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3民终577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四）：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305号首层西面、2、6、7、8、14、22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49C。负责人：陈业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伟林、何伟，北京德恒（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八）：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市分公司，住所地：石家庄市桥西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42P。负责人：王翔。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汝洪，广东江畔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高云峰，河北长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余寿强，男，汉族，1958年11月14日出生，住广东省博罗县**********头小组。公民身份号码：442************814。委托诉讼代理人：蒋科生，广东通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五）：徐佳，男，汉族，1981年2月26日出生，住河北省石家庄市辛集市****************，公民身份号码：130************012。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六）：辛集市茂顺运输队，住所地：辛集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181MA08428537。投资人：徐继雄。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七）：辛集市运输六场，住所地：辛集市****。上述三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单梦良，广东鹏典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一：季波，男，汉族，1979年7月12日出生，住湖北省应城市*************。公民身份号码：422************015。原审被告二：广州中健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荔湾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9G7W98B。法定代表人：范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某1，男，汉族，1978年4月4日出生，住福建省长乐市************，系原审被告三法定代表人。原审被告三：清远市鸿泰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清远市龙塘镇高新产业开发区雄兴工业小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23G。法定代表人：林某1。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市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余寿强、被上诉人徐佳、被上诉人辛集市茂顺运输队、被上诉人辛集市运输六场、原审被告一季波、原审被告二广州中健运输有限公司、原审被告三清远市鸿泰物流有限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博罗县人民法院（2019）粤1322民初39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2019)粤1322民初3993号民事判决第一、二、三项；二、裁定将(2019)粤1322民初3993号案件发回重审或查清事实后改判：三、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且程序违法。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应以实际损失为依据，而不是以可能获得的收益为依据，原审判决将被上诉人可能获得的收益认定为损失赔偿数额错误。一、本案，广东惠亿价格事务所有限公司的惠亿价鉴字[2019]第081号《价格鉴定结论书》（以下简称结论书）虽然是应法院委托而作出，但该份结论书明显违背鉴定活动所本应具有的客观性、公正性和科学性。原审法院不顾原审被告的一致异议，机械适用法律，草率认定只要是法院委托的鉴定就应采纳，从而作出背离事实，严重错误的判决。（一）结论书的违法性。首先，结论书引用失效的法律文件作为鉴定依据。结论书第二页鉴定依据《价格评估管理办法》于2011年6月30日被废止，但结论书仍然引用作为鉴定依据。其次，评估机构没有提供初稿，没有听取当事人意见，侵犯当事人异议权和听证权。《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委托评估工作细则》第二十二条“评估机构在出具正式报告前，应向委托法院司法委托管理部门提交报告初稿，司法委托管理部门应将报告初稿送达各方当事人并要求15日内回复书面意见”。第二十三条“当事人对评估报告初稿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司法委托管理部门应在收到异议后的3个工作日内将当事人异议转交评估机构复核；评估机构应及时复核并将书面复核意见送交委托法院司法委托管理部门”。第二十四条“当事人对评估报告初稿有异议并提出举行听证会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听证会由人民法院司法委托管理部门及审判、执行部门案件承办人共同主持。”最后，结论书签章不符合规定。《价格评估执业规范（试行）》第三十三条规定，评估结论书应当由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发。广东惠亿价格事务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陈为昌，结论书没有陈为昌签名。上诉人认为，司法鉴定是一项严谨科学的工作，引用的依据必须合法，鉴定流程须细致无疏漏，本案结论书不仅引用失效法律文件，而且未按程序报送初稿给当事人，导致当事人无法就鉴定事宜发表意见，侵害了各方应有的听证权。而原审法院对此没有依法把关，在质证环节对原审被告提出的异议置若罔闻，赤裸裸地剥夺当事人的异议权和听证权。（二）结论书明显缺乏客观性、公正性和科学性，不能真实反映事故造成的实际损失。