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夹江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1126民初758号 原告：周文华，男，1968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住夹江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翔，四川上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余三明，男，1973年9月1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犍为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诗意，四川坤宏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乐山市五通桥区鑫甘氏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乐山市五通桥区冠英镇创业街（玉津花城）**，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11125607168590。 法定代表人：范树忠。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钦贵，男，公司员工。 第三人：狮桥融资租赁（中国）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一大街**泰达******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6592903165X。 法定代表人：万钧。 委托诉讼代理人：龙小兵，男，公司员工。 原告周文华与被告余三明、乐山市五通桥区鑫甘氏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甘氏公司）、第三人狮桥融资租赁（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狮桥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周文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翔，被告余三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诗意，被告鑫甘氏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钦贵，被告狮桥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龙小兵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周文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确认原告与被告余三明于2017年6月25日签订的《二手车辆交易协定书》无效；2.判令被告余三明立即退还原告购车款33.8万元，并支付原告违约金5万元；3.判令被告乐山市五通桥区鑫甘氏运输有限公司对上述第二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支付责任；4.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诉讼中，原告将第一项诉讼请求变更为判令解除原告与被告余三明于2017年6月25日签订的《二手车辆交易协定书》。事实与理由：2017年6月25日，原告与余三明在夹江县鑫锐旧车信息咨询服务部签订了《二手车辆交易协定书》，约定余三明将其所有挂靠在鑫甘氏公司名下的车辆川Ｌ×××××号、川Ｌ×××××以33.8万元的价格通过内转方式卖给原告。《二手车辆交易协定书》签订之后，余三明将车辆交付给原告，原告也将购车款全部支付了给余三明。2017年7月4日，原告与鑫甘氏公司签订了《车辆挂靠经营合同》，合同约定，甲方无权将此资产进行抵押、转让等有损乙方的任何行为。2018年6月12日晚上12时，原告驾驶的川Ｌ×××××号、川Ｌ×××××被第三人扣留，并存放在第三人公司处。通过原告调查，被告余三明卖给原告车辆的抵押权人系第三人狮桥公司，余三明处置车辆行为未经第三人许可，其处置行为属于无效行为。被告鑫甘氏公司明知该车辆在2016年3月14日就抵押给第三人，还与被告余三明恶意串通，与原告签订《车辆挂靠经营合同》，导致原告错误支付了33.8万元购车款，且还得不到该车辆的物权以及使用权，其应当对购车款的返还承担连带责任。综上，两被告的行为给原告造成极大的损失，原告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只能诉至贵院，望判如所请。原告在庭审中补充以下意见：1.案涉车辆已在2016年抵押给第三人，余三明将车辆出卖给原告的行为，根据担保法第49号，该行为无效。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买卖合同的司法解释》第三条，合同应当解除，被告余三明应退还车款。3.鑫甘氏公司在车辆交易过程中知晓车辆已被抵押，刻意隐瞒事实，且余三明与鑫甘氏公司签订挂靠协议形成挂靠关系，收取利益应承担连带责任。