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鄂0102行初13号原告曾鸣，男，1976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武汉市江岸区，现住武汉市江岸区。被告武汉市江岸区城市管理执法局，住所地江岸区后湖二路**。法定代表人廖云峰，局长。委托代理人陈昊（一般授权代理），湖北元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张旌（一般授权代理），湖北元申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曾艳，女，汉族，1974年12月26日出生，户籍所在地武汉市江岸区，现住江岸区。原告曾鸣诉被告武汉市江岸区城市管理执法局（以下简称江岸城管执法局）城建行政强制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依法受理后，向被告江岸城管执法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等法律文书，并组成由审判员石珏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李鸿伟、肖珍参加的合议庭。因曾艳系本案诉争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依法应当通知其作为共同原告参与诉讼，经释明曾艳明确表示拒绝作为本案共同原告仅要求作为第三人参与诉讼，故本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法通知曾艳作为本案第三人参与诉讼。本院于2020年6月17日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曾鸣，被告江岸城管执法局的行政负责人廖云峰及委托代理人张旌，第三人曾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合议庭评议，现已审理终结。被告江岸城管执法局于2019年5月22日向原告曾鸣、第三人曾艳作出（岸城管）强拆决字[2019]第001403号《强制拆除决定书》。原告曾鸣诉称，被告江岸城管执法局做出的强拆决字[2019]第0001403号《强制拆除决定书》(以下简称《决定》）是错误决定，这个《决定》不尊重客观事实，并错误地援引了法律条款，因此应予撤销。一、《决定》认为，原告“擅自违法建设建筑壹处”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和其他管理办法作为处罚决定的主要理由。原告认为这种认定是虚假的，不客观的。原告所搭建的房屋是其父母为解决家中房屋结构不完善而于一九九零年之前搭建的，具体时间不可考，并在其后被当时的城管部门处以罚款，罚款单已遗失，劳动街街道办仍有存档，而《决定》中所列的法律条款是2007年颁布执行的，这种判断违反了法律的法不溯及过往原则。原告在武汉市江岸区国家电网查询到当初原告父母在一九九五年把电表分开给搭建房屋使用的电表申请书，并在武汉市测绘研究院查询到2001年的航拍图片，清晰的显示原告家楼房在当年就已建成多年，因涉及国家安全信息，故不能打印带出，足以证明《决定》所说的违建是在1995年就已经存在的建筑。二、被告江岸城管执法局执法当天在未通知原告的情况下，强行把原告家铁门撬开，并强行冲入屋内，给原告及家人造成了很大的精神伤害。三、当年同时搭建楼顶房屋的有三家人，他们留有罚款单据并可为原告出庭作证，城管部门不拆除他们的搭建房屋，而只拆原告的房屋属于选择性执法。四、在被告江岸城管执法局递交的《强制拆除事先催告书》所提及的在2018年8月24日下发《违法建设限期拆除决定书》，而原告并没有在该日收到这样的通知，导致后期得到强拆决定时不知如何处理。综上所述，原告认为《决定》认定的事实与实际不符，其结果与法律相悖。因此，特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依法判决：1、撤销被告江岸城管执法局的强拆决字[2019]第0001403号《强制拆除决定书》；2、根据事实和法律，正确裁决。原告曾鸣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1、强拆决字[2019]第0001403号《强制拆除决定书》，证明原告不服该决定，请求法院予以撤销；证据2、供电局缴费通知书（曾宪枚）；证据3、供电局缴费通知书（李开兰），证据2、3证明1994年开始，楼上房屋也一直在使用，是两个电表，供电局认可楼上房屋是合法的才多配一个用电名额；证据4、规划局航拍图照片，证明2000年原告房屋就已存在；证据5、房屋被拆前外观照片（5张）、强拆前房屋内照片（6张）、强拆时房屋照片（6张），证明房屋被被告违法强拆了，被拆除前原告一直对房屋居住使用；证据6、房屋被拆后楼下室温照片（18张），证明当时为了解决7楼房屋的顶楼隔热问题，盖楼上房屋是合理的，也是经过单位同意的。被告江岸城管执法局辩称，我局执法队员巡查发现，在武汉市江岸区解放大道1795号3-701室楼顶有一处建筑物，该建筑物的实际使用人为原告曾鸣。经原告曾鸣自述该建筑物未办理规划审批手续，我局按照职责管理权限，对该违法建筑物进行查处，依法制作了调查笔录、现场勘查笔录，并进行现场违建物拍照取证，采集了有关证据。我局履行了行政执法的相关法律程序，且违法建设事实清楚，因此我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于法有据，程序合法，请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曾鸣在诉状中的陈述依法不能成立。1、涉案的《强制拆除决定书》已经实际履行，原告曾鸣要求撤销该文书无法律依据。2、根据调查笔录的内容，原告曾鸣自述涉案房屋是其父母在1998年搭建，后经我局向社区核实，社区证明涉案房屋建设时间亦为1998年，现原告曾鸣诉称涉案房屋在1990年之前搭建明显与事实不符。