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民终533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杨腾飞，男，1980年1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上诉人（原审被告）：黄秋燕，女，1984年8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县连，广东粤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魏伟初，男，1973年9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华正，广东立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晨曦，广东立友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杨腾飞、黄秋燕因与被上诉人魏伟初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8民初13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腾飞、黄秋燕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驳回魏伟初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支持杨腾飞、黄秋燕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由魏伟初承担。杨腾飞、黄秋燕于二审期间提交上诉状（补充），并确认以该补充内容的事实和理由为准。杨腾飞、黄秋燕上诉的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查明事实没有依据，存在错误。（一）原审查明“黄秋燕为杨腾飞在启申合伙项目中的授权代表”没有任何证据。一审的庭审笔录里面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记录有黄秋燕或者杨腾飞有确认“黄秋燕为杨腾飞在启申合伙项目中的授权代表”的事实。说到“授权”的地方只有黄秋燕陈述的事实，即：因为黄秋燕名下的银行卡是给公司财务用的，由于银行大笔现金取现是要本人亲自取的，所以魏伟初和杨腾飞同意后，即授权黄秋燕持卡去取钱。此外，再无提到授权之事。原审查明“黄秋燕为杨腾飞在启申合伙项目中的授权代表”没有事实依据。（二）原审判决查明“魏某1尾号为5477的农业银行卡于2017年9月27日销户，销户前10日左右大部分款转至杨某前述两个账户”与事实不符。杨某名下用于合伙企业的2474、8873农行个人账户，于2017年9月27日与魏某1农行5477账户在同一天注销。这个日期杨腾飞与魏伟初还在继续经营合伙企业，不存在杨腾飞、黄秋燕控制杨某账户的事实。（三）原审查明“黄秋燕尾号为2479的账户并未列入启申合伙项目公账”也与事实不符。杨腾飞、黄秋燕二审提交黄秋燕农行2479账户的流水，可以清清楚楚地证实，黄秋燕农行2479账户是启申公司用来发放全部员工工资的账户，明显属于“公账”。二、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本案魏伟初起诉请求杨腾飞、黄秋燕分配利润的纠纷应当属于合伙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发生的关于退伙的合伙协议纠纷，其适用的应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原审适用《民法通则》第三十条认定本案属于个人合伙过程中发生的利润分配的合伙协议纠纷是错误的，属于对法律关系的定性错误。理由如下：首先，“深圳市启申实业有限公司”等多家公司，就是杨腾飞与魏伟初之间成立的合伙企业。根据双方确认的事实以及《关于启申公司合伙项目审计委托书》的内容可知，杨腾飞与魏伟初当初合伙的目的就是创办“启申公司”，决意要合伙办公司和公司真正挂牌成立需要一个过程。于是，在“启申公司”未办理工商登记注册的时候，双方暂且只是把合伙公司称为“启申公司项目”。在相商合伙事宜时，杨腾飞与魏伟初也一起协商了合伙利润分配、合伙人的工作职责以及财务人员的安排等情况。合伙意向商量好后，双方马上出资成立了“深圳市启申实业有限公司”等多家公司，并且杨腾飞、魏伟初在《关于启申公司合伙项目审计委托书》也确认，以及双方在一审过程中均承认：杨腾飞与魏伟初虽然不是“深圳市启申实业有限公司”等多家公司的登记股东，但这些公司均由杨腾飞、魏伟初共同投资经营、共同掌控管理，并且杨腾飞、魏伟初两人所有的共同业务都是通过这些公司来开展的。另外，魏伟初本人在起诉时提交的深圳市启申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魏伟初在其提交的证据清单中自认：“合伙项目为启申公司”，也就是说魏伟初也确认“深圳市启申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是其与杨腾飞合伙成立的公司企业。另外，在魏伟初提交的证据中显示，“深圳市前海中泰来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的股东就是魏伟初和杨腾飞，而这个合伙双方均登记为股东的公司也没有进行任何结算。由上述可见，杨腾飞与魏伟初出资成立的“深圳市启申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启申实业有限公司”等多家公司，就是合伙企业。而魏伟初要求分配的所谓利润，也都是通过这些合伙公司经营而来的，因此，原审法院认定杨腾飞与魏伟初之间的法律关系是个人合伙，定性错误。其次，杨腾飞与魏伟初共同投资成立的合伙企业即上述多家公司尚在正常经营，尚未解散或者注销，两合伙人结算以及魏伟初要求分配利润的行为属于退伙行为。而合伙企业尚未结算，依法不能分配合伙财产。根据魏伟初在起诉时提交的证据看，杨腾飞与魏伟初共同投资经营管理的合伙企业：“深圳市启申实业有限公司”、“深圳市力全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深圳市永隆庆商贸有限公司”、“深圳市前海中泰来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等公司现在尚在正常营业，尚未解散或被注销，魏伟初和杨腾飞还在各自经营管理。在合伙企业尚正常营业的情况下，魏伟初单方表示终止合作，即是明显的退伙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合伙人退伙，其他合伙人应当与该退伙人按照退伙时的合伙企业财产状况进行结算，退还退伙人的财产份额；退伙人对给合伙企业造成的损失负有赔偿责任的，相应扣减其应当赔偿的数额；退伙时有未了结的合伙企业事务的，待该事务了结后进行结算。本案中，全部合伙企业的财产尚未进行清算，并且两合伙人之间决定合伙时也没有对退伙做出约定。因此，合伙企业尚未清算前，魏伟初无权要求分配合伙财产。此外，最高人民法院于2017年7月21日作出的(2017)最高法民再208号民事裁定也认为：合伙人实际经营管理的公司虽然当事人不是登记股东，但系由各合伙人共同合伙经营，且合伙事务均以该公司名义对外进行，故在处理案件时应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的相关规定处理。更何况本案中，“深圳市前海中泰来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的登记股东就是魏伟初和杨腾飞。因此，本案合伙纠纷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的相关规定处理。综上所述，杨腾飞与魏伟初之间是合伙企业内部发生纠纷的法律关系，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的相关规定。