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富宁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云2628行初15号 原告陶世肆，男，壮族，1983年5月10日生，云南省富宁县人，家住富宁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兰柱，云南恒沁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被告富宁县新华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富宁县新华镇东风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32628015217253E。 法定代表人：普启孝，富宁县新华镇人民政府镇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艳芬，云南玉泉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第三人黎照敏，男，壮族，1966年8月11日生，云南省富宁县人，家住富宁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秀宇，富洲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原告陶世肆与被告富宁县新华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新华镇政府）确认行政协议无效一案，于2020年3月17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后，于2020年3月19日向被告及第三人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1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陶世肆的委托代理人刘兰柱，被告新华镇政府的委托代理人黄艳芬，第三人黎照敏及其委托代理人杨秀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7年3月20日被告新华镇政府与黎照敏签订《富宁至田蓬口岸公路（城区段）房屋征收补偿协议（货币补偿）》（以下简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征收黎照敏户位于富宁县的房屋，并将相应的房屋征收补偿款发放给黎照敏，同时以平桑片区60平方米宅基地宗地置换给黎照敏户，2020年3月17日陶世肆认为黎照敏与新华镇政府签订的《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具有恶意串通，损害其陶世肆的利益，为此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确认该《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无效。 原告陶世肆诉称，2008年3月10日，新华镇新兴社区那力小组张某以52000元的价款将自家位于幸福坡电信塔下的土地转让给归朝镇登冒村民委论江小组陶某。2009年8月2日，陶某将其中60平方米的土地以14000元的价款转让给陶世肆，之后陶世肆在该土地上建盖简易房屋居住。2011年12月21日陶世肆与黎照敏的女儿黎美花登记结婚，2020年1月7日陶世肆与黎照敏的女儿黎美花离婚。 富宁至田蓬口岸公路建设征收原告在该土地上建盖简易房屋和宅基地。2017年3月20日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黎照敏与新华镇政府签订了《富宁至田蓬口岸公路（城区段）房屋征收补偿协议（货币补偿）》，补偿协议第十二条约定“宅基地按60平方米土地安置；置换地点：平桑片区安置地（属国有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中征收的宅基地是陶世肆与黎照敏的女儿黎美花结婚前陶世肆的个人财产。依据《婚姻法》第十八条第（一）项规定：“一方的婚前财产为夫妻一方的财产。”因此，《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中征收的宅基地不是陶世肆与黎照敏之女黎美花的夫妻共有财产，当然也不会转化为家庭共有财产。结合《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第十二条的规定，安置的宅基地与征收的宅基地是置换的，安置的宅基地的权属当然是原告的。因此，黎照敏与新华镇政府签订的《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将应当安置给原告的宅基地安置给黎照敏，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物权法》第四条规定：“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有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或者没有依据等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原告申请确认行政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第一款：“行政协议存在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规定的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行政协议无效。”第二款：“人民法院可以适用民事法律规范确认行政协议无效”。依据以上法律规定，黎照敏与新华镇政府签订的《《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是无效协议。陶世肆为了维护其合法权益，特依据《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的规定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予以判决。 