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阳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晋03民终23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金坤煤炭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江岸区五福路****。 法定代表人：吴葵，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嘉悦，北京市国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山西省国新能源发展集团胜达煤炭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阳泉市郊区荫营镇下白泉村（省天然气晋东管理处**） 法定代表人：肖素祥，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志英，山西鼎信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凯，山西鼎信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武汉金坤煤炭贸易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山西省国新能源发展集团胜达煤炭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阳泉市郊区人民法院（2019）晋0311民初10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决定进行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武汉金坤煤炭贸易有限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包括不向被上诉人支付1397030.62元，不向被上诉人支付自2019年9月5日至实际支付之日的同期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利率计算的利息；2、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3、被上诉人承担保全费用。事实与理由：1、郊区法院认定被上诉人转委托行为有效，进而认定被上诉人是符合起诉条件的原告，是法律适用错误。根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订立的合同约定“出卖人代办托运”，及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合并支付煤炭费用、运输费用及附加费用的行为可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委托关系，前述委托范围包括委托办理运输及委托支付运输费用。被上诉人本应亲自代理上诉人办理托运，然而被上诉人没有事先同意及事后追认的前提下，转委托京铁经贸公司向阳泉铁路公司和石家庄货运公司支付运输费用，该转委托行为无效，上诉人没有根据向阳泉铁路公司和石家庄货运中心支付运输费用，故被上诉人无法代替阳泉公司和石家庄公司向上诉人主张债权。2、案涉购销合同约定“装车矿场含税车板价355元/吨…以后随行就市，双方协商”，煤炭价款是固定价款，被上诉人没有单方变更的权利，至于超过355元/吨的部分，即435.58元/吨与530元/吨的部分是包含运输费用及附加费用在内的价款，郊区法院在没有证据证明上诉人同意变更煤炭价款的前提下，认定合同煤炭价款变更是事实认定错误。3、郊区法院以被上诉人与北京京铁经贸公司之间煤炭价款推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煤炭价款，违反合同相对性原则，是法律适用错误。4、案涉购销合同是被上诉人提供的采用格式条款合同订立的合同。案涉合同签订前，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长期存在煤炭买卖，根据交易习惯，上诉人一直向被上诉人一并计算并支付煤炭费用、运输费用及附加费用。涉案购销合同免除被上诉人前述代理支付运输费用及附加费用的责任，但是被上诉人应采取而未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被上诉人注意前述责任的免除，怠于履行提示义务，导致上诉人存在误解，法律适用错误。5、郊区法院认定上诉人提供的证人证言不予采信是事实认定错误，证人证言内容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逻辑自洽。6、郊区法院在本次诉讼中，间接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5000吨煤炭买卖的价款，超出被上诉人诉讼请求范围，法律适用错误。