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9民终46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惠莉，女，汉族，1981年12月10日出生，住广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华强，广东金桥百信（云浮）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温耀光，男，汉族，1963年8月1日出生，住茂名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玉兰，广东海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戴华雄，男，汉族，1990年4月10日出生，住化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严防，广东法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戴飞龙，广东法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陈惠莉、温耀光因与被上诉人戴华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化州市人民法院(2019)粤0982民初441号，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惠莉、温耀光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判令撤销广东省化州市人民法院（2019）粤0982民初441号民事判决；2.请求二审法院改判驳回戴华雄的全部诉讼请求；3.请求判决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戴华雄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陈惠莉与戴华雄往来款中的第一笔20万元及第二笔21万元的款项是陈惠莉向戴华雄的借款并判定陈惠莉归还该款项存在严重错误。上述第一笔20万元及第二笔21万元的款项实际上是双方合作做案外人陈军的融资业务的合作往来款，上诉人在一审已提交充足的证据证明该笔款项并非借款，根据最高院司法解释，戴华雄应进一步提供证据证明该款项是借款。一审法院在戴华雄未提供充足证据进一步证明的情况下，认定该款项为借款存在严重的认定错误。根据上诉人在一审时提交的《补充证据二》的证据1(见一审证据《补充证据二》的第1-3页)的“现金收入证明单”及“付款申请书”以及《补充证据三》中的证据3“王家民2015年12月1日--2016年1月15日期间的银行流水”等证据，可证明上述20万元及21万元的款项是双方业务合作的出资款，而非借款。首先，该业务发生的实际情况及业务操作流程是：陈惠莉与戴华雄共同合作做戴华雄介绍的客户陈军的贷贷卡业务。其中戴华雄出资20万元，并将该20万元转入陈惠莉账户，加上陈惠莉出资的71万元资金后一起转给案外人王家民。(具体的转账情况可见《补充证据三》中的证据3“王家民2015年12月1日--2016年1月15日期间的银行流水”，该流水可以证明陈惠莉于2015年12月23日转账给案外人王家民91万元)汇总后的91万元业务款再由王家民与戴华雄一起操作后转给该业务的客户陈军。之后，客户陈军贷款获批后就将款项归还，所借的91万元的款项中的50万元是通过陈军转回文静的平安银行账号(该账户为戴华雄的其他账户)。而超过50万元的部分由于“贷贷卡”的特点的限制无法再转，只能提到第三方的账户。故剩余的41万元提到了戴华雄所操作和控制的案外人张莉的账户，张莉再将该款项转回给戴华雄(该转账情况具体有《补充证据二》中的证据1的第3页)。戴华雄收到张莉转回的剩余款项后，收回戴华雄其本人出资的20万元业务合作款，再将剩余的21万元陈惠莉的业务出资款转回给被陈惠莉。如此便有了戴华雄向陈惠莉转款21万元和20万元的流水转账记录。2015年12月28日戴华雄分别向陈惠莉转了2笔账，都是7000元，其中一笔转账附注“贷贷卡70万元”，该笔款是戴华雄、陈惠莉联合办理，戴华雄给与陈惠莉的过桥报酬，证明在一审中所涉及的12月23日戴华雄提到的20万元和21万元是戴华雄、陈惠莉的合作款往来，另外的7000元附注垫资70万，是另一笔过桥合作的，戴华雄支付给陈惠莉的报酬，说明戴华雄、陈惠莉12月28日又合作了一笔过桥。上述两笔款，如果戴华雄未取回出资款，不可能支付过桥报酬给陈惠莉。故本案中20万元和21万元均是陈惠莉、戴华雄合作产生的款项，并非借贷。以上事实，上诉人提供了充足的证据加以证明。