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20)川13行赔初10号 原告赵群碧，女，1951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住址四川省阆中市。 委托代理人罗洪钊，四川忠典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丹枫，男，1975年9月1日出生，汉族，住址四川省阆中市。 被告阆中市人民政府，住所地四川省阆中市七里街道巴都大道。 法定代表人杨德宇，市长。 委托代理人苟庆。 委托代理人张小云，四川源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赵群碧诉被告阆中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阆中市政府)行政赔偿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12日立案后，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8月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赵群碧及其委托代理人罗洪钊、李丹枫，被告阆中市政府的委托代理人苟庆、张小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被告于2013年6月27日发布《阆中市人民政府征收土地公告》，原告所在的梓潼宫村3组承包地在其征收范围内。公告发布后，被告将原告具有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的住宅房屋拆除，并将其附属物损毁。后由于原告得知被告的征收土地决定未得到上级机关的批准，遂提起行政诉讼。该案一直申诉到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21日作出（2018）最高法行申4370号行政裁定，认定被告的土地征收行为属于未批先征，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的规定，指令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又再次指令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26日作出（2019）川13行初46号行政判决，判决被告的征收行为违法。 被告发布违法征收的公告后，在未与原告签订有效成立的安置补偿协议的情况下，就拆除了原告的住宅房屋，损毁原告房屋的附属物，给原告造成了重大的损失，被告应当为其违法行为承担赔偿责任。原告于2019年10月27日向被告邮寄了赔偿申请书，但至今被告未作出任何答复。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其违法征地拆除的原告房屋价值与违法安置房屋的差价669261元，并赔偿其违法征地拆除房屋附属物差价150592.6元。 原告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1.（2018）最高法行申4370号行政裁定书、（2019）川13行再49号行政裁定书、（2019）川13行初46号行政判决书，拟证明被告的征地决定违法； 2.阆中市滨江路南段征地红线图，拟证明原告房屋在征地红线范围内，应当按照国有土地标准进行赔偿； 3.《征收土地告知书》，拟证明征收土地和房屋应当按照告知书规定的程序进行，被告的征收行为不合法。 被告阆中市政府辩称，一、原告赵群碧直接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违反法定程序应驳回起诉。原告以（2019）川13行初第46号行政判决确认阆中市政府2013年6月27日发布的《征收土地公告》违法作为行政违法赔偿损失的起诉前提条件，请求赔偿拆迁安置损失不当。案涉《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是2013年6月的《征收土地公告》发布以前签订的，原告《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与阆中市七里街道办事处2011年5月11日协商签订的，该协议是“梓潼村避危搬迁工程”所需实施的，不是因2013年6月的集体土地征用、征收行为而签订。至今未被确认违法或无效。所以，原告以《征收土地公告》违法提起行政赔偿诉讼不当。被告并没先行处理《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效力问题，也没有审判机关、机关确认该协议违法或无效，原告径直起诉赔偿，违反法定程序。原告称2019年10月27日邮寄给被告《赔偿请求书》不是事实，被告并未收到相关申请书及主张赔偿损失的证据材料，原告也没有提交《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违法的依据或材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二款规定：赔偿请求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须以赔偿义务机关先行处理为前提。 二、请求赔偿超过起诉期限应驳回起诉。2011年5月原告签订《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领取了安置补偿费用，此后回迁到安置还房小区，协议已经履行完毕超过6年，《征收土地公告》发布已过7年，原告并没有请求赔偿损失，2014年7月阆中市七里街道办事处进行了账务结算。起诉期限应依据《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九条和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结合国务院法制办《关于被征地农民“知道”征收土地决定有关问题的意见》（国法2014第40号）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原告的赔偿起诉已经超过起诉期限，依法应驳回其起诉。 三、原告应当获得的补偿已经全面获得，主张国家赔偿没有事实依据，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理、公平应予维持。原告已经签订并履行的《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不存在损害其合法权益的事实，原告获得了房屋安置补偿权益。依据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的阆中市征地补偿办法的规定，原告作为农村宅基地上修建的房屋应按照征收集体土地上的房屋进行补偿安置，但是对原告实行的是“按照国有土地上的房屋”进行安置补偿，该补偿已经超标安置；其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同时已经对其附着物进行了补偿，不存在价差或损失。在补偿协议签订时，拆迁人充分地调查、核实原告的财产情况后，原告自愿与有关部门签订协议，不存在漏项、缺项的情况，至今已经9年无异议，2018年11月阆中市七里街道办事处进行了账务结算，至今也无异议。本案没有按照农户人均宅基地、人均住房面积安置标准对原告补偿，而是按照其宅基地上实际房屋面积进行补偿，所得补偿价值明显高于应得利益，根本不存在损失或价差事实。同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拆迁人已对相关农户按国有土地上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政策补偿，按照原房屋面积状况等特定事项，考虑房屋附属物、动产以及本次拆迁涉及的搬家费、过渡费、奖励金等具体给付事项，尽可能给予原告必要、合理的照顾和安排，充分保障农户的合法权益，同时也符合《民法总则》规定的征收不动产或者动产，应当给予公平、合理的补偿的原则。 四、原告请求赔偿的价差损失不是直接损失，不是必然可得财产权益。