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黔27民终178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苏碧珍，女，汉族，1936年3月22日生，贵州，住瓮安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夏泽英，女，汉族，1970年6月1日生，贵州，住瓮安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银登书，女，汉族，1962年12月5日生，贵州，住瓮安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夏芳，女，汉族，1987年4月11日生，贵州，住瓮安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夏荧刚，男，汉族，1988年8月20日生，贵州，住瓮安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省瓮安县公证处，住所地贵州省瓮安县群众工作中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522725MB0Q26263F。 法定代表人：王**，该公证处主任。 原审第三人：刘文英，女，汉族，1947年1月3日生，贵州，住瓮安县。 上诉人苏碧珍、夏泽英、银登书、夏芳、夏荧刚因与被上诉人贵州省瓮安县公证处（以下简称瓮安公证处）及原审第三人刘文英公证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瓮安县人民法院（2019）黔2725民初44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苏碧珍、夏泽英、银登书、夏芳、夏荧刚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二、判决被上诉人和第三人赔偿上诉人200000元。三、判决被上诉人和第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一）涉案《遗嘱》是无效协议。1、《遗嘱》订立过程程序违法。首先，上诉人未在现场签字同意。其次，在场证人中，只有王苹捺印，且其真实姓名不是王苹，而是王志苹。第三，在场见证人与第三人刘文英具有利害关系，有串通伪造《遗嘱》的嫌疑。2、《遗嘱》大部分内容不真实。案涉房屋地基是苏万福和徐树珍购买的，苏万福去世后，归上诉人和徐树珍共有，徐树珍不能单独立遗嘱对此进行处理。3、遗嘱中称上诉人经常找刘文英扯皮，可以看出上诉人从来就没有放弃过对父母亲遗产的继承权，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主张自己的权利，故上诉人起诉到法院，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因此，该份《遗嘱》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规定，是无效的。第三人刘文英不能基于此，完全享有该地基使用权和该地基上的房屋所有权，不能据此享有一切拆迁安置补偿利益。（二）被上诉人作出的（88）瓮公证字第85号《公证书》违背客观事实，应予撤销。1、上诉人到被上诉人处调取案涉《公证书》申请公证的相关资料时，被上诉人不予调取，故上诉人不能判断该《公证书》的真伪。2、被上诉人办理该公证时程序违法。（1）没有实地调查取证、标出地基界限等地图。（2）没有听取上诉人的意见，并制作由上诉人签字按手印的上诉人放弃继承的声明等笔录。（3）没有对周围人和当地村社以及有关政府部门进行调查核实。（4）没有对徐树珍是否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进行检测等。3、徐树珍借助公证，达到把该地基所有的附着物（包括该地基）全部遗赠给刘文英夫妇、非法处理遗产、剥夺上诉人合法继承权的目的。（三）原审法院认定苏万福、徐树珍的原物房屋，经过重修不复存在，原先的物权已经消失是错误的。（四）原审法院认定，本案因为有1990年和2016年两次一、二审判决书，均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无事实根据。这两次的判决，以苏万福和徐树珍分别去世超过20年，已超过最长诉讼时效，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均是错误的。（五）原审法院认定，第三人已经获得了相关权利证书，就完全剥夺了上诉人的权利，是不公平的。第三人获得了相关权利，也不能证明第三人就一定是合法取得的。瓮安县人民政府之所以颁发给第三人《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和瓮安县房地产管理所颁发给第三人《房屋所有权证》，是因为被上诉人的该份《公证书》。如果登记依据是1990年的判决书，但判决书上并没有确认该房屋归属于第三人，只是说上诉人的起诉超过时效。（六）被上诉人没有出示任何当时公证的相关材料，无法证明被上诉人作出该公证程序合法。