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08民初4609号原告：沈某1，女，2010年2月27日出生，汉族，住广西省榆林市陆川县。法定代理人：周某（沈某1之母）。法定代理人：沈某2（沈某1之父）。委托诉讼代理人：曲晓春，天津天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秀芳，北京嘉维泰银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北京大学第三临床医学院），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花园北路**。法定代表人：乔杰，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高超，北京市华卫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纪磊，北京市华卫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沈某1与被告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北京大学第三临床医学院，以下简称北医三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沈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秀芳与被告北医三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纪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沈某1的法定代理人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46599.48元、残疾赔偿金147698元、护理费42320元、残疾医疗辅助器械94元、住宿费1000元、交通费10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340元、营养费3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鉴定费2075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2017年9月18日，原告因颈部疼痛3月余到被告医院就诊，主要诊断为：C3骨质破坏（血管瘤？）收入院治疗。2017年9月25日，因无法行相关穿刺手术出院。2017年9月29日再次入院，于10月9日在全身麻醉下行C3病灶活检+注射术，术后返回病房。当日夜间，原告发生急性脑梗塞，在被告医院治疗后也无好转，后被告医院告知原告家属需要到海军总医院行高压氧治疗，并为原告联系好海军总医院，说做完高压氧治疗后被告医院会再将原告收入医院继续治疗。但当原告在海军总医院治疗结束后，被告医院却无情拒绝原告入院，目前原告病情未见明显好转。原告原本只是颈部疼痛，由于被告对原告的诊疗过程中存在严重过错，直接导致原告脑梗塞，并产生严重的后遗症，已经构成医疗事故。被告医院并未给原告治愈原发疾病，又增添原告新的重症疾患，原告小小年纪承受了无法想象之伤痛，给原告及家人带来的是精神上、经济上巨大创伤，被告医院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提起诉讼，请求支持原告诉求。北医三院辩称，我医院对原告的诊疗符合医疗规范，不存在任何过错。鉴定结论认定我医院存在过错，却没有认定我医院存在什么责任。我医院的诊疗行为是为了避免原告继发更严重的情况，我医院不同意原告全部诉讼请求，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及反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9月6日，沈某1父母带沈某1到北京积水潭医院就诊，经检查，诊断意见为：C3椎体及右侧附件骨破坏，首先考虑骨巨细胞瘤合并动脉瘤样骨囊肿。同年9月20日，沈某1到北医三院就诊，经检查，诊断意见为：C3骨质破坏，椎体病理骨折-动脉瘤样骨囊肿？9月29日，沈某1到北医三院住院治疗。