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海海事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72民初328号 原告：何李生，男，1972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港口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波锋，广西启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渔业互保协会，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太平街**富力摩根中心****。 法定代表人：杨斌，该协会秘书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学光，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燕芳，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 原告何李生与被告中国渔业互保协会海上保赔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2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8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何李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波锋、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学光、蔡燕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由被告赔付原告132万元。事实与理由：2015年8月17日，原告为其所有的“桂防渔96892”号渔船向被告投保了全损互保保险，并交纳保费27720元。2016年5月11日约1100时，案涉渔船在海上生产作业时因故机舱大量进水，造成渔船沉没全损。2018年1月19日，原告向被告的北海理赔中心提交书面理赔申请。原告于2018年7月8日在北海分理处收到被告理赔部寄来的一份《不予受理通知书》，内附2017版《中国渔业互保协会渔业互助保险条款》（以下简称《保险条款》），被告以该渔船沉没的近因不在保险条款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内为由，对原告的理赔申请不予受理。 原告认为，办理案涉保险时，被告的保险从业人员没有到场，当时的经办人只是简单说只要不是人为的事故都赔偿，但没有当场出具2015版或者其他版本的《保险条款》，也没有就保险责任和责任免除等重大问题向投保人作出详细说明，即经办人没有如实履行告知义务。被告虽是非营利性的社会团体，但同样是保险从业机构。根据保险法的法定要求，保险从业人员或保险代理人必须具有相应的资格，但被告的广西防城港分理处的负责人和经办人均没有从事保险行业的相应资格，投保时也没有将所谓的保险条款交给原告，所以原告与被告在《渔船互助保险凭证》（以下简称《保险凭证》）上关于保险责任范围的约定是无效的，适用近因原则没有客观基础。防城港市渔政支队作出的《关于桂防渔96892渔船沉没事故的调查报告》（以下简称《调查报告》）显示：“桂防渔96892”号渔船因机舱大量进水，造成渔船沉没全损。鉴于事故海域水较深，无法对该渔船打捞和探摸，从而不能对船体状况进行勘察。因此，该《调查报告》关于渔船的陈述带有极大的猜测性，依法应以事发海域周边的气象资料判定渔船沉没的真正原因。由此可见，此事故不是原告的故意行为或者重大过失行为造成，应为可获得赔偿的保险事故。 被告辩称，一、本案已过诉讼时效。根据海商法的相关规定，本案诉讼时效为2年，案涉事故发生于2016年5月11日，至原告起诉时间2020年6月份已经超过2年，且起诉前没有发生海商法规定的中止、中断事由；二、被告不负赔偿责任。1.本案所适用的《保险条款》已经明确告知原告，被告已尽到说明告知义务，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应当适用保险条款，只有列明的原因造成的原告损失，并且不存在被告可以免责的事由，被告才可能负有赔偿责任。经行政主管机关依法查明，案涉事故的原因是渔船的海底阀门故障，以及抽水设备无法使用。且案涉渔船没有按照配员标准配备轮机长，属于配员不足，构成海商法意义上的船舶不适航。事故的原因并非保险条款列明的保险责任，而且船舶不适航是被告免责的事由，因此被告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即使被告承担责任，按照保险条款的约定，应当扣除20%的免赔额，赔偿最高额不超过105.6万元。 