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2民终871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海强，男，1978年7月14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黄岛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振强，山东凌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超，男，汉族，1977年9月1日出生，系山东凌恒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住青岛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长宝，男，1974年7月11日出生，汉族，住内蒙古自治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来成，山东理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秀军，山东理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国强，男，1983年1月18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黄岛区。 上诉人孙海强因与被上诉人王长宝、李国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2020）鲁0211民初1088号民事判决，于2020年5月28日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冯梅担任审判长，审判员曲波主审，与审判员温燕共同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孙海强上诉请求：依法改判孙海强不承担返还王长宝购车款25万元及利息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王长宝起诉孙海强为本案被告属起诉主体错误。上诉人在涉案车辆抵（质）押合同中仅提供居间中介服务，合同双方应为李国强（出卖人）与王长宝（买受人）。王长宝支付购车款，李国强交付车辆。现王长宝已支付购车款34万元，李国强收到王长宝支付的购车款30万元，上诉人仅收取了车辆买卖居间中介服务费2万元，案外人王恒收取车辆买卖居间中介服务费2万元。二、原审法院判决上诉人返还王长宝购车款25万元并承担利息，无事实及法律依据。2018年10月29日，王长宝购买涉案车辆鲁Ｐ×××××黑色越野路虎发现者轿车时，明知该车为抵押车，原车售价为110万元左右，当时市场售价约为85万元左右，王长宝以34万元购买，价格远低于市场售价。现涉案车辆抵（质）押合同不受法律保护，不能继续履行，应为无效合同且自始无效。出卖人和买受人在车辆买卖中均存在主要过错，法律风险和责任应由王长宝与李国强共同承担。三、法院应依法追加丁勇、王恒作为本案当事人参与诉讼，查明案件事实。本案车辆买卖还涉及车辆原出卖人丁勇（丁勇将涉案车辆出售给李国强）及车辆买卖另一居间中介人员王恒。原审法院未依法追加丁勇、王恒参与诉讼，程序不当，应予纠正。四、本案涉及刑事案件，原审法院在刑事案件未有生效判决的情况下，将民事案件开庭审理并作出判决，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关于先审理刑事案件后审理民事案件的前置程序要求，应予纠正。五、上诉人已返还王长宝3万元，其中2万元系居间中介服务费，王长宝应退还上诉人2万元；另1万元是上诉人通过微信付给黄岛公安分局灵山卫派出所民警（民警个人微信收取上诉人1万元，本身存在程序不当），此1万元亦应由王长宝退还上诉人。六、上诉人出具涉案“欠条”并非其本人真实意思表示，系上诉人按黄岛公安分局灵山卫派出所民警要求出具。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要求严禁以刑事手段插手经济纠纷的规定及意见，该“欠条”不发生法律上的欠款事实，法律关系自始无效。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出具涉案“欠条”有效系事实不清，证据不充分且程序不当。七、上诉人对涉案车辆为盗抢车并不知情。王长宝在签订涉案车辆抵（质）押合同前，查询该车辆档案无异后才签署合同。李国强与王长宝对涉案车辆为抵押车辆均明知，上诉人不存在任何过错，上诉人不会为盗抢车辆提供居间中介服务。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充分，且程序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清事实，作出公平、公正、合法的判决。 王长宝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应依法驳回孙海强的上诉请求。一、本案中，孙海强以自己名义与王长宝签订涉案车辆抵（质）押合同，未向王长宝披露涉案车辆实际是他人所有。王长宝在公安机关才得知孙海强与他人存在代理关系。王长宝得知后，要求孙海强与李国强返还购车款，孙海强向王长宝承诺保证协助李国强返还购车款并和李国强一起承担退还款责任，后孙海强与李国强共返还王长宝9万元，孙海强给王长宝出具欠条保证与李国强一起退还剩余25万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402条、403条之规定，王长宝选择李国强作为合同相对方，而孙海强自愿出具欠条与李国强共同还款，二者应共同承担还款责任。