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临沧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9民终59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宇鹏，男，汉族，生于1994年3月28日，住临沧市临翔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戴华松，男，彝族，生于1989年5月7日，住临沧市临翔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苏有军，男，汉族，生于1990年9月5日，住临沧市临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韪杰，云南天外天（临沧）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刘宇鹏因与被上诉人戴华松、苏有军提供劳务者致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临沧市临翔区人民法院（2019）云0902民初13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20年8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宇鹏、被上诉人戴华松、被上诉人苏有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韪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刘宇鹏上诉请求：1.撤销云南省临沧市临翔区人民法院（2019）云0902民初1382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由两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从临沧坤泰来商贸有限公司承包得凤庆勐佑路灯安装工程，合同价为1000元，上诉人按合同价转包给苏有军，双方实为转包关系而非雇佣关系，如系雇佣关系，上诉人付给苏有军1000元的加油费及吃饭费完全不符合常理，一审认定双方属于雇佣关系错误，因认定事实错误，导致法律适用错误。二、一审判决仅对上诉人需对戴华松各项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进行判决，却未对上诉人追偿的权利予以认定，其判决内容错误。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被上诉人戴华松辩称，苏有军与刘宇鹏存在稳定的雇佣关系，刘宇鹏雇佣苏有军长期为其提供劳务，刘宇鹏为完成其承包的路灯工程中的维修事务，电话安排苏有军、杨廷文各带一名工人前往维修，路灯工程属刘宇鹏承包安装，维修是对刘宇鹏安装工程后续利益的维持，苏有军受刘宇鹏安排带工作完成维修劳务，就是为了完成刘宇鹏所承包的劳务内容，至于报酬数额与维修承包费数额是否一致不影响其间的雇佣关系。一审判决时尚不能预见到刘宇鹏是否会履行生效判决，在不能确定履行情况和内部责任比例划分的前提下，追偿权为不确定状态，一审未对追偿权予以确认正确，追偿权应在其承担责任后，按照法律规定通过追偿权诉讼维护自身利益。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维持原判。被上诉人苏有军辩称，一审查明的事实清楚，苏有军和戴华松都是刘宇鹏雇员，替刘宇鹏安装路灯，对戴华松受伤应由接受劳务方刘宇鹏承担赔偿责任，苏有军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戴华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刘宇鹏赔偿戴华松各项损失271961.09元；2.判令刘宇鹏赔偿戴华松精神抚慰金20000元；3.判令苏有军对刘宇鹏应承担的上述291961.09元赔偿款承担连带赔偿责任；4.诉讼费由刘宇鹏、苏有军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戴华松与刘宇鹏、苏有军系朋友关系。苏有军长期受雇于刘宇鹏从事路灯安装的工作，刘宇鹏按日计算苏有军的劳务费用。2016年6月5日，刘宇鹏与临沧昆泰商贸有限公司签订了《太阳能路灯安装合同》，约定由刘宇鹏以1000元的价格到临沧市凤庆县安装一盏太阳能路灯，双方对各自权利义务进行了明确约定。2018年6月17日，刘宇鹏分别电话告知苏有军及杨廷文，要求二人分别邀约一名工人参与此次路灯安装，同日，刘宇鹏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向苏有军支付了1000元用作加油及吃饭等开支。2018年6月18日，刘宇鹏将登记在其父亲刘云波名下的云Ｓ×××**号车辆交由苏有军驾驶，后苏有军驾驶拉有安装材料及工具的云Ｓ×××**号车辆载戴华松及案外人杨廷文、石明贵一行4人到凤庆县施工。当日14时0分许，苏有军驾驶云Ｓ×××**号车辆行驶至保大线Ｋ57＋550Ｍ时，因苏有军操作不当致使车辆驶出有效路面，造成车辆受损，戴华松、苏有军及案外人杨廷文、石明贵不同程度受伤的道路交通事故，该事故经凤庆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由苏有军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事发后，戴华松被送往临沧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住院治疗19天后于2018年6月27日好转出院。