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1民终1081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长沙市行聊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朝阳街道朝阳路****。法定代表人：谭莉。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晓霞，湖南金顺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伍伟，男，1963年1月23日出生，汉族，住。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大造，湖南国风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袁文高，男，1965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住。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晓霞，湖南金顺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长沙市行聊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行聊商贸公司）因与上诉人伍伟、被上诉人袁文高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2020）湘0102民初24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行聊商贸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依法改判伍伟承担行聊商贸公司损失167554元；伍伟承担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属于合同关系，伍伟存在明显违约，而一审法院却适用侵权法律关系的公平原则，让双方各自承担一半损失；2、一审法院认定伍伟违约系基于政策原因是错误的。伍伟答辩称，1、长沙铁路运输法院证明房屋收回的原因是政策原因，因为当时他们办公室不够，所表述的是合同期满，本身与客观事实不相符，因为伍伟和长沙铁路运输法院当时签订的合同是不定期的合同，不存在合同期满的概念，所以在这个证据采信上面就应当要采信符合客观事实的证明。2、伍伟和长沙铁路运输法院之间的不定期合同并不能说伍伟和袁文高不能签订定期合同。理由为：（1）法无禁止即可为；（2）依据交易惯例，十多年来伍伟都是和承租户签订的固定期限的租赁合同，如果没有政策的原因，那么，双方签订的合同完全可以正常履行完毕。3、长沙铁路运输法院已经认定认定确实是客观政策原因所造成的合同不能履行，所以合同不能履行的原因就是政策原因。根据租赁合同的约定，不应当由伍伟承担违约责任。袁文高答辩称，1、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属于合同关系，伍伟存在明显违约，而一审法院却适用侵权法律关系的公平原则，让双方各自承担一半损失；2、一审法院认定伍伟违约系基于政策原因是错误的。伍伟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行聊商贸公司和袁文高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由行聊商贸公司和袁文高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伍伟并未收取130000元的转让费，其损失也不能证明已经真实发生；2、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属于合同纠纷，不应使用侵权责任法中的公平原则。行聊商贸公司并非本案适格原告。行聊商贸公司和袁文高答辩称，对方上诉请求无法律依据。第一、本案出现两份长沙铁路运输法院的证据材料。一份是通知，上面清楚写明长沙铁路运输法院与伍伟的租赁协议早已合同期满。二是伍伟提交的证明，涉案房屋原合同是每年一签，后十几年未签合同，故该合同为不定期租赁合同。伍伟应该将该事实告诉行聊商贸公司及袁文高。但伍伟故意隐瞒该重大事实，还对袁文高称其有权长期出租该房屋，并与其签订长达5年的租赁协议，导致行聊公司使用涉案房屋不到半年，实际经营不到三个月，即被收回房屋。袁文高及行聊商贸公司在该租赁合同法律关系中，自始至终都是认真履行合同义务的守约方，其按约定交纳租赁费，并对房屋进行装修、装饰，购买经营所需要的商品等等，而伍伟存在明显的违约事实。第二、关于政策问题，政策制定主体一定是国家政策机关等作出的具体措施、步骤或任务等，表现形式为具有权威性的红头文件，而长沙铁路运输法院出具的证明写到的政策调整，该政策仅仅是因为法院内部分工的调整，与涉案房屋没有任何关联。如果因政策直接导致房屋无法使用，才属于政策是原因，而内部分工不一定导致涉案房屋无法使用。第三、关于主体，公司设立是一系列法律行为的总称，是指设立人依照公司法的规定，在公司成立前为组建公司进行的，目的在于取得公司法律主体资格的活动，设立中的公司尚不具备完全的民事主体资格。因此设立人常常以自己的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公司成立后对合同进行确认，或者已经实际享受合同权利或者履行合同义务的，公司也可以成为上述合同的当事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其法律依据在于设立中公司与成立后的公司在人格上具有同一性。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设立中公司缔结的法律关系就是成立后公司缔结的法律关系，成立后的公司概括继受设立中公司的权利义务。行聊商贸公司和袁文高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伍伟赔偿行聊商贸公司和袁文高转让费损失人民币130000元；2、请求判令伍伟赔偿行聊商贸公司和袁文高房屋装修及设备损失人民币37554元；3、该案诉讼费及律师费由伍伟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8月6日，谭莉、案外人匡艳群及袁文高为成立行聊商贸公司，签订《投资人协议》一份，约定：全体股东同意指定袁文高为代表，全权委托袁文高与门面出租人洽谈签订租赁协议或合同，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公司名称预先核准登记和设立登记。2018年8月26日，转租人曹航经出租人伍伟同意，将涉案门面转让给行聊商贸公司和袁文高经营使用，转让协议签订后，袁文高先后两次向曹航支付转让金130000元。当天，曹航与伍伟解除涉案门面的租赁合同。之后，伍伟及袁文高于当日签订《房屋租赁协议》一份，约定由行聊商贸公司承租长沙市朝阳路289号一号门面，租赁期为5年，自2018年9月1日起至2023年8月31日止，另约定因政策原因不可抗力因素导致合同无法履行的，视为合同终止。