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黔27行终168号 上诉人暨诉讼代表人（一审第三人）曹启安，男，1950年7月23日生，汉族，住贵州省福泉市。 上诉人（一审第三人）曹英红，男，1990年1月15日生，汉族，住贵州省福泉市。 上诉人（一审第三人）曹启文，男，1952年1月10日生，汉族，住贵州省福泉市。 上诉人（一审第三人）曹英华，男，1975年12月15日生，汉族，住贵州省福泉市。 上诉人（一审第三人）汪习春，女，1974年9月14日生,汉族，住贵州省福泉市。 上诉人（一审第三人）张文军，男，1981年2月16日生，汉族,住贵州省福泉市。 上诉人（一审第三人）张兴成，男，1963年9月10日生，汉族，住贵州省福泉市。 上诉人（一审第三人）曾付平，男，1981年3月2日生，汉族，住贵州省福泉市。 共同委托代理人杨光贵，贵州平越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共同委托代理人李才华，贵州平越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福泉市自然资源局，住所地贵州省福泉市金山办事处新会北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22702MB168896X5。 法定代表人金邦鼎，该局局长。 出庭应诉负责人黄伟星，该局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覃基勇，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代理人柏刚成，福泉市中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周盛涛，男，1988年11月13日生，汉族，住贵州省福泉市。 委托代理人胡仁贵，贵州仁贵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上诉人曹启安等人因与被上诉人福泉市自然资源局、周盛涛林业行政登记一案，不服都匀市人民法院（2019）黔2701行初232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9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暨诉讼代表人曹启安、上诉人曹英华及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杨光贵、被上诉人福泉市自然资源局副局长黄伟星及委托代理人柏刚成，被上诉人周盛涛委托代理人胡仁贵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周盛涛一审诉称，其系福泉市仙桥乡仙桥村下坝组村民。1956年土改时，原福泉县人民政府将位于梁家铺乡××村生产队“折洞坡”山林划分给原告的爷爷周义祥（已故）所有，并颁发了土地房产所有证。后国家修建贵黄高速公路时占用了该山林的一部分，第三人称该山林是他们的，经向被告查询后才知道，福泉市人民政府于2009年12月31日向第三人颁发了福府林证字（2009）第5227020700770-1／1号《林权证》，将“折洞坡”更名为“桥头山”，登记在第三人名下。原告认为，福泉市人民政府在办理林权登记过程中，未严格审查申请登记材料，事实不清，程序违法，特向法院起诉，请求判决撤销被告颁发给第三人曹启安、曹启文等人的福府林证字（2009）第5227020700770-1／1号《林权证》中“桥头山”的林权登记，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周盛涛与第三人曹启安、曹启文等同属原福泉市仙桥乡粑粑菁村，原粑粑菁村包括烂沟组、山药冲组、上街组、下街组、打桶寨组、下坝组等6个村民组，原告周盛涛系下坝组村民，第三人曹启安、曹启文等系上街组村民。2004年行政村合并后，原粑粑菁村6个组合并为3个组，其中烂沟组与山药冲组合并为永兴组，上街组、下街组与打桶寨组合并为永兴沟组，下坝组不变。本案争议的“桥头山”林地的所有权属福泉市仙桥乡仙桥村集体所有。2009年林权制度改革时，福泉市人民政府经第三人曹启安、曹启文等9户联户申请，向第三人颁发了福府林证字（2009）第5227020700770-1／1号《林权证》。该林权证中宗地编号为52××03登记的小地名“桥头山”林地，面积为121.33亩，林地所有权权利人为仙桥村，森林或林木所有权权利人为曹启方等9户，林地使用权权权利人为曹启方等9户，森林或林木使用权权利人为曹启方等9户。原告周盛涛与第三人因本案争议的“桥头山”林地权属发生争议，原告遂于2019年9月27日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福泉市人民政府颁发给第三人曹启安、曹启文等人的福府林证字（2009）第5227020700770-1／1号《林权证》中“桥头山”的林权登记。 另查明，被告向一审法院提交的曹启方等户林权登记申请表（内表）中注明的主要权利依据为群众公认，接界人签名栏为空白。曹启方于2012年10月8日死亡，因无法定继承人，其承包的山林由仙桥村永兴组（上街）集体所有。曹启龙于2011年4月13日死亡，其承包的山林由其妻汪习春管理使用。曹启云于2010年2月20日死亡，其承包的山林由其子曹英红管理使用。 一审法院认为:福泉市人民政府向第三人颁发林权证的主要权利依据是群众公认，但被告提交的林权登记申请表（内表）中接界人签名栏无接界人签名，故福泉市人民政府向第三人颁发林权证的行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法应予撤销。被告未向一审提交登记颁证前已经进行公示的证据，违反了《林木和林地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十条“登记机关对已经受理的登记申请，应当自受理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在森林、林木和林地所在地进行公告。