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皖15民终99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郑齐敬，男，1970年1月8日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立宏，北京康普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海龙，男，1970年9月7日生，汉族，住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洪保，安徽安泰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戚仁安，男，1972年10月10日生，汉族，住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张仁勋，男，1977年10月21日生，汉族，住安徽省淮南市寿县。以上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鑫，上海建纬（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合肥建工金鸟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临泉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1490692760。法定代表人：丁学水，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晨，系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六安国鹰电子销售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安徽省六安市龙河东路滨河小区**楼社会信用代码913415007548696774。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洪保，安徽安泰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郑齐敬因与上诉人刘海龙、上诉人戚仁安、上诉人张仁勋、被上诉人合肥建工金鸟集团公司（以下简称建工金鸟）、被上诉人六安国鹰电子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鹰电子）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人民法院（2019）皖1503民初18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郑齐敬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如下：1、张仁勋、戚仁安向郑齐敬支付工程欠款818683元及利息（以818683元为基数，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3倍计算从2012年11月30日至2019年8月19日，并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3倍，从2019年8月20日计算至全部支付完毕时止）；2、依法改判刘海龙向郑齐敬支付违约金20万元；3、依法重新确认计算一审诉讼费、保全费的承担份额，并判令全部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二审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欠款利息计算标准认定错误。1、一审法院在工程价款欠款利息裁判上忽视当事人的自由意志，仅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存在认定和法律适用错误。另外，刘海龙、建工金鸟也在执行和解协议、授权书中对3倍利率予以确认，即本案各方被上诉人对银行3倍利率均知晓且予以认可。同时，该3倍利率利息的约定也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属于有效约定，法院应依法予以认定。2、郑齐敬与刘海龙达成的《执行和解协议》中约定总工程欠款120万元，事实上，和解协议签订时约定的工程款仅剩下81万多还未支付，之所以还多计算40多万是因为刘海龙在确认3倍利息后计算得出的，即刘海龙对该3倍计息是认可的，同时刘海龙在《执行和解协议》对该3倍利率计算也是明确书面确认的，否则其不可能在协议第四条约定“甲方如不履行本协议将按‘戚仁安与郑齐敬六安光电厂房钢结构项目结算表’中的工程款及所计利息和违约金予以清偿”。另外，建工金鸟在钢结构的工程结算《授权委托书》中已明确“以实际施工人郑齐敬、郑震与戚仁安、张仁勋之间签订的制安合同和决算协议书为准”，故各方对以3倍的约定计息是同意并明确的，现一审法院径行调整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必须依法纠正。