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龙口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681民初5957号原告：姚志勤，男，1976年11月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山东省龙口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薛琨田，山东乾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栾元存，男，1966年1月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山东省龙口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郝杰，山东南山东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先德，男，1955年4月21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山东省龙口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学勇，山东金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凤仪，山东金隽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姚志勤诉被告栾元存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审理过程中，被告栾元存向本院申请追加王先德为被告，本院准许并于2020年2月13日向被告王先德下达参加诉讼通知书。原告姚志勤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薛琨田，被告栾元存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郝杰，被告王先德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学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姚志勤向本院提出并明确诉讼请求：由二被告向原告支付1、姚士号因雇工死亡产生的医疗费1400元、死亡赔偿金593235元（39549元/年*15年）、丧葬费37562元（72124元/2）、精神损害抚慰金19203元，共计651400元，我方放弃精神损害抚慰金中的1400元，主张650000元，由两被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2、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死者姚士号与原告姚志勤系父子关系。2019年6月19日被告雇佣原告父亲姚士号到原芦头纸板厂院内从事剪接电线工作，工作中电线杆突然折断，与正在电线杆上作业的姚士号一起摔落于地，姚士号随即被往医院救治，经抢救无效去世。经查：姚士号系1954年2月23日出生，有社保，享有退休待遇。为姚士号因雇佣意外死亡一事，原告向被告主张权利，但未如愿，故向法院提起诉讼，请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栾元存答辩称：第一，被告不是适格的主体，因为原告父亲与被告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原告父亲的雇主是王先德，原告应向王先德主张权利。事发当天早上，王先德找原告称其厂区院内要重整对外出租，有一个电线杆上的电线需要剪掉移开，因被告从未从事过高空作业，对王先德说这个活干不了，王先德让被告介绍其他人干，因此被告就电话告诉原告父亲说：“王先德厂子里有这么一个活，我干不了，你能不能干？”原告父亲之前有这个电工资质，对他来说这是个小活，就答应去干这个活了，结果就发生了意外，原告父亲与被告之间没有雇佣关系，原告父亲也从未受被告指令、安排。第二，就原告父亲死亡的原因来看，系因电线杆从根部断裂导致。