况且根据1990年《城市规划法》和2008年《城乡规划法》，对于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进行建设行为的处理规定基本一致，且原告曾鸣的违法建设事实一直存在，违法行为持续至今，因此我局适用违法行为存续时期的法律规定并无不当。3、根据我局调取的《武汉市房屋土地平面图》等相关资料，涉案的楼顶搭建物并不属于原规划内容，此建设该楼顶搭建物的行为改变了原规划审批内容，根据《城市规划法》和《城乡规划法》规定，此类建设行为均应当办理规划审批手续，由于该建设未办理规划审批手续，因此属于违法建设。4、在此次执法过程中，我局的执法队员都能严格按照法律规定依法行政，不存在强行撬门的情况，也不存在选择性执法的情形。针对原告曾鸣的违法建设，我局执法人员是在充分听取了原告曾鸣的陈述和申辩以及调取相关证据后，依法下达执法文书，同时我局还依法告知其救济权和救济期限。因此我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于法有据，程序合法。综上所述，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曾鸣的诉讼请求，维持我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被告江岸城管执法局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1、江岸区劳动街艺苑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证据2、武汉市房屋土地平面图、武汉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存根、武汉市标准价房产权土地使用权登记清册，根据使用权证的时间，案涉房屋领证时间是1997年，所以顶楼搭建时间不可能早于1997年；证据3、物证现场照片；证据4、现场检查笔录及社区证明；证据5、现场勘验笔录；证据6、调查笔录，原告曾鸣承认建房时间是1998年，该房屋也是由他们一家人居住使用至今；证据7、违法通知书存根；证据8、违法建设限期拆除决定书存根；证据9、送达回证及社区工作人员身份证明；证据10、拆除公告存根及照片；证据11、强制拆除事先催告书存根及送达回证；证据12、强制拆除决定书副本及送达回证；证据13、执行笔录、社区证明及拆除现场照片；证据14、视频及照片，视频光盘中有相应的送达照片及送达文书的视频，针对原告诉称强拆程序违法当事人不在场不属实，根据被告江岸城管执法局提供的视频资料，原告曾鸣在强拆现场，对原告曾鸣个人的合法物品都做到了谨慎小心的存放，尽量控制了当事人的直接损失；证据15、死亡证明，证明房屋原房主死亡的事实，现在的房屋户主是曾鸣，以上证据共同证明被告江岸城管执法局发现案涉建筑物系违法建设后，依照法律规定对涉案违法建设进行查处，对现场进行勘察，对原告曾鸣进行了调查，原告曾鸣亦明确表示涉案违法建设没有办理相关审批手续，其后，被告江岸城管执法局向原告曾鸣下达了违法通知书、违法建设限期拆除决定书等执法文书，履行了行政执法的相关法律程序，被诉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第三人曾艳未向本院提交证据但述称，案涉房屋不是违法房屋，只是没有产权证的房屋，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被告江岸城管执法局进行了强拆，房屋内还有很多个人的物品，没有让原告进去拿，只拆除了案涉房屋一家，旁边的别人家搭建的房屋没有拆除，被告江岸城管执法局是选择性执法。这个房屋是和丁家一起搭建的，邻居也可以作证，强拆之后导致楼顶漏雨。原告曾鸣的房屋搭建是父亲的单位答应的，根本没有通过城管，当时没有城管也没有规划部门。经庭审质证，被告江岸城管执法局对原告曾鸣提交的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文书是依法下达，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对证据2、3真实性无法核实，但用电地址与被告提交的案涉地址不一致，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分户不能证明建房时间，同时即使1994年建房也应当适用当时已经生效的城市规划条例，仍然需要办理规划许可证，该证据不能证明房屋的建房时间和建设的合法性；对证据4真实性有异议，看不清楚是否是案涉房屋，也不能证明案涉房屋的建房时间；对证据5真实性予以认可，拆除前的外观照片与被告江岸城管执法局提供的方位照片一致，对拆除的事实不否认，是被告江岸城管执法局依法作出强拆决定后依法拆除的；对证据6的真实性无法核实，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该证据不能证明涉案建筑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根据当时及现在的相关行政法规，任何建设行为均需要办理规划审批手续，涉案房屋通过侵占公共利益公共平台区域达到自己的目的亦不被法律允许，当事人应当通过合法途径解决自身需求，不能通过侵害公共秩序达到目的。经庭审质证，原告曾鸣、第三人曾艳对被告江岸城管执法局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中对父子关系和居住的位置的表述没有异议，对楼顶房屋建设时间有异议，社区领导换了很多任，不可能知道是什么时候建设的；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领证时间在后，1981年左右原告曾鸣父亲的单位就把房子分给我们了，实际居住时间远远早于办证时间；证据3属实；对证据4不认可，没有人去勘察，原告曾鸣等没有参与；证据5不知情，原告曾鸣等没有参与，不知道；证据6是原告曾鸣的签字，原告曾鸣在调查笔录中陈述的建房时间是1998年是说错了，后来原告曾鸣的父亲告知建房时间是1989年，后面原告曾鸣也告诉被告是1989年建设的，被告没有做到笔录里，视频里这部分也被截掉了；证据7、8原告未收到，违法通知书第一份发送在8月24日，调查笔录是6月29日，程序违法，原告提交的证据中电表可以证明1994年房屋已经建成，不是被告认定的1998年；对证据9真实性有异议；证据10确实张贴了，但是上面没有日期，也没有拆除决定的编号，不能判断其的合法性；证据11、12原告确实收到了，真实性无异议，但被告送达时没有向原告说明理由；对证据13真实性无异议，当日上午房屋确实被拆除了；证据14光盘中反映的视频和照片是真实的，但是没有录完，是截取的部分内容，第19号视频是当时被告送达案涉强拆决定书的通知书的情形，原告向被告询问，被告没有对原告进行解释说明，第20号视频显示被告将铁门撬开了冲到楼上，原告当时也在家里，被告可以打电话跟我联系；对证据15的真实性无异议。