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云0103行初87号原告：江西省煤炭集团云南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曲靖市园林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300555148156U。法定代表人:黎振华，总经理。委托代理人：于飞、黄丽，系贵州听君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云南省自然资源厅。。住所地：昆明市北京路**法定代表人：刘佳晨，厅长。委托代理人：张小兵，特别授权代理。委托代理人：罗薇，系云南瑞阳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第三人：云南恒达华星矿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昆明市盘龙区金实小区华夏园太阳城****iv>法定代表人：林碧英，系总经理。委托代理人：傅斌、万渝，系云南直度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第三人：江煤贵州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贵州省。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金阳南路**贵阳世纪城**团1,2,3,4,************div styl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法定代表人：付贵平，系总经理。委托代理人：张传扬、徐伏良，系江煤贵州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法务部法务，一般授权代理。原告江西省煤炭集团云南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诉被告云南省自然资源厅、第三人云南恒达华星矿业有限公司、第三人江煤贵州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其他行政管理行政许可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22日受理后，依法向被告云南省自然资源厅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被告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在法定期限内提交了答辩状及证据，本院适用普通程序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6月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江西省煤炭集团云南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于飞、黄丽，被告云南省自然资源厅的委托代理人张小兵、罗薇，第三人云南恒达华星矿业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万渝，第三人江煤贵州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传扬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2008年12月29日，被告向云南恒达华星矿业有限公司颁发了云南省富源县顺通煤矿《探矿权证》（证号为T53120081201020977），勘察单位：江西煤田地质局223队，有效期2008年12月29日至2010年12月29日。2009年7月由江西煤田地质局223队出具《顺通煤矿勘探报告》，2009年12月30日被告通过《云南省富源县顺通煤矿勘探报告书》评审意见书（云国土资矿评储字[2009]243号），2010年2月11日被告出具《云南省富源县顺通煤矿勘探报告》矿产、资源备案证明（云国土资储备字[2010]35号），备案证明确定的顺通煤矿资源总量为6962万吨。基于对前述行政许可及备案登记之信任，2010年5月7日，江西省煤炭集团公司与云南广丰矿业有限公司、云南恒达华星矿业有限公司、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永灿经营签订了关于江西省煤炭集团云南矿业有限公司的《出资人协议》。约定各方同意通过资源、资本、技术的有机结合，共同出资组建合资公司，开发云南省富源县顺通煤矿、云南省罗平县红丫口煤矿、云南省师宗县永乐顺煤矿、云南省罗平县永思安煤矿、云南省富源县营上镇平稳煤矿煤炭资源。合资公司名称为江西省煤炭集团云南矿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1亿元，江煤集团占51%，广丰公司占9%，恒达华星公司占34%，永灿经营部占6%。江煤集团以货币5100万元出资；广丰公司以拥有的红丫口煤矿勘探权作价出资900万元；恒达华星公司以其拥有的顺通煤矿探矿权作价出资3400万元；永灿经营部以其拥有的永乐顺煤矿精查探矿权、永思安煤矿探矿权作价600万元出资。协议各方同意，广丰公司、恒达华星公司、永灿经营部拥有的探矿权聘请具有资质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并以评估为依据，协商作价，由各方共同签署《探矿权出资作价协议》。2月10日，山连山公司根据委托人丰龙公司的委托出具了山连山矿权评报字（2009）128号、129号、130号、133号评估报告。结论为：红丫口煤矿勘探探矿权于评估基准日2009年11月30日所表现的评估价值为人民币2179.89万元；永乐顺煤矿精查探矿权评估基准日2009年11月30日所表现的评估价值为人民币1155.69万元；永思安煤矿探矿权于评估基准日2009年11月30日所表现的评估价值为人民375.82万元；顺通煤矿勘探探矿权于评估基准日2000年11月30日所表现的评估价值为人民币8848.32万元。2010年5月7日，江煤集团作为甲方与广丰公司（乙方）、恒达华星公司（丙方）、永灿经营部（丁方）签订了《探矿权出资作价协议》。各方确认前述山连山公司对案涉拟出资探矿权的评估结果，并对拟出资的探矿权作价如下：乙方拥有的红丫口煤矿探矿权协商作价1965万元，股权出资900万元，占注册资本9%；丙方拥有顺通煤矿探矿权协商作价7508万元，股权出资作价3400万元，占注册资本34%；丁方拥有的永乐顺煤矿、永思安煤矿探矿权协商作价1045万元、339万元，股权出资作价共600万元占注册资本6%。2010年5月，原告公司章程中记载：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0万元，江煤集团认缴出资额5100万元，占比51%；广丰公司探矿权作价出资，认缴出资额900万元，持股比例为9%；恒达华星公司探矿权作价出资，认缴出资额3400万元，占比34%；永灿经营部探矿权作价出资，认缴出资额600万元，占比6%。以上合计认缴出资额10000万元。2011年2月1日，原告公司各股东通过股东会决议，一致确认，原告公司注册资本增加到22157万元人民币，其中：江煤集团认缴出资额11300万元，占比51%，出资方式为货币；广丰公司认缴出资额1965万元，占比8.87%；恒达华星公司认缴出资额7508万元，占比33.88%；永灿经营部认缴出资额1384万元，占比6.25%，广丰公司、恒达华星公司、永灿经营部出资方式均为探矿权。2011年3月2日，云南省矿业权交易中心出具的云南省矿业权交易鉴证书云矿交探转鉴证（2011)38号记载：恒达华星公司将顺通煤矿精查项目探矿权以3400万元转让给原告。2011年10月26日，恒达华星公司与福建双林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恒达华星公司将其持有原告公司33.88%的股份按出资额7508万元转让给双林公司。2011年10月20日，广丰公司与双林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广丰公司将其持有原告公司8.87%的股份按出资额1965万元转让给双林公司，2011年10月26日，永灿经营部与双林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永灿经营部将其持有原告公司6.25%的股份按出资额384万元转让给双林公司。