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凌源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1382民初754号原告：韩国强，男，1958年7月1日出生，汉族，退休职工，住凌源市。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凌源市支行，住所地凌源市市府路东段**。负责人：孙宗伟，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靳万云，女，1975年10月22日出生，蒙古族，该银行员工，住朝阳市双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程超，男，1967年1月19日出生，汉族，该银行员工，住凌源市。原告韩国强与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凌源市支行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2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韩国强，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凌源市支行负责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靳万云、程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给付原告自2002年11月15日至2009年2月1日止期间未支付的工资款及效益工资、福利待遇等总计人民币474,567.73元；2、请求依法判令被告给付原告同等退休后应得的差额款每月580元；3、由被告承担原告多年因“转岗”事宜上访而发生的一切费用20,000元；4、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本案在庭审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1.请求判令被告给付原告2002年11月15至日2009年2月1日期间未支付的工资款、福利待遇等841,948.75元。2.请求判令被告给付原告同等同年正常职工退休月工资待遇标准。3、请求判令被告给付原告自2002年11至退休期间住房公积金差额款。4、由被告承担原告因转岗事宜上访而发生的一切费用20,000元。5、本案诉讼费用及打字复印费329.5元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与被告形成不固定期限劳动关系，被告于2002年以“转岗”的形式无故扣发原告工资，只发放当地最低生活保障200元，直至原告多年上访，在2009年才回到工作岗位继续履行原劳动合同。在2002年至2009年期间，被告的行为违反《劳动合同法》，且在原告退休后发现，与原告同等条件下退休的职工每月发放的月工资比原告多580元，由于被告在原告发放最低生活保障期间未能如期足够缴纳相应的保险所致，其应承担此责任。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凌源市支行辩称：一、原告主张给付2002年11月15至日2009年2月1日期间未支付的工资款及效益工资、福利等已超过仲裁时效和诉讼时效。二、本案原告主张的期间是2002年11月至2009年2月，其诉状中认为被告违反《劳动合同法》是不正确的，因为该法于2008年1月1日起生效，对其生效前的事实行为不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三、被告不存在未支付原告上述期间工资情况。2002年9月为适应机构撤并和推广ABIS后岗位调整的需要，凌源支行依据省、市行关于调整基层营业机构人员结构的文件要求进行了基层营业机构人员结构调整。原告属于本次调整范围之一。按文件规定调整范围内所有人员经过考试、考核竞聘上岗，对未获得岗位的人员经过培训，安排其从事代理保险业务，保险代理营销员人身非常自由，不用签到签退，无需每天到单位“坐班”。其工资收入由基础工资和绩效工资两部分组成，基础工资在基本工资基础上加100元构成，按月足额发放；绩效工资为代理保险公司按险种核算支付给个人的直接代理手续费，由代理保险公司经保险代理部按规定的结算时间发放。保险营销员仍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待遇，由单位和个人按国家规定分别缴纳。四、被告于2002年进行基层营业机构人员结构调整合理合法。基层营业机构撤并和ABIS系统上线属于因生产经营需要从而对员工岗位进行调整，属于被告行使用工自主权范畴。为保证公开、公平、公正，被告于2002年10月18日召开了全行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了“中国农业银行凌源市支行调整基层营业机构人员结构实施细则”并印发执行。依照“实施细则”规定，通过考试、考核竞聘进行岗位调整,当时参加考试、民主测评人员173人，考试、测评排名靠后的79人未竞聘到岗需进行岗位调整，调整员工工作岗位并不仅是针对原告，当时被告银行绝大多数人员都参加了考试，调岗不具有侮辱性和惩罚性。岗位调整后双方已实际履行，被告正常为原告发工资，原告在新岗位上工作超过一个月并没有提出异议。