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海事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津72民初596号原告：天津景程海运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滨海新区滨海天津生态城仕景苑**楼2门**。法定代表人：张熙久，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亚强，天津融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涤海物流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上海市崇明区庙镇宏海公路**div>法定代表人：毕道君，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永春，男，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薛莺，江苏品迈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天津景程海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景程公司）与被告上海涤海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涤海公司）航次租船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2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亚强、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永春、薛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景程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违约金人民币235125元；2.本案受理费、公告费、保全费、律师服务费以及实现债权的相关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20年4月7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航次租船合同》，原告为承租人，被告为出租人。合同约定由被告“涤海3”轮为原告运输2850吨苯自大连港至宁海/上海/江阴/泰兴/仪征/常州，4月15日双方进一步明确卸货港为江阴港，装载期为2020年4月16日正负一日，卸货港江阴运费为165元/吨。如因被告单方面原因导致船舶落空，被告应赔偿原告总运费的50%。“涤海3”轮实际于2020年4月20日15:30抵达大连港锚地，原告未提出异议。4月22日，被告突然向原告发商务函，无故取消涉案航次计划。原告当日立即向其发回复函，表示不同意取消，要求船舶继续按照合同执行本航次计划。但被告不顾原告反对，仍指令“涤海3”轮驶往他处。被告的行为严重违反了合同约定，应依法承担解约的违约责任。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诉至法院。涤海公司辩称，首先，被告取消航次计划，系因原告迟延履行主要义务，经催告后仍无法履行，已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三项的法定解除情形，被告取消航次并无不当。被告船舶4月20日到达锚地，原告明确告知21日为受载期，但是一直到22日，被告仍然无法靠泊受载，而原告告知可能是23日靠泊，但是无法确定。后被告主动联系港口调度，获知因“涤海3”轮之前尚有“帆顺666”轮和插队的“永翔10”轮，23日也可能无法靠泊。原告迟迟无法确定靠泊受载日期，并经被告多次催促后仍然无法明确，已符合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三项之法定解除情形。此种情况下，被告船舶不可能无限期等待，取消航次是被告及时止损的选择。第二，被告采取了积极补救的措施，另行安排“华海308”轮运输了涉案货物，原合同目的已经达到。4月22日，被告“涤海3”轮离开后，该批货物的实际收货人上海晟路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晟路公司）主动联系被告，双方达成协议，被告另行安排“华海308”轮运输该批次货物，现双方运输合同已经履行完毕。第三，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其实际遭受的损失，其关于违约金及律师费等相关费用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涉案航次租船合同第九条约定，因乙方单方面原因导致船舶落空，乙方应赔偿甲方总运费的50%，原告据此主张违约金。但同时，该合同第十条又约定违约责任包括所有可证实的损害，而原告并无证据证明其实际遭受的损害。即使原告可以主张违约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合同法解释二）第二十九条规定以及《九民会议纪要》确定的最新裁判标准，原告主张的违约金明显过高。在被告已经采取积极补救措施继续履行合同的情况下，原告仍然主张违约金、律师费及其他相关费用，有违合同的公平及诚实信用原则。景程公司围绕其诉讼请求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一、《航次租船合同》（编号为2020040703），证据二、微信聊天记录，以上两份证据共同证明原告委托被告承运货物，双方就相关事宜进行了明确约定。大连至江阴的运费为每吨165元，货物为2850吨纯苯。船舶落空，被告应赔付235125元。证据三、微信聊天记录，证据四、商务函，证据五、回复函，该组证据证明被告在变更受载期后，突然安排“涤海3”轮执行其他任务，致使船舶落空。证据六、案件委托代理合同、天津增值税专用发票、银行流水回单、《天津市律师收费服务指引》，证明原告因本次诉讼聘请律师已实际支付律师服务费17000元以及律师服务费支付依据。涤海公司对景程公司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对证据一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除了合同第九条对违约责任做出约定外，双方在合同第十条约定违约责任包括所有可证实的损害。对证据二、三均无异议。对证据四无异议，但需要说明商务函并非突然发出，而是经过前期多次与原告确认靠泊日期无果的情况下，被告才发出取消航次的通知。