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1民终659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义乌市新润进出口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义乌市长春六街**。法定代表人：王启福，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爱民，浙江现代阳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启福，男，1963年6月2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爱民，浙江现代阳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浏阳市庆隆烟花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浏阳市荷花办事处天马路天马花园小区****。法定代表人：甘恩平，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昌龙，男，1963年7月25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浏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春林，湖南声威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刘秀娟，女，1975年5月2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爱民，浙江现代阳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义乌市新润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润公司)、王启福因与被上诉人浏阳市庆隆烟花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庆隆公司）、原审被告刘秀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浏阳市人民法院（2019）湘0181民初47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6月22日公开开庭审理本案。上诉人新润公司、王启福及原审被告刘秀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爱民，被上诉人庆隆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昌龙、宋春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新润公司、王启福上诉称：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庆隆公司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审程序严重违法。1、一审法院对双方结算方式的认定，新润公司表示认可，双方之间的款项支付方式系优先支付前期的货款；2、庆隆公司起诉时的诉讼请求及庭审中明确表示，新润公司未支付双方在2015年4月3日的结算货款，之后双方的货款已结清。新润公司已提交证据表明已结清了该结算单中的欠款，一审法院也予以了认可，庆隆公司的诉讼请求理应驳回；3、一审法院在双方没有对2015年4月3日的结算后货物买卖及付款形成纠纷诉请法院审理的情况下，以“从节约诉讼成本和提高诉讼效率的角度考虑”，判决新润公司承担双方未诉请法院审理的请求，明显系程序严重违法；4、新润公司在一审庭审中明确表示双方之间在2015年4月3日的结算后的业务往来中存在纠纷，但庆隆公司恶意回避纠纷，未提出诉请。庆隆公司认为结算后的纠纷不在本次诉讼中解决，所以也未进行庭审准备，未提交证据。一审法院“从节约诉讼成本和提高诉讼效率的角度考虑”也应当在庭审中释明，并须再次开庭。但原审法院在开庭后直接判决，除了程序严重违法，还存在严重的地方保护。庆隆公司答辩称：一、一审法院程序合法。庆隆公司起诉新润公司、王启福、刘秀娟是因为他们在欠款的情况下打电话不接，信息不回，我们去义乌他们不见，公司也关门的情况下迫不得已起诉。二、在对账后的交易中庆隆公司要求新润公司、王启福、刘秀娟现款现货，庆隆公司的员工在聊天中催要货款要求刘秀娟安排支付一部分先前的货款。三、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是同一主体、同一物品、同一交易模式，2015年4月3日前后的买卖是一个整体，是同一种法律关系，所以一审法院从节约诉讼成本和提高诉讼效率考虑是完全正确的，避免了诉累，更好地体现了公平正义。四、要不是新润公司的员工还保留与刘秀娟的QQ聊天记录，新润公司、王启福、刘秀娟就会否认有货物交易的事实，更会否认现在还有欠款的事实。