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2民终753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文超，女，1988年5月2日生，汉族，住青岛市李沧区。 李文超委托诉讼代理人：密齐光，山东华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青岛世佳职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青岛市市**新疆路******。 法定代表人：尉红梅，执行董事兼经理。 上诉人（原审被告）：尉红梅，女，1972年4月7日生，汉族，住青岛市市**。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兰庆洲，山东正洋律师事务所律师。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殷海，山东正洋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初殿松，男，1969年1月13日生，汉族，住青岛市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梁俊，男，1971年7月28日生，汉族，住青岛市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海波，山东雅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文超、青岛世佳职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佳职信）、初殿松、尉红梅因与被上诉人梁俊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2019)鲁0203民初98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世佳职信、尉红梅、初殿松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股权代持协议书》约定合同双方为梁俊与新加坡职信链基金会，与本案中包括初殿松在内的其他任何一方全部被告无关，本协议的成立享有新加坡法律保护。二、初殿松作为新加坡职信链基金会创始人、董事在合同中签字，与自然人身份无关。三、新加坡基金会为依法成立的合法机构，合法签署的协议享受新加坡法律保护，一审法院无权单独认定协议无效。四、尉红梅在本协议中明确作为新加坡基金会的委托收款人，所收款项不是个人所有。五、没有任何事实证据证明世佳职信与梁俊购买协议相关联，世佳职信与本案无任何关系。 被上诉人梁俊辩称，一、职信币合同签订双方是梁俊与初殿松，与新加坡职信链基金会无关，合同内容违反中国法律规定，协议无效，不受法律保护。二、没有证据证明初殿松系代表新加坡职信链基金会签订合同，没有新加坡职信链基金会授权等相关证明，只能视为初殿松个人行为。上诉人初殿松声称系职务行为，但无证据证实，新加坡职信链基金会只不过是其在国内规避法律监管和推脱责任的借口而已。三、新加坡职信链基金会有限公司并未在中国依法设立分支机构，在国内不得开展经营活动。新加坡职信链基金会有限公司作为外国注册的公司，在中国境内进行民商事活动应遵守中国法律法规，如果协议违反中国法律规定，应承担不利后果。况且，签约主体并非新加坡职信链基金会有限公司，而是初殿松个人。四、尉红梅声称所收款项不归其个人所有，但没有证据显示尉红梅将上述合同款项交给新加坡职信链基金会。相反，有证据证明尉红梅收到了该款项。至于合同约定由尉红梅收款并不是新加坡职信链基金会授权，新加坡职信链基金会的印章实际由初殿松尉红梅等人控制，初殿松、尉红梅系夫妻关系，该合同中约定由尉红梅收款也就不足为奇了。因此该款项就是由尉红梅初殿松等人收取，与新加坡职信链基金会没有关系。五、世佳职信主营业务就是职信币发行。实际上，初殿松为规避法律监管、逃避法律责任，利用新加坡职信链基金会作为幌子签订合同，但其交易实际是通过世佳职信来完成。世佳职信的法人系初殿松妻子尉红梅。由此可见，职信币发行就是初殿松、尉红梅等人利用新加坡职信链基金会的幌子，世佳职信来实施。职信币交易在青岛乃至在全国仅此一家，别无分店，初殿松、尉红梅等人就是职信币发行的实际控制和经营者，而李文超是初殿松外甥，也参与职信币经营。