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4民终84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广东粤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法定代表人：张伟，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晓波，广东卓兴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庄崇洪，男，汉族，1950年6月26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兴宁市****。上诉人广东粤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粤财公司”）、庄崇洪因金融不良债权追偿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兴宁市人民法院（2020）粤1481民初6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粤财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郑晓波，上诉人庄崇洪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其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粤财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依法改判：庄崇洪按照借款合同约定支付粤财公司借款利息（1996年5月1日以前的利息262440元；1996年5月1日起的利息，以本金775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12‰自1996年5月1日起计算至本息清偿之日）；由庄崇洪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对利息的起算时间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有误，应依法改判。从合同形成、权利性质、法律规定等多方面分析，一审法院均存在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有误，理由如下：一、农业银行与庄崇洪于1996年5月1日形成的合同，并没有约定还款期限，债权人有权随时要求庄崇洪归还本息。法律关系是可以基于当事人的合意而变更、消灭的。庄崇洪原来与银工公司的借贷，也许有约定还款期限，但在庄崇洪与农业银行形成新合同关系后，原来的法律关系已经变更，产生了新的合同法律关系，权利义务应以新的合同来确定。因此，1996年5月1日的《贷款借据》，从本质上来说属于新合同，权利主体、债权数额、时效等问题应依1996年5月1日的《贷款借据》这一新合同来认定。《贷款借据》并未约定还款日期，故债权人依法可以随时主张权利，农业银行2008年的书面催收通知书，既是主张权利，亦是双方对债务的重新确认。二、借款合同法律关系中，本息权利是一体的，无法严格区分本金与利息的时效，主张借款即主张了从附于本金的利息。利息系法定孳息，对本金具有从属性，债权人主张债权时没有明示放弃利息的，不应视为放弃了利息债权，或利息单独超过了诉讼时效。且利息是基于本金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增加，每天都在产生，在主张权利的当天、前一天、后一天数额都不同，截至某天的利息是多少，因起算时间、已还款金额、已还款项先扣本还是先扣息、是否应计算罚息、复利等多种因素，本就是不易确定，易起纠纷的权利部分。因此，要求权利人在主张权利当天明确利息数额不利于权利人行使权利，也不利于在权利人已经积极主张权利的情况下保护债权，也与现有司法实践的实际情况不符。三、相关司法解释亦规定了主张权利并不需要明确全部数额。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8〕11号《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1条规定：“权利人对同一债权中的部分债权主张权利，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及于剩余债权，但权利人明确表示放弃剩余债权的情形除外。”根据上述规定，只要权利人主张了权利，即使没有明确全部金额，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及于全部债权。本案的本息就是“同一债权”的典型，农业银行或粤财公司的书面催收通知也好，报纸公告催收也好，虽然有些只明确了本金数额，但权利人并没有明确表示放弃利息，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当然及于利息。