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粤03民终1134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瞿三枚，女，1991年1月28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李军军，男，1975年4月2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屈红英，女，1985年1月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 上诉人瞿三枚因与被上诉人李军军、屈红英合伙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4民初300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瞿三枚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2.判决本案原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适用法律错误，混淆了法定解除权、约定解除权、协商一致解除权的区别。二、本案庭审过程中，二被上诉人表示同意解除合同，因此当事人双方之间的合同关系，属于协商一致解除。三、二被上诉人在本诉中同意解除合同，在反诉中却以上诉人单方解除合同为由主张上诉人赔偿50000元，没有合同与法律依据。四、原审法院在考勤记录、手机短信记录、员工制作账单等客观事实存在事实认定错误。 被上诉人李军军辩称，原审判决事实清楚，有理有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诉求，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屈红英未作答辩。 瞿三枚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原告与两被告在2017年9月15日签订的《店铺增加股东合作协议》;2.判令两被告赔偿原告损失3万元；3.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被告李军军、屈红英提出以下的反诉请求：1.原告赔偿两被告损失5万元；2.原告支付两被告5个月的服务管理费17500元；3.原告支付两被告5个月的利润分红，暂计为3万元；4.本诉、反诉的诉讼费均由原告负担。 原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9月15曰，原告作为甲方、两被告作为乙方签订一份《店铺增加股东合作协议》，约定店铺位于店铺位于深圳市会展中心地铁A出口连城新天地2期×铺×××美甲店（店铺经营项目有：美甲、美睫、化妆、美容、纹绣、美牙、减肥、足疗）。店铺所有权归原告，原告已经营一年，现邀请被告加入合作经营该店铺。合作经营期限为2年，自2017年9月15日至2019年9月14日；双方的占股比例为原告70%、被告30%。合同签订后店铺内一切活动开支由双方共同承担，包括店铺租金、管理费、水电费、人员工资、材料成本等；如店铺亏损，则按股份份额比例分摊损失。每月所有股东按照占股比例分配店内的净利润。原告享有该店铺价值的归属权，如合作到期后转让时，所得转让费归原告所有。在协议签订2年内，不得单方退出或者解约。如店铺连续3个月亏损每月超过1万元，原告可要求被告退出，解除合同。以下两种情况下，解除合同，原告需赔偿被告5万元作为辛苦费、服务费、精神损失、工费等：1.合同期间店铺盈利的情况下；2.如在合同期限内店铺盈利的情况下，原告将店铺转让出去的。店铺整体在每月盈利超过2万元的情况下，原告解除合同，需要赔偿被告8万元损失费。被告作为店铺管理方，负责人员招聘、管理、营销宣传、店铺发展方向决策、店铺物资采购安排、工作人员岗位安排等；负责统一收银，包括收银、记账、报账、员工工资发放、开支记录等。被告每月收取服务管理费3500元。原告有分股、查账、留店内上班的权益。合作期间，双方各自履行各自的职责，无权干涉另一方的生活、工作动向以及活动。 原告提交一份证人李某某的证言，证言的主要内容是，证人于2017年10月在涉案店铺内做减肥理疗师，在2017年11月4曰成交的订单598元金额在2018年1月5日仍未收到工资结算。管理人员李军、曲红英拒不承认收到该笔款项，但从顾客那里查到该笔转账记录。 原告提交一份短信记录以及考勤记录主张被告从2017年12月开始不再到店铺内上班，未再履行管理店铺的义务,导致店铺业绩下降；原告于2018年5月17日向被告发出短信要求两被告来上班，来管理店铺。 两被告对原告的上述证据真实性均不予认可，主张被告并不存在做假账的行为，李某某的陈述不属实；被告一直上班至2018年5月，被原告赶出店铺后没有再管理店铺；原告在起诉后才向被告发的上班的短信，之前原告并未收到短信，原告称其在2018年5月17曰发短信通知被告来管理店铺，而原告在2018年5月18曰已经提起诉讼；被告是管理店铺，并非店铺内员工，无须考勤，不存在考勤打卡的问题。 被告提交了2017年9月至2018年4月期间的店铺台账主张被告在2017年9月15日至2018年4月期间均参与该店铺的经营管理，该店铺一直处于盈利状态，此期间双方均进行了分红；自2018年5月开始，原告不让被告进入店铺,两被告未再参与该店铺的经营管理。 原告对被告提交的上述店铺台账的真实性予以认可，确认在2017年9月至2018年4月期间原、被告进行了分红，但主张店铺在被告入驻的前两三个月确实是盈利的，后面两三个月业绩直线下降，自2018年4月开始存在亏损；2017年12月后，被告屈红英就未再到店铺来过；被告李军军仅是偶尔到店铺内，未再对店铺进行任何管理；该店铺目前一直处理亏损状态，原告准备招人管理该店铺；并非被告亲自做账，而是店铺内员工在做账。 原告提交的上述店铺台账以及明细表显示，该店铺在2017年9月的营业额为70154.15元、利润为27609.28元;2017年10月的营业额为65609.6元、利润为7966.02元；2017年11月的营业额为83931.9元、利润为19876.51元；2017年12月的营业额为91445元、利润为22589.23元；2018年1月的营业额95479.3元，利润为15586.16元；2018年2月的营业额为119708元、利润41212.89元；2018年3月的营业额88831元、利润19689.77元；2018年4月的营业额71589元、利润5396.28元。 