（二）原审认定杨腾飞和黄秋燕为启申合伙项目财务和资金的实际控制人与事实不符。理由：第一，从杨腾飞提交的“费用报销单”上看，合伙企业财务收支一般由魏伟初、杨腾飞共同审批。虽然《关于启申公司合伙项目审计委托书》记载“由杨腾飞全权负责公司的业务运营、日常管理，魏伟初负责协调海关工作关系”，但是从一审中杨腾飞提交并经魏伟初确认的“费用报销单”上看，每一页的“费用报销单”上均有魏伟初（即魏某3）的签名，反而是杨腾飞并未在每张单上均有签名，魏伟初在一审时并未提供任何一张“费用报销单”或者其他财务审批单是只有杨腾飞一个签名批准就可以作为财务凭证的。从这一证据和事实看，杨腾飞并没有全权负责公司的“财务”，公司财务收支由杨腾飞和魏伟初共同审批管理。另一方面，这些“费用报销单”上没有一张单据上有黄秋燕的签名，如果按照魏伟初及其提供的证人证言的说法，黄秋燕是合伙企业的财务经理，没有理由在上述“费用报销单”上没有黄秋燕的签名同意。因此，魏伟初称合伙企业资金全部由杨腾飞、黄秋燕夫妻掌控管理的话明显虚假，“费用报销单”从正面已证实了魏伟初是主管合伙财务和资金的合伙人。第二，从财务人员数量上看，与魏伟初有特定关系的人数占绝大多数。经一审庭审查明，公司负责财务的五人中就有四个为魏伟初的人，其分别为：魏某1、魏某2、姜某、温某。第三，从合伙企业使用的个人账户数量上看，魏伟初方面的关系人提供的银行账户数量更多。经一审判决查明确认，杨腾飞、魏伟初一致确认的用于合伙企业财务的个人银行账户魏某1名下2个（农行5477、建行4926），魏某2名下有3个（农行0574/2371、建行8587），共计5个。黄秋燕名下银行账户1个（民生9113），杨某名下银行账户2个（农行2474/8873），共计3个。因此，从银行账户的数量上看，魏伟初直接控制人员的卡数多于杨腾飞。第四，从账户流水金额看，魏伟初关系人名下的银行账户的现金流水金额大大超过杨腾飞关系人名下银行账户的现金流水金额。黄秋燕和杨某共计三个账户的流水，加起来也不过一千来万，其余全部都是走魏某1、魏某2账户。如果按照魏伟初所说，合伙企业有“营业收入”145941702，那么魏某1、魏某2的上述账户起码流入有1个多亿的资金。而这些资金杨腾飞、黄秋燕是取不出来的。第五，黄秋燕不是涉案合伙企业的财务经理。本案中，魏伟初没有提供任何一张财务记账凭证显示黄秋燕有签过名字，不符合财务经理工作的特征，而从魏伟初提交的“力全1月工资表”显示，黄秋燕只是其中一个合伙企业的业务经理。在力全公司领取工资，黄秋燕的名字并不在魏伟初提交的另一张“2017年1月工资表”中。第六、原审判决认定“各财务人员用于合伙项目的个人账户销户前大部分款项均入深圳市启申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及黄秋燕名下未列入公用的账户”，从而认定合伙项目的实际控制人为杨腾飞、黄秋燕没有事实依据。首先，“深圳市启申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的名字虽然没有出现在“审计委托书”上，但是魏伟初提交的“深圳市启申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结合魏伟初在证据清单中自认“合伙项目为启申公司”，可见魏伟初也确认“深圳市启申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是其与杨腾飞合伙成立的公司企业。那么财务魏某1农行5477账户于2017年9月27日（魏伟初、杨腾飞于2017年12月31日终止合作）销户前将部分余款转至合伙公司“深圳市启申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并无不妥。其次，魏伟初在二审提交的2479账户流水也明确证明这个账户是归合伙企业使用的“公户”，原审查明的各财务人员用于合伙项目的个人账户的销户、转款行为，全都发生在2017年的12月31日魏伟初、杨腾飞终止合作以前，黄秋燕的农行2479账户和魏某1建行4926账户依然继续提供给合伙公司继续使用。因此，原审的上述认定是完全违背了魏伟初、杨腾飞和黄秋燕共同确认的事实，以及违背双方提交的没有争议的证据所证明的客观事实的。综上所述，无论从任何一个地方和角度去看，魏伟初都是在支配、控制合伙企业财务、财产方面占据绝对优势的地位。原审判决认定杨腾飞、黄秋燕是合伙企业财务和资金的实际控制人错误。（三）杨腾飞没有制作过任何财务报表。合伙双方对合伙企业的财务了解都是通过负责财务的工作人员处获得，杨腾飞、黄秋燕没有单独制作过任何财务报表。从魏伟初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录音看，魏伟初收到财务报表，但其不相信，并要求杨腾飞提供其他财务报表对账，而杨腾飞表明其所得报表也是通过财务获得并直接转发对账。因此，微信记录和录音只能证明魏伟初对财务报表不认可，不能证明合伙企业的财务报表是杨腾飞制作的。（四）关于黄秋燕取出的953万款项的问题，早在发生时已由财务处理，黄秋燕作为一个只是提供银行卡账户给合伙公司使用，并受合伙人授权同意取款的人，没有义务对该953万元的用途作出说明和提供任何财务凭证，更不应当为不能提供该953万的资金走向凭证而在本案中承担责任。首先，黄秋燕民生银行尾数为9113的银行卡，本意是借给合伙企业使用，平时银行卡也不是归黄秋燕持有，而是由财务魏某1等人保管。2015年黄秋燕受魏伟初和杨腾飞的委托取了953万元出来，然后按照两个老板的指示处置这笔钱，其中250万财务记账明细为“公司费用”，这个在魏伟初提交的“启申公司现金流量表”第一页表格第一行已经记载清楚。但魏伟初一方面提交证据证明黄秋燕取了钱，一方面又不认可记账明细，反而诬陷称黄秋燕私吞，如果魏伟初的主张成立，那么魏伟初及其关联人物邹某也是以报销“公司费用”的名义从合伙企业中取走了838万现金。其次，魏伟初明知杨腾飞和黄秋燕不管财务账簿的弱点，要求黄秋燕说明那953万的去处，但黄秋燕只是按照魏伟初和杨腾飞的指示取钱和分钱，之后银行卡仍由财务使用。如果900多万元未经魏伟初同意支取和处置，财务不可能在2016、2017年两年的时间里使用该卡的过程中不告知魏伟初。最后，从“费用报销单”上看，费用报销的小额都需要魏伟初的签名同意，更何况巨额现金支取和处置。黄秋燕民生9113银行卡一直由合伙公司财务负责保管，并受合伙人授权同意取款，没有义务对该953万元的用途作出说明和提供任何财务凭证，更不应当为不能提供该953万的资金走向凭证而在本案中承担责任。（五）原审认定“启申公司项下”实际净利润11399849.9元以及“力全货代公司项下”利润2122019元，并以此为标准进行分配严重错误。第一，《关于启申公司合伙项目审计委托书》的内容是魏伟初单方制作，杨腾飞、黄秋燕本不认可该委托书上所谓的“实际净利润”数额，因此对于第一页杨腾飞、黄秋燕并没有签名确认。但是由于杨腾飞、黄秋燕基于对这一份所谓的“审计委托书”的单纯理解，认为只是一份同意委托相关机构进行财务审计的“委托书”，故在第二页上签名同意审计。因此，即使杨腾飞、黄秋燕在上述“审计委托书”签名，是基于魏伟初的蒙骗造成重大误解而签的。第二，即便法院要认可“审计委托书”的内容，但从上述第（一）点的论述可知，魏伟初的行为是退伙行为，“审计委托书”并没有说明退伙时如何分配财产。又因为双方成立的合伙企业依然在经营，双方没有就全部的合伙企业进行清算，依法不能分配合伙企业财产。第三，原审判决查明：“当事人各方认可的附表……《关于启申公司项目审计委托书》中记载的‘实际净利润’系‘应收款’减去报关成本、柜费、管理费用、业务招待费后所得金额。”那么，“审计委托书”上记载的“启申公司项下实际净利润11399849.9元，力全货代公司项下利润2122019元”都只是财务或者魏伟初个人的统计数字，具体到上述“实际净利润11399849.9元、利润2122019元”的应收款中是否已经全部收回合伙企业，现阶段没有清算，魏伟初也没有证据证明上述“实际净利润11399849.9元、利润2122019元”的应收款已经全部收回。（六）退一万步讲，即使要分配，魏伟初从合伙企业拿的财产也不止1686500元，而至少是10066500元。