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晋01民终156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建华，男，汉族，1970年2月17日出生，大庆石油国际工程有限公司职工，住黑龙江省大庆市。上诉人（原审原告）：李金艳，女，汉族，1969年12月4日出生，大庆油田矿区服务事业部职工，住黑龙江省大庆市。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坤，黑龙江**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西财经大学，住所地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坞城路**。法定代表人：刘维奇，校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林，北京德和衡（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邵锡山，男，汉族，1965年2月28日出生，山西财经大学体育学院职工，住山西省太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卫山，北京德和衡（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建华、李金艳因与被上诉人山西财经大学、邵锡山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2019）晋0105民初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建华及其上诉人王建华、李金艳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坤，被上诉人山西财经大学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林，邵锡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卫山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建华、李金艳上诉请求：一、请求贵院撤销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2019）晋0105民初90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在一审中的全部诉讼请求（1.认定被告的行为对受害人的生命构成侵害；2.判令被告因侵害受害人生命赔偿支付原告死亡赔偿金、丧葬费、交通费等共计600000元；3.判令被告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0元）；二、一审、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审理事实不清，认定证据不足，判决错误。一、在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提交了一份证据，《考场情况记录单》一份与《山西财经大学普通全日制学生考试管理办法》一份，用以证明当时的考场情况正常。但上诉人认为该份证据系被上诉人伪造的，首先，记录单上记载的考场情况正常与实际情况不符，考前半个小时内考场秩序混乱，有的同学使用手机作弊被抓，而且王粟与被上诉人邵锡山的冲突情况也没有记录，所以，该证据与真实情况不符合。其次，三个监考教师的签字都是张子珍老师一人所签，其他两位监考教师并没有签字，这说明当时的考场情况肯定出现了问题，否则其他两名老师为什么不在《考场记录单》上签字?另外，上诉人在一审中出具了一份证据，同学肖颖（2个通话记录），杨梓松、叼唯与家长电话录音（公证件）及记录，曹原广（两个通话记录）与家长电话、录音及记录、同学肖颖与家长微信记录（公证件）等，其中肖颖证实：监考教师怀疑王粟作弊，对其身体进行了搜查；杨梓松证实：老师态度非常不好，搜查身体了；叼唯证实：老师要看王粟袖子，王粟不肯，王粟说要看我就跳楼；曹原广证实：同学中有作弊的，老师搜了王粟；王粟同考场的同学告知家长的短信（2017）黑庆证内民字160号（公证件）一份证实：考试前半个小时有学生被抓手机作弊，还有学生小抄被没收，考生陈述：“我所看到的是男老师怀疑王粟作弊，拿起卷子看是不是作弊，没找到之后又要求她站起来掏口袋，我离得远，没听见他们说什么，但老师并不客气，这是肯定的”。这些证据都佐证了当时的考场情况与《考场记录单》上记载的内容相冲突，从而间接证明了该份证据系山西财经大学伪造，山西财经大学是在故意隐瞒考场情况，监考教师邵锡山对王粟肯定进行了某些侵权行为，否则又怎么会发生这样的惨剧呢?