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民终1104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九庆，男，1961年6月2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凯强，四川宗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白磊，成都市武侯区正言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邢福立，男，1962年9月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永孜，四川泰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朱骊骅，女，1966年5月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 原审第三人：拉萨信融财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西藏自治区拉萨市金珠西路**世通阳光新城********。 法定代表人：郭树琦，职务不详。 上诉人王九庆因与被上诉人邢福立、原审第三人朱骊骅、拉萨信融财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拉萨信融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2019）川0106民初15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九庆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2019）川0106民初1553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王九庆一审中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邢福立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一审认定事实错误。本案朱骊骅与拉萨信融公司之间签订的《咨询服务协议书》约定在委托期限到期后，委托资金仍亏损的情况下，拉萨信融公司负责补足亏损。后因托管资金亏损，朱骊骅与拉萨信融公司的代表邢福立进行了结算，因亏损巨大，拉萨信融公司应当承担相应补足责任，邢福立以自己名义表示愿意连带承担该债务，并基于此出具了《借条》，载明了金额和还款时间。邢福立作为拉萨信融公司的总经理，系公司对外的代理人，具体经营管理由其负责，其有权处理因《咨询服务协议书》引发的相关问题，所出具的《借条》具有结算和承担连带债务的法律效力，且邢福立在多次庭审中均认可《借条》源于《咨询服务协议书》纠纷产生，在2018年6月11日的调解过程中，邢福立陈述朱骊骅亏损50%左右其兜底承诺并有偿还行为，存在实际履行的行为，故邢福立认可《借条》与《咨询服务协议书》的关联，《借条》对邢福立产生约束力。2．一审适用法律有误。本案案由为合同纠纷，《借条》经由邢福立出具并认可，合法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朱骊骅与王九庆基于对邢福立和拉萨信融公司的信任，将大笔金额交予托管，且《咨询服务协议书》明确约定拉萨信融公司应当补足亏损，在亏损已经实际发生的情况下，邢福立基于诚信原则自愿出具《借条》，其目的系邢福立愿意承担连带债务，实质应当为欠条，关系基础为《咨询服务协议书》，上述证据形成完整链条。故《借条》构成并存的债务承担，邢福立自愿作为该债务的连带责任人，应当按约履行偿还义务。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后依法改判。 邢福立辩称，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本案案由从民间借贷纠纷变更为合同纠纷，若按合同纠纷审理，邢福立完全不应成为责任承担的主体，邢福立本人没有任何资格对拉萨信融公司与第三人朱骊骅之间的《咨询服务协议书》进行结算，且《咨询服务协议书》性质属于商业合同性质，资金亏损的风险应当由合同主体本人来承担，邢福立本来与上述合同没有任何关系。退一步讲，邢福立若为拉萨信融公司的代理人，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按照法律规定也不应当由代理人承担责任。邢福立在调解中并未对朱骊骅的投资或者兜底相关内容做过陈述，且调解期间的陈述按照法律规定不能作为审理裁判的依据。2．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案涉《借条》没有任何依据作为支撑，不可能作为本案王九庆与邢福立之间的欠条，更不可能与朱骊骅、拉萨信融公司签订的《咨询服务协议书》有任何关系，王九庆的证据完全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请求二审法院驳回王九庆的全部上诉请求。 