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鄂06民终53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葛凌先，男，1947年6月19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樊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罗锋、刘伟，湖北联帮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湖北厚德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东湖路******。法定代表人：欧阳钦，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会胜，湖北喻家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欧阳钦，女，1971年1月24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樊城区大庆东路**。原审第三人：湖北襄阳沐春林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襄阳市樊城区人民西路v>法定代表人：欧阳钦，该公司总经理。上述二原审第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家强，湖北喻家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葛凌先因与被上诉人湖北厚德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厚德公司）、原审第三人欧阳钦、湖北襄阳沐春林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沐春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2019）鄂0606民初48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葛凌先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锋、刘伟，被上诉人厚德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会胜，原审第三人欧阳钦及沐春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家强到庭参与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葛凌先上诉请求：1.撤销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2019）鄂0606民初4803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起诉；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关于诉争的80%股权。双方存在有效的仲裁条款，该仲裁条款的效力，已由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鄂06民特3号民事裁定书所认定。并且，双方所诉争股权已由襄阳仲裁委员会作出终局决定。在仲裁决定未经依法撤销前，法院对此案无管辖权。1.厚德公司提起的80%股权申请的仲裁与提起的诉讼当事人相同、争议标的相同、请求相同、事实与理由相同。2.被上诉人厚德公司起诉时隐瞒了诉争的80%股权已经仲裁的事实。在仲裁决定未经依法撤销前，法院对本案无管辖权。厚德公司在提交仲裁申请的同时，向襄阳仲裁委员会提交了五组证据。其中，证据2为《股权转让协议》、证据3为《补充协议》、证据5为《解除股权转让协议》。证据3《补充协议》第四条“履行《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发生争议时，双方协商解决，协议不一致时，向襄阳市仲裁委申请仲裁”。证据5《解除股权转让协议》第七条“履行本协议发生争议时，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向襄阳市仲裁委申请仲裁。”在仲裁庭首次开庭前，葛凌先向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请，请求依法确认仲裁条款无效。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7年3月29日作出（2017）鄂06民特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葛凌先的申请。后双方的股权纠纷经仲裁委开庭审理后，厚德公司于2019年3月25日向仲裁委邮寄书面的撤回仲裁申请书，经仲裁委审查，襄阳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3月29日作出（2019）襄仲决字第08号决定书，决定：准许申请人湖北厚德投资有限公司撤回仲裁申请。本决定为终局决定，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3.法院应依法裁定驳回其起诉，因法院对本案无管辖权。此答辩意见在2019年7月25日葛凌先第一次递交的答辩状中已提出。2019年7月15日葛凌先收到开庭传票，于7月25日递交了答辩状，请求法院依法裁定驳回厚德公司的起诉。法律依据为双方争议经仲裁作出终局决定，在仲裁决定未经依法撤销前，法院对本案无管辖权。2019年7月31日第一次开庭前，厚德公司提交了《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对第三人、诉讼请求及事实与理由进行了变更。针对其变更，葛凌先提交了新的答辩意见，重申了法院对本案无管辖权，应依法驳回其起诉。（二）关于诉争的10%股权。诉争的10%股权经欧阳钦申请仲裁，襄阳仲裁委已作出终局决定。现厚德公司以欧阳钦在仲裁时提交的证据起诉，混淆了主体资格，同时也违反了禁止反言的诉讼原则，应驳回厚德公司的起诉。（三）一审法院认为对本案有管辖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1.一审法院认为涉案的仲裁条款的效力未确定不符合法律的规定。本案二份仲裁条款效力葛凌先申请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确认无效，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葛凌先的申请无符合法律规定请求仲裁条款无效的事实及法律依据，裁定驳回葛凌先的申请。故二份仲裁条款有效。2.一审法院认为其对本案有管辖权，前提应建立在《代持股协议书》、《补充协议》及《解除股权转让协议》有效的基础之上。但三份协议皆为欧阳钦在没有代理权的情况下签订，三份协议未得到葛凌先追认，对葛凌先不发生效力。（四）本案中厚德公司以“借名代持股权”为由提起诉讼，对此负有举证责任。但厚德公司并没有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借名代持股权”法律关系。1.厚德公司在仲裁与诉讼中皆未证明其与葛凌先之间签订有股权代持协议。诉争80%股权，厚德公司在一审所举证据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与葛凌先之间签订有股权代持协议；诉争的10%股权，一审法院认为诉争的10%股权由欧阳钦继受所有，由葛凌先代持，欧阳钦同意将其所有的10%股权赠与厚德公司，无任何证据支持。2.厚德公司的出资问题，一审法院混淆事实作出了错误的认定。