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02民终1005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青岛汇胜蔬菜专业合作社，住所地山东省平度市南村镇大西头中村南亭路**地板工业园区内。 法定代表人：徐国洪，理事长。 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国洪，男，1973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平度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徐云太，男，1971年1月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平度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徐会斌，男，1970年5月1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平度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国静，男，1969年4月2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平度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徐洪下，男，1971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平度市。 六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崇斌，山东元冠律师事务所律师。 六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心悦，山东元冠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杰，男，1967年1月1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平度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辛雷明，山东盈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仲崇新，山东盈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青岛汇胜蔬菜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汇胜合作社）、徐国洪、徐云太、徐会斌、徐国静、徐洪下因与被上诉人朱杰仓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平度市人民法院(2019)鲁0283民初2454号民事判决，于2019年9月18日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日立案受理后，由审判员冯梅担任审判长，审判员曲波主审，与审判员胡金鳌共同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汇胜合作社、徐国洪、徐云太、徐会斌、徐国静、徐洪下共同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并改判驳回朱杰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导致判决结果错误。一、本案事实是：朱杰、徐会斌和华某一起合伙收储大蒜，储存在徐会斌的冷库中，因大蒜价格下跌，导致储存时间过长，大蒜出现霉变，但与汇胜合作社无任何关系，更与合作社成员即五位自然人上诉人无关。1、关于大蒜收储过程。朱杰和徐会斌是多年好友，徐会斌个人有冷库一处，经营大葱收储。朱杰于2017年6月份找到徐会斌和华某，协商三人一起出资收购大蒜储存赚钱，三人约定朱杰负责收购、质量把关和联系卖货，华某负责记账和看管工人加工入库、出库，徐会斌负责冷库（技术指导员由朱杰联系的刘善鹏负责）。收购方式为三人共同收货、共同出货，华某在账面上登记大蒜数量，不区分实物。开始先由朱杰收购大蒜放至1号冷库，收购数量为194.45吨，1号库是朱杰为台湾老板储存的；2号库共收购207.622吨，是朱杰负责收购的，三人共同出资收购，徐会斌和华某出资586,900元（其中40万元是徐会斌通过银行转账给朱杰，186,900元是徐会斌在大蒜收购中支付的现金）。大蒜入库结束后，朱杰持空白入库单找华某，要求华某填写入库数量和约定存储期限，储存六个月每吨320元，称以此单据作为台湾老板给徐会斌制冷费结算证明。