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浙06行初64号原告章国灿，男，1951年4月11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绍兴市上虞区，现住绍兴市上虞区。委托代理人姜涛，北京文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政府。住所地绍兴市上虞区百官街道市民大道**。法定代表人金进富，代区长。出庭行政机关负责人魏国剑，副区长。委托代理人沈国标，浙江舜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陈芳芳，浙江舜杰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绍兴市上虞城中村改造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住。住所地绍兴市上虞区百官街道王充路**/div>法定代表人徐军烽，总经理。第三人绍兴市上虞区房屋征迁一所。住所地。住所地绍兴市上虞区百官街道王充路**iv>法定代表人毛泉浩，主任。上述两第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沈国标，浙江舜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两第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陈芳芳，浙江舜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章国灿不服被告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上虞区政府”）、第三人绍兴市上虞城中村改造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中村改造公司”)、绍兴市上虞区房屋征迁一所(以下简称“征迁一所”)房屋拆迁管理（拆迁）行政合同一案，于2020年3月20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20年3月27日受理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5月1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章国灿及其委托代理人姜涛，被告上虞区政府副区长魏国剑和该单位及第三人城中村改造公司、征迁一所的委托代理人沈国标与陈芳芳，第三人征迁一所的主任毛泉浩到庭参加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章国灿诉称，原告系百官街道头甲村村民，在头甲村拥有合法房屋。2006年因上虞市城中村改造项目，原告房屋面临征收。原告未见任何征收文件。2013年6月20日，被告与原告签订（2013）浙虞证内民（征）字第776号公证书对应的《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书》一直未履行，2019年2月19日，被告联合绍兴市上虞区百官街道办事处接连发出《限期腾空通知书》《告知书》，迫使原告于2019年2月21日凌晨签订（2019）浙绍虞证内民（征）字第106号公证书对应的《补充协议书》，该协议约定：将头甲公寓17幢103号作为原告安置房，原告支付被告共60156元。2019年2月22日被告未经原告同意将原告屋内物品腾空并拆除原告房屋。原告认为，该补充协议缺乏法律依据且显失公平，应予撤销。1.原告房屋经合法审批建设，是集体土地上房屋。被告与原告签订的《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其依据的前提是政府及相关部门的征收行为。原告房屋为集体土地上房屋，对于集体土地上的房屋征收，应当依法履行如下法定程序：发布征收土地公告、拟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并公告征求公众意见、报经批准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发布正式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并公告组织实施。本案中，被告未按照上述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程序征收，其行政行为不具备合法性，以此为依据签订的征收补偿协议，缺少法律依据。2.本案所涉《补充协议书》系因房屋征迁改造补偿所签订，属于行政协议的范畴。第三人征迁一所隶属于绍兴市上虞区××组××室，该办公室系被告临时所设的机构。本次拆迁活动项目业主单位为第三人城中村改造公司，业主单位委托第三人征迁一所实施房屋征迁工作。依据（2017）浙06行初23号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本院认为，本案所涉《房屋征迁改造补偿协议书（货币安置）》系因房屋征迁改造补偿所签订，属于行政协议范畴。本次房屋征迁工作系被告发文批准，第三人系受被告委托，实施房屋拆迁补偿工作。行政协议的签订方之一绍兴市上虞区房屋征迁二所也隶属于被告临设机构，故因该协议的履行引发的行政争议，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政府被告适格。......”故原告认为上虞区政府为本案适格被告。3.被告与原告在2019年2月20日签订补充协议前，并未对原告房屋进行重新评估，依据仍为距签订补充协议13年之久且不具有合法性的2006年标准，致使房屋价值明显低于市场价值。为遵循征地补偿关于“被征地拆迁农民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的国家政策、原告不具备对房屋价值进行判断经验的基础上，被告利用其天然的主体优势对原告施压，导致签订协商内容时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得到充分体现和表达。综上，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提起行政诉讼，请求：1.撤销原被告于2019年2月20日签订的（2019）浙绍虞证内民（征）字第106号公证书对应的《补充协议书》［针对（2013）浙虞证内民（征）字第776号《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书》］；2.