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25民终68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汤建波，男，1962年8月9日生，汉族，居民，住蒙自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艳彬，云南盟志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亚波，男，1966年3月31日生，汉族，住蒙自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苗贵忠，云南贵忠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罗春丽，女，1968年1月18日生，汉族，居民，住蒙自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苗欣，云南贵忠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上诉人汤建波因与被上诉人李亚波、罗春丽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蒙自市人民法院（2019）云2503民初19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汤建波上诉请求：1.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2011年年初，上诉人、被上诉人李亚波、刘为国在缅甸佤邦开矿，2012年年初，上诉人因母亲生病提出退伙，李亚波作为矿山的负责人同意全额退还上诉人的投资，截止至2012年8月3日止，上诉人共投入资金1733200元。当时，李亚波跟上诉人说，因为选厂刚开张，先退还上诉人零头733200元，差1000000元过一个月卖矿就退还上诉人，因为选厂已经运作。2012年8月6日，李亚波通过财务人员罗春红将上诉人的投资款733200元退给上诉人，后来财务人员罗春红说上诉人报账重复，要求上诉人退还报账重复的3200元，所以上诉人退还财务人员3200元。2014年上半年，李亚波又退还上诉人投资款150000元。2014年8月10日，李亚波向上诉人出具一张欠条，李亚波于2015年8月31日还清上诉人投资款850000元。一审法院认定汤丽娟为合伙人及认定罗春红购买汤建波的股份，与本案事实不符，此认定没有任何的依据。李亚波从2015年8月31日起至2019年5月，一直向上诉人承诺还上诉人款项，期间李亚波也在积极想办法还上诉人款。2017年李亚波说房产证拿回来贷款后就赔上诉人款项，当时李亚波的房产证拿给罗春红家贷款抵押在银行，上诉人拿着李亚波位于瀛洲河畔房子的房产证去蒙自市信联社、蒙自城关信用社咨询过贷款的事，还找王某协商过让他帮忙协调过向其他银行贷款，均因为李亚波的征信不好，银行不放贷。还一起找过小贷公司，因为李亚波嫌小贷公司放贷的金额小，李亚波说贷来不够赔上诉人，所以没有向小贷公司贷款，李亚波说卖了房子赔上诉。2016年，李亚波还邀约汤建波去佤邦矿山投资。2019年5月19日，李亚波还主动打电话请金某出面协调让汤建波给他一点时间偿还欠款。一审以诉讼时效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有违法律及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故上诉人提出上诉，请二审人民法院查清本案事实，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李亚波、罗春丽辩称，本案中的欠条是2014年8月10日出具，还款时间为一年，从2014年9月1日到2015年8月31日还清。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的规定，本案属普通诉讼时效，期间为两年，知道或应该知道权利被侵犯时起算，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的规定，时效起算期间是从2015年8月31日起至2017年8月30日止。上诉人是2019年6月10日起诉，已超过时效三年零十个月。上诉人没有提出任何符合法律规定的时效中断的事由和证据，提出2019年5月19日和5月21日的视频录音，是在超过诉讼时效后提出的。如果答辩人承认履行又何必起诉，更何况法律规定中断时效的前提条件必须是在法定诉讼时效期间，而没有诉讼时效届满后可以引起中断的法律规定。本案欠条产生的背景是在共同合伙亏损，主要合伙人被缅甸方面抓捕，并挪用大量合伙投资款，合伙经营已面临解体的艰难处境时要求退伙的。上诉人规避风险、抽逃投资、退伙未经其他合伙人同意并清算亏损，且其投资数额未经核实，存在虚假申报退伙，明显属违法退伙。没有任何依据证明答辩人是合伙负责人，是债务的主体。就算真是负责人，债务人也应是全体合伙人，而不是答辩人个人。没有任何证据证实汤建波的股金转让于答辩人，为什么全体合伙人应承担的退还股金的债务要由答辩人承担？欠条是上诉人对答辩人胁迫、要挟的结果。根据欠条写明的债的产生源于合伙，而汤建波退伙时未经其他合伙人认可，退给汤建波的钱已被刘为国挪用；这种债的产生依据，本身就不是民间借贷中答辩人个人的责任。这种债的产生没有正当、合法的依据。上诉人退伙后引起了整个合伙营经无法进行，实际已经解体，上诉人已收回了大量的投资,而致使其他合伙人超过上诉人投资金额几百万元血本无归，判决既然按合伙关系审理，必须由上诉人承担亏损才是公平的。汤建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李亚波、罗春丽执行约定，退还原告的入伙金850000元；2.判决被告承担2015年9月1日起至起诉之日2019年6月6日止的资金占用费，按年利率6%计算，共计194650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汤建波与被告李亚波系朋友关系，被告罗春丽与李亚波于1988年3月23日登记结婚，1992年1月9日在蒙自市人民法院判决离婚，2006年12月15日复婚，2017年12月15日协议离婚。2011年期间，原告、被告、罗春红（系被告罗春丽的妹妹）、李子文、汤丽娟（系原告汤建波的妹妹）、刘为国6人合伙投资在缅甸佤邦锡矿山开矿，2011年5月16日，罗春红作为合伙开矿的财务人员记账每人投资300000元，后李亚波、汤建波、刘为国三人又每人追加投入1000000元，该款项有以现金投入的方式，也有购买矿山所需物资投入的方式计入投入。因汤建波要求退伙，李亚波征得罗春红的同意，由罗春红购买汤建波的股份，2012年8月6日，罗春红通过其丈夫管保柱的账户退还汤建波合伙资金733200元，后汤建波退还罗春红3200元。2014年8月10日，被告李亚波出具《欠条》一份交原告汤建波收执，《欠条》载明：“今有李亚波因投资佤邦曼相矿山开矿建选厂，因各种原因，汤建波在中途退出投资，又因刘为国把本该退还给汤建波捌拾伍万元私自挪用，致使到现在都没有退还，因现在刘为国被佤邦司法委扣押，今汤建波和李亚波双方经过协商，由李亚波在一年时间内从2014年9月1日开始到2015年8月31日还清汤建波股金捌拾伍万元”李亚波作为欠款人在《欠条》上签名并捺印。原告汤建波与妹夫金某于2019年5月19日、5月23日两次向被告李亚波催要所欠的85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本案性质的问题。本案中，原、被告合伙在缅甸佤邦开矿，各自进行了投入，根据本案证据显示，当时投入的有6人，建立了合伙关系，共同投资开矿，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2012年期间，因原告汤建波要求退出合伙，李亚波征得同意并由罗春红购买汤建波的股份，同时通过罗春红的丈夫管保柱的账户于2012年8月6日退还汤建波入股部分资金733200元，从被告李亚波出具给原告收执的《欠条》可以证实合伙人之间已经同意原告汤建波退出合伙，同时该款项由李亚波承担退还汤建波的责任，故原告汤建波的退伙已经同意并实际退出合伙，现原告汤建波依据因合伙关系产生的《欠条》向被告主张权利，本案案由定性为合伙协议纠纷并无不妥。