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6民终462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登吉，男，1963年1月28日出生，台湾地区居民，台湾居民往来大陆通行证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佳娜，广东至高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何红斌，广东至高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金凤，女，汉族，1978年3月8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吴川市*******，公民身份号码422************865。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国楚，男，汉族，1981年9月10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吴川市*********，公民身份号码440************192。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国柱，男，汉族，1978年12月10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吴川市*********，公民身份号码440************173。上述三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小明，北京市盈科（佛山）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三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莫伟同，北京市盈科（佛山）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张常月，女，汉族，1974年6月20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清远市清城区**********，公民身份号码436************921。上诉人杨登吉因与被上诉人陈金凤、陈国楚、陈国柱、原审第三人张常月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8）粤0605民初112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登吉上诉请求：一、请求依法判决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杨登吉的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由陈金凤、陈国楚、陈国柱共同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杨登吉与出租方张常月之间的租赁合同有效期至2025年9月15日，并非是一审法院认定的2016年3月4日，杨登吉提起本案诉讼时仍然享有对案涉厂房的承租权。1.杨登吉与陈金凤、陈国楚、陈国柱均提供了《厂房租赁合同》复印件用于证明杨登吉与出租方之间的租赁期限。一审时，杨登吉与陈金凤、陈国楚、陈国柱均提交了一份杨登吉与出租方张常月在2001年3月5日签订的《厂房租赁合同》，其中杨登吉提交的《厂房租赁合同》是经过出租方张常月的手写修改，主要是将租赁期限从2016年3月4日修改至2025年9月15日，该份修改后的合同原件在出租方张常月处，且一审法院所认为的模糊的复印件，实际上是由出租方张常月通过微信照片的方式发送给杨登吉，证据来源于张常月，该微信记录在一审庭审时杨登吉已经将原始记录向法官展示，但一审法院对此细节只字未提，反而认定为模糊的复印件，明显与事实不符。陈金凤、陈国楚、陈国柱提交的《厂房租赁合同》也是复印件，显示的租赁期限截至2016年3月4日，其声称是出租方张常月向其提供的复印件，但未提供其他佐证，该证据来源明显存疑。2.双方均无法提供原件，但杨登吉提供微信聊天记录佐证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却错误认为陈金凤、陈国楚、陈国柱提供的复印件才是真实的。一审法院在判决书第6页第二段论述，杨登吉提交的《厂房租赁合同》“只有复印件且内容多处涂改，本院不确定其真实性”，而对于陈金凤、陈国楚、陈国柱提交的复印件却论述为“本院对证据13的证据效力予以确认”，显然没有事实依据。在杨登吉和陈金凤、陈国楚、陈国柱提交的《厂房租赁合同》都是复印件，而杨登吉还出示了与出租方张常月微信聊天记录予以佐证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何以能认定杨登吉提交的复印件就是虚假的，而陈金凤、陈国楚、陈国柱提交的复印件就是真实的。