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会东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3426民初2279号 原告：张洪刚，男，1993年8月14日出生，汉族，四川省会理县人，户籍地：四川省会理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正发，男，1965年7月20日出生，汉族，四川省会东县人，户籍地：四川省会东县），特别授权。 被告：吉青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青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8007633891142，住所地：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区青原区火车站商务广场**。 法定代表人：胡信坚，职务：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平阳，四川有同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被告：会东县宝利创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利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3426560731135N，住所地：四川省会东县鲹鱼河镇蜀锦路**。 法定代表人：张连芳。职务：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彭阳俊，四川索正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被告：邓毛毛，男，1985年6月1日出生，汉族，江西省南昌市人，户籍地：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未到庭）。 被告：陈小利，女，1985年8月25日出生，汉族，江西省南昌市人，户籍地：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被告陈小利经本院公告送达传票传唤，公告期满未到庭参加诉讼）。 第三人:马天受,男，1983年9月23日出生，汉族，四川省会东县人，村民，小学文化，身份证住址：四川省会东县，现在四川省会东县。 第三人：刘键，男，1974年8月19日出生，汉族，四川省南江县人，村民，高中文化，户籍地：四川省南江县，现住四川省会东县。 第三人：孙国梅，女，1987年1月20日出生，汉族，四川省会东县人，村民，初中文化，住四川省会东县。 原告张洪刚与被告吉青建设有限公司、第三人马天受承揽合同纠纷一案，会东县人民法院受理并经审理后，于2017年09月28日作出（2017）川3426民初1521号民事判决书。因吉青公司不服该判决，向凉山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凉山中院”）提出上诉，凉山中院于2018年6月11日作出（2018）川34民终59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本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审理后，作出（2018）川3426民初1354号民事判决书，因吉青公司不服该判决，向凉山中院提出上诉，凉山中院于2019年9月24日作出（2019）川34民终84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我院立案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并追加刘键、孙国梅作为第三人参加了诉讼，于2019年10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洪刚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被告吉青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平阳、第三人马天受、刘键、孙国梅到庭参加诉讼。2019年12月12日，被告吉青公司代理人王平阳申请追加宝利公司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2020年4月22日，原告张洪刚申请追加邓毛毛、陈小利为被告参加诉讼，本院均予以准许，并于2020年8月31日再次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原告张洪刚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被告吉青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平阳、被告会东县宝利创投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第三人马天受、刘键、孙国梅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邓毛毛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应诉。被告陈小利经本院公告送达传票传唤，公告期满未到庭参加诉讼（公告刊登于2020年5月28日四川法治报第11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张洪刚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吉青公司给付劳务费、材料费、违约金及逾期利息共计359434元及自2014年12月1日起至本息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吉青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2013年12月1日，第三人马天受以被告吉青公司名义与原告签订《承包合同》，约定将会东县旧城改造体育馆片区B1标段1号、2号、3号楼的木板、火勾、丝杆、钉子、铁丝等材料和木工支木工作全部承包给原告。合同签订后，原告随即在被告吉青公司的安排下组织木工人员及购买材料及设施设备进场，在被告吉青公司工作人员的指挥、安排下按照图纸进行施工，施工至1号楼1层木工支木成型；过完春节后被告通知原告继续施工，但业主方却让原告及木工队离场，后来询问项目部负责人才知道，因被告吉青公司及业主的原因导致施工队离场，2015年5月1日，第三人马天受代表被告与原告进行结算，明确被告吉青公司欠原告劳务费82642元、材料费194150元共计276792元，并口头约定违约金3万元。因被告吉青公司一直未给付欠款，2017年9月26日，第三人马天受又代表被告吉青公司与原告进行协商，由被告吉青公司给付原告劳务费82642元、材料费194150元、违约金3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52642元共计359434元。