由于初殿松、尉红梅、李文超、世佳职信等存在关联关系或财产混同关系，初殿松、尉红梅、李文超、世佳职信均应对该30万元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 李文超答辩称，对世佳职信、尉红梅、初殿松的上诉意见没有异议。李文超是职务行为，不应承担责任。 上诉人李文超上诉请求：一、撤销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2019）鲁0203民初9874号民事判决，改判上诉人李文超不承担返还30万合同款的义务；二、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李文超与梁俊不存在合同关系，李文超不是涉案《职信链早期用户特别服务协议》的当事人，一审法院以李文超存在代收款的行为认定是合同当事人，进而判决李文超共同返还30万元合同款，没有法律依据。二、一审法院以李文超代收款行为，认定上诉人参与初殿松、尉红梅与梁俊之间的合同交易，并认定李文超与世佳职信、初殿松、尉红梅共同从事职信币的经营，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属于认定事实错误。1、李文超自始没有参与世佳职信、初殿松、尉红梅与梁俊之间的合同交易，对本案合同交易毫不知情。2、李文超不是职信链基金会有限公司（新加坡）、世佳职信股东、投资人、实际控制人和实际经营人，没有与世佳职信、初殿松、尉红梅共同参与职信币经营。3、李文超在收款前不知道款项性质，也并不知道交易内容。上诉人仅是根据初殿松、尉红梅的指示接受合同款，并又根据初殿松、尉红梅指示将该款项转给初殿松、尉红梅，上诉人不应因存在代收款行为就成为合同当事人，并承担合同义务。4、李文超本职工作是根据初殿松、尉红梅的指示，代收、代付经营款项。李文超是初殿松实际控制的青岛英网资讯股份有限公司员工，从事会计工作。青岛英网资讯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三板上市公司，股票名称“英网股份”，股票代码：872097，具体从事提供求职信息服务及开发人才招聘手机应用业务，该公司与职信币没有关联关系。上诉人在青岛英网资讯股份有限公司的日常工作中会根据初殿松、尉红梅的指示，代收、代付款项。而本案中，李文超代收款行为也正是根据初殿松、尉红梅指示发生。李文超不是本案合同的当事人，事前对涉案合同的签订、履行，以及纠纷产生均不知情。 被上诉人梁俊辩称，一、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李文超参与了合同履行，负有还款义务。2018年9月初，梁俊与初殿松签订职信币买卖协议，并将购币款30万元依照初殿松、尉红梅指示转账给李文超，李文超收取梁俊30万元合同款项，李文超参与合同履行过程，是合同当事人。且基于李文超与世佳职信、初殿松、李文超存在特殊的关联关系，李文超负有连带还款义务。一审判决认定李文超负有连带还款义务，适用法律正确。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应维持原判。1、李文超一直在世佳职信工作，公司主营业务就是发行职信币，李文超主要工作就是收取职信币发行的合同款，其辩称对交易毫不知情，与事实不符。2、李文超虽然可能不是新加坡职信币基金会、世佳职信名义上的股东，但不能说明李文超与职信币交易发行无关，李文超实际上也参与了职信币经营，而且李文超收取梁俊合同款项，可以认为李文超实际参与职信币经营。3、李文超在上诉状中声称系受初殿松、尉红梅的指示收取梁俊的30万元，而在一审中，李文超向法庭提交了委托收款协议和代收款项使用说明的两份证据，声称是受职信链基金会的委托收款。同一个事实，前后说法不一致，说明李文超试图掩盖事实推脱责任。4、作为青岛英网咨询股份有限公司的员工，李文超收取合同款项，而且还与初殿松、尉红梅等有多笔转账，说明其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职信币的经营。事实上，无论是青岛英网咨询股份有限公司，还是世佳职信均由初殿松、尉红梅等人实际控制和经营。初殿松、尉红梅、李文超、世佳职信等存在关联关系或财产混同关系，初殿松、尉红梅、李文超、世佳职信均应对该30万元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 世佳职信、尉红梅、初殿松答辩称，同意李文超的上诉意见。 梁俊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确认梁俊与初殿松之间的买卖合同无效；2.判令初殿松、尉红梅、李文超、世佳职信返还梁俊支付的合同款30万元；3.