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18民初2822号原告：竹良金，男，1964年3月1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河南省固始县，现住北京市顺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柴彤，北京市金朔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西田各庄宏伟养殖场（个体），经营场所北京市密云区西田各庄镇疃里村西（构件厂东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110228L33911719Y。经营者：席红伟，男，1979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密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国丽（席红伟之妻），1981年2月16日出生，满族，住北京市密云区。第三人：北京市密云区西田各庄镇人民政府，机构地址北京市密云区雁密路99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110228000108505U。负责人：张卫星，镇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双，女，1974年8月16日出生，汉族，该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司思，北京君宪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竹良金与被告北京西田各庄宏伟养殖场（以下简称宏伟养殖场）、第三人北京市密云区西田各庄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西田各庄镇政府）物权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竹良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柴彤，被告宏伟养殖场经营者席红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国丽，第三人西田各庄镇政府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双、司思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竹良金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确认60头猪的捕杀款77700元及生猪补助款23310元归我所有，由第三人直接发放给我。事实及理由：我从2016年12月开始租用席红伟猪舍及个体工商户资质进行生猪养殖经营。2019年3月，第三人西田各庄镇政府要求我捕杀在养殖场内饲养的91头生猪。同年3月26日，我与席红伟之妻吴国丽签订《生猪捕杀协议书》，确认生猪91头无害化补助和30%的补助款全部归我所有，91头生猪中有竹某某31头。现席红伟拒绝相应款项由我领取，故诉至法院。被告宏伟养殖场辩称：原告在我养殖场北圈饲养生猪，其饲养生猪数量是40头，其主张的60头中有20头应当是我饲养的。“生猪捕杀协议书”是吴国丽与原告签订的，吴国丽没有看，席红伟不在场，协议应属无效。根据我与原告的合同约定及政府的规定，每头生猪30%的补助款应归我所有。同意确认40头的捕杀款归原告所有。第三人西田各庄镇政府陈述：原告所述镇政府需发放生猪捕杀款及补助款属实。席红伟养殖场涉及生猪捕杀款及补助款共计207070.5元，捕杀生猪123头。原告与吴国丽签订协议时镇政府工作人员、竹良金、竹良金之子、席红伟均在场，协议原件亦由镇政府保存。如法院确定原告可享有的款项，镇政府可直接发放给原告。本案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席红伟与吴国丽系夫妻关系，竹良金与竹某某系兄弟关系，席红伟系宏伟养殖场的个体经营者。2016年12月，竹良金租用席红伟经营的宏伟养殖场内圈舍进行生猪养殖。2019年3月，因密云区实施畜禽退养政策，需对养殖场内饲养的生猪进行捕杀。同月26日，在西田各庄镇政府工作人员见证下，竹良金与宏伟养殖场签订“生猪捕杀补偿款协议”（以下简称协议）。协议载明“今甲方（竹良金）在乙方（北京西田各庄宏伟养殖场）有生猪91头，经检疫部门全部电死。现按照国家地方无害化处理，大猪1295元/头，另每头生猪补偿款30%补助，总计153198.5元，此款项一经政府分批次打款到，第一时间打入我儿账户……”，协议签字人分别为竹良金，吴国丽，协议原件现保存于西田各庄镇政府。双方因上述款项分配问题产生争议，竹良金诉于本院，并申请竹某某及西田各庄镇政府为本案第三人。庭审中，竹良金、竹某某及席红伟均认可，在宏伟养殖场内（捕杀前）有生猪91头，其中有竹某某饲养的生猪31头，在其他养殖地另有竹某某饲养的生猪32头，即生猪共计123头，其中竹某某饲养的生猪为63头。竹良金、席红伟就剩余60头生猪的捕杀款及补助款的权属产生争议。席红伟称60头生猪中有竹良金40头，其余20头为其饲养，但就其主张的饲养生猪数量，席红伟不能向本院提交明确的证据。为证明其答辩意见，席红伟向本院提交了时间标注为2019年3月22日的承诺书一份，记载“竹良金在宏伟养殖场院内养有生猪150头，我承诺如下……”承诺书下部有竹良金本人签字及捺印；该承诺书中“生猪150头”字迹处的“150”被划，改为“40”；竹良金称双方确认的生猪头数为150头，被涂改成40头并非其本人书写，席红伟则称系竹良金本人所写。