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102民初148号原告：荆门市某公司（本案原审原告为深圳市某公司，荆门市某公司为涉案债权的受让人），住所地在湖北省荆门市东宝区。法人代表人：李某，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秦某，湖南云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某，湖南云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某公司，住所地在北京市平谷县。法人代表人：高某，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盛某，湖南芙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湖南长沙某公司，住所地在长沙市芙蓉区。法人代表人：张某，总经理。原审原告深圳市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某公司”）因与被告北京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某公司”）、湖南长沙某公司（以下简称“长沙某公司”）发生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于2015年5月6日向本院提起诉讼。2016年1月12日，本院作出（2015）芙民初字第2273号民事判决。该判决生效后，北京某公司向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19年9月25日，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湘01民再163号民事裁定，撤销本院（2015）芙民初字第2273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本院重新审理。本院于2020年1月3日重新立案后，依法重新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涉案债权的受让人荆门市某公司（即本案原告，以下简称“荆门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某和北京某公司的法人代表人高某、委托诉讼代理人盛某到庭参加了诉讼，长沙某公司经本院依法公告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荆门某公司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判令北京某公司向荆门某公司立即偿还全部债务本金486万元及利息730万元（截至2005年12月26日，中国长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长沙办事处转让给深圳市瑞仁投资有限公司时计算的利息）及后段利息（自2006年1月1日至起诉日2015年5月4日止）；2.判令长沙某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3.判令北京某公司和长沙某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北京某公司以其位于北京市平谷县金海湖南侧100亩土地作抵押，于1994年6月14日向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下属的中国农业银行湖南金穗信用社（以下简称“湖南金穗信用社”）借款486万元，借款期限从1994年6月14日到1995年6月14日，借款月利率为15‰。借款立据时，北京某公司的关联企业长沙某经贸实业公司（以下简称“长沙某经贸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在借据上盖章，北京某公司将公司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和国有土地证原件（证号：平国用（94）字第0××4号）交给湖南金穗信用社作抵押手续。湖南金穗信用社于当日发放贷款到北京某公司和长沙某经贸公司共用的账户上，后该账户一直由上述两公司使用。2000年8月，长沙某经贸公司变更为长沙某公司。2001年到2003年间，农业银行对长沙某经贸公司进行集中清理时，该公司负责人对债务进行过确认。2000年2月，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将该笔债权转让给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长沙办事处，并在2001年7月到2005年期间先后多次在《湖南日报》上刊登了转让、催收公告。2005年12月26日，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长沙办事处将该笔债权转让给深圳市瑞仁投资有限公司，并于2006年10月16日在《湖南日报》上共同刊登了债权转移、催收公告。2007年6月8日，深圳市瑞仁投资有限公司将该债权转让给深圳某公司，也于2007年12月11日通过特快专递等方式通知北京某公司转让债权的事实，同时进行了催收。北京某公司收到债权转移通知书、催收通知后，仍然不能偿还债务还相互推诿。2008年10月，深圳市瑞仁公司和深圳某公司还共同在《湖南日报》刊登了债权转移暨债权催收公告，之后深圳某公司又多次在《湖南日报》刊登公告催收、邮寄催要以及派人催要，但北京某公司一直没有偿还借款本息。因借据上盖章的是长沙某经贸公司，长沙某经贸公司与北京某公司共用同一账户，也为实际借款人和用款人，应承担还款责任。