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15民初1042号原告（反诉被告）:北京乐创天地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昌平区城南街道凉水河路**院**楼**422。法定代表人：李勋辉，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宋飏，北京昂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明明，北京昂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北京京东世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十一街**院******。法定代表人：张雾，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焦佳，女，北京京东世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员工。原告（反诉被告）北京乐创天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创公司）被告（反诉原告）北京京东世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东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乐创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宋飏、董明明，京东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焦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反诉被告）乐创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判决解除双方于2019年3月20日签订的《生鲜事业部食品购销合同》；2、请求法院判决京东公司向乐创公司支付货款4501869.1元及利息；3、请求法院判令京东公司返还保证金50000元；4、本案诉讼费由京东公司承担。庭审中，乐创公司变更诉讼请求为：1、判令京东公司向乐创公司支付货款4361234.8元及利息（利息以1007631.41元为基数，按照同期贷款利率自2019年5月31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以3353603.39元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9年7月1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请求法院判令京东公司返还保证金50000元；3、本案诉讼费由京东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2018年9月1日，乐创公司与京东公司签订了《生鲜事业部食品购销合同》，合同约定本合同有效期自2018年9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止。合同附件结算条款第八条保证金第1款约定：“乙方自签订本合同起7个工作日内，需以电汇方式向甲方交纳伍万元整保证金，若乙方未按约定时间支付保证金的，乙方认可甲方有权自应结账款中扣除相应金额作为保证金，甲方扣除后应向乙方出具保证金收据。”合同签订后，乐创公司向京东公司支付了保证金5万元并按照约定为京东公司供货。在合同到期前，双方于2019年3月20日续签了《生鲜事业部食品购销合同》，该合同第3.1约定：“甲方进货必须向乙方下达正式订单，订单方式包含但不限于：合同书订单，电子数据订单，邮件订单，系统订单等形式，乙方接到甲方订单之日起5日内以书面、系统或者邮件形式答复甲方。逾期未予确认的，视同乙方已确认订单，具体订单数据以甲方订单系统记录为准。”第10.3约定：“本合同有效期自2019/04/01至2020/03/31止，自双方盖章之日起生效。”附件2乙方信息及合作品牌品类第一条约定：“本协议约定甲方向乙方采购的产品为：雁园：蛋类；栗园：蛋类的产品。”附件3结算条款第一条货款结算方式约定：“甲方从乙方购进产品，货款按照以下(1、账期付款）方式执行。1、账期付款：乙方交付产品，甲方验收入库30天后，甲方开始为乙方结算，甲方于结算单核定付款日起7个工作日付款。”（核定付款日为最晚一笔入库+账期）第五条商业折扣及其他约定：“1、商业折扣计算基数：甲方的实际【1】（1)进货额（2)销售额。2、商业折扣率（1)月度商业折扣率【5】%。”第八条保证金约定：“2、如本合同为续签合同的，则双方同意延用合同编号为【20180202156】的【食品购销合同】及与其项下附件、补充协议（统称原合同’）项下的全部保证金。……”续签合同签订后，乐创公司依旧按照合同约定为京东公司供货，但遗憾的是京东公司却未按照约定的结算方式为乐创公司结算货款，诉前乐创公司也曾多次向京东公司主张权利，但京东公司却拒不履行付款义务。为维护乐创公司的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被告（反诉原告）京东公司辩称，首先，乐创公司本诉主张的金额没有事实依据和合同依据。双方签订的合同附件3结算条款对双方有约束力，是双方结算的重要合同依据。该附件3第二条明确约定货款结算条件，其中进入结算期的可结算金额是以甲方已到结算期的应付款扣除乙方逾期未付的降价款、退货款、商业折扣款、退残款以及其他乙方应支付的款项后的余额。