7、上诉人已对购销合同项下支付义务履行完毕，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 山西省国新能源发展集团胜达煤炭有限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理由如下：1、双方系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并不存在转委托行为，答辩人系为履行与上诉人订立的合同义务，向上游公司垫付煤款和运费款，合同中明确约定运费由买受人即上诉人承担，答辩人诉讼主体适格。2、本案诉争的两份购销合同项下煤炭最终结算价格均系上诉人签章并确认，且上诉人于2016年收到煤款发票后也按上述煤款向答辩人支付了煤款，一审法院根据在案证据认定结算价格并无不妥。3、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合同项下运费款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答辩人已向法院提交充分证据证明自己的运费主张，上诉人并未提交证据证明自己已支付本案诉争的运费款，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应予维持。 山西省国新能源发展集团胜达煤炭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武汉金坤煤炭贸易有限公司立即向原告支付购销合同项下尚欠的运费款1397030.62元及自2016年12月23日至还清全部欠款之日止的利息（该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9月10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编号为阳泉-铁-末煤-20160910的《煤炭买卖（购销）合同》两份。合同约定交货方式为出卖人矿场交货，出卖人代办托运；买受人另行承担含税矿铁专线费、取送车费及其他铁路运杂费；煤价、附加费用、运输费用分别开具票据结算；铁路运输发票受票方为武汉金坤煤炭贸易有限公司。合同签订后，原告通过上游公司北京京铁经贸有限公司（原北京京铁经贸发展中心）购买煤炭，交由铁路部门分两条线路实际向被告武汉金坤煤炭贸易有限公司运输煤炭分别为10382吨和10359吨共计20741吨。合同约定的煤炭单价为355元/吨，根据原告为被告出具的增值税发票金额显示实际履行的煤炭单价分别为435.584817元/吨和530.15元/吨，增值税发票煤款总额为10014065.42元。根据运输费用增值税发票显示，煤炭买卖（购销）合同项下实际产生运费款1397030.62元，前述煤款发票及运费发票被告均已收到。另查明，经双方核对往来业务的账目，截止到2017年6月，被告武汉金坤煤炭贸易有限公司尚欠原告山西省国新能源发展集团胜达煤炭有限公司煤款872155.42元。 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如下： 1.原告提交证据原、被告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证明原、被告出庭资格合法，是明确的主体。被告经质证后辩称对该证据真实性及合法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认为由于原告与被告之间不存在运输关系，原告亦未基于其与被告之间的委托支付关系向阳泉铁路公司和石家庄货运中心支付运输费用，因此原告无法证明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为履行与被告的煤炭买卖（购销）合同，向上游北京京铁经贸有限公司垫付了煤款和运费款，双方合同约定运费款由买受人即被告武汉金坤煤炭贸易有限公司承担，原告有权向被告索要运费款。故原告的主体资格应当予以认定。 2.原告提交证据原、被告于2016年9月10日签订的合同编号为阳泉-铁-末煤-20160910的《煤炭买卖（购销）合同》两份，上有双方公章确认，证明原、被告之间的合同关系真实合法有效。合同约定原告作为出卖人向被告出售末煤（二矿），收货人为被告；交货方式为出卖人矿场交货，出卖人代办托运；买受人另行承担含税矿铁专线费、取送车费及其他铁路运杂费，以后随行就市，双方协商；煤价、附加费用、运输费用分别开具票据结算；出卖人发货后，开票结算，质数量问题推月处理；铁路运输发票受票方为武汉金坤煤炭贸易有限公司。被告经质证后辩称对合同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根据煤炭买卖（购销）合同第四条约定：（引原文）“装车矿场含税车板价355元/吨（含税车板价包括含税水资源费、煤炭资源税，如果国家调整以上费用的标准，按国家规定的标准相应调整车板价）…以后随行就市，双方协商”，证明355元/吨是固定价格，如只是基于市场价格变化导致煤炭价格需要变化，则前述变化应当经过原告与被告协商确认之后才可变化，否则不得变化。仅仅在煤炭相关税费变化的前提下，原告才可单方对于煤炭价格做出变更，并且前述变更无需被告同意，但原告未提供关于前述税费变更的任何证据。一审法院认为，煤炭买卖（购销）合同约定“装车矿场含税车板价355元/吨；买受人另行承担含税矿铁专线费、取送车费及其他铁路运杂费；煤价、附加费用、运输费用分别开具票据结算”，该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予以确认。 3.