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长治市上党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晋0404民初666号原告：李玉花，女，1956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长治市，系死者刘元生妻子。原告：刘墉，男，1981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住长治市，系死者刘元生儿子。原告：刘芳，女，1978年3月4日出生，汉族，住长治市，系死者刘元生女儿。委托代理人：史岩超，山西申慧芳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被告：长治市上党区环洁再生资源回收公司第七收购站，住所地：长治市上党区郝家庄乡南郭村。负责人：尹枝荣。被告：长治市上党区环洁再生资源回收公司，住所地：长治市上党区新建路。法定代表人：姬河水，职务：负责人。委托代理人：和润丽，系公司员工，代理权限：特别授权。被告：杨新聚，男，1956年5月20日出生，汉族，河北省定州市人，现住长治市。原告李玉花、刘墉、刘芳诉被告长治市上党区环洁再生资源回收公司第七收购站（以下简称回收公司收购站）、长治市上党区环洁再生资源回收公司（以下简称回收公司）、杨新聚身体权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玉花、刘墉、刘芳及其代理人史岩超，被告回收公司收购站负责人尹枝荣、被告回收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和润丽、被告杨新聚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各被告赔偿原告丧葬费等各项损失共计585829.5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死者刘元生于2019年11月23日为被告回收公司收购站雇佣，在装货过程中晕倒当场死亡。经长治市公安局上党区分局郝家庄派出所对事故调查。第二被告系第一被告设立的分公司，负责人为第三被告杨新聚。被告回收公司收购站辩称：1、答辩人系第二被告下属非法人分支机构，负责人为尹枝荣。2、答辩人与第三被告杨新聚没有任何关系，第三被告所占场地系转租使用。3、答辩人与原告家属死者刘元生无任何关系，答辩人与第二被告对刘元生的死亡不应承担任何责任。被告回收公司辩称：1、第一被告系答辩人下属非法人分支机构，负责人为尹枝荣。2、答辩人与第三被告杨新聚没有任何关系。3、第一被告与原告家属死者刘元生无任何关系，答辩人对于刘元生的死亡不应承担任何责任。被告杨新聚辩称：1、我与原告家属（死者刘元生）无任何关系，也不认识。2、我在第一被告回收公司收购站所在地租房居住，我是从“魏秋敏”处租的房屋，不是从第一被告处租的。3、对于刘元生的死亡，我不应承担任何责任。原告为支持自己的主张，向法庭提供了以下证据：证据1、刘元生死亡注销户口证明一份，证明刘元生于2019年11月23日死亡，现已注销户口。户口类型为家庭户口。申请注销人为李玉花。证据2、户口本、村委会证明，证明刘元生死亡后，户口变更为李玉花，户口类别为家庭户，李玉花为刘元生妻子，刘墉、刘芳为刘元生子女，本案原告主体适格。证据3、李龙仁、贾元生的证明材料，证明死者刘元生与第一被告系雇佣关系，装车过程中刘元生晕倒，后死亡。赔偿明细：1、丧葬费33834.5元，按照受诉法院2019年度职工平均工资计算6个月；2、死亡赔偿金527595元，按照受诉法院2019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1035元*17年（刘元生63岁）；3、精神抚慰金2万元，请求法院酌情认定；4、交通费2000元，请求法院酌情认定；5、食宿费2400元，请求法院酌情认定。以上共计585829.5元。被告回收公司收购站的质证意见是：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我不知道刘元生的死亡时间、死亡原因；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3的真实性不认可，我不认识两位证人，也没有雇佣两位证人。对赔偿明细不了解，也不懂。被告回收公司的质证意见是：对证据1、2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3的证明材料不认可。对赔偿明细不了解。被告杨新聚的质证意见是：对证据1、2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3的两位证人，我是收（捡）破烂的，我找的是“老李”即李龙仁装车。对赔偿明细不懂。三被告均未向法庭提供证据。依据原告的申请，本院依法到长治市公安局上党区分局郝家庄派出所调取了涉案的询问笔录。原告的质证意见是：对询问笔录的真实性认可，刘元生和李龙仁、贾元生、贾永军、贾革平之间是平等的工友关系，互不支配，均以提供简单劳务计酬，其5人共同为第一、第三被告提供劳务，第一、第三被告按照约定支付报酬，双方之间形成劳务关系。被告杨新聚与李龙仁形成委托代理关系，被告为委托人，李龙仁为受托人，李龙仁的组织人员装车、转发报酬等行为，均为代理第一、第三被告而为，并不具有独立性，所产生的民事法律后果均应由作为委托人的第一、第三被告承担。