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双辽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吉0382民初1537号原告：贺永立，男，1963年9月28日生，汉族，住吉林省双辽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玉辉，内蒙古义源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博，内蒙古巨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原告：贺群，女，1987年2月2日生，汉族，农民，住吉林省双辽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荣耀，男，汉族，1946年11月10日生，退休干部，住双辽市。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玉辉，内蒙古义源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原告：贺建，女，1999年6月3日生，汉族，住吉林省双辽市。法定代理人：贺永立，男，1963年9月28日生，汉族，住吉林省双辽市。父子关系。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玉辉，内蒙古义源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博，内蒙古巨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p被告：双辽市中心医院，住所地吉林省双辽市辽河路**。法定代表人：祁学东，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宏娟，双辽市中心医院。职工。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艾晓平，双辽市法律援助中心。律师。一般授权。原告贺永立、贺群、贺建与双辽市中心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3日立案后，适用普通程序依法进行了审理，原告贺群及贺永立，贺群，贺建委托的诉讼代理人张荣耀，杨玉辉，王博和被告双辽市中心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宏娟，艾晓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三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要求被告赔偿三原告死亡赔偿金259,000.00元、丧葬费30,725.50元，精神损失费100,000.00元、原告贺建扶养费102,790.00元，异地鉴定交通费3500.00元、尸体解剖费8700.00元、交通费3667.00元，医疗费13,096.00元，占用尸检室费用500.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00.00元、营养费100.00元、护理费140.12元，资料复印打字费500.00元，去吉林长春饭费2350.00元，合计575,168.62元。二、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本案受害者柴立坤是原告贺永立的妻子，是原告贺群、贺建的母亲。2018年12月24日下午，受害者柴立坤因心脏不适到被告处就诊，经被告处诊断“冠状动脉硬化性心脏病、急性非ST抬高心肌梗死、killipll级、高血压3级、2型糖尿病、低钾血症。”受害者柴立坤在被告处入院治疗五天，已经恢复正常，决定于2018年12月29日早9点08分出院。受害者柴立坤家属办理完出院手续后，在被告的诱骗下于当天10点54分再次入院，并于当天14时07分给患者柴立坤行pcl手术，15时25分做完心脏支架手术后，患者柴立坤临床死亡。受害者柴立坤在被告处再次入院后，在治疗和抢救过程中被告存在严重的违反医疗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病例造假。