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4民终399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保魁，男，1946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现住涉县井店镇四街村。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献军，男，1972年8月20日出生，汉族，现住涉县井店镇四街村。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献国，男，1974年8月28日出生，汉族，现住涉县井店镇四街村。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涉县井店镇四街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涉县井店镇四街村。 法定代表人：付金海，该村村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祁李兵，天津星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贾瑞强，男，1981年7月29日出生，汉族，现住涉县井店镇四街村。 上诉人张献国、张保魁、张献军因与被上诉人涉县井店镇四街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涉县井店镇四街村委会）、原审被告贾瑞强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涉县人民法院（2020）冀0426民初7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保魁、张献军、张献国上诉请求：1、请求中级法院依法撤销涉县人民法院(2020)冀0426民初761号民事判决；2、请求中级法院依法改判并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3、请求中级法院依法判令被上诉人涉县井店镇四街村民委员会承担全部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基本事实错误缺乏证据证明。第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涉县井店镇四街村民委员会之间并不存在合同关系。1、拆迁与补偿行为，必须是书面合同。原审法院依据所谓事实上的履行行为就认定拆迁补偿安置合同存在的观点，违反法律和基本的法理。2、原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涉县井店镇四街村民委员会依据“协议书”，处理上诉人的拆迁房屋的补偿问题，属履行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内容。但该“协议书”并没有加盖井店镇四街村村民委员的公章，仅仅依据王学魁签字，不能认定代表的就是村委会的意思，更不能认定其代表集体经济组织来签订一个侵犯上诉人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合法权益的协议。因此不能认定该合同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涉县井店镇四街村民委员会签订。第二，井店镇四街村委会提交的“协议书”是无效的，不具有法律效力，上诉人不应当履行无效的协议。首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涉及的对公民房屋的拆迁和补偿，如果是属于国家征收行为的，必须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程序和政策按照合法的作价标准，以拆迁主体或者以其他有权主体的名义，签订正式的严格的书面合同。且本案涉及农村宅基地拆迁，至少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三至四十九条等相关规定，以及《河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征地工作程序的通知》，《河北省政府关于实行征地区片价的通知》等履行法定程序，由法定主体实施。而在本案所涉及的拆迁中，所谓的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署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其所进行拆迁工作即没有取得省政府及有关管理部门的批文，也不具备作为法定拆迁主体的资格，更没有拆迁实施主体的行政委托，因此，本案所涉及的拆迁行为从根源上便违反了法律法规，所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更是违反上述强制性规范，且不管是人民调解委员会还是井店镇四街村委会，均不是合法的拆迁主体，无权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合同，上诉人没有义务履行违反法律法规的一份“协议书”。其次，如果是属于村民委员会履行村民自治职责，那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第三十条、第三十四条等规定，应当由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村委会仅作为自治管理机构，执行村民会议讨论决定的事项，且应当按照法定要求予以公布、实施，但是在本案中，被上诉人作为基层自治组织，不经村民大会讨论决定，即决定强行拆迁本村村民房屋，占用村民宅基地进行建设，且不公布拆迁安置方案，不进行公告，便强行拆迁，严重违反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其违法行为无效，基于此而产生的所谓“协议书”当然无效。最后，本案“协议书”主体不符合法律规定。