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2020）晋民申1502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郭某，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人，现住太原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北京盈科（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雷某，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人。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肖某，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人。   二被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山西宁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被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夏某，山西宁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郭某因与被申请人肖某、雷某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09民终11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再审申请人郭某的再审请求：1.撤销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09民终1189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被申请人雷某、肖某向再审申请人郭某支付拖欠的股份转让款80万元，利息共108405.56元（自2017年8月1日至2020年5月24日），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支付至到期之日。3.诉讼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   事实和理由：（一）二审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1.二审法院仅依据民事诉讼法关于发回重审另组合议庭的程序性规定，就认为发回重审阶段“在法律没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发回重审案件中当事人依法享有一审普通程序应有的诉讼权利”，违背了诉讼时效规定的保护债权人的立法精神。本案中，被申请人为躲避申请人的追债而故意隐藏行踪及一切信息，致使一审法院在采取其他方式无法有效送达的情况下依法适用公告送达，对案件进行缺席审理。被申请人也就因此失去了诉讼时效抗辩权。本案进入二审程序，被申请人出现并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在二审发还重审中被申请人又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二审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采纳了被申请人提出的诉讼时效抗辩，实际是给了被申请人通过发还重审重新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合法”渠道，如此理解和解释显然是对司法权的滥用。2.本案原一审法院送达程序合法，不存在剥夺被申请人诉讼权利的情形。原一审审理中，一审法院在无法直接送达的情况下，找到被申请人之子，其子以“无法联系到父母”为由拒绝协助法院送达，一审法院又向被申请人及其子共同工作的单位邮寄送达诉状等，并将上述情况记录在卷。二审法院却枉顾事实与法律规定，认定一审法院未穷尽直接送达手段剥夺了被申请人的诉权。（二）二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本案中，申请人认为诉讼时效应当从有证据证明申请人向被申请人主张债权之日起算。二审法院认为诉讼时效应当从协议签订日期即2004年2月5日开始起算，而根据协议约定“变更登记后，本协议生效”，此时协议尚未生效，何谈诉讼时效。二审法院忽略协议生效时间，强行将诉讼时效起算时间认定为2004年，主动适用诉讼时效规则，违背了诉讼时效司法解释的立法精神。申请人认为，本案合同履行期限在起诉前并未届满，申请人可以在20年最长诉讼时效期间内随时向被申请人主张债权。即使二审法院认定申请人主张权利超过诉讼时效，因被申请人在原一审未提出时效抗辩，也应视为其放弃诉讼时效抗辩权。综上所述，申请人的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六）项的规定，请求对本案进行再审，依法改判，以维护再审申请人合法权益。   被申请人雷某、肖某答辩称：（一）雷某已付清80万元股权转让款，与郭某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消灭。1.根据雷某提交的股金收据可以证明，公司已收到雷某交来股金112万元，其中包括应该交付郭某的80万元股权转让款和代高新泉交的32万元股权转让款，该事实有高新泉向雷某出具的借条予以佐证。2.出具收据的公司会计段彩秀出庭作证，对收据产生过程以及股金具体情况作了详细说明，证明公司收到了雷某112万股金。（二）郭某认为雷某未支付股权转让款，并认为应该支付给其个人不应该给公司的说法不能成立。1.案涉股金注入公司才是各方真实意思。（1）案涉股权转让背景是公司缺乏资金，经营困难，郭某作为占股95%的大股东，为筹集企业生产经营所需资金，才找到雷某和高新泉让他们投资入股。雷某在这种情况下决定入股，前提必定是要保证注入的股金能实际用于公司，使公司恢复正常经营。（2）郭某在原一审庭审中已明确认可因公司经营资金缺乏才转让股权，充分说明转让股权是为了新股东的资金能注入公司，也充分证明款项注入公司郭某是认可的。（3）高新泉给雷某出具的32万元借据上写的也很清楚，32万元是股金，注入公司用于建车间，证明股权转让的另一名受让方也认可该股金应该注入公司。（4）公司会计段彩秀以公司名义出具的收到雷某股金的收据以及出庭作证所作陈述，再次印证款项原本就是要注入公司，否则财务人员不会冒风险接受该笔款项并出具收条。2.郭某的说法完全不符合常理，且与事实不符。（1）按郭某的说法，雷某应付的80万元股金分文未付。那么在公司经营严重缺乏资金的情况下，雷某注入公司的资金不是股金是何性质？是借款还是赠与？这显然不可能。