五、双方之间没有其他的纠纷。六、一审法院并不存在地方保护主义，只是查明了事实，做出了正确的判决，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刘秀娟陈述：赞同新润公司的上诉意见。庆隆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新润公司、王启福、刘秀娟共同支付庆隆公司货款1404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新润公司、王启福、刘秀娟承担。诉讼中，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及新润公司、刘秀娟、王启福提交的证据，庆隆公司将诉讼请求变更为要求新润公司、刘秀娟、王启福支付货款1181500元。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庆隆公司系经营烟花爆竹批发业务的企业。新润公司系经营烟花爆竹类批发及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业务的企业，新润公司的股东为王启福，持股比例为100%，企业类型为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2019年8月5日，该公司的营业期限由至2019年4月6日变更为至长期。庆隆公司自2011年开始与刘秀娟对接，并根据其下的订单提供烟花产品。2015年4月3日，庆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与刘秀娟经手对双方之间的往来进行了对账结算，并签署了对账单。对账单的首部载明：甲方：浙江省义乌新润进出口有限公司（刘秀娟），乙方：湖南省浏阳市庆隆烟花有限公司（陈昌龙）。对账单的具体内容为：甲方于2011年6月份开始起从乙方购买烟花产品，截止2015年4月3日甲方与乙方对货款进行核算，经确认甲方尚欠乙方货款人民币1404000元（壹佰肆拾万零肆仟元整），其他账目与本对账单不一致的，以本对账单为准。6月之前付60万元，余下因利比亚港口封关，等港口开放后2个月内付清。刘秀娟在甲方签字或盖章处签名，庆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甘恩平在乙方签字或盖章处签名并加盖庆隆公司的公章。对账之后，庆隆公司继续根据刘秀娟所下的订单提供烟花产品。刘秀娟共计向庆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昌龙支付363500元。具体支付时间及金额为：2016年9月5日30000元，2016年10月20日30000元，2017年1月19日80000元，2017年3月24日30000元，2017年3月31日支付20000元，2017年4月19日20000元，2017年4月26日支付33500元，2018年2月11日100000元，2018年9月1日20000元。王启福共计向庆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昌龙支付1440000元。具体时间及金额为：2015年5月16日100000元，2015年6月19日200000元，2015年7月15日80000元，2015年8月31日100000元，2015年9月6日200000元，2015年9月16日100000元，2015年10月13日80000元，2015年11月2日80000元，2015年11月18日80000元，2016年1月7日100000元，2016年2月1日150000元，2016年2月5日100000元，2016年2月6日20000元，2016年4月15日50000元。庆隆公司多次向刘秀娟催问剩余货款并要求对双方的全部往来进行对账结算，刘秀娟一直未与答复。庆隆公司催问未果遂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庆隆公司陈述：其委托代理人陈昌龙于2010年去义乌参展时与刘秀娟相识。庆隆公司于2011年与刘秀娟发生业务往来，刘秀娟是借用新润公司的资质与庆隆公司发生业务往来，根据刘秀娟向陈昌龙的付款情况可知是以其个人名义而非新润公司的名义支付货款，对账单上亦未加盖新润公司的公章。往来过程中，庆隆公司一直都是委托陈某全权经手与刘秀娟对接，确定发货。发货的流程为刘秀娟下单后由庆隆公司寻找货源，货物生产完成后由刘秀娟雇请司机过来浏阳拖货，且由刘秀娟支付运费，所有的运输手续都是由刘秀娟办理，至于刘秀娟以谁的名义办理运输证、货物具体销往了哪里，庆隆公司均不知情。双方往来持续至2015年，陈昌龙及庆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于2015年4月3日到义乌与刘秀娟进行对账，对账时王启福在场。看在双方的情谊上，庆隆公司在刘秀娟欠付货款的情形下仍然继续发货，但明确要求现款现货，且之前欠付的1404000元也要陆续支付。