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陕民终347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余虹，女，1966年7月7日出生，汉族，住西安市碑林区，身份证号码XXXXXXXXXX********。 委托诉讼代理人：袁齐，陕西德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杰，陕西德伦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申请执行人）：王花便，女，1963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住渭南市白水县，身份证号码XXXXXXXXXX********。 委托诉讼代理人：贾王俊，男，住渭南市白水县，渭南市白水县推荐。 上诉人余虹与被上诉人王花便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西安中院）（2019）陕01民初18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余虹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袁齐、彭杰，被上诉人王花便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贾王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余虹上诉请求：1、撤销西安中院(2019)陕01民初1897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判令由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上诉人与陕西宝通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通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发起人何某甲在当时系夫妻关系，在夫妻共同生活期间，上诉人主要精力都放在照顾老人、孩子等家庭内部事务中，并未对身份证等证件进行特别管理，一般就是放于家中，并不知道何某甲何时因何事使用上诉人的身份证，故上诉人对何某甲将上诉人登记为宝通公司的发起人股东一事并不知情。何某甲使用上诉人的身份证件时，没有与上诉人共同设立宝通公司的意思表示，上诉人亦没有与何某甲共同设立公司的意思表示。且二人离婚时，何某甲亦未将此事告知上诉人。何某甲作为宝通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发起人，系宝通公司设立登记等相关事项的直接当事人，已经向法院证实上诉人对成为该公司的发起人股东一事不知情，但一审法院仅根据对何某甲的询问便认定上诉人对于出借身份证件给何某甲是明知的，未考虑二人在当时系夫妻关系的事实，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何某甲擅自使用上诉人身份证件，并暗中将上诉人登记为宝通公司的发起人股东，明显属于冒名登记行为。2、上诉人离婚后收入来源系村集体和子女的接济，如判决上诉人承担公司的连带债务，将严重损害上诉人合法权益。同时上诉人从未参与宝通公司的经营管理和利润分配，从一般理性人的角度出发也不可能只给自己设立义务负担而不享有权利。何某甲向上诉人隐瞒借用身份证的真实目的，并暗中将余虹登记为宝通公司的发起人股东，明显属于冒名登记行为。3、在实务中，证明身份证“丢失”或者被“盗取”是请求工商部门撤销虚假登记的证据，本案属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擅自使用对方身份证的情形，因夫妻的特殊关系举证不易，直接请求工商部门撤销登记有困难，故上诉人寻求诉讼的解决途径。一审法院也对何某甲进行了调查询问。且上述已说明上诉人未与何某甲达成共同设立公司的意思表示，如果在诉讼途径中，“夫妻之间擅自使用对方身份证设立公司”不能认定为“冒名”,将有大批像上诉人般的受害者因此承担公司的巨额连带债务，却申诉无门。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损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一审法院在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况下，适用相关约束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出资义务股东的法律及司法解释，将导致上诉人在被冒名登记的情况下无故负担巨额债务，严重损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上诉人被冒名登记为宝通公司的发起人股东的事实清楚，不应对宝通公司的债务承担赔偿责任，不应被追加为宝通公司执行案件中的被执行人。 王花便答辩称,余虹的第一项诉讼请求属于法院确认其是否属于公司股东的诉讼，不适用于撤销法院追加其为被执行人的案外人异议之诉。法院审理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只对法院追加被执行人裁定的合法性进行审理，对追加被执行人所依据的事实进行审理。本案只能对做出追加被执行人裁定所依据的工商档案记载的、对外公开的、尚合法存在的材料进行审理，并不对材料所反映的内容真实性进行审理。如果余虹认为工商登记存在问题、存在错误，应当提起股东身份确认之诉，或者与工商登记有关的其它诉讼，待工商登记被确认为不合法之后，再持生效的法律文书提起执行异议之诉。