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黔民申2896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高方奎，男，1958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吕作，女，1964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被申请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上诉人）：吕凤松，男，1978年3月7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再审申请人高方奎、吕作因与被申请人吕凤松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黔01民终54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高方奎、吕作申请再审称，本案法律关系应该是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符，而不是二审法院认定为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吕作向贵阳市园林管理局购买的是公房，个人比例只占66%，园林管理局占34%，双方系按份共有关系，吕作尚未取得完全产权，也没有土地证，不具备上市交易的前提条件，而且该转让行为也没有征得共有人园林管理局的同意，该行为损害了园林管理局即国家的利益，剥夺了园林管理局的优先购买权；同时，该房屋也没有到房管部门办理抵押登记；加之吕作根本没有交付自己的12号房屋，实际交付的案外人吕某的11号房屋，该行为也侵犯了第三人吕某的利益。双方并未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行使权利，因此，吕作与吕凤松签订的房屋转让合同自始无效，不受法律的保护，而二审法院认定双方的房屋转让合同是有效的显然是错误的。申请人有新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认定的事实。据此，高方奎、吕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六项的规定申请再审。本院经审查认为，综合分析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审查的焦点问题可归纳为：1、双方当事人间的法律关系是否系民间借贷法律关系；2、案涉《房屋转让合同》是否无效；3、申请人申请再审时提交的证据是否构成新证据。关于双方当事人间的法律关系是否系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问题。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吕作因资金周转需要向案外人蒋进福借款，由于不能按时偿还借款，将案涉房屋作为担保“抵押”给蒋进福，蒋进福遂入住该房屋，并住至2009年7月。期间，吕作请求吕凤松为其偿还欠蒋进福的借款，并同样约定以上述房屋作为担保“抵押”给吕凤松，由吕凤松暂时使用，待吕作偿还清借款后，再收回该房屋。2009年6月24日，吕凤松通过其父吕林基的银行账户取款66000元，使用该款项中的部分代吕作向蒋进福偿还了借款，同时吕作将上述房屋以55000元抵押给吕凤松。2009年7月，蒋进福将该房屋交付给吕凤松使用。之后，因吕作无力偿还吕凤松该55000元代偿款及借款，2010年11月25日，吕作、高方奎与吕凤松签订《房屋转让合同》一份，约定吕作、高方奎将上述房屋出售给吕凤松，售价为55000元，吕凤松于2009年7月起使用房屋至今。从上述事实可知，案涉房屋系由于吕作无力偿还吕凤松的债务，吕作通过以物抵债的方式来抵偿其债务，也即《房屋转让合同》实质上是一份以物抵债的协议，其发生于双方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后，根本目的在于清偿债务，主要功能在于实现债权，而不是担保债务的履行。让与担保的成立应在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前，而本案是双方当事人于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后达成的以物抵债协议，本案并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以签订买卖合同作为民间借贷合同的担保，借款到期后借款人不能还款，出借人请求履行买卖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并向当事人释明变更诉讼请求。当事人拒绝变更的，人民法院裁定驳回起诉。”规定的情形，故原审法院认定双方不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符合法律规定，申请人该项申请再审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案涉《房屋转让合同》是否无效的问题。对此，本院认为，《房屋转让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规定，且并无证据案涉以物抵债协议存在恶意损害第三人合法权益的情形，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均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履行约定义务。高方奎、吕作申请再审时主张，其转让行为未取得共有人园林管理局的同意，剥夺了园林管理局的优先购买权，损害了国家利益，应属无效。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的“国家利益”应是指以我国全体公民利益为前提的，国家在整体上所具有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国防利益，这一利益具有至上性、不可辩驳性，本案中虽然高方奎、吕作处分案涉房屋时未取得共有人贵阳市园林局的同意，在事实上可能存在侵犯其优先购买权的权益，但这一利益明显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国家利益”。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我国法律规定了“原因行为与物权变动结果”相区分的原则，也即在识别民事法律行为的性质及效力时要注意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相区分的问题，坚持合同行为归《合同法》调整，物权行为归《物权法》规制。具体到本案中，案涉《房屋转让合同》是负担行为，该行为仅仅让当事人负担给付义务，而不直接引起权利变动，故无处分权的要求。申请人在处分案涉房屋时不享有完全的所有权，并不影响作为负担行为《房屋转让合同》效力，故原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认定申请人是否对标的物享有完全所有不影响案涉《房屋转让合同》效力符合法律规定，申请人该项申请再审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申请人申请再审时提交的证据是否构成新证据的问题。经查，申请人申请再审时提交了证人吕某出庭作证申请书、云岩区龙城居委会出具《证明》，拟证明其在签订《房屋转让合同》后，未按照合同约定交付案涉房屋，而是交付吕某的房屋。对此，本院认为，上述证据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八十八条“再审申请人证明其提交的新的证据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逾期提供证据的理由成立：（一）在原审庭审结束前已经存在，因客观原因于庭审结束后才发现的；（二）在原审庭审结束前已经发现，但因客观原因无法取得或者在规定的期限内不能提供的；（三）在原审庭审结束后形成，无法据此另行提起诉讼的。再审申请人提交的证据在原审中已经提供，原审人民法院未组织质证且未作为裁判根据的，视为逾期提供证据的理由成立，但原审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规定不予采纳的除外。”规定的新证据的形式要件。其次，《证明》上无出具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人民法院就单位出具的证明材料，可以向单位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进行调查核实。必要时，可以要求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出庭作证。”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纳。最后，从证据属性上来看，证人由于主观和客观方面的原因。就其所了解的案件情况提供的证言，有可能出现不真实或不完全真实的情况，有时甚至是错误的或纯系伪证，相比物证、书证等证据，证人证言本身的证明效力比较低，更何况本案中吕某与吕作系亲属关系。退一步讲，即使本案存在申请人申请再审时所主张的交付房屋错误，但这亦是申请人故意违反违背诚信原则所导致，而本案中案涉《房屋转让合同》约定的标的物是贵阳市云岩区松山路龙潭巷5栋4层12号房屋，该房屋的所有权人是申请人，申请人故意错误交付的行为并不影响《房屋转让合同》的效力，至于案外人吕某可依法向相关侵权人主张赔偿责任。故申请人提交的证据不构成新证据，其该项申请再审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高方奎、吕作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六项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高方奎、吕作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朱 进审判员 冉依依审判员 赵齐辉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李锋书记员刘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