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2民终1014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单麓，男，1982年12月8日生，汉族，住山东省青岛市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禚科基，北京市京师（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志鑫，北京市京师（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邢斌，男，1980年7月6日生，汉族，住山东省莱芜市莱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翠琴，女，1969年10月19日生，汉族，住山东省胶州市。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焕华，山东银河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夏，胶州润衡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单麓与被上诉人邢斌、张翠琴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胶州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鲁0281民初50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单麓上诉请求：1、撤销（2020）鲁0281民初5009号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支持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首先，单麓在在股权转让前仅担任法定代表人，并非是股东，不参与公司管理，不参与公司分红，不存在经营公司的事实。第二，合同约定交付14辆车。邢斌、张翠琴自认转让之日公司登记车辆为7辆，后无偿转让另外4辆，共计11辆车。但单麓在转让时并不清楚登记数量，后通过查询得知公司名下10辆车。如果按照合同表面约定，仅交付转让时登记在公司名下的车辆，被上诉人没有继续另外无偿转让4辆车，与事实和逻辑均不符。根据合同可以推定，被上诉人承诺转让的车辆能够保证同时履行两份租车合同，租赁数量分别是10辆和4辆，故转让总数应是14辆车。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认为《客户包车合同》已超过合同一年的履行期限，没有交付必要，事实认定错误。交付包车合同系邢斌、张翠琴的合同义务，即使逾期未履行，在单麓提出诉讼请求的前提下，也应继续交付。而且被上诉人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已经交付合同，单麓是否催要合同并不改变举证责任分配。 被上诉人邢斌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第一，2018年11月6日，单麓开始担任青岛昊龙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昊龙公司）法定代表人职务，实际经营管理公司。第二，2018年12月31日，双方签订转让合同（以下简称12.31合同）。后因单麓没有及时、全面履行付款义务，2019年2月13日双方再次签订转让合同（以下简称2.13合同），将转让款由80万元变更为70万元，支付期限由2019年3月31日变更为2019年2月13日；同时，12.31合同约定转让车辆14辆、客户包车合同15辆变更为本公司名下的车辆及一年客户包车合同（元信检测四辆、中一监测十辆）。昊龙公司名下车辆已经全部交付，实际交付数量为14辆。第三，合同约定客户包车合同为元信检测4辆、中一检测10辆，4辆和10辆不是指公司名下车辆总数，而是指两份包车合同约定的租赁数量。具体履行中，存在周转使用、交替使用情形，并非同时使用。第四、2018年11月6日，昊龙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单麓。合同签订时，已经交接全部证照和财产。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上诉状第二条陈述的理由不成立。包车合同本来就在公司保管，上诉人单麓要求移交客户包车合同不符合正常的交易习惯且没有证据证实。2.13合同签订时，前述合同就在单麓主管和控制下（已经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单麓要求移交客户包车合同不符合正常的交易习惯。2.13合同第二条明确约定转让包含一年客户包车合同。股权变更至今已将超过1年多。由此可见，包车合同早已经超过1年有效期。至今已经失去法律效力。 被上诉人张翠琴辩称：一、张翠琴不是《转让合同》当事人，上诉人单麓列张翠琴为本案被告，属被告不适格，请依法驳回对张翠琴的诉讼请求。