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6民终187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仲华，男，1940年1月31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俞国昌，男，1959年3月9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系诸暨市山下湖镇泌湖村村民委员会推荐。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章新松，男，1961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詹梦勉，男，1950年5月30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系诸暨市山下湖镇西杨龙社区居民委员会推荐。上诉人王仲华因与被上诉人章新松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2020）浙0681民初61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和询问当事人，决定不开庭审理。上诉人王仲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俞国昌、被上诉人章新松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詹梦勉到庭应询。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仲华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王仲华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本案应定性为不当得利，而非一审法院认定的合同纠纷。章新松曾因其与案外人的纠纷，由王仲华为他书写了一审的答辩状、反诉状及起诉状，但并不代理该案的一审诉讼。章新松以反诉已超过时效、法院不予立案受理而要求王仲华予以赔偿2万元，因王仲华曾因无故被辞退，当时刚恢复工作不久，担心影响不好而向章新松作出承诺，如反诉超过诉讼时效了，王仲华愿意赔偿2万元，并已向章新松支付1万元，另外向章新松出具了1万元的欠条。如果不是章新松欺骗王仲华说反诉已过诉讼时效，王仲华是不会答应赔偿给他2万元的。二、一审法院的判决明显偏袒章新松，有失公正。王仲华明确陈述参加了为章新松代理的二审案件的庭审活动，而一审法院认定王仲华在二审中并没有作为代理人参与诉讼，是否想以此说明章新松支付给王仲华的5000元就是支付一审的代理费，并非二审代理费，一审判决认定不当。章新松未在法定期间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状，在庭询中答辩称，在陈柳英等诉章新松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章新松委托王仲华作为代理人参加诉讼，并办理了委托手续，但是王仲华没有去一审法院参加诉讼，导致章新松对于反诉请求没能及时提出而未在一审中一并处理，待二审上诉后，章新松提出要求陈柳英等人赔偿其相应损失，因王仲华对此未在一审期间提出反诉，故二审法院要求章新松另案处理。为此，章新松要求王仲华重新向一审法院去起诉，但王仲华自认无颜再去一审法院起诉，因此，王仲华自愿提出赔偿章新松损失2万元，章新松已收到王仲华支付的1万元，另1万元由王仲华打了个欠条给章新松。后章新松要求王仲华支付剩余的1万元时，王仲华开始是答应的，但后来就不肯给了。王仲华于2020年1月15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章新松返还不当得利1万元，并支付自2019年10月23日起至退还之日止按月利率1%计算的利息；2.王仲华写给章新松欠条一万元凭据作废。诉讼过程中，王仲华明确诉讼请求：1.撤销1万元欠条凭据；2.判令章新松返还款项1万元，并支付自2019年10月23日起至退还之日止按月利率1%计算的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9月，章新松与案外人陈柳英、陈火金因故发生了叉打。2019年7月，案外人陈柳英、陈火金向一审法院起诉章新松，要求赔偿相应的人身损失。章新松收到起诉状等材料后，找到了王仲华，要求王仲华代为书写答辩的材料，但是因故章新松并未在该案中提出反诉主张自己的损失。该院于2019年8月6日依法作出了一审判决，判决章新松赔偿陈柳英、陈火金合理的损失。章新松不服该判决，上诉至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中，因双方不同意调解，章新松所提出的自身损失亦未处理，要求章新松另行主张。