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1民终846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南通苏中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海安县海安镇黄海大道中**。 法定代表人：臧正华，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凤仙，河北金龙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北禄润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住，住所地石家庄市裕华区南二环东路**/div> 法定代表人：闫俊锋，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剑锋，河北俱时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吴耀华，男，1976年12月8日出生，汉族，现住石家庄市桥**。 委托诉讼代理人：闫有晶，河北英汇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南通苏中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苏中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河北禄润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北禄润公司）、吴耀华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2020）冀0108民初9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南通苏中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凤仙，被上诉人称河北禄润公司的托诉讼代理人程剑锋，被上诉人吴耀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闫有晶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南通苏中建设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冀0108民初918号民事判决，改判南通苏中公司对河北禄润公司欠付吴耀华的劳务费不承担责任。2、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吴耀华承担。事实与理由： 一、一审判决以南通苏中公司与河北禄润公司签订的《结算书》未实际结算及《补充结算书》未履行完毕为由作出“南通苏中公司与河北禄润公司之间未结清工程款，南通苏中公司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认定，该事实认定是错误的。理由如下：(一)、南通公司与禄润公司之间的工程款已结清，该事实不仅有充足的结算证据和禄润公司的自认可以证实，还有三份生效判决对工程款已结清事实进行了确认。1、在原一审判决前的2018年3月，南通公司已与禄润公司结清了工程款，禄润公司在原二审开庭前出具了已结清工程款《证明》(时间为2018.6.30)这份证据。南通公司与禄润公司之间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金额为1447万余元，若双方未进行实际结算，那禄润公司在欠付巨额债务的情况下也不向南通苏中公司索要该工程款完全不符合常理和逻辑。所以双方不仅进行了实际结算，而且还结清了工程款，合同主要义务履行完毕。南通公司向法院提交的《施工劳务分包合同》、工程量核对表、结算书已付工程款明细表、补充结算单、收据、禄润公司出具的《证明》这些证据均可证实自己的主张。2、在同一个涉案工程上，与吴耀华法律地位相同的其他农民工陈**云、陈敬同、陈光领诉禄润公司、南通公司劳务费纠纷的三个案件中，诉求与吴耀华案完全一致，同样是主张劳务费，上述三个案件经过一审、二审、发还重审，最终作出生效判决确认了南通公司与禄润公司之间的工程款已结清这一基本事实，并判定南通公司对陈**云等人的劳务费不承担任何付款义务。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93条第5项及已实施的《最高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10条之规定，已为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确认的基本事实，无须再举证证明，故以上三份生效判决确认的南通公司与禄润公司已结清工程款的事实，在没有其他相反的证据可以推翻的情况下，其他同类案也应采纳该事实作为定案的依据。依据同类案同判的司法理念，南通公司在本案中对禄润公司欠付吴耀华的劳务费也应不承担责任。(二)一审判决混淆了南通苏中公司、禄润公司、第三人蒋光付之间的债权债务法律关系与吴耀华起诉的劳务费纠纷法律关系，二者相互独立，一审法院无权强行干涉另一法律关系中当事人已达成的意思自治。禄润公司法定代表人闫俊峰曾向蒋光付借款30万元用于支付涉案工程的工人工资，后禄润公司在与南通苏中公司结算时将该债务转让给南通公司，债权人蒋光付同意，三方签订了《债务转让协议》，该协议是三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符合《合同法》第84条规定的债务人将债务转让给第三人应征得债权人同意的规定，因此，该债权转让行为是合法有效的。