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平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1322民初2591号原告：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建平县分公司，住所地建平县叶柏寿镇万寿路**。法定代表人：郑宏志，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俊岗，辽宁东宝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崔树才，男，1960年8月29日出生，汉族，住建平县。第三人：建平县利民劳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建平县老干部局**法定代表人：霍文莲，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振宪，辽宁辰阳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朝阳市隆源劳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朝阳市开发区龙泉大街二段****法定代表人：马立杰，经理。第三人：朝阳市乾源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住所地朝阳市双塔，住所地朝阳市双塔区文化路三段**（书香欣院**iv styl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法定代表人：桑玉芹，经理。第三人：沈阳纵贯通信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沈阳市沈北，住所地沈阳市沈北新区耀阳路**iv styl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法定代表人：邹红星，经理。原告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建平县分公司（以下简称“原告公司”）与被告崔树才、第三人建平县利民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民公司”）、第三人朝阳市隆源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源公司”）、第三人朝阳市乾源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乾源公司”）、第三人沈阳纵贯通信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纵贯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作出（2019）辽1322民初4717号民事判决书后，隆源公司、崔树才对该判决不服提起上诉。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辽13民终44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本院作出的上述民事判决，发回本院重审。本院立案后，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俊岗，被告崔树才，第三人利民公司法人代表霍文莲及该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振宪，第三人隆源公司法人代表马立杰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乾源公司、纵贯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依法撤销建平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建劳人仲裁字[2018]197-1号劳动争议仲裁裁决书，判决驳回被告崔树才对我公司的所有仲裁请求；2、被告承担本案一切费用。事实和理由：建平县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建劳人仲裁字[2018]197-1号裁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该裁决并驳回被告对我公司的所有仲裁请求。一、原告公司与崔树才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2005年7月，原告公司即与崔树才之间解除了劳动关系，并且于此同时，崔树才与利民公司签订了新的劳动合同，与该公司确定了劳动关系。被告与利民公司签合同完全是其自愿的，与原告公司无关。被告与利民公司的合同到期后，又相继与乾源公司、隆源公司签订了合同，与这两个公司建立了劳动关系，但均与原告公司无关。二、崔树才若主张解除劳动合同的相应责任，应向最后一个用工单位隆源公司予以主张。从仲裁卷宗中可以看出，崔树才的工作历史和签订的相应劳动合同，其最后一家用人单位是隆源公司，他解除合同也是在这家公司解除的，若有任何纠纷都应向这家公司主张，与联通公司无关。三、仲裁裁决书多次称：应联通公司要求与各个劳务公司签订合同与事实不符，也缺乏证据证明。联通公司与崔树才于2005年7月解除劳动合同后，崔树才即成为自由人，与联通公司即没有任何关系，原告公司不可能再去要求他与劳务公司签订合同，也没有证据能证明。四、仲裁认定原告公司与崔树才之间存在20年的劳动关系、认定联通公司规避劳动合同法，即没有事实依据，也缺乏法律支持。本案存在崔树才与多个劳务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这些劳动合同可以证明崔树才与这些单位之间的劳动关系，认定联通公司规避劳动合同法根本没有法律支持。五、崔树才的主张也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仲裁是错误的，原告公司外包都是辅助性的，是国资委确定的。