在本案件当中，村委会向人民法院提交的“协议书”是以“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名义签订的，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应当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其中的民事权利能力是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依法享有权利与承担义务的资格。拆迁协议中，如果属国家行为的征收，则依据《土地管理法》规定，实施主体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告实施；如果是集体经济组织内部自治行为，则依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应当由村委会实施，依据上述法律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根本不具备签署拆迁补偿协议的主体资格，以“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名义签署“协议书”严重违反法律规定。而原审法院竟然试图回避这一根本性问题，取而代之的认定该协议为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下签订的，即使人民调解委员会有权对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纠纷进行调解，但在本案中，涉及房屋拆迁纠纷存在重大违法情形下，人民调解委员会也不得违法违规调解。即使认定该协议为调解协议，也属无效。如依照原审法院认定，该协议属于拆迁安置补偿合同，那么就需要依法审查该拆迁行为的性质，进而确定拆迁主体，如此，才能确定该协议是否为有效的拆迁安置补偿合同，而非仅依据《合同法》之规定，对农村拆迁安置补偿这一特殊法律关系进行规制。第三，“协议书”以法律的形式，严重侵害了上诉人应当在拆迁补偿安置过程中应当享有的合法权益。首先，拆迁房屋涉及的宅基地使用权，面积多达几百平米，但在“协议书”计算补偿金时，仅将房屋面积折价，并未对上诉人所享有的宅基地使用权进行任何作价，这就违反了我国拆迁补偿金的计算方式，也使得上诉人丧失了拆迁补偿所应享有的土地补偿费、拆迁安置费等财产权益。其次，上诉人房屋于2010年被拆迁，该“协议书”签订日期却为2016年，所谓协议书中并没有对上诉人多年来的租房费用进行任何补偿。此项费用应当属于临时过渡安置费或周转补偿费范围。最后，村委会向法院提交的“协议书”违反了井店镇人民政府信访办《关于张保魁信访事件的处理意见》中提出的于2015年再次进行房屋价格评估的要求，强行依据明显存在问题的2010年资产评估报告给三上诉人房屋作价。一审法院声称2010年资产评估报告系2015年12月25日出具，但在一审中并未提交证据原件予以核实，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其来源均存疑，不应当作为本案的判决依据。第四，拆迁房屋是2010年，而协议是2016年，原审法院未查明与认定。第五，上述已阐明了上诉人不履行协议的理由，原告2020年5月6日，民事起诉状和该协议中载明：“剩余房款19890元，在2017年底前结清，如被告不能按时支付，有担保人进行支付。”既然有担保人支付，起诉三上诉人（张保魁、张献军、张献国）就错误。第六，“协议书”签订过程中，张保魁系因该拆迁问题被以所谓的“寻衅滋事罪”羁押，而在羁押期间被担保人贾瑞强传达井店镇四街村的意思，如果不签订该合同，将被继续羁押，而且两个儿子也会被羁押，在这样的强迫下，上诉人及其儿子签订该协议书，属于被胁迫签订的合同，其合同不应当履行。第七，2020年6月23日，在庭审质证时，被上诉人诉讼代理人提交的“协议”证据和上诉人三人提交的协议证据不一样。恰恰证明了这个协议不是在协商一致的情况下签名和签订的。这也能证明这个协议不是真实意思表示。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严重错误。第一，应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审查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效力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的效力不仅需要依据《合同法》进行审查，还需根据我国拆迁安置补偿有关法律法规对其主体、内容、形式、签订程序等进行全面的审查。第二、退一步讲，即使该协议有效，作为“协议书”主体的井店镇四街村人民调解委员会也是首先违反了“协议书”约定的义务。依据“协议书”，井店镇四街村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先向上诉人交付三套补偿房，而井店镇四街村人民调解委员会首先明显违反了《协议书》的内容，没有向张保魁、张献国、张献军交付应予补偿的三套房屋。被上诉人井店镇四街村民委员会所说已经向上诉人交付房屋钥匙，但该被上诉人并未提供相关的证据，而事实是，上诉人多次向被上诉人井店镇四街村民委员会要求交付房屋，该被上诉人以各种理由拒不交付房屋，使得上诉人直至本案审理阶段，仍无房可住。原审法院仅依据被上诉人及担保人贾瑞强言辞证据即认定已经交付房屋，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的举证规则。第三，被上诉人所提交的“资产评估报告书”，因未提供原件，其真实性、关联性、有效性及证据来源的合法性均应不予认可。被上诉人当庭提交的邯鑫华评报字[2010]第010号资产评估报告书，仅提供复印件，并未提供原件质证。上诉人对该复印件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有效性及证据来源的合法性均不予认可。原审法院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请二审法院予以纠正，依法改判。 