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晋01民终409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封国强,男,1971年2月24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太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郝卓,山西国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媛媛,山西国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邸晓华,女,1968年11月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梁赟,山西佳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文婕,山西佳镜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封国强因与被上诉人邸晓华信用卡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2019）晋0105民初79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封国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郝卓、任媛媛，被上诉人邸晓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梁赟、高文婕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封国强上诉请求：1.撤销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2019)晋0105民初7921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邸晓华立即偿还封国强借款本金55.9万元和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率6%向封国强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直至本息全部还清之日止；2.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邸晓华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仅以“原被告在上述公司的经营活动中存在资金往来,也存在合作关系”而认定双方之间不存在借贷合意及借款法律关系属认定事实错误,恳请二审法院在查明本案事实的基础上依法确认双方之间存在借款法律关系。(一)案涉款项系由封国强转给邸晓华,再由邸晓华自行安排支配,整个诉讼中双方提交的证据均可以证明双方之间仅有封国强向邸晓华一方、单向的资金流转,不存在一审判决认定的双方之间在经营活动中存在资金往来的事实。2013年12月10日封国强、邸晓华及案外人刘源作为股东共同设立了新联汇(天津)企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联汇天津公司”),三股东约定分别实缴首期出资66.6万元用于公司前期运行。故封国强除了向新联汇天津公司转入其认缴的66.6万元投资款外,还在2013年11月25日将10万元转给邸晓华,刘源也于2013年11月29日将56.6万元转给邸晓华并注明款项用途为“借款”。同日邸晓华将66.6万元,转入新联汇天津公司账户,并特别注明“投资款”作为其对新联汇天津公司的首期出资。该款项的转款流程及案外人刘源向邸晓华转款时标注款项为“借款”的事实互相印证,足以证明系封国强替邸晓华代垫新联汇天津公司部分首期出资款,而形成的事实上的借款法律关系。涉案另一笔45.9万元借款,封国强同样是按照邸晓华的要求,再次转款给邸晓华。但对于45.9万元的借款用途,邸晓华仅告知是用于投资新项目,但最终将45.9万元用于哪里,封国强并不清楚。依据上述事实,并结合本案审理过程中邸晓华提交的银行流水可以证明,从双方合作设立公司至本案纠纷发生之前,双方之间仅有封国强向邸晓华一方的资金转款流向,不存在邸晓华向封国强转款的资金流向,故一审判决认定“原被告在上述公司的经营活动中存在资金往来”属事实认定错误。(二)发还重审期间,封国强提交了足以证明邸晓华在案涉各公司中以股东身份行使股东权利的数份证据,但一审判决只字未提,在邸晓华对于讼争款项的性质、用途、去向等说法前后矛盾,且无任何证据证明的情况下盲目采信其抗辩理由。1.邸晓华在诉讼中的抗辩理由与其在诉讼发生前的说法自相矛盾。在本案讼争前,邸晓华在2018年6月15日通过邮件回复封国强的催款函时称“本人在收到封国强先生上述两笔款项后,本人已根据封国强先生委托将款项如数汇入上述两个公司(天津新联汇公司、天然道公司)......本人亦随时配合封国强先生将本人所代持的股权转让给封国强先生。”本案进入诉讼程序后邸晓却辩称45.9万元的去向为9.8万转入至霍尔果斯天然道移动互联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简称“天然道公司”)用于代持封国强股权,剩余36.1万为按照封国强指示用于麦乐科、麦乐熙公司的运营。从案涉款项的转款时间上看,封国强将案涉45.9万元转给邸晓华的时间为2015年11月27日,邸晓华将其中9.8万转入至天然道公司时间为2015年11月10日,在封国强向其转款之前;另一笔36.1万元邸晓华辩称是按照封国强指示用于麦乐科、麦乐熙公司经营,但汇款时间为2016年12月,相距一年之久,金额分别为:代麦乐熙付租金260459.56元、家具款57700元,共计318159元,总金额亦无法对应。更为明确的是邸晓华所谓的按照封国强的安排使用款项的说法没有证据证明。事实上,邸晓华本身是上述两公司的股东,尚未履行股东出资义务,但一直实际经营并控制着公司,所谓的代付款是在公司需要资金周转时的出资。故邸晓华辩称的“股权代持投资及配合转让股权、按照指示用于公司经营”仅是其为占有案涉款项拒绝履行还款义务的单方说辞。2.邸晓华在本案诉讼前,曾多次自认其为麦乐科公司股东并一直以股东及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的身份行使经营管理权。