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1民终1144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爱民，男，1975年5月16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淮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钱幸军，北京市中闻（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远征，北京市中闻（郑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席艳，女，1980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金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钱幸军，北京市中闻（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远征，北京市中闻（郑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靳小松，男，1975年5月4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金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申继鑫，河南荟智源策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夏腾飞，河南荟智源策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侯书阳，男，1979年2月27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金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文超，北京市中闻（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许雨婷，北京市中闻（郑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被告：郑州恒基饲料有限公司。住所地，郑州市金水区中州大道与杨金路交叉口向东3公里。法定代表人：李爱民。上诉人李爱民、席艳因与被上诉人靳小松及原审被告侯书阳、郑州恒基饲料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2020）豫0105民初53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开庭审理了本案。侯书阳提起上诉，不符合上诉人条件，本院驳回侯书阳上诉。上诉人李爱民及其委托代理人钱幸军、吴远征，上诉人席艳的委托代理人钱幸军、吴远征，被上诉人靳小松及其诉讼代理人申继鑫、夏腾飞，原审被告侯书阳的委托代理人王文超，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郑州恒基饲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基公司）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爱民、席艳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豫0105民初5348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靳小松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判令靳小松承担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对案件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且在靳小松未提供借据原件及转款凭证的情况下，不能认定李爱民、席艳和靳小松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根据法律规定，靳小松主张与李爱民、席艳存在借贷关系，应当提供证据证明。以现有的证据来看，靳小松并没有履行出借义务，不是本案实际出借人。本案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缺少关键性的证据即借据原件、转款凭证，并且结合侯书阳提供的银行流水可以看出，靳小松并没有得到涉案200万元利息。因此，现有的证据并不能证明李爱民、席艳与靳小松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况且李爱民、席艳与靳小松并不相识，靳小松在与李爱民不认识且没有熟人提供担保的情况下借给李爱民、席艳涉案款项有违常理。因李爱民、席艳和侯书阳是朋友关系，李爱民、席艳从始至终都是向侯书阳主张案涉借款，与靳小松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侯书阳再将涉案的200万元转给席艳后，告诉李爱民、席艳把借条的出借人写成其同事靳小松，并没有说该借款是靳小松借的。