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1民终575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河北宝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石家庄市桥**休门街**。 法定代表人：苏文强，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晓雷，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付红亮，北京市盈科（石家庄）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北高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石家庄市长安区高营镇南高营村。 法定代表人：何万军，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永辉，河北韬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笑梅，河北韬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北六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石家庄市长安区西大街**六通宿舍****。 法定代表人：穆赴宁，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立杰，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波，河北燕赵众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北六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石家庄，住所地石家庄市长安区西大街**六通宿舍**** 法定代表人：曹某。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波，河北燕赵众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曹某，男，1960年4月10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长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波，河北燕赵众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曹丽，女，1953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桥**。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波，河北燕赵众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石家庄市长安区南高营社区居民委员会，住所地石家庄市长安区高营镇，住所地石家庄市长安区高营镇南高营村tyle="font-size: 15pt; font-family: 宋体; margin: 0.5pt 0cm; 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法定代表人：何万军。 上诉人河北宝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琳公司）、河北高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营集团）因与被上诉人河北六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六通公司）、河北六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六通投资集团）、曹某、曹丽、石家庄市长安区南高营社区居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南高营社区居委会）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2019）冀0102民初65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宝琳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晓雷、付红亮，上诉人高营集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永辉、马笑梅，被上诉人六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立杰、梁波，被上诉人六通投资集团、曹某、曹丽