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4民终237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再朋，男，1985年2月26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珠海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黎恒冲，广东莱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姚成，男，1978年10月12日出生，苗族，身份证住址：贵州省贵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钟艳清，广东硕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庆锋，广东硕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黄永志，男，1963年3月20日出生，壮族，身份证住址：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上诉人黄再朋因与被上诉人姚成、原审被告黄永志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2019）粤0404民初25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黄再朋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黄再朋向姚成支付234110元，且无需支付任何利息；2.改判黄永志无需对黄再朋的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3.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用由姚成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且扣减的相关款项有误，导致错误裁判。一、一审法院认定本案案由为民间借贷纠纷错误，应当认定为合伙纠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黄再朋与姚成在庭审中均说该120万元并非真实的借款，是基于2016年11月起至2017年2月17日期间黄再朋与姚成合伙经营九节虾生意所产生对外应收账款，只是由于黄再朋负责市场运营，故而需要黄再朋在市场上收回上述对外应收账款后再交还给姚成而已。因此，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为合伙纠纷，并非民间借贷关系。故而，本案的案由应定性为合伙纠纷。一审法院认为《借条》中的120万元属于黄再朋与姚成结束合伙关系时的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由此将结算款转化为借款。对此，黄再朋并不认可。上述120万元属于黄再朋与姚成对外应收而未收账款，并非双方的经营结算款，也并非债权债务协议，故而不应当认定为借款，而是应当依据基础法律关系审理本案之纠纷。二、一审法院认定“分红”即为利息，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应当依法予以纠正。分红，亦称利润分享，即分配红利的简称。1899年在巴黎举行的“国际分红会议”中指出:“分红是指企业单位提拔一定比例的盈利，分配给该企业单位一般被雇员工的报酬，此种报酬按自由协约的计划，事先订定提拔的比率；比例一经决定，即不得由雇主变更”。“辞海”对分红的解释为:“企业团体于每届决算时，由盈余中提出一部分分配于使用人或劳动者，谓之分红，亦称花红，含有奖励劳动补助工资之意”。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的立法精神与相关规定，分红款是合伙人在合伙经营期间产生盈利的情况下分配利润给合伙人的款项。本案的“借条”，其描述“借款人每月向出借人支付分红款58000元，偿还完借款款项后分红即止。”按照法律规定，借款中根本不存在分红款一说，分红仅存在合伙经营利润分红、股份分红或者公司给予的员工福利分红。而其在借条中提出分红款而非利息，应当视为未约定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即退一步讲，即使认定本案为借贷纠纷，也应当认定本案借款未约定利息或者利息约定不明。《该解释》第二十九条规定“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黄再朋认为，即使认定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因借款期限内利息约定不明，逾期后的利息也仅能按照年利率6%主张资金占有期间的利息，而不能按照年利率24%计算利息。因此，一审法院将“借款期限内”以及“逾期利息”均按照24%计算，是适用法律错误，恳请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即在借款期限内无利息，逾期后利息仅能依据年利率6%计算。