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九江市柴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0421民初880号原告：姚某，男，1990年1月11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九江市浔阳区。被告：欧某，女，1997年9月18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九江市柴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田雯，江西柴桑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3604201711409238，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佳，江西准星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3604201410622837，特别授权。原告姚某与被告欧某婚约财产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姚某、被告欧某及其诉讼代理人田雯、李佳（第二次开庭未到庭）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姚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一次性返还原告90000元；2．被告返还原告一枚黄金戒指（老黄金，大约25-30ｇ，价值2000-3000元）；3．案件受理费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与被告于2018年4月份相识，同年10月确定男女朋友关系，2019年2月份订婚，同年4月份拍摄婚纱照，原告与被告因为工作原因一直异地。××××年××月份被告以原告工作不稳定为由提出分手，表示不愿与原告结婚，之后便不再联系原告，经原告多次努力挽回，被告坚决不愿和好。在原告与被告交往期间，原告为被告陆续花费90000元，包括支付宝或微信转账、现金、购买金银首饰、购买电动车、拍婚纱照等。原告家庭并不富裕，这90000元对原告来说是巨大经济支出，被告不愿意与原告结婚，理应返还这90000元，但被告一直未予返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被告欧某辩称，原告要求被告返还90000元和黄金戒指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双方于××××年××月确定男女朋友关系，后原告为人不诚信、性格极端、不体谅人的缺点渐渐暴露，双方发生口角后原告会对被告动手，虽然事后原告向被告道歉并保证不再发生，但原告动手打人的频率越来越高，两个人的关系极不稳定，被告父母也始终不同意双方结婚，但被告起初不顾父母反对和原告在一起，2019年11月被告怀孕后，原告仍无改变，依旧会和被告吵架、动手，被告对原告彻底失望，于××××年××月11日到医院终止妊娠，后原告开始对被告持续骚扰，××××年××月11日早上原告到被告家中抢走被告华为Ｐ30手机，1月12日原告以帮被告搬东西为由欺骗被告同事拿到被告单位宿舍钥匙，将被告所有物品搬空，包括被告的毕业证、生活用品、衣物等，当天晚上被告还在住院，原告又到病房大闹，夺取被告另一部手机、工作证等，经主治医师劝说，原告才将手机返还，此后原告经常到被告家中或在路上拦截被告，要求退赔所谓花费在被告身上的钱财。在双方交往的过程中，都曾付出真心和金钱，因感情不稳定最终没能走到一起，被告的身心也都受到无法弥补的伤害。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异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1．对于原告提交的微信转账记录截图23张，以证明原告以结婚为目的转账给被告及被告父亲38191.86元，其中转给被告父亲是1800元。被告对该证据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认为根据原告提供的截图均无法证明红包接收人为被告，双方于××××年××月才确定恋爱关系，此前被告没有收到过原告的红包，此外原告提供的截图金额多且杂，是由多个微信号转账，根据原告提供的借贷证据详单记录可以知道，有虚增和重复的部分，如微信红包转账400元，实际上与原告提供的现金部分（给被告父亲400元）是重复的（2019年7月11日），2019年1月1日其中注明的233.17元备注中的100元和70元并没有相应的截图，实际转账金额应当以手机上原记录为准。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详单中微信转账和红包来看，共计20000余元，而非原告所称的38191.86元。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微信转账记录截图，涉及从2018年12月13日至2019年12月15日期间转账，共计金额9629元，其中单笔最高金额4000元，1000元以上（含）2笔、500至1000元5笔（分别为500元、521元、600元、615元、700元），收款人微信名均为“薄荷ゞ浅浅绿”；原告提交的微信红包记录截图，涉及从2018年10月20日至2019年11月29日102笔，共计金额8636.66元，其中记录有收款人的共5笔，分别是转给微信名“欧小龙”的2笔200元、转给微信名“薄荷ゞ浅浅绿”的3笔（48.84元、200元、50元），因被告在庭审中承认“薄荷ゞ浅浅绿”系被告微信名、“欧小龙”系被告父亲微信名，且被告认可与原告曾互相微信转账、互发红包，故本院对原告该组证据中剔除重复部分的真实性予以采信。