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111民初5021号原告：云南中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住所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吴井路**百富琪商业广场****。法定代表人：王艳辉，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解敏，云南滇铭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艺玺国际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住所北京市，住所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乡高碑店村民俗文化街******院****>法定代表人：张玺锋，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乐欣，云南凌云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告云南中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诉被告艺玺国际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9日受理后，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实施办法》的规定，对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于2020年6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法定代表人王艳辉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解敏、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乐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解除原、被告于2017年3月24日所签订的《电影相恋31天承制合同》；2、判令被告立即返还原告投资款151.2万元，并承担自2017年3月24日起至还清款项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3、本案全部诉讼费用（诉讼费、保全费）均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7年3月24日，原、被告签订《电影相恋31天承制合同》，合同约定由原告投资150万元制作费用，该费用包括了剧本创作和版权、影片制作、影片发行，及所有员工、演员等一切费用，由被告摄制《相恋31天》，拍摄周期25天，后期制作60天，2017年10月前送国家有关主管部门审查批准。合同签订后，原告于2017年3月24日按照被告的指示将投资制作费用151.2万元支付给被告，被告出具收条给原告。被告于2017年4月12日开机拍摄，拍摄完毕后将该影片拍摄的费用预算通过电子邮件发给原告，告知该影片拍摄费用包括前期筹备采景费用、中期拍摄部分、工作人员劳务酬金、演员费用，总计1492470元。此后，经原告多次催促要求被告将影片送审、发行，但被告置之不理。在此期间，被告公司以及公司法定代表人张玺锋因收取原告《猎枭》投资款后又无故取消原告投资人身份而产生纠纷，对于《电影相恋31天承制合同》却一再搁置，拒不履行合同。直至2018年7月10日，被告才发了一份“电影公映许可证”的照片发给原告，但对于被告是否真实送审、是否发行、电影版权是否登记被告没有任何正式发文或告知，导致原告对于己经拍摄了将近3年的电影没有得到任何音讯，无法实现任何收益，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被告辩称：1、原告要求解除《承制合同》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2、原告要求被告返还投资款151.2万元及承担还清款项之日止利息的诉讼请求不成立。根据原告提交的《承制合同》及《制作预算表》显示，被告与原告并不存在投资与被投资关系。原告是合同约定的电影定制人，而被告为承揽人，即电影的承制方。合同涉及的150万元的标的金额为电影的制作费用，含剧本的创作、演员的费用、电影制作、发行等，并非原告对被告的投资行为。在《承制合同》中可以看到，原告要求的“投资款”的回收是在电影发行放映后产生的收益中进行分成获得，而非在电影放映后未达到原告期望的收益后向被告主张。根据原告提交的《收条》及《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显示，被告在出具收条时并未实际收到拍摄资金，而是在签订承制合同的当天应原告要求，即2017年3月24日出具了该材料，因此，收条无法作为被告实际收到150万转款的依据。另据原告提交的《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显示，其在2017年4月10日、2017年4月25日、2017年4月28日、2017年5月15日分别向被告转款50万元、30万元、50万元、50万元，转款合计180万元。后两笔转款，即2017年4月28日、2017年5月15日的转款为原告在民事起诉状中提及的双方合作的另一部电影《猎枭》的制作经费。