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7民终259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清素，女，1966年4月10日出生，汉族，住新乡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申家杰，河南富豪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新乡市卫滨区大洋广告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新乡市解放大道楠**中苑小区**楼****第**。法定代表人：何秋红，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白霞，河南联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焦贵民，该单位员工。原审被告：冯雷雁，曾用名冯飞，男，1986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新乡市。上诉人李清素、新乡市卫滨区大洋广告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大洋公司）因与原审被告冯雷雁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新乡市卫滨区人民法院（2019）豫0703民初21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清素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申家杰，上诉人大洋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白霞、焦贵民，原审被告冯雷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清素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大洋公司支付李清素货款402888元，不服金额为298227.1元；二、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大洋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大洋公司自2012年至2017年期间陆续向李清素购买货物，购买货物的过程为大洋公司工作人员向李清素电话报货，在定好价格及数量后，李清素开始为大洋公司订作货物，后运到大洋公司指定的施工地点，由大洋公司的施工人员（不是固定人员）在送货单上签收，即视为货已收到，送货单中显示货物种类、数量和价格，一审被告冯雷雁（以下称为冯飞）是大洋公司的技术员，会算所需货物的数量，大多时候均是冯飞来报货物种类和数量，由于是长期合作，价格都是一致的，由于大洋公司会几个工地同时施工，会造成在销货清单手续上收货人不一定都是冯飞的签名，但冯飞对每个施工工地用货情况均知晓，在此期间，大洋公司用货量多，涉及金额大时，由于李清素也要及时去进货，有时也需要大洋公司及时打款，但对数量少、金额小的均是先赊欠。后由于时间长，李清素就跟大洋公司联系，让其来对账结算，大洋公司就派冯飞前来对账，后在核算销货单后的数量及金额后，冯飞向李清素出具对账单。综上，冯飞在2017年1月25日向李清素出具的综合对账单手续是客观真实的，且均是在核实销货清单的基础上所得出的金额。因此，李清素提交的证据客观真实有效，可以证明大洋公司所欠货款的事实。因此，应当以该对账单为依据来确定大洋公司欠李清素货款的金额。大洋公司辩称：一、李清素起诉主体错误。二、李清素的上诉请求不应得到支持。一审时李清素承认大洋广告付了45000元，还有28630元已经得到结清，数额应该是357888元，而不是402888元。三、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但李清素没有提供一份买卖合同证实双方买卖合同成立，其诉请不应得到支持。四、双方交易的金额价格并不同，冯飞在离开大洋广告之后受李清素胁迫签署的对账单，不应作为李清素起诉的依据。综上，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李清素对大洋公司的全部诉请。大洋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内容（数额104660.9元），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二、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均由李清素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对账目审查不明，大洋公司已全部支付完毕李清素的货款。李清素与大洋公司2009年至2019年间多次发生业务关系，每次业务都由大洋公司电话通知李清素，指定需要采购的货物数量，由李清素安排运输人员运送到现场，货物到现场后大洋公司或其员工签字证明收到货物，然后李清素拿着签字的送货单找大洋公司报账，账目结算不了的大洋公司都打有欠条，结过账后大洋公司把欠条原件拿走，李清素留下欠条的复印件及签字的送货单，以防止将来大洋公司说没有收到货物。一审庭审中李清素拿着部分已经结过账的送货单起诉大洋公司重新付款，有违诚信原则。根据一审庭审中大洋公司提供的公司会计赵红与李清素的电话录音，能够证明李清素结过账后部分送货单是不会退回给大洋公司的，有时候甚至连收据也不写，其账目是杂乱无章的。庭审中大洋公司提供的转账记录、银行流水及李清素签字的收条，仅2013年至2014年7月份一年多的时间就高达60多万元，但是李清素却不能清楚的说明该款项属于大洋公司支付的什么款项。