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吉01民申115号再审申请人（案外人）：廉戈平，男，1957年8月5日出生，汉族，住长春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晶，吉林开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刘雨森，男，1949年8月14日出生，汉族，吉林大学退休干部，住长春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齐秀娟，吉林阳光博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上诉人）：长春市恒大实业有限公司，住所：长春市朝阳区建设街**。法定代表人：刘丽芳，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由龙运，吉林智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廉小薇，女，1984年8月18日出生，汉族，，住长春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德全，吉林智迪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廉戈平与被申请人刘雨森、长春市恒大实业有限公司（下称恒大公司）、廉小薇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2日作出（2019）吉01民终1857号民事判决。案外人廉戈平认为该判决损害其合法权利，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查了本案，现已审查终结。廉戈平再审请求：1.撤销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8）吉0104民初4237号民事判决和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吉01民终1857号民事判决，提审本案，改判驳回被申请人刘雨森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再审理由：1.原审判决在申请人没有参加诉讼的情况下，却判决“廉戈平主张刘丽芳未经其同意处分恒大公司财产，不予支持”，剥夺了申请人的诉权。原二审认为“2014年10月10日恒大公司的《授权委托书》虽为复印件，但所盖印的恒大公司公章及刘丽芳签字均为真实的，恒大公司的公章自2005年起即由廉戈平持有，故廉戈平主张刘丽芳未经其同意处分恒大公司财产不予支持，应认定2014年11月12日《协议书》合法有效”，申请人没有到庭，这样判决直接剥夺了申请人诉讼权利。况且这一认定与事实也不相符，申请人在本案诉讼之前，从来就不知道有“2014年11月12日《协议书》”的事，更没有出过“2014年10月10日恒大公司的《授权委托书》”。2.从原审判决来看，就是刘雨森来争夺我的家庭财产，而原审判决以“2014年11月12日《协议书》”、“2014年11月12日《协议书》”为依据，判决用恒大公司的资产履行“协议书”中的义务，就是处置申请人与刘丽芳的共有财产，是完全错误的。（1）原二审采信刘雨森提供的一个没有原件的《授权委托书》复印件，认定廉小薇代表恒大公司，签订“2014年11月12日《协议书》”，与事实不符。原一、二审中恒大公司和廉小薇均对“2014年10月10日恒大公司的《授权委托书》”的真实性提出了异议。以下事实是不容忽视的：一是自1999年至2005年期间恒大公司的公章是由刘雨森掌管的，不能排除刘雨森手中留存盖有恒大公司印章的纸张，也就不能排除刘雨森利用留存盖有恒大公司印章制作“2014年10月10日恒大公司的《授权委托书》”的可能性；二是刘雨森为什么只出示复印件，而不拿出原件来，因为原件是可以鉴定印章的加盖时间；三是如果是申请人给廉小薇出的“《授权委托书》”，让廉小薇去签2014年11月12日《协议书》，那么为什么不在该协议书直接加盖恒大公司的印章，申请人不直接在《协议书》签字呢，而是由廉小薇和其丈夫签字。以上三点充分说明刘雨森出示的《授权委托书》复印件是有严重瑕疵的，是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使用的。所以原二审认为“2014年10月10日恒大公司的《授权委托书》虽为复印件，但所盖印的恒大公司的公章及刘丽芳签字均为真实的，恒大公司的公章2005年起即由廉戈平持有，故廉戈平主张刘丽芳未经其同意处分恒大公司财产不予支持，应认定2014年11月12日《协议书》合法有效”，是错误的。退一万步讲，即使“2014年11月12日《协议书》”有效，也只能在刘雨森与廉小薇之间产生效力，不能约束恒大公司，更不能处置申请人和刘丽芳的夫妻共有财产。（2）自2005年至2014年11月12日签订《协议书》时，刘雨森没有管理公司，只是收取和占有恒大公司房产的租金。原二审“另审明，刘雨森代管恒大公司期间，恒大公司没有支付过其报酬”是错误的。“刘雨森管理恒大公司期间历年开销，包括公司偿还欠款约1400万元，支付刘丽芳和其家人生活开销明细。刘丽芳签字属实”，这个明细是片面的，是误导法庭。首先，刘雨森管理公司的期间是1999年至2005年，这期间公司是有一些外债，公司是有经营班子的，是有经理、有管理人员和财会人员的，而且偿还这些外债都是公司的经营收入，不是刘雨森个人偿还的外债，有没有刘雨森，这些外债公司都会偿还的。而且这些偿还外债来源是公司的“建设街菜市场”的收入，而公司的房产租金刘雨森占为己有，没有交给公司；其次，在2005年以后，公司就由申请人接手了，刘雨森不再管理公司，但却霸占着公司对外出租的房产及房产证件不放手，2005年至2014年间单就房产租金就达2000万元左右，这些钱是刘雨森净得的，未用于公司和刘丽芳家庭一分钱；再次，在2005年申请人也是要收回房产的，因为刘丽芳未表态，出于家庭关系的考虑，没能收回房产，直到2010年后，廉小薇了解了这个情况后，认为舅舅刘雨森侵占了家里的财产，多次向刘雨森索要房产，但刘雨森就是不放手，我只知道房产要回来了，却不知道有“2014年11月12日的协议书”的存在。基于上述事实，可以看出，刘雨森在管理公司期间及占有公司房产期间收取的房产租金2000多万元，而原二审却认为“恒大公司支付刘雨森管理公司的报酬”，进而认定“2014年11月12日《协议书》实质上是对刘雨森从事委托事务期间应得报酬的支付”，是完全错误的，这是与事实明显不符的。如果原二审判决是事实的话，那么刘雨森占有的2000多万元公司房产租金不返还，就会构成职务侵占，就会引发一个刑事案件。3.原审认定“《协议书》内容不违反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错误的。恒大公司的股东仅刘丽芳一人，该公司的财产权属于夫妻共有财产。该公司2002年10月17日被吊销营业执照，应当进行清算，清算后的股东权益，也就是公司的剩余资产同样是夫妻共有财产。