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20）豫15刑终347号原公诉机关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曾庆富，外号“曾老牛”，男，1962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信阳市浉河区人，初中文化，务农，中共党员，住河南省信阳市浉河区。因涉嫌强迫交易罪，于2019年8月9日被刑事拘留，因涉嫌强迫交易罪、敲诈勒索罪，于同年9月12日被逮捕。辩护人周义强，河南英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汪成良，曾用名汪柏顺，男，1968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信阳市浉河区人，小学文化，无业，住河南省信阳市浉河区。因涉嫌强迫交易罪，于2019年8月9日被刑事拘留，因涉嫌强迫交易罪、敲诈勒索罪，于同年9月12日被逮捕。辩护人张明业，河南楚天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汪成科，曾用名汪柏林，男，1966年1月21日出生，汉族，信阳市浉河区人，小学文化，务工，住河南省信阳市浉河区。因涉嫌强迫交易罪，于2019年8月9日被刑事拘留，因涉嫌强迫交易罪、敲诈勒索罪，于同年9月12日被逮捕。辩护人许光春，河南冠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汪兴义，外号“汪屠夫”，男，1968年7月5日出生，汉族，信阳市浉河区人，小学文化，无业，住河南省信阳市浉河区。因涉嫌强迫交易罪，于2019年8月9日被刑事拘留，因涉嫌强迫交易罪、敲诈勒索罪，于同年9月12日被逮捕。辩护人翟静静，河南竞远律师事务所律师。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审理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曾庆富、汪成良、汪成科、汪兴义犯强迫交易罪、寻衅滋事罪一案，于2020年7月31日作出（2020）豫1502刑初21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曾庆富、汪成良、汪成科、汪兴义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上诉人，听取辩护人意见，认为案件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认定：2014年至2015年间，被告人曾庆富、汪成良、汪成科、汪兴义，经常纠集在一起，以威胁、恐吓等手段，在陈湾村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扰乱经济社会秩序，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属于“恶势力”犯罪团伙。具体违法犯罪事实如下：一、强迫交易罪（一）2015年上半年，方某2为了建设信阳市华美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华美植物园）的办公用房，与杨某2签订建房施工合同，合同约定每平方米施工费用为900元钱。被告人曾庆富、汪成良、汪成科、汪兴义四人得知后，采用语言恐吓、动作威胁的方式将前来为华美植物园建房的工人杨某2、杨某3、胡某三人赶走，致使方某2被迫与曾庆富等人签订建房施工合同，建筑面积384.7平方米，约定每平方米l460元钱，合同总价56万。曾庆富等人接工程后，口头约定包工不包料，以每平米420元的价格承包给谢海昌。上述事实，有原公诉机关在庭审时出示，并经庭审质证的相关书证，证人段某、杨某1等人的证言，被害人方某2陈述，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辨认笔录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二）2015年2月，华美植物园法定代表人方某2安排公司办公室主任杨某1从老家信阳市罗山县潘新乡往信阳市浉河区董家河乡陈湾村运送一棵柿子树，运至信阳市浉河区陈湾村汪成科家附近的村村通道路上时，被告人曾庆富、汪成良、汪成科、汪兴义四人以道路禁止大货车通行为由，用汪兴义的面包车（豫Ｓ×××**）堵路，曾庆富等四人与华美植物园副总段某、办公室主任杨某1协商索要3,000元钱，并要求为华美植物园栽种被拦柿子树段某强杨某1亮担心柿子树被冻死，被迫答应曾庆富等四人提出的条件。四人才将拉柿子树的车辆放行通过，后由曾庆富、汪成科、汪兴义三人将柿子树栽种，并杨某1亮手中领到3,000元。