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民再364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张颖，女，1976年8月3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磊，江苏典上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艳，江苏典上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南京普乾道恒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天元中路**新城发展中心****。法定代表人：许晖，该公司董事长。一审被告：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住所地江，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云南路**v>负责人：沈才良，该分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莉，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顾玲毓，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第三人：叶从喜，男，1981年9月17日生，汉族，现羁押于江苏省浦口监狱。再审申请人张颖因与被申请人南京普乾道恒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乾道恒公司）、一审被告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电信南京分公司）、一审第三人叶从喜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苏01民终31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9年6月10日作出（2019）苏民申710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张颖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磊、张艳，被申请人普乾道恒公司法定代表人许晖，一审被告中国电信南京分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莉、顾玲毓，一审第三人叶从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颖申请再审称，（一）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一、二审法院认定张颖是交易对象错误。2017年5月9日的听证笔录和2017年12月8日的庭审笔录显示，叶从喜承认交易过程张颖不知道，是其个人联系普乾道恒公司经理，《销售合同》和《收货收条》上的营业厅方章是叶从喜盖的；证人证言证明张颖打电话给证人让其帮忙接货，并没有要她为叶从喜提供营业厅方章。一、二审法院在没有证据证明张颖授权证人盖章的情形下，认定张颖是交易对象错误。2.一、二审判决认定张颖是营业厅实际控制人错误。张颖在2014年4月30日以后就不再是中国电信南京分公司的代理商，对于该营业厅的方章没有保管义务。营业厅有保管该方章的义务，不会让张颖私自取用。营业厅将该方章随意放置，任何人都可以拿到。一、二审法院仅因该营业厅有张颖名下的南京市雨花台区苏通手机销售店（以下简称苏通手机销售店）就认定张颖是该营业厅的实际控制人错误。3.叶从喜与张颖之间不构成表见代理，实际交易对象为叶从喜。整个交易过程都是叶从喜本人和普乾道恒公司联系，叶从喜既不是苏通手机销售店的员工也不是该店的合伙人或经营者，手机货款也是叶从喜直接汇给普乾道恒公司，和张颖无关。（二）一审法院采纳未经张颖质证的证人证言并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程序错误。（三）二审法院认定印章的形式不能否定合同的效力，适用法律错误。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盖章和签字是具有一样的法律效果，虽然法律并未规定当事人加盖印章的形式，但是综合法条理解，印章和签字一样需要指明主体，能明确体现合同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合同上的印章内容为“中国电信营业厅（春江新城厅）电话：025-5235****地址：铁心桥秦河坊9幢-1（苏果超市旁）”，该印章是为了让群众能方便快捷地找到或者联系营业厅而加盖在营业厅的宣传资料上。该印章主体指向模糊，不能体现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二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错误。2.一审法院认定，普乾道恒公司作为通讯器材经销商应当知道电信营业厅代理商没有电信服务以外的代理权限，普乾道恒公司二审中对此表示无异议。在普乾道恒公司明确知道营业厅没有购买手机权限的情况下，依然和叶从喜完成交易，只能说明普乾道恒公司和叶从喜都知道案涉《销售合同》只是形式上的合同，并不能代表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普乾道恒公司在得知叶从喜被羁押，收回剩余货款无望的情况下才将诉讼对象变成了张颖。请求撤销二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普乾道恒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及再审诉讼费用由普乾道恒公司承担。普乾道恒公司辩称，案涉《销售合同》上加盖了中国电信南京分公司的公章，张颖作为中国电信南京分公司的员工应当承担责任。请求维持二审判决。中国电信南京分公司述称，（一）叶从喜的行为不构成对中国电信南京分公司的表见代理。