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事裁定书   （2020）晋11刑终272号   原公诉机关山西省汾阳市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段×，生于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户籍所在地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住山西省孝义市。   辩护人张×1，山西晋商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张×2，山西晋商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单位山西恒瑞昌置业有限公司，组织机构代码59987XXXX。   法定代表人段×。   山西省汾阳市人民法院审理山西省汾阳市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单位山西恒瑞昌置业有限公司、原审被告人段×犯逃税罪一案，于二〇一九年一月三十一日作出（2018）晋1182刑初217号刑事判决书，原审被告单位山西恒瑞昌置业有限公司、原审被告人段×提出上诉。本院于二〇一九年八月七日作出（2019）晋11刑终182号裁定书，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汾阳市人民法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于二〇二〇年六月一日作出（2019）晋1182刑初194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段×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被告人，认为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决认定，山西恒瑞昌置业有限公司于2013年11月由山西恒瑞业商贸有限公司更名而来，2013年11月19日进行工商登记，法定代表人为郭勇成，公司住址为汾阳市阳城中小企业创业基地（2）。2015年12月12日，被告人段×与郭勇成等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被告人段×购得恒瑞昌公司全部股份，同时约定相关税费由段×承担，在财务移交清册2015年12月15日“资产负债表”中载明应交税费为8330645.05元。2015年12月16日，段×做出信用承诺书，承诺照章纳税。2015年12月18日恒瑞昌公司进行变更登记，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段×，类型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2016年3月4日，恒瑞昌公司进行变更登记，延长营业期限为2012年7月10日至2020年3月1日，住址为汾阳市阳城中小企业创业基地（2）。该公司成立以来，应补缴税费总额为17630609.9元，2013年至2017年已缴纳地方税款（净入库数）1035056.9元。2012年以来，恒瑞昌公司采用虚假纳税申报或不申报手段逃避缴纳各种税款数额为：（2012年--2015年）销售不动产营业税及附加税、印花税5613414.2元，企业所得税3923796.15元，城镇土地使用税735003.68元，计10272214.03元；（2016年--2017年）租金收入印花税55元，建筑施工合同印花税18143.97元，城镇土地使用税1078005.39元，计1096204.36元，以上共计11368418.39元，占应纳税额的64.48%。被告人段×任法定代表人期间恒瑞昌公司逃税数额占应纳税额的28%。   原汾阳市地方税务局于2016年4月19日作出汾地税三泉所通（2016）420001号《税务事项通知书》，要求被告单位恒瑞昌公司将应缴纳税款8330915.05元及滞纳金在2016年4月24日前申报缴纳。并注明：如对本通知书不服，可自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60日内按照本通知书要求缴纳税款、滞纳金，然后依法向汾阳市地方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该通知书于2016年4月20日送达（由被告人段×本家亲戚恒瑞昌公司职工段俊明代收），恒瑞昌公司未提出异议，也未按期申报缴纳税款，也未申请行政复议。原汾阳市地方税务局稽查局于2017年11月24日作出汾地税稽处（2017）3141182171031号《税务处理决定书》，限被告单位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将应补缴税费16595553元及滞纳金缴纳入库，并按照规定进行相应账务调整。并注明：若在纳税上有争议，必须先依照本决定的期限缴纳税款及滞纳金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然后可自上述款项缴清或者提供担保被税务机关确认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申请行政复议。该《税务处理决定书》于2017年11月27日邮寄送达恒瑞昌公司，一并邮寄送达的还有《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2017年12月4日，原汾阳市地方税务局稽查局作出汾地税稽罚（2017）3141182171031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对被告单位处以罚款13407929.98元；限被告单位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缴纳入库。