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晋09民终91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岳某，男，1959年6月2日生，汉族，定襄县人，农民，现居本村235号。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某，男，山西神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焦某，男，1974年4月18日生，汉族，定襄县人，现居本村86号。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胡某，男，1985年7月1日生，汉族，忻州市人，现居本村432号20。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定襄利民公共汽车有限公司，住所地定襄县昌平街**。法定代表人：管某，职务：董事长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史某，男，1989年5月12日生，汉族，定襄县晋昌镇居民，定襄利民公共汽车有限公司经理助理，现居本县。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忻州市分公司，，住所地忻州市忻府区建设北路**负责人：王浩，职务：总经理。上诉人岳某因与被上诉人焦某、被上诉人胡某、被上诉人定襄利民公共汽车有限公司、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忻州市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定襄县人民法院（2020）晋0921民初1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岳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某，被上诉人焦某、被上诉人胡某、被上诉人定襄利民公共汽车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史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岳某的上诉请求：1、依法判令三被上诉人在73026.30元内承担连带责任。2、本案诉讼费用由三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审判决以被上诉人胡某作为机动车所有人，在对外出租车辆时已尽到合理审查义务且对本次交通事故的发生无过错，上诉人请求三被上诉人对此交通事故的赔偿承担连带责任无法律依据，故仅判令焦某在保险限额外承担赔偿责任（73026.30元）不符合事实及法律依据。一、胡某作为车主，对车辆具有占有、使用、收益的处分权利，是出租车辆的实际权利人，在出租汽车营运中为主要利益的占有者，在焦某没有出租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的情况下将出租车租给焦某，没有尽到审查义务，且每月向焦某收取1600元承包费，故享有运行支配与运行收益，理应承担交通事故的赔偿责任。二、定襄利民公共汽车有限公司与车主胡某系挂靠关系，收取1800元管理费。根据《道路交通司法解释》，已明确统一适用连带责任。根据享有利益即应承担义务的原则，出租车公司既然以“坐地收租”的方式收取了一定的管理费用，并且肇事车辆持有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的主体，因此在其取得经营利益情况下，应承担一定的义务，故其不能免责。三、三被上诉人之间具有免责协议，但免责协议只对双方内部具有约束力，不得以此条款对抗外部第三人。因此，三被上诉人应当在保险赔偿限额外（即73026.30元）对上诉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支持上诉人的主张，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胡某辩称：焦某有出租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和驾驶证，一审法院已经审查。出租车辆经过国家审查，是合法的车辆。被上诉人焦某辩称：我有驾驶证和出租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被上诉人定襄利民公共汽车有限公司辩称：我们公司2012年就开始不让挂靠，我们只收取1800元的服务费，车辆经营的利益都不归我们，没有利益分配，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岳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依法判令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忻州市分公司在保险限额内先行赔付因交通事故给原告造成的各项损失共计525057.44元。不足部分由被告焦某、胡某、定襄利民公共汽车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二、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6月3日21时许，被告焦某驾驶×××号牌出租车沿定襄县定凤线南向北行驶至定凤县1KM+500M处时，因未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与同向行驶的原告岳某驾驶的小型轮式拖拉机发生追尾碰撞，致原告岳某受伤、两车不同程度受损的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原告岳某被送往定襄县人民医院治疗，支出门诊医疗费1561.77元(其中原告岳某支付1160.63元，被告焦某支付401.14元)；后转入忻州市人民医院救治，支出门诊医疗费8850.75元（由被告焦某支付）；因原告岳某伤势严重，于次日被送往山西医科大学第二住院治疗，诊断为：骨盆骨折、神经源性膀胱、急性胆囊炎、胆囊结石、复合外伤、腹部闭合性损伤、脾破裂、腹膜后血肿、闭合性胸外伤、左侧第12肋肋骨骨折、左腰背部脱套伤、失血性休克、凝血功能障碍、全身多处皮肤软组织损伤、慢性丙型肝炎、右肺上叶肺大泡、双侧少量胸积液、骶骨粉碎性骨折、双侧髂骨骨折，住院21天，支出住院医疗费122775.91元（包括被告焦某支付的住院押金22000元）、门诊医疗费6852.30元（其中原告岳某支付2783.80元，被告焦某支付4068.50元）、护理费2326元（2019年6月9日至2019年6月16日由山西泰心康护健康咨询有限公司护工护理）。之后，原告岳某于2019年6月26日至2019年7月4日在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住院治疗，住院8天，支出住院医疗费77493.49元；于2019年7月4日至2019年7月24日在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住院治疗，住院20天，支出住院医疗费41418.94元；于2019年8月19日在定襄县人民医院治疗，支出门诊医疗费80.16元；于2019年8月20日在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复印病历，支出114.60元；于2019年8月21日至2019年8月22日在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住院治疗，住院1天，支出住院医疗费2725.90元；于2019年10月8日至2019年10月21日在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住院治疗，住院13天，支出住院医疗费32158.93元；于2019年11月13日在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复印病历，支出36.60元。原告岳某于2019年12月21日在定襄县人民治疗，支出门诊医疗费307.03元。原告岳某于2020年3月19日在忻州市人民医院治疗，支出门诊医疗费361.98元。原告岳某外购药共支出17941.20元、购买残疾辅助器具（轮椅）支出1300元。定襄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于2019年6月19日作出第140921120190000044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焦某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岳某无责任。山西嘉信司法鉴定中心于2020年1月17日作出晋嘉司鉴【2020】临鉴字第62号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岳某因交通事故致脾破裂，行脾切除术后构成八级伤残；行回肠造瘘还纳术后构成九级伤残；骨盆骨折，行手术治疗后构成十级伤残；岳某人体损失的误工期180天、护理期90日、营养期90日；行骨盆骨折内固定取出术费用约需10980-13152元；支出鉴定费3500元。事故发生后，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为原告岳某垫付医疗费10000元；原告岳某认可被告焦某为其支付住院押金22000元、微信转账6000元。