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13民初6983号原告：刘海红，女，1974年5月1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北京市顺义区，住北京市顺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美春，北京天驰君泰（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薛茗，女，1955年8月1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河北省秦皇岛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住北京市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威圻，北京润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方哲，北京润朗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刘海红与被告薛茗债务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海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美春，被告薛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威圻、李方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海红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向原告清偿欠款200万元；2.被告向原告支付欠款利息(以20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标准，自2019年1月1日计算至被告实际支付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被告系朋友关系，2013年12月至2016年中旬期间，被告称其欲投资生产设备，分四次向原告累计借款人民币370万元，分别为2013年12月2日借款100万元；2014年1月20日借款100万元；2014年2月28日借款150万元；2016年中旬借款20万元。至2018年1月30日前，被告陆续清偿原告本金100万元，剩余借款270万元未清偿，并于2018年1月30日向原告签署欠条一张，承诺2018年底前清偿全部借款。至2019年5月前，被告又陆续清偿原告70万元，后经原告多次催要，被告未履行剩余借款清偿义务。截止到原告诉至人民法院时，被告尚拖欠原告借款200万元。请求法院依法判决。被告薛茗辩称：一、不认可原告的诉讼请求，其陈述与事实不符。双方系朋友关系，2013年底被告与原告商议共同投资某生产设备项目。被告承担项目的大部分出资，负责项目的具体推进事宜，原告仅需承担部分出资作为项目资金。先后于2013年12月2日、2016年中旬分别汇入项目公司账户100万元、20万元出资款，而非薛茗账户；2014年1月20日、2014年2月28日分别汇给被告100万元、150万元作为项目出资款。二、被告早已将原告支出的370万元返还给原告，被告与原告不存在任何债权债务关系。因投资项目经济效益低于预期，原告便向被告主张退还相应出资款。被告考虑到原告在项目运行过程中付出过一定心血，遂以个人名义将原告所出资金返还给原告。其中，2017年1月16日通过建设银行转给原告100万元，2017年3月14日通过建设银行转给原告270万元。三、2018年1月30日所签欠条系原告要求被告事后倒签的，原告在起诉状中也自认了该项事实。倒签的目的是为了规避共担项目损失的风险。2017年底因经营效益恶化，项目便停止了。因双方是一种合作关系，理应共担风险，共享收益，原告担心被告向其主张已返还的370万元，以弥补项目失败的损失，所以在被告将全部款项返还后，要求被告签订欠条，试图将合作关系变为借贷关系，以规避被告向其主张共担损失的风险。被告念及原告过往的信誉才签订该欠条。四、欠条的具体内容也证明原告转款的性质为项目投资而非民间借贷。欠条载明“刘海红投资设备(小生产线)贰佰柒拾万尚未还”，此证明原告所转款项是用于项目建设的投资，而非对被告的个人借贷。且欠条落款处载明“薛茗负责处理”，证明薛茗仅仅是代为处理项目事宜，不应理解为被告与原告间的借贷关系。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被告与原告不存在借贷关系。因此，请求法院依法裁判，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如下事实：刘海红分别于2013年12月2日通过刘福山（刘海红之弟）账户向薛茗账户转账100万元，于2014年1月20日向薛茗账户转账100万元，于2014年2月28日向薛茗账户转账150万元，于2016年3月22日向薛茗账户转账20万元，共计370万元。