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20民终748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建华，男，1957年8月23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江西省上饶市横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贺四平，广东正鸿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小倩，广东正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冬梅，女，1969年12月2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中山市火炬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奕，广东百昌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分行，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中山三路**中银大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898101827M。主要负责人：叶祝华，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韦业君，广东东方昆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可人，广东东方昆仑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包小玲，女，1962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中山市东区******。原审第三人：赵文科，男，1954年1月30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中山市火炬开发区。原审第三人：中山市星科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火炬开发区中山港安居园安富阁**商铺第1卡法定代表人：赵文科。原审第三人：中山市南粤房地产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火炬开发区大岭管理区联接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28206815X8。法定代表人：黄志荣。上诉人王建华因与被上诉人刘冬梅、原审被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分行（以下简称中行中山分行）、包小玲、原审第三人赵文科、中山市星科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科公司）、中山市南粤房地产公司（以下简称南粤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2018）粤2071民初9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建华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刘冬梅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王建华与星科公司是真实的房屋买卖关系。王建华与南粤公司签订《中山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办理了备案登记手续，没有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是双方合法有效的真实意思表示。（二）一审已查明一直都是由王建华的账户支付按揭款给银行，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王建华按揭款的来源不应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应认定王建华有实际支付房屋对价。且一审判决认定按揭款实际由赵文科和星科公司支付无事实依据，而王建华与赵文科之间的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三）涉案房产已办理了销售备案登记手续，且王建华与按揭银行签订了借款抵押合同，并办理了抵押登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的规定，刘冬梅主张确认涉案房产为刘冬梅为所有，依法无据，王建华应依法享有物权。（四）刘冬梅在一审庭审中所称的“首付款”，分别于2010年9月21日、2010年12月28日以刘远潮的名义转入赵文科个人账户名下，并非刘冬梅签署的《中山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相对方，而且转账时间在合同签订之前，根据市场交易习惯，有悖常理。刘远潮与赵文科签订的借款协议书，更有理由相信刘冬梅所称的首付款44万元是刘远潮与赵文科之间的借贷关系，而非买卖关系。刘冬梅没有证据证实其已向开发商支付了购房款，且没有办理销售备案登记，依法不享有物权期待权。（五）刘冬梅一审诉讼请求是：1.确认位于广东省中山市火炬开发区********30卡商铺为刘冬梅的个人财产；2.不得执行登记在王建华名下的上述两卡商铺。而一审判决的判项却是一审法院不得执行位于广东省中山市火炬开发区********30卡商铺（合同业务编号：HT200528473），并解除对该两卡商铺的查封，明显超出刘冬梅的诉求。刘冬梅辩称，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事实认定清楚，请求驳回王建华的诉讼请求，维持原判。