上述两笔转款合计100万元的经费从明信公证处2019年8月30日出具的（2019）云昆明信证经字第29794号《公证书》显示，双方已确认该100万元为《猎枭》的制作费。据此，原告就《我们在一起的31天》即《相恋31天》向原告转款130万元，而非原告主张的151.2万元。根据《承制合同》显示，作为承揽合同的承揽人即电影承制人，其收益的取得也从电影上映后收益的30%中获得，因此，被告也是该片未产生预期收益的受损害方，而非原告主张收益的相对人。3、原告要求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的诉讼请求不成立。原告针对其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第一组：《电影相恋31天承制合同》一份，欲证明2017年3月24日原、被告签订《电影相恋31天承制合同》，合同约定由原告投资150万元制作费用，该费用包括剧本创作和版权、影片制作、影片发行、及所有员工、演员等一切费用，由被告摄制《相恋31天》，拍摄周期25天，后期制作60天，2017年10月前送国家有关主管部门审查批准。第二组：与“张大鹏制片”微聊天记录截屏、电影《相恋31天》制作预算表、银行转账凭证及收条各一份，欲证明合同签订后，原告陆续按照被告指示将投资制作费交付给被告（包括银行转账及因拍摄需要的现金支付），被告依据自行制作电影《相恋31天》制作预算表及实际收到的原告投资，向原告出具151.2万元收条。第三组：与被告法定代表人“张玺锋”的聊天记录、《第三方授权书》、电影公映许可证各一份，欲证明电影拍摄完成后原告多次催促要求被告将影片送审、发行，但被告置之不理，直到2018年6月28日，被告仅向原告发出《第三方授权书》电子版要求原告签署，同年7月10日才发了一份“电影公映许可证”的照片发给原告，但此后被告是否真实送审、是否发行、电影版权是否登记被告没有任何正式发文或告知，导致原告对于已经拍摄了将近3年的电影没有得到任何音讯或收益。第四组：（2019）云0111民初1519号之一民事裁定书及公证书各一份，欲证明原、被告因投资拍摄《猎枭》发生纠纷后，被告持续恶意搁置电影《相恋31天》送审、发行，拒不告知原告该影片的送审、发行等情况，导致原告无法实现合同目的。第五组：北京众娱时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工商查询、《关于要求立即终止第三方授权书》授权的律师函、寄件回执、凌云律师事务所回函各一份，欲证明被告于2018年6月将该影片发行授权给北京众娱时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授权书通过电子邮件形式发给原告，原告因投资时间已经过长急于发行在没有核查授权内容的情况下盖章寄回给被告，但被告及众娱时代文化传媒至今未向原告告知过电影《相恋31天》的送审、发行的任何情况。原告委托云南滇铭律师事务所于2020年1月31日向被告及众娱时代文化传媒提出终止授权的律师函，回执显示众娱时代文化传媒无法联系、沟通，被告诱骗原告出具授权导致原告无法实现合同目的。第六组：通话录音光盘及文字整理各一份，欲证明被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实际收到的电影《相恋31天》投资款是150万元，与其出具的收条是一致的，即包含了原告支付的现金20万。经质证，对第一组证据三性认可；第二组张大鹏的聊天记录三性均不认可，对制作预算表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收条三性不认可；对和张玺锋的聊天记录三性不认可，对第三方授权书三性不认可，电影公映许可证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予以认可；第四组证据民事裁定书及公证书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第五组证据剩余的工商查询三性予以认可，对律师函、回函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对第六组证据不认可。被告针对其辩解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第一组：1、电影立项至发行流程图；2、合同书；3、电影剧本（梗概）备案回执单；4、关于影片《我们在一起的31天》出品单位变更批复；5、关于影片《我们在一起的31天》出品单位变更批复；6、国家电影局公映许可证；7、三方协议；8、电影已在爱奇艺独家放映，欲证明被告已履行承制合同义务、完成电影立项、出品、发行的合同约定。第二组：1、借记卡历史明细清单；2、公证书；3、债权债务处置协议；4、付款回单；5、（2019）云0111民初1519号之一民事裁定书，欲证明被告实际收到原告的制作费130万元。第三组：1、电影《我们在一起的31天》联合出品协议书；2、电影《我们在一起的31天》（暂名）发行授权书，欲证明原告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对被告进行出品、发行的授权及许可。第四组：1、演员合同书；2、委托创作合同书；3、电影《相恋三十一天》职员合同书13份；4、合同书2份；5、车辆租赁合同6份；6、铁骑文化传播公司器材租赁合同；7、北京龙火映画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合同书；8、合同；9、演员酬金费报销清单；10、剧组住宿费报销清单；11、路费报销清单；12、过路费及停车费报销清单；13、道具陈设费报销清单17份；14、剧组餐费报销清单；15、油费报销清单；16、剧组人员回程路费报销清单；17、其他费用报销清单，欲证明被告履行合同作为电影的制作方发生的成本费用合计1401314.7元。