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新28民终24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学智，男，1957男1月1日出生，汉族，现住江苏省徐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刚毅，男，1966年12月10日，汉族，住江苏省徐州市，系李学智弟弟。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新利，新疆智萃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和平，男，汉族，1976年4月30日出生，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尉犁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克勤，尉犁县尉犁镇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 原审被告：周建超，男，1976年3月3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尉犁县。 原审被告：刘玉玲，女，1976年4月30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尉犁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陇河，新疆智萃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学智因与被上诉人王和平，原审被告周建超、刘玉玲产品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尉犁县人民法院（2019）新2823民初6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李学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刚毅、马新利，被上诉人王和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克勤，原审被告周建超，刘玉玲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陇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学智上诉请求：撤销（2019）新2823民初62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驳回被上诉人王和平要求上诉人与周建超、刘玉玲向被上诉人王和平赔偿棉花衣分差价损失53,537元。理由：1.被上诉人王和平将上诉人列为一审被告系主体错误，被上诉人王和平在一审中也没有证据证明上诉人给其卖过棉种。2.被上诉人王和平在一审中没有证据证明2016年种植的棉花品种就是“苏丰一号”所以被上诉人王和平主张使用的是“苏丰一号”并产生衣分损失是没有基本事实依据的。3.尉犁县2016年棉花平均亩产不足300千克每亩，被上诉人种植的“苏丰一号”平均单产为409.04千克每亩，因此被上诉人王和平不仅没有损失而且还远超过尉犁县平均亩产。4.一审中关于衣分损失的认定有错误。棉花收购站在收购棉花时，只收籽棉，不收皮棉，单价也是以每公斤籽棉为计算单位，价格构成如下：一公斤衣分40%的籽棉价格为5元，衣分每增加1%，籽棉收购价格增加0.1元。一审则以籽棉重量*衣分*15元每公斤皮棉来认定衣分差价损失，无事实依据，与实际收购棉花情形不符。5.被上诉人恶意诉讼。一审被告周建超、刘玉玲欠上诉人种子款，上诉人没有对周建超、刘玉玲提起诉讼要求他两人给上诉人偿还种子款之前，被上诉人王和平从来没有向上诉人提起过“苏丰一号”棉种出现过质量问题及棉农要求赔偿损失的问题，上诉人对被上诉人王和平提起偿付种子款的诉讼胜诉后，被上诉人才提起了对上诉人以及被告周建超、刘玉玲赔偿种子质量问题的诉讼。在一审诉讼中被告周建超、刘玉玲对上诉人所有的主张和法庭举证时提供的证据均无异议，足以说明被上诉人与周建超、刘玉玲串通恶意诉讼；六、一审中认定的皮棉价格没有法律依据，二十参考网上皮棉交易数据，即便是网上皮棉交易的数据，也应去掉籽棉加工成皮棉的加工费用；七、棉花种子的质量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的规定及业内标准，包括种子的纯度、发芽率、净度，而不是指棉花的衣分。上诉人承诺保证种子的质量，也就是上述所说的三项指标，一审中认定上诉人种子存在质量问题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 王和平辩称，1.上诉人第一点和第二点理由前后矛盾，没有卖过棉种和没种过“苏丰一号”是矛盾的。一审答辩时上诉人向法庭提交了上诉人2016年4月1日的承诺书，上诉人承诺“凡是周建超销售的‘苏丰一号’种子出现质量问题，由我承担经济责任”。