本案中，根据双方采销系统及vc结算平台系统数据，可结算金额为采购入库单货款4898545.99元、TC运费-73513.1元、售后赔付-1935.19元、售后退货-211.9元、新退货-456472元，以及定额费用中的毛保费用-1991823.3元（附件3结算条款中第六条约定的利润保护，对方vc系统财务管理返利管理项下可以查询到相应单据）和客服费用-5179.00元（附件4售后服务条款中约定的对购买涉案商品的消费者给与退换货等赔偿所产生的赔付损失，对方vc系统财务管理返利管理项下可以查询到相应账单）,上述各项金额总计2369411.50元，此为合同约定的有效的可结算的金额。乐创公司起诉主张的金额没有合同依据，其也没有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其次，双方签订了附件5反商业贿赂协议，反商协议第一条明确约定，商业贿赂是指乙方为谋求交易机会或竞争优势及其他合作利益，乙方或乙方单位工作人员或乙方通过第三方给与甲方员工或甲方员工利害相关人的一切物质及精神上的直接或间接的不正当利益。双方合同履行过程中，乐创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王国伟给付负责与乐创公司对接的采销人员张涵86万余元，同时又通过王国伟作为法人的北京中农志远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农公司，该公司经营蛋e网网站）每月给付张涵2000-3000元。乐创公司通过王国伟及中农公司给予京东公司员工不正当利益，严重违反双方反商协议的约定。根据协议第四条之约定，京东公司有权单方部分或全部终止与乐创公司之间的合同，同时乐创公司应向京东公司支付10万元违约金或者支付合作期间订单（合同）金额的50%作为违约金，两者以高者为准。故京东公司依法提出反诉，要求乐创公司按照双方反商协议的约定，向京东公司支付违约金6322102.50元（按照双方合作期间订单金支付违约金6322102.50元（按照双方合作期间订单金额12644205元的50%计算）。最后，乐创公司未按照合同约定如实计算可结算金额，且违反反商业贿赂条款，拒不履行支付逾期支付货款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予以支持。被告（反诉原告）京东公司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1、判令乐创公司向京东公司支付违约金6322102.5元；2、反诉费由乐创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2018年9月1日，乐创公司与京东公司签订合同及附件，其中包含附件《反商业贿赂协议》。2019年3月20日，双方续签新一年度的合同及附件。双方合同履行过程中，乐创公司违反双方反商业贿赂协议的约定，乐创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王国伟给付京东公司负责与乐创公司对接的采销人员张涵86万余元，同时又通过王国伟作为法人的中农公司每月给付张涵2000-3000元。乐创公司通过王国伟及中农公司给予京东公司员工不正当利益，严重违反双方反商业贿赂协议的约定。根据协议第四条，京东公司有权单方部分或全部终止与乐创公司之间的合同，同时乐创公司应向京东公司支付10万元违约金或者支付合作期间订单（合同）金额的50%作为违约金，两者以高者为准。故京东公司依法提出反诉，要求乐创公司按照双方反商业贿赂协议的约定，向京东公司支付违约金6322102.50元（根据反商业贿赂协议的约定，按照双方合作期间订单金额12644205元的50%计算违约金）。综上，乐创公司的行为严重违反双方反商业贿赂协议的约定，故京东公司依法提出反诉，以维护京东公司合法权益，请贵院查清事实，依法支持京东公司的反诉请求。针对京东公司的反诉请求，乐创公司辩称，乐创公司不存在商业贿赂行为，故京东公司主张的违约金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理由如下：第一，在乐创公司诉讼前，京东公司便已经向公安机关以商业贿赂的名义报案，公安机关在对乐创公司法定代表人在内的有关人员进行询问、侦查后，排除了乐创公司存在商业贿赂的事实。因此，从这一角度来看，乐创公司不存在商业贿赂的行为。第二，从京东公司目前提供的证据来看，其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乐创公司存在商业贿赂行为。根据京东公司在反诉状中阐述的事实可以看出，其认定乐创公司存在商业贿赂行为的理由就是王国伟系乐创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王国伟与京东公司员工张涵存在经济往来。但乐创公司认为，京东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王国伟系乐创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也不能证明王国伟与张涵之间存在经济往来。理由：实际控制人是指虽不是公司的股东，但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简而言之，实际控制人就是实际控制公司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具体到本案，实际控制人是指虽不是乐创公司的股东，但是能够决定乐创公司的财务和经营政策并能据以从乐创公司的经营活动中获取利益的人。根据京东公司提供的证据来看，其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王国伟能够决定乐创公司的财务、经营政策，也不能证明王国伟从乐创公司获取了利益。事实上，乐创公司与王国伟也是不存在任何关系，乐创公司的财务、经营政策也是由法定代表人李勋辉实际控制。王国伟仅仅是基于与李勋辉之间的交情，给予李勋辉一些帮助，提供一些意见和建议。