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20）赣0102刑初165号公诉机关南昌市东湖区人民检察院。被告人柏锋，男，1978年9月22日生，汉族，初中文化，无业，捕前住湖南省宁远县。2019年10月15日因本案被刑事拘留，同年11月9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南昌市第一看守所。辩护人喻宙翔、方芷琦，系江西求正沃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南昌市东湖区人民检察院以东检三部刑诉[2020]108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柏锋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20年2月28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并适用普通程序，公开（视频）开庭审理了本案。南昌市东湖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涂坤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柏锋及其辩护人喻宙翔、方芷琦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公诉机关指控：2013年5月，被告人柏锋经李某某（已判刑）介绍在武汉缴纳人民币698000元后加入一名为“自愿连锁经营”的组织。该组织既无营业场所，又无商品，完全依靠所谓“纯资本运作”的方式进行运营，即让每位参加者通过缴纳人民币3800元至69800元不等的现金获取加入资格，而后加入者通过发展自己的直接或者间接下线，获取升级的资格和返利。组织内部分业务员、业务组长、业务主任、业务经理、业务老总等级别及大总管、总管、自律、申购、能力、经晨等职务，按照“生活经营管理二十条”、“复制规范”等规章制度进行管理。柏锋加入该组织后成为李某2（另案处理）的直接下线，先后发展了柏某2（已判刑）、柏某（已判刑）、费某（另案处理）为其直接下线，唐某（另案处理）、黄某（已判刑）、费某2（另案处理）等人为其间接下线，在传销组织中担任经晨总管等职务。2014年10月，柏锋将旗下团队迁至南昌市继续从事传销活动，至案发其下线人数超过120人。2019年10月7日，民警在湖南省宁远县抓获被告人柏锋。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柏锋组织、领导无产品纯资本运作的“自愿连锁经营”传销活动，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的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钱财，扰乱了经济与社会的秩序，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情节严重，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据此，提请本院依法判处。被告人柏锋对公诉机关指控其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罪名不持异议，但其辩解未参加管理，2014年底就离开了传销，下线人数58人，离开后未得过钱，离开时和上下线说过且离开后未组织过传销活动。其出行记录其只来了三次，且第二天就走了，每个月其参与分红的话，每个月其都要得钱的，其下线所有人都在那里，其觉得其很冤。其辩护人认为：1.现有证据不能形成证据链证明被告人柏锋“下线已达120以上”，且被告人柏锋2014年底就已经脱离了涉案传销组织，此时间后其下线自行发展的人员不能计算为其发展的人数；2.部分下线是由被告人柏锋本人出资以自己亲朋好友的名义购买份额，该部分人员并未实际参与传销组织活动，应当予以剔除；3.被告人柏锋自愿认罪认罚，有坦白情节，且无前科劣迹；4.被告人柏锋患有疾病，家中有未成年子女，配偶也患有腰椎疾病，恳请法院酌情考虑；5.补充证据不能够达到证明被告人柏锋下线人数超过120人的证明目的；6.出行记录为间接证据，不能达到否定被告人柏锋关于2014年底脱离传销组织辩解合理性的目的。经审理查明：2013年5月，被告人柏锋经李某某（已判刑）介绍在武汉缴纳人民币698000元后加入一名为“自愿连锁经营”的组织。该组织既无营业场所，又无商品，完全依靠所谓“纯资本运作”的方式进行运营，即让每位参加者通过缴纳人民币3800元至69800元不等的现金获取加入资格，而后加入者通过发展自己的直接或者间接下线，获取升级的资格和返利。组织内部分业务员、业务组长、业务主任、业务经理、业务老总等级别及大总管、总管、自律、申购、能力、经晨等职务，按照“生活经营管理二十条”、“复制规范”等规章制度进行管理。柏锋加入该组织后成为李某2（另案处理）的直接下线，先后发展了柏某2（已判刑）、柏某（已判刑）、费某（另案处理）为其直接下线，唐某（另案处理）、黄某（已判刑）、费某2（另案处理）等人为其间接下线，在传销组织中担任经晨总管等职务。2014年10月，柏锋将旗下团队迁至南昌市继续从事传销活动，至案发其下线人数超过120人。另查明，2019年10月7日，公安机关抓获被告人柏锋，并于次日临时寄押于永州市看守所，同月15日被南昌市第一看守所收押。