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武隆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渝0156民初1950号 原告：重庆市阳光童年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武隆区仙女山镇黄家湾金鼎山广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3202157918D。 法定代表人：程连英，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卓建，北京盈科（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王力鸿，女，1998年10月18日出生，住重庆市武隆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明生，重庆星空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重庆市阳光童年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光童年公司）与被告王力鸿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8月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阳光童年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卓建，被告王力鸿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明生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阳光童年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决原告无需向被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1199.99元并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2018年8月6日，被告到原告处从事园区筹备工作，并签订固定期限为3年的劳动合同。《劳动合同》约定“乙方应遵守甲方各项规章制度，包括但不限于甲方考勤制度、纪律制度、员工守则等，认真履行甲方制定的岗位职责，按时、按质、按量完成其本质工作”。2019年10月31日，被告在“文旅一组”微信群里公开发表对农民工非法聚众闹事、干扰公司正常经营等行为表示支持的不当言论，其行为严重违反公司《员工行为准则》，严重影响公司形象。2019年11月7日，公司管理人员对被告进行约谈，被告向原告主动提交辞职申请书，提出离职申请。其后，被告因与其他几位违纪人员商议，遂又向原告撤回提交的辞职申请。因被告行为违反公司员工行为守则以及《劳动合同法》之规定，原告于2019年11月8日向工会致函就被告严重违纪行为拟依法解除劳动合同一事征询工会意见，工会复函同意公司的处理意见。原告随即作出《关于解除员工劳动合同关系的通知》（阳光童年（2019）-014号），向被告送达了《违纪解除通知书》。2020年5月7日，被告向重庆市武隆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经审理该仲裁委员会裁决原告向被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11199.99元。原告认为，被告的行为严重违反《员工行为准则》等规章制度，原告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与其解除劳动合同合法有据，裁决书认定事实错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故此，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诉请如上。 被告王力鸿辩称，原告诉称的入职时间及书面劳动合同的签订时间均属实，原告向被告发出《关于解除员工劳动合同关系的通知》《违纪解除通知书》也属实。被告及其他员工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是对农民工闹事的调侃，且聊天内容未向社会传播，故并不会对公司造成不良影响。同时，农民工闹事亦不是因被告的言论导致。被告按原告的要求书写的辞职申请并非被告真实意思表示，且被告已将该申请收回。故原告以被告的聊天记录严重违反公司制度规定为由，以开除方式通知解除与被告的劳动合同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应当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重庆市武隆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裁决合法有据，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1199.99元。 经审理查明，原告阳光童年公司成立于2014年7月17日，经营范围包括旅游开发、旅游产品设计、物业管理、会议展览服务、游乐场规划设计、主题游乐园服务、酒店管理、餐饮管理、生态农业开发、林业开发、种植花卉苗木、园林绿化、停车场服务等。