四、司法实践中主张权利的方式并不需要明确数额才能产生时效中断的效果。在实践中，催收（或主张权利）的方式多种多样，有口头或电话催收，有书面催收，有电子通信（如短信、QQ、微信、邮件等）催收，法律并不因为催收方式的不同而否定效力。在借款合同法律关系中，最常使用的是电话或电子通信催收。如：权利人向债务人发微信“你借我的钱什么时候还”，这种催收方式，且不说没有写明利息，本金亦没有在催收时写出来，但这是法院通常认可的主张权利方法，原因就是因为该催收方式能明确指向某一债权，故而产生时效中断的效果。本案中，农业银行、粤财公司在书面催收或登报催收时写明本金，是为了让债务人清楚该催收明确指向某笔债权，而不能因为写明了本金反而否认了随附利息的时效。五、2008年及2019年的书面催收通知书有利息的主张，亦属于债务的重新确认，依法应自借款之日计算利息。且不说农业银行2008年向庄崇洪出示的《催收通知书》有“利息待结”的字眼，退一步说，即使认定前述催收没有主张利息，但粤财公司2019年出具给庄崇洪签署的书面《债务催收通知书》，有写明“利息按原合同约定计算”。而原合同是指1996年5月1日的《贷款借据》，即利息的起算时间、原有利息、利率明确指向1996年5月1日的《贷款借据》，属于明确的约定。庄崇洪在2019年的《债务催收通知书》签名，并表示愿意履行债务，是对债务的再一次重新确认，利息的起算时间、原有利息、利率亦有明确的约定及指向，不存在时效问题。综上所述，农业银行与庄崇洪1996年5月1日形成的借款合同没有约定还款日期，权利人可以随时主张权利；本案本息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无法区分某一日产生的利息与本金的时效，相关法律规定、司法实践中主张权利并不需要明确全部数额；债务人最后一次重新确认债务时利息的相关计算时间、方法亦有明确指向，依法应支持粤财公司的利息主张。一审判决认为催收时应明确利息金额才能产生时效中断的效果，是过于严苛地缩小了“主张权利”的方式、范畴及概念，与法律提倡保护合法债权的原则不符，与相关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不符，应予改正。庄崇洪上诉请求：1、撤销兴宁市人民法院(2020)粤1481民初661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粤财公司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粤财公司承担。理由如下：一、一审法院没有查明涉案借款支付到了哪一个人的手中，没有查明被偿还过的125000元是哪一个人偿还的?这个人为什么会去偿还?没有查明1992年10月到1994年5月间这4笔借款的具体原始借款合同具体都是谁与银工公司签订的?没有证据证明庄崇洪有实际收到本案的涉案借款90万元，庄崇洪最起码应当知道实际借款人是谁后再进一步向其索赔。借贷合同是实践性合同，要证明借贷关系的成立，不能仅凭一张借条就认定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成立。出借人要证明借贷合同成立与生效，除了提供借条这一直接证据之外，还要证明其确已支付了借款给借款人。众所周知，银行都是先订立借款合同后才会放款出去的。因为现实中存在许多出具了借条或者订立了借款合同但未获得款项的诸多事例；甚至还存在被强迫签订借条等特殊情况。单凭一张借条并不能证明借贷关系的成立，粤财公司没有完成举证责任，应当提交1992年10月到1994年5月间这4笔借款的具体原始借款合同，以及放款凭证，庄崇洪最起码偿还粤财公司的款项后，有权利直接向实际借款人请求还款吧?现在一审实际借款人都确定不了，庄崇洪不就成了替人受过了?这样判决法律有什么公平公正可言?一审判决书审理认定部分第9页第2段第7行“对涉案借款已经实际发放的事实可予确认。债权人依借款合同发放贷款后，签订借据的双方即形成债权债务关系，债务人是否是借款的使用人，并不改变依据合同相对性所建立起来的债权债务关系。被告庄崇洪主张银行发放贷款系当时的银行负责人向其关系人发放贷款，其并非借款使用人，亦无任何实际取得，应由实际用款人承担返还责任的抗辩理由于理于法无据，不予采纳。”是认定事实逻辑错误。本案没有“依借款合同发放贷款”，一审法院强调合同相对性，银工公司应当把借款支付给庄崇洪，而不是违反借款合同约定把钱发放给了其他人；庄崇洪也没有委托银工公司把借款支付给其他任何案外人。庄崇洪只是听农业银行行长李道田说这些钱是借给他亲戚陈爱新的钱，庄崇洪手中也是没有证据的。人民法院有义务查清这一实际收款人是谁?粤财公司有义务充分举证证明贷款发放到了谁的手中?后来又是谁曾经偿还过125000元?庄崇洪根本没有这些证据。二、本案程序错误，重要当事人(实际借款人)没有追加到本案进行诉讼。既然一审法院确认本案的款项确实已经发放，是不是确认发放到了庄崇洪，庄崇洪认为该款项发放给了当年农业银行行长李道田(现已故)的亲戚陈爱新(现已故)手上，需要人民法院予以确认。如果确实是陈爱新收取了这一款项，应当追加陈爱新的继承人作为本案的当事人。涉案借款发生在1992年10月到1994年5月间的4笔逾期借款，放款都不是放在庄崇洪的账上的。上述借款庄崇洪听当年农业银行行长李道田说过是放给他的亲戚陈爱新的，陈爱新是庄崇洪的一个朋友、又是李道田的亲戚；实际借款的人是陈爱新。