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3民终6501号上诉人一（原审被告）：惠州交投巴士有限公司，住所地：惠州市惠城区***６号。法定代表人：钟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家峰，广东宝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二（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惠州中心支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商铺及29层1、2、3、4、5、6、7号。法定代表人：王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骆志明，广东东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崔兰军，男，汉族，1971年6月21日出生，住址：河南省息县*******王庄前队02，公民身份号码：413************710。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静，广东邦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孙春东，男，汉族，1969年10月6日出生，住址：广东省龙川县通衙镇葛藤管理区，公民身份号码：442************819。上诉人一惠州交投巴士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投公司”）因与上诉人二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惠州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财保公司”）、被上诉人崔兰军、原审被告孙春东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20）粤1302民初63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一交投公司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本案不存在调解协议所达成的赔偿款与交通事故的实际损失存在差异的客观情形。1、一审判决采信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被上诉人无责有误。本案中上诉人血液中检出乙醇成分含量为14.27㎎/100ML，检验报告送检受理时间是在事故发生后的第四天，在事故发生四天后提取上诉人的血液进行检验仍有乙醇成分，由此可以充分证明被上诉人在事故发生时存在严重醉酒驾驶，但交通事故认定书没有关于被上诉人醉酒驾驶的违法事实，与客观事实不符，被上诉人对本次事故有重大过错的责任，应自行承担全部或部分人身损害。2、一审判决以城镇标准计算被上诉人的人身损害赔偿得出调解协议所达成的赔偿款与交通事故的实际损失存在差异。被上诉人属于农村户口，其无法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自己在事故发生前在城镇居住且稳定收入一年以上，其人身损害赔偿应以农村标准计算。此外，一审判决存在护理费、精神损害抚慰金过高，与过错程度和客观水平不相符，故而本案不存在调解协议所达成的赔偿款与交通事故的实际损失之间有较大差距的客观情形。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不具备显示公平可撤销合同的构成要件。本案签订《平安调解协议》时被上诉人神智清晰，协商签约时，被上诉人的家属及其所聘请的两位法律专业人士在场进行指导参谋，由此可见，在签约时被上诉人一方不存在缺乏经验的情形，亦不存在上诉人或平安财保公司具有法律知识方面专业优势的情形，上诉人与平安财保公司均只是委派本公司工作人员参与协商签约，且在签约前被上诉人伤情稳定出院四个多月，同时已经取得自行委托的鉴定结论，当时其对证据的伤情已有清晰认知，不存在情势紧迫的客观情形。整个协议签约过程无第三方不正当干扰，被上诉人完全自愿签署调解协议，系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平安调解协议》约定的赔偿金额完全系被上诉人自愿接受一个合理估算，如果约定的赔偿金额与法定赔偿金额存在一定偏差，那也是各方当事人对于纠纷如无法和解进入诉讼程序所需面临的诉讼成本，风险等所作的权衡考量，因此，当事人这种综合考量的得失并非显失公平的表现。因此，单以存在客观赔偿差额为由撤销协议适用法律错误。三、本案交通事故发生在被上诉人的上下班途中，属于工伤，在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劳动仲裁裁决书上有所证实，所以被上诉人可能获得交通事故和工伤的双重赔偿，所以其在跟保险公司及我方协商的时候，是经过全面谨慎的综合考量，慎重签署了赔偿协议书，我们认为三方签的赔偿协议真实合法有效。上诉人二平安财保公司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平安调解协议》是各方当事人在公平、自愿条件下的真实意思表示，被上诉人之所以签订协议是综合自身户籍情况、事故中醉酒情况后对自身权利的处分，依法应予以维持。1、被上诉人住院的第4天仍能检测出乙醇含量，由此推断被上诉人事故中的严重醉酒驾驶情形，因此事故认定书认定孙春东承担事故全部责任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被上诉人同意按双方认可的金额达成调解协议，原因之一是被上诉人在交警和其聘请的法律服务人员的点拨下对自己醉酒行为之过错的权利处分。2、根据现有证据，被上诉人是农村户籍，其于交通事故前在城镇只有2个月的工作经验，被上诉人虽有居委会出具的相关居住证明，但对该证明的备注“仅限本人小孩读书之用”，这说明居委会对该份证明是持保留意见的，居委会不认可该份证明在其他场合使用，包括在诉讼中使用。被上诉人并无其他证据能证明其事故前在城镇居住一年以上。被上诉人的户籍亦是其选择签订《平安调解协议》的因素之一。二、一审法院判决撤销《平安调解协议》所依据的理由及事实均有误，依法应予以撤销。