大洋公司已经完成了证明自己支付完货款的举证责任，如果李清素认为该部分款项不是涉案诉求款项应举证证明该部分款项是大洋公司支付的什么款项，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但是一审法院却以李清素的质证意见来笼统地支持了李清素的部分诉求。庭审中李清素提供的送货单上有多张是模仿业务员冯飞的签字，而且篡改欠条，庭上也承认部分款项已支付完毕却在一审诉求中继续索要，因此一审法院支持的该部分送货单据也可能存在虚假，请求驳回李清素的诉讼请求。二、送货单并不代表欠款，只是证明李清素已经交付了货物，至于结算的货款都以最终的欠条为准，对于李清素以送货单主张货款不予支持。大洋公司与李清素的交易习惯已论述，大洋公司未付的款项都以欠条的形式交付于李清素，结账后大洋公司把欠条抽走，送货单据留在李清素手里，截至到目前为止李清素突然拿出几十张7年前的送货单据来索要货款，不合情理。2019年之前所有的货款都已付清完毕，唯独2013年的货款没有付清，而且还没有欠条，不符合生活常理，也不符合李清素的做事风格。唯一能够解释的就是大洋公司已经全部付清了李清素的所有货款，而送货单据仍然在李清素手里，才导致李清素重新拿出多年前的部分送货单据来起诉大洋公司再次索要货款。三、李清素起诉主体错误，应当依法驳回其起诉。大洋公司全称为“新乡市卫滨区大洋广告有限责任公司”而非“新乡市卫滨区大洋广告有限公司”，故李清素以错误的主体将本案新乡市卫滨区大洋广告有限责任公司进行起诉，而一审法院在我方提供营业执照等证据材料的情况下，仍未发现本案被告主体错误，且对该案进行审理，并作出判决，一审判决理应被撤销。四、李清素的起诉超出诉讼时效，理应驳回其诉请。根据一审的庭审笔录，李清素称2012年-2015年间大洋公司向其购买货物，通过结算所欠的货款431518元。根据其诉请，其应当在2015年-2018年之间向法院起诉主张自己的权利，但是其却选择在2019年11月11日才去卫滨区人民法院起诉索要自己的货款，已超出法定的三年诉讼时效，丧失胜诉权。五、本案案由定为买卖合同纠纷，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李清素首先应当提供其与大洋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同时提供双方的交易习惯，以及所欠款项的详细清单，还有就是双方签署的均无异议的对账单，否则，其必须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六、李清素的起诉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其诉请理应被全部驳回。冯飞，大名叫冯雷雁，其只是大洋公司雇佣的一名临时工，且在2016年就已离开公司。最主要的是大洋广告公司从未授权过冯飞可以代替老板何秋红与李清素对账，李清素在明知大洋公司总经理是何秋红，且何秋红一直在新乡的情况下，不去找何秋红对账，却去找早已离职的临时工冯飞对账。七、根据冯飞的辨认，李清素提供的证据里有大量伪造其签名的情况；李清素提供的2012年的壹拾伍万伍仟元整的欠条，经大洋公司代理人辨认该欠条的日期和“欠”系伪造，同时于2019年12月25日向法院申请，将李清素移送公安机关立案调查处理。原审法院应对上述证据进行鉴定，以证实李清素证据的真伪，并对其伪造证据一事予以处理，再对本案作出判决。李清素辩称：本案中大洋公司欠我方欠款依据是大洋公司派业务员冯飞于2017年1月25日前来我处在核实所有销货清单以及其他手续的情况下，逐一做出了对账单，在此基础上得出的大洋公司的欠款数额。由于冯飞是大洋公司的技术员，对大洋公司在外承接的广告业务所用的货物数量以及施工地点均知情，而大洋公司的法人何秋红对货物数量和施工地点是不知情的，这也是大洋公司派冯飞前来对账的原因。并且冯飞前来对账是我方与大洋公司多次沟通要求其前来对账，大洋公司才派冯飞过来对的账，并且在对账后也如实向公司做出了反馈意见，所以该对账单即是大洋公司欠我方货款的结算依据。大洋公司声称其将货款付清后将欠条收回或者由我方向其出具收到条，那大洋公司就应当提交其所称的该份证据。并且大洋公司声称在2014年向我方支付了22万左右的货款，但是该货款是在2014年度其在其他工地所用材料而结清的货款，如果如大洋公司声称，该笔款是偿还的本案所欠的货款，那其不可能让冯飞在2017年前来与我方对账，并且该数额也与本案中的数额不吻合。所以大洋公司欠我方货款事实清楚。大洋公司答辩声称给了45000元和28630元，已经在本案中予以扣除。其中45000元一审起诉就不包括，28630元在本案上诉时已经予以扣除。关于主体，因没核实营业执照，即使存在，也属于笔误，不影响大洋公司欠我方货款的事实，其在一审中并未提出该抗辩理由，在本案中予以更正即可。关于诉讼时效，对账单是在2017年1月25日出具的，所以本案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且一审大洋公司也未提出该项抗辩。冯雷雁述称：欠款事实本人不太清楚，李清素打电话让我去对我本人签的单子，但是结没结账我不清楚。我当时已经离职了，去之前没跟公司说过。李清素打电话让我去，我不去，她说是我签的字，不去就找我，我就去了，但很多单子不是我签的字。李清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大洋公司、冯飞偿还李清素货款共计431518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清素与大洋公司于2009年至2019年间发生买卖关系。冯雷雁系大洋公司员工。大洋公司、李清素订货及结算流程为：大洋公司冯飞等工作人员通过电话等向李清素订货，指定所采购的货物数量，由李清素安排运输人员运送到现场，大洋公司现场人员签字证明收货。然后李清素依此去大洋公司处结算。一般有签字的送货单留李清素处证明李清素完成送货。