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民终112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邓世勇，男，1969年1月1日生，汉族，住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文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一健，云南恒沁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罗灵，云南汇欣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马关县都龙镇金竹山村民委员会南加村小组。住所地：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马关县都龙镇金竹山村民委员会南加村。负责人：田兴兵，村小组组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樊文学，云南杨柏王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田兴华，男，1966年4月23日生，壮族，住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马关县。上诉人邓世勇因与被上诉人马关县都龙镇金竹山村民委员会南加村小组（以下简称南加村小组）、田兴华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9）云26民初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9月3日进行调查。上诉人邓世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一健、罗灵，被上诉人南加村小组的负责人田兴兵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樊文学，被上诉人田兴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邓世勇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邓世勇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南加村小组和田兴华承担。事实和理由：1.土地补偿款中增值部分的补偿款既不属于南加村小组，也不属于田兴华，而应当属于邓世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八十一条的规定，邓世勇有权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与田兴华与南加村小组的案件。一审法院不准许上诉人邓世勇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邓世勇另行起诉后一审法院又采取合并审理分案判决的方式处理，程序违法，剥夺了上诉人邓世勇的知情权，屏蔽了判决依据，造成观点的矛盾性和不平等性，实质上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2.一审法院的同一合议庭对于涉案土地的开垦情况、土地增值部分的补偿费的归属等基本事实和法律适用方面均存在自相矛盾、标准不统一、证据不足的情况，判决结果有失公平公正。3.一审法院就田兴华与詹龙魁的法律关系的认定以及土地范围的事实认定存在重大错误。4.土地承包合同转让的法律结果是权利义务的概括转移，即田兴华的合同权利消亡，邓世勇继受合同权利。在土地承包权层层流转的过程中，每一层的出让人所获得的“溢价”部分均是经受让人与出让人对成果及补偿的合意，买受对价中已经包含了各承包主体的开垦、改良、耕种、管理等积累形成的总补偿，邓世勇作为承包合同的最终权利继受者，有权享有土地增值部分的补偿款。一审法院不能正确理解土地流转过程中权利义务的转让与继受的法律问题，片面适用法律，导致本案错误地驳回邓世勇的诉讼请求，另案却将土地增值部分的补偿款判决给田兴华所有。南加村小组辩称：1.根据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土地征用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上诉人邓世勇作为土地承包人只能按此规定享有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不能享有土地补偿费中增值部分的土地补偿费分配权。2.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七条、第四十三条中的规定，承包方是指家庭承包合同中的承包方，不是其他方式的承包合同的承包方。而本案的上诉人邓世勇是其他方式的承包合同中的承包人，即使对土地进行投入、改良等工作，其对土地补偿费也无权享有分配权，只能享有投资部分的补偿和青苗的补偿。3.上诉人邓世勇在其上诉状第九页中承认其在承包期间确实没有对荒山进行过新的开垦，土地升值部分与其无关，土地补偿费中的增值部分也与其无关；上诉人邓世勇关于其支付了高额承包费，是对前几人承包人投资开发的总补偿，由此取得了土地补偿款中增值部分的所有权的上诉理由，完全错误。田兴华辩称：邓世勇和田兴华没有关系，土地都是田兴华开垦的，不是邓世勇开垦的。田兴华是将土地租给詹龙魁，并没有租给邓世勇，土地租给詹龙魁的时候已经是旱地，所以邓世勇的上诉主张不成立。