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酒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甘09民终99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魏莉，女。委托诉讼代理人：贺文龙，甘肃达而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玉秀，女。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光荣，青海兴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冯忠萍，女。上诉人魏莉、刘玉秀因与被上诉人冯忠萍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敦煌市人民法院（2020）甘0982民初7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魏莉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借给刘玉秀使用的是尾号为1506的工行卡，从未出借过尾号为5893的建行卡，建行卡中的70000元，和工行卡中的70000元，在两个不同的银行账户中，且系不同的法律关系，一审认定是一回事错误。二、建行卡中的70000元，和上诉人诉请的70000元不是同一法律关系，一审认定“倒账”之说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三、上诉人请求被上诉人返还工行卡中的70000元，已完成了举证责任，能证明70000元由以下三笔组成：1.900元，系截止2019年6月21日的余额；2.39100元，系上诉人2019年7月19日在柜台存入，有工商银行敦煌支行的存款凭证和借记卡明细证明；3.30000元，是上诉人2019年7月21日从尾号5893的建行账户分三笔转入，有工商银行敦煌支行借记卡明细和建设银行敦煌阳关支行交易明细证明。四、上诉人建行卡里的70000元是上诉人银行账户里的钱，属于上诉人的合法财产，不应要求上诉人再提交证据证明该笔钱系上诉人所存，更不能因上诉人拿不出存款凭证就认为该70000元不属于上诉人。五、建行卡里的70000元不是刘玉秀的财产。刘玉秀提出70000元是她所存，但没有存款凭证，无证据证明其主张。而该银行账户属上诉人所有，刘玉秀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凭什么给上诉人的银行账户存入70000元且不保存存款凭证，于情于理于法都讲不通。一审仅凭刘玉秀提交的其在北京大兴区有住房的证据，就认定该70000元是刘玉秀所存错误。刘玉秀辩称，一、关于魏莉尾号5893建行卡中存入70000元的问题。魏莉坚持说2019年7月14日这天连续7次每次10000元的存入款，是她用某平台自己在敦煌为了刷卡倒的账，一审法院要求魏莉执行该操作，但她无法操作，证明魏莉在撒谎。交易明细显示现金在建行北京大兴滨河支行ATM机上存入的，刘玉秀提交了在北京大兴区有房且当时就在该地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该款是刘玉秀存入正确。事实是2019年7月14日前后刘玉秀正在北京的家里，当时接到魏莉借70000元倒账的电话，因为双方是很好的朋友，刘玉秀就答应了。当天根据魏莉微信发的卡号，刘玉秀分7次在北京大兴建行滨河支行的ATM机上存入了70000元。二、关于魏莉尾号1506工行卡中存入30000元的问题。刘玉秀拿到向魏莉借用的工行卡后，让魏莉把前几天刘玉秀在北京借给她的70000元钱转入到这张工行卡上，后魏莉分三次将30000元转到了刘玉秀所持有的尾号1506工行卡中。三、关于尾号1506工行卡中存入39100元的问题。该款系刘玉秀将自己的40000元交给魏莉后由魏莉代存的，该款与魏莉无关。刘玉秀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查清事实后判决驳回魏莉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魏莉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虽做出了驳回魏莉诉讼请求的判决，表面上看是刘玉秀胜诉，但并没有还原案件真相，更没有查清事实。