现长沙某经贸公司已变更为长沙某公司，其所欠贷款理应由变更后的公司负责偿还。因北京某公司和长沙某公司经催收后仍不履行偿还义务，深圳某公司遂于2015年5月4日提起诉讼。由于深圳某公司此后将该债权转让给荆门某公司，故北京某公司和长沙某公司应向荆门某公司履行偿还借款本息的义务。被告北京某公司辩称：一、荆门某公司要求北京某公司承担本案借款的偿还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理由如下：1.借据加盖的是原长沙某经贸公司的公章以及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范葵”的私章，与北京某公司没有任何关系；2.荆门某公司在再审中提供的《借款合同》加盖的不是北京某公司的备案公章，而是伪造的公章，且来源不明，错漏百出，不能证明与北京某公司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3.记载486万元借款流水的金穗信用社《账页》的户主是北京铿达经贸公司，不能证明北京某公司是该486万的借款人或使用人。二、北京某公司、长沙某经贸公司与北京铿达经贸公司均系独立企业法人，在股东层面均没有任何关联关系，荆门某公司诉称北京某公司与长沙某经贸公司是关联企业的说法没有事实依据。三、本案相关主体存在虚假诉讼的可能性，应对荆门某公司方提供的证据进行严格的审查，理由如下：1.原审原告深圳某公司在原审中不提供《借款合同》这一关键证据，而仅以借据、账页等证据起诉；2.在明知借据与北京某公司没有任何关联的情况下，向法庭作出“两被告共同向农业银行借款，第二被告（长沙某经贸公司）是名义借款人，第一被告（北京某公司）是实际借款人”的陈述；3.在明知账页的户主是北京铿达经贸公司的情况下，却在起诉状、证据目录、代理意见中多次作出“两被告共用一账户”的陈述，意图将本案借款强加于北京某公司身上；4.原审原告深圳某公司在再审过程中，将本案债权转让给荆门某公司，而荆门某公司在再审过程中向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又提交了一份日期为1994年6月14日的《借款合同》，并将其作为主张本案债权的基础，但该《借款合同》上加盖的北京某公司公章明显与备案公章不一致，且借款到期日是1995年7月14日，也与借据上的时间不一致。被告长沙某公司未予答辩，也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材料。原告荆门某公司与被告北京某公司围绕各自的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了相应的证据材料。本院依法组织当事人进行举证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原告荆门某公司与被告北京某公司争议的焦点是北京某公司与湖南金穗信用社之间是否存在486万元的借贷关系，本院分述如下：一、原告荆门某公司认为被告北京某公司系本案486万元债务的借款人，并向本院主要提交了以下证据：1.1994年6月14日的《借款契约》（借据）、金穗信用社的贷款账目、中国农业银行的甲种账目，拟证明北京某公司1994年6月14日向金穗信用社借款486万元，且北京某公司与长沙某经贸公司共用同一账户的事实；2.平国用（94）字第0××4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北京某公司的营业执照副本，拟证明北京某公司用其名下位于北京市平谷县的100亩国有土地使用权抵押借款的事实；3.1994年6月14日《借款合同》、《法人委托书》，拟证明北京某公司与湖南金穗信用社之间存在借贷关系，该合同上加盖了北京某公司的公章及受委托负责人陈锦河的私章；4.农业银行长沙市人民路支行2000年4月21日出具的《北京某公司债权财产情况说明》、蒋炳文1997年11月21日出具的《关于长沙某经贸公司情况报告》、刘鸿军1999年5月12日出具的《北京某公司贷款风险分类综合调查分析报告》，拟证明本案贷款形成的原因及借款使用情况。二、被告北京某公司为否认其与金穗信用社存在486万元的借贷关系，并向本院提交了以下主要证据：1.长沙某经贸公司、北京铿达经贸公司、北京某公司的工商登记档案，拟证明三家公司均系独立法人，相互间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2.1994年6月14日的《借款契约》（借据），拟证明在该《借款契约》（借据）借款人处盖章的是“长沙铿达经贸实业有限公司”，并非北京某公司，北京某公司并非该486万元债务的借款人；3.金穗信用社的贷款账目，拟证明该份账目的户主是北京铿达经贸公司，并非北京某公司，且该账目仅能表明北京铿达经贸公司存在486万元的资金流转，无法证明北京某公司收到或使用该借款；4.1994年6月的《信社抵押担保贷款合同书》，拟证明北京某公司并非本案486万元债务的借款人。三、根据双方的举证、质证意见，同时结合本院在审理（2017）湘0102民初1488号案件过程中向中国农业银行长沙市雨花区支行调取的北京某公司于1994年5月21日向金穗信用社借款99万元的《信社抵押担保贷款合同书》、《借款契约》（借据）及1994年5月30日向金穗信用社借款49.5万元的《借款契约》（借据）等相关贷款档案材料，本院对前述争议焦点分析认定如下：1.1994年6月14日的《借款契约》（借据）、1994年6月14日的《信社抵押担保贷款合同书》和金穗信用社的贷款账目是本案486万元借款最原始的证据材料，该三份证据具有很强的证明力。但上述《借款契约》（借据）和《信社抵押担保贷款合同书》中的借款人盖章均为“长沙铿达经贸实业有限公司”，而金穗信用社的贷款账目记载的是北京铿达经贸公司，该三份证据均不能证明北京某公司就是本案债务的借款人。