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高台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甘0724民初1217号 原告（反诉被告）：高台县恒信农业综合开发农民专业合作社。住所地高台县宣化镇宣化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620724063917 0273 法定代表人：李伟荣，原告理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兴国，甘肃昭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闫绪红，男，1969年5月29日出生，汉族，住高台县宣化镇站北村十社**。身份证号码：622225196905291539 委托诉讼代理人：盛兴明，甘肃鑫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高台县恒信农业综合开发农民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恒信合作社）与被告闫绪红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2020年6月12日立案受理，依法由审判员潘海龙、法官助理邢玮玮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2020年6月17日中止审理，2020年7月28日恢复审理。2020年8月11日，被告闫绪红提起反诉，经审查予以受理并合并审理。原告法定代表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兴国，被告闫绪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盛兴明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本诉原告恒信合作社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解除原被告于2018年2月28日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2、要求被告支付承包费1003470.2元，并承担给付20%违约金200694.04元；3、要求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原被告于2018年2月28日签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约定原告将位于宣化村地域内的1056.01亩耕地承包给被告耕种，承包期限自2018年1月1日起至2022年12月30日止，承包费每年每亩520元，每年4月30日之前付50%，11月底全部付清。同时约定被告若不按时交纳承包费，每天加收2%的违约金；被告若违反合同条款，原告有权单方终止合同，并向被告收取20%的违约金。合同签订后，双方对实际地亩进行了丈量核算，其中在张柳沟阴沟西有1173.16亩、徐海东猪场以东有401.74亩，合计1574.9亩。核算年承包费为818948元。2018年被告实际交纳承包费743899.8元，拖欠75048.2元。2019年、2020年春耕前被告交纳承包费30万元。至今，被告实际拖欠原告承包费1003470.2元不付。故诉请裁决，望判如所请。 本诉被告闫绪红2020年7月31日当庭辩称，本诉原告所诉欠款数额和地亩数均不属实，承包费应为每年每亩450元-480元不等，阴沟东路南的450元、路西的480元，并非统一的520元。2018年6月8日，原告前任理事长盛有武和本诉被告另行签订了承包费确认《协议》，新理事长刚上任就按照原合同执行不符合实际。原告前任理事长盛有武和被告另行签订的《协议》，符合表见代理的特征，是合法有效的。此纠纷已经宣化镇司法所进行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后，原告又不认可了，又要重新签订合同。2019年以来被告只在2020年春耕前向被告交纳过承包费30万元这一情况属实。本诉被告闫绪红2020年8月14日辩称，2018年的承包费实际就是按照每亩地450元或480元计算的。 本诉原告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 1、2018年2月28日原被告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 一份（原件），合同后附被告身份证复印件及2018年发包时对地亩的计算。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该合同及附件予以认定。 2、《闫绪红承包区域面积》明细表一份（复印件），被告在2018年交纳承包费时，原被告曾对1574.9亩流转土地进行过确认。被告对内容真实性无异议，但提出原子沟148.27亩中多算了8亩地，王守青的8亩地被告没有耕种，还有2亩被告也没有耕种，应当减去18亩。另外严董东、西沟205.89亩耕地2018年度被告并没有耕种。因被告未提交证据证明自己主张，对该明细表中反映的2018年双方按照1574.9亩计算土地承包费743899.8元的事实予以认定。 本诉被告闫绪红围绕诉讼主张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 1、2015年1月27日原被告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 一份（原件），证明2015年原告将1644.35亩耕地承包给被告经营，承包期自2015年1月至2020年12月。合同中约定，后三年承包费根据行情另行商定，续签补充协议。合同期内良种补贴由被告享有等。原告的质证意见是，对关联性和被告证明目的有异议。从该合同二、三、四、十条可看出，被告不按时交纳承包费应责任自负。