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1民终743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研究院特种勤务研究所，住所地西安市新城区金花北路**。法定代表人：潘晓春，系该所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孔祥印，北京市泰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忙秋，男，1962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住西安市新城区，系该所干部。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长沙中联恒通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六路南段**法定代表人：杨学清。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争平，北京大成（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超，男，1980年5月10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上诉人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研究院特种勤务研究所（以下简称特种勤务研究所）因与被上诉人长沙中联恒通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联恒通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县人民法院（2019）湘0121民初67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特种勤务研究所上诉请求：1.撤销长沙县人民法院（2019）湘0121民初6728号民事判决书第一、二、三项，依法裁定驳回中联恒通公司的起诉，或者裁定发回重审。2.由中联恒通公司负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程序违法。1、一审诉讼中，一审法院的立案案由为合同纠纷，但在判决书中未予任何交待即将案由改为承揽合同纠纷。2、一审判决中明显缺失当事人举证、质证以及法庭对于证据三性进行取舍认定等法定必要的判词描述，所谓“查明的事实”章节俨然即是对于中联恒通公司单方陈词予以照猫画虎、照单全收。3.一审诉讼过程中，本案变更为适用普通程序审理之后，一审承办法官唐昌新仍旧违法地向特种勤务研究所送达表明为适用简易程序办案的开庭传票。4.一审诉讼过程中，一审承办法官唐昌新仅凭中联恒通公司所提交并不符合法定证据形式的一份证据复印件即行擅自滥用审判公权力违法地以其单独一人名义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一采购服务站致函调集证据。同时，其还违法地以其单独一人名义向作为诉讼当事人的特种勤务研究所致函，提出所谓调查收集证据。5、一审诉讼过程中，承办法官唐昌新针对特种勤务研究所曾就中联恒通公司起诉状依法并不符合受案规定，从而必须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法（经）函【1990】191号规定责令补正，并于其完成补正后才能进行审理的有关意见建议以及主张不子理睬，由此致使此程序违法情形竟然贯穿至一审诉讼终结。6、一审判决之“支付逾期付款利息”的判项内容明显地涉嫌判非所诉。中联恒通公司主张的是赔偿利息损失，而非是要求支付逾期付款利息。7、一审判决于《后勤科研项目样机（样品）承制合同》【以下简称《承制合同》】条款所明确约定的合同额审价机制之外，未经由依法委托司法鉴定等必要程序，即行凭空地认定合同金额，明显涉嫌滥用自由裁量权以及办案程序违法。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以及存在逻辑矛盾。1、《承制合同》虽然系由原总后勤部建工所与中联恒通公司共同签署，然而原总后建工所既非是该合同项下相应权利的享有者，亦非是合同约定义务的负担者。有关此基本事实可透过承制合同之条款内容约定而无需旁证佐证即可轻易地得以认知。据特种勤务研究所所知，自2013年9月《承制合同》签署时起，中联恒通公司在长达五年多的时间里均不曾向原总后建工所主张过债权。该一方面表明原总后建工所并非是承制合同项下的相对人、债务人以及履约义务人，否则中联恒通公司岂会长期消极懈怠。另一方面，即便假定原总后建工所确系《承制合同》相对方的话，中联恒通公司现今主张所谓债权的，依法既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从而丧失胜诉权。结合一审法院查明的部分事实，足见中联恒通公司亦明知原总后建工所并非《承制合同》的相对人，故原总后建工所才会受中联恒通公司请益协助其催办合同执行与回款事宜。2、原总后建工所虽确曾参与中联恒通公司签署《承制合同》，但至今原总后建工所不过只是受中联恒通公司请益协助其催办合同执行与回款。这表明中联恒通公司对于究竟何单位才是《承制合同》项下的相对方，其认知素来清晰明确，心知肚明。鉴于《承制合同》并非是属于法定要式的合同范围以及合同自有其拘束力，原总后建工所依法并不因签署过一纸合同而需要承担关于何单位乃是承制合同相对人的指证责任，同时亦不因合同相对人主体身份有待查明或者查明未果而被误以为合同相对人。合同主体关系中联恒通公司作为缔约相对方所要负担的程序性证明责任，其次才是属于法庭依职权予以查明认定的审判权限范围。至于法庭依职权查明最终依旧未果的，案件依法应予裁定驳回起诉。即相应法律后果归于中联恒通公司承受，而不是随意地迳行将合同相对人主体栽嫁到特种勤务研究所身上。3、据《承制合同》第七条约定来看，合同款结付单位明确载明为原总后财务结算中心。然而在一审诉讼中，一审法院并未查明中联恒通公司是否另有任何证据可证明其曾经向原总后财务结算中心主张过合同款结算事宜，以及更进一步地证明其何以未能实现如期结算的具体原因。退一步讲，假定原总后建工所需要对于合同款结算承担某种协助义务的话，则倘若中联恒通公司自身怠于依照约定向原总后财务结算中心主张结算事宜的，亦应当被认定为既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由此所引起的不利法律后果完全应当由中联恒通公司自行承担。