根据侵权责任法第85条固定“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及其搁置物、悬挂物发生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此，本案中涉案电线杆的所有权、管理权均是王先德，因此应有王先德承担赔偿责任；同时，王先德明知原告父亲在线杆上剪线从事的是高空作业也明知电线杆年久失修却未采取任何保护措施，对原告父亲的死亡存在明显的过错，也应承担全部责任。第三，本案系虚假诉讼，原告已经在事发后在芦头镇政府的协调下，王先德又以村委的名义给付了原告600000元，其损失已经得到全部赔偿。第四，原告主张医疗费并没有实际发生，因为姚士号当场死亡，死亡赔偿金应按农村标准计算，另外精神损害赔偿依法不应支持。被告王先德答辩称：第二被告不应该作为本案适格被告，因为第二被告对从他人转包的芦头纸板厂进行改造施工，将施工的土建工程承包给案外人臧某，用电工程承揽给第一被告，由第二被告在案外人臧某及第一被告将有关工程施工完毕后再给二人进行统一工程结算。2019年6月19日因为纸板厂内的电线杆的电线，第一被告未拆除完毕，影响案外人臧某土建施工，在臧某告知第二被告后，第二被告通知第一被告将未拆除完毕的废旧电线予以拆除，具体第一被告找的谁，还是自己拆除，第二被告并不清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问题若干解释第十条规定，第二被告不能对第一被告雇佣的受害人出现的损害后果承担责任，因此第二被告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不应当承担原告的损害赔偿责任。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如死者姚士号的门诊病历、医疗费票据、死亡证明、火化证明及社会保障卡以及本院现场勘察笔录等，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证据1.原告提交的姚志勤与被告栾元存手机通话录音及文字翻译材料一份，拟证明原告父亲姚士号系受被告栾元存雇佣，工资由其支付，工具由其提供。经质证，被告栾元存对录音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录音并不能证明姚士号与栾元存之间存在雇佣关系，反而证明姚士号的雇主是王先德，该录音的录制时间是事发第二天，也是事发后至今为止被告栾元存第一次听到这段录音，其内容与被告栾元存在答辩过程中的陈述高度一致也就说明了被告栾元存在质证时如实的陈述了事情发生的经过，录音中第一句话为“到底怎么回事你给我说说”，结合被告栾元存提交的证据及生活常理可以推知姚士号并非被告栾元存所雇佣。被告王先德对该录音本身没有异议，但是对录音内容有异议，主要是在录音中第一被告栾元存没有如实告知原告本案的事实，具体有以下两方面，一是被告栾元存在录音内容中陈述在6月18号之前，受害人姚士号的劳务报酬是由本人支付，而受害人姚士号第一被告承认其说过18号以前的劳务报酬暂时不用算，而是一块算，这说明包括受害人姚士号也认可涉案的工程并非结算到6月18号，而是要在涉案工程全部施工完毕后统一进行劳务报酬结算，由此可见被告栾元存在后面告诉原告其将涉案工程也是同受害人一样挣日工资，完全与事实不符；二是从录音内容看受害人姚士号在去现场施工时，是在被告栾元存处领取的施工工具，然后到施工现场进行施工，由此可见该工程完全是由被告栾元存直接安排受害人姚士号，与被告王先德无任何关系，其告知原告他与受害人姚士号俩一块干的活已经干完了，今天的这个活是多余的的话，完全与事实不符，三是录音中被告栾元存称给被告王先德施工的案外人臧某系第二被告的经理，完全与事实不符，案外人臧某仅仅是承揽了被告王先德纸板厂的土建工程，根本不是被告王先德的经理。本院认为，该录音是真实的，录音内容中被告栾元存提到“头二天你爸跟我一块干活，18号活干了了，电送上了，第二天厂长又找我说工地有个杆碍事，让找个人帮忙把线掐了……我直接打电话给你爸，问你爸有没有功夫，能不能干了，能干让他直接给钱……”结合二被告陈述及生活常理可以推断，被告栾元存与原告姚志勤的父亲姚士号在6月19号的前三天曾一起在被告王先德的工地进行用电工程的相关工作，6月18号该部分工作完成，工地通电；6月19号被告王先德再次联系被告栾元存，需要找人拆除工地上车间外无用电线杆上的旧线，其内容中“能干让他给钱”可以得知，姚士号为被告王先德的工地进行拆除旧线工作后由被告王先德提供报酬。证据2.家庭关系证明一张，拟证明原告系死者姚士号现存的唯一法定继承人。经质证，被告栾元存认为该证明应由公安机关出具，而该证据一方面为村委出具，其印章真实性不能确定，也不符合民诉法单位出具证明的形式要件，不能证明原告具有适格的主体身份。