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云0502行初37号 原告：云南五牛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111MA6NKM9J06。 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归十路**。 法定代表人：李曙光，任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凌，云南会凌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委托诉讼代理人：严燕春，云南会凌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授权。 被告：隆阳区道路交通运输管理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533001432704458X。  住所地：保山市隆阳区兰城街道办事处龙泉路**/div> 法定代表人：万力，任该局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谭然，云南吉昌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被告：保山市隆阳区人民政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33001015256842D。 住所 住所地：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永昌街道杏花路**iv> 法定代表人：段生荣，任隆阳区人民政府区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龙，云南旦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授权。 原告云南五牛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牛汽车公司）诉被告隆阳区道路交通运输管理局（以下简称隆阳区运管局）、被告保山市隆阳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隆阳区人民政府）行政命令、行政复议一案，于2020年5月20日向云南省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2020年5月22日该院作出（2020）云05行初30号行政裁定书，裁定本案移交本院处理。本院于2020年6月8日受理，于2020年6月12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和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8月1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凌、严燕春，被告隆阳区运管局法定代表人万力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谭然，被告隆阳区人民政府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五牛汽车公司诉称，被告隆阳区道路运输管理局于2020年1月10日对原告作出的云保隆运管责改（2019)0194号《责令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认定原告存在包车客运经营者沿途或者回程擅自揽客的违法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三条、《云南省道路运输条例》第十六条的规定，责令原告立即予以改正。原告对该责令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不服，于2020年3月6日向被告保山市隆阳区人民政府提出复议申请，请求撤销该责令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被告保山市隆阳区人民政府于2020年3月6日受理原告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后，于2020年5月6日作出保隆行政复决字（2020)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原告存在通过微信公众号“滇约出行”订票、搭载旅客、收取车资的行为，系“包车客运沿途或者回程擅自揽客”的违法行为，违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决定维持被告隆阳区道路运输管理局于2020年1月10日作出的云保隆运管责改(2019)0194号《责令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原告认为：被告隆阳区道路运输管理局作出的云保隆运管责改（2019)0194号《责令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认定原告的违法事实错误且不清，其执法程序违法、执法主体错误、有的执法人员不具备执法资格、适用法规依据不明。该《责令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应当予以撤销。被告保山市隆阳区人民政府受理原告提起的行政复议申请后，其复议程序违法，其作出的保隆行政复决字（2020）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原告的违法事实错误，原告并没有“包车客运沿途或者回程擅自揽客”的违法行为，因此，该《行政复议决定书》应当予以撤销。另外，被告隆阳区道路运输管理局在其所提交证据中，将《云南省道路运输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包车客运经营行为有关事宜的通知》（云运客管〔2020〕6号文件）列为其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支撑依据之一。为此，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之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在本案中对该文件一并进行合法性审查。综上所述，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提出如下诉讼请求，请法院依法判决：一、请求判决撤销被告隆阳区道路运输管理局作出的云保隆运管责改（2019)0194号《责令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二、请求判决撤销被告保山市隆阳区人民政府作出的保隆行政复决字（2020）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三、请求对《云南省道路运输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包车客运经营行为有关事宜的通知》（云运客管〔2020〕6号文件）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四、请求判决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被告隆阳区运管局辩称，2019年11月1日13时50分许，被告在例行稽查时，发现原告所营运的云Ａ×××××号牌宇通大型普通客车的包车信息与原包车载客信息完全不同。该车属往返包车，10月31日从昆明包车到保山乘客为4人，稽查时发现，返程载客为6人，而且与昆明包车至保山的乘客信息完全不同。根据这一事实，被告可以初步判定该车涉嫌违法营运。为查清事实，被告立即采取了相应行政措施。依据《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七条之规定，对云Ａ×××××号牌宇通大型普通客车依法进行了证据登记保存。