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陕08民终323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伟，男，1972年9月21日出生，汉族，住内蒙古乌海市海勃湾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鹏，内蒙古鹏旭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杨柳，男，1986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定边县定边镇。 委托诉讼代理人：尹占丽，陕西三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钟越峰，男，1983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住定边县定边镇。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耀斌，男，1979年5月25日出生，汉族，住定边县定边镇。 委托诉讼代理人：龙丽娜，陕西金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杨涛，男，1991年4月12日出生，汉族，住定边县定边镇。 上诉人王伟、杨柳因与被上诉人杨耀斌、钟越峰、原审第三人杨涛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不服陕西省定边县人民法院（2019）陕0825民初42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伟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原审诉讼请求。2、由被上诉人杨耀斌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杨耀斌申请执行钟越峰案件，肯定是要执行属于钟越峰产权的财产，而事实上车牌号陕K***的丰田越野车在2016年5月17日开始就不属于钟越峰所有。因为2016年5月17日钟越峰与杨柳签订一份《机动车买卖合同》，具体钟越峰用涉案车辆丰田越野车（车牌陕K****)抵顶欠杨柳的债务，剩余应付钟越峰的车款由杨柳直接替钟越峰向该车辆贷款的农业银行交清剩余的贷款136548.51元，车款交易完成。2016年5月19日，钟越峰将陕K****车辆从定边镇帝景花园小区地下室开走，当时钟越峰就将该车辆交付给杨柳，车辆所有权交付完成，故从2016年5月19日起该车辆实际所有人为杨柳，但由于该车辆登记人为杨涛且为贷款车辆未及时办理解押手续，未及时过户，故涉案被执行车辆的所有权人为杨柳，而非钟越峰。另外，定边县法院关于该车辆的保全裁定是在2016年5月27日向榆林市车管所送达，该裁定作出日期是2016年5月24日。 二、原审认定事实错误。1、首先，亲属之间买卖车辆是非常普遍、正常的，就本案中杨耀斌与钟越峰也是亲属关系也发生了借贷法律关系，所以该存疑不成立。其次，杨柳在笔录中陈述的是陕K****而非陕K****，而且该笔录是在另一案件中的谈话笔录，内容非常简单，让人甚至认为杨柳当时是否完全清楚和理解相关的问题，而且相关的问题是否与本案中买卖车辆完全是一回事，还是基于与本案相关的部分事实另有所指，还有杨柳买车（有汇款凭证证据)后不开或使用短时间后就处理或质押车辆也常有的事，也没有损害任何人的权益，怎么能得出串通、虚假买卖合同一说，所有该存疑论点非常不充足也不成立。再次，钟越峰父亲偿还利息，该情况没有经过质证的证据证明，故原审法院的认定缺乏事实依据，而且程序违法。其实如果说是以其名义还利息，那也是基于车辆没有过户，还得以钟越峰名义缴纳，或者基于亲属关系经济往来等等还有多种可能性，结论不是唯一的，所以该存疑也不成立，合同应为有效。 2、王伟依据《债权（抵押、质押权）转让协议书》享有足以排除执行的权利。首先，杨建业享有的质权是来源于王顺军，王顺军则来源于车辆所有人杨柳，相应权利来源清晰、明了。王伟通过其小舅子与杨建业签订协议是正常的不应该存疑，更关键的是王伟与杨建业签订的为权利转让协议，而非“借款质押协议”，这一点原审理解、认定是错误的。车辆所有人杨柳完全可以依据该协议向王伟支付对价来要求赎回车辆，而在王伟享有留置权期间根据汽车的特殊性是应该保养、管理该车辆，所以在协议中约定车辆违章责任的承担，故原审脱离事实自行设立论点、论据得出质押合同就是购买车辆的买卖合同的结论是错误的，二审应予纠正。其次，王伟自认购买车辆更是无从谈起，在一审庭审中王伟己经明确解释过自己所说的是否是购买车辆，故原审不应该断章取义的认定事实。