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内07民终93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孙爱荣，女，住内蒙古自治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费星刚，内蒙古羽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秀光，内蒙古羽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刘萍，女，住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薛蕾，内蒙古适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宋艳波，女，住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何俊良，男，住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上诉人孙爱荣、刘萍因与被上诉人宋艳波、何俊良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人民法院（2018）内0702民初16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爱荣上诉请求：1.改判宋艳波、刘萍以850 000元为本金，以年利率24%为标准，自2015年8月1日起暂计算至2020年4月30日，向孙爱荣支付利息969 698.63元。一审判决支持了2015年8月1日至2016年9月6日的利息221 000元，两者差额748 698.63元,请求二审法院改判宋艳波、刘萍以850 000元为本金，以年利率24%为标准，自2020年5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向孙爱荣支付利息或将案件发回重审；2.由宋艳波、刘萍承担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不当。2014年8月30日的借条约定还款期限为2015年8月30日，利息约定为月利率2分5（年利率30%）。到2016年9月6日双方签订结账明细时，宋艳波、刘萍一直未予偿还借款，即宋艳波、刘萍一直处于逾期还款状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项规定，孙爱荣在一审时关于利息部分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但一审法院却没有支持，望二审法院依法维护孙爱荣的合法权益。刘萍辩称，对孙爱荣的上诉理由不认可。本案的实际债务人为宋艳波、何俊峰，与刘萍无关，而且涉案债务已经合法转移给第三人，孙爱荣及何俊良不仅不能向刘萍主张本金，更不能主张利息，具体意见与刘萍提交的上诉理由一致。何俊良述称，认可孙爱荣的上诉请求及事实和理由。宋艳波未作答辩。刘萍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孙爱荣、何俊良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诉讼费由孙爱荣、何俊良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中刘萍提交的证据足以证实涉案债务已经全部转移，一审判决由刘萍承担债务没有法律依据。一审中，认定事实存在诸多矛盾，具体如下：（一）查明债权人为孙爱荣，孙爱荣与何俊良为夫妻关系，孙爱荣对何俊良处分本案债权债务的行为，均予以认可；（二）何俊良有权全权处理其夫妻二人的共同财产，那么何俊良与刘萍、宋艳波结算债权债务并转移债权的行为效力当然及于孙爱荣。一审法院以何俊良结算债务并转移的行为，未经孙爱荣确认为由，否认上述行为的法律效力，没有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对于上述第一点与第二点的认定自相矛盾。何俊良取得了孙爱荣的授权，其处分涉案债权行为即可发生法律效力，无须孙爱荣的追认；（三）一审认定刘萍提交的与何俊良、秀兰之间的两段录音证据真实有效，确认了何俊良所称撕毁的借条就是涉案借据，也确认了并无刘萍和宋艳波共同作为债务人对何俊良（孙爱荣）负担其他债务的情形。