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民终54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案外人）：袁婷，女，1983年6月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二街**。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瑞君，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杰，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申请执行人）：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堂支行，住所地四川省金堂县赵镇十里大道一段**。 负责人：尹华峰，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巍，女，该行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尚杰，男，该行工作人员。 原审第三人（被执行人）：成都乐泰隆商贸有限公司，住，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蓝天路**/div> 法定代表人：朱志诚，经理。 原审第三人：成都中地行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二街**蜀都中心****楼2803div> 法定代表人：钱雪，经理。 原审第三人：张承军，男，1980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住，住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div> 原审第三人：四川链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住所地四，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锦城大道**v> 法定代表人：党杰，经理。 上诉人袁婷因与被上诉人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堂支行（以下简称成都农商行金堂支行）及原审第三人成都乐泰隆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泰隆公司）、成都中地行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地行公司）、张承军、四川链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链家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四川省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川20民初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袁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杰、周瑞君，被上诉人成都农商行金堂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尚杰、宋巍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乐泰隆公司、中地行公司、张承军、链家公司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进行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袁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支持袁婷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均由成都农商行金堂支行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存在严重错误。（一）袁婷与乐泰隆公司签订的《商铺租赁合同书》不是“以租抵债”的债权债务合同关系，应当依法认定为房屋租赁合同关系。现行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等并未对“以租抵债”的形式及内涵进行任何规定或解释，从字面意思理解，“以租抵债”至少要债权债务人双方达成合意，以债权直接换取房屋的使用权。本案中，袁婷与乐泰隆公司从未达成明确的“以租抵债”的合意，双方是对案涉房屋的租赁事宜达成一致，形成的是明显的租赁关系。（二）“以租抵债”不构成租赁关系，不适用“买卖不破租赁”的观点存在争议，该观点并未经司法文件或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予以确认。（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一条之规定，袁婷已经在人民法院查封前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租赁合同并占有使用该不动产，且没有与被执行人恶意串通，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承租被执行的不动产或者伪造交付租金证据的情形，袁婷作为承租人依法享有的承租权应当得到保护。二、一审法院剥夺了袁婷的辩论权，审理程序严重违法。一审开庭审理时，因成都农商行金堂支行未在法院通知时间内出席庭审，一审法院依法进行缺席审判，但一审判决中对成都农商行金堂支行缺席庭审的事实只字不提，却记载大篇幅的成都农商行金堂支行的答辩内容。