周建超在庭审中已经认可2016年4月9日答辩人购买“苏丰一号”种子750公斤，收到种子款15,000元。答辩人提交的以上证据足以证明上诉人销售给答辩人“苏丰一号”种子的事实存在，也证明了答辩人2016年种植棉花品种就是“苏丰一号”；2.2016年尉犁县棉花平均产量为300公斤每亩，上诉人有意混淆了单位概念，尉犁县农业局公布的棉花单产产量是皮棉产量，不是籽棉产量；3.收购站只收籽棉不收皮棉的问题。衣分每增加1%，籽棉收购价格增加0.1元。但是如果衣分少1%，籽棉收购价格也要减少0.1元。上诉人承诺衣分能达到44%至46%，衣分达不到就要承担减少衣分损失的赔偿责任，一审判决合法合理；4.被上诉人恶意诉讼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5.一审中上诉人并没有提到皮棉价格，且对答辩人提交的网上交易皮棉价格数据的证据没有提出抗辩意见，视为上诉人一审已经默认皮棉网上的交易价格；6.事实上“苏丰一号”种子与上诉人承诺的品种特性、衣分要求存在差距，因此应予赔偿。 周建超述称：李学智，李刚毅以公司名义在尉犁县召集农民繁殖销售棉绒，对方称经农业部门备案，但实际上销售种子没有任何手续，上诉人是以私人名义承诺的，应该按照承诺书的承诺赔偿。 刘玉玲述称：该种子由上诉人卖给周建超，再由周建超卖给王和平，产生的纠纷与我无关，请求法院依法判决。 王和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棉花产量损失（每亩损失15公斤×7.2元×280亩）=30,240元，棉花衣分差价损失（3,937.66公斤×15元）=59,064.9元，合计89,304.9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6年3月被告周建超、李学智在尉犁县湘川餐厅召集原告和十几户棉农吃饭，宣传并推销其加工的“苏丰一号”棉种，被告李学智口头承诺销售的棉种属于合法棉种，还发了“苏丰一号”棉种宣传单，被告李学智当众书面承诺：“凡周建超销售的‘苏丰一号’种子，如出现质量问题，由我承担经济责任。”原告2016年购买了750公斤（30袋×25公斤/袋）“苏丰一号”棉种，原告共计付现金15,000元，被告周建超出具了收条。2016年原告种植了280亩地“苏丰一号”棉种的棉花，棉花播完后原告才知道被告卖给原告的“苏丰一号”种子是非法的“三无产品”。2016年5月初到7月底因棉种带有枯萎病病菌，棉花苗陆续死亡，造成原告种植的280亩棉花减产4200公斤（每亩最少减产15公斤，籽棉平均价7.2元／公斤，产量损失30,240元）。棉花衣分损失59,064.9元（被告承诺衣分44%-46％，实际衣分平均不到39％，最少差4个衣分。原告衣分差价是3937.66公斤，平均皮棉价为15元），共计损失：89,304.9元。原告多次给两被告打电话，被告李学智（4月份回江苏）电话说“让周建超用药物处理。”被告周建超2016年5月至8月多次到地里看过棉花，每次都承诺等李学智来就解决。被告周建超与刘玉玲系夫妻关系，周建超棉种经营收入用于维持家庭生活，被告刘玉玲应当承担连带责任。2017年11月30日原告和30多户棉农多次找被告周建超，被告周建超承诺并保证“近期处理损失问题。”因其久拖不予赔偿，无奈诉至法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3月底，周建超、李学智召集包括原告王和平在内等农户向其宣传“苏丰一号”棉种，所散发的“苏丰一号”宣传单载明：一、品种特性，中熟品种，生育期130天左右，枝株塔形，茎杆粗壮，中花单铃重7.5克左右，衣分44%-46％，纤维长度28-30mm，马克隆值4.7，霜欠花率93％，吐絮畅、好捡花，抗棉铃虫，红铃虫，抗枯萎，耐黄萎等。二、栽培要点，4月5日-20日播种，一般肥力棉田每亩8000-10000株。科学灌溉施肥，株高控制在80cm，7月上旬打顶结束。售后服务承诺，凡购买“苏丰一号”，播种时不得混合，如出现黄萎枯萎病供种方提供预防指导，衣分在尾期可达40％以上……等。2016年4月1日李学智在宣传单的背面出具承诺书，“凡周建超销售的‘苏丰一号’种子，如出现质量问题，由我承担经济责任。承诺人李学智（江苏徐州铜山王套村）”。 2016年4月9日，原告王和平向被告周建超购买了“苏丰一号”棉种750公斤，并支付棉种款15,000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棉花目标价格改革信息平台显示王和平2016年种植280亩，细绒棉折合单产409.04公斤／亩。共销售16车棉花，重量、衣分分别为1.2016年11月14日重量5400公斤、衣分38％，单价7.02元。2.2016年11月20日重量2240公斤，衣分36％、单价5.9元。3.2016年11月5日重量5860公斤，衣分38.5％、单价7.05元。4.2016年11月1日重量5160公斤，衣分39％、单价7.2元。5.2016年10月29日重量6060公斤，衣分38.7％、单价7.17元。6.2016年10月27日重量4240公斤，衣分39.7％、单价7.17元。7.2016年10月26日重量4380公斤，衣分40％、单价7.2元。