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01民终251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胜群，男，1977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君峰，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钟霞，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吕思翔，男，汉族，1982年3月15日生，住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紫艳，泰和泰（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胜群因与被上诉人吕思翔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2019）皖0111民初49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8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胜群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君峰，被上诉人吕思翔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紫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胜群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支持王胜群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吕思翔承担。 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王胜群从未自认购买奔驰C63，事实上也未购买过奔驰C63。首先，王胜群在本案中明确表述从未购买过奔驰C63，并对另案中的错误陈述作出了解释。其次，在另案中，王胜群并不是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表示承认，仅表示关于购买C63的事表示记不清了。 二、原审要求王胜群举证证明其未主张的事实，并为此承担不利后果，违反法律规定。王胜群从未支付过300多万元给吕思翔，所有案件查明的事实均认定王胜群支付的款项是143万元，原审法院要求王胜群证明其支付过300多万元，违反了法律规定。吕思翔主张王胜群支付的143万元包含了购买奔驰C63的价款，应当由吕思翔承担举证责任。 三、保时捷车辆是吕思翔的，王胜群从来没有把保时捷抵押给任何人，王胜群也没有这个权利。原审法院认为王胜群向吕思翔提供抵押车辆，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另案也已查明，保时捷是压给了东腾公司，而非压给了吕思翔。 四、王胜群试图办理贷款，后放弃办理，并没有完成办理贷款的行为。东腾公司拥有部分贷款资料，是因为王胜群曾经想去办理贷款，而实际上王胜群只提交了部分贷款资料，根本没有完成车贷办理。该行为不能证明其免除了吕思翔支付剩余车款的义务。 五、王胜群已经举证证明汇款给吕思翔143万元，以及吕思翔为其购买尼桑GTR的事实，吕思翔未对其抗辩提供证据，原审法院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错误认定案件事实，依法应予以改判。 吕思翔二审辩称：1、王胜群在其他案件中承认购买C63及其他车辆，本案中又否认没有证明事实的相关作用。2、关于保时捷车辆归属问题：一审时，吕思翔已经举证证明王胜群在不同庭审时的不同陈述，一审法院引用陈述只是为了证明购买GTR时未能付清车辆价款，以车辆办理抵押方式将车辆取走，王胜群所称打了143万元购车款的事实不能成立，保时捷车辆归属与本案无关。3、是否办理完贷款与本案无关，王胜群是否全款购买车辆才是本案审理重点。4、王胜群认为与吕思翔之间有委托代理合同关系，应当举证证明，但至今未能提供任何证据加以证明。综上，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王胜群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吕思翔向王胜群返还剩余购车款、并赔偿王胜群受到的损失共计1935272.73元;2、吕思翔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胜群通过其表弟王志超于2010年左右介绍与吕思翔相识，王胜群知道吕思翔系做车辆买卖业务。2011年6月7日、6月27日、7月7日、7月13日，王胜群向吕思翔汇款15万元、50万元、30万元、48万元，合计共143万元。