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最高法民申4492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上诉人）：珠海珠澳跨境工业区成利威工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珠海市珠澳跨境工业区珠海园区**地厂房******。 法定代表人：陈丽芬，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瑜，北京市万思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余静言，广东嘉骏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黄少榕，男，1961年4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 被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何文钜，男，1958年9月11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住香港特别行政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任开，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丽，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珠海珠澳跨境工业区成利威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利威公司）因与被申请人黄少榕、何文钜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广东高院）（2018）粤民终20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成利威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六项的规定申请再审，请求：1.撤销广东高院（2018）粤民终2079号民事判决、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珠中法民三初字第6号民事判决；2.改判确认2010年5月31日成利威公司与黄少榕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合同书》及其附属补充协议已于2013年11月12日解除；3.黄少榕向成利威公司支付占用案涉厂房期间的房屋占用费100万元；4.驳回黄少榕的其他诉讼请求；5.驳回何文钜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黄少榕与何文钜存在代理关系，成利威公司在订立合同时已知道双方之间代理关系”缺乏证据支持，且明显违背常理。1.何文钜与黄少榕不存在委托关系，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居间协议》没有原件，且黄少榕不认可该协议真实性，不应作为本案定案依据；黄少榕认可其与何文钜只存在租赁合同关系，并不认可二人之间的委托关系；司徒蕊的证言证明黄少榕与何文钜之间并非委托关系；从成利威公司公章保管情况来看，黄少榕与何文钜不可能存在委托关系，何文钜将成利威公司的公章交还给黄少榕，可以推断何文钜并非真正的买受人，也可以推断何文钜与黄少榕之间并非委托关系。2.退一步说，即便黄少榕与何文钜之间存在委托关系，成利威公司在与黄少榕在《房地产买卖合同书》签订时也不可能知道何文钜与黄少榕是委托关系，原审法院认定成利威公司在交易最初知晓何文钜与黄少榕之间存在委托关系是错误的。原审法院据以定案的《厂房卖卖协议书》不能证明成利威公司在交易之初了解何文钜与黄少榕之间的关系。经鉴定，《厂房买卖协议书》上的成利威公司公章形成时间为2010年2月至2010年8月期间，以及打印文字内容形成于2012年7月后，成利威公司不可能通过一份盖章的空白纸得知何文钜与黄少榕的关系，更无从了解何文钜的真实意向。黄少榕和陈丽芬的陈述、何文钜的代理词、对莫成飞所做笔录等内容均表明，陈丽芬与何文钜在交易最初并不相识，成利威公司在交易最初不可能了解何文钜与黄少榕之间的关系。（二）原审法院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何文钜一方伪造的，造成认定事实错误。《厂房买卖协议书》经鉴定为虚假证据。何文钜与黄少榕之间的《居间协议》是虚假证据。《居间协议》没有原件，用复印件进行落款处“黄少榕”签名鉴定完全不符合鉴定要求，也达不到证明标准。协议的另一方当事人黄少榕始终否认《居间协议》的真实性。双方没有签订《居间协议》的必要性，何文钜既与成利威公司签订了《厂房买卖协议书》，又再委托黄少榕购买厂房，显然不符合常理。《居间协议》记载的内容与本案其他证据存在诸多矛盾之处。《居间协议》签订时黄少榕与何文钜不可能知道应付拍卖公司的中介费。因为明显《居间协议》签订在前，《房地产买卖合同书》签订在后；《居间协议》约定内容前后矛盾。协议第二条约定，应向另一公司支付172万元，第三条列出分两次支付金额合计起来的居间费用应该是172.5万元，且何文钜并未提供转账凭证加以证实；《居间协议》就应付拍卖公司居间费约定与《房地产买卖合同书》约定不同，且实际支付数额竟超过居间协议约定金额、支付情况也与拍卖公司莫成飞描述不符，存在伪造证据之嫌；《居间协议》关于应付黄少榕的居间费明显与司徒蕊证言不符。