刘玉秀虽对判决结果认可，但对判决书中“魏莉工行1506银行卡中的70000元与其建行5893银行卡70000元应是一回事”的认定不认可，一审判决这一认定侵害了刘玉秀的利益，剥夺了之后维权的权利。存入工行1506银行卡中的39100元钱，魏莉说是向朋友所借，当时存进后忘记了，并说有证人张杰可证明，刘玉秀要求证人到庭接受调查，但法庭未组织证人到庭。从法庭当时向证人电话询问可看出魏莉及其证人在撒谎，而刘玉秀提供的该笔现金来源的证据，可证明该款是刘玉秀的钱存入的，39100元（实际为4万元）不能与刘玉秀在北京大兴存的钱混为一体。事实是：2019年7月19日魏莉和刘玉秀共同到面粉厂对面的工商银行营业室，当时魏莉说卡里还有900元，刘玉秀说卡里的900元就不要取了，给了魏莉40000元，让魏莉存入39100元，余下900元给魏莉抵顶卡中的900元。魏莉帮刘玉秀存好钱后将尾号1506工行卡交给了刘玉秀。这是刘玉秀借用魏莉工行卡后的第一笔存款，也反映了39100元存款的原因。由于银行告知录像只能保存6个月，故已无法调取录像。一审在认定魏莉工行卡中存入39100元钱的问题上囫囵吞枣。请求二审法院查明该笔款的真实情况，驳回魏莉的诉讼请求。魏莉辩称，刘玉秀的上诉没有任何证据支持，应当予以驳回。冯忠萍辩称，因其和刘玉秀是朋友，大约2019年6月底，刘玉秀说想借银行卡用一下，冯忠萍就把自己的一张农商银行卡借给了刘玉秀使用。之后，刘玉秀在这张农商银行卡上进行了业务往来。至于本案涉及的款项，冯忠萍不清楚原因。为了冯忠萍不牵扯此案，刘玉秀向冯忠萍出具了保证书，保证由刘玉秀承担一切责任。魏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冯忠萍、刘玉秀连带返还魏莉不当得利款70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7月，刘玉秀借用魏莉中国工商银行敦煌支行（以下简称工行）卡号为62220327130********的银行卡。该卡2019年7月19日现金存入39100元，2019年7月21日由魏莉中国建设银行敦煌支行（以下简称建行）卡号62170043300********汇入30000元，卡内余额为70000.42元。2019年7月27日后陆续发生业务至2019年12月21日。其中，2019年9月15日，工行尾号1506银行卡向冯忠萍敦煌农商银行（卡号62106100037********）转账370000元，该笔业务由魏莉及刘玉秀两人共同办理。2020年3月15日，刘玉秀归还魏莉工行尾号1506银行卡，后双方为2019年7月21日前卡内70000元归属发生纠纷，协商未果后魏莉诉至法院。另查明，冯忠萍敦煌农商银行卡号62106100037********的银行卡在2019年借给刘玉秀使用，该卡中转入370000元是刘玉秀借卡期间发生的。本案诉讼后刘玉秀已将银行卡归还于冯忠萍，双方之间无纠纷。2019年7月14日，魏莉建行尾号5893银行卡通过ATM存款70000元，交易地点是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大兴滨河支行。2019年9月12日，魏莉与刘玉秀的微信聊天中，魏莉称“我的工商银行的银行卡借给你用，从今以后那张卡里存的钱便与我无关，你把这个聊天保存下来，这就是我的证明”。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损失的人。本案中魏莉认为冯忠萍、刘玉秀对其银行卡中的70000元构成不当得利，要求返还。魏莉以370000元转入冯忠萍卡中，要求其承担责任，因各方均认可魏莉卡中370000元转入冯忠萍卡中是在刘玉秀借用两人银行卡期间，故责任应由当时该银行卡的实际使用人刘玉秀承担，因此魏莉要求冯忠萍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庭审中，魏莉与刘玉秀均认可魏莉将工行尾号1506银行卡借给刘玉秀使用，对此予以确认，但双方对借用时间陈述不一致。根据一般常理，借用银行卡及归还银行卡，如果卡中有余额则会有所说明或约定，但魏莉和刘玉秀均称交付借用银行卡时，双方没有办理交接手续。刘玉秀提供其与魏莉2019年9月12日微信聊天中，魏莉称“我的工商银行的银行卡借给你用，从今以后那张卡里存的钱便与我无关”，2019年9月15日，魏莉和刘玉秀共同到银行将该卡中的370000元转账至冯忠萍卡中，在此期间，魏莉未曾提出该卡中有其70000元。魏莉解释是因其怀孕忽略忘记了，与常理不符。现魏莉虽提供证据证实2019年7月19日39100元是其向他人借款后存入银行的、21日30000元是其建行尾号5893银行卡转入的，也就是本案争议的70000元是其卡中原有的。