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6民终289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艳风，女，汉族，1979年5月12日出生，农民，住河南省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琚现美，北京德和衡（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站芳，男，汉族，1977年12月25日出生，农民，住河南省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琚现美，北京德和衡（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史福贵，男，汉族，1965年5月5日出生，农民，住河北省易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学军，河北李俊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艳风、王站芳因与被上诉人史福贵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易县人民法院（2019）冀0633民初49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艳风、王站芳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琚现美、被上诉人史福贵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学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艳风、王站芳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2019）冀0633民初4955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或判决驳回史福贵的诉讼请求。二、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张艳风、王站芳具备被告主体资格属于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庭审过程中，史福贵没有提供张艳风自认联合收割机系其所有的书证、聊天记录或录音，也没有提供张艳风、王站芳与司机之间存在雇佣关系的证据，但一审法院却认定“事故发生后，被告张艳风认可联合收割机系其所有。”这完全属于没有证据认定的事实，与客观事实不符。本案的客观事实是：张艳风、王站芳不是联合收割机的所有权人，也不是司机的雇主，联合收割机的车主兼司机是杨冬林。首先，杨冬林是辉县村民，他不但有收小麦的联合收割机，还有收玉米的联合收割机，这在村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而张艳风和王站芳名下没有一辆收割机，上诉人恳请二审法院到河南辉县调查核实，以免误判。其次，张艳风只是杨冬林到河北易县收割玉米的牵线人，也是事故发生后协调杨冬林向史福贵赔偿的中间人。张艳风现定居在辉县，她娘家是河北易县的，由她牵线杨冬林开着收割机千里迢迢来到河北易县；事故发生后，由于司机杨冬林听不懂史福贵的方言，张艳风作为中间人进行传话并协调赔偿事宜。再次，史福贵受伤后诊疗期间产生的费用均由杨冬林支出，而非张艳风支出。杨冬林九次陪同史福贵到北京同仁医院治疗并承担期间产生的全部医疗费、交通费、住宿费和就餐费。由此，一审法院对本案不实质审查，对史福贵没有提交任何收割机属于张艳风、王站芳所有的证据，竟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判决张艳风、王站芳承担侵权贵任，认定事实明显错误，导致适用法律明显错误。本案应由直接侵权人杨冬林承担侵权责任，不应当让张艳风、王站芳承担替代偿还责任。二、一审法院判决对本地人利益过于保护，对外地人利益过于忽视，存在明显的地方司法保护倾向。1.一审法院对双方过错程度和承担责任比例没有认定。司机杨冬林是河南人，且是首次来到河北易县，对史福贵农田的土壤性质是纯土质还是砂石土质并不清楚，他驾驶收割机收割时对收割机会搅起石子导致史福贵眼睛受伤是预见不到的，也是极不希望极不愿意看到该事故发生的。但毕竟他存在一定过错才导致史福贵遭受身体和精神伤害，事故发生后他自始至终抱着友好解决、积极配合的态度，至今他仍然愿意按照过错程度承担30-50%的侵权责任。史福贵作为土生土长的种田人应该非常清楚他家农田土壤的性质，司机杨冬林在农田驾驶联合收割机收割玉米时，他应该站在远离收割机的安全位置，由于其未粗心大意未合理避开才造成事故发生。《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史福贵在此次事故中存在一定过错，应减轻杨冬林的侵权责任。但一审法院对双方过错程度和承担责任比例丝毫不提不予认定，存在明显的地方司法保护倾向。2.误工时间支持过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规定：“受害人因伤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史福贵受伤的时间为2019年9月19日，定残日为2019年12月19日，误工时间为90天，一审法院按照鉴定意见的180天计算误工时间明显违背了法律规定，存在明显的地方司法保护倾向。3.精神抚慰金支持过高。河南郑州市作为省会城市的基层法院、中级法院认定精神抚慰金的标准为十级5000元、九级10000元，八级15000元，七级20000元，作为县级法院，七级伤残的精神抚慰金竟然高达30000元不知依据何在，存在明显的地方司法保护倾向。4.