并注明：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该《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于2019年12月4日邮寄送达被告单位及段×。被告单位对《税务事项通知书》、《税务处理决定书》要求补缴应纳税款未予缴纳，也未进行行政复议；对《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于2018年5月28日向山西省吕梁市离石区人民法院依法提起行政诉讼，离石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后，被告单位上诉，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发还重审。2019年9月23日，离石区人民法院因涉逃税案未审结，而裁定行政诉讼案中止诉讼。   又查明，2017年12月5日汾阳市地方税务局将本案移交汾阳市公安局；2017年12月8日汾阳市公安局发出补充材料函；2017年12月9日汾阳市地税局发出回复函；2018年1月30日汾阳市公安局立案。   上述事实，有经原庭审举证、质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一）书证   1.山西省汾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2013年11月19日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证明被告单位恒瑞昌公司的工商登记情况。   2.2015年12月12日“股权转让协议”，证明被告人段×购买恒瑞昌公司的股权的情况。   3.汾阳市工商和管理质量监督局2015年12月18日、2016年3月4日营业执照，证明恒瑞昌公司类型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段×。   4.户籍证明，证明被告人段×生于。   5.嫌疑人员前科劣迹调查表。证明被告人段×此前未发现有其他犯罪前科。   6.2017年12月11日，汾阳市地税局三泉税务所行政处罚情况说明，证明此前五年内未对恒瑞昌公司进行过行政处罚。   7.2017年12月9日山西省汾阳市地方税务局汾地税函（2017）41号回复函，证明对被告恒瑞昌公司下达《税务事项通知书》、《税务处理决定书》明确向恒瑞昌公司追缴税款并给单位邮寄送达，法定代表人手机信息提示后，恒瑞昌公司未履行纳税义务，也未缴纳罚款。   8.2018年2月6日恒瑞昌公司情况说明，证明恒瑞昌公司的成立，股权变更，法定代表人更换及公司运营困难、无业务收入，应依法纳税但无力缴纳。与债权人签订过用房屋抵顶欠款的协议，还没履行。   9.清算组清算报告，证明对恒瑞昌公司经营情况的清算结果和处理建议。   10.2015年12月16日“协议书”，证明被告人段×接收恒瑞昌公司后与郭勇成等人的相关协议。   11.2015年12月12日“股权转让协议”，证明郭勇成等四人将恒瑞昌公司持有的股权百分之百转让于段×及转让价格、违约责任和相关税费由段×承担的情况。   12.2015年12月16日移交清册共19页，证明郭勇成等四人将恒瑞昌公司报表、支票、U盾、印章、会计报表、销售台账等移交于段×，其中“资产负债表”中载的应交税费为8330645.05元。   13.恒瑞昌公司工商登记变更手续、档案材料，证明被告人段×接收恒瑞昌公司后工商变更的情况。   14.恒瑞昌公司净入库数，证明2013年至2016年恒瑞昌公司纳税1035056.9元。   15.汾阳市地方税务局2016年4月19日汾地税三泉所函（2016）42001号《税务事项通知书》、《税务文书送达回证》，证明税务部门通知恒瑞昌公司将应缴税款及滞纳金申报缴纳，并送达恒瑞昌公司的情况。   16.汾阳市地方税务局2017年11月24日汾地税稽处（2017）314118217031号《税务处理决定书》《税务文书送达回证》及EMS特快专递手续，证明税务部门要求恒瑞昌公司补缴六个年度应补缴税款及不履行后果等相关权利义务，并送达恒瑞昌公司的情况。   17.汾阳市地方税务局2017年12月4日汾地税稽罚（2017）3141182171031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税务文书送达回证》及EMS特快专递单据，证明因恒瑞昌公司未补缴六个年度税费处以一倍罚款及相关权利义务并送达恒瑞昌公司的情况。   18.山西省吕梁市离石区人民法院（2018）晋1102行初34号行政判决书，山西省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晋11行终125号行政裁定书，山西省吕梁市离石区人民法院（2019）晋1102行初1号行政裁定书，证明恒瑞昌公司不服汾阳市地方税务局汾地税稽罚（2017）3141182171031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于2018年5月28日向山西省吕梁市离石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及此案现中止审理的情况。   19.汾阳市地方税务局《税务稽查立案审批表》《税务稽查任务通知书》《税务稽查项目书》《税务稽查通知书》《检查实施方案》等，证明税务部门对恒瑞昌公司逃税案件的检查、稽查、相关税费数额计算等情况。   20.2020年3月7日国家税务总局汾阳市税务局情况说明、补充情况证实：“城镇土地使用税”简称为“土地使用税”，一直以来“土地使用税”是税务局对“城镇土地使用税”的简称。