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民再14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郑宣成，男，1971年6月6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江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云飞，重庆中钦国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程敏，女，1974年3月9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大渡口区，系原北部新区伟铭建材经营部的权利义务承继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进，重庆坤源衡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郑宣成因与被申请人程敏产品责任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7)渝01民终23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审查后于2019年11月21日作出(2019)渝民申159号民事裁定，本案由本院提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郑宣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云飞，被申请人程敏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进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郑宣成申请再审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并支持其在一审中提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其与原北部新区伟铭建材经营部(以下简称伟铭经营部)约定的石材为“进口的法米大理石”，但其不知道伟铭经营部交付并安装在其住宅的石材是不是“法米”大理石和“进口的”法米大理石。2.伟铭经营部存在价格欺诈。因为双方约定的包干价在100万元以内，其认为案涉石材的实际价格只有50-60万元。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其交给程敏100万元，交给姓叶的人2万元。3.根据有关法律规定，证明产品产地、来源、规格是商家的基本法定义务。伟铭经营部称其向郑宣成提供的石材系上海XX建材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X公司)委托东方国际集团上海市XXXX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XX**公司）从印度尼西亚进口的，但伟铭经营部举示的《委托代理进口合同》、进口货物报关单、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等证据系复印件，XX公司在一审中出具的出库单为虚假，二审中出具的出库单与一审中的出库单内容矛盾，不应得到采信。4.伟铭经营部伪造证据的行为证明伟铭经营部存在欺诈的故意。程敏辩称：伟铭经营部不存在欺诈行为。理由：1.伟铭经营部以100万元的造价承揽了郑宣成装修住宅所需石材的购买、运输和安装，只收取了郑宣成款项100万元。法米天然大理石全世界只有印度尼西亚生产，来源于印度尼西亚的特定矿区。2.伟铭经营部提供给郑宣成的大理石，系XX公司委托上海XX**公司进口后出售给伟铭经营部的。3.伟铭经营部不存在欺诈行为也不存在伪造证据的行为。4.案涉项目涉及八根罗马柱需要的荒料，其有相应的证据证明。何况大板是可以加工罗马柱的。郑宣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由伟铭经营部立即返还货款102万元；由伟铭经营部按货款金额的三倍赔偿损失306万元。一审审理查明：2003年7月7日，蒲XX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注册“XX”商标，使用商品为花岗石及大理石，有效期至2013年7月6日。2013年，该商标续展注册，至2023年7月6日。2011年11月9日，重庆XX石材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朱XX，公司经营范围为加工、销售石材等。2012年11月27日，蒲XX、朱XX、程敏签订《关于组建人造石项目的决议》约定，三人出资共200万元，从事人造石业务，业务暂时挂靠重庆XX石材有限公司，待条件成熟后独立设立公司。2013年1月14日，程敏注册成立个体工商户，即伟铭经营部，经营范围为销售石材。2014年至2015年期间，朱XX多次向XX公司购买进口的法国米黄大理石。2015年4月24日，郑宣成与伟铭经营部签订石材订货单。郑宣成向伟铭经营部购买石材，品名为法米(进口大理石)。双方约定：边带材料待图纸确认时一并确定；总价控制在100万元以内(详见附图：设计师、客户、石材厂代表三方签字图纸为准)；此价格不含石材护理；每批次方案确认时，供方提供有明确标注即材料填充的CAD图纸供需方确认。以上价格不含辅料。