经质证，原告对第一组证据1三性不认可，认为是被告单方制作的流程图，应有相应的行政主部门及相关文书印证，所以不能代表被告的所有工作，因此对三性不认可；证据2、3、4、5中涉及到的都是被告其他委托的东西，与原告无关系，对这四份证据均不认可；证据6系原告第一次见到公映许可证原件，而原告提交的该证据系与张玺锋的聊天记录获取，如果被告不认可原告的聊天记录，又何来的此公映许可证，至此公映许可证也证明了被告违约的情况；证据7与原告无关，原告未在三方协议中做任何合同权利义务的约定，对真实性不认可；证据8因被告从未告知过原告该影片已上映，因此原告无法判断被告的发行与合同约定的发行是否一致。对第二组证据1原告所支付的款项除了转账，还有现金支付；对证据2三性认可，恰好证实了原、被告之间确实因另外一部影片进行拍摄的过程中发生了纠纷。对第三组证据1的三性认可，足以证明原告一直在催促被告积极进行送审发行。对第四组证据不认可，全是一些零散合同，包括相关的制作费用的一些成本，因为整个制作过程都是由被告实施的，相关的费用清单按被告发给原告的制作预算表所确定的金额来确定，具体的每一个项目所产生的费用是多少，因为原告没有实际支付，不能确定。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交的第一组证据，被告认可，客观真实，与案件有关，予以采信。原告提交的第二组证据“张大鹏制片”微信聊天记录截屏，被告不认可，但被告认可原告提交的“电影《相恋31天》制作预算表”，原告提交的“电影《相恋31天》预算”来源于“张大鹏制片”发送的微信信息，“电影《相恋31天》预算”载明本案电影制作预算费用为1492470元，内容与本案关联，本院对该证据的来源及真实性予以采信；银行转账凭证系由中国工商银行出具，能反映出转款情况，客观真实，予以采信；收条由被告公司盖章以及法定代表人签名，被告该收条的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原告提交的第三组证据与“张玺锋”微信聊天记录，从内容看是关于催促电影放映事宜，客观真实，予以采信；《第三方授权书》系由原告与案外人北京众娱时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之间的协议，落款处加盖“云南中环传播有限公司”印章，客观真实，予以采信；电影公映许可证，被告认可，客观真实，予以采信。第四组证据系原告与被告之间关于合作拍摄《猎枭》的后续处置情况，因涉及原、被告之间多笔款项往来情况，对认定本案原告支付投资款的事实有关，本院予以采信。第五组证据工商登记查询情况，被告认可，北京众娱时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工商登记信息客观真实，予以采信；《关于要求立即终止第三方授权书》授权的律师函、寄件回执、回函客观真实，本院予以采信，原告主张的待证事实“被告诱骗原告出具授权”无相应依据，不予支持。第六组证据，原告提交了电话录音的原始载体，并当庭播放，法庭通知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张玺锋到庭对电话录音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被告以路程远为由拒不到庭质证，该理由并非不到庭的法定正当理由，且不申请对该通话进行鉴定，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被告提交的第一组证据中各项证据之间形成证据链，能够证明电影《我们在一起的31天》完成了审批并取得了电影公映许可证，以及在爱奇艺播放的客观事实，本院予以采信；第二组证据中的借记卡历史明细清单，原告认可，客观真实，与本案有关，予以采信；公证书、债权债务履行协议、付款回单、（2019）云0111民初1519号之一民事裁定书，涉及原、被告之间的其他债权债务关系以及双方款项往来情况，因本案款项支付与另外款项支付存在交叉，故本院予以采信；第三组证据，原告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第四组证据，客观上能反映被告为拍摄《我们在一起的31天》电影而与案外人签订相关协议及支出费用的事实，且与庭审中原、被告均认可案涉电影已经完成拍摄的客观事实相印证，本院予以采信。经审理，本院确认本案法律事实如下：2017年3月24日，原告（乙方）与被告（甲方）签订《电影相恋31天承制合同》，约定甲乙双方决定投资合作拍摄电影《相恋31天》，甲方受乙方委托按电影方式制作，按国家要求制作，制作费用150万元，此费用包含剧本创作和版权，影片制作、发行，及所有员工、演员等一切费用，乙方对该剧不再做其他额外投入；因电影《相恋31天》全部资金由乙方投资，发行后将收回全部对该剧的投资150万元归还乙方，在后期的发行中，所有收益甲方占30%，70%归乙方，在该片的拍摄中，乙方对该剧所拉的赞助，甲乙双方按50%分配，甲方自己拉的赞助与乙方无关；由甲方承担并办理与本片有关的拍摄申请、报批影片送审、取得放映、发行许可证的相关手续，审查影片及取得发行放映许可证的费用由甲方承担并预先支付，乙方应予以协助；该剧开机时间为2017年4月15日前，拍摄周期为25天，后期制作60天，2017年10月前送国家有关主管部门审查批准。电影《相恋31天》制作预算金额为1492470元。2017年3月24日、4月10日、4月25日、4月28日、5月15日，原告的法定代表人王艳辉分别向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张玺锋银行转账支付投资款50万元、50万元、30万元、50万元、50万元，合计230万元。