华某无任何防备，便根据朱杰的要求及收购大蒜数量予以填写，之后当场交给朱杰。大蒜入库后，价格开始一路下跌，六个月储存期满，价格仍然下跌，徐会斌多次要求朱杰尽早出货，由于三人约定大蒜买卖权由朱杰决定，朱杰决定一再延期。2018年5月份，华某和徐国洪（徐会斌冷库雇佣人员）发现大蒜出现霉点，当天告知朱杰和刘善鹏，刘善鹏分析大蒜出现霉点是因装大蒜的袋子密度太大，透气性不好缺氧造成，如果储存超过六个月，应在袋子上打孔，利于通风，且袋子不应垛的太高，当时只是约定存六个月，故这些工作未做好，现在没法做了，刘善鹏建议用烟熏改善。在刘善鹏指导下，对库存大蒜进行了烟熏（烟熏剂由朱杰联系，华某支付费用）。期间，徐会斌、华某多次强烈要求朱杰在新蒜上市前把库存大蒜卖掉，而朱杰认为亏本太大，迟迟不同意。到2018年11月初，发现大蒜出现霉变，无奈之下，朱杰才同意开始出售，至此，大蒜储存已达十八个月。期间朱杰想通过剥大蒜米、烤蒜片来减少损失，徐会斌和华某不同意，认为这样不能减少损失，当时销售大蒜已迫在眉睫，若不及时销售止损，损失将会巨大，故徐会斌和华某不同意继续存放，也不同意加工，要求出售大蒜，避免更大损失，在此情况下，朱杰才开始同意出售大蒜。即便如此，从2018年5月发现大蒜出现霉点到2018年12月出现霉变，由于朱杰判断市场价格失误的原因造成三人损失巨大，粗略计算徐会斌和华某的损失达59万余元。综上，在大蒜收储的整个过程中，针对三人合伙收储的2号库的大蒜收购、付款、加工、装卸、烟熏及销售情况，华某作为记账人，均有详细记录（一审提供记账本），足以证实，确与上诉人无关。2、关于冷库。案涉冷库“汇胜冷库”是徐会斌个人在2010年之前建设的，一审庭审中，上诉人提交的平国用（2010）第00088号国有土地使用证、2009年2月13日南村镇财政所收取的土地使用费收据足以证实。而汇胜合作社成立于2013年10月22日，合作社成员五名，即本案五名自然人上诉人，合作社成员的出资方式为货币出资，徐会斌并未以冷库出资，上诉人提交的合作社工商登记档案材料有明确清楚的记载。案涉冷库与汇胜合作社无任何关系，汇胜合作社与朱杰之间不存在仓储合同关系。3、关于汇胜合作社。汇胜合作社五名成员都属于南村镇姜家埠村村民。2013年10月22日，经徐国洪提议，为解决社员蔬菜买卖难的问题而成立，同时，也为了能享受国家对农业合作社的扶持政策，5人共同以货币出资形式成立合作社，但合作社成立后，姜家埠村的土地被征用，社员没地可种，合作社无法运作，出资也无到位必要，导致汇胜合作社成立后一直未实际经营。上诉人也曾到工商部门申请注销过，但工商部门要求全体社员到场签字才能注销，因合作成员徐国静一直在兰州打工，徐洪下给别人开大货车，很少回家，因此，由于合作社成员未全体到场而迟迟未注销。后为避免进入企业黑名单，上诉人只能每年在企业年度报表报空表。汇胜合作社自成立以来因无任何业务，甚至一度想注销，故自始至终未刻制公章。这一事实，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曾提交汇胜合作社工商登记材料和平度市公安局关于汇胜合作社未在公章备案机关刻制公章的回复函予以证实。二、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有以下三部分。1、错误认定：2017年7月4日和2017年7月20日，朱杰分两次共存入汇胜合作社冷库大蒜297.212吨，并约定仓储费为320元/吨/6个月，汇胜合作社为朱杰出具入库单两份。首先，此两份入库单虽然盖有汇胜合作社的公章，但此公章并非汇胜合作社出具，也非汇胜合作社公章，汇胜合作社从来未刻制过公章。此两份入库单是作为合伙事务记账人的华某根据朱杰的要求填写，入库单的纸张是由朱杰提供，朱杰称是便于其和徐会斌结算制冷费和存储时间（华某在一审庭审中曾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其次，此两份入库单出现上诉人的公章真实性问题，是认定本案事实的焦点问题。一审庭审中，在上诉人能够证明未刻制过公章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也未要求朱杰举证证明此两份入库单所盖公章的来源，违背了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三，此两份入库单备注注明储存6个月，每吨320元，并非是一审法院认定的每6个月每吨320元，此违背仓储习惯。朱杰在一审中明确承认大蒜系“新鲜蔬菜”，其作为常年从事大蒜收储业务的专业人士，知道大蒜的正常储存期限为6个月，如果按照一审法院的认定，每6个月每吨320元，变成了无限期的储存，特别是对新鲜蔬菜来讲是不可能的，违背了常理，在平度当地大蒜的仓储期限，习惯是按照6个月计收的。2、错误地将朱杰付给徐会斌的制冷费261,832元认定为系付给汇胜合作社。涉案冷库系徐会斌所有而非汇胜合作社所有。