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01民终375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利权，男，1969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西贵港市港**。 委托诉讼代理人：段春柳，广西颂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西金秋农牧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广西南宁市兴宁区三塘镇路东村延安水库边，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1007087291631。 法定代表人：吴精强，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覃树宁，男，1981年12月17日出生，壮族，住广西南宁市兴宁区，系该公司职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建华，男，1986年5月5日出生，瑶族，住广西南宁市兴宁区，系该公司职员。 上诉人杨利权因与被上诉人广西金秋农牧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金秋公司）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不服南宁市兴宁区人民法院（2019）桂0102民初50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杨利权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2016年年终奖53928.24元；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认定《金秋公司2016年奖金发放表》和《金秋公司2016年提成方案分配表》是上诉人组织制作错误。首先，广西长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和公司）与被上诉人以及广西东兴长和房地产（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等公司都是关联公司，公司董事长李东明和李东旭都是这些公司的股东，且这些公司之间存在人员混同和财务混同的情况。被上诉人的人资和财务事务由长和公司统一进行管理，被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覃树宁和林建华分别是长和公司的人资总监和人资副经理。其次，上述表格是被上诉人财务根据2016年度该公司的净利润核算并制作，其中分配表上有长和公司加盖的企业管理总部印章，发放表也有长和公司人资总监覃树宁的签名，长和公司内部的“企业管理总部”印章不由上诉人掌管，相关财务、会计及人资总监均是在长和公司办公地点办公，不归上诉人管理，上诉人也无权组织制作并要求相关人员、部门签名和盖章，这两份表格是已经经过被上诉人及长和公司审批确认，而不是上诉人组织制作。上诉人的这些主张在本人提供的与被上诉人公司董事长李东明及人资总监覃树宁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均有记录，在上诉人的离职交接审批表中，也是由企业总部审批，由长和公司的人资总监覃树宁签名。另外，上诉人还了解到，长和公司已经将上述两份表格确认的2016年奖金共449402元转入被上诉人账户，是被上诉人挪作他用才未向上诉人发放奖金。二、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错误。1、上诉人提 供的证据证明被上诉人拖欠上诉人2016年年终奖53928.24元未发放，已完成举证责任。被上诉人在制作了2016年年终奖发放表并经公司领导审核同意后，又称其无须支付该年终奖，属于减少上诉人劳动报酬，其应承担减少劳动报酬的举证责任。一审法院在被上诉人未提供证据的情况下，将该举证责任分配给上诉人是明显错误的。2、发放表和分配表均是被上诉人制作，上诉人在一审中也对上述两份表格计算奖金的依据及标准做了说明，而关于该计算依据、标准以及是否符合被上诉人单位规章制度等均是被上诉人掌握管理，应由被上诉人举证证明，其在一审期间没有举证，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三、被上诉人应当向上诉人支付2016年年终奖。一审法院认为年终奖是否发放及发放标准属于被上诉人的企业自主经营范畴，上诉人无证据证明其请求的奖金符合约定或规定的条件，且未证明被上诉人已经实际发放该奖金，以此为由驳回上诉人诉讼请求是错误的。首先，年终奖的发放及发放标准确属被上诉人单位自主经营范畴，而被上诉人正是因此制定了相关制度和表格固定了上诉人2016年年终奖金额，上诉人也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在被上诉人没有提供相反证据推翻上诉人主张的情况下，被上诉人就应当按照这些表格确认的金额向上诉人支付2016年年终奖。