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蕲春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1126民初412号原告骆菊生，男，1951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蕲春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凌磊，湖北衡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黄士奇，男，1946年5月11日出生，汉族，住蕲春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宋选平，湖北邦法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骆菊生与被告黄士奇物权保护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9月18日作出（2017）鄂1126民初1535号民事判决，被告黄士奇不服该判决提出上诉，湖北省黄冈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为由，裁定撤销原判，发回本院重审。本院收到该案后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骆菊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凌磊、被告黄士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宋选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骆菊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黄士奇立即退出其侵占的位于蕲春县××街综合楼（又名京九琼楼）房屋；2、判令被告黄士奇恢复被侵占房屋原状（或折价赔偿损失）；3、判令被告黄士奇赔偿原告租金损失300000元。在诉讼过程中，原告当庭表示放弃第3项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1996年11月4日，蕲春县××街建设指挥部与被告叔父黄崇（台湾人，已故）签订了《建筑国防街商贸房屋合同》，约定由该指控部以代建形式将国防街第三排第一户房屋（三层，面积320平方米）建好后交给黄崇，由黄崇支付对价250000元。在履行该合同过程中，因多方原因未交付房屋。2007年下半年被告未经允许，将蕲春县××街商贸开发服务中心（实为原告）投资开发的京九琼楼南侧的第一列、第二列的第一至四层强行占有，并进行了破坏性改造。2009年原告要求被告退出所占房屋，表示与黄崇的合同可另行解决，但被告以该房屋系黄崇合同项下通过调换方式取得为由，拒绝退出。2013年，黄崇提起诉讼，要求原告等人向其交付上述实际占用的房屋并赔偿损失；法院认为其实际占用的房屋并非合同项下的房屋，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涉案房屋“京九琼楼”已于2013年10月登记在原告名下。故此，被告没有合法依据占有原告的房屋，并进行破坏性施工，已构成侵权，依法应承担恢复原状、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黄士奇辩称，1、本案合同签订于1996年11月4日，此时国防街三排房屋均已建成，且办理了房产证，若如原告所指的被法院拍卖处理的房屋系合同约定房屋，那双方应签订购买合同而非建筑合同；2、国防街1995年已建成的三排房屋，每户均价约181000元左右，而被告委托代建的房价是250000元，故原告代建的并非是国防街三排中的房屋；3、双方所约定的房屋位于第三排第一户临街面，即是被告现在所占有房屋的位置；4、被告现住的房屋在建设过程中，经与原告商量对设计图纸进行了更改，被告亦向设计院交纳了更改图纸费用；原告委派的施工管理人员褚文学与被告之子签订了更改合同，被告为此向原告支付6000元，向建筑施工队支付17000余元改建施工费，将原来的三层改为现在的四层结构。故此，被告目前居住的房屋是合法占有，原告无权要求腾退，并请求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查明：（一）原告骆菊生要求被告黄士奇腾退诉争房屋的所依据的主要法律事实；1994年10月10日，滕忠发与骆菊生、漕河镇武装部签订合伙投资协议，主要约定滕忠发和骆菊生共同筹资，在京九铁路火车站附近兴建一个占地面积约40亩、总建筑面积约2万平方米、可容纳200户私营商户的私营经营区。