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晋07民终231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1，女，1959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山西省寿阳县人，现住山西省寿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非，山西丰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2，女，1952年7月18日出生，汉族，山西省阳泉市人，现住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3，女，1955年3月8日出生，汉族，山西省寿阳县人，现住山西省寿阳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4，女，1971年6月16日出生，汉族，山西省寿阳县人，现住山西省寿阳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5，男，1968年3月22日出生，汉族，山西省寿阳县人，现住山西省寿阳县滨河嘉园**。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6，男，1964年3月16日出生，汉族，山西省寿阳县人，现住山西省寿阳县。上诉人李某1因与被上诉人李某2、李某3、李某4、李某5、李某6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寿阳县人民法院（2019）晋0725民初9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某1上诉请求：一、改判支持上诉人要求依法分割父母遗产的诉求。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关于李凤保、刘桂英遗产的范围。一审法院仅认定李凤保、刘桂英的可继承遗产仅为房产证上的8间房屋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在开庭审理中也已核实了房产证，该房产证系1986年由政府颁发。在此后十几二十年中，院落房屋有变化未体现在该证上属于客观情况。但现在该院落之内除一审认定属于遗产范围的8间房屋外，确实还存在另外10间房屋。现该房屋由被上诉人李某6占有，在其无证据（修建房屋时购买材料、支付工人工资、与承建方签订的建房合同等）证明该房屋系其个人修建，根据房随地走的原则，该房屋应属于李凤保、刘桂英的遗产范围。二、关于李凤保遗产及前院4间房屋处理的问题。退一步讲,即使一审法院认定属于本案继承的遗产为房产证上的8间房屋，在被继承人李凤保2010年5月24日去世之后，其遗产为8间房屋中的4间。哪4间属于李凤保的遗产,无任何证据，因此，只能是按份去分，也就是说，在李凤保去世后,7个法定继承人各享有4间房屋的1／7的继承权。那么，2010年7月24日，刘桂英、李某5、李某2、李某3、李某1、李某46个人共同签署的房产变动协议书,只是处分前院中其应有的份额，并未处分后院中他们的份额，也并非处分了李凤保遗产中的全部份额。一审法院人为的将前院的4间房屋认定为李凤保的遗产,故而该6人签署的房产变动协议将前院4间房屋全部给了被上诉人李某6，属于偷换概念。上诉人要求依法分割父母遗产,并非认为该房产变动协议侵犯其权利，而是基于大家未处分的份额其享有继承权，因此，并不存在诉讼时效一说,而且各被告也未就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进行抗辩。因此，一审法院对于第二个焦点中第一个问题的认定是错误的。三、一审法院关于刘桂英遗产处分的认定也是错误的。一审法院认为该“遗言书”虽形式欠缺，但与其真实意思表示具有高度盖然性，故而认定该遗产处分合法，太过荒唐。首先、遗嘱法定形式是不容置疑的。本案可能涉及的是代书遗嘱或自书遗嘱。结合法庭审理，本遗嘱中只有签名是各方当事人认可的。那说明，该遗嘱的内容并非本人书写，那该遗嘱只能是代书遗嘱。那法律规定的代书遗嘱需要两个见证人，可选其中之一代书,那该遗嘱的见证人是谁？代书人是谁？该遗嘱既没有写清立遗嘱人的身份信息，也没有明确遗产的具体情况，甚至连接收该遗产的人员名字都不对，时间也不明确。那该遗嘱的效力如何认定？其次，即使该遗嘱是刘桂英真实的意思，那她也无权处分他人应有的份额。后院窑洞属于李凤保、刘桂英的共同财产,在李凤保去世之后，各法定继承人均有继承份额，且各继承人从未就后院中部分作出过处分。故即使该遗言书是刘桂英真实意思，其也不能处分他人财产。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偷换概念，导致判决错误，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为此，特向贵院上诉，请求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李某2答辩称，房子是父母的共同财产，我书写房产变动协议书是有错误的，由两次庭我没有出庭，不知道民事情况，前面我们七个人协商过，我觉得后面也应该七个人一起协商。被上诉人李某3、李某4、李某5、李某6二审未发表答辩意见。李某1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对原被告父母遗产进行依法分割（位于寿阳县房产证号为房证字（1986）第**，前后院共18间房屋，平均进行分割）。2、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原、被告的父亲李凤保、母亲刘桂英分别于2010年5月24日和2016年3月24日死亡，生前有六个子女，分别为原告李某1、被告李某2、李某3、李某4、李某6、李某5。