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5民终622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瀛东律师事务所，住所地上海市恒丰路******。负责人：张浩，该事务所合伙人。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文强，该事务所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宋佳艺，该事务所员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苏州树铭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苏州，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市人民路**iv styl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法定代表人：罗捷，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畏，上海智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胥明镜，该公司股东。上诉人上海瀛东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瀛东律所）因与被上诉人苏州树铭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树铭公司）法律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2019）苏0506民初51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9日立案后，依法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瀛东律所上诉请求：依法改判支持瀛东律所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案件受理费由树铭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为树铭公司作为非法律专业人员对于反诉概念不了解符合一般人的认知，故认定双方对于第二部分费用约定不清是错误的。1.双方合同约定明确，对条款本身没有争议，“对当事人提起反索赔主张”中的反索赔主张包括诉讼或基于本诉提出的反诉。反索赔主张系一种权利主张，形式不违反法律规定即可，提出反诉属于反索赔主张。2.合同签订的目的及代理费的约定方式正是基于此，树铭公司预计金红叶公司一定会反过来要求其承担工期、质量违约等赔偿责任，故前期律师费只有15万元，减少赔偿部分的15%计算律师费，否则与案件一个多亿的标的不相符。经过诉讼树铭公司实现了合同目的，对方从未对律师费按照反诉请求减少计算提出异议，而是认为对方反诉索赔金额有水分，希望能减免。一审后瀛东律所将律师费计算结果给树铭公司时，对方对计算没有异议。二审结束后，树铭公司至上海会谈，瀛东律所认为可以适当考虑，但未达成一致故通过法律途径处理。3.索赔、反索赔系建设工程领域最基本、最惯用的概念，树铭公司对此无异议，司法实践中也无争议。树铭公司以核工业公司名义起诉主张工程款索赔，建设单位基于施工方的索赔主张反向提出违约、赔偿等主张即为反索赔主张。树铭公司熟悉建设工程领域，非一般主体，对相关概念的认识高于一般人，对于合同上述约定的含义是明确的。即便存在重大误解，也应当在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主张。故案涉条款不属于重大误解，也并非约定不明。树铭公司辩称：瀛东律所以及前案的代理人汪金敏和于文强已经严重涉嫌虚假诉讼与诈骗，前期的律师费15万是付给汪金敏的，合同当中明确约定汪金敏作为树铭公司指定的第一诉讼代理人，但是汪金敏收取15万律师费之后并未代理，其行为涉嫌诈骗。树铭公司已经向公安机关报案，因未立案，故树铭公司向姑苏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案号为（2020）苏0508行初78号。因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故应当中止。这一情况已经向一审法院陈述，但一审程序错误，未依照先刑后民的司法原则处理，请二审法庭撤销原判，发回重审。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于文强在前案中身份不明。本案背景是，汪金敏某次法律讲座时，认识了树铭公司员工杜旭平，后双方经过磋商签约，于文强只是汪金敏的助理律师。树铭公司基于尊重将于文强写入委托合同中，汪金敏利用了其善意。合同虽然约定特殊情况下同意瀛东律所更换承办律师，但特殊情况值得是因病或因事，否则不能随意更换。故瀛东律所出具的公函的空白处都有某人用手写的宋佳艺三个字，是变造的行为。律师作为案件的诉讼代理人参与诉讼活动必须由委托人授权，而不是由律所指派，律师才是委托合同的主体。担任代理人是指律师个人而不是指律所，授权委托书也是由委托人直接授权给律师个人，而不是律所。律所虽然出具公函，但只是起到一个说明作用，说明委托合同签署，说明律师在律所执业。