二、关于原告的起诉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1986年4月12日通过，2009年8月27日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2017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第一百九十四条规定“在诉讼时效期间的最后六个月内，因下列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中止：（一）不可抗力；（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没有法定代理人，或者法定代理人死亡、丧失民事行为能力、丧失代理权；（三）继承开始后未确定继承人或者遗产管理人；(四）权利人被义务人或者其他人控制；（五）其他导致权利人不能行使请求权的障碍。自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满六个月，诉讼时效期间届满。”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一）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二）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三）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四）与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形。”本案中，原告向一审法院提交的《欠条》中载明，被告李亚波的给付期限为2014年9月1日开始到2015年8月31日，自2015年9月1日起原告就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自己的权利被侵害，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应自2015年9月1日起至2018年8月31日止，2019年6月10日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原告虽然提交证据证实于2019年5月19日、5月23日两次向被告李亚波催要所欠款项，但也是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行为，不能引起诉讼时效期间的中断。原告也未提交本案中存在诉讼时效中止的证据，故本案原告的诉讼已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被告李亚波、罗春丽辩解原告汤建波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抗辩意见，与本案查明的事实相符，一审法院予以采纳。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汤建波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133元，由原告汤建波负担。二审中，上诉人汤建波申请证人朱某、龚某、王某、金某出庭作证，证实2017年7、8月份，朱某、龚某在龚某家铺子听到汤建波、李亚波商谈还钱事宜，李亚波说要卖房子偿还汤建波钱；王某证实汤建波带李亚波找到王某，想通过王某协调贷款偿还汤建波的欠款；金某证实2019年5月李亚波打电话给金某，让金某和汤建波说李亚波会慢慢还钱。周春昌出具书面证言，证实2016年初汤建波、李亚波到缅甸恢复选厂时罗春丽说回蒙自后就卖房子赔偿汤建波欠款，期间汤建波还拿钱给李亚波发工资和代交罚款。汤建波并提交了《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一份，内容是2019年1月7日李亚波通过银行转存款项10000元到汤建波账户。被上诉人质证认为证人语言存在串供的情况，证人与当事人有利害关系，证人陈述不真实；对交易清单真实性认可，但认为是清偿其他债务。被上诉人提交了《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三页、《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账户对账单》五页，内容2018年5月至2019年1月7日期间李亚波转账支付了汤建波款项200000余元，是偿还其他债务而不是本案中的欠款。上诉人质证认为这部分款项是上诉人帮李亚波借款后，李亚波偿还自己的借款。本院认为，上诉人申请的证人与上诉人具有朋友关系，证言并不能证实李亚波有同意履行的真实意思表示，金某的证言系在诉讼时效期限届满后产生，并且当事人之间尚有其他经济往来，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在本案中的证明效力不予采信。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诉讼时效是指权利人不行使权利的事实状态持续经过法定期间，其权利即发生效力减损的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本案中,上诉人汤建波主张被上诉人李亚波退还合伙期间的投资款850000元，汤建波提交的《欠条》载明“由李亚波在一年时间内从2014年9月1日开始到2015年8月31日还清汤建波股金捌拾伍万元”。根据双方当事人的约定，李亚波在2015年8月31日前就应当支付汤建波投资款，李亚波逾期未还，汤建波从2015年8月31日就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根据法律的规定，汤建波应当在二年内提出权利主张，寻求司法保护。虽然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民法总则施行前，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汤建波主张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在民法总则施行前的2017年8月31日届满，因此，本案应适用二年的诉讼时效。汤建波于2019年6月10日提起诉讼，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当事人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受理后对方当事人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抗辩事由成立的，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诉讼时效虽然可因当事人客观上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当事人主张权利、义务人同意履行等事由产生诉讼时效中止、中断、延长的情形，但汤建波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本案中存在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李亚波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事由成立。汤建波未在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提起诉讼，已经丧失胜诉的权利，一审判决驳回汤建波的诉讼请求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汤建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认为应适用三年诉讼时效存在瑕疵，但判决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一十九条、第三百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133元，由上诉人汤建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彦斌审判员  佘华锋审判员  焦 艳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日书记员  陈昆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