从一审查明的事实看，魏伟初从合伙企业中取得1686500元，再加上魏伟初以“报销公司费用”拿的现金838万元，魏伟初共计至少从合伙企业中拿了10066500元。（七）原审认定黄秋燕参与启申合伙项目的经营管理，从而判决黄秋燕对杨腾飞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没有事实根据。从上述第（二）点的论述可知，黄秋燕只是众多合伙公司中其中一个公司的业务经理，并非合伙企业的财务经理，更不存在参与全部合伙企业经营管理的事实。因此，原审判决黄秋燕与杨腾飞一起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支持杨腾飞、黄秋燕的全部上诉请求，驳回魏伟初的全部诉讼请求。魏伟初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一、关于合伙项目财务和资金实际控制人的问题。一审庭审过程清楚证明，杨腾飞为合伙项目日常事务的管理人，黄秋燕自称为杨腾飞的代表人，实际为合伙项目的财务经理。合伙项目终止后，深圳市启申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所有的财务资料均被杨腾飞带走，掌握深圳市启申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财务资料的关键人物蔡某至庭审时依然在杨腾飞处工作。杨腾飞及黄秋燕是合伙项目利润及财务资料的实际控制者是明确的，具体列举如下：1、《审计委托书》清楚地记载合伙项目的业务运营、日常管理均由杨腾飞负责，魏伟初只负责协调关系，这首先从根本上确认了合伙项目的财务管理和业务收支权在杨腾飞手中的。2、《审计委托书》中杨腾飞单方确认合伙经营期间合伙项目关于“启申公司项下”的净利润为11399849.9元。“力全货代公司项下”的净利润为2122019元。这也足以表明本案合伙项目的净利润在杨腾飞手中，否则，杨腾飞不可能单方向魏伟初确认净利润。从正常逻辑来讲，若财务账目和利润均在魏伟初手中，魏伟初一不会主张已经确认的净利润不够，应该还有更多的净利润没有计入；二不会主动、反复要求与杨腾飞对账来要求分配净利润；三如果合伙项目的财产和账目均在魏伟初手上，杨腾飞方不可能从魏伟初控制之下提走近千万的现金；四不会贸然兴起诉讼。3、魏伟初在一审中已举证证明杨腾飞、黄秋燕从合伙项目抽资高达935多万现金的事实，以及杨腾飞、黄秋燕抽走资金购买个人房产的事实，除一部分有证实回到合伙项目外，其余大部分款项杨腾飞方未予以否认，也未说明抽走资金的去向，这也证实本案合伙项目的净利润是在杨腾飞控制之中的。4、杨腾飞方在魏伟初提交的录音证据中反复声称2015年9月8日前向魏伟初进行了分红，分红总金额为400万元，虽然已经证实其所称的分红是虚假的事实，但也从侧面说明合伙财产在杨腾飞的控制之下。5、合伙项目投往蒲昌酒业的100万投资款就是杨腾飞从其控制的“深圳市金贝丁贸易有限公司”转出的，而魏伟初一直到合伙项目结束2018年3月对账，才从杨腾飞提交的流水单知道有该公司的存在，这足以说明合伙财产是在杨腾飞方控制的。6、魏伟初与杨腾飞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魏伟初要求杨腾飞将提出的款先退回公司，杨腾飞的反应是“款谁来保管”，并未否认其从公司提出款，而只是对款项由谁来保管存有异议，这足以说明合伙财产是在杨腾飞方控制的。综上，一审判决认定杨腾飞与黄秋燕系案涉合伙项目的财产和资金实际控制人正确无误。二、关于合伙项目净利润数额问题。1、杨腾飞一方面不承认自己是合伙项目的财务和资金实际控制人，另一方面又否认其亲自确认的合伙项目项下净利润数额，如果杨腾飞不是合伙项目的财务和资金实际控制人，如何得知合伙项目项下净利润数额不真实呢？这明显存在逻辑问题。另外杨腾飞在一审中对关键证据《审计委托书》质证认为，魏伟初要求依据《审计委托书》进行分配不合理，没有考虑合伙终止后的普通债务和应付的劳动债务等。既然杨腾飞认为财务控制权及利润都在魏伟初手中，又如何得知净利润并未扣除合伙终止后的普通债务和应付的劳动债务呢？杨腾飞的主张明显矛盾。2、杨腾飞签字确认的《利润统计表》及魏伟初与杨腾飞双方共同出具的《审计委托书》已清楚写明净利润，由于魏伟初认为合伙项目实际利润应该超过杨腾飞单方确认的13521888.9元，故要求在此利润基础上再行审计，鉴于杨腾飞拒绝提供其掌握的资金账户和财务凭证，导致审计部门无法对杨腾飞隐瞒的其他利润进行确认的情况下，魏伟初迫于无奈只能以杨腾飞确认的上述金额诉求给付。三、关于魏伟初已获得的分红数额问题。1、魏伟初认为完全不存在杨腾飞所称的400万元分红已分配的问题。杨腾飞、黄秋燕在一审庭审中的陈述及对法官提问的回答，以及对账谈话录音内容，可以看出杨腾飞与黄秋燕录音陈述与庭审陈述的分红时间、地点、金额完全大相径庭，杨腾飞与黄秋燕关于合伙分红部分存在虚假陈述。2、关于一审判决认定的2015年7月22日、28日75万元款项的性质、合伙期间取得的备用金40万元、蒲昌公司投资款50万元，1315号房租36500元，魏伟初说明如下：对于上述款项并不是合伙项目的分红，但魏伟初确认有收到或动用过上述款项，魏伟初接受一审判决从魏伟初应分得利润中冲抵上述款项的做法。四、关于黄秋燕连带责任问题。如一审所查明的事实，黄秋燕是杨腾飞的配偶，持续参与了合伙项目的经营管理，且其承认从合伙项目中提现或转走了巨额现金。加之杨腾飞在一审庭审中亲口承认有动用合伙资金购买房产的事实，魏伟初主张要求黄秋燕对杨腾飞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有充分的事实与法律依据的。魏伟初补充答辩称：合伙项目成立于2014年12月，黄秋燕从9113这个账户上实际取出的现金远远高于935万元，其中953万元未回到公账，用于个人购房，黄秋燕取出这些资金的时间，均早于2015年9月25日深圳市启申实业有限公司的注册时间。从杨腾飞提交的账单和各银行账号流水来看，合伙项目下大部分收入也早于2015年9月，这也充分说明合伙项目的收入和盈利并不是来源于深圳市启申实业有限公司、深圳市启申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双方合伙人认定的“启申合伙项目”，无论是深圳市启申实业有限公司还是深圳市启申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都没有对外实际经营业务，杨腾飞在一审、二审时提供的相关银行账号没有以上两家公司，其提交的银行流水也显示这两家公司并没有任何营业收入。深圳市启申实业有限公司、深圳市启申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及其开设的二十多家公司的股东、法人、执行董事、监事均为杨腾飞、黄秋燕的直系亲属，这些公司均掌握在杨腾飞、黄秋燕手上，魏伟初无法确定公司开设过多少银行账户，杨腾飞也从未向魏伟初报告过他们是否用这些公司经营过什么业务，取得过哪些营业收入，其签字确认的利润也没有一分钱是从这两家公司取得的。合伙终结后，杨腾飞除了确认《审计委托书》签字确定的净利润之外，拒绝提供所有银行账户和资金往来流水，因此无法得知其隐藏了多少实际利润。经过一审审理的过程，发现黄秋燕利用很多账户转移了部分资金，才不得不拿出跟转账相关的账户指证魏伟初控制合伙项目的财务管理和资金收支。合伙人用的各公账户并无与深圳市启申实业有限公司、深圳市启申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有资金往来，杨腾飞在一审诉讼过程中否认公司是其亲戚开设的贸易公司，与魏伟初没有关系，一审法庭上杨腾飞也否定魏伟初有分得这些公司项下利润的权利。根据同行业盈利先30%的比例，启申合伙营业收入1.45亿，力全供应链也至少有2000多万元收入，合伙项目下净利润应该不少于3500万元。杨腾飞、黄秋燕隐匿银行账号流水及原始财务凭证，导致无法出具审计报告，魏伟初亦无法追索其签字确认的利润之外的盈利。在长达两年的诉讼过程中也没有任何第三方对合伙项目追索过利益，因此也不存在牵涉任何第三方利益。魏伟初再补充答辩称：一、关于杨腾飞声称“原审查明黄秋燕为杨腾飞在启申合伙项目中的授权代表没有证据”的问题。