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9民终478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红伟，男，汉族，1972年10月6日出生，住河南省内黄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新、李忠敏，河北腾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白芳菊，女，汉族，1963年8月12日出生，住河北省沧州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霞，女，汉族，1987年2月8日出生，住河北省沧州市沧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慧杰，女，汉族，1991年2月13日出生，住河北省沧州市沧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增齐，男，汉族，2000年8月18日出生，住住河北省沧州市沧县。 四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扬帆，河北东方伟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杨红伟因与被上诉人白芳菊、刘增齐、刘霞、刘慧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沧县人民法院（2020）冀0921民初10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红伟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撤销河北省沧县人民法院（2020）冀0921民初1073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被上诉人给付上诉人合同欠款96000元；3、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上诉理由：被上诉人白芳菊是刘某妻子，被上诉人刘霞、刘慧杰、刘增齐是刘某和白芳菊夫妻二人的三个子女，刘某的父母均不在了，刘某没有其他继承人了，被上诉人确认以上事实。本案送货司机曹某、徐瑞涛将涉案货物花生米送到刘某家，送货司机的运费是被上诉人白芳菊给付，被上诉人刘慧杰通过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给上诉人付货款100000元。证明刘某、白芳菊夫妻以及其女儿刘慧杰三人以家庭为单位一起共同经营花生米批发生意，而不是刘某生前一人经营。退一步说，即使刘某一人经营，刘某死亡后，四被上诉人为刘某的第一位继承人，也应当依法偿还刘某生前所欠合同欠款。本案中，2019年11月25日上诉人给被上诉人送货两车，一是上诉人通过曹某给被上诉人家送花生米380件（每件100斤，每斤4.6元）计174800元；一是上诉人通过徐瑞涛给被上诉人家送花生米220件（每件100斤，每斤4.6元）计101200元，以上两车货款共计276000元。2019年11月27日，被上诉人刘慧杰银行转账付款100000元；2019年12月1日、2日刘某通过微信转账付款五笔共计80000元，被上诉人合计给上诉人付款180000元，被上诉人尚欠上诉人货款96000元。上诉人向一审法庭提交的上诉人与刘某的手机微信截图证明双方交易货物种类单价（花生米4.6元／斤）。送货司机的证人证言、司机与刘某手机微信截图和内黄县中原货运信息部运输协议书证明双方交易货物数量，以上证据综合起来充分证明被上诉人尚欠上诉人货款96000元。被上诉人一方不认可欠款，但是被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已经还清货款，其主张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双方存在交易行为，却对被上诉人欠付货款不予认定，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请二审人民法院查清事实，依法改判被上诉人给付上诉人合同欠款96000元。 白芳菊、刘增齐、刘霞、刘慧杰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诉人的一审起诉与事实不符且自相矛盾。本案的案由是买卖合同纠纷，其基础就应该是买卖合同，但综合全案而言，白方菊等四人既不认识上诉人，也没有参与经营，不可能是合同当事人，不应成为一审被告和二审被上诉人。白方菊系全职家庭妇女，刘霞早已经出嫁脱离父母家庭、刘慧杰也早已独立，两人都自己有别的工作，刘增齐为中学学生，都不可能参与花生米业务。刘慧杰系因为其父刘某年纪大了，对于手机银行等线上操作不懂得，作为女儿，临时在刘某的要求下进行的一次单纯的转款行为，并不意味着其参与经营。这也是为什么在刘某去世后，仅剩孤儿寡母且不懂业务，花生米业务就立刻不再经营了；最重要的是，上诉人作为一审原告提起诉讼，首先应当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却至今未提供书面买卖合同，也没有证据证明其声称运送的货物种类、数量和单价，没有证据证明上诉人完全履行了其所称的买卖合同关系中的供货义务，更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欠款的存在，上诉人的主张缺乏最基本的依据。一审中上诉人仅仅提供了单方面制作的所谓运输协议，既没有运输公司盖章和负责人签字，更没有我方任一当事人或已故的刘某的签字，且上诉人一审提供的证人当庭证词和书面证人证言都存在多处自相矛盾及非常不合常理之处，被上诉人在一审中也都已经一一指出，今天不再赘述。除此之外，一审也对上诉人的证据一一进行了质证，上诉人至今也没有提供任何有我方签字的材料以及任何真实的证据证明其主张的，却要求我方当事人提供证据证明对不存在的欠款已经履行完毕付款义务，这是没有逻辑且极其荒谬的，也与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以及民事诉讼法第64条规定背道而驰的。而且，上诉人在一审中也自认刘某一直是货到付款的，其在一审提供的转款记录和供货时间都非常近，符合货到付款的说法，没有理由会突然变成部分结算货款。如果真的有业务往来，货款也应当是支付完毕了，不可能存在欠款。综上，上诉人的主张是完全没有证据及法律依据的，被上诉人认为欠款是不存在的，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杨红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给付原告花生米款96000元；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中杨红伟为证实其主张，向法庭提交以下证据：1、原告身份证证明原告的身份；2、原告与刘某的手机微信截图证明刘某的微信名是勇往直前，手机号是137××××4508；证明原告与刘某商定的花生米的价格是4.6元／斤，证明原告与刘某的交易情况；3、河南省内黄县中原货运信息部运输协议书，证人曹某身份证复印件、行车证、驾驶证复印件、曹某与刘某的手机微信截图，证明原告通过司机曹某于2019年11月25日送给刘某、白芳菊、刘慧杰家花生米380件，每斤4.6元，合计174800元；4、徐瑞涛的运输协议书也是河南省内黄县中原货运信息部运输协议书，证明、身份证、驾驶证、行车证以及徐瑞涛与刘某的手机微信截图证明原告通过司机徐瑞涛于2019年11月25日给刘某、白芳菊、刘慧杰家送花生米220件，每件100斤，每斤4.6元合计101200元；5、原告的记账本，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账户对账单，原告与刘某的手机微信截图两张、证明原告给被告运货总计276000元，被告刘慧杰通过邮政银行给原告转款100000元，在2019年11月27日转款，2019年12月1日刘某通过微信给原告转款三笔共计4万元。证明原告给被告送货共计276000元，被告方付款180000元，尚欠96000元没有支付给原告。 一审中四被告对原告的证据质证称，1、对证据一请法庭核实；2、对证据二有异议，该截图没有显示货物的数量单价和种类，也没有显示欠款的存在，不能证明原告主张；3、对证据三、四两份协议书三性不认可，系原告单方制作，内容不完整，没有刘某或本案任一被告的签字，不能证明原告履行了其所称的供货义务，对证人身份证、驾驶证、行车证请法庭核实，他们与刘某的手机截图和本案无关，不能显示货物种类单价；4、对证据五不认可，没有刘某或者被告的签字，我们不认可，邮政对账单系刘慧杰应刘某的要求，进行的单纯的转账行为。5、对原告与刘某的微信截图不认可，四被告不参与业务，按照原告所说以及提供的转账记录以及后面的邮政记录说明即使存在业务，货款也已经结清了。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杨红伟提交的证据仅能证明双方存在交易行为，但无法证明刘某存在欠付货款的情形，故对于杨红伟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00元，由原告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一致。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上诉人一审中提交的证据仅能证明双方存在交易行为，不足以证明刘某存在欠付货款的情形，故原审对于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未予支持并无不当。上诉人就自己的上诉请求没有提供出足够的证据和法律依据，应当承担不利的后果。 综上所述，杨红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200.0元，由上诉人杨红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郭景岭 审判员  高玲玲 审判员  冷树青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四日 书记员  丁 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