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陕08行终16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小玲，女，1973年2月22日出生，汉族。 法定代理人任志武，男，1975年2月23日出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邢宇，内蒙古赫扬（乌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榆林市榆阳区补浪河乡人民政府。住所地：榆林市榆阳区补浪河乡补浪河村。 法定代表人屈晓燕，乡长。 委托代理人康峰，该府纪检书记。 委托代理人朱利军，陕西驼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小玲与被上诉人榆林市榆阳区补浪河乡人民政府治安行政强制及行政赔偿一案，不服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人民法院（2019）陕0802行初63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经审理查明，原告系被告辖区村民。周淘淘、曹宇崔、屈子生、高世飞、葛帅系被告雇佣的护林员，主要职责为在指定区域日常巡查，发现、制止、报告破坏森林资源等违法行为。2017年8月18日上午，周淘淘、曹宇崔、高世飞、葛帅四人接到该村护林员举报线索，遂于当日9时许到达原告居住的村并分头巡查。嗣后，周淘淘、高世飞、葛帅三人查获了高文明、王生华、任志福三人放羊，并汇合进行现场登记，欲随后处罚，但因放牧者均未带钱，故护林员与之一同回家处理，还将高文明、任志福两家各两只羊装入禁牧工作车。周淘淘前往任志福家处理。此时，曹宇崔在单独巡查，并发现任志武在放牧，欲监督其将羊赶回围栏并处理。行至任志武家附近时原告出现，嗣后原告倒地。期间，曹宇崔电话通知周淘淘来接他，随后又打电话告知周淘淘原告倒地，催其速来。周淘淘等人随即驾车赶到，并被任志武责难伤害其妻。任志武还与高文明妻曹培莲、任志福妻叶二英一同阻拦护林员离开。为防意外，护林员将高文明、任志福家羊归还。期间，该村村委会书记边阜强、该村监委会主任边长宽、护林员屈子生等人陆续赶到。当日11时左右，榆阳区卜浪河卫生院院长孙华涛被通知到场，检查后发现原告生命体征平稳，无明显外伤，但呼之不应，鼻孔、口角有血迹，无活动性出血。 当日下午三时许，原告被送往榆阳区安定精神病医院。入院记录中现病史一节记录：患者于1天前因着急后出现闭目，四肢僵硬，不语，被动接触，身体发抖等，诊断为癔症性木僵，2017年9月4日出院。2017年9月7日在榆林市星元医院住院一日，入院记录中现病史一节记录：家属交代患者于20余天前应受刺激，出现四肢僵直，僵直躺在地上，不言、不动等。入院诊断为反应性精神病和先天性智力障碍。次日至9月11日，原告在榆林市精神卫生中心住院治疗，住院病案现病史一节记录：2017年8月18日被人打伤之后当场倒地抽搐，四肢僵硬等。2017年10月12日至2019年7月30日，又在该院住院治疗，住院病案现病史一节记录同前次记载，但本次为经政府部门同意，送入该院强制治疗。综上，原告共住院四次。 另查明，原告为先天性三级智力残疾人。 原审法院认为，《榆林市封山禁牧工作监督管理办法》第二条：“各县、乡人民政府是封山禁牧的责任主体”，被告依次在其辖区开展封山禁牧工作，日常巡查、制止不合法放牧行为系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六十一条第二项：“执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和上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决定和命令，发布决定和命令”规定，故该行为具备法律职权依据。 本案焦点有三，被告行为是否行政诉讼审查范围；被告是否越权实施行政强制，扣押原告的羊；被告人员工作过程中是否打伤原告。 对于焦点一，被告称其行为属行政指导，非可诉行为。行政指导非法定概念，其是否被完全排除出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法未明定，故被告以行政指导直接否定本案可诉性的观点缺法上依据，本院不采。而根据被告人员周淘淘关于被告人员将羊装车、准备现场处罚等行为的描述，此等行为显异于非强制的劝阻、说服、教育、引导、指导，而有明显强制性，此观点亦悖于事实。故本案属于行政诉讼审查对象。 对于焦点二，被告虽将高文明、任志福两家各两只羊装入禁牧工作车，但终究未对原告的羊采取扣押行为，故原告指摘被告越权扣押其羊不成立。 对于焦点三，在行政赔偿法律关系，原告应当对行政行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原告提出其伤害系被告人员曹宇崔撕扯、推、打所致，其对此承担举证责任。原告此方面证据集中在其第二、三组中，为证人证言和照片，但反映的均为原告所述伤害已成之后的情况，不显示伤害产生的过程。