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京0105行初237号原告刘红，女，1973年12月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被告北京市朝阳区司法局，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六里屯西口。法定代表人王远捷，局长。委托代理人董宁，女，北京市朝阳区司法局干部。委托代理人裘叶，北京市潮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红（以下简称原告）不服被告北京市朝阳区司法局（以下简称被告）投诉答复行为，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7月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被告委托代理人董宁、裘叶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20年3月22日，被告对原告作出（2020）朝司答字第046号《关于刘红投诉北京京航律师事务所及吴某律师有关问题的答复》（以下简称被诉《答复》），就原告投诉北京京航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京航所）及吴某律师的诉求，答复如下：1、关于投诉书中反映的“代理期间利用不当语言误导当事人，恶意博得当事人信任，承揽业务收取代理费”的问题。关于该项问题，被告为查明事实，分别要求原告和吴某律师提供关系人“杨哥”、“张某”的联系方式。原告和吴某律师均向被告提供了关系人张某的联系电话，被告向张某电话核实，由于电话号码显示为空号，未有结果；原告和吴某律师均表示不认识关系人“杨哥”，所以无法提供联系方式。被告认为，根据现有证据，无法查实吴某律师存在投诉书中所述行为。根据《北京市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和律师事务所投诉处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投诉处理办法（试行）》）第二十三条第（三）项“投诉事项查证不实或者无法查实的，依法对被投诉人不予处理”的规定，对吴某律师不予处理。2、关于投诉书中反映的“律师违反工作流程，超越工作权限”的问题。经查，原告与京航所于2018年6月4日签订《委托协议》，协议约定京航所指派吴某律师担任抢劫案件的被告人（犯罪嫌疑人）李某的辩护人，委托有效期自双方签订协议之日起至一审终结日止，委托费用为两万元。签订协议后，吴某律师进行了阅卷，并于2018年6月6日出具了《法律意见书》。2018年6月14日，吴某律师会见了犯罪嫌疑人李某，并制作了会见笔录。2018年6月25日，双方解除签订的《委托协议》。关于投诉书中反映的律师违反工作流程的问题，经查阅《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以下简称《律师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未发现法律法规规章对律师办理刑事案件工作流程有相应规范。如果原告认为吴某律师的行为涉嫌不尽职代理，建议原告向北京市律师协会反映，以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关于投诉书中反映的律师超越工作权限的问题，实质上是对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内容的争议，根据现有证据无法查实被投诉人吴某律师的行为违反《律师执业管理办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根据《投诉处理办法（试行）》第二十三条第（三）项的规定，对被投诉人不予处理。3、关于投诉书中反映的“律师泄露当事人隐私，故意隐瞒案件事实，剥夺委托人知情权”的问题。关于该项问题，被告认为，被投诉人吴某律师将《法律意见书》提供给案外人“张某”、“杨哥”，涉嫌违反《律师执业管理办法》第三十八条第（四）项的规定，被告将立案调查。京航所对其所律师的执业行为疏于管理，涉嫌存在《律师法》第五十条第（八）项规定的行为，被告将立案调查。关于投诉书中反映的被投诉人吴某律师故意隐瞒案件事实，剥夺委托人知情权的问题，根据现有证据无法查实被投诉人吴某律师存在投诉书所述的行为，根据《投诉处理办法（试行）》第二十三条第（三）项的规定，对被投诉人不予处理。如果原告认为被投诉人吴某律师的行为涉嫌不尽职代理，建议原告向北京市律师协会反映，以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4、关于投诉书中反映的“律师违反职业道德，利用法律服务骗取代理费”的问题。被告认为，根据现有证据无法查实被投诉人存在投诉书中所述利用法律服务骗取代理费的问题。根据《投诉处理办法（试行）》第二十三条第（三）项的规定，对被投诉人不予处理。关于投诉书反映的被投诉人违反职业道德的问题，不属被告管辖范围。建议原告向北京市律师协会反映，以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5、关于投诉书中反映的“吴某申辩第五项内容，用词极端憎恶，对投诉人恶意诽谤”的问题。关于该项问题，不属被告管辖范围。