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1民终444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梁昌明农村承包经营户，住所地重庆市江**鱼嘴镇兴隆村第四农村经济合作社。诉讼代表人：梁昌明，男，1953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江**。委托诉讼代理人：付晓琴，重庆市渝北区双凤桥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委托诉讼代理人：洪永秀，重庆市渝北区双凤桥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市江北区鱼嘴镇兴隆村第四农村经济合作社，住所地重庆市江**鱼嘴镇兴隆村**。负责人：梁隆平，该社社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祖惠，北京市中伦文德（重庆）律师事务所。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方曦，北京市中伦文德（重庆）律师事务所。上诉人梁昌明农村承包经营户（以下简称“梁昌明农户”）因与被上诉人重庆市江北区鱼嘴镇兴隆村第四农村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兴隆村四社”）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2019）渝0105民初147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7月9日进行了询问，梁昌明农户的诉讼代表人梁昌明及其诉讼代理人付晓琴、洪永秀，兴隆村四社的诉讼代理人王祖惠、余方曦参加了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梁昌明农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者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其主要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兴隆村四社被征林地总面积579.9195亩，仅包括1979年和1983年两次划分的林地以及2002年退耕还林地的面积，不包括2003年兴隆村四社32户滑坡搬迁后形成的林地，且该滑坡搬迁地没有形成林地。退耕还林地系由农户自己的承包地退耕还林所形成，该林地产生的相关收益应归农户所有。一审中涉及的群生陶瓷厂搬迁后没有形成林地。此次兴隆村四社对林地的分配是按照110份林地进行的资金分配，所以案涉579.9195亩就是110份林地的总面积。兴隆村四社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579.9195亩林地除包含案涉1979年和1983年划分的110份林地，还包含2002年的115.2亩退耕还林地和32户农户在2003年滑坡搬迁后原房屋处形成的林地以及原陶瓷厂搬迁后归还兴隆村四社的厂房土地所形成的林地。梁昌明农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兴隆村四社给付梁昌明农户应得的林地补偿款（林地上的构附着物及林木）463935.6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0月17日，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政府发布征收土地公告，征收重庆市江北区鱼嘴镇兴隆村三社、四社、五社的全部土地。兴隆村四社的土地总面积为744.5655亩，其中林地面积为579.9195亩。按照土地征收补偿办法，每一亩土地上的青苗和地上构附着物综合定额补偿及林地补偿费为22000元。兴隆村四社在1979年和1983年分别两次林地下户，由村民栽种树苗和管护，向村民颁发了林权证书，共计向村民发放110份林地林权证书，梁昌明农户林权证上记载承包了4份林地，林权证上仅记载了林地四至界限，没有记载林地面积。2019年7月8日，兴隆村四社制定征地补偿费处置分配方案，其中对于林地补偿费按照每份林权证补偿3万元的标准进行分配，剩余的林地补偿费纳入集体资产由本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在籍农业人员统一分配。一审庭审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围绕每一份林权证所代表的林地面积进行了举证和质证。双方一致认可的事实有：兴隆村四社仅在1979年和1983年两次下户林地，共计向村民发放110份林权证书，梁昌明农户有4份林地。2002年退耕还林时，兴隆村四社有115.2亩耕地转换成了林地；2003年兴隆村四社有32户因处于滑坡地带红线范围内而集体搬离兴隆村四社，在兴隆村6社购买了7.678亩耕地用于修建房屋，对于所有搬迁户，对房屋面积进行了调查清理，梁昌明农户被搬迁的房屋面积为131.66平方米。双方当事人就搬迁遗留的房屋及房前屋后是否形成林地及面积存在争议，梁昌明农户举示其搬迁前的房屋照片，拟证明搬迁前的房屋还存在，该房屋的房前屋后面积没有计入征地公告中的林地范围；兴隆村四社质证认为，该房屋的墙壁已经垮塌，该片区域因处于滑坡地带集体搬迁，搬迁后没有人员管护，通过十几年的自然生长，该片区域形成大量自然林木，属于本次征地公告里面的林地范围，而这些自然形成的林地并未下放到户，均属于集体林地资产。一审庭审中，兴隆村四社举示了原江北县群生陶瓷厂的成立及在20世纪70年代末集体搬迁的档案材料，拟证明原江北县群生碗厂在兴隆村四社占有土地，1958年向上级部门申请征地扩建厂房，1959年时向上级部门申请土地用于种菜解决职工生计，政府批复同意征地10亩用于陶瓷厂种菜，1978年陶瓷厂搬迁，并将陶瓷厂所占有的土地交还给兴隆村四社处理，该片土地自然形成了林地，且此处林地在1979年及1983年林地下户时客观上不可能下户给村民，此处林地是在群生陶瓷厂搬迁后的几十年里自然生长形成，属于集体林地，但是档案信息上对于群生陶瓷厂厂区面积没有明确详细的记载。