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川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内0125民初611号原告：陈文霞，女，现住内蒙古武川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强，武川县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律师。被告：彭茂英，女，现住内蒙古武川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高乐，恒信长城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彭瑜（系陈文霞女儿），女，现住内蒙古武川县。原告陈文霞诉被告彭茂英、第三人彭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1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文霞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强，被告彭茂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高乐，第三人彭瑜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陈文霞向本院提出的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归还拖欠原告的借款10万元；2、由被告承担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9年7月22日，被告向原告借款15万元，当时是原告从银行将该款取出后，通过第三人彭瑜转交给被告的，被告当时给原告书写了书面借款条，未约定利息，只是约定还款时间为6个月，即2020年1月22日归还该借款。后于2020年3月13日，被告通过转账给杨某，归还借款5万元，尚欠10万元至今未还，为此向武川县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武川县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立即归还原告的借款人民币10万元，并判令由被告承担诉讼费用。被告彭茂英辩称：一、双方之间未建立真实的借贷关系，陈文霞没有按照借条向答辩人出借15万元借款，答辩人不应承担还款责任。答辩人从未向陈文霞借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第九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视为具备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关于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一）以现金支付的，自借款人收到借款时；（二）以银行转账、网上电子汇款或者通过网络贷款平台等形式支付的，自资金到达借款人账户时；（三）以票据交付的，自借款人依法取得票据权利时；（四）出借人将特定资金账户支配权授权给借款人的，自借款人取得对该账户实际支配权时；（五）出借人以与借款人约定的其他方式提供借款并实际履行完成时。”根据上述规定，自然人间借贷关系成立除了借条等债权凭证外，还需提供借款已经实际交付借款人的证据，如现金收条、银行转账凭证等。案涉借款金额高达15万元之多，按照现在的交易习惯如此大的金额流转，势必要通过银行转账进行。而陈文霞却说是将15万元从银行取出后，交由第三人转交被告，这显然不符合常理。原告可以直接通过银行直接转账就能处理的事情，为何要采用风险较大的取现方式呢？且即使是取现交付的，交付现金时也应当让借款人出具现金收条，而且也无需通过他人转交。除此之外，被答辩人所称的答辩人转账给案外人杨某5万元用于偿还对其的借款，这也与客观事实不符，如果真的存在还款情况，那答辩人在还款后势必要求陈文霞将借条金额由15万元变更为10万元。因此，综上几点，陈文霞并没有实际出借15万元借款，双方借贷关系并没有真正建立，其诉求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支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综上事实及法律规定，足以认定借款事实尚未发生，答辩人无需承担还款责任。二、本案关键当事人强某因非法发放高利贷正在被武川县公安局侦查，而其所涉及的刑事犯罪与本案存在重大关联，因此本案应当中止审理。答辩人所述情况与客观事实不相符，事实上，与答辩人建立真实借贷关系的是强某（强某系陈文霞的女婿），早在2019年7月22日借条形成之前，答辩人与强某之间就存在了130万元的借贷关系，且截至目前答辩人已经全部偿还借款本息，因当时强某出借的是高利贷，答辩人实际还款的金额已经远超合法的本息，答辩人已经就此事向呼和浩特扫黑办进行报案，扫黑办受理后，认为强某非法发放高利贷且违法催收的行为已涉嫌刑事犯罪，已经将该案移送武川县公安局处理，案件正在公安机关侦查当中。