原告提交证据北京铁路局石家庄货运中心、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铁路运输分公司开具的受票方为武汉金坤煤炭贸易有限公司的铁路运输发票共6张，时间分别为2016年10月14日、2016年10月18日、2016年12月19日，2016年12月21日（2张），2016年12月22日，证明诉争合同实际承运吨数为20741吨，产生运费款1397030.62元。被告经质证后辩称对该证据真实性及合法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认为被告已向原告支付运输费用，并且前述一并支付的行为是被告根据之前交易习惯，委托原告向阳泉铁路中心及石家庄货运中心代理支付运输费用的真实意思表示。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对运费数额1397030.62元无异议，但被告认为其已付清运费款，故对煤炭买卖（购销）合同项下的运费数额予以确认。 4.原告提交证据2016年9月9月（付款2000000元）、2016年9月18日（付款3000000元）、2016年9月23日（付款1500000元）、2016年10月28日（付款6000000元）分四次向北京京铁经贸有限公司垫付煤款及运费款的记账凭证、银行通知单及收据共11页、北京京铁经贸有限公司向原告出具的煤款发票2张、北京京铁经贸有限公司于2019年3月30日向原告出具的签认记录函1份。证明原告为履行其与被告的合同向上游公司北京京铁经贸有限公司垫付煤款运费款12500000元，北京京铁经贸有限公司为原告开具煤款发票的金额为9910360.42元，北京京铁经贸有限公司向原告退款1192608.96元，故原告为被告实际垫付的运费款为1397030.62元（计算方式为12500000元-9910360.42元-1192608.96元=1397030.62元）。被告经质证后辩称前述证据证明原告与北京京铁经贸有限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关系，但该买卖关系与原告、被告之间的买卖关系是相互独立的法律关系，故与本案无关，且认为该签认记录函上的数额与被告在2016年12月31日收到的《企业往来询证函》上的数额不符，被告当庭提交了《企业往来询证函》原件。一审法院认为，被告提交的《企业往来询证函》并非是原告与北京京铁经贸有限公司对退款数额的最终确认，故对该询证函不予采信。原告提交的前述证据可以与铁路运输发票相互印证，故对煤炭买卖（购销）合同项下的运费数额予以确认。 5.原告提交证据阳泉煤炭业务结算单2份、合作协议1份、原告与被告业务往来辅助明细账63页,第一份结算单（盖有被告业务专用章）、第二份结算单证明原告就煤炭单价变更告知被告。原、被告的合作协议是为了确定被告应保证本案原告每吨煤有5元的利润以及双方的合作模式。辅助明细账证明从2016年9月27日--2016年12月30日，原告共向被告出具12张煤款发票，发票金额共计13024065.42元；被告于2016年9月26日--2017年6月1日通过银行转账、承兑汇票方式分7次向原告支付款项共计12151910元；截止2019年6月4日，被告尚欠原告煤款872155.42元、运费款1397030.62元。被告经质证后辩称对双方的阳泉煤炭业务结算单真实性、关联性及合法性均不认可，被告没有收到前述阳泉煤炭业务结算单；被告对合作协议的真实性及合法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合作协议订立日期不明，无法确认在案涉煤炭买卖时是否已经订立并生效，合作协议由原告与被告订立，尽管具有关于北京京铁经贸有限公司的表述，但是由于京铁经贸公司不是合作协议一方主体，因此与本案无关；辅助明细账只能作为原告提供的说明参考，且原告明确表示5000吨煤炭不在案涉煤炭买卖（购销）合同范围内，因此前述5000吨煤炭对应价款应当扣除，被告实际向原告支付的价款已经覆盖原告与被告之间煤炭买卖（购销）合同项下全部煤炭费用、运输费用及附加费用。一审法院认为，经双方核对往来业务账目明细，被告认可其账面尚欠原告煤款872155.42元，且被告针对诉争的两份煤炭买卖（购销）合同是按增值税发票上的煤炭结算单价435.584817元/吨和530.15元/吨支付款项的，故应对该事实予以确认。 6.经原告的申请，一审法院向北京京铁经贸有限公司调取了原告向其垫付煤款、运费款的相关记账凭证及专用发票共26页，北京京铁经贸有限公司同时出具了情况说明证实原告向其垫付12500000元，其中煤款9910360.42元，北京京铁经贸有限公司于2019年3月30日向原告退款1192608.96元，剩余1397030.62元为运费款。针对该证据，原告认为北京京铁经贸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恰好可以佐证其主张。被告经质证后辩称原告与北京京铁经贸有限公司之间的买卖关系或其他任何关系均与本案无关。一审法院认为，该证据与原告提交的运输费用发票及原告与北京京铁经贸有限公司的业务往来明细账目能够相互印证，故对煤炭买卖（购销）合同项下的运费款1397030.62元予以确认。 7.被告提交证据中国光大银行借记通知、收据、银行承兑汇票共16页，证明被告自2016年9月26日--2017年5月24日向原告支付款项共计12151910元，被告针对诉争的两份煤炭买卖（购销）合同已付清全部款项。原告经质证认为上述款项与原告实际收到的款项数额相符，但只包括所有业务往来中的煤款，不包括诉争合同项下的运费款。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对被告实际向其支付的款项数额无异议，应当予以确认。 