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9民终201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何武，男，1967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高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品贤，广东创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凤婵，广东创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东高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垌支行。住所地：广东省高州市********。主要负责人：钟国庆，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谢锡祥，广东海法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桂莲，广东海法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何武因与被上诉人广东高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垌支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高州市人民法院（2019）粤0981民初37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何武上诉请求：撤销广东省高州市人民法院（2019）粤0981民初3798号民事判决，驳回被上诉人广东高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垌支行的起诉。事实和理由：一、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本案被上诉人出示的最后两份《催收贷款通知书回执》时间分别是：2016年2月15日和2018年1月25日，下面详述该两份回执是否产生时效中断。1.关于2016年2月15日的《催收贷款通知书回执》。这份回执盖有新垌镇司法服务所公章，内容有：“因该借款人不在家，《催收贷款通知书》留置送达”。（1）上诉人认为，该留置送达不能产生相关效力，留置送达依据民事诉讼法规定，有严格的适用范围，送达主体必须是司法机关，受送达人必须是当事人，送达的必须是除调解书之外的诉讼文件。本案被上诉人所送文书不是诉讼文书，送件人不是司法机关，不能适用留置送达，因而并不能产生送达的法律效果。即在上诉人本人不在家的情况下不应当视为该份通知书已经向上诉人发出和送达。（2）从回执的文字表述看，该法律服务所并没有参与现场送达，没有见证送达的过程。2.关于2018年1月5日的《催收贷款通知书回执》。（1）首先，该份回执的见证人处没有加盖法律服务所的公章，而是个人签字，只能视作为公民个人见证，见证人没有出庭作证，不符合证据规则证人必须出庭作证的要求，该公民个人见证不发生证人的法律效果。（2）从回执的内容看，内容表述为：“你社向何武催收货款并发出2018年15号催收通知书，因该借款人不在家，本人承诺由我转知和转交催收通知书给借款人”。内容看出，一是：该见证人没有参与送达。二是：该见证人只是承诺由其本人通知借款人。所以，该份回执实际不是见证送达催收贷款通知的见证书，而是一份承诺书，承诺由该见证人通知借款人。即该份催收贷款通知，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已经依法送达。但是，见证人也没有履行承诺，去通知上诉人，上诉人没有接到任何来自见证人的通知，被上诉人也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见证人通知了借款人。二、被上诉人的催收情况，不符合法定的程序，不产生诉讼时效中断。被上诉人共催收了五次，只有第一次的催收是有何武本人的签名，后面几次均没有何武签名。在其中第二次催收的2012年12月8日，是留置送达。加盖了司法所的公章，没有何武的签名。第三次催收时间2014年12月3日，只是寄挂号信，没有签收回执。第四次催收时间是2016年12月20日，是司法所盖章留置送达。第五次是在2018年1月25日，留置送达没有司法所的公章，只是司法所的其中一个工作人员张萍锋的签名。从上述四次被上诉人所主张的催收时间、催收行为来看，实际上并没有发生催收的效力。尤其是第五次催收行为，其真实性是存疑的，因为只有张萍锋个人签名，属于公民身份的见证，不符合证据规则的规定。综上所述，即使2016年2月15日的催收发生留置送达的效力，但是，2018年1月5日的催收既没有证据证明已经送达，也没有证据证明见证人通知了上诉人。该份回执不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力。故此，被上诉人的诉讼已经过了诉讼时效，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请。被上诉人广东高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垌支行辩称,一审判决查明的案件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公正，应予维持。何武上诉欠缺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体现在：一、何武尚拖欠广东高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垌支行借款本金237550元，事实清楚，证据确凿。1997年12月8日，何武向广东高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垌支行借款237550元，约定月利率为8.965‰，借款期限为1个月，于1998年1月30日到期。贷款至今，何武未按约定归还贷款本金及利息。故何武至今尚欠广东高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垌支行借款本金237550元及相应利息。该事实，有何武本人亲笔签名捺印确认的《借据》为凭，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的规定何武应当向广东高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垌支行偿还借款本金237550元及相应利息。二、本案的金融借款合同关系发生后，因广东高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垌支行催收而发生诉讼时效中断、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的法律效果，本案债务尚在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内，广东高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垌支行的合法债务应当受法律保护。第一，据《借据》记载的内容，何武向广东高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垌支行所借的237550元的借款期限至1999年1月30日届满，何武未在约定的期限内偿还借款，已经构成违约，侵害了广东高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垌支行的民事权利。