庭审中，李清素提交38张购货清单证明欠货款216831元。冯雷雁作为经手人，认可11张票据共计73603.4元。冯雷雁认可其经手平原新区供货单共计31598.5元尚未支付。李清素、大洋公司、冯雷雁一致认可28630元的货款已经结清。大洋广告公司虽认可尚欠44459元货款但认为已经偿还45000元。李清素也认可大洋公司于2013年1月6日偿还45000元。一审法院认为，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李清素出售给大洋公司货物，大洋公司未支付价款。现李清素要求大洋公司支付货款，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冯雷雁系大洋公司员工，系职务行为。现李清素要求大洋公司的工作人员冯雷雁支付货款，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庭审查明，大洋公司尚欠104660.9元（73603.4元＋31598.5元＋44459元-45000元）。剩余2013年的27张销货清单经手人无法确认，可待证据充足后另行解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之规定，判决：一、新乡市卫滨区大洋广告有限公司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李清素货款104660.9元；二、驳回李清素对冯雷雁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772元，由李清素负担5000元，由新乡市卫滨区大洋广告有限公司负担2772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相关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双方之间是否存有债务，数额多少，本案债务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李清素一方主张大洋公司欠其货款，欠款数额是李清素与大洋公司的已经离职的冯飞进行对账所形成，李清素主张冯飞与其对账是受到公司的委托，而冯飞则陈述其与李清素对账的行为公司并不知情，而是在李清素对其进行威胁的情况下才出具，并且在庭审中陈述所谓的对账情况并未告诉公司，冯飞也明确陈述其不知道大洋公司与李清素是否存在欠款，根据上述情况，可以推定冯飞与李清素所谓的对账行为并未得到大洋公司的授权，并且李清素与冯飞系首次进行对账，也不存在表见代理的适用，冯飞的行为不足以认定是大洋公司的意思表示，冯飞所出具的所谓对账单等对大洋公司并不具有约束力；其次从对账单的书写内容上看，“对账单以及欠款．．．”等字样，均系李清素一方所书写，并非冯飞所书写，不符合书写欠条的一般生活习惯。另外李清素也陈述其与大洋公司之间一直存有业务关系，李清素也认识大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何秋红，并且在之前对账中也是与何秋红或其爱人焦贵民进行对账，在李清素与冯飞进行所谓的对账时，其完全可以直接与大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等人进行对账，李清素却选择与一个大洋公司已经离职的工作人员冯飞进行对账，不符合生活逻辑。另外，从李清素所提交的证据本身进行分析，如欠15.5万元的欠条中，最关键的一个“欠”字，亦有涂改的痕迹，在证据形式上明显存在瑕疵；李清素提交的证据中也包含有大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何秋红所书写的欠条，可以推定双方在之前交易结算中有出具欠条的行为，而李清素在证明现主张的债权所提供的证据中，并不存在类似欠条的债权凭证，个别的欠条也认可已经还清；另外大洋公司抗辩其在2013年1月至2014年7月之间，大洋公司共向李清素转账60余万元，该数额也明显大于李清素所主张的债权数额，李清素主张该款系支付的其他款项，其不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应当承担不利后果；大洋公司的会计赵红与李清素的录音也可以证明即使大洋公司存有付款行为，也有未收回送货凭证或出具收款条的情况，但李清素也有收款后出具收条的事实，双方是否有付款后收回送货条的交易习惯无法认定。综上，李清素现所提交的收货凭证等仅仅在证明买卖合同的成立上具有证明效力，但不足以证明双方存在具体的债务数额。因李清素无法证明案涉债务的存在，故本案中诉讼时效也无论述的必要。综上所述，新乡市卫滨区大洋广告有限责任公司的上诉请求能够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李清素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河南省新乡市卫滨区人民法院（2019）豫0703民初2130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李清素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7772元，由李清素承担；新乡市卫滨区大洋广告有限责任公司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2393元，由李清素承担；李清素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5773元，由李清素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康建轶审判员  袁小川审判员  倪文怡二〇二〇年九月七日书记员  秦亭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