三、一审法院关于部分还款金额未作抵扣，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应当依法予以纠正。一审判决书第14页至15页中关于未认定黄再朋偿还姚成205740元，且未作抵扣，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依法应当纠正。黄再朋在一审期间提交了姚成的收款账目明细（电脑统计数据）。其中，姚成统计的2017年2月18日，其共收到96440元，2017年2月19日收到还款119300元，2017年2月20日收到还款110150元。针对上述姚成实际收回的偿还款项，黄再朋认为应当依法在120万元中抵扣，具体理由如下：首先，上述收账统计表中显示，2017年2月17日姚成共收回账款113850元。结合姚成向法院提交的银行账户为622XXXXXX********的银行流水，姚成于2017年2月17日收到摘要为“代付”的96200元以及兰X转存的17650元，合计113850元，与姚成收账统计表的数据正好相对应，说明该收账统计表的真实性。其次，该收款账目明细表显示姚成2017年2月18日收款96440元。而结合黄再朋在一审期间提交的中国农业银行的622XXXXXXXXXXXX575银行流水显示，黄再朋于2017年2月18日向财务人员兰X转账89640元，而后，作为财务人员的兰X随即向姚成账户上转存85040元以及6800元，合计91840元，该转账金额与该收款账目明细表显示的收到96440元仅相差4600元。结合兰X与张XX在一审期间出庭作证的证词，兰X与张XX、黄再朋在市场上收回的现金，会直接交付给姚成或者兰X进行入账。因此，所相差的4600元实际是从市场上收回的应收货款予以抵扣黄再朋应支付给姚成的款项。故而，该96440元应从120万元当中抵扣。收款账目明细表显示姚成2017年2月19日收款119300元。结合姚成向法院提交的银行账户为622XXXXXXXXX********XX3的银行流水，姚成于2017年2月19日收到客户摘要为“代付”的59100元以及兰军转存的40100元，黄再朋转账的10000元，合计109200元，结合兰X与张XX在一审期间出庭作证的证词，兰X与张XX、黄再朋在市场上收回的现金，会直接交付给姚成或者兰X进行入账。因此，所相差的10100元实际是从市场上收回的应收货款予以抵扣黄再朋应支付给姚成的款项。因此，扣除了黄再朋直接支付的10000元外，剩余的109300元应当直接从120万中抵扣。收款账目明细表显示姚成2017年2月20日收款110150元。结合姚成向法院提交的银行账户为622XXXXXXXXX********XXXXX3的银行流水，姚成于2017年2月20日收到黄再朋转账的30150元，80000元，合计110150元。与姚成收账统计表的数据正好相对应。由于一审法院已经对该部分予以扣抵，黄再朋不再主张。再者，虽然姚成的农业银行流水显示，其于2017年2月18日向兰军转账50000元，向名称为LUCHUONGHOA转账40000元，于2017年2月19日向名称为L转账50000元。实际上，上述款项均是姚成按照与黄再朋之间的约定，将2017年2月17日结算时姚成尚欠对外未支付的货款进行支付兑现，该支付的款项应当归属于2017年2月17日之前的账款，不应当纳入2017年2月18日新产生的账目。一审法院简单地将该些款项与兰X转存偿还黄再朋的款项进行对冲，明显是认定事实错误，依法应当纠正。最后，2017年2月19日，姚成收到客户“代付”的59100元（该款项含括在上述2017年2月19日收到的119300元中），一审法院未认定，也未予以抵扣，明显是错误的，一审判决认为该笔款项未显示客户名称，且于黄再朋所主张的69200元金额不符，便不予认定。然而，综合查看姚成的该银行流水记录可以看出，姚成自2016年11月7日起开设该账户，目的就是为了经营该合伙生意用于收账、转账、支出所专用，所收取的款项均是客户支付货款或者兰X转存货款、黄再朋转账货款等。且结合之前的交易习惯，大部分的款项也均系由客户“代付”，说明该代付款实际为客户支付的货款，因此，对于2017年2月19日姚成账户收回的代付款59100元应当在120万元中抵扣。四、黄永志应当认定为一般保证人，保证期限为债权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姚成起诉时已经超过六个月，黄永志不应承担保证责任，恳请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改判。综上，对于黄再朋所应收回的应收账款120万元交付给黄再朋，而自2017年2月18日起至今，扣除姚成认可的760150元外，还应当扣减其2017年2月18日含兰X转账91840元（85040元+6800元）的96440元，扣减其2017年2月19日收到的含兰X转账的40100元、客户代付的59100元在内的109300元。即恳请二审法院认定黄再朋至少已经偿还金额965890元（760150元+96440元+109300元），黄再朋仅尚需支付234110元。基于上述所陈述的利息约定不明，一审认定的支付利息应当予以纠正，并恳请二审法院判令黄再朋无需支付利息。被上诉人姚成答辩称：一、关于本案法律性质的问题，应为民间借贷纠纷。根据双方当事人一审陈述以及庭审当中黄再朋的答辩，姚成与黄再朋于2016年11月起在广州合伙开展水产品销售交易，但合伙关系至2017年2月18日已解除。黄再朋以约148万元的价格购买姚成的合伙份额，并承诺于1个月内偿还28万元，基于对黄再朋的信任，姚成同意黄再朋仅出具金额为120万元的借条。