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3民初12162号原告：广州惠儿兰童用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番禺区石楼镇市莲路石楼路段**，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1361878103XT。法定代表人：黄聪明。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华青，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鸿浩，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被告：李带娣，女，汉族，1978年5月23日出生，住湖南省衡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家发，广东广和（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广州惠儿兰童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儿兰童公司）与被告李带娣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2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惠儿兰童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华青，被告李带娣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家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惠儿兰童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确认原告与被告于2009年12月至2020年3月25日间存在劳动关系，不予确认原告与被告于2002年5月31日至2009年11月间存在劳动关系；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一、被告在仲裁阶段提供的证据中唯一能证明被告具体入职时间的是《应聘人员履历表》，但《应聘人员履历表》内容存在重大漏洞，且被告在仲裁庭中已明确表明《应聘人员履历表》上的印章是被告在原告2020年撤场时在复印件上加盖，而非填写时盖上，不应确认《应聘人员履历表》的真实性，以《应聘人员履历表》确认原被告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一）被告证明自身入职时间的《应聘人员履历表》虚假，不应作为认定被告入职时间的依据。被告彭召乾、曹常青、张美兰、曾社娥、李带娣、李带娣、胡淑英、周美华、胡兴国提交的履历表应聘日期均在2007年前，表格名字为《广州惠儿兰有限公司应聘人员履历表》，盖章却是“广州惠儿兰童用品有限公司”，二者不一致，存在明显漏洞，而履历表显示入职时间区间从2002年4月15日至2006年4月均有。而唯一存在不同的是被告李蓉提交的履历表，虽然显示签署日期为2005年3月12日，也显示在其他被告的入职时间区间范围内，但表格名字却为《广州惠儿兰童用品有限公司应聘人员履历表》，盖章也为“广州惠儿兰童用品有限公司”，章与名字相一致。由此可知被告提交的履历表自身都存在矛盾，不是表格名与刻章不一致，就是各人签署的表格在同一时期名字不一样，由此可知被告提供履历表为伪造，不应作为认定被告入职时间的依据。（二）被告在仲裁阶段提交的《应聘人员履历表》是在复印件上加盖红章，表明原本《应聘人员履历表》并无公章，被告也在仲裁庭中承认印章是在原告2020年撤场时在复印件上加盖，而非填写时盖上，《应聘人员履历表》存在重大瑕疵，不应以此作为证据认定被告的入职时间。原告2020年3月已从中国撤场，撤场时情况混乱，无法判断公章是由谁在何种情况下加盖，纵使公章是真的，也并非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应聘人员履历表》为个人填写，从复印件可看出本来并无盖公章，完全可以由被告个人制作，存在重大瑕疵，不应以其上书写的入职时间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二、《广州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缴费历史明细表》及《个人医疗保险缴费历史汇总表》足以证明被告的入职时间，被告提出以复印件加盖公章的《应聘人员履历表》确认入职时间，于法无据。从被告提供的上述材料可看出公司缴费时间与被告提出的入职时间存在不一致，《广州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缴费历史明细表》及《个人医疗保险缴费历史汇总表》是通过政府部门打印，真实合法，足以证明被告的入职时间，也间接说明被告提交的《应聘人员履历表》虚假。不应以《应聘人员履历表》上填写的入职时间确定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时间。三、被告提供的《劳动合同》并无法证明原被告双方于2002年5月31日到2020年3月25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被告在仲裁阶段提供的《劳动合同》，合同的起始时间与穗劳人仲案【2020】2984-2993号仲裁裁决书确认的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时间不一致，不应确认原告与被告于穗劳人仲案【2020】2984-2993号仲裁裁决书附件2《认定和裁决事项表》确认具体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四、被告提交的《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和《账户交易明细》同样无法确认原告与被告于穗劳人仲案【2020】2984-2993号仲裁裁决书附件2《认定和裁决事项表》确认的具体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因原告考虑2020年1月及2月因春节及疫情影响，大多时间被告无上班，导致工资会很低，会拉低平均工资，原告是按照2019年1月到12月期间税前平均工资计算补偿金。同时，给予各被告部分额外补偿。根据被告提交的《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和银行流水相除，并无法证明被告主张的工作年限。由于被告在仲裁阶段开庭是没有提供流水，故各方同意庭后质证，庭后原告已提供质证意见。原仲裁裁决仍认定“结合被告提交的银行流水和《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额，经折算后，10位被告工龄与其要求确认的工作年限基本一致，与被告主张相互印证，对此原告庭审未能作出合理说明及解释，原告抗辩理由，不能成立，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事实认定错误。