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最高法民申3636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舒兰市格来得热电有限公司。住所地：吉林省舒兰市人民大路**。 法定代表人：张明强，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睿，北京市高默克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华，吉林金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吉林圣基鹏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住所地：吉林省舒兰市鹿场路**吉林市圣基实业有限公司科技楼/div> 法定代表人：张越，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段大明，吉林江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舒兰市建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吉林省舒兰市舒兰大街**iv> 法定代表人：付宝林，该公司总经理。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张鹏，男，1980年1月13日出生，汉族，住址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现住吉林省舒兰市北城街向阳委**。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高明，男，1961年1月17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舒兰市北城街北堡委**。 再审申请人舒兰市格来得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来得公司）因与被申请人吉林圣基鹏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基公司）、舒兰市建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林公司）、张鹏、高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吉民终5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格来得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的规定向本院申请再审。主要事实和理由为：（一）原审判决未对案涉土地的使用权属进行审查，导致格来得公司合法利益严重受损。格来得公司对案涉土地享有合法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并在该宗土地上投资建设了原舒兰市坑口煤矸石热电厂。基于此，圣基公司与格来得公司于2017年2月先后签订了两份协议，第一份协议是2017年2月9日的《细鳞湾·国际住宅小区项目开发协议书》，约定由格来得公司处理地上物的拆迁、废料外运等工作，圣基公司支付6500万元作为对价。2017年2月15日，双方签订第二份协议《舒兰市细鳞湾·国际住宅小区合作开发协议》，约定格来得公司以案涉土地的土地使用权作为投资，圣基公司以项目运作的各项资金作为投资，合作开发房地产项目，并就双方合作的具体利润分配方式作出约定。截止目前，格来得公司并未与政府或任何第三方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或达成土地转让协议，舒兰市有关政府部门也未依法将案涉土地收回或予以强制征收。至于舒兰市国土资源局为何将案涉土地使用权以“招拍挂”方式出让给建林公司从而出现“一地二卖”的情形，以及是否需要追究舒兰市国土资源局的责任等问题，与本案无关，建林公司可另行起诉。（二）原审判决认定第二份协议是对第一份协议的变更，缺乏证据证明，属于事实认定错误。第一、二份协议虽然在项目开发建设、双方权利义务等条款上内容相同，但两份协议的目的不同，第一份协议约定的是项目前期准备工作分工及对格来得公司的拆迁补偿，第二份协议约定的是双方项目利润的分成。就案涉项目，格来得公司曾与案外人达成合作意向，并签订了与案涉协议内容相同的两份协议构成合作基础，虽最终并未履行，但足以证明格来得公司就案涉土地的开发合作一直秉承签订两份协议的商业模式和交易习惯。两份协议互相独立，第二份协议并非第一份协议的变更。（三）原审判决认定第二份协议未实际履行缺乏证据证明，属于事实认定错误。1.因第一、二份协议均约定由格来得公司负责项目前期的拆迁工作、废料外运和债务清理工作，原审庭审中，圣基公司亦认可格来得公司已实际完成该义务，故格来得公司已实际履行完毕第二份协议项下的合同义务。2.格来得公司与圣基公司没有废止第二份协议的合意，原审法院以第三份协议约定“双方签订的所有协议全部废止、双方再无债权债务关系”，且第三份协议及调解书中未提及第二份协议为由，推断双方实际履行的仅为第一份协议，已合意废止第二份协议，系没有证据的主观推断。第三份协议是因圣基公司未履行第一份协议项下义务而签订，与第二份协议无关。