这是不是事实，庄崇洪根本是没有任何证据的。2008年庄崇洪是因为被银行工作人员陈初凤欺骗签收过催款通知书，从此背上了“黑锅”的。人民法院应当调查银行工作人员陈初凤。庄崇洪之所以被银行工作人员陈初凤欺骗，是因为庄崇洪当年一直都在经营企业，特别不愿意得罪银行工作的领导，而且李道田当年信誓旦旦跟庄崇洪说，这一笔钱是他们小金库银工公司借出去的，永远都不会找庄崇洪要的，只要帮签个名挂着烂账他们工作好做就可以了。庄崇洪根本想不到等到实际借款人去世后还会赖到庄崇洪头上的。这么多年，行长李道田和他的亲戚陈爱新活着的时候为什么不起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项“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的合同无效。1996年5月1日的《贷款借据》估计是农业银行行长李道田欺诈庄崇洪的一份无效的债权、债务转让凭据，估计是当年农业银行行长李道田与其亲戚陈爱新恶意串通欺骗庄崇洪去背“黑锅”的无效法律行为；只要人民法院查明《贷款借据》上的125000元是哪个人还款，就应当清楚是谁在实际借款了。1992年前后由于当年法制极不健全，银行借贷是特别混乱，庄崇洪因年少无知被欺骗便签了自己名字。没想到现在李道田、陈爱新都去世了就来找庄崇洪意图“弄假成真”。2008年，银行工作人员陈初凤又来找庄崇洪，骗庄崇洪说是以前有一笔陈爱新的烂账再要庄崇洪在有关文件上签个名，纯粹只是履行一个假的手续给上面做做样子有个交待而已，不会找庄崇洪任何麻烦的，庄崇洪考虑到确实过去前述虚假债务是从来没有人找过庄崇洪的麻烦，因此很容易被骗就在《债务催收通知书》上签名。时间又过去11年后，从来没有人来找过庄崇洪有关上述虚假债务的事情，2019年5月9日，农业银行又派来郑晓波律师找到庄崇洪，同样又是一样的说辞，说有一笔烂账再要庄崇洪在有关文件上签个名，纯粹只是履行一个假的手续给上面交待而已，证明银行来过人，根本不会找庄崇洪任何麻烦的，签完了就大家都没事了。庄崇洪知道确实过去前述虚假债务是从来没有人找过庄崇洪麻烦的，出于对律师的信任，因此就很容易被骗继续在该律师提供的《债务催收通知》上签名，没有想到这一次是因为李道田、陈爱新都去世了，银行方面就要“弄假成真”坑害庄崇洪了。三、本案一审适用法律错误，债权已超过法律规定的最长20年诉讼时效，在没有查明有特殊情况，更没有权利人提出过申请的情况下，却延长了法定的保护时效。本案诉请的所谓庄崇洪向农业银行兴宁支行借款是在1992年10月到1994年5月间的4笔逾期借款，到1996年5月1日已经是逾期借款，即便从1996年5月1日算起，到粤财公司2020年3月19日提起诉讼，已超过23年10个月多。根据《中华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本案在1996年5月1日农业银行已经确认是逾期贷款的烂账，应当知道权利被侵犯，因此本案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最长保护时效。时效超过23年后的2019年5月9日的《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中的声明内容才有“将立即还款”的声明内容，但该《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一是已经超过最长的20年诉讼时效，二是被无良律师欺骗所签。庄崇洪一审也提供了在场的证人证言，而且该份《债务逾期催收通知》是一个律师前来的，庭审时说他的助理也有前来庄崇洪工作的地方这是谎言，当时本案一审代理律师进来找庄崇洪签字说是他代表农业银行也是谎言。一审判决中本院认为部分第12页第2段第6行起“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具体到本案中，……，至96年4月30日止……，此笔借据记载的债务在由银工公司转入时，即借据出具时已经系作为逾期贷款转入银行的逾期贷款科，反映了借据上明确的本息欠款已经到期但未归还，此时此部分债务应当开始计算诉讼时效。”一审判决认为应当从1996年4月30日开始计算诉讼时效。但一审判决在论述中，也没有论述本案有什么特殊情况，更没有权利人提出过申请，却在判决中延长了法定的20年保护时效。这是适用法律错误。四、一审判决有关计算利息的起点从2016年6朋16日开始计算利息，“本院认为”至于利息按月利率1.2‰计算更是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1996年5月1日的《贷款借据》这一份证据中贷款利率这一栏是人工填写的，笔迹非常模糊，有修改痕迹，请二审明查。由于只有一份《贷款借据》这样的文件，双方连借款合同都没有签订。农业银行完全可以随意更改填写、增加填写。在该份《贷款借据》“到期时间”栏空白不划掉，也可以佐证银行当年的业务工作是多么的粗糙和混乱。一审判决中本院认为部分第14页第2段第9行起“2016年6月16日至2017年8月24日的利息分别应当在2010年7月14日、2011年12月16日、2012年12月20日、2014年7月4日、2016年6月26日、2017年8月25日催收公告登载的两(三)年内行使权利，否则将不受法律保护。