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9民终401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根，男，1983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河间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白光华，河北至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庆涛，男，1975年9月5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河间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小辉，河北至威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根因与被上诉人刘庆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河间市人民法院（2019）冀0984民初42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根上诉请求：一、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二、改判驳回刘庆涛诉讼请求；三、诉讼费用由刘庆涛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刘根不是刘庆涛“车辆代购合同”的相对人，持有合同原件是刘根作为河南信邦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邦公司）授权代理商信邦公司持有，一审判决认定刘根是代购合同相对人错误。2017年7月份，刘根加盟了信邦公司代理商，信邦公司为刘根颁发了相关证件已在法庭出示，自刘根作为该公司代理商之后，河间市境内的每一笔业务都是经刘根手办理的。在此笔业务之前，刘庆涛就已经开始和信邦公司合作，其于2017年9月13日，与信邦公司签订了“车辆代购合同”，合同的相对人也是信邦公司，这份合同也同样在我手中，刘庆涛也是将此款转给了我（其中2017年9月13日转给我两笔共计340,000元），我收到后于当日将款转给了信邦公司董事长高秀灵（转403,200元，我为刘庆涛垫付63,200元），信邦公司收到转款后于2017年11月1日转给我594,730元，我于收到次日转给刘庆涛500,000元，11月3日转给刘庆涛78,608元，从转款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刘庆涛的合同相对人是信邦公司而不是我，我只是信邦公司与刘庆涛此笔业务的经办人，这笔业务的合同也在我的手中。2017年11月13日，刘庆涛在获取利益后，又开始与信邦公司的第二次合作，在刘庆涛与信邦公司签订合同之后，11月13曰，刘庆涛将605330先转给了我，我收到后于当日转给信邦公司高秀灵500,000元，14日转给高秀225,330元，共计转款725,330元，其中我为刘庆涛垫付120,000元，这笔款信邦公司已经收到，刘庆涛也知道信邦公司收到了这笔代购款，但因为信邦公司涉嫌诈骗出了问题，刘庆涛才向我索要代购款。二、一审判决依据信邦公司原负责人杨辉的询问笔录，既认定刘根是刘庆涛合同相对人并判决由刘根给付刘庆涛购车款实属错误。信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高秀灵，实际经营人是杨辉，从信邦公司不在合同中签字盖章的情况来看，他们从一开始就做了诈骗的准备，合同手续全部在我手中，而转款是转给的高秀灵，杨辉非常清楚这笔业务，但他为了减轻自己的罪行，完全可以说不知道这笔业务，但转款和收款的事实是不可否定的。一审判决只依据杨辉不知道这笔业务而忽略了我为信邦公司打款的事实和刘庆涛两次和信邦公司合作实际操作的规程，认定我是刘庆涛的合同相对人并判决由刘根给付刘庆涛购车款是极其错误的。 刘庆涛答辩称：刘根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与事实不符且无证据支持。1、刘根仅对合同的主体持有异议并提起上诉，但一审法院认定主体并无不当之处。刘庆涛与刘根签订合同，但合同并未给刘庆涛，全部由刘根留存，刘庆涛基于合同于2017年11月13日将605,330元汇至刘根银行卡内。2、刘根主张合同系与公司签订，但信邦公司的实际经营者杨辉在公安机关的笔录中明确陈述，刘庆涛签字的几份合同，公司并没有见过，刘根也并没有向公司提交过。公司的合同都有合同编码和加盖公司印章。同时，刘庆涛签署的合同原件在刘根手中，并向法庭出示，并没有在公司，也能证实合同系刘根出具并与其签署，刘庆涛签字后，刘根没有给付刘庆涛。3、刘根陈述当日将刘庆涛的款项转款至信邦公司的高秀灵，但信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已于2017年10月13日变更为王旭。刘庆涛2017年11月13日转款时，高秀灵已不再是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根如果说转款是公司行为，其作为加盟商或者代理商依法应当将款项转款至公司账户或者至少王旭账户，而不是转款至与公司无关的他人。另外，信邦公司刑事案件，高秀灵并未涉案。4、事后，刘庆涛向刘根主张钱款退还，经催要，刘根返还150,000元，刘庆涛已经提交证据。