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浙0104行初45号 原告杭州百居易地板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海曙路**。 法定代表人陈凤花，该公司执行董事。 诉讼代理人茅玮民、马菁，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解放路**。 法定代表人包祖明，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陈露莎，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毛洪辉，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杭州百居易地板制造有限公司诉被告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不履行法定职责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20年3月1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8月1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杭州百居易地板制造有限公司的诉讼代理人茅玮民、马菁，被告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的委托代理人陈露莎、毛洪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20年2月19日，被告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作出浙银保监信告[2020]34号《信访事项告知书》。 原告杭州百居易地板制造有限公司诉称，一、原告实名举报德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浙江金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套取银行信贷资金高利转贷牟取非法利益并提供了相关证据和违法线索，完全具备调查的条件，但被告却以没有提供新的线索和证据材料而不予受理，与事实不符。 2016年9月，原告依据和浙江金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订《关于升佳综合体项目的合作开发协议书》的约定，因土地拍卖的需要向浙江金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借款2.3亿人民币，并用位于余杭区仓前街道海曙路1号的不动产抵押。因不动产抵押登记部门不办理单位与单位之间借贷的抵押登记，故双方约定改为由浙江金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魏月芬作为借款人与原告签订借款合同，月利率2%，但实际借款人仍是浙江金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签订后，浙江金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分别于2016年9月30日、10月8日分三次向原告支付借款2.3亿元。原告则在2016年10月28日、11月29日、12月30日分三次向浙江金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支付利息11300777.80元。因该2.3亿借款资金系德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向浙江金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支付，而德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资金来源又系向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营业部贷款而来。鉴于德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金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魏月芬三者的关系，该借贷行为系两公司通谋并借用魏月芬个人名义非法套用银行信贷资金违法放贷牟取非法利益的违法犯罪行为，数额特别巨大，严重扰乱国家金融秩序。依照相关金融法规和银保监会、公安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人民银行《关于规范民间借贷行为，维护经济金融秩序有关事项的通知》的规定，“民间借贷中，出借人的资金必须是其合法收入的自有资金，禁止或变相吸收他人资金用于借贷”，“严厉打击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再高利转贷”。原告在2019年8月、2020年1月实名向被告举报德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金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套取银行信贷资金用于高利转贷牟利的违法犯罪行为，并提供了浙江金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分三次转账给原告2.3亿元借款、原告分三次支付111300777.80元利息及两被举报人系全资母子公司工商信息登记材料等证据。并提供德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向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营业部贷款后转付给浙江金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再转借给原告牟利的违法线索，请求被告依法调查惩处！ 根据《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令（2019年第8号）》第十条和第十二条的规定，被告理应对原告实名举报的事项决定受理并进行调查并将书面调查意见通知原告（举报人）。但被告在2019年8月30日对原告2019年8月14日的举报作出回复，以《信访事项告知书》的名义通知原告：经审查后以原告反映的线索模糊，获取银行资金的主体及涉及的银行机构不明确，要求原告补充材料。2020年1月，原告补充相关证据材料和线索后再次举报，被告仍以2019年8月30日已经作出答复，此次未提供新的线索及证据材料为由，决定不再处理。 原告认为已提供的证据足够明确、充分，线索指向清晰。2.3亿元借款是浙江金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转账给原告，那么被告只需去浙江金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开户银行“中信银行杭州钱塘支行”调查即可，如此巨额的资金从何而来调查难道会很难吗？而且原告的举报也如此明确，该2.3亿元借贷资金就是浙江金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全资母公司德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从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营业部贷款而来再转给浙江金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尽管原告无法到相关银行调取相关证据，但该线索则是相当明确的，该线索足以让被告有明确的调查方向。所以被告所谓原告没有提供新的线索和证据材料是没有事实依据的，也是极其错误的。 二、针对原告的举报被告所谓需提供的证据和线索不能作过高的要求，否则不利于违法行为的查处、金融秩序的稳定和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维护，最终损害的是国家利益。 原告实名举报德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金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套取银行信贷资金用于高利转贷牟利，数额特别巨大，违反国家金融法规甚至构成犯罪。