主要表现在：首先结论书不是评估鱼塘的损失数额，而是评估鱼塘的产值数额。结论书认为，鱼塘120亩，亩产3146斤，每斤4.1元，总价154万元。很明显，这是鱼塘正常情况下的产值，而非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如果评估机构认为事故给鱼塘造成的损失就是l54万多元，那么就必须先确定一个前提，就是鱼塘36万多斤的鱼因事故已全部死亡。此外，还需要查清此前投入的鱼苗是否足量，事故发生前有无发生过死鱼事件或捕捞出售情况，再查明受事故污染的鱼有无进行过有偿处理。在前述事实都全部查清时，154万多元才能推定为实际损失，但仍不能确定就是实际损失。如前述问题未查清或有任何一项不确定，比如事故并未造成全部鱼死亡；或之前没有足量投放鱼苗：或事故发生前已捕捞出售过；或事故发生后对受污染的鱼已进行有偿处理。154万元就必然不属实际损失。其次，结论书没有调查受到污染的鱼塘面积，也没有核实有多少数量的鱼因此造成损害。结论书引用《广东宏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检测报告》认为漏油对鱼塘造成了影响。但该检测报告同样提及有一抽检样没有超标(C1190417807)。惠州TCL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泰美镇罗福田村余寿强鱼塘工业服务方案》，当中提到部分鱼塘未见油脂（见原告证据泰美镇罗福田村余寿强鱼塘工业服务方案）。由此证明，油脂并没有污染全部鱼塘。没有受污染的鱼塘不应计入损失范围，但结论书没有予以剔除，将所有鱼塘都计入污染范围。再次，结论书没有查清鱼苗的投放时间和数量，没有查清事故发生前有无进行过捕捞出售。结论书认为5个月为一打鱼周期。按此周期计算，只要查明鱼苗的投放时间和数量和事故发生前有无进行过捕捞出售，就能计算出事故发生时，鱼塘的鱼到底有多少。被上诉人原审时提交的证据《关于博罗县*******余寿强受润滑油脂污染鱼塘养殖鱼类存塘量及损失量分析》提到，被上诉人投放鱼苗的时间是2018年6月至10月间。本案事故发生在2019年4月份，按评估机构认定的打鱼周期5个月计算，无论是6月份，还是10月份投放的鱼苗，至事故发生时都已经过了打鱼周期。由此可以确定，事故发生时，鱼塘里的大部分鱼都已经捕捞出售，不可能再有36万多斤的鱼。除非鱼类严重滞销，一斤也没有卖出去。但若如此，饲养期超过5个月的鱼，其重量必然更大，那么亩产就不止3146斤，120亩总产量也就不止36万多斤，总产值自然不是154万多元了。因此，无论如何假定、推断，事故造成的损失都不可能是154万多元，但结论书仍以154万多元来认定损失，前后矛盾，逻辑混乱！综上，本案结论书没查明鱼苗投放时间和数量，没有查明投放至事故发生期间没有出现过死亡或捕捞出售情况，没有查明事故是否已造成鱼类全部死亡，没有查明事故发生后被上诉人有无对受污染鱼类作过有价处理，直接以产值当损失，依据严重不足。结论书虽为法院委托作出，但明显缺乏客观性、公正性和科学性的鉴定结论，同样不能作为裁判依据。（三）本案被上诉人损失应通过补充鉴定或重新鉴定来确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对人民法院委托的鉴定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有异议申请重新鉴定，提出证据证明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二）鉴定程序严重违法的；（三）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的；（四）经过质证认定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其他情形。本案结论书不仅程序严重违法，结论也明显依据不足，符合重新鉴定的条件。上诉人认为，司法裁判应以事实为依据，追求公平、公正，而不是以鉴定结论为依据，只顾形式和效率。二、原审程序违法，遗漏必要共同诉讼参与人。本案属多因一果相结合的侵权行为，损害结果并非由单一原因所致。交通事故导致油脂外泄是原因之一，公路两旁排水设施存在缺陷，不符合设计建设标准同样是导致油脂污染鱼塘的原因之一，两个行为结合在一起才能发生损害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按此规定，涉案高速公路的建设管理方也是侵权人之一，属于本案的必要共同诉讼参与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二条“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参加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七十三条“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二条的规定，通知其参加；当事人也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追加。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申请，应当进行审查，申请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申请理由成立的，书面通知被追加的当事人参加诉讼”。因此，遗漏必要共同诉讼参与人的审判程序是违法程序。本案，原审法院没有依法主动通知高速公路管理方参加诉讼。在当事人提出被告申请时，原审法院也没有对此进行任何审查，更没有依法裁定。原审法院的做法明显违反法律规定。其次，追加高速公路管理方参加诉讼，符合法律本意，也有利于查清事实，分清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十、十一条均规定了道路建设、施工单位或道路管理、维护单位，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或行业标准，未尽安全维护义务，致使道路存在缺陷并造成损害的，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因此，本案追加高速公路管理方为被告有充足法律依据。原审法院程序违法，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规定，应裁定发回重审。三、被上诉人自身有过错，应减轻赔偿义务人责任。本案污染鱼塘的油脂并没有毒性（见原审被告证据国家海洋局天津环境监测中心站检测报告），造成鱼类死亡的主要原因可能是油脂覆盖水面导致缺氧所致。因此，污染事件不可能造成鱼类快速死亡。本案事故发生在2019年4月8日，2019年4月17日博罗环境保护监测站委托进行污染检测时发现鱼塘有油脂，2019年5月，惠州TCL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接受政府作清污调查时，未发现鱼塘有死鱼，由此看出从事故发生至2019年5日，鱼塘虽受污染，但未造成鱼类死亡，被上诉人完全有时间有条件将受污染鱼塘的鱼捕捞出来，以减少损失，但被上诉人未为此采取止损措施。虽然侵权赔偿无可争议，但作为被侵权人也应有“善良”管理义务，不能任由损失扩大。无论是从公序良俗，还是经济效益角度考虑，被侵权人止损减损的行为都应该加以一定约束，赋予一定义务。