广东高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垌支行于2010年12月10日向何武进行催收，同日何武在《催收贷款通知书回执》上签名确认欠款事实，并承诺尽快筹集资金，计划在2012年12月5日前如数归还贷款本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借款人在催款通知单上签字或者盖章的法律效力问题的批复》(法释[1999]7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九十条规定的精神，对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信用社向借款人发出催收到期贷款通知单，债务人在该通知单上签字或者盖章的，应当视为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该债权债务关系应受法律保护。”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二款“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义务人同意履行的，不得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抗辩”的规定，何武在该通知单上签名确认，应视为其对本案债务的重新确认，该债权债务关系仍应受法律保护，诉讼时效重新计算。因双方约定何武应在2012年12月5日前偿还贷款本息，所以广东高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垌支行此次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是自2012年12月6日起至2014年12月5日止。第二，在何武对原有债务重新确认后，何武仍然拒绝履行还款义务，广东高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垌支行又分别于2012年12月8日、2014年12月3日、2016年2月15日、2018年01月25日向何武发出《催收贷款通知书》，上述催收的时间均发生在诉讼时效期间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40条，“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8]11号)第十条第一款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一)当事人一方直接向对方当事人送交主张权利文书，对方当事人在文书上签字、盖章或者虽未签字、盖章但能够以其他方式证明该文书到达对方当事人的”，结合本案情况可见，广东高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垌支行一直向何武提出履行请求，积极行使自己的权利，在何武为达到拒绝还款的效果一直拒接电话拒签文件拒绝还款，完全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情况下，仍然没有怠于行使权利，并且为证实自己积极履行催收的事实，还向法律服务所说明情况后，在法律服务所的见证下到何武家中进行催收。上述事实，广东高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垌支行提交的5份《催收贷款通知书回执》以及高州市人民法院向新垌镇法律服务所所长张萍锋调查的《调查笔录》可以证实。因此，广东高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垌支行已经举证证实了其向何武积极主张权利的事实，本案债务应当发生诉讼时效中断、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的结果。三、何武上诉否认2016年2月15日和2018年1月25日两份《催收贷款通知书回执》不能成立。1.何武上诉称2016年2月15日的回执因不能留置送达，且法律服务所没有参与现场送达，不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欠缺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首先，“留置送达”的表述虽不准确，但完整表达了广东高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垌支行向何武积极主张权利的事实。根据《催收贷款通知书回执》的内容以及高州市人民法院对法律服务所所长所作的《调查笔录》可以充分证实，催收时广东高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垌支行是在法律服务所工作人员陪同下去到何武家中进行催收，已经充分证实广东高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垌支行积极向何武主张权利的事实。其次，在何武没有出面且其同住成年家属拒绝签收的情况下，广东高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垌支行留下《催收贷款通知书》，广东高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垌支行还让法律服务所就广东高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垌支行催收何武还款的事实进行见证，这些均佐证了广东高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垌支行积极向何武主张权利的事实。2.何武上诉称法律服务所人员没有参与送达2018年1月25日的回执，回执没有加盖法律服务所的公章，仅是承诺通知何武，因此不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与事实不符。首先，实际上，由于多次催收未果，广东高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垌支行于2018年1月25日在法律服务所(此时已收编为“司法所”)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再次来到何武家中进行催收。该事实从该份回执的内容以及法律服务所所长签名确认可以证实。其次，该份回执没有加盖公章是由于此时法律服务所已收编为高州市司法局，法律服务所的公章已经被高州市司法局回收才无法继续进行盖章的。最后，请法庭注意到，何武为逃避债务，避而不见广东高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垌支行，拒绝任何的联系、沟通，广东高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垌支行已经非常积极地向何武主张权利，也举证证实了自己向何武提出要求的事实，应当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规定，“因受送达人自己提供或者确认的送达地址不准确、拒不提供送达地址、送达地址变更未及时告知人民法院、受送达人本人或者受送达人指定的代收人拒绝签收，导致诉讼文书未能被受送达人实际接收的，文书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案件繁简分流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若干意见》[法发(2016)21号]第三点规定，“当事人在纠纷发生之前约定送达地址的，人民法院可以将该地址作为送达诉讼文书的确认地址”。