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04民初3167号 原告罗剑，男，1977年4月23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上城区。 委托代理人祁显唐、叶水荣，浙江泽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新宇钟表集团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住所地杭州市江干区富春路**杭州万象城第**第**商铺。 负责人章伟俊。 被告上海新宇钟表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上海市淮海中路**金钟广场**iv> 法定代表人张瑜平。 上列两被告委托代理人吴正绵、洪亮，北京德恒（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罗剑为与被告上海新宇钟表集团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上海新宇钟表集团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于2019年3月27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韩涛采用简易程序独任审判，于2019年6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罗剑及委托代理人叶水荣、祁显唐、被告上海新宇钟表集团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上海新宇钟表集团有限公司委托代理人吴正绵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罗剑诉称：2018年8月19日，原告在杭州市江干区富春路701号杭州万象城内“江诗丹顿”柜台处，经销售员介绍，原告以151200元购买了型号为7900Ｖ／110Ａ-Ｂ334，手表编号为×××82的江诗丹顿手表及相关配件一套，被告上海新宇钟表集团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为原告办理并填写了保修单。2018年12月28日，原告在佩戴手表的过程中，出现手表时间不准，间接性全部停止走动及偶尔秒针走动，日期、时针、分针停止的情况。随后，原告持手表和保修单及相应全部配件及单据，前往上海江诗丹顿直营专卖店进行维修。上海江诗丹顿直营专卖店在收到原告提供的手表及保修单后，告知该保修单系无效保修单，无法享受保修服务。在专卖店现场对原告购买产品的核查下发现，被告上海新宇钟表集团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所出售的手表编号为×××82，但其提供的包装盒，以及盒内配件标牌统一编号却是1387592，被告上海新宇钟表集团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开具的钟表使用建议书上的表身号为1367582，手表自身编号与包装盒及内部配件标牌和钟表使用建议书上的表身号上的编号不一致。上海江诗丹顿直营专卖店的工作人员告知原告，其品牌产品出厂销售时，包装盒及内部配件标牌编号，与手表编号是完全统一的，不会出现任何不相符的情况，原告所购产品存在问题。随后，原告前往被告上海新宇钟表集团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处询问不相符的原因，被告上海新宇钟表集团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拒不告知，原告要求被告上海新宇钟表集团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提供已购手表对应的海关报关单，以证明其进货渠道合法合规，确保产品是合格正品，被告上海新宇钟表集团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却再次拒绝。原告迫于无奈，在认为自己的消费权利受到侵犯的情况下，向新闻媒体及杭州市江干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进行了投诉举报。被告上海新宇钟表集团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迫于压力，提交了其公司就涉案手表的入库单，及相应海关报关单和海关进口消费税专用缴款书。但是，经原告对比，被告上海新宇钟表集团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所提供的海关进口消费税专用缴款书根本无法证明系涉案手表的消费税缴费书，且其入库单显示涉案手表已在2018年1月26日入库，但根据报关单的内容显示，涉案手表在2018年1月31日方才进口，海关申报日期为2018年2月2日，即涉案手表在还未进口和申报海关完税前，便已自行完成入库手续，此现象完全不符合时间逻辑和法律规定。 原告通过向上海江诗丹顿直营专卖店的工作人员了解，江诗丹顿品牌手表在进口时，都必须体现手表编号，能够确定具体手表的相应海关完税及报关单据，本案被告上海新宇钟表集团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却自始至终拒不提供，其所提供的材料恰恰说明涉案手表报关单存在问题。因此，被告上海新宇钟表集团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出售给原告的涉案手表质量存在问题，出现了走时不准，时常停顿的情况，经向厂家直营卖店核查，被告提供给原告的保修单无效，并且其所出售给原告的手表来路不正，报关单有问题，存在先入库后申报的情况，其所售手表并非正品。