国移动黑龙江公司的销售，包括合同订单下达后的跟进与催款，现场施工安装协调等工作。每一次付款均是根据工作量的协商，未按照双方签订的代理关系处理，未发生新的销售合同。订单通过系统下单，与个人无关。中国移动黑龙江公司与我方直接对接。新宏博公司为此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邮件截屏打印件一组，新宏博公司表示，2014年6月9日新宏博公司股东杜亚梅收到中国移动通信有限公司发送的邮件通知、中标服务费缴费通知、交流配电箱分配，由移动公司招标代理机构冯晨发送给新宏博公司，新宏博公司拟证明本案中的交流配电箱的项目2014年6月已经获取。证据2、中国移动通信有限公司2014年基站用交流配电箱集中采购供货框架协议1份、黑龙江移动交流配电箱采购框架合同1份，新宏博公司拟证明，其与中国移动黑龙江公司基于新宏博公司与中国移动通信有限公司招投标获得的合作关系。根据中国移动黑龙江公司合同第13.11条指出双方确认没有任何代理人、中间人、中介人直接或间接就本合同或本合同拟定的交易为任何一方行使，即在被告与中国移动黑龙江公司合同的法律关系之下并不存在代理关系。中国移动通信有限公司2014年基站用交流配电箱集中采购供货框架协议附件中东北区包括黑龙江、哈尔滨。证据3、新宏博公司工作人员报销凭证一组，新宏博公司拟证明2016年3月-2018年2月9日，新宏博公司业务人员频繁往返中国移动黑龙江公司，对接中国移动黑龙江公司销售、服务、付款等各项与销售有关的工作。从侧面反映张国英并未履行合同义务，是新宏博公司自己在做。证据4、新宏博公司工作人员罗小兵与刘平华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打印件，新宏博公司拟证明2018年12月其与刘平华就中国移动黑龙江公司相关合作达成一次性了结的合作方案，该方案是公司再支付刘平华10万元，公司并未否认支付该款项，我公司无异议。拖延支付的原因是公司2018年之后，尤其是2019年公司经营恶化，公司的大部分人员裁撤包括财务、销售人员变动较大，公司老板邓洪波与杜亚梅是夫妻关系，因子女在国外，夫妻二人经常不在国内，杜亚梅将支付方案已告知罗小兵，罗小兵告知公司财务，新宏博公司的主办会计陈影已离职，公司财务对中国移动黑龙江公司往来进行梳理，因2017年支付张国英的款项财务并不清楚导致内部沟通不顺畅有所延误，张国英起诉后杜亚梅表示惊讶不知该款项仍未支付的情况，但公司并未否认支付该款项的事实。张国英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无异议，但在中标通知书中载明中标最终规模以合同签署为准，该中标通知仅代表新宏博公司有了与中国移动通信有限公司签署相关供货合同的准入条件。是否可以签订真实意义上的合同还以各地移动公司的意向为准。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中国移动通信有限公司2014年基站用交流配电箱集中采购供货框架协议仅代表移动公司附有的新宏博公司准入条件，黑龙江移动交流配电箱采购框架合同才是移动公司与新宏博公司真实意思上的供货合同。新宏博公司所述的13.11条仅说明新宏博公司与中国移动黑龙江公司签署合同时的一份框架模板，并不说明张国英没有为新宏博公司与中国移动黑龙江公司签订合同进行磋商，从而促成新宏博公司与中国移动黑龙江公司合作协议。从此协议签订时间2014年11月26日可看出与张国英提交的框架协议签订时间2014年10月11日在时间上可以相互印证。可看出此份协议的签署是由于张国英从中撮合积极协商促成的新宏博公司与中国移动黑龙江公司签署具体的购货协议。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关联性与本案无关。其陈述时间为2016年3月-2018年2月9日，但新宏博公司与中国移动黑龙江公司签署时间为2014年11月26日，因此不可能存在新宏博公司所述的其销售人员与中国移动黑龙江公司磋商的可能，只有存在后期的维护等售后服务，本案案由为委托合同协议纠纷即张国英仅需按照合同约定完成合同约定的促使新宏博公司与中国移动黑龙江公司达成采购协议即视为完成合同义务。与其员工后期是否参与后期维护等售后服务费用支出并无关联。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当时是由张国英与新宏博公司退让协商解决该委托合同纠纷，但新宏博公司置之不理，其后引起本案诉讼。经司法程序处置，张国英认为被告应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合同义务。对于张国英主张的款项的金额的计算，其表示，一次性合同明细、采购订单明细中交流配电箱（含浪涌保护器）销售价为5089.51元，代理价格为4195元，交流配电箱（不含浪涌保护器）销售价为4239.96元，代理价格为3555元，上述两项的差额为张国英应得的一台收入*每一份合同中的数量。不含税单价为合同约定的原告开具发票抵销税收，我方未开具发票，按照6%扣除税费后支付张国英。销售量为一次性合同明细与采购订单明细相加，因张国英未开具发票，故扣除6%税费后，合计金额为714892.108元，减去新宏博公司已付款181486元，故结欠款项为533406.11元。新宏博公司不同意该计算依据。其同意按张国英曾提出的意见，除已支付款项外，再支付10万元。但合同相对人应为刘平华。一审法院认为：对于新宏博公司提出的《设备及相关服务采购框架合同》的相对方并非张国英的意见，张国英提交的合同中明确写明了相对方为张国英，新宏博公司亦曾支付涉案款项至张国英账户，张国英亦明确，新宏博公司所称的相对方为刘平华系张国英配偶，实际操作由刘平华所做。故新宏博公司称，合同相对方为刘平华的意见，不予采纳。对于张国英主张的费用，一审法院认为，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本案中，张国英明确，其与新宏博公司签订的《设备及相关服务采购框架合同》中主要义务即为促成新宏博公司与中国移动黑龙江公司达成采购协议。故该合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规定的居间合同的特征。该合同的性质为居间合同。现张国英已提交证据证明新宏博公司与中国移动黑龙江公司已订立采购合同并已实际履行。故张国英要求新宏博公司依合同约定，支付剩余费用的意见，予以采纳。张国英确认扣除税费后金额为714892.108元，减去新宏博公司已付款181486元，结欠的款项533406.11元，应予支付。新宏博公司称，其已就涉案款项达成协议，仅需再支付10万元，但经查，新宏博公司在张国英提出该方案后迟迟未予支付，现张国英亦明确，不同意按该方案协商解决，故新宏博公司的该项意见，不予采纳。审理中，张国英申请追加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黑龙江有限公司为本案第三人，现张国英依据一次性合同明细、采购订单明细计算相应款项，新宏博公司对一次性合同明细、采购订单明细真实性并无异议，故追加第三人并无必要。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第四百二十四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新宏博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张国英款项533406.11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134元，由新宏博公司负担。