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隆昌市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川1028行初16号 原告魏家贵，男，1974年8月21日出生，汉族，隆昌市人，居民，住四川省隆昌市。 委托代理人林宗国，系四川成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隆昌市公安局，住所地隆昌市。 负责人唐莉，局长。 出庭负责人郭宗树，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冷琳燕，法制监督大队副大队长。 委托代理人张丽，治安大队户政中队中队长。 原告魏家贵因要求被告隆昌市公安局行政登记案，于2020年5月9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5月9日立案后，于2020年5月18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6月3日、2020年9月2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魏家贵及委托代理人林宗国，被告行政机关出庭负责人郭宗树及委托代理人冷琳燕、任燕第一次庭审到庭参加诉讼，原告魏家贵及委托代理人林宗国，被告行政机关出庭负责人郭宗树及委托代理人张丽第二次庭审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魏家贵诉称，原告魏家贵出生于1971年8月21日，有原告提供的常（寄）驻人口登记表、职工家属医疗证和人事档案为据。但原告户口登记的出生日期却是1974年8月21日。原告多年多次向其户籍所在地派出所申请更正户口登记的出生日期，并提供了有关证明材料。该所认为，原告没有提供当时的原户口根册，以证据不足为由未予办理。根据《户籍管理条例》第十七条第一款“户口登记的内容需要变更或者更正的时候，由户主或者本人向户口登记机关申报；户口登记机关审查属实后予以变更或者更正。”的规定，更正户口登记的内容是被告的法定职责。《四川省户政管理工作规定》第五十七条规定了出生日期更正的工作规范。而被告未履行法定职责，将原告户口登记的出生日期更正为1971年8月21日。按照我现有的资料，我本来就是1971年8月21日出生的，但是我找了他多次他不给我更改，就只有通过法院诉讼。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现依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向你院起诉，请你院依法判决。诉讼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履行法定职责，将原告户口登记的出生日期更正为1971年8月21日。 原告提供的证据、依据：1.隆昌县公安局、飞泉公社管理委员会1982.1.5颁发的户口簿，记载了原告出生日期为1971年8月21日，虽然有涂改但是盖了校对章的；2.成都铁路局职工家属医疗证，上面记载的是魏家贵是1971年8月，写明了住址，加盖了公章；3.魏家贵工作证，上面记载的出生日期是1971年8月21日；4.人事档案，记载魏家贵出生日期1971年8月，加盖了公章。这四份证据明确了原告是1971年8月出生。5.大北街小学证明，魏家贵19**-1985年在我校就读小学，加盖了公章，按照这个就读时间，难道原告4岁就读小学，这显然是不可能的。跃进街小学证明，证明魏家贵是我校88级毕业的学生，按照1974年计算，也达不到读初中的年龄。6.原告本人在档案局提取的婚姻登记档案，22页上有一个二派出具的材料，其内容是魏家贵，511028xxxxxxxxx，隆昌县公安局户口专用，隆昌县金鹅派出所，档案材料证明章，二派出具的证明，证明了1971.8.21日出生，证明公安机关还保留了另外一份资料；7.毕业证书1份，原告姐姐魏某某1的毕业证书，1982年其姐姐16岁，间接证明原告提供的户口薄涂改以后的内容是真实有效的。 被告隆昌市公安局辩称，一、原告申请修改出生日期的事件经过。魏家贵分别于2019年12月、2020年1月和2020年3月携带常（寄）住人口登记表和参加工作时期的依据，到隆昌市行政审批局公安窗口咨询可否将其本人的出生日期从1974年8月21日更改为1971年8月21日。市公安局工作人员接待魏家贵并查验其提供的资料，认为其提供依据不符合修改要求，告知其需准备原始出生申报入户登记证明和一代居民身份证原件等相关依据。魏家贵提供了自己参加工作的单位档案材料、1982年1月5日隆昌县飞泉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及隆昌县公安局盖章常住人口登记册，且其本人、其姐姐魏某某1、魏某某2三个人的年龄处均有改动，由此不能证明其年龄确实为1971年8月21日。