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9民终504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白江波，男，1988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住沧州市运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利薇，河北建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鹏，男，1990年1月10日出生，回族，住沧州市新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伟，河北庶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宝旺，男，1963年9月9日生，回族，住天津市静海县。系父子关系。 原审被告：高功策，男，1983年6月17日出生，汉族，住沧州市沧县。 上诉人白江波因与被上诉人高鹏、高功策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沧县人民法院（2020）冀0921民初13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白江波上诉请求：1、请求贵院依法撤销沧县人民法院（2020）冀0921民初1355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本案中，被上诉人依据付款记录及双方之间发生两次买卖车辆的事实提起诉讼，主张其与上诉人之间存在伍万元的借贷关系，上诉人在认可双方之间两次买卖车辆事实的基础上抗辩争议款项为两次买卖合同之间的违约金。因此本案的基础事实及法律关系是明确、清楚的。但一审法院在已明确查明双方款项往来的基础是买卖关系的情况下，却另行认定该笔款项为不当得利，明显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1、被上诉人在起诉状中明确陈述要求“二被告连带退还原告购车款6万元”是基于因买车后需要退车“上诉人向原告借款5万元用于向被上诉人父亲支付购车款”；2、被上诉人在庭审中再次陈述向一审被告高功策支付的5万元系上诉人白江波向被上诉人高鹏的借款用于回购车辆。3、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也认可该笔款项的发生是基于双方之间发生的两次买卖车辆的事实。结合上述情况，上诉人认为，双方当事人就该笔款项发生所基于的买卖车辆的案件事实及买卖法律关系都是认可的，争议仅在于双方对该笔款项的性质存在异议。而民法总则122条关于不当得利“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的规定，是双方当事人之间产生款项往来无任何法律依据的情况下才存在被认定的前提。因此，在本案基本事实及基础法律关系均清晰、明确，与民法总则122条所规定双方当事人之间无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的规定明显不符。上诉人认为，在双方当事人均明确认可基本案件事实及基础法律关系的情况下，人民法院仅有权在双方各自主张的款项性质之间做出选择，一审法院另行以不当得利为由对涉案款项性质进行认定，明显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二、根据“处分原则”、“不告不理”的基本民事诉讼原则，本案被上诉人主张双方系借贷关系，人民法院在查明涉案款项真实法律关系与被上诉人所主张的法律关系不一致的情况下，无权代表当事人直接改变当事人主张，一审法院程序违法。被上诉人无论是在起诉时还是在庭审中，均未提出过上诉人收取5万元的行为构成不当得利并要求返还的主张。被上诉人对涉案5万元的性质，一直明确主张的是借款，应由被上诉人就该主张承担举证责任。如无法证明，应由其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且一审法院在判决书本院认为中也明确写到“双方均未提交证据证明该笔款项的性质”，因此，被上诉人所主张借款关系不能成立是得到一审法院认可的。因此，上诉人认为，庭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及基础买卖关系均已经明确无争议，而被上诉人所提出的涉案款项为借款的主张并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据《最高人民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对于被上诉人所主张的借款事实应当依法先行予以驳回。而一审法院在认定被上诉人要求返还借款的主张不能成立的情况下，另行认定该笔款项系不当得利，导致本案出现了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情形，在当事人未明确提出变更诉讼请求的情况下，一审法院直接以上诉人构成不当得利为由判令上诉人返还被上诉人5万元，明显违反法定程序，严重侵犯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三、关于本案买卖车辆以及回购车辆的案件事实和经过，上诉人已在一审中进行了充分的陈述。