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2民终304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岳传品，男，1979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安宁，上海锦天城（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颜木明，上海锦天城（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月珍，女，1965年1月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中江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付昌杨，男，1987年6月2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中江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付婷，女，1989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中江县。 以上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雅洁，福建盖普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何鹏超，福建盖普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岳传品因与被上诉人杨月珍、付昌杨、付婷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2019）闽0211民初18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岳传品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杨月珍、付昌杨、付婷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 一、一审认定侵权成立证据不足。（一）一审认定违法行为即岳传品未妥善保管药草的证据不足。1．岳传品2016年7月27日未陈述未在场看管，12月28日岳传品虽陈述晾晒中有半个小时因照顾女儿未能看管，但此时距事发已经半年，岳传品记忆可能出现错误。因此，2017年1月17日岳传品重新确认原笔录内容因记忆有误需更正，晾晒的药材是草乌和药萝卜两种，而非仅草乌一种，岳传品有全程看管，草乌不可能被拿走。一审法院根据2016年7月27日的笔录认定岳传品晒草药时未全程看管错误。2.2017年4月14日杨月珍的笔录载明，后他想了一下说：“前面晒的中药没有毒，后面晒得中药有毒……”而2017年1月17日的笔录中，岳传品准确回忆起来实际晾晒两种草药，故仅以陈述时间先后认定真伪不当，此次笔录更符合实际情况。（二）退一步说，即使岳传品在晾晒中未严格看护，但因果关系证据亦不足。本案因果关系应证明：泡酒的“黑色块状物”与岳传品晾晒的草药是同一种物质；付洪平曾经从岳传品晾晒草药的地方取走过草药。1．刑事案件的证据可证明，含有乌头碱的草乌、制草乌、川乌、制川乌等药材可在付洪平住宅周围数百米内任意购得。付洪平患有关节痛，少量乌头碱有治疗效果。2017年4月14日的杨月珍笔录中陈述“当时他说他腰痛拿点中药泡药酒”，可以证明付洪平了解该治疗效果。岳传品只晾晒过一次，付洪平若此前有泡酒的经验，草药必然来源于他处，或者付洪平长期饮用含有乌头碱毒性成分的药酒导致死亡。故付洪平自行购买草药泡酒的可能性，远高于从岳传品处偷拿草药的可能性。2．岳传品唯一一次晾晒草药是2017年7月16日上午10点至下午2点左右，没有证据证明在该时间段付洪平偷拿岳传品晾晒的药材。3．杨月珍、付昌杨、付婷的笔录为单方陈述，其应提供证据证明，且其与本案具有直接利害关系，该单方陈述不能直接成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一审法院据此认定付洪平从岳传品处拿走草药有误。4．退一步说，即使付洪平曾经从岳传品处偷拿草药，但厦门市公安局集美分局刑侦大队出具的《情况说明》可表明，无法证明付洪平用于泡酒的“黑色块状物”与提取自岳传品的药草具备同一性，即无法证明付洪平死亡与其从岳传品偷走的药草相关。 二、一般侵权纠纷应由杨月珍、付昌杨、付婷承担举证责任，一审分配举证责任错误。一审判决载明“不能鉴定并不代表付洪平泡酒所用的药材不是岳传品晾晒的药材”，将举证责任错误地分配给岳传品。本案无法证明付洪平泡酒所用的药材是否岳传品晾晒的药材，应当由杨月珍、付昌杨、付婷承担败诉后果。 三、即使付洪平死亡与从岳传品偷盗的药草有关，但付洪平故意盗取药草并泡酒饮用导致死亡，岳传品也无需承担侵权责任。若杨月珍、付昌杨、付婷的笔录真实，则付洪平系故意偷盗药草并泡酒饮用，而非误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七条之规定，岳传品也不应当承担责任。 杨月珍、付昌杨、付婷辩称： 一、付洪平服用的草乌系来自岳传品晾晒的草乌。1．关于岳传品晾晒草乌时是否有妥善看管的问题。岳传品前后笔录陈述不一致，但第一份笔录制作于案发后的第一时间，此时岳传品尚不知道付洪平已死亡，也未意识到可能存在刑事责任，故可信度明显是最高的。之后的笔录岳传品担心承担法律责任而翻供，故可信度低于第一份笔录。2．岳传品的笔录和庭审笔录表明，事发当晚，杨月珍曾找到岳传品询问“晾晒的是何种草药？是否有毒？我老公服用了你的草药浑身发麻难受”，岳传品回想之后询问杨月珍“拿的什么颜色的草药”，杨月珍答“黑色的”，岳传品说：“那是草乌，有毒”。可见，杨月珍当时并不确定岳传品晾晒的草药是否有毒性，也不确定付洪平是否因为服用了该草药而难受。