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9民再11号 再审申请人（二审上诉人、一审被告）：宗波，男，1972年1月23日出生，汉族，住泰安市泰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晶，女，汉族，1978年10月19日出生，住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系宗波之妻。 被申请人（二审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山东恒通膨胀节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泰安市泰山区上高办事处南上高村。 法定代表人：王焕庆，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兴磊，山东泰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宗波因与被申请人山东恒通膨胀节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通公司)占有物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8)鲁09民终3066号民事判决，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0月28日作出（2019）鲁民申4410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再审申请人宗波的诉讼代理人赵晶、被申请人恒通公司的诉讼代理人张兴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再审申请人宗波请求：依法撤销泰安市泰山区人民法院（2017）鲁0902民初2811号民事判决及本院（2018）鲁09民终3066号民事判决，驳回被申请人恒通公司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 恒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宗波立即支付因借走鲁Ｊ×××××江淮牌商务车不还，自2015年8月24日至2017年3月31日的租金损失175500元（9000元/30天*585天）。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3年12月18日至2015年4月底，宗波在恒通公司工作，担任采购部主管。2015年5月1日至同年8月28日，宗波在巨发公司工作。巨发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广臣有鲁Ｊ×××××江淮牌商务车一辆（非营运），由恒通公司使用。关于该车由恒通公司使用的原因，恒通公司称，系因双方于2014年10月1日签订了车辆租赁协议，约定张广臣将该车租赁给恒通公司使用，租期自2014年10月1日至2016年9月30日，租赁费为每月9000元，恒通公司先支付10000元押金等。恒通公司还主张，自己租赁该车后，依约向张广臣支付了租赁费。为证实自己的主张，恒通公司提交其与张广臣签订的《车辆租赁协议》一份以及2014年10月至2016年9月，由张广臣出具的车辆租金收到条一宗。宗波则称，该车虽登记在张广臣名下，但只是顶名，车辆的实际所有人为恒通公司，至于恒通公司提交的车辆租赁协议、租金收到条等均系恒通公司伪造。为证实自己的主张，宗波提交了自己与张广臣的通话录音两段。恒通公司对该录音的真实性予以否认，张广臣亦未出庭作证。恒通公司主张，在其租用鲁Ｊ×××××商务车期间，宗波于2015年8月22日，以接其母亲回老家为由向恒通公司副经理朱某借用该车，次日开走，并承诺当天归还。但其将车借走后，至今未予归还。为证实自己的主张，恒通公司提交了2015年8月22日朱某通过短信与号码为189××××7601的手机机主交流的记录一宗，交流的内容为机主（屏幕显示为宗波）欲借鲁Ｊ×××××商务车，用于接其母亲等，朱某亦出庭作证，证实上述手机号码当时由宗波使用。宗波则称，该车系自己任恒通公司采购部主管时，由公司配发给自己的，自己从未向恒通公司借用车辆，至于189××××7601手机号码，是公司采购部公用的，并非其个人使用。