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民再720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成都劲龙锯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交大路******7B。 法定代表人：姜喜平，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敏，四川法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骆蓉，四川法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熊玉兰，女，汉族，1986年6月5日出生，住四川省营山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雷霆，四川履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姜宁平，男，汉族，1975年12月27日出生，住浙江省龙游县。 被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姜喜平，男，汉族，1972年1月5日出生，住浙江省龙游县。 再审申请人成都劲龙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劲龙公司）因与被申请人熊玉兰、姜宁平、姜喜平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川01民终63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9年11月26日作出(2019)川民申5020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劲龙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敏、骆蓉，被申请人熊玉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雷霆，被申请人姜宁平、姜喜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劲龙公司申请再审请求：1.依法撤销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川01民终6331号民事判决；2.依法驳回熊玉兰的诉讼请求，熊玉兰不是劲龙公司股东；3.改判一审、二审诉讼费由熊玉兰承担。事实及理由：本案二审判决认定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一是，二审法院另案作出的（2018）川民终11972号民事判决虽然未对劲龙公司2010年8月11日的《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给予评判，但仍判定该《股权转让协议》不成立。熊玉兰不具有劲龙公司股东身份。本案二审判决对该认定却不予采纳。劲龙公司未召开此次股东会议，该《股东会决议》上均非股东本人签字，其所记载的熊玉兰持有劲龙公司50%股权的内容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互相转让其全部或部分股权。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它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它股东征求同意”的规定，姜宁平未向姜喜平表达将其股份转让给熊玉兰的意愿。姜喜平也未得到有关股份转让的通知。二是，本案二审判决认定姜喜平、姜宁平2014年2月17日向工商部门出具的《情况说明》及姜宁平在本院（2018）川民再36号一案中所作出的陈述系其真实意思表示。而二审法院（2018）川民终11972号民事判决却认为姜宁平在多次陈述其对2010年8月劲龙公司股权变更不知情，否认代熊玉兰持股。（2018）川民再36号民事裁定认定由于熊玉兰是否具有劲龙公司股东身份是该案审理的关键，而股东资格的取得包括原始取得和继受取得，因案涉2010年8月11日《股东会决议》及《股权转让协议》载明熊玉兰是通过购买姜宁平的股权而取得劲龙公司的股权，但原审法院未对熊玉兰是否取得股权的基本事实进行审理，故发回重审。重审中，熊玉兰又称其为是劲龙公司股东，无需通过购买取得股东身份的陈述，与案涉2010年8月11日《股东会决议》及《股权转让协议》载明的其系通过购买姜宁平的股权而取得案涉股权的外在表示矛盾。表明熊玉兰对通过购买姜宁平的股权而取得劲龙公司的股权不予认可。即其签订《股东会决议》及《股权转让协议》并非是真实意思表示。而本案二审判决认为熊玉兰系通过《股权转让协议》取得劲龙公司股东身份，且不以是否支付股权转让款为生效条件。熊玉兰既不是通过出资原始取得股权，也不是通过股份转让继受取得，且未支付股权对价，其股东身份不存在。劲龙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的规定申请再审。 熊玉兰辩称，一、2010年8月11日的《股东会决议》及《股权转让协议》真实，其通过股权变更方式取得股东地位。同时，劲龙公司向股权登记部门提交的《指定代表或共同委托代理人的证明》表明系经该公司以及姜喜平和姜宁平的委托办理。2014年2月17日劲龙公司、姜喜平、姜宁平出具的《情况说明》明确，该公司所提交的登记材料中股东签字系他人代为签字，但属其他股东真实意思表示，具有法律效力。不能仅凭当事人的陈述即否定其真实意思表示。姜宁平明确对该《情况说明》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二、没有生效法律文书认定2010年8月11日熊玉兰与姜宁平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其为合法登记的劲龙公司股东。