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2民终144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建伟，男，1970年2月19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郑州市郑州矿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苟三元，广东联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月琼，广东联建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东豪发铝材科技有限公司（原肇庆豪发铝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肇庆市高要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822X3。法定代表人：林暖因，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梁伟星，广东朗星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原告：林仲英，男，1985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肇庆市高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梁伟星，广东朗星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深圳富美鑫灏天五金塑胶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南山区南山街道登良社区东滨路46号南油第一工业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75T。法定代表人：沈新江。上诉人刘建伟因与被上诉人广东豪发铝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豪发公司）、原审原告林仲英及原审被告深圳富美鑫灏天五金塑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美鑫灏天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肇庆市高要区人民法院（2019）粤1204民初21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建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苟三元、豪发公司及林仲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伟星到庭参加诉讼，富美鑫灏天公司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当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建伟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或依法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一、刘建伟未对本案的债务做出过担保的真实意思表示，在案证据不足以证明刘建伟在签订协议时对本案的债务承担担保责任。案涉《未结算货款结算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书)中并未将刘建伟列为保证人。协议书中抬头部分仅列明甲方、乙方，分别为豪发公司、富美鑫灏天公司。刘建伟并非协议书列明地位的当事人。协议书中没有任何保证条款，豪发公司与富美鑫灏天公司在签订协议时没有关于保证人以及保证责任的意思表示。协议书的内容为豪发公司与富美鑫灏天公司关于未结货款结算的金额、结算方式、违约责任、争议解决以及送达等事项，该协议中没有任何关于保证人、保证范围以及保证责任方式的约定。协议书第五条中明确约定刘建伟只是乙方的指定联系人，而非本案的保证人。二、刘建伟在担保人处签字系作为经办人代表富美鑫灏天公司签字盖章，其签字行为仅是履行职务行为。协议书第五条中明确约定刘建伟只是乙方的指定联系人，其在本案的协议书中签字仅代表富美鑫灏天公司盖章的授权经办人。实质上刘建伟也仅是富美鑫灏天公司的工作人员，负责企业的日常经营管理，其中与客户确认货款结算本是刘建伟的工作范围。刘建伟的签字、盖章位置符合盖章经办人签字的特征，有悖于日常保证人的签字特征。协议中刘建伟签字的位置紧靠“乙方”的下方，签章覆盖乙方公司名称以及刘建伟的签名，符合商业惯例以及一般公司印章管理，更符合日常生活经验判断，完全符合盖章经办人签字的特征。另外保证人的签字或者盖章应当在协议中单独列明。三、本案并非担保法第19条规定的情形，刘建伟承担保证责任的前提应当是其对案涉债务做出了明确的保证意思表示。简单认定只要在“担保人”处签名就应当承担担保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法院应当查明刘建伟签名的实际情况，查明刘建伟是否做出过担保的意思表示。最高人民法院在(2018)最高法民再294号判决书中明确判决了陆卫军虽在保证人处签字而不承担保证责任，本案的情形与该案相似。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合理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刘建伟仅是富美鑫灏天公司的员工，其作为经办人在协议中签字盖章，并未就本案债务做出过保证的意思表示，现判决其对公司经营所产生的债务承担连带还款责任明显有违公平原则。