9月30日，北医三院拟对沈某1行CT引导下穿刺术+强力霉素注射治疗，并与沈某1的家属签订了手术知情同意书。10月9日，北医三院对沈某1行C3病灶活检+注射术治疗，术后返回病房。10月10日凌晨，沈某1出现意识障碍。3时21分，经检查，诊断为：脑桥左侧、右侧小脑、右侧桥臂及延髓右侧多发急性梗塞灶，腺样体肥大，蝶窦炎症可能。北医三院对沈某1进行治疗至10月31日，后沈某1转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治疗。本案审理中，经沈某1法定代理人申请，本院委托北京民生物证科学司法鉴定所对北医三院对沈某1的治疗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行为，其过错行为与沈某1的损害后果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原因力大小进行鉴定。经鉴定，北京民生物证科学司法鉴定所出具鉴定意见书，综合分析说明如下：（一）治疗经过及损害后果。2017年9月29日，患者沈某1因右颈部疼痛3月余，到医方住院治疗。经相关检查，临床诊断为C3椎体骨质破坏，动脉瘤样骨囊肿？10月9日，医方为患方实施CT引导下C3破坏性病灶穿刺活检+强力霉素注射治疗术。术后当晚23:50（手术结束返回病房4小时余）患者出现意识障碍，后经影像学检查提示脑桥左侧、右侧小脑、右侧桥臂及延髓右侧多发急性梗死灶。经对症治疗，意识障碍无明显好转。10月31日患者转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进行高压氧治疗。患者自2017年10月31日至2018年1月17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进行以改善循环、营养神经及高压氧等综合治疗，出院时患者状态为意识清楚，智能障碍，能说出简单言语。左侧肢体功能正常，右侧肢体肌力降低。综合上述医疗资料，患者的直接损害后果为颈部手术后，脑桥、小脑、桥臂及延髓多发梗塞，致智能及右侧肢体运动功能部分障碍。（二）医疗过错和因果关系分析。1、患者因颈部疼痛3月余入院，影像学检查显示颈椎骨质破坏，临床诊断动脉瘤样骨囊肿可能。医方为其实施病灶活检+强力霉素注射治疗术，既是为明确诊断，以实施针对性治疗所必需，也对动脉瘤样骨囊肿病灶具有直接的抑制性治疗作用，手术指征明确。医方术前进行了有关替代医疗方案选择和手术并发症风险的必要告知，并取得患者近亲属签名，履行了必要的告知义务。患者术后麻醉清醒及时，安返病房，未查见阳性病理征象，可认为该手术操作尚属成功。2、患者术后4小时余发生意识障碍，影像学检查提示为脑干、小脑、脑桥、延髓等处多发脑梗。该病症的发生原因十分复杂。分析认为，患者病灶涉及颈3椎体及右侧附件，病灶动脉血管距其起源动脉（椎动脉脊支）较近，以及病灶内动-静脉的异常沟通等，致使病灶血流与椎动脉血流存在近距离沟通。本案手术所使用的充填性混合注射物中有可能脱离的微小蛋白颗粒，以及注射物中所含气体自然析出形成的弥散微气泡，在流体动力学的作用下，术后均能逆行进入椎动脉，最终阻塞于基底动脉的细小分支血管而发生脑梗。此种病变应属手术并发症。医方在对手术并发症的预防和观察、处置等方面存在未能尽到充分的注意义务之医疗过错。综上所述，考虑到患者原发疾病位置特殊，非手术治疗难以奏效，手术治疗风险极高；医方术前就有关风险也向患者进行了明确的告知；目前的医疗技术水平尚不能完全避免手术并发症的发生等因素。前述医方医疗过错在导致患者损害后果中的原因力程度，可鉴定为“轻微原因”。鉴定意见为：北医三院在对沈某1的诊疗过程中，存在未能尽到充分的注意义务之医疗过错。该医疗过错在导致患者损害后果中的原因力程度，鉴定为“轻微原因”。上述鉴定意见出具后，沈某1的法定代理人及北医三院均对鉴定意见提出质询。北京民生物证科学司法鉴定所分别对沈某1法定代理人提出的质询意见及北医三院提出的质询意见予以回复。原告的质询意见包括：一、“充填性混合物微小蛋白颗粒和弥散气泡”的形成原因是什么？与术前强力霉素药物溶解程度、空气混合是否充分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医方在手术操作进行中是否对弥散气泡形成、脑梗的发生尽到了充分的注意义务，有无仔细辨认血管和尽可能保护血管、防止并发症的发生？（1）原告认为，由病历记载，医方对沈某1的术前检查是在第一次住院期间完成，第二次手术住院未做任何术前检查，两次住院期间相隔半月之久。