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07民再11号抗诉机关：江西省人民检察院。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钟鑫华，男，1989年7月6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定南县。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黄丽芳，女，1989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定南县。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廖贱秀，女，1959年6月16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定南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丽芳，女，1989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定南县。特别授权代理。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张宝锋，男，1978年11月2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定南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廖裕平，江西剑绅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钟伟红，男，1959年7月6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定南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钟鑫梅，女，1989年7月6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定南县。特别授权代理。申诉人钟鑫华、黄丽芳、廖贱秀因与被申诉人张宝锋、钟伟红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8）赣07民终2393号民事判决，向江西省人民检察院申诉。江西省人民检察院作出赣检民（行）监[2019]36000000111号民事抗诉书，向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赣民抗38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赣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温冬莲出庭。申诉人钟鑫华、黄丽芳、廖贱秀的委托代理人黄丽芳、被申诉人张宝锋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廖裕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江西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本院（2018）赣07民终2393号民事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有新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理由有：1.（2018）赣07民终2393号民事判决认定钟伟红持有土地使用权证，张宝锋受让房产是善意且无过失的，该事实认定错误。钟鑫华、黄丽芳、廖贱秀称本案诉争安置房并未办理土地使用权证，钟伟红在二审时也陈述没有土地使用权证。钟伟红与张宝锋签订房屋转让协议时，将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复印件交给张宝锋，张宝锋作为村委主任，应当知道拆迁安置是以户为单位，且该安置协议中明确载明拆迁过渡费标准为80元/每人，数量6人。据此，张宝锋明知安置房并非钟伟红一人所有，但签订房屋转让协议时并未征求其他权利人的意见，主观上并非善意无过失。2.检察机关查明的事实足以证明张宝锋与钟伟红签订的两份《新房转让协议》并非房屋买卖的意思表示，实为借款担保。张年群于2019年1月24日在定南县公安局所作的讯问笔录中陈述钟伟红两次向张宝锋借款均是用房产抵押，双方没有签订借条，而是签订两份《新房转让协议》，约定按时还款就将房产转让协议还给钟伟红，双方签订协议的真实意思是用房产担保借款的归还。张世权在公安局的询问笔录中的陈述也印证了钟伟红与张宝锋之间的借贷关系。（2018）赣07民终2393号民事判决认定两份《新房转让协议》合法有效属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3.钟伟红与张宝锋的房屋买卖行为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形，该合同应属无效。张年群的供述及钟伟红的陈述均表示钟伟红向张宝锋借款的利息为一万元每天50元，即日利率0.5%，年利率为180%，该利息远超法律规定的利率水平，是典型的高利贷行为。张年群还供述，按照规矩，钟伟红肯定要预付利息，具体多少不清楚。