4、有鉴于国家军事机关实行多层级设置以及军事管理秩序明显区别于社会地方治理体系，军地之间合同文件的签署主体与实际履约主体往往并不相一致，该的确属于惯常事实以及一项社会常识。根据《后勤科研项目样机（样品）承制合同》条款约定，技术成果归属享有单位为原总后勤部，组织审价单位为原总后司令部，而合同款结算单位为原总后财务结算中心。赖此合同条款明确约定来看，原总后建工所既非是技术成果的享有者，亦不享有确定合同交易价款的权利，同时还不是承担支付结算合同款这一主义务的责任主体。根据《承制合同》第七条约定来看，原总后财务结算中心在负责合同款结算过程中，亦仅仅只有五项不同的具体付款条件的约定，但并无付款时限之限定要求。有鉴于此，中联恒通公司提出主张索赔利息损失的，依法依约均必然不能成立。5、既然承制合同条款明确约定由总后财务结算中心进行结算，该即表明原总后勤部在就有关军地合同文件结算时要遵循统一管控机制，有关资金拨付以及对外结付等需要动用国有资金的过程中，并非可由合同相对人予以自主安排支配。本案中，《承制合间》第七条之所以仅就具体付款案件做出约定，但并来对于付款时限提出限定，显然亦是适应于原总后勤部实行资金统一管控制度的必然要求。2016年后，基于中央全面深化军事改革工作部署落实落地，原总后勤部被撤销。相应地，原总后司令部以及原总后财务结算中心自然亦是不复存在。特种勤务研究所认为，鉴于军改停止对外有偿服务构成一项不可抗力以及军队机构调整乃是重大情势变更，从而影响到军地合同履约的，任何合同善后事宜尽应本着公平、公正以及合理的原则加以妥善处理，无论是采取由原付款单位继续结付、变更新单位结付抑或指令有关单位代为结付的，均不存在违约责任问题。前已述及，《承制合同》明确约定组织审价单位为原总后司令部。一审诉讼中，法庭单凭中联恒通公司所提交的一份《价格确认表》复印件即行予以采信，该明显就有关待证事实而言不可为证，亦不足为证。一审承办法官唐昌新仅凭一份《价格确认表》复印件即撇开合议庭其他成员，擅自滥用审判公权力决定启动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违法以其一人名义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一采购服务站致函调集证据。特种勤务研究中心认为，原总后华东军用物资采购局与原总后司令部明显并非同一军事机关以及同一等级的军事机关，且现无证据表明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一采购服务站与原总后华东军用物资采购局之间存在主体承继关系，一审承办法官唐昌新这般急切地为一份复印件证据寻求背书以及寻找注解，俨然乃是对于审判中立性原则的公然践踏。在法律上，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一采购服务站明显并不具备证明资格。至于或有可能与《价格确认表》内容指向相关的王某、王某某、徐某某以及王某等证人问题，一方面中联恒通公司并未予以提供该等任何有关的证人证言，另一方面该等证人具体身份情况未知，一审诉讼并未予以相应查明。中联恒通公司认为，概因《承制合同》将审价权约定由原总后司令部行使，并且审价结果将构成最终确定合同额的唯一依据，这充分表明审价相对于承制合同来说乃是至关重要的。本案中，退一步讲，假定中联恒通公司所提交《价格确认表》复印件的真实性以及合法性来源均可得以证实，则该价格数据是否属于审价性质、审价权人原总后司令部是否予以承认确认或者追认以及价格数据是否已在合同相对人以及有关单位之间完成传达传递等等，均属于未知状况。一审法院却置《价格确认表》复印件之真实性、合法性来源以及相对于承制合同来说是否有效等不谈，非是采取认定瑕疵证据证明力作为定案方式，而是依赖审判自由裁量权直接认定合同额即为与《价格确认表》分文不差的5,907,074元。这明显是以单听单信中联恒通公司一方陈词作为基础，以公然违背当事人意思自治优先原则以及违法逃废委托司法鉴定等办案程序作为其典型特征的胡乱裁判之举。更进一步地看，即便是抛开一审滥用裁量权以及违法办案不谈，表现在一审判案逻辑方面，既然5,907,074元这一“合同额”系由一审法院予以直接认定得出的，则该5,907,074元合同金额自应于判决之日起方为成立，岂可逆溯至《价格确认表》复印件所载明的时间作为准据时点。单单就该两方面裁判内容来说，原判在逻辑上也是讲不通的。6、特种勤务研究所确认，原总后建工所的确为《“集装箱叉车”承制合同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项下的缔约相对人。该《补充协议》依法并不属于《承制合同》的补充条款以及有效组成部分，而是构成一份独立的合同文件。补充协议与承制合同之间的关系，具有从合同相对于主合同的独立性特征。据《补充协议》明确，特种勤务研究所享有《承制合同》中所约定样机的所有权。中联恒通公司欲向特种勤务研究所主张《补充协议》项下任何民事权利的，其作为祥机出品单位必须要相应地将样机交予特种勤务研究所占有，这是一项最基本的前提条件。围绕样机去向问题，中联恒通公司在一审诉讼中述称为“天津市政机械厂”。但据特种勤务研究所自行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以及全国组织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数据服务中心等两家官方网站进行查询，均显示无此单位。特种勤务研究所认为，鉴于中联恒通公司明确表示其并未将祥机交予特种勤务研究所占有，中联恒通公司以其未予以履行义务，从而自然地亦不得向特种勤务研究所主张相关权利。7、尽管特种勤务研究所并非《承制合间》的一方相对人，但鉴于特种勤务研究所依照《补充协议》之约定享有《承制合同》项下样机的所有权，特种勤务研究所应有权就《承制合同》性质等问题发表法律意见。特种勤务研究所认为，《承制合间》虽在名称中冠以“承制”字样，但据第四条之约定来看。合同性质并非反映为加工承制关系，而是科研合作关系。承制合同就有关研究开发失败风险责任承担以及支付结算等条款内容来判定，亦明确反映为科研合作性质的法律关系特征。因此，在科研合作项目中样机仅仅为合同履约形成的物质载体以及特定产物，但合同履约效果评价并不赖以样机交付作为终结，而是要取决于样机承制、出厂检验合格、基本性能试验、部队适应性试验以及后勤军工产品定型技术审查等整个科研合作过程是否得以完全履行。