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云0103行初88号原告：江西省煤炭集团云南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曲靖市园林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300555148156U。法定代表人:黎振华，总经理。委托代理人：于飞、黄丽，系贵州听君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云南省自然资源厅。。住所地：昆明市北京路**法定代表人：刘佳晨，厅长。委托代理人：张小兵，特别授权代理。委托代理人：罗薇，系云南瑞阳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第三人：林毅，男，汉族，1953年7月29日生，住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系原曲靖市麒麟区永灿经营部个体工商户户主。委托代理人：傅斌、万渝，系云南直度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第三人：江煤贵州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金阳南路**贵阳世纪城**团1,2,3,4,************iv>法定代表人：付贵平，系总经理。委托代理人：张传扬、徐伏良，系江煤贵州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法务部法务，一般授权代理。原告江西省煤炭集团云南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诉被告云南省自然资源厅、第三人林毅、第三人江煤贵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其他行政管理行政许可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22日受理后，依法向被告云南省自然资源厅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被告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在法定期限内提交了答辩状及证据，本院适用普通程序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6月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江西省煤炭集团云南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于飞、黄丽，被告云南省自然资源厅的委托代理人张小兵、罗薇，第三人林毅的委托代理人万渝，第三人江煤贵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传扬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2009年4月3日，被告向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永灿经营部颁发了云南省罗平县永思安煤矿《探矿权证》（证号为T53120090401027123），勘察单位:云南地矿特种工程有限公司，有效期2009年4月3日至2011年4月3日。2011年1月24日依云南省矿业权交易鉴证书（云矿交探转鉴证[2011]12号）被告批准云南省罗平县永思安煤矿探矿权转让至原告。2009年11月由江西省煤田地质局223地质队出具《云南省罗平县永思安煤矿地质填图普查报告》，总结为煤炭资源前景评价为该区探矿权面积8.17km2范围内，预测有主要可采煤层(C7、C9、C10煤层)(334)类资源量5543万吨，另有局部可采煤层(C3、C5、C6、C8）（334）类煤炭资源量3390万吨，总体上具有潜在的煤炭资源比较可观，且煤质相对较好。基于对前述报告之信任，2010年5月7日，江西省煤炭集团公司与云南广丰矿业有限公司、云南恒达华星矿业有限公司、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永灿经营部签订了关于江西省煤炭集团云南矿业有限公司的《出资人协议》。约定各方同意通过资源、资本、技术的有机结合，共同出资组建合资公司，开发云南省富源县顺通煤矿、云南省罗平县红丫口煤矿、云南省师宗县永乐顺煤矿、云南省罗平县永思安煤矿、云南省富源县营上镇平稳煤矿煤炭资源。合资公司名称为江西省煤炭集团云南矿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1亿元，江煤集团占51%，广丰公司占9%，恒达华星公司占34%，永灿经营部占6%。江煤集团以货币5100万元出资；广丰公司以拥有的红丫口煤矿勘探权作价出资900万元；恒达华星公司以其拥有的顺通煤矿探矿权作价出资3400万元，永灿经营部以其拥有的永乐顺煤矿精查探矿权、永思安煤矿探矿权作价出资。协议各方同意，广丰公司、恒达华星公司、永灿经营部拥有的探矿权聘请具有资质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并以评估为依据，协商作价，由各方共同签署《探矿权出资作价协议》。2月10日，山连山公司根据委托人丰龙公司的委托出具了山连山矿权评报字（2009)128号、129号、130号、133号评估报告。结论为：红丫口煤矿勘探探矿权于评估基准日2009年11月30日所表现的评估价值为人民币2179.89万元；永乐顺煤矿精查探矿权评估基准日2009年11月30日所表现的评估价值为人民币1155.69万元；永思安煤矿探矿权于评估基准日2009年11月30日所表现的评估价值为人民币375.82万元；顺通煤矿勘探探矿权于评估基准日2000年11月30日所表现的评估价值为人民币8848.32万元。2010年5月7日，江煤集团作为甲方与广丰公司（乙方）、恒达华星公司（丙方）、永灿经营部（丁方）签订了《探矿权出资作价协议》。各方确认前述山连山公司对案涉拟出资探矿权的评估结果，并对拟出资的探矿权作价如下：乙方拥有的红丫口煤矿探矿权协商作价1965万元，股权出资900万元，占注册资本9%；丙方拥有顺通煤矿探矿权协商作价7508万元，股权出资作价3400万元，占注册资本34%；丁方拥有的永乐顺煤矿、永思安煤矿探矿权协商作价1045万元、339万元，股权出资作价共600万元，占注册资本6%。