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武隆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渝0156民初36号 原告：胡华德，男，1981年3月14日出生，汉族，农村居民，住重庆市长寿区双龙镇尖山村****，公民身份号码5136011981********。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先才，重庆金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天太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陕西省西安市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凤城二路海璟国际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1325660216444。 法定代表人：欧阳雄，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楠，男，1990年3月11日出生，汉族，该公司副总经理，，住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古渡办事处苏家堡村**公民身份证号码6104021990********。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玲，重庆金牧锦扬（万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胡华德与被告天太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太集团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陈林敏独任审理此案。本案在审理过程中，被告天太集团公司向本院提出管辖异议申请，请求将本案移送至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法院管辖，本院审查后裁定驳回其管辖异议。被告天太集团公司不服该裁定，便向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20年5月8日，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渝03民辖终35号民事裁定，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因本案案情复杂，本院于2020年5月27日将本案转为适用普通程序进行审理，由审判员陈林敏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程明、李青组成合议庭，共同负责对本案的审理，并于2020年6月30日公开开庭审理。原告胡华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先才，被告天太集团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楠、陈玲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胡华德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支付原告劳务工程款499821.5元以及资金占用利息损失（利息计算方式：从2019年12月25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该款付清时止）；2.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被告天太集团公司于2019年承包了位于重庆市武隆区XX镇XX村XX社的“XX村落”二期项目1-08地块工程，并成立了XX村落二期项目部。因工程施工需要，被告将其承建工程中的挖孔桩分项劳务分包给原告施工。2019年9月10日，邓建勇代表被告与原告签订《挖孔桩分项劳务承包合同》，约定工程项目为“XX村落”二期项目1-08地块建筑工程，工程地点为重庆市武隆区XX镇XX村盖坪组，原告以固定单价的方式承包该项工程，承包范围为基础部分，包含人工开挖土石方、混泥土护壁钢筋绑扎、支模、砼浇筑，施工中有孤石、地下砼按、地下砼按石方计价桩按照300元∕m3计算、水钻部分按照830元∕m3计算(不论桩孔大小，每掘进1米不足1立方米时按1立方米计算)，工程款在所有挖孔桩完工后，经业主、甲方验收合格，在春节前结清账、中途付一部分生活费，工程按照建设单位的工期要求制定进度计划提前完成任务，含加班加点。同时，双方还在合同中对安全责任等内容进行了约定。合同签订后，原告于2019年9月11日进场，并按照被告的安排、图纸、技术交底等要求组织施工。在施工过程中，因被告与业主方发生矛盾，导致工程停工。由于停工时间较长，且无法确定具体复工时间，被告便提出解除双方签订的合同以及对已完工合格部分进行验收结算。2019年11月1日，双方对原告施工合格部分工程进行验收结算，确认土方量为134.35立方米、石方量为39.77平方米。