非法借贷，特别是套取银行信贷资金转贷是当前整治和规范民间借贷行为的重点，被告作为国家的金融监管机构理应对原告提供的证据和线索作认真核查。但被告对原告的三次实名举报均采取回避态度并千方百计挑原告的毛病，拔高举报所需提交的证据的方式拒不履行监管职责。 被告的处理方式，原告没提供线索和证据就不作处理，但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及线索来说，不是原告没提供，如果给被告找点理由充其量也只能说按照被告所谓的受理标准，原告提供的线索和证据还不够充分。但这种不充分作为金融监管机构就可以充耳不闻，拒之不管了吗？《银行保险违法行为举报处理办法》第八条，受理条件是有规定“有被举报人违法行为的具体事实及相关证据材料”，但这种事实及证据绝非被告所谓的事实与证据，难道被告需要原告提供德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金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向银行的贷款材料，再将该贷款用于借贷牟利的证据吗？原告并非公权力机关，调查取证权有限，但是原告将已掌握的被举报人涉高利转贷违法行为的全部事情经过，线索及相关证据都一一提供给了被告，被告作为监管机关，应当按照相应法律规定和程序对被举报人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 如果被告认为原告必须提供确凿充分的证据被告才能去调查，那么显然原告也可以当国家的银行监管机构了，被告的调查权又有何用？原告认为《银行保险违法行为举报处理办法》中所谓的事实及证据只是初步的证据和线索即可，有具体的举报对象，能够让监管部门据此调查的材料就符合受理的标准。一味要求举报人提供确凿充分的证据才能受理调查既不符合客观实际，也不符合相关法律的规定，是错误的。 三、对被告的行政不行为（查处违法行为是被告的法定职责），符合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人民法院依法应予受理，并判决被告履行职责，依法受理原告的实名举报并将处理结果书面告知原告。 原告向被告实名举报德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金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套取银行资金高利转贷牟取非法利益，原告作为借款方与被举报人非法转贷牟利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被告理应依法处理。但被告却以信访告知书的方式告知原告不作处理，违反了被告的法定职责，属于行政不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十二条、第二十五条和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第77号有关“行政机关对与举报人有利害关系的举报仅作出告知性答复，未按法律规定对举报进行处理，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六项规定的“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因而具有可诉性，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举报人就其自身合法权益受侵害向行政机关举报的，与行政机关的举报处理行为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具备行政诉讼原告主体资格”的规定，原告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被告依法履行其法定职责。 综上所述，针对原告的实名举报事项，从维护原告合法权益和国家金融秩序稳定，有利于规范民间借贷，打击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角度考虑被告均应严格依法查处。但被告包弊被举报人的行政不作为违反其法定职责，理应纠正。依据《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二条之规定,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处！ 诉讼请求：1.要求撤销被告2020年2月19日对原告所作的浙银保监信告[2020]34号《信访事项告知书》中不再处理的具体行政行为；2.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对原告2020年1月17日的实名举报事项予以受理，并对该举报事项进行调查并将调查处理情况告诉原告；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告杭州百居易地板制造有限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民事判决书、转账记录，拟证明原告与被举报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原告向浙江金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魏月芬借款2.3亿元，年息20.2%，实为向浙江金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借款，借款及利息支付均是原告与被举报人之间往来。 2.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拟证明魏月芬是浙江金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被举报人是德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是两公司共同通谋违法借贷。 3.关于杭州百居易地板制造有限公司的上访信、浙银保监信告[2019]39号信访事项告知书，拟证明2019年8月原告向被告实名举报浙江金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借用德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资金违规借贷，并提供了相应的线索。被告以获取银行资金的主体及涉及的银行机构不明确，要求原告补充材料，再作处理。 4.关于德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金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套取银行信贷资金用于高利转贷牟利的举报信、浙银保监信告[2020]34号信访事项告知书，拟证明原告再次实名举报德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金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套取银行信贷资金用于高利转贷，违反国家法律规定，扰乱金融秩序要求被告依法调查惩处，并提供了相应证据。被告答复在2019年8月30日已作答复，此次未提供新的线索及证据材料，故不再处理，被告对原告的实名举报不处理构成行政不作为。 被告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辩称，一、案涉信访事项告知书系被告就原告举报事项作出的重复处理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2020年1月17日,被告收到原告邮寄提交的《关于德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金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套取银行信贷资金用于高利转贷牟利的举报信》，反映德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金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可能套取银行信贷资金用于高利转贷问题。经查，原告曾于2019年8月16日向被告提交《关于杭州百居易地板制造有限公司的上访信》反映同一问题，被告已于2019年8月30日作出浙银保监信告[2019]39号《信访事项告知书》，告知其反映事项中获取银行资金的主体及涉及的银行机构不明确，要求其补充完善，原告未提交补充材料予以明确。