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16民终273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国林，男，1972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博兴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娜，山东民颂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振振，山东民颂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朐俊梅，女，1976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博兴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邱士凯，山东莫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吉田，山东莫同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安文清，男，1986年9月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博兴县。 原审被告：牟燕燕，女，1987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博兴县。 上诉人刘国林因与被上诉人朐俊梅、原审被告安文清、牟燕燕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山东省博兴县人民法院(2019)鲁1625民初23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国林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博兴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鲁1625民初2319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朐俊梅在诉争房屋的执行已经终结后，提出执行异议和执行异议之诉，法院首先应从程序上严格依法审查并裁定驳回其起诉。人民法院审理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案件，应当先在程序上审查起诉是否符合法定条件，然后再审理其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案外人在执行标的执行终结后，提出执行异议和执行异议之诉，不符合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人民法院应不予受理。《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执行异议的时限为“执行过程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第二款对此进一步具体规定：“案外人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提出异议的，应当在异议指向的执行标的执行终结之前提出”。根据上述法律和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功能在于对执行中的标的确认是否准予执行，但对于已经执行的标的并不能决定是否应当回转至执行前状态。具体就本案而言，刘国林在执行过程中，博兴县人民法院对诉争房屋进行公开拍卖，因两次拍卖均流拍，于2017年11月20日作出裁定，以流拍价987410元将该房屋抵顶给刘国林以物抵债，诉争房屋所有权已变更登记到刘国林名下，2019年3月7日刘国林取得了不动产证，争诉房屋的执行程序已经终结。在诉争房屋执行程序终结后，朐俊梅又向博兴县人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博兴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10日作出（2019）鲁1625执异12号裁定书，裁定驳回朐俊梅异议，朐俊梅又提起本案一审诉讼。朐俊梅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并不能将已经执行归刘国林所有的诉争房屋回转为安文清、牟燕燕所有；一审法院判决停止执行诉争房屋，并不能改变该房屋已经执行完毕，并由刘国林所有的事实状态。朐俊梅在诉争房屋的执行已经终结后，提出执行异议和执行异议之诉，不符合上述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一审法院应不予受理，因此，二审法院应先从程序上严格依法审查并裁定驳回其起诉。二、朐俊梅不能证明其为本案适格主体，依法应驳回其起诉。对案外人提出的排除执行异议,人民法院应当审查案外人是否系权利人。本案中，朐俊梅主张基于与谭胜利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享有诉争房屋的所有权。但是就本案诉争房屋，朐俊梅没有提交房产证、房屋买卖合同等证据，证实谭胜利曾享有诉争房屋的合法所有权并合法处置诉争房屋，朐俊梅连基本的请求权基础都无法证明，没有权利提起本诉。恰恰相反的是，根据一审法院认定的证据，诉争房屋的权属登记是自山东博兴恒丰置业有限公司过户到安文清、牟燕燕名下，再根据合法执行程序过户至刘国林名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对案外人的异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标准判断其是否系权利人：（一）已登记的不动产，按照不动产登记簿判断”不动产登记簿具有公示公信效力，因此朐俊梅不能证明其诉争房屋的权利人，其作为原告主体不适格。三、朐俊梅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诉争房屋的真实权利人，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进而导致判决错误。