同时朱杰也无证据证明徐会斌是汇胜合作社的工作人员，无证据证明徐会斌是受汇胜合作社委托收取制冷费，故徐会斌收取制冷费是个人行为。一审法院认定徐会斌收取的制冷费是朱杰付给汇胜合作社的，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甚至很荒谬。3、认定2018年12月份山东省苍山大蒜市场四六瓣大蒜的市场价格为每斤2.1-2.2元，进而认定被上诉人的损失为951,054.56元，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显属错误。一审庭审中上诉人就此提出异议，被上诉人对其主张的损失无确凿证据予以证实，而一审法院在未经过有资质的第三方评估机构进行评估的情况下即作出损失认定，明显存在错误，有失法律公平公正。三、原审法院程序错误。一审庭审中，针对涉案入库单上汇胜合作社公章的真实性问题，是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为查明事实，上诉人向原审法院申请调查令，到公安部门调取汇胜合作社成立后公章的刻制情况，平度市公安局回函，证明汇胜合作社成立后未刻制公章。被上诉人也未举证证明汇胜合作社在其他场所或机构使用过相同公章，故被上诉人对涉案入库单所加盖公章的来源未完成举证责任。对此焦点问题，一审判决书遗漏主要证据--公安回函，故意回避而无任何释明即采信被上诉人的主张，径行认定被上诉人与汇胜合作社发生仓储业务合同关系，与法相悖，与事实不符，属程序错误。四、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汇胜合作社与朱杰无业务关系，汇胜合作社从未开展过业务，未曾经营，案涉冷库是徐会斌个人所有，与汇胜合作社无关，同时对于本案造成储存大蒜霉变的原因，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已举证证明2018年5月即发现大蒜出现霉点，随即告知了朱杰，朱杰也安排刘善鹏进行了分析，得出结论是：包装、加工是按照储存6个月进行，储存期限超过6个月，包装袋必须打孔，大蒜加工必须经过辐射。出现霉点是由于储存期限过长导致透气性不好，缺氧造成的，已无法更改。此足以证明涉案大蒜的霉变是因严重超过储存期限造成的，朱杰和徐会斌、华某的本意是储存6个月，是朱杰的决定导致严重超期储存，因此，一审法院依据《合同法》第107条、第113条第一款、第394条之规定，判决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属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上诉人未与被上诉人发生仓储业务，案涉冷库非汇胜合作社所有或经营，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公正裁决。 朱杰答辩称：一、上诉人一直认可涉案腐烂大蒜分为1号库和2号库分别仓储并认为1号库194.45吨系朱杰为台湾老板储存的，也就是说此194.45吨与上诉人所称的合伙无关。但上诉人却又主张本案是合伙纠纷，明显自相矛盾。二、上诉人在大蒜入库后给朱杰出具了入库单并注明了仓储大蒜的仓储库号、品名、规格、单位、重量、数量、仓储价格，且在涉案大蒜卖出时强行扣仓储费至出售时的26万余元，而出售大蒜也是上诉人单独出售，并无上诉人所称的任何合伙行为。三、上诉人上诉称“大蒜入库结束后，朱杰持空白入库单找华某，要求华某填写入库数量和约定存诸期限，称以此单据作为台湾老板给徐会斌制冷费结算的证明，华某无任何防备，便根据朱杰的要求及收购大蒜数量予以填写，之后当场交付给朱杰。”此段内容明显违反常理。首先，上诉人仓储大蒜时不可能预见仓储的大蒜会发芽变质，也不会想到会发生今天的诉讼，上诉人和华某当时只是根据事实填写，不存在任何防备心理，更不可能是朱杰当时便知道大蒜要在日后腐烂变质而违反合伙意愿让上诉人出具入库单。相反，到现在为止，上诉人也未提交任何有效证据证明双方是合伙关系。四、涉案仓储大蒜在入库后的价格下降属实，但仓储物品的价格变化属正常的商业风险，如果涉案大蒜未腐烂变质，因市场价格下降造成的损失属正常投资风险，朱杰也不会起诉。本案的关键是涉案大蒜腐烂变质的原因是上诉人未控制好冷库温度，且未及时发现大蒜的发芽变质，未尽到仓储义务造成的。五、汇胜合作社虽拒不承认涉案入库单上的公章系其印章，并称其从未在公安机关刻印并备案，但本案证人华某是徐会斌的姨表兄弟，且承认其也在涉案冷库中储藏大蒜，因此，华某填写入库单的行为合情合理。况且汇胜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徐国洪在涉案大蒜出库单中代表汇胜合作社签字的行为应认定为履行汇胜合作社的职务行为，且汇胜合作社的经营范围也有冷储业务，足以证明汇胜合作社是本案仓储合同的相对方，其应承担保管不善的责任。