自黄再朋出具借条后，姚成与黄再朋之间的关系已经从合伙关系转变成了借贷关系，该合伙项目的盈亏以及应收账款的处理，也应由黄再朋自行承担，与姚成无关。二、关于案涉借款利息计算。根据双方签订的《借条》是以双方的结算款转化为借款，且约定“借款人每月向出借人支付分红款58000元，偿还完借款款项后分红即止”的约定，与一般民间借贷中的利息约定一致，从我方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当中，黄再朋在2017年6月12日17：46发出的聊天记录称“利息我也在付”，在双方没有其他约定的情况下，足以对应该“利息”，就是借条中约定的“分红款”。因此，虽然借条上记载是“分红款”，但实际上就是利息，姚成据此主张按照法定利率计算利息至黄再朋实际全额还款之日，合法有据。因此双方对借款内利息是有相关约定，我方愿意调整利息为年利率24%。三、关于部分还款是否抵扣问题。黄再朋认为兰X于2017年2月18日至2017年2月19日共代为还款131940元的主张不成立。2017年2月18日后，因合伙生意还在运转，姚成同意黄再朋继续使用其名下农业银行的银行卡（卡号为622XXXXXXXX********）用于继续收款及付款，直至2017年2月20日，这与证人兰X出庭证明，自签署借条后姚成与兰X并不是马上离开广州，而是过了几天，时间上完全吻合。另，且不论上述款项是否能用于抵扣案涉借款，姚成已于2017年2月18日、2月19日、2月20日向兰军、供应商客户、黄再朋转账共计19万元，已超过兰X向姚成的转账，应视为姚成已足额返还，故兰X的转账不应用于抵扣。四、关于黄永志是否承担连带责任。《借条》中的担保条款约定保证期限为借条出具之日起到偿还所有借款款项为止。根据《担保法》的相关规定，视为约定不明，约定不明的保证期限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即2017年7月18日至2019年7月17日，姚成于2019年7月15日起诉要求黄永志承担连带责任，符合担保合同的约定和法律规定。综上所述，黄再朋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恳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姚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黄再朋偿还姚成借款本金120万元及利息（以120万元为本金，从2017年2月18日起按年利率24%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暂计至2019年7月8日为696,000元）；2.判令黄再朋支付姚成因追偿上述款项产生的律师费2万元；3.判令黄永志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4.黄再朋、黄永志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姚成与黄再朋合伙经营水产品销售，由姚成出资，黄再朋负责具体营运。2017年2月，姚成提出退出合伙关系，经双方协商并结算后，黄再朋同意姚成退出合伙关系，由黄再朋继续经营。2017年2月18日，黄再朋出具《借条》一份，内容为：今姚成借给黄再朋人民币现金120万元做海产生意，借款期限自2017年2月18日至2017年7月18日止，共伍个月。借款人每月向出借人支付分红款58,000元，偿还完借款款项后分红即止。借款人处有黄再朋签名并按捺手印。《借条》下方另打印了如下内容：担保人确认：本人黄永志同意为借款人的上述债务向出借人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期限为借条出具之日起到偿还完所有借款款项时止。担保范围为所有借款本金、分红、违约金、赔偿金，出借人实现债权的费用（诉讼费、律师代理费、差旅费及其他实际支出费用）。本确认条款的效力独立于借条，借条无效不影响确认条款的法律效力。注：1、本借条同时为借款人收讫借款的法律凭证。2、借款人与担保人的身份证复印件为本借条的附件，与本借条同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3、因担保人在越南，无法到现场签字，所以本借条与担保书通过拍照给担保人，担保人签字拍照后发回来打印出来，借款人、出借人、担保人三方均认可本打印件。担保条款右下方处，借款人处有黄再朋签名并按捺手印，担保人处有黄永志签名并按捺手印，见证人处有张桂平、兰军签名并按捺手印以及一家越南公司加盖公章。庭审中，黄再朋对《借条》及所附的担保条款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该120万元实为姚成、黄再朋合伙经营九节虾生意对外应收账款的结算款，不是借款。姚成提交的以及一审法院调取的姚成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显示，2016年11月7日至2017年2月17日，姚成有多笔向客户转账支付的记录，多笔与兰X往来的记录，以及多笔黄再朋向姚成转账的记录。