1、朐俊梅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一《银行转账单》两份无法体现与争诉房屋的关联性。首先，朐俊梅证据显示的2011年6月23日其分别用两张银行卡向谭胜利转账50万元、50万元、50万元、45万元，共计195万元，没有备注转款事由，无法证实为购房款。其次，2011年6月，195万元明显远高于当时博兴县同地段房价，朐俊梅主张195万元为购房款与常理不符。2、朐俊梅在一审中提交证据二《隐名协议》。首先，诉争房屋原登记于安文清、牟燕燕两人名下，《隐名协议》中乙方牟燕燕签字非本人签署，《隐名协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其次，诉争房屋因刘国林与安文清民间借贷纠纷于2013年12月30日被博兴县人民查封，2014年4月14日，刘国林向博兴县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隐名协议》于2014年6月4日签订，不能排除安文清与朐俊梅恶意串通逃避执行、损害刘国林利益的可能。最后，该《隐名协议》也仅为朐俊梅、安文清之间的协议内容，不得对抗第三人，包括刘国林。3、朐俊梅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三《证明》一份。该证明实质为谭胜利的证人证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的决定》第六十八条“人民法院应当要求证人出庭作证，接受审判人员和当事人的询问。证人在审理前的准备阶段或者人民法院调查、询问等双方当事人在场时陈述证言的，视为出庭作证。双方当事人同意证人以其他方式作证并经人民法院准许的，证人可以不出庭作证。无正当理由未出庭的证人以书面等方式提供的证言，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谭胜利未出庭作证，因此该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一审法院认定“谭胜利的证明应属证人证言，依照法律规定，应当出庭作证，其未能出庭，但经庭后对谭胜利的核实，具有真实性，故对该证据予以确认”有误，一审法院确认该证据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更是有意偏袒朐俊梅。4、朐俊梅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四《物业公司证明》一份。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该《物业公司证明》没有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盖章,证据形式不合法，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其次，在一审庭审中，安文清、牟燕燕陈述，诉争房屋自2014年下半年开始由朐俊梅居住，该《物业公司证明》却证明自2011年度的水、电费、物业费用一直由朐俊梅交纳，相互矛盾，印证该《物业公司证明》的不真实性。再次，未经法院审判，一个物业公司只能证明谁交纳物业费，不能证明谁为实际居住人。在没有水、电费、物业费缴费单据相印证的情况下，该《物业公司证明》却载明诉争房屋的实际居住人为朐俊梅，简直荒谬。最后，一审法院仅认定朐俊梅“一直占用使用”，但对占用、使用的起始时间、如何占用、使用并未审查，因此，一审法院对应查明的事实未查明，认定事实不清。5、朐俊梅在一审中申请证人王某出庭作证。王某与朐俊梅系同事关系，系朐俊梅的利害关系人，其证人证言不得单独作为证据使用，且王某证言内容不真实，与事实不符，因此其证人证言，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四、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本案纠纷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其争议焦点为朐俊梅就诉争的房屋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问题。审查当事人就诉争房屋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问题，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有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也就是说，朐俊梅必须符合以上四个条件，才能够排除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根据一审庭审情况，朐俊梅不能证明其就诉争房屋同时满足以上四个条件，其应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期盼二审法院，撤销不公正之判项，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朐俊梅辩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1、关于朐俊梅提出执行异议的时间是否超出法定期限问题，执行异议复议规定第六条规定，案外人提出执行异议应在执行标的执行程序终结前提出。本案的执行标的到目前为止仍未执行终结，尽管完成了所有权转移登记，但本案仍没有向申请执行人交付涉案房屋，目前涉案房屋仍在朐俊梅占有控制下。本案房产的拍卖价格尚且不足以清偿刘国林的债权。本案的执行程序尚未终结。本案中执行标的是当事人刘国林受让，按照前述司法解释第六条规定，执行标的由当事人受让的，案外人可以在整个执行程序终结前提出执行异议。因此，朐俊梅提出执行异议的时间点并未超过法定时限。2、朐俊梅提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是否适格原告问题。本案虽是由于执行程序引起，但本案是法定的普通诉讼，适用《民事诉讼法》关于民事诉讼一审原告资格的规定，该法第119条规定的条件是原告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有明确被告，有具体地诉讼请求和理由，争议的事项属于法院主管和受诉法院管辖。