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城市城区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0）晋0502民初397号   原告一：崔某（暨原告和某1的法定代理人），女，1989年6月4日生，汉族，山西省泽州人，现住晋城市，系死者和某4的妻子。   原告二：和某1，女，2011年11月14日生，汉族，山西省泽州人，现住晋城市，系和某4的女儿。   原告三：梁某1，女，1963年3月25日生，汉族，山西省泽州人，现住晋城市，系和某4的母亲。   以上三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樊某、吴某，山西瀛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四：和某2，男，1963年4月17日生，汉族，晋城市人，现住晋城市，系和某4的父亲。   委托诉讼代理人：和某3，男，1989年9月23日生，汉族，山西省泽州人，系和某2的儿子。   委托诉讼代理人：樊某，山西瀛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一：晋城市某守押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晋城某公司”），住所地：晋城市。   法定代表人：王某1，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某1，山西共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二：杨某，男，1993年8月1日生，汉族，晋城市人，晋城某公司职工，现住晋城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某、郭某2，山西权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三：刘某，男，2000年1月30日生，汉族，山西省陵川县人，现住陵川县。   被告四：原某，男，1997年8月28日生，汉族，山西省泽州人，晋城某公司职工，现住晋城市。   被告五：张某1，男，1998年10月9日生，汉族，山西省泽州人，现住泽州。   被告六：冯某，男，1988年4月19日生，汉族，山西省陵川县人，晋城某公司职工，现住晋城市。   被告七：李某1，男，1996年5月23日生，汉族，晋城市人，现住晋城市。   被告八：李某2，男，1997年3月29日生，汉族，山西省泽州人，晋城某公司职工，现暂住晋城市。   被告九：谭某，男，1997年8月2日生，汉族，晋城市人，晋城某公司职工，现住晋城市。   被告十：牛某,男，1988年7月3日生，汉族，晋城市人，晋城某公司职工，现住晋城市。   被告十一：许某，男，1992年8月11日生，汉族，山西省高平市人，晋城某公司职工，现住晋城市。   被告十二：姚某，男，1993年2月18日生，汉族，山西省陵川县人，晋城某公司职工，现住晋城市。   被告许某、姚某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史某，山西权洲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十三：程某1，男，1985年12月18日生，汉族，山西省泽州人，晋城某公司职工，现住晋城市。   被告十四：张某2，男，1992年7月19日生，汉族，山西省沁水县人，现住沁水县。   被告十五：郭某3，男，2001年5月11日生，汉族，山西省高平市人，晋城某公司职工，现暂住晋城市。   被告十六：王某2，男，1970年4月21日生，汉族，山西省泽州人，晋城某公司职工，现住晋城市。   被告十七：程某2，男，1981年4月14日生，汉族，安徽省涡阳县人，晋城某公司职工，现住晋城市。   被告十八：王某3，男，1997年1月30日生，汉族，山西省陵川县人，现住陵川县。   原告崔某、和某1、梁某1、和某2诉被告晋城某公司，被告杨某、刘某、原某、张某1、冯某、李某1、李某2、谭某、牛某、许某、姚某、程某1、张某2、郭某3、王某2、程某2、王某3等17人生命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9日立案。诉讼期间，四原告撤回对刘某、李某1、王某3等3名被告的起诉，本院予以准许。