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2民终908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任某1，女，1964年4月28日出生，汉族，现住青岛市城阳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任某2，女，1968年1月21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城阳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任某3，女，1970年5月15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任某4，女，1974年8月21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李沧区。 以上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文远、庄新瑛，山东柏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任某5，男，1972年1月23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城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海艇，山东康桥（西海岸）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女，1942年9月22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城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海艇，山东康桥（西海岸）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任某6，男，1975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市**。 原审被告：任某7（1957），女，1957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城阳区。 原审被告：任某7，（1960）女，1960年6月24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城阳区。 原审被告：任某8，女，1962年9月9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城阳区。 原审被告：陈某1，男，1985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崂山区。 原审被告：任某9，女，1969年5月21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城阳区。 原审被告：任某10，女，1972年2月29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城阳区。 原审被告：任某11，男，1934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城阳区。 原审被告：任某12，男，1937年6月18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城阳区。 原审被告：任某13，男，1945年3月13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城阳区。 原审被告：陈某2，男，1953年9月18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市**。 原审被告：陈某3，男，1957年1月4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城阳区。 原审被告：陈某4，女，1950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城阳区。 原审被告：陈某5，女，1963年1月3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城阳区。 原审被告：任某14，女，1947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市**。 上诉人任某1、任某2、任某3、任素萍及上诉人任某5因与被上诉人刘某，原审被告任某6、任某7（1957）、任某7（1960）、任某8、陈某1、任某9、任某10、任某11、任某12、任某13、陈某2、陈某3、陈某4、陈某5、任某14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2019）鲁0214民初2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任某1、任某2、任某3、任素萍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改判原任全举名下位于青岛市城阳区房屋的拆迁利益由上诉人任某1、任某2、任某3、任某4各继承1/7份额，被上诉人任某5享有2/7份额，任某12、任某14、任某7各继承1/28份额，陈某2、陈某4、陈某3、陈某5各继承1/112份额；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二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青岛市城阳区房屋拆迁利益系被继承人任全举的遗产，应当全部按照法定继承予以分配。原审法院认定《分家单》有效，从而仅对五间房屋中的一间认定为遗产进行继承分配，系对事实认定不清、采信证据错误，导致法律适用不当。上诉人认为《分家单》系被上诉人伪造，涉案房产分割的事实不成立，主要原因和理由如下：1.被上诉人主张《分家单》为被继承人任全举本人所书写，该主张被另案(2017)鲁0214民初1152号案委托青岛联科司法鉴定所做出的青岛联科司法鉴定所【2017】文签字第11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结论所推翻，《分家单》既非任全举所书写，也非其所签名，被上诉人对此无法做出解释，说明系其伪造。2.《分家单》载明“经全家同意，于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份分居生活．．．．．.”，然而，该《分家单》中除了被上诉人任某5签名，任某5配偶宁翠红后期添加的签名，其他人均未签名，也没有按指印，这不符合常理。分家需要家庭成员在场协商一致，并在分家文书上签字画押才有效，显然说明该《分家单》形式上就不具备真实性。3.如果该《分家单》不是立约人或分家当事人之一所书写，系由他人代书的，则必有代书人签字确认，而该《分家单》并没有代书人签字，也不是立约人所书，被上诉人如何解释？而且《分家单》存在多处变造、后期添加，也极大影响其效力，被上诉人均无法做出合理解释。4.原审法院采纳的2018年8月3日青岛正源司法鉴定所出具的鉴定意见，系另案(2017)鲁0214民初1152号案所作，该鉴定程序违法，并非上诉人所申请，原审法院亦未通知上诉人。如果系被上诉人在另案一审中申请，而《分家单》系被上诉人提交，则出现被上诉人自己申请鉴定自己证据的情形，违反司法逻辑。而且在青岛联科司法鉴定所做出鉴定意见后，是否需要重新鉴定或者另行鉴定需要按照法律程序进行。即便如此，在青岛正源司法鉴定所做出了有不同结论的鉴定意见后，也只能说明被上诉人提交的《分家单》证据无法确定真实性，不能予以采信，被上诉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原审法院却在此情况下采信了青岛正源司法鉴定所出具的鉴定意见，是对事实认定不清及错误采信证据的根源。5.按照农村习俗，如果出现分家，必然涉及赡养问题，但是该《分家单》对赡养问题只字未提，这不符合常理和惯常做法。6.退一步讲，根据《分家单》的内容来看，也只是分配了房屋的居住权，并没有分配所有权，所有权仍归原所有人所有。正因为如此，被上诉人才又伪造并提交了《遗嘱》证据，想对《分家单》分配居住权这一点作弥补，足见被上诉人侵吞遗产的意图多么明显，结果目的并没有达到。7.在一审期间以及相同的另案诉讼中，被上诉人为达到侵吞遗产目的，提供众多虚假证据伪造事实，假遗嘱、假证明、假证人、假户口本等等，因此上诉人有理由认为其所提交的《分家单》也是虚假的。综合以上，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伪造证据，混淆事实真相，导致原审法院事实认定不清，做出错误判决。二、本案的原审中并未进行过任何鉴定程序，然而原审法院却判决上诉人承担鉴定费，请求二审法院一并纠正。 任某5、刘某共同辩称，一、一审法院关于《分家单》的效力认定正确，上诉人的质疑不成立。1.《分家单》中毛笔字体部分非被继承人任全举所书写系客观事实，所有的毛笔字体部分均为同一人书写，但其中非毛笔书写体的竖式签名，在青岛联科司法鉴定所无法出具明确鉴定意见的情况下，由一审法院另行委托的青岛正源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中给出了倾向性意见：“认为检材一《分家单》中非毛笔字书写的“任全举”签名、检材二《遗嘱书》本人签字处“任全举”签名与提供的样本上任全举签名字迹均是出自同一人的笔迹。”该倾向性意见证明了《分家单》系任全举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分家单》非任全举书写并不能引申出《分家单》系伪造的结论；对此问题，一审法院判决书中说理正确。2.自1994年11月《分家单》形成后，按照《分家单》的记载，西四间由任某5居住，东一间由任全举、刘某居住，当事人严格按照《分家单》记载的内容分配了房屋，说明《分家单》内容真实，并被遵照执行。2016年12月22日，前阳社区居民委员会与任某5签订《前阳社区改造项目安置补偿协议（房屋）》而不是与任某1、任某2、任某3、任某4签订，说明前阳社区居委会对于任某5具有461号房屋所有权人身份的认可。