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赣0103民初5708号 原告：龚莉，女，汉族，1973年5月25日生，住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强，江西赣联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3601199910108913。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涛，江西赣联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3601199310909196。 被告：洪城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北京西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100158354810N。 法定代表人：周玉琴。 委托诉讼代理人：翟伟，江西豫章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3601201111091033。 原告龚莉诉被告洪城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30日受理后，依法按照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龚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强、被告洪城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翟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龚莉诉称：原告不服南昌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洪劳人仲案字【2020】第391号仲裁裁决书，依法向贵院提起诉讼，具体事由如下：原告是南昌洪城大厦的老职工之一，勤勤恳恳工作几十年。然而，在2019年11月，被告和洪城大厦江西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凭借企业强势逼迫原告这些老职工签订“甲方栏空白、无甲方公章”的空白合同解除劳动关系，被告一直故意混淆用人单位，试图将其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侵权行为和违反劳动法律法规的违法行为变为合法。劳资纠纷发生后，原告及同事们才发现被告洪城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早在2019年1月就单方面解除了包括原告在内的几十名老职工的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而从2019年1月开始，洪城大厦江西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与原告形成了事实劳动关系，这一点有社保机构调取的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缴费明细单和原告领取工资的银行卡交易明细以及在社保机构调取的洪城大厦江西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解除原告等人劳动关系的决定书为证。在事实、证据这么清楚的情况下，仲裁委员会却偏袒被告，将被告明显违法侵权的行为认定为企业的自主经营管理权。如被告所言，洪城大厦江西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的确室被告的全资子公司，但其有母公司投资后，法律性质为独立法人，它以自己的财产单独对外承担责任，子公司的员工由子公司对其享有权利承担义务，与母公司无关；哪条法律规定，母公司享有在不经劳动者同意的情况下，将与母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的劳动者的用工管理、工资发放、社保缴纳等等全部转移到子公司的自主经营管理权。被告声称2019年11月13日时被告与原告解除劳动关系的说法明显与洪城大厦江西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给社保机构的解除原告劳动关系决定的对外公示内容相冲突，其辩解明显是在逃避责任，与事实不符。原告认为，本案事实、证据充分证明。用人单位主体在2019年1月变更为洪城大厦江西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后，被告实质上已经单方解除了与原告的无固定期限合同，根据法律规定，被告应依法进行赔偿。请求判令：一、被告对其单方解除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行为，按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原告支付赔偿金196023元（28.5个月×3439元×2）；二、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告龚莉提交了如下证据： 证据一、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缴费明细，证明2020年1月9日原告在南昌市社会保险管理中心查询，发现自己社保参保缴纳单位在2019年2月已经变为洪城大厦江西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不再是洪城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证据二、活期明细清单一份，证明经查询，自2019年2月起，原告发放工资的单位变为洪城大厦江西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证据三、关于同意与詹浩等解除劳动关系的决定和申报享受花名册；证明原告在南昌市社会保险管理中心调取的档案信息证明，“关于同意与詹浩等解除劳动关系的决定”和“申报享受花名册”上加盖的都是洪城大厦江西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解除决定的出具时间为2019年11月13日。与被告提供的辞职补偿协议时间一致，因此，2019年11月13日与原告解除劳动关系的公司是洪城大厦江西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证据四、洪城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商档案；证明南昌洪城大厦股份有限公司于1998年4月23日成立，2010年11月公司名称变更为“南昌洪城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12月公司名称再变更为现在的“洪城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证据五、洪城大厦江西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及洪城大厦江西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红谷滩分公司公司档案；证明成立于2017年3月7日的洪城大厦江西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是独立法人；该公司分支机构备案信息显示，洪城大厦江西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红谷滩分公司是洪城大厦江西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的分支机构；洪城大厦江西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红谷滩分公司于2018年11月22日成立，隶属于洪城大厦江西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被告洪城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辩称：一、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被答辩人的诉请已经超过了仲裁时效。被答辩人在诉状事实和理由部分陈述“用人单位主体在2019年1月变更为洪城大厦江西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后，被告实质上已经单方面解除了与原告的无固定期限合同，根据法律规定，被告应依法进行赔偿”，由此可见，被答辩人认为2019年1月答辩人与其解除劳动关系属于违法解除所以才提起的仲裁请求，即使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单从仲裁时效看，其诉请是不应该得到支持的；二、原告系因个人原因主动辞职，并非被告单方解除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原告已经向被告递交了亲笔书写的辞职报告，且内容明确为“本人因个人原因不再继续为公司工作，特向公司请辞”，足以证明原告系个人主观意愿辞职，并非答辩人违法解除其劳动关系；三、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已经就解除劳动关系达成调解协议，这是法律赋予双方的权利，被答辩人不能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再次反悔；四、答辩人与被答辩人签订的调解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且不存在欺诈胁迫、乘人之危、显失公平、重大误解等情形，合法有效。