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婺源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赣1130民初942号 原告：方新枝，女，1957年1月17日出生，汉族，江西省婺源县人，农民，住江西省婺源县。 原告：朱星华，男，1977年4月28日出生，汉族，江西省婺源县人，农民，住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 原告：朱星鸿，女，1975年9月17日出生，汉族，江西省婺源县人，职员，住江西省婺源县。 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金元，婺源县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毕玄法，男，1973年12月1日出生，汉族，江西省婺源县人，驾驶员，住江西省婺源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江丽娟，婺源县江湾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董富容，女，1979年7月5日出生，汉族，江西省婺源县人，务农，住江西省婺源县。 被告：吴旺根，男，1967年3月7日出生，汉族，江西省婺源县人，住江西省婺源县。 二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郑美玲，江西学林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跃龙，江西学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饶市隆康通信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滨江西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11007928181098。 法定代表人:郑忠康，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阮琦，江西融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饶中心支公司，住所地江，住所地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三清山中大道**三清时代**楼1-3、2-3信用代码9036110068852192XT。 负责人：徐成建，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培涛，江西瀛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晓龙，江西瀛赣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方新枝、朱星华、朱星鸿与被告毕玄法、董富容、吴旺根、上饶市隆康通信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康公司）、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饶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永诚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1日立案。诉讼中被告董富容申请对被告永诚公司提供的电子保单董富容的签名进行鉴定，本院予以准许并依法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鉴定。本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朱星鸿及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金元，被告毕玄法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江丽娟，被告董富容与被告吴旺根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郑美玲，隆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郑忠康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阮琦，永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晓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方新枝、朱星华、朱星鸿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毕玄法、董富容、吴旺根、隆康公司赔偿原告因受害人朱灶养交通事故死亡的经济损失人民币611709.5元；2、判令永诚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险三者险”的赔偿范围内直接赔付三原告；3、本案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受害人朱灶养系原告方新枝的丈夫，系原告朱星华、朱星鸿的父亲。2020年3月14日11时40分许，被告毕玄法驾驶赣Ｅ×××××号“东风”牌轻型普通货车，沿婺源县店太线由西往东方向行驶，行至婺源县口路段时，与相对方向受害人朱灶养驾驶的“铃木”牌普通二轮摩托车发生碰撞，造成受害人朱灶养当场死亡及摩托车受损的道路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婺源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于2020年3月27日作出第361130120200000016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被告毕玄法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符的机动车上道路，未按照交通信号通行，是造成该起事故的主要原因，受害人朱灶养在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且未戴安全头盔的情况下驾驶机动车上道路，是造成该起事故的次要原因。