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禄丰县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20）云2331刑初123号 公诉机关云南省禄丰县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张文超，男，1980年1月26日生，汉族，云南省通海县人，硕士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住云南省昆明市。因涉嫌贪污罪、受贿罪，于2020年3月13日被禄丰县监察委员会采取留置措施，2020年6月2日经云南省禄丰县人民检察院决定刑事拘留，同年6月12日经云南省禄丰县人民检察院决定逮捕，同日由禄丰县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禄丰县看守所。 辩护人严朝，北京盈科（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云南省禄丰县人民检察院以禄检刑检刑诉（2020）103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张文超犯贪污罪、受贿罪，于2020年8月5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于2020年9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云南省禄丰县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杨贵生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张文超及其辩护人严朝到庭参加诉讼，被告人张文超当庭撤回排除非法证据申请。现已审理终结。 云南省禄丰县人民检察院指控： 一、贪污罪 1.被告人张文超在担任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利用外资和境外投资处（以下简称“外资处”）处长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2016年至2019年负责筹办第4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国际产能合作论坛及澜沧江-湄公河互联互通联合工作组会议期间，与借调人员张某青（另案处理）、云南贡乐商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某采取虚列、虚增会务费支出的方式，分四次从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套取资金520169.1元，存于云南贡乐商务有限公司账户，供张文超、张某青个人使用和“外资处”使用。截止2019年8月，已使用该资金442320元。其中，张文超个人使用该资金人民币167496元，美元5000元。张某青个人使用该资金人民币5398元。 2.2016年10月，时任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外资处”处长的张文超授意张某青注册成立昆明欢喜办公用品公司，在2016年12月至2017年上半年期间，张文超安排张某青从昆明欢喜办公用品公司虚开办公用品发票四次，以虚列支出的方式，从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套取资金24140元，用于个人和“外资处”使用。 综上，被告人张文超采取虚增会务费、虚列支出的方式从省发改委共套取资金544309.1元，供自己、他人和“外资处”单位支配使用。 二、受贿罪 2016年3月，张文超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帮助云南格特威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中标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筹办的国际产能合作论坛会议宣传项目，后其向云南格特威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负责人陈某索要人民币100000元，转借给朋友张某使用。 案发后，被告人张文超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积极退清贪污、受贿赃款，被告人张文超自愿认罪认罚，并签订了认罪认罚具结书。 公诉机关就上述指控，当庭出示了相关证据。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张文超在担任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外资处”处长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安排他人采用虚增会务费、虚列支出的方式从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套取资金544309.1元，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贪污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张文超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向他人索取人民币100000元，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三百八十六条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张文超索取他人贿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六条之规定，从重处罚；张文超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之规定，属坦白；积极退赔贪污、贿赂款，可酌定从轻处罚；自愿认罪认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之规定，可以从宽处理。被告人张文超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应当数罪并罚。提出对被告人张文超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涉案赃款依法予以没收的量刑建议。 被告人张文超对公诉机关指控其犯贪污罪、受贿罪的犯罪事实和罪名均无异议，当庭自愿认罪。 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张文超犯贪污罪、受贿罪的犯罪事实和罪名无异议，认为被告人张文超在被留置期间，主动交代监察机关尚未掌握的本人的受贿犯罪事实，经查证属实，被告人张文超对受贿罪成立特别自首，应从轻或减轻处罚。 经审理查明： 一、贪污罪 被告人张文超在担任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利用外资和境外投资处（以下简称“外资处”）处长期间，采取虚增会务费、虚列支出的方式从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套取资金544309.10元，供自己、他人和“外资处”支配使用。 