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陕民申2463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崔兴虎，男，住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波，陕西松意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照芳，陕西松意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康省生，男，住陕西省扶风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小强，男，住陕西省扶风县。 被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陕西新贸物流配送连锁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新区东。 法定代表人：李林森，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小强，男，该公司员工。 一审第三人：陕西新贸森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XX镇XX大街**。 法定代表人：崔兴虎，该公司总经理。 再审申请人崔兴虎因与被申请人康省生、陕西新贸物流配送连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贸物流公司）及一审第三人陕西新贸森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贸森地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陕西省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陕04民终11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崔兴虎申请再审请求：1.依法撤销本案一、二审民事判决；2.依法撤销崔兴虎与康省生于2019年3月18日签订的《杨凌凤凰山庄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改判恢复原股权变更登记，由崔兴虎收回已经转让的股权，康省生协助办理股权变更登记。3.本案一、二审及再审全部诉讼费由康省生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二审认定案件基本事实错误。1.2017年，森地公司与物流公司通过签订系列协议取得了杨凌凤凰山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凤凰公司）全部股权及凤凰酒店。森地公司受让该股权后，该公司股东一致确认将受让的股权全部转给崔兴虎个人，一审开庭时崔兴虎提交了森地公司的内部股东会决议作证，该决议有该公司三名股东签字确认且加盖公司公章，应属合法有效的决议，但一审法院以案涉股权事宜仍由森地公司与物流公司商谈，该决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为由，对此证据不予采信错误。2018年12月16日的《物流园区工程项目概算》是森地公司向物流公司支付2017年股权转让款的表现。2.2017年案涉股权转让产生了两份价格完全不同的股权转让协议，其中金额为1000万元的协议严重脱离凤凰公司股权的市场价值，仅用于工商股权变更登记，森地公司与物流公司实际履行的是标的为8000万元的协议。3.一审判决第9页第一、二行认为“崔兴虎实际未向康省生支付1000万元”属于事实错误。按照协议，森地公司已经完成付款4000万元（实际支付了500万元、承担了酒店贷款2500万元、剩余款也进行了安排，其中从物流公司应付森地公司的工程款中抵扣1241万元，其中241元是偿还酒店贷款利息），并于2018年2月1日双方按协议进行了酒店的正常交接。4.森地公司在物流公司处交纳有320万元工程保证金和物流公司欠其工程款未付清的情况下，2019年2月物流公司利用年底民工讨薪强迫森地公司签订《借款协议》，但该协议违约责任部分却处分了崔兴虎的个人财产，该部分约定应属无效，不能作为康省生或物流公司收回股权的依据。5.崔兴虎出于对康省生的信任和第一次转让交易习惯的影响，才同意与康省生签订1000万元股权转让协议用于变更股权后，再按原价即8000万元签订内部履行的股权转让协议。但是2019年3月18日双方签订1000万元的股权转让协议后，康省生拒绝签订8000万元的内部履行协议。