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明显可以看到，我国法律规定受送达人就文书送达地址有提供、变更及时告知等义务的，如因受送达人的原因导致文书未能被受送达人接收的，文书视为送达，对于司法机关的诉讼文书送达的注意义务尚且如此规定，作为普通的民事主体，广东高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垌支行在何武为达到拒绝还款的效果一直拒接电话拒绝协商拒签文件的情况下，根据其户籍地址以邮寄和上门的方式进行催收，并且上门催收时有何武的同住成年家属在场，已经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8]11号)第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催收文书应视为送达何武。综上所述，何武的上诉欠缺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其上诉明显无理。基于此，广东高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垌支行特作上述答辩，望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何武上诉请求。广东高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垌支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要求何武偿还贷款本金237550元(利息暂不起诉)给广东高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垌支行；二、本案诉讼费用由何武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广东高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垌支行于1997年12月8日向何武发放贷款本金人民币237550元，借款月利率为8.905‰，借款期限为1个月，到期日期为1998年1月30日。何武在发放贷款的《借据》的“借款人”栏签名捺指模确认。借款期限届满后，何武一直没有偿还本金及利息。广东高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垌支行于2010年12月10日向何武发放催收贷款通知书，何武在《催收贷款通知书回执》中的“借款人签名”栏亲笔签名并按指模确认，计划在2012年12月5日前如数归还贷款本息。因何武一直未作偿还，广东高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垌支行后又分别于2012年12月8日、2014年12月3日、2016年2月15日及2018年1月25日向何武发放《催收贷款通知书》，但因何武本人不在家无法直接送达给何武，而是留置给何武的家属。以上几份《催收贷款通知书》中，除2014年12月3日的系经挂号信送达，其余几份均是在高州市新垌镇法律服务所的见证下留置送达，《催收贷款通知书回执》上均有高州市新垌镇法律服务所的盖章或法律服务所的负责人签名确认。广东高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垌支行经多次催收无果，遂于2019年10月15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另认定：高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新垌信用社于2019年5月15日核准变更登记企业名称为广东高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垌支行。2020年1月9日，广东高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垌支行的负责人由刘建权核准变更登记为钟国庆。一审法院认为，何武得到广东高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垌支行发放的金额为人民币237550元贷款的事实，有何武本人亲笔签名并捺印确认的《借据》为凭，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一审法院对该事实予以认定。何武抗辩称“其签字的是张空白借据，金额是广东高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垌支行后来加上的，实际上何武借到的款只有10万元，且借款237550元不合常态”，在有何武亲自签名捺印确认的《借据》充分证实广东高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垌支行、何武间债权债务关系成立的情况下，何武对其抗辩意见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一审法院对何武该抗辩意见不予采信。何武借到广东高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垌支行的款后，至今未作偿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民事主体依照法律规定和当事人约定，履行民事义务，承担民事责任。”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的规定，借款人负有向贷款人偿还借款本金的民事责任。广东高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垌支行要求何武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237550元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本案的诉讼时效问题。何武抗辩认为：借款是1998年1月30日发生的，广东高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垌支行却一直到2010年12月10日才向何武发出第一份催收贷款通知书，催收时间已经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故何武签名的该催收贷款通知书并不能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借款人在催款通知单上签字或者盖章的法律效力问题的批复》(法释〔1999〕7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九十条规定的精神，对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信用社向借款人发出催收到期贷款通知单，债务人在该通知单上签字或者盖章的，应当视为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该债权债务关系应受法律保护。”