任某6取得并处分水清沟房产的行为、以及其于2004出具的《声明》，均可以间接证明《分家单》的真实性与有效性。《分家单》由他人代书为农村分家时常见情形，分家单往往由一家之主拿主意，并不需要家庭成员在场协商一致，任全举、任某5、任某6履行分家的行为充分印证了《分家单》的真实性，其效力远远大于上诉人所说的“形式上的有效性”。3.上诉人在指控《分家单》系伪造的同时，又在上诉状第三条中指控“《分家单》存在多处变造、后期添加”，可见上诉人逻辑混乱。4.一审法院委托青岛正源司法鉴定所的（2018)鲁0214法司鉴683号委托书中明确指明“我院上马法庭审理的原告任某1、任某2、任某3、任某4与被告刘某、任某5、任某6继承纠纷一案，需要对被告刘某、任某5要求对其提交的分家单中非毛笔书写的任全举的签名是否是其本人书写进行鉴定，并申请对其提交的遗嘱中任全举签名是否是其本人书写进行重新鉴定。”因此，该鉴定并非为另案所作，正是为本案所作。5.《分家单》并非必须涉及赡养问题，当被继承人认为赡养问题不是问题的时候，赡养问题则无需提及。2002年9月，任全举在病重期间，仍然坚持以遗嘱的方式将涉案房屋传承给任某5，说明任某5在赡养父母方面无可指责。6.按照本地风俗，分家析产即财产所有权人行使财产赠与权的行为，赠与的是所有权而非居住权，在《民法典》颁布实施之前，我国法律并无居住权的概念。前阳社区居民委员与任某5签订《前阳社区改造项目安置补偿协议（房屋）》说明当地社区居委会对于任某5系房产产权人的权利认可。7.假《分家单》、假《遗嘱》、假证人、假户口本，上诉人所称的“四假”均未得到一审法院的认定，即使一审法院错误认定代书遗嘱“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也并未定性为假遗嘱；韩同令、肖某两位八十多岁的老人出庭作证，上诉人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他们是假证人？综上所述，从八十年代开始，刘某、任某5在前阳社区居住至今，作为村民，得到了前阳社区居委会的认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多年来相安无事，直至房价飞涨、农村宅基地涉及拆迁增值，才产生本案纠纷。二、关于鉴定费和上诉费，被上诉人同样认为一审法院判决错误，涉诉案件产生的相关费用当然需要当事人分担，但诉讼费用、鉴定费应当由诉讼案件错误的发起者承担，一审法院判决刘某、任某5承担诉讼成本，对刘某和任某5不公平。 任某6辩称，认可《分家单》和《遗嘱》的效力，房子是任某5的，四上诉人的上诉于法无据。 任某5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认定遗嘱有效；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法院否认代书遗嘱的效力系认定事实错误。2002年10月23日，被继承人任全举去世；2002年9月，被继承人任全举患喉癌住院手术治疗，已不能正常言语，通过随身携带的小黑板手书表达个人意愿，恰逢韩同令、肖某夫妇前来探望，从时间上推测，被继承人已经意识到自己的身体状况及安排后事的迫切性，遂委托韩同令代书遗嘱，韩同令、肖某夫妇在一审期间到庭作证，叙述整个代书遗嘱过程，与2016年底拆迁办工作人员及两位派驻律师核实遗嘱的真实性的表述一致无误。《继承法》第17条对于代书遗嘱做出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韩同令、肖某夫妇如今都是八十多岁的老人，并非法律专业人士，不知道代书人、见证人必须在代书遗嘱上签字，不了解《继承法》关于代书遗嘱的效力性规定实属正常，两位老人能够出庭证明整个代书遗嘱过程，其证明力足以弥补未在代书遗嘱上签字的瑕疵。因此，一审法院以“遗嘱书”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否认代书遗嘱的效力，属于认定事实错误。2.正源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可以证明遗嘱系被继承人任全举的真实意思表示。由城阳区人民法院委托的【青正司鉴(2018)文痕鉴字第23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形成倾向性意见：认为检材一《分家单》中非毛笔字书写的“任全举”签名、检材二《遗嘱书》本人签字处“任全举”签名与提供的样本上任全举签名字迹均是出自同一人的笔迹。结合韩同令的代书遗嘱、韩同令及肖某夫妇的出庭作证，可以证明《遗嘱书》系任全举的真实意思表示。3.任某6继承水清沟乐安支路的房产、并处置该房产的行为可以印证《遗嘱书》的真实性。《分家单》载明“青岛有公房三室一厅，次子任华敦(任某6)居住两间，父母共住一间…”由本案一审原告任某3、被告任某6向法庭声明的住所地可见，青岛的公房即现市北区乐安支路4号一单元702户。该房产在《分家单》中记载并非完全属于任某6个人所有，而是任某6与任全举、刘某共有。只有在《遗嘱书》成立的基础上，任某6才能继承水清沟乐安支路房产，才能在2004年有权处置乐安支路房产，任某6处置乐安支路房产的行为印证了《遗嘱书》的真实性，其效力远远大于一审判决所谓的“形式上的有效性”。