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1民终1077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济南同程国际旅游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法定代表人：李鲁，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齐仲儒，北京市中伦文德（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翟继亮，北京市中伦文德（济南）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姜兆枚，女，1977年8月11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高立刚，山东众成清泰（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梅，山东众成清泰（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王绪哲，男，1988年8月18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上诉人济南同程国际旅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程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姜兆枚、原审被告王绪哲旅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2020）鲁0105民初31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8日立案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由审判员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同程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一审法院重审；2.一审、二审诉讼费由姜兆枚承担。事实和理由：一、王绪哲并非同程公司的员工，且同程公司并未收到姜兆枚所支付的旅游押金，姜兆枚仅凭加盖同程公司电子合同章的合同即认为王绪哲具有代理权，存在明显过失，同程公司与王绪哲间不存在表见代理关系。一审判决仅凭王绪哲持有加盖被同程公司电子合同专用章的合同即认定王绪哲与同程公司构成表见代理显然不当。本案中王绪哲与姜兆枚订立合同时其身份存在明显缺陷，姜兆枚显然存在过失。王绪哲并非同程公司的员工，且王绪哲从未以员工身份与姜兆枚要约，姜兆枚应当首先核实王绪哲身份再与王绪哲签订合同。王绪哲与姜兆枚签订旅游合同时，王绪哲仅提供了加盖有同程公司电子合同专用章的合同，并未提供加盖同程公司公章的授权委托书或证明其有代理权的材料证明其身份，且在王绪哲与姜兆枚所签订《出境旅游合同》签章处，经办人为蒋瑶瑶而非王绪哲。以上事实显然可见，王绪哲的代理行为存在明显缺陷，姜兆枚理应注意到王绪哲非被授权代理人。姜兆枚向王绪哲的付款方式为直接向王绪哲微信进行转账，而并非向同程公司公户付款。出境旅游合同中约定旅游费用合计0元，显然不合常理，姜兆枚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当知道合同存在缺陷，并能够判断出王绪哲的行为显然属于欺诈行为，姜兆枚未与同程公司沟通便径直与王绪哲签订合同，显然存在过错。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为姜兆枚有理由相信王绪哲系职务行为，王绪哲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显然不当。二、出境旅游合同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应当由收款方退款，同程公司并非收款方，应当由王绪哲向姜兆枚退款。本案中，王绪哲向姜兆枚收款并提供出境旅游服务并非基于职务行为，其行为亦不属于表见代理，王绪哲应当独自承担全部合同义务。且王绪哲收取押金后并未向同程公司上交，同程公司也从未收到该笔款项，因此应由王绪哲承担退款责任。姜兆枚辩称，王绪哲的行为成立表见代理，同程公司应承担退回押金的责任。本案姜兆枚通过王绪哲与同程公司签订的涉案旅游合同已加盖同程公司的公章，姜兆枚基于该合同上有同程公司公章已有足够理由相信王绪哲有代理权。王绪哲在与姜兆枚沟通过程中一直以同程旅游的名义与姜兆枚进行洽谈。本案双方系通过全国旅游监管服务平台签订的涉案合同，同程公司在作为旅游公司，其在全国旅游监管服务平台上的账户及密码并非其他任意第三方可得知，在姜兆枚与王绪哲进行沟通后，并将相关个人信息告知王绪哲后，即收到同程公司通过该平台发送至姜兆枚的已经加盖同程公司公章且填好相关个人信息及合同要素的涉案旅游合同，在此情形下，姜兆枚有足够理由相信王绪哲的行为系职务行为。涉案旅游合同中并未约定押金的付款账户及付款方式，本案押金金额也较少，姜兆枚在相信王绪哲系同程公司员工的基础上应王绪哲要求向王绪哲账户或其指定账户转账支付押金应视为姜兆枚已向同程公司支付涉案押金，不存在任何瑕疵。涉案合同价格已由同程公司盖章确认，0团费系同程公司的促销和营销模式，作为普通消费者难以进行识别。姜兆枚无过错以及主观恶意。姜兆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同程公司支付姜兆枚旅游押金10000元及利息181.97元（以1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10月30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暂计算至2020年4月10日为181.97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同程公司承担；3.王绪哲对上述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姜兆枚与王绪哲联系洽谈出境旅游事宜。2019年10月29日，王绪哲将加盖同程公司电子合同专用章的《出境旅游合同》发送给姜兆枚，姜兆枚通过在线方式签订了该份《出境旅游合同》，约定：旅游者为姜兆枚，出境社为同程公司。出发时间2019年12月27日，结束时间2020年1月8日，共13天。旅游费用合计0元，押金10000元，于回团后第二天退回（2020年1月9日）。合同未对押金支付方式作出明确约定。合同还约定了双方其他权利义务。庭审中，同程公司认可加盖的电子合同专用章的真实性。2019年10月29日，姜兆枚按照王绪哲的指示将押金10000元，通过支付宝转账方式支付给案外人李丛。2020年3月19日，王绪哲向姜兆枚出具了收条，认可收到姜兆枚1万元旅游押金的事实。后案涉出境旅游合同未能实际履行，姜兆枚向同程公司、王绪哲主张退回押金未果。对于旅游合同的相对方。姜兆枚主张与同程公司存在旅游合同关系。同程公司对此不予认可，否认王绪哲系其员工。庭审中，同程公司述称，与王绪哲的妻子即蒋瑶瑶之间存在合作关系，许可蒋瑶瑶使用同程公司印章及资质，蒋瑶瑶支付相应管理费。庭后，同程公司提交签订日期为2019年9月19日的《同程国际旅游营业部经营合作协议》1份。王绪哲认可同程公司所述，自认应承担责任。另查明，一审法院另受理了（2020）鲁0105民初2267、3167、3168、3180、3529、3530号案件，原告均为旅游者，被告均为同程公司或同程公司与王绪哲，诉求均为主张同程公司或同时主张同程公司、王绪哲退回押金。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系王绪哲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退还押金的责任是否应当由同程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本案中，姜兆枚与王绪哲洽谈旅游事宜，王绪哲向其发送了加盖同程公司电子合同专用章的旅游合同，姜兆枚作为旅游者，有理由相信王绪哲有代理权，其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另，旅游合同未对押金支付方式作出明确约定，姜兆枚有理由相信王绪哲对外收取押金的行为系职务行为。综上，王绪哲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同程公司应对王绪哲的行为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案涉《出境旅游合同》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姜兆枚依约履行了合同义务，旅游合同未能实际履行，押金应予退还，故姜兆枚主张同程公司返还押金1万元及相应利息损失，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予支持。姜兆枚主张王绪哲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认为，王绪哲不是旅游合同的相对方，但其明确表示同意承担相应责任，系债务加入，应与同程公司承担共同还款责任，而非连带清偿责任。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一、同程公司、王绪哲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姜兆枚押金10000元；二、同程公司、王绪哲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姜兆枚利息损失，以1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10月3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三、驳回姜兆枚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同程公司、王绪哲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27元，由同程公司、王绪哲共同负担。二审中，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经审理本院认定，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王绪哲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同程公司、王绪哲是否应承担还款责任。根据该争议焦点，一审法院已经进行了充分的论述，所做判决并无不当。二审期间，同程公司并未提交新证据证实其主张，故本院对其上诉主张不予采信。综上，同程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4元，由上诉人济南同程国际旅游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宋海东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张希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