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目的是撤销法院已经做出的追加其为被执行人的裁定书，而不是撤销被执行人。余虹在其诉状中并不要求撤销西安中院(2019)陕01执异27号执行裁定，只是请求撤销被执行人，这样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余虹提交的证据充分证明其属于宝通公司股东，该公司在长期的经营中余虹是明知的。宝通公司自2006年成立并开始经营，到2010年的股东转让出资，都有余虹的签字确认，该签字确认行为、该工商登记内容和材料目前尚无有效的法律文书予以否定，宝通公司经过了长达十年之久的正常营运，对外进行了一系列的经营活动，余虹称其不知情，很显然是不合情理的。余虹目前的证据是合法存在的工商档案，该档案的所有内容都是经过工商部门核实后予以确认。请求驳回余虹的诉讼请求。 余虹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余虹并非宝通公司的原股东；2.撤销追加余虹为王花便与宝通公司、西安市莲湖区XX庙XX村XX村XX小组（以下简称XX庙XX村XX村XX小组）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的被执行人；3.王花便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6年6月10日，何某甲、余虹、余虹作为发起人申请设立宝通公司，并选举何某甲为公司执行董事、公司经理，余虹为监事。宝通公司章程中记载股东何某甲实缴出资3000万元、持股比例60%，出资时间2006年6月16日，出资方式货币。股东何某乙实缴出资1000万元、持股比例20%，出资时间2006年6月16日，出资方式货币。股东余虹实缴出资1000万元、持股比例20%，出资时间2006年6月16日，出资方式货币。2007年4月10日，宝通公司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同意余虹将其拥有公司20%的出资共计1000万元转让给张某某。公司新的出资结构是何某甲出资3000万元、张某某出资1000万元、何某乙出资1000万元，出资方式均为货币出资。同日，余虹与张某某还签订了股东转让出资股协议，约定余虹将其拥有的宝通公司20%出资共计1000万元转让给张某某，张某某应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3日内支付转让款。 2017年5月24日，西安仲裁委员会针对王花便与宝通公司、XX庙XX村XX村XX小组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作出西仲裁字（2017）第119号裁决书，裁决：一、被申请人宝通公司自本裁决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申请人王花便返还购房款297789元。逾期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二、XX庙XX村XX村XX小组对上述第一项裁决内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本案仲裁费12358元和公告费800元（申请人王花便已预交），共计13158元，由XX庙XX村XX村XX小组承担。XX庙XX村XX村XX小组在履行上述第一项付款义务时一并支付给申请人王花便。该仲裁案件在强制执行中，宝通公司、XX庙XX村XX村XX小组无力清偿债务，王花便向西安中院申请追加宝通公司的发起人何某甲、何某乙、余虹为被执行人，要求在出资不实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何某甲、何某乙、余虹在审理该案过程中均称，宝通公司的入资账户真实存在。宝通公司设立于2006年，在西安市商业银行文艺南路支行开设入资账户，账号为XXXXXXXXXXX********。作为宝通公司原股东，已全面履行出资义务。2006年6月16日缴存人民币5000万元至宝通公司的入资账户，宝通公司的《验资报告》有载明，他们持有缴存出资时西安市商业银行文艺南路支行于2006年6月16日出具的进账单。 后经西安中院执行局查询，《验资报告》中验资事项说明载明：（一）甲方（何某甲）缴纳人民币3000万元，于2006年6月16日缴存西安市商业银行文艺南路支行贵公司（筹）人民币账户XXXXXXXXXX********账号3000万元；（二）乙方（何某乙）缴纳人民币1000万元，于2006年6月16日缴存西安市商业银行文艺南路支行贵公司（筹）人民币账户XXXXXXXXXX********账号1000万元；（三）丙方（余虹）缴纳人民币1000万元，于2006年6月16日缴存西安市商业银行文艺南路支行贵公司（筹）人民币账户XXXXXXXXXX********账号1000万元。西安市商业银行文艺南路支行向西安中院出具的协助查询存款通知书（回执）载明：宝通公司，经查询该单位账号XXXXXXXXXX********不存在。2019年6月27日，西安中院前往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安吉泰路支行调查宝通公司单位账号XXXXXXXXXX********存款情况，该行出具协助查询存款通知书（回执）载明：查无此户。对何某甲、何某乙、余虹所提进账单，该行出具协助查询存款通知书（回执）载明：何某甲、何某乙、余虹3人账户无此户。2019年7月29日，西安中院作出（2019）陕01执异27号执行裁定，裁定：一、追加何某甲为被执行人，由其在未依法履行出资的3000万元范围内向申请执行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追加何某乙为被执行人，由其在未依法履行出资的1000万元范围内向申请执行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追加余虹为本案被执行人，由其在未依法履行出资的1000万元范围内向申请执行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本案一审期间，一审法院依法询问了宝通公司发起人及原法定代表人何某甲。