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蚌埠市龙子湖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皖0302民初356号 原告：葛非，男，1975年6月12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蚌埠市蚌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段永梅，安徽乐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徐志宏，男，1975年5月2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 被告：袁淑华，女，1958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蚌埠市。 被告徐志宏和袁淑华共同委托的诉讼代理人：吴建农，安徽治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徐志宏和袁淑华共同委托的诉讼代理人：陈倩，安徽治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李金龙，男，1952年10月9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蚌埠市蚌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尹文刚，安徽国梦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葛非与被告徐志宏、袁淑华、李金龙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葛非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段永梅，被告徐志宏和袁淑华共同委托的诉讼代理人吴建农、陈倩，被告李金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尹文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葛非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原告和三被告之间的股权转让关系；2、判令三被告共同返还原告股权转让款200万元，并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利息按年利率6%从转款之日起至实际返还股权转让款止；3、判令三被告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被告徐志宏与李金龙原是安徽华通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通公司）的股东。2014年7月15日前，经被告李金龙介绍，原告得知被告徐志宏拟将其在华通公司的10%股份转让，转让款为200万元，李金龙让原告出资200万元，具体转让事宜，按李金龙的要求办理并由其本人操作。2014年7月15日，原告按李金龙的要求，让朋友方波直接转账到被告袁淑华的银行账户。事后原告了解到，被告袁淑华收到该款后，分给了徐志宏100万元，自己留了100万元。后三被告一直不履行股权转让事宜，原告找到李金龙理论。李金龙为了担保股权转让事宜能够顺利完成，向原告承诺：转让的10%股份暂记入李金龙名下，在股份转让至原告名下前，按借款对待，支付不低于银行贷款利率四倍的利息，双方为此于2014年7月26日签订《协议书》，对上述承诺予以确认。时至今日，原告从工商登记信息查知，被告在华通公司已不具有股权，原、被告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已无实现的可能。故提起本次诉讼。 被告徐志宏辩称：原告诉称并非实情，徐志宏收到的200万元系股份转让款，是将自己名下股份转让给李金龙，此200万元系李金龙购买徐志宏名下股份所支付的对价。2014年8月30日的《股份转让书》、9月21日的《安徽华通金属制品公司股东会决议》都明确确认了徐志宏股份转让的事宜。当时的股份转让是在公司内部进行，原告非公司股东，且原告提供的2014年7月26日与李金龙的协议书已明确，“徐志宏的10%股份转让款由葛非支付，葛非的股份由李金龙代持，”原告应向被告李金龙主张股份转让相关事宜的权利，而非向被告徐志宏主张股权转让，原告与被告徐志宏之间从未达成股权转让的意思表示，也未实际履行股权转让的相关手续，故原告诉请与徐志宏之间的股权转让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法院依法驳回。 被告袁淑华辩称：原告诉称并非实情，被告袁淑华并非华通公司的股东，原告与被告袁淑华之间并无股权转让合同关系。被告袁淑华系接受他人委托代为收款，并在款项收到后，交还给委托人，被告与原告之间无股权转让法律关系，法院应依法驳回对被告袁淑华的诉讼请求。 被告李金龙辩称：被告李金龙与原告之间没有股权转让合同关系，也未收到原告的200万元。李金龙也未购买过徐志宏的股权，与徐志宏之间没有股权转让关系，故李金龙无义务返还案涉200万元股权转让款。另外，原告与李金龙于2014年7月26日签订的《协议书》中的手写部分系原告事后擅自添加的内容，被告李金龙不予认可。故请求驳回原告对李金龙的诉讼请求。 原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举出以下证据： 1、原告的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的主体资格。 2、被告徐志宏、袁淑华的身份证复印件，证明被告的主体资格。 3、交通银行汇款凭条，零售客户交易清单，证明原告通过朋友方波将200万股权转让款转至被告袁淑华名下的事实。 