王建华上诉理由与事实不符。涉案店铺刘冬梅实际购买亦使用多年。赵文科述称，（一）南粤公司与王建华签订《中山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原因是2006年前房地产开发行业很多都是以借证抵押按揭的方法筹集项目后续资金，银行也是默认配合办理的，于是赵文科借用王建华身份证，由星科公司的合作商南粤公司与王建华签订购房合同，同时与王建华签订购房合同终止协议书，但因疏忽没有南粤公司签章。一审法院判决正确，王建华罔顾事实，谎称刘东梅的铺位属于王建华。（二）星科公司借用王建华名义用星科公司的财产抵押从银行贷款，星科公司有责任以王建华的名义还款。所以贷款备案合同及抵押合同只能由星科公司保管，星科公司财务每年每月办理按揭还贷都是有原始记录可查的。2005年王建华以借款名义从星科公司拿走10万元至今未还。（三）南粤公司与王建华签订的《中山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其目的就是借王建华的名义从银行贷款，而非真实的房屋买卖合同，属于无效合同。（四）经与南粤公司办理项目结算手续后，分配给星科公司名下的房产由星科公司单独销售，然后再由南粤公司签订房屋买卖合同。2010年12月，刘冬梅直接与星科公司签订置业计划表，并先后支付了484155元购房款（含前期销售洽谈后支付的44155元现金定金，2010年9月21日刘远潮转账支付23万元首期款，签订置业计划书当天刘远潮转账支付21万元首期款），余款484680元待办好权属证后一并付清，刘冬梅于2010年9月、2010年12月28日以刘远潮名义转钱入赵文科名下的银行卡是公司法人银行卡，现金转入后由公司财务统一管理，有账可查，不存在刘远潮与赵文科之间的借贷关系。当时涉案铺位移交给刘冬梅实际占有，铺位权属也一并移交给刘冬梅，但当时南粤公司与北京昊都公司因经济纠纷打官司，根本不配合我们办理正常的房产销售手续，直到2011年2月28日才由南粤公司与齐冬梅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但却告诉我们因官司整个楼盘被查封，要到年底官司结案才能办理产权过户手续，谁知南粤公司与北京昊都公司案件至今都没结案，致使楼盘不能销售，资金不能回笼，王建华等几位借证按揭的贷款不能及时归还。综上，请求法院判决位于广东省中山市火炬开发区********30卡商铺为刘冬梅个人财产，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中行中山分行述称，（一）中行中山分行作为第三人不清楚王建华与刘冬梅及其他案外人的真实合同关系，但从刘冬梅在一审提交的证据来看，中行中山分行认为确实无法证实刘冬梅与星科公司之间存在真实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不能排除他们之间存在借款合同关系的可能性，且至今涉案房产仍登记在王建华名下。综上，在不能排除合理怀疑的情况下，应由承担举证责任的刘冬梅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六条、第九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二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的规定，首先，案涉房地产至今依然登记在王建华名下，应当属于王建华所有，由于案涉房地产物权尚未发生变动，即所有权尚未转移，故人民法院有权按照法律规定处置案涉房地产。其次，刘冬梅与王建华之间并没有就涉案房签署任何书面的买卖合同，刘冬梅并非涉案房地产的买受人，且现刘冬梅根本没有支付任何的购房款给王建华，刘冬梅主张的已支付44万元首付款和130727元按揭款，并不能认定为购房款，应当认定为刘远潮与赵文科的借款往来。另外，在南粤公司没有解除与王建华之间签订在先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之前，涉案房地产的所有权显然属于王建华，即使开发商与王建华之间成功解除了商品房买卖合同，那么涉案房地产的所有权应当属于南粤公司。但刘冬梅与南粤公司签订所谓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之后，也没有按约定支付任何的购房款，同样，刘冬梅无法举证其已善意占有涉案房地产。刘冬梅早于2011年与南粤公司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但涉案房地产至今仍未办理过户手续。刘冬梅明知星科没有取得房地产开发资质等级证书，不得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也明知涉案房地产一直登记在王建华名下，却仍然与南粤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而声称购房款在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之前已转账给赵文科个人账户，上述行为严重违背常理，甚至存在刘冬梅与他们之间恶意串通企图损害第三人合法权益的可能性，主观上存在恶意，本身具有重大过错，应当承担不利后果。综上，法院查封登记在王建华名下的涉案房地产并无不当，刘冬梅与王建华之间不存在任何权利义务关系，刘冬梅并非适格的权利人，其所提出的主张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至于刘冬梅、刘远潮和南粤公司、星科公司、赵文科之间的纠纷应当通过另案解决，与本案无关。请求驳回刘冬梅的全部诉讼请求。包小玲、星科公司、南粤公司未参与二审诉讼，亦未向本院提交二审诉讼意见。刘冬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位于广东省中山市火炬开发区********30卡商铺（以下简称*B3幢2930卡商铺）为刘冬梅的个人财产（房屋价值968835元）；2.