涉县井店镇四街村民委员会答辩称，张献国、张保魁、张献军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涉县井店镇四街村民委员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决四被告连带给付原告房款198890元；二、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6月26日，原告同被告张保魁、张献军和张献国就2010年房屋拆迁达成了协议，协议第二条约定，将拆迁补偿剩余钱款折抵后，被告（乙方）还需支付原告（甲方）219800元。原告考虑到乙方家庭经济困难，经中间人贾瑞强担保，同意被告分期付款。2016年6月26日前被告先行支付50000元；2016年10月1日前支付50000元；2016年12月31日甲方协助乙方取出住房公积金，再次支付100000元，剩余房款19890元，在2017年底结清，如被告不能按时支付，由担保人进行支付。原告曾于2018年起诉至涉县人民法院要求被告偿还2016年12月31日前的150000元，涉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3日作出（2018）冀0426民初560号判决书，判决被告给付原告150000元。被告不服，上诉至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中院于2018年8月5日作出（2018）冀04民终3115号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后被告又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申诉，河北省高院于2019年9月24日作出（2019）冀民申6911号裁定书，裁定驳回再审申请人张保魁、张献军、张献国的再审申请。原告就剩余的19890元房款诉至法院，要求被告给付。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涉县井店镇四街村民委员会与三被告因房屋拆迁安置补偿达成协议，协议内容中对被告另购买两套房屋的价款和履行约定明确，该协议不违反我国相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该协议上印章为四街村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印章，并不能否定该协议是四街村委会的真实意思表示，被告对此也是知情的，协议的履行也是四街村委会，调委会是村委会设立的调解组织，村委会与被告的纠纷由调委会主持调解并无不妥，协议上有村委会主任签名，代表了村委会的意见，被告辩称原告不是适格的主体的抗辩事由不能成立。被告辩称的协议签订后见证人张某1、张某2两人名字是后来添加的，原告对此也予以认可，虽然程序不规范，但并不影响协议的效力。关于被告辩称的签订协议时被告因受胁迫签订的协议是无效协议的抗辩理由，被告未向法庭提交相应证据证明该协议损害了国家利益，即使如被告所说，签订该协议时受到了胁迫，该协议也应属可撤销协议，被告可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撤销权，而不是被告所说的当然无效，故被告的抗辩理由依法不能成立。被告贾瑞强在协议中以担保人身份签字，担保关系成立，担保方式没有约定，应依法对以上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且总房价款中的150000元已有涉县人民法院、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判四被告连带给付原告，故原告请求四被告连带给付剩余房款1989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判决：被告张保魁、张献军、张献国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给付原告涉县井店镇四街村民委员会房款19890元，被告贾瑞强承担连带给付责任。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贾瑞强表示服从一审判决。 经审理查明，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上诉人张献国、张献军、张保魁主张与被上诉人四街村委会与2016年6月26日签订的《协议书》是受胁迫签订，但对此并未提交相应证据证明，也没有在法定期间内行使撤销权，本院难以支持该上诉理由。该协议上印章为四街村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印章，并不能否定签订该协议是被上诉人四街村委会的真实意思表示，上诉人张保魁等对此也是知情的，协议的履行也是四街村委会，故对该协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可，双方均应如约履行。该协议涉及总房价款中的150000元已有涉县人民法院、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判上诉人及原审被告贾瑞强连带给付被上诉人，故被上诉人请求上诉人及原审被告贾瑞强连带给付剩余房款19890元的诉讼请求，应予以支持。上诉人张保魁等上诉所称该协议未计算土地补偿费、拆迁安置补偿费等问题，应属于当事人自由协商的范围，并不符合《合同法》规定的无效情形，故本院无法支持上诉人张保魁主张协议无效的诉求。 综上所述，张保魁、张献国、张献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97.0元，由上诉人张保魁、张献国、张献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聂洪文 审 判 员 潘新丽 审 判 员 谢 珂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七日 法官助理 王浩浩 书 记 员 蒿冠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