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苏05民终200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案外人）：朱伟建，男，1973年5月15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洁，江苏凡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乾，江苏凡创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申请执行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星海街**。 主要负责人：王罡，该分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辛智毅，该分行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怀晓娟，江苏瀛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被执行人）：苏州御窑金砖有限公司，住，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北桥街道灵峰村/div> 法定代表人：金瑾。 原审第三人（被执行人）：刘根金，男，1963年5月18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 原审第三人（被执行人）：金瑾，女，1973年9月24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 原审第三人（被执行人）：苏州明通精密机械有限公司，住，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北桥街道未来大道西侧鸟路北侧。 法定代表人：唐如海。 上诉人朱伟建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以下简称光大银行）、原审第三人苏州御窑金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御窑公司）、刘根金、金瑾、苏州明通精密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通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2018）苏0507民初79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朱伟建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2018）苏0507民初7918号民事判决书。2.请求依法改判停止对位于苏州市相城区北桥街道芮埭村2#、6#厂房（产权证号苏房权证相城字第××号、04××48号）的执行行为，并确认朱伟建对位于苏州市相城区北桥街道芮埭村2#、6#厂房（产权证号苏房权证相城字第××号、30××48号）享有租赁权。3.由光大银行承担本案的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厂房代建及租赁合同》为真实有效的合同。1.朱伟建为证明租赁关系的存在，提供了2010年9月28日的《厂房代建及租赁合同》以及此后对外签订的租赁合同及租金收入，均可以印证租赁关系形成时间，该份证据并非孤证。朱伟建已经完成了租赁关系的举证责任，一审判决以唐如海的口头陈述即推翻该份租赁合同的存在显然缺乏依据。而且唐如海也明确当时双方约定是租赁关系，这也说明租赁关系在2010年9月即已经成立并存在。2.（2018）苏0507执异256号执行裁定书已经确认案涉厂房建造后一直由朱伟建占有、使用至今，因此租赁关系形成于抵押登记之前毫无疑问。3.房屋登记产权人明通公司在相关诉讼案件中也一直认为朱伟建是以出资的方式以建代租，双方是租赁合同关系。二、租赁合同内容约定以土地出让金及建设费用折抵房屋租金的形式不违反任何法律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朱伟建和登记产权人明通公司均确认，朱伟建是以土地款及建设费用一次性折抵20年的房屋租金，这种以抵销方式支付的租金与一般租赁合同的租金支付方式肯定不同，一审判决仅以这种形式上的不同即否定租赁关系的存在显然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三、关于土地出让金及建设费用举证问题。1.（2018）苏0507执异256号执行裁定书已经确认案涉厂房系由朱伟建实际出资建造，而且在该案中，双方已经对相关土地出让金和建设费用质证。对于生效法律文书已经确认的事实朱伟建显然无需再次证明。2.《厂房代建及租赁合同》中的金额1560万元即是双方对账的结果，朱伟建及明通公司均予以确认，并没有任何法律规定对账必须采取何种形式。3.在一审庭审中朱伟建回复对建设费用总金额庭后核对统计后，主审法官随即提出将调取（2018）苏0507执异256号案件有关材料及庭审笔录，双方均无异议。因此，朱伟建认为就相关建设费用问题，一审法院将调取上述案件核实，且未告知未核对回复的法律后果，因此，一审法院据此径行认定朱伟建未举证证明建设费用金额，显然存在误导。4.（2018）苏0507执异256号案件已经确认案涉厂房为朱伟建建造，该事实已经经过生效法律文书确认，无需再次举证。一审法院提出的结算金额问题只是费用多少问题而非有无问题，不能以结算形式即否认建设费用是由朱伟建出资这一基本事实。四、对于租赁合同出租人均为产权人明通公司的问题。由于房屋产权登记在明通公司名下，为了办理营业执照等相关手续的便利性，出租方均以明通公司名义，但出租方签字均为朱伟建，且相关租金也是直接支付给朱伟建的。