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18民初1591号原告：潘小中，男，1973年2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凯亮，广东维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增城市安达国际旅行社，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岗前西路**101首层。法定代表人：钟健生，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文婷，广东厚载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潘小中与被告增城市安达国际旅行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2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潘小中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凯亮,被告增城市安达国际旅行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文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已审理终结。原告潘小中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原、被告于2016年2月4日签订的《投资协议》；2、被告归还原告借款本金（投资款）1200000元和利息（从2016年2月6日起计至付清款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扣减被告已支付利息（固定利润）460000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2年9月13日，被告与香港显运客运有限公司签订《广东泛亚客运有限公司（中方）利润提成办法》确认：被告就广东泛亚客运有限公司（下称泛亚公司）投入10个指标配额的利润提成办法为：……2015年7月至2018年6月，每月每个指标6500元港币；2018年7月至2021年6月，每月每个指标7000元港币；2021年7月至2024年6月，每月每个指标7500元港币；……。2016年2月4日，原告与被告签订《投资协议》约定：甲方（被告）将五年泛亚公司的管理费收益作价1200000元给予乙方（原告）收取。乙方收取泛亚公司管理费时间从2017年4月起至2022年4月止。在此收款期内，甲方不能以任何形式收取泛亚公司的管理费，造成乙方收不到管理费，由甲方赔偿乙方投入总额的2倍。投资协议签订后，原告按协议付清了投资款1200000元给被告。2016年6月29日和2016年11月8日，原告均收到被告将来2017年7月至9月、2018年第一季度中方固定利润港币135000元共270000元港币。之后原告并没有收到过被告将来的利润。遂成讼。被告增城市安达国际旅行社答辩称：一、本案案由错误，被告与原告不存在任何投资关系，原告提交的证据均指向“借款”，故本案应为民间借贷纠纷。原告自行提交拟证明已支付“投资款”的涉案收据，所有名目上均写为借款，即原告认为案件所涉及的款项纠纷不是投资合同纠纷，而是民间借贷纠纷。根据被告掌握资料显示，原告在2012年7月4日至2012年7月6日，向被告公账转过合计500000元数额，备注往来款。而2016年2月至2016年4月，被告向原告支付了500000元还款。二、涉案《投资协议》是被告当时的法定代表人毛带勋与原告恶意串通，借此来损害被告的合法权益，属于无效合同。根据《广州市增城区财政局财监科检查报告》核实，原告与被告当时的法定代表人毛带勋是亲属关系。作为国企法定代表人，毛带勋应当知道该《投资协议》按规定必须经国资办或工交经营公司审批才能签订，而毛带勋明显违规操作，排除“障碍”促使涉案《投资协议》“诞生”。原告明知毛带勋是国企法定代表人身份，即使原告抗辩不清楚签订涉案《投资协议》要符合国企法定的审批流程，但从生活常理出发，即使是符合法律规定下的民间借贷或任何“投资”，均不可能产生如此高额而没有任何风险的回报。由此可见，原告是知道毛带勋有纪律和法律约束的前提下，愿意冒风险，配合毛带勋签订涉案《投资协议》，并计划由被告最终承担后果，从而损害被告的合法权益。因此，涉案《投资协议》应当属于无效合同。另，由于毛带勋在任职被告法定答辩人兼总经理期间，存在有未经审批自行签订的借款合同、投资协议等系列违规行为，包括涉案的《投资协议》在内，毛带勋已经被免去安达旅行社总经理和法定代表人的职务，目前有关毛带勋任职期间的违规行为已经由增城区财政局纪委调查当中，故涉案《投资协议》的属性极可能不限于民事纠纷性质。