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叠彩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0303民初1335号 原告：黄旭昌，男，1990年3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宗禄，广东扬权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纪金虹，广东扬权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汤中智，男，1993年9月9日出生，瑶族，住广西桂林市叠彩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仁贵，广西立横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黄旭昌与被告汤中智不当得利纠纷一案，原告黄旭昌以民间借贷纠纷为案由、以汤中智为被告于2019年8月28日诉至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在该案庭审中原告黄旭昌当庭变更案由为不当得利纠纷，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3月26日作出（2019）粤0303民初3061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将案件移送本院管辖。本院于2020年7月1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9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黄旭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宗禄，被告汤中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蒋仁贵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黄旭昌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立即偿还原告人民币70000元及利息，利息自起诉之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清偿之日止。2、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8年11月，原告与案外人黄铭等人去桂林旅游时，经黄铭介绍认识被告。被告说他是广西桂林恒智众昇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智公司）股东，这家公司主要从事电子烟业务，电子烟为新兴行业、投资小利润大，遂邀请原告投资暗股。原告当时也没多想，就通过支付宝向被告转了7万元。后来，原告要求被告签协议，以便明确投资的是哪家公司，占有多少股份，被告一直以各种理由推托，至今没有签订任何协议，也未曾明确原告占有多少股份。再后来，原告要求被告提供财务报表等公司资料，被告亦都以各种理由推托，至今没有提供。另外，被告早在2019年5月20日已经将持有的恒智公司的股份全部转给了桂林优禧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优禧公司）。而恒智公司及优禧公司也都已经于2020年3月20日简易注销。综上所述，被告应当立即向原告返还不当得利人民币7万元及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 被告汤中智辩称，1、原、被告之间股权转让有效。双方经黄铭介绍认识，原告得知黄铭已经受让被告股权30%后，主动联系被告要求受让被告股权30%，口头约定原告支付70000元受让被告股权30%，原告成为隐名股东；二、原告主张要被告将七万元作为不当得利返还，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70000元系股权转让费，是协商合意；被告对于恒智公司的经营及注销没有过错，公司一直处于亏损状态，原告是明知的，多次要求被告帮其出售股权。原告作为成年人，应当知道投资经商有风险，原告在恒智公司亏损后，以不当得利理由要求退回投资款没有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主张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具体审查认证如下： 一、原告黄旭昌围绕其诉请提供的证据： 1、支付宝截图3份，拟证明2018年11月28日原告向被告转账7万元。2、微信截图，证明该微信截图为被告提供，通过聊天内容可知，原告曾多次要求被告提供公司财务报表，被告均以各种理由推托。3、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结果，证明早在2019年5月20日，被告已将恒智公司的股权转让给优禧公司。4、全体投资人承诺书，证明恒智公司、优禧公司在2019年12月11日向登记机关申请简易注销登记，并承诺“本企业申请注销登记前未发生债权债务/已将债权债务清算完结，不存在未结清清算费用、职工工资、社会保险费用、法定保险费用、法定补偿金和未交清的应缴纳税款及其他未了结事务，清算工作已全面完结。” 被告汤中智对原告黄旭昌提供的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1.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认为这个是原告购买被告在恒智公司股份的转让款。支付宝截图上也注明了是电子烟暗股转让款。