但原告认为，被告毕玄法驾驶车辆在道路行驶时，已全部占用了左侧道路，使受害人朱灶养驾驶的摩托车无法避让，致使被告毕玄法驾驶车辆直接撞上受害人朱灶养。造成受害人朱灶养当场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被告毕玄法驾车占据左侧车道行驶是造成该起事故的根本原因，应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受害人朱灶养虽然未取得摩托车驾驶证及未戴安全头盔，但对该起事故的发生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对事故的发生也不起任何作用。故受害人朱灶养在本起事故中没有任何的责任。因此，恳请法院查明事实，重新划分事故责任，确定被告毕玄法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被告毕玄法驾驶赣Ｅ×××××号“东风”牌轻型普通货车车主系被告董富容。董富容明知被告毕玄法没有准予驾驶该车的驾驶证，而将车辆交予被告毕玄法驾驶，从而导致该起事故的发生，被告董富容有重大过错，应承担赔偿责任。被告毕玄法事故发生时受雇于隆康公司，根据法律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赣Ｅ×××××号“东风”牌轻型普通货车已在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饶中心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责险”，事故发生时在保险期限内。综上所述，由于被告的责任与过错，造成受害人当场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按法律规定，被告应承担赔偿责任。经协商未果。为此，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依法立案并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毕玄法辩称，一、被告毕玄法是被告吴旺根聘请的工作人员，事故发生时属执行职务行为，所应承担责任应由被告吴旺根承担；二、对婺源县交警大队出具第361130120200000016事故认定书认定被告1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不合理，死者朱灶养未取得驾驶资格、安装摩托车雨棚、未戴头盔是该起事故后果的主要原因，应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三、事故发生后原告方与被告毕玄法通过人民调解委员会达成调解协议，按照协议约定被告毕玄法赔偿原告8万元，原告不再以任何理由、任何方式向被告毕玄法主张其他任何权益，作为被告毕玄法已经就此事故与原告方处理完毕；四、赔偿项目标准过高，未见土地征用证，仅凭养老金发放证明，主张城标不合理，证明存在瑕疵，无法人签名，现在很多子女都会为老人购买养老保险，毕玄法已判实刑，故支付精神抚慰金不合理；处理事故费用过高，3000元较合理；望贵法院依法查明事实，作出公正合理的判决。 被告董富容辩称，一、原告所述与事实不符。原告在起诉状中陈述，被告毕玄法驾驶车辆在道路行驶时，已全部占用了左侧道路，使受害人朱灶养驾驶的摩托车无法避让，致使被告毕玄法驾驶车辆直接撞上受害人朱灶养，与事实不符。事故发生时,毕玄法驾驶的车辆并没有全部占用了左侧道路，而是在自己的行驶路线上正常行驶。二、本起事故受害人朱灶养的违法行为有三个方面，多于毕玄法的违法行为，被害人朱灶养的责任大于毕玄法的责任，交警的责任认定存在偏袒受害人，认定不公。在该起事故中，被害人朱灶养的违法行为有三个方面：一是没有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无证驾驶；二是没有按照规定佩戴安全头盔；三是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八条之规定：“车辆、行人应当按照交通信号通行；遇有交通警察现场指挥时，应当按照交通警察的指挥通行。在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上，应当在确保安全、畅通的原则下通行。”而毕玄法的行为只有两个方面:一是驾驶证与准驾车型不符；二是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八条之规定。三、答辩人没有过错。根据公安部颁布的《机动东驾驶证业务工作规范》规定，C3驾驶证的准驾车型为低速载货汽车，由于毕玄法告诉答辩人说他有驾驶证，并且他的确也有驾驶证，作为一般的普通百姓，并不可能分辨出低速载货汽车与轻型普通货车的区别，因此，在主观上来说，答辩人并不存在明显的过错，不应当承担责任。四、受害人为农业户口，应当按照农业户口的数据来计算损失。根据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开展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城乡统一试点工作意见的通知》规定，发生在2020年4月1日以后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均统一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损失，对于发生在2020年4月1日之前的侵权行为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规定，分别按照农业户籍和非农业户籍进行计算损失，受害人的户籍为农业户籍，并且其经常居住地不在城镇，也不在城镇务工，其收入来源也不在城镇，因此，不能按照非农业户籍标准计算损失。五、事故发生之后，根据交警大队的要求，答辩人和驾驶员已经赔偿了原告方经济损失人民币12万元整，应当予以扣除。六、答辩人的车辆已经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险，在保险责任范围内，当由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七、原告所主张的赔偿项目；有些项目过高，有些项目没有证据支持。一是丧葬费过高；二是死亡赔偿金应当按照农业户籍标准计算，不能按照城镇户籍标准计算；三是精神损害抚慰金过高；四是处理事故误工费没有证据支持；五是处理事故交通费过高并且没有证据支持；六是摩托车修理费没有证据支持。