正因为如此，就《承制合同》主要条款内容来看，样机并不是合同标的，也不属于合同标的的一个组成部分，故合同才未就样机归属以及如何交付等作出明确约定。一审诉讼中，中联恒通公司还提交《集装箱叉车试验报告》以试图证明其业已将样机通过试验验证合格。籍此中联恒通公司主动举证行为本身亦可显而易见地表明，倘若《承制合同》构成承揽合同关系的话，那么中联恒通公司的合同义务应当合理地止于样机完成制造即可，后续有关样机试验以及定型等反映科研合作任务的行为将一概与特种勤务研究所无关。恰恰是因为《承制合同》并非是承揽合同关系，中联恒通公司才于样机出厂后实施试验验证活动。另外，倘若《承制合同》乃是构成承揽合同关系的话，特种勤务研究所亦无必要另行与中联恒通公司之间签署《补充协议》，以便就特种勤务研究所参与样机试验过程以及其负担试验期间的运输费用以及燃油费用等做出书面约定。《承制合同》条款约定已然表明以及《补充协议》更可进一步印证，中联恒通公司必唯有以其举证证明样机业已通过约定的基本性能试验、部队适应性试验以及完成定型审查，方为其在《承制合同》项下义务履行终结。一审诉讼中，据《集装箱叉车试验报告》内容显示，试验机构为机械科学研究院工程机械军用改装试验场以及国家工程机械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等两家单位。经查，机械科学研究院工程机械军用改装试验场确实合法存在，2017年10月10日更名为中机科（北京）车辆检测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但是，针对“国家工程机械质量监督检验中心”这一机构，经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以及全国组织机构统社会信用代码数据服务中心等两家官方网站进行查询，均显示无此单位。特种勤务研究所认为任何同一次试验过程依法不应当亦不可能由两家单位夹杂着共同实施，更何况最终唯一于试验报告结论页上加盖检验报告专用印章的单位竟然还就是这样一家并不存在的“国家工程机械质量监督检验中心”。《集装箱叉车试验报告》虽然标注送样单位为原总后建工所，但原总后建工所与试验单位之间并无任何交接手续，亦不曾向试验单位支付过任何检测费用。相反地，《集装箱叉车试验报告》却显示试验起始地点为中联恒通公司住所地，且中联恒通公司持有《集装箱叉车试验报告》。种种迹象表明，《集装箱叉车试验报告》应系由中联恒通公司炮制或者参与炮制而成，与原总后建工所之间无涉。一审诉讼中，就是这样一份自相矛盾、漏洞百出以及缺乏与承制合同所约定的试验内容相互匹配的《集装箱叉车试验报告》，中联恒通公司竟然污蔑为乃是特种勤务研究所的呈堂证据，一审法院对此不加辩驳地予以采信。8、依照《补充协议》约定，特种勤务研究所依约仅仅承担试验期间有关样机的检测费用，500小时作业以及100公里行驶可靠性试验过程中所发生的燃油费用（仅限柴油）以及试验期间约定承担的一次性运输费用。为此，鉴于试验期间实际应系由试验单位占有样机以及实际形成油品消耗，上述有关费用的发生者也就只能够是试验单位。为此，中联恒通公司主张所谓运输费以及燃油费的，其证据均与本案之间必然不具有关联性。更何况，经特种勤务研究所对于中联恒通公司的该等有关证据进行质证，不仅发生费用消耗的具体时间、运输区间以及油料品类与约定不符，还充斥着明显虚假伪造的证据材料。比如，湖南龙驰物流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4月1日，当然不可能于2014年度即办理运输业务。再比如，湖南君腾物流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8月4日，如何可能于同年7月1日即对外办理运输业务。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特种勤务研究所的上诉请求。中联恒通公司辩称：一、依据与结合双方签订的协议的背景、合同的履行情况以及各自的权利义务关系，本案属于承揽合同争议没有任何异议。特种勤务研究所在二审期间诉称的“科研合作关系”完全漠视事实与歪曲法律关系，且中联恒通公司已经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了合同义务。首先，特种勤务研究所与中联恒通公司是长期的承揽合作关系，涉案合同背景及合同双方主体及合同权利义务在双方的协议中都有非常明确的约定。二、双方基于意思自治与诚实信用原则，严格按照招投标程序签订的《承揽合同》以及补充协议等，特种勤务研究所却屡次三番以其为第三方“代签”合同辩解，却又无法证明甚至说明到底是代“谁”所签。另外，本案不存在诉讼时效已过的问题。第一、双方关于承揽费用的发生以及支付条件以及时间是有清楚的约定的，且中联恒通公司一直在主张承揽费用。最新的导致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是发证在2019年1月双方的往来函件中。第二、特种勤务研究所在一审阶段从未提出诉讼时效问题。二审阶段也没有提供任何新的证明诉讼时效已过的证据。三、本案一审法院依据中联恒通公司的申请对《价格确认表》以及其上签字主体的真实性的调查是为查明案件事实所采取的完全合情、合理、合法的行为。在本案中，正是由于军方的特殊原因导致关键证据《价格确认表》只留给中联恒通公司一个复印件。虽然表现形式上确实存在一定瑕疵，但该事实确实确凿的，因此一审法院同意了中联恒通公司的调查取证申请。这是出于维护社会公平的考虑，合情、合理，更是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行为。四、中联恒通公司提交的一审法院（2020）湘民初1015号案判决书项下的标的物为本案承揽合同的标的物的组成部分。特种勤务研究所在明确自认前述案件与本案的关联关系的情况下，仍旧妄图混淆视听，误导裁判。一审法院（2020）湘民初1015号案的生效判决书中第二部分明确阐明，该案的所涉买卖合同关系与本案的承揽合同关系存在明确的关联性，并且在对具体数额结算的部分就该案与本案的余款进行了一并处理。同时，在庭审过程中，特种勤务研究所明确自认，1015号案中的标的物正是本案承揽合同的标的物的组成部分。因此，特种勤务研究所与中联恒通公司就1015号案的所涉买卖合同关系与本案的承揽合同关系之间的关联达成了一致。