4.被告余三明不是案涉车辆的所有权人，无权请求车辆折旧费，否则构成不当得利。此外，原告主张使用案涉车辆的时间为2017年7月4日至2018年6月13日。 余三明辩称:1.案涉车辆系余三明于2017年2月7日在朱大军手中购买的，购买的车价为35.6万元，是通过内转方式购买，购买后以余三明的名义挂靠在鑫甘氏公司。原告与余三明于2017年6月25日签订《二手车辆交易协定书》约定将案涉车辆仍然通过内转的方式又卖给原告，在此期间，原告是知道案涉车辆的法定车主为鑫甘氏公司，实际车主为余三明。签订后，余三明积极履行协定书约定的义务，将案涉车辆交付给原告，原告也履行协定书的义务，支付了相应购车款。该合同各方的权利义务早已履行完毕，合同也是真实合法有效的。余三明在从朱大军处购车时，对车辆的抵押情况毫不知情，倘若余三明对抵押情况是明知的，其根本不会购买该车，一直到余三明经营不善需要转卖车辆时，都不知道车辆已经被抵押，而是在周文华买车后，车辆被拖走才知道。故根本不存在与鑫甘氏公司恶意串通将车出卖给周文华的事实。从原告提交的登记证书可以看出，案涉车辆是2016年3月16日办理的抵押登记，也就是在余三明购车前已经办理，所以余三明也是本案的受害者。原告在购车后与鑫甘氏公司签订了挂靠合同，并且经营该车长达一年的时间，我方有理由认为原告对车辆抵押的事实是早已经清楚的，所以不应认定《二手车辆交易协定书》无效；2.根据鑫甘氏运输有限公司与原告签订的车辆挂靠经营合同，明确载明：鑫甘氏运输有限公司无权将此资产进行抵押、转让、出卖等任何有损周文华的行为，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和损失由鑫甘氏公司承担。本案中，案涉车辆发生抵押登记行为，只有登记车主鑫甘氏公司才能去办理，故此，因抵押登记行为产生的责任和损失应当由鑫甘氏公司独自承担；3.假如法院认定《二手车辆交易协定书》无效，余三明认为购车款33.8万元不应全额进行返还，原告用车一年的时间，应当扣除相应的贬值损失61881元，营运损失22万元。同时，原告在购车时，自身也存在一定的过错，对于车辆是否进行抵押登记，其应当事先进行了解或者查实，或者要求出具车辆登记证书，所以余三明不应当承担原告的违约金，在认定退还购车款的金额时也应当对原告的过错程度进行考虑。法院即便认可协定书无效，则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在余三明退还购车款的同时，原告应当返还案涉车辆给余三明。 鑫甘氏公司辩称，1.鑫甘氏公司的法人是在2017年7月12日变更的，变更前的法人是戚霞，变更后的法人是马健，股权转让合同是在2017年7月9日签订的，合同约定：转让前公司所有的债权、债务由原股东承担，转让后的债权、债务有现任股东承担。而周文华的《车辆挂靠经营合同》是在2017年7月4日签订的，现法人并不知晓当时的具体情况，原法人也没有告知该事件的具体情况。2.该车辆从罗少云转卖给朱大军，朱大军又转卖给余三明，再由余三明转卖给周文华，该车经过几次转卖，都是由前任法人、卖主与买主、狮桥公司他们之间联系的，转让后的公司法人并不知晓。3.公司只是名义车主，车辆是实际车主的，车主对车辆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车辆的买卖是车主自己事。况且，狮桥公司是自己同车主联系还贷款的事，公司只是协助催收，并且转让后的公司从来没有听说或者收到过该车辆还欠狮桥公司的任何款项和信息。4.狮桥公司并没有证据证明鑫甘氏公司对涉案车辆进行还款的证据。综上所述，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要求被告鑫甘氏公司承担连带支付责任的请求。 狮桥公司陈述，1.案涉二手车辆交易协定书无效，因涉案车辆的唯一所有权人为第三人，2016年3月15日，第三人作为出租人与承租人鑫甘氏公司签订了融资租赁合同，将涉案车辆出租给鑫甘氏公司，并依法办理了抵押登记，合同约定租赁期间为2年，即从2016年3月15日至2018年3月25日，租赁期间出租人是租赁物件的唯一所有权人，故在2017年6月份原告与余三明所签订的关于该租赁物的交易协议，属于无权处分行为；2.承租人鑫甘氏公司在整个交易行为中存在欺骗行为，对原告的损失承担过错责任；3.案涉车辆被我公司拖回后已经变卖处置，现在案涉车辆无法找到。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3月14日，鑫甘氏公司作为登记机动车所有权人在四川省乐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为川Ｌ×××××号车和川Ｌ×××××车办理机动车登记，2016年3月16日，鑫甘氏公司为前述车辆办理抵押登记，抵押权人为狮桥公司。 2017年6月25日，余三明作为甲方，周文华作为乙方，签订《二手车辆交易协定书》，该合同载明：“1、经甲、乙双方平等、自愿协商，甲方自愿将车型为解放车现状卖给乙方川Ｌ×××××，乙方自愿购买，甲、乙双方协定价为叁拾叁万捌仟元整，该车上面的零部件和工具一律归买方（属生活用品甲方可拿走）。2、合同书签订后，乙方必须立即交柒万零仟给甲方作为购车定金，由卖方办理下户手续，遇特殊情况另作安排，甲方保证该车有效年检，发动机及大梁号码与车管所原始档案相符，如造成变更，甲方承担一切费用，余款下完户后交档案时付清，车辆方可放行。3、车辆成交后在办理过户手续时间内，由中介方指定地点停放，停车费由乙方支付，钥匙和停车卡交中介方保管。4、自订合同之日起此车以前的债权、债务、国家各项规费及违章由甲方负责承担，以后的由乙方负责承担。