邓世勇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南加村小组、田兴华返还其所获土地征用补偿款中增值的6618960元；2.本案诉讼费由南加村小组、邓世勇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田兴华属于南加村小组的村民。1994年5月20日，经南加村小组群众会议反复讨论，南加村小组同意将属于南加村小组地名为歪头山的800亩荒山承包给田兴华。双方于1994年5月24日签订了《承包荒山种植经济合同书》，该合同经原马关县都龙镇金竹山办事处盖章确认，最后经过马关县的审批同意。承包的荒山四至界限为：东至新沟，南至新寨后良小路，西至南白河，北至麻栗山沟至红米田良小路止；承包范围为：南加村除熟地以外的所属荒山都属于田兴华的承包荒山范围；承包期为70年，即1994年5月24日至2064年5月24日止。合同第三条约定“在合同期内甲方（南加村小组）不得干予乙方（田兴华）因地制宜种植的各种经济作物及经济效益，乙方有权在承包地内自由开垦和发展各种种植经济作物。”合同第四条约定“在合同期内乙方有权使用和管理所属乙方的承包荒山，甲方不得以任何理由或职权干予乙方对荒山的使用和管理的一切活动。”合同签订后，田兴华履行了承包金的支付义务，即出资8000元为南加村小组购买一台20伏安变压器给南加村小组使用，且对所承包的荒山进行改造并种植经济作物。2003年12月14日，田兴华与詹龙魁签订《合同书》，以10万元的租金将上述荒山转包给詹龙魁，租期为30年，从2004年1月1日起至2034年1月1日止。田兴华与詹龙魁的转包行为，得到了南加村小组的同意。2008年5月10日，詹龙魁与熊志华、刘德成签订《合同》约定：詹龙魁与熊志华、刘德成合作经营詹龙魁已栽种的位于都龙镇歪头山15000株香蕉；詹龙魁以承租的土地作为出资，熊志华、刘德成负责所需全部资金和管理人员，合作期限三年，合同还对利润分配，投资返还等事项进行了约定。2010年1月1日，詹龙魁在《合同》上签字明确：“在本合同的合作经营期间，经过甲（詹龙魁）、乙（熊志华、刘德成）双方平等协商，熊志华在对詹龙魁给予补偿后，詹龙魁将都龙镇金竹山村委会南加村小组位于歪头山的800亩荒山的开发经营使用权转让给熊志华，由熊志华自主经营，风险自担，利益自享，时间从2010年1月1日起至2034年1月1日止。”2011年3月16日，熊志华与邓世勇签订《香蕉地合作开发协议》约定：熊志华用金竹山村委会价值700万元的1700亩香蕉基地及现有基地管理用房和农资与邓世勇合作开发经营，熊志华占股份51%。邓世勇用价值230万元的两栋楼房与熊志华合作开发经营，占股份49%。邓世勇从合作经营后的收益中补给熊志华120万元，与价值230万元的两栋楼房共同作为与熊志华的合作入股股金。合作时间自2011年5月1日至2035年4月30日共24年。双方还对风险承担、收益分配等进行了约定。2017年，因云南华联锌烟股份公司改造扩建征用了歪头山土地，被征收土地中旱耕地面积为634.01亩，以每亩20880元标准进行补偿，共获得土地补偿款13238129元，该补偿款已经被南加村小组领取。地上附着物补偿费（栽种南加集体荒地挂果香蕉634.01亩、挂果龙眼7棵，每棵70元。香蕉地便道2071.4米）3176754元，被邓世勇领取。对于该征用土地补偿费用的分配问题，田兴华与南加村小组发生争议。2019年3月28日，经马关县都龙镇司法所调解，因双方意见分歧大而调解未果。之后，田兴华以其承包的荒山处于国家征用范围，其对土地征用补偿费享有权利为由，向一审法院提起（2019）云26民初41号案件之诉。在该案件审理过程中，邓世勇以其对征用土地补偿费用享有独立请求权为由，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之诉，并申请与（2019）云26民初41号案件合并审理。本案审理过程中，各方均认可南加村小组承包给田兴华的歪头山800亩荒山的四至界限与被征用的634.01米旱地四至界限吻合，系同一地块。一审法院认为：本案诉争的土地原属南加村小组的集体荒山，其针对自己经营管理的荒地通过公开协商的方式，与承包方田兴华在达成合意的情况下签订《承包荒山种植经济合同书》，该合同的签订和履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田兴华将涉案荒山承包后对荒山经营管理多年，将荒山开垦成台地，进行了基础设施的建设，并种植经济作物。之后，田兴华于2003年12月将涉案荒山转包给案外人詹龙魁，詹龙魁经营到2008年5月后与案外人熊志华、刘德成签订协议，双方合作经营詹龙魁栽种在涉案荒山上的15000株香蕉。2010年，詹龙魁退出合作，由熊志华经营管理。2011年熊志华与邓世勇签订合作开发协议，合作开发经营1700亩香蕉基地。后香蕉基地由邓世勇自行经营至2017年涉案土地被征用。本案中，双方争议的费用是因涉案土地被征用而获得的土地补偿费。被征用的土地属于南加村小组集体所有，各方当事人并无争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本案因涉案土地是通过公开协商的方式即其他方式承包给田兴华管理使用，土地所有权性质未发生变化，因此，土地补偿费应当归南加村小组集体享有。同时，根据查明的事实，本案被征用的土地在发包给田兴华之前属于荒地，在被征用时是以旱耕地的性质被征用和补偿，荒地和旱耕地在此次征收中存在着较大的地价之差。很显然从田兴华1994年承包涉案荒山以来至田兴华2003年12月14日将土地转包给詹龙魁，田兴华已经实际经营多年。通过田兴华对荒山进行开垦种植、改良投入，付出了劳动和投资，使得涉案土地由荒山变为旱耕地，从而导致土地被征用时价值的升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七条第四款规定：“承包期内，承包方交回承包地或者发包方依法收回承包地时，承包方对其在承包地上投入而提高土地生产能力的，有权获得相应的补偿。”