判令被告就补偿价值重新与原告协商并签订不低于《补充协议书》所载补偿价值的协议；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庭审中，原告明确第一、第二项诉讼请求为撤销《补充协议书》并责令被告采取相应补救措施。原告章国灿向本院提供的证据、依据为：1.（2017）浙06行初23号行政判决书，证明被告主体适格；2.（2020）浙0604民初544号民事裁定书，证明本案属于行政纠纷；3.（2013）浙虞证内民（征）字第776号公证书及对应《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书》、（2019）浙绍虞证内民（征）字第106号公证书及对应《补充协议书》、中意房估拆（2006）字第百官头甲444号评估报告书，证明原告2019年2月20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中房屋评估价低于2006年评估单价，而补充协议中安置房价格高于《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书》；两份评估报告无评估师签字，不具备生效要件，不能作为原告房屋价值依据；4.房屋审批单，证明原告房屋为集体土地上房屋；5.《限期腾空通知书》《告知书》，证明原告签订补充协议时处于不利环境和不利状态，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得到充分体现和表达；6.《浙江省上虞县娥江供销社承包合同》、头甲居委会和百官供销分社出具的证明、税务登记证和卫生许可证及营业执照，证明原告房屋处于持续营业状态，对应中意房估拆（2006）字第百官头甲444号评估报告书建造房屋的目的为营业使用，但补充协议未按营业性用房标准补偿。被告上虞区政府答辩称：一、原告提起的行政诉讼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应依法驳回起诉。1.被告主体不适格。原告起诉的第一项诉讼请求是要求撤销(2019)浙绍虞证内民(征)字第106号公证书对应的《补充协议》［针对(2013)浙虞证内民(征)字第776号《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书》］，该协议系由原告、城中村改造公司及征迁一所签订，被告并非签约主体。2.原告提起的行政诉讼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了行政案件的受案范围，其中第(十一)项规定了行政协议的受案范围，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等协议的才是行政案件受案范围。3.原告的起诉已经超过起诉期限。案涉《补充协议》由原告与城中村改造公司及征迁一所于2019年2月20日签订且已履行完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关于行政诉讼起诉期限及撤销权行使期限的规定，现原告要求撤销案涉《补充协议》已超过起诉期限及撤销权的行使期限。二、原告要求“被告重新与其签订不低于《补充协议书》所载补偿价值的协议”属于诉讼请求不明确，且没有任何依据。原告第二项诉讼请求实质是要求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但未明确是什么具体行政行为，且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前提是撤销前一具体行政行为，但本案中并不存在可撤销的具体行政行为。并且第一项诉讼请求跟第二项诉讼请求违背了行政诉讼法“一行为一诉”的原则，依法应予以驳回。三、《补充协议书》合法有效，不应被撤销。案涉《补充协议书》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存在欺诈、胁迫、乘人之危、重大误解等合同可撤销的情形。案涉《补充协议书》系各方经过自愿协商后签署，协议内容并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即使作为行政协议，也体现合同法律关系的一般特征。该补充协议是原告自愿签订，协议条款合理、公平，权利义务平等，签约过程中，相关主体不存在欺诈、胁迫或乘人之危等行为，不符合合同可撤销的情形。综上，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被告上虞区政府于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的证据、依据为：1.企业信息、事业单位证明，证明本案中的第三人均是独立主体，被告不是本案适格被告；2.绍兴市上虞区城中村改造头甲村拆迁红线图，证明原告房屋在拆迁范围内的事实；3.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书及公证书、补充协议书及公证书，证明原告与第三人之间自愿签署协议及补偿协议，本协议及补偿协议是真实合法有效的事实；4.结算单、安置书，证明第三人积极按约履行协议的事实。第三人城中村改造公司、征迁一所的答辩意见除缺少本案被告主体不适格外，其余均与被告的答辩意见一致。第三人城中村改造公司、征迁一所提交的证据除虞政发（2006）33号《上虞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2006年度上虞市城区及各建制镇建成区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基准价及附属物等补偿标准的通知》、上虞市人民政府令第1号《上虞市征用农民集体所有土地暂行办法》为涉案征迁改造补偿标准的依据外，其余亦均与上虞区政府提交的证据一致。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第两第三人提交的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征迁工作均由被告委托实施；两第三人对该证据的三性无异议，认为征迁一所的设立主体是城市改造管理局，即现绍兴市上虞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和被告无关；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4虽然能看到原件，但因是第三人制作的，无法达到证明目的。