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宝琳公司的上诉请求：一、请求贵院依法撤销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冀0102民初6537号民事判决书，将本案依法改判；二、请求贵院判令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全部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法院判决不支持上诉人要求一审被告一退还100万元及利息（这个标准按照年息24%的标准计算）的诉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其具体理由如下：六通公司和原南高营村委会违约在先，一直拒绝履行涉案合同的相关义务，致使涉案项目至今无法进行开发，建设经营更无利润可言，上诉人也为涉案项目前期跑办投入了很多人力物力，花销巨大。涉案合同因六通公司和原南高营村委会恶意违约，已不具有履行性，也不能实现上诉人的合同目的。因此，六通公司收取上诉人的100万元已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退还给上诉人。二、一审法院判决不支持被上诉人违约给上诉人造成的损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其具体理由如下：1、上诉人在涉案合同签订后，为涉案项目前期跑办投入了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其花销费用是必然客观存在的，涉案合同因六通公司和原南高营村委会违约已不具有履行性，也不能实现上诉人的合同目的，给上诉人造成上述花销的费用无法收回，其损失也是必然客观存在的；2、上诉人提交的花费凭证等证据尽管有一小部分与本案无关，但大部分是和本案涉案项目前期跑办有关的费用，一审法院却以偏概全，据此全部驳回上诉人的该项诉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三、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的利息损失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赔付是错误的，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主张按照年利率24%或参照双倍返还定金的利息标准进行赔付，其具体理由如下：上诉人于2014年向六通公司支付300万元，至今已长达六年的时间，上诉人支付的上述资金也是从其他处拆借而来的，其融资成本远远高于年利率6%的标准，上诉人一审已提交相关借款合同和凭证予以证明损失。一审法院判决按照年利率6%赔付上诉人利息，根本无法弥补损失，也不符合司法实践的判例标准。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没有事实依据，为维护上诉人合法权益，上诉人特提起上诉，请贵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的诉请。另外，六通公司的所有股东对返还给上诉人100万元及利息，应当承担连带补充的赔偿责任。具体事实和理由如下：1、上诉人在一审提交了六通公司的工商年检财务报告，即股东出资登记表等材料，上诉证据初步可以证明六通公司股东存在抽逃出资及财产混同的事实；2、上诉人在一审时向法院递交了调取六通公司银行流水的取证申请书，有邮政特快专递单及申请书可以证明，但一审法院对此基本事实没有查明和认定。 六通公司、六通投资集团、曹某、曹丽答辩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得当，请求驳回上诉人上诉，维持原判。一、上诉人无权要求答辩人退还100万元。2010年1月4日，答辩人六通公司与南高营村委会签订的《合作开发协议》、《补充协议》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属有效合同。上诉人河北瑞晨房地产公司（以下简称瑞晨公司）自称有能力有实力并经考察自愿受让答辩人的前述合同权利和义务，愿成为该项目的实际权利义务人。2014年7月29日，答辩人与上诉人瑞晨公司签订了《合作合同书》。合同约定：上诉人瑞晨公司替代答辩人成为2010年1月4日答辩人与另一上诉人河北高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南高营村委会）签订的《合作开发协议》实际权利义务主体，全面负责此项目的开发、销售全部工作。答辩人不再参与任何经营管理。此项目经营后果由上诉人全部承担，其收益归上诉人所有。答辩人出具了不可撤销聘任书，聘任答辩人指定项目经理王金梅，全权处理该项目事务。自此，上诉人替代了答辩人在与另一上诉人高营集团的合同权利义务和相应的收益权利和风险责任。2018年12月28日，上诉人在一审中的诉状和庭审中均已确认高营集团已同意合作协议主体为上诉人一方，并且有答辩人与上诉人“关于变更项目合作开发企业名称的说明”书面证明为证。上诉人也自认为“涉案项目前期跑办投入了很多人力、财力，花销巨大。