2018年8月6日，原告阳光童年公司与被告王力鸿签订《劳动合同书》，约定双方订立劳动期限为2018年8月6日至2021年8月5日的劳动合同，劳动期间月平均工资为4000元整（税前），试用期为6个月，试用期工资为3200元。该合同还约定，被告王力鸿从事园区筹备及开园后运营工作，工作地点为重庆武隆，实行标准工时制，有关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事项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及原告制定的规章制度执行。该合同第二条第（三）项规定：“乙方（指被告王力鸿）应遵守甲方（指原告阳光童年公司，下同）各项规章制度（包括但不限于甲方的考勤制度、纪律制度、员工守则等），认真履行甲方制定的岗位职责，按时、按质、按量完成其本质工作；未经甲方允许，乙方不得在其他单位兼职。”该合同签订后，被告王力鸿按照约定在原告处工作。原、被告双方均确认，被告王力鸿在2018年11月至2019年11月期间月平均工资为3733.33元。 2019年10月，原告阳光童年公司的办公区域发生农民工聚集事件。2019年10月31日中午12时20分起，被告王力鸿在“文旅一组”微信群内与其他成员互动，发送十余条包含文字、表情的信息，第一条发送的文字信息内容为“工人又来了”，在回应其他成员关于人数的询问时，被告王力鸿发送文字信息内容为“几个车”“又跑政府去了”“荷兰驿站的牌牌的下了抱起的”“三四个摩托车，长安车跟到小车有四五个”“牌牌抱起去应该去政府了”，在其他成员发送内容为“我等哈去喊他们回办公室去，行不”“还不如去别墅堵那个姓胡的”的信息之后，被告王力鸿回复文字信息“可以”“要让这边全部无法开张工作”“几个地方都堵起”“喊工人伯伯们过来，我们给他们让位置”“去里面坐起”。2019年11月6日，原告阳光童年公司指派管理人员分别与被告王力鸿等员工谈话，告知被告王力鸿等员工2019年10月31日在“文旅一组”微信群组发送的信息属于不当言论，提出“向公司申请主动辞职”或“由公司通报开除”两种解决方案要求被告王力鸿等员工做出选择。原告阳光童年公司的《谈话记录》记载，被告王力鸿在该次谈话后选择申请主动离职，并签署了离职所需的相关文件。被告王力鸿向原告提交的离职申请落款时间为2019年11月7日，记载申请离职的原因为“由于个人身体原因和一些现实因素，经过慎重考虑之后，特此提出离职申请”。同日，原告阳光童年公司向被告王力鸿送达《告知函》，以被告王力鸿单方离职为由，要求被告王力鸿赔偿违约金及损失合计35410.65元，被告王力鸿在《告知函》上签署意见“已收到违约金告知函，但对告知函上的赔偿金额不予接受”。之后，被告王力鸿要求收回离职申请，原告阳光童年公司遂向被告王力鸿退还了离职申请原件。 2019年11月8日，原告阳光童年公司的行政人事部向工会委员会发出《告工会通知函》，以被告王力鸿等文旅部员工“在微信里对公司冷嘲热讽，散播不正当言论，影响我司形象，严重违纪”为由，拟根据《劳动合同书》第二条第三款和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将被告王力鸿等员工予以开除。原告阳光童年公司的工会委员会于当日回函，称经其核实，被告等五名员工确实存在通知函所述问题，情节严重，故同意阳光童年公司与被告等五名员工解除劳动合同。同日，原告阳光童年公司作出《关于解除员工劳动合同关系的通知》，决定将包含被告王力鸿在内的五名员工予以开除，即日起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原告在向被告王力鸿送达《违纪解除通知书》时一并送达了前述通知，《违纪解除通知书》载明：“现因您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根据公司第[2019]-014号文件，决定自2019年11月8日起与您解除劳动合同关系。”被告王力鸿在“收阅人确认签字”一栏签署“本人没有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不接受”的文字内容。2020年5月7日，被告王力鸿向重庆市武隆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请求裁决原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1400元及加班工资573元。该仲裁委员会在审理后于2020年6月16日作出渝武劳人仲案字[2020]第99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原告支付被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1199.99元，并驳回被告的其他请求事项。2020年7月6日，原告阳光童年公司因不服该裁决，向本院提起诉讼。 另查明，名称为“文旅一组”的微信聊天群组包括被告王力鸿在内共有成员13人，均系原告阳光童年公司文旅部的员工。该微信群系被告王力鸿等员工为方便日常交流及信息共享自主建立的群组，并非由原告阳光童年公司创建或管理的正式工作平台。 还查明，原告阳光童年公司制定的《员工行为守则》通过在办公区域张贴的形式向员工进行公示，该守则分为“十要”和“十不准”两个部分，“十要”部分第五条为“要遵章守纪，遵守国家法律法规，遵守公司规章制度”，第六条为“要文明诚信，举止大方，诚信为本，实事求是”；“十不准”部分第四条为“不准拉帮结派、挑拨离间、无中生有、造谣生事”，第八条为“不准作出任何有损公司利益、形象和信誉的行为”。