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3民终718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邓春燕，男，汉族，1966年9月2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442************178，住广东省龙川县***************。上诉人（原审原告）：邓月娥，女，汉族，1966年3月9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442************167，住址同上。上诉人（原审原告）：邓丽丹，女，汉族，1992年4月18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441************185，住址同上。上诉人（原审原告）：邓铭韬，男，汉族，2015年8月4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441************173，住址同上。上诉人（原审原告）：邓铭灏，男，汉族，2018年5月31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441************176，住址同上。五原审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仲生，广东卓凡（仲恺）律师事务所律师。五原审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圣文，广东卓凡（仲恺）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谭健，男，汉族，1986年9月22日出生，住重庆市开州区长沙镇大面村****，公民身份号码：500************437。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水清，女，汉族，1981年12月14日出生，住广东省和平县**************，公民身份号码：441************827。委托诉讼代理人：罗镇辉，广东金卓越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健明，广东金卓越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人民财保惠州分公司），住所地：惠州市江**小区双子星国际商务大厦****，**首层。负责人：赖向东。上诉人谭健、朱水清、上诉人邓春燕、邓月娥、邓丽丹、邓铭韬、邓铭灏因与被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市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20）粤1302民初9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谭健、朱水清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1、维持(2020)粤1302民初941号民事判决的第一、三项判决；2、撤销(2020)粤1302民初941号民事判决的第二项判决，改判被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市分公司在商业第三责任险限额（150万元）内对被上诉人邓春燕、邓月娥、邓丽丹、邓铭韬、邓铭灏五人应得的民事赔偿金额（应扣除交强险赔偿的11万元）承担赔偿责任；3、被上诉人朱水清无需承担连带赔偿责任；4、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市分公司、邓春燕、邓月娥、邓丽丹、邓铭韬、邓铭灏承担。事实与理由：一、被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市分公司应当商业第三责任险)内承担赔偿责任。1、对于免责条款，被上诉人保险公司并没有尽到提示及明确说明的法定义务。《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上诉人谭健、朱水清认为：免责条款的明确说明义务是法律规定的，属于法定义务，不履行该法定义务，其法律后果就是该免责条条款不产生效力。本案中被上诉人保险公司提交的《询问笔录》及《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險条款》两项证据，试图证明上诉人朱水清己收到了保单及保险条款，并试图证明其对于免责条款己履行了提示及明确说明的义务。对此，上诉人谭健、朱水清认为，由于购买保险及订立腂险合同时朱水清本人并不在场，姑且不论上诉人朱水清后来《保险合同订立后》是否收到了被上诉人保险公司所称的保单、保险条款两项文件，但即使收到了被上诉人保险公司所称的保单、保险条款两项文件并不等同于被上诉人保险公司己履行了提示及明确说明的义务，因为根据法律及惠州中院发布的审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相关裁判指引的规定，被上诉人保险公司负有举证的义务，本案中上诉人失水清并未在可以证明被上诉人保险公司履行了提示及明确说明的相关文书上签字、盖章，被上诉人保险公司也没有其他证据表明当初在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公司已尽到了提示及明确说明的义务，因此被上诉人保险公司仍应当承担保险责任。2、免责条款规避了保险公司的责任，应当认定该免责条款无效。退一步来讲，上诉人谭健离开事故现场的行为并不是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事故发生后上诉人谭健已电话报警并未破坏现场、毁灭证据，上诉人谭健离开事故现场的行为并未影响交警部门对事故形成原因的调查和事故责任的认定，也并未造成损失的进一步扩大，谭健及时报警后才离开事故现场的行为本质上不属于逃逸，因此上诉人保险公司以谭健逃逸的行为而拒绝承担保险责任是属于规避保险责任的借口，其单方制定的免责条款无效，应当承担保险责任。再退一步来讲，交通事故发生后，上诉人谭健已电话报警，报警的行为应当理解为上诉人谭健已依法采取了措施，上诉人谭健的行为并不属于被上诉人保险公司提交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二十四条第（二）项“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保险人不负责赔偿”的情形，被上诉人保险公司仍应当承担保险责任。二、上诉人朱水清不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依据《侵权责任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由于上诉人朱水清只是涉案车辆粤P*****号小汽车的车辆所有人，而不是本次交通事故的责任人，并不存在上述法律及司法解释中所列举的过错情形，依法无需承担民事赔偿责任，退一步来说，即使要承担赔偿责任的也只是上诉人谭健而与上诉人朱水清无关，原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朱水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显然没有法律依据，二审法院应当依法予以纠正，改判确认上诉人朱水清不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本案应按农村标准计算民事赔偿金额。