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湘04民终193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朱名扬，男，1960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湖南省常宁市人，户籍地常宁市，现住常宁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定林，衡阳市蒸湘区立新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袁红发，男，1964年5月6日出生，汉族，湖南省常宁市人，户籍地常宁市，现住常宁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萍，湖南兴常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贺礼荣，男，1941年2月20日出生，汉族，湖南省常宁市人，户籍地常宁市。现住常宁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长征，男，1974年3月19日出生，汉族，湖南省常宁市人，户籍地常宁市，现住常宁市。 上诉人朱名扬因与被上诉人袁红发、贺礼荣、周长征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常宁市人民法院（2020）湘0482民初11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询问当事人，依法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朱名扬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重新审理并判决；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周长征不承担本案债务存在错误：1、案涉张家山项目系由被上诉人袁红发、贺礼荣、周长征与上诉人共同出资兴建，并签订了《集资建房合股协议》。该协议生效后，被上诉人袁红发、贺礼荣、周长征与上诉人各占25%的股份；2、被上诉人管理合伙项目资金期间，未及时足额向债权人常宁市中大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大公司）偿还欠款，导致中大公司申请强制执行，执行法院将上诉人的个人存款401650元划拨给中大公司，引发本案；3、案涉项目开发竣工后，各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就合伙项目收益未进行结算，引起结算纠纷。在诉讼期间内申请一审法院委托湖南兴泰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就合伙项目的各项投资、资金到位以及亏盈状态进行审计，该审计结果确认了被上诉人袁红发、贺礼荣、周长征与上诉人朱名扬各自的投资比例；4、被上诉人周长征应为本案合伙项目承担债务的责任人之一，因为其签订了《集资建房合股协议》、《关于张家山办理房产证的有关决定协议》、《协商意见书》等，且被上诉人袁红发根据合伙项目和协议以及结算意见，再次支付给周长征合伙项目分红62591元，故周长征应当承担本案债务，其不能只享受权利，不承担义务；二、一审判决不应当直接将袁红发支付给周长征、徐立国二人的分红款125183元直接抵扣应向上诉人个人返还的资金：1、被上诉人袁红发、贺礼荣、周长征和上诉人应当根据《集资建房合股协议》的第1条第2款所规定的股份比例承担清偿连带责任；2、上诉人自身承担应承担的债务没有92435元，因四位合伙人（袁红发、贺礼荣、周长征、朱名扬）通过第三人徐立国在2018年10月11日至2018年12月16日的结算金额中，将民间融资的金额列入上诉人朱名扬名下，上诉人朱名扬不是该民间融资资金的实际受益人，故应按四位合伙人最后结算中各人应出的比例份额出钱；3、被上诉人袁红发所出具的10万元收条也不应当在本案中进行明确，因其并未向一审法院提起反诉，不应作为认定事实的范围。综上，上诉人对本案的以下三个方面持有异议：①主体问题，被上诉人周长征是合伙人之一，应当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享受权利，承担义务，但一审判被上诉人周长征只享受权利，未承担义务；②结算依据应当以湖南兴泰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核实的股份比例和负债率作为结算依据和定案依据，四位合伙人于2018年10月16日的结算依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③上诉人朱名扬所承担合伙项目债务的份额，应该减去民间融资份额资金所产生的债务。 被上诉人袁红发辩称：1、常宁市人民法院（2017）湘0482民初1783号判决已对四合伙人就中大公司的欠款本金50万元的份额分摊作出了认定，并认定本案被上诉人周长征不承担借款利息。50万元本金及其他款项分摊后袁红发应出264236元，贺礼荣应出261576元，朱名扬应出113877元，周长征应进63725元，徐立国应进75900元；2、一审判决虽未全部解决上诉人朱名扬、被上诉人袁红发、贺礼荣所欠中大公司的本金及其利息的承担份额，但在上诉人朱名扬的诉请范围内按常宁市人民法院（2017）湘0482民初1783号判决所确定的分摊比例给予了分摊；3、一审虽未对欠中大的利息在合伙人中一并予以分摊，但根据各方签订的《张家山项目清算协议书》和《张家山项目清算结果》确认了各方的出资额，即袁红发10万股本、贺礼荣35万股本、朱名扬86万股本，并以此确认各合伙人应当承担的债务份额，与常宁市人民法院（2017）湘0482民初1783号判决所认定的事实一致；4、袁红发在已支付金额的范围内予以抵扣相应款项符合本案实际情况。 