在认定上述事实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以“本应撕毁的借据”作为证据维护孙爱荣的诉讼请求，这与该院查明的案件事实相悖；（四）一审法院认定刘萍与孙爱荣具有进行债务转移行为，却以债务转移行为没有采取书面形式为由，否认债务转移的效力，没有法律依据。本案中，刘萍与何俊良、秀兰的两段录音可以证明：1.债务转移行为取得了债权人的同意；2.新的债务人秀兰亦认可何俊良向其索要借款，秀兰对何俊良承诺自身通过诉讼方式向牧民索要，执行回来的款项秀兰向何俊良偿还涉案债务。所以，本案债务转移行为已经完成并生效，何俊良无权再向前债务人索要；（五）结合《结账明细》及何俊良、秀兰的录音足以确认，秀兰已经取代了刘萍的地位成为新的债务人。一审法院既认定何俊良向秀兰索要借款的行为只是实现债权的手段，又认为秀兰是债务承担人，这两处认定相互矛盾。一审判决让已经退出合同关系的刘萍，再去偿还秀兰与何俊良、孙爱荣之间的债务，不仅违反了合同相对性原则，也混淆了债务转移和债务的加入的概念。通过双方当庭陈述及通话录音，刘萍能够证明何俊良以自己的名义向秀兰索要借款，索要的也是转移走的涉案债权，要回的款项也是冲减何俊良（孙爱荣）对秀兰的债权额度。如果涉案债务并未转移，秀兰是债务承担人，与刘萍、宋艳波共同承担债务。那么不仅何俊良不需要撕毁涉案借据，同时还应让秀兰为何俊良出具共同承担债务的书面凭证。在何俊良反复告知刘萍撕毁借据、和刘萍没关系、不找刘萍索要借款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仅凭何俊良不诚信的留存借条的行为及口述，不足以认定秀兰是债务共担人。二、案件事实尚未查清，未追加秀兰为本案第三人查明事实，属程序违法。一审调查中，法官对秀兰进行询问时，秀兰含糊其词，听取与刘萍的通话录音时，又称有中耳炎，听不清。一审法院因秀兰未明确认可债务转移事实，加之孙爱荣的陈述，就否认债务转移的事实存在，属于事实不清。本案诉前形成的证据比孙爱荣及秀兰的陈述更具有证明力。孙爱荣在庭审过程中的陈述屡次更改，前后矛盾，口述居多，与补充的证据不能相互佐证。秀兰在被一审法官会见时，未明确认可债务转移事实，其口述的证明力低于刘萍提供的录音证据的证明效力。三、本案涉及虚假诉讼等犯罪行为，一审判决对此未进行严格审查。债权人称交易过程为现金交付，显然不符合交易习惯，第一次开庭称850 000元全部为继承的遗产，第三次开庭称部分为继承的遗产一部分为借款，但是始终未向法院提交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出借能力及资金来源是否合法，而且通过一审庭审调查可以确认孙爱荣本身无职业，何俊良为银行工作人员，庭审中能确认何俊良对外向不特定人员有高达400多万元进行放贷，因此仅凭二人的正常收入不可能有这么多钱，本案中审查出借能力不应仅限于本案涉案款项，应对何俊良全部的放贷行为进行审查，否则既违反了《九民会议纪要》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规定，对以上情况一审法院仅是草草询问了事，对何俊良、孙爱荣多处多次自相矛盾的陈述置之不理，并未严格审查案件事实，人民法院有义务对是否存在违法行为进行查明，在被上诉人无法证实资金来源合法和具有出借能力的前提下，一审法院不应该姑息违法行为。四、孙爱荣提起诉讼，需要证明债权存在，在刘萍提供的证据足以反驳孙爱荣时，一审法院维护孙爱荣诉讼请求，显失公平公正。孙爱荣、何俊良辩称，一、一审法院关于孙爱荣、何俊良和刘萍之间不存在债务转移行为的认定正确。以下证据可以证实：1.一审时何俊良提供的录像中，宋艳波认可在“结帐明细”中“以上债务何俊良同意用牧民债务抵偿”“2016年8月30号以前所欠何俊良欠款的欠条全部作废”这两句话是后填的。即何俊良从未有过类似的意思表示。2.一审法院在对秀兰进行调查时，秀兰否认存在案涉850 000元债务转移的行为。3.一审时刘萍提交的与何俊良的录音中，刘萍称“另外这账早都给你转走了你也签字了”，应该存在何俊良同意债务转移的书面凭证，而刘萍没有提交，就应该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4.刘萍与何俊良的通话录音涉及的债务转移，刘萍陈述是800 000元，与借条与《结账明细》中即本案涉及的850 000元的数额明显不一致，不是同一笔债务。二、刘萍与何俊良录音中，何俊良所认可的债务转移及撕毁的欠条指的是与堂哥何俊峰之间的其他债务。根据何俊良与何俊峰的短信交流记录，可证实二人之间存在其他民间借贷关系。何俊良在通话中认可的债务转移指的是何俊良与刘萍挂名任法定代表人的呼伦贝尔天牧肉联有限公司之间的债务，呼伦贝尔天牧肉联有限公司的实际经营者是何俊峰，所以何俊良在通话中称“这事和你（指刘萍）没关系”，因何俊良知道呼伦贝尔天牧肉联有限公司的实际经营者是何俊峰。三、一审时未追加秀兰为诉讼参加人并未违反法定程序。