从本案的证据和事实足以证明。上诉人的跑办已经进行，为其利益，进行了多次大金额的“开销花费”！城中村改造和房地产项目的“行规”本身就是房地产公司负责跑办手续，改造的村委会提供便利和帮助。根据法律“权责利义务相一致”和“谁控制、谁担责”的基本原则，涉案的项目所有事宜已经与答辩人六通公司无关，上诉人并无答辩人所谓“恶意违约在先”的证据。该项目未能履行和合同目的未能实现，责任全部在上诉人一方。上诉人一方已经无权向答辩人主张任何权利。二、上诉人诉请答辩人承担其经济损失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无权要求答辩人赔偿其所谓的“花销及人员工资”78万余元。2014年7月29日，答辩人与上诉人（瑞晨公司）签订的《合作合同书》，答辩人将合同约定的事项已经交付给了上诉人，履行了合同义务；上诉人也已经就该项目与南高营村委会等方面进行“跑办”（“关于变更项目合作开发企业名称的说明”和上诉人自称的“巨额跑办费用”）。答辩人与上诉人签订的合同第四条明确约定“此项目经营后果由乙方（上诉人）全部承担”。涉案的项目转让后，上诉人已经全面接受该项目的跑办工作。答辩人已经全面退出了该项目，就无权对该项目进行参与，也无责任承担该项目开发经营后果。上诉人自称其前期资金是从他处拆借资金，足以证明上诉人并没有强大的房地产开发实力。合同的目的不能实现的原因不是答辩人一方。因此，该项目所有权益和风险及经济损失，自然由上诉人自行承担。针对六通公司与六通投资集团注册资金和抽逃注册资金的问题，上诉人并没有证据证明六通公司和六通投资集团以及股东曹某、曹丽具有抽逃注册资金和财产混同的证据，所以，上诉人诉请要求六通投资集团、六通公司、曹某、曹丽承担本案的民事责任无法律依据，请求法庭予以驳回。 高营集团答辩称，一、南高营村委会股份改制完成以后，原村委会的权利义务是由高营集团来承继的，与南高营社区居委会无关，因此，宝琳公司要求南高营社区居委会承担责任没有法律依据。二、高营集团与宝琳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合同关系，也从未收取过宝琳公司任何款项，因此，宝琳公司要求高营集团退还所谓的费用和赔偿损失，也没有任何依据，不应得到支持。三、六通公司与宝琳公司之间签订的合作合同书，高营集团完全不知情，对其内容也并不认可，也并不同意，更没有进行追认。因此宝琳公司无权主张解除高营集团与六通公司之间的合作开发协议及补充协议，更无权向高营集团主张任何权利。四、宝琳公司上诉理由第二项，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得到支持。五、宝琳公司的上诉理由第三项，其当庭变更上诉请求已经超过了上诉期限该请求，不属于二审的审理范围，并且依据原一审查明的事实及相关的证据，高营集团收到的200万元系定金，而定金属于惩罚性措施，不应再计算利息。因此宝琳公司的第三项请求也不应得到支持。综上，请求驳回对高营集团及南高营社区居委会的上诉请求。 高营集团的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2019）冀0102民初6537号民事判决书，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法院庭审时遗漏重要事实，涉及本案核心事实未予查明。由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宝琳公司的起诉状可知，其诉请解除《合作合同书》、《合作开发协议》及《补充协议》的事实依据是“由于被告的违约和欺诈行为”。但一审法院庭审时，自始至终都没有审理查明：“被告”是否实施了、实施了怎样的“违约和欺诈行为”？一审庭审结束前，上诉人专门申请一审法院查明该核心事实，但一审法院并未采纳。在未经审理查明宝琳公司诉请解除合同的核心事实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判决书仅依据“《合作合同书》至今已5年有余。涉案项目至今未能开工建设，且被告高营集团至今否认原告为本案涉案项目合作伙伴”就主观推断认为“已无法实现合同目的”而判决解除合同，显然是错误的。2、上诉人与宝琳公司之间不存在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关系。（1）关于涉案合同的签订及主体变更情况。一审法院已经审理查明，2010年1月4日，被上诉人六通公司与石家庄市长安区高营镇南高营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南高营村委会）签订《合作开发协议》，同年7月12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六通公司向南高营村委会交付定金200万元。同日，六通公司转账支付200万元，南高营村委会出具收据。2011年6月15日，南高营村委会改制为原审被告南高营社区居委会，仅履行社区服务职能，原高营村委会的其他权利义务均由上诉人承继。2014年7月29日，六通公司与瑞晨公司签订《合作合同书》，约定六通公司将其与南高营村委会签订的《合作开发协议》中所占60%份额及《补充协议》内容全部转让给瑞晨公司。