2018年11月15日，一审的庭前会议笔录中明确载明，杨腾飞称黄秋燕本人不是合伙项目财务总监，只是杨腾飞的授权代表，有权接触相关财务信息。黄秋燕从合伙项目一开始就以老板娘和财务负责人的身份领取工资并缴纳社会保险，实际控制合伙项目下的所有账户以及资金往来。黄秋燕私自从其民生银行9113账户里提取现金953万用于买房，为了证明魏伟初控制着合伙项目下的账户和资金往来，其藏匿了合伙项目下大部分银行账户、财务账单、和原始凭证，包括其在香港开设的多个银行账号，一审中原合伙项目财务人员姜某出庭也指证其为财务负责人。因为姜某对账过程中发现黄秋燕成立合伙项目下相关账户的问题，并多次直接要求黄秋燕公开出来，黄秋燕怀才找借口把姜某辞退。以上足以证明黄秋燕以老板娘的身份不但控制着合伙项目的财务、资金，并且掌握财务人事权。二、关于“黄秋燕2479号账户是否为合伙项目账户”问题。在一审长达一年半的诉讼过程和多次庭审中，一审法庭给予了双方多次的举证、质证机会，并应双方要求依职权调取了银行流水，黄秋燕一直只承认名下只有一个民生银行9113的账户用于合伙项目下。在2018年12月12日的庭审中，黄秋燕亲口表述“我从我9113民生银行卡中取出来，存到我1178号卡中……1178号卡不是用于公账户”。在一审诉讼过程中，杨腾飞、黄秋燕陆续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多个合伙项目下的银行账号，以及高达千余页跟合伙项目有关的银行流水，从来没有提及黄秋燕2479农行账号为合伙项下的公账，魏伟初也只是在其提交法庭的魏某2、魏某1、杨某的银行流水中发现这些账户注销前最后的余额都进入了黄秋燕这个2479农行账户。魏伟初认为，2479账户即使是公账也改变不了本案的基本事实，反而该账户流水再一次证明涉案财务控制权和财务凭证、流水均由杨腾飞控制。该银行账户早在2015年9月即已开户，但杨腾飞、黄秋燕直至二审才提交该证据，并主张推翻“黄秋燕尾号2479账户并未列入启申合伙项目公账”的事实，明显混淆视听、拖延时间。三、关于杨腾飞与黄秋燕是否为启申合伙项目财务和资金的实际控制人的问题。1、杨腾飞对《审计委托书》《利润统计表》的三性均予以认可。2、杨腾飞在魏伟初提交的录音证据中承认，是其让财务每天去提现金。3、杨腾飞在魏伟初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承认合伙财务报表是由其只是yoko（蔡某）做的，杨腾飞在一审庭审中确认yoko（蔡某）直到一审结束仍在担任杨腾飞的财务人员。4、2019年1月22日庭审中，杨腾飞陈述蔡某对魏某2、魏某1的原始数据进行统计，黄秋燕在一审陈述向法庭提交的财务原始凭证是向财务人员要求要来了部分凭证核对。5、魏伟初在一审中举证证明黄秋燕与杨腾飞从合伙项目下支走了953万现金，杨腾飞无异议，可证明合伙财产款项是由杨腾飞控制的。6、黄秋燕与杨腾飞在庭审中确认黄秋燕提款的事实，并称用于置换房产。7、杨腾飞在2019年1月22日庭审中确认财务人员需经过杨腾飞、魏伟初（即魏某3）、邹某能够支出，且全部账户都用于合伙项目，而没有私自使用。综合以上几点内容，结合杨腾飞在反诉状中声称合伙项目公账、私账上仍有4645437.09元的主张，魏伟初认为，杨腾飞实际控制财务及报表否则无法体现，无法用于卖方，亦无法计算如此精确的数额。四、关于杨腾飞声称应当按适用《合伙企业法》，不应当《民法通则》进行利润分配的问题。杨腾飞、黄秋燕二审陈述的上诉理由与一审庭审中关于合伙项目的陈述存在矛盾，双方确定分配的是因双方合伙关系所产生的利润，并不是分配的各涉案公司所产生的利润，杨腾飞不承认其亲笔签署的《审计委托书》下深圳市启申也有限公司、深圳市金贝丁贸易有限公司等公司为合伙项目所有，但魏伟初从来没有跟深圳市启申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有过任何一笔交易和资金往来。据天眼查公开信息显示，深圳市启申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的股权100%为杨腾飞姐夫欧某，执行董事总经理为欧某、监事是杨腾飞另外的一个姐夫韦某，该公司在2015年9月29日注册成立后，在2017年4月12日进行过8项变更，并且提交过2018年的年报，这些变更申请和年报魏伟初均没参与也没有授权变更和提交。杨腾飞现再三要求把本不在《审计委托书》下的深圳市启申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指证是魏伟初实际控制并一直经营到现在，缺乏逻辑，本案并不涉及第三方利益。退一步讲，无论本案是按个人合伙结算还是所谓企业合伙结算，魏伟初与杨腾飞作为合伙人已经就合伙利润进行了部分确认，因审计不能而无法得到确定结果的情况下，魏伟初要求就已确认利润先行分配依法应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魏伟初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杨腾飞支付合伙利润8620084元及利息（利息以人民银行同期一年期贷款利率4.25%为基准，从2018年1月1日起计算至支付完毕之日止，暂计至2018年6月31日为183176元）；2.判令黄秋燕对杨腾飞的上述夫妻共同债务承担共同偿还责任；3.杨腾飞、黄秋燕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杨腾飞向一审法院提起反诉请求：1、判令魏伟初以其控制的合伙财产向杨腾飞偿还欠款，共计4309795元；2.判令魏伟初向杨腾飞分配合伙利润2360000元（该金额为杨腾飞初步估算，实际应当以最终清算金额为准）；3、责令魏伟初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4月23日，魏伟初与杨腾飞签订《关于启申公司项目审计委托书》，记载内容为：“兹有魏伟初、杨腾飞于2014年12月发起合作‘启申公司合伙项目’。各投入伍十万元，合计人民币壹佰万元整。双方达成口头协议：由杨腾飞全权负责公司的业务运营、日常管理，魏伟初负责协调海关工作关系。所得净利润提出20%分红给魏伟初；其余所得收益按魏伟初55%、杨腾飞45%分配；魏伟初承诺2016年1月份后属地利润按各50%分配。‘启申公司合伙项目’于2014年12月4日开始运营，已于2017年12月31日终止合作。财务清算日期到2017年12月31日止。合作期间，经双方同意以‘启申公司’名义投资了100万元人民币参股了‘吐鲁番蒲昌葡萄酒业有限公司’；并全资投资了‘深圳市启申实业有限公司’‘深圳市力全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实际的股权杨腾飞50%，魏伟初股权50%（所得利润按杨腾飞55%，魏伟初45%分配）。’‘深圳市永隆庆商贸有限公司’‘深圳市前海中泰来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鑫鹏腾进出口有限公司’。‘深圳市金贝丁贸易有限公司’等公司。以上各公司已于2017年3月31日前陆续终止合作。杨腾飞确认‘启申公司项目’合伙经营期间，‘启申公司项下’营业收入145941702元，扣除营业成本，实际净利润11399849.9元。‘力全货代公司项下’的利润为178486+1278533+665000=2122019元。现魏伟初对以上营业收入数据及实际利润存有疑问，并且认为“力全货代项目”应还有部分营业收入，应收款以及盈利未计入所得利润。现双方一致同意对‘启申公司合伙项目’提出审计要求，提交双方共同委托的审计机构进行审计，审计费由双方各承担50%。现委托第三方财务审计机构：深圳财信会计师事务所对‘启申公司合伙项目’以及由此产生的相关联项目公司：‘启申实业’‘力全货代’‘永隆庆商贸’‘前海中泰来’‘鑫鹏腾进出口’‘金贝丁贸易’等公司进行财务账目、资金往来、回收、审计、清算。”当事人各方认可的附表《启申利润统计截止至2017年12月31日以此为准》记载内容显示，《关于启申公司项目审计委托书》中记载的“实际净利润”系“应收款”减去报关成本、柜费、管理费用、业务招待费后所得金额；2014年12月-2015年12月，实际净利润为12437469元，属地利润为9729940元，大鹏利润为16415058元；2016年1-12月，实际净利润为-1091851元，属地利润为1909824元，大鹏利润为6783748元；2017年1-12月，实际净利润为54231.9元，属地利润为0元，大鹏利润为4694238元。