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沅江市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湘0981行初41号 原告湖南东方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金梁，公司董事长。 原告南县东建旱改水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小飞，公司总经理。 二原告委托代理人黎宏，湖南邵长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即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代为和解、调解，提起反诉或者上诉、代收相关文书。 二原告委托代理人吴祖创，湖南金剑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诉讼代理。 被告南县自然资源修复事务中心（原名称为南县土地开发整理中心）。 法定代表人何正伟，系该中心主任。 被告南县自然资源局，住所地南县南洲镇兴盛路。 法定代表人欧力，系该局局长。 二被告委托代理人张贝贝，湖南湘军麓和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即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代为调解、和解，提起反诉或者上诉，代收法律文书。 原告湖南东方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南县东建旱改水工程有限公司认为被告南县自然资源修复事务中心（以下简称修复事务中心）、南县自然资源局（以下简称资源局）违法变更土地行政协议一案，二原告于2020年4月27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20年4月27日受理后，于2020年4月28日分别向被告南县自然资源修复事务中心、南县自然资源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6月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二原告的委托代理人黎宏、吴祖创，二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及其共同委托代理人张贝贝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现已审理终结。 2020年3月19日，被告南县自然资源修复事务中心向原告湖南东方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作出[2020]01号《变更行政协议决定书》和[2020]03号《变更行政协议决定书》，该决定书认定案涉投资合作合同和补充协议存在违法情形，且如继续履行将出现严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2020年3月25日，被告南县自然资源修复事务中心作出[2020]01-1号《变更行政协议决定书（补正版）》和[2020]03-1《变更行政协议决定书（补正版）》，该案涉《变更行政协议决定书（补正版）》新增原告南县东建旱改水工程有限公司为行政相对人。 二原告诉称，2016年10月12日，经过公开招标，原告湖南东方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中标南县旱地改造水田第一和第三标段项目，并分别签订了《湖南省南县2016年旱土改造水田项目投资合同》，合同约定由原告湖南东方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在南县成立原告南县东建旱改水工程有限公司，并就土地资源性收益的计算和收益作出了明确约定。双方签订的合同是通过招投标后签订的，程序合法，且系原、被告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合法有效，原、被告作为合同主体理应遵照履行。被告南县自然资源修复事务中心在原告南县东建旱改水工程有限公司完成合同约定工程，并全部入库指标转让完毕后，不但不按合同履行付款义务，并且以二原告收益过高为由而擅自单方面变更协议，该单方面变更行为系被告南县自然资源修复事务中心违法滥用行政优益权的行为。二原告利用自己的技术和资金，组织施工力量按照合同约定将旱地改造为水田，二原告作为施工方，按照合同约定获取利益，并没有损害国家和集体利益，更没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反而被告作为发包方是最大的收益方，合同的履行是对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实现和保护。被告南县自然资源修复事务中心的违法变更行为，违背了经济社会中诚实信用原则，严重破坏了行政机关的诚信形象，肆意践踏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该单方面的违法变更行为应依法予以撤销。同时被告南县自然资源修复事务中心作出的《变更行政协议决定书》时，程序违法，违反了行政正当程序原则，行政机关作出影响行政相对人权益的行政行为，必须遵循正当法律程序，包括事先告知相对人，向相对人说明行为的根据、理由，听取相对人的陈述、申辩，事后为相对人提供相应的救济途径等。被告南县自然资源修复事务中心在作出《变更行政协议决定书》时并未告知原告，也未听取原告的陈述和申辩，其程序严重违法，应予以撤销。