对证据五无异议。对证据六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按照原告提供的《天津市律师收费服务指引》计算律师费应为14000元，且被告没有违约，不应承担律师费。本院对景程公司提供的证据的认证意见：对所有证据的证明效力均予以确认，关于被告是否应承担违约责任本院将在判决书说理部分进行阐述。涤海公司围绕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一、聊天记录截图，证明2020年4月20日被告船舶到达锚地，原告告知21日为受载期，但22日原告仍没有协调好泊位，并且告知被告23日也不确定，故无法确定靠泊及装货日期是被告船舶离开的主要原因，且该原因是原告过错造成。证据二、聊天记录截图，证明大连港口调度21日告知被告，在被告的“涤海3”轮之前除了有“帆顺666”轮之外，还有“永翔10”轮已经插队，两条船等待停泊、装货，被告靠泊时间无法确定，据推算最早靠泊时间要到4月24日。证据三、《散装化学品航次租船合同》（编号为SHDH-20200422-HH308），证明2020年4月22日，在被告“涤海3”轮离开后，江阴港实际收货人晟路公司主动与被告联系，双方签订合同，由被告另行安排“华海308”轮运输该批货物。证据四、卸货检验单，证据五、装货检验单，证据六、水路货物运单，证据七、上海增值税专用发票，证据八、国内支付业务收款回单，证据九、聊天记录，该组证据证明被告依约为实际收货人提供了“华海308”轮从大连港运输2991.129吨苯至江阴利士德港，该运输合同双方已经实际履行完毕，货物依约到达实际收货人处。证据十、“涤海3”轮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经营许可证书、国籍证书，证明“涤海3”轮的自然情况。证据十一、“华海308”轮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经营许可证书、国籍证书、光船租赁登记证明书，证明“华海308”轮的自然状况。证据十二、晟路公司出具的声明，证明晟路公司在编号为SHDH-20200422-HH308的《散装化学品航次租船合同》中委托被告运输的货物即为涉案合同项下拟运输的货物。景程公司对涤海公司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对证据一的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证明目的。证据中不能体现出原告告知被告23日靠泊不确定的内容。且协调靠泊是合同双方的义务，即使如被告所说靠泊时间无法确定，也不能构成船舶落空的理由，因为被告可根据合同约定向原告主张滞期费。对证据二真实性和关联性均不认可，且该证据可以证明是被告在向大连港的调度人员报送靠泊计划。对证据三至证据八的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其关联性和证明目的，该组证据系被告与案外人签订的运输合同及实际运输情况的展示，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被告已经实际履行了案涉《航次租船合同》。对证据九的关联性不予认可，被告以其他船舶运输本案所涉货物的实际运输时间为4月27日，远远晚于“涤海3”轮拟靠泊的时间。对证据十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予以认可。证据十一与本案无关，不认可其关联性。对证据十二的真实性和关联性不予认可，被告与晟路公司之间的合同与本案所涉合同无关，不能证明被告对违约损害后果发生的过错程度可以降低。本院对涤海公司提交的证据的认证意见：证据一系原、被告工作人员的聊天记录，能够证明原、被告之间就“涤海3”轮靠泊时间进行了沟通，原告告知被告“涤海3”轮初步靠泊计划为4月23日，但未最终确定。关于船舶落空是否系由原告过错导致，本院将在判决书说理部分进行阐述。证据二系被告工作人员与港口调度人员的聊天记录，结合原告提交的相关证据，能够证明“涤海3”轮之前尚有“帆顺666”轮和“永翔10”轮等待靠泊，“涤海3”轮靠泊时间无法确定。但根据该聊天记录显示，“涤海3”轮最早靠泊时间为4月23日晚，而非4月24日。对证据三至证据九的证明效力予以认可，该组证据相互印证，能够证明被告通过“华海308”轮为晟路公司从大连港运输了2991.129吨苯至江阴利士德。对证据十、十一的证明效力均予以认可。对证据十二的证明效力予以认可，能够证明晟路公司与涤海公司签订的SHDH-20200422-HH308号合同运输的货物即为涉案航次计划运输的货物。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20年4月7日，原告与被告签订编号为2020040703的《航次租船合同》，原告为承租人，被告为出租人。合同约定由被告提供“涤海3”轮或其他替代船舶为原告运输2850吨（正负5%）的纯苯自大连至宁海/上海/江阴/泰兴/仪征/常州，装载期为2020年4月16日正负一日。卸货港为宁波/上海，运费为160元/吨；卸货港为江阴，运费为165元/吨；卸货港为泰兴/仪征/常州，运费为170元/吨。合同第九条约定，如因被告单方面原因导致船舶落空，被告应赔偿原告总运费的50%。合同第十条约定，违约责任包括所有可证实的损害及一切由此产生的诉讼费和律师费。4月15日，双方进一步明确卸货港为江阴利士德。4月18日，被告将“涤海3”轮航次、预计抵港时间等信息告知大连港调度人员，申请对方进行安排，并将“涤海3”轮预计抵港时间告知原告。后原、被告将船舶受载期调整为4月21日。4月20日下午，“涤海3”轮抵达大连港锚地。4月21日，被告告知原告大连港因天气原因封港，22日，原、被告进一步就“涤海3”轮靠泊时间进行沟通，原告告知被告“涤海3”轮可能于23日安排靠泊。另外，被告从大连港调度人员处得知，“涤海3”轮之前还有“帆顺666”轮和“永翔10”轮等待靠泊。因天气原因，“涤海3”轮最快安排于23日晚靠泊，但有可能延迟。4月22日，被告向原告发出商务函，告知原告由于“永翔10”轮插队导致“涤海3”轮靠泊计划推迟，影响到被告后续计划的执行，故被告安排“涤海3”轮离港执行其他合同，涉案航次计划取消。原告于同日向被告发出回复函，告知不同意被告取消航次计划。另查明，涉案航次计划取消后，涉案航次的收货人晟路公司于4月22日与被告签订编号为SHDH-20200422-HH308的《散装化学品航次租船合同》，晟路公司为承租人，被告为出租人，约定由被告“华海308”轮从大连港运输3000吨苯至江阴利士德。被告为晟路公司实际运输2991.129吨苯，该合同已履行完毕。晟路公司确认，其在该合同中委托被告运输的货物即为涉案合同项下拟运输的货物。本院认为，本案系航次租船合同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被告解除合同是否符合法定的合同解除情形；2.