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苏0106民初1946号 原告：钱莉娟，女，回族，1975年3月11日出生，居民身份证号码xxxxxxxxxxxxxxxxxx，无业，住南京市。 被告：南京市下关区宁北社区服务中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xxxxxxxxxxxxxxxxxx，住所地南京市。 法定代表人：刘念。 委托代理人：黄世林，男，汉族。 委托代理人：张云，江苏紫金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钱莉娟与被告南京市下关区宁北社区服务中心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钱莉娟，被告南京市下关区宁北社区服务中心的委托代理人黄世林、张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钱莉娟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2015年1月-2016年12月期间工资8万元（3500元/月×24个月）、2013-2016年的年终奖1万元（2500元/年×4年）；2.被告支付原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191440元（4000元/月×15个月×2倍）。事实和理由：原告在被告处工作近15年，无任何不良记录。2015年被告多次刁难、逼迫原告离职，后又同意原告待岗期间发基本工资，但一直没兑现。2019年7月15日，原告得知被告以《劳动合同法》第39条的理由将原告开除，但并未给原告任何赔偿。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原告经仲裁前置程序后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 被告南京市下关区宁北社区服务中心辩称：1.原告诉称与事实不符，我单位没有多次逼迫原告辞职，也没有同意待岗发基本工资。事实为：原告于2005年7月劳务派遣到被告单位从事门前三包协管员工作，后安排到下关区行政执法大队小市中队从事协管员工作，2008年4月与被告建立劳动关系，双方签订劳动合同。2010年开始原告被街道抽调到参与红山南路拆迁工作，2013年8月底拆迁工作结束，参与拆迁的执法中队其余工作人员均于2013年9月回到中队上班，但原告一直没有回中队上班。2013年底街道城管科接到反映原告未回中队上班，被告通知原告尽快将其工作情况由相关人员开出证明予以证实，但直到2014年3月都没有收到任何证明。同时城管科也进行调查了解，没有任何部门和个人能够确认原告该段时间的工作情况，为此被告一方面暂停了原告的考核奖及福利待遇，保留了基本工资及劳动保险，另一方面督促原告尽快开出证明或回中队上班，但原告称其身体不好需要治病，同时强调可以开出证明，仍未到岗上班。由于原告长时间没有拿出任何工作证明，为了规范管理，城管科于2015年2月27日书面通知原告要求其详细说明2013年9月以来本人的具体工作情况，并提供证明人或证明单位，如不能说明情况的工作时间将按旷工处理。后原告提供了一份本人手写、相关领导签字说明的证明材料，但该材料只能说明2013年9月之前的工作情况，2013年9月之后的未涉及，城管科要求继续提供有效证明材料，但一直没有结果。因原告无法提供有效材料，长期不到岗上班，被告自2015年4月停发了原告基本工资并要求其到单位办理解除劳动关系的相关手续。2015年7月9日在街道劳动争议处理调解中心调解人员的调解下，双方经协商就解除劳动关系达成一致形成协议，但签字时原告表示回家考虑后再来签字，之后街道工作人员再次约原告签订协议时，其称母亲病重自己不在南京，等回来再说。后多次联系未果，被告于2015年7月停止缴纳原告社保，与此同时仍然与原告联系，要求其尽快到单位办理解除劳动关系的手续，原告仍不前来。被告于2015年12月3日以挂号信的形式向其邮寄告知书，告知其养老、医疗保险已经暂停，速来办理离职手续，如果不来办理，一切后果自负。2.原告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被告自和原告建立劳动关系后即为其办理并交纳社保、正常发放工资，被告没有违法解除或终止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由于原告自己长期不到岗上班才导致双方劳动关系解除，因此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工资、年终奖、双倍赔偿金的请求不能成立。3.原告的诉讼请求已过仲裁时效，原告于2019年12月26日提出仲裁申请，而原告诉求所争议的事实发生在2015年7月，且原告当时已经知晓，故其提起仲裁和诉讼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一年时效。综上，双方的劳动关系在2015年7月已经解除，该事实原告是清楚的，且原告自2013年9月起长期未向用人单位提供劳动，用人单位也长期未向其提供劳动报酬待遇，双方已经形成长期两不找的事实。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法院予以驳回。 