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民再425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孙旭辉，男，1968年4月21日出生，满族，户籍所在地:宁夏石嘴山市惠农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武元，广东佳思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阳春市新居商贸城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阳春市合水镇政府大院内。法定代表人：王凯玲，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柏桦，广东众君法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进福，广东众君法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孙旭辉因与被申请人阳春市新居商贸城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居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广东省阳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17民终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8年11月8日作出（2018）粤民申972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20年8月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孙旭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武元，新居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柏桦、林进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旭辉申请再审称，（一）一、二审判决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认为孙旭辉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新居公司拖欠其工资4324800元，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违反了相关法律举证责任规定，属适用法律错误。1.本案案由是劳动合同纠纷，处理的核心是劳动关系。劳动关系具有两个特征：一是双方主体是特定的，即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二是劳动关系除了一般民事法律关系所具有的平等性外，还具有隶属性、财产性、人身依附性的特征。对因用人单位拖欠劳动者的工资、福利待遇等发生的争议，是一种由人身依附关系引起的争议，应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这是因为：在劳动关系中，用人单位是管理者，劳动者是被管理者，两者间的地位是不平等的。这类案件的主要证据，如用人单位制定的规章制度、职工的档案材料、考勤记录、工资发放记录、缴纳社会保险记录等材料均掌握在用人单位一方，而作为劳动者对这些证据是不可能有举证能力的。因此，法院在审理具有隶属关系的劳动争议案件时，应要求用人单位举证证明其没有拖欠工资、福利待遇等。若举证不能，则用人单位将承担相应的败诉后果。2.鉴于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具有人身依附关系特征，对人身依附关系引起的争议，法律规定应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如：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规定：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与争议事项有关的证据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用人单位应当提供；用人单位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四十八条规定：因工资支付发生争议，用人单位负有举证责任。用人单位拒绝提供或者在规定时间内不能提供有关工资支付凭证等证据材料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或人民法院可以按照劳动者提供的工资数额及其他有关证据作出认定。（二）一审判决新居公司无需再支付工资给孙旭辉,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1.如上所述，孙旭辉每月工资额以及是否还存在拖欠工资情形应当由新居公司承担举证责任，一审法院认定应当由孙旭辉负举证责任属适用法律错误。2.孙旭辉提交的以下证据，足以证实其每月工资在5万元以上，也足以推翻新居公司所称的与孙旭辉口头约定工资8000元，再加不定额的补贴及津贴。①孙旭辉银行账户流水清单。孙旭辉入职后，新居公司董事长王凯玲支付孙旭辉部分工资银行流水账：2010年1月20日入账5万元、2010年2月5日入账8万元、2010年3月17日入账5万元、2010年4月23日入账8万元.....；②公司降薪证明。该证明盖有公司公章，是新居公司董事长王凯玲提交给孙旭辉，其当初真实目的是借用股东杨某的建议，将孙旭辉工资由年薪120万元降至100万元。