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12民终182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葛某1，男，1945年**月**日出生，汉族，住泰州市姜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葛某2（系葛某1之子），男，1972年**月**日出生，汉族，住泰州市姜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志勇，江苏指明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葛某3，女，1958年**月**日出生，汉族，住泰州市姜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海燕（系葛某3之女），女，1983年**月**日出生，汉族，住泰州市姜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于俊，泰州市海陵工业园区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葛某4，男，1980年**月**日出生，汉族，住泰州市姜堰区。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葛某5，女，1967年**月**日出生，汉族，住泰州市姜堰区。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葛某6，男，1973年**月**日出生，汉族，住泰州市姜堰区。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葛某7，女，1955年**月**日出生，汉族，住泰州市姜堰区。上诉人葛某1因与被上诉人葛某3、葛某7、葛某4、葛某5、葛某6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人民法院（2019）苏1204民初49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葛某1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协议系事后伪造。在（2020)苏12民终196号一案，葛某1第一次看见这份协议时就当庭陈述“。当时协议是用毛笔字写的，红纸比这个大，我没有在上面签字就走了。”，并不能表明葛某1当时是“卖方”且签了“协议。一审认定葛某1确认当时签了协议，且确认了案涉协议的真实性，与事实不符。1.从葛某7提交的协议纸张来看，该纸张保存的十分完整且色彩鲜艳，但一份保存的再好的纸张，经过近30年的氧化是不可能保存的如此鲜艳。2.从整个字迹来看，协议落款接收人处葛某3的“葛”、“吴春生”与协议主文中的十一处的“葛”、四处“吴春生”的笔迹高度相似，明显为一人所写。3.如果房屋是葛某1所卖，那么葛某1也应划“+”，但葛某1却没有划“+”，不符合常理。4.如果房屋是葛某1所有，葛某1对房屋就有处分权，不需要老母提议，因此，协议中“老母提议”是不符合常理的。5.协议有很多涂改痕迹。二、如果协议真实存在，一审法院以“。结合协议载明把葛某1房子转让给二妹葛某3。”为由便认定吴春生不是协议的当事人，错误。1.在（2020)苏12民终196号民事判决书中，已认定“。葛某1与吴春生、葛某3签订协议一份。”，所以，吴春生是协议的当事人。2.该份协议的主文中有“。西房间谨葛长银一世，葛长银百老归天以后一律归吴春生所有。”的描述，如果吴春生不是协议的当事人，那么房屋就不应归吴春生所有。三、葛某1一直没有否认“谈卖房”这一事实，但房屋买卖是否达成协议及是否收到房款存在争议。1.葛某1陈述“1993年11月某晚，葛长发让他去喝酒，喝酒的过程中提出卖房的事宜，后来葛某1因卖房的事宜酒没喝完，就走了，也没有收到钱”，证人也仅仅证明了谈论卖房及价格事宜，不能证明葛某1签订了协议。2.在1993年7000元、7500元或8000元是一笔巨款，如果葛某1收到了巨款应存入银行，但目前也没有一家银行可提供存款记录，实际上葛某1也没有收到这笔款项。四、如果案涉房屋为葛某3、吴春生所有，其未在合理期限内提出异议，不符合常理。案涉房屋一直是葛长银（艮）居住，水电费卡一直登记在葛长银（艮）名下，且在葛长银（艮）居住期间，葛某2曾为房屋装修，自1993年至起诉时已达26年之久，这期间葛某3、吴春生均没有对居屋的权属提出异议，而是在童桂英、葛长发、葛长来、葛长银（艮）等知情人都去世后才提出房屋所有权事宜，不符合常理。葛某3辩称：1.在（2020）苏12民终196号案件中，葛某1当庭承认当时确实签了协议，现在却予以否认，法院不应采信，该协议是真实有效的。2.