在与封国强的往来函件中,邸晓华自认其为麦乐科公司股东,还担任麦乐科公司的执行董事与总经理,其实际控制、经营管理案涉公司,自公司设立就一直行使股东决策经营的管理权利。另邸晓华作为麦乐科公司实际股东,在二审诉讼期间在未通知封国强的情况下,伪造封国强签名,向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交伪造的《股东会决议》《清算报告》,将麦乐科公司清算注销。3.从封国强、邸晓华的身份背景,以及均为案涉公司的股东来看,双方之间不可能存在由邸晓华代替封国强持有公司股份的可能和合理逻辑。封国强的身份为民营企业家,邸晓华在案涉款项发生时的身份为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在职工作人员并按期领取劳动报酬。从身份和职务看,若存在股权代持可能的话，也应由封国强代邸晓华持有股权较为合理。故邸晓华辩称的没有证据支持的股权代持关系不成立。综上,邸晓华一直以股东身份行使股东权利,双方之间不存在代持股权关系,案涉款项实际上是,封国强与邸晓华在合作设立公司期间,因股东之间代垫出资款而形成的事实上的借款法律关系,邸晓华辩称案涉款项为代持股权及按要求支付公司运营费用的说法自相矛盾且无任何证据支持,依法不能成立。二、依据《民间借贷规定》第17条所确定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封国强已对借款关系的存在完成举证责任,邸晓华对其辩称的代持股权法律关系的主张未能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未能形成有效抗辩,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民间借贷规定》第17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对该条的解释为:“考虑到一些借款合同的当事人确实存在缺乏法律意识,没有签订书面借款合同也没有出具借据,出借人对于借款关系的证明存在一定困难,因而可以认为在提出金融机构转账凭证的情况下,出借人对双方之间借款合同关系的存在完成了初步举证责任,此时应当进一步结合被告的答辩情况,对双方是否存在借款合同关系进行分析认定。”因此,依据《民间借贷规定》的立法本意及该条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本案中,封国强提交了两笔借款的转账凭证,已对双方之间借款合同关系的存在完成了初步举证责任,邸晓华仅单方陈述案涉款项为代持股金而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未完成其抗辩证明责任,不应由封国强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代持法律关系的观点认为:一方面,判断双方之间是否存在代持股关系,应当以双方是否存在相应的约定为依据。另一方面,代持股关系应当基于委托关系形成,委托关系为双方法律行为,需双方当事人有建立委托关系的共同意思表示,签订委托合同或者代持股协议,对未签订合同但双方当事人有事实行为的,也可以依法认定存在委托代持股关系,并以此法律关系确定双方当事人的民事权利和义务。单方法律行为不能建立委托代持股份关系。当事人未提交关于建立委托关系或者代持股关系的协议,其提交的其他证据也不能证明双方之间对委托关系或者代持股关系形成了共同意思表示或者其间实际形成了事实上的代持股份关系。因当事人在本案中未能提供直接证据证明其主张,提交的间接证据未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不具有排他性,举证不具有优势,其在本案中的诉讼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双方之间的资金往来实际存在,其资金关系可以另行解决。本案中,邸晓华未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存在代持股权的约定或委托代持股权的法律关系,也未能证明其与封国强之间对委托关系或者代持股关系形成了共同意思表示或者双方之间实际形成了事实上的代持股份关系;且从封国强提供的案涉公司的注销手续可以证明邸晓华一直以股东身份行使股东权利,根本不存在其称辩的代持股权法律关系。根据邸晓华在庭审中的陈述表明,邸晓华为金融领域的顶尖高级人才,对于公司股权及投资有深刻的认识及专业的知识背景,按照该认知水平,其应当知悉股权代持的风险及法律后果,也不可能在没有任何协议安排的情况下,替封国强代持股权,故其抗辩上述借款为股权代持仅是其自我辩解的说辞,毫无事实及证据支撑。综上,一审判决未查明本案关键事实,在邸晓华对其抗辩事由举证不能,且就案涉款项的用途说法自相矛盾的情况下,一审判决错误认定双方存在资金往来,仅凭转款凭证不足以证明原被告就案涉款项存在排他性的借贷关系,也不足以说明原被告之间就涉案款项存在借贷合意,进而判令由封国强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显属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因此,恳请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公平正义。邸晓华辩称，一、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封国强之间没有借贷意思表示和合意，也不存在借款法律关系；案涉资金真实性质系双方正当资金往来。1、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从未有借贷合意，双方之间不存在借款法律关系。（1)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封国强之间没有口头借款协议或书面借据证明双方有借款合意。上诉人封国强举证的两张转款凭证上也没有记载“借款”用途，证明上诉人封国强转账时没有借款的意思表示。（2)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仅能证明双方存在资金往来，无任何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借款合意。纵观本案截止目前的三个阶段，上诉人所有的证据均只能证明案涉资金往来情况，无任何书面、口头或者其他佐证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借款合意。