这恰恰成了证明孙旭辉与新居公司王凯玲口头约定孙旭辉工资的有力证据。由于该证明盖有新居公司公章，股东杨某不认可，不影响该证据的证明力和效力。③追讨工资的录音资料及手机信息。证实孙旭辉向新居公司董事长王凯玲追讨工资时，王凯玲承认曾承诺给孙旭辉年薪120万元，其从没否认拖欠孙旭辉工资以及每月支付不低于5万元生活费之事实。④证明。2012年4月8日新居公司曾向建设银行广州越秀支行证实孙旭辉为总经理，月工资为5万元的事实。3.退一步讲，孙旭辉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其月工资10万元，但有直接证据证明其月工资在5万元以上。一、二审判决应当据此酌情判决，而不应当直接判决无需支付。（三）新居公司单方委托广东民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没有证明效力，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和判决的依据，一、二审判决将其作为定案依据错误。1.《审计报告》是新居公司单方委托，审计过程以及审计结果的客观性和公正性难以信服，孙旭辉从来不予以认可。2.新居公司提交的审计材料和数据未经孙旭辉确认，材料和数据的真实性、完整性值得质疑。3.孙旭辉每月工资数额及拖欠工资数额之相关证据，新居公司早已掌握，若不提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审计报告》不能成为免除新居公司承担举证责任或代替举证。新居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孙旭辉每月工资数额以及拖欠工资数额，一、二审法院应当直接判决其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四）新居公司实际控制人王凯玲是北京投资商，公司主要项目合水城市广场是阳春市重点项目之一，规划建筑面积达30万平方米，总投资计划达2亿元。孙旭辉被委任总经理后从原驻地广州迁住阳江，全面负责公司日常工作及重点推进合水城市广场项目，包括但不限于项目的征地、办证、报规等一系列工作。作为拥有如此重要项目、规模及投资额巨大的地产公司总经理，其工资月薪为10万元是符合市场行情。孙旭辉的银行账户流水记录着王凯玲2010年1月20日入账5万元、2010年2月5日入账8万元、2010年3月17日入账5万元、2010年4月23日入账8万元.....这与孙旭辉主张的双方约定月薪先行支付每月生活费不低于5万元的事实吻合。据此，再审请求：1.撤销广东省阳春市人民法院（2016）粤1781民初1011号民事判决第三项和广东省阳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17民终39号民事判决；2.新居公司立即支付孙旭辉工资4324800元；3.新居公司负担一、二审案件受理费。新居公司辩称，（一）新居公司不拖欠孙旭辉工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孙旭辉主张新居公司支付其工资4324800元无事实依据，依法应驳回其全部再审请求。孙旭辉主张10万元/月的工资额没有任何依据。1.孙旭辉提供的银行交易明细等材料无法反映其与新居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凯玲之间的账户往来款项就是工资。孙旭辉将其与王凯玲个人之间的账户往来款项视作其应得的工资不符合常情、常理、常识。此类银行账户往来款仅仅是公司为了工作上的便利将预支费用及各种备用金一并转账到孙旭辉的银行账户。2.王凯玲或其他股东从来没有承诺给孙旭辉10万元/月的工资，孙旭辉提供的杨某的证明材料为孙旭辉伪造的虚假证据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不能作为证明孙旭辉工资额依据。孙旭辉出示的所谓杨某证明，该证据经向杨某了解，其从来没有向孙旭辉书写及出示过该证据，杨某本人也出具《证明书》说明该证据属虚假证据。新居公司或王凯玲也没有向孙旭辉出具过该证据，该证据完全是孙旭辉利用工作期间便利盗取公司因办理其他业务需要而保存的股东杨某身份证复印件上造假打印添加内容上去的，该证据为虚假伪造的证据，依法应不予采信。同时作为股东的杨某也无权对公司员工薪资情况作出调整，从证据效力上讲也是无效的而不应予采信。3.对于手机短信，新居公司对其短信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不予认可。即使存在短信，短信内容都是孙旭辉自己所编写和发送的，其也从来没有提及其每月工资为10万元事实及公司有拖欠其几百万元工资情况反映。在王凯玲回复的内容中也没有关于拖欠孙旭辉工资情况反映。该证据不能证明新居公司有欠孙旭辉工资情况。孙旭辉二审期间提供了所谓录音证据，新居公司对该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退一万步讲，即使按其提供的录音，该录音也完全不能反映证实孙旭辉年薪为120万元及新居公司拖欠其工资。4.本案再审期间，孙旭辉提供了《证明》一份，内容为孙旭辉为公司总经理月工资为5万元。公司从来没有出具过孙旭辉月工资为5万元的证明，也没有与中国建设银行广州越秀支行发生过任何业务住来。同时该证明所表述内容与孙旭辉所主张的月工资为10万元事实不符，印证孙旭辉主张工资额虚假不存在，也印证该证明不真实。2012年4月期间孙旭辉任经理，公司印章是由孙旭辉保管，如果该证明是存在的，则是孙旭辉盗用公司印章私自出具虚假工资证明，以达到其提高个人贷款额度目的。如存在该情况，公司将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权利。新居公司不存在拖欠孙旭辉工资事实清楚，其所主张月工资10万元不符合事实，对其无理请求依法应予驳回。