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丽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7民终210号上诉人（一审原告）：李某，女，1948年3月3日生，纳西族，现住四川省攀枝花市**，（系被继承人儿子唐尚志的妻子）。上诉人（一审原告）暨李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唐洁，女，1979年8月12日生，纳西族，大专文化，个体，现住云南省丽江市古城区五一街振兴巷**，公民身份号码：5104031979********，（系被继承人儿子唐尚志的女儿）。上诉人（一审原告）：唐某1，××××年8月9日生，纳西族，，现住四川省攀枝花市**（系被继承人儿子唐尚志的女儿）。上诉人唐洁、唐某1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杨旺兴，男，1964年10月1日生，汉族，系社区推荐的公民作为委托代理人。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唐某2，男，1947年10月20日生，纳西族，高中文化，，现住云南省丽江市古城区（系被继承人儿子）。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唐某3，男，1959年1月7日生，纳西族，初中文化，，现住云南省丽江市玉龙县（系被继承人儿子）。唐某2、唐某3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邓炳生，云南义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唐某4，又名唐某5，女，1952年6月1日生，纳西族，文盲，，现住云南省丽江市古城区（系被继承人女儿）。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杨晓明，女，1992年9月12日生，纳西族，个体，，现住云南省丽江市古城区系第三人唐某4女儿。上诉人李某、唐洁、唐某1因与被上诉人唐某2、唐某3、原审第三人唐某4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丽江市古城区人民法院（2019）云0702民初18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某、唐洁、唐某1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二、支持原告一审所有诉讼请求。三、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主动确认“杨满菊于2006年10月1日作出的遗嘱有效”的判项，该判项并不是上诉人提出的诉求，人民法院无权超出原告人的诉求进行判决。本案中的遗嘱是否真实、合法、有效，只是一审应当通过公平公正审理案件应当查明的事实，而不是可以主动判决的事项。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其职责是对诉求进行审理，只可以对诉求进行判决，而不是对事实本身进行判决。二、一审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均不正确。本案目前已经查明的相关事实为：该遗嘱没有杨满菊的签名、没有杨满菊在遗嘱上写任何一个字、没有杨满菊填写的任何一个日期、没有任何一份音、影、像证据证明该遗嘱为“立遗人”杨满菊的真实意思表示，其指纹的真实性已完全不可考；该遗嘱自产生至杨满菊去世之前的数年从未有人提起过，从未进行过公证，也从未敢有人提及过户（如果是杨满菊的真实意思表示，为何生前不办理过户）；而且，本案目前还查明的事实是：所谓执笔人杨某3的签名与内容的书写并非同一人；包括上诉人已提起诉讼且第一次开庭之后被上诉人才让杨某3签名的“证明”，都是被上诉人自己所写；所谓的证人杨某1、杨某2的证言，玩的是儿子证明老子、侄子证明叔叔，更者，只要稍微注意一下，即可知道所谓的“在场人”，都是法律上的具有直接或者间接利害关系的人，一审判决适用最高法关于贯彻执行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5条（“继承法实施前订立的，形式上稍有欠缺的遗嘱，如内容合法，又有充分证据证明确为遗嘱人真实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遗嘱有效”）的规定显然是错误的。因为本案的遗嘱并不产生于1985年旧继承法实施之前（该遗嘱显示的时间为2006年10月1日）,所以本案的遗嘱与最高法解释的第35条无任何关系。