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包括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了具有代理权的表象，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因此，作为合同的相对方，普乾道恒公司应对对方提交的相关文件及资料进行审慎地审查，普乾道恒公司不具备“善意且无过失”这个要件。1.普乾道恒与叶从喜洽谈业务时，叶从喜从未提供过材料证明其是电信或营业厅的员工，更未出示过电信或营业厅的授权，不能基于叶从喜提供的盖章的合同和收条就认定叶从喜代表电信或营业厅。2.案涉盖有春江新城营业厅方章的《销售合同》、《收货收条》无效，该方形印章刻有地址电话号码，不符合公章性质，以此代替公章不符合交易习惯。3.案涉交易场所并非在电信营业厅，如果是春江新城营业厅购买电信合约机，则购买的98部手机应当全部送进营业厅，而不应该交给中间人叶从喜。4.如果是与中国电信南京分公司发生业务，不可能14万元货款均由叶从喜个人支付至普乾道恒公司经理陈宁账户。普乾道恒公司追款时也是找叶从喜，后来要不到钱了才向中国电信南京分公司主张权利。5.营业厅营业员未在普乾道恒公司提供的《销售合同》、《收条》上签字或盖章，营业员无权对外采购手机，其帮忙点货、收货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普乾道恒公司第一次与叶从喜接触，却未审查叶从喜是否持有被代理人的介绍信、盖有合同专用章或公章的空白合同书、被代理人的授权通知等文件，存在明显过失。（二）案涉买卖关系发生在普乾道恒公司与叶从喜之间，叶从喜一直承诺支付货款，普乾道恒公司应向叶从喜主张付款。请求驳回普乾道恒公司对中国电信南京分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叶从喜述称，案涉手机买卖业务是由其操作的，与张颖无关。普乾道恒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中国电信南京分公司、张颖立即向其支付货款31962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违约金31962元（以319620元为基数，自2015年12月13日起至2016年5月13日按年利率24%计算），合计351582元；诉讼费由中国电信南京分公司、张颖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叶从喜欲向普乾道恒公司购买手机（iphone6S）销售，因普乾道恒公司拒绝与其个人交易，遂向张颖要求提供交易场所和公章，张颖告知叶从喜只能提供方章，没有公章，经张颖电话通知中国电信营业厅（春江新城厅）营业员要求予以配合，叶从喜与普乾道恒公司同往中国电信营业厅（春江新城厅），由营业员在《销售合同》及叶从喜书写的收货收条上加盖方章，合同日期为2015年12月4日，收条日期为12月5日。当天在电信营业厅外车上，普乾道恒公司交付了部分货物，后在珠江路完成交货。收货后，叶从喜于同年12月18日、25日分三次支付普乾道恒公司货款14万元。2016年5月，叶从喜因涉嫌刑事犯罪被羁押。中国电信南京分公司提供的合同显示，2012年5月1日至2014年4月30日，该营业厅代理商为南京苏冠电讯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张颖），此后代理商为南京天惠民翼通讯科技有限公司。张颖在本案合同发生时，在该营业厅所在地址持有个体苏通手机销售店营业执照。叶从喜被羁押后，普乾道恒公司与张颖联系，并向电信营业厅（春江新城厅）发出律师函，张颖表示进行协调，要求不要对营业员造成不利影响。《销售合同》约定标的为98台iphone6S手机，总价款459620元，除叶从喜已付14万元外，尚应支付319620元；合同约定收货后七日内付清价款，逾期按每日千分之五偿付违约金。一审法院认为，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张颖为叶从喜与普乾道恒公司协商的合同关系加盖方章并提供交易场所，张颖在事情发生时实际控制电信营业厅，普乾道恒公司有理由相信叶从喜代表电信营业厅的实际控制人张颖，故本案表见代理成立。张颖有义务履行合同付款义务，未依约付款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普乾道恒公司请求张颖支付货款、偿付违约金，符合有关法律规定，应予支持。普乾道恒公司主张中国电信南京分公司构成表见代理，因电信营业厅代理商没有电信服务以外的代理权限，且普乾道恒公司作为通讯器材经销商应当知道电信营业厅的经营模式，故对该项主张不予采信。普乾道恒公司请求中国电信南京分公司共同承担付款义务及违约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不予支持。一审判决：一、张颖应付普乾道恒公司货款319620元，偿付逾期付款违约金31962元（截至2016年5月13日），合计351582元，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付清；二、驳回普乾道恒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574元，由张颖负担。张颖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张颖不需支付普乾道恒公司货款319620元、违约金31962元或将发回重审；诉讼费由普乾道恒公司负担。二审法院认定事实：对一审查明的事实，张颖持有以下异议：1.买卖行为发生时，张颖不在营业厅经营。2.签订合同与收货均发生在2016年12月5日。中国电信南京分公司提出异议称：经询问营业员，其未加盖方章；叶从喜一审称，去过营业厅仅一次。普乾道恒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无异议。对各方均无异议的事实，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销售合同》采购人处及落款处均盖有方形印章，印章内容为“中国电信营业厅（春江新城厅）电话：025-5235****地址：铁心桥秦河坊9幢-1（苏果超市旁）”，营业厅的宣传资料上均盖有该印章。普乾道恒公司二审陈述：“我方在一审起诉时列的被告二张颖，注明了张颖所经营的南京市雨花台区苏通手机销售店，但是在一审判决书中列当事人时，一审法院可能当时疏忽没有体现，我方当时已经列了经营店。”