原汾阳市地方税务局稽查局相关文书中所说“土地使用税”就是指“城镇土地使用税”，表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恒瑞昌公司属我市市区规划区以外的工矿企业，应按照工矿区征收范围征收城镇土地使用税。   21.汾阳市人民政府汾政函（2012）92号关于城镇土地使用税征收范围工矿区标准确定的批复证实：市区规划区以外的工矿企业，按照工矿区征收标准范围和征收标准征收土地使用税。   （二）证人证言   1.询问山西省临汾市××区居民孙亚丽笔录，证明该从2012年至2015年12月16日为恒瑞昌公司主管会计。公司股权变更时，2015年12月15日将公司债权债务等制表成册。2015年12月16日由公司原会计郭伟强，出纳贺晨亮与段×的会计李丽进行核对以后进行交接，双方都在移交清册上签了字。郑晋萍作为监交人也签了字后加盖公司公章，移交清册注明了公司各项应交未交的税款，共计8330645.05元，此欠税之前未申报。   2.询问山西省临汾市××村居民郭勇成笔录，证明该系2015年12月12日前恒瑞昌公司法定代表人，之后股权变更成段×一人公司，移交时言明所欠税款由段×缴纳并办理交接手续，当时欠税833万余元。协议约定段×承担接手公司之前和以后的所有债权债务。   3.询问山西省临汾市××区居民王井生笔录，证明该原是恒瑞昌公司股东，2015年12月中旬转让于段×，约定段×承担转让之前和之后的所有债权债务，包括欠税款等。我告过段×，税款还没有交，让段×接手以后及时跟税务机关沟通，按要求缴纳税款。   4.询问山西省孝义市××道办居民郑晋萍笔录，证明段×接手恒瑞昌公司系经其介绍，后签订相关协议，办理了工商登记手续。交接时郭勇成出具了资产、债权、债务清单，转让前郭勇成说公司之前还欠着税款，段×接手以前和之后的债权债务都由段×承担，债务里就包含税费。   （三）被告人供述和辩解   被告人段×供述证实：2015年12月12日，购买恒瑞昌公司全部股权成立一人有限公司。从2015年12月12日至今，恒瑞昌公司缴纳过地方税款大约几万元，三泉地税所《税务事项通知书》是我本家亲戚公司职工段俊明收的，汾阳市地税局《税务行政处罚告知书》我没有收到。2017年10月，三泉地税所武立根电话告我公司欠800多万元的税款。对2015年12月12日以后我接手公司以后产生的税费没有异议，我应该履行纳税义务，承担责任。之前的不应该认定到我的逃税金额里，我对这部分没有纳税义务。我接手公司后，没有销售过商铺，我用商铺换过酒，用商铺抵过工程、材料款还有公司员工的工资，总共加起来有几十套商铺。纳税我们公司大的税种一直是零申报，我知道占用土地要缴纳土地税。郭勇成以前就是零申报，我也按照他的零申报延续下来了，只交了几万块钱的零散税款和印花税那些。   庭审中供述证实：2017年底快过年的时候，经侦大队的人给我打电话通知我欠税了，我才知道，当时还没有被采取强制措施。后来过了一个月我被送到看守所了。当时没有补缴，因为时间来不及了。孙亚丽移交表是给了郑晋萍，郑晋萍说没有欠税，只说有欠债，我认可欠债。我经营期间的税款，我愿意积极配合补缴。   被告人段×的辩护人向本庭提交的证据有：   1.汾地税稽罚（2017）3141182171031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寄出凭证及送达回证；   2.税务行政执法审批表；   3.税收违法案件证据及其他资料交接清单及税务送达回证；   4.公司法人代表及股权转让协议书；   5.公司法人代表变更及股权转让协议书及徐松接手后已开始施工照片；   6.段劲州情况说明；   7.陈子章情况说明。   原判决认为，被告单位山西恒瑞昌置业有限公司采取欺骗、隐瞒手段进行虚假申报或者不申报，经税务机关依法下达追缴通知书后不补缴应纳税款，不缴纳滞纳金，逃避税款11368418.39元，数额巨大，并且占应纳税额百分之三十以上，其行为构成逃税罪；被告人段×作为被告单位山西恒瑞昌置业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系被告单位2015年12月18日之后该公司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所涉公司逃税部分虽为数额巨大，但占应纳税额百分之十以上，不达百分之三十，其行为已构成逃税罪。公诉机关指控除2017年企业所得税外逃税的犯罪事实及罪名成立，予以支持。被告人段×在庭审中能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表示愿意承担其接手公司以后的税费，又属初犯、偶犯，依法可从轻处罚。   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单位逃避缴纳2017年企业所得税151663.12元的意见，原判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企业所得税实行预缴制，企业应当自年度终了之日起五个月内，向税务机关报送年度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并汇算清缴，结清应缴应退税款。因此被告单位恒瑞昌公司2017年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期为2018年1月-5月，而被告人段×在2018年3月9日已被刑事拘留，在此情形下，被告单位、被告人对此笔税款因客观原因已无法进行汇算清缴，被告单位、被告人对此笔税款不具有逃税的主观故意，故不应予以认定。公诉机关该项指控不能成立，不予支持。