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2民终150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方红，男，1974年1月16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忠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洋，重庆康渝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谭靓，重庆康渝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邓勇，男，1974年2月18日出生，土家族，住重庆市黔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沈琪，国浩律师（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成都忆庭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成华区双庆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80669795061。法定代表人：邓勇，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谭晨晨，女，该公司工作人员。上诉人李方红、邓勇因与被上诉人成都忆庭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忆庭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忠县人民法院（2019）渝0233民初33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方红上诉请求：1.撤销（2019）渝0233民初3370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判令忆庭公司向李方红支付工程欠款197万元；3.判令忆庭公司以197万元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五从2019年6月1日开始支付违约金至还清全部款项之日止；4.判令邓勇承担连带担保责任；5.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忆庭公司、邓勇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因果逻辑关系混乱，对事实认定、法律适用严重错误，请求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一、忆庭公司应承担付款义务，三方签订的协议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一审判决三方协议未生效是错误的。1、案涉协议书系针对李方红与忆庭公司的具体协议，是李方红与忆庭公司之间的款项支付协议，邓勇对此承担保证责任。2、邓勇作为忆庭公司法定代表人，根据法律相关规定，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对外作出的行为应由法人承担，盖具公章并非合同的必备条件。另，法定代表人在合同上签字而没有加盖公司公章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合同无效的情形。3、根据民法及公司法理论，法定代表人以公司名义作出的行为自然代表公司的行为，无需取得授权。邓勇系忆庭公司大股东和实际控制人，邓勇个人签字足以认定为公司意思表示。故，法定代表人虽仅在《协议书》上签字而没有加盖公司公章，但该《协议书》依法有效。4、关于忆庭公司是否知情和追认的问题，李方红认为完全知情，即使不知情也进行了追认。根据《协议书》约定，欠付款项分四期清偿，忆庭公司已经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李方红如期履行了部分义务。一审法院将忆庭公司于2019年5月、7月向李方红共计支付的6万元认定是邓勇向李方红支付是错误的。由此可以确认，忆庭公司虽未在《协议书》上盖章，但其知道或应当知道该《协议书》，并认可该《协议书》真实、成立、有效，且为此按约履行了支付义务。故，即使假设忆庭公司不知情属实，但其如约履行《协议书》的部分义务，也是对该三方协议的追认。