首先，一审法院找秀兰进行了调查，秀兰否认案涉850 000元债权转移的事实，即案涉的850 000元民间借贷纠纷与秀兰没有关系，将秀兰追加为本案诉讼参加入没有必要；其次，秀兰与何俊良之间还存在另外的债权债务关系，所以在刘萍提交的录音中，有涉及到秀兰的相关内容。四、何俊良在一审时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孙爱荣及何俊良有出借850 000元的能力，不存在刘萍在上诉状中所说的情形。宋艳波未作答辩。孙爱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宋艳波、刘萍返还借款本金850 000元及利息（利息计算：以850 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从2015年7月31日暂计算至2018年4月16日，利息 561 000元）直至款项还清为止，合计：1 411 000元；2.因本案产生的保全费、保险费用由宋艳波、刘萍承担；3.要求宋艳波、刘萍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8月30日宋艳波和刘萍向何俊良借款850 000元，收到借款后，由宋艳波和刘萍出具借款金额为850 000元的借条一份（因何俊良在银行工作，不方便以其名义出借，因此由其妻子孙爱荣作为出借人签名），约定借款期限为：2014年8月30日起至2015年8月30日止；月利率为2.5分。宋艳波和刘萍按照约定的利率向出借人给付利息，利息给付至2015年8月1日。2016年9月6日孙爱荣的丈夫何俊良与宋艳波、刘萍签订《结账明细》，约定“欠何俊良款，借款额850 000，利息付至2015年8月1日，欠13个月利息276 250元 …… 共2 071 250元，高江、宋艳波2016年8月30号以前所欠何俊良欠款的欠条全部作废”。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合同上写明的债权人和出借人才是法律意义上的债权人和债务人。至于何人提供借款，并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债权债务关系应当以当事人签订的借条的内容予以确定，而不是任意推定。本案借条中载明的借款人是宋艳波、刘萍个人（附有个人身份证号码，借条中并没有任何文字体现是代替公司收款的职务行为）。同时借条载明的出借人是孙爱荣，因此依据该借条有权主张债权的人是孙爱荣。至于何人代为交付借款，并不影响本案债权债务关系的成立。关于何俊良在本案的诉讼地位问题，因何俊良与孙爱荣系夫妻关系，并且出借款项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因此其对本案债权与孙爱荣属于共同共有，但是该共同共有是在夫妻之间。对相对人来说，应当按照合同确定债权人、债务人。本案诉讼中孙爱荣明确表示，对于何俊良关于本案债权债务的处分行为，均予以认可。因此何俊良虽然不是本案债权人，但是其关于本案债权债务所作出的行为，孙爱荣均予以追认。关于本案借款是否交付的问题，由于借条中写明的是“今借到孙爱荣人民币捌拾伍万元整”，字面意思已经表明收到涉案借款。同时结合宋艳波、刘萍关于本案债权已经转移的主张，以及支付利息的银行凭证，都能够表明本案借款已经交付。关于宋艳波、刘萍主张涉案债务已经转移给案外人秀兰承担的问题，首先秀兰本人否认债务转移。其次，本案没有债务转移的书面合同或协议。本案债务金额较大，仅有何俊良签名的结账明细和通话录音，而未经债权人孙爱荣最终口头或书面确认的债务转移，不符合债权人同意的债权转移要件。并且结账明细存在未经签字人何俊良同意，擅自添加内容的问题。由于何俊良与孙爱荣均否认债务转移，因此从债权相对性上看，本案债权转移不具备债权人孙爱荣本人最终同意确认的要件。因此该结账明细不能产生债权转移的法律效力。关于刘萍提交的与何俊良和秀兰的通话的录音资料的证明力问题。何俊良虽然提出录音中其表明撕毁的借条，与本案无关，是结账明细中的何叔（何俊峰）和宋艳波欠我的600 000元，这钱是购买陈巴尔虎旗天牧肉联厂，天牧肉联厂的法人是刘萍，在结账明细出具后，这笔钱刘萍给我出的借条撕掉了。但是其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与刘萍之间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因此其主张不能成立。因该通话录音中刘萍明确提出“我跟宋艳波给你打的条”。因此该院确认通话录音所说“撕毁借条”是指撕毁涉案债权债务的借条。秀兰关于因中耳炎，听不清电话谈话内容的主张，与秀兰和刘萍之间的谈话录音比较流畅的交流不符，该院不予支持。