被上诉人周长征辩称：1、其与上诉人朱名扬不存在债务关系或其他任何关系；2、其未签订《关于张家山办理房产证的有关决定协议》，上诉人上诉提出的债务系其个人债务，应由其自己承担；3.经四位合伙人共同结算，周长征在张家山项项目中应获得分红款62591元；4、上诉人上诉称应以湖南兴泰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作为结算依据，但当时涉案四位股东及第三人（徐立国）一致反对，推翻了该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并未将其作为结算依据。四位股东于2018年10月11日重新对张家山项目进行清算并列出了张家山项目清算结果，该清算结果得到四位股东的一致同意和签字认可。四位股东于2018年10月15日签订的《张家山项目清算协议书》系四位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更符合项目结算依据。从该协议书第二页右上角朱名扬写的说明上能体现40万元系其个人行为，与他人无关；5、上诉人上诉称案涉合作项目存在巨额债务未清偿与事实不符，四位股东在项目结算后留了足额的资金用于偿还债务；6、上诉人上诉称周长征只享受权利而未承担义务与事实不符，周长征负责张家山项目的现场施工安全，现工程已顺利完工，其义务已履行完毕，上诉人称的巨额债务与张家山项目工程无关，系上诉人的个人行为，且其在结算时提出愿意共担风险。 被上诉人贺礼荣未予应诉答辩。 朱名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袁红发、贺礼荣、周长征共同（按份）承担已从原告个人银行存款账户扣划的401650元执行款项（该款项用于偿还原、被告的合伙债务）。2、请求判令被告袁红发、贺礼荣共同（按份）承担因债权人常宁市中大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申请法院冻结401650元存款后的利息损失，按月息2%计算至清结止。3、请求判令被告袁红发、贺礼荣共同（按份）承担因未及时偿还债权人债务产生的诉讼费和执行费。4、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三被告与原告于2008年10月28日订立《集资建房合股协议》，合伙建设张家山房屋项目。2014年度，因项目需要资金，由原告朱名扬、被告袁红发、贺礼荣三人先后向常宁市中大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借款20万元、130万元用于合伙项目。2017年因原、被告等合伙人未及时偿还全部借款本息，常宁市中大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诉至本院。2018年5月7日，经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朱名扬、袁红发、贺礼荣三人应当偿还下欠的借款557733元给常宁市中大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并支付自2014年6月24日起按月息2%计算至偿还完毕止的利息。同年7月2日，常宁市中大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向法院申请执行。同年8月16日，法院扣划了原告朱名扬的银行存款401650元。2019年1月10日，法院扣划了被告袁红发的银行存款125183元。常宁市中大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申请执行案已经按自动履行方式执行完毕。之后，原告朱名扬多次找三被告协商按各自份额承担债务未果。 另查明，2017年10月24日，原告朱名扬以袁红发、贺礼荣、周长征为被告，徐立国为第三人，诉至本院，要求对合伙事项进行清算。四合伙人及第三人于2018年10月15日对合伙事项达成了清算协议书。同年11月19日，该院作出了（2017）湘0482民初1783号民事判决，对清算协议书的主要内容进行了确认。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朱名扬与被告袁红发、贺礼荣、周长征及本案案外人徐立国系合伙法律关系，合伙期间因合伙项目需要，以朱名扬、袁红发、贺礼荣的名义向常宁市中大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借款下欠的款项属于合伙债务，应由全体合伙人按照出资比例或者协议约定偿还。五合伙人对合伙事项，包括合伙债务进行了清算并达成了协议，是各合伙人真实意思表示，并已经该院判决确认。按照合伙人达成的清算协议及该院作出的生效判决内容，被告周长征及案外人徐立国对本案争议的合伙债务不再承担清偿责任。偿还合伙债务超过自己应当承担数额的合伙人，有权向其他合伙人追偿。法院在执行中扣划原告朱名扬的银行存款401650元，除去应由其本人承担的外，多余的部分，原告朱名扬有权向其他有责任偿还的合伙人追偿，即应由被告袁红发、贺礼荣分别按约定数额承担。已从被告袁红发的银行存款中扣划的125183元应从其本人应当承担的数额中核减。