因此，该借款的实际出借人为侯书阳且认可与侯书阳存在借贷关系，应当向其履行还款义务，而不是靳小松。二、根据本案200万元利息的收取情况亦证明靳小松与李爱民、席艳之间的不存在借贷关系庭审中靳小松主张在从2016年12月29日借款合同签订后到2018年5月前李爱民、席艳没有按时支付利息，是由侯书阳代李爱民、席艳垫付了487500元的利息，在席艳转给靳小松后，靳小松又把侯书阳垫付的487500元的利息还给了侯书阳，是虚假陈述，经李爱民与侯书阳核实，在此期间侯书阳和靳小松只有327500元的银行流水，因此，靳小松在一审中所主张的侯书阳替李爱民、席艳垫付了487500元的利息是违背案件事实的。本案200万元的利息的具体流转情况为：在2017年8月8日席艳向靳小松转款30万元，靳小松人在第二天直接转给侯书阳30万元；席艳在2017年9月22日向靳小松转款20万元，靳小松当天就给侯书阳转了18.75万元，靳小松总共给侯书阳转款487500元，但从靳小松和侯书阳在此期间的银行流水来看，双方只有327500的往来，转账时间和数额相差较大。由此可以看出靳小松主张侯书阳垫付利息的说法，完全脱离案件事实。原审法院理应让靳小松说明理由，证明借款的真实性，否则只能说明本案靳小松并不是实际出借人，其主张的借款事实不成立，诉讼请求也不应得到支持。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在没有查清案件事实的情况下就作出判决，违背案件事实。望二审法院在查明案件事实的情况下予以纠正。靳小松辩称，针对李爱民、席艳提出的因靳小松未提供《借据》原件而不能认定借贷关系存在的上诉理由，靳小松认为该理由既不符合客观事实，也缺乏相关的法律依据。原审中侯书阳明确表示本案的《借据》由其持有，法官要求侯书阳向法庭提交，侯书阳当时承诺按期提交，庭后拒绝向法庭提交，本案借据原件的举证责任应由侯书阳承担。李爱民、席艳认可收到借据中载明的200万元借款，并多次承诺靳小松会尽快还款。靳小松完全履行了出借义务。侯书阳称其转给席艳的200万元借款与靳小松没有关联性，也无证据支持。根据微信聊天记录可知，侯书阳认可其转给席艳的200万元借款是由靳小松出借。其中150万元是靳小松向案外人马春枝借款并委托马春枝转给侯书阳的。靳小松在2017年4月25日给侯书阳转款50万元，侯书阳未能证明该时间与靳小松有其他债权债务关系。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李爱民、席艳的上诉，维持原判。侯书阳述称，一、一审法院认定靳小松出借给李爱民的200万元其中150万元，是其向案外人马春枝借款，但是从侯书阳的银行流水，可以证明本案李爱民所借的200万元有50万元是从马春枝处所借的，另外150万元是侯书阳自有的资金，从其郑州银行卡上支付给李爱民的。银行流水是真实的资金流向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不符。二、关于2017年4月25日，靳小松转给侯书阳50万元。该50万元实际上是侯书阳从案外人马春枝处所借200万元其中的50万元，该50万元由侯书阳支付给马春枝的利息12500元，也就是按月息二分五支付的利息为证。三、靳小松说侯书阳替李爱民支付了487500元的利息并不存在。事实情况是靳小松收到李爱民支付的利息以后，靳小松在同日或者次日转给侯书阳。侯书阳并没有替李爱民向靳小松支付过利息，况且该487500元的数额，靳小松也没有相关的证据予以印证。再一点我们认为侯书阳并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该200万的借款是侯书阳借给李爱民的。当时约定的利息月息三分比较高，出于面子关系让把借条打给靳小松，真正的出借人是侯书阳。所以我们认为靳小松应当提交借据的原件。在没有提交借据原件，又说不清为什么没有借据原件的情况下，法庭让侯书阳提交借据原件是转交了举证责任，真正的借款人是侯书阳而非靳小松。关于靳小松和李爱民的微信短信记录。因为侯书阳曾经让靳小松代其向李爱民追要部分利息所以说靳小松代侯书阳要这个利息是正常的微信记录并不显示侯书阳承认借款主体是靳小松，而且微信里面有一款写的很清楚，侯书阳并没有说借据的出借人是靳小松。一审法院错误理解了微信记录的内容。微信记录不能证明该案的借款主体系靳小松。从侯书阳给法院提交的银行流水非常清楚的证明侯书阳曾经向案外人马春枝借了200万元，这200万元有转款，有我们支付的利息凭证，所以在事实没有查清的情况下，作出了错误的判决，希望法院驳回靳小松的诉讼请求。靳小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李爱民、席艳、恒基公司偿还靳小松借款本金200万元以及利息暂计92万元（利息按月息2分从2018年6月暂计至2020年4月，实际计算至被告清偿之日止）；2、判令侯书阳对李爱民、席艳、郑州恒基饲料有限公司欠付靳小松的借款本金及利息承担共同还款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李爱民、席艳、恒基公司、侯书阳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爱民、席艳与侯书阳系朋友。靳小松与侯书阳有其他业务合作。靳小松与李爱民、席艳不相识。李爱民、席艳向侯书阳提出了使用资金的要求，侯书阳将李爱民、席艳的该诉求告诉了靳小松。靳小松于2016年12月14日向案外人马春枝借款150万元，并委托马春枝直接将150万元款项转至侯书阳账户。