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9民终224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曾土珍，女，汉族，1956年9月17日出生，住广东省化州市********。上诉人(原审原告)：何裕武，男，汉族，1983年1月17日出生，住广东省化州市********。上诉人(原审原告)：何裕平，男，汉族，1984年8月17日出生，住广东省化州市********。上述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建立，广东富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传起，广东富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家亮，男，汉族，1971年8月7日出生，住广东省化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梁亚颜，广东大贤东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萧小婵，广东大贤东宇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第三人：陈斯玉，女，汉族，1953年6月18日出生，住广东省化州市********。原审第三人：李志浩(曾用名：李壮)，男，汉族，1980年3月5日出生，住广东省化州市**********。原审第三人：董文君，男，汉族，1951年5月19日出生，住广东省化州市********。上诉人曾土珍、何裕武、何裕平因与被上诉人何家亮及原审第三人陈斯玉、李志浩、董文君物权保护纠纷（立案案由为：排除妨害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化州市人民法院（2019）粤0982民初36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曾土珍、何裕武、何裕平上诉请求：一、判决撤销广东省化州市人民法院（2019）粤0982民初3691号民事判决，改判被上诉人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清理地上附属物，返还位于化州市*******边的两口鱼塘的土地给上诉人。二、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关于上诉人诉排除妨害纠纷一案，因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无提供证据证明李某某将涉案的两张鱼塘分别借兑给董文君和被上诉人何家亮，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停止侵害位于化州市*******边两张鱼塘，返还土地证据不足，而驳回上诉人诉被上诉人停止占有上诉人涉案的两口鱼塘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侵权责任，所认定的基本事实错误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主体不当，程序违法，判决错误。因而，上诉人不服特诉请二审纠正，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原审认为上诉人并无提供证据证明李某某将涉案的两张鱼塘分别借兑给董文君和被上诉人何家亮，主张被上诉人停止侵害位于化州市*******边两张鱼塘，返还土地证据不足，是错误的。1.争议地是位于化州市*******边的两口鱼塘，一口塘面积1.7亩(地名叫小塘)，东至何金明鱼塘塘基，南至曾胜鱼塘塘基，西至董文胜鱼塘塘基，北至水沟；另一口塘面积0.79亩(地名叫大塘)，东至何家聪房屋屋边，南至何信飞地边，西至何艺兴地边，北至劳水娇地边，现在已被填平)；这两口鱼塘地是上诉人家庭1983年将所在六院经济合作社发包给上诉人家的土地改造成鱼塘养鱼的。2004年，陈斯玉的丈夫李某某向曾土珍的丈夫何亚新租用这两口鱼塘养鱼，年租金为每亩500斤稻谷(按市场价折算现金支付约200元/年)。