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3民终125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湘潭益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30018468264XT，住所地湘潭市雨湖区和平路**。法定代表人：张建文，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立军，男，1959年9月8日出生，汉族，住湘潭市岳塘区。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南卓迪机械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3005743047838，，住所地湘潭市九华经济示范区纬二路以北伏林路**法定代表人：王俊东，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舒，湖南立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湘潭益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建公司）、上诉人湖南卓迪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迪公司）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2019）湘0302民初1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益建公司上诉请求：1、改判卓迪公司支付《工程技术经济签证单汇总结算单》中的第7、9、11、12项共计266762.1元签证工程款（含农民工工资，不含税）；2、改判卓迪公司支付7%的企业利润12065.35元，即第9、11、12项合计172362.1元×7%=12065.35元，企业管理费266762.1元×3%=8002.86元；3、支付从2016年11月至2019年11月的利息，即（266762.1元+12065.35元+8002.86元）×2%×3年=17209.8元；4、本案上诉费由卓迪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益建公司依照卓迪公司的要求完成了《工程技术经济签证单汇总结算单》18项增加项目的全部工程量，并由卓迪公司股东胡建仁于2015年1月21日签字确认，很长一段时间后，卓迪公司在没有通知益建公司现场核实及协商的情况下，由其财务部门将单方审核为1110811.18元的结算单交给益建公司。益建公司认为价款差距太大，多次与卓迪公司联系核实，卓迪公司一拖再拖，还以公司内部股东发生变化为由推诿，造成双方无法见面未果。结算单第7项本来就是合同清单的分项，工程造价合同已签订不存在单价问题。由于卓迪公司对厂房内设备结构的调整，造成合同内使用的材料数量与实际施工的材料数量有很大的增减，卓迪公司已签字确认的工程量与实际相差太大。第9项卓迪公司以“施工方应该自建厕所”为由核减5997.6元，益建公司不能接受，因为园区对建设工地环保要求，建设方必须达标办理施工许可证才能进场施工，施工现场还有正在施工综合楼的施工队伍也在使用，施工合同也没有承建临时设施的约定。第11项卓迪公司以“池底渗水”为由直接不计量，违背了2015年1月21日工程量签字认可的约定，益建公司也在卓迪公司现场管理人员李运南的监督下进行了防水维修。第12项卓迪公司没有向益建公司提出任何理由或意见，单方不给计量，也违背了2015年1月21日工程量签字认可的约定。卓迪公司辩称：在没有卓迪公司签字确认的情况下，对益建公司的工程量不予认可，一审对益建公司上诉涉及的工程量的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请求驳回益建公司的上诉。卓迪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第一项，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全部由益建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判认定卓迪公司认可《工程技术经济签证单汇总结算单》工程款为1110881.18元的事实，属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根据卓迪公司提供的对账单及明细，截至2016年10月31日止，卓迪公司欠付益建公司工程款余额仅为386306.29元，其中卓迪公司认可签证单部分工程价款为588444.59元，既不是益建公司主张的1365237.38元，也不是一审认定的1110881.18元，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工程款为1110881.18元，并没有依据卓迪公司提供的截至2016年10月31日止的欠款余额，属于事实未能查清。