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20）川13刑终5号 抗诉机关四川省蓬安县人民检察院。 原审被告单位蓬安县果蔬技术指导站（以下简称“蓬安县果蔬站”），组织机构代码125111254522791376，单位地址：蓬安县，法定代表人：刘某，该站站长。因本案，2018年12月6日被蓬安县监察委员会立案调查。 诉讼代表人周绕红，女，汉族，生于1990年10月6日，大学文化。 辩护人王礼宾，四川超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人蒲大光，男，生于1975年11月10日，四川省南充市人，汉族，硕士研究生，住蓬安县。因本案，2018年10月9日被蓬安县监察委员会立案调查，同年10月10日被传唤到案，次日被采取留置措施；经蓬安县人民检察院决定，同年12月12日被依法刑事拘留，同年12月21日被执行逮捕。现羁押于蓬安县看守所。 辩护人伍声富，四川君士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唐年强，四川君士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人郑恒军，男，生于1963年5月18日，四川省蓬安县人，汉族，大学文化，住蓬安县。因本案，2018年10月16日被蓬安县监察委员会立案调查，同日被传唤到案，同年10月17日被采取留置措施；经蓬安县人民检察院决定，同年12月12日被依法刑事拘留，同年12月21日被执行逮捕。现羁押于蓬安县看守所。 辩护人王俊良，四川泰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陈思宇，四川泰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人沈凯，男，生于1965年11月29日，四川省蓬安县人，汉族，大学文化，住蓬安县。因本案，2018年11月2日被蓬安县监察委员会立案调查，同年11月4日被传唤到案；2018年12月13日，被蓬安县人民检察院决定取保候审。2019年2月1日，蓬安县人民法院决定对其取保候审，2019年7月30日决定对其监视居住。 辩护人段飞，四川弘齐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于瑞君，四川弘齐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人李伟，男，生于1971年5月21日，汉族，重庆市北碚区人，高中文化，住重庆市北培区。因本案，2018年10月9日被蓬安县监察委员会立案调查并被传唤到案，同年10月11日被采取留置措施；经蓬安县人民检察院决定，同年12月12日被依法刑事拘留，同年12月21日被蓬安县人民检察院决定取保候审。2019年2月1日，蓬安县人民法院决定对其取保候审，2019年7月30日决定对其监视居住。2020年1月30日本院决定对其取保候审。 辩护人吴长全，四川匀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四川省蓬安县人民法院审理四川省蓬安县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单位蓬安县果蔬技术指导站犯单位受贿罪，原审被告人蒲大光、郑恒军、沈凯犯单位受贿罪、贪污罪，原审被告人李伟犯对单位行贿罪一案，于2019年11月27日作出（2019）川1323刑初23号刑事判决。四川省蓬安县人民检察院以该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为由提出抗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四川省南充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赵叶、青丹出庭支持抗诉，原审被告单位蓬安县果蔬技术指导站诉讼代表人周绕红及其辩护人王礼宾，原审被告人蒲大光及其辩护人伍声富、唐年强，原审被告人郑恒军及其辩护人陈思宇，原审被告人沈凯及其辩护人段飞、于瑞君，原审被告人李伟及其辩护人吴长全到庭参加诉讼。本案因法定事由，依法延长了审理期限。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 一、蓬安县果蔬站为蓬安县农牧业局下属财政全额拨款事业单位法人，站长沈凯（2005年7月至2013年9月期间任站长），副站长蒲大光（2013年9月至2014年2月主持工作，2014年2月至案发任站长）、郑恒军、杨某。2011年至2016年期间，蓬安县果蔬站先后和科正公司（法定代表人李伟）、宏宇公司（实际控制人李伟）、绿苑公司（法定代表人徐某）签订柑橘苗木购销合同，蓬安县果蔬站向上述公司采购柑橘苗木，合同约定“供货方负责运输，运输工具及费用由供货方承担”。在履行合同中，双方口头改变运输方式，由蓬安县果蔬站负责运输，供货方按照每株苗木1.2元至1.68元的价格返回给蓬安县果蔬站共计人民币190万元，蓬安县果蔬站将该费用由郑恒军个人统一保管，用于支付采购树苗运输费、私分等。 认定上述事实，有原审控辩双方当庭出示，并经质证、原审法院认证的以下证据证实：立案决定书，留置决定书、强制措施凭证，身份信息表及事业单位人员考核表等资料， 蓬安县果蔬技术指导站事业法人证书、事业单位法人变更登记资料及农业局说明、河舒镇政府说明，科正公司、宏宇公司、福果公司营业执照，蓬安县农牧业局、蓬安县财政局文件、柑橘苗木购销合同、结算、付款凭证等材料，植物检疫证书及检疫表，酒店入住记录，李伟银行账户交易记录，郑恒军银行账户交易明细，重庆科正公司记账凭证及发票（2012年12月31号第10号发票），蒲大光个人笔记本记录，蓬安县正源镇人民政府出具的“情况说明”、蓬安县正源镇人大主席翟权民的笔记，蓬安县农牧局“查账说明”，证人杨某、黄某、徐某、陈某1、肖某、刘某1、祝某、王某1、王某2、傅某、余某、潘某、张某、何某、罗某、刘某2的证言，原审被告人李伟、沈凯、蒲大光、郑恒军的供述等。 