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1民终519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显志，男，1934年12月7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合川区。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仁贵，男，1968年8月4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合川区。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仁才，男，1972年3月19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九龙坡区。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仁碧，女，1975年3月27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九龙坡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喻泓。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宏旭，女，1996年5月7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合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邓章芬。上诉人王显志、王仁贵、王仁才、王仁碧因与被上诉人王宏旭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合川区人民法院（2020）渝0117民初12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于2020年8月19日进行了询问。上诉人王仁贵、王仁才、王仁碧及上诉人王显志、王仁贵、王仁才、王仁碧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喻泓、被上诉人王宏旭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邓章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显志、王仁贵、王仁才、王仁碧上诉请求：依法改判被征收位于合川区9社寨子沟土地所获得的赔偿权利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共同享有或裁定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其理由：1、被上诉人没有举示直接证据证明王显志户分家分割了土地，没有提交证据证明王仁富在2003、2004年度缴纳了农业税及附加征收任务，也不能证明花名册上的“1.811亩应纳税”地块就是本案争议的“寨子沟八挑谷”田，根据2003年、2004年王显志户内人员组成情况，就算分家分地，王仁富也分不到总承包田土的二分之一。2、王仁富于2005年4月5日去世，一年后曹明英携王宏旭从户籍地搬出居住，不可能回到老家耕种1.811亩土地，实际情况是王显志承包户内土地均是由本社社员林艮生代耕代种，只是各上诉人碍于亲情，让曹明英（或以王仁富名义）继续享有种粮补贴而已。3、按照王显志户内人员情况和承包田土情况，王仁富都不可能独自分得1.011亩田的，上诉人有原合川市财政局出具的《农业税完税证》证明王显志于2001、2002、2003、2004年缴纳了农业税，进而证明王显志才是土地承包经营户主体，王显志、王仁富没有分割田土。4、一审法院适用《民法总则》第七条、《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判决本案，适用法律错误。王宏旭辩称，被上诉人在一审中已举示了充分证据证明涉案土地是分给了王仁富一家的，证人彭某、徐某的证言证明涉案土地是由王仁富一家在耕种，而土地的实际面积与登记面积不一致，应当以实际面积为准。一审法院已查明，被上诉人缴纳了农业税的花名册也能够证明王显志户内部将土地进行了分户的事实，从植补款的领取也能相互印证。综上，一审判决正确，请求维持原判。王宏旭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位于合川区9社寨子沟土地所获得的赔偿权利由原告王宏旭享有；2.诉讼费由四被告承担。一审法院审理查明，被告王显志与彭青群（彭青群于2010年12月21日因病死亡）系夫妻关系，该二人共生育四个子女，长子取名王仁富，次子取名王仁贵，三子取名王仁才，女儿取名王仁碧，前述6人均为原小沔镇竹湾村一社社员，后因合村并社，原小沔镇竹湾村一社现更名为小沔镇斑竹村9社。1994年10月，原合川市人民政府向王显志户颁发合川市农村承包经营户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载明：承包经营户姓名王显志，现有人口6人，发包方及法定代表人竹湾村一社，社长徐某，承包起止时间从1994年10月1日到2024年9月30日止等内容，本案争议田“寨子沟八挑谷”系该证载明的“寨子沟过路田”的一部分。1995年11月15日，王仁富与曹明英办理结婚登记，双方于1996年5月7日出生一女，取名王宏旭，婚后，曹明英未迁移户籍。1997年8月1日，被告王仁才以夫妻投靠为由，迁出户籍。2004年1月，被告王仁碧结婚，并于2007年3月27日以夫妻投靠为由迁出户籍。2005年4月5日，王仁富去世，其去世一年左右，曹明英携王宏旭从王仁富户籍地搬出居住。1999年至王仁富去世期间，王仁贵、王仁才、王仁碧在外务工。