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11民终94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钟山县天泽菌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钟山县县城新兴北路。 法定代表人：王俊杰，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董佩英，钟山县天泽菌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虞虑，钟山县求是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卢杰，男，1961年11月8日出生，汉族，住钟山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卢毅，男，1963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住钟山县。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维吉，广西宏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钟山县天泽菌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泽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卢杰、卢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钟山县人民法院（2019）桂1122民初11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天泽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遗漏关键的案件当事人，导致无法查清与天泽公司实际履行黑木耳菌棒买卖合同的当事人系被上诉人卢杰这一关键事实。本案中，天泽公司是与卢杰产生黑木耳菌棒买卖关系，而非卢毅或他人，理由如下：1.天泽公司未就《黑木耳种植协议书》与张悦峰、卢承央、张悦吉、卢先津、卢东峰、陈先志6人（以下简称张悦峰等6人）进行过磋商以及合意，虽然张悦峰等6人与天泽公司签订有《黑木耳种植协议书》，但实际上天泽公司与张悦峰等6人直至本案诉讼均未见面，《黑木耳种植协议书》系卢杰从天泽公司领取格式空白合同后，卢杰找到张悦峰等6人亲笔签字或者代签，卢杰该行为目的，就是借用贫困户张悦峰等6人的名义，为其黑木耳菌棒买卖合同关系实现赊购，并获得种植财政奖补。2.实际上到天泽公司领取100980根黑木耳菌棒以及后续实际种养的人员均系被上诉人卢杰，该事实有2018年10月24日《黑木耳种植协议书签收单》以及《公安镇种植单》为证，两处单据的签名人均是被上诉人卢杰。天泽公司与张悦峰等6人未实际履行《黑木耳种植协议书》约定的条款。综上，应当把张悦峰等6人追加为被告进行调查，才能查清本案黑木耳菌棒买卖合同关系的当事人是天泽公司和被上诉人卢杰这一关键事实。二、应由被上诉人卢杰对天泽公司提供的100980根黑木耳菌棒的产品质量和服务不合格承担举证责任。天泽公司作为本案100980根黑木耳菌棒的生产销售者和服务者，有保证提供的黑木耳菌棒产品质量合格并提供技术服务的义务，虽然天泽公司没有保留本案100980根黑木耳菌棒合格率的相关证据，但本案被上诉人卢杰作为100980根黑木耳菌棒的实际买方，黑木耳菌的实际种养期不超过一年（约为6至7个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七条“买受人收到标的物时应当在约定的检验期间内检验。没有约定检验期间的，应当及时检验。”以及第一百五十八条“当事人约定检验期间的，买受人应当在检验期间内将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不符合约定的情形通知出卖人。买受人怠于通知的，视为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符合约定。当事人没有约定检验期间的，买受人应当在发现或者应当发现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不符合约定的合理期间内通知出卖人。”而被上诉人卢杰在实际种养木耳直至向他人出售干木耳，在完整的种养期间，从未向天泽公司提出黑木耳菌棒合格率问题和服务问题，应当视为天泽公司提供的黑木耳菌棒质量和服务是合格、符合合同约定的。