原审第三人朱骊骅、拉萨信融公司未作陈述。 王九庆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邢福立立即偿还本金5144439元及利息133150.5元（利息以逾期未还的300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5月6日按银行标准年利率6％标准，计算至全部本息清偿之日止）；2．诉讼费由邢福立全部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8月15日，第三人朱骊骅作为甲方（委托方）与邢福立所上班的拉萨信融公司作为乙方（受托方）签订《咨询服务协议书》，载明：“甲方出资1000万元资金委托乙方做咨询服务；乙方为甲方提供配资通道、推荐投顾团队及提供资本市场信息指导咨询服务。甲方资金到位的时间应在2015年8月15日内”。 一审另查明，2016年5月5日，邢福立向王九庆出具《借条》一份，载明邢福立借王九庆5144439元，还款日起在从即日起的两年内还完，一年内还300万元，余款在第二年内付清。 王九庆与第三人朱骊骅系夫妻。 一审法院认定以上事实，有各方身份信息、《借条》、《咨询服务协议书》、当事人陈述为证，一审法院予以认定。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一审庭审查明情况，双方陈述一致，王九庆与邢福立之间并无借贷关系。邢福立确实向王九庆出具《借条》。邢福立辩称，该《借条》是受王九庆胁迫作出的，但并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故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王九庆与朱骊华一致陈述，案涉《借条》是作为其夫妻二人向拉萨信融公司委托投资的亏损，邢福立作的兜底承诺和一种担保兑现，但王九庆、朱骊华未向一审法院提交证据材料予以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具体到案件中，王九庆所主张事实依据的证据，未能形成一个完成的证据链条。结合前述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需要说明：涉案《借条》系王九庆与邢福立之间的其他债权债务，其案件性质不在本案审理范围内，可另案起诉。 据此，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王九庆的所有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8743元，由王九庆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王九庆提交如下证据：1．两份招商银行交易明细表，载明邢福立分别于2017年11月28日向王九庆转款8万元、2018年4月8日向王九庆转款15万元，拟证明邢福立已实际归还部分欠款，应当受《借条》的约束。2．情况说明，系王九庆与朱骊骅出具，拟证明朱骊骅于2015年8月10日与拉萨信融公司签订《委托资产管理协议书》后，将约定账户内的全部股票卖掉筹得1000万元交给了拉萨信融公司和邢福立管理，管理期间共投资三只股票，合计亏损5120792.31元。3．朱骊骅的国金证券融资融券账户对账单，拟证明王九庆将约定账户内的全部股票卖出后的1000万元交给拉萨信融公司和邢福立管理，管理期间亏损的情况。4．王九庆与拉萨信融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郭树琦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上诉人将约定的1000万元交给拉萨信融公司和邢福立后，与郭树琦关于购买股票的微信记录，在其公司管理期间共投资三只股票，均亏损。5．《委托资产管理协议书》，约定资金到位时间是2015年8月11日内，与国金证券融资融券账户对账单买入升达林业股票的时间一致，拟证明朱骊骅与拉萨信融公司在协议签订后10天内将股票账户委托给拉萨信融公司进行实际操作。 邢福立质证认为：1．对于两份招商银行交易明细表，若银行加盖的印章为真，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关联性、合法性、证明内容均不予认可，因为该证据并没有对款项性质予以体现，邢福立虽进行转账，但系邢福立因王九庆小孩在国外读书需要钱，作为朋友出于感情目的所支付的，与本案无关。2．对情况说明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证明内容不予认可，该证据系王九庆与朱骊骅单方书写，不具有法律意义上的客观性，且其书写的内容与邢福立个人没有任何关系，与本案无关。3．对国金证券融资账户对账单，如果公章真实，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对关联性、证明内容不予认可，该证据本身及证明内容都与本案和邢福立无关，且账户操作均是第三人朱骊骅自己进行，是为了保住其他股票。4．