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1民终1055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安泰支公司，住所地长沙市开福区芙蓉中路一段**华创国际广场****。负责人：贺峰，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雷志军，男，1973年8月29日出生，住湖南省安乡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娟，女，1991年4月24日出生，住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宇，男，1990年9月23日出生，住湖南省湘阴县。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安泰支公司（以下简称保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雷志军、陈娟、杨宇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县人民法院（2020）湘0121民初24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保险公司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判中关于雷志军要求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赔偿1153.4元的诉讼请求，改判由杨宇、陈娟承担赔偿责任。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的部分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即把侵权责任中的因果关系适用于保险合同的约定免责情形中。第一、一审法院对杨宇、陈娟提出电子投保单中三处签名均非陈娟本人所签，但并未就该主张向法院提交证据予以证明而不采纳其以此为由提出保险合同中免责条款无效的主张。对于这一情况上诉人予以认可。第二、根据一审开庭情况，尽管雷志军提出未对车辆进行动态检测而主张《鉴定评估书》缺乏真实性，但保险公司在一审庭审中认为车辆的检测分为动态检测和静态检测，因事故车辆发生事故后损坏，不具备在道路上行驶的条件时，在停车场采用静态检测并不违反规定，若雷志军不认可该鉴定意见书，雷志军可申请重新鉴定，因雷志军在庭审中明确表示不申请重新鉴定。在此情形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该鉴定意见书明显违反法律关于证据采信的有关规定。第三、长沙县交警大队并未将车辆改装后危险程度的大小认定为导致事故发生的原因力，且平安财险安泰支公司亦未举证证明，事故发生与车辆当时的危险程度之间存在必然的直接因果关系。对于这些事实保险公司不予认可。安全距离与其车辆性能具较大关系，一审法院的这一认定在一定程度上会放纵车辆所有人面临非法改装车辆的打击力度，导致社会公共安全危险程度增加。第四、一审法院错误的适用侵权关系和合同法律关系。侵权关系要求侵权行为与结果直接存在因果关系，而合同法律关系只要求合同相对方是否有合同约定的违约情形或责任免除情形，雷志军向杨宇、陈娟主权利是基于侵权关系，而向保险公司主张权利是基于保险公司与陈娟之间的合同关系，在确定保险公司的赔偿责任时应当适用合同法而不是侵权责任法。综上，保险公司认为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雷志军辩称，第一、对于保险公司陈述车辆未进行动态检测，主张鉴定评估意见书缺乏真实性，不仅是雷志军提过，谭红云当场也提了，所以我方对于保险公司在陈述的事实是有异议的。另外该鉴定评估意见。在停车场采用的静态检测法，不违反规定，但是不符合事实，并没有对鉴定车辆在事故发生中是否达到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进行实地检测，而且在鉴定评估意见书中，并没有做详细阐述。因此鉴定报告，并未还原事发时的车辆状态得出车辆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结论是不符合事实的，所以一审法院采不采纳该鉴定意见，符合证据采信的规定。第二、本案发生的主要原因是涉案车辆追尾，导致事故发生的，当时只有该车辆的左灯以及左引擎盖发生损坏，不影响车辆可以继续行驶。在车辆可以继续行驶和测试的状态下，鉴定人完全可以采用动态检测法对车辆是否在事故当中因为拆除座位导致车辆在事故中是否达到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情况进行检测，所以我方认为事故原因力与鉴定是没有因果关系的。第三、本案侵权关系，是驾驶人与受害者之间的侵权法律关系。保险合同是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的合同法律关系。本案并不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的事实。而且被保险人在保险人处投保相关的财产险被保险人以及驾驶人和实际车主作为侵权关系的一方，侵害了受害者的权利之时，保险人作为承保方应当履行合同义务。因此我方认为本案不存在法院适用错误法律关系的事实基础，保险公司的上诉请求应当予以全部驳回。杨宇、陈娟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未予答辩。雷志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杨宇、陈娟、保险公司赔偿雷志军因本次交通事故造成的各项损失共计29511.25元（后变更为31144.85元）；2．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赔偿范围内对雷志军上述损失先行赔付，超出交强险部分，由保险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以下简称三责险）范围内赔付，仍有不足的，由杨宇、陈娟承担赔偿责任；3．由杨宇、陈娟、保险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双方当事人无争议的事实：1.2019年4月11日，杨宇驾驶湘Ａ4××**小型客车沿长沙县黄兴镇劳动东路主道由东往西行驶至飞豹物流桥下路段时，遇雷志军驾驶未依法进行注册登记的三轮电动车（搭乘谭红云）沿劳动东路主道同向行驶在前，因杨宇驾驶机动车未与前车保持安全车距，雷志军驾驶车辆违反禁止标志通行且违规载人，致使两车相撞，造成杨宇、雷志军、谭红云受伤及两车不同程度受损的交通事故。2.2019年5月13日，长沙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以下简称长沙县交警大队）出具长公交认［2019］第165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以下简称事故认定书），该书就交通事故形成原因分析及当事人责任部分，载“综上所述，我队认为在此事故中，杨宇驾驶机动车未与前车保持安全车距，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道交法）第四十三条：‘同车道行驶的机动车，后车应当与前车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之规定；雷志军驾驶未依法进行注册登记的车辆上道路行驶，违反禁令标志通行且违规载人，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条：‘国家对机动车实行登记制度。