协议的抬头载明，经老母提议把葛某1房子转让给二妹葛某3，在2019年6月12日，葛某1所做的调解笔录中，其陈述“1993年11月21日所立字据，字据上写明葛某1今卖到洋瓦房屋三间给葛某3有这事”，两者能相互印证，证明葛某1将房屋卖给葛某3，吴春生仅仅是作为葛某3的丈夫在协议上面出现，一审中，吴春生当庭表示购买房屋的是葛某3。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葛某6辩称：1.农村房屋只有宅基地使用证，案涉房屋应是葛长银的，葛某1无权处置葛长银的遗产。2.案涉协议应是造假，申请进行笔迹鉴定。3.案涉房屋是祖上传下来的，他们没有权利进行私下买卖。综上，请求法院驳回葛某3的诉讼请求。葛某7、葛某4、葛某5未到庭应诉，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葛某3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坐落于泰州市姜堰区房屋属葛某3所有，并判令葛某1不得阻扰葛某3使用上述房屋，葛某1承担本案诉讼费。诉讼过程中，葛某3撤回了判令葛某1不得阻扰其使用案涉房屋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葛某3父亲葛春荣与母亲童桂英生有长子葛长银、次子葛某1、三子葛长来、四子葛长法、长女葛某7、次女葛某3、三女葛某5。1986年，葛春荣办理了宅基地使用证，建造了房屋。葛春荣去世后，童桂英主持将房屋转让给了葛某3，约定西房间由葛长银使用一世。葛长银去世后，葛某1将房屋土地证、水卡、电卡等均拿走，并注销了水卡，砸坏房屋玻璃，阻扰葛某3使用房屋。葛某1一审辩称：1.葛某3主体不适格，如葛某3提交的证据真实，从葛某3提交证据看，房屋受让方是吴春生，而非葛某3。2.被告主体不适格，案涉房屋所有权人为葛长银，葛某3起诉葛某1无事实及法律依据。3.案涉房屋性质为集体所有，转让有严格程序，吴春生并非城中村村民，其受让主体资格不适格，如果吴春生是买受人，该份合同应该无效。4.案涉房屋原登记在葛春荣名下，葛春荣于1992年去世，房屋应按葛春荣遗产继承，签订该房屋转让协议时，葛春荣继承人葛某7不在场，案涉协议影响了葛某7权利，应为无效。5.在葛某7诉葛某3等确认合同无效一案中，该案一、二审均确认吴春生系合同买受人，本案仅葛某3申请确权，影响吴春生权利。同时，在该案中，葛某1当场否认葛某3提供的协议，案涉协议落款处吴春生的签字与协议主文中吴春生字样高度相似，对方认可案涉协议接收人处吴春生签字是其本人所签，故有理由怀疑案涉协议系事后伪造。葛某4一审未到庭陈述意见。葛某5一审述称，葛某1所述不是事实。葛某3购买案涉房屋已有二十几年，当时系葛某1让其打电话叫葛某3来买的，不是卖给吴春生的。葛某3系城中村村民，享受村民待遇。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系在葛某3不知情的情况下私自领取的。葛某6一审述称，葛某3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1.根据物权法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据，案涉房屋所有权人为葛长银，葛长银生前亦未将房屋处置给葛某3。2.案涉协议真实性无法确认，内容亦不合法。协议签订时，葛春荣已过世，童桂英无权处分属于葛春荣的财产。葛长银对葛春荣名下的份额享有继承权，其作为城中村村民，依法享有住宅地权利，并依法领取了土地证。葛某3在2000年时就知晓葛长银领取了土地证，但未要求葛长银在生前变更，证明案涉房屋所有权人为葛长银。3.本案应为遗产继承纠纷。葛长银与葛长来系同胞弟兄，葛长来系葛某6父亲。葛长银终身未娶，于2019年3月19日去世，葛长来于葛长银过世后的第三日去世，葛长来作为第二顺序继承人过世后，葛某6享有法定代位继承权。葛某7一审述称，如果案涉房屋系祖上的财产，那么也有葛某7的份额。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葛春荣与童桂英系夫妻关系，生有四子三女分别为：葛长银（又名葛长艮）、葛某1、葛长来、葛长法、葛某7、葛某3、葛某5。葛长银在1981年户口底册的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登记表中登记的姓名为“葛长银”。二、1986年6月23日，泰县人民政府向葛春荣颁发了宅基地使用证。该证载明户主为葛春荣，人口数为五，住址为，四址为南至长发后壹米、北至自留地、东至自留地、西至春旺自留地，东西长12.1米，南北长10.1米，建筑面积122.2平方米，等等。三、姜堰市公安局城东派出所盖章确认的复印于1981年户口底册的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登记表及1982年-1987年户口底册载明：户主童桂英，该户常住人口为童桂英及其丈夫葛春荣，女儿葛某3、葛某5。四、葛某3与吴春生于1982年10月11日申请登记结婚。