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湘03行终13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3，男，1983年5月2日出生，汉族，湖南省隆回县人，原住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镇××村××组××号，现住湖南省长沙县。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1，男，2012年3月7日出生，汉族，湖南省湘潭市人，原住湘潭市岳塘区××镇××村××组××号，现住湖南省长沙县。系上诉人王某3长子。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2，男，2018年3月15日出生，汉族，湖南省湘潭市人，现住湖南省长沙县。系上诉人王某3次子。上诉人王某1、王某2的法定代理人王某3，系两上诉人之父。三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郇耀邦，北京盈科（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湘潭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住所地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北二环线中路６号。法定代表人王峰，局长。委托代理人丁琼。委托代理人王继文，湖南金州（湘潭）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湘潭昭山示范区优化人居环境事务中心，住所地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昭山镇两型产业发展中心。法定代表人言格，主任。委托代理人张帅。委托代理人周欢，湖南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肖菊华，男，1958年9月7日出生，汉族，湖南省湘潭市人，原住湘潭市岳塘区××镇××村××组××号，现住湘潭市岳塘区。上诉人王某3、王某1、王某2因与被上诉人湘潭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原审第三人湘潭昭山示范区优化人居环境事务中心、原审第三人肖菊华履行征收安置补偿职责一案，不服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人民法院（2020）湘0304行初35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裁定认定，原告王某3与肖湘于2011年9月19日登记结婚，肖湘系第三人肖菊华之女。王某3与肖湘于2012年3月7日生育一子王某1，又于2018年3月15日生育一子王某2。肖湘、王某1均落户于湘潭市岳塘区××镇××村××组××号，第三人肖菊华为户籍登记的户主，王某3于2016年6月从长沙县新安派出所迁入肖菊华户名下。肖湘的户口于2018年2月迁入长沙县星沙街道办事处封刀岭社区居委会筑梦佳园****，为户籍登户籍登记的户主，于2018年5月登记户口在户口在肖湘户名下。7年，经湖南省人民政府审核批准，“统征地（2017）29号储备土地用地项目”在湘潭市岳塘区××镇××村征收部分集体土地，湘潭市国土资源局发布了相应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实施公告，湘潭昭山示范区征地拆迁事务所作为征拆机构进行了调查丈量等相关工作。2017年7月21日，征拆机构发布被征拆房屋基本情况公示表（第一榜），认定肖菊华户农业人口3人（未注明3人名字），并备注“如对上述公示数据有异议，请于5日内以书面形式报湘潭昭山征地拆迁事务所”，肖菊华户未提出书面异议。征拆机构内部保存的《住房安置货币补贴人口认定表》上认定安置人口为第三人肖菊华及其妻子程建平、女儿肖湘，女婿王某3、外孙王某1不列入。2017年7月31日，征拆机构发布补偿安置审核结果情况公示表（第二榜），仍认定第三人肖菊华户农业人口3人，备注内容与第一榜一致，肖菊华户仍未提出书面异议。2017年9月9日，湘潭昭山示范区征地拆迁事务所与肖菊华签订了《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认定肖菊华户住房货币安置补贴人口3人，住房货币安置补贴294000元，各项补偿金额共计847024元。2017年9月，征拆机构向肖菊华支付了全部拆迁补偿款，涉案房屋腾空并拆除。因三原告认为被告未履行征地拆迁安置补偿职责，于2019年12月向该院提起行政诉讼。该院另查明，2019年3月，因湘潭市机构改革，湘潭市国土资源局与湘潭市城乡规划局等部门行政职能整合，新组建为湘潭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2019年9月，原湘潭昭山示范区征地拆迁事务所更名为湘潭昭山示范区优化人居环境事务中心，系事业单位，宗旨和业务范围为根据授权承担集体土地征地拆迁和国有土地上房屋的征收补偿、房源安置的有关事务性工作。原审裁定认为，2020年1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下列与行政协议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二）认为征收征用补偿协议损害其合法权益的被征收征用土地、房屋等不动产的用益物权人、公房承租人；（三）其他认为行政协议的订立、履行、变更、终止等行为损害其合法权益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本案中，肖湘、原告王某3及王某1均落户于湘潭市岳塘区××镇××村××组××号，户主肖菊华与湘潭昭山示范区征地拆迁事务所签订《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原告王某3、王某1、王某2认为损害其合法权益，不服签订房屋拆迁协议行政行为，向该院提起行政诉讼。虽然原告的诉讼请求是责令被告向三原告支付住房货币安置补贴，但其实质内容是不服肖菊华与湘潭昭山示范区征地拆迁事务所签订的《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本案中，征拆机构于2017年7月21日发布被征拆房屋基本情况公示表（第一榜），2017年7月31日发布补偿安置审核结果情况公示表（第二榜），均已告知被征拆户如对公示数据有异议于5日内以书面形式报湘潭昭山征地拆迁事务所，依据常理推断，王某3、肖湘夫妇已了解可享受住房货币安置补贴的具体人员名单。肖菊华作为户籍登户籍登记的户主于2017年9月9日与湘潭昭山示范区征地拆迁事务所签订《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关重大，肖湘与王某3系肖菊华的女儿女婿，且肖湘在《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中获得了住房货币安置补贴，肖湘与王某3长时间不知道签订了协议明显不符合常理，该院认定《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签订之日即为肖湘与王某3应当知道之日。因此，原告于2017年9月9日应当知道签订协议行政行为，应在2017年9月10日起六个月内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即便不知道起诉期限，按“最长不得超过一年”计算，亦应当在2018年9月10日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原告未在前述时间内起诉，且无不属于其自身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客观事由，系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的情形，应当驳回起诉。关于湘潭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答辩其不是本案适格被告的辩解意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征收土地公告办法》的相关规定，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等工作的法定职能部门为市、县级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五款规定，“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所作的行政行为，委托的行政机关是被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没有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行政机关授权其内设机构、派出机构或者其他组织行使行政职权的，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委托。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该行政机关为被告。”