综上所述，被告南县自然资源修复事务中心作出的《变更行政协议决定书》系滥用行政优益权，且程序违法，故二原告诉至人民法院请求撤销被告南县自然资源修复事务中心于2020年3月19日作出的[2020]01号《变更行政协议决定书》、[2020]03号《变更行政协议决定书》以及2020年3月25日作出的[2020]01-1号《变更行政协议决定书（补正版）》、[2020]03-1号《变更行政协议决定书（补正版）》；二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二原告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被告南县土地开发整理中心于2020年3月19日作出的[2020]01号《变更行政协议决定书》及[2020]03号《变更行政协议决定书》； 2、被告南县土地开发整理中心于2020年3月25日作出的[2020]01-1号《变更行政协议决定书（补正版）》及[2020]03-1号《变更行政协议决定书（补正版）》； 以上证据1、2，拟证明被诉行政行为存在以及被告南县自然资源修复事务中心不具备行使行政优益权的权利、变更行政协议决定书程序违法。 被告修复事务中心辩称，根据《湖南省土地开发整理条例》第四条的规定，被告南县自然资源修复事务中心土地系法律法规授权的负责南县行政区域内土地开发整理具体工作的行政主体，且案涉项目的招标、合同签订等相关工作均系南县自然资源修复事务中心依据《湖南省土地开发整理条例》第十六条的规定以自己名义开展，且被告南县自然资源修复事务中心系作出案涉变更行政协议决定书的唯一行政主体。被告南县自然资源局作为《湖南省土地开发整理条例》第四条规定的南县行政区域内的土地开发整理工作的主管部门，其参与案涉项目的验收系根据《湖南省土地开发整理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履行行政主管部门职责，并不能因被告南县自然资源局系其举办的事业单位法人以及其参与了案涉项目的验收就将其列为本案被告。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被告南县自然资源修复事务中心才是本案的唯一适格被告。因案涉项目第一、三标段的投资合作合同及其补充协议存在违法情形，且如继续履行将出现严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故被告南县自然资源修复事务中心依法作出了案涉变更行政协议决定书，将案涉项目一、三标段的投资合作合同及其补充协议的相关收益条款予以变更。综上，二原告要求撤销案涉变更行政协议决定书，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故请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二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修复事务中心为证明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向本院提供了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证据： 1、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拟证明南县土地开发整理中心系案涉行政协议的行政主体； 2、《关于核准2016年度南县乌嘴乡、中鱼口乡旱地改造水田项目招标事项的通知》南招核（2016）28号文件，拟证明2016年度南县乌嘴乡、中鱼口镇早地改造水田项目情况； 3、《招标公告》； 4、中标通知书； 以上证据3、4，拟证明南县土地开发整理中心系案涉项目招标人； 5、第一标段《湖南省南县2016年旱土改造水田项目投资合作合同》，《南县2016年旱土改造水田项目投资合作补充协议》，拟证明土地整理中心与湖南东方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签投资合作合同和投资合作补充协议的约定情况； 6、第三标段《湖南省南县2016年旱土改造水田项目投资合作合同》及《南县2016年旱土改造水田项目投资合作补充协议》，拟证明土地整理中心与湖南东方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签投资合作合同和投资合作补充协议的约定情况； 7、南县国土资源局项目验收意见书； 8、《南县2016年旱改水项目各标段投资及形成指标明细表》 以上证据7、8，拟证明该项目五个标段（含案涉第一、三标段）于2017年9月30日全部验收完毕及总投资、形成旱改水指标面积及入库面积情况； 9、《南县2016年旱改水项目指标交易明细表》及其相关交易凭证资料，拟证明案涉项目5个标段共形成的旱改水指标入库面积、已完成交易情况以及如按照投资合作合同及其补充协议约定的收益计算原则继续履行可得的总收益； 10、《南县2016年旱改水项目各标段收益拨付明细表》； 11、相关银行转账凭证； 以上证据10、11，拟证明土地整理中心已通过南县财政局向南县东建旱改水工程有限公司的实际拨付收益的付款情况； 12、湖南省国土资源厅、湖南省财政厅联合发布的《湖南省补充耕地指标易地转让管理暂行办法》（湘国土资发〔2015〕38号）； 13、湖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引导和规范社会投资耕地开发的通知》（湘国土资发〔2015〕43号）； 以上证据12、13，拟证明投资合作合同及其补充协议约定社会资本方可直接参与指标交易，并与政府共同确认成交面积及交易价款，转让款由受让方分别支付到双方指定账户，显属严重违法情形。而且上述文件精神明确回购标准要以合理利润为基础，因此即便采取协商确定回购方式和标准的模式，也不应背离合理利润的基本原则； 14、《广西深度贫困县（市）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跨省域调剂实施细则的通知》（桂政办发〔2018〕137号）； 15、《成都市人民政府批转市国土局等部门关于进一步规范引进社会资金进行一级土地整理意见的通知》（成府发〔2007〕64号）； 以上证据14、15，拟证明社会资本参与增减挂钩项目建设的，社会投资方所获得的利润应控制在社会投资方投入项目实际支出成本的15%以内；土地收益是政府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资金来源，合作项目应经区(市)县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决定。