原告与被告之间合作制作电影作品《猎枭》，上述银行转款中2017年4月28日、5月15日共计转账100万元系支付制作电影作品《猎枭》的投资款。被告向原告出具了一份落款日期为2017年3月24日的《收条》，载明“今收到云南中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电影《相恋31天》项目投资款（实拍资金）人民币：壹佰伍拾壹万贰仟圆整。”2017年4月12日，被告在昆明滇池开机拍摄电影《相恋31天》，并在约定期限内完成拍摄。2017年5月8日，被告与案外人回归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签订《合同书》，约定回归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将电影名称为《我们在一起的31天》出品单位变更为被告，并于2017年5月17日取得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关于影片出品单位变更的批复》，该批复记载“回归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同意你公司备案拍摄的影片第一出品单位由你公司变更为艺玺国际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2018年1月15日，原告云南中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向被告出具《电影（暂名）发行授权书》，记载“云南中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出品的电影《我们在一起的31天》（暂名）授权委托艺玺国际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发行，发行范围包括：电影院线、网络平台。委托发行时间为2年。”2018年1月23日，原告向被告发送一份由法定代表人签名及公司盖章的《电影联合出品协议书》，该协议记载甲方为艺玺国际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乙方为云南中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约定甲乙双方联合出品电影《我们在一起的31天》，甲方负责提供该片剧本，并获广电总局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拍摄；甲方承担并办理与该片有关的申请、审批手续（包括剧本立项、成片审查、电影发行许可证等）；甲方负责组建该片摄制组，包括工作人员及演员，按计划完成电影拍摄，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双方共同协商决策权；该片的所有版权归属于乙方5年；乙方负责协助该片的宣传和推广；乙方全额投资同意甲方作为联合出品单位在片尾署名；乙方享有一名人员作为本片的出品人、一人监制一人执行制片人，策划三人进行署名；该协议中还对发行销售、违约责任、法律和管辖等内容作出约定。被告未在《电影联合出品协议书》中盖章。2018年2月6日，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作出《关于影片出品单位变更的批复》，载明“艺玺国际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同意你公司备案的影片（国产）《我们在一起的31天》增加云南中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为联合出品单位。”2018年6月15日，原告云南中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作为授权人与北京众娱时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作为被授权人签订《第三方授权书》，约定授权人作为《我们在一起的31天》的原始著作权人，将其拥有的全球独家信息网络传播权授权给被授权人，授权使用期限为2018年6月15日-2019年6月14日。2018年7月6日，国家电影局发放电审故字[2018]第393号《电影公映许可证》，记载影片名称为《我们在一起的31天》，出品单位为艺玺国际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云南中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片长96分钟，声音制式：5.1，幕幅：宽幅，发行范围国内外发行，影片排次号：001104262018。2019年7月23日，北京众娱时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甲方）、上海森宇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乙方）、艺玺国际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丙方）三方签订《三方协议》，约定：甲乙签订的《我们在一起的31天》之《代理发行合作协议》现甲方将既有合同中的全部权利义务转让给丙方。