对账之后，经陈某负责与刘秀娟对接，庆隆公司共计向刘秀娟发货8次，具体的发货日期、发货单号、货款金额为：2015年5月27日，烛光、擦炮、去年余货，303467元；2015年7月15日，俄文单，196395元；2015年7月26日，黑人ＡＣ1柜，260627元；2015年9月28日，Ｂｅｓｔ单，265278元；2015年10月13日，黑人ＡＣ2柜,252940元；2015年11月24日，现货米奇子弹炮拼柜，28320元；2016年10月17日，俄文单，136975元；2017年3月24日，（ＸＩＡ）单交货付款柜，103500元；以上合计1547502元。就对账之后的往来，双方未进行对账结算。2017年1月5日，庆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昌龙再次去义乌找刘秀娟催问货款时，刘秀娟拒接电话，新润公司注册登记的住所地亦无人上班。因多次向刘秀娟、新润公司催问货款未果，且基于刘秀娟拒接电话、新润公司注册登记的住所地无人上班的事实，庆隆公司才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新润公司、刘秀娟、王启福陈述：本案往来都是新润公司与庆隆公司发生的，刘秀娟是庆隆公司的业务员，只是作为新润公司与庆隆公司业务往来的负责人与庆隆公司的工作人员负责对接，业务都由刘秀娟负责，但货款并不一定由刘秀娟支付。双方从2011年开始到2015年会不定期地进行对账结算，不是说直到2015年4月3日才进行对账结算。新润公司在2015年4月3日对账之后与庆隆公司还存在业务往来，但具体往来的货款金额不清楚，且双方对之后的往来还存在纠纷。对庆隆公司陈述刘秀娟、王启福在对账后要求以现款现货的方式发货不予认可，亦不认可对账后的付款系支付的双方对账之后的往来货款，而称双方还是延续之前的交易方式发货和结款，故对账后的付款应先结算对账之前的欠款，再结算对账后的欠款。新润公司目前还在营业中，只是业务量不大。浏阳市公证处根据庆隆公司的申请于2019年9月4日对陈某与刘秀娟的ＱＱ聊天记录进行了保全证据公证并作出了（2019）湘长浏证字第1288号公证书。根据该公证书中的资料，陈某与刘秀娟自2012年6月19日起开始就发货的具体事宜包括货物的品种、价格、发货清单等进行沟通，陈某在向刘秀娟发送发货清单的同时也多次向刘秀娟催问货款。双方的聊天记录内容显示双方的交易习惯为由刘秀娟向陈某发出订货需求，询问是否可以生产，并就价格、尺寸等具体内容进行沟通，确定之后陈某会负责督促生产，生产之后根据刘秀娟指定的日期进行发货，发货之后由陈某以ＱＱ文件的形式将发货清单发给刘秀娟，或者在发货之前将发货清单发给刘秀娟确认。2015年4月3日之前，双方通过上述方式进行了多次交易。刘秀娟于2015年5月28日成功接收了陈某发送的“2014年烛光和擦炮余货2015年5月27日装柜清单”文件，于2015年7月16日成功接收了陈某发送的“2015年7月15日俄装柜清单”文件，于2015年7月27日成功接收了陈某发送的“2015年7月26日黑人ＡＣ装柜清单”文件，于2015年10月14日成功接收了陈某发送的“2015年10月13日黑人ＡＣ装柜清单”文件。刘秀娟于2015年7月28日成功接收了陈某发送的“2015.07.27ｂｅｓｔ报”的文件，双方还就价格进行了协商；刘秀娟于2015年8月3日告知陈某该订单的货物发货时间在9月20日左右；2015年9月25日，陈某向刘秀娟发送消息“刘总Ｋ0203-3到时生产400多件的话我会有多少装多少的？”并将相应的货号、品名、含量、体积、重量等内容以表格形式发送给了刘秀娟；2015年9月28日，陈某将发货清单发送给刘秀娟，并告知“一定要交代装卸工人10发和12发的装卸要轻一定太重了放货时太重真的乱纸箱”。2015年11月14日，刘秀娟发消息给陈某“是的”，“你看看，马上这一两天”，并于2015年11月25日接收了陈某发送的发货清单文件。2016年8月25日，刘秀娟成功接收了陈某发送的“2016.8023俄文询价1”的文件，并于2016年8月26日回复“好的”。之后双方就该笔订单的具体细节进行了沟通。2016年10月18日，刘秀娟成功接收了陈某发送的发货明细清单文件。2017年2月21日，刘秀娟向陈某发送消息要求了解订单中产品的价格，于2017年2月22日收到了陈某发送的“2017.02.20（询）”的文件，之后双方就价格再次进行了沟通和协商，刘秀娟于2017年3月24日成功接收陈某发送的“2017.2.20（ＸＩＡ）修改价格”的文件。在上述公证书公证的陈某与刘秀娟的ＱＱ聊天记录中，还包含如下内容：陈某多次向刘秀娟催问货款，2015年4月3日之后的往来中每次发货前都会要求刘秀娟安排支付一部分货款。2015年10月26日，陈某向刘秀娟发送消息“刘总你好1、2014年对账后到目前止余款544000元，并附《2015年已发货总清单》的表格，表格中载明已发货总货款为1278707元。2、2015年已发货1278707元所以合计余额1822707元”。2016年1月7日，陈某再次向刘秀娟催问货款，并发送了《义乌对账后汇款明细》及《2015年已发货总清单》的表格给刘秀娟，其中汇款明细载明2015年4月3日对账后共支付货款1020000元，《2015年已发货总清单》载明为：5月27日，去年余货，货款为303467元；7月15日，俄文，货款为196395元；7月26日，ＡＣ1柜，货款为260627元；9月28日，Ｂｅｓｔ单，货款为265278元；10月13日，ＡＣ2柜，货款为252940元；11月21日，现货米奇子弹炮，货款为28320元，共计货款为1307027元。