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6民终128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燕海，男，1975年10月18日生，汉族，住襄阳市樊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虹理、李翔，湖北行胜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湖北省襄阳市航运总公司。住所地：襄阳市樊城区丹江路**。法定代表人：陈文华，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尚柱，襄阳市襄城区明正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审第三人：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政府。。住所地：襄阳市樊城区长虹路**法定代表人：王建军，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政府区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杜锐，湖北创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燕海因与被上诉人湖北省襄阳市航运总公司（以下简称航运公司）、原审第三人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樊城区政府）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2019）鄂0606民初51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04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燕海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虹理、李翔，被上诉人航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尚柱，原审第三人樊城区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杜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燕海上诉请求：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本案诉讼费用由航运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未依法调查取证，程序违法。上诉人于2019年8月29日向一审法院提交调查取证申请书，申请调取五位证人证言；于2019年11月4日提交调查取证申请，申请调取四户与航运公司签订的房屋确认协议。以上证据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及重大关联性，但一审法院未予调查取证也未回复，导致上诉人核心证据缺失。二、上诉人与航运公司签订的《房屋产权抵偿债务协议》及《确权证明》合法有效，上诉人是善意第三人。三、航运公司恶意诉讼，其法定代表人陈文华根本不知情，陈文华已退休多年，现已70多岁，航运公司的公章没在陈文华手中，起诉状的公章也不是陈文华所盖。四、航运公司一审所主张的国有资产房产面积为630平方米，而房产证实际面积为289.05平方米，多出的房产面积是上诉人后期加建的，该加建部分不属于国有资产。双方签订的《房屋产权抵偿债务协议》及《确权证明》合法有效，意思表示真实。五、赵红卫与李燕海之间签订的协议不属于恶意串通。赵红卫作为代管企业法定代表人与上诉人签订的《房屋产权抵偿债务协议》及《确权证明》不属于上诉人反复纠缠赵红卫而签订，双方之间存在真实的债权债务，不属于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的情形，也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航运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李燕海申请调取的证据不属于人民法院调取证据范围。2.航运公司改制后，由宝联丰公司负责改制后企业事务，赵红卫无权签订《房屋产权抵偿债务协议》和《确权证明》。3.航运公司不存在恶意诉讼。4.李燕海无证据证明加盖、改建和扩建房屋。5.赵红卫与李燕海恶意串通签订《房屋产权抵偿债务协议》和《确权证明》，不符合法律规定。樊城区政府述称，1.李燕海与赵红卫恶意串通签订《房屋产权抵偿债务协议》及《确权证明》，李燕海与赵红卫对房屋系国有资产是明知的，樊城区政府不予认可。2.赵红卫签订协议时未审查债权凭证，未对国有资产进行评估并报国资委同意，《房屋产权抵偿债务协议》无效。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航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确认航运公司、李燕海于2014年4月11日签订的《房屋产权抵偿债务协议》无效，本案诉讼费由李燕海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3年9月26日，襄樊市市直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作出襄企改﹝2003﹞81号《关于襄樊市航运总公司改制方案的批复》，原则同意航运总公司改制方案。2004年9月，经襄樊市市直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同意，襄樊市交通局受其委托与陈文华（航运公司法定代表人）签订《产权转让协议书》，约定航运公司非经营性资产（敬老院、幼儿园等）由改制后的企业托管，条件成熟后交由社区管理。航运公司改制后成立襄阳宝联丰航运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联丰公司）、航运公司将敬老院、幼儿园等非经营性资产及航运公司印章交由宝联丰公司托管。2011年12月27日，航运公司作为甲方，武汉常阳新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作为乙方签订《合作建房协议》，协议主要约定，甲方同意提供位于樊城××旭东路的土地使用权，乙方同意提供建房资金合作开发建房，除按规定应由双方共同办理的报批手续外，包括本合同在内的所有报批手续、费用、拆迁费用、租房费用、建房期间的安全均由乙方负担。协议还对建房资金的提供，建筑完成后的产权分配等进行了约定。《合作建房协议》甲方处加盖“湖北省襄阳市航运总公司”印章，并由时任宝联丰公司法定代表人齐金强签名，乙方处加盖“武汉常阳新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并由薛天文在“法定代表人”处签名，李燕海作为合作人签名。协议签订后，李燕海开始办理航运公司职工住房危房改造申报手续。因航运公司旭东路家属院属政府规划拆迁范围，房屋改造项目未获得批准。2014年4月11日，航运公司作为甲方，李燕海作为乙方签订《房屋产权抵偿债务协议》一份，协议主要内容为：“由于甲方公司院内房屋大多建于上世纪70年代，基础设施不牢固，房屋年久失修，安全隐患极为严重。为了改善职工住房，杜绝事故发生。为此公司决定对旭东路“老基建”航运家属院进行改造立项。并于2010年4月甲方与乙方李燕海签订了合作建房协议，所有手续及拆迁承建等均由乙方垫资。期间乙方向甲方交付人民币5万元履约金。2011年6月在市房管局办理了危房鉴定，组织工作人员现场办公，分别对每户签订了房屋改造协议，为期两年多，向上级单位提交报告得到批准，后因政府部门出台了整体城市规划改造，至此该项目耽搁，加之公司经济困难无力支付应由公司承担款项共计人民币捌拾万元整。上述款项至今未结算完毕。为此甲乙双方多次协商，在平等自愿基础上达成共同协议。一、甲方自愿将位于襄阳××××区旭东路“老基建”航运家属院内八间房产以及幼儿园房产抵偿给乙方，用于偿还乙方。