因为登报催收公告仅在2011年12月16日时对欠款本息共同进行了催收，其余均催收了本金余额。2019年5月9日，原告最后一次向被告发出债务催收通知，也仅是对受让得的原债权人与被告的债务本金进行催收，形成原被告对于原债务的再次重新确认，在上依然未记载明确的利息金额或者利息的起算日期和计算标准，因此，被告在此也仅是放弃了对本金债权的诉讼时效抗辩权。故上述除2016年6月16日起的利息外，其余利息的请求均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不再受法律的保护。”这是一段不合逻辑的法律说理。既然说仅仅在“2011年12月16日时对欠款本息共同进行了催收”：为什么利息“除2016年6月16日起的利息外，其余利息的请求均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不再受法律的保护。”一审判决的法律逻辑极其混乱。五、本案农业银行实质上是受让了其下属单位银工公司的债权，粤财公司再次受让农业银行的债权。庄崇洪依法对银工公司的债权享有抗辩权，银工公司对庄崇洪债权证据不足。债权转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二条规定：债务人对让与人的抗辩，可以向受让人主张。庄崇洪针对粤财公司的上诉答辩称，一、涉案债权转让，银工公司是转让给了农行，并不是新的合同。原合同权利义务双方仍然要遵守的，但是本案就是缺少了1996年之前的4份借款合同及付款凭证，人民法院是有义务要查清1996年之前的有关合同及付款的有关凭证，才能认定本案事实。一审法院仅以钱已经发放了，所以庄崇洪要承担还款责任，庄崇洪有权利知道钱给到了谁手中，因为1996年5月1日形成的是一份新的没有支付的贷款转让合同，且该转让合同形式要件极为粗糙，有关的债权凭证没有在1996年5月1日的借据上注明，庄崇洪只是听说银行行长把钱转给了案外人陈爱新，到底是否是事实，粤财公司负有举证义务。如属实也应当追加陈爱新的继承人参与诉讼。二、庄崇洪认为债权以及利息不是同一债权，利息是本金的从属债权，粤财公司引用法释【2018】11号的规定是错误的。由于不是同一债权，所以对不同的债权都要进行催告才不产生诉讼时效到期的问题。而粤财公司及农业银行仅对本金进行公告，甚至连本金的数额公告都是错误的，本不应当产生诉讼中断的效果，粤财公司及农业银行把如此重大的数据都会搞不清楚，也说明本案的债权债务的证据是极其匮乏的，农业银行自己都是说不清楚。三、本案已经超过25年才提起诉讼，且2019年的催告书是没有盖公章的，法律要件不完备，律师前来庄崇洪工作的地方的时候，也是用欺骗的手段诱导庄崇洪签名，说以前不会起诉你，不会找你，所以这次仍然不会找他。律师只是说银行要给上面一个交待，所以庄崇洪才签名。律师也没有银行的委托书给庄崇洪，催告书也没有盖公章。庄崇洪认为该催告书是无效的合同，违反了合同法第51条的规定。粤财公司针对庄崇洪的上诉答辩称，一、原债权是银行金融借款合同债权，贷款借据即是借款已经发放的证据和凭证，无需再赘述。庄崇洪提出借款不是其实际使用的主张，不但没有证据予以证明，而且即使其同意将借款给他人使用，也不影响其承担还款义务。二、本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1、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借款人在催款通知单上签字或者盖章的法律效力问题的批复》［法释（1999）7号］的规定，借款人在贷款逾期催收通知书上签名盖章应当视为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而不是诉讼时效的终止或中断，诉讼时效（包括20年最长诉讼时效）应从该确认日重新起算。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申1588号《民事裁定书》、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粤民申5247号《民事裁定书》，对此均有相关论述。2、法释〔2008〕11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者自愿履行义务后，又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根据上述司法解释，20年的诉讼时效仅适用于债权人单方面主张权利的情形。在已过诉讼时效后，债权人与债务人再次形成合意、债务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的情形下，属于新的债权债务关系，不属于20年诉讼时效的限制范围。借款人庄崇洪在2008年11月30日签署了《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在农业银行将债权转让给粤财公司后，又于2019年5月9日在粤财公司的告知下签署了《债务催收通知书》，且声明表示“将立即还款”，作出了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根据上述相关司法解释，自2008年11月30日起，诉讼时效重新计算，不是时效的终止或中断；即使在2019年5月9日前超过诉讼时效，但因庄崇洪作出了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双方达成了借款还款的合意，其诉讼时效从2019年5月9日重新起算。