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崔某、梁某1、和某2，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樊某、吴某、和某3，被告晋城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某1，被告杨某、原某、张某1、冯某、李某2、谭某、牛某、许某、姚某、程某1、张某2、郭某3、王某2、程某2等14人，被告杨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某，被告许某、姚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史某，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崔某、和某1、梁某1、和某2诉称：判令被告支付四原告医疗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108.708797万元，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事实和理由：和某4（已去世）与被告杨某等人均系被告晋城某公司的职工。   2019年11月1日下午下班后，被告杨某因结婚请客，邀请和某4及其他同事、朋友到前进路“品味轩”饭店吃饭，和某4因已经答应妻子及女儿晚上一起吃饭，遂拒绝，但杨某多次邀请，和某4遂赴约。杨某当晚邀请的多为单位同事，吃饭期间都有喝酒劝酒，其间，和某4已经醉酒躺在包间。晚9时50分方才结束，同行人员将和某4送至宿舍后离开，无人看护陪伴。   2019年11月2日下午2时，杨某等人未见和某4，于是到宿舍找和某4，发现和某4还未醒来，于是打电话告知和某4的妻子崔某，崔某到场后发现丈夫和某4全身发黑，处于昏迷状态，遂要求晋城某公司派车将和某4送至晋城市人民医院进行抢救。晋城市人民医院诊断后认定和某4系急性酒精中毒导致多脏器损害。11月3日凌晨3点，因和某4病情较重，晋城市人民医院建议转院。11月3日6点50分许和某4的家人将和某4送到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救治，其间一直在重症监护室，产生高额医疗费用，后该院下达病危通知书并建议出院。12月3日和某4的家人将和某4转至晋城市第二人民医院进行治疗，12月8日出院。和某4于2019年12月14日下午去世。   原告认为：   一、杨某在和某4拒绝的情况下，仍邀请和某4赴宴，杨某作为宴请组织者，准备12瓶高度汾酒，人均半斤多，对于部分人过量饮酒未予阻止；其次，在宴请结束后未将醉酒的人护送至家中；再次，第二天到单位上班后未到宿舍观察和某4，随后吃午饭时知道和某4未清醒未在第一时间送医。杨某存在过错，应对和某4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   二、许某、姚某未将和某4送至家中，而是送到宿舍，在和某4醉酒情况下，该二人即具有临时监护及关怀义务。第二天许某起床且呼唤和某4没有任何反应的情况下，根据常理即应该知道和某4可能酒精中毒，但其却未采取任何措施，而是离开宿舍，将和某4置于无人看管的状态，导致和某4酒精中毒程度延续，延误救治时机，存在明显过错，应承担赔偿责任。   三、与和某4共同饮酒的人，未对和某4尽到足够的提醒义务，且未将和某4醉酒的事通知其家属，也未对和某4进行必要的照顾，对于和某4的死亡有过失，应承担赔偿责任。   四、和某4所住的宿舍由晋城某公司安排并管理，由于某工作的特殊性和不定时性，宿舍即为工作场所的延伸，对于特殊情况（如醉酒）的员工即具有临时监护、看管、救治等义务，但晋城某公司明知和某4醉酒睡至第二天早上仍未醒来，第二天未能上班，但未采取任何措施，该公司存在过错，应承担赔偿责任。   被告晋城某公司辩称：驳回原告对我公司的诉讼请求。   事实和理由：和某4系我公司的职工。2019年11月1日下午下班后，因同事杨某请客，和某4去吃酒，酒后被同事送到客户安排的临时宿舍。11月2日是和某4的休息日，当日下午2时，同事发现和某4处于昏迷状态，将其送至晋城市人民医院抢救。   和某4被送到医院抢救后，我公司的员工才将和某4的情况告知了公司。2019年11月3日，我公司领导商量和某4事件时，和某4的家人也找到单位寻求帮助。11月5日，我公司领导及时作出决定，从公司借支2万元，为和某4垫付医疗费用对其进行抢救。11月8日，我公司又组织员工为和某4捐款16540元，用于和某4的治疗。   和某4的家人多次到公司纠缠，严重影响到我公司的正常工作，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和某4系成年人，非工作时间、非工作场地喝酒，与我公司无任何关系，但公司出于人道主义，积极为其垫付医疗费用，还为其捐款，已经对其做到了力所能及的帮助。   