二、被告人蒲大光、郑恒军、沈凯共同贪污的犯罪事实。 （一）2012年的一天，经沈凯、蒲大光、郑恒军、杨某等人商量，从郑恒军保管的前述结余资金中，以运输费、电话费、电脑费的名义给上述四人每人分2.54万元，以电话费、电脑费的名义给时任分管领导黄某分1.24万元。该年度共计私分11.4万元。 （二）2013年的一天，经沈凯、蒲大光、郑恒军、杨某等人商量确定，从郑恒军保管的前述结余资金中，以运输费、电话费、电脑费的名义给上述四人每人分2.04万元，以电话费、电脑费的名义给黄某分配1.24万元。该年度共计私分9.4万元。 （三）2014年的一天，经蒲大光、郑恒军、杨某等人商量确定，从郑恒军保管的前述结余资金中，以运输费、电话费、电脑费的名义给沈凯、蒲大光、郑恒军、杨某每人分2.16万元，以电话费、电脑费的名义给黄某分1.48万元。该年度共计私分10.12万元。 （四）2015年的一天，经蒲大光、郑恒军、杨某等人商量确定，从郑恒军保管的前述结余资金中，以运输费、电话费、电脑费的名义给沈凯、蒲大光、郑恒军、杨某每人分2.58万元，以电话费、电脑费的名义给黄某分1.48万元，给蒲大光、郑恒军、杨某、黄某每人购买价值0.512万元的苹果平板电脑一台。上述分配方案得到黄某的同意。该年度共计私分13.848万元。 （五）2016年的一天，经蒲大光和郑恒军商量确定，从郑恒军保管的前述结余资金中，以运输费、电话费、电脑费的名义给上述二人每人分2.6万元，以电话费的名义给杨某分0.6万元。该年度共计私分5.8万元。 （六）2017年底的一天，经蒲大光和郑恒军商量确定，从郑恒军保管的前述结余资金中，以电话费名义给上述二人每人分2.4万元。该年度共计私分4.8万元。 （七）2014年以来，蓬安县农牧业局出台规定，局内干部职工因公使用私家车辆的，按照每公里2元钱的标准予以补贴，该补贴费用作为公用开支在蓬安县农牧业局财务账内统一列支。2015年初，蒲大光与郑恒军商量确定在蓬安县农牧业局统一报销后，以在蓬安县农牧业局实际报销的天数作为参照，再单独从郑恒军保管的前述结余资金中，按照每天150元的标准报销费用。2015年底至2017年底，蒲大光和郑恒军已在蓬安县农牧业局按照统一标准报销私家车辆补贴费用的情况下，按照事先商量确定的报销方式，蒲大光按照130天的用车天数，在郑恒军保管的前述结余资金中报销1.95万元；郑恒军按照358天的用车天数，在该款中报销5.37万元。该三年度共计私分7.32万元。 认定上述事实，有原审控辩双方当庭出示，并经质证、原审法院认证的以下证据证实：蓬安县财政局出具的“情况说明”及四川省人民政府2010年至2019年政府集中采购限额标准，中共蓬安县农业局委员会“21项规章制度”，记账凭证及租车明细表，郑某支付宝截图、银行交易记录，证人杨某、黄某、郑某、谭某、唐某、曹某1、陈某2、程某、桂某、周绕红、向某、王某3、沈某、蒲某、任某、刘某3、曹某2、唐某、曹某1的证言，原审被告人沈凯、蒲大光、郑恒军的供述等。 三、被告人郑恒军个人贪污的犯罪事实 2012年至2017年期间，郑恒军根据工作安排，负责从科正公司、宏宇公司、绿苑公司往蓬安县运输柑橘苗木并结算运输费用事宜。郑恒军每年度和司机肖某等人结算运费时，私自将该年度的运输费用每车提高200元，并要求肖某帮助其隐瞒该事实，肖某予以同意。后郑恒军每年度在向蓬安县果蔬站时任站长沈凯、蒲大光报账时，隐瞒了每车虚报200元运输费用的事实。该虚报的运输费用被郑恒军个人占有。具体事实如下: 2011年虚报占有运输费1.3万元；2012年虚报占有运输费0.78万元；2013年虚报占有运输费0.72万元；2014年虚报占有运输费1.34万元；2015年虚报并占有运输费0.6万元；2016年、2017年虚报占有运输费1.01万元，共计5.75万元。 认定上述事实，有原审控辩双方当庭出示，并经质证、原审法院认证的以下证据证实：证人肖某的证言，原审被告人郑恒军的供述等。 原判同时查明：被告人蒲大光在接受蓬安县监察委员会调查期间，如实供述了监察委事先未掌握的贪污犯罪事实。被告人沈凯、蒲大光、郑恒军在接受监察委调查期间，均如实供述了自己罪行。另查明，被告人沈凯、蒲大光、郑恒军在提起公诉前已全部退缴了其个人的违法所得。 认定上述事实，有原审控辩双方当庭出示，并经质证、原审法院认证的以下证据证实：线索初查、初核决定书，中共蓬安县委巡察办移交问题线索的函，到案说明，蒲大光的自书材料，涉案财物扣押清单等。 原判认为，被告人沈凯、蒲大光、郑恒军在任蓬安县果蔬站站长、副站长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共同侵占、郑恒军个人单独侵占供应商给蓬安县果蔬站返回结余资金，被告人蒲大光、郑恒军参与共同贪污金额62.688万元，被告人郑恒军个人贪污金额5.75万元，被告人沈凯参与共同贪污金额42.72万元，数额巨大；其中，蒲大光个人实得16.782万元、郑恒军个人实得25.952万元，沈凯个人实得9.32万元。三被告人的行为均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构成贪污罪。公诉机关指控的该项罪名成立，予以支持。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李伟犯对单位行贿罪、被告单位蓬安县果蔬站、被告人蒲大光、郑恒军、沈凯犯单位受贿罪，因指控证据不足，不予认定。