其中，魏伟初和杨腾飞均确认属地利润和大鹏利润为毛利润，合计毛利润为39532808元，属地利润占毛利润比例为29.44%，大鹏利润占毛利润比例为70.56%。杨腾飞及魏伟初获取的利息并不含在实际净利润中。2018年5月7日，魏伟初和杨腾飞委托案外人深圳财信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合伙终止审计，但是该会计师事务所于2018年5月28日出具的《审计报告》记载：“因启申公司合伙项目不能提供资产负债表、分类明细表、记账凭证和原始单据，我们无法实施对账表、账账、账证的审计，也无法实施其他替代审计程序，因此对启申公司合伙项目及其关联公司提供的营业收入、利润总额不能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故无法对启申公司合伙项目的营业收入及利润总额发表审计意见。”另查明，启申合伙项目除了通过黄秋燕尾号为9113的民生银行卡，财务魏某2尾号为0574、2371的农业银行卡、尾号为8587的建设银行卡，财务魏某1尾号为5477的农业银行卡、尾号为4926的建设银行卡，财务杨某尾号为2474、8873的农业银行卡等个人账户进行启申合伙项目的收支外，还通过深圳市启申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金贝丁公司等公司账户运营。前述部分银行卡销户概况总结如下：1、魏某2尾号为0574的农业银行卡于2016年4月7日销户，销户前1个月左右的大部分款项转至魏某2尾号为2371的农业银行卡中。2、魏某2尾号为2371的农业银行卡于2017年5月5日销户，销户前半个月左右的大部分提现、款项转至杨某前述两个账户及黄秋燕尾号为2479的账户中。3、财务杨某尾号为2474的农业银行卡于2017年9月27日销户，销户前1个月左右的大部分款项提现或转至杨某尾号为8873卡、魏某1尾号为5477卡及黄秋燕尾号为2479的账户中。4、杨某尾号为8873的农业银行卡于2017年9月27日销户，销户前1个月左右的大部分款项提现或转至魏某1尾号为5477卡中。5、魏某1尾号为5477的农业银行卡于2017年9月27日销户，销户前10日左右的大部分款项转至深圳市启申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及杨某前述两个账户。另外，深圳市启申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并未在《关于启申公司项目审计委托书》中出现，其法定代表人兼执行董事欧某、监事魏某4均为杨腾飞的姐夫，魏伟初主张系杨腾飞、黄秋燕擅自注册的；黄秋燕尾号为2479的账户中并未列入启申合伙项目公账。魏伟初提交的《交易查询明细》显示，黄秋燕从其尾号为9113的民生银行卡中取现的款项分别为：2015年5月25日，分别取现40万元、50万元（杨腾飞、黄秋燕2019年1月21日提交的证据显示：同日，魏某2尾号为0574的农行卡中存入现金90万元）；2015年5月26日，分别取现90万元（杨腾飞、黄秋燕19年1月21日提交的证据显示：同日，财务魏某2尾号为0574的农行卡中存入现金90万元）；2015年6月8日，取现20万元；2015年6月25日，取现25万元；2015年6月26日，分别取现25万元、50万；2015年6月29日，取现80万元；2015年7月1日，取现20万元；2015年7月3日，取现50万元；2015年8月3日，分别取现20万元、10万元；2015年8月7日，分别取现20万元、30万元；2015年8月12日，取现40万元；2015年8月21日，分别取现10万元、10万元；2015年10月15日，取现10万元；2015年10月23日，取现10万元；2015年10月30日，取现60万元；2015年11月5日，取现100万元；2015年11月21日，分别取现20万元、49万元、40万元。魏伟初提交的《现金流量表》记载的各项目中包括：2015年7月21日“付黄秋燕报销款”250万元；摘要为“付黄秋燕提取备用金”或“付黄秋燕备用金”有2015年10月8日10万元、10月14日10万元、10月25日10万元、10月30日60万元、11月5日90万元、11月21日69万元和40万元、11月24日64万元；摘要为“提取备用金”且为支出的有8月3日40万元、8月7日50万元（含“转账至民生113”40万元）、8月12日40万元、8月14日10万元、8月21日20万元、10月29日20万元和50万元、11月21日三笔合计110万元（该日三笔款项旁边标注为魏伟初）；摘要为“收黄秋燕退回备用金”有2016年1月6日200万元。前述款项中除摘要为“提取备用金”且为支出10月29日20万元和50万元外，在杨腾飞提交的证据《其他费用》第一页中均体现为黄秋燕取得备用金。另外，杨腾飞提交的证据《其他费用》第一页中有一笔2015年10月26日摘要为“付杨总备用金”615000元。关于杨腾飞提交的前述《其他费用》，该证据无原件，杨腾飞主张是2016年年底对账时形成，杨腾飞和黄秋燕取得及退回款项一页的“冲”字是魏伟初所写，表示魏伟初认可已经取得400万元相应的分红；魏伟初主张是2018年3、4月对账形成，当时杨腾飞认为该400万元冲了，所以魏伟初在前述地方标注“冲”，但是魏伟初并不认可，所以未签名确认。杨腾飞提交的证据显示：2015年7月22日、28日，黄秋燕用尾号为1178的招商银行卡向魏伟初分别转账20万、55万。2015年9月14日，黄秋燕从金贝丁公司账户向蒲昌公司转账100万元作为启申项目的投资款。魏伟初和杨腾飞均称该投资款双方各占50万元，但杨腾飞主张该100万元属于对利润的分配，魏伟初主张净利润中未包含该100万元。再查明，魏伟初在“193048”录音中反复强调其未就400万元获取分配，除有一笔120万元外，也未与杨腾飞、黄秋燕进行过大额现金交收，杨腾飞确认除有一笔120万元外，未与魏伟初进行过现金交收。又查明，2016年7月28、29日及2016年9月29日，魏某2尾号为2371的农业银行卡号存入现金50万、50万、80万元，魏伟初主张前述款项系其投入启申合伙项目的资金，但是其中80万是100万元扣除利息20万元之后的金额。在一审庭审过程中，杨腾飞及黄秋燕确认双方为夫妻关系，黄秋燕为杨腾飞在启申合伙项目中的授权代表。魏某2、魏某1系合伙项目财务，与魏伟初是亲属关系。杨腾飞确认已于2018年12月13日自行取回别克商务车。2018年1-12月，魏某2尾为4926的建设银行卡为昊海君悦1315房租支出租金36500元。以上事实有《关于启申公司项目审计委托书》、附表《启申利润统计截止至2017年12月31日以此为准》、审计报告、银行卡账号收支情况交易查询明细、现金流量表、其他费用、电话录音、及当事人陈述予以证实，足以认定。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合伙协议纠纷，争议焦点为：一、启申合伙业务以公司名义开展，魏伟初并非众多公司的登记股东、杨腾飞和黄秋燕也并非大部分公司的登记股东，本案当事人是否可以分配合伙利润；二、启申合伙项目的财务和资金的实际控制人是谁；三、启申合伙项目的利润总额是多少；四、魏伟初在启申合伙项目中应分得的利润和实际已分得款项是多少；五、杨腾飞的反诉请求是否应予支持；六、黄秋燕是否应当对杨腾飞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当事人作为众多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只是利用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双方成立的启申合伙可任意掌控、调拨众多公司的资产，故应当认定本案当事人与众多公司之间存在财务和经营的混同。本案涉及的是各实际控制人之间的财产分配问题，并不涉及众多公司的对外责任，故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利润分配的争议可以通过合伙协议纠纷解决。