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07民初9934号 原告：舒志华，男，1983年4月4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金牛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莅新，四川明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马超，男，1985年2月1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南部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钧茗，四川川粤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成都领房科技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武侯区武侯大道顺江段********。 法定代表人：杨双元，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军成，四川川粤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舒志华与被告马超、成都领房科技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领房公司）房屋买卖合同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2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舒志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莅新、被告马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均茗、被告领房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军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舒志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撤销原被告三方于2020年6月18日签订的《成都领房房屋买卖合同书》（以下简称房屋买卖合同）。事实和理由：原告将自有的位于成都市武侯区××路××号××号的房屋（以下简称案涉房屋）委托领房公司进行销售，2020年6月18日，原告通过领房公司与被告马超签订房屋买卖合同。2020年6月30日，原告与被告领房公司、被告马超的委托代理人邓玉在成都市律政公证处办理委托公证书，原告全权委托邓玉办理原告与被告马超房屋交易事宜。2020年7月6日，原告发现案涉房屋已于2020年7月3日网签在案外人陈恒伦、廖梓君名下。原告随即撤销了委托公证。经原告多方打听，得知被告马超、被告领房公司于2020年6月29日与陈恒伦签订了售价160万元的案涉房屋买卖合同。原告认为其真实意愿是通过领房公司以市场价将房屋卖给购房者马超，二被告通过欺骗、隐瞒等手段赚取房屋的中间差价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利，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的规定，应当撤销三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故，原告判如所请。 被告马超辩称：原告与案外人邓玉于2020年7月1日签订的委托书是真实意思，不存在欺诈行为，被告马超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了定金及房款支付义务。马超按照《补充协议》约定，委托公证当日支付了剩余全部购房款，房屋买卖合同已履行完毕，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被告领房公司辩称：原告与被告马超之间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价款符合市场价，从马超替原告支付的税费显示，房屋高于市场价，不存在欺骗原告行为。原被告双方的房屋买卖合同已履行完毕，被告马超购买房屋后的处置，不能认定马超有欺骗行为，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1.2020年6月18日，原告（甲方、出卖方）与被告马超（乙方、买受方）、领房公司（丙方、经纪方）签订了《成都领房房屋买卖合同书》，约定甲乙双方通过丙方出售甲方位于成都市武侯区××路××号××号（所有权监证号0401436），面积为66.64平方米，用途：商业，价款为123万元，相关税费由乙方支付。该房屋已出租，租赁期为自2020年3月5日至2023年3月4日，租金7000元／月。乙方应于2020年6月18日交付定金2万元，甲方收取定金的同时将案涉房屋产权证原件交丙方保管，甲乙丙三方应于2020年7月30日共同前往交易中心办理过户手续。甲乙丙三方办理产权受理成功后，乙方当即支付60万元到甲方指定账户。甲乙丙三方领取新产权证的同时，乙方当即支付尾款57万元到甲方指定账户。甲方收到房屋全款及乙方领取新产权后，甲方在3个工作日内与乙丙完成房屋交割，在租赁期间甲方应配合乙方变更租赁合同及已收租金、押金转让乙方。乙方向丙方支付居间服务费24600元，甲方向丙方支付居间服务费68000元。 