其次，正是由于被上诉人没有向上诉人实际发放该年终奖，上诉人才向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并起诉。至于被上诉人是否向其他人员发放该奖金，这是其他人员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关系，与本案没有任何关系。另外，被上诉人也未提供任何的证据证明其无须支付该款项，其拒绝支付有违诚信原则且违反了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侵害了上诉人的合 法权益。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导致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金秋公司辩称，一、上诉人于2018年8月20日因个人原因提出辞职，向被上诉人提出解除劳动关系，被上诉人已与其办理了解除劳动关系手续，所有劳动报酬都已经向其发放，所有报酬都已结清而与被上诉人再无任何经济纠纷，上诉人本人已经签字和捺手印确认。二、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的聘用合同书并未约定必须发放年终奖励，同时被上诉人也没有文件制度规定必须发放年终奖励，年终奖励只是作为单位的一种福利，是否发放是根据当年被上诉人经营情况而定，属于单位的自主管理行为，可以由被上诉人自主决定是否发放。2016年度被上诉人并未作出决定发放年终奖，上诉人所述年终奖励纯属其个人理解行为，其所提交的发放表和分配表是草案，均未获得被上诉人的认可和加盖公司公章。三、上诉人签署的《工资结清证明》属于其真实意思表达，且被上诉人表示同意，故该证明内容合法有效。综上，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支付2016年年终奖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杨利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金秋公司向杨利权支付2016年年终奖53928.24元；二、本案诉讼费用由金秋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杨利权于2016年4月5日到金秋公司处工作。同年5月18日，杨利权由金秋公司任命为该公司总经理，负责公司全面管理工作。 2018年6月5日，杨利权、金秋公司订立《聘用合同书》，约定：合同期限自2018年6月5日至2020年6月4日，杨利权 薪资由基本工资＋工作绩效构成，杨利权工作绩效由金秋公司根据杨利权的岗位工作业绩、能力及工作表现进行考评，并按相关管理制度及金秋公司单位绩效考核管理制度执行，其他福利项目按金秋公司相关规定执行。杨利权在合同期内提出离职的，按绩效考核规定未到考核期满的，只发基本工资，不再进行绩效考核，无绩效工资。双方还就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 2018年8月，杨利权组织制作了《金秋公司2016年奖金发放表》和《金秋公司2016年提成方案分配表》，两表记载：杨利权的提成金额为53928.24元，个税应扣数为5287.82元，实发金额为48640.42元。其中《金秋公司2016年奖金发放表》经作为审核人的杨利权和会计、制表的工作人员签字确认。 2018年8月20日，杨利权向金秋公司递交一份《离职交接审批表》，离职类型为辞职，离职时间为2018年8月22日。 2018年9月24日，杨利权出具一份《工资结清证明》，内容为：本人杨利权在金秋农牧有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后，于2018年8月22日双方解除（终止）劳动关系，本人在职期间已学习并知悉薪酬与绩效考核、财务等有关制度，现公司已将本人的基本工资、奖金等所有劳动报酬发放到本人手上，所有劳动报酬已结清，与公司再无任何经济纠纷。 因双方发生争议，杨利权于2019年2月12日向南宁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裁令金秋公司:支付2016年拖欠的年终奖53928.24元。该仲裁委于2019年7月8日作出南劳人仲裁字〔2019〕第2356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对杨利权的仲裁请求，不予支持。杨利权不服该仲裁裁决，遂提起本案诉讼。 另查明，金秋公司在2018年9月26日还向杨利权转账支付了2018年8月份工资。 一审法院认为，杨利权主张的2016年年终奖金属于绩效工资性质，其发放应根据用人单位的生产经营状况及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的约定或用人单位的相关规章制度进行。本案中，杨利权、金秋公司之间签订的《聘用合同书》对绩效工资的计发标准并无约定，对于计发条件也仅约定由金秋公司根据杨利权的岗位工作业绩、能力及工作表现进行考评，并按相关管理制度及金秋公司单位绩效考核管理制度执行，杨利权在合同期内提出离职的，按绩效考核规定未到考核期满的，只发基本工资，不再进行绩效考核，无绩效工资。