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73民终68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海燕，女，1985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思颖，广东合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东瑞法斯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法定代表人：林喜坚，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进雄，广东瑞迪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海燕因与被上诉人广东瑞法斯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法斯公司）特许经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1民初88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王海燕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驳回瑞法斯公司的诉讼请求；2.判令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瑞法斯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瑞法斯公司无证据证明微信及QQ聊天记录的一方是王海燕的员工，一审法院主观臆断认定“程文杰凤”是王海燕的员工，导致作出错误判决。微信及QQ聊天双方均是瑞法斯公司员工，明显是瑞法斯公司员工在互相确认对账情况；从聊天内容上看，无法体现该内容是经过王海燕确认的；一审法院仅以“程文杰凤”向瑞法斯公司员工要求培训会多报一名客户并发送云南区域参会名单、发送名称为“2019春夏订单-云南王海燕”表格、称呼“王总”等微信聊天内容，判定“程文杰凤”是王海燕员工，是主观臆断认定案件事实；从聊天内容“目前为止有这（么）多库存，其他的铺给客户了，还在沟通，今明两天打包发给公司”可见这里的客户指的是王海燕，公司指的是瑞法斯公司，充分体现“程文杰凤”是瑞法斯公司员工；瑞法斯公司除提供微信记录外，无任何证据相互印证聊天双方的具体人员是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一审法院在未查明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及聊天一方是否为王海燕的情况下，错误的仅凭聊天记录的孤证认定王海燕确认对账单内容，严重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瑞法斯公司未举证证明王海燕确认对账单内容，应承担举证不能责任。瑞法斯公司仅以微信聊天内容来证明王海燕认可对账单，但瑞法斯公司所提供的聊天内容无法证明聊天一方是王海燕的员工，故不能以此来认定王海燕确认对账单内容。瑞法斯公司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瑞法斯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王海燕向瑞法斯公司支付货款334454.31元及利息（利息按6%的年利息计算，自起诉之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2.王海燕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查明事实：瑞法斯公司（甲方）与王海燕（乙方）于2018年1月1日签订《瑞法斯品牌代理协议》，双方约定：一、代理区域与授权。1.甲方为“瑞法斯”品牌及商标的合法所有权人，甲方授权乙方在其区域内从事甲方生产的瑞法斯品牌内衣系列产品销售业务；但甲方要求乙方不得生产、销售假冒“瑞法斯”品牌产品或同类其他品牌产品。2.甲方同意在本协议期限内授权乙方为云南区域（与行政区域划分相同）的代理商，乙方可以在授权区域内从事“瑞法斯”产品销售业务。二、信誉保证。1.乙方须向甲方交纳协议信誉保证金“按原保证金”。2.信誉保证金不视为销售回款，不能作货款使用。三、协议期限和任务指标。1.本协议有效期限为2018年1月1日起至2018年12月31日止。3.乙方在本协议期限内的任务指标（系扣除退货后的实际回款额）为2000000元。九、补充条款。1.2018年信用额度500000元，超过必须回款方可出货。据双方当事人陈述及现有证据显示，双方当事人自2016年初即开始合作，年度合作期满后，即继续续约，至2018年10月止，瑞法斯公司均依约向王海燕提供了货品，并且在2018年11月27日给予王海燕补货；但自2018年11月16日起，瑞法斯公司以王海燕申请发货已超过信用额度为由没有为王海燕发货，直至《瑞法斯品牌代理协议》履行期满，双方当事人没有续约。经统计，2018年，瑞法斯公司共出货1452434.6元，王海燕共向瑞法斯公司支付货款1372537元，王海燕退货29188.66元。审理中，王海燕主张其支付的货款已超过瑞法斯公司的出货金额，故王海燕不存在拖欠瑞法斯公司货款的行为。