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兴宁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481民初1351号原告：廖少填，男，汉族，1969年8月2日出生，住广东省揭西县**************之1，公民身份号码：445************310。委托代理人：朱镇光、叶关和，广东灏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何启泉，男，汉族，1985年3月22日出生，住广东省兴宁市**********，公民身份号码：441************238。委托代理人：曾荣松，广东广兴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兴宁市百益畜牧发展有限公司，地址：广东省兴宁市******罗李塘，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68K。法定代表人：李文芳，该公司经理，公民身份号码：441************92X。原告廖少填与被告何启泉、第三人兴宁市百益畜牧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益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2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廖少填及其委托代理人朱镇光、叶关和，被告何启泉及其委托代理人曾荣松，百益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文芳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廖少填向本院提出的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猪苗款452000元及利息（自起诉之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3倍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29195元（含车费7600元、饲料15210元、治疗药物6385元）；3、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2019年8月，被告主动向原告兜售猪苗。被告称已事先看过出售的猪苗，保证猪苗绝对健康和安全，还可代为申报检疫并出具《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双方最终口头约定，交易日期为2019年8月27日，交易地点为梅州市兴宁市罗浮镇，猪苗价格为每头45斤1200元起，超过45斤部分每斤加±8元计算，运输车辆由被告安排，但运费由原告承担。2019年8月27日，被告将猪苗称重、装车并发运至原告处，即送至揭西县金和镇。经称重，原告购买猪苗共321头，总重量22802斤，总计452056元。原告根据被告的指示向案外人彭海铭支付货款42万元，另有32000元直接支付至被告的微信钱包。自2019年8月29日起，原告发现被告出售的猪苗出现非正常大批量死亡，直至9月中旬全部死亡。发现非正常死亡状况后，原告立即向被告提出质量异议及要求采取补救措施。2019年9月3日，被告提供用药配方，原告实施后情况仍无好转，猪苗接连死亡。之后，原告继续要求被告提供挽救措施，但被告避而不谈。2019年9月6日，被告向原告辩称猪苗是由彭海铭提供，要求原告向彭海铭主张权利。原告认为，案涉买卖合同约定均是原、被告双方共同协商，实际履行的，订立合同时，被告从未披露其与案外人彭海铭存在代理关系，故被告才是案涉买卖合同的相对方。被告出售的猪苗存在严重质量问题，违反质量保证的约定，理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相关规定，被告应当返还猪苗款并赔偿原告的经济损失。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只能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何启泉辩称：一、被告与原告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被告从未销售猪苗或生猪给原告，原告是向百益公司购买猪苗。原告提交的信访材料及相关部门出具的情况说明及回复，可证实与原告存在买卖合同法律关系的是百益公司。原告购买猪苗的款项也是支付给百益公司，其中420000元支付给百益公司董事长彭海铭，定金5000元及尾款27000元由被告转给另一中介人刘彬交付给百益公司。二、原告没有证据证实百益公司出售给其的猪苗存在任何健康问题。百益公司出售给原告的猪苗均通过了动物检疫，并取得了《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动物B）》，动物检疫单位检疫过程合法合规。2019年8月27日，原告亲自到百益公司现场挑选猪苗，确认健康良好才装载的。原告没有证据证实百益公司出售的猪苗已死亡或不正常死亡。