四、本案中被上诉人邓春燕、邓月娥、邓丽丹、邓铭韬、邓铭灏五人及受害人邓辉府均为农村户口，其提交的在惠城区小金口金源社区辖区内居住的证明只有社区的盖章而没有相应负责人的签字，该书面的证明不符合最高法院关于民事证据规则要求的规定（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并不是合法的证据，此外被上诉人邓春燕、邓月娥、邓丽丹、邓铭韬、邓铭灏五人也并未提交相应的房屋租赁合同或水电费的交纳凭证，依据惠州中院发布的审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相关裁判指引的规定，被上诉人邓丽丹、邓铭韬、邓铭灏及受害人邓辉府并不能证明其已在惠州的城镇区域居住了一年以上。被上诉人邓春燕、邓月娥、邓丽丹、邓铭韬、邓铭灏五人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受害人的收入来源于城镇。其提交的滴滴代驾协议只能证明受害人可能从事了代驾服务，但其无法证明受害人由此形成了固定的收入，因为并没有相应的银行流水（或微信记录）来佐证；其提供的惠城区粤鸿食品商行的证明也只有盖章但并没有该商行的经营者的签字，该证明同样不符合最高法院关于民事证据规则要求的规定，依法不能作为合法的证据使用，另外即使该证明属实，也只能证明受害人和该商行只是运输合同关系并不是劳动关系，并不能证明受害人每月有固定收入。四、原审判决10万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过高，上诉人谭健、朱水清请求二审法院将其调整为8万元，二审法院予以支持。上诉人邓春燕、邓月娥、邓丽丹、邓铭韬、邓铭灏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一、请求依法改判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粤1302民初941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判决，判令被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分公司在7日内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110000元限额内赔偿原告邓春燕、邓月娥、邓丽丹、邓铭韬、邓铭灏110000元（该款优先赔偿精神抚慰金10万元）。二、请求依法改判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粤1302民初941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判决，判令被上诉人朱水清、被上诉人谭健在7日内向上诉人邓春燕、邓月娥、、邓丽丹、邓铭韬、邓铭灏赔偿1278011.5元；三、请求撤销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粤1302民初941号民事判决书第三项判决，改判被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分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1500000限额范围内赔偿上诉人邓衣燕、邓月娥、邓丽丹、邓铭韬、邓铭灏人民币1278011.5元。四、依法判令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家属为处理本次交通事故支出了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等12600元数额偏低，按20000元计算较为合理。一审法院认定家属为处理本次交通事故支出了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等约12600元的数额偏低。案件发生以来，上诉人家属来回两地奔波；在事发后处理后事、到交警部协调、进行调解、委托律师诉讼等远远超过7次，现早已身心俱疲，本案按上诉人请求支持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2万较为合理。二、本案被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分公司（以下简称保险公司）对其《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中的免责条款未尽到提示与说明义务，该条款不产生法律效力，且不能对抗受害人。1、被上诉人保险公司所称第二十四条第二项第一目规定，表述为“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但保险公司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就本条告诉了当事人朱水清本条所指的就是“逃逸”拒赔。而且根据该条的表述，是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离开事故现场，但本案中被答辩人是否有用本人电话报警、报120采取措施行为，请贵院在二审中予以查明，如果有该行为，则不能适用该保险条款。2．被上诉人保险公司提交的两份证据，笔录和条款均不能证明保险公司已经能明确告知当事人朱水清交通事故逃逸属于是责任免除的事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若要使免责条款产生效力，保险人应当同时尽到两个义务，一是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二是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然而本案中被上诉人保险公司在一审中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已向保险人尽到明确说明之义务，而且在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朱水清否认被上诉人保险公司履行了提示、说明的义务。在法庭调查询问环节，被上诉人保险公司均无法举证证明尽到提示、说明义务，也不能就此问题作出合理的解释，而一审法院无视此事实进而认定免责条款有效，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有误，应当依法予以改判。3.本案为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而非保险合同纠纷，保险公司要求适用该条款排除了受害人的合法权益，且不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法律效力；贵院判决被上诉人保险公司在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被上诉人之间仍可依据保险合同的约定另行主张权利。本案系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应予以保护。第三者责任保险是保险公司对被保险人致人损害承担赔偿责任的险种，双方的合同约定具有相对性，因此保险公司与被保险人之间关于所谓的“逃逸”（保险合同条款与“逃逸”的定义存在差别）不予赔偿受害人的约定不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法律效力。