2017年2月18日，兰X分次向姚成转账85,040元、6800元，姚成向兰X转账50,000元、向客户转账40,000元；2017年2月19日，兰X向姚成转账40,100元，姚成向客户转账50,000元，黄再朋向姚成转账10,000元，另有一笔摘要为“代付”的收款，金额为59,100元；黄再朋于2017年2月20日向姚成转账30,150元、80,000元，于2017年3月3日向姚成转账38,000元，于2017年3月5日向姚成转账40,000元，于2017年3月6日向姚成转账60,000元，于2017年3月16日向姚成转账28,000元，于2017年3月18日向姚成转账30,000元，于2017年4月18日向姚成转账30,000元，于2017年4月19日向姚成转账24,000元，于2017年10月1日向姚成转账30,000元、85,000元，于2017年10月2日向姚成转账35,000元，于2017年11月2日向姚成转账20,000元，于2017年11月4日向姚成转账10,000元，于2017年11月30日向姚成转账30,000元，于2017年12月5日向姚成转账20,000元，于2017年12月11日向姚成转账30,000元，于2017年12月31日向姚成转账50,000元，于2018年1月31日向姚成转账50,000元，于2018年2月4日向姚成转账30,000元，黄再朋2017年2月19日至2018年2月4日合计向姚成转账760,150元。黄再朋提交的其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显示，黄再朋于2017年2月18日向兰军转账89,640元。庭审中，黄再朋主张，兰X向姚成转账的款项均是黄再朋通过银行转账和现金支付给X军，要求兰X把所有款项转账支付偿还给姚成的，故上述姚成收到的款项均应抵扣本案的120万元。姚成确认收到黄再朋于2017年2月19日至2018年2月4日转账的金额合计760,150元，但主张姚成与黄再朋协商退出合伙时，黄再朋答应向姚成支付的转让款金额是1,486,150元，因黄再朋能在一周内支付28万元左右，也出于双方的信任仅签署了120万元的借条，因此黄再朋于2017年2月19日至2017年3月16日所还的28万多元不应抵扣120万元的本息，其他还款应优先抵扣法定利率下的利息，超出的再抵扣本金。至于其他转账金额，姚成主张是退出经营后为了协助黄再朋理顺账款故按照合伙时的交易习惯提供自己的银行卡用于代收代付款项，并不是黄再朋偿还的款项，不能抵扣。黄再朋提交的与王XX的《对账单》、《欠款单》及《收条》显示，截至2017年2月15日，王XX尚欠黄再朋货款106,203元。庭审中，黄再朋主张目前已无法联系王XX，款项已无法收回，按照双方约定，无法收回的货款应在120万元内予以扣除。姚成则认为2017年2月18日后的项目盈亏与姚成无关，该笔费用无法收回也应由黄再朋自行承担。黄再朋提交一份金额统计表，显示2月18日的金额为96,440元，2月19日的金额为119,300元，2月20日的金额为110,150元，该统计表没有任何人员签名。庭审中，黄再朋主张上述金额为姚成确认收到的兰军转账和现金支付以及客户转账的金额，应予以抵扣，姚成对此不予认可。2019年6月26日，姚成委托广东硕源律师事务所代理其与黄再朋、黄永志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双方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约定姚成先向广东硕源律师事务所支付2万元作为前期律师费，本案审结时，姚成另外再以实际收回金额之15%支付后期律师费。同日，姚成向广东硕源律师事务所转账支付2万元，广东硕源律师事务所向姚成开具了律师费发票。诉讼过程中，黄再朋申请证人兰X及张XX出庭作证。证人兰X出庭作证称，其与姚成是同学关系，后受姚成聘请负责姚成、黄再朋合伙经营期间的财务管理。2016年10月，姚成出资（不清楚具体出资金额），黄再朋负责市场运营，两人合伙做九节虾生意，合伙期间的货款由证人兰X或张XX去收取，收回的货款都交给姚成，对外也由姚成支付货款给供应商。2017年2月18日，两人协商一致同意姚成退出合伙，经姚成及黄再朋结算，双方合伙期间截至2017年2月17日的应收未收货款为120万元，由黄再朋负责催收再转付给姚成，黄再朋就此出具了《借条》，听姚成和黄再朋说，黄永志为《借条》做了担保。此后过了4、5天，证人就正式离开，离开前证人还将从市场上收到的款项（85,040元、6800元、40,100元）支付给了姚成。另，姚成退出合伙时只计算了应收款，没有计算姚成的投资款，证人不清楚当时为何不计算姚成的投资款是否应该退回，不清楚《借条》中的分红款是什么性质，也不清楚如果在外货款追不回来两人会如何处理。证人张XX出庭作证称，其受聘于姚成和黄再朋，姚成是出资人，黄再朋负责市场运行，兰X负责财务，证人张XX负责部分现金收款及送货。合伙期间，由姚成负责支付采购货物的款项，应收货款由证人张XX、兰X和黄再朋负责收取，收回的货款交给兰X和黄XX。2017年2月18日，姚成和黄再朋将所有投资款、开支、已收货款进行了结算，计算出应收未收货款为120万元，由黄再朋负责收取。其他情况证人张XX表示不清楚。庭审中，姚成还称与黄再朋合伙水产经营项目，姚成退伙时经过结算将自己的份额转让给黄再朋，《借条》中的分红款指的是利息；就像兰X还多留了几天才离开一样，《借条》签订后，姚成仍提供自己的银行卡账户给黄再朋用于收取和支付黄再朋经营的水产项目的款项，包括2017年2月18日、2月19日支付给共9万元用于进货，2月18日支付给兰X5万元、2月20日支付给黄再朋5万元用于经营支出，自此姚成才完全退出合伙。