同时该协议是在2017年3月25日达成的，即吴耀华起诉之前，故根本不存在逃避执行的情形。截至2018年11月23日，南通公司已向蒋光付支付了20万元，剩余296,000元尚未履行。故在《债务转让协议》已部分履行且三方对此均无异议的情况下，司法手段不应强行干涉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的已形成且履行中的法律关系。如南通公司未按债务转让协议履行，蒋光付可以向南通公司主张权利，与本案无关联性。一审法院不能因债务转让协议未履行完毕就认定南通苏中公司仍欠付禄润公司工程款，债务转让法律关系与吴耀华的劳务费纠纷是两个独立的法律关系，不应混为一谈，一审判决将2018年11月南通公司向蒋光付付款的行为等同于在向禄润公司支付工程款，如此没有依据的认定完全与事实相悖，侵害了案外人蒋光付的合法权益。 二、一审判决以“截至2017年6月16日尚欠禄润公司70,837元质保金，此款待质保期满(2018年12月1日)后再清算，故双方在签订《补充结算书》时质保金井未清算。”为由作出南通苏中公司与禄润公司仍未结清工程款的事实认定，该认定是片面的，一审法官没有全面审查南通苏中公司提供的证据，质保金属于工程款的一部分，禄润公司已经认可质保金已支付完毕且生效判决也予以了确认。1、南通苏中公司在吴耀华起诉前就已经收到了裕华法院2017年4月10日出具的《协助执行通知书》，通知书要求:冻结、扣留河北禄润劳务分包有限公司在南通公司的工程款12,500元和40,000元，共计52,500元，上述两个执行案件在吴耀华起诉前就已进入执行阶段，要求南通苏中公司扣除协助执行范围内的金额，南通苏中公司为了依法配合法院的协助执行行为，经与禄润公司协商，将该笔款项在结算时也一并扣除，这并未侵害到吴耀华的权益。南通苏中公司的合法行为被一审法官变相认定为未结清工程款的行为，完全忽略了《协助执行通知书》中农民工权利的保护，协助执行通知中的两位农民工理应优先于吴耀华得到受偿。2、禄润公司出具的《收据》、《证明》、《协助执行通知书》法院庭审笔录等证据均可以证实不再欠付禄润公司质保金。3、根据《建设工程质量保证金管理办法》第6条的规定，在工程项目竣工前，已经缴纳履约保证金的，发包人不得同时预留工程质量保证金。根据南通苏中公司与禄润公司签订的《施工劳务分包》中第15条第3.2款的约定，禄润公司已经在施工前向南通苏中公司交纳了50万元的履约保证金，不应当再扣质保金。故南通苏中公司在结算时虽然质保期尚未到期，也依法将剩余的质保金70,837元支付给了禄润公司。而且质保金本来就属于双方当事人约定的范畴，根据《合同法》第77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故南通苏中公司与禄润公司协商一致提前返还质保金结清工程款也是允许的，并不违法。3、在一审庭审中，吴耀华再次在《答辩状》中明确其原起诉的是劳务费纠纷，既然是劳务费纠纷，应严格遵循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吴耀华是禄润公司雇佣的抹灰作业人员，与南通公司无任何劳动或劳务关系。那么对禄润公司欠付其的劳务费应由禄润公司独立承担，与南通公司无关，且没有法律规定在素要劳务费的情况下可以突破合同相对性。吴耀华主张抹灰作业的劳务费，根据河北省高院出台的建设工程案件审理指南的规定，劳务分包中各工种(木工作业、砌筑作业、抹灰作业、石制作业、油漆作业、钢筋作业、混凝土作业、脚手架作业、模板作业、焊接作业、水暖电安装作业、钣金作业以及架线作业)的农民工个人均不属于实际施工人。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中对实际施工人的定义为:无效合同的承包人、转承包人、违法分包合同的承包人、没有资质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的名义与他人签订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的承包人。这是目前对实际施工人较为权威准确的定义，通俗地讲，实际施工人就是在上述违法情形中实际完成了施工义务的单位或个人。而劳务费纠纷的生效判决已认定吴耀华与禄润公司签订的《内部承包协议》合法有效，故吴耀华不能适用建设工程司法解释一第26条第2款的规定要求南通公司承担责任，应尊重施工合同各方已建立的各自独立的法律关系，坚持合同相对性原则，不能随意扩大实际施工人的适用范围。司法解释的目的在于保护农民工利益，但农民工请求劳动报酬，并不具有实际施工人的地位。因此南通公司对禄润公司欠付吴耀华的债务不承担任何责任，一审法院作出的“南通苏中公司应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不当”的认定缺乏法律依据。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证据采纳均有错误，对本案定性不准，适用法律错误，故上诉人特向贵院提起上诉，望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河北禄润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未发表答辩意见。 被上诉人吴耀华答辩称，一、上诉人苏中公司上诉请求“依法撤销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冀0108民初918号民事判决书，改判南通苏中建设有限公司对河北禄润建筑劳务公司欠付吴耀华的劳务费不承担责任”与一审法院审理的上诉人变更后的诉讼请求“南通苏中建设司对河北禄润公司欠付吴耀华的劳务费承担零的责任。”