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苏01民终7056号民事判决书记载，南京市鼓楼区法院认定事实为：2011年8月，案外人马新宝因工作需要欲购买商务车一辆。为此通过他人找到原从事二手车交易的吕思翔，要求吕思翔帮其买车，吕思翔也表示同意。后马新宝分别于2011年8月16日向吕思翔的信用卡账户（账号为62×××12）汇款5万元，于同年8月24日向吕思翔汇款77.5万元，合计82.5万元。吕思翔收款后，分别于2011年8月24日、9月1日向东腾公司法定代表人赵家梅账户汇款5万元、76万元，合计81万元，向东腾公司购车。2011年9月4日，吕思翔委托案外人李晓立从东腾公司提取了大众途锐汽车1辆，车价为81万元。同日，吕思翔将车辆交付并经马新宝验车后发现车辆配置不符，遂拒绝接受该车辆。同年9月20日吕思翔将该车返还给东腾公司，但东腾公司未返还购车款。2012年1月5日，吕思翔向马新宝出具证明1份，载明：“马新宝账户（农行）转入本人账户（农行）人民币捌拾贰万伍仟元正（整）（￥82.5万元），由本人分两次（一次伍万元正，第二次柒拾陆万元正）转入赵家梅公司账户，特此证明”。2011年12月12日，吕思翔向马新宝出具收条1份，载明：“今收到马新宝购车款人民币捌拾贰万伍仟圆正（整），于2012年1月12日前归还。”吕思翔在上述收条中承诺的还款期限届满后，未能将上述款项返还给马新宝，马新宝向东腾公司、吕思翔索款未果。 2012年3月12日，马新宝以赵家梅、南京东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腾销售公司）、吕思翔作为被告提起诉讼。南京市江宁区法院审理后，于2014年5月9日作出（2014）江宁商初字第8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东腾公司返还马新宝购车款81万元，并偿付自2011年9月20日起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二、吕思翔对东腾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吕思翔返还马新宝购车款1.5万元，并偿付自2012年1月12日起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四、驳回马新宝的其他诉讼请求。后东腾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南京中院作出（2014）宁商终字第929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关于案涉尼桑GTR车辆的交易经过，东腾公司提交了其与胜道公司通过传真方式签订的售车协议复印件，协议约定胜道公司将新车（发动机号为YR38-01凸252A，车架号为JNIAR5EF9CM250244）GTR35车辆以137万元的价格出售给东腾公司。东腾公司提交其分别于2011年9月26日、9月27日分别向邸彩霞（东腾公司称其为胜道公司员工）汇款97万元、40万元的凭证，并提交了其员工胡华芬于2011年10月13日收到20.5万元的凭证。关于付款情况，929号终审判决第14页载明“吕思翔在庭后进一步向本院书面确认其向东腾物资公司支付30万元、20.5万元系为案外人王胜群支付，系王胜群向东腾物资公司购买尼桑GTR并将车提走，登记车主王志超系王胜群的弟弟。” 东腾公司另提交王胜群当时打算向银行出具的购车贷款资料，证明当时东腾公司工作人员带王胜群一起去银行办理贷款，未办完贷款即提走车辆，故再未办理；未签订书面合同、未办理贷款即同意提车是因为吕思翔将保时捷车辆押在东腾公司，途锐车辆退回以后即将保时捷车辆开走。 王志超提交案外人董镇洲与王胜群之间、王胜群与王志超之间的二手车买卖协议及王胜群的原始购车发票、付款凭证，证明案涉尼桑GTR车辆自王胜群处购得，其并已向王胜群支付车款。 南京市鼓楼区法院认为：案涉尼桑GTR车辆现登记在王志超名下，王志超陈述其自王胜群处购得该车辆，而吕思翔称其系代王胜群购车，故即使东腾公司未提交车辆交付的证据，根据车辆的实际流转情况，可以认定东腾公司已于2011年10月履行了交付义务。购车款虽系吕思翔汇入东腾公司账户，但东腾公司陈述其工作人员曾带王胜群去银行办理贷款，并在庭审过程中出示了王胜群的贷款资料，故吕思翔在购车过程中已向东腾公司披露了王胜群，王胜群与吕思翔之间形成了委托代理关系，吕思翔向东腾公司付款购车的行为应当认定为履行王胜群委托事项的行为。由于车辆已于2011年10月提走，王胜群作为委托人应当及时支付剩余车款87.5万元。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故王胜群还应当赔偿东腾公司逾期付款利息（自2011年10月30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一、王胜群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东腾公司购车款87.5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自2011年10月30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二、驳回东腾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2550元，公告费600元，合计13150元，由王胜群承担。