1、一审法院以当事人未申请行政复议而采信事故认定书不当。被上诉人事故中醉酒驾驶属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的严重违法行为，醉酒者必须承担事故责任，当事人虽未正式提起行政复议，是因为接受了交警的调解建议，一并在调解协议中变更了事故认定书的责任分配。调解协议对事故责任的变更，更符合事故的客观情况和法律的规定；这种协议变更为法律所允许。2、一审法院以城镇居民计算被上诉人的残疾赔偿金从而得出调解协议显失公平亦是错误的。前已叙明，被上诉人是农村户籍，事故前在城镇的工作经历仅有2个月，居委会出具的居住证明已明确该证明仅用于小孩读书所用，排除其他用途，亦排除诉讼用途，因此被上诉人的残疾赔偿金计算依现行法律，只能按农村居民标准计算。因一审法院以城镇居民标准计算被上诉人的残疾赔偿金并没有证据支持，得出的调解协议显失公平结论更是离事实相隔甚远。3、《平安调解协议》签订时被上诉人聘请了专业人员，并且其家属子女亦全部到场。调解协议履行后的实际赔偿额，与其农村户籍可获的残疾赔偿计算后承担事故中应担的责任比例的可获赔偿额，并无显著差别。因此《平安调解协议》不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被上诉人崔兰军答辩称：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被上诉人并未收到额外的工伤赔偿，应当驳回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维持一审的判决。原审被告孙春东答辩称：答辩意见与上诉人一一致。原审认定事实及判决：2018年5月5日23时14分许，被告孙春东驾驶粤L*****号大型普通客车在惠州市*********方向行驶，行至惠城区河南岸汽车站进出口路段掉头时，与原告崔兰军驾驶的无号牌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事故导致原告崔兰军受伤，车辆损坏。2018年7月29日，惠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江南大队作出441302[2018]第D01183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被告孙春东负事故全部责任，原告崔兰军不负事故责任。载明：孙春东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九条第二款“机动车在没有禁止掉头或者没有禁止左转弯标记、标线的地点可以掉头，但不得妨碍正常行驶的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之规定，对事故的发生存在严重过错，驾驶人崔兰军对事故发生不存在过错。事故发生后，原告崔兰军被送往送至惠州华康骨伤医院入院治疗，经诊断本次事故造成原告崔兰军重型颅脑损伤等，因病情严重，原告崔兰军被送至惠州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入院诊断：1.重型颅脑损伤开颅术后；2.脑疝；3.右额颞顶枕部急性硬膜下出血；4.右额颞区脑挫裂伤；5.蛛网膜下腔出血，于2018年9月19日出院，共住院136天，出院医嘱：1.出院后往上级医院进行颅骨修补术；2.住院期间陪护，出院后加强营养，不适随诊；3.定期复查，全休贰月。2018年9月19日，原告崔兰军转入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住院治疗，入院诊断：颅骨缺损，于2018年10月11日出院，共住院22天，出院医嘱：1.左侧可疑肩关节脱位，关节外科进一步诊治；2.出院带药；3.定期复查血常规、肝功、生化等；4.切忌抓头皮，3个月保持头发较短长度以免伤口感染，若切口出现化脓红肿等、或者出现线头，立即当地医院就诊；5.观察有无脑积水症状，不适随诊。上述治疗过程产生医疗费258818.42元，被告交投公司支付了该医疗费。2019年1月4日，广东远大司法鉴定所受原告崔兰军委托鉴定后出具司鉴所〔2019〕临鉴字第00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经鉴定：1.原告崔兰军所受损伤与本次交通事故有直接因果关系；2.原告崔兰军重型颅脑损伤，致左侧肢偏瘫（肌力2级以下），构成二级伤残；3.原告重型颅脑损伤，行开颅术后，构成十级伤残；4.原告崔兰军肢体偏瘫给予康复治疗，二年内需2000元人民币/月，配置轮椅需1000元，每3年更换一次、配置护理床需2000元，每5年更换一次、配置防褥床垫需3000元，每2年更换一次；5.原告崔兰军需要大部分护理依赖。原告崔兰军为此支付鉴定费用4000元。2019年2月25日，原告崔兰军作为乙方，被告交投公司作为甲方以及被告平安保险公司经办人共同签订了一份《平安调解协议》，其中第1条约定：“按照相关人身损害赔偿计算，崔兰军受伤导致的损失（含医疗费、误工费、伙食费、护理费、伤残赔偿金等一切人伤损失）按责（100%）合821259.66元，由甲方在平安公司投保的交强险及商业险保额内承担；乙方医疗费258818.42元前期已经由甲方垫付（平安公司根据医疗标准可理赔219995.66元），乙方同意从以上损失里面扣减支付到甲方的账户，甲方前期垫付了34544.21元人伤费用，乙方同意从以上损失里面扣减34544.21元支付到甲方的账户。”并约定被告交投公司授权被告平安保险公司把剩下的566719.79元支付到原告崔兰军银行账户，并约定“各方履行上述所有赔偿义务之后，甲、乙双方不得再以本次交通事故为由向对方及平安公司以诉讼或其他方式索取赔款，甲、乙、平安公司三方因本次交通事故导致的债权债务不再存在。”原告崔兰军在该协议书中签名并按指模。原告崔兰军还在一份《赔款确认书》中签名并按指模。签订该协议书后，被告平安保险公司已按该协议书约定向原告崔兰军支付了赔偿款共566719.79元。另查明一，粤L*****号大型普通客车登记的车主为被告交投公司，在事故发生时由被告孙春东驾驶该车，该车在被告平安保险公司投保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100万元（不计免赔），本次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另查明二，原告崔兰军户籍性质为农业家庭户口，其陈述受伤前在侨银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分公司工作，月工资为3200元/月，原告崔兰军提交了一份惠州市惠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5月27日作出的惠城劳人仲案字【2019】437号裁决书，裁决确认原告崔兰军与侨银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分公司从2018年4月1日起存在劳动关系。