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一审时，杨登吉曾当场打开手机调出微信聊天记录给书记员查阅，并在微信“添加朋友”界面输入张常月的手机号码搜索微信号码，搜索的结果显示张常月手机号码对应的微信号就是杨登吉在本案提供的微信号，而一审法院也曾根据杨登吉提交的张常月手机号码向张常月寄送追加第三人的诉讼文书，且显示张常月本人签收。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却仍在判决书第6页第2段论述该微信聊天记录“未能证明聊天对话双方的身份”而否定该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明显严重违背事实。再者，陈金凤、陈国楚、陈国柱并非该《厂房租赁合同》的当事人，如按其所述是出租方张常月提供且其已和张常月另行签订租赁合同，那么张常月为何又不向其提供原件予以当庭核对，答案显然是陈金凤、陈国楚、陈国柱意图混淆视听而提供虚假复印件，为达到让法庭相信杨登吉起诉时已经失去承租权的不法目的。3.一审法院审查证据极其粗糙，错误认定两份《厂房租赁合同》未手改部分的内容一致，进而错误得出陈金凤、陈国楚、陈国柱提供的合同才是真实的结论。一审法院在判决书第8页中间处论述“比照三被告提供的《厂房租赁合同》复印件，其打印字体的主体内容、落款日期、签名与原告提供的《厂房租赁合同》一致，显属来源自同一份《厂房租赁合同》”，明显是审查证据极其粗糙的表现。对比杨登吉与陈金凤、陈国楚、陈国柱分别提交的《厂房租赁合同》，仅从第一条第1款的内容就已经可以明确看出两份合同存在明显不同，如杨登吉提交的《厂房租赁合同》第1款关于租赁期限的位置是打印时留空，后来手写补充为“即2016年3月5日至2025年9月15日止”，而陈金凤、陈国楚、陈国柱提交的《厂房租赁合同》第1款关于租赁期限的位置是纯打印内容，显示为“即从2001年3月5日至2016年3月4日止”，陈金凤、陈国楚、陈国柱提供的明显是虚假的。另一方面，即便假设两份合同的内容一样，只是杨登吉提交的多了手改的部分，那么一审法院显然无法通过认定杨登吉提供的是虚假的合同来推断陈金凤、陈国楚、陈国柱提供的是真实的合同，一审法院的推断存在逻辑错误。4.事实上杨登吉提供的《厂房租赁合同》才是真实的。本案的事实是，杨登吉与出租方张常月在2001年3月5日签订了《厂房租赁合同》，约定租赁期限到2016年3月4日，而后杨登吉与出租方及其代理人张常月又达成了一致意见将租赁期限延长至2025年9月15日。因杨登吉与出租方相识多年，双方因是熟人关系，对于租赁期限的延长，并未另外签订合同，而是双方协商达成一致之后由出租方代理人张常月直接在其持有的那份《厂房租赁合同》上将租赁期限进行手写改动。因此，本案应当确认杨登吉与张常月之间的租赁期限是到2025年9月15日届满，杨登吉对本案提起诉讼时，仍然是案涉厂房合法有效的承租人。二、陈金凤、陈国楚、陈国柱提交的与出租方张常月等人的租赁合同，根本没有出租方的签字，一审法院却强行对该份合同的效力予以认定，严重错误。陈金凤、陈国楚、陈国柱提供一份其于2018年4月21日与张茂林、郑金焜、张常月、张王禀之间的《厂房租赁合同》，但是该份合同的落款处并没有出租方的签字，仅有无法认定真实性的指模而已，而且，张茂林、郑金焜、张王禀属台湾居民，据杨登吉了解该三位出租方一直居住在台湾，在2018年没有到过内地，杨登吉也曾在本案起诉后见过该三位出租方，该三位出租方根本不可能在该份合同上加盖指模。根据一审法院在判决书的论述可知，一审法院仅因为陈金凤、陈国楚、陈国柱提供的该份证据有形式上的原件而予以认定其真实性，全然不顾该份证据存在的重大效力瑕疵，且在未充分调查取证及无其他证据进一步佐证的情况下，竟然在判决书作出“合同落款甲方处加盖张茂林、郑金焜指模及张常月、张王禀指模”的论述，一审法院显然无法得出该指纹是张茂林、郑金焜、张常月、张王禀本人加盖以及是真实的结论。由此可见，一审法院对证据审查及认定的态度极其不严谨，仅凭一份只有无法认定真实性的指模而没有签字的合同，就强行认定陈金凤、陈国楚、陈国柱与出租方存在新的租赁关系，违背了证据规则，存在严重错误。三、截至目前为止，杨登吉仍是案涉厂房的实际承租人，其与陈金凤、陈国楚、陈国柱是转租关系，在双方未签订书面转租协议的情况下，杨登吉有权随时要求解除与陈金凤、陈国楚、陈国柱之间的转租关系。如上所述，杨登吉与出租方张常月签订的《厂房租赁合同》是合法有效的，双方约定的租赁期限到2025年9月15日止，即本案起诉时至今，杨登吉仍然是案涉厂房的实际承租人。在一审时杨登吉也已经提交证据证明其承租后除了转租给本案陈金凤、陈国楚、陈国柱使用之外，还将案涉厂房的部分转租给案外人，如果杨登吉不是案涉厂房的承租人，为何能够转租给他人。对此事实，一审法院也没有予以查明。