判令初殿松、尉红梅、李文超、世佳职信承担本案诉讼费、律师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2018年9月，初殿松以职信链基金会（甲方）的名义与梁俊（乙方）签订《职信链早期用户特别服务协议》，约定：1、乙方使用甲方的职信链服务，获得个人或企业用户职业信用数字资产的收集、托管和参与甲方的非公开兑换活动，市价为人民币300000元整。2、作为兑换回报，乙方从甲方获得职信币1200万个。收款人为尉红梅。初殿松在“甲方（负责人签字）：职信链基金会”处签字并加盖了英文“职信链基金会有限公司”的公章，梁俊在乙方（签字）处签字。2018年9月27日，梁俊按尉红梅的指令将购币款30万元于2018年9月27日打入李文超光大银行62×××46账户中。二、梁俊提交职信币交易账户信息打印件一份，显示购买的120万个职信币至2019年3月29日仍处于锁仓中，可用币数为0，提现状态仍处于审核中，证明初殿松等人并未按合同约定履行交付职信币义务。三、梁俊提交用户syuhonn职信币提现记录打印件一份，显示2019年3月日，初殿松等已向用户syuhonn交付职信币，用户syuhonn仍可以正常体现，证明有能力履行合同拒不履行合同。四、梁俊提交自己与世佳职信借条一份，证明：一是借条中载明借款用于购买职信币，证明世佳职信经营职信币业务；二是借条中初殿松在董事长签名处签名，证明初殿松系该公司实际控制人；三是说明初殿松通过世佳职信经营职信币业务。五、梁俊提交《职信链早期用户特别服务协议》及职信币交易记录截屏打印件一份，证明青岛世佳职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已履行2018年2月1日签订的合同，向原告交付职信币，原告亦能正常交易该币。六、原告提交初殿松微信账号截屏打印件一份，证明昵称初殿松，微信号×××的使用者是初殿松。七、梁俊与初殿松、尉红梅微信聊天记录截屏打印件一宗，证明多次催促初殿松、尉红梅交付职信币，初殿松、尉红梅以各种理由拖延交付职信币。八、梁俊提交职信链白皮书一份，该白皮书系初殿松2018年2月15日通过微信发送，证明初殿松系职信币创始人，该业务的实际控制人，世佳职信是该业务的经营者，初殿松、尉红梅、世佳职信、李文超等均从事职信币业务，并存在财产混同情形。九、梁俊与世佳职信解除劳动合同材料一份、职信链公众号文章两篇，证明梁俊曾在该公司任职，协助初殿松接待潜在客户，向客户推荐职信币；世佳职信的主营业务是推广发行职信币。十、2019年11月11日第一次庭审，李文超未到庭参加诉讼，委托初殿松向法庭出示三份证据：（一）《委托收款协议》一份，职信链基金会为甲方，李文超为乙方。生效日期为“2018年月日”“月日”处为空白。具体内容为：1、甲方委托乙方代收甲方用户梁俊先生付给甲方的服务费人民币30万元整；2、该笔款项属于甲方所有，乙方不得据为己有。3、未经事宜，双方协商，协商不成，可申请甲方所在地法院裁决。落款处甲方无人签字，只加盖了英文“职信链基金会有限公司”的公章，李文超在乙方处签字捺印。该协议无形成时间。（二）李文超本人写的“李文超关于代收款项的使用说明”一份，内容为：李文超受职信链基金会委托，收到的来自梁俊给付职信链基金会，归职信链基金会所有的服务费人民币30万元整，本人已经按照职信链基金会要求转交支付完毕，我本人未有任何占用职信链基金会该笔款项的问题，职信链基金会已经予以证明。（三）加盖了英文“职信链基金会有限公司”公章的“关于李文超代收款项的使用说明”一份，内容为：李文超受职信链基金会委托，收到的来自梁俊给付职信链基金会，归职信链基金会所有的服务费30万元整，李文超已经按照职信链基金会要求转交支付完毕，其本人未有任何占用该笔款项的问题。落款时间为2019年10月20日。十一、2019年11月13日李文超向一审法院提交：（一）《委托收款协议》一份，职信链基金会为甲方，李文超为乙方。生效日期为“2018年9月27日”。具体内容为：1、甲方委托乙方代收甲方用户梁俊先生2018年9月27日付给甲方的服务费人民币30万元整；2、梁俊先生2018年9月27日支付给甲方代收款人乙方的该笔款项属于甲方所有，乙方不得据为己有。3、未经事宜，双方协商，协商不成，可申请甲方所在地法院裁决。落款处甲方无人签字，只加盖了英文“职信链基金会有限公司”的公章，李文超在乙方处签字。（二）加盖了英文“职信链基金会有限公司”公章的“关于李文超代收款项的使用说明”一份，内容为：李文超受职信链基金会委托，2018年9月27日收到的来自梁俊给付职信链基金会，归职信链基金会所有的服务费人民币30万元整，李文超已经按照职信链基金会要求转交支付完毕，其本人未有任何占用该笔款项的问题。落款时间为2019年10月31日。