王胜群不服上述判决，向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如下：一审诉讼中，王胜群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并未到庭应诉，亦未提交书面答辩状，一审法院系缺席审理并作出判决。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经查属实，依法可予确认。王胜群上诉主张其是向吕思翔购买案涉尼桑GTR车辆并已向吕思翔付清全部购车款，但确认双方间并未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且其在银行向吕思翔转款时也未附言指定所付款项系购买尼桑GTR车辆；吕思翔认可2011年1月至2012年2月期间收到王胜群多笔付款，但主张相关款项与前述购车款无涉。东腾公司、吕思翔、王胜群确认因未向东腾公司付清尼桑GTR车辆的购车款，王胜群提供其所有的一辆保时捷汽车押在东腾公司。东腾公司、王胜群确认案涉尼桑GTR车销售价为138万元，在提供保时捷汽车作押之前，为支付尼桑GTR车款，王胜群曾提供申请银行贷款的资料在东腾公司处。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买卖合同系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二审诉讼中，依据东腾公司、吕思翔及王胜群的陈述，在该三者之间，东腾公司系案涉尼桑GTR车辆的卖方可以确认无虞，但该车辆系由东腾公司销售给吕思翔，再由吕思翔转售给王胜群，还是由东腾公司销售给王胜群，王胜群持前一种意见，东腾公司、吕思翔持后一种意见，意见双方应就各自主张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现王胜群就其主张与吕思翔之间存在的车辆买卖合同关系，吕思翔不予认可，王胜群亦未提供充分的证据加以证明，故王胜群就其主张的吕思翔向其转售案涉GTR车辆的事实，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东腾公司提供的证据结合各方当事人在本案诉讼中的陈述，可以证实王胜群为支付案涉GTR车的购车款曾经提供过申请贷款的资料，相关资料为东腾公司所持有，此举表明王胜群确认自己是应当向东腾公司承担付款义务的主体，且王胜群曾以自己所有的保时捷汽车交付在东腾公司处作押的事实，亦可予佐证，使确信东腾公司与王胜群之间就案涉GTR车辆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具有高度的可能性，东腾公司就其主张已尽举证证明之责，一审判决认定东腾公司与王胜群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并无不当。至于王胜群与吕思翔之间究竟是何种民事法律关系，吕思翔基于何种原因为王胜群代付案涉部分车款，与该项争议焦点无涉，本院不予确认。综合以上，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并无不当。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6年9月13日，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庭前会议记录第7页记载：“审：各方二审期间有无新证据提交？王胜群：没有新证据。说明：我方个人调取了其个人账号为43×××33银行账号的历史交易明细，最早只能调取到2012年2月，关于涉案时间的银行明细个人无法调取。申请法院予以调取，在2011年王胜群向吕思翔订购了2台车，一辆是尼桑ＧＴＲ车辆，一车是Ｃ63，大概在2011年中前后陆续多次向吕思翔付清了全部车款，大概300多万，尼桑ＧＴＲ车辆是100多万，Ｃ63也是100多万，两辆车的品质、档次差不多，这300多万元是陆续、多次支付给吕思翔账户上（吕思翔名下的工行账号，也是唯一的账号），我方申请法庭调取的时间是2011.1.1-2012.2月期间的我方这张卡的打款情况。证明涉案的尼桑ＧＴＲ车辆车款已经全部支付给吕思翔，合同关系建立在王胜群和吕思翔之间。”该笔录第十页记载：“审：王胜群，刚才事实陈述中各方都提到了保时捷，这个保时捷为什么要押在东腾公司？王胜群：因为吕思翔说尼桑ＧＴＲ年辆款项未付清，而且在车没有来之前，让我把保时捷押给他，后来我所把钱付清给吕思翔了，吕思翔就让我去拿保时捷，我就开走了。”“审：王胜群，你的保时捷当时交给了谁？王胜群：我把保时捷交给了吕思翔，待尼桑ＧＴＲ车辆车款付清之后才能拿走。”“审：抵押保时捷的时候，尼桑ＧＴＲ车辆还有多少车款未付清？王胜群：不记得了。”“审：尼桑ＧＴＲ车辆的贷款资料是谁交给东腾公司的？东腾公司：是王胜群交给我公司，上面有王胜群的签字。