三、被告对《投资协议》不知情，被告未收取过《投资协议》上的款项，即使不认可涉案《投资协议》无效，该《投资协议》也应为未生效。原告在2012年7月4日至2012年7月6日，向被告公账转过500000元，备注往来款。而2016年2月至2016年4月，被告向原告支付过500000元还款。即使认为被告向原告借过500000元，该借款已于2016年2月至4月分三笔还清，除了还清借款外，按被告资料掌握，2012年7月3日至2013年6月22日，原告拿取过175000元。另外，2016年4月6日、2016年6月29日、2016年11月18日及2017年3月13日，原告自行到广东泛亚客运有限公司处强行收取了2017年4月至9月、2018年第一和第二季度的中方利润，总金额为463374元。被告一直与原告联系，要求原告退还前述不当得利，但原告一直拒绝归还。根据《广州市增城区财政局财监科检查报告》核实，在毛带勋任职安达旅行社期间，财务核算混乱、财务系统完全失效，原告所持有盖有被告财务专用章的收据，盖章获得途径非法、可疑，不排除有内外部人士做非法勾当，侵害被告合法利益。更重要的事实是，被告从未以现金或银行账户方式收取过原告交来的1200000元涉案“投资款”或借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即使该合同不认为是无效合同，因该款项未向被告支付，该《投资协议》并未生效，在涉案《投资协议》第四点显示“双方签妥本协议后三天内，乙方一次性支付甲方1200000元，作为收取五年广东泛亚客运有限公司管理费的投资，否则协议作废”之约定可以看出，涉案《投资协议》不是签订时生效，而是支付款项后生效。四、原告仅凭收据主张被告借款1200000元，涉及金额巨大，证据不足，应当驳回全部诉讼请求。根据原告自行提交拟证明已支付“投资款”的工商银行转账凭证和收据，其中工商银行转账凭证的收款人是单慧卿，备注为“往来款”，涉及金额为235000元，对此，被告当时包括现在均没有任何收款障碍，无须委托或通过其他任何人的账户去收取任何款项，包括原告向被告支付所谓的“投资款”或借款，另外有关1200000元的收据，涉及金额巨大，收款时间均为2016年2月6日，出于资金提取和携带安全的考虑，原告不可能提着1200000元的现金于同一日交付给被告，被告也不可能将1200000元存放在公司或再将该款项携带至银行存入，而出于证明已借出资金及资金日后回笼的考虑，原告在可以通过银行转账的情况下，不可能以现金形式向被告交付1200000元款项，“放心”仅拿着收据证明款项已向被告支付，以上做法不符合常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被告从未收取过原告的“投资款”或借款，原告仅以收据主张向被告支付了“投资款”或借款1200000元的事实，有悖交易习惯和交易方式，且该交易方式不利于原告日后向被告主张权利。被告是国有独资企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第四十三条、第四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原告是被告原法定代表人毛带勋的妹夫，原告是被告当时高级管理人员的近亲属，因此，被告如果未经国资办或者工交经营公司的同意，不得与原告订立财产转入或借款的协议。故涉案投资协议、协议书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为无效。增城市公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于2011年8月23日公开印发增城市公资办监管财务监督管理办法第32条规定，企业不得对外借款。本系统内企业因生产经营需要借款，需由授权经营公司审核后，报公资办审批。原告作为毛带勋的近亲属，如陈述不清楚上述规定，说服力不足，可信度低下，从涉案投资协议、协议书的内容就可以看出，被告为“借得”原告500000元款项，贱卖将近5000000元国有资产收入，如此无风险超高收益交易，极不寻常，用常理可以推测，涉案投资协议、协议书是原告与毛带勋恶意串通促成，被告保留追诉原告因非法手段获得不正当利益的民事责任、刑事责任权利。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2012年7月3日，原告潘小中、案外人郑艺钊作为乙方与被告增城市安达国际旅行社作为甲方签订《协议书》，内容为：甲方向乙方筹款1500000元，为了保证借款能够归还，甲方将泛亚公司2012年8月1日起15年内的管理费作为抵押的保证。