五、原告一直严格按照国家政策与法律为员工购买社会保险，购买社会保险时间能真实反映原告与员工存在劳动关系的时间。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于2010年10月28日发布，2011年07月01日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施行后国家才强制企业购买社会保险，而从被告提供的《广州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缴费历史明细表》及《个人医疗保险缴费历史汇总表》可得知各被告购买社保的时间均早于2010年10月28日，早于国家强制企业购买社保的时间，更可印证原告是遵纪守法的企业，其为员工购买社保的记录真实反映与员工发生劳动关系的时间。六、被告主张的入职时间早于社保购买时间，距今大部分已超过十年，确认劳动关系超过仲裁时效，不应被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若被告知悉其劳动时间早于社保购买时间，早应主张权利要求原告确定劳动关系并补买社保，而不应在时隔十年之后再申请仲裁确认劳动关系时间。原告在2020年3月已撤出中国，提供证据材料存在困难，如前所述，被告提起仲裁主张与原告2002年5月31日到2020年3月25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无任何确切的事实和法律依据。鉴于此，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特提起诉讼，请法院支持原告全部诉讼请求。被告李带娣辩称，坚持仲裁时的意见，仲裁裁决的认定及裁决是正确的。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现认定事实如下：原告惠儿兰童公司系于1989年9月27日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外国法人独资）。被告李带娣等10人向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其中被告李带娣请求确认原、被告于2002年5月31日到2020年3月25日存在劳动关系。该仲裁委员会于2020年6月29日作出穗劳人仲案[2020]第2984-2993号仲裁裁决书，裁决确认被告李带娣与原告惠儿兰童公司2002年5月31日到2020年3月25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惠儿兰童公司不服该仲裁裁决，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起诉讼。李带娣未提起诉讼。原、被告双方均确认李带娣曾在惠儿兰童公司工作，担任作业员，最后工作至2020年3月25日。自2009年12月起惠儿兰童公司为李带娣缴纳社会保险至离职，自2011年7月1日开始双方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双方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存在争议。被告李带娣主张其自2002年5月31日起入职被告处工作至2020年3月25日，并提供了《应聘人员履历表》及公告予以佐证。其中应聘人员履历表载明被告的入职时间为2002年4月5日。公告载明，公司以此公告以让员工了解目前公司处理方案及依循国家法律法规执行，也望各员工依法律法规执行。第3点追缴入职未购买的社会保险。回复：按劳动局公文资料，公司依法律进行，此项依劳动法规定，须由个人至社保局提出，由社保局发文到公司进行缴费（现金或单方缴纳，行政程序不符合规定）。被告陈述，上述应聘人员履历表是公司人事部工作人员梁银欢发放给劳动者，称使用该材料可向公司追缴社保和公积金。原告对此不予认可，并称该公告为复印件，代理人不清楚当时的真实情况，而且原告当时在撤场，情况比较混乱，不知是何人拿着公章加盖，公章的真伪也无法确认。因为原告撤场涉及到内部工作人员的利益关系，若真有此操作也不确认是原告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本院认为，本案属于劳动争议纠纷案件，本案争议的焦点一是诉讼时效问题，二是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认定问题。首先，关于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第一项及第二十七条之规定，因确认劳动关系发生的争议属于劳动争议，应受一年仲裁时效的约束。被告一直在原告处连续工作至2020年3月25日，后因补缴社保需要，至2020年4月14日提起仲裁请求确认劳动关系，诉讼时效并未经过，本院对原告的主张不予采信。其次，关于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问题。本院认为，被告李带娣提供的《应聘人员履历表》显示其入职时间为2002年4月5日，虽然在上述表格加盖公章的时间是2020年3月，但从证据角度看，如若在盖章过程中发现填写信息有误应予以更正或不予盖章，但从上述表格来看，并无明显瑕疵，据此可推断原告公司确认被告填写的信息无误。其次，劳动者的入职记录、考勤记录及工资发放台账等资料均由原告公司保管。在此情况下，被告无法通过提供更多证据来证明缴纳社保记录之前多年的劳动关系，其也不可能预知双方会发生纠纷而在多年前保留相关证据。在被告提供的《应聘人员履历表》上明确记载了被告入职时间且有原告公司盖章确认的情况下，原告惠儿兰童公司抗辩称该履历表不真实，但其既未申请公章鉴定，亦未提交相反证据进行反驳，其抗辩的即使公章真实也因退场时场面混乱，不知公章是何人加盖的理由，也与其对企业公章应负妥善保管的义务相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的规定“因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应由原告惠儿兰童公司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本院对被告主张的入职时间予以采信，确认原、被告于2002年5月31日至2020年3月25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对原告的抗辩不予采纳。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广州惠儿兰童用品有限公司与被告李带娣于2002年5月31日到2020年3月25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驳回原告广州惠儿兰童用品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广州惠儿兰童用品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冯 婉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邬敏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