后续治疗费没有实际发生不应得到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规定：“器官功能恢复训练所必要的康复费、适当的整容费以及其他后续治疗费，赔偿权利人可以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起诉。”本案庭审中原告未提供后续安装义眼的治疗费证据，该费用没有实际发生，史福贵应当在实际发生后另行起诉解决，这也是许多法院的通常判法，但一审法院却直接依据鉴定意见中右眼损伤后期医疗费36000元至39000元中的最高标准支持，存在明显的地方司法保护倾向。综上，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存在明显的地方司法保护倾向，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案件事实，判决驳回史福贵的诉讼请求，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史福贵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公平公正合法，根本不存在地方司法保护的情形。一、上诉人张艳风、王站芳系致伤史福贵联合收割机的权属人，与联合收割机司机系雇佣关系，依法应对史福贵受伤承担民事责任。一审程序中，就本案待证事实，史福贵曾向一审法院提交了王某、杨某与张艳风、司机音频书面材料和张艳风、杨某陪同史福贵医治视频书面材料及光盘，并申请证人王某、杨某出庭作证，因上诉人张艳风、王站芳一审中未就史福贵民事起诉书事实与理由“被告张艳风、王站芳所雇用司机驾驶联合收割机，刚刚进入原告史福贵易县西洼承包地地头时，尚未进行收割，粉碎的轮子搅起石子击伤了原告史福贵的右眼”提出异议，且当庭提交答辩状称“史福贵司机是河南人……被答辩人受伤后，答辩人多次陪同被答辩人到北京市同仁医院进行治疗，期间发生的医疗费、伙食补助费及交通费均有答辩人全额支付”“医疗费、伙食补助费、交通费，答辩人已经支出上述费用”，即上诉人张艳风、王站芳认可自己是联合收割机的权属人，与联合收割机司机属于雇佣关系、司机驾驶联合收割机致史福贵右眼受伤、张艳风陪同史福贵治疗并花费医疗费等费用的事实。一审法院在此情形下做出的认定符合客观事实，且有法可依。二、上诉人张艳风、王站芳否认一审诉讼过程中承认的事实，意欲逃避法律义务，属于违背诚实信用。上诉人张艳风、王站芳上诉否认一审认可事实即否认其是致伤史福贵联合收割机的权属人、否认其与驾驶联合收割机司机系雇佣关系，但并没有提供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其认可的事实。史福贵曾于2019年11月30日向一审法院提出申请：“依法通知证人王某、杨某出庭作证”，一并提交了2019年9月19日王某、杨某与张艳风、司机音频书面材料、2019年9月26日张艳风、杨某陪同史福贵医治视频书面材料及原始载体，该部分证据证实上诉人张艳风认可自己是联合收割机的权属人，与驾驶联合收割机司机属于雇佣关系，张艳风及司机均拒绝提供司机姓名，张艳风声明“这是我的车”、“车是我买的人是我找的人”、“我在这呢，找我就行喽”、“找我就得了”，张艳风陪同史福贵在北京同仁医院就医治疗。三、一审法院判决依据是所发生的事实和鉴定意见，不存在任何地方司法保护的情形与事实，上诉人在没有相应证据证明，即以“一审法院判决对本地人利益过于保护，对外地人利益过于疏忽，存在明显的地方司法保护倾向”作为其上诉观点，纯属意在诋毁、贬低一审法院法官的公正。综上，敬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张艳风、王站芳的上诉请求，责令其负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 史福贵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张艳风、王站芳给付原告史福贵残疾赔偿金、精神抚慰金、误工费、营养费、二次手术费等费用224,100.8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史福贵系易县村民，农村户口。本案中的联合收割机系被告张艳风、王站芳所有。2019年9月18日，被告张艳风、王站芳雇佣的司机驾驶联合收割机在易县进行田间作业时，收割机搅起的石子击伤原告史福贵的右眼。事故发生后，被告张艳风承认联合收割机归其所有，驾驶员由其雇用。被告张艳风先后9次陪同史福贵到北京同仁医院进行治疗并负担相关费用。原告史福贵的伤情经诊断为右眼球破裂伤。前期治疗费用3567.5元及相应的交通费用已由被告张艳风负担。前期治疗结束，经鉴定：1.原告史福贵右眼损伤为七级伤残；2.史福贵右眼损伤的误工期为180日，护理期为60日，营养期为60日；3.史福贵右眼损伤后期医疗费为36000元至39000元。因鉴定产生检查费856元，鉴定费2240元。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原告史福贵提交劳动合同一份、三个月工资表、易县红柳智能华系统安装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及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一份，被告张艳风、王站芳对上述证据不认可，劳动合同未在劳动人事部门备案，原告亦未能提供用工单位交纳社会保险及用工单位银行转账支付工资的凭证，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原告史福贵主张月工资5000元，证据不足，不予采信。事故发生后，被告张艳风认可联合收割机系其所有，并先后九次陪同史福贵到北京同仁医院治疗并负担医疗费用，诉讼中又否认联合收割机所有人的身份，因未能提供充足有效证据，不予采信。 一审法院认为，联合收割机在从事田间作业时，对原告史福贵的人身造成损害，被告张艳风、王站芳作为联合收割机的所有人应依法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原告史福贵的赔偿范围包括：1.