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4民终62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杜龙军，男，1974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盐边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杜龙碧，四川晓明维序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104199411695619。 上诉人（原审被告）：攀枝花市公安局东区分局，住所地四川省攀枝花市**南充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103000083242028 负责人：蒋光红，该局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星有，男，该局民警。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巧，女，该局民警。 上诉人杜龙军因与上诉人攀枝花市公安局东区分局（以下简称东区公安分局）保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盐边县人民法院（2020）川0422民初6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杜龙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杜龙碧、上诉人东区公安分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星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杜龙军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杜龙军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东区公安分局承担。事实和理由：在四川省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攀民终字第1037号案件中，杨岽霖支付给攀枝花市创恒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创恒公司）的财产损害赔偿金是针对资金占用进行的赔偿，不包括房屋租金，一审判决对此事实认定不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杜龙军计算看守人员的加班工资合情合理，一审判决未支持加班工资明显不公。 东区公安分局辩称，一审法院对于杨岽霖支付给创恒公司的财产损害赔偿的性质进行了认定，对东区公安分局的诉请是认可的。四川省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所作的调解书对财产损害赔偿金也有认定，包含了一审中杜龙军提出的各项费用。东区公安分局对看守人员的报酬不认可，杜龙军没有雇请人员看守，而且对看守人员的工资认定与事实不符，不存在工作人员在法定工作时间内履行了义务应当获得相应的劳动报酬的情形。 上诉人东区公安分局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杜龙军承担。事实和理由：杜龙军并未向法院提供证据证明其雇人对扣押物进行了有效的看守，且东区公安分局工作人员于2017年7月11日对扣押物进行搬离时，所在楼层布满灰尘、污水，卫生条件极差，各种物品堆至房间门口，房内无日常生活用品，并无人员在内居住、看守迹象，相邻房间均空置。杜龙军原本认为该批汽车配件是卖不掉的淘汰车用产品，根本不值钱，杜龙军只是囿于公安机关将该批汽车配件存放在其房屋内，不能擅自处理，只是将该批汽车配件和其他杂物一起堆放在杜龙军所有的空置房间内，事实上，该房屋即不是厂房也不是仓库，不需要专人看守。虽然杜龙军将东区分局存放的扣押物品原物返还，但不足证明杜龙军雇请了专人对该批汽车配件进行了不间断的专门看守，不存在所谓的看管人员在法定工作时间内履行了正常劳动义务应当获得劳动报酬的情形，一审判决认定看守人员的报酬按全额工资计算与事实不符，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和《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3、54、55条的规定。 杜龙军辩称，攀枝花市公安局认可东区公安分局在办案时所扣押的物品确实给杜龙军造成了损失，建议通过民事诉讼程序维护合法权益。案涉扣押物保管时间长达17年之久，杜龙军一件不差地移交给东区公安分局，且东区公安分局的工作人员未出庭作证，其在一天所看到的情形不能代表17年的客观情况。扣押物在2000年时价值较高，只是因为保管期间长久而贬值，客观上东区公安分局也支付给杨岽霖15万元的配件赔偿款。保管配件客观上需要房屋堆放，也需要人员进行看管。用闲置房堆放扣押物品可以不支付房租费不符合逻辑。杜龙军履行了保管义务，东区公安分局就应当支付看守人员的劳务工资，且杜龙军是按照攀枝花市最低工资标准计算的劳务费，合法、合情、合理。 杜龙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东区公安分局支付杜龙军保管费296789.08元（其中从2000年9月1日至2017年7月11日的房屋占用费按同地段的房租每年6000元/年×17年共计102000元，看守扣押物人员工资及加班工资从2000年9月至2017年7月按每年攀枝花市最低工资标准计算共计194789.08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0年8月20日，杨岽霖（曾用名杨**）与杜龙军开办的创恒公司签订了价值76260元的轮胎买卖合同，合同约定杨岽霖在提货后4小时内付清货款。合同签订后杨岽霖于2000年8月22日与其二姐杨梅一同来到创恒公司门市，杨岽霖支付了定金3000元后从创恒公司拉走合同约定价值的轮胎后逃匿，创恒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杜龙军遂向公安机关报案。2000年8月23日，东区公安分局依法到杨岽霖位于四川省盐边县的汽车配件门市部内扣押了172个品种的汽车配件，并将该批价值达15万余元的扣押物交给杜龙军看管并存放于杜龙军向其姐杜龙碧购买的位于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商屋内。