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原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针对上诉人是错误的，本案被上诉人没有出示任何证据证明当时办理该笔公证时，程序合法；也没有出示任何证据证明徐树珍的房产来源的合法性，是否是徐树珍个人单独所有的财产，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综上，上诉人的起诉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被上诉人无证据证明自己的程序合法等，应判决被上诉人承担对上诉人的公证损害赔偿责任。 贵州省瓮安县公证处二审答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首先，案涉公证书系1988年上诉人依据徐树珍的申请作出的，只是证明徐树珍在其遗嘱上签字捺印的真实性，完全符合当时有关公证程序的相关规定，上诉人以2005年国家颂布的《公证法》的相关程序规定来认定1988年作出的公证书程序违法，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其次，被上诉人制作的公证书与上诉人声称应继承的财产无任何关系，从上诉人与第三人于1990年和2016年两次因继承纠纷引起的诉讼已经清楚地证明，第三人已经依法对其财产进行了物权登记，且登记产权来源完全不是以被上诉人制作的公证书作为依据，所以被上诉人并未构成侵权。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本案属于侵权类纠纷，举证责任均应分配给上诉人。 苏碧珍、夏泽英、银登书、夏芳、夏荧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和第三人赔偿原告损失200000元；2、诉讼费由被告和第三人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苏万福与徐树珍生育有子女苏仁华（2013年死亡，有子女夏泽英、夏泽明、夏泽林、夏泽菊）、苏仁礼（已死亡，无子女）与原告苏碧珍，苏万福于1938年死亡，留有位于瓮安县（现此处的地名）的土墙茅草房屋二间。1941年，徐树珍与刘绍云再婚生育第三人刘文英，原住房因自然损坏不能居住，刘绍云与徐树珍在前述茅草房屋所在土地上重建了二间土墙茅草房屋居住。后刘绍云于1976年死亡，刘文英在1980年将一间茅草屋和猪、牛圈各一间拆除另行修建砖房，靠住房南面仍留有一间茅房。 1988年3月2日，徐树珍向被告瓮安公证处申请遗嘱公证，遗嘱大致内容为：徐树珍死亡后由刘文英及其夫罗熙春负责安葬，所遗留的两间茅草房的地基归刘文英与罗熙春所有，由二人处理，苏仁华、苏碧珍无权享有、干涉。被告瓮安公证处据此作出（88）瓮公证字第85号《公证书》，内容为：“遗嘱证明书：兹证明徐树珍，女，于一九〇六年六月三日出生，现住瓮安县，于一九八八年三月二日来到我处，在我的面前，在前面其本人所立遗嘱上签名，经查核，内容合法属实”。 1989年11月，苏仁华、苏碧珍向一审法院起诉刘文英、徐树珍，要求继承其父苏万福遗下的房屋，一审法院于1990年3月30日作出（90）城民字第11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了苏仁华、苏碧珍的诉讼请求，后苏仁华、苏碧珍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1990年12月6日作出（1990）民上判字第240号民事判决，以苏万福遗下的房屋因已朽坏，被刘绍云、徐树珍拆除重建，遗产不复存在，同时主张权利已过诉讼时效为由，判决维持原判。1990年，刘文英又将房屋拆除重新修建平房，1991年7月15日，瓮安县人民政府向刘文英颁发了《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载明土地位于瓮安县，用地面积308.66平方米，土地使用人为刘文英。1991年12月18日，瓮安县房地产管理所向刘文英颁发了《房屋所有权证》，登记所有权人为刘文英、罗熙春共有，房屋座落于雍××镇××号。1993年7月13日，刘文英还因扩建房屋被瓮安县建设局处罚。徐树珍于农历1993年冬月死亡。 因瓮安县城旧城改造，2011年3月2日，刘文英与贵州省锦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瓮安县旧城改造（锦美时代广场）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由贵州省锦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对刘文英的上述房屋进行拆迁，以拆一还一、产权调换方式对刘文英进行住房和门面安置。