查明二：本案涉案房产位于寿阳县，房产所有人是李凤保，房证字（1986）第0692号，房屋总间数8间，其中前院四间混凝土平房4间，面积106.77㎡（即院内二层底层四间），后院四间土木窑洞4间，面积117.35㎡；其余院内的10间房子均没有房产证；现所有房屋都由被告李某6居住、管理、使用。查明三：原、被告父亲李凤保死亡后没有留下遗嘱。2010年7月19日，刘桂英、李某5、李某2、李某3、李某1、李某4共同签署了一份房产变动协议书：将现院内二层房屋的底四间（即房产证上前院四间）分到李某6名下。原、被告的母亲刘桂英留下遗言书一份：……其中，后头院：长子李敬富，东窑、南房各两间；次子李敬强，西窑、南房各两间。一审法院认为：被告李某2经本院传票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自动放弃相应的权利。本案争议的焦点是遗产有哪些及原告要求继承遗产的诉请能否得到支持？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规定，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第三条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本案中，涉诉房屋18间，其中10间房屋因无法确定权属，不能作为本案的遗产进行处理，而只有有房产证的8间房屋可以作为遗产进行继承。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一）2010年5月24日，被继承人李凤保死亡，按照当时的情况属于李凤保的遗产应为房产证上8间房屋的其中4间。李凤保没有遗嘱，如果要继承李凤保的遗产，本应按法定继承进行继承；但2010年7月19日，作为继承人的刘桂英、李某5、李某2、李某3、李某1、李某4却共同签署了一份房产变动协议书，将房产证上前院四间进行了处理，分到了李某6名下；而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八条规定，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2年，自继承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各继承人在2010年7月19日知道自己的继承权受到侵犯后，也未在法定期间主张权利。故对于原告现要求继承李凤保的遗产，本院难以支持。关于原告庭审中陈述的要求撤销房产变动协议书的请求，没有证据证明有法定的理由，且与本案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本院无法采信且不宜一并处理。（二）2016年3月24日，被继承人刘桂英死亡，被告李某6在庭审中提供了一份遗言书，载明对房产证上的另4间房屋即后院4间进行了处分，分别给了李某6和李某5。原告、各被告对该遗言书上第二个“刘桂英”的签字无异议；被告李某3庭审中也陈述曾在刘桂英去世前听刘桂英说将房子给了李某6和李某5，还看见给过李某6一张纸（但不清楚内容）；另，原告也曾向其舅舅电话求证过遗言书事宜。综合以上的当事人陈述及书面遗言书，本院认为虽然从法律上讲遗言书的形式有所欠缺，但刘桂英通过遗言书对后院4间房屋进行处分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具有高度盖然性。综上，关于本案涉及的8间房产，各继承人已协商一致进行了处分和被继承人留下遗言书进行了处分，故原告的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难以支持。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李某1的诉讼请求。经二审查明的基本事实与一审查明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期间双方的争议焦点为：本案遗产范围如何确定，如何分割。案涉房屋共18间，但房证字（1986）第0692号载明房屋总间数8间，另10间房屋因无法确定权属及合法性，不能作为本案的遗产进行处理。故李凤保、刘桂英遗的遗产为房产证载明的8间房屋。2010年7月19日，作为继承人的刘桂英、李某5、李某2、李某3、李某1、李某4却共同签署了一份房产变动协议书，将原李保凤房产证上前院四间进行了处理，分到了李某6名下，李某6对上述协议予以认可，故李保凤的遗产各继承人已做实际处分。李某1对上述协议不认可，并未提供反驳证据，应承担不利后果。原审在各当事人均未提出时效抗辩，主动援引时效抗辩确有不妥，本院予以纠正。关于刘桂英遗产部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原审结合刘桂英“遗言书”、各方当事人陈述及房屋现实状况，认定刘桂英通过遗言书对后院4间房屋进行处分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具有高度盖然性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李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虽适用法律略有瑕疵，但不影响本案审理结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审判决主文。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李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寇永俊审判员  侯建伟审判员  王 雪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郝璇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