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大理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2901民初3387号原告：赵某，女，1961年11月8日出生，白族，云南省大理市人，农民，住大理市。被告：李某，男，1993年5月10日出生，白族，云南省大理市人，农民，住大理市。原告赵某诉被告李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9日立案受理，依法由审判员李瑜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赵某、被告李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赵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决被告立即归还向原告的借款本金人民币46000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我与被告系亲戚关系，2015年2月至2017年7月期间先后向我借款50000元，同时也和我的儿子赵某1借款。后经协商全部借款由被告还给赵某1，并于2018年8月12日由被告统一向赵某1补写借条。后赵某1起诉，被告称其中的46000元系向我的借款，属另外法律关系故法院未进行处理。为维护我的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被告李某辩称：一、原告与我之间不存在正常的民间借贷事实，二人因参与非法活动形成非法债务往来。2013年开始，我沉溺于赌博，以赌博为业。原告赵某长期实施非法集资活动，以“储头”身份向不特定的人筹集资金。筹集到资金后，原告赵某将巨额资金用于向赌场上的人员发放高利贷，每10000元使用一天收取1000元利息。由于输赢资金量大，有利可图，我成为原告赵某发放高利贷的最稳定对象。从2013年到2017年之间，原告赵某向我发放高利贷二十多次，从我手里收取高额利息300000元以上。2015年，原告赵某先后两次发放高利贷给我用于赌博：第一次放贷18000元给我，扣除1500元利息，我实收16500元，最终我输钱；第二次放贷18000元给我，扣除2000元利息，我实收16000元，最终我还是输钱。2017年，原告赵某发放高利贷给我用于赌博：第一次放贷10000元给我，我用了三天，赢钱后返还原告赵某11000元；第二次放贷10000元给我，最终我输钱。原告赵某和我之间不存在正常的借贷关系，二人之间形成的是赌场上的非法交易关系。我没有给原告赵某出具过借条。二、请法院查清事实，依法驳回原告赵某的诉讼请求。赌博失利后，我欠了很多赌债。于是，之前长期放贷给我的李某1和原告赵某开始落井下石，设法算计我。2016年2月28日，李某1通过威胁恐吓的方式逼迫我写了130000元的借条，并于2018年2月22日向大理市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2018年1月12日，原告赵某威胁恐吓我向赵某1出具70000元的借条，将其非法债权捆绑给赵某1以求合法化。我与赵某1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由大理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并做出（2019）云2901民初1980号民事调解书。2019年11月5日，大理市人民法院做出（2019）云2901民初1980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的义务已全部执行完毕。原告赵某实施的非法集资活动构成犯罪，其将犯罪所得用于发放高利贷，又进一步将我推向赌博的深渊无法自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十四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出借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提供借款的……基于上述事实与理由，恳请依法驳回原告赵某的诉讼请求。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原告提交了书写内容为“欠条……还向赵某借款40000元……李某2015年7月6日”欠条原件一份，经被告质证认为该欠条是原告的儿子赵某1逼迫其写的，不能证实其向原告借款40000元。本院认为，原告所提交的欠条系被告认可系其所写，对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与本案的关联性，原告无其他证据证实，不予认可。被告李某无证据向法庭提交。审理中，原告陈述：我因生病平时在家，丈夫及儿子赚来的钱都交给我管理。我与被告是同村的亲戚，2015年家里有钱用不完，家里随时有现钱。2015年春节大年初二我借给被告20000元、大年初六借给被告10000元、大年初八借给被告10000元、大年初十借给被告10000元，总共50000元，被告借钱的时候没有说借款的用途，也没有打过借条，被告说付给我利息，被告借的钱我儿子赵某1都记账。