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1民终524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勇，男，1982年4月19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潼**。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兴平，重庆法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操丽萍，重庆法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恒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万州区北滨大道二段**，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171160402XQ。法定代表人：程甦，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润，重庆索通（万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莫文江，重庆索通（万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勇因与被上诉人重庆恒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通公司）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潼南区人民法院(2020)渝0152民初9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操丽萍，被上诉人恒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润、莫文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勇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支持刘勇一审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的诉讼费、保全费等由恒通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2013年9月23日恒通公司与重庆市潼南区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潼南城投公司）签订了《潼南县新城金福岛安置房工程施工合同》（以下简称《施工合同》），后恒通公司于2014年12月9日、2015年5月28日分两次与刘勇签订了《谨南县金福岛安置房工程外墙保温及涂料饰面工程施工合同》，虽然恒通公司在合同上的印章是技术资料专用章，但是该印章上明确载明的是重庆恒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渔南县新城金福岛安置房工程项目部技术资料专用章,该印章明确了其工程项目特指涉案工程的事实，因此，刘勇有理由相信其在合同上盖章的效力。同时，印章不是存在合同关系的唯一标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即使没有签订书面合同，而合同主要义务已经履行的，合同仍然成立并有效。2.从打款凭证上来看，恒通公司已向刘勇支付了工程款508万元，其中以恒通公司的名义于2017年8月8日向刘勇支付了工程款50万元，2017年11月16日支付了10万元，如果刘勇与恒通公司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则不会向刘勇支付工程款。3.刘勇在一审中举示的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意见书也显示了涉案工程的施工单位是恒通公司，因此，恒通公司否认与刘勇之间存在合同关系，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4.恒通公司在一审中称其将涉案工程转包给重庆市润海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海公司），因此其与刘勇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十八、《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五十八条及《施工合同》关于本工程不允许分包的相关约定，即使涉案工程系恒通公司转包给润海公司进行施工，转包合同亦无效，刘勇向恒通公司主张工程款于法有据。5.刘勇在一审中提供的其与润海公司法定代表人林金海的通话录音证据显示其认可欠付刘勇工程款的事实以及金额。2.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必然导致适用法律错误。恒通公司辩称，1.刘勇的第一项上诉理由于法无据，不能成立；2.恒通公司向刘勇支付50万元的费用是基于案外人福建新由由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由由公司）的委托支付，并不是认可刘勇的身份；3.案涉工程是分包还是转包，最高人民法院对此有相关规定；4.新由由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欠刘勇工程款，刘勇认可其与该公司建立了建设合同关系，而非与恒通公司建立了合同关系，欠付的工程款应该由新由由公司支付。刘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恒通公司向刘勇支付工程款1288436.23元及法定孳息（以1288436.23元为基数，自2017年7月7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年利率标准，计算至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和保全费由恒通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9月23日，恒通公司与原潼南城投公司签订《施工合同》，约定原潼南城投公司将潼南新城金福岛安置房建设项目发包给恒通公司，承包人项目经理为林海。