2012年3月26日，江煤集团公司发出《关于无偿划转江西省煤炭集团云南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通知》，决定以2012年1月1日为基准日，将江煤集团所持有原告51%的股权，无偿划转给江西省煤炭集团贵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持有。江煤云南公司在受让探矿权后发现转让方探矿权地质资料虚假。2015年9月24日，江西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向云南省曲靖市人民检察院发函请求依法保护国有资产合法权益，避免国有资产流失。2017年7月曲靖市人民检察院向江西煤田地质局223队函询，223队在《关于对曲靖市人民检察院调查函的回复》中关于《云南省富源县顺通煤矿勘探报告书》编制说明，顺通煤矿勘探报告18个钻孔，只打了5个钻孔，其他13个钻孔是在业主方（恒达华星公司）的授意及江西煤田地质局的主要领导指示下编制的，该报告的资源量是在这个基础上估算出来的，因此，在没有钻孔控制的区段可能会出现没有煤的情况。2017年9月27日，云南省曲靖市人民检察院向原告发出曲检民(行）行政违监（2017）53030000号《检察建议书》认定原告公司股东双林公司以虚假地质资料获取探矿权，并以该探矿权作价出资成为国有控股公司股东，损害了国家利益。恒达华星公司持有的顺通煤矿探矿权、广丰公司持有的红丫口煤矿探矿杈、永灿经营部持有的永乐顺煤矿和永思安煤矿的探矿权在评估作价时地质资料虚假，山连山公司基于虚假地质资料作出的价值评估报告没有参考价值，且不能作为产权交易、投资、融资使用，而经实际开采，也无利用价值，造成了国有资产损失。恒达华星公司在被告进行了储量评审及备案，备案证明确定的顺通煤矿资源总量达6962万吨，这说明业主方采取虚构地质资料的手段骗取储量评审、备案、延续及矿权转让许可。根据《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五条和《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五条及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应当依法撤销。2019年4月24日，江煤贵州公司作为云南矿业公司的国有股东，向被告申请撤销前述行政许可及备案登记。2019年8月15日，被告作出云自然资矿管497号文件，驳回原告之申请错误。为维护法律公正，为保护国有企业合法权益，依法起诉至法院请求：一、依法责令撤销云南省自然资源厅2019年8月15日作出的云自然资矿管（2019）497号文件；二、依法责令被告撤销云南省富源县顺通煤矿《探矿权证》(证号：T53120081201020977）、以及该探矿证的所有延续许可;三、依法责令被告撤销云国土资矿评储字（2009)243号评审意见书；四、依法责令被告撤销云国土资矿储备字（2010)35号矿产资源备案证明；五、依法责令被告撤销云矿交探转鉴证（2011)38号矿业权交易签证书；六、依法判令本案评估鉴定费、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被告辩称：一、原告的主体资格不合法，被告所作答复系针对第三人江煤贵州公司答复，非针对原告。答辩人于2019年8月15日作出《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回复江煤贵州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撤销罗平县红丫口煤矿等四个探矿权延续、转让等行政许可的意见》（云自然资产矿管[2019]497号）不属于行政诉诉法的受案范围。江煤贵州集团有限公司于2019年4月29日向答辩人提交了《关于撤销云南省富源县顺通煤矿探矿权延续、储量评审、备案及转让行政许可的请示》，答辩人在调查清楚相关情况的基础上，作出了云自然资产矿管[2019]497号的答复意见，该意见系答辩人对江煤贵州矿业集团就云南省富源县顺通煤矿探矿权基本情况，办理探矿权延续、转让等有关政策规定，关于申请撤销相关行政许可的意见的等内容所作出的回复，未对原告的权利和义务产生影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二条规定，该回复意见不属于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二、案涉的云南省富源县顺通煤矿《探矿权证》已过有限期，不存在可撤销权利。云南省富源县顺通煤矿《探矿权证》有限期截止到2018年4月18日，原告在规定期限内未办理延续，现该《探矿权证》已过有限期，不存在可撤销的权利。答辩人对云南省富源县顺通煤矿颁发、变更《探矿权证》登记合法。（一）云南恒达华星矿业有限公司于2005年5月18日申请在先的方式获得云南省富源县顺通煤矿探矿权（首次证号：5300000510520），勘查区块面积5.91平方千米。（二）答辩人办理转让变更《探矿权证》程序合法。根据《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53号）第三条“除按照下列规定可以转让外，探矿权、采矿权不得转让：（一）探矿权人有权在划定的勘查作业区内进行规定的勘查作业，有权优先取得勘查作业区内矿产自愿的采矿权。探矿权人在完成规定的最低勘查投入后，经依法批准，可以将探矿权转让他人。（二）已经取得采矿权的矿山企业，因企业合并、分立，与他人合资、合作经营，或者因企业资产出售以及有其他变更企业资产产权的情形，需要变更采矿权主体的，经依法批准，可以将采矿权转让他人采矿”、第五条“转让探矿权，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自颁发勘查许可证之日起满2年，或者在勘查作业区内发现可供进一步勘查或者开采的矿产资源；（二）完成规定的最低勘查投入；（三）探矿权属无争议；（四）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已经缴纳探矿权使用费、探矿权价款；（五）国务院地质矿产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条件”及《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探矿权采矿权管理颁发等3个文件的通知》第十七条“探矿权转让人、受让人应当向省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提交下列材料，办理转让手续：（一）转让申请书；（二）转让人与受让人签订的转让合同；（三）受让人资质条件的证明文件；（四）矿产资源勘查情况的报告；（五）登记管理机关要求提出的其他材料”的规定，答辩人（原云南省国土资源厅）根据云南恒达华星矿业有限公司和原告于2011年1月7日共同提交的申请及材料真实性承诺，对云南省富源县顺通煤矿探矿权流转条件、主体、受让人、程序以及方式等进行形式审查后，于2011年3月2日依法作出的《探矿权转让审批通知书》（滇探转[2011]38号）、《云南省矿业交易鉴证书》（云矿交探转鉴证[2011]38号），2011年3月16日办理转让变更登记的行为合法。（三）答辩人为云南省富源县顺通煤矿《探矿权证》办理延续登记合法。该探矿权在变更前，分别于2006年8月16日、2007年9月17日、2008年12月29日分别办理了3次延续登记，变更后分别于2013年8月12日、2016年4月18日办理了延续登记，有效期至2018年4月18日。根据《云南省探矿权采矿权管理办法》（云政发[2008]241号）第十九条“探矿权人申请延续登记应当提交以下材料：（一）延续申请登记书；（二）年检报告；（三）原颁发的勘查许可证”的规定，答辩人办理《探矿权证》延续登记合法。（四）答辩人对办理《探矿权证》转让、变更及延续登记形式审查，权利人对真实性负有效承诺责任。根据《国土资源部关于探矿权、采矿权申请资料实行垫资文档申报的公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公告2007年第12号）第三条“申请人要对提交的电子文档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当纸质文档与电子文档不一致时，退回申请人修改后重新申报”及《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加强矿业权申请资料真实性审查的通知》（云国土资矿[2010]66号）明确了“实行申请人申报资料承诺制。