案发后，被告人张文超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积极退缴贪污赃款，自愿认罪认罚，并签订了认罪认罚具结书。 具体事实如下： （一）被告人张文超在担任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外资处”处长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2016年至2019年负责筹办第4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国际产能合作论坛及澜沧江-湄公河互联互通联合工作组会议期间，与借调人员张某青（另案处理）、云南贡乐商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某采取虚列、虚增会务费支出的方式，分四次从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套取资金520169.1元，存于云南贡乐商务有限公司账户，供张文超、张某青个人使用和“外资处”使用。截止2019年8月，已使用该资金442320元。其中，张文超个人使用该资金人民币167496元及5000美元。张某青个人使用该资金人民币5398元。 上述事实，有经当庭举证、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立案决定书、立案通知书，证实禄丰县监察委员会于2020年3月13日决定对张文超涉嫌严重违法问题立案调查。 2、张文超同志相关情况材料、干部任免审批表、入党材料，证实被告人张文超于2001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及被告人张文超的履历、任免职情况，其中2016年8月29日被告人张文超任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利用外资和境外投资处处长。2016年6月举办的第4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国际产能合作系列活动中，被告人张文超担任综合协调组、论坛会务组副组长，会展组组长职务，负责国际产能合作关系的总体布展规划设计，序馆的设计布展、内容修改及报审，序馆搭建、讲解，南博会业务券的申领等工作，张某青系上述分组成员。 3、张某青相关情况材料、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通知、函、情况说明、劳动合同书，证实张某青的基本身份情况，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自2015年10月16日至2019年6月借调或临时抽调张某青到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外资处”帮忙工作，主要协助负责利用外资和境外投资管理、国际产能合作、“外资处”内综合工作等。 4、营业执照、身份证复印件，证实杨某担任云南贡乐商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以及杨某的基本身份情况。 5、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办公会会议纪要、文件、云南省省级政府采购合同书、记账凭证、发票，证实云南省发展改革委员会分别召开主任办公会，研究第4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国际产能合作和论坛会务相关费用，2017年商洽会国际产能合作专题会谈活动经费支付事宜，审议近期大额用款计划，并分别于2016年10月27日向云南贡乐商务有限公司支付2016年第4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国际产能合作展布展和论坛会务服务费159万元，于2017年9月27日支付2017年商洽会国际产能合作专题会谈活动会务服务费46.8035万元、审计费用5000元，合计47.3035万元；于2018年9月27日支付第5届南博会澜湄国家互联互通专题会议及双边会谈会务服务费76.6万元，于2019年11月8日支付2019年商洽会澜湄国家互联互通联合工作组会议会务服务费69万元。 6、云南贡乐商务有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会务发票、银行进账单、客户贷记回单、国内支付业务收款回单，证实云南贡乐商务有限公司承办2016年国际产能合作论坛会务实际发生费用1541094元，经张某青调账后上报结算费用1590000元，调账差额48906元；2017年澜沧江-湄公河互联互通工作组司局级会议会务实际发生费用371416元，张某青调账后上报结算费用468034.58元，调账差额96618.58元；2018年澜沧江-湄公河互联合同联合工作组会议多边双边专题会谈会务实际发生费用603758.48元，张某青调账后上报结算费用766000元，调账差额162241.52元，其中会议预算增加金额34900元在会务时机发生费用中予以保留；2019年澜沧江-湄公河互联互通联合工作组会议多边会谈会务实际发生费用512497元，张某青调账后上报结算费用690000元，调账差额177503元。2017年至2019年，应张某青的要求，杨某到昆明洲际酒店购买自助餐票，交给张某青1**张，合计购买金额42320元。 7、《成交通知书》、《云南省省级政府采购合同书》，证实云南贡乐商务有限公司承办2016年第4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国际产能合作展序馆布展和论坛会务服务项目，成交价159万元；承办2017年南亚东南亚商品展暨投资贸易洽谈会国际产能合作专题会谈活动会务服务项目，成交价99.6万元；承办2018年第5届南博会澜湄国家互联互通专题会议及双边会谈服务项目，成交价76.6万元；承办2019年商洽会澜湄国家互联互通专题会议及双边会谈服务项目，成交价69万元。 8、费用结算表，证实杨某从QQ邮箱下载的2018年澜沧江-湄公河互联互通联合工作组会议多边双边专题会谈费用，2018年8月25日结算金额为763472元，2018年8月27日为603758.48元，2018年9月25日为767315元。杨某微信记录中2019年澜沧江-湄公河国家互联互通联合工作组会议多边会谈费用，2019年6月22日结算金额为516475元，2019年7月8日分别调整二次为700175.8元、704239.4元，2019年7月10日调整金额为692620元，其中“自用”结算表中调整增加金额173525元。 9、提取笔录、转账记录，证实从张某青手机提取的杨某与张某青之间的转账情况。 10、杨某的证言，证实云南贡乐商务有限公司主要从事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会议服务业务，其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自2016年至2019年，公司与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外资处”等部门有过会务合作，根据会务合同，价款以实际发生额进行结算。