（三）李文超提交2018年9月27日至2018年10月12日光大银行李沧支行银行交易明细一份，从交易记录看，2018年9月27日，李文超收到梁俊的30万元，李文超收取该30万元后并没有给职信链基金会转账的记录，相反此后李文超给初殿松、尉红梅转账频繁：2017年9月27日李文超收到30万元后，当日分三次转账给初殿松，分别是10000元、50000元、16132元，合计转账初殿松76132元；分两次给尉红梅分别转账10000元、14433元，合计24433元；9月28日给尉红梅转账8次，分别是8000元、10000元、39964元、6000元、33936元、20000元、1000元、4271元，合计123171元；9月30日给尉红梅转账2次，分别是33000元、3600元，合计36600元；10月6日转账2次，分别是44000元、10600元，合计54600元；10月7日转账1次10700元，10月12日转账1次17800元；2018年9月27日至2018年10月12日，李文超共转给初殿松76132元，共转给尉红梅267304元，合计转入初殿松、尉红梅名下343436元。虽然这343436元款项不全是梁俊的，但梁俊转入李文超该账户的资金最多，占得比重也很大。李文超并未提交其已将梁俊的30万元转交给职信链基金会的证据。十二、庭审中初殿松否认其是职信链基金会工作人员，其2018年9月28日与梁俊所签协议不是以职信链基金会工作人员身份签的，而是以自然人的身份，作为基金会的创始人之一签订的协议。庭审中世佳职信、初殿松均称世佳职信与职信链基金会系合作关系，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十三、庭审中梁俊提交中译语通科技（青岛）有限公司翻译的来源于新加坡会计与企业管理局网站（www.acra.gov.sg，访问时间2019年11月16日，中译语通科技（青岛）有限公司翻译）关于“职信链基金会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料。该注册资料显示：职信链基金会有限公司2018年3月9日注册于新加坡，公司类型是公众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主营业务为其他软件开发和编程活动（未另分类）。公司股东为中国公民初殿松、尉红梅、董海棠和新加坡公民朱亦民。十四、庭审中梁俊提交中译语通科技（青岛）有限公司翻译的来源于新加坡会计与企业管理局网站（www.acra.gov.sg，访问时间2019年11月16日，中译语通科技（青岛）有限公司翻译）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数字代币发行指南。根据该指南，在新加坡发行虚拟货币必须提供专门的法律意见书、招股说明书、发行涉及证券化代币行为必须经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审批。十五、庭审中李文超称：2019年11月13日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委托收款协议》系2019年初殿松给她的，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关于李文超代收款项的使用说明”由她打印的，打印完后转给初殿松，初殿松交给基金会盖章，再转给她。具体时间她记不清楚了。初殿松称《委托收款协议》是其转给李文超的，转交的具体时间记不清楚了。加盖印章是新加坡职信链基金会在上海加盖的，具体是谁去上海加盖的记不清楚了，因为已经很长时间了。该基金会在国内有三个点，有一个点就是在青岛。李文超提交的证据一、二早已经存在了，在其生育孩子之前就存在了，并不是在本次诉讼后出现的。新加坡职信链基金会在青岛的具体办公地点在淘金花园，公章有时在青岛，有时在深圳，有时在北京。十六、本案所涉职信币的交易流程为：购买职信币的客户根据初殿松、尉红梅的要求，先把购币款打入他们指定的账户。客户到世佳职信网站下载数字货币的钱包，每一个钱包都有一个相应的地址，客户把钱包地址发给世佳职信，然后初殿松安排相关财务人员给客户的这个钱包地址里面打职信币。客户收到职信币以后，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转到其他的数字资产钱包，或者数字资产交易所进行卖出，然后换取相应的法币，将虚拟资产转化为现实货币，以实现自己的投资收入。十七、另查明，初殿松与尉红梅系夫妻关系，李文超系初殿松的外甥。