正因如此，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被侵权人有过错的，应减轻赔偿义务人责任。所以被上诉人对自己的“不作为”应当负部分责任。四、交通事故案件中，法院合并处理商业三者险赔偿的，应尊重保险合同约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规定，交强险赔偿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本案是油脂污染造成的损失，根据商业三者险保险条款第二十五条约定，污染造成的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这是来源于保险合同约定，上诉人在原审已对此提出抗辩，但原审法院不执行法律规定，无视合同约定，对此未作任何评价。五、司法裁判应考虑对社会的影响，起到正面的指引作用。本案价格评估结论书荒谬可笑，依据明显不足，但原审法院居然无条件予以支持。假设被上诉人在事故发生前，已将鱼捕捞出售，被上诉人通过销售收入约154万元，本案又获得赔偿154万多元，被上诉人养一次鱼，却获得双倍收入，可能被上诉人一辈子都未想过。如果没有捕捞出售，仅在事故发生后将受污染的鱼作了有偿处理，那么被上诉人的收入就是154万多元+处理所得。如果被上诉人当时没有足量投入鱼苗，那么即使将所有的鱼全部出售也没有154万多元的销售收入，但本案却获赔了154万多元。无论以上哪一种情况，被上诉人所获得的收入均高于其应得的收入。侵权赔偿以弥补损失为前提，赔偿所得高于应得，原审判决无疑突破了侵权赔偿的法定标准。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市分公司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一、撤销（2019）粤1322民初399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被上诉人余寿强的损失（争议金额474854.6元）。二、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同时改判上诉人不承担一审受理费。事实与理由：本案纠纷案由虽定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属于侵权纠纷，实质上审理的是被上诉人余寿强的鱼塘在因交通事故诱发的一次水污染事件中的损失。在这起事件中，有交通事故的诱因，也有交通事故中有关单位的因素、也有受害人自身的错，这些因素共同作用造成鱼塘的污染及损失。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规定，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对于余寿强鱼塘损失后果应承担责任的当事人应作为共同被告参与诉讼。《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参加诉讼。原审中，被告季波提出要求追加广东河惠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参与诉讼的申请应予以准许，追加高速公路公司作为当事人参加诉讼。二、1.原审判决对于事故发生后被上诉人余寿强的鱼类实际死亡的具体数额没有进行调查，对事故发生后是否及时进行捕捞出售没有进行核实，单凭鉴定意见进行裁判脱离了事实。2.原审中，当事人对于法院委托的重新鉴定结论，各方当事人均提出异议，被告方提出的合理异议，没有得到重视。原审判决直接采信重评结论对被上诉人余寿强的损失进行认定是错误的。上诉人认为，重评结论书没有价格鉴证师的签名，不符合中国价格协会发布的《价格评估执业规范》第三十六的规定，同时违反《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程序违法。另外，评估结论书中对鱼类平均亩产的估算没有给出科学的、合理的测算过程；对市场批发价的选取说明其选取途径、选取市场范围未作任何说明，也没有说明所选取价格4.1元的合理性。结合其他被告提出的异议，重评结论存在程序违法、结论与事实严重不符的情形。3．《惠州市集体土地征收与补偿暂行办法》中养殖产品补偿标准（见该办法附件5），其中一般鱼类补偿标准为8000元/亩，优质品种为11500元/亩，珍稀养殖类、观赏鱼类为13500元/亩。被上诉人余寿强鱼塘养殖的为一般鱼类，即便鱼塘鱼类在事故发生后全部死亡，如果参照上述补偿标准，补偿金额仅为96万元。如果按重评结论损失金额1547832元，平均每亩损失128981.6元，已接近珍稀养殖类的补偿标准。由此，也可以侧面印证重评结论的不合理，请二审法院对余寿强的损失进行重新认定。三、原审判决对于本案是否减轻侵权责任的情形没有查明。1．承前述，本案属于侵权纠纷，实质上审理的是被上诉人余寿强的鱼塘在因交通事故诱发的一次水污染事件中的损失。在这起事件中，有交通事故的诱因，也有交通事故中有关单位的因素、也可能受害人自身的过错，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才能造成鱼塘的污染及损失。《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上诉人认为，本案中，应考虑被上诉人余寿强是否对鱼类损害的发生存在过错，如果存在，则应相应减轻被告方的侵权赔偿责任。2．根据现有在案的证据显示，本次事故发生的时间轴如下：2019年4月8号3点36分本案交通事故发生，交警到场处理。2019年4月17日博罗县环境保护监测站对鱼塘水质抽样检测。4月17日交警部门出具事故认定书，6月19日，TCL环境科技公司制作鱼塘清污方案。7月5日，余寿强委托的评估公司作出评估结论。7月26日泰美镇政府与TCL环境公司签订清污合同。8月14日，余寿强提起本案诉讼。由此可见，事故发生后，至博罗县环境保护监测站对鱼塘水质抽样之日有十天的时间，此期间若被上诉人余寿强对于鱼塘及时采取施救措施，或者在污染未扩散前及时进行捕捞处置，是可能避免全部鱼类损失的。3.本案中，如果认定鱼塘的鱼类在事故后发生全部损失，则余寿强应自行承担部分损失，从而减轻各被告应承担的损失赔偿责任。四、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承担交强险以及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赔偿责任，违背了保险合同的约定，是错误的。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规定：“同时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和三者责任商业保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规则确定赔偿责任：（一）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二）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根据上述规定，上诉人应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确定赔偿责任。