本院再综合分析全案证据进行审查。据现有证据可确定，原告受伤时，在场仅有三人，乃曹宇崔、任志武即原告。首先，任志武在公安机关的笔录中称其未看到原告受伤经过，仅目击原告倒地之结果，故任志武不具备提供曹宇崔打伤原告的直接证据的客观条件，这也意味现场情况仅直接经历者即曹宇崔与原告知情。其次，原告在受伤后，经诊断，精神状况不稳定，其控诉曹宇崔的证言可信度因此降低。再次，孙华涛医生现场检查原告后发现其生命体征平稳，无明显外伤，鼻孔、口角虽有血迹，但无活动性出血，此项关于原告外伤的证据亦削弱了原告该主张；最后，原告的四次住院病历中，前两次陈述现先病史时均未提及被人打伤，而后两次却提及。通常，距事件越近，陈述者记忆清晰，陈述越可靠；另外，事发当下所做陈述通常因事态紧急，无暇深思，单凭记忆叙述，故更贴近实情，因此，在先的两次病历更可信，而该证据进一步降低了原告疾病系被告所致的可信度。因此，在曹宇崔否认原告主张，而原告无其他证据补足的情况下，本院认定原告该事实性主张的举证未达高度可能性标准，对应争议事实实难采信。 综上，原告确认违法并要求赔偿之诉请因证据不足而不成立，本院难以支持；原告伤残鉴定申请亦不具备前提条件，本院不准。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张小玲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张小玲负担。 上诉人张小玲上诉称：一、一审判决以被上诉人终究未对原告的羊采取扣押行为,未确认被上诉人的行政强措施违法属错误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章规定了行政强制措施实施的统一程序，即实施前报告批准、确定实施人员（2人以上、有执法资格）、现场出示执法证件、通知当事人并告知权利、听取陈述申辩、制作现场笔录的严格程序。本案中，就被上诉人工作人员曹宇崔等人所实施的扣羊行为，应当从实施该行为的整个过程来认定是否属于违法行政行为，而不是以被上诉人工作人员最终是否成功扣押上诉人羊的最终结果认定。自多年前陕西省实施禁牧举措以来，被上诉人常年派遣无任何执法资格的聘用制工作人员在补浪河乡对本村村民乱牧、偷牧等行为进行制止、监督、处罚，除被上诉人本单位工作人员的当地亲属未曾被处罚过，其余村民每年都会因放牧行为被处以几百上千元不等的罚款，每次所罚款项也均未向被处罚人出具罚款收据等票据。本案中，因被上诉人工作人员曹宇崔等人发现上诉人有违法放牧行为，便要当场进行罚款，上诉人不许，曹宇崔便要扣押上诉人的羊，上诉人坚决不同意便上前阻挡并与其理论，在此期间双方均存在互相辱骂、推搡等不文明行为。因对方为身强力壮的男性，上诉人作为存在智力障碍的柔弱残疾女性，在双方争执的过程中，曹宇崔揪着上诉人的头发殴打上诉人头部，导致上诉人摔倒昏迷并且伴有口鼻出血，此后被送往医院治疗。被上诉人的工作人员曹宇崔中止了强制扣羊的措施，立即通知了同行的在其他村民家实施扣羊强制措施的工作人员前来帮助，最后由被上诉人工作人员支付相关费用将上诉人送往医院治疗。纵观被上诉人工作人员的整个执法过程，虽然其及时中止了强行扣羊的行政强制措施转而对上诉人进行救助，最终未将上诉人的羊装上工作车，但其在扣羊的过程中所实施的所有行为(包括殴打上诉人）皆因上诉人放牧而产生，一审判决不能仅仅以被上诉人工作人员未成功扣羊就否定整个过程不属于违法行政行为。二、上诉人一审中已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工作人员存在殴打上诉人的事实,一审法院仅凭在派出所笔录中曹宇崔的片面之词便认定曹宇崔不存在殴打行为，显然属于认定事实不清，具体理由如下：1、本案中，2017年8月18日，在被上诉人工作人员曹宇崔一人单独对上诉人违法放牧行为实施扣羊措施时，因上诉人极力阻挡，曹宇崔便对上诉人实施揪头发、殴打头部等暴力行为，因现场只有上诉人与曹宇崔二人，被殴打昏迷后发生的一切事情上诉人并不了解。之后在上诉人配偶任志武多方奔走、维权的努力下，榆林市公安局榆阳分局巴拉素派出所才出面对相关人员进行调查。经调查，派出所认为被上诉人工作人员不存在任何违法违纪行为，未作出任何处罚。而上诉人在榆林市四家医院进行了5次住院治疗，均是被上诉人主动承担了上诉人的绝大部分医疗费。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除了上诉人受伤之初被上诉人垫付相关费用属于好意施惠或人道主义救助，后期上诉人因伤产生的治疗费若与被上诉人无关，被上诉人依法无需承担任何赔偿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相关规定，被上诉人主动支付上诉人医疗费的实际行为应当可推定为被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的自认，故应当认定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大部分医疗费的行为是在承担因其工作人员曹宇崔实施违法行政行为造成上诉人人身损害的侵权赔偿责任。