上诉人的诉请和主张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2、本案经过一审、二审、重审一审三个阶段已理查明案涉资金的用途、流动情况，足以证明案涉资金系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因公司正常商事活动需要而产生，无借贷合意。（1）被上诉人通过大量证据对案涉款项发生的背景、原因、流动情况予以合情、合理、合法的解释。（2）上诉人在本案不同程序中表述借款背景、借款用途均存在矛盾。上诉人在三个不同的诉讼阶段，对借款事由却存在三种不同的回答和解释。既然上诉人会起诉到法院，说明案涉资金对其很重要。那么这么重要款项的借款时间、地点等案件事实却不清楚。足以说明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就没有借款的意思表示和合意。3、根据案涉资金的金额有零有整的数额特点，结合双方的代持股合作关系，被上诉人自有资金的情况，依据经验和常理认定，本案案涉金额不属于借款。（1)案涉款项发生在2013年11月和2015年11月，无任何证据证明案涉款项往来发生之时存在借款合意；上诉人于2018年6月联系被上诉人，将案涉资金自行定义为借款并要求被上诉人偿还，但是自2015年11月至2018年6月，长达三年的时间，上诉人无任何证据证明案涉款项往来存在借款合意，也从未主张要求还款和支付利息，更从未提及借款事宜。（2)案涉资金往来均发生在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合作期间，双方均认可这种长期的合作关系，再结合明确的资金使用情况，案涉的资金性质系排除借贷关系的其他资金往来。（3)被上诉人在款项发生时充足的自有资金状况在证据中已有证明，此处不再赘述。（4)上诉人作为成年人，自有商事经营活动很多的商人，不管是款项发生的2013-2015年期间，还是款项发生后至起诉2018年6月前的三年期间，上诉人均未向被上诉人主张还款，更未有借款、利息、价款期限等的必要确定，与常理不符。那么只有一种可能，案涉款项性质并不是借款。综上，上诉人仅能证明双方存在资金往来，不足以证明涉案数额的性质，故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借贷合同关系。二、一审法律适用正确，上诉人仅凭转账凭证不足以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就涉案款项存在排他性的借贷关系，也不足以说明二者就涉案款项存在借贷的合意，故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1、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之规定，上诉人应提供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因此，在“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适用下，上诉人未能举证证明双方之间的借贷合意和借贷关系。2、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之规定，被上诉人对案涉资金的用途、流向已做充分、合理说明的情况下，在被上诉人抗辩案涉资金系双方合作期间公司投资和运营正常支出并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情况下；被上诉人已完成其初步的举证义务，足以推翻上诉人主张的借贷关系。此时，举证责任再次转移至上诉人，上诉人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在上诉人无法进一步证明的情况下，其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3、在司法实践中，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解释和适用，很多法院均有更为详细的司法审判意见：（1)《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若干问在借贷关系承担证明责任”；（2)《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间借贷典型案例》第一“仅有打款凭证主张借款难获支持”：“裁判结果：法院经审理认为，案件中，贾某不能提供借条、借款合同、借款借据、欠条等书面材料，贾某提交的证据仅能证明双方存在资金往来，不足以证明涉案款项的性质，故贾某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杨某之间存在借款合同关系。故终审驳回了贾某起诉”（3)《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天津法院民间借贷案件审理指南（试行）》的通知》二、举证证明责任与事实审查：7.审理民间借贷案件，应对当事人之间的借贷合意及出借款项的实际交付进行严格审查。原告仅依据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而被告明确提出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的抗辩，并提供初步证据证明双方之间的款项往来系基于其他法律关系产生的，应对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合意进一步予以审查，并向原告释明应就支付相关款项的发生背景、具体用途、双方协商过程以及未签订书面借贷合同（借条、收条、欠条等债权凭证）的原因等进一步提供证据，原告拒绝进一步提供证据或补充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双方有借贷合意的，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4)《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会议纪要》二、关于民间借贷的事实审查与举证责任：（三）愿告仅提供转账、存款凭证等交付凭证，未提供借贷合意凭证，边告以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或者存在其他法律关系为抗辩，并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的，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以上中级、高级人民法院对于民间借贷举证责任的指导意见，其均体现一个思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赋予被告一定的举证责任，不意味着举证责任发生倒置。