二、卓迪公司对案涉工程的承认不构成“自认”，一审认定为“认可”属于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卓迪公司并没有认可或在答辩状中承认案涉部分工程款为1110881.18元，退一步说即使有也是重大误解，一审法院就此认定卓迪公司对案涉工程款的认可属于“自认”，继而适用自认规则认定案涉工程款为上述金额，显然是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三、一审认定卓迪公司支付的劳保基金被益建公司领取后不能抵扣工程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废止建筑行业劳保基金统筹管理制度的通知》规定，我省已经取消建筑行业劳保基金，故卓迪公司缴纳的劳保基金因没有法律依据被益建公司领取后，应当冲抵工程款。益建公司答辩称，卓迪公司的上诉缺乏证据，签证单已经提交给法院，上面有卓迪公司人员的签名，对于漏算的部分，益建公司已经提出了上诉，工人做了事就要给钱。益建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立即返还拖欠的工程款（含农民工工资）1044079.07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原告益建公司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将诉讼请求中的欠付工程款金额减少为1026103.37元，并增加要求被告卓迪公司支付从2016年11月至2019年11月共计3年的利息61568.22元（1026103.37元×0.02%×3）及律师费102610.3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查明，2013年6月13日，原告益建公司（乙方）与被告卓迪公司（甲方）就卓迪公司厂房基础及附属工程签订《承包施工合同》，约定合同价款（含税）为2800000元。2013年8月30日，原告益建公司（乙方）与被告卓迪公司（甲方）就卓迪公司钢结构厂房工程签订《承包施工合同》，约定合同价款（不含税）为4728660元。此后双方签订《钢结构厂房补充协议》（未注明签订时间），对双方于2013年8月30日的《承包施工合同》中的项目进行了5项修改和增加，约定由卓迪公司补偿16000元给益建公司，完成以上所有项目不再另行收费。2014年8月6日，原告益建公司（乙方）与被告卓迪公司（甲方）就卓迪公司公用厕所、工厂大门、1#、2#车间相连钢结构屋盖工程签订《承包施工合同》，约定合同价款（不含税）为718000元，被告卓迪公司股东、总经理杨毅及时任股东胡建仁在合同上甲方委托代理人处签名。合同签订后，原告益建公司组织进行施工，上述工程已竣工并交付使用，其中2013年6月13日签订的卓迪公司厂房基础及附属工程《承包施工合同》（合同价款2800000元）中的车间内厕所未实际施工，而是由原告益建公司在车间外搭建一处简易厕所，双方当事人均认可应从工程款中扣除未施工厕所的工程款金额为29349.92元，但对应增加计算的车间外厕所的工程款金额不能达成一致，该院酌情认定车间外厕所的工程款金额为2000元。此外，双方当事人之间还存在以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1、被告卓迪公司（甲方）于2013年11月27日与原告益建公司（乙方）就卓迪厂区道路硬化工程签订《协议（增加工程）书》，约定按50元/立方米计价，工程完工后按实际进场方量结算，乙方在进场后二日内支付20000元，施工过程中根据乙方的资金需要，按95%的付款条件分次支付，工程完工经甲方验收合格后，剩余5%一年内一次性付清。被告卓迪公司时任股东胡建仁在合同上甲方处签名。2013年12月9日，施工人员钟安生出具领取该道路施工工资（728平方米）34580元的领款凭证，胡建仁在该领款凭证上签名。该领款凭证上注明“按施工合同50元/平方米计算=36400元整，减去5%的质保金，36400元×0.95=34580元”；2、被告卓迪公司时任股东胡建仁于2014年8月29日在原告益建公司制作的《自来水入户工程清单》上确认该工程款为13216元；3、被告卓迪公司（发包方）与原告益建公司（承包方）于2014年9月13日签订《车间压缩空气管路安装协议》，约定管道总长约1100米（按实结算），单价为13元/米，后协议上手写注明工程款为14300元。被告卓迪公司的现场管理人员李运南与时任股东胡建仁在该协议的甲方代表签字处签名；4、被告卓迪公司（发包方）与原告益建公司（承包方）于2014年9月14日签订《办公室及仓库施工》，约定由乙方承接甲方车间彩板办公室及仓库制作安装工程，按230元/平方米计价（不含税），室内照明、空调、办公用电线路另加800元，将原定木制楼层板改为3mm厚人字钢板另加1500元。