对比其他省市，案涉合同约定的收益分配方式中原告获取的利润已经超出合理利润的范畴； 16、《土地资源学》复旦大学出版社（P51、55、213），拟证明关于土地资源价值构成的相关理论以及土地指标交易价款应属于国有资产的相关依据； 法律依据：1、《湖南省土地开发整理条例》第四条、第十六条、第十九条； 2、《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二十六条； 3、湖南省国土资源厅、湖南省财政厅联合发布的《湖南省补充耕地指标易地转让管理暂行办法》（湘国土资发[2015]38号）； 4、湖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引导和规范社会投资耕地开发的通知》（湘国土资发[2015]43号）； 5、《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条； 6、《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十三条； 7、《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十六条； 8、《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第八条； 被告资源局辩称，被告南县自然资源局不是作出案涉变更行政协议决定书的行政主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二原告对被告南县自然资源局的起诉。 被告资源局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经庭审质证，二原告对被告修复事务中心提供的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没有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被告修复事务中心是法律法规授权南县自然资源局成立的，且该证书上注明的举办单位是南县自然资源局。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五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之规定，被告南县自然资源局系本案适格的被告，被告事务修复中心授权的业务范围，不享有作出行政协议变更决定的权力，因此，被告修复事务中心不是行政法意义上的行政机关，不具有作出行政协议变更决定的主体资格。对证据2-6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没有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组证明恰好证明了原、被告之间所签订的《投资合作合同》是通过法定的招投标程序签订的，合法有效，且二原告不仅仅承担了投资款，而且依据合同约定，原告还承担了项目部管理费用、招标代理、测量、规划设计、监理及组织竣工验收等费用，被告在没有任何依据的情况下，认定合同严重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如果说该合同的签订严重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那么合同签订人及单位（包括授权单位）应承担玩忽职守的法律责任。对证据7-8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证明原告投资周期（自签订合同至验收合格）长达11个月之久，并非被告所称的120天。被告所提供的指标形成明细表并未包括新增耕地18.86公顷，该新增耕地中原告按比例应有119.22亩；对证据9有异议，该指标交易明细表中的第16、17项没有指标转让合同，第19项既无指标转让合同，且交易金额9000万元又变成7056.1338万元，应不予认定。未成交指标面积应按9万元/亩计算，是根据湖南省国土资源厅2018年5月7日出具的《通知》中明确：“补充耕地指标，转让价格为9万元/亩”。省、市二级各15%的指标面积，因在合同中没有约定，况且相关规定是在合同签订后作出的，根据“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应不予认定。对证据10-11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没有异议。对证据12-16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其中证据12-13的两个文件不具备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作为依据的法定要件。对证据14-15有异议，地方性法规也只能适用于本行政区域内发生的行政案件，通知就更不能适用。对证据16有异议，该证据不能在本案中作为证明被诉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对法律依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被告修复事务中心不具有作出行政协议变更决定的主体资格，被告修复事务中心的职权在《湖南省土地开发整理条例》中有明确的规定，该条例并没有赋予被告修复事务中心具有行政机关享有的行政优益权的职权；对法律依据3-6有异议，不能作为本案的法律依据适用，无法证明被告修复事务中心作出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同时对法律依据5-6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依据并不能证明原、被告签订的合同有侵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土地虽是国家的，但没有原告的投资是没有价值的；对法律依据7-8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被告修复事务中心不是行政法意义上行政机关，无权作出案涉变更协议决定书。被告自然资源局对被告修复事务中心提供的证据1-16和法律依据1-8均无异议。 二被告对二原告提供的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被告修复事务中心是根据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有权对其作出的行为进行变更。 