由于杨岽霖一直潜逃未抓获归案，东区公安分局交给杜龙军看管的扣押物一直堆放于杜龙军的商屋内。2011年7月27日杨岽霖向公安机关自首，2013年11月25日杨岽霖因犯合同诈骗罪被四川省攀枝花市西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诈骗赃款76260元已经退还给创恒公司。对杨岽霖诈骗行为给创恒公司货款造成的损失，创恒公司于2015年1月6日向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杨岽霖按银行同期月利率的四倍支付诈骗货款利息257308元、赔偿交通费、误工费5000元、赔偿从2000年9月开始至案件审结之日按300元／月的房租损失。2015年5月18日，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攀东民初字第659号民事判决：一、杨岽霖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按公安机关的扣押清单自行到创恒公司搬走由该公司保管的172个品种的汽车配件；二、杨岽霖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创恒公司资金占用利息损失253259.46元、赔偿交通费、误工费5000元、给付保管汽车配件产生的房屋租赁费53400元（2000年8月23日至2015年6月23日共计178个月×300元／月），共计311659.46元；三、驳回创恒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该案宣判后，杨岽霖不服，向四川省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四川省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了（2015）攀民终字第1037号调解书，该调解书确认：一、杨岽霖自愿赔偿创恒公司财产损害赔偿金110000元，此款定于2016年3月19日前支付20000元，剩余90000元定于2017年3月19日前付清；二、针对公安机关扣押的物品（172个品种的汽车配件）不在本案中处理；三、杨岽霖如果不按双方约定的付款时间付清上述110000元赔偿金，其自愿承担违约金20000元；四、创恒公司自愿放弃其他诉讼请求。由于创恒公司认为东区公安分局将扣押物堆放在公司法定代表人杜龙军位于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商屋内长达近17年的时间，给杜龙军开办的公司造成了巨大损失，遂于2018年1月3日向东区公安分局提出国家赔偿申请，东区公安分局认为：创恒公司提出的赔偿请求事项不属于国家赔偿的范围，并超过请求时效，遂于2018年1月8日作出“攀公东赔不受字【2018】1号通知书”，决定对创恒公司提出的国家赔偿申请不予受理。创恒公司收到该通知书后于2018年1月15日向攀枝花市公安局提出异议，攀枝花市公安局经审查认为：东区公安分局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扣押了犯罪嫌疑人杨岽霖的涉案物品后委托你公司代为保管，由此产生了相应的费用，此行为系民事法律关系，属于民事法律调整的范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和第十八条规定的刑事赔偿范围，你所申请的内容不属于国家赔偿的范围。攀枝花市公安局遂于2018年1月19日作出了《攀枝花市公安局国家赔偿异议答复告知书》，建议创恒公司通过民事途径主张合法权益。创恒公司遂于2019年7月19日向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法院立案后，因不便行使管辖权，遂申请四川省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四川省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一审法院管辖。杜龙军认为东区公安分局是将172个品种的扣押汽车配件交给自己保管并堆放于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商屋内，占用商铺长达17年时间，既给自己造成了房屋租金损失、也造成了看守人员工资、加班工资等损失，杜龙军遂提出前述诉讼请求。攀枝花市东区的最低工资标准:1999年7月1日-2000年12月31日为220元／月;2001年1月1日-2002年6月30日为270元／月；2002年1月1日-2004年6月30日为310元／月;2004年7月1日-2005年11月30日为400元／月;2005年12月1日-2006年11月30日为450元／月;2006年12月1日-2007年12月31日为510元／月;2008年1月1日-2010年7月31日为550元／月;2010年8月1日-2011年12月31日为780元／月;2012年1月1日-2013年6月30日为960元／月;2013年7月1日-2014年6月30日为1140元／月;2014年7月1日-2015年6月30日为1250元／月;2015年7月1日-2018年6月30日为1380元／月。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为：杜龙军与东区公安分局之间是否成立保管合同关系？若成立保管合同关系是否属需要支付保管费？看守保管物的人员报酬是否已经处理？杜龙军的诉讼请求是否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看守保管物的人员报酬如何计算？ 一、杜龙军与东区公安分局之间是否存在保管合同关系问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六十五条“保管合同是保管人保管寄存人交付的保管物，并返还该物的合同”规定，本案东区公安分局虽然不认可与杜龙军存在保管合同关系，但东区公安分局从2000年8月23日将扣押物交给杜龙军保管的事实及结合杜龙军与东区公安分局工作人员共同签字确认的《扣押物品盘点清单》和攀枝花市公安局2018年1月19日作出的《攀枝花市公安局国家赔偿异议答复告知书》，足以确定双方之间从2000年8月23日开始产生了保管合同关系； 二、东区公安分局是否应该支付保管费的问题。 杜龙军与东区公安分局之间非亲非故，又没有隶属关系，杜龙军也没有为东区公安分局长期无偿保管这一价值巨大的扣押物法律义务，按社会的一般交易习惯和权利、义务对等的法律原则，行为人长时间将数量、价值巨大的物品堆放于他人商屋是需要支付保管费的。