被告新华镇政府辩称，1.原告不具备本案的诉讼主体资格，因为原告不是富宁县的成员，土地补偿协议及其证据材料都不能证实原告是该宅基地及其房屋的所有人。2.政府作出的征收土地程序合法，政府征地的时候都是经过县政府批文，征收公告、征收补偿安置方案公告等程序，并经被征收人同意，没有任何异议后按国家标准发放征收补偿款。 第三人黎照敏述称，第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新华镇政府和黎照敏于2017年3月20日签订的《房屋征收补偿协议》至今（2020年3月20日）已有三年，原告所诉已超过起诉期限，请求人民法院予以驳回。第二、2007黎照敏带着其女儿黎美花，儿子黎某（几年前已病故）来到富宁县城老菜市场边租房居住，2008年转到县老物资公司租房居住，期间陶世肆和黎美花认识同居，即陶世肆是黎照敏的女婿。2009年陶世肆的姐夫陶某跟新华镇那力村张某夫妇买得一块地皮来建房，期间陶某说自己钱不够，也用不完那整块地，希望有人和他一起买。为此，陶世肆回到黎照敏居住所和黎照敏、黎美花说了此事，因黎照敏没有房屋居住，也想买一块地建房，因此同意跟陶某一起买地，并叫女婿陶世肆去和陶某协商。经协商，陶某同意分60平方米（合价14000元）给黎照敏用于建房，就这样黎照敏叫陶世肆去和陶某交涉的，钱是黎照敏交给陶世肆转给陶某的。第三、买到土地后，黎照敏于2011年开始在那力村修简易房屋居住，从2011年至2017年一住就是七年，在这七年中整个那力村群众是知道的，如果是陶世肆自己的地基，他是不会给黎照敏一家搭棚居住的。第四、陶世肆在起诉状中提到：“新华镇政府和黎照敏私下签的协议，没有让他本人知道，被告的行为侵犯了他的合法权益”这不是事实，相反，正是陶世肆想霸占他人财产而故意歪曲事实的。陶世肆现仅凭“陶某出具的一张收条”不能证明这钱就是陶世肆自己的钱，也不能证明这块地就是陶世肆的。当政府要征用这块地时，也是进行一番调查，得出的事实和结果后才通知黎照敏来政府协商，然后又到现场进行测量，经过一段时间公示后才拨款的，这期间因陶某和黎照敏是共同一块地分来的，所以整个征地过程陶某均在场，如果是陶世肆的土地，陶某不可能不告诉陶世肆的，相反，在征地之初黎照敏、黎美花都在广东深圳机场打工，是政府和陶世肆先后打电话告知黎照敏父女的，黎照敏得到陶世肆电话通知后，委托陶世肆先去跟政府沟通，而陶世肆当时在归朝登冒拉运修公路的泥土并告诉黎照敏说他忙找钱，这些不关他的事，叫黎照敏自己来跟政府签协议。因此，陶世肆说政府和黎照敏私下签协议他不知道不是事实。事实上新华镇政府与黎照敏签的土地征用协议与陶世肆根本就没有任何关系。第五、陶世肆在归朝自己老家已有自己的砖混水泥楼房，依据我国有关法律和政策的规定：中国公民只允许有一个合法的房屋和住宅，因此，陶世肆说位于新华镇那力村被政府征用的这块“宅基地”是自己的合法地基是不具备条件和合法的。综合以上事实，恳请法院维持2017年3月20日新华镇政府和黎照敏签订的《房屋征收补偿协议》，驳回陶世肆的诉讼请求，以维护政府的威信和法律的严肃性。 被告新华镇政府在举证期限内未提供作出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证据。 原告陶世肆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 第一组证据：《协议书》、张某的《证实材料》，用以证明2008年3月10日，新华镇新兴社区那力小组张某以52000元的价格，将自家位于富宁××电信××下××土地××给归朝镇登冒村民委论江小组陶某。 第二组证据：《收条》，用以证明2009年8月2日，陶某将其中60平米的土地，以14000元的价款，转让给原告建房。 第三组证据：《结婚证》、《调解书》，用以证明2011年12月21日原告与第三人黎照敏的女儿黎美花登记结婚，2020年1月17日离婚。 第四组证据：《富宁至田蓬口岸公路（城区段）房屋征收补偿协议（货币补偿）》，用以证明：1.富宁至田蓬口岸公路建设，征收原告建盖简易房屋和宅基地。2017年3月20日，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黎照敏与新华镇政府签订了《富宁至田蓬口岸公路（城区段）房屋征收补偿协议（货币补偿）》；2.《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第十二条约定：“宅基地按60平方米土地安置；置换地点：平桑片区安置地（属于国有土地）” 被告对原告提交的第一至第四组证据质证认为：对第一组证据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对合法性有异议，因为农村土地不能买卖，双方签订的协议无效。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该组证据不能证明原告对新兴社区那力小组宅基地及其房屋享有所有权。对第三组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对第四组证据“三性”无异议。 第三人黎照敏对原告提交的第一至第四组证据质证认为：对第一组证据中的《协议书》来源及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张某的《证实材料》真实性有异议，土地是向张某的夫妇购买的，该证实材料的来源与形式不合法。第二组证据的来源和形式均不合法，且陶世肆交的钱并不能证明该转让地就是陶世肆购买，而事实是黎照敏把14000元交由陶世肆代为转交给陶某。对第三组证据的“三性”无异议，但该组证据不能证明那力村张某户转让的土地就是属于陶世肆。对第四组证据的“三性”无异议，但对原告的待证事实有异议，新华镇政府与黎照敏签订的《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与陶世肆没有任何关系，房屋及地基均不是陶世肆的。 第三人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 第一组证据：《全员人员简况表》，用以证明原告及第三人不是共同家庭成员。 