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9民终82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周华德，男，1968年6月17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云梦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安红玲，系被周华德妻子，住址同上。代理权限：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调解，提起反诉或者上诉等。委托诉讼代理人：於雷，湖北谦牧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调解，提起反诉或者上诉等。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袁文英（曾用名袁三、袁光明），男，1968年4月3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云梦县。上诉人周华德因与被上诉人袁文英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云梦县人民法院（2020）鄂0923民初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华德的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判决，改判或发回原审法院重新审理;当庭明确诉讼请求：请求依法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袁文英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本案第一、二审的诉讼费由袁文英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查明事实不清，认定事实错误。1.袁文英在一审庭审过程中承认是本案案外人关智仁通知其到涉案工地提供劳务，且关于公司报酬约定亦是关智仁与其协商确定，劳务合同关系的主体应当是袁文英与关智仁。而原审法院对袁文英自认的事实不予认定，导致判决结果张冠李戴。涉案工地实际承包老板共有三人，而关智仁就是其中之一，负责招收劳务人员，袁文英之所以在事情发展到今天起诉周华德，是基于关智仁拒绝支付劳务费(一审中发问过程中承认)。2.原审法院以村委会证明认定袁三和袁文英是同一人，系证据认定采纳错误。本案中，村委会的证明其形式上是书证还是证人证言有待确认，如法院认定是证人证言，根据证据规则，应当要求其出庭，特别是该份证言存在逻辑上错误。如法院认定是书证，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存疑，村委会证明中文字表述主旨为“欠条上袁三就是本村袁文英”，该句语言表述存在严重法理错误，其一，村委会并未参与2019年2月1日胁迫事件，无法知晓袁文英参与上述事件，否则周华德有理由怀疑村委会在周华德被逼迫签字当日村委会有人在现场;其二，证据的形式应当客观真实证明某个法律事实，而不应当带有评判性语言。村委会仅能证明本村袁文英有小名叫“袁三”。3.袁文英在庭审中认可其在涉案项目提供劳务，其出工都记有工量条，袁文英以时间久远需回家查找为由搪塞法院，一审法院为了案件从简从快，忽略查证此事实，须知，上述所提到的工量条系关智仁出具，上面可能存有关智仁签字确认。原审法院遗漏此事实而作出判决，难以服众，让原判决难以久经考验。4.原审庭审查明的部分事实都能印证关智仁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开庭前，周华德向法院申请追加关智仁为本案第三人，原审法院口头驳回周华德申请，该口头驳回申请系严重错误决定。根据民诉法第56条之规定，第三人与案件处理结果存在利害关系的，当事人可以申请参加，人民法院亦可依职权追加其为本案诉讼参与人。关智仁与周华德系合伙关系，不论判决结果如何，都必然与项目总收支存在必然联系，人民法院应当追加关智仁参加诉讼。二、原审法院套用、理解法律错误。劳务关系是指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平等主体，经过友好协商，通过劳务合同建立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该合同可以以书面约定，也可以口头或其他形式进行约定。原审法院仅依据《合同法》第109条之规定判决周华德承担责任，而未依据法律规定认定袁文英与何人建立劳务关系作出合法认定。《合同法》第13条、第25条明确规定合同关系建立可以是书面的，亦可以是口头的，乙方作出邀约，相对方作出承诺，双方之间合同关系建立。原审庭审中，袁文英认可关智仁向其发出邀请，即到涉案项目做工，按大工一天280元，小工120元，袁文英接受邀约作出承诺，承诺到达时，双方劳务关系建立。至此，关智仁应当为本案中承担劳务费的适格主体。根据民事诉讼法第56条的规定，应当依法追加其参与诉讼。综上，恳请贵院查清事实，避免恶势力利用法律漏洞乘势作乱，依法维护法律的尊严，真正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袁文英辩称：纠结袁文英还是袁三是没有道理的，这个工资是三个老板都协商好的，工资表都是周华德的老表在管理，不是我说了算。签字都是周华德自己签的，我没有到场。是谁签的字找谁要钱，我根据法院判的来。袁文英一审诉讼请求：1.判令周华德立即支付拖欠袁文英的人工费2604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周华德承担。