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海事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72民初719号原告：杨阳，男，汉族，1979年9月23日出生，住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积才，辽宁法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郝一徽，辽宁法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大连宝斌冷藏货物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大连湾街道李家村元宝山**。法定代表人：潘宝滨，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树友，北京市龙凯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大连祥海林远洋渔业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港湾街********法定代表人：于环，经理。第三人：刘秀年，男，汉族，1960年2月14日出生，住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段广满，辽宁志方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杨阳诉被告大连宝斌冷藏货物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斌公司）、第三人大连祥海林远洋渔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祥海林公司）、第三人刘秀年执行异议之诉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2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9月7日、9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阳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积才、郝一徽，被告宝斌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树友，第三人刘秀年委托诉讼代理人段广满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祥海林公司未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撤销大连海事法院（2020）辽72执恢24号执行裁定书，由宝斌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宝斌公司与祥海林公司借款纠纷经大连海事法院审理后，因祥海林公司未按约定期限履行给付义务，宝斌公司申请强制执行。2020年4月，宝斌公司申请追加杨阳和刘秀年为被执行人。同年4月29日，大连海事法院作出（2020）辽72执恢24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将杨阳、刘秀年的财产进行查封，理由为杨阳、刘秀年作为祥海林公司的股东，存在抽逃出资行为。2020年5月9日，杨阳、刘秀年分别提出执行异议申请，并提交了相关证据。大连海事法院在进行听证后于2020年7月3日作出（2020）辽72执恢24号执行裁定书，将杨阳、刘秀年追加为被执行人，并要求在其抽逃出资范围内承担责任。杨阳认为，该执行裁定书没有尊重客观事实，裁定错误。理由如下：（一）2011年11月1日，祥海林公司成立时，股东为杨阳、刘秀年，股权比例分别为51%和49%，公司注册资本700万元，由代办机构代为办理并提供验资，随后700万元注册资本由杨阳转入其个人账户。公司成立后始终处于筹建阶段，2012年6月工商年检报告中，祥海林公司申报资产总额为6986091.90元，即工商部门没有认为祥海林公司股东存在抽逃出资行为而不予审核通过。（二）2012年5月，祥海林公司股权发生第一次变更，杨阳将公司股权40%转给王富强，刘秀年将公司股权18%转让给王富强，10%转让给潘永风。祥海林公司股东及股权占比为：王富强58%，刘秀年21%，杨阳11%，潘永风10%。王富强和潘永风分别按持股比例向公司出资406万元和70万元。（三）2013年6月，祥海林公司股权发生第二次变更。王富强将股权4%转让给杨阳，3%转让给潘永风，其股权调整为51%。新的股权结构为：王富强51%，刘秀年21%，杨阳15%，潘永风13%。杨阳的股权由张积才代持。（四）在祥海林公司筹备阶段，杨阳垫付了开办费70万元，在得到全体股东确认和同意后将该费用认定为杨阳出资。张积才作为杨阳股权代持人向祥海林公司缴付了35万元作为出资款。至此，杨阳105万元出资已全部到位，不存在抽逃出资行为。虽然杨阳将700万元资金转出，但不能代表是抽逃性质，因为：1.注册资金不是保证金；2.