3、从实际损失上讲，本案属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工程纠纷涉及到材料费、人工费、机械费等相关费用的计提和支付，而该工程在2012年就竣工和处理完毕，但各被上诉人一直拖欠我方工程款，该拖欠行为造成我方借款支付工人工资、材料费、设备费等费用，甚至目前还有些材料商施工人的工资均无法支付。此外，我方为维权支出的保全费，一审法院也认定由我方承担，债务人不履行义务还无须承担权利受损人维权产生的额外费用，这非常不公平。我方为维权聘请律师已花费律师费15万元，加上保全费5000元，财产保全保险费1万元左右，再加上诉讼费2.7万元，即现在不计算支付工程费用的借款维权成本达到20万元。4、从具体法律上讲，填补损失原则是保险法上的概念，一审法院以该原则处理本案工程欠款的利息问题有失妥当，应当予以纠正。5、关于利息的起算时点，一审法院从2014年5月1日起计算属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予以纠正。首先，工程款的支付时间属于建设工程合同关系设立方可以根据意思自治的原则自由约定的内容，应根据双方约定的工程款支付时间点来确定。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司法解释》第十八条规定，工程款利息计算以工程价款应付款时间为时点，如果该付款时间无法确定的，才以工程的交付或结算作为计算依据。再次，从证据上看，张仁勋、戚仁安在2012年10月28日签订的《决算协议书》第二条约定乙方在2012年11月底结清，根据意思自治原则，应当自该点起算欠款利息。综上，一审法院在工程欠款利率标准的认定和利息计算时点的确定上均存在忽视当事人自由意志的情况，单方面主观进行标准的决断，存在法律适用错误的问题。在当事人有明确有效的关于利率的约定和支付时间的约定时，法院应当依法按照银行贷款的3倍从2012年11月30日起计算应支付的利息。二、违约金不予支持属事实认定不清。刘海龙与我方在《执行和解协议》中约定“若有违约，违约方需另承担贰拾万元整的违约责任”，即刘海龙对需要支付工程款、逾期利息之外如违约需要另行承担违约金是明知和自愿的。同时，该违约金的约定本身建立在刘海龙有和解意愿，要求我方放弃通过正当途径及时维权的基础上，该违约金的约定是为减轻我方在和解谈判期间、和解协议约定的履行等待期间的利益损失及和解协议如不被履行又要重启权利救济程序的损失支出，这属于为了达成和解在工程欠款、利息之外的特别约定和让步，一审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三、诉讼费用分摊数额认定错误。刘海龙与国鹰电子共同辩称，一、戚仁安、张仁勋与郑齐敬之间的欠付工程款，以郑齐敬、张仁勋和戚仁安确认的数额为准。该款项与刘海龙、国鹰电子没有直接关系，也不清楚具体下欠数额。二、刘海龙不应当承担违约金，具体意见同一审判决，但不应当判决刘海龙承担诉讼费、保全费，事实上刘海龙与本案的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的各方主体没有直接的关联性，刘海龙参与到本起诉讼是基于他是国鹰电子原法定代表人，是协助国鹰电子解决债务纠纷，但没有法定的义务。郑齐敬与刘海龙签订的相关的协议约定并不明确，该协议是无效的。张仁勋与戚仁安共同辩称，同我方上诉状的意见，在此基础上补充，在我们的上诉意见里面，我们是不认可决算协议书的真实性以及合法性，如果法院认定结算协议书真实、合法的情况下，该协议书是违法分包合同，应属无效合同，所以合同约定的利率以及利息起算时间应属无效，应按照法律规定来计算利息以及利息的起算时间。同意一审判决关于填补损失原则的释明。建工金鸟辩称，一、案涉工程发生在郑齐敬承包我公司经营期间，郑齐敬与张仁勋、戚仁安之间的账目结算及工程款结算，我公司不知情。二、（2015）皖民四终字第00488号民事判决书确定我司享有对国鹰电子的债权2238189.19元，我公司在2017年12月22日与案涉工程实际施工人张仁勋、曹玉轩签订了一份结算即债权转让协议，明确将上述债权转让给实际施工人指定的高道选，该转让协议生效后，案涉工程的所有债权债务转让至实际施工人，由此可证明我公司已将本工程的工程款全部支付给实际施工人，故一审判决第三项判决我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是错误的。刘海龙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驳回郑齐敬对刘海龙的全部诉请；2、由郑齐敬承担一、二审全部诉请。事实与理由：一、无明确法律规定公司实际控制人需要对公司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二、刘海龙在《关于六安国鹰电子销售有限公司1#、3#厂房钢结构工程工程款清算的执行和解协议》上签字行为应当属于委托代理行为，与刘海龙个人无关。三、《关于六安国鹰电子销售有限公司1#、3#厂房钢结构工程工程款清算的执行和解协议》属于双务合同，并非刘海龙加入国鹰电子债务成为债务承担的共同清偿主体。四、一审法院判决刘海龙支付利息明显错误。郑齐敬辩称，不同意刘海龙的上诉请求以及上诉时陈述的事实。