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嵩明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127民初370号原告：刘金林，男，1982年1月17日生，汉族，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人，住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解家玺、张乐（实习），系云南亮剑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臧映荣，男，1964年2月16日生，汉族，云南省嵩明县人，住云南省昆明市嵩明县。被告：张丽芬，女，1963年10月24日生，汉族，云南省嵩明县人，住云南省昆明市嵩明县。第三人：臧翌辰，女，1987年12月13日生，汉族，云南省嵩明县人，住云南省昆明市嵩明县。被告臧映荣、张丽芬、第三人臧翌辰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广胜，系云南滇源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第三人：范瑞生，男，1972年4月12日生，汉族，北京市人，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顾超、胡建航，系云南恒业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本院在受理原告刘金林与被告张丽芬、臧映荣、第三人臧翌辰、范瑞生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后，本院于2020年2月19日受理后，因案情复杂，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6月3日、2020年7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金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解家玺、张乐（实习），被告臧映荣、张丽芬及第三人臧翌辰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广胜，第三人范瑞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顾超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金林诉称：2012年至2014年期间，被告向原告借款3,700,000元，并约定年利息为36%。因被告不履行还款责任，原告于2018年10月25日立案起诉，并于2018年11月30日向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申请保全其名下房产。被告假意和解，让原告撤诉。原告又于2019年2月15日再次立案，在答辩期间，二被告恶意拖延时间，滥用管辖权异议提出上诉。2019年7月20日，被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于2019年9月20日开庭审理，于2019年12月27日作出（2019）云0111民初1708号判决。二被告女儿臧翌辰也参与庭审作证，其女儿知晓被告和原告之间的所有债务问题，在被告提供的开庭证据册中，银行流水显示，臧映荣的资金入账后，都会转移到臧翌辰名下的银行卡中。包括“贵州华瑞能源发展有限公司”的利润分红。被告恶意拖延时间进行资产转移，两被告名下全部车辆，在起诉期间全部转移。在2019年2月27日臧映荣变更其名下“贵州华瑞能源发展有限公司”10%的股权，分别变更到其女儿臧翌辰5%，公司执行董事范瑞生5%。原告保全被告的房产，但被告己抵押给银行，不足以偿还原告的欠款。被告恶意转移资产行为严重损害原告的合法利益，现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依法撤销被告臧映荣名下“贵州华瑞能源发展有限公司”10%的股权转让行为；2.被告承担原告行使撤销权所支付的律师费；3.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庭审中，原告明确，其主张撤销的转让行为包含两个：其一是臧映荣转让给臧翌辰的5%股份，其二是臧映荣转让给范瑞生的5%股份。被告臧映荣、张丽芬共同辩称：1.