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酒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甘09民终102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付某，女。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系付某之子），男。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闫某1，女。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闫某2，女。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1，女。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2，女。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3，男。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4，男。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某，女。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闫某3，女。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阎某，男。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闫某4，女。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男。上诉人付某因与被上诉人闫某1、闫某2、刘某1、刘某2、刘某3、刘某4、杨某、闫某3、阎某、闫某4、王某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敦煌市人民法院（2019）甘0982民初8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付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与被上诉人闫某1、闫某2、刘某1、刘某2、刘某4、杨某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付某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1.上诉人提供的文庙巷67号房屋办理房产证时的收据和房产证原件，证明房产登记部门在办理房产证过程中有故意添加共有人和在房产证上不写共有人来欺骗被继承人的行为，一审法院将房产登记部门侵犯被继承人的权益的行为认定为合法有效，并将这种侵权行为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错误，文庙巷67号房屋不存在共有人。2.文庙巷67号房屋在2013年成为危房，由闫玉玲提交申请后，经审批重建了现在的三间房屋。文庙巷67号房屋在进行登记过程中就存在违法侵权行为，并且违法登记的共有人王桂兰已去世二十三年，已超过《继承法》第八条规定的二十年，不应进行共有人继承。一审判决对此未予审查，认定房产共有人先后去世，判决继承，适用法律错误。4.被上诉人在最后一次庭审时才提交了8月14日的视频，质证时只询问上诉人是否为闫玉玲本人，对视频内容没有让上诉人进行质证。闫玉玲当时已处于弥留之际，意识不清，被上诉人故意引导录制了视频，一审判决将不能体现闫玉玲自身意识的视频作为遗嘱认定错误。5.上诉人与闫玉玲共同生活了二十多年，尽到了主要的赡养义务，一审判决将文庙巷67号房屋和房租进行平均分配，判决不公。闫某1、闫某2、刘某1、刘某2、刘某4、杨某辩称，一审判决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上诉人所述涉案房屋是其与闫玉玲共同修缮不正确，房屋是闫玉玲出资修缮，当时付某已经下岗。2.涉案房屋原本是王桂兰的，后来才将闫玉玲的名字加到房产证上。3.付某与闫玉玲一起居住，但并没有照顾闫玉玲，闫玉玲的医疗费和生活费是由其退休工资和医保支付的，付某没有退休工资，不可能照顾闫玉玲。刘某3、闫某3、阎某、闫某4、王某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维持原判。闫某1、闫某2、刘某1、刘某2、刘某3、刘某4、杨某、闫某3、阎某、闫某4、王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依法分割被继承人王桂兰、闫玉玲遗留的位于敦煌市××镇房一套，位于敦煌市××镇的三分之二的份额归闫某1、闫某2，价值约460000元；2.位于敦煌市××镇平房2019年房屋租金56000元、2020年房屋租金56000元，合计112000元，由付某按继承份额的三分之二向闫某1、闫某2各给付37333元，合计74666元；3.闫玉玲的银行存款14571.92元，由付某按继承份额的三分之二向闫某1、闫某2给付9714.6元；4.2020年12月开始，位于敦煌市××镇平房的房屋租赁费由闫某1、闫某2收取，闫某1、闫某2按继承份额向付某给付。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2年，政府确认位于敦煌市××镇房屋所有权人为王桂兰、闫玉玲共有（现分割为三间门面房用于出租），产权证号敦房产权证敦煌字第P40277号。王桂兰（1996年去世）生前育有五个子女，长女闫某4、次女闫秀玲（2013年6月11日去世）、小女闫玉玲（2018年9月9日去世），长子王某、次子闫全喜（2008年2月24日去世）。闫玉玲生育三女，长女付某，次女闫某1，小女闫某2，付某与闫某1系同胞姐妹，付某、闫某1与闫某2系同母异父姐妹。