期间其按照张文超、张某青的安排和要求，先后四年共四次在会务结算时采用虚列支出的形式，从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套取520169.10元项目资金，其将实际发生金额结算清单草稿发给张某青后，张文超、张某青根据他们的资金需求，让其调整或者他们自行调整结算清单，其在调整后的结算清单上加盖公司印章后交给张某青，通过他们进行报账，之后再以现金、转账等方式交付给张文超、张某青。2016年4月，其公司参与国际产能合作论坛会议筹备工作，之后通过竞争性磋商的方式，公司以159万元的价格中标会务服务项目。会议实际发生金额1541094元，张文超要求其在结算表中增加4万元。之后张某青对结算表进行调整，虚列了会务执行公司人员工资等项目，将结算金额调整到159万元，合计增加金额48906元。2017年6月，“外资处”采用竞争性谈判的方式对澜沧江-湄公河国家级互联互通工作组司局级会议会务进行招标，其公司以99.6万元的价格中标，因会议举办过程中有部分议程取消，按照补充协议，公司以实际发生的会议服务内容进行结算。该会议实际发生费用371416元，张某青最终将结算费用调整为468034.58元，调整增加了96618.58元。2018年7月初，其将澜沧江-湄公河国家级互联互通工作组司局级会议多边双边专题会谈会务实际发生金额603758.48元，应张文超的要求，张某青将结算金额调整到中标金额766000元，调整增加162241.52元；此外，2018年编制会议预算时，其将第一稿预算稿发给张某青后，张某青调整增加了34900元，故2018年张文超、张某青虚报了197141.52元。2019年澜沧江-湄公河国家互联互通专题会议及双边会谈会议会务实际发生费用512497元，张某青将结算金额调整到中标价690000元，调整增加177503元。“外资处”按照上述四次调整后的费用向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报账，资金套取出来后存放在其公司账上，之后按照张某青的要求，其自2016年至2019年以现金或转账方式交付张某青4423**元，剩余77849.10元还在公司账上。其中2016年度合计支付张某青现金5万元；2017年度合计支付14万元，其中其于10月20日汇款10万元到张某青工商银行账户，上述款项之后也在虚列套取的资金中进行了抵扣，其将相关情况告知了张文超；2018年度支付11万元；2019年度支付10万元，其中因张某青回她原单位上班，其想感谢她在近几年办会过程中的帮助，于8月的一天在金牛小区门外拿给她现金2万元，说好钱是给她个人使用的，但上述款项也是从虚列会务费套取出来的资金。此外，其应张某青的要求，到昆明洲际酒店购买了120张自助餐餐票给张某青，购买金额合计42320元。其中2017年6月购买30张，每张388元，合计11640元，赠送的12张餐票被其自己消费处理；2018年6月购买40张，每张388元，合计15160元，赠送的16张餐票被其自己消费处理；2019年购买40张，每张388元，合计15520元，赠送的16张餐票被其自己消费处理6张，剩余50张交给了张某青，上述费用最终调整在报账结算表中。 11、闫某的证言，证实其自2017年10月担任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利用外资和境外投资处副处长，工作职责为配合处长张文超开展“外资处”各项工作，期间其未与张文超就筹集处室工作经费或者从其他渠道套取资金共处室自行支配等事宜进行过商量，其也不清楚处室内有无账外资金的情况，处室会议也没有研究过处理办公经费等相关情况。2018年下半年，张文超在他办公司拿了3张昆明洲际酒店自助餐券给其，让其带家人一起使用，但未提及餐券的来源，其未多想就收下了，之后餐券都被使用。 12、贾某的证言，证实其自2014年12月在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外资处”工作期间，2017年其应“外资处”处长张文超的要求，在其所住的小区商店自行垫付费用帮张文超买了4瓶五粮液酒，每瓶799元或788元，之后将酒送到拓东体育馆张某青车上。后来其又按照张文超的要求，垫付费用到家乐福南亚店买了2张购物卡，每张价值500元。其将购物卡装在牛皮纸信封，在张文超一个人在他办公室时交给了他。之后隔了很长时间，大概2018年张某青拿了2000多元钱给其。张文超让其买东西时说过费用张某青会处理，期间其和处里的同事一起吃过两次饭，都是张某青付款，感觉处里是张某青在管财务。2017年6、7月的一天，张文超在他办公室拿了3张昆明洲际酒店自助餐券给其，2018年6、7月份的一天张文超又拿给其3张，但均未提及餐券的来源，其以为是处里的福利就收下了。 13、魏某焕的证言，证实2016年11月其到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外资处”工作期间，2016年下半年的一天，“外资处”处长张文超带其和张某青到一个茶叶市场，张文超送给其和张某青每人一提普洱茶，其看张文超和卖茶的老板比较熟悉，以为是张文超个人购买送给其的，其就收下了，之后茶叶被其转送给了朋友。2016年其和张文超、张某青一起到北京出差，期间张某青提及她想开办办公用品公司，但之后是否开办其也不清楚。2017年其到国家发改委挂职时，张文超联系其，称有人会寄一些鲜花饼给其，让其收到后拿给国家发改委外资司的人员，其收到后就照做了，但不清楚鲜花饼是如何购买的。 14、王某的证言，证实其自2017年1月到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外资处”工作期间，2017年6、7月的一天，张文超在他办公室拿了3张昆明洲际酒店自助餐券给其，2018年6、7月份的一天张文超又拿给其3张，但均未提及餐券的来源，其以为是处里的福利就收下了。2017年下半年其于张文超、张某青到北京出差期间，其垫付了部分打车费用，之后按照张文超安排，其找张某青报销了上述费用。2019年下半年，“外资处”借调人员易某以其名义在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内网上报销过一笔费用，但报账的具体情况其不清楚。 15、易某的证言，证实其自2019年6月起被借调到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外资处”跟班学习，接手了张某青移交的境外投资、文件文档等工作，包括2019年澜湄国家互联互通有关会议的筹办及费用结算报账等系列相关工作。2019年11月左右，云南贡乐商务有限公司的杨某把加盖公司印章的纸质结算资料、发票等报给其，其报给张文超审核同意后，张文超安排其进行后续报账程序，期间结算资料未返回给云南贡乐商务有限公司。因其属借调人员，没有OA办公账号，无法进行网上报账。之后报经张文超同意，其借用王某的账号进行报账，张文超通过网上审核同意，最终报销了会议会务费用69万元。其在“外资处”工作期间，没有经手过集体外出吃饭、娱乐等费用。 16、徐某的证言，证实其于2017年7月至2020年1月23日借调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外资处”工作期间，主要负责收发文工作，协助借调人员张某青作境外投资的项目审批等工作，其参与过2017年商洽会、2018年南博会和2019年东南亚司局级会议的办会工作，其中东南亚司局级会议由杨某的公司承办。2018年上半年其与张某青确立男女朋友关系，2018年6、7月份的一天，“外资处”处长张文超在他办公室拿了3张昆明洲际酒店自助餐券给其，其以为是处里的福利就收下了。