但被告吉青公司至今未给付，经原告多次催要未果，故诉至人民法院。 被告吉青公司辩称，1、凉山中院第二审发回重审应为违法，发回重审只能有一次，不得有例外情形；2、本案的合同相对方为马天受个人，而非吉青公司，吉青公司没有在合同及欠条上加盖公司印章及法人签字；3、原告诉求的利息没有法律依据和合同约定；4、吉青公司没有承包案涉工程，吉青公司没有与宝利公司签订承包合同，吉青公司与发包方宝利公司没有任何资金往来，本案案涉印章系伪造，法人签名系伪造，吉青公司没有对马天受进行授权，即使马天受的授权委托书是真实的，时间也远在合同签订之后，故不存在表见代理。原告与马天受系姻亲关系，本案不排除虚假诉讼的可能。 被告宝利公司辩称，1、宝利公司不应被追加为被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26条第二款规定：“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该司法解释明确规定了有权适用的主体是实际施工人。本案现有证据来看，原告仅仅是木工劳务班组，并不是上述司法解释所规定的实际施工人，即使是原告都无权申请追加宝利公司为被告，更何况作为被告的吉青公司。吉青公司追加宝利公司为被告，不但没有法律依据，还替原告行使诉权，违反法定程序。2、宝利公司不是合同相对方，不应承担合同责任。马天受以吉青公司名义与原告签订《承包合同》，加盖了吉青公司项目部印章。承包合同并无宝利公司工作人员签字，也无宝利公司盖章，宝利公司不是合同相对方，承包合同约定的内容与宝利公司无关，应当由吉青公司或者马天受承担合同责任。3、原告是否按照《承包合同》在TYC-B1工程1、2、3号楼从事了木工劳务，以及劳务款的具体金额有待查实。根据（2016）川34民终619号生效判决书认定事实，马天受是TYC-B1工程4、5号楼的项目负责人。原告主张其在TYC-B1工程1、2、3号楼施工的期间，TYC-B1工程4、5号楼也在施工。原告与马天受对于TYC-B1工程1、2、3号楼施工进场时间陈述不一致，原告在2018年5月15日的庭审中，陈述其进场时间为2014年10月，马天受在本案2019年10月23日庭审中陈述，原告进场时间为2014年4月。二人对进场时间各执一词，无法确定原告是在TYC-B1工程1、2、3号楼项目从事木工劳务，还是在TYC-B1工程4、5号楼从事木工劳务，或者在两个工地都从事了木工劳务，或者根本没有在TYC-B1工程1、2、3号楼项目从事木工劳务。因此，原告是否做过TYC-B1工程1、2、3号楼项目的木工劳务有待查实。另外，即使原告在TYC-B1工程1、2、3号楼从事了木工劳务，其劳务款金额有待查实。根据原告的提交的两份《欠条》，马天受在2015年5月1日向原告出具的欠条金额为276792元，而在2017年9月26日出具的欠条金额为359434元，后一张欠条凭空增加82642元，足以说明马天受出具欠条并不是依据客观事实，是随意出具的。结合马天受在2015年向原告出具欠条时，双方具有姻亲关系，仅凭欠条无法确定张洪刚实际完成木工劳务的劳务价款。4、原告主张的利息没有任何依据，不应得到支持。综上所述，宝利公司不应承担原告主张的劳务款。 被告邓毛毛经本院传票传唤，期满未到庭参加诉讼。其向本院邮寄了书面答辩状，内容为：本人邓毛毛从始至终都未在会东县与任何人签过任何项目施工合同，更不可能与他人发生劳务合同纠纷，也没有给任何人出具过授权委托书。当发现会东县出现我们公司不清楚的项目，本人去当地调查过此事但最后无果，我立马在西昌报了案，因为我是外地人没有朋友也没熟人，故一直只能等结果，但到现在还没有结果。由于时间过去这么长，本人也回老家工作，这个事情原本就没有发生过，所以本人也就没有放在心上。当接到法院电话和什么民事起诉状的时候，我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里面一个叫张洪刚的人我根本就不认识，也没有和张洪刚签过任何劳务合同和劳务分包。 被告陈小利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应诉，也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状，视为其自行放弃答辩、举证、质证的权利。 第三人马天受辩称，原告所述事实是真实的，原告在2014年4月份进场，约定了合同但没有加盖公司印章。2014年6月18日，公司的手续在会东县城乡规划建设和住房保障局（以下简称会东城建局）备案后，公司邓总和许力凡到会东县体育馆片区进行现场核实单价和施工人员的施工能力后进行盖单，确认了生效合同。原告组织了施工并完成了部分工程。春节后，原告组织了木工施工，公司说已经和宝利公司解除了合同。经核实，邓总确认合同解除，约定将原告的劳务费全部结清。之后，公司没有结算，邓总出具委托书给马天受进行现场结算，邓总核实确认了金额，但至今没有结算。公章是真是假马天受不清楚，马天受由公司的人单独管理，是不是胡总本人签名与工程结算及现场施工的真实性没有关系，是公司现场内部问题。 第三人刘键辩称，一、原告在本案中与被告吉青公司及第三人马天受签订的劳务施工合同，最后进场施工包括劳务单价等分包条件刘键一概不知情也未在其劳务合同上签字，这点在原告的起诉状中一目了然。既是原告的本意也是本案事实的真相，因此刘键不是本案适格第三人，将刘键列入本案第三人的资格不适。二、《会东县旧城改造TYC－B－1项目》是会东县旧城改造场片区的一个标段，其中包括1、2、3、4、5号楼，其中4、5号楼是小高层建筑，1、2、3号楼是高层建筑，项目启动时，整个标段的施工权属于四川宏营建筑公司取得，后因四川宏营建筑公司不具备修建高层的资质，在征得甲方宝利公司的同意认可后，由宏营建筑公司将符合资质的吉青公司带入该项目并经会东县城建局备案后与宝利公司签订施工合同，并组建项目部进场施工。其程序合规合法，被告吉青公司和本案第三人马天受在该项目建设施工过程中与宝利公司因工程质量、进度等诸多问题被清理出场，但已完成的工程量吉青公司和现场总负责人马天受（第三人）到现在都不去与宝利公司核对和结算，导致了刘键投入到该项目的222.59吨钢材款及其它投入合计一百多万元至今分文未收回的事实，造成如此一笔巨款不能按期收回，导致如今负债累累的现状至今无人欲哭无泪，本案却还将刘键列入该案第三人，试问天理、法理及情理何在？三、第三人马天受在《会东县旧城改造TYC－B－1项目》建设施工中既是现场总负责又是施工人，更关键的是劳务总包人的多重身份事实存在。他本人已经在四方及该项目的银行账户内领到材料、人工费用合计约一千多万元，请问他是否该支付本属于自己签出去的劳务分包费用？四、原告张洪刚与第三人马天受曾经是姻亲关系，是否存在恶意诉讼、拖多人陷入官司以达到直接责任人少承担甚至不承担责任的目的？请移送司法机关彻查涉案工程中挪用、侵占以及不结算、少结算等问题，涉嫌违法追究刑事责任。五、本案与（2020）川民申2958号案件性质相同，本就没有刘键的责任。另外：1、会东县旧城改造体育场片区B－1项目是宏营公司及吉青公司进行了施工备案的，现场的管理、材料还是原班人马及杨玉超、马兴德等人，请法庭考虑是否追加他们以便查清案情。2、案涉项目宝利公司（甲方）的拨付款情况、资金流向是否应该查明，自始至终刘键都没有在该项目上拿过一分钱，还投入了225.59吨钢材和前期的保证金，所以刘键与本案没有关系。