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陇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0）甘12民终99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某，住甘肃省成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1，住甘肃省成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2，住甘肃省成县。   成县人民法院审理王某1、王某2与杨某排除妨害纠纷一案，于2019年12月27日作出（2019）甘1221民初1240号民事判决。宣判后，王某1、王某2不服提出上诉。本院审理后于2020年3月26日作出（2020）甘12民终260号民事裁定将本案发回重审。成县人民法院重审后于2020年7月3日作出（2020）甘1221民初441号民事判决。宣判后，杨某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某上诉请求：一、依法裁判撤销一审判决，驳回二被上诉人的全部一审诉讼请求；二、一审二审诉讼费均由二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致判决错误。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一)一审法院并未查清案涉房屋及土地的性质。案涉被上诉人占用并修建房屋的土地并非完全是上诉人家庭合法所有的宅基地，并且含有耕地(上诉人家庭承包经营的自留地)。(二)一审法院并未查明被上诉人王某2未履行《房基地继承调解协议》约定的义务的事实。王某2没有依约履行照顾周某某的义务，导致周某某在不能从事体力劳动的情况下外出新疆打工，突发疾病死亡，同时也没有团结家庭成员，从始至终双方矛盾剧烈。(三)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王某1尽到妻子、母亲、儿媳的责任”与事实不符。上诉人父亲与被上诉入王某1婚前并没有以夫妻名义长期居住生活，且婚前被上诉人的爷爷就去世了，婚后不久上诉人父亲意外去世，被上诉人王某1根本就没有时间和可能性履行相应的责任，且王某1并非上诉人的母亲、杨某的儿媳。(四)一审法院对于《房基地继承调解协议》的内容没有查清，认定错误。第一，一审法院对其据以裁判的协议，连最基本的协议性质都没有认定。上诉人认为该协议系附条件的赠与合同。第二、关于协议主体身份资格没有查清，实际上主体资格有瑕疵。签订协议时，上诉人家中共有家庭成员四人，分别是杨某、周某某、杨某1、杨某四人，其中周某某的签字是否为本人存在争议，且签字时，杨某为年仅17岁的未成年人，同时另外两名家庭成员并未签字同意，也未口头表示同意。因此从权利人处分权利资格的角度认定，该协议侵害了案外第三人杨某、杨某1的合法权益，应依法认定该协议系无效协议。第三、关于协议的标的一方面为被上诉人王某2的义务，另一方面为祖业房屋(已灭失)，并不包含祖业房屋项下的土地。且关于土地，上诉人及其家人均无权对被上诉人王某2进行处分。第四，一审法院并未查明阐述将《房基地继承调解协议》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的法律基础。实际上，案涉《房基地继承调解协议》系无效协议，自始无效，没有作为认定本案核心事实的证据能力。(五)一审法院并未查清二被上诉人在其户籍所在地的房屋情况，实际上，被上诉人在其户籍所在地成县二郎乡曹阴村有宅基地。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法院认定案涉《房基地继承调解协议》“并未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表述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八条规定，城市市区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属于农民集体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八条规定：城市市区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第九条规定，国有土地和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可以依法确定给单位或者个人使用。使用土地的单位和个人，有保护、管理和合理利用土地的义务。《物权法》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宅基地使用权的取得、行使和转让，适用土地管理法等法律和国家有关规定。结合以上法律规定，可以认定案涉《房基地继承调解协议》违法了《宪法》、《土地管理法》、《物权法》等法律的规定，属于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二)一审法院认定：自调解协议产生之日起，王某2、王某1已经具有幸福村成员的身份权，与其户籍是否迁转并无必然联系。《户籍管理条例》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都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履行户口登记。第四条规定，户口登记机关应当设立户口登记簿。第五条规定，户口登记以户为单位。同主管人共同居住一处的立为一户，以主管人为户主。第十条规定，公民迁出本户口管辖区，由本人或者户主在迁出前向户口登记机关申报迁出登记，领取迁移证件。结合户籍管理的相关规定，我国实施户籍管理制度，以户为单位进行管理。户内的身份权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身份权均应以户籍登记的为准。如果仅仅凭借一纸协议便能够穿透我国户籍管理制度，则户籍管理制度形同虚设，同时法律规定的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结构也将不复存在，变相的否认的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三、一审法院证据认定错误，且据以判案的证据不足，不足以支持其判决内容。