汪金敏应当执行委托人的意志，而不是瀛东律所的意志。一审承办人一而再再而三的拒绝通知汪金敏出庭，无法排除存在包庇汪金敏的合理怀疑。树铭公司除向二审法院陈述外，也会依法向相关职能部门进行控告。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九条有关于授权委托书的规定包括权限和委托人，由律所指派律师一方面侵犯委托人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也侵犯律师的合法权益。且授权委托书当中没有授权瀛东律所就金红叶公司提起反诉进行应诉，汪金敏和于文强都不具备对方提起反诉时候的应诉代理权。另外，一审判决引用上海市律师收费标准酌定270万元，混淆了本诉与反诉的根本区别，属于判非所诉。瀛东律所的诉请指向反索赔金额的15%的律师费，应当证明汪金敏、于文强有代理权，还应当举证证明反诉就是反索赔。金红叶公司对何熙建所提出的所谓的反诉实质上是属于虚假反诉，反诉金额4000多万全是凑数字。杜旭平跟于文强没见过面，于文强在法庭上所称杜旭平的陈述是撒谎。所谓的反索赔律师费条款，其中15%的约定具有天然的违法性。一审开庭安排存在程序错误，树铭公司收到两张传票，分别为4月15日和25日，但4月15日上午开庭后下午继续开庭，而4月25日的开庭则取消。金红叶公司在前案提起反诉的过程中，走马换将，总共调整了三个律师，最终提起反诉的时间，远远超出了反诉期限，属于超期的、无效的反诉。汪金敏和于文强作为何熙建的诉讼代理人应当发现对方超期反诉的情况，但是其没有提出抗辩，造成了前案的反诉得以错误立案。汪金敏和于文强拒绝抗辩，是引狼入室、养寇自重，是汪金敏和于文强放纵金红叶公司代理人超期反诉，是一场虚假诉讼、恶意诉讼。综上，一审法院严重的程序枉法和实体违法，遗漏汪金敏作为诉讼当事人，在姑苏法院行政诉讼进行的过程当中抢先判决，违反民事诉讼法一百五十条的直接规定，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判，发回重审。二审中，树铭公司确认本案一审法院作出判决后，其并未提交上诉状。瀛东律所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树铭公司向瀛东律所支付委托代理费8267118.58元及该款自2018年11月5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利息。审理中，瀛东律所将利息诉请的起点变更为2018年12月1日。事实和理由：树铭公司因以核工业西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核工业公司）名义与遂宁金红叶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红叶公司）产生建设工程合同纠纷，聘请瀛东律所为代理人，双方签订《委托代理协议》，约定首笔律师费于协议签订后5日内支付15万元，第二笔律师费计算方式为：若金红叶公司提起反索赔主张，就反索赔部分，无论通过诉讼或谈判、调解等方式处理，树铭公司应按照反索赔主张减少部分的15%向瀛东律所支付代理费，支付时间为相关法律文书生效后5日内。后瀛东律所委派律师为该案件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活动，四川省高院于2018年10月23日作出生效判决，金红叶公司提出的反索赔主张减少部分为55114123.8元，故应支付瀛东律所该金额15%的代理费8267118.58元。经催讨未果，提起本案诉讼。树铭公司一审辩称：1、其未委托瀛东律所代理金红叶公司对其提起的反诉，瀛东律所篡改授权委托书的行为涉嫌虚假诉讼犯罪；2、瀛东律所骗取树铭公司签订按反索赔减少部分的15%支付律师费的条款，再串通金红叶公司代理人提出明显不能胜诉的反诉诉请，系共同骗取律师费的诈骗行为；3、案涉《委托代理合同》关于“按反索赔主张减少部分15%支付代理费”系瀛东律所提供的格式条款，瀛东律所未向其解释说明，明显加重其责任，应为无效条款。且金红叶公司提起的反诉，也并非合同约定的反索赔。4、其因认可汪金敏律师的专业能力才委托汪金敏为其代理案件，案涉《委托代理合同》也约定汪金敏律师为代理人，但汪金敏未参与案件代理，而由缺乏经验的宋佳艺代替，本案诉讼应追加汪金敏为必要共同诉讼人参加诉讼。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2月、8月，金红叶公司（发包方、甲方）与核工业公司（承包方、乙方）分别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各一份，第一份约定核工业公司为金红叶公司TM1造纸车间的土建工程承包方，第二份约定核工业公司为金红叶公司宿舍、餐厅、门卫、消防水池、水泵房、堆场、地磅、1#成品仓库等的、地磅程承包方，工程价款分别暂定3788万元、4288万元，最终结算采用单价包干的形式，工程量依据本合同的有关约定确定。上述两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实际施工人均为树铭公司，合同履行中双方就工程量、工程价款、逾期责任、工程质量等产生争议，树铭公司拟以诉讼方式解决争议。2016年3月15日，瀛东律所（乙方）、树铭公司（甲方）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第一条委托事项。