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5民终466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汪某2，男，汉族，1977年8月18日生，住织金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盛作志，贵州省黔西县金碧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上诉人（原审原告）：汪方旺，男，汉族，2001年7月24日生，住织金县。上诉人（原审原告）：汪力，女，汉族，1995年1月15日生，住织金县。上诉人（原审原告）：汪琴，女，汉族，1999年7月13日生，住织金县。上诉人（原审原告）：汪某1，女，汉族，2004年1月10日生，住织金县。法定代理人：汪某2，即本案上诉人汪某2。上诉人（原审原告）：熊连法，男，汉族，1954年8月26日生，住织金县。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忠英，女，汉族，1952年5月8日生，住织金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杰，男，汉族，1989年11月13日生，住织金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鹏，贵州本芳（织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登吉，男，汉族，1980年1月28日生，住织金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鹏，贵州本芳（织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明元，男，汉族，1951年1月4日生，住织金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鹏，贵州本芳（织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登连，男，汉族，1978年9月4日生，住织金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中杰、王璞，贵州本芳（织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汪某2、汪方旺、汪力、汪琴、汪某1、熊连法、张忠英因与被上诉人王杰、王登吉、王明元、王登连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织金县人民法院（2020）黔0524民初12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并将案件改判或发回一审法院重审；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主要的事实及理由：一、一审认定上诉人汪某2与被上诉人存在承揽合同关系错误，双方不能构成承揽关系，只能形成雇佣关系。二、一审将所有责任归于王登连一人错误。上诉人汪某2和受害人熊少英以及姜继明、姜幺妹是受房主王登吉、王明元的雇佣而提供劳务。自始至终安排汪某2四人工作并支付报酬的都是王登吉和王明元，汪某2四人所提供劳动的也是同一栋楼房。事故发生后，被上诉人炮制家庭内部地基分割契约是为了推卸责任。即便家庭内部地基分割契约真实的，被上诉人也应该在共同承担责任后，再根据家庭内部地基分割契约来行使内部追偿权。另外，从家庭内部地基分割契约的内容来看，也仅明确第五层由王登连负责修建，并没有明确该房的权属归王登连所有，所以在房屋权属尚未查明的情况下将责任归于王登连一人错误。三、采信证据故意偏袒被上诉人一方错误。为了证明本案的责任主体是被上诉人王杰、王登吉和王明元，上诉人不但向法庭出示了证人姜继明的证实、被上诉人王杰支付30000元丧葬费的收据、公安机关的出警证明和处理情况报告等书证，还请事故现场见证人姜幺妹当庭作证证实，上诉人的证据充分。但是，一审法院在采信证据时，却置上诉人的证据不顾，单方采信了被上诉人自行炮制的家庭内部地基分割契约，并据此将上诉人的所有证据全盘否定。四、一审法院既然采信家庭内部地基分割契约，一审法院就该将王钦阳、王登奎、王登权追加为本案的当事人参加诉讼。被上诉人王杰、王登吉、王明元答辩的主要理由是：一、一审认定王登连为定作人、汪某2为承揽人符合客观事实。二、分割地基契约是在王明元身体健康欠佳，为避免将来家庭内部出现争夺地基家产而立，符合生活逻辑。三、王登连的赔偿能力不是划分责任的依据。被上诉人王登连答辩的主要理由是：一、一审依法划分责任主体并无不当。二、上诉人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对一审法院横加指责。三、一审未遗漏当事人，王钦阳、王登奎、王登权与本案无关。原告汪某2、汪方旺、汪力、汪琴、汪某1、熊连法、张忠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决四被告赔偿原告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医疗费、丧葬费等各项费用合计732,094元（前述费用已扣除被告支付的3万元）；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王登吉电话联系原告汪某2，将位于织金县三塘镇南大街（为民医院对面）房屋的第四层、第五层的板面浇筑工程交给原告汪某2施工，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口头约定包工不包料，约定工价每层2,400元，完工一层给付一层的钱，后来因没有三项电，要用发电机，又约定每层加工价200元，并约定四五层完工后一起支付工价。之后，原告汪某2浇筑完第四层板面后，将设备撤走。