被告应否向原告承担违约责任及具体金额。1.关于被告解除合同是否符合法定的合同解除情形首先，被告主张按照装载期安排船舶靠泊是原告在涉案合同中的主要义务，且原、被告双方的权利义务应适用《国内水路货物运输规则》（以下简称水规），根据水规第十一条规定，按照装载期安排船舶靠泊应为原告的义务。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原告迟迟无法确定靠泊受载日期，经被告多次催促后仍无法明确，已符合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三项关于合同解除的法定情形，即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对此，本院认为，构成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三项规定的合同解除的法定情形，系以当事人一方怠于履行主要义务为前提。在本案中，涉案合同并未明确约定按照受载期安排船舶靠泊为原告的合同义务，被告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安排船舶靠泊是原告的法定义务。涉案合同虽然记载“按照《国内水路货物运输规则》《海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相关规定，甲方与乙方签订如下运输合同”，但原、被告并未在合同中明确表示双方的权利义务适用规则的规定，且规则第十一条亦未规定承租人负有按照受载期安排船舶靠泊的义务。根据国内港口安排船舶靠泊的一般操作模式，承租人或出租人在向装货港报告船舶预计抵港时间、航次等信息后，船舶靠泊时间会由装货港统一进行安排。船舶实际靠泊时间受待泊船舶数量、港口天气情况等多方面因素影响，承租人或出租人本身无法自主决定。本案中，被告从大连港调度人员处得到的反馈信息显示，“涤海3”轮未能确定靠泊时间的原因系大风造成封港、压船，亦印证了上述观点。因此，原告作为航次租船合同项下的承租人，不负有安排“涤海3”轮靠泊的义务，本案不符合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三项关于合同解除的法定情形。第二，被告主张原告没有积极履行协调、沟通义务，导致“涤海3”轮从到达锚地之日即4月20日至可能靠泊日即4月24日，在装货港停留的时间可能要超过96个小时，本案同时符合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关于合同解除的法定情形，即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对此，本院认为，其一，通过原、被告提供的相关聊天记录可以看出，原、被告之间就靠泊时间问题一直保持密切联络，被告通过大连港调度人员得到的关于“涤海3”轮预计靠泊的时间与原告提供的信息一致，原告在确定“涤海3”轮靠泊时间问题上并未怠于协调、沟通；其二，4月22日，原、被告双方均得到“涤海3”轮可能于4月23日晚靠泊的初步计划，可知“涤海3”轮等待靠泊的时间并非漫长而不可预测。原、被告之间签订的《航次租船合同》关于装卸二港合计总装卸时间为96小时的约定，是计算滞期费的依据，而非判断合同能否解除的标准，且被告向原告发出商务函之时涉案船舶等待靠泊的时间尚未超过96个小时。被告未能证明原告迟延履行合同义务或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故本案不符合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关于合同解除的法定情形。2.关于被告应否向原告承担违约责任及具体金额第一，被告应承担违约责任。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本案中，被告擅自解除涉案合同的行为并无法律或合同依据，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第二，关于违约责任的具体金额。原、被告签订的《航次租船合同》约定，因被告单方面原因船舶落空，被告应赔偿原告总运费的50%。另外，合同还约定，违约责任包括所有可证实的损害及一切由此产生的诉讼费和律师费。本案审理过程中，被告提出，按运费50%计算的违约金标准过高，请求法院以实际损失为基础进行调整。对此，本院认为，主张违约金过高的违约方应当对违约金是否过高承担举证责任，非违约方主张违约金合理的，亦应提供相应的证据。本案中，被告证明其在指示“涤海3”轮离开装货港后，另行安排“华海308”轮运输了涉案货物，并主张原告未受到案外人晟路公司的索赔，不存在实际损失。原告未举证证明被告违约行为对其造成的损失。本院认为，涉案合同约定的按运费50%计算的违约金过高。根据合同法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本案中，原告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其存在实际损失及预期利益等其他损失，故本院对于原告要求被告承担按运费50%计算的235125元违约金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考虑到被告系违约一方，且涉案《航次租船合同》明确约定违约责任包括诉讼费和律师费，故本院支持原告要求被告承担律师费17000元的诉讼请求。综上所述，被告解除涉案合同的行为不具有法律和合同依据，构成违约。涉案合同约定的违约金过高，在原告不能证明其存在实际损失以及预期利益等其他损失的情况下，对其要求被告承担按运费50%计算的235125元违约金的主张不予支持。由于被告存在违约行为，且涉案合同明确约定违约责任包括律师费，故对于原告要求被告承担17000元律师费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上海涤海物流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天津景程海运有限公司给付律师费17000元；二、驳回原告天津景程海运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413元，由被告上海涤海物流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宋文杰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陈 锐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一十四条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