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粤04民终302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文生，男，汉族，1969年7月17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公民身份号码：340************510。上诉人（原审原告）：邓国才，男，汉族，1972年4月4月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公民身份号码：441************511。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珠海市德信天然气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珠海市****************。法定代表人：洪坤武，总经理。原审第三人：北京泰观恒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门头沟区石龙经济开发区永安路****楼**。法定代表人：陈健成，执行董事。原审第三人：北京泛融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法定代表人：崔树霖，执行董事。原审第三人：李智，男，汉族，1993年8月21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湖北省钟祥市*************，公民身份号码：420************030。上诉人杨文生、邓国才与被上诉人珠海市德信天然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信公司）、原审第三人北京泰观恒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观恒公司）、北京泛融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泛融金公司）、李智公司决定效力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9）粤0402民初7785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杨文生、邓国才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裁定，改判支持上诉人一、二审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如下：一、杨文生、邓国才与德信公司对案涉股东会与董事会决议的效力存在争议，一审裁定以决议不利方未提起诉讼为由认定各方对案涉股东会、董事会没有争议，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1.不应以决议不利方是否有针对案涉决议提起诉讼为由判断其是否对决议有异议。第一，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的三种诉讼类型，旨在赋予可能受瑕疵决议损害的股东在穷尽公司内部救济手段后才能够行使的法定的股东救济权利。该三种诉讼类型能得到司法救济的前提是决议确实存在瑕疵，该救济方式并未赋予决议不利方任意抗辩决议的权利。故在案涉决议不存在效力瑕疵的情况下，本案第三人没有提出上述诉讼的理由。第二，判断各股东对决议是否有异议，不应以决议不利方股东是否提出诉讼为标准，德信公司及第三人以拒不配合办理案涉股东会决议事项工商变更登记的事实行为，以及在应诉、答辩等诉讼行为中对股东会决议提出异议的意思表示，均应当视为对案涉公司决议存在争议的表现。2.杨文生、邓国才作出案涉决议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救济行为。基于德信公司利用关联交易抽逃出资，杨文生、邓国才根据法律以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对德信公司进行除名，该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救济行为。现因决议生效后，杨文生、邓国才未能得到第三人对决议的履行以及受限于工商登记机关的强制性规定，才导致该救济行为未能得到真正的实施。二、杨文生、邓国才提起确认案涉股东会与董事会决议之诉具有诉的利益，一审裁定以本诉的法律关系可能是其他纠纷或其他诉讼的前提条件否认本诉具有诉的利益，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均存在错误。1.一审裁定以“系争法律关系不能是其他纠纷或诉讼的前提条件”而否定杨文生、邓国才对本案的诉讼利益，是对诉的利益错误理解。诉的利益是当事人向法院提出的诉讼请求，具有必须通过法院审理并作出判决予以解决的必要性和实效性。杨文生、邓国才一审请求法院确认的股东会决议和董事会决议有效之诉，只要求杨文生、邓国才具有值得诉讼救济的利益即可，而与本案系争关系是否是其他纠纷或诉讼的前提条件无关。《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一款第（五）项将“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规定为人民法院中止诉讼的情形，即我国法律允许一案的系争法律关系作为其他纠纷或诉讼的前提条件，按照一审裁定的这一理由显然与该法律规定相悖。2.提起确认公司决议有效之诉目的并非推翻另案判决。对于案涉决议效力进行确认的原因是德信公司、泰观恒公司、泛融金公司不履行公司决议内容以及受限于工商登记机关的强制性规定，杨文生、邓国才需要通过人民法院对存在争议的案涉决议效力进行确认，并以此作为办理股东变更登记的依据，从而维护自身的利益。杨文生、邓国才的诉讼目的并非一审法院所指的推翻另案判决，且对已经生效的另案判决，即使本案杨文生、邓国才的诉请得到支持，也不能成为否定已生效另案判决的法定事由。故杨文生、邓国才提起公司决议有效之诉不但具有必要性，而且具有实效性，应当认为杨文生、邓国才的诉请具有诉的利益。杨文生、邓国才提起的确认公司决议有效请求具有诉的利益。1.本案杨文生、邓国才与第三人之间针对案涉的公司决议存在争议。本案德信公司及第三人在一审中对案涉公司决议的效力提出异议。虽然第三人没有针对公司决议效力的争议提出确认公司决议无效或者可撤销之诉，但案涉公司决议有无争议不应以提出异议之诉为评判依据。德信公司一审对案涉股东会决议及董事会决议的质证意见及回答法庭提问时，多次表示上述决议“无效”，应当被视为双方对案涉公司决议存在争议的表现。对于该争议只能通过法院的审理和判决来确认案涉公司决议的有效性，处理各方之间的争议，并以此为依据解决案件的核心争议。