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内01民终229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内蒙古陆桥钢结构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蔚焦，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常达，内蒙古京蒙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霍志强，内蒙古京蒙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南高速发展路桥工程(昌都)有限公司，住所地西藏自治区昌都市卧龙街玛塘名居********。法定代表人：刘俊杰，该公司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俊杰，男，公司职员，住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晋，北京德和衡（呼和浩特）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内蒙古陆桥钢结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陆桥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河南高速发展路桥工程(昌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都公司）、刘俊杰承揽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土默特左旗人民法院（2020）内0121民初1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上诉人陆桥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常达、霍志强、被上诉人昌都高速、刘俊杰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晋，依法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陆桥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昌都公司、刘俊杰向其支付承揽加工费653444元、违约金196033.20元；2.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昌都公司、刘俊杰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存在重复计算和计算错误，未将重量转换成金额便直接认定无证据等问题，进而错误认定存在疑点和矛盾。第一，《桥梁模板加工承揽合同》签订于2018年12月5日，但陆桥公司提交的发货单、明细单最早日期为2018年10月23日。第二，下达任务的时间是2018年12月，晚于发货时间2018年10月23日，陆桥公司和昌都公司均在一审中自认第二份合同为补签，补签到了2018年12月5日，因此发货单、明细表早于合同落款日期与双方陈述的事实是一致的。如前所述，因合同是补签的，双方的工作人员在履行合同过程中不时的补签文件，造成下达任务时间早于发货时间，符合本案实际情况，印证了双方的陈述。第三，同一张《中铁二十一局巴彦淖尔路预制现场铜模板制作汇总表》昌都公司重复用于第一份合同和第二份合同、且总金额与第一份合同、第二份合同均无法匹配的问题。该表格结算的内容既有第一份合同的部分内容，也有第二次合同的部分内容。昌都公司对第一份合同的履行没有任何异议，说明对邢淑珍、高奎元等人的签字是认可的。第一份合同履行完毕后，昌都公司根据包括邢淑珍、高奎元等人签字的单据给陆桥公司结算。该表格只结算了两份合同中的一部分内容而非全部，所以结算数额均小于两份合同的总数额，该汇总表结算的总数额小于两份合同的总数额。第四，一审判决对结算单的金额计算错误。在陆桥公司出示的总金额为713075元的结算单中第一项的10套I型梁(602075元)已经包含了2019年1月7日结算单中的5套I型梁(296414.80元)和2019年1月13日结算单中的5套I型梁(305660.80元)，一审判决对2019年1月7日的该结算单和总金额为713075元的结算单重复计算，且遗漏了1631.1元的结算单，导致最终的数额与陆桥主张的数额不一致。陆桥公司提交的2018年11月7日的结算单金额为2953497元，2018年11月21日的结算单金额为11631.10元，2018年12月3日的结算单金额为7599.20元，2019年1月13日的结算单金额为713075元，上述合计金额为陆桥公司主张昌都公司的应付款1027655.20元。第五，一审判决称陆桥公司未提交11631.10元的票据。