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0）琼01民终259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梁某，男，1981年10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茂名市。公民身份号码：×××。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广东硕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女，1972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海口市。公民身份号码：×××。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海南新概念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梁某因与被上诉人李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2019）琼0107民初80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梁某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李某的所有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李某承担。   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且严重违反程序。本案中，梁某与李某不存在生猪买卖合同关系，李某也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其与梁某存在生猪买卖合同关系。多年来，梁某均与曹登科进行生猪交易，向其买猪，按曹登科指示进行汇款（包括汇给其本人或他人），对于曹登科生猪来源的上游从不予过问，梁某与曹登科之间的买卖不存在未了的债权债务，与李某也不存在生猪买卖合同关系，更没有拖欠李某任何款项。本案中，李某是一名从事多年生猪业务的商人，有着丰富的经验，其声称涉案生猪价值几十万元，向贵州的“上游”支付生猪款，涉案运送的单据货物一栏十分清楚地注明货主为曹登科。多年来，与梁某交易的对象就是曹登科，对于曹登科从哪里进货，是否付清其上游的生猪款与梁某无关，也根本不是梁某可以了解跟过问的。在目前的“电商、微商”网络时代，许多交易根本不用过问对方货物来源的上游，只重视交易的对象，梁某一直跟曹登科交易，按其指示进行汇款（包括汇其本人或他人），其货物的上游来源梁某无需知道（甚至存在更多的上游的上游），若其上游认为下家没有付清货款，理应直接追讨下家。本案中，梁某交易的对象是曹登科而非李某，但李某却有意不选择追讨曹登科。若曹登科没有向其上游（即李某）及时付款，其上游应追究曹登科而非梁某。而现在，李某却只向梁某发难，不向曹登科追讨款项，有违常理。李某与曹登科均生活在海南，经营生猪业务，其两人认识多年，双方关系密切，本就存在利害关系，其两人向梁某追讨不存在的债权债务，不应得到支持。二、一审法院程序存在严重不当，对梁某极为不公。1.虽然一审期间梁某未出庭，但其在答辩期间提交了答辩状与质证意见，若李某有其他新的证据应及时提交予法院，提交后法院也应及时送达梁某。而本案中，一审法院根本没有将李某后来提交的证据送达梁某，梁某根本不知道该证据存在，无法质证，严重损害了梁某的合法权益。一审判决书的内容可以反映，虽然梁某被偷偷录音了，但梁某在录音里从未承认与李某存在生猪买卖合同关系，录音内容也反映出梁某一直是跟曹登科存在业务往来，且曹登科曾欠梁某（含合伙人）款项31万元多……。2.一审法院没有通知梁某，其完全不知道曹登科出庭的事情，更不知道曹登科在庭上所说的内容。不管是录音还是曹登科到庭接受询问都至关重要，这些证据与案件的判决结果密不可分，而法院却不通知或送达资料给梁某。根据一审判决书可知，曹登科在接受法庭询问时称“2015年以后没有资金就不做了（指生猪业务），其没有欠梁某的钱，在之前其做猪生意的时候也没有欠过梁某的钱……”，由于梁某没有收到法院送达的证据或告知曹登科出庭接受询问，丧失了质证及再次举证的权利，一审法院严重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有关规定，有违司法公正。   李某辩称，一、本案中的生猪买卖关系发生于李某与梁某之间，曹登科仅是李某处的业务员，代李某处理生猪买卖的相关事宜，并非买卖关系中的主体，该事实已经一审法院审理并加以认定。且根据梁某提交的双方聊天记录的内容显示，曹登科作为李某的业务员，其提供的交易账户一直系李某的银行账户，双方在交流过程中，曹登科亦多次向梁某说明自己并非买卖关系的主体，李某才是买卖关系的主体，这也恰恰能证明生猪买卖关系是直接发生于李某与梁某之间，并且梁某是知晓的，而并非梁某主张的其与李某之间不存在生猪买卖关系。根据梁某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显示，双方2019年8月20日经结算货款总计439638元，与李某经计算并主张的数额一致，这亦能充分说明双方之间争议的生猪买卖关系发生于李某与梁某之间，梁某主张其与李某间不存在生猪买卖关系意在非法占有李某的生猪款项。