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7民终193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邓惠英，女，生于1965年7月8日，汉族，住四川省旺苍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和英，四川冰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邓朝平，男，生于1970年4月4日，汉族，住四川省中江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雪梅，四川智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瑜，中江县凯江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邓朝汉，男，生于1964年5月8日，汉族，住四川省绵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原审原告邓惠英因共有物分割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绵阳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3月31日作出的（2020）川0792民初1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邓惠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和英，被上诉人邓朝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雪梅、周瑜，被上诉人邓朝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邓惠英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上诉人与二被上诉人平均分割父亲死亡后的抚恤金各89884元；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邓义生所写的《遗嘱》中“一切钱物”中不包括抚恤金，只是抚恤金与其密切相关，案涉269654元抚恤金为国家支付给邓义生亲属的生活补助费，不是遗产,其不能按《遗嘱》由邓朝平继承。由于抚恤金是邓义生生前单位发放给其近亲属的生活补助费和精神抚慰金，邓惠英作为邓义生三个子女之一，要求根据抚恤金概念和性质分割三分之一的份额合情、合理。对于《遗嘱》应当适用《继承法》而不应适用《合同法》，邓惠英在遗嘱上签字的行为仅是对邓义生的遗产分配予以确认，而非对“抚恤金”分割方案的认可，邓义生的三儿女对“抚恤金”从未进行过约定，更未对分配达成过一致意见。原判以“遗嘱具有合同性质，邓惠英在遗嘱上签字就表示认可邓义生对抚恤金的分配方案”的观点错误。请求二审依法改判。 邓朝平答辩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邓朝汉答辩称，请求二审维持原判。 邓惠英向一审法院提出的诉讼请求：1.判决原告与二被告平均分割原、被告父亲死亡后的抚恤金各89884元；2.本案诉讼费及其他费用由被告承担。 邓朝平向一审法院提出的反诉请求：1.判令反诉人父亲单件给付的抚恤金、丧葬费、补调退休金共计298835元归反诉人邓朝平所有；2.案件受理费由被反诉人邓惠英承担。 一审查明:邓惠英、邓朝平、邓朝汉系同胞三兄弟姐（妹），邓义生、刁成秀系三人父母。邓义生于1958年到广旺矿务局白水煤矿工作，1984年10月退休。1982年邓朝汉根据当时政策内招到邓义生所在单位工位；1984年邓义生退休时邓惠英接班到广旺矿务局白水煤矿工作；邓朝平在其出生地中江县××镇××村××组××。邓义生退休后回到中江县积金镇崇石村一组与刁成秀一起随同邓朝平生活。2006年12月刁成秀去世，2019年2月2日邓义生因病去世。根据政策规定邓义生死亡，国家支付邓义生丧葬费29181元、支付亲属抚恤金269654元，补调邓义生退休金499.98元，合计298835元。该款项现保存在旺苍县静乐寺管理办劳动保障站账户上。邓义生退休后享有退休金3000元／月。 2006年1月13日邓义生、刁成秀组织召开家庭会议，立下《遗嘱》一份，载明：……由于我（邓义生）在广旺矿务局白水煤矿工作二十几年患有尘肺病，妻子刁成秀也经常患病，我们治疗的钱和棺木等一切费用均由邓朝平一人承担，邓朝汉、邓惠英自愿放弃；我今后百年去世后国家给我的安置（葬）费和一切钱物由邓朝平一个人领取享受；我今后由邓朝平赡养。邓义生、刁成秀作为立遗嘱人签名、捺印，邓义生的弟弟邓义洲、邓义良、邓义春等人作为证人签了名，邓惠英、邓朝平签了名。邓朝汉当时未在场，但知晓遗嘱内容，同意其父母所立遗嘱。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邓朝平申请其叔叔邓义春、邓义洲、邓义忠出庭作证，证明其对父亲邓义生所尽的赡养义务。证人证实邓朝平对其父母尽到了生养死葬的义务。 一审认为，对邓义生、刁成秀所立《遗嘱》的真实性，原被告双方均不持异议，予以认可。本案争议焦点为邓义生、刁成秀所立《遗嘱》是否合法及邓义生死亡后国家支付给亲属的抚恤金是否是邓义生的个人财产。