原告阳光童年公司在庭审中举示的两份会议纪要，其中一份记载了2019年10月30日召开的关于对公司外部谣传的说明及要求内部员工杜绝信谣传谣的会议内容，参会人员为程连英、陈劲松、薛涛及全体员工，会议要求“全体员工明辨是非，要有底气，有正气，不信谣传；严禁员工内部私下传谣造谣，煽风点火，制造紧张气氛，要求全体员工积极维护公司形象，向外界传递正确的信息”。另一份会议纪要记载2019年10月31日召开的会议，参会人员包括胡文晶、薛涛、陈贤武、肖万庆、周斌和叶燨，会议内容为“关于10月30号民工非法闹事、干扰公司正常办公事件的进一步解释及处理办法”，强调“全体员工要心怀责任，积极主动维护公司利益、名誉和荣誉，不应跟风信谣传谣，更不能造谣，无事生非破坏团结。一经发现必将零容忍处理，清除出员工队伍”。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双方的当庭陈述，原告提交的《劳动合同书》《员工行为守则》、微信对话截图、照片、《谈话记录》《辞职申请书》《告知函》《告知工会函》《回函》《关于解除员工劳动合同关系的通知》《违纪解除通知书》、渝武劳人仲案字[2020]第99号仲裁裁决书、送达回证等证据在案为凭，上述证据经庭审举证、质证，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且与本案事实相关联，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原告提交的会议现场照片及会议纪要，因并无员工签到记录印证，照片上也未显示拍摄时间，无法确认会议召开时间及参会人员信息，也无法确认会议纪要的内容，故本院对原告提交的以上证据不予认定。原告提交的授课安排表和“智慧一班”微信记录截图，因该课程表未注明证据来源，也未显示具体年度，无法确认被告王力鸿系接受授课安排和“智慧一班”微信群组中的成员，故上述证据本院亦不予确认。 本院认为，原告阳光童年公司与本案被告王力鸿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对劳动合同期限、工资标准、工作内容及双方的权利义务等事项作出明确约定，应当认定双方自2018年8月6日起建立劳动合同关系。劳动合同存续期间，双方都应当依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原告阳光童年公司于2019年11月8日以被告王力鸿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为由，决定开除被告王力鸿，并于当日通知解除其与被告王力鸿的劳动合同。因此，本案争议焦点为：原告阳光童年公司是否存在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并因此向被告王力鸿承担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经审理查明，原告阳光童年公司向被告王力鸿通知解除劳动合同的理由为“严重违反规章制度”，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二）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三条之规定，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应当事先将理由通知工会。用人单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会有权要求用人单位纠正。本案中，原告阳光童年公司拟以被告王力鸿严重违反规章制度为由单方解除劳动合同，事先征得了工会的同意，并将解除通知以书面方式送达给被告王力鸿，从形式上看符合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定程序。但本院认为，确认原告阳光童年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合法性，必须同时满足法律规定的程序性条件和实体性条件，原告阳光童年公司作为用人单位，既要证明其解除劳动合同的程序正当，又要证明劳动者即本案被告王力鸿存在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的行为。 原告阳光童年公司据以解除劳动合同的理由是被告王力鸿在微信群中发表了关于农民工聚集的相关言论，并将其发布言论定性为“散播不实言论”“破坏团结”“挑拨离间”“有损公司利益”的行为，认定被告王力鸿严重违反了《员工行为守则》和员工大会的要求。本院认为，本案中被告王力鸿的行为是否严重违反规章制度，应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原告阳光童年公司的规章制度是否合法有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规定，用人单位根据《劳动法》第四条之规定，通过民主程序制定的规章制度，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及政策规定，并已向劳动者公示的，可以作为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依据。