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1民终830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黎阳，男，1978年2月3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海德实业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新添大道北段**，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10077057078XD。法定代表人：陈劲东，系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邹素英，系公司员工。原审第三人：贵州水东土司文化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新添大道北段**海德科研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112MA6DM2LT6Q。法定代表人：姜玲，系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上诉人刘黎阳因与被上诉人贵州海德实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德公司）、原审第三人贵州水东土司文化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东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贵阳市乌当区人民法院(2019)黔0112民初15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09月0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刘黎阳上诉请求：1.请求贵阳市乌当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黔0112民初1527号判决；2.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已经向土司王府项目进行实际足额出资。二、水东公司不是无故成立的，与富南公司在水东项目上具有承继关系而成立，上诉人是水东公司事实上的实缴股东。三、案件审理过程中，乌当法院将水东公司和富南公司合并处理，但在执行阶段却简单割裂。四、水东公司实缴股东征得乌当法院执行局同意后，委托诚隆所做了专项审计报告，证明上诉人为实缴股东。五、水东公司注册时虽然出资方式为货币，但之后已将实缴股东资金凭证进行会计确认债转股，然而没有及时变更工商登记事出有因，法院应尊重事实，实事求是。六、乌当法院不尊重事实，仅凭片面的、不完善的。特殊情况下作出的司法鉴定报告来判决是枉判，应以事实为依据不错判不枉判。七、水东公司投资建设的土司王府项目经营过，现在还存在，经营期限还有很多年。综上，水东公司的确存在未实际出资的股东，但请求法院区别实际出资与未实际出资的情况区别处理，请求依法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贵州海德实业开发有限公司答辩称，一、上诉人称已经向水东公司实际足额出资，理由是上诉人借给富南公司的资金已于2016年6月23日全部移交给水东公司。上诉人将资金借给曾照勤、曾照碧或富南公司，他们之间是借贷关系，借贷发生时水东公司还未成立，该借贷关系与水东公司没有法律连接关系。2016年6月23日，上诉人与二曾或富南公司协议将富南公司的土司王府项目转让给水东公司，在法律上不能成立。理由是富南公司在2016年2月1日已经质押给贵州再担保公司，股权质押后，不得转让，是法律的限制性规定。水东公司的章程显示，出资方式为货币，而非债权转股权，债转股的程序不合法，不能成立。海德公司申请执行的时间是2017年6月份，2017年的司法鉴定报告是乌当法院委托和水东公司的法人姜玲签字委托进行司法审计，鉴定情况为水东公司无实收资本金情况，追加时间是2017年12月，并下达执行裁定，水东公司签发出资证明的时间确实2018年1月，追加在前，签发在后，签发的出资证明不能成立。2018年的鉴定报告是上诉人单方委托鉴定的，没有审计结论。报告上注明，报告的全部内容和部分内容，不得提供给其他单位和个人，不能付诸于媒体。根据会计法、工商法要有上诉人转到水东公司转账凭证为依据，才能开具出资证明，而上诉人没有提供转账凭证。二、上诉人称富南公司和水东公司之间具有承继关系，上诉人是水东公司事实上的股东，而富南公司和水东公司均是独立的法人。二曾以个人名义与海德公司签订租赁合同，当时二曾名下有富南小吃、大富南、富南旅游管理公司三个企业，发生借款是大富南也在装修，所有借贷资金用于何处，必须用事实和证据说话。根据工商部分查询，二曾将富南公司的股份进行了质押，上诉人连富南公司的股东都不是，更没有承继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三、上诉人称武当法院将水东公司与富南公司合并处理。根据水东公司与海德公司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的约定，解除原合同，原合同的权利义务全部由水东公司承担，承诺二曾拖欠海德公司的房租本息全部由水东公司承担。根据一审法院的判决，没有将两个公司合并处理。2017年的司法鉴定报告也是法院委托，由水东公司法人同意并提供资料进行鉴定，程序合法，具有法律约束力。至于水东公司法人是否向股东通报，是公司内部问题，与答辩人无关。乌当区人民法院认为，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已向水东公司履行了出资义务，客观、公正，有理有据，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贵州水东土司文化管理有限公司经通知未到庭，也未提供任何书面答辩材料。刘黎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不予追加刘黎阳为海德公司申请执行水东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的被执行人；2.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海德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水东公司章程载明2016年6月23日，周影梅、夏玉林、刘黎阳、吴桂荣、卿松、许正海、刘雨欣、刘小芬、刘黎阳、姜玲、姜欣赟、杨泉珍、曾照勤、曾照碧、姜黔、罗兴齐、谭莉妍、周云会、杜筑凤、马贵生20人共同出资成立水东公司，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人民币。认缴出资情况为周影梅25万元、夏玉林60万元、刘黎阳200万元、吴桂荣200万元、卿松50万元、许正海30万元、刘雨欣500万元、刘小芬50万元、刘黎阳180万元、姜玲1078.14万元、姜欣赟100万元、杨泉珍100万元、曾照勤673.86万元、曾照碧673万元、姜黔3**万元、罗兴齐350万元、谭莉妍160万元、周云会50万元、杜筑凤60万元、马贵生110万元。以上出资认缴时间为2019年6月23日。同时查明，水东公司于2016年6月29日办理工商登记。2.对于刘黎阳主张的200万元出资，查明的情况是庭审中，刘黎阳提交了一份借条，借条落款时间是2016年1月25日，内容是因水东公司项目资金短缺，借到刘黎阳现金200万元，此款分为两笔转入富南公司账户(投入土司王府基础建设)。银行进账单显示第一笔，2015年12月24日转入曾照碧银行账户150万元，备注入股本。第二笔，2016年1月25日转入曾照碧账户50万元，备注借款。3.关于刘黎阳主张的债转股问题，查明的情况是2018年1月14日，刘黎阳等13名水东公司股东（甲方）、富南公司（乙方）、水东公司（丙方）三方签订了一份《债转股协议》，主要约定甲方将股权投入丙方。13名水东公司股东占丙方一定比例的股份，其中刘黎阳占丙方4%股份。同日，刘黎阳等水东公司股东（丙方）、富南公司（甲方）、水东公司（乙方）三方签订了一份《资产转让协议》，主要约定丙方同意将承租的水东公司“土司王府”项目的任何权益转让给乙方享有。