二、四被上诉人的行为不应得到司法判决的支持。按照民间传统、农村风俗，分家及遗产继承绝大多数发生在男系后代中，上诉人作为继子，感念继父的恩德，同时也尽到了赡养老人的义务，这也是被列为继承人的主要原因。但是四被上诉人无视客观事实，恶意中伤上诉人伪造《分家单》和《遗嘱》，为了物质利益可以扭曲事实，自2016年起陷上诉人于诉累当中。 任某1、任某2、任某3、任某4辩称，代书遗嘱作为要式法律行为，在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以及无法确定立遗嘱人真实意思表示情况下，应当认定为无效。遗嘱的代书人是刘某女儿的公婆，在备注中说根据口述但是立遗嘱人患有喉癌，根本无法口述。夫妻二人不能满足代书遗嘱两个见证人的要求。签字经鉴定已经无法确认为同一人。第二次鉴定也没有做出确切认定，发起程序也不合法。联科所对分家单中的毛笔字没有鉴定。 任某1、任某2、任某3、任素萍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分割被继承人任全举前阳社区461号房屋；2.依法分割前阳社区811号房屋中属于被继承人任全举个人所有的份额；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刘某、任某5、任某6承担。事实和理由：被继承人任全举同配偶宁淑兰共育有子女5人，分别是四原告及被告任某6，宁淑兰于1984年10月16日去世，任全举于1985年建造前阳社区461号房屋。任全举于1987年同被告刘某再婚，被告任某5系刘某所生，与任全举形成抚养关系，任全举与刘某共同建造前阳社区811号房屋。2002年10月23日，被继承人任全举去世，因任全举生前未立遗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相关规定，其遗产应按法定继承处理，特诉至一审法院，望判如所请。诉讼过程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请求依法分割前阳社区461号、811号房屋的拆迁利益。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任全举（2002年10月23日死亡注销）与宁淑兰（1984年10月16日去世）原系夫妻关系，共生育子女五人，即本案四原告与被告任某6。任全举与刘某于××××年××月××日登记结婚，任某5系刘某所生，与任全举系继父子关系。任全举的父亲任知晓（1996年5月16日去世）、母亲任王氏（××××年××月××日去世）共育有子女七人。分别是长子任全江（××××年××月××日去世）、次子任某11（令）、三子任某12、四子任全举、五子任某13、长女陈尹氏（××××年××月××日去世）、次女任某14。任全江（××××年××月××日去世）生前共育有六个女儿，分别是长女任某7（1957）、次女任某7（1960）、三女任蕊（燕）香、四女任彩香（2003年6月18日去世）、五女任某9、六女任某10，任彩香生前育有一子陈某1。陈尹氏（××××年××月××日去世）育有子女四人，分别是长子陈某2、次子陈某3、长女陈某4、次女陈某5。二、涉案461号房屋位于青岛市城阳区前阳社区，原为四间房屋，后拆旧建成五间房屋，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号为崂集建（1992）字第102249号，土地使用者为任全举，地号为I13-13-8；涉案811号房屋位于青岛市城阳区前阳社区，为三间房屋，登记权利人为刘某，2000年由前阳社区批建，系任全举与刘某婚后共同建成。三、1994年11月20日分家单载明“立约人父任全举、长子任某5、次子任华敦（任某6），经全家同意，于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份分居生活，现将住房分配如下：原籍瓦房五间带平房一间，长子任某5居住西四间。父任全举母刘某居住东一间带东平房。青岛有公房三室一厅。次子任华敦居住两间，父母共住一间，即日起，住房权均归个人所有……。”四、2002年9月10日由韩同令代书的“遗嘱书”载明：“立遗嘱人任全举系青岛海洋渔业公司退休工人，原籍本市城阳区红岛镇前阳村人，时年60岁，当前因身体欠佳、为免意外，本人确立妻子刘某、儿子任某5、任某6三人为财产合法继承人，特立以下遗嘱：前阳村原有房屋五间有任某5继承，水清沟乐安支路A九楼701室套三房有任某6继承，前阳村新盖的房屋三间（尚未整修）有刘某继承，整修时一切费用有任某5负责，居住权为刘某所有，以后此房的继承权人为任某5……立遗嘱人任全举”。五、2016年12月22日，任某5与前阳社区居民委员会签订《前阳社区改造项目安置补偿协议（房屋）》，安置补偿方式为房屋补偿，应补偿的安置房屋建筑面积为224.05㎡；货币补助及奖励中，房屋及附属设施成本价值补助为223930元，搬迁补助费1200元，签约奖励36688元，腾房奖励为18344元，合计应支付的货币补助及奖励为280162元。2016年12月26日，刘某与前阳社区居民委员会签订《前阳社区改造项目安置补偿协议（房屋）》，安置补偿方式为房屋补偿，合计应补偿的安置房屋建筑面积为141.67㎡；货币补助及奖励中，房屋及附属设施成本价值补助为126015元，搬迁补助费1200元，签约奖励22500元，腾房奖励为11250元，合计应支付的货币补助及奖励为160965元。