在陆桥公司出示的2018年11月21日的结算单上载有5.057吨，按照合同单价2300元每吨计算，应付款金额是11631.10元。第六，结算单上面载明的承揽内容与第二份合同约定严重不符。如前所述，一审判决将总金额为713075元的结算单的第一项的10套I型梁(602075元)与2019年1月7日结算单中的5套I型梁(296414.80元)和2019年1月13日结算单中的5套I型梁(305660.80元)重复计算。同时，第二份合同中明确约定实际结算数量以收货地点收到产品的实际重量为准，实际履行中发生工作量的调整符合合同约定。现实中施工类承揽合同的施工量、施工内容大多都会在履行过程中进行调整，本案的结算价款仅超出总工程造价10%左右，变化幅度符合承揽合同的正常调整范畴，并无疑点和矛盾之处。二、一审判决因事实和证据认定存在错误和偏差，导致法律适用错误。陆桥公司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双方的承揽合同已经履行，且昌都公司至今欠付陆桥公司653444元的事实，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八条的规定，“审判人员对案件的全部证据，应当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本案中第一份合同的履行及结算的价款双方均无异议，审查的重点应该是第二份合同的履行及结算，一审判决依旧将第一份合同的部分证据反复论述到两份合同中，明显是在刻意的增加不必要的关联和联系，制造不存在的疑点和矛盾，违反了该法的明确规定。一审判决认定高奎元、李令新、邢淑珍、庞根九、蒲攀、曹长久、尚权朝等人代表昌都公司履行合同，杨光、王千、马利波代表陆桥公司履行合同，均有相应职权，且认定内蒙古鑫丰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丰公司）是陆桥公司的合作伙伴，两公司合作完成了合同约定的工作情况，应当认定上述证据并支持该部分证据所对应的诉讼请求，而不是片面的要求结算数额与陆桥公司的主张完全一致，进而全案驳回，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四条：“能够反映案件真实情况、与待证事实相关联、来源和形式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应当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第一百零五条：“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的规定，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三、刘俊杰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合同履行过程中，大部分费用都从刘俊杰个人账户支付，说明刘俊杰和昌都公司财产混同，刘俊杰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昌都公司、刘俊杰已构成违约，应支付陆桥公司违约金196033.20元。陆桥公司与昌都公司签订的第二份合同《桥梁模板加工承揽合同》第十条约定，一方违约，应向另一方支付合同总价款80%的违约金。因为超过了法律规定的上限，陆桥公司主动下调至未付款金额的30%计算的违约金。昌都公司未遵守合同约定，迟延付款，已构成违约，故应判令昌都公司、刘俊杰支付违约金196033.20元。昌都公司、刘俊杰辩称，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本案双方争议的只有第二份合同，生产的是I型梁的外模，是18年12月5号签订的合同，合同履行完成后，没有进行结算，按合同第八条约定，应该由对方向昌都公司出具详细的书面结算单，在双方确认之后，才能结算。结算后才能确定第二份合同的I型梁外模具体金额，才能产生昌都公司的付款义务。本案中第一份合同是生产I型梁、箱梁等，该合同金额是70多万。在第二个合同为I型梁的外模，该合同金额根本是不可能超过与第一份合同金额的。关于双方没有结算的原因，在结算过称时，因为陆桥公司的项目负责人杨光和现场的工人偷调磅秤被发现昌都公司员工发现，昌都公司提出报警，后双方协商重新结算，但双方至今没有结算。对于陆桥公司提交的认证单、确认单，昌都公司从未确认过，对此虽一审判决作出认定，但是昌都公司对此并不认可，因昌都公司对驳回陆桥公司诉讼请求的一审判决没有上诉权，而未上诉，昌都公司认可一审判决的结果，但对判决内容不全部认可。同时，陆桥公司履行的合同内容，昌都公司同意结算，但前提是重新称重、测算，双方对账确认。其他意见同一审意见。陆桥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昌都公司、刘俊杰向其支付承揽加工费653444元;2.判令昌都公司、刘俊杰向其支付违约金196033.20元，以上合计849477.20元；3.