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黔27民终202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振聪，男，1957年10月11日生，汉族，住惠水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潘先琴，女，1968年5月6日生，汉族，住惠水县。 原审第三人：韦薇，女，1968年6月11日生，布依族，住惠水县。 上诉人王振聪因与被上诉人潘先琴及原审第三人韦薇婚后财产纠纷一案，潘先琴不服瓮安县人民法院（2019）黔2731民初12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9日作出（2019）黔27民终1995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瓮安县人民法院重审后作出（2019）黔2731民初2824号民事判决，王振聪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王振聪上诉请求：1、撤销惠水县人民法院（2019）黔2731民初2824号民事判决；2、本案所有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中，第三人韦薇说2006年抱了6万元给潘先琴（地点县府路王者移动营业厅），2009年又抱了9万余给潘先琴，两次都没有见证人，营业厅上班员工很多，6万元、9万元点钞需要很长时间，没有人看到不可能，公司会计不知晓也不可能，在借了6万元未归还又借9万元不符合常理，且韦薇是将钱“抱”给潘先琴而不是王振聪，韦薇也未向王振聪主张过权利，在没有证据证明王振聪向韦薇借款15万元的前提下一审判决偿还是错误的，王振聪并没有借款，此属潘先琴、韦薇编造陷害王振聪。本案争议焦点应为韦薇是否于2006年和2009年分别借款给王振聪6万元和9万元，并非一审归纳的争议焦点。潘先琴2019年4月25日、26日汇款给第三人的时间与起诉王振聪的时间才几天，此印证了潘先琴诬告陷害王振聪。潘先琴之所以起诉是因为在（2016）黔27民终1892号、（2019）黔2731民初438号案件中败诉，为了报复提起的诉讼陷害王振聪。一审中潘先琴提交的“借条”没有借款原因、用途、数额，未约定利息，未写明借款限期、还款日期，因为是假的，才没有写韦薇而写成韦唯，借的钱与潘先琴、韦薇说的数额也不相吻合。一审中王振聪已经对苏建生所发的聊天记录多次进行阐述，意在敦促潘先琴缴纳店租金一事，后被潘先琴篡改。综上，一审判决不尊重事实，判决错误，应予撤销。 潘先琴二审未作答辩。 原审原告潘先琴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王振聪给付原告130000元，并给付原告从2012年10月1日起至2017年10月1日止向第三人韦薇支付的利息90000元，共计22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与被告婚后因感情不和，于2010年4月6日在惠水县民政局协议离婚，协议离婚时双方约定，家庭共有债务由男方即本案被告独自偿还。2019年5月14日，原告以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2006年和2009年曾向第三人韦薇借款150000元未还清。原告于2011年偿还第三人韦薇36000元，于2019年4月偿还94000元，共计偿还第三人借款本金130000元。被告偿还20000元后，被告向第三人韦薇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为“本人向韦唯女士借到人民币94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原告请求被告给付其偿还第三人的借款130000元及利息90000元的主张有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原告潘先琴主张的原告与被告王振聪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分别于2006年、2009年向第三人韦薇借款共计150000元。后原告于2011年偿还第三人韦薇36000元，于2019年4月偿还94000元，共计偿还第三人借款本金130000元。在被告偿还20000元后，被告向第三人韦薇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为“本人向韦唯女士借到人民币94000元”。上述事实有《借条》、转账记录、（2018）黔2731民初2360号庭审笔录、苏建生微信聊天记录、2019年6月24日本案一审时庭审记录等证据在卷证实，尤其是苏建生微信聊天记录中提到：“他的意思15万元还了6万欠9万，每年1.8万，五年刚好，他不付利息”，且苏建生在一审法院另案审理的（2018）黔2731民初2360号案件中曾作为证人出庭作证，证实上述聊天记录内容是被告王振聪发给他，他又发给原告潘先琴的，被告王振聪对上述事实不予认可，但又不能作出合理解释。被告王振聪亦未能提交相应证据证实上述微信聊天记录中提到的15万元系欠其他案外人的债务。对于被告王振聪出具的9.4万元的借条，被告王振聪并未否认该借条的真实性，且系其出具。若被告王振聪、原告潘先琴与第三人韦薇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那被告王振聪却出具该借条，与常理不符，且被告王振聪对此亦不能作出合理及令人信服的解释。综上，结合本案现有证据可以认定被告王振聪、原告潘先琴与第三人韦薇之间存在15万元的借贷关系。 对于利息90000元。原告潘先琴主张利息从2012年10月1日起计算至2017年10月1日止共计90000元，其每年支付了18000元，均系现金支付，但证实该项事实的综合证据不足，不予认定。 