原审认定王伟不享有足以排除执行的权利，是以认定《机动车买卖协议》无效和质押合同就是购买车辆的买卖合同的基础推理得出的，缺乏事实依据和正确适用法律依据。 杨柳辩称，对王伟的上诉状中记载杨柳支付车辆贷款有异议，实际上杨柳支付贷款共计145485.08元。上诉人王伟存疑的几点，在一审法院中已经查明了，但是一审法院中并未认定。 杨柳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决，判决确定上诉人杨柳与被上诉人钟越峰签订的《机动车辆买卖合同》合法、有效；2、请求二审法院判决确认涉案车辆陕K****丰田牌越野车的所有人为上诉人杨柳；3、判决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等阶段的全部诉讼费及实支费。 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事实是：2016年5月17日，钟越峰购买的丰田牌越野车（车牌号陕K****）的车辆因车贷逾期，被汽车销售公司扣回，钟越峰联系杨柳，欲用该车抵偿部分债务，杨柳同意并在汽车销售公司查验涉案车辆，后与被上诉人签订了书面的《机动车辆买卖合同》，合同约定车辆售价35万元，抵顶债务20万元（上诉人杨柳当即将20万元债权凭证退还给被上诉人钟越峰），剩余车辆贷款及逾期利息由杨柳偿还。合同签订后，杨柳付清车辆贷款，返回汽车销售公司取车时，未找到涉案车辆，上诉人杨柳找到钟越峰索要涉案车辆，钟越峰称他会尽快交付涉案车辆。2016年5月19日，钟越峰联系上诉人要其到定边县帝景花园地下停车场接受车辆交付，杨柳与朋友姚勇一同前往帝景花园地下停车场，查看并接受了车辆交付，至此钟越峰与杨柳的《机动车辆买卖合同》履行完毕。上述事实不仅有书证《机动车辆买卖合同》、钟越峰的自认、且杨耀斌在执行异议听证阶段的证人王子明也称杨耀斌告知其钟越峰已经将涉案车辆出售，2016年5月17、18日左右，钟越峰曾在其在场的情况下要求第三人杨涛与杨柳签订车辆买卖协议。基于上述，足以认定杨柳与钟越峰签订的《机动车买卖合同》合法、有效，另有一审开庭时杨耀斌还提供了2016年5月19日在帝景花园钟越峰取走涉案车辆的证明，该证据也正好与杨柳的证人姚勇所述的交付涉案车辆时间、地点等吻合，故时至2016年5月19日涉案车辆交付给杨柳后，涉案车辆的所有人变更为杨柳。 一审判决认定有误之处：一审判决认为《车辆买卖合同》在履行车款交付时仅有银行偿还贷款的证据，无尾款支付证据，因涉案车辆是以抵偿债务的形式出售的，故上诉人退还20万元债权凭证也符合交易习惯和常理，其次上诉人杨柳与高雄通话中之所以否认与涉案车辆有关，是因为其听说杨耀斌曾私自抢走涉案车辆，这一点被上诉人杨耀斌在一审开庭中也认可。加之杨柳与钟越峰、杨耀斌均存在亲属关系，故其为了不得罪两方、不参与两方的纠纷才谎称自己与涉案车辆无关，涉案车辆已经抵押贷款等虚假事实，再有这仅仅是上诉人杨柳的推拖，亳无其他证据印证，无法据此认定案件事实。再次，上诉人在定边县法院谈话笔录中确定的均是其与陕K****车辆的关系，非涉案车辆，一审法院不能不顾书面证据的内容自行推断案件事实。再有证人姚勇到庭陈述其参与了被上诉人钟越峰将出售的涉案车辆交付给了上诉人杨柳的过程，一审法院不书明此点，却断章取义以姚勇称没有见过杨柳驾驶涉案车辆而臆断案件事实。最后，2016年5月23日杨耀斌起诉钟越峰追索借款，2016年5月24日，定边县人民法院作出涉案车辆的保全裁定书，一审开庭时被上诉人杨耀斌也认可其知道2016年5月17日，杨柳偿付了车辆贷款，且第三人杨涛作为杨耀斌的弟弟参与了偿付车辆贷款的全过程，并拒绝将车辆过户至上诉人杨柳名下，如此看来并非是杨柳与钟越峰存在逃避法院执行之嫌，而是杨耀斌、杨涛存在恶意侵害杨柳财产之嫌。 王伟辩称，对杨柳提出的支付车辆贷款的数额是认可的，因为我们在执行阶段提出执行异议，在听证过程中，杨柳和钟越峰之间的车辆买卖合同是有效的，杨柳向钟越峰支付购车款并用应收账款抵顶应付的购车款，完成了涉案车辆的买卖，全部价款并已经交付。在2016年5月19日，钟越峰将涉案车辆交付给杨柳，这个事实杨耀斌和杨柳、我方均都认可。至于上诉状中提到杨耀斌的证人，同一审的质证意见；对上诉状中存在主观臆断的事实，我方是认可，因为一审中确实没有查明本案的事实。 杨耀斌辩称，《机动车买卖合同》是钟越峰为了逃避债务而与杨柳伪造的虚假合同，《债权转让协议书》及后续交易行为均是无效行为，王伟不具有质押权以排除执行的权利。在2013年，钟越峰共计向杨耀斌借款25.5万元，约定每月2%的计算利息，在2016年5月17日，杨柳、杨涛、钟越峰、杨耀斌四人一起去恒生汽贸公司去偿还涉案车辆的车贷，杨耀斌向钟越峰索要借款，钟越峰答应让杨耀斌行使对该车辆的留置权，杨耀斌至今保留着车辆的钥匙和行驶证。 