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404民初400号原告:李金林，男，1977年7月27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原告:许鸣，男，1974年11月3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原告:罗亚萍，女，1961年8月15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原告:周利群，男，1971年4月11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原告:徐汉东，男，1974年10月10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原告:王卓惠，女，1980年3月25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原告:吴南伟，男，1971年4月14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原告:王强，男，1978年1月23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原告:钱文忠，男，1968年5月2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原告:徐琴，女，1969年5月23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原告:王秋蓉，女，1975年8月25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原告:吴凤妹，女，1963年2月19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原告:万荣娟，女，1957年8月13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原告:金卫民，男，1971年4月11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原告:高淑君，女，1963年11月10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戚墅堰区。原告:张明珠，女，1967年5月25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原告:吴慧倩，女，1967年4月12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原告：邹霞燕，女，1959年5月5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原告:邵文成，男，1967年4月10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戚墅堰区。原告:王叶平，男，1969年11月10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原告:王梅芳，女，1966年5月24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原告:俞惠民，男，1950年12月16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众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潘芳英，江苏东晟律师事务所律师。众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质文，江苏东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余荣汉，男，1942年11月26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被告:杨江金，男，1969年7月28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郝秀凤，北京市盈科（常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婧妍，北京市盈科（常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垒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04266020172，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湖滨南路**。法定代表人：蔡永太，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于玉芳，江苏博爱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坤，江苏博爱星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第三人：汪永权，男，1970年3月11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第三人：刘小玲，女，1973年7月26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第三人：周剑峰，男，1974年5月16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第三人：史晓伟，男，1971年2月15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