上述事实，有原公诉机关在庭审时出示，并经庭审质证的证人段某、杨某1、陈某等人的证言，被害人方某2陈述，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二、寻衅滋事罪（一）2015年冬，投资人何某在信阳市浉河区董家河乡陈湾村投资，前期将修路工程承包给被告人汪成良、汪成科、汪兴义、曾庆富四人，路修好后，因何某将片石护坡的工程承包给李广强兄弟，未承包给四人，引起汪成良等人的不满，汪成良四人采用两次挖路的方式将何某已修好的路面破坏，致使建筑材料运输车辆无法通行，何某修建片石护坡的工程被迫停工，后何某迫于无奈放弃投资建房，将所有工程转给另一投资人严刚。因道路无法通行，何某、严刚与被告人汪成良、汪成科、汪兴义、曾庆富在陈湾村部协商，四人索要工资等费用，但无法提供任何凭据，严刚为使投资的工程能够顺利进行施工，拿出一万元钱交给汪成良等四人，汪成良拒绝接钱，后由原村长陈某将一万元钱分给被告人汪成良、汪成科、汪兴义、曾庆富四人。上述事实，有原公诉机关在庭审时出示，并经庭审质证的证人陈某、熊某等人的证言，被害人何某的陈述，被告人供述与辩解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二）2013年，投资人周某承包信阳市浉河区董家河乡陈湾村村民尹家宏私人鱼塘，在修建鱼塘护坡期间，被告人曾庆富、汪成科、汪兴义等人以修鱼塘占了村民组的田地为由，带领十多名村民阻止施工。周某为了使工程顺利进行，被迫与曾庆富、汪成科、汪兴义等人协商，曾庆富、汪成科、汪兴义等人未提供任何测量依据，便在合同上写上占地8.4亩，后经协商，周某被迫答应支付10万元，并让其负责人吴某将10万元钱交到曾庆富手里。后被告人曾庆富、汪成科、汪兴义等人召集长岭组村民到汪成科家内领钱，长岭组所有村民按人头结算，均己领到补偿款，总计88,830元钱，剩余111,170元钱被被告人曾庆富、汪成科、汪兴义等人以伙食费和误工费的名义侵占。上述事实，有原公诉机关在庭审时出示，并经庭审质证的土地经营权承包合同、人口及领取金额统计表等相关书证，证人李某、熊某等人的证言，被害人周某陈述，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三、违法事实2003年左右，汪成良在信阳市浉河区董家河乡余庙村桥头与晒麦子的村民郝某、陈克勇发生口角，并且发生肢体冲突，汪成良将郝某的左眼打伤，将陈克勇的腹部戳伤。上述事实，有原公诉机关在庭审时出示，并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郝某的陈述，证人李同昌、伍某等人的证言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认定本案还有原公诉机关在庭审时出示，并经庭审质证的到案经过、前科证明等相关书证，扣押物品清单，证人汪某证言，涉案被告人的房屋及银行账户查封、冻结手续等综合性证据予以证实，足以认定。原审认为，被告人曾庆富、汪成良、汪成科、汪兴义以威胁手段强迫他人接受服务，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强迫交易罪；被告人曾庆富、汪成良、汪成科、汪兴义强拿硬要他人财物，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其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罪。被告人曾庆富、汪成良、汪成科、汪兴义一人犯两罪，应当数罪并罚。被告人曾庆富、汪成良、汪成科、汪兴义系共同犯罪。在强迫交易共同犯罪中，曾庆富系主犯，应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被告人汪成良、汪成科、汪兴义均系从犯，应当减轻处罚。在寻衅滋事共同犯罪中，被告人曾庆富、汪成良系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犯罪处罚；被告人汪成科、汪兴义系从犯，应当减轻处罚。被告人汪成良、汪成科、汪兴义主动缴纳罚金，被告人曾庆富、汪成良、汪成科、汪兴义系初犯；被告人汪成良、汪兴义部分认罪，均可酌情从轻处罚。根据被告人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二百二十六条、第六十九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曾庆富犯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二、被告人汪成良犯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8,000元；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8,000元（已缴纳）。三、被告人汪成科犯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元；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元（已缴纳）。