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3民终525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文华，男，汉族，1983年10月10日出生，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坪山区*******，公民身份号码：440************715。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利兴，广东日升（大亚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一）：吴炳金，男，汉族，1981年2月5日出生，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公民身份号码：440************017。委托诉讼代理人：薛志峰，广东卓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二）：惠州市鑫信通投资有限公司，住所：惠州市惠阳区*********************。法定代表人：吴炳金。上诉人黄文华因与被上诉人吴炳金、惠州市鑫信通投资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2018）粤1303民初54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黄文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利兴、被上诉人吴炳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薛志峰、被上诉人惠州市鑫信通投资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吴炳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黄文华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两被上诉人立即共同偿还借款本金172万元及利息（从2018年10月1日起以172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至还清之日止）；2、依法改判原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3、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原审法院裁判认定事实错误、定性不正确，适用法律错误。纵观双方当事人的诉辩及证据，上诉人对本案的案件事实作出如下梳理。被上诉人惠州市鑫信通投资有限公司（下称惠州鑫信通）以发放汽车抵押贷款为主要业务，被上诉人吴炳金是其股东和法定代表人。被上诉人在贵州省即以贵州某有限公司的名义对外经营汽车抵押贷款业务。由于开展汽车抵押贷款业务的大量资金需求，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吴炳金已经是认识多年的朋友，逐向上诉人借款。双方协商一致，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借款利率为年利率36%。被上诉人为了减少闲置资金、降低融资成本，故要求在其有实际发生汽车抵押贷款业务时再向上诉人借款，务求随借随还、灵活调度资金，以此避免闲置资金的产生。而上诉人同时也考虑到出借资金的安全，能确保所出借给被上诉人的资金是其用于开展汽车抵押贷款业务，所以同意被上诉人的以上要求。双方约定，被上诉人须有客户的公民身份信息及车辆登记信息等以证明其有实际发生汽车抵押贷款业务（以上信息均是被上诉人在贵州某有限公司的门店采集后，经被上诉人吴炳金或者其雇员曾某经微信社交平台发送给上诉人），上诉人相信被上诉人有实际发生汽车抵押贷款业务的资金需求后，随即按约定通过其在平安银行开设的623************4915账户转账至被上诉人吴炳金在招商银行开设的621**********417账户（注：该转账事实双方已在一审中确认）。上诉人转账的款项是借款本金减去双方约定的年利率36%计算收取当月利息后的金额（注：该事实说明了来往的款项频繁和数额琐碎的产生原因）。被上诉人收到上诉人的出借款后，随即以被上诉人的名义以年利率60%至72%出借给客户，以达到赚取高额利息差额的目的。被上诉人出借转账给客户的款项同样是借款本金减去双方约定的年利率60%至72%计算收取当月利息后的金额（该事实说明了原审法院审理查明中的“被告一在收到原告所转的款项后，马上又将大部分的款项转出给案外人”的大部分款项而不是全部的原因所在）。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存在以下错误：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为合伙做抵押车生意，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首先，上诉人从来没有以作何方式与被上诉人达成合伙做抵押车生意协议，原审法院单凭以“被告一收取原告的款项后支付给案外人，案外人将利息转给被告一，被告一又再转给原告”为由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为合伙做抵押车生意，理由简单粗暴，明显违反逻辑，且违反法律规定。