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20民初10113号原告：杨林，男，1956年2月22日生，汉族，住江苏省高邮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进，上海正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晓燕，女，1983年4月4日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奉贤区，现住上海市闵行区。原告杨林诉被告王晓燕劳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7月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进、被告王晓燕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已经审理终结。原告杨林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偿付款项231,710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2011年8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利息暂计20,000元。事实和理由：被告系专业从事非学历业余教育培训工作，于2011年7月份雇佣原告在其开设的培训班从事教学，并持续到2019年5月份结束。期间被告每年仅仅向原告支付工资6,000元左右，年年拖欠原告工资，由于原告考虑到被告经营实在不易，且与被告之间合作关系较为融洽，一直没太大计较拖欠工资报酬问题，期间虽多次催促被告支付工资，但均未如愿。直至2018年12月份，被告王晓燕，通过他人介绍，受让了上海市奉贤区彩虹教育培训学校，并让原告前往该处继续教学。在原告一再要求下，被告同意向原告每月支付3,000元的工资，工龄工资100元，证件补助700元。并按工作量另外支付相关的课时费。但被告却仅仅支付2019年三月份工资3,700元，四月份工资3,800元，三月、四月份的作文课时费1,920元，三月份拼音课时费200元，五月份的晚托班费300元。原告认为，其在被告处从事教学培训时间长达8年，被告支付的报酬远远低于其付出的辛勤劳动，严重侵犯了被告的权益，应对被告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被告在2016年2月份前应参照上海市最低工资标准向原告支付报酬，2016年2月份开始应按每月3,800元向原告支付报酬。原告曾多次与被告协商结算并支付报酬，均未如愿。故原告提起诉讼。被告王晓燕辩称：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原告确实从2011年至被告处工作。当时原告还未退休，是被告处兼职老师，工资是按照工作课时来计算。初期，原告以现金方式支付工资，如果被告碰不到原告，通过被告处的阿姨支付现金给原告，被告处的阿姨可以证明。后来通过银行转账，有转账记录可以证明。原告的工资已经全部付清。原、被告在司法所调解的时候，原告也承认被告是支付工资的。对于利息，因为不欠工资，所以也不应承担利息。一开始被告给付工资，是当面付给原告现金，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于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原告提供的中国建设银行交易明细、教师简介、教师工资明细表、微信聊天记录、被告提供的中国建设银行个人账户支出交易明细以及本院向奉贤区西渡镇司法所副所长庄洁做的谈话笔录，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于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被告提供了微信聊天记录及手写记录3张，证明①原告请假随意，其并不是被告处的全职老师；②12月的工资通过案外人顾阿姨转交给原告；③原告称被告发工资发多了，以微信红包额形式退给被告；④2019年5月11日，原、被告曾对2019年3月、4月、5月的工资进行核对；⑤原告一直在向被告要工资，索要的工资金额一直在变动。原告对该组证据认为，真实性均无异议，记录是原、被告之间的聊天记录，手写的记录是原、被告在调解的时候，原告出具的调解协议，但最终被告没有确认。本院认为，微信聊天记录中，2019年3月18日原告曾称“我的工资多给了16元，红包发给你”，可以认定双方在2019年3月18日之前原、被告关系尚好，对于被告多发的工资原告甚至还予以返还，并无任何催讨所谓的“拖欠的劳务费”的意思表示和具体行为。2019年5月9日，原、被告因为晚托班的工资计算金额产生分歧；2019年5月11日，原、被告双方对工资进行核对，原告在聊天中只称“工资还少1,700元”，也并未提及此前拖欠的八年的劳务费，双方因公益晚托班工资计算核对等问题导致原、被告关系恶化，原告要求被告“当着教师，家长的面，向我道歉，承认你自己说话不算话，”1,700元也可以不要。本院对该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定。2、被告提供了顾梅兰的证人证言，证明被告曾通过被告培训机构的前台顾梅兰转交工资给原告。原告对该证据认为，顾梅兰的确是被告的前台，也给过原告钱，但是这钱不是工资，是被告孝敬原告的，被告曾认原告做干爸。本院认为，证人应当出庭作证，真实性不予认定，但对原告认可的被告曾通过案外人转交工资的事实予以确认。3、被告提供了劳工合同一组，证明被告与被告处的其他老师签订了劳务合同，合同主体是上海贤燕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被告从2012年开始就与其他老师签订合同，被告曾要求与原告签订合同，但原告一开始并未退休，不能与被告签订合同。原告对该组证据认为，不清楚签订合同的情况，被告从2019年以前以上海贤燕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名义从事教学工作。本院认为，劳工合同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对该证据不予认定。4、被告提供了考勤表一组，证明原告并不是被告处的全职老师，全职老师一个月都要在被告处工作20多天，原告请假随意，天数较少。原告对该证据真实性无法确认。本院认为，考勤表为被告单方制作，对其真实性本院不予认定。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杨林从2011年7月开始在被告王晓燕的教育机构从事兴趣班的代课老师，彼时原告杨林未从原工作单位退休，双方并未订立书面劳务合同。期间，原、被告双方约定以课时数据实作为工资计算标准，被告以现金、转账等形式支付劳务费，每学期期中、期末各支付1,500元给原告。2019年5月，双方因为学生的安全和部分员工没有教师资格证产生矛盾，原告从被告处离职。原、被告于2019年5月11日核对工资，再次产生分歧，原告认为被告少支付1,700元工资，被告不认可。原、被告曾前往奉贤区西渡街道司法所进行调解，但均未达成调解协议，双方至此关系交恶。原告遂涉诉。本院认为，原告从2011年起至被告处从事兼职代课老师的工作，双方约定按照实际课时数的据实结算劳务报酬，原、被告虽未签订书面的劳务合同，但事实上原、被告之间形成劳务合同关系。原告按照最低工资标准和固定工资主张劳动报酬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在诉讼过程中先只认可收到2019年转账的钱款，后认可收到过其他钱款，但认为都是被告孝敬原告。对此，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原本感情尚好，即使原告认为被告基于“孝敬”原告支付钱款，那么原告也基于双方的感情和“孝敬”帮助被告开办教育机构，没有拖欠劳务报酬的事实。结合原、被告陈述和当庭提交的证据，本院认为，被告已经向原告履行了支付报酬的义务，原、被告只是在最终结算时产生了1,700元的争议，导致双方关系交恶。此前，原告从未向被告主张所谓拖欠的劳务报酬，也未对拖欠劳务报酬的金额进行过确认。原告应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提供证据，现原告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被告拖欠原告劳务报酬的事实，故本院对原告的诉请请求不予支持。诉讼过程中，被告王晓燕发表书面意见表示，基于对原告的情感补偿，被告愿意向原告支付3,000元的补偿款，本院认为，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本院予以准许。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王晓燕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杨林补偿款3,000元。二、驳回原告杨林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561元，由原告杨林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屠朝辉二〇二〇年九月二日法官助理 夏 欢书 记 员 夏 欢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