上述事实，有以下证据予以证明：1.立案决定书，证明2016年9月11日，南昌市公安局红谷滩分局决定对一批湖南籍传销人员在本市红谷滩新区从事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案进行立案侦查。2.被告人柏锋火车出行记录，证明2014年至2016年间，被告人柏锋频繁往来于南昌、长沙、武汉三地。3.被告人柏锋航班出行记录，证明2014年11月7日，其乘机从昆明飞武汉，同乘的有传销人员蒋某、柏某，当天从昆明飞武汉的还有传销人员蒋某2；2016年2月28日，柏锋乘机从武汉飞昆明，同乘的有传销人员蒋某2；2015年6月30日，柏锋乘机从武汉飞青岛，同乘的有传销人员胡某；2015年7月2日，柏锋乘机从青岛飞武汉，同乘的有传销人员胡某；2016年5月2日，柏锋乘机从海口飞往武汉，同乘的有传销人员胡某。4.被告人柏锋名下车牌鄂Ａ×××**汽车违章记录，证明该车辆2014年在武汉有3次违章记录，2015年在武汉有2次违章记录，2016年在武汉有2次违章记录，2017年在武汉有1次违章记录。5.同案犯李某某的供述与辩解，证明被告人柏锋是李某某在传销组织中的下线人员，于2013年升为传销组织中“老总”。柏锋的直接上线是李某2（另案处理），直接下线是费某，费某是2013年上总的。胡某是从事传销活动的人，应该是2012年升总的，是传销团队管事人员。6.同案犯李某3的供述与辩解（2017年11月27日所作供述，含其手绘传销老总网络图），证明被告人柏锋在传销组织中是体系老总，管理团队，其直接下线人员有柏某（已判刑）、费某（体总）、邓和生（伞下10个老总）等人。黄某被抓的那次，胡某也被抓了。7.同案犯黄某的供述与辩解（2017年1月9日所作供述，含其手绘传销人员结构图），证明黄某系2013年11月经被告人柏锋介绍在武汉加入“自愿连锁经营”传销组织并成为柏某（直接上线是柏锋）的直接下线，其于2015年3月在该组织升总。柏锋把其放在其母亲柏某名下，其母亲也是柏锋叫过来的，一直称呼其母亲“姨妈”。其供述被告人柏锋系传销组织体系老总，邓某系2016年11月升总。8.同案犯柏某2的供述与辩解（含其手绘老总体系图），证明柏某2系与其哥哥被告人柏锋一同于2012年12月底经李某某介绍在武汉加入“自愿连锁经营”传销组织并成为柏锋的直接下线，其2014年7月升总，柏锋的上线是李某某。所谓的“自愿连锁经营”是纯资本运作，没有产品的，是一个采取五级三晋制返利模式的组织，每人最多申购21份份额（69800元），需要不断拉人头、发展下线人员，使自己伞下份额超过600份，就可以升为老总了。其供述被告人柏锋系传销组织老总，升总旅游时同行的有费某2等人。9.同案犯邓某的供述与辩解（含其手绘传销人员体系结构图），证明邓某系2013年4月经张某介绍在武汉加入“自愿连锁经营”传销组织并成为张某的直接下线，该组织没有产品，只要投入申购款就行，最多21份（69800元）份额，采取五级三晋制的返利模式和纯资本运作，根据每个成员伞下不同份额分为业务员、业务组长、业务主任、业务经理、高级业务员（600份）即老总级别五个级别，需要不断拉人头，发展下线人员，其2016年11月升总。其供述被告人柏锋系传销组织老总，也是其间接上线，其间接上线还有费某、费某2等人，而费某是柏锋的直接下线。10.同案犯柏某的供述与辩解，证明柏某系2012年10月经其外甥被告人柏锋介绍在武汉加入“自愿连锁经营”传销组织并成为柏锋的直接下线，该组织是采取五级三晋制和纯资本运作的组织，组织里根据每个成员伞下不同的份额分为业务员、业务组长、业务主任、业务经理和高级业务员即老总级别共五个级别，每个人最多申购21份（69800元），需要不断拉人头、发展下线人员，其2014年11月升总，柏锋是体系老总，一般都是柏锋给其发工资。其供述伞下有三个老总，分别是黄某（实际为黄某）、欧某和刘某，份额超1500份，伞下人员超100人。11.同案犯刘某的供述与辩解，证明刘某系2014年2月经其同学被告人柏锋介绍和其丈夫欧某2一起在武汉加入“自愿连锁经营”传销组织并成为欧某2的直接下线，也是柏锋的间接下线，2015年3月升总。12.同案犯唐某的供述与辩解（含其手绘结构图），证明唐某系2014年3月经其姐姐唐某介绍在武汉加入“自愿连锁经营”传销组织为成为唐某的直接下线，也是被告人柏锋的间接下线，其2016年5月升总。13.辨认笔录若干，证明同案犯李某某辨认出被告人柏锋就是传销组织中的“老总”，其上线是李某2，下线是费某。同案犯黄某辨认出被告人柏锋就是传销组织中的“体系老总”。柏某辨认出被告人柏锋是传销行业体系老总之一。14.传销网络结构图，证明公安机关根据同案犯柏某、邓某、黄某、刘某、柏某2、唐某等人及被告人柏锋本人绘制的传销网络结构图绘制出来的较为详尽的传销人员结构图。15.南昌市东湖区人民法院（2017）赣0102刑初791号刑事判决书，证明2018年4月9日，因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柏某、柏某2、黄某、刘某、邓某等人被南昌市东湖区人民法院判处一年零四个月至一年零六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人民币15万元至人民币30万元不等的罚金。其中柏某系2012年10月经柏锋介绍在武汉加入传销组织并于2014年5月升总；柏某2系2012年12月经李某某介绍在武汉加入传销组织并于2014年7月升总；黄某系2013年11月经柏锋介绍在武汉加入传销组织并于2015年3月升总；刘某系2014年2月经柏锋介绍在武汉加入传销组织并于2015年3月升总；邓某系2013年4月经张某介绍在武汉加入传销组织并于2016年11月升总。