原告崔兰军陈述其居住生活在惠州市惠城区，其提交了一份《证明》，该证明记载其于2013年3月20日至今在惠州市惠城区河南岸池头组48号居住，加盖了惠州市惠城区河南岸街道南城社区居民委员会的公章，显示日期为2018年6月30日，并写明只限于其本人小孩读书之用。当事人提交的一份广东省惠州市********于2018年5月21日出具的惠市公（司）鉴（化）字【2018】05062号《检验报告》，表明于2018年5月9日抽血检验原告崔兰军与被告孙春东的血液样本，经检测原告崔兰军的乙醇含量为14.27mg/100Ml,被告孙春东未检出乙醇含量。另查明三，原告当庭提交2019年4月23日的惠州华康骨伤医院疾病证明书、出院小结，载明：入院后诊疗经过，患者崔兰军，男……因“不慎摔伤至头晕头痛半天余”……2019年4月18日至2019年4月23日入院治疗情况，中医诊断为外伤出血，西医诊断为头部外伤、左枕顶部头皮血肿、脑积水、右颞顶部颅骨修补术术后；费用明细清单以及惠州华康骨伤医院有限公司出具发票两张分别为508.5元、1483.6元，合计1992.1元。另提交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票据合计631.4元。另查明四，庭审中当事人均表示不需要对原告伤残情况进行重新鉴定。原告称除新增医疗费2623.5元外，对于原审诉讼请求无变更，相关标准按照原起诉标准计算。以上事实有当事人提交的诉讼主体身份信息、保险单、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病历资料、居住证明、社保清单、平安调解协议、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费发票、证明、检验报告、发票、庭审笔录等证据材料以及庭审笔录在卷佐证。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本案各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为：一是《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的采信问题；二是原告是否适用城镇标准问题；三是《平安调解协议》是否应撤销问题。关于《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的采信问题。对于被告方提出的该事故认定书不合法、未考虑酒驾因素等问题，根据交警部门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载明：孙春东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九条第二款“机动车在没有禁止掉头或者没有禁止左转弯标记、标线的地点可以掉头，但不得妨碍正常行驶的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之规定，对事故的发生存在严重过错，驾驶人崔兰军对事故发生不存在过错。而根据本案查明事实，被告方知道该事故认定书及酒精测试结果后并未提出行政复议、诉讼等，故原审法院认为应当采纳交警部门对孙春东负事故全部责任的认定。关于原告是否适用城镇标准问题。虽然原告崔兰军是农村户籍，但根据其提交的仲裁裁决书，发生事故时其确实已在惠州市惠城区工作；其提供的《居住证明》记载其于2013年3月20日至今在惠州市惠城区河南岸池头组48号居住，并加盖了惠州市惠城区河南岸街道南城社区居民委员会的公章，显示日期为2018年6月30日，虽然是仅限于小孩读书之用，也表明原告崔兰军在惠州市惠城区*住生活。综合上述证据，原审法院认为原告主张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伤残赔偿金，理由充分。关于《平安调解协议》是否撤销问题。认定涉案调解协议是否撤销主要应查明订立协议时是否显失公平，关键从调解协议所达成的赔偿款与交通事故的实际损失之间的差距是否过大进行认定。广东远大司法鉴定所系经批准的具有司法鉴定资质的专业机构，现各方当事人表示不需要对原告伤残等级进行重新鉴定，故原审法院对该机构作出的鉴定意见予以采信。损失计算时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广东省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标准的纪要》《广东省2018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的有关规定确定。根据原告提交的社保资料等证据材料，发生事故时原告崔兰军确有工作的，其主张定残前的误工费合理；对于出院后的护理费，依照原告大部分护理依赖结合年龄计算；配置轮椅费、护理床费、床垫费均以为10年为期，超过期限后发生的另行主张。因此，原告崔兰军在本案交通的各项损失主要包括：医疗费258818.42元、误工费25920元（3200元/月×÷30天×243天）、住院护理费23850元（150元/天×159天）、出院护理费350400元（120元/天×365天×10年×80%）、营养费4550元（5000元×0.91）、交通费4770元（酌情）、住院伙食补助费15900元（100元/天×159天）、残疾赔偿金745745元（40975元/年×20年×91%）、精神抚慰金90000元、鉴定费4000元、康复治疗费48000元（2000元/月×24个月）、配置轮椅费3000元（1000元×3次）（按10年计算）、配置防褥床垫费15000元（2000元×5次）（按10年计算）、配置护理床费4000元（2000元×2次）（按10年计算）；上述合计人民币1593953.42元。根据双方调解协议的约定，原告崔兰军获得的赔偿款为821259.66元，协议与实际计算相差772693.76元（1593953.42元-821259.66元）。