二审时，钟伟红提交自书材料《张宝锋三十一万清单》，其中记载“二楼被押十五万，每天利息一万元50元，当时扣利息7500元……四间店面被押十六万元，每天利息一万元50元……合计扣除75500元，实收现金84500元”。以上可以证明张宝锋以房产转让协议掩盖其非法提供高利贷及利用“砍头息”恶意垒高借款金额实施“套路贷”的犯罪行为。故两份《新房转让协议》应属无效。申诉人钟鑫华、黄丽芳、廖贱秀称，请求撤销本院（2018）赣07民终2393号民事判决，依法判决两份《新房转让协议》无效。理由如下：1.张宝锋与钟伟红签订《新房转让协议》不是正常合法的转让房屋，而是违法抵付债务，张宝锋向钟伟红发放高利贷，钟伟红无钱偿还，张宝锋就迫使钟伟红和他签订两份违法的《新房转让协议》。两份协议书是债务抵付而非房屋转让有定南县人民政府定府复（2017）7号行政复议书可以说明，其中认定事实：“2016年12月22日，钟伟红因与张宝锋债务问题，将位于转让给张宝锋……”2.二审判决认定张宝锋与钟伟红签订协议转让的房屋有土地使用权，事实认定错误。涉案房屋没有土地使用证，也未取得房屋产权证，即使有，转让土地、房屋也应当到主管部门缴纳土地出让金、房产税，办理转让手续才合法有效。3.二审判决认定《定南县城市规划区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上只有钟伟红的名字，有理由相信其是该房产的完全权利人。安置房是安置整个家庭成员的，钟伟红只是作为家庭成员的代表出现在协议上，家庭成员对安置房均享有共有权。张宝锋与钟伟红签订《新房转让协议》未经其他共有人签字，二审判决认定有效实属错误。4.两份《新房转让协议》违反法律规定，应属无效。首先，两份协议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下列房地产不得转让：……（四）共有房地产，未经其他共有人书面同意的……（六）未依法登记领取权属证书的。”其次，两份协议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的规定：“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再次，两份协议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有合同无效的情形。最后，二审判决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八条、三十九条之规定不属于效力性强制规定，实属错误。被申诉人张宝锋辩称，钟伟红叫人冒充钟鑫华来借钱，签合同时提供的身份证也是伪造的。其没有收到7.5万元的利息，钟伟红说如果还不起钱就将房子给他。如果是房屋买卖或是房屋抵押存在错误，属于合同法规定的可撤销的情形，但时至今日，撤销期限已过。恳请法院改判房屋买卖无效，认定钟伟红当时以房屋设定抵押担保借款是有效的，请求法院驳回申诉人的申诉，并判令钟伟红返还张宝锋借款29.65万元，并承担6%的利息。理由如下：1、《定南县县城规划区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和户口本足以证实钟鑫华与钟伟红原来家庭共有的房屋于2011年被政府拆迁，期间钟鑫华、黄丽芳与钟伟红、廖贱秀已经分开了户口，他们之间并没有共同生活，属于两个独立的家庭结构，因此当地政府在补偿土地的时候安置了两块土地，以钟鑫华和钟伟红各自为户主的两块土地。钟鑫华的土地已经处置，钟伟红的土地就是本案所涉房屋，所以本案房屋依附的土地使用权归钟伟红。2、取得补偿土地以后，钟鑫华与案外人张锦华合作建房，钟鑫华以土地出资的方式取得了房屋的三、四、六层，张锦华以现金出资的方式取得了房屋的二、五、七、八层。钟鑫华取得的土地和房屋均被其处置。钟伟红名下的土地和其上所建的房屋，均属于钟伟红和廖贱秀夫妻共有，而非家庭共有，钟鑫华、黄丽芳不享有共同共有权，该事实有钟鑫华妹妹钟鑫梅、姐姐钟英向公安机关所作的陈述证明。钟鑫华只是兴建房屋的经办人，不具有所有权人身份。3、钟伟红是土地使用权人也是实际出资人，钟伟红与廖贱秀是夫妻关系，依法应该认定房屋是夫妻共有，双方对房屋应该平等协商一致，但《新房转让协议》只有钟伟红一人的名字，没有廖贱秀的名字。张宝锋虽为桥水村主任，但对拆迁补偿的程序和政策规定并不清楚，其无从审查钟伟红抵押借款的房屋是夫妻共有的，其有理由相信钟伟红为房屋的完全权利人。钟伟红用自有房屋抵押借款是行使其自身处置权，没有违反法律规定。4、张宝锋向钟伟红放贷确实存在“砍头息”的行为，但不存在套路贷行为。“砍头息”属民事违法，套路贷是违法犯罪。据公安机关的侦查材料记载，张宝锋两次出借累计预先收取钟伟红18500元的砍头息，不是抗诉机关认定的“四间店面押16万元……合计扣除75500元，实收现金84500元”。钟伟红在公安机关的陈述：“15万元借款扣除十天利息，每天750元，我实拿到14.25万元；在2017年1月中旬，我借了张宝锋3万元，除去10天利息，每天300元，计3000元，实收2.7万元；16万元借款，除去之前的3万元，归还张年群3万元；之前15万元10天利息7500元，16万元10天的利息8000元。”由此可见，张宝锋收取了钟伟红的“砍头息”18500元是事实。依据《合同法》第200条规定，张宝锋先行收取的“砍头息”属于民事行为，不属于套路贷的违法行为。钟伟红向张宝锋借款实际数额为29.65万元。5、据钟伟红在公安机关的陈述表明，钟伟红用假的身份证向张宝锋借款，找人冒充其儿子钟鑫华签名，并假称用于生意周转，实际上是用于赌博。钟伟红因赌博无法还钱的情况下，逃避债务，明显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客观上也实施了骗取的行为。