签订合同后，袁文高向伍伟支付了半年的房租费39000元。之后，袁文高等人对该门面进行了装修，为此支付了广告安装费用2500元、装修费18800元、监控设备3085元、联网报警系统2200元、空调4949元、打印机及相应配套设备1180元、购物袋4840元，共计37554元。另外，为经营该门面，袁文高等人购进了相应的货物。2018年9月7日，袁文高等人注册成立了行聊商贸公司，公司住所为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朝阳街道朝阳路****。经查明，伍伟承租的涉案门面归长沙铁路运输法院所有，原租赁合同是双方每年签一次，之后未再续签书面合同，但是双方仍然按照原交易习惯继续履行原租赁合同已有二十多年时间。2019年初，长沙铁路运输法院因政策调整，需要收回涉案出租门面作为办公用房，故于3月12日发出《收回出租房屋的通知》，通知：1、从2019年2月3日起终止商铺房屋租赁合同，并要求所有商铺于2019年3月19日之前搬离门面，另交清租金和水电费。因行聊商贸公司和袁文高与长沙铁路运输法院协商未果，腾房时间届满后，长沙铁路运输法院将行聊商贸公司和袁文高在该门面的全部财物搬出，并将涉案门面改造成行政争议调解中心用于办案场所。一审法院认为，设立人为设立法人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本案中，为设立行聊商贸公司，公司的股东指定袁文高实施设立行为，袁文高为此以个人名义与伍伟签订了租赁合同，公司成立后，租赁合同中的权利、义务由公司承担，因此该案的适格主体是行聊商贸有限公司，而不是袁文高。袁文高与伍伟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该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全面履行。伍伟未能按约定履行是因为长沙铁路运输法院政策变化收回涉案门面，但是行聊商贸公司和袁文高的损失又是客观存在的，因此该院根据公平原则确定由伍伟赔偿行聊商贸公司和袁文高损失83777元。综上判决如下：一、解除袁文高与伍伟于2018年8月26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协议》；二、伍伟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赔偿行聊商贸公司赔偿损失83777元；三、驳回行聊商贸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受理费3651元，依法减半收取1825.5元，由双方各负担912.75元。本院二审查明：1、2018年8月26日，伍伟、袁文高和案外人曹航三方在场，经伍伟同意，曹航和袁文高协商一致签订涉案门面转让协议，该协议约定门面转让费90000元、货物及设备转让费40000元，袁文高分两次向曹航支付了上述130000元。2、伍伟自述，其向曹航收取了90000元转让费的3%。3、2018年8月28日，袁文高通过微信要求伍伟提供涉案门面的房产证协助办理行聊商贸公司注册事宜。4、根据行聊商贸公司提供的照片显示，截止2019年8月，涉案房屋内的物品尚未完全搬离，广告牌尚未拆除，门面上挂有“低价清仓”的标牌。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一、关于责任主体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十五条规定，设立人为设立法人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法人未成立的，其法律后果由设立人承受，设立人为二人以上的，享有连带债权，承担连带债务。设立人为设立法人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产生的民事责任，第三人有权选择请求法人或者设立人承担。本案中，2018年8月6日，袁文高和案外人谭莉、匡艳群为成立行聊商贸公司，签订《投资人协议》，约定全体股东同意指定袁文高为代表，全权委托袁文高与门面出租人洽谈签订租赁协议或合同，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公司名称预先核准登记和设立登记。2018年8月26日，袁文高和伍伟签订了《房屋租赁协议》。2018年8月28日，袁文高通过微信要求伍伟提供涉案门面的房产证协助办理行聊商贸公司的注册事宜。根据上述事实可知，袁文高签订涉案租赁合同系为设立行聊商贸公司而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权利义务应由行聊商贸公司承担。二、关于不可抗力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本法所称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本案中，伍伟主张案外人长沙铁路运输法院的职能调整属于造成合同无法履行的政策性不可抗力因素。对此，本院认为，政策是指立法、行政、司法等公共部门为实现公共任务，而针对不特定对象所作出的普适性规定。本案中，虽然长沙铁路运输法院根据《关于开展全省基层人民法院一审行政诉讼案件集中管辖工作的实施方案》，集中管辖长沙市一审行政诉讼案件，确属政策范畴，但该政策针对的是长沙铁路运输法院的审判业务，而不是针对长沙铁路运输法院的房屋租赁事务。长沙铁路运输法院是否解除与伍伟的房屋租赁合同，系该院根据自身的用房需要、租赁情况所作出的决定，与其审判业务调整不具有事实上的必然性和法律上的关联性。因此，本案不具有合同法所规定的不可抗力因素。三、关于合同解除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本案中，伍伟系转租人，现出租人长沙铁路运输法院已解除与伍伟的房屋租赁合同，伍伟客观上无权对外继续转租，案涉房屋亦被长沙铁路运输法院收回，故本院确认《房屋租赁协议》已于长沙铁路运输法院指定搬离期限届满后的第二日（2019年3月20日）解除。四、关于法律责任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本院对于袁文高的诉讼请求具体分析如下：1、关于双方过错。伍伟与袁文高签订合同时，其与长沙铁路运输法院的房屋租赁合同已经属于不定期租赁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长沙铁路运输法院可以随时解除不定期租赁合同。因此，伍伟应当本着诚实信用原则，向袁文高明确告知其与长沙铁路运输法院的实际租赁情况。但根据现有证据材料来看，伍伟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已履行了告知义务。同时，依照一般生活经验，若伍伟如实履行了告知义务，则袁文高不可能与其签订五年期的《房屋租赁协议》，将房屋用于设立、经营公司。因此，本院认定伍伟对《房屋租赁协议》的解除负有过错。2、关于转让费损失。伍伟知晓曹航收取行聊商贸公司90000元转让费之事，且向曹航收取了该90000元转让费中的3%。