承诺人对报送云南省国土资源厅的资料做出承诺，即保证送审资料真实、客观、无伪造、编造、篡改和隐瞒等虚假内容，否则，后果由承诺人自行承担”的规定，原告与原探矿权证持有人在办理转让变更登记以及后续的延续登记中，均做出了“对提供资料的合法性、真实性和有效性负责”的承诺，答辩人也是据此办理的相关登记。三、答辩人已就撤销云南省富源县顺通煤矿地质报告评审意见及备案证明积极开展工作。根据江煤贵州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向答辩人提交的《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回复江煤贵州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撤销罗平县红丫口煤矿等四个探矿权延续、转让等行政许可的意见》（云自然资产矿管[2019]497号），答辩人于2019年11月18日以《关于说明及其他地质资料真实性的函》（云自然资函[2019]343号）函询二二三地质队，请二二三地质队认真核查并如实说明情况。二二三地质队于2019年11月26日以《关于回复的函》函复答辩人，《云南省富源县顺通煤矿勘探报告》中参与资源储量估算的18个钻孔中有5个钻孔钻探工作量地质资料是真实的，其它13个钻孔资料不是实际施工所获地质资料，以此资料编制的《云南省富源县顺通煤矿勘探报告》依据不足，不能保证勘探报告的真实性。据此，根据《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印发的通知》第二十一条“矿业权人或者地质勘查单位编制虚假矿产资源储量报告、骗取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权限撤销其评审备案证明......”的规定，答辩人拟撤销《关于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和评审意见书。目前此项工作正按程序推进。四、原告所诉事项应属于民商事行为，可依法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救济。探矿权作为财产权的一项本质特征是可转让性，原告通过签订《出资协议》或《转让合同》同意将云南省富源县顺通煤矿探矿权作价出资登记至自己名下。虽然答辩人需就转让行为审查批准，但是作价出资的行为以及合同签订与成立均属于双方合意进行的民商事行为，应当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救济。若认为出资存在欺诈已损害国家利益的，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判定上述《出资协议》或《转让合同》无效，并据此要求赔偿损失。综上所述，答辩人在办理云南省富源县顺通煤矿探矿权颁发、转让变更及延期时，按规定进行了形式审查，行为合法，无可撤销事由，对于依据虚假资料进行备案的意见书及备案证明，也在积极按程序进行撤销，且原告所诉事项应为民商事行为，建议驳回原告的全部所诉请求。第三人云南恒达华星矿业有限公司辩称：一、原告主体不适合，应当依法驳回其起诉。被告于2019年8月15日作出的《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回复江煤贵州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撤销罗平县红丫口煤矿等四个探矿权延续、转让等行政许可的意见》（云自然资产矿管[2019]497号）文件的申请主体为：江煤贵州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并非本案的江西省煤炭集团云南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煤云南矿业公司”）。故原告不具备申请撤销该497号文件的主体资格。原告要求撤销的云南省富源县顺通煤矿《探矿权证》（证号：T53120081201020977）以及该探矿权证的所有延续许可。该探矿权证系答辩人于2011年3月16日通过协议方式转让变更至原告名下，该探矿权系答辩人于2005年5月18日以申请在先的方式获得，该具体行政行为发生在被告与答辩人之间，且2005年5月时原告尚未登记注册成立，该探矿权证的申请并不会对原告造成任何影响。故依照《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以及第四十九条规定，原告不具备申请撤销2011年3月16日之前的被告对该探矿权做出的任何行政许可的主体资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法应当驳回原告的起诉。二、原告起诉已经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依法应当驳回其起诉。原告诉请要求撤销云矿交探转鉴证（2011）38号矿业权交易鉴证书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该交易鉴证书是2011年3月2日作出的。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原告方作为该交易鉴证书中本次探矿权转让交易行为的受让方，在2011年3月2日就知晓本次交易行为，若原告方有异议，应当自2011年3月2日起的六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现原告方在2019年11月8日才提起行政诉讼，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应当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三、被告实施的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有效。原告诉讼了三种具体行政行为，分别为富源县顺通煤矿的探矿权的申请、探矿权的延续，以及该探矿权的转让。对于探矿权的申请，系答辩人于2005年5月18日以申请在先的方式获得，答辩人的申请手续合法有效。且申请探矿权证时，还不存在勘探的行为，也不存在地质报告。对于探矿权的延续，2011年3月16日探矿权转让前的延续手续系答辩人向被告申请并获得批准延续。依据《云南省探矿权采矿权管理办法》第十九条：探矿权人申请延续登记应当提交以下材料：（一）延续申请登记书；（二）年检报告；（三）原颁发的勘查许可证。答辩人向被告提交了上述相关办理探矿权延续所需资料，被告经审查后同意予以延续，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符合法律规定、程序也合法。根据《行政许可法》第五十条：被许可人需要延续依法取得的行政许可的有效期的，应当在该行政许可有效期届满三十日前向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行政机关提出申请。2011年3月16日，原告通过协议方式受让涉案探矿权证后向被告申请进行延续，但根据被告查明的事实：涉案探矿权证经多次延续后已经于2018年4月18日到期。因该探矿权目前已经到期，根据《行政许可法》的规定，到期未提出申请的，该行政许可到期后消灭。故涉案探矿权因到期后自动消灭，不具备撤销的基础。对于探矿权的转让，原告与答辩人之间的转让行为，经过最高人民法院做出的（2019）最高法民终1391号的民事判决书中认定答辩人以涉案探矿权的出资行为合法有效。同时，依据《云南省探矿权采矿权管理办法》第十五条：符合下列条件的探矿权人，可以通过招标、拍卖、挂牌或者协议等有偿方式在矿业权交易机构转让探矿权：（一）自颁发勘查许可证之日起满2年，或者在勘查作业区内发现可供进一步勘查或者开采的矿产资源；（二）完成规定的最低勘查投入；（三）探矿权属无争议；（四）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已经缴纳探矿权使用费、探矿权价款。地质报告并非探矿权转让。地质报告并非探矿权转让所需的必要资料资料办理涉案探矿权的转让手续合法有效。综上所述，原告方不具备也并非497号文件的行政相对人，也并非2011年3月16日探矿权转让前的探矿证权利人及延续申请人，其不具备撤销上述行政行为的主体资格。原告在2011年3月2日就知晓本次转让交易行为，若原告方有异议，应当自2011年3月2日起的六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现原告方在2019年11月8日才提起行政诉讼，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第二款的规定，依法应当驳回原告的起诉。