8.2016年10月25日重量4620公斤，衣分40％、单价7.2元。9.2016年10月24日重量5240公斤，衣分40％、单价6.9元。10.2016年10月17日重量5700公斤，衣分39.8％、单价7.48元。11.2016年10月10日重量6260公斤，衣分40.8％、单价7.68元。12.2016年10月6日重量5460公斤，衣分41％、单价7.6元。13.2016年9月19日重量6560公斤，衣分41％、单价7.3元。14.2016年9月22日重量5760公斤，衣分40.6％、单价7.26元。15.2016年9月24日重量9020公斤，衣分40.2％、单价7.12元。16.2016年10月15日重量6080公斤，衣分38.7％、单价7.5元。原告种植被告提供的“苏丰一号”棉种，原告销售的籽棉平均价格为7.17元。2017年11月30日周建超给原告出具保证书，“尉犁县种植‘苏丰一号’棉种的农户，2016年种植我们‘苏丰一号’棉种的用户，凡棉花衣分达不到李学智承诺的标准，造成棉花衣分损失，我和李学智已商量，近期就来我县解决损失事宜。保证人，周建超”。 另查明，案涉的“苏丰一号”棉种，系2014年4月16日湖南隆平高科亚华棉油种业有限公司（甲方）与李学智（乙方）签订杂交棉种生产合同。李学智通过案外人周建伟联系到被告周建超销售“苏丰一号”，经与被告周建超协商，被告李学智将棉种以邮寄的方式送至新疆尉犁县，被告周建超收到棉种后对外销售。2016年3月28日周建超给李学智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李学智棉种共计：贰拾叁吨陆佰（23600）公斤，计944袋”等内容。后被告周建超陆续给付原告棉种款75,000元，并退回棉种4225公斤。收条在（2017）苏0312民初10498号卷中。被告周建超和李学智因案涉的“苏丰一号”棉种款发生纠纷，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25日依法作出（2017）苏0312民初10498号民事判决。该判决内容载明“关于合同效力问题，李学智将合法培育的棉种出售给周建超，周建超辩称因李学智未取得种子销售许可，涉案合同系无效合同。对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规定，除本法另有规定外，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无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或者违反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规定生产、经营种子。因此本案中李学智未取得种子经营许可证而将棉种对外销售，该行为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涉案买卖合同应属于无效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返还必要的应当折价赔偿。依据上述法律规定，虽然涉案买卖合同无效，但因对外销售的棉种系合法培育形成，涉案棉种已由被告周建超对外销售完毕，无返还的可能，并且被告周建超就收到棉种向原告出具收条，被告周建超应将尚欠棉种款给付原告”。该判决向被告周建超、李学智送达后，周建超，刘玉玲上诉，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现已生效。 再查明，被告周建超与被告刘玉玲原系夫妻关系，在新疆尉犁县共同生活，于2018年1月31日离婚。被告刘玉玲参与了案涉棉种的部分销售工作。 一审法院认为，一、对被告李学智是否为本案适格主体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三条规定的“经营者为消费者提供其生产、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服务，应当遵守本法；本法未作规定的，应当遵守其他有关法律、法规。”本案是因棉种是否符合所宣传的质量、性能引起的诉讼。被告李学智是案涉棉种的经营者，属于本案适格主体，对被告李学智提出其不是本案适格主体的辩解意见，不予采纳。二、对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其棉花减产损失30,240元的诉讼请求。庭审中原告出示的是其2016年和2017年棉花产量的对比证据，该证据只能证明原告2017年的棉花产量比2016年的棉花产量多，不能直接证明2016年棉花产量比2017年少，系“苏丰一号”棉种存在质量问题所致。影响棉花产量的因素有很多，除品种以外，种植模式、播种期的早晚，土壤肥力，管理水平，投入的肥料和人工、天气等因素都会影响棉花的产量。对被告该项的辩解意见，本院予以采纳；对原告仅依2016年和2017年棉花产量多少的证据，拟证明2016年棉花产量减产应由被告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三、对原告要求三被告赔偿其棉花衣分差价损失59,064.9元的诉讼请求。