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海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226民初1082号 原告（反诉被告）：宁波明秀进出口有限公司，住所地：宁海县跃龙街道天平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265953939810。 法定代表人：操娟娟，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吕海霞，女，1974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住宁海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其辉，广东展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舟山嘉腾服饰有限公司，住，住所地：舟山市定海区城东街道刘家嘴路**（**）**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9023075444160。 法定代表人：汪明珍，该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汪伦，男，1974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住舟山市定海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力豪，浙江乾勇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宁波明秀进出口有限公司与被告舟山嘉腾服饰有限公司定作合同纠纷一案，原告于2020年3月17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2020年4月18日，被告提出反诉，本院依法受理反诉并与本诉合并审理。2020年4月30日，本案转为普通程序独任审理。本院于2020年5月26日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其辉，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汪伦、董力豪到庭参加诉讼。庭后原、被告申请庭外和解1个月，届期和解未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履行合同义务，开具票面金额为人民币465200.48元的增值税发票给原告；2.判令被告承担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8年10月6日，原告与被告签订《货物购销合同》，原告作为需方向被告订购服饰一批，价值为518138元。合同约定，供方必须按时把货物送入需方指定仓库，费用由供方承担；出货后10天内凭供方进仓回执，开具增值税发票后需方支付50%货款。合同签订后，被告共向原告交付了价值572922.98元的货物，被告在2019年9月5日开出了共8份价税合计总额为550759元的增值税发票给原告，原告收到发票后付清了货款。被告收款后即于2019年9月24日告知原告，被告当月进项发票不足抵扣开具给原告的发票应缴纳的税款，要求原告红字作废，取消原发票，被告承诺在下个月重新开具发票给原告。原告按照被告的要求，于当日开具相应的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对其原发票作废。此后经原告多次催促，被告才于2019年12月13日重新开出其中的2份价税金额分别为84871.50元和22851元的增值税发票给原告，尚欠465200.48元的增值税发票，经原告多次催促，被告至今没有开给原告。 被告答辩并反诉称，一、因原告要求开具发票的货物清单与实际交易的货物并不一致，故被告未开发票。2018年10月6日，原、被告签订《货物购销合同》，明确约定货物款号，绝大部分为男童开襟衫和男童运动套装。交易完毕后，2019年7月23日原告发电子邮件，要求被告开具货物增值税专用发票，并附上货物清单。原告发现清单金额和款式有误，随即要求被告重新核对并制作清单。2019年9月4日，原告再次发函，要求开具发票并附货物清单，被告根据原告的要求开具了发票，然后被告发现货物清单仍存在款式及相应金额与实际交易不同之情况．被告认为，开具的发票应与实际交易的货物及金额一致，否则可能存在法律风险，于是请求原告将发票作废，同时要求被告再次提供与实际交易一致的货物清单，原告却再未重新提供货物清单，包括被告后来重新开的两张发票货物品名也与实际不符。二、原告并未支付完毕全部货款，尚欠货款65000元。2018年10月6日《货物购销合同》签订后，被告向原告交付了价值572922.98元的货物，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显示，其向被告支付货款合计572922.98元，实际上2019年1月29日原告向被告支付15000元的支付交易并不存在，另2018年12月13日支付的50000元，并非本案标的合同涉及的货款，而系2018年8月23日合同的货款。原告仅就该批衣物向被告支付了货款507922.98元，尚欠货款65000元。综上，被告认为，被告尚应开具发票465200.48元，但发票应以实际交易为准开具，原告一直未能提供货物清单，致使被告无法开具发票，因此过错在原告，如原告按照实际交易货物及金额列明清单，被告愿意按实际交易开具发票。被告并反诉请求判令反诉被告向反诉原告支付货款65000元，并支付利息损失（自2019年9月5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上述货款之日）。 原告针对被告的反诉答辩称，2018年12月13日的50000元系支付本期货款，并非支付上期货款。原告2019年1月29日并没有支付货款15000元，原告提供的宁波银行账户明细不是很清晰，被告看错了，应该是2019年4月29日支付货款45000元。被告的负责人汪伦在微信聊天中问原告负责人还有多少货款未付，负责人何冠宏称还欠35000元，后2019年9月16日付了7836.4元，9月20日支付了27000元，至2019年9月20日原告已支付完毕涉案货款，不存在拖欠货款的情况，请求驳回反诉原告的反诉请求。 本院经审理认定以下事实：原被告从2014年下半年开始发生服装定作合同关系，原告多次向被告定作各种款号服装。2018年10月6日，双方再次签订《货物购销合同》一份，合同金额为518138元，合同约定，需方须在供方面料到厂后付15％的货款作为定金给工厂，出货后10天内凭供方进仓回执开具增值税发票后需方支付50％货款，35％货款将在出货后60-90天付清。合同签订后，被告向原告实际交付价值572922.98元的货物。被告于2019年9月5日开具了8份价税合计为550759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给原告。2019年9月24日，被告以其上游客户9月份开不出发票只有10月份能开为由，要求对上述开具给原告的8份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作废处理，因原告已对该8份增值税专用发票申报抵扣，无法作废处理，原告遂在增值税发票管理新系统中填开并上传了《开具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信息表》，被告开具了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2019年10月8日开始，原告多次催促被告重新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被告以需寄回原发票、腿伤未去工厂、抵扣进项发票不够、每月开票限额为20万元等各种借口为由拖延，在原告的一再催促下被告于2019年12月13日开具两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金额分别为84871.50元和22851元。此后原告继续向被告催要发票，被告以原告应回寄送货单、工作繁忙、疫情影响等为由拖延至今。 