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新民终32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金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 法定代表人：高德高，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立宏，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硕，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疏勒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疏勒县。 法定代表人：季铁军，该社理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焦永超，广东汉章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思扬，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天津金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城银行）因与被上诉人疏勒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以下简称疏勒农信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中级人民法院（2019）新31民初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9月21日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金城银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立宏、吴硕，被上诉人疏勒农信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焦永超、李思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金城银行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疏勒农信社的全部诉讼请求，由疏勒农信社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未查清金城银行并非合同相对人的事实，金城银行非本案适格被告。二、一审法院遗漏当事人，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一）本案案由为票据追索权纠纷。1.一审法院未查明本案实际诉争的法律关系，以疏勒农信社的选择作为确定案由的依据，实属基本事实认定不清。当事人起诉的法律关系与实际诉争的法律关系不一致，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的性质变更案由。2.本案实际诉争的民事法律关系为票据法律关系，一审法院认定本案案由为合同纠纷错误。①《电子商业汇票买断式转贴现合同》（以下简称《转贴现合同》）系当事人双方通谋虚伪的意思表示，应认定为无效，一审法院认定有效错误。即便认定合同有效，依据《票据交易主协议》中关于当事人特别约定或补充约定不能改变持票人无权向前手行使追索权的约定，疏勒农信社根本无权提出本案诉讼请求。②本案诉争的唯一法律关系为票据法律关系，《转贴现合同》的签署并不能改变当事人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的性质。③疏勒农信社在一审中的证据和陈述等均表明本案诉争的法律关系为票据法律关系。④参照《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102条的规定，本案亦不应当被认定为合同纠纷。⑤一审判决的内容表明一审法院认为疏勒农信社在本案中的请求权基础是票据权利，诉争法律关系为票据法律关系。（二）金城银行的两个同类案件均追加案涉交易全部当事人为被告且移送管辖，一审法院对该同类案件的事实查明存在错误。（三）疏勒农信社在从金城银行处转贴现背书取得案涉汇票后，又将汇票转贴现背书给新疆天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山农商行），该行亦是案涉汇票交易链条中的当事人，天山农商行应当被追加为本案被告。（四）参照《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103条、104条的规定，疏勒农信社应直接向实际用资人即出票人主张权利，一审法院未释明疏勒农信社将出票人列为共同被告程序错误。三、疏勒农信社已实际处置其在《转贴现合同》项下的权利，其依据《转贴现合同》提起本案诉讼亦欠缺依据。四、一审法院未查明当事人对案涉交易的真实意思，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和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依法改判驳回疏勒农信社的全部诉讼请求。