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2民再6号抗诉机关：浙江省人民检察院。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浙江省水电建筑安装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西兴水电新村**。法定代表人：刘国庆，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永俊，北京康达（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余志龙，男，1966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余姚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姚银华，浙江阳明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诉人浙江省水电建筑安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水电）因与被申诉人余志龙企业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7）浙02民终2550号民事判决，向浙江省人民检察院申诉。浙江省人民检察院作出浙检民监[2019]33000000056号民事抗诉书，向浙江省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19日作出（2019）浙民抗78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于2020年1月17日立案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2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浙江省宁波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周瑾宇出庭。申诉人浙江水电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永俊、被申诉人余志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姚银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本案浙江水电和宁波广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源公司）之间的企业借贷已超过诉讼时效，广源公司的债权从未被实际清偿，余志龙诉求浙江水电归还借款，在浙江水电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情况下，余志龙不具有胜诉权；2010年4月2日浙江水电向余姚市圣垚洁具厂（以下简称圣垚厂）汇款5000000元不能认定是向广源公司偿还自然债务；退一步说，即使最终汇入余依挺账户的5000000元，余依挺有理由相信系浙江水电归还广源公司的借款，则广源公司的债权已被实际清偿，但这笔款项至今仍由广源公司的权利义务承受人余依挺所有，并未因不当得利纠纷案的判决受到侵害，余依挺将已经实现的债权再行转让给余志龙，由余志龙再通过本案向浙江水电追讨，缺乏权利基础，缺乏法律依据。综上，本院（2017）浙02民终2550号民事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实体判决不当。浙江水电再审请求：撤销本院（2017）浙02民终2550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驳回余志龙对浙江水电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法院采信圣垚厂、宁波龙翔管业装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翔公司）、余志龙共同出具的《情况说明》、余依挺、余志龙之间的《债权债务转让协议书》以及余乐平对还款性质的陈述的第三份笔录错误，从而导致认定2010年4月2日浙江水电支付5000000元到圣垚厂的款项系浙江水电归还广源公司的借款错误；二、在圣垚厂未履行法院生效判决的情况下，上述《情况说明》、《债权债务转让协议书》不生效，且系逃避债务的行为，法院认定债权转让有效错误，余志龙不享有企业借贷纠纷的主体资格，且在实体上余志龙在余依挺自认涉案企业借贷已收到还款的情况下不能取得涉案企业借贷纠纷的实体权利；三、广源公司注销后，余依挺依据广源公司原股东陆泽华出具的涉案债权归余依挺的《情况说明》向浙江水电发送债权转让通知书，违反了应当在诉讼时效内通知债务人的法律规定，且陆泽华并未将该份《情况说明》通知浙江水电；四、浙江水电确认从广源公司借款5000000元，但该借款是时任浙江水电的法定代表人余乐平以浙江水电的名义借入并实际使用，且余乐平领用视为浙江水电对广源公司的归还；五、即使余志龙享有企业借贷纠纷案件的主体资格且对浙江水电享有企业借贷的实体权利，本案也已过诉讼时效，广源公司原股东陆泽华于2014年出具的《情况说明》可以证明余依挺在2014年8月22日之前就已经知道广源公司借款尚未归还的事实，在余志龙妻子余惠珍诉贵州白水泉公司等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浙江水电提交的《企业询证函》和其出具的《证明》表明余志龙、余依挺都已在2013年就知道浙江水电否认归还广源公司借款的事实，再审中余志龙提交的新证据录音及文字记录，证明余依挺在2014年3月25日就已知晓浙江水电否认还款；六、原审中浙江水电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在2009年1月22日和2010年6月1日余乐平分别支付给余依挺1000000元、500000元款项的证据《个人信息账户查询》，该款项是否为支付涉案借款的利息尚需进一步查清；七、在2007年出具借款协议书时，企业之间的借贷被法律明确禁止，该借款协议书属于无效合同，协议约定的利息不应被支持；八、与抗诉机关的抗诉意见一致。