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437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国民，男，1975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裘瑜芳、赵金飞，浙江迪索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誉全景观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保俶北路****。 法定代表人：张国忠，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健江。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先毕，浙江四海方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程畅恒，男，1988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鄱阳县。 上诉人王国民为与被上诉人浙江誉全景观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誉全公司）、程畅恒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6民初77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国民上诉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撤销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6民初7795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支持王国民对誉全公司、程畅恒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誉全公司、程畅恒承担。事实与理由：王国民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具体理由如下：一、原审法院认定王国民提交的清单上印鉴不是誉全公司的印鉴，王国民与誉全公司之间未建立合同关系，系事实认定错误。1.王国民提交的清单上印鉴是誉全公司的印鉴。（1）原审中对王国民提供清单中印章是否是誉全公司印章进行鉴定，比对的印章样本仅有誉全公司当庭加盖的印鉴，而没有证据证明该印鉴系誉全公司项目之初就开始使用的印鉴，极有可能是临时刻制的印鉴，所以，该鉴定意见仅仅说明比对的两个印鉴不同，但无法确定案涉王国民提供材料中的印鉴并非誉全公司印鉴的结论。（2）根据誉全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工程质量完工验收记录》上显示的印鉴，该印鉴明显与誉全公司提供的用于鉴定的印鉴不同，说明誉全公司存在同时使用至少两枚以上印章的事实。（3）誉全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工程质量完工验收记录》上的印章与案涉王国民提交的清单上印鉴一致，但誉全公司以无法提供原件为由并未对《工程质量完工验收记录》上的印章与案涉王国民提交的清单上印鉴进行鉴定比对，可以推定王国民提交的清单上印鉴系誉全公司的。所以，虽然王国民提交的清单上印鉴与誉全公司当庭加盖的印鉴不一致，但是王国民提交的清单上印鉴与誉全公司提交的其他材料上的印鉴一致，而且誉全公司存在多枚项目部印鉴的可能性，案涉王国民提交的清单上印鉴应当认定为是誉全公司的印鉴。2.程畅恒的确认挖机价款、土方数量及价款行为系职务行为，并非代理行为，王国民与誉全公司之间存在合同关系，誉全公司应承担案涉款项的付款义务。本案原审庭审时，誉全公司已自认承接案涉工程，案涉工程的承包方为誉全公司；同时根据誉全公司认可并在一审中提交《工程质量完工验收记录》及由程畅恒书写的《情况说明》可知，程畅恒系誉全公司案涉项目现场工作人员，负责案涉项目现场施工管理、统计、审核王国民挖机数量及土方数量并与王国民进行结算。可见，程畅恒与誉全公司之间存在劳动或劳务关系，程畅恒的确认挖机价款及土方数量行为系职务行为，并非作为誉全公司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有权代表誉全公司对案涉挖机价款、土方数量及价款进行确认。既然誉全公司及其案涉工程现场工作成员程畅恒对案涉挖机价款、土方数量及价款进行了确认，誉全公司与王国民之间当然地形成了事实上的合同关系。程畅恒在履行职务过程中，不仅以誉全公司的项目章确认王国民的挖机价款、土方数量及价款，而且以程畅恒本人签字方式确认，可见，案涉挖机价款、土方数量及价款准确，誉全公司应当承当相应的付款义务。3.程畅恒应当与誉全公司承担共同的付款义务。程畅恒作为誉全公司案涉项目现场施工成员，在用项目部印鉴给王国民确认挖机价款、土方数量及价款的同时，又自行签字确认相应的挖机价款、土方数量及价款，视为其对案涉债务责任承担的加入，应与誉全公司共同承担付款义务。二、王国民以案涉结算清单出具之日作为王国民的利息损失计算起始日合理，利息损失不应按照本案起诉日计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第二百六十三条规定，本案支付货款的时间应为合同义务完成之日，而王国民以合同义务完成之后的案涉结算清单出具之日作为王国民的利息损失计算起始日合理。而一审法院仅判决支持自王国民提起本案诉讼之日起算损失，明显的法律适用错误。综上所述，誉全公司、程畅恒作为王国民在本案合同关系中的相对方，应当向王国民承担相应的付款义务，并承担自案涉清单出具之日起的王国民的利息损失，故王国民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恳请二审法院基于客观证据支持王国民的上诉请求。 誉全公司辩称：一、一审认定王国民提交的结算清单印鉴不是誉全公司印鉴正确。二、誉全公司、程畅之间既没有雇佣关系也不存在劳动关系，因此王国民提出的程畅恒行为系职务行为站不住脚。三、即使王国民提交一审法院的结算清单上的印鉴是誉全公司的，那程畅恒的行为也不构成表见代理，王国民向一审法院提交的结算清单上所盖的资料专用章不能成为持有者具有代理权的外观表象，王国民应当对此承担相应的后果。四、一审法院认定王国民和誉全公司之间未建立合同关系，不应承担付款责任是正确的。五、一审判决程畅恒于判决生效之日起支付王国民利息是正确的。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王国民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程畅恒辩称：程畅恒是誉全公司员工，在送货单上签字是职务行为，程畅恒也是作为现场施工管理人员的身份在结算清单上签字，属职务行为。 