5、原审法院并未作出审查或对邓勇进行询问，更未要求邓勇出具以自己名义与发包人签订的合同，没有查明邓勇是否存在该项目工程，而根据忆庭公司陈述的“我不知情”径行认定本案系李方红与邓勇的债权债务关系而判决忆庭公司不承担责任，实为认定错误。6、原审法院认定忆庭公司与本案欠款无关，严重偏离事实，是错误的。李方红一直是从忆庭公司承接施工项目，邓勇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因此李方红与忆庭公司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中，主要是与邓勇联系，邓勇也是作为法定代表人代表忆庭公司与李方红开展相关生产经营活动。故，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协议书》未生效，严重偏离事实，导致认定错误，应根据事实和法律规定认定《协议书》成立并生效，同时忆庭公司应当承担付款义务。二、红鱼洞工程项目款项应予支付等问题。原审法院未对红鱼洞项目所欠工程款予以处理，在事实认定、逻辑关系、法律适用上均是严重错误的。1、红鱼洞工程是一个大型综合项目，忆庭公司只承包了其中一小部分。不论该项目整体是否竣工、验收、结束，李方红作为实际施工人，忆庭公司作为发包人，双方通过签署《协议书》的形式，对应支付金额及付款时间作出了约定。原审法院不应只认可并处理《协议书》中第一条载明的部分工程项目，应当就协议书第一条载明的全部工程项目进行处理。2、工程款并非只有结算才有支付，也可以支付其中一部分，且李方红承包的工程量可能小于忆庭公司承包的工程量，因此需要等待忆庭公司结算完毕后再与李方红结算不符合实际情况。从协议中可以看出，总金额减去扣除款即为李方红应得款项，只是因为忆庭公司怠于对账导致具体未明确，从分四期支付可以看出，三方均认为应支付款项具体明确，所以在协议书中载明分期支付。3、从李方红提交的《证明》也可以看出目前应支付的费用为总投资额减去已收款额，并非以结算为依据，只需双方对账即可以支付款项。同时，李方红与忆庭公司法定代表人邓勇通过出具证明的形式，将该总投资款减去已收工程款约定款项转为债权，故一审法院应予判决。忆庭公司辩称，1、原审法院已经认定三方协议未生效，忆庭公司也并不知晓李方红与邓勇之间的关系，与忆庭公司无关。2、红鱼洞项目至今尚未结算，且李方红与忆庭公司之间并无直接法律关系，红鱼洞结算款项与李方红无关。综上，请求驳回李方红的全部上诉请求。邓勇辩称，李方红上诉涉及的《协议书》生效，和对红鱼洞项目的结算，一审已经查明且事实清楚，法律依据清晰。邓勇对一审法院关于协议书的生效与否和红鱼洞项目的结算事宜的认定均表示认可。邓勇上诉请求：撤销（2019）渝0233民初3370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李方红的全部诉讼请求。一、一审判决程序违法。1、无诉而判，严重超裁。李方红在一审中请求的是建筑分包合同纠纷，请求忆庭公司支付工程欠款，邓勇承担连带担保责任，而判决由邓勇偿还欠款，显然答非所问。2、剥夺邓勇的权利。忆庭公司在一审中多次提出管辖权异议、保全异议、保全执行异议、解除冻结账户的申请，但一审法院置若罔闻，未作出任何裁定。3、严重超审限。本案自2019年6月立案，账户被冻结至今，2020年3月15日才收到判决书，已给忆庭公司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二、一审认定本案法律关系混淆不清。一审法院立案时案由确定的是李方红与忆庭公司的“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审理中认为李方红与忆庭公司没有任何法律关系，和邓勇是分包合同关系，而判决又是一个个人之间的欠款合同关系。三、一审对本案事实认定错误。1、李方红与忆庭公司、邓勇均未形成任何建筑工程分包合同关系。第一，邓勇从始至终无权以自然人身份向李方红发包工程，事实上也从未发包过工程给李方红进行施工。第二，李方红既无建筑公司资质，也没有任何建筑技术职称，也不是项目经理，连施工员资格都没有，谈何承包工程，显然与事实不符。第三，认定邓勇和李方红个人之间存在分包合同关系严重错误。邓勇只是忆庭公司的股东之一，个人从没有承包过工程，也没有工程转包。2、邓勇与李方红之间也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按照原审判决，《协议书》被认定尚未生效，又认定邓勇和李方红之间存在分包合同关系，又属于专属管辖，后判决邓勇向李方红支付共计77.6万元欠款。原审法院仅凭李方红与邓勇口头陈述对两张《欠条》所载债务共计83.6万元没有异议，不审查邓勇与李方红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原审法院到底是基于民间借贷还是建设工程最终确认的邓勇的给付责任，不得而知。3、应当准确认定邓勇与李方红之间实际应当为个人投资合伙关系。