被答辩人对答辩人在民间借贷之诉中的种种指责系对法律曲解，答辩人在该案中进行调解和提出管辖异议符合法律规定；2.原告所诉华瑞公司10%的股权并非答辩人财产。答辩人出资465万元持有华瑞公司10%的股权，后因公司经营需要继续投资，而答辩人无力继续投资，故由范瑞生汇款650万元给答辩人，以答辩人名义投入华瑞公司。2016年答辩人资金紧张将该10%的股权转让给范瑞生，范瑞生支付360万元股权转让价款，并用答辩人欠范瑞生的房屋租金抵扣105万元股权转让款，答辩人为范瑞生代持该10%股权，双方为此签订协议约定了各自的权利义务。2019年2月26日，根据范瑞生要求，答辩人将上述10%的股权中的5%股权转让给范瑞生，另外5%转让给答辩人的女儿臧翌辰，并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臧翌辰实际为代范瑞生持股。第三人臧翌辰述称：答辩人在华瑞公司持有5%的股权，不是答辩人出资取得的股权，而是代范瑞生持有该股权。因答辩人的父亲臧映荣和范瑞生合作投资经营华瑞公司，答辩人的父亲持有华瑞公司10%的股权，后因资金紧张，答辩人的父亲将该股权转让给范瑞生。答辩人的父亲臧映荣为范瑞生代持该股权。2019年的2月26日，答辩人的父亲臧映荣根据范瑞生的要求，将上述10%的股权中的5%转让给答辩人，由答辩人为范瑞生代持该5%的股权。该5%的股权既不属于答辩人又不属于答辩人父亲所有，也不属于答辩人所有，而是属范瑞生所有。该股权与原告的债权债务无任何事实及法律上的联系，原告无权要求撤销该股权的转让。故请求法庭查明事实，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范瑞生述称：1.本案宜先确定诉争的10%的股权是谁的，再进行实体审理。答辩人主张该10%的股权实际为答辩人所有，臧映荣为代持股人，因此不存撤销一说。就此股权确认纠纷，答辩人已另案起诉，现案件正在审理中，宜待该案审理，再行审理本案。另，若范瑞生为股权人，臧翌辰就不是适格的第三人，答辩人也就是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2.原告主体不适格。首先，原告主张撤销的标的物，华瑞公司10%的股权，并非臧映荣所有；其次，被告对臧映荣的债权并未受到损失；再次，臧映荣无低价转让财产或者高价购买财产的行为。综上，原告无权起诉臧映荣，原告主体不适格。3.原、被告亲属关系密切，存在恶意串通损害答辩人利益的可能。原告为证实其主张，在答辩期内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专业版企业信用报告，证明被告违法转移股权事实；2.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证明原、被告民间借贷案件应由一审法院管辖；3.原、被告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被告身份适格；4.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证明原告于2019年12月27日胜诉，同时证明，原告于2019年2月15日起诉，结合第一组证据，被告臧映荣于2019年2月27日即转让名下10%的股权，实际为转移财产的行为。原告最早起诉被告的时间为2018年10月，当时因臧映荣假意和解，原告撤回起诉后，臧映荣未按和解约定履行，原告于2019年2月15日再次起诉；5.（2019）云0111民初1708号、（2019）云01民辖终574号民事裁定书，证实两被告在原告起诉的民间借贷案件中恶意提出管辖异议并上诉拖延案件的情况；6.（2018）云0111民初10379号、10380号、10382号、10383号、10384号民事裁定书，证实原告首次起诉两被告时，两被告假意和解让原告撤诉；7.（2018）云0111民初10383号、10384号、10380号民事裁定书及昆明市不动产中心关于臧映荣名下位于昆明市车位相关情况的回函，主要证实原告首次起诉两被告时，对臧映荣名下的财产进行了保全。具体为：白龙小区商网3号商铺、龙泉路岗头村荷塘月色14幢1－202号房屋及地下车位、富春花园Ｂ幢3单元502号房屋及地下14号车位，根据昆明市不动产中心的回函，富春花园Ｂ幢3单元502号房屋及地下14号车位房产证号为20××09；8.短信截图，证实原告起诉两被告及第三人范瑞生案件先于范瑞生到盘州市法院起诉股权确认纠纷案，范瑞生故意给本案审理制造障碍；9.律师代理费发票，证实原告因本案支出律师费30,000元。经质证，被告臧映荣、张丽芬、第三人臧翌辰认为：1.对证据1三性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证据仅能证实股权发生过变更，不能证实变更为违法转让股权；2.