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7民终370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南伟业慧生活服务有限公司（曾用名河南日康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郑州市英协路**。法定代表人：郭丽，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强、王**旭，河南国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郑州市金盾保安有限公司，，住所地郑州市管城回族区紫荆山路西、二里岗南街******房法定代表人：高辉，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兆宝，河南大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华，河南华森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乐康，男，汉族，1980年2月6日出生，住新乡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常建忠、李卓越，河南简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河南伟业慧生活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业公司）、上诉人郑州市金盾保安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盾公司）与王乐康用人单位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新乡市红旗区人民法院（2020）豫0702民初27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伟业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强、王**旭，上诉人金盾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兆宝、苏华与被上诉人王乐康委托诉讼代理人常建忠、李卓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伟业公司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2020）豫O7**民初2799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对伟业公司的诉讼请求；二、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伟业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孙国星的行为属故意犯罪的个人行为，而非职务行为。孙国星的犯罪行为明显超出公司授权范围，不应认定为职务行为。（一）伟业公司已提交《关于杨明才等同志聘任的通在知》、《劳动合同书》等证据材料，证明孙国星的职权范围为“客户服务管理、物业运营及工程维修方面工作”，且特别约定了孙国星作为工作人员需严格遵守公司内部规章制度，明令禁止打架斗殴、以权谋私等行为。显然，伟业公司对孙国星行为的授权严格限制在与物业管理相关的民事活动领域。即便是从常理来看，公司也不会授权物业经理从事超越民事行为之外的刑事犯罪行为。孙国星的故意犯罪行为绝非正常的履行工作职务的行为，非但超出了伟业公司的授权范围，也是伟业公司严止的内容。然而，原审法院对该项事实避而不谈，径行认定孙国犯罪行为属于职务行为。（二）一审判决将孙国星的正常履职行为与故意犯罪行为混为一谈，未作严格区导致事实认定错误。原审法院在一审判决书中，引用了（2018）豫0702刑初456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中证人张某的证言“孙国星多次来新乡分公司办公室商量，不想让业主成立业主委员会，当时孙国星让以向市长信箱投诉，向洪门镇政府、房管局物业科、社区建议等方式阻止成立业主委员会”，随即得出“孙国星作为伟业公司的副总经理，指使小区保安队长朱建立教训王乐康的行为与履行物业公司副总经理的职务是具有内在联系的结论。然而，前述认定存在明显的逻辑错误：第一，孙国星向市长信箱等投诉来阻止业委会的成立，并不会必然导致其向业主实施犯罪行为，二者不存在因果关系；第二，伟业公司与业主之间就物业管理过程中的分歧都仅限于工作领域，正常情况下，物业经理只需履行职责范围内的义务即可，不会发展为刑事犯罪，更不该发展为严重的刑事犯罪。本案中，孙国星违背伟业公司三令五申的规章制度，突破自己的职权范围去实施违罪行为，已不是在履行职务行为。孙国星的正常履职行为与违法犯罪行为有着本质的区别，应做严格的区分。原审法院并未对上述行为进行区分，而是仅凭借表面的一点关联便认定为具有“内在联系”不但过于牵强，而且是错误的。（三）一审判决将孙国星的个人犯罪行为认定为职务行为缺乏依据。职务行为择认定具有严格的条件，在司法实践中，只有同时具备以下条件时，才能将行为认定为职务行为，否则不能视为职务行为：第一，职权标准，即行为人的行为内容是否属于其职权范围，实施该行为方式是否属于授权范围，若属于职权范围，则行为属于职务行为。若行为超出授权范围，则一般不应认定为职务行为；第二，时空标准，即考虑职行为是否发生在工作场所和工作时间；第三，名义标准，即该行为的实施是否以公司名义实施；第四，目的标准，即实施行为的目的是否出自工作需要。在本案中，首先，从职权标准来看，孙国星的犯罪行为明显超出伟业公司的授权范围，前文已有论述，在此不再赘述；其次，孙国星以伟业公司名义实施，而是个人实施的犯罪行为，已有生效刑事判决予以认定；最后，从目的标准来非基于正常的工作需要，而是完全凭借个人好恶，逞一时之快，构成犯罪。此外，原审中也并无任何证据证明孙国星的行为是出于伟业公司的授权，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孙国星故意犯罪的行为是以伟业公司名义实施的，更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孙国星故意犯罪的行为是基于正常的工作需要。