二、本案中，戴华雄的主张债务由于是其虚构的，故具有诸多的不合理性，不符合一般的借款交易习惯及日常操作，也进一步验证了戴华雄所主张的借款是不存在的。一审法院仍认定涉案的第1、2笔款项是陈惠莉向戴华雄的借款存在严重错误。1.本案中，戴华雄所主张的2015年12月至2017年5月的借款跨度整整一年半，如此长的一段期间内发生的22笔其所谓的“借款”，都没有任何的借款合同、借据或其它债权凭证，假设其主张的借款存在，那么在2015年12月的41万元如此大的一笔款项未还款且没有发生借款利息的情况下，戴华雄仍不断转账给陈惠莉等到2019年才提起诉讼，这严重不符合常理和实际。2.戴华雄所诉称的22笔转账流水中，只有6笔不是发生在同一天的，其余16笔中最少2笔、最多4笔都是发生在同一天转账。按照一般的交易习惯，一般为同一天一次性转足所需款项，如此可见戴华雄所主张的该款项并非是借款。3.陈惠莉银行存款充足，陈惠莉的涉案银行卡内都有远高于上述款项的银行余额，根本就没有借款的必要性，且金额还是几百元或一天多次小数额的借款的情形也是严重不符合常理和实际的。4.按照一般的交易习惯借款多为整千、整万的整数，戴华雄所主张的涉案22笔款项中有许多款项不是整数，这与实际的交易习惯严重不符的，也进一步证明了该款项并非借款。5.戴华雄从2015年12月至起诉前从来没有针对涉案款项向陈惠莉主张过，更没有向陈惠莉发过任何函件或采取其他方式催讨，不存在其声称的多次追讨的情形。6.戴华雄所主张的22笔款项在转账备注中均没有备注是借款，反而有两笔备注类别是“贷贷卡垫资”及“垫资”。可见，涉案的款项的性质并非是戴华雄所声称的借款。综上所述，戴华雄一审所主张的22笔转账是严重不符合关于借款规定的交易习惯、双方经济能力、当事人关系以及戴华雄自身陈述的。结合上诉人一审所提交全部证据可知，涉案的22笔款项并非陈惠莉向戴华雄的借款，戴华雄主张的借款事实并不存在。一审法院认仍认定涉案的第1、2笔款项为借款存在严重错误。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第17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陈惠莉已就涉案的第1、2笔共计41万元的款项并非陈惠莉向戴华雄的借款提供了充足的证据加以证明，已完成自身的举证责任。戴华雄应对借贷关系的成立继续进行举证，否则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同时，根据上诉人提交的《本案参考案例资料》与本案类似，即对戴华雄只有银行流水没有提供相关债权凭证，且陈惠莉提出进一步证据反驳的情况下，最终判令戴华雄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认定债权债务关系不成立，驳回戴华雄主张。故对于本案的情形，也应按上述规定，同时参照最高法的判例进行同案同判，依法判决驳回戴华雄诉讼请求。四、本案是戴华雄虚构借款事由及借款证据所提起的虚假诉讼，本案应依法不支持戴华雄的诉讼请求，并对于戴华雄涉嫌虚假诉讼的犯罪行为，依法移交公安机关作刑事犯罪处理。本案中的戴华雄2012年毕业后来到陈惠莉公司工作直到2015年，每月工资也仅几千元，戴华雄在工作期间被安排去民生银行实习了几个月，其不具有经济实力出借几百万给陈惠莉。相反，戴华雄在从陈惠莉公司离职后多次向陈惠莉借钱及主动找陈惠莉合伙合作相关业务的事实。此外，戴华雄的庭审情况也证实了本案是虚假诉讼，以及其诉讼行为的不诚信。第一，戴华雄一审开庭时的主张与其起诉时的主张存在多处矛盾及前后不一。针对陈惠莉提交了相关的证据证明涉案款项并非陈惠莉向戴华雄的借款后，戴华雄又改口称“那就对销吧”。第二，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对于戴华雄提交及自称作为证据的戴华雄与案外人蒋翔的借款合同及对账单，当陈惠莉请求法院对该证据核对原件时，戴华雄却以涉及商业秘密为由拒绝提供。可见，戴华雄的证据也是为了达到其非法目的而伪造的。第三，在庭审时陈惠莉方质问戴华雄到底陈惠莉欠其多少钱时，其又是从哪里来的资金出借给陈惠莉的，戴华雄却无法回答。综上，对于这种罔顾法律和事实，虚构诉讼事由和证据的行为，应当严肃处理，严惩不贷。五、根据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补充证据三》的证据五，即一审案号为：（2017）粤0982民初1782号、二审案号为：（2018）粤09民终1156号的两份判决书，可见戴华雄在本案中提交作为证据的借款合同、收款确认书、微信记录在上述两案中均已提交，且已处理完毕。根据上述两份判决书可知，该案的原告是戴华雄，被告是包括陈惠莉在内的四人。戴华雄的诉讼请求是请求包括陈惠莉在内的四名被告还款100万元及承担相应的利息。