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9民终460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胡丽丽，女，汉族，1988年3月5日生，住沧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卫兵、董悦，河北铭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姜锐杰，男，汉族，1970年9月29日生，住沧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荣俊，河北苍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玉豹，河北苍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姜洪鹏，男，汉族，1989年10月1日生，住沧县。 上诉人胡丽丽因与被上诉人姜锐杰、姜洪鹏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沧县人民法院（2019）冀0921民初26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胡丽丽上诉请求：1、请求法院撤销（2019）冀0921民初2667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判决上诉人少承担102390元货款）或发回重审。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沧县人民法院作出（2019）冀0921民初2667号民事判决书，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理由如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原审两被告在2016年开始在湖南省益阳市经营红枣买卖。因为被上诉人姜锐杰是上诉人的公爹，且姜锐杰一直从事枣批发，基于这样的亲属关系，在姜锐杰资金紧张时，上诉人也给予其资金支持。2018年后，上诉人根据姜锐杰的要求向借给了部分款项，按其指示垫付了部分红枣运费，这部分费用应当由姜锐杰承担。原审中姜锐杰只是截取了一年中的3个月，明显的断章取义，不符合事实。上诉人垫付的运费和出借给姜锐杰的款项应当姜锐杰的诉求中剔除。姜锐杰与姜洪鹏为父子关系，姜洪鹏与上诉人为夫妻。可是上诉人与姜洪鹏因夫妻关系不好，上诉人己经向法院提起请求离婚，而法院未判离。在上诉人与姜洪鹏的通话中，姜洪鹏也明确表示欠其父亲姜锐杰货款7万元左右。此案明显为姜锐杰与姜洪鹏为父子两人故意串通，增加上诉人夫妻共同债务。望法院依法查明事实，作出公正裁判。 姜锐杰辩称：1、本案上诉人所述与事实不符，上诉人从未借给过被上诉人姜锐杰任何款项，本案被上诉人主张2018.11月至2019.1月的货款是因为之前的货款双方已经结清，所以不存在上诉人所陈述的截取主张、断章取义的情形。2、本案上诉人所陈述的其与姜洪鹏的录音不具有真实性，该录音形成于一审庭审之后，上诉人假借与姜洪鹏和好为由，用诱导性的方式给姜洪鹏录音，试图制作对本案被上诉人姜锐杰不利的证据，该录音长达90多分钟，均为其夫妻之间的日常陈述，不能客观的反映其二人拖欠被上诉人姜锐杰的实际货款金额。而一审中，被上诉人姜锐杰提交的证据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实姜锐杰已经履行了供货义务，上诉人及姜洪鹏应依法给付拖欠的货款。综上，请求驳回上诉。 姜洪鹏辩称，其与胡丽丽婚后在湖南益阳批发红枣，货源由其父姜锐杰供应。姜锐杰2018年11月以后供应的货款，胡丽丽一直没有结清。 姜锐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依法判令被告给付原告货款181340元；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与被告姜洪鹏系父子关系，二被告系夫妻关系。2016年开始，二被告在湖南益阳做红枣生意，原告自2018年11月至2019年1月份向湖南益阳姜洪鹏处托运红枣10次，2018年12月6日向南宁李镇江处托运红枣500件。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为二被告是否拖欠原告的货款及拖欠货款数额。原告称二被告拖欠自己货款181340元。2016年起，原告向二被告供应红枣，自2018年11月起，原告向被告姜洪鹏托运红枣10次，2018年12月6日原告受被告所托向南宁李镇江处托运红枣500件，通过与李镇江核实，该笔货款已经全部支付给被告胡丽丽。价格依据就是记账本上的价格，是市场价格，记账本和李镇江支付的货款，可以推断每件价格是100多点，也符合市场行情。