依据相关法律规定，被告对受害者柴立坤的死亡应承担全部责任。根据《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吉高法（2018）86号文件规定，被告应依法赔偿三原告死亡赔偿金259000.00元（2017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950元X20年）、丧葬费30,725.50元，精神损失费100,000.00元、赔偿原告贺建扶养费102,790.00元（贺建有残疾且丧失劳动能力没有其他生活来源，2017年吉林省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10,279元X20年÷2），异地鉴定交通费3500.00元、尸体解刨费8700.00元、交通费3667.00元（其中去长春市1606元，吉林市1827元、去通辽7**元），未报销医疗费13,096元（65,484.39元X20%），占用尸检室费用500.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00.00元、营养费100.00元、护理费140.12元，资料复印打字费500.00元，去吉林长春饭费2350.00元，合计575,168.62元，请求法院依法裁决。被告辩称：首先对患者柴立坤因急性心肌梗死，陈旧性心肌梗死死亡，答辩人深表遗憾。作为大夫治病救人救死扶伤是其职责，答辩人尽其所能的给予抢救，但最终没有挽回柴立坤的生命，答辩人对患者家属的心情表示理解。其次，发生此事后，答辩人积极与患者家属共同委托鉴定部门鉴定患者柴立坤的死亡原因，经吉林鸣正司法鉴定中心鉴定结论为急性心肌梗死，陈旧性心肌梗死为直接死因。在本次诉讼中答辩人又主动申请对患者柴立坤的死亡答辩人是否存在过错，但因双方对病例真伪发生分歧，鉴定未做，据此，答辩人根据吉林鸣正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及法律规定举证责任在原告，现答辩人认为自己没有过错，也不存在法定推定过错情形，故答辩人不同意赔偿原告的损失。再次，答辩人在2018年12月29日为患者柴立坤办理出院当日再次入院，根本原因是农合跨年结账，实际患者柴立坤依旧在原病房治疗，当时也是患者家属同意的。第四，答辩人为患者柴立坤所有的治疗病例及相关资料毫无保留的提交法庭，同时答辩人并没有篡改、伪造病例，因此，该案不适用推定答辩人有过错。第五，答辩人为患者手术做介入治疗支架是为了挽救患者生命，当时是经过家属同意的，并且具有资质的赵学忠教授亲自为患者手术，整个手术过程符合医疗规范。鉴于综上所述，根据尸检的鉴定结论证明患者是急性心肌梗死、陈旧性心肌梗死，属于自然死亡；根据法律规定本案原告应负有举证责任，但原告未主张司法鉴定，应由原告对此承担对己不利的后果；答辩人已经将柴立坤的所有病例资料提交给法庭，答辩人并没有篡改和伪造，故本案也不适用推定答辩人有过错。本院经审理查明，患者柴立坤是原告贺永立的妻子，是原告贺群、贺建的母亲。首次病历记载：患者柴立坤因发作性心悸、胸闷、心前区不适7天，加重1天于2018年12月24日13时38分入院，入院诊断为：“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急性非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killipll级、高血压3级、2型糖尿病、低钾血症。”患者柴立坤在被告处入院治疗五天，诊疗经过：给予以抗凝、营养心肌、改善心肌供血、抑制血小板聚集、调整血钾，调整血压、调整血糖、防止并发症治疗措施。出院情况：现患者呼吸困难明显改善，自诉无心前区不适，血压平稳下降到正常范围，夜间呼吸平稳，无咳嗽无痰，尿量及色正常，血压120/80毫米汞柱，唇轻度紫绀，双肺湿罗音少量，心率88次/分，律整，无奔马律，四肢无浮肿。出院医嘱：拟继续巩固治疗及今日介入治疗，因农村合作医疗年终结算，按要求办理出院，再办理住院进一步治疗，（患者不离开病房，继续治疗）。出院时间为2018年12月29日9时08分出院。后于2018年10时54分再次入院，入院后的当天下午14时07分，被告为患者柴立坤做了心脏支架手术，术后当天死亡。