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8民终190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亚建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航空路**国航世纪中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1402207304853R。 法定代表人：何平，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辑，北京大成（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承德联运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承德市双滦区双塔山镇单塔子村承德昌升现代商贸城**楼B5-0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803MA09MF3Q87。 法定代表人：李贵双，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海江，河北华川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亚建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承德联运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承德市双滦区人民法院（2020）冀0803民初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中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辑，被上诉人联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海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中亚公司上诉请求：一、请求依法撤销河北省承德市双滦区人民法院（2020）冀0803民初46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为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的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认为（P7）“原告提供的证据能相互印证原告已向被告供应了建筑模板、木方等建筑材料，货款合计为951269.93元”，系片面采信间接证据，导致事实认定错误。 （一）根据《承德蘭台府项目零星材料购销合同》（下称“《购销合同》”）约定被上诉人应当提供出库凭证、物流信息、供货单等证明其供货的直接书证。《购销合同》第二条第6款约定“乙方应向甲方提供其货物发出的出库凭证、物流信息及票据”、第三条第4款约定“甲方指派的货物接收人为许志平”、“结算单必须经甲方项目经理和收货人签字且结算单上的数量与供货单上供货数量必须相符，否则双方同意该结算单不作为付款依据”。可见，证明被上诉人供货事实的直接证据是出库凭证、物流信息、供货单等书证。该书证为被上诉人控制，应由被上诉人提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七条规定：下列情形,控制书证的当事人应当提交书证:(四)账簿、记账原始凭证;(五)人民法院认为应当提交书证的其他情形。被上诉人既然声称向上诉人进行了供货，就应向法庭提交上述书证。且上诉人在诉讼过程中多次向法庭要求核查被上诉人实际供货的事实，经法庭要求，被上诉人一直未提供出库凭证、物流信息、收货单等书证。因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进行了供货这一事实并无直接证据可以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被上诉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但原审法院在被上诉人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待证事项时断然采信，导致事实认定错误。 （二）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均是间接证据，且其真实性未得到认可，不能相互印证其供货的事实。被上诉人提供的《购销合同》、《销货清单》、转款凭证、《往来询证函》均不是能证明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实际供货的直接证据，只是间接证据。并且，《销货清单》已经刘斌向法庭证实不是其本人签字，《往来询证函》被上诉人也不能核实其是否是原件。这些真实性未得到认可的证据不能相互印证证明被上诉人供货的事实。而且，被上诉人供货的事实也不应当以间接证据来相互印证。 补充：（三）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的货款399994.20元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导致事实认定错误。被上诉人在诉状中称2018年开始给上诉人供货，2019年6月1日补充签订了《购销合同》。那么，如果其说法属实，上诉人有理由相信2019年6月1日签订的《购销合同》所约定的供货数量和供货金额是被上诉人2018年供货的总数和总额。