2004年，李某某还计划在地名为“坝底留桥塘”的土地开发鱼塘，需兑换六院村部分村民在“坝底留桥塘”的土地的几十亩田地，包括董文君、何桂兴(何亚亮的父亲)、何家惠及其他村民的田地。李某某为了得到何桂兴、董文君的土地，瞒住何亚新将从何亚新租来的面积1.7亩鱼塘借兑给董文君，将面积0.79亩的鱼塘借兑给何桂兴；为得到何家惠的土地，还向何亚新租了上诉人家位于康公庙前的土地0.418亩兑给何家惠，并叫何艺兴帮忙对土地进行丈量。后因李某某未能调到更多村民的土地，在“坝底留桥塘”挖塘的计划落空，而没有取得董文君、何桂兴、何康惠及其他村民的田地(2014年1月30日草拟了《承包土地协议书》，李某某却不签名)。董文君、何桂兴、何家惠及其他村民的田地仍有董文君、何桂兴、何家惠及其他村民耕种，李某某即一直租用上诉人家的两口鱼塘养鱼。2011年4月2日，李某某全数结清租金9000元给何亚新，决定将两口鱼塘和康公庙前的土地交还给何亚新。为此，李某某与何亚新在张亚永、董文清的见证下签订了《证明》(下称2011年4月2日《证明》)确认：“李某某租用何亚新的土地租金已全数付清，何亚新已领回其全部土地使用。特此证明：李某某与何亚新之间没有任何租用或使用土地的关系，也没有任何经济上的关系。”此后，上诉人家人拟对两口鱼塘进行管理，被上诉人见上诉人家的两口鱼塘地位于丽岗圩边，土地升值较大，便强行占用，将面积0.79亩的鱼塘填平种菜及在面积1.7亩的小塘养鱼。当遭到上诉人制止时，被上诉人便拿出何艺兴2004年帮李某某丈量土地的数据复印件(原审判决称《兑换土地记录表》)，称上诉人家的两口鱼塘已被“兑换”给其家为由继续强行占用，由此双方发生纠纷，至今未果。被上诉人提供《兑换土地记录表》复印件虽然盖了化州市********经济合作社的公章，并写上“复印件与原件一致，2020年1月1日”，但实际上在原审并没有原件质证，六院经济合作社也没有保存原件，而且，虽盖了六院经济合作社的公章，但没有负责人签名确认其真实性，不符合民事诉讼证据关于单位出具证明的形式，是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的。再且，该复印件上并没有何亚新的签名确认，即何亚新当时并不知情，上诉人也是直至2012年制止被上诉人的侵权行为时才见其出示的复印件(当时尚没有加盖六院经济合作社的公章)的。这时，上诉人方知李某某当年为了得到何桂兴、董文君的土地，瞒住何亚新将从何亚新租来的面积一亩七分的鱼塘兑给董文君，将面积七分九厘的鱼塘兑给何桂兴；为得到何家惠的土地，还向何亚新租了上诉人家位于康公庙前的土地兑给何家惠，并叫何艺兴帮忙进行丈量。这些数据并不是何亚新直接兑给董文君、何桂兴、何家惠土地的凭证。对此，原审查明称何亚新将村集体分配的土地(面积：43.3×26.9=1.747亩)兑给董文君，将大塘(面积：30×13.4=0.603亩)兑给何桂兴，该兑换土地数据有当时的计数经手人何艺兴签名确认，双方对该兑换土地记录表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是不成立的，错误的。2.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原审提交的2011年4月2日《证明》与2017年4月13日陈斯玉、李壮的《证明》内容明显冲突，无法证明上诉人是将涉案争议的鱼塘出租给李某某，上诉人出租的标的土地并不明确，也是错误。(1)前一证明李某某租用何亚新的土地，后一证明内容“李某某(已故)在2004年租用何亚新土地3亩1分，开鱼塘无成功，结果土地荒废至今，尚未归还，现在开始按土地确权，曾土珍现在要取回何亚新土地。”也证明李某某租用何亚新的土地，两者均证明同一个事实(租地)!这就说明，不但何亚新、李某某生前确认是租用上诉人家的土地，而且陈斯玉及其儿子李壮在纠纷期间至本诉前也是确认其家租用上诉人家的土地的。至于陈斯玉出于什么原因在原审陈述以什么都不清楚而回避承认租赁上诉人上述土地的情况是不正常的，不客观的，不影响认定李某某生前向何亚新租赁上诉人家两口鱼塘和康公庙前土地的事实，陈斯玉、李壮的真实意思表示应以其母子俩亲笔出具给上诉人的上述《证明》为准。(2)两份《证明》的差异是，前者证明租金已付清，土地已领回；后者证明3亩1分地开塘不成功，荒废、未归还，现在要回。其实，这没有矛盾。很明显，前者“土地已领回”是李某某与何亚新签署了交回租赁土地的手续(《证明》)；后者“开塘无成功，荒废”是指李某某在“坝底留桥塘”调换董文君、何桂兴、何家惠等人的土地挖塘不成功、闲置；“未归还”是因为李某某、何亚新虽然于2011年签署了《证明》确认土地已归还，但因被上诉人强行侵占而实际未落实归还，现在(2017年)开始确权时，曾土珍要回土地确权。