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肥东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0122民初5169号 原告：凌贤后，男，1971年3月2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肥西县，现住安徽省合肥市滨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司杰，安徽皖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深圳建业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街道清湖社区清湖村宝能科技园**21A-J（**），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1921922614。 法定代表人：翁翕，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一云，安徽睿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侯贤锋，安徽睿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刘德伦，男，1969年9月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肥东县。 原告凌贤后与被告深圳建业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建业）、刘德伦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1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凌贤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司杰，深圳建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许一云和侯贤锋到庭参加了诉讼，刘德伦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凌贤后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深圳建业向原告支付下欠中砂款559,000元并自起诉之日起按LPR计算逾期利息至款清之日止；2、依法判令被告刘德伦对该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依法判令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两被告共同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自2014年至2017年4月13日向被告深圳建业承包施工的合肥滨湖菊园二标段项目供应中砂，其中2014年8月27日至2015年10月5日供货96,054元；2015年10月12日至2016年4月30日供货455,840元；2016年7月3日至2016年9月28日供货187,072元；2016年9月27日至2017年元月12日供货104,414元；2017年元月13日至2017年4月13日供货17,621元，原告总计货款860,992元。两被告已支付301,992元，还欠559,000元，原告就下欠的货款559,000元多次向两被告索要未果。 深圳建业辩称：一、刘德伦是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并非深圳建业的企业副总，也不是项目经理。刘德伦在2017年8月30日出具《承诺书》自认其是案涉工程实际施工人，且案涉工程所使用的钢材、砂石、水泥、水电管线等材料，均是肥东尊享商贸有限公司供货并提供相应发票。同时，生效的法律文书【包河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皖0111民初157号和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皖01民终5373号】也认定刘德伦系案涉工程实际施工人。二、就案涉工程中砂供应一事，深圳建业已经与肥东尊享商贸有限公司签订书面的合同并付款。三、刘德伦在刑事犯罪立案后，出具案涉“欠条”，不排除打击报复深圳建业，与原告恶意串通损害深圳建业利益之目的，该“欠条”对答辩人不发生法律效力。四、原告提供的两份判决书与本案并不相同，不具有参考价值。 综上，恳请法院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驳回原告对深圳建业的诉讼请求，或依法判定刘德伦承担责任。 被告刘德伦未应诉答辩。 原告凌贤后为支持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 证据一：身份信息、企业登记信息。证明目的：原、被告诉讼主体适格。 证据二：证人李某书面《证明》5份、被告刘德伦出具的借条《欠条》1份。证明目的：1、原、被告形成中砂买卖合同关系；2、原告所提供的中砂实际用于深圳建业承建的合肥滨湖菊园二标段工程中；3、两被告欠原告559000元货款。 证据三：安全文明施工组织设计、安徽省肥东县人民法院（2019）皖0122民初6586号民事判决书和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皖01民终1886号民事判决书。证明目的：1、深圳建业承建合肥滨湖菊园二标段工程并设立深圳建业滨湖菊园二标段项目部；2、刘德伦在2014年至2018年7月间作为深圳建业常务副总在深圳建业承建的合肥滨湖菊园二标段项目部任项目经理。 证据四：安徽省建业恒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企业登记信息，刘德伦2014年9月至2018年3月合肥市社保征缴信息。证明目的：深圳建业全资子公司安徽省建业恒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和深圳建业安徽分公司在2014年9月至2018年3月为刘德伦缴纳社保，证明刘德伦是深圳建业公司员工，其向原告购买中砂和出具欠条均系职务行为。 