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11民终918号 上诉人（原审本诉被告、反诉原告）：范广军，男，1978年4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金键，广东联合发展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敏娜，广东联合发展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本诉原告、反诉被告）：黄荣良，男，1968年9月17日出生，汉族，住广西贺州市八步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德艳，广西锦贺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李耿伟，男，1981年6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广西贺州市八步区。 原审第三人：张桂强，男，1984年3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西贺州市八步区。 上诉人范广军因与被上诉人黄荣良、原审第三人李耿伟、张桂强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八步区人民法院（2020）桂1102民初6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范广军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维持一审判决第二项；3.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第一，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根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8年5月21日签订的《白云腐竹加工厂合作协议》第四条、第五条的约定，被上诉人在合伙过程中应承担的合同义务上诉人不需要承担费用。但是2018年10月30日，双方签订的《协议书》变更了合伙协议的约定，需要上诉人每月向被上诉人支付5000元作为不参与管理股东补助,这样的约定完全不是上诉人真实的意思表示。一审判决称：“庭审后，本诉原告向法院表示同意解除协议，不想再继续合作。”这是对诉讼请求的变更，至今为止一审法院没有向上诉人送达或告知该项诉讼请求。目前为止，上诉人收到的被上诉人的起诉状诉讼请求是诉请支付2019年3月至2020年2月共12月的股东补助款60000元。而一审判决脱离了原告的诉讼请求，直接判了截止至2020年3月总金额为65000元的所谓股东补助款，严重不顾事实。由于众所周知的不可抗力因素，2020年1月底至3月底，按照政府的防疫要求，均停工停产，在此期间协议约定的不合理补助款项依法不应支付。一审过程中，上诉人就2020年4月2日出具的文字说明作出过举证和说明，是因被上诉人采用威胁恐吓手段，无端阻止上诉人复工复产，上诉人出于无奈，在报警求助无效的情况下向被上诉人出具的上述说明，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对该事实只字不提。从一审庭审过程可以看出，被上诉人明确表明协议书中约定的每月5000元不参与管理股东补助款是用于非法用途。第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众所周知，一审过程中，上诉人依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项，反诉请求解除合同。一审法院并没有就反诉原告的反诉请求进行审理，反而依据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的规定，以当事人协商一致为由判令解除合同，这是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法律规定：诉讼费的分担应当根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以及判决对诉讼请求的支持程度合理分担。本案一审判决结果支持了上诉人的反诉请求，却判令上诉人承担反诉受理费，自相矛盾，严重违法。综上所述，本案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改判。 被上诉人黄荣良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原判。 黄荣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范广军向黄荣良支付股东补助款65000元；2.继续履行2018年10月30日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协议书》；3.判令本案受理费由范广军承担。 范广军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判令解除反诉原告范广军与反诉被告黄荣良于2018年10月30日签订的《协议书》；2.本案反诉费用由黄荣良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5月21日，本诉原告黄荣良和第三人李耿伟、张桂强与本诉被告范广军经协商后签订《白云腐竹加工厂合作协议》，协议约定：“第一条：甲方（黄荣良、李耿伟、张桂强）出资90万元（包括甲方支付现金72万元；自带场地、厂房、原有设施折价款18万元）给乙方（范广军）作一次性投资合作资金……；第二条：甲方分红所得：乙方在生产之日起算，乙方头两年每年支付甲方分红61万元，按月支付50833元；从第三年起乙方每年支付甲方分红71万元，按月支付59166元。不论乙方的经营盈亏与否，乙方都应付给甲方分红款。付款方式为月结，时间为每月的1日前结清。如不按时结清分红款，甲方有权终止乙方生产权。第三条：……。第四条：厂内发生的安全生产事故或其他突发事件，乙方全权负责。厂内出现的所有损失，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甲方负责处理解决厂外的干扰、纠纷事件，协调相关部门的管理工作。甲乙双方应各尽其责，不得推诿责任。第五条：甲方负责本厂对外的接待应酬等费用，乙方不用承担此费用……”。协议签订后，2018年6月11日，贺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八步区分局向作为经营者的本诉被告范广军发放了名称为“八步区贺街白云腐竹加工厂”的营业执照。另查明，2018年10月30日，本诉原告黄荣良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本诉被告范广军签订了案涉的《协议书》，该协议约定：“一、双方协商确定，乙方同意把白云腐竹加工厂的废豆壳、豆渣无偿给甲方使用，但甲方需配合白云腐竹加工厂生产需求，及时处理好。二、甲方同意不参与白云腐竹加工厂管理，乙方需每月支付5000元作为不参与管理股东补助。自2018年10月份起，由乙方每月30日支付甲方，一直支付到白云腐竹加工厂合作协议签订合同终止日为准……”。该协议乙方落款处加盖有“八步区贺街白云腐竹加工厂”的公章。庭审中，本诉原告自述，该协议约定的本诉被告每月支付5000元，实际系本诉原告负责腐竹厂的外部协调以及招待等工作的报酬。第三人李耿伟、张桂强亦述称知情，且认为该协议没有损害其二人的利益。本诉被告范广军于协议签订后的2018年10月21日、2018年11月1日、2019年1月1日、2019年2月1日、2019年3月2日，均通过微信的方式有向本诉原告转账支付5000元。后本诉原告以本诉被告仅向其支付了5个月协议约定的补助款并拒绝支付剩余款项为由，于2020年3月11日向该院提起了本案诉讼。由于本案所涉纠纷，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双方就是否继续腐竹厂的经营产生纠纷。