何某甲陈述“我是宝通公司的发起人股东，发起人股东实际是我一人，工商登记是何某乙、余虹、何某甲。我与何某乙、余虹都没有实际出资。公司设立时何某乙与余虹登记为发起人股东时他们不知道，过了五六年后何某乙与余虹才知道这个事情，具体时间是执行案件被加为被执行人的时候才知道被登记为宝通公司的发起人股东。工商机关备案的公司章程及股东会决议上何某乙与余虹的签字是当时找的代办公司签的，何某乙和余虹的身份证是我借他们的。当时打到验资账户中的注册资金是我借用代办公司的过桥资金。何某乙与余虹从未参加过股东会，也从未分配过利润。何某乙与余虹不应当被追加为被执行人。”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余虹是否为宝通公司的股东；余虹是否应当被追加为被执行人并承担相应的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对案外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不得执行该执行标的；（二）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案外人同时提出确认其权利的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中一并作出裁判。余虹在本案中的诉讼请求为确认其不是宝通公司的原股东、撤销追加其为被执行人，余虹提起此两项诉讼请求符合上述法律规定，余虹享有依法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权利。 确认股东资格应当综合考虑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出资证明书、工商登记、保护善意第三人等多种因素。本案中无论是公司内部的公司章程、公司设立申请，还是具有对外公示效力的工商登记等文件上均将余虹记载为股东，余虹认为其不是宝通公司股东的主要理由是，宝通公司工商登记资料中的余虹签名不是本人所签署，身份信息被他人冒用。但是通过对宝通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发起人股东何某甲的询问，可以证实何某甲借用了余虹的身份证件，并通过代办公司办理的宝通公司工商登记手续。委托代办是设立公司、工商登记中常见的做法，工商登记材料中的签名并非是本人签署并不能说明股东没有作出真实意思表示，股东也不必然要参与公司经营。本案中余虹对于出借身份证件给何某甲是明知的，在没有证据证明余虹身份证件丢失或者被盗取的情形下，难以认定余虹被冒名登记。出于保护善意第三人王花便对工商登记备案文件信赖利益的保护，一审法院确认余虹为宝通公司的发起人股东。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其股东未依法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该原股东或依公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执行人，在未依法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审法院已经查明，宝通公司的验资账户并不存在，余虹也自认没有出资，虽然余虹已经转让了股权，但是作为发起人股东依然要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宝通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西安中院作出的（2019）陕01执异27号执行裁定，追加余虹为被执行人符合法律规定。 综上，余虹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余虹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964元，由原告余虹负担。 本院除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外，另查明，2018年6月20日，西安中院在执行陕西金泰建设有限公司与宝通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中，作出（2018）陕01执异335号执行裁定书，裁定：一、追加第三人何某甲为本案被执行人，由其在未依法履行出资的300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二、追加第三人何某乙为本案被执行人，由其在未依法履行出资的100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三、追加第三人余虹为本案被执行人，由其在未依法履行出资的100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该裁定作出后，在法定期限内余虹未提起执行异议之诉，该执行裁定已发生法律效力。 再查明，2020年7月13日，西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审批处作出《受理通知书》，载明：何某乙、余虹向我局递交的关于“宝通公司冒用身份信息骗取工商登记”投诉信访材料已收悉。经初步调查，宝通公司（注册号：XXXXXXXXXXX8557）设立登记时涉嫌“提供虚假材料骗取工商登记”的违法行为，股东何某乙（身份证号XXXXXXXXXX********）、余虹（身份证号XXXXXXXXXX********）涉嫌被他人冒用登记。