不得执行登记在王建华名下的上述两卡商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中行中山分行与王建华、包小玲信用卡纠纷一案，一审法院经审理作出（2014）中一法民二初字第730号民事判决：王建华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中行中山分行清偿截至2014年2月23日的信用卡透支本金、利息、滞纳金合计291833.94元，以及从2014年2月24日起至债务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滞纳金（利息、滞纳金按《中国银行信用卡信用合约》的约定计算）；……。该案诉讼过程中，一审法院依法作出（2014）中一法民二初字第730-1号民事裁定，于2014年5月28日查封翠名居B3幢2930卡商铺（合同业务编号：HT200528473）。上述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因王建华未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中行中山分行于2015年9月25日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执行案号为（2015）中一法执字第8477号，上述诉讼中查封自动转为执行中查封。2017年11月9日，一审法院发出公告，拟拍卖上述两卡商铺，刘冬梅遂于2017年11月10日向一审法院提出执行异议，一审法院于2017年12月15日作出（2017）粤2071执异373号执行裁定，驳回刘冬梅的异议申请。刘冬梅遂提起本案诉讼，主张前述实体权利。另查：翠名居原名华威花园，发展商为南粤公司。2004年8月12日，南粤公司（甲方）与星科公司（乙方）签订华威花园项目合作开发合同书（以下简称合作开发合同），约定：一、本项目为甲方名下座落于中山市火炬开发区大岭管理区***对面的商住小区，甲乙双方合作开发项目名称为华威花园中该小区内的A1、A2、B3、C4、C5、C6共6栋楼房，建筑面积约20068平方米。二、合作形式为甲方将自己名下的土地17亩和烂尾楼部分作价1280万元给乙方（其中包括已交的市政配套费），由乙方投资将全部楼房建成并由乙方销售，扣除乙方开发成本和乙方应回800万元利润后，剩余部分的利润按甲方60%、乙方40%进行分配。……四、鉴于小区的开发是以甲方的名义进行，甲方有义务提供土地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工程施工图等该项目的一切资料，并将开工许可证转到乙方指定的建筑商名下。同时，甲方有义务协助乙方办好楼房的预售、按揭、办证等一切手续，有关费用由乙方支付。……五、销售形式，经甲乙双方约定，整个华威花园采取统一规划，合作开发，以甲方公司的名义对外进行宣传和销售，统一一个售楼部接待顾客、签订售楼合同，但甲方独立开发的楼房销售款划入甲方指定的账户，乙方投资开发的楼房销售款划入乙方指定的账户。上述合作开发合同签订后，星科公司于2004年9月依约实施翠名居项目的开发工作。翠名居1-6栋于2006年3月竣工并进入全面销售阶段，同时于2006年3月将工程验收资料提交有关职能部门。2006年12月25日，南粤公司与星科公司签订翠名居1-6栋结算及分配协议书，对相关投资及收益进行结算和分配。又查：在翠名居1-6幢对外销售过程中，王建华与南粤公司就B3幢2930卡商铺签订中山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并于2005年11月10日办理中山市商品房销售合同登记备案。据登记备案证明表反映，合同签订时间为2005年11月1日，购房总价1001122元，付款方式为按揭。对此，刘冬梅主张系因星科公司投资开发翠名居资金紧张，为套取贷款而与王建华签订虚假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双方并无买卖房产的真实合意，王建华也从未支付或偿还购房价款及银行按揭贷款，王建华名下偿还按揭贷款的银行存折一直由赵文科及星科公司持有，历年来，均是由赵文科及星科公司偿还该两卡商铺的银行按揭贷款，刘冬梅并向一审法院提交由赵文科及星科公司于2018年1月17日出具的证明、王建华名下的建设银行存折原件2本、存款凭条原件和星科公司的现金支出凭证原件若干，以及中国建设银行个人贷款结清证明，以佐证其上述主张。该部分证据反映了王建华名下3244********账户（换折前账户为201*********）在2005年11月～2015年9月期间款项收入及支出偿还按揭贷款本息情况，且收入与支出还贷数额相对应，除此之外，无其他款项收入进账。王建华名下按揭贷款于2015年9月21日结清，而同日，刘冬梅配偶刘远潮向王建华名下还贷账户存款130727元，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7）粤2071民初9406号民事判决查明，上述130727元系赵文科向刘远潮借款用于归还王建华名下按揭贷款。对于刘冬梅上述主张及证据反映的事实，王建华回应称系因办理两卡商铺产权登记之类的需要而将偿还按揭贷款的银行存折交由赵文科持有，至于存款凭条反映其名下银行存折收入的款项，确系赵文科汇入，由其向赵文科借款用于偿还银行按揭贷款，另还包括其与赵文科之间的其他借款关系。然，王建华未在指定期限内向一审法院提交其就购买两卡商铺支付首期款及偿还银行按揭贷款的付款凭证，亦未向一审法院提交其与南粤公司签订的中山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就其主张其名下还贷存折反映的收入款项所涉与赵文科之间的其他借款关系，亦未提交借据等证据佐证。王建华与南粤公司签订上述中山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同时，签具商品房买卖合同终止协议书一份，主要内容为双方同意终止就涉案两卡商铺签订的中山市商品房买卖合同。该协议书中开发商（甲方）处空白，买受人（乙方）处由王建华签名，签订时间处空白。该协议书由星科公司持有。诉讼中，一审法院询问王建华签署该协议书的时间及原因，其称具体时间记不清楚，签订当时销售方给了格式文件，签名时没留意相关内容。