然而，在上述证据严重缺失的情况下，原审法院却做出了孙国星行为属职务行为的的认定结果，与事实不符，有失公允。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判决伟业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缺乏法律依据。（一）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之规定，伟业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上述法条规定了用人单位责任，但是，在司法适用中，用人单位工作人员的行为须是执行职务的行为，才能构成用人单位责任。下列行为不属于执行职务范围：一是超越职责行为，用人单位不承担责任；二是擅自委托行为；三是违反禁止行为，用人单位命令禁止的行为，工作人员而为之，不属于执行职务行为；四是借用机会行为，即工作人员利用职务提供的机会，趁机处理私事而发生的损害。在本案中，伟业公司既没有侵权行为，也没有依法应当承担责任的情形。孙国星超越职责，违反公司禁令而实施的故意犯罪行为，应由其自身承担赔偿责任。第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款规定：本条所称“赔偿义务人”，是因自己或者他人的侵权行为以及其他致害原因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本案的侵权主体为孙国星、朱建立、秦文生、付利孟，已被生效的刑事判决所确认，伟业公司未对王乐康实施侵权行为；第二，在孙国星的行为并非职务行为的情下，上述法律规范失去了适用的前提条件，在本案中不应得到适用；第三，伟业公司通过入职前培训，以及严格执行的人事管理制度、绩效核制度等内部规章管理制度，对工作人员尽到了教育管理责任，在本案中不存在过错。因此，伟业公司不应作为用人单位承担赔偿责任。（二）一审判决伟业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缺乏法律依据一审判决认为伟业公司、金盾公司作为涉案小区的物业单位和安保单位，应对其工作人员实施的伤害行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判决中亦载明：伟业公司、金盾公司在孙国星、朱建立、秦文生、付利孟赔偿王乐康1,788,791.35元范围内承担支付义务。然而，伟业公司具体应承担何种赔偿责任，是连带赔偿责任还是替代赔偿责任，承担赔偿责任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判决书中均未作说明。此外，伟业公司和金盾公司对所承担的1,788,791.35元款项的支付义务应如何分配，与孙国星、朱建立、秦文生、付利孟所负的赔偿义务又该作何区分，既未给出说明，也缺少法律依据。综上所述，孙国星的故意犯罪行为并非职务行为，伟业公司不应在1,788,791.35元的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提请注意的是，如果只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由工作引起的任何员工违法事件，无论与工作内容本身是否有内在联系，无论是否超出了用人单位的明确授权，均由用人单位承担责任，将会无限扩大用人单位的责任，如此将使用人单位陷入自危境地，导致权利义务失衡，背离立法的初衷。公司是经济组织，是生产经营的社会推动者，不是所聘用员工的法定监护。对于恶性故意犯罪，应由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行为人承担责任，而不能一味要求用人单位“背锅”。综上，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清事实，秉持公正，支持伟业公司的上诉请求。金盾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2020）豫0702民初2799号民事判决；二、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王乐康对金盾公司的诉讼请求，由伟业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三、一、二案件受理费由伟业公司负担。事实理由：一审法院判决金盾公司与伟业公司在孙国星、朱建立、付利孟、秦文生赔偿王乐康1,788,791.35元范围内承担支付义务是错误的，主要理由如下：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判决金盾公司上承担赔偿款支付义务没有事实依据。1、一审法院认为“朱建立虽然称系受孙国星指使，但因其系案涉小区的保安队长，同时代表着金盾公司，在肩负着保护小区安全和秩序的职责下，却受孙国星的指派，带着两名保安，蓄意伤害其所服务的小区的业主，金盾公司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是错误的。首先，（2018）豫0702刑初456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记载“时任河南日康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的孙国星因被害人积极参与筹备成立新乡市伟业中央公园小区业主委员会与其负责的该小区物业部发生矛盾，遂指使金盾公司队长朱建立教训修理受害人”，由此可知，朱建立“教训修理受害人”的行为是受孙国星指使，朱建立的行为明显不是保安服务工作任务范围，不是金盾公司授权或者指示的工作任务的工作行为。朱建立的行为与“执行工作任务”没有任何关系，金盾公司不应承担侵权责任。其次，金盾公司和伟业公司的《劳务委派服务合同书》是2015年12月份签订的，期限一年，合同至2016年12月19日期满后未再续签，自然终止。从合同的签订时间看，双方之间合同的签订、履行、终止均与王乐康伤害案没有关联，不存在因朱建立等人的行为金盾公司获得利益。