2014年4月之前，一直是杨登吉使用涉案场地，对此陈金凤、陈国楚、陈国柱在其答辩状中也予以确认，而杨登吉从2014年4月开始将案涉厂房转租给陈金凤、陈国楚、陈国柱使用，双方并未签订书面的转租协议，且杨登吉基于便于结算的目的，要求陈金凤、陈国楚、陈国柱直接向出租方张常月支付租金，张常月至今未提出异议，视为已同意杨登吉将案涉厂房转租给陈金凤、陈国楚、陈国柱使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五条、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杨登吉有权随时要求解除与陈金凤、陈国楚、陈国柱之间的转租关系，杨登吉在本案诉请具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杨登吉提供的证据已经足以证明其与出租方张常月之间的租赁合同有效期到2025年9月15日才届满，截至目前为止，杨登吉仍然具有案涉厂房的承租权，陈金凤、陈国楚、陈国柱是基于杨登吉的转租才获得案涉厂房的使用权属，在双方未签订时书面的转租协议的情况下，杨登吉有权随时要求解除与陈金凤、陈国楚、陈国柱的转租关系。原审判决处理有误，应当依法予以纠正。陈金凤、陈国楚、陈国柱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杨登吉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张常月未发表答辩意见。杨登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杨登吉与陈金凤、陈国楚、陈国柱之间的转租关系解除；2.判令陈金凤、陈国楚、陈国柱立即腾空并向杨登吉返还位于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的厂房；3.该案的全部诉讼费均由陈金凤、陈国楚、陈国柱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1年3月5日，张成泰、郑家辉作为出租方（甲方）与杨登吉作为承租方（乙方）签订《厂房租赁合同》，约定甲方将位于厂房一座租赁予乙方。租赁期限为15年，即从2001年3月5日至2016年3月4日止。从2001年3月5日至2006年3月4日租金每月36000元；从2006年3月5日至2011年3月4日租金每月45000元；从2011年3月5日至2016年3月4日，租金每月56250元。合同期满后如乙方有意续约，则在同等条件下乙方优先权，如双方不续约或半途退租，乙方应在当月4日前无条件搬走。合同落款甲方处加盖张成泰、郑家辉印章及代理人张常月签名，乙方处杨登吉签名。杨登吉通过银行账户向张常月转账，2013年2月至2013年6月期间每月转账52820元；2013年7月至2013年12月期间每月转账52769元；2014年1月至2014年3月期间每月转账52843元。2018年4月21日，张茂林、郑金焜作为出租方（甲方）与陈国楚作为承租方（乙方）签订《厂房租赁合同》，约定甲方将位于厂房一座租赁予乙方，租赁期限从2018年5月5日至2025年9月15日，每月租金72000元。合同落款甲方处加盖张茂林、郑金焜指模及张常月、张王禀指模，乙方处陈国楚签名及加盖指模。陈国楚通过银行账户向张常月转账，2017年1月21日转账55000元，2017年2月17日转账55000元，2018年6月6日转账72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杨登吉系台湾地区居民，该案属于涉台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双方在庭审中选择适用大陆法律，符合规定，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故该案应适用大陆法律。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杨登吉主张其与陈金凤、陈国楚、陈国柱之间存在转租关系并要求其腾退厂房，应对双方之间存在租赁合意以及其为案涉厂房的所有权人或对案涉厂房享有处分权负有举证责任。杨登吉在诉讼中并未能举证证明双方当事人之间就案涉厂房的租赁关系达成一致的意思表示，陈金凤、陈国楚、陈国柱在庭审中已举证证明其从2018年5月5日起与实际出租人之间存在租赁关系，并向实际出租人的代理人张常月交纳租金，结合双方当事人在庭审中一致确认张常月代厂房实际出租人收租租金的事实，可以确认陈金凤、陈国楚、陈国柱就案涉厂房已与实际出租人之间存在租赁关系，而非与杨登吉存在租赁关系，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杨登吉提起该案诉讼之时，杨登吉、陈金凤、陈国楚、陈国柱之间并不存在租赁关系。杨登吉并非案涉厂房的所有权人，其主张是案涉厂房实际承租人，对厂房处分权的来源自2001年3月5日与张成泰、郑家辉签订的《厂房租赁合同》，但在诉讼中杨登吉只能提供《厂房租赁合同》的复印件，内容显示模糊，且该份证据中的“租赁期限为24年，即从2016年3月5日至2025年9月15日止”、租金标准等关键内容均以手写字体进行涂改。