双方之间虽然没有约定保管费，也没有达成补充协议，东区公安分局将扣押的172个品种、数量达3536个（价值达150000余元）汽车配件交给杜龙军保管，对杜龙军就产生了妥善保管扣押物的法律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强制执行法》第二十六条“对查封、扣押的场所、设施或者财物，行政机关应当妥善保管，不得使用或者损毁；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对查封的场所、设施或者财物，行政机关可以委托第三人保管，第三人不得损毁或者擅自转移、处置。因第三人的原因造成的损失，行政机关先行赔付后，有权向第三人追偿。因查封、扣押发生的保管费用由行政机关承担。”的规定，杜龙军对该扣押物产生了保管责任，东区公安分局应该向杜龙军支付保管费。另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第六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二）价款或者报酬不明确的，按照订立合同时的履行地的市场价格履行；依法应当执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的，按照规定执行。”规定，杜龙军的保管行为不是无偿保管，东区公安分局也应该向杜龙军支付保管费； 三、保管费是否已经处理的问题。 如果东区公安分局将扣押物堆放在其所有的房屋内然后再交给杜龙军看管，就只会产生看守人员报酬，而不会产生房屋租金，而恰好东区公安分局将保管物堆放在了杜龙军开办公司的门市部内将近17年时间，那保管费就应该包含扣押物占用杜龙军开办公司的门市部商屋的租金及看守人员报酬两部分，针对杨岽霖的诈骗行为给创恒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经过了四川省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的（2015）攀民终字第1037号调解处理，其中扣押物占用应该开办公司的门市部商屋租金已经由扣押物所有人杨岽霖支付给了杜龙军的公司，但对杜龙军看守该扣押物的报酬没有处理，因此，杜龙军可以就看管人员的报酬起诉。 四、杜龙军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 杜龙军与东区公安分局之间的保管合同自2000年8月23日开始成立并生效，直至2017年7月11日东区公安分局从杜龙军的商屋内拉走扣押物时终止，杜龙军主张权利的时效应该从2017年7月12日开始至2020年7月11日结束，杜龙军于2020年4月21日向一审法院起诉，杜龙军的起诉没有超过三年的诉讼时效。 五、杜龙军看守扣押物的报酬如何计算及是否包含加班工资的问题。 由于杜龙军与东区公安分局之间没有约定看守扣押物的报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二）价款或者报酬不明确的，按照订立合同时的履行地的市场价格履行；依法应当执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的，按照规定执行。”现杜龙军主张按攀枝花市人民政府从2000年度至2017年度的最低工资标准来计算看守人员报酬具有合理性，但其报酬中不应该再计算加班费。 一审法院对杜龙军看守扣押物的费用计算如下：由于杜龙军与东区公安分局之间形成了保管合同关系，合同自2000年8月23日东区公安分局将涉案扣押物交给杜龙军保管时生效，直至2017年7月11日被告从原告处拉走该扣押物时终止。一审法院确定从2000年9月1日至2017年7月11日期间，按照杜龙军主张的以攀枝花市每年度的最低工资标准来计算看守人员报酬（不再计算加班费）为142098元（具体计算数额为：⑴2000年9月1日至2000年12月31日共计4个月：220元/月×4个月﹦880元;⑵2001年1月1日-2002年6月30日共计18个月：270元/月×18个月﹦4860元；⑶2002年7月1日-2004年6月30日共计24个月：310元/月×24个月﹦7440元；⑷2004年7月1日-2005年11月30日共计17个月：400元/月×17个月﹦6800元；⑸2005年12月1日-2006年11月30日共计12个月：450元/月×12个月﹦5440元；⑹2006年12月1日-2007年12月31日共计13个月：510元/月×13个月﹦6630元；⑺2008年1月1日-2010年7月31日共计31个月：550元/月×31个月﹦17050元；⑻2010年8月1日-2011年12月31日共计17个月：780元/月×17个月﹦13260元；⑼2012年1月1日-2013年6月30日共计18个月：960元/月×18个月﹦17280元；⑽2013年7月1日-2014年6月30日共计12个月：1140元/月×12个月﹦13680元；⑾2014年7月1日-2015年6月30日共计12个月：1250元/月×12个月﹦15000元；⑿2015年7月1日-2017年7月11日共计24个月零11天：1380元/月×24个月＋1380元/月÷21.75天×11天﹦33818元；）。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第二项、第三百六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强制执行法》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一、攀枝花市公安局东区分局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杜龙军看守扣押物的报酬142098元；二、驳回杜龙军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杜龙军认可创恒公司在（2015）攀东民初字第659号案件中起诉杨岽霖要求赔偿从2000年9月起至案件审结之日按300元/月计算的房租损失与本案中主张的房屋租赁费均属同一房屋产生的租赁费。杜龙军认可杨岽霖已支付本院（2015）攀民终字第1037号民事调解书中约定的110000元财产损害赔偿金。 杨岽霖不服四川省攀枝花市西区人民法院（2014）攀刑终字第18号刑事判决向四川省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四川省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3月3日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7年7月11日，东区公安分局从杜龙军处将177个品种的案涉扣押物取回。