再查：2010年12月28日，刘冬梅与星科公司就涉案两卡商铺签订置业计划表，约定B3幢29卡商铺总价484155元，B3幢30卡商铺总价484680元。刘冬梅在签订置业计划表之前，于同年9月21日委托其配偶刘远潮向赵文科转账付款23万元，在签订置业计划表当天委托其配偶向赵文科转账付款21万元。置业计划表注明：“29、30卡已付44万元，总价968835元，尚欠484680元。”刘冬梅并称经双方协商一致同意余款于办妥权属证书之日付清。2011年2月28日，刘冬梅与南粤公司就涉案两卡商铺签订中山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中约定的商铺单价与置业计划表所列一致。2011年3月，星科公司向刘冬梅交付涉案两卡商铺，由其占有使用至今。诉讼过程中，王建华称在其签署中山市商品房买卖合同时，涉案两卡商铺尚不具备交付条件，故未交付。但从签订合同至今长达十几年的时间内，王建华从未向出卖方主张交付商铺，亦从未就刘冬梅占有使用涉案商铺提出异议，对此，王建华未给出合理解释。还查：刘冬梅配偶刘远潮与赵文科、星科公司之间另有多笔借款关系，已经一审法院（2017）粤2071民初9406号案审理依法判决，经一审法院查明认定的双方多笔借款不包括刘远潮就涉案两卡商铺转入赵文科名下的44万元。该案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对于该类纠纷，应就被执行人对执行标的是否享有合法权益以及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是否享有足以排除执行的权益进行全面、综合审查。本案中，结合南粤公司与星科公司就翠名居1-6幢签订的合作开发合同和结算及分配协议书约定的相关内容，可以认定包括B3幢在内的翠名居1-6幢实际由星科公司投资开发、销售，南粤公司作为名义上的开发商对外与买受人签署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协助办理权属登记的事实。故王建华虽与南粤公司就涉案两卡商铺签订中山市商品房买卖合同，但真实的出卖方为星科公司。而对于双方之间就涉案两卡商铺签订的中山市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否真实履行，一审法院分析如下：第一，是否实际支出对价的问题。其一，王建华一直未向一审法院提交其已支付涉案两卡商铺首付款的付款凭证。其二，王建华名下偿还两卡商铺银行按揭贷款的存折，一直由赵文科及星科公司持有，该存折历年收入用于还贷的款项亦是由赵文科及星科公司汇入或赵文科委托他人汇入，王建华虽称该存折收入款项系其向赵文科借款用于还贷，另还包括二人之间的其他借款关系，但未提交任何证据对其该说法予以佐证，明显不能自圆其说。故结合上述证据，一审法院认定王建华购买涉案两卡商铺所欠银行按揭贷款一直由赵文科及星科公司清偿的事实。综上，也就是说王建华虽就涉案两卡商铺签订中山市商品房买卖合同，但并未支付过任何对价。第二，是否实际交付使用的问题。王建华自2005年11月签订中山市商品房买卖合同至今长达十几年的时间内，从未向出卖方主张交付商铺。自2011年3月起，涉案两卡商铺一直由刘冬梅占有使用至今，对此王建华亦从未提出异议，这明显有违一个正常的、真实的买受人的交易初衷及交易外观，显然与常理不符。第三，王建华在签订中山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同时，另签具商品房买卖合同终止协议书交由出卖方持有，对于签署原因，王建华未能给出合理解释。综上，就涉案两卡商铺，王建华既未实际支出对价，也未实际占有使用，并且从未向出卖方主张交付或向实际占有使用人提出异议，另结合其在签署中山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同时还签具了商品房买卖合同终止协议书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王建华与星科公司并无真实的房屋买卖合意，而是双方为达到套取银行贷款的目的而签订虚假的中山市商品房买卖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款“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之规定，王建华与南粤公司于2005年11月1日签订的中山市商品房买卖合同依法无效。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之规定，王建华对B3幢2930卡商铺自始不享有合同权益，亦不享有物权期待权。此前，一审法院因王建华作为生效民事判决确定的被执行人，而其就该两卡商铺签订的中山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已办理登记备案，据此对该两卡商铺采取强制执行措施。但基于上述已认定王建华对该两卡商铺实际上并不享有任何权益，故不应对涉案两卡商铺采取强制执行措施以清偿王建华应当履行的债务。对涉案两卡商铺，应予停止执行。至于刘冬梅主张对涉案两卡商铺享有所有权。实际上，刘冬梅系基于已签订的中山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对涉案两卡商铺享有物权期待权，即物的登记请求权，但不等于物权，仍属债权范畴。现刘冬梅主张对涉案两卡商铺享有所有权，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刘冬梅应依据其与南粤公司签订的中山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另行向南粤公司以及星科公司主张继续履行合同，依照合同约定办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或者解除合同、赔偿损失。包小玲、第三人赵文科、星科公司、南粤公司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自动放弃答辩、举证、质证、辩论等诉讼权利，应自行承担相应的诉讼风险。