且，本案遗嘱的情况是，既无任何被继承人的音、视、像证据证明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无被继承人的任何一个签字、盖章、无被继承人的任何书写内容、无继承人填写的哪怕只一个字的日期填写，这些情况证明不是遗嘱形式稍有欠缺的问题，而是整份遗嘱都是伪造出来的，总之，本案没有任何一份直接证据证明遗嘱为老人杨满菊的真实意思表示，都是直接或间接利害关系人的证明。三、一审判决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采信与不采信相关证据及其代理意见方面的相关论述上同样存在极大的问题。一审中，被上诉人多次强调杨满菊的二儿子唐尚志表示放弃，但整个庭审却未见被上诉人拿出唐尚志同意放弃的丁点证据，但一审法官竟然又主观表达为二儿子唐尚志生前已同意放弃。一审中，法院判决书也对原告人提交的证明唐尚志死亡后连抚恤金都是由唐某2领取后用于老人赡养的证据给予采信，但法院判决结果则是原告方无继承权。一审中原告有理有据的代理意见被回避，未在判决书中对原告代理人的相关观点详尽引述并反驳，做到以理服人，以法示人，但与此同时，被上诉人在一审中的观点（即便法庭中未陈述出来的观点）,判决书中则陈述得比较详尽。四、证据质证方面，一审法院既己接收补交证据，但却又未组织质证，这是违法的。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对任何采信或者是不予采信的证据，未进行质证，法庭就不能凭法官主观臆断。正确的做法，要么是不作为一审证据，要么就组织质证，如果不作为证据，上诉人有权在上诉阶段以新证据提交。五、本案的一审庭审至今未在最高人民法院庭审公开网上公开，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要求，所有的公开审理的案件，都应当公开，且连程序性文件都要公开。这同样可以证明一审审理不公，一审法院存在故意隐瞒庭审情况的事实。唐某2、唐某3辩称，一、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诉讼费用由上诉人承担。三、请求二审法院对本案进行书面审理。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案双方的争议焦点为是按法定继承还是遗嘱继承进行办理，根据本案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适用遗嘱继承。本案一审两次开庭，第一次开庭过程中对于遗嘱的真实、有效性双方当事人各持截然相反的意见，庭审过程中上诉方无视事实，在毫无证据与法律依据的前提下对被上诉人进行肆意污蔑，诬告被上诉人伪造遗嘱。其代理人甚至于公然当庭扮演公安机关角色，恐吓出庭作证证人杨某2及被告方要追究合伙伪证罪的刑事责任！使双方产生了巨大的争议无法调解。基于其无理取闹行为，被上诉人当庭请求一审法院对争议的遗嘱是否真实、有效性上开展法庭调查，并予以判决确定该遗嘱真实有效。一审法院也根据本案争议和请求，对争议的焦点杨满菊所立代书遗嘱进行了公平公正的法庭调查。经过一审法院对本案的最为关键的证人杨某3（遗嘱的代书人同时也是见证人，今年92岁高龄行动不便在家中，但由于是教师身份退休并保持常年写作习惯，其思维与表述十分清晰），至其家中专门开展了认真细致的调查。同时也对遗嘱的另一名见证人杨某1（由于身体原因刚做了颈部手术）未能出庭也对其进行了认真调查。在查明本案的基本事实真相后，又专门组织了第二次开庭，专门就遗嘱是否真实、有效以及与第三人相关问题进行质证和审理。第二次开庭中双方的焦点仍是关于遗嘱的争议，但在一审法院公正、认真的调查下，此份遗嘱的真实有效性已明确无误。但上诉人及其代理人在严肃的法庭上，面对经过法院调查的铁证下，依旧在毫无事实、法律依据下滔滔不绝地诬告被上诉人伪造证据，“遗嘱都是伪造…是合伙犯罪行为”，其行为已涉嫌触犯刑法第二百四十三条诬告陷害罪，我们将保留追究其刑事责任的权利。一审法官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合法合理提醒其注意后，却被其在上诉状中恶意攻击“故意压制”、“存在偏袒”、“一审法官主观表达”、“避重就轻、操控案件”、“故意隐瞒庭审情况”、甚至胡言乱语“未组织质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三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5条、第36条、第37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本继承纠纷应适用遗嘱继承办理。二、请求二审法院对本案进行书面审理。上诉人的上诉状中通篇是毫无事实根据、无中生有的肆意猜想，以上诉为名实则是对被上诉人的诬告，同时也对一审法院、法官以及工作人员的进行着无端恶意攻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二款规定：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本案上诉状毫无新事实、证据和理由，被上诉方提出的代书人杨某3的视频、音频证据也只是对遗嘱真实、有效性的补强证据，与一审法院在调查后情形完全相符，现情形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二款规定，故在此被上诉方请求二审法院对本案二审进行书面审理，防止上诉方继续恶意诉讼，重蹈其在一审法院重复浪费有限司法资源的覆辙。