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04民初13770号 原告：四川明方辉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锦江区一环路东五段********。 法定代表人：李啟翠，四川明方辉贸易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兰，四川循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都燕果，四川循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四川锦航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成，住所地：成都市成华区双桥路**> 法定代表人：李犇，四川锦航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平，四川腾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新，男，四川锦航贸易有限公司员工。 第三人：成都盟友建材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住所地：成都市武侯区火车南站西路** 法定代表人：李小琼。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启明，男，成都盟友建材有限公司员工。 原告四川明方辉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方辉公司）与被告四川锦航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航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2月4日立案受理后，被告锦航公司申请追加成都盟友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盟友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经审查后依法追加第三人盟友公司。并依法由审判员康阳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明方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兰，被告锦航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平、罗新，第三人盟友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启明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明方辉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491,708.44元及利息（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利率自起诉之日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包括案件受理费8,676元，保全费2,979元。 事实和理由：2017年6月，被告中标中铁二局第四工程有限公司红河世家寨棚改异地工程项目，为该项目供应钢材，并于2017年7月1日签订了合同协议书。2019年初，原、被告双方约定，原告为被告提供钢材，运送至中铁二局红河项目部，交付给被告的代表及项目经办人。2019年4月-5月，原告为被告提供钢材98.428吨，后因被告未付款，原告停止向被告供应钢材。2019年6月13日，原、被告共同确认：原告已供应的钢材货款为491,708.44元。2019年6月19日，原告预先开具了部分货款（328,028.44元）的发票交付给被告，但被告仍未付款。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向法院起诉，望判如所请。 被告锦航公司辩称，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1．原、被告之间并未建立原告所称的买卖关系，案涉货物是第三人向被告所供，与原告无关；2．原告在事实和理由中所陈述的2017年7月1日签订的合同协议书不是事实，合同协议书是由被告与中铁二局所签合同，并非被告与原告签订。原告所称2019年4-5月原告为被告提供钢材不是事实，而是第三人向被告所提供；3．原告所称2019年6月13日原被告共同对账确认案涉货款并非是事实，2019年6月13日第三人与被告就案涉货款进行对账，但是微信上发的对账单显示的供货方是原告，被告对此提出异议，对该对账单没有进行确认；4．对于货款金额491,708.44元予以确认，但都是第三人向被告所供货物的对账金额。货款的计算方式是依照第三人与被告之间的采购合同第11页13.3条约定货到付款，同时单价的计算是约定按照第三方网站钢材价格下浮120元每吨来进行定价；补充协议第1条对购销权益有明确的约定。 第三人盟友公司述称，当时被告暂不能付款，第三人也没有款去垫付采购，第三人今日到庭的代理人与被告法人李犇直接沟通的，第三人提出3个方案，1．被告给第三人钱去采购，2．被告自行采购货物，把货物发到项目工地上，3．由第三人来代采即协调第三方发货，被告选择了第3种方案。李犇同意第三人去找的原告公司，当时第三人要求被告将款直接付给原告，李犇对此也是同意的。