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粤20民终122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袁婷，女，汉族，1993年1月1日出生，住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金园街道江丰社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山市古镇胡浩五金弹簧厂，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古镇海洲沙源顺成工业区**首层，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92442000L320095637。经营者：唐胜华，男，汉族，1972年10月26日，住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方强，广东丰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彩珍，广东丰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中山市小榄镇围普照明电器厂，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榄镇*************之一第五层，注册号442********8469。经营者：周道和，男，苗族，1991年1月1日出生，住贵州省镇远县*********。原审被告：周道和，男，苗族，1991年1月1日出生，住贵州省镇远县**********。上诉人袁婷因与被上诉人中山市古镇胡浩五金弹簧厂（以下简称胡浩厂）、中山市小榄镇围普照明电器厂（以下简称围普厂）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2018）粤2072民初123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袁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胡浩厂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袁婷从未与胡浩厂有货物往来，也没有收取胡浩厂的货物。根据胡浩厂一审提交的结算单及出仓单，涉案供货方为胡浩灯饰配件厂而非胡浩厂。另，胡浩厂与胡浩灯饰配件厂均有注册，经营人均是唐胜华，在2015年3月23日胡浩灯饰配件厂注销，但原经营人仍以胡浩灯饰配件厂对外经营。再次，根据胡浩厂提供的证据，涉案货物为灯饰驱动器，属于灯用电器附件而非弹簧，胡浩厂的经营范围仅为：生产、加工：五金制品、弹簧。而只有胡浩灯饰配件厂的经营范围才有灯饰驱动器的经营范围。故，一审认定涉案交易主体为袁婷与胡浩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二）袁婷为围普厂的员工，只作为经手人，而非经营者。综上，一审认定事实不清，请求改判驳回胡浩厂的诉讼请求。胡浩厂辩称：（一）胡浩厂与袁婷之间存在经济往来。1.胡浩厂与胡浩灯饰配件厂的经营者都是唐胜华，都是个体工商户，虽然登记的经营场所不是同一经营场所，但是实际是同一经营地址，两个个体户的经营范围大致一致，而且胡浩厂与胡浩灯饰配件厂都只是字号，实际的经营收益归个人经营者唐胜华所有。2.胡浩灯饰配件厂于2014年5月19日成立，但是已于2015年3月23日注销，涉案货款发生的时间是2015年9月之后，即是胡浩灯饰配件厂注销后发生的交易，故此时实际经营的主体是胡浩厂，发货的地址也是顺成工业区15号首层，实际发生的交易主体是胡浩厂。3.胡浩灯饰配件厂虽然于2015年3月注销，但是胡浩灯饰配件厂的送货单并没有使用完毕，故胡浩厂一直用胡浩灯饰配件厂的送货单，但此时实际对外发生交易的是胡浩厂。（二）袁婷应当对本案债务承担清偿责任。1.袁婷在上诉状中陈述“上诉人为中山市小榄镇围普照明电器厂的员工，只是作为经手人的角色，而非经营者”，但是根据一审庭审中围普厂陈述涉案货物是由袁婷签收，与围普厂、周道和无关，袁婷不是围普厂的员工。袁婷与围普厂的陈述自相矛盾。2.袁婷虽然上诉称其并非经营者，但是若袁婷不是经营者，不是涉案货物的经手人，为什么要用其经营的“深圳市超能世家照明电器有限公司”的支票支付涉案款项呢？由此可见，袁婷是涉案货物的交易方，其应当对本案债务承担清偿责任。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袁婷的上诉，维持原判。围普厂、周道和未参加本案诉讼，亦未提交书面证据和意见。胡浩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袁婷、围普厂、周道和立即向胡浩厂支付货款220671元及利息（以220671元为本金，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围普厂系周道和个人经营的个体工商户，于2016年1月8日成立。