一审法院仅以合同出租方形式否定租赁合同关系显然缺乏依据。五、朱伟建收取的租金流水中的，付款人和付款金额、时间与对外签订的租赁合同基本吻合，租金流水中的付款人均为承租方的签字人或法定代表人或股东，付款时间与租赁合同也基本吻合，付款金额因存在部分现金付款的情况因此并不完全一致，朱伟建在庭审中均逐一进行了说明。一审法院仅以形式上的瑕疵就否认朱伟建实际收取租金的事实缺乏依据。六、一审法院在未对本案的法律关系进行释明的情况之下，直接驳回朱伟建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53条的规定，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与人民法院的认定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将法律关系性质作为焦点问题进行审理。在本案中，朱伟建认为与明通公司之间为租赁合同关系，光大银行的答辩意见仅为租赁关系存疑，请求驳回，但并未对朱伟建与明通公司之间为何种法律关系发表意见。在这种情况下，一审法院也未将法律关系定性问题归纳为案件争议焦点，让双方充分地举证辩论，而是径行认定朱伟建与明通公司是合作建房关系。即使是合作建房，也没有法律规定明确禁止双方可以约定出资方享有租赁权，租赁权也是对案涉厂房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就本案而言，朱伟建和明通公司都明知工业用地不能分割办证，朱伟建作为个人也无法登记为案涉厂房的所有权人，因此双方在朱伟建出资建房之初，即已经明知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只能是租赁关系，而不可能是物权关系。同时朱伟建及其他案外人在案涉房屋被抵押之前也从未向明通公司主张过所有权。其他案外人之所以提起确权之诉，主要是为了对抗光大银行的抵押权，为保护租赁权所采取的诉讼方案，并非事实。综上，朱伟建与明通公司之间的租赁合同合法有效，租赁关系的成立时间以及对案涉厂房的占有使用时间均早于光大银行抵押权登记时间。 光大银行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据以认定事实的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朱伟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朱伟建对苏州市相城区北桥街道芮埭村2#、6#厂房不享有租赁权。一、朱伟建主张该租赁合同签订时间为2010年9月28日，我方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2015）相民初字第01205号、第01206号民事判决书、（2016）苏05民终4150号民事判决书均提到：法院调取明通公司法定代表人唐如海前往苏州市公安局相城分局太平派出所接受该派出所人员询问所作的《询问笔录》1份，其中唐如海陈述明通公司成立后没有正式经营，只是投资了公司所在的一块土地，大约55亩，后该地一直处于闲置状态，过了1、2年左右，其同学朱伟建提出想在该土地上投资建厂房出资，口头约定土地给朱伟建使用，由其支付土地租赁费，由朱伟建出资在土地上建造厂房，之后的管理、使用都由朱伟建自行决定。朱伟建出资建造了4栋厂房的使用期限未明确约定。据此可知，双方未签订书面合约。朱伟建与明通公司法定代表人唐如海订立口头协议的前提是双方是良好的同学关系，但是后期双方发生冲突，不可能达成协议，以建代租的方案也不可能继续合作，实际双方未达成租赁合同。二、租赁合同内容可见，合同约定20年的租金，没有租金的具体标准和组成，不符合租赁合同的特点。假设《厂房代建及租赁合同》是真的，其中约定租金1560万元，4年内支付完毕土地出让金及建设工程款，按照朱伟建提供的证据显示的土地出让金与工程款也达不到租金额度，更何况朱伟建未支付那么多土地出让金与工程款。三、朱伟建提供的证据根本不能自圆其说，再次证明《厂房代建及租赁合同》系非真实的。四、从朱伟建提供的租房合同看出，所有的租赁合同自2010年至2014年期间均是以明通公司的名义出租，不是朱伟建。（2016）苏05民终4150号民事判决书中可看出明通公司的公章曾被朱伟建拿走并使用。据唐如海陈述，2015年6月，朱伟建夺走公章。唐如海签字与后面提供的收条上签字明显不是一人所签，由此可见，朱伟建提供的租赁合同系非真实的。五、关于法律关系定性问题，通过一审判决、庭审笔录可知，双方争议的焦点和法律关系无关，法院无需对法律关系进行定性。至于朱伟建所说的合作建房也不是法律关系问题，仅是一种对于朱伟建与明通公司法人唐如海之间私人之间的交易做出的一种说法。朱伟建所说的不是合作建房关系就推测为租赁关系，这种假设不成立。 御窑公司、刘根金、金瑾、明通公司二审未作陈述。 朱伟建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停止对位于苏州市相城区北桥街道芮埭村2栋房产（产权证号苏房权证相城字第××号、第××号）的执行行为；2.请求确认朱伟建对位于苏州市相城区北桥街道芮埭村2栋房产（产权证号苏房权证相城字第××号、第××号）享有租赁权；3.判令光大银行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明通公司于2008年12月31日取得座落于相城区.4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号为相国用2008第00283号）。其后该国有土地上建造了1号至6号共六幢厂房，均办理了产权登记，登记所有权人均为明通公司。其后，上述厂房于2014年4月2日和9日先后设立了以光大银行为他项权利人的抵押登记。 