综上，请求依法驳回崔树才对我公司的所有诉讼请求。被告崔树才辩称：建平县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建劳人仲裁字[2018]197-1号裁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裁定内容合法正确，原告的起诉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或全部诉讼请求。第三人利民公司辩称：原告所诉无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崔树才、李诺然、张雪等三人，原均系原告公司的员工，崔树才、李诺然二人于2005年7月通过原告公司与利民公司签订的劳务派遣协议，并与利民公司签订劳动合同。该三名员工最后一次劳动合同期限均为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2015年9月9日，在劳动合同尚未到期的情况下，原告公司要求被告自愿辞职，并与利民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对此有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予以证明。此后，被告等人又与隆源公司、乾源公司订立劳动合同。但不论劳动者与哪个派遣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只是劳务派遣单位变化，真正的用人单位，劳动者的用工性质、工作内容、工作岗位等均没有任何变化，真正的用工单位一直是原告公司。崔树才、李诺然等人于2015年9月30日在不同意与利民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况下，原告公司以不签订解除合同就不得再上岗作为要胁，被告为保留工作而被迫与利民公司解除合同，转而又与隆源公司、乾源公司订立劳动合同。现原告公司又以合同期届满为由，将劳动者一脚踢开，且不给予经济补偿。被告获得经济补偿金的权利是法定的，对于利民公司来说，是应原告公司的要求，由劳动者自愿辞职与利民公司解除劳动关系。按《劳动合同法》第46条规定，利民公司无义务为崔树才、李诺然等三人支付经济补偿金。另外在时效上也早已超过了法律规定的保护期限。利民公司认为原告公司是唯一应当承担给付劳动者经济补偿金的用工主体，因为原告公司频繁更换劳务公司，都是强迫员工自愿辞职，再与另一劳务公司重新签订合同，其目的是规避法律，逃避用人单位的责任，侵害职工的合法权益，以合法的劳务派遣用工形式，掩盖其损害员工合法权益的真正目的。根据合同法第52条规定，以欺诈、胁迫手段订立合同、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我国《劳动合同法》明确规定，对同一用人单位订立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最多只有两次，从第三次起，应当订立有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原告公司多次变更派遣公司是为了避免大量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者产生，同时也避免劳动合同期限过长而给予过高的经济补偿金。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规定，原告要求撤销劳动仲裁裁决应由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基层法院无权审理。人民法院审理不服劳动仲裁裁决的案件，也不得有维持或撤销仲裁裁决的字样。原告公司是真正的用工单位，原告公司以合同到期不再续订合同为由，拒不支付补偿金的行为，于法无据。第三人隆源公司辩称：我公司于2017年9月20日受纵贯公司协议委托，与被告签订的合同。该合同与我公司没有关系，我公司和联通没有协议，我公司接手的时候，被告为联通在职员工。签合同地点是联通会议室，我公司按时为被告交纳保险，到期后自然解除，无拖欠工资，我公司与沈阳纵贯公司协议约定，合同到期或中途有辞退费用由纵贯公司承担。被告崔树才只是频繁更换劳务派遣公司，工作岗位并没有更换，属于“逆向派遣”，原告公司回避劳动法和用人单位法定责任。我公司认可二审裁定意见，因为被告在原告公司工作十几年，后来又与其他派遣公司签订合同，之前工作年限的补偿金由我公司负担是不合理的。第三人乾源公司、纵贯公司未答辩。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1、原告向本院提交的合同复印件一份，欲证明原告相继把辅助业务外包给利民公司、乾源公司、纵贯公司。纵贯公司又将原告公司业务发包给隆源公司，隆源公司又雇佣了崔树才。通过原告提供的该组证据能够证明，原告与利民公司、乾源公司、纵贯公司签订劳动派遣协议书，也能证明纵贯公司将其公司业务发包给隆源公司的过程，故本院对此予以采纳。2、第三人利民公司提交的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交接单，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复印件，欲证明原告公司统一要求职工自愿辞职，并与利民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原告公司人事科职员签字以及与利民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相应职工均与原告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原告公司认为上述证据不能证明案涉员工解除合同与原告公司有任何关系，应以解除合同书上的实际盖章单位为准，经济补偿金与原告公司没有关系。通过利民公司提供的此份证据，仅能体现利民公司与相关劳务人员解除合同，利民公司提供的此组证据并没有原告公司的盖章，也没有原告公司要求利民公司与劳动者解除合同的内容，不能证明利民公司所要证明的问题，故本院不予采纳。