瑞法斯公司对此不予认可，瑞法斯公司解释称，虽然王海燕在2018年支付的款项超过了当年度出货金额，但王海燕尚欠2018年前的款项没有支付，故2018年支付的部分款项是为了偿还2018年前的欠款。王海燕不予确认，抗辩称已结清2018年前的欠款。瑞法斯公司为证明王海燕欠付货款的事实，向一审法院提交其与案外人程文杰凤的微信聊天记录及对账单。微信记录载明了瑞法斯公司员工与程文杰凤关于2018年1月至11月的货款对账情况，其中2018年1月对账单显示，截止至2018年1月1日的累计欠款为440213.63元；截止至2018年1月31日的累计欠款为500547.49元。2018年11月对账单显示，截止至2018年11月30日，欠款总额为544443.31元，冲减订货定金210000元、加上11月公司代运运费11元，应付金额为334454.31元。程文杰凤对于瑞法斯公司提交的对账单无异议，并在核对了2018年11月对账单后表示还“压着160000定金。”瑞法斯公司在庭审中称，程文杰凤为王海燕的客服，扣除王海燕已付定金160000元与合同押金50000元后，王海燕尚需支付瑞法斯公司欠款为334454.31元。经质证，王海燕对程文杰凤的身份不予认可，抗辩称程文杰凤为瑞法斯公司员工，而非王海燕客服，对于程文杰凤确认的对账单均不予认可。瑞法斯公司为证明程文杰凤为王海燕客服，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与王海燕、程文杰凤的微信聊天记录。程文杰凤微信聊天记录显示，程文杰凤在2018年6月向瑞法斯公司员工表示要求培训会多报一名客户并发送了云南区域参会名单。2018年8月2日早上，瑞法斯公司员工向程文杰凤发送了名称为“2019春夏订单-云南王海燕”的表格，交其核对，程文杰凤查看后表示要交给“王总”看后再回复，2018年8月2日下午，程文杰凤向瑞法斯公司员工发送了“2019春夏订单-云南王海燕改动过”表格。2018年12月17日，程文杰凤向瑞法斯公司发送信息“目前为止有这多库存，其他的铺给客户了，还在沟通，今明两天打包发给公司。”2019年1月10日，程文杰凤向王海燕员工发送了微信一条，内容主要为，在合同未到期之前，瑞法斯公司于2018年11月就提前终止合同，并在2018年10月已找好新的代理商，上述信息没有提前通知，导致发信方仍持续向终端发货，投入大量资金。直到2018年11月，发信方才接到微信通知，遂要求与瑞法斯公司交涉，但瑞法斯公司负责人拒绝见面。代理合作三年，发信方为配合公司发展，向终端客户提供了大额奖励，但瑞法斯公司单方面终止合作，导致发信方巨大损失，应收账款及货品也无法收回，要求瑞法斯公司给予处理。王海燕微信聊天记录显示，瑞法斯公司员工曾于2018年10月30日发送“高端美体的福利”政策给王海燕，王海燕回复“收到，谢谢”；2018年12月14日，瑞法斯公司员工发送《终止合作后交接函》给王海燕；2018年12月28日，瑞法斯公司员工再次微信通知王海燕尽快交接，并提及“小程说有些终端店铺客户的货品要沟通至月底”的内容，王海燕均没有回复上述信息。2019年1月4日，瑞法斯公司员工发送“账户核对金额544454.31元”的内容给王海燕，要求其尽快结清，该条微信没有发送成功，瑞法斯公司员工已被王海燕删除好友。经质证，王海燕确认曾发展终端客户的事实，但对上述微信聊天记录不予确认。关于双方之间的交易习惯，双方存在争议，瑞法斯公司称，瑞法斯公司产品分春夏、秋冬两个季度上货，王海燕则通过订货会进行订货，关于订货会的信息及公司的决策、政策均是由瑞法斯公司员工通知王海燕本人；关于订货具体细节及日常工作联络，则是由瑞法斯公司员工与王海燕客服程文杰凤对接。王海燕称，双方的合作均是由王海燕通过电话与瑞法斯公司员工联络。关于订货，则由王海燕本人直接发微信给瑞法斯公司负责人或在订货会上直接订货。以上事实，有代理协议、对账单、微信聊天记录、托运单、催货单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一审法院认为：瑞法斯公司、王海燕之间签订的涉案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依法有效，合同各方均应恪守履行。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程文杰凤的身份及王海燕是否欠付瑞法斯公司货款。首先，关于程文杰凤的身份，瑞法斯公司主张其为王海燕客服，王海燕则主张其为瑞法斯公司员工。从微信聊天记录可知，程文杰凤在双方当事人履约过程中，一直充当处理云南区域订货及服务终端客户的角色，并直接与瑞法斯公司员工对接，处理涉及“王海燕”订单及月度对账单核对等事宜。如确系王海燕所称，程文杰凤为瑞法斯公司人员，那么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程文杰凤与瑞法斯公司员工关于云南区域代理工作的往来微信则有悖常理。庭审当中，双方当事人对于2018年度的出货金额，支付金额、退货金额都无异议，可以推定，双方势必针对该年度的账单进行了核对，瑞法斯公司为此提供了对账单、微信记录等证据证实，王海燕虽然对此予以否认，但并未提交相反证据，无法证明其本人与瑞法斯公司通过何人，以何种方式核对了账单及交易金额，王海燕抗辩所有对账均系通过其本人与瑞法斯公司负责人沟通也不符合正常的商业交易习惯，王海燕对于其抗辩意见既不能提供证据证实，也不能提供合理解释，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综上，瑞法斯公司的举证及陈述较之王海燕的抗辩意见更为可信，一审法院对瑞法斯公司的意见予以采纳，对程文杰凤为王海燕处理云南区域代理合作的人员的身份予以认定。