综上所述，原告所述与事实不符，交警事故认定有失公正，受害人的违法行为多于驾驶员，答辩人没有过错，原告所主张的项目存在过高和没有证据支持的情形，答辩人在事故发生之后，已经同驾驶员一同赔偿了受害人家属12万元，且答辩人的车辆已经投保了保险，请求人民法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作出公正判决。 被告吴旺根辩称，一、答辩人虽与隆康公司签订劳务分包合同，但该合同系事故发生后，公司要求我签的，毕玄法的实际雇主系隆康公司。答辩人系隆康公司管线工程婺源县段带队的，毕玄法系答辩人叫来的，但毕玄法的实际雇主系隆康公司。事故发生后，公司为避免纠纷，要求答辩人与其补签订了劳务分包合同，答辩人对合同的内容根本未阅读，也不知晓。由于答辩人一直为公司从事劳务，所以不敢多说，只能签字，但答辩人并不是毕玄法的雇主，这一点请法庭查明，或者可以对劳务分包合同签订的时间进行鉴定。二、毕玄法作为雇员在本案中有重大过错。毕玄法原先一直在工业园为他人开车，答辩人吴旺根叫毕玄法来时，也多次询问毕玄法驾驶证事宜，但毕玄法皆坚称其有B证，每次车辆的违章都是毕玄法主动自己去处理，故意隐瞒其没有C1证的事实，毕玄法作为雇员本身存在重大过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一款之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三、原告提起的各项赔偿标准答辩人认可董富容的答辩意见。四、肇事车辆登记所有人为答辩人妻子董富容，但实际使用与管理者系答辩人，该车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与商业三责险，事故发生时尚在保险期限内。1、肇事车辆虽然登记在答辩人妻子董富容名下，但该车一直由我使用与管理，董富容只是挂个名，其不应该承担任何责任。2、肇事车辆在永城财保上饶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责险，在保险限额内的赔偿款应由保险公司直接赔付。五、保险合同中免责条款因保险公司未尽到询问、提示和说明义务应认定为无效，保险公司应承担赔偿责任。1、该保险合同投保人系答辩人妻子董富容，其从未到保险公司进行过投保，投保系通过购车车行进行投保，董富容只负责交钱，保险公司从未有业务员与董富容接触，更别提尽到提示和说明义务。2、答辩人妻子董富容其根本没有驾驶证，也不会开车，保险公司对这样的投保人也未尽到询问义务，既未了解该车的实际使用情况，也未对董富容是否自己使用或者无证驾驶的后果进行后充分说明。3、答辩人妻子董富容在车行投保时，手机都是交由车行人员操作，董富容本人根本不知道怎么弄。综上，根据我国《保险法》第17条规定，对于格式保险合同或保单中的免责条款，保险公司应尽到明确的提示与说明义务，否则免责条款不能生效。答辩人认为：电子保单是通过网络投保形成的格式合同，即使保险公司在网页上明确注明投保申明等注意条款，或在投保程序设置上必须由投保人阅读无异议、同意相关条款之内容点击“同意”后才能进入下一程序，但是并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保险公司已对免责条款在电子保单中予以明示和说明，并不能充分证明保险公司尽到了说明和提示义务，故保险公司应承担保险理赔责任。 被告隆康公司辩称，一、原告起诉中的第一项诉讼请求不明确，被告毕玄法、被告董富容、被告隆康公司之间的责任不明确，希望原告于庭审中明确说明；二、原告诉请未扣除有关当事人已支付的部分，请法庭予以注意；三、有关本案的交通事故责任划分，我们认同被告董富容的答辩意见，在这次事故的责任划分中，原告采取了双重标准，我们暂且认同交警部门的责任划分；四、原告认为毕玄法与我方公司之间系雇佣关系，我方认为系错误的，雇佣关系是发生在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公司与个人之间要么是劳动关系要么是承揽关系，原告因侵权纠纷起诉我方，故我方认为原告起诉没有法律依据，请求法庭驳回原告对我方的全部诉请。 被告永诚公司辩称，一、被告毕玄法在事故发生时存在驾驶与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不符的机动车的行为，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本案事故发生时，被告毕玄法持的是Ｃ3Ｅ型机动车驾驶证，驾驶的是赣Ｅ×××××号“东风牌”轻型普通货车车。根据婺源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被告毕玄法属于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符的机动车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九条第四款“驾驶人应当按照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驾驶机动车……”,故被告毕玄法在本案事故中存在驾驶与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不符的机动车的行为，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而且，从交警部门调查的案件材料来看，本案事故发生的原因系受害人占据中间道路导致被告毕玄法刹车不及，从而发生事故，故受害人应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另外，被答辩人提出婺源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被告毕玄法负事故主要责任，受害人朱灶养负次要责任是不正确的，根据规定若被答辩人对事故责任认定书有异议，可在送达之日起三日之内提出书面复核。被答辩人未在规定时间内提出复核，且无证据证实该事故认定书存在错误，故被答辩人的意见没有依据。二、答辩人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可免除赔偿责任。如前所述，本案中被告毕玄法驾驶被告董富容投保于答辩人处的车辆的行为属于驾驶与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不符的机动车。