经审查对该合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 2、原告出具的收条3张、收据5张、转账凭证1张，证明2015年至2016年原告向被告交纳承包费134.9万元。原告对以上单据真实性没有异议。法庭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 3、原告与临泽兴平合作社（法定代表人席兴平）2016年3月21日签订的为期5年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一份（复印件），证明原告已构成违约，应支付被告违约金。原告对该合同真实性没有异议。法庭对该合同真实性予以认定。 4、2018年6月8日盛有武与被告签订的补充《协议》一份（复 印件）。证明原被告协商下调承包费从每年每亩520元至450元-480元的事实。原告对该复印件拒绝质证。法庭对该复印件结合原告提交的《闫绪红承包区域面积》明细表内容予以认定。 5、录音转换笔录一份，附录音光盘一张，录音内容证明，2020年3月2日原告现任理事长是认可承包费下调后的事实的，并承认承包费按照450元-480元计算的事实。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给内容反映的的是原告催收承包费的过程，催收中原告理事长说了450元、480元都行，只要付款就行的话。经审查，对该录音真实性予以认定。 6、相邻村社乐三村与殷相成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合同》一份(复印件）、朱家堡村土地承包人杨自兵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他们的承包费每亩为300元至450元。原告对真实性、关联性提出异议。经审查不予认定。 7、被告保证借款合同一份（复印件），证明被告为交纳2016年原告的承包费，借贷20万元，为此2017年未偿还的利息13万元，后又续贷，年利率2%。原告对关联性提出异议。经审查不予认定。 8、甘肃省财政厅、农牧厅《关于印发甘肃省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改革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一份（复印件），证明原告应当将2016年至2019年良种补贴、直接补贴、农资综合补贴“三项补贴”拨付被告。原告对文件本身无异议，但对与本案关联性提出异议。经审查对该证据与本案关联性不予认定。 本诉被告依据其以上提交的8组证据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1、要求原告返还2016年度承包费160348元，资金占用费166762元（月利率2%，自2016年3月21日至2020年7月21日），合计327110元；2、要求原告给付单方终止2016年合同违约金233497元、2017年度违约金217497元，合计450994元；3、要求原告给付2015年、2017年、2018年、2019年共四年良种补贴款49466元。以上一至三项合计827570元。4、要求原告承担本案反诉诉讼费用。反诉的事实与理由：2015年1月27日原被告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约定原告将1644.35亩耕地承包给被告经营，承包期自2015年1月至2020年12月共6年，承包费前三年按承包地亩每亩每年610元及水费100元，后三年承包费根据行情另行商定，续签补充协议，水费按水管所实收价格计算，合同期内良种补贴由被告享有，若单方终止合同，赔付对方当年租金20%的违约金。合同签订后，被告向原告交纳了2015年度承包费1167488.5元，并预交2016年度承包费181511.5元。2016年3月21日，原告单方终止合同，将土地另行发包给席兴平、陈明等人，退还了被告预交的2016年度承包费21163元。后经被告多次催要，原告拒不返还预交承包费160348元。该预交承包费款系被告以年利率2%借贷而来。2017年原告让被告经营112.56亩土地，其余耕地终止合同。据此提出以上反诉，请求裁处。 反诉被告辩称：所有反诉请求均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驳回反诉诉讼请求。1、2015年合同签订后，被告没有按时交纳承包费，应交承包费100多万元，实际交纳17万元，2015年10月5日，被告认可已违约便向原告交纳了违约金1万元；2016年3月2日之后，被告补交的73.4万元是2015年的承包费。因被告2015年违约，2016年3月又没有按时交纳约定的2016年的50%的承包费，2016年年初合同终止后，双方结算，原告退回被告预交的2016年承包费31163.2元，其中以应补偿被告机耕费抵顶了1万元，被告还占用了原告地膜款补贴6万元、生根剂补贴9700多元。故被告一、二项反诉诉讼请求属事实黑白颠倒，理由是非颠倒。2、被告提交的2018年6月8日，所谓其与原告原理事长盛有武签订的《协议》（复印件），首先不真实，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其次，如果是真实的，也是不合法的，原告作为合作社有自己章程，对重大经营活动，应当通过表决，且该《协议》并未加盖原告公章，显然系盛有武个人行为，对原告不产生法律效力。原被告之间2018年2月28日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至今并未发生变更。3、甘肃省财政厅、农牧厅《关于印发甘肃省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改革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精神，并没有落实到原告处。被告反诉第三项无事实依据。 反诉被告围绕反诉答辩意见提交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 1、相邻村社、同一灌溉渠系，台子寺村村民王银祖、张玉明、王亮春2015年交纳水费票据各3张共9张，证明2015年度水费负担实际为亩单价为149元；反诉原告闫绪红的质证意见是无关联性。