第二组证据：《富宁至田蓬口岸公路（城区段）房屋征收补偿协议（货币补偿）》，用以证明2017年3月20日新华镇政府与黎照敏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征收黎照敏位于富宁县的房屋，占地面积59.28平方米，房屋征收补偿款为62714元，同时以平桑片区60平方米宅基地置换给黎照敏户作为搬迁建房使用。 第三组证据：《富宁县环城路房屋征收表》和宅基地预付款表，用以证明2017年3月18日政府拨付给黎照敏房屋补偿款62714元，平桑安置宅基地补偿分为临时过渡安置补偿及临时住房水电补偿，棚户区改造补助共计86270元。 第四组证据：调查笔录和微信截图，用以证明2009年黎照敏、黎美花父女亲自到天津市向农爱金借10000元拿去购买那力小组本案涉案地块地基的事实。 原告对第三人提交的第一至第四组证据质证认为：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和待证事实无异议，但是原告与第三人的女儿结婚后，第三人是同原告和第三人的女儿居住生活的。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和待证事实均有异议，因为原告与第三人有争议后才会起诉到法院申请确认协议无效，并且该协议涉及的土地是置换性质，是由陶某以14000元的价款转让给原告的，转让时间是在原告与第三人女儿结婚前，是属于原告的个人财产，也不会转化为原告与第三人的家庭共有财产，该份协议是无效的，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另外，该份征收补偿协议违反法律规定，被告无权征收土地，只有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才能组织实施，行政主体违法。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和待证事实均有异议，首先被告不具有征收土地房屋的主体资格，其次，第三人与被告签订的征收补偿协议，原告并不知情，没有得到原告的授权，属于违法行为。第三，虽然简易房屋是原告及第三人的女儿黎美花以及第三人在原告与黎美花结婚后修建的，但是宅基地是原告与第三人女儿黎美花结婚前原告从陶某以14000元转让过来的，所以宅基地属于原告的个人财产，与他人无关。对第四组证据的真实性和待证事实均有异议，首先，依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质询，但是该证人没有出庭接受质询，对于该份笔录的真实性无法核实。其次，该份证据是孤证，没有其他证据互相印证，第三，该份调查笔录中缺乏证人农某的基本信息，其身份无法核实。所以该份证据不客观真实。对微信截图的真实性和待证事实均有异议，首先，无法核实微信是否是农某所发，其次，该份微信也没有陈述证人农某的基本信息，所以该份证据不真实。 被告新华镇政府对第三人黎照敏提交的第一至第四组证据均无异议。 原告陶世肆申请证人张某、陶某出庭为其作证，张某证实：我老婆是那力小组人，她在富宁幸福坡有块地，2008年陶某来和我老婆买了这宗地，当时也没有量亩数，是估计的亩数，转让款是52000元。陶某证实：2008年我和那力小组农凤金购买了一片土地，约有270平方米，总购价52000元，几个月过后我将那片地的其中六十平方米左右卖给我小舅子陶世肆，得转让款14000元，钱是陶世肆交付给我的，但该资金来源我不清楚，现在该片地已经被国家征用，我获得补偿款两万多元，同时在平桑小组置换得一宗60平方米的地基。 原、被告及第三人对证人张某的证言无异议，原、被告对证人陶某的证言无异议，第三人黎照敏认为证人陶某的证言不能证实案涉地块属于原告。 本院对当事人提供的上述证据认证如下： 原告提交的第一组证据《协议书》和张某的书面《证实材料》以及张某出庭作证的证言能够相互印证2008年陶某向农凤金购买位于富宁县那力小组幸福坡电信塔下一宗土地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原告提交的第二组证据《收条》能够证明案涉土地地块是陶某以14000元的价款转售给原告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原告提交的第三组证据能够证明原告与第三人黎照敏的女儿黎美花的认识时间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原告提交的第四组证据与第三人提交的第二组证据是同一份证据，该证据能够证明被告与第三人2017年3月20日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征收黎照敏户位于富宁县的房屋，并将相应的房屋征收补偿款发放给黎照敏，同时以平桑小组片区60平方米宅基地置换给黎照敏户的事实，对该待证事实本院予以认定，该证据并不能证明《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签订时原告不知情的事实，对原告用以证明被告与第三人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时原告不知情的待证事实本院不予采信。第三人黎照敏提交的第一组证据《全户人员简况表》无打印时间，且现原告与黎美花已经离婚，不再是第三人黎照敏户家庭成员，故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第三人提交的第三组证据《富宁县环城路房屋征收表》和宅基地预付款表客观真实，与本案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第三人提交的第四组证据无“农某”该人的身份证，其身份不能确定，且该“农某”未出庭作证，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原、被告及第三人对证人张某的证言无异议，对张某的证言本院予以采信，证人陶某的证言客观真实，且原、被告双方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案外人陶某与富宁县村民张某、农凤金夫妇于2008年3月10日签订协议，约定张某、农凤金夫妇将自家位于富宁县（幸福坡）电信塔下约270平方米的一宗土地以52000元的价款转让给陶某，2009年8月2日陶某将该宗地其中一部分60平方米土地以14000元价款转售给其舅弟陶世肆。原告陶世肆与第三人黎照敏之女黎美花于2010年5月认识，后同居生活，2011年12月21日登记结婚。