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12民初9406号原告：黄党会，女，1966年8月29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丽丽，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康传浩，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覃祖坚，男，1960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晓禹，北京市嘉律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军利，北京市嘉律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黄党会与被告覃祖坚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黄党会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丽丽、康传浩，覃祖坚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晓禹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党会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覃祖坚给付黄党会款项150万元；2.覃祖坚给付黄党会违约金30万元；3.本案诉讼费用、保全费及保全担保费5400元由覃祖坚负担。事实和理由：黄党会与覃祖坚于2017年2月14日签订《合作经营协议》（以下简称合作协议），约定覃祖坚承包北京市通州区西集镇沙古堆村（以下简称沙古堆村）125亩土地，黄党会向该土地进行投资种植树木，如遇政府拆迁占地双方共同协商，在取得补偿款扣除投资款后剩余款项覃祖坚与黄党会按照40%、60%的比例分配。2019年12月份，黄党会发现覃祖坚未经其同意签署了23亩土地的补偿协议，覃祖坚违反了合作协议的约定，故2019年12月28日双方签署补充合同，约定覃祖坚同意从23亩土地拆迁补偿款中先行返还黄党会投资款150万元，其他事项按照合作协议约定执行。但覃祖坚收到补偿款后并未给付黄党会投资款150万元，已经构成违约。覃祖坚辩称，不同意黄党会的诉讼请求。覃祖坚为征地补偿主体，黄党会不是征地补偿主体。覃祖坚领取征地补偿款符合合同相对性原则。2017年2月14日黄党会与覃祖坚签订的合作协议并非真实有效的合同，只是双方签署的意向书，尚不具备合同的全部有效要件。黄党会采取欺骗、隐瞒事实的手段强迫覃祖坚签署合作协议，但黄党会并未实际投资。补充合同并非覃祖坚的真实意思表示，覃祖坚在黄党会的胁迫下签字，故补充合同无效。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09年4月1日，沙古堆村委会（出租方、甲方）与覃祖坚（承租方、乙方，单位北京天行健马术俱乐部）签订《沙古堆村土地租赁经营合同书（对外租赁）》，约定甲方将125亩土地发包给乙方用于养殖、竞技、休闲、度假，期限自2009年4月1日至2030年5月1日止，每年承包费10万元，每五年递增5%，乙方每年须在4月1日前交齐承包租赁费。乙方如不能按时交纳承包费，将自动放弃继续承包沙古堆村土地的权利，沙古堆村将有权收回土地，乙方造成的经济损失自负。甲方的权利和义务：为乙方提供土地125亩供其经营，土地的所有权归甲方所有，乙方在租地期内，不能建永久性建筑；有权监督乙方按照合同约定用途经营土地；按照约定标准及时间向乙方收取年租金；向乙方提供电力点（含变压器），并向乙方提供村里的自来水源；协助乙方处理治安方面的事务，调节与当地邻里之间关系。