宗波自恒通公司离职后，与恒通公司发生劳动争议。经泰山区劳动仲裁委员会仲裁后，恒通公司于2015年11月26日诉至一审法院，除要求纠正《仲裁决定书》等有关劳动争议的请求外，还请求判决宗波归还鲁Ｊ×××××商务车并赔偿相关的经济损失。一审法院于2016年5月16日，作出（2015）泰山民初字第243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恒通公司支付宗波工资等，对于恒通公司要求宗波返还车辆并赔偿损失的主张，则依法未在该案中处理。后恒通公司提起上诉，2016年8月2日，本院维持了一审判决。为此，恒通公司于2016年9月28日又诉至一审法院，要求宗波立即归还鲁Ｊ×××××商务车并支付租金损失。经审理认为，恒通公司要求宗波按月租金9000元的标准赔偿其损失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于同年12月26日判决宗波将涉案车辆返还恒通公司，并驳回恒通公司要求支付租金损失的诉讼请求。恒通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期间，经调解，宗波将涉案车辆交至本院，本院随即于2017年3月31日将车辆交还恒通公司。后本案发回重审，鉴于宗波已交还车辆，恒通公司遂变更诉求，要求宗波赔偿自2015年8月24日至2017年3月31日的租金损失175500元。本案原一审期间，法庭要求恒通公司提交其向张广臣支付车辆租金的账目，恒通公司则向法庭表示，张广臣曾于2006年向恒通公司借款，一直未还，恒通公司租赁张广臣车辆后，依约应向其付款时，即由其出具收条，并存放于恒通公司财务部，以每月租金逐月冲减借款，因张广臣每月出具的均是“白条”，因此并未对每月支出的租金做账，准备待租赁期满，交还车辆后，再统一做账，故现无账目可提交。本案重审期间，恒通公司申请对鲁Ｊ×××××商务车自2015年8月24日至2017年3月31日间的租金进行价格评估，一审法院委托山东金信价格事务所有限公司进行了评估。2017年11月22日，该价格事务所出具《评估报告》，结论为：鲁Ｊ×××××江淮小型普通客车2015年8月24日至2017年3月31日期间的租金价格为6000元/31天*8天+6000元/月*19月=115548元。恒通公司对该鉴定结论无异议。宗波称，《评估报告》第九.3条写明：“评估结论未考虑标的车辆是否存在违章罚款、查封等欠费情形对价格的影响”，而鲁Ｊ×××××商务车已经在2015年11月脱审，同时，在2015年8月份还被泰安市岱岳区查封，这些因素都影响租金价格的认定，所以上述《评估报告》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宗波又主张，张广臣曾说过暂时把鲁Ｊ×××××商务车放在宗波处，并表示自己原一审时即已提交的其与张广臣的通话录音两段，可以证实上述主张。同时，宗波还申请对恒通公司与张广臣所签《车辆租赁协议》上签名的时间进行鉴定，还要求法院对张广臣进行调查，但双方均表示无法联系到张广臣到庭接受调查。 一审法院认为，案外人张广臣有鲁Ｊ×××××商务车一辆，该车原由恒通公司占有、使用，双方对此并无争议。宗波主张恒通公司是该车的实际所有人，系恒通公司借用张广臣名义购买，证据不足，不予采信。恒通公司主张自己系从张广臣处租赁该车，在没有证据证实恒通公司是非法占有该车的情况下，应认定恒通公司是鲁Ｊ×××××商务车的合法占有人。在恒通公司合法占有该车辆期间，宗波自恒通公司处取得了该车，至于取得的原因，恒通公司主张系宗波因私借走，虽然恒通公司副总朱某为此出庭作证，且恒通公司提交了据称是朱某与宗波商量借车事宜的短信记录，但因无充分证据证实与朱某进行短信交流的号码为189××××7601的手机确为宗波使用，加之证人朱某系恒通公司职工，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故恒通公司的该项主张，证据不足，不予采信。但是，即便如宗波所称，鲁Ｊ×××××商务车是恒通公司配发给宗波，因其在2015年5月1日前已从恒通公司离职，在恒通公司要求其返还车辆的情况下，宗波继续长期占有该车而不还，也属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四十五条规定，“占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被侵占的，占有人有权请求返还原物……因侵占或者妨害造成损害的，占有人有权请求损害赔偿。”