经全面调查，事实证明，该车的营运行为，违反了《云南省道路运输条例》第十六条的规定，依据《云南省道路运输条例》第四十八条第十七款的规定，被告向原告分别送达了（2019）0194《行政处罚决定书》和云保隆运管责改（2019）0194号《责令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对原告实施了行政处罚。被告所送达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和《责令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有事实为基础，适用法律法规恰当，是原告理应自觉履行的法律义务。对原告的行政处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而原告枉顾违法事实的存在，拒不接受行政处罚的行为是不恰当的。再者，本来就一个违法行为和一个法律结果，而原告却有意分而诉之，岂不浪费国家审判资源，反倒有缠讼之嫌。另外，原告对云南省道路运输管理局所下发的《云南省道路运输管理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包车客运经营行为有关事宜的通知》（云运客管〔2020〕6号文件）提出质疑，并提出了对该文件的合法性进行审查的诉讼请求，被告认为《云南省道路运输管理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包车客运经营行为有关事宜的通知》（云运客管〔2020〕6号文件）的出台，是云南省道路运输管理局与国家交通运输部正常行政关系的结果。文件依据《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网络平台组客包车经营行为有关问题的答复》（交办运函〔2019）1777号文件）的行政指令，结合云南省包车客运市场所出现的违规经营实际情况，为维护整个包车客运市场的正常秩序所制定的文件，其内容与现行法律法规对包车运营的界定完全契合。其实体内容合法，行政程序合法。《云南省道路运输管理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包车客运经营行为有关事宜的通知》（云运客管〔2020）6号）是否合法？被告只认知该文件是否有法可依，是否符合实际。该文件在没有变更其法定地位的当前，被告人只能根据法律法规，将该文件作为行政执法的依据之一参照执行。原告认为不合法，可以直接起诉云南省道路运输管理局。综上所述，原告的诉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隆阳区人民政府辩称，一、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二、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原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案涉处罚决定合法有效。2019年10月31日21时30分许，原告员工谭磊驾驶云Ａ×××××号车辆搭载4名乘客从昆明市驶往保山市（随车携带包车客运标志牌及合同1份）,2019年11月1日13时50分许，隆阳区道路运输管理局（以下简称“隆阳区运管局”）的执法人员在保山市隆阳区板桥高速公路出站口处依法进行检查时，再次发现该车搭载的6名乘客与2019年10月31日从昆明至保山包车人员信息表内人员身份不相符，经查证，有3名乘客各自通过“滇约出行平台”购买车票并支付交通费，行程为保山至昆明。据此，隆阳区运管局判定原告的云Ａ×××××车辆有包车客运回程擅自揽客的运输经营行为，当场将该车进行证据登记保存。另，隆阳区运管局2019年11月7日作出云保隆运管违通（2019）0194号《违法行为通知书》，后原告要求听证，隆阳区运管局于2019年12月20日在保山市隆阳区龙泉路227号该局四楼会议室举行了听证会议。隆阳区运管局2020年1月10日作出云保隆运管责改（2019）0194号《责令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并于当日作出云保隆运管罚（2019）019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原告罚款2900元。所以，该处罚决定的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准确，程序合法。2、被告的行政复议决定合法有效。原告不服隆阳区运管局2020年1月10日作出的云保隆运管责改（2019）0194号《责令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于2020年3月4日向被告提出行政复议申请，经审查，被告于2020年3月6日依法受理。被告的职能部门采取书面审查的方式，对隆阳区运管局的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了全面审查，同时，也认真听取原告的意见。2020年5月6日作出保隆政行复决字（2020）第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根据《行政复议法》（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第三十一条“行政复议机关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六十日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规定，被告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并未超过以上时限。综上所述，被告作出的保隆政行复决字（2020）第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的行政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的规定，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原告五牛汽车公司是从事汽车租赁、客运服务等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其中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核准的经营范围为县内包车客运、县际包车客运、市际包车客运、省际包车客运。被告隆阳区运管局属于隆阳区行政区域内负责实施道路运输管理工作的管理机构。2019年10月31日21时30分许，被告隆阳区运管局执法人员在保山市隆阳区板桥高速公路出站口处对原告五牛汽车公司所有、由司机谭磊驾驶的云Ａ×××××宇通牌大型普通客车进行检查时，发现该车搭载四名乘客，从昆明到保山，随车携带包车客运标志牌及省内包车合同一份。经询问，其中三名乘客均系通过“云南滇约出行”网络平台购票并支付票款，行程为昆明至保山（单程）。案涉云Ａ×××××号车辆为19座宇通牌大型普通客车，道路运输证核准该车的经营范围为县内包车客运、县际包车客运、市际包车客运、省际包车客运，客运线路为昆明—保山，主要途经地为昆明—楚雄—大理—保山—昆明。司机谭磊向被告工作人员出示了《省内包车合同》和《包车人员信息表》各一份，该包车合同由云南滇约出行科技有限公司与原告五牛汽车公司签订，合同约定2019年10月31日至2019年11月1日云南滇约出行科技有限公司向原告五牛汽车公司包用案涉客车，包车费用为5000元，包车费由云南滇约出行科技有限公司先向原告预付1500元，余款3500元在团队到达目的地后30日内结清。《包车人员信息表》填写了四名乘客的姓名、身份证号码、手机号码，并由四名乘客在“同意包车签字栏”中签名。检查后，被告隆阳区运管局对该车予以放行。 2019年11月1日13时50分许，被告隆阳区运管局执法人员在保山市隆阳区板桥高速公路出站口处对原告五牛汽车公司所有、由司机谭磊驾驶的云Ａ×××××号返程客车再次进行检查时，发现该搭载的六名乘客与2019年10月31日从昆明至保山包车人员信息表内包车人员身份信息不相符，经询问，其中三名乘客各自通过“云南滇约出行”网络平台购票并支付票款，行程为保山至昆明。谭磊为原告五牛汽车公司驾驶员，负责驾驶前述车辆到达指定地点。