现原告崔兰军请求撤销该调解协议书，理由充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损失的具体承担问题。被告孙春东是被告交投公司的员工，发生交通事故时，被告孙春东是在履行工作职务，其对原告崔兰军所负的责任应由被告交投公司负担。事故车辆在被告平安保险公司买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被告平安保险公司应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范围内直接承担赔偿责任。发生交通事故后，被告平安保险已实际向原告崔兰军支付了赔偿款566719.79元，被告交投公司已支付了医疗费258818.42元，并向原告崔兰军支付了赔偿款34544.21元，应认定原告崔兰军实际收到的赔偿款共860082.42元（566719.79元+258818.42元+34544.21元）。其中，被告平安保险公司已向原告崔兰军支付821259.66元（566719.79元+219995.66元+34544.21元），该数额已超过交强险责任限额11万元，应视为被告平安保险公司已理赔完毕交强险责任限额11万元，并理赔了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责任限额100万元范围内的711259.66元（821259.66元-110000元）。因此，原告崔兰军剩余的损失733871元（1593953.42元-860082.42元）应由被告平安保险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剩余责任限额288740.34元（1000000元-711259.66元）范围内予以赔付288740.34元，剩余损失445130.66元（753727.2元-288740.34元）由被告交投公司予以赔偿。关于原告增加请求赔偿医疗费2623.5元的问题。一是原告提交发票中仅有1992.1元发票与惠州华康骨科医院出院小结等时间相符合，其余两张为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医疗票据；二是惠州华康骨科医院出院小结载明原告为“不慎摔伤至头晕头痛半天余”，与本案因果关系存疑；三是原审法院采信鉴定意见后已在赔偿中支持相应的术后康复治疗费用，故原审法院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支持原告该项诉讼请求。原告崔兰军的诉讼请求合理部分予以支持，不合理部分原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原告崔兰军、被告惠州交投巴士有限公司与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惠州中心支公司于2019年2月25日共同签订的《平安调解协议》。二、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惠州中心支公司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在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剩余限额288740.34元范围内向原告崔兰军支付赔偿款288740.34元。三、被告惠州交投巴士有限公司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崔兰军支付赔偿款共445130.66元。四、驳回原告崔兰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4586元（原告崔兰军已预交2293元），由原告崔兰军承担457元，由被告惠州交投巴士有限公司负担2547元，由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惠州中心支公司负担1582元，两被告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审法院缴纳上述案件受理费，逾期不缴纳的，原审法院将依法强制执行。本案中，上诉人一交投公司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签约经过说明；证据二、说明人工作证；证据三、惠州远扬法律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微信图像，均证明被上诉人聘请惠州市远扬法律服务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参与协商指导签约。被上诉人崔兰军质证称对证据一签约经过说明不予认可，说明人是上诉人的员工，存在利害关系，其经过说明也是单方陈述，对证据二说明人是否交投公司的员工，由法院依法核实，对证据三三性不予认可。上诉人二平安财保公司提交两张照片，证明崔兰军签订《平安调解协议》，其家属均到场。被上诉人崔兰军质证对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双方签订的协议是明显显示公平，与上诉人提交的照片无关。交投公司及孙春东对上述证据没有意见。本案审理过程中，本院针对本案《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向惠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发函征求意见，该支队复函称在事故后，江南大队经办人通过华康医院护士于2018年5月6日5时30分抽取了伤者崔兰军待检血液，带回大队低温保存，并在期限内委托鉴定中心进行乙醇定性定量分析鉴定，不存在在事故发生后第四天才对伤者进行抽血鉴定的情形，伤者鉴定结果中乙醇含量未达饮酒标准，不属于酒后驾车行为。并认定本案《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责任划分公正，程序合法。上诉人一交投巴士质证称对回复函不予认可。首先，交警未提供血液提取登记表佐证提取血样时间。其次，提取血样是在崔兰军进行了数个小时及多种手术之后，在手术中进行了大量输血和输液，完全稀释了其原有血液中的酒精浓度，进行稀释后仍在血液中检测到乙醇成分，完全可以推断崔兰军在事故发生时处于酒后驾驶的状态。《道路事故认定书》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充分，不应作为法院判定责任的合法依据。