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宁民终387号上诉人（一审被告）：宁夏汉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某，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某，宁夏诚托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宁某（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宁夏文投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某，北京大成（银川）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某，北京市康达（西安）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一审被告：李某，系宁夏汉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住宁夏回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某，宁夏诚托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宁夏汉唐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宁某（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煤城记忆基金）、一审被告李某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宁01民初28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汉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某，被上诉人煤城记忆基金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某、程某，一审被告李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汉唐公司的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宁01民初2874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2.依法将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宁01民初287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改判为：汉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煤城记忆基金股权转让款88649898.54元；3.依法将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宁01民初287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改判为：汉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煤城记忆基金违约金（以88649898.54元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五计算自2019年6月17日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4.一、二审案件诉讼费由煤城记忆基金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判决遗漏必须进行共同诉讼的当事人宁夏汉唐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目标公司），程序错误，依法应当发回重审。涉案《增资扩股协议》《增资扩股协议之补充协议》《关于宁某（有限合伙）、宁夏汉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宁夏汉唐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之补充协议》几份协议中有三方合同当事人，即汉唐公司、煤城记忆基金和目标公司，而且目标公司作为合同当事人对于本案中涉及到的股权分红的支付和股权转让等方面均有明确约定的权利和义务，本案不能离开目标公司单独来审理。《关于宁某（有限合伙）、宁夏汉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宁夏汉唐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之补充协议》第二条约定：煤城记忆基金、汉唐公司、目标公司于2017年8月16日签订的《增资扩股协议》《股权转让协议》和2017年10月31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中相关条款与本协议内容不符或未涉及本协议相关内容的，均以本协议约定为准，协议中也对目标公司应当有的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且与本案的处理结果存在重大利害关系。还约定煤城记忆基金在投资入股目标公司后，其享受的权利是进行股权、股东分红并进行收益，支付分红的主体是目标公司。