建议原告向有关机关反映，以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诉称，第一，关于被诉《答复》第一条“代理期间利用不当语言（行为）误导当事人，恶意博得当事人信任，承揽业务收取代理费”的问题，被告认为“现有证据，无法查实投诉书中所述行为”系事实认定错误，现有证据足以证明原告投诉事实。原告所称“代理期间利用不当语言（行为）误导当事人，恶意博得当事人信任”是指吴某律师“检察院杨哥”的关系。被诉《答复》中引述的吴某律师的辩解，其承认了“杨哥”，只是说“杨哥是介绍人张某的关系”，印证了“杨哥”是委托业务的基础。关于“杨哥”是否为“吴某律师所称自己的关系”，首先，原告的录音证据证明了吴某律师主动强调“杨哥是检察院的，是他的关系”。其次，吴某律师辩解称“杨哥是介绍人张某所称的张某自己的关系”，并无其他证据印证，因为找不到张某不能印证其辩解，只能推定其辩解没有证据支持。只有认可吴某的辩解，说明吴某律师的辩解有一定证据支持；而张某不表态或没出现，说明吴某“杨哥是介绍人张某所称的张某自己的关系”没有任何证据支持，只是其自己的陈述。被告据此认定为没有证据支持原告的主张，是把被投诉人举证不能的责任加到了原告身上，其认定是错误的。因吴某辩解不能成立，原告有录音证据为证，足以证明吴某以“检察院杨哥”的关系承揽业务。吴某律师上述行为违反了《律师执业管理办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原告针对被告第一次作出回函后曾向北京市司法局进行复议，复议期间同时给北京市司法局和被告提供了重要线索，吴某提供的张某证人证言系伪造，张某于2019年2月3日因涉嫌诈骗犯罪被辽宁省本溪市公安机关羁押，而吴某提供的张某证人证言是在被羁押之后的2019年2月22日所出具，张某羁押期间无法出具任何证明，故吴某提供的证人证言系伪造。请求法院将吴某伪造证据行为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第二，关于投诉书中反映的“律师违反工作流程，超越工作权限”的问题。被告答复“实质上是对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内容的争议，不属我局管辖范围”系事实认定错误下适用法律错误。原告投诉的相关内容是在未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情况下就书写的《法律意见书》，意见书内容与案件事实严重不符。核心问题是吴某律师未经会见犯罪嫌疑人就出具《法律意见书》，系违反《律师执业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没有听取犯罪嫌疑人本人意见就缺乏事实根据，没有规范执业。错误的《法律意见书》是被投诉人不规范执业的结果，双方争议点不是《法律意见书》内容问题，是其不规范执业是否违反《律师执业管理办法》等规范的问题。第三，关于投诉书中反映的“律师违反职业道德（规范）,利用法律服务骗取代理费”的问题。被告认定不在其管辖范围是错误认定。基于与前述第一条相同的理由，被投诉人虚构“检察院杨哥”的行为，系违反《律师执业管理办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也违反了《律师法》第三条的规定。第四，关于投诉书中反映的“吴某申辩第五项内容，用词极端憎恶，对投诉人恶意诽谤”的问题。被告认定不在其管辖范围是错误认定。吴某的行为违反了《律师法》第三条和《律师执业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第四十条的规定。第五，北京市司法局做出的京司复〔2019〕8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复议决定书》）对被告原答复提出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告重新作出的答复，重复原答复内容。现诉请法院判决：1、撤销被告作出的被诉《答复》中除第三条以外的其他处理意见；2、责令被告依法重新处理原告的投诉。原告在指定期限内未向本院提交证据。被告辩称，被告作为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依法具有受理本辖区内的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活动投诉并调查处理的法定职责。被告依法受理原告投诉，经过调查，在规定时限内依法对原告的请求进行答复，程序合法。被告作出的被诉《答复》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依据正确。综上，被告已经依据职责和法定程序受理原告的投诉，对被投诉人进行调查，并在期限内作出被诉《答复》，送达原告和被投诉人，已经完全履行法定职责。