被告王先德对该证据无异议。本院认为结合其他证据及常理，该证据能够证实原告姚志勤系姚士号的唯一法定继承人，故对该证据本院予以采信，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证据3.被告栾元存提交的6月19号被告手机通话详单一张，详单中尾号为4166的手机号是王先德的，该手机号6月19号上午共给被告栾元存拨打了四次电话，拟证明姚士号是应本案真正雇主王先德要求介绍一个电工拆除电线的事实。经质证，原告对通话记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据与本案没有直接的关联性，因为该证据不能证明通话的内容，故不能证明被告栾元存的主张。被告王先德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该通话信息记录不能证实受害人姚士号是被告王先德安排其拆除电线，也不能证实涉案工程系被告王先德找人进行施工，是被告王先德雇佣受害人的。本院认为，通话记录显示6月19日上午8点5分、8分，被告王先德两次主动联系被告栾元存，结合被告王先德陈述及后续质证内容可以认定6月19日上午8点半不到9点被告王先德在原电线杆厂面对面告知被告栾元存需要找人拆除工地上车间外旧电线杆的旧线，而后被告栾元存电话联系了姚士号。证据4.被告王先德发送至案外人臧某的短信（内容为你和少栾说是给你干的，你出头我拿钱，这样对谁都好）截图一张及视频光盘两份，拟证明本案真正雇主系被告王先德。经质证，原告对二视频及短信截图均不认可，无法证明当事人具体是谁，仅通过该证据证明不了其内容与本案有直接关联性，即使该证据是真实的也不能证明真正雇主是被告王先德。被告王先德对视频及短信截图的真实性无异议，并解释称之所以发这条短信是被告王先德安排的被告栾元存对废旧的电线杆电线进行拆除时，听到他人告知，栾元存找的受害人姚士号在拆除电线时，从电线杆上摔下来了，而王先德落实栾元存时，栾元存没有相关的电工证，而且栾元存找的姚士号也不知是否有电工证，王先德考虑涉案工程是王先德安排栾元存进行施工，而栾元存又无相关的施工资质，出现该事件后，有关的受害人肯定要找栾元存进行赔偿，而栾元存在赔偿完毕后可能要找王先德，因此王先德对案外人臧某发了上述信息，告知臧某由臧某承担相应的责任，以防止受害人通过栾元存向王先德追索有关赔偿责任，通过该信息也可以证实王先德是直接将涉案工程承揽给栾元存，并非王先德让栾元存替王先德找人拆除电线这一事实。本院认为，结合后续质证内容，被告王先德与案外人臧某均认可短信的真实性及其中内容，其内容显示王先德在事发当日的中午就联系臧某，要求臧某对被告栾元存说拆除旧线的工作是给臧某提供的，反之即可得出该工作实际上是提供给被告王先德的；让藏玉起出头，被告王先德拿钱，说明被告王先德当日即认可其应承担事故责任，其解释不符合常理，更不符合事实，故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证据5.被告王先德提交的2019年6月19日9时34分王先德与栾元存通话录音一份及录音整理书面材料一份，原始载体是王先德的手机，拟证明涉案工程系栾元存承揽的。经质证，原告对该录音的真实性无异议，该录音中王先德问栾元存雇的是哪里人，栾元存明确回答雇的姚士号，而且通过两被告之间询问是否入保险的问题，再结合原告提供的录音中栾元存承认提供工具并给姚士号支付工资等事实，能够证明栾元存与姚士号之间存在雇佣关系。被告栾元存对该录音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份录音并不能证明栾元存与王先德之间是承揽关系，其中在录音文字材料倒数第6行中及结合录音中被告的实际谈话，可以清楚的看到本被告直接否认了与王先德间的承包关系，强调了就是找人给王先德掐线，另外对于本被告与原告之间所谓的雇佣关系，也均是第二被告在不断的强化、诱导，本被告从未承认过，该份录音与公安笔录及被告的当庭陈述都相吻合，互相认证，可以证明是王先德让被告找人掐线的事实。另外，录音材料中关于文字内容与录音中的真实谈话不相符合，比如在王先德说你雇的哪里人，被告栾元存回答是我雇的是一个反问，从该语气中可以充分判断出被告栾元存是否认其与姚士号的雇佣事实，并非文字稿中我雇的叫姚士号，请法庭对该部分仔细核听。本院认为，结合语境及常理，被告栾元存在录音中提到“我这边没人干，我找人给你弄，你怎么包给我了又”，可以推定被告栾元存不认可涉案旧线拆除工作是被告王先德承包给他的，也即可以得知其为王先德介绍了姚士号，而姚士号也为王先德提供了拆除旧线的劳务活动。证据6.