结合日常生活经验常理、刘建伟的员工身份，签字的实际特征以及协议书内容，足以认定刘建伟在担保人处签字仅是作为签章经办人的身份，并无对案涉债务承担保证责任的意思表示。另外，有关本案中未结算货款协议书，在2018年12月27日林仲英及财务人员携带空白的未结算协议书到我方公司，要求我方对有关货款进行确认。我方在经公司法人同意后在空白的协议书上签字并盖章，在盖章过程中林仲英告知我方在指定的签字位置签字盖章即可，双方在未结算货款确认过程中没有涉及任何担保责任的事实。一审法院未查明本案的基本事实且适用法律错误，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豪发公司辩称，一、刘建伟在未结算货款结算协议书中对富美鑫灏天公司的货款明确了担保责任，在协商过程中已经明确刘建伟需要承担担保责任，且其在担保人处签名。由于刘建伟为担保人所以其将身份证号码写在协议书上，所以担保人刘建伟对未结算货款承担担保责任意思表示真实，应当承担担保责任。二、刘建伟在担保人处签名并不符合代表公司履行职责的行为，一般习惯不会在担保人处签名，而是应该在经手人处签名且无须写个人的身份证号码，所以刘建伟的签名不符合代表公司或者企业经手人的形式。三、我方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法院维持原判，驳回刘建伟的上诉请求。豪发公司、林仲英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1.富美鑫灏天公司立即支付豪发公司、林仲英货款人民币302190元；2.富美鑫灏天公司从2017年12月30日起至付清款日止，以302190元为基数，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向豪发公司、林仲英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暂计至2019年4月30日为112817.6元，以后另计至付清款日止）；3.刘建伟对富美鑫灏天公司在上述两项支付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由富美鑫灏天公司、刘建伟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12月27日，林仲英（甲方）、富美鑫灏天公司（乙方）与刘建伟（担保人）签署《未结货款结算协议书》载明：乙方以订单方式向甲方采购货物，甲方根据乙方订单向乙方供应货物，经双方核对往来单据，现共同确认：自2017年12月30日起至2018年8月30日止，乙方尚欠甲方货款302190元。由于乙方资金紧张，经协商一致，甲方同意乙方采取下述的方式结清上述未结货款：2019年1月30日支付100000元货款；2019年3月30日前支付货款100000元；2019年4月30日前付102190元货款；每次付款后5天内提供发票给乙方。如乙方违反本协议约定，未按时足额向甲方支付货款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立即一次性结清全部货款。同时，乙方同意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向甲方支付自2017年12月30日起至实际结清货款之日止的利息。乙方指定刘建伟为联系人。事后，豪发公司在甲方处签章确认，并且庭审过程中也确认，并且表示林仲英是负责豪发公司对外的销售业务往来。签署未结货款结算协议书后，富美鑫灏天公司并未按时支付拖欠的货款。豪发公司遂起诉至该院。富美鑫灏天公司辩称拖欠豪发公司的货款已经付清。双方各持己见。另查明，林仲英于2019年5月5日以富美鑫灏天公司拖欠货款为由将富美鑫灏天公司、刘建伟为被告起诉至该院，该院于2019年6月18日作出（2019）粤1204民初1270号之二民事裁定书裁定林仲英不是适格的主体驳回了林仲英的起诉，该裁定书现已生效。（2019）粤1204民初1270号之二民事裁定书载明：本案中，林仲英提供了2018年12月27日，林仲英作为甲方、富美鑫灏天公司作为乙方、刘建伟作为担保人签订的《未结货款结算协议书》一份，证实其与富美鑫灏天公司做生意，经结算，富美鑫灏天公司尚欠货款302190元及刘建伟作为担保人。庭审中，富美鑫灏天公司抗辩认为从未与林仲英有任何的经济往来及货物交易，提出该《未结货款结算协议书》是其与案外人豪发公司协商时签订的，但在签订该协议书时甲方处是空白的，没有任何字样，现协议书甲方处的“林仲英”及身份证字样是事后添加的，并提供了与案外人豪发公司交易外来的送货单、对账单、订单、付款及发票等证据予以证实，并确认《未结货款结算协议书》是交给案外人豪发公司的，承认是欠案外人豪发公司的货款。再查明，豪发公司于2019年7月31日向该院申请财产保全，该院于2019年8月5日作出（2019）粤1204民初211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在价值300000元范围内查封富美鑫灏天公司及刘建伟的财产。上述事实，豪发公司举证了《未结货款结算协议书》、民事裁定书；富美鑫灏天公司提供了《未结货款结算协议书》、银行转账回单予以证实。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关于富美鑫灏天公司是否有拖欠货款问题，本案中虽然豪发公司、林仲英提供的《未结货款结算协议书》上甲方处的豪发公司的签章是后来补签的。但根据该院作出的（2019）粤1204民初1270号之二民事裁定书中载明富美鑫灏天公司承认其与豪发公司有生意往来，并且提出该《未结货款结算协议书》是其豪发公司协商时签订的，但在签订该协议书时甲方处是空白的，没有任何字样，承认是拖欠豪发公司的货款。因此，该院确认富美鑫灏天公司拖欠豪发公司货款302190元的事实。富美鑫灏天公司辩称已经付清了拖欠的货款，并且提供了电子银行转账回单予以证实。经审查，该院认为富美鑫灏天公司举证的电子银行转账回单上的转账时间均发生在双方签署《未结货款结算协议书》之前的，不能证实是用于支付《未结货款结算协议书》上结算的货款，因此，对于富美鑫灏天公司认为已经支付了拖欠的货款的意见，该院不予以支持。