另查明，光大银行作为原告于2015年9月向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园区法院）起诉御窑公司、刘根金、金瑾、明通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两案，案号分别为（2015）园商初字第02792号、02798号。园区法院于2016年11月14日作出（2015）园商初字第02792号民事判决，该案判决：“一、被告苏州御窑金砖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贷款本金1000万元，及至2015年9月10日的利息155475.72元、复利1188.75元，以及自2015年9月11日起至被告实际还款之日止以未还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10.4325%计算的罚息和以未还利息为基数按年利率10.4325%计算的复利。二、被告苏州御窑金砖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付原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律师费185998元。三、被告刘根金、金瑾对被告苏州御窑金砖有限公司的上述第一、二项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刘根金、金瑾在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苏州御窑金砖有限公司追偿。四、如被告苏州御窑金砖有限公司未按期还款，则原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有权以登记在被告苏州明通精密机械有限公司名下的坐落于苏州市相城区北桥街道芮埭村房产4栋（产权证号分别为苏房权证相城字第××号、苏房权证相城字第××号、苏房权证相城字第××号、苏房权证相城字第××号）、苏州市相城区北桥街未来路8号房产2栋（产权证号分别为苏房权证相城字第××号、苏房权证相城字第××号）、苏州市北桥街道芮埭村土地使用权[土地使用权证号相国用（2008）第00283号]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上述房产、土地使用权所得价款在扣减第一顺位抵押权人抵押权利范围后的余额分别在134万元、135万元、134万元、140万元、140万元、143万元、174万元范围内优先受偿。” 园区法院另于2016年11月17日作出（2015）园商初字第02798号民事判决，该案判决：“一、被告刘根金、金瑾、苏州明通精密机械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借款本金27541894.83元，利息（含罚息、复利）634985.65元及自2016年2月25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贷款合同约定计算的利息、罚息、复利；二、被告刘根金、金瑾、苏州明通精密机械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付原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律师费315986元；三、如被告刘根金、金瑾、苏州明通精密机械有限公司未按期还款，则原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有权以登记在被告苏州明通精密机械有限公司名下的坐落于苏州市相城区北桥街道芮埭村房产4栋（产权证号分别为苏房权证相城字第××号〈债权数额4000000元〉、第30××48号〈债权数额4060000元〉、第30078362号〈债权数额4020000元〉、第30078363号〈债权数额4200000元〉）、苏州市相城区北桥街道未来路8号房产2栋（产权证号分别为苏房权证相城字第××号〈债权数额4200000元〉、第30167856号〈债权数额4300000元〉）及相应土地使用权（使用权证号相国用[2008]第00283号、债权数额5220000元）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上述房产、土地使用权所得价款在登记的债权数额范围内优先受偿；四、驳回原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 其后，因有权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2015）园商初字第02792号、（2015）园商初字第02798号民事判决生效。由于各义务人均未自动履行，光大银行申请强制执行，执行案号为（2018）苏0591执1679号、（2018）苏0591执1680号。其后，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15日作出（2018）苏05执他138、139号执行裁定，裁定园区法院（2018）苏0591执1679、1680号两案由该院执行。该院于2018年7月23日作出（2018）苏0507执2311、2312号执行裁定，冻结御窑公司、刘根金、金瑾、明通公司财产28780463.48元和10508751.47元，并据此于2018年10月17日作出并张贴对应的执行公告，明确将对涉案房地产进行评估拍卖，限令相关人员腾空房屋并移交该院处置。后朱伟建提出执行异议，该院对此作出（2018）苏0507执异256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朱伟建的异议请求”，朱伟建对此不服，提起本案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 一审庭审中，朱伟建的举证情况和光大银行的质证意见如下： 朱伟建举证：1、（2018）苏0507执异256号执行裁定书，证明：第一，法院驳回朱伟建的执行异议申请；第二，案涉厂房由朱伟建实际出资建造且占有、使用至今，在上述裁定书第九页的第三行、第四行法院确认了这一事实，同时光大银行在裁定书第七页也确认在2014年抵押权设立之前存在租金收入；第三，光大银行抵押登记时间是2014年4月，租赁关系成立时间在抵押登记之前。 