岳传品基于其曾晾晒过草药以及对草药的了解，在询问草药颜色后，直接判断是草乌中毒。在付洪平性命攸关时，杨月珍和岳传品均是基于救助目的，对话毫无隐瞒符合事实。该对话过程能够印证，付洪平拿的是岳传品晾晒的草乌，鉴定结论也确认付洪平确系草乌中毒死亡。3．岳传品一审提供的公证书距案发已近两年，无法证明案发时的情况。且药店购买的草乌经过切割加工是一片一片的，而付洪平服用是未经过切割的根状的，明显非药店会配置的药量。若付洪平服用的草乌系药店购买，就没必要在性命攸关时还找岳传品询问晒的是何种草药、是否有毒性以及如何解毒等。在事发第一时间，杨月珍是带着疑问找岳传品，而非直接认定岳传品的草药有毒，不存在故意陷害等目的。 二、岳传品在本案事故中存在过失，应承担责任。《医疗用毒性药品管理办法》附件将生草乌、生川乌列为毒性药品，根据第一、五、六条规定，为防止毒性药品中毒或死亡事故的发生，国家对于毒性药品的生产、使用、保管等全过程都有严格要求。岳传品并不具备经营药材的资质，明知草乌具有毒性，未予以任何说明或者包装，直接在付洪平家门口晾晒，其行为违反了上述办法的规定。因岳传品未明确告知草药有毒性且未有效看管，导致付洪平基于对其系卖苗家药材、专治铁打损伤的了解，误以为该草药无毒，系治疗铁打损伤的药材，而因一时贪心自取服用致死。故本案系因误服毒性药品而死亡的事故，纵然付洪平自身存在过错，但岳传品未依法包装或说明，且未有效看管毒性药品，导致他人自取误服死亡，故不能免除岳传品的责任。 杨月珍、付昌杨、付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岳传品赔偿其各项经济损失合计1242942元。 一审法院查明认定下列案件事实： 岳传品自2016年5月起在厦门市集美区经营“贵州苗家中草药店”。2016年7月中下旬，岳传品在扶摇路39号旁的路口处晾晒中草药草乌，但未在场看护，也未采取警示或防护措施。其间，付洪平自行从岳传品晾晒的草药中取走一根草乌，于2016年7月26日18时左右使用该草药泡药酒，当晚付洪平饮用该酒后于21时许出现身体不适症状，被送往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杏林分院急救，经抢救无效于次日3时许死亡。 杨月珍、付洪平于1993年结婚，生育一儿一女，即付昌杨、付婷。一审法院认定付洪平死亡的各项经济损失：医疗费3340.21元、丧葬费42582元、遗体冷冻费15652元、死亡赔偿金1088020元、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和误工损失共10000元，共计1159594.21元。 2016年8月20日，福建省公安厅物证鉴定中心出具闽公鉴［2016］1106号《检验报告》，载明付洪平死亡一案送检的泡有草乌的白酒约20毫升以及岳传品店中的草药约20克均检出乌头碱成分。2016年12月28日，厦门市公安局集美分局对付洪平的死亡原因和致死方式进行鉴定后出具（厦）公（集刑）鉴（尸检）字[2016]24号《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书》，鉴定意见：“付洪平系因乌头碱中毒致死”。2017年8月17日，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检察院以集检公诉刑诉（2017）589号起诉书指控岳传品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向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杨月珍、付昌杨、付婷以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为由，于同年9月12日向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28日作出一审刑事附带民事判决后，岳传品不服该判决上诉至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31日以（2018）闽02刑终364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后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检察院以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为由，撤回对岳传品的起诉，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28日作出（2018）闽0211刑初1283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检察院撤回对岳传品的刑事起诉，并驳回杨月珍、付昌杨、付婷对岳传品的附带民事起诉，告知杨月珍、付昌杨、付婷可以另行提起民事诉讼。 厦门市公安局集美分局刑侦大队2017年4月20日出具的《情况说明》载明：“关于核实草乌是否属于管制类药品问题，现经核查未发现有禁止公民个人保管草乌的法律及相关规定，对于草乌的流通及销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二十一条之规定：城乡集市贸易市场可以出售中药材，国务院另有规定的除外。根据1988年11月15日国务院第二十五次常务会议通过1988年12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3号发布的《医疗用毒性药品管理办法》第五条之规定：毒性药品的收购、经营，由各级医药管理部门指定的药品经营单位负责；配方用药由国营药店、医疗单位负责。其他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均不得从事毒性药品的收购、经营和配方业务。