另，本案的黑木耳菌棒的实际交易时间是2018年10月份之后，而卢毅在一审过程中提供的是钟山县2017年种植黑木耳生长情况调查表，与本案无关联性。三、天泽公司与被上诉人卢杰、卢毅的土地租赁纠纷案，与本案黑木耳菌棒的买卖关系，没有关联性。依据已生效的（2019)桂1122民初1525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天泽公司于2018年4月把所搭建的养菌棚全部拆走,实际上已经终止与卢杰、卢毅的土地租赁关系。2018年10月，卢杰在明知天泽公司无法就近生产黑木耳菌棒，明知需要到天泽公司另外的黑木耳菌棒生产基地采购领取黑木耳菌棒，但卢杰仍然与天泽公司建立黑木耳菌棒的买卖关系，卢杰再以10公里的运输距离影响黑木耳菌棒质量，完全是无理之辩解。四、被上诉人卢杰应当向天泽菌业公司支付100980根黑木耳菌棒的全部货款，并承担赔偿损失的责任。在具体履行本案100980根黑木耳菌棒的买卖合同过程中，天泽菌公司是在未收到一分钱黑木耳菌棒货款的情况下，先交付所有的黑木耳菌棒给被上诉人卢杰进行种养，如果没有合格干黑木耳成品进行收购，或者上诉人卢杰将合格干黑木耳成品私下出卖给他人，天泽公司将面临100980根黑木耳菌棒的货款全部无法回收或者通过诉讼方式追偿。根据交易常理，天泽公司不可能在有合格干黑木耳成品收购的情况下拒绝收购。在被上诉人卢杰无法举证100980根黑木耳菌棒的产品质量和服务存在问题以及天泽公司拒绝收购干黑木耳的情况下，被上诉人卢杰应当承担100980根黑木耳菌棒的货款以及相应赔偿损失的责任。 被上诉人卢杰、卢毅辩称：1.一审认定卢毅是买卖合同的当事人是有事实依据的。被上诉人一审提供的2017年黑木耳种植情况统计表，证实卢毅是实际种植人，（2019）桂1122民初1525号案也确认从2017年开始一直都是卢毅在种植黑木耳，涉案合同是由卢毅与天泽公司签订的。因此，卢毅才是黑木耳的实际种植人，卢杰仅是卢毅的代理人。上诉人要求追加张悦峰等6人作为本案的当事人是没有依据的。从签订合同到实际种植，以及销售黑木耳都由卢毅完成，而且上诉人在一审中也没有将张悦峰等6人列为当事人，从其诉讼意图可知上诉人知晓张悦峰等6人不是合同的真正当事人，因此，本案没必要将张悦峰等6人追加为当事人，一审不存在遗漏当事人的情形。2.卢杰无需对黑木耳菌棒的产品质量和服务不合格承担举证责任。无论是菌棒下地的合格率，还是黑木耳的出耳率，都需要上诉人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配合才能完成该质量的检测。被上诉人一审提供的2017年统计表，是由上诉人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与卢毅配合完成的。上诉人在2018年度没有履行该义务，导致没有进行出耳率的统计，对于出耳率是否合格，举证责任在于上诉人。3.2019桂11**民初1525号土地纠纷案件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该案中已经确认养菌棚于2018年4月拆除，那么在上诉人没有支付2017年度的黑木耳收货款的前提下，以及卢毅在前期进行了大量投资尚未回本的情况下，即使上诉人已经拆除了养菌棚，基于减少损失的原则，所以在2018年度继续种植黑木耳。上诉人拆除养菌棚，导致卢毅不得不到离种植厂附近的菌棒提供基地进行拿黑木耳菌棒到所租用的土地进行种植黑木耳，这就增加了黑木耳菌棒不合格的机率。因此该土地租赁纠纷案件与本案具有关联性。4.被上诉人卢毅不应当向上诉人支付黑木耳菌棒货款。一审中也查明了2018年度上诉人并没有向卢毅收购黑木耳干货，并称是由于被上诉人一方没有向其出售，该事实是不成立的。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足以证实至今为止还有黑木耳干货在仓库中，被上诉人不可能在有黑木耳的情况下不出售给上诉人，因此，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上诉人拒绝收购。同时，该协议具有扶贫性质，被上诉人既然没有出售黑木耳的收入，也没有义务向上诉人支付菌棒款。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请二审法院予以驳回。 