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9民终349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朝基，男，1960年10月8日出生，台湾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姬鹏，广东秦仪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培根，广东秦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东莞义英电子五金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清溪镇银河工业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80467X6。法定代表人：柳清元，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程世卓，广东聚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朝基因与被上诉人东莞义英电子五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义英公司）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2018）粤1973民初193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朝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义英公司于2009年10月20日作出的《董事会决议》无效；2.义英公司向东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撤销依据上述《董事会决议》进行工商变更登记，即恢复王朝基为义英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董事的身份；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义英公司负担。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判决：驳回王朝基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和理由详见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2018）粤1973民初19309号民事判决。王朝基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确认义英公司于2009年10月20日作出的《董事会决议》无效；2.判令一审、二审诉讼费由义英公司负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为“现有证据不能证实《董事会决议》属于无效”，王朝基认为结合现有证据足以证实2009年10月20日的《董事会决议》明显属于虚假无效的公司决议。理由如下：（一）该《董事会决议》显示的开会时间是2009年10月19日，成文落款日期是2009年10月20日，开会地点是义英公司会议室，签字人员共有四人：王朝基、刘家扬、吴清水、柯庆嘉，四人均为中国台湾人。而据王朝基了解，2009年10月19日、20日，刘家扬、吴清水、柯庆嘉三人均不在大陆，没有入境大陆。2018年10月15日，王朝基在本案立案时，提交了调取证据申请书，请求一审法院依法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调取刘家扬（台胞证号：01899857）和吴清水（台胞证号：01993744）2009年10月20日之前进出境记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刘家扬、吴清水的进出境记录可以直接证实2009年10月19日，该两名董事没有在大陆，也没有在义英公司的公司会议室参加所谓的董事会。一审法院并未能注意或者忽略了本案《董事会决议》的特殊之处，即董事会必须是董事到场的情况才可以召开和进行，董事会会议成员总共只有四人，而其中刘家扬、吴清水、柯庆嘉就都不在大陆，这样的董事会会议如何召开，而该《董事会决议》事关王朝基、刘家扬、吴清水的董事资格，并关系到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变更，如此重大的事务，不应在成员都不在场的情况下举行。且在王朝基已将该证据线索提交法院且申请法院调取的情况下，该证据是否真实已然成为法院认定本案基本事实需要调查、收集的证据。因此，一审法院未准许和进行调查取证申请的做法，不仅在实质上违反了法定程序，也导致案件基本事实认定错误。因此，一审法院未调取刘家扬、吴清水2009年10月20日前进出境记录这一法律事实，审理程序存在明显不当之处。（二）一审法院认为王朝基未就《董事会决议》上的签名提出鉴定，故不能直接认定该签名并非王朝基签名即非虚假。同时，认为其他董事签名也不能显示系虚假。王朝基认为，一审法院此观点本末倒置，签名真假与否并不是认定该《董事会决议》的唯一或决定性因素。如前所述，董事会的有无召开、董事的有无出席才是该《董事会决议》是否有效所首先需要考虑的，如果证据足以证实所谓签名的董事都未出席，那么所谓的董事会的召开就是子虚乌有，形成的所谓决议是虚假无效的。而签名的形成原因则可能会有多种状况，例如炮制该《董事会决议》的违法人员进行高仿签名、空白签名后添加内容等等方式，所以以签名作为认定《董事会决议》有效与否的主要因素，先入为主。（三）关于吴清水的证言，已足以证实该《董事会决议》系虚假无效的公司决议。1.东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清溪分局经检股殷志刚及戴国清于2016年7月26日对其进行的询问（调查）笔录可以证实，吴清水确定没有参加过这次会议，其同时陈述他也不认识柯庆嘉。2.