五、2012年1月4日户口登记簿载明：葛某3住址为江苏省姜堰市姜堰镇城中村十一组69号。另查明：葛某7与葛某3、葛某1、吴春生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一审法院已于2019年11月18日作出（2019）苏1204民初5743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葛某7的诉讼请求。葛某7、葛某1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6日作出（2020）苏12民终196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9）苏1204民初5743号以及（2020）苏12民终196号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如下：（一）1993年11月21日，葛某1与吴春生、葛某3签订协议一份，载明：经老母提议把葛某1房子转让给二妹葛某3，立卖书人葛某1今卖到洋瓦房屋三间，门扇居（俱）全橱（厨）房合用，水池电灯都归吴春生所有凭中言明，葛长银、葛长来、葛长发为凭，一（以）后老母亲归天都在吴春生家中做事，西房间谨葛长银一世，葛长银百老归天以后一律归吴春生所有，两无议说凭中言明，房屋东山外地都归吴春生所有，房屋西山外地归葛某5所有，天井内葛长发后墙一公尺取直向东归葛长发所有。转让人：葛某1；接收人：吴春生、葛某3（吴春生代签）。代笔人：葛春胜。葛长银、葛长来、葛长发在协议中画“+”表示知情。葛某1上诉称不清楚有协议，也没有在协议上画“+”字，而2019年6月12日葛某1与吴春生发生纠纷，在派出所调解时形成的调解笔录中，葛某1陈述“1993年11月21日所立字据，字据上写明葛某1今卖到洋瓦房屋三间给葛某3有这事”。二审期间，葛某3再次出示了协议原件，葛某1又称当时确实签了协议，但并非葛某3出示的这一份。葛某1的几次陈述明显自相矛盾，有违诚信，对协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二）1995年8月28日，葛长银领取姜土籍17字第09695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登记地址为姜堰镇天目村四组，地号为17-20-13，建筑占地159.5平方米，共有使用权面积61平方米，用途为住宅，四址分别为：东至自留地，南至葛长发，西至巷边，北至下水边。（三）2019年9月30日，泰州市姜堰区罗塘街道城中村出具证明一份，载明：我村十一组已故村民葛春荣、童桂英夫妇生有四子三女，根据该组2014年土地调整账册反映，四个儿子均已享受宅基地，长女已婚嫁沈高镇官庄村，三女在本组已享受宅基地，二女葛某3在该组未享受宅基地，已享受口粮田。（四）2019年11月11日，泰州市姜堰区罗塘街道城中村出具证明一份，证明该村11组已故村民葛长银系农转非人员，该组69号宅基地原系葛长银所有。（五）2019年6月12日姜堰区罗塘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笔录中，葛某1陈述“当时吴春生拿出7000元，葛长发叫分给伢儿，葛某5的儿子得1000元，葛长发的儿子得1000元，葛长来的二个儿子共得2000元，妈妈童桂英得2000元，我得1000元。”一审中出庭作证的证人葛某5则证实房屋以7500元的价格卖给葛某3，另外给了500元葛长银，葛某3总共花了8000元，证人赵某亦证实卖房的钱给了葛某1。虽然葛某1在派出所调解时的陈述和证人证言不完全吻合，但对于葛某1收取了房屋价款的陈述是一致的。具体数额，因协议中未载明，葛某3、吴春生也未能提供葛某1出具的收条或收取款项的其他书面证据，一审法院认定葛某1收到房屋价款7500元，依据不足。鉴于葛某1在派出所调解时认可吴春生拿出7000元，当时吴春生对此也未提出异议，且协议载明的转让人为葛某1，故可认定葛某1收到的房款价款为7000元。上述事实，有葛某3提交的宅基地使用证、人口普查登记表、户口底册、结婚申请书、协议书、人民调解笔录，葛某1提交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以及一审法院（2019）苏1204民初5743号民事判决书、本院（2020）苏12民终196号民事判决书等在卷佐证。一审法院认为，双方于1993年11月21日签订的协议书，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葛某1虽对该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提出异议，但一审法院（2019）苏1204民初5743号民事判决以及本院（2020）苏12民终196号民事判决已判决确认了案涉协议的真实性，并驳回了葛某7提出的确认案涉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故对葛某1辩称案涉协议不真实、无效的理由，一审法院不予采信。