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民终185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山东济宁华任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南张街道房家村济梁公路**。 法定代表人：何小林，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广凯，山东德衡（济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瑜，山东德衡（济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延尧，男，1969年1月1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宁市高新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华任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南张街道办事处工业办公楼 法定代表人：刘勇，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上诉人山东济宁华任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济宁华任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延尧、山东华任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华任公司）第三人撤销之诉一案，不服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08民撤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济宁华任公司上诉请求：1.支持济宁华任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判决撤销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济民初字第77号调解书第二、三、四、五、六项，或撤销原判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王延尧、山东华任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济宁华任公司在涉案以房抵债《协议书》签订时并不知晓该协议的存在。（一）涉案《协议书》签订时，刘任虽为济宁华任公司法人代表，但并非该公司实际控制人，也非管理人，其签字不能作为济宁华任公司已经知晓协议内容的依据。首先，2014年4月份，刘勇、刘任及李建霞和北京永安信和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及其关联企业（以下简称永安信等关联企业）在北京签订投资协议，约定：永安信等关联企业对济宁华任公司增资9000万元,永安信等关联企业持有济宁华任公司90%股权，刘任、李建霞持有济宁华任公司10%股权。签订投资协议后，刘勇不再是济宁华任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也即，在2014年5月8日签订《协议书》时，刘任虽然名义上是济宁华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是并非实际控制人，也非管理人。刘任在（2019）鲁08刑终305号案中亦供述：“我是济宁华任的法人，我们是家族式企业，我没有具体分管业务，我听我父亲刘勇的安排，有一些文件需要我签字，我就签签字……”。其次，济宁华任公司2014年4月4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亦载明：“变更股东为：刘任、李建霞、永安信万嘉（厦门）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北京永安信和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金华永安信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并通过公司章程对出资金额、比例进行规定。在该章程中，刘任所占比例仅为9.5%，并非公司实际控制人，也非大股东。综上以上两点，在涉案以房抵债《协议书》签订时济宁华任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永安信等关联企业，其直接、间接持有济宁华任公司全部股份，刘任既不是实际控制人，亦非管理人，其在《协议书》上签字的行为不能代表济宁华任公司已经知晓协议内容。（二）刘任作为济宁华任公司名义法定代表人，有对永安信等关联企业隐瞒与王延尧签订《协议书》的主观意图和客观事实。根据（2019）鲁08刑终305号查明事实，刘勇伙同其子刘任处分济宁华任公司房产，用以冲抵自己控制的山东华任公司的债务，客观上侵害了济宁华任公司的财产权，主观上有侵占故意，不存在将上述事实主动通知济宁华任公司的可能性。反过来说，若济宁华任公司在《协议书》签订之日即知晓该事实，作为投资人及实际控制人的永安信等关联企业亦无坐视资产流失的道理。故，济宁华任公司未能及时知晓（2014）济民初字第77号案件审理结果，系因刘任故意隐瞒案件存在的事实。综上所述，济宁华任公司在涉案以房抵债《协议书》签订时，实际控制人已非刘勇、刘任，而根据（2019）鲁08刑终305号判决已查明的事实，刘任仅系听从刘勇安排的挂名法定代表人，其行为不能代表济宁华任公司。