四、被告人汪兴义犯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已缴纳）。五、本案查封、冻结、扣押的财产（详见扣押清单、协助查封通知书、协助冻结财产通知书等），由侦查机关依法处理。六、继续追缴赃款发还受害人。上诉人曾庆富上诉称，一、一审认定曾庆富为主犯证据不足，本案四名被告人仅是同村邻居，有时一起合伙承包工程，有时各自找活干，上诉人对其他人不存在领导关系，不起组织、策划、指挥的主要作用。二、原审认定上诉人强迫交易第一起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在案的杨某2与方某2签订的华美植物园建设工程承包合同与事实不符，显示的合同签订时间2014年4月6日明显有改动的痕迹。华美公司2014年8月才到陈湾开始修路，不可能4月份就建房。合同上加盖有基安公司的章，但证人杨某2证实其没有挂靠河南基安公司，该合同不排除是伪造的。即使按照合同改动前的2015年4月6日，该杨某2与方某2签订的合同也应该在方某2与曾庆富签订合同的2015年2月19日之后，因曾庆富等人签订合同在前，故不存在强迫交易的行为。三、原审认定的寻衅滋事第一起事实，上诉人曾庆富没有参与挖路，曾庆富仅仅是汪成良雇请的工人，曾庆富没有挖路的动机和行为。该起事实因经济纠纷引起，事出有因，不宜认定为寻衅滋事犯罪。四、原审认定的寻衅滋事第三起事实不应当构成犯罪。该起事实的起因是周某侵占集体土地在前，双方及其村委会干部、乡政府干部均认可侵占了集体土地，村民要求赔偿合理有据。上诉人曾庆富仅参与了测量，没有殴打、辱骂、恐吓等行为，根据相关司法解释，不应认定为寻衅滋事罪。赔偿款项的处置属于集体内部分配问题，不构成犯罪。五、上诉人曾庆富具有自首情节，系初犯、偶犯，一审量刑过重，请求二审依法予以改判，从轻处罚。上诉人曾庆富的辩护人辩护称，对指控曾庆富构成强迫交易罪的证据不足，其书证合同落款时间与事实不符，证人证言相互矛盾。辩护人对曾庆富构成寻衅滋事罪没有异议，但犯罪情节显著轻微，事出有因，不应认定为主犯，应认定为寻衅滋事罪的自首，原审量刑过重，请求二审从轻改判或者发回重审。上诉人汪成良上诉称，一、一审判决上诉人犯强迫交易罪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对于一审认定的强迫交易第一起事实，上诉人没有参与过签约，且在协议的付款方式条款中称，如在施工期间，曾庆富、汪兴义、汪佰林来现场闹事影响施工一次，工程款向后延2个月。足以证实上诉人汪成良没有参与该起事实。曾庆富与方某2签订的协议显示时间为2015年4月19日，该时间与方某2称2015年11月份上诉人伙同曾庆富等人强迫交易的陈述不符。证人段某、杨某1、方某1的证言均为传来证据，且多属于主观臆测，证明效力较低。证人杨某2、胡某、杨某3三人证言相互矛盾。以上证据均不能互相印证该起事实。关于一审认定的强迫交易的第二起事实，证人证言与被害人的陈述相互矛盾，不能证实上诉人参与了该起强迫交易事实。同案犯也证实上诉人汪成良没有参与华美公司的工程施工。上诉人不构成强迫交易罪。二、上诉人汪成良对认定的寻衅滋事的部分犯罪事实存有异议。关于认定的寻衅滋事的第一起事实，是因被害人何某拖欠上诉人等人的饭钱、修路的工资，且将事先允诺的片石护坡又承包给他人，上诉人挖路要求何某支付应支付款项也是无奈之举，均是事出有因。三、本案中证据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闭合链条以证实上诉人构成强迫交易罪，上诉人对寻衅滋事罪罪名认可，但因事出有因，请求二审依法予以改判，对上诉人汪成良减轻处罚。上诉人汪成良的辩护人辩护意见基本同上诉人的上诉意见。上诉人汪成科上诉称，一、一审认定强迫交易的第一起事实认定错误，证人证言及被害人方某2陈述与华美公司与杨某2签订的工程承包合同日期相矛盾，实际是在华美公司与曾庆富签订工程承包合同后才与杨某2在2015年11月份之后签订合同，在曾庆富等人已基本完工的情况下，华美公司方某2又与他人签订合同，损害了曾庆富等人的合法权益，上诉人不存在强迫交易行为。被害人方某2与上诉人等人之间存在工程纠纷，该起强迫交易犯罪不能构成。二、一审认定寻衅滋事的第一起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因何某拖欠工人工资导致后续的挖路，属于事出有因，上诉人不构成犯罪。三、一审认定上诉人汪成科参与阻止周某修建鱼塘护坡证据不足。现有证据仅能证明上诉人参与签订承包合同，而没有阻止施工。四、一审认定汪成良的违法事实与本案及上诉人汪成科无关，不影响本案的定罪量刑。请求二审依法予以改判。上诉人汪成科的辩护人辩称，原审认定第一起强迫交易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华美公司与杨某2签订的工程承包合同不排除是虚假的，上诉人等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是否阻止了杨某2施工均不构成强迫交易罪。