根据《民法通则》第三十条“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第三十一条“合伙人应当对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订立书面协议。”的规定，可以清楚地认识到个人合伙应当订立书面协议。被上诉人既没有提交书面的合伙协议，也未能举证证明双方存在合伙的合意。原审法院单凭以上诉人、被上诉人及第三人之间的款项流转交付情况来认定双方存在合伙关系，于理不合。如果按照原审法院的逻辑，在所有商业交易环节的中间商均可以其与上手或下手为合伙关系为由来对抗应付债务，该逻辑完全违反了交易原则和交易稳定。其二，被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合伙关系的情况下，也没有证据证明上诉人入股或者参与经营管理惠州市鑫信通投资有限公司又或者是贵州某有限公司。假设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是合伙关系或者参加了两地公司的经营管理，又何必多此一举非得将出借给客户的款项转账到被上诉人吴炳金账户，不直接将款项转账给客户。所以原审法院所作出的事实认定完全不符合常理，没有作何的说服力，也违背了客观事实。请求上级法院予以纠正。其三，上诉人在2016年4月19日至2017年6月28日期间出借的款项均通过其平安银行的账户转账140笔款项给被上诉人吴炳金，共计金额5591020元。以上款项了除了涉案未作归还的款项以外，被上诉人吴炳金已归还的借款本金均通过其平安银行或招商银行的账户转账到上诉人名下的平安银行的同一账户上。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已经质证均无异议的银行转账往来记录清楚的显示，被上诉人吴炳金转账给上诉人的款项每笔数额均为整数（由于均系用于偿还借款本金的原因），而且转账金额不等、时间不定期、无规律，明显不符合合伙分成的周期性和固定性特征。而恰恰契合上诉人上述被上诉人为了减少闲置资金、降低融资成本，在收到其客户偿还本金时，立即向上诉人偿还借款本金的事实。故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合伙关系，明显有违常理。另外，该账户之间资金往来的事实也同时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已经形成了固定的交易习惯，鉴于配合被上诉人追求随借随还、灵活调度资金的便利，上诉人不再要求被上诉人对每笔借款立具借条，以双方确定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进行结算借款余额。其四，被上诉人仅仅提供了其《个人账户交易明细清单》当然不能证明上诉人的转账系偿还之前借款，也没有证据证明上诉人之前有拖欠被上诉人的其它债务。原审法院生搬硬套、罔顾事实，刻意免除了被上诉人的举证责任，从而加重了上诉人的举证责任。故原审法院明显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上级法院予以纠正。而原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吴炳金在每收取原告一笔款项后均马上将大部分款项转出给案外人，恰恰印证了被上诉人为了达到赚取高额利息差额的目的向上诉人套取资金的事实。被上诉人在收到案外人的利息后同样是先减去其赚取高额利息差额后的按约定年利率36%微信支付给上诉人，被上诉人在每次微信转账时后序注明的内容例如有“4200是杨某的车利息，总的借了14万，贵州”“毛某押车利息1350借了4.5，王某600借了2，蒙某3300借了11”“900元是陶某的押车利息，借了3万贵州的”“9300杨某押车利息4200韦某5100”等，以上注明的内容首先应从广义解释为该款项的用途系用于借还借款利息、该笔借款的借款本金数额、该笔借款所指向的客户名称。当然的不能证明该笔款项的来源，更不能达到原审法院认为的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存在合伙关系行为意义的举证责任。而恰恰证明了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借款约定的利率为36%，备注客户名称仅仅是为了说明用于支付那一笔借款的利息。原审法院疏于审查，曲解微信转账所备注的真实意思，导致认定事实错误，请求上级法院予以纠正。最后，上诉人在2016年4月19日至2017年6月28日期间出借的款项均通过其平安银行的账户转账140笔款项给被上诉人吴炳金，共计金额5591020元，该款项数额巨大，如果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系合伙关系的话，而车辆抵押借款业务属于高风险行业，双方不订立合伙协议以明确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明显不符合常理。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合伙关系，但对双方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未作任何的调查和说明。而被上诉人通过银行转账和微信转账共向上诉人支付了共计4105170元的款项，而两者之间的差额为1485850元。上诉人在确实不存在任何合伙协议的情况下，同时又不是车辆抵押借款的出借人或转账人，上诉人所受到的损失没有救济途径，造成权利义务的严重失衡，显失公平。