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京0117行初205号原告李超，男，1987年6月1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平谷区。委托代理人王冬生，北京市时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市平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住所地北京市平谷区府前西街**社会服务中心。法定代表人郝同战，局长。出庭负责人刘相宇，副局长。委托代理人陶广胜，北京市平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杨春晓，北京市平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第三人张丽娟，女，1976年1月8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济源市河南中原特殊钢厂西生活区。第三人北京保行时代信息技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平谷区林荫北街**信息大厦**1808-290原告李超不服被告北京市平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原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平谷分局，因机构改革，其职责由北京市平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承接，以下简称平谷市监局）工商行政登记行为，于2019年11月21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次日受理后，依法向被告平谷市监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北京保行时代信息技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行时代公司)、张丽娟与案件处理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8月1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李超及其委托代理人王冬生、被告平谷市监局的副局长刘相宇、委托代理人陶广胜、杨春晓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保行时代公司、张丽娟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本案因新冠肺炎疫情不能正常线下开庭，且原告不同意线上开庭，及公告送达依法扣除审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9年7月8日，原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平谷分局收到第三人保行时代公司变更登记（备案）申请后，于当日作出准予变更登记（备案）的决定，准予其将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经理由张丽娟变更为李超。原告李超诉称，原告原系保行时代公司（成立时间2013年1月18日）的法定代表人、董事、股东、经理，监事系赵怀彬。2018年8月，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经理、董事均变更登记为张丽娟，监事变更为常庆芝。原告已经同保行时代公司没有关系。2019年5月底6月初，原告因被税务机关列入风险纳税人一事，曾经别人介绍同高呈浩见过一面，高呈浩说其能够到位于北京市平谷区府前西街24号的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平谷区税务局第八税务所查询保行时代公司被虚开增值税发票的总金额及可能的罚款问题，但高呈浩却在无原告授权也无原告委托的情况下，背着原告采用造假的方式擅自将保行时代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和经理在被告处申请变更为原告，致使被告重新发放了法定代表人错误登记为原告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原告到被告处进行档案查询，通过内资企业设立（变更）登记（备案）审核表发现，高呈浩公然伪造保行时代公司的公章、原告及张丽娟的签名，甚至办理虚假的挂失公告，向被告提交虚假的更换、增（减）补证照申请表、公司变更（改制）登记申请书（公司备案申请书）等材料，在原告根本不知情的情况下将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经理、执行董事变更登记为原告。高呈浩根本不会持有保行时代公司的印章，更不可能同税务局都找不到的张丽娟有过任何联系，高呈浩提交的全部材料均是虚假的。因错误的变更登记，原告特意到被告处解决，被告明确答复原告必须有人民法院的撤销判决才能办理，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一、依法撤销被告于2019年7月8日作出的将原告变更登记为保行时代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经理、执行董事的注册登记；二、依法判令被告将2019年7月8日制作完成的保行时代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收回作废。