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20)川13行赔初5号 原告李茂（曾用名李孟），男，1972年4月1日出生，汉族，住址四川省阆中市。 委托代理人罗洪钊，四川忠典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丹枫，男，1975年9月1日出生，汉族，住址四川省阆中市。 被告阆中市人民政府，住所地四川省阆中市七里办事处巴都大道。 法定代表人杨德宇，市长。 委托代理人苟庆。 委托代理人张小云，四川源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李茂诉被告阆中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阆中市政府)行政赔偿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12日立案后，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8月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李茂及其委托代理人罗洪钊、李丹枫，被告阆中市政府的委托代理人苟庆、张小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被告于2013年6月27日发布《阆中市人民政府征收土地公告》，原告所在的梓潼宫村4组承包地在其征收范围内。公告发布后，被告将原告具有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的住宅房屋拆除，并将其附属物及承包经营的鱼塘损毁。后由于原告得知被告的征收土地决定未得到上级机关的批准，遂提起行政诉讼。该案一直申诉到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21日作出（2018）最高法行申4370号行政裁定，认定被告的土地征收行为属于未批先征，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的规定，指令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又再次指令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26日作出（2019）川13行初46号行政判决，判决被告的征收行为违法。 被告发布违法征收的公告后，在未与原告签订有效成立的安置补偿协议的情况下，就拆除了原告的住宅房屋，损毁原告房屋的附属物，给原告造成了重大的损失，被告应当为其违法行为承担赔偿责任。原告于2019年10月27日向被告邮寄了赔偿申请书，但至今被告未作出任何答复。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诉请：1.判令被告赔偿其违法征地拆除的原告房屋价值与违法安置房屋的差价521317.00元；2.判令被告赔偿其违法征地拆除房屋附属物差价139750.75元；3.判令被告赔偿其承包鱼塘养殖经营损失价值1397600.00元。 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2018）最高法行申4370号行政裁定书、（2019）川13行再49号行政裁定书、（2019）川13行初46号行政判决书，拟证明被告的征地决定违法； 2.阆中市滨江路南段征地红线图，拟证明原告房屋在征地红线范围内，应当按照国有土地标准进行赔偿； 3.《征收土地告知书》，拟证明征收土地和房屋应当按照告知书规定的程序进行，被告的征收行为不合法； 4.邮件交寄单，拟证明原告向政府邮寄了赔偿申请书。 被告阆中市政府辩称，一、原告直接提起行政赔偿起诉，违反法定程序，应驳回起诉。原告以被告发布的征收公告被确认违法而提起本案诉讼不当。《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是2011年6月29日签订的，而征地公告是2013年6月发布的，该协议是因“梓潼村避危搬迁工程”所实施的，不是集体土地征用、征收而签订的，且该拆迁协议至今未被确认违法或无效。所以，原告以《征地公告》违法提起行政赔偿诉讼不当，已经受理的本案，应裁定驳回起诉。原告称2019年10月27日邮寄给被告《赔偿请求书》不是事实，被告并未收到相关申请书及主张赔偿损失的证据材料，原告也没有提交《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违法的依据或材料。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二款规定：赔偿请求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须以赔偿义务机关先行处理为前提。 二、请求赔偿超过了起诉期限应驳回起诉。2011年5月原告签订《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领取了安置补偿费用，此后回迁到安置还房小区，协议已经履行完毕超过6年，《征收土地公告》发布已过7年，原告并没有及时请求赔偿损失，2014年7月进行了回迁。原告起诉期限应依据《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九条和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结合国务院法制办《关于被征地农民“知道”征收土地决定有关问题的意见》（国法2014第40号）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原告的起诉已经超过起诉期限，应当驳回其起诉。 三、原告应当获得的补偿已经全面获得，主张国家赔偿没有事实依据，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理、公平，应予维持。原告已经签订并履行的《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不存在损害其合法权益的事实，原告获得了房屋安置补偿权益。