在甲方向乙方借入款项的两个月内，甲方如果向广东泛亚客运有限公司收取了延大期费，将把收到费用的60%作为乙方的手续费（甲方保证不低于900000港元）。如果甲方不能在2个月内收到延大期费，乙方将从收取广东泛亚客运有限公司的管理费中支付本金及手续费。甲方如果不能收取到延大期费，用收取的管理费支付乙方的本金和手续费时，甲方将优先把向广东泛亚客运有限公司6年内收取到的管理费付给乙方作为本金和手续费的归还。如果再2个月后，甲方又收回了延大期费，乙方按60%收取手续费。借款时间为2012年7月3日至2012年12月31日。用港币归还资金时，公司保证按不低于每一百元港币兑换八十元人民币的汇率计算。2012年9月13日，被告增城市安达国际旅行社与香港显运客旅有限公司签订《广东泛亚客运有限公司（中方）利润提成该办法》，确认就广东泛亚客运有限公司中方投入10个指标配的利润提成办法如下：（1）2012年7月至2015年6月，每月每个指标6000港币；（2）2015年7月至2018年6月，每月每个指标6500港币；（3）2018年7月至2021年6月，每月每个指标7000港币；（4）2021年7月至2024年6月，每月每个指标7500港币；（5）2024年7月至2027年7月，每月每个指标8000港币。2016年2月4日，原告潘小中（乙方）与被告增城市安达国际旅行社（甲方）签订《投资协议》，约定甲方同意将五年泛亚客运有限公司的管理费收益作价1200000元人民币给予潘小中（乙方）收取，乙方在签妥协议后一次性支付1200000元人民币给甲方，为此双方达成如下协议：一、乙方收取广东泛亚客运有限公司的管理费时间从2017年4月起至2022年4月止。在此收款期内，甲方不能以任何形式收取广东泛亚客运有限公司的管理费，如果甲方在此收款期内收取广东泛亚客运有限公司的管理费，造成乙方收不到管理费，由甲方赔偿乙方投入总额的两倍（该管理费以甲方与广东泛亚客运有限公司签订的利润提成办法为准，乙方自行承担其汇率收益和风险，如果乙方提前收取该管理费造成的收益减少，由乙方自负。）二、甲方同意乙方作为管理费的唯一收款人前往广东泛亚客运有限公司收取管理费，甲方无条件协助。三、如遇乙方因甲方违约的原因收取不到或少收应得的管理费，甲方保证五年期间乙方的收益，如有损失，甲方用属下的项目收益担保，综合偿还。四、双方签妥本协议两天内，乙方一次性支付甲方1200000元人民币，作为收取五年广东泛亚客运有限公司管理费的投资，否则协议作废。五、甲方必须办妥港方的收款人确认件给乙方。原告潘小中称根据其提供的《广东泛亚客运有限公司（中方）利润提成该办法》，泛亚公司五年管理费收入应为4245000元港币。2016年2月6日，毛带梅向单慧卿转账235000元，备注“往来款”。当日，被告增城市安达国际旅行社向原告潘小中出具《收据》27张，经手人处均有单慧卿签名，并加盖有被告增城市安达国际旅行社财务专用章。除了编号为0027897《收据》金额为235000元、编号为0027896《收据》为465000元外，其余25张《收据》金额均为20000元。以上《收据》合计金额1200000元。原告潘小中陈述，2012年《协议书》1500000元“投资款”中原告潘小中出资500000元，协议到期后，被告增城市安达国际旅行社未向原告潘小中返还“投资款500000元”及“利润”465000元，故原告潘小中配偶毛带梅于2016年2月6日向被告增城市安达国际旅行社转账235000元。即500000元+465000元+235000元=1200000元，作为原告潘小中向被告增城市安达国际旅行社出借（投资）的涉案款项。对于原告潘小中称投入500000元产生“利润”465000元的计算依据，其提供2013年6月23日至2016年1月22日有潘小中签名的《安达借款应付手续费名单》照片打印件，主张在上述期间借款手续费按月利率3%计算。被告增城市安达国际旅行社认为协议中未明确约定借款利率，且双方不存在投资关系，不认可有利润的存在，主张本案应按民间借贷关系审理。被告增城市安达国际旅行社提交中国农业银行的大额支付入账通知书和现金缴款单，显示2012年7月4日原告潘小中向被告增城市安达国际旅行社转账219373元，2012年7月6日通过现金缴款方式存入被告增城市安达国际旅行社账户219373元、61254元，以上合计500000元。2016年2月14日、3月2日、3月3日、3月8日、3月9日、3月28日、4月6日，原告潘小中开具25张金额均为20000元的《收据》第一联，均载明收到被告增城市安达国际旅行社还款。被告增城市安达国际旅行社在第二次庭审时提交上述《收据》第二联“交顾客联”背面均有原告潘小中以收款人名义签名。