我收到被告支付的利息200元的两次、300元的一次，共700元。因被告没有还我钱，我儿子赵某1找被告写了欠条。我不知道写欠条的事，是赵某1找被告写了欠条后赵某1告诉我的。我借给被告50000元，但为什么欠条上写了40000元我不清楚。欠条一直由赵某1保管着。庭审中被告陈述：原告是賨头，我2013年开始向原告借钱，向原告借过百十次钱，每次都还了。2015年2月20日，原告借给我18,000元，扣除利息1,500元，我实际拿到16，500元；2015年2月20日，原告借给我18,000元，扣除利息2,000元，我实际拿到16,000元；2017年5月，原告借给我10,000元，扣除利息1,000元，我实际拿到9,000元，这笔钱已经还了；2017年6月11日，原告借给我10,000元，扣除利息1,000元，我实际拿到9,000元。我共向原告借款56,000元，实际拿到50,500元，我已经还了10,000元，现还欠40,500元未还。借钱时双方约定10,000元按照每天计息是1,000元。借钱后我共支付给原告10,000元的利息，2017年后未支付过利息。我向原告借钱时告诉过她借钱是用于赌博，原告知道我在哪赌博，也知道我赌博输赢的情况。现原告所出示的欠条内容是一并写在我向原告儿子借钱的条子上，我向原告四次借钱没有打欠条，原告也认可我没有向她打过欠条。本院依职权向证人赵某1制作了询问笔录一份，其陈述：我是赵某的儿子。赵某借给李某钱的情况我是知道的，因为我们是亲戚。李某2015年5月开始向我母亲借钱，2015年5月李某到我家向我母亲借了30000元，当时我也在家，是在我家里现金借给李某的，但是因为想着是亲戚没有写借条，也没有说支付利息，只是说借三天到一个星期。一星期后，我外出了，我回来后我母亲告诉我：李某又来借了15000至20000元，没说支付利息及还款期限。2017年7月，李某又找我母亲借了10000元，借款时我在家，没有说支付利息，也没有写借条。我母亲在家里是管账的，包括我的工资都是拿给我母亲管理，有需要钱我跟我母亲要。李某的上述三次借款都是我母亲借给他的。李某也向我借过钱，他还回来的钱有时说还给我，有时说还给我母亲，李某向我借钱已处理了。我母亲说李某向我母亲借了60000至70000元，还了一些，这几年支付了4000元利息，还剩46000元未还。我母亲提交的借条上的40000元就是2015年借给李某的，欠条是2015年7月后补的。经质证，原告认可证人赵某1的陈述。被告认为证人赵某1的陈述系胡编乱造，欠条是其随手书写。同时陈述：原告借给我赌博的钱赵某1是清楚的。原告是賨头。赵某1是知道我向他母亲借钱的。我向原告四次借钱。2015年2月20日，原告借给我18000元，扣除利息1500元，我实际拿到16500元；2015年2月21日，原告借给我18000元，扣除利息2000元，我实际拿到16000元；2017年6月，原告借给我10000元，扣除利息1000元，我实际拿到9000元；2017年6月19日，还给原告10000元；2017年7月5日，原告借给我10000元，扣除利息1000元，我实际拿到9000元。后来原告到赌场找我要利息，我前后支付过不少于100次，我向原告借钱时有利息约定的，利息以每天10000元300元利息进行计算。我共支付了70000至100000元利息给原告。原告提交的欠条是在2015年7月我与赵某1写的。本院认为，证人赵某1的证词与原告、被告的陈述仅证实原、被告曾有经济往来，与本案案件的事实关联性无证据证实。依据原、被告举证、质证和认证以及双方当事人一致陈述，本院确认如下法律事实：原告赵某与被告李某系同村村民，双方曾有经济往来。现原告起诉要求被告归还借款本金46,000元。本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是受法律保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借贷双方是否形成借贷关系，除对借款意思表示一致外，还要求出借人实际将款项交付予借款人。本案中，首先，原告诉请要求被告归还借款本金46,000元，对于该诉请提交的证据为书写内容为“欠条……还向赵某借款40,000元……李某2015年7月6日”的欠条原件一张，诉请与举证证据的内容是不一致；其次，原、被告认可双方系同村村民，双方曾有经济往来；第三，在双方均认可有经济往来的同时，对于双方经济往来合法合意产生、经济往来的时间、经济往来的金额、经济往来已实际交付，原告均无证据提交；第四，原、被告及证人对于原、被告曾有经济往来发生的陈述是不一致且相互不能印证。综上，原告所提供的证据不能证实原告所主张原、被告双方有46,000元合法的借贷关系，故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赵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50元，减半收取475元，由原告赵某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 瑜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曾从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