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一、职信链基金会有限公司应否作为本案诉讼主体参加诉讼；二、本案所涉《职信链早期用户特别服务协议》是否有效；三、青岛世佳职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初殿松、尉红梅、李文超是否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一、职信链基金会有限公司应否作为本案诉讼主体参加诉讼。2018年9月，初殿松以职信链基金会（甲方）的名义与梁俊（乙方）签订《职信链早期用户特别服务协议》时，初殿松在“甲方（负责人签字）：职信链基金会”处签字并加盖了英文“职信链基金会有限公司”的公章，从表面上看，这应该是职信链基金会有限公司与梁俊签订的协议，初殿松的行为应该是职务行为，但从如下几点分析则会得出不同的结论：1、依据公司法规定，外国公司在中国境内设立分支机构，必须经中国主管机关批准，并向公司登记机关依法办理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后才可以经营。庭审查明，职信链基金会有限公司并未在中国依法设立分支机构、无办公场所、无人员、无财产。2、庭审中初殿松认可其是职信链基金会的发起人，但不承认其是职信链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其与梁俊签订《职信链早期用户特别服务协议》时并未有职信链基金会有限公司的授权，初殿松未提交证据其有权代表职信链基金会有限公司与梁俊签订协议。3、虽然初殿松称涉案《职信链早期用户特别服务协议》是职信链基金会有限公司与梁俊签订的，也不承认尉红梅是职信链基金会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但协议中约定世佳职信的法定代表人尉红梅为收款人，对此初殿松不能作出合理解释。4、涉案《职信链早期用户特别服务协议》上加盖的职信链基金会有限公司公章与2019年11月13日李文超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委托收款协议》、“关于李文超代收款项的使用说明”中加盖的公章系同一枚公章，而对于何人加盖的公章，公章在何处，初殿松与李文超均解释不清楚，且初殿松与李文超的解释互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综合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可以推断出：2019年11月13日李文超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委托收款协议》、“关于李文超代收款项的使用说明”均系初殿松、李文超为自圆其说于2019年11月11日之后“编制”出来的；作为有所谓合作关系的青岛世佳职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及初殿松、李文超均不能说清楚职信链基金会有限公司在青岛的办公地点；职信链基金会有限公司有四名股东，其中三名中国股东初殿松、尉红梅、董海棠均在青岛，需要加盖职信链基金会有限公司的公章还需要到上海去，具体工作人员是谁也不清楚则更不符合情理。综上所述可以推断，职信链基金会有限公司的公章本身就控制在李文超、初殿送、尉红梅等人手中。本案中世佳职信、初殿松、尉红梅、李文超并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职信链基金会有限公司参与了本案纠纷，本案中所谓的“职信链基金会有限公司”只不过是一枚“游走的图章”而已，因此，职信链基金会有限公司无需作为本案诉讼主体参加诉讼。 二、本案所涉《职信链早期用户特别服务协议》是否有效。2017年9月4日，中国人民银行、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工商总局、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该公告规定：一是认定“虚拟货币”是一种未经批准非法公开融资的行为，二是规定自2017年9月4日起，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从事代币发行融资活动，不得买卖“虚拟货币”，不得为代币或“虚拟货币”提供定价、信息中介等服务。从该规定可以看出，自2017年9月4日起，国家禁止发行和交易“虚拟货币”行为。