此外，被告增城市安达国际旅行社提交2016年2月14日金额为40000元的农业银行支票存根（支票号为：385××××4568），与编号为1610241《收据》装订一起；2016年2月14日金额为40000元的农业银行支票存根（支票号为：385××××4569），与编号为1610243《收据》装订一起；2016年2月14日金额为40000元的农业银行支票存根（支票号为：385××××4570），与编号为1610245《收据》装订一起；2016年2月14日金额为40000元的农业银行支票存根（支票号为：38554571），与编号为1610247《收据》装订一起；2016年2月14日金额为40000元的农业银行支票存根（支票号为：385××××4572），与编号为1610249《收据》装订一起；2016年2月14日金额为40000元的农业银行支票存根（支票号为：385××××4573），与编号为1610251《收据》装订一起；2016年2月24日金额为40000元的支票存根（编号：385××××4575），与编号为1610253《收据》装订一起；2016年3月2日金额为40000元的支票存根（编号为：398××××3559），与编号为1610255《收据》装订一起；2016年3月3日金额为20000元的支票存根（编号为：398××××3561），与编号为1610257《收据》装订一起；2016年3月8日金额为20000元的支票存根（编号为：398××××3562），与编号为1610258《收据》装订一起；2016年3月9日金额为40000元的支票存根（编号为：398××××3563），与编号为1610260《收据》装订一起；2016年3月28日金额为60000元的支票存根（编号为：398××××3566），与编号为1610263《收据》装订一起；2016年4月6日金额为40000元的支票存根（编号为：398××××3568），与编号为1610265《收据》装订一起。庭后，被告增城市安达国际旅行社补充提交其农业银行账户流水明细，显示：2016年2月14日，凭证号码385××××4569于柜台取现40000元；2016年2月14日，凭证号码385××××4568于柜台取现40000元；2016年2月15日，凭证号码385××××4570于柜台取现40000元；2016年2月15日，凭证号码3854571于柜台取现40000元；2016年2月16日，凭证号码385××××4572于柜台取现40000元；2016年2月16日，凭证号码385××××4573于柜台取现40000元；2016年2月24日，凭证号码385××××4575于柜台取现40000元；2016年3月2日，凭证号码398××××3559于柜台取现40000元；2016年3月3日，凭证号码398××××3561于柜台取现20000元；2016年3月8日，凭证号码398××××3562于柜台取现20000元；2016年3月9日，凭证号码398××××3563于柜台取现40000元；2016年3月28日，凭证号码398××××3566于柜台取现60000元；2016年4月6日，凭证号码398××××3568于柜台取现40000元。原告潘小中承认在收据背面签名，但否认收到上述支票，否认收到500000元还款，称其是应被告增城市安达国际旅行社要求，为了被告增城市安达国际旅行社账目清晰而出具500000元还款《收据》。被告增城市安达国际旅行社提交其自行制作的《现金日记账》，其中2013年1月21日“付潘小中借支款利息10000元（2012.7.3-2012.7.22500000×10%×20=10000）”；2013年6月28日“付潘小中暂借款利息1350元（2013.3.29-2013.6.2815000×3%=1350）”；2013年6月28日“付潘小中暂借款利息75000元（2012.7.23-2012.12.22500000×5×3%=75000）”；2014年6月26日，“付潘小中借款（500000）利息（2012.12.23-2013.4.22）60000元”；2014年6月31日，“付潘小中借款500000元利息（2013.4.23-2013.6.22）30000元”。以上合计176350元，原告潘小中主张上述《现金日记账》为被告增城市安达国际旅行社自行制作，否认收取175000元利息。2016年4月6日，原告潘小中开具编号为1610266《收据》载明收到被告增城市安达国际旅行社2017年4月至6月中方固定利润港币135000元，折合人民币112117.50元；2016年6月29日，原告潘小中开具编号为0027902《收据》载明收到被告增城市安达国际旅行社2017年7月至9月中方固定利润港币135000元，折合人民币114007.5元；2016年11月18日，原告潘小中开具编号为0027903《收据》载明收到被告增城市安达国际旅行社2018年第一季度中方固定利润港币135000元，折合人民币117895.5元；2017年3月13日，原告潘小中开具编号为0027904《收据》载明收到被告增城市安达国际旅行社2018年第二季度（2018年4月至6月）中方固定利润，合计港币135000元，折合人民币119353.50元。原告潘小中同意扣减上述收取的463374元“利润”。