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03民初3982号 原告：浙江长运安信仓储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下城区沈家路****。 法定代表人：叶伟。 被告：湖州乾昌酒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住所地：湖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轻纺路**iv> 法定代表人：叶金云。 原告浙江长运安信仓储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运安信公司）与被告湖州乾昌酒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乾昌公司）仓储合同纠纷一案，于2020年6月2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8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长运安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叶伟到庭参加诉讼。被告乾昌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长运安信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监管费285333元、违约金138460元（以未付监管费285333元为基数，自2018年5月1日起按年利率24%的标准暂计算至2020年5月8日）；2、判令原告对《质押监管协议（适用静态质押）》中原告所监管的存放于湖州市经济开发区××路××号乾昌酒业公司内的黄酒变卖、拍卖等的货款按留置权享有第一优先受偿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4年11月26日，被告乾昌公司与工行湖州经济开发区支行（以下简称开发区支行）签订《最高额质押合同》，约定被告自愿提供价值6250万元的黄酒作为质押物，替浙江**金康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金康公司）向开发区支行提供最高额质押担保，担保的主债权为自2014年11月26日至2016年11月26日期间在6250万元的最高余额内，开发区支行与华金康公司签订的本外币借款合同等文件而享有对华金康公司的债权。2014年11月26日，原告、被告、开发区支行三方签订2014监管（开发）0002号《质押监管协议（适用静态质押）》，约定被告将质押给开发区支行的201188坛黄酒委托原告进行监管，监管地点为湖州市经济开发区××路××号，即被告乾昌公司内。监管期间为原告根据协议代开发区支行占有质物并对开发区支行承担质物监管责任的时间区段，从原告签发《动产质押专用仓单》时（即质物转移占有完成时）监管期开始，至原告收到开发区支行出具的撤库通知后监管结束。三方一致同意本协议项下对质物的监管费、仓储费、运杂费、装卸费、检验费、印花税等因质物监管产生的相关费用由被告承担。对于被告应付原告的全部费用，如被告未按时支付，原告有权在所欠费用范围内行使留置权。原告及被告已经在2014年11月26日对质押物进行盘点，并制作《质／抵押物首次交接盘点确认书》，各方确认以此作为三方协议中“质物清单”的交付数据提供给开发区支行。原告与被告签订的2014浙长安监字第1204001号《动产监管协议》，约定监管期限与《最高额质押合同》中的主债权期限对应。如上述监管期满，因被告逾期还款等原因导致还需原告继续监管的，监管期可延长，监管费另计，监管费为220000元每年。在原告监管员入库监管当日支付。监管期满，因被告逾期还款等原因导致还需原告继续监管的，延期监管费用按照前述标准按月折算收取，不足月的按足月计算。协议第十条第4点约定“因甲方逾期支付监管费或履约保证金，乙方有权按逾期部分每日0.2%收取资金占用费，并有权留置监管物”。上述协议签订后，2015年1月6日华金康公司替被告向原告支付第一年度监管费220000元、2016年1月15日华金康公司替被告向原告支付第二年度监管费100000元、2016年5月11日华金康公司替被告向原告支付第二年度监管费120000元、2017年9月22日被告向原告支付第三年度监管费220000元（实付285000元，其中65000元是湖州银行监管费）、2018年4月26日被告向原告支付第四年度监管费173000元（第四年度监管费还欠47000元），之后，被告以各种理由拒不付费，原告多次通知并带领开发区支行人员与被告协调催讨欠费均无果。2019年12月18日，原告向被告发函要求支付欠款并从监管物拍卖、变卖款中优先偿。截至2019年12月25日开发区支行向原告出具撤库情况说明（原告据以撤出派驻在企业的监管员）止，被告共欠原告监管费285333元，违约金138460元。故诉请法院判如所请。 庭审结束后，原告长运安信公司将诉讼请求变更为：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监管费285333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乾昌公司未作答辩。 本院经审理认定以下事实： 2014年11月26日，被告乾昌公司与工行湖州经济开发区支行（以下简称开发区支行）签订《最高额质押合同》，约定被告自愿在6250万元范围内向开发区支行提供最高额质押担保，被担保的主债权为2014年11月26日至2016年11月26日，开发区支行依据与浙江**金康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金康公司）签订的本外币借款合同等文件而享有的对华金康公司的债权。 