综合全案，可以确定本案原、被告之间确实商谈过本案债务转移的问题，但是没有证据表明债务转移办理了书面的债务转移承担手续。现在秀兰也因此拒绝承担本案债务。何俊良虽然在与刘萍的通话过程中表示涉案借条已经撕毁，债务与刘萍无关。但是其并未实际撕毁借条。其现在也极力否认债务转移。可以看出债务转移由秀兰承担只是为了实现债权的一种手段。其留存借条的行为表明最终并没有放弃向宋艳波、刘萍索要的意思。如果确认债务转移将导致孙爱荣的债权无法实现。结算明细证明结算时的债务金额，后添加的内容不具有证明力。本案在录音证据与书面证据存在冲突的情况下，书面证据具有较强的证明力。因此该院对于孙爱荣主张的债权债务关系予以确认。对宋艳波、刘萍主张的债务转移不予确认。本案中孙爱荣于2018年4月18日向法院提起诉讼，而原、被告约定的借款期限到2015年的8月30日，结账明细的时间是2016年的9月6日，在当事人签订结账明细时，本案债务诉讼时效中断，因此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宋艳波、刘萍应按约定履行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义务。宋艳波、刘萍在借款期限届满后，未履行全部还款义务，构成违约。孙爱荣诉请要求宋艳波、刘萍返还剩余借款本金850 000元，符合法律规定，该院予以支持。因结账明细，结算的利息付至2015年8月1日，结算时间是2016年9月6日，对此后的利息没有约定，因此孙爱荣要求宋艳波、刘萍按照月息2分支付结算日之后的利息，该院不予支持。结算时的本金是850 000元，利息是276 250元。因结算利息按照月息2.5分计算，超过法律保护的月息2分的上限，超过部分该院不予维护。按照月息2分计算，利息应当是221 000元。孙爱荣的其他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四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宋艳波、刘萍返还孙爱荣借款850 000元，并支付利息221 000元，合计：1 071 0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二、驳回孙爱荣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 490元，保全费5000元，由孙爱荣负担5420.09元，宋艳波、刘萍负担17 069.91元。本院二审期间，刘萍申请证人辛淑香出庭作证，证明涉案债务实际借款人为宋艳波、何俊峰，与刘萍无关。该债务已经转移，何俊良已经向秀兰主张债权，秀兰已多次向何俊良还款的事实。何俊良在录音当中所称撕毁的借条就是本案孙爱荣提交的借条，结合刘萍向法庭提交的裁判案例，能够说明何俊良的行为属于一债两举，恶意诉讼，浪费司法资源行为应当给予惩罚，应驳回孙爱荣的诉讼请求。孙爱荣质证称，一、对证人身份有异议，证人是刘萍的婆婆，有利害关系；二、证人在一审没有出庭，不符合举证要求，不属于新证据；三、证人所述的内容部分都是听说的，证明内容不真实，但可以证明刘萍在结算明细中签字是本人签字。证人证言不可采信。何俊良质证称，对证人证言不认可，因为里面有绝大部分是虚假的。证人和刘萍是婆媳关系，证人目前已经70多岁，老人独居，和刘萍的居住地址直线距离不超过200米，两个小区，且刘萍的孩子基本上由老人看管。所以其所有证言都是提前设计好的，证人叙述的2014年的800 000元借款是2015年产生的。宋艳波未发表质证意见。本院认为，证人辛淑香与刘萍存在利害关系，且其证言均属传来证据亦无其他相关证据佐证，本院不予采信。刘萍申请法院调取何俊良、何丽娜、秀兰、于忠宝账户流水，本院予以准许并调取。刘萍质证称，一、债务转移后秀兰已经向何俊良开始履行了还款义务，何俊良当庭陈述为虚构事实债务转移行为，取得了债权人的同意，新的债务人秀兰亦认可何俊良向其索要借款即债务转移，秀兰不但得到通知而且已经开始履行义务，并与债权人协商还款方式，秀兰将所还款项转入何俊良的妹妹何丽娜账户，再由何丽娜向何俊良或于忠宝转账。根据法律规定，本案债务转移行为已经完成并生效；二、结合何俊良的通话录音可以证明何俊良作为银行从业人员放高利贷牟利，诉讼事实成立。何俊良放贷数额高达至少四五百万已严重超出了孙爱荣及何俊良的经济能力，而且何俊良、孙爱荣并未向刘萍交付任何款项，何俊良称交付850 000元现金不符合常理及交易习惯。具体的转账金额、时间以刘萍提交的《关于涉案款项秀兰向何俊良还款记录为准》。孙爱荣质证称，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条，刘萍没有按照法律规定提交调取证据申请；二、据孙爱荣了解，何俊良与秀兰之间还有其他的债权债务关系，由于具体的借贷都是何俊良进行的，因此与何俊良的质证意见为主。