5、甲、乙双方签订合同之日后，甲方各种下户手续要齐全，登记证书、行驶证等，甲方要为中介方提供此车挂靠公司盖好各种下户公章表，费用由甲方自理。6、此协议一式三份，甲、乙、中介各执一份，签字生效，互不反悔，如果甲乙双方有一方反悔，视为违约，违约方应赔偿守约方违约金人民币伍万元整，中介误工费贰仟元整。7、中介方只提供信息服务，不承担任何经济与法律责任，中介方按每辆每轴收取乙方壹仟元信息费，此协议在完成过户手续后自行作废，本协议最终解释权归中介方。8、补充事项：此车转户为公司内转，余款十天之内付清。甲方余三明、乙方周文华、中介方张家银签字。” 2017年7月4日，鑫甘氏公司作为甲方，周文华作为乙方签订《车辆挂靠经营合同》，将川Ｌ×××××号车和川Ｌ×××××车挂靠在鑫甘氏公司从事道路运输经营。 2018年6月11日，川Ｌ×××××号车和川Ｌ×××××车被狮桥公司扣留，狮桥公司在庭审中陈述，前述案涉车辆系鑫甘氏公司融资租赁狮桥公司的车辆，融资租赁费尚未付清，车辆所有权根据合同约定应属狮桥公司，狮桥公司已将扣留的案涉车辆变卖处置。 2018年6月13日，周文华向成都市公安局金牛区分局天回派出所报警称其购买的川Ｌ×××××号车和川Ｌ×××××车被他人开走，民警通过定为找到该车，该车系被狮桥公司开走。 2018年8月5日，余三明出具《情况说明》载明：“本人余三明于2017年6月25日与周文华签订了《车辆买卖协议》，将本人车辆川Ｌ×××××，川Ｌ×××××车卖给周文华，本人已将车交付给周文华，周文华也将33.8万元车款全部付清”。 2019年9月26日，周文华以狮桥公司为被告向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决狮桥公司向周文华返还川Ｌ×××××号车和川Ｌ×××××车。2019年12月12日，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津0016民初8486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周文华的全部诉讼请求。该判决书在查明事实部分载明：“原告提供的二手车辆交易协定书，载明系原告与案外人余三明签订，就涉诉车辆的公司内转达成协议。涉诉车辆系乐山市五通桥鑫甘氏运输有限公司通过融资租赁方式自被告处取得，登记在乐山市五通桥鑫甘氏运输有限公司名下，并在车管部门做了抵押登记手续，抵押权人为被告，此后，被告因与乐山市五通桥鑫甘氏运输有限公司发生争议，将涉诉车辆扣走，被告庭审中确认其与乐山市五通桥鑫甘氏运输有限公司并未通过诉讼方式解决争议。” 2020年9月8日，余三明委托成都衡信旧机动车鉴定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川Ｌ×××××号重型半挂牵引车／川Ｌ×××××号重型仓栅式半挂车从2017年6月25日使用至2018年6月13日产生的车辆贬值损失进行鉴定评估。2020年9月10日，该公司作出编号：成衡评报字（2020）第207906号《旧机动车鉴定评估报告书》，鉴定评估意见：川Ｌ×××××号重型半挂牵引车／川Ｌ×××××号重型仓栅式半挂车从2017年6月25日使用至2018年6月13日产生的车辆贬值损失61881元。原告周文华支付鉴定费4000元。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的身份证明材料、《二手车辆交易协定书》、《情况说明》、《车辆挂靠经营合同》、《接（报）处警登记表》、《旧机动车鉴定评估报告书》、鉴定费发票、证人证言以及原、被告的当庭陈述等证据证实。 本院认为，结合查明的案件事实，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本案的争议焦点及认定如下： 一、关于原告周文华与被告余三明签订的《二手车辆交易协定书》应否解除的问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之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本案中，原告周文华与被告余三明于2017年6月25日订立《二手车辆交易协定书》，约定余三明将案涉车辆卖给周文华，合同签订后，余三明向周文华交付了车辆，周文华向余三明支付了车款，双方之间依法成立买卖合同关系。本案中，案涉车辆川Ｌ×××××号重型半挂牵引车和川Ｌ×××××号重型仓栅式半挂车系鑫甘氏公司通过融资租赁从狮桥公司取得，车辆登记在鑫甘氏公司名下，并在车管部门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抵押权人为狮桥公司。被告余三明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其与原告周文华签订车辆买卖合同时，已经取得案涉抵押车辆的所有权或处分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第三条：“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出卖人因未取得所有权或者处分权致使标的物所有权不能转移，买受人要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或者要求解除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余三明在未取得案涉车辆所有权或处分权的情况下与周文华订立车辆买卖合同，属前述法律规定的无权处分，原告周文华主张解除合同，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 二、关于原告周文华与被告余三明签订的《二手车辆交易协定书》解除后双方应履行的义务问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的规定，原告周文华与被告余三明签订的《二手车辆交易协定书》解除后，被告余三明应返还原告周文华购车款，因被告余三明在签订前述合同时未取得案涉车辆所有权，案涉车辆已被抵押权人狮桥公司开走，原告周文华依法不负有返还车辆的义务。