深圳建业质证意见如下： 一、对证据一的“三性”不持有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深圳建业不是本案适格主体。 二、对证据二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持有异议。首先，该五份《证明》中2014年8月27日-2015年10月5日按每车计价，2015年10月12日-2016年4月30日按每立方米计价，2016年9月27日-2017年6月12日又按每车计价，同一出卖人供货及同一证明人出具证明，但计价方式不一样，有悖常理。其次，五份《证明》出具时间最早的是2015年10月11日，直至原告起诉近5年的时间，并且2018年刘德伦因资金问题无法继续承建案涉工程，深圳建业接手案涉工程。期间，原告从未向深圳建业索要过货款，深圳建业公司也未向原告支付过任何货款，原告的行为有悖常理。再次，五份《证明》的起止时间是2014年8月27日至2017年6月12日，而《欠条》所涉时间是2014年3月5日至2017年4月13日，但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2014年3月5日至2014年8月27日及2017年4月13日至2017年6月12日期间供货，与欠条所述的情况不符。再其次，五份《证明》出具人“李某”不是深圳建业的工作人员，其是否与原告、刘德伦有利害关系及是否具有证人资格无法确定，且也没有出庭接受法庭质询。故，该五份《证明》不能作为定案证据，不能证明原告与深圳建业建立买卖合同关系，也不能证明向案涉工程供应中砂的事实。最后，刘德伦出具案涉《欠条》时间是2020年5月12日，此时其不仅“退场”二年，而且因涉嫌犯罪正在被追究刑事责任，且案件已移送检察院提起公诉。同时，刘德伦也没有就出具《欠条》一事出庭接受法庭质询，因而《欠条》不能作为定案证据，也不能排除刘德伦是故意报复深圳建业，进而与原告恶意串通损害深圳建业权益。 三、对证据三中“安全文明施工组织设计”的三性均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对两份判决书的真实性不持有异议，但对其合法性和证明目的均有异议。首先“安全文明施工组织设计”签章的是深圳市建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但在承建案涉工程时，深圳建业是以现在的名称承建案涉工程的，该事实从深圳建业与刘德伦等人签署的《联营合作协议》得以佐证。因此“安全文明施工组织设计”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其次，刘德伦是案涉工程实际施工人，其负责案涉工程项目建设全部事务。因此，刘德伦在所谓项目管理组织机构自称是常务副总，与其的自认不符，并且原告也没有提供任职文件等其他证据佐证刘德伦系深圳建业的常务副总；原告提供的社保证明是安徽省建业恒生建筑有限公司及深圳建业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并不是深圳建业。即便如原告所称以上两家公司与深圳建业有关联关系，也不能以此证明刘德伦系深圳建业的员工。再次，我国不是判例法国家，并且该案与本案有区别。需要说明的是，一审判决认定刘德伦系深圳建业常务副总，构成职务行为；二审判决则认为刘德伦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不仅两者不一致，而且均与客观事实相悖。若该判决的逻辑成立，即只要刘德伦随便写个欠条，而且是在时隔多年且被追究刑事责任的过程中，再有几个人出具个证明，深圳建业就须承担责任，实属荒谬。为此，深圳建业已向省高院申请再审也被受理。最后、对证据四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是对其关联性尤其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提供的该组证据，是另外两家公司为刘德伦缴纳社保的明细表，与深圳建业无关，因而不能证明刘德伦是深圳建业的员工。虽然恒生建业公司与深圳建业是关联公司，但是两家公司是独立法人，而安徽分公司也具有独立用人权利，不能因深圳建业分公司为刘德伦缴纳社保就认为其是深圳建业员工。且购买社保的单位承担部分也亦由被告个人交付。通过该份证据恰恰证明原告诉请与其诉称矛盾，也有违法律规定。如果原告认为刘德伦是深圳建业的员工，其主张两者承担连带责任缺乏法律依据，更与法律规定相悖。另外，公司员工的行为并不当然构成职务行为，关于职务行为法律有明确规定。 深圳建业为支持其抗辩，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 证据一：深圳建业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证明目的：被告民事诉讼主体资格。 证据二：《联合经营协议》（签订于2015年1月23日）、《承诺书》（签订于2017年8月30日，承诺人刘德伦）。证明目的：1、就案涉“滨湖菊园二标段”工程，深圳建业与刘德伦、陆斌、王涛三人于2015年1月23日签订《联合经营协议》，从双方对工程的工期、价款、质量、材料采购方式等相关权利义务的约定，说明案涉工程实际由刘德伦承建，刘德伦是实际施工人；2、刘德伦于2017年8月30日出具《承诺书》，自认其是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并以“肥东尊享商贸有限公司”名义供货和提供发票；3、《联合经营协议》第8.8条规定，案涉工程涉及到经济合同必须加盖深圳建业的公章才有效，否则对深圳建业不发生法律效力。本案原告未提供书面的供货合同，即便存在口头合同，与该联合协议相背，对深圳建业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因此，原告向深圳建业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证据三：《黄砂、石子、水泥购销合同》（时间2015年1月6日）、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大额往账凭证一份（时间2016年5月6日，金额246,250元）、中国工商银行支付凭证一份（时间2015年7月1日，金额104.25万元）。