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屈原管理区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湘0691行初66号原告汨罗市东升旗帜工艺厂，住所地汨罗市山塘路。投资人张霞，厂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敏一，汉族，1968年8月28日出生，住湖南省汨罗市，系原告之夫。被告汨罗市自然资源局，住所地汨罗市汨新路**。法定代表人阳舟，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郑红志，该局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吉，湖南九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汨罗市东升旗帜工艺厂诉被告汨罗市自然资源局土地行政强制及行政赔偿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汨罗市东升旗帜工艺厂诉称，我厂在原汨罗市侨联旗帜工艺厂(1994年登记注册)改制后，于2010年8月经工商部门批准注册登记成立，位于汨罗市山塘路房屋，为企业生产经营地址，依法纳营业税和其他规费，并缴纳生产经营用房房产税、生产经营土地使用税，为合法企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裁执分离”后行政机关组织实施的行为是否具有可诉性问题的批复(2017)最高法行他55号第三条:被执行人及利害关系人以行政机关实施的强制执行行为存在违反法定程序，与人民法院作出的准予执行裁定确定的范围、对象不符合特定情形，给其造成损失为由提起行政诉讼或行政赔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依法受理。(2016)湘0681行审16号《汨罗市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没有规定对我厂进行强制执行，且被告在陈述、申辩回复中申明没有征收我厂动产与不动产。2016年9月21日，被告强拆我厂生产经营房屋，我厂机器设备、产成品、原材料(2019年元月由汨罗市价格认证中心对旗帜厂设施设备及部分产成品在2016年当日当地市场评估总价值182.7万元)未经允许被强制搬迁致地下车库，部分被违法处置并遗失(清场录像为证)。被告无视合法权利主体存在，违背了物权法及中央和地方对非公经济保护的基本政策，更违背了最高法司法解释:“明显不符合公平补偿原则，严重损害被执行人合法权益，或者被执行人基本生活、生产经营条件不准强制执行”，造成我厂被事实征收，是扩大范围和采取违法方式的行政违法行为。被告制定的《汨罗市高泉路北拓建设项目集体土地征收与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方案》中，缺失对企业的安置、补偿方案;企业没有得到任何安置、补偿以及过渡安置与补偿。致使我厂ー无场地、二无资金、三无设备原材料，造成客户流失，企业无法继续经营，最终倒闭;致使张霞、李敏全家失去生活来源，欠下巨额债务。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切实加强产权司法保护的意见》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条例》，要求被告给予我厂经营性用房安置、补偿或永久性停产停业补偿。因为没有对我厂安置临时过渡生产经营场地及临时过渡费补偿，我厂的机器设备非专业人士搬迁，及产成原材料等堆放在潮湿、布满灰尘的地下车库，造成机械设备、原材料、产成品等损坏、锈蚀、霉变，全部无法再使用，请求判令确认被告扩大执行范围执行，对原告不安置补偿造成原告企业倒闭的行政行为违法；由被告赔偿经营场地被拆、过渡费、搬迁费、停产停业损失、设备、原材料、产成品、装修费、职工工资及精神、名誉损失共计1891万元。被告汨罗市自然资源局辩称，本案属重复诉讼，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裁定不予受理，从本案所涉的强制拆迁行为来说，作为实际投资人张霞及其利害关系人李泽惠、彭锡英、李捷一、李敏一等人在我局申请强制腾地一案(2016)湘0681行审16号中进行了审查，依法认定原告方并非强制腾地执行对象，即使其作为腾地对象，因为其生产经营场地系上述利害关系人的自住房屋，未办理房屋用途变更登记。并且在被执行人的征收补偿、补助1064458元当中包含原告生产、营业性用房包干补偿3000元，人民法院在非诉执行案件审查中，已经对其合法性进行了全面审查。另，原告在起诉汨罗市人民政府确认行政行为违法及行政补偿纠纷一案中，(2020)湘06行初13号判决书第7页倒数第6行，该请求不是本案强拆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失且应当解决的问题，而是征收补偿过程中应当解决的问题。本案没有证据证实行政机关扩大执行范围或者采取违法方式作出行政行为造成了原告的损失，因此本案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就以上两份生效判决文书而言，确认了原告起诉行政行为根本就不存在，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为了释明原告起诉对象的错误，在之后的说理部分作了进一步的阐明，但这并不表明原告方据此有了就同一事实起诉的理由，所以原告方就同一事实及理由起诉，已经构成重复诉讼。原告方起诉的行政行为从根本上就不存在，原告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实“超裁定强执”的事实。