从刑事案件判决书査明认定的事实可以看出，朱建立等人受孙国星指使教训王乐康的原因是王乐康“积极参与筹备成立新乡市伟业中央公园小区业主委员会与其（孙国星）负责的该小区物业部发生矛盾．．．．．．”。足以说明，朱建立等人所实施伤害行为的动机与金盾公司无任何关联性。王乐康致残的结果也未给金盾公司带来利益。而至今王乐康所居住的中央花园校区的业主委员会却未能成立，说明该致残结果不管是否是伟业公司孙国星受益，但达到了孙国星指使的目的，该致残结果的实际获利人不言而喻。再次，秦文生不是金盾公司在该项目上的保安人员。秦文生在2016年4月发生案件时，也不是金盾公司的保安队员。朱建立受孙国星指使的行为，金盾公司根本不知情，朱建立的行为与履行职务无任何内在联系。金盾公司不应对朱建立的行为承担后果。2、一审法院认为“虽然（2018）豫0702刑初456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已经判决孙国星、朱建立、付利孟、秦文生四人赔偿王乐康1,788,791.35元，但是这不能免除法律所规定的单位应当承担的责任”，是错误的。首先，王乐康己经根据法律规定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王乐康的各项损失已经由（2018）豫0702刑初456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判决由孙国星、朱建立、付利孟、秦文生赔偿损失认定，承担赔偿责任的主体是确定和明确的。如该四人未主动履行赔付义务，王乐康应当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由人民法院依法采取民事诉讼法第242条至第251条所规定的各项执行措施，执行该私人的财产以实现权益。其次，王乐康起诉金盾公司让承担赔偿责任，王乐康并不主张执行生效裁判文书，显然是王乐康放弃了（2018）豫0702刑初456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判决的实体权利。再次，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的前提是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本案中，朱建立受孙国星的指使“教训修理”王乐康，朱建立不是执行金盾公司指派和授权的工作任务，也不是在执行金盾公司工作任务期间因履行职务不当与王乐康发生纠纷导致王乐康受害，因此，本案不是能不能免除金盾公司责任问题，而是根本没有让金盾公司承担责任的法律依据。3、根据刑事案件判决书查明的事实，王乐康致残的一棒是付利孟实施，而付利孟系河南蓝盾保安服务有限公司的保安。如果按照一审判决金盾公司承担支付义务的理由是朱建立、秦文生系金盾公司工作人员，执行的是工作任务。那么付利孟不是金盾公司的工作人员，其行为也不是金盾公司指使，执行的也不是金盾公司的工作任务，为什么金盾公司对付利孟的加害行为也要承担责任？同理，案外人河南蓝盾保安服务有限公司是否也应承担本案支付义务？王乐康未诉请河南蓝盾公司承担支付义务，对金盾公司而言，是否应扣减河南蓝盾公司应支付数额？4、依据《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劳务派遣期间，被派遣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派遣的用工单位承担侵权责任；劳务派遣单位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因此，即使一审认定朱建立等人的行为是执行工作任务，该侵权责任也应有接受劳务派遣的伟业公司承担。金盾公司只有在其有过错的情况下，才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2018）豫0702刑初456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己査明，本案朱建立等人致王乐康伤残是受伟业公司副总经理孙国星指使教训“修理”王乐康。金盾公司对此根本不知情，不存在过错，依法不应承担责任。而且，伟业公司（合同书甲方）和金盾公司（合同书乙方）签订的《劳务委派服务合同书》第七条第3项约定：甲方对乙方人员教育、监督和业务指导，实行双重监督管理，不得私自指示、纵容乙方参与甲方与第三方等超越合同约定范围的职责职权行为。第九条第3项约定：由于不可抗力或甲方的违法违规行为造成的损失，乙方不承担责任。第4项约定：乙方人员工作范围为合同约定范围，甲方私自调动乙方人员造成相关损失，乙方不承担任何责任。根据《劳务委派服务合同书》的上述约定，王乐康受伤致残的损害结果也不应由金盾公司承担。金盾公司不应对孙国星、朱建立、付利孟、秦文生的此种违法犯罪行为承担责任。退一步讲，释定金盾公司对朱建立等人也有管理责任有过错，从不再重复引发诉讼案件的角度，也应对金盾公司和伟业公司之间各自应承担的责任予以明确。而根据引发本案受害人王乐康致残结果的原因、实施加害的行为，金盾公司即使承担责任，也应是补充责任。金盾公司作为保安公司，收取的工资等费用，90%以上用于支付保安的工资等费用，公司所得钱款非常有限。一审判决金盾公司和伟业公司不分责任对孙国星、朱建立、付利孟、秦文生赔偿款项承担全部责任，而且，没有给予金盾公司任何救济途径，显失公平，有违法律规定。综上，一审法院判决金盾公司支付全部赔偿款的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判决金盾公司承担赔偿款支付义务是错误的。1、《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明确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的前提是工作人员“因执技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工作人员应当按照单位的授权或者指示进行工作，工作人员的行为要与“执行工作任务”有关。（2018）豫0702刑初456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査明的是孙国星、朱建立等个人实施的预谋蓄意伤害，并未认定孙国星、朱建立等是公司指令或授权、履行公司的职务行为中致受害人损害。且孙国星、朱建立等人的行为也绝非是公司的授权或指令的工作行为。