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11民再1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申诉人）：王长春，男，1958年12月26日生，汉族，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人，无业，住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行强（系王长春之子），男，1984年2月6日生，汉族，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人，经商，住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被申诉人）：朱庆礼，男，1968年7月09日生，汉族，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人，个体户，住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小虎，江西洪胜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长春与被上诉人朱庆礼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2019）赣1103民再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的相关规定进行书面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长春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赣11**民再3号判决书第（二）项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2019）赣1103民再3号判决书中认定的事实错误。该判决书中认定被上诉人朱庆礼对“已经支付货款的清单当场撕毁，这符合日常交易习惯，本院予以釆信”的事实与实际情况不符。1、已经支付货款的清单并没有全部撕毁，被原审法院支持己经支付的两笔货款（2013年10月19日数额47,931.52元和2013年11月9日数额50,300元）的货款清单就没有撕毁。仍然作为被上诉人朱庆礼的起诉凭证。被上诉人朱庆礼既然保留了这2份码单，也有理由怀疑他保留了剩下的9张码单。2即使根据被上诉提供的销售统计表，也能明显看出支付货款后清单撕毁的做法难以操作。3所谓“当场撕毁”与事实不符，本案付款方式是银行转账，不是当场支付现金，也非当场交易当场支付的模式，再审法院如何认定“已经支付货款的清单当场撕毁”？是双方在当场撕毁时留下货款付清的字据？还是双方达成口头协议？被上诉人没有提供相关的文字字据，上诉人也没有承认与被上诉人达成任何此类的口头协议。4根据本案的交易模式：前期先发货后付款，货款滚动支付（一直有赊账），后期一单一付，最后支付剩余货款。此种交易模式下，双方必然根据总供款量进行对账，而上诉人签名码单作为唯一的结算依据，当事人称撕毁部分码单明显不符合交易习惯。二、（2019）赣1103民再3号判决书举证责任分配错误。（1）再审对交易习惯的认定违背了证据规则，且解释也与日常交易习惯相悖。（2）再审认为上诉人提交的8笔转账中有2笔系一单一付跟码单金额相吻合，可以认定为支付被上诉人主张的货款金额，而另6笔无法合理推算出系支付被上诉人主张的金额因此不予认定。法院对该认定忽略了本案交易的实际情况，且举证责任分配错误，导致裁判结果错误。本案双方有持续交易的一个过程，交易并非全部“一单一付”，即时结清。因此，被上诉人单独抽取中间几张码单要求上诉人支付对应货款明显是证据不足的，在上诉人拿出远远超过被上诉人主张的货款金额的支付凭证后，应当由被上诉人进一步补证发货的总金额，扣除已付金额，剩余部分才可以予以支持，否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后果。（3）江西省上饶市人民检察院在抗诉中已经明确了举证责任：“如朱庆礼认为这些款项不是用于支付本案中的几笔欠款，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综上所述，恳请二审法院查清事实，还原真相，正确适用法律，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朱庆礼辩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1．本案的基本事实及双方的交易习惯：上诉人所需布料通过电话联系，自提或送货。或先部分打款，或暂欠货款，已给付的销货清单不签名，但未给付的需在结算时签名确认。年底凭码单共同对账结算，付款通常以整数形式支付，结算后或单次给付的款项超出码单金额，付清的码单当场收回销毁，未付清的码单原件留存在供货方。2．上诉人拖欠货款的事实及依据：双方密集发生业务集中在2013年期间，因时间跨度较长，现有据可查的是自2013年5月11日始至2013年12月7日，上诉人王长春共向原告朱庆礼购买的原材料价值合计1,700,873.82元，上诉人王长春已付货款达1,252,060元，尚欠货款449,813.82元，即朱庆礼主张权利的货款。结算时区分赊欠还是结清，以销售方手上是否持有购买方签名确认的销货清单为准。朱庆礼原审向法庭提供现有保留的销货清单及收款记录可以清楚的反映双方实际的买卖关系过程，通过两种的计算方式可以印证上诉人拖欠货款的事实，一是总货款扣减已给付的可以得出拖欠金额是449,813.82元，二是上诉人已签名未收回的原始11张销货清单统计同样可以得出尚欠货款是449,813.82元。3．上诉人抗辩已归还货款是不能成立的。现上诉人王长春从以往的付款中抽出几份凭证拟证明已付清本案诉争得货款是不能成立的。