原告阳光童年公司虽未提供证据证明《员工行为守则》系经过合法的民主程序制定，但在原、被告签订的《劳动合同书》中明确记载该守则属于劳动者应当遵守的规章制度，并且通过在办公区域张贴的方式进行公示，可以认定该守则的内容已为被告王力鸿知晓。该守则的内容具有合理性，未对劳动者的合法权利造成损害，应当确认其效力。而原告阳光童年公司提交的两份会议纪要，既不能证明被告王力鸿参加了原告组织召开的员工会议，亦不能证明会议中对员工的具体行为及处罚方式作出明确规定。会议纪要系记载会议主要情况和议定事项的记叙性文件，从原告提交的两份会议纪要的内容来看，系原告阳光童年公司通过会议形式单方、主观地向劳动者提出具体要求和处罚意见，其内容不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故该会议纪要不属于通过民主程序制定的规章制度，不能作为解除劳动合同的依据。 其次，原告的规章制度中对于被告王力鸿的行为是否有明确具体的规定。如前所述，原告阳光童年公司提交的会议纪要并非合法有效的规章制度，原告以其在会议中强调的“一律清除出员工队伍”的内容作为对被告的处罚依据，明显不合法。而原告所称被告王力鸿在微信群中发表言论的行为，违反了《员工行为守则》“十要”“十不准”中关于“要团结和睦”“要文明诚信”“不准拉帮结派、挑拨离间、无中生有、造谣生事”“不准作出任何有损公司利益、形象和信誉的行为”等规定，本院认为，原告阳光童年公司的《员工行为守则》，从内容上看系对劳动者基本职业道德操守的要求以及来自劳动关系固有的基本原则、劳动法律条文对职业规范的明确要求，虽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属于普遍性的价值认知和行为准则，缺乏明确具体的行为规范性指引效果。原告在庭审中无法对被告王力鸿在微信中发表言论的行为以及其所发表的言论所违反的具体守则条款予以明确，而《员工行为守则》中也并未对违反守则条款的行为后果及具体处罚措施作出规定，因此，原告阳光童年公司以被告王力鸿违反《员工行为守则》为由作出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明显缺乏依据，不应认定其解除劳动合同具有合法性。 再次，本案中被告王力鸿发表言论的行为是否达到解除劳动合同的严重程度。经审理查明，被告王力鸿在微信群中，针对当日发生的农民工聚集事件发送的相关文字信息中，“工人又来了”“几个车”“又跑政府去了”“荷兰驿站的牌牌的下了抱起的”“三四个摩托车，长安车跟到小车有四五个”“牌牌抱起去应该去政府了”这部分内容是对事件情况的直观描述，而另一部分“要让这边全部无法开张工作”“几个地方都堵起”“喊工人伯伯们过来，我们给他们让位置”“去里面坐起”等内容，虽然带有一定的主观感受和情绪，但结合其他群内成员的前后发言内容看，上述发言内容也仅属于被告王力鸿和其他同事之间的交流和调侃，不应确认为带有煽动、挑拨、传谣性质的言论。同时，该微信群系被告所在部门员工自建的内部交流群，并非原告阳光童年公司的正式工作群，从该微信群组的成员身份和成员人数来看，该群组的内部言论内容并不具有破坏内部团结、损害公司形象等主观意图，亦不会对农民工聚集事件产生扩大舆论影响或造成谣言传播等严重后果。原告阳光童年公司未举示证据证明被告王力鸿发布的上述言论产生了恶劣影响或严重损害了公司利益，仅以被告王力鸿等员工的内部微信交流言论不当为由认定被告属严重违反规章制度并因此解除劳动合同，不具有合法性亦不具有合理性。 综上，原告阳光童年公司以被告王力鸿在微信群中发表不当言论严重违反规章制度为由，通知解除其与被告王力鸿的劳动合同，但既未举证证明据以解除劳动合同的规章制度合法有效，也未举证证明被告具有严重违反规章制度的行为，因此，原告解除劳动合同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之规定，应认定原告属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七条“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之规定，原告应当按照经济补偿金标准的二倍向被告支付赔偿金。双方在法庭审理中对被告王力鸿2018年11月至2019年11月期间的平均工资确认为3733.33元/年，故按照被告王力鸿在原告阳光童年公司的工作时间，原告阳光童年公司应当向被告王力鸿支付经济赔偿金11199.99元（3733.33元/月×1.5个月×2）。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七条、第八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原告重庆市阳光童年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被告王力鸿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1199.99元。 如果原告重庆市阳光童年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重庆市阳光童年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李林妍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七日 法官助理 周之平 书 记 员 黄 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