（一）案涉交易存在倒打款、一日内多次背书、疏勒农信社分享绝大部分收益等严重不符合正常票据交易的情形，一审法院未予认定错误。1.一审法院虽对案涉交易存在倒打款的事实作出认定，但认定该倒打款的事实与疏勒农信社无关，明显错误。2.一审法院认定一日内多次背书并非异常无事实依据。3.一审法院遗漏认定疏勒农信社在案涉交易中享有绝大部分收益的事实。（二）一审法院未查明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五、一审法院认定双方权利应遵从《票据交易主协议》的约定，而根据该协议第二十一条的约定，双方不得约定排除或变更主协议的责任条款，一审法院采信排除主协议约定的条款认定事实错误。六、《转贴现合同》约定的付款条款并不成就，一审法院对此事实认定不清。首先，根据《票据交易主协议》及《票据交易规则》，疏勒农信社根本无权在线上向前手背书人金城银行发出电子追索通知，疏勒农信社未提供在线上对金城银行进行追索的证据。其次，既然疏勒农信社选择在线下对金城银行进行追索，则应当遵循线下规则，提供线下被拒绝承兑或付款的证明，疏勒农信社提供的线上提示付款失败的证据不应被采信。再次，疏勒农信社提供的第四组和第六组证据仅能证明其在线下向承兑人拒绝承兑。七、一审法院认定金城银行承担违约金属于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即便疏勒农信社有权主张违约金，一审法院认定的违约金起算时间也存在错误。一审法院于2019年6月4日作出保全裁定冻结了金城银行的账户，违约金也应当从该日起算。一审法院认定的违约金标准明显高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规定的标准。即便本案按照合同纠纷认定，一审法院认定的违约金标准亦有违《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其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八、一审法院判令金城银行承担律师费明显错误。疏勒农信社无权要求金城银行履行汇票付款义务，金城银行不应承担律师费，一审法院判令金城银行承担律师费用欠缺法律依据，且认定律师费“收费标准符合当地的实际情况”亦无相关证据支持。 疏勒农信社辩称，一、金城银行所称一审法院未查清其非本案适格被告的理由不成立。该事由涉及的相关事实在一审开庭前已经存在，金城银行负有举证责任，不能推卸为一审法院未查清事实。《转贴现合同》并未约定案涉53份汇票不得再行转让交易或再行转让时金城银行可以免责的内容，一审法院按照合同约定作出判决正确。二、本案未遗漏当事人，金城银行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和案由不是票据追索权纠纷，而是合同纠纷。疏勒农信社与金城银行签订有两份《转贴现合同》，该合同只有金城银行和疏勒农信社两方当事人，合同约定了金城银行的义务，疏勒农信社依合同约定提起诉讼。本案客观存在着合同债权请求权与票据追索权两种法律关系竞合的情形，此时人民法院根据原告起诉选择的诉权确定案由正确。本案一审中不存在遗漏当事人的情形，本案为合同纠纷，金城银行是唯一的合同债务人，金城银行认为合同无效没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拒绝金城银行要求追加共同被告人的申请正确。三、金城银行的第三条上诉理由不成立。案涉汇票在到期日前的背书转让和回购行为既不违反《转贴现合同》约定内容，也不违反合同法规定，属于疏勒农信社的合同权利。疏勒农信社只是在面临挤兑风险时请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协调，由天山农商银行临时接受疏勒农信社背书转让涉案汇票，待挤兑风险解除后且汇票到期日前已由疏勒农信社购回。四、金城银行的第四条上诉事由不成立。《转贴现合同》是疏勒农信社关于案涉汇票交易的唯一根据，疏勒农信社只与其直接交易对手即金城银行签订合同并完成交易，从未接触过出票人。本案不存在“倒打款过桥模式交易”的情况，不符合“倒打款”条件和特征。金城银行的理由反而证明其在签订《转贴现合同》时尚未合法持有涉案汇票，就已经预谋违约和欺诈，已经严重丧失诚信。五、金城银行的第五条上诉事由和主张不成立。本案中不同证据的内容发生冲突，应当依法衡量证据的优劣次序并优先采信效力更优越的证据。《票据交易主协议》是纯格式条款合同，是间接证据；而《转贴现合同》则是非格式条款合同，是本案的直接书证。《票据交易主协议》约定了明确的优劣次序为：成交单、补充协议、主协议。一审判决认定金城银行应当依据《转贴现合同》约定承担违约责任正确。六、金城银行的第六条上诉事由不成立。金城银行歪曲并片面理解《转贴现合同》第6条第2项，错误将“有关拒绝付款证明”理解为“线下拒绝付款证明”，将金城银行支付票款义务的合同约定条件理解为“疏勒农信社必须同时完成对金城银行的电子追索和书面追索”。七、金城银行第七项上诉事由和主张不成立。金城银行错误理解合同约定，其所主张的违约金起算日及违约金计算标准无事实根据且违背合同约定。一审法院采纳合同约定的利率有充分理由和依据。八、金城银行第八项上诉主张和理由不成立。金城银行应当承担疏勒农信社律师费是《转贴现合同》明确约定的金城银行的义务。