本院对各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确认如下： 1、原告提供的证据1、2，系被告修复事务中心作出的被诉行政行为，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2、被告提供的证据1-8，10-11，原告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未提出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被告提供的证据9，能够证实案涉项目的交易情况，本院对该部分事实依法予以确认；被告提供的证据12-16，不是被告修复事务中心作出被诉变更决定的证据材料，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依法不予确认。 经审理查明，2016南县乌嘴乡、中鱼口乡旱地改造水田项目分四个标段向社会公开招标，被告南县自然资源修复事务中心作为招标人发布了招标公告。该招标公告第9条规定：本招标项目中标人通过土地指标交易收回投资并获取收益。土地指标交易后收益分配采取分段计费方式：（1）当指标交易价格在基准价8000元/亩（含8000元/亩）以下时，招标人固定按1500元/亩收取土地资源性收益。（2）当指标交易价格在基准价8000元/亩以上时，超过8000元/亩的溢价部分招标人和中标人的收益分配比率固定为3：7。（3）招标人的总收益为上述（1）（2）之和。招标人不承担以下三项责任，中标人自行承担项目的投资风险：（1）项目施工；（2）验收形成指标；（3）指标交易成功。原告湖南东方建设股份有限公司通过招投标的方式竞得该项目第一、三标段项目工程，被告南县自然资源修复事务中心作为甲方与原告湖南东方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乙方于2016年11月2日分别就案涉第一、三标段项目分别签订了《湖南省南县2016年旱土改造水田项目投资合作合同》（以下简称投资合作合同），合同约定第一、三标段项目建设规模分别为3100.95亩和3964.8亩，共计7065.75亩，以及工程施工费为分别为1138.81万元和1437.45万元，共计2576.26万元。原告湖南东方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根据该合同的约定成立了原告南县东建旱改水工程有限公司，案涉项目由原告南县东建旱改水工程有限公司组织实施。项目完成经验收合格形成入库指标后，原、被告双方按指标交易实际成交价格分配收益。该投资合作合同第六条对原、被告双方土地资源性收益的计算方式进行了约定，即（一）项目设计新增加旱土改造水田指标以实际验收入库量为准，当指标交易价格在基准价8000元/亩（含8000元/亩）以下时，甲方所得土地资源性收益为1500元/亩，在签订本合同之前转到甲方账户，乙方所得为基准价8000元/亩以内的价款；（二）当指标交易价格在基准价8000元/亩以上时，超过8000元/亩的溢价部分的70%作为甲方收益，溢价部分的30%作为乙方收益；（三）甲、乙双方收益分别为本条款第（一）、（二）项约定之和；（四）项目建设新增加的耕地占补平衡指标全部归甲方所有，甲方按照8800元/亩价格回购，乙方对建设新增加的耕地占补平衡指标不享有任何权益。项目建设形成新增加耕地占补平衡指标不重复计算为旱土改造水田指标。第七条约定旱地改造水田指标数的确认以湖南省国土资源厅验收备案形成的指标为准。甲方可根据自身需求回购旱土改造水田指标，回购价格为8000元/亩，回购数量不超过实际入库指标的10%，甲方概不负责回购剩余的旱改水指标。2017年9月30日，被告南县自然资源局对案涉项目第一、三标段进行了验收，并作出南国土资验[2017]2号《南县国土资源局关于2016年度南县乌嘴乡、中鱼口乡、华阁镇旱地改造水田项目的项目验收意见》，该意见载明实际完成旱地改造水田面积945.84公顷（即14187.6亩），新增耕地18.86公顷（即282.9亩）。（该验收意见的项目包括案涉招标文件的四个标段和案外招标的一个标段，共五个标段）。2018年5月22日，被告南县自然资源修复事务中心作为甲方与原告湖南东方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乙方就案涉项目第一、三标段分别签订了《南县2016旱土改造水田项目投资合作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该补充协议约定：乙方同意修改原合同第六条第一款，同意放弃“乙方所得为基准价8000元/亩以内的价款”条款内容，乙方所得为在原合同签订前向甲方缴纳的项目投资资金1960.2799万元（一标段）和2417.8103万元（三标段）。2020年3月19日，被告南县自然资源修复事务中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一款及《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第八条的规定，向原告湖南东方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作出[2020]01号《变更行政协议决定书》和[2020]03号《变更行政协议决定书》，该决定书认定案涉投资合作合同和补充协议存在违法情形，且如继续履行将出现严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案涉《变更行政协议决定书》的变更内容为：一、将上述《补充协议》第一、二、三条约定取消；二、将上述《投资合作合同》约定的第六条变更为：甲乙双方收益（即土地资源性收益）的计算原则：经验收合格的旱地改造水田指标，按本合同第七条的约定进行登记和转让。（一）项目设计新增加旱土改造水田指标以实际验收入库量为准，对指标交易价格在基准价8000元/亩（含8000元/亩）以内部分，乙方所得收益为基准价8000元/亩以内的价款，但乙方应在本合同签订前按1500元/亩向甲方交纳土地资源性收益。（二）对指标实际交易价格在基准价8000元/亩以上的部分（即超过8000元/亩的溢价部分）按下列方式分配：1、其中30%分配给乙方作为乙方的溢价收益，但分配给乙方的溢价收益上限为9600元/亩；2、其余部分全部分配给甲方。（三）甲、乙双方总收益分别为本条款（一）、（二）项约定之和。