对于上述事实，有原被告陈述及住院病历在卷为凭，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一、被告对患者柴立坤的诊疗行为是否有过错，患者柴立坤的死亡与被告诊疗行为是否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二、原告主张被告对患者柴立坤在诊疗行为过程中存在严重过错及病历造假、篡改的事实是否存在，以此要求被告承担全部赔偿是否合理；三、原告所述经济损失是否存在，被告应否予以赔偿，如何予以赔偿。围绕争议焦点，原告提交证据一、双辽市卧虎镇卧虎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三原告系死者柴立坤的近亲属，其中贺永立为柴立坤的配偶，贺群、贺建为柴立坤的女儿。证据二，医学死亡证明书，证明柴立坤于2018年12月29日在被告处死亡。证据三，法院封存病历（一份为50页，一份为42页，不包含心电图单页部分），证明1.柴立坤在被告处住院治疗的事实，2.病例中存在多处伪造篡改的事实，3.柴立坤于2018年12月29日再次住院，被告在未对其做任何检查及评估的情况下就实施了心脏支架手术并导致其死亡的结果。具体：1.出院小结，证明柴立坤已于2018年12月29日9点08分康复；2.2018年12月29日的入院记录是10点54分及以后的病历证明，被告在未给柴立坤做术前检查及评估的情况下进行了心脏支架手术。在该份病例中所记载的各项检查结果均是第一次住院期间的病重时的检查结果，是直接摘抄的伪造行为，同时违背医疗规范，该事实被告在关于柴立坤死亡家属质疑的答复中第4页第5条及第5页第二条中，被告也自认柴立坤术前没有做各项术前检查，同时证明被告在术前准备及注意义务不足，对风险的发生未能采取积极的抢救措施的行为；3.手术记录和术后送患者交接单证明，手术结束时间是2018年12月29日15点25分，送病房时间也是同一时间，以此证明被告在术后的患者危险期内没有大夫对患者进行跟踪观察；4.授权委托书证明该委托书上没有委托人柴立坤签字，证明被告存在过错；5.2018年12月29日体温单，证明入院时间为11点09分，但同日的入院记录写明的时间为10点54分，证明被告病历书写存在伪造的行为；6.2018年12月24日13点09分的心电图，证明被告病历中对于柴立坤姓名及年龄书写与事实不符；7.2018年12月24日检验报告单至2018年12月27日DR报告单，以上共计15页，对年龄的书写均错误，年龄书写为35岁，实际年龄54岁，证明被告病历存在伪造的情况；8.2018年12月24日13点12分，急诊科报告单，年龄书写错误，书写年龄为55岁；9.2018年12月24日的入院记录，该入院记录对于柴立坤的年龄及姓名书写正确，证明患者在入院时提供的信息是准确的，而后被告将患者姓名年龄在病历中均书写错误，证明被告不是笔误，同时有伪造病历的行为；10.介入治疗知情同意书，该同意书告知的时间为2018年12月29日11点10分，特殊耗材、贵重药品使用知情同意时间也是11点10分，但术前讨论记录的讨论时间是11点28分，证明被告在没有进行讨论分析病情的前提下就让患者家属签订了各种知情同意书，属于弄虚作假欺骗患者家属的行为，也侵犯了患者的知情权；11.心内科护理记录单，显示患者在电梯门口时发现其心率下降，呼之不应，其只有一名护士（钟伟会）护送，证明在柴立坤手术后、出手术室门口时，患者就已经发生发病的情况，期间也没有医生观察陪同，只有一名护士陪同，同时证明柴立坤的死亡与手术有直接因果关系。手术之后没有任何监控仪器；12.2018年12月29日9点8分的出院小结，及2018年12月29日10点54分入院记录，以此证明柴立坤病情已经康复，而在入院记录中所记录的病情与出院小结中的记录是相矛盾的，两份证据可证明，被告对柴立坤的再次入院病历造假，柴立坤的死亡与被告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证据四、之一：电子数据一份（出手术室视频、护送病人视频、抢救视频），证明病人没带任何监控设置及氧气，也没有医生进行观察陪护，患者病发后抢救时没进入抢救室抢救，而在前楼1楼走廊抢救，被告方在病历上显示在急救室抢救，病历明显造假。患者从手术室出来已经病发，到前楼经过16分钟，没有医生跟随进行抢救，导致患者丧失最佳抢救时间，最终死亡；证据四、之二：电子数据一份，患者手术前一天视频，证明柴立坤基本康复，说话、表情无病态反映，时间是2018年12月28日20点，同时证明2018年12月29日10点54分被告方对患者的病历书写造假，因为患者已基本康复，并不像被告在病历记载的病情严重；证据四、之三：电子数据一份，患者住院期间打点滴照片，证明年龄书写错误。