二审法院应驳回金城银行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疏勒农信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金城银行清偿拖欠疏勒农信社到期承兑汇票本金26500万元，并按日万分之五支付截至2019年7月31日逾期付款的违约金946万元（其中1000万元本金逾期104日，违约金52万元，500万元本金逾期76日，违约金19万元。25000万元本金逾期70日，违约金875万元）；2.判令金城银行按照日万分之五的标准，向疏勒农信社支付以26500万元为本金自2019年8月1日起至26500万元欠款清偿完毕之日止的违约金；3.判令金城银行承担本案的诉前财产保全担保费5500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案件受理费1423625元；4.判令金城银行承担疏勒农信社委托律师的代理费135万元、130万元，共265万元，并承担律师为办理此案的交通费、食宿费、档案查询及复印费等办案费用71658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5月21日、22日，疏勒农信社与金城银行签订了两份纸质的《转贴现合同》，合同编号为KCBPJZT20180521-06和KCBPJZT20180522-02，合同标的为53份电商承兑汇票，每份面值500万元，合计金额26500万元，合同对双方的交易方式、权利义务、违约责任、追索和迟付利息的计算方式、解决争议的方式均进行了约定。其中合同的第三条A款第3项约定“本协议项下的电子商业汇票提示付款时，如遇承兑人拒绝付款，甲方（即疏勒农信社，下同）将按照《票据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及本协议约定向乙方（即金城银行，下同）追索”，第四条B款第1项约定“乙方保证：乙方是本协议项下票据的合法持票人，并严格按照《票据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对本协议项下的电子商业汇票的要式性和文义性、业务资料的合法性和有效性进行了审核和查询。对贴现的票据已按规定向付款人查实承兑情况，并对贴现的票据信用情况进行了评估，对贴现的电子商业汇票的贸易背景及相应资料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和完整性负全部责任”。第四条B款第2项约定“乙方承诺：其向甲方申请办理转贴现的所有电子商业汇票，不存在也不会发生被利害关系人申请挂失止付、公示催告或被有权机关采取查封、冻结等保全或执行措施的情形。如存在或发生甲方买入的本协议项下票据因挂失止付、公示催告、被有权机关采取保全、执行措施等原因而影响甲方票据权利行使的情形，乙方保证在收到甲方书面通知后的三个工作日内将所涉票据款项足额划入甲方账户。因不符合上述事项及其他相关法律规定而引起的任何损失概由乙方负责。如此等情形产生甲方多收取利息情况时，甲方多收取的利息应退还乙方”。第四条B款第3项约定“乙方承诺，若电子商业汇票的承兑人无足额款项用于支付到期商业汇票承兑金额，则由乙方在票据到期日先行支付上述款项并划付至甲方指定账户。如乙方违反此约定，则乙方应支付甲方上述商业汇票本金和该汇票金额自到期日或提示付款日清偿之日，按日万分之五计算利息”。第五条B款约定“乙方违约责任：1.违反第四条B款第1.2.3项的规定给甲方造成损失的，乙方按违约期间所涉违约金额给予甲方每日万分之五的赔偿。2.未履行本协议的其他义务给甲方造成损失的，应赔偿甲方由此而发生的实际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票据法》第七十条的费用，应涵盖律师费、公证费等追偿费用”。疏勒农信社在签订合同当日，向金城银行足额支付了53份电商汇票的全部转贴现款250009111.06元。关于本案中汇票的背书转让情况为，2018年4月18日出票的2张承兑汇票，于出票当日完成了2次背书转让，即重庆力帆矿产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帆矿产品）将汇票背书转让给宁国市博汇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汇贸易），博汇贸易背书给北京华海通顺达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顺达贸易），在2018年5月21日连续进行了5次背书转让，通顺达贸易将汇票背书转让给芜湖益美多农机械设备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美多），益美多背书转让给元氏信融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元氏银行），元氏银行背书转让给金城银行，金城银行背书转让给疏勒农信社。2018年5月16日出票的1张承兑汇票，于出票当日即完成了2次背书转让，即宁夏宝塔能源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塔能源）背书转让给引晟能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引晟能源），引晟能源背书转让给杭州萧山颐高数码广场宾康监控设备商行（以下简称颐高数码），在2018年5月21日连续完成5次背书转让，即颐高数码将汇票背书转让给博汇贸易，博汇贸易背书转让给益美多，益美多背书转让给元氏银行，元氏银行背书转让给金城银行，金城银行背书转让给疏勒农信社。