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7民终427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霏，女，1988年6月26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辉县。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小婷，女，1990年3月20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辉县。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潇源，男，1992年9月20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辉县。上诉人（原审原告）：荣香兰，女，1960年3月6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辉县。以上四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校霖、张安民，河南共鸣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楠，男，1964年5月14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琪，男，1991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辉县。系吴楠儿子。委托诉讼代理人：郎正阳，河南宇华大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郑建芳，男，1972年4月12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亚帅，河南百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霏、刘小婷、刘潇源、荣香兰、吴楠、郑建芳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辉县市人民法院（2019）豫0782民初75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霏、刘小婷、刘潇源、荣香兰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辉县市人民法院（2019）豫0782民初7572号民事判决，改判郑建芳、吴楠连带赔偿荣香兰、刘霏、刘小婷、刘潇源损失，判令郑建芳、吴楠连带赔偿损失573,997.96元；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郑建芳、吴楠承担。事实和理由：吴楠将房屋建设发包给了郑建芳。而据现场勘验，吴楠所建房屋为三层房屋，虽然其主张称二层以上只是梁、尖顶，这与客观事实不符，其二层以上的建筑层高2.8米，有二层楼板、四面建墙、上有三角尖顶，为密闭空间，具有独立空间的使用价值，属于三层建筑。《建筑法》第二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建筑活动，实施对建筑活动的监督管理，应当遵守本法。”第八十三条第三款规定“农民自建低层住宅的建筑活动，不适用本法”。建设部《关于加强村镇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管理的若干意见》（建质［2004］216号文）第三条第（三）项规定“对于村庄建设规划范围内的农民自建两层（含两层）以下住宅（以下简称农民自建低层住宅）的建设活动”根据该规定，“农民自建低层住宅”是指农民自建的两层（含两层）以下的住宅，不适用《建筑法》。反之，建盖三层（含三层）以上房屋的，则应适用《建筑法》。建设部《关于加强农民住房建设技术服务和管理的通知》（建村［2006］303号文）第六条“三层（含三层）以上的农民住房建设管理要严格执行《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相符。所以，吴楠所建房屋应属于《建筑法》的调整范围，即吴楠应当将房屋建设发包给有资质的建设单位。但吴楠将建设工程发包给不具备资质的郑建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吴楠应当与郑建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吴楠辩称，建设部关于加强村镇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管理的若干意见中有关适用建筑法的规定，指的是行政机关对村镇建设工程在行使质量安全管理的行政职权的时候适用建筑法的规定，不是生命权案件赔偿主张适用建筑法。现实生活中，大量的民间工匠参与民房建筑，建筑的承揽双方均为个体这种施工队接受建房指令，从事建筑施工任务较为简单，房主作为定做方，只需按约定支付价款，对于建房工作的安全环境、工具、工作人员的安排都由承揽方负责。房主对安全事故的避免并不能产生直接作用，如何安全的作业避免施工人员受伤，取决于承揽方的安全防范。根据权利义务相统一的原则，本案应当由承揽方承担全部赔偿责任。郑建芳辩称，基于郑建芳在上诉状中所述双方系合伙关系，并已作出详尽的解释说明，双方系合伙关系且郑建芳对于事故的发生不具有过错。对荣香兰要求郑建芳与吴楠连带承担其损失没有依据。证人在一审庭审中已作出详尽说明，并出具书面证言，能够认定两人的合伙关系。两人合伙承建涉案房屋是客观事实，与郑建芳在上诉状中表述吴楠将工程发包给自己并不冲突。