而之后姜喜平、姜宁平伪造熊玉兰的签名，非法剥夺其股东资格。故二审判决正确，应当依法驳回劲龙公司的再审申请。 熊玉兰向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2011年6月8日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2.确认2011年6月8日的《股东会决议》第1条中关于将熊玉兰的股权全部转让给姜宁平的决议内容无效；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劲龙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劲龙公司于2007年9月29日成立，工商登记显示的注册资本为50万元，实收资本为50万元，其中姜喜平认缴货币出资5万元，持股比例为10%，姜宁平认缴货币出资45万元，持股比例为90%，由姜宁平、姜喜平于2007年9月28日之前缴足。姜宁平、姜喜平的出资经四川华雄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验资确认，姜宁平于2007年9月27日向验资账户缴存45万元，姜喜平同日缴存5万元。劲龙公司在工商登记备案的章程载明的股东及股权比例，与上述一致。 2011年6月8日，姜宁平、姜喜平重新刊刻劲龙公司的印章，并伪造熊玉兰的签名形成了《股东会决议》和《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载明：1.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吸收姜宁平为公司新股东，同意熊玉兰将其所持本公司25万元（占注册资本的50%）的出资转让给姜宁平，并退出公司；2.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姜喜平将其持有公司2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40%）的出资转让给姜宁平；3.变更后各股东所持公司股份比例为姜喜平出资5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0%，姜宁平出资45万元，占注册资本的90%；4.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姜喜平辞去公司执行董事（即法定代表人）及经理职务，重新选举姜宁平为公司执行董事（即法定代表人），任期三年。《股权转让协议》载明：熊玉兰将其持有的劲龙公司股权以25万元平价转让给姜宁平；姜喜平将其持有的劲龙公司股权以20万元平价转让给姜宁平。同日，姜喜平、姜宁平依据2011年6月8日的《股东会决议》和《股权转让协议》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及劲龙公司章程第二章第七条的变更。其中姜喜平持股比例为10%，姜宁平持股比例为90%。2015年3月20日，熊玉兰委托成都蓉城司法鉴定中心对案涉的2011年6月8日劲龙公司《股东会决议》和《股东会股权转让协议》中熊玉兰的签名真实性进行鉴定，该鉴定意见为：劲龙公司《股东会决议》和《股东会股权转让协议》签名字迹不是熊玉兰本人所写。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01民终11972号民事判决查明的事实：根据工商登记档案显示，劲龙公司于2010年8月11日形成了《股东会决议》，决议内容为同意免去姜宁平执行董事即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职务，选举姜喜平为公司执行董事即法定代表人，同意公司股东姜宁平将持有的90%的股权即45万元分别转让给姜喜平20万元，转让给熊玉兰25万元。同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亦有姜宁平同意将其持有的劲龙公司50%股权即25万元转让给熊玉兰，40%股权即20万元转让给姜喜平的内容，劲龙公司并于同日办理了相应的股权变更登记，变更后的登记为姜喜平占股50%，熊玉兰占股50%。2012年5月11日，成都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作出的成公鉴（文检）字[2012]4575号鉴定书认定，载明落款日期为2010年8月11日的《成都劲龙锯业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上书写的字迹“熊玉兰”与“姜宁平”“姜喜平”不是本人书写。故认定熊玉兰不是隐名股东，也未通过购买姜宁平的股权而取得劲龙公司股权，2010年8月11日的《股东会决议》和《股权转让协议》不成立。 一审法院还查明，劲龙公司的股东经过多次变更，现在工商登记的股东是姜喜平、姜超。姜喜平持有70%股份，姜超持有30%股份。 在一审庭审中，熊玉兰自愿变更诉讼请求为确认2011年6月8日《股权转让协议》不成立；确认2011年6月8日的《股东会决议》不成立。姜喜平自认2011年6月8日的《股东会决议》中姜宁平、熊玉兰的签名是其代为签写。 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采信了如下证据：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01民终11972号民事判决书、劲龙公司的工商档案、公司章程、验资报告、2010年8月11日的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章程修正案、2011年6月8日的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章程修正案、刑事侦查卷宗及当事人的陈述。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熊玉兰是否为劲龙公司的股东。