经被告王先德申请出庭作证的臧某的证人证言，拟证明证明臧某不是王先德雇佣工人，臧某是负责承包土建工程的，栾元存承揽的是撤电、电线工程。经质证，原告姚志勤意见同对芦头派出所对臧某询问笔录的质证意见一致。被告栾元存认为通过该证人证言可证明涉案电线杆自身存在严重瑕疵，根部断裂，另外可以证明事发当天掐线的工作属于临时性的安排，可证明第二被告关于涉案工程是由第一被告承揽的这种说法不具有真实性。被告王先德认为通过臧某当庭陈述证明，可以证实其拆除的电线杆是由于影响臧某土建施工，臧某将上述情况告知第二被告后，第二被告联系了第一被告，由第一被告直接找的姚士号对施工现场的电线杆的电线进行拆除，而非由第二被告找的姚士号对施工现场的电线杆电线进行拆除，充分证实是第一被告雇佣的姚士号，第一被告应当对姚士号损失承担雇主责任。本院认为，证人陈述6月19日上午7点其到工地发现旧电线杆还在工地上，就给王先德说无法施工，王先德说他找人撤了，9点栾元存联系证人到工地说他找人去电线……需要拆除的电线杆是废弃的与新建工厂内车间厂房的用电线路无关，该证人的陈述与原被告提交的其他证据可以相互印证，6月18号工地通电的工程完成，6月19号被告王先德因电线杆影响其在厂区内事发地方建车间而再次联系被告栾元存，需要找人拆除工地上车间外无用电线杆上的旧线，而后栾元存为王先德介绍了姚士号。证据7.原告提交的龙口市芦头商会与本案原告签订的赔偿款先行支付协议书，证明芦头商会在芦头镇政府的安排下，为了能在短时间内安慰死者家属，体现党和政府在救助社会弱势群体上的关爱，与本案原告签订协议书，由芦头商会从商会社会救助基金中垫付姚士号的死亡赔偿金等损失60万元，但主张该损失的权利转移给芦头商会，并以本案原告的名义通过诉讼主张权利，最后以法律文书确定的数额由本案原告多退少补。经质证，被告栾元存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能确定，假如该证据是真实的，首先说明原告不具有主体资格，协议中明确约定将相关权利转移给芦头商会，由商会行使追偿权，而不是本案原告。其次该60万的出资是由第二被告支付的，因此即使是以商会的名义给付的，该款项也应该是第二被告给付商会后再转账给原告。被告王先德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通过该证据可以证实原告是代为芦头商会行使的追偿权利，而该协议约定芦头商会支付的是60万元，因此原告代为行使追偿权请求的赔偿标的额不能超过60万元，原告的诉讼请求超过5万元，该5万元原告不享有代为追偿权。本院认为，该证据真实且能够充分证明事发后，党委政府为了安慰死者家属，体现党和政府对弱势群体的关爱，及时组织协商调解，达成先行支付协议并先行垫付部分赔偿款，根据最后赔偿数额多退少补，并约定芦头商会以原告姚志勤的名义代为其诉讼，故被告栾元存辩称原告涉嫌虚假诉讼是不成立的，被告王先德称为原告代为芦头商会追偿权是不正确的，不予支持。证据8.被告王先德提交了租赁协议、国务院国发【2017】（46）号文、发改委2018年第20号文复印件各一份。经质证，原告对上述证据无异议。被告栾元存认为租赁合同真实性无法确认，因为是复印件，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两份文件是打印件，与本案无关联性，真实性无法确定。被告王先德对租赁合同无异议，对两份文件无异议，根据该两份文件，受害人姚士号的电工证效力问题存在瑕疵。受害人姚士号原系供电所电工，2014年已退休。2017年12月1日其电工进网作业许可证仍进行审核。根据2017年9月22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取消一批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国发第46号文）及2017年9月30日国家能源局电力业务资质管理中心下发的《关于近期电工进网作业许可考试等有关工作安排的通知》【资质函】【2017】101号】的规定，国家已经取消了电工进网作业许可证的审批发放工作，且电工进网作业许可证的续期注册截止日期为2017年10月31日，以后应该由安检部门考核发放特种作业操作证。受害人姚士号的电工进网作业许可证续期不符合上述要求，故其电工进网作业许可证据上述规定已经不能作为其具备电工施工资质的有效证件。本院认为，租赁合同无签名，但其附页的草图中有被告王先德所称的出租人刘龙及王景峰签字，从合同本身无法确认，但原告及第二被告均认可其租赁为事实，本院依法采信。另外本院依法调取了证据1.