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3民终676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汪某，女，汉族，2011年7月14日出生，住址：湖南省耒阳市*********。法定代理人：资桂花，女，汉族，1979年9月13日出生，身份证号：430************841，住址：湖南省耒阳市********。系汪丽的母亲。委托诉讼代理人：彭营国，广东允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惠州市大亚湾清泉古寺，住址：惠州市大亚湾霞涌义联金竹园村**。负责人：释昌平。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满江，广东海埠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周玉花，女，汉族，1961年10月20日出生，身份证号码：430************626，住址：湖南省常宁市荫田镇衡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汪平峰，男，汉族，1982年1月1日出生，身份证号码：430***************，住址：湖南省常宁市荫田镇衡市**********号。上诉人汪某因与被上诉人惠州市大亚湾清泉古寺（以下简称清泉古寺）、原审第三人周玉花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惠州市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粤1391民初39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汪某的法定代理人资桂花、被上诉人清泉古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彭营国、原审第三人周玉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汪平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汪某上诉请求：1、撤销大亚湾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粤1391民初3944号民事判决书；2、判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汪书跃的工亡待遇款767928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被上诉人支付给上诉人的232300元扶贫款不应抵扣汪书跃的工亡待遇款。理由有三点：1、被上诉人支付给上诉人的232300元扶贫款，是被上诉人对汪书跃死亡募集的社会捐助善款，社会机构或个人捐助的目的是对上诉人的扶贫，而不是代替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亲属汪书跃的工亡待遇款。2、被上诉人支付给上诉人时，汪书跃的死亡尚未进行工伤认定，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这一笔款的目的就是对上诉人生活困难的扶助，被上诉人先是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给上诉人，其银行转账备注内容也是“扶贫款”，而不是工伤待遇款。同时被上诉人口头上也多次告诉上诉人是扶贫款。被上诉人支付了上诉人后，2018年8月份让上诉人的母亲资桂花前往被上诉人处补签，让资桂花签字的时候也一再告诉其是扶贫款。上诉人的母亲文化水平低，并不能全部理解被上诉人《收条》的内容，看到《收条》上有“扶贫”字样就认为与被上诉人所说的一样，就按照被上诉人的要求签字了。3、大亚湾区社保局将汪书跃的工亡待遇款支付被上诉人处后，上诉人的母亲资桂花与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释昌平多次沟通，其多次表示不会要回这232300元扶贫款，然而在原审法院开庭审理时，其代理人又要求抵扣，被上诉人出尔反尔，言而无信，法院不应支持其请求。二、原审法院不应当把周玉花列为本案的第三人，第三人没有证据证明与汪书跃系继母关系，原审法院判决第三人周玉花与上诉人共同享有汪书跃的工伤待遇款是错误的，应予以纠正。三、被上诉人与第三人周玉花存在亲属关系，被上诉人收到大亚湾区社保局支付汪书跃的工伤待遇款后，一直要求上诉人支付给第三人周玉花50000元赡养款，上诉人不同意就不支付汪书跃的工伤待遇款，另外，还要求上诉人支付其所谓委托律师代理费款，被上诉人与第三人串通一气合谋设法减少支付给上诉人享有的汪书跃工伤待遇款。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判决错误，请求贵院予以纠正，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清泉古寺答辩称：我们做了自己应该做的，当时我们一再提醒对方，不是跟我们打劳动争议，应该去告社保局去打行政诉讼，是他们不支付。双方今天都来了，没有一个去打行政诉讼，逼着我们作为利害关系的打了两场诉讼，最终这个钱是回来了。这个钱回来之后，不能以劳动争议去解决仲裁的那些纠纷，其实事情很简单，钱回来你们双方说好多少我们就直接付掉。针对你的上诉状的第一点，23万元上诉理由说是不应抵扣工亡待遇。首先要说明被上诉人不是一个生产经营单位，没有经济来源，他募集的款项，根据《广东省工伤条例》，我们是要先行垫付，我们没有资金来源，只有受募集其他的资金，你不管它的性质是什么，不管他是不是募集的，不能想当然的作为这是向上诉人的一个赠送、捐助，就像收条上面所说的，只是以扶贫款的名义先行支付的工伤待遇。第二点就是上诉理由说不应该把周玉花列为本案的第三人。汪书跃他的继承人本来就是两方，一个是女儿汪丽，一个就是他的妈妈，怎么能够把所有的继承直接给一方，这是不可能的。第三个上诉理由说要求先给50000元钱的赡养款，这个事情我方不太清楚。原审第三人周玉花答辩称：我希望这23万余元退回给寺院，上诉人说我方要5万元，我没有经济来源，只是要求公平公正。汪某一审诉讼请求：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丧葬补助金35448元、一次性工亡补助金727920元，共计763368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7月份，原告汪某的母亲资桂花认识了汪书跃，建立了恋爱关系，并于2011年7月14日生育原告汪某。2014年起，汪书跃到被告清泉古寺处上班，任保安一职，被告为其缴交了工伤保险。2018年2月17日，汪书跃在被告处工作期间，突发身体不适，不幸身亡。2018年4月11日，汪平峰（汪书跃亲属）向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2018年6月8日，该局作出《工伤认定决定书》（惠湾人社会工伤认字[2018]第0295号），认定汪书跃的死亡属于工伤认定范围，予以认定视同工伤。经被告申请，惠州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大亚湾分局（以下简称大亚湾社保局）于2018年6月28日出具《工伤保险待遇申报不予支付告知书》，以“工伤认定申请超过规定时限”为由，不予支付相关工伤保险待遇。清泉古寺不服该告知书，向惠州市博罗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该院于2019年3月25日作出（2018）粤1322行初275号行政判决书，以大亚湾社保局作出的《工伤保险待遇申报不予支付告知书》未明确工伤保险待遇各自承担的项目为由，撤销了该告知书，并责令其重新作出行政行为。