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最高法民申3066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阜新东方富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阜新市海州区工业街小区五街坊网点。 法定代表人：董津齐，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婷婷，北京大成（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上诉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阜新分行。住所地：辽宁省阜新市海州区经纬路**。 负责人：芦戬，该分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晖，北京隆安（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洪大，北京隆安（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被告：彰武县禾顺物资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彰武县两家子乡兴旺街** 法定代表人：贾士勇，该公司总经理。 一审被告：贾士勇，男，1977年9月1日出生，汉族，辽宁省阜新市细河区。 一审被告：史艳春，男，1978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阜新市细河区。 一审被告：贾庆友，男，1976年10月3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彰武县。 一审被告：贾庆富，男，1972年9月13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阜新市细河区。 一审被告：高丽雯，女，1968年5月25日出生，满族，住辽宁省阜新市海州区。 一审第三人：王铁，男，1965年7月31出生，汉族，住辽宁省阜新市海州区。 再审申请人阜新东方富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通公司）因与被申请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阜新分行（以下简称建行阜新分行）、一审被告彰武县禾顺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禾顺物资公司）、贾士勇、史艳春、贾庆友、贾庆富、高丽雯、一审第三人王铁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辽民终10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富通公司申请再审称：（一）一、二审法院认定富通公司应对禾顺物资公司的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富通公司是基于禾顺物资公司贷款购买煤炭而为其提供担保。2.富通公司是为建行阜新分行先期发放的500万元贷款提供担保。2013年1月23日，建行阜新分行接到富通公司《同意出账通知书》（500万元）后，向禾顺物资公司发放第一笔贷款500万元。而未提供担保的其余1400万元贷款是在2013年1月24日王铁和高丽雯（抵押人）办理了房产抵押登记后才发放，足以证明富通公司是为建行阜新分行先期发放的500万元贷款提供担保。3.建行阜新分行（债权人）与禾顺物资公司（债务人）共同合谋隐瞒贷款真实用途，骗取富通公司（保证人）的担保。2013年1月21日，禾顺物资公司致建行阜新分行的提款申请书明确写明2013年1月23日付款金额为500万元，资金用途为置换阜新银行贷款。由此可见，建行阜新分行明知禾顺物资公司的贷款用途并非购买煤炭，而是用于置换抵押物，且建行阜新分行未将该事实告知富通公司。建行阜新分行提供给富通公司的《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附件1“借款基本情况”和附件3“用款计划”一栏均为空白，而建行阜新分行保留的合同文本附件1“借款基本情况”注明用于购买煤炭，附件3“用款计划”注明500万元贷款计划用途为置换贷款，预计支付对象为彰武华顺矿业有限公司。4.禾顺物资公司向富通公司隐瞒借款的真实用途，建行阜新分行明知贷款的实际用途是置换抵押物，并非购买煤炭，却未告知富通公司，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条规定的情形，建行阜新分行构成对富通公司的欺诈，富通公司不应承担保证责任。（二）二审法院认定无论用款计划是否发生过变化，根据合同约定，富通公司的担保责任均不能免除，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关于《保证合同》中约定在不延长债务履行期限或增加债权本金金额的情况下，双方变更主合同条款的用款计划等内容，富通公司同意在其保证额度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该《保证合同》是建行阜新分行提供的格式合同，上述约定加重了富通公司的担保责任，规避了建行阜新分行的责任。同时，建行阜新分行也未举证证明对富通公司以合理方式对该约定进行了提示、说明，上述约定应属无效约定，富通公司不再承担保证责任。（三）二审法院认定建行阜新分行有权划扣富通公司在该行账户中的款项，属认定事实不清。1.根据建行阜新分行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建行阜新分行已经将与借款合同项下相对应的《保证合同》的全部权益随债权一并转让，建行阜新分行不再享有针对所有保证人的任何保证权利。