(一)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证据成县城关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城关镇幸福村村民王某1和杨某宅基地纠纷的调处意见》不符合《证据规则》中规定的证据形式，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作为提供证据的一方，成县城关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派员出庭接受法庭的询问和盘问。(二)成县城关镇幸福村人民调解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城关镇幸福村村民周某某赠给妻子王某1侄子王某2宅基地的情况说明》，其内容实质上系该调解委员会的观点和意见，不符合证据的基本形式。关于上述两份证据，一审法院在认定的过程中引用了《宪法》第111条之规定系错误引用，该条明确规定调解委员会可以向人民政府反映群众的意见，但一方面成县人民法院并非人民政府，另一方面带有偏袒性的不客观的带有调解委员会自身立场并非群众的意见。并不能反映客观事实。(三)关键的证据《房基地继承调解协议》无效，自始不发生法律效力。综上，一审法院判决错误，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案件事实予以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一审诉讼请求，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和法律的正确实施。   被上诉人王某1、王某2答辩称，一、本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上诉人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没有任何依据。首先，本案中一审原告王某1和王某2均已经尽到了赡养义务。2019年3月25日原告王某1与被告杨某之父周某某(已故)在成县民政局登记结婚，其双方实际己于2014年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在此期间，原告王某1尽心尽力、无微不至的照顾年幼的被告、赡养年迈又生病的爷爷，直至被告父亲2019年6月29日因意外去世前，一家人家庭和睦。不管是男女双方的亲戚朋友还是左邻右舍，甚至村民委员会，以及被告的父亲、爷爷，包括被告本人均认可原告王某1和被告的父亲周某某系夫妻关系。其次，根据甘肃省成县人民法院(2020)甘1221民初441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6月29日，原告之夫周某某在新疆务工时病逝。原告王某1、王某2前往新疆处理后事，从新疆返回后处理周某某安葬事宜时，被告杨某1豪及姐拒绝王某1、王某2进屋，经社长徐有忠等人协调，由被告王某1帮厨、王某2打墓。第二天，被告拒绝原告参加，双方遂发生撕扯，致使原告王某1受伤”。以及2017年3月31日由被告父亲、爷爷等参与，并由被告本人务工回家(己年满18周岁)补签的《房基地继承调解协议》载明：“周某某与王某1重组家庭方王某1带子王某2改嫁。”再次，根据二原告一审时申请法庭向原调解人贾志魁所做的询问笔录，明确证实二原告在幸福村(即被告家)长期居住生活、并照顾被告父亲周某某，赡养被告爷爷杨某的事实。结合以上事实足以证明，原告王某1带子与被告父亲己于2014年起长期生活，得到被告及家人认可，家庭和睦，最终登记结婚，且对被告父亲生前及病故安葬等均尽到了赡养送终义务的事实。本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上诉人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没有任何依据。二、本案一审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合法有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其上诉请求、维持原判。首先，原告王某1、王某2属于幸福村村集体成员，享有该村居住权。1、原告王某1与周某某登记结婚之后，虽未将其个人户口从成县二郎乡曹阴村阴坡社48号迁至××县社，但是我国现有法律并没有规定婚后必须将个人户口迁入配偶所在地，其不迁移个人户口并不能认定为原告王某1、王某2不能在该村享有居住场所和居住的权利。2、因婚嫁迁移个人户口属于户政管理，系行政调整范围。依据我国《行政法》、《行政诉讼法》“法无禁止即自由”的基本原则，针对婚嫁个人户口迁移并无强制性规定，并结合我国农村习俗，原告王某1、王某2应属于幸福村村集体成员。故，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及使用法律并无不当。其次，本案中《房基地继承调解协议》合法有效。原告王某2与周某某、被告杨某经人民调解员贾志魁调解于20l7年3月31日签订《房基地继承调解协议》并盖有成县城关镇幸福村人民调解委员会公章。协议中约定“周某某及其儿子杨某自愿将其名下位于××县社贾家湾的祖业房屋过继给王某2永久使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调解法》第三十一条“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对调解协议的履行情况进行监督，督促当事人履行约定的义务。”的规定，《房基地继承调解协议》合法有效具有法律约束力，被告应积极履行协议中约定的义务。虽然协议中约定的是使用权不是所有权，但根据法律规定，我国土地所有权的权利主体只能是国家和村民集体，其它任何组织和公民个人都不享有土地所有权，这是由我国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决定的；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据法律规定转让。所以该协议合法有效，被告应履行协议中约定的义务。再次，原告王某1、王某2在××县社建造房屋的行为属于合法建造，其对该建造房屋享有合法的占有，而因合法占有的不动产应受到法律的保护，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根据我国《物权法》第二百四十五条“占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被侵占的，占有人有权请求返还原物；对妨害占有的行为，占有人有权请求排除妨害或者消除危险”，在我国宅基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是分离的，即村民仅拥有宅基地的使用权，而宅基地的所有权却属于集体经济组织。