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1民终605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波，男，1969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合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余达荣，重庆市合川区太和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凌泽英，女，1960年8月18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合川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立华，女，1963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合川区。上诉人刘波因与被上诉人凌泽英、王立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合川区人民法院（2015）合法民初字第062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余达荣，被上诉人王立华到庭参加调查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波上诉请求：驳回凌泽英对刘波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用由凌泽英承担。事实及理由如下:一、一审法院对于12.75万元还款认定存在问题，应当全部冲抵本金。王立华利用刘波的银行卡转账还款，刘波对此并不知情，刘波不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二、王立华与刘波虽为夫妻关系，案涉债务也发生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但借款并不是用于家庭共同开支，并非夫妻共同债务。三、一审法院未向刘波送达开庭传票，属于程序违法。王立华辩称，刘波在家不管钱，王立华在外借款与刘波无关，没有用于家庭开支。凌泽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王立华、刘波偿还借款30万元，并从2015年1月8日起按月利率3%支付利息至款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王立华、刘波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立华与刘波系夫妻关系。王立华因资金周转困难，向凌泽英提出借款。2013年8月8日，凌泽英支付给王立华10万元，王立华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到凌泽英人民币现金壹拾万元整，借期壹年。借款人王立华（签名捺印），2013年8月8日，身份证号码5102261963××××××××”。2013年9月8日，凌泽英支付给王立华15万元，王立华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到凌泽英人民币现金壹拾伍万元整，借期壹年。借款人王立华（签名捺印），2013年9月8日，身份证号码5102261963××××××××”。2014年10月8日，凌泽英支付给王立华5万元，王立华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到凌泽英人民币现金￥5万元正，大写伍万元正。借款人王立华（签名捺印），2014年10月8日，身份证号码5102261963××××××××”。2015年初，王立华在上述三张借条上分别加注月息3%（捺印）。借款后，王立华、刘波通过银行转账向凌泽英还款，分别为：2013年11月8日15000元、12月9日7500元，2014年1月10日7500元，4月10日9000元、5月9日9000元、5月11日9000元、6月10日9000元，7月15日7500元、8月18日7500元、9月10日7500元、10月12日1万元、11月15日1万元、12月12日6000元，2015年2月18日3000元，3月17日1万元，共计还款12.75万元。此后，王立华未及时还款。2015年8月，凌泽英起诉来院，诉请如前。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应受法律保护。凌泽英多次向王立华支付现金后，王立华分别出具借条，足以认定双方之间已形成民间借贷关系，王立华应当履行及时还款的义务。关于王立华还款共计12.75万元的认定问题。凌泽英诉称“该12.75万元中包含了其与王立华另一笔借款5万元的利息，该款项本息已还清。此外，借款时口头约定月利率3%，虽借条上的月息3%是王立华在2015年加注，但借款后其是按月利率3%在偿还利息”，王立华辩称“借款时并未约定利息，月息3%是后来补写的，因此在补写前的还款应视为还本”，一审法院评析，凌泽英未举示证据证明12.75万元中含有其余款项的利息，一审法院不予采信，认定该款项均为本案还款。关于该款是还本或付息，借条上王立华补写的“月息3%”，虽是在2015年形成，但并未明确是从2015年按月利率3%计息，即使双方在借款时未约定利息，王立华的补写“月息3%”也是对借贷的补充约定。且王立华在借款后的还款的时间和金额，符合支付利息的交易习惯。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为双方在借款时对利息约定为月利率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过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本案中，双方在三次借款中约定的月利率为3%，已明显超过了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故利息最高只能按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七条规定：“出借人不得将利息计入本金谋取高利，审理中发现债权人将利息计入本金计算复利的，其利率超出第六条规定的限度时，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综上，对王立华按月利率3%的标准支付的利息，其超过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的部分应从本金中予以抵扣。结合已查明的王立华付息情况，以及双方约定的借款期限为一年，一审法院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13年、2014年贷款利率，确认借款利率按照一年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为月利率2%（年利率6%×4倍÷12个月）。再以所欠本金为基数，根据王立华每一次还款的时间和金额，按天计息。计算如下：2013年8月8日的借款10万元，9月8日的借款15万元，按月利率2%的标准计算从借款次日计算至首次付息时即2013年11月8日（其中10万计息91天，15万计息60天）应付利息为12066.7元，王立华实际付款15000元，多付利息2933.3元，此款抵扣本金，抵扣后本金为247066.7元。以247066.7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从2013年11月9日计息至2013年12月9日，共30天应付利息为4941.3元，王立华实际付款7500元，多付利息2558.7元抵扣本金，抵扣后本金为244508元。以此方式类推计算，截止2014年10月8日，王立华尚欠借款本金220626.9元，利息3971.3元。借款本金220626.9元加上2014年10月8日的新增借款5万元，本金为270626.9元。以270626.9元为基数，从2014年10月9日计算利息至2014年10月12日，利息为588.3元，加上此前尚欠利息3971.3元，应付利息为4559.6元，王立华实付10000元，多付5440.4元，此款抵扣本金，本金为265186.5元。再以此类推计算，截止2015年3月17日，王立华最后一次付款时，其尚欠本金为259545元，利息3091.8元。刘波与王立华系夫妻关系，前述债务系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产生，故一审法院对凌泽英要求刘波承担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刘波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系其对自己诉讼权利的处分，由此所产生的不利后果，由其自行承担。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限被告王立华、刘波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凌泽英借款259545元及利息（截止2015年3月17日为3091.8元；从2015年3月18日起，以259545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至付清时止）。二、驳回原告凌泽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744元，减半收取3372元，保全费2020元，合计5392元。由被告王立华、刘波负担。”二审中，上诉人刘波向本院举示新证据：王立华与刘波于2020年3月24日签订的《离婚协议》一份，证明王立华与刘波两人已经离婚。被上诉人王立华质证认为，对该证据认可。本院认为，该《离婚协议》与本案不存在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对于刘波上诉涉及案涉借款是否约定利息、以及已归还款项的认定问题，一审法院已进行了详细评述并作出了明确的处理意见。本院的处理意见及具体理由与一审法院一致，在此不再赘述。对于案涉借款是否属于王立华与刘波夫妻共同债务的问题。本案中，案涉借款发生在王立华与刘波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且从刘波的银行转账记录来看，其向凌泽英存在还款行为，足以证明其对借款知情并参与还款。虽然刘波辩称其银行卡由王立华使用，未参与借款，该辩解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故一审法院判决刘波负有还款责任并无不当，应予维持。对于是否存在审判程序违法的问题。一审审理中，一审法院依法向刘波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充分保障了其诉讼权利。经依法传唤，刘波未到庭参加诉讼，一审法院缺席审判并不存在审判程序违法，对于此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另，因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于2019年8月20日取消，故借款利息从2019年8月20日起，参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综上所述，刘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745元，由刘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罗太平审 判 员 李 颖审 判 员 李菊霞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潘国伟书 记 员 王 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