乙方的权利和义务：享有甲方提供的土地使用权；实行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在租赁期间有权对地上物进行转移，但前提必须经过甲方同意进行，租赁期间的债权债务与甲方无关；依法经营，不得私自改变土地使用性质，子女有权继承经营权；按照约定于每年4月1日前向甲方交纳租金；租赁期间必须保护承包土地的完成，杜绝人为破坏，如造成水土流失，甲方有权收回承包土地；服从上级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在同等条件下用工必须优先录用沙古堆村民；乙方在承包土地范围内再投入项目中有权进行选择项目，但必须符合国家的政策，如在投入中违反国家的政策所造成的经济损失自负；乙方在承包地块进行规划当中，如遇有树木妨碍规划进行移栽时，必须经甲方同意方可进行。2017年2月14日，覃祖坚（甲方）与黄党会（乙方）签订合作协议，内容为：“经双方友好协商就覃先生租赁西集镇沙古堆村125亩土地合作经营事宜达成以下合作协议：1.自2017年2月15日起沙古堆村北租赁土地由乙方投资种植树木（其中银杏树直径15以上占主要成份）；2.乙方在2017.2.15日起陆续在该土地投资150万左右（最终数字将以双方确认为准）；3.在乙方种植完成后，甲方双方需要共同维护，以达到成活的标准；4.如遇政府拆迁占地，双方应共同协商，共同参与，取得补偿款后先行扣除投资款，剩余部分由甲方占四成，乙方占六成的比例分配；5.其他事宜按覃先生和沙古堆村委会所签合同为准；6.补充：如果政府占地补偿，补偿款由甲乙双方共同设立收款账户，共同监管，如甲方不按该规定执行，甲方自愿补偿总补偿款的20%作为违约金支付给乙方”。2019年12月28日晚，覃祖坚（甲方）与黄党会（乙方）签订《补充合同（沙古堆地块2017.2.14）》（以下简称补充合同），内容为：“由于甲方在2019政府拆迁征地中未经乙方同意签订拆迁合同，针对此事特补充以下条款：1.甲方已签23亩的征地合同，这次补偿款中甲方先支付给乙方壹佰伍拾万元正（￥1500000元）的投资款。2.甲方支付完壹佰伍拾万元（￥1500000元）后（乙方投资款），其他事项执行原合同（2017.2.14签的合作经营协议）。3.如甲方不按该补充合同执行，除执行原合同违约条款（20%）外，再追加20%的违约金。补充：先行支付壹佰伍拾万元的支付进度按拆迁合同拨款进度走。依据是2019.12.30双方共同去拆迁公司核实”。覃祖坚在补充合同下方甲方处签字，黄党会在乙方处签字，董海军、胡枢龄在见证方处分别签字。上述合作协议与补充合同签订后，覃祖坚于2020年1月22日收到补偿款1150387元，又于2020年4月29日收到补偿款2684235元。黄党会于2020年3月13日向本院递交民事起诉状，要求覃祖坚给付150万元、违约金30万元。现黄党会与覃祖坚就以下问题存在争议：一、黄党会与覃祖坚认识的过程与合作协议签署的情况。黄党会称：覃祖坚并未在诉争土地上养马，2016年年底覃祖坚想找人投资种树，一开始找到徐越，徐越表示没有资金就介绍胡枢龄，胡枢龄找到董海军，董海军又找到王世宁，王世宁找到黄党会，黄党会到诉争土地走访时覃祖坚提供了其与沙古堆村委会签订的《沙古堆村土地租赁经营合同书（对外租赁）》，黄党会通过多方核实确定覃祖坚为诉争土地的合法使用权人，故决定投资种树；其与覃祖坚于2017年2月14日在诉争土地上签订合作协议，覃祖坚当时急于让黄党会投资种树，故当天当场由黄党会公司的工作人员手写合作协议内容，由黄党会与覃祖坚签字确认。覃祖坚称：2017年2月份其通过朋友徐越认识黄党会；2016年年底覃祖坚告知徐越诉争土地有空余徐越可以种树，徐越亦同意投资但资金不够，故徐越通过胡枢龄、胡枢龄通过董海军、董海军通过王世宁介绍了黄党会，黄党会同意在诉争土地上投资种树；合作协议的签订时间覃祖坚记不清，在合作协议签订之前谈妥黄党会投资种树，扣除成本后树木可能产生的收益双方四、六分成，合作协议系在诉争土地上签订；出于对徐越的信任，覃祖坚并未查阅合作协议的内容即进行了签字确认。