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6民终229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浙江星源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绍兴市星源大厦**。法定代表人：金东锜，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幸福，浙江朋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陶梦诗，浙江朋成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新锐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绍，住所地绍兴市柯桥区安昌古镇入口广场北古镇办公楼v>法定代表人：张琦，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华峰，男，该公司员工。上诉人浙江星源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浙江新锐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2020）浙0603民初19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和询问当事人，决定不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星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幸福、被上诉人新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华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星源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星源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1.即使按一审判决认定星源公司与新锐公司合作的是首期项目30部电影、一届电影节，按合作期限三年计算，新锐公司也应每年完成十部左右电影的公映。根据新锐协议书第五条第一、二项约定，星源公司与新锐公司共同拥有项目的全部合法版权、署名权，署名权具体为出品人，而新锐公司一审提交的“新锐100”首期项目清单，没有一部电影与本案双方合作有关。已公映的《单行道》《在别处》二部影片的出品人并没有星源公司的署名，因此，该二部电影与本案的合作无关。2.一部电影从剧本到公映，中间不但要经历创作、拍摄、后期制作等，还要办理相应的审批手续。从双方签订协议到一审判决时的二年时间里，新锐公司没有完成一部电影的拍摄工作，新锐公司不可能在余下一年时间里完成与星源公司首期三十部电影、一届电影节首期合作任务。一审判决认定尚无证据证明新锐公司在尚有一年时间里不能完成首期项目错误，也严重违背电影拍摄常识。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项，在履行期限届满前，当事人一方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本案新锐公司在协议签订后的二年时间里，没有完成一部电影的公映，新锐公司的行为已经表明其在不履行主要合同义务。且从常识上讲，在余下一年时间里，新锐公司客观上不可能完成三十部电影从创作到公映的工作，因此，星源公司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在此情况下，星源公司向新锐公司提出解除双方之间的合作协议，符合合同法的规定。新锐公司未在法定期间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状，在庭询中答辩称，1.双方投资协议在2018年6月15日签订后，星源公司就于2018年11月、2019年6月、2020年3月多次以书面的方式向新锐公司提出要求解除投资合作协议并返还保证金，星源公司以自己的行为明确表明不再履行双方合同的主要债务，本案中拥有解除合同权的是新锐公司。因此，本案双方无法就投资协议约定来签订具体的单部电影和单项电影节的补充协议，根本原因不在于新锐公司没有履行投资协议的义务，而在于星源公司从签订投资协议之后就反悔，一直就提出解除投资协议并退回保证金。2.在签订投资协议之后，新锐公司已经举办了2018年柯桥电影节、公映两部电影和三部电影立项备案，并且已经完成了30多部电影的剧本创作。星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出席了2018年柯桥电影节。3.在协议履行过程中，新锐公司多次要求星源公司就投资协议约定的单部电影和单项电影节活动确定投资金额等，但是得不到星源公司的回应，根本原因是星源公司不想履行投资协议，而是想解约。一部电影从剧本到公映要经过创作、拍摄等环节，最重要的环节是电影投资环节。双方投资协议约定对于首期30部电影和一期电影节进行合作，星源公司认为合作期限三年之内新锐公司要完成30部电影的公映，那么应按每年10部的节奏进行是错误的理解。投资协议中并没有约定新锐公司要以完成30部电影的公映作为履行义务的标准，新锐公司只要在合作期限里面完成了30部电影的发起、投资、制作，就应当认定为完成了合同约定的投资义务。本案中，正因为星源公司的拒绝行为，导致了新锐公司的首期项目无法正常开展。即便合作期限届满之后，双方无法完成30部电影投资，责任也在星源公司，更何况目前尚在协议履行期内。今年疫情导致电影行业受创，这不可抗力的期间还没有从合作三年的期限内剔除掉。星源公司提出新锐公司在余下时间内无法完成投资义务没有依据。本案中，有证据显示新锐公司已经履行并且已经部分完成了履行义务，但星源公司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星源公司并不具有解除合同权。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星源公司的上诉请求。星源公司于2020年3月11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星源公司与新锐公司于2018年6月15日签订的新锐协议书；2.判令新锐公司退还星源公司保证金50万元及该款自2018年7月13日起至款清之日止按年息10%计算的利息；3.判令新锐公司支付星源公司违约金50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6月15日，星源公司、新锐公司签订新锐协议书一份，约定双方就新锐100电影计划的首期项目达成协议，由新锐公司作为主投资发起方、出品方，以资金投入方式对该计划首期相关的所有电影项目及电影节活动进行投资，并作为项目的承制方，全权负责项目的所有相关事宜。星源公司作为联合投资发起方、出品方，以资金投入方式对该计划首期所有电影项目及电影节活动进行投资。