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渝0116民初11746号原告：代安帮，男，1952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江津区。原告：代安文，男，1955年9月1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江津区。原告：代安明，男，1958年8月3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江津区。原告：代安宾，男，1978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九龙坡区。原告：代安容，女，1963年8月8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江津区。原告：代安会，女，1966年11月3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江津区。原告：代安莲，女，1972年8月14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江津区。上述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樊江培，重庆雄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重庆市江津区中心医院，住所地重庆市江津区鼎山街道江州大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5003814505538179。法定代表人：孙贵银，职务：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明祥，重庆宇广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代安帮、代安文、代安明、代安宾、代安容、代安会、代安莲、代国品诉被告重庆市江津区中心医院（以下简称中心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0月15日立案受理后，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审理中，代国品死亡。其余七原告申请对被告中心医院是否存在医疗过错等进行鉴定，2020年7月20日，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以超出鉴定能力终止鉴定，本案继续审理。审理中，原告代安帮、代安文、代安明、代安宾、代安会、代安莲及七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樊江培，被告中心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明祥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七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赔偿医疗费26000元、死亡赔偿金160966.15元（32193.23元/年×5年）、丧葬费36636元（6106元/月×6个月）、护理费1600元（100元/天×16天）、住院伙食补助费800元（50元/天×16天）、交通费5000元、误工费15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80000元，合计316002.15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中心医院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代安帮、代安文、代安明、代安宾、代安容、代安会、代安莲系死者程迪贤的子女，代国品系死者程迪贤丈夫。程迪贤于2018年4月16日由于右上腹疼痛、畏寒发热到被告中心医院住院治疗，于2018年4月23日出院。出院不久，5月28日，程迪贤由于腹痛、畏寒发热再次到被告中心医院住院治疗，于2018年6月15日出院。出院不久，程迪贤由于腹痛于2018年6月22日第三次到被告中心医院住院治疗，2018年8月1日在住院治疗过程中，由于医务人员疏忽大意，没有及时检查皮试结果就给程迪贤使用注射用青霉素钠、哌拉西林钠他唑巴坦钠(冻干粉)等药物，导致程迪贤青霉素药物过敏，经抢救无效于2018年8月18日在被告中心医院重症监护室死亡。