根据《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第二章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4项规定：“在上述保险责任范围内，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二）驾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4、驾驶与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不相符合的机动车。”，驾驶人驾驶与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不符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而且，被告董富容通过电子投保的方式在答辩人处投保商业第三者责任险时，答辩人已将保险条款出示给被告董富容，相应免责条款也进行了加粗予以提示，董富容也充分阅读予以确认。因此，答辩人已就投保险种对应的保险条款（包括责任免除部分）向被告董富容尽到告知和提示义务，该免责条款发生法律效力。因此被告毕玄法存在驾驶与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不符的机动车的行为，属于保险合同条款中的免责情形，故答辩人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不负赔偿责任。三、被答辩人诉请的赔偿损失过高。1、被答辩人主张亲属处理事故误工费5000元、亲属处理事故交通费5000元过高，没有依据，而且丧葬费实际已包含处理丧葬事宜的相关费用，故再主张显然过高。2、摩托车修理费2000元没有提供相应证据，应不予支持。3、被答辩人主张按城镇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依据不足，应按农村标准。4、被答辩人诉请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过高且该费用应不支持，因为本案中毕玄法已受刑事处罚，按照法律规定不得再单独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5、因《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受害人负事故次要责任，故被答辩人主张赔偿时应扣减自身承担责任的部分。综上，本案中，被告毕玄法在事故发生时存在驾驶与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不符的机动车的行为，根据保险合同中免责条款，答辩人应免除赔偿责任。而且，被答辩人诉请的赔偿损失也过高。故答辩人请求贵院考虑答辩人的上述答辩意见，并依法作出公正的判决。 原告方新枝、朱星华、朱星鸿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一、三原告身份证三份，拟证明原告诉讼主体资格； 二、坑口村委会证明二份（2020年4月1日、2020年5月10日），养老金发放证明一份，拟证明三原告与死者的关系，死者朱灶养系失地农民，有失地养老保险，也享受了失地农民的退休待遇； 三、事故认定书一份，拟证明事故发生经过及责任的划分，我方对该责任的划分有异议，交警队没有考虑事故发生所起的作用，所以其系错误的，要求法院重新划分同时，毕玄法因驾驶车辆与所驾车型不符，车主系明知的，车主有过错。 四、死亡证明一份、火化证明，尸检报告各一份，拟证明朱灶养因事故死亡的事实； 五、死者亲属事后拍摄的现场图，拟证明毕玄法驾驶车辆占据了左侧车道而发生事故的事实； 六、申请法院调取的交警队处理的事故现场相关材料，拟证明事故发生的现场，及交警所划分的责任系错误的，从现场可知，毕玄法占据了左侧车道，在左侧车道发生的事故，故所以请求法院对责任划分重新认定，对于调解协议，里面支付的赔偿，系人道主义慰问金，不是赔偿，与本案无关。 七、基本养老保险待遇证，拟证明该证系社保局出具的，受害人朱灶养系失地农民，享受养老待遇，故应按城镇标准赔偿。 被告毕玄法质证认为，对第一、四组证据无异议，对第二组证据，对家庭成员关系的证明没有异议，对失地证明，应提供失地证，对养老证明，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对第三组证据，同答辩意见。对第五组证据，这是事后照片，刹车痕迹表明毕玄法因避让而向左，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对第六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这都可以证明毕玄法系在避让死者，我方过错小，死者过错大，对于调解协议，同我方的答辩意见，我方认为系赔偿，若没有追究我方刑事责任补偿，对其他的无异议。对第七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据与坑口村委会的证明是矛盾的，由村委会证明可知其还有承包地，其收入中仍有部分来自于农业收入，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失地农民，我方认为还应按农村标准计算。 被告董富容质证认为，对第一、四组证据无异议，对第二组证据，对国土资源局与坑口村委会共同出具的土地征用证明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这只能证明其被征用过部分农田，征用后剩余的承包地应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对其他的没有异议。对第三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责任划分已倾向事故死者，毕玄法是准驾车型不符，而死者系无证的，对原告所说的其他证明目的，我方不认可，毕玄法在之前已告诉我方当事人其有B证，故被告董富容主观上是没有过错的。对第五组证据，这是事后照片，刹车痕迹表明毕玄法因避让而向左，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对第六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于公安局对毕玄法的讯问笔录，这恰恰证实了被告董富容没有过错，毕玄法在笔录中承认被告董富容问他驾驶证情况，其在里面的论述他开过工程车，小货车都是可以开的，没问题。案卷材料内有两张收条，表明我方已垫付12万元的事实。协议系被告毕玄法与原告签订的，被告董富容并没有参与，且协议中明确扣除被告毕玄法垫付的3.5万元，故董富容垫付的8.5万元应在本案中退还。