闫秀玲与其丈夫刘之发（2018年8月28日去世）生育四个子女，刘某1、刘某2、刘某3、刘某4。闫全喜与妻子杨某（在世）生育一子阎某，一女闫某3。2004年至2017年，闫玉玲与付某在文庙巷67号房屋共同居住生活。2017年3月，付某购买了位于敦煌市××镇房屋，母女二人搬入该房屋共同生活。后文庙巷67号房屋开始用于出租，2019年度至2020年度的房租共计96000元由付某收取。2018年9月9日闫玉玲去世，敦煌市社会保障事业管理中心于2018年9月14日向闫玉玲代发工资2853.12元，余额3530.52元，2018年10月12日代发工资11028元，共计14571.92元，由付某支取。2019年4月2日，闫某1、闫某2将付某诉至法院，要求分割被继承人闫玉玲的遗产。经审理发现王桂兰是敦煌市沙州镇文庙巷**房屋的共有人，法院依职权将王桂兰的继承人闫某4、闫秀玲的子女刘某1、刘某2、刘某3、刘某4，王某、闫全喜的妻子杨某，子女阎某、闫某3追加为本案共同原告。一审法院另查明，1992年9月8日，敦煌市人民政府颁发房屋所有权证登记证书载明位于敦煌市××镇房屋所有权人为闫玉玲。1998年9月敦煌市人民政府颁发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记载的土地使用者为闫玉玲。一审法院依职权调取的不动产登记薄中载明该房屋为王桂兰与闫玉玲共同共有。2019年5月21日，付某对敦煌市自然资源局作出的房屋行政登记有异议，向瓜州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瓜州县人民法院以付某超过起诉期限为由驳回了付某的起诉，付某不服向酒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酒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甘09行终35号行政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闫玉玲生前于2018年4月8日书写遗嘱，载明文庙巷67号归付某所有，2018年7月31日留有视频录像确认其自书遗嘱是其本人书写，2018年8月14日闫玉玲的视频录像中陈述文庙巷67号由付某、闫某1、闫某2每人一间。一审法院认为，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闫玉玲生前分别于2018年4月8日、2018年7月31日、2018年8月14日视频录像、书面方式留有遗嘱，该三份遗嘱内容前后不一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十二条规定，遗嘱人以不同形式立有数份内容相抵触的遗嘱，其中有公证遗嘱的，以最后所立公证遗嘱为准；没有公证遗嘱的，以最后所立的遗嘱为准。据此，闫玉玲的遗嘱以2018年8月14日遗嘱为准，其遗产由闫某1、闫某2、付某均等份额继承。付某所持有的位于敦煌市××镇房屋所有权证与法院在敦煌市房产登记部门调取的不动产登记簿不一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七条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事项，应当与不动产登记簿一致；记载不一致的，除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确有错误外，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根据该法律规定，依据不动产登记簿认定该房屋属于王桂兰与闫玉玲共同共有，各占50%的份额，该房屋出租收益也属于王桂兰与闫玉玲共同共有，各占50%的份额。被继承人王桂兰、闫玉玲先后去世，位于敦煌市××镇房屋属于王桂兰与闫玉玲的遗产，应由其继承人按均等份额继承。王桂兰的50%的份额，由其子女闫某4、闫秀玲、闫玉玲、王某、闫全喜各自继承10%，其中闫玉玲已去世，应由闫玉玲继承的10%的份额，由其第一顺位继承人闫某1、闫某2、付某按均等份额继承；闫秀玲已去世，应由闫秀玲继承的10%的份额，由其第一顺位继承人刘某1、刘某2、刘某3、刘某4按均等份额继承；闫全喜已去世，应由闫全喜继承的10%的份额，由其第一顺位继承人杨某、阎某、闫某3按均等份额继承。上述房屋2019年度、2020年度出租所得收益112000元，其中16000元是在闫玉玲在世时收取，不作为遗产分割，剩余96000元由付某在闫玉玲去世后收取，应作为遗产予以分割，分割方式与房屋分割方式一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三条规定“同一顺位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闫玉玲去世后，敦煌市社会保障事业管理中心代发的14571.92元工资，付某已支取，闫玉玲未留有遗嘱，对该笔存款应依照法定继承由闫某1、闫某2、付某继承，因闫玉玲生前与付某共同生活时间较长，付某对闫玉玲尽到了主要赡养义务，酌情由付某继承8000元，闫某1继承3285.96元，闫某2继承3285.96元。