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1民终577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袁美良，男，汉族，1974年1月16日出生，住重庆市江津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维，重庆渝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市正帆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渝**龙溪工业片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2203515581G。法定代表人：蒋亚东，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华伟，重庆子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袁美良因与被上诉人重庆市正帆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帆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2020）渝0112民初90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袁美良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维，被上诉人正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华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己审理终结。袁美良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袁美良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正帆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1.袁美良与正帆公司之间存在租赁关系，严万华系正帆公司房屋租赁的代理人。首先，袁美良自2010年起租赁正帆公司所有的涉案房屋，虽合同是与严万华签订，但每次签订合同时，严万华都向袁美良出具过委托书，委托书载明正帆公司委托严万华全权代理其房屋租赁事宜且加盖公章，严万华出具的委托书足以证明正帆公司是租赁合同的相对方；其次，2012年所签订的合同中，合同尾部甲方处盖有正帆公司公章，下面写有委托代理人严万华，并注明有房屋租金由严万华全权代收；最后，正帆公司举示的《综合楼出租合同》上手写部分可证明其出具委托书的事实，至于严万华与正帆公司的内部关系，袁美良并不清楚，严万华一直以代理人身份与袁美良进行交涉。2.涉案房屋拆迁，导致袁美良停产，因此遭受巨大经济损失，且搬离时因机器设备较多，雇佣搬运工人产生了搬运费，从公平角度，正帆公司也应给予袁美良补偿。3.即便袁美良与正帆公司不存在租赁关系，但重庆市渝北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发放的搬迁费、停产停业损失的实际支付对象为袁美良，正帆公司只是代为领取。正帆公司在涉案房屋处并无任何机器设备，涉案房屋搬迁时，有关征收工作组到袁美良租赁区域对机器设备、租赁合同等进行了登记、评估，而后，征收工作组依据机器评估价的10%发放搬迁费，因袁美良并非房屋产权人，故征收工作组将该款项发放到正帆公司手中，而正帆公司收到相应机器搬迁费却未转交给袁美良。另，征收工作组发放的停产停业损失397643.77元（共6家生产经营企业），正帆公司也未转交给袁美良。4.袁美良在征收工作组调取了资料获知，停产停业是根据在经营的企业所占据的房屋面积进行赔付的，因征收组相关费用只能由产权人领取，因此正帆公司与上诉人为领取停产停业损失等费用签订了一份房屋租赁合同向征收组备案，该合同是双方为顺利领取停产停业损失而签订，因此停产停业损失应有袁美良一份。5.上诉人袁美良的备案租赁合同系被上诉人找到上诉人袁美良的妻子所签字，并非袁美良本人签字，但其上的房屋面积是真实无误的。在2012年的租赁合同中，因为当时严万华未将委托书拿到，因此该合同是由被上诉人盖鲜章予以确认，并在合同尾部注明委托代理人严万华，房屋租金由严万华全权代收。正帆公司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袁美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正帆公司赔偿袁美良搬迁费10000元、停产停业损失47717.24元；本案诉讼费用由正帆公司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帆公司原系坐落于重庆市渝**的产权人。袁美良举示的《厂房租赁合同》显示，2016年12月30日，袁美良（乙方）与严万华（甲方）签订该合同，约定，甲方将两间厂房租赁给乙方，租赁期限2016年12月30日至2021年12月30日，第一年每月租金4500元，以后每年租金递增10%计算进行收取厂房租金。合同还约定，如因国家建设，片区整体规划建设，联建自建，出卖及不可抗力等因素，甲方有终止合同的权利，但应提前二个月书面通知乙方，该通知送达乙方生效，此时甲方不承担违约责任，乙方经济损失甲方不予赔偿（退还已缴且未到期的租金）。袁美良举示的收据显示，租金及水电费等均由严万华收取。2020年1月14日，正帆公司与重庆市渝北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签订《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充协议》，协议约定正帆公司应按已签订征收补偿协议约定时间交房。袁美良举示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费用明细表》显示正帆公司获得机械设备的搬迁费20899.3元、停产停业补助397643.77元。袁美良为证明严万华系正帆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向法院举示了委托书复印件一份，委托书复印件载明正帆公司委托严万华全权代理正帆公司的房屋租赁事宜，正帆公司对委托书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不能证明严万华有代理权限。正帆公司为证明其与袁美良之间不存在租赁合同关系，向法院举示了《厂房租赁合同》及《综合楼出租合同》,均系其与严万华签订，厂房租赁合同的签订时间为2007年4月1日，租赁期限为暂定五年，合同尾部手写部分备注“甲乙双方未提出异议，此厂房出租合同顺延”，时间落款为2017年4月1日。