原告对两第三人提供的证据之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有异议。被告及两第三人对对方提交的证据之三性均无异议。被告及两第三人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2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两案所涉法律关系与本案不同，且其中一主体为征迁二所，并非本案当事人；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不予确认，认为《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书》《补充协议书》并不能证明存在可撤销的情形；本案所涉是产权调换，故评估报告书并不存在评估标准偏低问题；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并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6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亦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涉案房屋为商业用房的目的。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被告提交的证据，原告对证据1－3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两第三人对该证据的三性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所证明的事实予以确认；证据4加盖有单位印章，符合形式要件，两第三人对该证据的三性亦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所证明的事实亦予以确认。原告提供的证据被告及两第三人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鉴于证据1与本案并无关联，本院对该证据不予确认外，对其他证据所证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两第三人提供的证据，原告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被告对其三性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所证明的事实予以确认。经审理查明，原告章国灿户系百官街道头甲居委征迁改造项目被拆迁户。2007年11月12日，杭州中意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受上虞市房屋拆迁安置所委托，对章国灿户房屋（建筑面积376.53平方米，用途居住）价值进行评估，并形成中意房估拆（2006）字第百官头甲444号《章国灿房地产拆迁评估报告书》，确定涉案房屋估价时点（2006年9月26日）价格为753293元。2013年6月20日，城中村改造公司作为拆迁人（甲方）、征迁一所作为受委托拆迁单位、章国灿作为被拆迁人（乙方）签订《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书》，其中第二条约定“乙方服从城市建设需要，同意将坐落于百官街道头甲村的房屋，证件名称：产权认定联系单，证件号266-2，建筑面积42.9平方米，……，用途：住宅，交给甲方拆除”，协议同时约定房屋货币补偿金额为72501元，住宅搬迁补助费为1200元，补偿总金额73701元，同时，第三条约定甲方将坐落于头甲公寓套型为C型的现房1套作为乙方安置用房。安置用房为现房，住房面积90平方米，总价款计186900元。综上，各方约定乙方应找给甲方金额为人民币113199元。协议同时对临时安置补助费、奖金等进行约定。上述《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书》经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公证处公证，并出具（2013）浙虞证内民（征）字第776号《公证书》。2019年2月19日，城中村改造公司与绍兴市上虞区百官街道办事处向原告出具《限期腾空通知书》，明确原告户于2013年6月20日与城中村改造公司签订的3份《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书》［公证号编号分别为（2013）浙虞证内民（征）字第776、777、778号］已生效，经与原告户多次对接未果，根据协议精神，要求原告户于2019年2月20日24时前搬迁腾空并交由甲方拆除，逾期甲方视为已搬迁腾空，将采取拆除房屋行为，所造成的损失均由原告户自行承担。2019年2月20日，城中村改造公司与绍兴市上虞区百官街道办事处联合向章国灿户制发《告知书》，告知该户于2019年2月20日15时前到城改办6楼6007室办理相关安置结算手续等事项。同日，城中村改造公司作为甲方、征迁一所作为受委托拆迁单位、章国灿作为乙方签订《补充协议书》1份，约定将原协议书第二条内容变更部分为“其中房屋货币补偿金额72501元、住宅搬迁补助费1200元、临时安置补助费3600元、资金1716元共计总金额人民币79017元”。原协议书第三条内容变更为：“甲方将坐落于头甲公寓17幢103室，套型为C型（90）的现房1套作为乙方的安置用房，安置房总价款人民币为139173元，扣除补偿总金额人民币79017元，乙方应找给甲方人民币60156元”，协议第四条约定本协议书与原协议书不一致的，以本协议书为准。上述《补充协议书》经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公证处公证，并出具（2019）浙绍虞证内民（征）字第106号《公证书》。后案涉房屋被拆除。2019年5月10日，涉案安置房进行了结算。2019年7月23日，城中村改造公司就原告自选百官街道头甲公寓17幢103室C套型的拆迁安置房1套出具《安置书》。原告章国灿对案涉补充协议不服，曾以城中村改造公司为被告提起民事撤销之诉，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1月10日立案受理后，于2020年2月18日作出（2020）浙0604民初544号民事裁定，以涉案协议属于行政协议，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受案范围为由，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后原告遂向本院提起本案行政诉讼。