广州市增城区财政局财监科对被告增城市安达国际旅行社自2003年2月至2017年4月进行财务收支检查，结果如下：至2017年4月30日，被告增城市安达国际旅行社负债总额为6154444.31元，其中包括应付款期末余额中郑艺钊（制衣厂）925280元，暂借款（是毛带勋亲戚，已提供借款协议）；潘小中期末余额-113632.34元，暂借款（是毛带勋亲戚，已提供借款协议）；经检查，发现增城市安达国际旅行社私设“小金库”，共有4个账外账套，其中泛亚银行存款日记账从2012年10月至2016年6月收入合计3473416.5元，其中收取泛亚合作利润2273416.50元，借入潘小中款项1200000元；支出合计3473416.50元，其中支付潘小中借款利息691125元。该账套出现私人银行账号汇款，账户名：单慧卿，农行账号。未经审批违规签订借款合同、投资协议，包括与潘小中、郑艺钊签订的合同，根据增城市安达国际旅行社提供的“账外账-泛亚公司日记账”、“安达旅行社账外账-其他日记账”反映，增城市安达国际旅行社有收到潘小中支付的1200000元，并支付潘小中管理费及借款利息，由于资料不完整以及财务核算混乱，无法核实。而增城市安达国际旅行社于2012年7月3日与潘小中、郑艺钊签订《协议书》经核实，“其他应付款-郑艺钊”科目余额925280元，其中2003年12月收到郑艺钊借款25280元，2012年7月3日郑艺钊通过广州市增城华倡制衣厂汇给增城市安达国际旅行社900000元，截止2017年4月30日尚未偿还；潘小中于2012年7月借给增城市安达国际旅行社500000元，增城市安达国际旅行社于2016年2月至4月分3笔还清。截止2017年4月30日“其他应付款-潘小中”科目余额-113632.34元，是2016年11月将从泛亚公司收取的2018年第一季度管理费117895.50元支付给潘小中，抵减潘小中偿还的代付社保费4263.16元。据了解，潘小中、郑艺钊均是法定代表人毛带勋亲戚，上述借款事项按规定必须经国资办或工交经营公司审批，但增城市安达国际旅行社未经报批且未规避亲属关系，擅自借款并支付高额利息支出，未经审批擅自将国有资产收益低价转让给个人，导致国有资产流失。2018年7月20日，增城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发文免去毛带勋任被告增城市安达国际旅行社总经理、法定代表人职务。第一次庭审时，原告潘小中无法明确与被告增城市安达国际旅行社之间的涉案纠纷属于民间借贷或是投资合同纠纷。在第二次庭审时，原告潘小中主张涉案1200000元为投资款。另查明，本院作出的（2018）粤0118民初6601号民事判决书经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粤01民终3308号民事判决书维持原判，该案判决已生效。其中，关于2012年7月3日由郑艺钊、潘小中与安达旅行社签订《协议书》的效力问题，认定如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第四十三条关于“国家出资企业的关联方不得利用与国家出资企业之间的交易，谋取不当利益，损害国家出资企业利益。本法所称关联方，是指本企业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近亲属，以及这些人员所有或者实际控制的企业”的规定以及第四十五条关于“未经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同意，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不得有下列行为：（一）与关联方订立财产转让、借款的协议；……”的规定，涉案借款的出借人虽然名义上是郑艺钊，但实际上是由郑艺施支付借款本金，而郑艺施为时任安达旅行社法定代表人毛带勋的配偶，是毛带勋的近亲属，属于安达旅行社的关联方，故涉案借款应经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同意，而安达旅行社未经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同意，向郑艺施、郑艺钊借款，违反了上述法律的禁止性规定，该禁止性规定属于效力性强制规定，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关于“违反法律、行政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关于“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关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规定，该案一审、二审判决均认定案涉借款合同无效。