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1民终396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跃文，男，1964年8月11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建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鲁小良，北京市盈科（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肖国勤，男，1969年7月10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建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纪恩，北京市浩天信和（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京福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南京市沿江工业开发区新华路**。诉讼代表人：戎浩军。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唐益涛，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从春，男，1980年8月26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浦口区。原审被告：汤德平，女，1968年7月30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建邺区。上诉人王跃文因与被上诉人肖国勤、南京福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地房地产公司）、张从春、原审被告汤德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人民法院（2019）苏0116民初28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跃文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王跃文不承担任何连带赔偿责任；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1.王跃文虽然先后三次向肖国勤出具借条，但都没有收到肖国勤给付的借款，更没有收到肖国勤给付的60万元现金。一审法院以王跃文出过三次借条推断王跃文收到了借款，系认定事实错误。首先，肖国勤没有举证证明其款项来源，也没有证据证明其有现金交付的习惯。其次，肖国勤2011年9月份两次银行转账说明其有转账交付的习惯，肖国勤主张现金交付不符合常理。再次，2016年借条和2017年“情况说明”都确认肖国勤支付款项的方式为银行转账并且以2011年的银行转账流水为准，肖国勤从来没有提出有现金交付。2.王跃文不应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根据2017年“情况说明”，只有肖国勤在2011年将150万元汇给王跃文，王跃文才承担担保责任，如果肖国勤将款项汇给他人，该“情况说明”就不应当适用，王跃文也不应承担任何担保责任。肖国勤辩称，王跃文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1.肖国勤提交的证据能够形成证据链，王跃文将证据割裂开来，对一些细节咬文嚼字，不影响案件事实的查清。2.肖国勤是做生意的，2011年国民生产生活中大量存在使用现金的习惯，本案部分款项系现金交付符合当时的实际。最关键的是王跃文多次对总金额进行了确认，其在没有任何相反证据情况下想要推翻已经确认过的事实，是对事实的歪曲。3.王跃文自始至终都认可案涉借款的金额，双方都清楚该款是借给福地房地产公司的，王跃文亦同意对该借款承担担保责任，所以才有了王跃文数次打借条的行为。否则，王跃文不可能在没有拿到钱的情况下无缘无故多次出具借条。4.“情况说明”是多方共同见证并签字确认的，旨在说明福地房地产公司确实收到肖国勤交付的150万元并且是由王跃文经手并担保，款项交付的方式和次数措词不够严谨，不影响事实的判断。福地房地产公司辩称，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依法判决。汤德平、张从春二审中未发表意见。肖国勤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王跃文、汤德平、福地房地产公司、张从春向肖国勤支付借款134万元、利息276万元，合计410万元，并承担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跃文与肖国勤系同乡关系。2011年2月，王跃文与肖国勤联系，介绍福地房地产公司向肖国勤借款。2011年9月11日，肖国勤与王跃文通过中国工商银行向张从春个人帐户转账50万元。王跃文在客户签名栏签名。2011年9月22日，肖国勤通过中国工商银行向张从春个人帐户转账40万元，肖国勤在客户签名栏签名。肖国勤在庭审中陈述于2011年2月分三批（第一批30万元，第二批20万元，第三批10万元）交付给王跃文现金60万元，王跃文曾向其出具150万元借条一份。王跃文不予认可。2013年3月22日，王跃文向肖国勤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到肖国勤人民币壹佰伍拾万元整（￥1500000），借款期限：2013年3月22日至2014年12月21日止，借款人王跃文（手印）日期：2013.3.22”肖国勤庭审中陈述该借条是更换2011年的借条。