6.2019年4月4日的《杨凌酒店经营权回收框架协议》是物流公司胁迫、欺诈森地公司另一股东刘大明在违背崔兴虎意志情况下加盖森地公司公章，故该协议不能作为康省生或物流公司回收股权的依据。7.2019年4月21日物流公司起草的《告知函》，让森地公司盖章，崔兴虎拒绝，但另一股东刘大明受胁迫、欺诈在违背崔兴虎意志下盖章，故该函也不能作为回收股权的依据。一审认定该函和上述框架协议没有考虑崔兴虎提供的微信记录，认定事实错误。8.在没有支付任何对价的情况下，2020年4月24日开始，康省生累计带领400多人次，分五次，以打砸抢的方式强行占据酒店，并强行抢走酒店大量库存货物及财产、财务全部账目、库存现金。二、本案明显存在康省生、物流公司欺诈、胁迫崔兴虎的基本事实。具体理由如下：1.同上述第5点理由；2.同上述第4点理由；3.如前所述，2019年2月1日的借款协议系物流公司胁迫森地公司闫光成、钟勋签订的无效协议，事实上，物流公司通过暴力手段强行收回凤凰公司后，至今从未按照协议第六条约定委托评估公司对森地公司的工程量进行评估，物流公司的上述行为构成欺诈。4.一、二审判决认为“崔兴虎与康省生签订2019年3月18日的《股权转让协议》时明知他们之间没有相互支付义务，只是对物流公司与森地公司所签协议的履行”，缺乏证据支持。一、二审仅凭2017年10月31日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崔兴虎未向康省生支付股权转让款而是向物流公司付款推论出2019年3月18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不需要实际履行，显然认定事实错误。该协议签订时，康省生并未提交物流公司出具的任何授权书或代持股协议书，崔兴虎一直认为其本人在和康省生个人交易。5.2017年系列协议签订后，森地公司三名股东协商一致将受让股权登记在崔兴虎名下后，崔兴虎就是凤凰公司合法股东，2019年再次转让案涉股权时，该股权已经与森地公司无关，但从查明情况看，康省生和物流公司并没有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意思，崔兴虎受欺诈事实成立，应当依法撤销2019年3月18日的股权转让协议。 康省生、物流公司提交意见称：一、一二审认定事实正确，崔兴虎陈述与事实不符。1.康省生系物流公司的员工，经与公司协议其现为凤凰公司的显名股东，持股比例100%。案涉股权转让康省生只是配合办理工商登记，并不实际履行协议。崔兴虎对此知情。2.康省生与崔兴虎于2019年3月1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崔兴虎、森地公司与物流公司签订的其他协议的履行行为，且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根据崔兴虎与物流公司之间签订多个协议约定的涉案股权转让事宜可知，崔兴虎明知2019年3月18日的股权转让协议是为工商登记使用，康省生与崔兴虎之间互相不履行付款义务。二、不存在欺诈、胁迫的事实。1.康省生与物流公司都没有实施任何隐瞒事实、虚构真相的欺诈行为，整个交易过程崔兴虎均知情，尤其是涉案股权转让协议，是在他全部参与并知情下，本人签名。2.崔兴虎在再审申请书中也承认了涉案股权转让协议是工商登记所用的合同。在没有任何证据情况下，崔兴虎主张康省生答应之后给他8000万元致使他签署涉案协议，显然与事实不符。三、不存在显失公平的事实。1.双方签订的框架协议第四条和杨凌XX酒店股权转让协议第一条中对凤凰酒店股权资产价值约定为8000万元，其中由森地公司、物流公司支付现金4000万元，剩余4000万元以物流园项目工程款抵扣。协议签订后，森地公司仅向物流公司支付了500万元保证金，并未支付完4000万元现金，XX酒店的2500万元的贷款本息是由物流公司偿还的，崔兴虎方并未承担，约定的抵扣崔兴虎方完全没有做到，没有办理过任何折抵工程款的手续。2.康省生和物流公司从未收到过崔兴虎的8000万元。崔兴虎认为森地公司同意将股权归其个人，那么，其取得股权的同时是否森地公司将杨凌凤凰酒店股权转让协议的权利义务转让，崔兴虎是否继续履行森地公司与物流公司的上述合同？明知森地公司与物流公司根本没有进行工程款4000万元折抵股权转让款，其再审称自己付了8000万元给物流公司纯属无稽之谈。3.XX酒店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康省生和崔兴虎分别在2017年10月31日、2019年3月18日在工商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价格均为1000万元，也均没有实际履行，说明双方是公平的。再者，8000万元是股权加资产的价值，森地公司至今也没有付给康省生或物流公司8000万元。