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粤13行终30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袁亚荣，女，汉族。 委托代理人胡润杰，广东禾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惠州仲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社会事务局。 法定代表人蔡博润，局长。 委托代理人张嘉屿，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阚永乐，广东金卓越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惠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法定代表人朱向阳，局长。 诉讼负责人肖**清，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罗旋波，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许敏，广东卓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惠州亿纬锂能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金成，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钟伟强，该公司员工。 上诉人袁亚荣因工伤认定一案，不服广东省博罗县人民法院（2020）粤1322行初55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袁亚荣的委托代理人胡润杰，被上诉人惠州仲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社会事务局（以下简称仲恺社会事务局）委托代理人张嘉屿、阚永乐，被上诉人惠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市人社局）诉讼负责人肖**清及其委托代理人罗旋波、许敏，原审第三人惠州亿纬锂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纬公司）委托代理人钟伟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原告袁亚荣与受害人周*阳系夫妻关系。周*阳于2019年4月8日入职第三人亿纬公司，在第三人处担任工程师。周*阳在职期间，第三人为周*阳购买了社会保险，双方确认已签订了书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2019年9月25日，周*阳受第三人亿纬公司的指派与同事一起前往江西省赣州市出差考察机器设备。工作任务完成之后，当天20时左右，周*阳与同事在赣州火车站附近的赣州市章贡区友**酒店办理入住，周*阳入住该酒店单人房1607房。22时左右，周*阳被发现死于该酒店东侧人行道处。2019年9月28日，赣州市公安局章贡分局刑事侦查大队作出《死亡证明书》，认定周*阳系因高坠死亡。2019年10月8日，第三人亿纬公司因其员工出差期间坠楼死亡，向被告仲恺事务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2019年11月4日，被告仲恺事务局作出编号5569946《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以周*阳受到的伤害不符合《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九条、第十条认定和视同工伤之规定，属于不得认定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形，决定不予认定工伤或者视同工伤。并分别向第三人亿纬公司及原告袁亚荣送达了《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原告袁亚荣不服上述决定，向被告市人社局申请行政复议。2020年1月3日，被告市人社局作出惠市人社复决字[2020]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仲恺事务局作出的编号5569946《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原告袁亚荣不服上述复议决定，遂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原审法院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被告仲恺事务局作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具有对本辖区内单位职工进行工伤认定的法定职权。《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二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有权提起诉讼的公民死亡，其近亲属可以提起诉讼。原告袁亚荣作为受害人周*阳之妻子，与被诉工伤决定具有利害关系，具备原告主体资格。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周*阳高坠死亡能否构成工伤。原审法院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的规定，职工在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在本案中，受害人周*阳与同事完成出差工作任务之后，于当天20时左右办理入住酒店，22时左右，周*阳被发现坠楼死亡，可见周*阳的死亡并非工作原因导致，不符合上述规定的认定工伤情形。至于原告主张周*阳出差入住酒店是因为工作原因，亦是生活必需，仍处于为公司利益而工作的状态，但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佐证，故该主张不予支持。