2．对于原告提交的支付宝转账记录截图4张，以证明原告以结婚为目的转账给被告12646.2元。被告认为，结合被告即将提供的支付宝及微信转账流水可知，原告给被告的支付宝大额转账被告均有先转账给原告或在原告转账后及时回赠给原告的情况，不管是支付宝还是微信的转账均属于双方恋爱期间感情的表达，性质属于互赠。因被告对该截图的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对该支付宝转账记录截图的真实性予以采信。3．对于原告提交的收款收据照片打印件及支付宝交易截图各1份，以证明为了结婚原告购买一件婚纱花费884元。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认为淘宝订单的收件人是原告而非被告，被告自始至终都没有见过这套婚纱，不是替被告买的，且购买婚纱收据不能证明实际购买价格，应当以其淘宝实付价格为准。本院认为，经核查原告手机淘宝软件中购买婚纱订单及订单实付价格，本院认定原告购买过婚纱，并认定婚纱价格为559元。4．对于原告提交的九江一诚实业有限公司单据2份及支付宝交易截图2份，以证明2019年4月6日原告为了结婚拍婚纱照支付了3798元。被告对支付宝交易截图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对收据的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认为收据上所载明的公司主体为九江一诚实业有限公司，原告提供的3798元转账记录上的名称是九江市和欣传播有限公司，公司主体完全不一致，证明不了这3798元是为拍摄婚纱所支付。本院认为，因单据上记载了原告与被告名字、加盖了九江一诚实业有限公司印章，且被告也认可曾拍摄婚纱照，支付宝转账金额也与单据金额一致，故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5．对于原告提交的周大福保证单、微信付款截图、联盛连锁广场贵宾厅出具的情况说明各1份，以证明2019年1月11日订婚时原告给被告购买戒指1个花费7750元。被告对该组证据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保证单和情况说明注明的金额是7980元，但付款凭证的付款金额是7750元，无法证明该戒指的实际价值和其支付的实际金额，保证单仅能证明原告在周大福购买过戒指，无法证明被告收到了该枚戒指。本院认为，原告在庭审中陈述2019年5月双方家长见面后订婚，被告否认双方曾订婚，但被告第二次开庭时认可7980元的钻戒在杂物箱子里被原告搬走，故本院仅对原告花费7750元购买了钻戒的真实性予以采信。6．对于原告提交的支付宝付款截图1份，以证明2019年12月2日订婚后交往过程中原告给被告购买手镯1个，花费550元。被告对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单据仅能证明原告购买过550元手镯一个，无法证明被告收到了该手镯。本院认为，该支付宝截图未注明购买物品名称，也无法证明被告收到了上述手镯，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7．对于原告提交的收据1份及支付宝付款截图1份，以证明2019年6月15日原告为被告购买电动车一辆，花费2354.53元。被告对该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被告确实收到了原告邮寄过来的一辆电动车，但被告认为该电动车属于双方交往期间，由原告送给被告的礼物，性质上属于赠与。本院认为，被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8．对于原告提交的周大福保证单、建设银行刷卡记录、九江银行石化总厂社区支行打印流水各1份，周大福会员和购买记录截图3张，以证明2019年5月19日见了双方家长后，原告为被告购买金银首饰6件，优惠后共计25105元，其中标价1799元男款黄金戒指1个、标价1406元女款黄金戒指1个、标价11491元手镯1个、标价7469元项链1条、标价969元耳坠一个、标价2585元吊坠1个，被告是周大福的会员，原告购买的首饰都是登记在被告名下。被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根据原告提供的银行交易明细，只能确认在2019年5月19日原告于当日共计付款3978元，九江银行流水显示收款账户为金卡区域中心资金清算，并不是周大福，根据其中一张截图可以看出2019年5月19日实际消费金额为20661元，并没有原告所称的那么多，且黄金戒指被告支付了一半的费用。本院认为，被告认可原告为其购买了首饰且向本院书面说明其中的手镯、项链、吊坠和女戒在被告处，且三张截图中2019年5月19日消费金额为25719元与周大福保证单上记载的“合计25719元”一致，周大福保证单上记载的“优惠价25105元”与建设银行刷卡记录和九江银行流水的总额一致，故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对被告主张其支付了黄金戒指一半费用的意见不予采信。9．