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5民终581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潘启良，男，1972年3月21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铜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章虎，上海锦天城（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鑫，上海锦天城（重庆）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彬，男，1972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永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邵波，重庆万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潘启良因与被上诉人黄彬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法院(2019)渝0118民初123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潘启良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依法改判撤销潘启良与黄彬于2018年11月19日签订的《谅解协议书》；3.依法改判黄彬返还潘启良100万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至付清之日止；4.判令黄彬承担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案涉《谅解协议书》不是潘启良与黄彬的真实意思表示，存在严重的意思表示瑕疵和意思表示不自由，依法应当予以撤销。一、潘启良对黄彬的合同主体资格以及标的物的性质产生错误认识，由此构成重大误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基于重大误解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行为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对于重大误解的种类和表现形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七十一条规定，行为人因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的错误认识，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并造成较大损失的，可以认定为重大误解。本案潘启良在签订《谅解协议书》时存在对诸多事实的错误认识，使其意思表示与内心真意不一致，应当构成重大误解。一审法院认定有如下事实：在原永川工商局对罗中兰的询问笔录中，罗中兰称在该76瓶茅台酒之外没有在潘启良处购买过贵州茅台酒。与该事实对应的情节在《谅解协议书》则体现为：黄彬在罗中兰处购买了共计1103476元的烟酒，后发现存在有部分质量问题，涉嫌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经详细了解后得知该批烟酒供货方为潘启良。潘启良与罗中兰固然有业务往来，但并不能证明黄彬从罗中兰处购买到的商品直接来源于潘启良。从罗中兰的询问笔录可知，黄彬从罗中兰处购买到的有质量问题的烟酒并非由潘启良提供，缺乏最基本关联性，且黄彬没有任何证据加以证明。《谅解协议书》的逻辑，是因为潘启良向罗中兰供货，所以黄彬从罗中兰处购买到的有质量问题的烟酒就来自于潘启良。其中的逻辑断层是，没有证据证明黄彬购买到的“1103476元的烟酒”就是潘启良提供给罗中兰的，这正是潘启良产生错误认识的最主要方面。《谅解协议书》因此也仅是笼统说黄彬购买到了存在质量问题的“烟酒”，而没有明确指出是什么品牌、数量、规格的商品。实际上，潘启良为罗中兰供货以及黄彬在罗中兰处消费都是有相关票据的，票据上清楚的载明商品名称、价格、规格等信息，将以上票据拿来一一对应就能确定涉案商品是否由潘启良提供。但黄彬和潘启良都没有对此进行核实，黄彬故而顺水推舟，故意使潘启良陷入错误认识，在此情况下签订《谅解协议书》。潘启良对酒的真伪也产生了错误的认识。在签订《谅解协议书》之前，潘启良因销售的76瓶茅台酒涉嫌侵犯注册商标已经接受了工商局的调查，但还没有作出是否侵权的结论。黄彬认可并在《谅解协议书》中确认，潘启良收购的茅台酒主要系回收的礼品酒，在回收时使用了专用识别器、防伪溯源机等市场通行的检测方式进行了检验，并未发现异常。在此情况下，黄彬突然告知潘启良，其在2017年11月至2018年10月期间销售给罗中兰的酒全部存在质量问题或涉嫌侵犯商标权。