甲方因以核工业公司名义与金红叶公司之间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聘请乙方提供法律服务，乙方接收甲方委托，指派汪金敏律师、于文强律师担任甲方在该案的代理人，协助甲方谈判、调解、诉讼等。第二条代理权限。特别授权（包括提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调解、上诉等）。如上述约定与授权委托书不一致的，以授权委托书为准。第三条乙方的义务。5、乙方指派的律师为甲方提供法律服务，特殊情况下（因病、因事等）甲方同意乙方更换承办律师，甲方同意乙方委托助理律师配合承办律师完成相关工作。第四条甲方的义务。4、甲方指定胥明镜为与乙方律师联系的联系人，负责转达甲方的指示和要求，提供证据材料、案件事实等。第五条律师代理费。双方依据《上海市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及《上海市律师服务收费征服指导标准》，协商同意，1、在充分考虑以下因素的基础上，乙方按照如下方式收取律师代理费，甲方签订本协议后5日内支付乙方基本代理费人民币15万元，除此之外，甲方还应按如下约定向乙方支付代理费，即若对方当事人提起反索赔主张，就反索赔部分，无论通过诉讼或谈判、调解等方式处理，甲方应按照对方当事人提出反索赔主张减少部分的15%向乙方支付另外部分代理费。3、支付时间为确定甲方责任的相关法律文书生效后5日内支付。第七条合同的变更和解除。1、对本合同的任何变更或解除（包括但不限于：委托事项、律师代理费、委托人、利益相对人等），均需双方协商一致，并另行签订变更或者解除协议。2、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1）非特殊情况（因事、因病等），未经甲方同意，擅自更换代理律师的。（2）有明确证据证实因乙方律师违法执业或者重大过错给甲方造成重大损失的。第八条违约责任。1、有明确证据证明乙方无正当理由不提供本合同约定的法律服务工作，甲方有权要求乙方退还部分或者全部已付的律师费，但甲方不得以如下理由要求乙方退费，（1）甲方单方面又委托其他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代理的；（2）乙方接收委托后，甲方以乙方收费过高或结果不理想为由要求退费的；2、甲方无正当理由不支付律师代理费或事务费，或者不合理的单方解除合同的，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支付未付的律师代理费、未报销的事务费用及延期支付的利息，并应按照甲方与对方当事人涉案争议标的额的15%的标准向乙方承担违约金。第十一条合同生效和终止。1、本合同自双方签字或加盖公章起生效，至乙方律师完成本合同约定的代理阶段或委托事务（包括收到法院判决书、调解书、裁定书或当事人和解书等发文书）。第十二条其他特别约定。1、乙方律师不对案件结果作出任何承诺。2、乙方在签订本合同之前已向甲方解释了收费规定及标准。在本合同签署之前甲乙双方已就本合同涉及事项进行了详细的研究，本合同系双方友好协商、自愿一致达成。瀛东律所于2016年3月21日树铭公司开具15万元增值税专用发票。2016年3月28日、2016年11月1日，树铭公司分别向瀛东律所转账10万元、5万元，共支付15万元。2016年11月18日，树铭公司就前述两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之履行以核工业公司名义对金红叶公司向四川省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分别提起（2016）川09民初39号、（2016）川09民初40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诉讼，委托诉讼代理人均为瀛东律所于文强、宋佳艺律师，出庭人员均为于文强律师。（2016）川09民初39号案件中核工业公司诉请：金红叶公司支付工程款16,787,792元、逾期工程款违约金暂计1,818,119元、安全文明措施费3,309,100元、税金448,478元、工程延误赔偿金9,473,798元等，暂合计31837287元。（2016）川09民初40号案件中核工业公司诉请：1.金红叶公司支付工程款21,857,020元、逾期工程款违约金暂计839,400元、税金405,640元、工程延误赔偿金3,500,000元等，暂合计26602060元。金红叶公司认为核工业公司存在延误工期、唆使工人围场闹事、承诺人员未到岗、施工质量存在问题等违约行为，要求驳回核工业公司诉请并就两案均提出反诉。对（2016）川09民初39号案反诉诉请：核工业公司支付延期交付工程违约金3,788,000元、逾期开工逾期利益损失23,567,913.4元、工人围厂损失1,033,213.32元、人员未到岗违约金1,780,360元、违反安全文明规定违约金17,800元、审核成本797,676.72元、因工程质量问题承担的损失347,450元（暂估）等合计31332413.44元，并提交竣工图纸、竣工验收报告等。对（2016）川09民初40号案反诉诉请：要求核工业公司支付延期交付工程违约金4,288,000元、违反安全文明规定违约金14,500元、审核成本412,088.402元、返还金红叶公司农民工保证金1,072,000元、赔偿因工程质量问题承担的损失17,995,122元（暂估）等合计23781710.4元，并提交竣工图纸、竣工验收报告等。