一审法院并未将成都农商行金堂支行提交的答辩意见交由袁婷质证、辩论，剥夺了袁婷的辩论权，程序违法，进而导致一审判决丧失公平性，依法应予纠正。 成都农商行金堂支行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袁婷与乐泰隆公司签订的《商铺租赁合同书》，名为租赁实为抵债，该合同订立的真实意思及核心目的是抵偿中地行公司的招商佣金，其法律后果是向袁婷转让收取租金的权利，而非袁婷对案涉房屋行使占有、使用、收益等承租使用权为目的，此种情形完全改变了租赁合同关系中出租人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使用、收益，承租人须支付租金的本质特征，因此，该租赁合同不适用“买卖不破租赁”原则。二、袁婷与被执行人乐泰隆公司明显恶意串通、倒签日期、伪造证据，严重损害申请执行人抵押权的实现，依法应当认定为无效。首先，一审中，袁婷提交的交付租金、押金的收据复印件，明显与事实不符。案涉《商铺租赁合同书》载明，乐泰隆公司系在无法支付招商代理佣金的情况下，与袁婷达成以租抵债协议，袁婷不可能向乐泰隆公司支付租金、押金，且根据袁婷及其代理人当庭及执行过程中所作陈述，其自始至终没有向乐泰隆公司支付租金，而乐泰隆公司却出具加盖公司财务专用章的收据两份，串通恶意明显。其次，袁婷自始至终无法提供自租赁合同签订日即2013年10月8日至2014年10月期间交纳物业服务费的相关转账凭证、收据。由此可知，2014年3月乐泰隆公司将案涉房屋办理抵押登记时，袁婷与乐泰隆公司根本未达成租赁合意，也未实际占有使用案涉房屋。因此，双方明显恶意串通、倒签日期，损害抵押权人成都农商行金堂支行的合法权益，依法应认定为无效。 乐泰隆公司、中地行公司、张承军、链家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陈述意见。 袁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不予执行四川省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川20执异18号执行裁定第二项裁定即“袁婷、张承军、四川伊诚房地产经纪公司对其占有的乐泰隆公司名下位于成都市锦江区商业房屋拍卖后，自行腾退交付买受人”；2.撤销四川省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川20执异18号执行裁定；3.确认袁婷与乐泰隆公司于2013年10月8日签订的关于成都市锦江区1栋1号101号房屋的《商铺租赁合同书》有效，袁婷有权继续按照《商铺租赁合同书》的约定承租租赁物业并有权将租赁物业进行转租；4.确认袁婷与张承军、链家公司（曾用名“四川伊诚房地产经纪公司”）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有效；5.判令袁婷、张承军、链家公司无须在租赁物业拍卖后进行腾退；6.本案诉讼费全部由成都农商行金堂支行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成都农商行金堂支行与乐泰隆公司于2013年10月24日签订了《抵押合同》，约定乐泰隆公司提供名下位于成都市锦江区的商业地产（1层101号面积为2245平方米、2层201号面积为2454.5平方米、3层301号面积为2449.17平方米、4层401号面积为2455.32平方米、5层501号面积为2572.09平方米）为四川省通业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业建设公司）的借款提供抵押担保，在办理抵押登记后，成都农商行金堂支行向借款人通业建设公司发放了贷款。自2014年8月起，因通业建设公司未按约归还贷款本息，2014年11月成都农商行金堂支行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后经调解结案后通业建设公司仍未按约还款，2015年6月成都农商行金堂支行申请执行，后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定该院执行。2019年2月，该院恢复该案执行，执行案件号为（2019）川20执恢5号；执行中，该院依据成都农商行金堂支行的申请对乐泰隆公司名下位于成都市锦江区的商业房产进行评估；该院（2019）川20执恢5号通知书对上述处置资产上存在的租赁合同认定有效（即拍卖后买受人要继续认可该租赁关系）。 2019年8月，成都农商行金堂支行以乐泰隆公司与袁婷签订的租赁合同不真实为由向该院提起异议，要求撤销（2019）川20执恢5号通知书对该租赁有效的认定，并确定法院对乐泰隆公司名下抵押房产进行拍卖时，袁婷与张承军、四川伊诚房地产经纪公司所承租争议标的物的租赁权不能对抗买受人，应自行腾退交付买受人。该院作出（2019）川20执异18号执行裁定，认为成都农商行金堂支行表面是对该院执行行为提出异议要求撤销（2019）川20执恢5号通知书，实则是对执行标的（成都市锦江区1栋1层的商业房）租赁合同是否有效提出异议并请求法院确认；该院对租赁合同签订与转租、房屋设置抵押权的真实性仅作形式上、程序性的审查；法院在评估、拍卖中对租赁关系予以认可并对买受人具有约束力应具备以下条件：1.租赁协议设立在抵押设定之前或抵押之后设立的租赁权得到抵押权人的许可；2.实际交付租赁标的物并占有使用；3.给付对价的租金。