且刘勇、刘任利用职务便利，转移济宁华任公司资金的行为，已被生效判决定性为职务侵占罪，也即否定了其行为是公司职务行为的性质，其利用职务便利以公司资产冲抵自有债务的行为，亦不能认为是职务行为，故不能认为济宁华任公司于《协议书》签订之日即已知晓其内容。二、济宁华任公司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并未超过法律规定期限。一审法院向济宁市房产交易中心送达查封裁定及协助执行通知书，并未告知济宁华任公司，济宁华任公司对此不知情。三、山东华任公司不享有涉案以房抵债《协议书》载明的房产的处分权。一审法院根据山东华任公司、刘勇、刘任及王延尧签订的《协议书》出具了（2014）济民初字第77号调解书，该调解书系山东华任公司、刘勇、刘任在济宁华任公司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处分济宁华任公司财产，严重侵害了济宁华任公司的合法权益。 王延尧、山东华任公司未作答辩。 济宁华任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济民初字第77号调解书第二、三、四、五、六项内容；2.诉讼费用由王延尧、山东华任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3月7日，济宁华任公司与济宁市国土资源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取得涉案房屋所在土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于2017年6月23日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不动产权证书（鲁20**济宁市不动产权第0××0号）。2013年8月8日，济宁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向济宁华任公司颁发山东省建设项目登记备案证明（登记备案号13080032）。2013年12月24日，济宁市城乡规划局向济宁华任公司颁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他字第37083013-Ｒ031号）。济宁华任公司即在该土地上开发建设华任尚品商住小区，并于2014年6月份竣工。 王延尧因与山东华任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于2014年4月23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依据王延尧财产保全的申请，出具（2014）济民初字第77号民事裁定书，并于2014年4月24日向济宁市房产交易中心送达协助执行通知书，协助事项为：查封山东华任公司名下的位于华任尚品商住区1号楼0101和0103号房屋及其商住区1号住宅楼44套住房、5号楼64套住房、6号楼19套住房、2号楼26套住房。济宁市房产交易中心于同日签收裁定书与协助执行通知书。山东华任公司对于王延尧提供的借条、转款凭证等证据无异议，对王延尧主张的债权数额无异议。 2014年5月8日，刘勇、刘任、山东华任公司、王延尧共同签订《协议书》，达成以房抵债协议。一审法院于2014年6月4日按照该《协议书》的内容出具（2014）济民初字第77号民事调解书，载明：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一、双方共同确认山东华任公司拖欠王延尧借款本息4876万元。二、山东华任公司自愿用其开发建设的华任尚府A座商业楼A-1号商铺1至3层及A座公寓第四层、第五层、第六层房产偿还所欠借款本息4876万元。其中，①、A座商业楼A-1号商铺1-3层，第一层面积为209.9平方米，第二层面积为250.58平方米，第三层为250.58平方米，共计建筑面积711.06平方米，每平方米单价26800元，共计价款19056408.00元；车位2个（每位12万元）共计价款24万元，总计价款19296408.00元。②、A座公寓第四层共9间，建筑面积为594.29平方米，单价8000元，总价475.432万元；9个车位，单价12万元，总价108万元，合计583.432万元；③、A座公寓第五层共9间，建筑面积为560.49平方米，单价8000元，总价448.392万元，9个车位，单价12万元，总价108万元，合计556.392万元；④、A座公寓第六层共9间，建筑面积为560.49平方米，单价8000元，总价448.392万元，9个车位，单价12万元，总价108万元，合计556.392万元；以上总计价款3625.8568万元。上述房屋面积以最后确权核实的面积为准，核实的总面积在上述约定总面积的正负3%的范围内不再多退少补，大于或小于3%的部分，多退少补。三、上述房屋合计总价值3625.8568万元，用于偿还所欠借款本息4876万元；对于借款本息4876万元和房产总价款3625.8568万元的差额部分，即1250万元，王延尧自愿放弃，不再要求山东华任公司偿还。双方各自持有的对方债权凭证，自本协议签订后一律作废。四、在2015年2月28日之前，对于上述房产由山东华任公司协助王延尧办理房产证登记手续和土地使用权证登记手续。在办理房产登记证和土地使用权证件过程中所产生的费用，由国家法律规定的交纳主体交纳，国家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由山东华任公司交纳。如逾期办理房屋登记和土地使用权登记手续，山东华任公司承担违约责任。违约金的计算方法为，每逾期一天，以上述房屋总价款为基数，按月息20‰计算。五、山东华任公司保证所出售的上述房屋无权利瑕疵，即无抵押、无查封和一房多卖等其他足以影响调解协议履行的情形，山东华任公司保证房屋交付时符合国家规定的交付标准；由于山东华任公司原因导致不能全部交付或部分不能交付时，对于不能交付的部分，由山东华任公司按照本调解协议第二条中房屋每平方米的价格赔偿王延尧的损失。六、山东华任公司保证在2014年12月31日前对上述房屋到房管部门办理网签手续。 