另外，京东公司认定王国伟与张涵之间存在经济往来的依据是谈话笔录，但是该证据是张涵单方面陈述，张涵又与京东公司存在利害关系。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相对方认可的情况下，该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综上，乐创公司不存在商业贿赂行为，京东公司也没有证据证明乐创公司存在商业贿赂的情形。故其主张乐创公司承担违约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反诉请求应当驳回。京东公司虽然称不应当过于强调实际控制人，根据反商业贿赂协议的约定，只要相关人员进行了贿赂，就符合反商业贿赂的约定。但乐创公司认为，即便不过于强调王国伟为本案的实际控制人，本案中乐创公司也没有违反商业贿赂协议的约定。《反商业贿赂协议》第一条约定：“本协议中的商业贿赂是指乙方为谋求交易机会或竞争优势及其他合作的利益，乙方或乙方单位工作人员或乙方通过第三方给予甲方员工及甲方员工利害相关人的一切物质及精神上的直接或间接的不正当利益。”乐创公司认为，根据该约定若要认定乐创公司通过王国伟给予了京东公司员工张涵不正当利益的事实，京东公司必须举证证明乐创公司指使或者要求王国伟给予京东公司员工张涵不正当利益，否则京东公司的主张不能成立。纵观本案的证据，京东公司没有证据证明乐创公司指使或者要求王国伟向京东员工张涵提供不正当利益，故京东公司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事实上，乐创公司也从来未要求王国伟向京东员工张涵提供过任何不正当利益，王国伟的行为完全属于其个人行为，与乐创公司无关。综上，王国伟既不是乐创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也不是乐创公司指使或者要求王国伟与京东员工张涵进行经济往来的，王国伟的行为完全是其基于主观意愿而为的个人行为，与乐创公司无关，故京东公司主张乐创公司存在商业贿赂行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争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9月1日，乐创公司（乙方）与京东公司（甲方）签订了《生鲜事业部食品购销合同》（以下简称购销合同）,合同约定本合同有效期自2018年9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止。合同附件结算条款第八条保证金第1款约定：“乙方自签订本合同起7个工作日内，需以电汇方式向甲方交纳伍万元整保证金，若乙方未按约定时间支付保证金的，乙方认可甲方有权自应结账款中扣除相应金额作为保证金，甲方扣除后应向乙方出具保证金收据。”在上述合同到期前，双方于2019年3月20日续签了《生鲜事业部食品购销合同》。合同第3.1约定：“甲方进货必须向乙方下达正式订单，订单方式包含但不限于：合同书订单，电子数据订单，邮件订单，系统订单等形式，乙方接到甲方订单之日起5日内以书面、系统或者邮件形式答复甲方。逾期未予确认的，视同乙方已确认订单，具体订单数据以甲方订单系统记录为准。”合同第10.3约定：“本合同有效期自2019/04/01至2020/03/31止，自双方盖章之日起生效。”附件2乙方信息及合作品牌品类第一条约定：“本协议约定甲方向乙方采购的产品为：雁园：蛋类；栗园：蛋类的产品。”附件3结算条款第一条货款结算方式约定：“甲方从乙方购进产品，货款结算按照以下（1、账期付款）方式执行。1、账期付款：乙方交付产品，甲方验收入库30天后，甲方开始为乙方结算，甲方于结算单核定付款日起7个工作日付款。”附件3结算条款第五条商业折扣及其他约定：“1、商业折扣计算基数：甲方的实际【1】（1)进货额（2)销售额。2、商业折扣率（1)月度商业折扣率【5】%。”附件3结算条款第六条：利润保证约定：“1、甲乙双方同意共同维护乙方所供产品的正常市场价格以保证双方利益。对于市场恶意竞争乙方应立即采取制止措施；2、乙方应保证甲方的账面毛利率【】%,(不低于0%),凡低于该账面毛利的，乙方同意甲方在当月或次月货款中以账扣方式扣收。公式如下：账面补偿金额=甲方当期实际销售金额*协议约定账面毛利率一实际账面毛利额；3、乙方同意及时支付经甲方确认的各应收款项。如乙方未按时支付，乙方同意甲方在货款结算直接扣减后付款。附件3结算条款第八条保证金约定：“2、如本合同为续签合同的，则双方同意延用合同编号为【20180202156】的【食品购销合同】及与其项下附件、补充协议（统称原合同）项下的全部保证金。所沿用的保证金和本条第1款新交纳的保证金均对原合同及本合同项下产品退还、维修和责任赔偿等承担连带保证责任……5、甲乙双方终止合作，须完成库存清退、所有债权债务兑付三个条件均满足之日起，乙方向甲方提供保证金收据和书面退还申请，甲方审核通过后在约定时效内予以无息退还。附件5反商业贿赂协议约定：“第一条本协议中的商业贿赂是指乙方为谋求交易机会或竞争优势及其他合作的利益，乙方或乙方单位工作人员或乙方通过第三方给予甲方员工及甲方员工利害相关人的一切物质及精神上的直接或间接的不正当利益。第二条不正当利益包括物质性利益和非物质性利益。物质性利益是指能够直接用金钱价值加以衡量的利益。包括但不限于回扣、贿赂、私下佣金、借款、实物、现金或现金等价物（如：消费卡/券、提货券、购物卡、换购券、充值卡、交通卡、电话卡、各种话费的充值或其它可供使用或消费的充值、储值卡及其它形态的有价礼券或证券等）、支票及财产性权益、旅游、宴请、免费消费。非物质性利益是指难以直接用经济或金钱价值加以衡量的能满足人们需求和欲望的精神利益和其他不正当利益，是物质性利益以外的权益、优惠、便利以及其它好处。包括但不限于给予解决住房机会、迁移户口、调动工作、提拔职务、安排出国留学、享受免费的服务等方面的利益，以及给予荣誉、名誉、称号、资格、地位、地位。