6、公安机关立案时认定张宝锋是强迫交易，现在仅仅认定寻衅滋事，不涉及本案房屋买卖“强迫交易”的问题。张宝锋与钟伟红之间的债权债务明确，钟伟红用自己所有的房屋抵押是行使其自身处置权。被申诉人钟伟红未答辩。钟鑫华、黄丽芳、廖贱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钟伟红与张宝锋于2016年12月22日、2017年1月23日所签订的两份《新房转让协议书》无效；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钟鑫华、黄丽芳系夫妻关系，廖贱秀与钟伟红系夫妻关系，钟鑫华、黄丽芳系廖贱秀与钟伟红的儿子、儿媳。2011年8月12日，钟伟红与定南县征地拆迁工作指挥部办公室签订了一份《定南县县城规划区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其中约定钟伟红作为被拆迁人同意拆除位于天然孙屋规划红线内的房屋，并在仁村安置地获得面积为205.68㎡的安置地一块，该块安置地土地使用权登记在钟伟红名下。同时期，钟鑫华作为户主也以同样的方式获得安置地一块，该块安置地土地使用权登记在钟鑫华名下，后钟鑫华以与他人共建房屋的形式在其名下的安置地兴建房屋一栋，并将所有房屋出售完毕。钟伟红名下安置地于2013年至2014年间由钟鑫华与家人共同兴建，共计八层，后以钟伟红及钟鑫华的名义出售了部分楼层。钟鑫华在该楼房一楼开设了定南县钟鑫华百货商店，并办理了工商登记手续。2016年12月22日，钟伟红（甲方）以现有房屋权属人名义与张宝锋（乙方）签订了一份《新房转让协议书》，载明：“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本着平等、自愿、诚信原则，就房屋事项达成一致，特签订本协议：一、房屋坐落迎春安置地9栋6号2楼，面积205.68平方米。二、房屋价格：房屋合计人民币壹拾伍万元整（￥150000.00元）。三、付款方式：一次性付清。四、房屋交付：甲方应按期保证质量将房屋交付给乙方……十、房屋和车库永久性归乙方使用。十一、乙方转购甲方2楼层套房和车库，在政府部门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办理房产证时，甲方应尽力协助乙方办证，但过户等费用由乙方自己负责……十三、本合同自甲、乙双方签字日起生效，双方永不反悔，永久共同遵守合同条款，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解决。十四、本合同一式叁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在场人执一份。”钟伟红在甲方处签字并按捺指印，张宝锋在乙方处签字，张年群在中价人处签字。同日，钟伟红向张宝锋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张宝锋房款人民币壹拾伍万正（￥150000.00元）。此据今收人：钟伟红2016.12.22”。钟伟红在今收人处签字并按捺指印。同日，张宝锋通过账号62×××90向被告钟伟红汇款110000元，并从同一账号取现40000元交付给钟伟红。2017年1月14日，被告张宝锋从建设银行账号62×××09支取200000元现金。2017年1月23日，钟伟红、张宝锋再次签订了一份《新房转让协议书》，载明：“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本着平等、自愿、诚信原则，就房屋事项达成一致，特签订本协议：一、房屋坐落于仁村安置地9栋6号1楼四间店面，面积约120平方米（长15.28米，宽7.5米）。二、房屋价格：四间店面120平方米，一起共计人民币壹拾陆万元整（￥160000.00元）。三、付款方式：签协议书时一次性付清人民币壹拾陆万元整（￥160000.00元整）。四、房屋交付：甲方应按期保证质量将房屋交付给乙方……九、房屋和车库使用年限永久性归乙方所有，甲方无权干涉。十、乙方转购甲方一楼层，在政府部门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办理房产证时，甲方应尽力协助乙方办证，但办证过户等费用由乙方自己负责。十二、本合同自甲、乙双方签字日起生效，双方永不反悔，永久共同遵守合同条款，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解决。十三、签字生效后，两天内甲方空出店内所有东西交付给乙方使用。十四、本合同一式叁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在场人执一份。”钟伟红在甲方处签字并按捺指印，张宝锋在乙方处签字。该份《新房转让协议书》上有“钟鑫华”签字表示，但庭审中钟鑫华否认该签字系其所为，张宝锋也认可该签字不是钟鑫华本人书写。同日，张宝锋将160000元现金交付给钟伟红，钟伟红出具了《收条》一份交张宝锋收执，《收条》载明：“今收到张宝锋房款人民币现金壹拾陆万元正（￥160000.00元）此据今收人：钟伟红2017.1.23”。2017年2月27日，张宝锋分别以118000元价格将仁村安置地9栋6号2楼，面积为205.68平方米的房屋分隔成两套转卖给案外人黄良华、张世权。因钟鑫华、黄丽芳、廖贱秀对张宝锋与钟伟红之间的房屋买卖行为不认可，张宝锋、黄良华、张世权欲对所购买的房屋、店面进行装修时，双方发生了冲突，并报定南县公安局历市派出所处理。