中的批复意见，结合本案情况可见，虽然广东高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垌支行在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后才向何武发出催收贷款通知书，但由于何武在该通知书上签名确认，应视为何武对本案债务的重新确认，该债权债务关系仍应受法律保护，诉讼时效重新计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8]11号)第十条第(一)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一)当事人一方直接向对方当事人送交主张权利文书，对方当事人在文书上签字、盖章或者虽未签字、盖章但能够以其他方式证明该文书到达对方当事人的。”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的规定，本案中，在何武对原有债务重新确认后，广东高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垌支行又多次向何武发出《催收贷款通知书》，后期的催收通知书上虽然没有何武的签名，未能直接向何武主张债权，但其催收都有法律服务所的见证，法律服务所作为基层法律服务机构，具有见证及证明的职能，其证明是合法有效的。故本案债务多次因广东高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垌支行催收而发生诉讼时效中断、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的法律效果，截至广东高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垌支行起诉时，本案债务尚在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内，应受法律保护。一审法院对何武的诉讼时效抗辩意见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一)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借款人在催款通知单上签字或者盖章的法律效力问题的批复》之规定，判决：限何武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清尚欠的贷款本金人民币237550元给广东高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垌支行。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862元，保全费1920元，由何武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广东高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垌支行在一审期间提供的证据《催收贷款通知书回执》（高新社［2016］字07号）有高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新垌信用社经办人二名、见证人张萍锋签字，高州市新垌镇法律服务所盖章，结合一审法院询问张萍锋《调查笔录》记载的张萍锋证言，足以证明：高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新垌信用社工作人员2016年2月15日到达何武住所催收贷款，何武不在家，其同住成年家属在家但拒绝签收《催收贷款通知书》，高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新垌信用社人员留置《催收贷款通知书》在何武住所。2.广东高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垌支行在一审期间提供的证据《催收贷款通知书回执》（新垌社2018字15号）有高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新垌信用社经办员二名、见证人张萍锋签字，结合广东高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垌支行在二审期间提供的证据谢锡祥、吴桂莲律师2020年7月27日询问张萍锋《调查笔录》记载的张萍锋证言，足以证明：高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新垌信用社工作人员2018年1月25日到达何武住所催收贷款，何武不在家，其同住成年家属在家但拒绝签收《催收贷款通知书》，高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新垌信用社人员留置《催收贷款通知书》在何武住所。本院审理查明，确认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本院认为，本案是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争议焦点是：2016年2月15日、2018年1月25日是否发生诉讼时效中断。对此，评判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本案中，高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新垌信用社工作人员2016年2月15日到达何武住所催收贷款，何武不在家，其同住成年家属在家但拒绝签收《催收贷款通知书》，高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新垌信用社人员留置《催收贷款通知书》在何武住所。可以认定当事人一方高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新垌信用社提出要求。因此，诉讼时效中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一项规定，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的，诉讼时效中断。本案中，高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新垌信用社工作人员2018年1月25日到达何武住所催收贷款，何武不在家，其同住成年家属在家但拒绝签收《催收贷款通知书》，高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新垌信用社人员留置《催收贷款通知书》在何武住所。可以认定权利人高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新垌信用社向义务人何武提出履行要求。因此，诉讼时效中断。综上所述，上诉人何武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862元，由上诉人何武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徐忠圣审 判 员 罗 文审 判 员 欧卫慧二〇二〇年九月九日法官助理 叶秀福法官助理 陈 苗书 记 员 陈 琦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