原告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向法庭提交以下证据： 证据1.身份证、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证明原被告双方的主体资格； 证据2.保险凭证，证明原被告双方存在有效的保险合同关系，且凭证后未附有任何条款； 证据3.《调查报告》、《渔业船舶灭失证明》、职务船员证书，证明案涉渔船在2016年5月11日停止作业船员休息之时，机舱大量进水，造成渔船沉没的全损事故，事故发生时船检证书、船员证书均合法有效，船舶适航； 证据4.保险凭证（2013年版），证明2013年原告向被告所投保的保险凭证背面附有保险条款，原告一直在被告处购买保险，只收到过该证据中的保险条款，该版本保险条款明确约定意外事故造成互保渔船的实际全损由被告承担赔偿责任； 证据5.保险凭证（2017年版），证明在被告处投保若适用特别条款（如2015年版或2017年版）的，保险人会在会员声明处明确标注； 证据6.《不予受理通知书》，证明2018年7月2日，被告以案涉渔船沉没的近因不在其保险条款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内为由对原告的理赔申请不予受理； 证据7.收件回执，证明原告在2018年1月19日向被告书面申请理赔； 证据8.（2018）桂72民初124号判决书（网上打印版）； 证据9.带“2015版”字样的《保险条款》； 证据10.（2018）桂72民初303号案证据清单（二）共8页，证据8-10证明不管适用哪一版条款，都必须带有当年年份的字样，被告在本案举证的保险条款没有当年年份的字样，进一步证明被告未将相应保险条款交给原告的事实。 被告质证认为，对证据1-6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证据1是原被告双方的身份证明文件，不应当作为本案的证据使用；证据2不能证明原告主张的证明内容，在投保时，被告已经将保险凭证和所适用的保险条款一并交付原告，且有原告的签字予以确认；对证据3的证明内容有异议，该证据证明案涉船舶于2016年5月11日遭受事故，即是本案的诉讼时效起算时间，尽管船员持有船长证书但是并没有在事故期间正常值班并且缺少轮机长，构成船舶不适航；认为证据4不能证明原告的主张；对证据5，该保险凭证并非案涉船舶的保险，并且该保险凭证产生于案涉事故发生之后；对证据6，该份证据不能够证明本案的诉讼时效已经中止或中断；对证据7，该份证据的署名人，原告和被告均无法知悉其真实姓名和职务，以及是否有权代表被告接收有关材料，而且被告并不知晓该回执所提及的内容，该份证据不能够证明原告的主张，从字面上看，该证据为签收人收到了原告要求进一步调查的申请，而非理赔申请，也未附有相关理赔材料；对原告证据8-10，被告首先认为该三份证据不属于新证据，所以不应被采纳，其次，原告所举例的案件属于2015-2016年间的同类保险，均适用2015版条款，仅是因为印刷的原因，导致有些版本有“2015版”的字样，有些没有。 被告为支持其抗辩理由，向法庭提交以下证据： 证据1.《保险凭证》、《保险条款》，证明原告在被告处投保全损互保保险，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适用《保险条款》，根据该条款，船舶不适航造成的损失和费用，被告不负赔偿责任；该保险合同签署前被告就相应合同条款已尽到说明告知义务，原被告合同权利义务应当依约定的保险条款确定； 证据2.案涉渔船海上沉船事故通报，证明事故发生于2016年5月11日，原告于2016年5月16日向被告报案； 证据3《调查报告》和证据4询问笔录，证明事故发生于2016年5月11日，原告至2020年6月份起诉，已经超过海商法规定的2年诉讼时效；本案属于船舶自沉事故，事故原因并非保险条款列明的保险责任，且该船因缺少轮机长，不符合最低配员标准，属于船舶不适航，是造成事故和损失的原因，被告依约免责； 证据5.（2018）桂72民初303号民事判决书，证明此类海上保赔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海商法的相关规定； 证据6.与本案同批次的《保险凭证》及其《保险条款》样本，证明：1.2015-2016年间使用的2015版保险条款内容完全相同。2.因印刷批次的原因，有些批次的保险条款在标题处印有“2015版”字样，有些没有，本案中所使用和交付给原告的是印刷批次没有“2015版”字样的版本； 证据7.被告2014年12月9日颁布的渔保保发[2014]122号《关于启用新版互助保险条款和互助保险凭证的通知》和2016年11月21日颁布的渔保保发[2016]103号《关于启用2017版保险条款和承保单证的通知，证明1.被告修改和使用保险条款具有严格的限制和程序，在2015-1016年间使用的2015版保险条款内容完全相同；2.