诉讼费用由昌都公司、刘俊杰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2018年8月份，陆桥公司与昌都公司签订《钢模板加工合同》（第一份合同），约定陆桥公司为昌都公司加工钢模板，规格型号为箱梁、I型梁，数量337.299吨，单价2300元（含税），总价款775789元，交货日期2018年10月5日。对该份合同双方共先后进行三次结算，其中：第一次2018年9月22日结算190.126吨，价款463944.80元。发货单、收条、或接货单中，收货方的签字为李令新、庞根九或尚权朝；第二次2018年9月28日结算73.268吨，价款168516.40元,发货单收货方签字为庞根九;第三次2018年10月17日结算57.244吨，价款143328.20元。钢模板制作任务单任务下发人为李令新、收货人签字蒲攀，以上内容详见陆桥公司第一组证据。三次计算吨数合计为320.638吨，价款合计为775789.40元。与该合同约定的吨数误差16.661吨，但总价款一致。陆桥公司与昌都公司一致称第一份合同已履行完毕，价款已支付。（二）2018年12月5日，陆桥公司与昌都公司签订《桥梁模板加工承揽合同》（第二份合同）。该合同约定，陆桥公司为昌都公司加工I型梁外模，规格型号为32.1米，数量10套，单价2300元，实际结算数量以收货地点收到产品的实际重量为准，交货日2019年1月15日，约定定做方对结算单无异议并确认后支付标的物的全部价格，及时将价款打入承揽方刘爱林建设银行的账号。审理过程中，陆桥公司与昌都公司均认可两份合同，均称第一份合同已履行完毕，第二份合同尚未最终结算。争议的焦点是昌都公司否认陆桥公司提供的结算单，理由是：一是结算单的制作方为案外人鑫丰公司，并非陆桥公司，鑫丰公司与陆桥公司如果是合作方，应该提供相应的合作合同；二是结算单、发货单、任务单上的签字人员，包括邢淑珍、高奎元、庞根九、李令新、蒲攀等人，除认可邢淑珍是昌都公司的会计外，其他人员均非昌都公司人员；三是案涉两份合同加工的是不同产品，第一份合同的内容是做箱梁和I型梁，第二份合同加工的是I型梁外膜，是用于第一份合同的I型梁，第二份合同是第一份合同的一个延续，总金额超过第一份合同不符合常理；四是第二份合同到目前为止仍没有进行过对账结算，未对账结算的原因是陆桥公司的工作人员在施工期间通过调秤的方式来多占钢材，后被昌都公司发现，要求返还钢材，并将追究法律责任。一审法院对本案中的证据认证如下：（一）审查第一份合同履行过程中往来材料，整理出如下内容：一是《中铁二十一局巴彦淖尔路预制现场钢模板厂结算单》3张，其中：第一次2018年9月22日结算190.126吨，价款463944.80元。发货单、收条、或接货单中，收货方的签字为李令新、庞根九或尚权朝；第二次2018年9月28日结算73.268吨，价款168516.40元。发货单收货方签字为庞根九；第三次2018年10月17日结算57.244吨，价款143328.20元。三次计算吨数合计为320.638吨，价款合计为775789.40元。与该合同约定的吨数误差16.661吨，但总价款一致。陆桥公司与昌都公司一致称第一份合同已履行完毕，价款已支付。二是任务单7张，其中：2018年8月10日《钢模板制作任务单》，为李令新签字，并载有“请近快安排加工”字样，2018年10月15日蒲攀在该任务单上验货签字；2018年8月11日《钢模板制作任务单》，为李令新签字，并载有“请抓紧时间加工”字样；2018年8月21日《钢模板制作任务单》，为李令新签字，并载有“急用请近快加工”字样；2018年8月27日《钢板制作任务单》，为李令新签字；2018年8月30日任务单，为李令新签字，并载有“急用，四川队用料”字样；2018年9月18日《加工料斗和二次封端模板》任务单，为李令新签字，并载有“请抓紧时间给加工”字样；2018年10月4日任务单，为李令新签字，并载有“请安排将此规格数量下料”字样。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李令新系该合同定做方在“中铁二十一局巴彦淖尔路预制钢模板”项目中履行“任务下达”职责的管理人员。三是《中铁二十一局巴彦淖尔路预制场现场钢模板厂发货单》4张，其中：2018年9月15日发货单，发货方为杨光签字，收货方为李令新签字；2018年9月15日发货单，收货方为庞根九签字；2018年9月28日发货单，发货方为马利波签字，收货方为庞根九签字；2018年10月13日发货单，发货方为马利波签字，收货方为李令新签字。从而可以看出，在该合同“中铁二十一局巴彦淖尔路预制钢模板”项目中杨光、马利波作为承揽方人员，履行有“发货”职责；而李令新、庞根九作为定做方人员，履行有“收货”职责。四是《验收单》、收条、接收单等收货、验货凭据中，经常为蒲攀、李令新、曹长久、尚权朝等人签字，可以看出蒲攀等人在定做方的“中铁二十一局巴彦淖尔路预制钢模板”项目中履行“收货、验货”职责。五是《中铁二十一局5套I型中梁模板进料明细》中手写“内蒙古鑫丰钢模板进料明细”，并有邢淑珍代表定做方、王干代表承揽方分别签字确认。可看出，在履行第一份合同过程中鑫丰公司就已经参与进料加工。六是《中铁二十一局巴彦淖尔路预制现场钢模板汇总表》，预制场负责人处有高奎元签字，模板在制作方处有杨光签字。从而可以看出，高奎元、杨光分别代表定做方、承揽方履行有“负责人”职责。