3、案涉项目的劳务费和劳务已经单独以436元每平方米承包给了马天受。开工令是2013年12月28日发生的，故本案与刘键无关。 第三人孙国梅辩称，“TYC－B－1所有项目中孙国梅在分管财务，孙国梅不清楚案涉劳务费的事实，本案与孙国梅没有关系。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在庭审中组织当事人进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 一、原告举证：1、原告举出的《承包合同》，被告吉青公司提出异议：原告与马天受系姻亲关系，合同上没有吉青公司印章及法人签名；合同首部与尾部的甲方不一致（首部为公司手写字样及项目部印章，尾部为马天受签名）；合同签订时间为2013年12月1日，早于刘键所诉开工时间及吉青公司入场时间（刘键称开工令是2013年12月28日）。被告宝利公司认为其不是《承包合同》的相对人，而吉青公司是宝利公司的承包单位，宝利公司不清楚吉青公司是否与原告签订了《承包合同》。第三人马天受对该项证据无异议。第三人刘键、孙国梅认为与自己无关。 经审查，已有生效判决确认张洪刚在案涉工程中承包木工支木工作，故本院对该项证据的证明力予以认定。 2、对原告举出的《欠条》2张，被告吉青公司提出异议：原告与马天受有姻亲关系；两份欠条载明的工资与材料款不一致；2017年的欠条上只有马天受的签名捺印，没有任何印章，只能证明和马天受个人发生了关系。被告宝利公司才称不能确定其真实性，本案与2015年5月1日、2017年9月26日针对的是同一起劳务案件，金额应当是一致的而不是增加的，故对金额有异议。第三人马天受对该项证据无异议，第三人刘键、孙国梅认为与自己无关。 经审查，马天受系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张洪刚与马天受进行结算符合客观事实，2015年5月1日，马天受向原告所出具的欠条金额为276792元，而在2017年9月26日出具的欠条金额为359434元。经庭审查明，两次金额变动的原因系2017年9月26日增加了3万元违约金及逾期付款利息52642元。在双方签订的《承包合同》及《欠条》中既未约定给付期限、也未对违约金及逾期利息作明确约定，故2017年9月26日所出具359434元的金额不具有客观性。故本院对2015年5月1日，马天受向原告所出具的欠条（金额为276792元）的证明力予以确认，对2017年9月26日所出具的欠条证明力不予确认。 3、对原告举出的（2015）东民初1584号判决书及（2015）号东民初1588号判决书，被告吉青公司提出异议：1584号、1588号判决书上确定原告做工的时间与原告提交的证据1显示时间不一致；原告在该案中没有出庭，仅能证明存在劳务关系，无法确认项目、具体内容与被告的关系。被告宝利公司对两份判决书的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判决书没有明确原告具体做工的工地，案涉项目包括两个地址，判决书中未能明确做工的位置，因宝利公司为参加庭审不能确认判决书中载明的吉青公司做工。第三人马天受对该项证据无异议，第三人刘键、孙国梅认为与自己无关。 经审查，（2015）东民初1584号判决书及（2015）号东民初1588号判决书确已生效，但与本案审理范围不同。本院对两份判决书中确认的与本案相关的基本事实予以采信。 4、对原告举出的诉状及传票，系法院依审理职权向张洪刚送达的相关法律文书，本院对该项证据的证明力予以认可。 5、对原告举出的第6项证据，被告吉青公司认为系复印件，无法核实其真实性、合法性，且首部确定时间为2015年2月8日，与原告主张的施工时间是否一致存疑。被告宝利公司、马天受对该证据无异议。刘键、孙国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认为与自己无关。 经审查，该项证据并未记载原告做木工的表述，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无法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本院对该项证据的证明力不予采信。 二、被告吉青公司举证： 1、江西省吉安市印章信息系统查询证明加盖吉安市公安局印章审批备案专用章，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对其证明力本院予以确认。吉青公司印章印模并非当庭使用印章形成，虽可与前述印章比对，但仅通过目视不能确认与备案印章是否一致，本院对该印模真实性不能核实，对其证明力不予确认。 2、关于授权委托书签署情况的声明虽记载“胡信坚”签名并附胡信坚身份证复印件，但此项证据并非当庭形成，胡信坚本人也未到庭陈述，本院对此项证据中“胡信坚”签名、胡信坚身份证复印件是否专为声明提交均不能核实，故本院对此项证据的证明力不予确认。 3、《会东县城乡规划建设和住房保障局东规建住[2014]告字006号处罚告知书》虽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但行业主管行政机关通常是在被管理单位违法行为发生后才对被管理单位进行处罚，不能依据处罚时间判断案涉工程承包方，因此该项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对其证明力不予确认。 4、（2015）东民初字第1127号民事判决书虽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但该判决书记载的案件当事人与本案当事人不一致，案件争议内容与本案不一致，与本案待查明案情不具有关联性，本院对其在本案中的证明力不予确认 5、邹建勇、郭训钊、杨建春、郭书祥证书复印不完整，本院对证书授予资质种类、证书有效期、是否换发以及换发时间等内容均不能核实，不能据此认定登记保存于会东城建局的上述人员资质证书不真实，故本院对此项证据的证明力不予确认。 6、(2019)川3426民初644号案件庭审笔录虽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但经审核，案涉工程前期由宏营公司承建，后又由吉青公司承建，后再由四川长胜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建，因而不能据此认定案涉工程均由宏营公司承建，故本院对此项证据在本案中的证明力不予确认。 7、（2018）川34民终598号、595号案件庭审笔录、接待笔录以及（2019）川34民终619号民事判决书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内容涉及本案待查明案情：案涉工程发包、承包情况，吉青公司是否承建案涉工程、是否向第三人出具授权委托书，因此该三份证据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对其证明力予以确认。 8、《比选申请书》及附件由人民法院依申请向会东城建局调取，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与本案争议具有关联性，本院对其证明力予以确认。 