六、被告任某6于2004年6月8日出具《声明》，内容为：“前阳房子对我任某6无关”，对前阳社区房屋放弃继承权。任某6于2004年8月4日将乐安支路4号1单元702户房屋出卖他人。七、任某11、任某13表示愿意放弃涉案房屋的继承权，任某7、任某8、任彩香之子陈某1、任某9、任某10愿意将其继承份额赠与给任某7（1960）。刘某表示愿意将其拥有或继承的份额赠与给任某5所有。八、2018年8月3日青岛正源司法鉴定所出具鉴定意见：倾向认为《分家单》中非毛笔字书写的“任全举”签名、《遗嘱书》本人签字处“任全举”签名与提供样本上任全举签名字迹均是出自同一人笔迹。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继承纠纷。原告诉状中自认，青岛市城阳区房屋为1985年建成，系在任全举原配妻子宁淑兰去世后，而在1994年11月20日任全举通过分家单便对涉案房屋进行了处分，将461号房屋西四间分给被告任某5，同时将“青岛公房三室一厅”（乐安支路4号1单元702户）分给了任某6（任华敦），任某6出具《声明》称“前阳房子对我任某6无关”，后又将乐安支路4号1单元702户房屋出卖给他人。结合分家单、鉴定意见以及任某6对另处房屋的处分，可以认定分家事实的成立。按照分家单约定，461号房屋西四间应由任某5所有，东一间由任全举与刘某夫妻共同所有，二人各占一半份额，因此对于涉案461号房屋，任全举、刘某各享有1/10份额，任某5因分家享有4/5份额。任全举生前虽留有“遗嘱书”，但该“遗嘱书”从形式上看系代书遗嘱，其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对此“遗嘱书”不予认可，故对任全举享有的1/10份额，应按法定继承处理。任某6已表示放弃继承权，而任某5与任全举系有扶养关系的继父子，故任全举第一顺序继承人为：刘某（妻子）、任某1（女儿）、任某2（女儿）、任某3（女儿）、任某4（女儿）、任某5（继子）、任王氏（母亲）七人，每人各继承461号房屋1/70份额。任王氏去世后，因任某11、任某13表示愿意放弃继承权，故任王氏继承的份额应由任全江、任某12、陈尹氏、任某14四人继承，每人各继承461号房屋1/280份额。因任全江早于任王氏去世，而任全江之女任某7（1957）、任蕊（燕）香、任某9、任某10以及任彩香（已去世）之子陈某1均表示愿意将自己继承的份额赠与给任某7（1960），因此任全江所继承的份额应由任某7全部代位继承，即任某7（1960）继承461号房屋1/280份额。陈尹氏去世后，其所继承的份额由陈某2、陈某4、陈某3、陈某5四人继承，每人各继承461号房屋1/1120份额；刘某共继承享有461号房屋4/35份额（1/10+1/70）；任某5继承享有461号房屋57/70份额（4/5+1/70），同时因刘某表示愿将其拥有或继承的份额赠与给任某5，故任某5共计继承享有13/14份额（4/35+57/70）。涉案461号房屋已签订安置补偿协议，因此对于涉案461号房屋的拆迁利益，原告任某1、任某2、任某3、任某4各继承1/70份额，任某12、任某14、任某7（1960）各继承1/280份额；陈某2、陈某4、陈某3、陈某5各继承1/1120份额；任某5继承享有13/14份额。 对于青岛市城阳区前阳社区涉案811号房屋，虽登记在刘某名下，但系任全举与刘某再婚后共同建造，为夫妻共同财产，二人对811号房屋各享有1/2份额，任全举虽留有“遗嘱书”但该“遗嘱书”从形式上看系代书遗嘱，其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对此“遗嘱书”不予认可，故对任全举享有的1/2份额，应按法定继承处理。根据上述461房屋分析中的任全举各继承人情况，同理得出，任全举第一顺序继承人为：刘某（妻子）、任某1（女儿）、任某2（女儿）、任某3（女儿）、任某4（女儿）、任某5（继子）、任王氏（母亲）七人，每人各继承881号房屋1/14份额。任王氏继承的份额应由任全江、任某12、陈尹氏、任某14四人继承，每人各继承811号房屋1/56份额，任全江所继承的份额由任某7（1960）全部代位继承，即任某7继承881号房屋1/56份额。陈尹氏所继承的份额由陈某2、陈某4、陈某3、陈某5四人继承，每人各继承881号房屋1/224份额；刘某共继承享有811号房屋4/7份额（1/2+1/14）；任某5继承享有811号房屋1/14份额，同时因刘某表示愿意将其拥有或继承的份额赠与给任某5所有，故任某5共享有9/14份额（4/7+1/14）。涉案811号房屋已签订安置补偿协议，因此对于涉案811号房屋的拆迁利益，原告任某1、任某2、任某3、任某4各继承1/14份额，任某12、任某14、任某7（1960）各继承1/56份额；陈某2、陈某4、陈某3、陈某5各继承1/224份额；任某5继承享有9/14份额。 一审判决：一、原任全举名下位于青岛市城阳区房屋的拆迁利益由原告任某1、任某2、任某3、任某4各继承1/70份额；由被告任某5继承享有13/14份额；由被告任某12、任某14、任某7（1960）各继承1/280份额；由被告陈某2、陈某4、陈某3、陈某5各继承1/1120份额；二、原刘某名下位于青岛市城阳区房屋的拆迁利益由原告任某1、任某2、任某3、任某4各继承1/14份额；由被告任某5继承享有9/14份额；由被告任某12、任某14、任某7（1960）各继承1/56份额；由被告陈某2、陈某4、陈某3、陈某5各继承1/224份额。