据此，尽管宗波在本案原二审期间主动向恒通公司返还了鲁Ｊ×××××商务车，但恒通公司要求其赔偿因非法占用该车，给恒通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于法有据，予以支持。宗波称恒通公司主体不适格，于法无据，不予支持。恒通公司称鲁Ｊ×××××商务车是自己2014年10月1日承租自张广臣，双方约定租期两年，月租金9000元，因此要求按每月9000元的标准计算宗波非法占用车辆期间的损失。虽然恒通公司提交了《车辆租赁协议》及张广臣出具的车辆租金收到条，但却不能提供与租金相关的账目，原因是“租金逐月冲减张广臣欠原告的借款，因此未对每月支出的租金做账，故无账目可提交”，考虑到恒通公司系依法设立的公司，公司内的款项进出依法均应当有账目记载，即便有支出的租金与收回的借款相互抵顶的情况，也应进行作账处理，恒通公司的上述解释显然有悖于法律规定及日常生活习惯，综上，对于恒通公司所称每月向张广臣支付鲁Ｊ×××××商务车租金9000元主张，不予采信。恒通公司要求宗波按照每月9000元的标准赔偿其损失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本案重审期间，《评估报告》系依法作出，足以认定，可以此作为宗波赔偿恒通公司损失的计算标准。宗波辩称，鲁Ｊ×××××商务车已于2015年年审，也无法使用，这些因素都影响租金价格的认定，所以《评估报告》不能作为定案依据，而实际上，车辆即使按宗波所讲，脱审也是发生在其非法占用期间，同时，法院并未对鲁Ｊ×××××商务车采取拍卖、变卖等处置措施，而即便法院确实采取过保全措施，也并不影响车辆的正常使用，因此，宗波的上述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恒通公司主张宗波2015年8月23日借走车辆，言明当日归还而未还，故而要求以2015年8月24日作为损失的起算日，计算至2017年3月31日归还车辆之日。此前已做分析，恒通公司关于宗波借用车辆的主张，不予采信。但是，宗波在2015年5月1日前已从恒通公司离职，按宗波所讲，鲁Ｊ×××××商务车是恒通公司配发，离职自应交还，长期不还当然系非法占有，恒通公司主张2015年8月24日作为计算损失的起算时间，此时距宗波离职已逾三个月，予以采纳。损失的截止时间应为2017年3月31日，共计19个月零8天。综上，宗波因非法占用鲁Ｊ×××××江淮牌商务车，应赔偿恒通公司的经济损失为115548元（6000元/月*19月+6000元/31天*8天）。宗波称自己曾提出向恒通公司交接车辆等物品，恒通公司予以拒绝，考虑到一方面，宗波并无证据证实恒通公司曾拒收车辆，另一方面，恒通公司在提起劳动争议诉讼时，即已正式要求宗波返还车辆，宗波若要返还，只需径行交还即可，其最终还回车辆即是如此操作，宗波即便在某些场合有类似表示也只是口惠而实不至，不能说明自己愿意还车，因此，对于宗波的此项主张，不予采信。宗波辩称，鲁Ｊ×××××商务车是恒通公司配给自己使用，使用该车期间，自己又被派往巨发公司工作，而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广臣就是该车的所有权人，自己在巨发公司工作，该车属于工作用车。但是，恒通公司与巨发公司是各自独立的法人，按宗波所讲，其是在恒通公司处领受的车辆，在其从恒通公司处离职后，在既无充分证据证实恒通公司允许其带车至巨发公司继续使用，又无充分证据证实车辆所有人张广臣允许其使用而不用向恒通公司还车，故宗波的这一辩解，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纳。本案重审时，宗波又申请对恒通公司与张广臣所签《车辆租赁协议》上签名的时间进行鉴定，因法院并未采用该协议中所谓“月租金9000元”作为处理本案的依据，而恒通公司系合法占有车辆亦无异议，故本案无鉴定该协议的必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四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三款规定，判决宗波于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恒通公司经济损失115548元。如果未按一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810元，由恒通公司负担1200元，宗波负担2610元。