潘启良错误的认为除正在接受调查的76瓶茅台酒以外，其他已经销售给罗中兰的产品都有问题，并且全部销售给了黄彬，因此对合同的基本事实产生错误认识。该错误认识是潘启良在接受工商调查时，由黄彬强加给潘启良的。参考连云港海州区人民法院(2012)海民初字第0063号民事判决书，原告、被告双方在对原告伤情未作鉴定的情况下签订和解协议，事后原告经鉴定知悉伤残实情，以签订和解协议时存在重大误解为由请求撤销，获得了法院的支持。本案与该案有异曲同工之处，即在没有明确黄彬购买到的商品是否为侵权产品这一事实的情况下就签订《谅解协议书》，如其中所述，“消费方发现其销售的烟酒有部分质量问题，涉嫌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究竟是商品存在产品质量问题还是侵犯商标权，没有明确。《谅解协议书》基于的基本事实本身就处于模糊不清状态，不能反映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谅解协议书》应当予以撤销。二、黄彬以并不存在或者尚未定论的事实为依据，通过预告追究潘启良刑事责任的方式与潘启良签订《谅解协议书》，属于欺诈、胁迫的行为。《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第一百五十条规定，一方或者第三人以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胁迫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欺诈是指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作出错误意思表示。胁迫是指一方以威胁为手段，迫使对方作出不真实的意思表示的行为。本案黄彬告知潘启良其销售给罗中兰的茅台酒为侵权产品，是为欺诈；而以潘启良不予以赔偿就追究其刑事责任为由索取高额的赔偿金，是为胁迫。就欺诈而言，黄彬欺诈潘启良的事实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是黄彬从罗中兰处购买到的商品的真伪事实，在《谅解协议书》中的表述为：“有部分质量问题，涉嫌假冒注册商标商品”。从该表述来看，该批商品仅是部分存在问题，而不是全部，并且也只是涉嫌假冒注册商标，并没有经过任何鉴定或者有权机关予以确认。二是黄彬从罗中兰处购买到的商品是否来源于潘启良的事实，黄彬在未明确其购买到的商品是否实际由潘启良提供的情况下，就径直要求潘启良予以赔偿，实则是故意告知潘启良虚假情况,隐瞒真实情况,诱使潘启良作出错误意思表示。在潘启良受到欺骗，错误的认为自己销售了侵权产品的前提下，黄彬进而以追究刑事责任相要挟，强迫潘启良支付高额的赔偿金额。通常认为，受胁迫人的主观方面表现为因威胁产生了“不安”和“担心”的心理,而且这种“不安”和“担心”的心理使当事人主观上认为除非签订合同，否则别无更好的选择。潘启良在签订《谅解协议书》之前已经经历过工商局的行政调查，本身已经处于焦虑状态，黄彬预告追究刑事责任则进一步使潘启良产生了不安的心理，不得不签订《谅解协议书》。潘启良并不反对，某些情况下以追究法律责任要求对方支付赔偿金额尚不足以构成胁迫。如司机撞伤行人，行人要求司机予以赔偿，否则追究其法律责任。但是，该种情况的前提是双方的权利义务关于已经很明确，司机构成侵权负主要责任，行人理应获得赔偿。但本案潘启良是否销售了侵权产品以及黄彬购买到的商品并非由潘启良提供，黄彬以追究刑事责任相威胁的行为就不具有正当性和合法性，已经构成了胁迫。就行为方式而言，黄彬的欺诈行为是实施胁迫的前提，胁迫行为是欺诈的延续，最终目的都是促使潘启良在意思表示不真实或者不自由的情况下，签订《谅解协议书》。故《谅解协议书》依法应当予以撤销。三、即使法院认为黄彬的行为不构成欺诈或者胁迫，潘启良也没有陷入“重大”的认识错误，《谅解协议书》也导致了双方权利义务的明显不公平，属于因构成显失公平而可撤销的合同。1.《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的，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显失公平，是指合同一方当事人利用自身优势，或者利用对方没有经验等情形，在与对方签订合同中设定明显对自己一方有利的条款，致使双方基于合同的权利义务和客观利益严重失衡，明显违反公平原则。在签订《谅解协议书》时，工商局正在对潘启良进行工商调查，一般经营者遇到这种情况都会有些惊慌失措。黄彬进一步对潘启良进行施压，称如潘启良不予以赔偿，将会向公安机关进行举报追究刑事责任。此时，黄彬的自身优势就体现出来了。在工商局和黄彬的双重压制下，潘启良已经处于金钱赔偿和失去人身自由的思想危困状态，这种状态难免导致缺乏判断力。2.《谅解协议书》中不公平、权利义务失衡的条款也很明显。（1）《谅解协议书》约定潘启良赔偿黄彬100万元，而潘启良与罗中兰在2017年11月至2018年10月期间的消费金额只有975210元。另前文已述，罗中兰销售给黄彬的酒并非由潘启良提供。