三、关于庄崇洪签署2019年5月9日《债务催收通知》的过程，庄崇洪存在虚假陈述。庄崇洪主张，2019年5月9日《债务催收通知》是在粤财公司代理人谎称代表农业银行的情形下签署的，属于虚假陈述，应依法惩处！粤财公司的代理人在前期与庄崇洪联系时，在2019年4月27日向庄崇洪发送短信，告知庄崇洪其代表的是粤财公司，并发送了粤财公司与其他债务人的判决。同时在短信约定2019年5月9日与庄崇洪见面，庄崇洪短信告知在其工作单位金典名城见面。见面后，粤财公司向庄崇洪出示了债权转让及催收公告，给庄崇洪签署的《债务催收通知》也注明了“债权受让人”字眼，足以明确其代表的是粤财公司。综上，庄崇洪在明知粤财公司代理人是代表粤财公司与其协商、催收的情况下，捏造事实，虚假陈述，对其主张依法应予驳回，且应依法给予相应的惩处。四、农业银行和银工公司是上下级关系，与银行的分行和支行之间的关系一样，上级金融机构可以依职权处理下级金融机构的债权，本案借款从银工公司挂到兴宁支行账上，仅是内部的流转，不属于实际意义上的债权转让，庄崇洪签署的农业银行兴宁支行借款借据即可以作为原始的借款凭据使用，不需再增加举证义务。粤财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归还原告借款本金90万元；2、被告归还原告截至2017年4月20日的借款利息3019680元（按照借款合同约定月息12‰计算），以后利息按月息12‰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3、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原债权的情况。原告提交1996年5月1日被告庄崇洪签名的中国农业银行贷款借据原件以证实原债权存在。该借据注明“借款单位全称：庄崇洪，贷款金额：玖拾万元，贷款用途：银工公司转入，贷款利率（月息）12‰”，借据中信贷部门审查意见及签章栏上书“该户92年10月至94年5月间共四笔经李道田行长批准向公司借款共玖拾万元正，现根据“96101”号文件精神，由公司转入银行逾期贷款科目。至96年4月30日止，共结欠本金90万元，结欠利息贰拾陆万贰仟肆佰肆拾元（￥262440元）”，被告庄崇洪在该内容下方作为借款人签名。同时，借据中分次偿还贷款记录栏书写注明“偿还金额125000元，结欠金额775000元”。对此借据的真实性被告无异议，予以确认。本案原被告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是由原农业银行下属部门银工公司将其对被告享有的债权转入农业银行，再由农业银行通过资产转让的形式又将该债权转让给本案的原告引发的。原债权是金融债权，非一般的民间借贷行为，原贷款借据即是贷款发放的凭证，而且原告在答辩中也反复提到借款由他人使用，只是未至其账上，并未否认金融机构的放款事实。因此，对涉案借款已经实际发放的事实可予确认。债权人依借款合同发放贷款后，签订借据的双方即形成债权债务关系，债务人是否是借款的使用人，并不改变依据合同相对性所建立起来的债权债务关系。被告庄崇洪主张银行发放贷款系当时的银行负责人向其关系人发放贷款，其并非借款使用人，亦无任何实际取得，应由实际用款人承担返还责任的抗辩理由于理于法无据，不予采纳。综上，根据该份借据，可以认定原债权成立有效，原债权人为原中国农业银行兴宁市支行，债务人为被告庄崇洪，债务本金为90万元，约定月息为12‰，同时从借据分次偿还贷款记录栏的反映来看，该债务在1996年5月1日后偿还了本金125000元，因此，认定原债权仍余本金余额775000元和至1996年4月30日止的利息欠款262440元，此后未再还本付息。2、债权催收的事实。原告提交原债权人中国农业银行兴宁市支行发出的被告于2008年11月30日签收的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2010年7月14日、2011年12月16日、2012年12月20日、2014年7月4日、2015年6月6日、2016年6月16日农业银行的债权催收公告的登报报纸和原告发出的被告于2019年5月9日签收的债务催收通知作为证据，主张在诉讼时效内向被告主张了债权。对这些证据的真实性，其中2008年11月30日的催收通知书和前述原告庭前提交的登报公告，被告均提出非原件异议，但催收通知书加盖了原债权人的公章，且被告对在上其签名的真实性也无异议，从其答辩意见来看，也认可曾在2008年在农业银行的工作人员陈初凤的要求下在债务催收通知书上签字，故对该证据和证据反映的催收事实的真实性予以采纳；而对庭前提交的登报公告，原告还补充提交了自梅州市图书馆档案室调取的南方日报2010年7月14日、2011年12月16日、2012年12月20日和羊城晚报2014年7月4日、2016年6月16日、2017年8月25日对债权的登报催收公告，对其真实性被告未再有异议，也可予采纳。