上诉人对已卖出车辆的回购是建立在被上诉人自愿支付5万元违约金的前提下的。在两次交易均已全部完成的情况下，法院再对已经终结的买卖关系进行处理明显违背了民事活动中自愿有偿、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就本案实际情况而言，系极为简单、普通的买卖关系。被上诉人高鹏以26万元购买了上诉人白江波的车辆，购买后因父母反对提出退车。上诉人在与被上诉人的车辆买卖行为已履行完毕的情况下，不可能无故答应被上诉人提出的退车要求。被上诉人为跟父母有个交代，遂提出自愿向上诉人支付5万元违约金，并请求上诉人在其父亲面前隐瞒收取违约金的事实。此种情况下，上诉人才答应回购车辆。上诉人在起诉状所称的事实与其在一审庭审时的表述完全是其虚构的事实。上诉人所虚构出来的事实，不仅违背基本的交易规则，而且违背正常行为人所应该具备的基本逻辑。关于本案中被上诉人自愿向上诉人支付5万元违约金要求上诉人回购车辆的行为，首先，该违约金标准并未超出合同法规定的违约责任上限，并且是上诉人高鹏自愿支付并已经实际支付，该买卖合同双方已经充分履行完毕并终结。现被上诉人提出退还，违背了民事活动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在查明不存在欺诈、胁迫等违法情形的情况下，人民法院也不应当对已经终结的买卖关系进行处理。更不应在已经查明涉案款项并不是不当得利的情况下，且被上诉人未变更诉请的情况下，违背事实，另行以上诉人构成不当得利判令返还。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案件事实，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原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被上诉人高鹏答辩称，1，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购买车辆后因该车存在质量问题，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提出退车。双方并未书面或口头约定解除合同违约金，上诉人提出暂缺5万元退车款让被上诉人先行垫付，其后高功策与上诉人父亲高宝旺签订买卖协议，约定25万元价格购买涉案车辆，此协议实际为退车而签订，双方真实的意思是以25万元价格退车。被上诉人因该笔买卖行为共计向上诉人支付31万元，对于被上诉人垫付5万元退车款上诉人拒不返还的行为属于不当得利。上诉人援引民法总则122条狭义理解认为双方有买卖合同关系取得超过合同约定价款的行为不是不当得利观点错误，不应支持。2、上诉人在（2019）冀0921民初117号案件中当庭陈述并未收到被上诉人转账赵某支付的26万元购车款，认可只收到被上诉人向高功策支付宝转账5万元购车款。其后在本案中上诉人又辩称收到被上诉人转账赵某支付的26万元购车款，被上诉人向高功策支付宝转账5万元是违约金。上诉人前后两次对同两笔转账的陈述相互矛盾，故意隐瞒取得不当利益事实，其上诉所称5万元是违约金的理由不能成立。3、被上诉人起诉、庭审陈述均未明确向高功策支付宝转账5万元是借款，一审判决根据原、被告的举证、质证、辩论，查明上诉人无理由拒不退还被上诉人垫付购车款5万元的行为构成不当得利，据此判决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予以维持。4、上诉人主张5万元是违约金的理由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只通过自圆其说的表述不应得到支持。 5、依据《中国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第二款“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之规定，上诉人主张5万元违约金应提供证据证明因解除合同所造成的损失，及损失超过3.8万元。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买车到退车只有一天时间，不存在任何经济损失，上诉人主张5万元违约金不应支持。 被上诉人高鹏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二被告连带退还原告购车款6万元，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5月3日，原告高鹏在被告白江波开办的鼎盛名车行车友俱乐部购买宝马Ｚ4轿车一辆。2016年5月3日13时，原告高鹏与被告高功策作为买卖双方签订买卖协议，约定：买卖协议“今有宝马Ｚ4白色一辆以26万元价格出售，车号：冀Ｊ×××××。自2016年5月3日13时止，此车所有的违章、交通事故、经济纠纷归卖方所有，此时间以后所有的违章、交通事故、经济纠纷归买方所有，买方在15日内过户。卖方高功策、买方高鹏。2016年5月3日13时”，并于2016年5月3日15时38分通过高鹏62×××99账户转账26万元至赵某62×××49账户中，赵某于2016年5月4日16时通过赵某62×××88账户转账260000元至被告白江波62×××88账户中。