不是同一个诉讼请求。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实质上属于2018年答辩人吴耀华诉苏中公司禄润公司(2018)冀0108民初1000号案件中的抗辩理由，对于其抗辩理由上诉人在(2018)冀0108民初1000号中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从而承担在欠付范围内的连带责任。而一审法院审理一审的是上诉人变更后的诉讼请求为“南通苏中建设有限公司对河北禄润建筑劳务分包公司欠付吴耀华的劳务费承担零责任”。二、上诉人苏中公司对答辩人吴耀华的款项承担连带责任是正确的，一审法院根据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认定上诉人并未结清工程款也是正确的。一审法院经过审理后查明了上诉人苏中公司与被上诉人河北禄润公司之间的结算时间为2017年6月16日。且根据结算时间来看在(2018)冀0108民初1000号案件审理期间上诉人已经持有所谓的工程量核算表、结算书、已付工程款明细表、补充结算单、收据等证据，但是上诉人并未提供以上证据，说明上诉人现在提供的以上证据在当时是不存在的，因此并不能说明上诉人就(2018)冀0108民初1000号上诉至贵院后，贵院于2018年7月12日作出二审维持一审判决前，上诉人苏中公司并不欠被上诉人禄润公司工程款及质保金。且对于上诉人来讲，在2018年3月27日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已经判决上诉人承担连带责任，上诉人在其后再付被告禄润公司所欠款项，进一步说明了上诉人当时尚欠被上诉人河北禄润公司款项。因此其后所付款项并不能对抗生效(2018)冀0108民初1000号判决书中的连带责任。如果其后的付款真实，那么不能排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河北禄润公司相互串通损害答辩人的利益。另在(2018)冀0108民初1000号案件中，上诉人已经主张双方并未结算，并否认尚欠禄润公司工程款，但是上诉人并未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实。从而裕华区人民法院判决上诉人在欠付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后上诉人上诉至贵院，在贵院庭审中上诉人只提交了被上诉人河北禄润公司2018年6月出具的双方进行了结算，但是上诉人还是未提交双方进行结算的相关手续(工程量核算表、结算书已付工程款明细表、补充结算单、收据等)，从而贵院于2018年7月12日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2018)冀01民终7252号民事判决。上诉人继续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再审过程中上诉人仍未提交双方结算的证据。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14日作出了驳回上诉人的再审申请的(2019)冀民申2339号民事裁定书，这些都说明了上诉人并没有结清工程款。且根据上诉人提供的2017年3月21日结算书显示，当时上诉人扣留了被上诉人河北禄润公司质保金730,000元，保修期都是截止到2018年12月1日。且在(2018)冀0108民初1000号案中被上诉人河北禄润公司也是主张2016年12月进行的工程竣工验收，而上诉人出示的结算书是2016年12月1日很明显是矛盾的，也不符合事实。同时根据该结算书更进一步证明了在(2018)冀0108民初1000号案件一、二审判决生效后原告尚保留被上诉人禄润公司质保金730,000元。因此就答辩人吴耀华诉原被告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的二审及再审判决是完全正确的，具有执行力的。2、其他纠纷与本案不具有关联系，且上诉人提到的陈敬同是被上诉人河北润禄公司的项目经理(上诉人一审提交证据26页)。三、关于质保金问题，首先质保金并非工程款的一部分，且都是在质保期满后才予以退回，不可能在质保期未满的情况下上诉人全部支付完毕，这也是不符合常理的。根据上诉人上诉状中表述被上诉人河北禄润公司在施工前向上诉人交纳了50万元履约保证金，不应当再扣留质保金，但是根据双方合同(第十二页第三行)约定“待发包方整体工程竣工验收合同……，剩余5％作为质量保证金待保修期满后30日内全部付清(无息)”，明显其陈述的前后是相矛盾的，根据上诉人在上诉状中认可，上诉人已经收了被上诉人50万元履约保证金，但是证据显示并未退还，那么更说明上诉人未支付给被上诉人河北禄润公司的款项远远大于对答辩人承担连带责任的金额。同时上诉人还说在质保期未到期的情况下将所有质保金全部退还给被上诉人河北禄润公司很明显也是不符合常理的。同时根据上诉人提供的补充结算书(证据第39页)中明确的约定了质保期满是指2018年12月1日。因此上诉人的理由是不成立的。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一审判决。 南通苏中建设有限公司向原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请求依法确认南通苏中建设有限公司与河北禄润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之间的工程款已结清，南通苏中建设有限公司不欠付河北禄润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工程款。