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20)渝05刑终518号原公诉机关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张理勇，男，1969年4月23日出生于重庆市巴**，汉族，小学文化，养殖从业人员，住重庆市巴**。2018年4月27日因涉嫌犯污染环境罪被重庆市公安局巴南区分局取保候审，2019年3月29日被重庆市公安局巴南区分局监视居住。2019年4月26日经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检察院批准，次日由重庆市公安局巴南区分局执行逮捕。2019年11月26日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决定变更强制措施为监视居住，2020年5月19日变更为取保候审。辩护人梁安武，重庆渝礼律师事务所律师。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审理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张理勇犯污染环境罪一案，于2020年6月15日作出（2019）渝0116刑初909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张理勇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讯问上诉人，听取辩护人意见，认为本案事实清楚，不属于应当开庭的情形，故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判决认定，被告人张理勇从2004年开始在无任何排污许可、未经过环评的情况下在重庆市巴南区南泉街道红星村4社租赁土地经营“莽子”生猪养殖场，其间，会使用含有重金属铜、锌、锰的饲料添加剂喂养生猪，并任由养殖过程中产生的排泄物废水流入农田，对附近村民生产生活造成不良影响。2020年1月22日，重庆市中正司法鉴定中心作出《关于张某在重庆市巴南区南泉街道红星村4社经营生猪养殖场造成环境损害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本案鉴定范围内的生态环境损害金额总计471224元，其中为防止污染扩散及消除污染采取的措施费用434850元，造成的财产损毁或减少的实际价值36374元。2018年3月9日，被告人张理勇接民警电话通知，自动到重庆市公安局巴南区分局南泉派出所接受调查，并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但拒不认罪。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生猪饲料添加剂包装袋等物证照片、户籍资料、工商营业执照、巴环罚字[2008]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巴环罚字[2018]35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重庆市巴南区农业委员会函件及通知、废水采样原始记录、水样检测报告、现场执法检查视频、重庆市中正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证人黄顺春、杨泽彬、杨泽菊、李民一、周定华、刘仁昌的证言、被告人张理勇的供述等。原审判决认为，被告人张理勇违反国家规定，在明知没有排污许可的情况下，将养殖过程中产生的含铜、锌等重金属的废水排放至周围农田以及无防渗措施的沟渠等，严重污染环境，致使生态环境受到损害，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已构成污染环境罪。被告人张理勇系办案民警通过电话联系后自动到公安机关接受调查，在侦查阶段及审查起诉阶段亦如实供述其主要犯罪事实，但被告人张理勇在本案开庭审理过程中翻供，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予以否认，并提出其不是本案犯罪行为的实施主体，因此不能认定被告人张理勇构成自首。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第四十七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八）项、第十二条、第十七条第四款、第五款之规定，判决：被告人张理勇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上诉人张理勇及其辩护人提出：1.张理勇不是本案犯罪行为的具体实施者即不应是本案被告人。张理勇在2004年成立莽子生猪养殖场后，并没有实际经营，而是将养殖场租赁给他人经营。2.一审程序严重违法。本案公诉机关在提起诉讼前，已经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两次，在开庭以后，公安机关仍在补充证据材料。根据法律规定，公诉机关认为查明案件需要补充侦查应该向法庭提出延期审理申请，但一审法院并未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办理，程序严重违法。3.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严重错误。本案排放的废水中铜、锌均未超标，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八）项错误。4.本案事实未查清楚。对张理勇实施行政处罚属于对象错误，部分行政处罚案件尚在法院审理阶段，一审法院将所涉证据作为刑事案件的证据错误。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张理勇无罪。原审法院在判决书中列举了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相关证据均已在一审开庭审理时当庭出示并经质证，本院对一审判决所列的除重庆市巴南区农业农村委员会《履行行政决定催告书》、《送达回证》及《证据复制（提取）单》以外的证据予以确认。经审理查明，上诉人张理勇从2004年开始在无任何排污许可、未经过环评的情况下，在重庆市巴南区南泉街道红星村4社租赁土地经营“莽子”生猪养殖场。其间，张理勇使用含有重金属铜、锌、锰的饲料添加剂喂养生猪，并任由养殖过程中产生的排泄物废水流入农田，对附近村民的生产生活造成不良影响。2008年4月15日，张理勇在经营养殖场期间，因该养殖项目未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污水处理设施未经验收擅自投入使用，被原重庆市巴南区环境保护局作出停止使用以及罚款40000元的行政处罚。2017年，重庆市巴南区农业委员会多次发布函件，要求南泉街道办事处限期关闭该养殖场。被告人张理勇明知上述情况后仍继续生产经营。2018年1月24日，重庆市巴南区环境行政执法人员依法提取该养殖场排放的废水并送检。经重庆市巴南区生态环境监测站检测，该养殖场总排口废水总铜含量为1.03mg/L、总锌含量为1.1mg/L；养殖场总排口下游沟渠内废水总铜含量为0.945mg/L、总锌含量为1.03mg/L。其非法排放的废水中含有铜、锌等重金属，属国家兼顾防控的重点污染物，会对环境和人体造成严重伤害。