朐俊梅作为涉案房产的实际权利人，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本案被告刘国林具体明确，本案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理由，本案作为执行异议之诉，应由人民法院主管。仲裁机构无权管辖。本案的被告住博兴县，博兴县法院当然对本案有一审管辖权。3、关于朐俊梅是否是实际权利人的认定。朐俊梅的银行转款凭证证明效力问题，该凭证经过款项受领人谭胜利的证词证明和博兴法院调查证实，就是涉案房产的交易对价。涉案房产面积为315平方米，上下两层，另有车库28平方米，在交易时195万元价格恰好与当时商品房交易价格相符，绝无价格提高的嫌疑。关于朐俊梅与安文清之间的隐名房主协议，安文清、牟燕燕没有证据证明协议上安文清的签名是他人伪造，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安文清、牟燕燕在签订该协议时受到欺诈、胁迫、乘人之危，受到重大误解、显示公平、意思表示不真实的待遇。因此该协议是安文清、牟燕燕真实意思表示，对其有约束力。上诉事实表明朐俊梅交付了涉案房产的对价，受领了涉案房产，并一直占有使用，尽管基于隐名房主协议，将该房产的名义权利人登记在安文清、牟燕燕名下，但这不能改变朐俊梅是涉案房产的实际权利人的事实。该事实可以从王某证言证实。4、关于对方当事人适用法律的评价问题，上诉认认为一审法院适用《物权法》及其司法解释判定此案，而没有根据《执行异议复议规定》第28条判定此案是适用法律错误不成立。《执行异议复议规定》第28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限定了该规范适用金钱债权执行程序，不适用普通执行程序。而《物权法》及其司法解释是判定物权归属的法律依据，应适用于本案。 原审被告安文清、牟燕燕未作答辩。 朐俊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排除对（2019）鲁1625执异12号执行裁定书的执行；2.依法确认坐落于博兴县××路××号（风和日丽小区）2＃楼小高层1--1101室及其附属车库的实际所有权归原告所有。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国林与安文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博兴县人民法院于2014年作出（2014）博商初字第38号民事判决书，判令安文清清偿刘国林借款60万元及利息。判决生效后，安文清未履行判决确定的义务，刘国林于2014年4月14日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案号为（2014）博执字第275号。本案在诉讼过程中，已根据当事人的财产保全申请，于2013年12月30日作出（2014）博商初字第38-1号民事裁定书，查封了安文清名下位于博兴县××小区××号楼××单元××室××房屋一套，并在博兴县房管局进行了查封登记。后一审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对房屋进行公开拍卖，因两次拍卖均流拍，于2017年11月20日作出裁定，以流拍价987410元将该房屋抵顶给刘国林以物抵债，涉案房屋所有权已变更登记为刘国林，2019年3月7日申请执行人取得了不动产证。另查明，涉案房产一直由朐俊梅居住使用。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有三个，一是朐俊梅是否有权提起本案诉讼；二是朐俊梅是否对涉案房屋具有实际所有权；三是朐俊梅对于案涉房产是否具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关于焦点一，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第六条规定，“案外人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提出异议的，应当在异议指向的执行标的执行程序终结前提出，执行标的由当事人受让的，应当在执行程序终结前提出”，涉案房屋因流拍，抵顶给申请执行人刘国林，且抵顶数额尚不足执行的数额，执行程序尚未终结，因此，朐俊梅有权提出执行异议，在朐俊梅提出执行异议被驳回后，在法定的十五日内，提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符合法律规定，对朐俊梅的起诉法院应当受理。关于焦点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七条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不动产权属证书并不具有代表不动产物权的功能，其作用仅是证明证书所载法律事实行为曾经发生，至于证书的存在与否不能直接决定实体法律关系的存在与否。因此，在诉讼中，不动产权属证书仅具有证明作用，在有其他证据证明不动产实际权利状态与不动产权属证书不一致的情况下，应当依法确认实际权利状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规定“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正权利人，请求确认其享有物权的，应予支持。”本案中，朐俊梅在法院对涉案房产查封前已经以安文清、牟燕燕名义购买该房产，支付全部房款，并一直占有使用，朐俊梅是涉案房产的实际权利人，具有实际的所有权。关于焦点三，朐俊梅借名买房，并无证据证明借名买房存在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已支付对价，实际占有使用涉案房产多年。名义人未实际支付房款，亦未对涉案房产实际占有使用，与涉案房产并未产生实际牵连。本案中作为执行依据的债权也非基于涉案房产登记在名义人名下而产生，其仅对涉案房产主张作为一般责任财产的权利，相对而言，涉案房产与实际权利人利益关系更密切，其对涉案房产所享有的民事权益，应当优于本案执行依据所享有的普通借款债权而受到保护，因此，朐俊梅对于案涉房产具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综上所述，朐俊梅诉讼请求，依法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第六条规定，判决：一、对执行标的物（位于博兴县××小区××号楼××单元××室房屋及附属车库）停止执行；二、位于博兴县××小区××号楼××单元××室房屋及附属车库归原告朐俊梅所有。