原告方先预设一个根本上不存在的行政行为，然后将其作为依据来确认违法，因为这一前提的虚空，注定其结果的必然错误，演绎推理的前提是大前提的正确，而后有结论的正确。本案当中可以确认的事实是，原告起诉的超裁执行部分，已经被包含在被执行人的住房当中，该部分已经获得合法补偿，反之亦然，如果原告的主张成立，则原补偿方案违法，因为原告的主张成立，则应当给予补偿，而该部分房屋不可能既获得住房性补偿，又获得经营性补偿，所以正如原告所言，既然原住房所有补偿、补助合法有效，则从事实上否定了原告再次要求补偿的权利，而这事实已经生效法律文书确认，我局无须提供证据证明。三原告的行政补偿建立在行政行为违法的基础之上，因为这基础和前提的丧失，其后的巨额补偿要求自然落空。关于这一部分是法律和情理之中的必然，如果行政行为不存在或者是合法有效的，我局就不可能给予对方任何的补偿，至于不论原告认为其损失有多大，首先，必须证明其损失产生的原因，以及原因同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而原告方到目前为止，都是以其想象臆测为基础，凭空推理而得出的结果，但这一美好愿景只能停留在其想像之中，不会得到实际的印证。综上，原告方的起诉已经构成重复诉讼，即使从形式上来说，其具有起诉的权利，由于其没有事实和理由，更没有法律上的依据予以支持，请求人民法院全面审查后，依法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因汨罗市高泉路拓宽改造工程建设需征收李泽惠、彭锡英、李捷一、李敏一共有房屋所占集体土地。2013年7月12日，汩罗市规划局就工程项目实施了选址规划，2013年10月17日，汨罗市发展改革局作出了“关于汨罗市高泉路北拓工程的立项批复”，2013年10月21日，汨罗市人民政府发布预征地公告，被告进行征地调查后，将建设用地项目呈报上级人民政府审批。湖南省人民政府于2014年4月28日作出(2014)政国土字第75号农用地转用、土地征收审批单，批准了汩罗市高泉路北拓工程农用地转用及土地征收项目。汨罗市人民政府发布了征地公告，并批准了《汨罗市高泉路北拓建设项目集体土地征收与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方案》。李泽惠于1988年在汨罗市山塘社区集体土地上自建房屋一栋，登记面积为178.56平方米，登记的房主系李泽惠，共有人为其妻彭锡英、其子李敏和李捷一，房屋登记用途为住宅。现房屋实际居住使用人系李敏一及其妻子张霞、女儿一家三口，2012年12月29日，李敏一妻子张霞申请工商注册登记成立汨罗市东升旗帜工艺厂，生产经营场所为上述房屋。2015年对李泽惠、彭锡英、李捷一、李敏一(系张霞之夫)共有房屋进行征收，按《岳阳市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办法》规定的补偿标准，征收补偿款为1064458元(其中:被征收房屋价值332007元，搬家费补偿1600元，临时安置过渡补偿8400元，权属证书补偿款8000元，宅基地“三通一平”补偿33810元，超深基础补偿3269元，原告生产、营业性用房包干补偿3000元）。因拒领补偿安置款，2014年10月16日汨罗市财政局将房屋征收补偿款1064458元提存至汨罗市公证处账户上并进行了公证。2015年1月11日，被告作出汨国土资腾(2015)1号《限期腾地决定书》。李捷一对该腾地决定不服，提起诉讼，请求撤销腾地决定。经一、二审法院审理分别驳回诉讼请求和驳回上诉，被告于2016年1月6日向李泽惠、彭锡英李捷一、李敏一下达了《履行限期腾地催告书》，因李泽惠、彭锡英、李捷一、李敏一未履行腾地义务，被告遂向汨罗市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汨罗市人民法院于2016年2月26日作出(2016)湘0681行审16号行政裁定，准许强制执行汨国土资腾(2015)1号限期腾地决定，由汨罗市人民政府组织实施。2020年原告以汨罗市人民政府为被告向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汨罗市人民政府对其厂的强拆行为违法，并请求对其厂的经营性用房停产停业、生产设备、原材料、产成品损失予以赔偿。2020年4月3日，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原告遂以汨罗市自然资源局为被告向本院起诉。另查明，本案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被告参与实施强制执行时扩大了执行范围，也没有证据证明被告采取了违法方式实施强制执行。本院认为，本案被诉强制拆除原告厂房的行为是依据汨罗市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行政裁定而实施的行政行为，因没有证据证明实施机关扩大了执行范围，或采取违法方式实施了行政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七项的规定，本案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七项、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汨罗市东升旗帜工艺厂的起诉。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欧阳琦审 判 员  周 亮人民陪审员  杨干群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何 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