王跃文未承认。该借条背面注明：2014.元付40000，2015.2.16付30000，2016.2.5付20000，2017.1.10付70000。2016年2月17日，王跃文向肖国勤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到肖国勤（身份证3426231969********）人民币壹佰肆拾壹万元整（此款用于南京福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费用以2011年银行流水为证）。于2016年年底归还。此据借款人王跃文（手印）2016年2月17日身份证：3426231964××××××××”。2017年7月20日，肖国勤、王跃文、张从春复写签署“情况说明”一份，载明：“现有肖国勤于2011年汇给王跃文人民币壹佰伍拾万元，此款为福地房地产向肖国勤借款，用于福润广场项目的建设，福地房地产已收到壹佰伍拾万元借款，年利息按24%计息。特此说明，南京福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从春。2017年7月20日出借人：肖国勤担保经手人王跃文。”2018年2月11日，王跃文向肖国勤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到肖国勤（身份证：3426231969********）人民币壹佰叁拾肆万元整（1340000.00），借款时间为2018年2月11日至2019年2月10日之前归还。借款人王跃文（手印）2018年2月11日借款人身份证（34262319670811817）。”肖国勤一审中陈述王跃文前后出具的三份借条均系证明福地房地产公司借款和还款情况的，三次借条的金额变化是根据还款情况变化的，与2013年3月22日借条原件背面记载的还款时间、金额相对应，相一致。王跃文提出三份借条是想向肖国勤借款，但未实际交付。一审另查明，2016年3月30日，一审法院作出（2016）苏0116民破3号民事裁定书受理申请人南京家乐家商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对福地房地产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同日，一审法院作出（2016）苏0116民破3-1号决定书，指定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担任南京福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进行民事活动应当遵守合法约定。本案借贷法律关系是福地房地产公司通过王跃文向肖国勤借款，肖国勤通过银行转账90万元至福地房地产公司法定代表人张从春帐户，另交付现金60万元。王跃文虽然否认，但通过其本人前后三次向肖国勤出具的借条，以及肖国勤、张从春、王跃文三方签署的“情况说明”，能够证实2011年肖国勤通过王跃文共向福地房地产公司出借150万元的事实。“情况说明”再次确认借款事实，明确借贷中三方各自的地位。即出借人肖国勤，借款人福地房地产公司，担保人王跃文。“情况说明”虽然签署于2017年7月20日，福地房地产公司已进入破产清算程序，但该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张从春确认破产前债务并不违反法律规定，王跃文、福地房地产公司管理人主张张从春在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后签署确权证明违反法律规定，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王跃文前后出具三份不同数额的借条，反映出福地房地产公司曾经还款情况，并得到肖国勤认可，一审法院确认福地房地产公司尚欠借款本金134万元的事实。肖国勤主张归还借款本金134万元，予以支持。张从春系福地房地产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其以企业名义与出借人签订借贷合同且所借款项均打入其个人帐户，福地房地产公司管理人反映该借款未进入公司财务，故肖国勤请求将其列为共同被告承担还款责任，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王跃文先后向肖国勤出具借条，又在“情况说明”明确其为担保经手人。肖国勤也以王跃文为担保人诉讼其担保责任，并未依据借条要求其承担还款责任。王跃文在“情况说明”担保经手人栏签名，已确认其担保人身份。“情况说明”中王跃文未约定保证方式，应按照连带责任担保承担保证责任。王跃文主张担保系他人事后在“情况说明”中加写，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王跃文在实际承担清偿责任后，有权向张从春追偿。汤德平系王跃文妻子，因王跃文在本案借款中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故其不承担共同连带责任。肖国勤要求汤德平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利息，王跃文帮助福地房地产公司向肖国勤借款时，双方并未约定利息。王跃文前后出具二份借条均未约定借款利息，且在“情况说明”签署后，2018年2月11日出具的借条中，也未约定利息，而到此时，福地房地产公司已归还16万元本金。张从春在福地房地产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后，可以确认企业破产前债务，但无权增加债务即利息的约定。