付款方式：1、客户预付5000元作为定金（若我厂已量尺寸并出石材方案图，该定金不予退还）。2、客户确认石材总货款后需追加该批石材货款50%定金，方可加工。3、石材加工好后，客户需要到厂验货付余款。合同签订后，郑宣成支付了定金5000元。之后，伟铭经营部向郑宣成提供了由朱XX向XX公司购买的进口法国米黄大理石，委托重庆XX石材有限公司加工后，将该大理石安装完毕。期间，郑宣成于2015年4月25日支付伟铭经营部石材定金95000元，于2015年5月28日支付伟铭经营部石材款240000元，于2015年7月1日支付伟铭经营部石材款227800元，于2015年8月8日支付伟铭经营部石材款20000元，于2015年8月9日支付伟铭经营部石材款280000元，于2015年8月18日支付伟铭经营部货款132200元。郑宣成支付伟铭经营部的上述款项共计100万元。2016年9月2日，重庆市石材协会出具《关于进口石材的商品的说明》载明：目前，进口石材品种的商品名称，由于石材矿山的品种十分繁多，新的矿山及品种层出不穷，加之没有对应的中文翻译，所以通常情况下是由该石材的进口商，批发商或加工厂根据自己的市场营销需要，为其取一个中文的商品名称。其中一部分会用上产地国的名称，但另一部分虽然石材的商品名称中含有某国家的字样，但只是一个商品名称，并不代表其产地。有些品种在市场上流传开来以后，会形成一些约定俗成的名称，如法国米黄，产地为印度尼西亚。郑宣成分别于2016年8月16日、2016年8月29日向重庆市两江新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两江市场局)投诉，称伟铭经营部涉嫌虚假宣传欺诈消费者，该局对此进行立案调查。2016年9月13日，郑宣成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2016年10月21日，两江市场局回复郑宣成如下：一、伟铭经营部已向我局提交了进口货物报关单等材料，证明向你销售的标有“进口”字样的大理石材为进口石材，并未有虚假宣传和欺诈的违法行为；二、伟铭经营部提供的材料显示，其销售的石材生产加工单位为重庆XX石材公司，并提供了生产加工石材的《合格证》；三、伟铭经营部通过“XX”商标注册权人蒲XX的授权，已获得“XX”商标的使用权，可以将该商标用于其销售的大理石石材上；四、你提出的“根据约定的金额和市场平均价格，据实计算本订货单的实际货款总金额，对多余的预付金部分进行退还”的要求属于合同纠纷，鉴于你已提起民事诉讼，工商行政部门不再进行调解。综上，伟铭经营部涉嫌虚假宣传欺诈消费者不属实，该局决定对该案予以撤销。一审法院判决如下：驳回郑宣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9440元，减半收取1972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共计24720元，由郑宣成负担。郑宣成不服一审判决，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相同。二审法院认为，郑宣成诉称伟铭经营部存在欺诈行为，应承担举证责任。从本案已审理查明的事实来看，郑宣成曾向两江市场局投诉，经该局调查核实后，作出了“无法查明被诉石材原料的来源以及产地”最终的回复意见。该院根据伟铭经营部的申请委托了鉴定机构对案涉石材是否系进口产品进行鉴定，但鉴定机构回函退回了鉴定委托。行政主管部门和鉴定机构均未对案涉石材是否系进口产品作出客观的评价，郑宣成提出伟铭经营部存在欺诈行为的主张缺乏相应的事实依据。虽然案涉的石材无对应的海关报关单，无对应的XX公司向重庆XX石材有限公司或伟铭建材经营部发货的单据，但伟铭经营部举示的《关于组建人造石项目的决议》《委托代理进口合同》、进口货物报关单、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以及XX公司的法定代表人ANDYKWANG的证言等相关证据，能够证明伟铭经营部与XX公司之间存在长期进口石材销售的业务往来、销售的石材存在滚动发货情形的基本事实，其证据形成优势证据。因此，郑宣成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其诉请依法应予驳回。二审法院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9440元，由郑宣成负担。再审中，郑宣成为证明其被欺诈的事实，举示了如下证据：第1组证据：《上海市青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询问笔录——ANDYKWANG》《上海市青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现场笔录》、上海XX建材“1002251”“1002261”“1002263”号出库单。该组证据证明伟铭经营部提交的“1002251”“1002261”“1002263”的形成时间分别为2016年8月25日、2016年8月28日、2016年8月30日，而伟铭经营部在诉讼中提交的“1002262”号出库单是其在接到应诉通知后，由案外人朱XX在2016年8月28日至30日之间联系XX公司补开的单据，实际上没有该批发货。程敏对第1组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对3张出库单的关联性不认可，这几份笔录不能直接证明欺诈行为，而且郑宣成提交的询问笔录不完整，程敏将举示完整的询问笔录。郑宣成提供的第2组证据：1.伟铭经营部在二审阶段向法院提交但未质证的“0004926”“0003811”“0003779”出库单；2.