临时垫付的2万元医疗费，如果法院判决我公司承担责任，我公司要求折抵成赔偿费用；如果法院判决我公司不承担责任，我公司将会另行起诉，要求退还。   被告杨某、原某等14人均辩称要求驳回原告对其各自的诉讼请求。   杨某辩称：2019年11月1日下午下班后，我因结婚宴请公司同事，因之前和某4曾说自己没钱不会赴宴，所以我并未以任何方式专门邀请和某4参加宴请。据我事后了解，宴请当天，和某4是自愿随单位同事一起去的，原告诉状中说是我对和某4再三相邀与事实不符。   按婚丧嫁娶传统习俗，我因结婚为宾客提供酒水系情理之中，我作为宴请主家，仅仅出于礼节向宴请的同事敬酒，并未有劝酒行为。宴请结束后，和某4系自己从酒店走出，后与许某、姚某三人同骑一辆摩托车离开，其状态当时并无不妥。在此过程中，我并无任何过错，对于和某4可能酒精中毒以及死亡的后果根本是无法预知的。   根据和某4的病历记载，和某4有肝炎病史，但凡有普通常识的人都应当知道患有肝炎的人是禁止喝酒的，和某4对于自己的身体状况应当清楚。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其首先应当控制自己的行为，对过度饮酒可能造成的危险后果应当有足够清醒的认识，其在宴会喝酒的过程中，不能理性控制饮酒，应属于其自己的过错。我的宴请行为与和某4的死亡无法律上的直接因果关系，我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和某4住院以后，我和同事一起在医院陪侍，力尽所能为和某4提供道义上的帮助，为其垫付医疗费，到医院探视，已经尽到了道义责任。   原某辩称：杨某结婚请客当晚，我于下午6时50分左右到了饭店，中途就离开回家，我离开时和某4一切正常，不存在饮酒过度的情况。其间，我一共喝了3杯白酒，未与和某4喝酒。我对和某4没有灌酒，也没有劝酒，我对和某4的酒后死亡没有任何过错，不应承担责任。   张某1辩称：我与和某4并未一起喝酒，更未劝其喝酒。宴会结束后，我因上夜班自行离开，和某4由许某和姚某骑车送回单位宿舍，当时和某4并没有不适。次日早上6点左右我下夜班后周末休息，我回宿舍收拾衣服回家，因怕打扰别人休息，我匆匆收拾了一下直接回家。第二天上班后才听说了和某4的事。综上，和某4醉酒与我无关，我不应承担任何责任。   冯某辩称：我与和某4未说过话，更未劝过酒。晚9点左右，我去买了一桶果汁跟同桌人说不要喝酒了，喝点果汁。晚9点10分左右，我因酒量较差自行离开。和某4何时回去的我不知道，据事后了解，当晚散场时，和某4还比较清醒，并未因醉酒躺在包间，后来是班长许某和姚某把和某4送回了宿舍。综上，我并非酒宴的组织者，也未对和某4进行劝酒，而且作为参与者，我已尽了提醒、劝阻的义务，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李某2辩称：我与和某4并不熟识，当天同去的人离开时并没有喝醉的情况，后听说是许某与姚某将和某4送回。和某4平时也喝酒，其作为成年人理应清楚喝酒的危害，造成现在的后果理应自行承担。我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责任。   谭某辩称：我没有单独与和某4喝过酒，更没有劝酒，都是和某4找其他人碰着喝，和某4的饮酒系其个人行为。散场后，因李某1饮酒多，趴在桌子上意识不清，我便与李某2将李某1送回家，当时和某4是自己穿衣服出去的，比较清醒。和某4的醉酒死亡与我没有关系，我不应承担责任。和某4作为一个成年人，应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牛某辩称：我与和某4不是一桌，更未对其劝酒，且饭后已有人将和某4送回。我没有任何过错，不应承担责任。   许某、姚某辩称：我们二人与和某4不坐在一桌上，并未与和某4共同饮酒，更不存在劝酒。饭后，和某4与家里人通过电话说是回宿舍休息，我们二人基于同事情谊将和某4送回宿舍，和某4当时可以清晰表达，并未说身体不舒服需要回家或去医院治疗，在此情形下，我们二人无义务强制性地将和某4送到医院治疗。我们将和某4送回宿舍的行为系善意行为，不能成为原告让我们承担责任的理由。   程某1辩称：我与和某4不坐在一桌上，并未与和某4饮酒。我没有任何过错，不应承担责任。   张某2辩称：我与和某4不坐在一桌上，不知道和某4的饮酒情况。我没有任何过错，不应承担责任。   郭某3辩称：杨某结婚请客当晚，和某4与其他人进行掷骰子、走关等游戏并共同饮酒，我没有参与。饭后，我与其他同事先行回家，并未注意和某4的情况。