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晋07民终249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占云，女，1957年11月13日生，汉族,住河北省平泉县。上诉人（原审原告）:孙艳菊，女，1984年5月21日生，汉族，住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孙啸尘，男，1991年1月9日生，汉族，住河北省平泉县，三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河，山西祁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西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太原市示范区创业街****。法定代表人:杨志贵，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浩，山西新晋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孙艳菊、陈占云、孙啸尘因与被上诉人山西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祁县人民法院（2020）晋0727民初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艳菊、陈占云、孙啸尘上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改判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丧葬费30047元、一次性工亡补助金727920元及自2012年10月开始由被上诉人按照每月2003元标准支付上诉人陈占云供养亲属抚恤金直到丧失领取条件。2、一、二审诉讼费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以工伤事故发生前的上一年度即2011年上一年度标准计算相关的工伤赔偿项目是错误的，应当以工伤认定时的上一年度即2017年的标准来计算。纵观《工伤保险条例》全文，该条例并未明确规定“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标准为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中的“上一年度”明确指的是工伤事故发生时的上一年度。如果工伤事故发生后，孙志芳之死即被认定为工伤，那么上诉人对于标准问题不持异议。这是符合法律精神的。但问题在于本案中，孙志芳工伤事故发生于2012年9月4日,但其工伤认定的过程中极其漫长,原因在于2013年众上诉人因对何人雇佣孙志芳不知情，故以包括被上诉人在内的数个单位及个人为被告以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为由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但作为该工程的承包人，被上诉人对于整个工程施工情况闭口不提，导致上诉人对于赔偿责任主体无法明确，众上诉人只好撤诉，开始进行工伤认定。但就是在上诉人进行工伤认定的过程中,被上诉人已经完成了该工程，被上诉人遂又以该工程已经发包他人、其与孙志芳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为由否认与孙志芳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不断提出上诉以及提起行政诉讼，正是由于被上诉人恶意设置障碍后又利用工伤认定程序恶意诉讼，导致上诉人多次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整个工伤认定过程一波三折。上诉人作为孙志芳的亲属，因其赔偿问题经历十几次的反复开庭审理，至今未能得到工伤赔偿,时间跨度长达八年之久，导致众上诉人早已精疲力竭、心力憔悴，而如果按照2011年的标准来计算相关工伤赔偿项目，显然是对上诉人极大的不公平，与此同时，也会纵容被上诉人的违法行为，使被上诉人获取不法利益,进而鼓励被上诉人在今后的工伤事故赔偿中继续故伎重施，不断获取非法利益。二、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在侵权案件中已经自侵权方获得丧葬补助金和供养亲属抚恤金，故不应当再予支持是认定事实错误且适用法律错误。第一，本次事故中，侵权方与孙志芳共同负事故同等责任。而事故发生后,众上诉人就其损失与侵权方协商，侵权方赔偿上诉人损失31万元，但是必须要强调，侵权方仅是按照事故责任比例(同等责任)赔偿上诉人丧葬费及被扶养人生活费，而非全部的赔偿款。但一审法院却认定上诉人从侵权人处获得的部分丧葬费及被扶养人生活费等同于获得了全部赔偿，从而认定上诉人无权再就丧葬补助金及供养亲属抚恤金要求被上诉人赔偿或补偿显然是极其错误的。第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类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因第三人造成工伤的职工或其亲属在获得民事赔偿后是否还可以获得工伤保险补偿问题的答复》明确规定众上诉人从第三人处获得民事赔偿后，仍可以依法向被上诉人主张因其未为孙志芳办理工伤保险而应承担的补偿责任，最高院并未明确规定丧葬补助金和供养亲属抚恤金不能重复主张。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第三款规定“职工因第三人的原因导致工伤，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以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已经对第三人提起民事诉讼为由，拒绝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第三人已经支付的医疗费用除外。”据此规定可见，最高院的意见很明确，只有第三人已经支付的医疗费用除外，除此之外并未禁止众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主张丧葬补助金和供养亲属抚恤金，因此，显然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是错误的。第三，退一步来讲，即使一审法院认定丧葬补助金和供养亲属抚恤金是补偿性质，那么一审法院也应当是在扣除第三人赔偿的丧葬费和被扶养人生活费后判决被上诉人承担剩余部分的丧葬补助金和供养亲属抚恤金，即一审法院应当核算工伤待遇中的丧葬补助金和供养亲属抚恤金金额，如果交通事故中获取的金额少于工伤待遇中的金额，则仍应判决被上诉人支付二者的差额部分。而一审法院的判决显然无论是从事实认定还是法律规定，均是错误的。三、一审法院对案件受理费的分担是错误的。