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肥东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0122民初3428号 原告：姜梅，女，1988年3月1日生，汉族，住安徽省临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傅爱停,北京博儒(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张然，男，1991年8月3日生，汉族，住安徽省肥东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秀林，男，1974年11月12日生，汉族，住安徽省肥东县。系肥东县响导乡响导社区村委会推荐。 原告姜梅与被告张然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26日立案后，由审判员驭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分别于2020年7月1日、8月12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第一次开庭审理中，原告姜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傅爱停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张然经本院合法传唤拒不到庭。第二次开庭审理中，原告姜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傅爱停，被告张然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曹秀林均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姜梅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142120.37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本金142120.37元为基数，自2019年4月6日起，按年利率24%为标准，计算至款清时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被告系朋友，自2018年11月26日起，被告以资金周转为由陆续向原告借款，并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款，故原告累计通过支付宝账户向被告转账合计173921.54元，履行了自己的出借义务。借款发生后，被告未向原告出具书面借款凭证，经原告多次催要，被告向原告还款合计32902元，余款尚未归还。原告多次催要未果，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请求支持原告诉讼请求。 原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法庭提交以下证据： 证据一、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电子客户回单，转账凭证共5张证明:原告通过支付宝向被告转账了175022.37元。 证据二、微信聊天记录、录音资料证明:被告多次向原告承诺返还从原告处借得的款项。 证据三、2020年6月3日出具的欠条和部分158××××9135账户支付宝转账凭证4069元及部分微信转账记录12215元，另有原告信用卡（借给被告使用的）消费账单：平安银行3000元，剩余为广发银行的消费记录68595.63元，证明上述支付宝转账凭证中的数额包含在23万元的欠条中，也证明被告在知道原告起诉他以后向原告出具了一张欠条，承认自2018年11月欠原告230000元。 被告质证认为：1、支付宝电子客户回单真实性予以认可，具体数额由法院核实；但与本案无关联，也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即使客观存在也是夫妻共同生活期间赠与行为。2、微信聊天记录、录音资料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与本案无关联，也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微信聊天记录上明确注明“是我要给他联系，你凭什么不给我？”、“你欠的20多万元，我还好吧。大姐，”、“那你帮我还了吗？”、“这样写可以不，”、“我要纸质的你的签名”可以看出23万元借条是被迫所写，双方借贷关系根本不存在。3、信用卡支付凭证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与本案无关联，也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被告并没有使用原告的信用卡，涉案信用卡数额均系原告自己开支的，与被告无关。 被告张然辩称：1.原被告双方系事实夫妻关系，两人同居生活期间，被告为原告购买苹果手机一部及大量由原告丈夫赵明明支付宝账户经由被告支付宝转账后取现给原告的款项；2.两人共同生活期间，被告支付房租25376元，通过微信给原告转款8320元，支付宝转款94926元；3.自己给原告出具的230000元欠条，是原告欺骗自己，佯说其与丈夫要离婚，需要被告给予其丈夫230000元的赔偿金。因被告想留住原告且暂时无力支付，应原告的要求，按照原告提供的欠条模板书写，自己邮递给原告一张欠条。综上，被告给原告的钱超过原告给被告的钱，双方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法庭提交以下证据： 1.租房合同和房租费支付凭证证明原告和被告是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及被告支付的房租费。2.支付宝支付凭证证明被告支付9588元为原告买了苹果牌手机。3.微信转账凭证证明被告微信支付给原告8320元。4.支付宝支付凭证证明被告给付原告94926元。5.支付宝取现的凭证证明被告取现49882元给原告的事实。6.原告通过微信转给被告的欠条模板，证明双方存在虚假民间借贷关系。7.短信记录证明原告曾安排人员多次冒充公安机关打电话威胁被告还钱。8.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原告丈夫辱骂、威胁被告还钱。 原告质证认为：1.租房合同三性均有异议，该份租房合同无房屋的具体坐落位置，且合同中所写字体是被告单方制作，上述签名是原告应被告的要求在这上面签字，无证据证明原告是该房屋的实际使用人，与本案无关联性。房租费支付凭证三性均有异议，房租每月为1083元，付款的时间早于房屋租赁的周期，不能达到被告所要证明的目的。2.支付宝支付凭证9588元，无法证明用于购买苹果手机，也不能证明其手机供原告使用。3.微信转账凭证8320元，原告认可其中的7400元，被告提供的证据有一笔400元显示已全额退款，原告并未收到该款项；第14页520元的款项是有特殊意义的，是被告为了追求原告而转账的，属于赠与性质。4.支付宝支付凭证94926元，原告认可其中的91892元，转账记录中被告重复统计了两笔数额，在被告提供的证据第30页，两个1000元是同一笔款项，是同一个订单号。第34页200元也是同一笔款项，是同一个订单号。第31页的520元和第32页的1314元，同样是被告为了追求原告而转账的，属于赠与性质。5.对第35页到第37页支付宝取现的凭证的三性不予认可，该多笔款项是被告转账给案外人，无法证明原告与案外人有关系，无证据证明交付给原告，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6.原告微信发给被告的欠条模板，被告没有提供原始载体，不予质证。