对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不认可；3.对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4.对证据4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认可。该判决虽已经生效，但判决认定的事实部分存在严重问题，另原告主张其于2018年10月起诉后又撤诉是因臧映荣假意和解不属实。若当事人达成和解可请法院出具调解书，双方按调解书履行，不能以原告自愿撤诉来证实被告存在恶意逃避债务。对臧映荣在答辩和管辖异议期转让股权的行为，其一，臧映荣为代持股，不存在转让的行为，实际就是范瑞生的股权。其二，即使股权是臧映荣的，其在此期间转让也未违反法律规定；5.对证据5、6、7真实性认可，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撤诉是原告的权利，被告无权干涉，且也不能证实是假意调解，臧映荣的财产足以清偿原告债务；6.对证据8，范瑞生向贵州法院起诉，是其合法权益，无故意制造障碍的情况。7.证据9与本案无关，证明目的不认可，原告应自行承担。经质证，第三人范瑞生认为：1.对证据1真实性、关联性认可，仅能证实发生过10%的股权变更登记，但不能证实该变更登记中当事人有恶意，同时也证实臧映荣为代范瑞生持股的事实；2.对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3.对证据3三性认可；4.对证据4真实性认可，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该判决中存在臧映荣未适当履行抗辩权导致事实不清的问题，实际原、被告之间已不存在债务问题。同时结合原告和被告亲属关系来看，原、被告有恶意串通，损害我方利益的行为；5.对证据5-7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相反证实刘金林故意将案件分成四个，实现保全臧映荣四项财产，串通损害范瑞生利益。对证据7中昆明市不动产中心的回函无异议；6.对证据8证明目的不认可，本案与贵州法院受理案件的时间以法院受理案件文书记载为准；7.对证据9，因不能区分是官渡法院案件代理费，还是本案代理费，故三性均不认可。本院认为：1.对证据1被告及第三人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本院予以采纳，对证据的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本院结合庭审查明事实予以综合认定；2.对证据2被告及第三人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本院予以采纳，该裁定能够证实原审案件存在管辖争议并上诉的事实；3.对证据3被告及第三人对三性无异议，本院予以采纳；4.对证据4被告及第三人对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本院认为，该判决为司法机关作出的有效判决，在未经相应程序撤销前，该判决为合法有效判决，故两被告对判决真实性的质疑，本院不予采纳。对审理过程中被告是否存在恶意拖延诉讼以便恶意转移财产的问题，结合庭审查明事实予以认定；5.对证据5-7被告及第三人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采纳，结合其它证据，可证实原告在官渡法院起诉两被告期间，被告臧映荣转让股权；6.对证据8被告虽对真实性持异议，但结合当事人陈述，可证实范瑞生在贵州法院起诉的时间晚于本案立案时间；7.对证据9，结合律师费支出时间，本院予以采纳。被告臧映荣、张丽芬、第三人臧翌辰为证实其答辩意见，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被告的身份信息，证明本案被告人的主体资格；2.房产证、土地证、嵩明法院收据、银行汇款凭证，证明被告合法拥有的富春花园128.48㎡房屋、白龙小区商网147.91㎡商铺、荷塘月色244.6㎡房屋及74.98㎡车位在原告起诉时已申请保全，前述财产目前的市值足以覆盖原告生效判决中认定的债权本息。收据证实上述财产保全后，荷塘月色房产经双方一致认定价格后，案外购房人已按双方约定价格（3,800,000元）将购房款交付嵩明县人民法院执行局，后因原告不同意解除查封，而未完成房屋变现。