关于林仲英的主体资格问题，该院作出的（2019）粤1204民初1270号之二民事裁定书已经载明林仲英不是适格的主体且在庭审后林仲英与豪发公司均出具情况说明，该买卖交易属于公司的债权所有，因此林仲英不能作为本案的原告提起诉讼。关于刘建伟是否需要承担担保责任的问题，根据富美鑫灏天公司举证的林仲英作为甲方，富美鑫灏天公司作为乙方，刘建伟作为担保人签署《未结货款结算协议书》，刘建伟系对富美鑫灏天公司拖欠货款的担保。因此，该院认为刘建伟对豪发公司与富美鑫灏天公司签署的《未结货款结算协议书》上拖欠的货款应要承担担保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的规定，刘建伟应当对富美鑫灏天公司拖欠的货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对于豪发公司、林仲英所列举的《未结货款结算协议书》是否有伪造和编造的情况，该院认为，虽然豪发公司的签章是后来补签的，但根据该院作出的（2019）粤1204民初1270号之二民事裁定书载明，富美鑫灏天公司承认《未结货款结算协议书》是与豪发公司协商后签订的，因此，该院认为《未结货款结算协议书》不存在伪造和编造的情况。关于违约金部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以及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现豪发公司诉请富美鑫灏天公司从2017年12月30日起至付清款日止，以302190元为基数，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依据充足并且符合法律规定，该院予以确认。鉴于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从2019年8月20日起已经取消，故该院将违约金调整为以拖欠货款302190元为基数，自2017年12月30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的4倍标准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4倍计算至付清货款之日止。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判决：一、富美鑫灏天公司自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货款302190元给豪发公司。二、富美鑫灏天公司自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以实欠款302190元为基数，自2017年12月30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的4倍标准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4倍计算至付清货款之日止）给豪发公司。三、刘建伟对上述判决第一项、第二项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林仲英的起诉。如果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763元、保全费2020元，合计5783元，由富美鑫灏天公司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的证据。一审法院查明的基本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根据当事人的上诉、答辩和陈述以及查明的事实，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刘建伟应否对案涉债务承担担保责任。刘建伟上诉称协议书上没有保证条款，其仅作为经办人履行职务在协议书上签字，并没有做出担保的真实意思表示，无需承担担保责任。刘建伟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代表公司对外进行采购交易，具有一定签订合同的经验，理应清楚其在担保人处签字所要承担的法律后果。刘建伟在案涉《未结货款结算协议书》担保人处签字并写上身份证号码，应视为对该协议书上富美鑫灏天公司所欠的货款提供担保。刘建伟辩称没有做出担保的真实意思表示，没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其辩解意见不予采信。此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二款“主合同中虽然没有保证条款，但是，保证人在主合同上以保证人的身份签字或者盖章的，保证合同成立”的规定，虽然案涉《未结货款结算协议书》没有保证条款，但刘建伟在该协议书上担保人处签字，应认定双方之间的保证合同成立。因此，刘建伟作为担保人对富美鑫灏天公司拖欠的货款提供担保，应依法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一审判决刘建伟对案涉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恰当，本院予以维持。对于当事人没有提出上诉和请求的其他问题，本院不作审查和处理。综上所述，刘建伟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依法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7525.11元（刘建伟已预交），由刘建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吴 文审 判 员  苏振业审 判 员  陈卓杰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六日法官助理  张铭华书 记 员  魏珍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