同时查明，原上虞市人民政府于2006年5月19日发布虞政发（2006）33号《上虞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2006年度上虞市城区及各建制镇建成区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基准价及附属物等补偿标准的通知》。本案被诉补充协议书相关补偿标准系基于该通知确定。另查明，原告章国灿自1976年起承包娥江乡头甲村供销社供销商店（属上虞县百官娥江供销分社集体资产，房屋为头甲村集体所有），该店1986年前在头甲村集体房屋内经营，后因房屋另有他用，经协商由原告自建楼房三间用作营业和住宅。1986年原告经审批获得头甲村用地103㎡建造三间楼房，至1995年该房屋部分仍以百官供销社娥江供销分社形式存在。后部分房屋用以上虞市百官头甲国灿商店（个体经营）。再查明，在拆迁章国灿户房屋时，采取了分别签约的形式，章国灿及其子章益江、章益听共签订6份《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书》及相对应的《补充协议书》，三人已分别向本院提起诉讼，对应案号为（2020）浙06行初64-69号。本院认为：一、关于本案是否符合行政诉讼受理条件问题。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生效法律文书以涉案协议属于行政协议为由裁定不予立案或者驳回起诉，当事人又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本案中，原告先行提起民事撤销之诉，被法院以不属于民事案件受理范围为由裁定驳回，继而才提起本案诉讼，符合司法解释规定的应予受理情形，被告及两第三人相关意见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其次，根据前述司法解释第二十五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行政协议提起诉讼的，诉讼时效参照民事法律规范确定；对行政机关变更、解除行政协议等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起诉期限依照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确定。本案中，被诉行政协议签订于2019年2月20日，扣除原告此前民事诉讼期间，其于2020年3月17日提起本案诉讼，尚未超过1年起诉期限。第三，关于上虞区政府是否本案适格被告问题。虽被诉协议签约一方主体为城中村改造公司，但城中村改造工作具有服务社会公共利益、推动城市发展等管理目标，应认定为政府牵头组织实施的行为，区、县（市）政府作为本辖区区域发展工作的责任主体，对于相关征迁补偿工作具体落实单位具有举证证明和合理说明的义务，以便于行政相对人依法正确行使诉权。但本案中，上虞区政府未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就2006年涉案城中村改造项目批复、签约依据、责任主体等情况提交证据，庭审中也未作出合理说明，结合被告上虞区政府庭审中关于2019年曾就章国灿户房屋安置补偿问题形成区政府专题会议纪要的陈述，本案中推定上虞区政府为适格被告并无不当。综上，本案原告根据现有证据，以上虞区政府为被告提起本案行政诉讼，符合法定受理条件。二、关于本案被诉《补充协议书》是否存在应予撤销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二款规定，原告主张撤销、解除行政协议的，对撤销、解除行政协议的事由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原告主张事由主要为协议签订前未经法定征收程序、协议存在明显不当及被胁迫情形。关于原告主张的第一项事由，目前我国法律对于集体土地上房屋补偿工作未作出明确规定，被告上虞区政府根据当地政策，通过协商一致的方式签约补偿，并无不当，原告关于征收程序违法的意见不属于本案审查范围。关于原告主张的第二项事由，原告庭审中明确为未按照营业用房标准予以补偿。且原告本人在庭审中明确陈述：用于经营的是三间二层楼房，二楼用于住人，一楼东、西各半间分别用于出售香烟、老酒及药水、化肥，即该楼房实际用于经营的仅约一间，而原告儿子章益江、章益听就整体房屋拆迁已分别得到一处营业房予以确认，并就补偿方式在补充协议中加以约定，故被诉《补充协议书》中原告选择住房标准予以补偿，并无不当。同时，关于原告提出的评估估价时点问题，案涉协议采用的是产权置换方式，对于被拆迁房屋及安置用房均按照拆迁当时的标准予以价值估算，并据此计算找补价格，并未侵害原告户合法权益。关于原告主张的第三项事由，2019年2月19日城中村改造公司与绍兴市上虞区百官街道办事处作出的《限期腾空通知书》中虽带有强制性用词，但因该行为系针对2013年签署的协议作出，而2019年的涉案补充协议书系由原告亲自签署，原告并未能提交证据证明系被迫而为之，故本院对原告的该主张不予采信。综上，原告关于案涉协议应当撤销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章国灿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章国灿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收到本判决书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至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在递交上诉状时，应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50元至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在上诉期限届满之日起7日内仍不预交并且未在上诉时依法申请司法救助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王 建审 判 员  范卓娅人民陪审员  陈关根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孟树楠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