何文钜提供的2011年6月20日《收款确认书》无法排除合理怀疑，存在伪造的高度盖然性，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收款确认书》质证时无原件，送检的原件未经法庭质证；《收款确认书》无成利威公司法定代表人陈丽芬的签名，不符合双方的交易习惯；《收款确认书》记载的内容与交易实情相悖，即收款金额与实际不符，成利威公司不可能在未收到款时出具该确认书；何文钜保管公章期间与《收款确认书》落款时间相近，不能排除合理怀疑。（三）原审法院法律适用错误，对成利威公司明显不公。1.原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不当。何文钜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其应当对自己的请求提供相应的证据加以证实。何文钜虽然提供了大量的证据，但关键证据均无原件，且该部分关键证据均由何文钜本人保管，庭审中各方对无原件的关键证据均不认可。本案中关键证据存在前述明显的造假嫌疑，且该部分证据原件若存在，本应由何文钜自行保管，但何文钜本人均无法提供，原审法院本应判令由何文钜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但苛责成利威公司无法提供反证，举证责任分配明显不公。2.原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的规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即便黄少榕与何文钜存在委托关系，也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如前所述，即便黄少榕与何文钜存在委托关系，成利威公司也不可能在合同订立时知悉二人之间所谓的委托关系。黄少榕在与成利威公司签订《房地产买卖合同书》时，黄少榕并未向成利威公司提交何文钜签名的授权委托书，而现有证据根本无法证实成利威公司在签订合同时知悉黄少榕与何文钜之间的关系。二审法院以“成利威公司在与黄少榕签订《房地产买卖合同书》时已获悉何文钜为实际购房人为由”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确认《房地产买卖合同书》直接约束何文钜、成利威公司。然而，成利威公司不知道何文钜的存在，黄少榕亦未向成利威公司批露何文钜为实际购房人，二审法院不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的规定。作为委托人的何文钜及作为受托人的黄少榕，均未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规定的介入权行使方式，向作为交易相对方第三人的成利威公司作出有效披露。因此，即使何文钜与黄少榕的委托关系成立，其仅能约束双方，无法约束成利威公司。故即便何文钜与黄少榕存在委托关系，何文钜在合同解除后才主张了介入权，何文钜应对介入权行使前黄少榕的代理行为承担法律后果，即成利威公司与黄少榕买卖合同已解除的法律后果。如果何文钜认为黄少榕违反了委托协议，应由何文钜向黄少榕另案主张损失赔偿而无权直接向成利威公司主张。（四）合同解除后，黄少榕仍未向成利威公司交还案涉厂房，应向成利威公司支付场地占用费。 何文钜提交书面意见称，成利威公司认为原审法院认定何文钜与黄少榕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证据不足、且其有新证据推翻原判决，均是不成立的。从合同关系的建立来看，本案证据可以证明是何文钜委托黄少榕向成利威公司购买案涉厂房，买卖法律关系发生在成利威公司与何文钜之间。从合同实际履行来看，案涉厂房买卖合同的履行人是何文钜，成利威公司对此明知。从交付来看，案涉厂房已经移交给何文钜。本案有足够的直接证据证明在合同签订过程中成利威公司知道黄少榕与何文钜之间的委托关系。2011年6月20日，成利威公司向何文钜出具《收款确认书》，能够证明成利威公司知道何文钜是购房人，这是成利威公司认可的事实。据此，原审法院认为成利威公司知道何文钜是案涉厂房的实际买受人、何文钜与黄少榕之间存在委托关系、黄少榕与成利威公司所签订的一系列解除协议无效且不对何文钜发生法律效力，进而支持何文钜的诉讼请求并驳回成利威公司的反诉请求，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成利威公司的再审申请应予驳回。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系民事申请再审案件，应当围绕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是否成立进行审查。因此，本案的审查重点是原审法院认为成利威公司知道何文钜与黄少榕之间的委托关系、黄少榕与成利威公司就案涉厂房签订的一系列解除协议对何文钜不产生法律效力是否妥当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一般情况下，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合同通常只在签订合同的相对人（即受托人与第三人）之间发生法律效力。