天泽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被告卢杰向原告支付货款302940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逾期付款违约金从2019年5月30日起每日按上述货款302940元的千分之一计付至上述货款302940元付清之日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0月8日，被告卢毅分别以其同村村民张悦峰等6人（均为贫困户）的名义（乙方）与原告（甲方）签订《黑木耳种植协议书》，约定由甲方负责就近组织生产黑木耳菌棒出售给乙方种植黑木耳，价格为每棒3元；乙方所购黑木耳菌棒货款，甲方准许乙方从其种植的黑木耳合格干品销售给甲方的货款中扣付；甲方派技术人员负责对乙方种植黑木耳进行具体的技术培训和技术指导，从而确保其出售给乙方的黑木耳菌棒下地后合格率不低于95%，若乙方不按甲方技术要求种植黑木耳，甲方不承担其出售给乙方的黑木耳菌棒下地后合格率不低于95%的保证责任；乙方应在甲方技术人员的具体指导下完成种植黑木耳所须完成的黑木耳菌棒下地、田间管理、摘晒黑木耳等工序，甲方技术人员应有明确的巡回指导制度，并建立指导联系卡记录每次技术指导由甲方技术人员与乙方签字确认后方视为指导到位；甲方按每斤25元的统一价格收购乙方种植的黑木耳合格干品（不分等级），收购时间为2019年4月20日至2019年5月1日前；乙方种植的黑木耳合格干品的合格标准为：1、不能潮湿、霉变、掺假或不成形，2、把黑木耳干品放在水泥地板上一脚即可踩碎；甲方收购乙方种植的黑木耳合格干品后，必须在2019年5月30日前统一结算其所购黑木耳合格干品货款，并在结算后20个工作日内将乙方抵扣其所购黑木耳菌棒货款后剩余的属乙方所有的黑木耳合格干品货款一次性支付给乙方；乙方种植的黑木耳合格干品必须统一销售给甲方，如乙方自行销售给第三方，一经发现，甲方有权对乙方剩余的尚未销售给第三方的全部黑木耳合格干品进行强行收购，同时，乙方仍须支付其尚欠的黑木耳菌棒货款（即从上述甲方强行收购的黑木耳合格干品货款中扣付其尚欠的黑木耳菌棒货款），若乙方因自行将其种植的黑木耳合格干品销售给第三方的违约行为造成其不能按时（即不能按上述甲方收购乙方种植的黑木耳合格干品的时间）从其种植的黑木耳合格干品销售给原告的货款中扣付其上述尚欠的黑木耳菌棒货款的，从逾期之日起，每日按上述不能按时扣付的黑木耳菌棒货款的千分之一支付违约金；等。上述协议签订后，被告卢毅于2018年11月13日向原告购买了黑木耳菌棒100980棒，总价款为302940元。被告卢毅向原告购买上述黑木耳菌棒后进行了黑木耳种植。但被告卢毅进行黑木耳种植后未向原告销售过黑木耳合格干品，同时，原告亦未向被告卢毅收购过黑木耳合格干品。原告因此未能依约从收购被告卢毅种植的黑木耳合格干品的货款中扣收被告卢毅所购黑木耳菌棒货款。被告卢毅向原告购买上述黑木耳菌棒后，原告是否依约派技术人员对被告卢毅种植黑木耳所须完成的黑木耳菌棒下地、田间管理、摘晒黑木耳等工序进行了具体的技术培训和技术指导，从而确保其出售给被告卢毅的黑木耳菌棒下地后合格率不低于95%，并无证据证明。被告卢毅进行黑木耳种植后，是否有黑木耳合格干品产出，是否销售了黑木耳合格干品给第三方，亦无证据证明。 另查明，被告卢毅是钟山县公安镇里太村村民。2017年，钟山县公安镇扶贫工作人员落实种植黑木耳的产业扶贫政策，号召贫困户种植黑木耳。当时，广西钟鼎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钟鼎公司）与钟山县天怡食用菌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怡公司）亦合作成立钟山县天泽菌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即原告，从事黑木耳种植等业务。因此，被告卢毅从2017年开始承租同村村民张伟乾等人出租的土地（约50亩，承租期5年）种植黑木耳。2017年7月10日，被告卢毅与原告签订《养菌棚土地租赁合同》，将其向张伟乾等人承租的土地中的15亩土地出租（出租期5年）给原告用于搭建养菌棚，以就近生产黑木耳菌棒出售给被告卢毅种植黑木耳。同年，被告卢毅分别以其同村村民卢先德等8人（均为贫困户）的名义与原告的股东之一即天怡公司（负责原告黑木耳种植业务的技术指导等工作）签订黑木耳种植协议，约定由天怡公司负责就近组织生产黑木耳菌棒出售给被告卢毅种植黑木耳等（与前述被告卢毅于2018年10月8日分别以张悦峰等6人的名义与原告签订的《黑木耳种植协议书》内容基本相同）。该协议签订后，被告卢毅履行了该协议，天怡公司亦履行了通过上述原告租用被告卢毅出租的15亩土地所搭建的养菌棚就近组织生产黑木耳菌棒出售给被告卢毅种植黑木耳的义务。2018年3月，天怡公司退出了与钟鼎公司成立天泽公司从事黑木耳种植等业务的合作，天泽公司由钟鼎公司一家股东经营。2018年4月，原告违反上述《养菌棚土地租赁合同》的约定，擅自拆走了上述养菌棚（已另案处理）。故2018年10月8日，由于上述天怡公司退出与钟鼎公司的合作，被告卢毅便分别以张悦峰等6人的名义与原告签订了前述《黑木耳种植协议书》，同时由于上述原告擅自拆走养菌棚，被告卢毅履行前述《黑木耳种植协议书》时，只好到原告在公安镇公安街附近和在英家附近设立的养菌棚购买黑木耳菌棒，因运输路途较远，所购黑木耳菌棒下地后的合格率客观上受到了一定影响。 