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 决 定 书 （2020）最高法委赔监105号 申诉人（赔偿请求人）：邓铭智，男，1974年7月13日出生，汉族，深圳市拓美图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住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 申诉人（赔偿请求人）：胡会丽，女，1976年9月18日出生，汉族，深圳市拓美图贸易有限公司股东，住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 被申诉人（赔偿义务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州海关缉私局。 复议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缉私局。 申诉人邓铭智、胡会丽因申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州海关缉私局违法刑事拘留、刑事违法扣押赔偿一案，不服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高院）赔偿委员会（2015）高法委赔字第00015号国家赔偿决定，向本院赔偿委员会申诉。本院赔偿委员会依法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申诉人邓铭智、胡会丽于2015年1月13日，以违法刑事拘留应予赔偿为由，向广州海关缉私局提出国家赔偿申请。广州海关缉私局于2015年3月12日作出穗缉赔决字[2015]1号国家赔偿决定，对邓铭智、胡会丽不予赔偿。邓铭智、胡会丽不服该决定，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缉私局申请复议。海关总署缉私局于2015年7月9日作出署缉刑赔复字[2015]2号刑事赔偿复议决定，维持广州海关缉私局作出的不予赔偿决定。邓铭智、胡会丽均不服，向北京高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 北京高院赔偿委员会经审理查明：邓铭智、胡会丽系夫妻关系。广州海关缉私局在侦办一起结伙走私普通货物案期间，根据深圳市拓美图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拓美图公司）的企业变更和经营情况以及胡会丽的出入境记录等，发现邓铭智、胡会丽及其经营的拓美图公司与该案的主犯有经济往来，初步认定二人具有参与结伙走私作案的重大嫌疑，遂于2014年6月26日决定对二人采取刑事拘留措施，并于同年6月29日开具了搜查二人位于深圳市××花园××Ｂ701住所的搜查证。广州海关缉私局于2014年6月30日5时30分至6时40分对邓铭智、胡会丽的住所进行了搜查，搜查过程中出示了搜查证并制作了笔录，由侦查人员和胡会丽签名确认。其间扣押包括拓美图公司账册在内的纸本资料一批、印章8枚、硬盘4个，对上述物品的扣押有扣押决定书和扣押清单，由侦查人员和胡会丽签名确认。广州海关缉私局于2014年6月30日8时将邓铭智、胡会丽刑事拘留，二人分别在拘留证上签字、捺指印；拘留后，通知了胡会丽的亲属来家中照顾两名儿童。广州海关缉私局于2014年6月30日11时至17时将邓铭智、胡会丽带至本局分别进行讯问，并于同日18时许，在初步排除二人参与走私犯罪的嫌疑后依法定程序将其释放。 广州海关缉私局于2014年7月1日将搜查期间扣押的未列入扣押清单的东信、华为、中移动3部手机发还，邓铭智出具了收条；同年7月24日，将扣押清单内的物品发还邓铭智，发还清单由办案人员、邓铭智签名确认。 广州海关缉私局于2014年7月28日对邓铭智、胡会丽分别作出终止侦查决定，认定二人未参与“409”走私进口普通货物案，并于2015年7月29日向其补发了终止侦查决定书。 另查明，讯问邓铭智时，讯问人问到搜查住所时有没有违法情形或者损坏住所内物品的情况，邓铭智表示没有。 北京高院赔偿委员会认为：侦查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侦办刑事案件，应当具有相应的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其行使职权，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之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在刑事赔偿争议中，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侦查机关对其职权行为的合法性负有举证责任。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侦查机关采取刑事拘留措施是否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之规定，采取的扣押措施是否侵犯了当事人财产权利，即广州海关缉私局拘留邓铭智、胡会丽是否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条件和程序，扣押邓铭智、胡会丽财产是否侵犯其财产权利造成损害。 关于刑事拘留。《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规定：“行使侦查、检察、审判职权的机关以及看守所、监狱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人身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一）违反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公民采取拘留措施的，或者依照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对公民采取拘留措施，但是拘留时间超过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时限，其后决定撤销案件、不起诉或者判决宣告无罪终止追究刑事责任的;……”本案中，广州海关缉私局根据线索，初步认定邓铭智、胡会丽及其经营的拓美图公司有参与结伙走私作案的犯罪嫌疑，遂决定对其采取刑事拘留措施；执行拘留时，出示了拘留证；拘留后，通知了其亲属并于当日即对二人分别进行了讯问，在初步排除犯罪嫌疑后及时将二人释放。