调解书对第三份协议确认时，将其中“双方签订的所有协议全部废止”调整为“双方因本案产生的纠纷解决完毕”，后双方签收该调解书，应视为双方对第三份协议达成变更合意，变更了第三份协议的部分内容。（四）格来得公司与圣基公司既无买卖的意思表示，也无买卖条款的实际签署。原审判决认定第一份协议性质为买卖合同，属于事实认定错误。 圣基公司答辩称：（一）圣基公司为在原舒兰市坑口煤矸石热电厂土地上开发建设住宅小区，依据法律法规和政府要求必须要“净地”，故与格来得公司于2017年2月9日签订了第一份协议《细鳞湾·国际住宅小区项目开发协议书》，约定由格来得公司负责对地上附着物进行拆迁和废料外运等工作，圣基公司支付6500万元。该6500万元对价，实质是收购格来得公司在原舒兰市坑口煤矸石热电厂项目的相关权益及建设用地范围内的地上附着物，根本不是格来得公司主张的拆迁补偿合同。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市、县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的房屋征收补偿工作，圣基公司无权签订拆迁补偿合同。（二）圣基公司与建林公司合作开发后，建林公司通过招拍挂合法程序取得案涉土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如格来得公司对政府向建林公司颁发建设用地使用权证有异议，可以另诉。（三）圣基公司与格来得公司一直在履行第一份协议，且已履行完毕。落款日期为2017年2月15日的第二份协议，不是圣基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系应格来得公司的强烈要求签署，只是形式上的协议，双方从未履行过。且第一份协议中约定格来得公司的义务，是负责地上物的拆迁，目前已经拆迁完毕，与第二份协议中以地上建筑物、附着物作为投资的约定矛盾，亦无法履行。（四）圣基公司与格来得公司于2019年1月10日签订了第三份协议《协议书》约定：依据2017年2月9日协议，圣基公司应再给付格来得公司3464.2481万元并分三期给付后，双方签订的所有协议全部废止。现第一份协议与第三份协议均已履行完毕，格来得公司依据第二份协议起诉系恶意诉讼。（五）张鹏、高明不应承担任何责任。格来得公司为达到其非法目的而伪造、更改主要证据，已被一审法院查实。综上，请求依法驳回格来得公司的再审申请。 张鹏答辩称：张鹏系圣基公司的总经理，是为受让原舒兰市热电厂项目相关权益与格来得公司主要谈判人之一，有权在协议上签字，不应承担任何责任。圣基公司与格来得公司签订的第一份协议，即落款日期为2017年2月9日的协议实质是一份买卖合同，圣基公司支付6500万元收购格来得公司在原舒兰市坑口煤矸石热电厂项目的相关权益及地上附着物。至于圣基公司与格来得公司签订的落款日期为2017年2月15日的第二份协议，是应格来得公司要求签订的形式上的协议，双方根本没有履行过。而且，如果按照格来得公司主张第二份协议有效，双方之间是合作开发案涉小区项目的话，格来得公司不应对案涉小区建设情况完全不知情。此外，案涉土地使用权是合作方建林公司通过合法的招拍挂程序取得，如果格来得公司有异议，可以另行主张权利。综上，请求依法驳回格来得公司的再审申请。 建林公司、高明均未提交答辩意见。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需要审查的主要问题在于原审判决关于格来得公司与圣基公司实际履行的是第一份协议而非第二份协议的认定是否有误。 本案中，格来得公司与圣基公司共签订了三份协议。第一份协议的落款日期为2017年2月9日，名称为《细鳞湾·国际住宅小区项目开发协议书》；第二份协议的落款日期为2017年2月15日，名称为《舒兰市细鳞湾·国际住宅小区合作开发协议》；第三份协议的落款日期为2019年1月10日，名称为《协议书》。格来得公司主张，案涉第一、二份协议相互独立，均为合法有效合同，己方已依约完成该两份协议约定的义务，现依据第二份协议请求支付利润分配款；而圣基公司辩称，第二份协议并非己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只是应格来得公司要求签署的形式上的协议，双方从未履行过，双方实际履行的是第一份协议，并曾因此引发纠纷。鉴于双方均认可已实际履行第一份协议，本院对此不再赘述。现就原审判决有关第二份协议的认定问题，分析如下： 首先，从格来得公司以案涉土地使用权作为投资的主张来看，与第二份协议关于合作方式的约定不符。格来得公司与圣基公司虽然对第一、二份协议签署日期的表述有所不同，但均认可双方于2017年2月签署了该两份协议。格来得公司称，其在第二份协议中系以案涉土地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作为投资与圣基公司合作开发房地产项目，但第二份协议第四条约定的合作方式为：“甲方（格来得公司）以舒兰市坑口煤矸石热电厂前期工作费用、已建设主厂房基础、凉水塔、烟筒、地下煤斗基础、地下煤斗基础工程作为住宅小区项目的投资资金”，其中并未提及案涉土地使用权问题。格来得公司以此约定主张其实际以案涉土地使用权作为合作开发房地产的投资，依据不足。格来得公司主张其对案涉土地享有合法的划拨土地使用权，但在本院询问中，双方均称曾去舒兰市国土资源局查询，但没有任何有关格来得公司取得案涉土地使用权的档案记录。至于格来得公司是否享有案涉土地的划拨土地使用权以及在划拨土地转为出让土地的过程中是否存在利益受损问题，其可依法另行主张权利。