公告期为30天。”的规定，属于程序违法，亦应依法撤销。原告请求撤销争议登记颁证行为理由成立，该院予以支持。被告及第三人主张原告起诉已超过起诉期限，但均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原告何时知道福泉市人民政府的颁证行为，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第（三）项、《林木和林地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十条之规定，判决撤销福泉市人民政府颁发给第三人曹启安、曹启文等人的福府林证字（2009）第5227020700770-1／1号《林权证》中宗地编号为52××03，小地名“桥头山”的林权登记。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福泉市自然资源局负担。 上诉人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并驳回周盛涛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审理程序违法，剥夺当事人的诉权。一是因被上诉人周盛涛在一审起诉时未查明曹启方、曹启云、曹启龙三人是否健在，直接列为一审第三人参加诉讼。经核实曹启方已于2012年10月8日因病死亡且无子女，其所承包山林的承包权应当归福泉市仙桥乡仙桥村上街组享有，而一审法院至今未追加上街组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而是在2019年12月18日上午开完庭后通知上街组组长张兴林去作笔录，剥夺当事人的诉权；二是上诉人曹启安等人及上街组至今未收到一审法院送达的行政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在一审开庭时向合议庭反映，但合议庭成员置之不理，剥夺其诉权，一审法院审理程序违法。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采信证据不当。第一，周盛涛的起诉已经超过起诉期限，应驳回起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五条的规定，因2008年全国林改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周盛涛此时就已经明确地知道颁证行为的内容，周盛涛最迟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颁证行为之日起6个月内即2009年7月l日前提起行政诉讼，周盛涛在2019年9月26日后才起诉已超过起诉期限。第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采信证据不当。被上诉人周盛涛在一审提供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不能作为证据采用，因被上诉人周盛涛祖父是地主，强占广大农民田地和山林，在三包四固定时，已经全部收回分给广大农民，若再采用该土地房产所有证已经违背当时的政策，因一审采信证据错误和认定事实不清，导致得出错误判决。涉案林地一直是曹启安等人在管理使用，福泉市自然资源局颁发林权证程序合法、林权来源、四至界线明确清楚。第三，周盛涛无权对涉案林权主张任何权利。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周盛涛没有提供与被诉登记颁证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证据，不能证明原告对争议林地享有所有权或使用权，与本案被诉登记颁证行政行为没有利害关系。其起诉不符合法定条件。 被上诉人周盛涛二审辩称：一、上诉人上诉称一审程序违法的理由依法不能成立。其与上诉人并不是同**村民，并不清楚上诉人的基本情况，只是从颁证的相关材料里才知道哪些人与本案有利害有关系。可是第三人收到相关诉讼材料后并未将真正的利害关系人及时告知法庭，这是对自己诉讼权利的放弃，造成的不利后果依法应由上诉人承担，且法庭知道后已告知了其相应的诉讼权利义务，不存在程序违法。二、上诉人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采信证据不当的理由依法不能成立。首先，上诉人称本案超过起诉期限的理由不能成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五条规定，行政诉讼的起诉期限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计算，而其是从2019年9月25日请律师到福泉市自然资源局调取了案涉颁证材料之日才知道该行政行为的具体内容并于2019年10月8日提起诉讼，而该证是2009年12月颁发，到起诉之日并未超过20年起诉期限。知道进行林改与怎么颁证和林权证颁发给谁以及林权证的范围是不相同的。其次，上诉人称被上诉人祖父是地主等理由不实，是在诬蔑被上诉人祖父。被上诉人所持的土地房产所有证是新中国政府于1956年颁发，并不是国民党颁发的。本案争议的林地原系政府分配给被上诉人家管理使用，如果中途发生变更，必然要有依据，但至今均没有任何依据证实发生过变更。而本案将被上诉人家原管理使用的林地颁给上诉人等几户的林权证只有上诉人联户申请，在林权证的主要权利依据填写的是群众公认，接界人签名栏也无接界人签名，这本身就是无事实依据及程序违法的颁证行政行为，依法是要被撤销的，一审判决撤销符合法律规定。当然，该具体行政行为被依法撤销，也不等于该山林就归被上诉人，只表明该山林现在发生了争议，依法还得由政府主管部门进行确权，并未影响双方的实体权利。