因此，伍伟不仅签订《房屋租赁协议》时可以预见该90000元转让费的损失，且亦享有了基于该90000元转让费所产生的3%收益，故根据权利义务相对等的原则，伍伟应当赔偿行聊商贸公司90000元转让费损失。对于行聊商贸公司另要求伍伟赔偿货物及设备转让费40000元的诉讼请求，因货物及设备已由行聊商贸公司所有，不属于行聊商贸公司因伍伟违约行为所导致的损失，故本院不予支持。3、关于装饰装修损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司法解释》第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装饰装修，合同解除时，双方对已形成附合的装饰装修物的处理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因出租人违约导致合同解除，承租人请求出租人赔偿剩余租赁期内装饰装修残值损失的，应予支持……。行聊商贸公司购买的联网报警防盗系统、监控设备、广告牌和装修工人的劳动力，均已附合于房屋从而形成建筑物整体。因涉案房屋已被收回、改造，故上述财产、人工工资属于行聊商贸公司的客观损失。涉案房屋的租赁期限为五年，而行聊商贸公司已实际占有、使用涉案房屋一年，故伍伟应对上述财产的剩余残值予以赔偿，即伍伟应予赔偿的金额为21268元（计算公式为：（18800元+2200元+3085元+2500元）∕5×4＝21268元）。4、关于设备损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司法解释》第十条规定，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装饰装修，租赁期间届满或者合同解除时，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未形成附合的装饰装修物，可由承租人拆除。因拆除造成房屋毁损的，承租人应当恢复原状。由于空调、打印机和购物袋并未附合于涉案房屋成为不可拆分的建筑物组成部分，且空调、打印机、购物袋已由长沙铁路运输法院搬至仓库保管，故该部分设备不属于行聊商贸公司的损失。综上所述，伍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行聊商贸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二款、第二百三十二条、第二百三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司法解释》第十条、第十一条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2020）湘0102民初2423号民事判决第一、三项；二、变更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2020）湘0102民初242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限伍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赔偿长沙市行聊商贸有限公司赔偿111268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3651元，减半收取1825.5元，由双方各自负担912.75元；二审受理费3651元，由伍伟负担3000元，长沙市行聊商贸有限公司负担651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左 武审判员 闵俊伟审判员 蔡 晓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李勰书记员周晓曦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十五条设立人为设立法人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法人未成立的，其法律后果由设立人承受，设立人为二人以上的，享有连带债权，承担连带债务。设立人为设立法人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产生的民事责任，第三人有权选择请求法人或者设立人承担。《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第一百一十三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经营者对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第一百一十七条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当事人迟延履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不能免除责任。本法所称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第二百三十二条当事人对租赁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视为不定期租赁。当事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但出租人解除合同应当在合理期限之前通知承租人。第二百三十六条租赁期间届满，承租人继续使用租赁物，出租人没有提出异议的，原租赁合同继续有效，但租赁期限为不定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司法解释》第十条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装饰装修，租赁期间届满或者合同解除时，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未形成附合的装饰装修物，可由承租人拆除。因拆除造成房屋毁损的，承租人应当恢复原状。第十一条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装饰装修，合同解除时，双方对已形成附合的装饰装修物的处理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因出租人违约导致合同解除，承租人请求出租人赔偿剩余租赁期内装饰装修残值损失的，应予支持；（二）因承租人违约导致合同解除，承租人请求出租人赔偿剩余租赁期内装饰装修残值损失的，不予支持。但出租人同意利用的，应在利用价值范围内予以适当补偿；（三）因双方违约导致合同解除，剩余租赁期内的装饰装修残值损失，由双方根据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四）因不可归责于双方的事由导致合同解除的，剩余租赁期内的装饰装修残值损失，由双方按照公平原则分担。法律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