另，截止2020年7月16日为止，前述荷塘月色、白龙小区和富春花园房屋和商铺，已经本案的原告、案外人嵩明县信用社及被告臧映荣、张丽芬三方共同确认在嵩明县人民法院执行局进行网上公开拍卖，三套房屋的合计价值高达8,500,000元，且荷塘月色的车位仍然属于本案原告保全的财产，原告可以继续申请强制执行；3.协议书一份、中信银行流水一份、房屋使用协议一份，证明臧映荣在华瑞公司实际投入资金4,650,000元，拥有华瑞公司10%的股权。2016年3月22日，臧映荣签订协议，将该10%的股权转让给范瑞生，转让的价格是11,150,000元；证明截止2016年3月22日，臧映荣收到范瑞生银行转账的款项是8,500,000元，其中6,500,000元系臧映荣向范瑞生的借款，在8,500,000元扣除；2016年的3月22日之后，臧映荣收到范瑞生的股权转让价款1,600,000元，其中870,000元为臧映荣应付给范瑞生的房屋租金，在1,600,000元中扣除。自2015年的1月6日至2016年的3月20日，臧映荣总共收到范瑞生转款七笔，每笔银行转账用途中均载明系股份转让款项。其中范瑞生委托妻子张瑞娟转了两笔；2015年11月6日，范瑞生委托舅舅杜师忠转款100,000元；2016年的4月8日，范瑞生转了1,000,000元；2016年8月23日范瑞生转了16,000,000元。以上转款均有相应转款凭证为证。经质证，原告认为：1.对证据1三性和证明目的认可；2.对证据2三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被告的房屋有包含原告和信用社在内的两个以上的债权人。被告的房产已抵押给信用社，原告为第二轮查封人。经原告核实，被告房产当时法院处置折价格为509万余元，扣除抵押贷款500万元后，原告仅享有9万余元，故被告财产不足以覆盖原告债权，所以当时才不同意解除保全；3.对证据3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首先，协议书是根据银行流水情况拟定的，理由为：其一，约定转让股权为2013年，转让股权协议为2016年签订，有违常理；其二，2016年签订协议，2015年就有转款，有违常理；其三，臧映荣直接将股权转给范瑞生有违股权转让优先购买权的规定；其四，该协议除股权转让外，还对支付1,980,000元租金及范瑞生给予臧映荣奖励作了约定，超出了股让转让协议应约定内容；其五，约定了股权转让，又让臧映荣代持，有违常理；其六，臧映荣应投入公司的6,500,000元由范瑞生借给臧映荣，再由臧映荣投入公司，有违约公司法规定。综上，我方对该协议真实性不认可。其次，房屋使用协议不真实。理由为：其一，臧映荣与范瑞生认识多年，无需要通过中介人马永贤介绍租房，并支付每月10,000元中介费；其二，房租每月30,000元、中价费每月10,000元，无房产面积等标准予以佐证，且每年480,000元的租赁费有违常理。经质证，第三人范瑞生认为：对被告臧映荣、张丽芬、第三人臧翌辰提交的证据三性及证明目的认可；补充说明：涉案三套房产的价值应以评估价值为准，目前的评估价为800余万元。加上车库的价值，实际被告财产足以覆盖原告债务，但原告却拒绝受领，并引发本案，因此原、被告存在串通损害我方利益的情形；臧映荣承租范瑞生房产约半年，欠付房租870,000元属实。本院认为：对证据1原告及第三人范瑞生对三性无异议，本院予以采纳；对证据2原告及第三人范瑞生对三性认可，对证明目的结合庭审查明事实认定；对证据3，原告对三性及证明目的不认可，本院将结合其余证据确定是否采纳证据及证明目的。第三人范瑞生为证实其答辩意见，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协议、交通银行交易明细、招商银行交易明细，证明2016年3月22日，被告臧映荣将其持有的华瑞能公司的10%股权转让给第三人范瑞生，转让对价11,150,000元，扣除应扣款600余万后，范瑞生只需支付2,470,000元；证明该10%的股份暂不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继续由被告臧映荣代范瑞生持有，代持系范瑞生居于与臧映荣多年合作关系和公司管理的决定。2019年2月，未再代持是范瑞生居于臧映荣债务风险考虑；2.交通银行交易明细、房屋使用协议，证明2016年3月22日后，范瑞生已按协议向臧映荣付清了股权转让款2,470,000元。租房单价定40,000元，是因为范瑞生为原房东马永贤装修支出1000余万，房东收取房租中的10,000元、范瑞生收取装修房屋成本30,000元；3.股东会议纪要，证明华瑞公司及公司股东对臧映荣代范瑞生持股10%的事实已确认，其中的5%已完成工商登记，另臧翌辰代持的5%尚未完成工商登记变更登记，原告对前述事实也知情。