关于熊玉兰是否为劲龙公司的股东，股东资格的取得包括原始取得和继受取得，原始取得是以股东直接向公司出资为基础，继受取得则包括股份转让、赠予、继承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为此，熊玉兰作为原告应当举证证明是劲龙公司的股东。首先，从工商登记的情况看，劲龙公司设立时的股东为姜喜平与姜宁平，且二人的出资已经过会计师事务所验资，熊玉兰称其为公司的原始出资人与公司外在工商登记公示载明的情况不符，结合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01民终11972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故熊玉兰关于其基于出资而成为劲龙公司股东的意见不予采信；其次，从工商登记档案资料显示熊玉兰通过2010年8月11日姜宁平与熊玉兰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劲龙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而取得劲龙公司股东身份，现生效裁判文书已认定《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均非姜宁平、姜喜平、熊玉兰本人签名，故而《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不成立；最后，熊玉兰自认通过股权转让的形式从实际出资人变为股东，并未支付对应的股权转让款，故熊玉兰也没有通过股权转让而成为劲龙公司的股东。熊玉兰不能举证证明是劲龙公司的股东，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熊玉兰要求确认2011年6月8日《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不成立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川0106民初10034号民事判决：驳回熊玉兰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熊玉兰负担。 熊玉兰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2018）川0106民初10034号民事判决；2.改判支持熊玉兰的一审诉讼请求；3.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劲龙公司、姜宁平、姜喜平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存在错误。1.二审法院（2018）川01民终11972号民事判决并未否认其为劲龙公司的股东身份，亦未认定其《股权转让协议》不成立。2.在无证据及司法文书推翻的前提下，熊玉兰作为工商登记的股东即是合法股东。3.本案的争议焦点是2011年6月8日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成立及有效。在案证据已证明其签名及印章均系伪造，一审判决驳回熊玉兰的诉讼请求，即是确认姜喜平的违法行为合法。4.劲龙公司设立时的股东签名均由公司会计龚颖超代签，故股权变更时龚颖超明确得到各股东的授意，该授权应当有效。 劲龙公司辩称：1.熊玉兰称（2018）川01民终11972号民事判决并未否认其拥有劲龙公司的股东身份，属认识错误。该判决实际已对熊玉兰不具有股东身份进行了确认。该案虽未认定姜宁平及熊玉兰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有效，但并不是本案的关键。根据该案查明的事实，姜宁平从未向姜喜平、熊玉兰表达过欲将其股份转让给熊玉兰，也未和熊玉兰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故熊玉兰在2010年8月11日并未取得股东身份。2.熊玉兰认为其在2010年8月11日经工商登记，就已合法成为劲龙公司的股东，也属认识错误。2010年8月11日，劲龙公司让熊玉兰办理相关法人变更手续，而非办理相关股权变更手续。但熊玉兰借此机会非法伪造了《股东会决议》和《股份转让协议》的股东签字，骗取工商管理机关的登记，使其变更为劲龙公司的股东。2012年5月11日，成都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作出成公鉴（文检）字（2012）4575号鉴定，已经证明2010年8月11日的《股东会决议》和《股份转让协议》上书写的字迹“熊玉兰”、“姜喜平”、“姜宁平”不是本人书写。熊玉兰非法成为劲龙公司股东。至于姜喜平和姜宁平于2014年2月作出的《情况说明》，（2018）川01民终11972号判决对此已认定。3.熊玉兰不具有劲龙公司股东、监事、董事身份，无权确认2011年6月8日劲龙公司《股东会决议》和《股权转让协议》不成立。4.虽然姜喜平、姜宁平在2011年为自救采取将劲龙公司股权变更恢复至原登记状态的方式有待商榷，但此举是为尽快阻止熊玉兰正在进行的非法侵害，恢复公司的正常经营，系无奈之举。5.公司设立时，姜喜平、姜宁平出具了相关的授权手续，委托他人代办业务有法可依。而2010年8月11日的股权变更，姜喜平、姜宁平从不知晓，也从未委托他人办理，是熊玉兰私自非法伪造股东签字的手段变更的，代办业务无法律依据。综上，劲龙公司在2010年8月11日从未召开过股东大会，也未形成变更股权的股东会决议。熊玉兰的股东身份不存在，其自称是原始隐名股东是虚假的，请求法院维持一审判决，驳回熊玉兰的全部上诉请求。 姜宁平辩称：认可一审判决，但不认可熊玉兰的上诉意见。案涉股权为其所有，不同意股权被姜喜平与熊玉兰变更，若需变更，须支付相应对价。 姜喜平辩称：1.熊玉兰不是劲龙公司原始股东，也未通过购买方式取得股权，劲龙公司的股东是姜喜平与姜宁平。2.2010年8月11日股权变动是熊玉兰在姜喜平与姜宁平不知情的情况下私自要求会计变更的。直至熊玉兰要求确认其有50%的股权时，才知道股权变更。3.