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静海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津0118民初3925号原告：朱洪波，男，1990年9月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无棣县。原告：曹占然，女，1966年5月23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无棣县。以上二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旭，天津得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天津市天乙型钢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静海区大邱庄镇陈大公路路东。法定代表人：马俊军，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世洪，天津朋展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朱洪波、曹占然与被告天津市天乙型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乙公司）工伤保险待遇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朱洪波及原告朱洪波、曹占然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旭，被告天乙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世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朱洪波、曹占然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贵院判决被告支付原告工伤待遇共计1243146元，其中丧葬费35226元、一次性工亡补助金727920元、供养金属抚恤金480000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朱洪波是被告单位员工朱钊元之子,原告曹占然被告单位员工朱钊元之妻。2018年12月10日左右,朱钊元在下班途中,其驾驶的两轮轻便摩托车在沿团王公路由北向南行驶至事故地点时因变更车道,正赶肇事方关玉龙驾驶重型半挂车由北向南驶来,关玉龙发现情况后未采取措施,其车辆碰到朱钊元摩托车右侧前部及后部左侧,造成朱钊元当场死亡。天津市公安局静海分局交通警察支队大邱庄大队出具责任认定书,认定双方为同等责任。2019年9月6日天津市静海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朱钊元死亡为工伤。原仲裁裁决认定原告的各项工伤待遇赔偿总额需要扣除在交通事故民事判决已获赔的297343.5元是错误的,根据《最高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12条规定,依法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和个人,因工伤事故遭受人身损害的,劳动者或者其近亲属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用人单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告知其按照《工伤保险条例》处理,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请求第三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故本案在交通事故赔偿和工伤待遇发生竞合时,应获得双倍赔偿。原仲裁裁决认定原告曹占然不能一次性领取供养亲属抚恤金是错误的,首先仲裁委是依据的是2019年11月1日实施的《天津市工伤保险若干规定》31条,认定原告曹占然不能一次性领取供养亲属抚恤金。但是该条文的内容并不适用本案,该条文只规定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的供养亲属抚恤金不得一次性支付,并不包括用人单位。本案中被告作为用人单位没有为原告办理工伤保险,供养亲属抚恤金确定不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而由本案被告用人单位支付。故本案与仲裁委援引条文无关。同时此条文实施时间晚于本次事故发生时间2018年12月10日,晚于工伤认定时间2019年9月6日,本案应依据从旧从轻原则,适用有利于原告的天津市政府早先发布《天津市工伤保险若干规定》(津政令第50号)第二十五条规定,领取伤残津贴的职工或者领取供养亲属抚恤金的人员,其常住地不在本市的,可以一次性享受工伤保险待遇,故曹占然的情况,符合上述规定一次性领取供养亲属抚恤金人员的范畴。综上所述,朱钊元因工死亡,依法应享受工伤的相关待遇,请贵院支持原告的各项诉讼请求。天乙公司辩称：关于本案所涉工伤待遇的给付,我方认可天津市静海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所作仲裁裁决。不同意原告的诉请。其理由如下：第一，关于原告所称的是否应当扣除交通事故已经获赔的款项，我方的观点是应予扣除，其理由是首先《工伤保险条例》第一条规定的立法目的是为了保障因工伤遭受意外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制定本条例。既然是补偿原则,就是对其遭受工伤的职工尚未获得的损失进行补偿,已经获得补偿的,不应重复享受。其二原告主张双赔引用的依据我们认为是错误的，并没有规定可以双赔。其次,社会保险法第42条规定,由于第三人的原因造成工伤,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后,有权向第三人追偿，既然保险经办机构有追偿权。原告的损失就不能够兼得，再次就是双重赔付不符合民法总则确定的公平原则，没有第三人侵权的工伤事故那么劳动者只获得工伤赔付。反之有第三人侵权的工伤事故，可以获得用人单位的赔付和侵权一方的赔付,显然有违公平原则。正因为如此,在我国在法律上对于第三人侵权引起的工伤确定的是一个补偿原则。对此包括浙江重庆,尤其是本市,在2012版天津市工伤保险若干规定第39条做了明确规定，2019年11月1日实施的新的天津市工伤保险若干规定的35条也保留了相应的内容，就是伤者在侵权纠纷当中已经获得的赔偿应当在《工伤保险条例》确定的赔偿数额当中予以扣除。