同年12月16日，漕河镇武装部发文《国防街建设工程实施细则方案》，主要载明国防街由滕忠发和骆菊生私人经营合伙开发，国防街的产权由投资人所有，盈利和债权债务全部由投资人承担等。1995年2月8日，滕忠发、骆菊生与漕河镇武装部签订了国防街建设工程投资问题等补充协议，主要载明骆菊生投资入股国防街建设工程，权利与其他投资人一律平等；镇武装部发通知成立指挥部，代替临时企业名称，支持投资方及时开展工程建设。同日，用地单位指挥部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用地项目名称为国防街商贸区用地，用地位置在漕河枫树林，用地面积为16680平方米。1996年11月20日，滕忠发与骆菊生签订合同书，双方约定国防街代建商贸房由骆菊生全程负责承包；合同签订后，国防街前后经营过程中的一切收、付和债务债权概由骆菊生负责。1997年8月20日，指挥部取得《蕲春县建设工程选址意见书》，载明项目批准文件为蕲计字1994“126”号，地址为火车站广场西北边，工程名称为京九琼楼，施工单位是蕲春县华夏建筑装饰公司，工程性质为大酒店，建设物结构为框架结构，1栋6屋，占地面积为660平方米，建筑面积为5500平方米，开工日期为1997年8月24日，竣工日期为1998年6月30日。1997年11月6日，建设单位指挥部取得《建设工程许可证》，建设项目名称为京九琼楼，建设位置火车站广场西北边，建设规模5500平方米。2012年9月13日，漕河镇武装部与骆菊生签订一份《更名协议》，主要约定，国防街开发自1994年提出土地申请开始，至2000年基本建设完成。骆菊生是国防街建设投资的实际出资人，拥有独立处置国防街所有资产的权利。2013年5月22日，蕲春县国土资源局与镇武装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主要约定镇武装部“京九琼楼”宗地位于漕河镇枫树林社区居委会五组，占地面积2919.85平方米，批准用途为商住，出让年限20年，1999年6月30日签订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该宗土地使用权在出让年限内，同意将镇武装部“京九琼楼”宗地中占用面积为471.93平方米的受让人变更为骆菊生。2013年6月5日，土地使用权人骆菊生（京九琼楼）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载明：座落枫树林铁路广场旁五组，用途为商住，使用权面积为471.93平方米。2013年7月1日，建设单位骆菊生取得《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证明书》，工程名称京九琼楼，工程地址铁路广场旁，建筑面积3300平方米，结构类型为框架。同年10月30日，骆菊生取得《房屋所有权证》，房屋坐落于枫树林铁路广场旁，框架结构6层。建筑面积为2479.36平方米，用途为商业。在上述事件期间，被告黄士奇于2007年对“京九琼楼”左侧1-2列的三层进行了简易装修，并于2008年3月搬进入住该房屋。后原告骆菊生要求被告退出房屋未果，遂向本院提起诉讼。（二）关于被告黄士奇占有诉争房屋所依据的主要法律事实；本案关键人黄崇，男，1929年5月7日出生，系台胞，祖籍为湖北省蕲春县青石镇人，于2015年10月18日身故；其妻子邓丽华，女，1977年10月5日出生，系台胞。本案被告黄士奇系黄崇之堂侄。1996年11月4日，委托方（甲方）黄崇与受托方（乙方）国防街建设工程指挥部和骆菊生签订一份《建筑国防街商贸房屋合同书》，甲方决定在蕲春县漕河镇××街建筑商贸房屋，并委托乙方全权办理建房有关事宜。合同主要约定：一、房屋座落于四路临街面，国防街第三排第一户。基础按六屋基础，现建三层，底层门市为花岗岩地面，室内墙面全部为仿瓷，外墙窗统一为铝合金，底层窗全部安防盗网。给排水全部完备，厨房给水送至三楼；建筑面积按320平方米，总价25万元，其建筑面积按实际如有增减则造价按平均价增减。二、乙方的受托权限包括：代理甲方向有关部门办理征地手续；代理甲方办理房屋的建筑手续、批件以及房屋的产权证件；代理甲方交纳有关房屋的税费；代理甲方向建筑商发包，房屋竣工的验收；代理甲方全权处理与建筑商发生的一切纠纷。三、甲方须按以下规定支付乙方因接受委托而产生的一切费用（包括土地征收费、土地租金、土地开发费、13米街道土方及水泥路面、街道排水沟、办理以上各种证件费用及其他税费、利息等，前述费用已计算在房屋总造价内）；1、甲方分期支付的：甲方在签订本合同时应支付给乙方总费用20万元，余下5万元，应在接到乙方交房通知书后十五日内向乙方付清。甲方如按上述规定支付产生困难，乙方可以为甲方向银行贷款提供方便，但须由甲方立据，并由甲方偿还贷款本息，乙方不负担保责任；2、甲方在签订本合同时一次付清总费用的100%，乙方按总造价优惠5%；3、甲方承担办理商贸房屋所有权、土地使用权登记证所需的费用。