位于敦煌市××镇房屋的出租管理以及租金收益，经一审法院组织所有继承人共同协商，确定由闫某1为遗产管理人，闫某1作为遗产管理人应当妥善保管遗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十二条规定，判决：一、闫玉玲名下中国农业银行敦煌支行尾号为4876的账户余额14571.92元，由付某继承8000元，闫某1继承3285.96元，闫某2继承3285.96元，由付某给付闫某1、闫某2确定的金额，限于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履行；二、位于敦煌市××镇房屋以及该房屋2019年度、2020年度租金共计96000元及该房屋今后收取的租金，由闫某1、闫某2、付某三人均等继承50%的份额，闫某4、闫秀玲、闫玉玲、王某、闫全喜继承50%；其中闫玉玲10%的份额，由闫某1、闫某2、付某按均等份额继承，闫秀玲10%的份额，由刘某1、刘某2、刘某3、刘某4按均等份额继承，闫全喜10%的份额，由杨某、阎某、闫某3按均等份额继承，闫某4、王某各继承10%的份额，2019年度、2020年度租金共计96000元由付某按确定的份额给付闫某1、闫某2、刘某1、刘某2、刘某3、刘某4、杨某、闫某3、阎某、闫某4、王某，限于本判决书生效后30日内履行；三、位于敦煌市××镇房屋由闫某1管理，该房屋今后收取的租金由闫某1按照第二项确定的份额给各继承人进行分配，限于本判决书生效后30日内履行；四、驳回闫某1、闫某2、刘某1、刘某2、刘某3、刘某4、杨某、闫某3、阎某、闫某4、王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200元（闫某1、闫某2已预交），由闫某1、闫某2、刘某1、刘某2、刘某3、刘某4、杨某、闫某3、阎某、闫某4、王某负担6593元，付某负担1607元。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工程款付款收据、规划管理押金收据、工程承包合同各一份，拟证明涉案房屋是2013年7月22日由闫玉玲出资建设，与王桂兰无关。经质证，被上诉人对以上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现在的房屋确实是闫玉玲出资修建，但房屋属于祖产，与王桂兰有关。经审查，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二审查明，敦煌市沙州镇文庙巷67号房屋最早修建于1980年，2013年10月，闫玉玲将旧房屋拆除重新进行了修建。王桂兰去世时未留有遗嘱。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文庙巷67号房屋的所有权人是谁，该房屋是否应作为王桂兰、闫玉玲的遗产进行分割；2.闫玉玲的遗嘱应如何认定；3.一审判决分割房屋及租金的比例是否适当。关于房屋所有权人的认定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七条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事项，应当与不动产登记簿一致；记载不一致的，除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确有错误外，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本案中，付某持有的文庙巷67号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书上记载的所有权人是闫玉玲，但登记档案记载王桂兰系该房屋的共有人。付某认为登记档案存在错误，但未提交证据证明，故文庙巷67号房屋的所有权人应按照登记档案确认，该房屋系闫玉玲与王桂兰的共同财产，即二人应系文庙巷67号房屋的权利人及利益享有者。王桂兰去世后，闫玉玲于2013年将原房屋拆除并就地重建房屋一套，由于原房屋系闫玉玲与王桂兰共同所有,在不能证明王桂兰生前有明确将房屋所有权让与闫玉玲的意思表示的情况下,该土地上修建、翻建的房屋不因为出资情况而使得共有性质改变，当事人仅依据翻建行为并不能完全排除王桂兰的所有权。因闫玉玲、王桂兰未明确表示区分其内部份额，登记档案中亦未载明共有份额，根据维护遗产最大效用的原则，应当认定闫玉玲与王桂兰对文庙巷67号房屋各占有二分之一的权属份额，付某关于房屋不存在共有人的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因王桂兰去世后，其继承人并未表示放弃继承且遗产也未实际进行分割，故付某关于案涉房屋不应作为遗产分割的意见，不能成立。关于闫玉玲的遗嘱认定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第四款规定：“以录音形式立的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该法第十八条第二项规定继承人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本案中，闫某1、闫某2主张应认定为遗嘱的录音、录像中，除闫某1、闫某2外再无其他人，没有见证人，故其提供的录音、录像依法不应认定为有效遗嘱，一审判决对此认定不当，应予纠正。关于付某提供的闫玉玲于2018年4月8日书写的字条，因所载内容无法核实其真实性，同时考虑到闫玉玲书写时的精神健康状况不明，无法判断闫玉玲当时的民事行为能力，故对付某主张的该字条为闫玉玲有效遗嘱的意见，不予采纳。综上，对闫玉玲的遗产应按照法定继承分割。关于文庙巷67号房屋的分割比例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三条规定，同一顺位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本案中，鉴于付某与闫玉玲共同生活时间较长，在日常生活中对闫玉玲尽了主要赡养义务,一审判决在分割遗产时已对付某适当多分，对付某所提其应多分房屋的上诉理由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付某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虽认定事实部分有误，但处理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200元，由上诉人付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蔺春辉审判员 张小青审判员 郑 杰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六日书记员 高菊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