2018年5月22日出票的50张承兑汇票，有票面总金额共1.5亿元的承兑汇票，于出票当日连续进行了5次背书转让，力帆矿产品背书转让给北京金海畅通商贸有限公司，北京金海畅通商贸有限公司背书转让给益美多，益美多背书转让给元氏银行，元氏银行背书转让给金城银行，金城银行背书转让给疏勒农信社；有票面总金额共1亿元的承兑汇票，于出票当日连续进行了4次背书转让，力帆矿产品背书转让给益美多，益美多背书转让给元氏银行，元氏银行背书转让给金城银行，金城银行背书转让给疏勒农信社。在2018年5月21日双方签订合同涉及的3张汇票中（2018年4月18日出票2张、5月16日出票1张），票据背书转让情况为，2018年5月21日14点24分元氏银行背书转让给金城银行，2018年5月21日15点34分金城银行背书转让给疏勒农信社；付款情况为，2018年5月21日16点22分疏勒农信社付款给金城银行，2018年5月21日16点30分金城银行付款给元氏银行。在2018年5月22日双方签订合同涉及的50张汇票中，票据背书转让情况为，2018年5月22日12点55分元氏银行背书转让给金城银行，2018年5月22日13点15分金城银行背书转让给疏勒农信社；付款情况为，2018年5月22日13点27分疏勒农信社付款给金城银行，2018年5月22日14点13分金城银行付款给元氏银行，票据的交易顺序与票据的资金流向相反。2018年11月26日疏勒农信社向票据承兑人宝塔石化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塔石化财务公司）发送了《票据业务风险提示函》、2019年4月15日疏勒农信社向票据承兑人重庆力帆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力帆财务公司）发送了《票据业务承兑提示通知书》、2019年5月15日疏勒农信社向票据承兑人宝塔石化财务公司发送了《票据业务提示通知书》，表示疏勒农信社购买的电子商业汇票即将到期，提示承兑人做好承兑的准备工作。2019年4月18日（2张票据到期日）和2019年5月16日（1张票据到期日），疏勒农信社通过上海票据交易所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向承兑人重庆力帆财务公司、宝塔石化财务公司发出了线上提示付款，但结算失败。2019年5月21日（50张票据到期的前一日），疏勒农信社向承兑人重庆力帆财务公司发送了线下纸质的提示承兑通知书。2019年5月22日（50张票据到期日）疏勒农信社通过上海票据交易所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向承兑人重庆力帆财务公司发出线上提示付款，但结算失败。又查明，在中国票据交易系统中，本案的承兑人宝塔石化财务公司、重庆力帆财务公司和疏勒农信社、金城银行均是上海票据交易所的会员。《票据交易主协议》第三条承诺和遵守中持票人部分约定：“（2）提示付款后承兑人拒绝付款的，可以按照保证增信行（若有）、贴现人、贴现人的保证人（若有）的顺序进行追索或追偿。（3）放弃对前手背书人行使追索权，但保留对票据出票人、承兑人、承兑人的保证人、贴现人、贴现人的保证人（若有）及贴现人前手背书人的追索权。”《票据交易主协议》第一条协议的构成与效力第三项载明“通用条款与适用的特别条款不一致的，适用的特别条款有优先效力；补充协议与主协议不一致的，补充协议有优先效力；就单笔票据交易而言，在主协议、补充协议、成交单出现不一致时，效力优先顺序如下：成交单、补充协议、主协议”。还查明，疏勒农信社为追偿本案的债权已经实际支付委托律师代理费265万元，其中支付广东汉章律师事务所律师费135万元、支付上海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费130万元。季铁军、焦永超发生的机票、住宿、餐饮等费用71658元。疏勒农信社为本案的债权已经实际支付诉前财产保全担保费5500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是合同纠纷还是票据追索权纠纷？2.金城银行向疏勒县农信社支付本金26500万元、违约金946万元、按本金26500万元以日万分之五的标准自2019年8月1日起至26500万元清偿完毕之日止计算违约金、保全相关费用55.5万元、律师费265万元、交通费等其他办案费71658元有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关于本案系票据追索权纠纷还是合同纠纷的问题。本案中疏勒农信社、金城银行虽均为上海票据交易所的会员，亦应当遵从《票据交易主协议》之规定，但《票据交易主协议》明确载明成交单的优先级最高，是以充分尊重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自治为前提。2018年5月21日、22日，疏勒农信社与金城银行签订《转贴现合同》，双方当事人在该合同中意思表示真实，双方作为专业的金融机构，对所达成的合同条款以及各自的合同权利义务均具有专业的认知能力，合同的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属于有效成立的合同，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当事人均应依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通过一审法院在庭审中释明，疏勒农信社亦认为本案系金城银行违反双方合同约定拖欠到期承兑汇票本金利息及由此产生的各项费用、损失而提起诉讼，坚持以合同纠纷起诉，故本案应系合同纠纷。