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2民终170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胡中军，男，1974年8月20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巫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罗丹、袁云宇，国浩律师（重庆）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罗虎，男，1987年12月6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巫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邹平，重庆江晟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王龙山，男，1970年2月7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巫山县。原审第三人：李俊材，男，1992年5月8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巫山县。原审第三人：徐生超，男，1977年7月6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巫山县。原审第三人：何晓东，男，1977年12月8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巫山县。原审第三人：胡凤林，男，1975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巫山县。原审第三人：向桂斌，男，1981年6月11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巫山县。原审第三人：胡荣钊，男，1981年11月1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巫山县。原审第三人：陈秀清，男，1984号2月1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巫山县。上诉人胡中军因与被上诉人罗虎，原审第三人王龙山、李俊材、徐生超、何晓东、胡凤林、向桂斌、胡荣钊、陈秀清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巫山县人民法院（2020）渝0237民初5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胡中军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驳回罗虎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罗虎承担。事实和理由：一、罗虎提起的民事诉讼没有请求权的基础，原审法院未驳回其起诉，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且原审法院庭审存在程序违法。1．《买卖协议》为重庆鑫龙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龙物流公司）股东共同签订，是为转让公司所有财产所达成的决议，即签字各方为共同当事人，预计转让的标的是一个共同的、不可分的整体。由于该协议产生的纠纷，应属于同一纠纷，并不能区分各个股东而单独审理。本案中，罗虎曾作为（2019）渝02民终2174号案件的必要共同诉讼当事人，该案件的生效判决对罗虎具有法律约束力。根据《民事诉讼法》（2017年）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如果罗虎对已生效的民事判决有异议，应向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第三人异议之诉或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2015年）关于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相关规定进行救济，而非基于《买卖协议》这一相同的法律关系再提起诉讼。原审法院未对罗虎的原审请求权基础进行审查，即支持其诉讼请求，属于适用法律错误。2．本案庭审笔录记载的庭审时间为“2020年4月29日16时10分至17时01分”，开庭地点为“巫山县人民法院第五审判庭”，（2020）渝0237民初580号的开庭时间为“2020年4月29日14时10分至16时28分”开庭地点也为“巫山县人民法院第五审判庭”。两个案件相关出庭人员是完全相同的，且均为独任审判员审理，审判员不是同一人，但是在庭审时间上却存在重合，表明原审法院在审理该两案件时存在严重的程序违法。二、原审法院认为“《买卖协议》的实质为股东之间经协商后达成的股权转让协议”系事实认定错误。1．从形式上看，该份《买卖协议》是部分股东就公司名下所有财产进行转让形成的一份无效股东会决议。该决议的事项涉及的是公司所有的资产，股东会的召集和表决程序应当严格遵守《公司法》的强制性规定，而该份《买卖协议》仅有部分股东签名，召集及表决程序均不符合法律的规定。因此，该份股东决议因违反《公司法》强制性规定而无效。