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602民初171号原告：张鲜丽，女，1969年9月12日出生，汉族，住烟台市芝罘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积晓，山东德衡（烟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烟台市东港气动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烟台市芝罘区化工路**。法定代表人：王玲玲，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建利，山东智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迟宗媛，山东智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张鲜丽与被告烟台市东港气动机械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积晓与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建利、迟宗媛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被告支付原告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49078.89元（3166.38×15.5个月）。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03年9月到烟台市芝罘区东海叶片厂（以下简称东海叶片厂）工作。2017年10月左右，在东海叶片厂和被告公司的安排下，包括原告在内的东海叶片厂全部职工被整体转移至被告公司工作，原、被告签订了期限自2017年11月1日至2018年4月28日的书面劳动合同。2019年1月，被告停缴原告的社会保险，并为原告办理了失业手续。东海叶片厂与被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刁海阳，被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玲玲系刁海阳的妻子。原告认为，被告单方终止劳动合同，应当支付原告经济补偿金，原告非因本人原因从东海叶片厂被安排至被告处工作，东海叶片厂未支付经济补偿，故在计算支付经济补偿的工作年限时应当把原告在东海叶片厂的工作年限计算到原告在被告处的工作年限中。被告辩称，（一）原告在与被告协商办理失业后自行离职，被告不应向原告支付经济补偿金。2019年12月底，被告公司有两名即将退休的工人要求被告帮助办理失业证，并承诺办理失业后继续留公司工作，原告得知后提出一起办理失业。2020年1月，原告向被告提出不想办理失业，但此时失业手续已办理完毕，无法撤回。原告因此自行决定不到被告公司上班，虽经被告再三要求，原告依然未到公司上班。被告系应原告要求为其办理失业，并非被告一方自行决定，且只有在经原告同意的前提下，被告才能顺利为其办理失业。对于原告主张2019年1月未给其缴纳社会保险，也系因给原告办理了失业，公司无法再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被告亦从未向其提出终止劳动关系。（二）东海叶片厂与被告公司系两个独立法人，被告公司不应为东海叶片厂承担责任。对于原告主张其于2003年9月到东海叶片厂工作以及原告离开东海叶片厂的事实，被告均不知情。对于原告主张计算经济补偿的工作年限应把原告在东海叶片厂的工作年限计算在内，被告不予认可。虽然刁海阳系被告公司的股东，但被告公司系独立法人。另外，被告公司与原告于2017年11月签订劳动合同系双方平等自愿，并非东海叶片厂的安排，被告亦从未与东海叶片厂签订员工接收和债务承担的协议。（三）原告主张被告向其支付经济补偿金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系自行离开被告公司，而非被告提出并终止了劳动关系，被告对原告主张的平均工资金额亦不予认可，公司无需支付经济补偿金。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系被告公司职工，原告的社会保险参保缴费证明显示其2001年1月至2004年5月的社会保险费由烟台益丰灯芯绒有限公司缴纳，2004年6月至2005年12月的社会保险费在烟台市挂档缴纳，2006年1月至2017年10月期间的社会保险费由东海叶片厂缴纳，2017年11月至2018年12月期间的社会保险费由被告公司缴纳。原告申诉至烟台市芝罘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请求裁决被告支付原告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70000元。2019年9月26日，该仲裁委作出烟芝劳人仲案字（2019）第457号裁决书，裁决被告支付原告终止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4374.27元。原告不服，诉至本院。庭审中，原告称其于2003年9月到东海叶片厂工作，2017年11月1日其受东海叶片厂及被告公司安排将劳动关系转移到被告处，其自2006年5月至2018年5月一直在幸福十二村工作，原告的工作内容均为在生产车间从事检验工作，2019年1月底被告停缴原告社保并为原告办理失业手续，将原告辞退，双方的劳动关系于2019年1月底因被告提出而解除。