本案中，袁婷以佣金抵扣租金并无不当，但佣金的真实性及2013年10月起对租赁标的物的占有及使用需要其举证证明，其没有完整举证，故对袁婷与乐泰隆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以及其与张承军、四川伊诚房地产经纪公司签订的转租合同不予认可，并对该院（2019）川20执恢5号通知书中对上述处置资产认定租赁合同有效予以纠正，对成都农商行金堂支行提出的异议请求应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一条规定，裁定：一、撤销该院作出的（2019）川20执恢5号通知书中对袁婷与乐泰隆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以及其与张承军、四川伊诚房地产经纪公司签订的转租合同有效性的认定；二、袁婷、张承军、四川伊诚房地产经纪公司对其占有的乐泰隆公司名下位于成都市锦江区商业房在房屋拍卖后，自行腾退交付买受人。袁婷不服裁定，向该院提起本案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公开的工商登记信息表明，袁婷系中地行公司大股东，持股比例60%，最终受益人；该公司另一股东钱雪持股40%，为公司法定代表人，与袁婷系夫妻关系。袁婷与乐泰隆公司签订的租赁协议系抵偿中地行公司的佣金。袁婷的行为应当认定为代表中地行公司的行为。在执行笔录中袁婷明确表述“中地行公司一直在为乐泰隆公司招商，但乐泰隆公司欠中地行公司的招商佣金，后就用这个房租来抵的佣金”；从股东构成分析，作为大股东，对公司有控制权；从租金的履行情况分析，直接抵偿债权，并没有实际向出租人履行；从房屋使用情况分析，将房屋转租，并没有实际享有房屋的使用权。 房屋租赁合同是指房屋出租人将房屋提供给承租人使用，承租人定期支付租金，并于合同终止时将房屋归还给出租人的协议。故承租人缔约的目的是取得房屋的使用权，出租人则是为了收取租金。而本案中，袁婷与乐泰隆公司签订的租赁协议，是用使用权益偿还乐泰隆公司所欠债务，是为了使袁婷作为大股东所实际控制的中地行公司的债权得到清偿，可见，租赁协议是债务人以其房屋使用权抵偿欠款的合同之债，不同于出租人与承租人之间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因此，应当认定袁婷与乐泰隆公司签订的租赁协议为债权债务合同关系而非房屋租赁合同。根据上述分析，本案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的“买卖不破租赁”原则。因此，对袁婷以租赁协议提出对本案所涉房屋享有的使用权优先而不腾退房屋的主张应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二条、第二百二十九条规定，判决：驳回袁婷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00元，由袁婷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袁婷提交了下列证据： 1.（2015）资执字第112号《协助执行通知书》，拟证明：2015年11月27日，四川省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向袁婷发出协助执行通知，要求袁婷暂停向乐泰隆公司支付租金。 2.（2019）川20执恢5号《提取租金通知书》以及袁婷的《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全部交易明细》，拟证明：袁婷按照四川省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要求，将案涉房屋2017年10月11日至2019年10月10日的租金支付至该院。 3.四川华玮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镏金岁月物业服务中心出具的《情况说明》，拟证明：案涉房屋的物业服务费等已交清。 成都农商行金堂支行质证意见：对证据1、2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证据3的真实性不予认可。 本院认证意见：对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因该证据形成于2015年11月27日及之后，并不能达到证明袁婷在案涉房屋办理抵押登记之前已实际占有该房屋的证明目的，故与本案争议事实的认定没有关联性，应不予采信。对证据3，因成都农商行金堂支行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而该《情况说明》上并无单位负责人及出具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盖章，且本案中袁婷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其本人在案涉房屋办理抵押登记之前已实际交纳了该房屋的物业服务费，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应不予采信。 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根据本案现有证据，本院另认定下列事实： 一、2013年1月4日，乐泰隆公司与中地行公司签订《【镏金岁月】项目招商代理合同》，约定乐泰隆公司暂定委托中地行公司为“镏金岁月”项目的招商代理机构，项目地上共计5层，地下**，总建筑面积约12176.33平方米；委托期限3个月，自2013年1月4日至2013年4月3日止，本合同期满之前15天，乐泰隆公司未通知中地行公司本合同委托期限届满终止本合同的，本合同期限自动顺延3个月；中地行公司以乐泰隆公司名义与第三方签订物业租赁合同视为完成委托任务，乐泰隆公司应当向中地行公司支付相当于乐泰隆公司与第三方签订物业租赁合同2个月租金报酬，支付时间是乐泰隆公司与第三方签订物业服务合同之日起10日内。 二、2013年9月10日，中地行公司向乐泰隆公司提交了一份《镏金岁月佣金申请结算表》，载明截至2013年10月招商商家包括“氧气健身”“心田花开”“大合仓”“建设银行”“平安保险”；乐泰隆公司应当向中地行公司支付招商佣金3171018.18元。乐泰隆公司于2013年10月8日在该《镏金岁月佣金申请结算表》上盖章确认。 