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豫03行终23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汝阳县付店镇人民政府，住所地：河南省洛阳市汝阳县付店镇付店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10326005422288K。法定代表人兰建武，该镇镇长。应诉负责人李亚斐，副镇长,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王苏梦，河南民天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汝阳县天玄松选矿厂，住所地：汝阳县付店镇银鹿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3267834082046。法定代表人赵改成，该厂总经理。委托代理人魏兰兰，河南京洛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赵静，河南京洛律师事务所律师实习律师，一般代理。原审被告汝阳县自然资源局，住所地：河南省洛阳市汝阳县杜康大道中段**，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10326MB1506038F。法定代表人靳振宇，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黎会霞，汝阳县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王建敏，河南洛城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代理。上诉人汝阳县付店镇人民政府因不服河南省嵩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豫0325行初84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汝阳县付店镇人民政府应诉负责人李亚斐、委托代理人王苏梦,被上诉人汝阳县天玄松选矿厂的委托代理人魏兰兰、赵静，原审被告汝阳县自然资源局委托代理人黎会霞、王建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是经汝阳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成立的个人独资企业，成立日期为2005年6月30日，经营场所位于汝阳县付店镇银鹿村，经营范围为铅锌浮选。原告在生产经营期间，于2019年1月29日与案外人牛五签订《废旧选厂设备出售协议》，双方约定：原告整体一切所有设备自愿以12万元的价格出售给案外人牛五，同时约定场内所有设备由牛五自行处理。原告诉称二被告于2018年12月4日、2019年2月23日将其场地内的建筑物、机械设备及其他设施强制拆除，而被告汝阳县付店镇人民政府认为原告与案外人牛五于2019年1月29日已签订《废旧选厂设备出售协议》，是案外人牛五自行对选厂进行了拆除。另查明，根据原告汝阳县天玄松选矿厂向本院提交的视频资料，不能够证明有二被告的行政首长在拆除现场。原审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本案中，原告提供的视频资料不能证明实施拆除的时间，也不能证明二被告实施了直接拆除或组织拆除的行政行为。根据原告与案外人于2019年1月29日签订的《废旧选厂设备出售协议》，原告已于2019年1月30日开始对选厂内所有设备丧失权利，即原告已不是涉案财产的利害关系人，其无权提起行政诉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的规定，经合议庭评议，裁定如下：驳回原告汝阳县天玄松选矿厂的起诉。原告不服一审裁定上诉至二审法院，二审法院于2020年3月27日作出（2019）豫03行终319号裁定书，认为原裁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回重审。重审期间原告向法庭提供汝阳县付店镇昱东矿产品加工厂与汝阳县付店镇人民政府、汝阳县自然资源局行政强拆纠纷一二审判决书各一份及四份证人证言证实被告汝阳县付店镇人民政府是对原告选厂内的建筑物、机械设备及其他设施组织实施强制拆除的行政主体。被告汝阳县付店镇人民政府质证认为两份判决书与本案无关，没有可比性，四份证人证言存在瑕疵，不能证明原告的主张。被告自然资源局质证认为两份判决书恰好证明我局不应承担责任，对于证人证言不发表意见。其他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相同。原审法院认为，根据汝政督[2019]3号《汝阳县人民政府督査通知》的内容，再结合原告汝阳县天玄松选矿厂提交的视频资料和证人证言能够证实被告汝阳县付店镇人民政府是拆迁主体，被告汝阳县付店镇人民政府不能举证证明确系其他主体违法实施的强制拆除，故被告汝阳县付店镇人民政府应被推定为实施强制拆除的主体。被告汝阳县付店镇人民政府在对原告汝阳县天玄松选矿厂实施强制拆除前，没有依照法律规定作出行政决定，在作出强制执行决定前，也没有事先催告当事人履行义务，告知原告陈述，申辩的权利，在具体实施拆除时，没有作出强制执行决定，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的规定，故该强拆行为违反了法定程序，应认定被告汝阳县付店镇人民政府对原告汝阳县天玄松选矿厂实施强制拆除的行政行为违法。