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2民初7088号原告：杨振，男，1979年2月1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太和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文敏，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市凯诚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保沙路**之十一102。法定代表人：彭顺唐，该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被告：杜水林，男，1982年7月1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上述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昌仪，广东普罗米修（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杨振与被告广州市凯诚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诚公司）、杜水林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17日以小额诉讼程序立案受理。在审理过程中，因双方争议较大，不宜适用小额诉讼程序，本院裁定本案转为简易程序审理。原告杨振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文敏，被告凯诚公司和杜水林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昌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振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凯诚公司、杜水林向杨振支付运费15630元；2.判令杜水林向杨振支付款项22000元；3.诉讼费用由凯诚公司、杜水林负担。事实与理由：杜水林是凯诚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凯诚公司委托杨振运输，凯诚公司欠杨振运费75630元。杜水林已经向杨振支付运费合计60000元，凯诚公司、杜水林还欠杨振运费15630元。杜水林自愿为凯诚公司向杨振支付运费并在对账单上签名按捺手指模是债务的加入，凯诚公司欠杨振的运费15630元应当由凯诚公司和杜水林共同偿还。2017年凯诚公司的股东王凯向杨振现金借款22000元，王凯将其持有的凯诚公司51%股权转让给杜水林，杜水林应当向王凯支付股权转让款。杨振、杜水林、王凯三人约定，杜水林在支付股权转让款时扣除22000元，杜水林将22000元支付给杨振代王凯偿还借款给杨振，2017年6月，杜水林口头约定第二天就把钱给杨振，但杜水林一直拖欠多年没有向杨振支付22000元。因此在本案中，杜水林应当向杨振支付22000元。凯诚公司、杜水林答辩称：1.针对第一项诉讼请求，凯诚公司同意杨振的第一项诉讼请求，杜水林不同意杨振的第一项诉讼请求。因为杜水林签名对账确认的注明就是凯诚公司的债务，与杜水林没有关系；2.针对第二项诉讼请求，杜水林不同意杨振的第二项诉讼请求，22000元是杨振与第三方的民间借贷关系，同本案杜水林毫无关联性。杜水林与第三方的股权转让同杨振也没有关系，所以请求法庭驳回杨振对杜水林的诉请；3.另外，在法庭辩论环节，凯诚公司和杜水林称本案属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应属铁路运输法院管辖。杨振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证据，凯诚公司和杜水林未提交证据。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和杨振提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至2016年期间，凯诚公司委托杨振运输货物，双方未签订合同，凯诚公司不定期支付运费。2017年8月份左右，凯诚公司与杨振进行对账，双方签订对账单，截止至2017年6月凯诚公司尚欠杨振运费75630元，凯诚公司在对账单上盖章确认。杜水林在对账单右下方手写注明：“以上对账运费余额是广州凯诚物流欠杨振运费75630（柒万伍仟陆佰叁拾元）并约定于2017年12月1日前付清。”杜水林在对账单下方签字并在欠款金额及其签名上按指印。2017年9月至2019年9月，凯诚公司分多笔共向杨振支付运费60000元，余款15630元未再支付。诉讼中，杨振称其收到的60000元运费是杜水林通过微信和银行转账方式向其支付，但杨振未提供相关证据。杜水林对杨振上述陈述予以否认，并称其从未向杨振支付过任何款项，该60000元运费均是凯诚公司财务人员通过微信或者转账方式支付给杨振。另外，杨振在庭审中主张杜水林尚欠其22000元借款，事因2017年时任凯诚公司股东的王凯曾向杨振现金借款22000元，后王凯将其持有的凯诚公司51%的股权转让给杜水林。杨振、杜水林、王凯三人约定，杜水林在向王凯支付股权转让款时扣除22000元，由杜水林将22000元支付给杨振代王凯偿还借款，但杜水林一直未支付该笔22000元，故杨振一并在本案中主张该笔款项。杜水林则称其从未承诺替王凯归还欠款，杨振与王凯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属于另一法律关系，不应在本案中处理，更不应由杜水林来承担还款责任。另查明，凯诚公司成立于2014年5月12日，案外人王凯是原公司法定代表人和股东。2017年7月18日，王凯将其持有的凯诚公司51%的股权转让给杜水林，凯诚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彭顺唐，杜水林任凯诚公司董事。2018年4月8日，凯诚公司股东由杜水林、彭思怡变更为彭顺唐、朱兵，杜水林任该公司监事。本院认为：凯诚公司对杨振主张的欠运费15630元没有争议，凯诚公司应将拖欠的运费支付给杨振。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杜水林应否对凯诚公司拖欠的运费15630元承担责任，以及杜水林应否向杨振偿还王凯的欠款22000元。根据杨振提交的证据及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院对争议焦点分述如下：一、关于杜水林应否对凯诚公司拖欠的运费15630元承担责任问题。杨振主张杜水林在凯诚公司的对账单上签名按指印的行为属于债务加入。所谓债务加入，是指第三人与债务人约定加入债务并通知债权人，或者第三人向债权人表示愿意加入债务，债权人未在合理期限内明确拒绝的，债权人可以请求第三人在其愿意承担的债务范围内和债务人承担连带债务。本案中，杜水林在对账单上手写“以上对账运费余额是广州凯诚物流欠杨振运费75630元并约定于2017年12月1日前付清。”杜水林在对账单上签字时是凯诚公司的大股东和董事，其辩称代表公司对所欠运费进行确认具有合理性。杜水林在对账单中手写的内容明确表示运费是凯诚公司欠杨振的，但没有明确表示杜水林愿意加入到凯诚公司的债务中，也没有明确表示杜水林愿意对欠款承担还款责任。因此，从杜水林手写的内容中不能得出杜水林有加入到凯诚公司债务的意思表示。杨振又主张杜水林曾为凯诚公司支付60000元运费，杜水林不予认可，杨振亦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实，杨振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杨振在本案中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杜水林在对账单上签字的行为构成债务加入，对其要求杜水林承担凯诚公司所欠运费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杜水林应否向杨振偿还王凯的欠款22000元的问题。杨振在本案中主张案外人王凯向其借款22000元，杨振与王凯、杜水林三人达成协议，由杜水林在向王凯支付股权转让款时扣减22000元，然后代王凯向杨振偿还借款22000元。杨振主张的该22000元属于其与王凯的民间借贷纠纷，与本案凯诚公司拖欠运费属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两个法律关系不存在牵连，并非基于同一事实发生，其所指向的主体也不相同，不应在本案中合并处理。故对杨振要求杜水林支付2200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在此不作处理，杨振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另外，关于凯诚公司和杜水林辩称本案属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应由铁路运输法院管辖的意见。凯诚公司和杜水林在答辩期内并未对本案管辖权提出异议，并且应诉答辩。凯诚公司在本院辖区范围内，本院受理本案未违反法律有关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故对凯诚公司和杜水林的上述答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二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广州市凯诚物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杨振支付运费15630元；二、驳回原告杨振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70元，由原告杨振负担216元，被告广州市凯诚物流有限公司负担154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赖鹏有二〇二〇年九月一日书记员  蓝凡歆附：本裁判所依据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第二百八十八条运输合同是承运人将旅客或者货物从起运地点运输到约定地点，旅客、托运人或者收货人支付票款或者运输费用的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一百二十七条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当事人对管辖权有异议的，应当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异议，应当审查。异议成立的，裁定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异议不成立的，裁定驳回。当事人未提出管辖异议，并应诉答辩的，视为受诉人民法院有管辖权，但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规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