通过庭审调查得知，本案所涉《职信链早期用户特别服务协议》名义上是初殿松代表职信链基金会有限公司与梁俊签订的协议，实质上是初殿松个人与梁俊签订的协议，该协议在履行过程中青岛世佳职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初殿松、尉红梅、李文超均参与了该协议的履行。通过庭审已查明的事实，可以认定，本案所涉《职信链早期用户特别服务协议》实际上就是职信币买卖协议，该协议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因而是无效的。 三、世佳职信、初殿松、尉红梅、李文超是否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庭审查明，世佳职信主要业务就是从事职信币交易活动。无论是职信链基金会有限公司还是世佳职信，其实际控制人均系初殿松、尉红梅等人。他们彼此存在公司人格和主体的混同、财产混同关系，世佳职信的职信币交易行为就是世佳职信与初殿松、尉红梅等人的行为，与职信链基金会有限公司无关。因本案所涉《职信链早期用户特别服务协议》系无效协议，据以收取的30万元款项应予返还。通过李文超提交的交易明细可以看出，李文超收取的梁俊30万元款项均支付给了初殿松、尉红梅等人，职信链基金会有限公司根本没有收取梁俊的款项，故世佳职信、初殿松、尉红梅、李文超应互为承担返还30万元款项的连带责任。综上所述，梁俊诉讼请求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世佳职信、初殿松抗辩主张无有效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尉红梅缺席未到庭，视为对其诉讼权利的放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梁俊与初殿松签订的《职信链早期用户特别服务协议》无效；二、青岛世佳职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初殿松、尉红梅、李文超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共同返还返还梁俊人民币30万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青岛世佳职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初殿松、尉红梅、李文超共同负担。 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新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和质证。 李文超提交新证据如下： 证据一、2020年2月22日李文超与初殿松的通话录音，证明对于初殿松、尉红梅与梁俊进行职信币交易一事，上诉人李文超并不知情。初殿松代李文超提交的《委托收款协议》以及李文超提交的《委托收款协议》是李文超根据初殿松的指示签字后交给初殿松的，在李文超签字后委托收款协议如何加盖的“职信链基金会有限公司”印章，由谁加盖的印章，李文超没参与，也并不知情。李文超仅是为了完成其财务本职工作，而根据尉红梅的指示代收了梁俊的付款，并不知道该货款的性质。 证据二、2020年2月23日李文超与尉红梅的通话录音，证明对于初殿松、尉红梅与梁俊进行职信币交易一事，上诉人李文超并不知情，也没有参与；李文超仅根据尉红梅的指示代收款项。 证据三、李文超与初殿松微信聊天记录，证明2018年9月21日，李文超根据初殿松的指示向其提供了光大银行的银行卡账号信息，此时距离梁俊付款仅相隔6天，初殿松要求李文超代收梁俊款项是临时指示，证明李文超前期并未参与该交易。同时被上诉人梁俊是2018年9月27日付款，28日签订的《职信链早期用户特别服务协议》，也能证明李文超事前对该交易内容并不知情。《委托收款协议》是2019年11月8日李文超根据初殿松的指示签署，但对于该协议事后如何加盖“职信链基金会有限公司”的印章李文超不知情，没有参与，事实上李文超是根据尉红梅的指示代收款项，并不是受职信链基金会有限公司的委托代收款。 证据四、李文超与尉红梅微信聊天记录，证明2018年9月25、26、27日，李文超与尉红梅微信沟通信用卡还款、阿里云续费、公积金和社保缴费事项，2018年9月27日，尉红梅突然告知李文超“待会儿梁俊转款给你”，李文超收款后尉红梅安排李文超给阿里云付款，偿还信用卡，并告知李文超“这个款先暂时不要动，明天再根据说具体计划”，能够说明李文超收款、付款均是根据尉红梅指示完成，涉及的工作内容均与财务支付、结算等李文超的本职财务工作相关，李文超收款是职务行为。 