虽然荆门某公司还提供了中国农业银行长沙市人民路支行于2000年4月21日出具的《北京某公司债权财产情况说明》、蒋炳文于1997年11月21日出具的《关于长沙某经贸公司情况报告》、刘鸿军于1999年5月12日出具的《北京某公司贷款风险分类综合调查分析报告》，但该三份证据的证明力都弱于《借款契约》（借据）、《信社抵押担保贷款合同书》和湖南金穗信用社的贷款账，故本院对以上说明和报告依法不予采信；2.1994年6月14日签订的《中国农业银行借款合同》显示的借款单位为“北京某公司”，贷款银行为“中国农业银行湖南金穗信用社”，借款期从1994年6月14日至1995年7月14日，借款方签章栏加盖的是“北京某公司”的公章和负责人陈锦河的私章，但该“北京某公司”公章上的英文名称第一个字母为“D”，与该公司的备案公章上的英文名称第一个字母为“B”明显不同，也与北京某公司于1994年5月21日向金穗信用社借款99万元的《信社抵押担保贷款合同书》、《借款契约》（借据）及1994年5月30日向金穗信用社借款49.5万元的《借款契约》（借据）上的“北京某公司”的公章明显不同，凭肉眼就可以清楚分辨出。由于荆门某公司未就该合同上的“北京某公司”公章的差异问题作出合理解释，故本院对该合同的真实性不予采信。3.1994年6月11日的《信用社抵押担保贷款合同书》的贷款方为湖南金穗信用社，借款方为长沙某经贸公司，担保方为北京某公司，贷款金额为486万元，抵押财产为平国用（94）字第0××4号土地使用证。该合同贷款方签章位置加盖有“中国农业银行湖南金穗信用社”的公章、该信用社经理陈光耀的私章和陈光耀的签名，签章时间为1994年6月11日。该合同借款方签章位置加盖有“湖南长沙铿达经贸实业有限公司”公章和该公司经理范葵的私章，签章时间也为1994年6月11日。该合同担保单位签章位置加盖有“北京某公司”的公章以及该公司负责人陈锦河的私章，签章时间为1994年6月14日。该合同的文本形式与北京某公司于1994年5月21日向金穗信用社借款99万元的《信社抵押担保贷款合同书》完全一致，在借款时间上也能与1994年6月14日的《借款契约》（借据）相互印证，故本院对该合同依法予以采信。根据当事人陈述以及庭审确认的证据，结合前述分析说明，本院确认如下案件事实：长沙某经贸公司注册成立于1994年7月5日，法定代表人为范葵。2000年8月22日，该公司更名为长沙某公司，法定代表人仍为范葵。2013年，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张加慧。北京某公司成立于1994年1月12日，法定代表人为李顺。1994年1月18日，李顺出具委托书，委托该公司总经理陈锦河负责该公司的一切经营管理工作，全面行使法人职责。2000年9月5日，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工商处字[2000]第86号行政处罚决定，吊销了北京某公司的营业执照。1994年6月11日，长沙某经贸公司因生产经营需要向湖南金穗信用社申请贷款486万元，北京某公司用其名下的平国用（94）字第0××4号《国有土地使用证》为其提供担保（未办理抵押登记）。三方共同签订了一份《信用社抵押担保贷款合同书》，借贷双方的签字盖章时间为1994年6月11日，担保方签字盖章时间为1994年6月14日。1994年6月14日，长沙某经贸公司向湖南金穗信用社出具了一份486万元的《信用合作社借款契约（借据）》，规定月息15‰，该借款约定于1995年6月14日到期。长沙某经贸公司收到上述借款后，由于经营不善，一直没有归还上述借款的本息。1997年2月6日，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作出湘银银管[1997]004号《关于湖南金湘信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撤销改制的批复》，将湖南金穗信用社改制为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长沙金湘支行的分理处，归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直接监管。2000年2月18日，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根据相关政策将本案486万元债权及北京某公司名下的另外两笔债权（本金分别为99万元和49.5万元）合计借款本金634.5万元及利息剥离给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长沙办事处。2001年7月26日，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和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长沙办事处共同在湖南日报C2版上发出债权转移、催收公告。2003年6月20日、2005年6月17日，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长沙办事处两次在湖南日报上发出债权催收公告，要求债务人偿还债务。三次公告的债务人中均有北京某公司。2005年12月26日，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长沙办事处与深圳市瑞仁投资有限公司签订《不良贷款转让协议书》，将前述贷款本金634.5万元及相关利息的债权全部转让给深圳市瑞仁投资有限公司。随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长沙办事处和深圳市瑞仁投资有限公司于2006年10月16日在湖南日报上共同发出债权转移暨债权催收公告，通知债务人债权已经转移，要求债务人向权利承受人深圳市瑞仁投资有限公司履行义务。2007年6月8日，深圳市瑞仁投资有限公司将前述贷款本金634.5万元及相关利息的债权全部转让给深圳某公司。