2．从内容来看，该份《买卖协议》是部分股东对鑫龙物流公司“所有财产”的估值及预处分的合意，仅是确定了资产的整体价值及受让方，对于这笔买卖何时进行，双方何时变更产权等具体的事项都没有明确的约定，各股东达成合意之后，最终还应由鑫龙物流公司与胡中军签订正式的买卖协议，因此该份买卖协议仅是对公司财产估值给予处分部分股东达成的一个合意。退一步讲，即便认可该协议具备合同履行的条件，但该笔资产转让价款的实际获得者也应是公司而非公司的股东，公司作为法人主体是具有独立的财产权，而原审法院却混同了公司财产权与股东股权。3．《买卖协议》内容中也并未体现任何股权转让的意思表示，从股权转让的性质来看，股权转让指的是股东依法将自己的股份份额转让给他人，涉及的是股东与股东之间的关系，本案中，《买卖协议》所记载的标的是公司“所有财产”涉及的是公司与股东的关系，因此该协议不符合股权转让的法律特征。4.2016年6月5日，胡中军与罗虎、第三人向桂斌、徐生超、胡凤林、李永春（李俊材之父）对鑫龙物流公司的账目进行汇总，各方对《胡中军账目汇总》进行了签字确认。《胡中军账目汇总》载明“公司下欠胡中军376109元”、“2014年9月份重庆鑫龙物流有限公司至2016年6月份外借款113万元整，按月息2分计算利息”，表明在签订《买卖协议》后，各股东对公司的负债情况进行了核算，负债的本金总计为1506109元（本金之外还包含利息）。胡中军与罗虎及第三人在签订《买卖协议》后对公司负债进行了核算，充分表明该协议仅是对公司资产的一个估价，并非罗虎所称的净值。因此，原审法院认定《买卖协议》为股权转让协议是不符合逻辑与客观事实的。综上所述，本案中的《买卖协议》的实质应是公司为了预计处置全部财产，而由部分股东作出的一份决议，该决议既不是公司与胡中军的资产转让合同，也不是胡中军与罗虎的股权转让协议。因此，罗虎的起诉并无请求权基础。原审法院将《买卖协议》认定为股权转让协议，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三、原审法院仅以股东签订《买卖协议》后退出经营管理，即简单推定其具有股权转让的意思表示，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公司股东可以不实际经营管理公司，股东先参与后退出经营管理也并不当然的表明该股东的股权就进行了转让，只要没有发生实际的股权转让的事实仍对公司的剩余财产享有权益。本案中，《买卖协议》仅是股东预计出售公司全部财产的意思表示，且并未进行具体的落实，也未签订任何协议。即便公司出让了全部财产，各股东仍是鑫龙物流公司的合法股东，并不因此而丧失股东资格。公司资产作价出售之后，应当首先偿还公司的债务，若未偿还债务就将公司的资产进行分配，不但损害公的财产权，同时也损害了其他债权人的利益。这是与有限责任公司以独立的财产对外承担责任的成立宗旨完全相背离的，也是违反公司法的规定的。如果股东存在转让股权的意愿，即需要与受让方之间就转让价款、履行时间等达成明确的一致合意，本案中显然不存在这种股权转让的合意。此外，依现有工商登记的信息来看，罗虎各方至今仍是公司股东，股权并未发生任何变动。因此，原审法院简单推定各股东具有股权转让的意思表示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四、罗虎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实际出资情况，原审法院径行认定其已完成了出资义务，属于事实认定错误。1．罗虎未提供任何直接证据证明其个人已按认缴出资数额完全履行了出资义务，原审法院径行按照其个人陈述认定其实际出资为30万元，明显缺乏证据。此外，依据原审庭审笔录第19页“原代”在回答法官提问时称“转账的时间是2014年1月3日通过原告的老婆方宗莲转账20万元到被告的农商行账户……”，罗虎此处称其出资为20万元与其起诉所主张的出资30万元相矛盾。且该段庭审记录与（2020）渝0237民初580号庭审笔录记录完全一致，表明原审法院对此事实并未查清楚，存在事实认定错误。2．胡中军在他案件中陈述的关于股东的情况及认缴出资的数额，仅是说明各股东在成立公司时约定的认缴出资数额，胡中军从未承认过各股东的认缴出资数额已全部实际完成出资。恰恰相反，胡中军为了公司能够正常的运营，在其他股东不能完全履行认缴出资义务的情况下，还额外地进行了出资，即实际上各股东的实际出资比例并非完全按约定的出资金额履行。原审法院仅以上诉人在他案中陈述的认缴出资额，即视为各股东的实际出资额，认定各股东完成了出资义务明显缺乏证据支撑。罗虎所称其已完成实缴资本验资，与实际情况是不相符的。鑫龙物流公司注册时的验资款，实际上均是胡中军自行筹集的，然后分别转账给各登记股东，而后完成验资手续。即，实际上工商验资时的出资均是胡中军一人的出资款项，罗虎以验资为证据证明其完成出资显然不具有任何证明效力。五、原审法院认定胡中军未及时支付转让价款属违约行为，属于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错误。首先，本案中并不存在合法有效的协议需上诉人履行，即便需要履行，也并没有证据证明需要履行的时间。其次，在部分股东确认公司财产转让事项后，应以公司名义与胡中军签订资产转让协议，然后公司再根据协议的时间取得相应的价款。各股东若要退出公司，应当将公司现存的资产和债务进行清算。但时至今日，胡中军多次以电话、口头等方式催促罗虎进行财务核算，均未得到有效回复，进而导致未能依据之前的意向签订后续有效的相关协议。