侯书阳于2016年12月29日给席艳转款150万元。侯书阳还于2016年12月23日给席艳转款50万元。2016年12月29日，李爱民、席艳就上述侯书阳所转的200万元出具借据一份，主要载明：借款人李爱民收到出借人靳小松交付的200万元，借款月利率3%，利息按月支付，到期一次性偿还本金。1、金额5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6年12月16日至2017年3月15日；2、金额15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6年12月29日至2017年3月28日；借款人李爱民、席艳；担保人郑州恒基饲料有限公司”等。李爱民、席艳出具借据后将借据原件交给了侯书阳，侯书阳并未将借据原件交付给靳小松。2017年4月25日，靳小松给侯书阳转款50万元。靳小松主张该款项系其向侯书阳偿还的侯书阳代其向李爱民、席艳支付的50万元。席艳于2017年8月8日向靳小松转款30万元、于2017年9月22日向靳小松转款20万元、于2017年12月19日给靳小松转款5万元；靳小松主张上述款项均为李爱民向其支付的借款利息。靳小松于2017年8月9日给侯书阳转款30万元、于2017年9月22日向侯书阳转款187500元。靳小松主张因李爱民未按时支付借款利息，侯书阳代其支付借款利息487500元，故靳小松收到李爱民支付的利息后将侯书阳代付的部分转给了侯书阳。2018年12月26日，侯书阳在微信中给靳小松发出一张图片，后给靳小松发消息：“席燕还款那五十五日期。利息底线是两份。五十五底线是全算成本金。尽快变现就可以。利息我跟他们已经沟通了。两分没问题，我也懒得给它们扯了”。2019年10月28日，靳小松在微信中给侯书阳发消息：“侯你这两天抽空到银行自动柜员机那里把2016年给李爱民转款流水拉出来，我这两天要见他”．侯书阳回答“好”。后靳小松多次在微信中向侯书阳索要银行流水，侯书阳以“好”、“忘了”等答复。2018年2月11日，靳小松给李爱民发短信：“李总你好！你也不接电话不知道你是怎么安排的?1、我不是放高利贷的；2、当时是看侯的面子让你用的；3、每次问你催款我都是客客气气的；4、利息你从来没按时付过；5、作为侯的朋友我也体谅你的难处也很尊敬你。所以请你也尊重一下兄弟们！”李爱民给靳小松回复：“你说的这些我都能理解，我现在还在外地催款我这边工资都没发下来正在想法放假呢！你也从来没说过难听的都是朋友介绍的，我也可为难，我自己咋过年也在发愁呢！”后靳小松多次给李爱民、席艳发短信催要欠款。2019年9月13日，靳小松给李爱民发短信：“李总席总过节了不想打扰你们，但是实在没法，工人们堵着不让走，还是希望你们想想办法，给解决一点。”李爱民回复靳小松：“我们这边也是实在没办法，工厂我也是放假几天。我们也想法找朋友帮帮忙了，他们回信的都是过了节给想法，我这边过了节催紧一点看想法贷点先给你凑去。”后靳小松多次向其二被告催要借款。靳小松主张李爱民、席艳至今未偿还借款本金，并自2018年6月起未再支付借款利息，故要求李爱民、席艳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自2018年6月1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债务清偿之日止），酿成本案诉讼。另查明：1、侯书阳在答辩状中称：李爱民向侯书阳借款，当时碍于面子让李爱民把借条打给了靳小松，因为靳小松与侯书阳系业务合作关系，有时让靳小松帮助催要借款利息，靳小松收到李爱民的利息后再转给侯书阳，靳小松与李爱民间并不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靳小松与侯书阳间的经济往来也结算清楚。侯书阳当庭陈述：靳小松与侯书阳有工程合作，双方协商的是关于工程的收益全部归靳小松，由靳小松向马春枝还钱。对李爱民的200万元债权归侯书阳。2、庭审时，法庭询问侯书阳：你向席艳转款的200万元从何而来?侯书阳回答：有50万元是侯书阳的自有资金，其余150万元是靳小松让马春枝转来的。后来侯书阳将收到的150万元全部还给靳小松了。3、靳小松与侯书阳均认可双方有工程合作，靳小松主张双方的工程合作自2018年5月份开始。被告提交的证据显示的工程时间晚于靳小松陈述的时间。双方就工程合作有账目往来。4、庭审中，法庭要求侯书阳提交2016年12月29日的借据原件，庭后侯书阳回复法庭：“原件因时间长久已经无法找到，本案需要由靳小松对其没有借款原件作出合理解释”。侯书阳庭后还提交书面意见载明：从转帐时间来看，马春枝是在2016年12月14日转给侯书阳的只有150万元，而涉案的200万元转账时间分别为2016年的12月23日侯书阳向席艳转款50万元，在2016年12月29日侯书阳向席艳转款150万元，转款时间没有关联性，亦不能证明案涉的200万元与马春枝转款存在因果关系。5、马春枝作为债权人已将靳小松作为债务人诉至法院，所诉的375万元债权本金中就包含2016年12月14日转给侯书阳的150万元。该150万元已确定靳小松为还款义务人。一审法院认为，侯书阳自认涉案借据原件由其持有，并未交付给靳小松，而且侯书阳现也无法找到涉案借据原件，四被告均对靳小松提交的借据复印件内容予以认可，故本院对于靳小松提交的借据复印件予以确认。侯书阳自认持有借据原件，还要求靳小松对于其不能提交借据原件原因进行解释，其主张前后矛盾，本院不予采纳。关于借款的交付：靳小松向案外人马春枝借款150万元并委托马春枝将借款转至侯书阳账户，侯书阳将前述150万元及其自有的50万元转至席艳账户后，李爱民、席艳及恒基公司针对靳小松出具了借据，可认定借款200万元已实际交付。