袁婷于2015年7月15日成立深圳市超能世家照明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超能世家公司），周道和担任该公司的监事。胡浩厂主张其与围普厂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其向围普厂供应驱动，围普厂尚欠其货款220671元。为此，胡浩厂提供了结数清单2份、支票及退票理由书各1份、出仓单9份。其中一份结数清单经手人及单位签章处签有“袁婷”的字样，内容为确认2015年9月1日起至2015年9月30日止，“围普”向“胡浩灯配厂”购驱动合计货款为217212元，并收到出仓签收单18份。另一份结数清单经手人及单位签章处没有签章，载明2015年11月1日至2015年11月30日“围普”向“胡浩灯配厂”购驱动合计货款为3459元，并收到出仓签收单5份，退货单1份。支票出票人为超能世家公司，收款人为案外人顺德区杏坛周美欢花店，出票日期为2016年1月25日，票面金额为10万元。该支票因出票人账户已依法冻结而退票。胡浩厂主张该支票由袁婷交付给其，收到支票时，支票的收款人处为空白，其将支票转让给第三方进账，支票退票后，第三方将支票原件退还给其，其另行向第三方支付了相应的款项。关于出仓单，其中8份出仓单抬头为“胡浩灯饰配件厂”，载明送货单位为“围普”，并载明编号、名称及规格、单位、数量、单价、价格，送货时间为2015年10月12日至2015年11月25日期间，11月份出仓单所载的金额为16667.2元，提货人处均签有“周平”的字样。另一份出仓单抬头为围普厂，载明客户为“胡浩”，并载明名称及规格、单位、数量、单价，时间为2015年11月20日，金额为13207.6元，送货单位及经手人签有“袁”的字样。胡浩厂主张“袁”是袁婷所签，抬头为围普厂的出仓单实际为退货单，退交的是上述由周平签收的11月份出仓单所载的货物，故11月份货款为3459元（16667.2-13207.6元），周平为围普厂的员工，周道和的亲戚，袁婷为围普厂的经营者。围普厂、周道和对上述证据均不予确认，主张袁婷、周平均非其员工，抬头为围普厂的出仓单亦非围普厂使用的样式，不是围普厂提供。胡浩厂为进一步证明围普厂为其交易对象，向一审法院提供了送货单2份、手机短息、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单3份、合伙合同1份等证据。送货单载明收货单位为“围普”，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签有“袁婷”及“周平”的字样，胡浩厂主张该送货单系案外人谢凤华与围普厂交易的凭证。手机短信的通讯对方手机号码为183*******，胡浩厂主张该手机号码属周道和所有，该短信的通信双方是卢以平及周道和，内容为卢以平向对方催收货款，卢以平于2018年6月7日发送“小周收到2700是你转的吧！你也在尽力还款，因为这个事情马上两年了，袁婷开的支票100000元马上两年了，我供应商意思这样拖下去他不接受，因为经济纠纷就两年期限，你这边看怎么处理”，对方发送了显示周道和信用卡逾期还款的截图，并于2018年6月9日回复称：“我现在只有这个能力，欠的钱我只能尽力去想办法，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干预不了你思想，我自己大把信用卡都没还，你可以看看我发给你信用卡银行发的信息给我，欠了56000元都几个月没还了”。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单显示周道和分别于2017年9月1日支付3100元，于2017年11月18日支付3500元，于2018年6月5日支付2700元给卢以平。合伙合同由胡雲皓、卢以平与胡浩厂的经营者唐胜华签订，约定合伙期限暂定2年，2009年12月15日起至2011年12月14日止，该合同还约定了权利义务，未明确合伙经营项目。胡浩厂主张卢以平与唐胜华共同经营，卢以平代表胡浩厂向周道和发送短信催收货款，代收周道和支付给胡浩厂的货款的利息，卢以平与围普厂并不存在其他交易往来。围普厂、周道和对送货单、手机短信、合伙合同均不予确认，表示183*****290的手机号码并非周道和持有，对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关联性不予确认，其主张围普厂与卢以平经营的中山市古镇极智灯饰配件厂存在交易往来，双方自2015年11月份开始交易，而围普厂于2017年起停止经营，故相关交易凭证无法提供。一审诉讼过程中，胡浩厂陈述其与围普厂自2015年8月初开始交易，其向围普厂提供驱动。其通过案外人谢凤华认识周道和，周道和通过微信向其下单，其安排送货至围普厂，或者由围普厂的员工上门提货，与袁婷对账。其与围普厂约定月结，起初围普厂均按期支付，有部分款项开具支票付款，有部分通过转账或者支付宝。因围普厂交付的支票均无法兑现，故胡浩厂至围普厂的办公室催收货款，由袁婷签订结数清单，后来围普厂交付了上述支票，但因账户被冻结无法兑现。