瑞晨公司于2017年6月6日变更为河北瑶壁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河北瑶壁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19年4月9日变更为宝琳公司。（2）上诉人对六通公司与宝琳公司签订的《合作合同书》完全不知情。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实：六通公司与宝琳公司签订《合作合同书》之前征求过上诉人同意，签订《合作合同书》之后告知过上诉人，上诉人也没有对六通公司与宝琳公司签订的《合作合同书》进行过任何追认。一审法院判决依据“被告六通公司为瑞晨公司出具《关于变更项目合作开发企业名称的说明》（以下简称：该《说明》），显示由瑞晨公司继续履行六通公司与南高营村委会签署的合作开发协议及补充协议内容”而认定“瑞晨公司包括王金梅在内的工作人员开始与南高营村委会接治，进行前期跑办”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事实上，上诉人从未收到过该《说明》。一审法院查明“被告六通公司为瑞晨公司出具《关于变更项目合作开发企业名称的说明》”，且宝琳公司提交了该《说明》的原件，上述事实恰恰证实了上诉人从未收到该《说明》。因为，第一，一审法院已经查明该《说明》是六通公司为瑞晨公司出具的，而并非为上诉人出具；第二，宝琳公司一直保管该《说明》的原件，足以说明该《说明》并未交付给上诉人，否则该《说明》原件应当在上诉人处，而不应在宝琳公司；第三，该《说明》庭审时经出具人六通公司确认出具时间是2014年9月29日之后，抬头书写为：南高营村委会，而法庭调查己经查明，南高营村委会早已于2011年6月15日改制完成后即已经不存在了，故该《说明》也存在客观上的送达不能。一审法院判决认定“瑞晨公司持被告六通公司为瑞晨公司出具的《关于变更项目合作开发企业名称的说明》，与被告五、六（即上诉人）接洽，协商共同开发事宜，亦有证人出庭予以证明”与事实严重不符。第一，一审法庭调查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实，甚至宝琳公司都没有主张存在所谓“瑞晨公司持被告六通公司为瑞晨公司出具的《关于变更项目合作开发企业名称的说明》，与被告五、六（即上诉人）接洽，协商共同开发事宜”的情况。值得提醒的是，该《说明》并不是被上诉人宝琳公司在一审中直接提交的证据，而是庭审过程中，六通公司在质证时发现了宝琳公司的证据原件中夹有该《说明》，一审法院强制要求当庭提交的。故宝琳公司直至一审庭审时都不知道该《说明》的存在，一审法院如何查明的“瑞晨公司持被告六通公司为瑞晨公司出具的《关于变更项目合作开发企业名称的说明》，与被告五、六（即上诉人）接洽，协商共同开发事宜”？第二，六通公司的确申请证人王某出庭作证，但证人在接受六通公司询问的时候称，是在签订协议后两个月就见了南高营负责人何万军，并告知何万军是王金梅要做这个项目。一审法庭调查已查明，六通公司与瑞晨公司是于2014年7月29日签订《合作合同书》，按照证人的陈述，其应当是在2014年9、10月份见的何万军，但根据查阅上诉人的工商登记显示，何万军是在2015年1月10日才担任的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所以六通公司申请出庭的证人王某根本证实不了一审法院所认定的所谓的事实。一审法院判决依据“虽然被告六（即上诉人）抗辩称《关于变更项目合作开发企业名称的说明》抬头书写为‘南高营村委会’，2014年7月29日被告六通公司与瑞晨公司签订《合作合同书》时‘南高营村委会’已不存在，但在现实生活中、对于村改居的集体组织，人们还是习惯称呼老名称，因此本院认定被告五、六（即上诉人）对于被告六通公司与瑞晨公司签订《合作合同书》已知晓”是一审法院的主观臆断，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第一，该《说明》的抬头如何书写并不是唯一影响六通公司转让合同权利义务是否对上诉人发生法律效力的条件。该《说明》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八条的规定，必须送达给上诉人，且上诉人同意后，六通公司转让合同权利义务后的《合作合同书》才对上诉人发生法律效力。事实上，一审法院早已查明，该《说明》并未送达给上诉人，上诉人也不认可六通公司转让合同权利义务的行为。第二，南高营村委会改制后，上诉人与改制后的南高营居委会，均有独立的办公场所（一个在北二环××××大街交口，一个在御城路与回迁区道路交口）,两者相距甚远，且都在显著位置挂招牌，被上诉人宝琳公司、六通公司若真的去通知过上诉人或南高营居委会，不可能混淆名称。第三，《合作合同书》、《合作开发协议》及《补充协议》涉及220亩土地的开发及收益，仅定金即达到200万元，涉及如此大金额的合同，被上诉人宝琳公司、六通公司不可能不重视，若真的去通知过上诉人或南高营居委会，怎么可能分不清名称。综上，由六通公司与宝琳公司签订的《合作合同书》的内容可知，上诉人并不是该《合作合同书》的一方当事人，故宝琳公司诉请解除其与六通公司签订的《合作合同书》与上诉人无关，上诉人不是本案适格的一审被告。