2018年12月3日，戴华松的伤情经临沧市人民医院司法鉴定所鉴定为：1、左肩关节功能丧失伤残程度评定为十级；右肩关节功能丧失伤残程度评定为十级；2、需后期医疗费约人民币16000元；3、误工时限为270日，护理时限为90日，营养时限为90日。戴华松就其损失多次与刘宇鹏、苏有军协商，但未果，提起诉讼。戴华松与其妻子李云非于2017年2月20日登记结婚，婚后于2018年8月21日共同生育女儿戴天瑜。一审参照2019年云南省道路交通人身损害赔偿有关费用的计算标准，确认戴华松的合理损失及费用为：1、医疗费80206.37元；2、残疾赔偿金73673.6元；3、误工费40500元；4、护理费10800元；5、住院伙食补助费1900元；6、营养费4500元；7、被扶养人生活费20220.31元；8、鉴定费2800元；9、精神抚慰金3000元；10、后续治疗费16000元。以上合计253600.28元。一审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侵害公民身体造成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必要费用外，还应当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等费用。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案中，虽然刘宇鹏与苏有军未签订书面的雇佣或劳务合同。但根据查明的事实，苏有军长期受雇于刘宇鹏从事路灯安装的劳务，刘宇鹏按日计算苏有军的劳务费用，双方之间已形成事实上的雇佣关系，且事发当天，苏有军系在刘宇鹏的安排下邀约戴华松一同进行施工，据此，刘宇鹏与苏有军之间存在雇佣关系。刘宇鹏辩称与苏有军不存在雇佣关系的意见与查明的事实不符，不予采纳。刘宇鹏作为苏有军的雇主，其安排作为雇员的苏有军进行雇佣活动过程中导致戴华松受伤，刘宇鹏应当对戴华松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同时，苏有军作为雇员，其在进行雇佣活动过程中存在重大过失即驾驶车辆过程中操作不当，进而引发本案事故导致戴华松受伤，其应与作为雇主刘宇鹏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刘宇鹏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作为雇员的苏有军进行追偿。刘宇鹏辩称与苏有军不存在雇佣关系，不应承担责任，苏有军辩称与刘宇鹏存在雇佣关系，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意见均与查明事实及法律规定不符，不予采纳。戴华松要求刘宇鹏、苏有军共同承担赔偿责任的请求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予以支持，刘宇鹏、苏有军对戴华松的损失费用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刘宇鹏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一次性赔偿原告戴华松各项损失费用253600.228元；二、被告苏有军对上述赔偿费用253600.28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驳回戴华松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戴华松提交临沧市人民医院2020年3月12日开具后续住院收费票据及清单，欲证明戴华松后续治疗费为21487.69元，超过司法鉴定的后续治疗费。刘宇鹏、苏有军对戴华松提交的证据无异议。本院认为，戴华松提交的证据真实合法，但后续治疗费戴华松以16000元提起诉讼，也未就一审确认的16000元提出上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对戴华松的上述主张，本院不予审理。经审查，一审认定的事实有相应的证据证实，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一、刘宇鹏与苏有军之间属转包关系还是雇佣关系；二、一审对刘宇鹏追偿权未作判决是否正确。针对焦点一，本院认为，刘宇鹏与苏有军虽未签订转包合同或雇佣合同，但苏有军长期按刘宇鹏的安排从事路灯安装，按日计酬，双方之间形成雇佣关系，涉案事故也是苏有军按照刘宇鹏的指示进行路灯修理过程中发生，刘宇鹏以1000元承包路灯修理，并将1000元以微信方式转给苏有军，但并不能以此认定双方为转包关系，因为苏有军本次完成的业务仅为路灯修理，是对刘宇鹏承包的路灯安装工程的完善，维护的是刘宇鹏路灯安装工程的利益，不能以孤立的业务单价认定双方为转包关系，综合本案查明的事实，本院确认刘宇鹏与苏有军之间形成雇佣关系而非转包关系。针对焦点二，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规定，涉案事故虽为苏有军在进行雇佣活动中发生，但苏有军存在重大过失，对戴华松受伤应与雇主刘宇鹏承担连带责任。作为雇主的刘宇鹏享有的行使追偿的权利，一审判决已作认定，但追偿权的行使须以赔偿义务人履行了赔偿义务为前提，刘宇鹏未履行赔偿义务，也未主张追偿权，一审对刘宇鹏追偿权未作判决正确。综上所述，刘宇鹏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818元，由上诉人刘宇鹏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鸿武审判员  赵艳洁审判员  杨宇红二〇二〇年九月二日书记员  史 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