第三人：严黎明，男，1959年2月24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第三人：金新华，男，1971年8月19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第三人：陆惠明，男，1957年10月23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第三人：陶文玉，女，1963年6月6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第三人：胡瑛，女，1963年10月13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第三人：廖琼，女，1973年8月11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第三人：叶建平，男，1957年8月7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第三人：宋文英，女，1957年7月5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第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文英，概况同上。原告李金林、许鸣、罗亚萍、周利群、徐汉东、王卓惠、吴南伟、王强、钱文忠、徐琴、王秋蓉、吴凤妹、万荣娟、金卫民、高淑君、张明珠、吴慧倩、邹霞燕、邵文成、王叶平、王梅芳、俞惠民诉被告余荣汉、杨江金、垒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垒知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13日立案受理。在本案审理中，本院依法追加汪永权、刘小玲、周剑峰、史晓伟、严黎明、金新华、陆惠明、陶文玉、胡瑛、廖琼、叶建平、宋文英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并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潘芳英、周质文，被告余荣汉、杨江金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郝秀凤、杨婧妍，被告垒知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于玉芳、杨坤，第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文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因被告余荣汉、杨江金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平台披露的《关于公司股票恢复转让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15)侵犯了原告的权益，请求判令赔偿原告损失暂计2万元；2.判令被告垒知公司继续履行《股权合作意向书》（编号为20171226）；3.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在审理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余荣汉、杨江金未经原告同意终止《股权合作意向书》（编号为20171226），赔偿原告损失暂计2万元；2.判令解除原告委托被告余荣汉、杨江金与被告垒知公司签订的《股权合作意向书》（编号为20171226），并没收被告垒知公司500万元定金；3.被告余荣汉、杨江金、垒知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告等股东委托余荣汉、杨江金作为转让方，将各自持有的常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州建科院）的股权在60%范围内转让给垒知公司。余荣汉、杨江金与垒知公司在2017年12月27日签订了《股权合作意向书》（编号为20171226）。该《股权合作意向书》第2.8条：“定金：本意向书签订后十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人民币（大写）五佰万元作为定金，乙方同意定金支付至标的公司银行账户，该账户由标的公司和甲方共同管理。”《股权合作意向书》签订后，被告三向标的公司支付定金500万元。余荣汉、杨江金虽然是因为垒知公司的违约而终止履行《股权合作意向书》（编号为20171226），但未经原告同意，导致原告诉至法院，造成律师费用2万元。经开庭审理，原告在余荣汉、杨江金庭审中的答辩及举证得知，垒知公司提出正式的《购买资产协议》与《股权合作意向书》（编号为20171226）在责任的承担方式、过渡期损益归属、交易对价的支付对象及支付方式等方面实质性不同，导致无法签订正式协议。《股权合作意向书》（编号为20171226）第11.1条：“任何一方违反本意向书的任何约定均构成违约行为，违约方应当就其违约行为给其他方所造成的全部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垒知公司于2018年3月13日以公告的形式终止履行《股权合作意向书》（编号为20171226），并在2020年7月14日开庭时明确表示不履行《股权合作意向书》（编号为20171226）。由于余荣汉、杨江金、垒知公司庭审中明确表示不履行《股权合作意向书》（编号为20171226），该意向书也不可能再履行。原告作为委托签订该意向书的当事人，根据法律规定，要求法院判令解除原告委托余荣汉、杨江金与垒知公司签订的《股权合作意向书》（编号为20171226）。