本院认为，原告潘小中主张涉案为投资合同纠纷，其向被告增城市安达国际旅行社“投资”1200000元用于收取广东泛亚客运有限公司五年期间的管理费。被告增城市安达国际旅行社否认与原告潘小中存在投资合同关系，且认为被告增城市安达国际旅行社原法定代表人毛带勋擅用职权与其亲属即本案原告潘小中签订《投资协议》，涉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投资协议》中约定原告潘小中需在签订协议两天内支付1200000元，原告潘小中提供由被告增城市安达国际旅行社开具的27张合计1200000元《收据》主张已依约支付投资款。而原告潘小中陈述1200000元的实际支付情况为2012年的“投资款”500000元+“利润”465000元（2013年6月23日至2016年1月22日）+235000元（毛带梅于2016年2月6日转账），被告增城市安达国际旅行社确认收到2012年的500000元，但主张已于2016年4月清偿完毕。根据双方举证及庭审陈述，本院归纳争议焦点如下：一、涉案合同性质为投资合同关系还是民间借贷关系；二、《投资协议》的效力认定问题；三、原告潘小中实际出借（投资）金额；四、被告增城市安达国际旅行社应否向原告潘小中返还借款（投资款）及利息（利润）。针对第一个争议焦点，原告潘小中主张涉案合同性质为投资合同是因为与被告增城市安达国际旅行社签订《投资协议》且约定收益。但据《投资协议》内容显示，原告潘小中与被告增城市安达国际旅行社约定，原告潘小中出资1200000元换取本应由被告增城市安达国际旅行社收取的广东泛亚客运有限公司的五年管理费收益，原告潘小中收取高额固定回报，不承担亏损风险及其他法律责任。故此，该《投资协议》不符合收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投资法律关系，本院认定原告潘小中主张与被告增城市安达国际旅行社存在的是名为投资、实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针对第二个争议焦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第四十三条关于“国家出资企业的关联方不得利用与国家出资企业之间的交易，谋取不当利益，损害国家出资企业利益。本法所称关联方，是指本企业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近亲属，以及这些人员所有或者实际控制的企业”的规定以及第四十五条关于“未经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同意，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不得有下列行为：（一）与关联方订立财产转让、借款的协议；……“的规定，原告潘小中的配偶毛带梅与被告增城市安达国际旅行社时任法定代表人毛带勋为近亲属，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第四十三条规定中的关联方，被告增城市安达国际旅行社时任法定代表人毛带勋未履行相关上报审批手续，迳行将被告增城市安达国际旅行社对广东泛亚客运有限公司享有的高达4200000的五年管理费收益给予原告潘小中收取，严重损害被告增城市安达国际旅行社的合法利益，违反了上述法律的禁止性规定，该禁止性规定属于效力性强制规定。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规定，本院认定原告潘小中与被告增城市安达国际旅行社签订的《投资协议》无效。针对第三个争议焦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如前所述，涉案《投资协议》无效，故原告潘小中有权要求被告增城市安达国际旅行社因《投资协议》取得的财产。被告增城市安达国际旅行社因《投资协议》取得的财产应为原告潘小中实际出借的款项。根据原告潘小中陈述，《投资协议》是2012年7月3日由案外人郑艺钊、原告潘小中与被告增城市安达国际旅行社签订的《协议书》，剥离出原本属于原告潘小中的500000元另行所签。故本院应审查原告潘小中实际出借借款金额。被告增城市安达国际旅行社提交2012年7月4日、7月6日由原告潘小中转入其公账的大额支付入账通知书和现金缴款单证明收取了500000元借款，与原告潘小中陈述及2012年签订《协议书》内容吻合，本院确认原告潘小中于2012年7月4日、7月6日向被告增城市安达国际旅行社出借500000元的事实。