广州海关缉私局对邓铭智、胡会丽的刑事拘留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拘留条件和程序，亦没有超过法定的拘留期限，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规定的侵犯人身权之情形，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的有关规定，释放证明书由看守所凭释放通知书发给被拘留人，邓铭智、胡会丽并未送看守所羁押，且广州海关缉私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及其相关规定对二人办理了释放手续并予以释放，现二人要求该局发给其释放证明的主张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广州海关缉私局依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作出终止侦查决定，已经排除了邓铭智、胡会丽参与走私犯罪的嫌疑，现二人要求该局开具无犯罪记录证明的主张于法无据，不予支持。 关于搜查扣押。《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八条规定：“行使侦查、检察、审判职权的机关以及看守所、监狱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一）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追缴等措施的;……”本案中，广州海关缉私局搜查邓铭智、胡会丽住所时出示了搜查证，搜查过程中有被搜查人在场，制作了笔录并由侦查人员、被搜查人签名确认。扣押财物时，有扣押决定并制作了扣押清单，由侦查人员、财物持有人签名确认。在执行搜查、扣押时均由两名以上侦查人员进行，对扣押财物经查明确实与案件无关后予以发还。广州海关缉私局的搜查、扣押行为虽有部分扣押物品未列入清单等程序性瑕疵，但并不存在侵犯邓铭智、胡会丽财产之情形；邓铭智、胡会丽所提交的证据亦不足以证明该局的搜查、扣押行为造成其财产上的损害。故此，广州海关缉私局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据此，北京高院赔偿委员会于2016年4月8作出（2015）高法委赔字第00015号国家赔偿决定,维持海关总署缉私局署缉刑赔复字[2015]2号刑事赔偿复议决定。 邓铭智、胡会丽对北京高院赔偿委员会该决定仍不服，向本院赔偿委员会提出申诉。其申诉事项为：1.公开道歉，恢复名誉，消除负面影响。2.返还扣押物品，包括苹果牌IPADMINI1部、和兴牌白花油4支、人民币6万元；赔偿被损坏的250G电脑硬盘1个、三星手机1部，并恢复其中的数据内容。3.赔偿各项经济损失合计人民币162600元，包括误工费、公司无法运作损失费、税务局罚款、名誉损失费、精神损失费以及往返广州和深圳的车费、住宿费、餐费。4.开具邓铭智、胡会丽无犯罪记录证明、拘留通知书、释放证明、扣押物品清单以及取保候审通知书、解除取保候审通知书。5.严肃处理办案人员。其申诉理由为：广州海关缉私局及其办案人员仅凭主观判断与推测，在邓铭智、胡会丽根本没有犯罪行为的情况下就立案侦查，草率作出拘留及搜查住所的错误决定，且办案人员违反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没有出示拘留证、搜查证，搜查时没有见证人在场、制作搜查笔录、当场开具扣押物品清单并给予被搜查人留存。广州海关缉私局侵犯了邓铭智、胡会丽人身自由权并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和精神上的严重打击，按照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应予赔偿。 本院赔偿委员会审查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赔偿委员会经审查认为：关于刑事拘留，《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八十条规定，公安机关对于现行犯或者重大嫌疑分子，如果有结伙作案重大嫌疑的，可以先行拘留。本案中，广州海关缉私局根据线索，初步认定邓铭智、胡会丽及其经营的拓美图公司有参与结伙走私作案的犯罪嫌疑，遂决定对其采取刑事拘留措施。执行拘留时，广州海关缉私局出示拘留证，并通知了胡会丽的亲属来家中照顾两名儿童。在初步排除邓铭智、胡会丽二人参与走私犯罪的嫌疑后，于拘留当日将其释放。刑事拘留行为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拘留条件和程序，亦没有超过法定的拘留期限。邓铭智、胡会丽要求该局发给其释放证明的主张，不属于国家赔偿法规定的赔偿范围。 关于搜查、扣押，本案中，广州海关缉私局对邓铭智、胡会丽的住所进行了搜查，搜查过程中出示了搜查证并制作了笔录，由侦查人员和胡会丽签名确认。扣押财产时，有扣押决定书和扣押清单，由侦查人员和胡会丽签名确认。对扣押财物经查明确实与案件无关后予以发还。广州海关缉私局的搜查、扣押行为虽有部分扣押物品未列入清单等程序性瑕疵，但并不存在侵犯邓铭智、胡会丽财产之情形。邓铭智、胡会丽申诉称还有苹果牌IPADMINI1部、和兴牌白花油4支、人民币6万元至今没有返还，但所提交的证据亦不足以证明该局的扣押行为造成其财产上的损害。邓铭智、胡会丽要求广州海关缉私局赔偿其财产损失无事实及法律依据。 综上，邓铭智、胡会丽的申诉事项及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国家赔偿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第二项之规定，决定如下： 驳回邓铭智、胡会丽的申诉。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