本案客观事实是邓勇与李方红之间存在个人投资分红合伙关系。忆庭公司有工程项目，李方红就以投资分红的方式与邓勇个人达成共识，待项目实际施工后根据项目收益进行分红。邓勇出具给李方红的欠条就是之前李方红在西昌、潼南项目投资分红款。后来二人又签订协议，是李方红同意将欠款作为红鱼洞项目的投资，但至今该项目既未完工，也未结算，更不到分红的时候。四、法律使用错误，应当驳回李方红的全部诉讼请求。1、按照李方红的一审诉讼请求，李方红是主张其与忆庭公司的工程分包合同纠纷，应当驳回全部请求。2、按照邓勇与李方红之间的个人投资分红关系，本案中查明红鱼洞项目尚未结算，也应当驳回李方红的诉讼请求。3、邓勇与李方红之间不是简单的欠款关系，欠条来源于之前在陕西、西昌、潼南项目中投资分红。出于双方长期合作，双方同意将李方红的债权作为红鱼洞项目的投资。一审法院简单认定双方是一个欠款合同关系严重背离客观事实。李方红辩称，一审法院判决邓勇承担责任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邓勇的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其上诉请求。1、案涉项目是由忆庭公司还是邓勇承接，忆庭公司一直强调对承揽工程不知情，但作为法定代表人的邓勇又强调自然人不能承接工程。那么案涉工程究竟是谁承接。2、邓勇一直强调与李方红是合伙关系，但从各欠条和协议书等证据显示支付的是工程款，欠条显示需要扣除李方红工程款，而不是合伙协议分割款。由此可以看出，邓勇或忆庭公司的账目与李方红的账目系独立核算，双方不存在合伙关系。3、从忆庭公司应当承担责任可以看出忆庭公司存在直接付款，且还指示项目部向李方红直接付款。虽然显示存在邓勇直接向李方红付款，但忆庭公司出于避税及邓勇系法定代表人兼实际控制人，通过邓勇直接向李方红付款也符合现在普通公司财务处理的惯例。忆庭公司辩称，忆庭公司认可邓勇的上诉意见。忆庭公司对邓勇与李方红之间的个人合伙关系并不知情。李方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忆庭公司向李方红支付工程欠款197万元（以庭审陈述为准）；2.判令忆庭公司以197万元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五从2019年6月1日开始支付违约金，至还清全部款项之日止（以庭审陈述为准）；3.邓勇承担连带担保责任；4.判决二原审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2016年2月3日，邓勇出具《欠条》一份，载明“陕西共计180000.00，大写壹拾捌万元，另加叁万肆。西昌：42000.00，大写肆万贰仟元。潼南：500000.00，大写五拾万元整。合计756000.00，大写柒拾伍万陆千元整。欠款人：邓勇。”2017年12月3日，邓勇出具《欠条》一份，载明“今欠李方红挖掘机租赁费80000.00，大写捌万元整。欠款人：邓勇。”2017年12月3日，邓勇出具《证明》一份，载明“李方红在红鱼洞水库大坝标总开支出3855501.00元，写叁佰捌拾伍万伍仟伍佰零壹元。其中邓勇个人帐户、成都忆庭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对公帐户和贺兴辉个人帐户打款给李方红以银行打帐单为准。另外现金48000.00，大写肆万捌仟元，扣除打款和现金后为李方红的投入工程费用。其中李方红承担打给李肖的100000.00元，大写壹拾万元整。开挖一队从进场2015年7月6日起（打帐单），从即日起项目部结算款先付李方红。证明人：邓勇。”2.李方红、忆庭公司、邓勇签订了《协议书》一份，载明“甲方：李方红，身份证号：5122231974********。乙方：成都忆庭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地，地址：成都市成华区双庆路********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80669795061，法定代表人：邓勇。丙方：邓勇，身份证号：5135211974********。以上甲方自201年以来一直从乙方处承包工程，乙方自2015年一直拖欠甲方工程款及其他款项，双方经友好协商，就工程欠款一事于2019年月日达成协议如下：一、乙方确认共欠甲方元（大写：），欠款明细如下：1、红鱼洞水库大坝项目，乙方自201年月日开始欠甲方工程款元（大写：）；详见单子；2、陕西项目、西昌项目、潼南项目，乙方自2016年2月3日开始欠甲方工程款756000.00元（大写：柒拾伍万陆千元整）详见单子；3、乙方自2017年12月3日开始欠甲方挖掘机租赁费80000.00元（大写：捌万元整）。详见单子。二、由于乙方欠款时间太长，给甲方造成巨大经济损失，乙方自愿支付利息元，本息合计元。