证据五、劳动合同、劳动合同补充条款及青岛职工社会保险参保证明，证明李文超在2015年8月1日至2018年7月31日期间与青岛英网资讯股份有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是其员工，工作岗位为财务；2012年8月至2020年2月青岛英网资讯股份有限公司为李文超缴纳社会保险，李文超是英网公司的员工。 证据六、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打印件），证明青岛英网资讯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为初殿松、尉红梅，公司主要人员为董海堂、傅饶、董兴海、尉红梅、初殿松、王洪平、孙涛、欧士国，李文超不是该公司股东和管理人员；青岛英网资讯技术有限公司的股东为尉红梅、初殿松，主要人员为尉春梅、罗明叶，李文超不是该公司股东和管理人员；世佳职信股东为青岛数字梦网信息系统有限公司，主要人员为尉红梅，李文超不是该公司股东和管理人员；青岛数字梦网信息系统有限公司的股东为罗明叶、尉勤善，主要人员为罗明叶、尉勤善，李文超不是该公司股东和管理人员。综上，证明李文超不是初殿松、尉红梅实际控制的青岛英网资讯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他任何关联公司的股东和管理人员，李文超仅是初殿松、尉红梅领导下的公司员工，没有与初殿松、尉红梅共同经营的事实和条件。 世佳职信、初殿松、尉红梅质证称，对李文超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 梁俊质证称，对证据一通话录音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事项不予认可。在证据一的录音中初殿松回复“李文超那一部分由我揽过来”恰恰说明初殿松应付主要责任。对于李文超在电话录音中所说“你之前找我配合签字的那个委托收款协议也不起作用”，说明该委托收款协议是李文超与初殿松等人为诉讼而临时制作的。事实是李文超收款在前，发生诉讼后才临时制作的委托收款协议，该委托收款协议的时间并不是2018年9月27日，而是2019年11月8日，这在李文超提供的证据3中自认。在该录音中也体现出初殿松对李文超存在胁迫行为或者威胁行为。初殿松在录音中称“如果没有委托收款协议，梁俊是可以有理由去诉这个，认为这个钱是被你自己吞了”，以此要求李文超按初殿松等人的要求参加诉讼。而且李文超在对话中多次强调“该协议是在开庭前初殿松找他为配合诉讼签订的”，由此说明李文超和初殿松为了诉讼而制作的虚假证据。证据二中尉红梅已经自认被上诉人的钱尉红梅等人是有义务偿还的，并且直接说如果有钱了就直接退给被上诉人。如果李文超等人与该案没有关系，他没有义务退这个钱，也不会揽义务上身。李文超与尉红梅的对话也再次说明双方的上诉就是为了拖延时间，是为了获得时间的缓冲还钱，从而说明李文超和尉红梅等人是有偿还义务的。李文超所在的单位是在英网科技，但英网科技和世佳职信在股东结构、人员组成及经营活动均存在人格混同，世佳职信的员工也就是英网科技的员工，所有的员工均在淘金花园工作，在同一处办公地点，由此不能说明李文超与该案没有关系。从李文超与尉红梅的微信聊天及帐目往来，其交流的内容均超出了正常的职务范畴，应视为李文超不但知晓而且参与了该职信币的交易，因此应承担还款义务。 本院认为，对全部证据真实性予以采信。但证据证明李文超与英网科技签订劳动合同。李文超虽然是英网科技的工作人员，但是收取了本案争议款项。 上诉人世佳职信提交新证据如下：合作协议、微信公众号合作协议，证明世佳职信和基金会是合作关系。 初殿松、尉红梅质证称，对世佳职信提交的证据没有异议。 李文超质证称，对证据没有异议，但对该证据事先并不知情，没有参与。 被上诉人梁俊质证称，如按世佳职信所说，该证据早于一审诉讼前就已经存在于新家坡职信链基金会在青岛的办公地点，那么该证据不属于二审新证据。而且对其真实性存在异议。在首届理事会第一届决议中，会议约定理事的聘期是从2017年1月1日起，而实际上新家坡基金会是成立于2018年3月9日。在合作协议中生效日期为2018年3月29日，也就意味着该职信链基金会在3月28日之前无论以何种名义在中国均不存在职信币发行业务，但实际上被上诉人早在2018年2月1日就与初殿松签订了职信币买卖合同，上面盖有与该合作协议一致的职信链基金会的印章，由此可以推断出该合作协议有可能是初殿松等人为推卸责任而后制作的合作协议。对微信公众号的合作协议作为签约主体初殿松和世佳职信已经明确新家坡职信链基金会无法在中国地区开展相关的业务，但初殿松和世佳职信等人依然以职信链基金会的名义执行职信币发行业务，其目的就是为了推托责任，增加当事人的维权难度。