《医疗用毒性药品管理办法》附件规定：生草乌为毒性药品。”2017年7月20日出具的《情况说明》载明：“关于岳传品涉嫌过失致人死亡案中，破损的百年皖酒瓶内的黑色块状物与提取自犯罪嫌疑人岳传品的一罐中药的同一性认定问题。由于该黑色块状物外形发生较大改变，且经过酒精浸泡后内部成分发生一定变化。我局民警在多方咨询下，现未找到有具备鉴定资质、鉴定条件的部门或单位。” 一审法院认为，公民依法享有生命健康权，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侵权责任。结合本案事发经过和公安机关出具的《检验报告》、《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书》，可以认定付洪平系私取了岳传品晾晒的草乌泡酒喝导致乌头碱中毒致死。关于岳传品提出其晾晒的草药与付洪平泡酒用的草药是否具有同一性的问题。根据公安机关核实，付洪平所饮用药酒中的黑色块状物与提取自岳传品处的中药的同一性无法进行鉴定，但不能鉴定并不代表付洪平泡酒所用的药材不是岳传品晾晒的药材。付洪平泡酒所用的药材与岳传品晾晒的药材均系草乌，公安机关从药酒中也检出乌头碱成分，该些事实与杨月珍、付昌杨向公安机关所作的陈述相互印证，可以认定付洪平私取岳传品晾晒的草乌泡酒导致中毒，故对于岳传品的上述辩解，不予采纳。岳传品明知草乌是具有毒性的中草药，理应妥善保存，防止他人误食造成损害。岳传品将草乌放置于公共场所晾晒，未进行严格看护，也未采取任何警示或防护措施，以致付洪平误食死亡，存在一定的过错。付洪平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私取并误食具有毒性的中草药，其自身存在过错。结合岳传品及付洪平各自的过错程度，酌定付洪平对本案经济损失承担80%的责任，岳传品承担20%的赔偿责任，即赔偿杨月珍、付昌杨、付婷经济损失共231918.84元（1159594.21元20%）。此外，付洪平的死亡给杨月珍、付昌杨、付婷精神上造成了痛苦，现杨月珍、付昌杨、付婷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考虑到付洪平自身过错程度，酌定岳传品应当支付杨月珍、付昌杨、付婷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杨月珍、付昌杨、付婷的其他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岳传品的其他辩解，于法无据，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九十一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岳传品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杨月珍、付昌杨、付婷共251918.84元（其中包括医疗费等经济损失231918.84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二、驳回杨月珍、付昌杨、付婷的其他诉讼请求。 经查，除岳传品对一审认定付洪平从岳传品晾晒处拿走草药及查明事实“岳传品在扶摇路39号旁的路口处晾晒中草药草乌，但未在场看护”有异议外，其他一审查明事实当事人无异议，二审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认为，关于事实的争议。岳传品并无相反证据证明付洪平泡酒所用草乌另有出处，根据案件查明事实及相关证据，付洪平泡酒服用的草乌取自岳传品晾晒处具有高度可能性，一审法院予以认定并无不当。至于岳传品主张其有在现场看护晾晒物，没有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岳传品是否承担赔偿责任问题。就付洪平自身而言：首先，岳传品晾晒的中草药显然并非无主物，故不管是否有人看管，付洪平擅自取走他人中草药违悖公序良俗，显系不当。其次，草乌经服用才存在引发中毒的可能性，且常言道“是药三分毒”，是否能用应先了解。付洪平并不确定所取药材是何物即直接泡酒饮用引起中毒，有悖通常人应有的谨慎注意。综上，岳传品应对中毒自负责任。就岳传品而言，草乌虽非法律意义上的危险物，但属毒性药品，应妥善保管，晾晒在公共场地应预防被人“顺走”可能引发的危害等风险，而采取警告牌等预防措施只是举手之劳，岳传品却未能做到，故对于未能避免付洪平私取草乌中毒死亡后果，可适当赔偿损失。综上分析及案件具体情况，一审判决岳传品承担20%赔偿责任，赔偿损失及精神损害抚慰金计25万余元，显属偏重，本院酌情调整为40000元。 综上，岳传品的上诉予以部分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2019）闽0211民初185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二、变更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2019）闽0211民初185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岳传品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杨月珍、付昌杨、付婷40000元。 二审案件受理费1360元，由岳传品负担680元，杨月珍、付昌杨、付婷负担68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员 许向毅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日 法官助理 陈文琳 书 记 员 郑媛妮 附页：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