四、乙方收到甲方全部费用后，应于1998年春节前将验收合格的房屋及房屋的产权证书交给甲方。乙方根据工程进度可以提前向甲方交付房屋及证书。五、违约责任，甲方如未按合同规定付款，乙方有权追索逾期付款的利息（以应付款之日起至付款之日止，对未付款部分按月息3.5%计算给乙方）。如果逾期30天，仍未付清款项及利息，乙方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合同，并将房屋转让给他人。六、房屋总价款按实际交付时的建筑面积计算，房屋施工中产生的实际建筑面积与设计图纸面积误差，不视合同双方之违约。1996年11月4日、7日，指挥部分别向黄崇出具收据，注明收取黄崇交的代建房屋款17000元、183005元，共计200005元。1999年12月12日，蕲春县水利建筑设计院出具收款收据，载明收到国防街综合楼交来①轴至⑤轴变更款2000元。1999年12月14日，黄胜（甲方，黄士奇之子）与褚文学（乙方）签订《更改合同》，主要约定：经双方按现实情况，台湾佬提出自己房屋3屋更改为4层，我方同意接受意见，特订如下责任，1、我方只承担按设计院下达更改图纸施工，在标高3.9米设门一个，楼梯更改6.9米高设圈梁一道，另加更改图纸附加圈梁。2、原图纸标高5.08米板改到标高6.9上面加盖。3、更改图纸上所有门窗均由台湾佬自己承担。4、其他未更改的均按原图纸不变，所有返工费用一次性包干为6000元。同日，褚文学出具收条一张：“收，黄成更改费用陆仟元，褚文学，99年12月4日”。2000年10月12日，商贸服务中心（甲方）与黄崇（乙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就原合同的有关条款作补充：根据乙方的要求，甲方在一年内，在不增加任何条件、任何费用的前提下，将合同规定的房屋交付给乙方使用，原合同乙方不需要补房款给甲方，甲方也不存在补贴乙方其他费用；2、如甲方违约，则此补充协议作废，按原合同执行；3、甲方交付此房屋只能提前，不能推后；4、此协议一式两份，双方签字生效。2000年10月下旬，骆菊生涉嫌违法违纪被双规，后因刑事犯罪被判处刑罚（于2009年元月刑满释放）。2007年下半年，黄士奇对京九琼楼南侧两列三层进行了装修，于2008年3月入住该房屋。黄士奇认为现在所占有的房屋即是黄崇与骆菊生签订合同的标的房屋。2011年4月28日，黄崇（赠与人）与黄士奇（受赠人）签署《赠与及授权书》，载明，其与国防街建设工程指挥部签订的《建筑国防街商贸房屋合同书》、与国防街商贸开发服务中心签订补充协议，但建设方不守信用，至今未向我交付房屋并办理房屋产权登记；合同权利赠与给侄子黄士奇，具体权利包括：合同项下的房屋所有权、房屋交接验收权、房屋质量保修请求权、申请房屋产权及土地使用权、登记权、向对方追索违约责任权等，并授权全权处理。该赠与及授权书经过台湾新竹地方法院公证处认证（案号：100新院认字第0010786号；公证人李某）。湖北省公证协会于2011年6月2日出具证明书：兹证明，黄士奇持有的台湾新竹地方法院公证处（所属民间公证人事务所）出具的一份编号为0010786的公证书共一页，经与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根据《两岸公证书使用查证协议》寄与我会的同字号的赠与及授权书公证书副本核对相符。（三）、已生效的裁判文书对本案相关事实的认定及评价；2013年黄崇在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后因黄崇于2015年10月18日死亡，邓丽华作为继承人于2016年3月29日参加诉讼，其请求判令蕲春县××镇人民政府、骆菊生移交房屋（位于京九琼楼南侧第一列和第二列共**，建筑面积320平方米），并办理房屋土地使用权和所有权登记等。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1999年12月14日《更改合同》签订的主体系黄胜和褚文学，黄胜的行为得到黄崇的追认，但褚文学的行为未获骆菊生或指挥部的授权，也未得到追认，故褚文学的行为不能视作骆菊生或指挥部的意思表示；同时，京九琼楼于1997年8月20日取得工程选址意向书，确定了工程名称、性质、建筑物结构及楼层、点地面积和建筑面积、开工时间及竣工日期，于1997年11月6日取得工程规划许可、确定建设规模为5500平方米，事实上京九琼楼位于枫树林铁路广场旁5组，用途为商业，土地使用权面积为471.93平方米，建筑面积为2479.36平方米，结构类型为框架，共6层。依据1996年11月4日《建筑国防街商贸房屋合同书》中关于房屋概况的约定，与京九琼楼的情况相比较，无论从两个房屋的坐落地点、建筑面积、占地面积、楼层的情况，还是从京九琼楼工程选址意见书、工程规划许可证中登记信息的内容综合判断，不能说明京九琼楼南侧第一列和第二列是合同约定应交付给黄崇的房屋。