2019年10月25日，被告再次收到原告提交的《关于杭州百居易地板制造有限公司的上访信》，反映浙江金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存在非法放贷行为，被告于2019年11月6日作出浙银保监信告[2019]53号《信访事项告知书》，告知其可通过司法途径解决民事纠纷。基于以上事实情况，被告收到原告本次反映事项后，于2020年2月19日作出浙银保监信告[2020]34号《信访事项告知书》，告知因其此次未提供新的线索及证据材料，被告不再处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四）项规定：“下列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驳回当事人对行政行为提起申诉的重复处理行为。”所谓重复处理行为，是指行政机关所作出的没有改变原有行政法律关系、没有对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产生新的影响的行为。本案中，原告据以提起本案之诉的举报事项与其2019年两次上访信所反映事项一致，举报内容无新的事实，且未补充提交能够反映相关银行机构及从业人员涉嫌违反银行监管法律法规的新证据。被告对原告2019年两次上访信反映的问题已于同年作出了书面答复。因此，原告在本案中所提举报事项属于重复的履职申请，被告于2020年2月19日作出的信访事项告知书亦属于重复处理行为，依法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二、案涉信访事项告知书答复内容及程序合法。本案中，原告于2019年8月16日提交的上访信因存在违法事实线索模糊、获取银行资金的主体及涉及的银行机构不明确等问题，被告于2019年8月30日作出信访事项告知书要求其补充完善。原告此次提交的举报信较其2019年提交的上访信并无新事实，亦未提供能够反映违反银行监管法律法规行为的新材料，被告据此作出不再处理的书面答复，并无不当。程序方面，被告于2020年1月17日收到原告提交的举报信，于2020年2月19日作出案涉信访事项告知书，后于同年2月21日通过中国邮政EMS方式向原告寄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两个月的履职期限要求，程序合法。 三、被告作出案涉信访事项告知书所欲维护的只是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而非原告作为举报人的个人利益，原告与该信访事项告知书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提起本案之诉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虽然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享有向银行保险监督管理机构举报违法行为的权利，但在行政诉讼中，举报人并不因为举报行为而当然享有原告主体资格，还必须受到行政诉讼法关于原告主体资格的限制。《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这里的利害关系应当限于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换言之，只有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主张的权利是受实体法规范保护的权利或利益，才能与被诉行政行为建立利害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一条规定：“为了加强对银行业的监督管理，规范监督管理行为，防范和化解银行业风险，保护存款人和其他客户的合法权益，促进银行业健康发展，制定本法。”银行业违法行为举报权设立的目的主要在于经由私人举报而为银行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提供违法线索，加强监督管理，维护经济金融秩序和保护不特定公众利益，银行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在接到举报后作出答复和予以处理的行为，所欲维护的并非举报人的个人利益。并且原告举报的高利转贷行为，是涉及出借人的资金来源，与原告无利害关系。本案中，被告于2020年2月19日针对原告的举报作出书面答复已经依法保障了原告的举报权。至于被告在接到举报后，是否受理以及如何展开调查处理，均属行政裁量权的行使，举报人并不拥有要求被告针对举报事项采取某项具体措施或者作出某项具体决定的请求权。本案原告作为民间借贷这一民事法律关系主体的权益可通过民事诉讼等途径进行救济，被告就原告举报事项是否履行立案查处职责对原告不具有权利保护的必要性和实效性，因此，原告与被告作出的案涉信访事项告知书之间并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不具备提起本案之诉的原告主体资格。 综上，被告作出的浙银保监信告[2020]34号《信访事项告知书》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且原告与该信访事项告知书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原告提起本案之诉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恳请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 被告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 1.《关于杭州百居易地板制造有限公司的上访信》及相关材料、邮寄凭证（单号：SF1002932909499），拟证明被告于2019年8月16日收到原告提交的上访信，反映德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金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拿银行低利率资金，非法放贷，危害正常金融秩序的事实。 2.浙银保监信告[2019]39号《信访事项告知书》、邮寄凭证（单号：1018538313332），拟证明被告于2019年8月30日作出信访事项告知书，同日通过中国邮政EMS向原告寄送的事实。 3.《关于杭州百居易地板制造有限公司的上访信》及相关材料、邮寄凭证（单号：SF1004679479372），拟证明被告于2019年10月25日收到原告提交的上访信，反映浙江金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存在非法放贷行为，危害正常金融秩序的事实。 4.浙银保监信告[2019]53号《信访事项告知书》、邮寄凭证（单号：1029727193132），拟证明被告于2019年11月6日作出信访事项告知书，并于同年11月7日通过中国邮政EMS向原告寄送的事实。 5.《关于德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金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套取银行信贷资金用于高利转贷牟利的举报信》及相关材料、邮寄凭证（单号：1086906239033），拟证明被告于2020年1月17日收到原告提交的信访申请，反映德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金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通过套取银行信贷资金转贷牟利，请求被告对该违法行为予以严罚的事实。 6.浙银保监信告[2020]34号《信访事项告知书》、邮寄凭证（单号：1078842932633），拟证明被告于2020年2月19日作出信访事项告知书，并于同年2月21日通过中国邮政EMS向原告寄送的事实。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 经庭审质证，原告杭州百居易地板制造有限公司对于被告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提交的证据1-6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这些证据能证明原告举报的事实，原告对被告的答复不予认可，被告作出的告知于法无据。