并且在手术中，医生发现囊肿明显增大的前提下，依然采取第一次住院时所定的治疗方案活检术和注射术同时进行，必然增大手术风险，原告认为医方手术中未尽到充分注意义务，存在过错。（2）病历中医方对沈某1强力霉素、白蛋白、空气注射剂量未有任何记载，严格不符合病历书写规范以及医学常识，原告有理由怀疑医方术中用药剂量不正确，导致白蛋白颗粒或空气逆行椎动脉，导致栓塞，原告损害后果完全由医方造成。二、治疗动脉瘤骨样囊肿《临床操作技术操作》是否将强力霉素加白蛋白加空气注射术作为首选手术方案？还有无其他手术方式？医方有无进行明确告知？三、鉴定意见中称“非手术难以奏效”，该处手术治疗是否特指强力霉素注射术？医方是否全部完成对沈某1动脉瘤样骨囊肿的治疗？四、动脉瘤样骨囊肿采用强力霉素治疗术术后发生脑桥、小脑、桥臂及延髓多发脑梗的发生率是多少？与注射用药的剂量大小有无关系？在手术病历中，医方均未记载说明强力霉素、白蛋白、空气的用药比例、混合比例，是否存在过错？五、鉴定意见书中“认定医方对手术并发症的预防和观察、处置等方面存在未能尽到充分的注意义务致医疗过错”，医方对脑梗的预防、观察、处置等方面是否尽到了充分的治疗义务？尽到充分的治疗义务的具体体现有哪些？在发现脑梗6个小时内是否及时进行血管溶栓治疗？如未进行，是否存在过错？六、鉴定意见书中认定医方存在医疗过错以及医疗过错在导致患者的损害后果中的原因力程度为“轻微原因”，但在鉴定意见部分对医方过错与沈某1损害后果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未作出论述，请予以补充鉴定说明。七、原告认为“轻微原因”比较偏轻，如医方在听证会上所述，其每年做上千例动脉瘤样骨囊肿的治疗，但唯独在沈某1身上出现了脑梗塞，肯定与医方手术中操作手法或用药比例出现问题所导致，请鉴定机构再次结合前面所述的医方过错，对原因力程度予以再次补充鉴定说明。北京民生物证科学司法鉴定所回复：一、充填性混合物微小蛋白颗粒和弥散微气泡的形成原因与多种因素有关，如充填物的性状，注入瘤腔后的温度和压力的变化，患者的术后活动及体位改变等。由此导致脑梗属于罕见的手术并发症。罕见并发症的防范十分困难，仅能从理论上认为医方对于手术并发症的发生存在未能尽到充分的注意义务。本节问题汇总的（1）（2）均属于原告对医疗行为的主观分析意见，此处不予专门答复。二、医方实施手术的主要目的是通过穿刺活检以明确肿瘤性质，属针对此类疾病的首选检查诊断方案。注射强力霉素混合物属于充填止血和辅助性治疗措施。三、对于患者罹患的动脉瘤样骨囊肿，以其发生部位和破坏程度分析，确属“非手术治疗难以奏效”的疾病。“非手术治疗”指的是除手术外的其他保守治疗方式，强力霉素注射是穿刺活检术中的辅助治疗措施之一。四、医方为患者实施的活检+强力霉素注射治疗术，发生脑梗的几率可用“罕见”来表述，正因为属于“罕见”，目前尚未有相关“发生率”的统计数据。该手术方式和混合物的配比系医方已多次使用并取得较好疗效的成熟方案，其混合物的配比由临床医生根据既往方案并结合患者的实际情况现场选择。五、据分析，本案患者有可能发生的是微蛋白颗粒或气体所导致的栓塞，该类型栓子溶栓治疗无效，仅有的治疗方法是实施积极的脑细胞保护和防止脑水肿。六、我机构认定医方的医疗过错与患者的损害后果的原因力程度为轻微原因，即是在认定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的前提下做出的。七、本鉴定机构认为鉴定意见书给出的鉴定意见是恰当的，无需再行补充鉴定说明。北医三院的质询意见包括：一、鉴定机构出具情况说明函称因沈某1存在智能障碍，对该情况的评定属于法医精神病鉴定，超过机构的鉴定业务范围，请问鉴定机构是否在此鉴定过程中或目前取得了法医精神病鉴定资质？二、鉴定会召开时间为2019年5月9日，之后医院并未参加任何鉴定机构组织的活动，请问2019年6月26日鉴定机构开展什么活动？三、根据患儿当时就诊情况，其自身所患的骨巨细胞瘤伴动脉瘤样骨囊肿，如果未经医院治疗，病情继续发展，会对患儿造成什么影响？此类疾病预后/生存期临床如何认识？四、“可能脱离的微小蛋白颗粒，以及注射物中所含气体自然析出形成的弥散微气泡”医疗机构如何防范、如何避免？本例患儿出现的这种情况，临床是否常见？如果是，请提供同类病历参考依据。五、脑梗是否属于“心脑血管意外”？北京民生物证科学司法鉴定所回复：一、我机构的鉴定业务范围不包括法医精神病鉴定资质，故我机构并未对患者目前智能障碍的程度进行评价。本机构所认定的直接损害后果为多发脑梗，对该损害后果的认定和分析属于法医临床学检验鉴定的范畴。