根据《关于依法做好遏制冒用他人身份证信息办理公司登记违法行为有关工作的通知》要求，我局现对该投诉信访材料予以受理。经我院向余虹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询问了解，西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告知余虹应就投诉信访反映的问题提起行政诉讼予以解决。但余虹未提起行政诉讼，主张撤销案涉工商登记信息 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一、余虹主张其并非宝通公司发起人股东是否成立；二、余虹是否应当被追加为被执行人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一、关于余虹主张其并非宝通公司发起人股东。股东资格是投资人取得和行使股东权利并承担股东义务的基础。工商登记、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均是确认股东资格的重要依据，第三人对公司股东的判断，主要以工商登记作为依据，因为工商登记对善意第三人具有宣示股东资格的公示公信效力。就本案而言，股东身份的确定还需要结合股东是否知道身份被利用或者在知道被冒用或盗用身份后不作反对表示或者同意他人利用自己的身份设立公司的事实综合认定。宝通公司章程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登记材料均记载余虹为宝通公司的发起人股东，这是认定余虹具有宝通公司发起人股东资格的重要依据，特别是工商登记相关的材料，使得公司以外的善意第三人对余虹的宝通公司股东身份产生真实、合法的信赖。余虹是否真正向宝通公司出资，是否参与宝通公司的经营管理，不构成其并非宝通公司股东的有效抗辩。余虹关于宝通公司工商登记材料的签字并非其本人所签，而是被人冒名代签等意见应为本案审查的重点。当事人在公司设立登记等工商登记档案相关材料上签字是证明其作为公司股东的最直接证据之一，如签字并非股东本人所签，经登记的公司股东系被人冒用或盗用身份进行公司登记，应确认其为非公司股东。但如该股东同意他人利用自己的身份设立公司的，其关于其非公司股东的主张不应得到支持。综上，公司工商登记档案材料上非本人签字不能得出被登记的股东非股东的结论，需要结合当事人有无作为公司股东的事实或同意他人利用自己的身份设立公司的事实进行判断。需要注意的是，“代签”可以在被代签者明知或默认的情形下发生，并不等同于被“冒用”或“盗用身份”签名。本案中，即使宝通公司工商登记档案材料中“余虹”签名均非其本人所签，余虹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代签者”未经其同意“冒用”或“盗用”其身份信息。另一方面，余虹主张对何某甲在二人婚姻存续期间，使用其身份证将余虹登记为宝通公司发起人股东一事并不知情，但所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在得知其被注册为公司股东后，亦未及时依法寻求法律救济，且在执行法院另案执行中追加其为被执行人后，没有依法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因此，即使宝通公司工商登记档案材料的签字非余虹本人所签，现有证据也不足以证明其身份被冒用。综上，宝通公司的公司章程载明余虹为公司发起人股东，宝通公司的工商登记档案材料亦显示余虹为宝通公司发起人股东，在没有证据证明余虹签名确被他人“冒用”或“盗用”的前提下，余虹在工商登记档案材料中的签名即便非本人所签，也不能否定工商登记的公示公信效力。现有证据不足以支持余虹否认其为宝通公司的发起人股东的上诉理由。 二、关于余虹是否应当被追加为被执行人并承担相应的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已经承担上述责任，其他债权人提出相同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其股东未依法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该原股东或依公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执行人，在未依法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审法院查明事实部分显示，宝通公司的验资帐户并不存在，余虹也自认没有出资，虽然后续股权发生变更，但作为发起人股东的余虹依然要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宝通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西安中院作出的（2019）陕01执异27号执行裁定，追加余虹为被执行人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上诉人余虹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裁判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767元，由上诉人余虹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魏西霞 审 判 员 张 工 审 判 员 贾文军 二〇二〇年九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 鹿元兴 书 记 员 高 丹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