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宁04民终78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康长君，男，1991年2月18日出生，汉族，宁夏西吉县人，大学文化，居民，住宁夏西吉县田坪乡南岔村堡坪组**，现住江苏省昆山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永仓，宁夏顺悦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彤，女，1992年10月8日出生，汉族，宁夏固原市人，农民，住，住宁夏固原市原州区头营镇陶庄村****住上海市闵行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虎晓翠，宁夏信用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上诉人康长君因与被上诉人江彤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2019）宁0402民初76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9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康长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永仓、被上诉人江彤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虎晓翠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康长君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判，改判支持康长君一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江彤负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对举证责任分配及事实认定错误，导致判决结果错误。一、一审将依职权对江彤所做的询问笔录作为书证形式认定，对江彤的辩解意见认为“该调查笔录，真实、合法”，并据此认定双方为同居关系错误，违反证据属性原则。江彤所讲述的双方系同居关系只是其单方的辩解，并无相关证据佐证。二、一审将康长君的出借行为认定为赠与行为，系对举证责任分配和法律关系认定错误。1.赠与关系成立与否，应当由主张赠与关系成立的江彤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但其并未提供证据，且康长君未认可是赠与行为，而一审判决将江彤答辩的赠与行为予以确认，是有意将举证责任推给康长君，举证责任分配错误。2.一审判决对证据事实错误分析认定，出现“其中2017年8月9日转账68000元、2017年8月10日转账20000元、2017年8月11日转账40000元，转账备注‘给老婆上缴’”，而给“老婆上缴”的分别是2666元、5666元、8888元。纵观双方一审全部证据，根本不存在这11万元“给老婆上缴”的事实，故此认定事实的错误严重影响对本案是否存在赠与行为误判。3.双方均系在外打工人员，康长君自筹、向父母借钱，不到一年时间借给江彤近35万元，江彤也陆续还了22万余元，难道江彤归还的22万元也成了反赠与关系？显然不符合常理，即便以结婚为目的的赠与存在，那么当结婚的目的不能成立时，这种赠与也应当灭失，同样应当返还。三、双方之间转账性质系民间借贷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康长君虽不能提供借款合同、借据等表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江彤以“同居”、“赠与”、“共同生活”等抗辩，但均未提供相应证据。且依据康长君一审提供的支付宝转账明细、支付宝聊天记录中江彤称：“支付宝钱我会还你的”、“之所以支付宝没有删你是因为你的钱我还没有还”等证据足以证实双方均清楚涉案款项系借款的事实。四、一审判决结果有倡导不良社会风气之功效，有违公序良俗。综上，请求二审依法支持康长君的上诉请求。 江彤辩称：一、一审对举证责任分配正确。1.一审将江彤的询问笔录作为定案依据是正确的。退一步讲，即使该笔录不作为定案依据，也不影响本案定性和处理结果。2.康长君起诉的是民间借贷纠纷，由其承担举证责任符合法律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和第十七条规定，康长君应承担其主张的民间借贷关系成立的举证责任，江彤已为其抗辩完成了举证责任，康长君不能依江彤的抗辩成立就想当然的让江彤为康长君举证不能的行为买单。另外，在同居期间，双方相互频繁转账，数额不等，转款的次数和金额显然与正常的借贷关系截然不同，且康长君部分转账附注有“上缴老婆”，还有如520元、52000元，明显是表达爱慕含义的特殊数额，是其自愿支付的，在双方无约定的情况下应认定为赠与。康长君若要证明其转账性质属于借款，则应当由其对双方之间存在真实合法有效的借贷关系提供更加充分的证据加以证明。3.康长君认为即使赠与行为存在，但当其目的不能实现时应当予以返还。其陈述内容其一是认可了本案赠与关系的存在，二是认为应当返还的理由没有法律依据，不能成立。二、一审判决结果不但没有倡导不良社会风气，反而是保护了处于弱势地位的受害女性。恋爱期间，男女双方相互向对方给付财物的行为是普遍存在的，江彤没有任何索取行为，一切是康长君完全自愿的付出，当然江彤同时也在为康长君付出，给康长君多次频繁转账。同居的两年时间里，该吃的吃了，该转的地方转了，如果康长君将自己多转给江彤的钱认为是借贷，那么吃喝玩乐的钱是谁支出的呢？双方分手后，康长君的行为给江彤的身体和心理造成了一定的伤害，其要求返还多支出的部分是非常不道德的。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康长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江彤归还康长君剩余借款本金123520元，并负担案件受理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7月至2018年6月期间，康长君通过其支付宝向江彤多次、不定期转账共计345520元。2017年7月30日至2018年12月17日，江彤陆续向康长君转款239580元。双方当事人均认可在此期间双方系男女朋友关系，江彤称与康长君有同居关系。康长君主张其向江彤的转款系借款给江彤，江彤主张是二人共同生活期间的日常花费，且二人互有转账，应属赠予。同时查明，双方分手后，江彤于2019年7月与他人办理结婚登记，现育有一个孩子。