上诉人于2019年4月30日向被上诉人支付了399994.20元，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又并无其他买卖关系，该款当然是被上诉人2018年供货后上诉人向其支付的货款，与本案有极大的关联性。如果被上诉人认为该款不包括在2018年供货数量和供货金额中，应当举证说明。而原审法院在被上诉人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该399994.20元款项性质的情况下，直接认为该399994.20元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显然是认定错误。 二、原审法院对《购销合同》约定的结算条件只字不提，导致判决错误。原审法院认为“双方签订的补充合同，系双方对供货事实及双方权利义务的追认，双方应依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合同约定，乙方（被上诉人）将标的物全部送到甲方（被告）指定地点经验收无误后乙方（被上诉人）开具相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给甲方（被告），甲方（被告）3日内付清全部货款”，从而认定（P7）“被上诉人为被告出具发票的时间为2019年6月5日，被告依约应于2019年6月8日前支付全部货款，故应自2019年6月9日起支付违约金”，但并未提及《购销合同》第一条“标的物概况及价格”关于“结算时以甲乙双方签字确认的结算单为准，结算单甲方由杨大军先生签字确认”，第四条“验收要求”第4款关于“结算单必须经甲方项目经理和收货人签字且结算单上的数量与供货单上供货数量必须相符，否则双方同意该结算单不作为付款依据”的约定。首先，《购销合同》明确约定结算单数量必须与供货单载明的数量相符，也就是说结算单与供货单并非同一单据。但被上诉人提供的《销货清单》并不能确认是结算单或者供货单，如认为系供货单，则双方并未进行结算；如认定为结算单，则因上诉人授权代表杨大军先生尚未签字确认，且无供货单予以佐证供货数量，不发生结算效力。无论哪种情形，双方都确系未进行结算，在未结算的情形下，被上诉人即使向上诉人提供了货物，被上诉人的付款条件也未成就。其次，即使如被上诉人所称《购销合同》系双方为结算而签订，如原审法院所认定“原、被告双方于2019年6月1日补充签订了《承德蘭台府项目零星材料购销合同》，对双方的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但合同明确约定结算条款，被上诉人在对该合同确认的情形下，完全应根据该合同约定完善相应程序及手续，但被上诉人并未按合同约定履行其义务，与其所称的“为了结算”而补签相矛盾。原审法院既然认定《购销合同》对双方权利、义务做了约定，该权利、义务内容应包含被上诉人履行供货、结算等义务，但被上诉人并未按该合同约定履行前述义务，原审法院却要求上诉人向其支付货款，系严重事实认定错误。 三、原审法院未对《往来询证函》是否是原件进行司法鉴定，违反法定程序。本案诉讼过程中，上诉人两次向法庭进行了阅卷，均未见到被上诉人提交的《往来询证函》，互联网庭审过程中，被上诉人提交了该《往来询证函》，上诉人当即表示要对该《往来询证函》进行核实。之后，上诉人向法庭提交了《鉴定申请书》，请求法庭核实该询证函是否是原件，在不能确定其是否是原件的情况下申请司法鉴定。第二次庭审中，被上诉人表示不能确认该询证函是否是原件。上诉人明确指出该询证函并非原件。而法庭仅询问上诉人该询证函上财务专用章是否是被告公司的。对此提问，上诉人当即表示反对，认为只有在该函是原件的基础上才需要回答该财务专用章是否是上诉人的。但法庭未进一步对询证函是否是原件进行核实，也未依据上诉人要求进行司法鉴定，径直作为被认定的证据与被上诉人提交的《销货清单》相互印证，得出被上诉人供货的事实。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一条“当事人申请鉴定,可以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申请鉴定的事项与待证事实无关联,或者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的规定，上诉人申请鉴定的事项与待证事项有重大关联，人民法院应当准许。但原审法院未组织对该询证函是否是原件进行司法鉴定，属于严重的程序错误，进而导致事实认定错误。综上，原审法院在被上诉人举证尚未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的前提下，断然支持被上诉人的诉讼主张，系事实认定错误导致判决错误，故上诉人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起上诉，望贵院依法判决。 联运公司辩称：上诉人中亚公司与被上诉人承德公司之间货物买卖关系清楚明确。2018年5-8月我方承德公司向上诉人中亚公司位于双滦区蘭台府的项目供应货物，当时上诉人公司未付款，有当时的8张送货单为证，但该款一直拖欠。2019年6月1日双方补签的合同，我方承德公司给上诉人中亚公司开具的发票，发票开具以后，上诉人中亚公司2019年9月12日向被上诉人付款200000.00元，剩余欠款部分2019年11月11日上诉人公司向被上诉人一方发给了一份询证函，在询证函中确认截止到2019年10月30日尚欠我公司款项为751269.93元。因此本案双方买卖的关系非常清楚，上诉人拖欠被上诉人2018年5-8月的货款751269.93元是双方无争议的事实，双方买卖关系非常清楚，现在中亚公司不认账，是一种不诚实的表现。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由刘斌进行结算，送货单上面有署名刘斌的签字，货物买卖真实，数额准确。双方在合同中第七条第一项中约定，本合同甲方指定刘斌为本合同货款结算人同时第二项约定，由乙方开具相应的增值税发票给甲方。