微信聊天记录没有原始载体，无法核实真实性，对其关联性和证明内容均不予认可，即使王九庆与郭树琦的微信聊天记录真实，郭树琦的说法与本案与邢福立没有任何关系。5．对《委托资产管理协议书》的真实性无法核实，对关联性和证明内容不予认可，不论是从合同的主体，还是从《委托资产管理协议书》约定内容本身来看都与邢福立个人无关，邢福立本人没有且不可能对此类商业合同中的风险进行承诺。本院认为，王九庆提交的两份招商银行交易明细表、国金证券融资融券账户对账单加盖有公章，且与本案有直接关联，本院予以采信。《委托资产管理协议书》系复印件，对其真实性不予采信。对情况说明与微信聊天记录，将结合本案全案事实予以综合认定。 本院另查明，1．案涉朱骊骅作为甲方（委托方）与拉萨信融公司作为乙方（受托方）签订的《咨询服务协议书》第三条约定：“甲方提供或确认的用于委托资金运作和管理的指定证券账户为：11×××43，银行管存账号户名：朱骊骅”；第六条约定：“乙方在本协议下负有以下义务：（3）在委托期限到期后，委托资金仍亏损的情况下协调甲方负责补足亏损部分”；第七条约定：“乙方向甲方作出以下声明、保证和承诺：（2）如果乙方不能按期使甲方有收益，乙方除不享受协议规定的收益外，按照同期银行利息4倍赔付甲方收益”。 2．根据朱骊骅资金账号为11×××43的国金证券融资融券账户对账单显示，朱骊骅的证券账户于2015年8月11日至2016年1月27日期间因买入卖出升达林业、啤酒花、金谷源股票，共亏损5120792.31元。王九庆陈述，邢福立出具《借条》载明的5144439元金额系在亏损金额基础上加记部分资金利息所得。 3．根据两份招商银行交易明细表，邢福立分别于2017年11月28日向王九庆转款8万元，2018年4月8日向王九庆转款15万元。另王九庆在二审中陈述邢福立在凯宾酒店通过现金的方式向王九庆支付了5万元。 4．王九庆系于2018年1月30日向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令邢福立还借款本金5144439元并支付利息。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于2018年6月25日作出（2018）川0106民初2330号民事判决。邢福立不服提起上诉后，本院于2018年10月25日作出（2018）川01民终14229号民事裁定，撤销（2018）川0106民初2330号民事判决，发回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重审。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以（2019）川0106民初1553号立案受理后，追加朱骊骅、拉萨信融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于2019的11月12日作出（2019）川0106民初1553号民事判决，驳回王九庆的诉讼请求。王九庆不服该一审判决，上诉至本院。在原审一审（2018）川0106民初2330号案件审理中，邢福立代理人辩称，邢福立从来没有向王九庆借过钱，出具案涉借条是因为王九庆妻子与拉萨信融公司有股权委托关系，邢福立是该公司的总经理，所以因为王九庆妻子多次到公司去闹事，是在这种情况下出具的借条，这是代表单位出具，不是代表本人出具。邢福立与王九庆从无什么经济往来。在本案二审期间，邢福立代理人陈述邢福立系受到胁迫出具了《借条》，与《咨询服务协议书》无关，原代理人作出该陈述是与邢福立本人的沟通严重脱节，错误代出了其主观臆断下的情况，邢福立之后才看到庭审笔录，解除了与原代理人的委托关系，并另行委托了新的代理人。 经二审审理查明的其余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案涉《借条》是否源于朱骊骅与拉萨信融公司之间的《咨询服务协议书》纠纷而产生，邢福立是否基于真实意思表示为《咨询服务协议书》的履行承担还款义务，王九庆能否据此要求邢福立依据《借条》支付相应的款项。现评议如下： 关于案涉《借条》是否源于《咨询服务协议书》纠纷而产生。根据一审与二审查明情况，邢福立认可其向王九庆出具《借条》的事实，且王九庆与邢福立均认可王九庆确未向邢福立出借款项。对于《借条》的基础法律关系，王九庆主张该《借条》是对《咨询服务协议书》的结算，邢福立自愿为拉萨信融公司对朱骊骅的亏损补足责任承担连带债务。为此，王九庆提供了《借条》、《咨询服务协议书》、朱骊骅的国金证券融资融券账户对账单、情况说明、微信聊天记录等系列证据。而邢福立主张出具《借条》是因为受到胁迫。对此本院认为，虽然邢福立辩称受到胁迫出具《借条》，但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相反，王九庆提供的《咨询服务协议书》、朱骊骅的国金证券融资融券账户对账单、情况说明、微信聊天记录等系列证据，亏损金额与《借条》载明的金额相近，上述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借条》来源于朱骊骅与拉萨信融公司的《咨询服务协议书》所作的资金结算。且在本案原审一审（2018）川0106民初2330号案件审理中，邢福立代理人陈述出具借条是因为王九庆妻子与拉萨信融公司有股权委托关系，邢福立是该公司的总经理，因为王九庆妻子多次到公司去闹事，是在这种情况下出具的借条，这是代表单位出具，不是代表本人出具。