事发后，七原告向相关部门反应，已经对涉案病历进行查封保存。原、被告曾多次调解，均无果。为维护合法权益，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特诉至贵院，望判如所请。被告中心医院辩称，对治疗经过及死亡结果无异议，请求驳回其诉讼请求。理由：首先，医院在为程迪贤提供医疗服务过程中治疗及抢救措施得当，符合诊疗常规，没有过错。其次，程迪贤的死亡与医院治疗措施无关。一、8月1日，当班护士按规定做了皮试，按时查看结果，病历医嘱中有阴性记录。当晚做了皮试，未输，8月2日早未做皮试开始输，此做法正确，只有连续三天未使用该药物或更换该药物批号，才需要重新做皮试，否则无需再做。二、治疗措施得当、抢救及时，医护人员在家属扰乱医疗秩序的情况下仍尽力抢救患者。患者连续三次住院均多次使用同一种抗生素（哌拉西林钠他唑巴坦钠）均未过敏。医院组织相关科室专家进行讨论，一致认为患者死于过敏性休克，不是未做皮试或未及时查看皮试结果造成，而是发生了少见的连续多次使用青霉素类抗生素的过敏反应。再次，七原告没有举示充分的证据证明被告中心医院在本案中存在过错，根据举证规则，对专门性问题应当由专业的鉴定机构对医院是否有医疗过错以及过错大小作出专门性的结论，但七原告自愿不申请鉴定，仅凭自己的推断没有法律依据；患者已连续住院三次，病情相似，不再要求患者对病情陈述处签字符合常情，即使没有家属和病人签字也不构成侵权责任法上的篡改病历。最后，七原告尚欠被告中心医院治疗程迪贤的医疗费110466.55元，应当还清。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4月16日，程迪贤因右上腹疼痛7天、畏寒发热1天到被告中心医院住院治疗，住院共计7天（2018年4月23日出院）,入院诊断与出院诊断均为：“肝胆管结石伴急性胆管炎。”出院情况：“患者未诉特殊不适，无畏寒发热。”出院医嘱：“1、注意休息、营养；2、如有不适，随时来院。”2018年5月28日，程迪贤由于中、上腹疼痛1＋月，畏寒发热1天到被告中心医院住院治疗，住院共计18天（2018年6月15日出院），入院记录陈述的既往史记载“入院前1天，患者出现畏寒发热......在当地医院输液（具体不详），自觉症状未见好转，现未求进一步诊治，今来院就诊。”入院诊断与出院诊断均为：“1、肝胆管结石伴胆管炎；左肝萎缩；3、肝功能异常。”出院医嘱：“1、规律、低脂饮食；2、出院后口服溶石利胆类药物；3、如有不适，专科随诊。”2018年6月20日，程迪贤到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门诊检查，检查部位“上腹部CT增强”意见：“1、肝脏形态异常.....结石待排；2、增强后期各期肝左叶明显强化，强化程度高于邻近肝实质，考虑灌注异常可能......”2018年6月22日，程迪贤由于腹痛第三次到被告中心医院住院治疗，入住肝胆科病房，床号为18号，入院记录首页载明陈述者“本人”，无陈述者签字。程迪贤住院直至2018年8月18日死亡，入院诊断：“1、肝胆管结石伴胆管炎；左肝萎缩癌变可能；3、冠心病。”入院当日，原告代安文在《江津区中心医院住院患者离院外出责任书上》家属意见处签字，“......我仍然坚持住院期间不定期离院外出，并自愿承担一切风险和不良后果，与医院无关。”外出时间处填写“不明”。2018年6月28日早上，程迪贤自行外出至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西南医院）进行门诊检查，其中检验报告单载明采血时间2018年6月28日7时58分，报告时间2018年6月29日，诊疗项目肿瘤标志物蛋白芯片，显示四项结果存在“↑”，备注载明：“↑↑↑”或“↓↓↓”为危急值，请速至医生处就诊；超声科彩超报告单，载明报告日期2018年6月28日8时47分，提示“超声造影呈无增强，不除外脓肿，建议进一步检查。”2018年8月1日晚，医护人员为程迪贤做皮试，临时医嘱单明确载明“青霉素皮试（-）”，有护士“吴玲”的签字。2018年8月2日9时5分，程迪贤“突然出现恶心、呕吐、感心累、气促，患者感全身麻木，全身见红色斑疹”转外科ICU进一步抢救治疗，床号10号，当前情况“患者呈深度昏迷.....”目前诊断：“1、心肺复苏术后；2、过敏性休克？；3、肝胆管结石伴左肝癌变可能；4、冠心病。”当日，程迪贤在ICU抢救治疗期间，床号从10号调为3号。之后，程迪贤一直在重症监护室。