原告所举证据不能证实被告汝阳县自然资源局是实施强制拆除的主体，应驳回原告对汝阳县自然资源局的诉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七十四条之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研究，判决：一、确认被告汝阳县付店镇人民政府强制拆除原告汝阳县天玄松选矿厂厂地建筑物及其他设施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二、驳回原告汝阳县天玄松选矿厂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诉人汝阳县付店镇人民政府上诉称：一、原审认定上诉人对被上诉人实施了强制拆除行为严重错误，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交的视频虽然有上诉人的工作人员在场，但是并不能证明上诉人对拆迁有组织、指挥行为，更不能证明当天进行的是强制拆除行为。事实上是2018年11月22日，省委常委、巿委书记李亚同志到汝阳县调研时，发现汝阳县金兴选厂厂区生产环境脏乱差，且该厂没有土地证。当天晚上，金兴选厂企业主自愿对自己的选厂实施拆除，至12月1日，选厂拆除复耕绿化到位。之后，汝阳县作出安排，对全县范围内的选厂进行排查，对于排查出证照不全的选厂一律拆除复耕。付店镇共有21家选厂，其中金堆城汝阳公司、金地公司手续齐全，其余19家选厂均证照不全，这其中就包括汝阳县天玄松选矿厂和汝阳县付店镇昱东矿产品加工厂。以上两家企业均没有办理过土地证，属于不合法企业。付店镇天玄松选厂位于付店镇银鹿村。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该厂经营困难，生产时断时续，企业实际控制人赵改成委托该村党支部书记吕金坪代为管理经营。2018年12月1日起，县、镇政府开始对全镇手续不全的选厂做工作，动员其自行拆除。期间，国土局、水利局、林业局、税务局均从自己分管的领域对其下达了执法文书，镇里一直在做选厂的思想动员工作。吕金坪一直保持与赵改成的联系沟通，在县政府部门和镇政府的双重压力下，经过两者的沟通后决定于2018年12月4日用自己场内的铲车将选厂内的铅锌沉淀池推翻；之后停了下来，观察县、镇政府的决心和其余选厂的拆除情况。县、镇政府继续做该选厂的工作，对该村党支部书记吕金坪施加压力，吕金坪与赵改成商量后，逐步用自己场内的铲车将选厂的院墙推掉、厂房屋顶石棉瓦揭掉（详见图1、图2）。之后，该厂再次停了下来观察。后又自行将厂房的木结构梁拆掉（详见图3）。自2018年12月14日之后，县领导段七星利用自己与赵改成多年相识交好的关系规劝赵改成认清当前的形势，劝其自行将厂子拆掉；付店镇副镇长李亚斐也通过吕金坪拿到赵改成的电话，与赵改成多次联系交心规劝。彼时，赵改成因身体不好在县城住院。终于，在2019年1月27日前后，赵改成同意将厂房变卖给嵩县收购废旧设备的生意人牛五。双方于2019年1月29日签订协议，以12万元的价格将选厂整体打包卖给牛五(详见：废旧选厂设备出售协议附后)。因此，天玄松选厂在诉状中说付店镇政府在2018年12月4日和2019年1月23日强行进入该厂，将原告厂内的建筑物、机械设备及其他设施强制拆除纯属虛构。二、一审法院以2019年1月19曰汝政督（2019）3号《汝阳县人民政府督查通知》第5条载明：付店镇煜东、右炫、钲鑫、天玄松、汇鑫、亚斌等6个选厂，由付店镇牵头组织实施，县商工委，国土局、环保局等单位配合，于1月27日前拆除完毕，以此推断上诉人实施了强制拆除行为，该推断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该通知并不能证明上诉人必须要实施强制拆除行为，事实上上诉人都是通过协商的方式，由业主自愿拆除，被上诉人自愿与案外人牛五签订拆除协议，也证明了这一点，我国现行法律也没有规定认定事实可以适用推断。综上，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嵩县人民法院（2020）豫0325行初84号行政判决书；2、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原审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汝阳县天玄松选矿厂答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据以定案的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公平、公正。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法应予驳回其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本案中上诉人组织施工队分多次将答辩人厂地内的建筑物、机械设备及其他设施强制拆除，违反《行政强制法》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四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七十四条的规定，依法应当被确认为违法行政行为。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等有关规定，对本案事实予以审查并作出判决确认上诉人对答辩人实施强制拆除的行政行为违法，该判决结果符合法律规定，且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并无不当。