第三人江煤贵州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辩称：一、代理人认为被告于2019年8月15日作出的《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回复江煤贵州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撤销罗平县红丫口煤矿等四个探矿权延续、转让等行政许可的意见》（云自然资矿管(2019)497号）属于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代理人作为本案的利害关系人于2019年4月29日向被告提交了《关于撤销云南省富源县顺通煤矿探矿权延续、储量评审、备案及转让行政许可的请示》，被告以（云自然资矿[2019]497号）作了答复，在关于申请撤销相关行政许可的意见作回复时，明确回复探矿权延续无法撤销；储量评审、备案不是转让的必要材料；转让审批程序合法即不予撤销。被告认为回复意见未对原告的权利义务产生影响，属于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问题恰恰相反，第三人江煤贵州公司之所以请求撤销相关行政许可，是因为这些行政许可对原告及第三人的权利义务产生了重大影响。因为本案其他第三人云南恒达华星有限公司提供给被告的资料，认定为虚假资源储量报告的《云南省富源县顺通煤矿勘探报告》而获取了的行政许可，不当地增加了其自身的利益（探矿权对价虚高），使得原告及第三人在探矿权转让过程中基于对被告行政许可的公示公信的信赖，利益受到重大损失。不予撤销即违反了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六款的规定：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或者不予答复的，因此本案属于行政诉讼范围。被告2020年撤销了顺通煤矿储量评审备案证明，即反证被告出具（云自然资矿管[2019]497号）文为行政行为。二、关于诉讼主体资格原告委托第三人向被告请求撤销相关行政许可，被告以（云自然资矿管[2019]497号回复第三人，且回复内容大部分直接针对原告，因此本案原告有诉讼主体资格。三、关于诉讼时效，因原告及第三人江煤贵州公司于2019年4月29日向被告提交了《关于撤销云南省富源县顺通煤矿探矿权延续、储量评审、备案及转让行政许可的请示》（江贵办文[2019]162号），被告于2019年8月15日以（云自然资矿管[2019]497号）作了答复，代理人认为该答复构成被告拒绝作为的证据，该答复未告知起诉期限，原告于2019年11月23日行政诉讼立案，在法律规定的时间范围内起诉符合法律规定，且骗取的行政许可一直处于违法状态，即诉讼时效一直存在。四、案涉的云南省顺通煤矿《探矿权证》延续行政许可，不因《探矿权证》是否已经过期，就断定不存在可撤销的行政许可，被告（云自然资矿管[2019]497号）回复意见认为，根据《云南省探矿权采矿权管理办法》（云政发[2008]241号）文件第十八条“探矿权人申请延续登记，应当符合以下条件：已按勘查设计组织施工，各类实物工作量完成70%以上；”被告以（云自然资公告[2020]1号）公告撤销《云南省富源县顺通煤矿勘探报告》储量评审意见书及备案证明，该勘探报告为2009年11月由勘查单位江西煤田地质局223队编制，被告追溯认定为伪造编造钻孔地质资料，经查实为虚假资源储量报告，后办理了转让变更、延续登记。”即不符合延续登记的虚假资源储量地质报告资料，被告以此办理了矿权延续登记，虽巳过有效期，但此延续登记产生了公示公信力，使得第三人之母公司原江西省煤炭集团公司与第三人恒达华星公司签订出资合作协议，原告与第三人云南恒达华星公司签订探矿权转让协议，被告办理了保留登记，2011年办理了转让变更、延续登记”，这些行政行为应当予以撤销，而不是只认定巳过有限期，不存在可撤销的行政许可，因第三人恒达华星公司虚假承诺，应撤销当时的延续登记。五、被告对云南省富源县顺通煤矿变更《探矿权证》登记不合法，应予撤销。被告办理转让变更《探矿权证》程序不合法，根据《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五条“转让探矿权，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二）完成规定的最低投入”，被告认定《云南省富源县顺通煤矿勘探报告》为虚假资源储量报告，达不到完成规定的最低投入。又根据《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探矿权采矿权管理办法等3个文件的通知》第十七条“探矿权转让人、受让人应当向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提交下列材料，办理转让手续：（四）矿产资源勘查情况的报告；（五）登记管理机关要求提交的其他材料”。第三人云南恒达华星有限公司提交了被告否定的《云南省富源县顺通煤矿勘探报告》。又据《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加强矿业权申请资料真实性审查的通知》（云国土资矿[2010]66号）明确了“实行申请人申报资料承诺制。承诺人对报送云南省国土资源厅的资料做出承诺，即保证送审资料真实、客观、无伪造、编造、篡改和隐瞒等虚假内容，否则，后果由承诺人自行承担“的规定，第三人云南恒达华星有限公司提供了真实性承诺，提供了承诺书，现承诺的主要资料《云南省富源县顺通煤矿勘探报告》被告认定为伪造编造钻孔资料，为虚假资源储量报告，应当根据《行政许可法》69条第四款、第五款的规定撤销被告出具的矿业权交易鉴证书（云矿交探转鉴证[2011]38号），探矿权转让审批通知书（滇探转[2011]38号），否则，“后果由承诺人自行承担”有何意义？只有撤销该撤销的行政许可，才能让虚假承诺人承担应有的后果。原告所诉事项为行政行为与民商事相结合的行为，非解决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无法解决民商事问题。原告与第三人云南恒达华星有限公司签订的《矿业权出资合作合同》属于被告审批生效的合同，审批属于行政许可，现在出现了不能审批的事项，应当撤销探矿权转让审批事项，使得《矿业权出资合作合同》不生效，为原告解决与第三人恒达华星公司的出资纠纷铲除障碍。六、被告以对顺通煤矿探矿权延期、转让变更只作形式审查为由，无可撤销事由，未按照《行政诉讼法》第65条、69条的规定行使职权在答辩人向被告提交了《关于撤销云南省富源县顺通煤矿探矿权延续、储量评审、备案及转让行政许可的请示》，被告以文件撤销了储量评审、备案证明，第三人表示感谢，但对探矿权延续及转让的行政许可以只作形式审查，不予撤销，代理人认为被告违背了《行政诉讼法》第65条、69条的规定，使得第三人云南恒达华星有限公司对被告的承诺毫无意义，虚假承诺不须承担任何责任，并利用了被告行政许可的公示公信力损害了原告及第三人的利益，被告在作探矿权延续及转让变更的行政许可时，依据的是当时的资料及提供资料的真实性承诺，一旦真实性承诺被推翻，所依据的行政行为也应当被撤销，这才能体现行政机关有错必究的态度。被告提交以下证据，证明其行政行为合法性：第一组证据：《关于撤销云南省富源县顺通煤矿探矿权延续、储量评审、备案及转让行政许可的请示》（江贵办文[2019]162号）、《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回复江煤贵州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撤销罗平县红丫口煤矿等四个探矿权延续、转让等行政许可的意见》（云自然资矿管[2019]497号）。证明：被告根据原告提出的请示，所出的《意见》为回复，并非行政行为，对原告无权利和义务的影响，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诉法》的受案范围。第二组证据：云南省富源县顺通煤矿原《探矿权证》持有人云南恒达华星矿业有限公司于2011年1月21日办理矿业权保留时，提交的《报件委托书》及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探矿权人已就提交材料的真实性做出承诺。第三组证据：矿业权出资合作合同、关于“云南省富源县顺通煤矿精查”项目矿业权合作补充协议、地质资料汇交凭证、原告、地质资料汇交凭证有限公司于2011年1月21日办理矿业权变更时，提交的《报件委托书》、资料真实性承诺书及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探矿权转让审批通知书（滇探转[2011]38号）、云南省矿业权交易鉴证书（云矿交探转鉴证）[2011]38号、原告在云南省富源县顺通煤矿《探矿权证》登记到其名下后，于2012年12月18日申请办理延续登记时提交的《资料真实性承诺书》。