二、其他答辩意见同邢斌。 单麓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邢斌、张翠琴移交剩余三部车辆及客户包车合同，并承担违约赔偿责任共计50万元（暂定）；2、本案诉讼费用、保全保险费由邢斌、张翠琴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2月13日，单麓与邢斌签订《公司转让合同》约定，单麓所属的昊龙公司，评估价值70万元，包含本公司名下汽车及一年客户包车合同（元信检测四辆和中一检测十辆），该公司转让行为双方同意。本合同签订生效日前所有债务债权由邢斌负责，合同生效之日后债权债务由单麓负责。单麓分四次支付给邢斌转让款，最后支付截止日期为2019年2月13日。本合同经双方签字后生效，本合同签字生效之日即为股权转让之日，公司向登记机关申请相关事宜等内容。在双方签订的《公司转让合同》之前，单麓自2018年11月6日开始担任昊龙公司法定代表人，2019年3月4日昊龙公司进行了股权变更并进行工商登记。股权变更之日单麓实际开始经营公司。双方均认可2019年2月13日签订合同之日，昊龙公司名下共有车辆10辆，该时昊龙公司名下10辆车均已交付单麓。昊龙公司与元信检测、中一检测签订的包车合同期间，邢斌称：自2018年3月起至2019年3月份，一年期间；单麓称：邢斌在签订转让合同之前明确是一年客户包车合同，具体开始时间不清楚，开始时间最早应当是双方签订合同的时间。单麓主张的违约责任损失为：合同总转让款70万，邢斌在合同签订之前介绍公司时明确只要与一个检测公司合作一年就能收入50来万，双方公司转让合同中涉及到两个检测公司的包车合同，因此总收入至少是100来万，扣掉双方约定的14部车，扣掉双方公司转让合同第五条第二项转让合同的年服务费14万左右。综上，邢斌要价70万是一年总收入扣掉车辆的价值、服务费。单麓要求的50万元就是按照上述总收入中的利润计算所得。 一审法院认为，单麓与邢斌签订的《公司转让合同》，实际为股权转让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相应义务。单麓主张邢斌应移交车辆14部，实际移交11部，请求判令邢斌移交剩余3部、包车合同并承担违约责任5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合同约定“单麓所属的昊龙公司，评估价值70万元，包含本公司名下的汽车及一年客户包车合同（元信检测四辆和中一检测十辆）”。首先，双方均认可签订合同时昊龙公司名下车辆为10辆，并已进行了交接，邢斌已按合同约定履行了交付车辆的义务，单麓要求邢斌移交剩余3部车辆的诉讼请求不成立。其次，客户包车合同期间为一年，包车合同开始时间不晚于双方签订合同之日，即2019年2月13日，至本案单麓起诉时已超过1年的包车期间，对单麓要求邢斌移交包车合同的请求，其一已超过合同一年的履行期限，没有交付必要，其二在上述期间单麓亦未通过书面或者口头的形式要求邢斌交付包车合同，单麓主张邢斌未向其交付包车合同，不符合常理，单麓要求邢斌交付包车合同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另外，邢斌在电话中向单麓称两个检测机构的包车合同，年收入应当是100多万，仅是对昊龙公司收入的预测，并非股权转让合同的内容，单麓依此为由，要求邢斌支付违约金，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二审审理期间，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上诉人单麓提交新证据如下：九份录音。录音1-5证明彭昌松、徐利军、周彬彬、彭良民、战杰东、小李军、石小峰均为昊龙公司工作人员。录音6证明被上诉人要将公司（包括检测业务）交给单麓。录音7证明邢斌和张翠琴二人一起合意将公司转让给单麓；邢斌介绍公司业务时明确，与一个检测机构合作，每年就50来万；2020年元信、中一两个检测机构需要昊龙公司提供将近50辆车。录音8-10是被上诉人邢斌与上诉人单麓反复核对合同约定的车辆数，邢斌称12辆，单麓称14辆。录音11中尚益民、孙建亮是被上诉人雇佣的司机。 被上诉人邢斌、张翠琴共同质证称，该证据不是新证据，与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关联性。提及的人名系昊龙公司雇佣的工作人员。对录音证据7所述的50来万，不明确不确定，仅仅是一个预测，不是合同约定内容。对证据9中所述车辆，不明确不确定，应以合同约定公司名下车辆为准。 被上诉人邢斌提交新证据如下：微信聊天记录1份，证明2019年4月5日至5月31日，邢斌多次通知单麓“中一和元信公司要求派车”，但单麓没有回复，可从侧面间接证明被上诉人已经交付车辆租赁合同。 上诉人单麓质证称，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从单麓接手公司后，一天活都没有干，也没从对公账户取过钱。邢斌发送这些聊天记录，让单麓感到莫名其妙，因为就没有这个活，单麓认为就是一个圈套，所以没有回复。实际上，邢斌在公司转让前，就给这两家公司租赁车辆，在公司转让后，仍然是以其他公司的名义继续给这两家公司干活。 被上诉人张翠琴对该证据无异议。 