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晋02民终137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大同市平城区水泊寺乡古城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大同市平城区古城佳园**。法定代表人：古向军，该村委会书记兼村委会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捷,山西中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丕贵，男，汉族，1970年11月22日出生，现住大同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平，北京百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大同市平城区水泊寺乡古城村民委员会因与被上诉人张丕贵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大同市平城区人民法院（2020）晋0213民初6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大同市平城区水泊寺乡古城村民委员会（以下称古城村委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捷，被上诉人张丕贵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古城村委会上诉请求：一、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大同市平城区人民法院2020晋02**民初664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义务或者将本案发回一审法院重新审理;二、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审理程序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法院将本案定性为定金合同纠纷一案,定性完全错误。1、上诉人从未对外发包过古城村城中村棚户区住房改造工程。众所周知,古城村棚户区改造工程为大同市市政项目,上诉人虽作为村委会,但是对于棚户区改造是没有权利去发表意见的。因此不论从情理角度还是从法理角度,上诉人都没有权利也不可能去对外发包工程。2、被上诉人未提供任何证据证实被上诉人将定金打进了上诉人账户。3、本案中,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可能由上诉人加盖公章。2009年9月25日上诉人的公章和财务章等所有印章,均由水泊寺乡人民政府收取,如果要加盖公章,需要经过乡人民政府批准。可是被上诉人一审提供的证据形成时间是2014年4月27日,由此可见,该证据完全虚假。4、一审时,被上诉人提交了高福签字按手印的借条,再结合被上诉人的打款凭证,钱也是进入高福个人帐号,可以认定本案应该为高福个人的借款纠纷,而非定金合同纠纷。综上,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案件定性错误,同理适用的法律也错误。二、一审法院允许上诉人撤回对高福的起诉,不符合民事诉讼程序要求,高福应该作为必要共同诉讼人参加本案审理,方可查清案情。1、高福作为和被上诉人签合同的主体、作为出具借条的主体、作为收款的主体,整个案件的发生都系高福引起,只有通知高福出庭,才能查清案件真实情况。本案中被上诉人前后提供了多组证据,其中打款凭证上打款50万进高福账户，高福出具的借条上又说借被上诉人50万元,还欠255000元未还。2、整个借款都系高福个人行为，因此才有借条由高福出具，款也是高福收取，包括已经收到的245000元还款，也是高福所还,因此本案只是高福个人借款和上诉人无关。综上，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未将高福列为被告,使得案件事实也完全没有查清，仅凭一张伪造的合同就判令上诉人承担义务，明显违反法律的公平、公正原则，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基础上,依法予以改判。张丕贵辩称，一审法院的认定事实是清楚的，适用法律是正确的，请依法予以维持。张丕贵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大同市平城区水泊寺乡古城村民委员会偿还原告工程保证金255000元;2、同时要求被告承担利息损失71846元(从2014年4月起至2020年1月止,以银行同期贷款利息计算);3、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4月25日，时任大同市南郊区水泊寺乡古城村村民委员会主任的高福给原告出具收条一份，内容为：“今收到张丕贵交来古城棚户区改造项目定金五十万元整，如该项目由于各种项目不能实施，该保证金将按民间借贷方式返还”，并加盖被告大同市平城区水泊寺乡古城村民委员会的公章。同日，原告通过其妻张丽芳账户向高福账户转账500000元。同年4月27日，高福与时任该村委会书记的武振和与原告签订了《大同市南郊区水泊寺乡古城村棚户区、危房改造合作意向书》，对双方的合作方式及利润分配进行了约定，但未加盖村委会公章。后该项目未能实施，2014年10月22日，被告高福给原告出具借条一份，内容为：“今借到张丕贵人民币460000元整，10月26日归还”。2017年11月13日，高福又给原告出具借条一份，内容为：“2013年5月借到张丕贵人民币现金五十万元整，还欠未还完的255000元整，到2017年11月23日前全部还清”。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原告张丕贵缴纳的定金（保证金）500000元是为了承揽古城棚户区改造项目。但该项目并无实施，原告缴纳的定金被告应当予以退还。被告在庭审中申请对借条的公章进行鉴定，但在合理期限内并未提出。关于利息，一审法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年利率4.75％予以支持，以255000元为基数，从2014年4月25日计算至2019年8月20日止，共计64411.95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第六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大同市平城区水泊寺乡古城村民委员会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张丕贵保证金255000元，利息64411.95元，并从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直到付清欠款时止。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3101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大同市平城区水泊寺乡古城村民委员会负担。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古城村委会提交了新证据1、公章移交清单，2、大同市南郊区水泊寺乡人民政府水发（2012）61号《水泊寺乡人民政府关于同意启用水泊寺乡25个村新公章的通知》，3、水泊寺乡人民政府证明，欲证明古城村委会于2012年7月已经启用新公章，案涉收条中2014年4月25日加盖公章非古城村委会公章。张丕贵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虽然启用了新公章，但并不能证明原公章销毁并不再使用。本院对上述证据真实性予以采信。本案争议焦点为：古城村委会是否应承担还款责任。本院认为，张丕贵述称，2014年4月其得知古城村委会有棚改项目，遂与古城村委会原主任高福、原村委会书记武振和联系，在向高福汇款500000元工程保证金后与古城村委会签订了危房改造意向书。后该项目未实施，故其提起诉讼请求返还保证金。张丕贵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时的被告有高福、武振和以及古城村委会，其诉讼请求为请求三被告返还工程保证金及利息，所依据的主要证据为《合作意向书》、汇款凭证、收条、借条。张丕贵提交的由高福出具的案涉500000元资金的收条载明“该保证金将按民间借贷方式返还”，其后高福在偿还部分款项后为张丕贵出具的收条也载明高福系借款人，现张丕贵就剩余款项的偿还提出诉讼请求，故本案的案由应为民间借贷纠纷而非定金合同纠纷，一审法院确定本案案由有误，本院予以更正。张丕贵提交的合作意向书并非正式合同，该意向书落款处由高福及武振和签字但并未加盖古城村委会公章，古城村委会辩称该村并未招标过该意向书中的“项目”，其也无权就危房、棚改项目进行招标、实施，并且张丕贵未提交证据证明其系通过正常合法渠道知晓古城村委会就该意向书中的项目公开发布过招标公告。因此，不能认定该合作意向书系张丕贵与古城村委会签订，本院对张丕贵辩称因高福系古城村委会主任，其有理由相信意向书中的项目系古城村委会发布、高福签订意向书是代表村委会的职务行为不予采信。高福在收到张丕贵的500000元汇款后，向张丕贵出具了收条，张丕贵主张该收条中加盖的是古城村委会公章，但根据大同市南郊区水泊寺乡人民政府水发（2012）61号文件可知，古城村委会于2012年7月1日起即启用了新公章，张丕贵所持高福为其出具的收条时间为2014年4月25日，且村委会新公章与该收条上的公章明显不一致，故该收条中加盖的并非古城村委会公章，该行为并非古城村委会的意思表示。结合张丕贵所述500000元资金均汇入高福个人账户，其后归还部分款项也系高福个人还款，还款后出具的两份借条也均系高福个人向张丕贵出具，且借条明确载明借款人系高福而未加盖古城村委会公章，故本案张丕贵诉请的255000元系其与高福个人之间的民间借贷款，张丕贵请求古城村委会承担还款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大同市平城区水泊寺乡古城村民委员会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山西省大同市平城区人民法院（2020）晋0213民初664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张丕贵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3101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091元，均由张丕贵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大涵审判员 智绪鲁审判员 王利东二〇二〇年九月三十日书记员 史 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