二、市公安局作出上述答复的理由和依据（一）户籍相关规定，《四川省户政管理工作规范》（2015年4月3日四川省公安厅印发）第七章第五十八条）【出生日期更正】“2013年6月1日以后出生入户的，一律不得变更出生日期。公安机关登记的出生日期与公民的出生日期不一致的，可以更正出生日期，并提交本人或者监护人书面申请及公安机关认定能够证明出生日期错误的原始资料等证明材料，民警调查核实写出调查报告，经公安派出所所长审核后，报县（市、区）、市（州）公安机关审批同意后申报变更。”（二）公安机关现有证据证明公安机关登记的魏家贵出生日期为1974年8月21日是真实有效的。综上，公安机关所登记的魏家贵出生日期为1974年8月21日是真实准确的，且魏家贵提供的申请修改依据不能证明其真实出生日期。由此，请求隆昌市人民法院驳回魏家贵的诉讼请求，且诉讼费用由其自行承担。 被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 1.《四川省户政管理工作规范》（2015年4月3日四川省公安厅印发）规定了户籍管理的流程，反映了户口登记是由我们公安机关管理的。 2.《人民警察法》第六条第九项，证明法律授权公安机关履行这个职责。 3.《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三条。 4.《四川省户政管理工作规范》（2015年4月3日四川省公安厅印发）第七章第五十八条（证据册1-4页）； 5.魏家贵常住人口登记登记表（证据册第5页），证明魏家贵出生日期信息由其本人确认。公安机关持有的1974年、1971年8月段居民身份证编码顺序码登记表（证据册第6-7页），证明公安机关登记信息无修改。 6.魏家贵工人履历表（工务器材公司2014年版）（证据册第8-10页），证明魏家贵确认出生日期即为1974年8月21日，与公安机关登记无差别。 7.魏某某1、魏某某2的居民身份证编号顺序码登记表（证据册第11页-14页），证明公安机关登记其大姐、二姐的出生日期无误。 8.魏某某2常住人口登记表（证据册第15-17页），证明公安机关登记魏某某2的出生日期准确。 人民法院依法调取了以下证据：1.《隆昌县公安局常住户口卷》隆昌飞泉二社《常住人口登记表》（自1988年7月至97年，立卷单位金鹅一所），记载魏家贵出生年月为1974年8月21日。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的主体资格1没有异议。对程序证据的意见我去找他，他就直接拒绝了我，要求我提供常住登记人口的登记表老户口的原始资料，不然不给我办，我只能提供的到户口，我哪里能提供常住人口登记表的老户口，我去一派、二派、三派都问了，都提供不到。我没有填申请表，他拒绝了我怎么会拿给我填，我拿着这些资料去找他，他看都不看，我当时拿了厂里的证明和学校的证明还有户口本，他看都不看直接拒绝了我。对事实证据的质证意见有异议。因为这个证据，以前不是我签的字，不是我办的，以前是我父亲直接给我办的进厂。被告提供的证据就是错误的。不是我签字，以前是我父亲办的，我参加工作都是我父亲帮我办的进的厂。1997年6月30日那张表，也不是我姐姐的签名。对第一个法律依据没有异议。对后面的证据全部都有异议。所有的证据材料都是2020年5月18日去调取的，也就是被告方是在我方起诉后才调取的这些证据材料，依法应不予采信，不能以补充证据的方式来表明自己的行政行为，被告的证据取得是程序违法。 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为1.户口登记薄，我们现有的登记册还是有很大差距，即使我们认可它是存在的，但是上面包括他姐姐魏某某1，魏某某2还有魏家贵，如果当时有错，修改颜色应该是一致，但是上面笔迹是非常新鲜的，痕迹感非常强烈，这个修改笔迹的颜色有很大差距。印章只是个校对，没办法确认这上面两个章是否真实的。2.原告提供的公司人事档案，1990年2月5日，上面写了他大女儿21岁、二女儿18岁，倒算二位的出生年龄，原告二姐至少也是1972年出生，那么按照逻辑推理，原告应该是1972年以后出生。3.铁路职工工作证和职工医疗证，我们不否认其真实性，但是并不能证明原告年龄就是1971年8月21日。4.大北街小学和跃进街小学的证明，不否认其真实性，但是原来年龄差个两三岁是很正常的，只是展现了原告读书从哪一年到哪一年，不能证明原告的出生年月，这两个证明与本案无关。还有说明的是，原告质疑我们提交的证据，我们只是在收到法院的传票后采取调取的证据，并不是说这些证据是我们在2020年5月18日才制作的，这些证据是早就存在的。说明下如果公安机关正常的改正，上面应该有更改并且有公安机关民警的盖章，而且八几年的时候我们是蓝色的户口本。结婚登记申请书上面的资料，填报出生年月的信息来源是什么，是自己报的吗，还是身份证原件。文书格式不符合，不是唯一性，盖章的地方也没有落款。关联性表示质疑。从当年的婚姻登记是22岁，你去登记的时候还差月份，那个时候还不满22岁。 