原告李超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并在庭审中出示：1．2018年8月1日保行时代公司的内资企业设立（变更）登记（备案）审核表等，证明这是李超进行公司转让变更登记的真实记录，此次变更登记的目的是免去李超的法定代表人、董事、经理职务，免去赵怀彬监事职务，变更张丽娟为法定代表人、董事、经理，常庆芝为监事；该次申请材料中李超、张丽娟的签名均为其本人签名，公司印章亦为真实的，而2019年7月8日的工商变更登记材料中的签名和公章截然相反，但是被告却没有进行任何公章比对及同当事人本人的联系核实，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严重违法；2．2018年8月23日保行时代公司的内资企业设立（变更）登记（备案）审核表等，证明这是李超进行公司转让变更登记的真实记录，此次变更公司的股东和公司章程，股东由李超变更为张丽娟；该次申请材料中李超、张丽娟的签名均为其本人签名，公司印章亦为真实的，股权转让协议经双方签署后生效；现在高呈浩将一个严重涉税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采用造假的方式，欺骗被告变更登记为原告，所有的登记材料均系伪造，变更登记没有客观真实的基础，故被告应立即撤销变更登记；因为涉税问题张丽娟本人和相关人员均是失联状态，被告没有将2019年7月8日的变更登记材料中公章签名与之前真实的材料进行比对，也没有同当事人本人联系核实，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严重违法；3．2019年7月8日保行时代公司的内资企业设立（变更）登记（备案）审核表等，证明该部分登记材料中李超、张丽娟的签名以及公司的印章均系高呈浩造假，李超的身份证复印件也是高呈浩谎称查税骗取的，申请材料中除了李超和高呈浩的身份证外，其他所有内容均系高呈浩造假，原告根本没有委托高呈浩进行过上述行为，被告未进行比对，根本就未尽到审查职责，其具体行政行为当然违法，应当被依法撤销；4．微信截屏打印件，证明原告经朋友介绍于2019年6月19日晚上20：28在微信上添加高呈浩，咨询原公司过户未办理税务转移登记，涉及虚开发票和税务局罚款处理等问题；2019年6月26日早上10：35高呈浩发送丰台区刘×××××号楼×单元×××室是其办公地点；2019年6月27日下午14：40，高呈浩约原告见面商谈高呈浩对于原来的过户遗留的税务问题怎么处理的问题，高呈浩承诺尽快到平谷区的税务机关进行查询；2019年7月2日，原告催促高呈浩查询过户税务登记的遗留问题的查询情况，高呈浩明确的说还没有进行，最快也要到周五，从来没有告知过原告要进行虚假的工商变更登记；2019年7月5日早上9:35，高呈浩让原告上北京e窗通进行身份确认，更是没有告知原告进行虚假的工商变更登记，原告以为是高呈浩进行查税的需要，还在配合；2019年7月10日晚上19:36，因为处理原来的过户税务登记被处罚，原告让高呈浩查询的问题，高呈浩迟迟未给予回复，原告追问高呈浩后，高呈浩推脱查税的问题改成了下周，预计就是下周周三左右，还是没有告知过原告，高呈浩己经冒名造假进行了虚假的工商变更登记，也充分的证明了原告从来没有委托过高呈浩进行工商变更登记，原告从始至终找高呈浩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原来过户遗留的税务登记问题，而一系列的变造、伪造的材料包括造假的印章大小都不一样，被告却审查不出来，其具体行政行为当然违法；2019年7月16日早上11:30，高呈浩突然给原告发来一个叫翟相磊的手机号，并且通知原告在2019年7月17日上午9点到平谷工商局，结果2019年7月17一个叫翟相磊的人出面说让原告领取营业执照正副本，当场遭到了原告的拒绝，并且原告多次质问高呈浩为什么背着原告冒名办理变更登记，根本就没有处理过户遗留的税务问题，高呈浩也承认自己没有办理查询税务问题，背着原告擅自进行变更的错误，之后就同原告失联，直到近期高呈浩突然给原告打电话问原告起诉的事情。高呈浩从来就没有持有过涉案公司的公章，更是没有同张丽娟进行过联系，不要说原告自己无法联系到张丽娟，就是税务机关都联系不上张丽娟，这是原告向高呈浩咨询处理过户后遗留的涉税问题的初衷。原告本来就受到了蒙骗和坑害，一个已经转移出去的公司，涉及到重大税务问题，原告根本就不可能委托高呈浩再把自己变更进该公司，何况，高呈浩也是从来没有让原告对于工商变更登记材料进行过本人真实的签名确认。当然高呈浩更不持有原告的书面授权委托书，高呈浩采用私刻企业公章、对于张丽娟及原告签名造假的方式，办理的变更登记当然是虚假无效的，被告的所谓审查严重违法，未尽到法定职责；5．虚假的营业执照正副本，证明因为高呈浩冒名造假办理变更登记，原告在2019年7月17日拒绝领取执照。高呈浩同原告失联后，原告向被告投诉咨询，被告说必须领取营业执照后才能查档，以便于被告纠错，原告只得在2019年7月26日下午4点在没有任何手续的情况下领回了营业执照正副本。后原告于2019年8月9日下午4点查询到了高呈浩造假及被告根本未进行审查的违法证据材料，再次找到被告，被告称只有凭借人民法院的行政判决才能撤销，故提起本次诉讼；6．核发营业执照（备案通知书）情况（2019年7月26日），证明被告对于原告的投诉举报及调档要求，告知原告必须领照后才能查询，原告被迫在没有任何办照手续仅是姓名正确的情况下领取了营业执照正副本各一份。这份材料更是证明了被告具体行政行为的违法，被告根本就未进行过审查监督工作；7．印鉴留存原始底档，证明被告只要拿此印鉴同证据一、二及证据三的印鉴进行大小的比对，就可以立即发现高呈浩提供给被告的材料中的签章均是造假，被告的行政行为严重违法，根本就没有尽到审查的义务，当然应当被撤销。