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晋07民终162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闫国庆，男，1965年9月5日生，汉族，榆次区居民，住榆次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陶永宏，晋中市司法工作者协会榆次法律服务处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义玲，女，1948年7月19日生，汉族，榆次区居民，住榆次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席红军，山西均儒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1407200210529098。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晓艳，山西均儒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1407201711342029。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洁，女，1971年10月26日生，汉族，榆次区居民，住榆次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席红军，山西均儒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1407200210529098。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晓艳，山西均儒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1407201711342029。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白向东，男，1970年10月19日生，汉族，现住辽宁省锦州市凌河区。上诉人闫国庆因与被上诉人孙义玲、王洁、白向东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人民法院（2018）晋0702民初28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闫国庆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并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全部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闫国庆对被上诉人白向东享有107万元的债权事实成立。白向东于2005年开始给闫国庆销售纺机，拖欠了闫国庆大量的货款，除部分款项诉讼解决后，截至2011年1月他仍欠闫国庆107万元款项。公安机关给榆次区人民法院出具的《回函》证明；白向东于2011年1月10日与闫国庆签订的“房产转让协议”证明;本案第一次二审期间，白向东给法院亲笔出具的“情况说明”中明确认可。（二）该107万元欠款属被上诉人王洁与被上诉人白向东夫妻共同债务。白向东欠闫国庆的107万债务形成于二人婚姻存续期间,该款用于家庭生活;并且购置了诸如常州房产、青岛房产、榆次天意商城等大量房产，王洁作为一名普通工人，其工资收入显然不足以购置以上大量财产,白向东所欠闫国庆的款项显然被用于家庭生活和购置家庭共同财产，依法应按夫妻共同债务认定。该债务应以夫妻共同财产偿还，符合婚姻法司法解释（二)规定的“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三）白向东与闫国庆达成的以房抵债的合意，不论从抵债的物上,还是价款上均是其真实意愿，且已完成了房屋过户登记。双方在房产转让协议中明确约定:协助受让人办理过户手续，过户费、契税由转让方承担。并于2011年3月22日变更登记生效，晋中市房屋所有权登记发证办为闫国庆颁发了《房屋使用权证》（晋房权证晋中市第00105287号)，2015年8月5日，变更为《房屋所有权证》（晋房权证晋中市第00151592号)。自此双方的以房抵债完成了法律规定的所有程序和权利。这一法律行为完全符合“第八次全国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民事部分)”纪要（2016.11.30）第17条规定:当事人在债务清偿期届满后达成以房抵债协议并办理了产权转移手续，一方要求确认以房抵债协议无效或变更、撤销，经审查不属于合同法第52条、54条规定情形的，对其主张不予支持。（四）白向东和闫国庆的以房抵债行为没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之任何规定，本案中白向东与闫国庆无串通行为，更无主观恶意。白向东在各个证明材料、情况说明、公安笔录中一再坚称,确欠闫国庆107万元，同意以本案诉争房屋抵顶上述债务，约定了合理价款,并办理了变更登记手续。其主观意识和行为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串通恶意。白向东与闫国庆的以房抵债行为没有损害了任何人利益。白向东是本案房屋唯一合法的物权登记人，完全有权处分自己的财产,孙义玲既不是物权登记人，又未完成购买本案房产的任何手续，王洁是闫国庆的连带债务人，自然不会损害他们二人的任何利益。综上所述，本案白向东与闫国庆有明确的债权债务事实，且该债权债务为白向东与王洁婚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白向东为涉案房屋的合法物权所有人，完全有权处分自己的房产,双方已达成以房抵债的真实合意，并已完成了产权转移手续，既无主观恶意，又无串通行为，该行为未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相关无效情形的规定;而白向东与闫国庆的以房抵债协议和行为完全符合相关法律规定;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清本案事实，准确运用法律，撤销（2018）晋0702民初2885号民事判决书，确认闫国庆与白向东的“房产买卖合同”有效并驳回孙义玲、王洁的一审诉讼请求。被上诉人王洁、孙义玲辩称，第一，上诉人主张的其与白向东之间的107万元债权不成立。对于该107万元是否由白向东职务侵占，此前虽经公安部门立案调查，但公安部门并未对该债权是否存在作出结论性意见，该债权真实性无法得到确认。即使该债权存在，债权人也应该是晋中柏森机械厂，而非其投资人闫国庆。第二，上诉人该债权不成立，也不属于白向东与王洁的夫妻共同债务。第三，白向东无权处分涉案房屋，其与闫国庆达成的以房抵债协议没有事实依据。1.本案讼争房屋实际所有人为孙义玲夫妇，孙义玲夫妇早于2007年就购买了本案中的房屋并支付了全部房款且此后一直居住于此房中。2010年孙义玲夫妇归还了房贷后取得了房产证原件，2010年白向东、王洁离婚时明确该房屋为女方父母出资购买，房屋归女方父母。2.白向东无权将本案讼争房产转让给闫国庆。白向东明知本案中房屋属于孙义玲夫妇所有，自己无权处分，在未征得孙义玲夫妇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处分了房屋，且事后未得到追认，该合同自始无效。第四，白向东与闫国庆之间的房屋转让行为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违背了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应属无效。闫国庆与白向东夫妇相识多年，闫国庆与白向东进行以房抵债及办理过户时没有通知王洁，不符合常理。闫国庆为了自己的私利，白向东为了开脱自己的罪责，互相串通签订了本案所涉的协议，闫国庆主观上存在恶意。闫国庆以房抵债之后没有要求孙义玲夫妇搬离，也未要求交纳房租，不符合常理。