黄再朋称，120万元为应收未收货款，不是转让份额款，由黄再朋负责催收，收回后交还姚成；合伙期间的采购、成本均由姚成出资负担，但收回的货款也全部交给姚成，相当于姚成的出资在客户支付的货款中已经收回，市场上剩余的应收款是包含了姚成的出资款；分红是指后续黄再朋单独经营期间的盈利分红。姚成与黄再朋共同确认，担保人在《借条》及担保条款上签字后拍照发给了黄再朋，将该照片打印出来后，再由姚成、黄再朋、见证人在《借条》上签名，黄永志是黄再朋的父亲。上述事实有姚成、黄再朋提供的证据、本院调取的证据及庭审笔录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诉争款项性质。姚成与黄再朋在庭审中均确认，双方原是合伙关系，后因姚成身体原因，经黄再朋同意，姚成退出合伙关系，经结算，黄再朋于2017年2月18日出具《借条》，内容为：今姚成借给黄再朋人民币现金120万元做海产生意，借款期限自2017年2月18日至2017年7月18日止，共伍个月。借款人每月向出借人支付分红款58,000元，偿还完借款款项后分红即止。姚成认为上述款项是其退出合伙转让份额的转让款转化为借款，黄再朋辩称是包含了姚成出资款的合伙期间的应收未收货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姚成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虽然姚成与黄再朋对上述120万元的原始性质表述不一，但双方共同确认，该120万元是姚成退伙时经过双方结算的款项，因此，上述《借条》属于姚成与黄再朋结束合伙关系时通过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该120万元已经由结算款转化为借款。故，姚成主张姚成、黄再朋成立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本案诉争的120万元为借款，符合法律规定，一审予以采纳。二、关于借款本金、利息和还款金额。1、借款本金。《借条》明确记载借款本金为120万元，姚成主张实际转让款为1,486,150元，但未提交证据予以佐证，故一审确认涉案借款本金为120万元。2、利息。姚成主张《借条》中的分红为利息约定，因《借条》约定的利息过高，姚成主动调整为按照年利率24%计算利息至借款清偿完毕之日止。黄再朋辩称该分红是指姚成退出合伙后其单独经营期间的盈利分配，姚成退出合伙后无权主张分红。姚成与黄再朋以《借条》的方式将双方的结算款转化为借款，因此，双方约定利息符合交易习惯，且该分红“借款人每月向出借人支付分红款58,000元，偿还完借款款项后分红即止”的约定，与一般民间借贷中的利息约定一致。因此，姚成主张双方对借期内利息进行了约定，一审予以采纳。该利息约定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姚成现主动调整为年利率24%，符合法律规定，一审予以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二）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此，姚成请求黄再朋支付按照年利率24%从2017年2月18日《借条》出具之日起计算至借款清偿完毕之日的利息，符合法律规定，一审予以支持。3、还款金额。黄再朋主张2017年2月19日至2018年2月4日，共向姚成账户转账偿还760,150元，提供了转账记录，姚成在庭审中认可收到该760,150元，本院予以确认。黄再朋还主张其通过现金方式向姚成偿还4600元，委托兰X于2017年2月18日和2月19日偿还姚成合计131,940元，以及2017年2月19日其他客户转账支付给姚成的69,200元，合计向姚成偿还了205,740元，姚成对此均不予认可。首先，黄再朋主张其通过现金方式向姚成偿还4600元，没有提交证据佐证，一审不予采信；其次，兰X虽于2017年2月18日、2月19日向姚成转账131,940元，但姚成提交的银行流水同时显示，姚成于2017年2月18日向兰X转账了50,000元，向客户转账了40,000元，2017年2月19日向客户转账了50,000元，合计转账了140,000元。姚成在庭审中解释，退出经营后为了协助黄再朋理顺账款故按照合伙时的交易习惯提供自己的银行卡用于代收代付款项，上述转账的140,000元即是其代黄再朋支付的进货款。鉴于姚成与兰X、客户的关系以及此前的经济往来状况，姚成的解释具有高度盖然性，一审对姚成主张于2017年2月18日、2月19日收到兰X的款项后代黄再朋对外支付了进货款予以采纳，因其支付的进货款大于兰X转账的款项，故对黄再朋请求将兰X转账的131,940元作为还款并予以抵扣，一审不予采纳；最后，黄再朋主张姚成于2017年2月19日收到客户转账支付的69,200元，姚成的银行流水显示，2017年2月19日，除去与兰X、客户的经济往来以及黄再朋转账偿还的款项，还有一笔摘要为“代付”的收款，金额为59,100元，该金额与黄再朋主张的金额不符，且摘要仅显示为代付，没有对方账户名称，与一般的经济交易往来习惯不符，故黄再朋主张姚成于2017年2月19日收到客户支付的货款依据不足，一审不予采信。另黄再朋主张在姚成退伙时约定了如有应收未收货款无法回收，则在借款本金中予以抵扣，对此黄再朋未提交证据予以佐证，姚成亦不予认可，故对黄再朋的该主张一审不予采信。综上，黄再朋已经向姚成偿还760,150元。