原告认为，《股权合作意向书》虽然是为签订正式协议的预约合同，但预约合同也是合同，不履行预约合同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根据《股权合作意向书》2.8条的约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当事人签订认购书、订购书、预订书、意向书、备忘录等预约合同，约定在将来一定期限内订立买卖合同，一方不履行订立买卖合同的义务，对方请求其承担预约合同违约责任或者要求解除预约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原告认为垒知公司不履行《股权合作意向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没收垒知公司所支付的500万元定金。被告余荣汉、杨江金辩称：1.余荣汉、杨江金依法积极履行与垒知公司的磋商行为，发布公告行为合法有效。余荣汉、杨江金依据诚实信用原则积极履行磋商义务，积极维护原告和第三人合法权益。余荣汉、杨江金接受原告和第三人委托后，与垒知公司磋商股权收购事宜，磋商过程中积极维护原告合法权益。2017年11月26日和12月4日，余荣汉、杨江金与垒知公司分别签了《股权合作意向书》和《股权合作意向书补充协议》，对垒知公司收购包括原告和余荣汉、杨江金在内的常州建科院60%股权及剩余股权收购事宜达成协议。协议签订后，垒知公司在估值和净利润等方面提出了重大变更，但是为促成本次交易，2017年12月27日，余荣汉、杨江金和垒知公司又签订了一份《股权合作意向书》。在该意向书签订后，余荣汉、杨江金依据意向书与垒知公司共同委托了评估机构和会计师事务所，积极配合垒知公司进行资产评估和净利润审计。但是在上述审计报告和评估报告均未出具的前提下，垒知公司因急于复牌要求余荣汉、杨江金与其提前进行磋商，余荣汉、杨江金本着友好的态度和诚意积极配合。但是，2018年1月10日，余荣汉、杨江金收到其正式的股权转让协议文本后，发现其协议文本对剩余股份的收购、三年净利润和标的公司估值等实质性条款作了实质性变更，且增加了违法条款。为此，余荣汉、杨江金为维护原告等股东权益，积极与垒知公司进行磋商谈判，但是垒知公司不仅不同意余荣汉、杨江金提出修改意见，相反却在2018年2月2日发律师函，要求余荣汉、杨江金在审计报告、评估报告均未出具的前提下，于收函后5日内签订余荣汉、杨江金尚未与其达成一致的本约合同《资产购买协议》及《购买资产之盈利及减值补偿协议》。更为严重的是，在意向书约定6个月有效期尚未达到一半时间的情况下，垒知公司居然在2018年3月13日发布公告称放弃本次收购。鉴于垒知公司已经先于余荣汉、杨江金发布公告且证监会对此事的关注，余荣汉、杨江金不得不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平台披露的《关于公司股票回复转让的公告》，一方面维护标的公司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积极寻求妥善解决本次收购后续事宜途径。余荣汉、杨江金认为，终止本次收购系因垒知公司违约磋商并单方面终止意向书后，余荣汉、杨江金为减小原告及各方损失作出的正确选择，余荣汉、杨江金发布公告终止意向书是基于垒知公司违约行为不得已而为之，同时也是维护包括原告在内的股东权益。2.《股权合作意向书》（编号20171226）的性质系预约合同，该意向书因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而终止。该意向书第5条约定：意向书及其内容和条件自签署之日起6个月内有效，即自2017年12月27日至2018年6月26日止，余荣汉、杨江金与垒知公司在此期限内就股权转让事宜充分磋商；另外，该意向书第12.2条约定：“无论本意向书的其他条款如何规定，若在本意向书约定的期限到期时，双方未能签订正式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股权转让协议或延期协议，则本意向书将被视为终止”，因余荣汉、杨江金与垒知公司未在2018年6月26日前就案涉股权交易达成一致，也未签订延期限期协议，该意向书履行期限已经届满并终止。3.垒知公司存在恶意磋商行为，严重违反了意向书约定，不仅应没收定金，还应当向原告及余荣汉、杨江金和第三人赔偿损失。垒知公司恶意磋商，在本约磋商过程中提出多个增加原告和余荣汉、杨江金义务的条款，且对意向书已决条款进行多个实质性变更，其行为已经构成违约，依法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从垒知公司与余荣汉、杨江金签订意向书的过程看：垒知公司与余荣汉、杨江金共签订两份意向书，2017年11月26日第一份意向书签订后，垒知公司在同年12月突然对标的公司估值和净利润提出重大变更，即将估值从6.5亿降为6亿，三年净利润从1.2亿增加为1.65亿，余荣汉、杨江金为此与垒知公司积极磋商，但是垒知公司非常强势，提出要么按照以上条件签约，要么终止收购。余荣汉、杨江金本着诚信和善意，为达到重组成功目的，在2017年12月27日与其签订编号为20171226的第二份意向书。然而，令余荣汉、杨江金万万没想到的是，垒知公司居然在本约文本中又提出十几条超出意向书约定且令余荣汉、杨江金无法接受的条款。这些条款不仅与意向书大相径庭，且增加了余荣汉、杨江金和原告的义务，甚至部分条款违反法律规定。从垒知公司提供的本约合同《购买资产协议》和《购买资产之盈利及减值补偿协议》文本来看：垒知公司根本就没有与余荣汉、杨江金达成收购的诚意。2017126号意向书第4条、第7.2条等多个条款均明确约定了在尽职调查、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出具后签订正式股权转让协议和其他文件，这不仅符合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条件，也是确定标的公司估值和净利润数额的基本依据。