确认2016年1月7日止，总余款＝2014年余款＋2015年货款＝384000＋1307027＝1691027元。2016年3月8日，陈某向刘秀娟发送了账目明细，确认截至2016年2月7日止，2014年余款为14000元，2015年货款为1307027元。诉讼中，庆隆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了证人陈某、李某就案件的事实出庭作证。证人陈某陈述：其于2010年在庆隆公司实习期间随庆隆公司到义乌参展时与刘秀娟相识。在2011年大学毕业后即到庆隆公司上班，职务为业务经理。自2011年开始与刘秀娟联系，本案中所涉往来均由其经手。对于刘秀娟于2015年4月3日与庆隆公司进行对账结算一事知情，2015年4月3日后经手向刘秀娟发送了8次货，共计货款为1547502元。对于刘秀娟在对账之后所付的货款具体是支付的哪一车货物的货款不清楚。证人李某陈述其自2011年到原告庆隆公司上班，协助发货、验货、催货。见过一次刘秀娟，对于刘秀娟与庆隆公司之间的往来知情，但对于具体的往来金额不知情。庆隆公司另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义乌市阿瑟亚进出口有限公司出具的《声明》，拟证明利比亚港口于2016年6月开放的事实。该《声明》的主要内容是：各商户：利比亚目的港于2016年6月份开始正式恢复运营，海关正常工作。根据利比亚海关执行一项新进口预申报政策，从2016年6月1日起，凡是货到利比亚港口（ＴＲＩＰＯＬＩ的黎波里、米苏拉塔等港口）的货物必须申请ＥＣＴＩＶ。如不能提供视为触犯利比亚海关条例。特此告知，望遵照执行！庆隆公司陈述利比亚港口在2015年4月3日双方对账结算时确实关闭了，但在2016年6月之后开放了一段时间，今年3月份才又予以关闭。新润公司、刘秀娟、王启福对陈某、李某的证言予以认可，称陈某作为业务负责人，并未陈述之后的发货与结款是一致的，本案双方在对账结算后还有货物往来，但庆隆公司在诉状中并未陈述上述事实，对账以后的交易应属另一法律关系，不应在本案中处理；不认可利比亚港口在2016年6月后开放了一段时间，称利比亚港口仍未开放。新润公司、刘秀娟、王启福另向一审法院提交了《浙江省（义乌市）基本养老保险历年参保证明》（打印件），拟证明刘秀娟系新润公司的员工，其行为属于履行职务的行为。该《浙江省（义乌市）基本养老保险历年参保证明》中载明刘秀娟自2009年4月开始缴费至2019年10月，缴费单位为新润公司。庆隆公司认为仅依据该《浙江省（义乌市）基本养老保险历年参保证明》无法认定刘秀娟系新润公司的员工，还应结合劳动合同、工资发放凭证等其他证据综合认定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在实践中也可以由刘秀娟挂靠新润公司缴纳养老保险。一审法院认为，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庆隆公司为证明其已向买受人履行了交付货物的义务向一审法院提供了对账单及其他证据，应认定其与买受人之间形成了真实、合法、有效的买卖合同关系，买受人应当按约向庆隆公司支付货款。关于本案买受人的认定。本案买卖合同所涉的标的物为烟花爆竹，而烟花爆竹属于限制流通物，根据《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的规定，国家对烟花爆竹的生产、经营、运输实行许可制度。未经许可，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生产、经营、运输烟花爆竹，故烟花爆竹的买卖双方均须具有相应的资质。刘秀娟个人并不具有买卖烟花爆竹的资质，而新润公司的经营范围中包含了烟花爆竹批发，且新润公司认可本案中所涉往来都是由其与庆隆公司发生的，故一审法院认定本案的买受人为新润公司。虽本案中的业务往来均系由刘秀娟与庆隆公司的业务经理陈某进行联系，但因新润公司认可刘秀娟系其员工，具体负责其公司与庆隆公司的业务往来，且已就上述事实提交了《浙江省（义乌市）基本养老保险历年参保证明》予以佐证，故刘秀娟有权代表新润公司与庆隆公司的业务经理陈某进行发货对接，并经手代表新润公司与庆隆公司进行对账结算。2015年4月3日的对账单虽未加盖新润公司的公章，但抬头处已载明甲方为新润公司，故不能因对账单上未加盖新润公司的公章即推定本案的买受人不是新润公司而是刘秀娟。庆隆公司虽主张本案业务往来是刘秀娟借用润公司的资质与其发生的，且所有的运输手续都是由刘秀娟办理的，但基于本案买卖标的的特殊性，庆隆公司作为烟花爆竹销售企业应当知晓刘秀娟个人并无购买烟花爆竹的资质，故其应提交证据推翻刘秀娟系代表新润公司与其发生业务往来这一事实。同时，结合庆隆公司陈述的2015年4月3日对账的经过可知，若非新润公司与庆隆公司之间的往来，王启福可不参与其与刘秀娟的对账结算，王启福参与对账结算以及在对账后向庆隆公司支付货款的行为说明其对刘秀娟代表新润公司与庆隆公司发生往来予以认可。现庆隆公司未向一审法院提交证据证明刘秀娟系借用新润公司的资质与其发生业务往来以及刘秀娟并非新润公司员工的事实，故一审法院对庆隆公司关于刘秀娟系实际买受人的观点不予采纳。