一审庭审中，徐会斌虽自认涉案冷库是其自己所有，但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其自认行为明显是想为汇胜合作社和其他被告逃避责任。因汇胜合作社成员均未实际出资，因此，全部合作社成员也应在其未出资金额内承担责任。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朱杰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依法判令汇胜合作社、徐国洪、徐云太、徐会斌、徐国静、徐洪下共同向朱杰支付存货损失1,046,109元。事实和理由：2017年7月4日和2017年7月20日，朱杰分两次将合计297.212吨质量上乘的平度四六瓣大蒜储存于汇胜合作社的仓库中冷藏，朱杰已将261,832元仓储费向汇胜合作社全部支付完毕。存储期间，由于汇胜合作社保管不善导致大蒜大量腐烂变质，朱杰对此并不知情。直到2018年11月份，朱杰才发现并将腐烂变质的大蒜全部处置，折算成市价共损失货款1,046,109元。作为仓储方应具有专业仓储经验，妥善保管存储货物，但汇胜合作社却未尽到相应仓储义务导致货物损坏，给朱杰造成巨大财产损失，汇胜合作社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徐国洪、徐云太、徐会斌、徐国静、徐洪下作为汇胜合作社的成员出资不到位，理应在其应出资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经朱杰多次催告索赔，汇胜合作社、徐国洪、徐云太、徐会斌、徐国静、徐洪下拒不赔偿。 汇胜合作社、徐国洪、徐云太、徐会斌、徐国静、徐洪下在一审中共同答辩称：朱杰所诉主体不适格，朱杰与汇胜合作社从未发生仓储合同关系，徐国洪、徐云太、徐会斌、徐国静、徐洪下作为汇胜合作社的成员，与朱杰也不存在仓储合同关系，故朱杰所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朱杰的诉请。 原审查明，2017年7月4日和2017年7月20日，朱杰分两次共存入汇胜合作社冷库大蒜297.212吨，约定仓储费320元/吨/6个月，汇胜合作社为朱杰出具入库单两份。2018年5月19日，朱杰给徐会斌5万元，2018年10月11日，朱杰给徐会斌5万元。2018年9月10日，徐会斌为朱杰出具收到制冷费10万元的收条。2018年12月16日至2018年12月27日，朱杰变卖大蒜抵顶仓储费161,832元。朱杰共给付汇胜合作社仓储费261,832元。2018年11月，朱杰发现存在汇胜合作社冷库的大蒜腐烂变质。2018年12月16日至2018年12月27日，朱杰对冷库里的大蒜变卖处理共得款202,128元（38,810+40,280+38,600+30,366+25,346+22,134+6,592），其中161,832元抵顶了仓储费。 2013年10月22日，徐国洪、徐云太、徐会斌、徐国静、徐洪下共同协议出资486万元设立汇胜合作社。汇胜合作社成员出资清单列明，徐国洪出资100万元，徐云太出资96万元、徐会斌出资98万元、徐国静出资96万元、徐洪下出资96万元。汇胜合作社于2013年10月24日成立，成员为徐国洪、徐云太、徐会斌、徐国静、徐洪下，徐国洪为汇胜合作社法定代表人。汇胜合作社自成立至今，合作社成员徐国洪、徐云太、徐会斌、徐国静、徐洪下均未出资。 2018年12月份，山东省苍山大蒜市场四六瓣大蒜的市场价格为每斤2.1元-2.2元。 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应按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根据2017年7月4日和2017年7月20日汇胜合作社为朱杰出具的入库单，足以认定双方之间存在仓储合同关系。朱杰已将大蒜297.212吨储存在汇胜合作社冷库中，并按约向汇胜合作社支付了仓储费，该仓储合同生效并已实际履行。双方并未约定储存期限，在储存期间汇胜合作社亦未通知朱杰出库，且汇胜合作社已按实际储存期间收取了朱杰的储存费261,832元，故本案应视为不定期储存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八十四条规定：“保管人应按约定对入库仓储物进行验收；保管人验收时发现入库仓储物与约定不符的，应及时通知存货人；保管人验收后，发生仓储物的品种、数量、质量不符合约定的，保管人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本案中，朱杰委托汇胜合作社仓储大蒜时，汇胜合作社对大蒜进行了验收并出具了入库单并未对大蒜质量提出任何异议。朱杰按约交纳了仓储费，已按约履行了合同义务。