本案中，原告王某1、王某2母子在幸福村的房屋建造行为得到了该幸福村村集体的认可和同意，且是按照当时的国家“拆危治乱”政策所建造，属于合法建造，对于合法的建造，王某1、王某2母子应享有合法的占有，对其合法的占有应受到法律的保护。综上所述，本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驳回其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王某1、王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停止对原告宅基地使用权的侵害，排除妨碍，拆除修建在原告宅基地上的非法建筑彩钢瓦简易工棚，畅通原告通行道路；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王某2系原告王某1之子，被告杨某系原告王某1之继子。2014年5月，原告王某1与周某某（被告杨某之父）开始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同居期间，原告王某1尽到妻子、母亲、儿媳的责任。2017年3月5日，被告之父周某某为给原告王某2提供建房地基，请原任村支书贾天玉、社长徐有忠、原任村主任钟庆宜、房屋承建人贾小兵、邻居杨某2、岳父杨某、原告王某1、王某2等人指认了地界，杨某同意并无任何意见。同年3月31日，经成县城关镇幸福村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被告之父周某某、被告杨某与原告王某2签订了《房基地继承调解协议》，该协议载明：“成县城关镇幸福村寺沟社村民周某某，51岁，家庭成员：杨某其岳父，儿子杨某，女子杨某1。原配偶已病故。现与成县二郎乡曹阴村阴坡社村民王某1（原配偶已病故）重组家庭。女方王某1带子王某2改嫁。为了婚后生活稳定，幸福美满方周某某、其儿子杨某自愿将其名下位于××县社贾家湾的祖业房屋过继给王某2名下永久使用。王某2继承后，应承担以下义务：1.要主动承担抚养继父周某某，使其老年生活有人照顾。2.要团结家庭成员，勤劳致富有担当。周某某作为一家之主，要在整个家庭成员中一视同仁，坚持原则，主持公道。以上协议望相互遵守。附宅基地草图一份。”该协议上，周某某的签名由村主任贾志魁代签，周某某本人捺印；王某2的签名由村主任贾某代签，王某1代为捺印；杨某签名由其打工返乡后自己补签。被告爷爷杨某于2018年8月21日去世。2019年，王某2依托乡村拆危治乱的政策，准备对祖遗房屋进行拆旧建新。2019年2月20日，原告王某2与贾小兵签订《私人房屋建筑施工合同书》，将与协议所涉祖遗房屋相邻的协议给王某2使用的长17.4米、宽17米土地范围的土坎推平后，修建了砖混结构平房一座，建筑面积124㎡左右。实际开工时间为2019年2月21日，同年6月完工。主体封顶后，原告王某2及家人按村上要求将《房基地继承调解协议》中涉及的旧瓦房拆除。2019年3月25日，原告王某1与周某某在成县民政局登记结婚。2019年6月29日，原告之夫周某某在新疆务工时病逝。原告王某1、王某2前往新疆处理后事，从新疆返回后在处理周某某安葬事宜时，被告杨某及其姐拒绝王某1、王某2进屋，经社长徐某等人协调，由原告王某1帮厨、王某2打墓。第二天，被告拒绝原告参与，双方遂发生撕扯，致原告王某1受伤。同年8月，被告在原告拆除的旧瓦房门前调解协议中应归原告使用的水泥院上搭建长为9.75米、宽为4米的简易彩钢瓦棚一座，致使王某2的房屋无出行道路。二原告认为被告搭建彩钢瓦房屋的行为侵犯了其权利，遂要求村委会处理，后经成县城关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及成县城关镇幸福村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均未达成一致意见，二原告遂诉至法院。   另查明，原告王某1户籍至今仍在成县二郎乡，户内包括原告王某2。被告家原有土木结构祖遗瓦房四间、正面扎砖土木结构瓦房三间。1992年10月17日，成县人民政府为被告家祖遗土木结构房屋所占土地颁发成集建（1992）字第A2051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载明土地使用者为被告爷爷杨某，用地面积为209.7㎡，其中建筑面积为93.4㎡。2017年11月17日，成县人民政府给被告家颁发了甘（2017）成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34778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该证书载明，承包方代表为被告爷爷杨某。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王某1与王某2系亲母子关系，王某1之夫周某某去世后，王某1作为原告以排除妨害，畅通通行道路起诉，主体资格并无不当。原告王某1与被告之父周某某于2014年5月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于2019年3月25日补办结婚证。同居生活期间经被告之父周某某申请，于2017年3月31日在村主任兼调解员贾某的主持下，双方产生《房基地继承调解协议》，该协议实为家庭成员对房屋所有权及宅基地使用权进行的内部分配协议，协议达成后，被告及其父已按协议约定全面履行，原告王某2拆旧建新，王某1与周某某办理结婚登记。该协议经双方签字（代签）并捺印，属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并未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协议是在××县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参加下达成的协议，并加盖成县城关镇幸福村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印章，具有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合法有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调解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之规定，原告对案涉宅基地享有合法占有和使用的权利，被告应按协议约定履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四十五条第一款“占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被侵占的，占有人有权请求返还原物；对妨害占有的行为，占有人有权请求排除妨害或者消除危险；因侵占或者妨害造成损害的，占有人有权请求损害赔偿。”