这是杨文生、邓国才提起本案诉讼的必要性因素。2.一审裁定以法律和司法解释未规定确认决议有效之诉，而否定杨文生、邓国才的诉讼利益，适用法律错误。首先，《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法人、非法人组织依照法律或者章程规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作出决议的，该决议行为成立。据此，案涉的公司决议属于民事法律行为，能直接引起公司与股东间以及股东间的法律权利义务关系的变动。根据《民事诉讼法》的一般确认之诉的规定，公司决议可以成为确认之诉的对象，即杨文生、邓国才可以提起对公司决议行为的确认之诉。其次，虽然《合同法解释四》没有明确规定股东可以提起公司决议有效的确认之诉，但亦无相关的法律对此作出了相反的规定并排除提起确认有效之诉的诉权，因杨文生、邓国才与德信公司及第三人就决议效力存在争议，一审法院的裁判观点违背了民事审判活动中法官不得以法无明文规定为由拒绝裁判的基本原则。最后，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大量的案例确认了公司决议有效之诉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四、一审裁定以上诉人未穷尽特别法的特别条款提起诉讼为由驳回起诉，不具有法律依据。司法介入公司治理纠纷的前提是穷尽公司内部的救济手段，杨文生、邓国才已经穷尽公司内部救济手段，有权通过提起确认决议有效之诉的方法寻求司法救济。寻求司法救济的途径多样，法律并不禁止杨文生、邓国才选择以其中一种方式获得救济，只要所提起救济的方式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且存在实效性，法院就应予受理。故一审裁定以杨文生、邓国才未穷尽其他法律救济途径唯有驳回起诉，不具有法律依据。综上所述，一审裁定以杨文生、邓国才的诉讼请求不具有诉的利益为由，裁定驳回杨文生、邓国才的起诉，适用法律明显错误，应依法予以撤销一审裁定。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杨文生、邓国才的全部诉讼请求。杨文生、邓国才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德信公司2018年6月22日临时股东会议1、2、3号决议及临时董事会1、2、3号决议有效；2.判令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经审查查明，德信公司成立于2008年5月29日，2016年5月10日经珠海市工商局拱北分局核准变更登记后，登记股东和持股比例分别为：杨文生持股44.8%，邓国才持股15.2%，泰观恒公司持股16%，泛融金公司持股20%，李智持股4%。2018年5月21日上午，德信公司在泛融金公司会议室（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远洋大厦316B-1室）召开2018年第一次董事会会议。当天杨文生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邓国才出席该董事会，代其行使公司董事表决权等全部权利。同日，董事会会议如期召开，邓国才出席会议。该董事会审议议题为：1.解聘杨文生总经理职务，聘任洪坤武为总经理；2.解聘龚燕、张燕平财务负责人，聘任李智为财务负责人。审议结果为崔树霖、李智、郭荣、谢雄等4票赞成、杨文生、邓国才等2票反对、张燕平1票弃权。该会议形成《珠海市德信天然气有限公司2018年第一次董事会决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生成于2018年6月25日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显示德信公司董事长为崔树霖，董事为邓国才、郭荣、张燕平，总经理为杨文生，监事为黄敏芝，未显示李智、谢雄为公司董事。2018年6月1日，德信公司以龚雁、杨文生为被告，向一审法院提起公司证照返还纠纷诉讼【案号：（2018）粤0402民初5231号】，该案现处于中止审理期间。2018年6月29日，杨文生、邓国才以德信公司为被告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德信公司2018年第一次董事会决议未生效。一审法院于2018年9月26日作出（2018）粤0402民初6185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杨文生、邓国才的全部诉讼请求。杨文生、邓国才不服该判决向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22日作出（2018）粤04民终3183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述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2018年8月21日，第三人泛融金公司以德信公司为被告，向一审法院提起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诉讼【案号：（2018）粤0402民初8405号】，该案现仍在审理中。一审法院认为，杨文生、邓国才提起诉讼要求确认股东会、董事会决议有效，不符合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的起诉条件，应予驳回，具体理由如下：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五条规定：“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主张决议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公司未召开会议的，但依据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或者公司章程规定可以不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而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的除外；（二）会议未对决议事项进行表决的；（三）出席会议的人数或者股东所持表决权不符合公司法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四）会议的表决结果未达到公司法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通过比例的；（五）导致决议不成立的其他情形。”