关于诉争80%股权出资的问题。沐春公司成立时，厚德公司出资960万元，成为沐春公司的原始股东。后厚德公司于2010年6月17日与葛凌先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此协议名为“转让”，实为“赠与”。判断合同的性质不能只看合同的名称，要看合同双方的主要义务，合同双方的主要义务决定了合同的性质及双方的法律关系。此协议约定厚德公司将其持有的沐春公司960万元股权转让给葛凌先而没有约定对价，厚德公司是商事主体，能够认识到无偿转让行为即是赠与行为。并且，厚德公司实际履行了该约定，赠与行为已完成。葛凌先因厚德公司的无偿转让行为继受取得诉争80%的股权。一审法院只看到厚德公司的原始取得行为，而没有认清葛凌先因继受取得股权的事实，混淆了事实作出了错误的认定。关于诉争的10%股权的出资问题，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欧阳钦为自然人，厚德为法人，二者不是同一法律主体（欧阳钦2016年7月15日才成为厚德公司法定代表人）。厚德以2010年3月5日欧阳钦的银行取款凭证、现金存款凭证（105万元）作为厚德公司的证据向葛凌先主张权利，不能证明其出资。（2）诉争的10%股权另外15万元出资，厚德公司在一审所举证据中并没有证据证明上述事实。且沐春公司、王迎军与厚德公司不是同一法律主体。一审未对此事实进行审理，也无任何证据证实，一审法院对此事实认定错误。3.厚德公司没有经沐春公司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不能成为沐春公司股东。一审法院对此事实法律推理逻辑错误，致使此事实认定错误。（五）一审法院在说理过程用了双重标准，存在重大矛盾冲突。一审法院在论证本案第一个争议焦点法院是否对本案有管辖权时，引用了《代持股协议书》、《补充协议》、《解除股权转让协议》三份协议中的内容，其引用行为的本意是三份协议成立且合法有效；在论证本案第二争议焦点，双方是否存在代持关系时，认为葛凌先对《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解除股权转让协议》没有设立民事法律行为的意思表示。即上述三份协议不成立；在论证厚德公司是否出资问题上，又将《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作为一个整体来看，认为双方的转让价款为960万元。又承认了这两份协议的效力。在涉及本案三个关键问题的论证上，一审法院对同一份《股权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在效力问题上认识如此反复，存在重大的矛盾冲突。（六）厚德公司对涉案股权所主张的代持关系，考察其所举证据及相关行为，与常识、常情、常理不符。厚德公司辩称，（一）本案应由法院管辖，襄阳仲裁委员会没有管辖权。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没有约定关于股权归属发生争议的的仲裁条款。依据仲裁法第21条规定没有仲裁协议的仲裁机构没有管辖权。1.本案涉及三份协议：2010年3月5日欧阳钦与欧阳钦以葛凌先名义签订的《代持股权协议书》第3条；2012年12月5日湖北厚德投资公司与欧阳钦以葛凌先名义签订的《补充协议》第4条；2015年1月6日湖北厚德投资公司与欧阳钦以葛凌先名义签订的《解除股权转让协议》第7条，均约定履行协议发生争议时，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向襄阳市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但履行协议的内容并不包含股权归属发生争议，而本案的诉请是股权确权之诉，本案双方之间没有关于股权确权的仲裁条款，因此本案应由法院管辖。2.本案涉及以上三份协议，均是欧阳钦以葛凌先的名义签字的，葛凌先没有亲自签字，也就是说葛凌先没有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不符合《仲裁法》第21条规定。3.本案被答辩人在一审答辩期间未提出法院管辖权异议，而是在答辩期满后在庭审中提出管辖权权利抗辩，理由是双方争议已经仲裁委员会作出终局裁决，未依法撤销前法院无管辖权，故被答辩人只是行使权利抗辩而非提出管辖权的抗辩，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4.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2017）鄂06民特3号民事裁定书驳回葛凌先2012年12月5日签订的《补充协议》的仲裁条款无效的申请、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2017）鄂06民特4号民事裁定书驳回葛凌先2010年3月5日签订的《代持股权协议》的仲裁条款无效的申请，理由是该两份协议不符合仲裁法第17条仲裁协议无效的情形，裁定驳回仲裁申请，而不是驳回仲裁请求。实际上对《补充协议》及《代持股权协议》的仲裁条款并未作出有效还是无效的认定。5.本案系股权确认之诉，仲裁申请属于履行之诉，是两个不同的诉请。故本案不属于重复诉讼，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二）本案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股权代持关系是否成立。1.从本案涉及的2010年6月15日股权转让协议来看，湖北厚德公司与欧阳钦以葛凌先的名义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被答辩人没有亲自签字，也就是说葛凌先没有签订股权转让的意思表示，本案在一审庭审时陈述签订合同时自己不知道，答辩人也未与被答辩人协商过，双方均没有建立股权转让的意思表示，依据《民法总则》第133条规定民事行为通过民事主体意思表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故本案股权转让行为不能成立。2.本案涉及股权名义上是股权转让，而实际隐藏是股权代持关系。湖北厚德公司因经营的需要，借用被答辩人名义代为持有其在第三人沐春公司中的股权。依据《民法总则》第146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故本案的代持行为，未违反合同法关于合同无效的规定，应认定代持股权合法有效。3.被答辩人辩称本案涉及股权是赠与取得不能成立。虽然2010年6月1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未对股权转让款作出约定，但结合本案签订合同的目的、合同的文义及合同的体系进行解释，合同本身并没有赠与的意思表示。另外，2012年12月5日的《补充协议》对转让价格约定为960万元，2015年1月6日湖北厚德投资公司与欧阳钦以葛凌先名义签订的《解除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由于被答辩人未按照补充协议履行支付股权转让款，经协商约定，本案涉股权由被答辩人代持，实际由答辩人所有。4.被答辩人主张赠与关系未提供任何证据，实际上第三人沐春公司也未对案涉股权赠与作出股东会决议，对于处置公司80%的股权未经股东会决议也是无效的。5.答辩人是实际出资人和原始股东，实际履行股东的权利。而被答辩人葛凌先并未实际出资，也未参与公司的经营活动。被答辩人没有召开股东大会，没有参加公司的决策，没有享受公司股东的权益，也没有承担股东的义务。在被答辩人代持股权期间，实际上由湖北厚德公司行使股东权利与义务。无论是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还是公司召开股东会会议、股东会议表决、公司章程变更及工商登记变更等经营活动，被答辩人葛凌先均没有参与。因此，被答辩人辩称的赠与所得股权不能成立。