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津0110民初3212号原告：李桂荣，女，1963年2月15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天津市和平区，现住天津市东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志刚（系原告之夫）,男，1963年8月10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天津市河**，现住天津市东丽区。被告：天津市东丽软件园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0797257195H），住所地天津市东丽区外环线南、昆仑北路东矽谷港湾******。法定代表人：沈永和，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郝圆圆，天津秦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李桂荣与被告天津市东丽软件园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软件园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1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8月26日、9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桂荣，被告软件园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郝圆圆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桂荣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撤销李桂荣与软件园公司于2019年8月8日签署的关于李桂荣承担房屋维修资金的《协议书》、关于李桂荣承担房屋外檐改造费用的《协议书》；2、判令软件园公司返还李桂荣垫付的房屋维修资金31606元、向李桂荣收取的印花税1896.36元、外檐改造费100000元,并向李桂荣支付资金占用利息8010元（按年息4.5%计算16个月）,共计141512.36元；3、诉讼费由软件园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2016年李桂荣与软件园公司签订房屋买卖协议,约定李桂荣购买软件园公司开发建设的天津市东丽区××号房屋,李桂荣按照合同约定支付了房款。签约后软件园公司在未先行通知并征得李桂荣同意的情况下,对房屋外檐进行了粉刷改造。在李桂荣要求交付房屋、办理房屋产权登记时,软件园公司要求李桂荣签署关于李桂荣同意承担房屋维修资金的《协议书》,要求李桂荣承担全部房屋维修资金63212元,并要求另外签署《协议书》,同意支付房屋外檐改造费100000元。另外软件园公司还向李桂荣收取了印花税1896.36元。当时李桂荣因生活需要一直在外租房居住,急于取得房屋,而软件园公司以签署上述《协议书》并支付费用为要挟,否则拒绝交房和办理产权登记,李桂荣迫于压力无奈签署上述协议并缴费。2019年案外人耿淑梅同样因购买软件园公司的房屋,软件园公司以耿淑梅未缴纳改造费拒绝交付房屋,双方呈讼东丽法院,2019年6月25日，法院作出（2019）津0110民初4523号《民事调解书》,软件园公司同意无条件为耿淑梅办理入住手续。软件园公司在签约后擅自改造外檐的行为,未经李桂荣同意,强行要求其支付改造款,是强制消费行为,李桂荣无义务承担该项费用,且印花税、房屋维修资金有明确规定应由买卖双方承担,软件园公司以交付房屋、办理产权登记为条件要求李桂荣承担上述款项构成胁迫,故上述两份《协议书》系受到软件园公司的胁迫,并非李桂荣真实意思表示,现请求撤销上述协议,软件园公司应返还应由其自身承担而由李桂荣垫付的房屋维修资金31606元、外檐改造费10000元。李桂荣支付的印花税1896.36元应缴纳给税务机关，不应由软件园公司收取，故软件园公司应返还给李桂荣。同时，软件园公司还应赔偿占用资金给李桂荣造成的利息损失。现因双方协商未果,李桂荣提起诉讼。李桂荣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外檐改造费收据、农业银行刷卡持卡人存根，拟证明外檐改造未经过李桂荣同意，软件园公司向李桂荣收取外檐改造费不合理。2、印花税收据，拟证明软件园公司不应向李桂荣收取印花税。3、天津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专用票据，拟证明李桂荣替软件园公司缴纳维修基金31606元不合理。4、日期为2019年8月8日的《协议书》，拟证明软件园公司要求李桂荣缴纳全部房屋维修资金。5、《房屋租赁协议书》，拟证明因李桂荣一直急需使用软件园公司出售的房屋，所以缴纳了100000元的外檐改造费。6、录音，拟证明软件园公司工作人员告知李桂荣必须交纳外檐改造费，否则不给房屋钥匙。软件园公司辩称，不同意李桂荣的诉讼请求。李桂荣缴纳的房屋维修基金、外檐改造费等不存在欺诈情形，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李桂荣已按照协议实际履行。李桂荣在签署认可承担外檐改造费的材料后向软件园公司支付费用，在交费后1年半之久未提异议，并且在其缴纳费用后又与软件园公司协商签署了自愿承担房屋维修基金的协议，说明李桂荣对协议和费用是认可的，不存在欺诈和胁迫消费的情形，故请求法院依法驳回李桂荣的诉讼请求。软件园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说明》、企业往来收据、农业银行刷卡商户存根，拟证明李桂荣同意软件园公司对涉案房屋进行升级改造，并由李桂荣支付外檐改造费。2、《申请书》及《协议书》，拟证明李桂荣因急需办理产权证向软件园公司申请所产生的房屋维修资金全部由其本人自行承担，并就该事项与软件园公司签署了协议书。3、B3区外檐提升改造各户分摊款项说明及改造清单，拟证明软件园公司进行统一外檐改造，实际产生相应工程造价费用。4、商品房买卖合同及补充合同，拟证明李桂荣向软件园公司缴纳的印花税是双方协商一致应由李桂荣自行承担的部分，该部分印花税由软件园公司缴纳给了相关部门。