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02民终327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彭延超，女，1988年3月4日出生，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鱼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廖伟权，广西比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广西比谦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柳州延龙汽车有限公司，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阳和工业新区和悦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00272961366M。 法定代表人：吕延中，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书平，女，该公司员工。 上诉人彭延超因与被上诉人柳州延龙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延龙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鱼峰区人民法院（2020）桂0203民初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4日 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以询问方式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彭延超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彭延超不支付股权转让款及利息；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由延龙公司承担。 事实和理由：彭延超因在一审期间生育小孩以及疫情的影响，已向一审法院申请调取或责令延龙公司提交《应收款征询函》，但一审法院置之不理，因此一审法院并未查清《应收款征询函》的具体内容。催收是客观事实行为，一审判决认定《2015年12月余额表》、《应收款征询函》不具有催收的效力系事实认定错误。不管延龙公司基于什么目的，也不管延龙公司基于单一或多种目的制作《2015年12月余额表》，既然延龙公司向彭延超送达该表，由于主观目的随时可以变更，且主观目的不仅仅唯一存在，不能根据延龙公司的主观意思来认定没有向彭延超催收的目的，因此应根据客观事实来认定延龙公司对彭延超进行了催收。同理，《应收款征询函》的前提是延龙公司认为彭延超欠付股权转让款，并向彭延超征询并确认应收款。因此，应认定延龙公司向彭延超进行过二次催收。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彭延超的上诉请求，依法改判。 延龙公司辩称，1.延龙公司与彭延超签订的《广西铭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股权转让协议》明确约定股权转让款为70万元，且涉案转让的股权已按约定进行了变更登记，延龙公司向彭延超主张股权转让款 70万元，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关于彭延超提出的《应收款征询函》（应为《应收账款询证函》，即使存在，也是延龙公司在正常经营过程中，聘请相关审计公司对公司财务进行审计，发出询证函目的在于核对公司应收账款的账目记录是否正确的一种审计方法，而非有催收之意）。根据股权转让协议中未约定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时间，履行期限不能确定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延龙公司自本案诉讼前从未就涉案股权转让款向彭延超主张过权利，故彭延超主张延龙公司关于涉案股权转让款的诉请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是错误的。综上所述，彭延超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驳回；一审判决正确，应予以维持。 延龙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彭延超立即向延龙公司支付股权转让价款70万元，并从2020年1月6日起按照年利率6%向延龙公司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付至本息清偿完毕之日；2.诉讼费用由彭延超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广西铭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铭驰公司）于2013年7月4日成立，注册资本500万元。延龙公司占注册资本的70%股份。 2015年2月2日，延龙公司（甲方）、彭延超（乙方）双方签订一份《广西铭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其中约定：甲方将其在案外人广西铭驰公司占有的70%股权全部转让给乙方，转让价为人民币70万元。甲方承诺向乙方转让的股权不存在第三 人的请求权，没有涉及任何质押、争议、诉讼。甲方承诺应对该公司及乙方办理相关审批、变更登记等法律手续提供必要的协作与配合。本协议签订后，任何一方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本协议约定条款的，即构成违约。应赔偿其违约行为给对方造成的损失。本协议书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本协议生效之日即为股权转让之日，该公司据此更改名册，换发出资证明书，并向登记机关申请相关变更登记。 2015年2月10日，广西铭驰公司的股东由延龙公司变更为彭延超，占该公司股权70%，并进行了工商登记变更。但因彭延超未支付股权转让款，延龙公司诉至一审法院，提出上述诉请。2014年9月10日到2016年8月12日，彭延超担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 一审法院另查明，彭延超从2015年1月到2017年2月在延龙公司任职，负责对外投融资。2016年2月1日，吕延中向彭延超发送邮件《2015年12月余额表》，其中该表在“会计科目名称”一项下有“2015彭延超”，“期初借方”和“期末借方”下有“¥700,000.00”。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延龙公司主张涉案的股权转让款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二、如果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彭延超应否向延龙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 针对第一个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为,延龙公司向彭延超主张涉案股权转让款没有超过诉讼时效。理由如下:首先,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但该规定只是消灭了债务人对债权人主张权利时的合法抗辩事由,即债务人不能在债权人请求其履行付款义务时拒绝履行,对债权人而言是具备了行使收取价款的权利,而没有规定债权人在买受人收到标的物的同时应当主张 债权,不能将买受人应当付款的时间理解为诉讼时效开始的时间。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中未约定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时间,履行期限不能确定,因此,诉讼时效应从股权转让人第一次向股权受让人主张股权转让款之日起计算。而从《2015年12月余额表》的内容来看，一方面，所列项目为“会计科目名称”一项下有“2015彭延超”，“期初借方”和“期末借方”下有“¥700,000.00”，显然只是一种记账。