（二）根据劳动法及劳动合同法对用人单位的举证责任的规定，新居公司已完成举证义务，证实新居公司没有拖欠孙旭辉工资的事实。新居公司在劳动仲裁阶段以及一审期间都已提供证据，证实新居公司没有拖欠孙旭辉的工资。根据新居公司规定及与孙旭辉约定，新居公司支付给孙旭辉的工资为8000元/月，孙旭辉在公司工作期间，公司已足额支付了孙旭辉的工资，不存在拖欠其工资的情况。以上事实在新居公司委托广东民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2010年1月至2015年12月公司的会计资料反映的应付工资和孙旭辉账户往来情况进行了专项审计，《审计报告》可印证新居公司不存在拖欠孙旭辉工资情况。相反，根据审计结果孙旭辉尚欠新居公司往来、备用金等款共计937682.14元。同时，《审计报告》反映孙旭辉在新居公司取款后也通过其个人账户转付给王凯玲个人账户400万元，这也更加印证公司不存在拖欠孙旭辉工资事实及王凯玲个人转账的200多万元给孙旭辉款项并不全部是工资情况。新居公司已向法庭提供了二十一组证据，证实公司没有拖欠孙旭辉工资及其工作离职、失职、渎职、侵占公司款项的事实。举证中有关于孙旭辉的工资表及付款凭证等证据，并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对孙旭辉工资及资金往来情况进行专项审计，从审计的情况也可以证实没有欠孙旭辉的工资，公司对没有拖欠孙旭辉工资的事实已完成举证责任。诉讼中孙旭辉不认可审计结果，在法官征求其是否需重新委托审计时，孙旭辉表示不申请重新审计。孙旭辉没有证据否定《审计报告》审计结果意见，法院应采信该《审计报告》。相反，孙旭辉向法庭提供的四组证据中完全不能证实公司有拖欠其工资及其工资额为10万元/月的事实，且提供部分证据为伪造虚假证据，应不予采信。（三）新居公司是一间注册资本只有600万元的有限责任公司，属规模很小的乡镇房地产开发企业，公司年均总营业额只有二、三百万元，不可能聘请一位年薪120万元的普通公民做经理。新居公司当时其他所有在职员工工资都在2000元至4000元之间。另从购买社保工资额来看，孙旭辉社保缴费基数工资和阳春市社会平均工资也只有1000多元至3000多元之间，该工资数额符合阳春地区实际情况。孙旭辉作为阳春普通乡镇房地产企业的一名职员，其月工资不可能是阳春市普通群众（包括新居公司的职员）工资额的30倍至50倍。孙旭辉所主张的欠工资时间跨度长达六年，之前一直没有主张过权利，而是在2015年公司停发了其3000元生活费之后再主张，这不符合常理。孙旭辉在公司取得了5474200元款项后再返还400万元到王凯玲个人账户内，这表明两人之间银行账户往来款项是公司日常开支款项和各种备用金支出。孙旭辉之所以会提出仲裁，主张公司拖欠其巨额工资，原因是孙旭辉了解到其任职期间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缺乏，岗位设置缺失，财务管理制度不健全，人事管理制度不明细，无工资分配、发放制度，无合法有效劳动合同约定等漏洞，其制造各种虚假证据，并恶意主张其为10万元月薪假象，意图获取非法利益。孙旭辉任职期间的工资新居公司已支付完毕，不存在拖欠孙旭辉工资事实清楚。（四）一、二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孙旭辉在2017年9月4日向广东省阳春市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于2017年12月20日执行结案，这间接证实孙旭辉服从一、二审判决。综上所述，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以维持。新居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驳回孙旭辉要求新居公司支付拖欠及未足额支付工资4630000元、未签劳动合同违约金1200000元、解除劳动合同违约金600000元、补交社会保险费及医疗保险费100000元的诉讼请求；2.判令孙旭辉赔偿因其失职给新居公司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633843.49元及租金损失；3.判令孙旭辉向新居公司返还占用资金3071000元；4.本案诉讼费用由孙旭辉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1月，新居公司招聘孙旭辉到其公司工作，新居公司的董事长王凯玲口头聘任孙旭辉为公司总经理，双方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新居公司自2011年10月份起为孙旭辉缴交养老保险费，缴费基数为按每月工资1446元至2408元不等，2016年1月后停缴。对于孙旭辉在新居公司处的工作时间，孙旭辉认为从2010年1月起至2015年12月31日止共6年。新居公司则主张孙旭辉2014年1月起不在公司工作了，实际工作时间是3年，但碍于情面，此后每月还支付孙旭辉生活费3000元至2015年12月31日止，养老保险费也为孙旭辉缴交至2015年12月31日。对于孙旭辉在新居公司处工作期间的工资约定问题，新居公司主张双方口头约定每月8000元，并且根据孙旭辉的工作情况，还有适当的补贴和奖励，应该支付给孙旭辉的工资、补贴和奖励已全部付清，没有拖欠孙旭辉的工资。孙旭辉则主张新居公司招聘孙旭辉时双方约定每月工资100000元，即年薪1200000元，是新居公司的董事长王凯玲与孙旭辉在阳春国际大酒店见面时口头约定的。关于工资支付途径和方式，新居公司陈述有部分通过公司财会转账发放，有部分由董事长王凯玲用其私人账户转账发放，都是直接转入孙旭辉的银行账户，公司其他员工的发放也是这样，工资发放没有完整的财会记账。孙旭辉陈述有部分工资通过公司财会转账转入孙旭辉银行账户，部分工资由董事长王凯玲用其私人账户转账转入孙旭辉银行账户是事实，新居公司已转入工资2975200元至孙旭辉的银行账户，按每月工资100000元计算，新居公司尚欠工资4324800元。