2015年5月28日，刘勇与刘某签订《潼南县金福岛安置房工程外墙保温及涂料饰面工程施工合同》，合同载明发包方为恒通公司（甲方），承包方为刘勇（乙方），约定刘勇承建潼南金福岛安置房工程外墙保温及普通水性外墙涂料饰面工程，该合同对承包范围、工期、承包价格、付款方式等作出约定。刘某在合同落款甲方处签字，并加盖“重庆恒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潼南县新城金福岛安置房工程项目部技术资料专用章”，刘勇在乙方处签字。关于该合同的签订，刘勇在庭审中陈述系与案外人林金海协商，林金海系挂靠恒通公司承包本案潼南新城金福岛安置房建设工程，刘某系林金海聘用的项目经理，林金海安排刘某与其签订该合同。恒通公司对于刘勇主张的林金海与其公司系挂靠关系及该工程项目经理为刘某的事实均不予认可，并向该院举示本案工程验收意见书一份，验收意见书中载明恒通公司项目负责人为林海。本案在审理中，刘勇举示结算单两份，其中一份在签字栏处有案外人张敬良签字，刘勇主张张敬良系该项目技术负责人。另外一张未有相关人员签字。恒通公司对该两份结算单均不予认可。另，恒通公司与案外人润海公司（2016年2月公司名称变更为新由由公司）签订《工程项目承包协议》，约定将涉案工程承包给润海公司施工。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刘勇以其与恒通公司存在建设工程分包合同关系为由要求其支付工程价款，恒通公司对此不予认可，故刘勇应对其主张的与恒通公司存在建设工程分包合同关系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刘勇向该院举示的《潼南县金福岛安置房工程外墙保温及涂料饰面工程施工合同》加盖了“重庆恒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潼南县新城金福岛安置房工程项目部技术资料专用章”，即使该印章系恒通公司所有，但项目资料专用章具有特定用途，应专用于与公司资料有关的活动，不具备对外签订合同的效力，在合同上加盖资料专用章超越了该公章的使用范围，在未经公司追认的情况下，该合同对恒通公司不具有约束力。关于刘勇主张的林金海代表恒通公司与其协商并安排该工程项目经理刘某签订本案合同的事实，恒通公司并未认可，刘勇亦未举示充分证据证明其主张的上述事实，且恒通公司举示的《施工合同》及竣工验收意见书中载明的项目负责人均为林海，因此，本案中并无证据证明林金海或刘某具有代表恒通公司与刘勇签订合同的相关授权或足以构成表见代理的情形，其与刘勇签订本案合同对恒通公司不具有约束力。此外，刘勇亦未举示充分证据证明恒通公司对该合同予以追认的事实存在，因此，刘勇主张其与恒通公司之间存在建设工程分包合同关系的事实不能成立，其基于该合同关系要求恒通公司支付工程款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该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三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刘勇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649.84元，减半收取8824.92元，由原告刘勇负担。二审中，双方均未举示新证据。刘勇申请证人刘某出庭作证，证人陈述：其系涉案工程项目经理，由润海公司法定代表人林金海授权；其认识张敬良和炎龙（音），张敬良是涉案工程技术负责人，做预算和结算，炎龙是做结算和计量的；2013年9月至2015年6月期间其任职重庆永安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但不是本案涉案工程的监理方；涉案工程是恒通公司转包给润海公司，由刘勇实际施工，现已竣工交付使用；2014年和2015年两份合同是其本人签署，其是代表林金海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润海公司与刘勇签订的合同，当时所有分包合同都是加盖的技术资料专用章，技术资料专用章原则上能够在工程项目中对外签订合同，只要双方认可；其实际是在润海公司工程部任职，当时签合同有时候用润海公司的章，有时候用恒通公司技术资料专用章，用什么章都是由林金海决定的。刘勇质证称，证人证言是真实的，证明刘勇是涉案项目实际施工人，并竣工交付使用，也说明了张敬良和炎龙的职务，希望法庭予以采纳。恒通公司质证称，证人证言不具有真实性，结合一审的证据来看，刘勇并非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不可能和恒通公司建立合同关系；证人自称涉案项目的项目经理，并受聘于林金海，代表润海公司签订合同，但没有提供受聘的资料证明其身份。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综合审理情况，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上诉焦点主要在于：刘勇与恒通公司是否形成事实上的建设工程分包合同关系。一审法院对此已作出详尽评述，刘勇二审中申请了证人刘某出庭作证，证人陈述其系由林金海授权担任涉案工程项目经理，其是代表林金海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润海公司与刘勇签订的合同，前述证人证言反而证明刘某并非代表恒通公司与刘勇签订《潼南县金福岛安置房工程外墙保温及涂料饰面工程施工合同》，不能证明刘勇与恒通公司建立了建设工程分包合同关系。因此，在二审未出现新事实的情形下，本院认可一审法院的处理意见及评述理由，在此不再赘述。综上所述，刘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649.84元，由刘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孟琼审 判 员 刘润荔审 判 员 赵文建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六日法官助理 陈紫薇书 记 员 刘力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