在祥海林公司后续股权转让过程中，王富强和潘永风直接将股权转让款支付至公司账户内。原执行裁定书仅凭公司成立时杨阳转走验资款就认定为抽逃出资，而未考虑股权变更中出资比例的变化及新股东出资情况，是对抽逃出资行为认定错误，应在查明全部事实基础上，做出公正裁决。宝斌公司辩称，不同意杨阳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2011年祥海林公司设立，注册资本700万元，杨阳在验资完成后即将注册资本699.9090万元抽逃。在宝斌公司与祥海林公司强制执行一案中，法院经调查祥海林公司无财产可供执行，依法追加祥海林公司的原始股东在抽逃出资范围内承担责任是正确的。刘秀年述称，同意杨阳提出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依据杨阳要求撤销执行裁定书的诉讼请求，其作为本案第三人没有异议，但杨阳在本案的举证都是围绕其本人进行，未涉及刘秀年，其以第三人身份参加本案诉讼不恰当。围绕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和答辩意见，杨阳、宝斌公司依法向本院提供了证据，本院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祥海林公司未参加诉讼亦未提供证据，视为其放弃参加本案诉讼及举证、质证的权利。对当事人无异议的以下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案佐证：（一）杨阳提供的《企业信用报告》（企查查网站信息），祥海林公司全部工商注册档案，祥海林公司账户在中国银行大连中山支行存款交易明细对账单（2013年1月中下旬、2013年2月），2015年2月5日张积才账户国内支付业务收款回单（35万元），2016年6月23日曹淑萍账户国内支付业务收款回单（50万元）；（二）宝斌公司提供的（2017）辽72民初502号民事调解书，（2018）辽72执18号执行裁定书，祥海林公司工商注册档案（节选），2011年11月2日祥海林公司在中国银行大连星海湾支行账户流水，（2020）辽72执恢24号执行裁定书；（三）宝斌公司向本院申请调取的祥海林公司2013年2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在中国银行大连中山支行账户交易明细，王富强在中国农业银行大连中山支行2014年5月21日至2015年12月31日的账户交易明细。对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1.杨阳提供的祥海林公司2011年度《公司年检报告》（未出示原件），用于证明祥海林公司在2011年末资产总额为6986091.90元，不存在股东抽逃出资的行为。宝斌公司主张该证据不在工商档案中存档，不具有真实性。本院认为，该证据为复印件，即使该证据有工商部门档案查询专用章，但由于证据系祥海林公司单方制作，未经审计，不能确认其内容的客观真实性，本院不予确认，公司年检通过对抽逃出资争议事实的认定不具有证明力。2.杨阳提供的祥海林公司制作的《公司股东出资证明书》（2013年6月14日），祥海林公司于2017年7月30日出具的出资证明，全体股东于2012年1月15日签字确认的筹办祥海林公司前期费用明细（2009年至2012年），用于证明祥海林公司各股东均认可杨阳在公司创立时垫付的各项费用作为出资，结合张积才代杨阳出资35万元，可以证明杨阳已经履行全部出资义务105万元，股权占比为15%。宝斌公司对该组证据内容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杨阳在公司创立前垫付的费用没有证据支持，公司法没有规定股东可以将创办费用从注册资本中抽回，不能证明杨阳将抽逃的出资全部补缴，也未证明张积才代杨阳出资后是否又抽逃。本院认为，该组证据均系祥海林公司及其股东之间的内部文件，既未在工商注册档案中体现，亦不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而且杨阳为公司创立支出的费用没有证据佐证，将其作为出资亦无法律依据，故本院对公司股东确认以70万元垫付费用作为出资的证明事项不予采信。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本院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1年11月1日，杨阳、刘秀年作为股东出资成立祥海林公司，公司章程规定注册资本700万元，实缴700万元，杨阳以货币出资357万元，占注册资本的51%，刘秀年以货币出资343万元，占注册资本49%，出资时间均为2011年11月1日。同日，杨阳、刘秀年从其个人账户向祥海林公司注资357万元和343万元后，大连天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验资报告。祥海林公司成立后，2011年11月2日，杨阳将祥海林公司账户内699.9090万元转入至其个人账户，庭审中杨阳确认出资款系他人垫资，验资完成后杨阳将该款项返还垫资人。