2014年11月26日，原告（丙方，监管人）、被告（乙方，出质人）、开发区支行（甲方，质权人）签订《质押监管协议（适用静态质押）》，约定为保障上述最高额质押合同的履行，乙方同意将其享有所有权的货物作为质物质押给甲方，甲方和乙方均同意将质物交由丙方存储监管，丙方同意接受甲方的委托并按照甲方的指示监管货物；质物的品名、规格型号、生产厂家、数量、存储地点等以丙方根据质物实际情况向甲方出具的《动产质押专用仓单》的记载为准；质物在转移过程中，甲乙双方根据融资合同约定，向丙方出具《出质通知书》，丙方按照通知书列明的内容核查乙方交付的货物及现有库存；如经核对，乙方交予的货物或实际库存与《出质通知书》记载相符，丙方应当及时向甲方签发《动产质押专用仓单》及《出质通知书（回执）》；监管期间为丙方代甲方控制质物并对甲方承担质物监管责任的期间，丙方签发《动产质押专用仓单》时，动产质押专用仓单项下质物的监管期开始，丙方收到甲方出具的《提货通知书（适用解除全部质押监管）》后，其监管责任解除；甲、乙、丙三方一致同意本协议项下对质物的监管费、仓储费等因质物监管产生的相关费用由乙方承担等内容。 2014年11月26日签发的《出质通知书》及《动产质押专用仓单》均载明质押货物名称为黄酒原酒，数量为250000坛。 2014年12月4日，原告（乙方，监管人）与被告（甲方，出质人）签订《动产监管协议》，约定甲方同意提供符合乙方仓储要求的仓库用于存放甲方向质押权人开发区支行质押的质押物，并委托乙方进行监管，监管费为220000元等内容。 2015年11月25日，原告（乙方）与被告（甲方）又签订《动产监控协议》，约定监控物质权人为开发区支行，本轮监控周期为2015年11月25日至2016年11月24日，如本轮监控周期结束后乙方未收到质权人出具的解除监控通知书需继续监控的，甲方应与乙方另行签订新的监控协议并及时支付新的监控费，年监控费用为220000元，监控期间不足一个月的按一个月计算等内容。 2019年12月25日，开发区支行向长运安信公司出具情况说明，告知华金康公司的债务已全部结清，长运安信公司遂撤出监管。 上述合同履行过程中，乾昌公司或华金康公司已累计向长运安信公司支付监管费898000元（其中65000元系另案监管费）。 上述事实有《最高额质押合同》、《质押监管协议（适用静态质押）》、《出质通知书》、《动产质押专用仓单》、《动产监管协议》、《动产监控协议》及当事人庭审陈述为证。 本院认为，原告长运安信公司与被告乾昌公司签订的《动产监管协议》、《动产监控协议》及原、被告双方与开发区支行签订的《质押监管协议（适用静态质押）》均意思表示真实，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应确认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恪守合同，全面适当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被告乾昌公司未按约履行付款义务，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原告长运安信公司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被告乾昌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诉不影响本案审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湖州乾昌酒业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浙江长运安信仓储服务有限公司监管费285333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580元（原告浙江长运安信仓储服务有限公司已预交7657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279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2639元，均由被告湖州乾昌酒业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原告浙江长运安信仓储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被告湖州乾昌酒业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逾期法院将强制执行。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账号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对财产案件提起上诉的，案件受理费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预交。在收到《上诉费用交纳通知书》次日起七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户名、开户行、指定账号详见《上诉费用交纳通知书》。 审 判 员 叶盛华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八日 代书记员 王依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