因本案系合同纠纷，故力帆矿产品、宝塔能源、元氏银行等公司并非本案合同的当事人，故本院对金城银行要求追加当事人的申请予以驳回。关于本案中金城银行应承担的违约责任问题。疏勒农信社与金城银行作为《转贴现合同》的当事人，均应当按照《转贴现合同》的约定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按照《转贴现合同》第四条、第五条之约定，金城银行保证对电子商业汇票的要式性和文义性、业务资料的合法性和有效性进行审核和查询，并对贴现的电子商业汇票的贸易背景及相应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和完整性负全部责任。疏勒农信社在电子商业汇票到期日若未收足票款，金城银行保证在收到追索通知之次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将被拒绝付款的汇票金额及迟收利息（按汇票金额日万分之五计算，自到期日或提示付款日起至清偿日止）足额划入疏勒农信社指定账户。如果金城银行未履行协议约定的其他义务，还应赔偿疏勒农信社由此而发生的实际损失，包括但不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七十条的费用，应涵盖律师费、公证费等追偿费用。据此约定，在本案电子商业汇票到期后，在本案的承兑人宝塔石化财务公司、重庆力帆财务公司未向疏勒农信社支付票面金额的情形下，金城银行应当向疏勒农信社支付汇票金额26500万元和约定的迟收利息，以及疏勒农信社为实现合同债权而支付的律师费用265万元。具体利息计算方式为2018年4月18日出票的2张承兑汇票本金为1000万元，自2019年4月18日起至2019年7月31日，共104天，按日万分之五计算利息，利息为52万元；2018年5月16日出票的1张承兑汇票本金为500万元，自2019年5月16日起至2019年7月31日，共76天，按日万分之五计算利息，利息为19万元；2018年5月21日出票的50张承兑汇票本金为25000万元，自2019年5月22日起至2019年7月31日，共70天，按日万分之五计算利息，利息为875万元；利息合计946万元。关于律师费用，因双方均在合同中进行了约定，且收费标准也符合当地的实际情况，故对疏勒农信社的此项诉求予以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财产保全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以独立保函形式为财产保全提供担保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准许”之规定，疏勒农信社作为依法设立的金融机构，完全可以采用独立保函的形式提供担保，其向保险公司以财产保全责任险合同的方式为本案提供担保的支出并非必要。故对疏勒农信社要求金城银行承担财产保全担保费55万元的诉求不予支持。关于交通费等其他办案费71658元，因其为季铁军、焦永超发生的机票、住宿、餐饮等费用支出，疏勒农信社并未证实该71658元的花费与本案有关。故对疏勒农信社要求金城银行承担该笔71658元费用的诉求亦不予支持。关于本案中票据的交易顺序与票据的资金流向相反，即存在“倒打款”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持票人因重大过失取得不符合本法规定的票据的，也不得享有票据权利。”根据票据无因性特点，票据关系一经形成即与基础关系相分离，基础关系是否存在、是否有效，都不影响票据关系。凡是符合票据法要求的票据真实、票据要素齐全、背书连续，均为有效票据。享有票据权利必须符合三个条件：一是取得票据给付了对价，二是取得票据的手段合法，三是取得票据时主观上必须是善意。从上述法律规定和原理出发分析，一是疏勒县农信社作为票据交易的后手，只能从票据的背书转让中了解到票据的权利外观，无法就所有前手的每一次票据权利转让的背书及付款情况进行逐一核实，在疏勒农信社取得票据后，向前手金城银行支付对价就足以认定取得了票据权利，至于金城银行取得票据价款后，是否再向其前手付款、付款的金额疏勒县农信社也无法核实。二是疏勒农信社获得票据的背书完整，并支付了对应的价款，也在双方的合同中对双方的违约责任进行了约定，对可能出现的票据风险进行了明确的分担，金城银行应当明知其行为可能出现的后果。三是本案的合同签订方均为专业的金融机构，在签订合同时已经明确约定双方权利义务的情况下，疏勒农信社足以信赖金城银行向其背书转让的票据权利外观真实，因本案中是电子汇票，背书转让均在线上交易系统中完成，也没有多地之间的实体票据流转，故一日内多次背书转让并非异常。四是，本案中所有证据均是围绕疏勒农信社与金城银行之间发生，没有证据可以证实疏勒农信社跨过金城银行与元氏银行直接通谋实施了“倒打款”行为，也就无法认定“倒打款”是疏勒农信社、金城银行、元氏银行之间通谋实施的虚伪意思表示，故可以认定疏勒农信社在支付票据对价时是不知道也不应当知道有“倒打款”情况的善意持票人，“倒打款”即便存在，也不应否定疏勒农信社向金城银行主张票据权利。