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2民终235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史玉英，女，汉族，1963年9月20日出生，住通许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瑞彬，河南子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裴风顺，男，汉族，1965年1月3日出生，住通许县。原审第三人：秦军峰，男，汉族，1964年1月2日出生，住通许县。上诉人史玉英因与被上诉人裴风顺、原审第三人秦军峰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通许县人民法院（2019）豫0222民初27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史玉英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史玉英的原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适用《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和第十四条的规定，以不动产物权变动未经登记不发生法律效力为由，否定史玉英为涉案房地产的实际所有人，适用法律错误。1、以不动产为标的的债权合同，是物权发生变动的原因，而进行物权登记只是物权变动的结果。根据《物权法》第十五条“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的规定可以看出，即使未办理物权登记，也并不影响合同的效力，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内容依附于债权等合同的存在，二者是从属关系。除非发生引起物权变动原因的债权等合同因客观情势变迁，使得物权的变动成为不可能；或者不动产出让人一物二卖或数卖，其中一个买受人先行进行了不动产登记，其他的买受人无法取得物权等情形导致无效或者被撤销，致使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基础不复存在，因其产生的不动产物权变动的法律后果必将无效或被撤销之外，债权等合同一经成立生效，都必然产生物权的变动结果。因此，不动产物权变动的效力是否会发生，只取决于产生物权变动行为的债权等合同是否有效。2、本案中，史玉英与秦军峰在协议离婚时签署有《离婚协议书》，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家庭主要财产进行了分割：通许县影剧院的房产归史玉英所有。当时在竖岗镇开办一个西艺苑饭店，归秦军峰经营。家庭无债务。存款50万元归秦军峰，让秦军峰经营所用，孩子各抚养两个。《离婚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是合法有效的。因此，涉案房地产的归属，在离婚协议签订之时，对双方已经产生法定约束力，无论是否另行经过物权变动手续，在婚姻关系内部已发生法律效力，必然会产生物权变动的后果，即涉案房地产已属史玉英的个人财产。3、史玉英在2005年2月3号和秦军峰协议离婚后，案涉房地产已经由史玉英实际占有并管理，并在2010年5月份对占用的房产进行了翻建，由原来的四间两层翻建为三层半，面积由原来的200平方扩建为现在的500平方，原房屋已经不复存在。现一直由史玉英居住，已经完成了分割后的交付。4、本案并非离婚纠纷或离婚后财产分割纠纷，无须原审法院对涉案财产的分割作出判断，只要史玉英与秦军峰的离婚协议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则应按协议约定将涉案房地产确权给史玉英。5、史玉英与秦军峰离婚，主要是双方婚后做生意没有共同语言，感情破裂，而非其他原因。一方对另一方不存在深切痛恨。并且还有四个子女在联系。在离婚时，对西艺苑宾馆双方没有分割，因此在秦军峰开办的星海油脂厂贷款时，需要用西艺苑的房产抵押，银行要求共有人签字认可，在大女儿的一再要求下，秦军峰经济非常困难时，要求史玉英为其担保签字，史玉英才不得不在共有人栏内签字，但不能由此说明二人存在夫妻关系或涉案的房产仍属史玉英和秦军峰共有。另外房产证没有及时过户的原因一是秦军峰不配合，二是房产证占用的土地还是别人的名字，秦军峰购买后土地没有过户，故过户和新房产证都无法办理。原审法院就因无过户将涉案房地产不确权给史玉英，显然是严重损害了史玉英的合法权益，最终导致史玉英在离婚中未分得财产的局面（存款50万元分给了秦军峰），使史玉英的基本生活都无法保障。二、史玉英作为涉案房地产的实际权利人，依法有权申请法院确认权属并得到支持。裴凤顺、秦军峰之间的债权标的物为金钱而非涉案房地产，因此裴凤顺不是物权法意义上的善意第三人，其主张依信赖公示执行史玉英所有的财产没有法律依据。1、《物权法》第九条、第十四条的规定，仅说明对不动产物权情况进行登记公示，具有推定的效力，即没有相反的证据推翻登记，则登记人为不动产所有权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的规定可知，当不动产权登记记载与实际情况不符时，实际权利人有权申请变更或向法院申请确认权属，并应得到支持。同时，物权法确立的物权公示公信原则，其最大目的在于保护交易安全。即在交易中，公示的权利与实际的权利归属不一致，对于信赖物权公示的善意第三人仍能取得物权。物权变动登记的实质作用是对抗第三人，而不是约束当事人。2．史玉英与秦军峰离婚协议书的约定，是双方对婚内财产在离婚时的归属进行分割，不涉及第三人，也不涉及任何的交易。裴凤顺与秦军峰之间的债权标的物为金钱，也非本案所涉的房地产。未经登记的物权变动所不能对抗的是善意第三人主张取得物权，而非债权。三、裴凤顺与秦军峰之间的债权债务，发生于史玉英与秦军峰办理协议离婚之后，不能适用婚姻法第十九条的规定，否则，将严重损害史玉英权益。《婚姻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已经明确规定，夫妻双方可以约定财产的归属，且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而《婚姻法》第十九条中，关于只有在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情况下，才对第三人产生约束力的规定，仅指夫妻中的一方对外所负债务时，且负债必须发生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法律并没有规定离婚后还要将财产分割情况告知第三人，才不对离婚后的债务承担责任。四、原审法院把裴凤顺的普通债权给予物权性质的保护，系适用法律错误。案涉房地产系史玉英和秦军峰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购置且在离婚时已存在的财产，因此，二人在离婚时对该共同财产协议约定归属符合法律规定。