刘海红称上述370万元是薛茗从其处的借款，后薛茗已陆续偿还了100万元，2018年双方进行对账，薛茗针对未还的270万元向其出具《欠条》。《欠条》内容为：“刘海红投资设备（小生产线）贰佰柒拾万尚未还（2700000元）库房因设备安装进行改造肆拾伍万元（450000元）尚未支付，共计叁佰壹拾伍万元（3150000元）。上述欠款预计2018年底前全部归还。欠条经手人：薛茗负责处理。2018年1月30日。”薛茗认可从刘海红处收到了370万元，也认可《欠条》的真实性，称当时自己以股东身份邀请刘海红投资设备，刘海红转账的370万元也均用于北京德重节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重公司）购买生产设备，后因经营不善导致亏损，刘海红提出想要回一部分投资款的利息，迫于威胁恐吓，其给刘海红出具了《欠条》，该《欠条》写的也是投资设备款，不是借款，且投资设备款都已返还给了刘海红。为证明已将370万元全部返还给了刘海红，薛茗提交了中国建设银行转账凭条、中国工商银行个人业务凭证、中国农业银行客户回执等。上述银行转账凭证显示，薛茗2017年1月16日转账给刘海红100万元，2017年3月14日转账给刘海红270万元，另，薛茗分别于2014年7月17日转账给刘海红40万元、2014年10月17日转账给刘海红100万元、2015年4月30日转账给刘海红20万元、2015年10月10日转账给刘海红10万元、2016年1月31日转账给刘海红15万元、2016年6月21日转账给刘海红100万元、2016年6月22日转账给刘海红20万元、2018年7月19日转账给刘海红10万元、2018年8月8日转账给刘海红20万元、2019年2月3日转账给刘海红4万元、2019年2月5日转账给刘海红16万元、2019年4月30日转账给刘海红20万元，上述金额共计745万元。薛茗称与刘海红之间还有买卖关系、房屋租赁关系，转账刘海红的款项分别对应哪部分业务没有具体说明，但刘海红投资的370万元都已经向其返还。刘海红认可与薛茗之间还存在家具买卖关系，认可截至2019年4月30日，薛茗共给其转款745万，一开始未明确这些转账都是何款项，但双方在2018年6月30日进行了对账，确认薛茗已经支付家具款四百九十余万元，返还投资款一百万元，尚欠投资款二百七十万元未返还，另外八十余万元是刘海红在薛茗改造厂房过程中垫付的款项。为证明薛茗向其转账的款项中有四百九十余万元为家具款，刘海红提交了薛茗从其处购买家具的清单。家具清单包括五部分：第一部分标注有“第一项”的家具清单共16页，部分家具标注有对勾，最后一页写有“注：共计16页，大小63件，按人民币壹佰柒拾万元结算，收到人：薛茗。2013年12月10日”；第二部分标注有“第二项”，内容为“壹佰零肆万贰仟柒佰元，1042700元刘海红家具37套”，共1页；第三部分标注有“第三项A1-15页（拉邢台√）”，共计15页，部分家具标注有对勾；第四部分标注有“A1-6页第四项”共计6页，家具处分别标注有“已送邢台”、“已送田各庄”、“已送四合院”、“准备送四合院”、“已送公司”、“准备送公司”等标注；第五部分共10页，首页写有“1-9页4页：5.18万（5套），5页：2.79万（5套），6页20.34万（5套），合计：28.31万”，家具清单共计9页，家具处有打勾或圆圈，其中第1页写有“注：√拉走，〇留下”。刘海红称上述家具清单中打钩和打圈都是薛茗要购买，只是目的地不一样。薛茗认可家具清单中手写部分为其本人所写，但只有170万元部分有其签字，其他的家具都没有交付。薛茗称因与刘海红长期合作，会帮刘海红介绍客户购买家具，标注“拉走”就是让刘海红带走，因为没人要，“留下”就是可能会成交。经本院询问，刘海红表示因与薛茗相熟，双方之间的家具买卖没有出具过收据或合同，通常是双方在家具清单上做标注，但双方在2018年对账时，已就双方之间的合作和交易往来进行了梳理，最终确定薛茗应退还其270万元投资款以及部分垫付款，并由薛茗出具了《欠条》。对于《欠条》中所写的“薛茗负责处理”是何意思，薛茗称由其负责推进公司偿还刘海红投资设备款产生的利息，因为自己是公司法定代表人，如果公司到期不偿还，其就用自己的钱偿还，其实际也是这样做的。刘海红不认可薛茗的上述意见，称欠条载明的款项就是投资款而非利息，而“薛茗负责处理”的意思就是薛茗个人承担欠款清偿义务，且欠条出具后薛茗也是用其个人账户在偿还。为证明受到威胁恐吓，薛茗提交了刘海红在2019年5月6日向其发送的短信。短信有如下内容：“您现在在哪儿，在海口哪儿？我去找您”、“今天晚上我见到你”、“我海口有人”、“见到你就成，否则明天我就拆你家”等。刘海红认可短信真实性，主张短信内容不存在威胁恐吓，且时间为《欠条》签署一年之后，不能证明薛茗出具《欠条》时受到威胁。审理中，为证明刘海红转账的370万元用于购买设备，薛茗提交了中国建设银行转账凭证、《专用设备设计制造合同及技术协议》、《非标设备加工合同及技术协议》、《系统设计与加工合同及技术协议》（以下均简称《合同及技术协议》）以及中国工商银行转账凭证。