2015年3月20日，范瑞生转款给臧映荣1,500,000元系因当时华瑞公司资本从35,000,000元增加到50,000,000元，臧映荣应增加投入1,500,000元却无力支付而向范瑞生借款1,500,000元。2015年9月28日，范瑞生分两笔转款给臧映荣共5,000,000元，系因华瑞公司还在扩大投资，臧映荣按持股比例还需要出资但又无力支付而再次向范瑞生借款用于出资。自2015年9月28日增加投入后，臧映荣因无力追加投资已准备退股，但直到2016年3月22日才与范瑞生达成协议，并且在协议签订后，范瑞生于2016年8月23日向臧映荣支付股份转让款600,000元。另，范瑞生与臧映荣协商约定将范瑞生借给臧映荣的款项6,500,000元转为华瑞公司向范瑞生的借款。经质证，原告认为：对证据1-3三性及证明目的不认可，理由同对被告及第三人臧翌辰证据的质证意见。补充说明，结合原告提供转款凭证的转款摘要，仅有一笔600,000元转款载明为“股份转让款”，其它转款均载明“股份款”和“借款”，原告认为，除前述臧映荣与范瑞生股权转让价值实际为600,000元，其余款项实际为公司股份分红款和借款。另，协议中载明华瑞公司投入已超过1.1亿元，臧映荣应投入11,150,000元，无相应证据证实。证据3补充说明：股东会纪要违反法律规定。经质证，被告臧映荣、张丽芬、第三人臧翌辰认为：1.对证据1三性及证明目的认可。补充说明：首先，华瑞公司注册资本50,000,000元，但实际投入已达1.1亿，缺口的60,000,000元为股东跟投，臧映荣按持股比例跟投不足时，由范瑞生借款给臧映荣，因此产生2015年3月20日转款1,500,000元和2015年9月28日转款5,000,000元的情况。其次，2015年11月6日至2016年8月23日，范瑞生转款给臧映荣3,500,000元，载明的“股份款”和“股份转让款”，实际就是股份转让款，要不然范瑞生在该期间并非华瑞公司股东，无理由向臧映荣转款，若该款为华瑞公司分红，应走公司账户分红而非范瑞生账户。本院认为：对证据1-3，原告对三性及证明目的不认可，本院将结合其余证据确定是否采纳证据及证明目的。因原告申请本院责令被告臧映荣、张丽芬、第三人臧翌辰提供证与本案相关的臧映荣转让华瑞公司10%的股权的证据材料，本院结合范瑞生起诉情况，向贵州省盘州市人民法院及本院执行局调取了相关证据材料如下：1.验资报告及附件三份、验次事项说明，附件为本期新增注册资本实收情况明细表、累计注册资本实收情况明细表，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变更后对照表；2.华瑞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两份及是第六次会议决议；3.受理通知书，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企业登记证照颁发及归档记录表、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填写说明、华瑞公司章程修正案；4.（2019）云0127民初871号民事调解书、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移送执行函、议价申请书、执行笔录、竞买公告、拍卖成交确认书、臧映荣案款分配表。载明：（1）截止2020年8月，两被告欠农商行杨林支行贷款本息5,802,653.23元的情况；（2）官渡法院移交嵩明法院执行臧映荣的三套房产的拍卖成交价8110,000元。扣除农商行杨林支行贷款本息及本案相应费用，目前剩余款项为2,175,308.77元。经质证，原告认为：对法院调取的证据1-4三性无异议，该证据证实被告臧映荣的出资情况和工商登记情况，能够证明被告臧映荣存在恶意转移财产已损害原告利益行为；该证据证实臧映荣目前财产不足以偿还原告债务。经质证，被告臧映荣、张丽芬、第三人臧翌辰认为：1.对证据1-3三性无异议，但对原告申请调取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被告方不认可，范瑞生作为代持权实际所有人，指示臧映荣将股权转让给相关人员，并不违法；另，原告并未举证证实，该10%的股权转让给其造成的实际损失；2.对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除已拍卖财产外，臧映荣还有两个车位，近3,000,000元的财产。同时臧映荣还有其它财产可供偿债，故臧映荣有足够财产偿还原告债务。经质证，第三人范瑞生认为：1.对证据1-3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不认可。该组证据不在本案受理范围内，但其证实公司股权的形成和股权的转让可作为本案的参考。