对于原告提交的支付宝付款记录截图1张、云账单1份，以证明原告于2019年10月13日、2019年10月4日、2019年10月13日、2019年10月12日、2019年10月19日分别为被告购买化妆品花费828.03元、1774.04元、2383.72元、727.61元、1209.75元。被告对支付宝付款记录和云账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无法证明原告的购买物是什么，更不能证明原告将购买的物品赠送给被告。本院认为，虽然被告认可原告曾给她购买过化妆品，但原告提交的支付宝和云账单记录无购买物品名称，无法证明该付款记录即是购买该化妆品，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10．对于原告提交的原告与被告拍摄的婚纱照7张及照片光碟1张，以证明原告以结婚目的与被告拍了婚纱照。被告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认为该婚纱照是双方感情比较好而被告父母不同意，一气之下拍摄的。本院认为，被告对该证据予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对该证据真实性予以采信。11．对于原告提交的淘宝购物截图35张，以证明两人交往期间给被告购买的物品，且都是被告签收的。被告对收货地址是被告处的记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有重复，包含了婚纱购买记录，订单显示的大部分价格不是实付价，所购物品均属于交往期间原告对被告的赠与，被告也为原告购买过礼物。本院认为，因被告对收货地址为被告处的淘宝购物记录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仅对收货地址为被告处的淘宝购物记录的真实性予以采信。12．对于原告提交的支付宝消费记录截图30张，以证明两人交往期间原告给被告购买物品的记录。被告对该证据三性均有异议，认为支付宝付款记录的收款人被告均不知情，也没有任何的信息显示上述消费是花在了被告身上。本院认为，该截图有200余笔消费记录，其中金额最大的一笔为1388元为2019年2月6日的支付宝红包，账单分类为“人情往来”，金额最小的一笔为2元为2019年3月27日消费，交易对象为“果缤纷”，账单分类为“餐饮美食”，且该笔记录重复，所有截图中也均没有显示是为被告购买物品，故本院对该组证据不予采信。13．对于原告提交的美团ＡＰＰ点餐截图21份，以证明两人交往期间原告给被告点餐，餐品均是送到被告住处。被告对该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其关联性有异议，认为除其中一笔7.9元外卖收货地址为被告地址外，其他外卖均没有显示收货地址，无法确认实际收货人是谁，截图中的团购消费券也不能证明具体是由谁消费，故该组证据不能达到原告证明目的。本院认为，21份点餐既有收货人为被告，也有在湖口县浔阳区用餐的，涉及金额除两笔分别为60元、95元外，其余金额均不超过40元，根据该截图仅能证明原告为被告购买过外卖，在男女双方交往过程中，日常生活中互相点餐也属于一种情感表达方式，故本院对该组证据不予采信。14．对于被告提交的江西省医疗保险管理信息系统照片打印件2张、江西省医疗住院收费票据1张、九江市第一人民医院出院记录1张、疾病证明书1张，以证明：（1）被告怀孕后分别于2019年12月12日、12月22日及12月23日前往九江市第一人民医院妇科门诊处产检，共计花费441.74元；（2）由于被告对原告心灰意冷，在××××年××月8日门诊检查后于1月9日入院终止妊娠，于1月13日出院，共计花费2743.63元。原告对该组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被告在2019年8月26日先兆性流产时花费的费用是原告支付，2019年12月被告怀孕产检的费用是被告承担的，××××年××月××日被告回到九江希望原告主动去被告家商谈结婚的事宜，后因沟通不顺利，导致被告未告知原告自行去打胎。本院认为，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15．对于被告提交的其同事肖文斌、郭苏程、李益三人出具的证明3份，以证明原告以帮被告搬东西为由，于××××年××月12日骗取被告宿舍的钥匙，将被告宿舍内的所有物品全部搬空，护肤品、化妆品、棉被、鞋子以及四季衣物等价值约2至3万元。原告认为，东西确实去搬过，但是××××年××月××日被告让原告如果在吉安就去站长那拿钥匙把被告用不上的东西搬回九江，由于被告当时在九江没有住处所以原告将被告的东西（有被告的毕业证、衣服、工作服、被子、化妆用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都搬到原告住处，搬东西时被告不在场，搬东西当天也没有告知被告。本院认为，××××年××月××日被告只是让原告当天将被告用不上的东西搬回九江，而原告也认可其在××××年××月12日将被告宿舍所有物品均搬回了自己住处且未告知被告，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16．对于被告提交的处警登记表1份，以证明原告经常拦堵并骚扰被告及其家人，要求被告赔偿90000元。原告对处警登记表没有异议，认为2020年春节前原告母亲打电话给被告父亲想协商解决，被告父亲称被告不在家，大年三十那天原告去被告父母家发现被告是在家的，当晚被告父母报警。本院认为，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17．