2018年的账本也证实了2018年12月份-2019年1月份原告向被告供应枣的事实，且账本有姜洪鹏的签字认可，证实货款金额为251340元，被告转账支付了35000元，还给过25000元，姜洪鹏支付过10000元，总计支付70000元，最后还欠款181340元。原告提交二被告结婚证一份、沧州稳达供物流托运单11张、与李镇江的通话录音和转账凭证各一份、2018年姜锐杰的账本一份、被告胡丽丽手机转账35000元的转账记录一份。被告质证称，1、对二被告的婚姻关系真实性没有异议；2、托运单共计11张，原告是托运人，职务是代办托运，该托运单不是买卖合同，不能证明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也不能证明托运物为原告所有，同时该托运单只显示货物名称数量以及重量，并未记载单价，原告主张的181340元没有依据；3、2018年12月6日原告发给李镇江的货物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收货人为李镇江而非被告；4、对李镇江的电话录音，因李镇江未到庭，通话录音的真实性未知，转账记录只是李镇江和被告胡丽丽之间的微信转账的截图，无法说明证据来源，对其真实性请法院予以核实；5、账本系原告单方记载，不具有真实性，其记载内容和托运单的日期不相符，无法证明货物单价的真实性，对账本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不予认可，被告姜洪鹏签字认可，因二被告一直处于分居状态，并曾起诉离婚，不排除原告与被告姜洪鹏恶意串通、捏造夫妻债务的可能性，其证据不具有真实性。被告向法庭提交以下证据：转账记录两张。其中2018年12月11日和2018年12月18日的两笔转账共计35000元与原告收到胡丽丽转账的35000元的陈述相符。庭下，原告补充账本明细一份，对每次发货的品种、件数、单价、总价进行了补充整理，证实发货共计2212件，货款251340元。被告胡丽丽提交了一份和被告姜洪鹏的录音，证实欠原告货款的数额为7万多，原告姜锐杰货单造假。一审法院组织双方进行了质证，原告质证称：该录音形成于庭审后，系胡丽丽假借与被告姜洪鹏和好为由，诱导性的给姜洪鹏录制了对原告不利的证据，其中胡丽丽反复诱导，该证据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二被告的录音不能对抗原告的合法债权，也不能客观反映涉案货款金额。胡丽丽怀疑我们货单造假请法院依法调查，愿承担法律责任。李镇江的货款她（胡丽丽）说给我了，这不是事实，我没收到钱，也没有打款记录。被告质证称：我们欠姜锐杰7万多元，实际欠63000元，姜洪鹏住院期间还有一万多的医疗费，加一起一共73000元。原告只是托运人，不能证明是卖给我红枣的人，我能提供给我供枣商户的打款记录，共计70000多。 以上事实另有原、被告当庭陈述在卷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债务应当清偿。原告与二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合法有效。原告提供手写账本属于原始证据，账本中记载了与二被告之间的供货数量、品种、单价和总价，也记载了同时期其他买家的供货数量、品种、单价和总价，均符合市场行情，具有真实性，可以证明原告与二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关于二被告对原告所欠货款的数额，原告提供了账本明细，共计供货12次，货款251340元。对于账本中记载的2018年11月28日，为姜洪鹏供货超特级灰枣36件，每件19斤，每斤8.7元，共计5950元，该笔供货在原告提供的物流单中没有体现，原告也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已为被告供货，因此，对2018年11月28日36件灰枣的货款，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物流单中记载的2018年12月5日发往南宁李镇江的500件灰枣，有账本记载，也有通话录音和转款记录，证实被告胡丽丽已收到李镇江的货款60500元，因此，该笔货款也属于二被告在原告处购买红枣应支付的货款。除去2018年11月28日的36件灰枣和2018年12月5日发往南宁李镇江的500件灰枣，账本记载的还有十次供货，其记载的发货时间与物流单上的发货时间相符，或比物流单上的时间早一天，记载的数量多于物流单上的记载的数量，原告称二被告有时会让其采购核桃或其他物品一并发货过去，因物流单上的显示数量比账本记载的数量多，且原告说法符合客观实际，账本与物流单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因此，二被告对原告应支付的货款数额为：2018年11月4日的灰枣240件共计27650元、2018年11月18日的灰枣100件共计13700元、2018年11月24日的灰枣287件共计29200元、2018年11月28日的灰枣158件共计16100元、2018年12月4日的灰枣105件共计10700元、2018年12月5日的灰枣500件共计60500元、2018年12月25日的灰枣105件共计10260元、2019年1月5日的灰枣110件共计13390元、2019年1月9日的灰枣共计114件共计15070元、2019年1月18日的灰枣250件共计27320元，以上共计11笔供货，均有物流单据予以佐证，货款共计245390元。