覃祖坚认为合作协议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为此向本院提交徐越证人证言一份，内容为：“2017年本人打算在覃祖坚租赁的位于通州区西集镇沙古堆村河滩地开办的马场种植树苗，但因缺少资金，便找到胡枢龄希望与她一起投资种树或帮我介绍投资人。胡枢龄便介绍黄党会与我认识。我在与黄党会见面时，黄表示自己愿意投资。我当时提出双方应签订相关协议，就黄党会种植树苗部分可能产生的收益分配进行约定。黄党会表示可以签订相关协议，但应该与马场所有者签订。我表示同意，并同意由黄党会起草相关协议。在开始种植树苗的前夕（具体日期记不住了），我与黄党会带着她起草的协议分头到马场找覃祖坚签订协议。在马场与黄党会会和后，我因忙于其他事情并没有看到协议文本，由黄党会自行找到覃祖坚签订了协议。时至今日，我是首次在原告向法院提交的诉讼证据中看到协议文本。感觉与当时我与黄党会约定的协议主要内容，即就黄党会种植部分可能产生的收益分配进行约定严重不符。以上所说，均为真实，如有虚假愿意承担法律责任”。黄党会对于徐越的上述证人证言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合法性表示由法院依法认定，并表示徐越系覃祖坚的发小，双方之间存在利害关系；该证人证言仅体现徐越系黄党会与覃祖坚合作的中间介绍人，徐越不知道合作协议的具体内容，签订合作协议时徐越亦不在场，不能达到覃祖坚的证明目的。二、黄党会是否对诉争土地实际进行了投资。黄党会称：合作协议签订后其实际进行了投资，购买树苗支付费用129.6万元，加上运费和种植费用共计152万元，黄党会在诉争土地上种植银杏树共计4500棵，费用通过微信、现金以及银行转账方式直接支付给树苗供应商、运输商以及种植树木的工人；树木种植完成后由黄党会负责养护，已经腾退的23亩土地上银杏树已经被处理，未腾退的土地上银杏树苗依然存在。覃祖坚称：合作协议系双方的意向，黄党会并未实际进行投资，合作协议签订后其亦未向黄党会主张过要求其进行投资；诉争土地上现有建筑物包括会所、餐厅、马房、马棚，种植有银杏树、白皮松、樟树、葡萄，分属于不同的投资人，黄党会种植银杏树3700余棵；由于运河河道维修需要征用覃祖坚承包的土地24.92亩，其中涉及本案诉争125亩土地的部分为6.82亩，其余18.1亩为覃祖坚从其他村民手中承包并与村民签订了协议；此次征占覃祖坚尚未签订正式协议书，只是签署了确认收到款项的证明。黄党会为了证明其实际向诉争土地进行了投资，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树木购置协议书》，系黄党会与兰陵县鑫都种植专业合作社于2016年12月18日签订，约定黄党会代表北京市通州区西集镇沙古堆村马厂向兰陵县鑫都种植专业合作社购买银杏树4500棵，单价为288元每棵，合计129.6万元，运输费每车5000元，运输总费用18.5万元。2.2017年5月8日收据，内容为：“今收北京西集镇沙古堆村马厂代理人黄党会支付的12笔银杏树款共计：壹佰贰拾玖万陆仟元整（1296000元整）；以及37车树苗的运费共计：壹拾捌万伍仟元整（185000元整），合计壹佰肆拾捌万壹仟元整（1481000元整）”，收款人处加盖兰陵县鑫都种植专业合作社财务专用章，并有徐太真的签字。3.黄党会与“沂蒙银园林”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兰陵县鑫都种植专业合作社将银杏树苗送至诉争土地，黄党会支付了树苗款和运费。4.收条一张，内容为：“今收西集沙古堆村黄党会交来种植树木款肆拾伍万元整（￥45000元正），其中包含：卸车、挖坑、种植、浇水、机具等”。