本案中双方签订的合同非常明确，送货单上面有署名刘斌的签字，虽然刘斌认为不是其本人签署，但是其认可是其同意签订的对于欠被上诉人承德公司75万多元的货款的事实也认可，因此本案货物买卖事实清楚，送货单上的价格刘斌也认可，价格也非常的清楚，中亚公司的上诉理由是不能成立的。 询证函是上诉人公司发出的是真实的不需要鉴定。本案中上诉人公司对于自己发出的询证函也不认可，要求进行鉴定是十分错误的，本案中询证函是否为原件答辩人承德公司不清楚，给我公司时就是盖着红章的，上面加盖了中亚公司的财务章，财务章上面都有编号。而且上面有联系人李萍及电话，被上诉人收到询证函以后给上诉人公司回了函，答辩人也向法院提交了答辩人回函，中亚公司李萍签署的邮寄回执及中亚公司张利强与刘福生的聊天记录，足以证明询证函的真实性，如果中亚公司对于询证函上的公章不认可，那么应当提交同期的中亚公司的财务账目以便核查，看看是否为同一枚章，及账目上的欠款数额，本案中如果中亚公司不提供，那么就没有鉴定的基础，在此种情况下，中亚公司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而不存在鉴定的问题。 关于中亚公司提出又付款399994.20元是不属实的，是一种恶意的合同诈骗行为。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多笔的买卖关系，有的有合同，有的没有合同，有的及时付了款，有的没有及时付款，在此种情况下，被上诉人对于哪些付款哪些欠款是心知肚明的，中亚公司那么大的企业能没有账吗？该人家多少钱自己不清楚吗？上诉人提到的付款399994.20元，有2019年的送货单为证，上面有署名刘斌的签字，被上诉人一方也为上诉人及时开具了发票，被上诉人见票后也及时付款，此笔交易已经结束，被上诉人一方累计为上诉人开具了130多万元的发票，被上诉人现在主张70多万元，把上诉人已经给完钱的没有计算在内。上诉人现在故意混淆是非，其目的就是赖债不还，如果其目的得逞，就是赤裸裸的合同诈骗行为，收到被上诉人的货物，收到发票却把付款认到70多万未付款案件中来，其主观上就是为了诈骗钱财，对于中亚公司这种不讲诚信、恶意诈骗钱财的行为，法院在查明后应当将有关人员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以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本案各个证据能够互相印证，事实清楚应驳回上诉人中亚公司的上诉。本案中对于2018年5-8月的供货，双方后来补签了合同，开了发票，上诉人给了200000元货款，对于中亚公司提出的399994.20元与本案无关，被上诉人一方另有送货单，另行开具了发票，送货单总额130多万元，发票130多万元，如果一起算，总额欠被上诉人公司也是70多万元，因为399994.20元的那笔业务当时已经结清，与本案无关，上诉人提到这笔钱就是为了混淆是非，实施诈骗行为，但是不管怎样，上诉人对于欠被上诉人一方75万多元是认可的，有询证函为证，上诉人一方如果不认可，就把同期的中亚公司的财务章、账目提交到法院由法院进行核实。本案上诉人公司承认截止到2019年10月31日，欠我方承德公司751269.93元，这是无争议的事实。因此被上诉人一方提交的证据能够互相印证，证明上诉人公司拖欠货款的事实及数额。综上所述，本案双方买卖事实清楚，上诉人一方的陈述无任何的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联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决被告给付拖欠原告货款775600.00元及利息50000.00元，共计825600.00元（利息自2018年9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暂定为500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5-8月，原告联运公司向被告中亚公司供应建筑模板、木方等建筑材料，由被告雇佣的工作人员刘斌接收并确认，货款合计为951269.93元。后原、被告双方于2019年6月1日补充签订了《承德蘭台府项目零星材料购销合同》，对双方的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并约定乙方（原告）将标的物全部送到甲方（被告）指定地点经验收无误后乙方（原告）开具相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给甲方（被告），甲方（被告）3日内付清全部货款；被告方的货款结算人为刘斌，逾期付款被告承担每日为万分之二点一的违约金（该违约金不超过到期未付款的10%）。2019年6月5日，原告为被告出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2019年9月2日，被告向原告汇款200000.00元，尚欠751269.93元货款至今未付。 