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18日作出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9年10月23日，王仲华书写了一份承诺书，由章新松签字确认，承诺书中载明“承诺人章新松与代理人王仲华为代理纠纷一案，双方发生争执，为缩小影响，王仲华愿意补偿给章新松人民币贰万元整。章新松承诺该案绝对保密，若泄漏贰万元钱返还，特此承诺”。后王仲华向章新松支付款项1万元，王仲华于2019年10月23日出具欠据一份，载明“欠章新松人民币壹万元整，于2019年阴历12月底付清”。承诺书与收条交付王仲华保管，此后，章新松因故将承诺书与欠据从王仲华处要回。后因章新松想要回起诉的相关资料，在王仲华的要求下，章新松向王仲华补写了一份落款时间为2019年10月23日的收据，收据载明“因王仲华代理章新松一案，没有向人民法院起诉，王仲华愿赔偿贰万元正（20000元），在2019年10月23日已付1万元正，另一万元已写欠据，到2019年阴历12月底付清”。另查明，2020年2月20日，章新松向一审法院起诉了案外人陈柳英、陈火云，要求赔偿相应的损失，后该案已调解结案。再查明，在陈柳英等人诉章新松案件中，在2019年8月6日，章新松给予王仲华代理费5000元，但是在二审中，王仲华并没有作为代理人参与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庭审中查明的事实以及王仲华所主张要求返还款项的理由，本案案由应当定性为合同纠纷。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或者基于重大误解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当事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本案中，王仲华表示其愿意作出赔偿系受到了章新松的欺骗和胁迫，且其不代理案件多年，不知道立案时效问题是否已变更，但是根据王仲华、章新松所提供的证据均无法看出王仲华赔偿章新松款项是以“章新松无法起诉陈柳英等人”为前提条件，上述证据只能反映出在陈柳英等人起诉章新松案件中，王仲华、章新松之间因为案件处理上出现分歧，导致章新松的损失未得到主张才致使王仲华赔偿章新松款项，意思表示明确，王仲华也未提供证据证明章新松以不能起诉为由对王仲华进行了欺诈、胁迫的情形；退一步讲，即使王仲华真的向章新松说过“不能起诉的话语”，受理的时效问题是最基本的法律问题，虽然王仲华不代理案件多年，但还是一直在从事法律工作，对于基本的法律问题应当是知晓的，即使一时不知道，事后法律的规定或者案件有无受理均是可以核实的，且从庭审查明的事实看，王仲华作出赔偿是经过了一段时间慎重考虑后才作出的，王仲华完全有时间思考相关问题，所以单就这一点并不能构成欺诈，还有就是王仲华在代理案件时如果真的没有出现失误，也不必害怕章新松会以此来威胁他，或者法律工作受到影响，综上所述，王仲华在并非必须作出赔偿，而是可以拒绝的情况下，盲目的作出愿意赔偿的意思表示，应认定系其真实意思表示，而不应当认定为受到了欺诈、胁迫或者存在重大误解，故王仲华的主张于法无据，该院均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王仲华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审期间，王仲华向本院提交了章新松委托王仲华进行诉讼的相关案件的诉讼材料以及代理费发票，用来证明：王仲华只代理了章新松与案外人陈柳英等人诉讼的二审案件，一审案件是不参与的；章新松于2019年8月6日支付王仲华5000元，王仲华汇给嵊州市方圆法律服务所之后，嵊州市方圆法律服务所于2019年8月9日开具公函给王仲华，但公函抬头写成了诸暨市人民法院，实际应为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章新松质证认为，对于款项支付没有异议，但法律服务所的公函抬头是开给诸暨市人民法院，且也写清楚了双方当事人的诉讼地位是反诉原告与反诉被告，说明王仲华是应该代理该案一审案件，但因王仲华其自身原因没有参与一审诉讼。本院经审查认为，章新松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关联性问题于下文论述。章新松向本院提交了电话录音摘录一份以及申请证人钱某出庭作证，用来证明章新松于2019年10月25日与王仲华之间的通话中，王仲华承诺还有1万元到年底的时候会付给章新松的；证人钱某和本案双方都是熟悉的，章新松通过钱某的介绍，委托王仲华代理了其与陈柳英等人的案件以及钱某也参与了其与王仲华之间协商赔偿2万元的事宜。证人钱某出庭陈述，由其介绍王仲华为章新松代理案件，后来知道章新松给了王仲华5000元，让王仲华代理案件，但因官司打输了，章新松叫她一同去找王仲华协商赔偿的事情，王仲华愿意赔偿1.7万元，而章新松认为不够，后来是她说了以2万元了结这个事情，但当时说过如果王仲华后来官司打赢了话，章新松要把钱还给王仲华的，然后王仲华给了章新松1万元，另外1万元由王仲华向章新松打了欠条。王仲华质证认为，对电话录音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其通过钱某认识章新松是事实，但当时约定由其赔偿章新松并不是指官司的输赢，而是指章新松向陈柳英等人提出的反诉问题，如反诉因其失误而法院不予受理，导致章新松经济损失的，其愿意赔偿，但是现在章新松的反诉案件法院已经受理了，其就不应该再赔偿的。