2020年4月2日，本诉被告范广军向本诉原告黄荣良出具了一份文字情况说明，内容为：“因双方就八步区贺街镇白云腐竹加工厂合同纠纷一案，暂时停止发放2020年3月份分红款50833元，直到官司判下来后才给。从4月份开始停止合作，不再分红。”庭审中，本反诉原、被告均自认，白云腐竹厂从2020年4月2日开始因双方纠纷问题实际已停止经营生产。再查明，庭审后，本诉原告黄荣良向该院表示同意从2020年4月起解除与本诉被告范广军之间于2018年10月30日签订的协议书，并明确表示不想再与本诉被告范广军继续合作。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黄荣良与范广军于2018年10月30日签订的协议书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在该协议未解除之前，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本诉被告范广军虽主张该协议系本诉原告所伪造，但根据该院已查明的事实可知，该协议乙方落款处加盖了“八步区贺街白云腐竹加工厂”的公章，而范广军作为该加工厂（个体工商户）的经营者持有该公章，且上述协议签订后，本诉被告虽未按协议约定的时间，但实际按协议约定的金额向本诉原告共计支付了5个月每月5000元的补助款，可以认定本诉被告以实际行动履行了协议约定的主要义务。现虽主张协议系伪造，但未能提交证据予以证实，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之规定，该院对其该项主张不予支持。该协议约定，范广军应从2018年10月起每月向黄荣良支付5000元股东补助，但仅支付了5个月，现本诉原告认为范广军支付的5个月实际为2018年10月至2019年2月的款项，要求其按协议约定支付从2019年3月至2020年3月计13个月共计65000元股东补助款理据充分，予以支持。至于该协议补助款的性质。本案中，本诉原告述称协议约定的款项实际为其负责腐竹厂的外部协调及招待工作，本诉被告给其的报酬，本诉被告称该款系本诉原告无理由的胁迫其支付的款项，因此不应给付。该院认为，据本案第三人的陈述以及本诉原告、第三人作为甲方与本诉被告（乙方）签订的《白云腐竹加工厂合作协议》约定“甲方负责处理解决厂外的干扰、纠纷事件，协调相关部门的管理工作”的内容以及本诉被告前期履行的情况来看，现本诉原告提交的证据的证明力远大于本诉被告所提交的证据，因此，该院对本诉原告诉称该款项为其负责外部接待等工作，本诉被告向其支付的劳动报酬的主张予以支持。 关于案涉协议应继续履行还是应当解除的问题。本案中，本诉原告黄荣良要求继续履行案涉协议书，范广军提出反诉，要求解除案涉协议书。但在本案作出判决前，本诉原告黄荣良向该院明确表示同意解除案涉协议书，实际系撤回了其要求继续履行协议的诉讼请求，并可视为其与本诉被告范广军达成了解除协议的合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之规定，该院确定黄荣良与范广军于2018年10月30日签订的协议书可予以解除。至于该协议解除的时间，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可知，庭审中原、被告均自认案涉腐竹厂从2020年4月2日起停止经营，本案中本诉原告亦明确表示不想再继续与本诉被告合作，主张协议从2020年4月开始解除。该院认为，根据本案实际情况以及案件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该院确定，案涉协议书于2020年4月2日解除。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九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范广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黄荣良支付协议约定的补助款65000元；二、黄荣良与范广军于2018年10月30日签订的《协议书》于2020年4月2日解除。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1300元，减半收取计650元（黄荣良已预交），反诉案件受理费100元（范广军已预交），合计750元，由范广军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向本院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综合诉辩双方的意见及全案证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范广军与被上诉人黄荣良于2018年10月30日签订的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在该协议书未解除之前，双方均应按照协议的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该协议书第二条约定“双方协商确定，甲方同意不参与白云腐竹加工厂管理，乙方需每月支付5000元作为不参与管理股东补助。自2018年10月份起，由乙方每月30日支付甲方，一直支付到白云腐竹加工厂合作协议签订合同终止日为准。”上诉人范广军于协议签订前后的2018年10月21日、2018年11月1日、2019年1月1日、2019年2月1日、2019年3月2日通过微信的方式向被上诉人黄荣良转账支付5000元，以实际行为履行该协议。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每月收取的5000元用于非法用途，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的规定，应由上诉人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各方当事人对一审判决该《协议书》于2020年4月2日解除无异议，一审根据本案的客观实际，判决上诉人范广军向被上诉人黄荣良支付2019年3月至2020年3月的股东补助款共计65000元，具有事实和合同依据，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上诉人提出一审判决超出被上诉人诉讼请求的主张，本院经核查一审庭审笔录，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当庭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为“判决被告范广军向原告黄荣良支付股东补助款65000元”，上诉人对被上诉人当庭变更的诉讼请求无异议且不需要答辩期。据此，上诉人的该项上诉主张，依据不足，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在一审中反诉请求“判令解除反诉原告范广军与反诉被告黄荣良于2018年10月30日签订的《协议书》”，被上诉人黄荣良向法庭明确表示“同意解除协议，不想再继续合作”。一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的规定，判决解除该协议书，法律适用并无不当。至于诉讼费的分担问题，依据《诉讼费用缴纳办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诉讼费用原则上由败诉方负担，但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当事人各自负担的诉讼费用数额。一审法院根据本案的具体情况，确定当事人各自负担的诉讼费用数额，属一审法院依职权调整的范围，并无明显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00元（上诉人已预交），由上诉人范广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立峰 审 判 员 黄义奎 审 判 员 陈小坤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日 法官助理 蒙晓华 书 记 员 王文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