原审认定寻衅滋事罪第一起事实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该起事实事出有因，不符合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一审认定上诉人汪成科参与阻止周某修建鱼塘护坡的证据不足。其余辩护意见同上诉人的上诉意见。上诉人汪兴义上诉称，一、一审认定强迫交易的第一起事实证据不足。上诉人汪兴义没有参与华美植物园项目建设的承包合同签署事宜。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证明上诉人曾参与拦截杨某2等人施工，且证人杨某2、杨某1与被害人方某2都系亲属，证人杨某3、胡某等人也与华美植物园有利害关系，其证言证明力较低。杨某2与方某2公司签署的建设工程承包合同真实性存疑，日期涂改明显，且2014年华美植物园项目尚不存在，签署的时间与事实不符。曾庆富与华美植物园签订合同价格是合理的，不存在强迫交易的情况。没有证据证明方某2是受到了曾庆富等人的暴力胁迫才签订的承包合同。而曾庆富也曾起诉要求支付拖欠工程款，该报案的理由存在合理性怀疑。二、上诉人汪兴义没有参与指控的寻衅滋事第2起第3起事实，一审法院认定错误。第2起挖路事实中，汪成良承认汪兴义没有参与。第3起鱼塘要补偿款的事实中，曾庆富承认汪兴义没有参与，土地承包补偿合同也没有汪兴义的签名。三、汪兴义应当构成自首，汪兴义属于从犯、初犯、认罪认罚且缴纳了罚金，一审量刑过重，请求二审予以改判。上诉人汪兴义的辩护人辩护意见基本同上诉人的上诉意见。另，四名上诉人均认为不构成恶势力犯罪团伙，称其仅仅是邻居，不存在相互纠集进行犯罪的行为，一审认定其为恶势力犯罪团伙错误，请求二审予以纠正。二审查明的事实及证据与一审相同，且经一审法院当庭举证、质证，核对无误，足以证实，本院予以确认。关于认定四名上诉人构成强迫交易的第一起犯罪事实。经查，从本案书证上显示，上诉人曾庆富于2015年4月19日与信阳市华美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林业配套办公用房承包建设协议》，信阳市华美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于2014年4月6日与杨某2就同一工程签订了建设工程承包合同。证人杨某4证实，“2015年4月我们公司因办公需要在华美植物园要盖办公用房。”证人杨某2证言：“2015年4月份，段某找到我，让我承建华美植物园的办公用房，我答应并且签订了合同。”证人方某1证实：“2015年4月我们公司要在植物园内干办公用房，已经开始往植物园内运建筑材料了。”以及被害人方某2的陈述称：“2015年11月，华美公司建办公用房，按当时的市场行情，我公司已同杨某2等人以每平方米900元签订施工合同。”上诉人曾庆富供述称，“2015年4月，方某2和段某找我做个预算，我和方某2签订了施工合同。”以上证据均证实，华美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应于2015年才开始进行办公用房的建设，这与书证显示的信阳市华美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于2014年4月6日和杨某2签订合同的时间不符，虽该《合同》的签订日期存在涂改痕迹，但涂改前显示为2015年4月6日，该事实与证人证言和被害人方某2的陈述相印证，虽然该证据形式上存有瑕疵，但不影响其证实信阳市华美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与杨某2签订了建筑工程承包合同，且应早于2015年4月19日与曾庆富签订协议的时间。且本案的证人杨某1、杨某2、胡某、杨某3均证实了在杨某2签订了华美植物园办公用房建设工程承包合同之后，遭到了曾庆富等四人的阻拦进场施工的事实。以上证据均能相互印证，足以证实了上诉人曾庆富等四人在被害人方某2与杨某2签订建房施工合同后，采取恐吓和威胁的拦路方式，赶走前来施工的杨某2等人，迫使方某2与其签订施工合同的事实。该起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上诉人曾庆富上诉称其先于杨某2签订合同与事实不符，对杨某2合同存疑亦无证据予以证实，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关于上诉人汪成良称其没有参与该起事实的上诉理由，经查，汪成良的供述中称，“我想我哥汪成科也在里面承包，就想给他们说个情。”证实了汪成良为了其共同利益体参与了该起事实的斡旋，且证人杨某3证言证实阻拦其进场施工的人中有一个眼睛有毛病的男的。结合本案的辨认笔录，证人杨某2、杨某3均辨认出事发当天拦路的人中“眼睛有毛病的男的”即上诉人汪成良。故上诉人汪成良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上诉人汪成科、汪兴义称其没有参与合同的签署，仅仅是参与了施工，不属于强迫交易的行为。