而垒知公司却无视该约定，在审计、资产评估报告均未出具的前提下，大大降低对标的公司估值、增加转让主体甚至增加了多个未授权的转让主体，且对余荣汉、杨江金提出的剩余股权收购等修改意见置之不理，更为严重的是，竟然在未协商一致的前提下，强行要求余荣汉、杨江金与其签订本约。垒知公司不顾意向书对于磋商6个月期限的约定，在2018年2月2日致律师函于余荣汉、杨江金，要求余荣汉、杨江金在收到律师函后五日内与其确定收购方案，签署交易协议，否则要承担违约责任。余荣汉、杨江金百思不得其解，意向书有八处都约定了尽职调查结束后15日内签订正式合同，且双方的磋商期限至少6个月，而垒知公司却如此迫切、强势无商量余地的要求余荣汉、杨江金在意向书签订后一个多月内就必须签订未协商一致的正式文本，究其答案只有一个，其根本无诚意与余荣汉、杨江金达成本次收购。综上，余荣汉、杨江金依法依约履行义务，垒知公司自始至终没有与余荣汉、杨江金进行重大资产重组的诚意，不仅欺骗了余荣汉、杨江金和原告，也严重违反了余荣汉、杨江金与其签订的意向书约定和相关法律规定，其行为已经构成违约，依法应承担丧失定金和赔偿损失等法律责任。被告垒知公司辩称：1.本案案由错误。从原告的诉状来看，原告是因为与被告余荣汉、杨江金的委托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本案的案由应为“委托合同纠纷”，而不应当定为“与公司有关的纠纷”。2.垒知公司不能作为本案的被告。无论原告是否变更诉讼请求，原告都不能将垒知公司作为本案的被告。无论是否变更诉讼请求，原告与被告余荣汉、杨江金的纠纷系委托合同纠纷，原告与垒知公司之间无合同关系。这是两个案由，不符合共同诉讼要件。应当驳回原告对垒知公司的起诉。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为二人以上，其诉讼标的是共同的，或者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并经当事人同意的，为共同诉讼”，对于诉讼标的是共同的，为必要共同诉讼；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并经当事人同意的，为普通共同诉讼。原告第1项诉讼请求涉及的关系为超越代理权限发生的侵权赔偿关系，对应的当事人为原告与被告余荣汉、杨江金，与垒知公司没有任何关联。原告第二项诉请为解除《股权合作意向书》并没收定金，原告并不是《股权合作意向书》的相对人，无权提出该项请求。即使有权提出第二项诉请，该诉请于第一项诉请也属于不同的诉讼标的。因此，本案因涉及不同的诉讼标的，不属于法律规定的诉讼标的是共同的或同一种类而可以并案审理的情况。而且，即使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还需满足当事人同意的条件，而垒知公司一直明确表示不同意合并审理。另外，原告的第二项诉请主张“解除《股权合作意向书》以及没收500万元定金”，从法律关系而言，被告余荣汉、杨江金是常州建科院的大股东、实际控制人，也是《股权合作意向书》的签署人，对原告该项诉讼请求享有直接的利害关系，理应追加成为原告或者至少是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但余荣汉、杨江金却只能作为被告参加诉讼，明显有悖法理，使得本案成为一个怪胎，造成该荒诞局面的罪魁祸首就是由于原告强行将两种没有关联的案件合并起诉。3.垒知公司请求传唤22名原告全部到庭陈述案件事实。鉴于原告与被告余荣汉、杨江金存在恶意串通虚假诉讼的嫌疑，垒知公司已向有关部门进行举报。因此，请求法庭传唤22名原告到庭陈述案件事实，并就原告与被告余荣汉、杨江金之间是否真实的诉讼进行审理。综上所述，垒知公司希望法庭查明事实，驳回原告对垒知公司的起诉，如有虚假诉讼的嫌疑，移送本案。第三人述称：小股东签字都是真实的，第三人同意原告起诉，第三人的意见同原告一致。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举证，本院核实证据后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经审理查明：2017年12月12日，原告及第三人等常州建科院股东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余荣汉、杨江金全权办理持有的常州建科院股份转让给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建科院）事宜，转让股份总额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60%，委托权限包括办理股权转让所需签署的相关意向书、协议、文件等资料，凡受托人在股权转让范围内履行的所有委托事项，委托人均予以承认。2017年12月27日，余荣汉、杨江金（乙方）与厦门建科院（甲方）签订了一份编号为20171226的《股权合作意向书》，约定：乙方合计持有常州建科院42%的股权，已获得超过70%股东授权，常州建科院股东愿意将其合计持有的存在常州建科院60%的股权转让给甲方。转让价格约定如下：以2017年11月30日为常州建科院审计基准日，甲方负责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审计和评估事务所审计与评估，费用由常州建科院承担；交易价格将参照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所列载的股权于评估基准日的评估价格经各方协商后确定；考虑目前的经营状况及未来盈利能力，常州建科院整体预估值上限为60000万元；如约定的净资产或2017年净利润低于约定值，应等比例扣减常州建科院估值；若评估报告的评估价值低于预估值，则按照确定评估价值为公司估值，并以此作为最终交易价格；乙方对股权转让后三年的业绩成长性承诺：2018、2019、2020年度净利润分别不低于4580万元、5500万元、6420万元，2018、2019、2020年每年期末应收账款占当年销售收入的比例均不超过75%。