误工费11730.5元：根据河北省上年度农林牧渔业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23461元，180天为11730.5元；2.护理费6657.8元:根据河北省上年度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年平均工资39947元，60日为6657.8元；3.营养费1800元：每天30元，60天为1800元；4.交通费500元，根据鉴定检查的实际需要酌情支持500元。因九次医疗产生的交通费已由被告全额负担，原告主张交通费用的其它数额不再支持；5.伤残赔偿金112248元。根据河北省上年度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4031元计算，七级伤残为：112248元（140××××0×40﹪﹦112248元）；6.精神抚慰金30000元。根据伤残等级予以支持；7.鉴定检查费：856元，根据鉴定的实际需要，予以支持。8.鉴定费：2240元，9.后期医疗费39000元，根据鉴定费票据依法予以支持。以上9项合计205032.3元。因原告史福贵未住院治疗，其主张伙食补助费900元，无事实根据，不予支持。联合收割机驾驶员在田间作业时，对可能发生的人身损害有预见的义务，且这种损害是可以预见并能够有效避免的，所以联合收割机对原告史福贵造成的损伤不属于意外因素造成的不可抗力，更不属于刑法概念的意外事件，被告张艳风、王站芳以此主张自己只负20﹪的补偿责任，无事实根据，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六条、第二十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张艳风、王站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赔偿原告史福贵因人身损害造成的各项损失合计205032.3元。二、驳回原告史福贵的其它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662元减半收取2331元，由原告史福贵负担420元，由被告张艳风、王站芳负担1911元，保全费1641元，由原告史福贵负担295元，由被告张艳风、王站芳负担1346元。 二审中，上诉人提交微信号“ｙａｎｇ152××××4118”、“ｚｈａｎｇ12485115000”个人信息页面及2019年9月18日微信转账给后者5000元的账单详情，证明杨冬林是联合收割机车主及司机，史福贵看病所支付的医药费均由杨冬林转账给张艳风，张艳风支付了史福贵的医疗费和餐旅费。 被上诉人史福贵质证称，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转账往来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与一审上诉人的答辩状认可的事实相矛盾，不能作为本案认定的依据。 被上诉人史福贵对二上诉人提交的上述证据不予认可，且上述证据不能证明微信号“ｙａｎｇ152××××4118”为杨冬林，亦不能证明杨冬林是联合收割机车主，故对上述证据本院不予采信。 二审经审理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一致。 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史福贵一审诉称上诉人张艳风、王站芳雇佣的司机驾驶联合收割机搅起石子击伤其右眼，对于该事实，2020年1月13日一审庭审中二上诉人代理人并未否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应视为二上诉人对该事实的承认。虽然二上诉人代理人2020年1月15日庭审后提交的答辩状主张上诉人被告主体不适格，但其当庭提交并送达被上诉人史福贵的书面答辩状并未主张主体不适格抗辩，其亦未能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承认行为是在受胁迫或者重大误解情况下作出且与事实不符，故一审判决认定张艳风、王站芳具备被告主体资格符合法律规定，其上诉主张不是联合收割机车主，不具备一审被告主体资格，本院亦不予支持。 经被上诉人史福贵申请，一审法院依法委托鉴定，被上诉人史福贵右眼损伤为七级伤残，误工期为180日，后期医疗费为36,000元至39,000元。上诉人对鉴定意见书真实性并无异议，虽对关联性有异议，但并未提交证据反驳，亦未申请重新鉴定，故一审判决依据鉴定结论确定被上诉人史福贵误工期为180日、后期医疗费39,000元并不违反法律规定。被上诉人史福贵因伤致七级伤残，二上诉人一审主张按照1万元的20%予以补偿显然过低，一审判决根据伤残等级确定30,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虽高于一般水平，但考虑到被上诉人史福贵右眼失明造成的精神损害程度，一审确定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并不畸高。二上诉人主张本案应由直接侵权人杨冬林承担侵权责任，被上诉人史福贵在此次事故中存在一定过错，应减轻杨冬林的侵权责任，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张艳风、王站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662元，由上诉人张艳风、王站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赵鹏壮 审 判 员 张 力 审 判 员 庞 茜 二〇二〇年九月四日 法官助理 庞晓兰 书 记 员 沈士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