三、对于以上本息，乙方承诺年月前还清上述款项，具体还款时间如下：1、2019年4月30日前还3万元；2、2019年5月30日前还3万元；3、2019年6月30日前还欠款一半；4、2019年7月30日前付清。四、如乙方任一次不按时还款，则构成全部违约，甲方有权立即向乙方主张所有剩余欠款，且乙方应自违约之日起，以所有剩余款项为基数，按照日万分之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五、丙方自愿为乙方向甲方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范围为所有本金及利息、违约金以及甲方为实现债权的所有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等，担保时间为乙方偿还全部欠款之日止。六、双方在履行本协议过程中如发生任何争议，应首先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七、本协议自三方签字（盖章）后生效，一式三份，三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协议书》的结尾处原告李方红在甲方处签字，乙方忆庭公司由邓勇签字并按手印，丙方仅有手印。3.2015年起，李方红与邓勇、案外人贺兴辉之间有多笔的转账记录和经济往来。并于2019年5月份、7月份分别支付了李方红3万元，合计支付了6万元。上述事实，有到庭当事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的庭审陈述及李方红提交的《欠条》《证明》《协议书》和银行流水，邓勇提交的银行流水等证据在案佐证，足以认定。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本案中《协议书》的效力问题，李方红认为邓勇作为忆庭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该《协议书》上签字，即能够代表忆庭公司的意思，故该合同已经产生法律效力；忆庭公司认为其公司并未在该《协议书》上签章，从《协议书》关于生效的约定来看，本《协议书》并未生效，对忆庭公司不产生约束；邓勇主张其虽然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大股东但不能代表其他股东的意见，项目的合作只能作为其个人与李方红之间的合作及合伙。一审法院认为，从李方红提交的《欠条》和《证明》来看，出具《欠条》和《证明》的均为邓勇个人，即李方红、邓勇均认可《欠条》所载明的债务为邓勇个人欠付李方红的债务，现李方红与邓勇以《协议书》的形式将邓勇个人所负的债务确定为忆庭公司的债务，原本的债务人邓勇作为担保人，应当取得忆庭公司的授权。邓勇虽为忆庭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李方红没有举证证明《欠条》所载明的债务与忆庭公司之间的关系，即没有证据能够证明邓勇在《协议书》上签字的行为系其作为忆庭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的职务行为，也没有证据证明邓勇在与李方红签署涉案《协议书》时取得了忆庭公司相应授权，故邓勇在该《协议书》乙方即忆庭公司处签字捺印的行为不能认定为代表忆庭公司，即忆庭公司并未在该《协议书》上加盖印章或以其他方式认可。涉案《协议书》第七条明确约定“本协议自三方签字（盖章）后生效……”，现忆庭公司未在该《协议书》上盖章，也未进行事后追认，在庭审中否定该《协议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失效。……”之规定，本案的《协议书》为附生效条件的协议书，现未达成生效条件，尚未发生法律效力。关于李方红主张的要求原审被告支付款项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李方红主张的《欠条》所载明的债务共计836000元，欠款人均为邓勇，邓勇对此没有异议，对这些债务，一审法院予以认定。关于李方红主张的红鱼洞项目的相关费用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李方红主张红鱼洞项目为其从邓勇处分包的工程，邓勇所出具的《证明》能够看出其在红鱼洞项目中应得的款项，故应当按照《证明》所载支持其诉求；忆庭公司、邓勇均主张李方红与邓勇之间是合伙关系，红鱼洞项目尚未结算，不能认定李方红应得的钱。