此外，“李某某2004年租用何亚新土地3亩1分”是指包括两口鱼塘和康公庙前的土地共三处地的面积。除此之外，李某某没有另行租赁上诉人家的土地，结合《兑换土地记录表》分析，足以认定李某某向何亚新租用三处土地后，私自将上诉人家的土地转让处分兑给何桂兴、董文君、何家惠，但因未经何亚新同意，是非法的，是侵犯上诉人财产权的行为，是无效的。3.被上诉人答辩称：“答辩人使用的两块土地，一块系何桂兴与何亚新兑换而得，另一块是何亚新与董文君兑换，再由董文君与答辩人(被上诉人)兑换而得。”这是被上诉人自认的事实。依证据规则，上诉人无需举证，法院便可认定被上诉人现在占用涉案的两口鱼塘地权是上诉人家的承包地。对此，上诉人亦提供了六院经济合作社2015年3月27日出具的《证明》证实：“位于六院村边的两张鱼塘，一张面积一亩七分(小塘)，一张面积七分九厘(大塘)，是我村发包给何亚新承包经营的，是何亚新的鱼塘。”至于被上诉人主张“兑换”是否成立，因上诉人不认可，且本案的证据不吻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关于“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定，被上诉人必须提供证据予证明，却不能举证，即被上诉人主张直接与何亚新“兑换”或间接通过董文君“兑换”而取得上诉人家的两口鱼塘地，理由不成立。那么，被上诉人没有合法依据强行占用上诉人家的两口鱼塘地，就是违法的，构成对上诉人土地的侵权。三、原审判决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如前所述，涉案的两口鱼塘为上诉人所在的六院经济合作社承包给上诉人家庭经营的土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五条：“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依法对其承包经营的耕地、林地、草地等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有权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等农业生产。”上诉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李某某在租赁上诉人家的两口鱼塘后，未经上诉人家同意，为了在“坝底留桥塘”挖塘，擅自拟将租用的两口鱼塘分别兑给董文君、何桂兴(被上诉人家)，但因李某某在“坝底留桥塘”挖塘不成，未取得董文君、何桂兴、何康惠及其他村民的田地，董文君、何桂兴也未取得上诉人家的两口鱼塘，无权占用上诉人家的两口鱼塘土地。然而，当李某某将两口鱼塘交还上诉人家后，被上诉人竟以“兑换”为由，强行占用上诉人家的两口鱼塘，拒不归还。被上诉人的行为明显构成对上诉人家庭承包经营权的侵权。因此，本案明显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所规定：“下列涉及农村土地承包民事纠纷，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一)……(二)承包经营权侵权纠纷……”的案件范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无权占有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权利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和第三十五条：“妨害物权或者可能妨害物权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排除妨害或者消除危险。”之规定，一审判决本应当判决被上诉人承担侵权的民事责任，停止侵害，排除妨碍，将土地交还上诉人的。这才是公平公正的处理。由此可见，一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六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实属错判。