证明目的：就案涉工程的中砂采购项目，深圳建业与肥东尊享商贸有限公司已于2015年1月6日签订《黄砂、石子、水泥购销合同》，合同约定由肥东尊享商贸有限公司向案涉工程供应砂石，且深圳建业已于2015年7月1日、2016年5月6日分两次向肥东尊享商贸有限公司支付水泥、砂石材料款共计1,288,750元。故，原告向深圳建业再次主张中砂款与事实不符。 证据四：受案回执（时间2019年3月14日）、立案决定书（时间2019年4月16日）。证明目的：案涉工程因砂石、钢材、石材等供应一事，深圳建业向公安机关举报刘德伦涉嫌刑事犯罪，公安机关已经于2019年4月16日立案侦查。而刘德伦却于2020年5月12日向原告出具《欠条》，有报复深圳建业之非法动机，更是与原告恶意串通损害深圳建业权益之目的，该《欠条》对深圳建业不发生法律效力。 证据五：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皖01**民初157号）、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皖01民终5373号）。证明目的：2019年6月，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和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曾审理过与案涉工程施工材料采购相关的、与本案类似的案件，两审法院均认定刘德伦系案涉工程实际施工人，并以案件涉及刑事犯罪而裁定驳回原告起诉。 对此原告凌贤后质证意见如下： 对第一组证据三性及证明目的无异议；对第二组证据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持异议，《联合经营协议》属于公司内部管理规定，与本案无关，《承诺书》与刘德伦是其企业员工相矛盾，因此对合法性不予认可，也达不到深圳建业的证明目的；第三组证据系深圳建业单方提供，对真实性持有异议，同时对其合法性和关联性也有异议；对第四组证据的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是深圳建业公司内部管理导致的，与本案无关；对第五组证据的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我国不是判例法国家，因此与本案无关。 对双方质证意见，本院认证如下： 对凌贤后提供的证据一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予以认定，该证据能证明原、被告民事主体资格；证据二中证人李某书面《证明》5份》属证人证言，由于证人既未李某未出庭接受法庭质询，亦未提供李某的身份证明，且5份《证明》中的一份证明也没有出具时间，对5份《证明》“三性”不予认定。《欠条》出具时间是2020年5月12日，此时刘德伦已不再承建案涉工程，效力是否及于深圳建业在之后一并评述；对证据三中“安全文明施工组织设计”不予认定，与深圳建业名称不一致。安徽省肥东县人民法院（2019）皖0122民初6586号民事判决书和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皖01民终1886号民事判决书两份判决书真实性予以认定，但鉴于该案与本案案情并不完全一致，且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已受理了该案的再审，故对该两份判决书的证明力在本案中依法不予认定；对证据四真实性和合法性予以认定，但该组证据不能直接证明本案被告在案涉欠条上的签字行为为职务行为，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定。 对深圳建业提供的证据一的“三性”和证明目的予以认定；对证据二中《联合经营协议》真实性予以认定，对《承诺书》“三性”予以认定；对证据三和证据四的“三性”予以认定；对证据五真实性和合法性予以认定，但和本案无关联性。 经审理查明：案涉工程合肥滨湖菊园二标段由深圳建业中标承建。2015年1月23日，深圳建业与刘德伦、陆斌、王涛三人签订《联合经营协议》，将案涉工程交由刘德伦等三人承建。2015年1月6日，就案涉工程所需黄砂、石子和水泥等，深圳建业与肥东尊享商贸有限公司签订《黄砂、石子、水泥购销合同》，并于2015年7月1日、2016年5月6日分两次向肥东尊享商贸有限公司共计支付货款1,288,750元。2017年8月30日，刘德伦出具一份《承诺书》，确认案涉工程所使用的钢材、砂石、水泥、水电管线等材料均由肥东尊享商贸有限公司供货。 另查明，案涉工程开工时间是2015年3月，竣工时间是2019年9月。刘德伦负责承建案涉工程时间是2015年3月至2018年7月。2019年初，深圳建业的委托代理人以刘德伦涉嫌持有伪造的发票罪向肥东县公安局举报，2019年4月16日，肥东县公安局对该案立案侦查，后因为管辖问题将本案已送合肥市包河区公安局侦查，现正在侦办中。 再查明2020年5月12日被告刘德伦向原告凌贤后出具欠条一张，欠条载明“今欠到凌贤后中砂款伍拾伍万玖仟元整（559000．），自2014年3月5日至2017年4月13日止，滨湖菊园二标项目负责人刘德伦，2020.5.12．”字样。 2020年7月13日原告以诉称理由诉讼来院，请依法判如所请。 上述事实有欠条、五份书面证明、《联合经营协议》《承诺书》、肥东县公安局受案回执、肥东县公安局立案决定书、社保缴纳明细、汇款凭证、安徽省肥东县人民法院（2019）皖0122民初6586号民事判决书和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皖01民终1886号民事判决书、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皖民申3951号民事申请再审案件受理通知书、当事人陈述、庭审笔录等证据在卷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1、原告凌贤后主张的与被告深圳建业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是否依法成立；2、被告深圳建业与刘德伦之间关系如何界定；3、原告凌贤后要求深圳建业和刘德伦承担连带责任是否成立；4、在本院和其他法院之前相关类似案件的裁判结果，对本案是否具有参考价值。