由于登记在葛凌先名下的80%股权，既非原始取得，也非继受取得，故本案的案涉股权应认定是答辩人厚德公司投资所得，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代持股权关系成立。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欧阳钦述称，一审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是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起诉，但本案显然符合起诉条件，上诉人的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沐春公司述称，一审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沐春林业公司认可一审判决结果，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厚德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原告对第三人湖北襄阳沐春林业有限公司享有90%的股权份额；2、依法确认现登记在被告名下的湖北襄阳沐春林业有限公司的80%股权为原告所有，并判令被告配合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担保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厚德公司成立于2007年2月7日，2016年7月15日之前股东为欧阳辉，股份为55%，汤洪玉，股份为45%；2016的7月15日变更后公司的管理人员为欧阳钦、欧阳辉，法定代表人为欧阳钦；股东为欧阳钦、欧阳辉。2008年2月21日，厚德公司、刘军、宋爱林发起设立第三人沐春公司，厚德公司投资960万元，占股份80%，刘军投资120万元，占股份10%，宋爱林投120万元，占股份10%。2008年2月29日，上述三位股东签署第三人沐春公司的公司章程。该公司章程规定经营范围为林木种植、林业技术推广和咨询。注册资金为1200万元，由全体股东认缴。公司实收资本为990万元，为全体股东实际交付并经登记机关依法登记的出资额。章程第七条规定股东厚德公司认缴出资960万元，股权为80%，实缴出资额为960万元，于2008年3月13日前入资；宋爱林认缴出资额为120万元，实缴出资额为15万元，于2008年3月13日前入资，余额出资时间为2010年3月13日前缴足；刘军认缴出资额为120万元，实缴出资额为15万元，于2008年3月13日前入资，余额出资时间为2010年3月13日前缴足。第十一条规定股东作为出资者按出资比例享有所有者的资产受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并承担相应义务。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第二款规定股东和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东半数以上不同意的，不同意转让的股东应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两个以上股东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协商确定各自的购买比例；协商不成的，按照转让时各自出资比例行使优先购买权。第三款规定股东依法转让其出资后，公司应向受让人发放（或换发）出资证明书，将受让人的名称或者姓名、住所、受让的出资额、出资证明编号等记载于股东名册。第十五条规定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合法继承人可以继承股东资格。第十六条规定公司设股东会、董事会、经理、监理、监事，行使公司的决策及执行、经营管理、监督等职能。第二十一条规定董事长为本公司法定代表人，由股东会选举，任期四年，连选可以连任。第二十四条规定本公司法定代表人行使下列职权：（1）负责召集和主持董事会，检查董事会的落实情况，并向股东会和董事会报告工作；（2）执行股东会决议和董事会决议；（3）代表公司签署有关文件；（4）提名公司经理人选、交董事会任免；（5）在发生战争、特大自然灾害等紧急情况下，对公司事务行使特别裁决权和处置权，但这类裁决权和处置权须符合公司利益，并在事后向股东会和董事会报告。第十九条规定本公司经理行使下列权利：（1）主持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组织实施董事会决议；（2）组织实施公司年度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3）拟订公司内管理机构设置方案；（4）拟订公司基本管理制度；（5）制定公司的具体规章；（6）提请聘任或解聘公司副经理、财务负责人；（7）决定聘任或者解聘除应由董事会决定聘任或者解聘以外的负责管理人员。各发起股东按章程规定实缴了投资，并经襄樊华矩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验资，并于2008年3月17注册成立湖北襄樊沐春林业有限公司。2008年3月12日，沐春公司召开股东会议，通过决议选举欧阳辉、刘军、宋爱林为公司董事会董事，欧阳辉为法定代表人，王迎军为监事，任期四年；同时召开董事会聘任欧阳春为公司总经理，任期四年。股东会决议以及聘书记录上均有股东刘军、宋爱林、厚德公司签字或签章。2008年5月21日，宋爱林将其10%的120万元的股份转让给了张建华，并将张建华记载于公司股东名册（湖北襄樊沐春林业有限公司股东（发起人）出资情况表）。2008年9月19日，沐春公司股东会决议变更经营范围，并免去欧阳辉董事、董事长、法定代表人职务，选举汤洪玉为沐春公司董事、董事长和法定代表人，并履行相关法律手续。相关的《股东会决议》、《章程修正案》、《公司董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经理审查意见》、《法定代表人审查意见》、《有限责任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书上张建军、厚德公司按公司章程规定签字或签章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2010年2月28日刘军与厚德公司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其持有沐春公司的120万元占公司10%的股权转让给厚德公司；2010年3月5日，张建华与“葛凌先”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张建华将其持有沐春公司的120万元占公司10%的股权转让给“葛凌先”，但是合同尾部受让方“葛凌先”三字是由欧阳钦书写的。2010年3月5日沐春公司召开股东会通过了股东决议同意上述两合同的双方当事人的股权转让，同时通过了修正公司章程（《湖北襄樊沐春林业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修正内容为“将公司章程第三章第六条的内容修正为：公司实收资本1200万元，为全体股东实际交付并经登记机关依法登记的出资额。将公司章程第四章第七条的内容修正为：股东湖北厚德投资有限公司，货币出资1080万元，所占股权比例90%；股东葛凌先，货币出资120万元，所占股权比例10%。出资时间均为2010年3月5日”。但是两份《股东会决议》上原股东张建华、刘军签字，现股东签名处签有“葛凌先”三字，但是此三字亦是由欧阳钦书写的。《湖北襄樊沐春林业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上有法定代表人汤洪玉签字，沐春公司签章。并进行了验资，《验资报告》显示，厚德公司补交了认缴纳的105万元，葛凌先补交了认缴的105万元。