2019年11月26日，双方对损失赔偿和工程量进行结算，并达成协议，确认水钻、土方工程款、机具进场费、工人误工费、设备租赁、模板等损失费用共计499821.5元，被告的代表人及项目部负责人邓建勇在该协议上签字，并加盖了项目部印章。此后，被告未向原告支付任何费用，经多次催收均未果。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提出前述诉讼请求。 被告天太集团公司辩称，原告陈述双方签订了劳务承包合同属实，但其他内容均不属实。第一，涉案合同签订时，被告便要求原告使用具有劳务资质的单位签订合同，原告答应先以个人名义签订后，再以具有劳务资质的单位与被告重新签订协议。此后，被告多次要求原告使用具有劳务资质的公司重新签订合同，原告却以各种理由推诿。涉案合同因原告自身的过错而无效，被告对此没有过错。第二，涉案合同第七条第一款明确约定，原告必须在进场后提供工人名单和身份证复印件，以便于承建方监管和业主方查询，但原告并未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该项义务。由于施工方缺乏必要的施工资质，以及原告未能提供工人名单、身份证复印件及具有劳务资质的单位，导致业主方认为进场施工的施工队不具备技术能力，政府遂通知停工，故涉案工程中止并非被告的原因所导致。第三，2019年9月30日，原、被告双方同时决定终止合同，并将工人和机建全部撤场。第四，邓建勇并未得到被告天太集团公司的授权，其也不是被告的委托代理人，故邓建勇在结算单上签字的行为不能代表被告天太集团公司，该结算单不能作为原、被告双方结算的依据。第五，涉案合同中明确约定涉案劳务采取固定单价的计价方式，该单价包含了人工、机械、辅材等各种预计的风险费，现原告提交的结算清单中载明的内容严重违背合同约定，也与客观事实不相符。第六，原、被告之间尚未进行结算，涉案计算清单系原告虚构，原告依据该清单提出的诉请缺乏事实依据，不应得到支持。综上，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重庆市武隆区“XX村落”二期项目1-08#地块9-12栋建设工程的发包人为重庆市武隆区仙女山旅游投资有限公司，承建方为被告天太集团公司。被告天太集团公司承建涉案工程项目后，便成立了项目部，并刻制了“天太建设集团有限公司XX村落二期项目部”的印章。 2019年9月10日，被告天太集团公司作为发包方（甲方）与作为承包方的原告胡华德（乙方）签订《挖孔桩分项劳务承包合同》，约定由被告将位于重庆市武隆区XX镇XX村XX社的“XX村落”二期项目1-08地块的挖孔桩劳务分包给原告胡华德，承包方式为固定单价，即包人工、包辅材、包各种机械工具用具、包质量、包安全、包工期、包文明施工、包各种税费和劳动保护，防护用具、包高温降暑药品和费用、包各种无法预计风险费，人工挖孔桩（使用锄头、十字镐部分）的土方按300元∕m3计算，水钻部分按830元∕m3计算，该价格已经包含了3%的税款，该项目所有挖孔桩完工后，经业主、甲方验收合格，在春节前结清账，中途付一部分生活费。此外，双方还在合同中对施工进度、施工质量、安全及各自的权利义务等内容进行了约定。原告胡华德在该合同尾部乙方处签字予以确认，被告天太集团公司在该合同尾部甲方落款处盖章予以确认，邓建勇在甲方代表处签字确认。合同签订后，原告胡华德即组织工人、机具设备等进场施工。2019年9月30日，涉案工程项目停工。 2019年11月，原告胡华德与邓建勇、秦剑等人协商并制作了《胡德华、何永毅班组（挖孔桩班组）工程量清单及费用》，载明：“（仙女山“懒坝”二期项目施工）1.水钻：39.77方*950元∕方=37781.5元。2.土方：134.35方*400元∕方=53740元。3.机具设备进场费用：1800元∕次*6次=10800元。4.工人误工费：150元∕天*42人*45天=283500元。5.管理人员工资：10000元∕人月*2人*2.5月=50000元。6.设备租赁费（螺杆机）：8000元∕月*2台*2.5月=40000元。7.模板：320张*1元∕天*75天=24000元。合计499821.5元。”2019年11月26日，邓建勇在《胡德华、何永毅班组（挖孔桩班组）工程量清单及费用》上备注“以上方量及所有费用属实”，并签字予以确认，被告天太集团公司的项目部在该清单上加盖了项目部印章。同日，天太集团公司XX村落二期项目部给原告出具一份《工程款》，载明：“重庆市武隆仙女山旅游投资有限公司：仙女山“懒坝”二期项目施工，我项目部当即组织班组进场施工，由于贵方原因造成停工二月有余，给我项目部以及项目班组造成极大的损失，并临近年底，农民工工资无法支付，造成工人人心不稳，急于上访。我项目部及班组负责人为此作了大量的工作，以稳定个人情绪。望贵公司及时结清我项目部施工费用和由于停工造成的损失。以稳定工人情绪，维持社会稳定。特此。委托胡华德、何永毅前来催收胡德华、何永毅班组（挖孔桩班组）施工费用以及停工损失”，并加盖了该项目部的印章。同时，该《工程款》尾部备注《胡德华、何永毅班组（挖孔桩班组）工程量清单及费用》作为该清单的附件。此后，被告未向原告支付任何费用。 2019年12月27日，原告胡华德向被告天太集团公司的秦剑提供了一份《工资清单》，载明其欠付工资的工人姓名、开户银行、账号及欠付金额等信息。2020年1月6日，被告天太集团公司依据原告提供前述清单的内容，制作了一份《胡华德提供班组的工人工资表》，载明的工资总额为57920元，但该工资表中并未认可原告胡华德提供清单中欠付禹华文的工资19000元，并加盖了被告天太集团公司的印章。