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三穗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黔2624行初30号 原告田有权，男，1942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住凯里市。 委托代理人胡英杨，广东广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凯里市下司镇人民政府（下文简称“下司镇政府”），地址凯里市下司镇前进路。 法定代表人梁健，该镇镇长。 委托代理人王大祥，该镇政府综治办负责人。 委托代理人李读宏，该镇政府综治办干部。 原告田有权诉被告下司镇政府土地行政管理一案，于2020年4月21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根据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5）黔东行辖字第1号《指定管辖决定书》的决定，本院于2020年4月2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向被告下司镇政府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等诉讼材料。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7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田有权的委托代理人胡英杨，被告下司镇政府的出庭负责人金亮文、委托代理人王大祥、李读宏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田有权诉称，2018年10月16日，原告因与案外人就位于凯里市“卖盐老”（地名）的承包山林土地权属产生争议，向被告提交《调处申请书》，请求确认已被征用的1.8182亩争议山林地管理使用权归原告所有。被告受理原告申请后，组织双方多次进行调解未果。2019年4月22日，被告再次组织双方进行调解，在原告不认可被告不科学的调处规则的情况下，被告制作《调处意见书》让原告签字，原告不同意后离开调解现场，被告为达到结案目的，在未征得原告同意和授权的情况下，让原告儿媳代原告在《调处意见书》上签上原告的名字。原告获知后即向被告表示不认可该《调处意见书》，并要求被告依法作出加盖公章的调处决定，但被告以原告儿媳已代原告签字为由拒不作出正式调处公文。2019年9月16日，原告再次向被告提交材料，要求被告就原告与案外人的争议作出正式调处公文，被告负责该案的工作人员同样以原告儿媳已代原告签字，拒绝出具正式调处公文。原告认为，被告作为争议土地辖区法定调处部门，受理原告的调处申请后，未依法履行工作职责，未在法定处理期限内作出调处决定，其行为构成违法。故要求判决确认被告下司镇政府逾期未对原告与三组任某1、赵白祥、付某位于争议地“卖盐老”1.8182亩的承包经营权作出调处决定的行为违法；判令被告限期对原告与任某1、赵白祥、付某位于争议地“卖盐老”1.8182亩的承包经营权作出调处决定，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告田有权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调处申请书》，拟证明原告申请被告调处的事实及时间。2.《调解意见书》，拟证明《调解意见书》上“田有权”签名不是原告田有权本人签名，不是原告真实意思表示。3.《山林土地权属争议确权申请书》，拟证明原告要求再次调处，被告拒绝接收的事实。4.原告田有权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拟证明争议地位于原告田有权的土地承包证范围内。 被告下司镇政府辩称，原告纠纷地“卖盐老”已在2008年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时已确权发证，原告“卖盐老”的林权登记为联户登记，系原告与顾某等十户共有，持证人为顾某，权属明确。原告与付某、任某1、龙某之间的纠纷属边界纠纷，被告已多次履行调解义务。2019年4月22日，由镇综治办、下司国土所清江村委会联合组织双方调解，按照双方约定，结合证人作证情况，由调解人员制作了《调解意见书》，交由双方签字，在签字环节，因原告有事离开，口头委托其儿媳代为签字。即使双方的边界纠纷属于林权纠纷的范围，原告属于清江村桃花××组，与其发生边界纠纷的付某、任某1、龙某属于清江村桃花××组，系跨组林权纠纷，按照《贵州省林地管理条例》第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被告也没有权利处理。综上，应驳回原告起诉。 被告下司镇政府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依据：1.⑴《林权登记申请表》、⑵《林地使用权公示表》（第二榜、第三榜），拟证明原告和付某、任某1、龙某争议“卖盐老”林地已确权发证的事实，被告不存在不作为的事实。2.⑴调解记录、⑵《调解意见书》，拟证明被告组织原告与付某、任某1、龙某对双方边界纠纷进行调解，达成的调解意见是按双方约定的条件达成的事实。3.《人员基本信息》（田有权、付某、龙某、任某1），拟证明原告与付某、龙某、任某1属于不同的组集体。4.证人文某证言，拟证明文某是以清江村主任的身份参加调解，调解已达成协议，《调解意见书》上“田有权”的签名是田有权委托儿媳任维珍代为签署。5.⑴麻林权字第0441号《麻江县山林所有证》（附普查登记表）、⑵麻林权字第0442号《麻江县山林所有证》（附普查登记表），拟证明原告和付某、任某1、龙某属不同的经济集体，双方在“卖盐老”均有林地，权属明确，单位之间的纠纷确权机关为凯里市人民政府，被告不存在不作为。 