大亚湾社保局于2019年4月15日重新作出行政行为，向清泉古寺发出《关于汪书跃同志的工伤保险待遇申请情况告知书》，清泉古寺仍不服该《情况告知书》，再次诉至博罗县人民法院。该院于2019年9月20日作出（2019）粤1322行初266号行政判决书，以大亚湾社保局认定该案的丧葬费、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和供养亲属抚恤金属于提出工伤认定申请之前发生的费用并由用人单位承担，存在适用法律法规错误为由，撤销了该《情况告知书》，并责令其重新作出行政行为。根据原告提交的《大亚湾经济开发区工伤保险工亡待遇核定表》显示，大亚湾社保局已核定了汪书跃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为727920元，丧葬费40008元，并已实际划入清泉古寺的银行账户，该核定表中办结时间为2020年4月31日。被告清泉古寺亦确认收到了上述工伤待遇。上述行政诉讼发生期间，原告汪某与第三人周玉花还向大亚湾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提出仲裁申请，周玉花请求清泉古寺支付一次性工亡补助金727920元及自2018年2月17日起每月向周玉花支付供养亲属抚恤金900元（3000元×30%）；汪某请求清泉古寺支付丧葬补助金35448元及一次性工亡补助金727920元、供养亲属抚恤金124200元。大亚湾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于2018年12月5日作出惠湾劳人仲案字【2018】162号《仲裁裁决书》（终局），裁决：一、清泉古寺支付周玉花、汪某丧葬补助金、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差额458762元；二、清泉古寺应当自2018年2月17日起按月支付周玉花、汪某供养亲属抚恤金每人每月900元。清泉古寺不服该仲裁裁决，向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该仲裁裁决。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19日作出（2019）粤13民特31号民事裁定书，认为清泉古寺已经为汪书跃缴交了工伤保险，2018年4月11日申请工伤认定后的工伤待遇不应由清泉古寺承担。仲裁裁决适用法律、法规确有错误，故裁定撤销了上述仲裁裁决。一审另查明，2018年3、4月期间，被告清泉古寺支付汪书跃抚恤金60000元及补发三个月工资8700元，支付汪书跃亲女汪某扶贫款232300元。原、被告提供《收据》，主要内容为资桂花作为汪某的监护人，代收原告支付给汪某的以扶贫款名义垫付的232300元工伤待遇。第三人周玉花系汪书跃的继母，其对本案争议的诉讼标的享有独立的实体权利，故原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追加其参加本案诉讼。一审法院认为，被告清泉古寺具备合法的用工资质，被告与汪书跃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本案自汪书跃工伤认定后至今，期间已历经了多次仲裁及诉讼程序，目前汪书跃应得的工伤待遇（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为727920元，丧葬费40008元，共计767928元）已由大亚湾社保局实际划入了被告清泉古寺的银行账户。清泉古寺应在扣除已经垫付的汪书跃抚恤金60000元及工伤待遇232300元（共计292300元）后，将剩余的工伤待遇475628元支付给原告汪某及第三人周玉花。第三人周玉花经原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放弃了答辩、举证、质证等诉讼权利，应当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综上所述，依照《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七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惠州市大亚湾清泉古寺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汪某、第三人周玉花支付剩余的工伤待遇475628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经批准免交。二审中，上诉人提交了录音光盘，欲证实被上诉人与其商谈时没有要求收回232300元款项。经审理查明，原审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是劳动争议纠纷。二审案件的争议焦点是，上诉人汪某从被上诉人清泉古寺领取的232300元，是否应在工伤待遇款项中扣除的问题。汪书跃工作期间死亡并已申请工伤认定，但清泉古寺在申请工伤待遇申报中被相关部门告知不予支付，从而引发了行政诉讼，在诉讼纠纷期间社保部门未及时给付汪书跃相应工伤待遇款。清泉古寺在未能申请到工伤待遇的情况下，向汪某支付了232300元款项。汪某的法定代理人资桂花于在2018年4月13日向清泉古寺出具《收据》，内容确认：清泉古寺以扶贫款的名义于2018年4月5次共垫付232300元工伤待遇，由资桂花代收。另外，清泉古寺还垫付了抚恤金60000元给汪书跃的继母周玉花。之后，清泉古寺于2020年4月31日才收到社保部门支付汪书跃的工伤待遇款（包括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为727920元，丧葬费40008元）共计767928元。依据汪某的法定代理人资桂花出具的收据所确认的内容，原审认定清泉古寺应在扣除已垫付的抚恤金60000元及垫付工伤待遇款232300元（共计292300元）后，将剩余的工伤待遇475628元支付给汪书跃的继承人汪某及周玉花，并无不当。上诉人于二审中提供录音光盘证据，仅能证明其与清泉古寺的负责人之间曾口头协商过工伤待遇及扶贫款是否扣除或返还的问题，但双方并未最终达成书面一致意见。故上诉人提供的录音光盘证据的证明力不足以否定资桂花所出具的书面收据中确认垫付232300元属工伤待遇款的证据效力。故上诉人主张232300元不应在工伤待遇款中抵扣的意见，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汪书跃死亡后，其女儿汪某和继母周玉花均系第一顺位的法定继承人，且属于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原审依法追加周玉花参与本案诉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二条“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参加诉讼”的规定。故上诉人提出原审追加周玉花参与诉讼错误的意见，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上诉人汪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为劳动争议案件，免收二审案件受理费。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严丽芳审 判 员 钟震强审 判 员 丁晓鹏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七日法官助理 钟 鸣书 记 员 赵顺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