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两被告先后签订的两份《新房转让协议书》是否合法有效。本案中被告钟伟红持有《定南县县城规划区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土地使用权证，能够证明被告钟伟红系诉争安置地权利人，即对合法取得的安置地上兴建的房屋享有处分权，包括将房屋转让于他人之权利。所以被告钟伟红将安置地上兴建的房屋第一层、第二层转让给被告张宝锋并收取相应房款的行为，是依法行使民事权利的行为，依法受到法律的保护。原告钟鑫华主张其系房屋的实际出资建造人，所有权及使用权均为其所有，在未取得他本人同意的情况下转让协议无效。该院认为，原告钟鑫华与被告钟伟红分别以家庭户主代表根据安置政策取得了各自的安置地，并办理了土地使用权证书，其相应权利义务应以登记的权属证书为准，相互之间是否实际参与房屋建设并不影响另一方根据《定南县县城规划区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及土地使用权证行使处分权，且原告钟鑫华并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本人享有诉争房屋所有权的份额，故对该主张不予采纳。目前，诉争房屋尚无产权证明，出卖人即被告钟伟红应当承担权利瑕疵担保责任,而这种责任乃违约责任，不可从买卖合同的效力上进行评价，更不可能直接产生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所以，三原告主张因房屋无房产证而导致转让协议无效的观点不予支持。被告张宝锋通过银行转账及现金的方式支付了共计310000元购房款给被告钟伟红，被告钟伟红出具了两份《收条》对房款的给付予以确认，故对三原告主张被告张宝锋未支付对价的主张不予支持。三原告主张被告张宝锋与被告钟伟红之间存在非法高利转贷关系，但未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实，且庭审中被告张宝锋对该主张不予认可，故对三原告的此项主张不予采纳。关于原告廖贱秀主张被告钟伟红擅自出售夫妻共同财产，是否有权主张转让协议无效的问题。该院认为，夫妻一方对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本案中被告诉争房产的土地在《定南县城规划区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及土地使用权证上均只有被告钟伟红的名字，均没有妻子即原告廖贱秀的名字，被告张宝锋无从审查被告钟伟红转让给其的房产系夫妻双方共同共有还是被告钟伟红单方所有的，其有理由相信被告钟伟红是该房产的完全权利人；而且被告张宝锋已经支付了合理的转让款310000元给被告钟伟红；从诚实信用原则和保护交易安全的角度，被告钟伟红和张宝锋先后两次签订的《新房转让协议书》是双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协议书合法有效。现三原告主张转让协议无效，该院认为，三原告未提供有力证据证明两被告之间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和法律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因此对于三原告该诉请，不予支持。综上，为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七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钟鑫华、黄丽芳、廖贱秀的诉讼请求。钟鑫华、黄丽芳、廖贱秀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钟伟红先后两次与张宝锋签订的《新房转让协议书》无效。二审法院认定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二审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本案并不存在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或者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问题，而定办发(2010)32号中共定南县委办公室、定南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的《定南县2010年清理整顿安置地建房工作方案》不是法律、行政法规，不能依据该《方案》来确认合同的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之规定不是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故上诉人钟鑫华、黄丽芳、廖贱秀主张被上诉人钟伟红与被上诉人张宝锋分别于2016年12月22日、2017年1月23日签订的《新房转让协议书》无效，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钟鑫华、黄丽芳、廖贱秀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赣州市人民检察院向法庭提交证据如下：张年群在定南县公安局讯问笔录一份、张世权在定南县公安局询问笔录一份，拟证明钟伟红向张宝锋借款是用房款作抵押，没有写欠条，只写了两份《新房转让协议书》，两笔借款的利息均为一万元每日50元，日利率0.5%，年利率为180%，张宝锋与钟伟红实施的行为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申诉人钟鑫华、黄丽芳、廖贱秀没有新的证据向法庭提交。