请求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材料和依据:（一）被告作出被诉《答复》的证据材料：1、原告提交材料目录；2、原告身份证复印件；3、《投诉书》；4、投诉证据材料；5、邮寄补充材料的快递单及物流信息；6、补充投诉材料，证据1-6证明原告投诉时间及事项；7、京朝司律受[2019]040号《投诉受理通知书》;8、快递单及物流信息；9、《通知》；10、快递单及物流信息；11、京朝司律调[2019]018号《投诉调查通知书》；12、快递单及物流信息；13、京航所出具的《刘红投诉事项回复》；14、被告于2019年7月15日对吴某进行询问并制作的《询问笔录》；15、吴某身份证及律师证复印件；16、吴某提供的证据目录及相应材料，包括《证明》、吴某与原告通话录音光盘及文字整理稿、微信聊天记录、《解除委托协议书》等；17、（2019）朝司补字第039号《补充提交投诉材料通知书》；18、快递单及物流信息；19、（2019）朝司延字第054号《朝阳区司法局律师类投诉案件延期通知书》；20、快递单及物流信息；21、京航所2018年京航字第180604号卷宗；22、《工作记录》，证据7-22证明被告就投诉事项履行了调查职责；23、（2019）朝司答字第059号《关于刘红投诉北京京航律师事务所吴某律师有关问题的答复》（以下简称059号《答复》）；24、快递单及物流信息，证据23-24证明被告将案件处理结果告知相关当事人；25、《复议决定书》，证明北京市司法局针对059号《答复》的行政复议决定情况；26、京朝司律调[2020]011号《投诉调查通知书》;27、《送达回证（存根）》；28、（2020）朝司延字第029号《朝阳区司法局律师类投诉案件延期通知书》；29、快递单及物流信息；30、京航所出具的《情况调查说明》，证据26-30证明被告就投诉事项履行了调查职责；31、被诉《答复》；32、快递单及物流信息，证据31、32证明被告将案件处理结果告知相关当事人。（二）被告作出被诉《答复》的规范性依据为：《律师法》、《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律师执业管理办法》、《投诉处理办法（试行）》。经庭审质证，本院对被告提交的证据作如下确认：被告提交的证据系其在作出被诉《答复》过程中依据法定程序制作、收集的，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能够证明被告收到原告的投诉后开展工作履行职责并作出被诉《答复》的相关情况，本院予以采纳。经审理查明：2018年6月4日，原告与京航所签订《委托协议》，其中约定由京航所指派吴某律师担任抢劫案件的被告人（犯罪嫌疑人）李某的辩护人。后原告与京航所经协商签订《解除委托协议书》，约定双方于2018年6月25日解除双方签订的《委托协议》，退还法院阶段代理费用1万元并就案件事宜再无任何纠纷。2019年1月28日，原告向北京市朝阳区律师协会投诉，投诉请求为：1、对京航所及吴某律师给予处罚；2、要求京航所及吴某律师退还一万元律师费，并赔偿一万元。2019年4月9日，北京市朝阳区律师协会作出京朝律协纪字（2019）第J-009号《结案通知》，依据《北京市律师协会会员纪律处分规则》第十六条规定，决定向京航所以及吴某律师发《规范执业建议书》，对投诉人的投诉请求不予支持。2019年5月22日，被告收到原告当面提交的《投诉书》及投诉材料，《投诉书》中被投诉人为京航所和吴某律师，投诉请求为：1、对京航所及吴某律师给予停业处罚，并处以罚款；2、吴某对于诽谤投诉人的行为进行公开赔礼道歉；3、要求京航所及吴某律师退还1万元律师费，并赔偿损失1万元。2019年5月30日，被告向原告作出并邮寄送达了京朝司律受[2019]040号《投诉受理通知书》，告知原告投诉已受理，从即日起六十日内将投诉处理结果书面告知原告。同日，被告向京航所作出《通知》，通知其对投诉案件进行调处，并将调处结果于收到通知之日起15日内书面回复被告。2019年6月13日，京航所出具《刘红投诉事项的回复》，提出在其于2019年4月9日收到北京市朝阳区律师协会的《规范执业建议书》后进行了执业行为规范的培训教育，并对吴某律师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经沟通，吴某律师自愿向原告当面道歉，该所也同意将剩余代理费予以退还；因与原告联系未果，希望被告能协调处理。2019年7月12日，被告向京航所作出并邮寄送达京朝司律调[2019]018号《投诉调查通知书》，通知京航所提供原告委托吴某律师代理其子李李民康案件的全部卷宗。2019年7月15日，被告对吴某进行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吴某对原告的投诉事项均不认可，陈述系张某提出其已经帮忙找好关系，需要找律师帮忙阅卷，再通过律师向检察院提交法律意见书，本人并不认识“段哥”和“杨哥”，是原告明确要求沟通案情时张某必须在场。吴某同时提交了证据目录及相应材料，证明不存在原告投诉的利用不正当手段承揽业务、泄露当事人隐私等问题。2019年7月18日，被告向原告作出（2019）朝司补字第039号《补充提交投诉材料通知书》，通知原告接到通知后于7月25日前提供相关材料：1、关系人“杨哥”、“张某”的联系方式及其他相关证明材料。2019年7月22日，原告电话向被告工作人员确认要求其补充相关证据材料的情况，提供了张某手机号码，并表示不认识关系人“杨哥”。2019年7月24日，原告向被告以邮寄方式提交投诉补充材料，其中包括2018年6月9日、6月11日、6月24日和9月21日原告与张某谈话录音等材料。同日，被告作出（2019）朝司延字第054号《朝阳区司法局律师类投诉案件延期通知书》，决定延长案件调查期限30日，并向当事人予以邮寄送达。2019年8月26日，被告作出059号《答复》并向当事人邮寄送达。原告对059号《答复》不服，于2019年10月14日向北京市司法局申请行政复议。2019年12月23日，北京市司法局作出《复议决定书》，认为被告在059号《答复》中仅对被投诉人吴某律师是否违法作了答复，但对京航所是否存在需要被告应当监管的事项以及京航所是否违法未予以回应，属于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第1目的规定撤销059号《答复》，责令被告依法重新作出处理。