2018年3月7日，四川省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川09民初3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金红叶公司支付核工业公司工程款14,881,159.53元及以该款为基数计算的相应违约金、支付工期延误赔偿金2543935.62元，核工业公司向金红叶公司交付竣工图纸、竣工验收报告等，驳回双方其他诉讼/反诉请求。作出（2016）川09民初4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金红叶公司支付核工业公司工程款15,071,273.27元及以该款为基数计算的违约金，核工业公司交付金红叶公司竣工图纸、竣工验收报告等，驳回双方其他诉讼/反诉请求。对（2016）川09民初39号民事判决书，树铭公司以核工业公司名义提起（2018）川民终740号上诉案：要求撤销原判，改判金红叶公司支付工程款15933936元及以该款为基数计算的相应违约金。金红叶公司也提起上诉：要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对（2016）川09民初40号民事判决书，金红叶公司不服提起（2018）川民终741号上诉案：要求撤销一审判决其向核工业公司支付工程款及违约金的部分，依法改判或者发回重审。两案二审中核工业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及出庭人员均为瀛东律所律师于文强。2018年10月23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川民终740号民事判决书：改判金红叶公司向核工业公司支付工程款14256371.84元及以该款为基数计算的相应违约金，撤销金红叶公司支付核工业公司工期延误赔偿金2543935.62元的部分，支持核工业公司向金红叶公司交付竣工图纸、竣工验收报告等，驳回双方其他诉请/反诉诉请。2018年10月31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川民终741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中，瀛东律所认为，金红叶公司在（2016）川09民初39号案中反诉金额31332413.44元、（2016）川09民初40号案中反诉金额23781710.4元，合计55114123.8元，均被法院判决驳回，即反索赔减少部分为55114123.8元，故树铭公司应支付其55114123.8元的15%即8267118.58元的服务费。以上事实，有瀛东律所提供的《委托代理合同》、转账凭证、增值税专用发票、民事判决书及开庭笔录等证据予以证实。一审法院认为：瀛东律所与树铭公司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恪守履行。瀛东律所根据合同约定进行诉讼准备，并指派律师作为委托诉讼代理人参与树铭公司以核工业公司名义对金红叶公司提起的（2016）川09民初39号、（2016）川09民初40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的本诉、反诉诉讼及该两案的二审即（2018）川民终740号、（2018）川民终741号案的诉讼，树铭公司理应依法支付费用。关于树铭公司提出的其未授权瀛东律所代理前述两案的反诉部分的抗辩意见，经查，四川省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以民事判决书形式认定原告律师具有代理权，四川省高院作出（2018）川民终740号、（2018）川民终741号民事判决书均已生效，树铭公司未申请再审，且在该两案一审、二审近两年的审理中，树铭公司从未向审理法院提出瀛东律所不具有反诉部分代理权，故对树铭公司该抗辩不予采纳。关于树铭公司提出的瀛东律所涉嫌虚假诉讼及诈骗的抗辩意见，经查，树铭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实，且其向公安机关的报案未获立案，故对其该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关于树铭公司提出的瀛东律所未按合同约定由汪金敏律师代理诉讼而更换为宋佳艺律师的抗辩意见，经查，合同约定瀛东律所指派汪金敏、于文强律师担任代理人，另约定瀛东律所可委托助理律师配合承办律师完成相关工作，现指派宋佳艺律师进行立案、于文强律师参与庭审，未违反合同约定，故对树铭公司该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关于树铭公司认为应追加汪金敏律师参与诉讼的意见，经查，双方签订《委托代理合同》，汪金敏仅系受瀛东律所指派为树铭公司提供服务的律师，并非案涉合同的相对人，瀛东律所该主张并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故未予采纳。关于树铭公司应支付的服务费金额，合同约定树铭公司应支付基本代理费15万元及金红叶公司反索赔减少部分的15%，瀛东律所认为反诉系反索赔的一种形式，树铭公司认为反诉并非反索赔，树铭公司作为非法律专业人员对于反诉概念不了解符合一般人的认知，故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对于第二部分费用约定不清，故根据两案一审、二审、本诉、反诉的诉讼标的，参考合同签订时实行的沪价费[2009]004号《上海市物价局、上海市司法局关于发布的通知》，酌定树铭公司应支付瀛东律所律师服务费270万元。