光大银行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但对朱伟建主张的租赁关系成立在抵押登记之前有异议，该租赁关系不存在，无法证明租赁关系的成立时间在抵押之前。 朱伟建举证：2、（2015）相民初字第01205号民事判决书、（2015）相民初字第01206号民事判决书、（2016）苏05民终4150号民事判决书，证明：第一，案涉厂房建成时间是2010年；第二，案涉厂房由朱伟建实际出资建造，且占有、使用至今；第三，明通公司确认朱伟建是以出资的方式以建代租，朱伟建享有的是租赁使用权而非所有权。 光大银行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朱伟建主张的享有的是租赁使用权而非使用权有异议，（2015）相民初字第01205号、01206号民事判决书涉及的房屋及本案涉及的房屋均为朱伟建牵头操办，上述两案中的原告胡金土、张钰根均主张所有权，而朱伟建在胡金土、张钰根获得生效判决支持其所有权，但仍无法对抗光大银行抵押权的情况下，伪造了书面的租赁协议，故不符合常理。（2015）相民初字第01205号、01206号民事判决书中胡金土、张钰根主张所有权，明通公司辩称有关租赁的口头协议，若存在相关的书面租赁协议，明通公司作为上述案件中的被告必然会举证，而明通公司辩称的关于租赁存在租赁的口头协议亦不能作为事实认定。 朱伟建举证：3、案涉厂房自2010年起至今由朱伟建对外签订的租赁合同、中国建设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招商银行个人银行转账汇款单与对账单（未加盖公章）、中国建设银行的流水单、中国农业银行流水单，证明朱伟建自2010年开始已经实际占有并使用涉案厂房。 光大银行对证据3中银行流水转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转账对应的款项的性质无法认定；对租赁合同，由于承租人未出庭，无法对合同的真实性予以质证。 朱伟建举证：4、《厂房代建及租赁合同》，证明2010年9月28日朱伟建与明通公司签订的上述合同，朱伟建承租本案案涉的两幢厂房，租赁期限为20年，自2010年9月30日至2030年9月30日，租金的支付方式为用工程的工程款以及土地出让金的方式替代租金支付，租金已经一次性支付完毕。 光大银行对证据4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2015）苏0507民初1205号、1206号及（2016）苏05民终4150号民事判决书中均提到唐如海在接受太平派出所公安人员询问时称，明通公司成立后没有正式营业，只是投资了一块土地大约55亩，后该土地一直处于闲置状态，其同学朱伟建提出想在该土地上投资建厂房出租，双方口头约定土地给朱伟建使用，由朱伟建出资在土地上建造厂房并支付土地租赁费，之后的管理和使用都由朱伟建自行决定。据此可知双方未签订书面协议。 庭审中，朱伟建主张《厂房代建及租赁合同》约定的租金1560万元系其建设厂房的建设费和其他建设成本，相关证据朱伟建认为其在申请执行异议时已提供，本案中明确不再提供。另庭审中，该院询问其支付的厂房建设费用的金额，朱伟建表示需要庭后核对统计，但是至今未对此回复该院。 一审法院认为，朱伟建主张其建造厂房后租用并签订了《厂房代建及租赁合同》，该院认为，该租赁合同是否系办理抵押登记之前签订存在疑问，首先该租赁合同载明的签订时间为2010年9月28日，但该合同系孤证，没有其他证据能够证明该合同确系于该时间签订，且根据唐如海的笔录显示，其陈述系口头约定，并未提及签订过书面代建及租赁合同；其次，从该租赁合同内容来看，只是约定了一个20年总的租金，对于租金的具体标准和组成（如每月每平方米租金多少）没有明确，不符合租赁合同的特点和内容；第三，本案中，朱伟建并未举证证明其支付的建设费用，也没有证据证明朱伟建和明通公司对于土地出让金和建造费用之和是否为总租金1560万元进行过对账和结算，此不符合常理。第四、朱伟建举证的对外租赁的租赁协议书，抬头处出租人均为明通公司，且其中与苏州华维电网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租赁协议书加盖了明通公司的公章，若如朱伟建所述其当时即为承租人，则朱伟建应以自己作为出租人的名义出租，租赁协议书的内容与朱伟建的主张存在矛盾。此外，朱伟建举证租金的有关银行流水中付款人和付款金额与租赁协议书不能一一对应，中国建设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记载为代发工资，故朱伟建举证的租赁协议书及付款凭证也难以证明朱伟建系本案所涉厂房的承租人。综上，该院认为，当初朱伟建和明通公司对于涉案两幢厂房实际系一种合作建房的关系，即朱伟建向明通公司支付对应的土地出让金后享有在对应的土地上建造厂房并予以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因此虽然朱伟建举证了《厂房代建及租赁合同》，但该院在本案中并不能据此认定其涉案两幢厂房的法定承租人，也不能认定其租赁关系发生在抵押登记之前。故朱伟建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对抗申请执行人依法行使抵押权，也不能阻却本案执行过程中对涉案抵押房屋的评估、拍卖等强制执行行为。对于由此造成朱伟建相关权益的损害，其有权另行向明通公司或其他相关责任人主张损害赔偿。