退一步讲，即使有死亡的事实，也需要有死因鉴定结论来证实猪苗的死亡及死因，但本案原告没有证据证实猪苗死亡的责任与百益公司有关，也没有证据证实猪苗的死因。小猪饲料的保质期为35天，原告提供的小猪饲料，购买日期为2019年6月6日，至2019年8月底已经过了保质期，可以证实猪苗死亡的责任在于原告。三、被告只是这次买卖猪苗的中介人之一，另一中介人是刘彬。原告是通过“海大业务”中介找到被告，表明想购买猪苗，要求被告帮忙了解有没有公司出售猪苗，被告与另一中介刘彬联系后，刘彬表示百益公司有猪苗出售，按照惯例，原告在2019年8月25日支付了5000元作为定金，在交易成功后，总价款452000元中的420000元直接支付给了百益公司董事长彭海铭，剩余尾款27000元支付给被告后，与之前的定金5000元均由被告转给另一中介人刘彬，并由刘彬转付给了百益公司董事长彭海铭。四、原告没有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其与被告存在买卖猪苗的业务关系，原告的证据更加证明了被告起到的是中介作用。综上所述，双方之间不存在买卖关系，原告的诉讼请求与事实理由不能成立，请求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百益公司辩称：我方作为卖方是合法合规的，经过业务员介绍后，买方亲自过来挑选猪苗，所有程序都是合法合规的，原告的证据也说明我方卖猪苗的程序合法合规。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8月间，原告廖少填想购买一批猪苗，通过网络中介认识了被告何启泉，被告向原告表示兴宁这边有猪苗出售。2019年8月25日，双方口头约定原告在2019年8月27日前来交易，并由原告支付了5000元至被告的微信钱包作为定金。2019年8月27日，被告与刘彬联系后，三人一起来到兴宁市罗浮镇百益公司的养猪场，约定猪苗价格为每头45斤1200元，超过45斤部分按每斤±8元计算，运输车辆由被告和刘彬帮忙联系，运费由原告自行承担。商定后，原告现场挑选了321头猪苗，经百益公司员工称重，总重量为22802斤，核定价款为452056元，原告向百益公司总经理彭海铭账户支付了货款42万元，剩余尾款27000元直接支付至被告的微信钱包，被告收到尾款后当天又转给了中介人刘彬，刘彬亦在当天将款转给了百益公司总经理彭海铭。同时，被告、刘彬两人电话联系了蔡状胜、陈柏泉、林美桂、谢美勋四人分别开来运猪车，将挑选好的猪苗分四批运载至兴宁市罗浮镇畜牧站开具检验证明，畜牧站经检查后以蔡状胜、陈柏泉、林美桂、谢美勋四人为货主，分别出具了《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当天下午四人将猪苗运载至原告位于广东省揭西县金和镇的养猪场。自2019年8月29日起，原告发现购买的这些猪苗陆续出现大批量死亡，便与被告联系，要求采取补救措施。2019年9月3日，被告提供用药配方，原告实施后情况仍无好转，猪苗仍接连死亡，直至9月中旬全部死亡。之后，原告以猪苗质量有问题为由，要求被告提供挽救措施，但被告以猪苗是由彭海铭提供为由，要求原告向彭海铭主张权利。原告在向被告主张权利的过程中，了解到当天一起购买猪苗的马杨套及后来购买猪苗的张会勇所购买的猪苗也全部死亡，三人遂于2019年9月24日共同向兴宁市****局进行信访，要求对百益公司伪造动物检疫合格证明的行为进行查处，并要求百益公司赔偿损失。2019年10月15日，兴宁市罗浮镇人民政府出具《关于廖少填等反映兴宁市罗浮镇百益畜牧发展有限公司伪造检疫证明的情况说明》，认为罗浮镇动物监督分所开具动物检疫证明的程序合法，生猪经检查合格后才开具证明，不存在有伪造检疫证明的事实。2019年10月16日，百益公司出具《关于百益畜牧发展有限公司猪苗销售的情况汇报》，认为其公司8月份共销售猪苗1204头，投诉人经中介介绍抓了561头，其他销售未有投诉，至今存栏的母猪、小猪并未发生异常，投诉人及其他中间人之前与百益公司从未接触认识，是经百益公司中介刘彬介绍于8月27日上午来猪场实地看猪，猪场工人赶猪出来由对方亲自挑选，满意合格后才过磅上车，当时投诉人在现场挑选监督，所以每装满一车猪苗都是由百益公司的人员和介绍人一起带着公司内部的出猪证明前往畜牧站，由畜牧站人员检查后开具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后放行的，交易结束后投诉人并未提出异议，同时认为投诉人提出的赔偿要求不合理。2019年10月18日，兴宁市****局向原告等人出具《兴宁市****局关于廖少填等信访的答复》，认为原告等人反映的猪苗交易事实客观存在，但反映百益公司伪造动物检疫合格证明情况不属实，反映的猪苗死亡，未有证据确定死亡责任在百益公司，并建议原告等人收集相关证明材料，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庭审中，双方对于被告何启泉在本次猪苗交易中的身份是出卖人还是介绍人，以及猪苗在检验检疫过程中程序是否合法存在较大争议。原告坚持认为被告就是出卖人，并认为罗浮镇畜牧站未经检查就开具动物检疫合格证，程序不合法；而被告则认为自己与刘彬都是介绍人，介绍原告到百益公司购买猪苗，收到的定金和尾款也通过刘彬转给了百益公司老板，百益公司才是出卖人，同时认为检验检疫过程合法。