上诉人在本案一审诉讼过程中才得知六通公司通过与宝琳公司签订的《合作合同书》，转让了其在《合作开发协议》及《补充协议》中的权利义务，但上诉人对六通公司的该转让行为直至目前也不认可、不同意。由六通公司与南高营村委会签订的《合作开发协议》及《补充协议》的内容可知，被上诉人宝琳公司并不是该《合作开发协议》及《补充协议》的一方当事人，且由于上诉人的不同意，六通公司合同权利义务的转让未发生法律效力，故宝琳公司无权诉讼主张解除《合作开发协议》及《补充协议》，依法应驳回宝琳公司的该部分诉请。二、一审法院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法院判决书仅依据“《合作合同书》至今已5年有余，涉案项目至今未能开工建设，且被告高营集团至今否认原告为本案涉案项目合作伙伴”就主观推断认为“已无法实现合同目的”进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而判决解除合同，显然是适用法律错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因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而可以依法解除合同的法定条件有两个，一个是“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显然，本案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并不涉及不可抗力，所以本款不适用；另一个是“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由前述可知，一审法院根本就没有审查被告是否存在违约行为的事实，况且“《合作合同书》至今已5年有余，涉案项目至今未能开工建设，且被告高营集团至今否认原告为本案涉案项目合作伙伴”也不属于一方迟延履行或有违约行为，故本款也不适用。因此，一审法院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而判决解除合同属于适用法律错误。2、一审法院判决认定“在瑞晨公司承接被告六通公司关于本案涉案项目的权利义务并向被告六通公司支付200万元之后，已取得被告六通公司在2010年1月4日《合作开发协议》及2010年7月29日《补充协议》中的全部权利义务”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六通公司向宝琳公司转让其在2010年1月4日《合作开发协议》及2010年7月12日《补充协议》中的全部权利义务的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八条的规定，必须经2010年1月4日《合作开发协议》及2010年7月12日《补充协议》的另一方当事人即上诉人同意，方可发生法律效力，未经上诉人同意，该转让行为属于无效行为，且并不对上诉人发生任何法定的约束力。宝琳公司是否向六通公司支付款项并不是合同权利义务转让的法定条件，一审法院在已经查明六通公司的转让行为未经上诉人同意的情况下，仍然违法认定六通公司转让合同权利义务的行为有效，是明显错误的。另外，退一步讲，即使六通公司、宝琳公司将合同权利义务转让的事宜告知了上诉人，那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八条的规定，“经对方同意”是转让合同权利义务的唯一生效要件，未经上诉人同意，也不发生合同权利义务转让的法定效力。更何况，直全一审法院庭审结束，六通公司、宝琳公司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能够证实其履行了告知行为。故，从任何一个角度讲，一审法院判决认定六通公司的合同权利义务转让行为有效，都是违法的。3、一审法院判决认定“被告高营集团再持有瑞晨公司受让的200万元保证金已无法律依据，应予返还原告”，“被告高营集团长期持有200万元必然给原告造成损失，故应向原告支付利息”，“自2014年7月30日起至履行完毕之日止。利率按照年利率6%计算”属于违法裁判。首先，上诉人依2010年7月12日签订的《补充协议》收取并持有的是六通公司交纳的定金200万元，而非保证金，定金应当依法适用定金罚则的规定处理。一审法院判决解除合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的规定，如果上诉人违约，应当双倍返还定金；如果六通公司违约，定金应当不予退还。其次，定金罚则本身就是对违约方的惩罚性措施，故定金不能计算利息。一审法院开创性的判决“返还给原告200万元”且“利率按照年利率6%计算”明显违反了定金罚则的相关法律规定。综上，六通公司转让合同权利义务的行为未经上诉人同意而依法无效；根据合同相对性的原则，上诉人并不是《合作合同书》的一方当事人，宝琳公司也无权主张解除上诉人与六通公司之间的《合作开发协议》及《补充协议》，更无权向上诉人主张退款及赔偿损失。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撤销，将本案予以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请。 