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在本次审理中，南通苏中公司将诉讼请求变更为：一、南通苏中建设公司对河北禄润公司欠付吴耀华的劳务费承担零的责任。二、本案诉讼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在另案吴耀华诉禄润公司、南通公司劳务合同纠纷案件中，贵院和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分别于2018年3月27日、2018年7月12日作出（2018）冀0108民初1000号和（2018）冀01民终7252号民事判决书，均判决“被告南通苏中公司对上述欠款在欠付被告河北禄润公司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因上述两份判决书均未查清南通公司是否欠付禄润公司工程款，故南通公司承担责任的范围也未确定，导致（2018）冀0108民初1000号民事判决书执行内容不具体、不明确，不符合《最高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463条第二项：“给付内容明确”的规定，因此，该判决书不能作为执行南通公司财产的依据，对南通公司来说该判决不具有可执行性。鉴于执行内容不明确的判决书不能作为贵院执行部门的执行依据，为配合执行局的执行和确定南通公司应承担责任的范围，南通公司根据（2018）冀01民终7252号民事判决书中赋予的可另案处理的救济途径，诉至贵院。 河北禄润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向原审法院辩称，经代理人与公司法人核实，闫俊锋称原告方与我公司工程款已结清，对该事实我方认可。 第三人吴耀华向原审法院答辩称，原告苏中公司所述并不属实，其诉讼请求属于答辩人吴耀华诉苏中公司、禄润公司案件中的抗辩理由，对于其抗辩理由原告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从而承担在欠付范围内的连带责任。而原告本次的诉讼请求为“南通苏中公司对河北禄润公司欠付吴耀华的劳务费承担零责任”很明显就是说原告现在欠被告禄润公司的款项为零元，其并不能说明在2018年7月12日前原告并不欠被告禄润公司工程款及质保金。且对于原告来讲在2018年3月27日贵院已经判决原告承担连带责任，原告在其后再付被告禄润公司所欠款项，进一步说明了原告当时尚欠被告款项。因此其后所付款项并不能对抗生效的1000号判决书中的连带责任。如果其后的付款真实那么不能排除原告与被告串通损害第三人的利益。另在1000号案件中，原告已经主张双方并未结算，并否认尚欠禄润公司工程款，但是原告并未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实。从而贵院判决原告在欠付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后原告上诉至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中院庭审中原告只提交了被告禄润公司2018年6月出具的双方进行了结算，但是原告还是未提交双方进行结算的相关手续，从而中院于2018年7月12日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2018）冀01民终7252号民事判决。原告继续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再审过程中原告仍未提交双方结算的证据，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14日作出了驳回原告再审申请的（2019）冀民申2339号民事裁定书。而在本次诉讼中，原告依据2017年3月21日原告与被告禄润公司已经结算及其他证据进行诉讼，很明显原告在1000号案件审理过程中已经持有了以上证据，且明知与在审的1000号案件有关联，拒不提供，同时，原告也聘请了专业人员作为案件的代理人，完全有能力分辨出其应当提交什么证据予以证实其抗辩的未结算及否认尚欠禄润公司工程款的抗辩。但是原告并未提供，从而造成本次诉讼，很明显是浪费司法资源，从而也给贵院的审理造成重大诉累，同时也损害了吴耀华的合法权益，故请求人民法院根据民事诉讼法和最高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相关规定对原告进行处罚。且其提供的证据也并不能证明原告与被告已经于2018年3月27日前结清。且根据原告提供的2017年3月21日结算书显示，当时原告扣留了被告禄润公司质保金73万元，保修期都是截止到2018年12月1日，而在1000号案件中被告禄润公司也是主张2016年12月进行的工程竣工验收，而原告出示的结算书是2016年12月1日很明显是原告与被告禄润公司存在矛盾的，同时根据该结算书更进一步证明了在1000号案件一二审判决生效后原告尚保留被告禄润公司质保金73万元，因此就吴耀华诉原、被告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的一、二审及再审判决是完全正确的，具有执行力。二、原告诉讼请求的变更事实并不能改变案件审理的实质内容，也不能否定原告所诉与其在1000号案件中的抗辩及在（2018）冀01民终7252号案件上诉中的上诉请求的一致性。因为根据（2018）冀01民终7252号案件判决书中第二页上诉人苏中公司上诉请求“依法撤销裕华区法院1000号判决书第二项，改判南通苏中公司对欠款不承担连带责任”来看，很明显，原告已经在二审中提出了承担零责任的主张，但是在二审中仍然未提交新证据予以证明自己的主张，从而根据法律规定承担不利后果是完全正确的。