何俊良质证称，刘萍在捏造事实，断章取义，其只陈述流水里边秀兰转给何丽娜款项，秀兰流水转账明细当中还有何丽娜转给秀兰的钱，这充分能证明何丽娜和秀兰之间有借贷关系，秀兰把钱转给何丽娜把部分转给何俊良，只看流水怎么能证明是秀兰向何俊良履行义务，秀兰和何俊良之间没有任何转账流水，何俊良和秀兰之间也有其他的借贷关系，也是通过何丽娜转给秀兰的。宋艳波未发表质证意见。本院认为，该组证据系银行出具并加盖了公章，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该组证据的证明目的将结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认定。刘萍提交高江、何俊峰、辛淑香三人的通话录音及整理文字材料，证明：涉案债务已经转移给秀兰，并且秀兰已经实际向何俊良还款，何俊良、孙爱荣本案诉讼属于一债多举的虚假诉讼，因为对于本案的债务转移的过程及实际情况高江、何俊峰、辛淑香均知情，尤其是何俊峰，还是涉案款项的实际债务人。何俊良质证称，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因为以上三人都不是本案当事人，而且何俊峰与辛淑香都和本案当事人刘萍有特殊关系。孙爱荣质证称，质证意见同何俊良的质证意见一致。宋艳波未发表质证意见。本院认为，该录音资料形成于一审审理过程中，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且录音中的声音主人并非本案当事人无法核实真实性，且孙爱荣、何俊峰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刘萍提交何俊峰出具的《案情说明》一份，证明：涉案债务实际借款人为宋艳波、何俊峰，刘萍仅是按照何俊峰的指示办事，涉案款项与刘萍无关。何俊良质证称，1.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2.《案情说明》中陈述的情况也不属实。孙爱荣质证称，《案情说明》没有具体的年月日，该说明中可以体现何俊峰羁押于新右旗看守所，此份案情说明中除了有何俊峰的签字以外，没有任何其他证据证明该证据的来源，因此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宋艳波未发表质证意见。本院认为，该组证据系证人证言，证人应当出庭接受质询，其出具书面证言未取得对方当事人的同意亦未获得法院准许，本院对该组证据不予采信。二审中，孙爱荣、宋艳波、何俊良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及一二审查明的事实，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孙爱荣与宋艳波、刘萍之间是否存在 850 000元的民间借贷关系。孙爱荣主张与宋艳波、刘萍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提交借条佐证。根据一二审庭审调查，孙爱荣与何俊良系夫妻关系，涉案借款系何俊良以孙爱荣名义出借，宋艳波、刘萍也认可债权人为何俊良，孙爱荣现予以追认并向宋艳波、刘萍主张债权，并无不当。孙爱荣、何俊良主张涉案借款系现金交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百一十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的规定，民间借贷合同具有实践性特征，涉案借条仅能证明双方当事人形成借贷的合意，孙爱荣、何俊良还要证明钱款交付的事实。宋艳波、刘萍均抗辩未收到借款，并称其二人系呼伦贝尔市鸿源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职工，签名出具借条系代表公司借款，根据（2019）内07刑终185号刑事判决书认定事实及被告人高江、宋艳波、何俊峰的供述，宋艳波系呼伦贝尔市鸿源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财务人员及呼伦贝尔天牧肉联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刘萍系呼伦贝尔天牧肉联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的规定，孙爱荣、何俊良仍需进一步证明借款实际交付给宋艳波、刘萍的事实。在一审法院2018年5月15日的庭审中，孙爱荣陈述借款交付经过为：“这个钱是通过第三人（何俊良）到对方所说的公司门脸房到那块去给他们送的现金”，何俊良陈述款项来源为：“现金是从家里拿的。