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五条问：“死者名誉受到损害，哪些人可以作为原告提起民事诉讼?”答：“死者名誉受到损害的，其近亲属有权向人民法院起诉。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的规定，因受害人王粟已经死亡，其父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的侵权行为地包括侵权行为实施地、侵权结果发生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四条问：名誉权案件如何确定管辖?”答：“名誉权案件，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问：“名誉权案件如何确定侵权结果发生地?”答：“人民法院受理这类案件时，受侵权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住所地，可以认定为侵权结果发生地”。受害人王粟是在无法忍受名誉受到的严重侵害才以死来证明自己是无辜、清白的，王粟是名誉权的受害人。但是，死者王粟名誉、隐私受到侵害，直接影响到其近亲属的名誉和其他利益，因而，保护死者名誉的实质作用，就在于保护其近亲属的利益。侵权人在造成王粟的名誉受到侵犯的同时，也同时造成了王粟的父母王建华、李金艳的名誉权的侵害和精神损害，王粟父母的社会评价已经降低，王粟的父母要忍受多少来自他人的流言蜚语和异样的日光，心中还要承受巨大的压力，故王粟父母的名誉权已经受到了损害，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不构成名誉权侵权实属错误。三、自然人的人身权受宪法和法律的保护。我国《宪法》第33条3款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第37条第1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第2款规定：“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民法总则》第109条规定：“自然人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第110条规定：“自然人享有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等权利”。《侵权责任法》第2条、第3条、第6条、第7条、第16条、第18条、第21条、第22条、第34条均规定了侵犯人身权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和赔偿的方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第17条、第18条、第29条也规定了侵犯人身权应当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可见，我国从根本大法宪法、到基本法民法、到特别法或（专门法）、到人身损害司法解释，建立了科学系统的人身保护的法律制度，侵犯人身权应当依法承担侵权的民事责任，受害人及其利害关系人有权请求获得赔偿，包括精神损害的赔偿。四、（一）被上诉人山西财经大学教师邵锡山在执行监考职务过程中实施了侵犯王粟人身权的行为。1.邵锡山怀疑王粟作弊。邵锡山老师自己讲，考试后中段发现王粟低头不写，有些异常，就走到其身边，问“怎么了”，回答说“没什么，有些紧张”，我让其站起来，看其周围没发现任何问题，就安慰其说“别紧张，继续答题吧”。邵锡山的话存在疑点，一是考试快结束王粟仍然紧张不符合情理；二是王粟说紧张，老师紧接着应当安慰不要紧张，专心答题，但王粟已经说紧张，邵锡山老师为什么还让学生站起来，这时学生不更加紧张吗?邵锡山似乎想掩饰怀疑王粟作弊的动机。2.邵锡山老师检查了王粟桌面的试卷，未发现作弊证据。3.让王粟站起来，搜王粟的衣袋和衣袖，仍然未发现作弊证据。（二）推定的邵锡山侵权的事实从考试中坐在王粟前后左右远近不同的同学（为王粟作证和为学校作证的同学）都能听见邵老师与王粟的对话而言，王粟与邵老师发生了严重的言语冲突，而且邵老师的态度一定蛮横和武断，否则，不仅其他同学不能听见，而且王粟也不能向邵老师发誓，我要是抄袭，我可以去死，大庭广众之下，又是考试，监考教师让一个学生站起来都明白是抄袭或者被怀疑抄袭，王粟感受到了巨大的无形压力和人格的侮辱，这也是王粟坠楼的一个因素。（三）有学生证明当天开考后考场秩序混乱，只是后来考场纪律才严格起来。学校和邵老师均强调考场记录单记录考场秩序正常，这与学生看到和听到的事实相悖，只能说明学校和邵老师为逃避责任而不敢面对这个事实罢了，也说明学校和邵老师的话没有可信度。（四）学校为掩盖事实真相，曾向学生下封口令。以上足以证明邵锡山老师在执行职务过程中侵犯了王粟的人身权。（五）邵锡山的行为符合侵犯人身权的构成要件。