根据村民回忆有150余亩，这150余亩自然形成的林地属于集体林地，纳入了本次征收的林地面积。梁昌明农户质证认为，对于群生陶瓷厂的档案材料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该厂总的面积只有10余亩，且陶瓷厂搬迁后，该处土地变成了耕地，因此，与本案争议的林地面积没有关联性。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诉讼主张应当举示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梁昌明农户主张自己承包的四份林地应当按照22000元/亩的标准获得463935.6元的补偿款项，即梁昌明农户认为兴隆村四社发放的110份林权证对应的林地面积为579.9195亩，但是梁昌明农户向法院举示的林权证仅有四至界限，没有面积记载。双方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对兴隆村四社林地的总面积579.9195亩没有争议，也一致认可在2002年退耕还林时，兴隆村四社有115.2亩耕地转换成了林地，这能够表明退耕还林的115.2亩林地并没有包含在110份林权证之中；另双方当事人均认可原江北县群生陶瓷厂在兴隆村四社占用集体土地，群生陶瓷厂在20世纪70年代末搬离兴隆村四社，该土地交还兴隆村四社管理，虽然双方对群生陶瓷厂所占的面积意见不一致，但能够印证兴隆村四社陈述的除下放给村民的土地之外，还存在有其他集体土地，梁昌明农户认为该处土地变为了耕地，但是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双方当事人一致认可2003年兴隆村四社有32户因处于滑坡地带红线范围内而集体搬离兴隆村四社，搬迁后原房屋所在地并未有专人管护，且从梁昌明农户举示的照片可以看出，搬迁地房屋墙壁大部分垮塌，房前屋后林木较为茂盛。因此，一审法院对于兴隆村四社关于2003年滑坡搬迁地在之后的十几年间逐步形成了林地的陈述予以采信。综上，梁昌明农户认为110份林权证对应的林地面积为579.9195亩与客观事实不符，因此梁昌明农户要求按照22000元/亩的标准获得463935.6元的补偿款项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对此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梁昌明农村承包经营户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259.04元，减半收取计4129.52元，由原告梁昌明农村承包经营户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兴隆村四社的土地总面积为744.5655亩，其中林地面积为579.9195亩。1979年和1983年两次林地管护权下户共计下放110份林地。梁昌明农户共承包4份林地，持有1份林权证书；该林权证仅记载了4份林地四至界限，未记载林地面积。另查明：案涉征地补偿费分配方案载明了对案涉林地的历史及现状的调查走访和争议情况，经兴隆村四社全体社员表决通过并备案。虽然梁昌明农户对该分配方案持有异议，但其明确表示对该分配方案产生程序的合法性无异议，并表示在本案中不要求撤销该分配方案。本院查明的其它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相同，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当事人的争议焦点在于兴隆村四社的579.9195亩林地征收补偿费应按该社的分配方案处理，还是应均分110份后向梁昌明农户发放4份补偿费。分配方案是将林地补偿费按110份林地每份林地补偿3万元之后的余款纳入集体资产由本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在籍农业人员统一分配，而梁昌明农户认为林地补偿费应全部均分110份后向持有林权证的农户按林地承包份数分配。因此，梁昌明农户诉请的实质，是对分配方案提出的异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规定：“涉及村民利益的下列事项，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七）征地补偿费的使用、分配方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六十三条规定：“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或者其负责人作出的决定侵害集体成员合法权益的，受侵害的集体成员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案涉分配方案由兴隆村四社全体社员表决通过并已备案。在其未被依法撤销前，对兴隆村四社及全体社员均具有法律约束力。梁昌明农户虽然不同意分配方案相应内容，但其承认分配方案决定程序合法，且明确表示不请求撤销该分配方案。故其诉请与案涉分配方案不符，明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对其诉请未予支持并无不当。综上所述，梁昌明农户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259.04元，由梁昌明农户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胡敬审判员  陈娟审判员  刘静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陈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