对第七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据与坑口村委会的证明是矛盾的，由村委会证明可知其还有承包地，其收入中仍有部分来源于农业收入，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失地农民，我方认为还应按农村标准计算。 被告吴旺根质证意见同被告董富容的质证意见。 被告隆康公司的质证认为，对身份关系的证据没有任何意见，至于朱灶养如何享受养老，待遇审核股来盖章，不符合证据形式。对第三组证据，对三性均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结合本案有关事故现场的照片，我方认为交警的划分符合法律规定，从照片的刹车痕迹来看，毕玄法在自己车道行驶时已刹车，之所以会选择向左避让，是因死者驾驶行驶靠中间，因此，交警的责任认定基本符合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对第四组证据无异议；对第五组证据，三性无异议，照片中的痕迹恰恰证明了我方观点，这表明原告在事故中存在过错，毕玄法在自己的车道就开始刹车表明对象出现了问题。对第六组证据，三性无异议，这恰恰能证明我方观点，从毕玄法本人的讯问笔录可证实我方观点，毕玄法在笔录中说的看到死者驾驶车辆左右摇摆的过来，这说明死者在事故中无证，没有戴安全头盔且行驶在路中间。对于调解协议，效力法庭需审核，这是毕玄法与被害人家属达成的，作为侵权人的毕玄法，又约定向法院起诉的其他赔偿与本人无关，这侵犯了保险公司的权益，这是无效的。对第七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据与坑口村委会的证明是矛盾的，由村委会证明可知其还有承包地，其收入中仍有部分来自于农业收入，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失地农民，我方认为还应按农村标准计算。 被告永诚公司质证认为，同意被告隆康公司的质证意见。对第三组证据，对三性均无异议，本次事故认定应以事故认定书为准。且该事故认定书载明毕玄法驾驶车辆准驾车型不符。对第四组证据无异议；对第五组证据，三性均有异议，这是事后照片，不能反映事故现场。对第六组证据，三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从这里可见毕玄法在事故中是有过错，原告提交的收条证据，可以证实原告已经获得相应赔偿，已得到的赔偿应得以扣除。毕玄法讯问笔录可以证实毕玄法存在驾驶准驾车型不符的事实。对于调解协议，同第三被告的质证意见，如果认定人道主义赔偿，应不能再主张精神抚慰金。对第七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据与坑口村委会的证明是矛盾的，由村委会证明可知其还有承包地，其收入中仍有部分来源于农业收入，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失地农民，我方认为还应按农村标准计算。 被告毕玄法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协议书复印件一份，拟证明被告毕玄法于事故发生后与原告方达成协议，毕玄法支付原告方人道主义慰问金计8万元，原告出具谅解书，原告依法赔偿项目向法院起诉，不再以任何理由、任何方式向毕玄法主张其他任何权益。 原告方新枝、朱星华、朱星鸿质证认为，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这是谅解被告毕玄法而出具的，这是人道主义赔偿，与本案赔偿无关，协议中第三项内容已载明。原告只收到人道主义慰问金4.8万，对尚欠的部分，我方将另行主张。 被告董富容、吴旺根质证认为，真实性无异议，但我方认为该笔款项在本案中一并予以扣减。若本案认可毕玄法无需要担责任，那原告也就放弃了对其他被告主张的权利。因为毕玄法系实际侵权人。 被告隆康公司质证认为，如毕玄法单独给原告的赔偿，其意思真实有效，但不能因其行为而让其他被告产生损失。因毕玄法系无证驾驶，同时是吴旺根的雇员，若雇主或保险公司赔偿后可向侵权人追偿，若其单独处分，会损害其他被告的合法权益，故该协议只在毕玄法与原告之间产生法律效力，对其他被告不产生效力。 被告永诚公司质证认为，真实性无异议，若双方按该协议履行，毕玄法所支付的8万元应在原告所主张的赔偿款中予以扣除。根据法律规定，保险公司在保险责任赔偿后可以追偿，若不予以扣除，将会让保险公司多承担责任。 被告董富容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一、被二的身份证一份，拟证明被告二的身份信息；二、肇事车辆的行驶证及保险单，拟证明事故车辆已在被告永诚公司处投保了交强险及商业险100万不计免赔；三、两张收条，拟证明被二垫付了受害者家属8.5万元，且垫付时间2020年3月17日与2020年3月16日，而调解协议签订时间是2020年4月份，调解协议内约定毕玄法的予以扣减，没有提到被告董富容的垫付款处理问题，我方请求原告方退还。 原告方新枝、朱星华、朱星鸿质证认为，对第一、二组证据均无异议，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吴旺根系欠毕玄法工资的，欠2.2万，吴旺根所垫付的8.5万元中有2.2万元系毕玄法的工资。 被告毕玄法质证认为，我方只知道我方已付3.5万元，分期支付的。对其他的无异议。 被告隆康公司质证认为，均无异议。 被告永诚公司质证认为，对其提交的保单，证实了我方已履行了提示说明义务，对其所提交的证据无异议。 被告吴旺根质证认为，均无异议。 被告隆康公司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劳务分包合同一份，拟证明：1我方公司只与吴旺根之间存在劳务分包关系，与毕玄法无关联；2、合同第二大条第二点中明确吴旺根所有工种均需持证上岗；3、合同中第三条第二款第七项载明，工程发生安全事故由吴旺根全部负责。 原告方新枝、朱星华、朱星鸿质证认为，这是一份无效合同，按法律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系不能分包的，更不能分包给没有任何资质的吴旺根，因此，吴旺根、毕玄法均系该公司的雇员，都为该公司提供劳务，都受该公司管理、调配等，故毕玄法系该公司的雇员，系临时雇员。 被告毕玄法质证认为，同原告质证意见。 被告董富容质证认为，1、本案中吴旺根没有劳务分包的资质，故该合同系无效合同；2、该合同的实际内容证实，乙方聘请的人员实际上是接受甲方的管理、调配而且是遵守甲方的各项规章制度的。故本案中被告毕玄法是被告隆康公司的雇员的事实，我方同意原告的主张。 被告吴旺根质证认为，对合同的真实性无异议，该合同系事故发生后公司让吴旺根去签订的，毕玄法的实际雇主是公司，且公司在答辩时提出其已为全体员工购买了平安团体意外伤害险，毕玄法也在其中，故可知毕玄法系其员工。