2、（2018）豫0702刑初456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已判决孙国星、朱建立、付利孟、秦文生负刑事责任和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审法院适用侵权责任法第34条，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八条，民法通则第121条，重复进行裁判，明显是错误的。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判决金盾公司承担赔偿款项的支付义务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不枉不纵，公正裁决，维护金盾公司的合法权益。王乐康答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孙国星作为伟业公司副总经理，为伟业公司在涉案小区的利益指使金盾公司的保安队长朱建立及保安员付利孟等人伤害王乐康，该行为属于职务行为。在庭审过程中查明，孙国星、朱建立等人与王乐康并无私人纠纷，王乐康积极筹备案涉小区业主委员会事宜是其殴打王乐康的原因，该事实在（2018）豫0702刑初456号判决书中证人张某证言有证明。金盾公司是伟业公司的合作单位，负责小区安保工作，孙国星是物业公司副总经理，因王乐康的积极筹备成立业主委员的行为影响了伟业公司和金盾公司的既存利益，孙国星、朱建立为维护物业公司和保安公司的利益，故意教训王乐康，并致王乐康一级伤残的后果，显然是在履行职务，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以及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致人损害的，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一条的规定，由该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民事责任。伟业公司和金盾公司依法应当承担责任。伟业公司、金盾公司上诉称“一审判决将孙国星的个人犯罪行为认定为职务行为缺乏依据。”该说法明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伟业公司、金盾公司一直以职务行为必须有单位授权行使的行为才叫职务行为，该说法明显狭隘，也不能很准确的表达出职务行为的范围。职务行为的定义在《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规定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8条规定企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以法人名义从事的经营活动，给他人造成经济损失的，企业法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以及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致人损害的，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一条的规定，由该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民事责任。《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以上法律表明职务行为是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导致的损害结果单位应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孙国星作为物业公司的副总经理是为了维护物业在涉案小区的利益，才指示保安公司保安队长朱建立对王乐康进行伤害行为，王乐康积极筹备成立业主委员会影响到物业公司在涉案小区的利益，孙国星与王乐康并无私人恩怨，双方存在的矛盾仅仅是成立业主委员会会影响物业公司、保安公司的利益，由此可知，孙国星的行为是为了维护物业公司利益，符合执行职务行为的要件，所以认定为职务行为符合法律规定。二、一审法院判决适用法律正确，判决伟业公司、金盾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于法有据。伟业公司、金盾公司称，一审法院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该说法明显没有法律依据的。针对伟业公司、金盾公司所称的认定职务行为的依据是无法可依的，明显缩小、局限了职务行为的范围，为自己不承担责任强词夺理。不管法律规定还是在现实生活中，职务行为的认定主要是看其是不是为了本公司利益，是不是职权范围内的行为，本案中物业公司副经理孙国星指使金盾公司的保安队长朱建立等人对王乐康的伤害行为其根本原因是为了阻止其成立业主委员会，为了更好的维护物业公司在涉案小区的利益，由此可知，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之规定来认定伟业公司、金盾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明显符合法理和情理。对于伟业公司认为的孙国兴的行为给伟业公司造成的损害，其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向孙国星追偿，但此并不能免除伟业公司应承担的民事赔偿义务。三、伟业公司、金盾公司上诉称应区分内部承担比例问题，这个比例无法划分，不存在事后追偿的问题。综上所述，一审人民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合法、合理。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伟业公司、金盾公司上诉，维持原判。