胡中军积极履行达成合作意向，努力为各方签订后续有效协议创造条件，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因此，原审法院认定胡中军存在违约责任应承担逾期付款责任，属于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六、若二审法院经审理后仍认定《买卖协议》具有股权转让性质，但该协议也存在尚未成立生效、内容显失公平、履行无效等多个问题。原审法院在未查明相关事实的情况下，判决胡中军履行该协议，属于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错。1．若法院将《买卖协议》认定为具有股权转让协议，对于股权受让方而言是显失公平的。股东将股权进行转让，首先要确定股权在公司中的实际价值。而股权的价值也应当与公司的净资产（即所有资产扣除负债后的净值）是等效的，未对公司债权债务进行清算，无法知晓公司是否还有净资产。而《买卖协议》仅是将公司的所有财产估价，如果按此价格作为股权转让价款，那么意味着胡中军要承担公司的全部债务，而其余股东完全享有收益而不承担风险，这明显有违公司成立的宗旨。事实上，在签订《买卖协议》之前，鑫龙物流公司对外的负债仅本金就高达150余万元，如此巨额的债务是公司经营过程中形成的，应当由全体股东负担。如果通过判决变相地让胡中军全部承担，这样的股权转让是显失公平的。2．如果法院认定《买卖协议》为股权转让协议，但因其内容是对全部股权的转让，需经全体股东签字方成立生效。但该协议至今仍未得到胡荣钊、李俊材等股东的签字认可，即证明该协议还未经全体股东签字同意，《买卖协议》尚未成立生效。原审法院判令胡中军履行未成立生效的合同，属于适用法律错误。3．即便法院认为《买卖协议》是股权转让协议，维持原审判决，即支持罗虎的诉讼请求，必然会产生这样一个后果，即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对价实际上是由公司的财产进行支付，这样的支付行为是严重违反《公司法》第20条第1款“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的强制性规定，必然无效。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存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胡中军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驳回罗虎全部诉讼请求。罗虎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以及判决内容符合客观事实，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关于一事不再理的问题，根据民诉法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一事不再理必须要求前后当事人相同、诉讼标的相同、诉讼请求相同。本案与原案相比，当事人不相同，本案增加了第三人陈秀清，其诉讼请求也不一致。原案中权利人向桂斌是按照工商登记的比例提起的诉讼，本案中罗虎是按照胡中军所认可的实交出资的比例提起的诉讼，因此，前后诉讼并不构成重复诉讼。原案二审判决驳回向桂斌的诉讼请求，其理由就是要求向桂斌继续举证证明实际出资金额和所占比例。2．关于《买卖协议》是否属于股权转让协议的问题。由于胡中军与罗虎都不是从事法律工作的，没有严格区分《买卖协议》和股权转让协议，判断协议的内容在于双方约定的事项而不在于标题，这也不属于股东会决议的范围，因为不涉及公司的增资、减资以及资产处置等情形，《买卖协议》只涉及到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因此不需要以股东会的形式形成决议，《买卖协议》即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也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应当履行其内容。关于股权转让后是否还需要对账目进行清算的问题。胡中军与罗虎在签订《买卖协议》之前，已经将股权转让价款达成了一致，即作价198万元。即便在转让过程中或者转让之后，有对账的行为也属于其他股东协助胡中军催收外面的欠债，协助进行债务的清算，与股权本身是没有关联的。向桂斌、罗虎、王龙山在参与公司经营期间都有各自负责的业务，转让后工作上面的交接。3．关于退出经营管理与股权转让的问题。双方签订《买卖协议》后，其余股东均退出了公司的经营和管理，只是没有到工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实际上其余股东均没有享有公司的利益也没有参与公司的一切事务，没有办理变更登记也不影响双方协议的效力，只是对外其余股东仍属于公司股东而已。4．罗虎是否实际出资的问题。通过原庭审查明的事实，特别是胡中军在原（2019）渝02民终2174号案件上诉状第三页中明确载明向桂斌实际出资20万元，罗虎出资30万元，王龙山出资20万元，并明确认可该300万元全部到位。故不存在未足额出资的情形，即使有个别股东一时无法凑齐这么多钱，也是属于私下与胡中军的民间借贷行为。5．关于胡中军是否具有违约行为的问题。《买卖协议》签订后，其余股东均退出了公司的经营管理，由胡中军一人进行管理经营，罗虎已经按照该协议约定履行了自己的义务，希望胡中军尊重协议，并坚持契约精神支付向桂斌的转让价款，胡中军存在违约行为。6．关于《买卖协议》是否成立生效以及显失公平的问题。