若存在侵害债权人利益问题，应另循法律途径解决。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问题，双方当事人均主张对方系启申合伙项目的财务和资金的实际控制人，并均称对方掌握原始财务账册、凭证。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启申公司项目审计委托书》中记载“由杨腾飞全权负责公司的业务运营、日常管理，魏伟初负责协调海关工作关系”，微信记录显示魏伟初在2018年2-3月期间要求杨腾飞、黄秋燕出示财务资料及说明分红情况且杨腾飞陆续出示统计表给魏伟初核对，电话录音也体现杨腾飞、黄秋燕控制合伙财务，杨腾飞、黄秋燕主张的2015年7月22日、28日的分红也是经由黄秋燕私人账户转至魏伟初，各财务人员用于合伙项目的个人账户销户前大部分款项均转入深圳市启申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及黄秋燕名下未列入公用的账户以及金贝丁公司的运营及转款均由黄秋燕操作等均证明启申合伙项目的财务和资金的实际控制人系杨腾飞和黄秋燕。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问题，杨腾飞和黄秋燕认为，会计师事务所对启申合伙项目的营业收入及利润总额无法发表审计意见，故无法确定实际净利润总额。魏伟初则认为净利润总额至少是《关于启申公司项目审计委托书》中已确认的金额。一审法院认为，杨腾飞在《关于启申公司项目审计委托书》中确认，“启申公司项目”合伙经营期间，“启申公司项下”营业收入145941702元，扣除营业成本，实际净利润11399849.9元；“力全货代公司项下”的利润为178486+1278533+665000=2122019元。因魏伟初对以上营业收入数据及实际利润存有疑问，并且认为“力全货代项目”应还有部分营业收入、应收款以及盈利未计入所得利润，故双方一致同意对‘启申公司合伙项目’提出审计要求。可见，双方对于“启申公司项下”实际净利润11399849.9元及“力全货代公司项下”的利润2122019元并无异议，只是对于魏伟初提出的超额部分有异议，故会计师事务所不能做出净利润总额的审计并不能推翻当事人双方已经确认部分净利润的事实，对魏伟初的意见予以采纳。关于第四个争议焦点问题，首先，以魏伟初在本案中主张的实际净利润金额为基数，按照魏伟初应分得的利润按照双方约定的比例，分述如下：1、2014年12月-2015年12月魏伟初应分得的属地利润。2014年12月-2015年12月属地利润为9729940元，按照净利润比例计算，该部分净利润为2805452.5元【9729940元÷（9729940元+1909824元）×11399849.9元×29.44%】。按照分配比例，该期间魏伟初应分得的属地利润为1795489.6元（2805452.5元×20%+2805452.5元×80%×55%）。2、2016年1月-2017年12月魏伟初应分得的属地利润。2016年1月-2017年12月属地利润为1909824元，按照净利润比例计算，该部分净利润为550663.3元【1909824元÷（9729940元+1909824元）×11399849.9元×29.44%】。按照分配比例，该期间魏伟初应分得的属地利润为275331.6元（550663.3元×50%）。3、魏伟初应分得的大鹏利润。大鹏利润总额为27893044元（16415058元+6783748元+4694238元），按照净利润比例计算，该部分净利润为8043734.1元【11399849.9元×70.56%】。魏伟初应分得的大鹏利润为5147989.8元（8043734.1元×20%+8043734.1元×80%×55%）。4、魏伟初应分得的“力全货代公司项下”利润。魏伟初应分得的该部分利润为954908.55元（2122019元×45%）。以上1-4项合计为8173719.6元（1795489.6元+275331.6元+5147989.8元+954908.55元）。其次，魏伟初实际已从合伙项目利润中分得的款项，分述如下：1、对2015年9月400万元是否已实际分红的认定。魏伟初主张该款项并未实际分配完毕，杨腾飞、黄秋燕称已经分配完毕。一审法院认为，在电话录音证据中，黄秋燕时一开始称该款项于2015年9月8日之前分配完毕，后来又称包含2015年9月14日从金贝丁公司转给蒲昌公司的100万元，前后矛盾；且前述400万元由黄秋燕从其尾号为9113的民生银行卡中取现所得组成，但是黄秋燕又称其中100万元是金贝丁公司转出，金贝丁公司与尾号为9113的民生银行卡并无关联，黄秋燕称金贝丁100万双方各分红50万也与双方约定的分红比例不同，可见黄秋燕的解释也前后矛盾；另外，黄秋燕称其中85万元系其以现金形式分次交付给魏伟初，也无证据证明，魏伟初在录音里的聊天内容也并未确认实际已经取得该现金分红。杨腾飞还称其提交的《其他费用》是2016年年底对账时形成，杨腾飞和黄秋燕取得及退回款项一页的“冲”字是魏伟初所写，表示魏伟初认可已经取得400万元相应的分红，一审法院认为，《其他费用》无原件，无证据证明形成时间为2016年年底，也无魏伟初签名确认，魏伟初解释是2018年3、4月对账时应杨腾飞主张标注“冲”字，与2018年3月当事人双方电话录音内容吻合。综上，对杨腾飞、黄秋燕称已经就400万元分配完毕的意见，不予采纳。2、对2015年7月22日、28日黄秋燕私人账户转至魏伟初合计75万元的认定。尽管魏伟初否认该款项与启申合伙项目有关，但是该款项发生于启申合伙项目经营期间，且魏伟初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于黄秋燕有其他原因的经济往来，故杨腾飞、黄秋燕主张魏伟初取得该款项系从启申合伙项目中取得，予以确认。3、对杨腾飞、黄秋燕主张魏伟初在2015年9月8日至2016年9月29日期间取得分红款的认定。2015年9月8日至2016年4月21日，魏伟初取得590万元，杨腾飞提交的《其他费用》记载其中2015年9月8日至9月2日40万元为“付魏总公司费用”，该页下方杨腾飞确认魏伟初取得备用金550万元，扣除2015年12月24日、31日退回备用金100万元、200万元及2016年4月15日、21日“收魏总投入款”10万元、20万元后，魏伟初取得220万元。再扣除魏伟初于2016年7月28、29日、2016年9月29日存入魏某2尾号为2371的农业银行卡号现金50万、50万、80万元后，魏伟初还取得启申合伙项目款项40万元。4、对谢某与2018年2月6日转入魏某1尾号为4926的建设银行卡账户的10万元、邵某于2018年4月16日转入魏某1尾号为4926的建设银行卡账户的款项的认定，该款项系双方签订《关于启申公司项目审计委托书》之前发生，杨鹏飞、黄秋燕并未提交证据证明该款项由魏伟初掌控和支出，故杨鹏飞、黄秋燕称该款项由魏伟初取得，依据不足，不予支持。5、对蒲昌公司投资款50万元的认定。在庭审过程中当事人双方均认可该款项为启申合伙项目的对外投资款，魏伟初和杨腾飞各占50万元，但杨腾飞主张该100万元属于对利润的分配，魏伟初主张净利润中未包含该10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该100万元系启申合伙项目对外投资款，魏伟初未提交证据证明实际净利润中已经扣除了前述款项，故应当认为系魏伟初在启申合伙项目中支取了50万元。6、对别克商务车的认定，该车辆为启申合伙项下财产，杨腾飞确认该车辆已于2018年12月13日自行取回，故不应算作魏伟初已分得的财产。7、对昊海君悦1315房租的认定。尽管该款项仍延续由启申项目下的账户支出，但是启申合伙项目于2017年12月31日即解散，该房实际由魏伟初居住，应当认定为魏伟初获得的合伙项目的款项，金额为36500元。8、对杨鹏飞主张魏伟初于2015年7-8月85万元、8-9月获取现金46万的认定，杨鹏飞未提交证据证明已将前述现金交付魏伟初，故对杨鹏飞该意见不予采纳。综上，魏伟初从启申合伙项目取得的款项为1686500元（75万+40万+50万+36500）。