第四十三条规定：“经承包方同意，受让方可以依法投资改良土壤，建设农业生产附属、配套设施，并按照合同约定对其投资部分获得合理补偿。”对于田兴华能否对土地补偿款享有分配权，已另案处理。根据詹龙魁与熊志华、刘德成签订的《合同》确定：詹龙魁与熊志华、刘德成合作经营詹龙魁已栽种的位于都龙镇歪头山15000株香蕉；熊志华与邓世勇签订《香蕉地合作开发协议》约定：熊志华用金竹山村委会价值700万元的1700亩香蕉基地及现有基地管理用房和农资与邓世勇合作开发经营。上述协议可以明确土地转包至邓世勇后，涉案土地地上附着物已经为香蕉，即并非是邓世勇将涉案荒山进行改造和管理后转变为耕地，邓世勇仅是对地上附着物进行管理。邓世勇作为涉案土地最后的承包人在承包土地被征收后，其已经通过领取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款的方式得到补偿。因此，土地增值部分的补偿款6618960元邓世勇无权享有。本案所涉被征用土地系南加村小组集体所有，相应的因该土地被征用后获得的土地补偿款也应当属于南加村小组所有。邓世勇不能提供证据证明是其将涉案荒地改造为旱耕地，故对于增值部分的土地补偿款6618960元，邓世勇要求享有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南加村小组、田兴华关于邓世勇不享有土地补偿款的辩解理由成立，予以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八条、第一百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邓世勇的诉讼请求。诉讼费29066.50元，由邓世勇负担。”二审中，被上诉人南加村小组提交：1.《账本》两册，认为在第一本账册的第13页、15页记录了1992年7月15日林业站测量土地、支付的费用，7月21日栽树苗，集体吃团结饭等情况，在第二本账册的第15页、17页记录了1992年、1993年挖台地、集体吃团结饭等情况，欲证明上诉人将土地承包给被上诉人之前就有对土地开荒的记录；2.《情况说明》、一事一议会议记录、会议签到表和《都龙镇金竹山村委会南家村小组关于使用集体资金补助购房款的请示》，欲证明南家村小组经过“一事一议”程序对土地补偿款进行了分配，并报马关县都龙镇政府批准。上诉人邓世勇质证认为：《账本》两册不属于新证据，证据内容中的开垦与本案荒山之间没有关联性；《情况说明》和会议签到表、请示等证据恰好可以证明在该笔资金权属没有确定，邓世勇提起本案诉讼，双方还有争议的情况下，该资金就被南家村小组剥离出去是错误的行为。被上诉人田兴华质证认为：对《账本》上面的内容不清楚，田兴华承包过来时土地就是荒山：《情况说明》和会议签到表、请示等证据是真实的，但田兴华只参加了一次会议，只签了一次名。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南加村小组提交的《账本》中记录的“林业站到开支伙食”“到公路扛树种”“挖台地吃团结饭”等开支不能直接证明涉案土地的开垦情况，亦不能证明被上诉人的观点；邓世勇和田兴华对于《情况说明》、一事一议会议记录、会议签到表和《都龙镇金竹山村委会南家村小组关于使用集体资金补助购房款的请示》的真实性均不持异议，经本院核对原件与复印件无异，该说明能够证明南加村小组对土地补偿款的分配情况，故对上述证据本院予以采信。对于一审法院认定的案件事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经村民大会讨论，并经马关县批准后，南加村小组对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款，在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间进行了三次分配，田兴华在三次分配过程中均获得了相应补偿款。综合各方的诉辩主张，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被上诉人南加村小组和田兴华应否向上诉人邓世勇返还土地征用补偿款中的增值款6618960元。首先，关于涉案承包土地的物权归属问题，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九条第二款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属于农民集体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条规定：“农村土地承包后，土地的所有权性质不变。承包地不得买卖。”《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五十八条规定：“集体所有的不动产和动产包括：（一）法律对顶属于集体所有的土地和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依法承包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第九条规定：“承包方承包土地后，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自己经营，也可以保留土地承包权，流转其承包地的土地经营权，由他人经营。”第三十六条规定：“承包方可以自主决定依法采取出租（转包）、入股或者其他方式向他人流转土地经营权，并向发包方备案。”第四十四条规定：“承包方流转土地经营权的，其与发包方的承包关系不变。”第四十六条规定：“经承包方书面同意，并向本集体经济组织备案，受让方可以再流转土地经营权。”