被告单位恒瑞昌公司及辩护人、被告人段×及其辩护人关于2017年企业所得税不应作为偷税处理的辩护意见成立，予以支持；关于其他年度应补缴的企业所得税，因其他年度所应补缴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期已过，应补缴的企业所得税应列入逃税范围，该部分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针对被告人段×及其辩护人所辩关于指控恒瑞昌公司逃避缴纳的税款产生的期间主要不在段×任法定代表人期间，段×不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段×只应对其接手后的相关税费承担责任的辩护意见，原判认为，被告人段×2015年12月12日接手恒瑞昌公司，并于2015年12月18日将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被告人段×，被告人段×对于其接手恒瑞昌公司之前公司已实施的逃税行为，因其并非当时恒瑞昌公司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故被告人段×对于其接手之前被告单位恒瑞昌公司已实施的逃税行为，不应承担刑事责任。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该项辩护意见成立，予以支持。   对被告单位恒瑞昌公司及其辩护人、被告人段×及其辩护人关于税务机关对恒瑞昌公司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未生效，依法应当追究恒瑞昌公司逃税罪刑事责任的法定阻却事由仍然存在的情况下，认定被告单位、被告人构成逃税罪并进行刑事处罚，是完全错误的辩护意见，原判认为，经庭审查明的事实和证据证实，税务机关下达的《税务处理决定书》、《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已送达被告单位恒瑞昌公司，该公司未对《行政处理决定书》申请复议，也未按期缴纳应缴纳税款，只是在2018年5月28日就《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提起行政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一条第四款规定：有第一款行为，税务机关依法下达追缴通知后，补缴应纳税款，缴纳滞纳金，已受行政处罚的，不予追究刑事责任。行为人在税务机关依法作出补缴应纳税款、缴纳滞纳金的决定与行政处罚后，在规定的期限内不接受补缴应纳税款、缴纳滞纳金或者不接受行政处罚而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则不能成立处罚阻却事由。行为人在规定期限没有接受税务机关的处理，即可进入刑事司法程序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而被告单位有虚假纳税申报或不申报逃避缴纳税款的行为，在税务机关依法作出补缴应纳税款、缴纳滞纳金的决定与行政处罚后，被告单位在规定的期限内不申报补缴应纳税款，也不缴纳滞纳金，应认定为被告单位在规定期限内不接受税务机关处理，被告单位的行为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一条第四款规定的处罚阻却事由成立的要件，依法不能成立。并且相关证据也证明了2018年1月30日公安机关立案时，税务机关规定的15日缴纳税款及滞纳金的期限已过，处罚阻却事由不能成立，可依法进入刑事司法程序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被告单位及其辩护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该项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针对被告单位及其辩护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关于本案证据取得程序严重违法，基本事实严重不清，适用法律严重错误，汾阳市地方税务局稽查局《税务稽查案卷正卷》证据应予排除的辩护意见，原判认为，经庭审查明的事实和证据证实，对被告单位应缴纳税款、逃税数额的认定，由原汾阳市地方税务局依法进行检查、稽查，依法调取相关资料进行审理并作出结论。给被告单位送达相关通知书、决定书，责令限期补缴，程序合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可以作为定案依据。原汾阳市地方税务局稽查局《税务稽查案卷正卷》是税务机关依法审理税务案件形成的卷宗材料，其真实性、合法性应予认定。本案证据能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可以作为定案的证据。故被告单位及其辩护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该项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针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单位逃避应缴纳城镇土地使用税1813009.07元（其中2014-2015年为735003.68元；2016年-2017年为1078005.39元）的公诉意见以及被告单位及其辩护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所辩税务机关认定恒瑞昌公司应纳税税种及数额严重错误，土地使用税属擅自扩大征收税种，不应予以认定的辩护意见，原判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山西省实施办法》的相关规定，城市、县城、建制镇和工矿区的具体征税范围，由设区的市、县级人民政府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确定。