本案中双方均提起诉讼，但被上诉人显然在本案中属于败诉方，故全部诉讼费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综上，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能够依法支持上诉人上诉请山西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辩称，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判决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决。一、原审判决按照2011年度标准对孙志芳的工亡补助金进行计算是正确的，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无事实及法律依据。首先，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若干规定第11条规定：“社会保险法第三十八条第八项中的因工死亡补助金是指《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九条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标准为工伤发生时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为准。”本案中孙志芳的工亡事故发生于2012年9月4日，其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应当按照工、伤发生时的上一年度即2011年的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进行计算，故原审法院适用2011年度标准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次，2012年本案事故发生后上诉人曾通过提起民事诉讼、申请工伤等程序进行维权，由于其始终无法提供与答辩人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明，其工伤认定申请先后被祁县人社局、晋中市人社局决定不予受理。直到2018年5月，晋中市人社局才作出本案中的《工伤认定决定书》，在此之前六年多的时间里，上诉人一直在与祁县、晋中市人社局进行一系列行政诉讼。因此，上诉人关于其工伤认定时间长是由于“答辩人存在违法行为、获取了非法利益”的理由与客观事实不符。二、原审不予支持上诉人主张的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补助金的判决应当予以维持。（一）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补助金不应当重复予以补偿。2012年孙志芳发生交通事故死亡后，肇事方已赔偿了上诉人包括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死亡赔偿金在内的款项31万元，上诉人主张的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属于一次性支出的项目，已经在交通事故赔偿中得到了赔偿，不应当由答辩人重复进行赔偿。（二）陈占云不符合供养亲属抚恤金的申请条件。根据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因工死亡职工供养亲属范围规定》第三条、第六条的规定，陈占云作为孙志芳配偶申请供养亲属抚恤金，应当具备以下两个条件：一是其依靠孙志芳生前提供主要生活来源，二是其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或者在孙志芳工亡时已经年满55周岁，其中陈占云完全丧失劳动能力需要由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进行鉴定。本案中上诉人陈占云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依靠孙志芳生前提供主要生活来源，根据一审庭审中其自称不知道孙志芳工资报酬由谁发放、标准如何可知其并非依靠孙志芳的工资收入生活；其次，陈占云出生于1957年11月13日，孙志芳于2012年9月发生工伤事故时陈占云未满55周岁，且陈占云并未经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因此陈占云不符合供养亲属的范围，上诉人主张的陈占云的供养亲属抚恤金不应当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的各项上诉理由均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案中事实上答辩人已经将工程分包给第三方、与上诉人不存在任何用工关系，答辩人在一审中申请追加孙志芳的雇主及项目的分包人为本案的被告未被支持，导致答辩人承担了最终的赔偿责任。答辩人为尽快解决本案纠纷并未提起上诉，故请求贵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驳回上诉人的各项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决。陈占云、孙艳菊、孙啸尘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依法判决被告支付众原告丧葬费30047元、一次性工亡被助金727920元，自2020年10月开始由被告按照每月2003元标准支付原告陈占云供养亲属抚恤金直至丧失领取条件。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9月4日，翟许民驾驶晋Ｍ×××**号货车由东向西行驶至榆祁高速公路61ＫＭ＋100Ｍ处时，与正在龙城高速施工的三原告之亲属孙志芳推行的手推车发生碰撞，造成孙志芳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该事故经山西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高速公路管理处一支队七大队作出事故责任认定书，孙志芳、翟许民负事故同等责任。经交警部门调解，肇事方赔偿了三原告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等共计310000元。2018年5月28日，晋中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2018-0070号工伤认定书，认定孙志芳在山西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揽的工程工地干活发生交通事故为工伤。后该公司不服，经向山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提出行政复议，向介休市人民法院、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最终认定孙志芳在该公司承揽的工程工地干活发生交通事故为工伤。2019年陈占云、孙艳菊、孙啸尘向祁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工伤保险待遇的仲裁申请，祁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祁劳人仲裁字（2019）第55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山西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支付陈占云、孙艳菊、孙啸尘一次性工亡补助金436200元、丧葬补助金18383元，驳回陈占云、孙艳菊、孙啸尘其他诉讼请求。