1.邵锡山主观存在过错，明知搜身侵犯人身权。2.邵锡山客观上实施了侵犯王粟人身权的行为。3.邵锡山的侵权行为造成了王粟坠楼死亡的后果。4.王粟的坠楼死亡与邵锡山的侵权行为存在法律上因果关系。侵权人应当依法对侵权后果承担民事责任。五、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还提交了其他多份证据，用以证明该案的事实经过，山西财经大学和邵锡山肯定存在多处侵权、过错行为，综合全案的证据来看，监考教师邵锡山肯定存在侵权行为，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一审法院却并未采纳，错误判决，损害了二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监考教师邵锡山在没有证据证明王粟作弊的情况下，强行认定王粟作弊，并撤走卷子，并且还强行对王粟进行搜身。作为一名大学老师，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即使怀疑学生作弊，也应该按照正常的程序进行处理，而不是无端地指责、辱骂、侮辱。更让人气愤的是，邵锡山作为一名男老师，竟然强行对一名女学生进行搜身，这是赤裸裸的违法侵权行为，即便要搜身检查学生是否有作弊行为，也应该由女老师按照规定程序进行，而不是由男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当众强行搜身并对我女儿进行侮辱，这会对一个女学生的心理造成多大的侵害!最重要的是，我女儿王粟在考试中根本没有作弊行为，这一切都是监考教师凭空怀疑的!正是因为他们的凭空怀疑才酿成了如此悲剧。可见，邵锡山作为监考教师，根本没有在正常履行职责，是严重的违规违纪行为，对此应该承担赔偿责任。另外，王粟的死亡完全是因为监考教师邵锡山的侵权行为引发的，根据《侵权责任法》相关规定，鉴于邵锡山的监考行为是履行职务行为，其所在单位山西财经大学对监考教师的职务侵害行为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女儿去世后，我们做父母的整天以泪洗面，精神恍惚，至今还无法从丧女的悲痛中走出来，一个年轻的少女永远的离开的人世，永远离开了我们。我们不仅无以告慰年轻的亡灵，而且又要承受巨大痛楚和悲愤的煎熬。综上所述，上诉人特上诉至贵院，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查清事实，纠正一审法院错误判决，依法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还逝者一个公道！山西财经大学辩称，第一，山西财经大学对王粟同学在我校就读期间不幸自行坠楼身故，再次向其家属表示慰问，但是山西财经大学认为学校在王粟同学就读，以及2016年1月12日的考试过程当中以及事件发生以后的处置过程当中不存在任何侵权行为，那么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特别是根据民事诉讼证据的证明力的情况认定，驳回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第二，关于2016年1月12日考场秩序的问题。当天的考试过程当中，因没有发生考场现场认定存在学生作弊的情况。所以说根据学校考试管理的常规做法，三名监考老师在考场记录单上确认考场秩序正常，不存在上诉人所指的伪造监考记录单的情况。关于邵锡山老师在当天考试监考中的工作情况，我们认为邵锡山老师在考试过程当中发现王粟作答情况有异常，过去进行询问情况，并要求王粟站起来配合监考老师的检查工作，均未超出高等学校教师履行监考职责的正常范围，更不存在上诉人所指的对王粟进行指责谩骂、侮辱等侵权情节。邵锡山老师也不存在当众强行搜查王粟同学身体的行为，因此上诉人所指的邵锡山老师存在侵犯王粟身体权利的情况，情节是不存在的。关于王粟同学在我校就读情况有一点说明。王粟同学2014年9月进入财经大学就读以后，在第一学年学习各方面表现情况还是比较好的。但是后来因所就读的专业不太满意，跟同宿舍的同学相处，也出现了人际关系紧张等情况。随后王粟同学家长申请王粟自行在校内租房学习，事发时候王粟同学有家属陪着考试，前后那段时间有家属陪同王粟同学在校学习。考试当天是10点半结束，王粟同学在大概10：40左右自行坠楼。学校立即向公安机关进行了报案，然后配合公安机关进行了这个事件的一个调查处理，没有阻碍调查的这些情节。另外，山西财经大学针对王粟同学在读期间坠楼身故，承担了王粟同学家属来并期间的各项费用共计五万多元，已经尽到了人道主义的帮扶义务。综上我们认为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依据，没有有效的证据予以支持，应当予以驳回。邵锡山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具体如下：一、一审判决认定的王粟考试情况，符合证据认定的规则和标准。