依法，二审应予纠正。以上所诉，理由充分，上诉人恳请二审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何家亮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判决正确，应当维持，请求驳回上诉。被上诉人对涉案土地具有合法的使用权，不存在侵权行为。被上诉人没有与李某某兑换过土地。在2004年，何亚新将六院村边的0.603亩的土地与何桂兴即何家亮的父亲在流桥塘同等面积的土地进行对换。此外，何亚新夫妇将村边六院垌1.747亩的大塘土地与董文君的流桥塘土地进行对换。当时何桂兴、董文君、何亚新夫妇均在场丈量，有陈燕飞、何艺兴、何家英为证。而被上诉人是通过与董文君进行土地兑换从而得到六院垌的1.747亩大塘土地使用权的，双方有协议为证。对换土地协议是双方意思表示一致、自愿作出的行为，属于有效合同。因此，被上诉人对涉案土地有合法的使用权，不存在侵权行为。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董文君述称，2004年李某某想在流桥塘开塘，和董文君等很多村民协商，当时董文君并不想对换土地给他，因为董文君的土地一年可以种三造农作物，后来李某某约董文君讲这件事，但董文君都不肯对换，最终他一直叫董文君对换，最后李某某拿何亚新的塘对换董文君的地。当时有村委何艺兴当场丈量，何桂兴夫妇和何亚新夫妇及董文君一起丈量，当时李某某不在场丈量。董文君村有七八十亩鱼塘，对换后就各自做了，没有再次交换。从来没有合同合约。曾土珍提供2011年收到李壮9000元租金，收到5000元没有证据证明是何年何月。曾土珍是与董文君兑地，不是与李某某兑地。曾土珍的地不在流桥塘。知道何亚新想租地出去拿租金，李某某才想兑的。如果说李某某租曾土珍的地，李某某开塘不成功，李某某为何还给钱曾土珍?李某某不可能租曾土珍的地。原审第三人陈斯玉、李志浩没有应诉、陈述意见。曾土珍、何裕武、何裕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决何家亮停止对曾土珍、何裕武、何裕平在化州市*******边两张鱼塘的侵害行为，排除妨害，将占用的土地返还给曾土珍、何裕武、何裕平；二、判决何家亮支付土地占用费14000元(每年2000元，自2011年起暂计至2018年，实际应计至停止侵害、排除妨害之日止)；三、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何家亮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4年，何亚新(曾土珍的丈夫，何裕武、何裕平的父亲)将村集体分配给自己使用的土地(面积：43.3×26.9=1.747亩)兑给董文君使用，将村集体分配给自己使用的大塘(面积：30×13.4=0.603亩)兑给何桂兴(何家亮的父亲，已去世)使用，该兑换土地数据有当时的计数经手人何艺兴签名确认，曾土珍、何裕武、何裕平与何家亮双方对该兑换土地记录表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何家亮作为甲方与董文君作为乙方于2004年1月签订了协议，约定：“经甲乙双方共同协商，甲方将六院村旧山塘底的1.72亩以乙方对换的方式，是乙方将六院垌何金明和董文胜中间的1.70亩小塘对换。对换时间有2004年一月起。双方签字生效。”本案中曾土珍、何裕武、何裕平与何家亮争议的土地为化州市*******边两张鱼塘，大塘面积为1.747亩(东至何金明鱼塘塘基，南至曾胜鱼塘塘基，西至董文胜鱼塘塘基)；小塘面积为0.603亩(东至何家聪房屋屋边，南至何信飞地边，西至何艺兴地边，北至劳水娇地边)。现在争议的大塘和小塘的土地均是何家亮自2004年开始使用至今。董文君用位于六院垌何金明和董文胜中间的1.70亩小塘(即本案争议的大塘)和何家亮对换的六院垌的土地是董文君正在使用。何亚新用村集体分给自己1.747亩和何桂兴(已故，何家亮的父亲)对换的位于流桥塘的土地是何艺兴正在使用。另认定，一、李某某已去世，生前其配偶为陈斯玉，李志浩为李某某与陈斯玉的儿子。二、何亚新已去世，生前其配偶为曾土珍，其与曾土珍共同育有两子两女，分别为何裕武、何裕平、何晓梅、何海英。诉讼中，何晓梅、何晓英书面向一审法院声明完全放弃继承其父亲何亚新的遗产，由曾土珍、何裕武、何裕平继承。