一审法院认为，李方红主张红鱼洞项目系自己从邓勇处分包，但对于款项问题仅提交了《证明》一份，该《证明》上仅对李方红的投入工程费用作出了说明，但无论是否是合法分包的建设工程，都应当在建设工程验收合格、进行结算后才能确定分包方应得的工程款项，现李方红没有提交任何关于建设工程验收、结算的证据，红鱼洞项目的相关费用还有待进行结算等才能确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下列案件，由本条规定的人民法院专属管辖：（一）因不动产纠纷提起的诉讼，由不动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八条“……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纠纷、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政策性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按照不动产纠纷确定管辖。……”之规定，李方红主张自己分包的红鱼洞项目因尚涉及到结算等，应当适用专属管辖的规定，红鱼洞项目并不在一审法院辖区内，经一审法院向李方红释明，李方红仍坚持在一审法院起诉，故对红鱼洞项目涉及的工程款等问题，依据相关法律规定，一审法院无权在本案中予以处理。关于李方红所主张的违约金的问题。李方红请求二原审被告从2019年6月1日起以1970000元为基数按照日万分之五计算利息，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确认处理的邓勇欠付李方红的工程款为836000元，其中邓勇于2016年2月3日出具了陕西、西昌、潼南的欠付工程款的《欠条》，于2017年12月3日向原告李方红出具了欠付租赁费的《欠条》，后李方红与邓勇之间就上述欠款写了《协议书》，该《协议书》虽然尚未产生法律效力，但是可以认定李方红在达成《协议书》时向邓勇发出了还款的通知，邓勇应当履行还款义务，未履行还款义务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支付相应的违约金。李方红认可邓勇在5月、7月共计支付6万元，并要求邓勇从2019年6月1日起以未付金额为基数，按照日万分之五支付违约金，一审法院认为李方红主张的违约金的起算时间符合法律规定，予以确认，但李方红与邓勇达成的日万分之五的《协议书》未生效，故一审法院酌情认定违约金按照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综上所述，邓勇欠付李方红的工程款等款项共计776000元，未按时偿还，应当支付欠款，并承担支付相应违约金的义务。本案中的《协议书》未产生法律效力，李方红也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本案欠款与忆庭公司之间有关或者欠款应当由忆庭公司来支付的证据，故忆庭公司在本案中不应当承担对李方红主张的款项的支付义务，李方红所主张的所有款项及相应的违约金均应当由邓勇进行支付。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三十三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八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邓勇在本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李方红欠款776000元，并自2019年6月1日起，以776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支付违约金，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二、驳回李方红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716.1元，由邓勇负担11498.3元，李方红负担217.8元。本院二审期间，李方红提交如下证据：1.《红鱼洞项目部成都忆庭建筑工程有限公司2019年5月民工工资发放表》《红鱼洞项目部成都忆庭建筑工程有限公司2019年6月民工工资发放表》；2.《短信聊天记录》；3.《微信聊天记录》及收据；4.户名李石、李秀芳、曹俊伟、李方红各自的中国工商银行《借记卡历史明细清单》；5.李方红、李石、曹俊伟、李秀芳各自出具的《情况说明》。以上证据用于证明：（1）忆庭公司承接了红鱼洞工程项目；（2）邓勇作为忆庭公司法定代表人，在红鱼洞项目担任外协队负责人的职务；（3）丁愿意为忆庭公司员工，在红鱼洞项目担任现场管理、外协队审核人的职务；（4）李方红于2019年5月要求忆庭公司履行案涉《协议书》第三条约定的付款义务，忆庭公司法定代表人邓勇指示丁愿意为李方红办理了履行《协议书》第3.1条约定的付款义务的相关手续；（5）李方红、李石、李秀芳、曹俊伟并非忆庭公司员工，忆庭公司为避税和方便走账，李方红按照要求提供了四人的身份信息。