被申诉人张宝锋提交了定南县人民检察院延长审查起诉期限通知书一份，拟证明张宝锋涉嫌的不是强迫交易，而是寻衅滋事。以上证据均经当庭举证、质证，本院对赣州市人民检察院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能够证明张宝锋与钟伟红之间系借贷法律关系，不是房屋买卖关系。对张宝锋提交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可。本院再审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12月22日，钟伟红急需用钱，经案外人张年群介绍，向张宝锋借款15万元，约定日利率为0.5%，即每日利息750元，预先扣除了十天的利息7500元，钟伟红实际收到14.25万元。该笔借款双方并未签订借款协议，而是签订了一份《新房转让协议》以担保债务的归还。2017年1月23日，钟伟红又向张宝锋借款16万元，日利率为0.5%，即每日利息800元，张宝锋也预先扣除16万元借款十天的利息8000元。该笔借款双方仍未签订借款协议，而是签订了一份《新房转让协议》以担保债务的归还。后钟伟红不能归还上述两笔借款，张宝锋遂要求钟伟红家人交付房屋，双方因此产生纠纷。钟伟红家人钟鑫华、黄丽芳、廖贱秀遂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上述两份《新房转让协议》无效。另查明，案涉房屋至今没有办理土地使用权证和房屋产权证。再审认定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再审认为，案涉房屋系钟鑫华、黄丽芳、廖贱秀与钟伟红的家庭共有财产，故钟鑫华、黄丽芳、廖贱秀有权对案涉房屋转让合同的效力提起确认之诉。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钟伟红与张宝锋于2016年12月22日及2017年1月23日签订的两份《新房转让协议》的效力问题。结合案件事实及相关法律规定，本院认为案涉两份《新房转让协议》应属无效，理由如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抵押权人在债务履行期届满前，不得与抵押人约定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时抵押财产归债权人所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在抵押合同中约定，债务履行期届满抵押权人未受清偿时，抵押物的所有权转移为债权人所有的内容无效……”本案中，张宝锋与钟伟红签订的两份《新房转让协议》并无房屋买卖的合意，双方的真实意思是钟伟红向张宝锋借款并以其房屋来担保债务的履行。两份《新房转让协议》的实质内容就是双方预先约定，如钟伟红在借款期限届满时不能偿还借款，则房屋所有权归张宝锋所有，该约定明显违反了上述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应属无效。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当事人以签订买卖合同作为民间借贷合同的担保，借款到期后借款人不能还款，出借人请求履行买卖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并向当事人释明变更诉讼请求。当事人拒绝变更的，人民法院裁定驳回起诉……”本案中，张宝锋与钟伟红之间系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张宝锋向钟伟红出借时，收取远超法律规定的高额利息并预先收取借款利息，采取以签订房屋转让协议的形式掩盖发放高利贷的非法行为，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规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形，故双方签订的两份《新房转让协议》也应认定无效。综上所述，钟鑫华、黄丽芳、廖贱秀的再审请求成立，应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八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本院（2018）赣07民终2393号民事判决及江西省定南县人民法院（2017）赣0728民初475号民事判决；二、确认张宝锋与钟伟红于2016年12月22日及2017年1月23日签订的两份《新房转让协议》无效。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二审受理费100元，由被申诉人钟伟红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郭海平审判员  何树明审判员  钟华龙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龙 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