熊玉兰没有资格要求确认2011年《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以及要求恢复原状。一审判决正确。 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除与一审查明的关于“（2018）川01民终11972号民事判决认定熊玉兰未通过购买姜宁平的股权而取得劲龙公司股权，2010年8月11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不成立”的事实不一致外，其余事实与一审一致，予以确认。 二审法院还查明：1.姜喜平、姜宁平2014年2月17日向工商部门作出说明载明：公司以往提交的资料中股东签名均为他人代签，但属股东真实意思表示，全体股东予以认可。2.姜宁平在（2018）川民再36号一案中提交的书面答辩状载明：2010年8月11日其股份转给姜喜平和熊玉兰，是其本人同意返还代持股股份，同意并认可经办人员代签字。3.案外人龚颖超针对公安机关的调查，作出了“只是公司的姜喜平股东打电话告诉我让我变更”以及“后来我又打电话给他们公司问股权怎么变更，他们说把姜宁平的90%的股权中的50%给熊玉兰，40%给姜喜平”的陈述。 二审法院认为，本案系熊玉兰就案涉2011年6月8日的《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的效力问题所提起的股权转让和决议不成立之诉。因各方就熊玉兰在2011年6月8日之前是否系劲龙公司的股东存有争议，故本案争议焦点的实质在于熊玉兰在2011年6月8日之前是否取得案涉股权及股东资格。首先，（2018）川01民终11972号案件系姜喜平作为原告起诉熊玉兰及劲龙公司关于2010年8月11日劲龙公司《股东会决议》和《股权转让协议》效力纠纷的诉讼，并非姜宁平作为原告主张其将股份转让给熊玉兰的行为无效或不成立。且该判决有关证据的认定属证据采信问题，并未认定2010年8月11日《股权转让协议》中姜宁平向熊玉兰转让股份的效力。故劲龙公司关于该判决实际上已对熊玉兰不具有股东身份进行了确认的主张不成立，二审不予采纳。其次，判断熊玉兰是否基于2010年8月11日《股权转让协议》而取得了案涉股权及股东资格，应以姜宁平是否有将其股份转让给熊玉兰的真实意思表示为准。对此，从姜喜平、姜宁平2014年2月17日向工商部门作出的关于“公司以往提交的资料中股东签名均为他人代签，但属股东真实意思表示，全体股东予以认可”的说明以及姜宁平在（2018）川民再36号一案答辩中作出的关于“2010年8月11日我的股份转给姜喜平和熊玉兰，是我本人同意返还代持股股份，同意并认可经办人员代签字”的陈述内容可以看出，姜喜平、姜宁平对姜宁平于2010年8月11日将案涉股权转让给熊玉兰之事知晓并认可。依据上述证据并结合案外人龚颖超最初向公安机关作出的关于“只是公司的姜喜平股东打电话告诉我让我变更”以及“后来我又打电话给他们公司问股权怎么变更，他们说把姜宁平的90%的股权中的50%给熊玉兰，40%给姜喜平”的陈述内容，足以认定姜宁平2010年8月11日将其股份转让给熊玉兰的行为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综上，2010年8月11日《股权转让协议》虽非姜宁平本人签字，但姜宁平将其股权转让给熊玉兰的行为是姜宁平真实意思表示，该《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二审法院予以确认。熊玉兰基于该《股权转让协议》已取得了案涉股权，不以其是否支付股权转让款为生效要件。至于熊玉兰是否支付股权转让款，不属本案审理范围。第三，姜宁平、姜喜平在熊玉兰已依法取得股权的情况下，未经熊玉兰本人同意，伪造熊玉兰签名所形成的2011年6月8日《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对熊玉兰不产生法律效力。根据查明的事实，2011年6月8日劲龙公司并未召开股东会议，案涉情形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五条关于“股东会或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存在下列情形之一，当事人主张决议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公司未召开会议的，但依据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或者公司章程规定可以不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而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的除外”的规定，熊玉兰关于确认2011年6月8日《股东会决议》不成立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审予以支持。2011年6月8日《股权转让协议》中关于将熊玉兰的股份转让给姜宁平的内容对熊玉兰不发生法律效力，依法确认该部分内容不成立；该《股权转让协议》中还存在姜喜平将其股份转让给姜宁平的内容，该内容与熊玉兰无关，熊玉兰无权就该内容的效力问题提出主张。 需要指出的是，姜喜平、姜宁平在（2018）川01民终11972号案件及本案中的反言，缺乏证据支持，其行为违反了民事诉讼关于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参加诉讼的基本原则，二审法院对其反言陈述不予确认。 二审法院判决：一、撤销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2018）川0106民初10034号民事判决；二、2011年6月8日《股东会决议》不成立；三、2011年6月8日《股权转让协议》中关于将熊玉兰股份转让给姜宁平的内容不成立；四、驳回熊玉兰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50元，均由姜喜平、姜宁平负担。 