被告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对原告杭州百居易地板制造有限公司提供的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证据2证明目的有异议，证据3三性无异议，证据4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不能达到证明目的。 本院对上述证据作如下认证：对原告杭州百居易地板制造有限公司提供的证据1-3真实性予以认可，证据4中的举报信真实性予以认可，浙银保监信告[2020]34号《信访事项告知书》系本案诉争的行政行为。对被告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提供的证据1-5真实性予以认可，证据6系本案诉争的行政行为。 经审理查明，2019年8月14日，原告杭州百居易地板制造有限公司向被告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邮寄《关于杭州百居易地板制造有限公司的上访信》及相关材料，认为浙江金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存在危害正常金融秩序的行为，要求被告予以查处。被告于2019年8月30日作出浙银保监信告[2019]39号《信访事项告知书》，告知原告经审查，其反应的事项线索模糊，获取银行资金的主体及涉及的银行机构不明确，要求补充完善，并邮寄送达原告。原告于2019年10月24日再次向被告邮寄《关于杭州百居易地板制造有限公司的上访信》及相关材料，认为浙江金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存在非法放贷行为，要求被告立案处理。被告于2019年11月6日作出浙银保监信告[2019]53号《信访事项告知书》，告知原告经审查，现行法律规范未禁止将抵押物抵押给个人的行为，关于原告和浙江金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民事纠纷，建议通过司法途径解决，并邮寄送达原告。2020年1月16日，原告向被告邮寄《关于德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金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套取银行信贷资金用于高利转贷牟利的举报信》及相关材料，要求对德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金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套取银行信贷资金转贷牟利予以查处。2020年2月19日，被告作出浙银保监信告[2020]34号《信访事项告知书》，告知原告其曾于2019年8月16日来信反映该事项，被告已于2019年8月30日答复，此次未提供新的线索及证据，不再处理，并邮寄送达原告。原告对此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另查明，原告杭州百居易地板制造有限公司因与案外人魏月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7月6日作出（2017）浙01民初4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原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魏月芬归还借款2.3亿元，并支付自2016年12月30日起至款项还清日止按年利率24%标准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魏月芬对原告提供的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海曙路1号的不动产（不动产抵押登记证号为浙（2016）余杭区不动产证明第0001419号）经折价、拍卖或变卖所得款项在上述债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驳回魏月芬的其他诉讼请求。该判决现已生效。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对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业务活动监督管理的工作。该法第八条第一款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根据履行职责的需要设立派出机构。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对派出机构实行统一领导和管理。根据原告的诉讼请求及庭审陈述，其实质诉求是要求被告履行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的职责，对其举报事项予以受理查处，故本案系履行法定职责之诉。 《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银行业金融机构，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商业银行、城市信用合作社、农村信用合作社等吸收公众存款的金融机构以及政策性银行。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以及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设立的其他金融机构的监督管理，适用本法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监督管理的规定。本案中，被告作为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当依照法律法规规定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业务活动开展监督管理工作，其履行监管职责的对象应当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商业银行、城市信用合作社、农村信用合作社等吸收公众存款的金融机构以及政策性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以及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设立的其他金融机构。案外人德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金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并非上述规定范围内的金融机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一条规定，为了加强对银行业的监督管理，规范监督管理行为，防范和化解银行业风险，保护存款人和其他客户的合法权益，促进银行业健康发展，制定本法。该法第三条规定，银行业监督管理的目标是促进银行业的合法、稳健运行，维护公众对银行业的信心。银行业监督管理应当保护银行业公平竞争，提高银行业竞争能力。据此，被告的法定职责应当是监督规范银行业从业行为，保障银行业市场秩序及存款人等社会公共利益。本案中，原告向被告举报反映事项的原因系认为在其与案外人魏月芬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出借人存在资金来源不明且转贷获利的可能，但该纠纷属于借贷双方之间的民事纠纷，且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故原告向被告举报反映的事项不属于其法定职责范围。 综上，原告杭州百居易地板制造有限公司提起本案行政诉讼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条件，依法应当予以驳回起诉。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十）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杭州百居易地板制造有限公司的起诉。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易 欣 人民陪审员  许丽君 人民陪审员  祝福珍 二〇二〇年九月一日 书 记 员  郑 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