朱庆礼从未否认未收到这些款项，包括朱庆礼统计的累计已收款1,252,060中也包含有上诉人给付合计448,200元的八笔货款。上诉人一直否认实际购货的总款项，仅将部分给付的款项企图冲抵现主张赊欠的货款，明显不悖客观事实。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1．朱庆礼已举证证实总共发生的销售数量及销售金额、已举证证实实际已收货款的金额，同时举证证实了货款未回笼签名确认部分的拖欠金额，已完成了基本的举证责任。上诉人以支付部分货款的汇款凭证进行抗辩，应对此部分汇款凭证与拖欠货款的关联性进行举证，否则无法证明该部分汇款是偿还本案诉争得货款。加之上诉人未否认也无法否认其曾通过银行转账形式先后支付给朱庆礼125余万元货款的事实，从而也佐证了其抗辩的40余万元是包含在总货款当中的。同时上诉人也有义务举证其给付的125余万元的付款性质及对应的货款。上诉人无法举证证实即可根据自由心证原则推定朱庆礼的主张成立。2．原审合理分配举证责任，根据民事证据的高度盖然性及优势证据综合本案的所有证据对证据进行合理认定、合理采纳，完全符合最高人民法院有关民事证据规则的法律规定。综上，答辩人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理由均不能成立，特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朱庆礼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货款449,813.82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贷款利率标准支付原告自2014年1月1日起至货款结清日止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再审认定事实如下：2012年4月20日至2015年12月29日，原审原告朱庆礼在浙江省绍兴县经营鑫源针织厂，期间更名为绍兴县朱庆礼针织厂，主要生产全棉不倒绒等产品。2013年4月至12月间，原审被告王长春因经营所需多次向朱庆礼赊购买全棉不倒绒等原材料，双方采取以间歇性付款方式支付货款，2013年5月份初次交易时是欠账，上半年付款较少，下半年开始逐渐付款，边拉边付，边欠边还，一直交易到2013年12月。朱庆礼保留王长春于2013年5月20日签名码单6张购买全棉不倒绒500匹、重量13271.6ｋｇ、单价18.5元／ｋｇ、货款为245524.7元，王长春之子王行强于同年6月4日签名码单3张购买全棉不倒绒217匹、重量5764ｋｇ、单价18.4元／ｋｇ、货款为106057.6元，王长春之子王行国于同年10月17日签名码单1张购买全棉不倒绒100匹、重量2633.6ｋｇ、单价18.2元／ｋｇ、货款为47931.52元，王长春之子王行国于同年11月9日签名码单1张购买全棉不倒绒100匹、重量2825.9ｋｇ、单价17.8元／ｋｇ、货款为50300元；以上货款均有王长春及其儿子王行强、王行国签单确认，共计货款人民币449813.82元。自2013年5月11日至2014年1月17日止，王长春陆续向朱庆礼及其妻余金花通过银行转账支付21笔货款，共计人民币1231060元（详见附表一），其中，2013年10月19日和11月12日王长春分别向朱庆礼汇款47900元和50300元。朱庆礼多次向王长春催讨剩余货款无果，故向本院提起诉讼。另查明，2019年12月4日，庭审中朱庆礼提交31张未签名码单原件以供核实，王长春对上述码单形成时间存在异议向本院提出鉴定申请，后于2020年4月21日撤回鉴定申请。一审法院再审认为，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朱庆礼与王长春之间存在买卖关系，双方对该事实均无争议，本院予以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王长春是否拖欠朱庆礼货款449,813.82元。本案中，王长春及其儿子在2013年5月份交易时是欠账，上半年付款较少，下半年开始逐渐付款，边拉边付，边欠边还，已支付货款的清单当场撕毁，这符合日常交易习惯，故对朱庆礼主张部分码单货款付后销毁的做法，本院予以采信；但朱庆礼提交的31张未签名码单系自述证据，虽符合交易习惯，该证据不足以证明朱庆礼销售额1,700,473.82元系王长春银行汇款总额1,251,060元与11张签名码单货款额449,813.82元之和，故对朱庆礼提出的销售货款额为1,700,473.82元，本院不予采信。王长春仅提交8笔共计448,200元的银行转账证实已支付案涉11张签名码单的449,813.82元货款（详见附表二），其中王长春于2013年10月19日通过银行转账向朱庆礼支付47,900元与王长春之子王行国于2013年10月17日向朱庆礼赊购全棉不倒绒47,931.52元相吻合；王长春于2013年11月12日通过银行转账向朱庆礼支付50,300元与王长春之子王行国于2013年11月9日向朱庆礼赊购全棉不倒绒50,300元相吻合，该两笔交易符合“一单一付”付款模式，本院予以支持；关于王长春主张2013年5月25日、6月10日、6月23日、8月25日、9月16日、9月17日的银行转账系向朱庆礼支付2013年5月20日签名码单6张计货款245,524.7元和2013年6月4日签名码单3张计货款106,057.6元，但王长春提供的6笔银行转账记录，对应朱庆礼提供的银行转账记录（详见附表一）来看，其前后、中间存在多笔王长春支付货款的转账，无法合理推算出该6笔转账系支付2013年5月20日和6月4日的码单货款，且转账与码单的金额相差1,582.3元，故对王长春主张2013年5月20日和6月4日的码单货款已履行的观点，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双方的证据均不足以证实自己的主张，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由双方自行承担，现朱庆礼诉请王长春支付11张签名码单的449,813.82元货款，王长春仅能证实已支付2013年10月17日、11月9日的货款98,231.52元，无充分证据证实已支付2013年5月20日、6月4日的货款351,582.3元，故本院确认王长春尚欠朱庆礼货款351,582.3元的事实。