汇胜合作社应根据大蒜仓储需求提供合适的仓储条件，但其在仓储过程中导致朱杰的大蒜腐烂变质，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汇胜合作社作为涉案冷库的经营者和仓储物的保管者，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在大蒜储存期间全面履行了妥善保管义务，且汇胜合作社亦未提供证据证明涉案大蒜在储存期间腐烂变质系由于其他原因所致，故涉案大蒜在冷库储存期间发生腐烂变质，汇胜合作社应向朱杰承担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四条规定：“储存期间，因保管人保管不善造成仓储物毁损、灭失的，保管人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依据上述规定，汇胜合作社对因其保管不善导致大蒜腐烂变质给朱杰造成的损失应承担赔偿责任。徐国洪、徐云太、徐会斌、徐国静、徐洪下参与了汇胜合作社的设立并签订了汇胜合作社章程，且认缴出资总额486万元，但徐国洪、徐云太、徐会斌、徐国静、徐洪下均未实际出资，应对汇胜合作社不能清偿朱杰债务的部分在认缴未实际出资的486万元限额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因现有证据能够证明涉案大蒜在2018年11月份已出现腐烂变质，导致朱杰当时无法正常出售，因此，朱杰主张按2018年12月份大蒜的市场价格计算损失，并无不当，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损失的计算，原审法院根据出库时2018年12月份苍山大蒜市场四六瓣大蒜的市场价格每斤2.1-2.2元，酌定以每斤2.0元计算，重量按297.212吨计算，但应扣除一定的合理损耗，原审法院酌定正常损耗为3%。朱杰变卖处理大蒜所得价款202,128元应予扣除。朱杰的大蒜损失为：951,054.56元（297.212吨×97%×2,000斤/吨×2元/斤-202,128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三百九十四条之规定，原审法院判决：一、青岛汇胜蔬菜专业合作社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朱杰经济损失951,054.56元。二、徐国洪、徐云太、徐会斌、徐国静、徐洪下对上述款项在青岛汇胜蔬菜专业合作社不能清偿的部分在各自出资额的限额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三、驳回朱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4,215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9,215元，由青岛汇胜蔬菜专业合作社、徐国洪、徐云太、徐会斌、徐国静、徐洪下负担17,469元，由朱杰负担1,746元。 六上诉人在二审中共同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1，收款收据一份和协议书一份，证明涉案冷库的土地是徐会斌所购买，是徐会斌个人所有。 证据2，华某和王秋生微信聊天记录截凭3页，证明烟熏剂是朱杰联系王秋生购买的，由华某付款，进而证明朱杰在2018年5月份对涉案大蒜出现霉点的事实是明知的。 被上诉人朱杰质证称：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法确认，此协议与本案无关，通过此协议仅能看出涉案土地在徐会斌和陈锡全之间转让，但根据我国法律对土地转让的规定，应办理相关产权转移登记手续。因此，在上诉人未提交土地产权证的情况下，被上诉人对其证明内容不予认可。对证据2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有异议，从其内容来看，此微信聊天记录无形成时间，应是最近形成，华某是上诉人徐会斌的姨表兄弟，其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其与案外人的聊天记录不应被采信。上诉人想要证明在2018年5月份涉案大蒜需用烟熏剂，说明上诉人未尽到仓储保管义务。在2018年5月份涉案大蒜便出现了质量问题，上诉人应对本案大蒜的发芽、变质承担责任。 基于上诉人的示证内容和朱杰的质证意见，本院对上述证据分析认证如下：首先，因上述证据1仅可证明徐会斌曾与陈锡全签订协议，约定陈锡全将4.68亩土地转让给徐会斌，而上述协议并未约定转让价款，且不动产物权转移以登记为生效原则，故上述证据1尚不足以证明涉案冷库项下的土地归徐会斌所有。其次，因王秋生并未到庭作证，本院不能确定上述证据2确系华某与王秋生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故本院仅对此份微信聊天记录中显示的华某的聊天内容予以确认。 