二、上诉人系对答辩人工厂组织实施强制拆除的行政主体,一审答辩人提交的证据可以充分证明该事实。2018年12月4日，上诉人镇长李亚斐带领一台挖机到天玄松选厂强行将三间食堂、五间仓库拆除。2018年12月16日，上诉人工作人员王东营随同其他工作人员再次到工厂强制实施拆除，在答辩人负责人未在场的情况下，强行将厂地内的建筑物、机械设备及其他设施强制拆除。(一）上诉人基于其国家行政机关身份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产生的强制力，对答辩人组织实施了强制拆除的具体行政行为。虽然上诉人在其一审答辩状、二审上诉状中对其组织实施强制拆除具体行政行为予以否认，但答辩人于一审中提供的多份拆除现场照片和视频录像均可显示：上诉人的工作人员在现场指挥强拆工作，已足以证明拆除主体和拆除时间。否则，若为他人所拆，上诉人工作人员没有必要在现场。答辩人的视频资料和现场图片及证人出庭作证不仅证明了上诉人实施拆除的时间，也证明了用来拆除厂房和机械设备的挖掘机是由上诉人雇佣的司机完成，且司机在政府工作人员监督指挥下对天玄松厂房、设备实施了拆除。同时，《汝阳县人民政府汝督〔2019〕3号督查通知》中明确显示：昱东、右炫、天玄松等六个选厂由“付店镇政府牵头组织实施，县商工委、国土局、环保局等单位配合”，于1月27日前拆除完毕（通知第5条）。综合上述证据，足以证明答辩人选厂由上诉人实施拆除。并且，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承认了拆除时其工作人员在现场，上诉人作为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行政主体，若不是行使行政管理权力，根本不会出现在答辩人厂地内，更不会在工作日不履行职务，选择在此进行无意义的围观。唯一合理的解释是上诉人就是在履行组织、指挥、监督强制拆除的职务行为。(二）上诉人所称选厂由答辩人负责人和吕金坪协商逐步的使用场内铲车自行拆除，纯属虛构和编造！首先，吕金坪身份是银鹿村村委会书记，其并非是答辩人的代为经营管理人，答辩人自2008年就在该村设立选厂经营至今，选厂被上诉人强拆时，答辩人负责人赵改成一直在医院住院，二人不可能合意自行拆除选厂，吕金坪也更无权利决定拆除选厂。其次，答辩人一审提交的证据很清晰的显示拆除厂房使用的是钩机，答辩人没有铲车，更不可能自行拆除。答辩人的选厂是上诉人趁机强行拆除。三、上诉人称答辩人与牛五自愿签订拆除协议，意图进行推断是答辩人自愿拆除，其陈述前后矛盾。实际上，上诉人进行强制拆除后，厂房被推倒，成为一片废墟；机械设备也被损坏，变成一堆废铁，无法继续使用。且根据一审牛五、秦文成的证言可以显示，牛五到厂地时，选矿厂的车间房屋等都已被政府拆除，设备也大部分切割吊离车间，有许多设备在强制拆除时都被毁损。答辩人无奈之下将毁坏的设备以废铁价变卖给牛五予以弥补损失，但不代表是答辩人自愿拆除。上诉人不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是答辩人自行实施拆除，其上诉理由不足以对抗以全案证据为依据的一审判决所认定的事实。四、结合《汝阳县人民政府汝督[2019]3号督查通知》内容：即答辩人选厂由上诉人组织实施拆除。即便答辩人未提交上诉人强制拆除的相关证据，那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行再106号的判例，行政案件中在无主体对强拆行为负责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行政职权法定原则及举证责任作出认定或推定。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其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原审被告汝阳县自然资源局答辩称：我局从未对原告作出过强制拆除具体行政行为，也不是强拆原告选厂的具体实施单位，因此我局列为被告不符合法律规定，故请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一、二审查明的事实，本案中，关于上诉人是否是拆迁主体问题。根据汝政督[2019]3号《汝阳县人民政府督査通知》的内容，结合被上诉人汝阳县天玄松选矿厂提交的视频资料和证人证言等证据能够证实上诉人汝阳县付店镇人民政府是拆迁主体，上诉人汝阳县付店镇人民政府不能举证证明确系其他主体违法实施的强制拆除，故一审法院推定上诉人汝阳县付店镇人民政府为实施强制拆除的主体并无不当。上诉人汝阳县付店镇人民政府在对被上诉人汝阳县天玄松选矿厂实施强制拆除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的相关规定，故该强拆行为违反了法定程序。一审法院判决确认对实施强制拆除的行政行为违法正确。上诉人汝阳县付店镇人民政府的上诉理由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汝阳县付店镇人民政府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文朝审判员  高 玲审判员  王洪涛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王旭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