再由忆庭公司指示红鱼洞项目的业主方中国水利水电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以工资的名义于2019年5月22日转账给李方红、李石、李秀芳、曹俊伟四人每人7500元，合计3万元，履行了《协议书》第3.1款约定的付款义务；（6）李方红于2019年6月要求忆庭公司履行《协议书》第3.2条的付款义务，忆庭公司于2019年6月21日由邓勇以前述方式转账给李方红、李石、李秀芳、曹俊伟四人每人7500元，合计3万元；6.户名李方红、账户尾号7666的《对私客户账户明细》，用于证明忆庭公司于2016年2月4日，李方红尚在忆庭公司承接的红鱼洞项目施工期间，向李方红直接支付工程款50万元，双方系承包关系。同时证明忆庭公司陈述不知情，邓勇陈述与李方红是合伙关系都是不属实的。邓勇质证意见：证据1，无法核实其真实性，且与本案无关；证据2，无法核实对方是否系邓勇，且截屏存在断章取义，与李方红的证明目的无关。但从聊天内容看双方系合伙关系，而非承包关系，无法达到李方红的证明目的；证据3，无法核实丁愿意的身份，其内容也与本案无关；证据4，仅能证明李方红同意和邓勇在红鱼洞项目筹集资金的部分行为。李方红二审主张银行流水反映的款项是履行《协议书》的付款行为，但李方红在一审审理中明确称“邓勇根本没有优先付给我，协议从未履行过”，这种出尔反尔的行为有违诚信；证据5，这些自书的情况说明是证据4的一部分，不再发表质证意见；证据6，邓勇认可其真实性，但不能达到李方红的证明目的。忆庭公司同意邓勇所发表的质证意见。对李方红提交的前述证据是否采纳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本院将结合本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判定，并在本院认为中一并予以评述。本院对当事人无争议的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在案涉《协议书》之前，邓勇先后向李方红出具欠条2份、证明1份。2017年12月3日的欠条明确载明“欠李方红挖掘机租赁费”，表明该欠条是基于租赁合同所发生。2016年2月3日的欠条虽不能直接表明邓勇是基于何因向李方红出具欠条，但结合《协议书》及当事人陈述，可以证明该欠条是基于承揽工程所出具。案涉欠条系邓勇以欠款人的身份出具，表明欠条是基于邓勇与李方红之间的法律关系而产生，欠条所涉债务应系邓勇的个人债务。案涉《协议书》虽表述是李方红、忆庭公司与邓勇三方的协议，且邓勇在忆庭公司签名处署名，但《协议书》将邓勇的个人债务归入忆庭公司，在无忆庭公司股东会未就此作出决议情况下，《协议书》所涉忆庭公司的义务对忆庭公司不发生效力，该《协议书》约定的义务仍应由协议签订人邓勇承担。邓勇虽称欠条是基于其与李方红之间的投资合伙关系形成，且欠条所涉债务经李方红同意已纳入其后的红鱼洞项目，但邓勇就此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应就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判决邓勇就案涉欠条所涉债务承担给付责任并无不当。至于李方红主张的红鱼洞项目，依据查明事实，邓勇于2017年12月3日向李方红出具了证明，但该证明并不具有结算性质的债权凭证，而《协议书》也未反映出李方红基于红鱼洞项目应否享有债权及具体金额。李方红主张其从忆庭公司承接的红鱼洞项目承接相关项目，表明双方的关系是建筑工程分包合同关系，而该合同关系依照法律规定属于该建筑物所在地人民法院关系，故一审法院在一审中明确表明不在本案一审审理范围是正确的，本院亦对此不予处理。至于邓勇上诉提出的管辖问题，忆庭公司在一审中确实提出了管辖权异议，但后又撤回，一审法院审理涉及的两张欠条的债务，虽然一张基于承揽工程，一张基于租赁合同，但双方对欠条所涉金额均无争议，故一审法院予以管辖并无不当。综上所示，李方红、邓勇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一审法院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6908元，由李方红负担24960元，邓勇负担1194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洪武审 判 员 龙江莉审 判 员 刘 健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 杨 军书 记 员 唐 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