保险公司可以在赔付受害人后，依据保险合同另行主张权利。原审认定事实及判决：2019年10月28日2时40分许，被告谭健驾驶粤P*****号小型轿车从惠州大道方向沿金兴街往金府路方向行驶，行驶至小金口金兴街65号门前时，与相对方向行驶由邓辉府驾驶的无号牌电动车发生碰撞，造成邓辉府当场死亡及车辆损坏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被告谭健电话报警后弃车离开现场下落不明，其于10月28日9时许到小金口派出所投案自首。2019年10月31日，惠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江北大队作出441303[2019]第FA0029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被告谭健负事故的全部责任，邓辉府不负事故的责任。事故发生后，被告谭健向原告支付了丧葬费50000元。死者邓辉府，男，汉族，1992年10月8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441************199，从2017年8月至事故发生前，其在惠州市惠城区粤泓食品商行提供车辆和送货。死者邓辉府与原告邓丽丹、邓铭韬、邓铭灏从2016年12月开始居住在惠州市惠城区*****办事处兴隆西二街二巷52号。原告邓春燕、邓月娥与死者邓辉府系父母与子女关系，原告邓丽丹与死者邓辉府系夫妻关系，原告邓铭韬、邓铭灏系死者邓辉府的子女。被告谭健是粤P*****小型轿车发生交通事故时的驾驶者，被告朱水清是该车的登记所有人，其为该车在被告人民保险惠州分公司处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机动车交通事故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150万元（不计免赔），该车发生交通事故时处于保险期内。五原告起诉前，向原审法院提起财产保全申请，原审法院于2019年11月5日作出（2019）粤1302财保49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查封、扣押粤P*****小型轿车（查封、扣押期限为两年）。原审法院认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当事人应按照事故责任大小和法律规定承担相应的民事法律责任。交通警察部门认定，被告谭健肇事后弃车逃逸，负事故的全部责任，该认定理由充分，结论合法，原审法院予以采信。由于事故车辆粤P*****小型轿车在被告人民保险惠州分公司处购买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机动车交通事故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被告人民保险惠州分公司应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保险范围内承担直接赔偿责任。对于五原告诉请的各项赔偿是否应由被告人民保险惠州分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范围内赔偿的问题，由于被告谭健肇事后弃车逃逸，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的规定，被保险人酒驾和逃逸均为保险人法定的免责事由。因此，被告人民保险惠州分公司辩解被告谭健肇事后弃车逃逸，已构成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免赔事由，其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范围内不承担赔偿责任的理由成立，法律应予采纳。故五原告要求被告人民保险惠州分公司在第三者责任保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的诉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本次交通事故造成邓辉府死亡的损失有：丧葬费29129元（按原告诉请）、死亡赔偿金841320元（42066元/年×20年；死者生前在城镇工作和生活已满一年以上，符合按城镇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此次交通事故造成邓辉府死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受害人的近亲属可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因此，原告请求精神损害抚慰金，理由充分，原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被抚养人生活费447562.5元[28875元/年×（14年＋17年）÷2]、处理后事人员误工费3150元（150元/天×3人×7天）、处理后事人员住宿费8820元（420元/天×3人×7天）、处理后事人员交通费630元（30元/天×3人×7天），以上费用共计1430611.5元。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分项限额的含义，被告人民保险惠州分公司应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死亡赔偿费用限额110000元内赔偿五原告110000元。超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赔偿限额的1320611.5元赔偿款项，扣除被告谭健已支付的50000元后，余款1270611.5元（1320611.5元-50000元），由被告谭健、朱水清连带向五原告予以赔付。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分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110000元限额内赔偿原告邓春燕、邓月娥、邓丽丹、邓铭韬、邓铭灏110000元；二、被告谭健、朱水清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邓春燕、邓月娥、邓丽丹、邓铭韬、邓铭灏赔偿1270611.5元；三、驳回原告邓春燕、邓月娥、邓丽丹、邓铭韬、邓铭灏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35510元，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17755元（原告已减半预交）、保全费1520元（原告已预交），共计19275元，由被告谭健、朱水清共同负担。本案中，双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是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经交警部门认定，谭健负事故全部责任，邓辉府不负事故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针对上诉人谭健、朱水清、上诉人邓春燕、邓月娥、邓丽丹、邓铭韬、邓铭灏的上诉请求，本院处理如下：关于被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保惠州分公司是否在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免责的问题。