最终二审法院判决陈惠莉其为担保人而非借款人，且担保事由因已逾担保期限而对该借款不承担担保及还款责任，依法驳回了戴华雄的诉讼请求。在本案中，戴华雄再次以该案中的证据另行起诉陈惠莉要求归还所谓的借款，根本就是罔顾法律所进行的虚假诉讼。六、一审法院追加温耀光为共同陈惠莉是严重的程序错误，判决温耀光对债权承担担保责任，无法律依据，二审法院应予以纠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为二人以上，其诉讼标的是共同的，或者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并经当事人同意的，为共同诉讼”。诉讼案件中的财产保全的担保人不同于合同债权中的担保。温耀光其与被保全人陈惠莉之间没有共同或同类的诉讼标的，其仅是作为被保全人的担保人，负责在后期执行程序中承担担保责任，不将其追加为共同被告并不会影响其后期在执行程序中担保义务的履行。而在实体上，戴华雄作为财产保全的申请人，对保全的财产以及担保的财产并不具有优先受偿权，一审判决温耀光以财产保全的担保财产对戴华雄主张的债权承担担保责任，没有任何依据，应予以改判。戴华雄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陈惠莉尚未归还20万元、21万元借款给戴华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陈惠莉上诉理由不成立。（一）根据戴华雄提供的转账流水，可充分证明戴华雄于2015年12月23日分别将20万元、21万元借给陈惠莉，陈惠莉至今没有归还该款项，戴华雄已完成举证责任。戴华雄于2015年12月23日分2笔共出借41万元给陈惠莉，并一直向陈惠莉催收该41万元借款的利息，可见该41万元是戴华雄出借给陈惠莉的借款，而非陈惠莉所称的合作往来款。（二）陈惠莉主张20万元与21万元是双方业务合作往来款，与事实不符，更没有证据支持。首先，戴华雄于2015年12月23日将41万元借给陈惠莉后，陈惠莉如何使用该41万元与戴华雄无关。陈惠莉与王家民、陈军之间的债务往来应另案处理。而且，陈惠莉称收到戴华雄20万元后将该20万元与另外自有71万元转给王家民不是事实。根据陈惠莉提供的王家民银行流水，陈惠莉仅转了41万元给王家民，与其主张的转账91万元给王家民不符，陈惠莉所主张不是事实。至于王家民转账91万元给陈军，是王家民与陈军之间的法律关系，更与本案无关。其次，案外人陈军收到91万元后如何使用该笔款项，是否将款项转给案外人张莉与文静，均与本案无关。而且陈惠莉没有提供陈军的转账流水，也没有申请陈军与张莉出庭作证，陈惠莉所主张的陈军转账41万元给张莉，张莉再转账41万元给戴华雄完全是陈惠莉的主观臆想，毫无证据支持。根据陈惠莉所提供的戴华雄银行流水，张莉当天转账给戴华雄的是32.4万元，而不是陈惠莉所称的41万元，即使包括第二天张莉转账给戴华雄的7.6万元，张莉转账给戴华雄也仅为40万元，也与陈惠莉所称的41万元不符，且该7.6万元是在戴华雄转账21万元给陈惠莉后才转账的。显然，陈惠莉是为了自圆其说，混淆是非强行将本案与张莉牵连起来的，事实上张莉转账给戴华雄是张莉与戴华雄的其他业务往来，与本案无关。再次，陈惠莉主张其转账91万元给王家民，王家民转账91万元给陈军，陈军将41万元转账给张莉，张莉再转账41万元给戴华雄有违常理，也没有事实依据，不符合一般交易习惯。陈惠莉称与陈军合作贷贷卡业务，陈惠莉可直接将91万元直接转账给陈军，保证资金安全，完全没有必要将该91万元转账给王家民，再由王家民转账给陈军；陈军与戴华雄相识，之间也存在资金往来，陈军可直接转账给戴华雄，而不是转账给张莉，再由张莉转账给戴华雄。显然，陈惠莉主张的不是事实。最后，陈惠莉提供的证据完全不能证明陈惠莉主张。陈惠莉提交的证据主要有《补充证据二》中第1、2页的现金收入证明单和付款申请书、戴华雄银行流水、《补充证据三》中的王家民银行流水。1.现金收入证明单及付款申请书均是陈惠莉的内部做账单据，也不是由戴华雄出具的，不具有证明效力。付款申请书中的“戴华雄”字样也不是戴华雄所签的。付款申请书备注的“还平安贷贷卡共91万元（其中20万是戴华雄合作款）（71万元为公司资金）”恰好印证了戴华雄出借20万元给陈惠莉，陈惠莉用于偿还平安贷贷卡，完全不能证明陈惠莉已将20万元归还戴华雄。2.戴华雄银行流水反映的事实为：2015年12月23日，张莉向戴华雄转账32.4万元；2015年12月24日，张莉向戴华雄转账7.6万元。陈惠莉主张的张莉账户由戴华雄操作和控制不是事实，也没有任何的证据支持。张莉是独立的个体，与戴华雄一直存在经济往来，如何能认定张莉的银行账户是戴华雄操作和控制的。而且，戴华雄是转给陈惠莉21万元的第二天才收到张莉7.6万元转账的，该事实与陈惠莉所称的戴华雄收到张莉41万元后将21万元还给陈惠莉完全不吻合。显然，张莉转账给戴华雄与本案无关。