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京0113民初970号原告：李某，女，1953年2月1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北京市顺义区，住北京市顺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文文，北京市顺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雒某，男，1987年4月16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北京市顺义区，住北京市顺义区。被告：申某，女，1987年1月13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北京市顺义区，住北京市顺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鹤，上海市锦天城（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李某诉被告雒某、申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文文，被告申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鹤，被告雒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李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二被告连带偿还原告借款68万元及利息（以68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计算自2018年2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2.案件受理费由二被告负担。事实与理由：二被告于2015年9月10日登记结婚，2018年3月12日二被告购买位于海南省海口市×号房屋时，原告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直接向海南省海口市×号房屋的出卖人的委托人薛永磊支付68万元，该笔款项实际是原告出借给二被告用于购买上述房屋的借款，后二被告于2018年6月8日登记离婚。原告认为，其出借给二被告的68万元用于二被告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属于二被告的夫妻共同债务，二被告应当对该笔共同债务向原告承担连带清偿义务。现原告起诉至人民法院，请求法院依法判决，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被告雒某辩称：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购买房屋的钱款不是李某借给二被告的。为了这个房子原告用不同的理由起诉过我，实际上这个钱是申某自己的钱，只不过是通过了原告的银行卡付给了卖房人，不存在借贷关系。申某自己开有公司，收入挺多的，李某早已退休了。我会提交证据证明申某只是用李某的名字办理了营业执照、贷款等相关事宜，李某与公司经营没有任何关系。房款虽然显示是李某支付的，但不能代表钱是李某所有。且就算是李某出资，也相当于其对申某的个人赠与，房产证登记也是申某，申某有权自行处置。被告申某辩称：认可存在借款事实。借款发生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是夫妻共同债务，需要二被告共同偿还。本院经审理认定如下事实：李某系申某之母。雒某与申某原系夫妻关系，二人于2015年9月10日登记结婚，2018年6月8日经北京市顺义区民政局协议离婚。2018年1月5日，李某通过名下中国银行账户向案外人薛永磊名下账户分四笔共计汇款18万元。2018年1月24日，李某通过名下中国银行账户向案外人薛永磊名下账户汇款50万元，备注为“申某房款”。2018年3月12日，申某作为买受人与出卖人李长青、魏喜成的共同代理人薛永磊签订存量房买卖合同（网签合同编号：海-澄-201803104033），约定申某从李长青、魏喜成处购买位于海南省海口市×号（以下简称涉案房产）。2018年4月3日，上述房产登记至申某名下。2018年6月8日，雒某与申某离婚时，双方签订的离婚协议约定涉案房屋归雒某所有。李某主张其原本为涉案房屋的实际购买人，申某只是受其委托办理相关购房事宜，但最终该房屋登记在申某名下，因该房产购买于申某与雒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是二人共同财产，而其没有将房产或购房款赠与给二人的意思，故其支付的68万元购房款应是申某与雒某从其处的借款。为证明是涉案房屋的实际购买人，李某提交了涉案房屋《前期物业服务合同》、涉案房屋交纳物业费的业务凭条和收款收据、催缴物业费的短信通知。