根据惠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江北支队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上诉人谭健在其弃车离开事故现场之前曾拨打过报警电话。上诉人谭健认为其已采取了适当措施，并不存在免责条款约定的“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形；而保险公司则认为上诉人谭健在事故发生后逃逸就符合约定的免责情形，双方对免责条款的理解存在争议。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条规定：“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合同条款有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被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保惠州分公司所依据的免责条款系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1项的约定：“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逃离事故现场。”按照通常的理解，该免责条款的适用应同时具备“未依法采取措施”和“逃逸”的情况，而非仅存在“逃逸”情形即可适用。如前所述，上诉人谭健在弃车离开事故现场之前已拨打了报警电话，而被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保惠州分公司并未举证证明保险合同对该免责条款所称的“采取措施”的具体内容进行了明确的约定，故上诉人谭健在事故发生后及时拨打了报警电话的情形并不符合免责条款约定“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另外，上诉人谭健虽然弃车离开了事故现场，但其未对事故车辆进行移动，事后亦投案自首，并未对事故责任认定造成不良的后果，也没有给被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保惠州分公司增加更高的理赔风险。因此，被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保惠州分公司仍应在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原审法院对此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关于上诉人朱水清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上诉人谭健与朱水清是夫妻，该车属于家庭用车，上诉人谭健对事故车辆有实际控制的权利，车辆的使用并非由上诉人朱水清一人控制，本案事故系由于上诉人谭健未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引起的，未有证据显示上诉人朱水清对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后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原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朱水清承担连带责任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关于赔偿标准的问题。根据被上诉人邓春燕、邓月娥、邓丽丹、邓铭韬、邓铭灏提交的受害人邓辉府的户籍证明，受害人邓辉府的户籍地为“广东省龙川县******委会”，经本院在国家统计局查询，该地城乡分类代码为“122”，属于城镇区域，故原审按照城镇标准计算相关赔偿项目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问题。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计算标准根据伤残程度等级或者死亡后果确定，不考虑受害人在事故中的过错责任。受害人邓辉府因本次交通事故身亡，原审法院判决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合理，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受害人亲属处理丧葬事宜的住宿费、交通费、误工费的问题。上诉人邓春燕、邓月娥、邓丽丹、邓铭韬、邓铭灏主张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共2万元，但其并未提交相关票据予以证明，原审法院酌情支持上诉人住宿费8820元、误工费3150元、交通费63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邓春燕、邓月娥、邓丽丹、邓铭韬、邓铭灏因本次交通事故造成损失共计1430611.5元，被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市分公司应在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范围内赔偿上诉人邓春燕、邓月娥、邓丽丹、邓铭韬、邓铭灏110000元，交强险不足部分1320611.5元，扣除上诉人谭健已支付的50000元，余款1270611.5元由被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市分公司在商业第三者保险范围内予以赔付。综上所述，上诉人的诉请有理的部分予以支持，无理的部分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20）粤1302民初941号民事判决第一、三项。二、变更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20）粤1302民初94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被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市分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上诉人邓春燕、邓月娥、邓丽丹、邓铭韬、邓铭灏赔偿1270611.5元。一审案件受理费17755元，保全费152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6235.5元，由被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市分公司负担。上诉人邓春燕、邓月娥、邓丽丹、邓铭韬、邓铭灏预交的二审受理费17755元和上诉人谭健预交的二审受理费16235.5元均由本院予以清退。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佳誉审 判 员 沈 巍审 判 员 邹 戈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四日法官助理 黄湘燕书 记 员 徐翠敏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