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5民终435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腾辉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九龙坡区杨家坪珠江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6992746964。法定代表人：于圣和。委托诉讼代理人：于畅游，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迪迪，男，1992年9月11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南川区。上诉人重庆腾辉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腾辉劳务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杨迪迪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渝0107民初106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3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腾辉劳务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双方口头约定上诉人将劳务承包给被上诉人，劳务费为没有13000元、14000元或15000元，双方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杨迪迪答辩，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杨迪迪向一审法院请求：确认原告与被告腾辉劳务有限公司在2017年12月11日至2019年1月20日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1月24日，腾辉劳务公司向杨迪迪出具《欠条》1张，主要载明：1、腾辉劳务公司欠杨迪迪、杨坤权两父子截止至2019年1月20日的全部劳务费69082元整；2、欠方于畅游承诺在2019年1月31日之前付清杨迪迪与杨坤权的69082元所有工资。该《欠条》欠款人处有于畅游本人签字以及腾辉劳务公司公章。杨迪迪主张《欠条》可以证明杨迪迪在腾辉劳务公司工作，双方具有劳动关系的事实。杨迪迪并未要求腾辉劳务公司支付《欠条》中载明的付款义务。又查明：杨迪迪主张其月工资为7500元/月，并主张其工资都是法定代表人于圣和和唐留英发放，并举示自己名下卡号尾号为7860的银行流水。根据银行流水可知，于*和分别于2018年4月10日给杨迪迪转账5000元、于2018年5月17日转账3000元（备注：18年3月份工资）、于2018年6月2日转账7500元（备注：代腾辉于畅游付工资）、于2018年7月4日转账2000元（备注：杨坤全杨迪迪部分工资）、于2018年7月13日转账5500元（备注：付够一个月工资七千五）、于2018年7月21日转账22500元（备注：杨坤全杨迪迪工资）、于2018年9月4日转账7500元（备注：发放一个月劳务费）、于2018年9月27日转账7500元（备注：发放一个月劳务费）、于2018年11月5日转账2500元（备注：部分劳务费）、于2018年11月27日转账3000元（备注：暂付腾辉劳务部分工资）、于2018年12月6日转账15000元（备注：付杨坤权杨迪迪劳务费）、于2018年12月29日转账1000元（备注：劳务费）、于2019年1月15日转账10000元（备注：发放劳务费），以上共计92000元。同时，杨迪迪自认腾辉劳务公司法定代表人于圣和分别于2019年2月2日给案外人杨坤全转账3万元、2019年2月3日转账1.5万元、2019年3月1日转账5000元。根据前述银行流水可知，唐*英分别于2018年1月20日给杨迪迪转账1000元、2018年1月22日给杨迪迪转账1500元、2018年2月5日给杨迪迪转账6000元、2018年2月11日给杨迪迪转账12584元，共计21084元。杨迪迪主张于畅游系腾辉劳务公司员工，其通过短信、打电话、微信等方式管理杨迪迪；并主张其通过微信告知其将银行卡号给唐留英，由唐留英给其发工资。但是，杨迪迪并未举示证据证明于畅游系腾辉劳务公司员工，也未举示该微信号的所有人和使用人都是于畅游。再查明：2019年3月4日，杨迪迪向重庆市九龙坡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1、确认双方之间在2017年12月11日至2019年1月20日之间具有劳动关系；2、裁决腾辉劳务公司支付杨迪迪2017年12月11日至2019年1月20日期间的工资共计100250元；3、裁决腾辉劳务公司支付杨迪迪2017年12月11日至2019年1月20日期间每个月的奖金共计6683元；4、裁决腾辉劳务公司支付杨迪迪2019年1月24日回重庆的路费803元。2019年4月23日，该委员会给杨迪迪出具《超时未审结案件证明书》，杨迪迪于当日起诉至一审法院。审理中，因根据杨迪迪举示的银行流水，部分付款肯定属于两个人的款项，故一审法院要求杨迪迪明确每个人的具体金额，但杨迪迪拒不明确。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本案中，一审法院依法向腾辉劳务公司送达了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等法律文书，但腾辉劳务公司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一审法院可以缺席判决。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本案争议焦点是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对此，一审法院评述如下：第一，双方之间具有劳动关系的表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本案中，杨迪迪银行流水显示的付款人为于*和，该名字与腾辉劳务公司法定代表人于圣和高度相似性，因腾辉劳务公司未到庭举示相反意见，故一审法院按照民事诉讼高度可能性的证明标准，认定腾辉劳务公司法定代表人给杨迪迪转账的事实属实。加之，于圣和系腾辉劳务公司法定代表人，结合杨迪迪举示的《欠条》中加盖了腾辉劳务公司公章，故认定于圣和系代表腾辉劳务公司给杨迪迪转账。其次，一般情况下，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时可以参照下列凭证：（一）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职工工资发放花名册）、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的记录；（二）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放的“工作证”、“服务证”等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三）劳动者填写的用人单位招聘招聘“登记表”、“报名表”等招用记录；（四）考勤记录；（五）其他劳动者的证言等。本案中，根据银行流水显示，于圣和给腾辉劳务公司转账中有工资、劳务费等备注，涉案《欠条》中也有劳务费和工资的表述，故从表面上看杨迪迪和腾辉劳务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具有两种解释。但因腾辉劳务公司未到庭发表相反意见和举示相反证据，且杨迪迪明确主张双方系劳动关系，故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具有劳动关系。第二，杨迪迪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杨迪迪没有证据证明唐留英系代表腾辉劳务公司给杨迪迪转账，故杨迪迪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于圣和于2018年4月10才给杨迪迪转账，且2018年5月17日转账3000元中备注系3月份工资，故按照高度可能性的证明标准，一审法院认为杨迪迪和腾辉劳务公司于2018年3月1日起才具有劳动关系。结合腾辉劳务公司给杨迪迪出具《欠条》的时间为2019年1月24日，且腾辉劳务公司未到庭举示相反证据的前提下，故一审法院对杨迪迪主张其截止2019年1月20日之前与腾辉劳务公司具有劳动关系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腾辉劳务公司有规律的向杨迪迪转账发放工资，杨迪迪与腾辉劳务公司的关系符合存在劳动关系的特征，故对杨迪迪要求确认双方之间具有劳动关系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结合本案案情以及杨迪迪的工资转账记录等事实，一审法院认定杨迪迪与腾辉劳务公司在2018年3月1日至2019年1月20日期间内存在劳动关系。遂判决：一、确认杨迪迪与重庆腾辉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在2018年3月1日至2019年1月20日期间内存在劳动关系；二、驳回杨迪迪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元，一审法院予以免收。二审中，双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同。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上诉人认为双方是劳务承包，但没有举示任何证据予以佐证。一审法院依据上诉人在一审中举示证据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不违反法律规定。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重庆腾辉建筑劳务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肖 飞审判员 吴 杰审判员 钱映心二〇二〇年九月八日书记员 雷 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