当时第三人去找原告时，因第三人是民企，原告不同意发货，后来第三人在中间协调，原告与被告之间没有对面交接，都是通过第三人在前期沟通，原告基于被告是国企才同意发货，但前提是被告直接付款给原告。后来确定了合作，原告与被告才建微信群进行交流。第三人的确与被告有往来，我认为原告已将货物送到项目并做了签收，就应该付款。要么是被告支付，要么是第三人支付，该笔款项应当由被告支付。但当时原告已不愿意向我发货，只愿意向国企发货。第三人认为被告也不是不愿意给钱，是因为向上级公司协调没有通过，被告公司包括罗新也尽力协调，但最终没能协调下来，第三人仍然认为应该由被告向原告支付案涉货款。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 2017年6月22日，中铁二局工程有限公司发出《中标通知书》告知被告已被确定为成昆铁路、恒大地产、红河安置房等项目的钢筋、水泥、钢绞线等物资采购的中标人。被告遂于2017年7月1日与中铁二局第四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铁二局四公司）签订了《合同协议书》，约定被告向中铁二局四公司提供钢筋、型钢、水泥、钢绞线等货物，并约定了合同总价、结算方式、货物验收、付款等一系列合同内容。 2017年9月，被告作为买方，第三人作为卖方，签订《中铁二局云南红河安置房项目钢筋采购合同》约定第三人向被告提供钢筋，第三人按照合同规定在交货点验合格后，及时与被告办理对账签认手续；被告及时完善相关支付手续，实行货到付款。第三人将每批次货物送至中铁二局蒙自红河世家项目部，凭中铁二局蒙自红河世家项目部指定收货人签收的《送货单》、第三人《出库单》办理签认手续。被告在五个工作日内按本合同约定计价方式下浮120元/吨验收并支付货款。每月20日办理对账核算事宜，结算前双方要在对账确认单上签字认可，第三人按照双方确认的型号规格、吨位、等价金额于当月25日前全额开具由税务机关监制的税率为17%正规增值税专用发票。第三人按照被告要求开具发票。合同总价款为88,331,760元。该合同由被告的代理人罗新和第三人的代理人汪伦签订，其中汪伦持有第三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办理合同签订等相关事宜。后双方又签订《采购合同补充协议》对合同结算和付款进行补充，约定结算单价下浮120元/吨作为被告对终端中铁二局蒙自红河世家项目的购销权益，购销权益计年化12%，以实际发生为准。不足部分由第三人补齐，被告有权在第三人5%尾款及货款中一并扣除。被告在终端中铁二局蒙自红河项目赊销供应量最大不超过2,200吨，被告结算第三人赊销供应量超过640吨的欠款部分，以实际发生为准。 原告提供了日期分别为2019年4月11日、12日、25日、26日《销货清单》4份，商品名称均为钢筋网片，数量均为5,000片，金额均为82,500元，共计330,000元。销货单上记载的收货单位均为中铁二局项目部、中铁二局红河项目部，均有高鹏程、杨建的签名确认，制单人均记载为孟腾。被告提供了2019年4月12日至5月29日的《送货单》5份，金额共计495,000元，收货单位为“锦航”，地址为红河蒙自，地址为红河蒙自人处由李启富签字确认，该5份送货单均加盖第三人的业务专用章。庭审中第三人认可李启富系第三人的员工。 2019年6月19日，原告开具了付款单位为被告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三张，金额共计328,028.44元。被告员工姜武签收了前述发票，并出具《发票签收单》载明，购货单位为被告，为2019年4月12日至2019年4月26日的送货单结算单，开票单位为原告。关于增值税发票，第三人在庭审中陈述发票系由原告寄给第三人，汪伦再交给被告，被告以不能结算为由将发票退还给第三人的汪伦，第三人称汪伦再次将发票寄给被告，被告称对第二次邮寄的发票，被告财务仍然拒收，但第三人陈述没有收到拒收退回的发票。 2019年11月11日，高鹏程出具《证明》称孟腾与照片吻合，履行钢材买卖合同，编号为“四司物云南红河物采（17）125号为经办人。”后附有一张一位男子手持合同页“第二节专用合同条款”的照片。2020年1月8日，孟腾出具《情况说明》称原告于2019年4月11日、12日、25日、26日，2019年5月26日、29日分别送钢筋网片5,000片到中铁二局云南红河世家寨安置房项目部，合计6次送货30,000片，孟腾作为被告与中铁二局签署钢材买卖合同的经办人，确实在以上几次时间收到被告安排原告送达的30,000片钢筋网片，且中铁二局云南红河世家寨安置房项目物资部高鹏程、杨建已确认数量并对了账。同日，中铁二局四公司红河世家寨棚改异地安置项目部出具《证明》证实高鹏程、杨建为该项目部物资部人员。 经查，柯某系原告财务人员，罗新系被告运营部部长，孟腾系第三人员工，汪伦系第三人财务。柯某将账目发送给汪伦，汪伦把对账单发送到微信群中。在微信群中，罗新于2019年5月13日要求支出账目清单货物网片应调整为与购销单匹配的类目。2019年6月13日，汪伦再次发送调整后的对账清单，罗新提出要标明型号，2019年6月21日，罗新告知柯某蒙自3月的账有变化和调整，同时告知供应单位也有调整。在被告与中铁二局四公司红河安置房项目部的第15次、16次对账明细表、台账和结算汇总表中，孟腾均作为被告的经办人对供货及货款进行确认。 另：庭审前，原告提交的柯某的手机微信截图打印件中，孟腾被备注为“云南盟友孟腾”，当庭出示该微信群聊天内容时，孟腾已被备注为“明方辉孟腾”。 