对价支付安排：甲方以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形式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乙方标的资产，70%以发行股份的形式支付，30%以支付现金的方式支付，若70%以发行股份的形式支付未获审核批准，则甲方全部以现金方式支付，乙方收到转让款后60日内用现金购买甲方股票；如甲方股票价格在二级市场波动过大，乙方可以在甲方发出以现金收购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放弃被收购，双方均不承担违约责任；乙方未在约定时间内书面告知甲方放弃被收购的决定，则应接受并履行本协议约定的甲方以现金方式收购和乙方从二级市场购买甲方股票的方案；本意向书签订后十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500万元作为定金，支付至常州建科院账户，甲方和常州建科院共同管理。锁定期安排：本次发行完成后，甲方向乙方发行的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股份锁定期满后，补偿义务人所持甲方的股份应按照30%、30%、40%的比例分三年解除限售。业绩未达标：在业绩承诺期内，若常州建科院当期期末累计实际净利润数额低于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额的90%，乙方应向甲方进行补偿，补偿金优先从当期股权转让价款中扣除；乙方同意，常州建科院在业绩承诺期内任一年度实现的净利润未能达到承诺净利润的65%,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赎回出让给甲方的股权或乙方继续执行股权转让协议，赎回价格为甲方支付给乙方的股权转让款加上年复利10%。本意向书自签署之日起6个月内有效，经双方书面同意可以延长。违反本意向书的任何约定均构成违约，违约方应承担全部损失。本意向书约定的期限到期，双方未能签订正式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股权转让协议或延期协议，本意向书视为终止。上述《股权合作意向书》还约定了实施安排、尽职调查、保密承诺等内容。2018年1月10日、1月16日、1月18日、1月19日，原、被告人员就购买资产协议进行邮件往来，并就相关条款内容进行磋商。2018年1月22日，厦门建科院向原告及余荣汉、杨江金发送《联系函》，载明：厦门建科院已经于2017年12月19日支付交易定金500万元，双方就本次收购进行数次商谈，但仍有少数关键条款未能确定，考虑时间的紧迫性，收购的复杂性，特敦请常州建科院股东给出最后答复意见，尽快敲定交易方案。2018年1月24日，余荣汉、杨江金进行回复，载明：我方已经按照意向书履行相关义务，少数核心条款，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我方已经给出明确意见。2018年2月2日，厦门建科院向余荣汉、杨江金发送律师函，要求余荣汉、杨江金解决公司内部问题，确定收购方案、签署交易协议，若在2018年2月6日前未能完成要求，应双倍返还定金，赔偿损失，承担其他责任。2018年3月13日，厦门建科院发布《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的公告》，载明：公司经与常州建科院股东进行多次沟通，但就本次股权收购正式协议部分重要条款仍然存在较大争议，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公司2018年2月2日向常州建科院实际控制人余荣汉、杨江金发了律师函，督促对方尽快确定收购方案，并根据双方之间的股权合作意向书确定的主要内容签署交易协议。常州建科院实际控制人余荣汉、杨江金于2018年2月10日向常州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请求裁决解除常州建科院与公司双方之间的股权合作意向书。2018年2月13日，公司收到常州仲裁委员会发出的《仲裁通知书》（[2018]常仲字第0054号）。目前，公司已针对该事项启动应对程序。鉴于上述事项，本次常州建科院收购事项无法继续推进，故公司决定放弃本次对常州建科院的收购。2018年3月21日，常州建科院发布《关于公司股票恢复转让的公告》，载明：公司于2017年12月7日披露正在筹划重大事项，自2017年12月8日开市起暂停转让，停牌期间，公司实际控制人与有关方就本次重大事项进行积极筹划与充分沟通，但双方就正式协议部分关键交易条款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公司实际控制人认为该重大事项已无可能继续推进，决定终止该重大事项。经公司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2018年3月22日开市起恢复转让。另查明，在2017年12月27日余荣汉、杨江金与厦门建科院签订《股权合作意向书》之前，余荣汉、杨江金与厦门建科院另签订一份编号为20171126的《股权合作意向书》及补充协议。2017年，常州建科院作为标的公司与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签订《审计业务约定书》，约定由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对常州建科院2015年度、2016年度、2017年1-11月的财务报表进行审计。2017年12月12日，厦门建科院、常州建科院（共同作为委托人）与中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作为受托人）签订了《资产评估委托合同》，约定对常州建科院于评估基准日2017年11月30日经审计后的全部资产及负债进行评估。2018年12月29日，常州建科院与中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备忘录》，约定由常州建科院支付评估费30万元，双方的合同及权利、义务关系终结。