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鲁01民终965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宗世颖，女，1990年7月22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昊，北京大成（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魏东红，女，1976年5月28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朋朋，山东元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宗世颖因与被上诉人魏东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2020）鲁0103民初4318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8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实施办法》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的规定，依法对本案进行了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宗世颖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裁定，改判被上诉人归还上诉人1144442元及利息（自2020年1月16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一、二审诉讼费及保全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上诉人出借款项性质为借款并非投资款。被上诉人出具的还款保证书合法有效，理应依约还款。本案上诉人于2017年3月10日向被上诉人的转款系借款，虽然当时未出具借条，但是根据被上诉人于2019年10月30日出具的还款保证书可以证实当时双方之间达成口头借款约定，而不是共同投资约定，否则被上诉人不会向上诉人出具保证书列明还款计划，更不会承诺由其承担还款义务。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时辩称双方是共同投资关系，却又出具保证书自愿承担还款义务，明显有悖常识、不合逻辑。涉案款项转账给被上诉人后并非用于投资元邦理财产品，而是由被上诉人直接汇给案外人孙玉霞。被上诉人与孙玉霞是否与元邦公司形成投资关系，以及一审证人冯晓媛（被上诉人举证）与被上诉人、孙玉霞之间到底是借贷关系还是共同投资关系均与上诉人出借款项无关。上诉人与冯晓媛以及元邦公司之间未就被上诉人所述的《元邦五号牡丹资产管理计划（私募基金）》的投资达成过合意，也不存在所谓的上诉人顶替孙玉霞投资该项基金的情形。被上诉人之所以虚构事实称与上诉人是共同投资关系是欲规避还款责任，逃避债务。二、一审法院以被上诉人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微信转账内容推定双方之间系共同投资关系，完全是主观推测，没有证据证明。一审法院通过双方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微信转款内容认定以下三方面：第一，被上诉人一直与上诉人交流元邦公司的情况；第二，被上诉人收到冯晓媛转款后按照三分之一的比例转账给上诉人，上诉人收到款项时未表示异议；第三，上诉人微信中多次明确表示希望元邦公司承诺内容是真实的等，进而得出“如果是纯借贷关系，魏东红没有必要事无巨细的将元邦公司的情况告知宗世颖；宗世颖在明知魏东红收到相应款项后仅支付自己约三分之一的份额无任何异议，不符合常理……故综合分析，两者之间并非简单的借贷关系，所转款项应为投资款，且与元邦公司有关”。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的上述推理与事实不符。首先，被上诉人与上诉人沟通交流元邦公司的情况，原因正如上诉人起诉状中所陈述，被上诉人借钱是为了投资，拖延还款的理由也是投资失败，所以给上诉人交流元邦公司的情况合情合理，上诉人表达出希望元邦公司兑现承诺也无可厚非，只有元邦公司给了被上诉人钱，被上诉人才能尽快还款。其次，被上诉人收到冯晓媛款项后转款给上诉人，上诉人一直理解为还款，至于所谓“三分之一”比例的事情，这是被上诉人自己制定的分配比例，上诉人并不知情也不能控制。再次，如何计算得出上诉人占三分之一比例没有任何依据。按照被上诉人庭审时表述其与案外人孙玉霞共同投了230万，将钱打给冯晓媛，冯晓媛以自己的名义与元邦公司签订合同。假设上诉人所转款项是投资款，从金额上计算也不是三分之一的比例。最后，被上诉人一直声称其向上诉人的转款是分红，而2019年2月份元邦公司早就不能兑付，不可能存在分红。自2017年3月份上诉人出借款项后，从未在元邦公司获得过分红。2019年，元邦公司无法兑付后，被上诉人却转给上诉人所谓的“分红”，明显与事实相悖。数次转账记录中只有一笔标注“八月份分红”。上诉人之所以没有提出异议是因为长期催款而不得，好不容易盼来几千块的还款，当然照单全收，不能因为被上诉人转账标注分红就认定双方形成合作投资关系。因此，上述微信聊天记录及转账内容无法证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形成合伙投资关系。根据合同法第13条“当事人订立合同，应当采取要约、承诺方式”的规定，被上诉人应当举证证实双方之间形成合作协议或者委托协议，达成了合伙投资的合意，否则就要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在没有合伙方式、投资和分配比例等约定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全凭推测就认定双方是合伙投资关系，没有事实根据。三、通过双方提交的转款记录可以证实本案当事人双方并非合伙投资，而是民间借贷关系。通过一审中双方提交的证据可以理清以下事实：2016年1月，案外人冯晓媛与元邦公司签订了《元邦五号牡丹资产管理计划（私募基金）》。2017年1月，被上诉人及案外人孙玉霞向冯晓媛转款，其中孙玉霞转款100万元，被上诉人、孙玉霞与冯晓媛、元邦公司之间是借贷关系还是委托投资关系，上诉人不得而知。被上诉人于2017年3月取得涉案借款之后直接支付给了孙玉霞，由被上诉人取得孙玉霞的投资份额。