该协议书明确，新锐100项目分三期投资，首期30部电影加一届电影节，项目合作有效期三年。总投资额为4亿元，首期投资额暂定1亿元，星源公司投资1500万元，新锐公司投资8500万元。未约定后二期投资。协议同时约定，星源公司在协议签订后5个工作日内向新锐公司支付保证金50万元，其余单部影片及相关单项活动的投资款项，各方依照上述投资比例另行签订补充协议。协议还约定违约金50万元。协议签订后，星源公司支付保证金50万元。2019年6月4日，星源公司向新锐公司发送沟通函，认为星源公司、新锐公司签订了新锐协议书，且星源公司已支付保证金50万元。双方就该项目联合其余二股东于2018年11月16日共同成立大走廊公司，且投资款已经到位，要求新锐公司按约归还保证金。2019年6月12日，新锐公司回函认为新锐协议书尚在履行期间，且各方设立大走廊公司与协议书系不同合同关系，也未承诺该公司投资款到位后归还保证金。2020年2月28日，星源公司发出解除合同通知，认为新锐公司未认真履行义务，合作约定时间过半，已不可能履行协议中约定的合作项目，要求解除新锐协议书。2020年3月3日，新锐公司回复：双方系对首期项目进行合作，新锐公司已成功举办两届电影节并筹备投拍电影若干部，也告知相关项目的运营计划和方案，不存在未认真履约行为，反而是星源公司未按约投资。一审法院认为，新锐协议书开篇明确记载“就双方联合发起、投资、制作新锐‘100’电影计划（以下简称‘该计划’）首期项目相关事宜达成如下协议”。在合作内容中又明确“以资金投入方式对该计划首期所有电影项目及电影节活动进行投资”。就投资金额部分，又仅约定了首期的出资额分配，而未约定后二期投资。据此，该院认为该份投资协议仅针对新锐100电影项目的首期项目。该新锐协议书还约定，单部影片及相关单项活动投资款项另行签订补充协议。该约定显示本合同系框架合同，星源公司支付的50万元系该框架合同的履行保证金。现合作期限尚有一年，也无证据可充分证明新锐公司不能完成首期项目，即30部电影及一届电影节，星源公司的合同目的并非必然的不能实现。故该院对星源公司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另，从星源公司的沟通函看，其认为为履行案涉合同已设立大走廊公司，亦可反映出该框架协议签订后，双方仍在履行。但因星源公司、新锐公司均未对大走廊公司与本案合同履行的关联进行举证，故该院对该节事实不做认定，但可反映出星源公司知晓新锐公司就新锐100电影计划进行了推广和实施。在此情况下，星源公司于2019年6月4日发沟通函，此时新锐协议书约定的合作期限已经过近一年，星源公司也仅认为新锐公司应根据约定在大走廊公司投资款到位后退还保证金，而未提出过任何新锐公司未积极履行协议的异议。据此，该院对星源公司要求解除合同的主张实难支持。在合同不予解除的情况下，对星源公司其他的诉讼请求一并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星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审期间，星源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以下三组证据：证据1，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公告一份；证据2，新锐公司2019年年报（在2020年6月29日对外公示的大事记）；证据3，新锐公司在2020年6月30日对外发布的股票交易风险警示性公告（2020年6月30日网上公示），用来证明新锐公司已经没有能力履行与星源公司合作投资的义务，新锐公司认为系星源公司不愿意履行投资协议与事实不符，星源公司没有答应过单部电影或单项投资，新锐公司也没有发出过相关邀约。新锐公司质证认为，对于证据1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该案是星源公司与张琦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张琦仅是新锐公司的股东，与本案讼争事实没有关系。对于证据2、3，真实性庭后核实，但对于关联性有异议。从大事记中反映，新锐公司仅在2019年发布的电影就有三部，且新锐公司还承办了柯桥电影周以及成为东京电影节的合作伙伴，2019年7月份还荣获了相关荣誉称号。现电影行业因有关电影明星偷税逃税的事件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整体陷入低迷状态，仅凭公司的财务数据和ST预警并不能代表新锐公司不能履行与星源公司的投资协议。本院经审查认为，星源公司提交的三组证据与本案的待证事实缺乏关联性，无法达到其达到证明目的，本院不予认定。新锐公司没有提交新的证据。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二审中星源公司明确表示系新锐公司迟延履行其主要义务而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从而要求解除合同。由此，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新锐公司是否存在迟延履行其主要义务的根本性违约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可以解除合同。该规定表明只有违约方的违约行为足以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守约方才能行使合同解除权。一方当事人履行合同过程存在违约行为，但并不必然导致另一方当事人享有合同解除权，只有在一方当事人的违约行为已构成根本性违约致使双方不能实现合同订立目的时，另一方当事人才享有法定解除权。从本案协议约定看，协议仅对合作项目及投资金额和收益分配等作出概括约定，并同时约定单部影片及相关单项活动投资款项另行签订补充协议，由此，一审判决认定系涉案协议系框架合同，本院予以认同。现双方尚在合作期限内，星源公司并没有提供充分有效证据证明新锐公司已构成根本性违约而符合法定解除条件。另，星源公司上诉中还提出按合作期限三年计算，新锐公司应每年完成十部左右电影的公映，现新锐公司已构成预期违约要求解除合同，但星源公司所举证据并不能证明新锐公司以明示或默示的方法表明其不履行合同义务，且协议并未约定每年需完成十部左右电影的公映，现星源公司提出新锐公司应每年完成十部左右电影为由而认为新锐公司构成预期违约，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据此，对于星源公司提出解除合同之诉请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星源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上诉人浙江星源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柳雪松审判员  彭丽莉审判员  杨 华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李佳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