案件受理费13674元，由原告朐俊梅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法院依法出示一审法院对案外人制作的询问笔录，并对涉案房屋进行现场勘验，并拍摄了涉案房屋的照片及物业缴费照片，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和质证。 上诉人提交（2016）鲁1625民初1748号、（2013）博商初字第679号民事判决书。证据来源：裁判文书网下载打印。证明目的：证人王某与朐俊梅之间资金关联密切，王某与朐俊梅有利害关系，因此王某在本案中的证言不能作为证据适用，不用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被上诉人质证称：对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联性，不能证实证明内容。该证据不全面，上诉人仅选取了朐俊梅与王某有资金关联的两份，其中一份朐俊梅与王某系交易相对方，不能证实双方因本次交易与本案有利害关系；该判决与本案无关联性。原审被告安文清、牟燕燕未发表质证意见。 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就一审法院对王某、谭胜利询问笔录进行质证。上诉人质证称，对于谭胜利的询问笔录有异议：1、一审法院的发问不公正，直接发问卖房的过程，对谭胜利有引导作用；2、谭胜利陈述开发商的手续由王某办理，但王某的笔录中陈述当时我知道买房后直接去改名字，但后来怎么改的名字我不知道。两人对一个细节的陈述存在冲突。3、谭胜利称“王某是否通过朐俊梅给我转别的款我记不清了”，不排除谭胜利与朐俊梅有其他有经济往来的可能，印证涉案证据显示的195万元并非房款。4、谭胜利称“是否和开发商签订合同记不清了”，可以印证其陈述不真实。购房系重大事项，是否签订合同却记不清不符合常理。综上，上诉人对该询问笔录作为定案依据有异议，证人未出庭作证，其证言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王某与朐俊梅有利害关系，王某的询问笔录内容与当庭作证的证言不一致。其证言不真实，不认可。被上诉人质证称，1、两份询问笔录不属于证人证言，是法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2、法院询问谭胜利时，谭胜利回答是他的房子，理由有以下几点，第一，2011年时房子是存在的，可能的房主有谭胜利、王某、安文清牟燕燕、朐俊梅，几人当中通过被上诉人当庭陈述已经明确安文清牟燕燕是在2011年11月9日通过税票等材料认为房屋是其所有，而该时间点是在朐俊梅向谭胜利支付全部房款后，以双方协商的用安文清牟燕燕隐名买房的协议确定后出现上述资料。谭胜利对房屋确实享有所有权。3、通过两笔录可以看出王某仅是朐俊梅的经办人或受托人办理买房事宜。 法院依职权对涉案风和日丽小区2号楼西楼道11楼西户进行现场勘验，并经该房屋居住人朐俊梅的同意依法拍摄了该房屋的照片及2020年7月份物业费等费用的缴纳情况的照片。上诉人质证称：对于该组照片本身的真实性没有异议。通过物业费收取表第22行可以看出，涉案房屋物业费收取表统计的房主为安文清，进一步印证了涉案房屋的房主原系安文清夫妇。对于涉及到室内设施的几张照片，是否为涉案房屋内的居住情况，上诉人不知情，因为上诉人从未进入该房屋核查。被上诉人质证称：对该组证据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无异议，且上诉人所提及的物业登记为安文清的情况属于曲解。那么物业服务单位在统计所服务的对象是根据房产证记载的，这与被上诉人现所持有的涉案房屋所有权证仍记载为安文清、牟燕燕的情况是一致的。且物业费一直由被上诉人缴纳，是通过上诉人的闺女缴纳的，仅是在物业服务单位登记的是上述2人的名字。关于上诉人提到的物业缴费证明当中的第七行交费名义人为安文清，恰好证明本案涉案房屋是由朐俊梅实际居住并实际交费，由安文清夫妇名义持有，涉案房屋存在借名登记的事实状态。原审被告安文清质证称：没有意见。原审被告牟燕燕未发表质证意见。 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因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对一审法院询问笔录和本院现场勘验照片和物业缴费照片予以采信，结合诉讼双方一审提交的证据及当事人在一、二审诉讼中陈述内容，本院二审查明以下事实： 一、购房情况 2011年6月23日，朐俊梅向案外人谭胜利转款195万元。2011年11月9日，安文清、牟燕燕与山东省博兴县恒丰置业有限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安文清、牟燕燕以473960元的价格购买××路××号××小区××＃楼××房屋，房屋面积为：175.32平方米，附属物车库面积28.05平方米，安文清、牟燕燕取得涉案房产的房产证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证。 2014年6月4日，朐俊梅作为隐名、实际房主与安文清、牟艳艳（显名、名义房主）签订《隐名房主协议书》约定，朐俊梅一次性全额购买风和日丽小区房子，后因为资金紧张，需要用该房子抵押贷款，朐俊梅名下已经有房子，再办理房贷很困难，为了能顺利贷款，故和安文清、牟燕燕协商同意，把该房子落户到安文清、牟燕燕名下，具体协议如下：1、房子位于××路××号××小区××＃楼××室；2、 该房子落户于安文清、牟燕燕名下，以安文清、牟燕燕的名义做房贷；3、该房子房产证号为：博兴县字第2××5号，20113136号；4、房贷的资金由朐俊梅全权支配使用；5、由朐俊梅负责偿还房贷，如果由于朐俊梅没有及时偿还房贷，给安文清、牟燕燕造成损失由朐俊梅承担；6、朐俊梅偿还全部房贷后，安文清、牟燕燕要积极配合朐俊梅，把该房子过户给朐俊梅；7、如果出现争议时，由滨州仲裁委员会裁决。 诉争房屋登记于安文清、牟燕燕名下，不动产权属证书由朐俊梅持有，诉争房屋一直由朐俊梅居住至今。 二、涉诉执行情况 刘国林与安文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博兴县人民法院于2013年12月30日作出（2014）博商初字第38-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查封博兴县××小区××号楼××单元××室××房屋一套，并在博兴县房管局进行了查封登记。