原审原、被告之间并未签订买卖合同，对滞延付款的责任未作约定，故朱庆礼请求王长春支付拖欠货款的利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关于本院原审裁定将本案移送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人民法院处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十八条“……判决后的上诉案件和依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案件，由原审人民法院的上级人民法院进行审判；上级人民法院指令再审、发回重审的案件，由原审人民法院再审或者重审。”之规定，本案应由本院重审，原审裁定缺乏法律依据，程序违法，本院予以纠正。据此，判决如下：一、撤销本院（2019）赣1103民初25号民事裁定；二、原审被告王长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审原告朱庆礼货款351,582.3元；三、驳回原审原告朱庆礼的其他诉讼请求。原审案件受理费8,047元，由原审原告朱庆礼负担1,474元，原审被告王长春负担6,573元。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对双方无争议的2013年5月11日至2014年1月17日银行交易统计表、流水清单打印件31张，上诉人王长春共向被上诉人朱庆礼支付货款1,251,060元（其中20,000元现金），11张签名码单449,813.82元货款，本院予以确认。对被上诉人朱庆礼提交的销售统计表及王长春未签名销售清单（码单）43张，拟证明销售额(含运费400元)1,700,873.82元，上诉人王长春不予认可，因被上诉人朱庆礼提交的销售统计表及王长春未签名销售清单（码单）43张，系自述证据，本院不予采信。其他查明事实与原再审一致，本院二审予以确认。根据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问题是上诉人王长春是否拖欠被上诉人朱庆礼货款351,582.3元。关于上诉人王长春是否拖欠被上诉人朱庆礼货款351,582.3元的问题。本院认为，首先，对被上诉人朱庆礼提交的销售统计表及王长春未签名销售清单（码单）43张，拟证明销售额(含运费400元)1,700,873.82元，上诉人王长春不予认可，因被上诉人朱庆礼提交的销售统计表及王长春未签名销售清单（码单）43张，系自述证据，该证据不足以证明被上诉人朱庆礼销售额(含运费400元)1,700,873.82元系上诉人王长春银行汇款总额1,251,060元与11张签名码单货款额449,813.82元之和，故对被上诉人朱庆礼提出的销售货款额为1,700,873.82元，本院不予采信。其次，原再审对上诉人王长春于2013年10月19日通过银行转账向被上诉人朱庆礼支付47,900元与王长春之子王行国于2013年10月17日向朱庆礼赊购全棉不倒绒47,931.52元相吻合；王长春于2013年11月12日通过银行转账向朱庆礼支付50,300元与王长春之子王行国于2013年11月9日向朱庆礼赊购全棉不倒绒50,300元相吻合，该两笔交易符合“一单一付”付款模式，予以支持；而相对于不符合“一单一付”2013年5月20日签名码单6张计货款245,524.7元和2013年6月4日签名码单3张计货款106,057.6元，作为认定上诉人王长春拖欠货款的依据判决上诉人承担还款责任事实不清。本案的实际付款绝大部分不符合“一单一付”的情况，付款边拉边付，边欠边还，已支付货款的清单当场撕毁与原审、再审认定“一单一付”事实存在矛盾，不符合交易习惯与事实。再次，上诉人王长春签名码单不是双方的结算单据，也不应作为拖欠货款的凭证。被上诉人朱庆礼对上诉人王长春2013年5月11日至2014年1月17日共支付货款1,251,060元无异议，被上诉人朱庆礼仅提供11张签名码单货款额449,813.82元起诉，该事实双方虽没有争议，但被上诉人应举证提交2013年5月11日至2014年1月17日有上诉人签名的总交易码单或其他决算凭据，不能尽提交部分证据来确定所欠货款事实的存在，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原再审判决上诉人王长春支付被上诉人朱庆礼货款351,582.3元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综上，上诉人王长春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上饶市广丰区人民法院（2019）赣1103民再3号民事判决及上饶市广丰区人民法院（2015）广民一初字第258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朱庆礼（原审原告）的诉讼请求。原一审案件受理费8,04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573元。由被上诉人朱庆礼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江萍审判员  钟 凌审判员  蔡 霞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七日书记员  鲁文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