乙方分得的收益中包含乙方的投资成本，前述乙方分得的总收益减去乙方的投资成本后的差额即为乙方的税前利润。2020年3月25日，被告南县自然资源修复事务中心作出[2020]01-1号《变更行政协议决定书（补正版）》和[2020]03-1《变更行政协议决定书（补正版）》，该案涉《变更行政协议决定书（补正版）》增加原告南县东建旱改水工程有限公司为行政相对人。2020年9月16日，本院作出的（2020）湘0981行初41号行政判决书，确认被告南县自然资源修复事务中心作出的[2020]01-1号《变更行政协议决定书（补正版）》和[2020]03-1《变更行政协议决定书（补正版）》违法，但不撤销该变更行政协议决定书。 另查明，2016年，在南县乌嘴乡、中鱼口乡、华阁镇旱土改造水田项目形成的总指标数为14187.6亩，新增耕地面积为282.9亩（未形成指标）。已形成的总指标中尚有1140亩指标未完成交易。其中案涉第一标段项目形成指标面积为2539.6905亩，案涉第三标段项目形成指标面积为3439.17亩，共计5978.8605亩。 再查明，二原告对案涉项目的投入总资金为4378.0902万元，其中案涉第一标段项目的投入资金为1960.2799万元，案涉第三标段项目的投入资金为2417.8103万元。案涉投资合作合同中约定的第一、三标段的工程施工费为2576.26万元，但该项目工程经最终工程造价审核的工程款为2636.3721万元，故案涉两项目中二原告增加施工费为60.1122万元（2636.3722万元-2576.26万元）。二原告收回款项2032.2558万元（一标段）和2752.0177万元（三标段），共计4784.2735万元。原南县土地开发整理中心已更名为南县自然资源修复事务中心。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告南县自然资源修复事务中心作出的变更行政协议决定书的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行政合同是指行政机关为了维护公共利益，实现行政管理目标，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之间，经双方意思表示一直达成的协议。行政合同具有行政行为和契约的双重特性，变更行政合同属于行政行为，依法应当由法律、法规、规章的授权。本案中，二原告与被告修复事务中心于2016年11月2日分别就案涉第一、三标段项目签订的投资合作合同属于行政合同，对此当事人并无异议。《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第九十八条规定，行政合同受法律保护，行政机关不得擅自变更和解除。以及该法第八条的规定，非因法定事由并经法定程序，行政机关不得撤销、变更已生效的行政决定；因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其他法定事由必须撤销或者变更的，应当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进行，并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遭受的财产损失依法予以补偿。行政优益权是行政机关特有的权利，法律、法规和规章授权的组织只能在其授权的范围内从事其授权的具体事项，不享有行政优益权，《湖南省土地开发整理条例》第十六条授权土地开发整理机构，依法通过招投标选定具有资质的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分别签订合同，未授权其具有变更合同的权利，故被告修复事务中心依法不具有以自己的名义作出变更案涉投资合作合同的职权。被告自然资源局系县级人民政府的土地主管部门，有关土地管理法律、法规授权其代表国家行使土地管理的法定职责，被告修复事务中心系被告自然资源局下属负责土地修复的机构，其以自己的名义作出行政行为的法律后果，依法应当由被告自然资源局承担，故被告自然资源局是本案适格被告。我国法律虽未对行政机关行使行政优益权的程序作出具体规定，但行政机关行使行政优益权单方作出行政行为，势必会对当事人的利益产生不利的影响，故依法应当遵循行政正当程序原则，保障当事人的陈述、申辩等程序权利。本案中，被告修复事务中心不具有作出案涉变更行政协议的法定职责，且在作出案涉变更行政协议决定书时，未履行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等权利的正当程序，其行为程序违法，依法应予以撤销。但是，案涉原、被告签订的投资合同合同及补充协议中，其收益分配的条款对投资方分配收益的约定过高，撤销案涉变更决定，继续履行案涉投资合作合同及补充协议，势必严重损害国家利益。故本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依法判决确认违法，但不撤销案涉变更行政协议决定。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确认被告南县自然资源修复事务中心作出的[2020]01-1号《变更行政协议决定书（补正版）》和[2020]03-1《变更行政协议决定书（补正版）》违法。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南县自然资源局、南县自然资源修复事务中心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湖南省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黄 丹 审 判 员  瞿 静 审 判 员  唐阳坤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八日 法官 助理  谭 玲 代理书记员  谭 玲 附相关法律条文：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七十四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但不撤销行政行为： （一）行政行为依法应当撤销，但撤销会给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 （二）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