二、曹登科本人对外的任何欠款均与本案的生猪买卖毫无关系，且其并未拖欠梁某的任何欠款，梁某私自扣减李某的生猪款项毫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根据梁某提供的双方聊天记录可得知，曹登科与案外人陈铸良、陈想明是否存在债务关系，系曹登科与陈铸良、陈想明另外的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首先，曹登科并未拖欠梁某的欠款，梁某无权私自扣取任何财产。其次，本案中梁某私自非法扣减的款项系李某与其生猪交易的货款，并非曹登科的个人财产，这一点梁某是知晓的。曹登科在与梁某的聊天记录中亦有显示，其曾多次向梁某说明其个人对案外人的欠款应当一码归一码，该笔生猪货款系李某的，梁某不应私自扣减。梁某在知晓上述事实的前提下仍然非法扣减了李某应得的款项315462元，其行为已经严重侵害了李某的合法权益，其主张于法无据，应当予以驳回。   李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梁某向李某支付货款315462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货款付清之日止，以315462元为基数，按照2019年8月20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一年期利率计算）；2.判令梁某承担案件受理费、诉讼保全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某与梁某经业务中介人曹登科介绍认识后，双方开始从事生猪买卖。梁某曾分别于2019年的6月21日、6月24日、6月30日、7月1日向李某先后转账282850元、278060元、260320元、249068元、268164元五笔生猪交易款。2019年8月15日，梁某向李某转账20000元。2019年8月17日，李某向案外人于庆娟转账500000元，于庆娟同日向案外人漆浩澜转账500000元。2019年8月18日，曹登科为从贵州省安顺市××县中龙食品厂屠宰场运送116头生猪，办理了《动物检疫合格证明》，该证明中“货主”一栏记载内容为曹登科和车牌号，检疫意见为“该批动物经检疫合格，三日内到达有效”。该批生猪由案外人冯益寿承运。2019年8月19日，案外人漆浩澜向李某转账99320元。2019年8月20日，李某向承运人冯益寿转账支付拉猪运费款15000元。同日，梁某扣减315462元后向李某转账104176元。李某遂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   李某起诉后，其代理律师通过电话与梁某联系，梁某在电话中否认李某向其供应一车生猪，对李某代理律师询问的定金和货款都是向李某支付事宜，梁某表示不清楚，自己是跟曹登科对接，没有跟李某对接；8月18日发送的一车生猪，是梁某与曹登科做的生意，梁某直接跟曹登科联系，没有跟李某做生意；曹登科欠了梁某310000多元，猪场是梁某跟朋友一起做的，去年转账给曹登科800000元，他送猪给梁某，剩下这笔钱就不送了；曹登科欠梁某的钱，梁某肯定从曹登科处扣回来。   诉讼中，李某申请诉讼财产保全，一审法院依法作出（2019）琼0107民初801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查封、扣押、冻结被申请人梁某名下价值315462元的财产，同时冻结李某名下的银行存款106000元。该裁定经执行，一审法院对梁某名下的账号尾号为1370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存款42911.01元进行（线上）实际冻结；对梁某名下的账号尾号为8339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账户存款进行（线上）额度冻结272550.99元，实际冻结255380.99元；同时实际冻结了李某名下的银行存款106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李某与梁某之间是否存在生猪买卖关系的问题。曹登科2019年8月18日向梁某发送的一车生猪，虽然《动物检疫合格证明》中记载的货主名字为曹登科，但从该车生猪发送前梁某2019年8月15日向李某转账20000元，李某2019年8月17日向他人支付500000元，生猪发送后他人2019年8月19日向李某退款99320元，李某2019年8月20日向承运人支付运费，生猪送到后梁某2019年8月20日再次向李某转账的一系列在时间上衔接紧凑的付款、发货、运输等行为，可以说明李某为该车生猪支付了采购款和运费；而案外人曹登科亦表示自己只是中介代理，该车生猪是李某向梁某所售，并非自己向梁某出售；结合梁某曾于2019年6月21日至7月1日期间先后向李某转账五笔货款，与李某做过生猪交易的背景事实，可以认定梁某知晓曹登科发送的该车生猪的出卖人是李某，并在事前支付定金，事后支付部分货款，故应认定李某、梁某之间存在生猪买卖关系。梁某关于自己与曹登科做生猪生意，并按曹登科的指示汇款的主张，与常理不符，应不予采纳。   关于讼争的生猪货款余额的问题。