依据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的阆中市征地补偿办法、阆中市有关征地补偿办法，原告作为农村宅基地上修建的房屋应按照征用集体土地上的房屋进行补偿安置，但是对原告实行的是“按照国有土地上的房屋”进行安置补偿，该补偿已经超标安置；其签订的《安置补偿协议》同时已经对其附着物进行了补偿，不存在价差或损失。在补偿协议签订时，拆迁人充分地调查、核实原告的财产情况后，原告自愿与有关部门签订协议，不存在漏项、缺项的情况，至今已经9年无异议，2014年7月回迁安置、账务结算。本案没有按照农户人均宅基地、人均住房面积安置标准对原告补偿，而是按照其宅基地上实际房屋面积进行补偿，所得补偿价值明显高于应得利益，根本不存在损失或价差事实。同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拆迁人已对相关农户按国有土地上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政策补偿，按照原房屋面积状况等特定事项，考虑房屋附属物、动产以及本次拆迁涉及的搬家费、过渡费、奖励金等具体给付事项，尽可能给予原告必要、合理的照顾和安排，充分保障农户的合法权益，同时也符合《民法总则》规定的征收不动产或者动产，应当给予公平、合理的补偿的原则。 四、原告请求赔偿的拆迁补偿价差损失不是直接损失，不是必然可得财产权益。原告请求赔偿损失不具备行政行为违法的依据，没有直接财产损失的证据，没有拆迁安置行为与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证据。本案中，“征收公告行为”被生效判决确认违法，但未撤销该公告；《征收土地公告》与《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没有直接关系，拆迁安置行为是否违法尚不确定，足以导致赔偿责任的违法行为没有确定，主张违法行为与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条件不具备。原告虽提出了其房屋价值与违法安置房的差价损失521317元，拆除房屋附属物差价损失139750.75元的赔偿请求，没有依据证明请求赔偿的差价存在且是直接损失，是因《征收土地公告》造成的。本案原告房屋面积固定、青苗附着物的数量确定，没有财产的减少或丧失的依据，在拆迁时已经给予同等、同价值的补偿，此后双方进行了结算。主张的房屋价差损失、附着物价值差距等类似期望值、物价变化价差，不属于必然可得的利益，不属于直接损失范畴。 五、原告主张赔偿其承包鱼塘经营价值损失1397600元的请求，应依法予以驳回。原告认为因2013年6月阆中市政府的《征地公告》违法造成其鱼塘经营价值损失，损失金额1397600元。答辩人认为该请求不成立。首先，在实际征地时阆中市统征办与村社进行了附着物、青苗等财产调查，核实了河滩鱼塘的面积、结构性质、鱼塘权利人等附着物情况，核实清楚后村社与阆中市统征办签订了《青苗及附着物补偿协议》，村社收取了补偿费用。此后村社组织召开社员大会，社员公开讨论鱼塘补偿费的分配方式等，村社通知原告领取鱼塘补偿费。本案原告主张的鱼塘经营损失不是直接的财产损失，不是必然获得的财产价值，不符合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应予驳回。原告也没有提供相应证据证实自己的主张。因此，应当驳回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 综上，从起诉期限上讲，原告的起诉超过起诉期限，从损失的直接证据上讲，原告主张直接损失的证据不足，主张被告的违法行为没有认定，双方自愿签订的协议已经履行完毕，而且拆迁安置与征地公告无直接关系，其价值损失、经营损失不是国家赔偿法规定的直接损失，应驳回其诉讼请求。 被告在法定的举证期限内提交了以下证据： 1.原告的身份信息、参加社会保险信息、证明； 2.《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附属物补偿清单； 3.回迁协议、结算清单； 4.《征收土地公告》； 5.（2019）川13行初46号行政判决书； 6.四川省发改[2009]1225号通知、四川省政府川府函[2010]3号通知、阆中市七里街道办事处[2011]20号请示、七发办[2011]34号请示； 7.四川省人民政府川府函[2012]92号批复、阆府办发[2012]124号通知、79号通知、阆府发[2009]36号通知； 8.鱼塘补偿相关依据、补偿款支付依据。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身份信息无异议，养老保险待遇与本案无关；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有异议，可以证明原告在征地范围内有房屋，且面积有记录；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证据4坚持起诉意见；证据5的三性予以认可；证据6与本案无关；证据7无异议；证据8，对鱼塘承包合同无异议，承包鱼塘调查材料与本案无关，对通知无异议，对鱼塘分配比例真实性不能确定，会议记录、现场调查笔录、会计记账凭证与本案无关，没有直接给原告打款，应付款原始票据清单与原告无关。 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认为，证据1与本案无关；证据2有异议，在2012年对原告的房屋按照1:1来拆迁还房，是产权调换，不是按照农村集体土地征收房屋；证据3无异议；证据4虽然原告有邮寄事实，但没有查到关于赔偿申请书的信息和依据，原告应提交赔偿申请书。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被告提交的证据，客观、真实，且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2008年8月21日，七里街道办事处梓潼宫村（甲方）与李茂、戚映文（乙方）签订《鱼塘承包合同》，约定将原四社所有的一鱼塘承包给乙方，承包时间十年，自2008年8月21日至2018年8月21日，期限为十年。