该陈述与本案其他证据相印证，证明案涉《借条》是源于《咨询服务协议书》纠纷而产生。虽然邢福立在本案二审期间对该陈述不予认可，但未提交证据推翻该陈述，对邢福立的该项抗辩，本院不予采信。另，虽然《咨询服务协议书》签订双方主体并非王九庆与邢福立，但由于王九庆与朱骊骅系夫妻关系，朱骊骅在一审中已认可王九庆的诉请，并确认本案《借条》是朱骊骅与拉萨信融公司的委托理财合同纠纷的延伸。根据《咨询服务协议书》约定，在委托期限到期后，委托资金仍亏损的情况下拉萨信融公司应当协调朱骊骅负责补足亏损部分，如果拉萨信融公司不能按期使朱骊骅有收益，拉萨信融公司除不享受协议规定的收益外，按照同期银行利息4倍赔付朱骊骅收益。王九庆已提交证据证明朱骊骅的相应账户出现亏损5120792.31元，而邢福立时任拉萨信融公司的总经理，向朱骊骅的丈夫王九庆出具了5144439元的《借条》，两者资金金额相近，足以证明各方在委托结束后进行资金结算的过程中，邢福立自愿将拉萨信融公司与朱骊骅之间的补足亏损的合同义务，转换为邢福立与王九庆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该《借条》没有任何表述阐明邢福立是代表公司出具，加之邢福立在出具《借条》后多次向王九庆归还部分款项，本院认为，邢福立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从事金融相关职业，又是公司的总经理，应当知晓其以借款人名义出具《借条》承诺偿还5144439元并承诺还款日期的法律后果，在无证据证明系胁迫的情况下，应当认定《借条》是邢福立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对邢福立产生约束力。 关于王九庆能否据此要求邢福立依据《借条》支付相应的款项。如前所述，《借条》对邢福立产生约束力，邢福立应当按照其承诺的时间向王九庆偿还5144439元。根据王九庆提交的招商银行交易明细表，邢福立分别于2017年11月28日向王九庆转款8万元、于2018年4月8日向王九庆转款15万元，另王九庆在二审中陈述邢福立在凯宾酒店通过现金的方式向王九庆支付了5万元，构成自认。由此，邢福立应当向王九庆支付《借条》金额5144439元，扣减已归还的28万元，尚余4864439元款项未归还。王九庆主张邢福立向其归还5144439元，本院予以部分支持。另，王九庆主张邢福立按年利率6%支付相应利息，本院认为，虽然双方在《借条》中并未约定利息，但由于邢福立未在约定的期限支付相应款项，必然会造成王九庆的资金利息损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并参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王九庆有权要求邢福立支付相应利息。邢福立尚余4864439元未归还，由于王九庆主张利息以逾期未还的300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5月6日起按年利率6％标准计算至全部本息清偿之日止，视为对其自身权益的处分，本院予以确认。由此利息计算方式为：以300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标准，自2017年5月6日起计算至还清之日止的利息。 综上所述，王九庆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部分支持；因二审出现新证据，导致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有误，本院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2019）川0106民初1553号民事判决； 二、邢福立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王九庆支付欠款4864439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300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标准，自2017年5月6日起计算至还清之日止）； 三、驳回王九庆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48743元，由邢福立负担46781元，由王九庆负担196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8743元，由邢福立负担46781元，由王九庆负担1962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一颖 审 判 员 谈光丽 审 判 员 任文磊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三日 法官助理 赵小莹 书 记 员 何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