一审判决对该部分股东分红进行实体的认定处理，涉及的金额为17750101.46元，在没有合同当事人又是付款主体且该分红涉及其权利的目标公司没有出庭参加诉讼的情况下裁决明显违反法定程序。煤城记忆基金依据各种协议享受固定股东分红约定的效力和股东分红的时间和前提是否成立是本案裁决程序和实体部分的关键，说清股东分红的定义和股东分红的条件是关键因素。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条、第一百六十六条规定，煤城记忆基金单独分配股东红利是在其将入股款打入目标公司当日，目标公司再将所谓股东分红款打给煤城记忆基金，该股东分红根本没有进行过弥补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就进行了分配，并且对于分配股东分红前有没有财务报表等必要条例件均没有审查，该部分证据需要目标公司参加诉讼才能查清。且该股东分红是否合法的争议也即本案裁决股东分红可否作为股权转让款进行认定的争议与目标公司有重大利害关系。因此，目标公司是本案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一审法院遗漏和不追加目标公司参加诉讼违反法定程序，理应发回重审。2.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股东分红约定的条款无效，依法不应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条、第一百六十六条规定，公司在未弥补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的情形下，所获利润不得用于分配。未经股东会决议，无论是以向股东支付股息或红利的形式，还是以股息或红利形式之外的、以减少公司资产或加大公司负债的形式分发款项，均是为股东谋取利益，变相分配公司利益的行为，贬损了公司的资产，损害了部分股东利益，更有可能影响债权人的利益。未经弥补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进行利润分配的行为当属无效行为，分配也必须退还公司，该规定属法律强制性规定。因此，煤城记忆基金所谓应得股东分红17750101.46元依法不应得到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被上诉人煤城记忆基金辩称，一、一审判决程序合法，案外人目标公司不属于本案必要共同诉讼人。1.目标公司不属于必须进行共同诉讼的当事人。从法律上看，本案是基于《股权转让协议》产生的股权转让纠纷，煤城记忆基金与汉唐公司之间建立股权转让法律关系，股权转让方是煤城记忆基金，履行股权受让义务的是汉唐公司，而汉唐公司与目标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与本案所涉煤城记忆基金与汉唐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法律关系。在煤城记忆基金与目标公司之间建立的是增资入股法律关系，其所涉及的权利义务与煤城记忆基金与汉唐公司之间所建立的股权转让、受让权利义务关系分属不同种类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目标公司并非本案的必要共同诉讼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第一百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九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五条、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第三百三十六条的规定，股权转让纠纷涉及的目标公司不属于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范畴，不应当追加作为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2.从合同主体上，目标公司并非案涉的股权转让纠纷的法律主体。案涉的《股权转让协议》系汉唐公司与煤城记忆基金之间签订的关于股权转让的约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而目标公司并非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主体，该协议对目标公司不具有任何约束力。3.从汉唐公司与煤城记忆基金对股权的处分上，与目标公司无关。自煤城记忆基金增资后至今，目标公司的股东仍系煤城记忆基金和汉唐公司，煤城记忆基金占股80%，汉唐公司占股20%，双方合计持有目标公司100%的股权，煤城记忆基金和汉唐公司均有权对自身财产进行处分，煤城记忆基金和汉唐公司之间的纠纷，不涉及目标公司的利益，且煤城记忆基金在一审的诉讼请求亦与目标公司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因此，目标公司不是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一审法院判决程序合法。二、关于汉唐公司主张股东分红约定的条款无效，不应当成立。1.本案的请求权基础是《股权转让协议》，该《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情形出现时，负有履行义务的一方当事人即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汉唐公司履行股权受让义务的事实前提和条件是目标公司未按期足额向煤城记忆基金支付分红款且汉唐公司没有补足。无论目标公司未按期足额向煤城记忆基金支付分红款的原因、性质如何认定，均不能影响和改变汉唐公司履行股权受让义务的条件已经成就这一客观事实。