宝琳公司答辩称，南高营村委会知晓六通公司将涉案项目与宝琳公司签署合作开发合同，并与原南高营村委会进行接洽的事实。原南高营村委会并没有明确反对合作开发行为的证据，并且宝琳公司支付了200万元巨款后，却不与原南高营村委会进行接洽，明显是有违常识常理的，也不符合人们通常的认知和交易习惯。宝琳公司在一审提交持有的关于变更项目合作开发企业名称的说明，原件系一式三份，六通公司持有原件一份、南高营村委会持有一份、宝琳公司自己持有一份。第二，原南高营村委会在一审及现在之所以否认合作开发行为，是因为涉案项目的土地一直由其出租钢材市场，根本不可能提供项目用地，供宝琳公司进行开发经营。第三，涉案当事人对原南高营村委会名称即改制时间的变化，一是不知情，不能控制，二是存在人们习惯上的认知，三是如何称呼即是否错误并不影响对主体和事实的认知，事实上何万军在2014年就已经是村里的书记，改制对外工商登记的时间要比这个时间晚一些。 六通公司、六通投资集团、曹某、曹丽答辩称，高营集团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得当，请求驳回高营集团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2010年1月4日，答辩人六通公司与南高营村委会签订的《合作开发协议》、《补充协议》后，2014年7月29日，另一上诉人宝琳公司的前身瑞晨公司签订了《合作合同书》。上诉人瑞晨公司替代答辩人成为2010年1月4日答辩人与上诉人高营集团（原南高营村委会）签订的《合作开发协议》实际权利义务主体，全面负责此项目的开发、销售全部工作，答辩人不再参与任何经营管理。此项目经营后果由上诉人宝琳公司全部承担，其收益归其所有。答辩人并出具了不可撤销聘任书，聘任答辩人指定项目经理王金梅，全权处理该项目事务。2018年12月28日，上诉人宝琳公司在一审中的诉状和庭审中均已确认上诉人高营集团公司已同意合作协议主体为上诉人一方，并且有答辩人与上诉方“关于变更项目合作开发企业名称的说明”书面证明。上诉人宝琳公司并称其为“涉案项目前期跑办投入了很多人力、财力、花销巨大”。从本案的证据和事实足以证明，上诉方的跑办已经进行，为其自身利益，进行了多次大金额的“开销花费”！城中村改造和房地产项目的“行规”本身就是房地产公司负责跑办手续改造的村委会提供便利和帮助。根据法律“权责利义务相一致”和“谁控制、谁担责”的基本原则，涉案的项目所有事宜已经与答辩人六通公司无关。该项目未能履行和合同目的未能实现，责任不在答辩人六通公司，更与被上诉人六通投资集团、曹某、曹丽无关。本案权利义务关系和争议，是上诉人高营集团与上诉人宝琳公司之间的关系。补充答辩意见：同意宝琳公司第一项答辩意见，宝琳公司与南高营村委会之间的合作关系已经实施，南高营村委会不仅同意并且与宝琳公司进行了多次沟通。 宝琳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解除原告与被告一签订的《合作合同书》及与被告五、六签订的《合作开发协议》及《补充协议》；二、判令被告一退还原告300万元及利息（利息至起诉之日暂定318万元，自2014年7月30日其至实际付清款项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息），被告二、三、四、五、六对上述款项的给付承担连带责任；三、六被告连带赔偿原告为涉案项目支出的花销及人员工资等损失783490元；五、诉讼费、保全费、担保费由六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1月4日，被告六通公司与石家庄市长安区南高营村民委员会签订《合作开发协议》，约定双方合作开发南高营村村北220亩土地，同时约定了双方的各自权利义务，双方收回成本和税款后，进行利益分配，被告六通公司占60%。2010年7月12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被告六通公司向石家庄市长安区南高营村民委员会交付200万元定金，待项目完成后返还或冲减石家庄市长安区南高营村民委员会应分得利润。同日，被告六通公司向石家庄市长安区南高营村民委员会转账200万元，石家庄市长安区南高营村民委员会向被告六通公司出具收据。 2014年7月29日，被告六通公司与瑞晨公司签订《合作合同书》，约定被告六通公司将其与南高营村委会2010年1月4日签订的合作开发协议中所占的60%份额及补充协议内容全部转让给瑞晨公司，被告六通公司将保证金手续及与南高营订立的合作开发协议及补充协议等全部资料原件交付瑞晨公司，瑞晨公司向被告六通公司支付200万元，被告六通公司向南高营村委会交付的保证金200万元归瑞晨公司所有；此项目经营后果由瑞晨公司全部承担，并归瑞晨公司所有，瑞晨公司保证支付给被告六通公司利润200万元；瑞晨公司有权以被告六通公司办理此项目的任何手续，聘任王金梅为项目经理。 2014年7月30日，王金梅向被告六通公司转账200万元，9月29日，王金梅向被告六通公司转账100万元，被告六通公司均向瑞晨公司出具收据。 瑞晨公司受让被告六通公司在被告六通公司与石家庄市长安区南高营村民委员会签订《合作开发协议》中权利义务后，被告六通公司为瑞晨公司出具《关于变更项目合作开发企业名称的说明》，显示由瑞晨公司继续履行六通公司与南高营村委会签署的合作开发协议及补充协议内容。