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戚映文向本院明确表示，放弃诉讼权利，不参加本案诉讼。 2011年6月29日,因对梓潼村避危搬迁工程规划范围内的房屋实施拆迁安置，阆中市政府七里街道办事处与李茂签订《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约定对原告的房屋进行住房安置，安置户型三室二厅、二室二厅、二室一厅,建筑面积231.82平方米,附属物补偿费41416.14元，以及临时安置补助费、搬迁（家）补助费、提前搬迁奖金、附属物补偿金等。2011年8月10日，被告向原告支付了搬家费、过渡费、搬迁奖、补附着物费等用共计53673.16元。2014年7月25日，阆中市土地储备中心与李茂签订《回迁安置入住协议》，约定按《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约定，向原告提供质量合格的安置房，住房**，并明确了分布的位置和面积。 2013年5月9日，阆中市统一征地办公室与七里街道办事处梓潼村委会二、三、四、五、八社签订《征用集体土地青苗及附着物补偿协议》，对附着物（鱼塘、鱼具、路、水渠、坟、树等）共计补偿1113310元。5月10日，该款项向村委会支付。2013年5月24日、29日，梓潼村村民委员会向原告发出《通知》，因渔塘的补偿款已到村帐，请与村委会结算结帐。 2013年6月27日，阆中市政府发布《征收土地公告》，决定征收七里街道办事处梓潼村1、2、3、4、8组等的土地。原告等人对该公告不服，于2015年5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该案经过一、二审及再审，最终本院于2019年9月26日作出（2019）川13行初46号行政判决，确认该公告违法。 2019年10月27日，原告李茂向阆中市政府邮寄材料，但其内容不详。 本院认为，根据原、被告双方的诉辩主张及庭审陈述，本案的争议焦点，一是原告的赔偿起诉是否符合法定程序；二是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三是原告的行政赔偿请求是否应予支持。 关于原告的赔偿起诉是否符合法定程序的问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九条第二款“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也可以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的规定，赔偿请求人主张行政赔偿，可以自行选择上述两种途径。赔偿请求人先提起行政诉讼，之后又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表明其没有选择向行政机关直接提起赔偿请求的途径，而是选择由人民法院解决其赔偿问题，无需再要求行政机关进行确认。故原告向本院提行政赔偿诉讼，符合法定程序。 关于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的问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九条“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为两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之日起计算，但被羁押等限制人身自由期间不计算在内。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赔偿请求的，适用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有关时效的规定。”的规定，原告等人对被告作出的案涉《征收土地公告》不服，于2015年5月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应认定其当时就应当知道权利受到侵犯。由于该案经过一审、二审以及再审，本院于2019年9月26日作出生效判决。故扣除案件审理的合理期限，原告于2020年5月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 关于原告的行政赔偿请求是否应予支持的问题。首先，在被告发布《征收土地公告》前，原告李茂已与阆中市政府七里街道办事处就其房屋和附属物的补偿签订《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已予以安置补偿，且该协议是基于对梓潼村避危搬迁工程规划范围内的房屋实施拆迁安置所签订的。同时，梓潼村村委会二、三、四、五、八社也与阆中市政府统一征地办公室签订了《征用集体土地青苗及附着物补偿协议》，对包括鱼塘在内的附着物予以补偿，且该协议在《征收土地公告》发布前已实际履行。其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八）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的规定，原告所主张的其房屋的价值与已安置房屋的差价损失、附属物差价损失以及鱼塘养殖经营损失费不属于直接损失，不应纳入行政赔偿的范围。同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的规定，在本案中，原告并未提交其损失的具体依据，不能证明其损失客观存在以及具体价值。故原告的行政赔偿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根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李茂的行政赔偿诉讼请求。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庄 娟 人民陪审员 何 亚 人民陪审员 苏 军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八日 法官 助理 唐 燕 书 记 员 范云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