理由同我方上诉状并补充：1、刘海龙自认是国鹰电子实际控制人，并自愿进行支付相应工程款以及工程款利息，并且双方达成相应的和解协议。该协议不违反任何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和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2、对方陈述该执行和解协议是在欺诈等情况下所形成，对方没有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因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3、双方达成执行和解协议的时间是2017年10月17日，刘海龙代表国鹰电子与张仁勋等在二审法院又达成执行和解协议的时间是2018年9月7日，即第一份执行和解协议在前，故刘海龙及国鹰电子在已达成相应执行和解协议的情况下，为了自己的私利，再次将涉及郑齐敬相关权益的事项与张仁勋等进行相关协议处理，即后来的执行和解协议，损害了郑齐敬的合法权益，故其后来达成的相应的执行和解协议，涉及到郑齐敬权利义务的部分是无效。同时也证明刘海龙及国鹰电子存在主观恶意，因此，应当按照双方的协议约定支付违约金。4、刘海龙及国鹰电子刚才陈述2019年12月31日又向高道选支付了94万，其明知本案判决时间是2019年12月5日，我方在12月18日上诉，即其在知晓本方已提起上诉，该案结果未定的情况下，擅自向第三人支付相关款项，由此造成的不利后果均应由其个人承担，且该支付行为不能减免其在本案中其应当承担和支付的工程款及利息责任。5、没有证据证明刘海龙与郑齐敬达成执行和解协议是国鹰电子的委托，因此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6、双方在执行和解协议第一条第一点以及第四条和第九条中都明确约定，如果刘海龙不履行本本协议，那么他将要按照项目结算表中的工程款及利息和违约金予以清偿，故该协议约定条款支付的数额等均明确，并非刘海龙和国鹰电子抗辩的约定不明。7、刘海龙与国鹰电子抗辩该协议无效，并没有提供合同法中所规定的合同无效的任何一种情形，故应承担举证不能。张仁勋与戚仁安共同述称，由于刘海龙与郑齐敬的主要争议焦点是他们两方签订的执行和解协议，该执行和解协议与戚仁安、张仁勋无关。我方尊重法院的最终判决。建工金鸟述称，刘海龙与郑齐敬主要争议焦点与我公司无关。我公司尊重法院最终判决。国鹰电子述称，国鹰电子与刘海龙的关系是委托代理关系。这一点国鹰电子予以确认。1、郑齐敬与刘海龙签署执行和解协议时刘海龙不是国鹰电子的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是刘海龙的父亲叫刘传发，所以刘海龙的行为是国鹰电子的行为。另外从协议的标题反映该和解协议是为了解决国鹰电子的工程款执行债务纠纷问题，不属于刘海龙个人债务。所以刘海龙跟郑齐敬签署的执行和解协议实际上是国鹰电子委托刘海龙跟郑齐敬就执行和解事宜达成的协议内容。2、该执行和解协议最终由刘海龙和郑齐敬签字是因为郑齐敬一直声称可以代表戚仁安、张仁勋，可以代表建工金鸟协调解决国鹰电子的执行查封事宜。但是该协议签署之后，郑齐敬并没有按照执行和解协议的内容履行自己的义务，所以该份执行和解协议并没有实际履行，而且郑齐敬没有举证证明可以代表建工金鸟和戚仁安、张仁勋解决与国鹰电子的债务纠纷问题。从本案郑齐敬、戚仁安、张仁勋、建工金鸟所提出观点的矛盾也足以证明郑齐敬根本就不可能代表建工金鸟、戚仁安、张仁勋与国鹰电子达成执行和解，从而解决执行债务纠纷问题。所以该份执行和解协议是一份无效的协议，也是没有实际履行的协议。张仁勋上诉请求，1、判令撤销一审判决书第一项；2、判令驳回郑齐敬对我方的诉讼请求；3、判令郑齐敬承担本案诉讼费用、鉴定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影响案件判决。一审法院默许原告干扰、指导证人作证，影响案件最终的事实认定。一审法院非法剥夺了我方的质证权利。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郑齐敬不是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郑齐敬提交的《决算协议书》甲方抬头名称为“合肥建工金鸟集团有限公司郑震”，由此可以看出郑震代表的是建工金鸟；国鹰电子与建工金鸟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第5页承包人盖章落款委托代理人处签字人为郑齐敬，可以看出在案涉工程中郑齐敬为建工金鸟的委托代理人，故其在案涉工程中的民事行为应为受建工金鸟委托的委托行为或职务行为。从案涉工程的资金流向看，郑齐敬不是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从郑齐敬提交的《领款明细表》可以看出，案涉工程实际的施工主体为建工金鸟，而非郑齐敬。郑齐敬提交的投入成本证据无法证实郑齐敬参与了现场的建工金鸟。补充：鉴定费3万元没有处理，请二审法院处理。