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2020）晋民申1543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杨某1，住翼城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1，山西华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晋某，山西华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李某2，住翼城县红旗。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杨某2，住翼城县红旗。   二被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翟某，山西近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杨某1因与被申请人李克廷、杨某2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翼城县人民法院（2019）晋10民终27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再审申请人申请再审称该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七项的规定，请求对本案进行再审并依法改判。   事实与理由：一、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合议庭组成人员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二审民事案件，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一百九十九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而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本案二审时，自始至终只有审判员刘临平一人独任审判，其他合议庭成员并没有参加，至于二审判决书中载写的审判长李坤鹏及审判员王向红在开庭两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里从未出现过，再审中请人始终也从未见过。二审法院严重违反了民事诉讼法上述规定，同时也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合议庭职责的若干规定》（法释【2010】1号）第五条的规定，开庭审理时合议庭全体成员应当共同参加，不得缺席、中途退庭或者从事其他与该审判无关的活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四项及司法解释第三百二十五条第一项规定，二审法院属于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二、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37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最长诉讼时效20年的起点的规定都是从当事人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的，一审判决及二审判决均认定“双方没有约定还款期限，原告的权利受到损害之日应从出具借据的第二天即1997年5月17日起计算，已超过20年最长诉讼时效”，均忽略了法条规定的前提条件“权利被侵害之日”，根本没有认定再审申请人的权利被侵犯之日，错误地适用该条法律。那么本案中再审申请人的权利被侵害之日到底是何时，这是本案之关键。被申请人于1997年3月和5月两次借用再审申请人杨某175万元，一笔40万元，一笔35万元，均没有约定归还时间。因以前双方关系较好，虽再审申请人多次催促，被申请人也多次要求延期，再审申请人也同意。2009年8月份，被申请人先归还了第一笔40万元，抽走了该笔借条，双方约定另一笔35万元等形势好点再归还，后被申请人经营的铁厂关闭，承诺等外面欠账要回来及时归还，再审申请人也同意被申请人延期归还。之后，再审申请人便无法找到二被申请人，只能通过电话联系催要，二被申请人表示经济困难，在外面要账，缓缓就归还，并没有赖账迹象。2017年再审申请人因苹果园下肥料、打农药等需要借了朋友尹万学1万元，归还不了，尹万学向他催要，他当面给被申请人李克廷打电话催要，李克廷说在外催账，少缓一缓就归还（尹万学可以证明）。2018年12月，再审申请人因病又需住院，要求被申请人给付几万元看病，被申请人杨某2还支付了1万元，并表示其余欠款尽快归还，但在付款时欺骗杨某1妻子，将收条撕掉，杨某2以没有办法入账为由，让再审申请人的妻子在杨某2填写的借条上签了名字（事后所知）。2019年1月，再审申请人要账时，被申请人杨某2称超过二十年了，拒不归还。再审申请人便委托翼城县老年人法律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同被申请人李克廷协调此事，李克廷称35万元早已还清，催款被拒。从上述事实中可以看出，二被申请人的借款时间是1997年5月左右，因双方没有约定偿还时间，刚借出去款不可能存在权利被侵害之说。后双方口头约定延期归还，也是再审申请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也不存在权利被侵害。2009年8月份，被申请人只归还了其中一笔40万元，本案中未归还的35万元双方又协议延期归还，再审申请人也同意，被申请人不存在赖账不还的情形，再审申请人的权利也不能认定被侵害。2018年12月份，经再审申请人催要，被申请人还归还过1万元。截至2019年1月，被申请人才悔账，不予归还。到此时再审申请人的权利才被真正侵害，20年的最长诉讼时效应当从此时算起。也就是说再审申请人的权利被侵害之日应认定为2019年1月，而不是原判决中所述的借款之日1997年5月16日。从另一个方面来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第61条、第62条规定，未约定履行期间的合同，可以确定履行期间的诉讼时效从履行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间的，诉讼时效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期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主张权利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借款事实成立之后，双方并没有约定具体还款时间，债权人可以随时要求债务人归还，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因此，诉讼时效应当从权利人主张权利而义务人拒绝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若债权人一直没有主张权利，则适用最长诉讼时效。