三、本案审理中，袁婷提交了一份其于2013年10月8日与乐泰隆公司签订的《商铺租赁合同书》，该合同主要约定乐泰隆公司出租给袁婷的商铺位于成都市锦江区，面积232平方米；租赁期限为11年（自2013年10月12日起至2024年10月11日止）；租金每月每平方米100元，第4年租金开始递增5%；自签订协议之日起，双方形成租赁关系，计收租金期限自2014年10月11日开始，前三年租金一次性支付，从第4年开始按每年度支付租金；因本商业周边尚未成熟，乐泰隆公司同意给袁婷免租期和装修期合计12个月，即自2013年10月12日起至2014年10月11日止，在此期间袁婷免交租金，但应支付相应装修管理费、物业管理费等相关费用；合同签订后15日内，袁婷应向乐泰隆公司支付44080元作为押金；袁婷在租赁期间，有权将房屋部分或全部转租、转借给第三者，所产生的收益归袁婷所有。该合同第十三条“补充条款”载明：……乐泰隆公司将其名下拥有的该商铺以租金100元／平方米的价格出租给中地行公司股东袁婷，该商铺的经营收益权、对外出租、转租转让的租赁收入归袁婷所有，2014年10月11日至2017年10月10日的租金835200元，用于支付中地行公司前期拖欠招商佣金。2017年10月10日以后的租金按租赁合同的付款方式逐年支付给乐泰隆公司。 四、乐泰隆公司于2013年10月20日向袁婷出具了《收据》两张，分别载明：“收到商铺租金（2014年10月11日至2017年10月10日）835200元”“收到商铺押金44080元”。本案审理中，袁婷认可其未实际向乐泰隆公司支付款项，而是以乐泰隆公司欠付中地行公司的招商佣金冲抵租金、押金。 五、2015年11月11日，袁婷与链家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主要约定袁婷将坐落于成都市锦江区房屋租赁给链家公司，租赁面积137平方米，租赁期限5年（自2015年11月12日至2020年12月11日，2015年11月12日至2015年12月11日为免租期，供链家公司装修）；2015年12月11日至2016年12月11日租金为36533.33元／月……。 2016年11月30日，袁婷与张承军签订《房屋租赁合同》，主要约定袁婷将坐落于成都市锦江区房屋租赁给张承军，租赁面积95平方米，租赁期限3年（自2016年12月1日至2019年11月30日）；租金按每月210元／平方米计算，逐年递增5%。 六、中地行公司的股东为袁婷（占股60%）、钱雪（占股40%）。 七、成都农商行金堂支行与乐泰隆公司签订案涉《抵押合同》之后，于2014年3月10日就约定的部分抵押物即位于成都市锦江区房屋（包含案涉房屋）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并取得成房他证他权字第××号房屋他项权证。 本院认为，本案系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关于“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之规定，袁婷作为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案涉执行标的即位于成都市锦江区房屋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袁婷主张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一条之规定，其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就案涉房屋与乐泰隆公司签订合法有效的租赁合同并占有使用该房屋，并且没有与乐泰隆公司恶意串通，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承租案涉房屋或伪造交付租金证据的情形，袁婷作为承租人依法享有的承租权应得到法律保护。 执行异议之诉设定的目的在于对特定主体基于执行标的上特定权益的特别保护，因此，其权益层级的判断依据是实体法。但是，在法律、司法解释对于执行异议之诉中案外人享有的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类型、范围及条件等无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对案外人就执行标的所主张的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断标准，可以参照执行异议审查程序中对案外人实体权利的判断标准进行审查。 案涉房屋登记在被执行人乐泰隆公司名下，申请执行人成都农商行金堂支行对案涉房屋依法享有抵押权。本案中，袁婷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本质是为了在租赁期限内阻止向受让人移交占有的被执行人不动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九十条关于“订立抵押合同前抵押财产已出租的，原租赁关系不受该抵押权的影响。抵押权设立后抵押财产出租的，该租赁关系不得对抗已登记的抵押权”之规定，同一财产上租赁权与抵押权并存时，两者的关系根据设立的先后，具有不同的对抗效力。租赁权成立在先而抵押权成立在后的情形，租赁权可以对抗抵押权；抵押权登记设立在先而租赁权成立在后的情形，已经登记的抵押权可以对抗该租赁关系。