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古浪县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0）甘0622民初17号   原告：马德华，住古浪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陆建鹏，甘肃万帮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祁开钰，住古浪县。   原告马某与被告祁某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马某委托诉讼代理人陆某到庭参加诉讼，被告祁某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马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被告返还原告代为缴纳的交通违法罚款16000元，并承担损失1000元，共计17000元。事实和理由：原、被告系朋友。2016年11月，被告因涉嫌刑事犯罪被取保候审，后被判处有期徒刑，2018年刑满释放。2016年11月18日，在被告取保候审期间，被告让原告帮忙驾驶其所有的×××小型客车前往张掖办事，途径连霍高速2186公里（收费站）处时被甘肃××路查处，原告所驾驶机动车的行驶证和号牌均系伪造。甘肃××路将原告处以行政拘留7天、罚款8000元、驾驶证扣24分的行政处罚。因事发时被告正在取保候审期间，遂让原告顶替其接受交警队处罚，承诺交通违法罚款和原告驾驶证准驾车型被降低带来的损失均由其承担，后被告未按照承诺缴纳罚款。2019年9月2日，原告自行缴纳罚款及滞纳金16000元，期间，原告还因驾驶证被计24分而参加学习，产生费用1000元。涉案的×××小型普通客车登记在被告祁某父亲祁发禄名下，车辆实际所有人为被告祁某。事发前，原告并不知道所驾驶机动车的行驶证和号牌系伪造，被告让原告顶替其接受处罚，被告才是实际的违法行为人。原告为被告缴纳罚款，导致原告利益受损，被告作为不当得利人应向原告返还缴纳的罚款并承担损失。   被告祁某辩称，原、被告是朋友，因为被告开设赌场，所以被告的“胜达”牌小汽车经常不挂车牌，但有真假两副牌照，真牌照是“×××”，假牌照是“×××”。2016年秋天，被告和原告去张掖赌博，车辆由原告驾驶，出发前原告从后备箱取出×××号假牌照挂到了车上，行驶到张掖高速路口时被张掖九龙江高速交警大队查处，后交警队对原告作出行政拘留7日、罚款8000元、驾驶证扣24分的处罚。假车牌是×××，行政处罚是交警队针对原告作出的，与被告无关，不同意原告的诉求。   原告马某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以下证据：   1.甘肃省××队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1份、公安交通管理转递通知书1份、办理注销最高/实习准假车型业务通知书1份、满十二分记录通知书1份，证明原告因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行驶证和机动车号牌被公安机关行政处罚的事实。   2.甘肃省交通违法罚款缴纳证明1份，证明2019年9月2日，原告缴纳罚款8000元，因未按期缴纳，又被加处罚款8000元，共计缴纳16000元。   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系公安机关在查处原告实施交通违法行为过程中形成的书证，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与本案有关联性，对其证明效力予以认定。   被告祁某未提交证据。   审理中，依被告祁某申请，本院依职权在张掖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九龙江高速公路大队（甘肃省××队）调取了甘公交决字[2016]第6251042700005030号道路交通行政处罚案卷，并当庭出示了卷宗中的以下证据：   1.张掖市甘州区公安局甘区公（九龙江）行罚决字﹝216﹞1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1份、张掖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九龙江高速公路大队张公交决字[2016]第6251042700005030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1份、甘肃省××队公安交通管理转递通知书1份及办理注销最高/实习准假车型业务通知书、满十二分记录通知书各1份。   2.甘肃省××队于2016年12月6日、12月12日对原告马某的询问笔录2份。   3.甘肃省××队于2016年12月12日对被告祁某的询问笔录1份。   经质证，原告对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中原告于2016年12月6日的询问笔录内容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了原告对伪造行驶证及牌照的事不知情，对12月12日询问笔录内容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是原告为顶替被告接受处罚所作的虚假陈述，原告事先并不知道被告伪造机动车牌照和机动车行驶证的事；对证据3内容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车辆的行驶证和牌照是被告伪造的，原告事先并不知情，是被告所作的虚假陈述。   本院认为，证据1系公安机关在查出原告马某交通违法行为过程中形成的书证，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与本案有关联性，对其证明效力予以认定；证据2、3均为公安机关在查出原告马某交通违法行为过程中形成的当事人陈述及证人证言，对其证明效力，应结合其他有证明效力的证据综合予以认定。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原告马某与被告祁某系朋友。2016年11月18日，原告马某驾驶悬挂×××号牌的“胜达”牌小型普通客车，与被告祁某从武威市前往张掖市，途经连霍高速2186公里（收费站）处时，张掖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九龙江高速公路大队（甘肃省××队）对车辆进行检查，发现原告所驾驶机动车的机动车号牌和机动车行驶证均系伪造。2016年12月6日，原告被张掖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九龙江高速公路大队处以罚款8000元的行政处罚，同年12月13日，原告被张掖市甘州区公安局处以行政拘留7日的行政处罚。2019年9月2日，原告缴纳罚款时已逾期，原告在缴纳罚款8000元的同时又被加处罚金8000元，共计缴纳16000元。   另查明，原告马某驾驶的“胜达”牌小型普通客车的机动车号牌号码为×××，机动车所有人为被告祁某父亲祁发录，事发时悬挂的×××号机动车号牌为伪造的机动车号牌。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被告祁某应否向原告马某返还原告已缴纳的罚款16000元并承担损失1000元。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应对原告马某向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缴纳罚款的行为是否造成其利益受损及被告祁某是否构成构成不当得利进行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即要构成不当得利，必须是一方取得财产利益致使另一方受到损失，取得利益与所受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且没有法律上的根据。对原告马某向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缴纳罚款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条规定，“国家对机动车实行登记制度。机动车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后，方可上道路行驶。尚未登记的机动车，需要临时上道路行驶的，应当取得临时通行牌证。”第十一条规定，“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应当悬挂机动车号牌，放置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并随身携带机动车行驶证。……。”可见，对机动车进行登记并按规定悬挂机动车号牌方可上道路行驶是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作为机动车驾驶人，应严格按照法律规定驾驶机动车。原告马某使用伪造的机动车号牌和机动车行驶证并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原告马某处以拘留和罚款的行政处罚，是对其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行为给予的法律处罚，是其应承担的法律后果，被告祁某并不构成不当得利。同时，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审理中，原告虽然主张事发前不知道所驾驶机动车的行驶证和号牌系伪造，原告是代为被告祁某接受处罚并缴纳罚款，但其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该项主张，另外结合本院依职权在张掖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九龙江高速公路大队调取的证据材料中对原、被告的询问笔录，虽然原告马某在2016年12月6日接受询问时称不知道所驾驶的车辆悬挂的机动车号牌及行驶证是伪造，但在2016年12月12日第二次接受询问时又认为之前是为了逃避处罚作了虚假陈述，承认违法车辆悬挂的“×××”机动车号牌及行驶证是其在网上花费200元购买，这与被告祁某在接受询问时的陈述相一致。据此，可以认定原告伪造机动车号牌及驾驶证的事实成立，其行为违反了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的法律规定。现原告马某以被告祁某构成不当得利为由，要求被告祁某返还已缴纳的罚款并承担经济损失，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八条、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条、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马某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25元，由原告马某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甘肃省武威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葛中和   审判员 马文军   人民陪审员 柴爱梅   二О二〇年九月二日   书记员 冯春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