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1民终827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于通，男，1982年7月24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普兰店市。上诉人（原审被告）：于承忠，男，1955年4月13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普兰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世超，系辽宁正时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沈阳圣贤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沈阳市大**观泉路**。法定代表人：朱书华，系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永森，系辽宁龙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沈阳工业安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路法定代表人：鞠保义，系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文斌，该公司员工。上诉人于通、于承忠因与被上诉人沈阳圣贤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贤公司）、原审被告沈阳工业安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业安装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法院（2019）辽0104民初174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于通、于承忠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判决。2.请求法院改判一审被告沈阳工业安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独立承担给付责任。3.请求法院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系债务加入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系实际施工人，同被上诉人签署的合同系债务加入与事实不符。上诉人并非所谓的实际施工人，而是受工业安装公司委托签署建设合同，并在授权范围内管理项目的项目负责人。在工业安装公司同涉案项目建设单位丰益（佳木斯）食品工业有限公司之间签署的建设合同中明确委托代理人为于通可证明该事实。被上诉人与工业安装公司于2018年先后签署三份《购销合同》，约定被上诉人向丰益（佳木斯）食品工业有限公司污水二期扩建项目供应钢材。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签署的《钢材购销协议》及欠条，实际是上诉人代表工业安装公司签署具有结算性质的协议，《钢材购销协议》需方单位标明为工业安装公司，落款处上诉人签字为“需方单位经办人”，均可证明该事实。而《钢材购销协议》性质并非买卖合同而是存在授权瑕疵的结算协议，《钢材购销协议》清晰的记载了尚欠款项，还款日期等内容，可证明《钢材购销协议》系针对被上诉人与工业安装公司《购销合同》的结算，并且实际签署日期均为2019年，对此上诉人在一审中提出了鉴定申请，但被法官拒绝。上诉人在未取得授权情况，作为项目管理人员代表工业安装公司同被上诉人签署了结算性质的《钢材购销协议》，对于该协议中的欠款本金，工业安装公司予以追认，但对于相关违约条款从未追认，因此欠款本金应由工业安装公司独立承担，并且工业安装公司也有履行能力，其收到了建设单位相应款项后，拒不给付才导致了本案诉讼。二、一审法院按照欠款额30%判令上诉人承担违约金没有法律依据。由于具有结算性质的《钢材购销协议》中的违约条款并未取得工业安装公司事后追认，因此该些约定应属无效，一审法院根据没有效力的条款调整违约金数额显然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确给被上诉人造经济损失，但一审过程中被上诉人从末向法院提供任何遭受经济损失的证明，由于原告不能证明其遭受的经济损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署的《钢材采购协议》中违约条款又无效，此种情况下一审判决第三项足以弥补被上诉人所谓损失。一审法院按照欠款额30%判令上诉人独立承担4万元违约金，且同时要求上诉人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及全国银行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承担延期付款利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三、一审法院判令上诉人承担沈阳山盟债务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上诉人同被上诉人于2016年8月签署的《钢材采购协议》，系代表沈阳山盟建筑集团有限公司签署。该事实在沈阳山盟建筑集团有限公司签署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可以证明，并且山盟公司也出具过相关授权。尽管采购合同没有山盟公司签字确认，但是上诉人系代表山盟公司全权管理项目，签署合同、收付款项，都有山盟公司授权，此种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由上诉人承担该部分债务，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法院相应判项，支持上诉人的上诉主张。