根据最高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纠纷的司法解释规定，原告现在提出异议不应得到支持。岗位调整后员工工资确实有变化，也属于正常现象，岗位不同、工作性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对人身自由的约束自然不同。代理保险营销员在完全享受人身自由的情况下，通俗讲就是这些“转岗”员工即使不上班，被告仍保证其工资收入高于当时当地最低生活保障和最低工资标准的收入，并不是原告诉状中所称“只发放当地最低生活保障200元”。争议期间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每人每月分别为130元（2002年-2003年）、141元（2004年-2005年）、151元（2006年-2007年）、181元（2008年）和230元（2009年）；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每人每月分别为240元（2002年-2004年）、350元（2005年—2006年）、420元（2007年）、530元（2008年-2009年）。被告为原告发放的月工资扣除“三险一金”后仍远高于上述标准，且按月足额发放，不存在未支付工资、福利待遇等情况。原告工资基数决定养老保险缴费金额，被告按规定比例足额为原告缴纳了养老保险费，与其他员工退休工资存在差异也属正常。综上，原告起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1、原告提交的凌源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凌劳人仲字2019第（10）号不予受理申诉通知书；2、原告提交劳动合同书；3、原告提交的凌源市支行对部分转岗职工上访问题的答复、中国农业银行辽宁省分行群众来信转办单、中国农业银行辽宁省分行来信事项转送单、中国农业银行辽宁省分行复核意见书、国家信访局答复；4、被告提交的原告的辽宁省城镇企业职工退休待遇核定表；5、经被告申请本院在中国农业银行凌源支行调取的原告韩国强2002年1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被告为原告发放工资打卡及存折流水情况。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原告提交的凌源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凌劳裁字（2006）第3号裁决书及2009年共产党员半月刊中的文章。因该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2、原告提交的2009年中国农业银行员工工资清单、绩效工资分配表、2016年工资发放台账。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3、原告提交的原告及同事的辽宁省城镇企业职工退休待遇核定表，证明原告退休工资与同事退休工资每月存在1,050元的差额。因该证据系复印件，且二人的工作性质等不同，故本院对原告的证明目的不予确认；4、原告提交的被告凌源支行2002年经营预测情况的汇报及2014年、2016年、2017年劳动节假期值班表，证明当时转岗有临时工占用编制未裁员。该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5、被告提交的争议期间原告工资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和最低工资标准对比情况表、原告与同岗位员工工资情况。证明原告在基层人员结构调整后月工资都高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工资和最低工资标准。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6、被告提交的中国农业银行辽宁省分行办公室文件[辽农银办发（2002）218号]“中国农业银行辽宁省分行关于调整基层营业机构人员结构的意见”、中国农业银行朝阳市分行文件[朝农银发（2002）80号]“关于印发中国农业银行朝阳市分行调整基层营业机构人员结构实施方案的通知”及“中国农业银行朝阳市分行调整基层营业机构人员结构实施方案”、中国农业银行凌源市支行办公室文件[凌农银办发（2002）23号]及“中国农业银行凌源市支行调整基层营业机构人员结构实施细则”。证明被告根据省、市、县行文件规定从2002年对基层营业机构人员进行了调整，调整的实施细则经过了职代会的通过，程序合法。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7、被告提交的2002年11月至2009年2月工资发放表及原告的发放工资情况。证明原告在岗位调整后，被告一直为原告发放工资，实发工资标准高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应发工资高于最低工资标准。原告认可每年只领取了生活费及取暖费和药费，未支付工资。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的事实如下：1998年1月1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无固定期的劳动合同，合同约定经考核后将原告分配从事信贷岗位工作。