2.《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及上诉人承保的冀A*****车辆的《机动车商业保险合同条款》第二十五条（一）项中约定污染导致的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同时，条款第二十六条（一）项中约定被保险机动车发生意外事故，造成的各种间接损失，保险人不负责赔偿。上述保险合同的条款约定，已在投保时向投保人进行了明确说明，投保人亦已盖章确认，保险条款合法有效，应作为本案裁判的依据。本案中被答辩人主张鱼类损失均属于因事故泄漏的油脂污染造成的损失，而且是间接损失，不在答辩人的保险责任赔偿范围。原审判决对于前述保险合同的约定未作审查与评判，直接否认保险合同条款没有任何依据。故原审认定上诉人承担鱼类损失错误，请二审法院予以纠正。3。另据《机动车商业保险合同条款》第二十四条（一）项6款约定，被保险机动车用于营运时应取得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的许可证书或其他必备证书，否则保险人不负责赔偿。在原审中，辛集市茂顺运输队并没有提交冀A*****道路运输许可，徐佳也没有提供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应视两方均没有相应的运输资质或资格，上诉人按保险合同，亦不承担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的赔偿责任。被上诉人余寿强答辩称：一、关于鉴定结论问题。广东惠亿价格事务所有限公司作出的惠亿价鉴字【2019】第081号《价格鉴定结论书》（以下简称结论书）合法有效应作为定案依据。1、该结论书合法。首先，广东惠亿价格事务所有限公司具备民事资产物品价格评估资质且属于惠州中院制定的司法委托评估机构的名册中的鉴定机构，鉴定主体合法。其次，被答辩人上诉称该结论书不合法的理由不成立。（1）被答辩人称《价格评估管理办法》已被废止，仍被引用作为鉴定依据。但根据结论书罗列的法律法规有1至6项，《价格评估管理办法》尽管是其中之一，但并没有说明具体引用了该办法中具体的条款，应是套用之前的模板所产生的瑕疵，并不影响该结论书相关的法律依据。（2）被答辩人称评估机构违反《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委托评估工作细则》相关规定，未提供初稿，侵犯当事人的异议权与听证权。但根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四条规定，司法鉴定实行鉴定人负责制度，司法鉴定人员依法独立、客观、公正进行鉴定，并对鉴定意见负责，但该工作细则要求鉴定机构向法院提交初稿并听证等规定，严重干预司法鉴定人员依法独立进行鉴定的活动，是不合法的，并且该工作细则由省高院制定，不属于法律范畴，且于十多年前制定，早己不符合相关形势，因此被答辩人依据不合法的文件上诉称侵犯当事人的异议权与听证权显然于法无据。（3）被答辩人称根据《价格评估执业规范（试行）》规定应由法定代表人陈为昌的签发，但其未签名，因而不合法。但签发并不等于在结论书上签名，签发指内部签名同意发出该结论书，试想如果法定代表人不具备鉴定人员资质而在鉴定书上签名合法吗？同时《价格评估执业规范（试行）》为中国价格协会制定，属于行业内指导性文件，不属于法律范畴，连法律都不是何来违法？2、该结论书内容客观、公正。首先，被答辩人称该结论书内容不客观、公正的理由不成立。（1）被答辩人称结论书不是评估鱼塘的损失数额而是鱼塘的产值数额，此说与结论书明显不符。结论书明确认定鱼塘的损失数额为1547832元，所附的表格是为了辅助说明计算鱼塘损失数额。（2）被答辩人称结论书没有调查受污染的鱼塘面积及受污染的鱼的游署。此说不符合实际情况。因为鱼塘及鱼是否受污染不属于鉴定机构鉴定的范畴，也不在法院委托的范畴，鉴定机构仅对鱼塘受污染后的损失进行鉴定，并且鱼塘受污染的事实已由环保部门委托广东宏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作出的《检测报告》确定，泰美镇政府也委托专业机构对鱼塘进行清污处理。（3）被答辩人称结论书未查清鱼苗的投放时间、数量及捕捞情况，说不合常理。鱼苗的投放及成鱼的捕捞是动态的平衡，鱼塘会保持相对稳定的鱼类存塘量，不会因一次捕捞造成鱼塘长时间无成鱼，这样会造成鱼塘的浪费，也不是正常的饲养方法，被答辩人从非专业人角度考虑专业的事情显然欠妥。其次，被答辩人如认为结论书内容不客观、公正，应依法主张权利，但其放弃了相关权利。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八条规定，当事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鉴定人有必要出庭的，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如果被答辩人认为结论书内容不客观、公正，依据该规定有权要求鉴定人员出庭作证，对有异议的问题进行询问，让鉴定人员对专业的问题进行专业的解答，而不是凭普通人认知判断专业的问题，但被答辩人放弃该权利。同时，该结论书第十条（六）项明确说明：如对结论有异议，可于结论书送达之日15日内提出补充鉴定，而被答辩人也鉴定的请求。因此，该鉴定结论合法有效，应作为定案依据。二、关于遗漏共同当事人问题。高速公路管理单位不是必要共同诉讼当事人首先，本案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事故责任己由交警部门认定，而高速公路管理单位不是本次事故当事人，因而不是本案必要共同诉讼当事人。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道路管理维护缺陷导致发生交通事故的，相关单位须承担责任，第十一条规定违反强制性规定的道路设缺陷导致发生交通事故的，相关单位须承担责任，根据上述规定可知，无论道路管理维护缺陷，还是道路设计缺陷，均要求是导致发生交通事故的原因，但该次事故发生的原因根据事故认定书已经明确，是因被告季波、徐佳驾驶失误造成，各占事故主、次责任，道路管理维护缺陷或者道路设计缺陷在本次事故中并未产生任何作用，因此高速公路管理单位不是本案必要共同诉讼当事人。原审中被告也是请求追加其为第三人而非被告。三、关于自身过错问题。被答辩人称污染角塘的油脂没有毒性，鱼类是缺氧而死，答辩人未采取措施减少鱼类死亡，应承担部分责任，此说无事实及法律依据。首先，根据环保部门委托广东宏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作出的《检测报告》可确定污染鱼塘的油脂是有毒有害物质，鱼类是因油脂污染而死亡。其次，该事故为环境污染，事故发生后，答辩人被环保部门告知不能擅自处理鱼塘及鱼类，鱼塘也是后来由泰美镇政府委托专门机构进行专业清污处理，如答辩人将污染的鱼类捕捞销售，违反相关环保法律法规，会受到政府部门的处罚，因此被答辩人称答辩人未采取措施减少鱼类死亡，应承担部分责任，显然无法律依据。四、关于免责条款问题。被答辩人称根据商业三者险条款第二十五条约定，污染造成的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此辩解无事实及依据法律。