其多次联系周道和及袁婷，周道和及袁婷均承诺付款，但一直未付。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首先，胡浩厂主张涉案交易对象为围普厂，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结数清单、出仓单的签名确认人袁婷、周平为围普厂的员工；胡浩厂提供的抬头为围普厂的出仓单并未加盖围普厂的公章，不能证明该出仓单为围普厂提供；胡浩厂提供的支票出票人为超能世家公司，虽然周道和担任该公司的监事，亦不能证明该公司的股东袁婷与周道和共同经营围普厂的事实；胡浩厂提供的手机短信、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单显示的催款方、收款方为卢以平，没有证据显示卢以平代表胡浩厂催款、收款，亦没有证据显示被催款方为周道和，即使卢以平代表胡浩厂向周道和催款、收款，亦不能以此证明上述结数清单、出仓单为胡浩厂与围普厂的交易凭证。综上，胡浩厂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认定涉案交易对象为围普厂，故胡浩厂诉请围普厂、周道和承担涉案货款的支付责任，不予支持。其次，结合涉案结数清单、退货单（抬头为围普厂出仓单）由袁婷签名确认，支票的出票人为袁婷投资设立的超能世家公司等事实及胡浩厂有关前述退货单所载的货物为周平签收的出仓单所载的货物的陈述，一审法院认定袁婷为涉案交易主体。袁婷尚欠胡浩厂货款220671元的事实有胡浩厂提供的上述证据综合印证，予以确认。袁婷拖欠胡浩厂货款的行为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现胡浩厂诉请袁婷支付尚欠的货款并赔偿利息，理据充分，予以支持。袁婷经一审法院传票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诉，视为其放弃抗辩的权利，一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第三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袁婷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7日内向胡浩厂支付货款220671元并赔偿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220671元为计算基数，自2018年9月27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二、驳回胡浩厂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610元，由袁婷负担（该款胡浩厂已预交，袁婷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7日内迳付胡浩厂，一审法院不另作清退）。二审期间，袁婷和胡浩厂均未提交证据。袁婷于二审诉讼中陈述其是围普厂的仓管人员，确认涉案支票上面的超能世家公司财务专用章和袁婷私章的真实性，但表示其并未使用上述印章。对上述说法，袁婷未提交证据证明。同时，袁婷确认出仓单上“袁”字是其字迹，但表示其不记得是否签过该出仓单。二审诉讼中，胡浩厂确认涉案交易相对方是袁婷，表示其在一审起诉时，认为袁婷和周道和是夫妻，共同经营围普厂，但围普厂于一审诉讼中予以否认袁婷是员工。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袁婷签字的送货单、出仓单以及结数清单均写明客户是围普厂，袁婷亦于二审诉讼中陈述其是围普厂员工，代表围普厂收货，而胡浩厂在一审诉讼中亦陈述其送货给围普厂。虽然围普厂于一审诉讼中否认袁婷是其员工，否认其收取了本案货物，但根据袁婷与围普厂经营者周道和在经营深圳超能世家有限公司上关系密切、胡浩厂一审提交的短信记录记载了银行发给周道和个人的催款信息和以周道和名义承诺偿还本案货款的信息，以及周道和个人向胡浩厂一方支付了部分货款的情形，在未查清上述短信是否为周道和本人发送的情形下，袁婷作为本案唯一交易主体的认定存在疑点，本案的诸多证据提示围普厂与本案交易存在密切关联性。故本院认定，一审法院在交易主体的认定上存在基本事实不清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2018）粤2072民初12319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重审。上诉人袁婷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4610元予以退回。审判长  姜新林审判员  蔡惠群审判员  刘运充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何冠涛汤美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