戚仁安上诉请求，1、判令撤销一审判决书第一项；2、判令驳回郑齐敬对我方的诉讼请求；3、判令郑齐敬承担本案诉讼费用、鉴定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影响案件判决。一审法院默许原告干扰、指导证人作证，影响案件最终的事实认定。一审法院非法剥夺了我方的质证权利。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我方不是本案适格被告。一审法院对司法鉴定意见的认定错误，我方与郑齐敬不存在合同关系。鉴定意见书明确：《建筑钢结构制作安装合同》第1页上的“戚仁安”书面字迹与供检的戚仁安签名样本字迹不是同一人书写；《决算协议书》上乙方落款部位“戚仁安”不能确定署名字迹与供检的戚仁安签名样本字迹是否同一人书写。故郑齐敬提交的《建筑钢结构制作安装合同》、《决算协议书》均不能证明系戚仁安本人签字，故上述证据不具有真实性，且与我方没有关联性。补充：鉴定费3万元没有处理，请二审法院处理。针对张仁勋、戚仁安上诉，郑齐敬答辩称，我方不同意对方的上诉请求以及陈述的相关事实。理由同我方上诉状然后补充答辩意见：1、一审程序合法，对方没有其他证据证明一审存在任何违法违纪的行为。2、郑齐敬是本案的实际施工人之一，一审已经提交了证据予以佐证。3、经鉴定，张仁勋在结算协议书以及钢结构安装合同中的签名是真实的；戚仁安在结算协议书中的签字是无法确定，并不是说不是他本人所写。该项鉴定是戚仁安提起，在鉴定没有明确的情况下，其没有提出重新鉴定，应该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另外，我方提交的与张仁勋与戚仁安的对话中，张仁勋与戚仁安已经明确确认结算协议书的签字是戚仁安所签。同时戚仁安在录音对话中也确认在没有结算的情况下，还欠郑齐敬工程款50万以上。对此在对方没有提供相关证据的情况下，我方提供的相应证据能够证明结算协议书中的戚仁安签字是其本人所写。针对张仁勋、戚仁安上诉，刘海龙、国鹰电子共同述称，1、国鹰电子是业主方，金鸟公司是总承包人，国鹰电子应当支付给建工金鸟以及建工金鸟转包的钢结构工程款。无论是郑齐敬还是张仁勋、戚仁安等人，都不应当超过省高院（2015）皖民四终字第488号判决书确定的总工程款范围。2018年9月7日，国鹰电子和建工金鸟以及张仁勋、戚仁安达成了执行和解协议，国鹰电子截至目前已经按照该执行和解协议的内容履行了第一笔200万元。第二笔200万元由于郑齐敬的保全查封没有支付完毕，但是考虑到该执行和解协议所涉及的款项大于一审判决的80多万元的金额，在按照一审判决的利息计算之后，我们于2019年12月31日向高道选支付了94万元，该笔支付也是按照2018年9月7日执行和解协议的内容和支付方式进行支付的。所以还有106万元仍在国鹰电子账户上没有进行支付。由于戚仁安、张仁勋以及郑齐敬关于合同履行的主体争执不下，国鹰电子不能确定支付对象，那么在二审法院确定支付对象之后，国鹰电子将下剩的款项支付到位。关于戚仁安、张仁勋在上诉称郑齐敬不是实际施工人，请法庭依法查明，也是郑齐敬与戚仁安、张仁勋之间的争议纠纷，国鹰电子并不清楚具体的情况，原审程序是否违法，请法庭依法查明。对张仁勋、戚仁安上诉，建工金鸟的答辩意见与建工金鸟对郑齐敬的上诉答辩意见一致。郑齐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五被告向原告支付欠付的工程款120万元以及相应利息（以120万元为基数，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3倍标准自2012年3月7日至所有工程款全部支付完毕之日止）,后变更为“请求判令五被告向原告支付欠付的工程款822315元以及相应利息（以822315元为基数，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3倍标准自2012年3月7日至所有工程款全部支付完毕之日止）”；判令刘海龙对上述请求中其余被告的工程款支付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判令刘海龙按约向原告支付合同违约金20万元；判令五被告连带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国鹰电子、建工金鸟、张仁勋和戚仁安分别是国鹰光电园1#-4#标准厂房工程的发包人、承包人和实际施工人。2011年11月1日，原告与张仁勋签订《建筑钢结构制作安装合同》一份，约定原告承包上述工程中1#3#厂房钢结构工程，合同固定总价为2883632元，合同签订之日起3日内付总价款30%、提主钢构和次钢构时各付总价款30%、完工验收合格后10日内付总价款5%，余款作为工程保修保证金，保修期从钢结构工程完工之日起一年，等等。此后，原告组织进行了实际施工。2012年10月17日，国鹰电子与建工金鸟解除双方之间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2012年10月28日，针对原告实际施工的钢结构工程量，原告授权代理人郑震与戚仁安、张仁勋结算后达成《决算协议书》，双方共同确认：1、已完工的钢结构工程决算价为288万元；2、戚仁安、张仁勋共承诺如国鹰电子不能及时付款，两人应在2012年11月底前予以结清，逾期则按银行3倍利率利息补贴原告，3、税票由原告负责，等等。