机动车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后，方可上道路行驶。尚未登记的机动车，需要临时上道路行驶的，应当取得临时通行牌证。’，第三十八条：‘机动车违法禁止标线指示的。’，第四十九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之规定；谭红云无交通违法行为。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六十条之规定认定：杨宇应承担此交通事故的主要责任，雷志军应承担此交通事故的次要责任，谭红云不承担此交通事故的责任”。3．事故发生后，雷志军先后被送至长沙县××大学湘雅医院接受治疗，产生医疗费1633.6元，该费用均由雷志军自行垫付。庭审中，经确认，各方当事人均同意核减15％的非医保用药比例。4.2019年4月13日，因事故发生时杨宇驾驶的湘Ａ4××**小型客车除留有驾驶座与副驾驶座座位外，其车厢内其他座椅未安装，并堆放了存放蔬菜的塑料箱及泡沫箱，故保险公司委托案外人湖南天罡机动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评估公司）对该车改装货车后车辆是否违反国家安全法规及其危险程度是否增加进行鉴定。2019年4月23日，评估公司出具湘天罡鉴定评估［2019］机鉴字第35号《鉴定评估意见书》，其“鉴定意见”载：“（1）湘Ａ4××**金杯牌客车擅自进行货运改装、改变公安机关已登记的结构和构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六条的规定。（2）湘Ａ4××**金杯牌客车擅自进行货运改装后，用途从载客变成载货，装载量和车辆重心比未改装前大幅变化，其稳定性、安全性比未改装前大幅降低，危险程度大幅升高。（3）根据国家规定，汽车上路行驶前需进行定型试验，试验合格后由工信部予以公告，公安部门予以登记上牌，才能上路行驶。湘Ａ4××**金杯牌客车擅自进行货运改装，改装后未进行定型试验，其技术性能未知，是禁止上路行驶的”。5．杨宇驾驶的车牌为湘Ａ4××**小型客车登记车主为陈娟，该车辆在保险公司处购买了交强险及500000元三责险及不计免赔，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另，陈娟是通过“平安好车主”ａｐｐ向保险公司购买的交强险及三责险，保险公司在其制作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中第二十五条约定：“下列原因导致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三）被保险机动车被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被保险人、受让人未及时通知保险人，且因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导致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另，事故发生时，雷志军驾驶的未依法进行注册登记的三轮电动车系谭红云所有。二、双方当事人有争议的事实：1．雷志军各项损失的认定。雷志军主张其损失为31144.85元，杨宇、陈娟、保险公司认为雷志军主张的各项损失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雷志军的损失应当依法予以认定：（1）医疗费1633.6元；（2）营养费，雷志军的病历资料中并无加强营养的医嘱，其亦未提交其证据材料予以补强，故一审法院不予支持。（3）后续治疗费与护理费，雷志军并未就其主张的护理费及后期门诊康复费的实际产生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故一审法院不予支持。（4）误工费，雷志军虽主张误工90天，但其并未举证证明，一审法院不予采信。雷志军因事故致损前往长沙县××大学湘雅医院进行检查诊疗时即2019年4月11日、4月12日，其误工损失客观存在，故酌情按照湖南省2018年度城镇非私营单位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标准计算其误工费237.1元（43266元／年÷365日×2日）；（5）交通费，其应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雷志军未就其主张的交通费提交正式发票，但考虑到雷志军就医、转院时交通费用的客观存在，一审法院酌情认定400元。雷志军以上损失共计2270.7元。2．保险公司是否应承担三责险的赔偿责任。雷志军认为，保险公司不能充分举证证明其已就免责条款尽到了提示说明义务，故应在三责险范围内予以赔偿。杨宇、陈娟认为，保险公司的投保流程不规范，其就免责条款未尽提示说明义务，且陈娟在事故发生后仍然在保险公司办理了续保，其免责事由不成立。另，事故认定书认定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系杨宇驾车未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而非改装。保险公司认为，投保人在电子投保的过程中，保险公司对免责申明用特别字体加粗，且有陈娟签字，故已尽提示说明义务。另，保险公司提交的《鉴定评估意见书》中的意见与保险条款中免责情形相符合，故保险公司应当在三责险内免责。一审法院认为，首先，依据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杨宇、陈娟虽提出电子投保单中三处签名均非陈娟本人所签，但其并未就该主张向一审法院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故杨宇、陈娟以此为由提出保险合同中免责条款无效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其次，保险公司为证明被保险车辆存在保险条款中第二十五条的免责情形，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评估公司出具的《鉴定评估意见书》，但依该鉴定意见所载内容可知，鉴定人系对已清空货物的案涉车辆做的检验鉴定，其认为该车被拆除后座座椅后，车辆重心比未改装前大幅变化，其稳定性、安全性也比未改装前大幅降低，危险程度大幅升高，最终导致了事故的发生。但该意见并未量化危险程度，且其进行车辆现场检验时，车辆后箱已被清空即车辆承载情况与事故发生之时不一致，且鉴定人并未表明其对该车辆已进行路试检测或现场模拟实验等动态检测鉴定。进言之，案涉车辆的危险程度如何，鉴定人并未还原车辆状态进行现场模拟检测，故该鉴定结论对事故发生之时的车辆状态不具有证明力。再者，依据案涉保险合同约定及保险法理论，被保险机动车“因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的免责情形属于合同约定的危险状态免责，即改装及改变车辆使用性质并因此致其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进而作为原因力增高投保车辆事故发生的概率，保险人免责。