9、四川省建筑行业查询数据经审核与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网站内容一致，具有真实性、合法性，本院对其证明力予以确认。 10、工程内部承包合同、四川省建设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备案表、关于立即复工及更换项目负责人的敦促函、承诺书、会东县旧城改造体育馆片区B-1标段项目部管理机制、（2019）川3426民初996号案件庭审笔录由本院依申请调取，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与本案当事人辩解意见、待查明案情关联，本院对以上证据的证明力予以确认。同理，本院对合伙投资协议、会东县旧城改造工程老体育馆片区TYC-B项目投资合同、股份协议等证据的证明力也予以确认。 11、《四川中典司法鉴定所中典司鉴[2020]文书鉴字200605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由本院在诉讼过程中依吉青公司申请按照规定委托相关机构进行鉴定后出具，具有真实性、合法性，鉴定意见与吉青公司主张、本案争议具有关联性，本院对其证明力予以确认。 三、被告宝利公司举证： 1、《四川省建设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备案表》、《申请报告》、《建设工程项目施工安全评价书》、《吉青公司任命书》、《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报监登记书》、《工程质量监督工作方案》、《工程开工报审表》均加盖“吉青建设有限公司”印章，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内容与本案争议关联，本院对其证明力予以确认。 2、《关于会东旧城改造——体育馆片区TYC-B1工程1-3号楼索赔的通知书》及邮寄凭证、《关于解除会东旧城改造——体育馆片区TYC-B1工程1-3号楼的通知书》及邮寄凭证、《吉青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能证明宝利公司与吉青公司存在工程上的往来情况，但不能证明宝利公司与吉青公司的工程结算情况。 3、《情况说明》系本院调取取得，与邓毛毛录音内容中关于邓毛毛来过会东的事实能相互印证，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 4、吉青公司向会东县住建局提交的备案资料，由宝利公司调取取得，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与本案待查明案情具有关联性，本院对其证明力予以确认。 四、第三人马天受举证： 授权委托书、吉青公司项目详情、协调会纪要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与待查明案情具有关联性，本院对其证明力予以确认。 五、第三人刘键举证： 1、合伙投资协议（刘键与马天受签署）经第三人马天受核实，具有真实性，但其内容涉及的是刘键、马天受与他人共同承包的TYC-B-1标段4号楼、5号楼工程施工过程中协议内容变更的情况，与本案待查明案情无关联，本院对其在本案中的证明力不予确认。 2、《各施工队付款情况表》虽经第三人马天受、宝利公司核实确认其客观真实，但其内容与本案待查明案情不具有关联性，本院对其证明力不予确认。 本案争议焦点：吉青公司是否承包了案涉工程。 吉青公司称其未承包案涉工程；原告及第三人均一致称吉青公司承包了案涉工程。对此争议，本案各方当事人均举出证据支持已方观点，结合当事人举出的证据，本院作如下评述： 一、吉青公司举出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其未承包案涉工程。 1.宝利公司将会东县旧城改造体育馆片区TYC-B-1标段工程发包给宏营公司承建后，施工过程中因宏营公司资质不能承建高层建筑，实际仅承建4、5号楼部分工程，1、2、3号楼工程宏营公司未参与施工，此事实既经本案第三人一致确认，又经人民法院（2016）川34民终619号民事判决书、（2019）川34民终1220号民事判决书认定，还与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网站登记信息印证。因此吉青公司关于TYC-B-1标段工程系由宏营公司承建的辩解意见与客观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 2.诉讼过程中，吉青公司为支持其观点，申请对《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上“吉青建设有限公司”印章与吉青公司备案印章进行鉴定。鉴定意见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落款处“吉青建设有限公司”印文与吉青公司备案印章印文并非同一枚印章所留。据此仅可认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上“吉青建设有限公司”印章与吉青公司备案印章不是同一枚印章，但尚存在吉青公司同时使用两枚以上印章或法定代表人、分公司负责人、授权人员、工作人员使用非备案印章等多种可能性，因此并不能由此当然得出吉青公司未承包案涉工程的结论。 二、邓毛毛使用吉青公司非备案印章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 1、第三人均一致称吉青公司承包案涉工程事务系由邓毛毛经办；经审查，吉青公司2010年5月7日注册成立吉青建设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以下称吉青公司四川分公司），登记的负责人为邓毛毛；2011年4月27日，吉青公司四川分公司负责人变更登记为陈小利直至2017年6月9日决议解散注销；2013年2月4日，吉青公司再设立吉青建设有限公司凉山州分公司（以下称吉青公司凉山州分公司），登记负责人为李榆。 2、本院在审理过程中通知邓毛毛参加诉讼时，通过电话联系邓毛毛，邓毛毛在电话中称“当时要处理事情的时候，我是作为分公司的负责人过来了解情况，吉青公司西昌分公司杨洪接的这个项目。我是过来调查这个事情，我只负责调查，没有签订任何协议，现在公司起诉杨洪，杨洪是刻了公司的章，杨洪搞这个凉山分公司承包年限已经到期了，他背着我们公司刻了我们公司的章，然后在外面签订了协议”、“我和陈小利已经离婚了。”从邓毛毛陈述内容来看，邓毛毛至少因吉青公司凉山分公司或四川分公司承包工程一事到过会东，陈小利与邓毛毛原为夫妻关系。据此并结合第三人陈述，可认定邓毛毛2011年未担任吉青公司四川分公司负责人后，其仍与吉青公司四川分公司关系密切，并在案涉工程施工期间到过会东县。 3、吉青公司系外省建筑企业，在四川省先后设立四川分公司、凉山州分公司；按照《四川省建筑管理条例》第十二条“省外、境外企事业单位在四川省行政区域内从事建筑活动，须持有资质证书和所在地的省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出具有关证件，到省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办理资质验证手续。”