被告栾元存、案外人臧某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经质证，原告对臧某询问笔录本身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对于臧某是否为王先德的员工以及系王先德让栾元存找人拆除电线杠上的电线有异议，因为通过该证据以及原被告之间的录音，能够证实系被告栾元存打电话给姚士号，系栾元存给姚士号发放工资、提供工具，而且系栾元存打电话告诉臧某到工地上看姚士号工作，而不是王先德；对于栾元存的询问笔录，对其陈述内容的真实性不认可，栾元存与本案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其陈述仅是单方陈述。被告栾元存对笔录真实性无异议，从臧某的笔录中可以清楚看到，系王先德让栾元存找人去拆除，后栾元存找的姚士号，臧某在笔录中承认其是王先德的工人，而且他也是事发现场唯一的代表王先德配合姚士号拆除电线的职工，两份笔录可以证明栾元存在王先德和姚士号之间仅起中间介绍的作用，栾元存与姚士号不存在雇佣关系。被告王先德对上述笔录真实性无异议，对内容有异议，一是臧某声称其在恒通钢构厂上班，是该单位的工人，这与事实不符，臧某从未在第二被告王先德的恒通钢构厂子上过班，更不是其单位的工人。二是臧某称是王先德让栾元存找个电工来拆电线，这与事实不符，臧某在施工过程中因厂区内的电线杆的废旧电线影响施工，告诉王先德，王先德并没有告知臧某说让栾元存找电工拆除这一事实。对栾元存的质证意见，对笔录真实性无异议，对询问笔录记载的内容有异议，王先德仅是把涉案工程承揽给栾元存，在臧某告知涉案工程影响施工时，王先德仅是通知栾元存让其把影响施工的废旧电线进行拆除，并没有安排栾元存替其找姚士号进行拆除，二是该笔录中栾元存声称案外人臧某是王先德公司的经理与事实不符。本院认为，栾元存与臧某的询问笔录中同时提出工地上有旧电线需要拆除，系王先德找栾元存找人拆除，后栾元存联系姚士号进行拆除，二者可以相互印证；针对臧某是否为王先德职工这一事实，臧某虽在出庭作证过程中否认其在询问笔录中提出自己系恒通钢构厂职工，但并不重要，即使不是其职工，其也是代表王先德去现场配合姚士号拆线的人员，故对二询问笔录，本院予以采信，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证据2.本院到龙口市供电所所作的调查笔录及姚士号的电工进网作业许可证。经质证，原告对该证据无异议。被告栾元存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通过证可以看出事发事实，姚士号具有资质的，证人证言事发时是由于电线杆根部断裂，可见本案的起因一方面是因为姚士号作为一个有资质的电工，没有做到电工应有的高度注意义务，另一方面是由于作为电线杆的管理者及雇主的第二被告，没有给姚士号提供安全条件及保护措施所造成的，本案的损失应由原告与被告王先德共同承担。被告王先德对电工证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可以看出姚士号是1954年出生，在出事时已经退休6年，因此其在2017年12月份进行的年检是以芦头供电所职工的名义进行的年检，被告认为姚士号进行年检时已经退休，不属于供电所职工，又不存在任何返聘情况，因此芦头供电所在2017年为其进行的年检不符合电工作业许可有关规定，另外，作为受害人所持有的电工证被告王先德庭后了解，2017年9月19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取消一批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国发2017第46号文，已经取消了电工进网作业许可证，电工进网许可证取消后应该有安检部门考核发放特种作业操作证，而受害人在2014年已退休，因此，其在2017年12月1日又在审核过程中对其原电工证进行审核与上述规定不符，该电工证实际上已不具备法律上的效力，第一被告应该在寻找电工时应被告栾元存的注意义务，而第一被告却没有履行上述义务，应当对此承担相应的责任。对调查笔录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被调查人的调查内容有异议，从该调查内容看同样说明姚士号已经退休多年，在2017年12月份已经退休3年，此时芦头供电所再以姚士号系供电所职工名义对其作业许可证进行年检，不符合有关规定。本院认为，姚士号的电工进网作业许可证于2017年12月进行了审核，有效期至2019年12月，而供电所亦认可这一情况，该证件的内容具有一定的公信力，被告栾元存在介绍姚士号至王先德处提供劳务的过程中已经尽到了审慎注意的义务。