原告请求赔偿损失不具备行政行为违法的依据，没有直接财产损失的证据，没有拆迁安置行为与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证据。本案中，征收公告行为被生效判决确认违法，但未撤销该公告；《征收土地公告》与《房屋拆迁安置协议》没有直接关系，拆迁安置行为是否违法尚不确定，足以导致赔偿责任的违法行为没有确定，主张违法行为与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条件不具备。原告虽提出了其房屋价值与违法安置房的差价损失669261元，拆除房屋附属物差价损失150592.6元的赔偿请求，没有依据证明请求赔偿的差价存在且是直接损失，是因《征收土地公告》造成的。本案原告房屋面积固定、青苗附着物的数量确定，没有财产的减少或丧失的依据，在拆迁时已经给与同等、同价值的补偿。主张的房屋价差损失、附着物价值差距等类似期望值、物价变化价差，不属于必然可得的利益，不属于直接损失范畴。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规定“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前述“直接损失”明显与法相悖。 综上，从起诉期限上讲，原告的起诉超过起诉期限；从损失的直接证据上讲，原告主张直接损失的证据不足，主张被告的违法行政行为没有认定，双方自愿签订的协议已经履行完毕，而且拆迁安置与征地公告无直接关系，其损失不是国家赔偿法规定的直接损失，驳回其诉讼请求合法有据。 被告在法定的举证期限内提交了以下证据： 1.原告的身份信息、参加社会保险信息、证明； 2.《房屋拆迁安置协议》、附属物补偿清单； 3.《回迁安置入住协议》； 4.《征收土地公告》； 5.（2019）川13行初46号行政判决书； 6.四川省发改[2009]1225号通知、四川省政府川府函[2010]3号通知、阆中市七里街道办事处[2011]20号请示、七发办[2011]34号请示； 7.四川省人民政府川府函[2012]92号批复、阆府办发[2012]124号通知、79号通知、阆府发[2009]36号通知；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认为，证据1，身份信息无异议，养老保险待遇与本案无关；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有异议，可以证明原告在征地范围内有房屋，且面积有记录；证据3与本案无关；证据4的三性认可；证据5，坚持起诉意见；证据6、7与本案无关。 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认为，证据1与本案无关；证据2有异议，在2012年对原告的房屋按照1:1来拆迁还房，是产权调换，不是按照农村集体土地征收房屋；证据3无异议。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被告提交的证据，客观、真实，且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2011年5月11日,因对梓潼村避危搬迁规划范围内的房屋实施拆迁安置，阆中市政府七里街道办事处与赵群碧签订《房屋拆迁安置协议》，约定对原告的房屋进行住房安置，安置户型二室二厅（一套）、三室二厅（二套），建筑面积253.77平方米,附属物补偿费27140.76元，以及临时安置补助费、搬迁（家）补助费、提前搬迁奖金、附属物补偿金等。其后，阆中市土地储备中心与赵群碧签订《回迁安置入住协议》，约定按《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约定，向原告提供质量合格的安置房，住房**，并明确了分布的位置和面积。2014年7月29日，原告领取了搬家费、过渡费、搬迁费、附属物等补偿款共计56542元。 2013年6月27日，阆中市政府发布《征收土地公告》，决定征收七里街道办事处梓潼村1、2、3、4、8组等的土地。原告等人对该公告不服，于2015年5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该案经过一、二审及再审，最终本院于2019年9月26日作出（2019）川13行初46号行政判决，确认该公告违法。 本院认为，根据原、被告双方的诉辩主张及庭审陈述，本案的争议焦点，一是原告的赔偿起诉是否符合法定程序；二是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三是原告主张的损失是否应予赔偿。 关于原告的赔偿起诉是否符合法定程序的问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九条第二款“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也可以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的规定，赔偿请求人主张行政赔偿，可以自行选择上述两种途径。赔偿请求人先提起行政诉讼，之后又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表明其没有选择向行政机关直接提起赔偿请求的途径，而是选择由人民法院解决其赔偿问题，无需再要求行政机关进行确认。故原告向本院提行政赔偿诉讼，符合法定程序。 关于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的问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九条“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为两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之日起计算，但被羁押等限制人身自由期间不计算在内。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赔偿请求的，适用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有关时效的规定。”的规定，原告等人对被告作出的案涉《征收土地公告》不服，于2015年5月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应认定其当时就应当知道权利受到侵犯。由于该案经过一审、二审以及再审，本院于2019年9月26日作出生效判决。故扣除案件审理的合理期限，原告于2020年5月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 关于原告的赔偿请求是否应予支持的问题。首先，在被告发布《征收土地公告》前，原告已与阆中市政府七里街道办事处就其房屋和附属物的补偿签订《房屋拆迁安置协议》，已予以安置补偿，且该协议是基于对梓潼村避险搬迁所签订的。故该安置补偿行为与案涉征收土地公告之间并无因果关系。其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八）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的规定，原告所主张的其房屋和附属物的价值与已安置房屋的差价损失，不属于直接损失，不应纳入行政赔偿的范围。同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的规定，在本案中，原告并未提交其损失的具体依据，不能证明其损失客观存在以及具体价值。故原告的行政赔偿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根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赵群碧的行政赔偿诉讼请求。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 旸 人民陪审员 杨 静 人民陪审员 付朝晖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刘 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