2.《股权转让协议》是汉唐公司和煤城记忆基金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汉唐公司也认可这份协议的真实性，故《股权转让协议》的内容真实合法有效，对双方产生法律拘束力，在《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股权受让条件成就时，汉唐公司即应履行该义务。3.汉唐公司在上诉理由中所称的“股东分红问题”，其权利来源于《增资扩股协议》，而非是本案诉争的《股权转让协议》，股东分红并不等于股权转让，属于不同法律关系下调整的不同法律问题。《增资扩股协议》和案涉的《股权转让协议》虽有一定关联，但仍是两份相互独立的协议，反映的是不同的法律关系。从两份协议签署目的上看，《增资扩股协议》属增资法律关系，其解决的是煤城记忆基金通过增资扩股“进入”目标公司的“进入”问题；而《股权转让协议》属股权转让法律关系，其解决的是煤城记忆基金通过股权转让方式从目标公司“退出”问题。从两份协议的签署内容上看，《增资扩股协议》的主要内容是，煤城记忆基金在增资成为目标公司股东后，目标公司按约向其支付股东分红；而《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是汉唐公司在约定的股权转让、受让条件成就后，即应履行受让煤城记忆基金持有的目标公司全部股权的义务。从两份协议的履行主体上看：《增资扩股协议》中履行义务的主体是目标公司；而《股权转让协议》中履行义务的主体是汉唐公司，而非目标公司。《增资扩股协议》和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在内容上反映的是不同的权利义务关系，从法律属性上也无主从关系。《增资扩股协议》的效力以及《增资扩股协议》项下“股东分红”的性质和效力认定，均不应影响对《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认定和履行。4.股东分红系各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增资扩股协议》合法有效。《增资扩股协议》的产生是基于宁夏煤城记忆文化旅游项目，该项目业已经过政府部门的批准，合法有效。各合伙人出资设立了煤城记忆基金并在中国证券基金业协会以股权投资基金的形式正式备案，依照协议约定按各合伙人的实际出资额向目标公司增资。故《增资扩股协议》中关于增资的内容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因而合法有效。《增资扩股协议》的内容汉唐公司和李某均是明知和认可的，是协议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已实际履行。煤城记忆基金不仅按照该协议内容向目标公司实际注入资本金并规范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成为目标公司合法股东，且已行使股东权利，向目标公司委派了两名董事，参与公司重大经营决策事项。同时，目标公司也已按照该协议的约定实际履行了部分股份分红的支付义务。对此，汉唐公司和李某均是明知的。在案涉增资完成前，目标公司即是汉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而且目标公司和汉唐公司均受李某的实际控制，李某也同是这两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董事长。因此，对于签署《增资扩股协议》，包括《股权转让协议》以及目标公司实际履行了部分股东分红的支付义务，汉唐公司以及李某均是完全知情且同意的，故汉唐公司和李某否认该协议效力，拒不履行其应当履行的合同义务，不应得到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四条规定，赋予了有限公司可自行约定分红方式的权利。而《增资扩股协议》中约定的分红方式，正是由煤城记忆基金与目标公司及其当时的控股股东汉唐公司共同约定的，系各方之间真实的意思表示。在汉唐公司和煤城记忆基金均认可并签署《增资扩股协议》的情况下，关于股东分红的约定已经目标公司全体股东的一致同意，符合法律规定。5.股东分红约定效力与否不影响汉唐公司对该约定的差额补足义务的履行。《增资扩股协议》中约定的汉唐地产关于差额补足的义务，实际构成《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九民纪要》）项下的投资人与特定股东的对赌，该等对赌效力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司法实践中，均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支持。投资人从特定股东处获取的差额回报本质上并不构成优先分红，并非其作为公司股东行使优先分红权而获得的财产收益，而是其依据《股权转让协议》要求汉唐公司履行其应尽的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故《股权转让协议》的本质是当汉唐公司不能履行义务时，为了保障煤城记忆基金作为投资人的投资收益而设置的退出机制。《增资扩股协议》中的分红条款不是对公司法第一百六十六条的违背，目标公司未进行股东分红系目标公司层面的行为，触发股权转让条款的实质是由于汉唐公司未履行其保证承诺义务而出现的。6.股东分红的约定不影响《增资扩股协议》、《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从《增资扩股协议》、《股权转让协议》内容及履行方式看，煤城记忆基金实际上不参与目标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派驻董事的目的主要是对公司对外借款、担保等重大事项以及投资资金用途的监督、把关，不承担公司经营风险，只是按固定利率收取约定的红利。