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4民终346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胡东友，男，1963年11月7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邯郸市馆陶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殷学敏，河北十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胡正华，男，1964年5月27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邯郸市馆陶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段克亮，河北奉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馆陶县房寨镇房寨北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馆陶县房寨镇房寨北村。 法定代表人：王东飞，该村委会主任。 上诉人胡东友因与被上诉人胡正华、馆陶县房寨镇房寨北村村民委员会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馆陶县人民法院（2019）冀0433民初16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胡东友、被上诉人胡正华到庭参加诉讼，经本院依法传唤，被上诉人馆陶县房寨镇房寨北村村民委员会未到庭,本院依法对其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胡东友上诉请求：一、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河北省馆陶县人民法院(2019)冀043民初1647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胡正华的诉讼请求。二、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返还胡正华6,5亩土地，根本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也没有任何证据支持，故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撤销。其推理所依据的所谓的事实是房寨北村委会给上诉人和胡正华分别出具的两份截然不同、互相矛盾的证明（注给上诉人出具的证明内容为诉争土地是上诉人的，给胡正华出具的证明内容为上诉人代耕的胡正华的土地），而一审法院审理案件时，在没有任何实地走访、调查的情况下，仅仅凭借该两份截然不同且矛盾的证明，即判决上诉人返还胡正华承包土地6.5亩，实在是令上诉人无法信服。况且，上诉人还向法院提交了录音证据，完全可以印证、说明胡正华取得村委会证明的过程完全是违法的，可一审法院却视而不见，不予采信。二、农村土地承包和其他诉讼不同。正如本案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回重审的意见所述，农村土地是农民的基本生产资料和最可靠得生活保障。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是农村政策的基石，是保障农民权益、促进农业发展、保持农村稳定的制度基础，故认为应将房寨北村村民委员会追加为当事人。但事实上本案发回重审之后，村委会并未出庭参加庭审，村委会作为土地的发包方，有义务安排当年发包土地时了解情况的人员到庭向法院陈述事实经过，以查清2001年土地调整时。诉争土地到底是发包给了上诉人。还是胡正华；双方争议的土地亩数、四至到底是否存在争议以及是否存在代耕事实，如果存在代耕事实的话，代耕的亩数到底是多少，事实上一审法院并不知情更未查清。虽一审法院认为，村委会给上诉人出具的证明没有合理解释以及多分土地给上诉人土地原因，但这并不能够成为上诉人多出来的人口地就是胡正华的土地的事实。而且一审法院还认为，因为上诉人给胡正华出具了证明《内容为：我种胡正华3.5亩，胡东友），胡正华也给上诉人出具了证明（内容为：东友给3亩地无国补贴，胡正华）所以两者之间存在代耕关系，但也许一审法院忽略了他们双方所写的内容根本就没有体现6.5亩，更没有体现任何代耕事实。所以上诉人认为，以此一审法院就认为上诉人应当返还胡正华6.5亩土地，明显不符合客观事实。 胡正华答辩称，胡东友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馆陶县房寨镇房寨北村村民委员会未答辩。 胡正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耕地8亩；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2年1月，原告承包了房寨北村的耕地两块。1998年9月30日，被告房寨北村村委会向原告发放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该证记载，一块承包地为东北地，面积6.5亩，四至为东永旺、西书民；另一块承包地为东南地，面积1.5亩，四至为南书民，西一队、北路。承包期限为三十年，自1992年元月至2022年12月。该证书发包方处加盖有被告房寨北村村委会印章，落款时间为1998年9月30日。该证书乡镇政府处加盖有馆陶县房寨镇人民政府印章，落款时间未填写。后原告外出在城镇做生意。2001年秋天，原、被告所在的房寨北村二组土地打乱重分。原告家庭5口人，未实际耕种土地。被告胡东友当庭认可2001年分地时其家庭为5口人，每人应分地1.3亩，共计6.5亩，当时生产小组多分给其4口人的耕地5.2亩，不知道是谁的，因需要架线、打井摊钱多分其2.7亩地，其现实际耕种两块承包地，其中一块位于村东，面积15亩，另一块位于村东北，面积1亩，共计16亩。后原告多次要求被告胡东友返还承包土地未果，以致成诉。一审法院认为，农村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基础和保障。