史玉英与秦军峰在和裴凤顺债权债务发生前及通许县法院查封前，在离婚时签署的《离婚协议书》中对共同财产的约定是双方自愿达成的，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两人亦已依该协议并经行政机关同意解除婚姻关系，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史玉英与秦军峰之间存在恶意串通逃避债务的主观故意，故史玉英与秦军峰在离婚时对共同财产处分的约定真实有效。史玉英与秦军峰在《离婚协议书》中约定，家中所有房地产归史玉英所有，史玉英基于该约定享有将登记在秦军峰名下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变更登记至其名下的请求权。裴凤顺的本案债权不能优先于史玉英对涉案房屋享有的请求权。本案中，裴凤顺对原审秦军峰的债权为普通债权，并未指向特定的财产，也未以涉案房屋设定抵押担保，秦军峰在执行调解中未经史玉英同意用房屋担保系无权处分。秦军峰对涉案房屋并不享有物权。在该金钱债权债务发生之时，涉案房屋实质上已经因史玉英与秦军峰之间的约定而不再成为秦军峰的财产。因此，在裴凤顺与秦军峰形成金钱债权债务的过程中，涉案房屋都未影响到裴凤顺。综上，裴凤顺对秦军峰享有的是普通金钱债权，对涉案房屋不享有物权，且该普通债权发生在史玉英与秦军峰离婚后，因此，在权利保护的顺序上，裴凤顺在本案中的普通债权不能优先于史玉英对涉案房屋享有的请求权。五、史玉英对涉案房屋享有的请求权能够排除本案强制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是针对执行程序中当事人提出异议时如何处理的规定。由于执行程序需要贯彻已生效判决的执行力，因此，在对执行异议是否成立的判断标准上，应坚持较高的、外观化的判断标准。这一判断标准，要高于执行异议之诉中原告能否排除执行的判断标准。由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至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就应当在如下意义上理解，即符合这些规定所列条件的，执行异议能够成立；不满足这些规定所列条件的，异议人在执行异议之诉中的请求也未必不成立。执行异议之诉中的请求是否成立，应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和异议人所主张的权利、申请执行人债权实现的效力以及被执行人对执行标的的权利作出比较后综合判断，从而确定异议人的权利是否能够排除执行。史玉英在离婚时与秦军峰对双方共同财产进行了约定，史玉英与秦军峰均获得了财产（秦军峰50万现金），该约定具有互相转让共同共有财产的内容，因此，史玉英根据约定以秦军峰获得相应财产为条件取得涉案房屋，也相当于全额支付了受让秦军峰对涉案房屋共有权属的对价。史玉英在与秦军峰离婚之前是涉案房屋共有权人，其在本案中对涉案房屋享有的请求权是基于婚姻家庭及与秦军峰曾经的夫妻身份关系，鉴于史玉英与秦军峰之间的特殊关系，因此，在其对涉案房屋未办理过户登记的自身原因认定上应较一般的买受人宽松。综上所述，史玉英对涉案房屋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且对登记在秦军峰名下的房产享有所有权。裴风顺答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驳回史玉英的上诉请求。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史玉英对被执行房产的权属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1、秦军峰与史玉英离婚就是为了逃避债务，从1995年到2005年，秦军峰的借款就达到500万元以上，至今未还。且在多次借款合同中配偶一栏签字均为史玉英。秦军峰、史玉英保证合同中填写的文书送达地址均为竖岗镇后刘庄村3号附2号。史玉英、秦军峰的离婚协议书中手写加上的“无贷款，无任何纠纷，所有债权归女方，债务归男方”，目的是转移财产，并非合理分割财产。2、（2017）豫0222民初192号民事裁定书查封的标的物是登记在秦军峰名下位于通许县××西段南侧的房产。史玉英主张其与秦军峰协议离婚并约定所有房产归史玉英所有，但根据不动产登记部门的查询信息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规定，不动产的权属转移需登记才生效，虽然有离婚协议，但没有办理产权移交与变更，仅在双方之间产生合同之债，并不发生债权变动的效力。其离婚协议并不能阻却法院强制执行。3、秦军峰于2018年1月20日和裴风顺在通许县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协议约定若其在保证期限未履行调解书确定的义务，其愿意用房还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被执行人一方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的，申请执行人可以申请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也可以就履行执行和解协议向执行法院提起诉讼。裴风顺是物权法意义上的善意第三人，根据不动产的登记生效原则，史玉英与秦军峰的离婚协议并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裴风顺作为善意第三人主张以该房屋还债并无不当。4、史玉英主张不动产登记的房产已经被拆除，现房产系其自建，实际该房为秦军峰所建，并不是史玉英翻建。秦军峰未答辩。史玉英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00××45房屋归史玉英所有，房屋价值400000元；2、立即停止对位于通许县××西段南侧房权证号为00×**5号房屋的强制执行；3、诉讼费用由裴凤顺承担。原审法院认定事实：裴风顺与秦军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审法院于2017年1月18日作出（2017）豫0222民初192号民事裁定，对秦军峰名下的银行账户存款250000元予以冻结或对秦军峰所有的位于通许县××西段南侧的房产证号为00×**5的房产予以查封。2017年1月23日，原审法院向通许县房地产管理所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请通许县房地产管理所协助对秦军峰所有的位于通许县××西段南侧的房产证号为00×**5的房产予以查封，查封期限为三年，自2017年1月23日起至2020年1月22日止。2017年3月28日，原审法院作出（2017）豫0222民初192号民事调解书，调解书载明：1、秦军峰于2017年4月30日前给付裴风顺借款50000元，于2017年7月20日前给付裴风顺借款200000元；2、如秦军峰违反上述第一项协议内容，原告可对全额申请执行，并从调解协议签订之日起按月息2分计算利息；3、裴风顺自愿放弃其他诉讼请求；4、双方当事人因此事不再有其他纠纷。