2019年，电影《我们在一起的31天》在爱奇艺播放，影片出品公司为北京众娱时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艺玺国际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云南中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本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电影承制合同》，该合同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原、被告具有法律拘束力。原告主张双方之间系承揽合同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规定：“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电影相恋31天承制合同》约定原被告系投资合作摄制电影《相恋31天》，原告委托被告按电影方式制作，原告投资制作费150万元，该费用包含剧本创作和版权、影片制作、发行，以及所有员工、演员等费用，影片发行后将收回全部投资150万元归还原告，在后期的发行中，所有收益被告占30%，原告占70%。从上述约定内容来看，原、被告之间不是单纯的承揽合同关系，原告的合同义务不仅限于给付报酬，还包括参与电影发行放映后投资款的收回和收益分配，被告的合同义务是按照国家电影制作的管理规定进行电影片的制片、发行和放映等活动，并参与电影发行放映后的收益分配，本案的标的物系具有知识产权的电影片，并非传统意义上承揽合同中交付的工作成果，原、被告双方之间存在包含委托合同关系、承揽合同关系、投资合作关系等复合型法律关系，双方签订的《电影承制合同》系无名合同。针对原告提出的各项诉讼请求，本院逐一阐述如下：（1）原告诉请要求解除《电影承制合同》有无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本案中，原、被告并未在《电影承制合同》约定解除合同的条件，现原告起诉解除合同，被告不同意解除合同，故本案不存在协议解除和约定解除条件。原告主张被告未按照合同约定时间履行合同义务，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据此主张解除合同。《电影承制合同》约定该剧开机时间为2017年4月15日前，拍摄周期为25天，后期制作60天，2017年10月前送国家有关主管部门审查批准。被告已经按照约定时间完成了本案电影的拍摄，2018年1月，原告先后向被告出具《电影（暂名）发行授权书》、《电影联合出品协议书》，被告于2018年2月取得管理部门作出的《关于影片出品单位变更的批复》，增加原告为联合出品单位，并于2018年7月6日取得电影《我们在一起的31天》的电影公映许可证。被告送审时间未在合同约定的2017年10月前完成，存在迟延履行合同义务情形，但是原告并未在被告迟延履行合同期间提出异议，而是协助被告办理了案涉电影送审的有关手续，案涉电影《我们在一起的31天》已经取得电影公映许可证。原告于2018年1月15日向被告出具的《电影（暂名）发行授权书》，载明授权被告通过电影院线、网络平台发行《我们在一起的31天》，委托发行时间为2年。现查明《我们在一起的31天》已于2019年网络平台“爱奇艺”进行播放。原、被告在《电影承制合同》中没有明确约定电影发行放映时间，现被告已经在原告委托发行期限2年内完成电影发行放映。被告已经完成了合同主要义务。在电影发行放映后，原告的合同目的是取得电影发行放映的收益，投资行为具有市场风险，原告投资150万元制作案涉电影，其能否达到合同预期目的收回150万元的投资并获取后期发行放映收益的70%，应由原、被告另行处理，本案中原告未提出相应的诉请，本院不予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本案中，原告以被告迟延履行合同义务导致目的不能实现为由主张解除合同，证据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2）原告诉请要求被告返还投资款1512000元及支付利息有无依据。被告对原告主张的投资款1512000元不认可，被告仅认可原告通过银行转账支付投资款1300000元，对原告主张现金支付200000元及微信转账12000元存在争议。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一份落款日期为2017年3月24日的《收条》，庭审中原、被告均陈述该《收条》实际出具时间为2017年5月，是在本案电影开机拍摄过程中，该《收条》记载被告收取原告的款项为1512000元，该金额与合同约定金额150万元不一致，说明《收条》记载金额是被告据实结算的金额，故本院确认原告实际投资款项为1512000元。现原告诉请要求被告返还其投资款1512000元，双方签订的合同并未约定被告负有返还原告投资款的义务。被告完成了对电影《我们在一起的31天》的拍摄、发行和放映等工作。被告逾期完成送审发行义务，原告有权主张违约责任，但合同并未约定违约金，原告也未举证证明被告违约给原告造成的损失，原告诉请要求被告返还投资款1512000元并支付利息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云南中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393元，由原告云南中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颜芬芬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欧云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