被告平谷市监局辩称：一、保行时代公司向我局提交的变更登记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我局准予其变更登记符合相关规定。2019年7月8日，我局收到保行时代公司提交的变更登记申请，要求变更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经理，提交材料包括：（一）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变更登记申请书；（二）委托书；（三）股东决议；（四）执行董事决定；（五）补照申请表、公告执照丢失作废声明及情况说明。我局依法受理了该公司提交的变更登记申请并对其提交的材料进行了审慎审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2016版）（以下简称《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公司申请变更登记，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提交下列文件：（一）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变更登记申请书；（二）依照《公司法》作出的变更决议或者决定；（三）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规定要求提交的其他文件。公司变更登记事项涉及修改公司章程的，应当提交由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的修改后的公司章程或者公司章程修正案。变更登记事项依照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还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提交有关批准文件。第五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营业执照遗失或者毁坏的，公司应当在公司登记机关指定的报刊上声明作废，申请补领。据此，保行时代公司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我局于2019年7月8日依法作出准予其变更登记的决定合法有效。二、我局对保行时代公司的变更登记申请已经尽到了审慎审查义务，材料真实性应当由被委托人高呈浩负责。根据《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条第二款的规定：“申请办理公司登记，申请人应当对申请文件、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同时《国务院关于印发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发[2014]7号）明确表示，“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工商登记环节中的申请材料实行形式审查。”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封面敬告中也明确载明：“请您如实反映情况，确保申请材料的真实性”。本案中，保行时代公司委托高呈浩办理变更登记，并提交了加盖保行时代公司公章并由高呈浩本人签字的指定委托书，委托期限为2019年7月5日至2019年10月5日。因此我局在保行时代公司变更登记过程中已尽到应尽的形式审查义务，申请材料的真实性以及产生的法律责任应当由提交材料的被委托人高呈浩承担。综上，我局作出的准予变更登记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我局尽到了审慎审查义务，恳请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并由原告承担诉讼费用，以维护法律的尊严，保护我局的正常行政行为。被告平谷市监局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依据，并在庭审中出示：保行时代公司的变更登记档案，包括1．内资企业设立（变更）登记（备案）审核表；2．准予设立（变更、注销、撤销变更）登记（备案）通知书；3．更换、增（减）补证照申请表；4．公司变更（改制）登记申请书（公司备案申请书）；5．变更（改制）登记申请表（一）（备案申请表）；6．变更（改制）登记申请表（二）（备案申请表）；7．法定代表人、董事、经理、监事信息表；8．李超身份证复印件；9．受理通知书；10．核发营业执照（备案通知书）情况；11．指定（委托）书及高呈浩身份证复印件；12．保行时代公司股东决定、执行董事决定；13．营业执照丢失情况说明，以上证据证明保行时代公司提交的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国务院关于印发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方案的通知》系被告提供的法律依据。第三人保行时代公司、张丽娟未向本院提交证据。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出示的证据发表以下质证意见：不认可被告的证明目的，更不认可所谓的保行时代公司变更登记档案的客观真实性、合法性及同本案的关联性。具体质证意见如下：1．内资企业设立（变更）登记（备案）审核表并非保行时代公司或者原告下载，保行时代公司和原告亦未委托他人进行下载填写，该表所载内容虚假。