本庭询问更改数量的原因，席红伟称，双方核对的仅是竹良金饲养的生猪头数，与竹某某无关，因其帮竹良金卖出110头生猪，故经清点后改为40头，并称卖猪当天只卖出了竹良金饲养的生猪；竹良金则称150头生猪中有竹某某31头，席红伟帮其出售的生猪数量为59头；虽双方就出售生猪的数量陈述不一致，但均认可生猪被卖出系在签订承诺书之后，竹良金取得出售生猪款103990元。为进一步核实相关情况，本院与席红伟提供的北京市某区肉类联合加工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肉联厂）相关人员陈某取得电话联系，其表示席红伟在2019年3月23日向肉联厂运送生猪，数量为52头，共9330公斤，合款103990元，于同月24日转入席红伟账户内。席红伟提交时间为2019年3月25日的“北京市动物卫生监督意见书”一份，其上记载，“北京宏伟养殖场内生猪存栏91头，北圈存栏40头，发病圈，生病7头，死亡6头”；竹良金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其除在北圈饲养生猪外，在其他圈内没有饲养。席红伟另提交其与竹良银通话录音一份，但不能证明竹良金饲养的生猪数量。为证明其答辩主张中生猪30%补助款应归其所有的意见，席红伟向本院提交了数份房屋租赁合同，合同中约定有“在租赁期内如遇开发占地及国家政策性补偿和补贴，所有补偿归甲方所有，甲方按日计算反（返）还乙方剩余租金，合同终止”，但席红伟不能向本院提交其与竹良金签订的租赁合同。经本院询问，西田各庄镇政府称每头生猪按照捕杀价款的30%补助，系给付养殖户，为畜禽补助。另查明：原、被告及第三人均认可，123头生猪每头的捕杀款及30%补助款数额相同，即每头生猪的捕杀款为1295元，补助款为388.5元，款项共计207070.5元。案件审理过程中，竹某某与席红伟就竹某某饲养的63头生猪捕杀款及补助款分配达成一致意见，竹某某申请撤回诉讼，竹良金亦变更了其诉讼请求，不再主张91头生猪的捕杀款及补助款，仅主张60头生猪捕杀款及补助款共计101010元。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生猪捕杀补偿款协议、承诺书、北京市动物卫生监督意见书、汇款单，电话联系笔录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本院认为：因物权的归属、内容发生争议的，当事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所有权人对自己的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本案双方主要争议焦点为一是原告所有的生猪数量，二是原告是否应享有生猪的补助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关于争议焦点一，首先依据双方陈述及本院所核实的情况，原、被告对2019年3月22日在养殖场内生猪的存栏数量为150头没有争议，再按照出售给肉联厂的生猪头数以及双方确认的竹某某在养殖场内饲养的生猪数量，则原告所陈述的内容更符合实际，而席红伟所陈述的出售生猪数量与实际情况相差较大，同时就从“150头”修改为“40头”的情况，其不能提供证据证明系原告本人修改，且提交的其他证据亦不能证明原告在养殖场内饲养生猪的数量仅为40头；其次，虽被告答辩认为原告与吴国丽所签订协议无效，但第三人明确表示签订协议时双方均在场，且结合协议原件保存于第三人处，以及吴国丽与席红伟系夫妻关系的事实，足以认定协议内容应是双方真实表示，不存在法定无效的情形，同时虽被告辩称签订协议时吴国丽没有看协议内容，但对于夫妻财产有重大影响的事实，吴国丽作为签字一方对内容表示不知情，不符实日常生活常理。故综合前述分析，本院认定原告在被告处饲养的生猪数量为60头，亦即原告主张确认其享有60头生猪捕杀款的诉讼意见，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应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被告不能提交其与原告签订的租赁合同，无法证明双方就补助款的归属达成过一致意见，同时协议能够证明双方就生猪补助款的归属进行了确认，则被告应当按照协议履行，故对原告称生猪补助款应归其所有的诉讼主张，本院亦予以支持。双方争议款项存于第三人处，且双方对由第三人直接向原告发放相应款项不持异议，故为便于诉讼的一并解决，本院确定由第三人承担本案确定款项的给付责任。综上所述，为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竹良金享有生猪捕杀款七万七千七百元及补助款二万三千三百一十元；二、上述之确认款项，由第三人北京市密云区西田各庄镇人民政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发放给原告竹良金。如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一千一百六十元（原告竹良金已预交），由被告北京西田各庄宏伟养殖场负担（限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给付原告竹良金）。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王宁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八日法官助理 潘燕书 记 员 郑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