被告人蒲大光因其他违纪违法被蓬安县监察委员会留置调查，期间，其如实供述监察机关还未掌握的本案贪污罪的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以自首论，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被告人沈凯、郑恒军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罪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可以从轻处罚。三被告人在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可以从轻处罚。据此，原审法院根据被告人蒲大光、郑恒军、沈凯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及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七条第二、三款、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第两百条第三款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一款、第十九条之规定，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一、被告人蒲大光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二、被告人郑恒军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三、被告人沈凯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四、被告单位蓬安县果蔬技术指导站无罪；五、被告人李伟无罪；六、对蓬安县监察委员会扣押在案的被告人沈凯违法所得9.32万元、被告人蒲大光违法所得16.782万元、被告人郑恒军违法所得25.952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抗诉机关四川省蓬安县人民检察院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理由如下：1.原判认定蓬安县果蔬站案发期间支付的运输费应包括运输中实际支出的所有费用，属案件事实认定错误，而在此基础上认为因实际支出的所有费用无法确认而认定整起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裁判原则运用错误；2.原判认定“李伟所支付的费用是否明显高于当时运输费市场指导价，也无证据证实”属裁判依据不明，案件事实认定错误；3.原判关于“公诉机关分别对三被告人以单位受贿罪和贪污罪指控，属重复评价”的认定违反裁判原理且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蓬安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认定被告单位蓬安县果蔬站、被告人蒲大光、郑恒军、沈凯涉嫌单位受贿罪、被告人李伟涉嫌对单位行贿罪证据不足，不予认定系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为维护司法公正，准确惩治犯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八条的规定，特提出抗诉，请依法判处。 原审被告单位蓬安县果蔬技术指导站的诉讼代表人对一审判决没有提出异议。其辩护人认为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起诉书指控单位犯罪的罪名不能成立，应依法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人蒲大光对起诉书指控其犯贪污罪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但对指控单位受贿有异议，认为是同一行为的两个结果，不能重复评价，希望二审法院在三年有期徒刑以内对其判处刑罚。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是：1.本案证据已经充分证明李伟没有行贿的故意和行为，沈凯等也没有收受贿赂的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公诉人没有向法庭提供返回的运输费明显高于运输费市场价的证据；2.沈凯、蒲大光、郑恒军、杨某决定自行运输、收取运输费的主观故意是为了实现有可分之款项、实现私分目的，而不是为了单位增加收入；3.本案只应认定沈凯、蒲大光、郑恒军构成贪污罪。综上所述，辩护人认为一审判决应当予以维持。 原审被告人郑恒军对原判认定的事实和金额没有异议，认为其不构成单位受贿罪。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是：1.本案不应当认定单位受贿罪；2.指控郑恒军私车公用，不属于贪污；3.车补及郑恒军私人吃差价的事实，属于郑恒军主动供述的监察委没有掌握的情况；4.各被告人的目的是为了分钱，属于牵连犯，应当择一重罪处罚；5.郑恒军一审认罪认罚，希望二审法院结合其现在的病情状况，依法判决。辩护人为支持其辩护观点成立，当庭出示了营山县人民医院的病历资料，证实郑恒军在营山县看守所羁押期间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在看守所出现昏迷，后在营山县人民医院急救，住院十天，出院后基于病情需要每天打针，希望法庭在量刑时予以考虑。 