2010年5月，原告公司章程中记载：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0万元，江煤集团认缴出资额5100万元，占比51%；广丰公司探矿权作价出资，认缴出资额900万元，持股比例为9%；恒达华星公司探矿权作价出资，认缴出资额3400万元，占比34%；永灿经营部探矿权作价出资，认缴出资额600万元，占比6%。以上合计认缴出资额10000万元。2011年2月1日，原告公司各股东通过股东会决议，一致确认，原告公司注册资本增加到22157万元人民币，其中：江煤集团认缴出资额11300万元，占比51%，出资方式为货币；广丰公司认缴出资额1965万元，占比8.87%；恒达华星公司认缴出资额7508万元，占比33.88%；永灿经营部认缴出资额1384万元，占比6.25%，广丰公司、恒达华星公司、永灿经营部出资方式均为探矿权。2011年1月24日，云南省矿业权交易中心出具的云南省矿业权交易鉴证书云矿交探转鉴证(2011)12号记载：永灿经营部将永思安煤矿勘探项目探矿权以200万元转让给原告。2011年10月26日，恒达华星公司与福建双林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恒达华星公司将其持有原告公司3.88%的股份按出资额7508万元转让给双林公司。2011年10月20日，广丰公司与双林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广丰公司将其持有原告公司8.87%的股份按出资额1965万元转让给双林公司，2011年10月26日，永灿经营部与双林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永灿经营部将其持有原告公司6.25%的股份按出资额1384万元转让给双林公司。2012年3月26日，江煤集团公司发出《关于无偿划转江西省煤炭集团云南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通知》，决定以2012年1月1日为基准日，将江煤集团所持有原告51%的股权，无偿划转给江西省煤炭集团贵州矿业有限责任任公司持有。江煤云南公司在受让探矿权后发现转让方探矿权地质资料虚假。2015年9月24日，江西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向云南省曲靖市人民检察院发函请求依法保护国有资产合法权益，避免国有资产流失。2015年12月20日曲靖市人民检察院委托江西省煤矿司法鉴定中心依法对1、云南省罗平县红丫口煤矿勘探报告（2009年6月送审稿）及相关图纸；2、云南省罗平县永思安煤矿地质填图报告及相关图纸；3、云南省师宗县永乐顺煤矿普查地质报告及相关图纸等地质资料的客观性予以司法鉴定。鉴定认为：《云南省罗平县永思安煤矿地质填图普查报告》等鉴定材料可信度极低，对后续的勘查工作无实质性指导。2017年9月27日，云南省曲靖市人民检察院向原告发出曲检民（行)行政违监（2017)53030000号《检察建议书》认定原告公司股东双林公司以虚假地质资料获取探矿权，并以该探矿权作价出资成为国有控股公司股东，损害了国家利益。恒达华星公司持有的顺通煤矿探矿权、广丰公司持有的红丫口煤矿探矿权、永灿经营部持有的永乐顺煤矿和永思安煤矿的探矿权在评估作价时地质资料虚假，山连山公司基于虚假地质资料作出的价值评估报告没有参考价值，且不能作为产权交易、投资、融资使用，而经实际开采，也无利用价值，造成了国有资产损失。永灿经营部在《云南省罗平县永思安煤矿地质填图普查报告》确定的永思安煤炭资源前景评价为该区探矿权面积8.17km2范围内，预测有主要可采煤层化（C7、C9、C10煤层)(334)类资源量5543万吨，另有局部可采煤层(C3、C5、C6、C8)(334)类煤炭资源量3390万吨，总体上具有潜在的煤炭资源比较可观，且煤质相对较好，而实际鉴定认为：《云南省罗平县永思安煤矿地质填图普查报告》等鉴定材料可信度极低，对后续的勘查工作无实质性指导意义。这说明业主方采取虚构地质资料的手段骗取延续及矿权转让许可。根据《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五条和《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五条及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应当依法撤销。2019年4月24日，江煤贵州公司作为云南矿业公司的国有股东，向被告申请撤销前述行政许可、备案登记等具体行政行为。2019年8月15日，被告作出云自然资矿管（2019)497号文件，驳回原告之申请错误。为维护法律公正，为保护国有企业合法权益，依法起诉至法院请求：一、依法责令撤销云南省自然资源厅2019年8月15日作出的云自然资矿管（2019）497号文件；二、依法责令被告撤销2009年4月3日永思安煤矿《探矿权证》(证号：T53120090401027123)、以及该探矿证的所有延续许可;三、依法责令被告撤销云矿交探转鉴证（2011)12号云南省矿业权交易鉴证书；四、依法责令被告撤销滇探转（2011）12号探矿权转让审批通知书；五、依法判令本案评估鉴定费、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被告辩称：一、答辩人于2019年8月15日作出《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回复江煤贵州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撤销罗平县红丫口煤矿等四个探矿权延续、转让等行政许可的意见》（云自然资产矿管[2019]497号）不属于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江煤贵州集团有限公司于2019年4月29日向答辩人提交了《关于撤销云南省富源县顺通煤矿探矿权延续、储量评审、备案及转让行政许可的请示》，答辩人在调查清楚相关情况的基础上，作出了云自然资产矿管[2019]497号的答复意见，该意见系答辩人对江煤贵州矿业集团就云南省罗平县永思安煤矿探矿权基本情况，办理探矿权延续、转让等有关政策规定，关于申请撤销相关行政许可的意见等内容所作出的回复，未对原告的权利和义务产生影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二条规定，该回复意见不属于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二、案涉的云南省罗平县永思安煤矿《探矿权证》已过有限期，不存在可撤销权利。