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排除妨害纠纷。本案争议焦点问题有三个：一、曾土珍、何裕武、何裕平的诉讼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二、曾土珍、何裕武、何裕平请求何家亮停止侵害位于化州市*******边两张鱼塘，返还土地给曾土珍、何裕武、何裕平是否成立的问题；三、曾土珍、何裕武、何裕平主张何家亮支付涉案土地占用费是否成立的问题。关于焦点一，本案中何亚新已死亡，其配偶为曾土珍，其与曾土珍共同育有两子两女，分别为何裕武、何裕平、何晓梅、何海英。何晓梅、何晓英书面向一审法院声明完全放弃继承其父亲何亚新的遗产，由曾土珍、何裕武、何裕平继承。曾土珍、何裕武、何裕平作为何亚新的继承人，被继承人的民事权益受到侵犯时，继承人有权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因此本案中曾土珍、何裕武、何裕平的诉讼主体适格。关于焦点二，曾土珍、何裕武、何裕平主张其将涉案争议的两张鱼塘出租给李某某，李某某未经过其同意将争议的大塘(东至何金明鱼塘塘基，南至曾胜鱼塘塘基，西至董文胜鱼塘塘基)借兑给董文君，将争议的小塘(东至何家聪房屋屋边，南至何信飞地边，西至何艺兴地边，北至劳水娇地边)借兑给何家亮使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曾土珍、何裕武、何裕平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是将涉案争议的两张鱼塘出租给李某某，也并无证据显示李某某将涉案的两张鱼塘分别借兑给董文君和何家亮。曾土珍、何裕武、何裕平提供了2011年4月2日何亚新和李某某签订的一份证明，内容为：“李某某租用何亚新的土地租金已全数付清，何亚新已领回其全部土地使用。特此证明：李某某与何亚新之间没有任何租用或使用土地的关系，也没有任何经济上的关系。”曾土珍、何裕武、何裕平还提供了一份2017年4月13日陈斯玉、李志浩(又名李壮)写的证明，内容为：“李某某(已故)在2004年租用何亚新土地3亩1分，开鱼塘无成功，结果土地荒废至今，尚未归还，现在开始按土地确权，曾土珍现在要取回何亚新土地。”曾土珍、何裕武、何裕平提供的该两份证据之间明显冲突，且无法证明曾土珍、何裕武、何裕平是将涉案争议的鱼塘出租给李某某，曾土珍、何裕武、何裕平出租的标的土地并不明确。即曾土珍、何裕武、何裕平并无提供证据证明李某某将涉案的两张鱼塘分别借兑给董文君和何家亮。综上，曾土珍、何裕武、何裕平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曾土珍、何裕武、何裕平主张何家亮停止侵害位于化州市*******边两张鱼塘，返还土地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焦点三，曾土珍、何裕武、何裕平主张何家亮支付涉案争议土地占用费是建立在何家亮侵害了曾土珍、何裕武、何裕平的土地使用权的基础上，根据上述焦点二的论述，曾土珍、何裕武、何裕平无权请求何家亮停止侵害，返还土地，因此曾土珍、何裕武、何裕平请求何家亮支付土地占用费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驳回曾土珍、何裕武、何裕平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曾土珍、何裕武、何裕平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曾土珍、何裕武、何裕平提供以下证据：照片4张，拟证明：两块争议地的现状和位置的情况。被上诉人何家亮质证称：大塘和小塘的位置是调转的。原审第三人董文君质证称：上诉人提供的新证据照片4张，是不正确的，上诉人1.747亩的地名不是小塘，照片的地名是鸭运。0.79亩是大塘的名称，但实际上是0.603亩，不是0.79亩。原审第三人陈斯玉、李志浩没有应诉、质证。对此，本院认证如下：综合各方当事人以上意见，以上证据可以证明争议地目前概貌。被上诉人何家亮提供以下证据：《证实书》，拟证明：2004年何亚新将六院村边的0.603亩土地与何桂兴流桥塘的同等面积土地对换，将六院洞大塘土地与董文君流桥塘的土地对换。土地对换是经何亚新夫妻在场同意自愿对换。