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峨眉山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1181民初1884号 原告：祝绘东，女，1975年1月1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万文清，四川万文清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四川申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峨眉山市绥山镇名山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118167838794XJ。 法定代表人：彭意平。 委托诉讼代理人：熊月杰，四川仙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峨眉山市润彩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峨眉山市东湖路乐河国际花园社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1181MA6285JU30。 法定代表人：王友坪。 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志伟，四川仙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祝绘东与被告四川申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第三人峨眉山市润彩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1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祝绘东委托诉讼代理人万文清、被告四川申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熊月杰、第三人峨眉山市润彩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志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祝绘东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购房款290000元并赔偿原告向第三人支付的60000元服务费；2、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9年6月，原告因听信被告销售人员对被告开发销售的商铺为已与峨眉山市大润发商业有限公司签订了20年租赁合同的带租约出售商品房，年租金保底1.2万元外加大润发超市营业额及线上APP营业额分红，有较高的回报与保障，原告遂于2019年6月22日与被告签订了合同备案号为201906220000743、201906220000764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由原告出资290000元购买了由被告开发的乐河国际花园社区商铺。同时原告还与第三人签订了与上述合同对应的《委托经营管理合同》。原告按约支付了购房款290000元和60000元服务费。后因租金远低于当初宣传，原告参与了部分业主维权。原告认为既然购买了商铺，则商铺所附属的租赁合同也应一同转让，但被告却一直拒绝提供该合同的原件或复印件给原告。原告与2020年6月4日向被告发出催告函，催告被告于7日内将《商业用房租赁合同（含附属场地及设施）》交付给原告，但被告仍不理会。原告认为被告的行为导致原告一直不能取得所购商铺的全部权利，被告已构成根本违约，遂于2020年6月17日向被告发出了《商铺买卖合同解除函》。被告拒不履行合同义务，导致原告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原告解除合同的行为符合法律规定，原、被告之间的两份商品房买卖合同在被告收到解除函时已解除，故提出上述请求。 被告四川申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辩称，原告诉请返还购房款、赔偿损失的请求，既没有法律依据，也没有合同依据。原告单方解除合同既不符合合同约定也不符合法律规定。在销售商铺时，原告清楚知晓其商铺代租销售的事实。原告在其事实和理由中所称的所谓1.2万元保底、高额回报的内容，事实上被告并没作出任何承诺。原告提交的委托经营管理合同，明确载明管理和收入。所以不存在原告所说的其实际权利处于不了解、不确定的状态。因此，应当驳回其全部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峨眉山市润彩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辩称：原告因第三人的服务，与被告签订了合同，并获得了相应的优惠。第三人提供了相应的服务，并促成了权益的实现，且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签订的合同现属于正常履行，双方无任何违约，所以原告无权解除合同。故双方的合同没有解除，原告的请求不能得到支持。因此请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6月21日，原告签署的《服务费及优惠购房说明》载明：经润彩公司与申泰公司协商并确认，凡在2019年6月30日前购房的客户，均可以享受购房直通车、房地产专业咨询、购房法律咨询、房产政策咨询以及大润发一楼商铺每套房源交30000元服务费可抵该套房源6万元房款的价格优惠政策；本《服务费及优惠购房说明》与您签订的《定购协议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当您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后，即完成了润彩公司和申泰公司给您提供的全部服务，并不得要求退还服务费。在该《服务费及优惠购房说明》尾部用加粗加黑的字体载明“以上全部内容，本人已仔细阅读并全部理解和接受，无任何异议”。2019年6月22日，原、被告签订合同编号为201906220000743、201906220000764的两份《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其《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由原告出资290000元购买了被告开发的位于峨眉山市。《商品房买卖合同》明确载明该商品房的用途为商业服务。《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第四条“商品房的交付与接收”项下第1条载明“《合同》、《补充协议》签订前该商品房已出租并由承租人改变商品房的装饰、设备标准的，则买受人按现状收房”、第2条载明项目采取“第三人承租、统一运营管理”的模式、第九条“合同解除及解除权的行使”项下载明“买卖双方依据合同约定或法律规定行使合同解除权的，应当从解除权发生之日起三个月内行使，否则权利归于消灭”。2019年6月22日，原告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峨眉山市润彩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签订《委托经营管理合同》。该合同第一条“合作方式与目标”项下载明“甲方将其享有所有权的商铺租赁给乙方，由乙方行使使用权。