第三条利益冲突包括但不限于（1)乙方不得向甲方员工及其利害相关人提供任何形式的借款；(2)乙方的股东、监事、经理、高级管理人员、合作项目负责人及项目成员系甲方员工或其利害相关人员的，应在合作前以书面方式如实、全面告知甲方。（3)双方合作过程中，乙方不得允许甲方员工及其配偶持有或由第三方代持有乙方股权（但通过公开的证券交易市场且低于发行在外5%的权益、通过直接或间接持有无实际控制权的基金、或通过受益人非本人或利益代言人的信托方式持有的股份除外）,亦不得聘用甲方员工（包括但不限于建立正式劳动关系、劳务派遣、外包服务、兼职、咨询顾问等其他形式）。（4)乙方不得雇佣甲方辞退的人员或自甲方主动离职不到1年的人员对接甲方业务。第四条若乙方违反上述约定行为之一，甲方有权单方部分或全部终止与乙方的合同，同时乙方应向甲方支付10万元违约金或者支付合作期间订单（合同）金额的50%作为违约金，两者以高者为准。乙方应于甲方发现违约行为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支付违约金，如未及时支付，甲方有权从合同款项中直接扣除。同时，乙方及其实际控制、代理的或协助乙方业务的公司将被列入失信名单，即为永不合作的供应商。”在合同履行期间，乐创公司向京东公司支付保证金5万元。乐创公司向京东公司供货总额为12644205元。庭审中，京东公司主张根据双方采销系统及vc结算平台系统数据，可结算金额为采购入库单货款4898545.99元、TC运费-73513.1元、售后赔付-1935.19元、售后退货-211.9元、新退货-456472元，以及定额费用中的毛保费用-1991823.3元（附件3结算条款中第六条约定的利润保护，对方vc系统财务管理返利管理项下可以查询到相应单据）和客服费用-5179.00元，上述各项金额总计2369411.50元。乐创公司对除毛保费用1991823.3元外的其他费用均予以认可。关于毛保费用一节，京东公司主张毛保费用即附件3结算条款第六条约定的利润保证，计算公式：账面补偿金额=甲方当期实际销售金额*协议约定账面毛利率-实际账面毛利额。实际账面毛利额=实际销售金额-采购价+采购返利+已收毛保定额+广告费双计毛利额。京东公司主张该条款同时约定乙方同意及时支付经甲方确认的各项应收账款（相关款项无需乐创公司确认，只需京东公司确认）,如乙方未按时支付，乙方同意甲方在货款结算直接扣减后付款。在系统推送相关账单对方未支付的情况下，进行扣收符合合同约定。关于毛保费用，乐创公司主张，一、双方并未就毛保费用进行约定。结合本案中关于毛保费用条款的表述，既然合同中已经明确在括号中画了斜线，按照通常理解就表明该条款对双方当事人不再具有约束力。关于商业贿赂一节，京东公司主张乐创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王国伟给付与乐创公司对接的采销人员张涵86万元，同时又通过王国伟作为法定代表人的中农公司每月付给张涵2000元至3000元的兼职工资，京东公司主张乐创公司通过王国伟及中农公司给予京东公司员工不正当利益，违反了反商业贿赂协议的约定。为证明其上述主张，京东公司申请本院调取了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立案决定书及询问笔录。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立案决定书显示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于2019年6月4日对张涵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立案侦查。经询问，该案尚处于立案侦查阶段，未移送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未对张涵采取强制措施。对于本院调取的上述证据，乐创公司质证称，张涵在询问笔录中的陈述不具有真实性，很多内容均是其自己的猜测，并且其陈述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并没有得到对方的认可。王国伟、李勋辉在询问笔录中的陈述可以相互印证，能够证明李勋辉系乐创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王国伟与乐创公司并没有任何关系。京东公司另提交（2020)京长安内经证字第7532号公证书（内含微信聊天记录）欲证明王国伟系乐创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王国伟参与乐创公司与京东公司合同履行的全过程并指导乐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勋辉工作。对于京东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乐创公司质证称，上述聊天记录无法证明王国伟系乐创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王国伟与乐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勋辉系朋友关系，王国伟基于朋友之间的感情，对李勋辉在经营上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纯属帮忙，根本不存在王国伟参与乐创公司与京东公司履行合同的全过程及对乐创公司法定代表人进行指导工作的情形。本院认为，乐创公司与京东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依约履行。本案的第一个争议焦点为京东公司支付的货款中是否应当扣除毛保费用。对此，本院认为，京东公司支付的货款中不应当扣除毛保费用。理由如下：首先，当事人订立合同，应当采取要约、承诺方式。