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202民初2766号原告：刘尚锟，男，1994年2月25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俊宇，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毅，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岑乐贤，男，1994年2月21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梁荷珍，广东刚钲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尚锟与被告岑乐贤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尚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俊宇、梁毅，被告岑乐贤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梁荷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尚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岑乐贤立即向原告刘尚锟偿还借款本金169,020元及利息（自2020年3月11日起按月息2%计算）；2.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等。诉讼过程中，原告因确认收到被告尾号4704的工商银行卡转账21200元，故变更诉讼请求第1项为：被告岑乐贤立即向原告刘尚锟偿还借款本金146316元及利息（自2020年3月11日起按月息2%计算）。事实和理由：因资金周转需要，岑乐贤从2019年7月陆续向刘尚锟借款，借款期间岑乐贤承诺高息偿还。因双方约定的利息超过年利率36%，原告根据法律相关规定对利息进行调整，对于被告已支付的利息超过年利率36%的部分应予返还用于抵扣本金的标准计算，截止2020年3月11日，被告尚欠原告借款本金169,020元。此后刘尚锟多次要求岑乐贤偿还全部借款本息，但其以各种理由拒不还款。故原告刘尚锟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被告岑乐贤辩称，原告的起诉不是事实，被告并未因资金需要向原告借款，请法院驳回原告的所有诉讼请求。理由如下：一、1.原告与被告并非借贷关系，原告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双方之间是借贷关系，应承担举证不能败诉的法律后果，原告并未提交借款合同、借据等证明借款关系存在的证据，转账也没有转账备注是借款，双方也没有出借和借款的合意。2.被告在郁南都城做出售手机配件回收黄金，偶尔朋友需要借款就出借收取利息等业务，从工作性质上讲，如果被告单纯向原告借款，被告不可能承诺如此高的利息。3.原告所谓的出借款项是向各种网贷软件贷款，以及在银行申请信用卡贷款，被告的信用比原告还好，被告无需多此一举向原告借款。4.原告唯一一次借款20000元给被告，被告已经还清欠款，被告没有欠原告一分钱。二、原告委托被告出借款项给借款人，双方是委托与受托的关系，或者是合作放款的关系，原告出借的款项因故未能回收，应由原告自行承担法律风险，原告在2019年的下半年，主动提出在各种网贷软件贷款一级申请信用卡贷款，希望被告将其借回来的资金以放贷的形式放款出去，以收取利息，原告占大部分的收益，并承诺给被告一小部分的收益，刚开始被告帮原告赚了一些钱，原告就相信了被告的赚钱能力，经常问被告是否有单，是否有人借款，之后由于年底资金紧张以及疫情的原因，以及抵押物及借款合同被盗取的原因，导致原告放出的款项未能及时收回，被告只是受托去放款，赚取收益时由原告取得收益，损失时也应该由原告自行承担，不能赚钱就由原告赚，亏钱就由被告贴钱，违反了公平及双方的真实意思。偶尔原告放贷时没有那么多钱,双方就商量出一些钱做成一单生意，所以双方偶尔是合作关系，双方是互惠互利，而并非是被告向原告借款周转。三、退一万步来说，即使认为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借贷关系，但是借贷合同也是无效的，原告是套取银行、网贷、信贷资金后高利转贷，严重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并且原告明知被告将该款项高息出借给他人，原告收取超高额利息，严重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另外，原告收取的利息远远高于月息2%的规定，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的规定，也违反了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原告明知被告借款而用于发放高息，向其提供资金，该民间借贷是无效的。四、对于合同的无效，原告是有严重的过错，应承担无效的法律后果，相应的损失应由原告自行承担。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被告是朋友关系。