证明：被告依申请作出《探矿权证》转让、变更登记合法。被告对该《探矿权证》进行延续合法。原告要申请的诉讼超过诉讼时效。原告主体资格存疑。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其第一组证据的三性皆认可。对于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对于其回复内容的合法性不认可。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是对于这组证据，内容的合法性不认可。对其证明目的不认可，其证明目的通过该组证据无外乎想证明几个证明目的。第一，原告所申请的撤销行为不属于具体行政行为应当属于民事行为，应当通过民事案件予以解决。其二证明目的所有交付的资料，只要交付人认可真实，即承担不真实的一些后果。其三证明目的是被告认为其对资料的审查系形式审查，非实质审查。其四证明目的是交易行为，交易许可行为，即交易行为，也属于民事行为，不属于行政行为。其五证明目的是本案超过诉讼时效，这几个证明目的依法皆不成立，对此作出一一反驳。第一、其认为对于探矿权的设立延续变更甚至撤销的行为，不属于具体行政行为，属于民事行为，依法错误不能成立。具体理由如下，按照矿产资源法等相关法律规定，矿产资源属于国有财产，政府行使国家对自然矿产资源的所有权。国家要保护矿产资源的合理合法的开发。云南省国土资源厅是云南省最高级别的矿产资源等交易许可管理机关，其有义务也有权利加强对探矿权设立变更交易的管理，保护探矿权的探矿权人的合法权益，保护公众利益，要规范探矿权的交易市场秩序，这是行政机关的义务，也是行政机关的职权。第二、涉及到探矿权的设立、变更登记等行政行为，它应当属于公权力行为，不属于私权利行为。离开行政主管机关，两个司法主体无法完成探矿权的设立、延续、撤销、变更和交易，司法力量无法完成，必须借助行政管理机关的行政权力才能完成前述行为。第三、它的登记备案公示必然要产生公示公信力，是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最基本的要求，其行政行为必然对公众利益及第三人的信赖利益产生影响。因此该行政行为必然涉及到利害关系人、涉及到相信其登记的第三人的权利。本案中原告正是基于对其公示公信力备案登记的相信才做出错误的意思表示，产生交易因而其具体行政行为，对公众即原告产生深远的影响，应当属于具体行政行为。第四、交易行为是民商事行为，无法否定。而本案的诉讼请求即所有的质证和举证，皆是围绕着探矿权储量的备案、产生的影响、探矿权延续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而探矿权交易的行政许可，那么探矿权交易和一般的交易有本质的区别，它涉及到交易的基础及基础资料的公示公信力，涉及到交易的程序，涉及到交易的完整性，交易的合法性，交易的撤销的流程，因而探矿权交易的行为是民事行为，但是探矿权交易行政审批和许可行为应当属于行政行为，而不能将民事行为和行政行为进行相混淆。其认为签署探矿权的设立延续和交易是合法审查，无法律依据。具体理由如下：一、被告办理转让变更的程序不合法。根据探矿权管理办法第五条，探矿权转让应当具备完成最低投入。而本案涉及的探矿权储量造假，达不到最低投入，因而不能流入市场进行交易，这是第一个违法。第二个违法，根据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探矿权采矿权管理办法等三个文件的通知第17条第四款规定，探矿权的交易，要有矿产资源勘查情况报告。提交的勘查情况报告，即年度勘查报告，行政机关应当有审查义务，其未做到审查义务。第三个违法之处，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加强矿业权申请资料真实性审查的通知，也明确要求申报资料的真实性。另一点根据国土资源部2009年国土资源法200号文及矿产资源勘查区块登记管理办法，接规定矿产资源的延续，探矿权延续，首先要提交年度勘查报告，年度勘查报告不合法，矿产资源是不能予以延续，并且矿产资源法也明确规定能延续交易的矿产资源，必须具有开发的价值。因此其认为延续和审批交易的合法性不成立。其自认为的资料是真实的，便认为一定是真实的，要承担不真实的后果，观点不能成立。自认真实，这是递交材料的一个陈述。而材料是否真实以最终审查为主，不能以材料递交人自认真实便想当然地认为是真实。根据原告的第二组证据，以及国土资源厅自我撤销的勘探报告，由此可以看出，当自认资料发生虚假的状况下，不能以自认为主，应当予以撤销，应当认定虚假。如果认为其自认是真实，并要承担其后果的话，那么无异于鼓励他人制造假证据，制造的更高明，才能瞒混过关。关于其审查是形式审查和实质审查，其认为其实形式审查于法无据，因为行政机关最根本的原则依法行政。目前未见到任何法律法规及内部规定，国土资源厅对递交资料是形式审查。既然没有法律法规规定是形式审查，便无权进行形式审查。形式审查，流于形式主义，必然会出现错误，必然对其他人的利益产生影响，形式审查，其公示公信力便荡然无存。其2020年的自我纠错，也进一步说明有错必纠。对形式审查的材料发现错误必须纠正。第五个证明目的也就是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因为原告第一项诉讼请求要求撤销，就是未超过诉讼时效。第三人云南恒达华星矿业有限公司对被告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认可被告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第三人江煤贵州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对被告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同意原告质证意见。原告为证明其观点提交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一、案涉煤矿相关备案、行政许可等证据。1、云南省富源县顺通煤矿《探矿权证》（证号153120081201020977)。2、《云南省富源县顺通煤矿勘探报告书》、云国土资矿评储字（2009）243号评审意见书。3、云国土资储备字（2010）35号矿产资源备案证明。4、云矿交探转鉴证（2011)38号云南省矿业权交易鉴证书。5、滇探转（2011）38号。证明：1、案涉煤矿探矿权证情况；2、根据其勘探报告书、评审意见书、资源备案证明案涉煤矿备案储量为6962万吨，探矿权延续、评审以及备案、转让审核等行为系具体行政行为。3、评审、备案具有公示公信力，善意第三人基于对行政机关公示行为高度信任，有理由相信该矿储量真实性。4、备案储量系探矿权转受让的基础。5、行政机关许可备案错误必然给善意第三人造成巨大损失。第二组证据：案涉煤矿储量造假相关证据。1、2015年9月24日，江西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向云南省曲靖市人民检察院发函。2、2017年7月曲靖市人民检察院向江西煤田地质局223队函询，223队在《关于对曲靖市人民检察院调查函的回复》中关于《云南省富源县顺通煤矿勘探报告书》编制说明。3、2017年9月27日，云南省曲靖市人民检察院发出曲检民（行）行政违监（2017）53030000001号《检察建议书》。4、刑事判决书。证明：1、江煤云南公司在受让探矿权后发现转让方探矿权地质资料虚假。2015年9月24日，江西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向云南省曲蜻市人民检察院发函请求依法保护国有资产合法权益，避免国有资产流失。2017年7月曲靖市人民捡察院向江西煤田地质局223队函询，223队在《关于对曲靖市人民检察院调查函的回复》中关于《云南省富源县顺通煤矿勘探报告书》编制说明，顺通煤矿勘探报告18个钻孔只打了5个钻孔，其他13个钻孔是在业主方(恒达华星公司)的授意及江西煤田地质局的主要领导指示下编制的，该报告的资源量是在这个基础上估算出来的，因此，在没有钻孔控制的区段可能会出现没有煤的情况。2017年9月27日，云南省曲靖市人民检察院向原告发出曲检民(行）行政违监号《检察建议书》认定原告公司股东双林公司以虚假地质资料获取探矿权，并以该探矿权作价出资成为国有控股公司股东，损害了国家利益。