认定以上事实有原告明方辉公司提交的原告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法定代表人身份证、被告工商信息、中标公示复印件、中标通知书复印件、合同协议书复印件、钢材结算汇总表（第15、16次对账）、应付款对账明细表（第15、16次对账）、钢材结算单价表（第15、16次计价）、销货清单（ＮＯ.0150901、0150902、0150903、0150904）、孟腾情况说明、高鹏程出具的证明、孟腾持合同协议书（被告与中铁公司签订的合同）的照片复印件、中铁二局项目部出具的证明、微信聊天记录截图、钢材采购对账单、柯某证言、四川增值税专用发票三份（ＮＯ.04768430、04768431、04768432）、发票签收单（签收人是被告员工姜武）、被告工商信息网络打印件，被告锦航公司提交的钢筋采购合同、送货单5份（系第三人的员工李启富通过微信向被告发送）、微信记录、中铁二局四公司红河项目钢材结算单（第15次）、中铁二局四公司红河项目钢材结算单（第16次）、采购合同补充协议，以及当事人陈述在案为证。 本院认为，本案各方对原告主张的货款金额均未提出异议，故对此不再赘述。各方争议的焦点为原、被告是否形成买卖合同法律关系，被告是否为原告所主张货款的付款主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之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应当为行为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当事人订立合同应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被告辩称并无与原告缔结及履行买卖合同关系的意思表示。原告主张与被告形成买卖合同关系，被告应承担付款义务，主要理由如下：其所供货物送达至被告的承建工地；被告经办人孟腾确认原告向被告供货的事实；被告在微信群中认可原告结算清单；被告收取原告开具的发票等。被告则辩称，被告系与第三人发生买卖合同关系，原告所供货物系受第三人指示运送至被告处，原告应向第三人主张货款。针对各方分歧，本院作如下评析： 社会实践中，常有代购、委托送货等情形，不乏供货人按照他人指示将货物送达指定地点的情形，据此径行判断合同相对方，常与实际的合同主体不一致。其次，原告认为孟腾作为被告经办人能够证实被告认可原告送货。庭审中，被告否认孟腾为其员工，第三人已确认孟腾为其员工。同时，根据原告立案时提交的证据，证人柯某在微信群中将孟腾的群昵称备注为“云南盟友孟腾”，后当庭出示微信时又已更改为“明方辉孟腾”，可见，原告对孟腾并非被告人员也是明知。既然孟腾并非被告经办人员，且第三人在本案中有一定的利害关系，故不能认定孟腾出具的《情况说明》为被告的意思表示。再次，原告证人陈述其将对账单做好了发送给第三人的汪伦，汪伦再将对账单发送到微信群里，若原、被告为直接的买卖合同关系，原告财务应直接将对账单发送给采购方，不必发送给第三人。第三人将对账单发到微信群时，被告对账单载明的供货方为原告表示异议，要求将供货方更改为第三人，可见，被告仅有从第三人处采购的意思表示，至于第三人向其他主体采购，被告配合对账，但并不发生付款主体的变更。该情况与开具增值税发票发生的分歧相吻合，同样的，原告开具发票后并未直接交付给被告，而是交给第三人的汪伦，汪伦交给被告签收后，被告对供货主体提出异议并将发票寄回。 本案中，被告中标后需要采购货物，遂与第三人签订《采购合同》及《采购合同补充协议》，对双方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被告提供的涉及本案供货的《送货单》均由第三人的员工李启富作为经手人签字并加盖第三人业务章，被告与中铁二局四公司对账时，第三人的员工孟腾均作为经办人在结算汇总表和对账明细表上签字确认。可见，《采购合同》及《采购合同补充协议》系被告与第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实际履行。至于第三人再向原告进行采购，并不影响被告与第三人之间的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原告并无证据证明在供货阶段原告已获得被告认可作为合同相对方。根据原告提交的证据，原告在群内对账和开具发票时均是先发送给第三人，这也印证了被告的辩称，即第三人向原告采购。被告对原告作为主体供货的对账清单和发票均表示了异议，现原告主张被告直接向其支付货款，仅在被告认可与原告直接发生买卖合同关系时，但原告提交的证据未能证明其主张，故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法律条文全文附后）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四川明方辉贸易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8,676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计4,338元，保全费2,979元，由原告四川明方辉贸易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康阳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苏倩 附：本判决所适用法律条文全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五十五条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 （二）意思表示真实； （三）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