而且郭某也不可能同意雷某分文未付即成为股东，享受股东权益；（2）如果2004年雷某就欠付郭某80万元，其怎么可能13年都不主张权利，直到2017年才起诉？郭某称每年都向雷某催要，但从2017年诉讼截至此次庭审，其从未提交相关证据。（3）在2004年股权首次转让后，郭某与雷某又进行过一次股权转让，郭某将10％的股权转给雷某。如果雷某连前一次的股权转让款都分文未付，郭某怎会与雷某进行第二次股权转让。3.2008年10月，公司四位股东共同签订了一份资源整合补偿分配协议，协议中明确载明“公司股东之间债权债务一笔取消，互不负债”，协议约定补偿款的分配原则就是依据占股比例，该协议已实际履行。试想，如果雷某未支付股权转让款，郭某怎么会同意雷某以股东身份分配相应补偿款？（三）即使郭某和雷某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也已在2008年10月14日全体股东签订资源整合补偿分配协议时消灭。郭某在一审中主张该协议无效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该协议已实际履行，按协议约定四股东各自负责自己的工作，其他股东按照协议完成全部工作，唯独郭某因为其个人自身原因至今未能完成所负责工作，导致资源补偿款仍有部分没有到位，还因此损害了其他三位股东的利益。即使未全面按协议履行，也不能得出协议无效的结论，不能否定股东之间互不负债的约定。（四）郭某主张权利已超过诉讼时效，丧失胜诉权。1.本案中，2004年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雷某就应当支付股权转让款，如果未支付，郭某应当自2004年就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且在2008年签订的资源整合补偿分配协议中载明股东之间互不负债，如郭某对该协议有异议，至少应当在2008年就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但其直至2017年才诉至法院，期间也从未向雷某主张过权利，其提起的诉讼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丧失胜诉权。2.二审法院认定郭某主张权利已超过诉讼时效是正确的。（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基于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对方当事人的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的，即使在二审中提出时效抗辩也应当予以支持。本案中，雷某、肖某在二审中提交了“新的证据”，足以证明郭某的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因此，即便雷某因为缺席审判不能在原一审提出抗辩，在原二审所提诉讼时效抗辩也是有效的。（2）雷某在发回重审的一审中也提出了诉讼时效抗辩，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四十条第二款规定“发回重审的案件原审人民法院应当按照第一审程序另行组成合议庭”，可见，发回重审适用一审程序规则，因此雷某在发回重审中提出诉讼时效抗辩有效。（3）雷某在原一审时并没有放弃时效抗辩权，而是一审法院未穷尽直接送达方式，直接采取公告送达剥夺了其应有的抗辩权。根据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公告送达的应当在案卷中记明公告的原因以及经过，但原一审案卷并未明确记载，不符合法律规定。（五）肖某与本案无关，主体不适格。1.《股权转让协议》的受让方是雷某，肖某并非合同相对人。2.公司登记股东也是雷某，并非肖某。综上，郭某的再审申请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其再审申请。   本院认为，根据原审判决，结合当事人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是被申请人雷某、肖某在原二审或发回重审中是否有权主张时效抗辩。关于雷某、肖某在二审期间是否有权主张时效抗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当事人在一审期间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在二审期间提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其基于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对方当事人的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情形除外。”本案中，雷某、肖某在原一审期间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在原二审期间提出，且无有效证据证明存在但书规定情形，其抗辩意见不应予以支持。关于雷某、肖某在发回重审期间是否有权主张时效抗辩，如前所述，雷某、肖某在前置的二审程序中已丧失抗辩权，根据“举重以明轻”的原则，在后续发回重审程序中当然也不享有时效抗辩权。二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条第二款“发回重审案件，原审人民法院应当按照第一审程序另行组成合议庭”的规定，认为在发回重审程序中应当比照一审程序赋予雷某、肖某依法享有时效抗辩权，该认定系对诉讼时效抗辩期间作出的有利于被告的从宽解释，显然与在诉讼时效抗辩问题上应当侧重于保护原告利益的立法本意不吻合。二审法院关于原一审程序中法院公告送达程序违法以及缺席判决剥夺了雷某、肖某诉讼权利的认定，理由并不充分。综上，二审法院采纳雷某、肖某提出的诉讼时效抗辩意见，认定郭某主张权利超过诉讼时效并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适用法律错误。   此外，郭某和雷某、肖某之间的股权转让纠纷涉及2004年2月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和2008年10月14日签订的《资源整合补偿分配协议》的效力及履行问题，再审中应对此进行审理。   综上，郭某的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指令山西省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   审判长 魏佩芬   审判员 宋丽蓉   审判员 李学明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四日   法官助理 贺芳丽   书记员 宋鹏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