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云民终63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昆明福泽盛达经贸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日新路中段广福城******。 法定代表人：吴发光，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熊亚泽，北京京师（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中国共产党云南省委员会台湾工作办公室。住。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金广路**/div> 负责人：王忠，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洪素恒，北京盈科（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建新，北京盈科（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 上诉人昆明福泽盛达经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福泽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共产党云南省委员会台湾工作办公室（以下简称省台办）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云01民初25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6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福泽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熊亚泽，被上诉人省台办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洪素恒、杨建新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福泽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并支持福泽公司原审诉讼请求；2.由省台办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完全不清、适用法律严重不当，判决结果错误。首先，依据法律规定以及司法实践，相同或类似事实应当作出一致的认定及判决。原审认为：“福泽公司与陈小文之间的合同纠纷，系另一法律关系，已经生效判决解决，并且与本案无关，福泽公司要求参照生效判决处理本案纠纷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请求参照相同或类似事实作出判决，原审却以“系另一法律关系”为由不予参照。其次，原审认为“本院法律文书及省高院的生效法律文书不属于证据范畴”，该认定完全不符合法律规定。我国相关证据法律规定，当事人无需再举证证实“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足以说明生效法律文书不但属于证据，而且是效力最高的证据。第三，根据上诉人提交的证据，陈小文与上诉人之间的纠纷、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纠纷只是合同的主体不同，其它事实基本是一致的，原审违背了审理案件应统一确定事实统一适用法律的原则，既是认定事实错误，又是适用法律不当。第四，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云民终427号判决书认为“规划没有批准是一种商业风险”，上诉人应当承担约定（规划批准）不能实现带给陈小文的损失（即认定规划没有批准属上诉人违约），而原审却做出相反认定，判定省台办规划未获批准对省台办而言不是商业风险，从而判定其未违约。原审对同一重大事实作出不同于之前生效判决的认定，显然是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均出现严重错误，判决必然错误。第五，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云民终427号判决书已经判决“相关部门在发放××道门内建筑物的拆迁费时，该拆迁费归原告陈小文所有”，而完全相同的事实，原审却以“相关部门”是谁不清楚并且该费用尚未产生等为由，不支持上诉人相同的诉求，该项判决与生效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完全背离，应予以纠正。2.原审没有遵循公平公正的司法审理原则。纵观本案，上诉人受被上诉人委托办理筹建办公大楼事宜，接受委托后上诉人四处奔忙、出力出钱，克服种种困难，最终完成了受托任务，被上诉人顺理成章实现了办公大楼的建设完成，但因被上诉人与案外人陈小文产生纠纷，导致上诉人却要为其赔偿300多万元巨款，上诉人的无端损失却无从获得补偿。 省台办辩称：1.双方签订的《委托征地合同》对土地的利用属于附条件的约定。根据《委托征地合同》第五条第1项的约定：“福泽公司取得项目用地手续后，在规划和设计允许的情况下，将靠近金广路沿线土地，进深不小于8米的不低于3亩土地，无偿提供给福泽公司建设不低于两层的铺面房屋。”以及第2项约定：“乙方所建铺面房屋须经规划部门批准……”，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之规定，由于规划设计方案的设计、报批均具有极强的专业性，即便如福泽公司具有土地项目建设开发经验，也无法准确预判将来规划是否可以获得批准，故双方在约定土地提供给福泽公司进行商铺建设附加了“须经规划允许的情况下”作为生效条件。因此，该项约定是双方在签订协议时对未来可能存在的不确定性进行的预判，既体现了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也符合或不违背法律的规定，是一项有效的约定。《委托征地合同》签订之后，答辩人根据约定编制了规划设计方案，其中包括办公楼周边、金广路沿线建盖商业用房的内容，并于2009年6月向昆明市西山区规划局报送了规划设计方案，但西山区规划局认为在办公楼周边建盖商业用房不符合规划要求，导致答辩人向福泽公司提供土地建设商铺的前提条件未满足。