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最高法民申4866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葛英，女，1962年11月6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明，天津佑航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玥，天津佑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法定代表人：生玉海，该公司董事长。 诉讼代表人：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住，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湘江中路二段**华远华中心**楼3701-3717/div> 法定代表人：施华，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思远，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枫，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葛英因与被申请人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正集团公司）、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正证券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二审法院）（2019）湘民终14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葛英申请再审称,（一）原审缺乏证据证明投资者购入股票的日期、持有的期间以及持有期间发生了证券市场系统风险的基本事实。1.原审未对葛英购入方正证券公司股票的日期与持有期间进行认定，属于遗漏基本事实；2.缺乏证据证明葛英买入方正证券公司股票的交易决策受到牛市影响；3.原审判决以沪深股市2015年6月至8月间发生大幅波动，上证指数、中国证监会资本市场服务指数、券商类股票大幅下跌为由认定在此期间存在证券市场系统风险，缺乏证据证明。首先，该期间并非完整覆盖葛英对方正证券股票的持有期间。其次，“中国证监会资本市场服务指数”不具有可采性，系统性风险为80%亦缺少证据证明。最后，方正集团公司和方正证券公司对存在系统性风险负有证明责任，法院不应运用自由裁量认定系统性风险的存在及其影响比例。（二）法院在确认基准日以及系统性风险的存在及影响比例上，适用法律确有错误。首先，原审判决确定案涉基准日为2015年10月26日、基准价为7.88元/股，属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情形。原审判决没有将揭露日后解禁的限售股纳入流通股总数进行计算。该部分解禁限售股亦会竞争交易机会，影响流通股全部流转一次的周期。按照解禁后的流通股份总数计算，基准日应为2015年10月28日，基准价为7.86元。其次，一审判决“对投资损失承担30%的责任”和二审判决“对投资损失承担15%的赔偿责任”，属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情形。方正集团公司、方正证券公司用来证明系统性风险存在及影响比例的证据系其关联方编制的“中国证监会资本市场服务板块指数”，并非我国沪深两市、中国指数公司等有权发布或授权发布的权威指数，起不到证明作用，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诉讼后果。 方正证券公司提交意见称，（一）根据司法解释的规定，“揭露日或基准日起”指虚假陈述被披露当天的可流通股份，披露日后增加的可流通股份不属于被虚假陈述影响的证券，不应纳入基准日计算。二审判决认定本案基准日为2015年10月26日，基准价为7.88元/股，符合法律规定，认定正确。（二）根据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以及方正证券公司提交的相关证据，足以证明本案披露日至基准日期间发生的2015年股市异常波动事件是系统风险诱因，该因素造成的损失与方正证券公司案涉行为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不应由方正证券公司赔偿。（三）法律及司法解释对系统风险测算方法没有明确、唯一的规定。二审法院在自由裁量范围内，根据司法实践普遍认可的“相对比例法”，选择与方正证券公司股票最相关的市场指数“中国证监会资本市场服务板块指数”计算系统风险符合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其他券商指数的计算结果也与“中国证监会资本市场服务板块指数”一致，进一步证明二审法院的认定并无不当。（四）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以及方正证券公司提交的相关证据足以证明案涉时期存在其他利空信息，即非系统性风险。该部分因素造成的损失与方正证券公司案涉行为之间没有因果关系，案涉行为未影响葛英的投资决策，由此造成的损失不应由方正证券公司承担。二审法院根据利空公告、投资风险，在自由裁量范围内认定案涉行为对葛英的投资损失影响比例为15%，并无不当。