2019年7月5日，原告分两笔向岑乐贤转账合计20000元，2019年7月30日，原告向岑乐贤转账10000元，2019年8月6日，原告向岑乐贤转账20000元，2019年8月19日，原告向岑乐贤转账20000元，2019年9月7日，原告分两笔向岑乐贤转账合计20000元，2019年9月8日，原告向岑乐贤转账20000元，2019年9月12日，原告分三笔向岑乐贤转账合计22000元，2019年10月7日，原告分两笔向岑乐贤转账合计30000元，2019年10月12日，原告向岑乐贤转账42000元，2019年10月19日，原告向岑乐贤转账26000元，2019年10月22日，原告向岑乐贤转账23000元，2019年10月24日，原告向岑乐贤转账25000元，2019年10月26日，原告向岑乐贤转账25000元，2019年11月4日，原告向岑乐贤转账40000元，2019年11月7日，原告向岑乐贤转账36000元，2019年11月9日，原告分三笔向岑乐贤转账合计22000元，2019年11月12日，原告向岑乐贤转账220元，2019年11月23日，原告分两笔向岑乐贤转账合计20000元，2019年11月29日，原告分两笔向岑乐贤转账合计11000元，2019年12月8日，原告分两笔向岑乐贤转账合计20000元，2019年12月11日，原告向岑乐贤转账13000.99元，2020年1月3日，原告分两笔向岑乐贤转账合计20000元，2020年1月5日，原告分三笔向岑乐贤转账合计9200元，2020年1月17日，原告向岑乐贤转账23000元，上述款项共37笔，合计517420.99元。期间，岑乐贤于2019年7月6日向原告转账65元，2019年7月8日向原告转账10100元，2019年7月9日向原告转账10000元，2019年7月31日向原告转账10100元，2019年8月10日向原告转账200元，2019年8月13日向原告转账200元，2019年8月13日向原告转账13000元，2019年8月14日向原告转账7000元，2019年8月23日向原告转账400元，2019年8月26日分两笔向原告转账合计20400元，2019年9月10日向原告转账400元，2019年10月4日向原告转账3053元，2019年10月11日向原告转账2312元，2019年10月13日向原告转账180元，2019年10月15日向原告转账3600元，2019年10月18日分两笔向原告转账合计4000元，2019年10月20日向原告转账1150元，2019年10月21日向原告转账26000元，2019年10月23日分两笔向原告转账合计2300元，2019年10月24日分三笔向原告转账合计53000元，2019年10月26日分两笔向原告转账合计27750元，2019年10月29日向原告转账1250元，2019年11月2日分两笔向原告转账合计2750元，2019年11月3日分两笔向原告转账合计45000元，2019年11月4日向原告转账3203元，2019年11月8日分两笔向原告转账合计1200元，2019年11月9日向原告转账20000元，2019年11月12日向原告转账3962元，2019年11月26日向原告转账3000元，2019年11月30日分两笔向原告转账17300元，2019年12月4日向原告转账3203元，2019年12月5日分两笔向原告转账合计11500元，2019年12月10日向原告转账3920元，2019年12月11日向原告转账2342元，2019年12月16日向原告转账800元，2019年12月18日向原告转账350元，2019年12月23日向原告转账350元，2019年12月24日向原告转账800元，2019年12月30日分两笔向原告转账合计13350元，2020年1月1日向原告转账800元，2020年1月5日分两笔向原告转账合计3403元，2002年1月9日向原告转账800元，2020年1月9日向原告转账500元，2020年1月10日向原告转账4420元，2020年1月12日向原告转账2342元，2020年1月15日向原告转账11300元，2020年1月17日分两次向原告转账合计23800元，2020年1月22日向原告转账650元，2020年1月26日向原告转账800元，2020年1月28日向原告转账650元，2020年2月3日向原告转账800元，2020年2月5日分两次向原告转账合计3853元，2020年2月10日向原告转账650元，2020年2月11日向原告转账800元，2020年2月12日向原告转账2342元，2020年2月17日向原告转账650元，2020年2月19日向原告转账800元，2020年3月5日向原告转账3203元，2020年3月11日向原告转账5000元，上述款项共73笔，合计397053元。原告认为与被告存在借贷关系，因被告未能依约履行还款义务，经原告多次催收，但无果，原告遂向本院提起本诉。庭审中，关于原、被告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原告称，从双方提供的聊天记录可以看出，被告每次向原告借款时，均以需借金额、利息、借期的形式表达，双方经合意，已形成简易的借款合同，原告依约将款项交付，双方借款关系成立。被告称，本案是原告委托被告放贷，是委托合同关系或者合作关系，被告提供的微信截图有一单半单可以证明双方是合作关系。关于原告转账给被告的款项资金来源问题。原告称，我从2015年1月至今在中国移动工作，月收入6000-7000元，转账给被告的款项有部分是自有资金，有部分是网贷，其中网贷是来源于民生易贷、支付宝借呗。除了2019年9月12日的22000元和2019年11月4日的40000元资金来源于网贷，其余都是来自于我的自有资金。被告称，原告是在中国移动工作，但不是正式员工，是第三方聘请的雇员，收入没有原告所称那么高，原告转账的款项全部都是向银行或者网贷借款回来的资金。