其次，关于王海燕是否欠付瑞法斯公司货款的事实。王海燕在2018年度支付的货款与退货金额合计虽然已超过瑞法斯公司当年度的出货金额，但结合瑞法斯公司与王海燕的对账情况可知，王海燕在2017年度尚欠瑞法斯公司的货款。瑞法斯公司在清算上述货款后，向王海燕发送了对账单，该对账单经由王海燕客服人员程文杰凤核对予以确认。同时，瑞法斯公司还向王海燕本人的微信发送了欠款金额，虽然上述金额因王海燕删除好友未能发送成功，但从侧面印证了瑞法斯公司曾向王海燕催收欠款的事实，佐证了瑞法斯公司对账单据的真实性。故综合以上分析，一审法院对于王海燕欠付瑞法斯公司货款544443.31元的事实予以认可，根据对账单，在结算运费及对冲定金后，王海燕尚欠瑞法斯公司334454.31元，瑞法斯公司要求王海燕支付上述欠付货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合理合法，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利息以334454.31元为本金，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自起诉之日，即2019年4月15日计至实际付清本金之日止。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第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王海燕支付广东瑞法斯服饰有限公司货款334454.31元及利息（以334454.31元为本金，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自2019年4月15日计至实际付清本金之日止）。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受理费6317元、保全费2192.27元，由王海燕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特许经营合同纠纷。根据上诉意见和答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王海燕是否欠付货款以及欠付货款金额如何确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根据依法作出裁判。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本案中，瑞法斯公司主张王海燕欠付货款，并提交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和货运单等证据予以证明。王海燕对上述微信聊天记录的主体不予认可，认为程文杰凤是瑞法斯公司的员工。对此，本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的重点在于王海燕是否存在欠付货款的问题，对此双方均未提交合同、转账记录或双方确认的对账单等证据予以证明。对于双方的争议，只能从现有证据出发，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首先，瑞法斯公司提交的聊天记录中，虽然程文杰凤的身份记载不明，但是联系二者对话上下文内容，可以合理推断程文杰凤并非瑞法斯公司员工，无论其是否王海燕员工，但其一直代表王海燕与瑞法斯公司进行沟通，并且确认了王海燕欠款及具体金额。第二，瑞法斯公司提交的23份包含了不同货运公司的不同编码的单据，收件人均为王海燕，收货地和货品内容均符合案件情况，虽然上述货运单据欠缺收货人签字，但王海燕亦未提交任何证据证实上述货运单据系伪造。因此，上述单据可从侧面印证瑞法斯公司一直向王海燕发货的事实。第三，根据涉案合同的约定，瑞法斯公司在一定额度内向王海燕发货，并在一定期限内进行结算、回款，且王海燕在一审庭审中亦确认2018年10月前瑞法斯公司已经按期供货。王海燕虽主张其并未欠付货款，但未提交相关回款或预付货款的支付凭证，结合前述瑞法斯公司向王海燕发货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王海燕欠付货款并无不当。第四，根据双方当事人在一、二审庭审期间的陈述，双方至少在2016年1月至2018年11月间进行了近三年的合作，根据常理推断，双方应当存在对账过程，否则无法正常发货、补货或计算回款金额，在瑞法斯公司提交相关对账凭证的情况下，王海燕虽不认可但也并未提交任何双方对账情况的证据否定瑞法斯公司的对账凭证，一审法院据此采信瑞法斯公司在微信记录中的对账金额，并无不当。综上可知，瑞法斯公司提交的证据更具说服力，一审法院据此认定王海燕欠付瑞法斯公司货款334454.31及相应利息，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王海燕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317元，由王海燕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石静涵审 判 员 黄彩丽审 判 员 蒋华胜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邓文婷书 记 员 高 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