8.经被告申请，证人严汝梁出庭作证。证人严汝梁在庭审中陈述，合同约定单价355元/吨不包括运费，认为原告出具了格式合同，签订该合同时并未注意到关于运费的约定。法院经审理认为，该证人陈述的事实与双方合同约定的内容及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不符，故不予采信。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实际履行的的煤炭单价中（435.584817元/吨和530.15元/吨）是否包含运输费用。《煤炭买卖（购销）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合同签订时约定煤炭装车矿场含税车板价为355元/吨，同时约定如果国家调整含税水资源费、煤炭资源税的标准，则按国家规定的标准相应调整车板价，且随行就市，双方协商；买受人另行承担含税矿铁专线费、取送车费及其他铁路运杂费；煤价、附加费用、运输费用分别开具票据结算。原告以实际履行的煤炭单价（435.584817元/吨和530.15元/吨）开具了煤炭增值税发票并交于被告，被告按票付款，表明其已认可煤炭的最终结算单价为435.584817元/吨和530.15元/吨，结合被告认可其账面尚欠原告煤款872155.42元的事实及双方往来账目明细也可认定被告针对诉争合同向原告付款时是按结算单价435.584817元/吨和530.15元/吨支付的。此外，被告在收到煤炭增值税发票和运输费用增值税发票后应当知晓其按煤炭增值税发票金额支付的总价款中不包括运输费用，但被告在合理期限内并未提出异议，故对被告辩解的认为实际履行的煤炭单价即435.584817元/吨和530.15元/吨中包含运输费用的意见不予采纳，被告应当向原告支付煤炭买卖（购销）合同项下的运费款1397030.62元。关于原告主张的自2016年12月23日至还清全部欠款之日止的利息的诉讼请求，因双方签订的煤炭买卖（购销）合同未明确约定给付运费的期限，故原告诉求的利息应当自其向法院主张权利之日即2019年9月5日起计算。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规定，判决:被告武汉金坤煤炭贸易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山西省国新能源发展集团胜达煤炭有限公司支付运费款1397030.62元及自2019年9月5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案件受理费17374元，减半收取8687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武汉金坤煤炭贸易有限公司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实际履行的煤炭单价中（435.584817元/吨和530.15元/吨）是否包含运输费用的问题，一审法院已在判决说理部分进行了充分、详细论述，本院予以支持。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订立的《煤炭买卖（购销）合同》明确约定：煤价、附加费用、铁路运输费用分别开具票据结算，因此，上诉人、被上诉人案涉煤炭交易采用煤价与运输费用分票结算方式是双方的约定内容，并非上诉人所称“采用一票结算的交易习惯”。交易完成，上诉人分别收到被上诉人以实际履行的煤炭单价（435.584817元/吨和530.15元/吨）开具的煤炭增值税发票及铁路运输部门开具的运输发票，之后，上诉人按票结算煤款。上诉人上述行为表明，其认可煤炭的最终结算单价为435.584817元/吨和530.15元/吨，且知晓煤炭增值税发票金额支付的总价款中不包括运输费用，运输费用需另行结算。因上诉人未履行运输费用结算义务，上诉人诉请清偿，理据适当，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上诉人主张其认为实际履行的煤炭单价中包含运输费用，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其支付义务已履行完毕的上诉意见，与查明的事实不符，不予采纳。 关于被上诉人是否具有主张运输费用的权利主体资格。被上诉人基于其与上诉人订立的煤炭买卖合同，向上游公司为上诉人垫付煤款和运费款，并约定最终运费由上诉人承担。因此，被上诉人依据合同约定向上诉人主张运费，于法有据，被上诉人是适格的诉讼主体。上诉人关于被上诉人无诉讼主体资格，本案存在无效的转委托行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至于上诉人主张的案涉煤炭买卖合同系固定价款合同、格式合同等问题，与事实不符，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武汉金坤煤炭贸易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7374元，由武汉金坤煤炭贸易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古晓丽 审判员  谭建波 审判员  王世明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李越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