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内01民终169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包双喜，男，退休职工，住呼和浩特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晓江，内蒙古伊敏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乌日斯格拉，户籍地呼和浩特市，现定居日本。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晓江，内蒙古伊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文斌，，住鄂尔多斯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罗辰，内蒙古蒙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包双喜、乌日斯格拉因与被上诉人张文斌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2019）内0105民初89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和询问当事人，依法决定不开庭审理，并向各方当事人予以释明。本案现已审理完毕。包双喜、乌日斯格拉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张文斌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中，张文斌主张与包双喜、乌日斯格拉形成了委托合同关系，要求返还收取的办事经费。庭审中，作为原告的张文斌提供了向包双喜、乌日斯格拉账户转款的相关凭证，以证实其向包双喜、乌日斯格拉的账户转过款项。本着实事求是、诚实信用的原则，包双喜在一审庭审中对此事实不持异议。但是，只凭该证据就证明双方形成了委托合同关系，显然是断章取义。退一步讲，即使后来有包双喜直接给张文斌退款25万元的事实，也不能因此即认定张文斌与包双喜形成的是委托合同关系，包双喜作为居间人或介绍人也可以收取一定的费用，这是法律所允许的行为。一审法院不考虑包双喜提供的足以证实本案实质性问题的关键证据（委托合同），仅凭上述单一的转款事实，就认定张文斌与包双喜、乌日斯格拉形成了委托合同关系，显然是没有综合分析全案证据认定事实。根据本案基本事实可知，与张文斌形成委托合同关系的是另一人斯琴毕力格。首先，一审中，包双喜提供了三份重要证据，证实了三个重要事实：第一，包双喜将张文斌委托斯琴毕力格办事的67.4万元运作费转给了斯琴毕力格；第二，斯琴毕力格作为受托人出具过《保证书》，表示对所托事项负责，承诺事不成如数退款；第三，张文斌委托青海律师向斯琴毕力格追索办事经费。三份证据相互印证，清楚地证实了与张文斌形成委托合同关系的人是斯琴毕力格，而非包双喜。其次，从本案基本事实和相关证据不难发现一个简单的事实，张文斌委托办理的找工作事宜的经办人和负责人是斯琴毕力格，而包双喜只是介绍张文斌与斯琴毕力格认识，包双喜对斯琴毕力格能否实际为张文斌委托的安排工作事项办理成功在所不问，更不承担任何责任，所以，斯琴毕力格才是张文斌的真正受托人，包双喜只是介绍人身份或者说是居间人。另，一审法院只因乌日斯格拉未到庭参加诉讼，就判决乌日斯格拉承担退款责任，这更是违背事实、违背法律的做法。乌日斯格拉系包双喜的儿子，2009年9月就到日本工作定居，很少回国，2012年8月回国参加姐姐的婚礼，在国内居住十来天即返回日本，之后几年一直没有回国。当时，包双喜用儿子乌日斯格拉的银行卡接收过张文斌的转款，并给斯琴毕力格转过款，仅此而已。一审法院凭此事实就认定乌日斯格拉与张文斌形成了委托合同关系，显然错误。张文斌辩称，根据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包双喜、乌日斯格拉提出在2009年至今，仅回国2、3天的主张，张文斌有充足的证据推翻。张文斌庭前申请了调查令，银行的开卡日期是2016年6月2日，在相隔一天的时候，这张卡就接收了张文斌的办事费用，同一日，又将费用转走。银行卡的开卡办理程序是需要现场人脸识别的，也就是在2016年6月2日，乌日斯格拉是前往银行办理的，且明知这个卡的用途就是用于接收本案办事费用的钱，这个卡没有其他的交易记录。同时，乌日斯格拉的身份证是在2018年8月16日进行了有效期的更新，通过与当地派出所了解，进行身份证的业务更新是需要当事人到场的。一审中，包双喜提供了乌日斯格拉尾号为0085的银行卡，向其进行了两笔汇款，分别是11万元、10万元，超过5万元以上的对外回款，如果本人不能到场办理，则需要代理人持开卡人的身份证原件才能完成，如果当时乌日斯格拉不在国内，是如何将身份证原件交到他人受理进行的款项交付，这些都能证明乌日斯格拉参与到本案的办事过程当中。张文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包双喜、乌日斯格拉共同返还所收取张文斌款项人民币67.4万元；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包双喜、乌日斯格拉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0月4日，张文斌借用案外人李某、祁某账户向包双喜转账56万元。2016年1月18日，张文斌向包双喜转账12万元。2016年6月3日，张文斌向乌日斯格拉账户转账12万元。2016年7月24日，张文斌向乌日斯格拉账户转账11万元。另，张文斌自述以现金方式给付包双喜培训费1.4万元。张文斌主张其与包双喜、乌日斯格拉形成委托合同关系，委托事项为为案外人王某1、乔某1、乔某2、韩某、刘某、张某、王某2七人安排工作。