后杨岽霖因案涉扣押物造成损失要求东区公安分局进行国家赔偿，东区公安分局支付杨岽霖150491.5元赔偿金。 根据2017年7月11日《扣押物品盘点清单》载明，雨刮器差额数量为13副，刹车鼓差额数量为11个，气门调节螺丝差额数量为190个。 本院认为，杜龙军与东区公安分局均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双方意思表示真实，内容亦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双方建立的保管合同关系合法有效。但对杜龙军提出东区公安分局支付保管费用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理由如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六十六条规定“寄存人应当按照约定向保管人支付保管费。当事人对保管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保管是无偿的”，第六十一条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七条规定“下列情形，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合同法所称‘交易习惯’：（一）在交易行为当地或者某一领域、某一行业通常采用并为交易对方订立合同时所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做法；（二）当事人双方经常使用的习惯做法。对于交易习惯，由提出主张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在本案中，杜龙军与东区公安分局在建立保管合同关系时未约定保管费用，双方至今不能就保管费用问题达成补充协议，且双方未订立书面保管合同，无法按照合同其他条款确定保管费用，杜龙军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双方存在交易习惯，故本案应当依法视为双方建立的保管合同关系是无偿的。二、保管案涉扣押物从根本上来说是为了对杜龙军及创恒公司自身利益的更大保护，与通常意义上的保管合同存在保管利益上的本质区别，不应简单地适用等价有偿原则。三、因创恒公司向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法院起诉杨岽霖要求赔偿的项目中包含货款利息257308元、交通费和误工费5000元以及从2000年9月开始至案件审结之日按300元/月的房租损失，而在本院（2015）攀民终字第1037号案件中，创恒公司与杨岽霖协议确定杨岽霖除支付损害赔偿金110000元外，创恒公司自愿放弃其他诉讼请求，虽然协议中还约定针对公安机关扣押的物品（172个品种的汽车配件）不在该案中处理，但该约定应当视为对172个品种汽车配件的处置问题不在该案中处理，其余部分的赔偿请求应当视为创恒公司已经放弃。加之杜龙军系创恒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明确知晓创恒公司在上述案件中提出房租损失的主张并处分了相应的权利而未提出任何异议，视为杜龙军认可创恒公司的处分行为，结合案涉用于保管的房屋系杜龙军自有而非另行租赁，并未额外产生租赁费用实际情况，杜龙军在本案再行主张房屋租赁费用显然属于重复主张，故一审法院综合本案实际情况未支持杜龙军的房屋租金请求并无不当，应予维持。四、杜龙军及创恒公司因杨岽霖的合同诈骗行为产生的货值损失76260元已由杨岽霖退赔，杨岽霖还另外赔偿了创恒公司及杜龙军110000元财产损失，杜龙军的损失已得到相应补偿，东区公安分局亦支付杨岽霖150491.5元赔偿金。五、杜龙军虽主张其聘请人员对案涉保管物进行了保管，但其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主张，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杜龙军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六、《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二）价款或者报酬不明确的，按照订立合同时的履行地的市场价格履行；依法应当执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的，按照规定执行”，该条规定的适用前提是当事人就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而本案当事人并未约定保管费用，故本案不适用该条规定，一审法院适用该规定进行判决错误，应予纠正。另外，一审法院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强制执行法》第二十六条和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作为本案的裁判依据显属适用法律错误，应一并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东区公安分局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三百六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四川省盐边县人民法院（2020）川0422民初656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杜龙军的全部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287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146元，合计12022元，均由杜龙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渝婕 审 判 员 熊 疆 审 判 员 刘起新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 潘红梅 书 记 员 李国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