乙方对峨眉山市大润发商业有限公司所属范围内的所有商铺及相关物业（包括甲方商铺及其他商铺、物业等），实行集中统一的商业物业运营管理和服务”、第三条“甲方商铺的入住商家情况”项下载明“甲乙双方对下述事实及法律关系一致确认：在甲方购买本商铺前，已有大润发超市入住了本项目，甲方所购商铺在峨眉山大润发超市承租范围内”。2020年6月4日原告向被告发出催告函，催告被告于7日内将被告与峨眉山市大润发商业有限公司之间签订的《商业用房租赁合同（含附属场地及设施）》交付给原告，但被告未予理会，原告认为被告的行为导致原告一直不能取得所购商铺的全部权利，被告已构成根本违约，遂于2020年6月17日向被告发出了《商铺买卖合同解除函》。 本院认为，《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果出现了法定的可解除情形，一方当事人就可以依法解除合同，中止合同的权利与义务，这就是合同的单方解除。本案中，原告以被告不履行合同附随义务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依照《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款“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可以解除合同”之规定，单方解除合同的理由是否成立呢？答案是否定的。理由：合同法规定解除权制度的首要之意固然是在授予非违约方以合同解除权，使其能够获得以解除合同为补救方式的特殊救济；但法定解除制度作为合同法项下制度，必然须以维护意思自治、鼓励市场交易、稳定市场秩序、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的合同法立法宗旨和价值取向为依归，故对合同法定解除权的使用条件予以严格限定才是这一制度的主要方面和价值侧重，只有不履行合同主要义务，足以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构成根本性违约的，当事人才能行使法定解除权。第一，原、被告间所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和《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原、被告签章或签名真实齐全，形式完整，内容具体，文字表述明确，形式和内容均不违反法律的规定，合法有效。该《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其《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并没有约定被告应当提供被告与峨眉山市大润发有限公司签订的《商业用房租赁合同（含附属场地及设施）》给原告，因此提供被告与峨眉山市大润发有限公司签订的《商业用房租赁合同（含附属场地及设施）》给原告并不构成被告的合同义务；第二，附随义务是在法律无明文规定，当事人间亦无明确约定的情况下，为了确保合同目的的实现并维护对方当事人的利益。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依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所承担的作为或不作为的义务。这表明附随义务以当事人之间的合同关系为前提，以诚实信用为依据，其目的在于确保合同目的的实现，并维护合同当事人的利益；其内容也并非自合同关系之始就已确定，而是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随着合同关系的进展得以确立的。本案中，依据原、被告间签订的补充协议，原告明确知道所购商铺为“第三人承租、统一运营管理”的模式；依据原告与峨眉山市润彩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签订《委托经营管理合同》，原告亦明知所购商铺在峨眉山大润发超市承租范围内，而且正是依据被告与峨眉山市大润发有限公司签订的《商业用房租赁合同（含附属场地及设施）》，原告将自己商铺租赁给峨眉山市润彩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的行为才合法有效，否则根据“买卖不破租赁”原则原告作为买受人将继续承担出租人义务。原告购买商铺目的在于出租，事实上原告依据与峨眉山市润彩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委托经营管理合同》已将自己所购商铺进行了出租，即使按照原告所称提供被告与峨眉山市大润发有限公司签订的《商业用房租赁合同（含附属场地及设施）》构成被告的附属义务，被告不履行该附随义务的行为也未导致原告合同目的的不能实现。况且，庭审中被告已明确表示愿意并当庭将原告要求的被告与峨眉山市大润发有限公司签订的《商业用房租赁合同（含附属场地及设施）》提交给了法庭，但原告仍坚持以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为由解除合同，事实上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其《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并没有原告诉称的“年租金保底1.2万元外加大润发超市营业额及线上APP营业额分红，有较高的回报与保障”的内容约定，原告也没有证据证实被告对租金问题进行了承诺，其真实的解除合同理由不言自明；第三，原、被告间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明确约定“买卖双方依据合同约定或法律规定行使合同解除权的，应当从解除权发生之日起三个月内行使，否则权利归于消灭”，即使按照原告所称提供被告与峨眉山市大润发有限公司签订的《商业用房租赁合同（含附属场地及设施）》属于被告的附随义务，被告不提供属于解除权发生的条件，原、被告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的时间是2019年6月22日，按原告在诉状所称“被告却一直拒绝提供该合同的原件或复印件给原告”，而原告向被告发出催告函的时间是2020年6月4日，早已超过合同约定的解除权行使时间。事实上，原告已按《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约定交付了购房款、收房并将房屋进行了出租，原、被告间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已实际早已履行完毕。 综上所述，原、被告间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合法有效，原告单方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的行为缺乏合同依据及法律依据，其单方解除合同应属无效，对原告主张返还购房款并赔偿服务费的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五条、第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祝绘东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6550元，减半收取3275元，由原告祝绘东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梅云 二〇二〇年九月四日 书记员  周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