被告仲恺事务局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应予以维持。被告市人社局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应予以维持。原告请求撤销被诉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及行政复议决定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当支持，应当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袁亚荣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袁亚荣负担。 上诉人袁亚荣向本院上诉称，一、原审法院直接否定周*阳因工作原因死亡，但没有说明理由。仲恺社会事务局、市人社局在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或维持复议决定时，不管是事实依据还是法律依据都是含混不清的。仲恺社会事务局提供的所有证据都是试图证明周*阳的死亡原因就是自杀，而不是工作原因，所以不是工伤。但其提供的证据又不足以支持自己的主张，法庭上只能反复说“可能是自杀”、“应该是自杀”、“我们倾向于是自杀”。原审法院没有采用仲恺社会事务局的说法，但在仲恺社会事务局没有证明周*阳死亡是非工作原因导致的情况下，就直接认定非工作原因，也没有说明理由，显然不能令袁亚荣信服。二、周*阳因工出差期间发生坠楼事故，符合工伤认定法律规定。1.最高院指导案例指出：《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的“因工作原因”，是指职工受伤与其从事本职工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由于“因工外出”期间的工作时间以及工作场所有其特殊性，不应仅仅限于外出期间的八小时之内以及办理业务的场所，其他与“因工外出”工作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休息时间是外出工作的延续，应视为外出工作的组成部分，应视同为工作时间。因工外出的地点、沿途区域以及自然延伸的合理区域如休息场所等均应视同为工作场所。出差入住酒店既是正常生理所需也是正常工作的保证和延续，二者紧密关联、密不可分。所以受公司指派出差期间，应从整体上认定为是在为公司利益工作。2.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2007年9月7日作出的《关于职工外出学习休息期间受到他人伤害应否认定为工伤问题的答复》([2007]行他字第9号）中明确指出“职工受单位指派外出学习期间，在单位安排的休息场所时受到他人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因工外出其他情况与外出学习仅仅是外出原因不同，性质是相同的，其他因工外出期间受到他人或者意外伤害、突发疾病死亡的案件，亦应适用该答复所确定的原则。三、原审法院对举证责任分配不当，对袁亚荣有失公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于2011年7月6日作出的《关于职工因公外出期间死因不明应否认定工伤的答复》([2010]行他字第236号)的规定，社会保障部门对职工因公外出期间死因不明、用人单位或者社会保障部门提供的证据不能排除非工作原因导致死亡的，应当认定为工伤；社会保障部门对职工因工外出期间死亡的死因不明而不予认定工伤，则应当举证证明该职工死亡系因从事与工作无关的活动而导致的。显然，仲恺社会事务局、市人社局和亿纬公司都没有举证证明。原审法院以袁亚荣未举证证明受害人死亡是工作原因导致，而判决袁亚荣败诉，显然是颠倒了袁亚荣与仲恺社会事务局、市人社局的举证责任，加重了袁亚荣的举证责任，侵害了袁亚荣的合法权利。况且，仲恺社会事务局提供的证据中周*阳的直接上司叶*霜在《询问笔录》中证明公司安排周*阳等出差行程是三天，计划于9月26日返回惠州；亿纬公司开具的《证明》规定周*阳须到江西赣州等地公干。周*阳没有偏离公司安排的出差计划规定的时间和路线，在赣州当地酒店入住亦是在合理的范围，也没有干与工作无关的事情，已符合法律规定的工伤原因，因而无需额外举证证明。关于出差当天不能返回而入住酒店为生活常识，也不需要额外证明。四、本案认定为工伤，完全符合劳动法和工伤保险条例的立法目的和本意，既会减轻和分担用人单位的经济负担，同时又给予职工家庭以人道救济，达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和谐统一。工伤保险的立法目的和宗旨就是保护劳动者的权益，同时减少用人单位的风险。《社会保险法》、《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第一条均规定了“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的立法宗旨。《工伤保险条例》明确规定其旨在“保障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促进工伤预防和职业康复，分散用人单位的工伤风险”。工伤保险正是分担事故风险、提供劳动保障的重要制度。因此，在现有制度框架内，尤其是法律条文无法涵盖工伤认定所有具体情形的前提下，为了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更好地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工伤认定宜采取相对宽泛、合情合理以及更有利于劳动者的认定标准。同理，工作原因的认定也应符合立法目的和本意，不能任意作严苛于立法本意的理解和解释。在工作原因认定中把受伤害事故与工作之间的关联关系擅自拔高到直接因果关系，任意增加工作前置条件，排除与工作密切相关的伤害事故，就明显是对法条本身的误读，同时也是对立法目的和本意的曲解和违背。事实上，亿纬公司依法为周*阳办理了工伤保险，及时缴纳了保费。发生伤害事故后亿纬公司认为构成了工伤事故，主动向仲恺社会事务局提出了工伤认定的申请。