2010年6月15日，厚德公司与葛凌先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其持有沐春公司960万元占公司的80%股权转让给葛凌先。并于当日召开了股东会，通过了该股权转让和修正公司章程，章程修正案为“第四章第七条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认缴出资额、实缴出资额、出资方式、所占股权比例为厚德公司认缴出资额120万元，实缴出资120万元，货币出资，葛凌先认缴出资额1080万元，实缴出资1080万元，货币出资”，并将厚德公司、葛凌先记载于公司股东名册和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但是，《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上“葛凌先”三字亦均由欧阳钦书写。汤洪玉在《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法定代表人处签名，欧阳钦在指定代表或委托代理人处签名。2012年2月6日，沐春公司召开股东会并通过股东会决议“一、同意将公司名称变更为湖北襄阳沐春林业有限公司，二、同意将公司的注册地址变形更为襄阳市樊区人民西路，三、同意免去汤洪玉在湖北襄樊沐春林业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及定代表人职务，四、确认新一届董事会成员：葛凌先、白玉玲、刘爱红，原董事职务自动解除。选举王迎军担任监事，任期三年，原监事职务自动解除，同意选举葛凌先为湖北襄阳沐春林业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职务，五、全体通过2012年2月6日修改后的章程。”在此次《股东会决议》书和《章程修正案》书上葛凌先的签名均由欧阳钦书写，葛凌先并未参加股东会。根据上述股东会决议办理相关变更登记手续，但是相关的《有限责任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章程修正案》上“葛凌先”三字均由欧阳钦书写。2012年2月16日葛凌先在工商部门被登记为法定代表人。2012年5月2日，沐春公司召开股东会通过修正公司章程的决议，并办理相关登记手续，但是所有应由葛凌先本人签字的文书均由欧阳钦书写“葛凌先”三字。2016年10月18日，该公司召开股东会通过了“同意对公司章程的修改，取消董事会、设立执行董事。原董事自动解除。二、免去原执行董事暨法定代表人葛凌先的职务，选举任命欧阳钦为新的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三、选举陈春红为监事，免去原监事职务”，并办理相关登记手续，但是所有应由葛凌先本人签字的文书均由欧阳钦书写“葛凌先”三字，葛凌先均未参加过上述多次股东会，在该公司未行使过股东权利。沐春公司发起人宋爱林认缴资本120万元，于发起时实缴资本15万元，2008年5月21日将认缴资本120万元10%的沐春公司股份转让给了张建华。但是张建华并未向宋爱林支付转让款15万元，而是由沐春公司于2008年10月23日退还给宋爱林3.7万元。2009年9月29日由王迎军个人账户中退还宋爱林11.3万元。2010年3月5日张建华将其从宋爱林处受让过的股份转让给了葛凌先，葛凌先未向张建华支付转让费15万元，剩余认缴的105万元由欧阳钦以葛凌先的名义向沐春公司支付。葛凌先亦未支付厚德公司转到其名下的80%股份960万元的资本。葛凌先系沐春公司的员工，亦是欧阳春的岳丈。汤洪玉系欧阳春、欧阳钦、欧阳辉的母亲，欧阳诺妮系欧阳春的女儿。王迎军系欧阳钦的前夫。葛凌先2009年底为沐春公司的员工，葛凌先从2009年至现在均是履行其一名员工的职责，在财务报销、业务处理、公司管理、公司日常运作过程从未履行过法定代表人的职务职权。2010年3月5日，欧阳钦与葛凌先签订了一份《代持股权协议书》约定欧阳钦委托葛凌先代持欧阳钦持有的沐春公司的10%，出资额为120万元的股份，葛凌先声明并确认，代持的股份投资款完全由欧阳钦投资，只是以其名义投资的。该协议第二条约定“1、代持的股份与之有关的收益全部归欧阳钦所有，葛凌先亦不承担亏损及风险。欧阳钦作为代持股份的实际拥有者，以代持股份为限，根据沐春公司章程规定行使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包括但不限于股东权益、重大决策、表决权、查账权等公司章程和法律赋予的全部权利；2、在代持期间，甲方（欧阳钦）有权在条件具备时，将相关股东权益转移到甲方或甲方下的任何第三人名下，乙方（葛凌先）须无条件配合并提供必要的协助。3、在代持期间，乙方作为代持股份形式上的拥有者，以乙方的名义在工商股东登记中具名登记。4、在代持期间，乙代甲方收取代持股份所产生的收益，应当在收到该收益后5个工作日内，将其转交给甲方，如逾期未转交，则乙方需按逾期未转交金额的0.1%日向甲方支付违约金。5、在代持期间，乙方应保证所代持股份权属的完整性和安全性，非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不得处置代持股份，包括但不限于转让、赠与、放弃或在该等股权上设定质押等。7、乙方应当依照诚实信用的原则适当履行受托义务，并接受甲方的监督”。该协议第三条约定“履行本协议发生争议时，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向襄阳仲裁委申请仲裁”。协议尾部委托方（甲方）由欧阳钦签字，受托方（乙方）葛凌先三个字由欧阳钦书写。2010年6月15日，厚德公司与葛凌先签订了一份《股权转让协议》，约定：“1、甲方（厚德公司）将自己持有的沐春公司960万元的股权转让给乙方（葛凌先）；2、由甲方在本协议签署前办理或提供本次股权转让所需的原公司股东同意本次股权转让的决议等文件；3、乙方依法办理以公司股东、股权、章程修改等相关变更登记手续，甲方应给予积极协助或配合，变更登记所需要费用由乙方承担；4、乙方受让上述股权后，由乙方作为股东、依据原公司章程、协议等有关文件的规定对公司章程，协议等有关文件进行相应修改和完善，并办理变更登记手续；5、股权转让后，受让方按其在公司股权比例享受股东权益并承担股东义务，转让方的股东身份及股东权益丧失。6、违约责任，若一方未按合同约定履行，应向守约方支付合同总额的10%的违约金。”协议尾部乙方（受让方）“葛凌先”三字由欧阳钦书写。2012年12月5日，厚德公司与葛凌先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约定双方就2016年6月15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口头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款支付时间，达成以下补充协议：“一、甲方已将持有的湖北襄阳沐春林业有限公司80%的股权暨960万元的股权转让给乙方，且已变更登记于乙方名下。2、乙方同意按960万元的价格受让上述股权。3、乙方承诺在2014年12月31日前向甲方付清受让款。在没有付清全款前，乙方只能按实际支付的价款比例享受红利，剩余部分仍然归甲方享有。4、履行《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发生争议时，双方协商解决，协议不一致时，向襄阳市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尾部乙方“葛凌先”三字由欧阳钦书写。