保险条款的标题处是否有“2015版”字样不影响该保险条款的内容。 原告质证认为，对证据1《保险凭证》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保险条款的真实性和证明内容不予认可，原告在2015年购买保险时，被告没有向原告交付任何保险条款；对证据2真实性有异议，事故的原因是由于当天凌晨的大风暴造成的，该证据也可证明原告及时进行了报案；对证据3、4部分内容的真实性和证明内容有异议，船上船员有上岗证书，何亚养持有三级船长证，可适任轮机长职务，构成船舶适航；船舶沉没是由于事发当日凌晨的大风暴造成；涉案诉讼应该适用民法总则3年的诉讼时效期间，2018年7月2日，被告向原告发出拒赔通知，此前，原告已申请理赔，构成时效中断，原告的起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对证据5的证明内容不予认可，本案与（2018）桂72民初303号案有很大区别，我国并非判例法国家，该案没有参考价值；对证据6、7，原告认可其合法性，但认为不能证明被告主张的事实。 本院认证认为，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2、3、6，被告认可其真实性，对原告的证据8-10，该部分证据系其他案件的在案证据或生效判决书，被告没有否认其真实性合法性，本院确认该部分真实性，对其证明效力，本院将结合本案证据予以综合认定；原告提交的证据4、5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采纳；原告提交的证据7，被告不认可其真实性，且原告无法证明签收人的身份及是否获得被告的授权签收理赔材料，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纳。 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原告认可保险凭证的真实性，否认收到过作为保险合同组成部分的保险条款，但该证据与证据6、7相互印证；被告提交的证据3与原告提交的证据3中的《调查报告》系同一份文件，本院予以采纳；证据4询问笔录有原告的船员签字确认；被告的证据6、7，原告确认其合法性，对前述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可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对于双方有分歧的证明内容及证据的证明力，本院将结合本案证据予以综合认定。被告的证据2，其无法提供原件予以核对且原告不予认可其真实性。被告提交的证据5，与本案无关，本院对该两份证据不予采纳。 本院依职权到防城港防城国民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调取的《结清说明》，证明案涉“桂防渔96892”号渔船在投保和事故发生时，系【防村银（2015）个借字第080号】贷款合同的抵押物，抵押权人、第一受益人为防城港防城国民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2017年10月27日，上述贷款合同项下的所有欠款已结清。原被告双方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8月17日，被告向原告出具渔船互助保险凭证，会员为原告何李生，保险渔船为“桂防渔96892”号渔船，船舶价值334万元，双方约定：保险责任为全损互保，保险金额132万元，承保比例39.52%，保险费率2.10%，应交保险费27720元，实交保险费27720元，保险期间2015年8月18日0000时起至2016年8月17日2400时止。特别约定第一受益人为防城港防城国民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会员声明一栏载明“1.本人投保之前，协会已经就本凭证及其所附条款的内容，尤其是免除及减轻协会责任的条款、会员义务向本人作了明确说明，本人对该条款及义务已经了解并接受。2.本凭证所填各项内容均属实，本人同意以所填内容作为协会评定标的风险的基础和签发本凭证的依据”，该栏会员签章处有原告的签名，并加盖被告的承保专用章。 上述保险合同所附的《保险条款》（2015版）约定了如下内容。第五条：本保险合同分为全损保险和综合保险。在保险期间内，由于下列原因造成会员的损失、费用或责任，本会按保险凭证上载明的承保险种承担赔偿责任：（一）风灾、洪水、地震、海啸、雷击、崖崩、滑坡、泥石流、冰灾；（二）火灾、爆炸；（三）碰撞、触碰、搁浅、触礁；（四）失踪。第六条：本保险合同的全损保险，是指由于第五条列举的原因造成保险渔船全损，以及会员为避免全损事故的发生而采取施救或救助措施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施救或救助费用，本会负责按本保险合同约定给予赔偿。