扣除已支付的15万元，树铭公司应再支付瀛东律所255万元。关于瀛东律所主张的逾期付款利息计算起点及利率，双方约定树铭公司于确定责任的相关法律文书生效后5日内支付服务费，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二审判决分别于2018年10月23日、2018年10月31日作出，故瀛东律所主张树铭公司支付自2018年12月1日起的利息符合合同约定，且瀛东律所主张的利率标准不违反法律规定，故均予以支持。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三条之规定，判决：一、树铭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瀛东律所服务费255万元，及该款自2018年12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及该款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解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二、驳回瀛东律所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9677元，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74677元，由瀛东律所负担42477元，由树铭公司负担32200元。二审中，当事人围绕争议焦点提供证据，本院组织双方进行证据交换和质证。瀛东律所提供证据如下：一、金红叶公司与核工业公司签订的两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其中第20.2条有明确关于索赔的约定。劳务分包合同的25条也有索赔和签证的约定，主要证明虽然本案是律师服务合同纠纷，但是涉及到代理的案件是施工纠纷，在工程领域、施工领域关于索赔和反索赔是最基本的概念，反诉属于反索赔。不存在一审判决认定的“约定不清”，也不存在树铭公司属于一般人，对索赔这些概念不理解的情况。二、聊天记录的公证，反映2018年的3月22日，前案一审判决刚出不久朱珠跟胥知庶，胥知庶在3月28日把我方给他的按照律师代理协议约定的方式计算的律师费那张表作为附件，发给了小朱。同时说，这是金红叶反诉的，交我们领导看看这里边多少是为了凑数字。胥知庶讲的是对方反诉，其中违约和赔偿的请求就是反索赔，胥知庶认为是为了凑数字水分高，但是并没有说律师费这一部分没有约定或者说不是这样计算的。另外，小朱在这个地方又说跟何熙建讲另外的合同盖章的问题，胥知庶明确说正在跟何熙建沟通代理协议，他们还是不同意盖章。该节说明不存在欺骗，双方正在协商沟通。另外，胥明镜讲合同已经转发老大，老大就是胥知庶，故所有的事都是胥知庶在谈，确定之后胥明镜负责配合，不存在坑骗。类似的还有3月25日跟杜旭平联络的部分，杜旭平讲的是于律师，从来没有任何人说是汪律师。所以对方称只与汪律师联系，与于律师没联系是无稽之谈。三、提供一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其中有专门对索赔的章节约定。我方主张讲索赔就是正向，对方再反过来主张赔偿就是反索赔的概念。对方称一般人理解不了反诉与反索赔的关系，这是不对的。树铭公司质证意见：公证书中与朱珠的微信记录，一审中我方已经进行了公正并提交法庭。对方把跟胥知庶的公证内容放在前面，但时间顺序有些乱。朱志清要求在他自己弄的瀛东律所和何熙建的委托代理协议上盖章，但因为之前树铭公司已经和瀛东律所签过合同，故不明白为什么还要取得第三份合同。之前于文强律师通过邮件也发送了一份。一审判决过后，对方又加我微信发这些东西过来要求盖章。对方千方百计地设计，在套路我们给我们挖坑。对方提供微信记录想证明双方讨论过律师费了，但是恰恰证明了对方处心积虑的想骗签和何熙建的第三份合同，双方在二审过后没有讨论过律师费。另外，对方提供的的微信公证是不完整的，且此时一审判决已经结束，进入二审阶段了，为什么不把委托代理协议的具体内容打开，全部打印出来提交给法庭。树铭公司提供证据如下：第一组证据，本诉的诉状和本诉的授权委托书、瀛东律所函，证据来源是遂宁中院的卷宗，证明当时树铭公司委托汪金敏和于文强，以何熙建的名义对金红叶提起诉讼。树铭公司书出于对汪金敏的信任委托该所。但授权委托书空白处没有填写汪金敏，而是手写为宋佳艺。另外，树铭公司没有人会想到金红叶公司会提起反索赔。如果知道对方会提起金额差不多的反向索赔，树铭公司是不可能委托汪金敏律师发起正向索赔的，从而刺激对方发起反向索赔。瀛东律所没有将诉讼的风险向当事人讲清楚，却诱使当事人委托于文强提起索赔诉讼。第二组证据，在2017年3月收到的反诉状，落款时间是2017年1月20日。还有2017年4月25日对孙永伟的授权委托书，同时也解除了对梁艳芝的委托，还有一个2017年12月5日的再次确认孙永伟作为唯一的提起反诉的律师。遂宁中院举证通知书，举证时限是2016年12月26日，提起反诉期限是2016年12月26日。因此，2017年再提出反诉明显超期，但树铭公司委托的汪金敏和于文强并没有对金红叶公司超期反诉提起抗辩，应当承担责任。宋佳艺变造授权委托书，侵犯树铭公司合法权益。第三份证据，姑苏法院签发给树铭公司的传票。