一审宣判后，被告宗波不服，提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恒通公司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恒通公司主体不适格。2015年5月宗波到泰安巨发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巨发公司）工作后，涉案车辆所有权人张广臣已将车辆自恒通公司要回并配发给宗波，由宗波使用开展业务及接送巨发公司职工。一审时宗波本人没有参与庭审，故对其代理人认可涉案车辆由恒通公司使用、占用及恒通公司系车辆合法占有人的辩解不予认可，事实是该车辆自2015年5月之后一直由巨发公司占有、使用。这一点自宗波向一审法院提交的与张广臣电话录音可以证实，张广臣在录音中明确表示车辆先放在宗波处，车辆与恒通公司没有关系。一审法院也已认定车辆所有权人系巨发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广臣，并且对恒通公司与张广臣签订的《车辆租赁合同》不予采信，恒通公司也没有其他证据证实自2015年5月之后是如何合法取得涉案车辆占有、使用的权利。故宗波认为该案件系返还原物纠纷，主张返还原物的主体应是所有权人张广臣，恒通公司无权主张宗波占有车辆而造成的损失。2.一审认定宗波占用涉案车辆共计为19个月零8天系认定事实错误。首先，在恒通公司于2016年起诉至2017年3月期间，宗波多次向张广臣表示返还车辆，但其一直不予接收，并表示该车暂时先放到宗波处，电话录音能够证实。其次，宗波曾于2017年1月专门以邮寄信件的方式向恒通公司表示返还车辆，但未得到任何回复。再次，宗波在给一审法院出具的《车辆使用说明》中明确说到可将车辆交给法院，由法院移交给车辆所有人。最后，宗波还曾与恒通公司以及宗波与巨发公司涉及的两起劳动争议案件的一审、二审中，多次向主审法官以及两家公司表示返还车辆，但两家公司都表示暂时无法接收。故即使承担损失也应自恒通公司2016年9月20日起诉之日至2016年11月3日即宗波代理人在原一审首次庭审中明确表示将车辆返还给恒通公司之日。3.山东金信价格事务所出具的《评估报告》认定涉案车辆2015年8月24日至2017年3月31日期间租金价格为每月6000元过高，一审法院不应将《评估报告》作为恒通公司损失的计算依据。该《评估报告》第九条第二项（评估标的的先行用途不变、车况及市场状况正常）、第三项（评估结论未考虑车辆是否存在违章罚款、查封等欠费情况对价格的影响）、第四项（当上述条件发生变化时，评估结论一般会失效或部分失效）的限定条件可以看出，当涉案车辆用途有变化、车辆存在违章、查封、脱审等情况时，会影响租金价格的认定。本案车辆系非营运车辆，营运车辆与非营运车辆租金有区别，《评估报告》没有进行区分。其次，截至2015年11月，涉案车辆有多项违章未处理，但均非宗波驾驶造成。由于车辆登记证书等材料在张广臣手中未在宗波处，从而导致无法进行正常年审，车辆已于2015年11月脱审。再次，涉案车辆2015年8月就被依法查封。上述因素都会影响租金价格认定。4.一审法院程序违法。一审法院组织双方对《评估报告》质证时，恒通公司在无正当理由情况下，晚于传票指定时间一个多小时后才到法院质证，这属于法律规定的原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当驳回恒通公司诉讼请求。 恒通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采信证据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宗波上诉请求应予驳回。1.宗波从恒通公司借得车辆拒不返还，损害了恒通公司占有使用利益，恒通公司提起诉讼主体适格。宗波收回之前自认的自恒通公司受领车辆的行为，违背客观事实及法律规定，其主张不能成立。从双方最早发生纠纷到本次上诉前的全部过程中，宗波一直认可自恒通公司受领车辆的事实。而且既然不认可自恒通公司受领取得车辆，为何2017年3月31日宗波在法院内向恒通公司返还车辆？宗波改变之前的自认，纯粹是基于个人利益，没有任何证据支持。2.宗波诉称的实际返还车辆前曾多次要求返还，与客观事实不符。在本案两次一审中，宗波一直辩解恒通公司系车辆真正所有人，既然如此，为何要向张广臣返还？而且在2017年3月31日前，宗波从没有向恒通公司表示过明确的还车意愿，更没有实际还车行为。3.涉案《评估报告》程序合法、结果公正。