2013年10月17日，建工金鸟因索要工程款将国鹰电子诉至法院，国鹰电子以建工金鸟违约为由予以反诉，法院生效的488号判决确定双方于2014年4月进行了工程交付，判决：判决生效十日内1、国鹰电子应退还建工金鸟履约保证金150万元及利息（自2012年10月17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判决确定给付之日）；2、国鹰电子支付建工金鸟剩余工程款2238189.19元及利息（自2014年5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判决确定给付之日）。2017年10月17日，原告向刘海龙追债。刘海龙自认自己是国鹰电子实际控制人，并与原告达成《关于六安国鹰电子销售有限公司1#、3#厂房钢结构工程工程款清算的执行和解协议》，双方共同确定：1、国鹰电子钢结构工程余款为120万元；2、工程款结算依据为《决算协议书》和“戚仁安与郑齐敬六安市国鹰电子厂房钢结构项目结算表”、安装合同以及488号判决；3、刘海龙应于2017年11月15日前付50万元、2017年12月30日前付30万元、2018年5月30日前付清余款40万元，如在2018年4月30日前结清则可减免10万元；4、如刘海龙未按约履行义务，则应按“戚仁安与郑齐敬六安市国鹰电子厂房钢结构项目结算表”计付工程款、利息及违约金；若有违约，违约方需另承担20万元违约损失；以上120万元包括戚仁安与建工金鸟及原告所有款项结清（即协议第九条）。2018年2月26日，因该协议未得到履行，原告以刘海龙为被告诉讼至法院，后又于2018年6月8日撤回诉讼。2018年9月7日，建工金鸟、国鹰电子、张仁勋以及案外人高道选、安徽蜂狂购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蜂狂购公司）、曹玉轩在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对488号判决的执行中达成如下执行和解协议：建工金鸟将488号判决确定的债权转让给高道选；蜂狂购公司代国鹰电子直接向高道选偿还488号判决确定的债务，分别于2018年9月30日前付200万元、2019年12月31日前付200万元；……；上述内容得以完全适当履行后，建工金鸟、高道选、张仁勋、曹玉轩放弃488号判决中确定的其他款项；如其他非协议当事人因488号判决确定的债务而向国鹰电子或蜂狂购公司提出请求且经司法裁判确认的，高道选、张仁勋、曹玉轩应对由此给国鹰电子或蜂狂购公司造成的损失承担连带保证担保责任，等等。此后，蜂狂购公司向高道选支付了应于2018年9月30日前支付的200万元。至2019年11月14日本案庭审结束时，上述执行和解协议中的第二笔200万元未实际履行。另查明，截至2012年5月7日，通过建工金鸟，原告已经领取钢结构工程款2061317元，尚欠工程款818683元。一审法院认为，案涉《建筑钢结构制作安装合同》因当事人不具有资质，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属于无效合同。但原告实际施工的钢结构工程已于2014年4月随建工金鸟向国鹰电子交付工程时，依法完成交付，原告依法有权主张工程款。原告剩余工程价款应按决算价比除已经支付的款项计算，即2880000-2061317元=818683元，而非原告主张的822315元。各方责任主体未能及时支付工程款，客观上给原告造成资金被占用的利息损失，原告主张工程款利息损失，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利息损失应自工程交付后开始计算即自2014年5月1日起计算；损失数额的计算应遵循损失填补原则，原告无充分证据证明其损失大于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主张按3倍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损失，无依据，对超出的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本案责任主体及责任范围：一、原告依据分包合同以及《决算协议书》，向张仁勋、戚仁安主张权利，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二、刘海龙作为实际控制人在明知国鹰电子尚欠建工金鸟工程款2238189.19元及利息、履约保证金150万元及其利息的情况下，自愿与原告结算其中的钢结构工程款并向原告承诺付款、承担违约金，该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规定，其与原告就此签订的执行和解协议依法成立并生效，具有约束力，刘海龙应在其承诺范围内承担合同责任；虽然原告递交的“戚仁安与郑齐敬六安市国鹰电子厂房钢结构项目结算表”一审法院未予认定，但依据本案其他证据可以证明原告确实尚有剩余工程款本金未获清偿且数额未超过120万元，故刘海龙应据实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刘海龙无明确的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原告要求刘海龙同时