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原告可以提供证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证据。原告提供的证据不成立的，不免除被告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举证责任”。本案中，即使上诉人无法明确提供被上诉人工作人员曹宇崔存在殴打上诉人的证据，但是被上诉人也未在一审中提供其工作人员曹宇崔合法、合理进行执法的证据，也未对上诉人为何会昏倒在地、口鼻出血的相关情况作出合理解释，故不能排除曹宇崔曾殴打上诉人的可能。作为负责补浪河乡禁牧工作的行政机关，被上诉人应当制定相关工作规定及流程，以规范其所雇佣工作人员的执法行为，而不是在发生影响恶劣的事件后才进行补救。3、本案一审庭审过程中，无论是上诉人提交的残疾人基本信息表，还是被上诉人提交的残疾证，均可证明案发前上诉人患有的是智力残疾，并不患有精神方面的疾病。上诉人现患有的精神疾病，经多家医院诊断为后天外力导致的反应性精神病，事发后经治疗，现己略有好转，故被上诉人屡次在一审庭审中提出上诉人本身患有精神疾病的主张不应成立，更不能作为其推卸赔偿责任的理由。最后，一审判决中查明上诉人四次住院病历中前两次陈述现先病史时均未提及被人打伤，而后两次却提及，因此依据“通常，距事件越近，陈述者记忆清晰，陈述越可靠”等日常经验法则得出上诉人在先的两次病历更可信，此推测完全错误。理由是上诉人在受伤倒地后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先被送往榆林市榆阳区安定精神病医院治疗，在该医院被诊断为癔症性木僵，在此期间上诉人一直处于昏迷状态，无法向医生以及其他人员陈述案件事实。之后上诉人被转至榆林市星元医院治疗，被诊断为反应性精神病，在此期间仍处于昏迷状态，也无法回答任何问题。故上诉人的前两次住院，病史均是家属和他人提供，未提及被人殴打的事实属于上诉人主观不能。第三次转院后，上诉人从昏迷状态苏醒，才将被人殴打的情况告知医院和家属，故一审法院在此节也存在认定事实不清的情形。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榆林市榆阳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陕0802行初63号行政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 被上诉人榆林市榆阳区补浪河乡人民政府答辩称：一、答辩人对任志武未实施过任何强制措施，也未对任志武违法乱牧的行为作出过相应的处罚，更不存在违法扣押任志武和张小玲饲养羊只的行为。因此，被答辩人张小玲要求确认扣押其饲养山羊的上诉请求依法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法院认定该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首先，2017年8月18日上午，实际违法放牧人员是被答辩人张小玲丈夫任志武，并非张小玲。护林员曹宇崔、高世飞等人发现任志武违法放牧行为后，对任志武通过劝阻、监督等非强制性的方式，劝阻任志武停止在禁牧区违法放牧。后帮助任志武将放牧的羊只赶回其围栏内，赶回任志武家附近时，被答辩人张小玲出现，随后因自身病情发作倒地。自曹宇崔发现任志武违法放牧行为至张小玲倒地期间，曹宇崔及其他护林员未对任志武、张小玲以及饲养的羊只实施过任何强制措施，也没有进行过任何行政处罚，更不存在违法扣押羊只的行为。原审法院已查明前述事实，并阐明“护林员曹宇崔在巡查违法放牧时，发现任志武在放牧，欲监督其将羊赶回，行至任志武家附近时被答辩人出现，嗣后被答辩人倒地。”同时，被答辩人无任何证据证明，护林员实施过扣押其羊只的行为，更没有证明护林员存在暴力执法的行为。因此，答辩人未实施过任何强制措施，也未对任志武违法乱牧的行为作出过相应的处罚，更不存在违法扣押任志武和张小玲饲养羊只的行为，被答辩人诉请确认答辩人扣押其饲养山羊强制措施违法的行为根本不存在，无需认定行政强制措施违法。其次，《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如按照被答辩人所述，答辩人是在2017年8月18日扣押了被答辩人所饲养的山羊，那么被答辩人应当在2018年2月17日之前就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然而被答辩人直至2019年7月16日才向榆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答辩人从未实施过的扣押行为违法，非但没有事实依据，也早已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鉴于此，原审法院认定答辩人未违法扣押张小玲饲养的山羊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二、被答辩人所述的损害系因被答辩人自身原因造成，与答辩人没有任何关系，答辩人从未对被答辩人实施过任何侵犯其合法权益的行为，被答辩人针对答辩人提起的赔偿请求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答辩人无需承担任何责任。