收条下方落款收款人处加盖北京金靴子生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靴子公司）公章，并有张永丰的签字，落款时间为2017年3月2日。覃祖坚对于黄党会提交的《树木购置协议书》真实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认为从形式上看，该协议书抬头为北京市通州区西集镇沙古堆村马厂，落款处为黄党会的签字，黄党会是否为北京市通州区西集镇沙古堆村马厂的代表与本案诉争事实并无法律关系；黄党会与覃祖坚于2017年2月14日签订合作协议，按照黄党会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的陈述，2017年2月14日之前双方都在接触洽谈（实际上覃祖坚在合作协议签署之前并未见过黄党会），但《树木购置协议书》载明的落款时间为2016年12月18日，黄党会在尚未与覃祖坚签署合作协议、且未见过覃祖坚的情况下即预先知晓会与覃祖坚签署合作协议而提前购置苗木，明显违背常理。覃祖坚对于黄党会提交的兰陵县鑫都种植专业合作社出具的收据以及金靴子公司出具的收条真实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认为收据并无相应的转账记录，收条并无协议及转账记录相对应，且黄党会为金靴子公司的股东（持股比例为50%）和监事。覃祖坚对于黄党会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首先微信聊天记录不能表明聊天双方的身份，内容不属于常规状态，微信转账的金额并未显示，故微信聊天记录存在涂改或伪造的嫌疑。三、补充合同的签订情况。黄党会称：其在诉争土地种植银杏树后由黄党会负责管理，但黄党会并不经常在诉争土地上，对于覃祖坚与沙古堆村委会签订补偿协议一事并不知情，双方并未按照合作协议的约定设立监管账户；2019年2月份，黄党会知晓拆迁的事宜后便与覃祖坚联系，但一直未能联系上覃祖坚，后黄党会便与徐越、胡枢龄等人联系，2019年12月28日，黄党会与其他人到胡枢龄家中协商如何处理，当天派人到诉争土地查看覃祖坚是否在诉争土地；派去查看的人发现覃祖坚当时就在诉争土地上，便电话通知黄党会，黄党会等人便到诉争土地上找覃祖坚；因为覃祖坚违反了合作协议的约定，双方理论了几句，双方从下午2点左右一直谈到晚上12点多，中间人表示两人协商无法解决问题，要求黄党会先行离开，中间人做工作；补充合同一共修改了5个版本，最终形成了黄党会向法庭提交的版本，约定覃祖坚先从收取的拆迁款中给付黄党会投资款150万元；补充合同签订当天，覃祖坚并未报警，补充合同签订、覃祖坚收到补偿款后并未给付黄党会，在黄党会与覃祖坚谈款项支付事宜时覃祖坚报警。覃祖坚称：拆迁时让徐越给黄党会打电话到诉争土地上，但徐越称黄党会不过去，故24.92亩土地清点的时候黄党会并不在场，覃祖坚与他人参与了清点，该土地上共有黄党会种植的数目700棵；2019年12月28日下午一两点钟，诉争土地上来了两个覃祖坚并不认识的人，后黄党会也到了诉争土地并称诉争土地拆迁覃祖坚并未告知黄党会，覃祖坚称其已经告知徐越；黄党会带了五、六个人、几辆车将覃祖坚围住，不让覃祖坚说话，黄党会带来的人揪着覃祖坚的脖领要打覃祖坚，黄党会在门口辱骂覃祖坚，要求覃祖坚给一个交代，当时覃祖坚害怕；后黄党会与王世宁到车里起草了补充合同，回来让覃祖坚签字，董海军和胡枢龄也来到诉争土地，黄党会表示如果覃祖坚不签字就不能离开，当时已经是晚上12点，此事从下午一两点钟持续到晚上12点，覃祖坚出于害怕就在补充合同上签字；当时除了覃祖坚、黄党会及其带过来的人，还有苑仲南及其爱人、胡枢龄、董海军、何普彪在场。苑仲南系覃祖坚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也在诉争土地上进行了投资。