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江山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881民初2191号 原告：毛立玉，女，1963年5月2日出生，汉族，住江山市。 原告：徐贞波，男，1986年8月29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石柱县。 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辉，浙江开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玉林。 被告：江山市强斌货运服务部，住所地江山市虎山街道虎山路**。 经营者：徐强斌，男，1979年1月13日出生，汉族，住江山市虎山街道虎山路**。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晟颖，北京京师（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苏莹，北京京师（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王美生，男，1972年12月5日出生，汉族，住江西，住江西省遂川县iv>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昭奇，江西宪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毛立玉、徐贞波与被告江山市强斌货运服务部（以下简称强斌服务部）、王美生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14日立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8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辉、吴玉林、被告强斌服务部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晟颖、周苏莹、被告王美生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昭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毛立玉、徐贞波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两被告共同赔偿原告因徐江良死亡所产生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误工费、交通费、精神抚慰金等合计481678元；2.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告毛立玉系死者徐江良的妻子，原告徐贞波系死者徐江良的儿子。2019年11月19日，江山常塑塑料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塑公司）因托运货物需要，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朱淑一联系了被告强斌服务部的徐庆海（系徐强斌的父亲），徐庆海又联系了被告王美生提供运输。之后，徐庆海又联系周国华帮其雇佣工人装车，周国华为徐庆海联系了徐江良、江天财、朱祥文、姜芳针、赵洪喜等人，周国华因有事未参与装车。随后徐江良等人按照徐庆海的要求，于当天下午14时左右赶到常塑公司，过了十几分钟，被告王美生驾驶的赣ＡＧ××××号货车也到达常塑公司。随后徐江良等人开始装车，14时20分左右，徐庆海赶到常塑公司，开始指挥装车。刚开始装车地点在常塑公司的仓库中，后因仓库门高度不够的原因，被告王美生将车辆驶出仓库，停在仓库门口的一条水沟旁边，然后继续装车。装车过程中，徐庆海、王美生均未设置任何安全防护措施。16时左右，徐江良在装车过程中不慎跌到车辆旁边的水沟里，之后，徐江良被送往江山市人民医院抢救，因抢救无效于当天死亡。事故发生后，原告多次要求两被告赔偿损失，未果。 被告强斌服务部辩称：一、被告并非原告诉状中所述系死者徐江良的雇主，被告非雇主，也无侵害死者徐江良的故意或者过失，与其死亡也无因果关系，无需承担责任。被告承接了常塑公司一批塑料制品托运业务，但是被告并未对常塑公司这批塑料制品装车提供服务，雇佣包括死者徐江良在内的5名装卸工的雇主为常塑公司，徐贞波、徐庆海、赵洪喜、朱祥文、周国华、江天财、姜芳针等人的笔录中明确体现了2019年11月19日是常塑公司（朱淑一）雇佣了包括徐江良在内的5名装卸工为其装车。被告并非雇主，也无侵害死者徐江良的故意或者过失，与其死亡也无因果关系，也就无需承担责任。此外，原告徐贞波系一名从警多年的警务公职人员，且还担任领导职务，受到过非常专业的训练，被告也有理由相信原告徐贞波也应在日常工作中处理过类似的事件，原告徐贞波的父亲徐江良发生意外死亡之后，其亦第一时间返回，且出于了解事实、查明原因以及职业习惯开展了事故情况的调查，也向朱淑一及相关的搬运工逐一了解过情况，期间长台派出所、江山市应急管理局等部门也同时调查，相关情况原告徐贞波通过自己的调查已经了解的十分清楚，也正是他自己调查之后，在相关部门开展事故调查时做了利于被告的相应陈述，但是在本案中，原告徐贞波却又作出与之前在相关部门所做陈述完全不一样的表述，这样歪曲事实，胡乱主张，肆意践踏事实，这严重侵害了被告的基本权益。另，据被告了解，两原告已就赔偿事宜与责任人常塑公司及周国华达成了赔偿协议，并已获得了人身伤害赔偿及误工、交通等所有赔偿款项近50万元，赔偿事务已处理完毕，两原告又再次要求被告赔偿，毫无道理。二、退一步讲，两原告的赔偿项目及计算标准的主张存在不当。本案事故发生的时间为2019年11月19日，在计算死亡赔偿金等项目中仍应按照原先的规定区分城乡标准。