3、第三人利民公司提供的工资发放表复印件，欲证明原告的工资均由原告公司给付，成批转走的人员名单与原告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原告公司以“没有联通公司印章，该证据我们不认可；工资发放表名头是建平外包费，并不是工资”为由不予认可。通过利民公司提供的此份证据，因并无原告公司签字盖章，仅有利民公司盖章，不能证明原告公司直接向劳动者支付工资，故本院对此份证据不予采纳。根据当事人的相应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公司、利民公司、隆源公司、乾源公司、纵贯公司均系经依法登记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被告崔树才于1998年11月到原告公司工作，但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原告公司述称，2005年7月，公司要求所有临时性员工以劳务派遣方式用工。被告崔树才于2005年7月与利民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并通过利民公司向原告公司实行劳务派遣用工。原告公司与利民公司签订合同期限自2010年1月起至2016年12月止(另一份合同截止时间为2014年12月)的《业务外包协议》，被告崔树才在合同期间仍在联通公司的原岗位上工作。2015年9月30日，被告崔树才与利民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并与乾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乾源公司与原告公司签订了《线路设备代维服务合同》，期限自2015年9月1日起至2017年9月30日止。2017年纵贯公司与原告公司签订了《线路设备代维服务合同》，期限自2017年9月16日起至2019年9月30日止，并与隆源公司签订了《劳务派遣协议》，期限自2017年9月20日起至2018年10月20日止。被告崔树才虽然仍在原告公司工作，但2017年与乾源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继而与隆源公司签订了合同期限自2017年9月20日起至2018年10月20日止的劳动合同。合同附件约定甲方(隆源公司)派遣乙方(申请人)到沈阳纵贯通信工程有限公司工作，派遣期限自2017年9月20日起至2018年10月20日止，乙方担任光缆线路巡查岗位。2018年10月30日，隆源劳务有限公司因“合同期满”终止与崔树才之间的劳动合同。隆源劳务有限公司于2018年10月30日解除劳动关系前被告崔树才月平均工资为2550元。崔树才从各劳务派遣公司处在解除合同时均未取得经济补偿。另查明，2019年8月28日，建平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建劳人仲裁字[2018]197-1号劳动争议仲裁裁决书，裁决内容：一、被申请人联通公司于本仲裁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申请人赔偿金壹拾万零贰仟元整(￥102000元)；二、驳回申请人对利民公司、乾源公司、隆源公司的仲裁请求。因原告公司不服建劳人仲裁字[2018]197-1号劳动争议仲裁裁决书，故诉至法院。再查明，原告公司的营业范围包括在建平县范围内从事下列业务包括：固定网本地电话业务(含本地无线环路业务)、公众电报和用户电报业务、国内通信设施服务业务、固定网国内长途电话业务、固定网国际长途电话业务、IP电话业务(限Phone-phone的电话业务)、900/1800MHzGSM第二代数字蜂窝移动通信业务、WCDMA第三代数字蜂窝移动通信业务、LTE/第四代数字蜂窝移动通信业务(TD-LTE/LTEFDD)、卫星国际专线业务、因特网数据传送业务、国际数据通信业务、26GHz无线接入业务；3.5GHz无线接入业务、国内甚小口径终端地球站(VSAT)通信业务、固定网国内数据传送业务、用户驻地网业务、网络托管业务、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处理业务、国内英特网虚拟专用网业务、因特网数据中心业务、语音信箱业务、传真存储转发业务、英特网接入服务业务和信息服务业务。无线数据传送业务、X.400电子邮件业务和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中的电子公告服务。经营与通信及信息业务相关的系统集成、设备生产销售、设计施工业务；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培训；寻呼机、手机配件的销售、维修；电信卡的制作、销售；客户服务；房屋租赁；编辑、出版、发行电话号码簿。设计制作、发布、代理国内外各类广告。本院认为：被告崔树才原系原告公司职工，2005年7月开始相继与各劳务派遣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并一直在原告公司工作的事实成立。关于被告崔树才的劳动关系认定问题，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六十六条“劳动合同用工是我国的企业基本用工形式。劳务派遣用工是补充形式，只能在临时性、辅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岗位上实施。前款规定的临时性工作岗位是指存续时间不超过六个月的岗位；辅助性工作岗位是指为主营业务岗位提供服务的非主营业务岗位；替代性工作岗位是指用工单位的劳动者因脱产学习、休假等原因无法工作的一定期间内，可以由其他劳动者替代工作的岗位。用工单位应当严格控制劳务派遣用工数量，不得超过其用工总量的一定比例，具体比例由国务院劳动行政部门规定”的规定，被告崔树才在原告单位的工作内容为大修、线务员、光电缆维护、光缆线路巡查等工作，而被告的工作内容并未包含原告营业执照的营业范围内，被告也未举证证明其从事的工作内容系原告公司的主营业务，故对被告认为其从事的工作为原告公司主营业务的意见不予采信。