后因渝广支线高速公路建设项目征收土地，原、被告就位于重庆市合川区9社“寨子沟八挑谷”1.011亩地由谁享有征地补偿的权利产生争议。另查明，小沔镇竹湾村农业税及附加征收任务落实花名册（2003年、2004年）载明：2003年度、2004年度王显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承包的土地的农业税及附加征收任务分成“王仁付”（王仁富）、王显志两户缴纳，计税土地面积均为1.811亩。原重庆市农村信用社一本通存（王仁富）载明：自2008年至2013年，该存折每年汇入种粮补贴（种粮直补、种粮综合等）。重庆农村商业银行一本通存（曹明英）载明：自2014年至2019年，该存折每年汇入种粮补贴（种粮综合、直补、农资）。一审法院认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农户可就其承包的土地在家庭内部进行再分配；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原告举示重庆市合川区小沔镇竹湾村农业税及附加征收任务落实花名册（2003年、2004年）、重庆农村商业银行一本通存折等证据证明王显志户存在分家分割土地的事实，被告未举示充分的证据予以反驳，结合证人证言、当时的历史背景及王显志户的家庭情况，原告举示的证据足以形成证据锁链，足以认定案涉土地“寨子沟八挑谷”经王显志户家庭内部分割由王仁富、王宏旭承包经营，现王仁富已去世，相关土地权益应由王宏旭享有。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即位于重庆市合川区9社“寨子沟八挑谷”1.011亩地土地征收补偿权利由王宏旭享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位于重庆市合川区9社“寨子沟八挑谷”1.011亩地土地征收补偿权利由王宏旭享有。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40元。由被告王显志、王仁贵、王仁才、王仁碧负担，款限各被告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一审法院缴纳。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王显志、王仁贵、王仁才、王仁碧提交《2018年农业土地再次确权土地登记的名册》复印件，并申请证人刘某出庭作证，刘某提交该名册原件。上诉人认为，该名册显示王显志户内人员为王显志夫妻、王仁贵、王仁才、王仁碧，本案争议土地面积1.38亩登记在王显志户名下，王宏旭名下登记了四块田土，没有涉案田土，故涉案田土与王宏旭无关，王宏旭无权享有该土地被征收所产生的收益。刘某当庭证实，登记表是前任队长徐某制作后交与镇政府，现村上将登记表从镇政府处取回交由其保管，村妇女主任在核实土地时打电话询问，其回答涉案土地的户主是王显志。该表需核实后交回镇政府，其对涉案土地的耕种情况不清楚。王宏旭质证后认为，对登记表的来源存疑，对其三性均有异议，达不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有异议，证明内容不属实，提供的证据无法说明来源，没有任何单位的印章，达不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王仁贵在二审中陈述，1998年10月因王显志生病，其他兄弟在外务工，户内土地都是由王仁富耕种，提留税是谁耕种谁缴纳，在2003年左右，王仁富就只交了一半的提留税，剩下一半由父亲王显志缴纳，过后，土地就分开登记了。上诉人代理人补充陈述，农业税分成了两份，一半由王仁富缴纳，另一半由王显志缴纳，是当时的社长分的，双方没有争议，但土地没有分。2018年重新确权时，按照双方的要求进行登记，现在新证还未办下来，上诉人也未认可，即使2018年土地登记情况属实，也不能证明涉案土地是王宏旭的。王宏旭代理人陈述，寨子沟八挑谷田一半分给了王仁富，现在被征收的田土就是王宏旭的，另一半没有征收的部分还在那里，徐某和彭清明都证实了这一情况。本案二审审理查明的其他案件事实与一审审理查明事实相同。本院认为，虽然涉案土地登记在王显志承包经营户名下，但本案系王显志承包经营户内部为征地补偿权利发生的争议，故不能简单根据登记内容确定王显志为补偿权利人，而应根据王显志承包经营户内部情况予以综合判定。王宏旭主张涉案土地在承包经营户内部分配给了王仁富，提交了《农业税及附加任务落实花名册》（2003、2004年）、《重庆市农村信用社一本通存（王仁富）》、《重庆市农村商业银行一本通存（曹明英）》、彭某（彭青群胞弟）证言、徐某（原社长）证言。王显志、王仁贵、王仁才、王仁碧否认承包经营户内部进行了土地分配，提交《2018年农业土地再次确权土地登记的名册》、申请证人刘某出庭作证。该名册在王显志名下将打印的“红土地上榜”手写改为“老八挑谷”，同时，王宏旭名下登记的土地没有涉案土地。对此，本院认为，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和在诉讼中的陈述，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按照民事诉讼证据优势原则，能够认定在王显志承包经营户内部，涉案土地已分配给了王仁富，王仁富已去世，征地补偿权利应由王宏旭享有。综上所述，王显志、王仁贵、王仁才、王仁碧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王显志、王仁贵、王仁才、王仁碧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 硕审 判 员  郑 泽审 判 员  刘 希二〇二〇年九月二日法官助理  江满意书 记 员  程 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