何普彪系覃祖坚的司机；之所以签订补充合同当天没有报警，是因为覃祖坚处于蒙的状态，董海军告诉覃祖坚没事就让覃祖坚在补充合同上签字；2020年1月22日，胡枢龄致电徐越，董海军致电覃祖坚让覃祖坚过去谈谈，各方约到了诉争土地附近胡枢龄家中商谈补偿款事宜；覃祖坚表示补偿款涉及多个投资人，原来的拆迁方案是按照每棵树的价值进行补偿，但实际上是按照土地亩数进行补偿，故需要重新商谈补偿款分配；后董海军致电黄党会，黄党会也来到胡枢龄家中要求覃祖坚给付补偿款；黄党会当时带了一群人将院门锁住不让出去，徐越出门后报警。派出所出警后将在场的一部分人带到了派出所，包括覃祖坚、黄党会、胡枢龄、董海军、徐越、王世宁，派出所给覃祖坚和徐越做了笔录，有没有给其他人做笔录覃祖坚并不清楚，派出所表示即将春节，如果各方有纠纷应当到法院诉讼，要求所有人不要做违反法律的事情，后没有再联系过覃祖坚；覃祖坚从派出所出来后黄党会派人跟着覃祖坚，当天凌晨两、三点钟覃祖坚在路上碰到巡警后将车辆停在巡警旁边，告诉巡警称有车跟踪，后巡警将跟踪覃祖坚的两辆车带到派出所并表示如果有纠纷可以到法院诉讼，要求所有人不要做出违法的行为。覃祖坚为了证明补充合同系其在收到胁迫的情况下签订，补充合同应属无效，向本院提交董海军、徐越、何普彪、苑仲南的证人证言各一份，其中董海军的证人证言内容为：“最早我不认识黄党会，也不认识覃祖坚，我认识胡枢龄，胡枢龄认识徐越，徐越和覃祖坚是朋友。2017年1月底左右胡枢龄找到我说沙古堆村和地块可以种树投资。我的朋友王世宁正好想种树，她介绍我认识黄党会，王世宁和黄党会看过地后准备种树，后面的事我没再参与。直到2019年12月28日王世宁给我打电话通知我到覃祖坚租赁的沙古堆村院里，说要和覃祖坚签订一份补充合同让我做见证。我和胡枢龄到了以后看见黄党会带了几个人在屋里对覃祖坚出口不逊、骂骂咧咧，覃祖坚对胡枢龄说：‘老胡你看了吧，黄老板他们一帮人揪我衣服要打我还泼了我一身水’。当时我看见覃祖坚脸上和身上有被泼水的痕迹。黄党会说如果不签这个补充合同覃祖坚今天就不让走。黄党会拿出一张纸说是一份补充合同要覃祖坚签字，让我和胡枢龄做个见证。后来覃祖坚就在那份补充合同上签了字，我和胡枢龄作为见证人也在补充合同上签了字，但这份补充合同我确实没有内容就签字了”；何普彪的证人证言内容为：“2019年12月28日下午，我和覃总到了马场在苑哥屋里聊天，当到下午2点左右的时候进来了帮黄党会一块种树的叫建军和另一个男人来到马场找苑哥说河边占地伐树的事，看到覃总在他们就给黄党会发信息，大约没有过多大会，黄党会就带着一帮人来到马场，黄党会带一个姓王的女士和一男的进到屋里，覃总说了一声黄总来了，黄党会进屋开口便大骂并威胁要弄死覃总，说话要多难听有多难听，不堪入耳，当时覃总坐在椅子上一声没有言语，苑哥跟他爱人多次告诉黄党会好好说话不准骂人，骂人解决不了问题，黄党会骂了一阵子后就到屋外车里去了，屋里的王女士又开始说覃总这个不是、那个不是，说话语气相当激烈，净是说覃总的不是。没过十分钟黄党会又进屋继续对覃总辱骂，并拿起桌上水杯里面还有大半杯茶水直接泼到覃总脸上，便转身到屋外。这时随王女士一块来的男的伸手将覃总从椅子上拽起要伸手打覃总，我和苑哥立刻上前拉开，这才没有让覃总受到伤害，过了近一个小时左右来了一个叫海军和老胡的，后来听说这两人是介绍黄党会到覃总马场种树的其中几个介绍人之二。这其中黄党会一直在辱骂覃总，就没有停止过。后来黄党会、王女士、海军和老胡他们来回商议，黄党会并威胁覃总让覃总必须签个补充协议，要是不签不让走，还要弄死覃总，在这期间我出去看了一眼，覃总的车让黄党会带来的人用车堵住了走不了，直到晚上十一、二点，覃总为了人生安全才被迫签了个补充协议，这才我们能安全离开。我上面说的都是事实，愿负一切法律责任”；徐越的证人证明内容为：“2020年1月21日，我接到胡枢龄（系本案原告所提交补充协议之见证人）电话，约我和本案被告覃祖坚就马场23亩地的征地补偿等事宜进行商议。第二天下午，覃和我来到胡枢龄住的位于西集镇供给店村的住房，看见董海军（本案原告所提交补充协议之见证人）也在胡的家中。