故邓丽华主张坐落于枫树林铁路广场旁京九琼楼南侧第一列和第二列房屋归其所有，要求骆菊生、漕河政府移交房屋并办理权属两证的诉请，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以支持。遂作出（2013）鄂武汉中民外初字第0001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邓丽华的诉讼请求。邓丽华不服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鄂武汉中民外初字第00017号民事判决而提起上诉，经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并作出（2016）鄂民终1358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主要理由：①关于案涉房屋买卖合同交易的标的物。合同约定交易的标的物是国防街第三排第一户。对照国防街商贸区用地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邓丽华认为合同标的物坐落于商住楼××第一户(背对蕲春大道)；骆菊生认为坐落于商住楼××第一户(现所有权人为案外人康涛)，因三排商住楼前有一排住宅楼，从该住宅楼起算，现康涛的房屋就是第三排。根据上述规划许可证，国防街商贸区用地有三排商住楼，一排住宅楼，结合案涉合同首部的陈述“甲方决定在蕲春县××镇建筑商贸房屋”，认定案涉合同约定的第三排为商住楼的第三排更有依据，故对邓丽华此项主张予以支持。目前，国防街商贸区第三排第一户的户主为案外人高红，其房屋购买合同约定房屋坐落为“叁栋壹房贰列”。该房屋右侧紧邻京九琼楼的尾部。因国防街商贸区未办理总体的土地使用证及总体宗地图，无法确定案涉合同约定的房屋地址的四至，其具体坐落位置现已无法查实。②关于案涉《更改合同》能否约束指挥部和骆菊生的问题。合同甲方为黄胜，乙方为褚文学。邓丽华在一审中提交了该合同且未否认黄胜的行为，可视为追认黄胜代订合同的行为。骆菊生则不认可该合同，认为褚文学没有代订合同的权利。褚文学是指挥部的工作人员，但其没有获得指挥部及骆菊生的明确授权，不具有代表指挥部和骆菊生订立合同、收取费用的权利。按照一审黄胜的陈述，其也未审查褚文学的工作证或授权委托书，记不清楚《更改合同》是谁草拟的。故褚文学的行为既不属于职务代理行为，也不属于表见代理行为，亦未得到指挥部的追认，其与黄胜订立的《更改合同》，不能约束指挥部和骆菊生。③关于《更改合同》是否已实际履行，将交易标的物更改为京九琼楼第一列，第二列的一至三层的问题。对邓丽华有关这一问题的主张不予支持，理由如下:《更改合同》合同未明确约定房屋位置，只约定了更改内部的门、窗、楼梯、标高。依据该合同，无法判断更改的是何处的房屋；如前文认证意见所述，邓丽华在二审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建筑工程是按照《更改合同》施工的；邓丽华上诉提出，方某的证言能够证明双方订立《交更合同》变更了房屋位置。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邓丽华所称“方某的证言”系邓丽华的代理人刘文雄对方某进行调查形成的调查笔录。该证据可归入书面证言的范畴。但方某未出庭作证，亦不具有经人民法院允许可不予出庭作证的情形。一审法院依法未予采信，处理正确，予以维持；二审中，经设计人员到现场比对图纸，邓丽华提交的图纸与其提交的《更改合同》具有不一致性，不能在京九琼楼第一列、第二列的一至三层与更改合同、更改图纸之间建立一一对应的关联性；案涉补充协议约定，如果违约，则补充协议作废，仍按原合同执行。若按照邓丽华的主张，双方已经通过《更改合同》变更了原合同，则补充协议不可能再约定“仍按原合同执行”；根据邓丽华二审提交的鉴定意见，黄士奇等人现居住的京九琼楼第一列、第二列的一至三层是在主体工程施工完若干年之后才施工的。这说明《更改合同》在其订立时并没有得到实际履行。综上，经审查邓丽华提交的证据并结合本案相关事实，认为其主张的《更改合同》更改了房屋位置，并得到了实际履行这一事实真伪不明，依法认定该事实不存在。邓丽华不服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13日作出（2019）最高法民审95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邓丽华的再审申请。理由为：①邓丽华举证的国防街综合楼（京九琼楼左栋）图纸并非来源于涉案工程的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而是来源于邓丽华自称的、身份无法核实的武穴市南泉建筑安装工程公司预算员张绍雄，其来源合法性存疑。