《借条》约定借款期限自2017年2月18日至2017年7月18日止，现借款期限已经届满，姚成请求黄再朋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符合双方约定和法律规定，一审予以支持，但应付金额以一审法院以下计算为准。三、关于尚欠借款本金、借期内利息及逾期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规定：“债务人的给付不足以清偿其对同一债权人所负的数笔相同种类的全部债务，应当优先抵充已到期的债务；几项债务均到期的，优先抵充对债权人缺乏担保或者担保数额最少的债务；担保数额相同的，优先抵充债务负担较重的债务；负担相同的，按照债务到期的先后顺序抵充；到期时间相同的，按比例抵充。但是，债权人与债务人对清偿的债务或者清偿抵充顺序有约定的除外。”第二十一条规定：“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姚成与黄再朋未约定还款顺序，故一审认为，黄再朋所还款项，应先抵充到期借期利息，再抵充逾期还款利息，最后抵充借款本金。《借条》约定“借款人每月向出借人支付分红款58,000元，偿还完借款款项后分红即止”，但未约定利息的具体支付日期，鉴于《借条》约定借期期限自2017年2月18日至2017年7月18日共5个月，一审酌定借期期限内的5个月利息支付期限分别为2017年3月18日、4月18日、5月18日、6月18日、7月18日，逾期利息自2017年7月19日起计算。结合姚成的银行流水，本案黄再朋尚欠借款本金、借期内利息及逾期利息认定如下：第一笔到期债务为应于2017年3月18日前支付的第一个月的借款利息1,200,000元×2%=24,000元，黄再朋于2017年2月19日至2017年3月18日共偿还姚成316,150元，因此，截至2017年3月18日，黄再朋已经还清姚成第一个月的借款利息24,000元，剩余款项316,150元-24,000元=292,150元抵充本金，借款本金尚欠1,200,000元-292,150元=907,850元；第二笔到期债务为应于2017年4月18日前支付的第二个月的借款利息907,850元×2%=18,157元，黄再朋于2017年4月18日偿还30,000元，因此，截至2017年4月18日，黄再朋已经还清姚成第二个月的借款利息18,157元，剩余款项30,000元-18,157元=11,843元抵充本金，借款本金尚欠907,850元-11,843元=896,007元；第三笔到期债务为应于2017年5月18日前支付的第三个月的借款利息896,007元×2%=17,920.14元，黄再朋于2017年4月19日偿还24,000元，因此，截至2017年5月18日，黄再朋已经还清姚成第三个月的借款利息17,920.14元，剩余款项24,000元-17,920.14元=6079.86元抵充本金，借款本金尚欠896,007元-6079.86元=889,927.14元；因黄再朋下一笔还款日期为2017年10月1日，此时，第四、第五个月的借款利息889,927.14元×2%×2个月=35,597.09元以及尚欠借款本金889,927.14元的付款期限均已届满，故截至2017年10月1日，黄再朋应偿还的利息为借款期限内利息35,597.09元+逾期利息43,886.82元[889,927.14元×24%÷365天×75天（2017年7月19日至2017年10月1日）]=79,483.91元，黄再朋于2017年10月1日偿还11,5000元，上述利息已经清偿完毕，尚欠借款本金889,927.14元-（115,000元-79,483.91元）=854,411.05元；黄再朋于2017年10月2日偿还35,000元，则截至2017年10月2日，黄再朋已经还清逾期利息854,411.05元×24%÷365天×1天=561.80元，尚欠借款本金854,411.05元-（35,000元-561.80元）=819,972.85元；黄再朋于2017年11月2日偿还20,000元，则截至2017年11月2日，黄再朋已经还清逾期利息819,972.85元×24%÷365天×31天（2017年10月3日至2017年11月2日）=16,713.97元，尚欠借款本金819,972.85元-（20,000元-16,713.97元）=816,686.82元；黄再朋于2017年11月4日偿还10,000元，则截至2017年11月4日，黄再朋已经还清逾期利息816,686.82元×24%÷365天×2天=1074元，尚欠借款本金816,686.82元-（10,000元-1074元）=807,760.82元；黄再朋于2017年11月30日偿还30,000元，则截至2017年11月30日，黄再朋已经还清逾期利息807,760.82元×24%÷365天×26天（2017年11月5日至2017年11月30日）=13,809.39元，尚欠借款本金807,760.82元-（30,000元-13,809.39元）=791,570.21元；黄再朋于2017年12月5日偿还20,000元，则截至2017年12月5日，黄再朋已经还清逾期利息791,570.21元×24%÷365天×5天（2017年12月1日至2017年12月5日）=2602.42元，尚欠借款本金791,570.21元-（20,000元-2602.42元）=774,172.63元；黄再朋于2017年12月11日偿还30,000元，则截至2017年12月11日，黄再朋已经还清逾期利息774,172.63元×24%÷365天×6天（2017年12月6日至2017年12月11日）=3054.27元，尚欠借款本金774,172