被告卢杰是广西壮族自治区钟山监狱干警，与被告卢毅是亲兄弟关系。前述被告卢毅于2018年10月8日分别以张悦峰等6人的名义与原告签订的《黑木耳种植协议书》，原告盖章后交被告卢毅收执一份时，是由被告卢杰签收的，但被告卢杰在原告制作的签收单上签名时未注明“代收”字样。被告卢毅履行该协议向原告购买黑木耳菌棒后，原告需要被告卢毅在其制作的确认单上签名确认所购黑木耳菌棒数量，由于上述被告卢杰代为签收上述协议书时未注明“代收”字样等原因，原告在其制作的确认单上“种植负责人”一栏中打印了被告卢杰的名字，并由被告卢杰在该确认单上“领棒确认签字”一栏中签上了被告卢杰的名字。原告根据上述被告卢杰的签名，认为本案黑木耳是被告卢杰种植，原告出售的黑木耳菌棒是被告卢杰所购。故以被告卢杰为被告提起本案诉讼，要求被告卢杰支付本案黑木耳菌棒货款及逾期付款利息。诉讼过程中，该院根据被告卢杰的申请追加被告卢毅为本案被告后，查明了上述被告卢杰与被告卢毅之间的代理关系，并向原告释明被告卢杰与被告卢毅之间的代理关系属间接代理关系或称隐名代理关系，原告知道该代理关系后可选择被告卢杰或者被告卢毅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经该院释明后，原告选择了被告卢杰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本案合同的扶贫性质和具体约定，被告卢毅向原告购买黑木耳菌棒种植黑木耳，其所购黑木耳菌棒货款，不需直接向原告支付，只需从其种植的黑木耳合格干品（非合格干品不在合同约定范围内）销售给原告的货款中扣付。如果原告不依约派技术人员对被告卢毅种植黑木耳进行全程技术指导，或者被告卢毅不按原告技术人员的技术指导种植黑木耳，造成被告卢毅种植的黑木耳合格干品产量低或者根本无产量，导致原告出售给被告卢毅的黑木耳菌棒货款不能从被告卢毅销售给原告的黑木耳合格干品货款中全部扣收或者根本无法扣收的，被告卢毅亦不需承担直接向原告支付黑木耳菌棒货款的责任。根据上述约定，结合本案中被告卢毅向原告购买黑木耳菌棒后，原告是否依约派技术人员对被告卢毅种植黑木耳进行了全程技术指导，以及被告卢毅种植黑木耳后是否有黑木耳合格干品产出，是否销售了黑木耳合格干品给第三方，均无证据证明的情况，可以肯定被告卢毅不需直接向原告支付其所购黑木耳菌棒货款。被告卢毅与被告卢杰之间的关系属间接代理关系或称隐名代理关系。原告知道这一关系后，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二款的规定，选择被告卢毅或者被告卢杰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经该院释明后，原告选择了被告卢杰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请求判决被告卢杰向其支付货款302940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逾期付款违约金从2019年5月30日起每日按上述货款302940元的千分之一计付至上述货款302940元付清之日止）。根据前述理由，原告该请求无合同和事实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无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天泽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844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天泽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被上诉人向本院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综合诉辩双方的意见及全案证据，一审判决认定仅卢毅向天泽公司购买黑木耳菌棒有误外，一审判决认定的其他主要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2019年6月18日，卢杰、卢毅、卢健向公安镇政府领导、刘书记书写《报告》，该《报告》中自认“我们是里太村委的黑木耳种植户”、“2018年的16000多元租金是我们支付给这些农户的。可是，真是人算不如天算。到了木耳的整个采摘期，天气不好，天天下雨，加上又没有地方晾晒，无法进行采摘木耳，造成木耳全部沤坏在地里。就连早期采摘晒了大半干的2000斤左右的木耳也霉变沤坏了。几元一斤卖给别人做饲料。2018年的木耳种植彻底失败了。”