济宁华任公司成立于2010年2月22日，股东发起人为刘任。在2016年2月24日之前，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刘任。山东华任公司成立于2011年7月20日，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刘勇。该公司注册资本一亿零九百万，股东有两名：一为刘勇，出资1000万；一为济宁华任公司，出资9900万元。刘任与刘勇系父子关系。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为：1.济宁华任公司是否具有提起本案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2.（2014）济民初第77号民事调解书是否具备应当予以撤销的法定情形。 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依据法律规定，第三人提起撤销之诉的条件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依据查明的事实，济宁华任公司所提交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不动产权证书（鲁20**济宁市不动产权第0××0号）、济宁华任公司开发建设华任尚品商住房等证据能够证实涉案房屋所附属的土地由济宁华任公司获得国有土地建设使用权，并进行开发建设，与（2014）济民初字第77号案件涉及的房产存在利害关系，符合提起本案的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 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一审法院认为，（2014）济民初字第77号案件不符合被撤销的法定情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之规定，第三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提起撤销之诉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出，并应当提供存在下列情形的证据材料：（一）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二）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全部或者部分内容错误；（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而济宁华任公司并未提交符合上述规定的证据。首先，虽然出借人为王延尧，借款人为山东华任公司，但是很多款项直接汇至济宁华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刘任的账户中，且在2014年5月8日《协议书》中，关于以房抵款的房屋位置及数量与调解书中的协议内容完全一致，该《协议书》不仅有山东华任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刘勇的印章，亦有时为济宁华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刘任的签字确认。刘任作为经办人签订了《协议书》，且协议中载明系用刘任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济宁华任公司开发建设的华任尚府相应的房屋偿还欠款，证明济宁华任公司对于山东华任公司用其名下房产与王延尧达成抵偿协议的事实是明知的。其次，在（2014）济民初字第77号案件中，一审法院依据王延尧财产保全申请于2014年4月24日向济宁市房产交易中心送达（2014）济民初字第77号案件的查封裁定及协助执行通知书，查封了山东华任公司名下的位于华任尚品的商住小区相关的房屋，另外济宁华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任曾于2014年5月8日签订《协议书》，上述事实均能够印证在2014年5月份济宁华任公司即知晓王延尧与山东华任公司以房抵债协议存在，亦知晓该案的调解结果涉及的房产与协议书的内容一致。济宁华任公司关于不知晓（2014）济民初字第77号案件的调解结果的主张，显然不能成立。因此，其于2019年9月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规定的六个月除斥期间的条件。另外，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五条的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规定的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是指没有被列为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当事人，且无过错或者无明显过错的情形。包括：（一）不知道诉讼而未参加的；（二）申请参加未获准许的；（三）知道诉讼，但因客观原因无法参加的；（四）因其他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但是，从（2014）济民初字第77号案件查明的事实可知，刘任作为济宁华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以房抵债的《协议书》中签字，华任尚品房屋被查封以及王延尧于2015年1月22日申请执行等事实，均能证实济宁华任公司知晓（2014）济民初字第77号案件的存在及该案的最终处理结果。