原告周文华在2017年6月25日至2018年6月13日期间占有使用案涉车辆获取了使用价值，在使用车辆过程中导致车辆自身价值贬值，因此在被告余三明返还购车款时应扣除车辆在此期间的贬值损失，本院结合合同的性质、公路货物运输车辆的一般运行情况，对成衡评报字（2020）第207906号《旧机动车鉴定评估报告书》鉴定评估意见，案涉车辆的贬值损失61881元，予以确认。原告主张其使用案涉车辆的起始时间为2017年7月4日，无证据证实，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诉称，被告余三明不是案涉车辆的所有权人，贬值损失不应由其扣除。本院认为，被告余三明虽然不是案涉车辆的所有权人，但被告余三明在车辆交付原告周文华前对车辆享有占有、使用等权益，原告周文华在车辆使用期间获得收益导致车辆贬值，该种使用权益不仅限于所有权人，被告余三明在返还购车款时扣除的贬值损失，是对其占有、使用权益的弥补。此外，原告在订立合同时未对车辆的抵押情况在登记部门进行核实，对合同的解除也存在过错，其获得车辆占有期间的使用收益无法律或约定的依据。故，本院对原告的前述意见不予采纳。被告余三明主张应扣除原告使用期间的营运损失22万元。本院认为，被告余三明未取得案涉车辆所有权或处分权与原告周文华签订车辆买卖合同，对合同解除存在过错，且其主张的前述营运损失也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故本院对该主张不予支持。原告周文华支付的鉴定费4000元，系原告周文华与被告余三明在合同解除后处理返还车款时产生的必要费用，本院结合原告周文华与被告余三明在合同解除中存在的过错等因素，酌情认定由原告周文华承担2000元，由被告余三明承担2000元，该费用在返还的购车款中一并抵扣后，被告余三明应返还原告周文华的购车款为338000元-61881元+2000元=278119元。 二、关于被告余三明应否支付原告周文华违约金50000元的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十六条：“买卖合同因违约而解除后，守约方主张继续适用违约金条款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处理。”虽然前述法律规定，买卖合同因违约而解除后，守约方可以主张继续适用违约金条款，但适用违约金条款也应依照合同双方的意思自治，按照合同双方就违约金支付情形达成的合意，认定是否应当支付违约金。本案中，原告周文华与被告余三明在《二手车辆交易协定书》中约定支付违约金的情形为“签字生效，互不反悔，如果甲乙双方有一方反悔，视为违约，违约方应赔偿守约方违约金人民币伍万元整，中介误工费贰仟元整。”由此可见，被告余三明在未取得案涉车辆所有权或处分权的情况下与原告订立前述车辆买卖合同，并不符合双方支付违约金的约定情形。因此，本院对原告主张被告应支付违约金50000元的请求，不予支持。 三、关于原告周文华主张被告鑫甘氏公司应对被告余三明返还的购车款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原告周文华与被告余三明系车辆买卖合同的双方当事人，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合同解除后购车款的返还是买卖合同双方根据合同的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由收款方将款项返还付款方，对已经履行的合同恢复原状的一种法定义务。被告鑫甘氏公司不是案涉车辆买卖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不具有前述法定义务。此外，连带责任系法定责任，原告周文华主张被告鑫甘氏公司应对被告余三明返还的购车款承担连带责任亦无法律依据。故，本院对原告的前述主张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第三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解除原告周文华与被告余三明于2017年6月25日签订的《二手车辆交易协定书》； 二、被告余三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周文华购车款278119元； 三、驳回原告周文华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3560元，由原告周文华负担1032元，由被告余三明负担2528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吴刘壮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一日 法官助理 艾文雁 书 记 员 罗 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