1.“考试过程中发生监考老师怀疑其有违反考场纪律的行为，经交涉后，王粟继续进行了考试，王粟也正常交了试卷，从所交的试卷可以看出其已将所有试题答题完毕。”一审法院查明的法律事实具有充分的事实依据，并且经过了庭审的举证、质证等法定程序。上诉人提供的《关于王粟同学父母提出有关问题的复函》，与《考场情况记录单》、三位监考老师的《情况说明》、与王粟同学作为相邻的八名同学的《情况说明》、王粟同学的《概率与数理统计》考试卷等其他相关证据相互印证，共同一致证实了上述事实。一审的庭审笔录载明了上述证据经过了庭审的举证、质证等法定程序，符合证据认定的规则和标准。因此一审法院认定的该事实并无不当。2.上诉人以同样的事实向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人民法院提起的名誉权诉讼，该案的判决书对考场情况也认定为正常。“王粟同学所在考场的考场秩序良好，考场及考区没有任何违纪现象；三位监考老师属学校教务处统一安排，均非信息管理学院教师，对该考场的考生都不认识，只是执行了监考任务。考场情况记录单显示考场情况正常。”这是让胡路区人民法院认定的考场事实。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距离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路区人民法院千余公里，但对同一事实做出了基本一致的认定，充分说明了本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是正确的。3.没有证据证明《考场情况记录单》上三个监考老师的三个签名及“考试正常”，系张子珍老师1人所签。二、上诉状所列的肖颖、杨梓松、叼唯、曹原广等同学的通话录音、微信记录等书面证据皆系证人证言，一审法院认为“因证人未到庭，本院不予采纳”，是符合证据认定规则和标准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8条、77条、78条、85条的规定，上诉人提交的这些证据，没有接受法庭的询问，并且上诉人王建华与同学的电话录音中存在着大量的不适当的引导，依法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三、上诉状列举的肖颖、杨梓松、叼唯、曹原广等同学的通话录音、微信记录皆不能证实邵锡山认定王粟作弊，并撤走了卷子，还强行对王粟进行搜身，不能否定一审判决认定的上述法律事实。王建华与叼唯的通话录音：“王建华：就是这个老师和我姑娘发生争议的时候，查我姑娘的过程。你看到了吗？叼唯：啊，没看着，我早就交了卷子走了。王建华：就是你们私下里都是怎么说的？叼唯：听他们说是，老师觉得她作弊，然后，就想看一下她的袖子，然后她就不给老师看，然后她就说：你要是看的话，我就去跳楼”。显然，叼唯不在现场，所说的话也是听别人说的，不是自己的亲身经历，并且要看袖子就跳楼也是孤证，还存在不适当的引导情形，显然不符合证据认定的规则。王建华与肖颖的通话录音：“王建华：卷子袖子、兜，他都给收了，是不是？肖颖：收卷子的时候，都是学生上去交的。她不是带着袖套嘛，然后好像是被老师搜了一下，应该是怕她藏了什么东西吧，可能是作弊。我感觉他们声音都挺小的。我都没有听到，因为我坐在后面，完全看不见，也听不到他们发生那种特别激烈的冲突，完全就没有这种感觉。肖颖同学书写的书面材料显示，“检查他的试卷和她的袖口，在查什么东西，大约2分钟就结束了。”显然肖颖并未看到老师亲自动手搜身，被老师搜身用的词是“好像”，显然是一种推断，不能被认定为证据，不能证实邵锡山动手搜女学生的身体，并且肖颖的书面材料也未证实邵锡山老师亲自动手搜王粟的身体。王建华与杨梓松的通话录音：“杨梓松：态度肯定说不上好，他确实搜了，包括让她站起来，包括袖子这块”。显然不能证实邵锡山老师态度非常不好，也不能证实是邵锡山老师动手搜王粟的身体。王建华与曹原广的通话录音：“曹原广：我当时应该是坐在第二排或者第一排，肯定是没有让她上讲台去搜，因为没有看见，我是听人说的，那就应该是老师在后面，对。”显然，曹原广并未看到老师搜了王粟的身体。王粟同考场同学告知家长的短信也同样未能证实邵锡山老师自己动手搜王粟同学的口袋。四、一审法院没有超越起诉状中的诉讼请求进行审理，更没有对被上诉人是否构成名誉权侵权进行认定和裁判，没有违背“不告不理原则”。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出的诉讼请求是生命权、身体权纠纷，而不是名誉权纠纷。但上诉状第三页载明“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不构成名誉权侵权实属错误”，显然是罔顾事实。五、没有证据证明“学校为掩盖事实真相，对学生下封口令”。