所有的借款事实均发生在答辩人与强某之间，案涉这笔借款，也在公安机关侦查范围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民间借贷的基本案件事实必须以刑事案件审理结果为依据，而该刑事案件尚未审结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中止诉讼。”故本案应当中止，待刑事案件审结后再恢复审理。三、彭瑜既不是本案的借款人、出借人，也不是借款的见证人，并非本案必要诉讼参加人，不应作为当事人参与庭审。被答辩人称15万元借款是通过彭瑜转交的，想要通过彭瑜证明借款交付的情况，彭瑜可以作为证人参加庭审，但作为第三人不适格。且彭瑜是答辩人陈文霞的女儿，存在重大利害关系，其所属内容真实性存疑，请求法庭予以考虑这一重大影响因素。综上，请求贵院查明案件事实，依法驳回原告对被告的全部诉讼请求，依法维护被告的合法权益。第三人彭瑜辩称：就是我妈给我拿的现钱，我妈让我去银行存，我与原告是母女关系，我老公是强某，我老公与被告有借贷关系，我就和我妈说别存了，就借给被告还可以挣点利息。我老公不是职业放贷的，是收山药的。我不清楚我老公与被告的关系，被告一直问我们借钱的了，被告说半年还。我给的被告现金，被告给我妈打的借条。在开庭审理过程中，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向法庭提供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并进行了质证。原告陈文霞提供了以下证据证据一：借条，银行取款记录，催要借款的电话录音记录。证明了被告向原告借款15万元的事实。银行取款记录是原告老公死亡后，保险公司赔付了15万元。都让女儿拿走借给了被告。证据二：聊天记录。证明了还款5万元是被告给原告还的真实意思表示。被告彭茂英质证意见：对于原告的证据一：借条是我打的，对借条以及银行的流水单真实性认可，但对证明的问题不认可。借条仅仅证明双方当事人达成了借款的合意，并不能证明15万元实际交付的情况。银行取款记录，取款时间是在2019年6月27日与借条形成时间不相符，取现的金额是10万元，与借条证明的15万元不相符，不能证明这中间必然的关联性，通过银行的明细单不能证明借款的实际交付情况。并且从取现的金额和时间来看，这与原告在起诉状中提交的情况不一致。起诉状中称2019年7月22日被告向原告借款15万元，当时是原告从银行取出后，通过第三人转交给被告的，可知，原告所说的15万元的取现时间是在2019年7月22日之后，被告在向其借款后才将其取出，而当庭提交的证据与庭前庭后的证据相互矛盾，并没将现金交付。关于光盘没办法播放不发表质证意见。对于证据二：当时是强某要求被告给杨某转帐5万元，才让原告给被告发的账户。都是从借条里进行核减，他让打就打了。第三人彭瑜的质证意见：对于原告的证据一：认可。证据二：认可。被告彭茂英提供了以下证据证据一：信用社和工行的被告银行流水以及被告给强某和彭瑜微信转账的记录。证明了借款交易发生在强某和妻子与彭茂英之间的往来，他们之间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被告陆续偿还了全部借款，15万元的借款也是与强某之间的借款，陈文霞主体不适格。双方的聊天的记录是强某与彭茂英之间借款的记录。证据二：民事判决书三份。证明了三份关于民间借贷的判决书，反映出借款出借人仅以借条证明实际未给付给借款人借款的事实应当认定借贷关系不成立。原告陈文霞质证意见：对于被告的证据一：是彭茂英与强某之间交易的一种记录，以及他们微信上的聊天与本案毫无关联，不予认可。证据二：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我国不是判例国家，原告给被告的借款是通过第三人的手交予被告的，对此组证据不予认可。第三人彭瑜质证意见：无。根据被告彭茂英申请，本院依职权调取了武川县公安局刑警大队的材料：武川县公安局扫黑除恶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彭茂英举报温建成等人涉嫌违法犯罪线索的核查办结报告》；彭茂英的报案材料；2020年5月12日武川县公安局对彭茂英的询问笔录；2020年5月14日武川县公安局对强某的询问笔录；2020年5月27日武川县公安局对贾文耀的询问笔录；2020年5月27日武川县公安局对温建成的询问笔录。证明了本案借款的来源以及武川县公安局对彭茂英举报温建成等人涉嫌违法犯罪案件的核查结论：“经核查，被举报人强某、温建成无犯罪嫌疑，该线索无犯罪嫌疑，现提请办结。”原告陈文霞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质证意见：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可以证明彭茂英向原告陈文霞借款15万元的事实。被告彭茂英质证意见：缺少调查，对公安机关调查结论及证据不认可。只能证明我与陈文霞没有直接发生过借贷关系，结算完130万元后，有强某岳母15万元。只有一个130万的欠条，但钱实际已经给的超出130万元了。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庭审当中确认的证据，以及本院依职权向武川县公安局调取的证据，本院认定的事实如下：彭茂英从2019年3月开始向案外人强某（陈文霞的女婿）借款，强某借给彭茂英的钱是强某从温建成（强某的朋友）手里借了110万元，从贾文耀（强某的朋友）手里借了45万元，从陈文霞（强某的岳母）手里借了15万元，彭茂英和陈文霞没有直接发生借贷关系。