2012年5月23日，杨阳与王富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杨阳将51%股权中的280万元（40%股权）转让给王富强；同日，刘秀年分别与王富强、潘永风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刘秀年将49%股权中的126万元（18%股权）转让给王富强，将70万元（10%股权）转让给潘永风。上述协议中均约定每万元股权转让价格为1万元。同日，祥海林公司通过公司章程修正案，确定祥海林公司股东及出资比例为：王富强以货币出资406万元，占注册资本58%；杨阳以货币出资77万元，占注册资本11%；刘秀年以货币出资147万元，占注册资本21%；潘永风以货币出资70万元，占注册资本10%。2013年1月15日，王富强向祥海林公司支付406万元。2013年2月1日，潘永风向祥海林公司支付70万元。2013年6月6日，王富强分别与张积才、潘永风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王富强将58%股权中的28万元（4%）转让给张积才，将21万元（3%）转让给潘永风；杨阳与张积才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杨阳将11%股权全部转让给张积才。上述协议中均约定每万元股权转让价格为1万元。同日，祥海林公司通过公司章程修正案，确定祥海林公司股东及出资比例为：王富强以货币出资357万元，占注册资本51%；刘秀年以货币出资147万元，占注册资本21%；张积才以货币出资105万元，占注册资本15%；潘永风以货币出资91万元，占注册资本13%。庭审中，杨阳与刘秀年均确认张积才所持股份均为替杨阳代持。2015年2月5日，张积才向祥海林公司支付35万元。2015年4月18日，祥海林公司通过公司章程修正案，确定将注册资本700万元变更为3000万元，为股东认缴资本，认缴出资时间为2035年4月18日前，各股东实缴出资及认缴后的股权比例不变。2016年6月23日，曹淑萍向祥海林公司支付50万元。2016年10月14日，刘秀年在接受潘永风转让的13%股权后，又与曹淑萍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刘秀年将34%的股权（1020万元）中的150万元转让给曹淑萍，每万元股权转让价格为1万元。同日，祥海林公司通过公司章程修正案，确定祥海林公司股东及出资比例为：王富强占注册资本51%，刘秀年占注册资本29%，张积才占注册资本15%，曹淑萍占注册资本5%。2017年6月29日，王富强将其51%股权转让给杨阳，由张积才代持；刘秀年将8%股权转让给杨阳，亦由张积才代持。工商变更登记祥海林公司股东为：张积才占注册资本74%、刘秀年占注册资本21%、曹淑萍占注册资本5%。2017年7月7日，张积才将51%股权转让给施勇，将23%股权转让给杨阳。同日，祥海林公司通过章程修正案，确定股东及出资比例为：施勇占注册资本51%，杨阳占注册资本23%。刘秀年占注册资本21%，曹淑萍占注册资本5%。2020年6月24日，杨阳、刘秀年、曹淑萍分别与于环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根据三份股权转让协议，于环受让了杨阳、刘秀年、曹淑萍在祥海林公司的全部股权。2020年6月30日，祥海林公司变更工商登记，变更后股东为施勇、于环。2020年8月28日，祥海林公司变更工商登记，将注册资本由3000万元变更为700万元。宝斌公司因与祥海林公司船舶营运借款合同纠纷，于2017年6月12日诉至本院，本院于2017年8月3日作出（2017）辽72民初502号民事调解书。因祥海林公司未按期履行民事调解书确定的给付义务，宝斌公司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本院于2018年6月11日作出（2018）辽72执18号执行裁定书，以没有查到祥海林公司有可供执行财产为由，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2020年4月15日，宝斌公司申请恢复执行，并申请追加杨阳、刘秀年为被执行人。2020年7月3日，本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作出（2020）辽72执恢24号执行裁定书，裁定：一、追加杨阳、刘秀年作为本案被执行人；二、杨阳在其抽逃出资357万元范围内承担责任；三、刘秀年在其抽逃343万元范围内承担责任。本院认为，本案为追加被执行人不服（2020）辽72执恢24号执行裁定书的裁决事由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根据执行裁定书的裁决事由，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杨阳、刘秀年是否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及数额。对于祥海林公司在历次股权转让变更过程中，受让股东是否又存在抽逃出资行为，以及在受让股权时是否知道出让人出资不实的情况，因与执行裁定书的裁决事由不同，本案不予审理。关于杨阳、刘秀年是否存在抽逃出资行为及数额。