且《企业破产法》规定，债权人提起破产债权确认之诉，利息只能计算到法院裁定受理破产之日，故张从春在企业进入破产程序后，再约定利息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张从春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肖国勤借款本金134万元；二、确认肖国勤对福地房地产公司享有债权134万元；三、前述一、二项内容不得重复执行，肖国勤在取得福地房地产公司破产债权清算所得款项，应在张从春承担债务清偿中予以扣除；四、王跃文对上述一、二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在实际承担清偿责任后，有权向张从春进行追偿；五、驳回肖国勤要求汤德平承担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六、驳回肖国勤要求承担利息276万元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9600元，由肖国勤负担22740元，张从春、王跃文负担16860元。除对60万元现金交付有异议外，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双方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针对案涉借款的发生，肖国勤陈述，其最早是做木材运输的，从1996年开始开公司卖防盗门、防火门，和王跃文是老乡，同住一个小区。2011年王跃文介绍其借款给张从春。一开始共出借了60万元现金，款项是分几次陆续交付的，大部分是家里的积蓄，一部分是从亲戚家拿的，之后的借款是转账交付的，第一次转账时还让王跃文在汇款凭证上签了字。王跃文陈述，肖国勤确实开公司卖防火门。2009年张从华、张从春向其借款，2010年底连本带息还清，其跟肖国勤说在张从华、张从春处投资可以赚钱，肖国勤就通过其把钱放在张从春处，但其告诉肖国勤把钱直接汇给张从春，汇款时其可以在肖国勤的汇款单上签字。2013年3月22日借条是在2014年出具，肖国勤说算了账还欠146万元，因张从春当时失联，其就跟肖国勤说张从春找不到，其来打借条。2016年2月17日，肖国勤再次找到其要求换条子，其通过张从华找到张从春，跟张从春说肖国勤有账，张从春说他的账丢了，其没有办法，又向肖国勤打了第二张条子，因为感觉第一张条子是在张从春失联的情况下出具，数额可能不对，就在第二张条子上备注以2011年银行流水为准。2018年肖国勤又找到其换条子，其找到张从春，张从春出“情况说明”是想证明钱是张从春用的，本来要将其写成经手人，但肖国勤坚持写成担保人，其看“情况说明”上写“2011年肖国勤汇给王跃文150万元”，但2011年肖国勤没有汇给其150万元，其认为打这个条子不用承担担保责任，就签了字。2014年到2016年，其从张从华处一共要到20余万元，其中16万元给了肖国勤，就是借条背面记载的时间和数额，所以在2018年2月11日出了134万元的条子。二审中，王跃文变更上诉请求，要求改判其仅对74万元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理由是其没有收到60万元现金。根据双方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肖国勤主张的案涉60万元现金借款有无交付。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本案肖国勤主张通过王跃文出借款项给福地房地产公司、张从春共计150万元，其中60万元现金陆续交付给王跃文，90万元转账给张从春，王跃文否认收到60万元现金，双方就此产生争议。综合双方提交的证据及双方当事人陈述，本院认为，肖国勤的主张具有高度可能性，理由如下：首先，王跃文对于肖国勤通过其介绍借款给福地房地产公司、张从春没有异议。针对60万元现金交付，肖国勤就款项的来源及款项交付等做了详细陈述，其陈述具有合理性。王跃文亦认可肖国勤是开公司的，故介绍肖国勤将款项出借给张从春，说明肖国勤有一定的款项出借能力。其次，案涉借款发生后，王跃文先后数次出具借条，对借款金额予以确认，根据王跃文二审中的陈述，肖国勤每次找其出具借条或更换借条，其都会与张从春取得联系（仅有一次未联系到），其抗辩称因张从春账目混乱，其不知道案涉借款的具体金额，故在借条上备注以银行流水为准，与其每次借条金额有所变化，相互矛盾。而根据其出具的借条，其每张借条金额的变化与其还款的时间和金额能够对应，说明其对60万元现金交付一直是认可的，其在本案诉讼发生后否认收到60万元现金，未能就数次出具借条以及借条金额不断变化做出合理解释，本院对此不予采信。最后，张从春出具“情况说明”时，肖国勤、王跃文、张从春三方均在场，根据肖国勤与王跃文的陈述，张从春出具“情况说明”的主要目的是对借款金额以及各方法律地位的确认，该证据说明张从春作为实际用款人对借款金额是确认的，王跃文称“张从春账目混乱，不确定借款金额”，与张从春出具“情况说明”确认借款金额的事实不符。一审法院基于以上事实分析，认为肖国勤的主张具有高度可能性，认定案涉60万元借款已交付，于法有据。综上，王跃文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法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800元，由王跃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晗庆审判员  李 剑审判员  张殿美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王宇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