我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责任。   王某2辩称：杨某结婚请客当晚，我与和某4不在一桌，与和某4没有喝过酒，不到9点，我就回家了。   程某2辩称：杨某结婚请客当晚，我与和某4不在一桌，与和某4没有喝过酒，和某4的饮酒行为与我无关。   经审理查明：和某4系1986年6月出生。原告崔某系和某4的妻子，原告和某1系和某4的女儿，原告和某2、梁某1系和某4的父母。和某4生前系被告晋城某公司派遣在外保安。   被告杨某、刘某、原某、张某1、冯某、李某2等17名被告也系晋城某公司2019年派遣在外保安。   2019年11月1日（周五）晚7点，被告杨某因结婚在晋城市城区前进路“品味轩”宴请同事。和某4与被告刘某、原某、王某3等16名同事参加了杨某的宴请。据杨某陈述，当晚王某3还带了二个人（不是某公司的人）参加宴请。以上，参加杨杨宴请的人，再加上杨某，共有20个人。   上述20人分为两桌，每桌10人，其中，刘某、原某、张某1、冯某、李某1、李某2、谭某、郭某3等8人，还有另外一个案外人，与和某4同坐一桌；其他10个人同坐一桌。被告杨某提供了12瓶48度的瓷瓶汾酒，每瓶475ML。当晚，和某4等人通过掷骰子、走关等游戏或碰喝饮酒。据杨某陈述，宴会结束时，瓶子里的酒，剩下了半瓶。   当晚宴会结束后，吃饭的人陆续离开，被告许某骑摩托载着被告姚某与和某4回到宿舍。   当晚，许某、和某4与晋城某公司的中队长王某4三人同在一个宿舍睡觉。姚某与和某4不在同一个宿舍，送了和某4后回到自己的宿舍休息。2019年11月2日上午10点多，许某起来时，王某4已离开（值班），和某4还在睡觉，许某叫了叫和某4没有叫醒，随后离开宿舍。被告杨某11月2日上午上班后中午在食堂吃饭时碰见王某4，王某4说和某4现在还没有起来，让杨某去宿舍看一下。随后杨某马上到宿舍叫和某4，但未能叫醒，就给许某打电话，许某接电话后回到宿舍，叫和某4也叫不醒，就赶紧给和某4的妻子原告崔某打电话，崔某赶到宿舍，发现和某4处于昏迷状态。随后，大家将和某4送至晋城市人民医院抢救。晋城市人民医院对和某4检查后诊断为：1、急性酒精中毒；2、低血容量性休克；3、多脏器损害、急性肾功能损害、急性肝功能损害；4、急性胃粘膜损伤；5、吸入性肺炎；6、肺栓塞。病情复杂，建议转上级医院进一步治疗。   2019年11月3日，和某4的家人将和某4转至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当日和某4被诊断为：1、意识错乱查因：颅内感染？脓毒症脑病？2、脓毒血症；3、肝功能不全、肾功能不全。之后，治疗期间，和某4有所好转，11月24日从重症监护转出，但后来又发生病情危重，11月28日又转到重症监护。治疗至2019年12月3日时，和某4意识障碍无明显改善，仍间断发热，和某4的家人要求出院转当地医院继续治疗。出院诊断为：肺部感染、呼吸衰竭、感染性休克、脓毒血症、横纹肌溶解症、肾衰竭、颅内感染、电解质代谢紊乱、血小板减少、中度贫血、肝功能不全、低蛋白血症。   2019年12月3日，和某4的家人将和某4转至晋城市第二人民医院，治疗至2019年12月8日，和某4仍是意识模糊，和某4的家人要求出院。出院诊断为：重症肺炎、感染性休克、重度贫血、低蛋白血症、呼吸衰竭I型、肾衰竭、肝功能不全、颅内感染（？）。晋城市第二人民医院的病历中记载和某4的既往史有：......28岁时在晋煤集团总医院行肝囊肿血管内介入手术。否认结核病史，有乙型肝炎病史，有输血史。出院后，和某4于2019年12月14日去世。   另查明：2019年11月2日，和某4被送到晋城市人民医院后，被告杨某给和某4支付门诊费2158.77元，被告许某给和某4支付门诊费386.5元。   被告晋城某公司于2019年11月5日向和某4的家人支付了2万元，用于给和某4治疗。随后，被告晋城某公司组织某给和某4捐款共计16540元支付给了和某4的家人。   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供的“品味轩”订餐登记表、《晋城市基本医疗保险异地就医登记备案表》、和某4的病历、泽州县川底乡某村委出具的和某4死亡证明，被告晋城某公司提供的和某3出具的2万元收条、工商银行汇款凭证，被告杨某、许某提供的门诊费票据、和某4的病历，被告程某2提供的其本人2019年11月1日晚的手机通话记录以及当晚9点24分支付打车费的账单，以及当事人的相关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   本案当事人主要争议的焦点是：一、导致和某4死亡的原因是否与饮酒有关。二、各被告有无责任，如果有，有多大的责任。