因此，规划不予批准的最终结果既是福泽公司在签订《委托征地合同》时预见到的可能存在的结果，也是双方均无法控制和左右的结果，双方对此均无过错。2.福泽公司对自己签订合同不当造成的损失应自行承担。福泽公司与答辩人签订《委托征地合同》之后，自行与陈小文签订了《合同》，约定由陈小文负责协调与杨家地一村关系，从承诺从答辩人取得的铺面房屋中，陈小文享有260平方米及以上所有建筑物30年使用权，同时还约定了相应的违约责任。福泽公司在与陈小文签订协议时，在未经答辩人同意的情况下，就承诺将可能获得的商铺建设、使用权部分转让给陈小文，其转让的约定本身就不具有合法性。另外，福泽公司在明知规划和设计具有不确定性，商铺更没有开始建设的情况下，便承诺向陈小文提供260平方米30年建筑物使用权，这是福泽公司向陈小文进行赔偿的主要原因。因此，由于福泽公司在尚未取得建筑物使用权的情况下，就向案外人陈小文进行书面承诺，由此所造成的损失与答辩人并无直接关系，应当由上诉人自行承担相应的损失。综上，由于福泽公司未经答辩人授权，在没有取得建筑物使用权的情况下就对他人进行承诺，且该承诺没有经过答辩人同意和追认，福泽公司应当为自己的过错承担全部责任，故应依法驳回福泽公司的上诉请求。庭审中，省台办补充如下答辩意见：1.关于上诉人提到的确认拆迁补偿款的问题。第一拆迁补偿款尚未发放，因为现在标的物不存在，缺乏事实的基础。第二上诉人要求确认拆迁补偿款，根据相关案由的规定，属于所有权确认纠纷，而本案审理的是合同纠纷，是不同的法律关系。2.公平原则适用的前提是能满足法律的规定和条件，对于双方指向的商铺，省台办在报批的时候，因为违法规划的要求，相关审批部门未予通过，因此省台办已经履行了自身义务，没有能获批是因为与相关法律冲突所致，因此在本案中不适用公平原则。 福泽公司向原审法院提出的本诉诉讼请求：1.判令省台办向福泽公司支付因省台办没有依约向福泽公司提供土地建房的损失1938万元（暂计）、违约金300万元（合计2238万元），以及2238万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银行贷款利息；2.确认在相关部门发放××道门以外的建筑物拆迁时，该拆迁费归福泽公司所有；3.省台办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省台办向原审法院提出的反诉诉讼请求：1.福泽公司根据《委托征地合同》约定向省台办支付超过51万元/亩部分的补偿款，合计金额为147.6万元；2.福泽公司支付违约金300万元；3.福泽公司承担本案的案件受理费用。 原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1月13日，省台办与福泽公司签订《委托征地合同》，省台办委托福泽公司与杨家地一村（后变更为杨家地一居民小组）接洽，协调省台办与村民小组关系，最终促成省台办与村民小组签订土地转让合同，省台办按51万元/亩承担支付村民小组项目土地补偿款费用，并支付地上附着物赔偿费460万元为条件，征用项目土地。其他须向村民小组开支费用由福泽公司承担。省台办办理土地申报、审批、拆迁、补偿等手续，最终将项目土地办理在省台办名下，土地取得方式为划拨，土地用途为行政办公用地。省台办取得本合同项下建设项目《建设规划许可证》五日内，福泽公司将土地补偿款费用超过部分（限于9万元/亩）汇入省台办指定的银行账号。在履行本合同中，涉及项目土地规划中，项目地块通往原南亚风情园方向30米规划路旁房屋及绿化带拆迁政府补偿款归福泽公司所有。省台办取得项目用地手续后，在规划和设计允许的情况下，将靠近金广路沿线土地，进深不小于8米的不低于3亩土地（不含绿化带及转角处）无偿提供给福泽公司建设不低于两层的铺面房屋，福泽公司所建铺面房屋须经规划部门批准。双方严格履行合同约定的内容，如有单方违约，违约方应赔偿守约方一切经济损失，并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300万元。合同自省台办与村民小组签订土地转让合同后正式生效。2009年1月13日，福泽公司与陈小文签订的《合同》，针对省台办拟建设综合办公楼项目，约定福泽公司从省台办取得的铺面房屋中，陈小文有权享有260平方米及30年使用权。同时，陈小文负责协调与杨家一居民小组关系，并约定了相关违约责任。2009年1月15日，省台办与陈小文签订《补偿合同》。2009年1月22日，省台办与杨家一居民小组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该地块的土地补偿费为60万元/亩。2014年9月10日昆明市规划局西山分局出具《证明》，证明省台办曾于2009年6月向该局报送办公楼建设项目规划设计方案，拟在办公楼周边、金广路沿线建盖商业用房，但该设计方案不符合规划要求，未予批准。针对福泽公司、省台办与陈小文之间的合同纠纷问题，已经省高院（2016）云民终427号、（2016）云民终438号民事判决审理。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纠纷系福泽公司与省台办之间就《委托征地合同》的履行而产生。针对本诉请求，根据该合同的约定，省台办委托福泽公司与杨家地一居民小组接洽，协调省台办与村民小组关系，最终促成省台办与村民小组签订土地转让合同。合同对委托报酬进行了约定，主要是在省台办取得项目用地手续后，在规划和设计允许的情况下，将靠近金广路沿线土地，进深不小于8米的不低于3亩土地（不含绿化带及转角处）无偿提供给福泽公司建设不低于两层的铺面房屋。但是，省台办在向昆明市规划局西山分局报送办公楼建设项目规划设计方案后，因该设计方案不符合规划要求，未予批准。双方在合同中已经明确约定，福泽公司拟建房屋的前提是须经规划部门批准。因未获规划批准，该条件不成就，故福泽公司无法获得该报酬。为此，省台办无法交付该土地给福泽公司建盖商铺，并非违约。现福泽公司提出第一项诉讼请求：“判令省台办向福泽公司支付因省台办没有依约向福泽公司提供土地建房的损失1938万元（暂计）、违约金300万元（合计2238万元），以及2238万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银行贷款利息；”无事实依据，不予支持。针对福泽公司提出的第二项诉讼请求：“确认在相关部门发放××道门以外的建筑物拆迁时，该拆迁费归福泽公司所有。”庭审中，福泽公司明确“相关部门”是谁其不清楚，并且该费用目前尚未产生。即便有该笔费用，双方仍应按合同履行，现无证据证明省台办未履行合同义务，故该项请求，亦无事实依据，不予支持。