关于第五个争议焦点问题，针对反诉请求，一审法院认为，魏伟初、杨腾飞并未约定杨腾飞应取得工资，且如上文所述杨腾飞和黄秋燕是启申合伙项目的财务和资金的实际控制人，魏伟初要求分得的为扣除成本后的净利润，故杨腾飞反诉要求魏伟初支付其向启申合伙项目的借款、利息、工资、报销款、垫付给刘明明的款项、鑫鹏腾公司的税金及合伙利润，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足，不予支持。杨腾飞和黄秋燕作为启申合伙项目的财务和资金的实际控制人，未提交资产负债表、分类明细表、记账凭证和原始单据等，无法进行审计或鉴定，其要求鉴定的请求不予支持。关于别克商务车的保险，该车辆已由杨腾飞于2018年12月13日取回，酌定在魏伟初占有期间的保险费为2800元；超过部分，依据不足，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杨腾飞和黄秋燕是启申合伙项目的财务和资金的实际控制人，杨腾飞和黄秋燕都未举证证明魏伟初已取得除第五个争议焦点中认定的魏伟初已取得款项以外的款项，故魏伟初要求杨腾飞支付其余净利润6487219.6元（8173719.6元-1686500元），予以支持；超过部分，依据不足，不予支持。扣除魏伟初应返还杨腾飞反诉请求中占有期间的保险费2800元，杨腾飞还应支付魏伟初6484419.6元（6487219.6元-2800元）。关于魏伟初要求杨腾飞支付利息的问题，双方并未约定利润的支付时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债权人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本案中，起诉状送达杨腾飞的时间为2018年7月24日，酌定必要的准备时间为15日，故魏伟初要求按人民银行同期一年期贷款利率4.25%为标准，从2018年8月9日起计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利息，予以支持；超过部分，依据不足，不予支持。关于第六个争议焦点问题，黄秋燕系杨腾飞的妻子，且参与启申合伙项目的经营管理，故魏伟初主张其对本案中杨腾飞应承担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二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一、杨腾飞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魏伟初支付合伙净利润6484419.6元及利息（利息以6484419.6元为基数，按人民银行同期一年期贷款利率4.25%从2018年8月9日计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二、黄秋燕对杨腾飞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魏伟初的其他本诉请求;四、驳回杨腾飞的其他反诉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本诉案件受理费73422.82元、保全费5000元，由魏伟初合计负担19429.82元，由杨腾飞合计负担58993元，魏伟初已预交案件受理费及保全费共计78422.82元，多预交的58993元，予以退回；杨腾飞应负担的费用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内交纳，黄秋燕对杨腾飞应负担的费用承担连带责任。反诉案件受理费29244.28元、保全费5000元，由杨腾飞负担，杨腾飞已预交反诉案件受理费及保全费，不予退回。管辖权异议受理费共计200元，杨腾飞及黄秋燕已预交，不予退回。本院二审期间，杨腾飞、黄秋燕提交以下证据：一、黄秋燕农业银行2479账户银行流水，拟证明黄秋燕农业银行2479账户是启申公司用于发放员工工资的账户，是启申合伙的“公户”。二、《关于合作成立深圳市前海中泰来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的协议》，拟证明魏伟初与杨腾飞之间不是简单的个人合伙而是两个合伙成立的相关的公司，且魏伟初与杨腾飞之间除了涉及两人的合伙之外，还涉及第三方利益。三、营业执照，拟证明魏伟初、杨腾飞合伙经营的公司全部都还在正常经营，其中深圳市启申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由魏伟初继续经营，其余由杨腾飞继续经营。四、最高人民法院判决书，拟证明合伙人合伙经营的公司不论是否登记为合伙人名下，但合伙事务是以公司名义对外进行的，就应依照《合伙企业法》处理。魏伟初质证认为：一、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杨腾飞在一审中否认2479账户用于合伙项目的账户，且在多达数次的补充证据过程及质证、开庭过程中，均没有出示该证据，该账户早在2015年9月即已开户，最后一笔交易在合伙项目结束后的2018年3月21日，杨腾飞、黄秋燕于二审提交证据不符合法律规定，也不影响案件事实，反而证明涉案财务控制权和财务凭证、流水均由杨腾飞控制。二、对该证据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与证据目的不认可。深圳市前海中泰来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自成立后，签订协议的三方一直没有实际收入，也未实际经营。从杨腾飞提交的相关证据可以证实，杨腾飞在合伙前或合伙后成立的公司均只是其为方便转移合伙项目下财产使用的工具。三、对营业执照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合伙项目已于2017年12月31日终止，深圳市启申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欧某，工商登记持有该公司100%股权，欧某系杨腾飞姐夫，深圳市启申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都不是杨腾飞与魏伟初合伙项目下的运营公司之一，魏伟初也未在合伙结束后继续经营深圳市启申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四、对判决书的真实性与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与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判决书认为审理合伙人纠纷时可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的相关规定，并非应当依照《合伙企业法》处理，且判决书显示合伙人可以以个人名义提起诉讼，不受清算限制。杨腾飞与魏伟初在《关于启申公司合伙项目审计委托书》中已明确了双方合伙的分工、合伙利润分配比例、合伙项目杨腾飞已确认的部分净利润，因其它净利润在一审中已确定无法再行审计，魏伟初同意不再主张，故不存在所谓的清算或审计需要。本院认定，第一，对于杨腾飞、黄秋燕二审提交的黄秋燕农业银行2479账户银行流水，在一审多次开庭审理及质证过程中，杨腾飞、黄秋燕均未提及该账户，亦未主张其属于“启申合伙项目”的“公户”，而杨腾飞、黄秋燕所称的银行卡一直由财务持有导致二审前才拿到银行卡的逾期提交理由，既无证据证明，亦不符合常理，更无法对银行卡在二审获得并提交银行流水作出合理解释，杨腾飞、黄秋燕逾期提交证据的理由不成立；即便杨腾飞、黄秋燕关于农业银行2479账户系“公户”的主张成立，在无证据显示黄秋燕对该银行卡失去控制的情况下，并不影响黄秋燕对该银行卡进行使用并操作的基本事实认定。第二，《关于合作成立深圳市前海中泰来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的协议》，属于杨腾飞、魏伟初与案外人之间的合同，现并无证据显示案外人对此提出异议，若存在侵害他人利益问题，应另循法律途径解决，并不影响本案基本事实的认定，本院依法不予采纳。