经查，普乾道恒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起诉状在列明的被告二张颖后备注“南京市雨花台区苏通手机销售店个体经营者”。张颖二审陈述：“当时叶从喜问我，说有没有章，我说之前曾经有过一个章，专门用来盖的，如果你觉得需要用的话，那就去找那个营业员问问看。”“苏通手机店是我方想在营业厅租一个地方做销售的，后来不行，就没有做下去了，为什么将我方的营业执照挂上去我也不知道，谁会想到会被利用成这样。”中国电信南京分公司于2018年5月18日提交《情况说明》一份，载明：“鉴于张颖系涉案营业厅房产的第一承租人，且将该房产转租给惠民公司（指南京天惠民翼通讯科技有限公司），并在苏冠公司（指南京苏冠电讯有限公司）终止代理后，仍在涉案营业厅的地址以自己的名义开办了苏通手机销售店，所以，我们认为该营业厅的地址上同时存在二个经营主体，一个是惠民公司，一个是苏通手机销售店，而惠民公司并没有借用苏通手机销售店的名义进行电信业务的代理或手机的销售。”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本案买卖合同相对方如何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普乾道恒公司主张苏通手机销售店的经营者张颖承担货款给付义务，应对此承担举证义务。普乾道恒公司考虑到交易安全，要求实际交易对象叶从喜另行提供更为适合的交易对象，行为正当，并无任何过错。后叶从喜与张颖联系，并最终在《销售合同》及收货收条上加盖了营业厅方形印章。因营业厅负有保管印章的义务，在没有证据证明系叶从喜私自加盖印章的前提下，加盖印章的行为应视为营业厅同意作为交易对象，代叶从喜履行相应合同义务。张颖称该印章不具有签订合同的效力，对此，该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法律并未规定当事人加盖印章的形式，如印章指向明确，且印章内容本身并未限制签订合同的效力，则并不能当然否定合同的效力。案涉合同盖有方形印章，结合叶从喜打电话给张颖要求盖章、营业厅宣传页也盖有该印章以及中国电信南京分公司提交的《情况说明》、张颖的二审陈述等，均可以证明该印章指向营业厅即苏通手机销售店。至于交易地点是否发生在门店内对买卖合同的成立、履行的法律认定均无影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十六条第一款“个体工商户的债务，个人经营的，以个人财产承担”的规定，张颖作为该个体工商户的经营者，应对苏通手机销售店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因此，普乾道恒公司主张张颖支付剩余货款及违约金，事实和法律依据充分，应予支持。张颖称其非实际经营者，但就此并未提交充分证据，亦与中国电信南京分公司的《情况说明》相悖，故对该意见不予采纳。叶从喜与张颖之间不构成表见代理，一审对此适用法律错误，予以纠正。综上所述，张颖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实体处理正确，应予维持。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574元，由张颖负担。本院再审过程中，除中国电信南京分公司对一审认定的案涉《销售合同》、《收货收条》上“中国电信营业厅（春江新城厅）”方形印章由营业员加盖有异议外，各方当事人对一、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再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案涉《销售合同》普乾道恒公司的交易相对方如何确定，张颖应否承担案涉货款的给付义务。本案中，普乾道恒公司考虑到交易安全，不愿与叶从喜个人进行交易，要求叶从喜在《销售合同》上加盖中国电信南京分公司的公章，普乾道恒公司认可的交易对象系中国电信南京分公司而非张颖个人，在此情况下，普乾道恒公司对于《销售合同》上加盖的印章负有更加审慎的审查义务。案涉《销售合同》采购人处、落款处以及《收货收条》收货单位处加盖的印章系方形印章，印章内容为“中国电信营业厅（春江新城厅）电话：025-5235****地址：铁心桥秦河坊9幢-1（苏果超市旁）”。该方形印章并非《国务院关于国家行政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印章管理的规定》中规定的印章形式，且普乾道恒公司亦未举证证明该方形印章用于中国电信营业厅（春江新城厅）宣传资料以外的事项，故该方形印章不能代表中国电信南京分公司，也不能代表张颖经营的苏通手机销售店。案涉《销售合同》上没有张颖的签字，且未加盖苏通手机销售店印章，普乾道恒公司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叶从喜系取得了张颖的授权与其签订《销售合同》，且《销售合同》所涉的部分货款亦由叶从喜支付给普乾道恒公司，故案涉《销售合同》普乾道恒公司的交易相对方应为叶从喜，而非张颖，普乾道恒主张张颖个人承担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二审法院认定张颖对于案涉货款承担给付义务错误，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张颖主张其不应当承担案涉货款的给付义务的再审请求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苏01民终3132号民事判决、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法院（2016）苏0114民初2629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南京普乾道恒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6574元，由南京普乾道恒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6574元，由南京普乾道恒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邹文梅审判员  薛爱娟审判员  周 艳二〇二〇年九月一日书记员  白金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