即，孙旭辉确认在工作期间已收到新居公司支付的工资2975200元。对孙旭辉认为新居公司已转入工资2975200元至其银行账户的陈述，新居公司认为所转入孙旭辉银行账户的款项并非全部是工资，有部分是工资，有部分是新居公司转入的备用金，孙旭辉为公司业务支出后再报账核销。孙旭辉为主张其每月工资是100000元，提供了新居公司的股东杨某的一份书面证言。该份书面证言上复印了杨某的身份证，并加盖了新居公司的公章，打印有如下文字：“因公司资金情况，本人建议王董事长将孙旭辉总经理工资，总额1200000元每年暂时调整到100万元每年。杨某，2014年11月3日。”杨某的名字是打印的，没有杨某的手笔签名。新居公司对上述证言予以否认，认为证言没有杨某的手笔签名，也没有这回事。孙旭辉在本案仲裁时也提交了上述证据。仲裁期间，杨某向仲裁庭出具了一份《证明书》，该证明书的内容为：“我是阳春市新居商贸城开发有限公司的股东，我公司在经营管理方面都由董事长王凯玲负责，具体用人事宜都由王董事长考核任用，原经理孙旭辉我本人不认识，也不了解，我从来没向公司提交任何关于公司雇佣人员工资事宜。在这里我郑重声明我向公司提交任何意见都会以我亲笔签名为准，任何复印件（签名）都是无效的。因为公司很多办理融资、合作等事宜都要用我的身份证复印件（包括签名）。对此我严正声明：阳春市人社局2016年2月23日接受孙旭辉提交的有我身份证复印件的关于调整孙旭辉工资是造假，要求阳春市人社局认真查处。由此造成一切损失由孙旭辉负责。”本案庭审时，新居公司也出示了上述《证明书》。孙旭辉在庭审中辩称杨某的书面证言并非杨某交给其的，而是新居公司的董事长王凯玲交给其的，目的是证明有股东要求调整孙旭辉的工资。新居公司对孙旭辉的上述辩称予以否认。孙旭辉还提供了与新居公司董事长王凯玲的多次手机信息往来，拟证明其多次向王凯玲追讨工资，但手机信息没能反映月工资额或者尚欠工资情况。新居公司为主张孙旭辉的工资不是100000元，所转入孙旭辉银行账户的款项并非全部是工资，新居公司在仲裁期间至提起本案诉讼前，自行委托广东民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其提供的2010年1月至2015年12月会计资料反映的应付工资和孙旭辉账户往来情况进行审计。广东民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作出了民会审报字（2016）D089号《审计报告》，对公司财会务的总体评价为：公司自2010年以来，内部管理制度缺乏，岗位设置缺失，财务管理制度不健全，人事管理制度不明细，致使2010年至2011年度缺乏出纳岗位，2010年至2012年度会计没有专门人员负责和跟踪，致使财务核算不健全，不规范。特别是：1.2010年至2011年期间，无现金核算，公司支出、收入均通过其他应付款核算，即公司资金转入个人账户，包括孙旭辉，回票时再行冲减往来，资金体外循环；2.2012年前没有财务管理制度，没有人事管理制度，也没有按公司章程及公司法的规定执行。审计情况：（一）工资核算的具体情况。1.2010年度，公司会计凭证和账簿记录工资支出为132000元，均由王凯玲代发。但工资发放表的签领手续不完善、不规范、未签批等，也没有列支孙旭辉的工资；2.2011年度，公司会计凭证和账簿记录工资支出为179946元，由王凯玲代发或由孟婉发放，但工资发放表的签领手续不完善、不规范、未签批、未审核等，列支了孙旭辉2011年10月至2011年12月工资6000元；3.2012年度，公司会计凭证和账簿记录工资支出为494100元，均由王凯玲代发或由公司现金发放，但工资发放表的签领手续不完善、不规范、未签批、未审核等，列支了孙旭辉2012年1月至2012年12月工资38500元，缺2012年3月份工资发放；4.2013年度，公司会计凭证和账簿记录工资支出为611000元，均由公司现金发放，但工资发放表的签领手续不完善、不规范、未签批、未审核等，列支了孙旭辉2013年10月至2013年12月工资42000元；5.2014年度，公司会计凭证和账簿记录工资支出为506068.2元，均由公司现金发放，列支应付孙旭辉2014年1月至2014年12月工资38870.45元，扣除个人负担社保2584.08元，2014年3月至2015年1月共存入孙旭辉银行卡33000元；6.2015年度，公司会计凭证和账簿记录工资支出为464057.9元，均由公司现金发放，列支应付孙旭辉工资19457.9元，应扣除个人负担社保1457.91元，2015年2月至2015年6月共存入孙旭辉银行卡12000元。综上所述，2010年1月至2014年1月，公司主要开支审批由孙旭辉负责，资金“体外循环”，内部管理制度不健全，虽工资表共列支孙旭辉工资90000元（含个人社保），但均非孙旭辉签领。2014年2月至2015年6月，工资表共列支孙旭辉工资54828.35元（含个人社保），亦均非孙旭辉签领，但共存入孙旭辉银行卡45000元。（二）孙旭辉往来审计情况。审计人员查阅相关会计记录，核对原始凭证，结合公司提供的银行对账回单等资料，2010年1月1日到2015年12月31日期间，孙旭辉账户往来情况如下：1.孙旭辉取款及转付王凯玲款项情况：①2010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期间，公司通过银行付款和现金支付的方式共付款给孙旭辉5474200元，其中银行付款5415000元，现金付款59200元。②2010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期间，孙旭辉转付给王凯玲账户金额4000000元，其中：2010年8月12日转付1700000元（账面记录为1800000元），2010年8月12日转付950000元（账面记录为1000000元），2010年12月13日转付100000元（账面记录为0元），2011年1月13日转付1100000元（账面记录为1200000元），2011年6月15日转付150000元（账面记录为0元）。