葛某3户籍住址为泰州市姜堰区，其在城中村亦享受口粮田，应为该集体组织成员，其受让坐落于泰州市姜堰区的房屋，应为合法有效，且葛某3亦已支付案涉房屋价款7000元，故对葛某3请求确认坐落于泰州市姜堰区房屋归其所有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葛某1辩称原、被告主体均不适格，一审法院认为，案涉协议第一行已明确“经老母提议把葛某1房子转让给二妹葛某3”，且吴春生亦表示其系作为葛某3丈夫签字，故对葛某1辩称葛某3主体不适格，房屋受让方系吴春生非葛某3，一审法院不予采信。葛某1转让案涉房屋签订协议时，葛长银、葛长来、葛长法均作为中人在协议上划“+”，结合协议载明“把葛某1房子转让给二妹葛某3”以及庭审中葛某1陈述案涉房屋系葛某1翻建，葛某3陈述案涉房屋系在签订协议前翻建，可以看出案涉房屋转让时，各方对葛某1转让案涉房屋均予认可，葛某3亦有理由相信葛某1有权转让案涉房屋，故对葛某1认为其作为被告主体不适格的辩称，一审法院亦不予采信。关于葛某6述称案涉房屋所有权人为葛长银，一审法院认为，葛长银虽领取了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但因农村村民宅基地使用证系以户为单位领取，葛某3的户籍亦在该户内，且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并非法定的房屋权属证明，不能以此认定房屋即为葛长银所有，故对葛某6的该述称，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规定,判决:确认位于泰州市姜堰区房屋归葛某3所有。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葛某1负担（葛某3同意其预交的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葛某1向其直接支付，一审法院不再退还，葛某1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葛某3支付）。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一）自然规律以及定理、定律；（二）众所周知的事实；（三）根据法律规定推定的事实；（四）根据已知的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出的另一事实；（五）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六）已为仲裁机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七）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前款第二项至第四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反驳的除外；第五项至第七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本案中，葛某3的户籍在城中村，亦在城中村享受口粮田，故葛某3系该集体组织成员，吴春生作为葛某3的配偶，其在协议上签字并不因此导致协议无效，且案涉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已经生效判决予以确认，葛某1未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本院对葛某1所提的对案涉协议进行笔迹和形成时间进行鉴定的申请不予采纳，对其所持的案涉协议系伪造、无效的主张不予采纳。根据生效判决确认的事实，葛某1已收到房款价款7000元，葛某1未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一审法院综合本案相关情况后判决支持葛某3的诉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上诉人葛某1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所作判决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上诉人葛某1负担（已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周军生审 判 员 于 焱审 判 员 缪翠玲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四日法官助理 郑本香书 记 员 李星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