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5民初19213号原告：白璐，男，1981年8月31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扬，北京市再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马虹，北京市再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燕涛，男，1975年8月3日出生，汉族，北京市朝阳区房屋管理局职员，住北京市海淀区。原告白璐与被告燕涛（以下均简称姓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2月17日立案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由审判员独任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白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扬、马虹，燕涛依法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白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燕涛返还我借款本金263.30万元并支付利息（以263.30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11月1日主张至返还借款之日止，按照年利率7%标准计算）。事实与理由：2014年至2015年间，燕涛因购房需要拟向我借款200万元。2014年5月28日，我与燕涛签订《借款合同》，约定我向其出借200万元，年息7%，借款期限自2014年5月30日至2018年5月30日。我后续陆续通过现金和转账方式向燕涛交付借款。因还款期限届至，燕涛未能如期还款，故双方于2019年10月15日又签订了《还款计划》。在《还款计划》中燕涛认可截至2019年10月15日尚欠我本息280万元，并承诺分两次予以还清。现因燕涛未能按照约定足额向我履行还本付息义务，故特诉至法院。燕涛辩称：我不同意白璐的诉讼请求。我和白璐曾系同事关系，我确因购房或母亲治病需要于2014年至2015年间向白璐借款。但除了2014年春节期间因我母亲生病急需用钱，白璐以现金方式向我出借30万元外，其他全部借款均系通过转账方式向我交付的，白璐所述的其他以现金方式交付的借款不存在。经过核对，白璐于2014年至2015年间共计向我转账出借的数额为160万元。我在借款后，于2014年5月15日至2018年6月26日通过转账方式向白璐返还借款175.60万元。对于2014年春节期间白璐以现金方式向我出借的30万元，因当时没用上，所以我在收到借款一个月后即原封不动返还白璐。由此，我已还清全部借款本金，如果说有欠的话，也就是差一些利息。另外，《借款合同》和《还款计划》是我应白璐的要求签订或出具的。当时白璐说其因资金周转需要向他人借款，为了要向他人证明其在外头还有应收账款，表明其还有资金能力，所以让我帮忙签订《借款合同》或出具《还款计划》，并承诺称其不会依据前述文本向我主张权利。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白璐与燕涛曾系同事关系。2019年10月15日，燕涛作为承诺人向白璐出具《还款计划》。《还款计划》的主要内容为：燕涛截止2018年10月15日欠白璐本息280万元；双方约定燕涛分两次还清，2019年10月22日归还100万元，2019年10月31日前还清所剩全部款项；若2019年10月22日未能归还第一笔100万元欠款，双方约定于2019年10月23日办理房屋抵押登记，配偶需配合，如不配合视为违约；如约定还款期间燕涛无法联系，视为违约，燕涛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及连带经济责任。