2015年1月6日，厚德公司与葛凌先签订了《解除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双方于2010年6月1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2012年12月5日签订的《补充协议》，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就解除双方签的上述协议的相关事宜约定如下：“1、依据2010年6月1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甲方已将其持有的湖北襄阳沐春林业有限公司80%股权暨960万元的股权转让给乙方，且已变更登记于乙方名下，《补充协议》中乙方承诺在2014年12月31日前向甲方付清受让款960万元。现因乙方未能依约支付96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经甲方、乙方双方协商同意解除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2、本协议签订后，登记于乙方名下有湖北襄阳沐春林业有限公司80%股权暨960万元的股权，为甲方所有，暂由乙方代持。3、代持股期间产生的股份收益归甲方所有，乙方不分享利润和分担风险及亏损。4、代持股期间，非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不得处置代持股份，包括但不限于转让、赠与、放弃或在该等股权上设定质押等。5、若因乙方的原因、如债务纠纷等造成代持股权被查封，乙方应提供其他有效财产向法院、仲裁机构或其他机构申请解封。6、甲方有权随时要求乙方将代持的登记在其名下占公司80%的960万元股权，通过签订转让协议，全部无偿返还过户至甲方或甲方指定的第三人名下，乙方须无条件配合办理股权变更登记。7、履行本协议发生争议时，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向襄阳市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2016年10月11日，厚德公司以申请向襄阳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被申请人为葛凌先，第三人为沐春公司，要求裁决葛凌先立即将其名下沐春公司的80%暨960万元的股权，变更登记至厚德公司名下；沐春公司协助厚德公司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申请的事实与理由为“2010年6月15日厚德公司与葛凌先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一份，将其持有的沐春公司960万元股份转让给葛凌先，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2012年12月5日就股权转让时双方口头约定有股权转让对价及支付方式事宜，双方又签订了《补充协议》一份，协议约定：股权转让价款为960万元，葛凌先应于2014年12月31日前付清。约定的时间到期后，因葛凌先不能依约履行支付义务，双方于2015年1月6日签订了《解除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解除双方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暂由葛凌先作为显名股东代持沐春公司80%暨960万元的股权，厚德公司随时有权要求葛凌先将股权过户变更登记在厚德公司或第三人的名下”。2019年3月29日襄阳仲裁委员会作出（2019）襄仲决字第08号决定书，准许厚德公司撤回仲裁申请。2016年11月10日，欧阳钦以葛凌先为被申请人，沐春公司为第三人向襄阳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裁决葛凌先持有沐春公司的10%的股权由欧阳钦享有；葛凌先协助欧阳钦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沐春公司亦协助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申请的事实与理由“2010年3月5日葛凌先与张建华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一份，张建华将其持有的沐春公司120万元股份转让给葛凌先，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上述股权转让款120万元全部由欧阳钦实际出资，同日与葛凌先签订了《代持股权协议书》一份，确定登记在葛凌先名下沐春公司10%股权属于欧阳钦所有，葛凌先为显名股东代持等。”2018年10月26日襄阳仲裁委员会作出（2018）襄仲决字第020号决定书，准许欧阳钦撤回仲裁申请。2010年3月12日葛凌先签了一份《备忘录暨委托书》，内容“兹有湖北襄樊沐春林业有限公司因经营需要，将我作为股东登记注册，实际上我不是，也未任何出资。以后湖北襄樊沐春林业有限公司的经营活动及股东权益的处置由欧阳钦（身份证号4206011971********）以我的名义全权处置”。2010年3月4日葛凌先签订了一份《委托书》，内容为“兹有我葛凌先（身份证号4206011947********），全权委托欧阳钦（身份证号4206011971********）以我的名义签字办理我在湖北襄樊沐春林业有限公司的经营活动及股东权益处置的所有事宜”，在《备忘录暨委托书》和《委托书》上的葛凌先三字是葛凌先本人书写，葛凌先并声称当时，葛凌先本人签署了很多空白的委托书，签署的目的是为了向银行贷款，而交付欧阳钦的。在仲裁过程中，襄阳仲裁委员会委托广东通济司法鉴定中心对上述《备忘录暨委托书》中的“打印字迹的形成时间是否为2010年3月12日进行鉴定。对手写的葛凌先字与打印字迹是否是同一时间形成进行鉴定。”2019年1月2日该中心的鉴定意见为“1、倾向认为送检检材落款日期为二0一0年三月十二日”的《备忘录暨委托书》上打印字迹的打印形成时间为检材签名葛凌先字迹书写之后，即2013年10月之后形成。2、送检检材落款日期为二0一0年三月十二日的《备忘录暨委托书》手写字迹葛凌先字迹的书写形成时间早于其上打印字迹的打印形成时间，其间隔时间无法确定。”2012年2月15日沐春公司由原告湖北襄樊沐春林业有限公司变更登记而来。2017年2月16日，葛凌先向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定，葛凌先与厚德公司于2012年12月5日签订的《补充协议》的仲裁条款无效。市中院审理查明“2012年12月5日，厚德投资公司作为转让方（甲方）与葛凌先作为受让方（乙方）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该协议对甲方将在湖北襄阳沐春林业有限公司中80%股份转让给乙方的相关事宜进行了约定。该协议第四条约定“履行《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发生争议时，双方协商解决，协议不一致时，向襄阳市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协议落款处乙方签名为欧阳钦代签。申请人及被申请人对该协议除第四条之外的即股权客观存在及登记现状均不持异议”，并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七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仲裁协议无效：（一）约定的仲裁事项超出法律规定的仲裁范围的；（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仲裁协议；（三）乙方采取胁迫手段，迫使对方订立仲裁协议的”。而申请人葛凌先提出仲裁条款无效的事由为《补充协议》上其签名并非本人所签，该事由并非上述法律规定情形之列。另外，申请人葛凌先提出对其在《补充协议》上的签名进行鉴定，前述被申请人厚德投资公司已认可该签名系基于委托关系由欧阳钦代签，至于委托及代签效力等争议已涉及双方合同实体之争议，非一审法院对仲裁条款效力认定之审查范畴，于2017年3月29日作出（2017）鄂06民特4号民事裁定书驳回申请人葛凌先的申请。