5、农业银行电子缴税付款凭证、印花税纳税申报表、缴纳印花税的业主明细表，拟证明包括李桂荣在内的部分业主的印花税已经缴纳给相关税务部门。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软件园公司对李桂荣提供的证据1、2、3、4的真实性均认可，仅对证明目的不认可。李桂荣对软件园公司提交的证据1、2、4、5真实性亦没有异议，故对上述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1、李桂荣提交的证据5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予采信。2、对于李桂荣提交的证据6，因无法确认谈话对方的身份，故不予采信。3、软件园公司提交的证据3系其自行统计制作形成，且李桂荣不认可，故本院不予确认。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1月21日，李桂荣与软件园公司签订了商品房预订协议，2019年8月8日双方签订了《天津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及附件六补充合同，约定李桂荣购买软件园公司开发建设的坐落于天津市东丽区××路××号楼××门房屋，价款为3792720元。补充合同第3.1条载明：“因签署《天津市商品房买卖合同》而发生的印花税、因买卖该房屋而产生的契税和专项维修资金等相关税费全部由买受人承担并缴纳；……”。合同签订后李桂荣按照合同约定支付了全部购房款。后软件园公司对涉案房屋的外檐进行了升级改造。2019年2月12日李桂荣向软件园公司出具《说明》，载明：“本人李桂荣于2016年2月1日购买矽谷港湾项目Ｂ3区18号楼6单元房屋，为提升房屋品质，本人同意贵公司对上述本人所购买房屋外墙面、外檐就材质颜色等事宜进行统一改造升级施工，相关改造施工方案本人予以认可，本人同意以改造后房屋形象办理上述房屋的交付手续。”且双方达成协议，李桂荣同意承担外檐改造费100000元。当日，李桂荣向软件园公司支付外檐改造费100000元。2019年3月23日，李桂荣办理了涉诉房屋的入住手续。2019年8月5日，李桂荣向软件园公司支付印花税1896.36元。2019年8月8日，李桂荣与软件园公司签订《协议书》，载明：软件园公司与李桂荣认可因买卖矽谷港湾Ｂ3-18-6房屋所产生的房屋维修资金全部由李桂荣承担，双方应交房屋维修资金共计63212元，李桂荣应于办理上述房屋产权证时自行进行缴纳；李桂荣自行办理上述房屋产权证所有手续，软件园公司予以配合，但相关费用由李桂荣自行承担。同年9月28日，李桂荣分别以其本人、软件园公司为交存人向天津市房屋维修资金管理中心各缴纳天津市东丽区××路××号楼××门房屋维修资金31606元。另，软件园公司于2019年9月17日向相关税务机关缴纳了43800.70元的印花税。软件园公司自认上述款项中包括李桂荣向其交付的1896.36元印花税。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关于由李桂荣承担房屋维修资金的《协议书》以及由李桂荣承担房屋外檐改造费用的协议是否基于胁迫订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9条规定“以给公民及其亲友的生命健康、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或者以给法人的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为要挟，迫使对方作出违背真实的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胁迫行为。”本案中，李桂荣在与软件园公司订立协议时，明确知晓自己交付给软件园公司款项的用途，不存在错误认识，协议的订立并未体现出软件园公司对李桂荣进行了要挟，而是基于李桂荣急于取得房屋及办理房屋产权证而自愿与软件园公司订立。现李桂荣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上述协议是基于胁迫订立，故对于其要求撤销上述协议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上述协议系李桂荣与软件园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合同。协议当事人应恪守承诺，依约履行协议义务。李桂荣已依约自愿承担了房屋外檐改造费及房屋维修资金，现其要求软件园公司予以返还，无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李桂荣要求软件园公司返还印花税1896.36元的主张，李桂荣与软件园公司签订的《天津市商品房买卖合同》附件六即补充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合法有效。补充合同中明确约定印花税由李桂荣缴纳，且李桂荣亦按照约定自愿向软件园公司支付了印花税，并由软件园公司将该笔印花税缴纳给了相关部门，现李桂荣要求返还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李桂荣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565元，由原告李桂荣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石金娟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宋晓峰本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法规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六十九条：以给公民及其亲友的生命健康、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或者以给法人的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为要挟，迫使对方作出违背真实的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胁迫行为。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