至于福泽公司与陈小文之间的合同纠纷，系另一法律关系，已经生效判决解决，并且与本案无关，福泽公司要求参照生效判决处理本案纠纷的主张不能成立，不予支持。针对反诉请求，省台办与福泽公司约定支付村民小组项目土地补偿款费用为51万元／亩，超过部分（限于9万元／亩）由福泽公司承担。因省台办与杨家一居民小组签订的《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该地块的土地补偿费为60万元／亩，故该实际支付的费用已超过《委托征地合同》的约定。但是，双方同时约定，省台办取得本合同项下建设项目《建设规划许可证》五日内，福泽公司将土地补偿款费用超过部分（限于9万元／亩）汇入省台办指定的银行账号。庭审中，省台办无证据证明其已取得《建设规划许可证》，且已通知过福泽公司向其支付相关费用。福泽公司之所以作为受托方，既要完成委托事务，还要承担部分征地补偿款，其目的是获得该项目的部分土地使用权，用于建盖商铺。因省台办拟在办公楼周边、金广路沿线建盖商业用房的设计方案不符合规划要求未被批准，导致福泽公司无法获得建盖商铺的资格，同时也因该规划未获批准，省台办要求福泽公司支付9万元／亩土地补偿费的条件未成就。现省台办提出第一项反诉请求：“判令福泽公司根据《委托征地合同》约定向省台办支付超过51万元／亩部分的补偿款，合计金额为147.6万元；”无事实依据，不予支持。同时，省台办提出第二项反诉请求：“判令福泽公司支付违约金300万元。”也因无证据证明福泽公司未按合同约定支付土地补偿费而构成违约的事实，对此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驳回原告昆明福泽盛达经贸有限责任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二、驳回反诉原告中国共产党云南省委员会台湾工作办公室的全部诉讼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153700元，由原告昆明福泽盛达经贸有限责任公司自行承担；反诉案件受理费21304元，由反诉原告中国共产党云南省委员会台湾工作办公室自行承担。” 二审中，上诉人福泽公司提交以下证据：第一组：1.《终止协议》；2.《补偿合同》；3.《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4.《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欲证明：2009年1月13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订立《委托征地合同》后，上诉人积极工作并完成了委托人全部委托任务，促成了被上诉人与村民小组签订土地转让合同，被上诉人顺利完成拆迁工作取得土地使用权，最终实现了建盖房屋目标；被上诉人应按该委托合同约定，履行给付上诉人对价的义务，即应将委托征地地块通往原南亚风情园方向30米规划路旁房屋、绿化带政府拆迁补偿款支付上诉人，且将靠近金广路沿线进深不小于8米、面积不低于3亩土地无偿交付上诉人使用。第二组：5.《总平面图布置图》，欲证明：根据委托征地合同，被上诉人应交付的3亩土地，具备交付上诉人条件。 被上诉人省台办质证：1.《终止协议》《补偿合同》《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从上述证据的内容上看，由于本案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应当交付土地并赔偿损失，但上述证据仅能证明被上诉人已经取得了土地使用权，不能证明是否符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约定的交付条件，且属于被上诉人与案外人签订的文件，故上诉人提供的上述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不能证明上诉人的证明目的。2.关于第二组证据，该项证据真实性无法核实，对该证据的三性均不予认可。从该证据内容上看，上诉人要证明被上诉人应当向其交付3亩土地并具备了交付条件，但《总平面布置图》仅仅是土地的客观现状，故上诉人提供的上述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 对上述福泽公司提交的证据，本院将结合争议焦点一并予以评析。 被上诉人省台办二审中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本院对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省台办应否向福泽公司支付损失、违约金及其他费用，如是，数额如何确定？ 本院认为，涉案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为有效合同，合同对双方当事人均产生法律约束力。现福泽公司主张省台办因未向其交付进深不小于8米，面积不少于3亩用于建设铺面房屋的土地而应承担违约责任的合同条款系约定在涉案合同第五条“委托报酬”项下。从合同约定的内容来看，省台办系在取得设计、规划批准的情况下，将上述相应范围内的3亩土地提供给福泽公司用于商业经营，该报酬约定的内容明确，双方当事人对于报酬条款附条件属于明知。现省台办已经按照约定进行了规划申报，无证据证实省台办在签订合同时有明知不能取得规划批准或者事后实施了妨碍规划获批的行为，故在合同约定的条件尚未成就的情况下，不能单以省台办不能提供相应土地给福泽公司的行为认定其违约，福泽公司据此认为省台办违约并主张省台办向其支付违约金、损失等费用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 另，关于福泽公司向原审法院提出的第二项诉讼请求，其在二审庭审后书面表示放弃上诉，故本院对此不作审查。 综上所述，上诉人福泽公司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53700元，由昆明福泽盛达经贸有限责任公司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璟 审判员  范蕾 审判员  刘希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六日 书记员  杨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