2013年至2014年8月期间，欧阳钦等兴德利公司的工作人员以ＱＱ的方式向欧阳春汇报兴德利公司的工作、管理等情况。一审法院认为，综合当事人诉辩意见及第三人的陈述，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本案是由法院管辖还是由襄阳仲裁委员会管辖的问题；2、葛凌先持有的沐春公司90%（其中2010年6月15日由厚德公司转到葛凌先名下的80%股权和2010年3月5日转到葛凌先名下的10的%股权）的股权暨1080万元与厚德公司是否属于代持关系。关于第1个争议的焦点。2010年3月5日，欧阳钦与欧阳钦以葛凌先名义签订了一份《代持股权协议书》第三条、厚德公司与欧阳钦以葛凌先名义签订的《补充协议》第四条、2015年1月6日签订的《解除股权转让协议》第七条均约定“履行本协议发生争议时，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向襄阳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而根据上述三协议约定的履行内容应为：股东变更登记、股权转让款的支付、股权红利的归属支付、葛凌先对股权的处置、及葛凌先因其自债务股权被法院查封的处理、葛凌先从张建华处转让过来的10%股东权利义务的处置等事项。而本案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依法确认原告对第三人湖北襄阳沐春林业有限公司享有90%的股权份额；2、依法确认现登记在被告名下的湖北襄阳沐春林业有限公司的80%股权为原告所有，判令被告配合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担保费”，其中只有“判令被告配合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的请求属履行上述协议内容，而其它请求事项均不属于履行上述协议的内容，根据合同约定只有履行上述协议（假设上述协议的仲裁条款有效）的情况才应由仲裁委员会管辖，除此之外，双方并没有仲裁约定条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不应由襄阳仲裁委员会管辖。同时，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2017）鄂06民特3号民事裁定驳回葛凌先的2012年12月5日签订的《补充协议》的仲裁条款无效的申请和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2017）鄂06民特4号民事裁定驳回葛凌先的2010年3月5日签订的《代持股权协议书》的仲裁条款无效的申请，并不意味着该《补充协议》和《代持股权协议书》的仲裁条款“有效”，亦不意味着《补充协议》和《代持股权协议书》的仲裁条款“无效”，因（2017）鄂06民特3号、4号民事裁定书是以该《补充协议》和《代持股协议书》中的仲裁条款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七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仲裁协议无效：（一）约定的仲裁事项超出法律规定的仲裁范围的；（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仲裁协议；（三）一方采取胁迫手段，迫使对方订立仲裁协议的”的情况和该《补充协议》、《代持股权协议书》葛凌先的字是由欧阳钦代签的非属（2017）鄂06民特3号、4号案审理范围为由而驳回仲裁申请，而非驳回仲裁申请请求，所以在仲裁协议的效力未确定之前，对“判令被告配合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此请求属行履行协议的内容，而仲裁条款的效力的确定亦非本案审理的范围。综上，本案属于履行上述协议内容的部分，在仲裁条款效力未确定之前，一审法院不能行使管辖权，除此部分外，一审法院有管辖权。关于第2个争议的焦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以其认购的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第四条规定“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有限责任公司在银行开设的账户；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第三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后，应当向股东签发出证明书”；第三十二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应置备股东名册记载下列事项：（一）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二）股东的出资额；（三）出资证明书编号”，第二款规定“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以及第七十一条第二款“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东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第七十二条“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强制执行程序转让股东的股权时，应当通知公司及全体股东，其他股东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购买权。其他股东自人民法院通知之日起满二十日不行使优先购买权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身份的取得必须是认缴有限公司资本的出资人，或因继受公司股权的民事主体。同时股东以其股权行使对公司的收益权、管理权、决策权等，并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承担公司的义务。这完全可以得出有限公司有股东身份的取得路径：一为因出资而原始取得；二为继承、赠与、转让而继受取得。具体到本案，沐春公司于2008年2月21日由发起人厚德公司，认缴沐春公司960万元，占公司股份80%，并实交缴960万元；发起人刘军，认缴沐春公司120万元，占公司股份10%，并实交缴15万元；发起人宋爱林，认缴沐春公司120万元，占公司股份10%，并实交缴15万元而设立的，并办理行政法规定的相关登记手续以及公司法规定的股东身份手续。这证明沐春公司的原始股东应为厚德公司、刘军、宋爱林,葛凌先要成为沐春公司的股东，只能是继受取得。而2010年6月15日厚德公司与葛凌先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后来的《补充协议》、《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均是由欧阳钦以葛凌先的名义与厚德公司签订的。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是民事主体通过意思表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可以基于双方或者多方的意思表示一致成立，也可以基于单方的意思表示成立”第二款“法人、非法人组织依照法律或者章程规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作出决议的，该决议行为成立”，所以，不管是“双面行为”、“共同行为”、“决议行为”、“单面行为”均要求民事主体在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行为时要具备真实的内心意思表示并外化。