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原告提供的证据能相互印证原告已向被告供应了建筑模板、木方等建筑材料，货款合计为951269.93元，已付200000.00元，尚欠货款751269.93元，被告应依约向原告支付货款，对原告请求支付货款751269.93元的主张，本院予以支持，被告辩解原告未交付货物，驳回原告请求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另被告辩解其于2019年4月30日向原告支付货款399994.20元应予扣除的主张，因其于2019年11月11日被告为原告出具的对账函中仍认可欠款751269.93元，且不能提供该项付款与本案关联性的证据，可在其提供证据后，另行主张权利，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请求支付自2018年9月1日起至给付之日止利息的主张，本院认为，双方签订的补充合同，系双方对供货事实及双方权利义务的追认，双方应依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合同约定，乙方（原告）将标的物全部送到甲方（被告）指定地点经验收无误后乙方（原告）开具相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给甲方（被告），甲方（被告）3日内付清全部货款，而原告为被告出具发票的时间为2019年6月5日，被告依约应于2019年6月8日前支付全部货款，故应自2019年6月9日起支付违约金，而原告主张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主张不超过双方的约定，故对原告主张支付逾期利息的主张，本院予以支持，超出部分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二十一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中亚建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承德联运商贸有限公司支付货款751269.93元及利息（以751269.93元为基数，自2019年6月9日起至给付之日，按中国银行间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原告承德联运商贸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有相应的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2018年5-8月，被上诉人联运公司向上诉人中亚公司供应建筑模板、木方等建筑材料，货款合计为951269.93元的事实，有上诉人中亚公司与被上诉人联运公司于2019年6月1日补充签订的《承德蘭台府项目零星材料购销合同》予以确认。该购销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被上诉人联运公司提供的《销货清单》能够证明该公司多次向上诉人中亚公司承包工程的地点供应建筑模板、木方等建筑材料，但上诉人中亚公司却未按照约定向被上诉人联运公司支付货款。对于模板、木方等建筑材料款的数额，送货单上面有刘斌的签字，虽刘斌提出不是其本人签署，但其认可系经其同意签字，且其认可欠被上诉人联运公司751269.93元的货款事实，此数额亦与被上诉人联运公司向上诉人中亚公司开具的发票数额相吻合。上诉人中亚公司向被上诉人联运公司出具开具发票的信息并接收被上诉人联运公司提供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且于2019年9月12日向被上诉人联运公司付款200000.00元，以准债务人的身份履行了部分债务。上诉人中亚公司收货、将发票入账及支付货款的行为是对买卖合同和销货清单的认可，可以认定上诉人中亚公司与被上诉人联运公司之间货物买卖关系清楚明确，上诉人中亚公司应当承担继续履行付款义务。 上诉人中亚公司称：“原审法院未对《往来询证函》是否是原件进行司法鉴定，违反法定程序”。经审查，被上诉人联运公司提交的2019年11月11日《往来询证函》的上面加盖了上诉人中亚公司的财务章，而且上面有联系人李萍及联系电话，被上诉人联运公司收到《往来询证函》后向上诉人中亚公司发出回函，该事实有被上诉人联运公司向人民法院提交的回函、中亚公司李萍签署的邮寄回执及中亚公司张利强与刘福生的聊天记录在卷佐证，足以证明《往来询证函》的真实性。中亚公司不认可《往来询证函》但其未提交该询证函上加盖的中亚公司印章系不真实的证据，且中亚公司未提交该公司同期的财务账目以便核查是否为同一枚财务专用章及账目上的欠款数额，中亚公司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中亚公司该上诉理由于法无据，不予支持。 上诉人中亚公司还称：“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的货款399994.20元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导致事实认定错误”。上诉人中亚公司于2019年4月30日向被上诉人联运公司支付的399994.20元货款，有被上诉人联运公司2019年4月出具的《销货清单》为证。该《销货清单》中有署名刘斌的签字，被上诉人联运公司也为上诉人中亚公司及时开具了399994.20元发票，上诉人中亚公司收到发票后已入账，并于2019年4月30日向被上诉人联运公司支付货款399994.20元，该笔款项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应在尚欠的货款数额中予以扣除。对于上诉人中亚公司该上诉理由依法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中亚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2056.00元，由上诉人中亚建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红梅审判员孙琳丽审判员钱丽艳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六日 法官助理 王      立      娟 书 记 员 包      居      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