（2）黄彬要求潘启良赔偿100万，实则是给潘启良强加了不属于其应该承担的赔偿责任，黄彬以较少的代价获得了较大的利益，因而《谅解协议书》是不公平的。（3）此外，《谅解协议书》中有多处语焉不详，按照一般理性人的理解，潘启良在签订协议时也应当处于不利状态，有关条款对潘启良明显不公平。例如，“消费方发现其销售的烟酒有部分质量问题，涉嫌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究竟是商品存在产品质量问题还是侵犯商标权，没有明确；部分有质量问题也不能说明所有的酒都有问题。从《谅解协议书》的文本表述和双方的意志来看，潘启良和黄彬的权利义务失衡，构成显失公平的合同。纵观整个案件，《谅解协议书》基于的基本事实始终模糊或者存疑，潘启良也始终处于意思表示不自由或者瑕疵的状态。无论以重大误解、欺诈、胁迫还是显失公平为由撤销《谅解协议书》都是合情合理的，也符合相关法律规定。诚然，订立合同的双方应该严格遵守合同的约定，合同也具有推定有效的效力，如果合同被轻易撤销，将会破坏了交易安全。但本案《谅解协议书》不同于典型的买卖、借款、委托等交易合同，其实质上是潘启良在不了解实情的情况下的一种“无奈之举”，或者理解为不符合公序良俗的“封口费约定”，自然不会因撤销而给交易安全造成负面影响。四、潘启良知道可撤销事由是在2019年11月13日之后，本案没有超过行使撤销权的法定期限。《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1）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重大误解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三个月内没有行使撤销权；（2）当事人受胁迫，自胁迫行为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3）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放弃撤销权。当事人自民事法律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针对潘启良销售的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的76瓶贵州茅台酒，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永川分局于2018年11月19日对罗中兰进行了第三次调查询问，该次调查（询问）笔录第4页中记载，执法人员问：你之前在潘启良那里购进过贵州茅台酒吗？答：没有，我之前在他那里购进的是其他酒和其他商品，没有购进过贵州茅台酒。罗中兰的第三次调查（询问）笔录可以证明，潘启良没有销售过贵州茅台酒给罗中兰，黄彬从罗中兰处购买到的茅台酒也并非由潘启良提供。潘启良也正是看到该调查（询问）笔录才知道可以基于重大误解、欺诈和显失公平的理由撤销《谅解协议书》。2018年12月10日，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永川分局向潘启良作出了行政处罚；2018年12月25日，潘启良向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政府作出维持原行政处罚的复议决定；2019年3月14日，潘启良向一审法院提起一审行政诉讼，法院于2019年7月12日作出判决，驳回潘启良的诉讼请求，潘启良遂向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二审行政诉讼；2019年11月7日，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潘启良于2019年11月13日收到行政二审判决书。潘启良在向一审法院提起一审行政诉讼时，委托律师代理诉讼事宜，代理律师向法院申请调取了前述罗中兰的调查（询问）笔录。即至少在2019年3月14日之后，代理律师才取得了调查（询问）笔录。但是，代理律师在一审行政诉讼和二审行政诉讼中使用调查（询问）笔录，并没有交予潘启良，潘启良也无从得知其中的内容。而潘启良实际看到该调查（询问）笔录并得知撤销事由，是在2019年11月13日收到行政诉讼二审判决书之后。潘启良于2019年11月13日收到行政诉讼二审判决书，准备更换代理律师后申请再审，经仔细核对、翻阅案卷才看到罗中兰的第三次调查（询问）笔录。潘启良这时才知道，之前与黄彬签订《谅解协议书》基于的基本事实根本就是错误或者存疑的，可以请求法院予以撤销。因此，潘启良知道可撤销事由是在2019年11月13日之后，并没有超过行使撤销权的法定期限。黄彬在签订《谅解协议书》时告知潘启良其销售的产品为侵权产品，若不赔偿100万元就追究潘启良的刑事责任。潘启良受到黄彬胁迫，以为支付了100万元赔偿就可以免于刑事处罚。2019年1月3日，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永川分局将潘启良涉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案移送永川公安局，永川公安局于2019年1月24日作出不予立案通知书，决定不予立案。