第三人曾艳对原告曾明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1、原告曾鸣提交的证据1真实且来源合法，可以证明案件事实，本院予以采信；证据2、3、4不足以证明案涉建筑实际修建的时间以及合法性，本院不予采信；证据5可以证明案涉建筑被拆除前后的现场情况，但不足以证明被告江岸城管执法局行政程序违法；证据6与本案案涉行政行为无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2、被告江岸城管执法局提交的证据系其执法档案材料，虽原告曾鸣、第三人曾艳对其中部分证据真实性有异议，但无其他相反证据证明，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经审理查明，武汉市江岸区解放大道1795号3单元7楼1号（原门牌号为××2栋3单元701）房屋登记产权人为曾宪枚，原告曾鸣系曾宪枚之子，第三人曾艳系曾宪枚之女，曾宪枚于2018年6月4日死亡后该房屋的实际使用人为原告曾鸣。2018年被告江岸城管执法局执法队员巡查发现武汉市江岸区解放大道1795号3单元701室楼顶有一处涉嫌违章搭建的建筑物，后该局工作人员向案涉建筑物的实际使用人原告曾鸣等进行调查并制作多份调查笔录，在2018年6月29日的调查笔录中原告曾鸣代表家人自认解放大道1795号3单元7楼1号楼顶建筑物系在1998年搭建用来自住，未到规划部门办理建设工程规划手续，被告江岸城管执法局在笔录中告知了案涉建筑物系未经规划管理部门审批搭建，违反了《武汉市控制和查处违法建设办法》的规定，并告知相应的法律后果。2018年8月24日被告江岸城管执法局对解放大道1795号3单元7楼1号楼顶搭建现场进行了现场勘验，拍摄了现场照片并制作现场勘验笔录，经现场测量该处楼顶搭建占地面积约107平方米，为砖混结构，同日被告江岸城管执法局向原告曾鸣、第三人曾艳下达《违法通知书》（NO.0014741），还向原告曾鸣、第三人曾艳下达（岸管）限拆决字[2018]第0031432号《违法建设限期拆除决定书》，告知：“2018年8月24日发现你（单位）在解放大道1795号3-701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违法建设工程建筑面积87+20平方米（壹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武汉市控制和查处违法建设办法》第二十一、八条的规定，限你（单位）于2018年8月27日之前自行拆除。逾期不拆除的，将依法强制拆除，所需费用由你（单位）承担。”，原告曾鸣拒签前述文书。因原告曾鸣、第三人曾艳未按照被告江岸城管执法局下达的（岸管）限拆决字[2018]第0031432号《违法建设限期拆除决定书》要求自行拆除违法建设，故被告江岸城管执法局于2019年1月24日向原告曾鸣、第三人曾艳作出并留置送达《拆除公告》，告知“违建人曾鸣、曾艳等在江岸区解放大道1795号3单元701室楼顶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和《武汉市控制和查处违法建设办法》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武汉市控制和查处违法建设办法》第八、二十一条的规定，限你（们）于2019年1月28日前自行拆除。逾期不拆除的，将依法强制拆除，所需费用由你（们）自行承担”。《拆除公告》送达后，原告曾鸣、第三人曾艳依旧未按照要求自行拆除违章建设。2019年4月3日被告江岸城管执法局向原告曾鸣、第三人曾艳作出并送达（岸城管）拆告字（2019）第0002523号《强制拆除事先催告书》，催告其于2019年4月8日之前自行拆除违法建设，逾期不履行的，该局将依法强制拆除。因原告曾鸣、第三人曾艳仍未自行拆除违法建设，被告江岸城管执法局于2019年5月22日向原告曾鸣、第三人曾艳作出并送达（岸城管）强拆决字[2019]第0001403号《强制拆除决定书》，告知：“违法当事人曾鸣、曾艳在江岸区解放大道1795号3单元701室楼顶未经城市规划部门审批擅自违法建设建筑壹处，违建面积为107平方米，违法当事人在规定期限内未自行拆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武汉市控制和查处违法建设办法》第八、二十一条，《武汉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行办法》第二十三条，决定强制拆除位于江岸区解放大道1795号3单元701室楼顶壹处违法建设，建筑面积为107平方米。履行方式和时间由江岸区城市管理执法局于2019年5月28日进行强制拆除。如不服本决定，可在收到本决定之日起60日内，向本级人民政府或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6个月内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原告曾鸣拒签前述《强制拆除决定书》。2019年5月28日被告江岸城管执法局工作人员对江岸区解放大道1795号3单元701室楼顶107平方米的违法建设进行了强制拆除。原告曾鸣不服（岸城管）强拆决字[2019]第0001403号《强制拆除决定书》诉至本院，诉请如前。本院认为，根据《武汉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办法》第三条、第二十二条，《武汉市控制和查处违法建设办法》第八条之规定，被告江岸城管执法局作为本辖区城市管理执法部门，具有对辖区内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依法查处的行政职责。