而原告潘小中主张自2013年6月23日至2016年1月22日按月利率3%计算的利润合计465000元，由于生效的（2018）粤0118民初6601号民事判决书已认定2012年《协议书》无效，原告潘小中要求按照《协议书》约定支付利息，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至于原告潘小中委托配偶毛带梅于2016年2月6日向单慧卿个人转账的235000元，单慧卿于当天开具《收据》确认收到上述235000元且加盖被告增城市安达国际旅行社公章，原告潘小中的举证已形成证据链，可认定原告潘小中已履行交付义务。至于被告增城市安达国际旅行社抗辩称无须使用私人账户收款等理由，不足以推翻原告潘小中的举证，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本院认定原告潘小中向被告增城市安达国际旅行社出借借款本金为735000元（500000元+235000元）。因《投资协议》无效，原告潘小中主张的利息，本院不予支持。针对第四个争议焦点，被告增城市安达国际旅行社抗辩已经还清原告潘小中出借的款项，分别是：1.2016年2月14日至2016年4月6日期间向原告潘小中开具支票金额500000元；2.2012年7月3日至2013年6月22日支付利息175000元；3.原告潘小中承认收取的利润463374元。首先，对于2016年2月14日至2016年4月6日期间开具支票金额500000元，被告增城市安达国际旅行社提交有原告潘小中签名的收据、对应的支票存根及支票取现的银行流水，形成初步证据链；原告潘小中承认在收据上签名，但主张是应被告增城市安达国际旅行社要求“做账”，其未收取支票亦未兑付，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其次，对于2012年7月3日至2013年6月22日支付利息175000元，被告增城市安达国际旅行社仅提供其自行制作的内部流水记账，原告潘小中否认收取该部分利息，被告增城市安达国际旅行社证据的证明力不足，本院不予采信。最后，对于原告潘小中承认收取的利润463374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第一款规定，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被告增城市安达国际旅行社向原告潘小中支付了963374元。换言之，被告增城市安达国际旅行社向原告潘小中支付的款项已超过原告潘小中实际出借款项。故此，原告潘小中诉请被告增城市安达国际旅行社归还借款本金及利息，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由于涉案《投资协议》被认定无效，原告潘小中诉请解除《投资协议》，亦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第四十三条、第四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潘小中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9192元，由原告潘小中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董斯颍人民陪审员  杨伟琪人民陪审员  曾秋英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一日书 记 员  赵少芸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第四十三条国家出资企业的关联方不得利用与国家出资企业之间的交易，谋取不当利益，损害国家出资企业利益。本法所称关联方，是指本企业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近亲属，以及这些人员所有或者实际控制的企业。第四十五条未经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同意，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不得有下列行为：（一）与关联方订立财产转让、借款的协议；（二）为关联方提供担保；（三）与关联方共同出资设立企业，或者向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其近亲属所有或者实际控制的企业投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第一款在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于己不利的事实，或者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