本院经审理查明，朱杰在一审中称涉案两份入库单系由徐会斌向其交付，并称涉案两份入库单系由徐国洪或华某填写，且称涉案两份入库单上的印章系由徐会斌在其办公室加盖；朱杰在二审中称涉案两份入库单是由华某填写，并称其接到涉案两份入库单时上面已加盖汇胜合作社的印章，且称其未亲眼看到是谁加盖印章。 华某在一审中曾出庭作证称涉案1号库所存约194吨大蒜是朱杰单独帮台湾客户存的，并称涉案2号库共存储大蒜约208吨，其中：朱杰102.76吨，华某和徐会斌共105.36吨。 朱杰在一审所提交涉案两份入库单记载有如下内容：1号库194.45吨，2号库102.762吨，储存6个月，每吨320元。 关于涉案入库单系由哪方提供，朱杰与华某各执一词。朱杰称涉案入库单系由徐会斌提供，华某则称涉案入库单系由朱杰提供。 再查明，平度市公安局在一审中曾向原审法院出具回函称汇胜合作社在2013年10月至2017年7月期间未到其指定的刻字部刻制公章。 华某在一审中还出庭作证称其是于2017年8月份填写的涉案两份入库单，并称涉案两份入库单填写的入库日期2017年7月4日和2017年7月20日是开始入库时间，而其填写涉案两份入库单的时间是在入完库并协商好价格以后。 上诉人在二审中明确表示其申请对朱杰所提交涉案两份入库单上印章的加盖时间和印章加盖时间与入库单手写文字形成时间的先后时序进行司法鉴定，并向本院提交书面鉴定申请书。本院遂依法委托南京东南司法鉴定中心对上述上诉人所申请鉴定事项进行司法鉴定，但因上诉人未缴纳鉴定费用被鉴定机构退鉴。 又查明，本案各方均认可涉案大蒜在入库前系经过晾干、挑选后包装，且均确认大蒜在经过长期存储后会脱水减重。 上诉人在二审中还申请本院依法委托评估机构对涉案2017年平度产四六瓣普通大蒜在2018年5月和2018年11月4日至2018年12月27日的公允市场价格进行评估。 本院遂依上诉人的申请，依法委托山东华信价格评估有限公司对涉案大蒜的价格进行鉴定评估。山东华信价格评估有限公司于2020年6月3日作出山东华信价评字（2020）第02020号价格评估结论书，确定2017年当年出产收购的产地为平度的四六瓣大蒜于2018年5月份在平度市大蒜市场出售的公允价格为每斤0.87元，于2018年11月4日至2018年12月27日期间在平度市大蒜市场出售的公允价格为每斤1.51元。 上诉人认为上述评估结果认定价格过高，朱杰则认为上述评估结果认定价格过低，但本案双方均未提交有效反驳证据支持其主张，也未申请对涉案大蒜价格进行重新评估。 还查明，汇胜合作社的营业执照所载其业务范围是：组织指导本社成员蔬菜种植、销售、冷储，分拣和筛选；为本社成员提供种植技术培训服务、新品种推广和技术信息咨询；组织采购、供应本社成员种植所需的农业生产资料。 上诉人所提交华某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华某称存储涉案大蒜的冷库为“汇胜冷库”。从手机地图软件中搜索“汇胜冷库”的地址也是指向汇胜合作社的工商登记注册地址。 本院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事实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朱杰、徐会斌和华某三人是否是合伙关系；二，汇胜合作社是否是本案适格诉讼主体；三，涉案大蒜的损失应如何认定。 关于争议焦点一，本院认为，首先，上诉人虽主张朱杰、徐会斌和华某三人是合伙关系，但朱杰对此予以否认，而上诉人并未提交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朱杰、徐会斌和华某三人确属合伙关系，则上诉人依法应就此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次，若朱杰、徐会斌和华某三人确属合伙关系，则按常理分析，华某并无必要向朱杰出具涉案大蒜入库单，其仅需将三人合伙所购大蒜数量和成本记账即可。基于合伙经营共担风险、共享收益的原则，朱杰若是以合伙人身份采购涉案大蒜并予存储，当属为合伙体共同利益而经手合伙事务，华某却按履行仓储合同的一般惯例向朱杰出具入库单，且仅就朱杰所存储大蒜填写入库单，而对其和徐会斌共同存储的105.36吨大蒜却未加区分；不仅如此，华某还在其填写的涉案入库单上清楚注明存储时间和按吨计算的仓储费单价。且在涉案大蒜出库时，徐会斌也未将其所称的制冷费作为涉案大蒜交易成本在合伙损益中予以核算，而是向朱杰予以悉数收取作为其冷库经营收入。上述种种行为均与上诉人和华某所称的合伙关系不相契合，反倒与朱杰主张的仓储合同关系相吻合。因此，本院对上诉人关于朱杰、徐会斌和华某三人是合伙关系的抗辩主张不予采纳。 关于争议焦点二，本院认为，首先，虽然朱杰在一审中称涉案两份入库单上的印章系由徐会斌在其办公室加盖，而在二审中称其未亲眼看到是谁加盖印章，但因上述前后两段言辞所表达意思的着重点相异，不能据之认定朱杰就此所作陈述前后矛盾。