经审查对该证据关联性不予认定。 2、2016年4月10日，反诉原告签署的收条一张（复印件），证明2015年度土地承包费已结清，及2016年年初原被告协商解除了2015年土地承包合同的事实。反诉原告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该条据中并没有结清承包费、双方终止或解除2015年合同的内容。经审查，对该证据予以认定，该证据产生的事实过程证明了原被告解除2015年合同的事实。同时证明，2016年春耕期间，被告翻犁了耕地，后合同解除，土地被席兴平实际耕种，席兴平由此应通过原告补偿被告机耕费，在本证据当中，原告用应补偿被告的1万元机耕费抵顶了应退还被告的预交承包费1万元。故证据金额31163.2元中实际给付的现金为21163.2元. 3、证人李吉新出庭证明，2015年证人在村委会任职，原告将耕地承包给闫绪红的事实证人知道，双方签订了合同，后闫绪红没有按时交纳承包费，原告及村委会向闫绪红发了催款通知书，闫绪红还是没有交纳，当时担任村支部书记兼原告理事长的李怀荣书记代表原告向法院申请保全了闫绪红种植的玉米，以防止闫绪红出售。后来闫绪红认可违约并交纳了1万元违约金。因2015年的承包费是通过法院保全措施才收回的，所以2016年就再没有与闫绪红履行合同，原告就把耕地与他人签了流转合同，退还了闫绪红预交的2016年承包费31163元，收条内容是证人书写的，右下角闫绪红签名是证人要求闫绪红签署的，因为当时证人是付款经手人。地膜和生根剂补贴款是原告从农业局争取的，属于原告与闫绪红没有关系。闫绪红的质证意见是，证言系孤证，证人与原告存在有利的一面，其证言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证言内容不能证明2016年原被告双方协商解除了2015年合同。原告的质证意见是，证言与相关书证印证，证明了闫绪红履行2015年合同有重大违约行为，原告在索要2015年承包费时，申请法院对闫绪红采取了相关强制措施，闫绪红在出具条据时原被告已经解除了2015年签订的合同，闫绪红书写条据及违约金条据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经审查，对证人证言及原告的质证意见予以认定。 根据当事人当庭陈述、答辩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案 件事实如下： 2015年1月27日原被告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一份，约定原告将1644.35亩耕地承包给被告经营，承包期六年自2015年1月至2020年12月，土地流转价格，前三年按承包地亩每亩每年610元及水费100元，合计每亩每年710元，共计1167488.5元，后三年承包地价根据周边行情另行商定，续签补充协议（水费按水管所每亩实收价格计算），付款方式2015年3月30日前付款583744.25元，当年农历12月20日前付清剩余承包费。每年11月15日前押次年押金每亩100元。合同第三条第十还约定“合同期内国家良种补贴由乙方（闫绪红）享有，乙方争取到的国家项目或补贴由乙方享有---”。在违约责任中双方约定，甲乙双方不得中途终止合同，若单方终止合同，要向对方赔付约定当年租金的20%的违约金。合同履行过程中，被告闫绪红没有严格履行合同，未按合同约定时间交纳2015年承包费及2016年押金。实际在2015年1月27日交纳承包订金5万元，2015年2月9日交纳3.5万元，2015年6月2日交纳2万元，2015年10月5日交纳违约利息1万元，2015年10月5日交纳承包费50万元，2015年12月26日交纳9.9万元，2016年2月20日交纳35万元，2016年3月2日转账交付原告18.5万元，2016年3月10日交纳2016年押金5万元，2016年3月20日交纳2016年承包费5万元。共计缴纳2015年承包费、水费合计123.9万元，违约利息1万元，2016年预交承包费10万元。 2016年3月21日，原告与临泽兴平合作社（法定代表人席兴平）签订了为期5年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一份，将前述承包合同中涉及的578.81亩耕地承包给临泽兴平合作社耕种，席兴平将被告闫绪红已经翻犁的土地进行了实际耕种。 2016年春耕前，原被告协商解除了2015年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经核算原告应退回被告预交2016年的承包费31163.2元，原告实际退回被告21163.2元，另用被告实际翻犁土地机耕费抵顶了1万元。原告经办人李吉新书写了收条，被告在该条据右下方署名。条据内容为：“今收到恒信合作社退给闫绪红2016年土地流转费21163.2元，加席兴平的机耕费1万元，合计31163.2元收款人：闫绪红2016年4月10日” 2018年2月28日原被告二次签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一份，约定原告将1056.01亩耕地承包给被告经营，承包期五年自2018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0日，土地流转价格，每亩每年520元，共计549125.2元，付款方式4月30日前付款50%即274526.6元，11月底付清全部地租。合同第二条第三还约定“乙方（闫绪红）没有交清土地承包费前甲方（原告）有权阻拦乙方将农产品运出宣化村区域”。合同第三条第七还约定“乙方若不按时交纳承包费，造成的后果由乙方负责，并按每天加收2%的违约金”。合同第三条第十还约定：“合同期内国家良种补贴由乙方（闫绪红）享有，乙方争取到的国家项目或补贴由乙方享有---”的内容。在违约责任中双方约定：“乙方若发生违反以上条例的条款，甲方有权单方终止该合同，并向乙方收取20%的违约金”。合同履行过程中，被告闫绪红实际于2018年耕种原告土地1574.9亩，原被告对承包费亩单价也做了口头协商变更，其中401.74亩按照每亩450元进行了计算、1173.16亩按照每亩480元进行了计算。2018年度被告闫绪红应向原告交纳承包费743899.80元，已全部交清。 