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01民初14357号原告：高某某，男，1965年4月19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杨路******。委托诉讼代理人：邓爽，上海众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某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黄浦区南京西路****。法定代表人：王旻，某某公司行政清理组组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咸文，国浩律师(南宁)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宗晴，国浩律师(南宁)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高某某与被告某某公司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的规定，由审判员独任审理，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高某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邓爽，被告某某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咸文、宗晴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高某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被告支付2016年度剩余奖金608,760元。事实和理由：2016年4月1日，原告入职被告处任总裁助理兼人力资源部总经理，双方签订了期限至2019年3月31日止的劳动合同，合同第6.3条约定员工有权享有公司根据该员工个人表现、部门经营状况和公司经营状况决定的各种类型的奖金。因原告工作表现优异，于2016年12月升任副总裁及董事会秘书。2016年底，被告向原告出具“2016年度公司高管人员年终奖发放通知单”，明确载明原告2016年度应发奖金为2,280,000元，当年发放总额60%，其余分三年等额延期支付。2017年1月，原告收到2016年度年终奖1,671,240元。2018年2月14日，因原告表现优异且集团总部的工作需要，原告调任集团总部战略执行委员会投资管理部任副总经理，薪资福利等按被告处标准保持不变，其与被告办理了形式上的劳动关系解除手续后至集团总部任职。截止2019年底，被告仍未向其发放2016年度剩余奖金。被告某某公司辩称，用人单位有权根据本单位的生产经营特点和效益、工资分配方式和工资水平，自主决定递延奖金发放的条件、数额等具体事宜。根据双方劳动合同第6.2条及其处《薪酬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第十五条的规定，递延奖金需员工在职且考核合格才能发放。同时，经集团系统内部调动，原告至集团任职，双方的劳动关系已于2018年2月28日终止，原告于2020年1月15日申请仲裁，已经超过仲裁时效。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于2016年4月1日入职被告处工作，双方签有期限至2019年3月31日止的劳动合同。2016年12月1日，原告任被告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2017年1月26日，被告向原告出具《2016年度公司高管人员年终奖发放通知单》，上载：根据2016年度公司经营状况，经公司董事会2017年第1次临时会议审议批准，原告2016年度应发奖金为2,280,000元，根据监管要求当年度发放总金额的60%，其余部分分三年等额延期支付，本次年终奖发放1,671,240元，剩余部分608,760元延后支付。之后，原告收到2016年度年终奖1,671,240元(包括当年度发放总金额2,280,000元的60%即1,368,000元及分三年等额发放的第一年发放金额303,240元)。2018年2月14日，原告被集团总部调任至中国华信能源有限公司战略执行委员会投资管理部任副总经理。被告对原告进行了离任审计，于2018年2月28日出具审计报告，结论为：原告在任职期间，公司严格遵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按照中国证监会许可的经营范围开展业务，未发生可能引发显著风险的诉讼仲裁事项，无对外担保、不良债务和其他或由事项；原告在个人财务方面，未发现其个人有违规、违纪的现象，也未发现其个人在公司的未偿还债务记录或其他个人经济问题。2018年2月28日，双方的劳动合同解除。之后，原告与中国华信能源有限公司签订了期限为2018年3月1日至2021年3月31日的劳动合同。2019年12月25日，原告向被告发出电子邮件，要求被告按期发放2016年度剩余奖金，被告于当日回复邮件称：“已收到，会转给清理组。”另查明，被告处《薪酬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年终绩效奖金与员工全年考核情况挂钩，年终考核发放，发放对象为上年度工作满1个月且发放时在岗在册的员工；第十五条规定：公司对高级管理人员、分支机构负责人以及其他公司认定有必要的人员的绩效奖励可实行递延考核发放。审理中，原告称：根据年终奖发放通知，其应于2018年及2019年收到其余两笔递延奖金，至其2018年2月28日离职时，双方并未就递延奖金发生争议，故2018年递延奖金的申请仲裁时效期间应自2019年1月1日起算、2019年递延奖金的申请仲裁时效期间应自2020年1月1日起算，原告曾于2019年12月25日向被告主张过权利，且于2019年12月30日申请仲裁，故并未超过仲裁时效；同时，原告自被告处离职系因被告及上级集团的工作安排，原告仍就职于集团内部，故被告不应以原告离职为由规避支付剩余奖金的义务。高某某(申请人)于2020年1月15日向上海市黄浦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某某公司(被申请人)支付2016年度剩余奖金608,760元。该委于2020年4月10日作出裁决：对申请人的请求不予支持。原告不服，遂诉至本院。以上事实，由原告提供的裁决书、离任审计报告、工商信息、年终奖发放通知、收件回执、劳动合同等，被告提供的劳动合同、员工承诺书、《薪酬管理办法》、退工证明等，原、被告均提供的邮件及本院的庭审笔录予以佐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被告向原告出具的《2016年度年终奖发放通知单》明确载明根据2016年度公司经营状况并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原告2016年可获得的奖金为2,280,000元，同时明确根据监管要求当年度发放总金额的60%，其余分三年等额延期支付，并明确本次发放1,671,240元，剩余部分608,760元延后支付，该通知对被告具有约束力，被告应按约履行。现被告已按通知发放了原告奖金总额的60%及分三年等额发放的第一年金额303,240元，被告仍应按约支付原告剩余未发放奖金608,760元。现被告认为根据其处《薪酬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二款及第十五条的规定，原告不符合发放条件。对此本院认为，被告确定原告2016年奖金时原告在岗在册，而原告于2018年2月28日从被告处离职系基于被告上级集团的调任安排，并非自身原因，故被告以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为由不予发放，本院不予采信；关于被告所称递延奖金需考核发放，被告并未举证证明期其处有递延奖金的相关考核制度，亦未举证证明其对原告进行了考核且原告考核未通过，故被告以第十五条规定为由不予发放，缺乏事实依据，本院同样不予采信。相反，原告的离任审计报告显示原告在职期间系合规合法履行职责，并无个人违规、违纪问题，此亦可表明原告任职表现合格。至于被告所称的时效问题，尽管被告于2017年1月发放了原告第一年递延奖金，但双方并未约定此后2年递延奖金均于1月发放，而根据奖金发放通知，剩余奖金608,760元应于2018年及2019年等额发放，则表明被告最迟可在2018年12月底及2019年12月底前向原告发放剩余2年递延奖金，故原告主张2018年递延奖金的1年时效应自2019年1月1日起算、原告主张2019年递延奖金的1年时效应自2020年1月1日起算，而本案原告于2019年12月25日向被告主张过权利，且于2019年12月30日申请仲裁，未超过仲裁申请时效，故被告的时效抗辩意见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原告要求被告支付2016年度剩余奖金608,760元，有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八条规定，判决如下：某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支付高某某2016年度剩余奖金608,760元。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由某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当事人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施慧萍二〇二〇年九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黄慧芳书 记 员 关蓓华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八条解决劳动争议，应当根据合法、公正、及时处理的原则，依法维护劳动争议当事人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