同时，乙方债权消除（八间房屋分别位于七层楼房和四层楼房中间的一趟瓦房，从第二间到第九间共八间）。作价抵偿给乙方；二、抵偿后，若上述房产遇政府拆迁，该房产利益全部归乙方所有，甲方应无条件协助乙方办理相关手续；三、甲方自愿放弃上述房屋拆迁利益，并且不得以任何形式任何方式向乙方主张权利；四、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后立即生效；五、本协议签订后，甲乙双方均应严格遵守，不得以任何理由，任何形式反悔或解除，否则违反方支付守约方违约金叁拾万元整，并赔偿一定经济损失；六、经甲乙双方协商，考虑到甲方职工住房困难等因素，乙方给予甲方五年交房过渡期（即2014年4月17日到2018年12月31日）必须交付；七、本协议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效力。”协议甲方处加盖湖北省襄阳市航运总公司印章，并由时任宝联丰公司法定代表人赵红卫签名，乙方处由李燕海签名。同日，赵红卫出具《确权证明》一份，内容为：“清河口三江指挥部：我公司因债务纠纷，把幼儿园及八间平房全部抵押给李燕海，注：00106036房产证、10-15-58-1土地证，现所有权归李燕海所有。”确权证明加盖航运公司印章，并由赵红卫签名。另查明，2013年8月29日，襄阳市人民政府专题会议纪要第123期《关于市属国企改革有关问题的会议纪要》第十四条关于部分改制、破产企业遗留问题的处理意见决定：“市航运总公司物业及社会公共服务职能管理问题，将改制后企业代管的非经营资产（原企业幼儿园，二层建筑面积约630平方米、占地面积约500平方米）移交樊城区政府，其物业管理过渡费由市交通局从轮船公司破产结余资金中支付。该企业物业管理及社会公共管理职能移交樊城区政府”。一审法院认为，航运公司与李燕海签订的《房屋产权抵偿债务协议》所抵偿的位于襄阳××××区旭东路航运家属院内八间房产以及幼儿园房产属国有资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国有出资的企业，由国务院、地、地方人民政府依照法律政法规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职责，享有出资人权益。”第五十六条规定：“国家所有的财产受法律保护，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和国有资本控股公司合并、分立、改制、转让重大财产，以非货币财产对外投资、清算或者有法律、行政法规以及企业章程规定应当进行资产评估的其他情形的，应当按照规定对有关资产进行评估。”第五十三条规定：“国有资产转让由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决定。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决定转让全部国有资产的，或者转让部分国有资产致使国家对企业不再具有控股地位的，应当报请本级人民政府批准。”第五十四条规定：“国有资产转让应当遵循等价有偿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根据上述规定，航运公司与李燕海签订的《房屋产权抵偿债务协议》属无效协议。理由为：1、根据2004年9月9日《产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及2013年8月29日《襄阳市人民政府专题会议纪要》相关问题的意见，案涉房屋于2004年9月9日由航运公司改制后的企业托管，即宝联丰公司托管，2013年8月29日交由樊城区政府管理，赵红卫无权代表航运公司处分；2、案涉房屋系国有资产，国有资产的转让由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决定，航运公司未经批准或授权，不能直接处分案涉房屋；3、《房屋产权抵偿债务协议》未按照相关规定对抵偿房屋资产进行评估，并以资产评估结果为基础确定房屋价值；4、《房屋产权抵偿债权协议》未对李燕海的债权进行审核，不符合等价有偿、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综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的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赵红卫代管航运公司印章期间，未对李燕海的债权依照相关规定进行审查，亦未对房屋价值进行依法评估，即以航运公司名义与李燕海订立《房屋产权抵偿债务协议》，且其在公安机关调查时自认是因李燕海“反复纠缠”而签订，故该协议属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情形，同时亦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无效协议。因此，航运公司请求确认《房屋产权抵偿债务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因合同无效造成的损失，可依法另行主张权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第四十七条、第五十三条、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第（五）项规定，判决如下：原告航运公司与被告李燕海于2014年4月11日签订的《房屋产权抵偿债务协议》无效。案件受理费11800元，由被告李燕海负担。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经审理查明，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诉争的位于襄阳××××区旭东路航运家属院内八间房产以及幼儿园房产系航运公司改制后交由改制后企业宝联丰公司托管的国有资产，在宝联丰公司托管期间，其法定代表人赵红卫持航运公司的印章以航运公司之名与李燕海签订《房屋产权抵偿债务协议》将上述国有资产抵偿给李燕海。关于该协议效力的争议，本院认为，宝联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赵红卫明知托管的房产系国有资产，仍以航运公司的名义与李燕海签订《房屋产权抵偿债务协议》，已超出了托管权限范围。在未对上述资产进行评估并报请人民政府批准的情况下将上述国有资产抵偿给李燕海，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第四十七条、第五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认定该协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无效，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李燕海上诉以其善意取得、不存在恶意串通及加建房屋为由主张《房屋产权抵偿债务协议》有效，与法不符，本院不予支持。至于李燕海主张的投入损失可依据相关事实另行主张。李燕海上诉称航运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陈文华已退休多年，起诉状公章不是陈文华所盖，主张航运公司恶意诉讼，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已向公安机关调取了相关笔录，李燕海申请一审法院调取案外人与航运公司签订的房屋确认协议，但不属于人民法院调查取证的范围，李燕海以此为由主张一审法院程序违法不能成立。综上所述，李燕海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800元，由上诉人李燕海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耀明审判员  陈瑞芳审判员  杨 文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刘秋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