判决：一、金城银行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疏勒农信社支付到期承兑汇票金额26500万元，并按日万分之五支付截至2019年7月31日逾期付款的利息946万元；二、金城银行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疏勒农信社支付律师代理费265万元；三、金城银行以26500万元为本金，按照日万分之五的标准，向疏勒农信社支付2019年8月1日起至26500万元欠款清偿完毕之日止的违约金；四、驳回疏勒农信社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30483元，由疏勒农信社负担3133元，由金城银行负担142735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疏勒农信社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金城银行提交证据1.（2019）晋06民初41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证据2.（2019）晋02民初82号民事裁定书、（2019）晋民辖终91号民事裁定书；证据3.疏勒农信社于2018年9月8日致上海票据交易所的《中国票据交易系统直连接入上线投产申请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关于9.8日直连中国票据交易系统上线工作的通知》及其附件1；证据4.关于金城银行查询票面背书信息的复函（票交所便函【2020】3号），用以证明金城银行目前涉及的同类案件均已追加涉交易当事人为共同被告，签订于《转贴现合同》之后的《票据交易主协议》是疏勒农信社在后的意思表示，根据该主协议，疏勒农信社无权向金城银行进行追索，天山农商行亦是案涉汇票交易链条上的当事人，应追加为本案的共同被告，疏勒农信社应向天山农商行主张权利。疏勒农信社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认可，但认为证据1、2与本案无关；对于证据3，因《票据交易主协议》中约定对会员在加入上海票据交易所之前的协议不产生效力，该证据不应被采信；对证据4关联性不认可，认为本案系合同纠纷，其与天山农商行的关系不能免除金城银行的合同责任。疏勒农信社提交证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村信用社联合社会议纪要，金城银行对该证据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因双方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均认可，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双方拟证明的观点，本院将在本院认为部分予以综合认定。 本院二审查明，《转贴现合同》约定：第六条，追索和迟付利息的计算。2.疏勒农信社应在收到有关拒绝付款证明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向金城银行发出电子追索通知和书面追索通知。金城银行应保证在收到疏勒农信社书面追索通知之次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将被拒绝付款的汇票金额及迟收利息（按汇票金额日万分之五计算，自到期日内或提示付款日起至清偿日止）足额划入疏勒农信社指定账户。疏勒农信社在收到金城银行上述款项后，应及时通知金城银行。双方应按照《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在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中完成追索、清偿等操作。 疏勒农信社于2019年5月23日向金城银行发《律师致函》，告知其涉案汇票全部到期并已被承兑人拒绝付款，要求金城银行支付汇票本金、违约金、实现债权费用。 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村信用社联合社会议纪要，2018年6月19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召开专题会议，研究疏勒农信社突发资金业务风险情况，会议决定将疏勒农信社目前持有的财务公司全部承兑汇票总计11.35亿元（票面金额），由天山农商行通过转贴现的方式买入，对疏勒农信社实施流动性救助，待疏勒农信社的短期流动性风险解除后，由疏勒农信社购回上述全部汇票。疏勒农信社于2018年6月8日将53份汇票背书给天山农商行，天山农商行于2019年4月16日将53份汇票背书给疏勒农信社。 《票据交易主协议》第二条约定：主协议的适用票据业务参与各方签署主协议之后,在上海票据交易所办理的票据业务适用主协议。 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金城银行是否是《转贴现合同》相对人，金城银行认为其非本案适格被告的抗辩理由能否成立；本案案由是合同纠纷还是票据追索权纠纷，如系合同纠纷，是否存在合同无效的情形，合同若有效付款条件是否成就；一审法院判令金城银行向疏勒农信社支付承兑汇票款、利息、律师代理费、违约金是否正确。 