结合①②，孙旭辉自2010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期间取款扣除王凯玲的款项后为1474200元。2.孙旭辉账面回票报账情况：根据账面记录，2010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期间，孙旭辉自身或以孙旭辉的名义回票报账总额为549284.86元，经复核票面金额为536517.86元，其中2010年度305332.13元（318099.13元-12767元），2011年度127161.73元，2012年度104024元。综合1、2.截止2015年12月31日，孙旭辉应欠公司往来、备用金等款937682.14元（5474200元-4000000元-536517.86元）。审计意见：1.由于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缺乏，岗位设置缺失，财务管理制度不健全，人事管理制度不明细，无工资分配、发放制度，无劳动合同约定，未能核算应付孙旭辉的工资，亦不能确定已付孙旭辉的工资，更不能确定是否欠付孙旭辉的工资额；2.依据公司提供的资料，截止2015年12月31日，孙旭辉应欠公司往来、备用金额等款937682.14元（5474200元-4000000元-536517.86元）。孙旭辉对上述审计情况及审计意见不予认可，认为审计资料是新居公司单方提供，广东民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据此作出的审计意见不真实。另查明，新居公司、孙旭辉之间的劳动合同争议，孙旭辉于2015年12月11日向阳春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请求为：一、解除与新居公司的劳动关系；二、新居公司支付拖欠的工资4630000元；三、新居公司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违约金1200000元；四、新居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违约金600000元；五、新居公司补交社会保险费及医疗保费100000元。仲裁期间，新居公司向仲裁机构提出反申请，要求裁决孙旭辉赔偿直接经济损失633843.49元及租金损失，并返还款项3071000元。阳春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对新居公司的反申请认为根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应当另行提出，另案处理。2016年4月7日，阳春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春劳人仲案字（2016）01号仲裁裁决，裁决如下：一、孙旭辉与新居公司的劳动关系自2015年12月31日解除，新居公司自裁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孙旭辉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67968元（以阳江市2014年度职工月平均3776元的三倍计算6个月）；二、新居公司在裁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孙旭辉工资4324800元；三、驳回孙旭辉的其他仲裁请求。新居公司不服仲裁裁决在法定期间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的民事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劳动争议。孙旭辉与新居公司虽然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但新居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凯玲于2010年1月口头聘任孙旭辉到其公司工作并担任总经理，并且自2011年10月起为孙旭辉缴交养老保险费至2016年1月，孙旭辉在新居公司工作了6年，孙旭辉与新居公司形成了事实劳动关系，予以认定。新居公司诉称孙旭辉2014年1月起不再上班，属自动离职，只是碍于情面才每月发给孙旭辉生活费至2015年12月，与孙旭辉的劳动关系自2014年1月起已解除的主张，理据不足，不予支持。综合新居公司的诉称和孙旭辉的答辩，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一、孙旭辉在新居公司工作期间双方约定的月工资是多少，新居公司是否拖欠孙旭辉的工资4324800元；二、新居公司应否支付孙旭辉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67968元；三、孙旭辉应否赔偿新居公司经济损失633843.49元及租金损失，应否应返还占用的新居公司资金3071000元。关于争议焦点一，孙旭辉在新居公司工作期间双方约定的月工资是多少，新居公司是否拖欠孙旭辉的工资4324800元。劳动法第十六条规定：“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协议。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法第十条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第十七条规定：“劳动合同应当具备以下条款：……(六)劳动报酬;……。”第十八条规定：“劳动合同对劳动报酬和劳动条件等标准约定不明确，引发争议的，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可以重新协商;协商不成的，适用集体合同规定;没有集体合同或者集体合同未规定劳动报酬的，实行同工同酬;没有集体合同或者集体合同未规定劳动条件等标准的，适用国家有关规定。”