吴清水在2016年1月22日北京市首创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忠明律师的《调查笔录》再次确认“我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上面我的签名不像我本人所签，那个叫柯庆嘉的人我也没有见过，不认识”。由此可见，吴清水作为董事，明确表明其没有参加过这次会议，即便未调取吴清水的出入境记录，其没有参加过2009年10月19日所谓董事会也是已经能够证实的。其次，吴清水的签名其表示有可能是事后补签的，这里只是说一种可能性，而不能作为法院认定就是吴清水签名的必然性。吴清水的签名同样存在如前所述被他人高仿签名、空白签名等等情形。另，一审法院以事后追认的理由认为《董事会决议》有效有误。事后追认首先要强调形式合法与内容的真实统一，即形式合法、内容真实，而该《董事会决议》在四名董事都没有到场的情况下，四名董事不可能均以事后签字形式追认。2009年10月19日开会人数不明确，不清楚是何人代替四名董事作出该《董事会决议》，不清楚是何人可以在《董事会决议》中随意替王朝基、刘家扬、吴清水三名董事作出退出董事会、辞去董事职务、取消董事会、变更法定代表人这样涉及自身重大的权利更替以及职务的变更。这些事关《董事会决议》内容真实的情况，一审法院在没有对四名董事进行充分调查了解的情况下，就代王朝基、刘家扬、吴清水三名董事作出了事后追认的推定，有悖司法正义与公平。3.退一步讲，假设存在所谓的事后追认，而根据《董事会决议》显示记载的开会时间是2009年10月19日，成文落款日期是2009年10月20日，也就是说只有一天的时间，就完成了以补签签名的方式对四个董事的事后追认，从时间角度分析，其中三人都不在大陆，相关材料在境内境外传递进行所谓的追认在实际操作中不可能在一天内完成。另外，王朝基没有参加过该次会议，也没有和其他三人就该《董事会决议》所谓内容进行过任何商议表决；其次，其他三人中刘家扬、吴清水也明确表示没有参加过该次会议，也不知晓该《董事会决议》所谓内容，在没有达成合意的情况下，追认必须征得签名人员的同意，没有征得同意的情况下无法追认，因此该《董事会决议》是虚假伪造的。（四）一审法院以《股权让售及共同经营合约书》及2009年10月16日《义英电子五金有限公司董事会议程》推定王朝基知道义英公司股权变化，并同意辞去义英公司董事长一职，该内容与2009年10月20日《董事会决议》载明的义英公司法定代表人由王朝基变更为柯庆嘉处理方式基本相同，推定王朝基知晓并同意义英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柯庆嘉。一审法院此推定明显错误。1.《义英电子五金有限公司董事会议程》处理的是义英公司的唯一股东（维尔京群岛）义英五金有限公司的内部董事职务更替事务。2.本案主张确认无效的是《董事会决议》，处理的是义英公司的内部事务。一审法院错误地将（维尔京群岛）义英五金有限公司与东莞义英电子五金有限公司混为一谈，混淆法律意义上的两家公司，两家公司除了王朝基以外，其他董事、法定代表人都不相同，将（维尔京群岛）义英五金有限公司处理内部事务的10月16日的董事会议程理解和推定为王朝基对2009年10月20日《董事会决议》的认可，明显错误。对（维尔京群岛）义英五金有限公司处理内部事务的10月16日的董事会议程，王朝基对这份决议从未表示过异议，因为（维尔京群岛）义英五金有限公司有召开该次董事会，形成的董事会决议王朝基也是参与和接受的。而相反的是对比2009年10月20日《董事会决议》，不但不能得出推定王朝基知晓和认可该次《董事会决议》内容，事实上与10月16日《义英电子五金有限公司董事会议程》的内容，反而是冲突和违背的。第一，10月16日《义英电子五金有限公司董事会议程》，王朝基虽然不再担任董事长职务，但仍然专任董事。众所周知境外公司的董事职务权限具有实质权利，有别于境内大多公司董事职务的虚设。这也是王朝基保留董事职务的初衷。第二，（维尔京群岛）义英五金有限公司的实质唯一资产就是在大陆投资设立的东莞义英电子五金有限公司，而王朝基依旧保有（维尔京群岛）义英五金有限公司45%的股份，本案该《董事会决议》所谓解散董事会、辞去董事、变更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这实质就是将王朝基踢出公司，这明显与10月16日《义英电子五金有限公司董事会议程》，王朝基保留专任董事的初衷是违背的，王朝基不可能仅仅相隔三天就将自己辛苦创立的产业完全拱手送人。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作出的判决明显错误。恳请二审法院纠正一审错判，以维护王朝基的合法权益不受违法行为的进一步侵害。义英公司辩称，（一）王朝基上诉主张，据王朝基了解，2009年10月19日、20日刘家扬、吴清水、柯庆嘉均不在大陆，没有参加董事会；王朝基一审申请一审法院调取刘家扬、吴清水的出境记录，一审法院未准许，违反法定程序导致认定事实错误。义英公司认为，王朝基以上理由不能成立。1.我国公司法和相关司法解释明确规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具体法律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修正）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2.王朝基主张董事会部分成员没有参加董事会实质属于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范畴，假定2009年10月20日《董事会决议》会议召集程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当事人选择救济的途径为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结合案件，王朝基既出现法律逻辑错误（应当主张申请撤销但实际确认无效）又没有在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提出，其主张明显不能得到法院支持。3.