本案依法认定为工伤，既可以减轻和分担用人单位的经济负担，又可以救济帮助袁亚荣孤儿寡母渡过难关，并将小孩抚养成人。既能彰显法律的公平正义，又能体现法律应有的温度。综上，原审法院在事实认定错误，举证责任分配失衡，以及法律适用错误的情况下做出的判决，无法使袁亚荣服判。二审庭审中补充事实和理由如下：周*阳出差入住酒店，属于因公外出期间从事与工作职责有关活动的时间和空间均应认定属于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故员工回到酒店房间休息应视为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的合理延伸，意外死亡应认定为工伤死亡。（1）周*阳工作加班时间长。根据一审仲恺社会事务局提交的亿纬公司认可的周*阳2019年7月份、8月份、9月份的考勤记录（门禁卡记录），周*阳每月工作时间为约26天，上班时间都加班，基本都是晚上九点后才离开公司，甚至更晚到晚上十一点之后，工作时间超长，工作强度过大。周*阳的上属叶*霜的询问笔录也证明，工作时间至少加班到晚上八点半甚至更晚。（2）周*阳入住酒店不到半小时后就发生意外，时间极其短暂，应认定是工作状态的延续。根据一审查明，当晚20:30左右办理酒店入住，至公安局沙河派出所出警记录显示为21时05分，中间间隔就半个小时，可以推断其进入酒店房间时间极其短暂。其高坠死亡是工作后回到房间休息，打开窗户呼吸新鲜空气放松心情，不慎坠落发生的意外。一审法院判决：本院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的规定，职工在因公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应当认定为工伤。本案中，周*阳与同事完成出差工作任务后于当天20时左右办理入住酒店，22时左右，周*阳被发现坠楼死亡，也属于查明事实错误。“因工外出期间”较之一般工作时间存在许多不可预测的风险，这些风险由职工承担不甚公平，“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既包括与工作直接有关而形成的伤害，也包括开展工作过程中所发生的伤害，如外出途中产生的伤害，因正常住宿、餐饮等场所存在的不安全因素产生的伤害等。只要不属于职工从事与工作无关的个人活动受到伤害的，原则上应当认定为《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规定的“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规定，符合十四条认定工伤或者十五条视为工伤法定条件的，排除认定或视为工伤的是故意犯罪、醉酒或者吸毒、自残或者自杀三种情形，应予以认定工伤。二、仲恺社会事务局作出不予工伤认定主要证据不足，同时一审“认为袁亚荣主张周*阳入住酒店时因为工作原因，亦是生活必需，仍处于为公司利益工作状态，袁亚荣证据不足以佐证”系加重了袁亚荣的举证责任，将应属于仲恺社会事务局和亿纬公司的举证责任转嫁给袁亚荣，属适用法律、法规错误。仲恺社会事务局对职工因工外出期间死亡的死因不明而不予认定工伤，则应当举证证明该职工死亡系因从事与工作无关的活动而导致的。本案中，周*阳坠楼死亡，当地公安机关经勘察认为“排除他杀可能，高坠死亡”，同时仲恺社会事务局的调查笔录和其他证据也无法证明周*阳系自杀，也没有证据证明其有自杀的倾向，更值得说的是涉案酒店员工的笔录不足以采信，其是和酒店有利害关系做出有利于酒店的证言以减轻酒店的管理责任。另外，仲恺社会事务局提交的其他证据亦不能证明该职工死亡系因从事与工作无关的活动，因此，仲恺社会事务局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主要证据不足。本案中周*阳出差入住酒店意外死亡，申请工伤认定，仲恺社会事务局在进行调查核实过程中，并未调查到周*阳确系非工作原因受到伤害的确凿证据，只是根据常理来分析认为死因与工作原因没有明显联系，而亿纬公司也未提供证据证明，以周*阳入住酒店系完成出差工作任务之后为由，认为其死亡不是由于工作原因所致，从而认定该职工死亡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的规定，是对该条款的错误适用，也加重了袁亚荣的举证责任，将应属于仲恺社会事务局的举证责任转嫁给袁亚荣，属适用法律、法规错误。最高人民法院曾于2011年7月6日作出过《关于职工因公外出期间死因不明应否认定工伤的答复》([2010]行他字第236号），该答复规定，职工因公外出期间死因不明或意外死亡，用人单位或者社会保障部门提供的证据不能排除非工作原因导致死亡的，应当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和第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认定为工伤。上诉请求：一、撤销博罗县人民法院（2020）粤1322行初55号行政判决；二、撤销仲恺社会事务局2019年11月4日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编号：5569946)；三、撤销市人社局2020年1月3日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惠市人社复决字[2020]1号）；四、责令仲恺社会事务局重新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五、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仲恺社会事务局、市人社局承担。 被上诉人仲恺社会事务局于二审庭审中口头答辩如下，我方答辩意见与在一审阶段提交的行政诉讼答辩状内容基本一致。针对袁亚荣二审庭审提交的补充事实和理由，回应如下，根据我方查明的事实，已经能够确认周*阳死亡与工作并无关联，因此我方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适用法律正确。 被上诉人市人社局答辩称，一、市人社局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周*阳生前系亿纬公司处工程师，主要工作内容是负责前期设备导入、设备安装和调试，以及带领下面的助理工程师进行设备日常维护。2019年9月25日，周*阳与同事前往赣州出差考察机器设备。