梁某在预先支付20000元的情况下，收到该车生猪后以曹登科欠款为由扣减310000多元，而将剩余的货款104176元向李某转账，其认可的扣款数额与李某主张的未付货款315462元基本相符，故对李某主张的未付货款数额315462元予以确认。李某出资收购生猪并向梁某发送，梁某收到生猪后应当足额支付货款，其主张案外人曹登科欠款属于另一个法律关系，应另行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梁某未足额支付货款，依法应承担继续履行和支付逾期付款利息的责任。故李某要求梁某支付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货款付清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的请求合法，应予以支持。双方未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李某以315462元为基数，按照2019年8月20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一年期利率计算该逾期付款利息，符合现行贷款利率规定，低于罚息利率标准，应予以照准。   综上，梁某应向李某支付尚欠货款315462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货款付清之日止，以315462元为基数，按照2019年8月20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一年期利率计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限梁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李某支付尚欠货款315462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自2019年8月20日至货款实际付清之日止，以实际尚欠货款为基数，按2019年8月20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一年期利率计算）。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035元、财产保全受理费2097元，均由梁某负担。   二审期间，梁某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微信截图、翻译、光碟、对账单。证明梁某一直是与曹登科进行生猪交易，按曹登科的指示汇款，梁某与李某根本不存在任何债权债务关系。2.汇款电子回单、借条。证明梁某一直是与曹登科进行生猪交易，按曹登科的指示汇款。其中有一次汇款后，由于曹登科未能提供相应价值的生猪，才会欠梁某的合伙人“陈铸良、陈想明”款项，梁某才会在后续的交易中扣减款项，梁某与李某之间根本不存在任何债权债务关系以及生猪交易行为。3.尹沛斌与曹登科的通话录音。证明曹登科在一审阶段的陈述是虚假陈述，梁某与曹登科存在生猪交易行为；曹登科确认其与李某是合作关系，而并非李某的业务员。   李某对上述证据质证称，其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但对其证明内容有异议。首先，从微信聊天内容来看，自2019年6月18日起，业务员曹登科就开始发送李某的姓名、银行账户等信息给梁某，梁某是知晓其在和李某进行生猪交易的。且前几次交易，梁某都正常向李某支付生猪货款，到涉及本案交易时，2019年8月15日梁某仅向李某支付2万元定金后，就要求李某先发生猪过去。梁某于2019年8月20日向李某支付104176元后，就拒绝支付剩余的生猪货款315462元。在李某与梁某生意往来之前，曹登科也多次介绍梁某与李某及李某的丈夫于庆安一起洽谈生猪交易，梁某是知晓其在与李某进行生猪交易的。其次，曹登科与梁某无债务关系，系曹登科与陈铸良、陈想明存在债务关系，与梁某无关，梁某无权扣减李某的货款。最后，从李某提交的银行对账单上看，梁某与李某的生猪交易资金往来与曹登科无关，这也正好证明梁某与李某存在生猪买卖关系。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发表意见，因李某不是借条的当事人，不知晓其是否真实，对其证明内容不予认可。从文本形式上看，是曹登科与案外人陈铸良、陈想明之间的25万元债务关系，属于另一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也与梁某无关，梁某无权以此为由扣减李某315462元生猪货款。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内容均不予认可。首先，录音中所谓的曹登科与尹沛斌均是案外人，并且没有到庭作证，无法核实该录音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内容。其次，从文本上看，梁某在诱导曹登科作对梁某有利的陈述，该证据不合法。最后从录音的内容上看，与梁某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相左。曹登科在微信中多次向梁某说明该款项是于总（李某丈夫）的，所以梁某知晓该内容。   