补充说明，两份股权转让协议，是履行股东会议纪要和根据工商局要求而完成的格式合同，并不产生权利义务关系，因为臧映荣是代范瑞生持股；2.对证据4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能够证实：1.臧映荣在民间借贷办理中均配合原告实现债权；2.原告并未举证证明法院执行已穷尽了臧映荣的财产，臧映荣还有其它财产可用于偿还原告债务。本院认为：原、被告对本院调取的证据材料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本院将上述第一至四组证据作本案证据。对证明目的，认定如下：1.对证据1，证实截止2012年10月23日，华瑞公司的验资、增资情况及新增臧映荣为华瑞公司股东情况，且该情况与本案确认股权转让的争议相关；2.对证据2-3，证实臧映荣转让华瑞公司10%股权的情况，同时臧映荣的股权转让经过了股东会的同意并办理的股权变更登记。结合上述原、被告及第三人的举证，本院认为，被告及第三人主张臧映荣代范瑞生持股的事实，无充分证据证实。第一，2016年3月22日，臧映荣与范瑞生签订的《协议》，约定臧映荣2013年有价受让范瑞生10%的股权，但确定股权转让价款的时间则为截止2015年12月31日的股权价值，即按公司资本或者投入为1.1亿的标准计算出股权转让价格为11,150,000元，该约定并不符合交易价款应作为交易核心要件在交易发生时进行约定的规范，同时两被告及两第三人均未提供证据证实，华瑞公司资本或者投入截止2015年12月31日已超过1.1亿元，相反根据华瑞公司工商登记信息，截止开庭之日（2020年7月16日）华瑞公司的注册资本仍为50,000,000元。第二，《协议》载明，截止2015年12月31日，臧映荣实际出资4,650,000元，其余6,500,000元为范瑞生转给臧映荣，臧映荣再投入公司，该主张与本院审理查明事实不符。首先，现有证据表明（验资报告），2012年10月29日，华瑞公司欲将公司注册资本由25,000,000元增至35,000,000元，且经验资已确认，华瑞公司截止2012年10月29日累计实缴纳注册资本25,000,000元，其中臧映荣应缴注册资本3,500,000元，累计实缴注册资本2,500,000元，未缴纳注册资本1,000,000元应于华瑞公司办理变理登记核准之日起两年内缴清。现有证据表明（工商登记）截止2013年8月6日，华瑞公司注册资本仍为35,000,000元，2015年4月30日，华瑞公司注册资本增加为50,000,000元。故臧映荣在华瑞公司由注册资本由25,000,000元增至35,000,000元的欠缴金额为1,000,000元，由350,000,000元增加至50,000,000元的欠缴纳金额为1,500,000元，合计欠缴金额为2,500,000元。其次，结合臧映荣与范瑞生之间转账记录，2015年3月20日，范瑞生向臧映荣转款1,500,000元，转款摘要无记录，转款后臧映荣当天即转给了臧翌辰，并未转入公司；2015年9月28日，范瑞生先后向臧映荣转款两笔，第一笔3,000,000元、第二笔2,000,000元，转款摘要均为借款，转款后臧映荣分两笔转到华瑞公司账户。综上，范瑞生转给臧映荣的6,500,000元，其中1,500,000元不能明确转款性质，也不符合臧映荣、范瑞生主张已转给公司，故该1,500,000元与本案关联性不明；范瑞生转给臧映荣的两笔合计5,000,000元，一方面超过了臧映荣欠缴的注册资本出资额（2,500,000元），另一方面，也无证据证实超过臧映荣欠缴的注册资本出资额（2,500,000元）的部分，即2,500,000元属于定投，故该2,500,000元是否属于臧映荣对华瑞公司的出资款也不明确。第三，被告臧映荣、第三人范瑞生主张自2015年11月6日至2016年8月20日，范瑞生转给臧映荣的，转款摘要分别为“股份款”和“股份转让款”的款项合计3,500,000元为《协议》约定的交付的股权转让款无充分证据证实。首先，该主张存在转款在先，而协议在后的问题，不符合交易习惯；其次，自2015年11月6日至2016年3月2日，范瑞生向臧映荣转款合计1,900,000元，与2016年3月22日签订的《协议》中表述的“范瑞生近期陆续支付给乙方的2,000,000元”也不能对应；再次，“股份款”和“股份转让款”实际为范瑞生单方标注，转款时无范瑞生与臧映荣之间关于转款原因的约定等证据。故，前述3,500,000元无充分证据证实为范瑞生支付给臧映荣的股份转让款。第四，《协议》除对股权转让进行约定外，还对臧映荣欠付范瑞生的别墅租金1,980,000元“抓紧支付”进行约定。