汾阳市人民政府汾政函（2012）92号“关于城镇土地使用税的征收范围工矿区标准确定的批复”规定：市区规划区以外的工矿企业，按照工矿区征收范围和征收标准征收土地使用税。2018年7月26日国家税务总局汾阳市税务局“关于恒瑞昌公司城镇土地使用税纳税义务情况说明”证实：恒瑞昌公司属我市市区规划区以外的工矿企业，应按照工矿区征收范围和征收标准征收城镇土地使用税。据此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单位2014年-2017年逃避缴纳城镇土地使用税1813009.07元成立，该税种、税款应计算在被告单位逃税罪应纳税款数额中。被告单位及其辩护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该项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综上，被告单位及其辩护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所辩被告单位、被告人无罪的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支持。根据被告单位山西恒瑞昌置业有限公司、被告人段×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一条、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二百一十二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第六十一条、第四十五条、第四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以被告单位山西恒瑞昌置业有限公司犯逃税罪，判处罚金三百万元；以被告人段×犯逃税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五万元；责令被告单位山西恒瑞昌置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补缴税款一千一百三十六万八千四百一十八元三角九分。   上诉人段×的主要上诉理由：1.原判据以认定恒瑞昌公司逃避缴纳税款11368418.39元的证据，取得程序违法，无原始证据印证，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2.房地产企业所得税采取的是预缴制，企业在预缴中少缴的税款不应作为偷税处理，原判将除2017年度以外的企业所得税列入逃税范围，不符合法律规定；3.汾阳市地方税务局在其向恒瑞昌公司下达的《税务处理决定书》、《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未生效的情况下向公安机关移送，追究恒瑞昌公司的刑事责任，程序违法；4.依照相关规定，恒瑞昌公司不应当缴纳城镇土地使用税；5.原判认定段×任法定代表人期间逃税数额为1096204.36元，占恒瑞昌公司应缴纳税额的28%，该比例计算严重错误，一审判决认定恒日常公司应缴纳税额为17630609.9元，其正确比例应为6.22%，达不到10%的比例，不应定罪。综上，原判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请二审法院予以纠正，改判上诉人无罪。   辩护人的主要辩护意见：1.段×任法定代表人期间涉嫌逃税数额占应缴纳税额的比例达不到追究刑事责任的比例，原判对该比例计算严重错误，该比例应为6.22%达不到刑法二百零一条规定10%的比例，不应定罪；2.段×已将恒瑞昌公司100%的股权转让给了徐松，徐松对原判对恒瑞昌公司的判决结果予以认可，辩护人充分尊重徐松的决定；3.地税局部门对恒瑞昌公司稽查时未到恒瑞昌公司进行稽查，所取得的证据应当依法排除；4.汾阳市地方税务局在其向恒瑞昌公司下达的《税务处理决定书》、《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未生效的情况下就向公安机关移送，要求公安机关追究恒瑞昌公司的刑事责任错误；5.房地产企业所得税采取的是预缴制，企业在预缴中少缴的税款不应作为偷税处理。综上，上诉人段×不构成逃税罪，请求二审宣告无罪。   经审理查明，原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本院审理期间，上诉人段×未提出新的证据，本院对原判决认定的事实和采信的证据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原审被告单位山西恒瑞昌置业有限公司采取欺骗、隐瞒手段进行虚假申报或者不申报，经税务机关依法下达追缴通知书后不补缴应纳税款，不缴纳滞纳金，逃避税款11368418.39元，数额巨大，并且占应纳税额百分之三十以上，其行为构成逃税罪；上诉人段×作为原审被告单位山西恒瑞昌置业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系原审被告单位2015年12月18日之后该公司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所涉公司逃税部分虽为数额巨大，但占应纳税额百分之十以上，不达百分之三十，其行为已构成逃税罪。上诉人段×及其辩护人关于其不构成犯罪的上诉及辩护意见，与查明事实及证据不符，不予采纳。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李荣海   审判员 冯秀梅   审判员 米守福     二○二○年九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 刘**   书记员 郭 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