现在已经实现了大数据网上核验，明明税务机关已经确认了该企业税务异常，就连拥有侦查取证权的税务机关都找不到该企业原法定代表人张丽娟和原监事常庆芝，又怎么可能会出现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变更申请，而且税务机关同被告也是联网办公，明明发现了纳税异常，又怎么可能出现符合法定形式的准予变更的受理和核准意见。被告在2019年7月8日当即完成核准，上面也没有公司的住所、联系方式，仅是在法定代表人姓名一栏打印上了李超，变更事项被打印上了法定代表人（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备案事项一栏打印上了董事（理事）、经理、监事，完全不追及证照是否真实丢失，公章是否是真实，是否有真实的委托代理关系等问题，就作出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结论。故此，该变更备案根本就没有客观事实基础，更是不符合法律规定，同原告起诉的案件无关，不是被告对抗原告起诉的法定证据；2．更换、增（减）补证照申请表所载内容虚假。现在已经实现了大数据网上核验，明明税务机关已经确认税务异常，就连拥有侦查取证权的税务机关都找不到该企业原法定代表人张丽娟和原监事常庆芝，并且税务机关和被告已经实现联网，发现这个问题不会困难。该表上面的手填部分，没有一个字是张丽娟填写，均是高呈浩伪造，就连公章都是高呈浩伪造的。2019年6月29日粘贴的新京报公告报样上加盖的保行时代公司公章也是高呈浩伪造签名和公章办理，张丽娟和该公司均不可能参与。该补换照登记的核准意见也是在2019年7月8日当即完成，那么国家机关联网办公对于该公司经营情况的核实工作在哪里？故此，该申请表所载内容完全是在虚假的填写和材料的基础上完成，哪里存在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一个公司连营业执照正副本都丢失，为什么被告不让该公司提供丢失的报案记录等进行形式审查，以便于查明是否有丢失的情形？故此，该申请表及由登记机关填写的审查意见和核准意见系没有建立在客观事实基础之上，更不符合法律规定的结果，同原告起诉的案件无关，不是被告对抗原告诉求的法定证据；3．原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平谷分局准予设立（变更、注销、撤销变更）登记（备案）通知书上明确记载着高呈浩的签名和联系电话。但是，高呈浩系伪造公章、签名办理的营业执照和变更登记手续，并没有保行时代公司或原告的真实委托，高呈浩更是没有将该通知书交给过原告，高呈浩也不敢自己领取营业执照。这已经推翻了被告的证明目的，高呈浩侵权、冒名的行为非法无效，被告的变更登记等应当依法被撤销；4．公司变更（改制）登记申请书（公司备案申请书）及申请表等均不是原告或者保行时代公司下载。申请书的法定代表人签名、日期及申请备案项均是高呈浩伪造，并不是原告的签名。而且2019年7月8日原告在单位上班，从来就没有同高呈浩接触过及给其进行过签名确认行为。申请表（一）（二）中的内容，均不是原告和保行时代公司操作，也没有任何人授权高呈浩操作，纯系造假；5．法定代表人、董事、经理、监事信息表上保行时代公司的印章系伪造，上面打印的内容及委派二字和划勾均是高呈浩进行的虚假操作，最为突出的是法定代表人的移动电话根本不是原告的电话，完全是高呈浩任意编造了信息表的内容；6．董事、经理、监事身份证件复印件粘贴处的原告身份证件是高呈浩蒙蔽原告查询保行时代公司的涉税违法问题而骗取的，并非用于原告再次注册成为已经深陷税务违法问题的保行时代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经理，这更是突出了被告行为的违法性；7．通过企业联系人信息中的固定电话、电子邮箱根本就联系不上保行时代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张丽娟和相关人员，可是被告恰恰没有拨打过电话或者发送过邮件进行核实，被告所谓的形式审查完全是将登记资料的真实性置之不理，被告并非依法行政；8．核发营业执照（备案通知书）情况是原告于2019年7月26日为了获取完整的企业变更信息查询记录，才领取的，而且原告也没有被告要求的受理单，因为这些单证均在高呈浩手中，这也恰恰证明了被告的行为严重的违法必须被撤销；9．指定（委托）书上保行时代公司的公章系高呈浩伪造，而且上面的打勾部分系高呈浩违法操作，高呈浩在该委托书上明确确认本次申请中所提交申请材料真实，有关证件、签字、盖章属实，不存在协助申请人伪造或出具虚假文件、证件等违法行为。原告在起诉之前多次找被告投诉举报，被告视而不见，根本不找高呈浩核实，被告明知自己的行为违法，而拒不改正；10．根本没有取得合法委托的高呈浩有明确的身份证提供，可是被告在接到原告的投诉举报后，依然知错不改根本就不核实，可见被告根本不是依法办理，被告就是利用法定的职权渎职和不作为；11．股东决定上面的公章及手写部分均是高呈浩造假，连税务机关都找不到的张丽娟，高呈浩从来就没有找到过，并且高呈浩还私刻了保行时代公司的公章，高呈浩违法犯罪事实明确。何况，从来就不存在股东于2019年7月8日在公司会议室开会的事实；12．执行董事决定虚假。2019年7月8日，李超在自己的单位上班，从来就没有同高呈浩见过面或者同根本找不到的张丽娟见过面，更是没有到过所谓的公司会议室，也从未在任何法律文件上签名；13．保行时代公司情况说明及公章和张丽娟的签名均是高呈浩自己伪造。综上，被告所谓证据均是高呈浩伪造，变更登记没有客观真实的基础，被告的行为应当被立即纠正。