原告称被告已通过转账支付35000元，另支付35000元，共计70000元，被告胡丽丽提交的一份转款记录也能印证转款35000元的事实，因此，二被告应支付原告的货款数额为：245390-70000=175390元。被告姜洪鹏提交答辩状认可2018年11月-2019年1月的欠款事实。被告胡丽丽提交一份转款记录证实自己曾支付给供货人70000多元货款，但是转账记录显示的时间为2019年2月21日以后，不在原告起诉的供货时间范围内，因此，一审法院对被告胡丽丽所称原告只是托运人、已支付了货款的辩解不予采纳。被告胡丽丽提交的录音，属于二被告之间的日常陈述，且二被告均未提交其他证据对该录音加以佐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条第三款规定，有其他证据佐证并以合法手段取得的、无疑点的视听资料或者与视听资料核对无误的复制件，在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但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其证明力。但该录音并未有其他证据加以佐证，因此，一审法院对被告提交的录音不予采纳。被告胡丽丽称原告只是托运人，却无法提供买枣的汇款记录，也无法提供已支付原告货款的证据，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因此，二被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二被告在湖南益阳经营红枣生意，原告为二被告供货，红枣的数量、单价和总价均有账本和物流单予以证实，现原告已履行了供货义务，二被告未即时结清货款，双方形成合同之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的规定，被告应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及时归还原告货款175390元。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条第三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姜洪鹏、胡丽丽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姜锐杰货款175390元。 案件受理费1964元、由被告姜洪鹏、胡丽丽共同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上诉人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案外人张贺平出具的证明一份及通话录音一份，拟证明上诉人受被上诉人姜锐杰的指示向张贺平打款4250元。2、案外人张汝锐出具的证明一份及通话录音一份，拟证明上诉人受被上诉人姜锐杰的指示向案外人张汝锐打货款7500元。3、案外人郭峰出具的证明一份及通话录音一份，拟证明上诉人受被上诉人姜锐杰的指示向案外人郭峰打运费款26500元。4、上诉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易明细单九张18页，拟证明自2018年1月份开始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姜锐杰打款5次，共计34540元。在2018年1月30日和2018年3月3日分别向案外人陈斗斗打款18800元加25000元，共计43800元，这是上诉人为被上诉人姜锐杰垫付的货款。另外，这份交易记录也记载了上诉人向案外人张贺平、张汝锐、郭峰支付了货款及运费。5、上诉人与一审被告人姜洪鹏的录音一份，在录音中，姜洪鹏多次承认欠其父亲6万多元，及1万元的医疗费，共计7万多元，而不是一审法院所认定的17万多元。基于二被上诉人紧密的亲子关系，以及姜洪鹏正在与上诉人打离婚官司，请法庭慎重考虑这一证据的真实性。被上诉人姜锐杰质证称：被上诉人姜锐杰从未指示上诉人给案外人打款，上诉人陈述与事实不符，三份案外人的证明不符合民诉法要求的证据要件，且三名证人未能到庭接受质询，其陈述不具有真实性。关于案外人张贺平、张汝锐证明中显示转款时间分别为2018年5月21日和2018年4月3日，这两个时间所显示的转款与被上诉人姜锐杰所主张的款项没有任何关联性。对于三份通话录音的三性均不认可，该证据由上诉人自行录制且明显具有诱导性。关于张汝锐的录音可以显示其本人跟上诉人并不相识，所以上诉人所陈述的转款不具有真实性。