2019年5月9日的债务催收通知原告提交了原件，对其真实性被告无异议，予以采纳。对前述两次经被告签收催收通知的行为，被告辩称均系受到银行工作人员和原告代理人的欺骗，缺乏依据，不予采纳。综上，认定中国农业银行在2008年11月30日通过向被告发出债务催收通知书，在2010年7月14日、2011年12月16日、2012年12月20日、2014年7月4日、2016年6月16日通过对债权进行登报公告催收（其中仅2011年12月16日的登报催收公告对本息共同进行了催收）。原告在取得债权后，于2017年8月25日与原债权人共同对债权转让和债务进行了登报催收，并在2019年5月9日通过向被告发出债务催收通知向被告进行了催收。3、债权转让、受让情况。原告提交其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梅州分行签订的《委托资产批量转让协议》、《委托资产分户转让协议（债权）》，主张其受让得对被告庄崇洪的2笔债权（合计本金1332000元、利息4971783.6元），其中一笔为案涉提起的债务纠纷，有相应的案涉借据、2017年8月25日的催收联合公告予以佐证，依法予以认定。但是结合原告提交的原中国农业银行兴宁市支行出具的关于其中一笔债权557000元缺失会计联的情况说明、前述认定的涉案的借据上记载的还款情况和部分催收公告中的催收本金金额来看看，涉及本案借据的债权本金余额应为775000元，原告主张的另外125000元本金债权缺乏依据，不予认定。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是案涉债务有无超过诉讼时效。《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具体到本案中，虽然案涉借据中还款时间栏空白，但依照正常的交易习惯，原债权人中国农业银行兴宁市支行作为国有银行，是专业的金融业务组织，不应该会出现对借款不约定还款期限的情况，而且从借据中信贷部门审查意见及签章栏明确书写的“该户92年10月至94年5月间共四笔经李道田行长批准向公司借款共玖拾万元正，现根据“96101”号文件精神，由公司转入银行逾期贷款科目。至96年4月30日止，共结欠本金90万元，结欠利息贰拾陆万贰仟肆佰肆拾元（￥262440元）”的内容来看，此笔借据记载的债务在由银工公司转入时，即借据出具时已经系作为逾期贷款转入银行的逾期贷款科，反映了借据上明确的本息欠款已到期但未归还，此时此部分债务应当开始计算诉讼时效。此后直至2008年11月30日，原债权人向被告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对被告所欠的本金债务进行了催收，被告作为债务人在该通知单上签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借款人在催款通知单上签字或者盖章的法律效力问题的批复》（法释[1999]7号）关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信用社向借款人发出催收到期贷款通知单，债务人在该通知单上签字或者盖章的，应当视为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的规定，2008年11月30日义务人（被告）在债权人的催收通知上签字，表明其同意履行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的债务，实质是放弃了诉讼时效抗辩权，对原债务重新进行了确认，诉讼时效应当重新开始计算。但因为该催款通知单上未记载明确的利息金额或者利息的起算日期和计算标准，因此，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仅是对本金债务进行了重新确认，对此前是否欠下利息和欠息金额并未重新确认，故此前确认的利息之债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对于借据出具以后的利息之债，在每次债权人进行催收时，至当次催收之日前的利息即届清偿期，此部分利息自此次催收之日起开始计算诉讼时效；当次催收之日之后的利息因在催收时尚未届至清偿期，此部分利息之债则从属于本金之债，诉讼时效与本金之债诉讼时效相同，也即是说，在后一次债权人催收本金时开始计算上一次催收之日起至本次催收之日前的利息的诉讼时效。以此类推，根据前述认定的催收事实，自借据出具以后至2008年11月30日前的利息在2008年11月30日原债权人向被告催收时已经产生，此时开始计算时效2年，超过此期间则法院对此将不予保护。其后的利息按照原告的催收情况进行分段，2008年11月30日起至2010年7月13日、2010年7月14日至2011年12月15日、2011年12月16日至2012年12月19日、2012年12月20日至2014年7月3日、2014年7月4日至2016年6月15日、2016年6月16日至2017年8月24日的利息分别应当在2010年7月14日、2011年12月16日、2012年12月20日、2014年7月4日、2016年6月26日、2017年8月25日催收公告登载的两（三）年内行使权利，否则将不受法律保护。