要约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承诺是受要约人同意要约的意思表示。承诺生效时合同才能成立。根据上述规定可以看出，无论要约还是承诺，均属于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即只有当事人作出了意思表示且双方意思表示达成一致后，合同才能成立。本案中，京东公司主张的利润保证条款，“乙方应保证甲方的账面毛利率【】%,(不低于0%),凡低于该账面毛利的，乙方同意甲方在当月或次月货款中以账扣方式扣收”，可以看出双方并未就账面毛利率的具体数值作出约定，即双方就账面毛利率的具体数值并未作出意思表示且该意思表示达成一致，故该条款并未成立。其次，利润保证条款系京东公司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该条款应属于格式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本案中，利润保证条款的主要内容为乐创公司应当保证京东公司的毛利润。对此，本院认为，京东公司的账面毛利率属于京东公司应当自行承担的商业风险，京东公司拟定该格式条款免除了其应承担的商业风险并将该商业风险转嫁给了乐创公司，属于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情形，京东公司应当尽到提示及说明义务并对其已尽到提示及说明义务承担举证责任。京东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其尽到提示及说明义务，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敌该条款不成为合同的内容。事实上，利润保证条款虽约定了账面补偿金额的计算公式（账面补偿金额=甲方当期实际销售金额*协议约定账面毛利率-实际账面毛利额）,但对于实际账面毛利额（实际账面毛利额=实际销售金额-采购价+采购返利+已收毛保定额+广告费双计毛利额）的计算公式，合同中并未有所体现。该实际账面毛利额的计算公式系京东公司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提交的。具体到账面毛利额的计算公式中的广告费双计毛利额等数值的确定，更是由京东公司单方确定。该条款免除了京东公司的责任，加重了乐创公司的责任明显违背公平原则，应属无效条款。再次，京东公司未能就该毛保费用说明其合理数据来源。综上，利润保证条款并未成立且生效，京东公司未能就毛保费用说明其合理数据来源，故对于京东公司应当在其支付的货款中扣除毛保费用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据此，对于乐创公司要求京东公司支付货款4361234.8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京东公司逾期支付货款已构成违约，其理应承担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故对于乐创公司要求京东公司支付资金占用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利息损失的起算时间，合同约定为“甲方于结算单核定付款日起7个工作日付款”，因乐创公司未能举证结算单核定付款日期，故本院酌定自乐创公司起诉之日（2019年11月6日）起计算资金占用利息。双方签订的购销合同约定的有效期已经届满，京东公司理应向乐创公司返还保证金，故对于乐创公司要求京东公司返还保证金5万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关于京东公司提出的反诉请求，本院认为，京东公司提交的立案决定书、询问笔录及公证书无法证明王国伟系乐创公司实际控制人，也无法证明王国伟、中农公司向张涵支付相关款项与乐创公司存在关联，故对于京东公司关于乐创公司违反反商业贿赂条款的约定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据此，对于其要求乐创公司支付违约金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予以驳回。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北京京东世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北京乐创天地科技有限公司支付货款4361234.8元及资金占用利息损失（资金占用利息损失以4361234.8元为基数，自2019年11月6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北京京东世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北京乐创天地科技有限公司返还保证金5万元；三、驳回北京乐创天地科技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北京京东世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全部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41690元，由北京京东世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反诉案件受理费28027元，由北京京东世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员 渠阳振二〇二〇年九月七日法官助理 腾 飞书 记 员 王晓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