胡枢龄提出希望覃祖坚按照2019年*月*日原被告签订的补充协议向被告支付投资款150万元。覃表示现在不能支付，主要原因是：1.补充协议不是本人真实意思表示，补充协议是在本人受到黄党会等人围攻、谩骂、揪衣领、泼茶水、限制人身自由等情况下，为了摆脱纠缠尽快脱身被迫签字的，当时在场的许多人可以给我作证。2.马场23亩地的征地补偿不全是黄党会的补偿，还涉及到其他投资人的权益，我无法也不能将属于其他人的权利失约支付给黄党会。马场23亩土地的征地补偿应征得所有投资人的意见，以确定各投资应得份额达成一致后才能分配。胡、董二人将我的意见电话转告了黄党会。大约5、6点钟，黄党会纠集多人来到胡租住的房屋，将两辆汽车一左一右停在我们的汽车前后，挡住了我们的去处，随后闯进我们所在餐厅破口大骂并以武力相威胁索要150万元，扬言今天如果拿不到钱便不许我们离去，之后将我们反锁在餐厅里。大约过了3、40分钟，我以去厕所为由来到庭院并打电话报警，当地派出所警员到达现场后对双方当进行了询问并要求双方一起到派出所做笔录。在派出所做完笔录后我们欲离去，遭到黄党会等人的再次阻挠。经过派出所警员的手段我们得以脱身驾车返回市区。在返回市区的路上，我们发现黄党会等人的两辆汽车一直尾随我们。因为临近春节，为避免给家人带来不可预知的麻烦，我们只好在市区兜圈子，一直到1月23日凌晨。当我们的车辆行驶到西直门桥上时，发现有执勤民警，我们被迫再次报警，在西直门派出所做完笔录后我们驾车离去入驻酒店，直至1月23日上午才得以脱身”；苑仲南的证人证言内容为：“我与覃祖坚是经朋友介绍认识，并在聊天时得知覃在通州区西集镇沙古堆村承包土地125亩开办马场，种养殖和休闲等。由于12年7月21日发大水将其原有一些设施冲毁后一直无人经营、管理闲置着，我便同覃祖坚协商后于2015年来马场负责规划、建设、经营、管理。现证明内容：2019年12月28日，覃祖坚与他的司机何普彪来到马场，当日下午2点左右我们正在屋内聊天时，黄党会的表弟黄建军和另一男人来到马场与我说河边占地伐树之事宜，看到覃祖坚也在，他们可能通知了黄党会。过了约四、五十分钟黄党会带了六、七个人开车来到了马场，黄与一姓王女士和一男人加之先前到的两人进屋内，覃说了一句请坐，黄便开口大骂并威胁覃，言语极其难听，不堪入耳，当时覃吓得坐在椅子上一声都不敢言语，因在我住的屋里我冲黄等人说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来这里是找覃是不是要解决问题，如果是用这样的办法能解决问题吗？黄骂了一阵后就到了屋外，屋内王女士开始数落覃，言语也相当激烈，多了一会黄又进屋继续骂覃并随手拿起桌子上的一杯茶水泼在覃的脸部，后又到屋外，这是随黄一同来的男人将覃揪着衣领从椅子上拉起就要打覃，我和何普彪前去拉开，当时我因脚步受伤需用轮椅或拐杖才能行走，动作非常缓慢和不便。大约又过了近1小时左右董海军和胡某来到，黄又进屋骂覃被董海军劝到屋外，这是王女士与董和胡说你们是中间人与覃合伙骗人，征地伐树为什么没有及时通知她们，胡某说另一中间人徐某什么时间给他打的电话，他是如何回复的等等。后王女士与同他们一起来的人到屋外车上，董一会屋里一会屋外传递说黄要求覃现付给150万元，而后再付500万元这事才能算完。我当时说了一句这是敲诈。在这期间我曾叫何普彪去把车子挪到能开出去的地方。目的是叫他和覃先走，这样下去问题今天也解决不了，何出去看后说车子根本动不了，因黄用她们的车将覃的车堵死了不让动。时间快到晚上12时王女士进来拿了一份补充合同要求覃签字认可，在门外黄说如不签他今天就出不了这个门。覃祖坚为息事宁人，尽快脱身，同时考虑到在我这屋里，这样折腾下去我老伴也没办法做饭、吃饭，更没办法休息睡觉，被迫在那份合同上签了字，王女士同时要求董和胡分别作为见证人签字。因为我也是这块土地的投资人之一，并一直在经营、管理着这里，我当时反对覃祖坚签这份合同，我同他讲你如果签了这份合同怎么向另外两个投资人交代，因为这份合同本身就损害了其他投资人的利益”。