第五，按《协议》范瑞生应欠臧映荣股份款2,470,000元，且2016年4月10日前应付1,000,000元，而臧映荣欠范瑞生房租1,980,000元，相互折抵即可完成交付，何必在协议中重复约定，且《协议》中已对臧映荣欠范瑞生的180，000房租进行过抵扣，却不抵扣仍欠的1,980,000元，有违常理。综上，本院认为，现有证据不能证实臧映荣代范瑞生持有华瑞公司10%的股权的事实。另，现有证据能够证实臧映荣持有华瑞公司10%的股权，且臧映荣将该10%的股权于2019年2月16日分别转让给范瑞生和臧翌辰，并办理了工商登记。3.对证据4，反映了被告财产执行情况。综合前述原、被告及第三人举质证情况，本院认为，两被告存在恶意转让财产，规避全部清偿原告债务的行为。首先，本院已认定臧映荣代范瑞生持有华瑞公司10%的股权证据不足，即截止2019年2月16日，被告臧映荣转让该股权时，被告臧映荣仍是股权的所有人。其次，经拍卖被告财产，获得款项8,110,000元，在扣除各项执行费用、偿还享有优先受偿权的农商行杨林支行本息后，剩下2,175,308.77元。而原告债权截止向官渡法院起诉确认债权之时（2019年2月15日），本金为3,700,000元，利息约1,760,000元（按年利率24%计算）。被告臧映荣被执行财产扣除应付款项后，剩余款项不足以偿还欠付原告起诉时的借款本息。再次，被告臧映荣转让股权时间为原告起诉次日（2019年2月16日），被告资产已不足以偿还原告及农商行杨林支行债务。综上，被告上述行为反映出被告存在恶意转移财产规避全部清偿债务的行为。经审理，本院确认如下法律事实：原告刘金林与被告臧映荣、张丽芬系亲戚关系。2018年10月，原告刘金林以被告臧映荣、张丽芬未清偿2012年10月至2014年10月期间借款为由，将两被告起诉至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官渡法院”），并对被告臧映荣名下位于昆明市房屋（房产证号20××**）及车位（房产证号20××**）、白龙小区商网3号房屋（房产证号20××**）、龙泉路岗头村荷塘月色14幢1-202号房屋（房产证号20××**）及地下车库7-58号车位（房产证号20××**）予以保全查封。后刘金林以双方调解为由撤回起诉。2019年2月15日，原告再次以相同事由起诉两被告。同年2月26日，在华瑞公司股东会决议同意的情况下，被告臧映荣分别与范瑞生、臧翌辰签订《贵州华瑞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将臧映荣名下华瑞公司10%的股份分别以各2500000元价格向范瑞生转让5%，向臧翌辰转让5%，并办理股权变更工商登记，但未支付转让款。2019年2月15日，原告再次起诉两被告后，继续申请保全原保全财产，两被告提出管辖异议，经两审终审驳回异议。2019年12月27日，官渡法院作出（2019）云0111民初170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臧映荣、张丽芬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刘金林借款本金3700000元，并支付该款自2014年11月18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已经支付的借款利息1938000元应予扣除）。判决生效后，臧映荣、张丽芬未按约履行，刘金林申请官渡法院强制执行。2019年4月3日，案外人云南嵩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杨林支行（以下简称“农商行杨林支行”）以被告臧映荣、张丽芬未偿还2018年6月贷款向本院起诉。2019年4月25日，经本院组织调解，双方达成以下调解意见：一、由被告臧映荣、张丽芬于2019年5月10日前偿还农商行杨林支行借款本金人民币5000000元；二、由臧映荣、张丽芬于2019年5月10日前向农商行杨林支行支付自2018年12月21日起至2019年3月21日的利息人民币80901.58元（含合同期内的利息、逾期利息及复利）；三、由臧映荣、张丽芬支付自2019年3月21日起至实际还清之日止的逾期利息，按合同约定的利率计算至实际还清借款之日止，按实际借款本金为基数计算；四、农商行杨林支行对臧映荣、张丽芬已抵押的位于昆明市（房权证号：昆明市房权证官字第**）、位于昆明市房屋（房权证号：昆明市房房权证字第**）位于昆明市房产（房权证号：昆明市房权房权证字第**）优先受偿权；五、案件诉讼费47366元，减半收取为23683元，由被告臧映荣、张丽芬承担。本院根据双方调解意见出具了（2019）云0127民初781号民事调解书。调解书出具后，臧映荣、张丽芬未按调解书履行还款义务，农商行杨林支行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本院以（2019）云0127执813号执行案立案执行。