关于刘秀娟、王启福在2015年4月3日对账后支付款项的认定。根据新润公司、刘秀娟、王启福向一审法院提交的付款凭证，2015年4月3日之后，刘秀娟共计向庆隆公司支付货款363500元，王启福共计向庆隆公司支付货款1440000元，上述款项在刘秀娟、王启福支付的时候并未明确是支付的哪一笔货款，庆隆公司与刘秀娟、王启福亦未就该事项作出特别约定。虽庆隆公司陈述因之前还欠付了货款，故对账之后的往来都要求现款现货，刘秀娟、王启福的上述付款应认定为优先支付对账后的往来货款，剩余部分再支付对账前的欠款，但其未向一审法院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新润公司、刘秀娟、王启福亦不予认可，且付款时间、金额与发货时间、金额并未呈现出对应性。同时，（2019）湘长浏证字第1288号公证书庆隆公司业务经理陈某与刘秀娟的ＱＱ聊天记录中，陈某在向刘秀娟催问货款时，不仅将对账后的汇款明细和2015年已发货总清单明细发给了刘秀娟，同时还确认了对账后的汇款优先抵付了2015年4月3日对账单中的欠款。根据一般的交易习惯，同一买卖双方主体在一定时期内持续发生业务往来，在双方就付款无特别约定的情形下，买受人的付款应按欠款发生的先后顺序予以抵付。因此，庆隆公司关于刘秀娟、王启福所支付的上述款项应优先支付对账之后的往来货款的观点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庆隆公司的诉讼请求应否支持的问题。在对账之前与对账之后的往来主体是一致的情形下，从节省诉讼成本和提高诉讼效率的角度考虑，不宜由出卖人针对不同时间段的业务往来分别向买受人主张权利，而应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对双方的全部业务往来一并予以处理。虽庆隆公司在诉状中未对双方在对账之后的往来事实及付款事实作出陈述，但在一审法院开庭审理过程中，根据新润公司、刘秀娟、王启福的答辩意见、举证质证及法庭调查的事实，庆隆公司已对双方之间的全部业务往来作出了陈述，且结合新润公司、刘秀娟、王启福提交的证据对其诉讼请求进行了核减，陈述最后意见时亦将诉讼请求变更为要求支付货款1181500元，故新润公司、刘秀娟、王启福以庆隆公司仅在诉状中主张了对账之前的货款为由要求驳回庆隆公司的诉讼请求的观点，一审法院不予采纳。（2019）湘长浏证字第1288号公证书对陈某与刘秀娟之间的ＱＱ聊天记录进行了公证，新润公司、刘秀娟、王启福虽认为上述证据与本案无关，但并未对上述证据予以否认，并提供相反证据予以推翻，故一审法院对该公证书予以认定。庆隆公司与新润公司在2015年4月3日对账之后仍存在往来，但庆隆公司多次要求刘秀娟进行对账，刘秀娟均未予理睬，故不能因双方对该部分货款未予结算而不予处理。现庆隆公司已提交陈某与刘秀娟的ＱＱ聊天记录证明往来的具体时间、金额，新润公司未提交相反证据予以推翻，且陈某于2016年1月7日将2015年已发货总清单及对账后付款明细发给了刘秀娟，刘秀娟并未对此提出异议，而已发货总清单与庆隆公司陈述的前6次往来时间及货款总金额是一致的，故一审法院认定庆隆公司与新润公司在对账之后的往来货款总金额为1547502元。新润公司主张双方就对账之后的往来尚存在其他纠纷，但未向一审法院提交证据证明，故一审法院对其该项抗辩观点不予采纳，双方对该部分货款未约定付款期限，新润公司应当在收到货物后及时支付。虽2015年4月3日对账时就1404000元约定了最后付款期限为利比亚港口开放后2个月内，但庆隆公司已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义乌市阿瑟亚进出口有限公司出具的《声明》证明利比亚港口于2016年6月予以开放，自2015年4月3日至今已四年多时间，新润公司关于利比亚港口至今仍未开放过的陈述不符合客观实际，且新润公司认可对账之后的付款优先支付对账之前的欠款，按照新润公司提交的付款凭证，对账前的欠款1404000元早已支付，故应认定付款期限已经届满。新润公司共计应向庆隆公司支付货款为2951502元（1404000＋1547502），扣除已付的1803500元（363500＋1440000），还应支付货款为1148002元。对庆隆公司要求新润公司支付货款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部分支持。关于本案付款责任的承担问题。因一审法院已经认定新润公司系本案的买受人，故本案中所欠庆隆公司的货款应当由新润公司承担支付责任。因刘秀娟并非本案中的买受人，且庆隆公司无证据证明刘秀娟作出了愿意就本案债务承担支付责任的意思表示，不能构成债务加入，故庆隆公司要求刘秀娟承担本案货款支付责任的请求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新润公司系由王启福投资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王启福持有该公司100%的股权。