依照上述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我国公司决议效力诉讼仅包括决议无效之诉、决议撤销之诉和决议不成立之诉三种诉讼类型，并不包含确认决议有效之诉。上述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的三种公司决议效力诉讼，旨在赋予可能受瑕疵决议损害的股东行使法定的股东救济权利，以保护其合法利益。但如果该股东不主动依据公司法和司法解释的上述规定提起诉讼，法院则不应通过国家强制力直接干预公司自治范畴内的事务。本案中，从系争股东会、董事会决议内容看，显然对股东第三人泰观恒公司、泛融金公司和李智不利，但泰观恒公司、泛融金公司和李智并未提起决议不成立、无效或撤销之诉。而按杨文生、邓国才诉状陈述的事实，杨文生、邓国才作为德信公司的另两个股东要求确认有效的股东会和董事会决议由杨文生、邓国才和其通过股东会决议改组后的董事会作出，内容上对杨文生、邓国才有利，杨文生、邓国才提起本案诉讼的目的是要维持系争股东会和董事会的决议，故围绕系争股东会和董事会决议之效力，并未发生争议。另一方面，杨文生、邓国才提起诉讼应以具有诉的利益为前提条件，而判断杨文生、邓国才是否具有诉的利益除了以民事实体法律关系是否存在争议为认定标准外，还应当以系争法律关系是否构成纠纷或诉讼的核心法律关系为标准。换言之，系争法律关系不能是其他纠纷或诉讼的前提条件，惟有如此，才具有确认利益，可提起确认之诉。本案中，杨文生、邓国才请求确认股东会、董事会决议有效，其实质是为了获得法院对该股东会、董事会决议效力的肯定评价，以推翻一审法院作出的（2018）粤0402民初6185号民事判决和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粤04民终3183号民事判决等生效判决，并影响一审法院正在审理的（2018）粤0402民初5231号和（2018）粤0402民初8405号案件。由此可知，杨文生、邓国才的诉讼利益存在于另案诉讼之中，本案诉讼拟确认的股东会、董事会决议效力只是处理另案纠纷的前提条件。因此，本案杨文生、邓国才提起确认股东会、董事会决议有效的诉讼并不具备诉的利益。综上，杨文生、邓国才提起本案诉讼不具有诉的利益，本质上不符合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条件，法律上也缺乏相应的依据。第二，公司召开股东会、董事会并作出决议是公司形成自身意志的重要环节，是公司内部治理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公司自治的重要体现。作为公司自治的补充和保障机制，司法介入公司治理纠纷的前提是已经穷尽了公司内部救济手段。杨文生、邓国才只有在穷尽特别法的特别条款，发现没有可供选择的诉讼类型之后，才可以选择特别法的一般条款寻求救济。本案中，若杨文生、邓国才认为股东会、董事会决议有效，对于不按决议履行的股东或者公司，可以提起履行相关决议内容的诉讼，也可以提起损害赔偿诉讼。而杨文生、邓国才选择在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粤04民终3183号民事判决的前一天即2019年5月21日提起本案诉讼，就其于2018年6月22日作出的与该判决内容相悖的股东会决议和董事会决议提起确认有效之诉，存在滥用诉权之嫌。第三，公司自治是公司法的基本原则，在公司自治的范畴内应尽量减少司法的干预与介入。审理确认公司决议有效之诉既要进行形式审查，又要进行实质审查。而进行实质审查时，需要从商事主体的角度作出经验判断，其结果很可能与公司自治的精神相背离。公司法及司法解释未规定确认公司决议有效之诉，正体现了公司自治与司法介入关系的审慎衡量。若一审法院受理杨文生、邓国才提起的确认公司决议有效之诉，则第三人股东泛融金公司、泰观恒公司、李智亦可效仿杨文生、邓国才召开股东会、董事会，再向一审法院提起确认公司决议有效之诉，用以推翻此前的生效判决或影响其他关联诉讼，如此并不能解决德信公司的公司僵局问题。综上，杨文生、邓国才提起本案诉讼，不具有诉的利益，不符合公司法及司法解释规定的公司决议效力之诉，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裁定：驳回杨文生、邓国才的起诉。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杨文生、邓国才是否有权提起确认股东会、董事会决议有效诉讼。公司决议纠纷是指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的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的效力或者撤销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引发的纠纷。一审裁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五条“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主张决议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公司未召开会议的，但依据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或者公司章程规定可以不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而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的除外；（二）会议未对决议事项进行表决的；（三）出席会议的人数或者股东所持表决权不符合公司法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四）会议的表决结果未达到公司法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通过比例的；（五）导致决议不成立的其他情形。”的规定，认为我国公司决议效力诉讼仅包括决议无效之诉、决议撤销之诉和决议不成立之诉三种诉讼类型，并不包含确认决议有效之诉。因此，杨文生、邓国才提起确认股东会、董事会决议有效诉讼，不具有诉的利益，也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的规定，一审裁定驳回起诉并无不当。杨文生、邓国才的上诉理由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管文超审判员  陈海凤审判员  庹 佳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杨紫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