三、四原告要求赔偿的项目和数额是否合法合理，应如何承担。   一、导致和某4死亡的原因是否与饮酒有关。   被告晋城某公司以及被告杨某均提出，本案中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和某4死亡的直接原因就是饮酒，晋城市人民医院以及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病历记载和某4有肾功能不全、肝功能不全等疾病，且和某4是乙肝病毒携带者，晋城市第二人民医院的病历载明和某4有乙型肝炎的既往史，和陈宁的死亡与其疾病有关。   原告方对以上二被告的陈述不予认可。对此，原告方要求被告晋城某公司提供了和某42017年12月25日入职时的体检表，该表载明和某4体检正常，原告提出和某4的身体没有疾病，导致和某4死亡就是酒喝得过多，事后又未得到及时救治。对晋城市第二人民院记载和某4的既往史有乙型肝炎的问题，原告代理人和某3解释是该既往史是其报告给医生的，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疗时医生说和某4有肝炎，所以其就报的有肝炎。   本院认为，晋城市人民医院和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病历记载和某4肾功能不全、肝功能不全，但该功能不全是和某42019年11月1日喝酒之前就存在还是2019年11月1日喝酒之后才导致，并不明确。综合本案事实及证据，可以认定和某4的死亡与其饮酒有直接关系。   二、责任问题。   原告提供了和某4在郑州住院期间的视频，和某4陈述去喝酒时给杨某上了100元礼钱，喝多了以后被送到单位，然后就没人管了。被告杨某提出和某4并未给其上过礼，11月1日前一周其当着大家的面说结婚要请客，和某4当时就说没钱不参加，但后来不知怎么又来了。杨某提供了其本人2019年10-12月的手机通话清单，旨在证明没有打电话单独邀请过和某4，原告方认为该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认为，不管和某4事先是否说过不参加宴请的话，杨某是否又对和某4进行过单独邀请，以及当晚和某4是否已给杨某上礼，均不影响本案的责任定性。   原告提供了和某4的家人与“品味轩”饭店工作人员对话时的录音（该工作人员陈述当晚有个年轻人喝多了，蹲在这里，然后有两个朋友把他架走了）；和某4的姨母梁某2的证言（和某4住院之后我是第一时间去的医院，我问和某4身上有擦伤是怎么回事，许某说可能上楼时擦的），旨在证明和某411月1日晚在“品味轩”饭店时已是醉酒状态。针对以上证据，被告方提出不能证明蹲着被架走的年轻人就是和某4；被告李某2、谭某陈述，当晚李某1喝多了趴在桌子上不能走，其二人等李某1醒了一下酒然后将李某1送回了家；被告谭某陈述，和某4是自己走出去的；被告许某、姚某陈述，当晚和某4从饭店出去后非要坐许某骑的摩托车，当时许某与姚某在一起，所以三个人一起走了，当时许某让和某4给其家里人打电话，和某4给其妻子崔某打了电话说要回宿舍（崔某对此不认可）。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以上证据能够证明杨某请客当晚有一个人喝多了蹲在饭店里，但此人是不是和某4并不明确。   被告晋城某公司提供了该公司2019年11月1-3日的排班表一份，该排班表显示11月2日（周六）和某4没有排班，旨在证明11月2日和某4休息不上班。原告对该证据不予认可。杨某、原某、冯某、许某、程某1、张某2、郭某3均陈述2019年11月2日是和某4的休息日，不需要上班。本院认为，根据杨某、许某、冯某等人的陈述，可以认定晋城某公司所陈述的2019年11月2日是和某4的休息日应该属实。   根据本院查明事实，本院认为，和某4作为成年人，明知饮酒对自己身体健康不利，但却放任自己饮酒，导致其急性酒精中毒，虽经一个多月的救治，但终因救治无效而死亡，其本人有重大过错，应承担主要责任。   被告杨某作为宴请者，给20个人提供了12瓶高度汾酒，提供酒量过多，且对当晚参加宴会喝酒的和某4未能尽到提醒、劝阻义务，事后对喝多酒的和某4未能尽到谨慎注意义务，存在过错，其对和某4的死亡应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对某所住的宿舍，晋城某公司负有管理义务，许某等人作为晋城某公司的工作人员，对酒后住宿的和某4未能尽到谨慎注意义务，致使和某4酒精中毒却未被及时发现抢救，晋城某公司对和某4的死亡也应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其他当晚共同参加宴请的人，这些人对和某4饮酒过多以致后来未能被及时送医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本院酌情确定被告杨某、被告晋城某公司各承担10%的赔偿责任。   