余志龙辩称，一、本案民事抗诉明显缺乏相关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应得到支持；二、涉案企业借贷的借贷基础关系是明确、真实、有效的，浙江水电2010年4月2日5000000元款项经水电公司汇入圣垚厂，后依次通过龙翔公司、余志龙转至广源公司原股东余依挺账户，出借人广源公司与借款人水电公司5000000元企业借贷借款已经归还过，过了诉讼时效的自然债务，重新归还后再以时效抗辩要求重新返还，缺乏法律依据；三、因余依挺向余志龙负有不当得利债务，余依挺将其重新拥有的企业借贷借款的债权转让给其负有不当得利债务的债权人余志龙，系其自身处分行为，也是为了诉讼方便和节约司法资源，合情合理合法；四、本案浙江水电涉嫌虚假诉讼。余志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浙江水电归还余志龙借款5000000元，并按年利率11.745%支付自2007年9月26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的利息；二、案件诉讼费由浙江水电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7年9月26日，广源公司与浙江水电签订借款协议书，约定浙江水电向广源公司借款5000000元，借款期限自2007年9月26日起至2007年10月25日止，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上浮50%计算。同日，广源公司按约将款项转账交付，浙江水电出具收据1份。2009年3月6日，广源公司注销，注销时股东为陆泽华与余依挺两人，陆泽华于2014年8月22日出具情况说明1份，承诺涉案债权由余依挺享受。2010年4月2日，浙江水电通过银行转账汇入圣垚厂款项5000000元，附言注明：往来款，该款经龙翔公司、余志龙的银行账户最终汇至余依挺的银行账户。2014年9月9日，浙江水电以圣垚厂取得上述款项系不当得利为由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作出（2014）甬余梁民初字第102号判决，认定圣垚厂取得款项系不当得利，判决圣垚厂返还浙江水电款项5000000元并支付利息。圣垚厂不服上述判决并提出上诉，本院于2015年10月9日作出（2015）浙甬民一终字第622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4）甬余梁民初字第102号判决书认定事实如下：“浙江水电与圣垚厂从无经济业务往来。浙江水电原法定代表人余乐平与圣垚厂业主余惠珍丈夫系亲戚。2010年4月2日，浙江水电根据原法定代表人余乐平提交的案外人葛米儿委托书付款指令，向圣垚厂汇款5000000元。圣垚厂收款后，按照案外人余依挺（余乐平兄弟）的指示几经转手又将该款转至余依挺。后付款委托书在生效判决书中确认系伪造，并非案外人葛米儿签字出具。浙江水电原法定代表人余乐平因涉嫌侵占公司财物于2012年9月15日被公安立案侦查，后因犯职务侵占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另查明，圣垚厂经营者余惠珍在其诉贵州德江白水泉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江白水泉）、深圳兆恒水电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一审胜诉，余惠珍在一审中否认浙江水电向其汇款5000000元系代德江白水泉还款。后德江白水泉向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双方自行达成调解协议，将案涉款项扣除为德江白水泉向余惠珍的还款，如浙江水电起诉余惠珍并使其承担责任的，余惠珍在履行相关款项后，可向德江白水泉追偿。”2015年12月15日，余依挺与浙江水电签订债权债务转让协议书1份，载明其将涉案债权全额转让给余志龙，并向浙江水电送达了债权转让通知书，浙江水电于2015年12月21日复函，否认了该债权。一审法院判决：浙江水电归还余志龙借款5000000元，并支付自2007年9月26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日止的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1.5倍计算的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一审案件受理费46800元，由浙江水电负担。浙江水电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一、撤销余姚市人民法院（2016）浙0281民初15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余志龙的全部诉讼请求；二、一审、二审诉讼费由余志龙承担。