过大约一个月后，2019年12月25日，原告汪某2与死者熊少英并叫来姜幺妹、姜继明一起为该房屋的第五层浇筑板面做施工准备，原告汪某2将自己所有的搅拌车及吊料斗车的架子安装好，在吊运第二个料斗车过程中，料斗车未吊运至楼顶，在途中不明原因掉下来砸中楼下操作搅拌机的熊少英，之后熊少英被送到三塘为民医院，为民医院称其院抢救不了，要求转院，后由三塘民心医院的救护车送到织金县人民医院抢救，后抢救无效于2019年12月26日死亡。原告方因此花费救护车费800元、检查抢救医疗费9,961.1元，后来复印病历花费了4元。熊少英死亡后，原告方报了警，织金县公安局三塘派出所组织双方协商，协商“房主王登吉预付30,000元作为熊少英的安葬费，后期费用由双方自愿协商处理，如双方协商处理不好，按正规法律程序走。”之后，被告王杰将该30,000元交给原告方亲属熊家进，并出具了收条，收条载明“今收到王杰杰（即本案被告王杰）……转来给死者熊少英……预付安葬费叁万元（30,000.00）整，后期费用双方自行协调，协调不好，走正规法律程序。收款人：熊家进，时间：2019年12月26日”。之后，双方因赔偿事宜未能协商一致，原告诉来一审法院。诉讼中，被告王登吉称其联系原告汪某2对房屋第四层、第五层分别是帮其哥王登权、王登连联系，因该房屋的一至三层板面都是由汪某2浇筑，王登吉与原告汪某2是亲戚关系，有其联系方式，且知道其有设备，故由王登吉帮忙联系。同时王登吉提供了分割地基契约称该房屋的第四层、第五层分别是其哥王登权，王登连修建。被告王登连认可该房屋的第五层板面浇筑施工系其请王登吉联系汪某2做的。预付30,000元也是其请王杰给付的。另查明，死者熊少英系原告熊连发与张忠英的女儿，熊连发与张忠英共生育含死者熊少英共4人，有赡养义务人4人。熊少英生前与原告汪某2生育有本案原告汪方旺、汪力、汪琴、汪某1四孩子。再查明，原告汪某2对板面浇筑施工无相关资质。一审法院归纳的案件争议焦点是：一、原告汪某2能否作为本案适格原告；二、该房屋第五层系谁修建；三、原告汪某2浇筑板面施工与房屋修建方形成何种法律关系；四、几被告应否承担赔偿责任，若承担责任，承担多少责任的问题。关于原告汪某2是否本案适格原告的问题，据前述认定，原告汪某2提交了其与熊少英结婚证，村委会证明及户口册，能认定原告汪某2与熊少英属于夫妻关系，原告汪某2作为熊少英的配偶，其作为本案原告主张赔偿权利并无不妥。被告称汪某2不能作为原告的答辩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采纳。关于该房屋第五层系谁建的问题，诉讼中，原告汪某2称系被告王登吉叫其为其家房屋浇筑板面，从而要求几被告共同承担赔偿责任，但原告方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该房屋属于几被告共同所有及共同修建，被告王登吉称该房屋第五层系被告王登连修建，当时联系原告汪某2做房屋浇板工程也是被告王登连叫其帮忙联系的，并提供家庭内部地基分割契约予以证实，同时被告王登连也认可该房屋系其修建，且认可当初也是其请王登吉联系原告汪某2对第五层板面浇筑进行施工，预付的30,000元亦是其出资请被告王杰转交的事实。从该情况来看，可以认定该房屋的第五层系被告王登连修建。关于原告汪某2与房屋第五层修建方形成何种法律关系。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本案中，被告王登连请被告王登吉联系原告汪某2为其浇筑房屋第五层板面，并支付一定的报酬，王登连并不参与施工及对现场施工进行指导，双方的法律关系符合承揽合同关系的特征。关于几被告应否承担赔偿责任，若承担，承担多少责任问题。据前述阐述，该房屋第五层系被告王登连修建，被告王登吉联系原告汪某2浇筑房屋板面及被告王杰交付30,000元安葬费均系受被告王登连所托，产生法律后果理应由委托人王登连承担，同时也无证据证明该事故与被告王明元有关联，故原告要求被告王明元、王登吉、王杰承担赔偿责任于法无据，不予支持。房屋第五层的修建者王登连与原告汪某2形成承揽关系，施工的过程中，被告王登连未参与施工，也未对施工进行指导或指示，原告汪某2施工过程中发生事故按理与被告王登连无关，但被告王登连修建的房屋为第五层，该第五层板面浇筑属于高层施工，其应该将该工程发包给有资质的施工主体施工，其将该房屋第五层板面浇筑工程交给无资质的原告汪某2施工，存在选任过失，应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同时原告汪某2及死者熊少英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对施工过程中存在的安全风险及隐患有明确的认识。同时在施工过程中，未有对安全风险及隐患采取防范措施，也未尽到高度注意施工安全的义务，自身存在重大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为此，结合本案实际，原告汪某2与死者熊少英自身存在重大过错，应共同承担70%责任，被告王登连存在选任过失，应承担30%赔偿责任。原告汪某2、汪方旺、汪力、汪琴、汪某1、熊连法、张忠英作为受害人熊少英的亲属，其在本案中依法能够主张赔偿的损失。结合原告的主张，七原告因熊少英受伤死亡可获赔偿的项目及金额为：1、医疗相关费用（含复印病历的费用、救护车费用），结合原告提交票据计算认定为10,765.1元；2、死亡赔偿金，原告主张按2018年度贵州省城镇居民可支配性年收入31,592元的标准计算为631,840元（31,592元/年×20年）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确认；3、丧葬费，原告主张按贵州省2018年度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67,952元的标准计算为33,976元（67,952元/年÷12个月×6个月）不违反法律规定，予以确认；4、被扶养人生活费确认为84,978元，并计入死亡赔偿金。确认理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规定，本案中，受害人熊少英的被扶养人为汪某1（2004年1月10日生）、张忠英（1952年5月8日生），熊连发（1954年8月26日生）、其中汪某1需扶养2年，有扶养义务人2人，张忠英需扶养13年，有扶养义务人4人，熊连发需扶养15年，有扶养义务人4人。