云南省罗平县永思安煤矿《探矿权证》与红丫口煤矿《探矿权证》合并后，其《探矿权证》已注销，不存在可撤销的权利。三、答辩人对云南省罗平县永思安煤矿颁发、变更《探矿权证》登记合法。（一）曲靖市麒麟区永灿经营部于2006年8月28日以申请在先的方式获得云南省罗平县永思安煤矿探矿权（证号：5300000611341）。（二）答辩人办理转让变更《探矿权证》程序合法。根据《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53号）第三条“除按照下列规定可以转让外，探矿权、采矿权不得转让：（一）探矿权人有权在划定的勘查作业区内进行规定的勘查作业，有权优先取得勘查作业区内矿产资源的采矿权。探矿权人在完成规定的最低勘查投入后，经依法批准，可以将探矿权转让他人。（二）已经取得采矿权的矿山企业，因企业合并、分立，与他人合资、合作经营，或者因企业资产出售以及有其他变更企业资产产权的情形，需要变更采矿权主体的，经依法批准，可以将采矿权转让他人采矿”、第五条“转让探矿权，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自颁发勘查许可证之日起满2年，或者在勘查作业区内发现可供进一步勘查或者开采的矿产资源；（二）完成规定的最低勘查投入；（三）探矿权属无争议；（四）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已经缴纳探矿权使用费、探矿权价款；（五）国务院地质矿产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条件”及《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探矿权采矿权管理颁发等3个文件的通知》第十七条“探矿权转让人、受让人应当向省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提交下列材料，办理转让手续：（一）转让申请书；（二）转让人与受让人签订的转让合同；（三）受让人资质条件的证明文件；（四）矿产资源勘查情况的报告；（五）登记管理机关要求提出的其他材料”的规定，答辩人（原云南省国土资源厅）根据曲靖市麒麟区永灿经营部和原告于2010年12月6日共同提交的申请及材料真实性承诺，对云南省罗平县永思安煤矿探矿权流转条件、主体、受让人、程序以及方式等进行形式审查后，于2011年1月24日依法作出的《探矿权转让审批通知书》（滇探转[2011]12号）、《云南省矿业交易鉴证书》（云矿交探转鉴证[2011]12号），2011年2月14日办理转让变更登记的行为合法。（三）答辩人为云南省罗平县永思安煤矿《探矿权证》办理延续登记合法。该探矿权在变更前，于2009年4月3日办理了1次延续登记，变更后分别于2012年4月6日办理了延续登记，有效期至2014年4月6日，2012年10月26日办理了与相邻探矿权云南省罗平县红丫口煤矿勘探合并登记变更，合并后名称为云南省罗平县红丫口煤矿勘探（证号：T53120080601010578）。根据《云南省探矿权采矿权管理办法》（云政发[2008]241号）第十九条“探矿权人申请延续登记应当提交以下材料：（一）延续申请登记书；（二）年检报告；（三）原颁发的勘查许可证”的规定，答辩人办理《探矿权证》延续登记合法。（四）答辩人对办理《探矿权证》转让、变更及延续登记形式审查，权利人对真实性负有效承诺责任。根据《国土资源部关于探矿权、采矿权申请资料实行电子文档申报的公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公告2007年第12号）第三条“申请人要对提交的电子文档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当纸质文档与电子文档不一致时，退回申请人修改后重新申报”及《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加强矿业权申请资料真实性审查的通知》（云国土资矿[2010]66号）明确了“实行申请人申报资料承诺制。承诺人对报送云南省国土资源厅的资料做出承诺，即保证送审资料真实、客观、无伪造、编造、篡改和隐瞒等虚假内容，否则，后果由承诺人自行承担”的规定，原告与原探矿权证持有人在办理转让变更登记以及后续的延续登记中，均做出了“对提供资料的合法性、真实性和有效性负责”的承诺，答辩人也是据此办理的相关登记。综上所述，地质勘查报告评，地质勘查报告评审意见书省曲靖市人民检察院委托江西省煤矿司法鉴定中心（曲检民监[2015]1号）委托鉴定的材料不属于办理探矿权转让和延续登记时的必要资料，答辩人为云南省罗平县永思安煤矿《探矿权证》办理取得登记、转让变更登记以及延续登记均合法合规。四、原告所诉事项应属于民商事行为，可依法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救济。探矿权作为财产权的一项本质特征是可转让性，原告通过签订《出资协议》或《转让合同》同意将云南省罗平县永思安煤矿探矿权作价出资登记至自己名下。虽然答辩人需就转让行为审查批准，但是作价出资的行为以及合同签订与成立均属于双方合意进行的民商事行为，应当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若认为出资存在欺诈已损害国家利益的，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判定上述《出资协议》或《转让合同》无效，并据此要求赔偿损失。综上所述，答辩人在办理云南省罗平县永思安煤矿探矿权颁发、转让变更及延期时，按规定进行了形式审查，行为合法，无可撤销事由，且原告所诉事项应为民商事行为，我们在这里特别提到，关于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份生效判决书当中特别强调的就是案涉探矿权的价值认定上面其实是存在市场的波动和各方当事人的协商一致的过程。因为案涉探矿权的评估价格是3758200元，而作价就是各方同意的作价339万元，但是转让价格仅仅是200万元。换言之，原告以其权益受损为由要求撤销我方的行政行为，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推定如果有一天第三人也认为他低价转让了，是否也可以申请我方来撤销相关的行政许可或者撤销相关的行政审批？无疑，原告在这儿是把他们的民事行为的风险性转嫁给我方，没有任何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因此建议驳回原告的全部所诉请求。