因为两人合伙分工就是郑建芳负责对外联系房主，结算款项。两人是内部合伙，并不冲突。吴楠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辉县市人民法院（2019）豫0782民初7572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赔偿责任；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吴楠建设房屋为三层，从而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的规定，认定吴楠存在选任过失，且认定吴楠未尽现场监督的义务，应承担相应责任，系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理由如下：一、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吴楠建设房屋为三层，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是错误的认定，从而适用人身损害司法解释的规定，判决吴楠承担选任过失赔偿责任，也是错误的。一审审理过程中，案涉房屋进行勘验，勘验结果为：案涉房屋底圈梁高0.3米、房屋第一层高3.93米、第二层高3.8米、第三层高2.8米，房屋总高度10.53米。上诉人在一审复庭时对该勘验结果发表了质证意见，认为“第三层高2.8米”的表述错误，并且这一表述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经查询和学习房屋建筑学的知识，了解到案涉房屋系两层带坡屋顶的房屋，“坡屋顶”是指排水坡度一般大于10%的屋顶。坡屋顶在建筑中应用较广，主要有单坡式、双坡式、四坡式和折腰式等。以双坡式和四坡式采用较多。双坡或多坡屋顶的倾斜面相互交接，顶部的水平交线称正脊：斜面相交成为凸角的斜交线称斜脊；斜面相交成为凹角的斜交线称斜天沟。根据这些知识，结合上诉人在一审提交了案涉房屋的照片证据，可以证实案涉房屋两层以上系坡屋顶，且系双面坡屋顶。那么，顾名思义，不能将房屋的屋顶部位算作房屋的一层，故案涉房屋根本就没有第三层。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2011年发布的国家标准《住宅设计规范》在2.0.17章节中对“自然层数”规定是“按楼板、地板结构分层的楼层数”。也就是说，构成房屋的一层必须上有楼板，下有地板。而案涉房屋两层以上的屋顶根本没有楼板，不符合楼层的国家标准，不能认定为第三层。上述《住宅设计规范》在2.0.9章节中对“层高”规定的是“上下相邻两层楼面或楼面与地面之间的垂直距离”。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并于2014年3月1日起实施的《建筑模数协调标准》2术语部分2.0.25模数层高的概念是指“连续两层楼板的模数定位基准面之间的垂直距离”。基于这些规定，由于案涉房屋二层以上的屋顶部分没有顶楼板，所以一审法院勘验结果中“第三层高2.8米”，指的是案涉房屋二层的顶部楼板到房顶正脊的垂直距离，而不是层高。结合上述事实和国家标准，可以认定案涉房屋二层以上系屋顶，不属于第三层，也不存在第三层层高，故一审法院认定案涉房屋系三层房屋，是错误的。案涉房屋根本就是两层住宅，不适用《建筑法》，吴楠作为定作人不存在选任过失，不应适用人身损害司法解释的规定判决其承担赔偿责任。二、一审判决认定吴楠作为房主，未尽现场监督义务，应承担相应责任，结合选任过失的认定，综合认定吴楠承担次要责任，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是错误的认定。一审认定上诉人吴楠与被上诉人郑建芳之间成立承揽合同，是正确的认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承揽人按照定做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在承揽合同中，完成工作并交付工作成果的一方为承揽人；接受工作成果并支付报酬的一方称为定作人。具体到本案中，吴楠为定作人，郑建芳为承揽人。承揽合同的法律特征之一是承揽人工作具有独立性，即承揽人以自己的设备、技术、劳力等完成工作任务，不受定作人的指挥管理。定作人仅负提供材料，按照约定提供协助义务，验收并受领工作成果及支付报酬的义务，根本不负现场监督的义务。因此，一审认定吴楠作为房主，未尽现场监督义务，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是错误的。刘霏、刘小婷、刘潇源、荣香兰辩称，吴楠所称的坡型屋顶属于三层建筑，因为该层有地板，上面有坡型楼板，如果是二层的话，应当是屋顶和二楼的地板在一个空间内，现在是二楼的顶板和三楼的屋顶在一个空间，所以上诉理由不成立。郑建芳辩称，坚持上诉人在上诉状中关于要求吴楠承担责任的意见。吴楠在上诉状中引用的住宅设计规范中对自然层数规定是按楼板地板结构分层的楼层数，根据现场勘验，涉案房屋有三个楼板，符合一审法院对房屋为三层的认定。一审法院判决其按照选任过失承担赔偿责任正确。郑建芳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辉县市人民法院（2019）豫0782民初7572号民事判决书，改判上诉人无需承担401,483.09元赔偿责任或将案件发还重审（不服金额为2,587,752.39元）；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郑建芳和刘全山系合伙关系而非雇佣关系，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依法应予撤销。