对于被告王振聪、原告潘先琴与第三人韦薇之间的15万元借贷债务，现原告潘先琴已共计偿还第三人韦薇13000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五条第二款：“一方就共同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基于离婚协议或者人民法院的法律文书向另一方主张追偿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的规定，本案中原告与被告协议离婚时双方约定家庭共有债务由男方即本案被告独自偿还。故对原告潘先琴要求判令被告王振聪给付原告13万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其主张的要求被告王振聪给付利息9万元的诉讼请求，因证据不足，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五条第二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王振聪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一次性给付原告潘先琴十三万元；二、驳回原告潘先琴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00元，原告潘先琴承担160元，被告王振聪承担240元。 二审期间，王振聪提交了如下证据：苏建生《证明》，证明苏建生对王振聪与韦薇的借款不知晓。 潘先琴质证意见：王振聪之前和我房屋租赁的案子苏建生出庭作证，微信记录是王振聪叫他说的，王振聪怎么说他就怎么跟我聊，苏建生和我的聊天记录他是认可的。 潘先琴提供如下证据：证据1，（2015）惠民初字第165号民事判决及该案庭审笔录，证明在2005至2010年之间王者公司经营状况虽好，但也需要借款周转，在这期间向我妹夫借了十几万，孩子读书都没有钱了；证据2，自述情况说明，证明王振聪上诉状所写内容不真实。 王振聪质证意见：上述两份证据与本案无关。 经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举证质证，对上述证据作如下认定：王振聪提交的苏建生《证明》载明王振聪有没有向韦薇借过钱，我从未听过，此仅说明苏建生不清楚王振聪与韦薇之间是否发生借贷关系，不能证明双方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不予认定；潘先琴提交的（2015）惠民初字第165号民事判决及该案庭审笔录与本案无关，不予认定，情况说明系其自述，不予认定。 经二审审理，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请求及理由，归纳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潘先琴诉请王振聪给付其偿还第三人韦薇借款130000应否支持。 本院认为，一审认定王振聪、潘先琴于2010年签订离婚协议书约定家庭共有债务由男方（王振聪）独自偿还，各方当事人对此事实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本案争议焦点：潘先琴诉请王振聪给付其偿还第三人韦薇借款130000应否支持。关于借款关系是否成立的问题。潘先琴主张其与王振聪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于2006年、2009年向第三人韦薇借款共计15万元，后王振聪偿还2万元，潘先琴于2011年偿还36000元、2019年4月偿还94000元，并提供了王振聪向韦薇出具的《借条》、转账记录、（2018）黔2731民初2360号民事判决、苏建生微信聊天记录予以证实。《借条》载明“本人向韦唯女士接到人民币94000元，借款人：王振聪”，王振聪认可借条的真实性，若王振聪、潘先琴与韦薇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其出具借条的行为不符合常理，王振聪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清楚出具借条的法律后果，故王振聪称借条系酒后出具，并不存在借款的抗辩理由不予采纳。结合苏建生发给潘先琴的微信聊天记录：“他的意思15万元还了6万欠9万，每年1.8万，五年刚好，他不付利息”，苏建生在瓮安县人民法院审理的（2018）黔2731民初2360号案件中作为证人出庭作证，证实上述聊天记录内容是王振聪发给他，他又发给潘先琴的，王振聪对上述事实不予认可，但又不能作出合理解释。综上，综合本案现有证据认定王振聪、潘先琴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与韦薇存在150000元的借贷关系达到高度盖然性的民事证据的证明标准，一审认定正确，予以确认。潘先琴现已偿还韦薇共计130000元，根据协议离婚时双方约定家庭共有债务由男方（王振聪）独自偿还，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五条第二款“一方就共同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基于离婚协议或者人民法院的法律文书向另一方主张追偿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的规定，潘先琴诉请王振聪给付130000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上诉人王振聪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对其上诉请求，予以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00元，由王振聪自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陆育义 审判员  彭 浩 审判员  莫玉魁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韦华军 书记员周玥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