根据《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免责条款如未对投保人明确提示或者明确说明，对投保人不生效。本案中，被答辩人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向投保人对免责条款明确提示或者明确说明，因此该免责条款对投保人不生效，因此原判对其免责抗辩不予采纳正确。被上诉人徐佳、辛集市茂顺运输队、辛集市运输六场答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公正。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被告二广州中健运输有限公司和原审被告三清远市鸿泰物流有限公司答辩称，一、上诉人在一审期间并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粤MQ9**号车在投保交强险以及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时，上诉人已对免赔情形的条款已尽明确告知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17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第十三条规定及立法本意，保险人的提示说明义务不仅要通过字体、符号等特别标识对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作出标识，还应主动向投保人出示该条款，并提醒投保人注意到，保险条款中存在着行为人违反禁止性规定将导致保险人责任免除的条款，应提示投保人“违反禁止性规定”与“保险人免责”之间存在关联性。上诉人保险公司提供的案涉保险系属格式条款，未遵循公平原则，未确定各方义务，未尽到提示义务，加重了投保人的负担，属于无效条款。且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又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将该案涉免责条款对投保人尽到了充分的提醒和明确的说明义务，在该免责条款中，并无答辩人的签名签章确认或任何知悉、了解该免责条款的书面明示凭证。据此，上诉人认为案涉保险合同免责条款有效的主张严重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该主张依法不能成立，答辩人不予认可。二、答辩人对于上诉人所提上诉内容的第一、第二、第三、第五点没有异议。一审法院查明事实：2019年4月8日3时36分许，被告一季波驾驶粤A*****号牵引车牵引粤R23**重型普通半挂车从河源往惠州方向行驶，行至G25长深高速公路（南行）3550KM路段，其车头追尾碰撞同方向同车道由被告五徐佳驾驶的冀A*****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冀冀A0N**板半挂车（装载桶装润滑油脂）的尾部，造成部分桶装润滑油脂撒落、损坏，润滑油脂流入路外鱼塘，两车不同程度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本事故经惠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高速公路四大队处理，于2019年4月25日作出第441395（2019）D0385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被告一季波负事故主要责任，被告五徐佳负事故次要责任，原告余寿强不负事故责任。涉案鱼塘是原告余寿强于2017年12月5日与博罗县泰美镇罗福田经济联合社签订《鱼塘承包合同书》后取得承包经营权，面积约120亩，承包期限自2018年2月16日至2033年2月15日止。事故发生后，部分桶装润滑油脂流入原告鱼塘，导致鱼塘鱼类死亡。博罗县人民政府启动济广高速公路漏油事故应急，为消除安全及环保隐患，惠州TCL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设计《泰美镇罗福田村余寿强鱼塘工业服务方案》，对原告受污染鱼塘提供清理服务。2019年7月26日，博罗县泰美镇人民政府（甲方）与惠州TCL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乙方）签订《泰美镇罗福田村余寿强鱼塘工业服务合同》，约定甲方委托乙方对原告涉案鱼塘进行应急处理，对原告受污染鱼塘120亩进行清理服务，清理过程中产生的含油废水、废吸油棉由环境科技委派专用危化品运输车辆转移至工厂处理，服务报酬为350865元。根据合同约定，惠州TCL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在完成清理服务后，博罗县泰美镇人民政府支付350865元劳务费，惠州TCL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于2019年8月6日开具相应增值税发票。2019年7月1日，原告委托广东天人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其鱼塘养殖鱼类损失进行鉴定，该所作出粤天人价评字[2019]第100号《博罗县*******余寿强经营鱼塘养殖鱼损失价格评估意见书》，认定原告鱼塘养殖鱼损失为1654077元，原告为此支付鉴定费66000元。庭审过程中，被告一对原告提供的《博罗县*******余寿强经营鱼塘养殖鱼损失价格评估意见书》有异议，并向一审法院申请重新评估。同时被告一认为涉案高速公路的排水设计存在缺陷，事故现场应急措施不到位，作为高速公路管理单位的广东河惠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应对原告的合理损失至少承担70%的赔偿责任，向一审法院申请追加广东河惠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2019年11月21日，原告委托代理人蒋科生、被告一委托代理人魏永霞、被告二委托代理人林某1到事故发生现场[G25长深高速公路（南行）3550KM路段]实地查看，确认原告鱼塘损失面积为120亩，被告五、被告六、被告七委托代理人单梦良认为受损面积和数量应以实际为准。经一审法院依法委托，广东惠亿价格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原告鱼塘鱼类损失进行重新评估。该公司于2019年12月30日作出惠亿价鉴字[2019]第081号《价格鉴定结论书》，确定原告鱼塘鱼类损失为1547832元，被告一为此支付鉴定费32350元。经质证，原告认为其自行委托的鉴定报告是合法有效的，被告一没有足够的证据予以反驳，法院重新委托鉴定，不符合法律规定，应以原鉴定意见作为鉴定依据，同时原告委托产生的鉴定费应由被告承担。被告一对重新鉴定报告的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鉴定报告以鱼塘的产量为依据鉴定损失，但是在事故发生时鱼塘究竟有多少鱼以及鱼死亡的数量都没有查清楚，所以应当由法院查明后要求鉴定机构补充鉴定，对于起捕出售鱼予以扣除。被告四对重新评估结论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不予确认，理由如下：一、评估程序违法，结论书不具有合法性。