本院对原告田有权提供的证据作如下确认：1号证据证明原告于2018年10月16日向被告申请调处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2号证据证明被告组织双方于2019年4月22日进行调解，原告未在《调解意见书》签字，系由原告儿媳任维珍签署“田有权”名字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3号证据证明原告于2019年9月16日再次要求调处，被告不同意接收材料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4号证据证明1998年12月15日颁发的土地权属证书载明原告在“卖盐老”有山林一副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对被告下司镇政府提供的证据作如下确认：1号证据证明原告田有权（以联户方式颁证,持证人顾某）和付某、任某1、龙某（以联户方式颁证，持证人任某2）争议的“卖盐老”林地已确权发证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2号、4号证据证明被告组织原告与付某、任某1、龙某于2019年4月22日就边界纠纷进行调解的事实，原告未在《调解意见书》签字，系由原告儿媳任维珍签署“田有权”名字，本院予以确认；**证据证明原告田有权系凯里市村民，付某、任某1、龙某系凯里市**村民，属于不同的组集体，本院予以确认；5号证据证明原下司公社桃花大队第二生产队、第三生产队在“卖盐老”均有山林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原告田有权系凯里市村民，付某、任某1、龙某系凯里市**村民。原告因与付某、任某1、龙某就位于凯里市“卖盐老”（地名）的承包山林土地权属产生争议，于2018年10月16日向被告下司镇政府提交《调处申请书》，请求确认已被下司镇新中学项目征用的约1.8亩争议山林地管理使用权归原告所有。被告受理原告申请后，多次组织双方进行调解未果。2019年4月22日，被告再次组织双方进行调解，并于当日制作《调解意见书》，原告田有权未在《调解意见书》上签字即离开调解现场，后原告田有权儿媳任维珍代原告在《调解意见书》上签署“田有权”名字。原告获悉后向被告表示不认可该《调解意见书》，并要求被告作出加盖公章的调处决定。2019年9月16日，原告再次向被告提交《山林土地权属争议确权申请书》，要求被告确认田有权与任洪彬（斌）、付某、赵伯祥（龙某之夫）争议的位于下××镇“卖盐老”（面积为1.8182亩）的山林土地承包权属田有权所有。被告认为原告田有权儿媳任维珍已代原告在《调解意见书》签字，且原告与付某、任某1、龙某属于不同的经济集体，被告无权进行调处，不同意再接收原告《山林土地权属争议确权申请书》。原告遂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本院认为，原告田有权系凯里市村民，付某、龙某、任某1系凯里市**村民，双方分属不同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我国现行的土地管理制度下，集体土地使用权人仅限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或法律规定的其他组织、个人，故田有权与付某、龙某、任某1的林地纠纷实际上是凯里市集体与凯里市三组的林地所有权的争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2019年修订）第二十二条第一款“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处理”和《贵州省林地管理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林地权属有争议的，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按照以下规定处理：（一）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发生的林地使用权争议，由当地乡、镇或者县级人民政府依法处理；（二）单位之间发生的林地所有权、使用权争议，在县级行政区域内的，由县级人民政府依法处理；（三）跨行政区域的林地权属争议由其共同的上一级人民政府依法处理”的规定，单位之间的林地权属纠纷应当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因此，下司镇政府不具备履行作出“卖盐老”调处决定的法定职责，原告应当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申请确权。故原告田有权向本院提出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依法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被告下司镇政府辩称其不具备对原告申请作出调处决定的意见，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田有权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00元，由原告田有权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邓仁发 人民陪审员  杨胜华 人民陪审员  杨承江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七日 法官助理王名勇 书记员肖乾勋 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