的规定，吉青公司设立的四川分公司、凉山州分公司均已向四川省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办理资质验证，并取得《四川省省外建筑企业入川承揽业务验证登记证》，该证一年一验一换发，且该证仅为四川分公司、凉山州分公司持有。 4.吉青公司与宝利公司达成承包案涉工程意向后向宝利公司提交了吉青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资质证书等关于吉青公司法人信息的证件。在与宝利公司签订合同后，按照相关规定向会东城建局办理合同登记备案时，除提交法人信息证照外，还提交了《四川省省外建筑企业入川承揽业务验证登记证》、《省外企业入川从事建筑活动备案证》及驻川分支机构备案建造师人员名单、入川执业注册人员名单及人员资质证书等主管机关规定的证件。而《四川省省外建筑企业入川承揽业务验证登记证》、《省外企业入川从事建筑活动备案证》仅限吉青公司四川分公司、凉山州分公司持有。若吉青公司法人信息证照尚不足以说明吉青公司承包案涉工程的话，则《四川省省外建筑企业入川承揽业务验证登记证》持有主体的特定性、唯一性足以认定吉青公司承包了案涉工程；从会东城建局处留存的《四川省省外建筑企业入川承揽业务验证登记证》中驻川机构名称、驻川经营管理班子栏的内容来看，案涉工程系吉青公司四川分公司承包。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分公司是公司基于经营便利等原因，根据公司的意志设立的分支机构，是公司的组成部分。分公司可以对外从事公司部分经营业务，以自己的名义签订合同，但分公司不具备法人资格，不具有完全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分公司的工商注册也无注册资本的要求，其用于承担民事责任的财产数额取决于公司的意思决定。如果不将分公司签订的合同权利义务归集给公司享有，基于公司撤销分公司的便利，就会产生公司基于投机或其他不利于合同相对方的目的设立、撤销分公司，损害合同相对方的利益。因此吉青公司四川分公司办理签订的合同，吉青公司并非合同相对性原则中明确排斥的合同关系以外的第三方，无论四川分公司是否存续，吉青公司基于独立法人性质享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权利和义务。吉青公司四川分公司于2017年6月9日已注销，故应当认定吉青公司承包了案涉工程。 市场交易中若要求交易双方在每一次交易时都审查对方印章真假，既不可能，也有违市场交易效率原则。在交易行为正常的情况下，交易相对人不负有审查印章真假的义务。本案邓毛毛的行为表象，宝利公司既有理由相信邓毛毛的行为是代表吉青公司四川分公司而为，也足以使会东城建局认定案涉工程是吉青公司承包，继而为其办理合同登记备案。故据本案证据应当认定吉青公司四川分公司办理了承包案涉工程事务。 根据原、被告及第三人陈述，结合庭审查实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被告宝利公司是会东县旧城改造体育馆片区TYC-B-1标段开发单位。2013年5月28日，宝利公司与四川宏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称宏营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由宏营公司承建TYC-B-1标段1、2、3、4、5号楼。 2013年6月11日，宏营公司与第三人马天受、刘键及他人（杨玉超、马兴德）签订《工程内部承包合同》，宏营公司将承建的工程转包给第三人马天受、刘键及他人（杨玉超、马兴德）施工。 第三人马天受、刘键及他人（杨玉超、马兴德）为明确工程施工过程中的权利义务，于2013年6月12日共同签订《会东县旧城改造老体育场片区TYC-B项目投资合同》，约定了各自出资比例及工程施工过程中的职责。 按照规划设计，会东县旧城改造体育馆片区TYC-B-1标段1、2、3号楼属于高层建筑，4、5号楼属于低层建筑。宏营公司资质不能承建高层建筑，经各方协调后，确定由吉青公司承建TYC-B-1标段1、2、3楼，宏营公司承建4、5号楼。为落实该协议，吉青公司四川分公司与宝利公司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双方将合同签订时间提前至2013年5月28日，吉青公司四川分公司并向宝利公司提交签署时间为2012年8月18日的比选申请书。2013年7月21日，宝利公司、宏营公司、吉青公司共同签订《会东县旧城改造体育馆片区（TYC-B1）工程建设补充协议》，协议约定：吉青公司承建TYC-B-1标段1、2、3楼，宏营公司承建4、5号楼；项目所有工程款由宝利公司经宏营公司在会东县开设的银行专户支付。 2013年12月1日，以原告张洪刚为乙方与马天受代表甲方吉青建设有限公司会东项目部签订了《承包合同》并加盖了吉青建设有限公司会东县旧城改造体育馆片区TYC-B-1标段项目部公章。合同约定：“甲方将会东县体育馆片区B1标段1号、2号、3号支木工程、模板、火勾、钉子、铁丝全部承包给乙方。” 2014年4月17日，第三人刘键与第三人马天受签订《合伙投资协议》，该协议约定，就TYC-B-1项目施工，刘键出资85万元以及施工用钢材300吨，其余投资由马天受承担。刘键不参与现场施工管理，仅按固定利润分红160万元，马天受需无息返还刘键投资款85万元，双方并就返还投资款的时间进行了约定。 2014年6月8日，第三人马天受、孙国梅、刘键与吉青公司签订《内部工程承包协议书》，约定吉青公司将承包工程转包给第三人马天受、孙国梅、刘键施工。同日，吉青公司向第三人马天受出具授权委托书，授权马天受在吉青公司实施会东县旧城改造体育馆片区TYC-B-1标段1、2、3号楼工程项目中负责工程项目、现场施工管理等事务，授权期限自工程开工至竣工时止。同日，吉青公司向第三人孙国梅出具授权委托书，授权孙国梅在吉青公司在实施会东县旧城改造体育馆片区TYC-B-1标段1、2、3号楼工程项目中负责签章、工程款划拨、材料款和农民工工资发放和日常财务管理等相关事务，授权期限：自工程开工至竣工时止。2014年6月9日，第三人孙国梅向宝利公司交纳保证金390万元。 2015年5月1日，第三人马天受以被告吉青公司名义与原告就完成的工作进行结算，并向原告出具《欠条》1张，《欠条》载明：“兹有会东县体育馆片区B1标段吉青建设有限公司会东项目部1、2、3号楼，欠张洪刚人工工资及材料款276792.00元（大写：贰拾柒万陆仟柒百玖拾贰元整）。”，该《欠条》上加盖“吉青建设有限公司会东县旧城改造-体育馆片区（TYC-B-1标段1＃2＃3＃楼）工程项目项目部”的印章，第三人马天受在《欠条》上签名并捺指印。因吉青公司一直未给付欠款，第三人马天受与原告张洪刚于2017年9月26日再次进行协商，约定由吉青公司给付原告人工工资、材料款、违约金及逾期付款利息52642元共计359434元，并出具书面《欠条》1张，《欠条》载明：“兹有会东县体育馆片区B1标段吉青建设有限公司会东项目部1、2、3号楼，欠张洪刚人工工资及材料款359434.00元（大写：叁拾伍万玖仟肆百叁拾肆元整）。吉青建设有限公司会东项目部。项目负责人：马天受2017年9月26日”，第三人马天受在“欠条”上签名并捺指印。 