王胜群：一开始是说尼桑ＧＴＲ车辆款项未付，我资金也未到位，需要办理贷款，所以我提供了贷款资料，后来说可以把保时捷押在东腾公司内，就不需要办理贷款了，所以我就抵押了保时捷，没有办理了。”“审：王胜群和吕思翔之间、你们之间是否有过车辆买卖合作？王胜群：我喜欢玩车，所以我需要买车，就找昌思翔买车，车子玩够了，不想要了，就让吕思翔帮我卖掉。吕思翔：王胜群说的不准确，根据吕思翔的陈述，他和王胜群之间是通过车辆买卖共同赚了钱，不是单纯的买卖关系，庭后我回去向吕思翔核实情况，书面回复法庭。” 一审认为：王胜群委托吕思翔为其代购车辆，双方之间形成委托代理合同关系。王胜群于2011年6月7日、6月27日、7月7日、7月13分四次合计向吕思翔转款143万元，依王胜群诉称该款系委托吕思翔购买本案所涉尼桑GTR车辆的款项，但王胜群在2016年9月13日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庭前会议记录记载，王胜群认可与吕思翔存在2011年王胜群向吕思翔订购了2台车，一辆是尼桑GTR车辆，一车是C63，且王胜群自称大概在2011年中前后陆续多次向吕思翔付清了全部车款，大概300多万，但王胜群并未提供300多万元的证据，且王胜群陈述称把保时捷押给吕思翔，待尼桑GTR车辆车款付清之后才能拿走，另王胜群把尼桑GTR车辆的贷款资料交给东腾公司。从王胜群向吕思翔提供抵押车辆及申请办理贷款的事实说明王胜群对尼桑GTR车辆未全部付款是知情的，王胜群诉称上述143万元款项系购买尼桑GTR车辆的款项与王胜群的上述陈述相矛盾，王胜群的诉请主张不能成立，故王胜群要求吕思翔返还购车款92.5万元及赔偿损失的请求因证据不足，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一审判决：驳回王胜群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2242元，减半收取11121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16121元，由王胜群负担。 二审期间，王胜群提供证据如下：一、宋俊杰的暂住证、陈美珠纳税证明、奔驰Ｃ63车辆登记流转信息，证明2011年王胜群确实有过向吕思翔购买奔驰Ｃ63和尼桑ＧＴＲ的意向，但完成交易的只有尼桑ＧＴＲ，一审法院判决是以王胜群陈述的意向性的交易过程作为认定事实的基础是错误的，奔驰Ｃ63是吕思翔从上海向陈美珠购买的，后登记在吕思翔的朋友宋俊杰名下，登记日期是2011年9月22日，在此过程中，王胜群确实有想要购买该车辆，所以王胜群现在提供的关于登记人是宋俊杰的暂住证原件、车辆登记证书复印件、车辆购置税纳税凭证原件是当时吕思翔提供给王胜群的，但后未能实际完成该车辆的交易。二、机动车登记信息表（申请法院调查令调取的），证明奔驰Ｃ63车辆归吕思翔所有，根据当时提交的车辆登记信息表看是登记在宋俊杰名下，现已变更登记至王辰晨名下，车牌号为皖Ａ×××××，可以印证奔驰Ｃ63车辆与王胜群无关。另，因银行不配合，未调取王胜群账号为43×××33工商银行账户2010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期间的流水明细。 吕思翔针对王胜群提供的证据质证如下：对证据一，真实性均予以认可，但与本案无关，关于C63车辆与王胜群举证的车辆是否是同一辆无法看出，C63是车型，并非是机动车牌照或者车架号等专属号码，即使是与本案有关，也应当在本案一审或者其他纠纷中提供，C63购买是吕思翔第一次在南京庭审时提到的，作为代理人曾经就该车辆讯问过吕思翔具体细节，但吕思翔已经无法准确陈述，而是王胜群在当时自己陈述的C63和GTR的情况，且车辆流转不能证明车辆实际归属问题，在江苏高院（2017）苏宁申986号案件讯问笔录中王胜群自认他们在购车、玩车过程中，为了便于下次出手，经常不及时办理过户手续，而是在售车后，将相关登记证书等材料交由下任车主，由下任车主自行决定。对证据二，1、对于新提供车管所机动车登记信息，真实性予以认可，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能达到对方的证明目的。该C63车辆与案涉争议的购车款无任何关系，所谓宋俊杰或者吕思翔谁是车主系王胜群的单方陈述，且C63车辆初次登记时间是2010年3月11日，王胜群所诉争议款项发生在2011年以后，也无法对应。2、对于王胜群申请法院调查令调取车管所信息表和银行流水的行为，违背民诉法65条规定的应在举证期限内完成举证，确有困难申请延长的，也应该在举证期限内提交书面申请，由人民法院裁定是否准许。2020年4月8日本案二审谈话结束后，王胜群才书面申请调取证据，且其要求调取的银行流水是王胜群自己的银行流水，从证据保存的角度看，并非属于当事人因客观原因无法举证，调查申请内容“双方资金往来是否有300万元以及C63车辆流转”均非本案争议焦点，与本案王胜群有无权利要求吕思翔返还所谓的剩余购车款间没有法律逻辑关系，该举证毫无意义，纯属浪费司法资源，对案件事实查明没有参考意义。 