涉案建筑设计单位蕲春县水利建筑设计院院长在接受二审法院调查时称该院出具的正规图纸均为红颜色，而邓丽华举证的国防街综合楼（京九琼楼左栋）图纸并非红颜色，加盖印章为蕲春县水利水电建筑勘察设计室出图专用章而非蕲春县水利建筑设计院出图专用章，故对其真实性不予采信；②邓丽华无证据证明证人张诗才为涉案建筑设计单位蕲春县水利建筑设计院设计人员并参与了涉案建筑的设计工作，对于该证人证言真实性无法核实，故该证人证言不予采信，邓丽华举证的国防街综合楼图纸（京九琼楼左栋）、张诗才的证言、南泉建筑公司国防街综合楼会计账本及项目收款收据等，无法证明其主张的《更改合同》已生效并实际履行，也无法证明其与骆菊生、商贸服务中心房屋买卖合同约定交付的房屋已经变更为国防街综合楼（京九琼楼左栋）西南侧第一列、第二列一至四层等关键事实上，故邓丽华再审证据不足以推翻原判决。2014年3月10日，黄崇因不服蕲春县人民政府作出土地登记行政行为，而向湖北省武穴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该案在审理过程中，黄崇于2015年10月10日申请撤诉，武穴市人民法院于2015年10月20日作出（2014）鄂武穴行初字第00030号行政裁定书，裁定准许黄崇撤回起诉。2014年3月10日，黄崇因不服蕲春县房产管理局作出房屋登记行政行为，而向湖北省武穴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该案在审理过程中，黄崇于2015年10月10日申请撤诉，武穴市人民法院于2015年10月20日作出（2014）鄂武穴行初字第00031号行政裁定书，裁定准许黄崇撤回起诉。上述事实，有蕲春县房权证漕河镇字第**房产证、蕲春国用（2013）第1506498A号土地使用权证、蕲春县公安局漕河派出所的询问笔录、建筑国防街商贸房屋合同书、代建房屋收款收据、蕲春县建设工程选址意见书、补充协议、湖北省公证协会出具的证明和赠与及授权书、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鄂武汉中民外初字第00017号民事判决书、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鄂民终1358号民事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申957号民事裁定书、武穴市人民法院（2014）鄂武穴行初字第00030号和第00031号行政裁定书、以及原、被告当庭陈述等证据证实，本院予以认定。本院认为，（一）能否确立原告骆菊生是被告黄士奇现占有的涉案房屋的权利所有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第十四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发生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六十条规定，国家实行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登记发证制度。本案中，原告骆菊生已分别于2013年6月5日、2013年10月30日将涉案房屋的土地使用权证、房屋所有权证登记在其名下，故可确立原告骆菊生是本案诉争房屋的所有权人。（二）原告骆菊生是诉争房屋的所有权人，其享有对诉争房屋的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有权要求占有人被告黄士奇腾退并返还房屋。原告骆菊生该诉求能否得到支持，要看被告黄士奇作为占有人，其对占有的房屋是否有合同约定或者法律规定上的依据，故本案讼争房屋是否是黄崇与骆菊生签订《建筑国防街商贸房屋合同》的标的房屋，是本案争议之焦点所在。首先，黄崇与原告骆菊生签订的《建筑国防街商贸房屋合同》被告黄士奇是否是该合同权利义务的继受者。经查，黄崇于2011年4月28日出具了《赠与及授权书》，其明确将该合同的标的房屋及合同的相关权利赠与给被告黄士奇，经过了台湾新竹地方法院公证处公证，湖北省公证协会出具证明该《赠与及授权书》的真实性；本案审理期间经本院与黄崇妻子邓丽华核实，其亦表示该赠与及授权书真实。故此被告黄士奇因黄崇的赠与行为，依法继受了黄崇与原告骆菊生签订《建筑国防街商贸房屋合同》的标的房屋及其他权利与义务，可以合法占有该合同标的房屋。其次，关于被告黄士奇占有的房屋是否是《建筑国防街商贸房屋合同》的标的房屋。①涉案合同的标的物房屋是国防街“第三排第一户”究竟坐落何处？对照国防街商贸区用地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国防街商贸区用地有三排商住楼，一排住宅楼，结合案涉合同首部的陈述“甲方决定在蕲春县××镇建筑商贸房屋”，认定案涉合同约定的第三排为商住楼的第三排更有依据。