两江市场局在重新调查阶段，伟铭经营部提交的“0003200”“0003780”“1505013”出库单，拟证明伟铭经营部为应付二审诉讼和行政调查，分别提交了六份自称是XX公司向其发货的发货单。但该批发货单的客户名称处备注“XX石材”，收货单位处载明“詹XX”签收，很明显是XX公司向第三方购货的凭证，与“1002262”号出库单的版式及内容均完全不同。这六份出库单均为复写件，实际上这是XX公司的单据，是后续添加的“重庆XX”、“XX购料”字样。以“0003780”为例，收货单位处载明“詹XX”签收，客户名称是XX公司，詹XX是XX公司的员工。XX公司有自己的出库单，出库单左上角只写了重庆XX，这些出库单与本案无关联性。不能达到程敏的证明目的。程敏质证认为，该组证据的“0003811”是一审中举示过的，“2014.10.11”对应的是“0003811”。对该组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不认可证明目的。对方认为这些单据与本案无关，实际上，XX公司法定代表人在一审中到庭证实，XX公司从印度尼西亚开采出来的是荒料，然后委托加工厂切割成大板，再进行二次销售，程敏收到的货是从加工厂发出来的。单据左上角标明“重庆XX”的原因是加工完成后就发给重庆XX，就标注“重庆XX”。伟铭经营部和XX公司之间存在十几年的滚动供货、收货的关系，其和XX公司之间都是不签合同的，先去看货，看好了就付款，多付不退，作为下一次货款。程敏为证明案涉石材来源，举示了第1组证据：1.编号0003780出库单1份、编号0003779出库单1份、磅单2份(2014年10月11日)；《货物交接承运合同》1份；运费收条1份(2014年10月17日)；2.编号1404442出库单1份、磅单2份（2014年11月12日）；运费收条1份（2014年11月15日）；材料入库单1份（2014年11月16日）；3.编号1505013提货单1份；磅单2份（2015年5月29日）；运费收条1份（2015年6月2日）；材料入库单1份（2015年6月3日）；拟证明程敏从2014年开始，多次从XX公司采购大量的法米石材，且有对应的磅单和承运合同等予以证明，其中磅单也叫“称重单”。其销售给郑宣成的也是这些石材。4月份有1000多平方米，10月份有300多平方米，后面的是荒料11.8吨。郑宣成质证认为，对编号0003780出库单1份、编号0003779出库单1份的真实性不认可，因为只是左上角签了字，其在原审中对形成时间申请鉴定，但鉴定不出来。且与XX公司的出库单不一致，不符合常理。对磅单2份（2014年10月11日），《货物交接承运合同》1份，运费收条1份（2014年10月17日）的关联性不认可，承运合同载明的是1040平方米，但是两份单据相加只有850平方米，数量不一致。货运单位并不是XX公司。托运的主体与本案无关联性。收条上的承运内容是后续加进去的。从承运合同和收条的本身看不出承运的是哪一批货，并且郑宣成当时到现场看了货的，仓库是空的。编号1404442出库单1份是复印件，磅单2份（2014年11月12日）中签字的人不知道是谁，同时该份磅单与前面的磅单出现了矛盾，前面有詹XX签字，且时间也对不上；运费收条1份（2014年11月15日）是圆珠笔写的，后面是用手写添加上去的，不是本案中的运单和收条；材料入库单1份（2014年11月16日）不知道是哪个单位形成的，和本案无关联性。对编号1505013提货单真实性不认可，与本案无关联性。复印件上的数量和入库单不吻合，收条运费的价格与提货单（磅单）的运费价格也不吻合，且在右下角存在与本案无关的其他单位的备注。磅单2份（2015年5月29日），运费收条1份（2015年6月2日），材料入库单1份（2015年6月3日）在形式上没有问题，但对真实性不认可，不知道从上海哪个公司运到哪个公司的。程敏解释称，编号1404442出库单1份确实是复印件。对于数量问题，这三张单子加起来是996平方米，法国米黄是800多平方米，另有大西洋灰接近100平方米，在运输中有点误差是可以理解的。磅单上写的是56770-15300=40，这里面不止有法米，磅单的重量要重于采购法米的数量。第三次数量和重量都是吻合的。上海到重庆的运费是500-600元/吨，荒料的价格在3600元/吨，初加工是240元/吨。因此数量和价格都是吻合的。程敏提交了第2组证据：两江市场局就本次纠纷的部分调查资料，包括2017年2月23日ANDYKWANG的询问笔录1份，银行承兑汇票3份，XX公司对账单1份。拟证明两江市场局就本次产品责任纠纷，已经到上海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取证，XX公司的法定代表人ANDYKWANG向该局作出了详细的说明，并提交了相关的单据、付款证明，对账单等证据，证明程敏十多年来和XX公司保持了长期合作关系，程敏长期向XX公司采购法米石材。ANDYKWANG的证言中，P2最后一段、P3中间部分、P4第2段、P5最后一句话可以说明以上问题。郑宣成对询问笔录形式上的真实性认可，但对内容的真实性不认可，因为该陈述与此前在一审法院作证时的陈述不一致。鉴于ANDYKWANG与朱XX配合虚开出库单的情况，其二者之间存在串通的情形，因此应该以ANDYKWANG在一审法院作证的证言为准，当时说供了两次法米，现在又有六份出库单，因此不真实。前两张银行承兑汇票均没有伟铭经营部等单位的签章，不认可，对第三张汇票认可；对对账单的真实性不认可，理由同询问笔录。程敏解释称，ANDYKWANG的证言真实，对方的说法没有证据予以证明，ANDYKWANG向一审法院出庭说明了情况，向行政机关说明了情况，这些都是真实情况，行政机关是直接到厂里面去的，没有准备的时间。