2018年8月15日，被告中心医院对程迪贤的病情进行全院会诊，会诊记录记载，讨论的内容：“肝胆科刘双权住院医师：患者因腹痛入院，入院时存在胆道感染，经抗炎等治疗后病情反复......放射科杜晓波主任医师：就8-6胸部CT的影像学资料看，患者脑沟变浅，故脑水肿明确，双下肺存在坠击性肺炎......神内科冷崇健副主任医师：患者目前感染诊断明确，就目前意识情况看，考虑心脏骤停后缺血缺氧性脑病......药剂科李小亚医师：患者目前感染明确，但感染灶不明确，考虑胆道系统可能性大，抗生素使用时间长，不排除肠道菌群失调等引起感染，如场球菌等......呼吸科万雄副主任医师：......结合现胸片情况，肺部感染不应主要感染灶，需考虑细菌入血，但现血培养等为阴性，无明确细菌学证据，不排除肠道细菌等引起菌血症或败血症......感染科袁进主任医师：患者因感染入院，反复发热、白细胞升高，故感染诊断明确......现考虑感染性胆道可能性大...”2018年8月17日，被告中心医院进行特殊抗菌药物会诊。2018年8月18日，程迪贤在重症监护室经抢救无效，死亡。死亡原因：“休克。”死亡诊断：“1、心肺复苏术后；2、感染性休克；3、过敏性休克；4、多器官功能障碍；5、肝胆管结石伴左肝癌变？；6、肝脓肿；7、急性消化道应激性溃疡伴出血；8、失血性贫血；9、肺部感染；10、缺氧缺血性脑病；11、电解质代谢紊乱；12、低蛋白血症。”程迪贤死亡后，被告中心医院告知家属进行尸检，家属拒绝尸检。另查明：2018年8月2日，程迪贤的心电图性别打印“男”，床号手写“10床”，姓名为手写“程迪贤”；2018年8月16日、8月18日的心电图性别处均打印“男”，姓名为手写“程迪贤”。再查明：程迪贤，女，1937年3月29日出生，户籍地登记为重庆市江津区，农村居民家庭户口。原告代安帮、代安文、代安明、代安宾、代安容、代安会、代安莲系程迪贤的子女；代国品（男，1930年6月27日出生，公民身份证号码5102251930********）系程迪贤的丈夫。2019年8月19日，代国品死亡。审理中，七原告申请对是否存在医疗过错等进行鉴定，期间，鉴定机构以无鉴定技术条件、无鉴定能力退回。后再次申请鉴定，2020年7月7日，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以“超出本鉴定机构技术条件或鉴定能力”终止鉴定。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未能提供证据或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在程迪贤第三次住院期间，被告中心医院在诊疗过程中是否存在医疗过错。本案中，程迪贤由于右上腹疼痛、畏寒发热先后于2018年4月16日至2018年4月23日、2018年2018年5月28日至2018年6月15日、2018年6月22日至2018年8月18日三次到被告中心医院住院治疗，第一次住院出院诊断为“肝胆管结石伴急性胆管炎。”第二次住院出院诊断为“1、肝胆管结石伴胆管炎；左肝萎缩；3、肝功能异常。”在第三次住院期间，程迪贤于2018年8月18日经抢救无效死亡。上述事实，有病历材料相佐证，本院予以确认。关于是否存在伪造、篡改病历等问题。程迪贤第一次住院、第三次住院入院记录陈述者签名处均未签字；第二次住院入院记录陈述者签名处有原告代安莲签字。第三次住院陈述的内容基本是病史，与入院前的出院诊断、检查报告等事实基本相符，入院诊断有“冠心病”，程迪贤为年满八十一岁的老人，陈述者不同或随着检查的项目的不同或疾病的发展等，可能之前没有或没说或没检查出，而第三次入院诊断出有，不能因此认为篡改病历。在第三次住院期间，2018年6月22日至2018年8月1日期间，程迪贤入住肝胆科普通病房，床号为18号。2018年8月2日，因突然出现恶心、呕吐、感心累、气促等严重情况转外科重症监护室进行进一步抢救治疗，床号因病房的突然改变而改变成10号，并无不当。2018年8月2日，程迪贤继续在ICU抢救治疗，根据病历材料记载，床号“10号→3号”，即从10号调成3号，当时因突发状态进行抢救，之后病床调整并无不当，因此，不能以此证明被告中心医院篡改、伪造病历。8月2日、8月16日、8月18日心电图的性别记载为男，姓名手写，应为瑕疵，亦不能以此认定被告中心医院伪造病历。另，关于七原告所述6月28日西南医院的检验报告单、彩超报告单与被告中心医院病程录记载的时间违背常理的问题，6月22日，即入院当日，原告代安文在《江津区中心医院住院患者离院外出责任书上》家属意见处签字，“我仍然坚持住院期间不定期离院外出，并自愿承担一切风险和不良后果，与医院无关。”外出时间处填写“不明”，表明程迪贤入院前已预料外出。