.63元-（30,000元-3054.27元）=747,226.90元；黄再朋于2017年12月31日偿还50,000元，则截至2017年12月31日，黄再朋已经还清逾期利息747,226.90元×24%÷365天×20天（2017年12月12日至2017年12月31日）=9826.55元，尚欠借款本金747,226.90元-（50,000元-9826.55元）=707,053.45元；黄再朋于2018年1月31日偿还50,000元，则截至2018年1月31日，黄再朋已经还清逾期利息707,053.45元×24%÷365天×31天（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月31日）=14,412.27元，尚欠借款本金707,053.45元-（50,000元-14,412.27元）=671,465.72元；黄再朋于2018年2月4日偿还30,000元，则截至2018年2月4日，黄再朋已经还清逾期利息671,465.72元×24%÷365天×4天（2018年2月1日至2018年2月4日）=1766.05元，尚欠借款本金671,465.72元-（30,000元-1766.05元）=643,231.77元。此后黄再朋未再向姚成偿还款项，因此，黄再朋应向姚成支付尚欠借款本金643,231.77元，并支付以643,231.77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自2018年2月5日起计算的逾期利息。四、关于律师费。姚成主张为提起本案诉讼产生律师费20,000元，有《委托代理合同》、发票和转账凭证予以佐证，一审予以确认。姚成主张黄再朋承担该律师费，没有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一审不予支持。五、关于黄永志是否承担连带责任。《借条》及其所附的担保条款经黄永志在担保人处签字后拍照回传给姚成和黄再朋签名，姚成及黄再朋对此均予以认可，黄永志未向一审提出异议或反驳证据，该担保条款亦无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一审予以确认。担保条款约定黄永志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因此，黄永志系连带责任保证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规定：“保证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早于或者等于主债务履行期限的，视为没有约定，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直至主债务本息还清时为止等类似内容的，视为约定不明，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借条》中的担保条款约定保证期限为借条出具之日起到偿还完所有借款款项时止，根据上述规定，视为约定不明，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即2017年7月18日至2019年7月17日，姚成于2019年7月15日起诉要求黄永志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符合担保合同的约定和法律规定，一审予以支持，担保的范围以黄再朋的上述债务为限。黄永志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综上所述，一审依法作出如下判决：一、黄再朋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偿还姚成借款本金人民币643,231.77元并支付逾期利息（计算方法：以人民币643,231.77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自2018年2月5日起计算至借款还清之日止）；二、黄永志对上述黄再朋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黄永志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黄再朋追偿；三、驳回姚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2,044元，由姚成负担人民币12,118元，黄再朋和黄永志共同负担人民币9926元。本院二审期间，黄再朋提交了手机截屏一份，证明姚成通过微信向黄再朋发送的对账单，与我方一审时所提交的对账单是一一对应的；姚成表示是其发送的。本院对于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黄再朋于二审期间提交的手机截屏，与本案没有直接的关联性，本院不予接纳。一、关于本案的性质。本案系姚成与黄再朋合伙做九节虾的生意时，因姚成身体原因退出合伙关系，经结算，黄再朋向姚成出具了涉案《借条》。