因为登报催收公告仅在2011年12月16日时对欠款本息共同进行了催收，其余均催收了本金余额。2019年5月9日，原告最后一次向被告发出债务催收通知，也仅是对受让得的原债权人与被告的债务本金进行催收，形成原被告对于原债务的再次重新确认，在上依然未记载明确的利息金额或者利息的起算日期和计算标准，因此，被告在此也仅是放弃了对本金债权的诉讼时效抗辩权。故上述除2016年6月16日起的利息外，其余利息的请求均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不再受法律的保护。原告在2020年3月19日提起本案诉讼，所主张的本金债权应受法律的保护，故对原告请求被告偿还的借款本金，在一审法院认定的未归还本金775000元的部分，依法予以支持，对超出该部分的本金请求依法不予支持。被告关于案涉本金债务已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主张，与事实和法律规定不符，依法不予支持。原告的利息请求中，2016年6月16日前的利息债务均已超过诉讼时效，原告此部分请求缺乏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自2016年6月16日起的利息原告请求按月利率12‰计算符合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依法予以支持，但利息计算基数应当以未归还的数额775000元为限，超出部分不予支持。为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第八十一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借款人在催款通知单上签字或者盖章的法律效力问题的批复》的规定，作出判决：一、被告庄崇洪应当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原告粤财公司偿还借款本金775000元；二、被告庄崇洪应当在履行判决第一项确定的本金债务的同时向原告粤财公司支付利息（以本金775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12‰自2016年6月16日起计算至该款还清之日止）；三、驳回原告粤财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8157元，由原告粤财公司22365元，被告庄崇洪负担15792元。二审期间，粤财公司向本院提交了其委托代理律师在2019年4月27日至2019年5月9日期间与上诉人庄崇洪的短息交流记录，短信内容显示粤财公司的委托代理律师在2019年4月27日向庄崇洪以发送手机短信的方式对涉案借款进行了催收，而后双方经多次协商最终约定于5月9日下午进行面谈以解决涉案借款相关事宜。庄崇洪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质证称，对于上述短信内容，其无法确认庄崇洪本人是否有收到。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粤财公司于2019年5月9日发出的债务催收通知主要内容为“到2017年4月20日止，您（单位）仍欠中国农业银行兴宁市支行及其债权受让人借款本金（大写）玖拾万元整，利息按原合同约定或人民银行规定计算。”庄崇洪在该通知单上以债务人的身份作出声明，确认其于2019年5月9日收到该催款通知，并承诺将立即还款，其本人亦在该通知单债务人一栏签名并按捺指模。本院认为，本案为金融不良债权追偿纠纷，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及处理意见如下：关于涉案债权是否真实有效的问题。根据上诉人粤财公司提交的《委托资产批量转让协议》、《委托资产分户转让协议（债权）》及2017年8月25日的联合公告，上诉人粤财公司对上诉人庄崇洪的涉案债权为粤财公司从中国农业银行梅州分行处受让取得，而对于上诉人庄崇洪与银行之间的原债权债务关系，上诉人粤财公司提交有上诉人庄崇洪签名的中国农业银行贷款借据一张，对于上述签名及借据的真实性，上诉人庄崇洪予以认可，但主张涉案贷款借据系受他人指示而签订，贷款系为他人实际使用而非发放至其本人账户。对此本院认为，首先上诉人庄崇洪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上述主张，其次上诉人庄崇洪分别于2008年、2019年在原债权人中国农业银行兴宁支行及上诉人粤财公司发出的债务催款通知单上签字确认并作出还款承诺，上诉人庄崇洪虽辩称其在催款通知单上签字的行为系受到银行工作人员和上诉人粤财公司代理人的欺骗，但同样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佐证，故该行为应视为上诉人庄崇洪对涉案借贷关系实际存在且已实际履行的认可。再者，在涉案借款发生之日至本案一审起诉之日期间，亦未有证据显示上诉人庄崇洪曾向农业银行或银工公司就涉案贷款提出过任何异议。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庄崇洪与原债权人中国农业银行之间的借贷关系真实有效，而上诉人粤财公司亦从原债权人处依法受让取得了对上诉人庄崇洪的涉案债权，并无不当。