对于录音人员的身份有异议，因为其没有到庭不能核对身份并接受法庭质询，我方认为不能确定其真实身份。对于打款交易明细单，上诉人主张的是2018年1月份开始给被上诉人打款，但本案被上诉人所主张的货款期间为2018年11月至2019年1月之间的货款，所以上诉人之前的打款与本案被上诉人所主张的货款没有关联性。关于上诉人强调的打给陈斗斗的两次打款，被上诉人认为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性。2018年12月11日和2018年12月18日两笔汇款，一审中被上诉人已经认可该款项，且已经扣除，该款项不包含在被上诉人所主张的货款金额内。关于上诉人转给张汝锐、张贺平及其它案外人，被上诉人认为均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且均不在被上诉人所主张的2018年11月至2019年1月期间内。对于上诉人与姜洪鹏的录音，被上诉人认为该证据不属于二审中的新证据，不应作为有效证据予以使用，且被上诉人对该证据的三性不予认可，具体意见同答辩意见第二点。 被上诉人姜锐杰提交2017年11月至2018年9月份被上诉人的账本托运单及明细一份，拟证明本案被上诉人之所以主张2018年11月至2019年1月的货款，是因为之前的货款已经结清，不存在上诉人上诉状中陈述截取主张、断章取义的情况。上诉人质证称：对于托运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此证据不能证明被上诉人的证明目的，该证据并不能证明二人2018年11月份之前的所有经济往来已经结清。对于账本上姜洪鹏的签字，我们不予认可，因为此账本为被上诉人姜锐杰单方记载，并且姜锐杰与姜洪鹏为父子关系，而且账本中有明显的被撕掉的痕迹，对于账本的完整性和真实性我们不予认可。既然被上诉人说明2018年11月之前的所有经济往来已经结清，并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我们请求对2018年11月份之前所有的账目进行审计。 上诉人提交的张汝锐、郭峰、张贺平的证明及通话录音资料，因被上诉人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且证人均未到庭，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依法不予采信。上诉人提交的打款交易明细单所反映的五次打款，均发生在2018年1月份之前，与本案被上诉人所主张的货款不具有关联性。被上诉人姜锐杰提交其在2017年11月至2018年9月份自写账本、托运单及明细一份，与本案不具关联性。 本院认为，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能证实姜锐杰曾经向其借款，也不能证实其曾按姜锐杰的要求垫付了部分红枣运费，故其主张该借款和垫付运费应当由姜锐杰承担，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认定上诉人欠款数额的依据，是被上诉人姜锐杰自己书写的账本记录和托运单据。因账本是姜锐杰单方制作，虽有姜洪鹏签字，但鉴于二人系父子关系，且姜洪鹏与上诉人感情不和，处于分居状态，姜洪鹏与姜锐杰和胡丽丽之间存在明显的利害关系，故对姜洪鹏在其父账本的签字认可行为，本院不予采信；而托运单仅显示托运货物名称和数量，未显示每次所发货物的单价，且托运单显示的数量多于姜锐杰账本记录数量，而上诉人对姜锐杰主张的欠款数额不予认可，故原审仅凭姜锐杰的账本和托运单认定上诉人收货数量和货物价格，证据不足。上诉人提交的与姜洪鹏的录音中，上诉人和姜洪鹏均认可尚欠被上诉人姜锐杰货款7万余元，该录音谈话人身份明确，内容清晰，没有明显瑕疵，可参考其内容认定本案事实。同时，上诉人在原审法院的询问笔录中自认尚欠姜锐杰73000元，其自认内容无需被上诉人举证，故本院依法认定双方欠款数额为73000元。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变更河北省沧县人民法院（2019）冀0921民初2667号民事判决为姜洪鹏、胡丽丽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姜锐杰货款73000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96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348元，以上共计4312元，由上诉人胡丽丽和被上诉人姜洪鹏共同负担1725元，被上诉人姜锐杰负担2587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友僧 审判员  刘晓莉 审判员  毕文娟 二〇二〇年九月三日 书记员  孙 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