第三人林毅辩称：关于原告诉请的第一项诉讼请求，其要求撤销[2019]497号文件，我们还是认为存在主体问题，申请人为江煤贵州公司，原告并非申请人，所以对其答复原告不具有提起行政诉讼的主体资格的问题。关于其要求撤销2009年4月3日的探矿权证，实际上第三人当时的曲靖市永灿经营部是在2006年8月28日以申请在先的方式获得的探矿权证，我们认为当时在2006年8月28日，第三人获得探矿权证的行政行为是合法有效的，其要求撤销探矿权证是没有主体资格的，因为在2009年的时候这个探矿权还是属于第三人的。关于其要求撤销探矿权的延续，从被告云南省自然资源厅给的答复上来看，也就是永思安的探矿权证已经在2012年10月26日，原告向国土资源厅申请将永思安的探矿权进行注销，即这本证在2012年就已经完成了注销的程序，也就不存在撤销的行为，这本证已经完全不存在了。另外是关于其要求撤销转让交易的行为，我们认为整个交易是以出资作价的方式进行的，在2011年2月14日已经完成了整个转让登记。原告如果认为转让登记存在瑕疵，要求撤销的情况下，其也应该在六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现在的期限已经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所以我们认为其主体不适格，起诉超过法定期限，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其诉请。第三人江煤贵州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辩称：江煤贵州公司作为第三人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有四点意见：第一、被告的497号文件属于行政诉讼的诉讼范围。因为在回复里面明确讲了探矿权证是无法撤销，审批程序合法不予撤销，这个属于实质性的回答，不是一种情况的解释，所以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第二、永思安探矿证虽然已经与红丫口煤矿探矿证真的合并。探矿权已经注销，但是认为原行政许可仍然应当撤销，或者认定行政违法，不应当说探矿权已经过期或者是合并就不予撤销。按照行政诉讼的司法判决，我们看到很多法院的判决是认定行政违法，而不是说已经过了期就不存在撤销的可能。第三、变更、转让程序不合法。在转让办法里面，云南省政府关于探矿权转让管理办法三个文件通知，第17条第四款有矿产资源勘查情况的报告，矿产资源情况的报告是需要提供的，我们认为是被告应当提供，当时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被告的都是转让材料，有没有永思安普查地质报告我没看到，所以我们认为是虚假的地质报告，故转让程序不合法。第四、我们也认为所说的是形式审查，不是实质审查，无可撤销事由。第三人江煤贵州公司当时是提交了撤销申请，相当于利害关系人请求行政机关撤销或者依职权进行撤销。因为我们发现了用于转让的探矿资料有虚假的成分，所以应当根据行政许可法69条的规定予以撤销。从转让管理办法来说，转让合同虽然是两个民事主体来签合同，但是行政机关的审批是属于生效要件，没有生效要件矿产是转不出去的。所以我们认为应当撤销转让行政许可。被告提交以下证据，证明其行政行为合法性：第一组证据：《关于撤销云南省罗平县永思安煤矿探矿权延续及转让行政许可的请示》（江贵办文[2019]166号）、《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回复江煤贵州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撤销罗平县红丫口煤矿等四个探矿权延续、转让等行政许可的意见》（云自然资矿管[2019]497号）。证明：被告根据原告提出的请示，所出的《意见》为回复，并非行政行为，对被告无权利和义务的影响，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第二组证据：云南省富源县顺通煤矿原《探矿权证》持有人云南恒达华星矿业有限公司于2010年12月6日办理矿业权保留时，提交的《报件委托书》及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矿业权出资合作合同、办理转让变更登记时，原告出具的资料真实性承诺书、探矿权转让审批通知书（滇探转[2011]12号）、云南省矿业权交易鉴证书（云矿交探转鉴证[2011]12号）、原告在云南省罗平县永思安煤矿《探矿权证》登记到其名下后，于2011年12月28日申请办理延续登记时提交的委托书及委托人身份复印件。证明：原《探矿权证》持有人及原告均对办理矿权相关手续提交的资料作出过真实性承诺。被告依申请作出《探矿权证》转让变更登记合法。被告对该《探矿权证》办理延续手续合同。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于被告的第一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皆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该组证据恰恰证明了江煤贵州公司作为云南矿业的股东受云南矿业的委托向被告提出撤销案涉煤矿系列行政许可。根据被告回复的内容实质性涉及到原告的权利。对于诉讼主体资格应当定义为被告作为行政机关，其行政行为危害了利害关系的第三人的利益。判定行政行为是否危害第三人的利益，不应当以哪一个主体撤销为准。应当根据其回复的内容，即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来确定利害关系人。因此被告认为原告主体不适格完全错误。被告认为委托授权范围与公司法撤销情形不符合，于法无据，公司法和行政诉讼法等未有任何法律法规禁止公司委托股东代表公司对外主张权利，因而被告以公司法所列举的撤销情形，否定委托授权的真实性、合法性于法无据。对其[2019]497号文件，真实性予以认可，对于其回函的实质内容的合法性不予认可。与江煤贵州代表云南矿业作出的撤销申请，其实质是发现错误而要求作出违法的行政机关予以改正。撤销原具体行政行为并非其回复内容所说，该行为为民事行为，因为探矿权的延续，即探矿权的转让，并非私权利范围，必须通过被告作为行政机关的审批与备案。普查报告系一系列行政行为错误的基础和源泉。而普查报告的错误性和违法性，在原告举证当中予以阐述。该普查报告不符合云南省政府2008年241号文，勘察工作量要完成70%。因此被告在未审查实质的勘察量是否完成70%，未审查该矿在转让和探矿权延续过程中是否完成最低投入，是否具有开发价值，而仅仅进行形式的审查，系行政行为的错误。