2018年7、8月份的一天，张某青让其帮张文超兑换2000美金用于跟商务厅考察使用，并拿了14000元人民币给其，其按照当时6.7的汇率进行兑换，将美金和余款交给了张文超。2019年3月左右的一天，张某青准备回原单位上班，其按照张某青的要求，将一个信封当面交给了张文超；张某青回原单位上班后，打电话让其找杨某拿东西，之后交给其一个装有信封的棕色纺布袋，其按照张某青要求，将东西交给了张文超。张某青离开“外资处”后，将她手上的涉密文件、光盘、文件盒及还未报账的一些票据移交给其，其中是否装有现金不清楚。张某青离开“外资处”后，张文超打电话约其见面，称纪检监察部门找他谈话，涉及违规借用人员的问题。一两天后的23时许，张文超打电话让其约张某青见面，其驾车先后接到张某青和张文超，载二人到上东城东风巷昆明子，其按要求将他们的手机放在车辆后备箱内并在旁边等候，张文超和张某青在车上谈了1小时左右就各自回家了。过了两天的一个周末14时许，张文超再次打电话让其约张某青见面，三人在商业广场汇合后，其将他们带到其家中，张文超和张某青在卧室内商谈张某青带去的小本本持续2、3个小时后离开。 17、同案人张某青的供述与辩解，证实其于2015年10月至2019年1月至2019年6月被借调或临时抽调到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外资处”工作。期间其主要协助从事境外投资、外商投资、国际产能合作相关的南博会期间会议、文件收发及处长安排的其他工作。2016年9月张文超担任“外资处”处长，2016年6月至9月期间处长职务处于空缺状态。其在从事2016年至2019年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外资处”有关会议服务工作过程中，按照张文超的安排，张文超和其及云南贡乐商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某协商，在会务款结算时，采取虚列支出、虚增会务结算款的形式，通过委主任办公会讨论通过，其作为经办人签字，由张文超审核确认后向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报账，经财务审核通过后将结算款项支付给云南贡乐商务有限公司，期间共套取财政性资金520169.10元。2016年云南贡乐商务有限公司以159万元中标国际产能合作论坛及双边会谈项目。会议举办后，会务实际发生费用1541094元，张文超要求按照中标金额调整结算表，之后杨某将结算表调整到159万元，调整增加48906元，最终向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报账支付159万元。2017年云南贡乐商务有限公司以99.6万元中标南亚东南亚商品展暨投资贸易洽谈会国际产能合作专题会谈会务服务项目，因主办方减少了一个会议项目，会务实际发生费用371416元，杨某将结算表通过微信发给其，张文超让其和杨某调整结算金额。最终其和杨某虚列酒店住宿费、餐饮费等多项支出，制作了468034.58元的结算表并进行报账，调整增加了96618.58元。2018年3月云南贡乐商务有限公司以76.6万元的价格中标第5届南博会澜湄国家互联互通专题会议及双边会谈项目。会后杨某将实际会务费用603758.48元的结算表通过微信或ＱＱ发给其，张文超要求按照中标金额结算费用。其和杨某对会务结算表来回调整了几次，虚列酒店住宿费、会场布置费等多项费用，最终以76.6万元进行结算，调整增加费用162241.52元。因云南贡乐商务有限公司参与筹备该会议，在做会议预算时，张文超安排其和杨某对接，在预算中增加了会务手册整体设计费、文案翻译费等多项费用合计34900元，该费用经张文超审核同意后进行了上报。因此2018年共计虚列增加套取资金197141.52元。2019年云南贡乐商务有限公司以69万元中标澜湄国家互联互通专题会议及双边会谈项目。会后杨某将实际会务费用512497元的结算表报给其，张文超安排以中标金额结算。之后其和杨某来回调整结算表，虚列调整场地租赁费等多项费用，最终以69万元进行结算，调整增加费用177503元。虚列套取的资金通过报账支付在云南贡乐商务有限公司账户上，2016年至2019年期间，杨某通过现金支付、微信转账、银行转账方式，以单笔1万元至3万元不等的形式分次共计付给其40万元，其中包括38万元套取的资金以及2万元杨某给其个人使用的部分。2017年至2019年经张文超安排，杨某购买了票面金额为388元／张的洲际酒店自助餐券送给其。其中2017年6月其从杨某处拿到30张餐券，票价388元／张，合计11640元，张文超收到后给了其5张；2018年拿到40张餐券，票价379元／张，合计15160元，张文超收到后给了其5张；2018年购买40张餐券，票价388元／张，合计15520元，因酒店赠送了16张餐券，杨某共拿给其50张，其预留了5张后，交给张文超45张。2016年期间，受张文超的安排，杨某共拿给其现金5万元；2017年度杨某共支付其14万元，其中10月份因其向杨某借款购房，杨某通过向其工商银行卡转账10万元，之后未实际买房，该10万元就用来抵扣套取的资金陆续支出了，其事后也把上述情况告诉了张文超；2018年度杨某共支付其11万元；2019年度杨某共支付其10万元，其中2万元是杨某明确给其个人使用的，该笔款项实际用于其个人和家庭支出，8月的一天，其用从杨某处收到的3万元现金帮张文超兑换了3000美元，折合人民币2.1万余元，剩余8000余元未交给张文超，9月的一天，其向杨某借款3万元用于购房，12月归还了1万元，剩余2万元尚未归还，上述款项系其个人债务，与套取的资金无关。综上，2016年至2019年，杨某共支付其人民币和餐券价值442320元。按照张文超的安排，其负责保管套取的资金并进行开支，其中现金直接放置于办公室抽屉中，微信接收的转账通过提现或微信支付，银行转账存放于工商银行卡内。套取的资金未进行宣布，也未主动告诉过“外资处”的其他工作人员。其将上述资金的收支情况记录于一大一小两个笔记本上，但因内容记载不齐全，少部分收支未能在账本上反映出来。资金主要分为张文超的个人支出，欢喜办公用品公司的支出、“外资处”人员到北京出差的支出以及“外资处”其他的支出。张文超个人的支出包括：2016年度其应张文超要求拿给他现金21000元；2017年度拿给他500元；2018年度拿给他现金35200元，期间其委托徐某帮张文超兑换了2000美元；2019年度拿给张文超4万元并帮他兑换了3000美元。此外，张文超个人购买健身用品、电器等物品支出54121元。购买藏香鸡提货单、贡润祥茶膏共支出24500元，用于“外资处”工作人员共用。因此张文超支取现金10.01万元，兑换美金5000元，折合人民币大约3.5万元，张文超个人支出78621元。第二类，其注册成立昆明欢喜办公用品公司，经张文超同意，公司开办费6080元、营运费19571.17元，合计25651.17元均在套取的资金中支出。第三类支出包括其和张文超、魏某焕、贾某、闫某到北京出差，因请国家发改委外资司人员吃饭、自己吃饭、打车等费用合计6917元无法正常报账，就从套取的资金中支出。第四类是“外资处”的其他开支合计76346元，包括吃饭、支付其他工作费用、“外资处”聚餐、加班餐、处里人员因公务打车，送国家发改委人员鲜花饼等土特产等各项开支。第五类是其个人使用套取的资金53980元，包括购买手机、耳机等物品6000元，帮张文超兑换美金剩余的8000多元，杨某最后一次拿给其的2万元，洲际酒店自助餐券15张共5220元，以及涉及其个人工作问题请相关领导吃饭6600元，购买酒8160元。综上，加上张文超收到的洲际酒店餐券105张共37100元（2017年单价388元、张／2018年379元／张、2019年平均单价277元／张），张文超个人、昆明欢喜办公用品有限公司以及“外资处”共支出322635.17元，其个人支出53980元，套取的资金总支出413715.17元，剩余7万余元尚在云南贡乐商务有限公司账上。