首先，结论书引用失效的法律文件作鉴定依据，结论书第二页提到的鉴定依据《价格评估管理办法》已于2011年6月30日废止，但结论书仍然引用作为依据。其次，评估机构没有按程序征求各方当事人意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委托评估工作细则》第二十二条规定，评估机构在出具正式报告前，应向委托法院司法委托管理部门提交报告初稿，司法委托管理部门应将报告初稿送达各方当事人并要求15日内回复书面意见。第二十三条规定，当事人对评估报告初稿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司法委托管理部门应在收到异议后的3个工作日内将当事人异议转交评估机构复核；评估机构应及时复核并将书面复核意见送交委托法院司法委托管理部门。第二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评估报告初稿有异议并提出举行听证会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听证会由人民法院司法委托管理部门与审判、执行部门案件承办人共同主持。上述工作细则仍然有效，法院对外委托评估应当遵守执行。但本次评估违反上述规定，损害了当事人的异议权、听证权。最后，《价格评估执业规范（试行）》第33条规定，评估结论书应当由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发。广东惠亿价格事务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陈为昌。但本案结论书没有陈为昌签名。二、评估过程及结论均缺乏公正性、科学性，不能客观反映真实情况。客观、科学、公正是评估的基本原则。本案结论书未能做到客观、科学、公正。表现在，首先，侵权赔偿必须是先有损失才有赔偿，损失多少赔偿多少。评估准则也是先查清有无损失，再评估损失是多少。本案结论书并没有对有无损失进行调查。结论书认为，鱼塘120亩，亩产3146斤，每斤4.1元，总价154万多元。这是鱼塘的产值，不是损失。如果评估机构认为损失也是154万多元，那么就必须先查清事故是不是造成鱼塘36万多斤的鱼都全部死亡，这些死亡的鱼是怎么处理的，有无残值。如果事故并没有造成全部的鱼都死亡，那么评估金额就不是实际损失，如果死亡的鱼经过处理后，部分变现，那么评估金额就应当减去变现金额后才是实际损失。但本案结论书没有调查有无损失，直接以产值作为损失，明显逻辑错误。评估出来的金额肯定不是原告的实际损失，不是实际损失就不能作为侵权案件中的赔偿依据，这是法律常识。其次，漏油对多大面积的鱼塘造成污染，对多少数量的鱼类造成损害，本案结论书同样没有调查。结论书引用了《广东宏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检测报告》，该报告认为漏油对鱼塘造成了污染，但该报告同样提到有一抽检样品没有超标（C1190417807）。那就是说，有部分鱼塘没有受到污染，那么该鱼塘的鱼类数量就不应计入损失范围，但结论书却将所有鱼塘都计入污染范围，可见结论书与真实情况不符。再次，虽然在2019年4月份检测到鱼塘有污染，但在同年6月份，博罗县政府已经委托第三方进行清污处理，清污后已经不可能再造成鱼类死亡。那么，在事故发生后至清污前到底造成多少鱼类死亡，本案结论书没有核实。而这一事实恰恰是认定原告损失的关键。最后，结论书还遗漏了一个不能忽略的事实，那就是发生事故时，鱼塘到底有多少鱼。本案结论书认为，5个月为一打鱼周期，那么只要知道原告何时放鱼苗，就能估算出发生事故时，鱼塘还有多少鱼。从原告提供的证据《关于博罗县*******余寿强受润滑油脂污染鱼塘养殖鱼类存塘量及损失量分析》中可以看到，原告鱼苗的投放时间在2018年6至10月期间（特别注明，分析意见备注，鱼苗的投放时间是原告本人提供），而本案事故发生在2019年4月，按打鱼周期5个月计算，无论是6月份，还是10月份投放，至事故发生时，都已经过了打鱼期，也就是说，事故发生时，鱼塘里的大部分鱼已经出售，即使污染造成全部的鱼死亡，都不可能是36万多斤，但结论书却按36万多斤的数量来认定损失，可见结论书是多么荒唐，结论是严重依据不足。虽然本案结论书是法院委托作出，但如果明显错误，亦不应作为判案依据。追求公平、公正才是法律最终价值，查明原告实际损失多少才是本案正确处理方式。综上，上述评估结论书程序违法，评估方法缺乏公正性、科学性，结论明显依据不足，不能作为判案依据。被告五、被告六、被告七认为，在委托评估的过程中我方已清楚阐述了原告的损失应以实际受损的面积和数量为准，但是至今为止原告并没有提供其实际受损的相关证据，而本次评估报告是以鱼塘的面积进行的一般鱼类的估算价值，与实际受损的鉴定目的毫无关联性，所以该评估结论书不应当作为本案的证据材料，请求法庭不予采纳，同时我们同意被告四的质证意见。被告八认为该评估结论书没有价格鉴证师的签名，不符合中国价格协会发布的《价格评估执业规范》第三十六的规定，同时违反《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另该评估结论书中对鱼类平均亩产的估算没有给出科学的、合理的测算过程，结论书称咨询相关渔业养殖专家，但没有相应的咨询回复文件为作评估依据；评估结论书中对市场批发价的选取说明其选取途径、选取市场范围未作任何说明，也没有说明所选取价格4.1元的合理性，结论书称咨询相关渔业养殖专家，但没有相应的咨询回复文件为作评估依据。另外，市场批发价与事故损失并不是一回事，市场批发价显然包含了捕捞成本、运输成本，但《价格评估结论书》并未予以甄别，必然导致评估结论的重大误差。本案中，鱼类损失属于因污染造成的损失，也是间接的损失，不属于我方的保险赔偿责任范围。粤A*****重型半挂牵引车、粤R粤R23**普通半挂车驾驶员和实际支配人是被告一，粤A*****重型半挂牵引车登记车主是被告二，粤R2粤R23**通半挂车登记车主是被告三。粤A*****重型半挂牵引车在被告四投保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1000000元（含不计免赔），交强险保险期限从2018年12月8日起至2019年12月8日止，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保险期限从2018年12月15日起至2019年12月14日止。2019年2月25日，被告一与被告二签订《车辆承包经营合同书》，约定被告二将其名下粤A*****重型半挂牵引车承包给被告一经营使用，合同期限从2019年2月25日至2022年2月24日止，承包费用每月4000元。另2019年2月25日，被告一与被告三签订《车辆承包经营合同书》，约定被告三将其名下粤R**粤R23**半挂车承包给被告一经营使用，合同期限从2019年2月25日至2022年2月24日止，承包费用每月1000元。冀A*****重型半挂牵引车、冀A0**冀A0N**半挂车驾驶员是被告五，冀A*****重型半挂牵引车登记车主是被告六，冀A0N**冀A0N**挂车登记车主是被告七。被告五是被告六聘请的司机，在履行职务行为时发生交通事故。冀A*****重型半挂牵引车在被告八投保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1000000元（含不计免赔），保险期限均从2018年6月20日至2019年6月19日止。