综上，经审查陆桥公司与昌都公司第一份加工承揽合同，可以看出，1、该项目定做方人员及其职责：预制场负责人为高奎元，李令新兼有下达任务、收货等管理职责，庞根九、蒲攀、曹长久、尚权朝履行有收货、验货职责，邢淑珍为财务人员，负有结算职责；2、该项目承揽方人员及其职责：模板制作方负责人为杨光，杨光、王干、马利波代表承揽方负有发货、管理、结算等职责；3、在履行第一份合同过程中鑫丰公司就已经参与进料加工，与陆桥公司合作共同完成了该项目。又因，第一份合同的定做方为昌都公司，承揽方为陆桥公司，结算单等单据形成证据链，能够相互佐证证明，能够认定以下事实：一是高奎元、李令新、邢淑珍、庞根九、蒲攀、曹长久、尚权朝等人在履行第一份合同中，代表着定做方即昌都公司；杨光、王干、马利波代表承揽方，即陆桥公司；二是鑫丰公司在履行第一份合同时已经参与“中铁二十一局巴彦淖尔路预制钢模板”项目，结合证人证言及鑫丰公司证明，能够认定鑫丰公司与陆桥公司的合作关系。（二）陆桥公司提交履行第二份合同材料，包括：1、《五套I型中梁钢模板制作任务单明细》2张、名称为《加工》的任务单1张；2、《发货清单》26张；3、《中铁二十一局I型梁模板重量明细单》2张；4、《中铁二十一局巴彦淖尔路预制现场钢模板厂结算单》4张；5、《中铁二十一局巴彦淖尔路预制现场钢模板制作汇总表》1张。审查以上材料如下：一是《五套I型中梁钢模板制作任务单明细》2张、名称为《加工》的任务单1张，时间发生在2018年12月间，均有定作方高奎元签字确认，为高奎元发出的加工定制任务。二是《发货清单》26张，时间发生于2018年10月23日至2018年11月21日期间，载明以下内容，包括：产品名称为I型梁中梁模板、I型梁中梁模板调整节；发货单位鑫丰公司，发货人王丰，收货单位中铁二十一局。2018年10月23日2张、2018年10月24日8张、2018年10月25日1张、2018年11月19日1张、2018年11月20日1张、2018年11月21日1张，共计13张发货单中收货人由庞根九签收；2018年10月27日4张、2018年10月31日2张、2018年11月1日1张、2018年11月3日4张、2018年11月5日2张，共计13张发货单中收货人由李令新签收。三是《中铁二十一局I型梁模板重量明细单》2张均为鑫丰公司制作。2018年11月6日的重量明细单虽无确认签字，但其内容与《发货单》记载内容一致；2018年11月21日重量明细单，定做方邢淑珍确认签字，承揽方杨光签字，其内容与发货单一致。四是《中铁二十一局巴彦淖尔路预制现场钢模板厂结算单》4张，其中2张制作方为鑫丰公司，包括：2018年11月7日结算货物为I型梁5套，128.413吨，单价2300元每吨，价款295349.90元。有邢淑珍、王干签字确认；2018年12月18日结算货物为30箱梁4个，3.304吨，单价2300元每吨，价款7599.20元。有邢淑珍、杨光签字确认；另2张未显示结算单制作方，其内容记载：2019年1月7日结算货物为I型梁5套，128.876吨，价款296414.80元，发货方场内模板厂，有高奎元、杨光签字确认；另一张未载明结算时间，结算货物为I型梁10套、I型梁台座40个、台座拆除及利用4个，261.772吨，价款713075元，有预制板场负责人高奎元、模板制作方杨光签字确认。四次计算吨数合计为522.365吨，价款合计为1312438.90元。五是《中铁二十一局巴彦淖尔路预制现场钢模板制作汇总表》1张，经对比该汇总表与第一份合同中汇总表为同一份内容。从记载内容上看，其汇总内容涉及了二份合同的时间段：包括：1、2018年8月，30米箱梁外模3套、内膜3套、I型梁5套，重量280.462吨；2、2018年12月，I型梁10套，重量261.772吨。（三）将第一份合同履行情况与第二份合同履行情况进行对比，能够认定的是两份合同定做方、承揽方确认签字人基本一致，且符合其相应职责。但经审查陆桥公司所举的证明第二份合同履行情况的证据，有以下疑点和矛盾：一是《桥梁模板加工承揽合同》签订于2018年12月5日，但陆桥公司提交的发货单、明细单最早日期为2018年10月23日。二是下达任务的时间2018年12月，晚于发货时间2018年10月23日。三是同一张《中铁二十一局巴彦淖尔路预制现场钢模板制作汇总表》陆桥公司与昌都公司重复用于第一份合同和第二份合同，且汇总金额与第一份合同、第二份合同均无法匹配。四是陆桥公司起诉称经结算陆桥公司完成两份合同加工承揽的价款共计1803444元，其中第一份合同价款为775789元，第二份合同价款为1027655元，但经审核陆桥公司提交的3张履行第一次合同的结算单，价款合计775789元，4张履行第二次合同的结算单，价款合计为1312438.90元，两份合同价款总计2088227.90元，与陆桥公司诉状及庭审陈述所称的金额相差284783.90元。五是陆桥公司举证时提交证明第二份合同履行情况的结算单中，其中一张“2019年1月7日结算货物为I型梁5套，128.876吨，价款296414.80元，发货方场内模板厂，有高奎元、杨光签字确认”的结算单，与陆桥公司诉称的“2018年11月21日结算单中有昌都公司工作人员邢淑珍的签字，有陆桥公司的工作人员杨光的签字，金额是11631.1元”，无法匹配。