孙义玲、王洁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闫国庆与白向东于2011年3月18日签订的有关晋中市榆次区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孙义玲与王学魁（已去世）系夫妻关系，孙义玲与王洁系母女关系,王洁与白向东曾是夫妻关系，二人于1995年结婚。王洁、白向东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即2001年11月30日，白向东以个人名义与榆次新兴房屋开发有限公司签订购房合同,以银行按揭贷款的方式向榆次新兴房屋开发有限公司购买位于房屋（即本案诉争房屋），于2003年取得该房屋所有权证。2005年闫国庆投资成立晋中柏森机械厂，企业类型为个人独资企业，同年白向东成为晋中柏森机械厂职工。2007年9月6、7日，王学魁、孙义玲夫妇从银行取款并打入张军生账户，孙义玲、王洁主张是向白向东指定的张军生账户付款16万元用于购买本案涉案房屋，另有4万元系现金支付。王洁、白向东于2010年8月16日离婚。双方签订《离婚协议书》一份，协议约定:榆次新集花园一套房产（即本案涉案房屋）由女方父母出资，归还女方父母。晋中市公安局于2010年9月3日决定对白向东以职务侵占案立案侦查，2011年1月9日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2013年7月19日以白向东不构成犯罪为由撤销此案。2011年10月10日，晋中市公安局给榆次区人民法院出具一份《回函》，指出白向东对晋中柏森机械厂1075585元设备款不能说明用途。该院所审理的634516.4元欠款不在公安机关侦办的涉案款项内。2011年1月10日，白向东与闫国庆签订《房产转让协议》,协议约定将本案诉争房屋转让于闫国庆,用以抵顶107万元欠款中的33万元。2011年3月17日，白向东以原房产证丢失为由，补办了涉案房屋的所有权证。2011年3月18日，白向东与闫国庆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格式合同）,用以办理过户登记。2011年3月22日,闫国庆取得诉争房屋的所有权证。2011年闫国庆将王洁、白向东诉至该院，要求该二人归还借款631516.4元及利息。该院判决王洁、白向东连带偿还闫国庆631516.4元及利息。该案上诉后，2012年2月21日，经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调解，白向东、王洁以常州的房屋抵顶欠闫国庆631516.4元。另查明，孙义玲现居住于涉案房屋（新集花园二区-01号）内，该房原登记于白向东名下，现登记于闫国庆名下。现孙义玲、王洁诉至该院，要求确认白向东与闫国庆2011年3月18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孙义玲、王洁请求确认闫国庆、白向东于2011年3月18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是在闫国庆、白向东2011年1月10日所签订的《房产转让协议》的基础上为办理过户而按照登记部门的要求签订的格式合同,其内容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应属无效。判决:确认白向东、闫国庆2011年3月18日所签订的涉及榆次区新集街170号6单元1层东户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二审中，本案争议焦点为：涉案房屋买卖合同应否认定为无效？针对争议焦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经本院审理查明的基本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中孙义玲（及王学魁）是基于其认为自己对涉案房屋享有所有权，白向东出售涉案房屋侵犯了自己的房屋所有权，故而提出诉讼。王洁同样是认为白向东侵犯了其父母孙义玲、王学魁的房屋所有权，王学魁诉讼过程中去世后，其其余继承人尚且在本案中表示了放弃继承。《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本案中，涉案房屋原登记于白向东名下，即使由孙义玲、王学魁出资购买，但由于未办理产权变更手续，其二人并未取得涉案房产的物权，即使出资真实，其二人也仅为债权人，其基于物权人的身份提起诉讼缺乏请求权基础，而王洁作为继承人参加诉讼同样缺乏请求权基础。退一步讲，不考虑孙义玲、王洁的请求权基础问题，从法律角度而言，白向东处分登记在自己名下的房屋而签订的买卖合同是否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背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第一百五十四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出卖人因未取得所有权或者处分权致使标的物所有权不能转移，买受人要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或者要求解除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本案中，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双方均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二人具有以房抵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该以房抵债行为不违背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即使本案白向东处分的房产为夫妻共同财产，依据如上法律规定，无权处分并不影响合同的效力。综上，本案中的房屋买卖合同除非被认定为恶意串通，否则应当认定为有效。那么，本案中，白向东与闫国庆之间是否构成恶意串通？如上所述，法律对于恶意串通的认定对当事人提出了更高的证明标准，其证明标准并非一般民事诉讼的高度盖然性的要求，而是要足以排除合理怀疑。恶意串通的构成，需要合同双方均有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意图，且双方存在通谋。对于有证据证明当事人双方恶意串通，或买受人明知出卖人恶意处分他人财产仍积极与之签订合同的，应当发挥司法裁判导向功能施以否定评价，认定合同无效。本案中，依据现有证据，应当认定闫国庆为王洁、白向东的债权人，闫国庆出于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角度，受让涉案房产，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孙义玲、王洁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白向东、闫国庆之间存在恶意串通，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所述，上诉人闫国庆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相应对原审判决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人民法院（2018）晋0702民初2885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孙义玲、王洁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其他诉讼费6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共计800元，由孙义玲、王洁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许 俊审判员 段 锋审判员 胡庆刚二〇二〇年九月三十日书记员 白书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