一审法院认定：2016年3月，袁文英到周华德承建的山东省寿光市圣泰工地从事建筑工作。约定每天工资280元。2016年年底工程完工后，经与周华德结算，袁文英人工费共计26040元。经袁文英多次催要，2019年2月1日，周华德向袁文英出具欠条一张，欠条载明欠袁文英在圣泰工地人工费26040元。袁文英多次找周华德催要拖欠的劳务报酬无获后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判令如诉所请。一审法院认为：一方向他方提供劳务，他方给付报酬的行为，形成劳务合同关系。为他方提供劳务的人有权利获得报酬，接受劳务的一方没有全部支付劳务报酬的，有义务按照约定向提供劳务方支付劳务报酬。本案中袁文英等人为周华德提供劳务，双方形成劳务关系。周华德应当按约定向袁文英支付报酬。经结算确认周华德下欠袁文英劳务报酬款26040元，一审法院对该事实予以认定。关于袁文英是否为本案适格原告的争议。一审法院认为，袁文英提交了村委会证明，证明欠条中载明袁三与袁文英系同一人，周华德抗辩袁文英主体不适格，但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故对周华德的该项抗辩主张未予支持。对袁文英要求周华德支付拖欠劳务报酬的诉请，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周华德抗辩的属于合伙债务的抗辩意见，一审法院认为周华德以出具欠条形式对下欠的劳务报酬的数额及给付义务人进行了确认，根据欠条记载的内容足以表明诉争债务的债权人为袁文英，债务人为周华德，双方之间成立债权债务关系。周华德应当按约定向袁文英支付报酬。对于周华德抗辩的该债务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一审法院认为，周华德出具欠条时间为2019年2月1日，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故对其该项抗辩未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周华德于判决生效之日起给付袁文英劳务报酬26040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51元，由周华德负担,交纳期限同上。本院二审期间，周华德、袁文英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案系因给付劳务报酬引发的纠纷，符合劳务合同的法律特征，应当定性为劳务合同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本案二审针对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一、本案是否应当追加关智仁、关建辉为共同被告；二、周华德是否应当向袁文英支付人工费26040元。关于焦点问题一，本案不应追加关智仁、关建辉为共同被告。其一，周华德并未提供书面的合伙协议，亦未提供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存在口头合伙协议，故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周华德、关智仁、关建辉存在合伙关系。其二，即便周华德、关智仁、关建辉存在合伙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合伙人对合伙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偿还合伙债务超过自己应当承担数额的合伙人，有权向其他合伙人追偿。袁文英根据周华德出具的欠条向周华德主张权利，具有事实依据，亦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周华德若有证据证明存在合伙关系且其偿还合伙债务超过应当承担数额的，亦可另行主张，故本案并非必要的共同诉讼。一审法院未追加关智仁、关建辉为本案共同被告，不违反法律规定。关于焦点问题二，周华德应当向袁文英支付劳务费26040元。其一，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周华德认可袁文英在山东圣泰嘉苑工地提供了劳务，只是抗辩袁文英系关智仁雇请的工人应由关智仁支付劳务报酬。另根据袁文英所在村委会出具的证明，可知袁三是袁文英曾用名，故袁文英作为本案一审原告的诉讼主体适格。其二，周华德主张案涉欠条系因逼迫出具，但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周华德向袁文英（即欠条载明的袁三）出具的欠条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同时也说明周华德对袁文英提供的劳务工作量已进行了结算，周华德应当按照欠条载明的金额向袁文英支付人工费26040元。综上所述，周华德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经合议庭评议，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51元，由上诉人周华德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石仁礼审判员  汪书力审判员  张杨玉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陈 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