本案中，孙旭辉与新居公司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对工资报酬进行约定，口头约定的工资数额在本案的劳动仲裁及诉讼期间双方均各持己见，且不能提供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新居公司认为与孙旭辉口头约定月工资8000元再加不定额的补贴及津贴，工作期间该支付的工资报酬已全部付清给孙旭辉，并无拖欠。孙旭辉有认为双方口头约定每月固定工资100000元，孙旭辉通过其公司账户和董事长王凯玲的个人账户转入工资2975200元，工作6年，按每月工资100000元计算，新居公司尚欠工资4324800元。该院认为，要确认新居公司是否尚欠孙旭辉的工资以及尚欠工资的数额，首先要确定双方约定的工资是多少。只有确定了双方约定的月工资数额，才能确定新居公司是否欠孙旭辉的工资以及欠多少工资，并且确定双方实际约定的工资额是解决本案争议的前提和关键。庭审中，双方确认孙旭辉的工资都没有按各自主张的数额按月定额支付，有时间隔一两个月支付一次，且数额不等。正如广东民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指出的，新居公司财务管理制度不健全，财务核算不规范，工资发放不规范，资金体外循环。审计认定2010年度公司会计账没有列支孙旭辉的工资，2011年度公司会计账只列支了孙旭辉2011年10月至2011年12月的工资6000元，2012年度公司会计账列支孙旭辉2012年1月至2012年12月工资38500元，2013年度公司会计账列支孙旭辉2013年10月至2013年12月工资42000元，2014年度公司会计账列支孙旭辉2014年1月至2014年12月工资38870.45元，2014年3月至2015年1月共存入孙旭辉银行卡33000元，2015年度公司会计账列孙旭辉工资19457.9元，2015年2月至2015年6月共存入孙旭辉银行卡12000元。从上述审计数据来看，无法确定孙旭辉的月工资数额。孙旭辉银行账户与新居公司的资金往来情况，审计认定2010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期间，新居公司通过银行付款和现金支付的方式共付款给孙旭辉5474200元，2010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期间，孙旭辉又转付给公司董事长王凯玲银行账户金额4000000元；孙旭辉2010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期间回票报账冲减账户欠款549284.86元。从上述审计情况来看，新居公司或者通过其董事长王凯玲汇入孙旭辉银行账户的款项，并非全部是工资，还包含其他往来款项及费用。因此，孙旭辉辩称其银行账户收入的款项2975200元全部是工资的主张，理据不足，不予采纳。退一步来说，即使如孙旭辉所称全部是工资，也不能据此推导出其月工资是100000元并且还欠其工资4324800元的结论。孙旭辉提供新居公司股东杨某的一份书面证言，该书面证言没有杨某的签名，并且杨某出具书面意见否认该证言，因此，该证言也不能证明孙旭辉的月工资数额情况。孙旭辉提供的与新居公司董事长王凯玲的多次手机往来信息，但该手机信息没有月工资额的约定或者尚欠工资数额的内容，也无法证明孙旭辉的主张。综上所述，因孙旭辉与新居公司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对劳动工资进行约定，现孙旭辉不能举证证明双方口头约定的月工资是100000元或者实际按每月100000元支付了其工资，因此，孙旭辉主张其在新居公司工作期间双方口头约定每月工资100000元的辩称，证据不足，依法不予采纳。因孙旭辉的月工资额无法认定，新居公司是否还尚欠孙旭辉的工资也无法确定，故孙旭辉主张新居公司拖欠其工资4324800元的辩称，理据不足，不予采纳。新居公司诉称无需再支付工资给孙旭辉，予以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新居公司应否支付孙旭辉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67968元。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第四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二）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向劳动者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的；……。”第四十七条规定：“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劳动者月工资高于用人单位所在直辖市、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布的本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标准按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数额支付，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年限最高不超过十二年。”如前所述，孙旭辉与新居公司虽然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但双方自2010年1月起形成了事实劳动关系。劳动合同于2015年12月解除，双方对此均无异议。