朱杰在一审中称徐会斌在涉案入库单上加盖印章系基于其判断所作事实陈述，其并未主张其系基于亲眼所见而确认其所述事实；朱杰在二审中称其未亲眼看到是谁加盖印章，强调的是其主观认知的来源渠道非基于其亲眼所见，据之并不能得出朱杰前后陈述不一的结论。朱杰虽未举证证明上诉人曾在其他场合或其他事务中曾使用过汇胜合作社的印章，但据此并不能断定汇胜合作社从未刻制过印章；平度市公安局于2019年7月5日出具的函件中仅载明汇胜合作社在2013年10月至2017年7月期间未到平度市公安局指定的刻字部刻制公章，但华某在一审出庭作证时明确称其是于2017年8月份填写的涉案两份入库单，故由此可得出如下结论：平度市公安局的函件仅可证明汇胜合作社在2017年7月份之前未曾到平度市公安局指定的刻字部刻制印章，并不能证明华某在2017年8月份填写涉案入库单时汇胜合作社仍未到平度市公安局指定的刻字部刻制印章。且即使汇胜合作社未到平度市公安局指定的刻字部刻制印章，也不能据此认定汇胜合作社未到其他刻章处或未自行刻制过印章。而上诉人虽主张涉案两份入库单所加盖印章系朱杰在华某填写完毕涉案入库单后私自刻制，但上诉人对其此项事实主张仅以其单方陈述为凭，却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对上诉人关于涉案入库单所加盖印章系朱杰找人所刻的主张不予采纳。其次，上诉人和华某虽主张涉案两份入库单系由朱杰主动提供交由华某填写出具，但朱杰对此却不认可并主张涉案两份入库单系由徐会斌提供。在两方均未就其上述各自的事实主张予以举证证明的情况下，本院依常理对此作如下分析：在有关货物流转的合同关系中，入库单应由货物接收人提供并出具，送货人即使提供凭单让收货人签字或盖章确认，也是提供送货单等凭证；具体到本案，朱杰将涉案大蒜交由华某接收予以存储，其若自行携带空白入库单交由华某填写，而作为从事仓储业务的经营主体却不准备入库单，此明显与常理不符。因汇胜合作社的营业执照所载业务范围明确包括“冷储”，且上诉人所提交华某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华某称存储涉案大蒜的冷库为“汇胜冷库”，而从手机地图软件中搜索“汇胜冷库”的地址也指向汇胜合作社的工商登记注册地址，故上诉人关于汇胜合作社与涉案冷库无关的辩解理由不能令人信服。上诉人不仅未就涉案冷库所使用入库单的格式、编号和是否加盖印章予以举证，却称涉案冷库收储货物均由存货人提供入库单，此陈词的可信度显著不足。再次，因在现实日常交易中，既存在填写单据后随即加盖印章的做法，也存在为方便交易而事先在空白单据上加盖印章待用时可随时填写开具的做法，故对朱杰所提交涉案两份入库单的印章加盖时间与手写文字形成时间的先后时序进行司法鉴定，有利于查清本案事实。若涉案入库单所加盖印章印鉴在先，而华某所填写文字时间在后，则无论涉案入库单所加盖印章系由何人刻制，均可确定华某在填写涉案入库单时，涉案入库单已加盖汇胜合作社印章的事实，上诉人由此将面临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若涉案入库单所加盖印章印鉴形成时间晚于华某所填写文字形成时间且两者的形成时间距离较长，则无疑可确认涉案入库单系在朱杰手中持有时被加盖印章，从而可推定是由朱杰私自在涉案入库单上加盖印章的事实。但上诉人在申请对朱杰所提交涉案两份入库单上印章的加盖时间和印章加盖时间与涉案入库单手写文字形成时间的先后时序进行司法鉴定后，却不缴纳鉴定费被鉴定机构退鉴，则上诉人应就此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最后，鉴于汇胜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徐国洪在多份涉案大蒜出库明细上签字，而徐国洪和徐会斌虽主张徐国洪系受雇于徐会斌，但其二人并未就此予以举证证明；再结合存储涉案大蒜的冷库被冠名“汇胜冷库”和汇胜合作社营业执照所载业务范围包括“冷储”的事实以及上诉人所作不合常理的陈述，加之上诉人放弃对涉案入库单所加盖印章印鉴和华某所填写文字先后时序进行鉴定而应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现朱杰在本案中持涉案入库单主张其同汇胜合作社成立仓储合同关系，即使涉案入库单未加盖汇胜合作社的印章，朱杰主张的其与汇胜合作社存在仓储合同关系的事实也具有高度盖然性。因此，本院对上诉人关于汇胜合作社并非本案适格诉讼主体和汇胜合作社与朱杰不存在仓储合同关系的抗辩主张不予采纳。 关于争议焦点三，本院认为，首先，因山东华信价格评估有限公司受本院委托，于2020年6月3日作出山东华信价评字（2020）第02020号价格评估结论书，确定2017年当年出产收购的产地为平度的四六瓣大蒜于2018年5月份在平度市大蒜市场出售的公允价格为每斤0.87元，于2018年11月4日至2018年12月27日期间在平度市大蒜市场出售的公允价格为每斤1.51元，而本案双方虽分别主张上述评估结果认定价格过高或过低，但均未提交有效反驳证据支持其各自主张，也未申请对涉案大蒜价格进行重新评估，故本院采纳上述评估意见，据之确认涉案大蒜若保管良好则于2018年11月4日至2018年12月27日期间在平度市大蒜市场出售的公允价格为每斤1.51元。