在收到公安机关的不予立案通知书之前，黄彬对潘启良的胁迫威慑力始终存在，潘启良也一直处于不安和惶恐之中，直到2019年1月24日收到不予立案通知书时才得以缓解。因此，黄彬的胁迫行为终止之日应当为2019年1月24日。无论基于重大误解、显失公平、欺诈或胁迫，潘启良于2019年11月28日向法院起诉请求撤销《谅解协议书》，并未超过行使撤销权的法定期限。潘启良在二审庭审中补充称，黄彬在罗中兰处购买80余万元的陈述是欺诈。80余万元的茅台酒来自潘启良的茅台酒也是欺诈。80余万元是假酒的陈述也是欺诈。综上，《谅解协议书》的基本事实不清，潘启良在意思表示存在瑕疵和意思表示不自由的情况下签订了《谅解协议书》，应当依法撤销《谅解协议书》。潘启良依据《合同法》、《民法总则》、《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黄彬二审答辩称，1.案件事实清楚。本案的客观事实非常清楚，即潘启良在2017年11月至2018年11月期间，向罗中兰经营的周贤志食品经营部提供了价值为975250元的酒水，其中，大部分为茅台酒。周贤志食品经营部将全部茅台酒销售给了黄彬。2018年11月1日，当黄彬再次在周贤志食品经营部买茅台酒时，遇工商部门对该批76瓶茅台酒进行检查，发现该批茅台酒全为假酒。黄彬随即怀疑之前消费的价值数十万元的茅台酒也是假酒，要求周贤志食品经营部的经营者罗中兰予以说明，罗中兰即要求潘启良予以说明。潘启良以实际行动认可了之前提供的茅台酒也是假酒，并主动愿意直接赔偿100万元，以求得黄彬的谅解，从而减轻潘启良可能承担的刑责。在得到黄彬谅解后，黄彬和罗中兰将相关购买单据交还给了潘启良，黄彬也未再追究潘启良的相关责任。因此，本案不存在任何的胁迫和重大误解，潘启良是基于自己的严重违法行为，希望获得被害人谅解而主动向黄彬进行的赔偿，一审过程中，罗中兰及丈夫杨稀棚、另一证人刁亚恒均出庭作证，证明了上述事实。2.法律适用准确。潘启良并没有举证证明任何“胁迫”行为的存在，也并不存在任何的胁迫事实，潘启良主张其认为受到了胁迫，纯粹无中生有。本案也不存在任何形式的重大误解。潘启良是贩卖假酒的不法商人，其违法行为暴露后，通过积极向受害人赔偿的方式，获取受害人谅解，从而减轻其承担严重法律责任的风险，根本不存在任何形式的误解。何况即使存在误解，也早已超过了法定除斥期间。黄彬二审庭审中补充称，对于胁迫还是欺诈都只有潘启良的陈述，应该由潘启良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经过了法定期间，撤销权应该消灭。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一审判决客观公正。潘启良的上诉事实不成立，恳请二审依法驳回启良的上诉请求。潘启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潘启良、黄彬于2018年11月19日签订的《谅解协议书》；2.由黄彬返还潘启良人民币100万元，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商业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至付清之日止；3.由黄彬承担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1月19日，潘启良(赔偿方)与黄彬（消费方）签订《谅解协议书》，载明：兹有消费方黄彬于2017年11月至2018年11月期间在永川区君临烟酒行消费烟酒共计1103476元，分别使用黄彬、李青容的银行卡在该商铺刷卡支付。购买后消费方发现其销售的烟酒有部分质量问题，涉嫌假冒注册商标商品，后经消费方详细了解后，其供货方货源系收购，收购时使用专用机器识别检验，并未发现异常。现经双方协商：现由烟酒行供货方潘启良赔偿消费方黄彬现金壹佰万元整。至此消费方不再追究供货方责任，给予谅解。同日，潘启良通过中国银行向黄彬转账100万元。同时查明，铜梁区明月街爱辉烟酒行是从事烟、预包装食品零售的个体工商户，在经营期间同时从事礼品酒的回收和销售。2018年10月27日，永川区周贤志食品经营部的经营者罗中兰向铜梁区明月街爱辉烟酒行购买36瓶飞天53%VOL500ML贵州茅台酒。次日，罗中兰之夫杨稀棚到铜梁区明月街爱辉烟酒行经营场所以1500元/瓶刷卡支付货款54000元。同月31日，罗中兰再次向铜梁区明月街爱辉烟酒行提出购买28瓶飞天53%VOL500ML贵州茅台酒和12瓶15年陈53%VOL500ML贵州茅台酒并约定飞天53%VOL500ML贵州茅台酒1500元/瓶、15年陈53%VOL500ML贵州茅台酒4300元/瓶。同年11月1日12时许，罗中兰收到铜梁区明月街爱辉烟酒行送来的28瓶飞天53%VOL500ML贵州茅台酒和12瓶15年陈53%VOL500ML贵州茅台酒，共计货款93600元，该批货款罗中兰未支付给铜梁区明月街爱辉烟酒行。