被告认为矿权的转让行为是民商事行为，针对回复内容进行质证，对此原告方不持异议。矿权的交易是民商事行为，但是交易的基础是探矿权许可证，探矿权许可证延续的基础是普查报告。而普查报告的违法导致探矿权延续的违法，探矿权延续许可的违法，导致探矿权交易的不合法，并且被告在探矿权交易审批过程中明确指示交易的合法有效，因而其未进行实质性的审查，作出错误的行政行为应当予以撤销。无论其对审批资料形式的审查还是实质性的审查，而本案江煤矿业申请撤销的实质是发现错误，本着有错必纠的原则而去申请撤销行政机关的行政许可、行政备案，不能一经备案永远生效，一经备案而不可撤销，无论何种类型的许可和备案，发现错误必然应当纠错予以撤销。其认为相应的探矿权延期，不可撤销，于法无据。因为探矿权的延续是具体行政行为，具有可撤销性。撤销的原因是在探矿权延续准许许可上未审查基础资料，导致行政行为违法，是违法而撤销，而过期失效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过期失效是权利人未进行申报，导致权利期限届满，与行政行为违法而撤销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违法状态处于持续状态，其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必然产生深远的影响，利害关系人有权进行撤销。对第二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对其材料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对其合法性有异议。在探矿权延续和交易过程中，不能以申请人自认为材料的真实，而想当然认为所递交材料的真实，根据本案、其他案件最终查明的结果，探矿权延续的交易基础资料是错误的。因而对于真实性的定义，应当以审查的结果为准，不能以提交人自认为准。被告认为对递交资料仅仅是形式的审查，于法无据。被告在中午开庭时未提交任何法律法规，认为对于探矿权的延续和探矿权的交易，仅仅流于形式的审查，因而是没有法律的依据。对该组证据质证完毕，具体的和上一个案件相同。第三人林毅对被告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第三人林毅对被告提供的证据的三性予以认可，证明目的予以认可。但是对其提交证据清单的第3项的证据名称认为应该是笔误，不是云南恒达华星矿业，是曲靖永灿经营部，其余证据予以认可。第三人江煤贵州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对被告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第三人江煤公司的质证意见同原告的质证意见，并补充一点，根据被告提供的资料显示，根据云南省探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18条，探矿权人申请延续登记应当符合以下条件，有一个条件是各类实物工作量完成70%以上。然根据原被告的举证，并没有该方面的类似的证据。根据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被告有义务证明其行政行为合法合规，因此被告提出的只要当事人作出真实性承诺就可以办理相关的矿业权行政许可，与其自己作出的相关管理办法是相背而行的。原告为证明其观点提交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一、案涉煤矿相关备案、行政许可等证据。1、云南省永思安煤矿《探矿权证》〈证号为T5312009041027123）；2、云矿交探转鉴证（2011)12号云南省矿业权交易鉴证书；3、滇探转【2011】12号探矿权转让审批通知；4、《云南省罗平县永思安煤矿地质填图普查报告》。证明：1、案涉煤矿探矿权证情况；2、根据普查报告、交易鉴证书、转让审批通知，证明案涉煤矿具有潜在的煤炭资源比较可观，且煤质相对较好。下发交易鉴证书、探矿权延续许可、审批通知等行为系具体行政行为。3、下发交易鉴证书、探矿权延续许可、审批通知等具体行政行为具有公示公信力，善意第三人基于对行政机关公示行为高度信任，有理由相信该矿储量真实性。4、下发交易鉴证书、审批通知系探矿权转受让的基础。5、行政机关下发交易鉴证书、探矿权延续许可、审批通知等行为错误必然给善意第三人造成巨大损失。第二组证据：案涉煤矿储量造假相关证据。1、司法鉴定书。2、刑事判决书。3、《云南省罗平县永思安煤矿地质填图普查报告》。4、江西煤田地质局223队《关于对曲靖市人民检察院调查函的回复》。5、《上饶市人民检察院询问笔录》。6、曲靖市检察院《检察建议书》。证明：江煤云南公司在受让探矿权后发现转让方探矿权地质资料虚假。2015年9月24日，江西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向云南省曲靖市人民检察院发函请求依法保护国有资产合法权益，避免国有资产流失。2015年12月20日曲靖市人民检察院委托江西省煤矿司法鉴定中心依法对1、云南省罗平县红丫口煤矿勘探报告（2009年6月送审稿）及相关图纸；2、云南省罗平县永思安煤矿地质填图报告及相关图纸；3、云南省师宗县永乐顺煤矿普查地质报告及相关图纸等地质资料的客观性予以司法鉴定。鉴定认为：《云南省罗平县永思安煤矿地质填图普查报告》等鉴定材料可信度极低，对后续的勘查工作无实质性指导意义；4、原业主方饶秋英在2008年下半年为了该煤矿的年检和矿权的延续需要，原业主方编制了该普查报告，因地质填图普查报告工作程度低，经省煤田地质局当时主要领导同意，223地质队对该报告盖章。2017年9月27日，云南省曲靖市人民检察院向原告发出曲检民（行)行政违监号《检察建议书》认定原告公司股东双林公司以虚假地质资料获取探矿权，并以该探矿权作价出资成为国有控股公司股东，损害了国家利益。恒达华星公司持有的顺通煤矿探矿权、广丰公司持有的红丫口煤矿探矿权、永灿经营部持有的永乐顺煤矿和永思安煤矿的探矿权在评估作价时地质资料虚假，山连山公司基于虚假地质资料作出的价值评估报告没有参考价值，且不能作为产权交易、投资、融资使用，而经实际开采，也无利用价值，造成了国有资产损失。第三组证据：江西省煤炭集团云南矿业有限公司成立以及股权信息证据。1、2010年5月7日，江煤集团与广丰公司、恒达华星公司、永灿经营部签订的关于江西省煤炭集团云南矿业有限公司的《出资人协议》。2、山连山公司根据丰龙公司的委托出具了山连山矿权评报字128号、129号、130号、133号评估报告。3、2010年5月7日，江煤集团作为甲方与广丰公司（乙方）、恒达华星公司（丙方）、永灿经营部（丁方）签订了《探矿权出资作价协议》。