另一方面彭延超答辩时辩称《2015年12月余额表》是为了转让股权而制作，由此印证了《2015年12月余额表》不具有催收股权款项的意思表示。此外，针对《应收账款询证函》，即使《应收账款询证函》存在，但彭延超在庭审后向一审法院提交的申请调取证据书中也承认延龙公司为了转让股权，聘请相关公司进行财务审计，发出询证函，由此也可以看出，该函的目的是为了转让股权而不是进行股权款催收。综上，诉讼时效不能由此开始计算。涉案《广西铭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中未约定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时间,履行期限不能确定,因此,诉讼时效应从股权转让人第一次向股权受让人主张股权转让款之日起计算。延龙公司自本案诉讼之前从未就涉案股权转让款向彭延超主张过权利,故彭延超主张涉案股权转让款已超过诉讼时效错误,一审法院不予采信。 针对第二个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为,彭延超与延龙公司签订的涉案《广西铭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股权转让协议》明确约定股权转让款为70万元,且涉案转让的股权已 按约定进行了变更登记,延龙公司向彭延超主张股权转让款70万元,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依法予以支持。延龙公司主张彭延超应自起诉之日起至款项实际支付之日止按年利率6%支付利息,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彭延超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延龙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70万元;二、彭延超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延龙公司支付逾期付款利息（该利息的计算以7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6%的利率，从2020年1月7日开始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一审案件受理费10800元、保全费4020元，以上合计14820元(延龙公司已向一审法院预交)，由彭延超负担。 彭延超主张一审法院遗漏查明《2015年12月余额表》内含7个表格，分别为一级科目、末级、应收、其他应收、预付、应付、其他应付、SHEET7。涉案70万元股权转让款在一级科目及其他应收中均有体现，即延龙公司将该笔款项是作为应收款。为此彭延超于二审期间依法提交了证据《2015年12月余额表》（其他应收栏）予以证明，延龙公司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有异议的事实和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彭延超提交的上述证据，是否可以认定为对涉案股权转让款的催收行为以及诉讼时效是否应从此时开始计算，均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本院于下文详细论述。一审法院亦对《2015年12月余额表》相关内容予以查实，本院对彭延超的异议不予采信。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综合诉辩双方的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延龙公司关于涉案股权转让款的诉请是否已过诉讼时效期间，彭延超是否应向延龙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70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 彭延超与延龙公司签订的涉案《广西铭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合同，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上述《股权转让协议》明确约定股权转让款为70万元,且涉案转让的股权已按约定进行了变更登记,彭延超认可尚未支付上述款项，但主张延龙公司关于涉案7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诉请已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其无需支付上述款项。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 合同法第 六十一条、第 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涉案《广西铭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并未约定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时间，亦不能确定履行期限，故根据上述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应从股权转让人第一次向股权受让人主张股权转让款之日起计算。彭延超主张延龙公司于2016年2月1日向其发送《2015年12月余额表》系催收的行为，涉案股权转让款的诉讼时效期间应从此时起计算。本院认为，延龙公司发送上述表格的过程以及内容当中，既没有向彭延超主张或催收股权款项的行为和意思表示，也没有体现彭延超不履 行付款义务的内容，且彭延超一审答辩时亦认可上述表格是为了转让股权而制作的，故延龙公司发送《2015年12月余额表》的行为，不具有催收涉案股权转让款的意思表示，不能认定从此时开始起算诉讼时效期间。 彭延超还主张延龙公司于2016年11月3日因股权向案外人进行转让，对延龙公司各关联公司及财务状况进行清理，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延龙公司应收、应付款进行征询、审计，向彭延超发出《应收账款询证函》，把涉案股权转让款列为应收款，此时应构成诉讼时效期间中断并应重新起算。本院认为，应收账款函证是直接发函给被审计单位的债务人，要求核实被审计单位应收账款的记录是否正确的一种审计方法。函证的目的是证实应收账款账户余额的真实性、正确性，有关证明债务的存在和记录的可靠性等，不能作为认定具有债务催收的意思表示。延龙公司则主张即使有向彭延超发出过《应收账款询证函》，也是应有关审计要求，确认相关债务的存在，并不具有对涉案股权转让款的催收意思表示，且彭延超亦认可延龙公司系因转让股权，聘请相关公司进行财务审计，发出询证函。故该函证的目的是为了转让股权而非股权款项催收，双方对于欠付的股权转让款也并未达成还款协议，即使存在《应收账款询证函》亦不能起到导致诉讼时效期间中断而重新起算的效力。综上，彭延超未能提交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延龙公司在本案诉讼之前向其主张过涉案股权转让款，故本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彭延超应向延龙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70万元。同时一审法院根据延龙公司的诉请，判决彭延超还应自延龙公司起诉之日起至股权转让款实际支付之日止按年利率6%支付利息亦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彭延超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虽存在部分笔误瑕疵，本院依法予以更正，但判决结果正确，本院对判决结果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800元（彭延超已预交），由彭延超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黄晓 审判员  孙翔 审判员  李枚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隋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