尽管《借条》上的120万元并非真实的借款，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的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一审判决认定《借条》属于姚成与黄再朋结束合伙关系时通过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双方之间已成立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符合本案事实和上述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黄再朋关于此节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二、关于双方涉案《借条》上约定的分红款能否视为利息的问题。虽然从字面含义上来看，分红款与借款利息是有所不同，但是在民间借贷中，当事人所约定的借款分成、分红、违约金、罚金等名目，实质上与利息一样，都可视为因借款而付出的成本。涉案《借条》明确约定“借款人每月向出借人支付分红款58,000元，偿还完借款款项后分红即止”，即每月固定支付出一定的数额且直接偿还完借款才终止，符合借款利息的特征，一审判决将此认定为借款利息并以法定的标准予以规制，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黄再朋关于《借条》中的分红款而非利息，本案应当视为未约定利息，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等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三、关于还款金额的问题。黄再朋上诉主张姚成于2017年2月18日、2月19日收到的款项96440元和109300元，应当从120万扣除，但是其中“代付”收款并没有对方账户名称，无法反映出该款项的性质，况且与此同时，姚成于2017年2月18日向兰军转账的50,000元，向客户转账了40,000元，2017年2月19日向客户转账了50,000元，合计140000元，诚如一审判决所述，鉴于姚成与兰军、客户的关系以及此前的经济往来状况，姚成对此解释为其退出经营后为了协助黄再朋理顺账款按照合伙时的交易习惯提供自己的银行卡用于代收代付款项，较有一定的合理性。黄再朋上诉主张上述140000元系2017年2月17日双方结算时对姚成尚欠对外未支付的货款进行支付兑现，应当归属于2017年2月17日之前的账款，不应纳入2017年2月18日新产生的账目，没有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对于未支付或未足额支付的利息，法律保护的借款利率上限为年利率24%（即月利率2%）；对于已支付的年利率24%至36%之间的利息，属于自然债务范畴，鉴于已自愿支付，应不予干预；对于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即月利率3%）的利息部分，借款人才有权要求返还或作抵扣借款本金处理。一审判决根据涉案《借条》约定的借期，对于黄再朋陆陆续续已偿还的760150元按照归还日期、统一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计算有关利息后，再予抵扣本金，虽有不妥，但鉴于姚成未提出上诉，本院径行予以确认。黄再朋关于一审判决对于部分还款未作抵扣、属于认定事实错误等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四、关于黄永志是否应当承担保证责任的问题。黄永志作为担保人，在涉案《借条》上明确约定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期限为借条出具之日起到偿还完所有借款款项时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的规定，“保证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早于或者等于主债务履行期限的，视为没有约定，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直至主债务本息还清时为止等类似内容的，视为约定不明，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故《借条》中关于保证期限的约定，应视为约定不明，一审判决认定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即2017年7月18日至2019年7月17日，姚成于2019年7月15日起诉要求黄永志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黄再朋关于黄永志为一般保证人，保证期限为债权届满之日起六个月，黄永志不应再承担保证责任等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黄再朋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530元，由上诉人黄再朋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孟庆锋审判员  孙 志审判员  马 艳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廖紫奇书记员  谢培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