4、2011年10月26日，永灿经营部与双林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5、2012年3月26日，江煤集团公司发出《关于无偿划转江西省煤炭集团云南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通知》。证明：1、江煤贵州公司系云南矿业有限公司股东；2、江煤集团基于对前述行政许可、备案登记等具体行政行为的信任，因而与矿业权人签订合作协议，成立云南矿业有限公司开发该矿。3、该地质报告造假直接关系到该矿的命运以及合作主体是否愿意与之合作，关系到合作目的是否能够实现。4、被告错误的行政行为给合作主体造成巨大损失，因而原告主体适格。第四组证据：申请撤销案涉煤矿相关备案、许可相关证据。1、江煤贵州公司的江贵办文165号撤销申请书。2、云自然资矿管497号回函。3、授权委托书（云南矿业委托贵州矿业撤销被告行政行为）。4、被告作出2020年1号公告。证明：司法鉴定认为《云南省罗平县永思安煤矿地质填图普查报告》等鉴定材料可信度极低，对后续的勘查工作无实质性指导意义。这说明业主方采取虚构地质资料的手段骗取储量评审、备案、延续及矿权转让许可。根据《矿产资源法》、《矿产资源勘查区块登记管理办法》、《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和《行政许可法》的规定，应当依法撤销。2019年4月24日，江煤贵州公司作为云南矿业公司的国有股东，向被告申请撤销前述行政许可、备案登记等具体行政行为。2019年8月15日，被告作出云自然资矿管（2019）497号文件，驳回原告之申请错误。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于原告的第一组证据的三性予以认可，但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首先普查报告具有风险性，在原告提交的普查报告的结论当中明确表明，该普查报告的投入勘测地勘测度比较低，相关的结论只能作为预测性的成果，原告在拿到了这份普查报告之后，其下属关联公司还申请了相关的资产评估部门进行资产评估。同时原告作为国有企业，还申请了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对相关的交易行为进行审查。因此对于原告自愿承担商业风险的行为，不应该由被告方来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原告所提交的交易鉴证书等相关材料系被告基于形式审查而对交易进行的见证。原告混淆了基础民事合同关系和行政的审查登记关系之间的法律界限。对于民事合同关系，合法有效性不以登记的合法有效性为前提。换言之，即使行政登记没有完成，双方之间的民事合同仍然是成立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其以民事合同的风险要转嫁给答辩人来承担，没有任何的事实和法律性。原告及其申请探矿权的申请人和转让的申请人应当对其提交的转让资料以及相关资料的真实性承担责任。在相关法律规定当中已经明确资料的真实性和客观性，由提供方来承担。所谓原告提出来基于公示公信而造成的损失，需要由被告方来承担，没有任何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在本案当中注意到，一个是评估价，一个是做假，一个是价格，交易价格是最低的，就意味着双方其实经过协商一致，共同同意一个价格，低于评估的价格来进行探矿权的转让。基于此，这种商业风险应该由申请人来共同承担，而不应该由被告方来承担。再者被告方所进行的相关交易登记是进行形式审查，因为在本案当中已经有有资质的第3人、评估机构、勘探机构、国有资产的交易管理机构进行了确认，在此被告方没有能力也没有资格对于由第三方有资质机构所作出的相关材料进行否认，所以对原告第一组证据的证明目的均不予以认可。关于第二组证据，恰恰能够证明原告对于相关的矿业权的转让情况是知晓的，甚至是由原告的原负责人直接授意的。在此种情况之下，原告更不能够声称基于公益、公信、公立效力对权益造成了损害。所以对第二组证据的三性予以认可，但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而且在此向法庭陈述对于相关的勘查普查报告或者说是资产评估报告是否客观和真实，与原告的权益是否受到侵害没有直接的关联性。换言之，原告权益是否受到侵害，其余第3人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予以确认。最高人民法院也作出生效判决，（2019）最高法民终1391号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诉请。因此其基于所谓的损害要求被告方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没有任何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也与生效的判决相抵触。原告所提交的第三组证据即相关的协议和相关的评估报告，对三性予以认可，但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相关的意见已经在第一组和第二组证据的质证意见当中予以回复，就不再赘述。原告所提交的第四组证据，其他的质证意见和前两组意见一致。对于原告提交的所谓的授权委托书，没有在法定期限内提交，授权委托书的内容委托人是江煤云南矿业有限公司，受委托人是江煤贵州集团有限公司，受委托人就相关的矿业权探矿权的延续转让评审已经备案行政行为向被告提出申请。基于这种申请，被告方针对的是江煤贵州集团有限公司作出的回复，而本案的原告却是江煤云南矿业有限公司。有关于法院法律授权或者是法律确认的可以由股东行使撤销权的情形，公司法第22条明确有规定，很显然相关的委托并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有权委托进行撤销的范畴。关于原告的诉讼请求的期限，被告认为原告应该在2015年的生效判决确认相关的普查报告存在问题的情况之下，就应当主张自己的权利，但是原告未在法定的期限内主张自己权利，超过起诉期限，因此对原告第四组证据的相关的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第三人林毅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关于原告提交的第一组证据的三性予以认可，但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第一组证据明确证明了在2011年2月14日交易完成之前，该探矿权证的权属人是属于第三人，也就是原告并没有权利去对第三人持有的证提起相应的撤销或变更延续等相关的行政权力。