王伟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第三人杨柳与钟越峰之间的《机动车买卖合同》合法有效，第三人杨柳享有陕K****号丰田越野车的所有权；2、确认原告享有陕K***号丰田越野车的留置权；3、终止执行并返还原告占有的陕K****号丰田越野车；4、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钟越峰于2014年6月9日按揭贷款购买了陆地巡洋舰2***越野车一辆，车牌号为陕K***，登记在其姑舅杨涛名下。由于按揭贷款未还，该车于2016年5月17日前被贷款公司扣回，为了赎车，钟越峰的妹夫第三人杨柳和杨涛于2016年5月17日来到贷款公司分两笔共计145485.08元将按揭贷款全部还清，但该车被杨耀斌开走，并停放在定边县定边镇帝景花园小区的地下室。2016年5月19日，钟越峰带领第三人杨柳和杨柳的同学姚勇未经过杨耀斌同意将帝景花园小区的地下室的涉案车辆开走。车辆开走后一直由被告钟越峰使用，由于钟越峰没有钱向第三人杨柳偿还杨柳替其偿还的车辆贷款，第三人杨柳于2016年11月7日与案外人王顺军签订《债权（抵押、质押权）转让协议书》，第三人杨柳以涉案车辆做质押，王顺军通过现金和转账方式转给杨柳22万元。2016年11月18日王顺军与杨建业达成协议，杨建业以226000元的价格占有该车辆，同日，杨建业与王伟签订《债权（抵押、质押权）转让协议书》，杨建业以245000元的价格将涉案车辆转让给王伟。王伟一直使用该车辆。后因钟越峰与杨耀斌之间的纠纷，杨耀斌申请强制执行，本院将涉案车辆从原告王伟家扣回法院，王伟于2019年4月2日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本院于2019年5月17日做出（2019）陕0825执异18号执行裁定书，驳回了王伟的异议。王伟收到该裁定书后不服，于2019年5月28日向本院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 另查明：钟越峰于2013年5月8日、2014年1月1日、2014年3月1日、2014年6月25日、2015年1月1日、2016年2月4日分七笔共向杨耀斌借款255000元，由于钟越峰一直未向杨耀斌偿还借款本息，杨耀斌于2016年5月23日向本院提起诉讼，并提出财产保全申请，要求对登记在第三人杨涛名下钟越峰所有的陕K****车辆进行查封，本院于2016年5月24日做出裁定书，于2016年5月27日给榆林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车辆管理所送达了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并于2016年6月1日向钟越峰进行了送达。本院于2016年6月17日作出（2016）陕0825民初4058号民事判决书。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第一个争议焦点是钟越峰与第三人杨柳签订的《机动车买卖合同》是否真实有效。对于该问题，经审查，第三人杨柳与钟越峰的车辆买卖之间多处存疑：首先，第三人杨柳只向本院提交了偿还车辆按揭贷款的证据，没有证据显示其将全部车款付清；其次，2016年10月22日杨柳与案外人高伟的通话记录可知，涉案车辆一直由钟越峰使用，杨柳承认给钟越峰倒了15万元（偿还按揭贷款），钟越峰没钱还杨柳，杨柳用该车质押给贷款公司（实际是王顺军），利息由钟越峰的父亲偿还；再次，杨柳在2017年4月18日本院工作人员与其谈话笔录中承认其没有购买涉案车辆，虽然该笔录有修改内容，杨柳辩称其没有购买的是笔录中记录的陕K****号车辆，但其承认开过涉案车辆，而杨柳承认其没有陕K****车辆，故杨柳在笔录中所述的就是涉案的车辆，其明确没有购买过，证人姚勇也证明杨柳从帝景花园小区开走车后没有开过。基于以上疑点加之第三人杨柳与钟越峰之间系姐夫小舅子关系，钟越峰与第三人杨柳签订的《机动车买卖合同》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而是为了逃避法院将来对车辆的执行，二人串通签订的虚假合同，根据《合同法》第52条规定，该合同无效，第三人杨柳不享有涉案车辆的所有权。 第二个争议焦点是王伟是否享有质押权。虽然杨建业与王伟签订的合同是《债权（抵押、质押权）转让协议书》，但原告本人承认其通过其小舅子杨满意在杨建业处购买了涉案车辆，并承认使用了两三年，而一般情况下，质物会等债务清偿过返还给债务人，债权人应妥善保管质物，不能随便使用，此处存疑，且原告承认其与杨建业之间没有债权债务关系亦没有提交相关证据，此外，《债权（抵押、质押权）转让协议书》中未约定借款金额、利息、还款期限，以及如果不能按期还款对质物的处分，反而约定车辆交付前后违章责任的承担，故不能以合同名称认定合同的性质，而应该按照合同的内容来判断合同的性质，根据该合同约定的内容，结合原告的自认，该合同应认定为车辆买卖合同，而非质押合同，故王伟不享有留置权。 第三个争议焦点是原告是否享有足以排除执行的权利。