可是，本案葛凌先的签字均非其本人签署（除了《备忘录暨委托书》先由葛凌先签字，后由欧阳钦书写的内容和《委托书》外），而且葛凌先后来除了追认《股权转让协议》之外对其余的亦拒绝追认，也就是说葛凌先没有欲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的意思表示，也就无从谈起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这就更谈不上合同（此处指转让合同或赠与合同）成立要经过“要约”和“承诺”和“要约”与“承诺”达成一致后才成立，庭审中被告亦陈述签订这些合同时，自己并不知道，原告亦陈述从来未与葛凌先协商过，这充分证明了葛凌先没有设立民事法律行为的意思表示。庭审中葛凌先又辩称其有追认《股权转让协议》的权利，并追认，但是不追认《补充协议》及《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假若按葛凌先的逻辑，追认《股权转让协议》，那么《股权转让协议》对葛凌先产生了法律效力，而根据解释学原则，文字解释应优先，根据文字解释，厚德公司将960万元的股份转让给了葛凌先，虽然《股权转让协议》未对转让价款作出约定，根据合同法的填补规则，以及结合本案整个体系及《补充协议》来看，转让价款应为960万元，可是葛凌先未支付对价，即使将此股权的转让价款确定为“1元”，葛凌先至今亦未向本庭提供向厚德公司支付“1元”转让款的证据，所以因转让而取得沐春公司的股权不成立。葛凌先在庭中提出系赠与，并办理了赠与登记手续和股东记载于沐春公司股东名册的手续。可是厚德公司当时的股东为欧阳辉和汤洪玉，厚德公司陈述沐春公司从来未作出过赠与960万元暨80%沐春公司股权给葛凌先的股东会决议，并且双方在签订《股转权转让协议》时，是有行为能力的企业或自然人，不可能分不清“转让”和“赠与”的含义，葛凌先亦未提供厚德公司赠与其股权的任何证据，所以此种解释是不能排除合理怀疑，不符常理；葛凌先又辩称厚德公司、兴德利公司、沐春公司的实际投资人为欧阳春，实际控制人亦为欧阳春，而且欧阳春、欧阳钦、欧阳辉为兄妹关系，葛凌先系欧阳春的岳丈，与其女儿葛文生育一子欧阳尚善，是欧阳春赠与给其的股权。但是葛凌先只提供了ＱＱ聊天记录证明欧阳春系实际控制，未提供证据证明厚德公司由欧阳春投资，而且ＱＱ聊天记录系欧阳钦等向欧阳春汇报兴德利公司的工作情况，故此证据只能证明欧阳钦等向欧阳春汇报兴德利公司的工作，不能证明欧阳春系沐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即使葛凌先辩称属实，欧阳春系沐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要赠与按常理也是赠与给其妻子或子女，所以这亦有悖常理。而且，赠与沐春公司80%暨960万元的股权，属于公司重大决策事项，依法没有沐春公司的股东会决议通过，亦是无效的。更有甚者，假若葛凌先辩称的赠与属实，那么，葛凌先便是沐春公司的持有90%股权的股东，并变更登记成为了法定代表人，可是葛凌先在沐春公司经营动中，没有召开过股东会议，没有参与过公司决策，亦没有享受过股权收益，也没承担股东义务，并在葛凌先作为持有90%的股东并任法定代表人两年多时间里，沐春公司所有管理行为、股东行为等均由欧阳钦行使，例如欧阳钦以葛凌先名义签署的2010年3月5日葛凌先与张建华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备忘录暨委托书》和《委托书》（先由葛凌先签字，后由由欧阳钦打印、书写内容形成的）、2010年6月15日厚德公司与葛凌先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后来的《补充协议》、后来的《解除股权转让协议》、《代持股权协议》、所有沐春股东会议决议、沐春公司的章程变更、在商工变更登记的文件等。这些证据均证明了这点。还有甚者，厚德公司不承认是赠与，并陈述系借名代持沐春公司的股份，因为当时兴德利公司出现经营风险，厚德公司又是兴德利公司的股东，害怕兴德利公司的经营影响到沐春公司，欲切断兴德利公司与沐春公司的股东关联关系而采取的由葛凌先代持沐春公司股权的这种经营模式；并且，厚德公司为了取得葛凌先代持的股份连续诉讼了多年。综观全案，厚德公司的解释为规避风险符合事物发展的内在的本质逻辑，能够排除合理怀疑，具有高度可能性（但是厚德公司这种欲规避法律目的而为的行为，是应当受到法律非难的），而被告葛凌先辩称的厚德公司和欧阳春赠与其股权的事实，不能排除合理怀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八零第一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认定该事实存在”，所以，葛凌先辩称的赠与继受取得沐春公司的80%的股权不成立。既然登记葛凌先名下的80%的沐春公司股权，既排除原始取得，又排除了继受取得，而该股权又系厚德公司投资取得，所以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规定”，所以登记在葛凌先名下的80%的沐春公司股权属于厚德公司所有。又根据该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款“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葛凌先与厚德公司相对于沐春公司80%的股权系代持关系，葛凌先属于名义股东，厚德公司属于隐名股东。2010年3月5日从张建华处转移登记到葛凌先名下的10%股权，转让款由欧阳钦支付，该股权的性质与葛凌先的关系与上述80%的股权一致，应属欧阳钦所有，亦属代持关系。综上，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上述分析，原告厚德公司的“判令被告配合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的诉讼请求涉及到一审法院是否有管辖权存在争议，而此争议缘于仲裁条款的效力问题，涉及级别管辖，一审法院作为基层法院对此无权置喙，而本案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具有管辖权。并且，被告葛凌先在答辩期内未提出管辖权异议，而是答辩期满后在庭审中提出管辖权权利抗辩，所以一审法院对此可以以葛凌先权利抗辩而非管辖权异议而作出处理，故一审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部分的诉讼请求有权依法作出裁判。登记在葛凌先名下的90%（包括从张建华处转让的10%）的暨1080万元的沐春公司的股份，根据上述同样的理由，其中有10%暨120万的股份系由欧阳钦受让继受所有，由葛凌先代持，其中80%暨960万元由厚德公司投资原始取得所有，亦由葛凌先代持。而第三人欧阳钦同意将其所有10%的股份赠与给厚德公司，此系第三人欧阳钦对自己权利的自由处分，且不损害社会、他人合法利益，应当得到法律的尊重，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原告厚德公司诉请“1、依法确认原告对第三人湖北襄阳沐春林业有限公司享有90%（包含张建华受让的10%）的股权份额；2、依法确认现登记在被告名下的湖北襄阳沐春林业有限公司的80%股权为原告所有”对第一项请求一审法院经询问原告厚德公司是要求确认厚德公司系沐春公司的股东，对第二项请求一审法院经询问原告厚德公司系要求确认葛凌先代持的80%股权属于其所有，前者确认的是沐春公司的股东（显名股东与隐名股东竞合），后者确认的是沐春公司的隐名股东（显名股东与隐名股东分离），原告厚德公司的第一项请求其实质为隐名股东的显名化，根据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和资合的性质，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第三款的规定“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规定，及上述查明的案件事实，沐春公司实则为由厚德公司投资的独资公司，所以厚德公司要求将其对沐春公司的隐名股东显名化，符合上述法律规定。