而两原告提供的死者徐江良生前从2008年1月起至事故发生时在江山市何家山水泥有限公司一直缴纳社保的证据并不能直接证明本案死亡赔偿金应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被告认为应适用农村居民标准。其次，对于丧葬费的计算参照标准为全省全社会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而2018年度浙江省统计部门公布的数据为65898元，而非两原告诉状赔偿费用清单中所列的66432元，经查询该数据为浙江省2018年度全社会单位就业人员在岗职工工资，被告认为如果要计算也应做相应调整（丧葬费65898元÷365天×180天=32498元）。再次，两原告提出的误工费及交通费的损失，均无任何证据予以证明，且原告毛立玉本人也达到了法定退休年龄，故被告认为该主张不合理。最后，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本案为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案件，两原告提出了该赔偿请求，但被告认为两原告该赔偿请求并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1〕7号)的规定，故被告认为该主张不合理。三、再退一步讲，按照两原告诉状所述的逻辑，假设被告需要对徐江良的意外死亡承担责任，那么两原告所作出的责任划分亦不妥当。正如被告前面所讲到的，常塑公司系死者徐江良等5名装卸工的雇主。同时，根据周国华等人的陈述，其是装卸工的带班人，装卸工获得其安排的装卸劳务后需要向其支付一定的信息费。此外，根据江山市应急管理局生产安全责任事故调查的结果，死者徐江良存在无高处作业资质，违规从事高处作业，是造成事故的直接原因，负有直接责任，可见死者徐江良自身也存在重大过错；常塑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朱淑一未依法履行企业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也未依法履行安全生产职责，又是这些装卸工的雇主，对事故的发生亦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作为被告，仅是善意的替朱淑一向周国华电话转达了常塑公司的装车劳务信息，但不收取任何费用，也非雇佣，也未联系过徐江良等装卸工，而是否承接该劳务、安排哪些人做以及具体装卸劳务费用是多少，由周国华及其承接该劳务的装卸工朱祥文、赵洪喜、江天财、姜芳针、徐江良自己同雇佣方即常塑公司（朱淑一）协商，被告均不参与。且从朱淑一与周国华的笔录中可以明确看出双方早就认识且相互均有联系方式，相关装卸工的笔录中也有类似体现，非常明确表示基本上都不止一次的为常塑公司装卸过货物，此外在后续多个部门单位的调查询问笔录中也都体现出装卸费是常塑公司支付，所有人都是成年人，均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事实就是事实。如果在这些事实面前，两原告依然还是认为被告有责任，那么被告认为根据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案件过错责任原则的划分，也是应该所有的责任主体或者是按照两原告的逻辑与该事件有联系的所有各方，包括发布货运信息的物流平台等，都应列入进行责任划分，再根据各自的过错程度来承担相应的责任，而非两原告主张的被告与另一被告王美生需要共同承担其所有损失的40%的责任。综上，被告认为其并非雇主，也无侵害死者徐江良的故意或者过失，与其死亡也无因果关系，无需承担责任，请求驳回两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王美生辩称：1.徐江良与其不存在雇佣关系。无论是从人员的招募，还是现场施工的指挥管理，徐江良与被告王美生都是被雇佣，其提供的只是运输，不存在雇佣了徐江良。2.不存在损害结果和被告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被告方货车车主是南昌新菲物流有限公司，现场人员有两个人，分别是王美生和曾建华，原告以雇佣关系为由单单起诉了被告王美生，是否遗漏了当事人，并且车辆进行了投保，是否应该追加投保的保险公司参加诉讼。3.原告就相关权利已经向工厂、联系人、周国华个人进行了赔偿追索并达成调解书，金额已经超过了本案的数额，原告已经行使了赔偿的权利，原告不得就一个事实反复进行追索。要求驳回对被告王美生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其中原告提供并出示了下列证据：1.大桥镇陈家村村委与江山市公安局坛石派出所共同出具的证明复印件1份，证明徐江良的法定继承人为两原告，原告主体适格；2.死亡医学证明书和火化证明各一份，证明徐江良于2019年11月19日死亡，于2019年11月30日火化；3.浙江省社会保险参保证明一份，证明死者徐江良生前系江山市何家山水泥有限公司的职工，从2008年1月至事故发生之时，一直连续缴纳社会保险金，故本案死亡赔偿金应按照城镇居民标准确定；4.江山市公安局长台派出所对徐庆海、王美生、曾建华、朱淑一、周国华、朱祥文、赵洪喜、姜芳针、江天财等人的询问笔录复印件，证明事故发生之时的车辆系徐庆海在物流网上雇佣，徐庆海委托周国华雇佣了包括徐江良在内的几名装卸工进行装车，事故发生之时，实际车主王美生以及被告江山市强斌货运服务部的实际经营者徐庆海（装车过程中，徐庆海一直在其自己的车里面玩手机）均未对装卸工程进行指挥，未向工作人员提醒高空作业的危险，也未设置任何防护措施。被告强斌服务部提供并出示了下列证据：1.营业执照，证明被告强斌服务部的经营范围为普通货运，即从事的是货物托运服务；2.