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浙06行终37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何宝根，男，1956年6月2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何海，男，1987年10月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金迎新，上海胜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徐贵金，上海胜杰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绍兴市越城区东浦街道办事处，住所地绍兴市越城区东浦街道耶溪路**。 法定代表人俞小红，系主任。 出庭行政机关负责人王祖安，副主任。 委托代理人胡元长，浙江越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陈珊珊，浙江越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单红生，男，1975年5月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 委托代理人段小会，浙江理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何宝根、何海因房屋征收行政协议一案，不服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2020）浙0602行初65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询问，本院不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何宝根、何海及其委托代理人金迎新，被上诉人绍兴市越城区东浦街道办事处副主任王祖安及该单位委托代理人胡元长，被上诉人单红生的委托代理人段小会到庭应询，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何宝根、何海于一审时诉称，两原告系父子关系，原告何宝根之妻周菊儿于2016年2月20日病故。原告世代居住在东浦镇合心村第陆村民小组后风车湾，并于1989年8月1日获批申请村民建房用地，新建坐落于越城区××镇××村××的平屋二间，建筑面积为76平方米。因有关部门批准实施高教园建设工程的需要，该合心村房屋被越城区东浦镇人民政府征用。被告在没有通知原告的情况下，于2017年5月6日擅自与第三人签订了《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及附属的于2019年3月28日签订的《房屋征收补偿安置结算协议》，并将征收安置利益交付给了第三人。原告得悉后多次与被告及第三人交涉但无果，并于2019年6月14日致函于案外人东浦镇高教园合心村征迁指挥部，希望其在调查核实的基础上给予答复，时至今日不予理会。鉴于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及附属的《房屋征收补偿安置结算协议》侵犯了原告依法享有房屋安置的权利，导致原告至今得不到安置。原告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特诉之法院，请求：1.确认2017年5月6日签订的《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及附属的于2019年3月28日签订的《房屋征收补偿安置结算协议》无效（后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1.确认被告绍兴市越城区东浦街道办事处与第三人单红生于2017年5月6日签订的《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为违法行为并予以撤销）；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原告何宝根、何海系父子关系，位于原绍兴市越城区××镇××村××的房屋，建筑占地面积72平方米，经原告何宝根合法审批后取得土地使用权。2000年10月27日，原告何宝根与第三人单红生签订绝卖屋契1份，约定：原告自愿将上述座落于合心村后风车湾后面座北朝南楼房两间及西首附房卖给同村村民单红生，款项当面付清自付款后归单红生所有。上述房产办理过户手续所需费用由第三人承担。嗣后，原告将上述房产交付给第三人。涉案房屋一直由第三人单红生居住使用。2010年5月，为加快高教园区工程建设，涉案房屋列入拆迁范围，被告根据第三人提交的绝卖房契与第三人于2010年11月8日签订了《房屋拆迁补偿协议》，并按约履行了协议。2017年根据区委、区政府关于东浦镇合心村拆迁项目进行审计整改的要求，《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作废，2017年5月6日，被告与第三人就案涉房屋重新签订了《镜湖新区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书》，就相关安置补偿事项进行了约定。2019年8月14日，原告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被告于2010年11月8日与第三人签订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协议》无效，因该份协议已作废，原告于2020年3月27日提出撤诉申请，2020年4月1日，原告向该院再次提起行政诉讼。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2000年3月8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２年。”2018年2月8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实施后，针对2018年2月8日前已经实施的行政行为，起诉期限最长至2019年2月8日止。本案中，2000年10月27日，原告何宝根与第三人单红生签订绝卖屋契后，涉案房屋就一直由单红生占有使用至被拆除。2010年，被告绍兴市越城区东浦街道办事处就合心村实施征用拆迁时，发布了征收公告，原告及第三人对该户确权确户及拆迁房屋评估事项的结果均应知悉，同年第三人即与被告签订了《房屋拆迁补偿协议》，就案涉房屋原告在当时就应知道已被征用拆迁，如原告权利被侵犯，也是在同时发生；虽然被告与第三人因进行审计整改要求，于2017年重新签订了协议，但该协议只是对补偿数额的变更，故原告直至2019年8月14日才就案涉房屋的拆迁安置权利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显然超过了起诉期限。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情形，故应依法予以驳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何宝根、何海的起诉。 上诉人何宝根、何海上诉称：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存在重大错误。一审法院认定何宝根与第三人单红生签订绝卖契约将涉案房屋转让给单红生这一事实，证据存在明显瑕疵，属于认定上的重大错误。被拆迁房屋所有权人仍是何宝根。被上诉人主张在2016年6月14日曾告知上诉人“本批文何宝根二间楼屋于2000年10月27日绝卖给本村村民单红生，单红生于2010年11月8日与东浦镇高教园合心村征迁指挥部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协议，并将该房屋拆除”这一事实未提供证据。该时间点不能作为上诉人知晓行政行为起诉期限的起算点。2.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无法证明起诉期限自2016年6月14日起。请求撤销一审裁定，指令继续审理。 被上诉人绍兴市越城区东浦街道办事处答辩称:上诉人起诉超过起诉期限，应予驳回。2010年被上诉人就合心村实施征用拆迁时，发布征收公告，上诉人及第三人单红生对该户确权确户及拆迁房屋评估事项的结果均应知悉，同年第三人与本单位签订协议，如上诉人的权利被侵犯，也是同时发生。虽然本单位与第三人因审计整改要求，于2017年重新签订协议，但该协议只是对补偿数额的变更，因此，上诉人在2010年就知道涉案房屋已被征用拆迁，且对涉案房屋享有拆迁安置补偿权利的系第三人单红生。退一步讲，根据《绍兴县东浦镇村民建房用地审批表》，东浦镇城中村改造办公室于2016年6月14日告知上诉人“本批文何宝根二间楼屋于2000年10月27日绝卖给本村村民单红生，单红生于2010年11月8日与东浦镇高教园合心村征迁指挥部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协议，并将该房屋拆除”，可见上诉人最迟在2016年6月14日即应知晓涉案房屋享有拆迁安置补偿权利的系第三人。2.上诉人并非涉案《镜湖新区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书》、《东浦街道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结算协议》相对方，无权主张撤销，且起诉亦超过撤销权行使期限。3.涉案协议符合法律及政策规定。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被上诉人单红生陈述称：《绝卖屋契》已经履行，第三人支付房款，何宝根签字，房屋交付后，第三人进行了装修并居住，至被拆迁之日上诉人没有提出任何意义。在《绝卖屋契》被撤销之前，第三人依法获得的补偿也是合法的。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及二审阶段各方陈述，上诉人何宝根与单红生系同村村民，2000年上诉人何宝根与被上诉人单红生签订《绝卖屋契》，当时上诉人何海未成年。被上诉人支付主房价款，何宝根收到价款之后在该契约上签字，并交付上述涉案房屋由单红生居住至房屋被拆迁。涉案房屋被绝卖的事实在上诉人自述由其交到当地派出所存档的《绍兴县东浦镇村民建房用地申请审批表》封面上亦有记载。在涉案《绝卖屋契》未被撤销或确认无效之前，上诉人主张涉案房屋所有权人仍为何宝根缺乏事实依据。上诉人起诉要求撤销的《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约定的是涉案房屋的征收安置补偿事宜，就目前证据分析，上诉人并非本案适格原告，其提起诉讼不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无需对起诉期限问题进行评判，但驳回起诉结论正确。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王 建 审判员 蒋 瑛 审判员 范卓娅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俞银星 2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