比照陈金凤、陈国楚、陈国柱提供的《厂房租赁合同》复印件，其打印字体的主体内容、落款日期、签名与杨登吉提供的《厂房租赁合同》均一致，显属来源自同一份《厂房租赁合同》，而陈金凤、陈国楚、陈国柱提供的《厂房租赁合同》清晰显示“租赁期限为15年，即从2001年3月5日至2016年3月4日止”，再结合杨登吉只能举证其于2013年2月至2014年3月期间每月向张常月转账的事实，可综合认定杨登吉于《厂房租赁合同》到期后并未与原出租人续签合同，杨登吉另提出其与通讯公司就厂房楼上的基站建设使用签订相关合同，但该依据该合同并不能得出杨登吉以此可获得案涉厂房处分权的结论，其主张为案涉厂房实际承租人主张本案权利，没有事实依据。杨登吉的举证并不能证据其主张的事实，应承担相应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杨登吉的主张，一审法院均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驳回杨登吉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5520元，由杨登吉负担。二审期间，杨登吉提交新证据如下：一、微信页面截图，拟证明1.在微信“添加朋友”端口输入张常月的手机号码“1*****96”，可显示该手机号码已注册昵称为“Yue”的微信号，该微信号即是张常月本人使用的微信号；2.一审中杨登吉所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就是与张常月该微信号的聊天记录。3.一审法院在未进行任何调查的情况下，直接以“无法证明聊天对话双方的身份”为由否定杨登吉所提交微信记录的真实性，明显错误。二、律师函和情况说明函，拟证明1.杨登吉一直是涉案租赁场地的承租人，享有对外转租的权利，并于2015年12月8日委托何丹彤与案外人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市分公司（以下简称铁塔公司）签订租赁合同，将涉案租赁场地的楼顶天面场地出租给铁塔公司，租赁期限为2015年12月8日至2020年12月7日；2.2019年12月11日，陈金凤等人再次以与杨登吉之间的租赁合同纠纷为借口，单方擅自将杨登吉出租给铁塔公司的位于租赁场地顶楼天面建设的通讯基站断电，导致铁塔公司基于与何丹彤之间签订的租赁合同，发送律师函要求何丹彤恢复供电。以上证明了杨登吉对租赁场地仍享有承租权益，与铁塔公司之间的转租合同合法有效。三、律师函，拟证明杨登吉委托律师向陈金凤等三人发送律师函，要求立即恢复对铁塔公司通讯基站的供电。四、税收完税证明，拟证明从2017年1月至2019年1月期间，案涉房产均是杨登吉实际控制的佛山市南海区大沥圆山不锈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圆山公司）负责缴纳房产税，可见，时至今日杨登吉与出租方之间的租赁合同仍然存续，若如陈金凤、陈国楚、陈国柱所言杨登吉的出租期限至2016年到期，那么圆山公司不可能至2019年还继续每月缴纳房产税。陈金凤、陈国楚、陈国柱经质证认为：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及关联性不予认可，因为仅凭手机号码无法证明张常月的身份情况；对于证据二中律师函的真实性确认，但关联性不予确认，因为该纠纷是杨登吉与案外人的纠纷，与陈金凤、陈国楚、陈国柱无关。对于证据二中情况说明函的证据三性不予确认，该函没有原件核对且属单方制作，同时该函中陈述的内容也没有相关依据；对证据三快递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律师函的证据三性不予确认，陈金凤、陈国楚、陈国柱从来没有收到过该函件，且快递查询里显示签收人是收发室。同时，该律师函制作的时间在一审判决作出之后，陈金凤、陈国楚、陈国柱完全有理由怀疑函件是杨登吉为了本案诉讼而故意制作。对于证据四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关联性不予确认，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同时也无法证明圆山公司所缴税与本案的案涉场地有关联。张常月未发表质证意见。经认证，杨登吉提交的上述证据除证据二的情况说明函外均有原件可供核对，陈金凤、陈国楚、陈国柱对杨登吉提交的证据一、证据二中的情况说明函及证据三中律师函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故本院对上述证据中真实性无异议的部分予以确认。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因无法核实聊天对话双方的身份，本院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对证据二中的情况说明函因杨登吉未提供原件核对，本院对其真实性亦不予确认。对证据三中的律师函有相应快递单可供印证，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上述证据关联性则于“本院认为”部分进行论述。