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118民初5327号原告：贺流龙，男，1986年3月29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永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海洋，泰和泰（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重庆市永川区中医院，住所地重庆市永川区迎宾大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50038345064070XQ。法定代表人：毛得宏，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勇，重庆中世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世泉，重庆中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重庆市智汇人才开发有限公司永川分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永川区渝西大道中段**，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8083093328P。法定代表人：李建军，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富玉，女，1974年3月25日出生，汉族，该公司员工，住重庆市永川区。原告贺流龙与被告重庆市永川区中医院（以下简称永川中医院）、重庆市智汇人才开发有限公司永川分公司（以下简称智汇人才永川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8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贺流龙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海洋，被告永川中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勇与朱世泉，被告智汇人才永川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富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贺流龙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智汇人才永川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98000元；2、判决被告永川中医院支付2019年2月1日至2019年3月6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8287元（7000元÷21.75×4+7000元）；3、判决被告永川中医院支付2014年至2019年期间未休年休假工资24138元（7000元÷21.75×300%×5×5）；4、判决被告永川中医院支付2014年至2019年期间的年终奖55500元；5、判决被告永川中医院支付2018年加班工资7784元（7000元÷21.75÷8×3×1.5×43）；6、判决被告永川中医院支付2014年7月1日至2019年2月28日期间被克扣、未足额支付的工资140000元（2500元/月×56个月）；7、判决被告永川中医院对赔偿金98000元与智汇人才永川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事实和理由：2014年7月至2019年4月期间，原告一直在被告永川中医院工作。2018年11月，因被告永川中医院强制实行劳务派遣，原告迫于压力才与智汇人才永川公司签订《劳务派遣合同》。2019年3月，被告永川中医院向原告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并将原告的社会保险关系转移至智汇人才永川公司。被告永川中医院作为用人单位，是法定保管、持有工资档案、考勤档案、公休假情况等证据材料的责任人，在被告永川中医院不举示保管、持有的以上证据，而原告举示了收集的部分工资表、三甲加班表等证据的情况下，应当推定对被告永川中医院不利，仲裁委却把以上举证责任分配给原告，适用法律错误，枉法仲裁。因双方劳动争议纠纷一案，原告不服重庆市永川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裁决，遂诉至法院。被告永川中医院辩称：一、原告要求支付二倍工资差额的诉讼请求已超出一年的仲裁时效，不应得到支持。二、原告主张年休假工资，不应得到支持。被告永川中医院已依法向原告支付了未休年休假工资。根据《工资支付暂行条例》第六条第三款之规定，被告永川中医院对工资情况的相关资料只保管两年，对劳动关系解除两年以前的支付工资凭证不具有举证义务。原告要求支付的2014年至2016年期间的未休年休假工资，原告应承担举证责任。三、原告主张年终奖没有合同约定和法律依据，不应得到支持。发放年终奖是用人单位的一种自主行为。双方没有年终奖的约定，被告永川中医院有权决定是否向员工发放年终奖，且被告永川中医院未向原告发放年终奖，更不存在克扣、未足额支付原告年终奖的情形，其该项请求没有合同约定和法律依据，不应得到支持。四、原告没有加班的事实，不应支付加班费。根据合同约定，原告的基本工资为1250元/月，且被告永川中医院已超出上述标准发放工资，即使有加班，也支付了相应的报酬。且原告应对其2018年存在加班的事实进行举证，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五、被告永川中医院已付清了原告的工资，原告要求支付被克扣、未足额支付的工资没有事实依据。六、原告起诉要求智汇人才永川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未经过仲裁前置，程序不合法。同时原告是自行辞职，智汇人才永川公司不应支付赔偿金，即使智汇人才永川公司需要支付赔偿金，原告要求被告永川中医院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七、原告对被告永川中医院的请求均已超出了一年的仲裁时效，不应得到支持。根据法律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本案中，当年的未休年休假工资、年终奖的时效应从次年的1月1日开始计算；二倍工资差额属于赔偿性质，应从权利被侵害之日开始计算；原告与被告永川中医院的劳动关系于2018年12月31日终止，加班费、未足额支付的工资等仲裁时效应从2019年1月1日开始计算。