本院对王胜群提供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 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期间，王胜群称：“王胜群委托吕思翔购买本案争议的GTR车辆，没有委托他代为购买过其他车辆。王胜群向吕思翔转款143万元，委托吕思翔代为购买GTR车辆，吕思翔应该向东腾公司支付购车款138万元，但吕思翔只实际付了50.5万元，尚有87.5万元未付。王胜群在南京中院的案件陈述‘王胜群向吕思翔购买过两台车，一辆GTR，一辆C63’，是因为该案一审期间，王胜群没有参加诉讼，且王胜群认为已经全额支付了购车款，东腾公司的案件与王胜群无关。C63车辆虽有过交易意向，但最终并未实际完成交易，王胜群也没有支付过C63的购车款，该车一直是吕思翔的员工宋俊杰持有，王胜群与吕思翔之间只有143万元款项往来”。 吕思翔称：“双方是朋友，之间涉及金钱往来的至少有三辆车，不涉及争议的GTR车辆。最早涉及金钱往来的是辉腾二手车，吕思翔代王胜群收车后帮王胜群出售，卖了40余万元，吕思翔就该车是纯代理关系，并非合作。第二辆车开始，因为吕思翔出售价款高于进车款，王胜群有资金，双方就合作让吕思翔负责收车、售车。最后一辆车是保时捷，吕思翔在北京帮王胜群定的两辆保时捷，王胜群向吕思翔付了100多万元，好像还有别人的代付款。其中一辆是黄色敞篷保时捷，型号是BOXT12，市场价超过100万元，是用拖车从北京拖回来交给王胜群的，也就是后来王胜群抵押给东腾公司的保时捷；第二辆是白色保时捷，型号是卡曼，吕思翔从北京开回来交给了王胜群，市场价约80-90万元，该车辆王胜群开了一段时间，出了事故，被交警处理过，后经吕思翔寻找买家出售了，因为是事故车，售价低于进车价，双方经结算，剩余的售车款由吕思翔将款项付至东腾公司用于替王胜群支付GTR的购车款。GTR车辆，吕思翔只是介绍认识，代付了购车款50.5万元，并没有参与购买”。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王胜群向吕思翔转账143万元，双方就该款项是否成立委托购买日产GTR车辆的合同关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本案中，王胜群主张双方之间存在购买日产GTR车辆的委托合同关系，应当对此承担举证责任。是否成立现分析如下：首先，双方之间未签订书面的合同，王胜群向吕思翔转账143万元的银行凭证，仅能反映双方之间存在资金往来，不能反映发生资金往来是基于何种法律关系，且银行转账仅是合同当事人交易方式之一。王胜群诉称双方之间仅存在购买诉争GTR车辆的委托合同关系，吕思翔则抗辩双方之间不存在购买诉争GTR车辆的委托合同关系，但存在多个关于车辆购买、转让等的合作关系，诉争的143万元仅是二人发生资金往来的一部分。经查，王胜群在另案中称：“…我喜欢玩车，所以我需要买车，就找吕思翔买车，车子玩够了，不想要了，就让吕思翔帮我卖掉…2011年王胜群向吕思翔订购了2台车，一辆是尼桑GTR车辆，一车是C63，大概在2011年中前后陆续多次向吕思翔付清了全部车款，大概300多万…”。当事人应当如实地向法院陈述案件事实，故王胜群称其在另案中故意做虚假陈述，本院不予采信。鉴于王胜群在本案中的陈述与另案中的陈述，相互矛盾，故不能排除双方之间还存在其他车辆交易的可能性。另，王胜群二审期间提供了一辆奔驰C63车辆的登记信息（车辆登记在案外人名下），称其从来没有向吕思翔购买过奔驰C63，但车辆属于动产，登记的效力系“对抗主义”，并非“生效主义”，故仅凭车辆的登记证明，不能准确地反映该车辆曾经的交易过程及实际所有人等事实。 其次，王胜群向吕思翔转款143万元发生于2011年7月14日之前，东腾公司于2011年10月向王胜群交付诉争GTR车辆。另案中，东腾公司称：“…GTR车辆没有付清，抵押了保时捷，保时捷是王胜群的，王胜群又配合我公司去银行提供了贷款材料…”。众所周知，为了购买商品而办理抵押或者贷款等，均是不能足额支付商品价款的表象。诉争的GTR车辆成交价为138万元，若王胜群与吕思翔之间仅存在购买GTR车辆的委托合同关系，在王胜群已经向吕思翔支付了143万元的情况下，又配合车辆出卖人进行车辆抵押、办理贷款等，有悖常理。 因此，王胜群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双方之间仅存在GTR车辆的委托购车合同关系，而吕思翔的抗辩，结合王胜群、GTR车辆出卖人东腾公司在另案中的陈述，可以让人产生合理怀疑，诉争143万元是否明确为购买GTR车辆的费用，真伪不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二款“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至规定，王胜群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22242元，由上诉人王胜群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程 镜 审判员 王养俊 审判员 于海波 二〇二〇年九月三十日 书记员 崔 阳 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