二、2019年6月26日是我机构出具鉴定意见书的日期。三、针对该患儿的实际情况，如病情继续进展，可能会造成患儿椎体占位进一步增大、恶变、出血、椎体骨折等，进而压迫脊髓引起相应临床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截瘫乃至死亡。四、院方的术前告知书中已载明，脑梗是该手术有可能发生的并发症之一。该并发症虽属罕见，但医方针对已列出的并发症应有相应的防范措施和处理方法。五、脑梗属于该手术的并发症之一。北京民生物证科学司法鉴定所作出上述回复意见后，北医三院再次提出质询意见，包括：一、智能部分功能障碍是否属于法医精神病评定范畴？二、“活检+强力霉素注射”使用的混合物配比由临床医生根据既往方案并结合患者的实际情况现场选择是否符合诊疗规范？是否是医疗过错？三、请鉴定机构明确直接回答，鉴定书第9页“患者病灶涉及颈3椎体及右侧附件，病灶动脉血管距其起源动脉（椎动脉脊支）较近，以及病灶内动-静脉的异常沟通等，致使病灶血流与椎动脉血流存在近距离沟通等。本案手术所使用的充填性混合注射物中有可能脱离的微小蛋白颗粒，以及注射物中所含气体自然析出形成的弥散微气泡，在流体动力学的作用下，术后均能逆行进入椎动脉，最终阻塞于基底动脉的细小分支血管而发生脑梗”，鉴定机构认为医疗机构对此种“罕见”并发症，应该采取何种具体措施防范、避免？四、鉴定机构认为患者在术后脑梗发生前有何异常特殊表现？五、对于穿刺后数小时发生的气体栓塞，鉴定机构认为医院应该采取何种具体措施防范、避免？北京民生物证科学司法鉴定所回复：一、智能障碍是临床医学对人的高级神经功能状态的症状描述，若仅以智能障碍提请做《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鉴定时，原则上需要具有法医精神病鉴定资质的司法鉴定人进行。二、我机构并未认为医方“活检+强力霉素注射”使用的混合物配比存在问题。三、手术并发症的防范处置是临床医生的义务，采用何种具体措施防范、避免手术并发症的发生，是临床医生应当回答的问题。四、除血栓形成性脑梗系渐进性损害过程外，其他异物栓塞性脑梗均属突发，通常没有明显的异常特殊表现。五、同第三条回复意见。北京民生物证科学司法鉴定所作出上述回复意见后，北医三院再次提出补充质询意见，包括：一、智能障碍的临床诊断是否需要专科医生进行检查评定后做出？二、智能障碍是否会影响肢体运动功能？三、鉴定机构认为本例患儿自身有何脑梗并发症发生的高危因素？四、鉴定机构认为“手术并发症的防范处置是临床医生的义务，采用何种具体措施预防、避免手术并发症的发生，是临床医生应当回答的问题”，是否意味着鉴定机构认可临床医生的陈述？五、脑梗的临床表现是什么？六、本例患儿术后有何“血栓形成性脑梗渐进性损害”的临床表现？七、鉴定机构认为，现有医疗水平下，患者发生难以避免的医疗意外事件，医疗机构是否应当承担责任？北京民生物证科学司法鉴定所回复：一、根据委托方移交的鉴定材料，“智能障碍”的临床诊断是由三甲综合医院给出，我机构仅对该材料进行了如实摘引。二、智能障碍并不一定会直接影响肢体运动功能，但会对遵嘱主动运动产生一定影响。三、任何对入脑血管或与入脑血管有血流沟通的手术操作都具有导致脑梗并发症的可能。四、“如何避免手术并发症的发生，是临床医生应当回答的问题”是针对此前质询意见的回复，并不意味着鉴定机构认可临床医生的陈述。五、脑梗的临床表现是神经内科、神经外科医生都非常熟悉且必须掌握的临床医学基础知识，质询人若需了解，请自行向所代理的医疗机构的神经科医师请教，或查阅相关高校教科书和医学文献。六、原回复中第4条已十分明确，此处不再重复说明。七、“目前的医疗技术水平尚不能完全避免手术并发症的发生”的论述，是鉴定人对与手术并发症所造成的不良后果有关联的医疗机构减责/免责的考量因素之一。医疗机构对手术并发症是否应当承担责任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问题，应根据不同案件情况进行综合考量。经沈某1法定代理人申请，本院委托北京中衡司法鉴定所对沈某1的伤残等级、护理期、营养期进行评定。北京中衡司法鉴定所于2019年12月10日出具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被鉴定人沈某1右侧肢体偏瘫，肌力4级属七级伤残；脑外伤后轻度智能障碍，日常生活有关的活动能力重度受限属八级伤残；右侧部分面瘫属十级伤残。2、被鉴定人沈某1护理期截止至伤残评定前一日、营养期120-150日。