程敏提交的第3组证据：重庆市石材协会渝石协字2020第01号《关于法国米黄大理石产地的专业认证意见》及附件2份，向该石材协会提供的石材样本和照片。拟证明通过该石材协会的专家集体认证证明案涉石材是能够通过各种方法辨别出来的，天然大理石也无法仿造、伪造，案涉石材只在印度尼西亚出产。郑宣成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认为该石材协会是没有资质的鉴定机构，且提出郑宣成在一、二审和工商行政机关处理过程中均找了国家石材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等机构，均鉴定不出来。程敏的专家辅助人骆X再审中出庭陈述，天然大理石能够识别，如果不能识别的话在使用中会造成很大的混乱。每一种天然石材都有花纹、颜色，就从花纹、颜色、材质来区分。且认为一种天然大理石是不可以用另外一种天然大理石来替代的，也是不可以人工仿造的。程敏提交第4组证据：1.国家石材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1份、《授权证书》1份；2.国家石材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检测报告》2份；3.两江市场局2017年12月14日、2017年12月28日调解记录2份。拟证明国家石材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具备相应资质，能够对天然大理石的产地、来源、规格等进行鉴别，并能够接受人民法院的委托进行相应的识别工作，因郑宣成多次以各种理由阻扰、拒绝对本案案涉石材进行实物鉴别，应当自行承担不利后果。郑宣成质证认为，对关联性不认可，不能达到证明目的，且认为鉴定的东西都发到了上海鉴定中心，该中心回函“不能鉴定”。本院认为，1.ANDYKWANG向有关机关调查时的陈述，有出库单等相应证据予以印证，应当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2.根据程敏提交的证据可见，其提出其在原审中提交的部分出库单系补开的解释具有合理性，本院予以采信。3.综合分析双方所举证据情况以及郑宣成在再审中进一步明确的“欺诈的具体情形”可见，程敏针对郑宣成提出的相关疑问所作的解释具有相当的合理性，本院予以采信。除此之外，对双方当事人举示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其关联性，本院将在判决说理部分予以综合评价。再审查明：伟铭经营部系“个人经营”，于2019年1月14日被注销，其权利义务承继人为经营者程敏。再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二审相同。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为程敏是否应向郑宣成承担退还货款并按货款金额的三倍赔偿损失的法律责任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元的，为五百元。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现结合本案作如下分析：一方面，作为一审原告的郑宣成在再审中进一步明确其主张的欺诈的具体情形为，“其认可程敏交付并安装在其住宅的是天然大理石，但其不知道是不是进口的法米大理石，而程敏并未举证证明是进口的法米大理石，因此认为程敏属于欺诈。”在此情况下，作为一审被告的程敏在原审、再审中提供了出库单、磅单、《货物交接承运合同》、运费收条、材料入库单、对账单、银行承兑汇票、询问笔录、《关于法国米黄大理石产地的专业认证意见》《检测报告》等多组证据，这些证据能够证明程敏交付并安装在郑宣成住宅的大理石系进口的法米大理石。另一方面，郑宣成以程敏提供的石材无对应的海关报关单，无对应的XX公司向重庆XX石材有限公司或伟铭经营部发货的单据而主张欺诈的理由不能成立。因为程敏举示的《关于组建人造石项目的决议》《委托代理进口合同》、进口货物报关单、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以及前述出库单、磅单、《货物交接承运合同》、运费收条、材料入库单、XX公司的法定代表人ANDYKWANG的证言等多组证据，能够证明伟铭经营部与XX公司之间存在长期进口石材的业务往来以及销售的石材存在滚动发货的情形，能够证明案涉石材与海关报关单等单据“不能对应”的客观原因。综合以上两个方面的分析可见，郑宣成提出的石材欺诈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另外，郑宣成提出的价格欺诈缺乏基本的事实根据，本院亦不予支持。需要说明的是，根据程敏在原审、再审中提供的证据情况以及以上综合分析，且考虑原审进行过的鉴定情况，对郑宣成提出的鉴定申请，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对郑宣成在再审中提出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维持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7)渝01民终2364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超审判员 宋汀汀审判员 谭继权二〇二〇年九月七日书记员 陆 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