此外，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特种勤务研究所就1015号案与本案的关联性作出自认后却仍持续主张其仅是1015号案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方，并非本案承揽合同的相对方。根据前述明确的1015号案与本案的关联关系，1015号案买卖合同之所以会签订，正是为了履行本案承揽合同义务，现特种勤务研究所在认可前述两个案子的关联关系的同时否定其自身是本案承揽合同的相对方，明显是自相矛盾的。综上，请求驳回特种勤务研究所的上诉请求。中联恒通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一、特种勤务研究所向中联恒通公司支付合同价款5,907,074元及赔偿合同生效和审价之日至实际支付全部合同价款之日止的利息损失；二、特种勤务研究所向中联恒通公司支付实验燃油费用82,966.16元，并赔偿自应当付清上述费用之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利息损失；三、特种勤务研究所向中联恒通公司支付实验期间样机运输费用334,760元，并赔偿自应当付清上述费用之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利息损失；四、特种勤务研究所向中联恒通公司赔偿因本案维权产生的律师费100,000元；五、由特种勤务研究所承担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特种勤务研究所在（2019）陕0102民初1015号案件（特种勤务研究所诉中联恒通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的民事起诉状中陈述称，特种勤务研究所成立于2018年1月，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研究院下属军事机关，依照上级文件明确，特种勤务研究所依法承接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建筑工程研究所（以下简称原总后建工所）对外债权债务关系。2、2013年4月7日，原总后建工所盖章（承办单位）的一份《后勤装备承制单位审批书》载明：一、遴选预中选承制单位基本情况有三家：天津市政公路设备工程有限公司、安徽合力股份有限公司、长沙中联恒通机械有限公司。二、预中选承制单位推荐名单：长沙中联恒通机械有限公司。3、2013年9月6日，甲方（需方）总后建筑工程研究所与乙方（供方）中联恒通公司签订一份《后勤科研项目样机（样品）承制合同》（以下简称《样机承制合同》），项目名称是集装箱叉车，招标方式是邀请招标。协议要点如下：一、标的的内容、范围和要求1、技术目标：完成2台集装箱叉车的工程样机制造。2、技术内容包括2.1主要性能指标2.2技术要求2.3售后服务。3、技术方法和路线。二、履行的计划、进度、期限、地、地点和方式方应在本合同生效后10日内向甲方提交研究开发计划；乙方应按下列进度完成研究开发工作；本合同履行完毕后，上述技术资料归还甲方。三、技术情报和资料的保密。四、风险责任的承担。五、技术成果的归属和收益的分成办法（一）专利申请权，归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为代表的军方所有。（二）非专利技术成果的使用权、转让权，归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为代表的军方所有。六、验收标准和方法。研究开发所完成的技术成果，达到了本合同第一条所列技术指标，按军队相关标准，采用技术鉴定方式验收，由甲方出具技术项目验收证明。七、合同金额及支付方式（一）合同金额本项目签订合同金额5,859,800元。合同金额为暂定价格，最终结算价格以样机出厂审批价格为准。（二）支付方式1、合同生效后，由总后财务结算中心向承制方预付合同金额的50%，即2,929,900元。2、样机出厂检验合格后，由总后司令部组织审价，确定合同最终价格后由总后财务结算中心支付合同余款的50%。3、样机基本性能试验和部队适应性试验合格，并通过后勤军工产品定型技术审查后，由总后财务结算中心支付合同余款的40%。4、合同余款的10%作为质量保证金，待产品质量保证期满后由总后财务结算中心结清。八、违约金或者损失赔偿的计算方法违反本合同约定，违约方应当按合同法的规定承担违约责任。合同还约定了解决争议的方法、名词和术语的解释、附件。总后建工所在需方（甲方）处盖章，中联恒通公司在供方（乙方）处盖章。4、合同签订后，中联恒通公司内部安排研发及生产。2013年8月14日，中联恒通公司下发《新产品试制令号》，载明：试制依据根据公司2013年新产品科研计划和军方发布的中联恒通公司7020集装箱叉车中标通知，经公司办公会讨论研究决定，7020集装箱叉车研制项目正式启动新产品试制程序。试制要求：1、试制样机共2台。2、进度要求：2014年3月完成整车装配；2014年5月完成整车调试及工厂试验；2014年6月样机提供给军方进行定型试验。3、产品研究所尽快组织集装箱叉车技术交底会。4、请主机调度室根据本试制令号开始下发长周期采购件采购订单计划及主要结构投产计划，请各相关部门紧密配合，按期、按质、按量的完成该产品的试制工作。2013年10月28日，中联恒通公司下发《订单通知》载明：任务来源根据总后司（2012）661号《集装箱叉车研制任务书》的要求，由西安建工所与中联恒通公司联合研制14吨集装箱叉车。试制要求：1、试制样机共2台。2、进度要求（1）物资配套时间2014年1月30日；（2）2014年5月完成整车调试及工厂试验；（3）2014年6月样机提供给军方进行定性试验。3、技术要求请研究所2013年10月底提供所有生产所需技术资料。5、2013年9月23日，中联恒通公司与原总后建工所签订一份《采购合同》，中联恒通公司从原总后建工所采购7020控制系统2套，合同金额52万元。7020控制系统属于本案两台样机零部件，是样机的组成部分之一。6、2013年12月31日，甲方总后建工所与乙方中联恒通公司签订一份《集装箱叉车承制合同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经双方协商，在《集装箱叉车样机承制合同》的基础上，就具体细节执行问题达成以下补充协议：一、甲方承担的主要责任2、向乙方提供必要的技术资料及技术支持；4.2承担500小时作业及100公里行驶（以试验大纲为依据）可靠性试验燃油消耗费用；燃油消耗量以试验检测数据为准，即试验检测的每小时油耗和百公里油耗；样机技术审查通过后一个月内支付；4.3承担两台样机高低温试验期间各种油料的更换费用；4.4承担试验期间长沙-北京、天津、部队试验地之间的一次性运输费用；5、拥有该项目成果权及样机所有权；二、乙方承担的主要责任（一）样机试制及批量生产阶段（二）定型试验及部队适应性试验阶段；三、其他。