本案中，第三人昭山优居中心在没有法律、法规或规章授权的情况下，实施的集体土地征收及房屋拆迁工作应视为原湘潭市国土资源局的委托，因此原湘潭市国土资源局为适格被告，该院对湘潭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辩解意见不予采纳。综上，该院遂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王某3、王某1、王某2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该院予以退还。一审裁定宣告后，王某3、王某1、王某2不服提起上诉称:一审裁定以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为由驳回起诉系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首先，在享受住房货币安置补贴的人员名单上，被上诉人并未清楚告知肖菊华户家庭成员不予补偿的具体人员姓名，上诉人尚不能完全肯定自己的合法权益遭受侵害，此时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自《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签订之日就应当知道签订协议行政行为没有事实根据。一审裁定在上诉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被上诉人不予支付住房货币安置的时间点未查清、起诉期限起算点无法确定的情况下适用行政诉讼法及司法解释的规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系适用法律错误。其次，上诉人在一审中并未起诉要求撤销《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而是要求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住房货币安置补贴。依据《湘潭市集体土地征收与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办法》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上诉人有权要求被上诉人向其支付住房货币安置补贴，上诉人的该项权利由自己独立行使，上诉人的其他家庭成员与被上诉人就其本人的住房货币安置补贴签订协议并没有处分或者侵害上诉人的该项权利，故一审裁定认定上诉人实质是不服涉案《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显属错误。再次，被上诉人具有法定的安置补偿职责，该职责属于依职权应履行的法定职责，故上诉人的起诉符合法律规定，不存在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的情形。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裁定，依法改判或指令一审法院继续审理。被上诉人湘潭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答辩称：一审裁定认为上诉人的起诉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事实依据充分，法律依据正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原审第三人湘潭昭山示范区优化人居环境事务中心陈述称：一、答辩人与户主肖菊华签订《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时就已对上诉人的住房货币安置补贴作出了处理，不存在遗漏安置，也无需对其履行安置补偿职责。本案实质上是上诉人不服户主肖菊华与答辩人签订的《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应严格审查上诉人的起诉是否超过起诉期限。二、肖菊华作为户主代表全家人于2017年9月9日与答辩人签订了《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该协议明确标明了肖菊华户享有住房货币补贴人口数，上诉人应已知晓其本人是否享受到住房安置补贴，且上诉人王某1、王某2的母亲肖湘在一审庭审中当庭表示，其在本次的房屋征收拆迁中已获得了住房货币补贴，而上诉人王某3与肖湘作为夫妻，其对签订协议以及是否享有住房货币补贴的情况不知情明显不符合常理。可见，上诉人早已知晓签订的协议及内容，其起诉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裁定。原审第三人肖菊华未向法庭提交书面陈述意见。经本院二审阅卷、调查并询问当事人，原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二审另查明，1、上诉人王某2出生于涉案协议签订后的2018年3月15日。2、上诉人王某3早在征收部门上户调查摸底及谈判过程中就已对安置补偿问题提出过异议，且在原审第三人肖菊华与原审第三人湘潭昭山示范区优化人居环境事务中心签订涉案《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后即知道了该协议内容，也知晓上诉人父子没有住房货币安置补贴，还在涉案协议签订一个月后就上诉人父子的住房货币安置补贴问题进行过信访。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四十八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2018年2月8日废止）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2018年2月8日施行）第六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第六十九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情形的；……。”根据上述规定可知，提起行政诉讼是当事人的权利，但应当在法定起诉期限内提起，不能怠于行使诉权，使行政法律关系长期处于不确定状态。对未告知起诉期限的行政行为，2018年2月8日之前的司法解释规定的是从知道或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超过2年，但2018年2月8日施行的司法解释规定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超过1年，故对于2018年2月8日之前作出的行政行为，在2018年2月8日之后才提起行政诉讼的，起诉期限到2018年2月8日之后的1年即2019年2月8日止。本案中，三上诉人虽是要求被上诉人履行安置补偿职责，支付住房货币安置补贴费，但实质上是对原湘潭昭山示范区征地拆迁事务所与原审第三人肖菊华签订的《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中未将三上诉人列为住房货币安置人员有异议，即对该协议不服，那么，三上诉人就应当就涉案的《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提起行政诉讼，而不能提起履职之诉，且其应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涉案协议内容之日起积极主张权利。原审第三人肖菊华作为户主代表全家于2017年9月9日与原湘潭昭山示范区征地拆迁事务所签订《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该协议已明确具体补偿项目和金额，载明了住房货币安置补贴人数。二审询问谈话过程中，上诉人王某3陈述称原审第三人肖菊华与原湘潭昭山示范区征地拆迁事务所签订了《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后，将该协议未将三上诉人列入住房货币安置补贴人员的情况告知了上诉人王某3等人，并在领取了安置补偿款以后将属于肖湘的部分分配给了肖湘。故上诉人王某3实际早已知晓涉案协议内容，其最晚也应当在2019年2月8日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而三上诉人直到2019年12月才向一审法院提交行政起诉状，已明显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行政诉讼第四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一审法院据此驳回三上诉人的起诉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三上诉人的上诉事实及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处理得当，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刘宏审 判 员  康婷审 判 员  田晴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八日代理书记员  马熙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