恒达华星公司持有的顺通煤矿探矿权、广丰公司持有的红丫口煤矿探矿权、永灿经营部持有的永乐顺煤矿和永思安煤矿的探矿权在评估作价时地质资料虚假，山连山公司基于虚假地质资料作出的价值评估报告没有参考价值，且不能作为产权交易、投资、融资使用，而经实际开采，也无利用价值，造成了国有资产损失。第三组证据：江西省煤炭集团云南矿业有限公司成立以及股权信息证据。1、2010年5月7日，江煤集团与广丰公司、恒达华星公司、永灿经营部签订的关于江西省煤炭集团云南矿业有限公司的《出资人协议》。2、山连山公司根据丰龙公司的委托出具了山连山矿权评报字〔2009)128号、129号、130号、133号评估报告。3、2010年5月7日，江煤集团作为甲方与广丰公司（乙方）、恒达华星公司（丙方）、永灿经营部（丁方）签订了《探矿权出资作价协议》。4、2011年10月26日，恒达华星公司与双林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5、2012年3月26日，江煤集团公司发出《关于无偿划转江西省煤炭集团云南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通知》。证明：1、江煤贵州公司系云南矿业有限公司股东。2、江煤集团基于对前述备案登记的信任，有足够理由相信该矿储量为6962万吨，因而与矿业权人签订合作协议，成立云南矿业有限公司开发该矿。3、该矿储量核实报告造假直接关系到该矿的命运以及合作主体是否愿意与之合作，关系到合作目的是否能够实现。4、被告错误的行政行为给合作主体造成巨大损失，因而原告主体适格。第四组证据：申请撤销案涉煤矿相关备案、许可相关证据。1、江煤贵州公司的江贵办文162号撤销申请书。2、云自然资矿管497号回函。证明：备案证明确定顺通煤矿资源总量达6962万吨，这说明业主方采取虚构地质资料的手段骗取储量评审、备案、延续及矿权转让许可。根据《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五条和《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五条及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应当依法撤销。2019年4月24日，江煤贵州公司作为云南矿业公司的国有股东，向被告申请撤销前述行政许可及备案登记。2019年8月15日，被告作出云自然资矿管[2019]497号文件，驳回原告之申请错误。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针对原告所提交的第一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首先对于第一组证据的探矿权证、勘探报告书、评审意见书、备案证明、交易鉴证书的三性予以认可，但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第一、原告认为对于案涉的探矿权证因为基于储量的备案登记才进行了转让，所以因为储量的一个基础，资料的造假，导致了它建立在储量报告登记上的所谓的公示公信力产生的问题，因此探矿权转让不符合法律规定，被告没有尽到实质审查义务，之所以基础资料存在问题，是因为原告及其第三人共同串通造假所致。在已经生效的刑事判决书和相关的材料当中已经明确了这一点，错误的源头在哪？第二、被告方的审查的责任和义务按照法律的规定仅是针对相应的提交材料进行审查，这种审查是形式审查。因为很显然法律没有赋予或者要求探矿权备案登记或者是转让登记的审批部门去到现场进行实际的勘探，去到现场调查矿业权、探矿权的权属和价值，这个很显然并不属于法律规定的行政机关的审查义务范围。第三、原告混淆了两个行政行为，一个行政行为是探矿权的储量备案登记，备案登记基于该备案登记的基础资料。原告和第三人进行造假，被告已经在依法查明的情况下予以撤销。第二个行政行为是有关于探矿权的延续登记、探矿权的转让的行政行为，而行政行为和储量的大小是否真实没有直接利害关系，没有一部法律要求被告对它的储量价值进行判定，审查之后才能够进行登记延续或者转让。因此原告混淆了两个行政行为。第四、原告所谓的基于信赖利益的保护，基于被告未进行实质审查义务，甚至认为被告方的不作为的行为，没有任何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基础资料是其自己提供的，甚至原告还聘请了第三方进行储量的评估。但是由于原告自己的行为，在国有资产的收购、转让、并购过程当中没有尽到审查义务，甚至都没有尽到一般的市场主体的尽职调查的责任导致的，无论是国有资产的流失，还是矿业圈当中的储量、备案登记资料的造假，相关的责任不应当也不应该推卸给被告方来进行承担。对原告的第二组证据即相关的司法部门、国资管理部门的一些司法建议书，包括刑事判决书、包括相关的回函，对于证据三性予以认可。但是同样原告的相关的证明目的上发生了和第一组证据一样的错误，因为在第一组证据当中被告已经阐明，在这里不再重复，也不再赘述。但是想特别提醒法庭注意的是，在原告所提交的第二组证据，就是这份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具体的页码在附件5-9，刑事判决书当中明确法庭查明的内容是在通过行贿受贿，在勘察勘探报告中少算了300到400万吨的储量，其目的是龚绍礼和刘中存违背职务提供的违反法律法规政策或者相关的帮助和方便的条件，也就是说即使有造假，当时造假的目的要达成的是少算储量，而非原告所谓的无法探明储量的问题。换言之，原告混淆了另外一个问题。探矿权的探明储量、勘探储量和最后能够进行勘探的商业价值储量之间的关系，探矿权一定是有风险的，因此不能够把勘探报告当中最初想少算的储量作为基础资料做假，从而导致审批或者是探矿权转让违法的依据。对于第二组证据的其他的意见同第一组证据。对原告的第三组证据有关于原告要证明的所谓的原告主体资格和第三人的主体资格的问题。首先原告辩称说之所以最初是由江煤贵州公司向被告方提出要求撤销的申请，今天又是江煤云南公司来提起诉讼，说是基于股东之间的委托来进行行使的撤销权。但是根据公司法的相关法律规定，原告所谓的这种撤销权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因为公司法股东的撤销权是有明确的行使的范围的。原告的撤销权没有任何的法律依据，也没有见到原告所谓的委托的相关内容，所以原告的这种辩解没有任何的事实和法律依据。第三组证据的其他答辩意见同第一组证据，重复的部分不再赘述。第四组证据质证意见，原告所谓的被告方自我纠错行为应该彻底，其要证明的是被告的自我纠错行为应当彻底而不应该纠一半不纠一半。在这里被告也特别强调的是，虽然被告对其提出的第四组证据的三性予以认可，但是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第一、原告还是混淆了储量的备案登记和矿业权的延续转让登记，是两个具体行政行为审查的对象，法律的依据都是不一样的。原告企图鱼目混珠，将相关的法律责任推到被告身上，是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的。第二、原告也曲解了被告所作出的相关的撤销储量报告的相关通知的内容，在被告的撤销储量备案证明的相关公告当中明确表明，因为第三人和云南省煤田地质局的勘查编制的资料虚假，被告撤销的是基于第三人的虚假报告的备案证明，而非撤销的是矿业权转让或者延续的证明，这是两个法律行为。该撤销的依据也是因为第三人的资料作假。第三、所谓的没收销毁地质资料，没收销毁的是备案登记的地质资料和转让登记的资料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原告混淆了两者之间的区别，也欲将相关的错误推到第三方来承担，确实不是国有资产管理和大型国有企业担当的责任表现。第三人恒达华星公司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提交的第一组证据中恰恰说明了在2011年3月以前取得煤矿的探矿权证的主体并非原告，所以是不具备撤销探矿权证以及在2011年3月16日以前的延续的相关具体行政行为的主体。第二组证据是检察建议书之类的文件，对其相关部门作出的材料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合法性和关联性不予认可。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在第三组证据当中其实也说明了原告方刚刚一直在强调是基于省国土资源厅的备案登记进行了交易，但是从第三组证据来看，实际上原告方在与第三方当时做出对价转让协议的时候，是有自行委托评估机构对四个探矿权进行相应的价值评估。并且是以其委托的评估机构作出的价值作为参考依据，作为出资作价的依据，双方签订了出资作价协议。