我国现行的农村土地承包采取的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以家庭人口为基础的家庭承包方式。原、被告所在镇、村的土地是1992年发包，依据国家政策，1998年发放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承包期限为三十年。在土地承包未到期的情况下，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侵犯承包人的经营权。原、被告所在的房寨北村二组在2001年秋对本组土地进行重新发包时，原告作为该组村民依法享有平等的承包土地的权利，在原告没有明确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情况下，被告房寨北村村委会下设二组将原告的承包地收回，将原告应分得的承包地分配给他人耕种，侵犯了原告的承包经营权，应予纠正。经庭审查实，房寨北村二组在2001年重新发包土地时，被告胡东友家有5人，每个应承包1.3亩土地合计6.5亩。被告胡东友当庭陈述其家庭现耕种的土地共计16亩，因摊打井、架线钱多分2.7亩土地，对于超出其家庭人口应承包土地面积的其他土地。其仅强调是被告房寨北村村委会分配给其家的，不能作出为什么多给其家分地的合理解释。被告房寨北村村委会给原告和被告胡东友出具多份内容不同证明。被告房寨北村村委会于2019年2月25日、2019年7月23日给原告出具的两份证明明确显示2001年胡正朝担任小组长将原告家5口人土地交由被告胡东友代耕。被告房寨北村村委会于2019年3月2日给被告胡东友出具的证明仅表明被告胡东友现在耕种的土地是2001年集体调整土地分包所得，与任何人无关，但未就合理性作出说明，不能否认被告房寨北村村委会给原告提供的两份证明所证被告胡东友代耕原告土地的事实的存在。由被告胡东友给原告出具的内容为“证明，我种胡正华3.5亩，胡东友”的证明和原告向被告胡东友出具的内容为“东友给我3亩地无国补贴，胡正华”的证明也可证明原告向被告胡东友讨要承包土地，被告胡东友认可代耕原告承包土地的事实。被告胡东友辩称，基于义气和友情给原告3亩土地作为安葬用不符合客观事实，与常理不符。综上、应认定被告胡东友于2001年本村**发包土地时占有了原告5口人，共6.5亩承包地。原告向其追要时，其应依法予以返还。原告要求被告胡东友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返还8亩承包地，与2001年本村二组调整土地时人均应分承包土地面积不符，不予支持。根据房寨北村二组土地发包的现状，1998年被告房寨北村村委会发放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仅能证明持证人享有从本村取得承包土地的权利。因该证书所载土地已被本村二组重新发包，故包括原告在内的该组村民所持证书记载的承包土地面积、方位、四至均与2001年重新发包后取得的土地面积、方位、四至不符，属正常现象，被告胡东友关于其没有实际耕种原告的承包土地，应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辩解意见与事实不符，不予采纳。判决：一、被告胡东友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返还原告胡正华承包土地6.5亩。二、驳回原告胡正华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经审理查明，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所在的房寨北村二组在2001年秋对本组土地进行重新发包。2001年12月5日，上诉人胡东友替代被上诉人胡正华交纳了2001年麦季和秋季提留款共计760.2元。在2001年分地后，上诉人胡东友给被上诉人胡正华出具了证明（内容为：我种胡正华3.5亩，胡东友），被上诉人胡正华也给上诉人胡东友出具了证明（内容为：东友给3亩地无国补贴，胡正华）。2018年6月11日在何爱云对当时分地时时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所在小组组长胡正朝的调查笔录显示，2001年分地时，被上诉人胡正华共有5口人，当时每人1.3亩，胡东友顶着胡正华的名，种了胡正华的地。从上述证据显示结合上诉人应分亩数和现种亩数可以看出胡东友现种的地中包含胡正华的承包地。由于分地时已经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地分在一起，本院综合考虑涉案耕地实际情况和房寨北村村委会意见，为方便生产（胡东友在争议土地西边打了水井），应在争议地块从东向西，从胡东友的耕地中划分6.5亩地给被上诉人胡正华。 综上所述，胡东友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河北省馆陶县人民法院(2019)冀043民初1647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即：驳回原告胡正华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变更河北省馆陶县人民法院(2019)冀043民初1647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即：被告胡东友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返还原告胡正华承包土地6.5亩（该地块四至：南至生产路，北至生产路，东至一组胡保献、胡保国承包地，西至胡东友）。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胡东友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聂洪文 审 判 员 潘新丽 审 判 员 梁兴元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七日 法官助理 王浩浩 书 记 员 蒿冠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