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6民终521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在华，女，1951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烟台市牟平区。上诉人（原审原告）：魏振华，男，1976年3月2日出生，汉族，住烟台市牟平区。上诉人（原审原告）：魏振良，男，1981年9月30日出生，汉族，住烟台市牟平区。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玲，山东平和律师事务所律师。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晓燕，山东平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付崇飞，男，1988年6月3日出生，汉族，住牟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峰，山东前卫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在华、魏振华、魏振良因与被上诉人付崇飞健康权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人民法院（2020）鲁0612民初5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张在华、魏振华、魏振良上诉称，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判决认定本案起诉超过诉讼时效，裁判错误。2012年5月7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间就同一事实诉至牟平区人民法院，案号为(2012)烟牟民一初字第622号。2013年8月22日，上诉人的代理律师在未告知且未经上诉人同意的情况下，伪造上诉人的签字制作撤诉申请书，向牟平区人民法院申请撤诉，法院于当日作出裁定并送达给了代理律师。代理律师收到准予撤诉的民事裁定书后，未予告知上诉人，直至2017年上诉人到牟平区人民法院查阅卷宗时，才得知662号案件已经撤回起诉的事实。为此，上诉人向法院、司法局、信访局等相关主管部门反映问题，并就代理律师超越代理权限、未经当事人同意擅自撤诉且不予告知的违法违纪行为投诉至烟台市律师协会。在有关部门的调查过程中，上诉人依法对622号案件中撤诉申请书上载明的申请人(上诉人)签字进行了笔迹鉴定，鉴定结论为非本人真实书写。原622号案件虽然于2013年8月22日被法院裁定准予撤回起诉，但上诉人直到2017年才知晓撤诉事实。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本案上诉人提起一审诉讼，从其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计算未超过三年诉讼时效，上诉人有再次提起诉讼的权利，上诉人于2019年12月到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显然并未经过诉讼时效。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裁判错误。本案中上诉人原代理律师的授权范围为：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等，一审法院认为原代理律师享有放弃诉讼请求的权限，即认定原代理律师享有代为申请撤诉且撤诉结果应及于上诉人，如此认定明显错误。从最高人民法院诉讼文书样式中可以明确，放弃诉讼请求需要提交声明书阐明放弃的诉讼请求的具体内容，而申请撤回起诉需向人民法院提交申请书，这是两种不同的文书，由此可见，放弃诉讼请求与申请撤回起诉是不同的处分权。原代理律师的撤诉行为超越代理权限，依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上诉人从未追认过原代理律师的撤诉行为。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规定，认为原代理律师撤诉的请求是在授权范围之内，撤诉申请书视为当事人对诉权的处分，系法律适用错误。三、一审法院遗漏本案关键事实审查，程序严重违法。一审诉讼过程中，上诉人提交了2017年笔迹鉴定报告，证实622号案件中撤诉申请书中的申请人签字并非上诉人书写。并陈述了在2017年在进行笔迹鉴定时，上诉人魏振华因出海打工，未进行笔迹鉴定，鉴定报告中不包含对魏振华的笔迹鉴定。对此，一审法院要求查明622号案件中撤诉申请书中“魏振华”的签名是否本人书写。上诉人魏振华向一审法院提交了《笔迹鉴定申请书》，配合进行调查。但一审法院在上诉人提交了鉴定申请书后，对该关键事实，不予组织调查，也未启动鉴定程序，且对此事实在一审判决中未作任何表述、认定，遗漏对事实的审查，程序违法。被上诉人付崇飞答辩称，1、2013年8月22日，牟平法院裁定准予上诉人撤回622号案件，从2013年8月23日起重新计算诉讼时效，所以2019年上诉人重新起诉被上诉人已过诉讼时效。2、上诉人在622号案件结案后，对上诉人原代理律师情况的反映，是上诉人与原代理律师之间的代理合同纠纷，与被上诉人无关。3、民事诉讼法第59条规定，诉讼代理人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提起反诉或者上诉，必须有委托人的特别授权，撤诉是诉讼权利的处分，并不需要特别授权。