因为我岳父在去世的时候给我爱人留了一笔遗产。因为我爱人她们几个也比姊妹较多，只给我们留了所以这个钱我爱人就一直家里放着”，在2019年11月11日的庭审中，何俊良陈述款项来源为：“他在捏造事实上次庭审中我承认的是有五十万我是继承岳父的，其他三十五万我是向亲属借的，刚才被告在这个辩论里边说八十五万全部是这个继承的”，在2019年12月27日的庭审中何俊良陈述款项交付经过及款项来源为：“我联系到刘萍告诉他就借到这八十五万，并且要求她给我账号，我给她存上，她说我今天就得用现金，存上就取不出来真（这）么多现金，你就给我送现金过来。就让她告诉我地址，我和我爱人就把八十五万送去了。并出具了借条”“80万元在家存放，5万是当天给刘萍送款时于忠宝给我拿来的”“30万是从2014年7月20多号从银行取出放在家，由（有）取款记录，就是刚刚已经提交法庭的记录，另外50万是2014年8月10日从我小舅子那要回来的，直接放家了”。二审庭审中，何俊良陈述借款交付经过为：“2014.8.30白天，在海拉尔河西消防街的一个门市房内，对面是海拉尔区烟草公司。当时何俊峰、高江、宋艳波、刘萍在场。现金装在4个银行取款的袋子装的。自己开车去的。钱交到了刘萍手里”，对款项来源陈述为：“50万元是继承的遗产，是我内弟孙洪生给的我现金。在阿荣旗音河乡我内弟家里。当时有我内弟媳妇、我岳母、我妻子在场。剩余的35万元其中20万元是向于忠宝借的，15万元是我自己的钱”。孙爱荣、何俊良对借款交付经过及款项来源的陈述出现了多处不一致，而根据何俊良一审中提交的工资证明及二审中刘萍申请法院调取的何俊良的账户明细，其并不具备借款850 000元的支付能力，且根据涉案借款的金额及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以现金方式交付借款不符合常理，因此，孙爱荣、何俊良主张借款已经现金交付宋艳波、刘萍，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的规定，双方之间的民间借贷合同未生效，孙爱荣请求宋艳波、刘萍返还借款850 000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应予以驳回。综上所述，刘萍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孙爱荣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十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人民法院（2018）内0702民初1649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孙爱荣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案件17 490元，保全费5000元，由孙爱荣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8 776.99元，由孙爱荣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申玉芹 审 判 员 阿 润审 判 员 包红卫二〇二〇年九月三日 法 官 助 理 李 龙书 记 员 林 楠附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 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第一百九十七条 借款合同采用书面形式，但自然人之间借款另有约定的除外。借款合同的内容包括借款种类、币种、用途、数额、利率、期限和还款方式等条款。第二百一十条 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 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视为合同成立：  （一）以现金支付的，自借款人收到借款时；  （二）以银行转账、网上电子汇款等形式支付的，自资金到达借款人账户时；  （三）以票据交付的，自借款人依法取得票据权利时；  （四）出借人将特定资金账户支配权授权给借款人的，自借款人取得对该账户实际支配权时；  （五）出借人以与借款人约定的其他方式提供借款并实际履行完成时。第十六条 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一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