首先，证人赵某与死者刘全山就涉案民房的施工建设曾进行详细沟通，刘全山在沟通过程中明确认可其与郑建芳的合伙关系。其次，证人秦某和证人李某均能证明刘全山和郑建芳共同承建涉案民房及其他民房，两人系合伙关系。再次，上诉人郑建芳提供的考勤记录和工资发放记录能够印证两人的合伙关系及合伙利润分配事实。最后，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所举证据不能证明刘全山和上诉人郑建芳系雇佣关系，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责任。综上所述，上诉人郑建芳表示其与刘全山是合伙关系，对于其抗辩主张郑建芳提供了证人证言、考勤记录、工资发放记录等客观证据予以证明。三个证人均是与案件及诉讼各方当事人无法律上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其所陈述的证明内容是证人对其切身参与的施工活动的客观陈述，系直接证据面非传来据，三证人证明的内容又能够相互印证，与被告提供的考勤记录、工资发放记录相互印证，且无其他相反证据推翻证人证明的事实，应当确认上诉人郑建芳提供证人证言及考勤记录、工资发放记录的证明效力，相关证据足以证明刘全山与郑建证人证灯的事实，应当确认郑建芳提供证人证言及考勤记录、工资发放记录的证明效力，相关证据足以证明刘全山与郑建芳系合伙关系而非雇佣关系。二、死者刘全山在从事合伙事务过程中因自身原因导致伤亡，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郑建芳承担巨额赔偿责任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责任。首先，事故的发生系死者刘全山操作不当及避险不当导致的意外事故，上诉人郑建芳对事故的发生不存在错误。其次，对于死亡损害结果的发生，被上诉人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再次，上诉人郑建芳作为合伙人，对于损害的发生不存在过错，按照法律规定其仅应在受益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补偿责任。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应承担损失50%的赔偿责任，该责任分配比例明显过重，应以20%为限。如上所述，上诉人郑建芳和死者刘全山系合伙关系，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个人合伙成员在从事经营活动中不慎死亡其他成员应否承担民事责任问题的批复》之规定，部分合伙人为合伙人的共同利益，在执行合伙事务中受伤，其他人作为合伙经营的受益人，给予受伤合伙人适当的经济补偿，既合情理，也符合有关法律规定的精神。对于死者刘全山的死亡损害结果的发生，上诉人郑建芳并不存在过错，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郑建芳承担巨额赔偿责任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根据相关法律规定，郑建芳作为合伙人仅应在受益范围内承担一定经济补偿责任。根据我国司法判例，该责任限额应当以不超过20%为限。一审法院以双方存在雇佣关系为由，判令郑建芳承担刘全山损失50%的责任，明显属于责任分配失衡，依法应予纠正。三、吴楠作为涉案民房工程的发包方，应当承担选任过失的赔偿责任。吴楠作为发包方应当将该民房建设工程发包给具有相应资质的承包单位。郑建芳作为个人显然不具备相应的建筑资质，吴楠明知郑建芳没有建筑资质，仍将自己房屋的建设整体发包给了郑建芳，明显具有选任过失责任，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郑建芳和死者刘全山系合伙关系而非雇佣关系。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是刘全山在操作斗车上升过程中操作失误，躲避捞杆过程中意外摔倒致头部严重受伤所致。刘全山作为长期从事建筑工程施工的成年人，具有明显的不可推卸的责任。死者家属在手术后的关键恢复时期不顾医院医护人员的劝阻，执意中断治疗并签署《拒绝或放弃医学治疗告知书》、《自动出院或转院告知书》办理出院手续，其行为对于损害结果的发生明显具有重大过错。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郑建芳对于刘全山的损失承担50%的赔偿责任明显过重，承担事故主要责任的应当为刘全山自身及作出放弃治疗决定的被上诉人一方。上诉人郑建芳作为合伙人仅应在受益范围内承担一定的补偿责任（以损失的20%为上限），对于超出部分的损失，不应由上诉人承担。刘霏、刘小婷、刘潇源、荣香兰辩称，郑建芳上诉理由不成立，应当驳回其上诉，在一审中荣香兰一方提交的录音证据，郑建芳明确认可，受害人刘全山的工资是每天200元，拖欠工资2万块左右，其中一笔是1.4万，另一笔是6000左右，从6月7日到事发没有结算过工资，这与郑建芳的上诉状相互印证，其证明的事实双方是雇佣关系，劳务报酬是每天200元，工资一直拖欠没有发放。双方不是合伙关系，一审中郑建芳申请三个证人出庭，证人李某证明的事实与双方合伙关系没有任何关联，证人秦某明确表示不知道刘全山与郑建芳是什么关系。这两个证人都是证明刘全山和郑建芳在一起共同干活，并非合伙。证人赵某对刘全山和郑建芳仅仅是听说是合伙关系，对其如何合伙、如何分配一无所知，其证言明显有相互串通的痕迹。根据最高院民通意见第50条，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双方有口头合伙协议，所以郑建芳主张双方系合伙关系不应得到法律支持。