黄党会对于上述证人证言的真实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合法性表示由法院依法核实，并表示徐越系覃祖坚的发小，苑仲南为覃祖坚的发小、同学以及看护诉争土地的雇佣人员，何普彪系覃祖坚的司机，董海军系补充合同的见证人，也是黄党会与覃祖坚合作的中间介绍人，故上述证人证言的证明力黄党会不予认可；徐越出具的证人证言并未载明补充合同签订时徐越在场，不能达到覃祖坚受胁迫签订补充合同的证明目的，徐越的证人证言表述的事宜为补充合同签订后，黄党会向覃祖坚主张约定的款项，胡枢龄、董海军、徐越协调，大部分内容为证人转述覃祖坚的话语；苑仲南的证人证言最后一页第二行表述黄党会并不在现场，由此可以证明黄党会并未胁迫覃祖坚。黄党会为了证明补充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胡枢龄证人证言一份，内容为：“我叫胡枢龄，身份证号×××，我和朋友董海军介绍覃祖坚与黄党会相识，覃祖坚出地黄党会出资种树达成合作，2019年12月黄党会得知23亩土地覃祖坚隐瞒告知黄党会被拆迁事实并签署拆迁协议，黄党会找到覃祖坚协商如何解决，并找到我和董海军，在我和董海军介绍人的见证下签署补充协议，春节前我听说覃祖坚已经收到拆迁款70万左右，没有支付给黄党会约定的150万，最近听说又要领取拆迁款”；2.录像光盘，证明补充合同签订时黄党会并未在场，并未胁迫覃祖坚，补充合同系覃祖坚的真实意思表示。覃祖坚对于胡枢龄的证人证言真实性、合法性不认可，认为该证据从形式上看是一份打印件，只有胡枢龄的签字，没有签署的具体日期，与常理不符，亦不合法；从内容上看，胡枢龄在证言中不是语焉不详就是道听途说，没有就见证补充合同签订的具体情况、种树数量、亩数、价格等主要争议事实表述清楚，只是按照黄党会的意思进行了复述，证言并不客观真实，不具备证明力。覃祖坚认为录像光盘中的视频不是完整的录像，不能反映谈判的过程，两段视频分别只有3分3秒和4分23秒，双方谈判从中午持续至晚上12时，视频并未呈现整个的谈判过程，黄党会提交的两段视频中没有对覃祖坚进行胁迫不代表整个谈判过程没有对覃祖坚进行胁迫，不能实现黄党会的证明目的。另查，黄党会向本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申请查封、冻结覃祖坚的银行存款180万元或其他同等价值的财产。本院经审查后作出（2020）京0112财保7号民事裁定书，对于覃祖坚的银行存款采取了冻结措施。黄党会为此预先交纳保全费5000元。上述事实，有黄党会向本院提交的《沙古堆村土地租赁经营合同书（对外租赁）》、《合作经营协议》、《补充合同（沙古堆地块2017.2.14）》以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2017年2月14日，黄党会与覃祖坚签订《合作经营协议》，约定黄党会在覃祖坚承包的沙古堆村125亩土地上投资种树，收益以及政府占地补偿款由双方按照比例分配，同时对于双方的权利义务进行了相应约定。覃祖坚称其在合作协议上签字确认时并未仔细查看合作协议的内容，且认为合作协议并非真实有效的合同，只是其与黄党会签署的意向协议，并不具备合同的全部有效要件。对此本院认为合作协议对于合同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违约责任进行了明确约定，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覃祖坚并未举证证明合作协议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且覃祖坚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和商事主体，对于合同的签订、权利义务的约定有一定的经验，应对于合同的洽谈、内容等负有一定的注意义务，其所述出于对徐越的信任并未仔细查看合作协议内容便签字确认与常理不符。