3、《补充证据三》中的王家民银行流水与本案更不具有关联性。陈惠莉转账41万元给王家民与戴华雄无关，根据该银行流水如何证明戴华雄用该款项用于做陈军贷贷卡业务。如果如陈惠莉所说的戴华雄用该款项做贷贷卡业务，应是陈惠莉将相关项转账给戴华雄，由戴华雄转给陈军，而不是戴华雄转账41万元给陈惠莉。二、陈惠莉所谓的合作往来款本质上就是借款。所谓的贷贷卡业务，实质上出借过桥资金，收取利息业务。陈惠莉或王家民出借过桥资金给陈军用于清偿陈军的到期银行贷款，结清该贷款重新获得贷款额度后将资金借出，再偿还陈惠莉或王家民的借款。由于陈军需要91万元过桥资金，而陈惠莉资金不足，于是陈惠莉向戴华雄借款41万元。无论业务名称怎样命名，单据如何备注，陈惠莉通过出借过桥资金赚取陈军的利息，戴华雄借款给陈惠莉赚取陈惠莉利息的行为性质都不会改变，依然是民间借贷。陈惠莉事实上收取了戴华雄出借的资金，只要陈惠莉不能证明已经归还该借款，就要承担还本付息的法律责任。三、戴华雄投资经营多间公司，完全具有足够的经济能力。戴华雄于2013年在广州创立多间公司，戴华雄个人银行流水长期月均百万以上。为充实自己，学习大型企业的企业文化，戴华雄于2014年通过民生银行官方招聘应聘入民生银行任小微企业客户经理，于2015年年中离职。离职后与高州2位老乡承包广州新塘敏捷商业广场开发经营，经营面积达16000多平方，月均银行流水同样在百万以上。由此可见，戴华雄完全具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出借款项给陈惠莉，陈惠莉称其安排戴华雄进入民生银行工作更不是事实。四、一审法院作出判决后，陈惠莉主动与戴华雄协商和解，并主动偿还了戴华雄10万元，可见陈惠莉向戴华雄借款是事实。经过一审庭审对账，实际上陈惠莉尚欠戴华雄本金81万元整，戴华雄对一审法院不服，拟提起上诉。为了戴华雄不上诉，陈惠莉主动与戴华雄协商和解，并于2019年12月25日向戴华雄偿还了10万元整，同时通过案外人巫晓波向戴华雄承诺剩余31万元由巫晓波负责偿还。戴华雄一时疏忽，与陈惠莉磋商和解耽误了上诉期，不曾料想，陈惠莉已偷偷上诉，以致戴华雄还有40万元的借款无法主张。从陈惠莉主动归还借款的行为已充分表明，陈惠莉向戴华雄借款是事实。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第1笔20万元、第2笔21万元借款，陈惠莉尚未归还给戴华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陈惠莉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贵院作出判决，驳回陈惠莉的全部上诉请求，以维护戴华雄的合法权益。戴华雄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请求判令被告陈惠莉偿还借款本金1522074元及支付利息给原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从2019年2月2日起计至被告还清全部本息为止)；二、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在2015年12月23日至2017年5月17日期间，原告戴华雄陆续通过银行转账，共转1522074元给被告陈惠莉，其中，1、2015年12月23日转200000元，2、2015年12月23日转210000元，3、2015年12月28日转7000元(银行流水摘要信息内容：贷贷卡70万元)，4、2015年12月28日转7000元(银行流水摘要信息内容：垫资70万元)，5、2016年2月3日转1000元，6、2016年2月3日转50000元，7、2016年2月3日转50000元，8、2016年2月4日转150150元，9、2016年2月3日转49000元，10、2016年3月14日转100000元，11、2016年4月6日转15633元，12、2016年4月6日转4791元，13、2016年5月31日转50000元，14、2016年6月1日转43600元，15、2016年6月1日转200元，16、2016年6月20日转300000元，17、2016年8月22日转100300元，18、2016年10月13日转28000元，19、2016年10月13日转400元，20、2016年10月28日转50000元，21、2016年10月28日转5000元，22、2016年11月22日转100000元。