至于解除劳动合同的原因，双方均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可视为用人单位提出且经双方协商一致而解除。依照上述法律规定，新居公司应当向孙旭辉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因双方均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孙旭辉的月工资数额，综合新居公司在诉讼中主张口头约定月工资8000元再加不定额的补贴及津贴的诉称，该院酌定按阳江市上年度职工月平均3776元的三倍即11328元计算孙旭辉的经济补偿金为宜。孙旭辉在新居公司处工作6年，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为67968元（11328元/月×6个月）。关于争议焦点三，孙旭辉应否赔偿新居公司经济损失633843.49元及租金损失，应否应返还占用的新居公司资金3071000元。本案在仲裁期间，新居公司以反申请的方式向劳动争议仲裁机构提出了这一请求，劳动争议仲裁机构认为新居公司应当另案提出并另案处理。也就是说，新居公司请求的这一争议事项未经过劳动仲裁。劳动法第七十九条规定：“劳动争议发生后，当事人可以向本单位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调解不成，当事人一方要求仲裁的，可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当事人一方也可以直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案审理的是劳动争议，如果新居公司认为孙旭辉应赔偿其经济损失和返还占用资金属于劳动争议，依照上述法律的规定，新居公司应先申请劳动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如果新居公司认为不是劳动争议，也应另行提起民事诉讼。此外，阳春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裁决的第一项，即“孙旭辉与新居公司的劳动关系自2015年12月31日解除”，新居公司、孙旭辉双方对该裁决事项均没有提起诉讼，该院对该项仲裁裁决予以确认。据此，一审判决：一、新居公司与孙旭辉的劳动关系自2015年12月31日解除；二、新居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67968元给孙旭辉；三、新居公司无需再支付工资给孙旭辉；四、驳回新居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由新居公司阳春市新居商贸城开发有限公司负担5元，由孙旭辉负担5元。孙旭辉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依法改判新居公司向孙旭辉支付拖欠工资4324800元；2、一、二审案件诉讼费用由新居公司承担。二审法院确认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二审中，孙旭辉提交《录音文件》，拟证明孙旭辉于2009年已经和公司谈好薪资才到公司上班。新居公司的质证意见：对录音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不是新证据，王凯玲对该录音不知情，录音不符合证据来源合法性，文字版的录音内容不完整不真实，录音时间不是孙旭辉主张的时间，不能证实孙旭辉年薪120万及新居公司存在拖欠其工资的事实。经审查，孙旭辉逾期提交录音资料未能证明新居公司与其口头约定月薪为10万元、年薪为120万元，新居公司拖欠其工资4324800元的事实。二审法院认为，根据当事人在二审中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孙旭辉主张新居公司拖欠其工资4324800元的证据是否充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劳动争议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孙旭辉上诉称其与新居公司口头约定月薪为10万元、年薪为120万元，公司拖欠其工资4324800元，新居公司对此予以否认。孙旭辉提供的新居公司股东杨某的一份书面证言，该书面证言没有杨某的签名，不具有证据的法定形式，且杨某出具书面意见否认有出具该书面证言，因此，该书面证言不具有证明力，不予采纳。孙旭辉主张新居公司在杨某的书面证言盖有公司公章，构成自认的问题，经审查，新居公司所盖章的位置在杨某身份证的上面，未在书面证明内容下面盖章，亦不符合证据的法定形式，不予采纳。孙旭辉在二审逾期提供的《录音资料》，未能证明新居公司与其口头约定月薪为10万元、年薪为120万元的事实。由于孙旭辉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新居公司拖欠其工资4324800元，应负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对于孙旭辉的主张不予采纳。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第四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二）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向劳动者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的；……。”