本院对全部证据真实性予以采信。 二审经审理查明，2018年12月12日，股权转让合同签订前，邢斌曾向单麓介绍公司情况时称，与检测结构的租赁合同可以每年获利50万元。但是上述内容并未写入合同。2.13合同第五条第二款约定，如邢斌提供租车信息，作为回报，单麓支付服务费，每辆车每天服务费金额自20元至40元不等。 另查明，2019年4月5日至5月31日，邢斌作为中间人，多次通知单麓“两家检测机构要租赁车，要求将车牌号发来”。但单麓未回复。对此，二审庭后单麓提交反驳证据，即案外人王利团（负责公司派车业务）与单麓之间的微信，拟证明邢斌发送的微信是故弄玄虚，实际上述两家公司并未提出用车要求，并且申请法院调取昊龙公司自2019年10月18日至今的对公账户银行流水，证明张翠琴、邢斌未交付合同；同时申请调取青岛天鉴工贸有限公司自2019年2月13日至今的银行流水以及天一、元信两家检测机构的车辆租赁业务单据，证明内容同上。 一审判决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单麓和邢斌、张翠琴之间股权转让合同关系成立。本案主要涉及2019年2月13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以及昊龙公司对外签订的包车合同（承租人分别是元信检测和中一检测）。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的财产交接明细，包括：公司名下车辆和客户包车合同（元信检测四辆和中一检测十辆）。单麓主张，包车合同使用车辆共计十四辆（十辆加四辆），据此，股权转让合同应交付的车辆就是十四辆。但是，包车合同约定的四辆车和十辆车，仅是租赁时可能使用的数量，与公司名下车辆不是同一概念，故邢斌交付登记在公司名下的车辆，即已经履行车辆财产交接义务。至于公司名下车辆是否满足两份包车合同的履行需要，如何调度保证车辆充足是昊龙公司的管理范围，股权转让合同并未将此约定为邢斌的义务。另外，单麓主张邢斌未交付两份包车合同，造成经营损失。对此，邢斌的确未提交交付合同的书面证据。但是，第一，包车合同系昊龙公司签订，应由公司持有保管。股权转让合同约定转让范围包括包车合同，其含义是在单麓受让股权后，昊龙公司继续履行该两份合同，邢斌不得继续以昊龙公司名义履行。故，股权转让合同约定包车合同在受让范围，并不意味着邢斌持有合同、股权转让后将合同返还给单麓。另外，双方车辆交接时，也没有履行签收手续。因为登记在公司名下的车辆，本就由公司占有使用，无需原股东予以返还。第二，更重要的是，即使存在交付合同的需要，在股权转让手续办理完毕后、长达半年的时间里，也是包车合同的主要履行期间（合同履行期只有一年），单麓从未要求交付合同，或者提出继续履行包车合同、要求邢斌配合履行的需要。反而是邢斌在上述期间内，即2019年4月5日至5月31日多次微信联系单麓，告知中一和元信两家公司需要租赁车辆，要求其提供车牌号。单麓在二审庭后，提交其与昊龙公司工作人员王利团的微信，证明邢斌索要车辆信息只是为了掩盖未交付包车合同的事实，故弄玄虚。但是，第一，单麓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微信聊天主体就是王利团；第二，即使是王利团和单麓之间的微信，从公司经营角度分析，股权转让合同约定如邢斌提供租车信息，对此，昊龙公司应支付服务费作为报酬。也就是说，邢斌提供租车信息并收取服务费。单麓、邢斌在股权转让合同之外，还存在居间服务合同关系。如居间成功，昊龙公司收取租赁费，邢斌收取服务费，对双方均有利。故，单麓作为公司负责人，对于中间人邢斌发送的租车信息，首先应向邢斌核实用车路线和单价水平，而不是向其他公司人员抱怨信息虚假。未经核实就推定信息虚假，与正常的管理习惯不符，故本院对王利团的微信内容不予采信。另外，单麓申请调取昊龙公司账户银行流水，但其本人已经受让公司全部股权并担任法定代表人，有能力调取公司账户信息，申请内容不在法院依职权调取的范围。单麓同时申请调取青岛天鉴工贸有限公司自2019年2月13日对公账户的银行流水以及中一和元信检测两家公司租赁车辆的业务单据，拟证明包车合同未交付，被上诉人仍与中一、元信检测存在其他包车合同关系。经本院查询，虽然青岛天鉴工贸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和高管都是被上诉人张翠霞，但即使该公司在2019年2月13日之后以自己公司名义，与中一和元信检测两家公司签订包车合同，也不能直接推定张翠霞和邢斌违约。因为股权转让合同仅约定昊龙公司要继续与上述两家企业履行包车合同，并未禁止邢斌和张翠霞在昊龙公司之外、以其他公司名义履行；也不能根据其他合同的签订履行，推定邢斌私自占有昊龙公司包车合同。 综上，上诉人单麓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上诉人单麓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 琳 审判员 朱见晓 审判员 刘歆鑫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姚 莉 书记员 隋欣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