故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定性不正确，适用法律错误。因此请求法院在查明本案全部事实，从本案的事实真相、维护社会公平正文，撤销一审判决，依法进行改判。另，上诉人补充上诉事实和理由如下：根据上诉人在二审提交的证据二微信聊天记录的第14页和第15页，被上诉人吴炳金已经在对话中承认172万元属于民间借贷，并同意签订借款合同的事实。被上诉人吴炳金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关于微信聊天记录第14和第15页达成借款合意的问题，这恰恰证明是因为吴炳金介绍的生意亏损，是合伙做的亏损，不能让吴炳金承担，上诉人应该起诉张张某。被上诉人惠州市鑫信通投资有限公司辩称，张某、我方以及上诉人三人是合作关系，我跟上诉人原来是合作伙伴，做抵押车，后面因为三个人合作，张某把生意搞砸了，所以我愿意共同承担，但不是借款关系。上诉人黄文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两被告立即共同偿还借款本金172万元及利息（从2018年10月1日起以172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至还清之日止）；二、本案诉讼费（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保全费、公告费、评估费、鉴定费等）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称被告一因资金周转向其多次借款。根据原告提供的平安银行的电子回单显示2016年4月19日至2017年6月28日期间，原告共有140笔给被告一的转账记录，金额不等，有时转27600元、有时转17400元、有时转87900元、有时转28950元等，有时一天转几笔。原告所提供的电子回单中均未有显示转账的用途。另原告提供的与被告一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被告一吴炳金在微信转账时均有说明转账的款项的性质，例如：2017年11月1日下午6：41吴炳金的微信记录“杨某2的车利息”；2017年11月30日下午8：09吴炳金的微信记录“9300杨某押车利息4200韦某5100”；2018年1月1日下午4：22吴炳金的微信记录“9300杨某押车利息4200韦某5100贵州车利息”；2018年2月1日下午9：54吴炳金的微信记录“750杨某2的车利息借了2.5”。被告一辩称与原告之间并非是借贷关系，而是双方合伙做抵押车生意，原告所转的款项均是用于指定的用途。被告一为其抗辩提供了个人账户交易明细清单及微信转账记录。从被告一所提供的招商银行户口历史交易明细表显示，被告一在收到原告黄文华所转的款项后，马上又将大部分的款项转出给案外人，例如：2017/6/122：01：46，黄文华转账48000元给吴炳金，2017/6/122：02：42黄文华转账20000元给吴炳金，2017/6/122：09：02吴炳金转账50000元给杨某，2017/6/122：09：27吴炳金转账5000元给杨某，2017/6/122：45：18吴炳金转账9500元给杨某；2017/8/117：20：54，黄文华转账50000元给吴炳金，2017/8/117：21：45黄文华转账50000元给吴炳金，2017/8/117：22：59黄文华转账50000元给吴炳金，2017/8/117：24：18黄文华转账12400元给吴炳金，2017/8/118：27：44吴炳金转账50000元给韦某，2017/8/118：28：22吴炳金转账50000元给韦某，2017/8/118：29：13吴炳金转账50000元给韦某，2017/8/118：32：47吴炳金转账11400元给韦某；2017/8/1719：34：28，黄文华转账24250元给吴炳金，2017/8/1719：36：21，吴炳金转账22500元给杨某2。原告未能提供有借款合意的《借款合同》、借条等予以证明。随后，原告认为被告欠其借款本金172万元未偿还，遂向法院提起诉讼。再查明，被告一是被告二的法定代表人。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原告与被告一是否存在借贷法律关系是本案的焦点所在。原告主张与被告一存在借贷法律关系，其提供了2016年4月19日至2017年6月28日期间通过平安银行的账户付至被告一账户的140笔转账凭证予以佐证。被告一对原告主张的民间借贷事实提出异议,抗辩双方不存有借款关系,而是双方合伙做抵押车生意，其收取原告的款项后再将款项支付给案外人，案外人将利息转给被告一，被告一又再转给原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结合本案,被告一主张案涉款项系用于双方合作做抵押车生意所形成的往来款项，并非是借贷,并提供了其《个人账户交易明细清单》予以佐证。从被告一招商银行户口历史交易明细表可以看出，被告一在每收取原告的一笔款项后均马上将大部分款项转出给案外人，随后在收到案外人的利息后又马上转款给原告，而且在每次微信转款中均注明了款项的来源。且从被告一的招商银行户口历史交易明细表来看，其所转款的案外人如杨某、韦某、杨某2等人在原告所提供的与吴炳金的微信记录中也有出现。被告一的证据已达到行为意义的举证责任。因此,作为原告的黄文华仍负有就双方之间存有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但原告不能提供足以证明其与被告一之间存有民间借贷的证据。首先,原告与被告一未就案涉的172万元款项达成借款合意,双方未就借款达成协议,被告一亦未出具借条或收条。