4、原告与被告李金龙及鉴证人王某于2014年7月26日签订的《协议书》一份，证明原告通过被告李金龙购买被告徐志宏在华通公司的10%股权，并按照被告徐志宏和李金龙的要求，将200万元股权转让款通过转账方式支付给被告袁淑华，同时在《协议书》第二条末尾加注说明：“出资款200万元应计10%的补偿款，在乙方（葛非）今后分红中支付，徐志宏10%股份转至乙方名下前，按甲方（李金龙）借款对待，支付利息，不高于银行贷款利息四倍”，表明被告李金龙为了担保股权转让事宜能够顺利完成，向原告承诺担保的事实。 5、蚌埠市龙子湖区人民法院（2017）皖0302民初97号民事案件卷宗材料中的庭审笔录，证明原告曾经于2017年就案涉纠纷提起过诉讼的事实。 被告徐志宏和袁淑华的共同质证意见：对证据1和证据2无异议，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原告的证明目的有异议，两被告收到的200万元是被告李金龙支付的被告1的股权转让款。对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这份协议书明确了被告李金龙和原告之间的股权代持内容，也约定了在股权没有变更到原告名下时，被告李金龙需支付该款的利息，与被告徐志宏无关。协议书明确约定是原告通过被告李金龙的名义以200万对价购买被告徐志宏在华通公司的10%股权，这种形式规避了公司股权不对外出让的规定，进一步证实了被告徐志宏出让10%的股权是和被告李金龙之间的交易，与原告之间不存在股权转让交易。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原告时而陈述案涉款项是借款，时而陈述是股权转让款，自己对汇出款项的性质都不确定。 被告李金龙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和证据2无异议，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据证明是原告与被告徐志宏之间的股权交易，与被告李金龙无关，对证据4《协议书》中的手写添加内容（手写添加部分由王某写的）不予认可，对真实性和合法性有异议，且《协议书》签订后并没有给被告李金龙一份。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 被告徐志宏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举出以下证据： 1、2014年8月30日由股东李金龙、孙伟、孙交建签字确认的股份转让书一份，证明经2014年6月28日股东会研究，股东认购，同意将被告徐志宏所持股份转让给李金龙10股，孙伟5股，股权变更由李金龙、孙伟办理的事实。 2、2014年9月21日由股东孙交建、孙伟、李金龙签字确认的股东会决议一份，证明原股东徐志宏与李金龙之间的股权转让已履行完毕，徐志宏退股内部手续已办妥，资金往来清算完毕，徐志宏不再具有股东身份，待履行变更工商注册登记。 3、安徽龙图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4份，证明2014年12月12日《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以及2015年9月18日《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上徐志宏签名，均非本人签名。被告徐志宏在2014年9月21日之后失去了对自己股权的控制，已被其他人代为签订转让。 原告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真实性不清楚，无法确定，原告并未参与，也无全体股东签字认可，股权转让书的内容，谁写的也不清楚，转让的股权人被告徐志宏是否在场也不清楚，因为也没有其签字，该协议并未实际履行，其中股权转让10股、5股表述不清，股权转让及股东变更，应当在公司变更登记中加以记录。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法确定，原告也未参与，关联性也有异议，该股东会决议系孙交建、孙伟、被告李金龙三人签订，并无其他两股东徐志宏和夏岑德的签字认可，夏岑德也无股权转让的手续，因此达不到被告徐志宏的证明目的。对证据3，该鉴定书系被告个人委托，比对样品来源是否合法，是否为被告徐志宏签字不清楚，即使不是被告徐志宏所签，也不排除其委托第三人签字认可，比如本案的被告袁淑华或者其他人，因此对鉴定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 被告李金龙的质证意见：对第1组和第2组证据的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达不到被告徐志宏的证明目的，证据1无法证明被告徐志宏和李金龙之间存在股权转让关系，以及他们之间存在200万的股权转让关系，其他质证意见同原告质证意见。 被告袁淑华的质证意见：对以上证据均无异议。 被告袁淑华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举出以下证据： 1、2014年7月10日徐志宏的委托书一份、徐志宏的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一份、情况说明一份，证明被告袁淑华受徐志宏委托接收款项，袁淑华在收到200万元股权转让款后，分别于2014年7月15日和2015年5月13日分两次，每次100万元，全部转给了委托人徐志宏，袁淑华与原告之间无股权转让关系。 2、孙交建《我的证言》书面材料复印件，证明2014年6月28日股东会对被告徐志宏的股权转让事宜达成一致意见，要求徐志宏的股权先内部转让，20万元一股，谁先到款就卖给谁，袁淑华作为徐志宏的股权转让事宜代理人也参加了该股东会，并公布了委托人袁淑华的银行收款账户。