二审法院认定事实：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法院认为，广源公司与浙江水电签订的《借款协议》合法有效。《借款协议》约定借款本金为5000000元，借款期限为2007年9月26日至2007年10月25日，《借款协议》签订以后广源公司按约将借款5000000元汇入浙江水电账户，浙江水电也出具收据证明已经收到借款。广源公司于2009年3月6日注销，注销后广源公司原股东约定本案债权由余依挺一人享有，后余依挺将债权转让给余志龙，并将债权转让情况通知浙江水电，故余志龙成为涉案债权的权利人。浙江水电抗辩称借款期限为2007年10月25日，借款到期后其从未向广源公司归还借款，也未有归还借款的意思表示，该事实可以从陆泽华及余乐平的三份相互矛盾的笔录得到印证，本案余志龙取得的债权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浙江水电不予归还。本院认为因浙江水电曾于2010年4月2日向圣垚厂汇款5000000元，圣垚厂在收到5000000元的汇款后几经转手又汇入余依挺账户，无论是陆泽华出具的说明还是余乐平的三份笔录都不能否定余依挺收到5000000元汇款的事实，而且该金额与借款金额一致，故余依挺有理由认为该款系浙江水电归还原广源公司借款。后浙江水电起诉圣垚厂，认为圣垚厂收到的5000000元汇款系不当得利，该案经余姚市人民法院（2014）甬余梁民初字第102号民事判决和本院（2015）浙甬民一终字第622号民事判决认定该款项系不当得利，应当予以返还，故广源公司与浙江水电的借款债权债务关系又恢复到原来状态，广源债权并未受到实际清偿，诉讼时效应从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即应从不当得利判决生效之日起算，现余志龙受让债权后在不当得利判决生效之日起两年内起诉要求浙江水电归还借款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故浙江水电抗辩涉案债权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意见本院难以采信。关于余依挺与余志龙之间的债权转让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余依挺已将债权转让通知浙江水电，浙江水电关于余依挺和余志龙之间债权转让对水电公司无效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浙江水电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6800元，由上诉人浙江水电负担。本院再审期间，余志龙提交下列证据：1.（2012）甬余梁商初字第140号民事判决，拟证明余慧珍诉德江白水泉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法院一审判决白水泉公司归还借款962.5万元及相应利息；2.（2013）浙甬商终字第1095号民事调解书一份、德江白水泉与余慧珍《协议书》一份、德江白水泉出具的《承诺函》一份，拟证明余慧珍迫于无奈，与德江白水泉达成调解协议，搁置争议，双方预先将2010年4月2日浙江水电汇入圣垚厂的5000000元当作还款；3.（2016）浙02民终2144号民事判决书、（2017）浙民申1435号民事裁定书，拟证明伪造葛米儿签名的《委托书》中涉及的款项有两个5000000元，另一个5000000元的进款单位系宁波恒大印染有限公司，浙江水电也曾起诉追讨不当得利，经多次诉讼浙江水电均败诉；4.余志龙与余依挺录音光盘及记录一份，拟证明涉案5000000元款项原系浙江水电归还广源公司（余依挺）的借款，余志龙夫妇对此款项并不知情，但后来余依挺没有配合提供相关材料；5.（2015）甬余执民字第4954-3号执行裁定书，拟证明浙江水电与被执行人圣垚厂、余慧珍5000000元不当得利纠纷执行案件中，法院正在执行过程中，所查封的财产已足够偿还债务。浙江水电质证认为，对证据1真实性没有异议，该份判决书可以证明关于余乐平的会见笔录曾在一审中提交，但一审法院未对该笔录的真实性进行认定，亦未认定余乐平通过雷春燕支付的600万元系本案还款的事实，在该判决中余惠珍对2010年4月3日的案涉5000000元款项明确陈述为与余惠珍和德江白水泉无关，在该案件中浙江水电如实陈述了2010年4月2日5000000元款项的性质，能证明该款项不是浙江水电归还广源公司的借款；对证据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法院调解以自愿为原则，不存在无奈的说法，调解书中没有2010年4月2日浙江水电汇入圣垚厂5000000元款项系浙江水电归还广源公司借款的内容，《协议书》、《承诺函》能证明余志龙在该案的调解中认定浙江水电汇入圣垚厂的款项系代德江白水泉还款，而非浙江水电归还广源公司借款；对证据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该证据可以证明浙江水电针对包括圣垚厂在内的不当得利的案件进行起诉，不存在虚假诉讼，且余志龙拟证明的事实与本案没有关联；对证据4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有异议，从该对话中无法得出涉案浙江水电汇入圣垚厂5000000元系浙江水电归还广源公司借款，如该证据系真实，反而可以证明借款发生在余家人之间；对证据5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从2015年开始浙江水电没有执行到任何财产，该证据也可以佐证余志龙和余慧珍通过离婚的方式逃避不当得利本应履行的债务。