退一步而言，即便如格来得公司主张其享有案涉土地使用权，并以此作为出资与圣基公司合作开发房地产，也因该土地使用权系划拨取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关于“土地使用权人未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以划拨土地使用权作为投资与他人订立合同合作开发房地产的，应当认定合同无效”的规定，在格来得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其已就该划拨土地使用权作为投资与他人订立合同合作开发房地产获得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的情况下，其以划拨土地使用权作为出资与圣基公司签订的第二份协议也应属无效。故，格来得公司的有关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其次，从案涉三份协议的关系来看，第一份协议应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已实际履行。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合同双方为完成一个交易，可能会签订多份合同，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交易链。因此，对合同的解释应坚持整体性原则，即从交易的整体性上来探究合同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本案中，格来得公司与圣基公司共签订了三份协议，如果是一个完整的交易，该三份协议应该是相互兼容补充的。根据第一份协议第四条“甲方（格来得公司）负责对原热电厂用地范围内相关债权债务事宜的处理，……负责原热电厂建设用地范围：电厂办公楼、凉水塔、烟塔、主厂房基础、地下煤斗基础、地下煤斗基础等工程的拆迁及废料外运17年4月1日前及时开工建设”和第六条“经双方协商，（圣基公司）应交资金总额为6500万元，分三次支付”的约定，可知在该份协议中，格来得公司负责处理原热电厂相关债权债务和地上物拆除及废料外运，并获得6500万元的对价。但第二份协议第四条约定：“甲方（格来得公司）以舒兰市坑口煤矸石热电厂前期工作费用，已建设主厂房基础、凉水塔、烟筒、地下煤斗基础、地下煤斗基础工程作为住宅小区项目的投资资金”，即格来得公司在第二份协议中以前期工作费用和现有地上物作为投资资金，既如此，格来得公司即不能再依据第一份协议的约定主张6500万元对价，因该对价在第一份协议中指向的标的与第二份协议中作为投资所指向的主要标的相同，均为原热电厂现有地上物。由此可见，第一、二份协议约定的内容是相互矛盾的，即要么依据第一份协议，由圣基公司支付格来得公司6500万元，要么依据第二份协议由格来得公司将该对价转化为项目投资资金，圣基公司不用再支付该6500万元价款，故该两份协议不可能同时获得履行。至于双方选择履行哪一份合同，应以双方后续的实际履行行为进行判断。2018年11月21日，格来得公司与圣基公司因第一份协议履行出现纠纷并诉至法院。诉讼中，双方达成第三份协议，对第一份协议的后续履行作出安排。可见，第三份协议的达成，足以证明双方后续实际履行的是第一份协议，而非第二份协议。格来得公司主张，其曾与案外人就案涉土地开发达成合作意向，并签订了与案涉协议内容相同的两份协议作为合作基础，足以证明其就案涉土地的开发合作一直秉承签订两份协议的商业模式和交易习惯。鉴于合同具有相对性，格来得公司与案外人的合作模式对本案没有直接参照意义。且即使认可格来得公司所述的商业模式，无论其与案外人曾经签署的两份协议，还是与圣基公司签署的案涉第一、二份协议，均无以土地使用权作为出资的明确文字表述，所约定的内容也均自相矛盾。 再次，从第三份协议约定内容看，双方之间债权债务关系已经清理完毕。按照第三份协议约定，格来得公司按约将“上述三期资金兑现给付后，双方签订的所有协议全部废止，双方再无任何债权债务关系，不再追诉双方之间任何违约责任。”双方在签署第三份协议之前，除了案涉第一、二份协议，并未签署过其他协议，第三份协议中所称的“双方签订的所有协议”应指案涉第一、二份协议。即使人民法院以案涉调解书形式确认了第三份协议的部分内容，第三份协议与调解书不相冲突的其他约定依然有效，即格来得公司与圣基公司之间签订的所有协议、双方之间所有的债权债务将因第三份协议的履行而消灭。根据原审判决查明事实，格来得公司与圣基公司已实际履行完毕第三份协议，故双方之间已不存在任何债权债务关系。现格来得公司依据第二份协议提起本案诉讼，缺乏事实依据。原审法院认定，格来得公司与圣基公司实际履行的是第一份协议，而非第二份协议，并据此驳回格来得公司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格来得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和第六项规定的情形。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舒兰市格来得热电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郃中林 审判员  余晓汉 审判员  仲伟珩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郭敬娜 书记员纪微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