即4张结算单中，没有陆桥公司所称的“2018年11月21日结算单中有昌都公司工作人员邢淑珍的签字，有陆桥公司工作人员杨光的签字，金额是11631.1元”的那张结算单，但有1张陆桥公司没有陈述的“2019年1月7日结算货物为I型梁5套，128.876吨，价款296414.80元，发货方场内模板厂，有高奎元、杨光签字确认”的结算单，所提交证据与待证事实严重不符。六是第一份合同约定定做产品为箱梁、I型梁，第二份合同约定定做产品为I型梁外模，陆桥公司与昌都公司均陈述第二份合同是继第一份合同的延续，同时合同内容也约定加工承揽的内容为I型梁外模，型号为32.1米，数量为10套，单价为2300元每吨，实际结算数量以收货地点收到产品的实际重量为准，但陆桥公司提交的4张结算单显示为：I型梁20套、30米箱梁4个、I型梁台座40个、台座拆除及利用4个，与第二份合同约定的加工承揽内容严重不符。在庭审中经询问陆桥公司与昌都公司第二份合同是否已经履行，陆桥公司称，第二份合同已经实际履行，双方已经算过账，该结算单就是算账的证据，只是本案不是算账的事，是拿结算单要钱的事。昌都公司称，合同已经履行，就剩下双方算账，陆桥公司提交的结算单并非第二份合同履行的内容，双方应该先算账，但是陆桥公司并未与昌都公司结算。经向陆桥公司释明，本案应先经双方结算，但陆桥公司坚持不接受重新确认，并称现在已经不具备结算条件，且陆桥公司认为双方已经算过账，就没有必要重新算一次。在审理过程中，昌都公司称第二份承揽合同未对账结算，要求双方对账结算；陆桥公司称已对账结算，经释明，陆桥公司坚持不予重新对账结算。鉴于，陆桥公司所提交的履行第二份合同的证据间存在诸多疑点和矛盾，尤其是对账单与起诉状中金额相差较大，提交的证据与待证事实不符等严重影响案件事实认定的情形。虽然通过审理能够认定鑫丰公司与陆桥公司之间有合作关系，也能够认定在履行过程中签字人的代表方向，但履行第二份合同证据之间的诸多疑点、矛盾无法排除，严重影响本案的主要事实认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证据的若干规定》相关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因而在本案根据现有证据无法查清第二份合同对账结算情况下，导致无法最终确定第二份合同的实际总价款。同时在此前提下，认定陆桥公司与昌都公司之间资金往来、给付情况会损害当事人的最终利益，故暂不对陆桥公司与昌都公司之间的资金往来证据进行认定。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虽然本案中陆桥公司与昌都公司之间签订的第二份加工承揽合同《桥梁模板加工承揽合同》，已履行。但正确、无误的对账结算是合同双方结算价款的前提。本案陆桥公司提交的履行该合同的证据，与第一份合同之间，起诉状、庭审陈述与提交证据之间，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履行内容与合同内容之间，证据与证据之间存在诸多疑点、矛盾无法排除。陆桥公司经释明坚持不予重新对账结算，其作为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应当承担不利后果。同时，在本案对账结算不清，无法确认最终的合同总价款的前提下，陆桥公司与昌都公司之间付款情况不能单独确认，违约责任无法认定。另外，《桥梁模板加工承揽合同》的当事人分别为昌都公司和陆桥公司，刘俊杰作为昌都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非该合同的当事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公司的行为、债务由公司自身承担，因而刘俊杰并非本案的责任主体，故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二百五十一条、第二百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驳回陆桥公司对刘俊杰的诉讼请求；二、驳回陆桥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295元由陆桥公司负担。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另查明：陆桥公司提交的《中铁二十一局巴彦淖尔路预制现场钢模板厂结算单》、《中铁二十一局I型梁调节块模板重量明细单》、《中铁二十一局巴彦淖尔路预制场箱梁模板结算单》、《中铁二十一局巴彦淖尔路预制现场钢模板结算单》、《中铁二十一局5套I型梁中梁模板进料明细》、《中铁二十一局巴彦淖尔路预制场现场钢模板制作汇总表》、《收条》、《中铁二十一局巴彦淖尔路预制场现场钢模板厂发货单》、《称重单》、《接货单》、《加工料斗和二次封端模板》、《加工单》、《钢模板制作任务单》、《钢板制做任务单》、《验收单》能够证明陆桥公司基于其与昌都公司签订的《钢模板加工合同》和《桥梁模板加工承揽合同》，陆续向昌都公司交付I型梁、箱梁、I型梁外膜部件以及其它劳务共计1803445.20元。陆桥公司与昌都公司均认可昌都公司向陆桥公司支付加工承揽费115万元的事实。