本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是：一、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二、原告起诉请求被告清偿借款及利息是否应予支持。首先，关于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间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规定，本案中,原告主张与被告存在借贷关系,提供了微信、支付宝、银行转账凭证予以证明，被告亦确认收到款项，并也通过微信、支付宝、银行转账方式支付款项给原告，从双方款项的交付方式、款项流向及双方的关系等事实来看，原、被告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明确，借贷关系成立，应予确认。被告抗辩原告的起诉不是事实，被告并未因资金需要向原告借款，双方之间系合作放贷或委托放贷关系，并非借贷关系，原告并未提交借款合同、借据等证明借款关系存在的证据，转账也没有转账备注是借款，双方也没有出借和借款的合意，即使认为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借贷关系，但是借贷合同也是无效的。被告为证明与原告之间非借贷关系，虽然提供了聊天记录，但并未能足以证明其与原告之间存在合作放贷或委托放贷的事实，据此，本院认为被告岑乐贤的抗辩理由不成立，应不予采纳。其次，关于原告起诉请求被告清偿借款及利息是否应予支持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视为具备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关于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一）以现金支付的，自借款人收到借款时；（二）以银行转账、网上电子汇款或者通过网络贷款平台等形式支付的，自资金到达借款人账户时；（三）…。”规定，本案中，原、被告虽然没有签订借据、收据、欠条等，但双方对己支付款项的转账凭证均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经查，原告向被告岑乐贤转账合共517420.99元，但在庭审中原告自认转账了517412元，这是原告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自行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故原告向被告岑乐贤转账的款项金额，以原告自认的为准，即517412元。被告岑乐贤收取原告款项后，通过银行转账支付了397053元给原告，相抵后，被告岑乐贤尚欠原告款120359元，被告岑乐贤应当偿还给原告。故原告起诉请求被告岑乐贤清偿借款理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但款额应以本院确认为准。被告岑乐贤抗辩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至于利息问题，由于涉案借款没有明确约定还款期限和借款利息，故利息应从原告起诉之日起（即2020年7月2日），按年利率6%标准计至还清款之日止。原告请求利息从2020年3月11日起按月息2%计算，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另，原告刘尚锟在法庭调查终结前提出减少诉讼请求数额，故本院向原告刘尚锟退还按减少后的诉讼请求数额计算的案件受理费163.8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五十八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二）项、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岑乐贤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刘尚锟清偿借款120359元；被告岑乐贤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刘尚锟支付利息（利息以实际未还本金为基数，从2020年7月2日起，按年利率6%标准计至还清款之日止）；驳回原告刘尚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352.80元，减半收取计1676.40元，财产保全费1320元，合计2996.4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刘尚锟负担224.50元，被告岑乐贤负担2771.90元，被告负担的诉讼费部分在履行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义务时一并迳付原告。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冯羽羿二〇二〇年九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邓颖仪书 记 员 林舒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