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继承纠纷。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上诉与答辩，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一、一审法院认定分家单有效，据此判决前阳社区461号房屋中的西四间已由任某5分得是否正确。二、一审法院认定代书遗嘱无效，对前阳社区811号房屋进行析产后予以法定继承是否正确。 焦点一，经查，在一审法院（2017）鲁0214民初1152号案件审理过程中，任某1、任某2、任某3、任素萍与刘某、任某5就涉案分家单以及代书遗嘱中任全举签名的真实性存有争议，双方均向一审法院提交鉴定申请。一审法院先后委托青岛联科司法鉴定所、青岛正源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最终，青岛正源司法鉴定所倾向认为分家单以及代书遗嘱中任全举签名与提供的样本上本人的签名是出自同一人的笔迹。后因部分继承人的身份信息不明确，任某1、任某2、任某3、任素萍以诉讼主体不适格，遗漏了必要的诉讼主体为由，向一审法院申请驳回起诉。一审法院作出（2017）鲁0214民初1152号民事裁定书，驳回了任某1、任某2、任某3、任素萍的起诉。该裁定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本院认为，在刘某、任某5就涉案分家单以及代书遗嘱中任全举签名的真实性申请重新鉴定，并出具了明确的鉴定意见后，任某1、任某2、任某3、任素萍自愿申请驳回起诉，应当视为对本次诉讼主张的撤回，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应由任某1、任某2、任某3、任素萍承担。一审法院据此采信青岛正源司法鉴定所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1994年11月20日分家单的记载，任全举作为一家之主对前阳社区461号房屋以及乐安支路4号1单元702户房屋进行了权利处分，由长子任某5取得了前阳社区461号五间房屋中的西四间，由次子任华敦（任某6）取得了乐安支路4号1单元702户房屋。该分家单系任全举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应属有效。任某1、任某2、任某3、任素萍质疑分家单的真实性，认为即使分家单有效，也仅仅处分了房屋的居住权，并不涉及房屋的所有权。本院认为，结合分家单中由任某5承担7,000元结婚债务的内容，以及我国农村关于分家的传统习惯，应当认定任某5、任华敦（任某6）分得了相关房屋的所有权。此后，任华敦（任某6）对乐安支路4号1单元702户房屋的自由处分也印证了相关事实。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分家事实成立，前阳社区461号房屋中的西四间已经由任某5分家取得证据充分，本院予以确认。前阳社区461号房屋中的东一间，依据分家单属于任全举、刘某共同共有，其中一半属于任全举的遗产，应由其继承人进行法定继承。 焦点二，关于代书遗嘱的效力。本院认为，我国继承法对代书遗嘱的生效条件进行了严格规定。涉案遗嘱明显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且代书人韩同令及口头遗嘱见证人肖某与遗嘱继承人刘某、任某5存在明显的利害关系。一审法院未采信该代书遗嘱，判决相关继承人对前阳社区811号房屋中属于任全举的遗产部分予以法定继承于法有据，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所述，任某1、任某2、任某3、任素萍与任某5的上诉主张均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对任全举遗产范围及继承份额的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一审法院根据相关财产的取得情况，由相关当事人酌情分担鉴定费用亦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970元，由上诉人任某1、任某2、任某3、任素萍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9,370元，由上诉人任某5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彭虎成 审判员  魏 文 审判员  张立宁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七日 法官助理 包福龙 书记员肖梦琦 书记员侯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