钟山县公安镇里太村民委员会署“情况属实呈报上级领导解决”并加盖公章。 本院认为，关于本案的诉讼主体问题。涉案《黑木耳种植协议书》的署名签约方虽然是上诉人天泽公司与案外人张悦峰等6人，但上诉人天泽公司与被上诉人卢毅、卢杰均认可张悦峰等6人并未实际参与涉案黑木耳的种植，而是由被上诉人购买黑木耳菌棒并进行种植。因此，《黑木耳种植协议书》的合同实际履行人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上诉人上诉要求追加张悦峰等6人参加诉讼，依据不足，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被上诉人卢毅认可其是涉案黑木耳的实际种植人，本院予以确认。关于卢杰的诉讼主体问题，本院认为，一是2018年10月24日卢杰在《黑木耳种植协议书签收单》里太负责人处签名按手印，同时在《公安镇种植确认单》上签名按手印，确认收到上诉人天泽公司6份黑木耳种植协议书和100980根黑木耳菌棒；二是2019年6月18日，卢杰、卢毅作为共同报告人，向公安镇政府领导、刘书记书写《报告》，《报告》中自认“我们是里太村委的黑木耳种植户”；三是在（2019）桂1122民初1525号租赁合同纠纷中，卢杰与卢毅共同作为原告起诉天泽公司；四是结合卢杰、卢毅共同出具的《2018年黑木耳种植失败原因》和上诉人天泽公司提交的卢杰木耳种植板房照片，本院依法认定卢杰亦是涉案黑木耳的实际种植人和合同相对人。一审认定卢杰是卢毅的代理人，无证据证实，也与本案查明的案件事实不符，本院依法予以纠正。 关于黑木耳菌棒的产品质量和服务问题。首先，《黑木耳种植协议书》第八条约定：“菌棒在甲方养菌棚交付，甲方应足量交付质量合格的菌棒给乙方，乙方有证据认定质量不合格且经双方认可的菌棒，乙方可拒绝接收。甲方应确保乙方接收的菌棒下地后合格率（合格菌棒数/下地菌棒数）不低于95%，菌棒出耳率高于60%（含60%）即为合格菌棒，每根菌棒正常产出木耳的出耳孔除以总的出耳孔（每根菌棒有约180个出耳孔）等于出耳率。甲方派技术人员负责对乙方进行技术培训与技术指导，乙方应严格按甲方技术要求组织生产，若出现不按技术指导、要求组织生产的种植户，甲方不承担合格率保证。”本案中，上诉人天泽公司作为涉案黑木耳菌棒的生产销售者和服务者，有保证提供的黑木耳菌棒产品质量合格并提供技术服务的义务，但上诉人天泽公司未提供黑木耳菌棒合格率的相关证据。而被上诉人作为涉案黑木耳菌棒的实际买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七条“买受人收到标的物时应当在约定的检验期间内检验。没有约定检验期间的，应当及时检验。”以及第一百五十八条“当事人约定检验期间的，买受人应当在检验期间内将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不符合约定的情形通知出卖人。买受人怠于通知的，视为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符合约定。当事人没有约定检验期间的，买受人应当在发现或者应当发现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不符合约定的合理期间内通知出卖人。”被上诉人已实际接收100980根黑木耳菌棒，无证据证实被上诉人就黑木耳的质量或服务问题向上诉人提出过异议。《黑木耳种植协议书》未约定上诉人出售的菌棒未达到合同约定质量标准即被上诉人无需支付货款。退一步而言，即使上诉人交付的黑木耳菌棒存在质量问题，上诉人承担的也是违约责任。其次，《黑木耳种植协议书》第九条约定：“乙方应在甲方技术人员的具体指导下，完成下地、田间管理、摘晒木耳等工序。甲方技术人员应有明确的巡回制度，建立技术指导联系卡，经技术人员与种植户签字后视为指导到位。”本案中，上诉人天泽公司未提供证据证实其技术人员有明确的巡回制度，建立技术指导联系卡以及有种植户签字的相关事实，本院依法认定上诉人对被上诉人的黑木耳种植指导不到位。同时，被上诉人作为实际的种植户，亦无证据证实其在黑木耳的种植过程中积极要求上诉人进行技术指导，存在过失。再次，根据（2019）桂1122民初1525号案件认定的事实，上诉人于2018年4月份已经把所搭建的养菌棚全部拆走，2018年10月，被上诉人在明知天泽公司无法就近生产黑木耳菌棒，明知需要到天泽公司另外的黑木耳菌棒生产基地采购领取黑木耳菌棒，但被上诉人仍然与天泽公司建立黑木耳菌棒的买卖关系，现被上诉人再以10公里的运输距离影响了黑木耳菌棒的质量导致损失，依据不足，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最后，根据被上诉人2019年6月18日向公安镇政府领导、刘书记书写的《报告》中自认“2018年的16000多元租金是我们支付给这些农户的。