本院认为，一、吉青公司与第三人马天受、孙国梅、刘键之间存在案涉工程转包关系，双方签订的《内部工程承包协议书》当为无效协议。 1.据前所述，吉青公司承包了案涉工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总承包人或者勘察、设计、施工承包人经发包人同意，可以将自己承包的部分工作交由第三人完成。第三人就其完成的工作成果与总承包人或者勘察、设计、施工承包人向发包人承担连带责任。承包人不得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转包给第三人或者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肢解以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包给第三人。禁止承包人将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禁止分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工程再分包。建设工程主体结构的施工必须由承包人自行完成。”因此吉青公司应当依照此规定自行完成工程施工，但庭审查明，吉青公司承包案涉工程后，又将案涉工程以签订《内部工程承包协议书》的方式发包给第三人马天受、孙国梅、刘键。建设工程内部承包合同是指施工企业作为发包方与其内部的生产职能部门、分支机构或职工之间，为实现一定的经济目的，就特定业务及相关经营管理达成的权利义务关系，其本质是一种企业的内部经营方式和激励机制。然而马天受、孙国梅、刘键并非吉青公司职工，案涉工程保证金也并非吉青公司交纳。从《内部工程承包协议书》内容来看，吉青公司是将与宝利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全部权利义务转移给第三人马天受、孙国梅、刘键，并收取一定费用，因此吉青公司是将案涉工程整体转包给第三人马天受、孙国梅、刘键，吉青公司此行为违反前述法律规定。 2.《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承包建筑工程的单位应当持有依法取得的资质证书，并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业务范围内承揽工程。”第三人马天受、孙国梅、刘键以自己的名义承包案涉工程，显然不具备相应的施工资质，也违反了此项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因此吉青公司转包案涉工程，第三人马天受、孙国梅、刘键承包案涉工程的行为都违反了法律规定，双方签订的《内部工程承包协议书》当为无效协议。 二、案涉人工工资及材料款应当由吉青公司、第三人马天受支付。 1.第三人刘键、马天受、孙国梅与吉青公司签订《内部工程承包协议书》后，各自按约定的施工项目进行了施工，据此应当认定第三人刘键、马天受、孙国梅系吉青公司承包工程实际施工人。根据《内部工程承包协议书》的内容，《承包合同》系第三人马天受施工过程中将支模工程、模板、火勾、钉子、铁丝工程承包给原告而与原告签订。因此第三人马天受是《承包合同》相对方，对案涉人工工资及材料款显然应当承担支付责任。庭审查明，第三人刘键、马天受、孙国梅虽共同签订《内部工程承包协议书》，但系分别施工，分别负责各自工程的各项进度，马天受可将工程承包给他人，此亦与《承包合同》中甲方仅马天受一人签名的事实一致。第三人刘键、孙国梅未参与《承包合同》的签订及原告完成工程量的结算，未在《欠条》上签名捺印，根据合同相对性，案涉人工工资及材料款应当由第三人马天受支付。刘键、孙国梅不承担向欠付原告劳务费的给付责任。如若第三人马天受认为案涉人工工资及材料款第三人刘键、孙国梅也应当承担支付责任，则属于其合伙内部关系争议，可另行协商处理争议或依据相关证据另案主张权利。 2、吉青公司将承包的案涉工程转包后，未采取适当的方式将案涉工程已转包的事实公示，至与宝利公司解除合同前，也未向主管行政机关撤回合同备案登记，并且刻制项目部印章交由第三人马天受使用，此种外观表象，足以使原告相信第三人马天受是代表吉青公司与其商谈承包工程事宜，进而认为其系与吉青公司签订《承包合同》及进行结算，因此吉青公司对案涉人工工资及材料款应当承担给付责任。吉青公司以《承包合同》落款时间为“2013年12月1日”，而出具授权委托书时间为2015年6月5日为由，认为其不应当承担人工工资及材料款支付责任。据前述，即使签订《承包合同》时，吉青公司尚未与第三人签订《内部工程承包协议书》、未出具授权委托书，但其任由第三人马天受使用项目部印章的行为已足以使原告相信是与吉青公司签订《承包合同》并进行结算，吉青公司在此过程中的过错依法应当承担由此产生的责任。吉青公司将案涉工程转包给不具务施工建设及劳务作业的自然人，根据《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工程总承包企业不得将工程违反规定发包、分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及个人，否则应承担清偿拖欠工资连带责任“，故本案应对由吉青公司对马天受所欠付的劳动报酬承担连带责任。 3、关于原告主张邓毛毛、陈小利为被告承担给付责任的诉求，经本院审核，邓毛毛在本案中系履行职务行为，陈小利为吉青公司成都分公司法定代表人，未有证据显示其以个人身份参与案涉工程的相关业务。故邓毛毛、陈小利无承担连带给付责任的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对原告要求邓毛毛、陈小利承担连带给付责任的诉求不予支持。 4、关于被告宝利公司应否承担给付责任的诉求。经本院查明，宝利公司并非案涉劳务《承包合同》的相对方，合同内容与宝利公司不具有关联性。故宝利公司对案涉欠付劳务费不承担给付责任。 三、关于原告主张劳务金额的确认。 2015年5月1日，马天受向原告所出具的欠条金额为276792元，而在2017年9月26日出具的欠条金额为359434元。经庭审查明，两次金额变动的原因系2017年9月26日增加了3万元违约金及逾期付款利息52642元。在双方签订的《承包合同》及《欠条》中既未约定给付期限、也未对违约金及逾期利息作明确约定，故2017年9月26日所出具359434元的金额不具有客观性。因此，双方的结算金额应当以2015年5月1日《欠条》上载明的金额276792.00元为准。原告主张的违约金及逾期利息主张无相关事实依据，本院依法对此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告的部分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应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六十二条第（四）项、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二款、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并报经本院审判委员会决定，判决如下： 一、第三人马天受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支付张洪刚人工工资及材料款276792.00元。 