用药量怀疑按照35岁用药。以此证明被告方对患者严重不负责任，对病历的书写没有按照规定书写，如病例中一两次笔误可以理解，那么在柴立坤的病例中多达20余次年龄与事实不符，被告方作为医生，对待患者是专业人士，35岁人与54岁的人在用药量和护理以及一切的医疗过程中显然不能相提并论，说明被告方不是不负责任，是恶意造假；证据四、之四：电子数据手术记录三张，2018年12月29日晚8点拍摄。证明医生孙晓辉电脑记录的支架和血管数量与病历记载不符，电脑显示是1血管3支架，病历显示2血管4支架；证据四、之五：电子数据手术室办公桌上患者签字样本，原告让被告在知书上书写的内容是被告事先放在办公桌上放好的样本，被告没有做好向患者如实告知风险的义务；证据四、之六：电子数据双辽市医院手术室和医生张护士长谈话及双辽市中心医院杜红娟主任的录音，证明手术室可以抢救，但医生杜红娟以还有下一台手术为由拒绝柴立坤回手术室抢救。这种行为是完全不负责任的行为，是草菅人命，面对鲜活的生命不积极抢救，而以还有手术为由拒绝就近抢救，最终导致柴立坤死亡；证据四、之七：电子数据双辽市医院孙晓辉医生的视频，证明柴立坤主治医师孙晓辉对柴立坤的病情评估已经“治好了，没有问题”，以此说明2018年12月29日10点54分以后，死者柴立坤第二次入院被告书写的病历存在造假。证据五，心电图复印件一份，来源2019年1月3日原被告在取尸检报告时，原告发现鉴定机构退还给被告该证据，原告认为被告有弄虚作假，隐匿与纠纷有关的资料的嫌疑。该证据是在原被告双方封存病历以后，被告方单独送到吉林鸣正司法鉴定中心，而且该证据上所书写的性别还更改过，姓名、年龄还与事实不符，以此说明被告方想掩盖死者的死因，逃脱责任。证据六，收费专用票据复印件一份及吉林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补偿凭证，证明柴立坤于2018年12月29日10点54分入院后产生医疗费65,484.39元及补偿数额为49,194元。证据七，吉林鸣正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发票两张，证明因司法鉴定产生异地鉴定交通费3500.00元，实体解剖费8700.00元，出租车客运发票8张合计4202.00元，吉林内蒙古、辽宁通用定额发票35张，合计伙食费2350.00元，科技印刷厂订购合同，证明打印及复印费500.00元。以上证据证明原告方经济损失。证据八，残疾人证，证明贺建为残疾人，等级为二级，类别为精神残疾。原告方申请二次开庭提交证据、电子数据一份，内容是2018年12月29日，13:11分视频，证明本案受害者已经康复，不存在需要支架的病情，而是在被告方主治大夫孙晓辉的诱惑下才同意实施手术。从视频中看出本案受害者是自己步行进入手术室，如果本案受害者冠心病严重，需要支架手术，那么受害者是不可能自己步行走进手术室，以此证明本案受害者的死因就是被告违反医疗规范，强行诱惑给其做支架手术，导致死亡。被告应当对本案受害者柴立坤的死亡承担全部责任。被告发表质证意见：对证据一、二，无异议。对证据三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事项有异议；1.出院小结中并没有康复的书写。2.第二次入院时由于农合年终结算，实际并未出院，没有离开病房、病床，医生也未更换。24日至29日两次住院，住院所有的辅助检查已经明确了急性非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的术前检查，符合诊疗规范。3.病历中仅记载了手术结束时间，没有将患者送病房的时间。事实该患者也没送到病房。4.患者是急性心肌梗死，病情危重，按照病历书写规范第一章第10条，因实施保护性医疗措施，不易向患者说明情况的，应当将有关情况告知患者近亲属，由患者近亲属签署知情同意书。患者家属当时也明确表态全权代表患者。5.入院时间是10点54分，量体温时间是11点09分，符合客观常理。6.事实存在，原因是患者入院时直系亲属未到场，是由亲戚帮办理入院，并未携带身份证，但只能证明是笔误问题。7.理由同第6点。8.同上。9.同上。10.特殊耗材、贵重药品可以在术前任何时间向患者交代，没有具体时间规定，与术前讨论时间没有关系。11.患者术后出导管室时，接送护士与导管室护士交接，检测生命体征及心电监护，当时生命体征是平稳的。12.