上述两项鉴定，沈某1的法定代理人分别支付了鉴定费15300元和5450元。原告提交了相关证据主张以下赔偿项目：1、医药费：沈某1先后在北医三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上海长海医院等医院治疗，支出医疗费用232997.41元，要求被告赔偿20%即46599.48元。被告同意法院按照原告提交的有效的证据票据核算具体数额。经本院核实，沈某1支出的医疗费用金额为232997.41元，其中自费部分金额为154306.78元。2、残疾赔偿金：原告主张按照2019年北京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性收入73849元×20年×20%（责任比例）×50%（伤残指数，七级40%+八级5%+十级5%）=147698元。北医三院认为从户籍证明上无法认定沈某1是城镇户籍还是农业户籍，认为不应按照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性收入计算。同时认为多处伤残叠加计算不合理。对于责任比例北医三院不予认可。3、护理费：原告主张护理费每日200元，自2017年9月18日起，主张至2020年8月10日（开庭之日）。北医三院认为应当根据鉴定结论计算至伤残评定前一日，同时，对于责任比例北医三院不予认可。原告提交的与陪护中心订立的协议书及收据等证据中，载明的护理费为每日180元。4、残疾医疗辅助器械：原告提交购买残疾用具收据470元，按20%比例主张94元。北医三院认为无论原告是否出现并发症，都需要相应医疗辅助器械，并非北医三院诊疗导致额外发生的费用。根据原告提交的证据，载明沈某1于2017年9月5日购买颈托一个，金额为470元。5、住宿费：原告主张住宿费5000元，系原告法定代理人在原告住院期间支出的住宿费用，没有提供票据，系酌情主张。北医三院认为没有票据，不予认可；但认可原告法定代表人陪同原告看病会有费用发生的事实，同意法院酌情判定。6、交通费：原告主张交通费5000元，系原告法定代理人带原告在各个医院治疗所支出的交通费用，没有提供票据，系酌情主张。北医三院认为没有票据，不予认可；但同意法院酌情判定。7、住院伙食费：原告主张按照每日100元×117天（住院天数）×20%（责任比例）=2340元，北医三院对此不持异议，但对于责任比例不予认可。8、营养费：原告主张每日100元×150天×20%=3000元，北医三院抗辩没有实际支出，同意考虑患者实际情况由法院酌情判定，但对于责任比例不予认可。9、精神抚慰金：原告主张50000元，北医三院认为其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如此之高的精神抚慰金。本案审理中，沈某1提交了陆川县温泉镇风淳村民委员会证明，申请缓交诉讼费用。同时，庭审中确认沈某1及其父母均居住在广西省榆林市陆川县X镇X队。本院认为，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沈某1主张其到北医三院治疗疾病，北医三院在治疗过程中存在过错，要求北医三院承担赔偿责任。对此，经沈某1申请，本院委托北京民生物证科学司法鉴定所对于北医三院对沈某1的治疗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行为，其过错行为与沈某1的损害后果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原因力大小进行鉴定。北京民生物证科学司法鉴定所作出鉴定结论，认定北医三院在对沈某1的诊疗过程中，存在未能尽到充分的注意义务之医疗过错。该医疗过错在导致患者损害后果中的原因力程度，鉴定为“轻微原因”。上述鉴定意见作出后，鉴定机构对于沈某1和北医三院提出的质询意见进行了回复。基于北京民生物证科学司法鉴定所具备鉴定资质，鉴定程序合法，上述鉴定意见本院予以采信。结合双方诉辩内容及鉴定意见，北医三院针对沈某1所患疾病而进行的治疗并无不当。因沈某1术后出现脑梗，导致相应损害结果发生。脑梗作为沈某1所患疾病的术后并发症，根据鉴定意见论述，实属罕见。虽然出现如此罕见的术后并发症，但北医三院作为医方，已经将脑梗作为术后并发症之一在术前告知给沈某1的家属，就应对出现该并发症的可能进行预先防范和及时处置。虽然实际操作层面十分困难，鉴定意见也仅能从理论上认定医方存在未能尽到充分的注意义务的过错，但不意味着北医三院对此罕见的并发症的发生可以完全免除责任。