《买卖协议》成立并生效，虽然有两位股东即陈秀清、胡荣钊未在该协议上面签字，但在签订该协议时已经电话征求了该二人的意见，都同意该协议的内容，而且陈秀清在本案一审期间也向法庭提交了情况说明，表示认可《买卖协议》。退一万步讲，即便有个别股东不认可该协议，那只是对该股东不发生法律效力而已，对其余各股东没有任何影响，仍应按照双方的协议履行。同时，转让作价198万元也是公平合理的，因为公司实际出资是300万元，不存在对胡中军显失公平。转让行为也不违反公司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因为该转让行为没有处分公司财产，也没有对公司的债权债务产生影响。王龙山、向桂斌述称，同意罗虎的答辩意见。胡荣钊述称，认可胡中军的上诉意见。胡荣钊也是公司的股东，但是签订《买卖协议》的时候没有经过胡荣钊的同意，也没有任何人联系过胡荣钊，这个《买卖协议》胡荣钊不认可。徐生超述称，公司的资产是198万元卖了，198万元不包括公司的债务，公司的债务是150多万元，198万元是用于偿还公司债务的。李俊材、何晓东、胡凤林、陈秀清未参加本案二审审理，也未向本院提交书面陈述意见。罗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胡中军给付罗虎股权转让价款19.8万元（30万元÷300万元×198万元）；2．本案诉讼费由胡中军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底，罗虎、胡中军及本案第三人商议确定，共同投资300万元，成立鑫龙物流公司。2014年1月14日，鑫龙物流公司注册成立，登记注册资本200万元，登记股东为胡中军、罗虎、李俊材、向桂斌、徐生超、胡荣钊，法定代表人胡中军。而鑫龙物流公司实际投入资金300万元，实际股东为10人，即王龙山、胡中军和本案第三人。各股东出资情况如下：王龙山20万元、胡中军65万元、罗虎30万元、李俊材35万元、徐生超30万元、何晓东20万元、胡凤林20万元、向桂斌20万元、胡荣钊30万元、陈秀清30万元。鑫龙物流公司成立前后，购买了车辆，并在重庆、巫山、宜昌等地租赁场地，从事物流运输业务。2016年6月2日，徐生超、向桂斌、李永春（李俊材的父亲）、罗虎、何晓东、胡凤林、胡中军、王龙山签订《买卖协议》。《买卖协议》载明“经鑫龙物流有限公司，各位股东商议决定，公司名下的所有财产定于，一佰玖拾捌万正，（1980000.00）卖于胡中军，以各位股东签字为准。”签订《买卖协议》后，胡中军独自经营鑫龙物流公司，罗虎及本案第三人均退出鑫龙物流公司的经营和管理。一审法院认为，罗虎、胡中军、向桂斌等8人签订的《买卖协议》，明确鑫龙物流公司名下所有财产折价198万元，并卖与胡中军个人，由胡中军个人经营鑫龙物流公司。而且事实证明，在签订《买卖协议》后，除胡中军外的所有股东均退出了鑫龙物流公司的经营。该协议名为《买卖协议》，其实质是鑫龙物流公司股东之间经协商后达成的股权转让协议，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故协议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胡中军受让罗虎的股权后，应当按照财产折价约定和罗虎所持股权比例支付转让价款。胡中军未及时支付转让价款，属违约行为，应当承担逾期付款的民事责任。胡中军辩称，罗虎请求支付的条件未成就，因股权转让并不以公司的债权、债务清理为要件，故其辩解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罗虎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由胡中军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给付罗虎股权转让款19.8万元。案件受理费4260元，减半收取计2130元，由胡中军负担。二审中，胡中军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2016年6月15日的费用报销单，由罗虎、向桂斌、王龙山、胡中军签字并由胡凤林作为领导审批签字确认的关于公司冰柜损坏赔偿款0.08万元的债务；2.2016年7月28日的转款证明，由罗虎作为报销人，向桂斌、胡凤林作为证明人，证明在2015年6月20日罗虎转账给胡荣钊1.5万元用于发放代收货款；3.2016年7月24日的账目会计处理清单，由罗虎、胡中军、向桂斌、胡凤林共同确认对刘启川等人涉及的公司债务进行清理并用于冲抵公司资产的事实。以上证据拟证明：在《买卖协议》签订之后，各股东仍在进行债务清理，对股权转让价款并未达成一致，也没有形成最终的股权转让协议。另，胡中军申请证人李永春出庭作证，拟证实《买卖协议》签订前后的事实经过。对于李永春的证言，胡中军质证认为，证人的证言是客观真实的，作为《买卖协议》的签字人，除了本案双方当事人以外，李永春是客观的具有独立权益的第三方。虽然李永春与胡中军有一定的亲戚关系，但是其儿子本身是股东，有真实的权利和义务，其证言也是与事实相符合的，特别是与《买卖协议》的字面意思相一致。《买卖协议》的真实意思表示起因是有股东退出，只是对公司不包括债务在内的名下所有财产由部分股东进行了清理确认。后面对于债务的清算按照李永春所说的是资不抵债，也与胡中军举示的新证据相吻合。最终并没有形成股权转让的最终对价和协议。王龙山质证认为，上述证据只是说明其为胡中军作个见证。王龙山找胡中军收转让价款的时候，胡中军的一个亲戚说公司的冰箱是他的，说作价800元。