2018年11月1日，原永川工商局接到消费者投诉，对永川区周贤志食品经营部进行现场检查，对疑为假冒注册商标的飞天53%VOL500ML贵州茅台酒64瓶、15年陈53%VOL500ML贵州茅台酒12瓶，共计76瓶贵州茅台酒进行了扣押。经原永川工商局核实，该76瓶贵州茅台酒系铜梁区明月街爱辉烟酒行销售给永川区周贤志食品经营部罗中兰的。2018年11月7日，原永川工商局委托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对该76瓶茅台酒进行鉴定。2018年11月9日，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产品辨认(鉴定)表：通过外观辨认（鉴定），送辨样品与我公司出厂产品外包装特征不符，非我公司生产，属假冒注册商标的产品。2018年11月20日，原永川工商局将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产品辨认（鉴定）结果告知铜梁区明月街爱辉烟酒行，铜梁区明月街爱辉烟酒行未提出异议。2018年11月30日，原永川工商局向铜梁区明月街爱辉烟酒行送达了渝永川工商经听告字（2018）80号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告知铜梁区明月街爱辉烟酒行有陈述、申辩和听证的权利，铜梁区明月街爱辉烟酒行收到渝永川工商经听告字（2018）80号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后，在规定的期限内未进行陈述、申辩，也未提出听证申请。2018年12月10日，原永川工商局作出渝永川工商经处字〔2018〕8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铜梁区明月街爱辉烟酒行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并作出如下处罚：1.没收侵权商品贵州茅台酒64瓶（飞天53%VOL500ML）、贵州茅台酒12瓶（15年陈53%VOL500ML），2.罚款290000元。原永川工商局于同日向铜梁区明月街爱辉烟酒行送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铜梁区明月街爱辉烟酒行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后，于2018年12月10日缴纳了行政罚款100000元，2018年12月24日缴纳了行政罚款190000元。2018年12月25日，铜梁区明月街爱辉烟酒行向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19年1月2日，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政府受理了铜梁区明月街爱辉烟酒行的行政复议申请。2019年1月4日，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政府向原永川工商局送达了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要求原永川工商局在收到通知书10日内提交书面答复，并提交作出行政行为的证据及相关材料。2019年1月11日，原永川工商局向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政府提交了行政复议答复书及相关证据材料。2019年2月27日，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政府作出永川府复〔2019〕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原永川工商局作出的渝永川工商经处字〔2018〕8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具体行政行为，并于2019年2月27日向原永川工商局送达了行政复议决定书，于同日向铜梁区明月街爱辉烟酒行邮寄送达了行政复议决定书。铜梁区明月街爱辉烟酒行收到行政复议决定书后不服，于2019年3月14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原永川工商局作出的渝永川工商经处字〔2018〕8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撤销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政府作出的永川府复〔2019〕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一审法院审理后，判决驳回铜梁区明月街爱辉烟酒行的诉讼请求。铜梁区明月街爱辉烟酒行不服该判决，向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7日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在原永川工商局对罗中兰的询问笔录中，罗中兰称在该76瓶茅台酒之外没有在潘启良处购买过贵州茅台酒。