三、一审法院判决确认杨满菊遗嘱有效的判决事项，完全是由于在一审经过两次开庭审理，期间由于对此遗嘱的争议巨大，由被上诉人审理期间明确提出诉求，并且此遗嘱的有效直接关系着本案的认定办理，一审法院基于查明事实、公平公正办理该案目的，才认真、慎重做出此项判决事项。四、对于遗嘱是否为立遗嘱人杨满菊真实意思表示问题。一审法院依法查证核实了本案的所有证据，已完全查明清楚遗嘱共有三名见证人（其中一名同时为代书人），三名见证人均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6条不能作为遗嘱的见证人的类型，同时也不属于民事法定继承的第一顺序继承人，三名见证人因对于能否取得或取得多少遗产并不会直接影响其利益，无法定继承关系的亲戚作为证明人也符合现实生活的常理。同时由于已故老人杨满菊自幼不识字，法院已依法查明是由代书人杨仆据其口述后代书，并经过反复核对为真实意思确认无误后，才在遗嘱上杨满菊亲自按下手印，另两名见证人杨某2、杨某1也在场证明属实并签字，在查清是由多人、多份直接证据全方位证明遗嘱的真实、有效性后，一审法院才依法认定杨满菊所立代书遗嘱合法有效。上诉人所提出的最高法意见35条适用问题，本份遗嘱订立过程事实上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六内容之规定。立遗嘱行为属于公民的自由民事行为，只要是符合民法诚信原则，符合民事法律行为的形式均合法有效，一审法院完全可以引用该条款进行参考适用，也是一审法院尊重事实与合法适用法律条款的情形。唐某4二审未答辩。李某、唐洁、唐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请求法院判决原告的婆婆、奶奶的房产遗产，原告按继承份额享有四分之一的继承权（直接在产权证上写明该房产原告享有的份额；请求法院以实物进行分割，而非以价值进行分割，四分之一房产份额估值80万元）；二、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对原告的婆婆、奶奶所收的房租陆拾万元中的四分之一，即150000元。（2012年4月至今，已超过七年，每年房租12万元），原告继承相应的继承份额；三、所有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唐兆鳌（已故）与杨满菊（已故）系夫妻关系，被告唐某2、唐某3、第三人唐某4、案外人唐桂方、唐尚志（已故）系二人子女；原告李某系唐尚志的妻子，原告唐某1、唐洁系李某与唐尚志的两个女儿。本案诉争的13号房产系唐兆鳌、杨满菊的祖遗房产。1954年土地证载明房产为四间平房。1979年至1983年期间，唐兆鳌、杨满菊及二被告家庭共同对该房产进行重新改扩建，建成坐北朝南三层楼房六间、坐西朝东两层四间。1985年，经唐兆鳌申请，该房产登记产权人为唐兆鳌，产权共有人为唐兆鳌、杨满菊、唐某2，李凤荣、唐某5（唐某4）、唐跃山（唐某3）六人。1996年9月，唐兆鳌因病去世。2000年6月，该诉争房产登记杨满菊为100%份额的产权人。2006年10月1日，杨满菊因其系文盲，请其弟弟杨某3执笔，侄子杨某1、杨某2在场的情况下，口述完成了一份遗嘱。该遗嘱载明了13号房产的具体来由及家庭情况，并立遗嘱如下：一、现有13号房产为大儿子唐某2、三儿子唐某3在1978年至1979年自筹资金自建共有，房产权实属其两兄弟所有，故将此房产分给大儿子唐某2、三儿子唐某3共同所有，今后具体房屋分配方案由两兄弟另外协商；二、关于二儿子唐尚志多年在外工作，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没有时间照顾老人，生前也主动不参与建房，同时也自觉自愿放弃家中房产继承权，故也就不分配其房产；三、还要特别申明的一点，我丈夫唐兆鳌生前委托叮嘱给我要立下如上所述的这份遗嘱，这是他的真实意愿，此遗嘱为我本人自愿所立，我实话实说，这完全是合情合理又合法的，这为我的真实意愿，今后家人一定要遵照此遗嘱内容执行。执笔人杨某3在执笔人处签字确认，并代杨满菊在立遗嘱人处签字，杨满菊在听完杨某3宣读该遗嘱内容后在其名字上按了手印，杨某1、杨某2在证明人处签字确认。2018年11月15日，杨满菊因病死亡。庭审中查明：2012年1月21日，唐桂方出具一份声明载明：经本人经过认真思考决定，唐桂芳（唐桂方）同意放弃13号房屋继承权，母亲杨满菊补助50000元给唐桂芳用于购买房产补助款，以此为据决不反悔。同时出具一份收条载明：经收到母亲杨满菊50000元人民币，用于购买房产补助。庭审中，因原告及第三人代理人对上述遗嘱的真实性及唐桂方放弃继承的声明及收据提出异议，一审法院为查明事实，特向遗嘱执笔人杨某3、证明人杨某1及法定继承人唐桂方进行调查核实，另有遗嘱证明人杨某2出庭作证。