一、关于金城银行是否是《转贴现合同》相对人，金城银行认为其非本案适格被告的抗辩理由能否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即民事诉讼要求原告必须适格，而对于被告，只要求其有明确的被告即可。疏勒农信社基于其与金城银行作为合同相对方而签订的《转贴现合同》，以合同纠纷为由起诉金城银行，主张由金城银行按合同约定支付款项，是对双方之间签订合同中约定权益的主张，金城银行作为合同相对方明确具体，疏勒农信社以金城银行作为本案被告提起诉讼符合法律规定。 金城银行认为疏勒农信社在取得汇票后又将汇票背书给天山农商行，故其交易相对方应为天山农商行。对此，本院认为，首先，疏勒农信社将汇票背书是基于避免挤兑风险，按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村信用社联合社要求暂时背书给天山农商行，天山农商行于2019年4月16日又转回至疏勒农信社。其次，疏勒农信社并未将其与金城银行间的《转贴现合同》中的权利义务转移给天山农商行，疏勒农信社与其他主体订立的其他合同不改变疏勒农信社与金城银行互为《转贴现合同》相对方的事实，疏勒农信社与天山农商行的其他票据关系或合同关系并不影响疏勒农信社基于《转贴现合同》的约定向金城银行主张合同权利。 二、关于本案案由是合同纠纷还是票据追索权纠纷。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的的通知》规定：民事案件案由应当依据当事人主张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来确定。本案中，在存在票据追索请求权与合同请求权竞合的情况下，疏勒农信社依据双方签订的《转贴现合同》要求金城银行支付汇票本金、违约金、律师费等，其请求权基础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关于合同履行及违约责任的规定。虽然金城银行与疏勒农信社作为案涉票据的直接前后手，双方存在票据关系，疏勒农信社亦有权基于该票据关系向金城银行行使票据追索权，但疏勒农信社并未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的规定选择该法律关系行使请求权，故民事案件的案由应依据疏勒农信社主张的法律关系来确定。 其次，《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102条规定：“【转贴现协议】转贴现是通过票据贴现持有票据的商业银行为了融通资金，在票据到期日之前将票据权利转让给其他商业银行，由转贴现行在收取一定的利息后，将转贴现款支付给持票人的票据转让行为。转贴现行提示付款被拒付后，依据转贴现协议的约定，请求未在票据上背书的转贴现申请人按照合同法律关系返还转贴现款并赔偿损失的，案由应当确定为合同纠纷。转贴现合同法律关系有效成立的，对于原告的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当事人虚构转贴现事实，或者当事人之间不存在真实的转贴现合同法律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向当事人释明按照真实交易关系提出诉讼请求，并按照真实交易关系和当事人约定本意依法确定当事人的责任”。金城银行认为根据该规定，持票人只能在请求未在票据上背书的转贴现申请人返还转贴现款并赔偿损失的才能确定为合同纠纷。本院认为，上述规定并未禁止持票人向已在票据上背书的转贴现申请人按照合同法律关系返还转贴现款并赔偿损失。本案中，疏勒农信社与金城银行存在真实的转贴现合同法律关系，故一审法院确认本案属于合同纠纷并无不当。金城银行认为本案属于票据追索权纠纷的理由本院不予采纳。 三、关于《转贴现合同》效力问题。金城银行认为其为疏勒农信社与实际用资人资金融通的中间通道，《转贴现合同》系当事人双方通谋虚伪的意思表示。本院认为，首先，其提出该项理由的依据为证人金光在一审庭审中的证言，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条第三项“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三）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陈述的证言……”的规定，金光作为金城银行的工作人员，与金城银行有利害关系，一审法院对金光的证言未予采信并无不当。其次，金城银行认为本案因存在“倒打款”“一日内多次背书”等异常票据行为故而《转贴现合同》是双方通谋虚伪意思表示。根据已查明事实，本案确实存在汇票在一日内五次背书、票据交易顺序与票据资金流向相反等情况，但合同主体以外的其他主体如何支付、如何背书，均不影响《转贴现合同》效力。即便各背书主体在通谋合意下进行了不当的票据行为，该行为也应属于银行业监管的范畴，不能以此推定并否认《转贴现合同》的效力。金城银行作为专业金融机构，其在参与该转贴现链条、做资金通道时，明知其收益和法律后果而自愿接受并按合同约定将汇票背书给疏勒农信社、收取转贴现款，可以认定其签订《转贴现合同》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其在出现纠纷后，以其仅为通道行为而抗辩不承担转贴现合同约定的责任，有违诚信原则。