再者，依《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所载的“杨宇驾驶机动车未与前车保持安全车距，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道交法）第四十三条：‘同车道行驶的机动车，后车应当与前车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之规定”可知，长沙县交警大队并未将车辆改装后危险程度的大小认定为导致事故发生的原因力，且保险公司亦未举证证明，事故的发生与案涉车辆当时的危险程度之间存在必然的直接因果关系。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就案涉事故造成的损害不适用三责险的保险人免责条款，保险公司作为保险人应就雷志军的损失在三责险范围内承担赔偿义务。3．雷志军损失的责任承担主体及比例。雷志军认为，陈娟将已改装的案涉车辆交付杨宇使用，其个人存在过错，应当就本次事故对雷志军造成的各项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杨宇、陈娟认为，陈娟在案涉事故中无过错，车辆亦并未进行改装或改变车辆性能，故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为，经交警大队认定，杨宇应承担此交通事故的主要责任，雷志军应承担此交通事故的次要责任，谭红云不承担此交通事故的责任，该责任认定正确合法，一审法院予以采信。故雷志军的损失应由杨宇、雷志军分别按80％、20％的比例承担。如前所述，杨宇驾驶机动车未与前车保持安全车距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而非车辆改装。雷志军要求作为车辆所有人的陈娟对其损失与杨宇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其未举证证明陈娟就案涉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故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为，一、公民的人身权利受法律保护。行为人由于过错侵害他人人身权利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二、案涉交通事故经长沙县交警大队认定，杨宇承担主要责任，雷志军承担次要责任，该责任认定正确合法，一审法院予以采信。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七十六条之规定，保险公司系湘Ａ4××**小型客车交强险及三责险的保险人，对于雷志军的损失应分项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交强险赔偿后不足部分，由保险公司依据杨宇的责任比例在承保的三责险范围内予以赔偿，仍有不足的，由杨宇承担。四、雷志军的误工费237.1元，交通费400元，合计637.1元，因案外人谭红云在本次事故中造成的伤残赔偿限额内损失为233652.9元，故保险公司应在伤残赔偿限额内按比例向雷志军先行赔付299.1元［637.1元／（233652.9元＋637.1元）×110000元］；雷志军医疗费1633.6元，因案外人谭红云在本次事故中所造成的医疗费用限额内损失为47117.07元，故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医疗费用赔偿限额内按比例向雷志军先行赔付335.1元［1633.6元／（1633.6元＋47117.07元）×10000元］；故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共应向雷志军赔偿634.2元（299.1元＋335.1元）。交强险赔偿后，雷志军的医疗费中15％的非医保用药费用194.8元［（1633.6元-335.1元）×15％］，由杨宇承担80％即155.8元。雷志军剩余损失1441.7元（2270.7元-634.2元-194.8元），由保险公司在三责险责任范围内按80％的比例予以赔偿即1153.4元。故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和三责险赔偿限额内向雷志军共计赔付1488.5元（335.1元＋1153.4元）。雷志军产生的剩余损失由其自理。判决如下：一、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市安泰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赔偿限额内赔付雷志军损失1488.5元；二、杨宇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赔付雷志军损失155.5元；三、驳回雷志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00元，减半收取150元，由雷志军负担142元，杨宇负担8元。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并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关于保险公司是否应在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承担保险责任的问题。本案中，保险公司提交《鉴定评估意见书》，拟证明涉案车辆存在保险条款中第二十五条的免责情形。因《鉴定评估意见书》的鉴定结论系鉴定机构鉴定人员在车辆后箱已被清空即车辆承载情况与事故发生时不一致，并未还原事故发生时车辆状态进行现场模拟检测作出的。保险公司上诉主张因案涉车辆发生事故后损坏，不具备在道路上行驶的条件，在停车场采用静态检测并不违反规定，但未提交相应证据证明。故该鉴定结论对本次事故发生之时的车辆状态不具证明力。另，长沙县交警大队出具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并未将案涉车辆改装后危险程度大小认定为导致本次事故发生的原因力。一审判决关于保险公司是否应在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承担保险责任的问题已作详尽阐述，有理有据，本院予以认同。保险公司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杨宇、陈娟拆除后座座椅、装载货物的行为属于“因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的责任事由及杨宇、陈娟的行为明显导致机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故本案不存在保险公司主张的保险条款中第二十五条的免责情形，一审法院认定保险公司在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承担保险责任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保险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0元，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安泰支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盛知霜审判员  王晓虹审判员  曾 明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谢鋆书记员谢鋆附相关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