本院经审查认为，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在下文予以论述。经本院审理查明，陈柳英及陈火金与章新松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案件【一审案号：（2019）浙0681民初12587、12590号，二审案号：（2019）浙06民终3620、3621号】（以下简称陈柳英案件），一审法院于2019年7月29日开庭审理；本院于2019年10月22日进行庭询，王仲华曾参与本院的庭询活动，但后因其提交的委托手续不完善，经该案承办法官多次联系后仍未能办妥，故本院在二审判决书中未将王仲华列为委托诉讼代理人。本院二审对于其余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相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中章新松与王仲华曾是委托人与受托人关系，章新松向王仲华支付过委托代理费5000元，后双方因处理委托事务而产生纠纷，王仲华与章新松经协商由王仲华赔偿章新松2万元，其中1万元王仲华已支付，另1万元由王仲华向章新松出具欠条，双方当事人对于以上事实无异议。现王仲华以当时承诺赔偿款项的事由不存在为由而要求撤销欠条并由章新松返还其已支付的1万元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由此可以看出，王仲华其实质是以重大误解而要求撤销其向章新松作出赔偿2万元的承诺行为，因此，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是委托合同关系，故本案应为委托合同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是王仲华主张构成重大误解是否成立。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对于王仲华是否参与陈柳英案件的一审诉讼，双方各执一词。王仲华认为其仅参与了二审诉讼，而章新松认为其一、二审诉讼都委托了王仲华，因王仲华自身原因而未参与一审诉讼致其造成损失。但从一、二审法院对于陈柳英案件的开庭及庭询时间、章新松于2019年8月6日向王仲华支付委托诉讼费用、嵊州市方圆法律服务所于2019年8月9日出具公函以及二审中因王仲华提交的委托手续不完善而未被作为章新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列入二审判决书之事实，故对于章新松主张其委托王仲华参与陈柳英案件的一审诉讼，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对于王仲华承诺赔偿章新松2万元起因究竟为何，王仲华主张是以“章新松无法起诉陈柳英等人”为前提条件，章新松则认为是因王仲华未及时提出反诉而自愿作出的补偿，基于上述已分析，章新松并未委托王仲华参与一审诉讼，而反诉请求应属陈柳英案件一审程序中作为被告章新松一方的权利，王仲华未参与一审诉讼，则难言其在一审诉讼中有过失，其也并未有需要作出补偿的基础，且根据章新松事后对于陈柳英案件所涉的反诉请求已通过另案诉讼而调解结案，故王仲华对于章新松能否起诉陈柳英的认知确实存在重大误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七条“基于重大误解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行为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的规定，对于王仲华据此作出向章新松作出赔偿2万元的承诺可予撤销。鉴于王仲华已实际向章新松支付1万元，该款应由章新松予以返还；对于另外1万元，王仲华以“欠据”形式出具给章新松，王仲华无须再向章新松支付该欠据项下的款项。综上所述，根据双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陈述及相关证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2020）浙0681民初6118号民事判决；二、撤销王仲华向章新松作出赔偿2万元的承诺行为；三、章新松向王仲华返还1万元，款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四、驳回王仲华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王仲华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章新松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柳雪松审判员  彭丽莉审判员  杨 华二〇二〇年九月三日书记员  李佳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