第三人的出资义务是经过了云南省高院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二审判决，认定是出资合法有效的，这是民事上的东西，跟行政诉讼其实不具有任何关联性。第四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合法性和关联性不予认可。第四组的真实性恰恰说明了要撤销的这一份文件的申请主体是贵州公司，而非现在本案的原告公司。而且这样的申请以及省厅的回复是没有产生任何的具体行政行为，没有对原告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所以是一个不可诉的行政答复。第三人江煤贵州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对原告的证据质证认为：根据行政许可法65条、69条的规定，原告应当予以撤销相关行政行为。第三人云南恒达华星矿业有限公司、江煤贵州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没有证据提交。本院认为，对原、被告所提交证据，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的原、被告所举证据，本院将在综述部分进行阐述。综合上述证据及原、被告双方在庭审中的陈述，本院依法确认以下案件事实：2008年12月29日，被告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原名称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向探矿权人云南恒达华星矿业有限公司颁发云南省富源县顺通煤矿探矿权证（证号：T53120081201020977），勘察单位江西省煤田地质局二二三地质队，有效期限2008年12月29日至2010年12月29日。2011年3月16日依云南省矿业权交易鉴证书（云矿交探转鉴证（2011）40号）被告批准富源县顺通煤矿探矿权转让至原告，2013年8月12日办理延续手续，有效期自2013年8月12日至2015年8月12日。2010年5月7日，江西省煤炭集团公司与广丰公司、云南恒达华星矿业有限公司、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永灿经营部签订了关于江西省煤炭集团云南矿业有限公司的《出资人协议》，约定各方同意通过资源、资本、技术的有机结合，共同出资组建合资公司，开发红丫口煤矿、永思安煤矿、云南省师宗县永乐顺煤矿、云南省富源县顺通煤矿、云南省富源县营上镇平稳煤矿煤炭资源。合资公司名称为江西省煤炭集团云南矿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1亿元，江煤集团占51%，广丰公司占9%，恒达华星公司占34%，永灿经营部占6%。江煤集团以货币5100万元出资；广丰公司以拥有的红丫口煤矿勘探权作价出资900万元，恒达华星公司以其拥有的顺通煤矿探矿权作价出资3400万元，永灿经营部以其拥有的永乐顺煤矿精查探矿权、永思安煤矿探矿权作价出资。协议各方同意，广丰公司、恒达华星公司、永灿经营部拥有的探矿权聘请具有资质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并以评估为依据，协商作价，由各方共同签署《探矿权出资作价协议》。2月10日，山连山公司根据委托人丰龙公司的委托出具了山连山矿权评报字128号、129号、130号、133号评估报告。结论为：红丫口煤矿勘探探矿权于评估基准日2009年11月30日所表现的评估价值为人民币2179.89万元；永乐顺煤矿精查探矿权评估基准日2009年11月30日所表现的评估价值为人民币1155.69万元；永思安煤矿探矿权于评估基准日2009年11月30日所表现的评估价值为人民375.82万元；顺通煤矿勘探探矿权于评估基准日2000年11月30日所表现的评估价值为人民币8848.32万元。2010年5月7日，江煤集团作为甲方与广丰公司（乙方）、恒达华星公司（丙方）、永灿经营部（丁方）签订了《探矿权出资作价协议》。各方确认前述山连山公司对案涉拟出资探矿权的评估结果，并对拟出资的探矿权作价如下：乙方拥有的红丫口煤矿探矿权协商作价1965万元，股权出资900万元，占注册资本9%；丙方拥有顺通煤矿探矿权协商作价7508万元，股权出资作价3400万元，占注册资本34%；丁方拥有的永乐顺煤矿、永思安煤矿探矿权协商作价1045万元、339万元，股权出资作价共600万元，占注册资本6%。2010年5月，原告公司章程中记载：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0万元，江煤集团认缴出资额5100万元，占比51%；广丰公司探矿权作价出资，认缴出资额900万元，持股比例为9%；恒达华星公司探矿权作价出资，认缴出资额3400万元，占比34%；永灿经营部探矿权作价出资，认缴出资额600万元，占比6%。以上合计认缴出资额10000万元。2011年2月1日，原告公司各股东通过股东会决议，一致确认，原告公司注册资本增加到22157万元人民币，其中：江煤集团认缴出资额11300万元，占比51%，出资方式为货币；广丰公司认缴出资额1965万元，占比8.87%；恒达华星公司认缴出资额7508万元，占比33.88%；永灿经营部认缴出资额1384万元，占比6.25%，广丰公司、恒达华星公司、永灿经营部出资方式均为探矿权。2011年3月2日，云南省矿业权交易中心出具的云南省矿业权交易鉴证书云矿交探转鉴证（2011）38号记载：恒达华星公司将顺通煤矿勘探项目探矿权以3400万元转让给原告。2011年10月26日，恒达华星公司与双林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恒达华星公司将其持有原告公司33.88%的股份按出资额7508万元转让给双林公司。2011年10月26日，广丰公司与双林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广丰公司将其持有原告公司8.87%的股份按出资额1965万元转让给双林公司，2011年10月26日，永灿经营部与福建双林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永灿经营部将其持有原告公司6.25%的股份按出资额1384万元转让给双林公司。2012年3月26日，江煤集团公司发出《关于无偿划转江西省煤炭集团云南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通知》，决定以2012年1月1日为基准日，将江煤集团所持有原告51%的股权，无偿划转给江西省煤炭集团贵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持有。江煤云南公司在受让探矿权后发现转让方探矿权地质资料虚假。2015年9月24日，江西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向云南省曲靖市人民检察院发函请求依法保护国有资产合法权益，避免国有资产流失。2015年12月20日曲靖市人民检察院委托江西省煤矿司法鉴定中心依法对1、云南省罗平县红丫口煤矿勘探报告（2009年6月送审稿）及相关图纸；2、云南省罗平县永思安煤矿地质填图报告及相关图纸；3、云南省师宗县永乐顺煤矿普查地质报告及相关图纸等地质资料的客观性予以司法鉴定。鉴定认为：《云南省罗平县红丫口煤矿勘探报告》表述的8个钻孔资料存在虚假性，而建立在8个钻孔的地质信息基础上编制的《云南省罗平县红丫口煤矿勘探报告》及附图不可信。2017年9月27日，云南省曲靖市人民检察院向原告发出曲检民（行)行政违监号《检察建议书》认定原告公司股东双林公司以虚假地质资料获取探矿权，并以该探矿权作价出资成为国有控股公司股东，损害了国家利益。恒达华星公司持有的顺通煤矿探矿权、广丰公司持有的红丫口煤矿探矿权、永灿经营部持有的永乐顺煤矿和永思安煤矿的探矿权在评估作价时地质资料虚假，山连山公司基于虚假地质资料作出的价值评估报告没有参考价值，且不能作为产权交易、投资、融资使用，而经实际开采，也无利用价值，造成了国有资产损失。恒达华星公司持有的顺通煤矿探矿权2017年7月曲靖市人民检察院向江西煤田地质局223队函询，223队在《关于对曲靖市人民检察院调查函的回复》中关于《云南省富源县顺通煤矿勘探报告书》编制说明，顺通煤矿勘探报告18个钻孔只打了5个钻孔，其他13个钻孔是在业主方(恒达华星公司)的授意及江西煤田地质局的主要领导指示下编制的，该报告的资源量是在这个基础上估算出来的，因此，在没有钻孔控制的区段可能会出现没有煤的情况。《煤矿勘探报告》确定的煤矿资源总量达6962万吨系估算出来，这说明业主方采取虚构地质资料的手段骗取矿权延续及矿权转让许可。