租赁权是基于租赁合同产生的对租赁物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前述规定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二十九条关于“租赁物在租赁期间发生所有权变动的，不影响租赁合同的效力”所确立的“买卖不破租赁”原则的体现和贯彻，但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九十条的立法目的，并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一条第一款关于“承租人请求在租赁期内阻止向受让人移交占有被执行的不动产，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租赁合同并占有使用该不动产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在执行法院为实现抵押权而对抵押物采取执行措施并涤除在租赁物上租赁关系时，承租人请求在租赁期限内阻止向受让人移交占有的被执行人不动产的，应当符合下列情形：一是承租人在抵押登记之前已经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租赁合同；二是承租人在抵押登记之前已经依据该书面租赁合同占有使用该租赁物。 具体到本案中，首先，关于袁婷在案涉房屋办理抵押登记之前是否已经就该房屋与乐泰隆公司建立了合法有效的租赁合同关系的问题。成都农商行金堂支行于2013年10月24日与乐泰隆公司签订《抵押合同》，约定乐泰隆公司以其位于成都市锦江区的商业地产（包括案涉房屋）为通业建设公司的借款提供抵押担保，并于2014年3月10日就案涉房屋办理了抵押登记。虽然袁婷提交了其于2013年10月8日与乐泰隆公司就案涉房屋签订的《商铺租赁合同书》，但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乐泰隆公司与中地行公司之间基于案涉房屋所在“镏金岁月”项目所签订的《【镏金岁月】项目招商代理合同》的约定以及双方签署的《镏金岁月佣金结算表》，双方确认截至2013年10月乐泰隆公司应向中地行公司支付招商代理佣金3171018.18元。袁婷为中地行公司的控股股东，其与乐泰隆公司签订的《商铺租赁合同书》中明确约定乐泰隆公司2014年10月11日至2017年10月10日应收租金835200元用于支付拖欠中地行公司前期招商佣金。袁婷也认可并未实际支付租金835200元，而以租金冲抵乐泰隆公司所欠中地行公司的招商代理佣金。由此可见，双方之间签订的该《商铺租赁合同书》实质是乐泰隆公司以其房屋使用权益抵偿所欠中地行公司的招商代理佣金，其目的是为了使袁婷作为大股东所控制的中地行公司的债权得到清偿，双方之间就此建立的是以房屋使用权益抵偿债务的合同之债，显然不同于出租人与承租人之间建立的租赁合同关系。因此，综合分析袁婷所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尚不足以达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关于“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规定的认定袁婷在案涉房屋办理抵押登记之前已与乐泰隆公司就该房屋建立了合法有效的租赁合同关系的事实存在“高度可能性”的标准。 其次，关于袁婷是否在案涉房屋办理抵押登记之前占有该房屋的问题。本案中，虽然袁婷提交的案涉《商铺租赁合同书》载明的签订时间为2013年10月8日，约定的租赁期限为2013年10月12日至2024年10月11日止。但是，在成都农商行金堂支行对其实际占有案涉房屋的时间提出异议的情况下，袁婷应当提供相对较为客观的第三方证据，如物业管理费等交费凭据证明其主张。然而，袁婷并未提供其在2014年3月10日案涉房屋办理抵押登记之前已交纳了该房屋物业服务费和水电费等的证据，且其提交的将案涉房屋转租他人使用的租赁合同均签订于案涉房屋办理抵押登记之后，因此，综合分析袁婷所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同样尚不足以达到认定其在案涉房屋办理抵押登记之前已合法占有该房屋的事实存在“高度可能性”的标准。 综合前述分析，袁婷提交的本案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其在案涉房屋办理抵押登记之前已与乐泰隆公司建立了真实合法有效的房屋租赁合同关系并实际占有该房屋，故袁婷请求在租赁期限内阻止向受让人移交占有的案涉房屋，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袁婷与乐泰隆公司签订的租赁协议为债权债务合同而非房屋租赁合同，本案不适用“买卖不破租赁”原则，并据此对袁婷关于其对本案所涉房屋享有的租赁权优先而不腾退房屋的主张不予支持，并无不当，应予维持。 另外，关于袁婷上诉主张一审法院剥夺其辩论权，审理程序违法的问题。经查，本案一审开庭审理时，除原告袁婷到庭参加诉讼外，被告成都农商行金堂支行及第三人乐泰隆公司、中地行公司、张承军、链家公司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一审法院依法进行缺席审理并无不当。一审法院在审理中依法进行了法庭调查、法庭辩论，袁婷也进行了举证并发表了辩论意见。成都农商行金堂支行虽未参加庭审，但其在此之后提交了书面意见。一审法院在判决中载明成都农商行金堂支行的答辩意见，并根据袁婷的起诉请求及事实理由、提交的相关证据以及成都农商行金堂支行提交的答辩意见，综合分析并认定本案事实，依法作出判决，并无不当。因此，袁婷关于一审法院剥夺其辩论权，程序违法的上诉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袁婷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恰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00元，由袁婷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周述蓉 审 判 员 朱文京 审 判 员 徐堂富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五日 法官助理 李悦韬 书 记 员 易 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