原告对法院调取的介绍信没有异议，对隆昌县公安局飞泉二社常住人口登记表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内容不能证明被告方的观点，同国家机关当时的隆昌县飞泉二社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是不一致的，我认为这份证据并不是最初的证据，1986.1.25日，政府机关发了户口簿，作为政府机关，肯定是有原始档案的，后面职权是移交给了公安机关。签发档案就应该由隆昌市公安局管理。以前提供的证据和我们后面要提交的证据也存在逻辑矛盾，这份证据依法不应当采信。这上面的材料盒子封装是隆昌市公安局，并不是飞泉公社移交的，如果是公社移交，就不应该是公安局的章，档案盒子上面也不可能是公安局而不是公社。当时人民公社是在1985年就撤销了，公社的档案人员不可能在1988年还在管理档案，对方的观点是错误的。被告的质证意见这份常住人口登记表，上面有魏家贵的两个姐姐，一个是72年，一个是73年。如果魏家贵是71年的，逻辑上是错误的。当时是飞泉公社移交过来的常住人口登记表，这是最老的登记资料了。这个证据是通过合法程序，依法调取，是由原来飞泉公社移交给公安机关的最老的档案资料。真实性毋庸置疑。上面未经过涂改，是真实的。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被告的证据1、2、3、4、5、6、7、8，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应予采信；原告证据1、2、3、4、5、6、7及人民法院依法调取的证据，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应予采信。 经审理查明，原告魏家贵原系隆昌县飞泉**村民，后其户口于1992年11月迁入铁道部隆昌工务器材厂，2007年隆昌县公安局签发的魏家贵第二代公民身份证载明：魏家贵，出生1974年8月21日，公民身份证号码5110281974********。2019年12月、2020年1月、2020年3月，原告认为其户口登记的出生日期错误三次向被告口头申请更正登记，被告办理户籍登记的民警口头答复要求其提供原始出生申报入户登记证明和一代居民身份证原件等原始资料，未予办理原告出生日期的更正。 被告隆昌市公安局提供的1997年6月30日的《常住人口登记表》载明：魏家贵，男，汉，出生日期1974年8月21日，出生地隆昌飞泉乡，住址四川隆昌县金鹅镇，籍贯四川隆昌，公民身份证编号511028x********，文化程度高中，职业工人，服务场所隆昌工务器材厂，何时何因由何地迁来本市（县）92年12月14日由金鹅镇飞泉村迁入。登记日期：1997年6月30日，加盖有隆昌县公安局户口专用章。 本院依法调取的《隆昌县公安局常住户口卷》隆昌飞泉二社《常住人口登记表》（自1988年7月至97年8月，保管期限长期，立卷单位：金鹅一所），《常住人口登记表》载明：未家贵，男，汉族，出生1974年8月21日，出生地隆昌飞泉乡飞泉村**，籍贯隆昌县飞泉乡，文化程度小学，公民身份证编号511028x********，何时由何地迁来本市、县1974年8月26日出生申报入户，何时迁往何地：92年11月27日迁器材厂（加盖已注销户口章），住址四川省隆昌县飞泉乡飞泉村**。该组户口档案系隆昌县飞泉公社1990年以后移交给原隆昌县公安局立卷保管的档案资料。 另隆昌县公安局于2018年更名为隆昌市公安局。 本院认为，根据《户籍管理条例》第三条“户口登记工作，由各级公安机关主管”的规定，被告隆昌市公安局作为户口登记机关，负责隆昌市辖区的户口登记工作，具备行政职权和主体资格。在行政程序上，原告向被告口头申请更正出生日期，被告的户籍民警口头答复。本案原告在口头申请时提供了自行保管的老户口簿，其出生日期有改动虽加盖有校对章，被告隆昌市公安局在不能核实其真实性情况下答复原告要求其提供原始资料，其答复符合法律规定，且经庭审核实该户口簿与隆昌县飞泉二社移交给被告立卷保管的户口资料不一致；原告在诉讼中提供的工作档案资料和婚姻档案资料分别形成于1990年2月、1996年9月，在上述户口档案之后；原告提供的医疗证和工作证均形成在上述户口档案之后，原告提供的隆昌市大北街小学、隆昌市跃进街小学的《证明》及魏某某2的毕业证书，并不能证明原告的出生日期，因此综合本案的证据，原告请求被告隆昌市公安局履行法定职责将其户口登记的出生日期更正为1971年8月21日更正其出生日期的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魏家贵的诉讼请求。 本案诉讼费50元，由原告魏家贵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内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蒋 春 燕 人民陪审员 谢 绍 琼 人民陪审员 曾 小 明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欧阳秋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