总后建工所在甲方处盖章，中联恒通公司在乙方处盖章。7、2014年5月，总后建筑工程研究所出具一套《集装箱叉车科研样机出厂验收技术资料汇编》，包括：《科研任务书》、《研制总要求》、《样机承制合同》、《工程设计报告》、2013年3月21日《集装箱叉车工程设计方案评审意见》、2013年3月24日《集装箱叉车工程设计方案评审意见归零》、2013年3月26日《集装箱叉车工程设计方案复审意见》、2013年4月10日《集装箱叉车工程设计方案复审意见归零》、《集装箱叉车制造与验收技术条件》、《后勤军工产品定型试验大纲》、《集装箱叉车出厂验收细则》。8、2014年5月6日，总后司令部在长沙组织对集装箱叉车科研样机进行了验收，形成一份《集装箱叉车验收意见》。9、2014年11月12日的一份《集装箱叉车试验报告》，加盖了机械科学研究总院工程机械军用改装车试验场试验报告专用章以及国家工程机械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检验报告专用章，试验单位是机械科学研究工程机械军用改装车试验场，受检单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建筑工程研究所。主要内容包括：试验结论，附录A试验对象，附录B试验依据，附录C试验条件，附录D试验结果，附录E参试人员，附录F试验照片。试验报告主页载明：产品名称集装箱叉车；样机编号1号147020001,2号147020002；生产单位长沙中联恒通机械有限公司；受检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建筑工程研究所；试验类别定型试验；送样者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建筑工程研究所；试验日期：性能是2014年7月28日至2014年10月22日，100公里行驶可靠性试验是2014年8月14日至2014年8月17日，500小时作业可靠性试验是2014年8月17日至2014年9月14日；试验依据为国家标准、国家军用标准，详见附录B；试验项目为整机性能试验、100公里行驶可靠性试验、500小时作业可靠性试验。试验结论：1、样机所测技术参数和性能指标均满足设计要求。2、样机所测技术参数和性能指标均符合JB/T11037-2010和GB/T26474-2011标准要求。3、样机所测安全性指标均达到GB10827-1999和GB/T17992-2008标准要求。4、样机经过100KM行驶可靠性试验：两样机在100KM可靠性期间未发生故障，平均故障间隔里程为100KM,有效度为100%。5、样机经过500小时作业可靠性试验：1号样机，平均故障间隔时间为250小时，有效度为95.86%；2号样机，平均故障间隔时间为250小时，有效度为95.53%。10、2014年12月18日，总后司令部组织召开了定型技术审查初审会，对集装箱叉车进行了定型技术审查初审，建议通过初审，形成一份《集装箱叉车定型技术审查初审意见》。11、中联恒通公司为运输样机试验，支付运输费用合计334,760元。运费包括：A、2台集装箱叉车从长沙榔梨工业园至青海省格尔木市再转至天津市的运费293,040元，中联恒通公司提供一份2014年9月17日与长沙市灏健物流有限公司的《货物运输合同》、2014年10月30日的《2台集装箱叉车试验运输费用协议》、2015年1月5日长沙市灏健物流有限公司的《报价单》以及2015年6月26日长沙市灏健物流有限公司开具的运费发票293,040元；B、2台集装箱叉车从长沙榔梨工业园至望城往返共计4次，合计运费24,720元，中联恒通公司提供一份2014年7月1日与湖南君腾物流有限公司的《集装箱叉车运输协议》及2014年9月20日湖南君腾物流有限公司出具的《集装箱叉车运输明细表》及该公司开具的运费发票24,720元；C、2台集装箱叉车从天津至北京以及北京至天津，合计运费17,000元，中联恒通公司提供一份2014年9月25日与湖南龙驰物流有限公司签订的《集装箱叉车运输协议》及2014年10月30日湖南龙驰物流有限公司提供的《集装箱叉车运输明细表》、2015年7月29日湖南龙驰物流有限公司开具的两张运费17,000元的发票。12、2014年、2015年中联恒通公司支付样机试验燃油费用合计82,966.16元，并提供了加油费发票。13、2015年11月20日一份《价格确认表》（复印件）载明：采购方总后建筑工程研究所，供货方长沙中联恒通机械有限公司，装备名称集装箱叉车，数量2台，合同价格5,859,800元，审核价格5,907,074元，经审价小组实地对产品价格进行审核，最终确定本合同结算价款为5,907,074元，供货方中联恒通公司盖章，采购方审价人员签名有王某、徐某某、王某、王某某等人。14、2017年2月8日，中联恒通公司向原总后建工所出具一份《关于某重大项目5台集装箱叉车借款的复函》，其中表述“另我司2013年9月与贵所签订的集装箱叉车样机承制合同，该项目已于2015年1月完成评审并交付部队使用，并于当年11月完成了产品价格审核，确定合同结算价格为5,907,074元，但至今我司未收到该合同任何款项。我司为该项目科研和重大项目紧急生产，已经实际垫付了货款近2100多万，给公司现金流带来了很大压力，也请贵所协助将情况反馈给总部机关，协助催办合同执行和回款。”15、2017年5月15日，中联恒通公司向原总后建工所出具一份《回复函》，载明“2013年9月与贵所签订的集装箱叉车样机承制合同，2015年11月该项目完成产品价格审核，确定合同结算价格为5,907,074元，但至今我司未收到该研制合同任何款项……我司承诺：一旦收到集装箱叉车样机研制费用回款，立即支付贵所欠款，也请贵所协助将情况反馈给总部机关，协助催办合同执行和回款”。16、2018年12月20日，中联恒通公司向特种勤务研究所发出一份《债权债务问题确认函》，提到借款、采购控制系统、集装箱叉车样机承制等问题，表示针对债权债务善后处理问题，双方应当本着通盘考虑、综合磋商的原则进行协商。17、2019年1月18日，中联恒通公司向特种勤务研究所发出一份《催款函》，要求其支付合同价款。