杨某3、杨某1、杨某2均确认上述遗嘱的真实性，唐桂方确认放弃声明与收条的真实性，并确认杨满菊向唐桂方说过有遗嘱的事实，故一审法院依法予以确认。庭审中查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唐尚志在四川省攀枝花市川广厦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工作，并于××××年与原告李某结婚，婚后生育原告唐某1、唐洁。唐尚志一直在攀枝花市工作。1988年4、5月份，原告李某、唐尚志一家从李华诚手中购买了19号房产，房产登记产权人为杨秀兰（唐尚志岳母），共有人为李锵钰（李某）、唐尚志、月红（唐某1）、长英（唐洁）。1996年2月份，唐尚志在攀枝花市因病去世。2005年12月13日，杨满菊向原告家出具一份声明书，确认杨满菊放弃对19号房产中对唐尚志份额的继承权。庭审中还查明，第三人唐某4系聋哑人，残疾等级为一级，系原丽江县民族服装厂退休工人。××××年，第三人唐某4结婚。1997年6月，唐某4家庭购买了121号房产，现已出租。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及第三人对本案应按法定继承还是按遗嘱继承产生了争议。三原告及第三人代理人均主张被告出示的遗嘱是虚假的，故本案应按法定继承处理13号房产，二被告则主张按遗嘱继承处理13号房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遗赠办理；第十六条规定，公民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并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经一审法院审查认为，本案中，有杨满菊口述，由杨某3执笔，且有证明人杨某1、杨某2作证的遗嘱，该遗嘱属于代书遗嘱，且该代书遗嘱符合继承法关于代书遗嘱的规定，并经执笔人杨某3及证明人杨某1、杨某2证实该遗嘱的真实性，系被继承人杨满菊的真实意思表示。本案中原告代理人虽提出代书人及证明人是利害关系的观点，经审查，代书人杨某3系杨满菊的弟弟，证明人杨某1、杨某2系杨满菊的侄子，确实与杨满菊存在亲戚关系，并与三原告、二被告及第三人均存在同样亲疏的亲戚关系，但代书人及证明人均不属于法定继承的第一顺序继承人，也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6条规定的利害关系人，与本案不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亲戚作为代书人及证明人也符合现实生活中的常理，故杨满菊于2006年10月1日作出的代书遗嘱合法有效。故一审法院对原告提出的上述诉讼主张不予采纳，本案应按遗嘱继承办理。本案诉争的13号房产登记为杨满菊100%的房产份额，属于杨满菊的个人遗产。遗嘱中杨满菊已对13号房产作了处分，确认该房产分给被告唐某2、唐某3共同所有，故该房产应归被告唐某2、唐某3共同所有，故对三原告提出要求法院确认三原告对该房产享有继承权，并分割房租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故一审法院依法不应当支持。对第三人的代理人提出要求确认第三人对13号房产及租金享有五分之一份额继承权的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九条规定，遗嘱应当对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经审查，第三人唐某4虽系聋哑残疾人，但庭审已查明第三人唐某4有固定的退休工资，并有家庭共同所有的121号房屋租金收入，其不属于应保留遗产份额的情形，本案中杨满菊已对13号房产以遗嘱方式作出处分，在遗嘱中已确认13号房产归被告唐某2、唐某3共同所有，故对第三人代理人提出的上述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第十六条第二款、第十七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5条、第36条、第37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被继承人杨满菊于2006年10月1日作出的遗嘱有效；二、驳回原告李某、唐某1、唐洁的全部诉讼请求；三、驳回第三人唐某4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300元，由原告李某、唐某1、唐洁共同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李某、唐洁、唐某1提交2005年12月13日杨满菊放弃对唐尚志份额继承权的《公证书》一份，唐洁2019年6月2日与杨某1通话、2019年6月2日与李诚华通话录音内容各一份，李某在攀枝花市购房资料一套，拟证明其上诉请求成立。