其中，《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签订人是申某，落款处留的手机号为李某手机号，业务凭条和收款收据显示涉案房屋2018年3月至2019年12月的物业费用由李某于2019年8月3日转账支付，短信通知显示李某于2019年8月3日收到物业公司催缴涉案房屋的物业费。申某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及李某的陈述。雒某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主张涉案房屋的《前期物业服务合同》是申某与其离婚后才签订的，物业费也是二人离婚后才交的，李某并无购买涉案房屋的意思。雒某主张李某支付的68万元购房款并非李某的钱而是申某自己经营公司挣的钱，购买涉案房屋时申某并未提到过从李某处借钱，只是告诉其购房款已转给卖房人，让其不用管了。雒某主张申某经营多家公司，但这些公司在办理营业执照、贷款等事项时都借用了李某的名义。为证明上述主张，雒某提交了多家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公司注册登记书（香港爱家装饰设计有限公司）、谈话录音、微信记录。其中，工商登记信息显示申某在多家公司担任股东或其他职务。公司注册登记书（香港爱家装饰设计有限公司）显示申某为该公司创办成员，股份数额为5万港元。谈话录音中有如下内容：“李某：......我说申某你为什么取营业执照、贷款一律都使我名字，我知道一旦你那公司出了问题，你妈是第一个逮捕人......”，雒某称谈话录音是其父亲与李某于2018年6月6日的对话。雒某与申某的微信记录显示2017年10月9日雒某向申某发送涉案房产的信息并称房子不错；2017年12月27日雒某告诉申某一月初给三四十万，房子需要提前办理银行解押等。雒某、申某与另两人的微信群聊记录显示四人多次商谈房款给付、公证、缴税等事宜，其中一人在2017年12月18日告知雒某、申某要尽快先给85万元房款，最后10万元过户后再给。雒某称微信群聊中的另两人分别是其朋友和卖房人代理人薛永磊。李某与申某均不认可工商登记信息、公司注册登记书的真实性，称不能证明登记信息中的“申某”是本案申某；主张谈话录音中都是闲聊的话，并没有说所有的营业执照、贷款都是借用李某的名字办理，即使存在这个情况，也不能说明涉案款项是申某的，实际上李某所称的营业执照用其名字指的是中天建泽工程咨询（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天建泽公司）为了办理资质收购的几家公司，而非中天建泽公司，中天建泽公司法定代表人一直都是李某；主张微信聊天记录与本案无关，其在本案中主张的是借款，与房屋归属无关。为证明李某支付的68万元购房款非李某的钱款，雒某申请本院调取李某、申某名下银行账户在2015年9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交易流水。本院依申请调取的申某名下尾号为0232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显示，自2016年10月至2018年5月期间，该账户基本每月都会收到户名为孙洪洪的账户汇入的超过十万元以上的大额款项；申某名下尾号为0232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曾分别于2018年1月31日、2018年3月15日、2018年3月30日、2018年4月13日转账给李某9万元、7万元、6万元、7万元；申某名下尾号为2897的中国建设银行账户于2018年1月31日转账给李某20万元。李某自行提交的名下招商银行账户显示2017年12月24日收到孙洪洪转账50万元，2018年1月23日收到个贷交易645万元，当日又转出645万元，余额仍为50万元，2018年1月24日转账给薛永磊房款50万元。对于上述申某和李某名下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李某称孙洪洪转账给其的50万元是其为支付涉案房屋购房款从孙洪洪处的借款，至今未向孙洪洪偿还。李某称申某名下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和中国建设银行账户是中天建泽公司与客户资金往来的账户，客户将款项支付到申某账户中，除去公司经营开支，再由申某支付给李某，与购房款没有关系，结合这些账户巨大的资金往来交易情况，可以说明该账户是中天建泽公司的业务往来卡。为证明其主张，李某提交了中天建泽公司工商登记信息、支出凭证五份予以证明。中天建泽公司工商登记信息显示公司法人、股东均是李某；支出凭证显示申某分别于2018年1月4日、2018年1月8日、2018年1月10日、2018年2月9日借款，未显示出借单位。李某称这些借款集中在2018年1月至2月，借款用于公司开支，剩余部分返还给公司法人李某。对于上述申某和李某名下银行账户交易明细，雒某称孙洪洪转账给李某的50万元并非借款，而是孙洪洪应支付给申某的业务款，因孙洪洪从2016年开始就与申某之间有大额资金转账，但孙洪洪与李某之间仅于2017年12月24日发生了该笔大额转账，且用于支付购房款，可见该笔款项的目的就是买房，另，2017年10月准备买房之前，李某名下账户没有申某转入的大额款项，但在准备买房之后却有多笔大额转账，可见款项都是用于购房。