煤城记忆基金进行股权投资的实质是以增资扩股方式取得固定投资回报，而非参与或控制目标公司的经营管理。煤城记忆基金虽然通过工商变更登记取得了目标公司的股东身份，但其股东权利义务与普通股东有所不同。尽管煤城记忆基金占有目标公司80%的股权，但煤城记忆基金实际上并不是目标公司的控股股东，亦没有证据表明煤城记忆基金滥用大股东身份获取了投资回购款和红利。因此，即使煤城记忆基金在增资持股期间获取固定红利的约定不符合公司法有关利润分配的相关管理性规定，但不影响案涉《增资扩股协议》、《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依法驳回汉唐公司的上诉请求。煤城记忆基金向一审法院的起诉请求：1.判令汉唐公司向煤城记忆基金支付暂计至2019年7月31日的股权转让款116017756元，以及自2019年8月1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期间以10640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化投资收益率11.20%标准计算的股权转让款（计算明细详见附件）；2.判令汉唐公司向煤城记忆基金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7135092元（以116017756元为基数，按照日万分之五标准计算，自2019年3月30日起暂计至2019年7月31日），以及以实际股权转让款为基数，按照日万分之五标准，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违约金（计算明细详见附件）；3.判令汉唐公司向煤城记忆基金支付律师费380000元；4.判令煤城记忆基金对汉唐公司抵押的位于石嘴山市的房屋在第1、2、3项诉讼请求范围内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5.判令李某对第1、2、3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清偿责任；6.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汉唐公司、李某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煤城记忆基金与汉唐公司均系案外人目标公司的股东，李某为汉唐公司与目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7年8月16日，煤城记忆基金与汉唐公司、目标公司共同签订《增资扩股协议》，约定汉唐公司持有目标公司股权，决定新增煤城记忆基金为目标公司新股东，认缴新增资本人民币2亿元，占增资后注册资本80%（如煤城记忆基金各合伙人出资未达到2亿元，则以合伙人实际出资确定对目标公司最终新增实缴资本数额）。第四条第1款约定，汉唐公司和目标公司同意，自煤城记忆基金各合伙人投资资金进入煤城记忆基金账户之日起至煤城记忆基金不再持有目标公司股权之日，目标公司应于每一年的7月5日及次年1月5日的七个工作日内，以现金方式优先向煤城记忆基金进行股权分红一次；当期目标公司给予煤城记忆基金股东分红金额按当期煤城记忆基金对目标公司实缴出资金额的年化投资收益率11.2%计算。同日，煤城记忆基金与汉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其中第二条约定：煤城记忆基金同意将其持有目标公司的目标股权按本协议约定转让给汉唐公司，转让时间为2019年6月28日至2020年6月28日期间内接到煤城记忆基金书面通知。第三条约定：转让价款为煤城记忆基金出资额本金及自实缴出资至汉唐公司支付股权转让价款之日煤城记忆基金按照《增资扩股协议》约定应当享有的股东分红。目标股权交割日前，若煤城记忆基金已获得目标公司股东分红和汉唐公司股东分红补偿款，需在股权转让价款中扣除。其中第五条约定，如在上述约定的转让时间前，目标公司未按《增资扩股协议》约定时间足额向煤城记忆基金进行分红及汉唐公司补偿款未达到足额投资应得股东分红时，如煤城记忆基金提出股权转让要求，汉唐公司承诺无条件按照煤城记忆基金要求的时间和方式提前履行本协议约定的受让义务。汉唐公司应在10个工作日内按上述第三条约定提前向煤城记忆基金一次性支付全部股权转让价款。第七条约定任何一方违约的，自违约之日起按股权转让价款的日万分之五的违约金向守约方赔偿，由于该违约行为导致发生所支出的诉讼费、律师费均由违约方承担。2017年10月31日，煤城记忆基金与汉唐公司、目标公司签署了《增资扩股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依据《增资扩股协议》，因煤城记忆基金来源于社会募集，若其合伙人实缴出资总额未达2亿元，则煤城记忆基金有权根据合伙人实缴出资情况确定对目标公司的最终实缴出资总额。2018年5月，煤城记忆基金、汉唐公司、目标公司签订《关于增资扩股协议、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汉唐公司进一步补充抵押物。目标公司每次向煤城记忆基金分红时，一律按年化投资收益率11.2%计算并先行支付，待煤城记忆基金按《增资扩股协议》约定对收益各组成部分据实核算数额后，以据实核算数额为准，多退少补。如目标公司未能按约定及时向煤城记忆基金完全支付分红款项时，汉唐公司应于目标公司付款义务之日起不超三日内代为补足目标公司应付未付款项，如汉唐公司逾期履行该项义务，则应按照逾期金额每日万分之五的利率向煤城记忆基金偿付违约金。依据协议，煤城记忆基金募集期截止日2018年1月5日延期至2018年12月31日，据此2017年8月16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的转让日期相应地逐步对应转让，原协议投资期满两年期限不变。