收钱的时候，王龙山只是作个见证，但是与其本人没有关系，王龙山一直没有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李永春的证言不属于新证据，其一审未申请证人出庭作证，有有意隐瞒事实真相的嫌疑；证人是胡中军的亲舅舅，具有利害关系，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胡中军自行通知证人到庭，不排除双方串通作假证的可能，也违反证人隔离制度；证人证实与客观事实不符，其既不是股东，也不是财会人员不可能知道相关账目和公司亏损情况的。罗虎质证认为，同意王龙山质证意见。因为2016年6月2日我们就卖给胡中军了，罗虎一直在公司上班，是要与胡中军进行交接，签字是很正常的事情；2016年6月20日转账给胡荣钊1.5万元，这个单子是当时卖了后交接工作时罗虎清算个人公司的账目，印证了罗虎是配合胡中军交接工作。向桂斌质证认为，同意罗虎质证意见。胡荣钊、徐生超质证认为，对三份证据没有意见，李永春的证言属实。李俊材、何晓东、胡凤林、陈秀清未参加本案二审审理，也未向本院提交书面质证意见。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案涉《买卖协议》是否有效？2.案涉《买卖协议》是买卖公司资产还是股东间达成的股权转让协议？3.《买卖协议》对价的权利主体是公司还是各股东？4.罗虎的主张应否在向桂斌之前提起诉讼的（2019）渝02民终2174号案件中进行调整？胡中军主张案涉《买卖协议》系鑫龙物流公司部分股东就公司名下所有财产进行转让形成的无效股东会决议，《买卖协议》对价的权利主体是鑫龙物流公司而不是各股东，罗虎的主张应在向桂斌之前提起诉讼的（2019）渝02民终2174号案件中进行调整。本院认为，案涉《买卖协议》实质为鑫龙物流公司股东之间经协商达成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买卖协议》以公司资产价值为表现的对价的权利主体是全体股东。理由如下：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一款“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胡中军与罗虎均作为鑫龙物流公司的股东，有权相互转让全部或部分股权。虽案涉《买卖协议》中写明“公司名下的所有财产卖于胡中军”，但鉴于出卖方签订协议后实际不再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公司实际由受让人胡中军单独经营管理，受让方胡中军亦是鑫龙物流公司的股东之一，实际含义理解为当事人协商公司股权按照198万元计算，根据各股东的出资占比确定每个股东的股权转让金额，更为妥当。其次，针对胡中军主张案涉《买卖协议》的转让对价的权利主体应系鑫龙物流公司，罗虎等股东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问题。胡中军作为鑫龙物流公司股东之一，欲收购该公司，只能通过购买其他股东转让股权的方式进行，案涉《买卖协议》的转让方为除胡中军外的其他股东，以公司财产按照198万元计算实际系折算每份股权价值的计算方式，并不是股东会决议将公司的资产卖给胡中军。故胡中军主张案涉《买卖协议》的转让对价的权利主体系鑫龙物流公司，本院不予支持。一审认定罗虎等股东系本案适格主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胡中军主张案涉股权转让并未进行变更登记，公司债权、债务并未清理，罗虎请求支付的条件尚未成就。本院认为，胡中军与罗虎等自愿协商签订案涉《买卖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合法有效。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无须征得其他股东同意，亦不以是否变更登记、公司债权债务结算为前提，故胡中军主张罗虎请求支付的条件尚未成就，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胡中军支付罗虎股权转让价款19.8万元恰当。胡中军上诉主张罗虎的诉请应在向桂斌之前提起诉讼的（2019）渝02民终2174号案件中进行调整的问题，虽然罗虎等与向桂斌系与胡中军签订的同一份《买卖协议》，但各股东是不同的权利主体，股权份额也不一致，股权是按份权利，不是共同权利，各转让股权的权利人可依据《买卖协议》分别主张权利，并不需在向桂斌提起的诉讼中一并主张权利。至于胡中军上诉提到一审法院两个案件相关出庭人员是完全相同的，且均为独任审判员审理，审判员不是同一人，但是在庭审时间上却存在重合的问题，经核实，两案审理时间并未重合交叉，只是由于书记员记录时间的笔误，在记录上表现出了时间重合交叉。综上所述，胡中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理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260元，由上诉人胡中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 健审 判 员  李洪武审 判 员  胡玉婷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四日法官助理  高 峰书 记 员  张 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