2017年6月2日，裴风顺向原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过程中，秦军峰承诺于2018年5月31日前履行完毕全部义务，逾期同意拍卖本案查封的房产，后秦军峰逾期未履行。2019年6月25日，史玉英对执行被执行人秦军峰名下位于通许县××西段南侧房产提出书面异议，2019年6月26日，原审法院作出（2019）豫0222执异10号执行裁定，驳回了异议人史玉英的申请。另查明，史玉英与秦军峰于1984年办理结婚登记，于2005年2月3日协议离婚，协议第三项内容为“家庭所有房地产及生活用品归女方所有”。2015年9月28日，史玉英向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通许县支行出具配偶（或其他共有人）书面声明一份，史玉英同意为河南星海油脂有限公司向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通许县支行办理产业化龙头企业粮油短期贷款6500000元及其他费用提供担保。2015年9月29日，秦军峰（保证人）、史玉英（××）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通许县支行（债权人）签订自然人保证合同，秦军峰、史玉英同意为河南星海油脂有限公司向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通许县支行办理产业化龙头企业粮油短期贷款6500000元及其他费用提供担保。2016年12月28日，秦军峰（保证人）与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封分行签订保证合同，秦军峰同意为河南星海油脂有限公司向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封分行贷款2990000元及其他费用提供担保，史玉英在配偶确认处签名确认。再查明，本案涉案房屋于2010年翻建，现登记在第三人秦军峰名下。原审法院认为，对案外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应围绕案外人能否就执行标的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进行审理，案外人同时提出确认其权利的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中一并作出裁判。《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十四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发生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对案外人的异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标准判断其是否系权利人：（一）已登记的不动产，按照不动产登记簿判断；未登记的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按照土地使用权登记簿、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施工许可等相关证据判断；（二）……”。本案中，案涉不动产目前仍登记在第三人秦军峰名下，未发生物权变动，史玉英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享有足以阻却执行的民事权利。综上，对史玉英要求确认00××45房屋归史玉英所有，要求立即停止对位于通许县××西段南侧房权证号为00×**5号房屋的强制执行，要求裴凤顺承担一切诉讼费用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判决：驳回史玉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史玉英负担。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对案外人的异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标准判断其是否系权利人：已登记的不动产，按照不动产登记簿判断；未登记的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按照土地使用权登记簿、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施工许可等相关证据判断。本案中，案涉房屋登记权利人为秦军峰，虽然秦军峰与史玉英签订的《离婚协议书》合法有效，约定该房产归史玉英所有，且签订《离婚协议书》的时间是在法院查封之前，但该《离婚协议书》作为秦军峰和史玉英之间的约定，系双方对自身权利的合法处分，但此种权利处分是否能对抗对《离婚协议书》约定内容不知情的第三人，应以处分的权利内容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权利变动模式为准。本案诉争的是房屋所有权和处分权利，不动产物权设立、变更应严格依照法律规定进行登记，以发生物权变动的效力。史玉英未就案涉房屋办理物权变更登记手续，其未取得案涉房屋的物权及处分权利，其不享有阻却本案执行的民事权利。史玉英上诉主张本案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其与秦军峰离婚时均获得了财产，具有相互转让共同共有财产的内容，相互支付了对价。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的目的在于保护无过错的不动产买受人的民事权益。本案中，史玉英主张权利的基础为《离婚协议书》，与上述第二十八条规定的“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在协议性质、履行过程、权力基础等方面均不相同，本案不符合上述第二十八条的适用条件。故，史玉英要求停止对案涉房屋强制执行并确认该房屋归其所有的上诉请求，依法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史玉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适当，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史玉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有奎审判员  张 洁审判员  李翠莲二〇二〇年九月三十日法官助理宋永佳书记员王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