不过一审法院虽然确定了厚德公司对沐春公司的股东显名身份，但是本案属于确权判决而没有执行力，如果葛凌先不配合办理变更登记手续，仍然需要另案诉讼。而且，在葛凌先作为显名股东期间，有可能涉及善意第三人的利益，所以虽然厚德公司的第二项请求包含在第一项请求中，但是法律意义不同，一审法院仍需单独作出确认。故原告厚德公司的请求除了“判令被告配合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外（本案不作审理）其余的诉讼请求成立，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被告葛凌先的辨称原告厚德公司请求“判令被告配合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因管辖权存争议而一审法院不能行使管辖权和原告的诉状观点与变更后的代持观点，理由不一致、矛盾的辩称理由成立，一审法院予以采纳，但是，变更诉讼请求及理由是法律赋予当事人的权利，而且先后有部分矛盾，亦应以最后一次陈述为准。同时，被告辩称原告伪造证据，构成民事诉讼欺诈，本案原告的诉讼目的虽然与在襄阳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的目的相同，事实亦有相同部分，而原告持有的理由不同，而且本案审理的纠纷，襄阳仲裁委员会没有管辖权，襄阳仲裁委员会亦是准许原告撤回仲裁申请而处理的仲裁案，实质问题并没有解决；并且，本案复杂疑难，原告未能准确的认识到案件事实的法律本质亦属常情，而非原告存在恶意诉讼，所以原告的此次诉讼并不构成民事诉讼欺诈；对于原告伪造证据《备忘录暨委托书》的问题，因原告在本次庭审中陈述“葛凌先”三字是葛凌先本人先签书的，上面的内容是后来其因管理需要打印上去的客观事实，并未作虚假陈述，所以在本案中不应认定原告伪造了证据，故此辩称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百七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四条、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第七十一条第二款、第七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二）、（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法》第一十三条第（二）款、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湖北厚德投资有限公司系第三人湖北襄阳沐春林业有限公司于2010年6月17日登记在被告葛凌先名下的第三人湖北襄阳沐春林业有限公司80%暨960万元股权的隐名股东；二、原告湖北厚德投资有限公司系第三人湖北襄阳沐春林业有限公司的于2010年3月5日登记在被告葛凌先名下的第三人湖北襄阳沐春林业有限公司10%暨120万元股权的股东；于2010年6月17日登记在被告葛凌先名下的第三人湖北襄阳沐春林业有限公司80%暨960万元股权的股东；且应履行记载于第三人湖北襄阳沐春林业有限公司股东名册、公司章程，湖北襄阳沐春林业有限公司向原告湖北厚德投资有限公司签发股东身份证明等法定程序。案件受理费79000元，减半收取3950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44000元，由被告葛凌先承担。本院审理查明，2016年10月11日，厚德公司向襄阳仲裁委员会提交《仲裁申请书》，请求裁决被申请人葛凌先立即将其名下湖北襄阳沐春林业有限公司的80%暨960万元的股权变更登记至申请人名下；裁决第三人湖北襄阳沐春林业有限公司协助申请人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裁决被申请人葛凌先承担本案全部仲裁及保全费用。襄阳仲裁委员会根据申请人厚德公司与被申请人葛凌先于2010年6月1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2012年12月5日签订《补充协议》中约定的仲裁条款和申请人厚德公司提交的仲裁申请，于2016年10月13日受理了双方当事人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纠纷一案，立案号为（2016）襄仲立字第134号。该案受理后，经过四次开庭审理，2019年3月25日申请人厚德公司自愿撤回仲裁申请，襄阳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3月29日作出（2019）襄仲决字第08号决定书。本院认为：本案争议问题在于涉案纠纷是否属于人民法院管辖。本院分析如下：关于诉争的厚德公司转让给葛凌先的80%的股权，欧阳钦以葛凌先名义与欧阳钦签订的《代持股权协议书》第三条、与厚德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第四条、《解除股权转让协议》第七条均约定“履行本协议发生争议时，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向襄阳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仲裁条款明确约定了仲裁事项和选定的仲裁委员会。2016年10月11日，厚德公司向襄阳仲裁委员会提交《仲裁申请书》，将双方的股权转让纠纷提交襄阳仲裁委员会仲裁。厚德公司以实际行动明确表示认可该仲裁条款的效力。对葛凌先而言，虽然上述三份协议中的签名均系欧阳钦以葛凌先名义代签，但襄阳仲裁委员会审理该案中，前后经过四次开庭审理，葛凌先均已应诉答辩，应视为葛凌先已接受该仲裁条款的约束，后在人民法院审理本案纠纷时，葛凌先亦明确答辩称双方存在有效的仲裁条款。以上事实表明，厚德公司与葛凌先均认可该仲裁条款的效力，且该仲裁条款不存在法定无效的情形，应视为双方达成了有效的仲裁协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条：“当事人达成仲裁协议，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仲裁协议无效的除外。”因此，对于厚德公司与葛凌先因股权转让而产生的纠纷，人民法院没有管辖权，厚德公司可以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关于诉争的10%的股权，根据2010年3月5日《代持股权协议书》约定，系由欧阳钦委托葛凌先代其持有的沐春公司10%的股权。厚德公司不是合同相对方，无权对该10%的股权提出诉讼请求。综上，葛凌先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2019）鄂0606民初4803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湖北厚德投资有限公司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39500元，退还葛凌先；上诉人葛凌先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79000元予以退还。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魏 俊审判员 严庭东审判员 刘丹丹二〇二〇年九月三十日书记员 陈磊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