三、赔偿费用问题。   医疗费及复印费   原告方提供了：   （1）2019年11月2日晋城市人民医院和某4门诊费票二张，183元；2019年11月3日晋城市人民医院和某2门诊票费五张，765.62元；2019年11月18日晋城市人民医院和某4门诊收费票一张，45元；共993.62元。   针对写有和某2名字的门诊费票据，原告和某2陈述，当天为了给和某4看病用的其本人的医保卡，所以就写了其自己的名字。   （2）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住院费票据一张（复印件），总计232667.71元，其中，除医保支付款项外，个人支付70600.39元；晋城市第二人民医院住院费票据一张（复印件），总计34939.55元，其中，除医保支付款项外，个人支付12786.51元。   （3）2019年11月3日晋城市紧急医疗救援中心长途转运费票据一张，1700元。两张写有“救护车费”的白条收据，一张是1900元，一张是280元，原告陈述，1900元是从郑州回晋城时的救护车费用，280元是从医院回村里时的费用。   （4）2019年12月8日购买吸痰器以及氧气袋票据一张，726元；吸氧费票据一张，360元；共1086元。   被告质证提出：对（2）(4)真实性无异议，对（1）中写有和某2名字的门诊票据不认可，对（3）中的白条不予认可。   本院认为，对（1）中写有和某2的门诊票据，和某2的相关陈述合理，予以认定，系为和某4所花费，和某42019年11月18日（此时和某4在郑州）在晋城市人民医院花费的45元不予认定，其他183元予以认定；对以上（2）（4）费用，予以认定；（3）中的费用，本院对2019年11月3日救护车费1700元予以认定，对于2019年12月3日从郑州转至晋城时的救护车费用本院酌情也认定1700元，对于2018年12月8日从晋城医院回村里的费用280元，系合理费用，本院酌情认定。以上费用总计为：948.62元+（70600.39元+12786.51元）+（1700元+1700元+280元）+1086元=89101.52元。   另外，原告提供了2019年12月23日晋城市第二人民医院47元复印费票据一张，误以为是医疗费用，被告方对该票据无异议，对于该费用，本院予以认定，但应认定为复印费，而非医疗费。   上述原告所花费的医疗费89101.52元、复印费47元，加上被告杨某给和某4支付的门诊费2158.77元和被告许某给和某4支付的门诊费386.5元总计为：89101.52元+47元+2158.77元+386.5元=91693.79元。   2、护理费   原告提出，和某4共计住院35天，出院后在家是6天，共计41天，均需要两个人护理。   具体计算为：46693元（2018年度山西省居民服务业年平均收入）÷365天×41天×2人≈10490元。   被告提出，护理费应有医院出具证明，否则不予认可。   本院认为，原告以上主张合理，予以认定。   3、住院伙食补助费   原告提出：100元/天×35天=3500元，被告认可，本院予以认定。   4、营养费   原告提出，50元/天×41天=2050元，被告认可，本院予以认定。   5、交通费   原告提供了和某4住院及办理丧事期间家人交通费（包括加油、过路费、火车、客车、打车）票据，共计主张8738.26元。   被告方对以上费用均不予认可。   对该项费用，本院酌情认定3000元。   6、住宿费   原告提供了2019年11月3日至12月3日的住宿费收据（白条）4张计7040元。   被告认为均是白打收据，不予认可。   本院认为，原告针对该项费用的所举证据不够充分，但考虑到确实有该费用的发生，本院酌情认定3000元。   7、误工费   原告方提供了和某4的弟弟和某32019年9月-12月工资收入明细，旨在证明和某3月工资为10325元，和某3为办理和某4丧事请假10天，误工费为3442元。   被告方认为，以上证据不能证明和某3的误工天数，不能证明其误工收入，对和某3的身份不认可，给和某4办丧事其妻子、父母的误工费可以计算。   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仅能证明和某3的工资数额，但不能证明其误工天数，以及是否因误工减少了收入，对该项费用，本院不予认定。   