本案中，上诉人封国强虽然举证了转账凭证，但被上诉人的举证已经证明了案涉款项用于了代持股的出资和公司的运营，而且双方均认可转账凭证是在合作投资过程中产生的部分经济往来，所以上诉人封国强应继续对借款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但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认定双方存在借款事实，故应依法驳回上诉人诉讼请求，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3、被上诉人认为，本案的事实关键问题在于查清双方是否有借贷合意，法律问题核心在于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上诉人未能举证证明借贷合意，更不能针对被上诉人的抗辩和反正无法进一步证明借贷关系的，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综上，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封国强之间不存在借款合意，诉争款项为双方合作投资期间产生的部分经济往来。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贵院依法驳回上诉人封国强的全部诉讼请求，维持原判。封国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偿还原告借款本金559000元并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年利率6%向原告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直至本息全部还清之日止(自2018年6月21日至2018年7月2日期间的利息暂计为1024.83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1月25日,原告从其卡号为×××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向卡号为×××的被告中信银行账户转账100000元。2013年11月29日,被告将666000元汇入新联汇(天津)企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账户。2015年11月27日,案外人董小娟受原告指派从其卡号为×××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向卡号为×××的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账户转账459000元。2018年6月12日,原告向被告邮寄《还款通知书》,写明“邸晓华女士:您因资金周转需要,于2013’年及2015年向封国强(身份证号:×××)分两次借款共计559000元。封国强分别于2013年11月25日、2015年11月27日将上述借款转入至您指定的账户中。现还款期限已届满。特通知您于接到本通知之日起7日内向封国强偿还借款本金559000元及46927.88元利息(利率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逾期仍未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的,还应向封国强按照年利率24%支付逾期还款利息,直至本息还清为止,并且我方保留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通知书的落款日期为2018年6月11日。2018年6月15日,被告给原告发电子邮件,写明“已收到封国强先生《还款通知书》,现回复如下:第一笔资金100000元是为了缴纳新联汇(天津)企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联汇’)的注册资本。原始工商登记中本人所持有新联汇股份是本人受封国强先生委托代封国强先生持有。第二笔资金459000元是为了缴纳霍尔果斯天然道移动互联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然道’)的注册资金。工商登记中本人所持有天然道49%股权为本人受封国强、刘源先生委托代封国强、刘源先生所持有。在收到封国强先生上述两笔款项后,本人已根据封国强先生委托将款项如数汇入上述两个公司。综上,通知书中所谓‘借款’均是为了缴纳本人代封国强先生持有的股权的注册资本而非与封国强先生发生的借款,本人亦随时配合封国强先生将本人所代持的股权转让给封国强先生。”另查明,对于涉案款项的使用情况,其中对于新联汇(天津)企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现已注销,从转账记录、时间、金额可以看出该款转入新联汇公司,从现有证据看被告未参与该公司清算,该公司在2016年清算返还股东出资时未返还给被告。对于霍尔果斯天然道移动互联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袁圣尧出具情况说明显示为避免显现关联关系,各方同意安排邸晓华代蜂向科技股东封国强、刘源持有霍尔果斯天然道移动互联创业投资有限公司49%股权,在此情况下,被告向该公司汇款9.8万元。