《婚姻法》第十七条“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二）生产、经营的收益；（五）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婚姻法解释（一）》第十七条“婚姻法第十七条关于“夫或妻对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的规定，应当理解为：（二）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婚姻法解释（二）》第十八条”夫妻以一方名义投资设立独资企业的，人民法院分割夫妻在该独资企业中的共同财产时，应当按照以下情形分别处理”。根据上述规定，申请人对于对恒大公司股权享有财产权，并且构成与刘丽芳的共同共有，处分其共有财产时，应当征得申请人的同意。2014年11月12日的《协议书》未经过申请人的同意和追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89条规定，共同共有人对共有财产享有共同的权利，承担共同的义务。在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一般认定无效。但第三人善意、有偿取得该项财产的，应当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对其他共有人的损失，由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人赔偿。该协议未经共有人同意处分共同共有人的财产而无效。认定该协议有效的话，直接影响到夫妻共有财产的减少，为夫妻一方隐瞒转移共有财产大开方便之门，造成不良的社会和法律后果。综上，本案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一款“（二）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三）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六）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九）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之规定。刘雨森辩称：原审判决正确，应当驳回申请人的再审申请。恒大公司辩称：同意申请人的意见。本案实质是家庭财产分割纠纷，刘雨森管理公司期间，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99年至2005年，恒大公司的菜市场和建设街房屋出租，租金总计每年400万元左右，刘雨森经营了6年，租金总和2400万元左右，2005年恒大公司收回菜市场管理权后，刘雨森并没有交还建设街房屋管理权，直至2014年才由廉小薇收回。这期间，刘雨森每年收取租金150万元-200万元左右，按150万元计算，总计也应当是1350万元，这些租金全部由刘雨森个人占有。廉小薇收回房屋时与刘雨森签订的《协议书》未经恒大公司同意，也未经廉戈平同意，其所出示的授权委托书是复印件。因2005年前恒大公司公章由刘雨森掌控，不排除其利用职权私自盖章后留在纸张，编造虚假的授权委托书的可能。从委托书内容看，也不是恒大公司出具，而是刘丽芳个人出具。且当时恒大公司并非廉小薇管理，而是廉戈平管理，如果廉戈平同意该《协议书》内容，没有必要授权廉小薇，直接盖章即可，且《协议书》中也没有廉戈平签字，而是廉小薇丈夫签字，说明该《协议书》是廉小薇家庭与刘雨森签署的。因此本案原审判决确有错误，应予再审。廉小薇辩称：同意申请人的意见。本院再审审查查明：1.本院二审判决系于2019年8月21日送达给恒大公司。该判决生效后，刘雨森申请执行，一审法院作出（2020）吉0104执恢99号执行裁定，拟拍卖位于朝阳区建设街25号的楼房。廉戈平提出执行异议，2020年5月29日，一审法院作出（2020）执异17号执行裁定书，驳回了廉戈平的异议请求，并告知其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对本案申请再审。因此廉戈平于2020年6月12日向本院申请再审。2.恒大公司不服本院二审判决，向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20年3月4日，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吉民申265号民事裁定，驳回了恒大公司的再审申请。3.廉戈平、恒大公司和廉小薇均认可自2005年开始，恒大公司的公章系由廉戈平掌控，因此在本案一、二审、省法院再审审查及本次再审审查时，恒大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出庭应诉所持有的授权委托书均系经廉戈平同意后开具的，应系廉戈平的意思表示。本院认为：刘雨森依据2014年10月12日与廉小薇签订，且恒大公司股东暨法定代表人刘丽芳签署“我同意，如果违约，我公司财产，戈平一份、薇薇一份、哥一份、芳一份”的《协议书》，起诉恒大公司和廉小薇，索要该《协议书》约定的应给予刘雨森“多年经营管理公司”的“贡献报酬”150万元及利息。廉戈平作为自2005年开始即已掌控恒大公司公章的恒大公司实际控制人，委托律师出庭参加了本案一、二审及省法院再审审查的全部过程，应当认定廉戈平对本案原审诉讼过程及判决结果完全知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规定，如果廉戈平认为本案原审判决结果损害其合法权益，其应当在本案原审判决书生效后3个月内向本院申请再审。现廉戈平在本院原审判决书生效9个多月后，才向本院申请再审，早已超过了法定期限，依法不应予以审查。况且，恒大公司是刘丽芳个人开办的一人有限公司，刘丽芳作为公司唯一股东暨法定代表人已在《协议书》上签署“同意”字样，表明恒大公司已认可廉小薇代表恒大公司与刘雨森签订的《协议书》效力。廉戈平虽系刘丽芳的配偶，对恒大公司的财产收益享有共有权，但却并无权干涉恒大公司作为独立法人所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尤其恒大公司已实际履行了与刘雨森签订的该《协议书》，给付了刘雨森部分“贡献报酬”款，但廉戈平作为恒大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却并未提出过异议，表明其已对该《协议书》的内容认可。故廉戈平以《协议书》不是恒大公司真实意思表示，《协议书》内容损害其合法权益为由申请再审，明显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生效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虽有程序瑕疵，但并不影响判决结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再审申请人廉戈平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郭 智审判员 史绍红审判员 魏 岚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常如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