病历中出院小结并未写明已经康复，当时为迎合农合结算，进行出院、入院。柴立坤死亡是急性心肌梗死和陈旧性心肌梗死，属于自然死亡。证据四、之一：视频上看出有监护，而且有护士连接监护仪器的过程。而且病人用的是氧气袋，病人是在2号楼1楼发病，抢救病人本着就近就地抢救的原则，在急诊室抢救的，急诊室与发病地点在同一楼层，故由急诊科医生帮助送往急诊科进行抢救。病人从发病到抢救时间不是16分钟，与事实不符；证据四、之二：真实性不质疑，对证明事项有异议，因为患者是急性心肌梗死，随时发生不可预测的猝死事件，不能用表面现象来证明柴立坤没有猝死风险；证据四、之三：用药量上仅区分成人和儿童，35岁与54岁并无区别，都属于成人范围。35岁的书写同证据三的质证。该书写错误与本案没有必然联系。证据四、之四：当时患者家属对手术记录进行拍照时，我们医疗文件即手术记录还没有经过上级医师复核、质控，当时手术记录的将4个支架误写3个，上级医师质控发现后进行更正，事实是4个支架植入，尸检结果证明4个支架，以病历为准。证据四、之五：该证据仅告知患者如何书写并理解字面意思表达。介入手术签署告知书不单指柴立坤及家属，患者家属签字应在亲属理解知情同意书内容后签字“以上内容已知晓并理解，同意造影”，也是再一次提醒病人及家属在知晓、理解知情同意书内容后签字，同时避免事后家属否认医生告知义务。证据四、之六：事件不是发生在手术室，手术室在3号楼，事件发生在2号楼，所以回手术室抢救是耽误时间，漠视生命。医学抢救本着就近就地的原则，所以在2号楼同一楼层抢救距离最近。证据四、之七：该视频不能证明病历造假、篡改，出院、入院的原因已经说明。出院、入院都需要原告方进行办理，所以原告无法证明其主张。证据五，心电图是在抢救患者时做的，性别修改是心电图机器生成时产生的，发现后进行的修改。原告方当时不让封存到病历当中，导致心电图没有在封存的病历中。患者死亡原因，被告在举证时提供有效证明。证据六：两张票据真实性无异议，记账方法无异议，但被告不同意赔偿，该费用是患者柴立坤的正常医疗费用，与被告方无关。证据七：对吉林鸣正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发票两张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请求有异议，根据鉴定结论患者属于自然死亡，不能证明被告有过错，故该费用由原告自行承担。对交通费票据，形式不合法，对真实性也有异议，也不应由被告承担，患者柴立坤为自然死亡。证据八，对真实性无异议，柴立坤属于自然死亡，故不承担责任。针对原告二次开庭提交的电子数据，被告质证U盘最基础来源不清楚是否具有合法性，如果是派出所提供的，应当由派出所出具相关证明。第二，柴立坤自行走入导管室只是表面现象，不能证明柴立坤本人患有疾病，同时心脏病需要相关的仪器检测才能证明。本案柴立坤是陈旧性心梗和急性心梗，急性心梗是随时发作，所以该电子数据不能证明柴立坤患有疾病。被告针对争议焦点，提交证据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吉林大学第一集团医院协议，赵学忠聘书，赵学忠执业证和资格证复印件，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关于印发胸痛中心建设与管理之道原则的通知，证明赵学忠具有合法的资格。证据二、患者柴立坤尸检鉴定，证明患者柴立坤是死于急性心肌梗死、陈旧心肌梗死，属于因病自然死亡。证据三、病历一套，造影硬盘，录音硬盘，证明答辩人已经向法庭提交了患者柴立坤的所有病历和相关资料，同时证明答辩人并没有篡改和伪造病历，也证明被告没过错。证据四，吉林省新型合作医疗管理办公室文件《吉合办（2018）58号》，双辽市中心医院工作群通知截三份，证明2018年12月29日患者柴立坤办理出院，当日又入院原因，是因为农合跨年度结账。是对医院所有患者，并不是仅对柴立坤。证据五，电子数据一份，对柴立坤家属质疑的答疑。原告方发表质证意见：证据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真实性无异议，但与该医院是否可以做心脏介入手术无关。吉林大学第一集团医院协议，该协议是拟签的，是否正式履行，应有正式合同。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关于印发胸痛中心建设与管理之道原则的通知，对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联性。