因此，济宁华任公司提起本案第三人撤销之诉，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条件。最后，山东华任公司与济宁华任公司为关联企业，在（2014）济民初字第77号案件审理期间，两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有父子关系的刘勇、刘任。同时，济宁华任公司持有山东华任公司90%以上的股权，济宁华任公司作为第一大股东且是控股股东，对于山东华任公司与王延尧之间存在本息高达4876万元债务已进入诉讼且在诉讼过程中达成以房抵债协议这种事关公司经营的重大事项不知情，显然不符合有限公司的通常经营惯例。而且济宁华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刘任在（2014）济民初字第77号案件中抵债《协议书》上签字的行为，足可以认定济宁华任公司对（2014）济民初字第77号案件调解书内容是明知的。综上所述，济宁华任公司的诉讼请求及理由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第二百九十五条、第三百条第三项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驳回济宁华任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23093元，由济宁华任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济宁华任公司提交了下列证据：一、济宁华任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打印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证明目的：2014年4月4日，济宁华任公司的股权发生变更，刘任仅占9.5%的股权，而永安信等关联企业占90%的股权；刘任作为山东华任公司的经办人于2014年5月8日签订案涉《协议书》时，其与刘勇已经不再是济宁华任公司的大股东，不再是实际经营人。二、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08刑终305号刑事裁定书，打印于中国裁判文书网。证明目的：1.2014年4月，刘勇、刘任、李建霞、永安信等关联企业在北京签订的《投资协议》约定“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丁方刘勇不得以公司名义将公司资金借贷给他人或为他人债务提供担保或对外签订标的额在200万元以上的经济合同，且不得以变相签订多份合约的形式规避本条的约定”。2.刘任作为济宁华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全程参与了与永安信等关联企业签订协议。3.刘任供述，其是济宁华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没有具体分管业务，听父亲刘勇的安排，有一些文件需要签字就签字。三、济宁华任公司章程复印件。证明目的：公司章程第二十二条约定，决定对外借款、对外提供担保以及签署标的额200万元以上的经营合同，属于董事会的职权，刘任无权签订。以上三份证据综合证明，《投资协议》和济宁华任公司章程均约束了刘勇、刘任不得签订200万元以上的经济合同，如签订必须经永安信等关联企业及董事会同意。但目前没有证据证明其签订案涉《协议书》时征得永安信等关联企业及董事会同意。且刘勇、刘任父子二人存在侵占公司资产的行为，已经被刑事判决，报案人即为永安信等关联企业，王延尧因为诈骗也已经被刑事起诉，目前案件正在审查起诉阶段。因此可以证实刘勇、刘任与王延尧互相串通签订案涉协议，侵害了济宁华任公司的合法权益，其签订协议时故意隐瞒该事实，济宁华任公司不知晓（2014）济民初字第77号案件的调解结果。本院对济宁华任公司提交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能否实现其所举证据的证明目的，在说理部分进行综合分析认定。 本院二审查明，2017年9月10日，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鲁0811刑初592号刑事判决书，认定刘勇、刘任、李建霞（刘勇妻子）等犯职务侵占罪，刘勇、刘任、李建霞等不服，提出上诉。2019年7月30日，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鲁08刑终305号刑事裁定书，裁定结果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述裁判文书认定：2014年初，刘勇管理控制的山东华任公司、济宁华任公司开发的“华任尚品”和“华任尚府”项目出现资金困难，经中间人介绍向永安信等关联企业融资。2014年4月份，刘勇、刘任、李建霞和永安信等关联企业签订“投资协议”，约定永安信等关联企业向济宁华任公司增资9000万元，成为持有济宁华任公司90%股权的股东，刘任与李建霞共同持有其余10%股权。又约定，永安信等关联企业成为济宁华任公司的股东后，向济宁华任公司提供1.1亿元借款。同时约定，永安信等关联企业和刘任、李建霞授权刘勇负责济宁华任公司的经营管理，未经永安信等关联企业书面同意，刘勇不得以公司名义将公司资金借贷给他人或为他人债务提供担保或签订标的额在200万元以上的经济合同。济宁华任公司增加注册资本后，刘勇利用经营、管理济宁华任公司的职务之便，以需要支付工程款的名义将属于济宁华任公司的9479万元中的2640万元分多次提现后藏匿，并预谋提出剩余银行存款805万元；刘任作为济宁华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刘勇的指使下，帮助刘勇侵占公司资金，二人均构成职务侵占罪。最终，刘勇、刘任因犯职务侵占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八年、二年。