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乐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新2701民初1019号 原告：殷某，女，1946年7月10日出生，汉族，住博乐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怀超，新疆逐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范某1，女，1961年5月10日出生，汉族，住石河子市。被告：张某1，女，1966年6月16日出生，汉族，住博乐市。被告：张某2，女，1968年1月17日出生，汉族，住博乐市。被告：张某3，男，1971年1月13日出生，汉族，住博乐市。被告：范某2，女，1972年7月27日出生，汉族，住博乐市。被告：范某3，女，1976年3月9日出生，汉族，住博乐市。被告：范某4，男，2004年1月30日出生，汉族，住博乐市。系张某3之子。原告殷某与被告范某1、张某1、张某2、张某3、范某2、范某3、范某4遗嘱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殷某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怀超，被告范某1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明，被告张某1、张某2、张某3、范某2、范某3、范某4的法定代表人张某3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殷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确认2014年3月16日范长运所立遗嘱无效，并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范长运与殷某1987年11月30日组建再婚家庭，婚前范长运育有长女范某1，殷某育有长女张某1、次女张某2、长子张某3、三女范某2、四女范某3，婚后二人未生育子女。范长运于2014年4月2日因癌症救治无效去世。在2014年3月16日，李继洪为见证人，被告范某1的堂弟范玉江为代书人，为遗嘱人范长运代书遗嘱一份，但在立遗嘱时范长运已是癌症晚期，基本处于弥留之际，神志不清，手脚已无法动弹，根本不可能做出任何意思表示，该遗嘱在处理财产时超出遗嘱人个人合法财产范围，且该遗嘱的见证人李继洪并未全程见证，代书人范玉江与被继承人范某1系亲属，存在利害关系，遗嘱上的遗嘱人签名页并非其本人亲笔。故该代书遗嘱存在多处与相关法律规定相违背之处，应属无效。原告认为该遗嘱严重侵害了其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原告针对其诉讼请求，提供死亡证明、结婚证、土地勘测定界报告、遗嘱及录音资料各一份。用以证实：原告殷某与范长运为夫妻关系，原告系适格主体；范长运死亡后产生遗嘱继承，范长运死亡后修建的房屋不属于遗产；本案所涉遗嘱不属于继承法中所规定的五种类型，遗嘱人系癌症晚期患者，出具遗嘱时其已神志不清无法正常表达，故遗嘱内容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遗嘱见证人范立江与范某1系堂姐弟关系，与被告范某1存在利害关系，作为遗嘱见证人身份不当；见证人李继洪并未全程见证立遗嘱的过程，其作为见证人不合法，录音可以证实是几个人继承人商定的；遗嘱人签名并非其本人亲自签写；该遗嘱系打印件，没有每页签名及注明日期，不符合法定要求。并且遗嘱内容超出了遗嘱人个人合法财产范围；综上，原告认为2014年3月16日范长运的代书遗嘱应属无效。经质证，被告范某1对原告提交的死亡证明、结婚证、遗嘱、录音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对土地勘测定界报告的真实性不认可。认为房子是2014年盖的，但房屋是用范长运婚前个人名下的土地置换得来的；立遗嘱时因无法律工作者参与，故对遗嘱形式的要求不宜过于严苛；遗嘱见证人范立江除与范某1外与其他被告亦是堂兄妹关系，李继洪是范长运多年的邻居，二人与本案不存在利害关系；遗嘱是范长运去世前一个月书写的，当时范长运神志清醒；录音中范某3引诱李继洪做虚假陈述，但李继洪的陈述还是很客观的，可以看出遗嘱是在确认好之后找人念给范长运听的，在各方当事人都在场并且无异议的情况下范长运才签名的，其虽对录音证据存疑，但仍然认为录音与遗嘱内容是统一的，故本案所涉遗嘱是真实有效的，至于遗嘱超出个人财产范围方面，被告现无法确认。被告张某1、张某2、张某3、范某2、范某3、范某4对原告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的问题均无异议。被告范某1辩称，1、涉案遗嘱系范长运神志清醒且有见证人全程见证的情况下形成的，见证人与继承人无利害关系，其身份均符合遗嘱继承的形式，遗嘱合法有效。2、遗嘱涉及的财产系被继承人范长运婚前土地使用权置换而来，是婚前财产具体形式的变更，仍属婚前个人财产，故范长运分配财产不存在瑕疵。3、被继承人范长运从和睦家庭恩泽惠普的角度将遗产赠给不具备直接亲属关系的其他几位被告属雨露均沾，有利于大家族亲密和睦，符合中国国情。4、遗嘱及后续分配遗产均由全部当事人参与见证，多年来各方均未提出任何质疑，应视为各方对遗嘱及后续协议的共同确认，为利于缓解矛盾应确认遗嘱合法有效，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范某1针对其辩称，提供集资建房合同、继承房产分地协议、收条。