原审法院认为，原、被告在2017年9月15曰签订的《店铺增加股东合作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合同义务。现原告提出解除合同，被告表示同意，经原、被告协商一致解除合同，但鉴于上述协议已于2019年9月14曰到期，至原审法院判决时已经到期，没有判决解除的必要，故原审法院不再判决解除上述合作协议。原告主张被告自2017年12月开始未再经营管理涉案店铺，并存在做假账的违规行为，导致原告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遂要求解除合同；原告应对上述主张承担举证责任。原告提交的李某某的证言用于证明被告存在做假账的行为；证人李某某并未出庭作证，其证言在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其证言并不能证明被告存在做假账的行为。原告提交了短信通知以及考勤记录用于证明自2017年12月开始未再经营管理涉案店铺；双方协议并未约定要对被告应进行考勤，被告履行的是经营管理职责，且该考勤记录是原告单方制作；上述证据并不能证明被告在2017年12月开始没有履行经营管理的职责。原告并未提交短信发送的原始载体以及相关内容，即便原告在2018年5月17日向被告发出相关短信，也不能证明被告并未履行管理职责。被告也提交了2017年9月至2018年4月期间的店铺台账证明被告在上述期间履行了对涉案店铺的管理职责且依据协议约定对上述期间的利润进行了分红。原告主张店铺台账由员工制作，原告未举证证明该主张，且即便由员工制作台账，在此期间被告对该店铺有经营管理的权利，被告安排员工进行制作相关台账，也没有违反合同约定，并不影响被告对该店铺进行经营管理的事实认定。综上，原审法院认为，原告未提交充分、有效证据证明原告的上述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原告解除与被告的上述合作协议，没有合同依据，也没有法律依据；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店铺增加股东合作协议》约定，在合同期限内，在店铺盈利的情况下，原告单方解除合同，应向被告支付赔偿款5万元。被告提交的店铺台账显示涉案店铺自2017年9月以来，一直处于盈利状态，双方也对利润进行分配；原告没有合同依据，单方解除合同，被告请求原告支付赔偿款5万元，符合上述合同约定，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原告要求被告支付3万元的损失，于法无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被告确认其自2018年5月开始，原告将被告赶出涉案店铺，两被告自此未再参与店铺的经营管理，双方的合同实际从2018年5月已经终止，未再履行。故因两被告并未实际参与该店铺的经营管理，两被告要求支付2018年5月之后的服务管理费，没有事实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被告自2018年5月未再参与涉案店铺的经营管理，被告请求原告支付2018年5月以后的利润分红，没有事实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且被告已经依据协议约定要求被告支付5万元的赔偿款，原审法院也予以支持；被告所请求的2018年5月之后的分红损失以及服务管理费损失均应包含在该5万元的赔偿款之内，均属于双方在签订合同是可以预见的损失，被告再请求赔偿服务管理费以及分红损失，属于重复请求，故被告的上述两项请求也不应获得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一、原告瞿三枚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被告李军军、屈红英支付赔偿款5万元；二、驳回原告瞿三枚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被告李军军、屈红英的其他反诉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原审案件本诉案件受理费550元（已由原告预交），由原告负担。本案反诉案件受理费1119元（已由被告预交），由原告负担574元，被告负担545元。 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原审诉讼期间各方约定的合作经营期限届满，各方也表示解除合同、不再合作的意愿，故原审认为判决解除协议已无必要，并无不当。上诉人以被上诉人单方违约、存在做假账等违规行为为由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上诉人提交了证人书面证言、短信通知、考勤记录等为证，对此原审一一予以审查并作出分析认定，属于原审依照法律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最终未予采纳该等证据，理由充分，本院予以认同。反观被上诉人提出上诉人应依约赔偿5万元的反诉请求，根据《店铺增加股东合作协议》约定“以下两种情况下，解除合同，上诉人需赔偿被上诉人5万元作为辛苦费、服务费、精神损失、工费等：1.合同期间店铺盈利的情况下；2.……”，被上诉人提交了2017年9月至2018年4月期间的店铺台账，拟证明其履行了管理职责，结合店铺一直处于盈利状态以及双方确认在此期间进行分红的事实，上诉人未有反证推翻上述证据和事实，被上诉人主张从2018年5月开始其无法参与店铺经营管理，上诉人的单方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依据协议约定上诉人应当赔偿被上诉人5万元，符合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上诉人瞿三枚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沈 炬 审判员 易 静 审判员 郑寒江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日 书记员 赵怡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