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内08民终130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住内蒙古磴口县。上诉人（原审被告）：柳某，住内蒙古磴口县。二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某，系内蒙古硕泽律师事务所律师。二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系内蒙古硕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住内蒙古磴口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某，住内蒙古磴口县。二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某1，内蒙古大法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某、柳某因与被上诉人李某、朱某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磴口县人民法院（2020）内0822民初4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某、柳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某、被上诉人李某、朱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某1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某、柳某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内蒙古自治区磴口县人民法院(2020）内0822民初472号民事判决；二、依法判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三、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内蒙古自治区磴口县人民法院(2020)内0822民初472号民事判决确认双方于2003年4月10日签订的《转让合同书》有效理由不能成立，具体如下：一、李某与刘某于2003年签订的《转让合同书》(原合同)的内容已经被双方在2019年所签订的《土地流转合同》(新合同)所替代，原合同已经丧失效力，对于双方所约定内容，应当以新合同约定内容为准。在一审开庭时李某明确表示双方签署的两份合同所约定内容均为同一宗土地，该行为可以认定为其对自己的表述的事实构成了自认。从两份合同内容上看，新合同的内容明显覆盖和包含了原合同所约定范围，而且新合同明确双方是承包关系，并非转让关系，但李某一直不予提供合同原件。原合同在新合同成立后理应失效，对于双方的最终权利义务，应当以新合同约定为准。二、为了查明案件事实，李某应当提供2019年所签订的《土地流转合同》原件，或者向发放《土地经营权证》的部门调取该合同的原始复印件。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刘某多次表示新合同所约定内容是被修改过的，虽然刘某不识字，但并不糊涂。而且通过李某出示的所谓新合同的复印件，多处都有粘贴更改的痕迹，明显该份合同系伪造合同。不但如此，李某还让时任村书记盛某、村长梁某等人出庭作证，上述几人的证言自己都圆不回来。如果放任李某此种行为不管不顾，如何能从根本上化解矛盾？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判决理由不能成立。为了维护上诉人合法权益，恳请二审法院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李某、朱某辩称，一、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与事实理由不能成立，应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法院判决。1、本案的事实是1993年上诉人将自己承包的涉案土地以3000元价格转让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给付3000元后，上诉人没有给被上诉人打收条，双方当时未签订合同。2003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补签了一份《转让合同》，证明并确认上诉人将涉案10亩开荒土地转让给了被上诉人。2019年上诉人西斗渠边农机路需要加宽，同时认为被上诉人未支付3000元土地转让费与被上诉人发生纠纷，于是在黎明村委会的调解下双方补签了《土地流转合同》，被上诉人又向上诉人支付了3000元案涉土地的转让费。2、上诉人上诉状中称2019年双方签订的《土地流转合同》明确双方承包关系，并非转让关系，但上诉人却不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相反，上诉人一审答辩状中自己陈述，“2019年，被答辩人（即上诉人）要求原告履行2003年的约定，为被答辩人在涉案西斗渠边的农机路进行加宽，同时支付之前的土地使用费3000元。”可见，上诉人刘某、柳某也认可2019年签订的合同是为了履行2003年的合同，只是要求被上诉人将西斗渠的农机路加宽，并作了明确约定，另外支付2003年合同签订时约定的3000元，上诉人一审答辩状中自认2019年签订合同是为了更好的履行2003年合同，因此，2019年双方签订的《土地流转合同》只是对2003年签订的《转让合同》的补签，并没有改变土地转让的性质，该事实经一审庭审时证人盛某、梁某、徐某2均可证实。因此，上诉人的该上诉理由纯属狡辩，无事实依据。3、上诉人称双方于2019年签订的《土地流转合同》系承包关系，不符合客观实际，也不符合逻辑。该合同签订时，磴口县人民政府已于2018年9月15日制出的蒙（2018）磴口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03230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已将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给被上诉人李某农户，上诉人刘某、柳某并非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人，被上诉人李某为何要从无承包经营权的上诉人刘某、柳某处转包已确权在自己名下的承包土地？这显然不符合常理，被上诉人没有那么傻。被上诉人没有再与上诉人将2003年双方签订涉案土地转让合同在2019年再变更为转包合同的可能，双方2019年签订《土地流转合同》目的就是如上诉人所称是为了履行2003年的《转让合同》，上诉人自称被上诉人没有给他2003年《转让合同》中约定的土地转让费（实际被上诉人已给上诉人，只是没有打收条），另外就是2003年《转让合同》中未约定西斗渠边的农机路宽度，于是才在村委会的协调下补充签订了2019年的《土地流转合同》。二、上诉人上诉状中所称双方2019年签订的《土地流转合同》在相关部门有备案，实属无理取闹。磴口县人民政府己于2018年9月15日就已将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给被上诉人李某，并制证。即涉案土地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己在2018年9月15日就制证颁发，2019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才签订的《土地流转合同》，相关部门确权制证在先，合同形成在后，相关部门怎么会有2019年合同备案，相关部门确权备案的是2003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转让合同》。相关部门怎么会有确权之后签订的合同备案呢？上诉人滥用诉权，上诉理由没有任何事实基础。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与事实理由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其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李某、朱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确认双方2003年4月10日签订的“转让合同书”、2019年2月16日签订的“土地流转合同”均有效；2.判决被告停止侵害，排除妨碍，立即停止在原告享有承包经营权的的位××县渠及方天云地、南至沟渠、西至道路、北至荒滩）耕地内的经营耕种2亩左右行为；3.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3年4月10日，甲方刘某与乙方李某签订《转让合同书》一份，甲方刘某、乙方李某签字捺印；2018年9月15日磴口县人民政府向原告颁发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以家庭承包的方式将涉案土地中的8.88亩确权在李某（承包方代表）户下，地块代码为1508221012090600537；2019年4月16日，李某向刘某支付地款3000元。另查明，原告在庭前对被告耕种小麦的土地铺设了地膜，第二项诉讼请求中的侵害与妨碍已经不存在，原告在庭审中自愿放弃第二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本案中，2003年4月10日，甲方刘某、乙方李某签订《转让合同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该合同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原告要求确认该合同有效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关于2019年2月16日《土地流转合同》，因原告未提供原件，被告不认可该合同复印件，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甲方刘某与乙方李某于2003年4月10日签订的《转让合同书》有效。二、驳回原告李某、朱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负担50元，由被告负担50元。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供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03年4月10日签订的《转让合同书》是否有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受法律保护。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本案中，2003年4月10日，甲方刘某、乙方李某签订《转让合同书》系在双方自愿并且真实意思表示下签订的，该合同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合法有效的合同，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合同义务。上诉人刘某、柳某称，被上诉人李某出示的新合同复印件，多处都有粘贴更改的痕迹，该份合同系伪造合同。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对于上诉人刘某、柳某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刘某、柳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刘某、柳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杜 彬审判员 李元军审判员 付桂梅 二○二○年九月三十日书记员 马宇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