在622号案件中，上诉人的原代理律师的授权为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和解、代收法律文书等，属于特别授权中的全权代理。所以一审法院有理由相信原代理人有撤诉的权利。一审法院依据民法总则162号规定，认为前述的法律结果由上诉人承担完全正确。4、上诉人称从2013年8月23日，关于622号案件，以上诉人撤诉的结果，直到2017年上诉人查阅一审法院卷宗，才知道该案撤诉，这种说法不符合生活常理，这么长的时间里，当事人对案情不闻不问，不与代理人沟通，不知道案件的进度和结果，这种情况不可思议。原审原告张在华、魏振华、魏振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承担雇主责任，支付雇员魏德松的医疗费、死亡赔偿金等各项损失共计1024274.5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张在华系魏德松配偶，魏振华、魏振良系魏德松儿子。2011年11月18日，魏德松和张在华经人介绍到被告付崇飞位于牟平区养猪场工作，魏德松从事喂猪、清理猪粪便以及掩埋死猪的工作。在养猪场工作了40多天，魏德松身体不适。2011年12月30日，魏德松到医院住院治疗，2012年1月13日死亡。死亡原因为：病毒性××（××）、急性肝衰竭、肝性脑病、肝肾综合征。这期间花费医药费、护理费、丧葬费等各项费用。2012年1月4日，烟台市牟平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魏德松所患的戊型病毒性××病例进行了流行病学调查，并出具了调查结果说明。该说明中明确魏德松所感染的戊型病毒性××不能排除是在被告处从事生猪饲养后感染的，原告据此多方与被告协商赔偿事宜未果，为维护合法权益，特诉至贵院，请求判如所请。原告提交了以下证据：1、死亡证明一份、常住人口公民身份登记表、常住人口登记卡原件一份，证明2012年1月13日魏德松因病死亡，其配偶张在华、儿子魏振良、魏振华作为魏德松的近亲属有提起本案诉讼的主体资格。2、个体工商户开业登记申请书一份、2012年11月28日法庭审理笔录4页，证明魏德松于2011年11月18日开始在被告开办的养猪场工作被告于2018年1月4日提交个体工商户开业登记申书，其在魏德松工作期间未办理营业执照，雇主付崇飞应当承担赔偿责任。3、2019年8月14日烟台市牟平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出具的《关于魏德松患戊型病毒性××流行病调查结果的说明》一份，证明《关于魏德松戊患型病毒性××流行病调查结果的说明》明确通过流行病学调查，不能排除魏德松是在从事生猪饲养后感染的可能性。魏德松作为雇员在工作期间因雇佣活动遭受损害，付崇飞应付赔偿责任。4、山东省医疗保险住院收费专用票据、滨州医学院烟台附属医院病案一宗、滨州医学院烟台附属医院病人住院费用清单（医疗）一宗，证明2011年12月30日魏德松因身体不适住院，经诊断患有戊型病毒××、急性肝衰竭、肝性脑病、肝肾综合征，并于2012年1月13日因抢救无效死亡；住院14天，共花费医疗费35000元，产生误工费874元，护理费125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420元。5、烟台衡信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意见（衡信司鉴中心[2018]痕鉴字第1号、衡信司鉴中心[2019]痕鉴字第4号）证明一个对（2012）烟牟民一初字第622号撤诉结案不知情，本案诉讼没有超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张在华系魏德松配偶，魏振华、魏振良系魏德松儿子。2011年11月18日，魏德松和张在华经人介绍到被告付崇飞位于牟平区养猪场工作，魏德松从事喂猪、清理猪粪便以及掩埋死猪的工作。在养猪场工作了40多年天后，魏德松因身体不适，于2011年12月30日到医院住院治疗。2012年1月13日，魏德松死亡，死亡原因为：病毒性××（××）、急性肝衰竭、肝性脑病、肝肾综合征。这期间花费医药费、护理费、丧葬费等各项费用。2019年12月，三原告到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判决被告付崇飞对魏德松的死承担责任，赔偿经济损失1024274.5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2012年5月7日，三原告在法院就同一事实对被告提起诉讼，案号为（2012）烟牟民一初字第622号（以下简称622号案）。三原告委托律师曲绵堂、杨莎莎作为代理人进行诉讼，委托代理权限为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代收法律文书等。2013年8月22日原告申请撤诉，法院于当日裁定准予撤诉并送达原告。一审法院认为，结合被告抗辩、原告提交的证据及本案庭审查明的事实，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原告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本案原告于2012年5月7日就本案事实在法院对被告付崇飞提起过诉讼。2013年8月22日，该案经原告申请，法院裁定准予撤诉，裁判文书于当日送达原告。《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四）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根据上述规定，原告起诉的诉讼时效期间自2013年8月23日起重新计算。