该《工人工资表》的备注中载明秦剑系天太建设重庆负责人。2020年1月9日，被告天太集团公司给重庆市武隆区仙女山旅游投资有限公司出具《关于民工工资委托支付书》，委托该公司向胡华德班组支付民工工资57920元，并提交了前述工人工资表。2020年1月14日，重庆市武隆区仙女山旅游投资有限公司依据前述委托支付书及工人工资表所载明的内容，向谭兴俸、传国均、马云奎、彭国波等十六人支付了工资共计52276元。2020年1月2日，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提出前述诉讼请求。 另查明，邓建勇系涉案工程项目的负责人。诉讼中，原、被告双方共同确认，原告胡华德完成的挖孔桩土方量和石方量分别为134.35m3、39.77m3，且原告同意在涉案工程款中扣除被告代为支付的工人工资52276元。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双方的当庭陈述，原告提交的《挖孔桩分项劳务承包合同》《胡德华、何永毅班组（挖孔桩班组）工程量清单及费用》《胡华德挖孔桩班组工程量结算单》《工程款》、视频、照片，被告提交的《挖孔桩分项劳务承包合同》《胡华德提供班组的工人工资表》、工资清单、关于民工工资委托支付书、营业执照、业务回单、证人邓建勇的证言等证据在案相佐证，以上证据经过庭审质证，本院对该部分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予采信。被告提供的证人吴治华的情况说明，因证人未出庭接受双方当事人的质询，本院无法核实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且被告也未提供其他证据与证人陈述的内容相佐证，故本院对该部分证据不予采信。 本院认为，根据原、被告双方的诉、辩主张，双方当事人共同确定的争议焦点为：一是原告的主体是否适格；二是原告是否有权要求被告支付工程款；三是涉案《工程量清单及费用》能否作为双方结算的依据；四是被告欠付原告工程款的具体数额；五是原告主张的资金占用利息是否应当支持。针对以上争议焦点，本院依据法律规定，并结合本案查明的事实，分别作如下分析： 一、关于原告的主体是否适格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本案中，原告基于其与被告天太集团公司签订的《挖孔桩分项劳务承包合同》而提起本案诉讼，要求被告支付劳务工程款。因原告系合同当事人，该合同所确立的权利义务直接关系原告的利益，故原告属于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当事人，其有权提起本案诉讼。诉讼中，原告提供的《工程量清单及费用》系原告为证明其主张所提交的证据，该清单中载明的主体是否为原告以及该证据是否应当采纳，影响原告的实体性权利即原告的诉请能否得到支持，但并不能以此说明原告的主体不适格。被告天太集团公司辩称原告主体不适格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 二、关于原告是否有权要求被告支付工程款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三款规定：“禁止承包人将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禁止分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工程再分包，建设工程主体结构的施工必须由承包人自行完成。”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项规定，承包人未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或者超越资质等级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应当认定无效。本案中，被告天太建设公司作为武隆区“XX村落”二期项目1-08地块9-12栋修建工程的承建方，其将涉案工程中的挖孔桩劳务分包给原告胡华德完成，因原告胡华德尚未取得建筑施工资质，故原、被告之间签订的《挖孔桩分项劳务承包合同》应属无效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合同无效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结合本案情况分析，虽然原告未能完成其所承包的全部劳务，但其实际已经完成了涉案工程项目中的部分劳务，且双方已对所完成的工程量进行了确认，原告有权就其付出的劳务要求被告天太集团公司支付相应报酬，故原告主张由被告支付工程款的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三、关于涉案的《工程量清单及费用》能否作为双方结算的依据问题。本案中，原告以邓建勇签字并加盖有项目部印章的《工程量清单及费用》为依据，主张被告应向其支付工程款499821.5元。被告辩称工程量清单及费用上的“胡德华”与本案原告属于不同的主体，且邓建勇签字的行为尚未得到天太集团公司的授权，该清单中的项目部印章系原告私自加盖，另清单中所列的内容纯属虚假，并存在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的情形，故该工程量清单及费用不能作为双方工程款结算的依据。