在郑建芳上诉状第三部分自认吴楠将工程发包给自己，而自己不具备建筑资质。第一这是自认自己是承包主体，而不是和刘全山共同承包，第二是自认自己有过错，其过错是没有资质，并且没有安全生产条件。郑建芳上诉称刘全山有过错，与事实不符。吴楠辩称，是与郑建芳建立承揽合同关系，郑建芳与刘全山之间是否存在合伙关系，吴楠不清楚。本案涉案民房除地面以外，只有两层楼板，确系两层民房，至于屋顶坡顶设计，在河南以南地区普遍存在。刘霏、刘小婷、刘潇源、荣香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吴楠、郑建芳连带赔偿损失650,810．46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吴楠、郑建芳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霏、刘小婷、刘潇源、荣香兰系刘全山近亲属。吴楠需要在百泉镇小官庄村建造一座房屋，房屋为四间三层（其中第三层为坡型），吴楠将该房屋的工程建设承揽给了郑建芳，郑建芳又让刘全山为其负责具体建设工程，郑建芳自己加工了一套工具（俗称捞杆，由一根钢管、电机、钢丝绳等组成），用于向房上运输建筑材料，工程进行到第三层时，2019年11月4日早上，刘全山通过捞杆将装满砖的斗车向房上运输，在动力作用下将捞杆折断，刘全山躲闪时，头部撞到石头上，头破血流，后被送到辉县市第四人民医院治疗，因伤情严重转至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七一医院治疗，诊断为创伤性重度颅脑损伤、颅骨骨折、多发肋骨骨折、头皮破裂等症状，经过手术治疗后，2019年11月7日转至辉县市人民医院治疗，郑建芳支付29,804.1元。2019年11月8日刘全山最终因中枢衰竭、呼吸循环衰竭死亡。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吴楠、郑建芳、刘全山三方的法律关系问题。《合同法》第251条规定“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做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承揽关系是基于承揽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在定作人与承揽方之间产生的关系。其主要内容多为承揽方与定作人所享有的权利与承担的义务和各种风险的承担规则”。可见，承揽方是按合同完成某项工作，承揽合同的标的，表现为物化的劳动成果，而不是承揽人劳动的本身。吴楠将其建房工程以包工不包料方式承揽给郑建芳施工，吴楠按照郑建芳完成的建房任务给付其报酬，符合承揽合同要件，故二人为承揽合同关系。民法通则及其司法解释规定“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共同劳动，共享利润、共担风险”，合伙一般是为了生产经营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组织。本案通过刘霏、刘小婷、刘潇源、荣香兰提供的对郑建芳的录音和郑建芳记录的刘全山出工工底以及赔偿款的支付，证明吴楠将建房工程承揽给郑建芳，郑建芳又组织刘全山等人进行施工的事实，刘全山只是单纯地提供劳务，郑建芳和刘全山二人之间并未签订书面合伙协议，二人之间没有合伙关系意思表示，也不具有合伙特征，郑建芳和刘全山虽然共同劳动，只是郑建芳和刘全山为了给吴楠建房的临时组织，故一审法院确认郑建芳与刘全山系雇佣关系，非合伙关系。关于责任问题。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规定“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本案各方对刘全山的伤亡均有不同程度的过错和原因力，应以此为由承担各自的赔偿责任。刘霏、刘小婷、刘潇源、荣香兰要求吴楠、郑建芳承担连带责任，不符合本案事实和法律规定，不予支持。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郑建芳无施工资质，且施工安全措施不力，也未对施工人员进行安全防范教育，是造成刘全山伤亡的主要原因，一审法院结合其过错和原因力，确认郑建芳应承担刘全山损失50％的责任。刘全山系完全行为能力的施工人员，明知在高空吊装建筑材料具有危险性，存在安全隐患，却疏忽大意或过于自信，在思想上未引起重视，缺乏安全防范意识，也未采取佩戴安全帽等安全防护措施，对其伤亡也有一定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害人的民事责任”，一审法院确认刘全山承担30％的责任。国务院1993年颁布实施的《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在村庄、集镇规划区内，凡建筑跨度、跨径或者高度超出规定范围的乡（镇）村企业、乡（镇）村公共设施和工艺实业的建筑工程，以及2层（含2层）以上的住宅，必须由取得相应的设计资质证书的单位进行设计，或者选用通用设计、标准设计”。因此，农民自建两层（含两层）以下低层建筑不适用《建筑法》，农民自建三层（含三层）以上住宅，适用《建筑法》规定，应由相应建筑资质的人予以建筑。建设部建村［2006］303号《关于加强农民住房建设技术服务和管理的通知》第六条规定“三层（含三层）以上的农民住房建设管理要严格执行《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根据上述规定，“农民自建低层住宅”是指农民自建的两层（含两层）以下的住宅，不适用《建筑法》，建三层（含三层）以上房屋的，则应适用《建筑法》。