2.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原告主要是强调被告不提供公司报表，但是被告不是公司法人代表，只是股东。被告曾向公司要报表，公司一直没有给被告，所以不是被告不给报表，只是公司不给报表。微信截图也反映了原告在2019年5月7日让被告帮他卖掉暗股。3.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但补充说明被告在形式上已经将其在恒智公司的股份转让给优禧公司，但是实际上他还是恒智公司的股东。4.对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认为这个股东的承诺只是对股东以外的不特定公众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原告证明内容不是我们本意。 本院对原告提供的证据的认证意见为：对原告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本院均予以认定，并在卷佐证；但能否证明被告收取案涉款项的行为是否构成不当得利，应否返还本金利息，本院将在本案的判决说理部分予以论述，在此不再赘述。 二、被告汤中智针对其抗辩主张提供的证据 1.汤中智身份证复印件，证明汤中智身份信息。2.代持股协议书2份，证明汤中智于2019年5月10日已将自己在恒智公司和优禧公司中的股权交曹某管理，被告本人的权利义务，在协议上已经明确。3.公司注销通知书2份，证明2020年3月20日广西桂林恒智众昇科技有限公司和桂林优禧科技有限公司已经注销。被告还当庭补充两份证据，补充证据1.优禧公司电脑咨询单1份，证明曹某是优禧公司的股东，优禧公司与恒智公司是关联公司。补充证据2.微信聊天截图4张，证明原告让被告出售暗股，原告是明知恒智公司的亏损，为了避免自己的损失，把其暗股对外出售,以及证明原告代理恒智公司在深圳的电子烟销售业务，原告应该知道恒智公司的经营状况。4、证人曹某的证人证言，拟证明被告是涉案两公司股东，包括显名股东与隐名股东；曹某代持股汤中智股份；两公司经营状况。 原告黄旭昌对被告汤中智提供的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1.对证据1三性无异议。2.对证据2三性均无法确认。首先，该证据是被告与案外人签订，真实性无法确认；其次代持股协议书受托人是曹某，但是实际上他们是把股份转让给了优禧公司，无法体现被告所述的将股份转由曹某代持的事情。第二份证据，这个证据也是被告委托曹某代持股，代持的是优禧公司，这家公司和原告没有关系，而且该公司的股东为曹某、蒋海川两人，被告即使委托曹某持有这家公司的股份，也不能证明间接持有恒智公司的股份，另外说明一点，优禧公司是在2019年5月15日才成立的，他们签订这份代持股协议书时，根本不存在优禧公司。3.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同时也说明了这两家公司从未实际经营过，否则不可能不存在任何债权债务。另外哪怕这两家公司从始至终就是空壳，被告也坚持认为他把股份卖给了原告，那么无论是在将股权转让给案外人，或者将公司注销时必须征得原告的同意，但是被告从来没有这么做，这从侧面也反映了被告从未认为其所谓的间接持有恒智公司的股份，其中有一部分是属于原告的。4.对补充证据1认为被告将股份转给优禧公司，之后恒智公司组织形式为一人有限公司，但是即使如此曹某也仅是优禧公司的股东，他不可能直接享有恒智公司的股东权益，被告把曹某与优禧公司的身份混淆一起，是不恰当的。在公司组织架构上来说，曹某不可能直接对恒智公司做出任何决策。5.对补充证据2真实性予以确认，当时原告确实有在经营电子烟业务，但是被告就据此主张是恒智公司的业务是没有事实依据的，该份证据里面并不能体现被告的主张。原告曾经多次向被告索要公司的财务报表，被告都没有提供，不可能清楚公司的经营情况。6、对证人证言，认为（1）根据曹某的回应，可知无论是股权转让给优禧公司还是将两公司注销，被告都是知情且同意的，但是被告从来没有通知或者征求原告的意见，与被告所述将股权已经转让给原告是冲突的，如果真的转让是需要原告同意。（2）被告是隐名股东，今天也把显名股东曹某带来出庭作证，但是至今都没有能提供任何书面证据证明这家公司有实际经营过，甚至不能提供相应的转账记录，甚至肯定会存在的年度报告，也不愿意提供是及其不符合常理的。（3）在提起诉讼之前，原告曾向公安机关报案称被告涉嫌诈骗，随后公安机关打电话询问了被告，被告才第一次主张其所持有的股份中有一部分是原告的，并同意签订相应的协议，但是一直都没有。（4）在原告提交的聊天记录第12页2019年8月12日，被告还向原告主张，如果要将股权变更为他本人所有，随时可以变更回来，但是在2020年3月20日没有征求过原告同意的情况下，就同意曹某将两家公司简易注销，也是极其不符合常理的，相互矛盾的。综上，原告认为被告这一系列操作，就是为了不偿还原告的70000元并掩盖公司没有实际经营的事实。 本院对被告提供的证据的认证意见为：1、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的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并在卷佐证；2、对证据2，因代持股协议书落款日期早于优禧公司的成立时间，本院对其真实性无法核实，且原告不予认可，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不予确认；3、对证据3、补充证据1、2真实性予以认定，并在卷佐证；4、对证人证言，与本案争议具有关联性，故本院作为本案定案的参考依据予以在卷佐证，但能否证明原、被告的诉辩主张，本院将在本案的判决说理部分予以详细论述，在此不再赘述。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原告黄旭昌经他人介绍认识被告汤中智，2018年11月28日，原告黄旭昌通过支付宝向被告汤中智转款70000元，注明“电子烟暗股投资款”，被告汤中智当时系恒智公司股东，汤中智持有恒智公司10%股权。