原审被告人沈凯认为其在李伟处结算的是运费，不是返回款。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是：1.各被告人主观上没有行贿受贿的合议，客观上也没有谋取利益的行为；2.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单位受贿罪的成立。 原审被告人李伟对原判认定的事实没有异议。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是：1.李伟没有行贿的主观故意；2.抗诉理由不能成立，应当驳回抗诉，维持原判。 合议庭评议认为，郑恒军辩护人出示的证据与本案的定罪量刑不具有关联性，故不予采纳。 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和证据与一审无异。 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根据以上查明的事实和证据，本院评判如下： 原审被告人沈凯、蒲大光、郑恒军在任蓬安县果蔬站站长、副站长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共同侵吞、郑恒军个人单独侵吞供应商给蓬安县果蔬站返回结余资金。蒲大光、郑恒军参与共同贪污金额62.688万元，郑恒军个人贪污金额5.75万元，沈凯参与共同贪污金额42.72万元，数额巨大；其中，蒲大光个人实得16.782万元、郑恒军个人实得25.952万元，沈凯个人实得9.32万元。三原审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贪污罪，依法应予惩处。原公诉机关指控的该项罪名成立，予以支持，但指控原审被告人李伟犯对单位行贿罪、原审被告单位蓬安县果蔬站、原审被告人蒲大光、郑恒军、沈凯犯单位受贿罪，因指控证据不足，不予认定。原审被告人蒲大光因其他违纪违法被蓬安县监察委员会留置调查，期间，其如实供述监察机关还未掌握的本案贪污罪的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以自首论，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原审被告人沈凯、郑恒军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罪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可以从轻处罚。三原审被告人在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可以从轻处罚。 抗诉机关关于“原判认定蓬安县果蔬站案发期间支付的运输费应包括运输中实际支出的所有费用，属案件事实认定错误，而在此基础上认为因实际支出的所有费用无法确认而认定整起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裁判原则运用错误”的抗诉意见，经查，按照蓬安县果蔬站与李伟签订的树苗订购合同中“由供货方负责运输，运输工具及费用由供货方承担”的约定，运输费应当包括运输中实际支出的所有费用。在双方变更约定的运输方式后，李伟支付给蓬安县果蔬站的费用中包括运输费和回扣款，但运输费中仍应包括实际支出的所有费用，只有在运输成本的具体金额确定后，才能确定回扣款的金额。但现有证据仅能证实支付给驾驶员的费用，运输中实际产生的其它支出费用（包括驾驶人员、押运人员的生活费、住宿费，转运费等）的具体金额，没有证据证实。而起诉书指控的行贿、受贿金额是根据李伟支付的费用减去果蔬站支付给驾驶员的费用计算得出，运输中实际产生的其它支出费用并未扣除。因此，原判认定本案行贿、受贿的具体金额无法核实确认是正确的，抗诉机关的此项抗诉意见依据不充分，不予支持；关于“原判认定‘李伟所支付的费用是否明显高于当时运输费市场指导价，也无证据证实’属裁判依据不明，案件事实认定错误”的抗诉意见，经查，李伟在侦查阶段供述2008-2010年每株柑橘苗木的运输费用是根据当时重庆的市场指导价而确定的，而后每年因为物价上涨，运输费用有所调整，但是否明显高于当时运输市场指导价现有证据无法证实，故原判关于“李伟所支付的费用是否明显高于当时运输费市场指导价，也无证据证实”的认定与审理查明的事实相符，抗诉机关的此项抗诉意见理由不充分，不予支持；关于“原判认定‘公诉机关分别对三被告人以单位受贿罪和贪污罪指控，属重复评价’，违反裁判原理且适用法律错误”的抗诉意见，经查，本案行贿、受贿的具体金额无法核实确认，从而导致对单位行贿罪以及单位受贿罪无法认定，故以贪污罪对沈凯、蒲大光、郑恒军三人的行为作出评价并无不当。各原审被告人及辩护人关于“蓬安县果蔬站、沈凯、蒲大光、郑恒军不构成单位受贿罪，以及李伟不构成对单位行贿罪，应依法驳回抗诉，维持原判”的辩解、辩护意见与审理查明的事实相符，予以采纳；其他辩解、辩护意见不影响本案的定罪与量刑，故不予支持。 原判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即：“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抗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罗泽民 审 判 员 王 锐 审 判 员 李碧英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 司 莉 书 记 员 罗 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