第八条：在本保险合同项下，保险渔船的损失、碰撞责任、施救和救助费用的赔偿分别以保险金额为限。在保险期间内，其中一项或多项的累计赔款金额达到保险金额时，该保险渔船的保险责任即行终止。第九条：下列原因造成的损失、费用，本会不负责赔偿：（一）船舶不适航；（二）会员及其代表或其船员的故意行为或重大过失行为。第二十条：发生保险事故后，会员应当：（三）接受并协助本会对事故进行调查，如实回答本会就事故有关情况提出的询问，对于拒绝或者妨碍本会进行事故调查导致无法确定事故原因或核实损失情况的，本会对该部分不承担赔偿责任。第二十五条：会员或保险金请求权人向本会请求赔款的时效为2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计算。渔船互助保险条款还对保险标的、其他保险责任、责任免除、保险价值和保险金额、保险期间、会员义务、赔偿处理、争议处理和法律适用等事项进行了约定。其中，上述第九条的条文内容使用加黑字体处理。 2016年5月11日，“桂防渔96892”号渔船发生沉船事故，防城港市渔政支队组织事故调查组对事故进行调查，于2017年1月18日作出《调查报告》。内容为：2016年5月9日0000时，“桂防渔96892”号渔船从企沙港出海生产，船上有何李生（船长，证书编号C10-20140425）、何发光（大副，证书编号C10-20111025）、何亚养（船员）三人。1800时渔船航行至东经108°36′25″、北纬21°09′47″海域从事捕捞作业。经过2天的海上生产后，5月11日0700时，渔船停止作业，船员开始休息。当时东北风3至4级，微浪。1100时，何亚养叫醒正在休息的船长何李生并告知渔船倾斜严重，经查看，发现海水大量渗入机舱，机舱主机已经被海水浸没到三分之二处。看见无法启动主机抽水抢救，何李生和何亚养便跑到船首舱启动小型发电机抽水，但启动后发觉水泵抽不出水。经检查发现电线短路没有电流输出，何李生马上进行抢修但水泵仍旧无法正常抽水。20分钟后，“桂防渔96892”号渔船倾斜越来越严重，何李生和何发光急忙走到船尾把玻璃纤维小艇放进海里，并让何发光和何亚养上艇。然后何李生马上到驾驶楼呼叫求救。1150时，海水左倾斜浸到了渔船甲板面，何李生见抢救无望，便带着救生筏、救生衣和一些食品下到了小艇。1210时，海水浸到渔船驾驶楼。1220时，“桂防渔96892”号渔船沉没。1230时，收到求救信号的“桂防渔95861”号渔船驶抵事发海域将遇险3人救上渔船。本次事故造成“桂防渔96892”号渔船沉没全损，无人员伤亡。据事故调查组调查，案涉航次船上出海人员共3人，其中2名船员持有驾驶职务证书，另1名船员无上岗证件。案涉渔船自沉事故系机舱进水引起，当时渔船停止作业处于漂流状态，船上人员正在休息，直至机舱进水达三分之二船舶出现倾斜的紧迫状态时险情才被发现，并且自救时发电机、水泵不能正常工作及无法等到他船抢救等导致渔船在1个多小时后沉没。事故调查组根据事故当事人陈述及相关证人证言，排除了该船在航海作业期间船体灰路失灰进水、遭遇大风袭击或与他船碰撞沉没的可能。报告分析判断：鉴于“桂防渔96892”号渔船沉没的海域水较深，无法打捞出水，不能勘查船体状况，船上人员也无法确定机舱具体的进水部位，认为机舱进水极有可能是由于该船船体残旧，因受本航次生产作业等外因条件的影响，出现船舱海底阀门连接管件松动渗水，直至造成机舱快速进水，机舱大量进水后致使渔船失去控制并自沉。另外，该船未按职务船员配备标准配备适任的轮机长，应负一定的事故责任。 2016年5月24日，被告的工作人员曾就案涉事故发生的经过对“桂防渔96892”号渔船船员何亚养、何发光进行询问并制作笔录。调查笔录中记载的何亚养、何发光的陈述内容与前述报告记载的事故经过相吻合。 2017年11月6日，防城港市渔政支队出具《渔业船舶灭失证明》，证明案涉渔船于2016年5月11日在东经108°36′25″、北纬21°09′47″海域沉没全损，无人员伤亡。 2018年7月2日，被告出具《“桂防渔96892”船沉没事故理赔申请不予受理通知书》，内容为：经审核，该船沉没的近因不在被告渔船保险条款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内。被告决定对该案的理赔申请不予受理。 另查明，2014年12月9日，被告发文通知各有关省（市、区、海区）办事处，自2015年1月1日起使用新版互助保险条款和保险凭证，停止使用旧版的保险条款和保险凭证。2016年11月21日，被告发文通知各有关省（市、区、海区）办事处，自2017年1月1日起使用新版互助保险条款和保险凭证，停止使用2015版的保险条款和保险凭证。 “桂防渔96892”号渔船系木质捕捞船，船籍港为企沙港，船长23.93米，型宽5.50米，型深2.50米，总吨86吨，主机总功率240千瓦，2001年12月6日建造完工，船舶所有人为原告。