《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规定，在城市、镇规划区内进行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他工程建设的，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向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镇人民政府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第六十四条规定，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尚可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的影响的，限期改正，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影响的，限期拆除，不能拆除的，没收实物或者违法收入，可以并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武汉市城乡规划条例》第六十条规定，对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由城市综合管理主管部门按照下列规定予以处理：……（三）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影响的，责令限期拆除，逾期不拆除的，依法强制拆除。不能拆除的，没收实物或者违法收入，可以并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十的罚款。第六十一条规定，尚可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影响的情形是指：（一）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但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采取局部拆除等整改措施能够使建设工程符合规划管理技术规定的；（二）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即开工建设，但已取得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的建设工程规划设计方案审查文件，且建设内容符合或者采取局部拆除等整改措施能够符合审查文件要求的。《武汉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对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建设的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由城市管理执法部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和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的规定进行查处。本案中，被告江岸城管执法局作出案涉（岸城管）强拆决字[2019]第0001403号《强制拆除决定书》前，已经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武汉市城乡规划条例》、《武汉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办法》的要求进行充分调查取证、现场勘验、收集证据，并已经按照法定程序的要求责令限期拆除。被告江岸城管执法局提交的调查笔录、证物照片、现场勘验笔录等证据可以证实，江岸区解放大道1795号3单元701室楼顶搭建的107平方米建筑物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审批手续，亦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设计方案审查文件，且该建筑物不符合《武汉市城乡规划条例》第六十一条规定的“尚可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影响的情形”，故被告江岸城管执法局认定该建筑物系违法建设且要求违法建设的实际使用人即权属人原告曾鸣、第三人曾艳限期自行拆除，在其拒不配合自行拆除的情况下，下达（岸城管）强拆决字[2019]第0001403号《强制拆除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被告江岸城管执法局经过前期调查，于2018年8月24日依法向原告曾鸣、第三人曾艳作出并送达（岸管）限拆决字[2018]第0031432号《违法建设限期拆除决定书》、于2019年1月24日向原告曾鸣、第三人曾艳作出并留置送达《拆除公告》，于2019年4月3日向原告曾鸣、第三人曾艳送达（岸城管）拆告字（2019）第0002523号《强制拆除事先催告书》，在原告曾鸣、第三人曾艳拒不自行拆除违章建设的情况下，被告江岸城管执法局于2019年5月22日向原告曾明、第三人曾艳作出并送达（岸城管）强拆决字[2019]第0001403号《强制拆除决定书》，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综上，原告曾鸣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曾鸣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原告曾鸣自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石 珏人民陪审员  李鸿伟人民陪审员  肖 珍二〇二〇年九月十日书 记 员  郭 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