6月28日，程迪贤自行外出至西南医院进行检查，检验报告单载明采血时间为2018年6月28日7时58分，报告时间2018年6月29日；超声科彩超报告单仅载明报告时间2018年6月28日8时47分，未载明拍片具体时间，报告作出时间并非患者拍摄时间，且机器设备记录的时间可能与真实时间有少许偏差，上述两份报告表明早上7时58分许程迪贤在西南医院，七原告认为被告中心医院病程录中记载6月28日9：16分查房违背常理，考虑入院前家属即表示不定期外出、程迪贤的病情需持续治疗的情况、两家医院间的距离等因素，在该时间段内，程迪贤采完血、拍完片后马上返回被告中心医院，存在可能性，不能以此认定被告中心医院伪造病历。关于2018年8月1日晚被告中心医院医护人员是否观察皮试结果的问题：当日临时医嘱单明确载明“青霉素皮试（-）”，有护士“吴玲”的签字。通过整个病历材料，2018年6月22日注射过“氯化钾氯化钠注射液”；2018年7月17日，进行“哌拉西林钠他唑巴坦钠（冻干粉）皮试（-）；2018年7月30日进行注射“用盐酸头孢替安（溶媒结晶）皮试（-）”；均为阴性。七原告提供楼道等视频资料，并不能直接反应病房内的情况，不足以证明做皮试的具体时间、具体观察时间等，不足以证明护士未观察皮试结果、未尽到相应的护理义务；也不足以证明程迪贤的死亡与做皮试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关于是否对尸检进行告知的问题。病历材料中有《尸体解剖告知书》，有医护人员的签名，日期为2018年8月18日，即程迪贤死亡当日，但无患者家属签字。被告中心医院称患者家属拒绝签字，原告代安莲在提交的书面材料中也明确表示“我们家属明确表态不愿尸检。”因此，被告中心医院关于尸检问题尽到了告知义务，家属拒绝尸检。关于被告中心医院在程迪贤第三次住院治疗过程中是否存在医疗过错的问题。根据原告代安莲自述，2018年8月2日早上，原告代安莲在程迪贤病房，近9时，原告代安莲看到护士做输液准备，随后输液。根据病历记载，当日9时5分患者家属通知医护人员，9时10分医护人员进行大抢救，因医护人员到场需要一定的时间，抢救比较及时，不能以此认定延误抢救。当日，原告代安明在《经口/鼻气管插管同意书》上签字；因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不能取得患者或近亲属意见的，由医院负责人或授权的负责人批准，可以立即实施相应的医疗措施，本案无证据证明被告中心医院的抢救措施不当。2018年6月20日，即程迪贤第三次入院前两天，到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门诊检查；报告显示后期各期肝左叶明显强化，强化程度高于邻近肝实质，考虑灌注异常可能等，表明程迪贤入院前肝脏、胆囊存在结石待排、灌注异常、不排除炎性病变、外囊肿等诸多病症。被告中心医院对程迪贤的死亡诊断为：1、心肺复苏术后；2、感染性休克；3、过敏性休克；4、多器官功能障碍；5、肝胆管结石伴左肝癌变？；6、肝脓肿；7、急性消化道应激性溃疡伴出血；8、失血性贫血；9、肺部感染；10、缺氧缺血性脑病；11、电解质代谢紊乱；12、低蛋白血症。”可以看出，程迪贤死亡是多种器官功能存在病变所致，并非冠心病。其死亡后，被告中心医院告知进行尸检，原告代安莲等家属拒绝尸检，无法进一步明确死亡的原因。七原告申请对被告中心医院是否存在医疗过错进行鉴定，在鉴定过程中，鉴定机构以无鉴定能力终止鉴定。本案所涉医疗行为属专门性问题，需要专业人员凭借专业技术进行认定，审理中，当事人明确表示不再申请鉴定，故七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其主张被告中心医院存在医疗过错而请求赔偿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为维护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代安帮、代安文、代安明、代安宾、代安容、代安会、代安莲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040元，减半收取3020元，由原告代安帮、代安文、代安明、代安宾、代安容、代安会、代安莲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董建丽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钟扬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