瑞晨公司包括王金梅在内的工作人员开始与南高营村委会接洽，进行前期跑办，但该项目至今未获批准开工建设。 瑞晨公司于2017年6月6日变更名称为河北瑶璧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河北瑶璧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19年4月9日变更为本案原告。 2011年6月15日，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政府发布批复，同意石家庄市长安区南高营村民委员会改制为南高营居民委员会，庭审中被告高营集团认可原石家庄市长安区南高营村民委员会的权利义务是由其承继。 一审法院认为，2010年1月4日被告六通公司与石家庄市长安区南高营村民委员会签订《合作开发协议》及2010年7月12日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2014年7月29日被告六通公司与瑞晨公司签订《合作合同书》均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国家法律禁止性规定，法院认定有效。 在瑞晨公司承接被告六通公司关于本案涉案项目的权利义务并向被告六通公司支付200万元之后，已取得被告六通公司在2010年1月4日《合作开发协议》及2010年7月12日《补充协议》中的全部权利义务。瑞晨公司持被告六通公司为瑞晨公司出具《关于变更项目合作开发企业名称的说明》，与被告五、六接洽，协商共同开发事宜，亦有证人出庭作证予以证明，虽然被告六抗辩称《关于变更项目合作开发企业名称的说明》抬头书写为“南高营村委会”，2014年7月29日被告六通公司与瑞晨公司签订《合作合同书》时“南高营村委会”已不存在，但在现实生活中，对于村改居的集体组织，人们还是习惯称呼老名称，因此法院认定被告五、六对于被告六通公司与瑞晨公司签订《合作合同书》已知晓。被告六通公司2010年1月4日与石家庄市长安区南高营村民委员会签订《合作开发协议》及2010年7月12日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2014年7月29日被告六通公司与瑞晨公司签订《合作合同书》，《合作开发协议》及《补充协议》与《合作合同书》签订时间相距4年，故在被告六通公司与瑞晨公司签订《合作合同书》中约定瑞晨公司向被告六通公司支付利润200万元，该利润的约定可以认定为被告六通公司在该4年间前期跑办的相关费用。被告六通公司与瑞晨公司签订《合作合同书》至今已5年有余，涉案项目至今未能开工建设，且被告高营集团至今否认原告为本案涉案项目合作伙伴，已无法实现合同目的，故2010年1月4日被告六通公司与石家庄市长安区南高营村民委员会签订《合作开发协议》及2010年7月12日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2014年7月29日被告六通公司与瑞晨公司签订《合作合同书》均应予以解除，被告高营集团再持有瑞晨公司受让的200万元保证金已无法律依据，应予返还原告，而不应由被告六通公司返还。被告六通公司与瑞晨公司签订《合作合同书》第四条约定“此项目经营后果由乙方（瑞晨公司）全部承担”，任何投资经营均有风险，故对于原告要求被告六通公司返还的利润100万元，法院不予支持。因瑞晨公司2014年7月29日与被告六通公司签订《合作合同书》并于同日向被告六通公司转账200万元后，已取得被告六通公司向原石家庄市长安区南高营村民委员会交付200万元保证金的所有权，现三方所签协议均解除，被告高营集团认可原石家庄市长安区南高营村民委员会的权利义务是由其承继，被告高营集团长期持有200万元必然给原告造成损失，故应向原告支付利息，但原告主张按照年利率24%计算明显过高，法院酌定年率为6%，自2014年7月29日开始计算，直至将200万元返还原告之日止。 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如不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将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原告主张为涉案项目支出的花销及人员工资等损失783490元，但其提交的相关证据显示大部分为餐饮、购买烟酒等费用，另外还有2014年7月31日前去乌兰察布、野三坡等外地加油费用，均与本案涉案项目的跑办无关，故法院对于原告提交的该部分证据不予采信，对原告的该部分主张不予支持。 原告主张被告六通公司、六通投资集团、曹某、曹丽存在财产混同，应承担连带责任，但未能提交相关证据，法院对原告该项诉请不予支持。 