综合评判如下： 一、原告凌贤后主张的与深圳建业间的买卖合同依法不能成立，深圳建业不是买卖合同相对方。 原告凌贤后为证明其与深圳建业建立之间存在合法有效买卖合同关系，提供了李某出具的五份书面证明。本院认为，该5份《证明》属证人证言，由于证人李某未出庭接受法庭质询，亦未提供身份信息，也未能说明不能出庭的理由。且凌贤后回答深圳建业提问时称送货单或送货交接清单在自己手里，该自述与5份《证明》中其中4份载明“（所有）单据收回作废”相矛盾，依据常理和交易惯例，如果真的有送货单据，则无需另行重新出具《证明》。故，本院对李某出具的五份书面“三性”均不予认定。《欠条》记载的供货时间自2014年3月5日至2017年4月13日止，5份《证明》记载的供货起止时间是2014年8月27日至2017年6月12日止，两者不一致；并且《欠条》出具时间是2020年5月12日，此时刘德伦已因涉嫌持有伪造的发票罪被立案侦办，因此刘德伦不管是凌贤后主张的“深圳建业员工或常务副总”，还是深圳建业主张的“实际施工人”，均应遵循一般谨慎和善良人义务，不仅不能从事损害他人尤其是与已有利害关系人的利益，而且还应如实告知凌贤后自己的现状，即其无权代表深圳建业或案涉工程项目部对外出具任何材料。另一方面，凌贤后在庭审中称其一直是与刘德伦联系，包括供货、结算、付款等，如其所言属实，从其自身权益保护出发，其应知晓刘德伦“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在此情况下，凌贤后还要求或接受刘德伦出具《欠条》，说明凌贤后非善意相对人。易言之，该《欠条》效力仅约束刘德伦，对深圳建业不发生法律效力。 二、被告刘德伦仅是案涉项目的实际施工人，并非深圳建业员工或常务副总。虽然案涉工程施工期间深圳建业安徽分公司及其关联的安徽省建业恒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为被告刘德伦购买了社保，但该社保的购买该由公司承担部分亦全部由刘德伦个人承担，与常理不符。购买社保的时间仅为2014年9月至2018年3月，恰恰为案涉工程施工期间，更加证明被告刘德伦为实际施工人，并非并非深圳建业员工或常务副总。另深圳建业安徽分公司与安徽省建业恒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为人格上彼此独立的两个主体，不可能同时均与被告刘德伦建立劳动关系。被告刘德伦自行出资挂靠相关公司购买社保实为被告刘德伦作为实际施工人为了管理需要，并非真正的建立劳动关系，亦比较符合建筑市场的客观实际。 三、原告凌贤后要求深圳建业和刘德伦承担连带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连带责任是一种严格的法定责任，本案中案涉欠条的约束力仅及于原告凌贤后和被告刘德伦。被告刘德伦实为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由于原告凌贤后没有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与深圳建业买卖合同关系成立，故其要求深圳建业承担给付货款义务，刘德伦承担连带责任，缺乏最基本的事实基础。故原告凌贤后要求深圳建业和刘德伦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 四、其他法院相关案件的裁判结果，对本案不具有参考价值。本案审理中，原告凌贤后和被告深圳建业均提供了业已生效的法律文书，作为支持已方观点的依据。对此，本院认为，本案与其他案件案情并不完全一致，法院对每一起案件的判断，还要取决于原、被告双方当庭陈述和抗辩，以及对案件事实和相关法律的理解和诠释。且原告凌贤后提供的安徽省肥东县人民法院（2019）皖0122民初6586号民事判决书和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皖01民终1886号民事判决书所涉及的相关案情与本案并不完全一致，对本案不具有参考价值。 综上，原告无证据在原告凌贤后与深圳建业之间有直接的买卖合同关系，对其要求深圳建业给付货款559,000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被告刘德伦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出具《欠条》效力仅及于自身，刘德伦应向凌贤后支付货款559,000元，刘德伦未及时支付货款，原告凌贤后有权要求其支付欠款并自起诉之日起按LPR计算利息。被告刘德伦未到庭参加诉讼，应视为放弃答辩和质证的权利，本案依法可以缺席判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刘德伦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凌贤后货款559,000元，并以此为基数，自2020年7月13日起按LPR支付利息，款清息止； 二、驳回原告凌贤后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9,390元，减半收取为4,695元，由被告刘德伦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计振东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日 法官助理周俊君 书记员孙淑慧 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 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 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 第一百三十条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 第一百五十九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对价款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 第一百六十一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