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被告栾元存与姚士号曾为被告王先德芦头纸板厂改造工程中铺设了电路工程，并于2019年6月18日完工。2019年6月19日，案外人臧某至工地处发现有旧电线杆及旧电缆阻挡其要进行的土建工作，遂联系了被告王先德，当时二被告在原电线杆厂处，被告王先德提出需要找人拆除芦头纸板厂旧电线杆及旧电缆，被告栾元存为其介绍了原告父亲姚士号，被告王先德以与姚士号不熟悉为由，让被告栾元存为其联系姚士号，姚士号在拆除旧电线穿着爬杆铁鞋，系着安全带，后其所在的电线杆倒地，姚士号也摔在地上，当即被送往龙口市人民医院抢救无效死亡，花抢救费1243.9元。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姚士号与被告栾元存还是被告王先德形成了雇佣关系。综合原告姚志勤提交的与被告栾元存的通话录音，被告栾元存提交的通话详单及被告王先德与案外人臧某的短信，被告王先德申请证人臧某出庭所做的证人证言以及本院调取的栾元存、臧某的询问笔录、现场勘察笔录可以相互印证，事发当日被告王先德电话联系了被告栾元存至原电线杆厂处当面告知其需要电工为其芦头纸板厂工地拆除旧电线，被告栾元存本人无该工作经验，遂介绍姚士号给被告王先德，被告王先德称自己与姚士号不熟悉，遂由被告栾元存联系了姚士号，姚士号为被告王先德提供爬杆拆除旧电线的劳务，由王先德给予姚士号报酬，足以证实姚士号与被告王先德之间形成了雇佣关系,而被告栾元存在其中仅起到介绍人的作用。姚士号系在拆除旧电线时,因电线杆倒塌导致其从高处摔下死亡,为从事雇佣活动遭受人身损害,被告王先德作为雇主依法应对姚士号的人身损害承担赔偿责任。被告王先德辩称其与姚士号未形成雇佣关系,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根据臧某在芦头派出所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姚士号当时穿着爬杆铁鞋，系着安全带”及被告栾元存陈述，可以相互印证，姚士号作业时未佩戴安全头盔。作为已退休的电工,姚士号仍临时从事电线拆卸工作,且作业时未带安全帽，其自身对安全事故的发生预见不足,未注意安全作业,故姚士号对事故的发生具有一定过错,应适当减轻被告王先德的赔偿责任,以被告王先德承担80%的赔偿责任为宜。针对被告栾元存是否存在过失，姚士号作为退休电工，且具有电工进网作业许可证，虽该证件因政策变化影响效力，但该证件于2017年12月进行了审核，有效期至2019年12月，而供电所亦认可这一情况，该证件的内容具有一定的公信力，被告栾元存在介绍姚士号至王先德处提供劳务的过程中已经尽到了审慎注意的义务，不存在主观过错情节，对姚士号的人身损害无需承担责任。关于原告主张的各项费用：1、姚士号因雇工死亡产生的医疗费1400元，原告提交的医疗收费票据显示医疗费为1243.9元，故本院支持该1243.9元，超出部分不予支持。2、死亡赔偿金593235元（39549元/年*15年）、丧葬费37562元（75125元/2），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3、精神损害抚慰金19203元，原告放弃其中的1400元，主张17803元，本院依法酌定支持5000元。故被告王先德应赔偿原告损失医疗费1243.9元、死亡赔偿金593235元、丧葬费37562元合计632040.9元的80%为505632.72元，精神抚慰金5000元，共计510632.72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王先德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姚志勤因姚士号死亡医疗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510632.72元。二、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300元，由原告姚志勤承担2288元，由被告王先德承担8012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长顺人民陪审员  田春来人民陪审员  吕先富二〇二〇年九月一日书 记 员  王嘉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