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重庆市黔江区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渝0114行初71号原告戴明昌，男，汉族，1952年10月13日出生，住重庆市黔江区。被告重庆市黔江区供销合作社，住所地重庆市黔江区河滨西路中段**，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00114MB15746473。负责人秦晓红，主任。委托代理人邓明刚，企业科科长。被告黔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农业生产资料公司企业改制领导小组，，住所地重庆市黔江区城东街道办事处解放路**负责人李方林，组长。委托代理人黎东平，职工。二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庞俊超，重庆光界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戴明昌诉被告重庆市黔江区供销合作社(简称黔江区供销社)、黔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农业生产资料公司企业改制领导小组（简称农资公司改制领导小组）行政回复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7月13日、2020年8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戴明昌、被告黔江区供销社的委托代理人邓明刚、被告农资公司改制领导小组的委托代理人黎东平、二被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庞俊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戴明昌诉称，黔江区供销社为落实黔农资发[2004]1号《关于企业改制安置职工的实施方案》，于2015年重新组建农资公司改制领导小组。新的农资公司改制领导小组成立后对该方案进行修改，并于2019年1月18日将修改后的《完善企业改制安置职工实施方案》报请黔江区供销社组织实施。2019年4月8日，原告查阅新旧方案后获知2019年的方案没有完整准确体现2014年的方案的意图，其中发现新方案存在删除和撤销了原告在原方案中享有的经济补偿权。原告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于2019年5月10日向被告黔江区供销社递交请求保护原告享有经济补偿权的《维权申请书》，被告黔江区供销社于2019年8月20日向原告做出《关于戴明昌维权申请书请求事项的回复》，原告对此不服，诉至法院，请求撤销该《关于戴明昌维权申请书请求事项的回复》，并要求被告对原告的维权申请请求事项重新作出答复。主要理由如下：一、原黔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农业生产资料公司（简称农资公司）因不能适应经营机制转换需要，于1999年初就进入歇业状态，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于2000年11月21日依法吊销了该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自此，该公司从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就被依法停止了生产经营活动，职工也因此全部下岗。为保障下岗职工基本生活、妥善安置下岗职工，黔江区人民政府于2001年初决定由黔江区体改办牵头组成黔江区企业改制工作领导小组，依法进驻农资公司对该公司实施破产改制，农资公司随即组建了农资公司改制领导小组。黔江区供销社是经法律法规授权代表本级政府对县属国有企业资产行使所有权、履行出资人职责的行政组织。二、黔江区供销社于2002年向黔江区再就业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报请《原黔江县农资公司职工进入再就业中心享受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的请示》，2003年1月21日黔江区再就业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作出批复同意。黔江区供销社又向黔江区再就业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报请《关于原县农资公司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人员进行“双解除”的请示》，黔江区再就业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批准同意。后农资公司44名下岗职工分别与农资公司和黔江区供销社再就业服务指导中心于2003年4月1日签订了《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协议》，约定由再就业服务中心支付职工基本生活费和代缴社会保险费。后三方又签订了解除劳动关系和解除进中心协议，黔江区再就业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根据关于实行一次性经济补偿和奖励的政策规定，通知黔江区财政局将44名职工享有的8200元经济补偿和奖励金360800元一次性拨付到黔江区供销社的指定账户，但黔江区供销社未按规定将款项划转到职工个人账户，原告享有的经济补偿和奖励金至今没有得到落实。