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鄂民申1903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湖北志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汉川市经济开发区。法定代表人：李社祥，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祁颖，湖北维思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武汉市新洲区鑫发世纪建材经营部。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邾城街华西小区**第**。经营者：刘扬，该经营部总经理。再审申请人湖北志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志翔公司）因与被申请人武汉市新洲区鑫发世纪建材经营部（以下简称鑫发经营部）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鄂01民终124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志翔公司申请再审称，（一）一、二审法院严重程序违法。本案涉及合同诈骗、伪造公章等刑事犯罪，在公安机关已立案侦查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违反先刑后民的原则，违法作出判决。第二，一审法院明知志翔公司与鑫发经营部无合同关系的情况下，违规行使管辖权错误。二审法院未依法行使监督权错误驳回志翔公司的管辖异议上诉。第三，伪造签名的“周友发”、“洪保台”应当依法参加诉讼，一审法院遗漏了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第四，二审法院未经开庭审理就作出判决，程序严重违法。（二）《钢材购销合同》上志翔公司的印章是伪造的，周友发的签字也是伪造的。周友发不是志翔公司的员工，志翔公司非是涉案钢材买卖合同的买受人。志翔公司从未向鑫发经营部支付过货款，也不存在欠款的事实。鑫发经营部不能说明《钢材购销合同》的来源，一、二审法院对伪造的《钢材购销合同》予以认定，并要求志翔公司承担责任错误。（三）鑫发经营部负责人与洪保台存在亲戚关系，鑫发经营部明知洪保台不是志翔公司员工而与其商定合同，且鑫发经营部钢材发货单载明的发货对象是“红安洪总”或“红安洪总二期”，其明知与其进行钢材交易的对象是洪保台。洪保台、周友发均不是志翔公司员工，无志翔公司授权，鑫发经营部对此事亦明知，其不是善意相对人，洪保台、周友发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四）二审法院关于《钢材购销合同》上加盖的志翔公司的印章与（2017）鄂0111民初1750号案件中印章相同的认定缺乏证据支持。经鉴定，《钢材购销合同》上加盖的志翔公司的印与志翔公司的公章不一致，志翔公司已向公安机关报案，不排除系鑫发经营部伪造或与他人串通伪造。（五）鑫发经营部多次发出的《货款催收通知》不是寄给志翔公司，志翔公司从未收到该通知。且三份寄送《货款催收通知》的快递单无送达记录，均系伪造，洪保台签收记录的签字也不能确认。一、二审法院关于鑫发经营部多次向志翔公司及红安轻纺服装之都志翔项目部发出《货款催收通知》的认定缺乏证据支持。鑫发经营部提起本案诉讼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六）周友发于2014年1月7日出具的《欠条》文字真实性存疑。《欠条》内容表明，该欠条是周友发是向洪保台出具，其中“在内其中洪经理40万元”的内容无法理解，“欠条”两个字也是事后添加。一、二审法院依据周友发出具的《欠条》于认定钢材款欠款金额证据不足。（七）一、二审法院以钢材欠款为基数按年利率24%标准计算违约金违反《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九次）第五十条的规定。志翔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六项、第十三项之规定申请再审。本院经审查认为，（一）关于案涉《钢材购销合同》买受人主体认定问题。一、二审法院查明，志翔公司承接红安轻纺之都工程后，又与周友元签订《建筑工程项目内部承包合同》将工程分包给周友元。周友元成立组建红安轻纺之都志翔项目部，并与洪保台合作经营管理，还聘请其兄周友发负责工地现场材料的接收。根据上述事实可以认定周友元设立的红安轻纺之都志翔项目部为施工单位在工程施工承建过程中成立的临时机构，有独立的组织机构和财务，虽未经工商登记，可认定为法人分支机构，周友元为该项目部的负责人和承包人，周友元、洪保台系该项目部工作人员。案涉《钢材购销合同》系以红安轻纺之都项目部名义与鑫发经营部签订，并加盖志翔公司公章并由周友发签字。