另查明，原永川工商局现已变更为重庆市永川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原永川工商局于2019年1月3日将该案移送永川公安局，永川公安局于2019年1月24日作出永川公(经)不立字〔2019〕3号不予立案通知书，决定不予立案。审理中，罗中兰、杨稀棚作为证人到庭称《谅解协议书》中所涉及的酒并非被工商部门查处的76瓶酒。杨稀棚举示了其母周贤志从2017年11月至2018年10月期间在铜梁区力辉烟酒行及铜梁区尚品爱辉酒行的银行消费明细，金额共计975210元；潘启良对该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认可铜梁区力辉烟酒行及铜梁区尚品爱辉酒行是其妻子开办的，但认为只能证明潘启良与罗中兰之间有交易，但不能证明在除案涉76瓶茅台酒之外潘启良或潘启良妻子销售了茅台酒给罗中兰；黄彬对该证据无异议，并认为这些消费都是茅台酒，双方签订的《谅解协议书》就是基于这些茅台酒的赔偿。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重大误解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三个月内没有行使撤销权；（二）当事人受胁迫，自胁迫行为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本案中，首先，潘启良并未举示证据证明黄彬对其进行了胁迫的证据，故不能认定黄彬有胁迫行为，也就不能适用前述法条第一款第二项在受胁迫时行使撤销权的规定。其次，《谅解协议书》中载明黄彬消费的时间为2017年11月至2018年11月期间，消费金额为1103476元，而罗中兰从潘启良处购买被工商部门查处的76瓶假酒的时间为2018年10月27日之后，金额为147600元，时间、金额相差如此巨大，潘启良作为一个从事烟酒买卖的经营者，不可能不会发现；并且《谅解协议书》中载明的事实也与证人杨稀棚举示的其母周贤志在铜梁区力辉烟酒行及铜梁区尚品爱辉酒行的银行消费明细所载明的事实相吻合，而潘启良作为铜梁区力辉烟酒行及铜梁区尚品爱辉酒行的经营者对此也应知晓，故不存在重大误解或被欺骗的事实。最后，退一步说，即使如潘启良所述，存在其重大误解或被欺骗的事实，其在2018年11月19日签订《谅解协议书》就应当知道存在重大误解或被欺骗的事实，并且签订《谅解协议书》的次日2018年11月20日，原永川工商局将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产品辨认（鉴定）结果告知了潘启良，也是对该事实的再次提醒，潘启良也理应发现可能存在重大误解或被欺骗的事实，但潘启良一直到2019年11月28日才向一审法院提交起诉状，已超过了行使撤销权的法定期间，撤销权应消灭。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对于潘启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百五十条、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潘启良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6900元，由潘启良负担。二审期间，潘启良书面向本院申请向重庆市永川区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原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永川区分局）调取潘启良涉嫌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商品一案的投诉记录，以及该局对黄彬的询问（调查）笔录等资料。经审查，潘启良的调查取证申请与本案待证事实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准许。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举示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系：本案行使撤销权的法定期限起算时间；案涉《谅解协议书》是否具有法定撤销事由。本院依据已查明的案件事实与相关法律法规对争议焦点评述如下：争议焦点之一，本案行使撤销权的法定期限起算时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1）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重大误解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三个月内没有行使撤销权；（2）当事人受胁迫，自胁迫行为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3）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放弃撤销权。