18、2019年1月29日，特种勤务研究所向中联恒通公司发出一份《回复函》，载明“2013年9月6日，原总后建筑工程研究所确曾与贵公司签署集装箱叉车《后勤科研项目样机（样品）承制合同》，该合同性质属于代签，原总后建筑工程研究所依约均不承受合同项下的权利与义务。”19、中联恒通公司在诉讼中委托北京大成（长沙）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为本案代理人，双方签订了一份《委托代理协议》，约定律师代理费10万元，并提供一份10万元律师服务费的发票。20、为查明事实，一审法院于2020年1月13日向特种勤务研究所发函，要求核实2015年11月20日的《价格确认表》上“王某”的身份及签名等问题，特种勤务研究所未答复一审法院。21、在案件审理中，中联恒通公司申请调查取证，一审法院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一采购服务站（原总后华东军用物资采购局）发去调查函，要求核实2015年11月20日的《价格确认表》上“王某”、“王某某”的身份及签名真实性等问题，2020年1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一采购服务站出具一份《回复函》，后邮寄至一审法院。《回复函》载明“贵院（2019）湘0121民初6728号调查函已收悉。经核实，贵院来函中提到的王某、王某某两名同志确系原总后华东军用物资采购局干部，目前，王某同志已退休、王某某同志已转业到地方工作，两名同志均在单位改革组建之前退出现役，未在联勤保障部队第一采购服务站工作。另经向王某同志核实，长沙中联恒通机械有限公司提供的2015年11月20日集装箱叉车《价格确认表》中王某签名确系本人所签署。”22、关于两台样机的去向，经询问，中联恒通公司陈述，样机目前在天津市政机械厂，受特种勤务研究所的委托而在天津市政机械厂保管。争议的事实及认定：一、《样机承制合同》及《补充协议》的缔约主体及合同义务承担的问题。中联恒通公司认为双方是长期的合作关系，从双方签订的合同及履行来看，特种勤务研究所就是合同当事人。特种勤务研究所认为《样机承制合同》是由原总后建工所代为签署，特种勤务研究所不是合同权利义务的相对方，只是代签，原总后建工所并非是合同项下实际意义上的缔约相对人，中联恒通公司应向合同相对人即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寻找对话，中联恒通公司起诉时选择的主体对象错误。经审查，一审法院认为，基于合同相对性原则，《样机承制合同》及《补充协议》上甲方（需方）是原总后建工所盖章，合同权利义务的承受方是原总后建工所，2台叉车在做定型试验时的受检单位和送样者均是原总后建工所，而特种勤务研究所承接原总后建工所的对外债权债务关系，故应由特种勤务研究所承担《样机承制合同》及《补充协议》中的权利与义务。特种勤务研究所辩称系代签，合同相对人即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但是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是代表谁在签订这些合同，也没有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的授权文件，其辩解意见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二、《样机承制合同》的法律性质问题。中联恒通公司认为，原总后建工所委托中联恒通公司依照相关技术要求研发并制造2台样机，双方签署的合同属于承揽合同。特种勤务研究所认为合同性质并非加工承揽关系，而是科研合作合同关系。经审查，一审法院认为，经原总后建工所邀请招标，中联恒通公司中标，双方签订了《样机承制合同》及《补充协议》，中联恒通公司按照合同约定的技术要求，研制2台14吨集装箱叉车，经过了整车装配、整车调试、工厂实验、定型实验等环节，从《样机承制合同》及《补充协议》的内容分析，约定了目标、技术要求、验收标准和方法、合同金额等内容，还约定总后建工所拥有项目成果权及样机所有权。根据《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之规定“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承揽包括加工、定作、修理、复制、测试、检验等工作。”本案中双方签订的《样机承制合同》及《补充协议》符合承揽合同的法律要件，合同性质属于承揽合同，特种勤务研究所辩称的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三、两台样机价格的确定及2015年11月20日的《价格确认表》的证据效力问题。特种勤务研究所认为中联恒通公司主张的合同价款5,907,074元缺乏合同依据和证据支持，中联恒通公司提供的一份2015年11月20日的《价格确认表》系复印件。经审查，一审法院认为，关于两台叉车的价格，《样机承制合同》第七条约定“本项目签订合同金额5,859,800元。合同金额为暂定价格，最终结算价格以样机出厂审批价格为准。”2015年11月20日，经原总后华东军用物资采购局组织审价确认并出具《价格确认表》，合同确认金额为5,907,074元，采购方审价人员有王某、徐某某、王某某、王某等人签名。该《价格确认表》虽然系复印件，在中联恒通公司申请调查取证后，一审法院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一采购服务站（原总后华东军用物资采购局）发去调查函，该单位回复函，确认“王某”签名的真实性，可以作为证据来认定《价格确认表》的真实性。一审法院向特种勤务研究所发函，要求核实“王某”签名的真实性等问题，特种勤务研究所未回复。结合《样机承制合同》及《价格确认表》一审法院认定两台集装箱叉车样机价格为5,907,074元。