综上所述，一审法院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庭审调查笔录，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的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于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即“提交的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被告邵锡山认定王粟作弊、动手搜王粟同学身体，撤走卷子；更不能证明王粟同学坠楼与邵锡山老师有法律上的什么因果关系”，显然是合法、合理、合情。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没有证据做支撑，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得当，程序合法，依法应当维持。王建华、李金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认定山西财经大学、邵锡山的行为对受害人的生命权和人身权构成侵害；2、请求判令山西财经大学、邵锡山因侵害受害人生命权、人身权赔偿支付王建华、李金艳死亡赔偿金、丧葬费、交通费等共计600000元；3、请求判令山西财经大学、邵锡山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0元；4、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均由山西财经大学、邵锡山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建华、李金艳系王粟（已故）的父母。王粟于1996年6月21日出生，生前系山西财经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电子商务专业2014级一班学生。2016年1月12日上午8：30-10：30，王粟在山西财经大学坞城校区立信楼一层SD03教室，参加学校组织的《概率与数理统计》课程的期末考试。考试过程中发生监考教师怀疑其有违反考试纪律的行为，经交涉后，王粟继续进行了考试。王粟也正常交了试卷从所交的试卷可以看出其已将所有试题答题完毕。当日考试结束后的上午10点49分左右，王粟从立信楼9楼坠楼，坠楼事件发生后，太原市公安局直属分局刑侦大队进行了现场勘验，并由太原市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于2016年1月14日进行尸表检验并于2016年1月26日出具法医学尸表检验意见书，意见为王粟符合高坠致胸腹腔脏器损伤合颅脑损伤死亡。2016年1月18日，王建华给办案机关出具内容为“我代表死者家属同意公安机关关于王粟死因系生前自行高坠的结论，不要求对王粟尸体进行进一步解剖检验鉴定，并不要求对王粟死亡一事作为刑事案件立案侦查。”的申请后，将王粟尸体火化。山西财经大学垫付了家属事故处理期间的住宿、交通、火化等费用。王粟坠楼事件发生后，山西财经大学就考试期间发生的情况对考场部分学生进行了调查，未发现异常情况。山西财经大学于2016年1月13日向山西省教育厅就高坠事件进行了报告，王建华、李金艳作为王粟（已故）父母事后多次向山西省教育厅、山西省人民政府信访局、国家信访局等有关部门投诉，要求山西财经大学对事件相关过程以文字形式作出说明，明确责任。山西财经大学在复函中，均未记载和认定王粟在考试中存在作弊行为。事后也安排有关领导与王建华、李金艳就保险理赔事宜进行过沟通。另查明，2015年9月11日，山西财经大学信息管理学院与王粟、王建华签订《山西财经大学学生在外住宿责任协议书》，王粟从2015年9月7日至2018年7月11日不在学校统一安排的宿舍住宿，在外住宿。再查明，2016年12月23日，王建华、李金艳曾向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院以侵权行为地或被告住所地均为山西省财经大学所在地，本院不具有管辖权为由作出（2016）黑0604民初658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不予受理。一审法院认为，王建华、李金艳之女王粟（已故）在山西财经大学上学期间高坠身故，根据公安机关的认定，王粟系高坠致胸腹腔脏器损伤合并颅脑损伤死亡的结论，及王建华当时不要求公安机关进行刑事案件立案侦查的申请，可以认定王粟系高坠死亡。王粟作为完全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对其行为造成的后果应承担责任，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山西财经大学、邵锡山在管理过程中存在导致王粟身故的过错行为，故王建华、李金艳要求山西财经大学、邵锡山承担侵权责任并赔偿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王建华、李金艳、山西财经大学、邵锡山提供的其他书面证据，因证人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不予采纳。