该劳务分包合同是一份无效合同，吴旺根作为个人，无任何劳务分包资质，在此情况下，公司作为发包方，与吴旺根及毕玄法形成实际劳动关系，所以本案中吴旺根不应承担责任。 被告永诚公司质证认为，真实性无异议，被告董富容将其名下的车辆用于运输，按保险条款规定，属于免赔条款，故我方在商业险限额内不承担责任。 被告永诚公司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一）1、机动车商业保险／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投保单、2、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投保提示书3、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4、视频一份5、电子投保客户操作明细6、赣保协发［2019］13号，拟证明1、被告董富容通过电子投保的方式（需实名操作）在被告永诚财产保险公司上饶中心支公司为名下赣Ｅ×××××“东风牌”轻型普通货车投保交强险和商业险。2、被告永诚财产保险公司上饶中心支公司在被告董富容投保时已通过投保系统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投保提示书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交付给被告董富容阅读，对其中的免责条款尽到说明和提示义务。（二）7、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电子保单）8、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保险单（电子保单）拟证明：被告董富容投保的电子保单“重要提示”一栏中已告知、提示被告董富容仔细核对、阅读保险条款特别是责任免除和赔偿处理，也即被告永诚财产保险公司上饶中心支公司就免责条款尽到说明和提示义务。（三）微信聊天记录（董富容与宋泽英的聊天记录），宋泽英系婺源顺捷汽贸的老板娘，拟证明被告董富容通过顺捷汽贸公司购买交强险及商业险，保险公司已将电子保单交给董富容的事实。（四）江西警察学院物证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一份，拟证明被告董富容名下的车辆已在我司投保交强险及商业险，整个投保过程系董富容操作，我司已就相应免责任条款已进行了提示，该免责条款已发生效力，故我司不承担赔偿责任。 原告方新枝、朱星华、朱星鸿质证认为，对其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无法判断，也无证据证明董富容在免责条款上已签字认可，故无法证明被告所说的证明目的。我方无法判断被告公司在保险时已尽到相关免责条款的告知及提示义务，其无法证明其证明目的。对第四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鉴定书投保的电子签字系董富容，但无法证明保险公司已就免责条款进行了告知和提示义务，故保险公司还应就商业三者险承担责任。 被告毕玄法质证认为，同原告的质证意见。 被告董富容、吴旺根质证认为，对第一组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1、该证据不能证实投保人系董富容本人；2、该证据也无法证明保险公司在投保时对免责事项进行了详细说明，所以保险公司在商业险范围内还应承担赔偿责任。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保单的下方只是有个很小很小的字载明“请阅读保险条款特别是责任免除事项，但没有免责事项的具体条款，故该免责条款对投保人不产生法律效力。对第三组证据，对三性均有异议，不符合证据规则，提供电子证据应提供原始载体，而被告永诚公司未提供；聊天记录只截取了部分，我们无法证实是董富容本人，董富容投保时间是2020年2月22日，但该聊天记录可知，董富容本人都没有收到保险单，无法达到被告永诚公司的证明目的。对第四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鉴定书投保的电子签字系董富容，但无法证明保险公司已就免责条款进行了告知和提示义务，故保险公司还应就商业三者险承担责任。签名是董富容签署，但投保过程是车行代办的。根据保险公司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庭后我已与董富容核实，保单董富容一直没有拿到。 被告隆康公司质证认为，对三性均无异议，根据法律规定，保险公司应当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相应责任，在商业险合同约定的范围内承担相应责任，如果法庭认定在电子投保过程中，保险公司未尽到相关免责条款的告知及提示义务，保险公司仍应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对第三组证据，同意以上代理人的质证意见，另补充一点，该聊天记录只说明车行老板向董富容发送了PDF格式的保单，并不能证明就有关免责条款已尽到符合保险法规定的相关免责条款的告知及提示义务。对第四组证据，三性均无异议，但请法庭注意，手机等电子产品已使用十分普遍，保险公司的有关免责条款告知是否达到了保险法所要求的程度，足以引起投保人的关注，请法庭根据法律和客观事实认定。 为查明事实，本院依职权调取了（2020）赣1130刑初89号判决书一份，拟证明被告毕玄法已受到刑事处罚的事实。 原告方新枝、朱星华、朱星鸿质证认为，对三性均无异议。 被告毕玄法质证认为，对三性均无异议。因毕玄法已受到刑事处罚，对于精神抚慰金，不应予以支持。 被告董富容质证认为，对三性均无异议。因毕玄法已受到刑事处罚，对于精神抚慰金，不应予以支持。 被告吴旺根质证认为，因毕玄法已受到刑事处罚，对于精神抚慰金，法院不应予以支持。 被告隆康公司质证认为，该刑事判决书已明确说明毕玄法已赔偿，但不能说明其系人道主义赔偿，我方认为该赔偿系民事赔偿，应当在本案中予以扣除。 被告永诚公司质证认为，同以上质证意见。 被告吴旺根未举证。 对以上证据，经质证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在认定原告具体损失和论理部分中一并分析。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死者朱灶养系原告方新枝的丈夫，系原告朱星华、朱星鸿的父亲。