二审中，当事人围绕争议焦点提供证据，本院组织双方进行证据交换和质证。张国英提供刘平华与厉洪浩之间邮件往来一组及转账记录，拟证明其为新宏博公司居中采购，截止2015年9月9日为1225台。且新宏博公司认可张国英所称的费用分配方式并实际按此结算。新宏博公司称庭后将书面发表质证意见，但庭后提交代理词时并未发表意见。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新宏博公司与张国英签订的《设备及相关服务采购框架合同》中，分别约定了含浪涌保护器的交流配电箱销售单价为5089.51元，代理单价为4195元；不含浪涌保护器的交流配电箱销售单价为4239.97元，代理单价为3555元。而2015年9月9日杜亚梅发送给刘平华的邮件中列明了两种配电箱的销售数量，标注的单价与合同约定一致。张国英一审中还提交了2015年9月9日刘平华发送给厉洪浩的邮件，新宏博公司对真实性没有提出异议，且庭审中确认厉洪浩系其员工。结合张国英二审中补充提交的与厉洪浩之间的邮件，反映出自2014年9月，刘平华与厉洪浩始终围绕代理销售进行沟通，并对多款产品的销售单价和代理单价进行确认。另外，新宏博公司提供的中标通知邮件中，除确定新宏博公司为中标厂商以外，并未明确采购数量和型号，而是载明最终规模以合同签署为准。其提供的与黑龙江移动公司签订的一系列框架协议中，也并无具体数量，而尽约定了单价和质量标准等。本院认为，新宏博公司中标黑龙江移动公司交流电配电箱采购厂商后，与替刘平华出面的张国英签订案涉《设备及相关服务采购框架合同》。张国英（刘平华）代理新宏博公司在黑龙江移动公司及下属分公司开展产品销售推广，而新宏博公司给予对方销售价格与代理价格之间的差价作为回报，故双方之间形成居间合同法律关系，张国英（刘平华）提供证据证明其实际推广销售的产品数量和型号，则有权要求新宏博公司按约支付佣金。新宏博公司在本案中主张其中标供货厂商就获得了相应订单，张国英（刘平华）并未提供居间服务，没有实际拓展业务。但相关中标文件中并未载明采购数量，且明确以签署合同为准，也就是说中标后也存在因未签署合同而不发生实际供货的可能。自收到中标文件后至与张国英签约前，新宏博公司未实际获得订单或发生供货亦佐证了上述事实。故2015年9月9日，新宏博公司发送给刘平华的合同、订单明细，应当视为其确认所载明的销售数量均系在张国英（刘平华）居间撮合之下完成的实际签约数。张国英以此数量，并按照合同约定的差价主张佣金，具备合同和法律依据，应予支持。另外，在刘平华与罗小兵的微信记录中，虽然刘平华提出以再付10万元了结此事，但对方并未给出明确答复。故双方之间并未形成变更价款的合意，刘平华不应受此约束，新宏博公司以此抗辩减少价款，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新宏博公司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143元，由苏州新宏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诚审判员 唐 蕾审判员 浦智华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八日书记员 殷 姿法律文书履行提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具有国家权威性和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应当依法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否则人民法院将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将面临以下执行风险：一、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名下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执行措施，并有权对被执行人及其住所、经营场所进行搜查。二、被执行人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执行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三、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四、被执行人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执行人员执行公务或者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四、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虚假报告财产的，人民法院有权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及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五、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座以上舱位；（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费经营必须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九）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六、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或者通过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抗拒执行，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法院公告栏、电子显示屏、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向社会公布，并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向征信机构通报，由征信机构在其征信系统中记录。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和相关部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上级单位、主管部门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七、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或者与他人串通，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虚假和解等方式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附录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