审理中，白璐先主张前述《还款计划》系根据燕涛自2014年2月以前及2014年2月1日至2015年1月期间向其借款和还款的情况所作的概括结算；鉴于截至2015年1月，其以现金或转账方式向燕涛出借款项共计345万元，分别为：2014年2月以前其以现金方式向燕涛出借175万元、2014年2月1日以转账方式出借25万元、2014年6月18日以转账方式出借15万元、2014年7月14日以转账方式出借90万元、2014年7月16日以转账方式出借10万元以及2015年1月间以现金方式出借30万元；而燕涛于出具《还款计划》时仅向其还款138.90万元，分别为：2014年5月15日还款32.40万元、2014年9月22日还款65000元、2015年5月22日还款100万元；并主张因双方就2014年2月1日（含当日）前共计出借的200万元约定了利息计算标准，在出具《还款计划》时，双方按照五年的利息即70万元计算前述200万元项下的利息；由此，双方根据燕涛2014年2月之前以及2014年2月1日至2015年1月间所借的本金345万元、所欠的利息70万元得出燕涛尚欠的借款本息为415万元，扣除燕涛所还的款项，概括结算出燕涛尚欠借款280万元；但后续经核算，其认为若按照先还息后付本的抵偿顺序，《还款计划》中所载的280万元实为本金280万元，而不是本息。就前项所述的200万元项下利息的主张，白璐向本院提交了落款时间为2014年5月28日、其与燕涛签订的《借款合同》予以佐证。经查，该《借款合同》载有白璐借给燕涛200万元，于2014年5月30日前交付燕涛，交付方式为转账或现金；利率为年息7%；借款期限自2014年5月30日至2018年5月30日，利息至到期之日与本金同时归还等主要内容。该《借款合同》后还附空白收条，载明：借款人___已于___年___月___日，收到借款本金人民币200万元整。借款人收到借款后，在此处签字认可。对白璐的主张，燕涛抗辩称其确因资金周转需要向白璐借款，但除了2014年春节期间因其母亲生病急需用钱，白璐因此于2014年2月3日或2月4日以现金方式向其出借30万元外，其他借款均系通过转账方式向其交付；并称在2014年2月以前，白璐仅于2014年1月3日通过转账方式向其出借20万元，不存在白璐所主张的2014年2月之前以现金方式向其出借175万元的情况。就前项所述，燕涛提交了显示白璐于2014年1月3日向其转账20万元、于2014年2月1日至2014年7月16日期间陆续向其转账共计140万元的银行流水予以佐证。审理中，关于现金30万元的交付地点和交付方式，双方陈述较为一致，仅就交付时间的陈述存有差异。关于其他现金借款的交付方式、交付时间等情况，经多次询问，白璐均以时间太长、记不清了进行答复，并仅能就此主张向本院提交其于2016年9月21日在浦发银行进行活期储蓄存款150万元的业务凭证以证明其具备其他现金出借的能力。经询，燕涛称前述《借款合同》实际出具的时间为2018年夏天，当时白璐因向他人借款需要，要求其配合签订《借款合同》，白璐表示可以此《借款合同》向出借人证明自己尚有应收账款，具备偿付能力；关于《还款计划》，燕涛表示此系白璐于2019年10月15日以此前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丢失为由，胁迫其出具的，所载内容均系按白璐的要求进行书写。在燕涛就《借款合同》、《还款计划》出具情况作出陈述并提交关于接收白璐出借款项的银行转账凭据后，白璐则主张《借款合同》实际签订时间为2019年5月或6月间，《借款合同》实际系针对其2014年2月以前以现金方式向燕涛出借的155万元（扣除2014年1月3日转账交付的20万元）以及2015年1月以现金方式交付的30万元两部分借款进行概括核算后所出具的《借款合同》，并称因以现金方式交付的款项没有相应凭据，故其要求燕涛以补签《借款合同》方式进行固定。关于《借款合同》后附的收条为何未让燕涛出具，白璐则称正因为未让燕涛出具《借款合同》后附的收条，故其于2019年10月15日又让燕涛向其出具《还款计划》，只是《借款合同》针对的是现金交付部分的借款，而《还款计划》系针对包括转账方式借款在内的全部借款的概括结算。在后续审理中，白璐又称《借款合同》项下的本金200万元囊括的是2014年2月以前以现金方式交付的155万元、2014年1月3日转账交付的20万元以及2015年1月以现金方式交付的30万元，只是当时按照200万元进行计取本金和计算利息。关于出具《还款计划》时为何未扣减燕涛2015年6月12日以后的相应还款，白璐称因所返还数额较小，当时只是进行概括结算，故遗漏了此后的相应还款。关于还款情况。燕涛主张就转账交付的借款160万元，除了白璐所述的还款138.90万元外，其还于2015年6月12日至2018年6月26日期间陆续以转账方式向白璐还款共计36.70万元，并据此向本院提交了显示其于2015年6月12日向白璐转账10万元、于2015年6月15日向白璐转账27000元、于2015年7月17日至2015年8月31日期间分四笔向白璐转账共计4万元、于2018年6月11日分两笔向白璐转账共计10万元、于2018年6月26日分两笔向白璐转账共计10万元的银行流水予以佐证。就所借的现金30万元，燕涛主张因后续其母亲未做手术，故其于收款后约一个月即将现金30万元返还白璐。