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无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违约金20万元，从协议原文看，性质上属于违约损失，同样根据损失填补原则，刘海龙应对其违约后给原告造成的损失承担违约责任，即应对2017年11月15日之后的原告工程款利息损失承担责任，原告要求刘海龙另行支付违约金20万元，不符合损失填补原则，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三、国鹰电子作为发包人，至今仍有工程款未付清，其依法应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清偿责任；其辩称生效判决已判决其承担责任，如本案再行判决，将导致冲突，一审法院认为488号判决的诉讼主体与本案诉讼主体不一致，也不是同一法律关系，该抗辩不能成立。四、建工金鸟将承包的工程违法分包给不具有资质的张仁勋等个人并进而导致本案的发生，在本案中依法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张仁勋、戚仁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郑齐敬工程款818683元及其利息（以818683元为基数自2014年5月1日起至实际付清欠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二、被告刘海龙对上述第一项工程款本金818683元、利息中的自2017年11月15日之后的利息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三、被告合肥建工金鸟集团有限公司对上述一项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被告六安国鹰电子销售有限公司在欠付200万元工程款范围内对上述第一项款承担清偿责任；五、驳回原告郑齐敬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7570元、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郑齐敬负担13785元，被告张仁勋、戚仁安、刘海龙、合肥建工金鸟集团有限公司、六安国鹰电子销售有限公司负担18785元。各方所举其他证据与一审相同，本院认证意见与一审一致。本院二审认定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二审另查明，国鹰电子于2019年12月31日向高道选支付94万元。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郑齐敬是否是案涉工程的施工人。若是，其主张的工程款的支付责任应当由谁来承担。二、郑齐敬主张的下欠工程款的逾期利息是否成立。三、郑齐敬主张的违约金20万元理由是否成立，刘海龙是否应对郑齐敬主张的下欠工程款及利息承担共同还款的责任。关于焦点一。首先，郑齐敬与张仁勋签订《建筑钢结构制作安装合同》承接案涉钢结构工程，并于2012年10月28日委托郑震与戚仁安、张仁勋进行了结算，故一审法院认定郑齐敬有权主张案涉钢结构工程款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次，案涉款项包含在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皖民四终字第00488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即建工金鸟向国鹰电子主张的国鹰光电园1#-4#标准厂房工程款中，再根据2017年12月22日《结算暨债权转让协议》及2018年9月7日《执行和解协议》可知，建工金鸟已经将包含本案标的款在内的488号案件债权全部转让给张仁勋等指定的案外人高道选，故郑齐敬向戚仁安、张仁勋主张案涉工程款具有事实依据。戚仁安认为其不是本案适格当事人，然综合全案证据可以反映出戚仁安与张仁勋均是国鹰光电园1#-4#标准厂房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一审法院关于此节事实的认定并无不当，故戚仁安该点上诉理由不成立。关于焦点二。一方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当事人对欠付工程价款利息计付标准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利息从应付工程价款之日计付。当事人对付款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下列时间视为应付款时间：（一）建设工程已实际交付的，为交付之日……”的规定，郑齐敬有权向戚仁安、张仁勋主张欠付工程款的利息；另一方面，鉴于案涉国鹰光电园1#-4#标准厂房工程整体施工情况及案涉工程的施工情况，再结合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皖民四终字第00488号案件生效判决，一审法院判决从2014年5月1日开始计算逾期利息并无明显不当，另外，诚如一审法院认定，郑齐敬与张仁勋签订的《建筑钢结构制作安装合同》无效，该合同条款自始无效，鉴于案涉工程已交付，应参照合同约定向郑齐敬支付已完工程量的造价，但该参照合同约定的处理不能当然扩大到其他约定事项，对于工程款逾期利息的约定，因合同无效亦自始无效，但逾期利息属于工程款的法定孳息，张仁勋、戚仁安理应承担其未付工程款部分相应利息的支付义务。