因记账不全面，记忆有遗漏，故尚有28604.83元资金缺口，其已记不清具体的开支项目。扣押在案的两本笔记本均系其借调到“外资处”后，自接手杨某支付的第一笔现金1万元开始进行记录的账本，包含“外资处”、欢喜办公用品公司成立及运营及其个人家庭支出。其被谈话后，徐某驾车载其和张文超到巷子内，期间徐某将二人手机带走，张文超让其陈述账本系用于记录自己家庭收支，不能承认资金来源。几天后徐某驾车载其到张文超家附近的巷子见面，张文超看了账本后让其按他的要求修改账本，并约定修改后在1903公园见面。之后其未按照张文超的说法修改，就重新抄了一遍，将收入抹掉，将张文超现金支出改为借款并已还。两天后其和张文超到徐某家中，张文超再次要求其调整记账情况。大记账本第7页反面、第8页正反面、第9页正面记录为新增内容，增加了欢喜办公用品公司的收支、其个人的支出及张文超的还款。小记账本第2页正面、第5页正反面、第8页反面均系新增的记录，增加杨某的借款、张文超还款、其个人的支出，归还杨某的借款、借给杨某的款项及张文超的还款等。 18、被告人张文超的供述与辩解，证实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作职责主要包括提出利用外资和境外投资发展战略、规划及有关政策建议等，自国家发改委提出国际产能合作后，“外资处”主要负责国际产能合作有关工作会期活动的筹办。2016年3月其被抽调“外资处”负责国际产能合作论坛及双边会谈有关工作，9月担任“外资处”处长，期间其利用“外资处”负责承办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会议之机，与“外资处”原借调人员张某青及具体承办会议的云南贡乐商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某，通过云南贡乐商务有限公司在报账时虚列支出等方式，在结算时，杨某报来实际结算费用后，其安排张某青、杨某虚列会务支出，调高结算费用，增加拟套取的资金数额。调高后的结算金额经其同意后，杨某加盖公司印章并提交发票，其作为会务具体负责人或处室主要负责人审核确认，向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报账，套取的资金以结算款项名义拨付云南贡乐商务有限公司账户。自2016年至2019年，通过上述方式，其先后四次从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套取财政专项资金520169.10元。因各项管理逐渐严格，其想拥有自己可以自由支配的资金以便处理其个人及其他不能从单位正常报销的开支，就通过云南贡乐商务有限公司从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套取资金供其支配使用。其中2016年云南贡乐商务有限公司以159万元中标国际产能合作论坛及双边会谈会务服务项目，会务实际发生费用1541094元，其安排张某青按中标价进行调整，最终按照159万元进行结算，调整增加48906元。因云南贡乐商务有限公司参与前期的会务筹备工作，期间经其安排，杨某拿了1万元用于交通、加班费等开支，之后该部分费用在结算款中进行了处理。2017年云南贡乐商务有限公司以99.6万元中标南亚东南亚商品展暨投资贸易洽谈国际产能合作专题会谈活动会务服务项目，会务实际发生费用371416元，其安排张某青与杨某对接调整结算金额，最终调整结算金额为468034.58元，增加96618.58元。2018年云南贡乐商务有限公司以76.6万元中标第5届南博会澜湄国家互联互通专题会议及双边会谈服务项目，会务实际产生费用603758.48元，其将结算金额调整为中标金额76.6万元，增加162241.52元。因云南贡乐商务有限公司之前参与会议筹备，在会议预算时，其安排张某青在预算中预留3万元左右额度，之后张某青和杨某在预算中虚列了34900元，其确认后进行了上报。因此2018年会务结算款共虚列增加197141.52元。2019年云南贡乐商务有限公司以69万元中标澜湄国家互联互通专题会议及双边会谈服务项目，会务实际产生费用512497元，其安排张某青按照中标金额调整结算，最终调整结算金额为69万元，增加177503元。结算金额确定后，经提交委主任办公会审议通过进行报账。资金套取后均存放于云南贡乐商务有限公司，经其安排，款项由杨某通过现金或微信转账支付给张某青保管，上述资金的来源仅有其和张某青知晓，未对外公开宣布过，也未告知“外资处”的其他人员。之后其得知张某青对上述资金的收支情况进行过记录。经其安排，2016年度张某青找杨某拿了5万元；2017年度拿了14万元，其中10月左右张某青向杨某借款10万元，之后该借款用于抵扣备用金陆续支出，张某青向其报告了上述情况；2018年度共拿了11万元；2019年度共拿了8万元。套取的资金被其个人使用了一部分，具体包括2016其向张某青拿了现金21000元；2017年度拿了500元；2018年拿了30200元；2019年拿了43400元，其中包括3月的一天，张某青准备回原单位上班，将她保管的3400多元备用金用牛皮纸小信封装好后通过徐某转交给其。综上，其个人支取现金合计10.01万元。其曾两次安排张某青为其个人兑换美金，合计5000美元。2018年5月的一天，其因公出国，就让张某青兑换2000美元给其，过了两三天其看到办公桌上放着一个装有2000美元和汇率单据的信封。2019年8月的一天其安排张某青找杨某拿钱后帮其兑换3000美金，之后张某青交给其3000美金。其还让张某青帮忙购买过健身用品、电器等个人物品，其中大益茶饼2.1万元左右，普洱茶饼1.2万元，五粮液酒7000元左右。“外资处”使用的资金包括第一部分北京出差期间请人吃饭、“外资处”人员自己吃饭五、六千元。第二部分购买藏香鸡提货单7500元、贡润祥茶膏17000元、酒8500元，2018年送礼金2000元，请国家发改委人员吃饭6600元左右，请省工信委等单位人员吃饭共计约5500元，其他零星支出已记不清具体数额。此外，张某青成立昆明欢喜办公用品公司的费用约2.5万元，经其同意也在套取的资金中开支。套取的资金支出均由其安排或确认，因支出事项较多、时间较长，详细的情况已记不清。张某青个人使用套取的资金包括2017年购买手机5000元，2019年9月买酒8000多元，其他情况记不清了。2017年至2019年，其安排张某青让杨某购买昆明洲际酒店的自助餐券送给其。2017年6月，张某青拿给其30张餐券，其给了张某青5张，给周汉斌、贾某、王某每人3张，剩余16张被其支配使用。2018年6月的一天，张某青拿给其40张餐券，其给了张某青5张，给闫某、贾某、徐某、王某每人3张，剩余23张餐券被其支配使用。2019年6月的一天，张某青交给其45张餐券并称她已经预留了5张，上述餐券均由其支配使用。2017年其收取的餐券票价388元／张，30张合计11640元；2018年餐券票价379元／张，40张合计15160元；2019年餐券票价388元／张，40张合计15520元，因购买后赠送16张，最终张某青拿给其45张。综上，经其安排，2016年至2019年间从杨某处拿取的钱物包括人民币38万元，自助餐券购买价42320元，合计422320元，剩余97849.10元还在云南贡乐商务有限公司账上。其个人收取人民币10.01万元，5000美元，购买个人物品约4万元，个人支配使用自助餐券84张，折合约27396元，合计人民币167496元及5000美元。2020年2月27日，其被纪检监察部门谈话后，其得知张某青也接受谈话，就让徐某询问张某青的情况。