在完成工作任务后，因周*阳的身份证信息在火车票务系统显示待核验，两人未买到回惠州的火车票。当日20时左右，两人在赣州火车站附近的赣州市章贡区友**国际酒店分别入住酒店单人房，周*阳入住该酒店1607房。22时左右，周*阳在酒店东侧人行道处被发现，经赣州市公安局章贡分局刑事警察大队认定系因高坠死亡。以上事实有工伤认定申请表、劳动关系证明、惠州亿纬锂能股份有限公司证明、火化证明、死亡证明书、测绘报告、赣州市公安局章贡分局沙河派出所询问笔录、接处警察登记表、现场勘验笔录，吴先生询问笔录、谢*斌询问笔录、周*右询问笔录、袁亚荣询问笔录、叶*成询问笔录、叶*霜询问笔录、廖*著询问笔录等证据予以证明，市人社局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二、市人社局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适用法律正确。首先，周*阳在完成工作任务入住酒店休息后，实际已经脱离工作状态，且根据公安部门现场勘验检查工作记录“死者酒店房门处上锁状……背包拉链呈关闭状，包内有笔记本电脑、衣服、记录本等物品，未见异常”，显然周*阳在房内休息期间至其死亡之前并未履行工作职责，未处在工作状态，故其坠亡与工作没有直接联系。其次，根据赣州市公安局章贡分局刑事科学技术室出具的《现场勘验笔录》、房内概貌照片、仲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社会事务局作出的勘察、测绘报告、吴先生（匿名）的询问笔录显示，周*阳房间房门处上锁状，门锁由开锁师傅打开。东墙上两扇窗户，南侧窗户窗帘拉起，北侧窗户窗帘呈半开状，北侧窗户呈完全开启状，窗框处妥全固定螺丝脱落。靠北侧窗户内侧有一张布艺沙发和一张靠背椅叠放在一起。东墙左侧墙高260cm，窗高230cm，上侧窗户高度117.5cm,下侧窗户高度112.5cm，窗门可从一侧打开，窗户有固定限位杆，最多可向外推16cm左右，正常情况下不借助外力无法拉断限位螺丝，打开窗户。周*阳在入住前并不存在饮酒、吸毒等影响其自主支配行为的情况，故推断周*阳在入住前其精神状况是完全清醒的。其入住房间的窗高为230cm，下侧窗高为112.5cm，外推限位16cm，对具有危险防范意识的普通正常人来讲，该高度足以起到合理及有效的保护作用。周*阳作为一名精神状况正常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正常情况下不可能因为开窗、关窗或者是其他日常的行为失误而坠亡。最后，虽然《工伤保险条例》的立法目的和宗旨在于保护劳动者，但若将劳动者因公外出期间遭受的任何类型伤害均视为工作原因导致，无疑是盲目扩大《工伤保险条例》的保护范围，曲解了立法本意。综上，周*阳坠亡与工作原因无关，其受到的伤害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中规定的应当认定为工伤或视同工伤之情形。因此，市人社局认为仲恺社会事务局认定周*阳受到的伤害不符合应当认定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法定情形，不予认定为工伤的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正当。故，市人社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作出维持原行政行为的复议决定，适用法律正确。三、市人社局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市人社局于2019年11月19日收到袁亚荣的行政复议申请，于2019年11月19日向仲恺社会事务局发出复议答复通知书。仲恺社会事务局在法定期限内向市人社局提交了书面答复及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的依据。结合袁亚荣、仲恺社会事务局提交的证据，经调查核实、分析研究后，市人社局于2020年1月3日作出惠市人社复决字[2020]1号复议决定书，并依法送达。故，市人社局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程序正当。综上所述，市人社局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程序。袁亚荣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袁亚荣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针对袁亚荣二审庭审提交的补充事实和理由，回应如下：第一，根据仲恺社会事务局在工伤认定程序中查明的事实，袁亚荣丈夫即本案死者周*阳的死亡与工作原因没有关系。袁亚荣主张仲恺社会事务局没有查明死者的死亡与工作原因没有关系与事实不符。第二，《工伤保险条例》固然保护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但并不表示所有在因公外出期间受到的事故伤害，均可以视作与工作原因相关，均可以被认定为工伤。第三，根据仲恺社会事务局在工伤认定程序中查明的事实，死者周*阳在入住酒店之前，存在诸多异常行为，而袁亚荣声称其没有自杀的理由，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第四，根据仲恺社会事务局工作人员对于案涉酒店的现场勘查，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死者周*阳不可能由于过失坠楼身亡，综上，仲恺社会事务局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以及市人社局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正当，依法应予维持。 原审第三人亿纬公司于二审庭审中陈述称，我方与一审的意见一致，没有新的意见。 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根据赣州市公安局章贡分局沙河派出所出具的《接处警登记表》显示2019年9月25日21时，沙河派出所接到报警称有人坠楼。经二审庭审确认，各方认可周*阳被发现坠楼的时间为2019年9月25日21时之前。 