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惠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高速公路四大队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关于原告受污染鱼塘的面积，根据惠州TCL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设计的《泰美镇罗福田村余寿强鱼塘工业服务方案》，该方案明确清理原告受污鱼塘面积为120亩，一审法院予以确认。被告五、被告六、被告七对原告受污鱼塘面积有异议，但未提供证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被告五、被告六、被告七认为被告系正常行驶，应认定被告五在事故中无责任，但三被告未提供反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广东天人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博罗县*******余寿强经营鱼塘养殖鱼损失价格评估意见书》，认定原告鱼塘鱼类损失为1654077元。该鉴定是原告单方委托，各被告并未参与，且各被告均有异议，故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相应鉴定费应由原告自行承担。现根据被告一的申请，一审法院依法委托广东惠亿价格事务所有限公司进行重新鉴定，该公司确定原告鱼塘鱼类损失为1547832元。原、被告均有异议，但该鉴定系一审法院依法重新委托，且广东惠亿价格事务所有限公司具有民事资产物品价格评估的资质，其作出的鉴定结论未发现有违反法定程序情形，原、被告对重新鉴定结论提出的质证意见，不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均不予以采信。关于鱼塘清污费问题，《泰美镇罗福田村余寿强鱼塘工业服务合同》是博罗县泰美镇人民政府与惠州TCL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但博罗县泰美镇人民政府是在本案交通事故导致部分桶装润滑油脂流入原告鱼塘的情况下，依法应当及时启动应急预案并采取应急措施，控制污染源，防止二次污染的发生、损害的扩大，因此该项费用为合理且必要的开支，但该费用350865元是博罗县泰美镇人民政府支付，不是原告支付，现原告请求被告赔偿，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被告一以高速公路管理单位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为由，申请追加广东河惠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但本案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本事故责任已经交警认定，且被告一申请的事由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因此一审法院不予追加。如被告一认为其实体权利受损，可另行提起诉讼。本次事故造成原告的损失，应由被告四、被告八在各自投保车辆交强险财产限额内予以赔付，超出交强险部分按责任划分，由被告四承担70%，被告八承担30%。超出保险部分，由侵权人负责赔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以挂靠形式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被告一与被告二、被告三签订的《车辆承包经营合同书》名为承包经营，实为挂靠关系，且被告一用于运输经营，因此被告一、被告二、被告三应向原告承担连带责任。原告因本事故发生的损失有：1、鱼类损失1547832元；2、鉴定费32350元，以上合计1580182元。该款由被告四和被告八在各自交强险限额内赔偿原告2000元，超出交强险部分1576182元（1580182元-2000元-2000元）的70%即1103327.4元，扣减被告一已支付的32350元，由被告四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赔偿1000000元，由被告一赔偿不足部分70977.4元，被告二、被告三负连带赔偿责任；另30%即472854.6元由被告八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赔偿。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在粤A*****重型半挂牵引车交强险内赔偿原告余寿强2000元，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赔偿原告余寿强1000000元,合计1002000元。二、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市分公司在冀A*****重型半挂牵引车交强险内赔偿原告余寿强2000元，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赔偿原告余寿强472854.6元,合计474854.6元。三、被告季波赔偿原告余寿强70977.4元，被告广州中健运输有限公司、清远市鸿泰物流有限公司负连带赔偿责任。上述一、二、三判项限各被告在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履行。四、驳回原告余寿强的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未履行本判决确定的给付金钱义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向原告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1684元，由原告负担3684元，被告季波、广州中健运输有限公司、清远市鸿泰物流有限公司负担6000元，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负担1000元，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市分公司负担1000元。本案中，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提交了投诉信、EMS快递单、签收记录截图。被上诉人余寿强提交了广东宏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出具的《检测报告》。被上诉人徐佳和辛集市茂顺运输队提交了《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和《道路运输证》。