2007年12月11日，深圳市瑞仁投资有限公司向北京某公司以邮寄方式送达债权转移通知书，要求其从债权转移之日起直接向深圳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2008年10月7日，深圳市瑞仁投资有限公司与深圳某公司在湖南日报再次发出债权转移暨债权催收公告进行再次催收，深圳某公司依法取得该笔债权的所有权后，分别于2010年9月29日、2012年9月19日在湖南日报发出债权催收公告进行催收，还于2014年3月15日、2014年11月25日发邮件向北京某公司催收。因北京某公司一直没有偿还上述借款本息，深圳某公司遂于2015年5月6日向本院提起诉讼。2017年3月20日，深圳某公司将本案债权转让给荆门某公司，并于2017年6月30日通过邮寄《债权转移通知书》的方式通知北京某公司。本院认为：湖南金穗信用社（出借方）与长沙某经贸公司（借款方）、北京某公司（担保方）于1994年6月11日签订的《信用社抵押担保贷款合同书》系三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合同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各方均应认真履行。湖南金穗信用社于1994年6月14日向长沙某经贸公司发放486万元借款后，长沙某经贸公司应依约在1995年6月14日履行还本付息的义务。长沙某经贸公司未在1995年6月14日还本付息，其行为构成违约，故湖南金穗信用社有权要求其立即偿还，也可以要求北京某公司承担担保责任。但荆门某公司受让本案486万元债权后，认为北京某公司系该债权的借款人，并要求其以借款人的身份清偿该债务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同时，因长沙某公司（原长沙某经贸公司）系本案486万元债权的借款方，故荆门某公司要求其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亦与法律不符，本院不予支持。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荆门某公司还认为，即便按照1994年6月14日的《信社抵押担保贷款合同书》确定本案法律关系，长沙某公司和北京某公司也应当分别承担借款人还款责任和担保人责任。对此，本院认为：一、关于北京某公司的担保责任问题。根据查明的事实，虽然北京某公司用其名下的平国用（94）字第0××4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向湖南金穗信用社提供担保，但因未办理抵押登记，湖南金穗信用社对该担保财产不享有担保物权，故湖南金穗信用社应及时行使担保权。根据担保法的规定，本案担保期间应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即到1997年6月14日止，因荆门某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湖南金穗信用社在上述期间内行使担保权，也未在随后的诉讼时效内提起诉讼或仲裁，故北京铿达公司关于该担保已经超过了追诉时效的辩解成立，本院依法予以采纳。因此，本院对荆门某公司要求北京某公司承担本案486万元借款的担保责任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二、关于长沙某公司应否承担本案486万元借款的偿还责任的问题。原长沙某经贸公司与湖南金穗信用社所签订的《借款契约》（借据）系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湖南金穗信用社依约发放了贷款，履行了合同约定的出借义务，故长沙某经贸公司应依约归还该借款本息。长沙某经贸公司未按约定还款的行为属于违约，依法应立即偿还借款本息，并承担按逾期贷款利率支付逾期还款利息的违约责任。由于原长沙某经贸公司已经更名为长沙某公司，故本案486万元借款及其利息的清偿义务应由长沙某公司承担。又因本案486万元债权现由荆门某公司受让，故长沙某公司应向该公司履行清偿义务。荆门某公司主张该笔借款在长城公司于2005年12月26日转让债权时的借款利息为730万元，低于按法律规定的逾期借款利率计算的利息，这是当事人对其诉讼权利的合法处分，本院不持异议。因此，本院对荆门某公司要求长沙某公司偿还借款本金486万元以及利息730万元的诉讼请求依法予以支持。荆门某公司还要求长沙某公司支付2006年1月1日后的利息，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第九条之规定，受让人向国有企业债务人主张不良债权受让日之后发生的利息不受法律保护，故本院对该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第七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处置银行不良资产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第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湖南长沙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荆门市某公司偿还借款本金486万元，并支付利息730万元；二、驳回荆门市某公司对北京某公司的诉讼请求；三、驳回荆门市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94760元，由湖南长沙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管奕锋人民陪审员  何显莲人民陪审员  廖水月二〇二〇年九月三十日法官助理石俏枝代理书记员  石俏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