三、农资公司从2004年1月1日起被宣告破产而解散全体职工，原成立的农资公司安置领导小组印发了《关于企业改制安置职工的实施方案》，在征得全体职工同意后于2004年5月12日向黔江区供销社提出实施该方案的请示，黔江区供销社又将该方案转报到黔江区体改办审批，黔江区体改办向黔江区供销社作出了同意实施该方案的批复。该方案获批后，原农资公司企业改制领导小组于2004年8月14日制定了《具体实施办法》和《职工安置费花名册》，向全体职工公示且无人提出异议。原告系该《职工安置费花名册》中的经济补偿安置对象。从《关于企业改制安置职工的实施方案》获批时起，企业改制工作就基本结束，改制领导小组也解散。但该方案确定的权利义务至今未得到落实，还被新的改制领导小组更正。四、新改制领导小组和黔江区供销社对《关于企业改制安置职工的实施方案》作出变更处理，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1.被告单方撤销《关于企业改制安置职工的实施方案》确定原告享有经济补偿权依据错误。双解除是属于合法有效的民事法律行为，自原告收到双解除通知之日起就依法取得了两项经济补偿权。2.被告不向原告公开其变更权利后的《完善企业改制安置职工实施方案》，其不公开行为违反了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规定，《关于企业改制安置职工的实施方案》记录原告享有经济补偿权应当依法受到保护，黔江区供销社在《关于戴明昌维权申请书请求事项的回复》中认定原告享受退休待遇与要求保护的经济补偿权属于民事权利系认定错误，黔江区供销社单方作出撤销《关于企业改制安置职工的实施方案》属于违法行政行为。综上所述，原告戴明昌遂起诉至法院请求撤销《关于戴明昌维权申请书请求事项的回复》，并责令黔江区供销社对维权申请请求事项重新作出答复。被告黔江区供销社辩称，一、被告黔江区供销社不是本案适格的行政诉讼被告主体。1.被告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载明的机构类型为“其他”，该载明的机构类型明确了被告的性质不是国家行政机关；国发[2009]40号文件和中发[2015]11号文件对供销合作社定性是为农服务的合作经济组织，也说明被告自始不是国家行政机关。2.被告虽然是农资公司主管单位，但不是法律、法规和规章授予的对其下属企业改制及职工安置补偿行使行政职权的组织，被告仅对改制和安置职工进行指导、协调和监督。3.被告未受行政机关委托代为行使行政管理职能。被告对原告的《维权申请书》给予回复，该回复不具有行政行为特征，不是具体行政行为，原告对被告提起行政诉讼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应当依法驳回起诉。二、原告不属于农资公司改制中的职工补偿安置对象。1.农资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被吊销，仅是不能进行经营活动，但其民事主体资格尚存，可以进行安置职工的民事行为。2.2003年4月20日原告与农资公司签订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但原告仍在农资公司上班并领取相关待遇，直到2004年12月28日原告才在农资公司办理退休手续领取退休待遇，说明原告虽然与农资公司签订了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但未履行，双方的劳动关系尚存。3.农资公司已按照黔府发[2001]176号《通知》第23条规定，将原告提前退休的养老金、医疗保险费用、丧葬补助金一次性予以解缴，原告被批准退休后也顺利地领取到养老金，说明对原告进行了很好的安置，进一步说明原告不属于被安置对象。三、农资公司是集体企业，其改制是参照国有企业改制方式进行，改制主体是农资公司，对职工安置补偿的主体不是被告而是农资公司，企业改制安置职工是企业依法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综上请求法院裁定驳回对被告的起诉。被告农资公司改制领导小组辩称，一、被告农资公司改制领导小组不是本案适格的行政诉讼被告主体。被告是经批准成立的负责对农资公司改制安置职工、处置资产的临时性机构，自批准成立时起至职工安置、资产处置完毕止。被告的性质既不是企业、事业单位，更不是行政机关，也不是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授权行使行政职能的组织，在企业改制过程中只代表企业依法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二、原告不属于农资公司改制中的职工补偿安置对象。1.2003年4月20日原告与农资公司签订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但原告仍在农资公司上班并领取相关待遇，直到2004年12月28日原告才在农资公司办理退休手续领取退休待遇，说明原告虽然与农资公司签订了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但未履行，双方的劳动关系尚存。2.农资公司已按照黔府发[2001]176号《通知》第23条规定，将原告提前退休的养老金、医疗保险费用、丧葬补助金一次性予以解缴，原告被批准退休后也顺利地领取到养老金，说明对原告进行了很好的安置，进一步说明原告不属于被安置对象。三、农资公司是集体企业，其改制是参照国有企业改制方式进行，改制主体是农资公司，对职工安置补偿的主体不是被告而是农资公司，企业改制安置职工是企业依法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综上请求法院裁定驳回对被告的起诉。经审理查明，根据国发[2009]40号文件《国务院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以及中发[2015]11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的决定》，供销合作社是为农服务的合作经济组织。