为查明案件事实，经原告申请，本院依法追加百益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百益公司对其出卖人身份予以认可，并认为买方是经过中介人介绍后，亲自挑选猪苗，出卖程序合法合规。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交的通话录音、销售记录表、交易明细、微信付款截图、微信聊天记录、通话记录详情、照片、小猪料收据、药品收据、动物检疫合格证明、罗浮镇情况说明、马杨套证言、张会勇证言等证据，被告提交的来信来访登记表、信访申请材料、动物产地检疫工作记录单、动物检疫合格证明、百益公司销售情况汇报、罗浮镇情况说明、农业农村局信访答复、照片、小猪料合格证、微信截图、银行明细对账单、工商登记资料等证据，及本院庭审时的开庭笔录附卷佐证予以证实。本院认为：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原告作为买方已经明确，但被告是否属于销售猪苗的卖方，双方存在不同的意见，本案首先应对卖方的主体进行确认，之后才能对猪苗死亡的风险承担问题作出处理。关于卖方主体问题。买卖行为是指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行为。本案中，首先，从交易前猪苗的权利人来看，购买的猪苗是从百益公司的猪场所抓，原告提供的猪只销售记录表也是百益公司所出具，可见猪苗在交易前的所有权人是百益公司，而不是被告。其次，从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去向来看，主要货款42万元是直接转入百益公司总经理彭海铭的账户中，而定金和尾款虽然直接转给了被告，但被告事后又转给了刘彬，刘彬又转给了彭海铭，可见支付的价款最后均由彭海铭收取，而不是被告。再次，百益公司已认可自己的出卖人身份，并认可是经过业务员介绍达成的交易，而被告将有猪苗出售的消息，包括猪苗的大小和价格等情况告诉原告，并带原告去百益公司现场挑选猪苗的行为，同时只收取定金和尾款的行为，更符合居间人的特征。据此，第三人百益公司才是本案买卖合同的出卖方，而被告只是促使双方达成交易的居间人，即介绍人。关于猪苗死亡的风险承担问题。首先，双方在猪苗交易过程中没有明确约定猪苗的质量和检验标准，也没有明确约定检验期和质量保证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七条的规定，原告应当及时对猪苗的质量进行检验，现原告亲自到现场挑选猪苗并购买的行为，依法视为对已购买的猪苗质量进行了检验，这批猪苗交付给原告后才陆续死亡，根据上述法律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原告作为买受人，此时猪苗死亡的风险应由其自行承担；而兴宁市罗浮镇畜牧站对猪苗进行的检验检疫并开具动物检疫合格证的行为，属于国家行政机关的行政管理行为，不属于双方的合同行为，也无证据显示双方在交易猪苗的合同中存在必须以行政机关的检验检疫合格为前提的约定，且在兴宁市罗浮镇畜牧站已经出具动物检疫合格证的情况下，即使兴宁市罗浮镇畜牧站在检验检疫过程中存在程序方面的错误或瑕疵，也与双方交易猪苗的合同无关，更不能据此认定猪苗存在质量问题，现原告以兴宁市罗浮镇畜牧站检验检疫程序不合法为由，就认为猪苗存在质量问题，理由明显不足。其次，本案猪苗死亡的原因并不明确，整个猪苗的交易过程中，存在由卖方养猪场到运输车辆，再到买方养猪场的运输过程，也存在由卖方饲养到买方饲养的过程，这一系列的运输和饲养过程中，都有可能使猪苗受到应激、中毒、感染疾病等方面的影响，从而造成死亡，只有在卖方养猪场养殖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并最终导致的死亡，原告才能以质量问题为由向卖方主张权利，现原告在猪苗死亡后未对猪苗的死亡原因进行鉴定，导致无法确认猪苗的死亡原因，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要求卖方承担责任的理由不足。据此，猪苗死亡的风险应由原告自行承担。综上所述，第三人百益公司才是本案买卖合同的出卖方，被告何启泉只是介绍人，原告向何启泉主张权利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且现有证据不足于证实猪苗死亡的原因是第三人百益公司的责任，猪苗死亡的风险应由原告自行承担。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五十七条、第四百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廖少填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8517.93元，由原告廖少填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魏鉴宏人民陪审员  廖南龙人民陪审员  罗 苑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七日书 记 员  张 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