试想，如果刘根主张系公司行为，为何自己出资替公司返还刘庆涛的钱款。综上，刘根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刘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双方的买卖合同；2．返还刘庆涛代购款455,330元；3．诉讼费用由刘根承担。事实和理由：2017年11月12日刘庆涛与刘根签订买卖合同。合同总价为725,330元，用于购买车辆、冬虫夏草等物品。刘庆涛于2017年11月13日将605,330元现金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汇至刘根。合同签订后，刘根并未将合同文本给付刘庆涛。双方签订的合同并未实际履行，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刘庆涛向其主张返还代购款，刘根给付150,000元后，余款拒不给付。 刘根一审中辩称，我是信邦公司授权的代理商，我是在信邦公司的授权范围内开展工作的，其权利义务由信邦公司承担。2017年7月份，通过我战友介绍，我投资30万元加盟了信邦公司开办的利用陈旧债权相抵购买新能源电动汽车业务，加盟店在河间市，没有营业执照，信邦公司经营地址是郑州市金水区福元路**院**楼**，法定代表人是高秀灵，实际操控人是她儿子杨辉，在信邦公司收取我的加盟费后，向我颁发了授权书和特许授权证，自此后，我以信邦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其所收债权凭证和代购车辆款项全部交付给公司。刘庆涛是与信邦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和车辆代购合同，并为信邦公司出具了承诺书，合同的相对人是信邦公司与刘庆涛。2017年10月份左右，刘庆涛得知了此项业务，于是便向信邦公司提供了不良借款协议，法院判决书等死账、呆账债权，并支付相等数额的资金和信邦公司开展了两笔业务，赚了钱。11月份，刘庆涛找到我们代办处继续和信邦公司办理此项业务。于是，2017年11月13日，刘庆涛向信邦公司提供了659400元的呆账欠款欠据，然后将与信邦公司合作的资金605330元打给了我，我代收后，按照刘庆涛与信邦公司的约定，于次日，将此款转给了信邦公司法定代表人高秀灵指定的账户，此后，信邦公司退还了刘庆涛150000元，剩余455330元仍在信邦公司。是信邦公司诈骗了刘庆涛的投资款，刘根没占有刘庆涛一分钱财。在刘根代收刘庆涛605330元之前，自2017年7月20日至22日，我陆续向信邦公司支储了23辆购车款现金2608969元，提交不良债权凭证价值2608969元，刘庆涛打给我的款也转给了信邦公司，在转款后我们向信邦公司要钱要货时，该公司实际经营人杨辉称没钱了。现河南郑州司法机关已经对杨辉涉嫌诈骗罪立案侦查，并已移送公安机关。因此，刘庆涛打给我的款，我已转给信邦公司，该公司涉嫌诈骗，所骗款项包括刘庆涛转给我的605330元，刘庆涛起诉的455330元应该向信邦公司主张。综上，我是信邦公司授权的代理商，我是在信邦公司授权下开展业务的，我收到刘庆涛的购车款后转给了信邦公司，现信邦公司涉嫌诈骗负责人被追究刑事责任，应本着先刑事后民事的原则，中止审理本案，等信邦公司一案确定结果后，再行处理。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7月份，刘根通过朋友介绍，投资加盟了信邦公司开办的利用陈旧债权相抵购买新能源电动汽车业务，办公地点在河间市，未办理营业执照。2017年11月12日刘庆涛与刘根签订车辆代购合同一份，内容为刘庆涛委托刘根购买江淮汽车、车辆价格为1318800元。刘庆涛支付代购车订金659400元，用债权置换659400元。刘庆涛于2017年11月13日将605330元现金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汇至刘根。后双方签订的合同未实际履行，刘庆涛向其主张返还代购款。刘根给付刘庆涛150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刘庆涛申请一审法院调取的车辆代购合同与刘根提交的车辆代购合同原件内容一致合同中虽未有刘根签名，但刘根持有原件。且刘庆涛也将合同中约定的款预支付给了刘根，故刘根应为合同相对人，应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刘根主张合同系河南信邦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与刘庆涛所签，但合同中未有河南信邦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签字或盖章，河南信邦商业管理公司原负责人杨辉在河间市公安局的讯问笔录中称从未见过该合同，也未与刘庆涛有业务往来，刘根也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实河南信邦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系该代购车辆合同相对人，故对刘根的主张不予支持。