本院经审查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该证据只能证明梁某与曹登科就生猪交易的相关事项进行磋商的过程，不能证明曹登科系本案生猪交易关系的主体。对证据2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上述证据只能证明曹登科向案外人陈铸良出具了欠条及陈铸良向他人汇款等事实，不能证实曹登科与梁某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对证据3，由于曹登科未出庭作证，且李某对该证据提出异议，本院对该通话录音中的通话人是否为曹登科本人无法确认，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认定。   李某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结婚证复印件一份，证明其与于庆安系夫妻关系，梁某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提到的“于总”就是于庆安。   梁某经质证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与本案也无关联性。   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   本院二审另查明，根据梁某提交其与曹登科微信聊天记录显示的内容，在梁某将涉案的生猪货款315462元扣下后，曹登科多次与梁某进行交涉，称该款不是自己的，而是他人的款项，其与案外人“陈总”的债权债务纠纷与涉案款项无关。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的诉辩陈述，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李某与梁某之间是否存在生猪买卖关系；二、一审法院的审理程序是否违法。   一、关于李某与梁某之间是否存在生猪买卖关系问题。第一，本案当中，虽然李某与梁某之间没有达成书面的买卖合同，但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在涉案批次的生猪交易之前，李某与梁某已有过数次的生猪交易行为，而梁某均是向李某的账户转入生猪交易货款，且还于2019年8月15日向李某转账20000元作为交易定金。在收到以曹登科名义发送的116头生猪后，梁某又向李某的账户支付了生猪货款104176元。第二，梁某上诉称其系与曹登科进行生猪交易，并按曹登科的指示向李某付款，该行为与李某无关。但根据曹登科在一审审理期间所作的证言证实，其与李某之间系中介代理关系，涉案生猪由其介绍李某卖给梁某，其与梁某之间没有业务往来，该证言陈述的内容与梁某、曹登科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可相印证。因此，根据曹登科的陈述，其作为李某的代理人，全程负责与梁某洽谈生猪交易事宜，并指示梁某将生猪货款汇付至李某的账户，亦符合常理。第三，梁某在二审期间提供了汇款电子回单、借条等证据，欲证明其将315462元生猪货款扣下的原因系曹登科在以前的交易中未将约定的生猪交付给梁某，由此曹登科欠其合伙人“陈铸良、陈想明”的款项未还。但上述证据只能证明案外人陈铸良向另一案外人张晶兰汇款80万元，而曹登科向案外人陈铸良、陈想明出具借条，内容为曹登科向上述两人借款25万元，但上述证据并不能证明梁某向曹登科支付了80万元的生猪货款，也不能证明梁某与“陈铸良、陈想明”之间系合伙关系，曹登科亦未认可其与梁某存在欠款关系，因此本案不能得出梁某与曹登科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结论，梁某据此扣减315462元的生猪货款显然无正当理由。综合以上事实，应认定梁某明知李某系其生猪交易的对象。故一审判决认定李某与梁某之间存在生猪买卖关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二、关于一审审理程序是否存在违法之处的问题。本案当中，为查明事实，一审法院依法对曹登科进行了询问，并将其陈述的内容在一审庭审过程中予以出示与质证。梁某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后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了举证、质证的权利。其现又以一审法院未将上述证据交由其质证，一审程序违法为由提出上诉，显然无事实与法律依据。   综上所述，梁某的上诉理由依法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070元，由上诉人梁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林志勇   审判员 廖端明   审判员 范 晨      二〇二〇年九月九日   书记员 江冬梅   速录员 吴虹瑶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一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一审人民法院重审。   一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