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2020）赣07行赔终3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叶明星，男，汉族，1948年8月8日生，住于都县。委托代理人：叶方荣，北京京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叶宗，男，汉族，1978年8月28日生，住于都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于都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住所地：于都县贡江镇城建局**。法定代表人：刘龙飞，局长。出庭应诉负责人：谢鹤良，于都县城乡规划建设局副组长。委托代理人：丁声洲，男，1973年1月26日生，汉族，系该局政策法规股副股长。委托代理人：刘济方，江西理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叶明星因行政赔偿一案，不服赣州市章贡区人民法院（2020）赣0702行赔初3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判决查明，原告在于都县罗坳镇罗坳村塘窝组搭建了铁皮棚，2017年5月8日，于都县城乡规划建设局向原告之子叶宗作出《限期拆除告知书》，要求其拆除未经许可搭建的铁皮棚，同年5月23日，于都县城乡规划建设局作出《履行义务催告书》，要求原告之子叶宗自行拆除违法搭建的铁皮棚，其后，原告并未拆除该铁皮棚。2017年11月15日，原告的铁皮棚被拆除。原告不服，于2018年4月12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2018年7月10日，原审法院作出（2018）赣0702行初109号生效判决，判决确认被告于都县城乡规划建设局强制拆除原告叶明星搭建在于都县罗坳镇罗坳村塘窝组的铁皮棚的行为违法。2019年10月31日，原告向于都县城乡规划建设局申请国家赔偿。2019年12月25日，于都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作出于住赔字[2019]第1号《国家赔偿决定书》，对赔偿申请人提出的请求事项决定不予赔偿。原告不服，故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本案中，原告要求行政赔偿，则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但原告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被拆除铁皮棚及附属设施是合法财产，原告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故原告要求赔偿的诉请于法无据，对原告的诉请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叶明星的诉讼请求。本案的诉讼费50元，由原告叶明星承担。上诉人叶明星向本院提起上诉，要求：1.撤销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赣0702行赔初3号《行政判决书》并发回重审，或者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2.撤销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赣0702行赔初3号《行政判决书》中要求上诉人承担本案诉讼费的判决内容。主要事实与理由：1.无证并不等于违法建筑，涉案房屋无证是基于历史遗留问题形成，不应当认定为违法建筑不予补偿。涉案的房屋是否属于违法建筑，根据最高院法释〔2013〕5号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违法的建筑物、构筑物、设施等强制拆除问题的批复》的规定，要根据历史原因、行政原因、建成情况和使用情况等因素综合确定。上诉人为生活需要搭建涉案房屋多年，一直没有任何行政机关要求上诉人自行改正或拆除，2017年该区域被划入征收范围，上诉人应获得相应的拆迁安置。且涉案房屋之所以没有办理相关建房手续，系因当时行政机关不作为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尚不健全，并非上诉人单方原因造成的，该不利责任不应由上诉人单方承担。而本案中，被上诉人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已经将《限期拆除告知书》依法送达上诉人，且被上诉人在没有查证涉案房屋建设年代的情况下，适用2008年开始实施的《城乡规划法》对涉案房屋作出违建认定，已经明显违反“法不溯及既往”原则。因此，《限期拆除告知书》不应该成为认定涉案房屋属于违法建筑的有效证据，据此对涉案房屋进行拆除显然是执法目的不当。对于这般违法强拆行为，一审判决没有充分考虑涉案房屋无证的历史遗留问题，直接驳回上诉人的赔偿请求其实是免除了被上诉人的赔偿责任，不仅违背了《国家赔偿法》中要求行政机关为其违法行为应当承担责任的宗旨，更是对违法行为的包庇和纵容。