原告2020年2月18日才提出仲裁申请，其对被告永川中医院的诉讼请求均已超出了一年的仲裁时效，不应得到支持。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智汇人才永川公司辩称：被告智汇人才永川公司与永川中医院于2017年12月1日签订劳务派遣协议，并于2019年1月1日签订派遣确认表，约定被告智汇人才永川公司从2019年1月1日将原告派遣至永川中医院工作。2018年11月16日，被告智汇人才永川公司通知原告在2019年1月31日前签订劳动合同，原告表示同意与被告智汇人才永川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并将其派遣至用工单位永川中医院。同日，原告与被告智汇人才永川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并同意加入被告智汇人才永川公司工会委员会。原告于2019年4月2日向用工单位永川中医院申请离职，并于2019年4月26日在用工单位永川中医院办理了辞职交接手续。随后，被告智汇人才永川公司通知原告办理书面解除劳动合同手续，原告没有来，被告智汇人才永川公司于2019年4月28日向双方劳动合同约定的通信地址永川区昌州大道707号5-4-8邮寄了解除劳动合同书，快递至今未退回，证明原告已签收解除劳动合同书。综上，原告同意将其派遣至用工单位永川中医院工作，也是主动辞职，不需支付其赔偿金，且原告对被告智汇人才永川公司所提出的赔偿金请求未经过仲裁前置程序，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7月1日，原告进入被告永川中医院工作，双方签订劳动合同书及劳动合同变更协议。劳动期限自2014年7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2018年11月16日，被告智汇人才永川公司通知原告签订劳动合同，原告签字表示同意签订劳动合同并愿意加入智汇人才永川公司工会委员会。同日，原告与被告智汇人才永川公司签订劳动合同，该合同第一条约定“本合同为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期限从2019年1月1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止。根据工作需要，原告同意由被告智汇人才永川公司派遣到永川中医院工作，派遣期限自2019年1月1日起至2019年12月25日止。”其他约定处载明“因原告与永川中医院建立的劳动关系尚在合法存续期间，本合同以永川中医院向原告出具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书面通知意思表示生效之日的次日生效。”2018年11月28日，原告与被告智汇人才永川公司签订补充协议，载明“原告工龄按其在用工单位的工作年限连续计算，原告在永川中医院工作年限4年4月（起始时间为2014年7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与现用工单位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2019年1月1日，被告智汇人才永川公司向永川中医院发出派遣确认表，称“经贵我双方商定，贺流龙等2人将于2019年1月1日起由我公司派遣至贵方工作。”被告智汇人才永川公司及永川中医院在该表上签字盖章。因双方劳动争议纠纷一案，原告以被告永川中医院为被申请人，于2020年2月向重庆市永川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提出要求被告永川中医院支付2019年3月单方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2018年7月1日至2019年2月28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2014年至2019年期间的未休年休假工资、2014年至2019年期间的年终奖、2018年的加班工资、2014年7月1日至2019年2月28日期间未足额支付的工资、未提前三十日通知原告的一个月工资。该委裁决驳回原告的全部仲裁请求后，原告不服，遂诉至法院。同时查明，2017年12月1日，被告智汇人才永川公司及永川中医院签订劳务派遣协议，该协议第一条约定“永川中医院、智汇人才永川公司双方经协商确认，智汇人才永川公司于本协议有效期内向永川中医院提供劳务派遣服务。”第三条约定“本协议从2017年12月1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止。”同日，被告智汇人才永川公司出具代理工资发放委托书，委托永川中医院每月代发其公司派遣人员的工资，委托期限为2017年12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庭审中，原告陈述双方签订的最后一份劳动合同到期时间为2018年12月31日，被告表示因档案保管不当，未能提供2018年的劳动合同。原告举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解除劳动合同书、劳动合同及个人参保证明，拟证明因实行劳务派遣，被告永川中医院于2019年3月6日与原告解除劳动关系，因该合同特别约定以永川中医院向原告出具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书面通知意思表示生效之日的次日生效，故原告与被告智汇人才永川公司的劳动关系应于2019年3月7日建立，同时原告的社保关系是在2019年3月由被告永川中医院转移至被告智汇人才永川公司。被告智汇人才永川公司系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应承担赔偿金，同时被告永川中医院就赔偿金应承担连带责任。被告永川中医院对劳动合同、参保证明及解除劳动合同书均无异议，因办理社会保险转移需要时间，所以社会保险转移时间滞后于双方劳动合同终止时间，对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三性不予认可，提出原告在仲裁程序中并未举示该通知书，被告永川中医院没有该通知书的用印记录，即使真实，该通知书仅是对双方劳动关系2018年12月31日终止一事的确认，不能因此推定双方劳动关系2019年3月16日解除。