8、丧葬费   原告主张该项费用为43835元，具体为：67669元（2018年度山西省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标准）×1/2≈33835元，再另外加1万元坟地占地款。   原告提供了王某5出具的1万元坟地占地款收据。   被告提出对1万元坟地占地费不予认可。   对该项费用，本院认为原告主张的33835元有合理依据，予以认定，其他1万元无合理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9、死亡赔偿金   原告提供了和某42019年5-10月的工资表；和某4的居住证，居住地是晋城市，有效期从2017年3月20日至2022年3月19日，旨在证明和某4长住晋城市，其死亡赔偿金应按城镇标准计算，具体为：31035元/年（2018年度山西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年=620700元。   被告方对原告提供的工资表无异议。当庭因原告没有提供和某4暂住证的原件，被告方持有异议，庭后本院经核实原告提供的和某4暂住证的复印件属实。   本院认为，原告该项主张有合理依据，本院予以认定。   10、被扶养人的生活费   原告方提供了和某4的女儿和某1（2011年11月14日生）所上小学出具的证明，旨在证明应当按城镇居民的标准计算和某1的生活费，具体为：   19790元/年（2018年度山西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10年÷2=98950元。   原告主张和某4的父母的生活费为：98950元，酌情主张。   被告方认为，和某1所在学校出具的证明，不能证明和某1在城里生活，故不能按城镇居民的标准计算。另外，和某4的父母均不符合支付被抚养人生活费的条件。   本院认为，原告方主张和某1的生活费98950元合理，本院予以认定；但原告所主张的和某4的父母的生活费，因和某4的父亲有工作，和某4的母亲是退休教师，均不符合被扶养人的条件，本院不予支持。   以上医疗费、复印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交通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总计：91693.79元+10490元+3500元+2050元+3000元+3000元+33835元+620700元+98950元=867218.79元。被告杨某承担10%计86721.9元，被告晋城某公司承担10%计86721.9元。   另外，根据本案的情况，本院酌情确定以上承担责任的被告共计赔偿本案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即杨某和晋城某公司各承担5000元。   综上，被告杨某应承担的赔偿数额是91721.9元，扣除其已经为和某4支付的门诊费2158.77元，其还应支付四原告89563.13元。被告晋城某公司应承担的赔偿数额是91721.9元，扣除已经支付给四原告的20000元，其还应支付四原告71721.9元。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晋城市某守押有限公司赔偿原告崔某、和某1、梁某1、和某291721.9元，扣除已经支付的20000元，剩余71721.9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给原告。   二、被告杨某赔偿原告崔某、和某1、梁某1、和某291721.9元，扣除已经支付的2158.77元，剩余89563.13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给原告。   三、驳回原告崔某、和某1、梁某1、和某2对其他被告原某、张某1、冯某、李某2、谭某、牛某、许某、姚某、程某1、张某2、郭某3、王某2、程某2的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935元，由原告崔某、和某1、梁某1、和某2承担4933元，由被告晋城市某守押有限公司承担501元，由被告杨某承担501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西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 芳   人民陪审员 张 超   人民陪审员 杨学东     二○二○年九月二十七日     法官 助理 霍玲玲   书 记 员 郭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