二、在2015年12月23日至2017年5月27日期间，被告陈惠莉陆续通过银行转账，共转828615元给原告戴华雄，其中，1、2016年2月3日转300000元，2、2016年4月28日转50000元，3、2016年4月28日转17500元，4、2016年5月30日转100000元，5、2016年6月3日转17500元，6、2016年6月10日转15000元，7、2016年6月10日转1500元，8、2016年8月19日转50000元，9、2016年8月19日转50000元，10、2016年10月3日转40000元(银行流水摘要信息内容：借出五天)，11、2016年10月20日转96000元，12、2016年10月28日转50000元，13、2017年1月11日转20000元，14、2017年5月18日转5000元，15、2017年5月27日转16115元。三、在2016年3月23日至2016年10月28日期间，潘文杰转银行转款103900元给戴华雄，其中，1、2016年3月23日转50000元，2、2016年3月23日转50000元，3、2016年10月28日转5000元。四、2019年2月2日，原告戴华雄以被告陈惠莉向其借款1522074元未归还为由向一审法院起诉。在诉讼过程中，一审法院根据原告的申请冻结被告陈惠莉在金融机构的存款1545578元，被告温耀光于2019年5月20日自愿提供其身份证和银行卡复印件，同意以其该银行卡名下存款1545578元(开户行：为中国XX银行股份有限公司XX分行营业部，账号：XX)，作为陈惠莉请求变更保全标的物的等值担保财产，并出具了书面担保声明。五、在庭审过程中，原、被告双方主要就银行转账1522074元是否系被告陈惠莉向原告借款，若系借款尚欠借款是多少等事实问题产生争议。原、被告双方对原告银行转账支付1522074元给被告陈惠莉的事实没有异议。原告诉称银行转账支付的1522074元属于本案借款，并提供了银行转账清单证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是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成立承担举证责任。”原告主张涉案的22笔转账款是被告借款，被告陈惠莉抗辩称：第3笔7000元、第4笔7000元，有银行流水记录摘要证实不是借款；第5笔1000元、第6笔50000元、第7笔50000元、第8笔150150元、第9笔49000元，共300150元，是原告于2016年2月3日向其借款300000元后，归还本金300000元和利息150元；第10笔100000元，其已委托潘文杰转款(2016年3月23日银行转账50000元、48900元，2016年10月28日转账5000元)给原告，有潘文杰视频和出具的说明证实；第11笔15633元、第12笔4791元是合作款，被告于2016年6月10日转账支付15000元、1500元给原告；第13、第14、第15三笔款共100000元，是原告于2016年5月30日向其借款100000元的还款；第16笔款300000元是合作款，有公司财会与蒋翔的微信聊天记录证实；第17笔款100300元，是原告于2016年8月19日向其借款两笔共100000元后，归还本金100000元和利息300元；第18、第19、第20、第21、第22五笔款共183400元，其中借款已归还，100000元是合作款，有被告于2016年10月3日、2016年10月20日、2016年10月28日分别银行转账40000元(银行流水摘要信息内容：借出五天)、96000元、50000元给原告的银行流水证实。原告对被告出示的银行流水记录质证时承认对销了，但对第10笔，被告出示潘文杰的视频和说明，其认为可由潘文杰另案主张权利。经上述被告的举证和原告的质证，并综合本案的证据，一审法院认为被告没有承担转款的任何风险，本案3笔至第15笔、第17笔至第22笔款是双方互相借款用于合作贷贷卡业务的，属于借款还款和支付部分合作款的收益，基本上双方已互对清了。对于第16笔款30万元，被告提供了戴华雄与蒋翔的微信聊天记录证实是合作款，戴华雄与蒋翔的微信聊天记录时间与银行转款的时间相吻合，故戴华雄仅凭转账记录不能证实30万元为借款。但对于第1笔200000元、第2笔210000元，共410000元，被告辩称已通过张莉转账转回给原告了，原告当庭否认，被告没有申请张莉出庭作证，也不提供张莉的任何证言和委托张莉付款的证据证实，故被告尚没有尽举证责任，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认定这两笔款被告尚未归还给原告。一审法院认为：被告陈惠莉尚欠原告借款41万元未归还，有原告出具的银行流水记录证实，被告没有提供证据证实41万元不是借款和已经归还给原告了，故被告陈惠莉应当归还尚欠借款41万元给原告，原告请求被告陈惠莉归还借款1522074元，超额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张莉转款给原告，属于张莉与原告之间的问题，被告辩称张莉转款给原告，是代其转回给原告的，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至于利息的计算问题，因原、被告双方对借款利息和借款使用期限均没有约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规定，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被告借款使用，经原告起诉仍不肯归还，从起诉之日起视为逾期。