2017年8月18日，答辩人处护林员在制止被答辩人张小玲的丈夫任志武在禁牧区违法放牧时，从未与张小玲或者任志武有过撕拉等任何肢体接触，更不存在实施揪头发、殴打头部等情形，被答辩人倒地系因被答辩人自身患有精神疾病所致，与答辩人没有任何关系。且在当日，榆阳区补浪河卫生院院长孙华涛到达现场后，检查后发现被答辩人生命体征平稳、无明显外伤、无活动性出血。之后，被答辩人被送往榆阳区安定精神病医院住院治疗，9月4日出院。9月7日在榆林市星元医院再次住院治疗。这两次住院时，被答辩人及家属均未提及被答辩人被人打伤的情形。因此，足以说明，答辩人不存在对被答辩人事实暴力行为，被答辩人患病倒地完全是自身原因导致，与答辩人无任何关系。如答辩人存在暴力行为殴打被答辩人，被答辩人及其家属不可能在2017年8月18日首次住院时不提被人打伤。经过治疗，于9月4日出院。9月7日，被答辩人第二次住院时，距离8月18日已达21天之久，被答辩人及其家属仍未提及被人打伤。但是，被答辩人却在之后第三次、第四次住院时才提及被人打伤。而且，被答辩人第一次出院足以说明，被答辩人经过治疗已经完全符合出院标准。被答辩人及家属在之后提及被人打伤的行为及做法完全不符合日常经验法则，第三次、第四次住院时的陈述完全不足以采信。另外，对于2017年8月18日护林员劝阻放牧时是否存在违法违纪的情形，经中共榆林市榆阳区纪律检查委员会、榆林市榆阳区监察委员会以及榆林市公安局榆阳分局巴拉素派出所留存的对该案相关人员进行询问调查时形成的谈话笔录及最终的调查处理结果，完全能够证明答辩人处的工作人员在制止任志武在禁牧区放牧时没有任何违法违纪行为，答辩人处的工作人员与被答辩人从未有过肢体接触，被答辩人发病倒地完全系其自身原因所致，与答辩人无关。2019年6月24日榆阳区纪检委发出建议：任志武一家涉及扰乱社会公共秩序罪。因此，被答辩人所述情形并不符合《国家赔偿法》第三条规定的情形，反而符合《国家赔偿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二）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自己的行为致使损害发生的”这一情形，故被答辩人主张的赔偿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另根据《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原告应当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造成损害的事实提供证据”的规定，答辩人已经提供了充足的证据证明，答辩人不存在任何违法行为。反观被答辩人，不仅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答辩人存在违法行为，反而在其提供的证据中，前矛后盾，根本没有完成其所述的因答辩人处工作人员的行为对其造成损害一事的举证责任。在此情形下，原审法院认定答辩人工作人员不存在侵害被答辩人合法权益的情形，无需承担损害赔偿，判决驳回被答辩人的该项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证据。 二审经审理查明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应予确认。 本院认为，张小玲的诉讼请求有二：一是确认榆阳区补浪河乡人民政府扣押其饲养山羊的行政强制措施违法；二是由榆阳区补浪河乡人民政府向其赔偿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医疗费、护理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误工费等费用。经查，对于第一项诉讼请求，上诉人张小玲自称“被上诉人扣过，随时就放了”，故其第一项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应予驳回。关于第二项诉讼请求，在其距事发最近两次病例中，未提及被人打伤的情节，而在后两次病例中提及，前两次的病例的可信度高。其提出的赔偿请求缺乏证据支持，亦应予以驳回。 综上，上诉人张小玲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驳回张小玲的诉讼请求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张小玲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 静 审判员 吴 琼 审判员 刘红梅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麻建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