之后徐某载张某青和其到巷子里，徐某将其和张某青的手机带走，其和张某青在车上商谈，其告知张某青不能承认账本上资金的来源，让她陈述账本是记录她自己家庭的收支。过了几天，徐某驾车载张某青和其见面，其让张某青修改账本并约定修改后在1903公园见面。过了两三天，其和张某青、徐某在1903公园汇合后到徐某家中。其查看张某青重新调整抄写的记账情况后让她再写记账自己的支出，涉及其的部分按照之前商量的操作。 （二）2016年10月，时任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外资处”处长的张文超授意张某青注册成立昆明欢喜办公用品公司，在2016年12月至2017年上半年期间，张文超安排张某青从昆明欢喜办公用品公司虚开办公用品发票四次，以虚列支出的方式，从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套取资金24140元，用于个人和“外资处”使用。 上述事实，有经当庭举证、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昆明欢喜办公用品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机构信用代码证、准予登记通知书、法定代表人信息等材料，证实昆明欢喜办公用品有限公司的基本信息。 2、记账凭证、增值税发票、收付款业务回单、报销清单，证实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分别于2017年1月12日支付昆明欢喜办公用品有限公司办公用品费用9620元，于2017年1月20日支付4875元，于2017年2月24日支付4760元，于2017年4月20日支付4885元。 3、单位活期交易明细，证实昆明欢喜办公用品有限公司分别于2017年1月12日收到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支付的9620元，于2017年1月24日收到4875元，于2017年2月27日收到4760元，于2017年4月21日收到4885元。 4、张某中国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证实昆明欢喜办公用品有限公司分别于2017年1月18日向张某中国农业银行账号为62×××73银行账户转存备付金9600元，于2017年2月4日转存4890元，于2017年3月4日转存4700元，于2017年5月24日转存4880元。 5、张某青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证实张某青中国工商银行账号为62×××16银行卡自2017年6月9日至2020年3月21日的收支情况及交易明细。 6、李某的证言，证实其老公的表妹张某青提出向其借用身份证开办一个办公用品公司，将其注册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其表示同意。过了几天张某青就把身份证归还给其，公司注册成立等所有事情都是张某青负责办理，如何注册成立以及公司的具体运营、收支情况等其均不清楚，其只是借了身份证给张某青使用，从未参与处理公司的管理、营运等事宜，未投资过资金，也未见过公司的营业执照等证件。 7、杨某涛的证言，证实其在昆明彤骏集团有限公司工作期间，其公司帮忙办理昆明欢喜办公用品有限公司的注册成立，之后公司将昆明欢喜办公用品有限公司的具体事宜交给其做，因此认识了张某青。2018年年末，张某青得知其从原公司辞职自己开办了昆明建芳财务有限公司，就将昆明欢喜办公用品有限公司的代理记账业务委托给其办理。昆明欢喜办公用品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李某，但其不认识她，也从未见过她。有关昆明欢喜办公用品有限公司的事情都是由张某青联系其。自2019年2月其正式接手为昆明欢喜办公用品有限公司代理记账，共发生2019年度代理记账费2400元，但该公司从未发生过业务。其手上保管有昆明欢喜办公用品有限公司的记账凭证、总账明细账、纳税申报表、银行对账单等材料。 8、张某的证言，证实其大约自2010年开始将其在中国农业银行云铝支行开户的账号为62×××73的工资卡交给张某青保管，直至2017年10月左右张某青将银行卡归还给其，2018年4月其与张某青离婚。上述银行卡在张某青保管期间，其仅知晓其工资的上账情况，其他卡内金额变动情况均不清楚。听张某青提及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耗材较大，可以做点生意，但对于张某青开办欢喜办公用品有限公司的事情其并不清楚。 9、同案人张某青的供述与辩解，证实2016年9月，张文超让其成立一家办公用品公司，但不要用其本人的名字注册，之后又帮其联系一家公司代办公司注册的事情。其借用表嫂李某的身份证注册成立了昆明欢喜办公用品有限公司，开户银行为平安银行翡翠湾支行，李某并未实际操作公司业务，公司成立注册及具体运营均由其具体负责，公司认缴注册资本100万元但未实际缴费，仅产生过注册费和代理记账费。昆明欢喜办公用品有限公司成立后卖给昆明市工商局一批办公用品，金额1000余元，仅发生过这一笔业务。公司注册成立和运营的费用均从云南贡乐商务有限公司虚列会务费套取的资金中支出，其中注册成立的开办费6080元，公司营运费19571.17元，合计25651.17元。昆明欢喜办公用品有限公司成立后，张文超安排其从公司虚开办公用品发票到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报账，但实际“外资处”并没有购买过办公用品。其与帮忙代办注册成立事宜的公司员工段某婷联系，告知发票金额、单位名称等，让她先后帮其开具了四次共5张发票。每次其列明购买办公用品的清单附后，经张文超签字认可后向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报账。其中2016年12月19日用2张发票共报账9620元；2017年1月9日报账4875元；2017年2月23日报账4760元；2017年4月10日报账4885元，合计24140元。因当时“外资处”王某要报其他账务，其委托她在2017年2月23日和4月10日两次报销清单上签字一并进行报销，但王某并不知晓昆明欢喜办公用品有限公司的存在，也不清楚虚开发票报账的事情。之后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将报账款项支付到昆明欢喜办公用品有限公司账号为15×××30的对公账户，因上述款项均系虚开发票报销的费用，属于非正常报账，张文超也安排不要留下痕迹，其就分四次按整数将上述款项转至其保管的前夫张某在中国农业银行云铝分行开户的账号为62×××73银行卡内，张某不知晓上述款项的存在和变动。后来其陆续取现金并入通过云南贡乐商务有限公司套取的资金中，用于处室和昆明欢喜办公用品有限公司的杂项开支，已全部用完，账本上记录了部分收支，具体开支项目已记不清。综上，从杨某处拿到的款项和餐券费用合计442320元，加上虚开发票套取的24140元，其经手的套取资金达466460元，其中从杨某处拿取的资金支出413715.17元，虚开发票套取的费用已全部支出，尚有28604.83元因其记账不全面，已记不清具体的支出用途。因金额在5000元以下的费用报销由办公室副主任签字即可，报销程序较简单，因此其每次虚开发票报账的金额都在5000元以下。昆明欢喜办公用品有限公司注册成立后，先后请帮忙代办注册登记事宜的公司以及段某婷代理记账，至2019年2月，其又请昆明建芳财务有限公司代理记账，联系人为杨某涛，公司的营业执照等所有资料都由该代理记账公司保管。 