包双喜主张委托关系的相对人应为张文斌与斯琴毕力格，其仅为居间人，并提交包双喜、乌日斯格拉转款给斯琴毕力格的转账凭证，及张文斌与青海的《委托协议》予以证明。转账明细为：2015年10月27日，包双喜转账给斯琴毕力格81万元；2016年7月4日，乌日斯格拉转账给斯琴毕力格10万元；2016年1月20日，包双喜转账给斯琴毕力格9万元。包双喜自称上述转给斯琴毕力格的款项中，有67.4万元系张文斌办理工作费用。包双喜另收的25万元已于2018年7月28日、2018年8月5日分两次退还张文斌。《委托协议》主要内容为：“张文斌委托青海代为处理追偿‘张文斌与斯琴毕力格办事费用（张文斌交由斯琴毕力格办事费用，现因事项无继续办理可能，斯琴毕力格未退还张文斌任何数额费用）’”。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张文斌与包双喜、乌日斯格拉是否形成委托合同关系。庭审中，包双喜抗辩在本案所涉办理工作事宜中，其仅为居间介绍人身份。关于双方之间的关系，双方当事人各执一词，但是依据双方所提交现有证据，委托款项均由张文斌直接转账给包双喜、乌日斯格拉，包双喜主张基于信任其作为款项支付的中转站，但是依据其所提交的转账凭证，其转给斯琴毕力格的款项中，涉及张文斌指定人员的共计67.4万元。即张文斌转账给包双喜及乌日斯格拉的款项中，其中25万元并未给付斯琴毕力格。而包双喜、乌日斯格拉转账给斯琴毕力格的款项中，部分款项为非张文斌指定人员的其他人办理工作的费用。据此，一审法院认为，就案涉委托安排工作事宜，包双喜、乌日斯格拉具有收益行为，收付款项亦直接参与，其行为非居间行为，张文斌与包双喜、乌日斯格拉形成委托合同关系。包双喜、乌日斯格拉向斯琴毕力格转款及委托事宜系另外一个委托法律关系。至于包双喜用以证明张文斌与斯琴毕力格之间系委托关系的《委托协议》，该协议系张文斌与青海所签订，并非张文斌与斯琴毕力格就委托事宜所达成的一致意见，而委托追款行为亦不能直接推定张文斌与斯琴毕力格之间就案涉事项形成委托合同关系，故一审法院对于该份证据所证明的问题不予认定。张文斌通过支付金钱的方式委托包双喜、乌日斯格拉为案外人王某1、乔某1、乔某2、韩某、刘某、张某、王某2安排工作，因该委托的事项系为规避就业公平竞争原则，通过不正当方式达到安排工作的目的，干扰了国家正常的人事工作秩序，损害了国家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该合同属无效合同，无效合同自合同成立时即不具有法律效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基于无效合同所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包双喜于2018年退还25万元后，剩余67.4万元应当继续予以返还。故张文斌主张包双喜、乌日斯格拉返还67.4万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乌日斯格拉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也未向一审法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及相关证据，视为其放弃举证、质证及答辩等相关诉讼权利，乌日斯格拉应承担由此产生的不利法律后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包双喜、乌日斯格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共同返还张文斌人民币67.4万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有相关证据在案佐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八条、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款、第一百五十七条的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本案的基本事实是：包双喜、乌日斯格拉共同收取了张文斌支付的92.4万元，用处为帮助张文斌指定的相关人员办理工作，包双喜、乌日斯格拉共计留下25万元后将剩余款项67.4万元转付案外人斯琴毕力格。上述过程中，包双喜、乌日斯格拉从事的违反公平竞争的行为，已经严重违背了正常的社会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应依法认定为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故其基于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虽然包双喜、乌日斯格拉辩称其将上述款项转付给了案外人斯琴毕力格，但其二人与张文斌之间的款项收取行为已经完成，包双喜、乌日斯格拉是否向他人转付并不影响其二人因无效法律行为应承担的返还义务。关于乌日斯格拉是否承担返还义务的问题，张文斌提交的相关证据能够证明乌日斯格拉参与了涉案款项的收取和转付，故在无效民事法律行为的认定下，其作为收款人应承担相应的返还义务。综上所述，包双喜、乌日斯格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540元，由包双喜、乌日斯格拉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吴铁刚审判员 吴 芳审判员 卜 芳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一日书记员 马占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