2019年5月20日，恒智公司股东由汤中智、曹某等人变更为优禧公司。2019年8月13日，原告黄旭昌以汤中智作为被告向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提起民间借贷纠纷之诉，诉请汤中智立即偿还黄旭昌本金70000元及利息，利息自起诉之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清偿之日止；由汤中智承担诉讼费用。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予以立案，案号为（2019）粤0303民初30614号。 2020年3月26日，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粤0303民初3061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书载明“本案在庭审过程中，原告当庭变更案由为不当得利纠纷，并变更事实与理由为系原告向被告投资暗股，因被告未提供股权且事实上无法提供股权，被告获取原告投资暗股属于不当得利，要求被告返还。被告对于投资暗股的基本事实予以确认，认可本案案由应为不当得利纠纷……由于本案为不当得利纠纷，本案应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被告户籍地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叠彩区……”，后将本案移送本院管辖。 另查明，2020年3月20日，恒智公司、优禧公司经桂林市七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审查，决定准予恒智公司、优禧公司注销登记。 庭审中，原告针对其诉请第一项中的“利息”予以明确：以本金70000元为基数，从原告第一次起诉2019年8月28日起计算，利息参照民间借贷的相关规定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年利率6%计算至清偿之日止。 本院认为，综合原、被告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被告汤中智收取涉案款项的行为是否对原告黄旭昌构成不当得利，是否应该返还本金及利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或事后丧失了合法根据而被确认为系因致他人遭受损失而获得的利益。其构成要件包括：1.双方当事人必须一方为受益人，他方为受害人。2.受益人取得利益与受害人遭受损害之间必须有因果关系。3.受益人取得利益没有合法根据，即既无法律上、亦无合同上的根据，或曾有合法根据，但后来丧失了这一合法根据。又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主张权利存在的人，应就权利产生的法律要件事实负举证责任。因此，本案中，黄旭昌应就其主张的汤中智收取其70000元款项属于不当得利中的“没有合法根据”这一构成要件事实负证明责任。 根据庭审查明的案件事实显示，原告黄旭昌自称，其系经案外人介绍认识时任恒智公司股东之一的汤中智，庭审中，原告黄旭昌提供了通过支付宝转款70000元给被告汤中智的截图，支付宝转款时注明款项为“电子烟暗股投资款”，被告汤中智对该支付宝截图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故根据上述关于“不当得利”构成要件的论述以及本案查明的事实，原告黄旭昌向被告汤中智转账70000元系基于双方之间达成的投资合意，转款时亦明确载明“暗股投资款”，具有合法根据，并非无法定或约定的根据，不符合“不当得利”的事实构成。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原告黄旭昌未提供证据证实其与被告汤中智之间另行产生了其他“无法定或约定”的债权债务关系，故本院认定，被告汤中智收取涉案款项70000元的行为对原告黄旭昌不构成不当得利。黄旭昌关于要求汤中智退还其70000元及利息的诉讼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根据，本院不予采信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黄旭昌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550元（原告已预交），因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减半收取775元，由原告黄旭昌负担；剩余的775元由本院退回原告黄旭昌。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或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并于上诉期限届满之日起七日内预交上诉费1550元（收款单位：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20×××16，开户行：农行桂林高新支行）。逾期不交也不提出缓交申请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员  李明权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徐建真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第一百二十二条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