协议签订后，煤城记忆基金收到其合伙人向目标公司出资款10640万元。煤城记忆基金向目标公司转款10640万元，其中2017年8月28日转款3300万元，2017年10月31日转款2700万元，2017年11月20日转款1430万元，2018年5月22日转款1797600元，2018年5月25日转款3734400元，2018年6月8日转款12459200元，2018年6月15日转款800万元，2018年7月6日转款6108800元。截止2018年7月6日，目标公司共向煤城记忆基金分红9568891.22元，其中2017年8月28日1187200元，2017年10月31日500万元，2018年5月22日1797600元，2018年7月6日1584091.22元。2017年8月16日，汉唐公司与煤城记忆基金签订《抵押担保合同》，约定汉唐公司作为抵押人为保证上述《股权转让协议》的顺利履行向煤城记忆基金提供抵押担保，抵押担保物为汉唐公司所有的房产（详见附件抵押物清单），抵押的主债权为依据《股权转让协议》汉唐公司购买煤城记忆基金股权的行为以及应支付的股权转让款、违约金、逾期利息以及为实现上述债权所支出的全部费用，包括律师费、公证费、诉讼费等费用。合同签订后，抵押物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2017年8月16日，煤城记忆基金与李某签署《担保协议》，约定李某同意就煤城记忆基金股权转让事宜向煤城记忆基金提供担保。如汉唐公司未按照股权转让协议履行约定，李某必须受让并支付相应转让价款，承担无限连带保证责任并放弃对物保的抗辩权。担保的主债权为汉唐公司购买煤城记忆基金股权的行为以及应支付的股权转让款、违约金、逾期利息以及为实现上述债权所支出的全部费用。保证期间为履行义务期限届满后两年。2019年2月19日，煤城记忆基金委托北京市中银（银川）律师事务所向汉唐公司和目标公司发出律师函，要求立即支付煤城记忆基金全部应分红利，并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该函于次日寄出，后被签收。2019年3月15日，煤城记忆基金又向目标公司、汉唐公司发出告知函。2019年6月17日，煤城记忆基金再次向目标公司、汉唐公司以及李某发出告知函，要求汉唐公司、目标公司全面履行各项义务，并要求汉唐公司提前履行股权受让义务，李某履行担保义务。该告知函于当日寄出，后被签收。另查明，煤城记忆基金与北京大成（银川）律师事务所签署《委托代理协议》，约定律师费180000元，与北京市康达（西安）律师事务所签署《委托代理协议》，约定律师费合计200000元，合计380000元。还查明，2019年3月28日，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宁0202民初1024号民事判决，判令目标公司向中国银行石嘴山分行支付借款本金550万元及相应利息。2019年4月11日，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宁0202民初1025号民事判决，判令目标公司向中国银行石嘴山分行支付借款本金850万元及相应利息。一审法院认为，煤城记忆基金与汉唐公司均系案外人目标公司的股东，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股权转让协议》是煤城记忆基金与汉唐公司签订，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汉唐公司、李某辩称本案遗漏当事人以及《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股权转让协议》是双方当事人在缔约过程中对投资回报所作的预期安排。该协议约定的情形出现时，负有履行义务的一方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股权转让时间为2019年6月28日至2020年6月28日期间内接到煤城记忆基金书面通知。如在上述约定的转让时间前，目标公司未按《增资扩股协议》约定时间足额向煤城记忆基金进行分红及汉唐公司补偿款未达到足额投资应得股东分红时，如煤城记忆基金提出股权转让要求，汉唐公司承诺无条件按照煤城记忆基金要求的时间和方式提前履行本协议约定的受让义务。因目标公司未向煤城记忆基金进行分红、汉唐公司亦未补足，煤城记忆基金于2019年6月17日通过律师函要求汉唐公司履行股权受让义务。自此，《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条件成就，汉唐公司应当自2019年6月17日履行受让义务，2019年6月17日是判断股权转让价款和汉唐公司是否构成违约的时间节点。《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转让价款为煤城记忆基金出资额本金及自实缴出资至汉唐公司支付股权转让价款之日原告按照《增资扩股协议》约定应当享有的股东分红。由此可见，转让价款为出资额本金和股东分红两部分构成。《增资扩股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煤城记忆基金有权根据合伙人实缴出资情况确定对目标公司的最终实缴出资总额，煤城记忆基金向目标公司出资额本金为10640万元。截止到2019年6月17日，目标公司按照合同约定的年化收益率11.20%应向煤城记忆基金支付股东分红17750101.46元，已支付9568891.22元，尚8181210.24元。故汉唐公司应支付煤城记忆基金股权转让价款为114581210.24元（10640万元+8181210.24元）。煤城记忆基金诉请将2019年6月17日之后的股东分红计入股权转让款不符《股权转让协议》关于转让价款的约定，不予支持。