另查明，原、被告在签订2018年10月6日涉案合同前还有数份未履行完毕的《货物购销合同》，其中2018年8月23日、2018年10月5日签订的合同金额分别为151691元，43263元，原、被告在签订涉案合同后，又于2018年12月27日、2019年2月18日分别签订了合同金额为12000元，7650元的《货物购销合同》。涉案合同签订后，自2018年10月26日至2019年9月20日，原告陆续向被告支付定作款1574836.40元，双方庭审中确认其中2019年1月15日支付的80000元，2019年1月30日支付的30000元中的23086.58元，2019年2月28日支付的35000元，2019年3月8日支付的80000元，2019年4月15日支付的40000元，2019年5月10日支付的60000元，2019年7月16日支付的25000元，2019年8月16日支付的100000元，2019年9月16日支付的7836.40元，2019年9月20日支付的27000元，共计477922.98元系支付涉案合同的相应定作款，对原告于2018年12月13日支付的50000元，2019年4月29日支付的45000元共计95000元双方存在争议，原告认为系支付涉案合同定作款，被告认为系支付2018年8月23日合同的定作款。 本院认为，按照《增值税专用发票使用规定》第十条规定，一般纳税人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应税劳务，应向购买方开具专用发票，故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是销售方的法定义务。被告作为销售方向作为购买方的原告开具与实际交易金额相符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系被告应履行的合同付随义务。原、被告就涉案合同的实际交易金额为572922.98元，故被告应开具给原告价税合计572922.98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而被告至今仅开具107722.50元，尚应开具价税合计465200.48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被告辩称因原告要求开具的货物品名及数量与实际不符，被告请求原告对已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作废处理，并要求原告提供与实际交易一致的货物清单，原告却再未重新提供货物清单，导致被告未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过错在原告。本院认为，根据原告提供的原告业务负责人何冠宏与被告业务负责人汪伦的微信聊天记录，被告系因当月进项发票不足导致无法抵扣，故要求将已开具的8份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作废处理，而非被告辩称的作废原因。且何冠宏从2019年10月8日起至2020年3月17日止，长达5个月时间里，一直不间断地向汪伦催要增值税专用发票，汪伦以各种理由推脱，但是从未提及由于原告未提供货物清单导致无法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根据《增值税专用发票使用规定》，一般纳税人销售货物或提供应税劳务可汇总开具专用发票，汇总开具专用发票的，同时使用防伪税控系统开具《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应税劳务清单》，故开具《销售货物清单》系被告作为销售方的义务，被告以原告未提供货物清单为由认为未开具发票的过错在原告违背常理，本院对被告的答辩意见不予采信，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应予支持。关于被告反诉请求，被告以原告提供的付款证据中实际上2019年1月29日原告向被告支付15000元的支付交易并不存在，及2018年12月13日支付的50000元系支付2018年8月23日合同的定作款为由，认为原告尚欠定作款65000元，然而在原告指出2019年1月29日15000元支付并不存在，由于付款凭证不够清晰，被告将2019年4月29日45000元错认成了2019年1月29日15000元后，被告又改变陈述，认为2019年4月29日的45000元也系支付2018年8月23日的合同定作款，并非支付本案定作款，陈述前后矛盾，但被告对未付款金额又不做变更，这与其65000元欠款的计算方式存在逻辑矛盾。且原、被告之间在涉案合同签订前有多份未履行完毕的合同，在涉案合同签订后又签订了2份合同，故原告是否尚欠被告涉案合同定作款，需要被告提供双方业务发生以来所有的合同及交货依据，原告提供所有的付款依据后才能确定，然本院对原、被告释明后，原告按照本院要求提供了全部的付款依据，但被告仅提供2018年12月27日及2019年2月18日2份合同，对其他合同及交货依据均未提供，故被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本院对被告的反诉请求难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反诉原告）舟山嘉腾服饰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反诉被告）宁波明秀进出口有限公司交付价税合计465200.48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二、驳回被告（反诉原告）舟山嘉腾服饰有限公司的反诉请求。 本案本诉受理费8278元，减半收取4139元，反诉受理费1425元，减半收取715.50元，合计4854.50元，由被告（反诉原告）舟山嘉腾服饰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原告（反诉被告）宁波明秀进出口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被告（反诉原告）舟山嘉腾服饰有限公司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如义务人不履行本判决确定义务的，权利人可自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内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审 判 员 张海霞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八日 代书记员 林 倩 不履行裁判法律后果告知书 一、发生法律效力裁判文书，当事人必须履行。人民法院执行通知书确定的履行期限过后拒不履行的，一律采取限制高消费措施；报告财产令送达后拒绝报告或报告不实的，一律采取司法拘留或罚款措施；被执行人不积极履行的，一律采取限制出境措施。 二、被执行人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将会同公安、工商、银行、证券、组织人事、房管、民航、铁路等部门启动的执行联合信用惩戒机制，具体包括：限制从事特定行业或项目；限制获取政府补贴或支持；限制担任公司高管；限制招录为公务人员；限制担任党代表、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限制入伍服役；限制授予文明单位；限制从事特殊市场交易；限制乘坐飞机、列车软卧、G字头动车组列车、其他动车组列车一等座以上座位；限制在星级酒店食宿旅游度假；限制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限制出境；扣押车辆等措施。 三、被执行人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或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情节严重的，或以暴力、威胁方法抗拒人民法院执行的，将分别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三百一十四条、二百七十七条等规定追究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