再次，金城银行认为《转贴现合同》中关于疏勒农信社有权向金城银行追索的约定违反了《票据交易主协议》的约定而无效。本院认为，《票据交易主协议》第二条约定：“主协议的适用，票据业务参与各方签署主协议之后,在上海票据交易所办理的票据业务适用主协议。”因双方在质证环节均认可《转贴现合同》签订于《票据交易主协议》之前，故《转贴现合同》不宜适用该协议。且《转贴现合同》并未排除疏勒农信社依据票据关系向其他前手追索的权利，也并未更改《票据交易主协议》中关于持票人可以“放弃对前手背书人行使追索权，但保留对票据出票人、承兑人、承兑人的保证人、贴现人、贴现人的保证人（若有）及贴现人前手背书人的追索权”的约定。即便《转贴现合同》的约定违反了《票据交易主协议》的约定，亦不因此影响《转贴现合同》效力。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转贴现合同》有效并无不当。 四、关于《转贴现合同》付款条件是否成就。《转贴现合同》第六条第2项约定，疏勒农信社应在收到有关拒绝付款证明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向金城银行发出电子追索通知和书面追索通知。疏勒农信社提交的其于汇票到期日在上海票据交易所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向承兑人发出线上提示付款并结算失败的记录可证实其遭遇承兑人拒绝付款，提交的《律师致函》可证实其在全部53张汇票到期被拒付的三个工作日内已向金城银行发出书面追索通知，虽然疏勒农信社未向金城银行发出电子追索通知，但《转贴现合同》第六条第2项亦约定金城银行在收到书面追索通知之次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将被拒绝付款的汇票金额及迟收利息支付给疏勒农信社，即金城银行仅需收到书面通知即应履行相应的付款义务，应认定本案付款条件已成就。虽然《转贴现合同》第六条第2项亦约定双方应在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中完成追索、清偿等操作，但疏勒农信社提起合同纠纷之诉，请求金城银行履行合同约定的付款义务，而非依据票据关系行使追索权。至于金城银行认为疏勒农信社既然在线下对金城银行进行追索，则对承兑人也应进行线下追索的理由，没有合同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五、关于一审法院判令金城银行向疏勒农信社支付承兑汇票款、利息、律师代理费、违约金是否正确。本案案由为合同纠纷，应依据《转贴现合同》约定的付款标准及利息计算标准。首先，根据《转贴现合同》第二条的约定，53张汇票合计金额26500万元，根据第三条A款第3项的约定，如遇承兑人拒绝付款，疏勒农信社将向乙方追索。一审法院据此认定金城银行向疏勒农信社支付汇票本金26500万元并无不当。其次，《转贴现合同》第六条第2项约定:“……金城银行应保证在收到疏勒农信社书面追索通知之次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将被拒绝付款的汇票金额及迟收利息（按汇票金额日万分之五计算，自到期日内或提示付款日起至清偿日止）足额划入甲方指定账户。”该约定系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法律并未禁止当事人约定利息支付标准，应尊重合同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汇票金额日万分之五的计算标准，按一年365天计算，即年利率为18.25%，并未过高。故一审法院认定金城银行向疏勒农信社支付相应迟收利息的计算方法并无不当。金城银行关于应以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企业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标准计算迟收利息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金城银行认为应以一审法院作出保全裁定之日起算利息的理由没有合同依据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再次，疏勒农信社一审中提交了律师费的收费标准，金城银行并未举证证明本案265万元律师费的收费标准违反相关规定。 综上所述，金城银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427350元（天津金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已预交），由天津金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自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 渭 红 审 判 员 陈 建 红 审 判 员 王   恺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 （）宫丛慧 书 记 员 袁   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