2019年9月29日，厦门建科院名称变更为垒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即本案被告垒知公司。庭审中，余荣汉、杨江金认为《股权合作意向书》（编号20171226）已经终止，不同意继续履行；垒知公司认为《股权合作意向书》（编号20171226）有效期已经到了，不同意签订正式的股权转让协议。余荣汉、杨江金、垒知公司均确认500万元定金已支付至常州建科院的账户。本院认为，关于案由问题。民事案件的案由应当依据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来确定，在同一诉讼中涉及两个以上相互牵连的法律关系，应当依据原告主张的基础性法律关系确定案由。本案中，原告主张因余荣汉、杨江金终止《股权合作意向书》（编号20171226），要求余荣汉、杨江金赔偿损失2万元，同时主张解除上述意向书，没收定金500万元，原告诉讼请求系围绕上述《股权合作意向书》的履行确定其诉讼请求，故本院据此确定本案案由为股权转让纠纷。首先，关于原告主张余荣汉、杨江金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本案中，余荣汉、杨江金受原告委托与垒知公司签订《股权合作意向书》（编号20171226），原告的委托行为合法有效，本院予以认定。根据我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的规定，受托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本案中，就终止《股权合作意向书》事项，原告明确是因为垒知公司的违约而终止履行，故不能证明余荣汉、杨江金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原告据此要求余荣汉、杨江金赔偿损失，于法无据。其次，关于《股权合作意向书》（编号20171226）的履行问题。本院认为，余荣汉、杨江金与垒知公司于2017年12月27日签订的《股权合作意向书》（编号20171226），明确了当事人信息、拟转让股权的状况、价款计算方式等，并对将来在一定期限内签订正式的股权转让协议作出了安排，符合预约的法律特征。上述《股权合作意向书》系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应当承担的谈判并缔结本约，即正式的股权转让协议的义务。根据意向书的约定，其有效期为自签署之日起6个月，若双方未能签订正式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股权转让协议或延期协议，意向书视为终止。余荣汉、杨江金与垒知公司未能在上述有效期内签订正式的股权转让协议，也未签订延期协议，故上述《股权合作意向书》（编号20171226）已于2018年6月26日终止。原告主张解除《股权合作意向书》（编号20171226），已无必要，本院不予支持。再次，关于垒知公司支付的500万元定金问题。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九十八条的规定，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不影响合同中结算和清理条款的效力。根据《股权合作意向书》（编号20171226）的约定，违反意向书约定一方须承担违约责任，赔偿对方损失。根据原告相关人员与垒知公司人员的邮件、函件沟通内容，双方未能签订正式股权转让协议的原因在于就部分关键条款双方未能协商一致。故本院认为，双方未缔结正式股权转让协议是双方不能取得一致所造成，这并非因一方原因，而是因不可归责于当事人双方的事由造成，双方对此应互不承担违约责任，故原告应将垒知公司支付的定金予以返还。原告主张没收垒知公司500万元定金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因调解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一条第（七）项、第九十八条、第四百零六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余荣汉、杨江金与被告垒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股权合作意向书》（编号20171226）已于2018年6月26日终止；原告李金林、许鸣、罗亚萍、周利群、徐汉东、王卓惠、吴南伟、王强、钱文忠、徐琴、王秋蓉、吴凤妹、万荣娟、金卫民、高淑君、张明珠、吴慧倩、邹霞燕、邵文成、王叶平、王梅芳、俞惠民、被告余荣汉、杨江金、第三人汪永权、刘小玲、周剑峰、史晓伟、严黎明、金新华、陆惠明、陶文玉、胡瑛、廖琼、叶建平、宋文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被告垒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定金500万元。二、驳回原告李金林、许鸣、罗亚萍、周利群、徐汉东、王卓惠、吴南伟、王强、钱文忠、徐琴、王秋蓉、吴凤妹、万荣娟、金卫民、高淑君、张明珠、吴慧倩、邹霞燕、邵文成、王叶平、王梅芳、俞惠民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4694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有关规定，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审 判 长  王海岸人民陪审员  沙网娣人民陪审员  蒋静南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刘 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