被告卓迪公司的现场管理人员李运南与股东、总经理杨毅在该协议的甲方代表签字处签名。2014年10月6日，原告益建公司制作《车间内仓库结算单》，载明该工程项目工程款共计65940元。被告卓迪公司现场管理人员李运南于2014年10月7日在结算单上签名，被告卓迪公司时任股东胡建仁在结算单上签名并书写“按陆万伍仟玖佰元正结算，先付伍万元正”；5、原告益建公司于2014年11月30日就卓迪综合楼大门雨棚项目制作《工程结算单》，载明工程款合计11589.69元。被告卓迪公司股东、总经理杨毅于2014年12月1日在该结算单上签名并书写“按9800元结算”；6、原告益建公司于2015年1月17日制作《工程技术经济签证单汇总结算单》，载明工程款总价（不含税）1365237.377元（原文如此），被告卓迪公司时任股东胡建仁在结算单上签字载明“工程增加项目已核，工程量金额数核实需有关审计部门审计，报董事长、总经理审核”；7、办公楼213房间装修产生费用3190元。被告卓迪公司陆续支付了部分涉案工程款，原告益建公司认可收到8237380元（包含被告卓迪公司制作的《支付益建公司工程款明细表》中第1、21、23、24、25、27、28、30、31、34、36、38、40、42、44、49、50、51、52、55、56、57、61、62、63、66、68、70、72、74、75、77、78、81、83、84、85、86、89、91、92、93笔款项，其中原告益建公司仅认可收到第61笔款项的100000元中的50000元）及被告卓迪公司直接支付给供应商的混凝土货款507220元，共计8744600元。第11笔1312元付款虽然仅有送货单而不是直接支付给原告益建公司，原告益建公司对该笔付款也不予认可，但考虑到该送货单中的客户名称中含有“马总”字样，结合原、被告付款过程中多次出现“马总”（即原告益建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立军）字样，可以认定该笔款项系被告卓迪公司支付给原告益建公司的款项；虽然第61笔付款凭证中仅有50000元的转账凭证，但考虑到原、被告付款过程中存在较多的现金支付等非转账支付方式，且有原告益建公司工作人员马立军出具的100000元领据，应认定该笔付款金额为100000元。被告卓迪公司主张已支付给原告益建公司的其他款项，因原告益建公司不认可系支付本案工程款，且该部分款项中的一部分并未直接支付给原告益建公司也无原告益建公司指示付款给他处的证据，另一部分虽然是直接支付给原告益建公司或有原告益建公司指示付款给他处的证据，但付款凭证上体现该款项系支付原告益建公司与被告卓迪公司之间的综合楼工程项目，非本案涉及的工程项目，因此均不应认定为被告卓迪公司已支付的本案工程款。综上所述，被告卓迪公司已支付的本案工程款项为8795912元（8744600元+1312元+50000元）。被告卓迪公司向相关职能部门于2014年4月14日交纳了劳保基金610720元，于2015年10月20日交纳了农民工工资保障金100000元。原告益建公司于2014年7月30日领取了拨付的劳保基金488576元。2015年7月3日，在九华管委会住建局、劳动局、产业局等部门协调见证下，双方当事人达成《关于解决卓迪机械厂房民工工资协调意见》，其中约定原告益建公司配合被告卓迪公司于2015年9月15日前办理好竣工验收手续，被告卓迪公司督促股东在2015年12月1日前为原告益建公司办理工程结算。另查明，原、被告双方另行签订了一份落款时间为2013年5月18日的《施工承包合同》，约定：由原告益建公司总承包卓迪公司钢结构厂房、综合楼工程，工程造价总额为9868000元大包干；工程结算以经卓迪公司认可的竣工实际工程量、以该合同工程造价计价方法为依据由益建公司作出竣工结算，经卓迪公司审定。2014年12月25日，税务部门开具了一张金额为9868000元的建筑业统一发票，该发票税款593066元由被告卓迪公司交纳，双方当事人均认可原告益建公司应开税务发票的2800000元工程款的税款为16828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涉案工程项目，虽然部分合同（协议）、结算单未加盖被告卓迪公司印章，但有被告卓迪公司的相关人员签字确认，且被告卓迪公司在庭审过程中认可上述工程项目均由原告益建公司实际施工完成，故对双方当事人之间形成的上述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均予以确认，涉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均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原告益建公司已履行了合同义务，被告卓迪公司应履行支付全部工程款的义务。