对于原告公司与各劳务派遣公司签订的劳务派遣协议是否违法的争议，因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劳动合同关系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用工关系，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通过合同约定，明确各自的权利义务关系。一方当事人违反合同约定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依法主张权利。而在劳务派遣用工中，被派遣劳动者系与劳务派遣单位订立劳动合同，其尽管在接受派遣的用工单位实际从事劳动，但二者之间未形成劳动合同关系，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系在被派遣劳动者与劳务派遣单位订立的劳动合同中得以体现。对于原告与各劳务公司签订的劳务派遣协议是否属于“逆向派遣”是否无效的争议，宜以劳务派遣的人员所从事的工作性质予以认定，并不能以本案事实否认本案劳务派遣协议违反法律规定，而应审查劳动者在被派遣单位的工作内容是否为临时性、辅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岗位上工作。通过前文所述，被告崔树才从事的工作内容为辅助性的工作岗位，因此原告与各劳务派遣公司签订的劳务派遣协议并未违反法律规定。被告主张与原告公司解除劳动合同非出于自愿的抗辩意见，被告对此并未举证证明，因此原告公司与各劳务派遣公司签订的劳务派遣协议，以及被告崔树才与各劳务派遣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均属有效，合同相对方应根据各自签订的合同履行相应的权利及义务。对于被告崔树才经济补偿金给付主体的争议，被告崔树才历经案涉多个劳务派遣公司，但案涉劳务派遣公司与被告解除合同后均未给予经济补偿。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合同终止：（一）劳动合同期满的…”和第四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三）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四十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以及第四十七条“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年限最高不超过十二年。本条所称月工资是指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的规定，被告崔树才在原各劳务派遣单位劳动关系终结，被告崔树才对合同解除并无过错，原各劳务派遣单位与被告崔树才解除劳动关系时应支付相应经济补偿金。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项）、四十六条第（五）项、的相应规定，劳动合同期满后，若用人单位不同意按照维持或高于原劳动合同约定条件，与劳动者续订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金。《劳动合同法》规定的经济补偿金以2008年1月1日为分界点分段计算的原则，对于2008年1月1日后，因劳动合同终止需要支付经济补偿金的，经济补偿金的计算年限，应自2008年1月1日开始计算，2008年1月1日之前的工作年限，不属于经济补偿金计算范畴。被告崔树才工作年限应计算为10年零9个月（2008年1月至2019年9月），因此被告崔树才的经济补偿金应计算为11个月，金额为28050元（11个月×2550元）。被告的经济补偿金应由相应派遣公司按崔树才与其形成劳动关系的存续期间来分担。其中在利民公司为7个月，乾源公司为2个月，隆源公司为2个月。纵贯公司与隆源公司虽然在劳务派遣协议中约定，由纵贯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等费用，但被告并非该协议的当事人，故两公司之间针对该约定的协议对被告并无约束力。隆源公司承担责任后可依据该协议约定向纵贯公司另行主张权利。鉴于被告在与各派遣公司签订劳动期间持续在原告公司工作，并未产生被告“失业”相应的后果，故原告公司及案涉第三人认为被告请求给予经济补偿的申请，不宜视为超过保护期限。对于原告要求撤销建劳人仲裁字[2018]197-1号劳动争议仲裁裁决书的诉讼请求，该项诉讼请求不属于建平县人民法院职权范围，故对原告要求撤销建劳人仲裁字[2018]197-1号劳动争议仲裁裁决书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第六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建平县利民劳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被告崔树才经济补偿金17850元；二、朝阳市乾源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被告崔树才经济补偿金5100元；三、朝阳市隆源劳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被告崔树才经济补偿金5100元；四、驳回原告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建平县分公司要求撤销建劳人仲裁字【2018】197-1号劳动争议仲裁裁决书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元，由原告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建平县分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晓庆审 判 员  吴晓慧人民陪审员  阮文志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一日书 记 员  赵志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