被告黔江区供销社原组织机构代码记载其机构类型为事业法人，其于2020年6月4日更换成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载明其机构性质为“其他”。原告戴明昌原系农资公司职工，农资公司的主管单位是被告黔江区供销社。2000年11月21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了农资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2003年4月1日，戴明昌自愿申请进入农资公司再就业服务中心，并于当日与农资公司再就业服务中心签订《重庆市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协议》。2003年4月20日，戴明昌申请自愿解除与农资公司的劳动关系，农资公司于当日下发《黔江县农业生产资料公司关于解除劳动关系的批复》，同意戴明昌与公司解除劳动关系。2003年4月20日，戴明昌申请自愿解除与农资公司再就业服务中心签订的《重庆市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协议》，并于当日签订《解除进中心协议通知书》。2004年5月12日，农资公司改制领导小组制定《关于企业改制安置职工的实施方案》并向黔江区供销社报送。2004年7月10日，重庆市黔江区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以黔江体改办发[2004]14号文原则同意农资公司企业改制方案。2004年8月14日，农资公司制定《黔江县农业生产资料公司关于企业职工安置具体实施办法》，同时附安置职工花名册，在该花名册中有原告戴（代）明昌。2013年4月15日，戴明昌向黔江区供销社提出《关于支付“双解除”经济补偿金和赔偿金或者按企业安置方案落实其安置房产》的书面请示，黔江区供销社于2013年4月24日作出来信回复，以戴明昌的请求已经人民法院的两次生效裁判所羁束而未予支持。戴明昌对此不服，于2016年3月17日向本院提起请求判令黔江区供销社按照区体改办的批复要求在一定期限内履行安置下岗职工的法定义务、依法落实戴明昌对置换资产的房屋产权手续的诉讼，以及提起请求判令黔江区供销社支付快进快出“中心”的经济补偿和奖励金8200元、并支付16400元赔偿金的诉讼。本院于2016年7月7日作出（2016）渝0114行初15号以及（2016）渝0114行初16号行政裁定书，驳回戴明昌的起诉。戴明昌不服上诉至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该院经审理驳回戴明昌的上诉，维持本院原裁定。戴明昌不服向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驳回戴明昌的再审申请。2019年5月10日，农资公司改制领导小组制作《完善企业改制安置职工实施方案》，并附有黔江县农资公司职工安置费花名册，该花名册中没有原告戴明昌。2019年5月10日，戴明昌向黔江区供销社递交《维权申请书》，要求保护戴明昌享有的经济补偿安置权利。黔江区供销社于2019年7月29日作出《关于戴明昌维权申请书请求事项的回复》，以戴明昌作为农资公司（病）退休人员，养老、医疗都得到妥善安置，其主张经济补偿安置权利请求，既无事实依据，也无法律、法规和政策支持，建议请予息诉息访。戴明昌对此不服，提起本案诉讼，要求撤销《关于戴明昌维权申请书请求事项的回复》，并要求被告黔江区供销社对原告的维权申请请求事项重新作出答复。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前款所称行政行为，包括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作出的行政行为。”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行政诉讼的起诉条件应当符合系针对行政行为提起的诉讼。本案中，黔江区供销社的原组织机构代码记载其机构类型为事业法人，其于2020年6月4日更换成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载明其机构性质为“其他”，其系为农服务的合作经济组织，既不是行政机关，也不是经法律、法规和规章授权的履行行政职责的组织。戴明昌向黔江区供销社申请要求保护其享有的经济补偿安置权利，黔江区供销社对其《维权申请书》作出《关于戴明昌维权申请书请求事项的回复》，戴明昌不服提起诉讼要求撤销《关于戴明昌维权申请书请求事项的回复》并针对其申请重新作出答复，因黔江区供销社不是行政主体，其回复行为不是行政行为。因此戴明昌的起诉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其起诉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起诉条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戴明昌的起诉应当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戴明昌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退还原告戴明昌。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彭 净审 判 员  张 妹人民陪审员  高可斌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七日书 记 员  张 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