经审理查明，2005年7月12日，原告与南京阅江劳务开发中心签订劳动合同书一份，劳动合同期限为2005年7月12日至2006年7月11日，后双方再次签订了2007年7月12日到2008年7月11日的劳动合同书一份，两份合同均派遣原告至被告处“门前三包”岗位从事协管员工作，合同到期后，双方未再续签劳动合同。被告在庭审中认可双方自2008年7月11日以后存在劳动关系，被告由小市街道代管。原告的社保缴费清单显示其2005年7月至2008年3月的社会保险由南京阅江劳务开发中心缴纳，2008年4月至2015年7月的社会保险由被告缴纳。 庭审中，原告主张其自2010年开始就被小市街道派至红山南路从事拆迁工作直至2017年1月1日。被告主张小市街道的确曾安排原告在红山南路拆迁项目中工作，但红山南路拆迁工作在2013年8月已经结束，所有参与拆迁的城管队员在2013年9月已经回街道城管中队上班，但原告并未回街道城管中队上班。2015年2月27日，小市街道城管科向原告发出书面通知，内容为：“因街道城管人事变动及相关工作需要，请您书面详细说明自2013年9月以来本人具体工作情况，主要内容是在各个时间段由谁（哪个部门）指派，在哪个部门工作，证明人和证明单位。如不能说明情况的工作时段将按旷工处理”。2015年3月，原告手写工作情况一份，内容为其自2010年由街道安排从事拆迁工作，2012年街道继续安排从事拆迁工作，但薪金未领，请领导查询核实。2015年3月12日，曾在小市街道任书记的徐淮舟在该情况说明上备注“该同志确系街道安排参与红山南路西延项目拆迁，因何故造成薪金未领情况，请街道核实。2015年7月9日，小市街道劳动争议调处中心组织双方调解，调解内容为被告一次性给付原告经济补偿金17930元、原告2014年以来的工资福利待原告提供有效工作证明材料后，城管科审核属实后同意予以补发。但原告主张该该调解书中并无工资、奖金因此未签字，被告主张签字时原告表示回家考虑后再来签字，之后工作人员再次约原告签协议时，原告称母亲病重自己不在南京，等回来再说，原告此后也未签字。2015年7月30日，被告为原告办理了社保的中止缴纳手续。2015年12月3日，被告向原告发出告知书一份，内容为：“因你已长期未在我单位上班，按照相关管理规定，我单位对你的养老和医疗保险都已暂停缴纳，请您速来办理离职手续，如不来办理造成的一切后果自负”。原告主张其拿到该份告知书后找到小市街道相关负责人员，对方让其继续等待岗位，原告就一直等待工作岗位直到2017年1月1日，但原告并未就其主张提供证据。2019年7月15日，小市街道向原告发送短信通知。内容为：钱莉娟，2013年9月以来已长期未到我单位上班，且提供不出任何在外帮助工作的相关材料，2015年7月我单位根据相关劳动法规，停发了你的工资及社会保险，且已对你书面告知，鉴于此，你的个人参保等事宜已与我单位无关，可到社保部门自行办理。 被告向原告支付工资至2015年4月，此后无工资发放记录。2014年4月至2015年4月期间，被告应发工资每月按最低工资标准发放，扣完社会保险后实发1134元。 2019年12月26日，原告向南京市鼓楼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请求同诉讼请求。2019年12月26日，该仲裁委员会以原告的证据不足为由作出不予受理通知书一份。后原告向本院起诉要求处理。 上述事实，由仲裁申请书、仲裁不予受理通知书、劳动合同书、社保缴费清单、通知、告知书、中国工商银行交易明细以及双方当事人当庭陈述在卷佐证，足以证实。 本院认为，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但是，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本案中，小市街道城管科于2015年2月向原告发出通知，要求其提供2013年9月以来的具体工作经历的证明材料，但原告提交的情况说明不能证实其2013年9月以来的工作经历。2015年7月9日，小市街道劳动争议调处中心组织双方调解，双方虽然并未在调解协议上签字，但双方在调解过程已谈及给付经济补偿金等内容，且被告于2015年7月停交了原告的社保，也在2015年12月向原告发出通知要求其前来办理离职手续，以上事实可以认定双方在2015年已在商谈解除劳动关系事宜，且原告不能提供其2013年9月之后为被告工作的相应证据，被告向原告发放工资至2015年4月，此后原告未至被告处工作，被告也未向其发放工资，因此，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已实际于2015年解除，但原告直至2019年12月26日才申请劳动仲裁，已超出了法律规定的仲裁时效。因此，原告的各项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钱莉娟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予以免收。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刘桂占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彭若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