特种勤务研究所没有提供足以推翻价格确认的证据，其辩解意见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认为：中联恒通公司与原总后建工所签订的《样机承制合同》及《补充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合同当事人均应依诚实信用原则全面、严格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一、中联恒通公司已按照合同约定完成两台样机的定作，样机出厂验收合格，完成了定型技术审查，并将样机运输至指定地点进行试验，实验报告也已确认样机通过了试验，中联恒通公司已履行合同约定的研发制造义务，原总后建工所的合同义务由特种勤务研究所承受，特种勤务研究所应支付相应的合同价款，根据《样机承制合同》及《价格确认表》，一审法院认定合同价款为5,907,074元，故中联恒通公司要求特种勤务研究所支付合同款5,907,074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特种勤务研究所未及时给付合同款，已经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其拖欠合同款的行为已造成中联恒通公司合理的利息损失，一审法院支持从审价以后即2015年11月21日起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息计算至全部清偿之日止的利息。二、关于中联恒通公司主张的运费、燃油费的诉讼请求，《样机承制合同》及《补充协议》约定了由原总后建工所承担样机试验过程中的运费、燃油费，且中联恒通公司提供了相应的运输合同、发票及加油费发票，故一审法院对中联恒通公司要求特种勤务研究所支付运费334,760元、燃油费82,966.16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补充协议》中并没有约定未按时支付运费和燃油费的违约责任，故中联恒通公司要求支付运费和燃油费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三、关于中联恒通公司主张的维权产生的律师费10万元的诉讼请求，中联恒通公司提供了委托代理合同及律师费发票，考虑到双方长期的业务合作关系及律师费非必需的开支，对该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百五十一条、第二百六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第二款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研究院特种勤务研究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长沙中联恒通机械有限公司合同款5,907,074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5,907,074元为计算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从2015年11月21日起计算至合同款实际清偿之日止）；二、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研究院特种勤务研究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长沙中联恒通机械有限公司试验燃油费用82,966.16元；三、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研究院特种勤务研究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长沙中联恒通机械有限公司样机运输费用334,760元；四、驳回长沙中联恒通机械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8,980元，由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研究院特种勤务研究所负担。二审期间，中联恒通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湖南省长沙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湘民初1015号判决书，拟证明此判决中的标的物是本案承揽合同的标的物的组成部分。特种勤务研究所质证称：该判决已生效，虽然具备作为判决书的较强证明力，但是该判决并不能支持中联恒通公司提出的抗辩主张。该案案由为买卖合同纠纷，反映出该案合同既不是本案承制合同条款的共同组成部分，也不构成合同附件，反而更加能够在合理逻辑上印证出中联恒通公司并非承制合同的缔约相对人这一事实。否则，该买卖合同也就没有成立以及履行的必要。另一方面，该案判决主文为判令中联恒通公司向特种勤务研究所支付货款。该判决清楚地表明该案合同与本案不存在标的重叠或者交叉关系，故该案裁判也就根本不需要依赖本案生效判决作为先决条件。其次，中联恒通公司予以特别引述的该案判决第七页部分内容，乃是在“双方当事人有争议的事实”当中予以表述，其本身并不属于判决主文，故依法不能作为判决证据予以援引使用。更何况，就判决主文的内容看，中联恒通公司负有向特种勤务研究院支付货款的义务，且该义务的履行并未有任何附加限定的条件。最后，中联恒通公司既然妄称特种勤务研究院依法要求其自动履行生效判决义务乃是一种行为上的要挟。恳请二审法院就中联恒通公司“要挟”之谓，当庭予以训诫。本院认证如下：（2020）湘民初1015号判决已经生效，该判决载明部分内容与本案相关，故本院予以采信。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本案案由的问题；2、合同相对方的问题；3、一审法院审理程序问题；4、合同价款的认定问题；5、逾期付款利息的起算时间；6、燃油费用和样机运输费用应否支持。关于本案案由的问题。本院认为，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技术合作开发合同是指当事人合作就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或者新材料及其系统的研究开发，按照约定进行投资并分工参与研究开发工作所订立的合同。本案中，中联恒通公司与原总后建工所签订的《后勤科研项目样机（样品）承制合同》约定由原总后建工所向中联恒通公司提供工程设计报告全套技术资料、全套工程设计图纸，中联恒通公司根据原总后建工所的前述图纸制造两台集装箱叉车的工程样机，工程样机完工后以技术鉴定方式验收，验收合格后工程样机所有权归原总后建工所。根据双方签订的合同，中联恒通公司系根据原总后建工所提供的图纸生产集装箱叉车，并非与原总后建工所共同研发集装箱叉车，该合同应为承揽合同。