关于涉案债权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根据涉案贷款借据中信贷部门审查意见及签章栏的书写内容显示，涉案借款已于1996年5月1日由原中国农业银行兴宁支行转入银行逾期贷款科目，亦明确了截止至1996年4月30的结欠本金及利息。可见涉案借款本息在1996年5月1日之前就处于逾期未还的状态，故该部分贷款本息应于此时开始计算诉讼时效，至1998年5月1日已超过法律规定的两年诉讼时效。2019年5月9日，上诉人粤财公司委托代理人律师向上诉人庄崇洪发出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对庄崇洪所欠的本金进行了催收，并注明结欠利息按原合同约定或人民银行规定计算。当日，上诉人庄崇洪在该通知单上以债务人的身份作出声明，确认其收到该催款通知，并承诺将立即还款，其本人亦在该通知单债务人一栏签名并按捺指模。据此，本院认为，虽然涉案借款本金及此前产生的利息之债至本案一审起诉之日诉讼时效已届满，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者自愿履行义务后，又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上诉人庄崇洪在2019年的催款通知单上签名的行为应视为其放弃了对涉案借款行使诉讼时效抗辩的权利，同时同意偿还借款本金及支付相应利息，故其在本案中以涉案借款超过诉讼时效为由主张不予履行偿还义务，于法不符，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涉案借款部分所欠利息已超过诉讼时效不当，本院对此予以纠正。关于应偿还借款本息的计算问题。根据涉案贷款借据中分次偿还贷款记录一栏的内容显示，1996年5月1日以前结欠利息262440元，对于本金部分，涉案贷款已偿还金额为125000元，结欠金额为775000元，部分催收公告亦显示上诉人庄崇洪所欠本金为775000元，据此，本院认定上诉人庄崇洪仍结欠上诉人粤财公司借款本金为775000元。对于1996年5月1日之后的逾期利息计算问题，根据上诉人粤财公司的上诉主张，其同意从1996年5月1日起，以本金775000元为基数计算逾期利息，未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照准。对于逾期利息的利率标准，按照上诉人粤财公司于2019年5月9日发出的债务催款通知书所注明的以原合同约定标准计算，故上诉人庄崇洪应偿还上诉人粤财公司以本金775000元为基数按原合同约定利率即月利率12‰从1996年5月1日起至该款还清之日计算逾期利息。综上所述，上诉人广东粤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依据充分，应予支持；上诉人庄崇洪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兴宁市人民法院（2020）粤1481民初66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广东省兴宁市人民法院（2020）粤1481民初661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三、变更广东省兴宁市人民法院（2020）粤1481民初66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上诉人庄崇洪应当在履行本判决第一项确定的本金债务的同时向上诉人广东粤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支付利息（1996年5月1日以前的结欠利息262440元；以本金775000元为基数按原合同约定利率即月利率12‰自1996年5月1日起计算至该款还清之日）。四、驳回上诉人广东粤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8157元，由上诉人广东粤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负担2157元，由上诉人庄崇洪负担36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8157元（上诉人广东粤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庄崇洪各预交38157元），由上诉人庄崇洪负担。本院退还上诉人广东粤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预交的案件受理费38157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黄洪远审 判 员 罗锡芳审 判 员 孔宁清二〇二〇年九月三日法官助理 黄 可书 记 员 幸静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