综上，崔兴虎的再审请求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崔兴虎与康省生2019年3月18日签订的《杨凌XX山庄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应予撤销。经查，物流公司系凤凰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康省生系名义股东，2017年6月20日，发包方（甲方）物流公司与承包方（乙方）森地公司签订的《陕西新贸现代物流园建设框架协议》（甲方签字人是李林森、乙方签字人有崔兴虎、闫光成、刘大明）约定：森地公司同意将园区内建设项目的部分工程款用于收购转让股权资产即杨凌XX酒店，折合人民币8000万元。2017年10月30日康省生代表杨凌凤凰山庄有限公司与崔兴虎、闫光成、刘大明三人代表的森地公司签订《杨凌凤凰酒店股权转让协议》，就康省生持有的凤凰公司100%股权及酒店所有资产转让价格8000万元的付款方式又做了详细规定；2017年10月31日，康省生与崔兴虎另行签订一份“股权转让价款为1000万元”的股权转让协议，双方据此转让协议办理了凤凰公司的股权变更手续，将股权变更登记在崔兴虎名下。崔兴虎自己也承认2017年10月31日的协议是为了办理2017年10月30日金额为8000万元的股权变更登记所签订的协议，双方实际履行的是金额为8000万元的股权转让协议。由此可见，崔兴虎并不需要履行2017年10月31日转让协议中的1000万元付款义务。 2019年2月1日，森地公司在承建物流公司物流园一期项目中，因为拖欠陕西锦煌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工人劳务费，为解决此劳务纠纷，甲方物流公司与乙方森地公司及丙方上述劳务公司签订了一份《借款协议》，约定甲方短期借款260万给乙方用于支付丙方的劳务费，其中违约责任条款约定如乙方逾期未还借款本息，自愿无条件终止杨凌XX国际酒店与物流公司签订的转让协议，将所有权交还物流公司，并承担违约责任，同时自愿终止承建物流园签订的合同，自行退出……，乙方盖章处加盖有森地公司公章、崔兴虎私章及闫光成的签名。分析上述一系列事实可知，受让凤凰公司股权及XX酒店资产的是森地公司，至于森地公司内部三股东有关受让股权、资产的归属的约定属于其内部事宜，对外承担责任的仍然是森地公司，且崔兴虎承认并未将此事实告知过物流公司，因此，崔兴虎再审主张借款协议中违约责任的约定处分了其个人财产应属无效的理由不成立。 2019年3月18日崔兴虎与康省生又签订一份“股权转让价款为1000万元”的股权转让协议，双方依据该转让协议办理了股权变更手续，又将股权变更登记在康省生名下。对此事实康省生自认该协议事宜是物流公司商谈的，自己只是履行程序签字。物流公司述称当时把股权转让给崔兴虎就是为了用XX酒店作抵押贷款，但是贷款没有办成，崔兴虎就把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康省生，却因为疏忽未做股权变更登记，2019年3月18日协议就是贷款失败后崔兴虎将股权退回。崔兴虎申请再审理由中也承认该协议是为了办理股权变更登记而签订。由此可见，双方均认可签订该份股权转让协议目的也只是为了配合案涉股权变更登记。因此，并不需要康省生实际履行价款支付义务。 2019年4月4日甲方凤凰公司又与乙方森地公司签订《杨凌酒店经营权回收框架协议》，对森地公司移交凤凰酒店经营权的基准日期及在经营权移交前的相关债权债务的处理作出约定。该协议上加盖有双方单位公章和各自时任法定代表人的私章；2019年4月21日物流公司、凤凰公司出具给森地公司的告知函，同样加盖有森地公司公章和崔兴虎私章，且有刘大明（森地公司股东之一）、冯乃成（借款协议中的担保人之一）签名。崔兴虎再审主张该协议和函中森地公司印章系刘大明受胁迫加盖的，但未提供证据证实，故本院对此理由不予采信。 分析上述各方当事人之间签订的一系列协议及其履行情况可知，其中包含了凤凰公司股权及凤凰酒店资产、经营权出让、回收等事宜的约定，2019年3月18日的股权转让协议只是其中之一，双方签订此协议的真实目的是为了配合股权回转变更登记，实际双方也是据此办理了股权回转变更登记，并无证据证实存在欺诈、胁迫等撤销情形。至于酒店交接、股权实际回转价值属于后续事宜，双方未能协议一致并不能证明2019年3月18日的协议存在欺诈情形。 综上，崔兴虎申请再审的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崔兴虎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逄 东 审 判 员  路亚红 审 判 员  黄存宏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  王小伟 书 记 员  高瑞敏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