雒某称中天建泽公司跟李某没有实际关系，只是借用李某名义办理营业执照，而且中天建泽公司有对公账户，为何不汇到公司账户而是汇给申某，且申某名下有多家公司，不能证明这些款项是支付给中天建泽公司的。对于上述申某和李某名下银行账户交易明细，申某称流水显示的金额与购房款没有关系，金额、时间与购房款支付时间不对应。另，雒某主张李某曾就涉案房产参与过多次诉讼，每次所述理由都不一样且前后矛盾，并提交（2018）京0113民初29781号民事判决书、（2019）京03民终7977号民事判决书、（2019）京0113民初11522号民事裁定书、（2019）琼9023民初1674号民事判决书予以证明。其中，（2018）京0113民初29781号民事判决书显示，李某作为第三人述称涉案房屋是其全额出资购买，其中68万元购房款直接由其转给卖房人，剩余的27万元购房款是其向朋友、公司拆借后交给申某，由申某交给卖房人后办理的房本手续。（2019）京03民终7977号民事判决书显示，李某称因不方便去海南办理产权登记，故将涉案房屋登记在申某名下。（2019）京0113民初11522号民事裁定书显示，李某称委托申某代为办理海南买房事宜，后得知申某擅自将房屋登记在申某自己名下。（2019）琼9023民初1674号民事判决书显示，李某称李某对涉案房屋价格、位置均满意，因无法离京，委托申某办理房屋买卖手续，并借申某名义进行登记。李某认可上述法律文书的真实性，称能够证明其一直主张房屋原本为自行购买，但后来因为各种原因只能先登记在申某名下，因申某在离婚协议中将房屋分给了雒某，故购买该房屋的房款应为申某和雒某的共同债务，上述法律文书能证明事件经过，并不矛盾。申某认可上述法律文书的真实性，称双方确实存在多次诉讼，只是双方对法律关系理解不同。另查明，申某与雒某签订的离婚协议关于债务约定如下：“婚后共同债务归男方偿还的：无。婚后共同债务归女方偿还的：因购买顺义区×号房产，购买顺义区×房产，购买顺义区×号房产，所欠的三处房产全部贷款及借款。购买×××奥迪A6轿车贷款。”经本院释明，李某坚持主张本案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存量房买卖合同、不动产权证、《前期物业服务合同》、业务凭条、收款收据、工商登记信息、谈话录音、微信记录、银行交易流水、（2018）京0113民初29781号民事判决书、（2019）京03民终7977号民事判决书、（2019）京0113民初11522号民事裁定书、（2019）琼9023民初1674号民事判决书、庭审笔录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出借人向借款人主张归还款项时，应当举证证明双方就借贷法律关系达成合意，且出借人实际向借款人支付了出借款项。本案中，李某主张转账给案外人薛永磊的68万元是申某和雒某从其处的借款，但除了提交的转账凭证外，未提交其他能够直接证明该款项为借款的证据。雒某不仅否认其与申某二人和李某之间存在借款的合意，也不认可上述款项是李某的钱，并提交多份生效法律文书以及申某、李某名下银行账户交易明细予以反驳。对此，本院认为，首先，李某在之前的多次诉讼中均未主张涉案款项是借给申某和雒某的，也未提出过申某和雒某有向其借款的意思，而是主张涉案款项本是用于其个人购房支出。申某虽在本案中认可涉案款项是借款，但在之前的多次诉讼中均表示涉案款项是李某为本人购房的出资，且其与雒某签订的《离婚协议》中关于婚后共同债务的内容提到了其他多笔债务，并未涉及涉案款项。再结合申某与李某之间的特殊关系，本院对申某称涉案款项为借款的意见不予采信。本院认为，李某不能证明与申某、雒某之间存在借款的合意。其次，根据查明的事实，李某支付的68万元涉案款项中有50万元来自于案外人孙洪洪的转账汇入，李某虽称该50万元是其从孙洪洪处的借款，但从李某和申某二人名下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来看，李某名下账户除了在2017年12月24日收到过孙洪洪转入的该笔50万元外，二人之间鲜少有其他资金往来，而申某与孙洪洪之间在2016年10月至2018年5月期间则存在连续不断密切的资金往来，且均为孙洪洪向申某账户转账。结合李某与申某名下银行账户交易明细亦显示二人存在资金往来的情况以及申某与李某之间的特殊关系，本院认为，李某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涉案款项是其本人钱款，本院难以认定涉案款项是其本人支付。如上所述，李某既不能证明与申某、雒某之间存在借贷合意，亦不能证明涉案款项实际由其支付，故李某主张与申某、雒某之间为借款关系依据不足。李某的起诉不符合法律规定，应予驳回。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李某的起诉。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张 锐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八日书记员 崔东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