被告周建超、李学智在向包括原告在内的农户宣传销售案涉的“苏丰一号”棉种过程中，所散发的宣传资料中宣称“苏丰一号”棉花衣分为44％-46％，并且被告李学智以书面承诺书形式再次向农户承诺“凡周建超销售的‘苏丰一号’种子，如出现质量问题，由我承担经济责任。”原告庭审中出示的其2016年销售的16车棉花衣分为36％-40％，未达到被告承诺的最低衣分44％。《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条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原告要求被告李学智承担其棉花衣分的损失有法可依，本院予以支持。籽棉检验过程中，将籽棉轧成皮棉才能检验出棉花衣分，对原告提出棉花衣分应按皮棉计算的主张，予以采纳。原告棉花衣分损失应为：1.2016年11月14日重量5400公斤，衣分38％，5400公斤×衣分38％=2052公斤，5400公斤×承诺最低衣分44％=2376公斤，即2376-2052=324公斤。2.2016年11月20日重量2240公斤，衣分36％，即2240公斤×衣分36％=806.4公斤，2240公斤×承诺最低衣分44％=985.6公斤，即985.6公斤-806.4公斤=179.2公斤。3.2016年11月5日重量5860公斤，衣分38.5％，5860公斤×衣分38.5％=2256.1公斤，5860公斤×承诺最低衣分44％=2578.4公斤，即2578.4公斤-2256公斤=322.3公斤。4.2016年11月1日重量5160公斤，衣分39％，5160公斤×衣分39％=2012.4公斤，5160公斤×承诺最低衣分44％=2270.4公斤，即2270.4公斤-2012.4公斤=258公斤。5．2016年10月29日重量6060公斤，衣分38.7％，6060公斤×衣分38.7％=2345.22公斤，6060公斤×承诺最低衣分44％=2666.4公斤，即2666.4公斤-2345.22公斤=321.18公斤。6.2016年10月27日重量4240公斤，衣分39.7％，4240公斤×衣分39.7％=1683.28公斤，4240公斤×承诺最低衣分44％=1865.6公斤，即1865.6公斤-1683.28公斤=182.32公斤。7.2016年10月26日重量4380公斤，衣分40％，4380公斤×衣分40％=1752公，4380公斤×承诺最低衣分44％=1927.2公斤，即1927.2公斤-1752公斤=175.2公斤。8.2016年10月25日重量4620公斤，衣分40％，4620公斤×衣分40％=1848公斤，4620公斤×承诺最低衣分44％=2032.8公斤，即2032.8公斤-1848公斤=184.8公斤。9.2016年10月24日重量5240公斤，衣分40％，5240公斤×衣分40％=2096公斤，5200公斤×承诺最低衣分44％=2305.6公斤，即2305.6公斤-2096公斤=209.6公斤。10.2016年10月17日重量5700公斤，衣分39.8％，5700公斤×衣分39.8％=2268.6公斤，5700公斤×承诺最低衣分44％=2508公斤，即2508公斤-2268.6公斤=239.4公斤。11.2016年10月10日重量6260公斤，衣分40.8％，6260公斤×衣分40.8％=2554.08公斤，6260公斤×承诺最低衣分44％=2754.4公斤，即2754.4公斤-2554.08公斤=200.32公斤。12.2016年10月6日重量5460公斤，衣分41％，5460公斤×衣分41％=2238.6公斤，5460公斤×承诺最低衣分44％=2402.4公斤，即2402.4公斤-22238.6公斤=163.8公斤。13.2016年9月19日重量6560公斤，衣分41％，6560公斤×衣分41％=2689.6公斤，6560公斤×承诺最低衣分44％=2886.4公斤，即2886.4公斤-2689.6公斤=196.8公斤。14.2016年9月22日重量5760公斤，衣分40.6％，5760公斤×衣分40.6％=2338.56公斤，5760公斤×承诺最低衣分44％=2534.4公斤，即2534.4公斤-2338.56公斤=195.84公斤。15.2016年9月24日重量9020公斤，衣分40.2％，9020公斤×衣分40％=3608公斤，9020公斤×承诺最低衣分44％=3968.8公斤，即3968.8公斤-3608公斤=360.8公斤。16.2016年10月15日重量6080公斤，衣分38.7％，6080公斤×衣分38.7％=2352.96公斤，6080公斤×承诺最低衣分44％=2675.2公斤，即2675.2公斤-2352.96公斤=322.24公斤。以上合计3835.8公斤，即3835.8公斤×15元／公斤的皮棉价（2016年新疆皮棉销售价格为15,300元／吨，皮棉每公斤为15.3元，原告选择15元）=57,537元。四、本案责任承担方面。被告周建超和李学智均是案涉棉种的经营者，应承担经营者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造成消费者财产损害的，应当依照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承担修理、重作、更换、退货、补足商品数量、退还货款和服务费用或者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被告周建超和李学智应共同承担本案的赔偿责任。