2014年7月2日孙伟转账100万元，并将银行汇款回单交给了袁淑华，7月15日，被告李金龙通过方波汇款200万，同时将方波的银行汇款回单交给袁淑华，证明汇款已经支付到位，这样就确定了徐志宏的15股中的5股转让给孙伟，10股转让给李金龙，被告袁淑华代理徐志宏和李金龙达成的是股权转让口头协议，没有形成书面协议，公司其他股东都参与并知晓该股权转让事宜。 原告的质证意见：对委托书没有异议，同时可以证明原告应被告李金龙和徐志宏的要求把股权转让款转给被告袁淑华的事实。对徐志宏的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其中一笔是2015年5月13日转款100万元，和本案无关，且两被告之间还有相互转款的记录。对情况说明的真实性不清楚，质证意见同借记卡明细。对孙交建的《我的证言》不予认可。 被告徐志宏：对以上证据无异议。 被告李金龙：对委托书的真实性有异议，对徐志宏的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没有异议，但是达不到被告袁淑华的证明目的，对情况说明有异议，情况说明的内容与事实不符，被告李金龙没有打款，也没有让他人打款，该情况说明内容中对200万元的处置陈述不真实，实际的持股人是被告袁淑华夫妇俩。对孙交建的《我的证言》不予认可，200万元股权转让款与李金龙没有关系。 被告李金龙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举出以下证据： 1、2015年9月18日由股东孙伟、徐志宏、葛非、李金龙签字确认的股东会决议一份，证明股份协议中原告作为签字人，知道被告徐志宏的股份转让给了孙伟，而决议中李金龙的签字是假的，被告李金龙已经报案了。 2、华通公司的企业基本注册信息查询单，证明华通公司在2015年9月18日之后的股东持股比例为：孙伟70%，原告30%。 3、2015年7月11日由股东孙伟、葛非、李金龙签字确认的股东会决议一份，证明被告李金龙要求退股，原告及孙伟要购买被告李金龙的股份。原告知道徐志宏的股份不在李金龙名下。 4、蚌埠市公安局淮上分局2016年6月6日立案通知书一份，证明被告李金龙就股权被侵占一事已经向公安机关报案。 原告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原告作为股东是因孙交建名下代持的30%股份参加的会议，与本案200万元购买被告徐志宏名下股份及协议中约定的内容不是同一概念，原告购买被告徐志宏股份所签订的协议时间是2014年7月26日，该股东会决议是2015年9月18日，相隔一年多。按照协议，被告徐志宏实际收取了原告的200万元股权转让款，却没有将股份转让给原告，达不到被告李金龙的证明目的。通过公示的股权更变信息可知，原告名下的30%股权是从孙交建名下转让的。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3和证据4均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被告徐志宏和袁淑华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徐志宏的签名并非被告徐志宏本人所签，也没有委托别人代签，被告徐志宏的10%股份由被告李金龙控制并处理，另5股由孙伟控制处理，后面股权如何转让的，被告徐志宏没有参与，也不知道。从2015年9月18日以后的签字都不是被告徐志宏的签字。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怎么形成的不清楚。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法判断，也没有参与该会议，证据4与本案被告徐志宏无关，不发表其他质证意见。且上述证据均与被告袁淑华无关。 综合上述：对原告所举各项证据，除被告李金龙对2014年7月26日其与原告签订的《协议书》中的手写添加部分不予认可外，三被告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而《协议书》第二条后面的手写添加部分，对款项性质及回报率（或利率）均做出了与打印文字意思不同的重大事项变更，该手写添加处并无合同当事人签字或捺印予以确认，本院不予认定。 对被告徐志宏所举各项证据，原告和被告李金龙虽不认可，但无反证反驳，本院予以认定。 对被告袁淑华所举第1组证据，即：2014年7月10日徐志宏的委托书一份、徐志宏的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一份，情况说明一份、原告和被告李金龙虽有部分异议，但无反证反驳，本院予以认定。 对被告袁淑华所举孙交建的《我的证言》书面材料，证据性质属证人证言，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并接受当事人质询，该证据形式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采纳。 对被告李金龙所举2015年9月18日由股东孙伟、徐志宏、葛非、李金龙签字确认的股东会决议，以及华通公司的企业基本注册信息查询单的真实性，原告与其他被告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 被告李金龙所举2015年7月11日由股东孙伟、葛非、李金龙签字确认的股东会决议，原告和其他被告虽不认可，但无反证反驳，本院予以认定。 被告李金龙所举蚌埠市公安局淮上分局2016年6月6日的立案通知书，系李金龙和孙伟之间的股权争议，与本案所涉股权转让无关，本院对其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予认定。 根据上述分析认定，本院确认以下案件事实： 被告徐志宏、李金龙原均为华通公司股东。2014年7月10日，徐志宏出具委托书，载明：“各位股东：因本人家庭特殊原因，无法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运营决策、会议讨论等各项事务，故现将本人所持公司股份转让于其他股东，相关事务委托袁淑华夫妇全权处理。”