7.电话号码为178××××5523的短信记录，原告对被告提供此证据的形式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不是原告安排人发的，该证据原告不知情，无法证明其证明目的。8.微信聊天记录，案外人写的，与本案无关联性，原告丈夫在知道被告追求原告，言语过激是正常的行为。 经当庭举证、质证，本院认证如下： 原告提交的证据中被告出具的欠条、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电子客户回单中付款人名称为姜梅转给被告的款项及微信聊天记录、录音资料及被告提供《房屋租赁合同》、被告通过微信转账给原告、支付宝转账给原告的记录详情等证据经原被告互相质证无异议，能够证明原告与被告之间关系及资金相互来往情况。 根据可采信的证据和原、被告当庭陈述，本院查明以下事实：2018年，原被告相识，后为关系密切的朋友。2018年11月6日-2019年10月6日，原告通过期支付宝账户17×××38向被告张然转款52笔，计175022.37元；通过其支付宝158××××9135账户账款6笔，计4069元；二项合计179091.37元。其中2018年11月，原告转款给被告81434元。以上款项均未备注款项用途。原告自述被告使用原告的平安银行及广发银行信用卡刷卡消费计71595.63元，使用赵明明（原告丈夫）微信账户向原告转款12215元。上述所有笔数转账交易，原告均没有向被告索要借条或欠条等债权凭证。在以上案涉款项发生期间，双方关系亲密且经济往来密切。2018年11月20日-2019年12月31日，被告通过支付宝向称“媳妇”、“老婆”、“余生”的原告转款93726元；2019年2月16日至2020年1月18日，被告用微信向原告转款7920元；原被告曾与房东席某某还共同签订一份《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租住其房屋，于2019年10月18日-2020年10月18日，租金每月为1083元，租金一年付一次。2019年2月28日，被告用支付宝向案外人陈某转账10000元且在备注信息上注明系“张然姜梅夫妻租房房租”、“张然姜梅夫妻租房定金”。另原告对被告以上微信或支付宝转账中两笔“520元”和一笔“1314元”认为是被告向原告求爱，属于恋爱中的馈赠。因双方后期发生矛盾,原告于2020年5月26日向本院起诉,要求被告偿还借款及利息。案件审理中，被告按照原告要求的内容，于2020年6月3日向原告出具一份欠条，载明：“本人张然于2018年11月欠姜梅人民币贰拾叁万元（230000）.因经济能力问题，经跟对方协商于2020年6月1日起三个月为期限.其中年利率为百分之1.55为利息，定于2020年9月15日前归还所有欠款.如未到期还清，本人愿承担一切法律后果。此字据直至还清所有欠款前有效.特立此据.欠款人：张然.身份证：3401231991××××××××电话：182××××0909.2020年6月3日。”庭审中，原告坚持诉请，被告以答辩理由作为抗辩意见。因原被告双方意见分歧较大且双方均不同意调解，本案调解不成。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双方是否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首先，原告姜梅主张与张然存在借贷关系，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除了证明已向张然交付出借款项外，还应证明已就案涉款项与张然达成借贷的合意。综合本案，姜梅虽能证明双方来往期间其实际通过支付宝、微信的方式向张然支付了179091.37元(2018年11月期间实际转款81434元)，但其庭审中提供的金额为230000元“欠条”，被告是完全按照原告的要求书写形成；欠条载明的金额与其向被告全部转账金额或2018年1月间转账数额及诉请案涉款项142120.37元均不一致，可以认定原告未能提供有效的书证等证据证明双方当事人就案涉款项达成了借贷的一致意思表示。其次，案涉款项发生期间，双方之间的关系较为特殊，在生活上的资金往来密切并具有特殊性，若发生借贷关系，应有明确的意思表示,但姜梅对此并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且张然对借款事实予以否认。据此，姜梅主张案涉款项性质为借贷，但其并未就借贷关系事实完成举证证明责任。再次，案涉款项历经的时间跨度长、次数多，姜梅主张为借贷关系，在本案诉讼前,双方从未签订借款合同或出具债权凭证，也未就借款期限、利息进行约定，此举有违民间借贷一般的出借习惯。而张然在交往中也通过微信、支付宝付给姜梅大量的资金，且在转账的款项中，存在个别金额在网络信息时代中被赋予特殊的含义并被广泛认知的，例如，2019年2月16日转账的520元（“520”因谐音被喻成“我爱你”），2019年3月8日（三.八妇女节）转账520元、1314元（“1314”因谐音被喻成“一生一世”）。这些在特殊的时间给付的带有表达某种情感的数字，已超出一般人对民间借贷观念的理解。再者，本案先后在2020年7月1日、2020年8月12日历经两次庭审，姜梅本人对法庭的二次询问“借钱给他，你为什么不向他索要借条”和“你们是2018年认识的，10月份就陆续借钱给他了，这么多钱你不向他索要借条，你认为符合常理吗？”其回答，“他开服装店，请我去当销售员，我认为他有这个偿还能力”及“我不懂，我不知道借钱还要借条”，针对这些常识性的问题，前后不一的回答，有悖常理；其确认张然有通过支付宝方式归还过部分款项，但核算的具体金额与事实不符。对此，姜梅主张案涉款项为借贷，其在起诉时就应知悉在案涉借款期间自己向被告出借多少款项、张然有无归还款项以及归还款项的金额，但直至第二次庭审时，姜梅核算出张然归还的款项仍与事实不符且两次变更诉讼请求。姜梅对款项的往来未尽到基本的注意义务，亦不合常理。此也从侧面印证，双方之间在亲密关系存续期间，存在资金往来密切、钱财混用的情形，双方并不存在真实借贷的意思表示。综上所述，原告姜梅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及《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实施办法》第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姜梅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4522元由原告姜梅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驭 风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张赵强 书记员 戴慧娟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一百九十六条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第五条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 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 对代理权发生争议的，由主张有代理权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 《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实施办法》 第十六条基层人民法院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由法官一人独任审理。 基层人民法院审理的事实不易查明，但法律适用明确的案件，可以由法官一人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