对于利息标准，虽然2012年10月28日《决算协议书》第2条约定发包人国鹰电子如不能及时来款，乙方必须提前支付。乙方在2012年11月底结清，延期不清的，按银行3倍利率利息对甲方予以补贴，但该协议第1条亦约定“……具体已付多少按金鸟财务对账，还欠乙方多少详见对账单附后”，故欠款金额不明、欠款对象矛盾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规定，综合考虑工程实际情况，判决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逾期利息并无明显不当。关于焦点三。从刘海龙与郑齐敬签订的协议名称——《关于六安国鹰电子销售有限公司1#、3#厂房钢结构工程工程款清算的执行和解协议》、签订时间2017年10月17日反映，该协议是在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皖民四终字第00488号生效判决作出后，金鸟公司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背景下达成的，且2017年12月22日达成的《结算暨债权转让协议》和2018年9月7日《执行和解协议》的达成时间在刘海龙与郑齐敬达成的执行和解协议之后，覆盖了之前的执行和解协议，再加上建工金鸟二审明确表示认可2017年12月22日达成的《结算暨债权转让协议》和2018年9月7日《执行和解协议》，故郑齐敬要求刘海龙按照2017年10月17日执行和解协议承担违约金20万元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而刘海龙对一审判决其承担郑齐敬工程款及利息还款责任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信。最后，鉴于国鹰电子在一审判决后又按照执行和解协议向案外人高道选支付了94万元，故其欠付工程款范围应变更为106万元。综上所述，郑齐敬、刘海龙、戚仁安、张仁勋上诉请求中合理的部分，本院予以采信;不合理的部分，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人民法院（2019）皖1503民初189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三项，即“被告张仁勋、戚仁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郑齐敬工程款818683元及其利息（以818683元为基数自2014年5月1日起至实际付清欠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被告合肥建工金鸟集团有限公司对上述一项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撤销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人民法院（2019）皖1503民初189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五项，即“被告刘海龙对上述第一项工程款本金818683元、利息中的自2017年11月15日之后的利息承担共同还款责任”；“驳回原告郑齐敬其他诉讼请求”；三、变更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人民法院（2019）皖1503民初1894号民事判决第四项为“六安国鹰电子销售有限公司在欠付106万元工程款范围内对上述第一项款承担清偿责任”；四、驳回郑齐敬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7570元、保全费5000元，由郑齐敬负担13785元，张仁勋、戚仁安、刘海龙、合肥建工金鸟集团有限公司、六安国鹰电子销售有限公司负担18785元；鉴定费30000万元由张仁勋、戚仁安共同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7570元，由郑齐敬负担4300元，戚仁安负担11635元，张仁勋负担1163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军审判员 王 丽审判员 魏晶晶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邵 爽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予以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