综上所述，上诉人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请求。 双方当事人向一审法院提供的证据材料已随案移送本院（一审法院卷宗）。 二审期间，上诉人共同提交了以下证据：林权登记申请表（周德华）。拟证明：被上诉人周盛涛的父亲周德华办理了林权证，当时应当知道案涉争议林地不在自己林权证上，起诉期限应当从此时起算。 针对该证据，被上诉人福泉市自然资源局经质证无异议。 针对该证据，被上诉人周盛涛发表质证意见为：该证据不是新证据，依法不能作为二审证据使用，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证实上诉人的主张。 经庭审举证质证，根据证据规则，本院作出如下认证：该证据属于上诉人在二审程序中提交的新证据，但知道该林权证的内容并不能必须推断出被上诉人知道存在被诉林权证及其内容，对其证据效力，本院不予采信。 一审认定因曹启方于2012年10月8月死亡及无法定继承人，其承包的山林由仙桥村永兴组（上街）集体所有不当。一审认定的其余事实与本院查明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案涉桥头山林地的林权登记申请表（内表）中四至分别为：东至梁岗倒水抵下坎山界、南至打桶寨山界（聂光荣等11户联户山界）、西至公路（仙桥去龙昌的公路）、北至下坎到哲洞老路。四至接界人栏均为空白；踏查人员意见栏为曹启方、曹英华、曹启文签字。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一审程序是否违法；2.本案是否符合起诉条件；3.被诉行政行为是否合法。 关于第1个争议焦点。经查，一审法院向曹启文等人送达起诉状副本等程序确有瑕疵，但一审程序中曹启文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杨光贵律师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律师事务所函、委托书，同时杨光贵律师及曹启安已到庭参加诉讼并提交了证据，曹启文等人依法享有的陈述、举证等诉讼权利已经实际得到保障。至于是否应依法追加上街组的问题。首先，原上街组已经合并入永兴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原上街组不属于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其他组织，不具备行政诉讼主体资格；其次，被诉林权证登记的所有权人为仙桥村，使用权人为曹启方、曹启文等户，在曹启方死亡且无法定继承人情形下，无论是原上街组或是现在的永兴组均不是被诉林权证的权利人，与被诉行政行为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依法不应当追加为第三人，一审判决将本来不具备行政诉讼主体资格且与案件处理结果没有利害关系的原上街组列为第三人实属不当，本院予以指正。上诉人主张一审程序严重违法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第2个争议焦点。本案中，被上诉人周盛涛主张被诉林权证登记的桥头山林地侵犯其享有的哲洞坡林地，一审庭审中上诉人陈述该两处山林相邻，且从桥头山林地四至之北抵下坝到折洞老路，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与案涉颁证行为具有利害关系并无不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其他案件自行政作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之规定，上诉人主张本案已超过起诉期限，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周盛涛何时知道被诉颁证行为，依据前述规定，本案属于因不动产提起的诉讼应适用最长20年起诉期限，被诉林权证颁发于2009年12月，被上诉人周盛涛于2019年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20年起诉期限。上诉人前述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第3个争议焦点。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是根据2006年《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工作的意见》实施的林权登记，《贵州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确权发证办法》第二条规定的确权发证的范围及对象是林权制度改革时现有的林权，林权权源依据包括“林业三定”以来的林权依据，该发证办法还规定了制定林改方案及召开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表决、公示等程序。本案中，福泉市自然资源局提交的林权登记申请表（内表）中记载的权利来源为群众公认，但四至均无接界人签名、踏查人员均为申请人，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履行了颁证前公示等程序，存在事实不清、程序违法情形，应依法撤销。 综上，一审判决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曹启文等8人共同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玉冰 审判员  夏 永 审判员  冉 玲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周洪 书记员张曼予 附:本裁判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