原告得到此事后，拟购买徐志宏出让的股份，时因其并非华通公司股东，经与被告李金龙协商，以李金龙的名义，通过案外人方波向徐志宏委托的收款人袁淑华的银行账户汇款200万元，对价购买徐志宏出让的华通公司10%股份。为明确双方的股权代持关系，2014年7月26日，原告与李金龙及鉴证人王某签订《协议书》一份，协议书载明：甲（李金龙）乙（葛非）双方本着公平自愿、平等合理的原则，就购买华通公司徐志宏名下出让的部分股份一事，达成本协议：一、乙方自愿以200万元购买华通公司股东徐志宏出让的10%股份（2000万元注册资本金的情况下），乙方资金支付后，即依据《公司法》享有10%的股权和承担相应责任。二、乙方购买的上述股份暂记入李金龙名下（隐含股份形式），待今后适当时期做单列，其权益及责任等通过李金龙股份实现，核算按单列情况对待。同时，李金龙在华通公司的股份调整中，应确保李金龙名下的股份总额不少于51%，以确保控股权。徐志宏名下的另外5%股份（记入甲方名下的部分），在2014年12月底，如乙方需要也可以转让给乙方，细则待转让时商定。 2014年12月23日，华通公司关于股东信息的工商登记发生变更，由之前的股东李金龙（持股18.33%）、徐志宏（16.67%）、孙伟（17.5%）、孙交建（30%）、夏岑德（17.5），变更为李金龙（29%）、徐志宏15%、孙伟（26%）、葛非（30%），其中葛非的30%股份系从孙交建处取得。2015年9月18日，华通公司工商登记股东信息再次发生变更，由李金龙、徐志宏、孙伟、葛非四人变更为孙伟、葛非两人，葛非仍持有30%股份，其余70%股份均登记在孙伟名下。 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李金龙于2014年7月26日签订的《协议书》，与原告通过方波打给被告徐志宏委托的股权转让收款人袁淑华200万元的转账凭证两者结合，能够明确两个关键事实：一、原告出资200万元购买徐志宏在华通公司的10%股份，二、双方约定该10%股份由李金龙代持。该《协议书》是原告和被告李金龙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的强行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故该《协议书》系有效合同，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原告作为实际出资人和隐名股东已经按约支付了股权转让款，但被告李金龙作为有权购买徐志宏10%股权的华通公司股东和《协议书》约定的该股权的显名股东，并未举证证明其履行了相应的股份转让和代持义务，被告李金龙在辩称中自述的其未购买过徐志宏的股权，与徐志宏之间没有股权转让关系，也能够证明其并没有履行股份转让和代持义务，且至2015年9月18日，工商部门关于华通公司的股东变更信息登记显示李金龙已不再持有华通公司股份。在原告已经支付了200万元股权对价款的情况下，被告李金龙作为显名股东有权要求徐志宏履行股权转让义务而未履行，其不作为的行为导致原告购买徐志宏在华通公司10%股份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名义股东处分股权造成实际出资人损失，实际出资人请求名义股东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故被告李金龙对原告的200万元股权转让款及占用资金期间的利息有偿还义务。被告徐志宏和袁淑华与原告无直接的股权转让法律关系，原告要求该两被告偿还200万元股权转让款，无据可依，本院不予采纳。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李金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偿还原告葛非股权转让款200万元，并自双方签订《协议书》之2014年7月26日起按年利率6%支付占用资金期间的利息。 二、驳回原告葛非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被告李金龙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张 鲁 审 判 员 李 伟 人民陪审员 陈 萍 二〇二〇年九月四日 书 记 员 顾丽娜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第七十一条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 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 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两个以上股东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协商确定各自的购买比例；协商不成的，按照转让时各自的出资比例行使优先购买权。 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 第二十四条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 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二十五条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名义股东将登记于其名下的股权转让、质押或者以其他方式处分，实际出资人以其对于股权享有实际权利为由，请求认定处分股权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处理。 名义股东处分股权造成实际出资人损失，实际出资人请求名义股东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