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1802民初2586号 原告：刘艳萍，女，户籍地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住上海市青浦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明明，江苏冠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帅，江苏冠文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奚友乐，男，住安徽省颍上县。 原告刘艳萍与被告奚友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艳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明明、徐帅，被告奚友乐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艳萍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借款179380元及利息（利息以179380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律师费15000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9年7月4日，被告以资金周转为由向原告借款15万元，原告向被告银行账户转账15万元。8日，被告又以资金周转为由向原告借款29380元，原告向被告银行账户转账29380元，同日，被告在江苏省苏州市出具两份借条和收条。两份借条均约定“借款人若未能按期还款，还应当承担诉讼费、律师费等费用。”后经催要，被告未能还款，原告遂诉至法院，要求判如所请。 被告奚友乐辩称：2019年6月底，启宇公司的王贤林和刘易杨到南京市仙林找我，让我带团队去苏州启宇上班，我说所有的员工大概在原单位还有18万元的工资没有发，于是刘易杨就安排王贤林说把18万元转给我，让他们明后天就到苏州。转了15万元之后，我们就去了苏州启宇。过了几天，发现补偿的钱不够，又打了2.9万余元，总共打了18万元不到。借条是2019年7月8日在苏州市公司的行政部负责人焦健打印的，说让我补一个借条，因为王贤林和我说过所有人签过补贴单后借条就可以拿回去，我出于信任才写的借条，没过两天我给所有人发了补贴的工资，当时焦健也在场，当时写了两份补贴单，一份是北桥店的8万多元，一份是学府店的9万多元，加在一起18万不到，按照补贴单我们每个人签订了一份补贴协议和劳动合同，提交了身份证复印件，所有员工都签了字，我把钱全部发放下去了。过了一个月，我找王贤林要借条，王贤林说业绩做的不好，这个时候不应该和老板提索要借条的事情，要的话不会给的。到了11月份，我问老板说要回借条的事情，老板说我要是走的话就起诉我，我说借条不算数的，王贤林答应我把撕掉的，王贤林否认他说过，当时在刘易杨办公室，王贤林担心我录音，把我手机抢走了。刘易杨让王贤林用巴掌扇我，我于是和王贤林打起来了，他们两个一起打我，手机还不还给我，不让我报警，还说要报警抓我，说自己很有钱，花钱买关系让我分分钟进去。我说不走了，在这里继续干，是不是干满一年，这个事情就不再提了。刘易杨同意了，我就从苏州启宇到南京启宇去工作了。我是2020年6月中旬离职的，正好满一年，我和王贤林打了个招呼。离职后见过一次，说是回来上班就撤诉，否则继续起诉，我在启宇上班一年，前后受过3次威胁恐吓，就是我要离职的话就拿借条和转账记录起诉我。其实我本人只拿到了3万元补贴，也写了补贴单的。我和刘艳萍根本不认识，她不可能借给我钱，我也不会向她借钱，如果我向她借钱，也不可能写资金周转，更不可能没有利息。借条上的勾都是焦健划得，借条上大写字都是焦健教我写的，借条也不是我情愿写的，我不认可这是借款，我只认可我和刘易杨、王贤林之间的协议，我不欠原告的钱。 原告于庭审中承认案涉借条签订地系苏州市姑苏区，当时是在婚纱城打的借条，是焦健转交给原告的。原告在其弟弟刘易杨的公司兼职财务工作，当时15万元和29380元均是刘易杨指示原告转账给被告的，当时转账的时候并没有说原因，因为刘易杨是公司老板，让原告转款时都不会详细的说。公司的款项以及刘易杨的款项有时会存在原告的账号，存在财产混同的情形。 原告刘艳萍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下列证据：1、借条及收条原件2份，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形成借贷合意，并对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误工费进行了约定，因为被告成为了公司的员工之后就是同事，所以未对利息进行约定的事实；2、兴业银行网上转账受理单打印件2份，证明原告分两次向被告账户共计转入179380元；3、委托代理合同及律师费发票1份，证明原告为本案支付律师费15000元，因为原告当初在借条上看到了有约定，于是在南京市江宁区法院提起诉讼，但是在立案时确认本案借款发生地系苏州市姑苏区，南京市江宁区法院认为其不具有管辖权，于是原告只能在户籍地起诉，对代理合同上的管辖法院进行了变更；4、EMS物流订单详情及诉前催款邮件，证明被告不接电话无法联系，催款通知被退回。 被告奚友乐对以上原告提交的证据质证如下：对证据1，借条和收条上的字都是本人写的，但是不是自愿写的；证据2中的款项都收到了，但是不是借款，是刘易杨和王贤林让我发放补贴的款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本案不是借款，借条也不是我情愿写的，不应该由我承担；证据4，我应该是没有接到电话，或者在外地没有收到。 被告奚友乐围绕其辩解，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微信交易明细一组，证明我在收到款项后向其他员工发放了14万多元，自己拿了3万元。 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质证如下：该证据系被告和第三方之间的记录，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本院对以上原、被告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原告及被告提交的证据均具有真实性，其证明目的以本院查明事实为准。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7月4日，原告刘艳萍根据其弟弟即启宇公司负责人刘易杨的指示，通过兴业银行向刘易杨公司的苏州区域经理即被告奚友乐转账支付了15万元。2019年7月8日，原告刘艳萍根据刘易杨的指示再次通过兴业银行向被告奚友乐转账29380元。启宇公司行政部门负责人焦健于2019年7月8日打印借条及收条各两份，奚友乐在格式借条的空白处进行了相应填写，并加按手印，两份借条总金额为179380元。奚友乐收到案涉款项后，将其中大部分款项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的给付他人，其中大部分转账集中在2019年7月10日。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刘艳萍向奚友乐支付的是借款还是代案外人启宇公司或者刘易杨向奚友乐支付的团队的工资和补偿金的问题。原告刘艳萍系启宇公司的财务人员，其弟弟刘易杨系公司老板，刘艳萍在庭审中自认当时系刘易杨让其向奚友乐转账给付案涉款项，转账事由刘易杨并未告知，其亦称公司及刘易杨的款项均有存在原告卡中的情况，故刘艳萍的转账行为系财务人员执行公司老板的指令，而非与被告奚友乐达成借贷的合意。案涉借条系公司行政部门负责人焦健负责打印，被告进行填写，被告并未向原告表示借款需求，原告自认其在转账时亦不存在向奚友乐出借款项的意思表示。故被告辩称其因为要领取团队的补贴款项而出具的案涉借条具有合理性，本院予以采信。其次，案涉借款金额精确到十位，根据现在的社会经济水平，民间借贷的数额精确到十位，亦不合常理。再次，奚友乐陈述其在收到案涉款项后，除自己留下三万元后，其余款项均发放给他人，亦与其提供的微信转账记录相符合。故本院对被告奚友乐关于案涉款项非向原告的借款的辩解予以采信，对原告要求被告给付借款本息及律师费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刘艳萍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已减半收取2094元，由原告刘艳萍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卫青 二〇二〇年九月三十日 书记员  方云 附相关法律条文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十九条人民法院在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时发现有下列情形，应当严格审查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综合判断是否属于虚假民事诉讼： …… （二）出借人起诉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明显不符合常理； ……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