判决如下：驳回王建华、李金艳的诉讼请求。双方当事人在二审期间未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上诉人认为其在上诉理由中陈述的名誉权侵权问题，是由于名誉权导致了孩子生命权的丧失，由于老师在考场上对孩子的侮辱造成生命权的丧失，是一个递进过程。不是主张名誉权侵权。对2016年1月18日上诉人王建华给公安机关出具内容为“我代表死者家属，同意公安机关关于王粟死因系生前自行高坠的结论，不要求对王粟尸体进行进一步解剖检验鉴定，并不要求对王粟死亡一事作为刑事案件立案侦查。”的事实认可，但是不能认定王建华当时出具这个证明是主动出具。当时是2016年2月7日过年，上诉人家里所有50岁以下的全来并了。家里剩的全是80岁以上的老人。第七天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学校说火化，火化完了跟上诉人谈，上诉人都有录音的。到刑警队出具尸体火化证明的时候，是公安机关给上诉人拿着样本口述写的，不签就不能火化。后在一审期间两位学校律师和邵锡山两位律师无意间拿出了1月12日程龙、胡桥的书面证明，才知道当时孩子出事，现场有第3人接触，第3人是谁?不能说王建华认为接受自行高坠的结论，公安机关就不进行刑事立案侦查，这是两码事。王建华怎么认为跟刑事立案侦查没有关系。故在二审询问过程中，上诉人当庭提出了两个申请，第一个是笔迹鉴定申请书，要求对山西财经大学向法庭提交的《山西财经大学考场情况记录单》上的监考1张子珍签字字迹与监考教师张子珍《证明》中的字迹是否为同一人书写；监考2邵锡山签字字迹与监考教师邵锡山《考场情况说明》中的字迹是否为同一人书写；监考3王全福签字字迹与监考教师王全福《情况说明》中的字迹是否为同一人书写进行司法鉴定。第二个是民事转入刑事侦查申请书，认为本案2019年3月20日第一次开庭审理时，山西财经大学出示了2016年1月12日2013级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2班的程龙与胡桥两名同学的《情况说明》，该《情况说明》中，程龙表述，“王粟双手抓住窗台，就要往下跳，此时，一个男生，我看到抓住了她的左手的袖子还是手腕。”警方在不掌握上述《情况说明》的情况下，不予刑事侦查。这是可能坠楼系他杀的重大线索，不能排除他杀的可能性。故请求将程龙、胡桥的《情况说明》移交给警方，并对王粟坠楼重新侦查。本院认为，上诉人对案涉《山西财经大学考场情况记录单》上三位监考老师的签字的真实性有异议，但其并未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本院不予准许。上诉人提出“民事转入刑事侦查申请”，因事发后，太原市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王粟的法医学尸表检验意见书，意见为王粟符合高坠致胸腹腔脏器损伤合颅脑损伤死亡。之后经上诉人王建华给公安机关出具“同意公安机关关于王粟死因系生前自行高坠的结论，不要求对王粟死亡一事作为刑事案件立案侦查”的申请，才将本案定性为自杀案件而非刑事案件，因此产生了本案家属与校方的民事诉讼。现上诉人认为程龙、胡桥的《情况说明》涉嫌刑事犯罪，要求对王粟坠楼原因重新侦查，是对公安机关出具的结论不认同，不属于本案民事案件审查范围，故该项主张予以驳回。关于上诉人主张王粟的坠楼死亡与二被上诉人的侵权行为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应当依法对侵权后果承担民事责任的问题。根据《侵权责任法》一般侵权行为构成要素的规定，上诉人应当就被上诉人是否存在过错行为，以及过错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现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山西财经大学、邵锡山对王粟坠楼身亡存在过错行为。故一审判决认定山西财经大学、邵锡山不构成侵权，不承担民事责任，于法有据，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王建华、李金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800元，由王建华、李金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江冰审判员 冯金林审判员 赵 鹏 二O二O年九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党秋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