至于车辆年检及违章处理问题，属于行政纠纷，与民事案件审理无关，不影响恒通公司索赔经济损失。而且车辆脱审发生在宗波占有期间，因车辆收回后重新补检，恒通公司也遭受了相应损失，保留追究宗波责任的权利。4.宗波诉称的迟延到庭质证致使审理程序违法，更是不能成立。对证据质证是当事人的权利，不能随意剥夺。即使真的迟延到庭质证，法院的行为也没有损害任何一方当事人的诉讼利益，不构成程序违法。 宗波提交2015年4月恒通公司出具的证明原件一份，用以证明恒通公司知道并同意将涉案车辆抵顶工资，由宗波占有使用，也能证明该车是由巨发公司配发。该证明内容为：宗波现调泰安市泰山区巨发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任职，从2015年5月1日起工资由巨发金属公司负责按时发放，和在恒通膨胀节公司待遇一致，每月按全勤另加4天工资，底薪5000元。差旅费实报实销。宗波在巨发金属公司工作期间如有拖欠工资一律由恒通膨胀节公司承担负责补发。因公司经费紧张，山东恒通膨胀节制造有限公司拖欠宗波从2014年1月至2015年4月30日的工资共计78600元，宗波在巨发金属有限公司工作期间，由巨发公司将鲁Ｊ×××××江淮商务车先给宗波作为配车使用，此车产生的所有费用由公司承担。恒通公司若3个月内未将拖欠宗波的工资结清，用鲁Ｊ×××××江淮商务车抵扣3万元工资，宗波可以将车直接开走自用，公司随时配合过户，过户前年审，违章，保养，保险等所有因此车引起的费用都由恒通公司承担。抵扣后剩余拖欠工资48600元由恒通公司2015年年底现金支付。落款：恒通财务2015年4月，并加盖山东恒通膨胀节制造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经质证，恒通公司对该证据真实性有异议：首先，在之前的仲裁及诉讼中宗波均未提交过该证据。其次，该证明没有经办人签字，加盖的是财务专用章，而非公司公章。再次，该证明落款时间为2015年4月份，具体几号未写明，但证明内容中却明确记载恒通公司拖欠宗波2014年1月至2015年4月30日工资，正常情况公司记账时间应为次月中旬左右，该证明在4月未过完情况下就确定当月欠发工资不符合会计记账规则。本院认为，（2015）泰山民初字第2430号民事判决书已查明：2014年5月2日和9月5日，恒通公司已分两次为宗波发放了2014年1月份工资5427.2元、2月份工资4792元、3月份工资5622.3元。但该证明却显示，恒通公司2015年4月份时仍然拖欠宗波2014年1月至2015年4月30日的工资，明显与上述事实不符，恒通公司财务人员出具自相矛盾的证明，有悖常理，而且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宗波在此前的仲裁及五次诉讼中亦均未提交过该证据，因此，该证据真实性无法确认，不予采信。 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认定一致并认为，恒通公司系涉案车辆合法占有人，并非所有权人，宗波在原二审中也已交还车辆，恒通公司随即变更为索赔租金损失的诉讼请求，因此本案案由应为占有物损害赔偿纠纷，一审案由确定不当，予以纠正。关于恒通公司诉讼主体是否适格问题，如上所述，恒通公司系涉案车辆合法占有人，宗波拒不返还车辆已构成对恒通公司占有利益的损害，恒通公司当然有权请求损害赔偿，虽然宗波主张涉案车辆系由张广臣配发给自己，但并没有其他充分有效证据予以证实。相反，宗波在2017年1月还以邮寄信件的方式向恒通公司表示返还车辆，而且在原审中其一直明确认可涉案车辆系由恒通公司占有、使用，现无故改变其自认的事实，依法不予支持。关于租金损失期间问题，虽然宗波主张其曾多次表示过返还车辆，而恒通公司拒绝接收，但实际上宗波并没有真正的还车行为，如若返还随时可以，这完全系宗波自主决定的范畴，而且最终的交还车辆也证明了恒通公司并没有拒绝接收。因此，一审法院认定的车辆租金损失期间并无不当，宗波主张损失期间应为恒通公司起诉之日至2016年11月3日宗波代理人在庭审中表示返还车辆之日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关于山东金信价格事务所出具的鉴定意见能否作为确定损失依据问题。首先，《评估报告》明确载明涉案车辆使用性质为非营运，宗波主张没有区分使用性质不能成立。其次，涉案车辆存在违章、查封情形，并不影响车辆使用，而正是因为宗波拒不返还，才导致恒通公司无法及时处理违章、申请解封和车辆正常年检，由此产生的租金损失当然应由宗波承担。