至2019年12月原告提起本案诉讼，明显超过诉讼时效。原告主张，622号案的撤诉申请书系委托诉讼代理人伪造，并非三原告出具。直至2017年原告到法院查阅卷宗时，原告才得知622号案已经结案的事实。并提交了两份鉴定报告证明代理人伪造撤诉申请书。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一百六十二条规定，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法律效力。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法律责任。622号案原告对委托代理人的授权范围为：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代收法律文书等，代为申请撤诉在原告的授权范围内。无论622号案的撤诉申请书是原告出具还是代理人代为出具，都视为原告对诉权的处分，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应当由原告承担。原告的抗辩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采纳。如果确系他人原因导致原告超过起诉期限，故而无法维护自己的权益，原告可直接向责任人主张赔偿。综上，原告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被告抗辩于法有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一十九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5月29日判决：驳回原告张在华、魏振华、魏振良的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上诉人提交山东昆嵛律师事务所提交给法院的授权委托书复印件一份，首先阐明该份证据系上诉人在另案（2012）牟民一初字第622号案件的档案卷宗材料中复印所得，原件在原一审法院存档。证明2012年9月3日，另案代理律师在未经上诉人特别授权下，伪造当事人的手印，向法院提交伪造的授权委托书及撤诉申请书。原代理律师的撤诉行为，超越代理权限。依据民法总则第171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代理权终止后仍实施代理行为，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上诉人直至2017年才知晓事实，依据民法总则第188条，诉讼时效从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计算，上诉人提起一审诉讼从其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计算未超过3年的诉讼时效，上诉人有权提起诉讼的权利。证明上诉人未过诉讼时效。被上诉人质证称，对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该证据证实不了本案的诉讼时效。授权委托书的真实性是上诉人与原代理人之间的代理合同纠纷，与被上诉人无关。并不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力。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2012年张在华、魏振华、魏振良向法院提起诉讼，案号为一审法院（2012）牟民一初字第622号；2013年8月22日一审法院作出（2012）牟民一初字第622号民事裁定准予撤回起诉，裁定书于作出当日送达给张在华、魏振华、魏振良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莎莎及对方当事人。从该案中授权委托书载明的权限看，杨莎莎有代收法律文书的权限。根据有关规定，杨莎莎签收该（2012）牟民一初字第622号民事裁定书即为送达。上诉人主张代理律师收到准予撤诉的民事裁定书后未予告知上诉人，这是三上诉人与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之间的委托合同纠纷，并不影响上述裁定书已于2013年8月22日依法送达并生效。从2013年8月22日收到一审法院（2012）牟民一初字第622号民事裁定书之日起，至2019年12月上诉人基于同一事实以相同诉讼请求再次提起本案诉讼，已经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一审法院认定张在华、魏振华、魏振良的本案起诉超过诉讼时效，于法不悖。上诉人主张上诉人的前案代理律师未经上诉人同意伪造上诉人的签字制作撤诉申请书向法院申请撤诉，一审法院于当日作出裁定。这实质上是关于该准许撤诉裁定是否确有错误的问题，而上诉人未提交证据证实该民事裁定已被有权机关撤销，即该裁定于2013年8月22日生效后至今仍合法有效。上诉人主张魏振华因出海打工未进行笔迹鉴定，一审遗漏本案关键事实审查，程序严重违法，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018元，由上诉人张在华、魏振华、魏振良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尹鹏亮审判员  杨忠霞审判员  王天松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郭春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