圣贤公司辩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同意一审判决。工业安装公司述称：同意于通、于承忠上诉理由，对一审判决我公司承担给付责任我方同意，但对于承担违约金我方不同意。对于上诉人提出的第三项上述理由与我公司无关。圣贤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三被告给付尚欠货款229,578.26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与被告沈阳工业安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于2018年5月22日、2018年6月20日、2018年8月8日签订购销合同三份，在原告处购买钢材，用于其承建的丰益（佳木斯）食品工业有限公司污水二期扩建项目，总计货款351,073.6元。被告于通、于承忠作为该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分别于2018年6月20日、2018年8月1日、2018年8月8日给原告出具欠条，并补签三份钢材购销协议，总计欠款金额为214,129.79元，付款期限2018年6月20日的协议约定货款金额为162,888.85元的付款时间为2018年7月19日，2018年8月1日的协议约定货款金额为37,574.22元的付款时间为2018年8月31日，2018年8月8日的协议约定货款金额为13,666.72元的付款时间为2018年9月7日，如在规定的期限内未履行还款义务，每逾期一天每吨在原价格基础上加5元，第二天加10元，第三天加15元，依此类推。被告收货后，给付原告部分货款，尚欠184,129.79元未付。另查明，2016年8月10日原告与被告于通、于承忠签订钢材购销协议一份，二被告在原告处购买钢材，未用于其施工的丰益（佳木斯）食品工业有限公司污水二期扩建项目，货款75,448.47元，约定付款时间为2016年9月9日，被告于通、于承忠收货后，给原告出具欠条一份，确认欠原告钢材款75,448.47元，后被告于通、于承忠给付原告货款3万元，尚欠货款45,448.47元未付。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沈阳工业安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签订购销合同、原告与被告于通、于承忠签订的钢材购销合同系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签订的，不违反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属有效的民事法律行为，原告所供的钢材实际用于被告沈阳工业安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施工的丰益（佳木斯）食品工业有限公司污水二期扩建项目，被告沈阳工业安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是合同主体，双方签订的合同虽未约定付款时间，但按钢材交易习惯，应在合理期限即收货后一个月内付款，故被告沈阳工业安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对欠款184,129.79元应承担给付责任及延期付款利息。被告于通、于承忠是实际施工者，并就同一买卖行为又与原告签订钢材购销合同、出具欠条，其行为是对欠款的确认，属债务加入。关于被告于通主张后补签合同附加条款中违约金的约定，是后打印上的，对附加条款部分申请鉴定的问题，因该协议下方约定的条款，系打印字体，与上面内容系整体连贯衔接，并不是手写添加，应认定在双方签订合同时就已存在，无需鉴定，故对被告于通的抗辩理由不予支持。被告于通、于承忠未按合同约定时间给付原告货款，系违约行为，应承担违约责任。关于被告于通主张其授沈阳山盟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委托与原告签订的买卖合同，向原告采购75,448.47元的钢材，是职务行为，尚欠45,448.47元不应由其承担责任的问题，因其与原告签订的钢材购销合同、出具的欠条，均是以个人名义签订，在钢材购销合同、欠条中均未加盖沈阳山盟建筑集团有限公司的印章，故二被告于通、于承忠与原告间买卖关系成立，对其抗辩理由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的违约金问题，因协议约定的“如在规定期限内未履行还款义务，每逾期一天每吨在原价格基础上加5元，第二天加10元，第三天加15元，依此类推”。按此计算至今，违约金过高，显失公平，应予调整。但被告于通、于承忠迟延履行债务，欠款时间较长，确给原告造成经济损失，故可按照不超过合同未履行部分价值的30%，即以欠款184,129.79元为基数，本院酌定被告给付原告违约金4万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一、被告沈阳工业安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于通、于承忠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10日内给付原告沈阳圣贤贸易有限公司货款184,129.79元；二、被告于通、于承忠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10日内给付原告沈阳圣贤贸易有限公司货款45,448.47元；三、被告沈阳工业安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于通、于承忠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10