案涉渔船在投保和事故发生时，系【防村银（2015）个借字第080号】贷款合同的抵押物，抵押权人、第一受益人为防城港防城国民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2017年10月27日，上述贷款合同项下的所有欠款已结清。 本院认为，本案系海上保赔合同纠纷。综合原被告诉辩意见和本案的证据认定，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二、原告请求被告赔偿132万元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一、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的问题 本院认为，诉讼时效属于强制性规定，不属于当事人可以约定的范畴。原告于2015年8月17日向被告投保，成为该互保协会的会员，该年度所适用的渔船互助保险条款第二十五条约定“会员或保险金请求权人向本会请求赔款的时效为2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计算”。该约定系对原告申请理赔的时间限制，如原告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超过2年未向被告提出理赔申请的，被告有权根据该合同条款的约定拒绝理赔。但据被告2018年7月2日出具的《不予受理通知书》载明，“您向我会提交的桂防渔96892船沉没事故理赔申请材料已收悉”，且被告决定对该案的理赔申请不予受理的原因系该船沉没的近因不在渔船保险条款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内，因此，应认定原告在约定的2年时间内向被告提出了理赔申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之规定，被告拒绝赔偿之前，原告并不知道其保险受偿权受到侵害，故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保险赔偿的请求权应自其知道拒绝赔偿之日起计算，即应自被告于2018年7月2日作出《不予受理通知书》之日起算，原告于2020年6月向法院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 2、关于原告请求被告赔偿132万元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问题 关于案涉事故适用的保险条款问题。原告认为不管适用哪一版或者哪一年的保险条款，都应在所适用的保险条款上表明年份即标明是“XXXX版”，现原告手上仅有2013版的保险条款，说明被告没有将2015版条款交付原告，故本案应适用2013版保险条款。被告认为，被告已明确发文通知，2015年度和2016年度的渔业互助保险均适用2015版的保险条款，因印刷的原因导致部分的保险条款有些带有“2015版”的字样，有些没有，但不管是否带有“2015版”字样，两个版本的保险条款的内容完全一致。原告在投保时已签字确认知悉保险条款的内容，被告也已将不带“2015版”字样的保险条款交付原告，故本案应适用2015版的保险条款。 本院认为，原告的上述理由不能成立。其一，案涉保险条款的标题，不管是否带有“2015版”的字样，该保险条款都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且两个版本的保险条款内容完全一致；其二，根据案涉的【保险条款（2015版）】第二条“本保险合同由保险条款、保险凭证以及批改单等组成。凡涉及本保险合同的约定，均应采用书面形式”的约定，保险条款本身就是案涉保险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现原告主张被告没有将【保险条款（2015版）】交付原告，而本案保险合同却是成立并且生效的，这不符合事实及常理；其三，原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投保时应当知道签署相关文件的法律后果，其在保险凭证的会员声明一栏的会员签章处签字，系对声明内容的确认。该声明称“1.本人投保之前，协会已经就本凭证及其所附条款的内容，尤其是免除及减轻协会责任的条款、会员义务向本人作了明确说明，本人对该条款及义务已经了解并接受。2.本凭证所填各项内容均属实，本人同意以所填内容作为协会评定标的风险的基础和签发本凭证的依据”，故应认定合同签订前被告已尽到说明告知义务，原告已知晓相应保险条款内容，因此，原被告之间的互助保险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当事人的合同权利义务应依上述保险条款确定。 关于案涉保险事故是否属于被告的赔偿责任范围的问题。