王朝基一审期间申请一审法院调取刘家扬、吴清水的出境记录与待证事实无关联、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或者其他无调查收集必要的，一审法院不予准许符合法律规定，一审程序不违反法律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五条规定，王朝基在此案起诉前，曾向东莞市工商局投诉处理，东莞市工商局也立案调查。在调查中过程中，东莞市工商局不仅对签名的当事人做了询问笔录还提取了签字人刘家扬、柯庆嘉、吴清水的笔迹作为鉴定样本。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四条、第五条的规定，假定会议召集程序或者表决方式仅有轻微瑕疵，人民法院也不会撤销决议。假定公司没有召开会议，但董事会签名的董事会决议也是有效的。进一步可以说明，王朝基一审期间申请一审法院调取刘家扬、吴清水的出境记录，与待证事实无关联、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二）王朝基上诉主张签名真假与否不是认定董事会决议的唯一或者决定因素，董事会有无召开及董事有无出席才是考虑有效的决定因素，签名的形成原因可能有仿造签名、空白签名等。义英公司认为，王朝基以上理由不能成立。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二十一条的规定，义英公司认为，王朝基在一审没有提出对2009年10月20日《董事会决议》的董事签名提出鉴定，应当承担不利后果。王朝基故意回避鉴定主张有无召开董事会及董事有无出席，违反基本的证据规则。（三）王朝基上诉主张，吴清水的证言已经足以证实董事会决议系虚假无效的公司决议。义英公司认为，王朝基主张不能成立。1.在本案一审开庭时，吴清水并未到庭作证，不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人证言的证据形式及内容。2.吴清水在东莞市工商局询问做笔录的时候，并未否则其在董事会决议签名不是他本人签的，还表示可能为事后补签；吴清水在接受北京首创律师王忠询问的笔录没有证明力，不能作为案件认定事实的依据。3.截至今日，义英公司的董事已经经过几轮变更，现在公司的董事与吴清水等人并不熟识，吴清水与王朝基直接发生董事会变更，吴清水与王朝基有利害关系，不排除吴清水作出对王朝基更有利且自己也不触碰法律底线的模糊陈述。因此，在认定吴清水在2009年10月20日《董事会决议》签名是否本人签署，也不能凭借吴清水的陈述，而是应当依照鉴定为准。4.东莞市工商局对王朝基投诉立案调查时，已经提取了签字人刘家扬、柯庆嘉、吴清水的笔迹作为鉴定样本，王朝基故意不提供签名的样本、拒不配合工商局鉴定，致使鉴定无法进行。5.一审判决认定“即使2009年10月20日并未实际召开董事会，如通过董事通过追认的方式认可该份董事会决议的内容，该决议也有效”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四条、第五条第一项的规定。（四）王朝基的第四点主张也不能成立。《董事会决议》源于有王朝基和郭国荣签字的《股权让售及共同经营合约书》和2009年10月16日董事会会议议程。2008年6月15日，王朝基与郭国荣签订了一份《股权让售及共同经营合约书》。该协议说明，王朝基将其持有的股权中的55%转让给良茂投资有限公司，郭国荣以授权代表的身份签订该协议。2009年10月16日，义英公司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了董事会议程，基于以上《股权让售及共同经营合约书》和董事会议程，最终形成了2009年10月20日《董事会决议》并在被告处登记，2009年10月20日《董事会决议》是王朝基及其他董事真实意思表示。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股权转让后，出让人依照合约担任公司任何职务离职，王朝基不再担任义英公司的董事长，新任董事长郭国荣依照合约可以指定关系企业、直系亲属或信托人名下。（五）义英公司认为，2009年10月20日《董事会决议》属于民法法律行为，意思表示真实，王朝基请求确认无效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二款、第一百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修正）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董事会决议属于民法法律行为，结合本案，董事会只要是意思表示真实，决议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就有效。从本案可以看出，王朝基退出董事会及辞去法定代表人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故其行为有效。王朝基多次辩称签名既没有举证也与真实意思表示相悖，王朝基也无法指出2009年10月20日《董事会决议》内容具体违反哪一条法律或行政法规而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关于审理公司登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座谈会纪要》的通知规定，“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等以申请材料不是其本人签字或者盖章为由，请求确认登记行为违法或者撤销登记行为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判决登记机关履行更正职责。”