对于原告朱名扬要求判令被告袁红发、贺礼荣共同（按份）承担因债权人中大公司申请法院冻结401650元存款后的利息损失，按月息2%计算至清结止的请求，以及要求判令被告袁红发、贺礼荣共同（按份）承担因未及时偿还债权人债务产生的诉讼费和执行费的请求。经审查，原告朱名扬对上述请求事项没有明确的请求数额，也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因证据不足信，不予支持。对于被告袁红发辩称原告朱名扬与其另有债务纠纷，在经法院判决执行后，原告朱名扬还有10万元应当付给被告袁红发，但至今未付的意见。经审查，被告袁红发对上述主张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且该抗辩请求事项与本案无关联，可另行诉讼，故该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已经法院执行偿还的合伙债务共计526833元（401650元+125183元），由原告朱名扬承担93787元，被告袁红发承担217618元（已扣划125183元），被告贺礼荣承担215428元。其中，被告袁红发应付给原告朱名扬92435元，被告贺礼荣应付给原告朱名扬215428元，限被告袁红发、贺礼荣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给原告朱名扬；二、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300元，减半收取3650元，由原告朱名扬负担730元，由被告袁红发负担730元，由被告贺礼荣负担2190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上诉人朱名扬提交了3份证据：证据1、中大公司于2020年7月30日出具的《情况说明》，拟证明被上诉人袁红发以公司名义向债务人提起诉讼和执行以及收取执行款未交给公司的事实；证据2、《营业执照》，拟证明中大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且合法经营等基本情况；证据3、《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郭庆峰系合法公民，亦系中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可以证实证据1《情况说明》的合法性。被上诉人袁红发对上诉人朱名扬提交的上述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合法性有异议，上诉人当庭陈述的证明目的与证据目录载明的证明目的不一致，证据1情况说明有中大公司的公章及其法定代表人郭庆峰的签名，故上诉人诉称中大公司的公章在袁红发手中的事实不属实；袁红发是该案被告之一，该情况说明第五点称袁红发以中大公司名义提起诉讼与事实不符；中大公司在该情况说明第七点称其从未领取和收取任何一分钱，但一审中上诉人朱名扬提交的证据十即执行结案申请书可以证明中大公司拒绝执行，要求袁红发领取款并补足全部款项，故该情况说明的内容存在片面性。对证据2即营业执照、证据3即郭庆峰的身份证复印件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合法性和关联性有异议，该两份证据不足以说明其出具的情况说明的合法性。被上诉人周长征对上诉人朱名扬提交的上述证据发表的质证意见与袁红发的质证意见一致。被上诉人袁红发当庭提交了1份证据即中大公司于2020年9月2日出具的《补充说明》，拟证实其未掌握中大公司的公章，并未以中大公司的名义起诉，系中大公司自行提起诉讼。执行后款项在其处，本案合伙人与中大公司之间的债务均记在其名下，由其与中大公司结算。上诉人朱名扬对被上诉人袁红发提交的该份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该份证据未在二审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提供，拒绝发表质证意见，但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该补充说明与其提交的证据1即《情况说明》内容相冲突；袁红发系原审被告，其无权以中大公司的名义在执行法院收取该笔执行款，但袁红发作为中大公司的股东收取了这笔执行款，亦没有转至中大公司的账户中；被上诉人辩称该笔执行款由中大公司内部进行结算，但并未举证证明。本案案由为追偿权纠纷，被上诉人袁红发将40多万元归其个人所有。被上诉人周长征对被上诉人袁红发提交的证据没有异议。被上诉人贺礼荣未到庭应诉，视为其放弃质证权利。 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诉人朱名扬提交的证据1即《情况说明》和被上诉人袁红发提交的证据1即《补充说明》均由案外人中大公司出具。该公司于2020年7月30日向上诉人出具的《情况说明》载明袁红发以该公司名义向常宁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在2020年9月2日向被上诉人袁红发出具的《补充说明》载明系该公司自行提起诉讼。经核实，常宁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湘0482民初62号民事判决，中大公司系原告，袁红发系被告之一，因此上诉人提出袁红发系以中大公司的名义提起诉讼的主张依据不足。虽然上诉人提出的相关执行款在袁红发处，但该公司表明袁红发愿意在结算时将该款项给付该公司，现袁红发未与该公司进行结算，待款项全部执行到位后双方再结算。