本院于2020年9月16日向广东惠亿价格事务所有限公司就鉴定异议问题致函咨询，广东惠亿价格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20年9月21日向本院复函；本院为核实相关情况，对博罗县环境保护监测站以及鱼塘所在的博罗县******委会进行了走访调查，调查情况有复函及调查笔录为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是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经交警部门认定，季波负事故主要责任，徐佳负事故次要责任，余寿强不负事故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针对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市分公司的上诉请求，本院处理如下：关于是否采信广东惠亿价格事务所有限公司作出的《价格鉴定结论书》的问题。上诉人主张广东惠亿价格事务所有限公司作出的《价格鉴定结论书》存在程序违法、依据不足的情况，不应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本院认为，对于程序的问题，《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委托评估工作细则》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以及第二十四条的规定旨在保障当事人提出异议的权利，而广东惠亿价格事务所有限公司在作出《价格鉴定结论书》后，原审法院已将该《价格鉴定结论书》送达给各方当事人，并就该《价格鉴定结论书》组织了庭审质证，上诉人均发表了质证意见，且根据该《价格鉴定结论书》第十项第（六）点，该结论书可按异议情况进行补充鉴定，故实质上并未剥夺上诉人的异议权利。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鉴定书应当具有鉴定人员和鉴定机构签名盖章，并未规定需要由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名。对于鉴定依据的问题。原审法院根据鉴定机构的要求，组织各方当事人于2019年11月21日到涉案鱼塘进行现场勘查，并就鱼塘损失面积、损失种类以及产量鉴定标准进行了现场确认，但两上诉人在接到现场勘查通知后并未前往参与，视为放弃对现场相关事项确认的权利。退一步而言，根据《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环保部门委托广东宏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作出的《检测报告》以及本院走访调查的情况显示，被上诉人余寿强承包的鱼塘确实因本次交通事故遭受了大面积的污染，该鱼塘的鱼类不管是否存活亦不能排除受到污染的事实存在，而受到污染的鱼类按规定是不允许售卖的，即被上诉人余寿强原则上是无法通过正常销售的方式获取经济收益，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余寿强存在销售的可能性，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且实行循环投放养殖亦符合实现鱼塘效益最大化的原则，鱼塘不因曾捕捞鱼类而大量减少养殖数量符合养殖习惯，故广东惠亿价格事务所有限公司按全塘产量进行评估并无不妥。综上，广东惠亿价格事务所有限公司及其鉴定人员具有相应的价格鉴定资质，其鉴定依据充分，鉴定程序合法，广东惠亿价格事务所有限公司亦对上诉人就鉴定报告提出的相关异议作出了合理的解释，能与本院走访调查的情况相互印证，故原审法院以广东惠亿价格事务所有限公司作出的《价格鉴定结论书》作为定案依据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一申请重新鉴定无此必要，本院不予准许。关于被上诉人余寿强对鱼塘损失是否存在过错的问题。首先，根据《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认定，被上诉人余寿强不负事故责任，其鱼塘受到污染系因交通事故所引起，并非基于其过错。其次，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余寿强未及时采取措施导致鱼塘损失的扩大，其应对扩大部分承担责任。本院认为，“未及时采取措施”认定的前提是采取措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案涉交通事故发生在2019年4月8日凌晨3时36分，被上诉人余寿强不能及时发现污染情况符合常理，至其早上巡塘发现污染时油污已经扩散，上诉人主张以隔板方式隔离鱼塘之间的涵洞以防止油污扩散的方法已无效果，且如前所述，鱼类是否存活都不能排除受到污染的事实，打捞售卖已无可能。再者，从博罗县泰美镇人民政府委托专业机构对该鱼塘进行清污的情况来看，清理该鱼塘的油污需要专业的设备和具有相应资质的人员进行，并且对清理过程中所产生的危险废物亦需进行特殊处理，故被上诉人余寿强不可能通过自救的形式以降低污染程度。因此，被上诉人余寿强对鱼塘损失不存在过错。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两上诉人是否应在商业第三者保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从《机动车商业保险合同条款》第二十五条第（一）项的约定来看，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的事由均为外力作用所致，而案涉鱼塘遭受污染是由于两上诉人承保的车辆发生追尾导致油污流入鱼塘所致，属于直接损失，不符合约定免责情形。在二审审理期间，被上诉人徐佳和辛集市茂顺运输队提交了《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以及《道路运输证》。因此，两上诉人均应在商业第三者保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原审法院对此认定无误，本院予以维持。关于是否遗漏当事人的问题。两上诉人无证据证明高速公路主管部门对鱼塘污染存在过错，属于必要共同诉讼参与人，故两上诉人的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7443元，由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负担19021元，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市分公司负担8422元。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多预付受理费4347元、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市分公司多预付受理费14946元由本院予以清退。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佳誉审 判 员 朱莉娜审 判 员 邹 戈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黄湘燕书 记 员 王 清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