因朱杰交付汇胜合作社存储的大蒜重量为297.212吨，扣除3%的合理损耗，并减除朱杰变卖处理涉案大蒜所得价款202,128元，可计算得出涉案大蒜的总体损失金额为：668,524.83元（297.212吨×97%×2,000斤/吨×1.51元/斤-202,128元）。其次，汇胜合作社虽主张徐会斌和华某在2018年5月份就曾通知朱杰涉案大蒜出现霉点，但其提交的华某与朱杰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的最早聊天日期是2018年11月10日，故汇胜合作社并未就其上述事实主张提交充足的证据予以证明。虽然涉案入库单备注的储存期为6个月，但在约定的储存期满后，汇胜合作社并未通知朱杰将涉案大蒜取走，而是继续为朱杰储存保管涉案大蒜，应视为其双方已就延长涉案大蒜的存储期达成合意。汇胜合作社作为仓储方对外承接仓储业务，其应具备较高的专业仓储知识，对于涉案大蒜在存储过程中可能发生的霉变腐烂应有合理预见。仓储保管合同的要义就是仓储保管人应谨慎履行保管义务，确保仓储保管物的安全，防止偷盗、变质等风险发生，尤其对于蔬菜粮食等保管物的储存，不仅需要合理的仓库设计，还需提供适宜的仓储条件如温度、湿度和通风等，更需定期的检视察看以确保及时发现异况，从而可尽快通知存货人或自行采取必要减损措施。但汇胜合作社对案涉大蒜进行入库保管后，在无证据证明涉案大蒜存在天然瑕疵，且其未提交充分有效证据可证明系朱杰在明知涉案大蒜存在腐烂变质风险却拒绝出库的情况下，涉案大蒜在其保管期间出现霉变腐烂，其却未曾及时通知朱杰进行处置，也未及时采取有效减损措施对涉案大蒜进行必要处理，其作为保管人应对涉案大蒜的损失承担主要责任。而涉案大蒜虽然不是鲜活农产品，但也有合理的保存期限，朱杰在2017年7月将涉案大蒜交由汇胜合作社进行冷储后，其应及时进行后续销售和对涉案大蒜状况进行跟踪了解，但其在原定6个月的存储期满后继续延长存放时间，直到涉案大蒜在存储近16个月时才开始对外销售，其对涉案大蒜因超期存放而产生的风险损失也应承担必要的责任。综合考量本案双方的从业经验、各自的过错程度、涉案大蒜的控制接触频率，本院认为由汇胜合作社承担70%的责任而由朱杰承担30%的责任为宜。因此，本院认定汇胜合作社应向朱杰赔偿涉案大蒜损失467,967元（668,524.83*70%）。因徐国洪、徐云太、徐会斌、徐国静、徐洪下均未向汇胜合作社实际出资，故其5人应对汇胜合作社不能清偿朱杰债务的部分在其各自未实际出资限额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予以相应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三百九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山东省平度市人民法院(2019)鲁0283民初2454号民事判决。 二、上诉人青岛汇胜蔬菜专业合作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被上诉人朱杰经济损失467,967元。 三、上诉人徐国洪、徐云太、徐会斌、徐国静、徐洪下对上述第二项确定的付款在上诉人青岛汇胜蔬菜专业合作社不能清偿的部分在其各自出资额限额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四、驳回被上诉人朱杰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4,215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9,215元，由上诉人青岛汇胜蔬菜专业合作社、徐国洪、徐云太、徐会斌、徐国静、徐洪下共同负担8,596元，由被上诉人朱杰负担10,619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3,311元，由上诉人青岛汇胜蔬菜专业合作社、徐国洪、徐云太、徐会斌、徐国静、徐洪下共同负担6,550元，由被上诉人朱杰负担6,761元；评估鉴定费3,800元，由上诉人青岛汇胜蔬菜专业合作社、徐国洪、徐云太、徐会斌、徐国静、徐洪下共同负担2,660元，由被上诉人朱杰负担1,14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冯 梅 审判员 曲 波 审判员 胡金鳌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 王清 书记员彭晓凤 书记员刘欣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