陈金凤、陈国楚、陈国柱提交新证据如下：陈国楚与铁塔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中国农业银行个人明细对账单。拟证明陈国楚是案涉场地的承租人，并与铁塔公司签订了租赁合同。陈国楚将案涉的租赁场地的楼顶贴面出租给铁塔公司，且陈国楚作为承租人向出租人支付租金。杨登吉经质证认为：对上述证据中租赁合同的真实性由法院核实，因杨登吉并非合同的签署方。对关联性有异议，租赁合同的签订时间是2020年4月23日，陈国楚提供的铁塔公司支付租金的时间和记录也只有在2020年6月5日，故无论从合同签订的时间还是铁塔公司支付租金的时间都可以看出，铁塔公司在2020年4月以后因陈金凤、陈国楚、陈国柱强行断电等行为导致铁塔公司无法正常使用由杨登吉出租给其的土地，由此铁塔公司才不得不与陈国楚签订租赁合同，该组证据正好印证杨登吉所提交的律师函等材料的真实性，在杨登吉与铁塔公司签订租赁合同前，铁塔公司一直按照与杨登吉签订的租赁合同进行租约的履行；对中国农业银行个人明细对账单的真实性确认，对账单显示的是陈金凤、陈国楚、陈国柱支付给张常月的租金，因租金支付发生在案涉诉讼后，杨登吉不予认可。张常月未发表质证意见。经认证，陈金凤、陈国楚、陈国柱提交的上述证据均有原件可供核对，杨登吉对陈金凤、陈国楚、陈国柱提交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故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亦予以确认，对该证据关联性，该相关证据证明陈金凤、陈国楚、陈国柱于2020年至今占有和使用案涉厂房，本院对其关联性予以确认。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是租赁合同纠纷。杨登吉是台湾地区居民，故本案具有涉台因素，属于涉台民事纠纷。一审法院适用大陆法律审理本案，杨登吉、陈金凤、陈国楚、陈国柱均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杨登吉与陈金凤、陈国楚、陈国柱之间是否存在转租关系，其要求陈金凤、陈国楚、陈国柱腾退案涉厂房的请求应否予以支持。关于杨登吉与案涉厂房权利人之间是否存在租赁关系，其是否将案涉厂房转租给陈金凤、陈国楚、陈国柱的问题。杨登吉为证明其上述主张，向本院提供了其与张成泰、郑家辉于2001年3月5日签订的《厂房租赁合同》、张常月的微信聊天记录、圆山公司的租赁合同及房产税完税证明等予以证明。经查，杨登吉在本案中确认该《厂房租赁合同》的原件已在合同到期前被案涉厂房权利人的代理人张常月收回。杨登吉提出，张常月在合同协商过程中同意双方续签租赁合同，其后张常月便于合同原件上修改有关租赁期限及租金、保证金额度条款，修改完成后以微信聊天拍照方式发回杨登吉。从杨登吉陈述的上述情况可知，首先，杨登吉在本案中无法提供案涉租赁合同的原件以证实其租赁关系，其虽主张案涉租赁关系基于《厂房租赁合同》各方的重新确认得以延续，但案涉《厂房租赁合同》的原件被相关权利人收回，该行为或交易方式并不表明该权利人愿意延续双方的租赁关系。其次，虽然杨登吉提供的案涉租赁合同复印件有关于合同期限延续至2025年9月15日的记载，但杨登吉承认该部分内容为张常月自行手写修改，该合同内容的修改是否已经过权利人的授权或确认，本案未有相应证据反映，张常月对此也未作相应陈述。杨登吉在二审期间提供的圆山公司的租赁合同、房产税缴税单等证据同样亦无法证明上述事实，故本院对该部分证据亦不予采信。最后，杨登吉主张其将案涉土地厂房转租予陈金凤、陈国楚、陈国柱，但杨登吉与陈金凤、陈国楚、陈国柱之间的租赁关系没有相应合同依据证实，同时，案涉租金是由陈国楚直接向张常月支付，杨登吉与陈金凤、陈国楚、陈国柱之间未有相应证据证明双方存在租赁合同法律关系。此外，陈金凤、陈国楚、陈国柱实际占有并使用案涉土地厂房已达数年，然本案未有证据证明案涉土地厂房的权利人排斥或对其占有行为主张否定性的物权权利，在此情况下，杨登吉主张其对案涉厂房土地享有合法权利并请求腾退厂房，应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鉴于杨登吉未能提供相关依据，故有关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由此，本院对其请求与陈金凤、陈国楚、陈国柱解除转租关系并腾退厂房的主张均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杨登吉的上诉主张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5520元，由上诉人杨登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罗凯原审 判 员 梁亦民审 判 员 尹宇飞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 蒋 雯书 记 员 段啸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