2020年5月21日，本院在执行（2019）云0127执813号执行案中，官渡法院向本院发出《官渡法院移送执行函》，该函载明鉴于本院执行的债权人农商行杨林支行在刘金林申请官渡法院保全的房产（即昆明市、昆明市房屋和昆明市房产）上享有顺位在先的担保物权（优先权），将上述财产移送本院执行，对财产的续封、查封和变价、分配等后续工作，交由本院办理。2020年8月，本院将前述财产进行拍卖，成交价共计8110000元。扣除农商行杨林支行欠款本息5802653.23元及本院相应诉讼费、执行费、网拍服务费后，尚余21753080.77元。另，原告根据（2019）云0111民初1708号民事判决书向官渡法院申请执行对被告臧映荣名下“富春花园”Ｂ幢14号车位（房产证号20××**）、龙泉路岗头村荷塘月色地下车库7-58号车位（房产证号20××**）进行拍卖，其中“富春花园”Ｂ幢14号车位（房产证号20××**）第二次拍卖起拍价171569元，龙泉路岗头村荷塘月色地下车库7-58号车位（房产证号20××**）成交价393895元。另查明，本院于2020年2月19日受理原告诉讼，范瑞生于同年3月27日向贵州省盘州市法院起诉要求确认范瑞生系登记于臧翌辰名下华瑞公司的5%的实际出资人，同时要求臧翌辰将该股份变更至范瑞生名下，现贵州法院受理案件暂未作出判决。本院认为：债务人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必要费用，由债务人负担。债权人行使撤销权所支付的律师代理费、差旅费等必要费用，由债务人负担。本案中，2019年2月，被告臧映荣在自身资产不足以全部偿还原告及案外人农商行杨林支行借款本息的情况，将其名下的华瑞公司10%的股份以2,500,000元的价格分别转让给范瑞生、臧翌辰并办理了工商登记，但未收回股份转让款，该行为导致被告偿债能力降低，原告债权至今未能全部实现，损害了原告利益，故对原告主张撤销臧映荣分别转让华瑞公司各5%的股份给范瑞生、臧翌辰行为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被告恶意转让其财产导致原告债权不能全部实现，原告为维护自身权益聘请律师参加诉讼，支出律师费30,000元，被告应承担该项支出，故对原告诉请被告承担原告支出律师费30,000元的诉请，本院予以支持。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双方当事人有约束力。有限公司的股东转让股权，需要经其股东过半数同意。本案中，臧映荣提供的其与范瑞生签订的转让华瑞公司10%股份的《协议》，因无充分证据证实该协议已实际履行，且该《协议》有违股权转让需经股东过半数同意的规定，故对臧映荣、范瑞生主张臧映荣在2016年将华瑞公司10%的股份转让给范瑞生，转让后臧映荣系代范瑞生持股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范瑞生主张其已向贵州省盘州市法院起诉确认股权，需要待该院确定股权后，再对本案作出处理的意见。本院认为，本院已根据原告申请向贵州省盘州市法院调取了范瑞生起诉案件的证据，且经本院审理臧映荣、范瑞生均不能提供充分证据证实臧映荣转让的华瑞公司10%股份系范瑞生所有，故本院认为在无证据证明臧映荣代范瑞生持股的情况，本院对本案作出处理并无不当，故对该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七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被告臧映荣分别向范瑞生、臧翌辰转让被告臧映荣名下贵州华瑞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各5%股份的行为；二、由被告臧映荣、张丽芬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共同支付原告刘金林律师费30,000元。案件诉讼费100元，由被告臧映荣、张丽芬共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生效履行期限届满后，当事人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审 判 长  李春雷审 判 员  余 海人民陪审员  刘继生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四日书 记 员  聂鹇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