对于被告提交的支付宝转账和红包、微信转账和红包以及被告替原告花费的记录明细，以证明被告与原告交往后，给原告多次转账，并且在原告身上花费了至少35809.39元，双方之间的金钱支出完全是基于对另一半感情的表达，系双方恋爱期间的赠与，也是双方恋爱期间的一些开销。原告认为，其与被告的红包转账存在相互转账的情况，但有些红包原告没有收。本院认为，2018年12月19日被告转账给微信名“谦谦之君”4000元，转账说明：“记得23号还我，我给我”，与原告2018年12月23日微信转账给被告4000元相互印证，原告庭审中也承认被告给其购买过礼物，故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采信，并认定原、被告双方在交往期间存在互相转账、发红包及购买礼物的情况。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4月10日，原告姚某因从事滴滴打车业务与被告欧某相识，2018年10月左右双方确立恋爱关系。2019年1月11日，原告姚某花费7750元为被告欧某购买戒指一个。2019年4月6日，原告姚某花费3798元与被告欧某拍摄了婚纱照一套。原、被告双方家长见面后，原告姚某于2019年5月19日花费25105元购买了周大福牌黄金首饰六件：标价1799元编号01Ｆ黄金男款戒指一个、标价1406元编号01Ｆ黄金女款戒指一个、标价11491元编号05Ｆ黄金手镯一个、标价7469元编号13Ｆ黄金项链一条、标价969元编号02Ｆ耳坠一个、标价2585元编号56Ｒ吊坠一个，以上六件首饰总价为25719元，优惠后原告姚某实付25105元。2019年6月15日，原告姚某花费2354.53元为被告欧某购买电动车一辆。2019年7月24日原告姚某花费559元购买婚纱一件。××××年××月9日被告欧某入院终止妊娠，1月13日出院，被告欧某自行支付了医疗费2528.63元。××××年××月12日，原告姚某私自将被告欧某存放在单位宿舍的毕业证、工作制服及被褥等个人生活用品搬至原告处。另查明，原告与被告在恋爱期间存在微信、支付宝互相转账、发红包、互赠礼物及原告为被告购买外卖的情形，后因被告父母不同意双方交往等原因导致双方分手，期间双方在被告家里发生纠纷导致报警处理。2020年7月22日本案第二次庭审时，被告欧某当庭将原告姚某奶奶赠予的黄金戒指一个返还给原告姚某。2020年7月27日，被告欧某向本院书面表示黄金手镯一个、黄金项链一条（含吊坠）、黄金女款戒指一个（对戒中的一个）在被告处。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相识相恋，虽由于种种原因最后没有登记结婚，但双方都曾付出真心，好聚亦应好散。对于原告提出的由被告一次性返还原告90000元的诉请，因原告对被告及被告父亲的微信转账、发红包、支付宝转账，给被告购买外卖、电动车、原告付款购买婚纱、拍摄婚纱照等，是原告与被告恋爱期间原告对被告的赠与，本案中被告亦曾给原告微信转账、发红包、支付宝转账，给原告购买礼物，双方转账中多有“520”“521”“3344”等具有特殊美好寓意的数字，虽然双方交往是以结婚为目的，但不能认为在恋爱期间的这种金额较小的赠与是附结婚这一条件的，原告也未能举证证明在赠与上述财物时其有双方未缔结婚姻被告应当返还赠与的意思表示，作为恋爱中接受赠与的一方通常也不会认为接受对方价值不大的财物就需要与对方结婚，否则就应当返还，这种恋爱中的赠与是双方对情感的表达，也是双方应当自担的物质风险。本案中原、被告双方交往过程中，财物上被告可能没有原告付出的多，但被告因此终止妊娠，身体上承受了巨大的痛苦与伤害，基于公平原则，被告对于接受赠与财物超过所赠财物的部分也不应当返还，原告花费25105元购买的黄金首饰，是在原、被告双方家长见面后购买，是为了男女双方结婚而购买，应视为男方对女方附条件的赠与，是属于彩礼性质的物品，被告应当返还，但原告姚某在未经被告欧某同意的情况下私自搬走了被告部分物品，且现有证据无法查明原告搬走的物品中是否有首饰，故本院认定尚在被告处的黄金女款戒指一个、黄金手镯一个、黄金项链一条、项链吊坠一个应当由被告返还原告。对于原告诉请的黄金戒指（原告奶奶给被告的戒指），被告在本案第二次开庭时已当庭返还给原告，故本院驳回原告该项诉请。对于被告提出的要求原告返还其私自搬走的被告毕业证、工作制服及被褥等个人生活用品的答辩意见，原告私自搬走被告的毕业证、工作制服及被褥等个人生活用品属于被告个人所有物品，并不是双方共同添置的，原告应当返还被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由被告欧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姚某为其购买的编号01Ｆ黄金女款戒指一个、编号05Ｆ黄金手镯一个、编号13Ｆ黄金项链一条、编号56Ｒ吊坠（项链）一个；二、由原告姚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被告欧某毕业证、工作制服及被褥等个人生活用品；三、驳回原告姚某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125元，减半收取1062.5元，由原告姚某负担789元、被告欧某负担273.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徐宜峰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刘家奇书记员高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