徐贞波、朱淑一、徐庆海、周国华、朱祥文、赵洪喜、江天财、姜芳针、曾建华、王美生在长台派出所的询问笔录、居民死亡证明，证明被告江山市强斌服务部的徐庆海仅是善意的将常塑公司在2019年11月19日需要雇人装车的劳务信息提供给了周国华，但未收取任何费用，也非雇佣，常塑公司在2019年11月19日雇佣了周国华安排的装卸工朱祥文、赵洪喜、江天财、姜芳针、徐江良负责装车，在装货过程中，都是由常塑公司的人在现场指挥装货品种、数量及支付工资，徐江良的死亡属于意外，其作为一个老装卸工，自身未尽到谨慎注意义务，对事故的发生应当承担较多的责任；3.朱淑一、徐贞波、徐庆海、周国华、江天财、赵洪喜、姜芳针、朱祥文在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所做的询问笔录、江山市××关于对于常塑公司11.19高处坠落死亡一般事故调查报告的批复、常塑公司“11.19”高处坠落死亡一般事故调查报告，证明2019年11月19日徐江良死亡事件经江山市应急管理局调查定性为生产安全责任事故，事故调查明确死者徐江良自身存在重大过错，对所发生的损失应承担自身部分的责任，及徐江良由常塑公司雇佣，从事的装卸工作是周国华安排的；4.（2019）浙0881民特525号民事裁定书复印件、（2019）浙0881民特526号民事裁定书复印件，证明两原告已于2019年11月19日就徐江良死亡事件与责任方达成了赔偿方案，并已获得了相应的赔偿款项，赔偿事务已经处理完毕。被告王美生未提供证据材料。 经质证，原、被告对对方提供的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均予以认定。就上述证据的证明对象，本院结合本案争议焦点问题进行分析论述。 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首先为：谁是死者徐江良的雇主。 原告认为，两被告均系雇主，被告强斌服务部认为徐江良系受案外人常塑公司雇佣，被告王美生认为其与徐江良之间不具关联性。本院认为，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个人之间劳务关系的形成应当包含取得联系、协商工作内容与价格、完成工作、费用支付等。本案中，根据徐庆海、周国华及江天财（“大家听到方青在说有活干了，我也就参加了”）等人的笔录，可以反映徐庆海系在装卸工与常塑公司之间代为联系即传递信息的一个作用，由徐庆海告知周国华常塑公司需要装卸的货物数量后，周国华联系愿意前往工作的装卸工；在工作内容指示上，徐庆海陈述“工厂老板自己安排了一个员工在场”，朱祥文陈述“没有见到老板，但工厂里有一个帮工，他告诉我们工厂里的哪些货物要装车”；就价格问题，各方陈述基本未涉及，仅姜芳针提到“标准是我们和常塑公司的老板讲好的，0.60元一包。然后2019年常塑搬到现在华峰这个地址之后都是按照这个价格来的。包括强斌公司的老徐付的钱也是跟常塑公司一样的价格付给我们的”，即本案中并未有协商价格及工作内容的具体环节，各环节的衔接更多的是依赖于行业习惯，在具体的装卸过程中，各方的分工及工作也依赖于习惯与经验，当中亦可反映装卸工在工作的取得、完成方式等方面具有较大的自主性；就费用的支付问题，常塑公司法人代表朱淑一陈述“我只联系了老徐”，“我只和老徐结算酬劳”，但其在长台镇司法所约谈时补充陈述为国华为其联系工人时，由其“支付给工人带过国华”，“有时徐庆海联系装车工人时，我就工资给徐庆海”，周国华、朱祥文及赵洪喜三人均陈述了当日塑胶厂老板说身上没现金，故当日未向他们支付费用的情况，可知徐江良等装卸工工钱的支付对象为常塑公司。综上，并无环节显示被告强斌服务部或者服务部工作人员徐庆海与徐江良之间形成了雇佣关系，也未显示被告王美生与徐江良之间形成了雇佣关系。 综上，本院经审理认定本案事实如下：原告毛立玉系死者徐江良的妻子，原告徐贞波系死者徐江良的儿子。2019年11月19日，常塑公司因托运货物需要，公司法定代表人朱淑一通过被告强斌服务部的徐庆海等人联系了包括徐江良在内的数名装卸工从事装卸工作。当天下午13时40分许，五名装卸工开始装车作业，16时20分左右，徐江良在装车过程中从车上掉落，后经江山市人民医院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经江山市公安局调查，认定徐江良死亡原因为意外。经江山市应急管理局调查，于2020年1月6日出具《常塑公司“11·19”高处坠落死亡一般事故调查报告》，认定徐江良安全意识淡薄，自我保护意识不强，无高处作业资质擅自从事高处作业，且高处作业是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帽等安全防护装备，是造成本次事故的直接原因之一，常塑公司未依法履行企业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是造成本次事故的间接原因之一。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原告主张两被告共同雇佣徐江良装车，徐江良在工作过程中跌倒并因此死亡，两被告作为雇主未尽相应责任，应当赔偿两原告因徐江良死亡造成的损失，但其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两被告或者两被告之一系徐江良2019年11月19日装卸工作的雇主，故本院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毛立玉、徐贞波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8526元，减半收取4263元，由原告毛立玉、徐贞波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徐素风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徐琪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