对于北京麦乐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和北京麦乐熙投资有限公司,被告表示上述公司的股权在转让给被告时,被告均未支付相应对价,只是代持股份,除投入霍尔果斯天然道移动互联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的9.8万元以外,其余款项主要用于支付公司房租、家具及其他事务的处理,被告据此认为双方并无借款的合意,不应承担还款责任,原告对此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该案系民间借贷纠纷,原告基于民间借贷主张归还借款的,应当对借贷合意和款项交付等要件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原告仅提供款项交付凭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双方是否存在借贷关系。对此,从被告提供的新联汇(天津)企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霍尔果斯天然道移动互联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北京麦乐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北京麦乐熙投资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聊天记录、证明、公司清算信息相互印证,原被告在上述公司的经营活动中存在资金往来,且从涉案款项的流动情况来看,原被告之间也存在合作关系,仅凭原告出具的转款凭证不足以证明原被告之间就涉案款项存在排他性的借贷关系,也不足以说明原被告就涉案款项存在借贷的合意。综上所述,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认定双方存在借款事实,原告要求被告归还借款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封国强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4700（原告已预付），由原告封国强负担。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该案系民间借贷纠纷,上诉人系基于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主张被上诉人归还借款的,其应当对借贷合意和款项交付等要件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上诉人提供款项交付凭证,被上诉人也认可已收到案涉款项，上诉人能够证明款项交付的事实。但上诉人并未证明双方事先已对案涉款项为借款达成借贷合意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帐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被上诉人抗辩该两笔转款均系被上诉人代持上诉人股份的投资款。为此被上诉人陈述：被上诉人将上诉人第一次转款10万元同案外人刘源的56.6万都转到新联汇（天津）企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账户中作为代持上诉人的股份。上诉人提供了刘源给被上诉人转款56.6万元时注明为“借款”而自己给被上诉人转款却没有注明为借款，说明不了其给被上诉人的转款为借款性质。且根据新联汇（天津）企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的企业信息显示该公司的股东为上诉人、被上诉人和刘源，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确实存在股东资金往来的可能。被上诉人还陈述其将上诉人第二次转款45.9万元中的9.8万元转到霍尔果斯天然首移动互联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剩余的36.1万元转到北京麦乐熙投资有限公司和北京麦乐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作为代持上诉人股份。被上诉人还在二审中提供了双方于2019年1月14日的通话录音，上诉人也认可在一审后双方确实通过电话协商过,被上诉人辩称在通话中双方提到了9.8万元和协商处理的意见，谈话中也涉及委托和股东借款、投资的事情。且被上诉人提供了霍尔果斯天然道移动互联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的情况说明各方同意安排邸晓华代蜂向科技股东封国强、刘源持有该公司49%股权，也提供新联汇(天津)企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霍尔果斯天然道移动互联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北京麦乐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北京麦乐熙投资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聊天记录、证明、公司清算信息相互印证上诉双方在上述公司的经营活动中存在资金往来，双方之间也应存在合作关系。故被上诉人能够举证使其代持上诉人股份以及上诉人向其转款系其他债权债务关系的事实处于不确定状态，也足以使上诉人主张借贷关系真实性产生合理怀疑。这时就存在上诉人就双方借贷关系的成立需进一步提供证据的举证责任，上诉人未能进一步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一审从仅凭上诉人出具的转款凭证不足以证明上诉双方之间就涉案款项存在排他性的借贷关系,也不足以说明双方就涉案款项存在借贷的合意，从而认定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归还借款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封国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700元，由上诉人封国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平则审判员 孙云英审判员 张璟芳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寇 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