但根据前述法律规定，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为保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降低交易成本与风险，合同可以突破相对性，直接约束委托人与第三人。委托合同关系中，受托人在与第三人协商、交易时，其系作为委托人的延伸并为委托人谋取利益；正因于此，如果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合同相对人是受人所托，则合同可直接约束委托人与第三人。案涉争议除涉及委托合同外，还涉及买卖合同等其他法律关系，即委托内容非简单事项，交易过程复杂且持续时间长。此时，如认为仅可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前述规定，方可突破合同相对性，而不综合考虑全部案情、交易履行的实际情况，谨慎衡量当事人的利益，显然对委托人是不公平的。原审法院亦认为，本案“不存在何文钜再向成利威公司披露委托人身份、介入成利威公司与黄少榕之间的买卖合同”的情形，因此，成利威公司关于原审法院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属适用法律错误的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根据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在案涉厂房房款全部由何文钜支付、何文钜于2010年11月即进驻案涉厂房、案涉《居间协议》上“黄少榕”签字经鉴定系出自同一人，且没有证据证明何文钜提供的《居间协议》及补充协议、收据复印件存在变造的情况下，原审法院综合全案情况并考虑成利威公司于2011年6月20日向何文钜出具《收款确认书》、案涉谈话录音的内容后认为，何文钜与黄少榕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以及成利威公司交易过程中应当知道何文钜系真正购房人，并无不当。原审法律文书载有“虽然何文钜提交的《厂房买卖协议书》经鉴定骑缝章及落款印章形成时间早于打印文字内容，且与庭审中何文钜陈述黄少榕交予他的时间相矛盾，本院对何文钜以此证据所证明的内容不予采信。”而成利威公司仍坚持提出“原审法院据以定案的《厂房买卖协议书》不能证明成利威公司在交易之初了解何文钜与黄少榕之间的关系”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亦与原审法院的实际审理情况不符，本院不予支持。本案中，成利威公司与何文钜间存在房屋买卖的交易事实，而成利威公司在明知真实付款方及购房人系何文钜的情况下，仍与黄少榕签订《解除合同协议书》以及补充协议，并将购房款退还黄少榕，明显损害何文钜的合法权益。因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认为成利威公司与黄少榕签订的多份解除房屋买卖协议无效，对何文钜亦不产生法律效力，并驳回成利威公司关于黄少榕向其支付场地占用费的诉讼请求，符合本案实际情况，亦较为公允。关于案涉《收款确认书》真实性的问题。成利威公司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案涉《收款确认书》系伪造，鉴定机构亦称系“印文印油种类不同”这一客观原因导致鉴定机构无法对《收款确认书》的形成时间出具鉴定意见。因此，成利威公司不予认可案涉《收款确认书》的真实性，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此外，成利威公司虽主张“无黄少榕支付字样不合理”“法人不签字不符合交易习惯”“何文钜有充分时间伪造”等，却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且均为该公司的单方观点与判断，故本院不予支持。成利威公司申请再审期间向本院提交了《调查取证申请书》以及证据材料“北京市中信公证处（2020）京中信内民证字04773号公证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八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再审审查阶段应对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是否成立进行审查，不应代替当事人调查收集证据。而成利威公司在其《再审申请书》中亦未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五项为据提出主张，故本院对成利威公司调查收集证据的申请，不予准许。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八十七条的规定，成利威公司不仅未说明逾期提交证据的理由，而且该证据材料亦无法证明原审的裁判结果错误，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成利威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珠海珠澳跨境工业区成利威工业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高燕竹 审判员  刘少阳 审判员  杨 蕾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四日 法官助理申晗 书记员张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