2.2020年7月1日，成都市律政公证处作出（2020）川律公证内民字第22415号委托公证书，载明：委托人舒志华，受托人邓玉，案涉房屋登记在委托人名下，属委托人单独所有，委托人因事务繁忙特委托受托人为代理人，并以委托人的名义办理出售案涉房屋、签订买卖合同、确定不动产出售价格、确定购买方、办理网签或撤销网签及不动产更名、不动产交易过户、递件、转移登记登相关事宜，协助买方办理案涉房屋买卖产权交易过户及领证的相关手续。委托期限自2020年7月1日起至2020年8月10日止。同日，原告舒志华（甲方）与被告马超（乙方）签订《补充协议》，该《补充协议》约定：乙方确认公证之后40天内过户，公证当日，乙方将全款（扣除租金及押金）打到甲方账户名下，该协议与原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3.2020年6月18日，原告出具《收条》载明收到被告马超购买案涉房屋购房款20000元。同日，领房公司出具《权证收条》载明，收到案涉房屋产权证原件一本。2020年7月1日，原告出具《收条》载明收到被告马超购买案涉房屋购房款1188067元，全款已付清，交接已完毕。庭审中，被告马超提供2020年7月8日完税证明（NO.351015200700052600）载明，纳税人马超，缴纳税费38015.89元。被告马超提供2020年7月8日税收完税证明（NO.351015200700054453、351015200700054454）载明，纳税人为舒志华，缴纳税费145031.62元，马超陈述上述税费均由其通过信用卡缴纳。2020年7月8日，案涉房屋产权登记于被告马超名下。被告马超向领房公司支付居间服务费24600元。 4.2020年7月6日，成都市律政公证处作出（2020）川律公证内民字第22846号公证书，载明：声明人舒志华，于2020年7月1日办理的委托公证书[公证书编号：（2020）川律公证内民字第22415号]，声明人舒志华因本人事务有变，经慎重考虑自愿终止上述委托书效力，本声明书签署前受托人邓玉代为办理的受托事项委托人均予以承认，自本声明书签署后，受托人邓玉不再为委托人舒志华的受托代理人。 5.原告提供了原告（甲方、出卖方）、陈恒伦（乙方、买受方）、领房公司（丙方、经纪方）于2020年6月29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复印件，该合同约定原告将案涉房屋出售给陈恒伦，房屋价款为160万元，房屋税费、维修基金等由卖方承担，居间费由卖方及卖方各承担16000元。原告称该合同系被告代原告签订，被告对该合同复印件三性不予认可。诉讼中，原告主张被告于2020年7月3日将案涉房屋网签在案外人陈恒伦、廖梓君名下后又撤销网签记录，并申请法院调查，本院向原告代理人出具调查令由其到成都市不动产登记中心调取“2020年7月3日将案涉房屋网签在案外人陈恒伦、廖梓君名下后又撤销网签记录”。该中心在调查令回执栏“无证据提供”处加盖档案查询专用章。 6.诉讼中，因原告申请保全，本院依法作出裁定，将案涉房屋（川20**成都市不动产权第0181843号）予以查封。 上述事实有《成都领房房屋买卖合同书》、《补充协议》、《收条》、《公证书》、完税证明、收款凭证、不动产权证书以及当事人的当庭陈述等在卷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被告签订的《成都领房房屋买卖合同书》是否存在撤销的法定事由。原告在诉状中明确，其诉请撤销合同的理由系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其在庭审中亦陈述因受欺诈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与被告订立房屋买卖合同。关于《成都领房房屋买卖合同书》是否存在上述因欺诈而可撤销的法定情形，对此，本院评述如下: 首先，被告无欺诈的行为。根据原被告约定的内容看，案涉房屋的出卖人为原告，买受人为马超，合同价款为123万元。从合同履行情况来看，该合同签订后，被告马超于2020年7月1日支付了购房款并于2020年7月8日缴纳了税费，房屋已于2020年7月8日登记在马超名下。原告主张真正的房屋买受人为案外人“陈恒伦”并非被告马超，合同价款为160万元并非123万元，但原告仅提供买卖合同复印件不足以证明上述事实。其次，原告并未因欺诈而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本案中，房屋买卖合同签订之时，合同对房屋买卖合同的主体、房屋交易的价款，交付方式及过户手续均有明确约定。各方对合同内容均已知晓，原告亦未举证证明被告采取了何种欺诈手段使原告陷入错误而违背真实意思表示订立合同。再次，原告并非因与被告签订买卖合同而遭受损失且被告马超也未因此而获利。原告诉称123万元与160万元之间的差价37万元为其损失，但被告马超在履行原被告签订的《成都领房房屋买卖合同书》时，其作为买方缴纳税费共计183047.51元。即使被告将房屋以160万元的价格出售给案外人陈恒伦，但扣除被告作为卖方应承担的税费外，被告马超并未因此而获利。综上所述，原告要求撤销《成都领房房屋买卖合同书》，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受欺诈而违背真实意思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故，对原告的要求撤销房屋买卖合同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舒志华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8300元，减半收取915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共计14150元，由原告舒志华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唐楠栋 二〇二〇年九月三十日 书记员  王姝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