被告隆阳区运管局怀疑案涉客车涉嫌存在包车客运沿途或回程擅自揽客行为，决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对案涉客车（含钥匙一套5颗、遥控器1个）和相关证照（道路运输证1套、省内包车线路牌1本、例保检查单2份、省内包车合同1份）等证据先行登记保存7日（自2019年11月1日至2019年11月7日）。2019年11月7日被告隆阳区运管局作出了云保隆运管保存行解（2019）0194号《解除证据登记保存决定书》，解除了上述证据登记保存，并对案涉客车予以放行，原告派人领取了被登记保存的相关证据。2019年11月7日被告隆阳区运管局对原告作出了《违法行为通知书》，将原告的违法事实、违反的法律规定及拟进行的行政处罚内容，原告所享有的陈述申辩和听证的权利告知了原告。2019年11月8日，原告提出听证申请。被告隆阳区运管局于2019年12月20日举行了公开听证。2020年1月10日，被告隆阳区运管局对原告作出云保隆运管罚（2019）019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给予原告罚款2900元的行政处罚。该《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载明了履行方式和期限，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及不履行处罚决定将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等事项。同日，被告隆阳区运管局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三条、《云南道路运输条例》第十六条的规定，向原告作出了云保隆运责改（2019）0194号《责令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责令原告对包车客运经营者沿途或者回程擅自揽客的违法行为立即予以改正，被告隆阳区运管局在该《责令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中给予了原告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被告隆阳区运管局通过邮寄方式向原告送达了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书》和《责令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2020年3月6日原告对被告隆阳区运管局于2020年1月10日作出的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书》和《责令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分别向被告隆阳区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要求撤销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书》和《责令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当天，被告隆阳区人民政府于受理了原告的复议申请。2020年5月6日被告隆阳区人民政府作出了保隆政行复决字（2020）第5号、第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被告隆阳区运管局于2020年1月10日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和《责令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原告不服，针对上述《责令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和《行政复议决定书》诉至本院，并提出前述诉讼请求。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八条“行政处罚的种类:（一）警告；（二）罚款；（三）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四）责令停产停业；（五）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六）行政拘留；（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的规定，“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并不是一种独立的行政处罚，但根据该条第(七)项的规定，其他单行法律、行政法规将其作为行政处罚规定的，“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就应当视为行政处罚。而被告隆阳区运管局对原告作出“责令改正违法行为”所依据的《云南道路运输条例》第十六条第一款“从事包车客运和旅游客运的车辆应当按照约定的目的地、线路、时间运行，不得招揽或者搭乘他人。运营时应当在车籍所在地和旅游目的地之间通行。”的规定中，并未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作为行政处罚规定，该“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实际上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三条“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的规定责令改正，行政机关实质上并无是否责令改正的裁量权，该“责令改正违法行为”仅为行政处罚的先行或后续行为，是附属于行政处罚的从行政行为，不是独立的行政处罚，不具备可诉性，当事人不可以对《责令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七款“原行政行为不符合复议或者诉讼受案范围等受理条件，复议机关作出维持决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一并驳回对原行政行为和复议决定的起诉。”规定，应一并驳回对原行政行为和复议决定的起诉。对于原告请求对《云南省道路运输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包车客运经营行为有关事宜的通知》（云运客管〔2020〕6号文件）的合法性进行审查的诉讼请求，因《责令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不符合复议或者诉讼受案范围等受理条件，故本案不能进行实体处理；同时，原告已针对被告隆阳区运管局作出的云保隆运管罚（2019）019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和被告隆阳区人民政府作出的保隆政行复决字（2020）第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提起行政诉讼【（2020）云0502行初38号】，并在该案中同样提出了要求对该份文件的合法性进行一并审查的诉讼请求，故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本案不做处理。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八条、第二十三条，《云南道路运输条例》第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六第七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云南五牛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的起诉。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郑汝松 人民陪审员  严守燕 人民陪审员  赵培超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梁永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