吴楠抗辩认为，案涉房屋为二层房屋，不符合房屋现状，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吴楠建设的房屋为三层，根据建筑法规定，应选择具有建筑资质的人建设，而其选择没有相应建筑资质和缺乏安全意识、没有安全条件的郑建芳为其建房，违反了建筑法相关规定，存在过错，为建筑安全事故的发生埋下隐患，故吴楠应承担选任过失范围内的责任。且在建房过程中，吴楠作为房主，未尽到现场监督义务，应承担相应责任。因此，综合认定吴楠对刘全山在建房中伤亡事故发生承担次要责任，本院确认其承担20％的赔偿责任。吴楠要求郑建芳返还借款1万元，因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本案不作处理。关于赔偿范围和赔偿标准的问题。依照刘霏、刘小婷、刘潇源、荣香兰诉讼请求和本案事实以及法律规定，确认刘霏、刘小婷、刘潇源、荣香兰应获得赔偿的标准和数额分别为：1、医疗费94,654.97元（4,104.1元＋76,989.08元＋7,261.79元＋6,300元=94,654.97元）；2、死亡赔偿金684,019.4元（34,200.97元／年×20年＝684,019.4元）；3、丧葬费32,074元（64,148元／年×0.5＝32,074元）；4、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交通费1,826元。以上合计812,574.37元。郑建芳承担50％的赔偿责任为406,287.19元，吴楠承担20％的赔偿责任为162,514.87元。5、精神损害抚慰金35,000元。依据精神损害司法解释相关规定确定郑建芳承担25,000元，吴楠承担10,000元。故郑建芳应赔偿各项损失共计431,287.19元，扣除郑建芳已经支付的29,804.1元，其应再赔偿401,483.09元；吴楠应赔偿172,514.87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二条、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第十条、第十一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郑建芳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荣香兰、刘霏、刘小婷、刘潇源各项损失共计401,483.09元；二、吴楠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荣香兰、刘霏、刘小婷、刘潇源各项损失共计172,514.87元；三、驳回荣香兰、刘霏、刘小婷、刘潇源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0,308元，由荣香兰、刘霏、刘小婷、刘潇源负担3,092元，由郑建芳负担5,154元，由吴楠负担2,062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相关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本案赔偿义务人的确定和责任承担问题。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郑建芳主张其与刘全山之间系合伙关系，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一审根据各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和本案查明的事实，认定郑建芳与刘全山之间系雇佣关系并无不当。刘全山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受伤，郑建芳作为刘全山的雇主，在施工过程中，没有具体落实安全措施，未尽到安全管理义务，对事故的发生存在着较大的过错，应当对刘全山在从事雇佣活动所遭受的人身损害承担赔偿责任。刘全山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具有安全防范意识，其在从事雇佣活动中，未对自身的工作安全尽到审慎、合理的注意义务，对事故的发生存在一定的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吴楠将案涉工程承揽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郑建芳，存在选任过失，在施工现场也没有尽到监管和保障的义务，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刘霏、刘小婷、刘潇源、荣香兰主张由郑建芳和吴楠承担连带责任，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一审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认定由刘全山承担30%、吴楠承担20%、郑建芳承担50%的责任比例适当，本院予以认可。综上所述，刘霏、刘小婷、刘潇源、荣香兰、吴楠、郑建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470.98元，由刘霏、刘小婷、刘潇源、荣香兰负担9,539.98元，吴楠负担3,750元，郑建芳负担5,181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孙 峰审判员 高凤娜审判员 张国飞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章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