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六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一、一审法院（2015）中一法执字第8477号案不得执行位于广东省中山市火炬开发区********30卡商铺（合同业务编号：HT200528473），并解除对该两卡商铺的查封；二、驳回刘冬梅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488元（刘冬梅已预交），由王建华负担。本院二审期间，王建华向本院提交赵文科手写的确认单一份，拟证明赵文科确认王建华购买的涉案商铺已付首期款501122元，贷款金额50万元。刘冬梅针对王建华提交的上述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该证据的三性不予确认，无赵文科签字确认，也无法分辨书写人，亦无支付首付款的其他资料佐证，王建华称首付款自行支付，但后续房贷却都由他人支付，王建华还出具了解除合同的文件，这显然不合常理。经刘冬梅向赵文科查询核实，该确认单不是赵文科手写的。赵文科针对王建华提交的上述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不知道王建华从哪里弄来这份确认单，该确认单不是赵文科写的。刘冬梅向本院提交涉案商铺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登记簿存折及维修资金的收款收据，拟证明涉案商铺一直由刘冬梅占有且使用，且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也是由刘冬梅进行缴存，相应的住宅专项维修基金登记簿存折也一直由刘冬梅持有。王建华针对刘冬梅提交的上述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确认证据真实性，但该证据不能对抗王建华之前已取得的物权。中行中山分行、赵文科、星科公司、南粤公司、包小玲未对刘东梅提交的上述证据发表意见。赵文科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借款收据，载明2005年12月7日王建华借款10万元，赵文科在收据上批示“同意借支，按时催归”并签名，该收据有王建华签名。2.现金银行存款收、付报告单，载明“付王建华私人借款10万元”。3.工商银行支票存根，载明收款人：王建华，金额：10万元，用途：往来款。王建华针对赵文科提交的上述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确认所附的借款借据的真实性，其余证据由法院判定，该证据恰好证明王建华一审中的陈述，证明王建华与赵文科存在借贷关系。刘冬梅针对赵文科提交的上述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真实性由法院判定，该证据恰好证明了王建华所述的并非事实。中国工商银行支票存根恰好证实当时王建华是从赵文科手中取得现金，与王建华所称借支由赵文科支付首期款是有出入的。因为本案的商铺本来就归赵文科所有，刘冬梅购买商铺的钱也是直接转给赵文科，另外，金额也与王建华所称的向赵文科借款去还贷的总金额对应不上，时间也对应不上。赵文科在答辩词中也提到王建华向赵文科的公司借款为由拿走10万元现金，充分说明当时王建华向赵文科借款用于其他事务，取走的是现金。赵文科的贷款50万元，首付款按三成算应当是21.4万元。本院对一审查明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当事人未上诉的其余部分，本院不作审查。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上诉人王建华是否有权主张涉案房地产的物权。本院认为，虽然王建华与原审第三人南粤公司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但其一审未能提交支付首期款的证据，二审所提交的手写确认单无人签名，原审第三人赵文科亦不予确认，故亦无法证明王建华支付了涉案房地产的首期款。而按揭款亦由星科公司支付的事实进一步证明王建华并未对购买涉案房地产支付对价。故王建华与南粤公司之间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存疑。并且，从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至今十几年时间里，王建华一直未主张涉案房地产的交付，亦不符合常理。结合刘冬梅与南粤公司、原审第三人星科公司分别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刘冬梅持有涉案房地产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登记簿及缴纳水电费的占有使用事实，刘冬梅所述王建华与南粤公司之间不存在真实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理据充分，一审法院据此认定王建华无权主张涉案房地产物权，并进而判令王建华与中行中山分行之间的案件不得执行涉案房地产，并撤销该案查封涉案房地产的执行措施，并无不当，且并未超出刘冬梅提出的不得执行涉案房地产的诉讼请求范围，故王建华所述一审判决超出刘冬梅诉讼请求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王建华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488元，由上诉人王建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姜新林审判员  蔡惠群审判员  刘运充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五日书记员  陈淑华王甲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