被告智汇人才永川公司对劳动合同及解除劳动合同书无异议，认为该合同中的特别约定不可能实现，因双方就建立劳动关系的时间进行了明确约定，原告系主动离职。本院认为，原告提出被告永川中医院向其出具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双方劳动关系终止时间应为2019年3月6日，因其与被告智汇人才永川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存在附条件约定，其与被告智汇人才永川公司劳动关系的建立时间应为2019年3月7日。但根据庭审中各方举示的证据，原告与被告智汇人才永川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明确载明了派遣时间，后双方又签订了补充协议，该协议对原告在永川中医院工龄起止时间进行了明确约定，而后，两被告对原告的派遣时间作了进一步确认。上述证据之间已形成证据锁链，能反映出原告及二被告就派遣时间2019年1月1日已经达成共识，结合原告与被告永川中医院签订的劳动合同及原告陈述的最后一份劳动合同到期时间，本院依法认定原告与被告永川中医院的劳动关系终止时间为2018年12月31日以及原告从2019年1月1日起经被告智汇人才永川公司派遣至被告永川中医院工作的事实。关于原告主张被告永川中医院支付2019年2月1日至2019年3月6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8287元（7000元÷21.75×4+7000元）的请求，因双方劳动关系于2018年12月31日终止后未再建立劳动关系，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2019年2月1日至2019年3月6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8287元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被告永川中医院支付2014年至2019年期间未休年休假工资24138元（7000元÷21.75×300%×5×5）的请求，被告提出原告的请求超过仲裁时效，根据法律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因双方劳动关系于2018年12月31日终止，原告于2020年2月才提出仲裁，故原告主张的2014年至2018年期间的未休年休假工资已超过法律规定的一年仲裁时效，本院不予支持。另，因双方劳动关系于2018年12月31日终止后未再建立劳动关系，故原告主张的2019年未休年休假工资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被告永川中医院支付2014年至2019年期间的年终奖55500元的请求，被告提出原告的请求超过仲裁时效，根据法律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因双方劳动关系于2018年12月31日终止，原告于2020年2月才提出仲裁，故原告主张的2014年至2018年期间的年终奖已超过法律规定的一年仲裁时效，本院不予支持。另，因双方劳动关系于2018年12月31日终止后未再建立劳动关系，故原告主张的2019年年终奖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被告永川中医院支付2018年加班工资7784元（7000元÷21.75÷8×3×1.5×43）的请求，被告提出原告的请求超过仲裁时效，根据法律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因双方劳动关系于2018年12月31日终止，原告于2020年2月才提出仲裁，故原告主张的2018年加班工资7784元已超过法律规定的一年仲裁时效，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被告永川中医院支付2014年7月1日至2019年2月28日期间被克扣、未足额支付的工资140000元（2500元/月×56个月）的请求，被告提出原告的请求超过仲裁时效，根据法律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因双方劳动关系于2018年12月31日终止，原告于2020年2月才提出仲裁，故原告主张的2014年7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被克扣、未足额支付的工资已超过法律规定的一年仲裁时效，本院不予支持。另，因双方劳动关系于2018年12月31日终止后未再建立劳动关系，故原告主张的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2月28日期间的被克扣、未足额支付的工资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被告智汇人才永川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98000元及被告永川中医院对赔偿金98000元与智汇人才永川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请求，原告提出不是主动离职，系被告智汇人才永川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故要求其承担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并要求被告永川中医院就赔偿金承担连带责任。仲裁程序中，原告系以被告永川中医院2019年3月单方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为由要求被告永川中医院支付赔偿金，其并未就上述两项请求提起仲裁，故原告提起上述请求未经过仲裁前置，不符合规定，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五条、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贺流龙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元，由原告贺流龙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 师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四日书记员 黄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