原告主张被告南高营社区居民委员会对本案承担连带责任，被告高营集团认可原石家庄市长安区南高营村民委员会的权利义务是由其承继，原告未能举证证明原石家庄市长安区南高营村民委员会的权利义务在村改居后由被告南高营社区居民委员会行使，法院对原告该项诉请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解除被告河北六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010年1月4日与石家庄市长安区南高营村民委员会签订《合作开发协议》及2010年7月12日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2014年7月29日被告河北六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河北瑞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合同书》；二、被告河北高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河北宝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00万元及利息（本金按照200万计算，自2014年7月29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利率按照年利率6%计算）；三、驳回原告河北宝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0544元，由原告河北宝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43155元，被告河北高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17389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2010年1月4日六通公司与石家庄市长安区南高营村民委员会签订《合作开发协议》及2010年7月12日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2014年7月29日六通公司与瑞晨公司签订《合作合同书》均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国家法律禁止性规定，上述协议合法有效，协议各方均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根据协议约定，瑞晨公司承接六通公司关于本案涉案项目的权利义务并向六通公司支付200万元，取得六通公司在2010年1月4日《合作开发协议》及2010年7月12日《补充协议》中的全部权利义务；瑞晨公司持六通公司为瑞晨公司出具《关于变更项目合作开发企业名称的说明》，与南高营社区居委会、高营集团接洽，协商共同开发事宜，亦有证人出庭作证予以证明，原审综合本案案情，认定南高营社区居委会、高营集团对于六通公司与瑞晨公司签订《合作合同书》已知晓，并无不妥。六通公司与石家庄市长安区南高营村民委员会签订《合作开发协议》已10年有余，涉案项目至今未能开工建设，综合本案案情，原审认定合同目的无法实现，2010年1月4日六通公司与石家庄市长安区南高营村民委员会签订《合作开发协议》及2010年7月12日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2014年7月29日六通公司与瑞晨公司签订《合作合同书》均应予以解除，并无不当。 上诉人宝琳公司自认2014年7月29日签订《合作合同书》后其已与南高营社区居委会、高营集团接洽，协商共同开发事宜，根据上述《合作合同书》的约定，涉案项目经营后果由其全部承担，宝琳公司再向六通公司主张权利没有合同依据，依法不应支持，其亦无权向曹某、曹丽主张相关权利。 上述所签协议解除后，高营集团持有的应属于宝琳公司的200万元应予返还。宝琳公司主张为涉案项目支出的花销及人员工资等损失783490元，但未能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实，原审未予采信，于法不悖，但考虑宝琳公司进行项目跑办必然产生费用，原审酌定以200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7月29日开始计算，由高营集团按年率6%向宝琳公司支付利息，不失公平。 综上所述，河北宝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河北高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经调解无效。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6927元，由上诉人河北宝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13800元、上诉人河北高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担23127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褚玉华 审判员  李 伟 审判员  杨根山 二〇二〇年九月三十日 书记员  王西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