2.被上诉人对征收范围内的房屋实施违法强拆，依法应当承担不低于征收补偿的赔偿责任。本案中，因上诉人与征收部门针对补偿问题一直没有达成一致意见，被上诉人才对该房屋作出违建的认定，看似是拆违，实质上是为了实现拆迁目的不当执法行为。上诉人认为，既然该房屋已经划入征收范围，就应该严格按照补偿安置方案进行补偿，而不是以拆违方式进行强拆。现阶段，强拆行为己经被确认违法，上诉人依法享有申请赔偿的权利，一审判决仅以涉案房屋没有产权手续为由驳回上诉人的赔偿请求，显然与相关法律规定和赔偿原则不符。3.房屋装修装饰和附属设施属于建筑材料，系上诉人出资购买的合法财产，应当获得合理赔偿。4.一审判决违反行政诉讼证据规则的规定，违法采信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认定事实错误。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裁判文书中阐明证据是否采纳的理由。本案中，一审判决在正文部分缺失了双方质证情况，更没有对证据的审查判断，也没有阐述证据的采纳采信理由，就贸然的认定了事实，显然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错误。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见》第34条规定，重视律师辩护代理意见，对于律师依法提出的辩护代理意见未予采纳的，应当在裁判文书中说明理由。本案一审判决中，没有任何原告代理人的代理意见，也未对不予采纳原告代理人代理意见而说明理由。5.行政赔偿案件依法不需要交纳案件受理费诉讼费，一审判决要求上诉人承担诉讼费违反法律规定。被上诉人于都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主要答辩意见，1.被上诉人并非适格被告。因于都县机构改革，将城乡规划的行政职权并入新组建的于都县自然资源局，应以于都县自然资源局为被告。2.上诉人提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不仅无任何事实依据，且与其自身主张自相矛盾，确系逻辑错乱。3.相对人应当承担其主张赔偿的建筑物属于合法建筑的举证义务。4.上诉人主张的赔偿项目无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原于都县城乡规划建设局查处的面积为158.88平方米，与上诉人诉称的752.88平方米存在巨大差异，上诉人提供的测绘报告无法显示测绘时间。其次，上诉人无法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案涉铁皮棚为合法建筑，亦无法提供任何证据证明523元/平方米赔偿标准的合理性。第三，（2018）赣0702号行初109号行政判决书并不涉及上诉人诉称的附属房，其要求对附属房进行商品房置换或赔偿的请求无任何事实、法律依据。最后，案涉违法建设的铁皮棚内装修与铁皮棚应当看作一个整体，不应拆分看待。5.案涉铁皮棚的材料残值是否应予赔偿，取决于行政机关是否给予上诉人自行拆除、清理铁皮棚材料的机会。本案中，原于都县城乡规划建设局对案涉铁皮棚进行了现场检查，向上诉人送达了《限期拆除告知书》《履行义务催告书》，为上诉人提供了数月的拆除时间。上诉人无视告知、催告，视为放弃相关权利，再行主张赔偿的，人民法院不应予支持。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上述事实，有原审法院随卷移送的证据以及本院询问协调笔录在卷可以证实。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据此，上述法律保护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原审法院作出的（2018）赣0702行初109号行政判决已经认定，被上诉人强制拆除上诉人搭建的铁皮棚行为违法。上诉人据此申请国家赔偿，故本案审理的焦点在于被上诉人的铁皮棚是否属于上诉人的合法财产。而本案中，经二审审理查明，被上诉人拆除的铁皮棚面积为158.88平方米，上诉人亦承认该部分铁皮棚建于2016年、2017年左右，并未履行报建手续，故不能认定为上诉人的合法财产。据此，被上诉人作出不予赔偿的决定，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赔偿请求，处理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八条第四项规定：下列案件不交纳案件受理费：……（四）行政赔偿案件。本案系行政赔偿案件，原审判决被上诉人承担诉讼费，适用法律错误，鉴于原审法院未收取诉讼费用，本院予以纠正。二审期间，上诉人委托代理人叶宗通过转账预交的案件受理费50元予以退回。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洋发审判员  刘定丰审判员  陈煜龙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黄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