二、孙海强所述涉案车辆价值与事实不符，涉案车辆实际价值在40万元左右，且车辆价值并不影响本案合同效力，王长宝在购买涉案车辆时并不知道其可能存在权利瑕疵。而孙海强反而有可能知道涉案车辆是否存在瑕疵，却在明知的情况下出卖给王长宝，其存在主观故意。本案自始至终不存在刑事立案，能知晓的仅为车辆被扣押导致涉案车辆抵（质）押合同不能履行的原因在孙海强和李国强，因此，本案三方在公安机关解除了涉案车辆抵（质）押合同，孙海强和李国强返还王长宝部分费用。三、本案与丁勇、王恒无利害关系，不应追加其二人为当事人。追加当事人只能造成不必要的他人损失和浪费司法资源、拖延诉讼程序，况且在一审中孙海强并未提出追加诉讼参与人，而是在二审中提出，其目的显而易见。四、涉案车辆是抵押车，不涉及刑事案件，也无证据证明是刑事案件，公安机关虽作过笔录但未立案侦查、未对任何一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追究刑事责任，因此，本案不涉及刑事案件。退一步来说，即使刑事案件立案，也是本案标的可能涉及而不是本案当事人涉及刑事犯罪，本案民事审理与刑事案件结果之间无任何关联性，不存在先刑后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发文及会议纪要的精神，如果民商事案件不是必须以相关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则民商事案件应进行审理。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李国强答辩称：一、公安机关只是暂扣涉案车辆，应终止本案审理。二、孙海强制造了涉案车辆证件进行交易，涉案车辆被暂扣是否与此有关尚未有结果。法院作出判决为时尚早。三、原审法院判决解除涉案车辆抵（质）押合同，王长宝应返还涉案车辆。 王长宝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孙海强和李国强向王长宝退还剩余购车款25万元；2、判令孙海强和李国强向王长宝支付自2019年1月4日至2019年7月4日的利息损失11,154.12元及自2019年7月5日起至全部款项实际支付之日止的利息损失（按同期贷款利率的1.5倍计算）；3、本案诉讼费由孙海强、李国强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国强将涉案黑色越野轿车一辆通过王恒和孙海强出售，孙海强和王长宝以签订《车辆抵（质）押合同》的方式将涉案车辆以34万元的价格转卖给王长宝，孙海强将其中30万元转账给李国强。2019年1月，涉案车辆被公安机关扣押。后王长宝报案，孙海强披露涉案车辆实际出卖人为李国强，王长宝现已获得购车款9万元，尚有25万元购车款未获得。孙海强给王长宝出具欠条一份，载明：今欠王长宝现金25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本案是否属于民事案件受理范围；二、本案责任应如何负担。 关于争议焦点一，原审法院认为，本案各方均认可涉案车辆被扣押的事实，但各方均未举证证明公安机关已对涉案车辆定性为盗抢车辆并立案侦查，且根据李国强、王恒和孙海强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王恒、孙海强、李国强均表示涉案车辆无事故且车辆一切信息正常，只是抵押车，王长宝和孙海强签订合同购车的行为属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行为，作为民事案件受理符合相关法律规定。 关于争议焦点二，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一审庭审查明的事实可认定，现有证据证明王长宝和孙海强之间签订的《车辆抵（质）押合同》不是当然无效合同，而李国强退还购车款和孙海强给王长宝出具欠条的行为，表明本案各方已解除涉案车辆抵（质）押合同。李国强作为实际出卖人，应承担返还购车款的责任，孙海强以自己名义向王长宝出具欠条的行为具有法律效力，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因孙海强出具的涉案欠条并未载明还款时间，一审法院支持自王长宝起诉之日起至款项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综上所述，孙海强、李国强应返还王长宝购车款25万元并承担自起诉之日起至款项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孙海强、李国强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王长宝购车款25万元并支付以25万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至款项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二、驳回王长宝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050元，减半收取2,525元，由孙海强、李国强负担。 二审期间，上诉人孙海强提交其与青岛市公安局黄岛分局灵山卫派出所隋姓警官的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一宗（孙海强称此宗微信聊天原始记录已被隋姓警官删除），证明涉案车辆涉嫌盗抢，隋警官让孙海强通过微信向其转款12,000元,称此款应由王长宝返还给孙海强，还证明涉案车辆涉及刑事案件故本案应终止审理，待刑事案件查明后再重新审理本案，并证明上诉人仅为中介，涉案车辆实际买卖双方应为王长宝与李国强。 