故原告请求按月息2分从2016年5月1日起计息，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法只能从起诉之日(2019年2月2日)起，按年利率6%计付逾期利息。至于被告温耀光的担保问题，2019年5月20日被告温耀光自愿提供其身份证和银行卡复印件，同意以其该银行卡名下存款1545578元(开户行：中国XX银行股份有限公司XX分行营业部，账号：XX)，作为陈惠莉请求变更保全标的物的等值担保财产，并出具了书面担保声明。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七十五条、第七十六条的规定，被告温耀光自愿担保，并没有违反法律规定，依法应承担担保责任。担保人在审理阶段提供担保，被追加为被告进行审理，依法承担保证责任并无不当。即使担保人在执行阶段提供担保，也要通过追加担保人为被执行人进行听证，裁定追加担保人为被执行人，才能依法承担担保责任。故被告温耀光辩称不应追加为本案被告的辩称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被告温耀光承担担保责任后可向被告陈惠莉追偿。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对原告部分请求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七十五条、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十九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限被告陈惠莉在本判决生效后3日内归还借款本金410000元及利息(从2019年2月2日起按年利率6%计至付清款日止)给原告戴华雄。二、被告温耀光在本判决生效后以其自愿提供担保的银行卡(开户行：中国XX银行股份有限公司XX分行营业部，帐号：XX)名下存款1545578元为限对上述借款41万元的本息承担担保责任。三、驳回原告戴华雄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9249.33元，诉讼保全费为5000元，共14249.33元，由被告陈惠莉负担6345元，原告戴华雄负担7904.33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二审期间，陈惠莉提交证据如下：证据一、付款申请书，拟证明戴华雄已经取回陈军过桥出资的20万元。证据二、现金收入证明，结合补充证据二的第三页，拟证明戴华雄分别支付陈惠莉7000元的陈军过桥报酬、7000元的李新民过桥报酬。证据三、赵文静银行流水及证明，拟证明赵文静代陈惠莉收取陈军的50万过桥回款。证据四、付款申请书、收入证明，拟证明戴华雄向陈惠莉合作李新民过桥，戴华雄出资30万元，陈惠莉出资70万元。证据五、微信截图，拟证明2015年12月28日陈惠莉与戴华雄合作出资100万元给李新民过桥。同时，戴华雄支付该笔过桥报酬7000元酬及陈军过桥报酬7000元。证据六、陈惠莉向戴华雄转账支付工资、奖金的银行流水，拟证明戴华雄曾经在陈惠莉的公司工作。证据七、平安银行贷贷平安商务卡介绍，拟证明陈军过桥还贷后可循环再贷，因此戴华雄与陈惠莉合作出借91万元给陈军还贷款本金及利息后，陈军再贷出90万元还款给戴华雄与陈惠莉。证据八、个人贷款管理办法，拟证明受第三十三条个人自主支付不得超过50万元的规定所限，陈军的90万元贷款中的40万元需采取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规定的受托支付给张莉。证据九、录音记录（附光盘），拟证明陈惠莉与戴华雄达成了和解协议，陈惠莉支付10万元后戴华雄应撤诉，但戴华雄拒不履行和解协议。因此该10万元不是本案的还款。戴华雄质证认为：证据一的三性不予认可，该证据没有证明效力，该证据由陈惠莉单方制作的，没有戴华雄签名，不足以抗辩戴华雄2015年12月23日出借20万元的性质。证据二，对该证据三性不予认可，两份收入证明单是陈惠莉单方制作，没有戴华雄签字确认，不能证明该现金收入证明与戴华雄出借41万元给陈惠莉有关联，现金收入证明单也没有证明效力。证据三银行流水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银行流水的合法性和关联性，对赵文静证明的三性不予认可。