2019年、2020年被告闫绪红继续耕种以上1574.9亩土地，但没有按照2018年2月28日原被告二次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约定的时间向原告交纳承包费，只在2020年春耕时支付了30万元。 2020年6月12日，原告提出如前诉讼请求，以求裁决。2020年8月11日，被告提出如前反诉请求，要求一并裁决。 本院认为，原告从宣化村村民手中流转来耕地承包经营权后，集中统一的将土地经营权再次流转给被告耕种，不违反国家法律强制性规定，符合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经营权流转的土地政策精神，也由此盘活了宣化村耕地资产并进入流转市场交易。原被告2015年1月27日、2018年2月28日两次签订的两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均为原被告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均自成立时生效，被告应当严格遵守，履行合同中约定的给付承包费的义务。两份合同签订、履行时空完全独立、内容完全独立，并无任何内在的逻辑联系。应当分别审查，以界定原被告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在履行2015年1月27日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中，自2015年第一年承包期起，被告就不按照约定时间严格履行交纳承包费的义务，导致其向原告交纳违约利息1万元、原告退还其预交的2016年承包费31163.2元及被告没有在2016年、2017年耕种合同土地的事实。对此，被告辩解双方没有书面解除合同、违约利息系被迫交纳、退还预交承包费系原告强行所为等。但在2016年4月10日至本案立案前，五年时间里，被告均未向任何机关、单位反映或主张其权利遭受损害。且双方2018年2月28日再次签订一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重新进行了合作。由此客观反映出原被告在2016年春耕季节实际解除合同并结算的事实。合同解除，合同中的权利义务即告终止。被告依据已经解除并经结算5年前的合同关系，提出反诉诉讼请求中一、二项及三项中要求给付2015年、2017年良种补贴款，均于法无据于理相悖于情不合，本院不予支持。 双方在履行2018年2月28日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中，针对被告2018年度应履行合同内容，原被告经结算形成了一份《闫绪红承包区域面积》明细表，该明细表由原告提交，被告对内容真实性无异议，依照该明细表内容，被告闫绪红实际于2018年耕种原告土地1574.9亩，原被告对承包费亩单价也做了口头协商变更，其中401.74亩按照每亩450元进行了计算、1173.16亩按照每亩480元进行了计算，2018年度被告闫绪红应向原告交纳承包费743899.80元。现双方均认可已全部交清。因此，被告主张的2018年6月8日盛有武与被告签订补充《协议》，下调合同承包费从每年每亩520元至450元-480元的事实，就有客观事实印证。2019年、2020年被告耕种的合同土地四至界限与2018年一致。据此，原被告2019年、2020年合同履行的结算，应以2018年的结算单价、亩数、总价进行计算。 双方认可2020年春耕时节，被告向原告交纳了30万元，但均未明确系补交2019年度承包费，还是在预交2020年承包费。但被告违约的事实已经客观存在。原告流转土地给被告耕种的目的是为及时取得承包费，以保证耕地最初承包人（农户）每年有一次稳定的土地收入，从而安定民心，避免群体性事件发生，也能让农村土地流转经营良性循环。但被告不按照约定严格履行合同的行为、经原告多次催收仍不交纳承包费的行为、经相关部门调解不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均使原告无法达到合同目的。故，原告要求解除双方2018年2月28日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依据农事规律，可在2020年年终解除。同时被告应立即偿付原告2019年土地承包费743899.80元、2020年上半年承包费371949.9元。 原告主张被告应支付欠付承包费金额20%的违约金，依据双方合同第三条第七约定“乙方（闫绪红）若不按时交纳承包费，造成的后果由乙方负责，并按每天加收2%的违约金”。在合同违约责任中双方约定：“乙方若发生违反以上条例的条款，甲方有权单方终止该合同，并向乙方收取20%的违约金”。经审查，照双方合同第三条第七约定计算，违约金过高，不符合法律规定。而合同违约责任中双方约定的计算基数又不明。故原告的该项请求约定依据不明，但被告的违约行为毕竟给原告造成了损失，对此可酌情考虑将应交纳承包费按照应交纳时间分段计算利息，在本息合计基础上扣除被告已经给付的30万元，作为本判决中被告应履行内容。利率酌情按照年利率5%计算，利息截止时间为本案受理之日，即2020年6月12日。 关于反诉原告主张的第三项请求中，要求原告给付2018年、2019年良种补贴款各15749元。双方2018年2月28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第三条第十约定：“合同期内国家良种补贴由乙方（闫绪红）享有，乙方争取到的国家项目或补贴由乙方享有---”。但反诉原告在法庭辩论终结前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国家良种补贴已发放给原告，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自己争取到了那些国家项目或补贴，更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原告占有了其补贴的具体金额。