王乐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伟业公司等对孙国星、朱建立、秦文生、付利孟赔偿其1,788,791.35元范围内承担支付义务；2、诉讼费由伟业公司等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3、4月份，伟业公司的副总经理孙国星因王乐康积极参与筹备成立新乡市伟业中央公园小区业主委员会，与其负责的该小区物业部发生矛盾，遂指使金盾公司保安队长朱建立教训修理王乐康。2016年4月21日，朱建立驾驶车辆，根据孙国星提供的照片线索，带领付利孟、秦文生到新乡市伟业中央公园小区内寻找并准备殴打王乐康。后付利孟、秦文生尾随王乐康到小区旁边的和谐公园内，用警棍将王乐康殴打致伤。经新乡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法医学人体损伤程度鉴定，王乐康因外伤导致颈5椎体爆裂骨折并截瘫，所受损伤为重伤一级。法院于2019年12月4日作出（2018）豫0702刑初456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判决孙国星、朱建立、付利孟、秦文生犯故意伤害罪，并判决四人赔偿王乐康各项经济损失1,788,791.35元。庭审时，伟业公司提交的《关于杨明才等同志聘任的通知》载明“聘任孙国星同志为河南日康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主责客户服务管理、物业运营及工程维修方面工作”；金盾公司提交的《大队长职责》载明“按照公司规定，带领本大队人员，积极完成保安合同中规定的各项任务。负责本大队新老合同的签订，和保安服务费用的收缴工作．．．．．．对本大队发生的刑事案件、治安事件及时向公司汇报，保护好现场，同时打110报警，主动配合侦破工作．．．．．．”。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以及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致人损害的，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一条的规定，由该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民事责任。本案中，伟业公司和金盾公司一直辩称孙国星、朱建立的行为系个人行为，没有公司授权，也超出各自职责范围，而庭审中查明，孙国星、朱建立与王乐康并无私人纠纷，殴打王乐康的导火索就是王乐康积极参与筹备案涉小区的业主委员会。在成立业主委员会的过程中，业主与伟业公司产生矛盾，在（2018）豫0702刑初456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中证人张某的证言称，“孙国星多次来新乡分公司办公室商量，不想让业主成立业主委员会，当时孙国星让以向市长信箱投诉，向洪门镇政府、房管局物业科、社区建议等方式阻止成立业主委员会”。孙国星作为伟业公司的副总经理，指使小区保安队长朱建立教训王乐康的行为与其履行物业公司副总经理的职务是具有内在联系的。同时，金盾公司系伟业公司的合作单位，负责伟业中央公园小区的安保工作。朱建立虽然称系受孙国星指使，但因其系案涉小区的保安队长，同时代表着金盾公司，在肩负着保护小区安全和秩序的职责下，却接受孙国星的指派，带着两名保安，蓄意伤害其所服务的小区的业主，金盾公司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虽然（2018）豫0702刑初456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中已经判决孙国星、朱建立、付利孟、秦文生四人赔偿王乐康1,788,791.35元，但是这不能免除法律所规定的单位应当承担的责任。伟业公司、金盾公司作为案涉小区的物业单位和安保单位，应当对其工作人员实施的伤害本小区业主王乐康的行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综上所述，法院对王乐康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河南伟业慧生活服务有限公司、郑州市金盾保安有限公司在孙国星、朱建立、付利孟、秦文生赔偿王乐康1,788,791.35元范围内承担支付义务。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449.5元，由河南伟业慧生活服务有限公司、郑州市金盾保安有限公司负担。二审中，金盾公司提交2015年12月16日，金盾公司与伟业公司签订的劳务委派服务合同书一份，证明出现类似王乐康的事情，责任应当由伟业公司承担。王乐康质证对劳务委派合同的真实性由合同相对方予以确认，我方只对与本案是否存在关联性进行质证，我方认为该合同书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因该合同书是伟业公司、金盾公司之间的内部约定，该约定也只能是作为金盾公司追偿的依据，不能以此来免除在本案中的赔偿责任。1、一个客观事实是，王乐康积极筹备业主委员会直接损害了物业公司的利益，而物业公司在王乐康受伤后，一直管理着涉案小区，每年收取大概一千万的物业费，所以，物业公司是涉案小区最大的受益人，若业委会成立了，那么业主通过其他途径选择新的物业公司，那么本案的物业公司的利益是明显受损；2、孙国星的行为是否超越职权范围，也是伟业公司提供的参考文书，与本案不同之处，因孙国星是涉案小区的负责人，具体详见刑事判决书第9-12页，物业公司所谓的超越职权是依据其内部的管理规章制度，故孙国星在负责涉案小区日常管理过程中，当业主侵犯其物业公司利益时，采取了不正常的手段致业主损害。孙国星在刑事卷宗中指使朱建立去教训王乐康，并未超出职权范围。伟业公司质证称对合同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因在本案中，伟业公司坚持认为系孙国星等四人个人导致王乐康的人损，与伟业公司无关，故伟业公司也不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院认为，金盾公司提交的劳务委派服务合同，符合证据三性的要求，予以采纳。二审经审理查明：1、一审法院作出（2018）豫0702刑初456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孙国星、朱建立、付利孟、秦文生四人赔偿王乐康1,788,791.35元）后，孙国星等四人不服提起上诉。