关于原告益建公司于2015年1月17日制作《工程技术经济签证单汇总结算单》的结算金额问题，原告益建公司主张按结算单上打印的1365237.377元（原文如此）计算，被告卓迪公司未在该结算单上确认结算金额，在答辩状中仅认可该工程款金额为1110881.18元，此后又以该结算单所附签证单中有部分签证单无卓迪公司加盖公章或由其工作人员签字认可为由，认为应将无卓迪公司盖章或签字的签证单金额予以扣除。该院对此评析如下，第一、虽然部分签证单无卓迪公司加盖公章或由其工作人员签字，但卓迪公司时任股东胡建仁在《工程技术经济签证单汇总结算单》上签字“工程增加项目已核，工程量金额数核实需有关审计部门审计，报董事长、总经理审核”表明已对工程增加项目核实清楚，仅是对增加工程量的金额需要经审计后报董事长、总经理审核；第二、上述结算单上除去手写核减金额后计算的金额为1110881.18元，一方面表明卓迪公司进行了相应的审核，另一方面，该金额与被告卓迪公司在答辩状中认可的金额一致，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一方当事人在答辩状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综合以上分析，考虑到双方在本案中其他工程项目结算金额中存在核减原告益建公司所主张金额的情况，因此，该部分的工程款为1110881.18元，被告卓迪公司应付的工程款总额为9488997.26元（2800000元+4728660元+16000元+718000元+36400元+13216元+14300元+65900元+9800元+3190元+1110881.18元﹣29349.92元+2000元）。根据总承包合同金额所缴纳的税款593066元由被告卓迪公司支付，原告益建公司应根据合同约定承担其中2800000元工程款的税款168280元，原告益建公司虽主张其应承担的168280元税款已由被告卓迪公司从应支付的工程款当中扣除，但未提交证据证明，应在本案中从未支付的工程款中予以扣除，因此被告卓迪公司未支付的工程款为524805.26元（工程款总额9488997.26元﹣已支付的本案工程款项8795912元﹣应扣除的税款168280元）。关于相关职能部门拨付给原告益建公司的劳保基金488576元是否应从被告卓迪公司应支付的工程款中予以抵扣的问题，原、被告双方之间无关于劳保基金的约定，根据湖南省住建部门的相关规定，劳保基金应由建设单位（在本案中为被告卓迪公司）交纳，再由相关职能管理部门拨付给建筑企业（在本案中为原告益建公司），因此交纳劳保基金系被告卓迪公司的法定义务，原告益建公司领取拨付的劳保基金符合相关规定，相关职能部门拨付给原告益建公司的劳保基金488576元不应从被告卓迪公司应支付的工程款中抵扣。被告卓迪公司未举证证明原告益建公司领取了被告卓迪公司交纳的农民工工资保障金100000元，故对被告卓迪公司提出的从工程款中抵扣该100000元的主张不予支持。原告益建公司诉讼请求中表述的年利率为0.02%，但根据其计算方式及金额，其真实意思应为年利率2%，按年利率2%计算从2016年11月至2019年11月共3年期间欠付工程款利息的主张，不违反法律规定，予以支持，被告卓迪公司应支付的利息为31488.32元（524805.26元×2%×3年）。关于原告益建公司主张的律师费用，双方未约定该费用的负担，该费用具有违约金性质，而原告益建公司已在本案另行主张了同样具有违约金性质的利息且得到了法院的支持，故对该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对原告益建公司的诉讼请求部分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二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湖南卓迪机械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湘潭益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工程款524805.26元及利息31488.32元，共计556293.58元；二、驳回原告湘潭益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513元，由原告湘潭益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负担8263元，被告湖南卓迪机械有限公司负担7250元。二审中，上诉人益建公司和上诉人卓迪公司均未提交新证据。原审法院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工程技术经济签证单汇总结算单》上的工程款应如何认定。益建公司提交的《工程技术经济签证单汇总结算单》上的总金额为1365237.377元，卓迪公司的股东胡建仁在签收时已注明“工程量金额数核实需有关审计部门审计”，表明卓迪公司并未认可上述1365237.377元为双方确认的最终结算金额。