被告对原告出示的证据发表以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至证据3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原告并无相应的实质性证据；对证据4的真实性、关联性不认可，与本案无关；对证据5，从档案上来看，是法定代表人领走的营业执照，必须领取营业执照才能查档；对证据6、7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第三人保行时代公司、张丽娟未陈述质证意见。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交的证据1、2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原告提交的证据3与被告提交的证据均系保行时代公司2019年7月8日的变更登记档案，证据的来源和形式合法，具备真实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予以采纳，但原告的证明目的不能成立，被告的证明目的成立；原告提交的证据4来源和形式合法，具备真实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能够证明原告向高呈浩咨询公司过户问题，并在高呈浩的指引下在“北京e窗通”完成个人信息认证；原告提交的证据5、6真实，能够证明原告领取、持有保行时代公司营业执照的情况，本院予以采纳，但原告的证明目的不能成立；原告提交的证据7真实，但证明目的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经审理查明，2019年7月8日，保行时代公司向原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平谷分局提出变更登记（备案）申请，申请将法定代表人、董事和经理由张丽娟变更为李超。该公司提交的材料包括变更登记（备案）申请书、李超（法定代表人、董事和经理）身份证复印件、指定（委托）书及高呈浩身份证复印件、保行时代公司股东决定、执行董事决定等。其中，申请书、执行董事决定上均有“李超”的签名，法定代表人、董事、经理、监事信息表和指定（委托）书上均有“保行时代公司”的盖章，股东决定上有“张丽娟”的签名。原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平谷分局经审查，认为保行时代公司提交的变更登记（备案）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于2019年7月8日作出准予变更登记（备案）的决定。2019年11月21日，原告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另查，原告李超与被诉变更登记的办理人高呈浩经人介绍相识，后李超向高呈浩咨询公司过户问题，并在高呈浩的指引下在“北京e窗通”完成个人信息认证。经了解，“北京e窗通”即北京企业登记e窗通，操作者可进行企业登记、身份认证等，自然人进行个人股东及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认证；需要操作者使用本人手机获取验证码，上传身份证正反面，身份证上传完毕后，还要进行身份识别，确保账户系本人操作，也即活体检测，检测通过后才能认证成功。经核对，被诉变更登记档案中李超的身份证复印件，与李超现行正在使用的身份证一致。再查，李超曾于2019年8月以高呈浩为被告提起委托合同纠纷，后其于2019年11月18日撤回起诉。2020年1月，李超以高呈浩为被告提起姓名权纠纷，后其于2020年7月15日撤回起诉。本院认为，根据《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四条第一款、第八条的相关规定，被告平谷市监局作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具有对本辖区内的公司变更登记申请进行审查并决定是否准予登记的法定职责。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保行时代公司提交的变更登记（备案）材料是否真实。本案中，原告以申请材料中的签字不是其本人所签署，且其未曾委托高呈浩办理变更登记等为由，认为变更登记（备案）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申请撤销本案被诉变更登记（备案）。然而，对变更登记（备案）材料是否合法有效的审查判断不仅涉及签字的真伪，还涉及行为人的意思表示是否真实、是否存在委托代理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系民事争议范畴，并非行政诉讼的审查范围。故，在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涉及的民事行为存在明显争议的前提下，原告应当先行通过民事诉讼途径对委托代理的效力进行判断。故，现原告主张撤销被诉变更登记（备案）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另，平谷市监局作出的换发营业执照的行为，并未创设新的权利义务关系，对原告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李超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五十元、公告费五百六十元，由原告李超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富菊人民陪审员  王凤有人民陪审员  王连有二〇二〇年九月十日法官 助理  王泽硕书 记 员  张江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