根据前述杨柳与钟越峰之间签订的《机动车买卖协议》无效，涉案车辆依然归钟越峰所有，而杨柳与王顺军于2016年11月7日签订协议时，必然得到钟越峰的同意，不然钟越峰的父亲不可能替钟越峰清息，而本院于2016年6月1日即向钟越峰送达了财产保全裁定书，被告钟越峰未提出异议，反而授权第三人杨柳将涉案车辆质押给王顺军，作为质权人王顺军有妥善保管质物的义务，但其未经实际债务人钟越峰同意就处分了质物，属于无权处分，而相对人杨建业手中必然有保全文书等材料，其知道涉案车辆被保全的事实，否则不可能交给王伟，杨建业不属于善意第三人，同理杨建业也无权处分涉案车辆。原告自认杨建业在交付车辆时还交付了合同、行驶证、诉讼保全申请书等材料，由此原告明知该车辆被查封、无法过户的事实，依然购买了涉案车辆，虽然原告称钟越峰与杨柳签订的合同早于查封日期，车辆是杨柳的，但车辆未过户到杨柳名下，存在将来被执行的风险，原告未尽到全面的审查义务，且钟越峰购卖车辆时价值40多万元，时隔两年后转给杨柳价款是35万元，而同一年，转给原告是245000元，该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格，原告并未支付合理价格，故原告不属于善意第三人，不能取得物权。综上，涉案车辆依然属于钟越峰所有，作为生效判决的债务人，本院执行该车辆合法，原告诉请的理由不足以排除执行，故对其终止执行并返还车辆的诉请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王伟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0元，公告费1200元，由王伟负担。 二审中，杨耀斌提交行驶证（复印件）一份。证明目的：在2016年5月17日，钟越峰将车辆交给杨耀斌留置时，将车辆的行驶证和钥匙一并交给了杨耀斌。 王伟质证认为，对该行驶证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和证据的来源不认可，因为该行驶证是执行局扣回车辆时一并将车辆的行驶证扣回。而不是钟越峰直接给的杨耀斌车辆的行驶证。被上诉人称2016年5月17日，钟越峰将涉案车辆留置给杨耀斌是虚假的，有一审的庭审笔录中杨耀斌的回答可以证明。一审庭审笔录中记载被上诉人是强行扣走车辆的，且被上诉人手中的行驶证系被上诉人补办来的。 杨柳质证认为，对该行驶证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据来源不知情。其次我方认为被上诉人虽然持有行驶证，但不能证明其享有合法的留置权，根据一审庭审中的法庭询问，被上诉人称行驶证是根据杨涛配合补办来的。该证据与被上诉人提供的钟越峰与其的通话录音明显矛盾，二人的通话录音显示钟越峰并非自愿将车留置给杨耀斌，其主动打电话向被上诉人索要车辆，其声明被上诉人无权扣走涉案车辆。 本院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认定如下：杨耀斌提交行驶证复印件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予以确认。 一审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上诉人王伟是否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权益。首先，涉案车辆作出查封裁定的时间为2016年5月24日，而王伟与杨建业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的时间为2016年11月18日，明显晚于法院查封时间。其次，涉案车辆登记在第三人杨涛名下，王伟在明知该车辆登记在他人名下的前提下仍然与杨建业达成上述协议，自身具有过错。再次，杨柳与钟越峰在落款时间为2016年5月17日所订立的《机动车买卖合同》中约定价款为35万元，而针对同一标的，王伟与杨建业在2016年11月18日即上述合同订立半年后约定的转让价款为24.5万元，可以认定明显低于市场价格。故王伟对涉案标的不享有排除强制执行的权益。杨柳关于对执行标的所有权的主张应当首先通过异议程序予以解决，本案不予审查。 综上，上诉人王伟、杨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400元，由上诉人王伟负担6100元。由杨柳负担3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杨忠东 审判员  高 清 审判员  王伟云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王会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