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沈某1所患疾病，如不进行治疗，可能会出现椎体占位进一步增大、恶变、出血、椎体骨折等，进而压迫脊髓引起相应临床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截瘫乃至死亡的后果。北医三院对沈某1所进行的治疗行为本身并无不当，根据沈某1目前情况看，其“损害结果”为手术并发症脑梗所致。如前所述，由此导致脑梗属于罕见的手术并发症。罕见并发症的防范十分困难，仅能从理论上认为医方对于手术并发症的发生存在未能尽到充分的注意义务。故虽然认定北医三院对此应承担轻微原因，但在考虑赔偿责任时，本院根据沈某1自身病情、北医三院治疗行为有无不当、术后并发症的罕见程度及北医三院对此的过错程度结合鉴定意见酌情判定。根据上述情节，本案中本院认定北医三院应承担的轻微原因对应的赔偿责任比例为10%。对于沈某1主张赔偿的各项合理费用，本院判令北医三院在其承担的赔偿责任比例范围内予以赔偿。对于沈某1主张的医药费，本院认为沈某1支出的住院、门诊等医药费用与治疗自身疾病相关，上述医药费用本院予以认定，但应以沈某1发生的医药费中自费部分的数额为准。沈某1的残疾等级经评定分别为七级、八级和十级伤残，本院综合计算累计伤残赔偿指数为50%；残疾赔偿金的计算标准，应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根据沈某1提交的户籍证明及村委会的证明，其主张按照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缺乏事实依据，本院按照2019年北京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沈某1主张的护理费按照每日200元计算，但根据其提交的相关陪护协议和护理费收据，每日陪护费用为180元，故本院按照每日180元的标准计算。护理费应计算至伤残评定前一日，沈某1主张至庭审之日，缺乏法律依据，对其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沈某1主张的残疾医疗辅助器械，虽发生于其到北医三院就诊前，但考虑到沈某1的病情，上述医疗辅助器械即使在术后亦属必要，故对于上述费用本院予以支持。沈某1主张的住宿费、交通费均无相关证据佐证，本不应予以支持，但鉴于北医三院同意法院根据沈某1的病情及其法定代理人带其就医的实际情况酌情判定，本院不持异议，对上述两项费用酌情判定。沈某1主张的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对于沈某1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考虑到北医三院的过错属于轻微原因，并考虑沈某1目前的损害后果，本院酌情判定。鉴定费用沈某1一方已预交，本院基于北医三院没有免除责任的情况，判定由北医三院承担50%。综上所述，依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二款、第十八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北京大学第三临床医学院）赔偿沈某1医药费15430.68元、残疾赔偿金28928元、护理费14634元、残疾医疗辅助器械47元、住宿费500元、交通费500元、住院伙食费1170元、营养费1500元、精神抚慰金5000元、鉴定费10375元；以上共计78084.68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给付；二、驳回沈某1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022元，由沈某1的法定代理人负担3011元，由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北京大学第三临床医学院）负担3011元，均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马克力人民陪审员  郭春燕人民陪审员  翟 彦二〇二〇年九月七日书 记 员  赵鸣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