16.归案经过，证明被告人柏锋于2019年10月7日在湖南省宁远县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17.户籍信息材料，证明被告人柏锋作案时系已成年，在户籍地未查询到前科劣迹。18.被告人柏锋的供述与辩解，证明2013年5月，被告人柏锋经李某某（已判刑）介绍在武汉缴纳人民币69800元后加入名为“自愿连锁经营”的传销组织，成为李某2（另案处理）的直接下线，先后发展了柏某（已判刑）、柏某2（已判刑）和费某（另案处理）为其直接下线，唐某（另案处理）、黄某（已判刑）和费某2（另案处理）等人为其间接下线，在传销组织中先后担任行业经晨总管等职务，管理团队和经理室等，于2013年12月升为老总级别，由李某某主持举行了晋升仪式并带其去云南旅游，升总后买了一些衣服首饰等物品。2014年10月将团队迁至南昌。截至案发其发展下线人员超60人，伞下份额超1000份，获利人民币十七八万元。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述证据真实、合法、关联、相互印证，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锁链，不存在无法排除的矛盾和无法解释的疑问，符合逻辑经验，能证实被告人柏锋的主要犯罪事实和量刑事实，本院予以确认。针对控辩双方意见，综合查明的事实、认证的证据和相关法律规定，本院综合评判如下：1.关于被告人柏锋是否于2014年底离开“自愿连锁经营”传销组织问题。经查，在卷有李某3、黄某于2017年所作的相关供述，相互印证，能够证明被告人柏锋在2017年时已成为“自愿连锁经营”传销组织的体系老总，并未脱离该传销组织。其离开该组织仅有其本人供述，并无其他证据印证，且即便其在形式上脱离该组织，依相关司法解释规定，也不影响其“脱离”后发展人员的层级数和人员，均应计算为其发展的层级数和人数。2.关于被告人柏锋下线人数是否达到120人以上，构成情节严重的问题。经查，综合被告人柏锋下线传销人员柏某、刘某、黄某、柏某2、唐某、邓某（均为老总级别，且已判决）及被告人柏锋本人所绘制的传销体系结构图及本案其他相关证据来看，截止至2017年，邓某伞下30余人以上，柏某伞下共有传销人员60余人以上（不同分支的下线黄某、刘某各30余人以上），柏某2该下线共有传销人员30余人，邓某该下线共有传销人员30余人。综上，柏锋组织、领导传销活动人员累计已超120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条之规定，应当认定为情节严重。3.关于被告人柏锋是否具有坦白情节的问题。经查，被告人柏锋归案后未如实供述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依法不能认定其具有坦白情节。其辩护人关于其具有坦白情节的辩护意见与事实及法律不符，本院不予采纳。本院认为，被告人柏锋伙同他人组织、领导无产品纯资本运作的“自愿连锁经营”传销活动，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的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钱财，扰乱了经济与社会的秩序，其行为已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且属情节严重。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柏锋的主要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的罪名成立，本院予以确认。根据被告人柏锋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柏锋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其在外地被寄押的八日折抵刑期八日。即自2019年10月8日起至2025年4月7日止），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上述罚金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向本院缴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 判 长  罗陆海审 判 员  黄 飞人民陪审员  徐白茹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四日书 记 员  朱胜雪本案引用的法律条文（摘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组织、领导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传销活动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第二十五条第一款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