本次诉讼不能排除其属于重复诉讼，滥用诉权。同时原告在变更申请书中的事实与理由部分中的陈述属于原告在执行异议中已经审查过的内容，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如下事实：2013年6月20日，苏中公司与禄润公司签订《施工劳务分包合同》，约定禄润公司承包北京军区联勤部石家庄第二离职干部休养所住房改造工程第二标段中4号楼、5号楼、综合楼及地下车库等的一次结构、二次结构及部分装修等相关内容。2015年4月1日，第三人吴耀华与禄润公司签订《内墙抹灰承包协议》，禄润公司将4号楼、5号楼的室内抹灰清工及辅助材料分包给第三人吴耀华，施工完毕后，禄润公司为吴耀华出具了结算单，因禄润公司欠付吴耀华劳务费，吴耀华于2018年2月7日向原审法院起诉，要求苏中公司、禄润公司支付拖欠的劳务费141,643元及利息。原审法院经审理于2018年3月27日作出（2018）冀0108民初100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禄润公司给付吴耀华劳务费141,643元及利息，苏中公司对上述欠款在欠付禄润公司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判决后，苏中公司不服，向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12日作出（2018）冀01民终7252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后苏中公司又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14日作出（2019）冀民申2339号民事裁定书，驳回苏中公司的再审申请（理由：若苏中公司不欠禄润公司的工程款，则自然不承担连带付款义务。关于苏中公司是否欠付禄润公司工程款的问题，因双方在一审期间，说法不一，难以认定准确数额，在二审期间禄润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故未能查清准确数额，若在执行过程中，双方对此仍不能达成一致意见，可另案处理）。现苏中公司诉至原审法院，要求确认苏中公司与禄润公司之间的工程款已结清，苏中公司不欠付禄润公司工程款，苏中公司对禄润公司欠付吴耀华的劳务费承担零的责任。另查明，第三人吴耀华根据生效的裁判文书已向原审法院申请执行，目前，该案正在执行中。 本案在审理中，由于涉及吴耀华的合法权益，吴耀华申请以第三人身份参加本案诉讼。庭审中，苏中公司称与禄润公司结算时间为2017年6月16日，为证实其诉讼请求成立，向法庭提供施工劳务分包合同、工程量核对表、结算书、已付工程款明细表、补充结算单、收据、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借条、债务转让协议书、禄润公司证明、法院庭审笔录、判决书、收据收条银行转账回单等证据。被告禄润公司对苏中公司提供的证据无异议。第三人吴耀华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相互矛盾且付款也是在第三人申请执行原、被告期间，如果原被告在第三人申请执行期间还在进行付款只能说明原告并没有支付清被告工程款，在第三人执行时的付款行为都是无效的，因此原告提交的以上证据如果说明付款已经全部支付，应当提供付款凭证而不是自行制作的付款明细表。吴耀华向法庭提供一、二审判决书及再审裁定书，再审裁定书中苏中公司自称“苏中公司与禄润公司于2018年6月进行了结算，经双方协商一致，在苏中公司代替禄润公司承担一部分执行款的情况下，双方的劳务分包费用已结清。”2018年6月份，吴耀华的一审判决书已下达，苏中公司在明知要承担连带责任的前提下，还继续处置禄润公司的质保金，明显在损害第三人的利益。吴耀华提供录音证据一份，证明苏中公司在2018年3月已知第三人将其诉讼，还相互串通，制造一起莫须有的付款来作为付款完毕的证据，损害第三人的利益。 原审另查明，案外人陈敬同、陈光领、陈**云及第三人吴耀华均因禄润公司欠付劳务费或工资向原审法院起诉禄润公司及苏中公司，原审法院一审均判决禄润公司支付款项，苏中公司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吴耀华一案中院维持，陈敬同、陈光领、陈**云三个案件中院均发回重审，原审法院经重审后，于2019年3月22日、2019年6月20日分别作出（2019）冀0108民初4号、11号、1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禄润公司支付劳务费或工资，苏中公司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原审法院认为，原、被告及第三人吴耀华之间关于欠付劳务费的纠纷，已由原审法院（2018）冀0108民初1000号民事判决书、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冀01民终7252号民事判决书、原审法院（2018）冀0108执异143号执行裁定书、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冀民申2339号民事裁定书进行了一审、二审、执行异议、再审程序，均认定原告苏中公司在欠付禄润公司工程款范围内对吴耀华的劳务费141,643元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本案中，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原告苏中公司对被告禄润公司欠付第三人吴耀华的劳务费是否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原告苏中公司称与被告禄润公司在2017年6月16日签订了《补充结算书》，该补充结算书中载明了双方结算的情况，被告禄润公司在2018年6月30日也出具了已与苏中公司全部结清工程款的证明。