根据《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五条和《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五条及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应当依法撤销。2019年4月24日，江煤贵州公司作为云南矿业公司的国有股东，向被告申请撤销前述行政许可及备案登记。2019年8月15日，被告作出云自然资矿管497号文件，驳回原告的申请。2020年1月14日，被告云自然资公告（2020）1号撤销《云南省富源县顺通煤矿勘探报告》储量评审意见书及备案证明。原告认为被告的行为损害了原告的相关权益并且给原告带来了经济损失，故提起上述诉讼请求。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条“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之规定，本案争议焦点为：1、云自然资产矿管[2019]497号是否属于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2、原告主体是否适格，是否系497号文件的行政相对人。3、被告在办理探矿权许可及其延续过程中是形式审查还是实质审查。4、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规定。本院认为，根据原被告证据显示，江煤公司在2010年5月与第三人广丰公司、云南恒达华星矿业有限公司、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永灿经营部签订关于江西省煤炭集团云南矿业有限公司的《出资人协议》时，约定的利害关系人就是他的下属关联公司，专门对相关的矿业权进行了评估，还做了尽职调查，在该评估和尽职调查当中也充分注意到永思安、永乐顺煤矿完成的前期工作程度较低，仅为预测性质，报告确定的储量也进行了相应的扣减。本案件涉及的探矿权证系于2011年3月16日通过协议方式转让变更至原告名下，该探矿权系云南恒达华星矿业有限公司于2008年12月29日取得，被告核准发放探矿权证的具体行政行为发生在被告与云南恒达华星矿业有限公司之间，且当时原告尚未登记注册成立，该探矿权证的申请并不会对原告造成任何影响。故依照《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以及第四十九条规定，原告不具备申请撤销2011年3月16日之前的被告对该探矿权做出的任何行政许可的主体资格。原告诉请要求撤销云矿交探转鉴证（2011）38号矿业权交易鉴证书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该交易鉴证书是2011年3月2日作出的。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原告方作为该交易鉴证书中本次探矿权转让交易行为的受让方，在2011年3月2日就知晓本次交易行为，若原告方有异议，应当自2011年3月2日起的六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现原告方在2019年11月8日才提起行政诉讼，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本案中原告诉讼了三种具体行政行为，分别为富源县顺通煤矿的探矿权的申请、探矿权的延续，以及该探矿权的转让。对于探矿权的申请，系云南恒达华星矿业有限公司于2005年5月18日以申请在先的方式获得，当时申请手续合法有效，且申请探矿权证时，还不存在勘探的行为，也不存在地质报告。对于探矿权的延续，2011年3月16日探矿权转让前的延续手续系云南恒达华星矿业有限公司向被告申请并获得批准延续，被告经审查后同意予以延续，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符合法律规定、程序也合法。2011年3月16日，原告通过协议方式受让涉案探矿权证后向被告申请进行延续，但根据被告查明的事实：涉案探矿权证经多次延续后已经于2018年4月18日到期。因该探矿权目前已经到期，根据《行政许可法》的规定，到期未提出申请的，该行政许可到期后消灭。故涉案探矿权因到期后自动消灭，不具备撤销的基础。对于探矿权的转让，原告与云南恒达华星矿业有限公司之间的转让行为，经过最高人民法院做出的（2019）最高法民终1391号的民事判决书中认定答辩人以涉案探矿权的出资行为合法有效。同时，依据《云南省探矿权采矿权管理办法》可以转让，地质报告并非探矿权转让，地质报告并非探矿权转让所需的必要资料资料办理涉案探矿权的转让手续合法有效。综上所述，原告不具备也并非497号文件的行政相对人，也并非2011年3月16日探矿权转让前的探矿证权利人及延续申请人，其不具备撤销上述行政行为的主体资格。原告在2011年3月2日就知晓本次转让交易行为，若原告方有异议，应当自2011年3月2日起的六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现原告方在2019年11月8日才提起行政诉讼，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同时在最高人民法院的（2019）1391号生效判决书的第21页也明确查明，四个煤矿目前已经探明的资源储量超过了评估时所预测的资源总量，故即便按照江西省煤矿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报告的认定，在江煤云南公司设立时，恒达华星公司、广丰公司、永灿经营部提交的评估资料既使存在虚假的成分，也未对江煤云南公司造成实质性损害。本院认为原告起诉诉称具体行政行为造成权益损害，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被告相关的设立延续转让的审批合法，被告勿须要对交易的申请资料进行实质审查。根据行政许可法第34条的规定，对于提交的申请资料齐全，符合行政机关进行法定形式审查，如果法律规定的程序特别要求行政机关进行实质性审查的，行政机关才有进行实质性审查的职责和权利。很显然在本案当中涉及到的探矿权有勘查、有评估、有国有资产审批权限的第三方主体，包含市场主体，包含其他行政机关的审查权限，行政权力是不得干预的。换言之，被告没有职权去审查，因此本案当中的核心，被告是否应该履行实质审查的义务，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故被告不存在需要进行实质审查的法律责任，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申请人应当对其所报送的相关资料的真实性承担法律责任。被告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原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在办理探矿权延续、变更申请登记的审查行为，过程符合法律规定，因此不存在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可以撤销行政行为的相关法律情形。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被告在办理探矿权延续、变更过程中未超越法定职责、行政行为符合法定程序，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该行政行为的作出未侵犯原告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条、第六十九条，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第２目、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江西省煤炭集团云南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原告江西省煤炭集团云南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接到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岳开发人民陪审员  洪小军人民陪审员  杨 红二〇二〇年九月四日书 记 员  张艺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