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03民初24676号原告：宋绍辉，男，1981年10月6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牛庆军，北京市隆安（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4403201310092088。被告：邓顺仁，男，1994年4月24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罗灼尧，广东中深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4403199410521086。委托诉讼代理人：袁鸼，广东中深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与被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宋绍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牛庆军、被告邓顺仁委托诉讼代理人罗灼尧和袁鸼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宋绍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决被告向原告偿付借款人民币1500000元及利息，其中：（1）本金140000元的利息：以140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12月10日至2018年7月10日期间，按照年利率20%计算；自2018年7月11日至偿付完毕之日止期间内，按照年利率24%计算；（2）本金250000元的利息：以250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12月10日至2018年7月30日期间内，按照年利率20%计算；自2018年7月31日至偿付完毕之日止期间，按照年利率24%计算；（3）本金298000元的利息：以298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12月10日至2019年1月30日期间，按照年利率20%计算；自2019年1月31日至偿付完毕之日止期间，按照年利率24%计算；（4）其余本金812000元的利息，以812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12月10日至起诉之日即2020年5月30日期间，按照年利率20%计算，自2020年5月31日至偿付完毕之日期间，按照年利率24%计算；2.请求判决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告与被告原系同事关系，被告多次向原告透漏：其开办有二手车行、拥有大额交易流水、持有大额资金及股票、家里在深圳有多套房产、家里收藏很多张大千的名画、拥有各种豪车，只是因为商业运营，需要资金临时周转，并许诺给予年利率20%的回报。被告也经常开不同的豪车到公司上班，原告信以为真。从2016年11月25日开始，被告从原告处借钱周转，累计借款金额也越来越大。被告于2018年6月30日再次向原告借款时，原告考虑到累计出借金额已经很大，担心资金安全，遂要求被告出具书面借条。考虑到原告部分出借款系从网络平台上筹集，需要原告自行支出平台费及利息，被告遂在《借条》中确认尚欠原告1500000元，并约定2018年7月10日归还140000元、2018年7月30日归还250000元、2019年1月30日归还298000元，其余款项归还日期再行协商，如有逾期自愿承担日万分之五的罚息（即年息18.25%）。约定期限届满后，被告没有按照承诺偿还任何借款。原告还发现被告除向原告借款外，还向其他很多同事借款，金额都很大，而且被告先前透漏和展现的所谓开办二手车行需要资金临时周转等等也是虚构的。经原告多次催促还款，被告不予理会并在离职后逃匿，原告的手机号码被设置为黑名单，无法取得联系。经统计，在2016年11月25日至2018年7月23日期间，被告累计从原告处借得4348224元，归还3153001元，尚欠1195223元。原告发现被骗后，在自力救济无望的情况下，于2019年初，以被告涉嫌借贷型诈骗为由，向罗湖区公安分局笋岗派出所报案。派出所认为存在犯罪事实，遂于2019年6月11日立案侦查；后又认为属于民事经济案件，撤销立案；原告不服，于2019年12月20日向罗湖区检察院提起立案监督，该院2020年3月20日的答复支持了公安局的撤案决定。无奈，只好诉至法院。原告认为：《借条》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和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应受到法律保护；被告虚构事实骗取借款，拒不还款且恶意逃避债务的行为已构成根本违约；被告的违约行为，严重损害了原告的财产权利，并给原告带来极大的经济压力和精神痛苦。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被告邓顺仁答辩称：第一、原、被告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首先原告所提交的证据《借条》，真实性存疑，不能作为立案的根据，也不能证明双方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原因如下：1.该《借条》所记载的1500000元与原告所提交的证据《借款统计表》，证据《转账流水》所显示的金额不相符，不能相互印证原告所述借款的事实；2.《借条》所记载的内容前后矛盾，而且约定与常理不符；3.该借条所签订的日期为2018年6月30日，当时被告因在宝能集团资金部做出纳，原告是资金部的副经理，被告作为原告的下属，作为整个合作关系弱势的一方，对于该借条记载的金额是如何计算的并不清楚。当时是应原告的要求签上的名字。第二、原告起诉状所称1500000元借款是分别于四笔出借，该四笔借款应提交相应的借款合同或者是借条，但原告又没有就该四笔借款提交相应的借款合同或者借条，在转账流水当中也无法体现该四笔借款的转账情况。第三、根据原告所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明确以下几个内容：1.双方因工作原因存在经济往来。根据2017年12月20日的聊天记录中提到的君子协议显示，双方应是原告帮被告进行融资，并从中收取风险承担费，因此原、被告是合作关系，而非原告所称的民间借贷关系。2.根据聊天记录原告明确表示“要不要从外面借款”，要经双方同意，据此这里所表述的“从外面借款”，可明确资金并非原告的自有资金。根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以及第九次全国法院民商事法院纪要的相关内容，对于此次的民间借贷行为应当认定无效。因此原、被告之间不应该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另外，原告所述的金额没有客观的证据予以支持。首先根据原告起诉时所陈述的双方第一笔借款自2017年12月10日开始，而原告所提交的转账流水是从2016年开始，经被告根据原告提交的证据即转账流水的统计，自2017年12月20日至2018年7月23日，原告支付给被告总共176笔款项往来，合计金额为3334783元，被告支付给原告总共是193笔，合计金额为2502353元，中间相差跟原告起诉的相距甚远。其次，根据原告提交的借款统计表显示，借款方式一栏中记载着刷某某银行信用卡的方式，经被告将该证据转账流水逐一核对后，刷银行卡总共有74笔款项往来，合计人民币1684180元，收款人为公司或者是消费场所，均不是被告，而且有很多笔备注是跨行消费。因此我们认为如果原、被告之间存在有经济往来，应该把这些款项予以剔除。综上，请求法庭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经审理查明：一、原告主张原、被告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为证明其主张，原告提交如下证据：1.