汉唐公司未按照约定补足目标公司应支付煤城记忆基金的收益，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任何一方违约的，自违约之日起按股权转让价款的日万分之五的违约金向守约方赔偿。故汉唐公司应当按照日万分之五的标准支付自2019年6月17日起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的违约金。汉唐公司与煤城记忆基金签订《抵押担保合同》，约定向煤城记忆基金提供抵押担保，担保范围为股权转让款、违约金等。抵押物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抵押权发生效力。煤城记忆基金请求对汉唐公司提供的抵押物（详见附件抵押物清单）享有优先受偿权，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李某与煤城记忆基金签订《担保协议》，约定为煤城记忆基金股权转让事宜提供连带保证责任并放弃对物保的抗辩权。担保范围为股权转让款、违约金等。煤城记忆基金请求判令李某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汉唐公司、李某辩称《抵押担保合同》、《担保协议》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虽然煤城记忆基金委托律师代理本案，但律师费不是必需发生的费用，且煤城记忆基金不能证明已实际支付，故对煤城记忆基金请求承担的律师费380000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之规定，判决：一、汉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煤城记忆基金股权转让款114581210.24元；二、汉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煤城记忆基金违约金（以114581210.24元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五计算自2019年6月17日起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三、煤城记忆基金对汉唐公司提供抵押物的拍卖、变卖或折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详见抵押物清单）；四、李某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承担责任后，有权向汉唐公司追偿；五、驳回煤城记忆基金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汉唐公司、李某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59464元、保全费5000元，由汉唐公司、李某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另查明，2017年8月16日，煤城记忆基金与汉唐公司、目标公司签订的《增资扩股协议》第四条特别约定第3项记载“乙方（汉唐公司）和目标公司同意，每一年的7月5日及次年1月5日之前3日内召开目标公司股东会，完成相应的收益分配方案，并形成决议，并应于决议作出后2个工作日，将甲方（煤城记忆基金）应得股东分红款划至甲方指定账户。乙方同意，如目标公司未能依照上述约定向甲方支付当期股东分红款时，乙方给予甲方差额补足当期股东分红款”。二审查明的案件其他事实与一审一致，对一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汉唐公司与煤城记忆基金自愿签订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因股权转让产生争议，煤城记忆基金主张汉唐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合同主体是煤城记忆基金和汉唐公司。2018年煤城记忆基金、汉唐公司和目标公司三方签订《关于宁某（有限合伙）、宁夏汉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宁夏汉唐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之补充协议》，该补充协议中也没有显示关于目标公司在案涉股权转让方面权利和义务有明确约定的内容。煤城记忆基金与目标公司股东分红约定的效力问题不属本股权转让纠纷案件的审理范围，一审判决也未对目标公司与煤城记忆基金股东分红事项作实体处理。结合煤城记忆基金、汉唐公司、李某提交的证据及庭审陈述、答辩，一审法院查明了本案事实，当事人也认可，故汉唐公司关于目标公司与本案处理结果有重大利害关系，一审判决遗漏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纳。汉唐公司、煤城记忆基金是目标公司股东，汉唐公司与煤城记忆基金对案涉股权转让的约定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煤城记忆基金主张汉唐公司向其支付案涉股权转让款有合同依据，一审法院判决并无不当，应予维持。综上，上诉人宁夏汉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3996元，由上诉人宁夏汉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于雁滨审判员 杨 烨审判员 康宏伟 二○二○年九月十五日书记员 胡 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