二、吉青建设有限公司对上述第一项欠款承担连带责任。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6692元，由第三人马天受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凉山彝族自治 审判长  殷家烈 审判员  张天艳 审判员  周祥东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何 丹 附一：本判决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五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第六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第六十二条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 （四）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 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二款、第三款总承包人或者勘察、设计、施工承包人经发包人同意，可以将自己承包的部分工作交由第三人完成。第三人就其完成的工作成果与总承包人或者勘察、设计、施工承包人向发包人承担连带责任。承包人不得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转包给第三人或者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肢解以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包给第三人。 禁止承包人将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禁止分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工程再分包。建设工程主体结构的施工必须由承包人自行完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第二十六条第一款承包建筑工程的单位应当持有依法取得的资质证书，并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业务范围内承揽工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附二、当事人举证： 一、原告举证： 1、《承包合同》1份——拟证明原、被告吉青公司之间的劳务合同关系成立的事实。 2、《欠条》（2015年5月1日出具）1张——拟证明被告吉青公司欠原告人工工资及材料费276792.00元。 3、《欠条》（2017年9月27日出具）1张-——拟证明被告吉青公司欠原告劳务费、材料费、违约金及逾期付款利息共计359434元的事实。 4、会东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二份[（2015）东民初字第1584号、（2015）东民初字第1588号]——拟证明原告因案涉项目施工拖欠工人工资被诉讼，原告非虚假诉讼。 5、诉状及传票——拟证明原告因做工案涉工程木工，尚欠民工工资20多万元。 6、《工程造价鉴定意见书》——拟证明原告确实在案涉工程实际做木工，工程量是属实的，目录里面有工程量实际完成的产量及金额。 二、被告吉青公司举证： 吉青公司在(2018)川3426民初1354号案件内所举证据: 第一组：关于授权委托书：1、江西省吉安市印章息系统查询证明[2018（11－3）]；2、吉青建设有限公司公章印模；3、关于授权委托书签署情况的声明及胡信坚身份证复印件。——证据1、2拟证明吉青公司经备案的公章与马天受提交的授权委托书的吉青公司同名印章存在肉眼可见的多处差异。如“设”、“公”“”“62”“中的“6”，证据3证明吉青公司原法定代表人胡信坚签名与马天受提供的授权委托书的胡信坚同名签名存在肉眼可见的差异。证据1－3共同证明马天受提交的吉青公司对其授权委托书签章虚假，即使是2014年6月8日以后，马天受也并非吉青公司委托代理人。 第二组：关于案涉合同签订时（直至2014年3月）马天受系以案外人宏营公司名义施工：4、会东县城乡规划建设和住房保障局行政处罚告知书【东规建住（2014）告字006号】；5、会东县人民法院（2015）东民初字第1127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天马受是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2014年3月前涉案工程仍以宏营公司名义施工，原告张洪刚作为马天受亲戚，不可能认为马天受是吉青公司的代理人。 第三组：6、邹建勇的编号为360602742的证书；7、郭训钊的编号为36063713的证书及情况说明；8、杨建春的编号为赣236090905932及编号为赣建安B（2005）006217的证书及情况说明；9、郭书祥的编号为360603701的证书——拟证明会东县城乡规划建设局就涉案工程备案的吉青公司施工人员资格证书均系他人伪造，案涉工程系他人冒用吉青公司名义在会东县城乡规划建设局办理备案。 吉青公司在本案中所举证据： 1、（2019）川3416民初644号案件庭审笔录——拟证明：（1）庭审笔录内的内容与（2016）川34民终619号案件认定事实一致,即会东县旧城改造馆片区TVC－B系宏营公司承包，后发包给马天受等四人；（2）该工程事实上与吉青公司没有关联；（3）该工程管理存在滥用公章甚至私刻公章的现象。 2、（2018）川34民终598号案件二审开庭笔录——拟证明：（1）据马天受陈述其2014年6月8号才取得项目部印章，张洪刚在签订合同时根本不知道吉青公司更谈不上知道吉青公司与马天受到底有没有关系；（2）吉青公司与宝利公司的承包合同系补签甚至伪造，其真实性存疑；（3）对方实际认可的是马天受而不是吉青公司。马天受与吉青公司没有关系或者有什么关系并不是审理的重点；（4）张洪刚与马天受合同上项目部章亦是后来加上的。张洪刚没有尽到合理审查义务，具有重大过错。 3、（2018）川34民终595号二审接待笔录，——拟证明：（1）吉青公司与宝利公司的承包合同是倒签甚至伪造的，真实性存疑。（2）本案所款项都没有通过吉青公司账户，是通过宏营公司账户转账，有关决定也是由马天受决定，与吉青公司无关。 4、（2019）川34民终850号二审接待笔录——拟证明：吉青公司认为没有承包涉案工程，即使单纯根据马天受陈述，吉青公司参与了该工程，也是在2014年6月以后才备案和签合同。在张洪刚与天受签订合同时吉青公司还根本不存在，更不可能有项目部印章。 5、（2016）川34民终619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1）该工程实际上是马天受、杨玉超、杨玉才、刘键四人借用宏营公司进行的挂靠承包，该工程具体情况都由以上四人负责；（2）马天受等四人实际与宏营公司发生关系，与吉青公司无关；（3）吉青公司没有在该工程签订协议、没有在工程中管理或者收翥上过工程也没有发放过任何工程款；（4）相关工程款最后由宏营公司、马天等在宝利公司结算，吉青公司没有参加参与相关结算工程。 