结合案件事实，从借款事实发生后，多次索要，双方多次达成延期履行协议，均没有出现拒绝履行的情况。2009年8月份，申请人索要到一笔40万元，剩余一笔35万元双方又达成延期归还协议，仍不存在拒绝履行义务的情况。直到2018年12月，经再审申请人索要，被申请人还归还过1万元，此时也不存在拒绝履行义务的情况。真正出现拒绝履行义务的时间是2019年1月。也就只能认定此时为再审申请人的权利被侵害之日。退一步讲，2009年8月份，二被申请人只归还了其中一笔40万元，本案中的35万元没有归还，虽双方达成了延期归还口头协议，但后来铁厂关闭，再审申请人应当明知自己的权利可能会被侵害，但没有积极行使相应权利，也可以认定权利被侵害之日。结合所述，再审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归还借款的诉讼请求没有超过最长诉讼时效20年，一、二审判决以此为由驳回再审申请人的诉讼请求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撤销。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借款人在催款通知书上签字或者盖章的法律效力问题的批复〉》（1999年1月29日）：“根据《民法通则》第4条、第90条规定的精神，对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信用社向借款人发出催收借款通知单，债务人在该通知单上签字或盖章的，应当视为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该债权债务应受到法律保护。”根据此规定，债务人在催款通知书上签字或盖章，可以视为自愿放弃时效利益，对偿还原债务的一种认可，使自然债务转化为可强制执行债务。虽然该批复规定了信用社与借款人之间的案件，但民间借款纠纷中也常常出现债务人在借款时效已过，经债权人催要并经债务人确认的情况，对此，也应认定债务人对诉讼时效利益的自愿放弃，此时债权人起诉债务人就具有胜诉权。又根据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诉讼时效若干意见》第2条规定，诉讼时效届满，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做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者自愿履行义务后（全部或部分），又以诉讼时效届满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就本案而言，按照被申请人的观点，再审申请人的诉讼时效至2017年7月2日终止，那么，2018年12月23日，再审申请人生病住院，要求被申请人还款，被申请人仍然归还了1万元，也就是自愿放弃了时效利益，将自然债务转化为可强制执行债务，原告具有胜诉权。一审判决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驳回再审申请人诉讼请求实属错误。3、确定民事责任明显违背法律规定。关于2018年12月23日，再审申请人家属出具的是1万元借条，不是借款，属于被申请人归还的欠款。原审判决要求再审申请人提供反驳证据、不符合法律规定。事实上，自1997年5月之后，被申请人一直借款不还，虽经多年索要才支付了一部分，尚欠35万元之多，作为权利人一直索要，甚至住院急需，被申请人才答应归还1万元，虽条据显示是借款，但其性质仍然是归还的欠款。出具借条属于被申请人经营企业习惯性做法，当地其他企业也采用书写借条结算欠款的入账办法。原判决认定2018年12月23日被申请人支付给再审申请人10000元为借款，是明显错误的。在被申请人尚欠再审申请人巨额款项的情况下，被申请人借给再审申请人款，显然不符合逻辑和常理。对此常理和逻辑事实的认定，不需要再审申请人提供证据证明。显然，原二审判决以“上诉人亦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主张”来认定10000元为借款属于确定民事责任明显违背法律规定。   本院经审查认为，关于申请人所称审判组织不合法的问题。经查阅原审卷宗，二审法院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并进行了评议，审判组织合法。对于其所称二审开庭时只有一名审判员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询问可以由主审法官主持。本案中，原审法院由主审法官主持询问后认为不需要开庭，合议庭进行评议后作出判决并不违反法律规定。   关于再审申请人所称原判适用法律错误问题，即原审法院认定最长诉讼时效问题。申请人称被申请人向其于1997年3月和5月分两次借款40万元和35万元，均没有约定归还时间。尽管原借条未载明借款期限，但从再审申请人在再审申请书中“自1997年5月之后，被申请人一直借款不还，虽经多年索要才支付了一部分”的表述来看，他是在借款发生后不久便向被申请人主张过权利的。至于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虽然原审法院认定的从借款之次日起计算不尽合理，但结合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及当时关于一般诉讼时效为两年的规定来看，申请人一般会在两年内主张权利，被申请人陈述一直不还就说明权利已经被侵害了。权利被侵害之日应从权利实际被侵害之日起计算，也就是说不管其当时是否认识到权利被侵害，只要权利实际被侵害，最长诉讼时效即应从其可以主张权利时起算，最晚也不应超过一般诉讼时效时间，即1999年5月16日，其2019年7月2日提起诉讼显然超过了法律规定的最长诉讼时效。另一方面，即使按一般诉讼时效判断，杨某1在原审中均称一直通过打电话向被申请人主张权利，但其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在未超过法定诉讼时效内主张权利从而引起诉讼时效中断的证据。关于申请人所称的2018年向被申请人索要借款，以此证明该1万元系被申请人履行债务的行为，但从其给被申请人出具借条的字面意思来看并不能证明其所述还款之主张，其关于借条即为结算欠款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故原审判决以超过诉讼时效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综上，再审申请人的申请再审事由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七项之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再审申请人杨某1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殷 泽   审判员 马云跃   审判员 王荣平     二○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法官助理 李燕华   书记员 刘宇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