之规定，被告杨某在原告依协议取得的宅基地上搭建彩钢瓦简易棚的行为侵害了原告对该宅基地的使用权，依法应停止侵害。原告要求被告拆除修建的简易彩钢瓦棚，畅通通行道路的请求成立，予以支持。虽然原告王某2与被告及被告之父周某某产生调解协议在早，其母亲王某1与周某某办理结婚登记在迟，但原告王某1与周某某在调解协议产生之前，已经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多年，并且调解协议明确约定周某某与王某1重建家庭，王某1带子王某2改嫁，该调解协议由幸福村人民调解委员会参与产生，自该调解协议产生之日起，原告王某1、王某2已具有幸福村成员的身份权，与其户籍是否迁转并无必然联系，故被告认为原告王某2并非幸福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无权受让宅基地的理由不能成立。案涉土地使用权虽登记在被告爷爷杨某名下，但被告及其父亲周某某均为共同使用人，周某某又为一家之主，并且杨某在指认地界时参与，对村委会产生调解协议也是知情的，生前对此也未提出异议。因此，被告以其与父亲周某某并非该宅基地的使用者，故而认为该调解协议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被告以原告未按协议尽到扶养义务，致其父周某某身亡的抗辩理由证据不足，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告王某2基于《房基地继承调解协议》，对案涉土地及房屋享有合法的使用权，原告王某1作为王某2的母亲与王某2共同生活。二原告在使用案涉土地时，享有合法的通行权。被告修建简易彩钢瓦棚阻挡二原告的通行道路，侵犯了二原告对案涉宅基地的使用，应自行拆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四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调解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判决：限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由被告杨某自行拆除其在二原告合法使用的宅基地上搭建的简易彩钢瓦棚，保障二原告通行畅通。案件受理费50元，由杨某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是杨某在本案案涉的祖遗宅基地上修建彩钢瓦简易工棚，是否侵害了王某2对案涉宅基地的使用权？是否应该排除妨害？   2014年5月周某某和王某1相识后，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2017年3月5日，周某某请幸福村原村支书、原村主任、社长、邻居、好友等人参加，当时周某某以及岳父（户主）杨某、王某1、王某2在场，指认了案涉王某2修建房屋地界，户主杨某无任何意见，杨某生前也没有提出任何反对意见。经杨某之父周某某申请，2017年3月31日在村主任兼调解员贾某的主持下，双方产生《房基地继承调解协议》并附图。该协议实为周某某的家庭成员对祖遗房屋中4间瓦房所有权及有关宅基地使用权进行的内部分配协议。协议达成后，周某某、杨某全面履行了协议约定内容。2019年2至6月王某2在协议约定的地基上建起新房后，响应国家拆危治乱政策，于2019年6月拆除案涉祖遗瓦房。2019年3月，王某1与周某某办理结婚登记。该协议经双方签字（代签）并捺印，属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并未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协议在××县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员主持下达成，有调解员签字，并加盖成县城关镇幸福村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印章。该协议内容明确，合法有效，不损害社会公序良俗和习惯，具有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调解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协议约定王某1带王某2改嫁。王某1和周某某办理了结婚证，王某1和王某2成为周某某的家庭成员。依据协议王某2对案涉祖遗房屋宅基地享有合法占有和使用的权利，杨某应按协议约定履行协议约定的义务。上诉人认为，案涉王某2建房宅基地有耕地，但是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在其户籍所在地成县二郎乡曹阴村有宅基地，被上诉人在外地是否具有宅基地，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由于周某某去新疆打工突发疾病死亡，使王某2不能照顾周某某老年生活，并不是王某2主观原因所致。2019年6月29日，周某某在新疆务工时病逝。王某1、王某2前往新疆处理后事，从新疆返回后在处理周某某安葬事宜时，杨某及其姐拒绝王某1、王某2进屋，经社长徐有忠等人协调，由王某1帮厨、王某2打墓。第二天，杨某拒绝被上诉人参与，双方遂发生撕扯，致王某1受伤。维护家庭成员的团结是家庭成员各自的责任，从料理周某某的后事看，王某2并没有不团结家庭成员行为。关于上诉人主张王某2没有履行协议照顾周某某义务致使周某某死亡，没有团结家庭成员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由于上诉人杨某在协议给王某2的祖遗房屋拆除后的宅基地上修建房屋，侵占了王某2依据协议取得的对该宅基地的占有、使用权，杨某在该宅基地上修建彩钢瓦简易棚行为不当。   综上所述，杨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于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杨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庞红霞   审判员 朱晓剑   审判员 王 刚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韩 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