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湘0702民初2338号 原告：湖南劲鸣律师事务所，住所地湖南省常德市柳叶大道**柳城印象酒店**。 负责人：杨**，该所执行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鑫鑫，湖南劲鸣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年银，湖南劲鸣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一般授权代理。 被告：常德市东永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常德市武陵区府坪街道办事处光明巷社区武陵大道**iv> 法定代表人：李振华，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丰，湖南半毫米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佳，湖南半毫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一般授权代理。 被告：李振华，男。 原告湖南劲鸣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劲鸣所）与被告常德市东永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永公司）、李振华委托代理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劲鸣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鑫鑫、何年银，东永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丰，李振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劲鸣所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东永公司支付劲鸣所2000000元律师费的合同成立；2.判令东永公司立即向劲鸣所支付律师费2386180元；3.判令东永公司支付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4.判令李振华对上述2、3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责任。 东永公司辩称，1.委托合同不必然是有偿合同，劲鸣所在起诉状中陈述了其没有收取东永公司律师费，且2007至今已13年有余，此期间劲鸣所从未提及该2000000元代理费，足以表明当年系无偿代理；2.劲鸣所与东永公司之间另行签订了高额风险代理报酬激励的《委托代理合同》；3.2015年6月22日《关于武陵农商行合同纠纷调解意见的说明》是为争取利益最大化或者作为谈判筹码提出，不是东永公司给劲鸣所2000000元律师费的意思表示，劲鸣所对东永公司不享有2000000元律师费的债权；3.劲鸣所主张的行政诉讼代理费，双方无明确合同约定，行政诉讼是2013年《补充合同》代理过程中衍生出来的诉讼，双方没有就另收律师费作出任何意思表示，对行政诉讼案的律师费400000元不应支持；4.东永公司未欠付劲鸣所律师费，故不存在损害劲鸣所利益的问题，没有适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的前提”，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湘07民再16号调解书中将款项汇入李振华个人账户是劲鸣所参与策划的结果，并不是李振华“滥用公司人格独立”的结果，而东永公司自2015至2019年连续五年停业，并不是李振华为了逃避债务，故劲鸣所认为东永公司与李振华人格混同，李振华应承担连带责任的请求应不予支持。 李振华辩称：1、劲鸣所请求支付律师代理费的条件不成立，系无偿代理；2、本案的依据系庭外策划的庭外代理程序；3、本案要求支付律师代理费已经超过诉讼时效；4、劲鸣所王竞迟的代理手续不是委托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系王竞迟拿着过期的授权委托强行参与诉讼程序；5、王竞迟瞒着东永公司将向最高人民法院的再审申请改为一审起诉农商行，一审诉状亦是王竞迟用备用的旧诉状更换首页，损害了东永公司的利益；6.劲鸣所主张每个程序500000元代理费，高于当时行业主管部门制定的收费标准；7.劲鸣所不再享有权利。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原告谢红与被告常德市武陵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第三人东永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以下简称谢红案），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8年1月16日作出（2006）常林民初字第15号民事判决书，东永公司不服，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3月16日作出（2008）湘高法林终字第1号民事裁定，发回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10月13日作出（2009）常民重字第1号民事判决书。谢红不服，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3月23日作出（2010）湘高法民再终字第11号民事判决书。