第四十七条规定：“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劳动者月工资高于用人单位所在直辖市、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布的本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标准按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数额支付，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年限最高不超过十二年。”新居公司于2015年12月与孙旭辉解除劳动关系。对于解除劳动关系的原因，双方均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因此可视为用人单位提出且经双方协商一致而解除。一审法院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按阳江市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3776元的三倍即11328元计算孙旭辉的经济补偿，判决新居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67968元给孙旭辉正确。据此，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孙旭辉负担。本院对一、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再审审查及再审期间，孙旭辉提供其与新居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凯玲的谈话录音光盘，孙旭辉和新居公司均对录音进行文字整理并向本院提供录音文字版，双方提供的文字版内容基本一致。根据新居公司提供的文字整理材料反映，孙旭辉提出年薪80万元至120万元的要求，新居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凯玲向孙旭辉承诺其每月工资至少5万元，并表示之后一直未调整该工资标准。孙旭辉整理的文字版内容，未能反映新居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凯玲承诺向孙旭辉支付每月工资10万元或孙旭辉在新居公司工资期间，按每月10万元的标准领取工资。本院再审认为，本案系劳动争议，争议焦点为新居公司是否拖欠孙旭辉的工资，关键是审查孙旭辉在新居公司的月工资标准。在诉讼中，孙旭辉主张其每月工资10万元，对此孙旭辉提供新居公司股东杨某的一份书面证言，但该书面证言没有杨某的签名，不符合书面证言的形式要件，且新居公司所盖章的位置在杨某身份证的上面，未在书面证明内容下面盖章，有悖常理，杨某亦出具书面意见否认有出具该书面证言，故该书面证言不具有证明力，本院不予采信。根据孙旭辉整理的其与新居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凯玲录音文字材料亦未能反映新居公司承诺向孙旭辉支付每月工资10万元或孙旭辉在新居公司工资期间，按每月10万元的标准领取工资。因此，孙旭辉主张其每月工资10万元，新居公司仍拖欠其工资4324800元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新居公司主张孙旭辉每月工资8000元，并主张其并不拖欠孙旭辉的工资，对此提供《审计报告》为证，因《审计报告》系其单方委托作出，孙旭辉对此亦不予确认，不能作为认定孙旭辉每月工资标准及新居公司不拖欠孙旭辉工资的依据，故本院对新居公司关于孙旭辉每月工资8000元的主张亦不予采纳。根据新居公司提供的孙旭辉与新居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凯玲的谈话录音文字整理材料，王凯玲向孙旭辉承诺其每月工资至少5万元，并表示之后一直未调整该工资标准。王凯玲作为新居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上述陈述应属新居公司的自认，本院据此认定孙旭辉在新居公司工作期间每月工资为5万元。孙旭辉自认新居公司已向其支付工资2975200元，新居公司仍应支付孙旭辉工资624800元（5万元×12×6－2975200元）。综上所述，一、二审判决驳回孙旭辉的全部工资诉讼请求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四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阳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17民终39号民事判决及广东省阳春市人民法院（2016）粤1781民初1011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二、维持广东省阳春市人民法院（2016）粤1781民初101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三、阳春市新居商贸城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孙旭辉支付拖欠工资6248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孙旭辉负担5元，由阳春市新居商贸城开发有限公司负担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孙旭辉负担5元，由阳春市新居商贸城开发有限公司负担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振宏审判员  洪望强审判员  陈 渊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黄雄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