侯书阳当庭认可其给席艳所转的200万元包含马春枝所转的150万元，庭后又对此予以否认，侯书阳的陈述前后不一、自相矛盾，本院对其否认马春枝所转的150万元与涉案200万元借款因果关系的意见不予采纳。靳小松于2017年4月25日给侯书阳转款50万元，侯书阳未能证明其在该时间与靳小松有其他债权债务关系，故对于靳小松主张的该款项性质本院予以采纳。靳小松提交的其与侯书阳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靳小松多次向侯书阳索要银行转款流水信息，并主张其欲向李爱民、席艳主张债权，侯书阳始终未对靳小松的意见进行反驳。靳小松提交的其与李爱民、席艳的短信纪录显示靳小松多次向李爱民、席艳主张债权，李爱民、席艳始终未否认靳小松的债权。故对于李爱民、席艳在本案中对于靳小松债权的否认，本院不予采信。侯书阳先陈述因面子问题才要求李爱民、席艳针对靳小松出具借据，后又陈述其因工程合作问题与靳小松协商涉案债权归其所有，侯书阳的陈述前后不一，且无相关证据，故对于其上述两个意见本院均不予采纳。综上，原审法院认为靳小松应为本案200万元的债权人，李爱民、席艳作为债务人应向靳小松偿还借款本金200万元及利息（利息自2018年6月1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债务清偿之日止）。虽靳小松的证据无法证明侯书阳先代李爱民、席艳向其支付利息487500元，后其将席艳所转的50万元利息中的487500元支付给了侯书阳的事实，但该部分证据的不足并不足以推翻本案查明的基本事实。涉案债务已过担保期间，故靳小松要求被告恒基公司承担连带保证义务的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侯书阳收到靳小松交付的借款后全额转交给了李爱民、席艳，靳小松以出借账户为由要求侯书阳对涉案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法律依据不足，该院不予支持。靳小松与侯书阳均认可双方有工程合作关系，除与本案200万元借款有关的账目之外的双方其他账目往来本案不予处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李爱民、席艳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靳小松偿还借款本金200万元及利息（利息自2018年6月1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债务清偿之日止）；二、驳回靳小松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5080元，由李爱民、席艳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谁是款项出借人。针对本案应当从借款凭证、款项来源、款项交付、借款偿还、款项催要等方面综合认定款项出借主体。首先，从借款凭证看，原审中，李爱民、席艳及恒基公司均称向侯书阳借款200万元，但向靳小松出具了借据，靳小松提供了借款复印件，靳小松、侯书阳均称借据原件由侯书阳保存，但侯书阳没有向原审法院提供借据原件。二审中，根据本院要求，侯书阳提供了借据原件。靳小松提供的借据复印件和侯书阳提供的原件一致。借据显示出借人为靳小松。其次，从款项来源看，靳小松称，出借的200万元有50万元由侯书阳提供，后靳小松偿还侯书阳，其余150万元来自靳小松对马春枝的借款。侯书阳称，出借的200万元，其中50万元属于侯书阳的自有资金，其余150万元是靳小松指示马春枝转给侯书阳。在马春枝诉靳小松、孙敬华民间借款纠纷一案中，马春枝称马秀琴向侯书阳转款150万元系受靳小松的指示，该款项系其出借给靳小松。由此可知，200万元借款中的150万元由靳小松提供。再次，从款项的交付看，200万元借款由侯书阳账户转至席艳账户。第四，从借款的偿还看，席艳向靳小松转款四笔，共计55万元。第五，从款项的催要看，靳小松提供的其与李爱民微信聊天记录、与李爱民、席艳通话录音中，靳小松以出借人的身份向李爱民、席艳催要借款，二人从未对借款事实和靳小松的出借人身份提出异议，仅称经营困难，正尽力筹款。从举证责任看，侯书阳称，其与靳小松之间存在工程合作关系，双方商定工程收益归靳小松，由靳小松归还马春枝借款，对李爱民等人借款债权归侯书阳。对此，侯书阳没有提供证据，其主张不能成立。综上，200万元借款的整个交易过程看，靳小松实施了出借人应当实施的所有行为，且作为借款外在表现形式的借据，记载的出借人为靳小松，而非侯书阳，故靳小松为本案诉争借款的出借人。故李爱民、席艳上诉称，靳小松与李爱民、席艳之间不存在借款关系的主张证据不足，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适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160元，由上诉人李爱民、席艳负担。侯书阳交纳的案件受理费30160元予以退还。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石红振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八日书记员  郭富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