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陆桥公司主张昌都公司、刘俊杰向其支付劳务费653444元、违约金196033.20元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中，陆桥公司就其与昌都公司签订的《钢模板加工合同》和《桥梁模板加工承揽合同》向昌都公司主张欠付加工承揽费653444元。昌都公司认可陆桥公司已履行完上述两份合同约定的合同义务，但对《桥梁模板加工承揽合同》的结算提出抗辩，称双方未就该合同的完成情况进行对账。陆桥公司与昌都公司在《桥梁模板加工承揽合同》中约定的结算方式为“按批次交接标的物时结算价款”、“定作方收到双方约定的标的物后，承揽方及时向定作方提供结算单，定作方在收到结算单1个工作日应给予确认、如有异议在7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提出，逾期视为默认”。陆桥公司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陆桥公司在合同履行中交付合同标的并得到昌都公司现场负责工作人员认可的情形。虽然陆桥公司提交的结算单等单证没有昌都公司的盖章确认，且昌都公司对上述单证中签字确认的工作人员仅认可邢淑珍一人的工作人员身份，但是在其他昌都公司认可且称属于《钢模板加工合同》的结算单证中，亦有除邢淑珍外飞其他工作人员的签字确认，因此高奎元、李令新、邢淑珍、庞根九、蒲攀、曹长久、尚权朝等人对上述结算单证的签字确认，应当认定为代表昌都公司对上述结算单证的确认行为。因案涉工程已交付使用多年，双方已无再行复秤对账结算可能，以对账结算作为昌都公司支付案涉加工承揽费的条件对陆桥公司严重不公。陆桥公司持有并出示的上述单证，能够证明陆桥公司向昌都公司履行了合同义务并得到昌都公司确认的事实，同时昌都公司对其抗辩事由亦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故陆桥公司依据上述单证向昌都公司主张支付加工承揽费653444元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陆桥公司与昌都公司均认可《钢模板加工合同》已履行结算完毕，昌都公司已支付完该合同项下的全部款项。陆桥公司与昌都公司在《桥梁模板加工承揽合同》中约定，“一方违约的，守约方书面通知违约方期限履行，在宽限期内仍未履行，视为违约方单方终止履行本合同，应按本条第一款承担违约责任”。陆桥公司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于提起本案之诉前向昌都公司主张支付加工承揽费653444元，且陆桥公司与昌都公司均认可双方在陆桥公司交付案涉标的后未就《桥梁模板加工承揽合同》进行对账结算，因此，陆桥公司对昌都公司迟延履行付款义务亦负有责任，故对陆桥公司主张昌都公司向其支付未付款金额30%违约金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陆桥公司主张刘俊杰对昌都公司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本案中，案涉两份合同的当事人为陆桥公司与昌都公司，刘俊杰作为昌都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非本案适格的被告。虽然陆桥公司提交的付款证明能够证明刘俊杰向陆桥公司支付过部分款项，但是陆桥公司提交的证据尚不能举证证明昌都公司与刘俊杰存在公司人格混同的情形，故陆桥公司的该诉讼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陆桥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土默特左旗人民法院（2020）内0121民初171号民事判决；二、河南高速发展路桥工程(昌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其十五日内向内蒙古陆桥钢结构有限责任公司支付加工承揽费653444元；三、驳回内蒙古陆桥钢结构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2295元，由河南高速发展路桥工程(昌都)有限公司负担9467元，由内蒙古陆桥钢结构有限责任公司负担元282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2295元，由河南高速发展路桥工程(昌都)有限公司负担9467元，由内蒙古陆桥钢结构有限责任公司负担元282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伏 春审判员 靳宝维审判员 李婷婷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徐佳妮书记员 云利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