而案涉的款项数额高达172万元,款项形成的时间跨度之长（从2016年4月19日至2017年6月28日期间）、款项往来之频繁、数额琐碎不等等因素，不符合正常的民间借贷的特性。其次,从原告提供的电子回单及原告与被告一双方微信往来的内容中亦无法体现双方对一直往来的款项存在有借贷合意的意思表示。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原告黄文华主张其与被告一吴炳金之间存在借贷法律关系，应当就其与被告一吴炳金之间的借贷法律关系的产生即合同订立和生效等一系列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在其未完成相关举证责任，或者证据之间不能形成完整证据链的情况下，不能认定其与被告一吴炳金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原告诉请被告一吴炳金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是基于其与被告一之间存有民间借贷成立的事实,而本案诉讼中,原告主张其与被告一存有民间借贷依据不充分,故其主张被告一吴炳金偿还借款172万元及相应利息,依据不充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被告二鑫信通公司应否对被告一的返还借款本息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因原告主张被告一向其借款的事实依据不充分,故被告二鑫信通公司在本案中也无需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原告黄文华主张被告二鑫信通公司对被告一吴炳金的借款本息承担连带责任,无相应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黄文华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20280元（原告黄文华已预交），由原告黄文华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黄文华向本院提交了如下新证据：1、微信图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吴炳金平安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清单，证明被上诉人是以发放汽车抵押贷款为主要业务，被上诉人在贵州省即以贵州某有限公司的名义对外经营汽车抵押贷款业务，被上诉人直接与贵州某有限公司对接车辆抵押贷款业务的事实。2、微信通信记录，证明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吴炳金催收贷款过程中，被上诉人吴炳金承认所欠款项172万元是其在贵州经营汽车抵押贷款业务而向上诉人借款，并答应与上诉人补订借款合同的事实。3、微信图片、个人账户交易明细清单，证明被上诉人在贵州省以贵州某有限公司的名义对外经营汽车抵押贷款业务，被上诉人在贵州某有限公司的门店采集公民身份信息及车辆登记信息后，经被上诉人吴炳金或者其雇员曾某通过微信社交平台发送给上诉人，以证明其有实际发生汽车抵押贷款业务，有资金的需求从而向上诉人借款，以及被上诉人未偿还的借款所对应的各笔借款的本金。被上诉人吴炳金经质证认为，1、对证据一的微信图片，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证明是抵押车的生意；对证据一的银行流水的关联性有异议，流水是上诉人转给我方做抵押车生意。2、吴炳金刚才说了作为朋友关系，如果张某愿意出来承担，我方也是同意担保的，我方认为上诉人应该向惠州鑫信通或者张某主张权利。3、证据三恰恰证明上诉人是吴炳金介绍做这个抵押车生意的。被上诉人惠州市鑫信通投资有限公司的质证意见与被上诉人吴炳金的质证意见一致。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和各方当事人的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上诉人主张其与被上诉人吴炳金存在170万元的借贷关系，但其仅提供了其向被上诉人吴炳金转账的银行流水，未能提供相应的借款合同、借条等证据证明双方有达成借款的合意，双方的微信往来内容也无法显示双方存在借贷的合意，而被上诉人已就上诉人向其转账系双方合作做抵押车生意形成的往来款事实作出了合理解释，并提供了《个人账户交易明细清单》为证，上诉人亦在庭审中认可其与被上诉人曾有过做抵押车辆的生意往来。因被上诉人吴炳金的抗辩及举证使得上诉人主张涉案款项系借款的法律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之规定，上诉人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的责任。在上诉人不能举证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关系的情况下，一审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280元，由上诉人黄文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岳淑敏审 判 员 邓耀辉审 判 员 刘宇慧二〇二〇年九月二日法官助理 李兵勤书 记 员 叶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