关于其提交的第二组证据，第一份司法鉴定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合法性和关联性不予认可。实际这份司法鉴定意见书在民事案件当中是没有采信的，也提醒法官特别注意的是司法鉴定报告是对报告和图纸的客观真实性进行鉴定。但是从其提交的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资质和鉴定范围来看，是不具备鉴定资质和范围的，鉴定业务当中没有对资料的真实性和客观性进行鉴定相关的行业许可，也就是说这样一份鉴定报告实际上是不合法的。对第二组证据当中的刑事判决书后面的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予以认可，但关联性不予认可。对其提交的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其在证明目的当中一再强调整个出资合作的目的不能够实现，但实际上已经有生效的民事判决书予以确认。双方整个出资的民事行为是合法有效，并且是出资到位的。第四组的第1、2、4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关联性不予认可，就其提交的授权委托书的三性均不予认可。首先授权委托书是在上午开庭之后，原告额外补加的，有理由怀疑这份授权委托书的真实性。另外根据法律规定具体的行政行为，公司是一个独立法人主体，并不能授权股东去行使这样的权利，无论是公司法还是行政诉讼法都没有这样的授权，所以授权是不合法的，应当以自己的名义向省国土资源厅提出相关的诉请。第三人江煤贵州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对原告的证据质证认为：江煤贵州矿业公司同意原告的举证意见。另外做一下补充，497号文被告的文件抬头针对的是第三人，均为贵州公司，但是回复的内容大部分是原告，所以原告有诉讼主体资格。原告所举的证据原永灿经营部为个体工商户，第三人当时（2019）165号文请求被告进行撤销相关行政许可的时候有三个证据，还有司法鉴定报告。这三个证据组成一个证据链，说明了原第三人永灿经营部有故意欺诈的行为，所以导致了被告对探矿权延续的时候和转让的时候，不能区分商业分析和故意欺诈行为两者之间的区别。第三人林毅、江煤贵州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没有证据提交。本院认为，对原、被告所提交证据，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证据部分，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的原、被告所举证据，本院将在综述部分进行阐述。综合上述证据及原、被告双方在庭审中的陈述，本院依法确认以下案件事实：曲靖市麒麟区永灿经营部于2006年8月28日以申请在先的方式获得云南省罗平县永思安煤矿探矿权（证号5300000611341），勘察面积8.17平方千米，探矿权人为曲靖市麒麟区永灿经营部，该经营部法人为本案第三人林毅。2009年4月3日，曲靖市麒麟区永灿经营部办理了第一次探矿权延续登记。2010年6月15日，曲靖市麒麟区永灿经营部作为转让的甲方与受让人乙方江西省煤炭集团云南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矿业权出资合作合同》，就云南省罗平县永思安煤矿探矿权过户签订了合同，原云南省国土资源厅根据双方申请于2011年1月24日以滇探转（2011）12号批准转让，并且出具了云矿交探转（2011）12号鉴证书，受让人江西省煤炭集团云南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于2011年3月22日办理了探矿权转让变更登记。该探矿权变更后分别于2012年4月6日办理了延续登记，有效期至2014年4月6日。2012年10月26日办理了与相邻探矿权云南省罗平县红丫口煤矿勘探合并登记变更，合并后名称为云南省罗平县红丫口煤矿勘探证（证号：T53120080601010578）。查明：2019年4月24日，本案第三人江煤贵州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江贵办（2019）165文件方式向被告云南省自然资源厅请示，要求撤销云南省罗平县永思安煤矿探矿权延继续及转让行政许可的请示。2019年8月15日，云南省自然资源厅云自然资矿管（2019）497号文件，对江煤贵州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请示进行了回复。查明：1、根据2018年11月7日云南省深化党政机构改革领导小组关于印发《云南省深化党政机构改革实施方案》（云改发[2018]2号）第三条“深化省人民政府机构改革”第（十九）项的规定，组建省自然资源厅，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等，不再保留省国土资源厅。涉案的勘察许可证由原云南省国土资源厅依法颁发，其职权由云南省自然资源厅继续行使。2、曲靖市麒麟区永灿经营部系个体工商户，经营业主为第三人林毅。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条“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之规定，本案争议焦点为：1、原告江西省煤炭集团云南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要求撤销云南省自然资源厅（2019）497号文件的主体是否适格。2、永思安煤矿探矿权证及延续许可是否应当撤销。3、被告在办理探矿权许可及其延续过程中是形式审查还是实质审查。4、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规定。本院认为，根据原被告证据显示，江煤公司在2010年5月与第三人广丰公司、云南恒达华星矿业有限公司、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永灿经营部签订关于江西省煤炭集团云南矿业有限公司的《出资人协议》时，约定的利害关系人就是其下属关联公司，专门对相关的矿业权进行了评估，还做了尽职调查，在该评估和尽职调查当中也充分注意到永思安、永乐顺煤矿完成的前期工作程度较低，仅为预测性质，报告确定的储量也进行了相应的扣减。