因此，建行阜新分行无权要求富通公司承担保证责任，无权划扣富通公司在其行内的存款5215083.99元。2.本案贷款到期没有收回，建行阜新分行只划扣富通公司在其行内的存款5215083.99元，并未处置抵押物。高丽雯提供的抵押物经评估价值为25387766元，已经远超过贷款数额。但是，建行阜新分行却在人民法院审理期间，将1400万元贷款和抵押物，全部确认为不良资产，予以转让，导致国有资产流失。本案抵押物的所有权人，一直未变更，仍为高丽雯，现本案抵押物还在其他银行进行抵押贷款。建行阜新分行的行为，侵害了富通公司的合法权益，损害了国家的利益。3.富通公司是否应当承担保证责任，应由人民法院查清案件事实后作出生效判决。但在人民法院审理本案期间，建行阜新分行私自扣划了富通公司在其行内的存款5215083.99元，导致富通公司资金链断裂，无法正常经营，损失严重。综上，富通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的规定申请再审。 建行阜新分行提交意见称：借款实际用途与约定用途一致，符合流动资金范围，双方合同文本不一致，不代表欺诈。富通公司担保的500万元并未限定为前期发放的借款，富通公司提供对500万元贷款的保证担保是其真实意思表示。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系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建行阜新分行作为金融借款合同的出借人，向借款人禾顺物资公司主张借款返还，并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富通公司是否应当承担保证责任以及责任承担方式。 富通公司再审申请的核心理由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条规定，建行阜新分行与禾顺物资公司恶意串通，骗取保证人富通公司提供担保，采取欺诈手段，使富通公司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保证，因此，富通公司不承担民事责任。首先，富通公司与建行阜新分行签订的《保证合同》，明确约定了主合同为建阜办流2013-D01号《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保证范围是主合同项下本金500万元及利息。该《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约定的借款用途为“鉴于彰武县禾顺物资有限公司流动资金周转需要”“甲方应将借款用于日常生产经营周转”，该借款用途表述较为宽泛，并未明确将借款资金置换排除在外。并且，第一笔500万元用于置换并解除抵押的房产亦用于担保禾顺物资公司1900万元债务的一部分，符合资金周转用途，并未减少债务人偿债能力，加重富通公司负担。其次，《保证合同》第五条约定：“如果乙方与债务人协议变更主合同条款（包括但不限于变更偿还币种、还款方式、贷款帐号、还款帐号、用款计划、还款计划、起息日、结息日、在债务履行期限不延长的情况下债务履行期限的起始日或截止日变更)，甲方（富通公司）同意对变更后的主合同项下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但未经甲方事先同意，乙方与债务人协议延长债务履行期限或者债权本金金额的，甲方仅依照本合同的约定对变更前的主合同项下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该条款以列举性方式将出借人与借款人协议变更主合同的情形具体化，约定了除债务履行期限延长、债权本金数额变化外，包括在本案争议的借款用途变化的情况下，保证人均承担保证责任。因此，本案案情并不符合富通公司主张的“未经保证人同意”情况。在富通公司对借款用途变化自始无异议的情况下，亦不能得出《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附件3系建行阜新分行与禾顺物资公司串通、欺诈手段的结论。再次，富通公司主张前述《保证合同》第五条属于格式条款，应为无效。但是，富通公司是与建行阜新分行合作多次的专业担保机构，其作为商业主体，具有商业自主选择权和商业认知能力，不存在普通民事主体在缔约能力、合同条款理解上可能存在的劣势地位。并且，《保证合同》已经载明“甲方（富通公司）已阅读本合同及主合同所有条款，应甲方（富通公司）要求，乙方（建设阜新分行）已经就本合同及主合同做了相应的条款说明，甲方（富通公司）对本合同及主合同条款的含义及相应的法律后果已全部通晓并充分理解”。现富通公司再行以建行阜新分行未以合理方式对该约定进行提示、说明为由进行抗辩，于法无据。最后，《保证合同》第八条约定：建行阜新分行有权以从富通公司账户直接扣款的方式行使担保权利。建行阜新分行划扣5215083.99元亦是依据《担保合同》中该款约定对连带保证人富通公司实施的追责，在富通公司应承担保证责任的情况下，二审法院对富通公司提出的反诉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另外，高丽雯提供的抵押物已被一、二审法院认定为对其他1400万元借款的担保物，亦非债务人自身提供的物保，富通公司主张建行阜新分行应先处置该抵押物，以及建行阜新分行直接对富通公司账户扣款5215083.99元，侵害了富通公司的合法权益，并无依据，该项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富通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阜新东方富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余晓汉 审判员  李盛烨 审判员  季伟明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一日 法官助理汤化冰 书记员刘美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