同时，唐洁申请对杨满菊放弃继承《声明书》上的指纹与《遗嘱》上的指纹进行同一性鉴定。唐某2、唐某3二审提交5份建房过程的《证明》，拟证明唐尚志、李某、唐洁、唐某1均未参加过建房。本院审查认为，杨满菊放弃对唐尚志份额继承权的声明事实一审已作出认定，《公证书》及唐洁与杨某1、李诚华的通话录音材料一审已提交并附卷，不属于二审新证据。唐某2、唐某3二审提交的5份建房过程的《证明》以及李某在攀枝花市购房资料一套与本案争议事项无关，也不属新证据。2020年7月24日，根据唐洁的申请,本院依法经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摇号系统，随机摇号确定委托云南春城司法鉴定中心对唐洁提交的杨满菊放弃继承《声明书》与唐某2、唐某3提交的《遗嘱》中杨满菊捺印是否同一进行司法鉴定。2020年8月6日，云南春城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终止鉴定告知书》，以“杨满菊捺印的指纹缺失、模糊地方较多不足以形成鉴定条件”为由终止鉴定。经二审审理查明，原判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杨满菊所立遗嘱是否有效，本案应按照遗嘱继承还是法定继承办理，李某、唐洁、唐某1的上诉请求能否成立。本院认为，公民的继承权受法律保护。公民可以订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遗嘱的形式包括自书遗嘱、代书遗嘱、公证遗嘱等。《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代书遗嘱的构成要件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1、遗嘱由遗嘱人口述。2、遗嘱由遗嘱代书人代为书写。3、应有两个或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4、遗嘱代书人所代书的遗嘱经遗嘱人确认无误后,由遗嘱代书人、其他遗嘱见证人及遗嘱人签名,并注明年、月、日。而遗嘱见证人应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且与继承人和遗嘱人没有利害关系。本案一审唐某2、唐某3提交代书遗嘱一份,以证明被继承人杨满菊生前留有遗嘱，明确诉争房产由唐某2、唐某3自筹资金自建共有,并将该房产分给唐某2、唐某3共同所有。本案代书遗嘱的形成时间为2006年10月1日,立遗嘱人为杨满菊,执笔人为其弟弟杨某3，见证人为侄子杨某1、杨某2。执笔人杨某3在执笔人处签字确认，并代杨满菊在立遗嘱人处签字，杨满菊在其名字上按了手印，杨某1、杨某2在证明人处签字确认。一审时遗嘱证明人杨某2出庭作证当时立遗嘱的过程及本人签字属实。因李某、唐洁、唐某1对该遗嘱不予认可,一审法院为查明事实，亲自到遗嘱执笔人杨某3、证明人杨某1及法定继承人唐桂方家中进行调查核实，调查笔录中杨某3、杨某1详细描述了订立遗嘱的过程,与杨某2的证词内容统一、能够相互印证，证实了杨满菊对诉争的13号房产立下遗嘱作出处分的事实，唐桂方也确认母亲杨满菊向其说过有遗嘱的事实。虽然杨某3系杨满菊弟弟，证明人杨某1、杨某2系杨满菊侄子，确实与杨满菊存在亲戚关系，并与本案双方当事人均存在同样亲疏的亲戚关系，但代书人及证明人均不属于法定继承的第一顺序继承人，也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6条规定的利害关系人，与本案不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杨满菊所立遗嘱具备代书遗嘱的实质要件与形式要件，一审法院按照民事诉讼举证规则的规定,认定杨满菊所立遗嘱合法有效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李某、唐洁、唐某1上诉称杨满菊的《遗嘱》并非本人真实意思表示，其指纹的真实性已完全不可考，但在一、二审中均未能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其主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其上诉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驳回其要求按照法定继承方式分割杨满菊遗产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李某、唐洁、唐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300元，由上诉人李某、唐洁、唐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培贵审判员  高精红审判员  普丽仙二〇二〇年九月八日书记员  冯江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