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01民终508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桂思洋，女，1992年11月26日生，汉族，住昆明市官渡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承波，云南大韬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董怡，女，1992年9月9日生，彝族，住昆明市石林彝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金伟，云南薄法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桂思洋因与被上诉人董怡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石林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20）云0126民初3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3日受理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董怡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二、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9年10月30日共同签字确认的《借条》中所载明的15万元借款就是2019年3月20日上诉人交付给被上诉人的15万元款项，对该款项的性质为借款双方作了共同签字确认且对款项归还时间也作了进一步明确约定。整个法庭审理中，被上诉人并未提交相应证据证实该借条系受胁迫、欺诈等所为，相反上诉人向法庭提交了双方共同签订借条的整个过程的《视频记录》来证实完全系被上诉人真实意思表示。故，原审法院所谓被上诉人不具有向上诉人借款的意思表示属主观臆断。另，在双方对已交付的款项作了明确确认的情况下，原审法院所谓上诉人也未另行交付款项的认定，更属曲解法律条款原义。二、被上诉人所提交的二组证据虽从形式上反映了系“上诉人的个人投资行为”，但其实质上系被上诉人作为案外人云南普罗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员工，为从公司获取“业绩提成”，与上诉人协商后借用上诉人的名义而进行的一系列操作行为。若真是上诉人的个人投资行为，那被上诉人针对上诉人交付的15万元款项于事后即2019年10月30日向上诉人补打借条且共同确认性质是借款的行为不是自相矛盾？三、如原审认定即2019年3月20日交付给被上诉人的15万元款项系上诉人的理财投资款的说法成立，被上诉人作为上诉人的经纪人，因其未兑现6个月后将15万元退回给上诉人这一承诺，经双方多次商议后，共同签字确认《借条》的方式将上诉人的15万元投资款变更为被上诉人向被上诉人的借款，双方这一行为，完全系双方对各自民事权利的处分，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亦受法律保护。董怡辩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纠纷引起的债权债务关系，双方之间的借贷合同不生效。上诉人认为投资款因为借款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因为上诉人与云南普罗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委托协议合法有效，该款项是其用于投资，且其已自认领取了四个月的基金利息。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桂思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由董怡向桂思洋赔还借款本金人民币150000元（以下均为人民币），并按照年利率6%计付自2019年11月28日起至还清借款之日止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董怡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3月20日，桂思洋从其账号为62×××29的银行卡转款150000元到董怡账号为62×××44的银行卡。当天，董怡从其账号为62×××44的银行卡分八次转款人民币75000元（兑换美元为10000元）到桂思洋基金账户。2019年3月26日，桂思洋（甲方）与案外人云南普罗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乙方）签订《委托书》，约定：“第一条总则，鉴于甲方个人投资需求，甲方与乙方协商同意，由甲方指定乙方为全权代表，授权乙方可根据本协议所列的条款和条件实施委托事项。第二条委托事项，2.1甲方授权乙方与其指定或认可的投资交易平台进行接洽，并了解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调查甲方选择的投资交易平台机构或境外理财产品的安全性，投资方向，营利状况，并提供信息咨询服务及培训）”等内容。当天，桂思洋（甲方）与案外人云南普罗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乙方）还签订《投资咨询服务协议》，约定“兹因乙方在受托资产管理、投资管理、企业资产重组及并购、财务管理、外汇信息咨询服务等方面的专业性，就甲方需要乙方提供的服务事项，经双方协商达成如下条款：第一条咨询服务的范围及方式，（一）乙方提供甲方有关受托资产管理、投资管理、企业资产重组及并购、财务管理、外汇信息咨询服务等方面研究分析结果及建议”等内容。当天，桂思洋签署《美裕美家基金个人配套委托管理协议》，约定“委托服务，你方为管理投资组合，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对ＥａｓｙＧｒｏｕｐＴｒａｄｉｎｇ易集团（以下简称‘顾问方’）的委托生效。鉴于此，你方需与顾问方开设全权委托账户，账号21×××46初始资本20000.00美元……在投资方签约配套后，入金汇率按照1.00:7.50兑换美金与人民币。出金按照1.00:7.20兑换美金与人民币……客户阐明上述账户申请上的所有信息是正确的，并同意如有任何重大改变将经书面或是电邮通知顾问方。顾问方有权但没有义务核实所提供信息的准确性，如其认为有必要，可与银行、经纪人以及其他人联系。在下面签字后，你方根据公平信用报告法向顾问方提供‘书面说明’，授权顾问方从你方信用档案以及和其他第三方（包括其他信用报告公司）获取你方信息……于2019年3月26日同意并授权，（客户）授权人签名：桂思洋，证件号××……客户经纪人董怡”。当天，董怡转款人民币75000.00元（兑换美元为10000.00元）到桂思洋基金账户。2019年10月底，董怡向桂思洋出具借条，载明“本人董怡购买普罗米美裕美家理财产品，向桂思洋借到现金人民币拾伍万元整。经双方协商，此借款定于2019年11月27日前归还清给桂思洋。借款人董怡×××2027；出借人桂思洋××”。桂思洋在庭审中认可收到过四个月的基金利息以及在董怡出具借条前后其未交付其他款项。现桂思洋要求董怡归还借款本息。一审法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属于实践性合同，自贷款人交付借款给出借人时才生效。本案中，桂思洋主张其与董怡之间存在借贷法律关系，而董怡辩称双方之间不存在借贷法律关系并提交了《委托书》《投资咨询服务协议》《美裕美家基金个人配套委托管理协议》等证据，上述证据结合桂思洋提交的中国银行人民币汇款业务回单，能够形成证据链，证实诉争款项系桂思洋用于向案外人云南普罗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购买基金产品。本案查明的事实表明，董怡虽向桂思洋出具借条，但董怡不具有向桂思洋借款的意思表示且董怡已将桂思洋交付的款项转入桂思洋基金账户，同时桂思洋在董怡出具借条前后并未交付董怡其他款项，桂思洋、董怡之间不存在因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债权债务纠纷，双方之间的借款合同不生效。故桂思洋要求董怡赔还借款本金150000.00元并按照年利率6%计付利息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桂思洋的诉讼请求。二审中，上诉人桂思洋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被上诉人董怡向本院提交了云南普罗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人事任命通知、易集团关于中国市场的产品清退细则、云南普罗米公司致客户公开信、微信截图4张三组新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对以上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与本院二审查证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董怡与桂思洋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针对争议焦点，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属于实践性合同，自贷款人交付借款给出借人时才生效。本案中，2019年3月20日桂思洋向董怡转款150000元，当日董怡将部分款项转入桂思洋的基金帐户，且2019年3月26日桂思洋与云南普罗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就委托投资基金分别签订了《委托书》《投资咨询服务协议》《美裕美家基金个人配套委托管理协议》，并且桂思洋也确认收到过四个月基金利息，故桂思洋系该笔款项的权利人，董怡只是桂思洋该笔业务的经纪人，董怡并非债务人。故一审法院认定诉争款项系桂思洋用于向案外人云南普罗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购买基金产品，有事实依据，本院予以维持。虽2019年10月底董怡向桂思洋出具借条，但在出具借条前后，桂思洋也承认其未交付过其他款项给董怡。故，一审法院认定桂思洋、董怡之间不存在因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债权债务纠纷，双方之间的借款合同不生效，符合本案事实，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桂思洋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300元，由桂思洋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刘涛二〇二〇年九月三日法官助理蒋志平书记员李远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