本案件涉及的探矿权证系于2011年1月24日通过协议方式转让变更至原告名下，该探矿权系曲靖市麒麟区永灿经营部于2009年4月3日取得，被告核准发放探矿权证的具体行政行为发生在被告与曲靖市麒麟区永灿经营部之间，且当时原告尚未登记注册成立，该探矿权证的申请并不会对原告造成任何影响。故依照《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以及第四十九条规定，原告不具备申请撤销2011年1月24日之前的被告对该探矿权做出的任何行政许可的主体资格。原告诉请要求撤销云矿交探转鉴证（2011）12号矿业权交易鉴证书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该交易鉴证书是2011年1月24日作出的。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原告方作为该交易鉴证书中本次探矿权转让交易行为的受让方，在2011年1月24日就知晓本次交易行为，若原告方有异议，应当自2011年1月24日起的六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现原告方在2019年11月8日才提起行政诉讼，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本案中原告诉讼了三种具体行政行为，分别为曲靖市麒麟区永灿经营部煤矿的探矿权的申请、探矿权的延续，以及该探矿权的转让。对于探矿权的申请，系曲靖市麒麟区永灿经营部以申请在先的方式获得，当时申请手续合法有效，且申请探矿权证时，还不存在勘探的行为，也不存在地质报告。对于探矿权的延续，2011年1月24日探矿权转让前的延续手续系曲靖市麒麟区永灿经营部向被告申请并获得批准延续，被告经审查后同意予以延续，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符合法律规定、程序也合法。2011年1月24日，原告通过协议方式受让涉案探矿权证后向被告申请进行延续，但根据被告查明的事实：涉案探矿权证因与红丫口煤矿探矿权证合并，其探矿权证已经注销，不存在可撤销的权利。对于探矿权的转让，原告与曲靖市麒麟区永灿经营部的转让行为，经过最高人民法院做出的（2019）最高法民终1391号的民事判决书中认定答辩人以涉案探矿权的出资行为合法有效。同时，依据《云南省探矿权采矿权管理办法》可以转让，地质报告并非探，地质报告并非探矿权转让所需的必要资料交的相关资料办理涉案探矿权的转让手续合法有效。综上所述，原告不具备也并非497号文件的行政相对人，也并非2011年1月24日探矿权转让前的探矿证权利人及延续申请人，其不具备撤销上述行政行为的主体资格。原告在2011年1月24日就知晓本次转让交易行为，若原告方有异议，应当自2011年1月24日起的六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现原告方在2019年11月8日才提起行政诉讼，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同时在最高人民法院的（2019）1391号生效判决书的第21页也明确查明，四个煤矿目前已经探明的资源储量超过了评估时所预测的资源总量，故即便按照江西省煤矿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报告的认定，在江煤云南公司设立时，恒达华星公司、广丰公司、永灿经营部提交的评估资料既使存在虚假的成分，也未对江煤云南公司造成实质性损害。本院认为原告起诉诉称具体行政行为造成权益损害，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被告相关的设立延续转让的审批合法，被告勿须要对交易的申请资料进行实质审查。根据行政许可法第34条的规定，对于提交的申请资料齐全，符合行政机关进行法定形式审查，如果法律规定的程序特别要求行政机关进行实质性审查的，行政机关才有进行实质性审查的职责和权利。很显然在本案当中涉及到的探矿权有勘查、有评估、有国有资产审批权限的第三方主体，包含市场主体，包含其他行政机关的审查权限，行政权力是不得干预的。换言之，被告没有职权去审查，因此本案当中的核心，被告是否应该履行实质审查的义务，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故被告不存在需要进行实质审查的法律责任，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申请人应当对其所报送的相关资料的真实性承担法律责任。被告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原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在办理探矿权延续、变更申请登记的审查行为、过程符合法律规定，因此不存在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可以撤销行政行为的相关法律情形。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被告在办理探矿权延续、变更过程中未超越法定职责、行政行为符合法定程序，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该行政行为的作出未侵犯原告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条、第六十九条，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第２目、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江西省煤炭集团云南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原告江西省煤炭集团云南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接到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岳开发人民陪审员  洪小军人民陪审员  杨 红二〇二〇年九月四日书 记 员  张艺严书 记 员  李 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