故本院对于覃祖坚的上述抗辩意见不予采信。合作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恪守履行。关于合作协议签署后黄党会是否对于诉争土地进行投资的事实。黄党会称其在诉争土地上种植了4500棵银杏树，并向本院提交了《树木购置协议书》、收据、收条、微信聊天记录等予以证明。覃祖坚对于黄党会提交的关于投资的证据均不予认可，称黄党会并未实际进行投资。对此本院认为，虽然黄党会提交的关于投资的证据并不充分，但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覃祖坚认可黄党会在诉争土地上种植了银杏树3700余棵。黄党会在诉争土地种植银杏树的行为证明其已经实际按照合作协议的约定对诉争土地进行了投资。故本院对于覃祖坚关于黄党会并未实际进行投资的抗辩意见不予采信。关于补充合同的签订问题。覃祖坚称其在收到黄党会胁迫的情况下签订补充合同，补充合同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并为此向本院提交多名证人出具的书面证言予以证明。对此本院认为，补充合同于2019年12月28日签订，覃祖坚在补充合同签订过程中以及补充协议签订后并未报警，亦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其在受到黄党会胁迫的情况下签订补充合同。覃祖坚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签订补充合同时受到胁迫，补充合同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根据补充合同的约定，覃祖坚认可黄党会对于诉争土地进行了投资并同意在收到补偿款后返还黄党会投资款150万元。覃祖坚在收到补偿款后并未给付黄党会补充合同约定的款项，已经构成违约，故对于黄党会要求覃祖坚给付150万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覃祖坚违反补充合同约定，应给付黄党会违约金。补充合同约定的违约金计算标准过高，现黄党会同意本院依法调整，故本院对于覃祖坚应给付的违约金依法予以调整，酌定为10万元。关于黄党会主张的保全担保费5400元，对此本院认为双方并未对于该笔费用作出约定，且本院认为违约金足以弥补黄党会的损失，故对于黄党会的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覃祖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给付原告黄党会款项150万元；二、被告覃祖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给付原告黄党会违约金10万元；三、驳回原告黄党会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覃祖坚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案件受理费10500元，由原告黄党会负担900元（已交纳），由被告覃祖坚负担96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相应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员 于素娟二〇二〇年九月三日法官助理 蔡 爽书 记 员 王妍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