现王启福未向一审法院提交证据证明新润公司的财产独立于其个人的财产，故王启福应对新润公司在本案中所负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义乌市新润进出口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浏阳市庆隆烟花有限公司货款1148002元，王启福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二、驳回浏阳市庆隆烟花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434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20434元，由浏阳市庆隆烟花有限公司负担579元，义乌市新润进出口有限公司、王启福共同负担19855元。二审期间，庆隆公司未提交新证据。新润公司、王启福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2016年12月4号、5号刘秀娟与一审的证人陈某的微信聊天记录复印件一份和2016.10.17俄单装柜清单（义乌-刘秀娟）复印件一份。拟证明庆隆公司的产品存在质量问题。证据二、发回工厂清单复印件一份和在公证书的296页第二个框里的聊天记录。拟证明有退货给庆隆公司，退货的价值要扣除。庆隆公司质证意见：不认可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庆隆公司是发了货，但不认可货物存在质量问题。对于清单真实性有异议，我们公司没有发这个货也没有收到这批货。刘秀娟质证意见：本身是刘秀娟提交的，对于证据三性均无异议。本院经审查认为，对于新润公司、王启福提交的证据一，因该微信聊天记录未提交原始载体核对，庆隆公司不认可其真实性，故该证据真实性无法核实，本院不予采信；庆隆公司不认可2016.10.17俄单装柜清单（义乌-刘秀娟），新润公司、王启福无其他证据印证，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对于新润公司、王启福提交的证据二，系其单方制作的发回工厂清单，庆隆公司不予认可，新润公司、王启福未提交其他证据印证，该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一审程序是否存在违法的问题。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一条规定，原告可以放弃或者变更诉讼请求。被告可以承认或者反驳诉讼请求，有权提起反诉。庆隆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新润公司、王启福、刘秀娟共同支付其货款1404000元，一审诉讼中，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及新润公司、刘秀娟、王启福提交的证据，庆隆公司将诉讼请求调低变更为要求新润公司、刘秀娟、王启福支付货款1181500元，庆隆公司变更诉讼请求的行为不违反法律规定。其次，庆隆公司在一审中就双方的货物买卖情况，提交了对双方经办工作人员陈某与刘秀娟之间的ＱＱ聊天记录进行公证的（2019）湘长浏证字第1288号公证书，新润公司、刘秀娟、王启福虽认为上述证据与本案无关，但并未对上述证据予以否认，并提供相反证据予以推翻，故该公证内容应采信为本案的证据。就2015年4月3日双方结算后的货物买卖情况，陈某与刘秀娟之间的ＱＱ聊天记录显示，陈某根据刘秀娟的订货需求组织生产、发货，并以ＱＱ文件的形式将发货清单发给刘秀娟确认。陈某与刘秀娟的ＱＱ聊天记录证明了双方往来的具体时间、金额，新润公司未提交相反证据予以推翻。陈某向刘秀娟发送了《义乌对账后汇款明细》、《2015年已发货总清单》等材料，刘秀娟亦未提出异议。因此，一审经审查双方对账前后的相关往来证据，认定新润公司欠付庆隆公司货款1148002元，证据充分，本院予以确认。新润公司上诉主张双方就对账之后的往来尚存在其他纠纷，货物存在质量问题，但新润公司一、二审均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而且，庆隆公司多次要求刘秀娟就2015年4月3日双方结算后的货物买卖情况进行对账和结算，刘秀娟均未予理睬，拒接电话，新润公司住所地亦无人上班，故不能因双方对该部分货款未予结算而不予处理。一审法院鉴于本案在对账之前与对账之后的往来主体是一致的情形下，从节省诉讼成本和提高诉讼效率的角度考虑，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对双方的全部业务往来一并予以处理，并无不当，不存在程序违法问题。综上，新润公司、刘秀娟、王启福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434元，由上诉人义乌市新润进出口有限公司、王启福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盛知霜审判员  王晓虹审判员  曾 明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周丽花书记员刘静附相关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