用以证实：房屋是范长运用婚前的土地使用权与案外人李传明共同建成，范长运出地，李传明出资，建好的房屋一人一半，故房屋应当属于婚前财产。范长运去世后原告与各被告达成了房产分配协议，参照遗嘱的意见明确分配了房产归属。按照协议的约定被告张某3收到了房产补差价。从而证实各方当事人一直是同意遗嘱的内容，遗嘱是有效的。经质证，原告殷某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的问题不认可，认为宅基地不属于范长运个人所有，而属于其所在的村集体所有，属于婚后共同财产。签订继承房产分地协议时原告并不知道协议侵害了自己的合法权利。被告张某1、张某2、张某3、范某2、范某3、范某4对证据的质证意见与原告一致。鉴于被告范某1对原告所举的土地勘测界定报告的真实性不认可，因该证据是复印件，无相关部门的盖章，故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各方当事人对原告殷某所举的其他证据以及被告所举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根据本院依法确认的合法有效的证据以及当事人的当庭陈述，现对如下事实予以确认：1、范长运系博乐市青得里中村村民，范长运与殷某1987年11月30日组建再婚家庭，婚前范长运育有长女范某1，殷某育有长女张某1、次女张某2、长子张某3、三女范某2、四女范某3，婚后二人未生育子女。2014年3月15日，在原告殷某、被告范某1在场时被告范某1的堂弟范玉江为代书人为范长运代书遗嘱一份，次日，以范玉江、范长运的邻居李继洪为遗嘱见证人，本案八名当事人在场的情况下范玉江宣读遗嘱后，由在场人在遗嘱上签名并注明了落款日期。范长运在遗嘱中将其与殷某的财产进行了分配：将在宅基地上修建的三层楼房分别分给了八名当事人，其中殷某继承两间门面房，范某1、范某3各继承一楼一间门面房；二、三楼的住宅由本案八名当事人各继承一套。农村信用社存款10万元及现有宅基地上的五间平房归殷某继承。并将住房东侧及房后约为1240平方米左右空地按照两种方案进行了分配，第一种方案：把土地变卖为现金，范某1继承30%，范某3、张某3、范某4、殷某、张某1、范某2、张某2分别继承10%。第二种方案：在上述土地上与他人合建住房，一楼为门面，范某1分1间，余下归殷某继承；楼上住宅由本案八名当事人平分继承。2014年4月22日，范长运因病去世。2020年5月8日，在范某3与李继洪的谈话中，李继洪称书写遗嘱时其不在场，宣读遗嘱时以及遗嘱人、继承人在遗嘱上签名时其在场，宣读遗嘱时在场人无异议。另查，2013年5月19日，范长运与李传民签订了一份《集资建房合同》，约定在二人宅基地上建一栋三层楼房，李传民以出资建房的方式换取范长范长运的土地使用权，李传民建好后范长运应将楼房所占土地一半的所有权及使用权交给李传民。合同并约定了其他权利义务，李继洪亦为该合同的见证人。2015年10月22日，原、被告针对与李传民合建的房屋形成继承房产分配协议，一楼的四套门面房中一套归范某1，另三套归殷某，二、三楼共有住房六套，平均每套住房价值27.5万元。由本案八名当事人以抽签的方式分配，分得者向未分得者交付约68750元，经抽签，范某4、殷某未分得房屋。原告殷某与被告张某2、张某1、张某3、范某2、范某1、范某4在该协议下方签名，并由李继洪在见证人处签名。2015年10月23日，范某1向张某3支付68750元。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十六条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后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公民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并可以指定遗嘱继承人。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本案所涉遗嘱为打印件，且并非由范长运本人制作，应属代书遗嘱，合法有效的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见证人不能是继承人或与继承人有利害关系的人。本案所涉遗嘱系形成时只有原告殷某、被告范某1及见证人范立江在场，次日宣读遗嘱及遗嘱人签名时见证人李继洪在场，即遗嘱在第二天才宣读并由范长运签名，不符合时空一致性的要求，被告范某1与见证人范立江系堂姐弟关系，见证人李继洪也未见证遗嘱制作的整个过程，故该遗嘱不符代书遗嘱的形式要求，应属无效。同时范长运在遗嘱中将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中属于殷某的份额一并进行了处分，亦存在无权处分情形，故对原告殷某要求确认范长运于2014年3月16日所立的遗嘱无效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继承人范长运所立代书遗嘱无效。案件受理费70元，由原告殷某负担35元，由被告范某1、张某1、张某2、张某3、范某2、范某3、范某4负担3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谢玲 二〇二〇年九月八日 书记员 贾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