第三，杨腾飞、黄秋燕提交的营业执照显示，深圳市启申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欧某，无法印证该公司由魏伟初继续经营的证明目的，本院亦不予采纳。第四，杨腾飞、黄秋燕提交的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再208号民事裁定书认为，分公司虽为有限公司成立的分支机构，但由三人合伙经营，且合伙事务均以分公司名义对外进行，故在处理合伙人纠纷时可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的相关规定。但本案中，并无充分有效的证据显示杨腾飞与魏伟初的合伙事务均以公司名义对外进行，其中杨腾飞提交的其与魏伟初、案外人签订的《关于合作成立深圳市前海中泰来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的协议》可以体现，故本案的事实与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再208号民事裁定书认定的事实不同，不具参考性。本院经二审审理查明：一、杨腾飞于2018年11月15日的一审庭前会议中称，黄秋燕本人并非合伙项目财务总监，其只是杨腾飞的授权代表，有权接触相关财务信息。二、杨腾飞、黄秋燕于2018年12月12日的庭审中称，后期对账系财务人员蔡某处理，截止至一审庭审结束，蔡某在杨腾飞所有的公司处工作。三、杨腾飞、黄秋燕对一审认定魏伟初从启申合伙项目取得款项为1686500元予以认可，但认为魏伟初还通过财务报销方式从合伙项目利润中获得868万元。四、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二审争议焦点为：一、魏伟初是否有权主张分配合伙利润；二、黄秋燕、杨腾飞是否为涉案启申合伙项目的财务和资金实际控制人；三、涉案启申合伙项目的利润总额；四、魏伟初在启申合伙项目中应分得的利润和实际已分得金额；五、魏伟初是否应向杨腾飞偿还欠款并支付合伙利润；六、黄秋燕是否应当对杨腾飞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一。本院认为，魏伟初与杨腾飞成立“启申合伙项目”对外开展业务，作为多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可任意掌控、调拨实际控制公司的资产，可认定魏伟初、杨腾飞与公司之间存在财务和经营的混同，并不符合合伙企业的特点与规定，且本案涉及实际控制人之间的财产分配问题，并不涉及公司的对外债务，故一审认定本案系合伙协议纠纷，魏伟初有权主张分配合伙利润，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争议焦点二。杨腾飞、黄秋燕与魏伟初均主张对方系启申合伙项目的财务和资金的实际控制人，并称对方掌握原始财务账册、凭证。魏伟初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关于启申公司项目审计委托书》、微信聊天记录、电话录音、转账记录等证据予以证明，其中《关于启申公司项目审计委托书》中载明：“由杨腾飞全权负责公司的业务运营、日常管理，魏伟初负责协调海关工作关系”，微信聊天记录亦显示杨腾飞陆续出示统计表，结合电话录音内容和财务人员个人账户资金流向，可以证明杨腾飞、黄秋燕系财务和资金的实际控制人。杨腾飞、黄秋燕对魏伟初的主张予以不予认可，并主张《关于启申公司项目审计委托书》的签订存在重大误解，财务资料和统计表均为财务人员统计，从费用报销单、财务人员数量、个人控制账户数量、账户流水等可以看出魏伟初才是启申合伙项目财务和资金的实际控制人。对此本院认为，首先，杨腾飞并未提交证据证明魏伟初对其提交的《关于启申公司项目审计委托书》存在私自变更内容、修改等情形，杨腾飞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关于启申公司项目审计委托书》签名，其应知晓签名确认对其产生的后果，杨腾飞未能提交充分有效的证据足以证明其对《关于启申公司项目审计委托书》内容存在错误认识，其关于签订《关于启申公司项目审计委托书》存在重大误解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其次，杨腾飞、黄秋燕于一审庭审中称后期对账系财务人员蔡某处理，统计表由其作出，但杨腾飞、黄秋燕亦确认蔡某在杨腾飞所有的公司处工作，故杨腾飞、黄秋燕关于其并不掌握财务统计的主张依据不足。再次，费用报销单的签名并不足以证明对财务和资金的实际控制，在双方均存在由亲属担任财务人员的情形下，与魏伟初存在亲属关系的财务人员数量多少、相应掌控的账户数量，并不足以推定魏伟初实际控制财务和资金。故，杨腾飞、黄秋燕关于魏伟初系财务和资金实际控制人的主张，依据不足。结合双方提交的证据及陈述，一审认定启申合伙项目的财务和资金的实际控制人系杨腾飞和黄秋燕，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确认。关于争议焦点三。杨腾飞、黄秋燕与魏伟初对启申合伙项目的营业收入及利润总额有争议，但杨腾飞在《关于启申公司项目审计委托书》中签名确认，“启申公司项目”合伙经营期间，“启申公司项下”营业收入145941702元，扣除营业成本，实际净利润11399849.9元；“力全货代公司项下”的利润为2122019元，杨腾飞虽对《关于启申公司项目审计委托书》显示的实际净利润不予认可，但在会计师事务所无法对“启申公司项目”的营业收入及利润总额发表审计意见的情况下，杨腾飞、黄秋燕未能提交足以推翻其确认部分净利润的证据，本院依法采信魏伟初关于《关于启申公司项目审计委托书》、《启申利润统计截止至2017年12月31日以此为准》中实际净利润的主张。关于争议焦点四。根据上述争议焦点三的认定，以魏伟初在本案中主张的实际净利润金额为基数，按照双方约定的比例核算，一审计算魏伟初应分得的利润8173719.6元无误，本院予以确认。关于魏伟初实际已从合伙项目利润中分得的款项问题，鉴于杨腾飞、黄秋燕对一审认定魏伟初已从启申合伙项目取得1686500元没有异议，魏伟初亦未提起上诉，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杨腾飞、黄秋燕主张魏伟初还通过财务报销方式从合伙项目利润中获得868万元，但杨腾飞、黄秋燕既未提交证据证明魏伟初存在虚假报销情形，亦未提交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该款项属于利润分得款项，该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故，杨腾飞、黄秋燕关于无需支付魏伟初净利润6484419.6元（8173719.6元-1686500元-保险费2800元）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五。根据上述认定，杨腾飞和黄秋燕作为启申合伙项目的财务和资金的实际控制人，杨腾飞关于魏伟初偿还欠款及分配合伙利润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六。黄秋燕系杨腾飞的妻子，且参与启申合伙项目的经营管理，一审认定黄秋燕对杨腾飞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主张，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杨腾飞、黄秋燕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3422.82元，由上诉人杨腾飞、黄秋燕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国辉审判员  李小丽审判员  徐雪莹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八日书记员  肖丹婷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