被告对此予以否认，主张原告于2006年1月到东海叶片厂工作，2017年下半年东海叶片厂与原告等职工办理了终止劳动关系手续，东海叶片厂给每位职工发放2000至3000元现金的经济补偿，2017年11月1日原告经招聘到被告公司工作，原告刚入职时的工作地点在芝罘区，从事产品检验工作，幸福十二村系东海叶片厂的经营场所，被告系应原告要求为原告办理失业手续，2019年1月底原告自动离职，双方劳动关系于2019年4月份因原告自由离职而解除。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1.原告的华夏银行个人账户明细账单一份，原告通过该证据证明原告离职前12个月平均工资为3166.38元。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主张原告离职前12个月平均工资应为2975.17元。原告对该金额予以认可。2.被告法定代表人王玲玲于2018年2月20日发送给原告的短信记录打印件以及原告的失业证复印件各一份，短信主要内容为：今晚我刚听说你不去上班了，我不知道为你办个失业你为啥这么大情绪?我们单位交了这么多年保险里面就有失业险这一项，可以享受的待遇为啥我们不去享受呢。失业证可体现发证日期为2019年1月7日，原告于2017年11月1日在被告公司就业，于2018年12月31日在被告处终止就业，失业登记原因系劳动合同到期。原告通过该证据证明被告单方停缴原告社会保险并为原告办理失业证，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关系，因此被告应支付原告经济补偿金。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称办理失业证需原告提供银行卡和身份证等相关证件，在原告不同意办理的情况下被告不可能给原告办理失业；双方于2018年12月协商解除劳动合同，被告也同意协助原告办理失业，故不存在被告单方为原告停交保险的事实。3.东海叶片厂以及被告公司的企业信息各一份，其上显示，东海叶片厂的法定代表人系刁海阳；被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系王玲玲，股东系刁海阳、王玉德。原告称刁海阳与王玲玲系夫妻关系，通过该证据证明两公司由刁海阳控制，系关联企业。被告认可刁海阳与王玲玲系夫妻关系，但主张其公司与东海叶片厂并无任何关联，双方的债权债务也不存在接收等问题，故原告主张计算经济补偿金时，要求把在东海叶片厂工作的年限计算在内没有法律依据，即使存在关联关系，也已超过连续计算的时效。4.原告从工商部门调取的被告与徐勇签订的期限自2010年1月26日至2012年1月25日的房屋租赁合同一份、招聘信息网站网络截屏4页，证明被告公司实际经营地址为芝罘区幸福十二村108号，芝罘区F4-1号面积仅为50平方米，不可能供近20名员工从事生产经营。被告主张该份租赁合同所载明的地址为化工路F4-1号，与被告住所地一致，原告在2017年11月份到被告处工作，故租赁合同与原告没有任何关系；对原告提供的网络截屏的真实性无法认可，不能证明被告经营地址为幸福十二村，而且该招聘信息系联系人为刁先生作出的广告宣传，故对原告的主张不予认可。被告就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1.加盖被告公司公章的《企业缴纳社会保险费减少表》、案外人姜忠红的就业创业证各一份，载明停缴原告社会保险费的原因为终止解除合同，停缴日期为2019年1月。被告以此证明2019年1月，被告应原告和被告公司员工姜忠红的要求，为其二人办理了失业。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原告认为《企业缴纳社会保险减少表》无法体现系原告要求被告不再为其缴纳社会保险，姜忠红的就业创业证与本案无关，被告为原告办理失业即意味着原告系被动失业，被告应当支付原告经济补偿金。2.2019年1月1日被告公司法定代表人王玲玲发送给原告的短信记录打印件一份，内容为通知原告办理农业银行卡。被告通过该证据证明原告提供银行卡和其他证件协助被告办理了失业证，2019年2月原告拒绝到被告公司上班。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称该证据无法证明原告同意办理失业证。3.被告公司2018年12月至2019年4月期间的刷卡记录表5张，被告通过该证据证明原告办理失业后仍在被告公司工作到2019年1月27日，即公司年假前最后一天，而另一位员工姜忠红办理失业后一直在公司上班，办理失业系双方经过协商，其目的也并非终止劳动关系。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其称该证据系被告单方制作的数据，但认可其在被告处实际工作到2019年1月底。被告称，原告系与姜忠红一起要求公司办理失业手续、领取失业金，办理完毕失业手续后双方协商原告继续留在被告处工作。而原告称被告系为了降低企业成本要求原告办理失业，但原告并未同意，后被告停缴原告社会保险，原告只好提交相关材料办理了失业。原告认为办理失业手续即意味着原告被辞退，原告继续在被告处工作并非双方协商，而系因被告尚欠原告一个月工资，且当时已到年底，原告为了得到年终奖金而继续在被告处工作。4.原、被告签订的劳动合同一份、2018年12月31日被告出具的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复印件一份。劳动合同中显示，双方的劳动合同期限为2017年11月1日至2018年4月30日，后续签至2018年12月31日。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显示解除/终止劳动合同的原因系合同期满、协商解除。被告称其为办理失业证而出具解除劳动合同证明，并非解除合同关系。原告对双方劳动合同签至2018年4月30日表示认可，但其称劳动合同续订书及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中原告的签字并非本人所签。