法庭辩论终结后(2020年9月10日），反诉原告提交了高台县财政局高财建【2015】12号《关于下达2015年第一批农业支持保护补贴资金的通知》及宣化财政所2020年9月10日出具的《证明》，证明内容中有“---2018年宣化村享受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地亩面积1576.03亩，补贴标准127.0664元/亩，共计发放200260.46元”表述。经与原告核实，原告认为2018年无良种补贴，只有地力保护补贴，是财政所直接转存到相应农户惠农卡上的。宣化村2370余亩耕地，地力补贴只按历史申报纳税面积1576.03亩核发，被告耕种的1500余亩耕地中到底有多少亩享有地力补贴，原告也不知情。经审查，前述文件和《证明》仍然无法支持反诉原告要求给付2018年、2019年良种补贴款各15749元的主张。反诉原告该项请求因证据不足，本案中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二条（四）、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一款、第九十三条一款、第九十四条（二）（三）（四）、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三条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由本诉被告闫绪红偿付本诉原告高台县恒信农业综合开发农民专业合作社2019年承包费743899.80元、利息31099.14元，2020年应付承包费371949.9元、利息2169.7元，共计承包费1115849.7元、利息33268.84元，承包费、利息合计1149118.54元，扣除被告闫绪红已付30万元，再付849118.54元。限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付清； 二、原被告2018年2月28日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限于2020年12月30日解除； 三、驳回本诉原告其他诉讼请求； 四、驳回反诉原告全部诉讼请求。 若不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被告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本诉受理费15637元，减半收取计7818.5元，由本诉原告负担2268.5元，由本诉被告闫绪红负担5550元。本诉被告闫绪红负担的5550元连同案件款一并给付原告。原告预交的案件受理费15637元，本院退还7818.5元。 反诉受理费12075元，减半收取计6037.5元，由反诉原告闫绪红负担。反诉原告预交的案件受理费6037.5元，本院不再退还。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甘肃省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双方当事人必须自觉履行。否则，本院将依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强制执行。申请执行的期限为二年。当事人超过申请执行期限申请执行的，不予受理。 审判员  潘海龙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一日 书记员  盛大磊 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 第三十九条土地经营权流转的价款，应当由当事人双方协商确定。流转的收益归承包方所有，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擅自截留、扣缴。 第四十二条承包方不得单方解除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但受让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 （四）其他严重违约行为。 第四十六条经承包方书面同意，并向本集体经济组织备案，受让方可以再流转土地经营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十条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第九十三条一款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 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 (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 (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 (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一百零八条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义务的，对方可以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 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 第一百一十三条一款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利息计算方法： 1、371949.9元×5%÷360×408（2019.5.1-2020.6.12）=21077.16元 2、371949.9元×5%÷360×194（2019.12.1-2020.6.12）=10021.98元 3、371949.9元×5%÷360×42（2020.5.1-2020.6.12）=2169.7元 4、371949.9元×3＋(21077.16＋10021.98＋2169.7)元－300000元=1115849.7元＋33268.84元－300000元=849118.54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