2018年11月11日，张理勇因将其养殖场养殖废水未经处理直接外排，外排的养殖废水从其挖建的沟渠流出汇入周边农田，经监测该养殖场外排废水化学需氧量排放浓度超标17.8倍，氨氮排放浓度超标13.1倍，构成通过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水污染物的环境违法行为，被重庆市巴南区环境行政执法支队作出罚款700000元的行政处罚。2020年1月22日，经重庆市公安局巴南区分局委托，重庆市中正司法鉴定中心作出《关于张某在重庆市巴南区南泉街道红星村4社经营生猪养殖场造成环境损害的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确认张理勇在重庆市巴南区南泉街道红星村4社经营生猪养殖场环境污染行为造成生态环境损害，造成土壤环境及生态服务功能损害。经因果分析及生态环境损害实物量化，张理勇在重庆市巴南区南泉街道红星村4社经营生猪养殖场环境污染行为造成的土壤环境及其生态服务功能损害面积约8887平方米（约13.3亩），体积约2229立方米。本案鉴定范围内的生态环境损害金额总计471224元，其中，为防止污染扩散及消除污染采取的措施费用434850元，造成的财产损毁或减少的实际价值36374元。2018年3月9日，被告人张理勇接民警电话通知，自动到重庆市公安局巴南区分局南泉派出所接受调查，并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但拒不认罪。针对上诉人张理勇及其辩护人所提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根据本案的事实、证据及相关法律规定，本院综合评判如下：关于上诉人张理勇及其辩护人所提张理勇未实际经营生猪养猪场，未实施污染环境行为的上诉、辩护意见。经查，第一，证人黄顺春在公安机关陈述其在上诉人张理勇经营的生猪养殖场工作，该证人证言与上诉人在公安机关的供述一致，能够相互印证。第二，其余证人证言亦证实上诉人租赁土地开办并经营养殖场。第三，重庆市巴南区环境保护局、重庆市巴南区环境行政执法支队因案涉养殖场的环境违法行为分别于2008年4月、2018年11月对上诉人作出行政处罚，被处罚人均为上诉人张理勇，上诉人在此过程中均未对处罚主体提出异议。第四，上诉人在公安机关多次供述其从2004年开始经营案涉生猪养殖场，直至一审法院第二次开庭审理时其辩护人才提出上诉人将该养殖场租赁给黄顺春，由黄顺春从2014年开始实际经营，上诉人自此翻供，但对翻供原因未作出合理说明。因此，上诉人张理勇的庭前供述，与证人证言、行政处罚情况相互印证，证实上诉人张理勇系案涉养殖场的实际经营者。故上诉人张理勇及其辩护人所提该上诉、辩护意见不成立。关于上诉人张理勇及其辩护人所提一审法院审理程序违法的上诉、辩护意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在法庭审理过程中，遇有下列情形之一，影响审判进行的，可以延期审理：……（二）检察人员发现提起公诉的案件需要补充侦查，提出建议的……”之规定，检察人员在审判期间可以根据案件补充侦查需要提出延期审理建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二十三条第一款：“审判期间，公诉人发现案件需要补充侦查，建议延期审理的，合议庭应当同意，但建议延期审理不得超过两次”之规定，本案审判期间，原公诉机关认为案件需要补充侦查曾两次向法院提出延期审理建议，一审法院据此对本案作出延期审理决定，符合法律规定。故上诉人及其辩护人所提一审程序违法的上诉、辩护意见不成立。关于上诉人张理勇所提本案事实尚未查清的上诉意见。经查，对于原公诉机关举示的两份《行政处罚决定书》，上诉人及其辩护人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且该证据具有合法性、关联性，能够佐证上诉人系案涉生猪养殖场实际经营者的事实，应予采信。原公诉机关举示的重庆市巴南区农业农村委员会《履行行政决定催告书》、《送达回证》及《证据复制（提取）单》等证据以及因重庆市巴南区农业农村委员会对上诉人作出《履行行政决定催告书》引发的行政诉讼是否审结的事实，不影响本案对上诉人系案涉生猪养殖场实际经营者的事实认定，故上诉人认为本案相关事实尚未查清的上诉意见不成立。关于上诉人张理勇所提本案适用法律错误的上诉意见。经查，重庆市中正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关于张某在重庆市巴南区南泉街道红星村4社经营生猪养殖场造成环境损害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确认上诉人在经营生猪养殖场环境污染行为造成生态环境损害金额为471224元，其中为防止污染扩散及消除污染采取的措施费用434850元，造成的财产损毁或减少的实际价值36374元。该鉴定意见书是经侦查机关委托，具有鉴定资质的机构和鉴定人员作出，鉴定依据充分、程序合法，应予采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环境污染犯罪解释》）第一条第（九）项：“实施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规定的行为，违法所得或者致使公私财产损失三十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严重污染环境”，以及该司法解释第十七条第四款：“本解释所称公私财产，包括实施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第三百三十九条规定的行为，直接造成财产损毁、减少的实际价值，为防止污染扩大、消除污染而采取必要合理措施产生的费用，以及处置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监测费用”之规定，本案上诉人在经营生猪养殖场中的环境污染行为，造成生态环境损害，导致公共利益损失达三十万以上，应当认定为“严重污染环境”。因此，本案应适用前述《环境污染犯罪解释》第一条第（九）项及第十七条第四款之规定进行定罪量刑，而一审法院适用该司法解释第一条第（十八）项“其他严重污染环境的情形”的兜底条款，属于适用法律条款错误，但不影响本案的定罪量刑。本院认为，上诉人张理勇违反国家规定，在明知没有排污许可的情况下，将养殖过程中产生的含铜、锌等重金属的废水排放至周围农田以及无防渗措施的沟渠等，严重污染环境，造成生态环境严重损害，致使公共利益损失达三十万以上，其行为构成污染环境罪。上诉人张理勇提出其不构成犯罪的意见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量刑准确，审判程序合法，依法予以维持，但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条款错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第四十七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九）项、第十七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田忠曼审判员  冉崇高审判员  陈 霞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刘素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