因此，被告与刘元生之间的关系是提供劳务的雇佣关系。从8份笔录可以看出杨新聚有合法的经营手续，杨新聚从柴海英手中租赁场地，柴海英从第一被告负责人手中租赁场地，原告代理人在起诉前到郝家庄派出所调取该询问笔录，当时有杨新聚提供的第一被告的手续。被告回收公司收购站的质证意见是：对询问笔录的真实性认可，没有意见。被告回收公司的质证意见是：对询问笔录的真实性认可，询问笔录无法证明刘元生与第一被告系雇佣关系，只能证明刘元生系第三被告杨新聚雇佣。被告杨新聚的质证意见是：对询问笔录的真实性认可，被询问人说的都是实话。本院的认证意见是：三被告均认可原告证据1、2的真实性，本院也予以认可。原告的证据1载明原告的亲属刘元生的死亡原因系各种疾病死亡。原告及其被告对本院调取的派出所的8份询问笔录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本院也予以认可。其中原告刘墉的笔录中表明原告刘墉作为死者刘元生的儿子，主动放弃了对死者进行尸检的主张。从涉案事件现场人笔录中能够证明李龙仁、贾元生、贾永军、贾革平，包括死者刘元生是临时集中为被告杨新聚提供劳务将废品装车，在装车过程中刘元生生前并未受到外力的伤害或侵害，故刘元生的死亡属于意外事件。原告的证据3即证明材料，三被告不予认可，且与派出所的询问笔录相互矛盾，故本院对原告的证据3也不予认可。经审理查明：被告回收公司收购站是被告回收公司的下属非法人分支机构，负责人是尹枝荣，回收公司收购站的经营场地在长治市××区，在郝家庄派出所备案的日常经营人员有魏秋敏、柴海英及原艳，因尹枝荣与魏秋敏、柴海英夫妻系亲戚关系，便将回收公司收购站经营场所租给了魏秋敏夫妻，魏秋敏在租赁场地上盖有房屋，被告杨新聚从魏秋敏夫妻处租赁场地独自经营废品收购业务，杨新聚不是回收公司收购站的从业人员。2019年11月23日，在回收公司收购站院内，杨新聚为了将自行收购的废品装车，电话联系案外人李龙仁提供劳务，李龙仁又联系贾元生、贾永军、贾革平共同干活，贾元生又联系了刘元生，李龙仁等五人平时从事散工工作。李龙仁、贾元生、贾永军、贾革平和刘元生聚齐后，共同为杨新聚将废品装车，装车至中午12点多时，刘元生突然晕倒，在场人进行了紧急救治，后在120救护车未到的情况下，刘元生儿子刘墉（本案原告）自行将刘元生送去长治市二院救治，在医生告知刘元生已经死亡的情况下，刘墉又将死者拉回了事发地。后报警，长治市上党区郝家庄派出所分别对杨新聚、李龙仁、贾元生、李其卜、刘墉、贾永军、贾革平、柴海英等8人进行了询问，并组织了调解，结果是没有达成协议。原告刘墉表示不同意对死者进行解剖，被告杨新聚给原告支付了2000元，后原告方将刘元生安葬。2020年长治市堠北庄派出所出具的刘元生死亡注销户口证明上载明死亡原因系各种疾病死亡。本院认为，本案三原告以其亲属刘元生在雇佣活动中死亡要求三被告赔偿其各项损失585829.5元。原告的法律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该解释第一条规定：因生命、健康、身体遭到侵害，赔偿权利人起诉请求赔偿义务人赔偿财产损失和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本条所称“赔偿权利人”，是指因侵权行为或者其他致害原因直接遭受人身损害的受害人、依法由受害人承担扶养义务的被扶养人以及死亡受害人的近亲属。本条所称“赔偿义务人”，是指因自己或者他人的侵权行为以及其他致害原因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而本案中，经本院查明的事实是刘元生的死亡属于意外事件，系其因各种疾病死亡，并非因侵权行为或者其他致害原因，导致刘元生死亡，故原告主张三被告赔偿其损失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侵权责任法第24条规定：受害人和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双方分担损失。本案中，死者刘元生是正在为被告杨新聚提供劳务时病故的，根据公平原则，被告杨新聚应酌情分担原告的丧葬费10000元，扣减其已支付的2000元，被告杨新聚还应当支付原告8000元。关于二被告回收公司及其回收站辩称其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的理由充分，本院予以支持。为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限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由被告杨新聚支付原告李玉花、刘墉、刘芳8000元。二、驳回三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029元，由原告承担2979元，由被告杨新聚承担5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西省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 明人民陪审员 王 波人民陪审员 付鹏鹏 二○二〇年九月十五日书 记 员 刘勇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