被告认可上述签字系由其单位工作人员代签。5.2019年4月26日被告对原告作出的处分决定一份。其上载明，公司生产车间检装工张鲜丽，自2019年2月12日连续旷工，经公司多次电话催促，其仍然拒绝回岗。该员工的行为严重违反《劳动法》及公司相关规定，给公司生产经营造成严重损失。为了严肃公司纪律，现依据公司规章12条规定对其解除劳动合同。因其旷工给公司造成的损失；公司保留追偿权。被告通过该证据证明其公司因原告旷工于2019年4月26日与原告解除劳动关系。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称其从未收到过该处分决定。被告称该处分决定通过快递送达给原告，但未提交证据。本院依据原告的调查取证申请到烟台市芝罘区社会保险服务中心调取了被告单位在职职工明细表、被告公司及东海叶片厂参加社会保险情况证明，显示被告公司有8名缴费职工，东海叶片厂无缴费职工。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主张张海英、李燕芹、孙丽霞、陈孝英、何红梅五人自2017年11月份开始在被告处缴纳社会保险，与原告在被告单位缴纳社会保险的起始时间相同，该五人与原告均在2010年以前就在东海叶片厂工作，2017年11月上述五人与原告的劳动关系同时转移至被告公司，明显是关联企业之间的人员调动，其工龄应连续计算。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称其中确有几位员工是从东海叶片厂辞职后到被告公司工作，但并不符合工龄连续计算的相关规定。本院认为，原、被告签订期限自2017年11月1日至2018年4月30日的劳动合同，劳动合同到期后双方未续签劳动合同，原告继续在被告公司工作，双方形成事实劳动关系。被告主张其应原告要求办理失业手续，当时双方劳动关系并未解除，但被告公司法定代表人王玲玲发送给原告的短信显示原告并未主动要求被告办理失业，虽然原告之后协助被告办理失业，但不能据此认定被告系基于原告的要求而办理，被告以双方2018年12月31日合同期满、协商解除劳动合同为由到劳动部门办理解除/终止劳动合同手续并为原告办理社会保险减员手续及失业手续，现被告主张双方劳动关系并未解除，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被告在为原告办理完上述手续后，原告继续在被告处工作至2019年1月底，故本院认定被告于2019年1月单方解除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被告于2019年4月26日对原告作出的处分决定不产生法律效力。现原告同意解除劳动关系并向被告公司主张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应视为双方间的劳动关系是经被告公司提出并经双方协商一致而解除。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补偿，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第四十六条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原告的工作年限，原告主张其于2003年9月到东海叶片厂工作，但其2001年1月至2004年5月的社会保险费由烟台益丰灯芯绒有限公司缴纳，原告对其主张未提交相应证据，东海叶片厂自2006年1月开始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费，故原告与东海叶片厂应自2006年1月始建立劳动关系。东海叶片厂的法定代表人刁海阳系被告公司股东，刁海阳与被告的法定代表人王玲玲系夫妻关系，本院认定两企业为关联企业。东海叶片厂为原告停缴社会保险费后，被告继续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费，被告主张东海叶片厂与原告办理终止劳动关系手续并向原告发放经济补偿，后原告经招聘到被告公司工作，被告作为与东海叶片厂的关联企业，有义务对其主张提交相应的证据，而被告对此未能举证，应承担怠于举证的不利后果，本院认定原告非因本人原因从东海叶片厂被安排到被告公司工作。原告要求把在东海叶片厂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为在被告处的工作年限，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五条规定，本院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规定，被告应向原告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40164.80元（2975.17元/月×13.5个月）。原告过高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判决如下：一、限被告烟台市东港气动机械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张鲜丽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40164.80元；二、驳回原告张鲜丽的其他仲裁请求。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由被告烟台市东港气动机械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卫 娜人民陪审员  张德军人民陪审员  车汝玲二〇二〇年九月四日书 记 员  林迎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