本院认为，涉案《工程量清单及费用》能否作为结算依据，必须要查明原告与清单中载明的“胡德华”是否系同一主体、邓建勇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及《工程量清单及费用》是否存在无效等情形。结合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应当认定涉案的《工程量清单及费用》能够作为双方结算的依据。 首先，针对原告胡华德是否系涉案《工程量清单及费用》的相对人问题。本院认为，虽然原告胡华德提交的工程量清单中载明的“胡德华”与原告的名字不一致，但结合原告持有上述清单的原件，以及被告认可原告完成了涉案挖孔桩劳务、邓建勇在该清单上签字确认、被告天太集团公司的项目部在该清单上加盖印章等事实，可以认定该清单中所打印的“胡德华”系笔误。由此，本院认定原告胡华德系涉案《工程量清单及费用》的相对人。 其次，针对邓建勇在涉案的《工程量清单及费用》上签字的行为能否构成表见代理，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据此，构成表见代理行为要求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相对人在主观上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应当结合合同缔结与履行过程中的各种因素综合判断，考虑合同的出具时间、签字人的身份、签字人是否参与合同履行，被代理人是否知道行为人的签字行为等各种因素。本案中，邓建勇系以天太集团公司代表的身份与原告胡华德签订合同，被告天太集团公司也在该合同上加盖印章予以确认，可以视为被告天太集团公司认可邓建勇签字的行为。通过证人邓建勇的证言可知，其系涉案工程项目的负责人。被告虽抗辩在《工程量清单及费用》上签字的邓建勇系无权代理，但是根据邓建勇项目负责人的身份、参与工程管理、以天太集团公司代表的身份签署合同以及在《工程量清单及费用》中签字确认工程量和工程款的行为，并由被告天太集团公司项目部在该清单上加盖印章予以确认，原告有理由相信邓建勇系被告天太集团公司涉案工程项目的负责人，并具有代表天太集团公司与原告进行结算的权利。据此，本院认定邓建勇的行为构成了表见代理，其在《工程量清单及费用》上签字确认的行为对被告天太集团公司具有法律约定力。 再次，针对涉案《工程量清单及费用》的效力认定，被告提出该清单中载明的单价与合同单价不一致、清单中载明的工人人数与原告提供给被告的工人人数不一致，以及双方签署该清单的目的是为了从业主方套取部分款项、双方之间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和他人的合法权益，故该工程量清单为无效协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之规定，被告应对其提出的前述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诉讼中，被告提供了证人吴治华、证人邓建勇的证言、工资清单及《胡华德提供班组的工人工资表》拟证明其提出的前述主张，但证人吴治华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该证人证言并不符合《最高人民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八条的规定，而证人邓建勇系涉案工程项目的负责人，被告也未提供其他证据与证人陈述的内容相佐证，故仅凭证人证言无法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被告虽提出《工程量清单及费用》中载明的人数与原告提供的工人人数不一致，认为该清单系虚造事实，但并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能仅以前述《工程量清单及费用》载明的人数与原告提供给被告的工资清单中载明的工人人数不一致而直接推定该清单为虚构的事实。相比原告的证据，原告提供的视频资料能够显示双方协商并制作涉案《工程量清单及费用》及《工程款》的过程，被告天太集团公司涉案工程项目的负责人邓建勇又在《工程量清单及费用》上签字确认，两者能够相互印证，可以证明以上两份证据系双方自愿协商达成。经审查，涉案《工程量清单及费用》中载明费用不仅包含劳务费，更多是对涉案工程停工造成损失的结算。虽然清单中载明的单价与双方合同中约定的单价不一致，但结合原告提交的视频可以看出，该清单包含项目单价、工人误工费、机具设备进场费用等所有项目及费用均经过邓建勇签字确认，且涉案工程项目客观上存在停工而无法继续施工的情形，双方在结算时依照合同履行过程中出现的客观情况，对合同单价作出适当调整符合常理。同时，因涉案工程项目客观存在停工的情况，按照建筑行业的一般交易习惯，双方因无法继续施工而对相应损失进行赔偿亦符合情理。此外，原告开始施工与双方进行结算的间隔时间与清单中载明的损失计算期间2.5个月基本一致，由此也可以说明双方作出的损失计算具有事实依据。