（五）葛英买入方正证券公司股票的时间均在牛市期间，距离案涉行为发生时点已超过三年，二审判决认定葛英买入方正证券公司股票的交易决策受到牛市影响，认定正确。方正集团公司减持股票及未被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为信息披露违法行为，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为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审查重点为：1.是否有充分证据证明本案受系统风险的影响；2.原审判决认定系统风险扣除比例是否恰当；3.关于基准日和基准价的确定是否恰当。 一、关于是否有充分证据证明本案存在系统风险的影响的问题 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方正集团公司、方正证券公司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沪深股市在2015年6月至8月间发生大幅波动，出现千股跌停、千股停牌、市场流动性严重缺失等异常情况，导致上证指数、中国证监会资本市场服务板块股价、券商类股票股价大幅下跌的事实，以及2015年8月至10月间，上证指数、中国证监会资本市场服务板块股价、券商类股票股价仍处于逐步整体下跌状态的事实。证券市场出现的这一情况是普遍性的、整体性的，为个别企业或者行业不能控制，投资者亦无法回避，不可分散。因此，原审判决认定本案存在证券市场系统风险的影响，有充分的证据。原审查明，上证指数2015年7月14日（揭露日前一日）为3924.29点，2015年10月26日（基准日）为3429.58点，在本案揭露日至基准日期间，上证指数虽然并非每个交易日均连续下跌，但整体呈明显下跌趋势。正因为方正证券公司股票走势与上证指数并不完全一致，原审判决并未将投资者的损失完全归因于系统风险，但上证指数在此期间的下跌趋势明显，能够证明证券市场的整体情况。系统风险存在与否，可以通过证券市场的综合指数或者同类板块情况等得到反映。方正集团公司、方正证券公司通过上证指数、中国证监会资本市场服务板块股价、券商类股票股价等证据证明系统风险的存在，即完成举证责任。葛英关于方正集团公司、方正证券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系统风险与投资者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主张，不能成立。 二、关于原审判决认定系统风险扣除比例是否恰当的问题 对于系统风险比例应以何种方式进行确定，目前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就司法实践来看，有的是以个股跌幅与市场的综合指数跌幅占比计算，有的是以个股跌幅与同类板块跌幅占比计算，有的是以同类板块跌幅与综合指数跌幅的平均数计算，尚没有一种绝对统一的计算标准，应该具体案件具体分析。本案中,因方正证券公司股票是券商股，中国证监会资本市场服务板块与方正证券公司股票最具关联性，也最能体现出系统风险对方正证券公司股价的实际影响力，故原审判决选择中国证监会资本市场服务板块股价作为参照，计算系统风险影响比例，并无不当。 至于葛英提出二审判决采纳的“中国证监会资本市场服务板块指数”不具有可采性的问题。经向二审法院核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中所称的“中国证监会资本市场服务板块指数”，是指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规定的分类标准，对资本市场服务行业的股票进行测算得出的平均价格，其依据的行业分类标准和股票价格亦系有关部门公开发布的信息，故二审判决使用“中国证监会资本市场服务板块指数”概念虽不够严谨，但反映的资本市场服务行业股票价格具有依据，葛英没有提交相反证据否定其真实性，该数据能够反映资本市场服务板块的股票情况。葛英关于原审判决对系统风险因素对其损失的影响比例认定错误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基准日和基准价的确定是否恰当的问题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三条第一项的规定，投资差额损失计算的基准日，可以由“揭露日或者更正日起，至被虚假陈述影响的证券累计成交量达到其可流通部分100％之日”。案涉虚假陈述行为的揭露日为2015年7月15日,该日方正证券公司股票的可流通股股数为61亿股，即为被虚假陈述影响的可流通股股数，至2015年10月26日方正证券公司股票可流通股累计成交量达6181468109股，达到可流通股股数的100%。二审判决确定基准日为2015年10月26日，并以该基准日确定基准价并无不当。计算成交量的股票应当是被虚假陈述影响的股票。葛英主张的解禁限售股系揭露日之后增加，并未受到案涉虚假陈述行为的影响，故该部分股票的成交量不应作为确定基准日的基数。葛英提出的该项申请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葛英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葛英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江显和 审判员  张颖新 审判员  黄西武 二〇二〇年九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陈海霞 书记员黄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