2020年1月20日，为进一步调查核实京航所在执业活动中是否存在违法行为，被告作出并送达了京朝司律调[2020]011号《投诉调查通知书》，通知京航所于2020年2月10日提供接受原告委托代理其子李某案件签订委托代理协议、收费及开具律师费发票、解除委托及律师办理案件相关情况。后京航所向被告提交了其代理原告之子李某案件的卷宗材料，包括《委托协议》、收费发票、《阅卷笔录》、《会见笔录》、《解除委托协议书》等。2020年2月17日，被告作出（2020）朝司延字第029号《朝阳区司法局律师类投诉案件延期通知书》，决定延长案件调查期限30日，并向当事人予以邮寄送达。2020年3月2日，京航所向被告提交《情况调查说明》，进一步就投诉对案件代理情况予以说明。2020年3月22日，被告作出被诉《答复》并向当事人邮寄送达。原告对被诉《答复》不服，遂诉至本院。本院认为，依据《律师法》的相关规定，参照《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律师执业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司法行政部门对律师、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协会进行监督、指导。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对其执业机构在本行政区域的律师、律师事务所的执业活动进行日常监督管理，具有受理对律师、律师事务所的投诉和举报，并作出处理决定的职责。本案中，被告作为本市朝阳区的司法行政机关，具有受理对其行政区域内的律师及律师事务所的投诉，并作出相应处理决定的法定职责。《投诉处理办法（试行）》第二十三条规定，“司法行政机关应当根据调查情况，作出如下处理：（一）被投诉人涉嫌违反《律师法》及律师管理法规、规章，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按照行政处罚有关规定办理；（二）被投诉人存在违反《律师法》及律师管理法规、规章的违法行为，但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应当责令被投诉人改正或限期改正违法行为；（三）投诉事项查证不实或者无法查实的，依法对被投诉人不予处理。司法行政机关应当自作出处理决定之日起七日内，将投诉处理结果书面告知投诉人和被投诉人。”本案中，被告在受理原告的投诉后，向被投诉的律师及律师事务所通过调查询问等方式开展调查取证工作，对于原告所提出的投诉请求及相关问题，根据实际调查情况在被诉《答复》中予以必要归纳和分项说明，原告对被诉《答复》中关于投诉事项的归纳及第三项答复的内容并无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关于原告投诉吴某律师“代理期间利用不当语言误导当事人，恶意博得当事人信任，承揽业务收取代理费”的问题和投诉“利用法律服务骗取代理费”的问题实质上均指向“不正当手段承揽业务”问题，对此，被告调取了京航所的案件卷宗材料，对吴某进行调查询问，对原告及被投诉人吴某提供的证据材料进行核实，并根据原告及吴某提供的联系方式与其他相关人员进行联系但未果，被告已履行必要调查职责。在无有效证据证明被投诉人存在以欺骗当事人等不正当手段承揽业务情况下，被告作出不予处理的答复符合法律规定。关于原告投诉“律师违反工作流程”的问题，被告经对卷宗材料进行核实并对被投诉人本人进行询问调查，未发现被投诉人存在被投诉的违法行为，并结合法律法规规定向原告告知如认为被投诉人的行为涉嫌不尽职代理，建议原告通过其他渠道反映的答复并无不当。关于原告投诉“律师超越工作权限”的问题，原告在《投诉书》中提出的主要理由为吴某律师在未会见当事人情况下书写了《法律意见书》并擅自替当事人认可重要情节等，此项主张实质指向为《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且现有证据材料无法证实吴某律师违反《律师执业管理办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故被告作出不予处理的答复亦无不当。关于原告投诉的“吴某申辩第五项内容，用词极端憎恶，对投诉人恶意诽谤”、“律师违反职业道德”问题，不属于被告的职责范畴，故被告建议原告向有关机关反映并无不当，本院不持异议。被告在收到原告的投诉后，履行了受理、通知、调查、延期等程序，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被诉《答复》并进行送达，其履行程序符合法律规定。被告基于相关事实及法律规范的规定作出的被诉《答复》具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履行程序合法，法律适用正确，原告要求撤销被告作出的《答复》中除第三条以外的其他处理意见并对原告的投诉重新作出处理的诉请事项缺乏相应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红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刘红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同时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郑瑞涛人民陪审员  吴国华人民陪审员  王志军二〇二〇年九月一日书 记 员  杨星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