2015年12月23日陈惠莉的平安银行卡收到50万元转账，与本案的事实没有关联。证据四的三性不予认可，该证据是陈惠莉单方制作的，没有戴华雄的签字确认，不具有真实性和合法性，同时付款申请书和收入证明与本案所称的41万元借款的事实，没有内在联系。证据五微信截图真实性由法院审核，合法性和关联性不予认可，不能证明由陈惠莉、戴华雄一起合作垫资给李新民，其中陈惠莉垫资50万元，戴华雄垫资41万元的事实。这是从财务群中打印出来的，财务群是陈惠莉手机上持有的财务群，该财务群有五个手机号码的成员，其中没有包括戴华雄，戴华雄对财务微信群进行的通话信息不确认其真实性，与戴华雄主张的41万元借款无关联。综上，陈惠莉的5份证据没有达到对戴华雄出借41万元给陈惠莉的借款事实进行否定性的举证，戴华雄还没有对陈惠莉举证所证明的内容重新举证，证明借贷关系成立的必要。证据六是2015年2月16日，当时月工资3000元，该转账是陈惠莉转账给戴华雄的，陈惠莉怎么备注都可以，戴华雄没有在陈惠莉处工作过。证据七关联性有异议，银行业务介绍与本案无关，无法证明陈惠莉与戴华雄合作出借91万元给陈军。证据八关联性有异议，管理办法不属于证据的范畴，无法证明陈惠莉要证明的内容。该管理办法无法证明陈军有支付40万元给张莉，即使陈军存在支付40万元给张莉的行为，该行为不属于管理办法29条的受托支付，受托支付主要是平安银行受陈军委托支付40万元给张莉，所以陈惠莉的说法不能成立。证据九的三性有异议，该录音有大幅度删减，录音是没有经戴华雄同意，私下录的，不具有法律效力。录音只是录取陈惠莉说话的部分，没有录到戴华雄回应的内容，录音时间发生于一审判决后，戴华雄为了妥善解决此事，与陈惠莉沟通过程中而被对方录的，不具有证明效力。根据该录音，戴华雄从始至终没有同意过陈惠莉的调解方案，也是因为陈惠莉还了10万元借款给戴华雄，以致戴华雄错过上诉期间，以致还有40万元债权无法主张，但陈惠莉却偷偷上诉。温耀光质证认为：对陈惠莉提交的证据无异议。本案二审期间，戴华雄提交证据如下：证据一、转账凭证截图（来源于中国民生银行微信公众号）、手机银行转账截图，拟证明陈惠莉于2019年12月25日还款10万元给戴华雄。证据二、营业执照，拟证明戴华雄具有出借能力。证据三、陈惠莉与王家民民间借贷纠纷执行裁定书（法律文书网下载），拟证明陈惠莉在收到戴华雄41万元借款后，将该借款分多次转借给案外人王家民，陈惠莉已另案起诉要求王家民偿还包含该41万元在内的多笔借款，可见41万元是戴华雄出借给陈惠莉的借款。陈惠莉质证认为：证据一的两笔款不是本案还款，是戴华雄不断纠缠，不断恶意诉讼及提起诉讼保全，并且要对陈惠莉家人实施人身伤害，陈惠莉为解决双方的纠纷而与戴华雄协商后支付的。上诉人保留相关录音证据，上诉人庭后将相应录音证据整理再提供给法庭，并保留追究刑事责任的权利。证据二的三性不确认。营业执照的公司没有经营过，是空壳公司。证据三是戴华雄今天当庭提交，过了举证期限，且该证据不是新证据，证据不合法，陈惠莉是否起诉包含本案起诉的41万元不属实，且戴华雄没有其他证据，仅凭该裁定书无法证明该案是民间借贷案的事实。该案是陈惠莉与王家民的民间借贷纠纷，与录音中所指的第一个案件，共同参与到另案分配。温耀光质证认为：与陈惠莉意见一致。本案二审期间，温耀光没有提交新证据。经审查，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戴华雄诉陈惠莉及案外人王家民等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茂名市茂南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粤0982民初1782号民事判决，陈惠莉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作出（2018）粤09民终1156号民事判决。陈惠莉提交的录音证据中提及两个案件，陈惠莉认为该两案即是本案及上述案件，并称上述案件已被申请再审。又查明，2020年5月22日戴华雄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严防、戴飞龙向本院提交《律师调查令申请书》，申请本院开具律师调查令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该院（2017）粤0111执7978案的卷宗材料，拟证明陈惠莉借到戴华雄的410000元后出借给王家民，陈惠莉已起诉王家民偿还该笔借款，该笔借款已还清。2020年5月27日，戴华雄向本院提交（2017）粤0111执7978案执行裁定书（来源于网络打印）。戴华雄本人在本案庭审中确认（2017）粤0111执7978案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戴华雄于2015年12月23日转账给陈惠莉的两笔款项共410000元是否属于借款。