可是，真是人算不如天算。到了木耳的整个采摘期，天气不好，天天下雨，加上又没有地方晾晒，无法进行采摘木耳，造成木耳全部沤坏在地里。就连早期采摘晒了大半干的2000斤左右的木耳也霉变沤坏了。几元一斤卖给别人做饲料。2018年的木耳种植彻底失败了。”综上，涉案黑木耳种植未取得预期收益，系多方因素综合所致。 关于本案的货款应否予以给付的问题。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构成买卖合同法律关系。《黑木耳种植协议书》第一条约定“乙方的购棒款甲方准许乙方在黑木耳销售货款优先还购棒款。”第十、十一、十二条约定“甲方以统一收购价25元/斤收购乙方生产的合格黑木耳干品（不分等级）。在乙方无违约情况下，甲方不得拒收乙方销售的合格黑木耳干品。甲方必须在2019年5月30日前统一结算乙方的木耳款，抵扣各种补贴后乙方尚欠甲方的购菌棒款，乙方剩余的盈利资金甲方需在20个工作日内一次性转账到乙方指定的银行账户。乙方必须将所有合格黑木耳干品统一销售给甲方，如乙方自行销售给第三方，一经发现，甲方有权将乙方剩余干木耳全部强行回收，同时乙方需支付甲方代垫乙方剩余的采购菌棒款，乙方违约不按期支付货款的，要每日按照迟延支付货款的千分之一加付违约金给甲方。”根据上述合同约定，一是协议约定上诉人允许被上诉人赊购黑木耳菌棒款，该购棒款上诉人准许被上诉人在黑木耳销售货款优先抵扣，但该协议并未约定上诉人不能从被上诉人销售给上诉人的黑木耳合格干品货款中全部扣收菌棒款或者根本无法扣收的，被上诉人则不需承担直接向上诉人支付黑木耳菌棒货款的责任，一审对此认定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二是本案中上诉人是否拒绝收购被上诉人的黑木耳合格干品、被上诉人是否依约向上诉人出售黑木耳合格干品，以及被上诉人种植黑木耳后是否有黑木耳合格干品产出，是否销售了黑木耳合格干品给第三方，均无证据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上诉人已向被上诉人交付100980根黑木耳菌棒，被上诉人应向上诉人支付货款。根据上述论述，上诉人天泽公司在涉案买卖活动交易过程中存在违约，被上诉人依法可以请求减少支付价款，本院综合全案的客观实际情况，根据公平原则，酌定被上诉人应向上诉人支付60%的货款即302940元×60%=181764元，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因双方当事人在本案中均存在违约，上诉人诉请被上诉人支付违约金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审判程序合法，但认定部分事实有误，实体处理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上诉人的上诉请求，部分有理，部分无理，有理的部分，本院予以支持，无理的部分，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西壮族自治区钟山县人民法院（2019）桂1122民初1163号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卢杰、卢毅共同向上诉人钟山县天泽菌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支付货款181764元； 三、驳回上诉人钟山县天泽菌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5844元（天泽公司已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5844元（天泽公司已预交），合计11688元，由上诉人钟山县天泽菌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担4675元，被上诉人卢杰、卢毅负担7013元。 上述债务，义务人应于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完毕，逾期则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权利人可在本案生效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立峰 审 判 员 黄义奎 审 判 员 陈小坤 二〇二〇年九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 蒙晓华 书 记 员 钟秋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