再审查明的事实与原一、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基本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经审理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以及当事人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熊玉兰在2011年6月8日之前是否取得劲龙公司股东资格及案涉股权。 （一）本案系熊玉兰就劲龙公司案涉2011年6月8日作出的《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的效力问题所提起的股权转让协议和股东会决议不成立之诉。各方就熊玉兰在此之前是否系劲龙公司的股东存有争议。二审法院（2018）川01民终11972号案件为姜喜平诉熊玉兰、劲龙公司关于2010年8月11日劲龙公司《股东会决议》及《股权转让协议》效力的纠纷。不是姜喜平主张姜宁平将股份转让给熊玉兰的行为无效或不成立。已经生效的（2018）川01民终11972号民事判决对有关证据的认定属于证据采信问题，并未认定2010年8月11日《股权转让协议》中姜宁平向熊玉兰转让股权的效力。故劲龙公司关于该判决实际上已对熊玉兰不具有股东身份进行了确认的主张不成立。 （二）熊玉兰是否基于2010年8月11日《股权转让协议》而取得案涉股权及股东资格，应当以姜宁平是否有将其股份转让给熊玉兰的真实意思表示为基础。姜喜平、姜宁平于2014年2月17日向工商部门出具的《情况说明》表明，关于劲龙公司以往提交的登记资料中股东签名均为他人代签，但属于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全体股东予以认可。姜宁平在本院（2018）川民再36号案件再审答辩中述称，其于2010年8月11日将股份转给姜喜平和熊玉兰，是同意返还代持的股份，并认可由劲龙公司的员工代为签字。故姜喜平、姜宁平对姜宁平于2010年8月11日将案涉股权转让给熊玉兰，应当知晓且认可。因此，依据上述证据并结合劲龙公司的员工龚颖超最初向公安机关作出的关于“只是公司的姜喜平股东打电话告诉我让我变更”以及“后来我又打电话给他们公司问股权怎么变更，他们说把姜宁平的90%的股权中的50%给熊玉兰，40%给姜喜平”的陈述内容，可以认定姜宁平2010年8月11日将其股份转让给熊玉兰的行为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即姜宁平虽未在2010年8月11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中由其本人签字，但姜宁平将其持有的股权转让给熊玉兰的行为是其真实意思表示，该《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应当予以确认。熊玉兰基于该《股权转让协议》已取得案涉股权，并不以其是否支付股权转让款为生效要件。且劲龙公司于当日办理了相应的股权变更登记，变更后的登记为姜喜平占股50%，熊玉兰占股50%。该次工商变更登记有效，并未被依法撤销，对外已经产生了公示效力。 （三）姜宁平、姜喜平在熊玉兰登记于劲龙公司的股权没有被依法撤销或变更的情况下，未经熊玉兰本人同意，仿造熊玉兰签名所形成的2011年6月8日劲龙公司《股东会决议》以及《股权转让协议》对熊玉兰并不产生法律效力。根据查明的事实，2011年6月8日劲龙公司未召开股东会议，该情形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五条关于“股东会或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存在下列情形之一，当事人主张决议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公司未召开会议的，但依据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或者公司章程规定可以不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而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的除外”的规定。故熊玉兰关于确认2011年6月8日《股东会决议》不成立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2011年6月8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中关于将熊玉兰的股份转让给姜宁平的内容对熊玉兰不发生法律效力，依法确认该部分内容不成立。该《股权转让协议》中还存在姜喜平将其股份转让给姜宁平的内容，其内容与熊玉兰无关，熊玉兰无权就该内容的效力问题提出主张。而姜喜平、姜宁平在（2018）川01民终11972号案件及本案中的陈述，缺乏证据支持。 因此，劲龙公司关于熊玉兰从未依法取得劲龙公司股东资格及案涉股权的主张，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二审判决认定事实以及适用法律并无不当。劲龙公司的再审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川01民终6331号民事判决。 一审案件受理费10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50元，均由姜喜平、姜宁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赵 骏 审 判 员  胡 钉 审 判 员  邓 军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一日 法官助理  李新华 书 记 员  章梦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