6、比选申请书及相关备案材料——拟证明：（1）该材料证明比选申请书不是胡信坚本人签名，没有人会把自己最熟悉的姓名的“坚”写在“竖”。（2）印章具有被伪造、私刻和滥用的极大可能，不排除相关责任方可能涉嫌犯罪。（3）联系本审原二审时会东法院黄维凤法官调取证据的一向二审法院所作说明，当时除了黄法官调取材料外无其他材料，再结合该材料的众多疑点，该调取备案材料有相当大可能性系伪造。（4）该备案材料中对刘键的授权委托和马天受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内容相矛盾，侧面印证两者皆具有伪造可能。 7、四川建设行业数据共享平台查询数据4页——拟证明吉青公司没有承包会东县旧城改造项目。 8、截取印章对比图——拟证明：（1）《比选申请书》及《申请》中加盖“吉青建设有限公司”字样印章非吉青公司备案印章，极可能系伪造和私刻；（2）若马天受提出相关《授权委托收》的原件，其上印章也极可能系伪造或私刻。 9、不同材料截取“胡信坚”签名对比——拟证明：（1）调取的备案中相关“胡信坚”的签名极可能系他人所签而非“胡信坚”本人；（2）如果在本案中有其他材料亦可合理推测是他人冒签。 10、（2019）川3426民初996号案件卷宗材料——拟证明：（1）本案实际系宏营公司承包后内部承包给马天受等人，与吉青公司并没有关系；（2）马天受系宏营公司派驻施工现场的管理人员，与吉青公司无关，马天受在庭审笔录中已自认这点，同时由马天受出具的《关于立即复工及更换项目负责人的敦促函》亦表明发包人宝利公司认可马天受系宏营公司的现场管理人员，马天受也同意；（3）即使吉青公司真的承建了本案工程，但经马天受、杨玉超等人公认，吉青公司承建的1#2#3#工程也直至2015年初才动工修建。（4）刘键在该案陈述笔录中明确表明工程结算款（包括1#2#3#）90%以上都被马天受拿走了。该案工程自2015年至今已近5年，到底是否结算？如果结算结算金额是多少？结算款由谁收取？ 11、本院依吉青公司申请调取了《内部工程承包协议书》——案涉工程是由宏营公司承包之后再内部承包给马天受等人，与吉青公司没有关系。 12、本院依吉青公司申请调取了宝利公司与吉青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依吉青公司申请鉴定由四川中典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拟证明（1）吉青公司没有承建宝利公司发包的TYC-B1工程1、2、3号楼项目。（2）宝利公司无法出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原件，鉴定结果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所加盖的“吉青建设有限公司”印章与吉青公司的备案印章不是同一枚。 三、被告宝利公司举证： 1、（2016）川34民终619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马天受、马兴德、杨玉超、刘键合伙在宏营公司内部承包了TYC-B1工程4、5号楼，马天受是施工负责人，很有可能在出具欠条时将TYC-B1工程4、5号楼的劳务款写成了TYC-B1工程1、2、3号楼的劳务款。仅凭欠条无法确定原告实际完成TYC-B1工程1、2、3号楼木工劳务的劳务价款。 2、（2018）川34民终598号二审开庭笔录——拟证明原告在2018年5月15日的庭审中，陈述其进场时间为2014年10月。马天受在本案2019年10月23日庭审中陈述，原告进场时间为2014年4月。二人对进场时间各执一词，结合马天受也是工程4、5号楼的施工负责人身份，原告是否做工工程1、2、3号楼木工劳务及劳务款金额需原告进一步举证证明。 3、《四川省建设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备案表》、《申请报告》、《建设工程施工项目安全评价书》共7页、《吉青公司任命书》、《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报监登记书》共4页、《工程质量监督工作方案》共6页、《工程开工报审表》——拟证明（1）宝利公司与吉青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后，在会东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进行了备案，宝利公司对吉青公司公章真假不知情。（2）宝利公司作为建设单位，原告向吉青公司主张劳务款，吉青公司作为被告无权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26条申请追加宝利公司为被告，并且原告不是实际施工人，宝利公司不应当承担其主张的劳务款。 4、《关于会东旧城改造——体育馆片区TYC-B1工程1-3号楼索赔的通知书》及邮寄凭证、《关于解除会东旧城改造——体育馆片区TYC-B1工程1-3号楼的通知书》及邮寄凭证、《吉青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拟证明（1）宝利公司于2015年5月5日、5月8日分别向吉青公司邮寄索赔通知和解除施工合同通知，吉青公司并未回函或通过其他方式向宝利公司否认其承建会东县旧城改造——体育馆片区TYC-B1工程1-3号楼。（2）宝利公司邮寄地址及联系方式与吉青公司《2015年度报告》中记载的一直，宝利公司邮寄地址正确无误。（3）宝利公司与吉青公司并未结算，吉青公司应当赔偿宝利公司损失，不存在宝利公司下欠工程款的问题。 5、《情况说明》——拟证明邓毛毛亲自到会东县住建局办理了案涉工程的备案手续，与法院提供的邓毛毛的录音相互印证。 6、吉青公司法人信息表等共19页——拟证明吉青公司承建了案涉工程。 四、第三人马天受举证： 1、《授权委托书》1份（2015年6月5日签订）、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1份——拟证明吉青公司于2015年6月5日授权马天受对案涉项目前期工程量进行核算。马天受代理吉青公司在施工现场执行管理事务，与原告签订合同、进行结算的事实。 2、吉青公司项目详情3页——拟证明吉青公司在会东县确实有TYC-B1工程项目，在会东县有备案。 3、申请2份——拟证明吉青公司在会东县确有案涉项目，在城建局进行了备案。 4、《协调会议纪要》——拟证明城建局及宝利公司对马天受的认定是案涉施工队负责人，并不是承包人，吉青公司与本案有直接关系。 五、第三人刘键举证： 1、《合伙投资协议》——拟证明刘键在项目中所有权利和义务已经转给了马天受，刘键与本案原告没有关系，协议上的项目没有特指哪一楼哪一号，只说了是整个项目。 2、《各施工队付款情况表》——拟证明案涉项目资金拨付情况，刘键在该项目中没有收过钱，刘键与本案无关。 六、本院依职权调取证据： 1、吉青建设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营业执照、设立信息、登记申请书表等材料25页； 2、邓毛毛电话录音光盘及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