因此，在被告未能提供相反证据证明该清单不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或存在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的情况下，本院综合案件的情况、按照民事证据的审核标准，认定原告的证据能够形成优势证据，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能够证明该《工程量清单及费用》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被告提出的前述辩称意见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四、关于被告天太集团公司欠付工程款的具体数额问题。如前所述，本院已经认定涉案的《工程量清单及费用》合法有效，可以作为双方结算工程价款的依据，故被告天太集团公司应当按照工程量清单中确定的工程款数额向原告支付费用。因此，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劳务工程款499821.5元的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对于被告天太集团公司委托重庆市武隆仙女山旅游投资有限公司代为支付的民工工资，原、被告均同意在应付款项中予以扣除，本院予以支持。依据被告提供的工资表及业务回单可知，被告实际代为支付民工工资52276元，原告对该部分款项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对于被告主张代付何保春劳务费5644元，因其未能提供付款依据，被告也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本院对被告主张扣除该部分费用的意见不予采信。据此，本院认为被告天太集团公司应当支付原告劳务费447545.5元（499821.5元-52276元）。 五、关于原告主张的资金占用损失是否成立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对欠付工程价款利息计付标准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第十八条规定：“利息从应付工程价款之日计付。当事人对付款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下列时间视为应付款时间：（一）建设工程已实际交付的，为交付之日；（二）建设工程没有交付的，为提交竣工结算文件之日；（三）建设工程未交付，工程价款也未结算的，为当事人起诉之日”。结合本案的情况分析，虽然原告胡华德承包的劳务尚未完工，但双方已于2019年11月26日进行结算，依照前述规定，应付工程款的时间应当确定为结算之日，即2019年11月26日。诉讼中，原告主张从2019年12月25日开始计算资金占用利息，系其对自身权利的合法处分，本院予以支持。对于利息的计算标准，因双方对逾期付款未作约定，依据前述法律规定，原告主张欠付工程款的利息应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计算，但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每月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中国人民银行将不再公布贷款基准利率，因此，被告欠付工程款的资金占用损失应从2019年12月25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该款付清之日止。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第二百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天太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胡华德劳务费447545.5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以447545.5元为基数，从2019年12月25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该款付清之日止）； 二、驳回原告胡华德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被告天太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8797.32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天太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8013.18元，由原告胡华德负担784.14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陈林敏 人民陪审员  程 明 人民陪审员  李 青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五日 法官 助理  代 霞 书 记 员  陈 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