王国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誉全公司、程畅恒向王国民支付61695元及利息损失4762.08元（自2017年11月20日暂计至2019年6月28日，之后的利息损失要求按照年利率4.75%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誉全公司、程畅恒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1月20日，程畅恒同王国民进行结算，确认土方、挖机费用等总金额为61695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誉全公司与王国民之间是否存在合同关系及誉全公司是否应承担付款责任。经鉴定，案涉结算单中落款处誉全公司项目资料专用章与誉全公司印章不一致，且王国民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誉全公司授权程畅恒代表其签订合同或者进行结算，故程畅恒显然是无权代理。因此，誉全公司与王国民并未建立合同关系，不应承担付款责任。至于程畅恒是否应承担付款责任，一审法院认为，如上所述，程畅恒属于无权代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之规定，“行为人实施的行为未被追认的，善意相对人有权请求行为人履行债务或者就其受到的损害请求行为人赔偿。”本案中，经双方对账确认，结算数额为61695元。故王国民要求程畅恒支付61695元的诉请，合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程畅恒未及时付款，给王国民造成了一定的损失，王国民主张该损失以年利率4.75%计算，并无不当，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鉴于双方对付款期限未作约定，且王国民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在起诉日前向程畅恒催讨货款的具体日期，故利息自王国民提起本案诉讼之日即2019年8月13日起算为宜。程畅恒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未到庭，不影响本案的审理。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程畅恒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王国民61695元及利息（利息自2019年8月13日起以未付货款为基数和年利率4.75%标准计算支付至货款付清之日止）；二、驳回王国民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731元，由王国民负担60元，由程畅恒负担671元。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王国民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送货单（实际为结算单据），证明王国民在施工过程中均与程畅恒确认工作量的事实；2.网上银行电子回单，程畅恒于（2020）浙01民终4518号案件开庭审理时提供；3.誉全公司股东信息。证据2、3证明2016年7月至2018年1月期间，誉全公司股东兼监事杜丽琴按月向程畅恒支付薪资，程畅恒系誉全公司员工的事实。 誉全公司发表质证意见认为：对证据1不认可，一审时誉全公司也曾要求对方提供送货单，法官也问过王国民，王国民回答找不到了。誉全公司认为不排除程畅恒与王国民存在串通恶意伪造的可能，因为送货单纸张很新，从笔迹看明显是同一时间形成，而且单据是不全的；对证据2、3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这是杜丽琴受蔡武荣委托打款，蔡武荣是誉全公司转包项目的施工人，同时也转包了另外公司在同一工地的项目。 程畅恒发表质证意见认为：对证据1—3均无异议，程畅恒是誉全公司员工，2015年和誉全公司签过合同，但因为时间太长，合同找不到了，合同是两年一签的。 誉全公司、程畅恒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对王国民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证据1仅是部分挖机工作量的单据，无法达到王国民的证明目的；证据2、3反映出程畅恒从杜丽琴处收到过款项，但款项性质无法证实，也不足以认定程畅恒具有代表誉全公司对外确认货物数量及金额的权限。 经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程畅恒在案涉结算单上签名及加盖项目资料专用章的行为能否认定系代表誉全公司的职务行为或构成表见代理，誉全公司就涉案货款是否要承担付款责任及相关利息损失起算日的认定。首先，程畅恒并非由誉全公司授权代表公司与王国民进行货款结算的人员，亦非具有相应财务审批权限的誉全公司员工或管理人员，不具备代表誉全公司对外进行财务结算的职务权限，故其不具备代表誉全公司行使职务行为的基础；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本案结算单中的签章为项目资料专用章，暂且不论鉴定意见表明与誉全公司现认可使用的印章不一致，该项目资料专用章上明确刻有仅限项目部与甲方资料往来使用，可见该章的使用范围及对象均已明确，无法认定王国民看到该印章内容有理由相信程畅恒具有代表誉全公司向其进行货款结算的权限，王国民应对此进一步举证；再次，从王国民的主张来看，其既认为程畅恒代表誉全公司签名签章确认货款，又认为程畅恒签名系加入债务，要求誉全公司和程畅恒共同支付货款，其主观认识本身相互矛盾，难以认定王国民相信程畅恒系代表誉全公司结算货款。由上，结合程畅恒就本案一审判决未提出上诉，程畅恒在案涉结算单上签名及加盖项目资料专用章的行为不足以认定系代表誉全公司的职务行为或构成表见代理，王国民要求誉全公司就涉案货款承担付款责任依据不足。鉴于并无证据证明涉案货款有明确约定付款期限，王国民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在起诉日前向程畅恒催讨过款项的具体日期，一审判决以王国民提起诉讼之日起算利息损失并无不当。综上，王国民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42元，由上诉人王国民负担（王国民已预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舒 宁 审判员 袁正茂 审判员 崔 丽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日 书记员 骆芳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