卓迪公司对该结算单中的18项工程项目进行审核后，将总结算金额修改为1110881.18元，且将该重新修改了结算金额的结算单交付给了益建公司，表明该金额是其已经认可的审核结算金额，卓迪公司上诉提出其认可的该结算单工程款为588444.59元，而不是1110881.18元，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实，对卓迪公司的该上诉理由不予采纳。在《工程技术经济签证单汇总结算单》中，卓迪公司虽将第7项“喷漆房车间互通半门吊钢轨”的94400元修改为60391元，但无法合理解释该数额的计算依据，而益建公司提交了有卓迪公司工作人员“李运南”签名的签证单，结合工程清单报价，益建公司计算的数额更符合合同约定以及更明确具体，故本院确认案涉结算单第7项工程款应为94400元，在一审认定的基础上增加工程款34009元（94400元-60391元）。第9项“建临时厕所，拆除化粪池大门牌楼”，卓迪公司以“施工方应该自建厕所”为由核减益建公司部分工程款缺乏相应的依据，故第9项工程款以益建公司汇总结算单中确定的数额更为妥当，该项在一审认定的基础上增加工程款应为9827元（15824.6元-5997.6元）。第11项“抛丸设备基坑池”益建公司已经施工完毕，工程款数额为94983.3元，卓迪公司的工作人员已在签证单上签字认可，虽然在计算式明细中写有“池底渗水”字样，但益建公司陈述已进行了防水维修，卓迪公司不能提供充分的证据否定益建公司已完成全部工程量的事实，故卓迪公司认为该笔工程款不能计算的依据不足，对该笔工程款予以确认。第12项“喷漆房设备基坑”益建公司也已经施工完毕，工程款数额为61554.2元，卓迪公司的工作人员也已在签证单上签字认可，卓迪公司虽在结算单上写为“不能计算”，但未提供任何依据证实该项工程款不能计算，故对该笔工程款应予以确认。以上四笔工程款共计增加200373.5元（34009元+9827元+94983.3元+61554.2元），应按照《工程技术经济签证单汇总结算单》中的约定计算企业管理费为6011.2元（200373.5元×3%），第9、11、12项应计算企业利润为12065.4元〔（15824.6元+94983.3元+61554.2元）×7%〕。综上，本院确认《工程技术经济签证单汇总结算单》中的应付工程款总金额为1329331.28元（1110881.18元+200373.5元+6011.2元+12065.4元）。二、卓迪公司已经缴纳的劳保基金是否应当抵扣工程款。根据相关规定，劳保基金属于工程款的组成部分，双方在合同中未约定在工程款之外卓迪公司还要承担劳保基金，卓迪公司已向相关职能部门缴纳了劳保基金610720元，应当冲抵其支付的工程款。因此，卓迪公司已支付的工程款为9406632元（8795912元+610720元）。卓迪公司应支付益建公司的工程款总额为9707447.36元（2800000元+4728660元+16000元+718000元+36400元+13216元+14300元+65900元+9800元+3190元+1329331.28元﹣29349.92元+2000元），减去已支付的工程款9406632元，减去应扣除的税款168280元，尚应支付工程款132535.36元，应支付的利息为7952元（132535.36元×2%×3年）。综上所述，益建公司、卓迪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2019）湘0302民初182号民事判决；二、上诉人湖南卓迪机械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上诉人湘潭益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工程款132535.36元及利息7952元，共计140487.36元；三、驳回上诉人湘潭益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5513元，由上诉人湘潭益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负担10859元，上诉人湖南卓迪机械有限公司负担465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5513元，由上诉人湘潭益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负担10859元，上诉人湖南卓迪机械有限公司负担4654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任 莉审判员 曾波毅审判员 周 粤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王**书记员陈石附本案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当事人对欠付工程价款利息计付标准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