2012年黎照敏户在陶世肆所购买的该宗地上建盖砖瓦结构房屋一间并入住，2017年3月因富宁至田蓬口岸公路（城区段）建设，需要征收黎照敏户该砖瓦结构房屋及其所占的土地，为此，新华镇政府与黎照敏于2017年3月20日签订了《富宁至田蓬口岸公路（城区段）房屋征收补偿协议（货币补偿）》，该《房屋征收补偿协议》载明：“被征收房屋位于那力小组，房屋所有权人为黎照敏，占地面积59.28平方米，建筑面积59.28平方米。房屋补偿费62714元，另加临时安置补助费3556.80元和搬迁费1000元、临时住房水电安装费2000元，共计69270.80元。”上述补偿款照册给黎照敏并由黎照敏领取。《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第十二条约定“宅基地按60平方米土地安置；置换地点：平桑片区安置地（属国有土地）”。本案涉案《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已经全部履行完毕，黎照敏户也依协议在富宁平桑片区地。2019年11月18日，陶世肆将政府置换的位于平桑片区安置点的宅基地转让给徐元良并收取了宅基地转让费，黎照敏认为陶世肆与徐元良的转让行为侵害其合法权益，为此于2020年1月17日向本院提起民事诉讼。另据查明：黎美花与陶世肆因夫妻感情不和，黎美花于2020年1月15日向本院起诉要求与陶世肆离婚，2020年1月17日本院组织调解，黎美花与陶世肆达成离婚协议，双方自愿解除婚姻关系。本案在庭审过程中，陶世肆对被告新华镇政府将位于富宁县的被征收砖瓦结构房屋确定归黎照敏所有无异议。 本院认为，一、关于被告新华镇政府是否具有签订本案涉诉《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的主体资格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国家征收土地的，依照法定程序批准后，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予以公告并组织实施。”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四条第二款“市、县级人民政府确定的房屋征收部门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的规定，本案案涉协议既涉及土地置换也涉及房屋征收，新华镇政府作为县政府下一级行政机关，富宁县人民政府确定新华镇政府具体组织实施本案涉案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其具备签订本案涉诉《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的主体资格，其作为本案被告主体适格。二、关于陶世肆是否具有本案的原告主体资格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的规定，陶世肆是与本案涉诉《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宅基地置换安置有利害关系的公民，其认为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侵害其合法权益，因此提起诉讼，符合法律规定，诉讼主体适格。三、关于本案是否适用行政诉讼起诉期限规定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一款“2015年5月1日后订立的行政协议发生纠纷的，适用行政诉讼法及本规定。”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协议案件，可以参照适用民事法律规范关于民事合同的相关规定。”本案原告提起的是确认行政协议无效纠纷案件，且该行政行为是在2015年5月1日以后作出，依法应当根据合同法等相关法律规定作出处理，不受起诉期限的限制。四、关于被告作出案涉《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效力问题。首先，被征收房屋所占地块虽系原告在与第三人黎照敏之女黎美花认识结婚之前所支付对应价款取得，但原告与黎美花结婚成为黎照敏户家庭成员后，原告同意黎照敏户在该宗地上建盖砖瓦结构房屋居住，对黎照敏户作为该房屋的所有权人原告并无异议，同时，被征收的是黎照敏户整个房屋及地基，黎照敏是以户代表与被告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协议签订之时原告作为黎照敏户的家庭成员，是应当知悉的，其对黎照敏作为户代表与被告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并未提出异议，且接受了被告在平桑片区所置换的安置宗地，后又进行转让，原告以自己的实际行为参与履行了该《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其次，被告在签订该《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前是按照县政府的征收补偿方案实施的，经调查核实被征收房屋土地权属来源后与黎照敏户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按照该补偿协议对被征收房屋进行补偿，并对被征收土地进行置换安置，原告也无异议，被告在实施这一行政行为过程中并无不当。现原告因与黎美花婚姻破裂离婚，其对平桑安置宗地的利益产生纠纷才起诉请求确认《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无效，缺乏事实依据。综上所述，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陶世肆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00元，由原告陶世肆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师 芳 审判员 黄友恒 审判员 黄志保 二〇二〇年九月七日 书记员 文 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