上诉人曾土珍、何裕武、何裕平质证称：该《证实书》的内容是不真实的，何家英、陈燕飞2004年没有经手丈量土地，也不存在何亚新夫妇对换土地给何桂兴、董文君，并参与丈量的事实。何家英虽然是村长，保管村的公章，但实际上是被上诉人的同堂家人，何艺兴也是。所以盖章出具《证实书》与被上诉人有利害关系，不可信。原审第三人董文君质证称：对被上诉人提供的《证实书》，没有意见。原审第三人陈斯玉、李志浩没有应诉、质证。对此，本院认证如下：以上证据不是书证，也不符合证人证言的形式，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根据。原审第三人陈斯玉、李志浩、董文君没有提供新证据。本院审理查明，确认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本院认为，本案是物权保护纠纷，一审判决确定案由为排除妨害纠纷不准确，应予纠正。争议焦点是：诉争的两幅土地（两口鱼塘）承包经营权属于上诉人还是被上诉人？对此，评判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二款规定：“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于诉争两幅土地（两口鱼塘）承包经营权原属何亚新户均无异议。何亚新是上诉人的近亲属，何亚新户成员包括上诉人。上诉人主张：何亚新于2004年将诉争的两幅土地出租给李某某使用至2010年；2004年，李某某将诉争的两幅土地分别“借兑”给董文君、何亚亮使用；2010年年初，李某某去世；2011年李某某儿子李壮和何亚新结清租金，返还诉争的两幅土地给何亚新，将因“借兑”而取得的土地返还给董文君、何亚亮。对上诉人提供的相关证据分析如下：1.落款有“双方当事人签字：何亚新……”的《证明》内容有“李某某租用何亚新的土地租金已全数付清，何亚新已领回其全部土地使用”，落款日期为2011年4月2日；落款“何亚新”的《收据》内容有“何亚新已收到李某某交付土地使用租金全数人民币9000.00元”，落款日期为“2011年42日”。落款日期均在上诉人主张的李某某去世日期之后，显然均不是李某某在生时作出的民事法律行为。2.落款“证明人：李壮、陈斯玉”“2017年4月13日”的《证明》内容有：“李某某（已故）在2004年租用何亚新土地3亩1分，开鱼塘无成功。结果土地荒废至今尚未归还，……”，与落款有“双方当事人签字：何亚新……”的《证明》内容矛盾。3.有“记数经手人：何艺兴”的书证内容有：“2004年”“兑给文君”“亚新圹（长44+42.6）宽（27.7+26.1）”“43.3×26.9=1.747亩”“兑给桂兴”“亚新圹30×13.4=0.603亩（大圹）”。该书证不足以证明上述土地是由李某某承租而李某某用以“借兑”给董文君、何桂兴。4.《承包土地协议书》仅能证明李某某承包案外其他人土地，不能证明何亚新将诉争的两幅土地出租给李某某。上诉人也没有举证证明何亚新与李某某签订《承包土地协议书》。5.落款“证明人：何李照”的《证明》既不是书证，也不符合证人证言的形式。综合判断，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待证事实。上诉人在《民事起诉状》中主张：2011年，“原告拟对土地和鱼塘进行耕种，却被被告阻挠，被告强行霸占两张鱼塘使用至今。在侵占使用期间，被告将其中一张鱼塘回填泥土用于种菜。”足以证明，自2011年至今，诉争的两幅土地由被上诉人使用。上诉人、被上诉人均向一审法院提供有“记数经手人：何艺兴”的书证，根据该书证内容，可以认定承包经营权原属何亚新的诉争的两幅土地已于2004年分别互换给董文君、何桂兴。所以，上诉人举证不足以证明其现为诉争的两幅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人，由其承担不利的后果。综上所述，上诉人曾土珍、何裕武、何裕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曾土珍、何裕武、何裕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徐忠圣审 判 员 罗 文审 判 员 欧卫慧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叶秀福法官助理 陈 苗书 记 员 陈 琦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