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3民终415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莫辉，男，汉族，1981年8月27日出生，住址：湖南省沅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广文，广东指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金源联合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惠州市。法定代表人：邬国邦。上诉人莫辉因与被上诉人金源联合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1302民初189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当事人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依法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莫辉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诉请法院判决：1、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以下称“一审法院”）作出的（2019）粤1302民初18999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如下：一审判决认定已超过仲裁时效没有法律、事实依据；上诉人提交的离职证明、离职结算表、情况说明等证据证明上诉人一直有在向被上诉人主张劳动报酬的权利，且以上证据有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邬国邦签名确认。离职证明、离职结算表上也有公司财务负责人陈柯、人力资源经理蒋慧签名确认。上诉人提交的银行流水也可证明上诉人有一直向被上诉人主张劳动报酬的权利，且被上诉人也认可并在2015年10月14日向上诉人支付工资2000元、2016年1月12日向上诉人支付工资5000、2017年2月17日向上诉人支付工资12000元，工资支付情况和离职计算表上数额能相互印证。情况说明和一审庭审阶段被上诉人也陈述被上诉人的公章现在是由被上诉人最大的债权人成都农商银行和被上诉人共同管理的，由此才导致离职证明、离职结算表、情况说明未能加盖被上诉人公章。被上诉人未向上诉人出具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且上诉人至今一直都在处理被上诉人公司事宜，双方未办理离职的全部手续。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五十条的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时出具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并在十五日内为劳动者办理档案和社保关系转移手续。”这是法律规定的义务。被上诉人未按照法律规定履行义务，且上诉人一直有在处理被上诉人公司事宜，上诉人认为双方的劳动关系未正式解除。上诉人出具的离职结算表、情况说明以及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的回答可证明双方对于拖欠上诉人的劳动报酬金额和事实是认可的，只是因为被上诉人目前陷入经营不善才导致拖欠工资支付不了，通过情况说明及离职结算表能证明被债务人是同意履行的。因此，仲裁时效应当中断。退一万步讲，离职结算表也是双方对拖欠工资的结算，对双方都具体法律效力，从双方确认的那一天其，仲裁时效应重新计算。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上诉人离职证明、离职结算表、情况说明的签订日期是2019年8月20日，一审法院简单的认为上诉人是2019年8月20日向被上诉人主张劳动报酬的权利，这与事实不符。从情况说明的内容已经指出上诉人从2016年5月12日至今一直有向法定代表人邬国邦和被上诉人主张劳动报酬的权利，结合被上诉人2015年10月14日、2016年1月12日、2017年2月17日向上诉人支付工资就可得知上诉人有一直向被上诉人主张劳动报酬的权利。因此，一审法院简单的从签订日期来认定上诉人有没向被上诉人主张权利是片面的。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对于拖欠上诉人的劳动报酬的金额和事实是认可的。在劳动纠纷中，用人单位处于掌控者的地位，劳动者来说处于弱势地位，劳动者的维权是相对更困难的。结合到本案，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上诉人有一直在向被上诉人主张权利，仲裁时间以产生中断。在此还要注明一点，现在被上诉人的经营和管理是掌控在最大债权人成都农商行的手中，对于最大债权人来说，确认了上诉人的请求，相当于瓜分其所能分的资产。被上诉人出庭应诉的人员也是成都农商行的人员。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特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金源联合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未在法定期限内答辩。原审原告莫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2014年9月至2016年4月）劳动报酬合计1117326元；2.请求被告承担本案费用［诉讼费、公告费（如需要）］。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于2014年4月入职被告处，担任董事长助理。原告提交一份《离职证明》，该《离职证明》上有被告法定代表人邬国邦、人力资源负责人陈显杰、财务负责人陈珂于2019年8月20日签名。《离职证明》载明：原告于2014年4月受聘任职被告董事长助理，负责被告的日常管理，于2016年5月12日辞职，任职期间薪资情况如下：2014年4月-2015年3月，4万元/月；2015年4月-2016年5月，7.3万元/月，截止2016年5月应发工资1177386元，实发19200元，扣除相关借款40860元，未发工资1117326元，具体明细见离职结算表。《离职结算表》上有被告法定代表人邬国邦、制表人蒋慧、审核人陈珂及原告签名，载明：原告2015年4月-2016年4月工资共817386元，已付工资19200元，“应支付2014年9月-2015年4月顾问费”360000元，“实际应支付金额”1117326元。原告提交了有被告法定代表人邬国邦于2019年10月8日签名的《情况说明》，《情况说明》重述以上工资金额等内容，并称原告一直有向邬国邦主张以上权利，因公司经济情况，暂无法将拖欠的工资发放给原告，且公司因拖欠其他债权人债务导致公司公章一直留置于债权手中，无法盖章。被告称因债务问题，被告的公司公章与债权人共同管理。原告未提交与被告签订的书面劳动合同。原告提交银行客户回单，证明被告于2015年10月14日向原告支付工资2000元、2016年1月12日向原告支付工资5000、2017年2月26日向原告支付工资12000元。被告于2019年10月10日向惠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2019年11月12日，惠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惠市劳人仲案字[2019]401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如下：驳回原告的仲裁请求。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前款规定的仲裁时效，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因不可抗力或者有其他正当理由，当事人不能在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申请仲裁的，仲裁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仲裁时效期间继续计算。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但是，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原告于2016年5月12日辞职，对于被告拖欠其工资一事是清楚的，被告在后期陆续付还原告工资，产生时效中断，但原告也应在依照上述法律规定在被告最后付还工资即2017年2月26日起一年内提出仲裁。原告事后所提交的《离职证明》、《离职结算表》、《情况说明》，不产生时效中断的效力。故，被告于2019年10月10日向惠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已经超过仲裁时效期间，不予保护。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莫辉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系劳动争议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前款规定的仲裁时效，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因不可抗力或者有其他正当理由，当事人不能在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申请仲裁的，仲裁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仲裁时效期间继续计算。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但是，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从上诉人提交的《离职证明》可看出上诉人认可自身于2016年5月12日辞职，对于被上诉人拖欠其工资一事是清楚的。现上诉人上诉主张双方劳动关系并未解除，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确认。虽然被上诉人在后期陆续付还工资，但上诉人仍需依照上述法律规定在被上诉人最后付还工资即2017年2月26日起一年内提出仲裁。且被上诉人现已进入破产程序，上诉人所提交的《离职证明》、《离职结算表》、《情况说明》并未盖有公司公章，亦未有管理人等的签字确认，不产生时效中断的效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的规定，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上诉人于2019年10月10日向惠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已经超过仲裁时效期间，原审认定不予保护，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上诉请求无理，本院予以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属于劳动争议案件，二审免收受理费。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钟震强审 判 员 丁晓鹏审 判 员 严丽芳二〇二〇年九月三日法官助理 陈佳汝书 记 员 张婉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