2020年3月14日11时40分许，被告毕玄法驾驶赣Ｅ×××××号“东风”牌轻型普通货车，沿婺源县店太线由西往东方向行驶，行至婺源县口路段时，与相对方向死者朱灶养驾驶的“铃木”牌普通二轮摩托车发生碰撞，造成死者朱灶养当场死亡及摩托车受损的道路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婺源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于2020年3月27日作出第361130120200000016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被告毕玄法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符的机动车上道路，未按照交通信号通行，是造成该起事故的主要原因，死者朱灶养在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且未带安全头盔的情况下驾驶机动车上道路，是造成该起事故的次要原因。被告毕玄法驾驶赣Ｅ×××××号“东风”牌轻型普通货车登记车主系被告董富容，被告董富容与被告吴旺根系夫妻关系，被告吴旺根系该车的实际管理人。被告隆康公司将婺源县移动传输管线工程以包工不包料的方式分包给了被告吴旺根，由被告吴旺根组织人员进行施工。作为发包方的被告隆康公司依照约定向被告吴旺根支付工程款，被告吴旺根在领取工程款后，向施工班组支付工资报酬。被告毕玄法系受雇于被告吴旺根驾驶施工车辆，事故发生时被告毕玄法系履行职务行为。被告毕玄法持有“Ｃ3”证，该证的准驾车型为低速载货汽车，被告吴旺根与被告董富容均未核查过被告毕玄法的驾驶证，被告毕玄法也未明确告知被告董富容与被告吴旺根其持有的驾驶证型号。2020年7月30日，江西警察学院物证鉴定所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为：检材（机动车商业保险／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投保单）“董富容”的签名笔迹与提供的董富容本人书写的样本笔迹是同一人的笔迹。 另查明：2020年4月2日被告毕玄法（甲方）与三原告（乙方）经过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甲方基于人道主义同意支付乙方人道主义慰问金计人民币捌万元整”的调解协议。赣Ｅ×××××号“东风”牌轻型普通货车在永诚公司投保交强险及100万商业三者险附加不计免赔，事故发生时，尚在保险期限内。被告毕玄法已支付人道主义慰问金48000元，被告吴旺根已垫付费用85000元。死者朱灶养家庭承包农田于2010年因高铁建设被征用部分承包农田而成为失地农民，并于2013年11月已办理了失地农民养老保险。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是适用城镇标准还是农村标准计算原告的损失？二、对于电子保单中“驾驶与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不相符合的机动车，保险公司不负赔偿责任”免责条款，保险公司对此是否尽到了提示说明义务？ 一、是适用城镇标准还是农村标准计算原告的损失问题。三原告主张适用城镇标准计算损失，并提供了婺源县坑口村民委员会和婺源县国土资源局紫阳国土资源所的证明，基本养老保险待遇证、养老金发放证明等证据。本院认为，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受害人朱灶养虽系农村户口，生活居住在农村，但其承包地于2010年高铁建设时已被政府部分征用，属于失地农民，且办理了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其主要生活来源已不再是土地，可适用城镇标准计算原告损失。 二、对于“驾驶与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不相符合的机动车保险公司不负赔偿责任”，保险公司对此是否尽到了提示说明义务问题。本院认为，驾驶人需要驾驶某种类型的机动车，须经考试合格后取得相应的准驾车型资格，驾驶人应当按照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驾驶机动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九条第四款“驾驶人应当按照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驾驶机动车……”,故被告毕玄法在本案事故中存在驾驶与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不符的机动车的行为，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驾驶与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不相符合的机动车是法律法规规定的禁止行为，保险公司因此免除赔偿责任只要履行提示说明义务即可。电子保单是一种新型的保险合同缔结形式，保险人提出保险要求并交保费为要约，保险人收取保费为同意承保的承诺，保险合同成立并生效。被告永诚公司提供的电子保单中保险合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部分载明“驾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4、驾驶与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不相符合机动车，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投保人董富容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投保时，根据电子投保流程，应阅读具体的保险条款以及保险人免责条款说明内容，且商业保险的电子保单作了重要提示“请仔细阅读承保险种对应的保险条款，特别是责任免除和赔偿处理”，故本院认为保险公司对商业三者险免除赔偿责任已尽到了提示说明义务。 本院结合原告的诉讼请求、具体案情及相关法律规定，对原告的合理损失认定如下： 1、丧葬费。原告主张38065.5元，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认定； 2、死亡赔偿金。原告主张511644元（36546元／年X14年），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认定； 3、精神抚慰金。