吴中公安机关对于汪金敏和于文强的违法甚至犯罪的行为没有立案，树铭公司已经向姑苏法院已经提起了行政诉讼，该案还在审理中。瀛东律所质证意见：民事起诉状、委托书所含反诉状，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确认。首先，与本案没有任何关系，只能证明起诉和诉讼的过程，不能证明侵权行为，且经过瀛东律所的努力，所有的反索赔请求违约赔偿请求全部驳回。金红叶公司的委托书没有证据原件，真实性不予确认，关联性、合法性均不予确认，与本案没关。如果是从法院调档，应当会有法院盖档案章，也不是这样复印出来的。且与本案无关，因为最终风险代理的结果是全部驳回。另外，对方一直在强调反诉反索赔、反诉跟反索赔不是必然相当，反诉只是一种诉讼程序，反索赔是以反诉的形式提出赔偿请求。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本院另查明：核工业公司在（2016）川09民初39号案件中的诉讼请求为：工程款16787792元、违约金1818119元、安全文明措施费3309100元、税金448478元、工程延误赔偿金9473798元，合计31837287元。金红叶公司提出的反诉请求为，延期交付工程违约金3788000元、逾期开工利益损失23567913.4元、工人围厂损失1033213.32元、人员未到岗违约金1780360元、违反安全文明规定违约金17800元、审核成本797676.72元、工程质量损失347450元，合计31332413.44元。该案一审判决对于本诉请求认定工程总造价为43759442.35元（安全文明施工费、规费、税金包含在内），金红叶公司已支付28878282.82元，还应支付14881159.53元。相应违约金以结欠工程款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金红叶公司应当承担工程延误赔偿2543935.62元。对于反诉请求，除判令核工业公司交付施工工程竣工图纸、验收报告及竣工资料以外，其他赔偿诉请均未支持。二审判决认定造价审计时主要索赔事项已经在工程造价中予以扣除，不应重复计算。故确定应付工程款43134654.66元，已支付28878282.82元，还应支付14256371.84元，工程延误赔偿主张予以驳回。反诉上诉仍未予支持。核工业公司在（2016）川09民初40号案件中的诉讼请求为：工程款21857020元、违约金839400元、税金405640元、工程延误赔偿金3500000元，合计26602060元。金红叶公司提出的反诉请求为，延期交付工程违约金4288000元、违反安全文明规定违约金14500元、审核成本412088.402元、农民工保证金1072000元、工程质量损失17995122元，合计23781710.402元，另外还要求对方提交竣工图纸、验收报告和竣工资料等。该案一审判决对于本诉请求认定工程总造价为53752280.17元（安全文明施工费、规费、税金包含在内），金红叶公司已支付37609006.9元，还应支付16143273.27元。相应违约金以结欠工程款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工程延误损失未予支持。对于反诉请求，核工业公司同意将农民工工资保证金1072000元从应支付的工程款中予以扣除，该案判令核工业公司交付施工工程竣工图纸、验收报告及竣工资料，此外其他赔偿诉请均未支持。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院认为，为向金红叶公司追讨施工款，树铭公司于2016年3月15日与瀛东律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瀛东律所受树铭公司的委托，指派律师代理树铭公司，以核工业公司的名义起诉金红叶公司。通过双方经办人员的微信聊天记录可知，签约前双方曾对委托事项进行沟通，并不存在瀛东律所突然提供格式文本，强迫树铭公司签订合同的情形。另外，合同中约定因病、因事等特殊情况下，树铭公司同意瀛东律所更换承办律师。故签约后，瀛东律所实际指派于文强、宋佳艺，树铭公司也以核工业公司的名义为其出具了委托书等手续。并且，自前案一审立案至二审最终判决近两年的时间里，于文强作为代理人参与庭审，树铭公司人员亦在场，其对此均未提出异议，故现于本案中主张瀛东律所违约更换承办律师构成欺诈，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案涉《委托代理合同》依法成立并生效，双方均应按约履行，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合同中“反索赔主张”的含义理解。首先，按照瀛东律所的主张，案涉《委托代理合同》的签约时间远早于树铭公司以核工业公司名义起诉的时间，更早于金红叶公司提出反诉的时间。故，在签约时不能确定金红叶公司是否会提出反诉以及反诉的金额及构成。而正如瀛东律所自述的那样，如果金红叶公司不提出反诉，或金额很小，则本诉标的额如此巨大的案件其仅收取15万元的代理费明显不符合常理。因此，不能将“反索赔主张”单纯理解为反诉，而也应当包含金红叶公司提出抗辩等同样能够达到对抗本诉作用的行为。事实上在前案中，因金红叶公司提出的抗辩，使本诉被支持的金额大幅减少，减少的部分也应当视为其反向主张获得了人民法院的支持，如果不考虑本诉期望落空的情形，则对树铭公司显失公平。据此，案涉《委托代理合同》中的“反索赔主张”确属约定不明。