但经查，2019年7月14日魏莉建行尾号5893银行卡中通过ATM存款70000元，交易地点是建行北京大兴滨河支行，魏莉称是其自己信用卡倒账，刘玉秀称70000元系其所存，因其在北京的住所就在建行大兴滨河支行附近，法庭要求双方提供证据。在限定期限内，魏莉未提供证据，刘玉秀提供了其在北京大兴区的房屋产权证，并提供了机票印证2019年7月15日之前其本人就在北京。综上，魏莉工行1506银行卡中的70000元与其建行5893银行卡中的70000元应是一回事，即刘玉秀借用魏莉银行卡前后双方倒账产生的，故现魏莉主张刘玉秀不当得利，不予支持。冯忠萍第一次开庭时经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应自行承担相应法律后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驳回魏莉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50元，减半收取计775元，由魏莉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魏莉工行卡中存入的70000元与其建行卡中存入的70000元之间有无关联；二、魏莉主张返还工行卡中70000元不当得利的请求能否成立。本案中，关于魏莉工行卡中存入的70000元与建行卡中存入的70000元关系的认定，需综合全案事实、证据，结合当事人陈述加以审查判断。一方面，2019年7月14日，魏莉尾号5893建行卡通过ATM机存入70000元，交易地点为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大兴滨河支行，对该存款，双方均认为系自己所有。经审查，一审中魏莉未在限定的期限内提供证据证明存款的性质与用途，其作为该银行卡的所有人亦未对存款的来源作出合理解释与说明，而刘玉秀向一审法院提供魏莉向其发送建行卡照片的微信记录及交通票据，且照片日期与ATM存款日期为同一天，比较各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结合刘玉秀当天在北京的事实，刘玉秀提交证据可信度较高，有较强的证明力，具有证据优势，尾号5893建行卡中的70000元为刘玉秀所存入的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一审判决对此认定正确，予以确认。另一方面，2019年7月19日和7月21日，魏莉尾号1506工行卡中分别存入了39100元和30000元。从常理分析，在刘玉秀已向魏莉提出借用其银行卡的情况下，魏莉仍向卡中存款且存款数额较大，在其将工行卡交付刘玉秀使用时却未提及该款，据魏莉所述该笔款项存入时间距银行卡出借时间仅三四天，魏莉辩称忘记了的理由明显与常理不符。结合刘玉秀使用其工行卡期间，双方2019年9月12日的微信聊天记录“我的工商银行卡借给你用，从今以后那张卡里存的钱便与我无关”的内容分析，在2019年9月15日魏莉和刘玉秀共同到银行将该工行卡中的370000元转入冯忠萍卡中时，魏莉仍未提出卡中有其70000元，刘玉秀的陈述更符合逻辑和日常经验。关于2019年7月21日汇入的30000元，刘玉秀认可系魏莉存入用于偿还其向魏莉建行卡存入的70000元欠款。综上，魏莉虽否认相关款项为刘玉秀所有，但未能提供充分证据对现有证据予以反驳，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双方均陈述工行卡和建行卡中的两笔70000元之间没有关系，亦无证据证实两张卡中的款项系同一笔款，一审判决关于魏莉尾号1506工行卡中的70000元与尾号5893建行卡中的70000元是一回事的事实认定错误，应予纠正。综上所述，在没有充分相反证据确证的情况下，魏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刘玉秀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虽有瑕疵，但处理结果正确，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100元，由上诉人魏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蔺春辉审判员 张小青审判员 郑 杰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五日书记员 高 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