经审理，本院作出（2019）豫07刑终639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朱建立等三人系金盾公司劳务派遣到伟业公司从事安保的工作人员。其它查明事实与原审认定一致。本院认为：关于伟业公司、金盾公司应否对孙国星等四人实施伤害王乐康的行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问题。伟业公司、金盾公司上诉称一审判决其对孙国星等四人实施伤害王乐康的行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无依据，二审应予改判。经审查，孙国星、朱建立与王乐康无私人纠纷，殴打王乐康的导火索是王乐康积极参与筹备案涉小区的业主委员会。在成立业主委员会过程中，业主与伟业公司产生矛盾，有一二审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裁定中证人张某的证言可印证。孙国星作为伟业公司的副总经理，指使小区保安队长朱建立教训王乐康的行为与其履行物业公司副总经理的职务具有内在联系，伟业公司应承担责任。同时，朱建立接受孙国星指派，带着付利孟、秦文生两名保安人员，蓄意伤害其所服务的小区业主王乐康，除伟业公司承担责任外，金盾公司也应承担一定责任。然而朱建立等三人是金盾公司劳务派遣到伟业公司从事安保的工作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第二款，劳务派遣期间，被派遣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派遣的用工单位承担侵权责任；劳务派遣单位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可知金盾公司应对朱建立等三人实施的伤害行为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尽管一二审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裁定中已判决裁定孙国星等四人赔偿王乐康各项经济损失，但这不能免除法律所规定的伟业公司、金盾公司应对其工作人员实施的伤害本小区业主王乐康的行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故一审判决伟业公司、金盾公司对孙国星等四人实施伤害王乐康的行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有依据。伟业公司、金盾公司对此提出异议，但对其异议未能提交有效证据予以证明，因此伟业公司、金盾公司的该上诉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伟业公司、金盾公司在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上应否作比例划分的问题。金盾公司上诉称一审对其与伟业公司在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上未作比例划分不当，二审应予纠正。经查证，因在成立业主委员会过程中，业主与伟业公司产生矛盾。孙国星作为伟业公司的副总经理，指使小区保安队长朱建立教训王乐康。后朱建立带着付利孟、秦文生两名保安人员，蓄意伤害其所服务的小区业主王乐康。朱建立等三人系金盾公司劳务派遣到伟业公司从事安保的工作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一审对金盾公司与伟业公司在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上未作比例划分不当，应予纠正。所以金盾公司的该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本院依据一二审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裁定中已认定的事实，结合一二审本案现又查明的事实，酌定金盾公司在30%的赔偿范围内承担补充责任。关于本案是否属重复裁判的问题。金盾公司上诉称一审未认定本案属重复裁判不合理，二审应予改判。经审查，由之上本案查明的事实，根据《最高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之规定，得出伟业公司、金盾公司对孙国星等四人实施伤害案涉小区业主王乐康的行为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且在一审刑事附带民事立案时，王乐康申请追加伟业公司、金盾公司为被告，立案庭以该两公司非本案被告人，不便追加，让民事另诉。故一审未认定本案属重复裁判合理。金盾公司对此持有异议，但未能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其异议成立，因此金盾公司的该上诉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不当，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河南伟业慧生活服务有限公司在（2019）豫07刑终639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中民事赔偿不能履行的范围内承担支付义务；二、郑州市金盾保安有限公司对本判决第一项在30%的赔偿范围内承担补充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0,449.5元，由河南伟业慧生活服务有限公司、郑州市金盾保安有限公司承担。二审案件受理费41,798元，由河南伟业慧生活服务有限公司、郑州市金盾保安有限公司各承担20,899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田泽华审判员  刘 辉审判员  温双双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姜雪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