被告出售产品质量存在问题且无法保修，商品与包装、配件和钟表使用建议书上的编号不一致，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欺诈情形，应当对原告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被告上海新宇钟表集团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系被告上海新宇钟表集团有限公司的分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之规定，被告上海新宇钟表集团有限公司也应承担责任。综上所述，本案被告上海新宇钟表集团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恶意隐瞒原告涉案手表报关问题和手表与包装不相符的情况，手表质量和保修也存在问题，误导原告购买涉案手表，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现原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要求判令：1.判令二被告共同向原告退还购物款151200元；2.判令二被告向原告支付加倍赔偿款453600元；3.判令二被告承担本案诉讼相关费用。 被告上海新宇钟表集团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上海新宇钟表集团有限公司辩称： 一、上海新宇钟表集团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所销售的江诗丹顿手表系正品，起诉状中所述的该手表非正品与实际情况不符。 （一）被告获得了江诗丹顿品牌方历峰商业有限公司的合法授权。2018年和2019年度，江诗丹顿品牌方历峰商业有限公司将江诗丹顿以及相应配件（表带及表扣）在杭州万象城店授权给原告的关联方深圳亨得利钟表有限公司经销。深圳亨得利钟表有限公司向品牌方采购江诗丹顿手表后，最终由上海新宇钟表集团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对外销售。作为合法获得授权的经销商，两被告根本不可能实施销售假表的行为。 （二）案涉的江诗丹顿手表为正品。罗剑所购买的江诗丹顿手表，手表编号为×××82，该手表由2018年1月26日由历峰商业有限公司在境外入库并经由航空方式发往上海浦东机场，2018年1月31日到达浦东机场口岸，并于2018年2月2日向海关进行申报。2018年2月24日，历峰商业有限公司向上海海关缴纳了包括案涉手表在内的相关进口增值税。事后深圳亨得利钟表有限公司向历峰商业有限公司购买了包括案涉手表在内的多只江诗丹顿手表（包括了编号为×××82和1387592的江诗丹顿手表），历峰商业有限公司于2018年4月26日向亨得利公司开具了金额为人民币1032720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综上，两被告认为，两被告经过品牌方历峰商业有限公司授权，在杭州万象城销售江诗丹顿手表及配件，案涉手表经过了报关、缴税等合法销售手续，该手表属于正品，原告罗剑在起诉状中陈述的情况与实际情况不符。 二、案涉手表可以正常保修。 （一）原告所陈述的前往上海江诗丹顿直营专卖店沟通的情况，与两被告向品牌方历峰商业有限公司了解的情况不一致。上海江诗丹顿直营专卖店系由江诗丹顿品牌方历峰商业有限公司开办。根据两被告向历峰商业有限公司了解，罗剑前往上海江诗丹顿直营店时，江诗丹顿直营店员工明确告知是其品牌经销商，不会出现水货或假货，而且保卡上的编号和表身上一致，可以享受保修的权利。直营店员工从未告知罗剑该手表保修单无效，或者无法享受保修服务，其诉状的陈述与实际情况不符。该情况可以由法院、两被告和原告一起前往江诗丹顿上海直营店核实。 （二）案涉的手表可以享受正常维修。根据江诗丹顿品牌方历峰商业有限公司的规定，江诗丹顿品牌手表用户可以凭借保修卡及手表前往售后部门进行维修。本案中，虽然先后出现几个不同的手表编号，但是保修卡编号与手表编号都是一致的，均为×××82；如果罗剑提供江诗丹顿保修卡及手表，其可以正常享受江诗丹顿手表的保修。 三、关于起诉状中出现的手表编号问题。 本案案涉手表的编号为×××82。2018年4月6日，上海新宇钟表集团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将1387592（该手表与编号为×××82的手表同时进口）的手表出售，考虑到编号为×××82的手表外包装盒破损，经过与客户沟通，该客户同意留下1387592的包装盒，并取走与保修的有关资料。上海新宇钟表集团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于2018年8月19日向罗剑销售案涉手表时，包装盒采用了1387592的包装盒，但是保修卡仍为×××82的保修卡。由于销售人员不仔细，且由于编号字体较小，销售人员在手写《钟表使用建议书》时出现笔误，写成了1367582。 四、两被告不存在欺诈行为，罗剑无权要求“退一赔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的“退一赔三”情形适用前提是“欺诈”，但本案中两被告根本不存在欺诈行为，因为两被告所销售的江诗丹顿手表是正品，能够享受正常的保修。虽然由于销售人员工作不仔细书写错误及案涉手表原外包装盒破损使用了1387592的包装盒，但该事实不能说明两被告存在欺诈的故意。从另外一方面来看，销售人员的工作不仔细也根本未对罗剑的权益造成任何损害，因为案涉手表保修卡的编号是正确的，原告罗剑购买的手表可以享受江诗丹顿的正常质保。案涉的江诗丹顿手表数额巨大，如果仅仅由于外包装这一细小的问题便要求两被告“退一赔三”，明显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精神。正如最高人民法院在贵州天价宾利“退一赔三”案件中的论述，案涉手表的外包装轻微瑕疵，不影响罗剑购买手表的目的，不能仅凭客观结果就断定两被告存在欺诈，不应当适用“退一赔三”。 五、关于向历峰商业有限公司核实的事实。 本案最重要的事实是上海新宇钟表集团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所销售的江诗丹顿手表是否属于正品，能否享受正常维保。两被告希望在法院的陪同下，由罗剑携带保修卡及手表共同前往品牌方历峰商业有限公司位于上海市淮海中路的直营店，核实案涉江诗丹顿手表的真伪及能否享受正常保修，以及罗剑曾经向该直营店核实相关事实的实际情况，以便于查明全案事实并作出正确裁判。 