关于一审法院审理程序问题，宗波主张因恒通公司迟延到庭质证，应驳回其诉讼请求，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宗波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再审申请人宗波称：1、一审法院程序违法。此案原一审时，对方超过上诉期提出上诉，二审未予纠正；开庭时，被申请人延迟到庭；2、二审未对再审申请人提交的证据综合审查，片面否定关键证据；3、涉案车辆为非营运，存在查封、违章、脱保、脱审等事项，提供的车辆租赁协议为伪造，司法鉴定程序严重违法，提交的检材不能作为判定涉案车辆损失的依据，结论错误；4、原审对涉案车辆损失责任划分不合理，价值认定过高；5、此案应同案同判，统一裁判尺度。 被申请人恒通公司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申请人的申请没有依据，应当予以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申请人的申请没有依据，应当予以驳回。申请人诉称本案的第一次上诉程序违法，超出上诉期限是没有事实依据的。关于车辆损失价值问题，被申请人本案中有新证据提交，可以证实原审判决对被申请人的车辆损失价值认定偏低。至于申请人称的统一裁判尺度问题，被申请人认为案件实际情况不同，具体包括车辆品牌、车辆购车时间均不相同，申请人以另案中车辆的鉴定价格否定本案中的鉴定意见缺少法律依据。 再审庭审中，被申请人提交《价格评估报告》一份，证实涉案车辆的替代性交通工具日合理费用为280元/天，该数额超出原审判决认定的200元/天。该报告系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裁定后，由被申请人一方委托泰安信诚价格评估事务所做出。再审申请人质证认为，该报告系被申请人单方委托，不符合法律规定，不应采纳。再审申请人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 经再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相同。本案争议焦点：(一)再审申请人宗波长期占用涉案车辆是否有法律与事实依据；(二)再审申请人是否应当赔偿因占用涉案车辆给恒通公司造成的损失；(三)一、二审判决以《价格评估报告》为标准认定损失数额是否恰当;(四)泰安市泰山区人民法院在案件审理中程序是否存在违法情形。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四十五条规定，因侵占或妨害造成损害的，占有人有权请求损害赔偿。本案中，恒通公司是鲁Ｊ×××××商务车的合法占有人。再审申请人宗波于2015年5月1日前从恒通公司离职后，长期侵占涉案车辆，导致恒通公司无法使用，必然会产生替代交通工具的费用。宗波的行为已构成对恒通公司利益的损害，依法应予赔偿。原审判决依查明的事实，计算损失期间为2015年8月24日至2017年3月31日正确，本庭亦予以确认。原审判决以《价格评估报告》为标准认定损失数额是否适当。经审理认为，涉案车辆系恒通公司公务用车。综合考虑车辆价格、使用时间、用途、市场行情等因素，并参照《价格评估报告》给出的“租金评估价格”，本院酌情确认恒通公司因宗波侵权行为而产生的替代交通工具费用约为200元/天，公平合理，符合公序良俗。涉案车辆非营运车辆，原审判决直接以“租金评估价格”确定为赔偿价格不当，予以纠正，但处理结果正确，亦不存在赔偿价格过高的情形，应予以维持。恒通公司在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发回后，单独委托评估机构做出的价格评估报告，不具法律效力，不予采纳。泰安市泰山区人民法院在案件审理中，审理程序不存在违法情形。再审申请人宗波提出的申请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本院（2018）鲁09民终3066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侯凯青 审判员  张国强 审判员  罗 斌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八日 法官助理张泽宇 书记员赵思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