一审法院认为，袁美良举示的证据显示，与其签订租赁合同的相对方为严万华，并非正帆公司，尽管其举示了委托书复印件欲证明严万华系正帆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然该委托书系复印件，真实性无法核实，无法证明严万华系接受正帆公司的委托与袁美良签订的厂房租赁合同。而袁美良举示的租赁合同、收据，结合正帆公司举示的《厂房租赁合同》，恰能印证正帆公司并非袁美良的租赁合同的相对方。综上，正帆公司并未与袁美良建立直接的租赁合同关系，袁美良要求正帆公司支付搬迁、停产停业损失，无事实依据，不予支持。判决：驳回袁美良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800元，减半收取900元，由袁美良负担。本院二审中，袁美良向本院举示三份《厂房租赁合同》、征收组留存的备案租赁合同、停产停业损失明细共三组证据，第一组证据：拟证明袁美良的租赁合同中有被上诉人盖章确认，结合一审举示的委托书等可以证明双方具有租赁合同关系；第二组证据：拟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为领取停产停业损失而签订了一份合同到征收组进行备案，其上可以明确袁美良的租赁面积为200平方米。第三组证据：拟证明停产停业损失系赔偿给具备经营执照且正在生产作业的企业，而袁美良所在的B2-3的赔偿为每平方米7220元，可以体现停产停业损失系赔偿给上诉人，且被上诉人其余房屋没有处于经营生产状态的并不给予停产停业损失赔偿。综上，可以明确停产停业损失系赔偿给上诉人的，只不过征收组为避免纠纷，只将该款项发放至产权人账户。被上诉人的质证意见为：第一组证据，上诉人与严万华签订的租赁合同真实性不清楚，与被上诉人无关。对于李清全与袁美良签订的租赁合同，合同首部载明出租方是李清全，尾部的“重庆市正帆机械有限公司房屋租赁专用章”系伪造，被上诉人从未使用该印章，该印章与上诉人举示的第二组证据的公章完全不一样。第二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该合同是被上诉人为了顺利拆迁房屋与上诉人签订，没有实际履行，但是根据合同第五条因拆迁而取得的所有收益归甲方所有。该合同是为了获取拆迁收益而签订，上诉人在该合同中已明确表示所有收益归被上诉人。第三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该证据只是客观反映了案涉房屋正在经营的各商户的分布状态，不能证明停产停业损失是直接支付给上诉人的。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另查明：2010年3月16日，上诉人与署名为严万华的签订一份《厂房租赁合同》，合同期限为2010年3月16日至2012年1月20日止。2012年1月16日，上诉人与署名为李清全的签订一份《厂房租赁合同》，合同期限为2012年1月16日至2014年1月15日，合同首部出租方处有署名为李清全的签字，尾部甲方处加盖有“重庆市正帆机械有限公司房屋租赁专用章”，署名为李清全的在甲方代表处签字，上诉人无证据证明“重庆市正帆机械有限公司房屋租赁专用章”系被上诉人所有。2014年1月15日，上诉人与署名为严万华的签订一份《厂房租赁合同》。合同期限为2014年1月15日至2015年1月15日止。前述三份《厂房租赁合同》均注明厂房基本情况为“位于重庆市渝北区，房权证201字第××”。征收组留存的备案租赁合同落款时间为2010年1月1日，租赁期限为2010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0日止，被上诉人作为甲方，加盖了公章，对于该合同签订的目的，上诉人称是为了将停产停业损失领取出来进行分配，被上诉人称为获取拆迁收益而签订。该备案合同第五条约定“如因国家建设、片区整体规划建设、不可抗力等因素或出现以上第五条规定的情形，甲方有终止合同的权利时，一般应提前一个月书面通知乙方，该通知邮寄乙方生效。此时甲方不承担违约责任，乙方的经济损失甲方不予补偿，因拆迁而获得的收益归甲方所有”。上诉人二审提交的停产停业损失明细客观反映了案涉房屋正在经营的各商户的分布状态。本院认为，袁美良诉讼请求中的搬迁费、停产停业损失的基础是其与正帆公司存在厂房租赁合同关系，从袁美良二审时举示的三份《厂房租赁合同》（第一组证据）加上一审举示的2016年12月30日签订的《厂房租赁合同》看，与其签订《厂房租赁合同》的相对人均是案外人严万华或李清全，其中与李清全签订的《厂房租赁合同》加盖的“重庆市正帆机械有限公司房屋租赁专用章”并非具有当然对外公示效力的公章，上诉人也无证据证明该章系被上诉人所有；另几份与其签订租赁合同的相对方署名为严万华，尽管上诉人举示了委托书复印件欲证明严万华系正帆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但委托书系复印件，真实性无法核实，无法证明严万华系受正帆公司的委托与袁美良签订的厂房租赁合同。上诉人所称的《综合楼出租合同》手写的部分能证明正帆公司出具委托书的事实，但委托书的具体内容手写部分并不能证明。依据这些证据不能认定袁美良与正帆公司存在租赁合同关系。袁美良举示的《厂房租赁合同》、收据，结合正帆公司与严万华签订的《厂房租赁合同》等能印证正帆公司并非袁美良的租赁合同的相对方。另外，2016年12月30日签订的《厂房租赁合同》约定如因国家建设，片区整体规划建设等因素，甲方有终止合同的权利，乙方经济损失甲方不予赔偿（退还已缴且未到期的租金）。袁美良二审时举示的备案租赁合同，双方当事人均陈述是为拆迁而签订，正帆公司与重庆市渝北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2020年1月14日签订《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充协议》，从时间节点来看印证了双方的陈述，可以认定该合同是倒签时间；另外，该合同对于上诉人获得补偿并未约定，在第五条还明确了因拆迁而获得的收益归被上诉人所有。袁美良二审时举示的停产停业损失明细客观反映了案涉房屋正在经营的各商户的分布状态，但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综上所述，袁美良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00元，由袁美良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 硕审 判 员  郑 泽审 判 员  刘 希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  黄春燕书 记 员  刘思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