被告刘玉玲与被告周建超在本案棉种销售期间系夫妻关系，并且参与了本案棉种销售工作，被告刘玉玲作为当时被告周建超的妻子和实际销售者，应当与被告周建超、李学智共同承担本案的赔偿责任。对被告刘玉玲提出其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辩解意见，不予采信。遂判决：一、被告周建超、刘玉玲、李学智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赔偿原告王和平棉花衣分差价损失57,537元。二、驳回原告王和平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李学智提供国家标准关于棉花衣分的检测标准和检测标准方法以及计算方法；（2019）苏民申7274号民事裁定书；王和平2015年至2019年卖棉花平均衣分含量，证实王和平种植的棉花种子不是“苏丰一号”，且被上诉人王和平种植棉花衣分率计算不符合国家标准，其损失不能作为定案依据。被上诉人对国家标准关于棉花衣分的检测标准和检测标准方法以及计算方法予以认可，新疆所有收购棉花厂均按国家标准计算棉花衣分率。对（2019）苏民申7274号民事裁定书予以认可，该证据能够证明原审被告周建超向被上诉人王和平销售的是“苏丰一号”。被上诉人王和平对2015年至2019年卖棉花平均衣分含量予以认可，但认为2016年被上诉人种植“苏丰一号”，2016年衣分率应达到上诉人承诺的44％-46％。原审被告周建超、刘玉玲对上诉人李学智提供的证据真实性均予以认可，证明问题不予认可。对于上诉人提供的国家标准关于棉花衣分的检测标准和检测标准方法系行业标准本院予以采信。对于（2019）苏民申7274号民事裁定书能够证明上诉人李学智与原审被告周建超之间存在“苏丰一号”棉种买卖合同关系，且原审被告周建超能够证明被上诉人王和平种植该棉种的事实，故对上诉人李学智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对于被上诉人王和平2015年至2019年卖棉花平均衣分含量登记表，本案涉及棉花衣分含量为2016年度，上诉人李学智提供的棉花衣分含量与本案无关联性，故本院不予采信。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相同。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上诉人李学智主体是否适格；二、被上诉人王和平请求棉花衣分差价是否有事实及法律依据。 对于争议焦点一，本案为产品责任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三条规定的“经营者为消费者提供其生产、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服务，应当遵守本法；本法未作规定的，应当遵守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上诉人李学智、原审被告周建超向出具的“保证书”、“承诺书”足以证实被上诉人王和平种植的棉种为“苏丰一号”，上诉人李学智、原审被告周建超作为“苏丰一号”棉种经营者对消费者造成损失的应予承担责任，因此上诉人李学智作为本案主体适格。对于争议焦点二，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法院作出的已生效（2017）苏0312民初10498号民事判决书中认定上诉人李学智经营的“苏丰一号”在未取得销售许可证的情况下进行销售，属于无证销售。上诉人李学智作为棉种经营者向消费者宣传棉种衣分率能达到44%-46％，棉种衣分率的高低与种子表面单位的纤维数、长短、粗细成正比，与种子重量成反比，庭审中上诉人李学智未能提供其经营的棉种衣分率达到其承诺要求的证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条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棉花衣分率在籽棉检验过程中，将籽棉轧成皮棉才能检验出棉花衣分，上诉人李学智未能提供被上诉人王和平销售皮棉时计算衣分率未按国家标准计算的证据，因此被上诉人王和平要求上诉人李学智承担其棉花衣分的损失有法可依，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证据充分，故对上诉人李学智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238.43元，由上诉人李学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敖登高娃 审判员 王 俊 莲 审判员 沙 仁 娜 二〇二〇年九月五日 书记员 张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