并且一审让李文超提供虚假的委托收款证明，到二审提供三份协议均能说明该职信链基金会的印章就掌握在初殿松等人手中，该职信链基金会正如一审查明就是一个游走的图章。 上诉人初殿松提交新证据：基金会首届理事第一次会议决议，证明初殿松被选为基金会的总负责人。 尉红梅质证称，2020年5月1日新的证据规则出台后没有新证据一说。 李文超质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在此之前李文超对证据不知情。 世佳职信质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被上诉人之前对基金会成立的时间、决议形成的时间不一致提出的异议，是基于对新家坡司法情况不了解所致，并不构成为了诉讼造假。 被上诉人梁俊质证称，对证据真实性和证明事项不予认可。 本院认为，对于世佳职信提交的合作协议、初殿松提交的会议决议，无对应的公证、认证手续，无法确认基金会的真实存在以及基金会公章的真实性。对于证据真实性不予采信。 一审判决审理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初殿松、尉红梅、李文超、世佳职信是否是合同主体，是否应承担还款责任。《职信链早期用户特别服务协议》虽然是初殿松以职信链基金会名义与梁俊签订，但是初殿松提交的基金会注册文件不符合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公证和认证手续，不能证明实际存在。而且基金会也未授权初殿松签订本案合同，不能证明该组织与本案有关。认定合同相对人，不能拘泥于合同签订人以什么名义签订。更重要的是，通过探究合同签订和履行人，以及各主体之间的关系，确定谁才是法律关系主体、享有权利义务。初殿松签订合同并收取款项，同意向梁俊交付职信币，符合买卖合同的卖方特征。尉红梅收取款项，而且不能证明系受雇于他人的职务行为，亦应承担清偿责任。李文超虽然受雇于尉红梅、初殿松夫妇担任股东的英网科技，并主张是按照尉红梅指示收付款。但，即使作为财务人员代表公司收款，李文超收到款项后，也应转付至公司账户，而不是尉红梅个人。而且，本案30万元也不是英网科技应收款项。款项性质、收款和转账整个过程均不符合职务行为特征。李文超提交的基金会委托收款文件，表面上是基金会委托收款，但如前所述，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基金会成立；即使基金会存在，认定是否系代表基金会收款，不能仅凭公章加盖这一形式要件，还应结合公章持有、加盖过程综合分析。初殿松等并未说明公章保存在中国哪个机构以及持章人员姓名，不能证明公章加盖就是基金会的意思表示；更何况，初殿松本身就是基金会董事，对于基金会具有影响力和控制力。故，加盖公章的《说明》，不能证明收付款与基金会有关，李文超也应承担付款责任。对于世佳职信，合同履行过程中，用户需要登录该公司网站下载钱包和收取职信币，参与合同履行，却未说明履行是本案买卖合同之外的其他法律原因，故，也应认定为合同相对人之一。四上诉人其他上诉理由亦不成立，本院均不予支持。 另外，关于合同效力。根据2017年9月4日中国人民银行、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工商总局、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职信币不属于国家保护的流通币种，涉案买卖合同应认定为无效。 综上，上诉人世佳职信、初殿松、尉红梅、李文超上诉请求均不成立，本院均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初殿松、尉红梅、青岛世佳职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缴纳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李文超缴纳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分别由各自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 琳 审判员 朱见晓 审判员 刘歆鑫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日 书记员 隋欣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