据此，该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判决：驳回朱伟建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1800元、公告费600元，合计人民币82400元，由朱伟建负担。 为支持其上诉请求，朱伟建二审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案涉厂房的土地出让金汇总表及付款凭证，证明朱伟建按照约定向明通公司支付了土地出让金250万元。证据二、案涉厂房建筑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及建筑工程款支付凭证，证明朱伟建作为实际的出资人及管理人代明通公司与施工单位签订施工协议，并向施工单位支付工程款合计约673.8万元。另有约250万元工程款项，其中部分支付凭证因时间较长，保存不全无法找寻，另有部分人工费用未取得支付凭证。证据三、案涉厂房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执行案件履行款及相应的付款凭证，证明因案涉厂房与施工单位发生纠纷后经法院判决，由朱伟建向施工单位支付了相应的工程款及执行费用合计约224.36万元。证据四、案涉厂房建筑监理费、设计费支付凭证，证明朱伟建作为实际出资人及管理人向监理单位及设计单位支付了相应的费用合计约24.5万元。证据五、案涉厂房电梯购销合同、垃圾清运合同及相应支付凭证，证明朱伟建采购厂房内电梯以及垃圾清运工作而支付的费用，合计约51.75万元。证据六、案涉厂房后期消防增加合同及付款凭证，证明案涉厂房建成后，因消防验收不符合要求，朱伟建负责委托消防升级及费用的支付57.6万元。证据七、案涉厂房办理产证的相关费用支付凭证，证明朱伟建负责办理案涉厂房产证过程当中支付的相关费用，合计约44.5万元。 光大银行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证据一，真实性不予认可。提供的证据均是收条，且其中250万元的收条中唐如海的签名明显和其他的签名不一致。银行转账凭证，其中有三张均是在2010年9月28日其主张签订《厂房代建及租赁合同》之后，且转账的用途不明。证据二，真实性不予认可。补充协议是以明通公司的名义签署，只是朱伟健代签的字，支付凭证都是收条收据并且金额较大均无转账凭证，不合常理。证据三，真实性没有异议。根据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苏05民终4150号民事判决书及相城区人民法院对胡金土所作的笔录，均可证明其中120万元系胡金土支付。证据四，真实性不予认可。所提供的证据均是收条、收据等，不能够证明是为支付涉案房屋的费用。证据五，真实性不予认可。电梯购销合同需方单位没有盖章，收据交款单位均是明通公司，不能证明是朱伟建支付，且支付的金额均在万元以上，未提供支付凭证。垃圾清运合同缴费凭证均是明通公司。证据六，真实性不予认可。因为消防施工协议只有个人签名，收条也仅是个人签名，转账凭证的金额与收条的金额不能一一对应，且转账凭条不能够证明资金使用用途。证据七，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其支付的付款方均是明通公司，不能证明是朱伟建所支付。 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承租人请求在租赁期内阻止向受让人移交占有被执行的不动产，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租赁合同并占有使用该不动产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承租人与被执行人恶意串通，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承租被执行的不动产或者伪造交付租金证据的，对其提出的阻止移交占有的请求，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首先，虽然朱伟建提交了落款日期为2010年9月28日的《厂房代建及租赁合同》，但该合同为朱伟建与明通公司内部达成，在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仅凭该合同上记载的时间，不能充分证明该合同签订于案涉厂房被抵押和查封之前。其次，明通公司法定代表人唐如海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其与朱伟建口头约定土地给朱伟建使用，并未提及签订过案涉《厂房代建及租赁合同》。再次，《厂房代建及租赁合同》仅约定了20年的总租金，对于租金的具体标准和组成未予明确，与常理不符。最后，根据朱伟建提交的有关支付土地出让金和建设费用的证据，部分费用无法证明为朱伟建所支付，部分费用的支付时间在《厂房代建及租赁合同》签订之后，且其总额与租金总额1560万元亦存在较大差距。综上，朱伟建主张其与明通公司在案涉厂房抵押、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租赁合同以及其对案涉厂房享有租赁权的依据并不充分，一审对朱伟建的诉讼请求未予支持，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朱伟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1800元，由朱伟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孙一鸣 审 判 员 柏宏忠 审 判 员 丁 兵 二〇二〇年九月八日 法官助理 马歆悫 书 记 员 沈可尧 附录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