杨阳主张，虽然在祥海林公司设立后其将注册资金转走，但通过后期股权转让，新股东已将转让款打入公司账户，全体股东同意将其为创立公司的垫款70万元作为出资，加上张积才支付的35万元，其已经完全履行了出资义务，故不应承担抽逃出资的责任。宝斌公司认为，杨阳所称创立公司的垫款不真实，将此款项作为出资款没有法律依据；即使新股东受让杨阳的股权并出资，但其仍未能证明以后没有发生抽逃行为，故杨阳应承担其抽逃全部原始出资的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2014修正）》第十二条规定，公司成立后，公司、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以相关股东的行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损害公司权益为由，请求认定该股东抽逃出资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制作虚假财务会计报表虚增利润进行分配；（二）通过虚构债权债务关系将其出资转出；（三）利用关联交易将出资转出；（四）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杨阳在祥海林公司设立后未经法定程序，无正当事由将出资款抽回的事实已经其确认，故应当认定杨阳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刘秀年在杨阳将其出资份额一并转出后，从未向杨阳主张股东权益受到侵害，且在随后的股权转让交易中也没有实际收取转让款，而是由受让股东直接将转让款打入公司账户，故可以认定刘秀年对抽逃出资的事实清楚且未反对并事后予以接受，故亦应认定刘秀年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根据查明的事实，杨阳的股权变化过程为：2011年祥海林公司设立时为51%；2012年5月将40%股权转让给王富强后降为11%；2013年6月接受王富强转让4%后，股权共计15%；2017年6月接受王富强51%股权，接受刘秀年8%股权后，股权共计74%，由张积才代持；2017年7月将51%股权转让给施勇后为23%；2020年6月将23%全部转让给于环。刘秀年的股权变化过程为：2011年祥海林公司设立时为49%；2012年5月将18%股权转让给王富强，10%股权转让给潘永风后，股权降为21%；2016年10日接受潘永风13%股权，又转让给曹淑萍5%后为29%；2017年6月将8%股权转让给杨阳由张积才代持后为21%；2020年6月将21%股权转让给于环。在股权转让过程中，王富强已将股权转让款406万（分别为杨阳出让40%，刘秀年出让18%），潘永风已将70万元（占10%）支付至公司账户，视为杨阳40%的股权和刘秀年28%的股权已经在当时完成了补缴；张积才代杨阳持股，其支付的35万元（占5%）可视为当时代杨阳完成补缴；曹淑萍支付的50万元（按5%计算）亦可视为刘秀年的补缴数额，综上，通过受让股东及代持人向祥海林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共计561万元。由于本案不审理受让股东是否存在出资后的抽逃行为，以及受让人在受让股权时是否知道出让股东出资不实的情况，故本案仅以股东向祥海林公司实际支付的出资款作为审查杨阳、刘秀年抽逃出资数额的依据。如果存在前述本案不予审查的情况，不影响债权人另案提出相应权利请求。基于前述事实和理由，杨阳在王富强支付股权转让款280万元，扣减张积才支付的35万元后，尚有42万元出资未补足（51%×700-280-35）。刘秀年在将5%股权转让给曹淑萍后，仍有16%的股权份额未补足，但曹淑萍实际支付的股权转让金额为50万元，故刘秀年尚有97万元出资未补足（39%×700-18%×700-50）。杨阳应在未补足出资的金额范围内承担责任。杨阳以全体股东同意将其为创立公司的垫款70万元作为出资款的主张不符合祥海林公司设立时公司章程的规定，亦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刘秀年在另案中，虽以祥海林公司出具的实收资本明细账支持其实际出资147万元（21%股权份额）的主张，但未提供在杨阳将全部出资转出后补足其出资的银行凭证，本院对其主张亦不予支持。（2020）辽72执恢24号执行裁定书认定了杨阳、刘秀年在公司成立后存在抽逃出资行为，但在对祥海林公司股东及股东变更和出资情况进行审查后，本院对于承担的抽逃出资责任范围应予变更。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追加杨阳、刘秀年作为（2020）辽72执恢24号案的被执行人；二、杨阳在其抽逃出资42万元范围内承担责任；三、驳回杨阳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5360元（杨阳已预交），由杨阳负担4160元，由宝斌公司负担312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信鑫审判员  李爽审判员  程鑫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郝志鹏书记员邵天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