原告高鹏买车行为遭到父母反对，要求退车。2016年5月4日，被告高功策找到原告父亲高宝旺，双方签订买卖协议，约定：买卖协议“今有宝马Ｚ4白色一辆车号：冀Ｊ×××××，车架号ＷＢＡＬＭ31059Ｅ351839。经买卖双方协商以25万元价格成交（贰拾伍万元）。自2016年5月3日13时至2016年5月4日16时所有违章、交通事故、经济纠纷归卖方所有，自2016年5月4日16时以后所有的违章、交通事故、经济纠纷归买方所有。卖方高宝旺、买方高功策。2016年5月4日16时。”2016年5月4日15时33分至2016年5月4日15时34分，原告高鹏分五次通过支付宝转账5万元至被告高功策支付宝，后被告高功策将收到的五万元转交至被告白江波。 一审法院认为，合合法的买卖合同应受法律保护，原告高鹏作为成年人与被告高功策签订买卖协议购买车辆，其买卖协议合法有效。后原告因父母反对要求退车，原告父亲高宝旺与被告高功策签订买卖协议并约定价款，虽为买卖协议，实为退车协议。双方约定价款为25万元，属于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协议的签订双方为原告的父亲高宝旺与被告高功策，实际的买卖双方为原告高鹏与被告白江波，双方对购车协议中的价款及退车协议中的价款均明知，对代理行为均认可，该买卖协议合法有效，对原被告双方均有约束力。故原告高鹏要求被告返还1万元购车款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原告主张支付给被告高功策的5万元系借款，被告白江波主张该5万元系同意退车的违约金。双方均未提交证据证明该笔款项的性质。双方在两份买卖协议中均未提及违约金的计算方式，且买车与退车之间间隔一天，被告并未举证其因原告违约造成的损失。原告高鹏给被告高功策转账5万元的行为使原告高鹏因此利益受损，被告白江波因此受益，且其取得利益没有合法根据，故本院对原告要求被告返还5万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被告高功策受被告白江波委托，代为签订协议代为接收款项，被告高功策已经将收到原告高鹏转来的5万元转交给被告白江波，故不承担责任。 一审判决：一、被告白江波返还原告高鹏50000元。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二、被告高功策不承担责任。 三、驳回原告高鹏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白江波申请证人高某、赵某出庭作证，二证人均证实：2016年5月份，白江波将宝马Ｚ4出售给高鹏，以26万元价格成交。过了一段时间高鹏不想买这车了，当时白江波说这个车辆不能退，后来协商高鹏自己打给白江波5万元违约金，然后这才把这个事情协商下来。当时和高鹏的父亲是以25万元价格成交的，高鹏让白江波隐瞒这个情况。白江波把25万元的车款打给了高鹏的父亲。上诉人高鹏对二证人的证言的意见是：二证人证言均称不认识高鹏，但在庭审中明确陈述而且是多次说是高鹏与白江波进行车辆的交易，并且明确提到是高鹏父亲不同意买车而退车。在庭审中其均不能说明具体的交易时间，也不能明确其知晓是高鹏与白江波协商买车退车，均是听白江波打电话或打电话后和证人说事情的经过。该交易行为发生在2016年5月4日，时间已有4年之久。证人对于高鹏的姓名、退车的经过、包括5万元属于违约金记的清晰明了，且当庭陈述没有与白江波商量作证的事实，可见证人完全是通过白江波庭前向其陈述了事件的经过，才可以如此清晰明了的向法庭陈述。其所谓的交易经过以及5万元是违约金的待证事实。因此证人证言不具有真实性。证人也不能证明买卖合同双方交易的经过。请求法庭不予采信。 本院认为，本案的基本事实是，被上诉人高鹏购车后，又将所购车辆予以退回。被上诉人高鹏向上诉人白江波支付5万元后，上诉人白江波将25万元退到被上诉人高鹏的父亲高宝旺的帐户中。上诉人白江波主张该款项系高鹏支付的违约金，结合本案的案情以及证人高某、赵某的证言，被上诉人高鹏购车后退车的行为应认定为违约，故上诉人白江波认为该款为违约金的主张成立。关于违约金数额的确定，违约金具有双重性，即对守约方弥补损失，对违约方进行惩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务。本案中，因购车的价格为26万元，退还的购车款为25万元，差价为1万元，加上被上诉人高鹏另行支付的5万元，上诉人白江波共收取了6万元，被上诉人高鹏在二审审理中主张该款若为违约金，则过高。结合本案的基本事实，买车退车的间隔时间仅为一天，上诉人白江波收取6万元过高，本院予以调整，本院酌定违约金为1万元，上诉人白江波应返还被上诉人高鹏5万元。一审法院，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但判决结果正确。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上诉人白江波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郭景岭 审判员  冷树青 审判员  高玲玲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六日 书记员  王 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