其次，以风险标的金额的15%计算的风险代理费，虽然未超过法律法规规定的律师风险代理收费标准，但签约时因尚未起诉，故风险标的金额本身未确定。之所以允许律师采用风险代理的方式收取费用，是基于风险标的金额明确的情况下，在不能确定其主张能否得到支持时，为律师通过努力为当事人争取最大的利益所给予的激励。如果此时风险标的金额也未确定，则合同约定将完全依赖于射幸，双方都无法预知可能的影响因素。同时，也赋予双方当事人恶意阻止或怂恿诉讼相对方提出“反索赔主张”的内在动力，从而造成极大的道德风险。相较之下，各地出台的律师服务收费政府指导价标准，是在考量律师的一般工作量、成本和收益关系的基础上所制定，真实的反映了律师诉讼代理工作的合理收益率。一审法院认定“反索赔主张”约定不明，但如果除15万元以外不再支持律师费，对于瀛东律所又极为不公。故以案件的标的额为基础，参考《上海市律师服务收费政府指导价标准》计算律师费的判决结果，依据充分，裁量得当，于双方均无偏颇。综上，瀛东律所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8185元，由上海瀛东律师事务所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诚审判员 唐 蕾审判员 浦智华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殷 姿法律文书履行提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具有国家权威性和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应当依法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否则人民法院将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将面临以下执行风险：一、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名下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执行措施，并有权对被执行人及其住所、经营场所进行搜查。二、被执行人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执行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三、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四、被执行人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执行人员执行公务或者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四、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虚假报告财产的，人民法院有权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及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五、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座以上舱位；（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费经营必须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九）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六、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或者通过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抗拒执行，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法院公告栏、电子显示屏、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向社会公布，并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向征信机构通报，由征信机构在其征信系统中记录。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和相关部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上级单位、主管部门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七、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或者与他人串通，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虚假和解等方式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附录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