经查，上诉人汪成科、汪兴义伙同曾庆富、汪成良阻止已签订合同的杨某2进场施工，虽然没有直接与方某2签订合同，但在该起强迫交易犯罪中起到了辅助作用，一审认定其构成强迫交易罪，且系从犯并无不当。汪成科、汪兴义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认定四名上诉人构成强迫交易罪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上诉人的该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关于上诉人及其辩护人认为寻衅滋事犯罪的第一起事实事出有因不应当构成寻衅滋事罪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经查，根据被害人何某的陈述、证人陈某、熊某、沈某的证言均证实，上诉人汪成良因何某没有将片石护坡交由其施工不满而予以泄愤，在没有何某拖欠工钱凭据的情况下，以此为借口用挖路等破坏的手段阻止施工。上诉人曾庆富、汪成科、汪兴义参与施工，虽没有直接进行挖路行为，但伙同汪成良一起以何某拖欠工费为由索要费用。因何某是否拖欠上诉人工资，上诉人没有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故该起事实中上诉人索要费用的行为不属于正当的理由，符合寻衅滋事罪中无理取闹、无事生非的特征，一审认定四名上诉人构成寻衅滋事罪并无不当，上诉人的该上诉理由及其辩护意见不能成立。关于上诉人曾庆富、汪成科、汪兴义及其辩护人认为寻衅滋事的第二起事实没有参与阻拦施工，其不构成寻衅滋事罪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经查，根据本案的书证显示，被害人周某在已与出售人尹家宏签订了鱼塘房屋转让协议并支付转让费13万元的情况下。上诉人曾庆富、汪成科、汪兴义等人又以修鱼塘占了村民组田地为由带领村民进行阻工，并在没有进行准确测量的情况下迫使周某签订8.4亩土地经营权承包合同，周某再次支付了名义上为承包费实则为赔偿金的人民币10万元。该事实有在案的证人李某、吴某、曾某的证言和被害人周某的陈述相互印证，足以证实。且证人曾庆东、尹家宏、曾某、汪兴军等人的证言证实了上诉人曾庆富、汪成科、汪兴义除了参与阻拦施工，还在该起事实中分别积极实施了索要赔偿款、协商赔偿金额、保管和分发赔偿金的行为。上诉人的上述行为符合寻衅滋事犯罪中纠集他人借故生非、起哄阻工、强拿硬要的特征，虽然事后将部分赔偿款项对村民进行了分发，但仅属于赃款的处置手段，不影响寻衅滋事罪的构成。一审根据本案的证据认定上诉人曾庆富、汪成科、汪兴义在该起事实中构成寻衅滋事罪并无不当，上诉人的该上诉理由及其辩护意见不能成立。关于四名上诉人称其不应认定为“恶势力”，及上诉人曾庆富称其在共同犯罪中不起主要作用不能认定为主犯的上诉理由。经查，根据本案的事实和证据证实，四名上诉人经常纠集在一起，以威胁、恐吓或者其他手段，在同一区域内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本案的证人李同昌、李广良等人的证言及其相关被害人的陈述证实，四名上诉人在当地为非作恶、相互借势、欺压百姓，造成了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一审认定四名上诉人构成“恶势力”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上诉人曾庆富在强迫交易犯罪中实施了纠集同案犯进行威胁阻拦，强迫他人签订合同、强迫交易等行为，在强迫交易中起主要作用；在寻衅滋事犯罪中不仅组织、指挥，且积极参与强拿硬要，仍然起到了主要作用，一审根据曾庆富在犯罪中的具体行为和作用认定其在强迫交易和寻衅滋事共同犯罪中构成主犯并无不当，曾庆富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认为，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曾庆富、汪成良、汪成科、汪兴义以威胁手段强迫他人接受服务，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强迫交易罪；四名上诉人借故生非、强拿硬要他人财物，造成了恶劣社会影响，其行为构成寻衅滋事罪。曾庆富、汪成良、汪成科、汪兴义应当数罪并罚。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性准确，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量刑适当。上诉人曾庆富、汪成良、汪成科、汪兴义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朱 虹审判员 陈 鑫审判员 冷宝杨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张海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