赵学忠聘书，真实性无法考证。赵学忠执业证和资格证复印件，无法质证。证据二、尸检报告不真实，表达不了诊断真实情况，尸检报告不实。柴立坤是2018年12月29日10点54分入院，根据卫生医院工作制度，再次入院应该再次写入院病历，柴立坤有出院小结为证，再次入院应该走医疗程序。病历是12月24日和12月29日病历结合起来的，反映不了真实情况。按照尸检报告，因为柴立坤再次入院死亡，尸检报告应该尸检第二次死亡的原因，应该用第二次入院的病历。我方申请对柴立坤的病历进行重新鉴定。鉴定以柴立坤第二次入院病历为准。王博：证据二，对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在意见书的检案摘要和分析说明是依据被告提供的病历和手术情况得出的该鉴定结论，而原告对被告的病历的真伪存在伪造、隐匿相关材料等情况，故对该鉴定材料所依据的前提有异议。证据三：录音硬盘，录音视频不清晰，无法识别与某人录音，该证据无法质证。病历一套，对42页病历和50页两本病历有异议，该两本病历多处涉嫌造假，杜红娟查房记录是假的，因为她根本没去过病房查房，只有手术时才见过杜红娟。术前小结记录也是假的，术前必须做好必要的检查，可是被告在手术前没有做任何检查，都是把柴立坤以前检查的情况抄过来的。病历中，住院时间相矛盾，手术时间矛盾，回病房时间矛盾，说明病历失去了真实性。14点07开始手术，15点25分立即返回病房，而抢救记录，15点48分返回病房。心内科护理记录是15点41分在护士陪同下返回病房。12月29日10点54分门诊收入院，而柴立坤根本没到门诊。杨玉辉：2018年12月29日10点54分，再次入院所书写的病历和相关诊断报告多处摘抄柴立坤2018年12月24日至2018年12月29日9点8分第一次住院时的病历内容和所有的检测报告。用柴立坤病重时的检测结论来评估柴立坤病好以后的病情状况用以给柴立坤做支架手术，完全不符合本案的客观事实。从第一次病历的出院小结和孙晓辉大夫的录音可以证明，柴立坤已经基本康复，不需要再做支架手术，但是被告方不顾及事实，以柴立坤病重时检测报告来给其做支架手术，最终导致柴立坤死亡。如果29日10点54分柴立坤第二次入院被告方能够负责任的按照相关医疗规范给柴立坤进行各方面术前检查对柴立坤的病情进行新的评估，柴立坤就不在需要实施支架手术，也不会导致柴立坤的死亡。现在被告方出示以上两本病历，完全是想规避事实，用伪造的病历掩盖事实真相。特别是被告方私自相吉林鸣正司法鉴定中心提交心电图，更是想规避事实和责任，这一行为是隐匿病历的行为。为此被告方应当柴立坤的死亡承担全部责任。证据四，杨玉辉：文件真实性无异议，与本案无关联性。因为死者是到被告处看病，不会因为少支出放弃生命。用其来规避案件事实是不客观的。特别是该文件第二条第二项第三款（略），可以证明柴立坤第一次办理出院与该文件没有关系。双辽市中心医院工作群通知截三份，为复印件，不具有真实性，不予质证。张荣耀：文件规定28日至30日，柴立坤是29日，距离到期还有两天，故该文件与出院没有关系。证据五：没有客观真实的反映案件事实，但是该答复中被告方自己承认再给柴立坤做手术前，也就是第二次入院以后，没给柴立坤进行任何仪器检查，对柴立坤的病情没有进行评估。本院认为，关于原告主张被告存在恶意篡改、伪造病历的情况，病历中多处存在错误，原告列举理由是：1.2018年12月29日10时54分入院记录是恶意篡改、伪造的，违反了医疗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其中入院记录中的“门诊收入院”是假的；现病史是假的，入院记录中的“入院后结合心电图，心梗三项化验结果支持急性非ST段抬高型心肌梗塞”造假；入院记录中记载的“建议患者介入治疗，患者不同意转上级医院”造假；入院记录中记载：“在我科抑制血小板聚集、抗凝、改善心肌供血，调整血压等治疗，治疗效果好，生命体征平稳，不适症状明显减轻”造假；入院记录中记载的既往史不是本次入院后书写的，而是将柴立坤2018年12月24日13时38分入院记录中的既往史摘抄的，造假；本次入院没有医师签名，认为本次入院不真实、造假。2.首次病程记录是篡改、伪造的，违反了医疗法律、法规、规章制度；3.杜宏娟查房记录是恶意篡改、伪造的，违反了医疗法律、法规、规章制度；4.病程记录中术前小结是恶意篡改、伪造的，违反了医疗法律、法规、规章制度；5.