故上诉人提出的相关执行款项在袁红发处虽属实，但该事实与本案的处理无关联；上诉人朱名扬提交的证据2即中大公司的营业执照和证据3即郭庆峰的身份证复印件，虽客观真实，来源合法，但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但证据本身可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经审理查明：本院就中大公司与朱名扬、袁红发、贺礼荣、周长征民间借贷合同纠纷一案于2018年5月7日作出的（2018）湘04民终299号生效判决，判决：“朱名扬、袁红发、贺礼荣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常宁市中大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本金557733元及利息（利息按月息2%计算，自2014年6月24日起至借款清偿完毕之日止）”。四股东（袁红发、贺礼荣、周长征、朱名扬）于2018年10月15日签订《张家山项目清算协议书》，其中第二条约定：“股东股份确认：袁红发100000、周长征550000、徐立国200000、贺礼荣330000、朱名扬860000”；第三条第二款约定：“利息，结止2018.10.28止按2%的月息大概60万，周长征和徐立国两股东不承担利息部分”。 另查明，湖南省常宁市人民法院就朱名扬与袁红民、贺礼荣、周长征合伙清算纠纷一案作出的（2017）湘0482民初1783号生效判决第二项，判决“袁红发欠款与应分配利润相抵后，应出款264236元；贺礼荣欠款与应分配利润相抵，应出款261576元；朱名扬欠款与应分配利润相抵后，应出款113877元；周长征欠款与应分配利润相抵后，应进款63725元；徐立国应进款75900元。袁红发、贺礼荣、朱名扬应出款除支付周长征、徐立国应进款外，余款由袁红发、贺礼荣、朱名扬用于支付中大公司借款本息。”2019年1月10日，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宁支行向湖南省常宁市人民法院出具协助划拨（提取）存款通知书回执［（2018）湘0482执642号］：“你院（2018）湘0482执642号扣划通知书收悉，关于袁红发在我行（社）的588566776558账户的存款125183元，已扣划至长沙银行8002××××3305银行账户”。 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同。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审未判决被上诉人周长征承担案涉债务的责任及核减了被上诉人袁红发125183元后判决支付上诉人92435元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朱名扬与袁红发、贺礼荣、周长征及案外人徐立国系合伙法律关系。虽然周长征作为合伙人应承担涉案债务，但湖南省常宁市人民法院就朱名扬与袁红民、贺礼荣、周长征合伙清算纠纷一案作出的（2017）湘0482民初1783号生效判决，判决周长征欠款与应分配利润相抵后，还应进款63725元，并由袁红发、贺礼荣、朱名扬支付中大公司借款本息。本院就中大公司与朱名扬、袁红发、贺礼荣、周长征民间借贷合同纠纷一案作出的（2018）湘04民终299号生效判决，亦判决由朱名扬、袁红发、贺礼荣偿还中大公司借款本金及利息，未判决周长征承担还款责任。且四股东（袁红发、贺礼荣、周长征、朱名扬）于2018年10月15日签订的《张家山项目清算协议书》，其中第二条亦约定：“股东股份确认：袁红发100000、周长征550000、徐立国200000、贺礼荣330000、朱名扬860000”；第三条第二款约定：“利息，结止2018.10.28止按2%的月息大概60万，周长征和徐立国两股东不承担利息部分”，即明确约定周长征和徐立国两股东不承担利息部分责任。由于被上诉人周长征应承担的案涉欠款与其应分配利润相抵后，还应进款63725元。故一审未判决周长征承担本案责任并无不当。上诉人朱名扬提出被上诉人周长征只享受权利，未履行义务及应按湖南兴泰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作为结算依据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提出被上诉人袁红发、贺礼荣、周长征与上诉人四合伙人各占25%的股份亦与事实不符，故本院不予支持。各合伙人就合伙清算事宜向法院起诉并已判决，湖南省常宁市人民法院（2018）湘0482执642号执行裁定书及相应的协助划拨（提取）存款通知书回执，证实已从被上诉人袁红发的银行存款中划扣了125183元给合伙人周长征、徐立国的事实，该款亦系袁红发为全体合伙人所支付。故一审判决就袁红发应承担的偿还数额中将该款予以核减，并无不当。上诉人提出一审不应直接将该款抵扣袁红发应承担的还款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另外，上诉人提出的相关执行款项在袁红发处虽属实，但该事实与本案的处理无关联。 综上所述，朱名扬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上诉人朱名扬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东 审 判 员 蒋立新 审 判 员 刘 林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 彭鑫琪 书 记 员 李妍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