第二点关于原告所主张的丧葬费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对于丧葬补助金的计算，原告请求给付的金额是按照2019年统计的本是2018年的社平工资来进行计算的,而本案原告的亲属是在2018年12月10日发生交通事故导致死亡,采用的标准应该是2018年所统计的2017年的本市社平工资的标准,也就是说每月5607乘以六个月这样计算所而来,显然原告的关于此项主张是错误的。第三,关于是否可以领取供养亲属抚恤金、领取的数额以及领取方式。首先关于是否具备领取供养亲属抚恤金的条件，《工伤保险条例》第39条规定,供养亲属抚恤金,按照职工本人工资的一定比例发给由因工伤死亡职工生前提供主要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的亲属。就本案而言,首先原告曹占然是否由工亡职工提供主要生活来源,这个应当由原告一方承担举证责任。朱洪波是事故死者朱钊元的儿子，在事故发生的时候已经具备对其父母提供抚养的法定条件也是原告朱曹占然生活来源的主要方面。其二原告曹占然是否已经丧失劳动能力,这个需要原告一方就承担举证责任。是否能一次性的支付供养亲属抚恤金,对此天津市工伤保险若干规定第31条明确规定,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的伤残津贴、供养亲属抚恤金、生活护理费等长期待遇按规定发放。不得一次性支付。这个规定是现行有效的，至于原告在诉状当中所称该规定并非发生在本案所涉事故发生的时候,而是在事故以后，我方认为关于新旧天津市工伤保险若干规定的适用问题,无论是新的还是旧的均是依据社会保险法和《工伤保险条例》制定的。在新旧规定之间,上述法律行政法规并未变更。制订新的规定是为了更好地解决前述法律和行政法规在实行中所遇到的问题,更好的适用上述法律与行政法规。原告所称的从旧兼从轻这个原则是我国刑法这个体系当中的法律适用的问题,而非民事法律规范所适用的问题。对于未结案件的法律适用,均适用社会保险法和《工伤保险条例》并不存在新法与旧法的问题。也就是说所谓新的天津市工伤保险若干规定,在本案当中应该是可以适用的。至于原告在起诉当中诉状当中所称,由保险基金支付的问题我方认为截止到目前原告所享有的因为工伤所造成的这些待遇,包括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和丧葬补助金,均是按照社会保险法和《工伤保险条例》来涉及的，这些待遇也是由保险基金支付，如果原告提出这种抗辩,这两项待遇,也是不符合规定的。其三,关于数额,如果支持供养亲属抚慰金,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是本人工资的一定比例,配偶是40%。经过仲裁委法庭调查,双方认可朱钊元事故前的平均工资是3050元,40%是1220元。这与原告在诉状当中所主张的每月按照5000元计算显然是没有事实依据的。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朱钊元系天乙公司职工，2016年10月入职，打包工，2018年12月10日在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致其死亡，朱钊元负事故同等责任，2019年9月6日天津市静海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朱钊元的上述情况属于工伤情形，认定为工伤，天乙公司未为朱钊元缴纳工伤保险。另2019年10月8日原告向天津市静海区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天津市静海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津静劳人仲裁字[2020]第222号仲裁裁决书。本院认为，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依法受到法律保护，朱钊元在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死亡，被认定为工伤，朱洪波、曹占然依法应当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劳动者因第三人侵权造成人身损害并构成工伤，侵权人已经赔偿的，劳动者有权请求用人单位支付除医疗费之外的工伤保险待遇。根据法律规定，天乙公司应当向朱洪波、曹占然支付工伤保险待遇。关于丧葬补助金的数额问题，根据相关规定，丧葬补助金为6个月的统筹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故天乙公司应当向朱洪波、曹占然支付丧葬补助金33642元（5607元/月×6个月）。关于一次性工亡补助金的数额问题，根据相关规定，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为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故天乙公司应当向朱洪波、曹占然支付一次性工亡补助金727920元（36396元×20）。关于供养亲属抚恤金，根据相关规定，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的伤残津贴、供养亲属抚恤金、生活护理费等长期待遇按规定发放，不得一次性支付。本案中，原告主张天乙公司一次性支付供养亲属抚恤金480000元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四十一条，《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天津市天乙型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给付朱洪波、曹占然丧葬补助金33642元、一次性工亡补助金727920元，合计761562元；二、驳回朱洪波、曹占然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元，由天津市天乙型钢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毛世刚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一日书记员  方崇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