病历中患者住院时间相互矛盾、手术结束时间相互矛盾，返回病房时间相互矛盾，证明病历造假，违反了医疗法律、法规、规章制度；6.被告方丧失抢救最佳时机，严重违反医疗法规；7.2018年12月29日16时06分49秒的心电图时伪造的，违反了医疗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理由是此心电图没有放入双方查封的病历中，证明是后期制作的，认为造假；监控录像证明柴立坤因抢救无效死亡时间于15时43分20秒死亡，而心电图的时间是16时06分49秒，从时间上看此心电图不在抢救时间内，认为明显是造假；心电图男字用笔勾掉改成女字，证明心电图是伪造的。8.病历中《危重患者抢救记录》造假；9.双方查封的病历为证，被告隐匿了冠脉造影报告。10.病历中《授权委托书》不合法，明显造假。11.病历中《冠脉介入治疗知情同意书》明显造假12、病历中《冠脉介入治疗术中沟通单》不真实、不准确、明显造假。综上，原告认为被告在诊疗重病例中有严重的恶意篡改、伪造的，存在《侵权责任法》第58条规定的推定的过错严重情形。并且认为是被告方依据假病历将柴立坤大面积陈旧性心机梗死按照急性心机梗死做心脏支架手术导致柴立坤死亡的根本原因。据此认为应根据法律适用过错推定。被告抗辩理由为：第二次入院时由于农合年终结算，实际并未出院，没有离开病房、病床，医生也未更换。24日至29日两次住院，住院所有的辅助检查已经明确了急性非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的术前检查，符合诊疗规范。因为患者是急性心肌梗死，随时发生不可预测的猝死事件，不能用表面现象来证明柴立坤没有猝死风险；关于抢救病人，本着就近就地抢救的原则；心电图是在抢救患者时做的，性别修改是心电图机器生成时产生的，发现后进行的修改。原告方当时不让封存到病历当中，导致心电图没有在封存的病历中。关于介入手术签署告知书不单指柴立坤及家属，患者家属签字应在亲属理解知情同意书内容后签字“以上内容已知晓并理解，同意造影”，也是再一次提醒病人及家属在知晓、理解知情同意书内容后签字，同时避免事后家属否认医生告知义务；用药量上仅区分成人和儿童，35岁与54岁并无区别，都属于成人范围。综上所述，被告认为根据尸检的鉴定结论证明患者是急性心肌梗死、陈旧性心肌梗死，属于自然死亡；根据法律规定本案原告应负有举证责任，但原告未主张司法鉴定，应由原告对此承担对己不利的后果；答辩人已经将柴立坤的所有病例资料提交给法庭，答辩人并没有篡改和伪造，故本案也不适用推定答辩人有过错。《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患者有损害，因下列情形之一的，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一）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二）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三）伪造、篡改或者销毁病历资料。”庭审中原告仅对病历中存在的年龄错误等进行了举证，被告对此并没有否认，但病历仅存在错别字、未按病历规范格式书写等形式瑕疵的，不影响对病历资料真实性的认定。而对原告主张病历资料的内容存在其他明显矛盾或者错误，原告仅向法庭提供了部分视听资料，进行举证。被告对此也提供了部分视听资料及尸检报告病予以反驳。针对病例是否存在造假、是否篡改，原被告各执一词，并各自提供相应的证据。根据现有的原被告各自提供的证据来看，无法认定病历存在篡改、伪造的情形，故不应适用医疗过错推定的规定，对原告的该主张，本院无法支持。同时原告主张2018年12月29日10时54分再次入院，未对死者进行重新的身体的检查和病情的评估，属于违反相关医疗法律、法规亦应适用过错推定。对此，被告提交了吉林省新型合作医疗管理办公室文件《吉合办（2018）58号》一份，对死者出院又入院是因为农合结算的原因进行了合理的解释且2018年12月29日9时08分的出院小结上已经注明。本院认为，办理出院与入院的时间间隔不足2小时，该行为并未影响治疗的连续性，并且原告并未提交相应的法律、法规加以证明该行为违法，故对原告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原告方庭审中陈述出院即是完全康复且是在被告方诱骗的情况在再次入院，本院认为心脏介入手术并非小手术，应该经过了死者及家属的一致同意方能进行，但该事实与本案无关联性，故本院不予认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可知，医疗损害责任应适用过错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故原告方应对自己的诉讼请求进行举证。