中国建设银行建转账凭证显示薛茗曾于2017年1月9日、2017年2月2日分别向德重公司转账460万元、500万元，薛茗称其中包含刘海红提供的370万元；上述协议显示2015年6月至2015年8月德重公司与多个公司签订了买卖合同约定购买设备；中国工商银行转账凭证显示2015年8月、9月期间德重公司支付了多笔设备款。刘海红不认可薛茗提交上述证据的证明目及关联性，称截至2014年2月28日，刘海红已经向薛茗转账350万元，薛茗提交的其向德重公司的转账记录发生在2017年，从时间上看与刘海红的转账无关，从用途上看也仅是薛茗向公司转账，不能证明将刘海红支付的款项用于购买设备款，且薛茗是否将刘海红支付的款项用于购买设备不是本案审理焦点，与薛茗是否应当返还欠款无关。刘海红也无法核实德重公司是否真的签署过设备购买合同、是否真的支付了设备款，除了另案审理的双方租赁合同纠纷涉及的设备外，刘海红也没有见过其他设备。另，刘海红提起本案诉讼时的案由为民间借贷纠纷，本案审理过程中，本院询问刘海红是否坚持主张本案中与薛茗之间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刘海红表示无论本案属于何种法律关系，薛茗出具欠条就应当偿还欠款，具体何种法律关系由法院认定，如果法院将本案案由变更为债务纠纷，则诉讼请求中的借款均变更为欠款。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欠条》、转账凭证、家具清单、短信、《合同及技术协议》、庭审笔录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根据双方陈述及《欠条》载明内容可知，刘海红在2016年3月22日之前转账给薛茗的370万元并非借款而是投资款，双方并非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现刘海红依据《欠条》要求薛茗还款，本院依职权变更本案案由为债务纠纷。本案中，薛茗虽主张《欠条》是在受到刘海红胁迫的情况下所写，但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本院不予采纳。薛茗虽主张已将《欠条》中约定的270万元投资款全部返还，但提交的还款记录均发生在《欠条》出具之前，且无法合理解释为何在《欠条》出具之后仍转账给刘海红70万元，故本院对薛茗的抗辩意见不予采信。根据刘海红提交的家具清单及双方陈述，薛茗与刘海红之间尚有其他经济往来。除了薛茗转账给刘海红的70万元发生在《欠条》出具之后，其他资金往来均发生在《欠条》出具之前，本院认为，薛茗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之前向刘海红的转款是偿还《欠条》约定的投资款。鉴于刘海红自认薛茗在出具《欠条》后向其转账的70万元是偿还投资款，且薛茗表示返还投资款由其负责，故薛茗仍应返还刘海红投资款200万元。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根据《欠条》内容，薛茗仅表示预计于2018年底前将投资款返还完毕，属于对还款期限约定不明确。结合欠款的性质及本案实际情况，本院确定薛茗应偿还欠款的时间为明确拒绝还款之日即2020年6月9日作出答辩意见之日。刘海红要求薛茗返还剩余投资款200万元，本院予以支持。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因薛茗拒绝还款，现刘海红要求薛茗支付利息损失，具有法律依据。因《欠条》未约定逾期还款的损失计算标准，故刘海红主张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自2019年1月1日起计算利息，依据不足。本院依法将利息起算时间调整为2020年6月9日，将利息的计算标准调整为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一百零七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薛茗偿还原告刘海红欠款20000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执行；二、被告薛茗支付原告刘海红欠款利息(以2000000元为基数，自2020年6月9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执行；三、驳回原告刘海红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400元，由被告薛茗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张 锐二〇二〇年九月九日书记员 崔东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