日内给付原告沈阳圣贤贸易有限公司延期付款利息（以货款184,129.79元为基数，时间自2018年9月9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欠款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四、被告于通、于承忠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10日内给付原告沈阳圣贤贸易有限公司逾期付款违约金4万元；五、驳回原告其它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744元，由被告沈阳工业安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于通、于承忠负担4000元，被告于通、于承忠负担744元，诉讼保全费2270元，由被告沈阳工业安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于通、于承忠负担1445元，被告于通、于承忠负担825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于通、于承忠提供：证据一、付款回单，证明：工业安装公司与圣贤公司买卖关系是付款方，不应由上诉人承担责任。证据二、圣贤公司财务刘丽与于通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签订合同的方式和欠条人员、时间，证明圣贤公司一审提供的合同是圣贤公司补制的合同。证据三、山盟公司给圣贤公司于2015年8月18日出具的欠条，证明：圣贤公司提供的欠条是后补制的。圣贤公司质证意见：对证据一，二上诉人挂靠工业安装公司，工业安装公司付款，不能证明于通没有责任；对证据二，该证据说明了签订合同的过程，即使是后补签的，也是双方认可的，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对证据三，事后补制欠条在商业行为中经常发生，能够证明欠款事实。工业安装公司质证意见：对证据一、证据二无异议。证据三与我公司无关。经审查双方当事人一、二审举证，本院认为，一审认定案件事实不够准确，根据圣贤公司提供的《钢材购销合同》应认定于通、于承忠先行与圣贤公司签订一审所认定的四份《钢材购销合同》，并以二上诉人个人名义出具欠据，后因工程结算需要，补制合同由工业安装公司与圣贤公司签订《购销合同》，故本院认定案件事实如下：于通、于承忠分别于2016年8月10日、2018年6月20日、2018年8月1日、2018年8月8日与圣贤公司签订四份《钢材购销协议》，向圣贤公司购买钢材，四份《钢材购销协议》中需方单位中均写明“沈阳工业安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于通、于承忠”，其中2016年8月10日约定约定货款金额为75448.47元付款时间为2016年9月9日，2018年6月20日协议约定货款金额为162,888.85元，付款时间为2018年7月19日，2018年8月1日协议约定货款金额为37,574.22元，付款时间为2018年8月31日，2018年8月8日协议约定货款金额为13,666.72元，付款时间为2018年9月7日，四份协议均约定如在规定的期限内未履行还款义务，每逾期一天每吨在原价格基础上加5元，第二天加10元，第三天加15元，依此类推。并于通、于承忠按四份《钢材购销协议》约定的欠款金额为圣贤公司出具相应四份欠条。在一审审理中，于通对圣贤公司主张欠款数额为229578.26元表示认可，工业安装公司认可2018年于通为其承包项目的实际施工人，认可公司欠付圣贤公司货款为18万多元。本院认为，根据以上二审认定事实，结合工业安装公司所述于通为其承建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和建筑市场普遍存在的挂靠施工的实际情况，于通、于承忠以个人名义与圣贤公司间签订《钢材购销协议》，为买卖合同买受人主体，应承担货款给付义务和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对工业安装公司与圣贤公司补签《购销合同》行为的认定，本院认为，工业安装公司系基于挂靠或承包，为结算要求与圣贤公司签订协议，可以认定为加入债务行为，应与于通、于承忠共同偿还债务，且工业安装公司也认可承担被挂靠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于通、于承忠对欠付圣贤公司钢材货款数额予以认可，本案焦点问题为区分于通挂靠工业安装公司购买钢材欠款数额和其个人欠款数额。一审结合于通、于承忠对欠款总额的认可意见，工业安装公司认可欠付圣贤公司18万多元的意见，认定2016年8月10日《钢材购销协议》项下欠款已偿付3万元欠款数额为45448.47元，于通为实际施工人挂靠工业安装公司欠款为184129.79元，并无不当。关于于通、于承忠上诉提出的一审判决给付逾期付款违约金是否过高是否应予调整问题。本院认为，于通、于承忠与圣贤公司签订的《钢材购销协议》所约定的逾期付款违约金计算方法，明显具有惩罚性。根据相关意见，于通、于承忠作为违约方主张违约金过高应当对违约金是否过高承担举证责任。于通、于承忠未能对此举证，本院对一审判决确定的由其支付违约金即逾期付款利息和单独的违约金4万元，不予调整。综上所述，于通、于承忠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对一审判决结果，可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744元，由上诉人于通、于承忠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伟审判员 赵春玲审判员 朱闻天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谢日恒书记员徐嘉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