博兴县人民法院于2014年2月25日作出（2014）博商初字第38号民事判决书，判令：被告安文清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刘国林借款本金60万元及利息（自2013年7月8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届满之日止，以6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四倍计算，以不超出14.9万元为限）。判决生效后，安文清未履行判决确定的义务，刘国林于2014年4月14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博兴县法院先于2014年7月6日作出终结本次执行的执行裁定，后恢复执行程序，对房屋及其附属物车库进行公开拍卖，因两次拍卖流拍，于2017年11月20日作出（2014）博执字第275号执行裁定，以流拍价987410元将该房屋交付于刘国林清偿债务。2019年3月7日，刘国林取得涉案房屋不动产权证书。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三：一是朐俊梅是否符合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法定起诉条件；二是朐俊梅与安文清、牟燕燕之间是否存在“借名卖房”的法律关系，是否系涉案房屋的真实权利人；三是朐俊梅对涉案房屋是否享有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 关于朐俊梅是否符合法定起诉条件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执行异议的时限为“执行过程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第二款对此进一步具体规定：“案外人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提出异议的，应当在异议指向的执行标的执行终结之前提出；执行标的由当事人受让的，应当在执行程序终结之前提出。”本案中，申请执行人刘国林取得涉案房产权属登记，但是执行程序尚未终结，因此案外人有权在执行程序终结前提出执行异议，朐俊梅在执行异议裁定送达后十五日内提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符合法律规定，对朐俊梅的起诉法院应当受理。上诉人关于朐俊梅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上诉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朐俊梅与安文清、牟燕燕之间是否存在隐名卖房的关系问题。朐俊梅与安文清、牟燕燕均主张对涉案房屋享有所有权，但是提交的证据均无法完全证实自己的主张。朐俊梅主张与安文清、牟燕燕存在隐名卖房关系，但朐俊梅与安文清、牟燕燕签订的隐名卖房协议系涉案房屋查封之后签订，且朐俊梅认可涉案房屋款项系全款交付，并未以涉案房屋抵押贷款，该事实与隐名卖房协议约定的隐名卖房的原因不相符；朐俊梅未提交谭胜利与山东省博兴县恒丰置业有限公司之间的商品房买卖协议、其与谭胜利之间的房屋买卖协议等证据证明朐俊梅向谭胜利转款195万元系涉案房屋的购房款。安文清、牟燕燕主张其系涉房屋的所有权人，但安文清就涉案房屋款项交付所作陈述在执行异议程序和本案诉讼程序内容不一致，其在执行异议程序主张房屋价款为473960元，但未提交证据证实房款支付的情况，其在二审诉讼中主张房屋价款为95万元，由朐俊梅代为支付该笔房款用于偿还欠付其工资款,亦未提交证据证实其与朐俊梅之间存在工资欠款的情况；安文清、牟燕燕对于朐俊梅一直居住占有涉案房屋并持有房产登记权属证书的原因未作出合理解。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十六条规定，不动产物权需登记始发生物权效力，物权登记具有对外公示力，法律推定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不动产权属状况与真实情况一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之规定，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请求确认其享有物权的，应予支持。 朐俊梅主张其系涉案房产的真实权利人，但其提交的证据仅能证实其对涉案房屋的占有状态，无法证实其对房屋支付足额价款和占有房屋的基础法律关系，在此情况下其请求确认享有物权，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朐俊梅是否对涉案房屋享有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条规定，案外人或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案外人朐俊梅与被申请执行人安文清均未提交充分证据证实其对涉案房产享有合法权益，应由案外人朐俊梅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综上，上诉人刘国林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山东省博兴县人民法院(2019)鲁1625民初2319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朐俊梅的全部诉讼请求。 一审诉讼费1364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3674元，均由被上诉人朐俊梅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秀峰 审 判 员 唐顺江 审 判 员 王 琳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 傅稚轩 书 记 员 韩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