被上诉人王长宝质证称：对此份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上诉人未提交原始载体，且此份证据与本案民事审理无关，无法证明上诉人的主张。 被上诉人李国强质证称：不认可此证据的真实性。 基于上诉人的示证形式和被上诉人的质证意见，本院对此份证据分析认证如下：因上诉人未提交此份微信聊天记录的原始载体，本院不能确认此份证据的真实性，故本院对此份证据依法不予采信。 本院经审理查明，孙海强与王长宝所签涉案《车辆抵（质）押合同》第三条约定：甲方（孙海强）承诺：上述抵（质）押物完全为甲方合法所有，并与任何第三权利人无关，如日后发生任何纠纷致使乙方（王长宝）权利、经济利益遭受损害时，即使非甲方主观原因造成，甲方也自愿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事实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孙海强是否应向王长宝承担还款责任。 首先，孙海强与王长宝于2018年10月29日签订涉案《车辆抵（质）押合同》，但其双方之间无债权债务关系，抵（质）押的基础并不存在，且其双方均认可其缔约目的是转让涉案车辆的所有权，故可认定其双方所签涉案合同虽名为“车辆抵（质）押合同”，实则为车辆买卖合同，即王长宝支付34万元向孙海强购买涉案车辆。此合同系孙海强与王长宝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涉案《车辆抵（质）押合同》第三条约定：“甲方（孙海强）承诺：上述抵（质）押物完全为甲方合法所有，并与任何第三权利人无关，如日后发生任何纠纷致使乙方（王长宝）权利、经济利益遭受损害时，即使非甲方主观原因造成，甲方也自愿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现涉案车辆于2019年1月被公安机关扣押，王长宝丧失对涉案车辆的占有使用权，其经济利益已遭受损害，故按照上述合同约定，孙海强理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退而言之，即使如孙海强所述，涉案合同无效，但因孙海强已向王长宝返还部分购车款，且于2019年7月4日向王长宝出具欠条，载明“今欠王长宝现金25万元整”，故可认定孙海强已自认其对王长宝负有返还剩余购车款的责任。孙海强虽主张其出具涉案欠条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但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其应就此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本院对孙海强的上述抗辩主张不予采纳。 其次，孙海强虽主张涉案买卖合同的主体应为李国强与王长宝，并主张其仅提供居间服务从而不应承担还款责任，但所谓居间服务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居间人本人并不参与委托人与第三人之间订立的合同。而涉案车辆抵（质）押合同的签订双方系孙海强与王长宝，且签订合同时，孙海强并未告知王长宝涉案车辆系李国强所售，亦未告知王长宝其系为李国强提供居间服务，直到涉案车辆被公安局扣押、王长宝报案后，孙海强才披露涉案车辆的实际出卖人系李国强。综合上述事实，本院认为，孙海强称其仅为李国强与王长宝提供居间服务从而不应承担还款责任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尽管孙海强在收到王长宝的34万元购车款后，将其中30万元转给李国强，但此并不足以作为其拒绝向王长宝返还剩余购车款的抗辩理由。且即使孙海强仅是居间人而非涉案车辆出售人，其向王长宝出具涉案欠条确认其欠付王长宝25万元也足可构成债务加入。现王长宝持涉案欠条诉请孙海强付款25万元，本院依法予以支持。 再次，孙海强虽主张本案涉及刑事案件，应待刑事案件审结后再处理本案，但涉案车辆虽被公安机关扣押，但未有证据证明公安机关已立案侦查，亦未对本案当事人采取任何刑事强制措施，故现有证据并不能充分证明本案涉及刑事案件。退一步讲，即使本案车辆交易涉及刑事案件，当事人是否涉嫌犯罪并不影响王长宝按合同约定和孙海强出具的涉案欠条要求孙海强承担还款责任，本案审理不需以相关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定案依据。原审法院审理本案，程序正当合法。孙海强要求中止本案审理的上诉主张，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亦不予支持。 最后，因孙海强在本案一审中并未申请追加案外人丁勇、王恒作为本案当事人参与诉讼，其在二审中申请追加诉讼参与人不符合法律规定；且案外人丁勇、王恒与王长宝的诉求无直接利害关系，本案也无需追加其二人为本案当事人。因此，本院对孙海强关于原审法院未追加丁勇、王恒参与本案诉讼属程序不当的上诉理由并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孙海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50元，由上诉人孙海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冯梅 审判员  曲波 审判员  温燕 二〇二〇年九月一日 法官助理 纪雪 书记员刘欣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