10、被告人张文超的供述与辩解，证实2016年9月，其让张某青成立一家办公用品公司开具办公用品发票套取资金出来处理一些开支，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等费用从云南贡乐商务有限公司套取的资金中支付，张某青也同意了，之后其还帮张某青联系介绍了一家代理注册、记账方面的公司。2016年10月下旬左右，张某青称公司已完成注册，名称为昆明欢喜办公用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系她亲戚。后来经其安排，张某青共四次开具了5张昆明欢喜办公用品有限公司发票并附办公用品清单，其作为处室主要负责人进行签字审核，向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报账套取财政资金，款项拨付到昆明欢喜办公用品有限公司账上后，张某青再想办法从公司账户提取到她个人手上，但“外资处”并未实际采购办公用品。按照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财务报账流程，小额的资金支出由经办人填写报账单，处室主要负责人审核后报委办公室审核核报，金额在5000元以下的由办公室副主任签字审核，报账程序较简单，因此其和张某青虚开的办公用品发票金额一般控制在5000元以下。其中2016年12月19日虚开办公用品发票向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报账9620元；2017年1月9日报账4875元；2017年2月23日报账4760元；2017年4月10日报账4885元，合计24140元。张某青将上述资金与通过云南贡乐商务有限公司套取的资金合并，由其统一安排开支。张某青向其报告过昆明欢喜办公用品有限公司的开支情况，该公司自注册成立到张某青回原单位上班期间，大概开支了2.5万元。其未与“外资处”其他领导商量过通过昆明欢喜办公用品有限公司套取资金的事情，“外资处”其他人员也不知晓上述情况。 二、受贿罪 2016年3月，张文超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帮助云南格特威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中标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筹办的国际产能合作论坛会议宣传项目，后其向云南格特威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负责人陈某索要人民币100000元，转借给朋友张某使用。 案发后，被告人张文超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积极退清受贿赃款，自愿认罪认罚，并签订了认罪认罚具结书。 上述事实，有经当庭举证、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云南格特威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营业执照，证实云南格特威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2、记账凭证、财政授权支付凭证、报销清单、发票、合同书等，证实云南格特威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176万元中标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第4届-南亚博览会国际产能合作展序馆布展和论坛会务工作国际产能系列活动宣传服务项目，2016年9月9日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向云南格特威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支付会务服务费176万元。 3、转账汇款电子回单，证实陈某于2016年9月13日向张某中国农业银行账号为62×××72账户转账10万元。 4、李某芸出具的情况说明，证实其子陈某以其名义成立云南格特威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其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该公司实际由陈某控制，所有经营活动由陈某承担和负责。 5、陈某的证言，证实2016年4月左右的一天，张文超电话称他临时抽调到“外资处”具体负责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准备召开的国际产能合作论坛会议具体事宜，让其公司参与会务，其就答应了。2016年4月底左右，在“外资处”开会期间，张文超提出要将会议宣传项目打包，由其所经营的云南格特威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参与招投标。期间通过张文超的帮助，公司以176万元中标宣传包项目。会后因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未按照合同约定付款，其让张文超帮忙催办。2016年9月，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转账支付了合同款176万元。其打电话告知张文超款项已到账时，张文超提出他一个朋友向他借钱，让其转账10万元给他的朋友，其想到张文超系国际产能系列活动会议项目的具体负责人，并且有他的通知其才能够承接活动宣传项目，张文超让其转账10万元应该是他向其索要的好处费，因此其迟疑了一下就同意了。之后张文超将张某的姓名、卡号发给其，其就从个人的招商银行尾号为0038的银行卡向张某中国农业银行账号为62×××72的账户转账10万元，事后也告诉了张文超。其转账所用的招商银行卡平时由云南格特威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在使用，所转的10万元系公司日常备用金。其并不认识张某，张某、张文超与其或云南格特威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债权债务或投资合作关系。张文超让其转款时未说过该10万元系向其借款，未向其书写过借条，事后未向其或云南格特威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归还款项，其与张文超见面时他未提及该款项的事情，也没有归还10万元的意思表示。张某也没有向其或云南格特威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归还过款项。 6、张某的证言，证实2016年9月左右，其因急需资金周转两、三个月，就打电话给张文超让他借给其10万元，张文超称他自己没有钱，等他想办法。之后其再次打电话给张文超提出借款，张文超让其将银行卡号发给他。其将中国农业银行账号为62×××72的银行卡号发给张文超后不久，一个叫陈某的人就转了10万元到其银行卡内，其随即将此事告诉了张文超。其并不认识陈某，双方也没有债权债务或投资合作关系，该10万元款项其理解为其向张文超提出借款，张文超安排陈某给其转账的，但为何安排其也不清楚。其向张文超所借的上述10万元未向他出具过借条，也一直没有归还给他。 