另查明，×××号牌出租车在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忻州市分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300000元），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该车的实际所有人为被告胡某，挂靠在被告定襄利民公共汽车有限公司；2018年6月20日被告胡某与被告焦某签订《租车协议》，将×××号牌出租车有偿出租给被告焦某，租金为每月1600元，租期为2018年6月20日到2019年6月19日；被告焦某持有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有效期限为2017年7月23日至2020年7月23日。再查明，2018年山西省城镇单位从业人员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居民服务业为46693元∕年；农、林、牧、渔业为52963元/年；2018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1750元；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9172元。一审法院认为，被告焦某驾驶×××号牌出租车违反道路交通法律法规与同向行驶的原告岳某驾驶的小型轮式拖拉机发生追尾碰撞，致原告受伤、两车不同程度受损的交通事故，被告焦某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定襄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第140921120190000044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后，事故当事人均未申请复核，应视为双方事故经过、原因及事故责任认定的认可，且在庭审中也未提交原告岳某应承担责任的证据，故对该《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予以采纳。原告岳某的各项损失认定如下：医疗费312528.36元，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忻州市分公司辩称对无医嘱支持的外购药费用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岳某支出的外购药费用虽部分无医嘱，但所购医药品均属于原告岳某术后必须用品，与原告岳某伤情具有高度关联性，故对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忻州市分公司的该辩解意见不予采纳。关于原告岳某诉请的护理费，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忻州市分公司辩称原告岳某在住院期间支出的护理费用2326元应归于护理费，合理合法，予以采纳，根据鉴定意见，护理期为90日，故护理费应为12815.93元[2326元+46693元/365天×（90-8）天]。原告岳某共住院63天，故住院伙食补助费为6300元（100元/天×63天）。原告岳某诉请的误工费26100元、营养费45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5000元、鉴定费3500元、残疾辅助器具费1300元、病历复印费151.20元，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关于原告岳某诉请的残疾赔偿金，根据鉴定意见，原告岳某伤情构成八级、九级、十级伤残各一处，故残疾赔偿金应为138085.20元[（11750+9172元）/年×20年×（30%+1%+2%）]。关于原告诉请的交通费，虽原告岳某提交的部分票据不能证明与原告岳某就医或转院具有关联性，但考虑到原告岳某因本次事故确已实际支出交通费用，结合原告岳某伤情和就诊次数，一审法院酌情确定交通费为2000元。原告岳某诉请的二次手术费，应取鉴定意见中间值为12066元。被告焦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忻州市分公司辩称原告岳某已达法定退休年龄，不应赔偿误工费，于法无据，不予采纳。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忻州市分公司辩称不承担鉴定费用、诉讼费用的辩称意见，无法律依据，不予采纳。综上，原告岳某的损失为医疗费312528.36元、护理费12815.93元、住院伙食补助费6300元、营养费4500元、误工费26100元、伤残赔偿金138085.2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5000元、鉴定费3500元、残疾辅助器具费1300元、交通费2000元、病历复印费151.20元、二次手术费12066元，以上共计534346.69元。根据法律规定，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后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涉案车辆×××号牌出租车的所有人为被告胡某，挂靠在被告定襄利民公共汽车有限公司。被告胡某通过《租车协议》将该车租赁给被告焦某，被告焦某是该车的使用人，该车在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忻州市分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限额300000元），故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忻州市分公司应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原告岳某残疾赔偿金等费用110000元、医疗费用10000元，共计120000元；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忻州市分公司在事故发生后已为原告岳某垫付医疗费10000元，故交强险责任限额内的医疗费用10000元不再赔偿；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忻州市分公司应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赔偿原告岳某300000元。剩余114346.69元，应由车辆使用人被告焦某承担赔偿责任，因被告焦某已垫付医疗费押金22000元、支出门诊医疗费用13320.39元、垫付其他费用6000元，应予核减，故被告焦某应再赔偿原告岳某73026.30元。被告胡某作为机动车所有人，在对外出租车辆时已尽到合理审查义务且对本次交通事故的发生并无过错，故被告胡某对原告岳某的损失不承担赔偿责任。原告岳某诉请被告胡某、被告定襄利民公共汽车有限公司对原告岳某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八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忻州市分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原告岳某残疾赔偿金等费用110000元、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责任限额内赔偿原告岳某医疗等费用300000元。二、被告焦某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岳某医疗等费用73026.30元。三、驳回原告岳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525.29元，由原告岳某负担362.25元、由被告焦某负担629.39元、由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忻州市分公司负担3533.65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胡某与焦某签订的《租车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后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的规定，故对岳某的损失依法应由机动车使用人焦某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胡某只有在其存在过错的情况下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经审查，胡某所出租车辆经过年检，焦某具有合法的驾驶证和出租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即胡某作为机动车所有人在出租车辆时已尽到了必要的审查义务和注意义务，且上诉人也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胡某对损害的发生具有过错，故其要求胡某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对其要求定襄利民公共汽车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上诉请求，因缺乏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26元，由上诉人岳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樊永生审判员 李小荣审判员 何蔚英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王尉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