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六条第二款“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的规定，邓义生、刁成秀将其个人财产指定由邓朝平继承，符合法律。同时，《继承法》第二十一条规定“遗嘱继承或者遗赠附有义务的，继承人或者受遗赠人应当履行义务。没有正当理由不履行义务的，经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请求，人民法院可以取消他接受遗产的权利。”庭审查明，邓朝平履行了对邓义生、刁成秀的生养死葬义务，邓朝平对其父母的财产有继承权利。 本案关键的争议点为国家给付的269654元抚恤金的性质。抚恤金是国家根据相关政策给付死者亲属的物质帮助，以及精神上的安慰，不是死者的个人财产，当然不属于遗产范围。邓义生无权将该笔抚恤金作为个人财产指定由邓朝平继承。但从《遗嘱》的形成过程，及《遗嘱》内容看，其要达到的目的是邓义生、刁成秀的生养死葬有保障，同时对所有财产（包括抚恤金）提出了处理意见，而对该处理意见邓惠英、邓朝平签名同意，也得到邓朝汉的认可。故该《遗嘱》同时具备了合同性质，且该合同内容不违背国家法律、法规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三条“民事法律行为是民事主体通过意思表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款“民事法律行为自成立时生效，但是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除外。”的规定，合法成立的《遗嘱》对邓惠英、邓朝平、邓朝汉具有约束力，三人均应按《遗嘱》内容履行。《遗嘱》中邓义生所写的“一切钱物”虽未明确其中包括抚恤金，但抚恤金与其密切相关，也是与邓义生关联财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排除该部分，显然对邓朝平有失公允。 综上，原告邓惠英要求分割269654元抚恤金的请求不能成立，含抚恤金在内的298835元财产应归反诉人邓朝平所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反诉被告）邓惠英、被告（反诉原告）邓朝平、被告邓朝汉之父邓义生的丧葬费、抚恤金等款项共298835元归被告（反诉原告）邓朝平所有；二、驳回原告邓惠英的诉讼请求。 本诉案件受理费2048元，减半收取计1024元，反诉案件受理费5782元，减半收取计2891元，保全费970元，共4885元，由原告（反诉被告）邓惠英负担。 二审中，上诉人邓惠英提供了4段通话录音光碟一张，证明邓惠英父亲邓义生是一人独居在中江老家，邓朝平一直在外务工，未尽到照料义务，而邓惠英经常接邓义生到家中短住，尽到了一定的赡养义务。并申请证人李某1、李某2、钱某、陈某出庭作证，证明了邓义生是一个人生活在中江老家，邓惠英经常接邓义生回家短住，且邓义生有每月4000元退休工资，邓朝平在邓义生生前未尽到赡养义务。被上诉人邓超平质证称，邓惠英提供的新录音证据不属于合理的证据形式，该录音属于证人证言，证人应当出庭作证，且该证据不符合证据三性。录音对话者一张贵林仅是邓义生老家大队上的人，并未与邓义生日常居住在一起；录音对话者二舅娘居住地与邓义生居住地相距较远，所以二者对于邓义生真实生活情况了解不够具体，该4段话录音不足以达到其证明目的。对于4位证人应当证明的是抚恤金的认定问题，而不是邓惠英是否尽到赡养义务，所以证人证言不能达到邓惠英的证明目的。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遗嘱》中“一切钱物等”是否包含“抚恤金”以及是否已作处分？具体分析如下： 对于“遗嘱”的设立属于单方民事法律行为，处分的是死者生前个人财产，无需继承人签字认可即成立。本案邓义生在生前所书写的《遗嘱》内容中陈述“……我今后百年去世以后国家给我安置费和一切钱物等，我今后的一切钱物由邓朝平一个人领取享受……”虽未明确写明“一切钱物等”包括抚恤金，但抚恤金与其百年后存在密切的关联性，邓惠英根据生活常识对“一切钱物等”中包括了“抚恤金”在内，“由邓朝平一个人领取享受”应当是明知的。虽然“抚恤金”是给邓义生百年后其亲属的生活补助费和精神抚慰金，不属于遗产范畴,邓义生不能将其作为遗产处理，但是邓义生生前亲笔手写的《遗嘱》无需儿女邓朝平、邓惠英签字认可，也无需长子邓朝汉事后追认，所以邓惠英、邓朝平在《遗嘱》上的签字，足以表明二人认可邓义生对“抚恤金”等一切钱物的处理意见，否则邓惠英在邓义生生前就应当提出异议。原判从《遗嘱》的形成过程及内容综合分析，邓义生订立《遗嘱》的目的是其与刁成秀的生养死葬有保障，同时对所有财产（包括抚恤金）提出了处理意见，该《遗嘱》同时具备合同性质的判断，符合本案客观情况，本院予以认可。 综上，邓惠英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048元，由上诉人邓惠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廖小军 审判员  兰大波 审判员  陈兴旺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一日 书记员  杨 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