虽然周友发在公安机关的调查笔录中陈述《钢材购销合同》中“周友发”签字不是其本人所签，但该陈述与周友发签字认可的《关于钢材款项的回复及说明》中“虽经我本人(指周友发)签订的《钢材购销合同》”陈述相矛盾。同时，周友元在公安机关的调查笔录认可洪保台代表红安轻纺之都志翔项目部供应钢材采购钢材、鑫发经营部向红安轻纺之都志翔项目部供应钢材以及钢材款经对账确认。故综合本案相关证据及查明的事实，一、二审法院认定红安轻纺之都志翔项目部系购买案涉钢材的买受人，志翔公司作为项目部的设立法人应对合同承担民事责任并无不当。另外，志翔公司还主张其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钢材购销合同》落款处加盖的“志翔公司”印章印文与志翔公司提供的同署名印章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所盖印形成。本院对此认为，鑫发经营部签订《钢材购销合同》时无法判断合同上加盖的志翔公司印章是否与志翔公司备案印章一致或者是否他人私刻，仅能作形式上的审查和判断。鑫发经营部基于志翔公司承接红安轻纺之都的厂房、宿舍建设工程而向红安轻纺之都志翔项目部供应钢材，《钢材购销合同》上加盖志翔公司印章，鑫发经营部亦按合同约定履行了供应钢材的义务，红安轻纺之都项目部亦接收了钢材并实际使用，鑫发经营部有理由相信《钢材购销合同》是志翔公司所签，且该合同已实际履行。（二）关于一、二审法院是否程序违法的问题。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必须经过审查认为本案“确有经济犯罪嫌疑的”，才能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可见，并非公安机关一经立案侦查，人民法院就必须对已经受理的民事案件裁定驳回起诉，关键还是要看纠纷本身是否属于“经济纠纷”以及是否“确有经济犯罪嫌疑”。志翔公司虽以私刻印章罪为由向公安机关报案，但公安机关尚未就本案作出结论性的意见，对志翔公司提出《钢材购销合同》系鑫发经营部伪造或与周友元或洪保台等恶意串通共同伪造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本案的审理显然并不必须以刑事案件的侦查、审理结果为依据，通过一、二审法院的审理及本院的再审审查，尚不能得出本案不属于民事纠纷以及确有经济犯罪嫌疑的结论。一、二审法院对本案进行审理不违反法律规定。志翔公司还主张周友元、周友发、洪保台作为项目部的负责人、利害关系人和钢材实际使用方，应作为当事人参加诉讼。因周友发、洪保台系代表红安轻纺之都志翔项目部向鑫发经营部公司购买钢材，其行为后果由红安轻纺之都志翔项目部承担责任。而志翔公司与周友元关于《建筑工程项目内部承包合同》的内部约定不能对抗与项目部发生交易的善意第三人，志翔公司与周友元之间的纠纷可另案解决。周友元、周友发、洪保台非必须参加诉讼的第三人。一、二审法院对其追加周友发为第三人的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之规定，二审法院可以开庭审理，在当事人没有新的事实、证据提供，也没有新的理由提出的情况下，二审法院也可以依法不开庭审理。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法院以审阅一审卷宗的方式对案件进行审理符合法律规定。（三）鑫发经营部向红安轻纺之都项目部供应钢材后，周友发于2014年1月7日出具《欠条》对账确认差欠鑫发经营部货款24219844元。周友元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认可红安轻纺之都志翔项目部差欠鑫发经营部钢材款的事实与该《欠条》相印证，一、二审法院依据《欠条》认定志翔公司的欠款金额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鑫发经营部供应钢材后，志翔公司未按约定支付货款，已构成违约。一、二审法院认定志翔公司应按年利息24%标准支付违约金符合合同约定。志翔公司曾于2015年8月19日通过周友发的账户转账偿还3万元钢材款，周友发还于2016年9月6日出具《关于钢材款项的回复及说明》，上述证据亦可证明，鑫发经营部因钢材款事项曾多次向红安轻纺之都项目部工作人员主张权利，鑫发经营部于2016年10月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综上，志翔公司的再审理由均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湖北志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方庆审判员  杨艳审判员  康江二〇二〇年九月二日书记员  张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