7、被告人张文超的供述与辩解，证实2016年3月左右，其被临时抽调到“外资处”负责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南博会国际产能合作会议有关会务活动筹备组工作。4月的一天，其打电话给陈某，让他经营的云南格特威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参与筹备工作。4月底其在会议上提出将会议宣传项目打包进行招标，让云南格特威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牵头负责。2016年6月初，云南格特威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176万元中标宣传包项目。会后陈某打电话询问会务费拨款事宜，其答复他已经在进行相应的拨款流程。2016年8月下旬左右的一天，其朋友张某打电话提出向其借款10万元，因其当时没有钱，就答应帮忙想办法。其想如果没有其帮忙，云南格特威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也承接不了会议宣传项目，而会务服务费已经在拨款程序，就打算让陈某拿给其10万元，其再借给张某。之后张某再次打电话提出借款，其就让他把银行卡号等信息发给其。9月上旬的一天，陈某打电话称176万元会务服务费已经转入云南格特威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账户，其就提出其朋友找其借钱，让陈某转10万元给其朋友。陈某顿了一下就同意了。随后其将张某的姓名、卡号发给了陈某，之后陈某告诉其已经转账。张某和陈某互不认识，其向陈某提出转账给张某时，未说过系其向他的借款，未向陈某出具过借条，其和张某与陈某之间也不存在债权债务或投资合作关系。因其系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际产能系列活动项目的具体负责人，有其帮忙陈某的公司才能承接宣传服务项目，陈某的公司做项目赚了一些利润，其提出让他转账10万元给张某时，他也明白是其向他索要这笔款项，实质系其向他要的好处费，因此陈某才会依其要求转账10万元。事后其在和陈某的交往过程中，双方都没有提及这笔款项的事情，其有归还陈某款项的经济能力，但其也没有想过要归还他。 经质证，被告人张文超对上述证据无异议；辩护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认为被告人张文超在留置期间主动交代监察机关尚未掌握的受贿罪罪行，被告人张文超对受贿罪应当成立特别自首。 本院认为，公诉机关出示的上述证据来源合法、客观真实，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锁链，足以证实公诉机关指控的上述犯罪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被告人张文超在担任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利用外资和境外投资处处长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安排通过虚增会务费、虚列办公用品支出的方式，从非法占有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资金544309.10元，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被告人张文超利用其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100000元，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公诉机关对被告人张文超犯贪污罪、受贿罪的指控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被告人张文超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属坦白，可从轻处罚；自愿认罪认罚，可从宽处理；案发后积极退缴赃款，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张文超向他人索取贿赂，依法应从重处罚。庭审中，被告人张文超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张文超在被采取留置措施后，主动交代监察机关尚未掌握的本人受贿犯罪事实，应认定被告人张文超在受贿罪中成立特别自首，经审查，被告人张文超在接受讯问前的自书材料中所述陈某向张某转账支付的100000元系借款，期间张某提出需延期还款，其转达陈某后，陈某也同意延期还款等内容，与庭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不符，且被告人张文超在陈某对本案的基本事实作出陈述后才进行相应的供述，故被告人张文超在受贿罪中不成立特别自首，辩护人的上述辩护意见无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人张文超在判决宣告前一人犯二罪，应数罪并罚。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与被告人张文超的罪刑相适应，本院予以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第三款，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九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二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张文超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五万元；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数罪并罚，总和刑期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 （刑期自本判决执行之日起开始计算，判决前先行留置或羁押的，留置或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20年3月13日起至2024年3月12日止；罚金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 二、退缴到案的张文超等人贪污赃款544309.1元（其中被告人张文超退缴到案383875元、徐某代张某青退缴82585元、云南贡乐商务有限公司退缴77849.1元），退缴到案的张文超受贿赃款100000元，合计644309.1元依法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上诉于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书面上诉的应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三份。 审 判 长  杨跃明 审 判 员  张晓波 人民陪审员  陆志林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李华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