原告主张50000元，因被告毕玄法已因犯交通肇事罪受到刑事处罚，故本院不予支持。 4.亲属处理事故误工费和交通费。原告合计主张10000元，本院合计酌定5000元； 5.摩托车修理费。原告主张2000元，因其未提供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 以上损失合计554709.5元。 本院认为，公民的生命权受法律保护，因被告毕玄法驾驶车辆与相对方向死者朱灶养驾驶的“铃木”牌普通二轮摩托车发生碰撞，造成死者朱灶养当场死亡及摩托车受损的道路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婺源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于2020年3月27日作出第361130120200000016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被告毕玄法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死者朱灶养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虽三原告、被告毕玄法、被告董富容有异议，但提供的证据不足以推翻该事故认定书，亦未申请复核，本院认为该认定书客观真实、合法有据，本院予以采信，责任比例也应依此分配，本院确定被告毕玄法承担70%的赔偿责任，死者朱灶养自行承担30%的责任。被告永诚公司系赣Ｅ×××××号事故车辆承保机构，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一条“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依法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之规定，被告永诚公司应依约在死亡赔偿交强险限额内赔付原告110000元。因保险公司对于“驾驶与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不相符合的机动车保险公司不负赔偿责任”已尽到了提示说明义务，故被告永诚公司无需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赔偿。被告隆康公司与被告吴旺根之间系合同关系，而本案系因交通事故而产生的侵权法律关系，二者系不同的法律关系。原告方新枝、朱星华、朱星鸿和被告董富容、吴旺根均认为被告毕玄法系隆康公司员工，但他们并未向法庭提交证据证明。结合法庭调查及相关证据，可以认定被告毕玄法系受被告吴旺根雇请，而非被告隆康公司员工，故本院对于原告方新枝、朱星华、朱星鸿要求被告隆康公司赔偿损失的诉请不予支持。原告方新枝、朱星华、朱星鸿的总计损失为554709.5元，被告永诚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赔付原告110000元，剩余部分444709.5元，被告毕玄法应承担70%，计311296.65元。被告董富容系赣Ｅ×××××号肇事车所有人，该车虽由其丈夫被告吴旺根交由被告毕玄法驾驶从事雇佣事务，因被告董富容怠于履行核查驾驶员毕玄法的驾驶资质责任，导致毕玄法驾驶与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不符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机动车所有人对使用人使用机动车导致交通事故损害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故本院酌定被告董富容应承担被告毕玄法应承担赔偿责任中的20%的赔偿责任，即被告董富容应赔偿原告方新枝、朱星华、朱星鸿62259.33元。因被告毕玄法系受被告吴旺根雇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故被告吴旺根应赔偿原告249037.32元，扣除被告吴旺根已垫付的85000元，被告吴旺根还应赔付原告方新枝、朱星华、朱星鸿164037.32元。因被告毕玄法在本案中具有重大过失，故被告毕玄法对被告吴旺根应赔偿的数额249037.04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饶中心支公司赔偿原告方新枝、朱星华、朱星鸿110000元，该款由其直接汇入原告朱星华（原告方新枝和原告朱星鸿的指定收款人）在中国建设银行开设的账号为62×××18的账户内，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履行完毕； 二、被告董富容赔偿原告方新枝、朱星华、朱星鸿62259.33元，该款由其直接汇入原告朱星华（原告方新枝和原告朱星鸿的指定收款人）在中国建设银行开设的账号为62×××18的账户内，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履行完毕； 三、被告吴旺根赔偿原告方新枝、朱星华、朱星鸿249037.32元，扣除被告吴旺根已垫付的85000元，被告吴旺根还应赔付原告方新枝、朱星华、朱星鸿164037.32元，该款由其直接汇入原告朱星华（原告方新枝和原告朱星鸿的指定收款人）在中国建设银行开设的账号为62×××18的账户内，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履行完毕； 四、被告毕玄法对被告吴旺根的赔偿数额中的249037.32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五、驳回原告方新枝、朱星华、朱星鸿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9918元，减半交纳4959元，由原告方新枝、朱星华、朱星鸿负担1487.7元，被告吴旺根、毕玄法连带负担2777.04元，被告董富容负担694.26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9918元（开户行：上饶市农业银行饶东支行，账号：36×××14，户名：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员  王智星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张淑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