谢红案的上述四个诉讼程序，劲鸣所均指派律师作为东永公司的诉讼代理人参加了诉讼，但没有收取东永公司的律师费。 2012年5月31日，劲鸣所与东永公司签订（2012）湘劲民代字第98号《委托代理合同》，合同约定：劲鸣所代理东永公司购买金友大厦的法律事务的非诉讼程序。2013年6月24日，双方签订《补充合同》，补充合同中约定：1、劲鸣所代理可能发生的东永公司针对（2010）湘高法民再终字第11号民事判决的申请再审、再审程序，代理可能发生的东永公司针对常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诉讼程序，代理可能发生的东永公司与常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解的程序；2、与常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解，但常德市东永实业有限公司实际获得金额不低于500万元；3、本委托代理合同为风险代理；常德市东永实业有限公司按照收回金额的40%向劲鸣所支付律师费、工作费用、其它费用，收回金额指常德市东永实业有限公司因本案得到的金额。上述合同签订后，劲鸣所作为东永公司的诉讼代理人开始了与常德武陵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陵农商行）确认合同成立纠纷一案（以下简称农商行合同成立案）的一系列诉讼。2013年7月9日，东永公司向常德市武陵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东永公司开启了农商行合同成立案诉讼程序。2015年6月22日，在农商行合同成立案一审诉讼过程中，东永公司出具了《关于武陵农商行合同纠纷调解意见的说明》，该说明中有如下表述：“东永公司聘请湖南劲鸣律师事务所代理本案的一审、二审、发回重审、再次二审等四个程序，每个程序律师收费50万元，合计200万元”。2016年1月4日，常德市武陵区人民法院就农商行合同成立案作出（2013）武民初字第00898号民事判决书，武陵农商行不服，向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7月18日作出（2016）湘07民终198号民事判决书。2018年2月8日，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湘07民监2号民事裁定书，决定对农商行合同成立案再审，东永公司亦委托劲鸣所代理。2018年12月25日，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农商行合同成立案再审作出（2018）湘07民再16号民事调解书。 在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7月18日就农商行合同成立案作出（2016）湘07民终198号民事判决书之后至2018年12月25日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农商行合同成立案再审作出（2018）湘07民再16号民事调解书期间，东永公司认为常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存在严重失信行为，应被列入失信黑名单，故而向相关行政机关进行举报，东永公司对相关行政机关的答复不服，遂先后提起了四次行政诉讼（以下简称四次行政诉讼），分别为：2017年12月4日东永公司诉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常德监管分局一案，案号为（2017）湘0702行初155号；2018年3月5日东永公司诉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常德监管分局一案，案号为（2018）湘0702行初21号；2018年3月5日东永公司诉常德市人民政府一案，案号为（2018）湘07行初40号；2018年5月4日东永公司诉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常德监管分局一案（2018年3月5日起诉）上诉案，案号为（2018）湘07行终45号。上述四次行政诉讼，劲鸣所均作为东永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参加诉讼。2018年12月25日，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农商行合同成立案再审作出（2018）湘07民再16号民事调解书之后，东永公司于2018年12月28日就（2018）湘07行初40号案件申请撤回起诉、就（2018）湘07行终45号案件申请撤回上诉，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予以准许。 2019年2月12日，劲鸣所向常德市武陵区人民法院起诉东永公司、李振华要求其按照（2012）湘劲民代字第98号《委托代理合同》及《补充合同》的约定支付律师费，该案案号为（2019）湘0702民初587号。在（2019）湘0702民初587号案件诉讼过程中，劲鸣所向法院提交了（2017）湘0702行初155号、（2018）湘0702行初21号、（2018）湘07行终45号、（2018）湘07行终45号之一、（2018）湘07行初40号、（2018）湘07行初40号之一行政裁定书各一份用于证明为督促武陵农商行履行买卖合同义务，东永公司提起行政诉讼，诉请常德市人民政府、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常德监管分局履行相应的监督管理职责。上述证据已在（2019）湘0702民初587号案件中被采纳，并被认定为该案案件事实。