被告于2018年6月30日向原告出具的一份《借条》，内容载明：被告尚欠原告人民币1500000元，承诺分别于2018年7月10日前归还140000元、2018年7月30日前归还250000元、2019年1月30日前归还298000元、剩余款项由双方另行协商约定归还；如被告未能按时还款，则愿意按每日万分之五计收罚息。原告主张该《借条》是对双方自2016年11月25日至2018年6月30日期间债权债务的结算。2.原告与被告于2017年12月10日的微信聊天记录。该聊天记录显示，原告向被告发送“那咱俩先谈好，之前已经说好的就按说好的执行，以后从我这里借款，包括刷信用卡，咱俩按以下君子协议：每次借款，以半年为期，你除了承担借款成本外，还要额外付给我本金10%的风险承担费，此费用要先支付，如果你提前还款，此费用不退，要不要从外面借款，要经双方同意，你看怎么样”，被告回复“好”。3.原告名下农业银行、中信银行、建设银行储蓄卡交易流水明细、支付宝及微信转账记录、信用卡刷卡消费记录。储蓄卡、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显示原被告之间自2016年11月25日至2018年7月23日期间存在多笔款项往来。原告主张信用卡消费记录是被告使用原告名下信用卡套现，套现金额也计入借款本金。二、庭审中，原告陈述其累计向被告出借4348224元，其中包括自有资金478549元、套现原告名下信用卡共1684180元、以原告名义向银行及网络借款平台贷款共2185495元。被告累计向原告还款3153001元，尚欠1195223元。被告于2018年6月30日出具的《借条》中载明的借款金额1500000元中包括了尚欠借款1195223元以及原告向银行及网络借款平台的成本费用304747.28元。三、被告在庭审中确认已向原告还款3153001元，对原告主张的信用卡套现1684180元不予认可。另，被告主张原告从银行和网络借款平台贷款的2185495元属于高利转贷，应当认定双方的借款合同无效。本院认为，本案属于民间借贷纠纷。根据原告提交的证据以及当事人的陈述，原告自2016年11月25日起陆续向被告出借款项合计4348224元，庭审中原告自认向被告出借的款项中包括其向银行及部分网络借款平台的贷款合计2185495元。涉案《借条》系双方对自2016年11月25日至2018年6月30日期间经济往来的结算，并在借条中约定了逾期还款利息。原告以其自有资金向被告出借2162729元（4348224-2185495）的行为，符合法律规定，与被告之间成立合法有效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本院予以认定。原告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合计2185495元转贷给被告并约定按每日万分之五标准收取逾期利息的行为，属于高利转贷，该部分的借款合同应属无效。被告抗辩称原、被告之间属于合作关系，并非民间借贷关系，但未就此提供证据证明，对被告该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借款本金，被告在庭审中确认收到原告出借款项合计2664044元，对原告主张被告使用原告信用卡套现的1684180元不予确认。本院认为，首先根据原告提交的其与被告于2017年12月10日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原告向被告发送“……以后从我这里借款，包括刷信用卡，咱俩按以下君子协议……”，被告回复“好”，视为双方对原告以其名下信用卡透支套现向被告出借款项的方式形成合意；其次，被告自认其收到原告出借的2664044元，并主张双方没有约定借款利息，但在庭审中确认已向原告还款3153001元，被告的陈述不符合常理且前后矛盾，故对被告不予认可信用卡套现部分借款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在被告无法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主张的情况下，本院采信原告的主张，认定原告向被告出借本金合计4348224元。关于被告尚欠原告借款金额。根据以上认定，原告实际向被告出借款项合计4348224元，双方均确认被告已向原告累计还款3153001元，尚欠1195223元（4348224-3153001）。被告向原告出具的《借条》载明尚欠借款金额为1500000元，原告陈述二者之间差额部分为原告向银行以及网络借款平台贷款产生的成本费用304747.28元。由于原告未能举证证明该贷款成本的计算标准以及有无实际产生，故对该部分款项，本院不予认可，本院认定被告尚欠原告借款金额为1195223元。关于双方是否约定了利息。原告主张与被告约定了借款利息按年20%的标准计收，被告抗辩称双方未约定利息。根据原告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双方并未明确对借款利息作出约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相关规定，借贷双方对利息约定不明的，出借人主张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故，本院认定截至涉案《借条》出具之日即2018年6月30日原、被告之间未约定借款利息。关于逾期还款利息，涉案《借条》中载明如被告逾期还款，则按每日万分之五的标准计收罚息。如前所述，原告累计向被告出借4348224元，其中包括自有资金2162729元（银行、微信、支付宝转账478549元+信用卡套现1684180元）和向银行及借款平台的贷款2185495元，被告累计已还款3153001元。法律应优先保护合法有效的债权，被告的还款应优先偿还合法有效的借款，按此顺序偿还后被告尚欠金额1195223元属于无效借款，双方在涉案《借条》中约定的利率条款亦属无效。根据公平原则，原告可要求被告自涉案《借条》出具之次日即2018年7月1日起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由于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9时30分公布贷款市场利率，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因此，2018年7月1日至2019年8月19日期间的利息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计算；2019年8月20日之后的利息应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对原告请求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邓顺仁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宋绍辉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1195223元并支付利息（以1195223元为基数，自2018年7月1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计付，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至全部款项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宋绍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150元，由原告宋绍辉负担1850元，被告邓顺仁负担7300元。前述费用已由原告宋绍辉预交，由本院退还7300元。被告邓顺仁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缴纳受理费7300元，拒不缴纳的，本院依法强制执行。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林显志二〇二〇年九月三十日法官助理蔡冰冰书记员黄欢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