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者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根据上述规定，本案中康长君以民间借贷纠纷提起诉讼，应由其提供证据证明其与江彤存在借贷合意及借贷款项的交付。康长君虽提交转账凭证证实其向江彤转账数额，但江彤否认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康长君称江彤因在固原买房、整容、出国旅游及生活开支而向其借贷，江彤予以否认，康长君对此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双方均认可涉案款项均系男女朋友期间的往来产生。基于双方存在特殊关系，康长君应对双方存在借贷合意进一步举证证明。康长君在双方微信聊天记录中向江彤称“我给你的我就没打算要回来”，则进一步印证双方之间缺乏借贷合意。另有，康长君提交的聊天记录中江彤称“之所以支付宝没有删你是因为你的钱我还没有”，康长君回复“我在你身上消耗了我的所有我都没有看到你为我们成家所做的一点点准备”仅能证实江彤有意偿还康长君支付宝的转款，但对具体数额无法确认，从康长君的回复继而能够佐证二人基于男女朋友关系相互转账的意思表示。因此，本案不应仅凭转账凭证认定双方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康长君的诉请缺乏事实及法律支撑，故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康长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770元，由康长君负担。 二审中，江彤提交了支付宝收支明细4页，欲证明双方同居生活期间即2018年4、5、6、7月份消费支出总金额约为18万余元，江彤为生活消费支出，要高于康长君每月给江彤的转账金额，进一步证明康长君给江彤的转款全部用于生活消费支出。康长君质证认为，对证据的“三性”均不予认可，反映不出江彤真实流水，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更不能反映出其消费支出与康长君有必然的联系。本院审核认为，江彤提交的支付宝支出总额无具体支出的项目明细，故对其主张的证明目的不予确认。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本院二审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者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康长君以民间借贷纠纷提起诉讼，应由其提供证据证明与江彤达成借贷合意和基于借贷合意所进行的款项交付。双方当事人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能够证实涉案款项均系双方在谈恋爱同居期间所产生，基于双方的特殊关系，相互之间频繁转账，数额不等，转款的次数和金额显然与正常的借贷关系截然不同，且康长君部分转账中备注“给老婆上缴”有2666元、5666元、8888元三笔，还有如520元、52000元明显是表达爱慕和感情的特殊数额，且江彤同一天也向康长君转账52000元，均系双方自愿支付，这种支付行为也并非基于民间借贷的合意，根据社会交往习惯及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该款项在双方无特别约定的情况下应认定为恋人之间的赠与关系。一审查明，康长君在微信聊天记录中向江彤称“我给你的我就没打算要回来”，则进一步印证双方之间缺乏借贷合意。江彤也称“之所以支付宝没有删你是因为你的钱我还没有”，康长君回复“我在你身上消耗了我的所有我都没有看到你为我们成家所做的一点点准备”仅能证明江彤有偿还康长君支付宝转款的意愿，但对具体数额并没有确认，从康长君的回复继而能够佐证二人基于恋人关系相互转账的意思表示。康长君共计向江彤转账345520元，江彤共计向康长君转账239580元，现康长君以民间借贷纠纷提起诉讼，要求江彤对双方转账的差额部分123520元予以返还，但又没有书面借据证明其主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据此，一审认为康长君的诉请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对其诉请不予支持符合法律规定。 关于康长君称一审举证责任分配、法律关系认定、将询问江彤笔录认定为书证、事实认定错误及一审判决结果有倡导不良社会风气等上诉主张，经查:1.一审第一次庭审后对江彤进行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该笔录在第二次庭审时法庭主持进行了质证。当事人陈述属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据种类之一，而非康长君主张的书证，一审判决在认证部分表述“该调查笔录真实、合法”虽有瑕疵，但不影响结合在卷其他证据将询问江彤笔录一并作为定案依据予以采信的合法性。2.一审中“其中2017年8月9日转账68000元、2017年8月10日转账20000元、2017年8月11日转账40000元”，转账备注“给老婆上缴”系江彤委托诉讼代理人的质证意见，而不是一审判决对证据事实的错误分析认定。3.康长君以民间借贷主张权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和第十七条规定，江彤以转账系赠与行为进行抗辩并提供了相应证据，完成了其举证责任，康长君仍应对双方系民间借贷关系进一步提供证据证明，仅凭转账凭证不能证明双方系民间借贷关系，一审认定由其承担举证责任符合法律规定。4.恋爱期间，由于男女双方相互爱恋，向对方给付财物的行为是人之常情，康长君未举证证明其系基于民间借贷合意而进行的转账。在双方分手后，一方把交往过程中所产生的经济往来完全按照普通人之间的借贷关系而主张由对方返还，不符合常理，有违上述法律规定。一审判决依法维护了公序良俗和诚实信用原则，并没有倡导社会不良风气。故康长君的上述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康长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770元，由上诉人康长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高 睿 审判员 杨忠清 审判员 柴鹏鹏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魏 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