贵州省2019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为21,402元/年。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的规定，本案被扶养人生活费应分为两阶段计算，即第一阶段三人共同扶养2年：21,402元/年×2年=42,804元；第二阶段：张忠英余11年，即为58,855.5元（21,402元/年×11年÷4人），熊连发余13年，即为69,556.5（21,402元/年×13年÷4人），两阶段共计171,216元，但原告仅主张84,978元系其对自己权利的处分，不违反法律规定，予以确认。综上，前述费用共计761,559.1元。结合前述认定的责任比例，被告王登连赔偿228,467.73（761,559.1元×30%）元，扣除之前支付的3万元，还应赔偿198,467.73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六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十条、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的规定，判决如下：一、限被告王登连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赔偿原告汪某2、汪方旺、汪力、汪琴、汪某1、熊连法、张忠英因熊少英受伤死亡的医疗相关费用（含救护车费及病例复印费用）、死亡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丧葬费共计人民币198,467.73元（不含已支付的30,000元）。二、驳回原告汪某2、汪方旺、汪力、汪琴、汪某1、熊连法、张忠英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120元，减半收取计5,560元，由原告暨原告汪某1的法定代理人汪某2及原告汪方旺、汪力、汪琴、熊连法、张忠英共同负担3,425元，被告王登连负担2,135元。二审中，各方未提交新的证据。一审认定的事实，本院二审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汪某2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从汪某2在一审庭审中陈述可知，造成案涉事故的工具系王方敏所有和安装，价款系汪某2与王登吉口头约定按层结算，故汪某2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关系系承揽关系。关于承揽关系中定作人的认定问题，从一审中王登吉的陈述看，整个联系、商定承揽事宜都系王登吉与汪某2之间进行，王登连并未与汪某2联系、协商过承揽事宜，一审法院庭审中询问王登吉其是否告知过汪某2是给王登连修房子或不是给王登吉修房子，王登吉均未正面回答，汪某2一审庭审中明确表示王登吉从未说过给王登连修房子或不是给王登吉修房子，王登吉一审中也未予否认，王登连一审中也陈述“水泥钢筋等是我找人运过去的，材料运到后就由他们（汪某2等人）打板，我没有和汪某2联系过。”加之本案现也无证据能够证明王登吉在与汪某2商定第五层板事宜时向汪某2披露了第五层板的实际定作人或者汪某2知道第五层板的实际定作人，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外。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但第三人不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委托人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的，第三人可以向委托人主张其对受托人的抗辩。第三人选定委托人作为其相对人的，委托人可以向第三人主张其对受托人的抗辩以及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抗辩”的规定，汪某2有权选择王登吉作为合同相对人，故应当认定王登吉为承揽关系的定作人。再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的规定，应当由王登吉就其选任过失承担30%的责任，各方未对一审计算的30%的赔偿数额提出异议，本院二审予以确认，故应当由王登吉赔偿上诉人198,467.73元。至于王明元、王杰，无证据证明系发包人，不承担责任。王登吉承担责任后可以基于委托关系向实际定作人另行主张。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予以部分支持。一审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判决结果有误，应予改判。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贵州省织金县人民法院（2020）黔0524民初1241号民事判决；二、王登吉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赔偿汪某2、汪方旺、汪力、汪琴、汪某1、熊连法、张忠英198,467.73元;三、驳回汪某2、汪方旺、汪力、汪琴、汪某1、熊连法、张忠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560元，由汪某2、汪方旺、汪力、汪琴、熊连法、张忠英共同负担3425元，王登吉负担213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1120元由汪某2、汪方旺、汪力、汪琴、熊连法、张忠英共同负担11020元，王登吉负担1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世军审判员  刘光全审判员  徐 洪二〇二〇年九月三十日书记员  郑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