2002年8月中国农业银行辽宁省分行在进行调整基层营业机构人员结构过程中，被告根据中国农业银行辽宁省分行办公室文件[辽农银办发（2002）218号]“中国农业银行辽宁省分行关于调整基层营业机构人员结构的意见”、中国农业银行朝阳市分行文件[朝农银发（2002）80号]“关于印发中国农业银行朝阳市分行调整基层营业机构人员结构实施方案的通知”及“中国农业银行朝阳市分行调整基层营业机构人员结构实施方案”的精神，于2002年10月18日召开了中国农业银行凌源市支行二届六次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了“中国农业银行凌源市支行调整基层营业机构人员结构实施细则”并印发了“中国农业银行凌源市支行办公室文件[凌农银办发（2002）23号]“中国农业银行凌源市支行二届六次职工代表大会决议”。依照该实施细则规定：被告通过考试、考核、竞聘上岗等方式对包括原告在内所有职工进行岗位调整。考试、考核成绩公示后，按高到低的顺序竞聘上岗，对未获得岗位的人员经过转岗培训，安排其从事代理保险业务。保险代理营销员的工资收入由基础工资和绩效工资两部分组成，“基础工资”由工改后的基本工资加100元构成，按月足额发放；“绩效工资”为代理保险公司按险种核算支付给个人的直接代理手续费，由代理保险公司经保险代理部按规定的结算时间发放。保险营销员仍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待遇，由单位和个人按国家规定分别缴纳。原告在本次调整基层营业机构人员结构中属于未获得岗位的转岗人员之一，岗位调整后原告在转岗后的岗位工作至2009年3月又重新回到原工作岗位继续履行原劳动合同。自2002年11月至2009年2月期间在原告转岗期间被告按月支付了原告的工资及相关待遇。其中2002年11月至2004年1月被告以发放现金方式为原告支付工资，虽从被告“机关及直属工资发放表”中体现不是原告韩国强本人签字领取的工资，但系由本部门人员为该部门统一代领。2004年2月至2009年2月被告均系以转账方式将原告工资打入其银行卡中。其中：2002年11月至2003年12月被告按月支付原告工资，计3,882.7元；2004年1月至12月被告按月支付原告工资，计3,682.7元；2005年1月至12月被告按月支付原告工资，计4,724.6元；2006年1月至12月被告按月支付原告工资，计4,129元；2007年1月至12月被告按月支付原告工资，计4,452.56元；2008年1月至12月被告按月支付原告工资，计6,642.54元；2009年1月至2月被告支付原告工资，计1,888.34元。以上工资发放表中载明的数额与银行转账转入原告工资卡的数额相符。原告在转岗期间被告按国家规定分别为原告缴纳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等费用。2003年起原告因转岗的相关事宜曾到有关部门上访。2018年2月原告正常退休，并已按月领取相应的退休养老金。2019年1月15日原告向仲裁机构提出仲裁申请，凌源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原告的仲裁申请已超出仲裁时效为由决定不予受理，并作出了凌劳人仲字2019第（10）号不予受理申诉通知书。为此，原告诉至本院。本院认为，原告于1998年1月1日与被告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自此双方已建立了劳动关系。2002年为适应机构撤并和岗位调整的需要，被告依据省、市两级关于调整基层营业机构人员结构文件精神要求，并经职代会通过印发执行“中国农业银行凌源市支行调整基层营业机构人员结构实施细则”，依照该实施细则的规定，原告属于转岗人员之一。根据被告提供的工资发放表及申请法院调取的原告银行工资卡流水情况来看，自2002年11月至2009年2月原告转岗期间，被告已按原告实际工作情况支付了原告工资及相关待遇，并为原告缴纳了相关的社会保险费用。故原告要求被告给付2002年11月至2009年2月期间未支付的工资款、福利待遇等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被告给付原告同等同年正常职工退休月工资待遇标准及给付自2002年11至退休期间住房公积金差额款的诉请，因有关职工退休待遇及公积金缴纳的问题属于行政部门的职责范围，并非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人身关系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案范围，故本院不予处理。关于原告主张由被告承担因转岗事宜上访而发生的一切费用等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被告辩称原告的主张已超过仲裁和诉讼时效，因原告虽未在时效期间内通过仲裁或诉讼的方式主张权利，但其并未放弃主张权利。故原告的抗辩理由缺乏依据，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韩国强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韩国强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 连人民陪审员  赵晓东人民陪审员  李 妍二〇一九年九月九日书 记 员  宋庆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