后经双方结算彭茂英共欠强某130万元。2019年7月22日强某让彭茂英给陈文霞打15万元借条，彭茂英按照强某的要求给陈文霞出具借条，其内容：“今借到陈文霞现金壹拾伍万元，150000元。借款期限6个月，到期日2020年1月22日，借款人：彭茂英。”剩余款项彭茂英给强某出具借条，后彭茂英通过微信先后转给强某和其妻子彭瑜6个月的利息共计27000元，并告知是陈文霞的利息款。因陈文霞用杨某的户头在武川县西乌兰不浪镇信用社贷款5万元，贷款到期后，强某让彭茂英替归还杨某在信用社的5万元贷款，用于核减陈文霞的借款。陈文霞将杨某的卡用微信发给彭茂英，彭茂英于2020年3月12日将5万元打到杨某的卡内，归还此笔贷款。现尚欠本金10万元，后彭茂英向呼和浩特市公安局“扫黑办”举报强某串通温建成合伙对其进行敲诈勒索。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将举报材料转回武川县公安局核查。武川县公安局于2020年7月22日作出核查结论：“经核查，被举报人强某、温建成无犯罪嫌疑，该线索无犯罪嫌疑，现提请办结。”将此结论报送呼和浩特市公安局“扫黑办”。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第九条第一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视为具备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关于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一）以现金支付的，自借款人收到借款时；”第十六条第二款：“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首先，民间借贷属于实践性法律行为，需要当事人之间有民间借贷的意思表示和款项实际交付两个构成要件。本案中，根据原告及第三人彭瑜（陈文霞之女）当庭中的陈述，2019年7月22日，陈文霞通过其女彭瑜在彭茂英的办公室将15万元现金交于彭茂英，彭茂英当时给陈文霞出具借条。彭茂英在庭审当中抗辩称：“没有和陈文霞发生过借贷关系，陈文霞也没有交付给我15万元现金，我是和她的女婿强某发生的借贷关系，经我们双方结算，共欠强某130万元，强某让我给他岳母陈文霞打15万元的借条，我就按照他的要求给陈文霞打了15万元的借条”，并同时从从武川县公安局对强某的询问笔录中也可得知，彭茂英是在案外人强某的要求下给陈文霞所写的欠条，且陈文霞的代理人对此亦表示认可。由此可知，原告出示的借条并未体现出原、被告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的共同意思表示，且原告也未直接将15万元现金交付彭茂英，故陈文霞陈述的借款事实不真实，本院不予采信。其次，陈文霞在庭审当中陈述借款资金的来源时讲，该笔款项系其丈夫（已死亡）因意外死亡所得的保险赔偿金（10万元）及部分礼金构成的，但从武川县公安局对强某的询问笔录中可知，早在2019年3月14日，彭茂英与案外人强某就双方之间因“倒贷”有着资金往来，且根据强某陈述：“资金的来源是向温建成借了110万元，又和贾文耀借了45万元，和我岳母（陈文霞）借了15万元，彭茂英给我写了两张借条共95万元（日期是：2019年3月20日和2019年4月20日），之后我就陆续的将这大约150万都打到了彭茂英的卡上”，由此可以说明，强某从陈文霞处借款应当发生在2019年3月14日至2019年4月20日之间，而庭审当中，陈文霞所述的取款时间是从2019年6月27日至2019年7月5日分16次取款共计10万元，双方陈述时间不符，故虽有彭茂英为原告出具的借条（2019年7月22日），但陈文霞并未能提供其将前述借款实际交付被告的事实的相关证据，其应承担对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对于陈文霞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至于案外人强某与彭茂英之间的民间借贷，双方可另觅法律途径解决。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九条第一项，第十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陈文霞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50元，由原告陈文霞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志刚二○二○年九月二日书记员 李 飞附相关法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第九条第一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视为具备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关于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一）以现金支付的，自借款人收到借款时；第十六条第二款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