刘庆涛与刘根签订车辆代购合同后，刘庆涛虽向刘根支付了款项605,330元，但刘根已返还刘庆涛150,000元，其余合同内容均未履行，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刘庆涛主张解除双方签订的车辆代购合同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刘根应返还刘庆涛剩余购车款455,330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之规定，判决：一、解除刘庆涛与刘根签订的车辆代购合同；二、刘根返还刘庆涛车辆代购款455,330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诉讼费4,065元，由刘根负担。 本院经审理查明，刘庆涛向一审法院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双方的买卖合同；2．返还刘庆涛代购款455,330元；3．诉讼费用由刘根承担。其事实和理由内容：2017年11月12日刘庆涛与刘根签订买卖合同。合同总价为725,330元，用于购买车辆、冬虫夏草等物品。审理中，刘庆涛主张的车辆代购合同、商品代购合同中，其开头和结尾处甲方均没有人员签字，合同中也未标明甲方是何主体。车辆代购合同、商品代购合同中，其开头部分写明：乙方（刘庆涛）为妥善处理其债权和资产问题，同意通过甲方债权置换并委托甲方代购车辆（代购商品），以达到减少自身损失的目的。 2018年5月28日，刘庆涛在河间市的询问笔录中的主要内容：“2017年11月份的时候，刘根告诉我说他在自家门市房经营了信邦债权置换，说可以拿着债权置换物品让我过去，我就拿着76万的欠条去信邦债权置换做了业务。刘根给我计算了725330元的合同额，承诺30个工作日返还20万元左右。2017年11月13日，我将605330元现金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转到了刘根的名下，剩余的12万元由刘根垫付，并收取我月息10%的利息。等过了30个工作日的时候，我去找刘根要本金和置换债权的钱，刘根总是以各种理由推脱不返还。后来经过我多次的催要，刘根把我给他76万元的欠条给我了，到年底的时候，刘根又给我6万元。…信邦债权置换位于河间市商，主要负责债权业务，刘根是沧州地区总代理，还一个会计，总公司在河南，其他的信息不知道。…别人欠我的钱不好要，我和刘根也认识，而且他做债权置换业务成功了一笔，我觉得没问题，相信他才找他做的这笔业务。…刘根和我介绍说，按照债务金额的百分点和年限计算返还给我钱，其中年限超过10年的按27%计算，不超过10年的按35%计算。合同额怎么计算我不清楚，都是刘根和他的会计计算的。…（？你办理债权置换向刘根提交了什么手续）我提供了三张欠条和一张判决书，总金额76万元”。 河间市公安局出具不予立案通知书，其主要内容：“刘庆涛：你于2018年5月28日提出报案的刘根涉嫌合同诈骗案，我局经审查认为没有犯罪事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二条之规定，决定不予立案”。 一审审理中，刘根提交2017年11月13日的转账记录，刘根将500,000元转账给高秀灵；2017年11月14日的转账记录，刘根将225330片转账给高秀灵。2017年10月13日，信邦公司法定代表人高秀灵变更为王旭。 本院认为，刘庆涛主张其与刘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其事实依据是车辆代购合同、商品代购合同，但上述合同中甲方处均没有刘根的签字，合同内容中也没有载明甲方的主体身份；依据2018年5月28日刘庆涛在河间市的陈述内容，其签订车辆代购合同、商品代购合同，上述合同内容是用债权置换物品，并非是向刘根购买江淮车辆、冬虫夏草，刘庆涛陈述内容并非是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陈述；且刘根一审审理中提交证据，证明将725330元（其中刘根垫付120000元）已转账给高秀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刘庆涛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刘根存在买卖江淮车辆、冬虫夏草的合同关系，刘庆涛以其与刘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主张刘根应返还剩余购车款455330元，事实依据不足。 综上所述，刘根的上诉请求成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应予纠正。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河北省河间市人民法院（2019）冀0984民初4223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刘庆涛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4,06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130元，均由刘庆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范秉华 审判员  潘艳辉 审判员  王兰英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李泽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