如果像被上诉人庭审时辩称的上诉人是投资元邦公司理财产品，那么上诉人应当与元邦公司签订合同，向元邦公司转款，或者与冯晓媛签订合同，向冯晓媛转款才合理。退一万步讲，假设是上诉人受让孙玉霞的投资份额，那么也应当是上诉人直接向孙玉霞转款，而不是向被上诉人转款。因此，被上诉人的答辩根本不符合逻辑，更不符合交易习惯。从证据上看，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合伙投资。从资金流水上看，也无法得出上诉人受让孙玉霞份额的结论，被上诉人所谓“共同投资”的答辩根本不能成立。本案的事实是案外人孙玉霞退出，被上诉人借钱购买了孙玉霞的投资份额，一审法院未能查明事实，错误认定双方是合伙投资关系，应当予以纠正。四、本案事实及法律关系不涉及刑事案件，一审法院任意扩大适用司法解释，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诉权。上诉人是基于银行流水和还款《保证书》提起的民间借贷诉讼，《保证书》是被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其对自己权利的处分，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一条规定的无效情形，被上诉人应当承担《保证书》所承诺的还款责任。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八条规定，借款人如果涉嫌犯罪，出借人起诉请求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退一万步讲，即便按照被上诉人辩解的共同投资关系，被上诉人于2019年10月30日向上诉人出具《保证书》，承诺由其本人归还相应款项，该承诺还款的行为也应符合债务加入的法律规定，被上诉人债务加入的行为也应承担共同清偿责任。根据《九民会议纪要》第129条的裁判精神，在涉众型经济犯罪中，受害人基于同一事实以犯罪嫌疑人或者刑事被告人为被告的民事诉讼，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不予受理，受害人的民事权利通过追赃、退赔方式解决。非法集资案件之所以裁定不予受理，是因为要通过追赃程序处分犯罪所得的财产，能够以公平比例弥补诸多受害人的损失。而本案的诉讼主体、案件事实及法律关系与元邦公司的刑事案件没有任何直接关系，被上诉人并非犯罪嫌疑人，追赃也不涉及被上诉人的财产，除非法院认为被上诉人涉嫌非法集资犯罪，应当将本案移交侦查机关处理。因此，在案件事实不同、法律关系不同的前提下，一审法院以款项属于刑事案件的侦查范围为由，裁定驳回起诉，是对民刑交叉司法解释的扩大适用，损害了上诉人的诉权。魏东红辩称，一、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系合伙投资关系，不是借贷关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多笔合伙投资事宜，在元邦公司处的投资就有2笔。第一笔投资也是上诉人将钱打给被上诉人这种模式，本金及收益已经全部收回，详见一审中魏东红提交的证据三。上诉人从被上诉人处了解到被上诉人购买的山东元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高收益的理财产品，想合伙投资，因为元邦公司的投资门槛很高，且当时在2017年3月份没有窗口可以开放，上诉人没有办法单独完成投资。被上诉人在此前为了达到元邦公司投资门槛，与孙玉霞合伙投资了230万，其中孙玉霞100万，被上诉人130万，将投资款汇入了元邦公司的经理冯晓媛名下，由其投向元邦公司。后来孙玉霞想撤资，上诉人想投资，客户经理冯晓媛提供关于孙玉霞100万投资款的元邦5号基金份额计算表，按照份额计算表，上诉人将投资款转到被上诉人名下，再由被上诉人将相应的款项支付给孙玉霞，这个操作在2017年3月10日同一天完成的，详见银行打款的流水，这样就等于上诉人完成了投资，从这一天开始计算上诉人的收益。对于涉案的1144442.58元款项，首先，正常的民间借贷不会出现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的借款金额，不符合交易习惯。即使要借钱，也是借整数，被上诉人自己不可能没有这2.58元。其次，被上诉人共分5次支付给上诉人收益，分别是在2019年2月2日微信转给上诉人3000元，2019年5月13日转给上诉人3000元，2019年6月28日被告转给上诉人1000元，2019年8月8日被告转给上诉人3000元，2019年8月30日被告转给上诉人3000元，并在转账说明中备注“8月份分红”，上述5笔款项系理财经理冯晓媛转给被上诉人资金后，被上诉人当天第一时间就按双方的投资比例转给上诉人的投资分红，上诉人收到款项后并没有任何异议。若双方是单纯的借款，对于上述多笔转账应该表明是利息还是本金，或者双方在微信中至少会有关于这个钱性质的表述，然而双方没有任何关于借贷的表述，甚至没有任何催要记录，这些都不符合常理。二、微信聊天记录以及微信转账内容是双方就本案的投资事宜进行沟通，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首先，通过一审提交的65页微信聊天记录显示，被上诉人在2019年5月至2020年年初一直与上诉人沟通元邦公司的投资事宜，没有提及任何借款的问题。关于涉案投资款，双方的客户经理冯晓媛与被上诉人的沟通结果，被上诉人会及时将冯晓媛与被上诉人的聊天截图给上诉人，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沟通非常密切。对于每次收到冯晓媛的转款，被上诉人都会第一时间转账给上诉人，上诉人也通过微信给被上诉人表示希望元邦公司能够及时给付本金的意思表示。双方还经常通过语音电话进行沟通。2019年2月2日，冯晓媛将1万元微信转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在与冯晓媛的沟通中，对于将这个钱如何与上诉人（被上诉人微信中称呼上诉人为宗宗）分配进行商量，对于宗宗的100万投资款亦有表述，客户经理让被上诉人自己分配，被上诉人将1万元中的3000元微信转给上诉人，上诉人当天领取。对于元邦公司每个账户回款2万，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以及客户经理冯晓媛3人共用一个账号，所以只能分这个2万，客户经理留下1万。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他们两人分1万，对于分配比例，上诉人是知情的。