本院在审理过程中，对余依挺制作调查笔录一份，余依挺确认浙江水电2010年4月2日汇入圣垚厂继而最终汇入余依挺账户的5000000元款项原系浙江水电归还广源公司的借款，后由于浙江水电就涉案款项起诉圣垚厂不当得利胜诉，浙江水电否认上述还款事宜，余依挺就将其享有的对浙江水电的债权转让给了余志龙，由余志龙去主张。浙江水电质证认为，对余依挺陈述的与余乐平、余志龙之间的身份关系以及余依挺自认收到过5000000元款项，该款项至今未归还给圣垚厂也未归还给浙江水电事实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他陈述内容有异议，且与本案没有关联；余志龙质证认为，对该份证据没有异议。本院认证意见如下：针对余志龙提供的证据，鉴于浙江水电对证据1、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上述法律文书反映了余惠珍与德江白水泉就2010年4月2日水电公司汇入圣垚厂5000000元款项性质发生过争议且最终共同自愿搁置相关争议就借款达成调解的事实。证据3、5与本案均没有关联，本院不予采信；鉴于浙江水电对证据4的真实性有异议，且该份证据的真实性难以确认，本院不予采信。对于本院制作的对余依挺的调查笔录，鉴于浙江水电、余志龙对浙江水电2010年4月2日汇入圣垚厂继而最终汇入余依挺账户的5000000元款项部分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对该部分予以确认。本院再审认定的其他事实与本院二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再审认为，广源公司与浙江水电签订的《借款协议》合法有效。《借款协议》约定借款本金为5000000元，借款期限为2007年9月26日至2007年10月25日，借款利息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上浮50%计算，《借款协议》签订后广源公司依约将借款5000000元汇入浙江水电账户，浙江水电也出具收据证明已经收到借款。广源公司于2009年3月6日注销，注销后广源公司原股东约定本案债权由余依挺一人享有。2010年4月2日浙江水电向圣垚厂汇款5000000元，圣垚厂在收到5000000元的汇款后几经转手又汇入余依挺账户，浙江水电原法定代表人余乐平关于该款项性质的三份笔录虽存在矛盾但不能否定余依挺收到5000000元汇款的事实，而且该金额与借款金额一致，故余依挺有理由认为该款项系浙江水电归还对广源公司的涉案借款。后浙江水电起诉圣垚厂，认为圣垚厂收到的5000000元汇款系不当得利，该案经余姚市人民法院（2014）甬余梁民初字第102号民事判决和本院（2015）浙甬民一终字第622号民事判决认定该款项系不当得利，应当予以返还，余依挺据此认为广源公司与浙江水电的借款债权债务关系又恢复到原来状态，广源公司的债权未受到实际清偿，并于2015年12月将其享有的对浙江水电的涉案债权转让给余志龙，同时将上述涉案债权由余依挺享有并又转让给余志龙的债权转让情况通知浙江水电，故余依挺与余志龙就涉案债权的转让成立且生效，余志龙成为涉案债权的权利人。余志龙在受让债权后在不当得利判决生效之日起两年内起诉要求浙江水电归还借款本息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余志龙要求浙江水电归还涉案借款本息并根据《借款协议》约定的利息计息的诉请，合理合法，应予以支持。鉴于浙江水电主张涉案借款从未被实际清偿，原一二审认定涉案借款利息起算点从出借日2007年9月26日开始计算，并无不当。广源公司原股东出具的《情况说明》仅能说明该股东承诺将涉案债权由余依挺享受，具体操作由余依挺负责；《企业征询函》中没有明确的浙江水电否认还款性质的内容，且该函的发函对象为圣垚厂，而非余依挺或者余志龙，浙江水电出具的《证明》也仅及于浙江水电与圣垚厂之间；余志龙再审中提交的录音及文字记录亦不能反映余依挺早在2014年3月25日就已知晓浙江水电否认还款，且该录音的真实性难以确定，故浙江水电抗辩涉案借款诉讼时效已过的主张不能成立。浙江水电认为浙江水电原法定代表人余乐平向浙江水电领用资金即视为浙江水电对广源公司借款的归还以及余乐平与余依挺个人账户之间的资金往来为涉案借款的利息支付的主张，未提供充足的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圣垚厂是否已履行法院不当得利的生效判决，与本案企业借贷纠纷案件没有关联。根据上述不当得利案件的生效判决、浙江水电否认已归还涉案债务以及余依挺基于此认为涉案债权尚未清偿将该债权转让给余志龙，并由余志龙提起本案诉讼，余依挺2010年4月12日收到的涉案5000000元款项已不具有余依挺原先认为的浙江水电清偿原广源公司债务的款项的性质，如浙江水电认为其对该款项另有权利，可另案主张。综上，抗诉机关的抗诉理由，浙江水电的再审请求及申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本院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维持本院（2017）浙02民终2550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良宏审 判 员 沈路峰审 判 员 袁玮玮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四日代书记员 印孟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