上诉人二平安财保公司质证称：一、江南大队在“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案件基本事实和成因”的情形并无改变的情形，其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属于基本事实不清，依法不宜采信。二、复函称“各方当事人收到认定书后，并未对认定提出异议，亦未在程序规定时效内，向作出认定的部门或者上一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提出书面复核申请”，并不影响上诉人对事故认定书提出异议，并与崔兰军达成调解协议实际改变认定书中的责任认定。因保险公司是事故损失的实际承担人，交警部门作出事故认定书时，并不告知保险公司，保险公司无法在时效内提出异议，只能在后期调解过程中进行修正或诉讼过程中提出异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是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经交警部门认定，孙春东负事故全部责任，崔兰军不负事故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针对上诉人一交投公司、上诉人二平安财保公司的上诉请求，本院处理如下：关于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问题。两上诉人均主张本案《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事实认定不清，被上诉人崔兰军事发时存在酒驾行为，应承担相应的事故责任。为此，本院就两上诉人的异议向惠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发函征求意见，交警支队就案件进行复核作出复函：江南支队做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责任划分公正，程序合法。根据交通支队复函，交警支队江南大队经办人员已在事故后及时抽取了被上诉人崔兰军血液进行鉴定，鉴定程序符合法律规定。经鉴定，被上诉人血液乙醇含量未达饮酒标准，故不认定为酒后驾车行为。法信超链：裁判12篇×惠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作为惠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江南大队的上一级主管部门，有权对事实认定、法律适用、责任划分等问题进行复核，两上诉人虽然对《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和《复函》仍有异议，但未提供足以推翻的证据，故本院对惠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江南大队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予以采信，两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崔兰军应承担事故责任没有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伤残赔偿金适用标准的问题。虽被上诉人崔兰军一审提交的加盖惠州市惠城区河南岸社区*********住证明上写明只限于其本人小孩读书之用，但亦表明被上诉人自2013年就在惠州市惠城区生活的事实。结合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能佐证被上诉人自事故发生前一年就在城镇居住生活，收入来源于城镇的事实，原审法院按照城镇标准计算被上诉人的伤残赔偿金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平安调解协议》是否应予撤销的问题。首先，被上诉人崔兰军于2019年2月25日与两上诉人签订《平安调解协议》，约定被上诉人因事故造成的损失为821259.66元，由上诉人平安财保公司在保险限额内承担，后被上诉人以调解协议显失公平为由起诉要求撤销调解协议。经原审法院核算，被上诉人因本次事故造成的实际损失共计1593953.42元，与被上诉人调解协议约定的821259.66元赔偿款数额相差巨大，该协议对被上诉人明显不公平。其次，两上诉人作为保险理赔和交通运输的专业企业，相对于被上诉人而言在处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方面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但两上诉人并无充分的证据证明被上诉人是在具有处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专业知识的人员协助并且在得到充分的法律保障下签订该调解协议，故两上诉人利用自身优势和对方缺乏经验使被上诉人签订了明显不公平的调解协议。最后，根据《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本次事故造成了被上诉人一处二级伤残和一处十级伤残，且需要大部分护理依赖和需要做一系列的康复治疗，致使平常人家陷入困境亦符合情理。综上，被上诉人与两上诉人签订协议时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故原审法院撤销被上诉人与两上诉人签订的《平安调解协议》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586元，由上诉人一惠州交投巴士有限公司、上诉人二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惠州中心支公司各负担2293元，两上诉人多预交的2293元由本院分别予以清退。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佳誉审 判 员 沈 巍审 判 员 邹 戈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黄湘燕书 记 员 王 清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