从上述法律规定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承包农村土地后，承包人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承包人将土地经营权依法流转后，受让人取得土地经营权，但承包人与发包人之间的承包关系不变，即土地所有权仍属集体所有，承包人仍享有土地承包权，即农村土地的“三权分置”。本案中，南加村小组与田兴华于1994年5月20日签订《承包荒山种植经济合同》，将歪头山800亩荒山承包给田兴华，双方形成土地承包合同关系，田兴华因此取得其承包范围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之后，经土地经营权的多次流转，邓世勇通过与熊志华合作经营的方式取得土地经营权，但承包范围内800亩荒山的所有权并未发生变化，仍属于南加村小组集体所有，土地的承包权亦未发生变化，仍属于田兴华。其次，关于邓世勇能否依据其土地经营权主张土地征用补偿款中增值部分价款的问题，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因不动产或者动产被征收、征用致使用益物权消灭或者影响用益物权行使的，用益物权人有权依照本法第四十二条、第四十四条的规定获得相应补偿。”第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应当依法足额支付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等费用，安排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保障被征地农民的生活，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承包地被依法征收，承包方请求发包方给付已经收到的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的，应予支持。承包方已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以转包、出租等方式流转给第三人的，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青苗补偿费归实际投入人所有，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归附着物所有人所有。”从上述法律规定看，因农村集体所有土地被国家征收所产生的征地补偿费，系因集体土地所有权丧失而产生的具有物权属性的补偿费用，与土地所有权密切相关。法律并未规定土地承包权人或土地经营权人能够直接享有对土地补偿费中涉及的土地增值部分价款的权利，即获得土地增值部分的补偿款并非土地承包权人或土地经营权人的法定权利。本案中，邓世勇作为土地的经营权人，已经就其实际投入获得了青苗补偿费和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其无权直接依据土地经营权获得土地征用补偿款中增值部分价款。最后，关于邓世勇能否依据土地营权流转合同主张土地征用补偿款中增值部分价款的问题，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三条规定：“经承包方同意，受让方可以依法投资改良土壤，建设农业生产附属、配套设施，并按照合同约定对其投资部分获得合理补偿。”即经土地承包人同意，且在有合同约定的情况下，土地经营权人可以依合同主张土地投资改良部分的补偿。本案中，邓世勇与田兴华之间并未形成直接的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关系，邓世勇与熊志华以及熊志华与詹龙魁之间的合同中均未针对投资部分的补偿费进行约定，邓世勇关于合同权利继受取得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依据，故邓世勇不能依据土地营权流转合同向田兴华主张土地征用补偿款中增值部分的价款。另外，一审法院认定田兴华对土地增值部分的补偿款享有权利，在法律适用方面存在错误，本院在（2020）云民终942号民事判决和民事裁定中予以了评判和纠正，在此不再赘述。至于上诉人邓世勇提及的一审程序问题，本院认为，邓世勇并非南加村小组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而田兴华是南加村小组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一审法院按照原告不同的请求权基础分别立案审理邓世勇和田兴华的诉讼请求，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不存在程序违法的情形，上诉人邓世勇关于一审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所述，上诉人邓世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存在不当之处，但判决结果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9066.50元，由邓世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璟审判员  范蕾审判员  刘希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六日书记员  杨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