陈占云、孙艳菊、孙啸尘对该仲裁裁决书不服，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山西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亦对该仲裁裁决书不服，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三原告之亲属孙志芳因交通事故死亡经晋中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审核认定为工伤，并依法作出工伤认定决定书，该工伤认定决定书经介休市人民法院和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终审维持了该工伤认定，故可认定孙志芳系工伤死亡，现山西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再以应追加孙志芳的雇主赵洪喜、欣江峰公司为被告，并与其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等进行抗辩，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孙志芳因交通事故死亡后，三原告与交通事故肇事方达成调解协议，领取了交通事故赔偿款，同时，孙志芳被确认为工伤，对该案的处理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因第三人造成工伤的职工或其亲属在获得民事赔偿后是否还可以获得工伤保险补偿问题的答复》从第三人处获得民事赔偿后，可以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向工伤保险机构申请工伤保险待遇补偿，因山西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未给孙志芳办理工伤保险，故该补偿责任应由该公司承担，因此一审法院驳回山西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对于三原告主张的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一审法院认为，该两项是工伤事故给工伤受害人带来的直接财产损失和工伤受害人为弥补自己因工伤事故受到的人身损害而支付的必要费用，本案交通事故发生后，孙志芳家属已与侵权人达成调解协议，获得了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死亡赔偿金等共计310000元的交通事故赔偿款，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是可以计量的损失，是一种客观事实，进行一次赔偿即可填补工伤受害人的损失，故对三原告提出支付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的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三原告主张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三原告要求按照法庭辩论终结前上一年度的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支付其一次性工亡补助金727920元，然案涉事故发生于2012年，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九条、第六十二条之规定，应当按照2011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计算，即436200元。一审法院判决：一、限山西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陈占云、孙艳菊、孙啸尘一次性工亡补助金436200元；二、驳回陈占云、孙艳菊、孙啸尘的其它诉讼请求；三、驳回山西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所查明的基本事实与原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二审期间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案涉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如何计算？《实施若干规定》第十一条规定：社会保险法第三十八条第八项中的因工死亡补助金是指《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九条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标准为工伤发生时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为准。本案中，案涉工伤发生于2012年，故应当按照2011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计算，上诉人主张按照工伤认定时的上一年度即2017年的标准计算，本院不予支持。（二）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支付的丧葬费和供养陈占云抚恤金应否得到支持？关于丧葬费，该费用在交通事故赔偿中上诉人已与第三人达成调解书，第三人已对该费用进行赔偿。至于上诉人上诉称调解书所涉及的丧葬费仅是部分丧葬费用的问题，根据查明事实，案外调解书并未注明丧葬费的具体数额，故本院无法查明需补充支付的丧葬费具体数额，故对上诉人的该项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供养亲属抚恤金，该抚恤金是对因死者死亡而产生的由其抚养的人丧失抚养而做的补偿，该费用与交通事故赔偿项目中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同类赔偿项目，根据查明事实，第三人亦对该费用进行赔偿。另，根据《因工死亡职工供养亲属范围规定》，陈占云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领取供养亲属抚恤金的条件，故对上诉人的该项上诉请求本院亦不予以支持。综上所述，孙艳菊、陈占云、孙啸尘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孙艳菊、陈占云、孙啸尘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韩 敏审判员 张晓峰审判员 张 媛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商思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