对于本案的第一争议焦点，本院认为需要通过专业机构的鉴定意见加以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条第一款：“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认为待证事实需要通过鉴定意见证明的，应当向当事人释明，并指定提出鉴定申请的期间。”的规定，本院在第一次庭审时对双方当事人进行了释明并提出了鉴定申请的期限，但原告方并未对第一争议焦点的事项申请鉴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一条：“当事人申请鉴定，应当在人民法院指定期间内提出，并预交鉴定费用。逾期不提出申请或者不预交鉴定费用的，视为放弃申请。对需要鉴定的待证事实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在人民法院指定期间内无正当理由不提出鉴定申请或者不预交鉴定费用，或者拒不提供相关材料，致使待证事实无法查明的，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的规定，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并且被告提供了柴立坤尸检鉴定，证明患者柴立坤是死于急性心肌梗死、陈旧心肌梗死，属于因病自然死亡，本院应予支持。综上，本院认为原告主张被告医疗行为存在过错，同时被告存在伪造、篡改病历，应承担全部过错责任的请求，缺乏事实依据，且未对被告在诊疗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及过错程度进行鉴定。根据举证责任规则，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院应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对于原告主张被告赔偿死亡赔偿金259000.00（2017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950元X20年）、丧葬费30,725.50元，精神损失费100,000.00元、赔偿原告贺建扶养费102,790.00元（贺建有残疾且丧失劳动能力没有其他生活来源，2017年吉林省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10,279元X20年÷2），异地鉴定交通费3500.00元、尸体解刨费8700.00元、交通费3667.00元（其中去长春市1606元，吉林市1827元、去通辽7**元），未报销医疗费13,096元（65,484.39元X20%），占用尸检室费用500.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00.00元、营养费100.00元、护理费140.12元，资料复印打字费500.00元，去吉林长春饭费2350.00元，合计575,168.62元，因没有证据确认被告有过错，故本院无法保护原告的所述的经济损失。综上所述，原告诉讼请求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不足，本院不应予支持，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052元，由三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吉林省四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魏士萍人民陪审员  刘 微人民陪审员  罗秀玲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六日书 记 员  姜 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