该判决还查明，济宁华任公司于2013年2月27日将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刘任，但实际控制人仍为刘勇。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一、本案是否超出起诉期间；二、（2014）济民初第77号民事调解书是否具备应予撤销的法定情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规定：“第三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提起撤销之诉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出，并应当提供存在下列情形的证据材料：（一）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二）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全部或者部分内容错误；（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 第一，关于本案是否超出起诉期间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规定，第三人“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六个月起诉期间的起算点，为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2014）济民初字第77号案件审理的是王延尧与山东华任公司之间的借贷法律关系，济宁华任公司不是该案当事人，且该案诉讼过程中查封的是山东华任公司名下的位于华任尚品小区的相关房屋，济宁华任公司不能必然得知该诉讼存在；根据一、二审查明事实，永安信等关联企业与济宁华任公司、刘勇等达成“投资协议”后，济宁华任公司的股东及持股比例均发生了变更，刘任持股9.5%，永安信等关联企业持股90%，刘勇负责济宁华任公司经营管理，刘任签订涉案以房抵债《协议书》时虽为济宁华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但实际已不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结合刘勇与刘任之间是父子关系的事实，以及刘任在（2019）鲁08刑终305号案件中的陈述，刘任在《协议书》中以签字并不必然说明济宁华任公司知道该《协议书》的存在。综合上述分析，一审判决认定本案一审起诉超出六个月除斥期间，依据不足，应予纠正。 第二，关于（2014）济民初第77号民事调解书是否具备应予撤销的法定情形的问题。首先，关于（2014）济民初字第77号民事调解书内容是否错误的问题。济宁华任公司二审向本院提交了王延尧在（2014）济民初字第77号案件中的举证材料，其中包括六张借条（借款金额合计3576万元）、一张收据（金额为36258568元）、八笔转账凭证（金额合计1515万元），上述证据在该案审理过程中已经山东华任公司质证，其对王延尧提交的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2014）济民初字第77号民事调解书载明山东华任公司拖欠王延尧借款本息4876万元，而结合王延尧提交的上述证据，有转账凭证相佐证的款项金额为1515万元，且其中两笔款项转入济宁华任面业有限公司账户，六笔款项转入刘任账户，并无直接证据证明王延尧与山东华任公司之间存在转账关系。结合考虑借条、收据、转账凭证显示的款项金额不一致，刘任与刘勇和济宁华任公司、山东华任公司之间的关联关系等事实，（2014）济民初字第77号民事调解书的内容缺乏事实依据，存有错误。其次，关于（2014）济民初字第77号民事调解书是否损害济宁华任公司民事权益的问题。（2014）济民初字第77号民事调解书中用以抵债的房屋为华任尚府A座商业楼及A座公寓部分房产，该房产由济宁华任公司开发建设，山东华任公司对此无处分权。如前所述，王延尧与山东华任公司达成以房抵债《协议书》的时间为2014年5月8日，此时济宁华任公司的股东已发生变更，刘任也不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刘任在该《协议书》中作为“经办人”签字，并未加盖济宁华任公司公章，济宁华任公司亦不是《协议书》的当事人，故不能因此得出该《协议书》是济宁华任公司真实意思表示的结论。（2014）济民初字第77号民事调解书根据该《协议书》达成以房抵债协议，并以此消灭王延尧与山东华任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内容确有错误，亦损害了济宁华任公司的民事权益。综上，本院认为，（2014）济民初第77号民事调解书的部分内容依法应予撤销。 综上所述，济宁华任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08民撤7号民事判决书； 二、撤销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济民初字第77号民事调解书第二、三、四、五、六项内容。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223093元，均由王延尧、山东华任置业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 浩 审 判 员  陈东强 审 判 员  张 磊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  刘小玉 书 记 员  马抒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