根据庭审中苏中公司向法庭提供的证据可以看出，虽然原、被告双方签订了结算书，但并未实际进行结算，其中《补充结算书》第二条中“苏中公司代禄润公司付蒋光付496,000元”，苏中公司提供的2018年11月23日蒋光付出具的收条显示苏中公司实际向蒋光付付款20万元的时间是2018年11月21日及2018年11月23日，剩余款项296,000元是否结算，何时结算，原告苏中公司未提供证据证实。补充结算书中还载明“截止到2017年6月16日苏中公司欠禄润公司工程质保金70,837元，此款待质保期满（2018年12月1日）后再清算”，故双方在签订《补充结算书》时质保金并未清算。根据上述情况，本案三方因劳务费一案的二审终审判决时（2018年7月12日），原告苏中公司与被告禄润公司并未结清工程款，故二审判决苏中公司在欠付禄润公司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无不当。原告苏中公司在二审终审判决生效后继续向禄润公司支付工程款的行为，不影响生效判决中确定的连带清偿责任义务。故原告要求确认南通苏中建设公司对河北禄润公司欠付吴耀华的劳务费承担零的责任，对此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南通苏中建设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132元，由原告南通苏中建设有限公司承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认定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上诉人主张在同一个涉案工程上，与吴耀华法律地位相同的其他农民工陈**云、陈敬同、陈光领诉禄润公司、南通公司劳务费纠纷的三个案件作出生效判决确认了南通公司与禄润公司之间的工程款已结清这一基本事实。经查，上诉人一审提交的上述三案件的一审判决书认定原告（即上述三案外人）“要求被告苏中公司承担支付其劳务费的义务，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并未明确认定上诉人与河北禄润公司之间的工程款已结清。 上诉人主张吴耀华非实际施工人，对禄润公司欠付吴耀华的债务不承担任何责任。本院认为，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冀民申2339号民事裁定书已认定吴耀华为实际施工人，并认定苏中公司应在欠付禄润公司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故对此不再赘述。 关于上诉人与河北禄润公司之间签订的《补充结算书》能否证实本案三方因劳务费一案的二审终审判决时（2018年7月12日）已经清算的问题，《补充结算书》第二条中“苏中公司代禄润公司付蒋光付496,000元”，苏中公司提供的2018年11月23日蒋光付出具的收条显示苏中公司实际向蒋光付付款20万元的时间是2018年11月21日及2018年11月23日，剩余款项296,000元是否结算，何时结算，上诉人苏中公司未提供证据证实。故对于南通苏中公司、河北禄润公司、案外人蒋光付之间的债权转让，本院依据现有证据难以认定债权转让协议已经履行完毕。另一方面，关于保证金的问题，补充结算书中还载明“截止到2017年6月16日苏中公司欠禄润公司工程质保金70,837元，此款待质保期满（2018年12月1日）后再清算”，故双方在签订《补充结算书》时质保金并未清算。上诉人主张已提前返还质保金，该主张不符合常理，上诉人并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原审法院对此不予采信并无不当。基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第三人，在查明发包人欠付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建设工程价款的数额后，判决发包人在欠付建设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可见，实际施工人可突破合同相对性向发包人主张权利。在河北禄润公司未履行全部工程款的支付义务同时债权转让协议并未履行完毕的情况下，不足以证明南通苏中公司与河北禄润公司工程款已经结算支付完结，在此情况下，二审判决苏中公司在欠付禄润公司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无不当。上诉人苏中公司在二审终审判决生效后继续向禄润公司支付工程款的行为，不影响生效判决中确定的连带清偿责任义务。故上诉人要求确认南通苏中建设公司对河北禄润公司欠付吴耀华的劳务费承担零的责任，原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上诉人南通苏中建设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132元，由上诉人南通苏中建设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 靖 审判员 高瑞江 审判员 李 祥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袁琦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