二、温耀光是应否在1545578元范围内承担担保责任。一、关于争议焦点一。陈惠莉上诉称该两笔款项共410000元是其与戴华雄的合作款，不属于借款。戴华雄辩称该两笔款项是借款，陈惠莉主张该两笔款项是属于合作款项理据不足，不应支持。对此，本院作如下分析：本案中，戴华雄依据银行转账凭证提起本案诉讼，主张其转账出借22笔款项共1522074元给陈惠莉，并请求陈惠莉偿还相应的借款本息，但经一审法院查明戴华雄与陈惠莉之间还存在合作关系以及陈惠莉作为出借人的借贷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陈惠莉已提供证据证明其与戴华雄之间存在其他经济往来，在陈惠莉否认本案争议的410000元是戴华雄出借给其的借款的情况下，仅凭本案现有证据难以认定410000元转账款属于戴华雄出借给陈惠莉的款项，戴华雄亦未能进一步提供证据证明410000元是借款，故本院认为戴华雄主张争议的410000元转账款是其出借给陈惠莉的款项，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陈惠莉偿还410000元借款本金及利息给戴华雄不当，本院予以纠正。至于戴华雄主张在一审判决之后陈惠莉有主动与戴华雄协商还款事宜，陈惠莉亦转账偿还了100000元给戴华雄，可见陈惠莉已确认欠戴华雄借款的问题，陈惠莉辩称是为了防止戴华雄对其及家人进行纠缠，而与戴华雄协商解决纠纷后支付100000元，并非是戴华雄所主张的还款。对此，本院认为，从上可知，本案现有证据难以认定戴华雄转账给陈惠莉的410000元是借款，陈惠莉也否认转账100000元的目的是还款，结合陈惠莉与戴华雄之间还存在其他诉讼纠纷的情况，本院对戴华雄的上述主张不予支持。二、关于争议焦点二。温耀光上诉称其并非本案借款的担保人，其仅是在诉讼保全阶段为解除一审法院对陈惠莉银行账户的冻结而作的担保，一审追加其参与诉讼并判令其在1545578元范围内承担担保责任，程序违法。对此，本院作如下分析：从温耀光出具的《担保声明》的内容来看，温耀光是因一审法院依据戴华雄的诉讼保全申请冻结陈惠莉银行账户，而自愿提供其本人名下的中国XX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账户（账号：XX）中的存款1545578元作担保，以解除对陈惠莉银行账户的冻结，由此可见，温耀光并无为戴华雄所主张的借款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六十八条“保全裁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撤销或者解除，进入执行程序后，自动转为执行中的查封、扣押、冻结措施，期限连续计算，执行法院无需重新制作裁定书，但查封、扣押、冻结期限届满的除外”的规定，如经生效判决确认陈惠莉应偿还借款给戴华雄，对于温耀光账户中的1545578元，应由执行法院在执行程序中处理，无需在本案中追加温耀光参与诉讼，而且戴华雄在本案中亦未变更诉讼请求，未请求温耀光承担担保责任。综上，一审法院直接追加温耀光作为被告参与诉讼并判令其在1545578元范围内承担担保责任，程序不当，本院予以纠正。至于2020年5月22日戴华雄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向本院提交《律师调查令申请书》，申请本院开具律师调查令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该院（2017）粤0111执7978案的卷宗材料的问题。因戴华雄本人在本案庭审中确认（2017）粤0111执7978案与本案无关，故本院对上述律师调查令申请不予准许。综上所述，陈惠莉、温耀光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化州市人民法院（2019）粤0982民初441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戴华雄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9249.33元，诉讼保全费为5000元，共14249.33元，由被上诉人戴华雄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7450元，由上诉人陈惠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赖慧嫦审判员  陈琪奕审判员  陈春何二〇二〇年九月七日书记员  梁 哲林海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