目前，国防街商贸区第三排第一户的户主为案外人高红，其房屋购买合同约定房屋坐落为“叁栋壹房号”。该房屋右侧紧邻京九琼楼的尾部。因国防街商贸区未办理总体的土地使用证及总体宗地图，无法确定案涉合同约定的房屋地址的四至，其具体坐落位置现已无法查实；本案在审理期间，本院对商住楼的排数和房号多次实地勘察及走访，京九琼楼呈横向面临火车站广场，其背面纵向建有三排商住楼，大体组合成“山”字型，即一横（琼玉楼、综合楼）三纵（商住楼），若面对琼玉楼自右向左排序，高红的房屋与其所签订的合同标的“叁栋壹房号”吻合，但是由此排序（右至左）的第一排第一户（王荣华）的合同中，对其房屋坐落位置在其合同中也注明“叁栋壹房号”，加之本案涉案合同房屋的坐落位置，即出现三个本不相同房屋的一致位置表述，更加难以确定涉案合同的标的房屋的具体位置；被告黄士奇现占有的琼玉楼南侧顶端二列三层，该楼与高红所处的一排商住楼各自一体，明显能够区别开来，整体呈横向数列，该楼各单元单位的坐落位置表述不会以“排”为序，故涉案合同中约定的标的房屋“第三排第一户”，从坐落位置上无法与被告黄士奇占有的房屋位置吻合；原告骆菊生认为三排商住楼的居中一排第一户（现所有人为康涛）是涉案合同标的房屋，但该房屋的排序与涉案合同约定的“第三排第一户”无法对应，原告也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故原告骆菊生对此意见不予采纳。②关于涉案合同标的房屋是否变更为被告黄士奇现占有的房屋。首先，《更改合同》能否约束指挥部和原告骆菊生的问题。合同甲方为黄胜，乙方为褚文学。本案中被告黄士奇提交了该合同且未否认黄胜的行为，可视为追认黄胜代订合同的行为。原告骆菊生则不认可该合同，认为褚文学没有代订合同的权利。经查，褚文学是指挥部的工作人员，是原告骆菊生的亲戚（外甥），但其没有获得指挥部及原告骆菊生的明确授权，黄胜对褚文学的工作身份及权限也未予审查。故禇文学不具有代表指挥部和原告骆菊生订立合同、收取费用的权利，其的行为既不属于职务代理行为，也不属于表见代理行为，亦未得到指挥部的追认，其与黄胜订立的《更改合同》，对指挥部和原告骆菊生不产生法律效力。其次，《更改合同》是否已实际履行，将涉案合同标的物更改为京九琼楼南侧第一列、第二列的一至三层。《更改合同》未明确定房屋位置，只约定了更改内部的门、窗、楼梯、标高，依据该合同，无法判断更改的是何处的房屋；经查，刘正涛等诉骆菊生、蕲春县××镇人民政府建设施工合同一案的司法鉴定报告中，明确载明“台湾佬”变更部分与主体工程不是同期施工，是在主体施工完若干年后施工的工程，这说明《更改合同》在其订立时并没有得到实际履行；证人方某到庭作证，其证实变更工程与琼玉楼主体工程同步施工，这与司法鉴定报告不符合，也与该楼现遗留下预制板被凿痕迹的事实不符，该证言不予采信。故黄胜与禇文学签订的《更改合同》，无法证明被告黄士奇现占有的房屋即是涉案合同约定房屋或经变更后的房屋。（三）关于原告主张由被告恢复房屋原状或折价赔偿损失的问题。本院认为，被告黄士奇现占有的房屋由二层改建为三层，若再将三层恢复至原来的二层，因涉及房屋结构的稳定和安全，对此原告未提交可行性报告，亦未提交损失的价值评估报告，故该项诉求不予支持。综上，被告黄士奇占有原告骆菊生的房屋，无合同约定或法律依据，侵犯了原告骆菊生的财产所有权，原告骆菊生主张被告黄士奇腾退占有房屋于法有据，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十四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七条、第二百四十一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黄士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腾退其占有的位于蕲春县漕河镇枫树林铁路广场旁“京九琼楼”南侧第一列、第二列的一至三层房屋，并交付给原告骆菊生；二、驳回原告骆菊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原告骆菊生负担2900元，由被告黄士奇负担29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黄冈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学军审 判 员  夏新刚人民陪审员  游 兵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曹琦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