调解协议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劳动争议所涉及的权利义务作出的一致安排，只要符合合同生效的要件（主体合格意思表示真实、内容合法等）就具有“合同效力”（一）从形式上看，原告均亲笔书写了因个人原因不再为公司工作的辞职信，双方签订的协议中也明确了“双方之间不再有任何纠纷，乙方不得再以任何方式向甲方主张任何权利”，同时在原告签写的收据中也再次明确“本人与公司因劳动关系产生的一切权利义务就此全部终结，不再追究。本人承诺不再以任何理由就双方履行终止劳动关系一事向公司主张其他任何权利”再结合原告签订协议时的状态，更是表明被申请人在签订该协议时是欣然接受的，不存在任何无效或被撤销的情形。（二）从实质上看，双方签订的协议书中关于补偿金的计算完全是依据《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因原告于2001年9月与被告签订了《解除劳动关系暨全民职工身份置换协议（一）》，该协议已经明确原告在2001年12月之前的工龄已经全部买断，安置补偿费用已经全部支付完毕，所以在计算本次补偿金时只应当自2002年1月份开始计算，其次，关于工资标准的计算也与原告自认的基本一致。所以，该份协议书中关于补偿金的计算完全是依据法律规定计算得来，根本不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法释[2010]12号）第十条规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办理相关手续、支付工资报酬、加班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达成的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不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情形的，应当认定有效。前款协议存在重大误解或者显失公平情形，当事人请求撤销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即：如果原告认为该协议存在重大误解或者显失公平情形，应当提供有效证据，并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否则就应当认定为有效。五、原告严重违反了最基本的诚实信用原则，严重乱了劳资纠纷中调解这种和谐方式的适用，不仅激发了社会不稳定因素，更是徒增诉累、浪费司法资源，应当受到法律的制裁以及道德的谴责。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条规定，订立劳动合同，应当遵循合法、公平、平等自愿协商一致、诚实信用的则。诚实信用原则不但是民法领域的帝王条款，在劳动法领域也是劳动者和用人单位都必须遵守的原则，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因违反该原则而获得额外利益。本案中，在双方签订了调解协议、且被告已经依约履行了协议书义务的情况下，原告又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提起仲裁，不仅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更是违反了基本的法律原则，是与我国当下奉行的“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严重不相符的，应当坚决予以制止和打击。其次，退一万步讲，即使协议中补偿金的数额低于法定标准，也应当视为劳动者对自己权利的自行处分，毕竟劳动者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一定的补偿，免去了劳动者维权的时间成本、经济成本以及大量的精力付出，符合双方各退一步的调解理念。如果劳动者在骗取用人单位签订调解协议且领取了补偿金后又反悔的，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六、本案实质问题应是调解协议书是否无效或需撤销，原告的诉请错误。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已经签订了调解协议书，且答辩人已经实际履行了该协议书约定义务，被答辩人现在再次提出仲裁及诉讼请求，其主张权利的前提应当是调解协议书的无效或撤销。根据《合同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法释【2012】12号）第十条的规定，仲裁委对该案无权处理，应当告知其在有证据证明该协议存在无效或可撤销的情形时，应当向人民法院提出相关诉求；7、被告将保留追究原告违法违约行为的权利。 被告洪城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交了如下证据： 证据一、劳动合同书一份，证明原被告2008年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即被告为原告的用人单位； 证据二、辞职报告，证明原告因个人原因不再继续为被告工作，并非被告单方解除劳动合同； 证据三、解除劳动关系暨全民职工身份置换协议书，证明原告2002年之前的工龄已经买断，安置补偿款已经实际获得，在计算涉案补偿金时应当将2002年之前的工龄剔除； 证据四、协议书一份，证明原被告已经在自愿、协商一致原则写签订了协议书，并且表明双方之间不再有任何纠纷，原告不得再以任何方式向被告主动任何权利； 证据五、中国工商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及收据；证明被告已经向原告履行了完毕了协议书确定的支付补偿金的义务，而原告违反协议书约定以及诚实信用原则，应当受到法律的制裁以及道德的谴责。 经审理查明，原、被告双方于2001年12月签署了《解除劳动关系暨全民职工身份置换协议》。原告依据该协议领取了解除该段劳动关系的安置费，双方就此后的劳动关系另行签订了劳动合同。2008年，双方签订了起始时间为2008年1月1日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2019年1月起，原告的工资支付单位由被告调整为洪城大厦江西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洪大运管公司“）。2019年2月起申请人社会保险缴纳单位调整为洪大运管公司。申请人的工作岗位及工资待遇并未因此发生变化。 2019年11月，原告以个人原因向被告提出辞职。被告及洪城大厦江西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甲方）与原告（乙方）签订《协议》，约定，因甲方所属的红谷滩超市无法继续经营，乙方自愿向甲方提出辞职，甲方同意给予乙方一次性补偿金65344元，甲方向乙方发放补偿金后，双方劳动合同关系于2019年11月11日正式解除。补偿金的计算标准为（原告在被告处而非洪大运管公司处的工作年限+1）×原告单月工资。当月，被告向原告支付了该笔补偿金。庭审中，原告表示其对补偿金的计算方式是知晓的，并表示在签订《协议》之时即认为签约对象系被告。 另查明，被告名称先后经历了南昌洪城大厦股份有限公司、南昌洪城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洪城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变更。洪大运管公司为被告的子公司。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提交的证据及庭审笔录所证实。 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于2001年12月签订的《解除劳动关系暨全民职工身份置换协议》已将双方此前的劳动关系进行处理，被申请人已根据协议实际领取了安置费用，双方间在该段劳动关系中的权利义务已协商一致解除。双方此后重新建立劳动关系，明确被告为用人单位。虽自2019年1月起，被告将原告的工资支付及社保缴纳单位调整为其全资子公司洪大运管公司，但原告的工作岗位及待遇均未发生变化，工资支付及社会保险缴纳并未出现中断情形。被告也并未因此拒绝履行其作为用人单位的合同义务。至2019年11月《协议》签订时，原告认为与其签订《协议》的用人单位系被告，被告亦以用人单位身份签订该《协议》并按照原告在其处的工作年限计算并支付补偿金。原告对补偿金的计算标准系明知的，对于签约对象亦未发生错误认识。《协议》的签订符合双方真实意思，且未损害原告实际利益。原告仅以工资的支付及社保缴纳主体发生变化为由认为其与被告间的劳动合同被单方解除，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认定。其诉请要求被告因单方解除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行为给予其按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赔偿，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龚莉的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原告龚莉自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黄 迁 二〇二〇年九月九日 书记员 章佩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