因此，一审法院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在判决时将本案案由径行变更为承揽合同纠纷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关于合同相对方的问题。本院认为，涉案《后勤科研项目样机（样品）承制合同》的签订方为中联恒通公司与原总后建工所。虽然合同约定由原总后司令部组织价格审核，由总后财务结算中心向中联恒通公司付款，但是该约定仅系原总后建工所与其上级之间的内部财务程序问题，并不能据此否定原总后建工所的合同相对方身份。因此，特种勤务研究所作为承接原总后建工所债权债务关系的单位，其有义务就涉案合同项下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关于一审法院审理程序问题。本院认为，一审法院审理程序不存在违法行为。具体分述如下：1、中联恒通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民事起诉状有明确的原告、被告、诉讼请求，具状人处加盖有中联恒通公司的公章，该民事起诉状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对特种勤务研究所以该起诉状不符合受案规定要求中联恒通公司对起诉状补正后再行开庭审理的意见未予采纳，并无不当。2、一审法院在裁定将本案由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后，依法向双方当事人送达了民事裁定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开庭传票，程序合法。3、一审法院对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了举证、质证，一审判决中未明确载明一审法院对证据认证的内容，系文书内容简化，不违反法律规定。4、中联恒通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调查取证申请函》申请对《价格确认表》上签字人核实情况。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当事人及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可以在举证期限届满前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因《价格确认表》上签字人均系军队人员，中联恒通公司无法向其核实情况，故其可依据前述法律规定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一审法院依申请向特种勤务研究所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一采购服务部致函调查核实并无不当。5、法律规定将迟延履行的损失以利息的方式加以计算，因此，中联恒通公司所主张的利息损失其实质为其因特种勤务研究所逾期付款所造成的利息损失，一审法院判决特种勤务研究所支付逾期付款利息符合法律规定，亦符合中联恒通公司的诉请。关于合同价款的认定问题。本院认为，中联恒通公司与原总后建工所签订的《后勤科研项目样机（样品）承制合同》明确约定最终结算价格以样机出厂审价价格为准。样机出厂检验合格后，由原总后司令部组织审价。而中联恒通公司提交了一份《价格确认表》明确审核价格为5,907,074元。虽然该《价格确认表》系复印件，但经一审法院函致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一采购服务站调查核实，该《价格确认表》中签字的王某确认该表中“王某”二字系其所签。因此，该《价格确认表》的真实性可予采信。据此，该价格确认表中审核价格应为涉案合同的结算价格，一审法院据此支持中联恒通公司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关于特种勤务研究所上诉称一审法院未对合同价款委托司法鉴定存在程序违法的意见，本院认为，合同明确约定由原总后司令部组织人员审价，中联恒通公司提交的证据亦可证明样机检验合格后，原总后司令部组织人员进行了审价，因此，涉案合同价款无需司法鉴定即可确定，一审法院未对此委托司法鉴定并不违法。关于逾期付款利息起算时间的问题。本院认为，依据中联恒通公司与原总后建工所签订的《后勤科研项目样机（样品）承制合同》，原总后建工所应自合同生效后即向中联恒通公司支付合同金额的50%，于原总后司令部审价后支付合同余款50%。合同生效后，原总后建工所未按合同约定支付合同金额的50%，在合同价格审核确定后，亦未支付剩余的50%合同价款。现查明，原总后司令部已于2015年11月20日对涉案合同价格进行审核确认。中联恒通公司主张自合同价格审核确定之日的次日起计算利息损失，系其对自身实体权利的处分，亦符合法律规定，因此，一审法院自2015年11月21日起计算逾期付款利息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关于燃油费用和样机运输费用应否支持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中联恒通公司与原总后建工所签订的《“集装箱叉车”承制合同补充协议》明确约定原总后建工所承担500h作业及100km行驶可靠性试验燃油（柴油）消耗费用、承担试验期间长沙-北京、天津、部队试验地之间的一次性运输费用。现中联恒通公司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其为运输样机试验支付运输费用334,760元和燃油费用82,966.16元，则依据补充协议约定，特种勤务研究所应向中联恒通公司支付前述两笔费用。综上所述，特种勤务研究所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8,980元，由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研究院特种勤务研究所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盛知霜审判员  王晓虹审判员  曾 明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周丽花书记员谢鋆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