本院认为，本案中，各方对周*阳生前是原审第三人亿纬公司的职工，公司安排其外出期间，于2019年9月25日在酒店发生高坠死亡的事实没有异议。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周*阳死亡的情形应否认定为工伤或视同工伤。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五）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第十六条规定：“职工符合本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的规定，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一）故意犯罪的；（二）醉酒或者吸毒的；（三）自残或者自杀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一款：“人民法院审理工伤认定行政案件，在认定是否存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本人主要责任’、第十六条第（二）项‘醉酒或者吸毒’和第十六条第（三）项‘自残或者自杀’等情形时，应当以有权机构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结论性意见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等法律文书为依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事故责任认定书和结论性意见的除外。”本案中，赣州市公安局章贡分局刑事侦查大队作出的《死亡证明书》载明周*阳系因高坠死亡，即公安机关仅对周*阳的死亡原因排除了他杀，而未对是否属于自杀予以确认。而认定周*阳高空坠亡是否属于自杀应当由有权机构作出，在有权机构没有出具周*阳属于自杀的结论性意见的前提下，周*阳应认定为因工外出期间死因不明。用人单位提出认定工伤的申请后，仲恺社会事务局在进行调查核实过程中，有义务对作出工伤决定的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这就要求其在作出决定之前，应调查、收集相关证据，查明案件事实，准确适用法律，但其并未取得周*阳所受伤害系因工作原因的确凿证据，也未调查到周*阳回到酒店房间后从事了与工作无关的个人活动，仅是推测分析认为周*阳死因与工作原因没有明显联系。因此，在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与周*阳死亡的情形系自杀的情况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于2011年7月6日作出的《关于职工因公外出期间死因不明应否认定工伤的答复》([2010]行他字第236号)，该答复载明：“职工因公外出期间死因不明，用人单位或者社会保障部门提供的证据不能排除非工作原因导致死亡的，应当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和第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认定为工伤。”本案中，周*阳因公外出死因不明，用人单位或者仲恺社会事务局不能提供证据以排除周*阳系非工作原因导致死亡的，应认定为工伤。现仲恺社会事务局在未举证证明周*阳死亡系因从事与工作无关活动的情况下，作出了案涉编号5569946《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该决定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应当予以撤销。市人社局经复议作出维持仲恺社会事务局案涉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亦属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本院予以指正。 综上所述，上诉人袁亚荣上诉有理，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东省博罗县人民法院（2020）粤1322行初55号行政判决； 二、撤销惠州仲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社会事务局作出的编号：5569946《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和惠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惠市人社复决字[2020]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 三、责令惠州仲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社会事务局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60日内对袁亚荣的工伤认定申请重新作出认定。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均由被上诉人惠州仲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社会事务局、惠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饶来新 审 判 员 陈龚东 审 判 员 邱炜炜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 肖 瑶 书 记 员 苏敏娜 附：相关法律、司法解释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一）主要证据不足的； （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的； （四）超越职权的； （五）滥用职权的； （六）明显不当的。 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