2018年3月19日，刘黎阳等13名股东作出股东会决议，主要内容是根据前述资产转让协议，决议13名股东分别占水东公司股份，其中刘黎阳占4%。4.关于会计师事务所对股东出资情况的鉴定，查明的情况是2017年11月30日，一审法院在执行过程中，一审法院委托贵州诚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富南公司及水东公司注册资本金到位情况及项目投入经营费用使用情况进行鉴定。会计师事务所作出了两份鉴定报告，一份是对富南公司的注册资本到位情况进行鉴定，编号为黔诚隆〈司鉴〉字【2017】J110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是富南公司无实收资本到位情况，只显示收到个人借款，但均未注明为投资款。另一份是对水东公司的注册资本到位情况进行鉴定，编号为黔诚隆〈司鉴〉字【2017】J110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是水东公司无实收资本到位情况，只显示收到个人借款，但均未注明为投资款。2018年8月2日，水东公司全体股东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对股东的出资情况进行审计，审计报告仅对债转股作了表述，没有明确的审计结论。同时，该审计报告特别注明“该审计报告仅供水东公司审查注册资本金到位情况和项目投入经营费用使用情况之用，非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报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提供给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见诸于公开媒体……”。一审法院认为，刘黎阳称其已向水东公司全额出资，水东公司使用经营设施全部承继富南公司，其向富南公司出资应视为已向水东公司出资，水东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对股东实际出资情况进行了确认。从黔诚隆〈司鉴〉字【2017】J110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以及黔诚隆〈司鉴〉字【2017】J110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的结论看，不足以证明刘黎阳实际足额出资，刘黎阳的200万元款项收款人是富南公司和曾照碧，且其中50万元转款备注为借款。关于其提出水东公司正常经营，并不存在破产清算的情况，不应要求其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问题。虽被执行人水东公司未进入破产程序，且认缴时间尚未到期，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出资人或依公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执行人，在尚未缴纳出资的范围内依法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的规定，一审法院追加刘黎阳为被执行人时虽未届满出资期限，但一审法院在执行中，经穷尽执行措施，水东公司无财产可供执行，不能清偿债务，故一审法院裁定追加其为被执行人，加之认缴出资期限现已届满。刘黎阳主张其已按照公司章程规定足额出资，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已按水东公司章程规定履行了出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对刘黎阳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并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驳回原告刘黎阳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刘黎阳负担。二审期间，本院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基本一致，且有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卷予以佐证，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为：上诉人刘黎阳是否已向水东公司履行出资义务。关于上诉人刘黎阳是否已向水东公司履行出资义务的问题，本院评析如下：首先，上诉人刘黎阳主张其通过债转股的方式履行了对水东公司的出资义务。就借贷关系而言，上诉人因投资建设“土司王府”项目与富南公司签订借贷合同，并将借贷资金支付给富南公司或曾照勤、曾照碧，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借贷关系的合同相对人是上诉人与富南公司。就债转股而言，上诉人主张根据其2018年1月14日与富南公司、水东公司签订的《资产转让协议》、《资产转让补充协议》及《债转股协议》等协议，约定将投资“土司王府”项目的借贷资金全部转给了水东公司，认为其是水东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从法律角度而言，富南公司与水东公司是两个独立的法人组织，虽然两个公司在投资建设“土司王府”项目上具有一定的承接性，但通过签订上述协议，其不必然产生将富南公司的借贷关系转化为对水东公司的出资关系，且上诉人与富南公司的借贷关系及其与水东公司之间的出资关系，分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不能就合同表面等同视之。最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一条“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后，应当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出资证明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一）公司名称；（二）公司成立日期；（三）公司注册资本；（四）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缴纳的出资额和出资日期；（五）出资证明书的编号和核发日期。出资证明书由公司盖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上诉人刘黎阳诉称其已经向水东公司如实履行了全部出资义务，应当提供出资证明书等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因其在规定时间内不能提供相关证据支持其诉请，将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综上，结合全案证据，上诉人未能举证证明其已足额向水东公司履行了出资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出资人或依公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执行人，在尚未缴纳出资的范围内依法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的规定，一审法院将上诉人刘黎阳列为被执行人并无不当，故，对上诉人刘黎阳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刘黎阳的上诉请求与理由均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用100元，由上诉人刘黎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余长智审判员  刘 华审判员  王 晨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王 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