虽然杨利权在职期间组织制作了《金秋公司2016年奖金发放表》和《金秋公司2016年提成方案分配表》，但一方面杨利权作为时任金秋公司总经理，其对于该两表计算奖金的依据、标准以及是否符合金秋公司单位规章制度的规定等情况知悉和了解，但却未能就此予以举证说明；另一方面，即使在没有相关依据的情况下，杨利权依据职权组织制作了该两表，但其也没有证据证实该两表记载奖金发放已经实际实施，因此，在杨利权既无证据证明其要求金秋公司发放的2016年年终奖金符合约定或规定的发放条件，也无证据证明金秋公司单位已经实际发放该奖金的情况下，2016年的年终奖金是否发放及发放标准属于金秋公司单位的企业自主经营范畴，杨利权要求金秋公司发放该款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九条及 第三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杨利权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杨利权负担。 二审中，上诉人杨利权除对一审查明事实中“2018年8月，杨利权组织制作了《金秋公司2016年奖金发放表》和《金秋公司2016年提成方案分配表》”有异议而认为发放表和分配表均不是上诉人组织制作外，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并无异议；被上诉人对一审查明事实无异议。本院认为，上诉人提供的发放表和分配表系照片打印件，上诉人对其来源陈述为两份表格由金秋公司提供，经多人签字后转到上诉人处签字时上诉人拍照留存，并未自认两份表格系其组织制作，两份表格由上诉人组织制作的说法系被上诉人主张，但并无证据证明，故一审认定该两份表格由上诉人组织制作有误，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除“2018年8月，杨利权组织制作了《金秋公司2016年奖金发放表》和《金秋公司2016年提成方案分配表》”应变更为“2018年8月，《金秋公司2016年奖金发放表》和《金秋公司2016年提成方案分配表》制作完毕。”之外，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并补充查明： 杨利权在《金秋公司2016年奖金发放表》上签名的落款日期为8月9日，会计人员在该表上的落款日期为2018年8月8日。 《离职交接审批表》由杨利权于2018年8月20日填报并于次日在该表离职声明栏内签名；该审批表交“所在部门”于2018年8月20日、“财务部”于2018年8月22日和23日、“办公室”于2018年8月22日、“企业管理部”于2018年8月21日由部门负责人及接收人签署交接意见，之后由“所在单位公司领 导”、“企业总部”签字而于2018年8月27日完成审批流程，并于2018年9月5日复印一份交财务部签收而由财务部凭此结算、发放工资；该审批表载明的所在部门、财务部、办公室、企业管理部交接事项，除财务部交接中“其他未结清事项”注明尚有“2016年6月-2017年3月扣职工培训金3000.-”未结事项外，其他事项的交接均已完成且无异议。 本案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金秋公司是否应向上诉人杨利权发放2016年年终奖53928.24元？ 本院认为，本案中的《金秋公司2016年奖金发放表》和《金秋公司2016年提成方案分配表》形成于2018年8月9日前，在此之后杨利权方才填报《离职交接审批表》、签署《工资结清证明》，故杨利权在知晓《金秋公司2016年奖金发放表》和《金秋公司2016年提成方案分配表》已制作的情况下，对《离职交接审批表》中“其他未结清事项”无2016年年终奖不持异议，仍于《工资结清证明》中确认“所有劳动报酬已结清”，已构成对其与金秋公司之间包括2016年年终奖在内的有关劳动报酬发放情况的自认。杨利权虽主张该自认系在金秋公司以不签署《工资结清证明》则不返还3000元职工培训金相胁迫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作出，但未能举证证明胁迫事实的存在，且为获得3000元职工培训金而不再坚持关于2016年年终奖53928.24元的异议，有悖常理，故《工资结清证明》的意思表示真实，具有法律效力。因此，杨利权在自认“所有劳动报酬已结清”之后，又再向金秋公司主张属于劳动报酬范畴内的2016年年终奖，有违诚实信用原则，本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㈠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杨利权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蒙恪民 审 判 员 姚 娟 审 判 员 覃 斯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五日 法官助理 甘泽英 书 记 员 黄于容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