常德市武陵区人民法院就该案作出（2019）湘0702民初587号民事判决后，劲鸣所不服，向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的事实与常德市武陵区人民法院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并已作出（2019）湘07民终2231号终审判决书。 以上事实有当事人身份信息复印件、《关于武陵农商行合同纠纷调解意见的说明》、《补充合同》、（2010）湘高法民再终字第11号民事判决书、（2013）武民初字第00898号民事判决书、（2016）湘07民终198号民事判决书、（2018）湘07民监2号民事裁定书、（2018）湘07民再16号民事调解书、（2019）湘0702民初587号民事判决书、（2019）湘07民终2231号民事判决书、行政起诉状四份、（2018）湘07行终45号之一行政裁定书、（2018）湘07行初40号之一行政裁定书及当事人当庭陈述等证据佐证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一、《关于武陵农商行合同纠纷调解意见的说明》中记载的“东永公司聘请湖南劲鸣律师事务所代理本案的一审、二审、发回重审、再次二审等四个程序，每个程序律师收费50万元，合计200万元”能否作为劲鸣所要求东永公司支付谢红案2000000元律师费的依据？二、东永公司是否应向劲鸣所支付四次行政诉讼的律师费？三、李振华在本案中是否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关于焦点一：首先，东永公司于2015年6月22日向常德市武陵区人民法院出具《关于武陵农商行合同纠纷调解意见的说明》的行为系对自身诉讼成本的自我陈述，并非民事法律行为，不具有设立、变更民事法律关系的意思表示，故该意见本身不属于缔约行为；其次，从内容来看，“东永公司聘请湖南劲鸣律师事务所代理本案的一审、二审、发回重审、再次二审等四个程序，每个程序律师收费50万元，合计200万元”这一陈述旨在陈述东永公司就谢红案在出具该说明之前已产生2000000元诉讼成本的事实，只有证明在出具该说明之前东永公司就谢红案已支出或确定支出2000000元律师费，才能证明该诉讼成本真实存在，现东永公司并未实际支付该律师费或明确约定该律师费存在，故该表述系东永公司于案件调解过程中所作的虚假陈述，不能据此陈述认定在此前东永公司就谢红案律师费与劲鸣所达成新的合同。故仅凭《关于武陵农商行合同纠纷调解意见的说明》中记载的“东永公司聘请湖南劲鸣律师事务所代理本案的一审、二审、发回重审、再次二审等四个程序，每个程序律师收费50万元，合计200万元”不能视为东永公司与劲鸣所就谢红案达成了新的合同，亦不能以此推断东永公司曾就谢红案与劲鸣所达成过支付律师费2000000元的合意；再者，双方就委托代理事项于2012年5月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2013年6月签订的《补充协议》应理解为劲鸣所对东永公司与武陵农商行所涉纠纷有关代理费的前后覆盖，即劲鸣所应按东永公司收回款项的40%收取代理费。故本院对劲鸣所要求确认东永公司支付向其支付2000000元律师费合同成立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就谢红案东永公司无需向劲鸣所支付2000000元律师费。 关于焦点二：根据劲鸣所与东永公司签订的《补充合同》，劲鸣所代理案件的范围包括代理可能发生的东永公司针对常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诉讼程序。劲鸣所代理的四次行政诉讼案件被告虽然不是常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但该四次行政诉讼均是围绕将常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纳入失信黑名单展开，劲鸣所亦在（2019）湘0702民初587号案件中亦将四次行政诉讼案件的法律文书作为证据使用，用于证明展开四次行政诉讼的目的在于督促常德农商行履行买卖合同义务，期以实现《补充合同》的合同目的，故四次行政诉讼系针对常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案件，属于《补充合同》中约定的案件。此外，在（2019）湘0702民初587号案件中，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湘07民终2231号民事判决书已将四次行政诉讼案件认定为《补充合同》项下案件。故本院对劲鸣所要求东永公司就（2017）湘0702行初155号、（2018）湘0702行初21号、（2018）湘07行初40号、（2018）湘07行终45号案件支付律师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关于焦点三：因东永公司无需向劲鸣所支付律师费，故李振华也不应承担责任。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湖南劲鸣律师事务所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5889元，由湖南劲鸣律师事务所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胡祥彪 人民陪审员  毛秋红 人民陪审员  戴 敏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 法官 助理  向 阳 书 记 员  曾 俊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第一百三十三条民事法律行为是民事主体通过意思表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