首先，被告承担保险责任的前提是发生了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根据防城港市渔政支队作出的《调查报告》认定，案涉渔船自沉系机舱进水引起，而机舱进水极有可能是由于该渔船船体残旧，因受本航次生产作业等外因条件的影响，出现船舱海底阀门连接管件松动渗水，直至造成机舱快速进水，机舱大量进水后致使渔船失去控制并自沉；另外，该船未按职务船员配备标准配备适任的轮机长，应负一定的事故责任。该报告还排除了该船在航海作业期间船体灰路失灰进水、遭遇大风袭击或与他船碰撞沉没的可能。因此，原告未能举证证明案涉事故的确切原因，且根据前述报告的分析判断，案涉事故类型不属于《保险条款》第五条约定的“（一）风灾、洪水、地震、海啸、雷击、崖崩、滑坡、泥石流、冰灾；（二）火灾、爆炸；（三）碰撞、触碰、搁浅、触礁；（四）失踪”等需要被告承担赔偿责任的原因引起的全损保险事故。 其次，即便案涉事故原因属于保险条款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被告也依法应免除赔偿责任。船舶的适航性不仅包括适船，还包括适员，船舶应配备符合正常航行和作业需要的且符合国家规定的船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以下简称《海商法》）第三十二条“船长、驾驶员、轮机长、轮机员、电机员、报务员，必须由持有相应适任证书的人担任”之规定，船长、驾驶员、轮机长、轮机员、电报员、报务员等各类职务均必须由持有相应适任证书的人担任。本案中，经防城港市渔政支队调查证实，案涉航次船上出海人员共3人，其中2名船员持有驾驶职务证书，另1名船员无上岗证件。案涉渔船船长23.93米，主机总功率240千瓦，其对应的船员配备标准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员管理办法》附件4“海洋渔业船舶职务船员最低配员标准”规定，应至少配备三级船长、二级船副和三级轮机长各一名。原被告双方在庭审中亦确认案涉渔船必须配备三级轮机长一名，而案涉渔船开航及事故发生时，均没有配备任何有任职资格的轮机部人员，更没有三级轮机长，故船员配置未达到适航标准。事故的调查报告亦认定“该船未按职务船员配备标准配备适任的轮机长，应负一定的事故责任”。同时，根据《调查报告》及船员的自述，该船在作业时尤其是事发当时，没有安排适任船员在轮机部值班，导致机舱底部开始进水没有及时发现，直至机舱进水达三分之二渔船出现倾斜的紧迫状态时险情才被发现，并且发现险情后，该船的发电机、水泵也不能正常工作及无法等到他船抢救等导致渔船在1个多小时后沉没。根据《保险条款》第九条“下列原因造成的损失、费用，本会不负责赔偿：（一）船舶不适航；（二）会员及其代表或其船员的故意行为或重大过失行为”及《海商法》第二百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除合同另有约定外，因下列原因之一造成保险船舶损失的，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一）船舶开航时不适航，但在船舶定期保险中被保险人不知道的除外”之规定，船舶不适航是保险人法定的免责情形之一。案涉船舶开航时即不符合最低配员标准，根据上述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被告依法依约免除赔偿责任。 综上，案涉渔船自沉事故不属于《保险条款》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且由于案涉事故渔船不适航，属于被告的免责事由，故被告不承担向原告赔偿的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三十二条、第二百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何李生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6680元，减半收取834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何李生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并于上诉期限届满之日起七日内预交上诉费（收款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账号：20×××77，开户行：农行南宁市万象支行）。逾期不交也不提出缓交申请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员 韦旭伶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四日 法官助理 孙淑锋 书 记 员 吴秋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