白璐认可燕涛关于转账方式所借款项的还款情况，但不认可燕涛已向其返还以现金方式出借的30万元，并主张2018年6月11日和2018年6月26日燕涛向其转账的四笔金额共计20万元的款项系属燕涛因逾期还款向其支付的违约金。经询，白璐未能就其前述主张提供相应证据予以佐证，燕涛亦未能向本院提供有关已向白璐返还现金30万元的凭据。审理中，白璐主张燕涛所还的款项应在扣除利息70万元后再行抵扣相应数额的本金。关于利息的约定。白璐主张双方仅就2014年2月以前以现金方式交付的155万元、2014年1月3日转账交付的20万元以及2015年1月以现金方式交付的30万元约定了年利率7%的利息计算标准，对于其他转账方式交付的借款并未约定利息。燕涛则称双方未就借款约定利息，但因考虑到白璐确实帮助其解决资金问题，故在还款时，其除返还本金外，还向白璐支付了15.60万元作为酬谢或利息。经询，燕涛称除了涉案账目往来及2015年11月9日白璐因其母亲病危向其转账15000元外，双方未有其他经济往来情况。白璐对燕涛所述经济往来情况表示认可。本院认为：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本案中，白璐最终主张的借款本金由2014年2月以前以现金方式出借的155万元和以转账方式出借的20万元、2014年2月1日至2014年7月16日期间以转账方式陆续出借的140万元、2015年1月以现金方式出借的30万元三大部分构成。燕涛对转账出借的160万元和以现金方式出借的30万元予以认可，结合双方关于30万元现金交付情况的陈述和相应转账凭据，本院不持异议，并对前述部分涉及的借款190万元予以确认。关于以现金方式交付的155万元一节。虽白璐向本院提交了其与燕涛签订的《借款合同》，并主张前述《借款合同》主要系针对现金方式出借的本金所作的约定。但综合《借款合同》所载的落款时间与此合同约定的200万元款项交付时间以及此合同关于借款期限的约定、双方陈述的《借款合同》实际签订时间、白璐实际向燕涛交付涉案借款的时间、白璐对《借款合同》项下200万元构成陈述的反复等因素，在燕涛就签订《借款合同》情况作出相应说明而白璐未能就此部分现金交付的具体时间、地点、数额等情况作出合理说明，亦未能提供对应期间的取款凭据或其他证据证明借款事实发生的情况下，需自行就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据此对白璐关于以现金方式向燕涛交付借款150万元的主张、有关《借款合同》项下200万元具体构成的陈述、200万元项下已发生70万元利息的主张以及有关《还款计划》所载的尚欠本息的数额均不予采信。由此，结合双方关于经济往来情况的陈述，本院确认在白璐主张的期间内，白璐向燕涛出借的款项为以转账方式陆续交付的160万元和以现金方式交付的30万元。燕涛虽抗辩已以现金方式向白璐返还30万元，但未能就此提交相应还款凭据，需自行承担相应不利后果，本院对其相应抗辩意见不予采纳。针对燕涛所称的在借款后陆续向白璐返还本金160万元并支付补偿或利息15.60万元，白璐虽主张其中的20万元系属燕涛向其支付的逾期还款违约金，但未能就此提供相应证据，本院因此认定此部分款项亦应纳入燕涛已向白璐还款数额的范畴。据此，结合燕涛还款与白璐出借款项情况，本院认定燕涛现还尚欠白璐以现金方式出借的30万元，对白璐主张的此部分还款请求予以支持，并驳回白璐关于返还其他借款本金和相应利息的诉讼请求。关于30万元借款的利息。结合白璐关于30万元款项交付时间的陈述，本院认定《借款合同》中关于利息约定的效力未能及于此30万元，在白璐未有其他证据证明双方就此30万元约定利息情况下，本院认为白璐按照《借款合同》约定的标准主张利息缺乏依据，并据此结合双方关于《还款计划》出具的情况，认定白璐就前述30万元有权自2019年11月1日起按照法律规定的年利率6%标准主张逾期利息。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燕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白璐返还借款三十万元并支付利息（以三十万元为基数，自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一日计算至实际返还借款之日止，按照年利率百分之六标准计算）；二、驳回原告白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9007元，由原告白璐负担22998元（已交纳）；由被告燕涛负担6009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陈锦洪二〇二〇年九月二日书记员  刘 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