潘启良上诉称，2019年1月3日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永川分局将潘启良涉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案移送永川公安局，2019年1月24日永川公安局对该案作出不予立案通知书，决定不予立案，潘启良直至2019年1月24日被胁迫行为才终止，故2019年11月28日向一审法院起诉撤销案涉《谅解协议书》并未超过行使撤销权的法定期限，即本案行使撤销权的法定期限起算时间从2019年1月25日开始起算。黄彬辩称本案经过了法定期间，撤销权应该消灭。本院审查认为，潘启良起诉撤销案涉《谅解协议书》，应当以该协议签字生效的2018年11月19日作为本案行使撤销权的法定期限起算时间，即截止行使撤销权的截止时间为2019年11月19日。潘启良称2019年11月28日向一审法院起诉撤销案涉《谅解协议书》并未超过行使撤销权的法定期限，本案行使撤销权的法定期限起算时间从2019年1月25日开始起算的上诉理由，与本案查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争议焦点之二，案涉《谅解协议书》是否具有法定撤销事由。潘启良上诉称黄彬在罗中兰处购买80余万元的陈述是欺诈，80余万元的茅台酒来自潘启良的茅台酒是欺诈，80余万元是假酒的陈述也是欺诈，并称案涉《谅解协议书》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存在严重的意思表示瑕疵和意思表示不自由，主要表现为对合同主体资料及标的物性质产生错误认识，构成重大误解；黄彬以预告追究潘启良刑事责任的方式签订《谅解协议书》属于欺诈、胁迫；《谅解协议书》权利义务显失公平，系可撤销的合同。黄彬辩称，潘启良以实际行动认可了提供的茅台酒是假酒，并主动愿意直接赔偿100万元，以求得黄彬的谅解，从而减轻潘启良可能承担的刑责。在得到黄彬谅解后，黄彬和罗中兰将相关购买单据交还给了潘启良，黄彬也未再追究潘启良的相关责任，且本案不存在任何的胁迫和重大误解，潘启良是基于严重违法行为，希望获得被害人谅解而主动向黄彬进行的赔偿。本院审查认为，潘启良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在案涉《谅解协议书》签字并当日向黄彬支付100万元，应当认定系潘启良的真实意思表示，且铜梁区明月街爱辉烟酒行销售侵权商品贵州茅台酒64瓶（飞天53%VOL500ML）、贵州茅台酒12瓶（15年陈53%VOL500ML）于2018年12月10日受到行政处罚，证实《谅解协议书》中潘启良对销售烟酒有部分质量问题构成自认，经协商由烟酒行供货方潘启良赔偿消费方黄彬现金100万元，其实质是黄彬放弃追究供货方责任，该协议并无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应当认定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销售不合格食品药品受到经济制裁于法有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或者损失三倍的赔偿金；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一千元的，为一千元。2014年3月15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因食品、药品质量问题发生纠纷，购买者向生产者、销售者主张权利，生产者、销售者以购买者明知食品、药品存在质量问题而仍然购买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潘启良举示的证据不足以证实案涉《谅解协议书》存在重大误解、欺诈、胁迫或权利义务显失公平，潘启良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潘启良上诉称案涉《谅解协议书》存在重大误解、欺诈、胁迫或权利义务显失公平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潘启良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上诉人潘启良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郝绍彬审 判 员 沈 娟审 判 员 夏东鹏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五日法官助理 王 秦书 记 员 毛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