综上，两被告认为，原告罗剑在起诉状中陈述的事实与实际情况不符，其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恳请法院驳回罗剑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查明： 2018年8月19日，原告罗剑在被告上海新宇钟表集团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杭州万象城“江诗丹顿”购买江诗丹顿牌手表一块，手表型号为7900Ｖ／110Ａ-Ｂ334，手表编号为×××82，“江诗丹顿”品牌方历峰商业有限公司内部商业编号为×××73，价格为151200元。被告上海新宇钟表集团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向原告罗剑提供的手表包装盒、手表配件标牌载明的手表编号为1387592，钟表使用建议书载明的手表编号为×××82。 后原告罗剑发现案涉手表出现停摆情况并认为手表报关单存在问题，向杭州市江干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进行投诉，2019年3月11日经该委调解，因双方分歧较大无法达成一致意见。 根据被告上海新宇钟表集团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提交的案涉手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口货物报关单》载明，海关编号为×××30，合同协议号为18Ｒ0100，根据历峰商业有限公司出具的《购买认购函》，深圳亨得利钟表有限公司购买了编号为×××82、1387592的“江诗丹顿”牌手表，内部商业编号为×××73。根据历峰商业有限公司出具的发货单载明，编号为×××82的“江诗丹顿”牌手表包裹编号为×××25。 根据本院向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海关调取的×××30号报关单及随附单证载明，包裹编号为×××25的提单号为7024378223，7024378223号提单中包含型号为7900Ｖ／110Ａ-Ｂ334手表两块。 另查明，“江诗丹顿”品牌方历峰商业有限公司授权深圳亨得利钟表有限公司在杭州万象城店销售江诗丹顿牌手表以及相应配件（表带及表扣），深圳亨得利钟表有限公司与上海新宇钟表集团有限公司系关联企业，控股股东均为上海新宇钟表服务有限公司。 上述事实，有原告罗剑提交的销售单、购货单、付款凭证、手表、手表身份证、包装盒及配件标牌照片、客户联系单、消费权益争议申诉调解记录、进口货物报关单、入库单、保修单、钟表使用建议书，被告上海新宇钟表集团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上海新宇钟表集团有限公司提交的授权书、授权牌、证明及企业信用信息、货物报关单、发货单、采购发票、海关进口关税专用缴款书、历峰商业有限公司营业执照、购买认证函、购货单及收据，本院依法调取的×××30号报关单及随附单证及本案庭审记录证实。 本院认为，罗剑向上海新宇钟表集团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购买涉案手表,双方之间形成买卖合同关系,应各自依法按约履行自己的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原告主张案涉手表存在质量问题且恶意隐瞒手表报关问题和手表与包装不相符的情况，构成欺诈行为，主张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规定“退一赔三”。本院认为，1.案涉手表是否存在质量问题，罗剑主张案涉手表存在质量问题，应由其承担举证责任。审理过程中，经本院释明，罗剑对案涉手表是否存在质量问题并未提出鉴定申请，故其关于案涉手表存在质量问题的主张缺乏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2.关于是否合法进口问题。×××30号报关单及随附单证虽仅列明一个型号的手表,但其附随的发票涉及的手表其中包含案涉的手表型号,包裹编号为×××25中亦可与案涉手表型号相对应，结合上海新宇钟表集团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提交涉案手表的《购买认购函》、发货单等证据，上海新宇钟表集团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主张涉案手表系经海关报关正常进行销售的意见,已举证充分，本院予以采信。3.关于案涉手表包装盒、手表配件标牌载明的手表编号与手表本身标号不一致的问题，上海新宇钟表集团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也作出了较为合理的解释。综上，本院认定上海新宇钟表集团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作为销售者已经履行了相关审查义务,其主观上并不存在欺诈的故意,客观上亦未实施欺诈的行为。罗剑主张上海新宇钟表集团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的行为构成欺诈,并据此要求上海新宇钟表集团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及上海新宇钟表集团有限公司退货退款并支付货款三倍赔偿金,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条、第五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罗剑的诉讼请求。 按规定减半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924元，由原告罗剑负担，原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韩 涛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王云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