在本案中，王朝基此前已明知该情况却未提出异议，并在此基础上从事过相关管理和经营活动的，人民法院对王朝基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王朝基不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后，仍然以义英公司投资方的股东身份参与义英公司的经营会议和不定期会议，这就更说明，王朝基对公司董事身份变更及法定代表人变更的事实是明知的，其对在办理变更过程中向东莞市工商局提供的材料是认可的，现在提出董事会决议无效，违反诚实信用原则，请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期间，双方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王朝基系台湾地区居民，本案系涉台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一审法院对本案行使管辖权及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法律处理案涉纠纷，符合法律规定，各方亦未提出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本院对上诉人王朝基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根据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义英公司于2009年10月20作出的《董事会决议》的效力应当如何认定。首先，王朝基是否有权对义英公司于2009年10月20作出的《董事会决议》提出无效主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一条规定：“公司股东、董事、监事等请求确认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无效或者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义英公司认为王朝基并非义英公司的股东、董事、监事，故王朝基无权请求认定义英公司的董事会决议无效。本院认为，王朝基在2009年10月20日前，曾在义英公司处担任董事及法定代表人职务。故王朝基系本案的适格主体，其有权对义英公司于2009年10月20作出的《董事会决议》的效力问题提出确认请求。其次，王朝基主张义英公司于2009年10月20作出的《董事会决议》无效，有无法律依据。王朝基请求确认的义英公司的《董事会决议》的形成时间在2009年10月20日，故应适用2005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该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该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本案中，王朝基上诉主张决议无效的法律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一条、第三条、第五条，而上述规定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王朝基提出其主张决议无效的事实依据是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公司章程，本院认为王朝基的上述主张，属于其应当依据2005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请求法院撤销该决议的情形。因此，王朝基主张义英公司于2009年10月20作出的《董事会决议》无效缺乏法律依据。另，关于王朝基主张义英公司于2009年10月20作出的《董事会决议》无效有无事实依据的问题，一审判决对此进行了详尽的说理，本院认定亦无不当，不再赘述。综上，上诉人王朝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及上述援引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王朝基负担（已预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朱海晖审判员  王相东审判员  杨 诚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胡运科黎小玲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05年修订）第二十二条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一条公司股东、董事、监事等请求确认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无效或者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第三条原告请求确认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不成立、无效或者撤销决议的案件，应当列公司为被告。对决议涉及的其他利害关系人，可以依法列为第三人。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其他有原告资格的人以相同的诉讼请求申请参加前款规定诉讼的，可以列为共同原告。第五条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存在下列情形之一，当事人主张决议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公司未召开会议的，但依据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或者公司章程规定可以不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而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的除外；（二）会议未对决议事项进行表决的；（三）出席会议的人数或者股东所持表决权不符合公司法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四）会议的表决结果未达到公司法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通过比例的；（五）导致决议不成立的其他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