苏碧珍、夏泽明、夏泽林、夏泽英于2015年12月18日诉至一审人民法院，以刘文英为被告、夏泽菊为第三人，认为前述刘文英享有的拆迁安置权益属于法定继承下双方的共有物要求予以分割，诉讼中夏泽明放弃诉讼，一审法院于2016年1月27日作出（2015）瓮民初字第3020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苏碧珍、夏泽林、夏泽英的诉讼请求，后苏碧珍、夏泽林、夏泽英不服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5月23日作出（2016）黔27民终555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现五原告对被告作出的遗嘱公证有异议，于2019年3月6日向被告提出公证复查申请，被告于2019年3月20日作出《公证复查决定书》，决定维持（88）瓮公证字第85号公证书。五原告仍不服向贵州省公证协会提出投诉，贵州省公证协会于2019年8月14日作出《关于对苏碧珍、夏泽英等人公证复查争议投诉的处理意见》，对原告方的投诉复查处理予以终止。五原告仍不服，故以被告作出的遗嘱公证错误导致其利益受损为由，提起前述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在于被告在1988年作出的遗嘱公证是否存在法定的过错责任，是否因过错责任对原告方造成损害的问题。一方面，徐树珍所立遗嘱内容是对其遗产原位于瓮安县的两间茅草屋进行指定死后由刘文英与罗熙春继承，因这两间茅草屋之后发生多次拆除重建，以事实行为消灭了之前存在的物权，而成立了新的物权，并确定新的物权享有人，被告所作公证并未违反相关法律等规范性文件规定。之后原告方与第三人多次产生争议并引发诉讼，苏仁华、苏碧珍曾诉至一审法院请求享有重建后的房屋的继承权利，经两级法院审理判决驳回了其诉请，之后涉案房屋发生征收拆迁，苏碧珍与苏仁华的部分继承人又起诉要求享有拆迁补偿安置的权益，仍经两级法院判决驳回了其诉讼请求，已经从实体上否定了苏碧珍、苏仁华或苏仁华死亡后的继承人对涉案房屋的权利，根据房地一体原则，当然也无法享有土地的使用权益，况且涉案房屋、土地均有相应的产权证、使用权证，达到了物权登记的公示效力，能够确定第三人刘文英是物权所有人，这是对涉案房屋权属的事后再三确定；无论立遗嘱后发生的两次两审诉讼，还是县级政府或者政府主管部门颁发的产权证、土地使用权证，均不是以本案遗嘱作为判决、权属登记的依据，因此，被告所作公证未侵害原告方权利。另一方面，被告所作公证程序正当，未违反当时的程序性规定，公证过程第三人并未参与，更不存在被告与第三人串通，共同侵害原告方权益的情形。综上，原告方请求被告瓮安公证处承担赔偿责任，但原告方并未依法举证证明被告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公证的活动相关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四条所规定的过错责任情形，故原告方诉请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对原告方提出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公证的活动相关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苏碧珍、夏泽英、银登书、夏芳、夏荧刚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150元，由原告苏碧珍、夏泽英、银登书、夏芳、夏荧刚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关于被上诉人在1998年办理本案遗嘱公证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上诉人是否因被上诉人的公证行为受到损害的问题。上诉人以徐树珍所立遗嘱侵害了其继承的权利，被上诉人对该遗嘱进行公证时程序违法，导致案涉房屋的产权被登记在原审第三人刘文英名下，致使其未能享有诉争房屋的权利，造成了损失，请求被上诉人对其损失进行赔偿。本院对此认为，首先，本案案涉房屋经多次重建并于1991年办理不动产权属证书，登记所有权人为刘文英、罗熙春，该权属证书办证的依据是瓮安县人民法院（90）城民字第11号民事判决书及本院（1990）民上判字第240号民事判决书，并未以被上诉人公证的徐树珍的遗嘱作为颁证的依据，且上述两份判决的裁判依据亦不是徐树珍所立的遗嘱。其次，上诉人亦未举证证明被上诉人在1988年对案涉遗嘱进行公证时存在过错，上诉人所举证据亦不能证明其因被上诉人所作的遗嘱公证行为遭受损失，故上诉人以此主张被上诉人对其进行赔偿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苏碧珍、夏泽英、银登书、夏芳、夏荧刚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上诉人苏碧珍、夏泽英、银登书、夏芳、夏荧刚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 军 审判员 王 锦 审判员 李颖敏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七日 法官助理陆良艳 书记员蒙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