这种事无巨细围绕投资问题的沟通，足以证明三方合伙投资一事，并非借贷。其次，微信聊天记录中对于元邦公司的投资问题就是本案的投资款这件事，而非另有所指，对于上诉人直接与冯晓媛对接的投资340万和250万，那是上诉人自己的钱，被上诉人没有参与，自始至终也不知道上诉人关于这两笔钱在元邦公司的投资情况。上诉人在元邦公司的其余两笔投资已经收回，最后一笔是让客户经理冯晓媛偿还的，上诉人让客户经理冯晓媛在2018年12月26日给她写下《保证书》，通过这个《保证书》可以看出，在上诉人的对外投资中，盈利的时候收取利润，只要投资有任何损失，就采取各种手段，让相关人员给她写《保证书》，自己永远不承担损失，这种写《保证书》的手段与本案相一致，体现出上诉人只赚不赔的投资理念。除本案的投资款没有收回外，元邦公司的其余投资款最晚在2019年8月9日，冯晓媛也已经全部给上诉人还清了。这个时间之后，上诉人在已经没有投资的情况下，双方依然对于元邦公司的投资问题进行沟通，上诉人想将微信聊天记录中关于元邦公司的沟通解释成除本案以外的其余投资，与实际情况相矛盾，无法自圆其说。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诚实信用原则是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它要求当事人在民事诉讼活动过程中，依法行使诉讼权利，履行诉讼义务，不得以伪造证据、虚构事实等方式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本案中，上诉人隐瞒案件真实情况，向法庭进行了一系列的虚假陈述，进行恶意诉讼，浪费司法资源，请法庭查清后应予严惩。三、山东元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已经被刑事立案侦查。本案因涉及刑事犯罪，驳回上诉人起诉符合法律规定。在元邦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中，多人合伙凑资金达到元邦公司的投资门槛这种手段非常普遍，甚至有层层打款汇集资金的复杂情况，客户经理让客户把钱汇给自己，代持理财手段也很常见。本案中，被上诉人并非担保人身份，其与上诉人两人都是投资人，也都是元邦公司非吸案件的受害人，就涉案的1144442.58元，本质上是投资款，不是债务加入，该投资款属于非吸的范围。通过双方提交的证据以及庭审调查笔录显示，本案的基础法律事实系投资并非借贷，上诉人为了转嫁自身投资失败的损失，将合伙投资关系的事实虚构为借贷关系提起虚假诉讼，被上诉人认为一审查明了案件事实清晰，上诉人对于涉案的投资本息问题，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范围，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上诉主张与被上诉人之间系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没有充足的证据，一审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宗世颖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归还原告114.4442万元以及相应利息(计算方法为自2020年1月16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及保全费。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原、被告双方微信聊天记录及微信转款内容主要体现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自2019年5月起至2020年1月，魏东红一直与宗世颖交流元邦公司的情况，并将其与元邦公司工作人员冯晓媛的微信交流内容通过截图的方式发送给宗世颖；二是魏东红自2019年2月起，只要魏东红收到冯晓媛转的钱，魏东红总是按收到款项大约三分之一的比例及时转账给宗世颖，宗世颖收到款项后未表示异议；三是宗世颖在微信中多次明确表露出希望元邦公司承诺的内容是真实的，希望元邦公司能及时给付本金等的意思表示。故根据以上内容看，原、被告双方如果是单纯借贷关系，首先魏东红没有必要事无巨细的将元邦公司的情况告知宗世颖；其次，宗世颖在明知魏东红收到相应款项后仅支付自己约三分之一的份额无任何异议，亦不符合常理。另，根据宗世颖本人的陈述，截止至2018年4月底，宗世颖向元邦公司投资的其他两笔理财均已收回，最后一笔投资，冯晓媛亦于2018年12月26日给其写下保证书，由冯晓媛个人负责偿还，且该款项亦于2019年8月9日前全部还清，其在微信中表达的内容与上述款项无关。故综合以上内容及分析，原、被告之间并非简单的借贷关系。宗世颖于2017年3月10日向魏东红所转款项1144442.58元应为投资款，且与元邦公司有关，故宗世颖主张上述款项为借款，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现公安机关已对元邦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立案侦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本案中原告主张被告偿还的借款本息，属于上述刑事案件的侦查范围，原告可依法向有关公安机关报案登记，故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范围。裁定：驳回原告宗世颖的起诉。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因涉案的款项涉及向元邦公司的投资，而元邦公司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立案侦查，因此，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裁定驳回宗世颖的起诉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宗世颖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员 闵 雯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薛嘉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