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2020）晋民申1116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运城供电公司。   负责人：李某1。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某，山西衡霄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王某，住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晁某，住山西省临猜县。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徐某，住山西省临猗县。   一审被告：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永济市供电公司。   负责人：李某2。   一审被告：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某，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闫某，北京中伦文德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运城供电公司因与被申请人王某、晃六六、徐某及其一审被告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永济市供电公司、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13日作出的（2019）晋08民终30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再审申请人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运城供电公司不服上述判决申请再审称，1.依法撤销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08民终3030号民事判决；2.改判驳回被申请人王某对再审申请人的诉讼请求；3.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各被申请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本案一、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如下：再审申请人是临晋一解州兀接运城变220KV送电线路（运桃线）的产权人和管理人，该线路于2003年12月22日竣工，并经相关单位验收合格，各项设施性能均达到国家标准。2016年、2017年，再审申请人分两次在被申请人晃六六枣树所在地设立安全警示标。2018年1月10日，再审申请人的巡视人员在巡视涉案线路时发现有人在涉案线路的通道内堆放竹竿、准备搭建枣树大棚，遂向枣树大棚的搭建者即本案被申请人晃六六的父亲晃贵安（晃贵安将枣树交给晃六六经营管理）下发了《安全隐患告知书》，告知其搭建大棚存在安全隐患，限令其在10日内务必消除隐患并告知相关安全措施。被申请人晃六六无视再审申请人设立的安全警示标志牌和下发的《安全隐患告知书》，仍将枣树大棚的搭建承揽给被申请人徐某，徐某自行购买材料组织人员施工。2018年2月26日，被申请人王某受徐某雇佣，在未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手持长度约7M左右的湿竹竿进行高危作业导致触电受伤，形成本案事故。被申请人王某与徐某之间系个人劳务关系，被申请人徐某与晃六六之间系承揽合同关系。（二）原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一审法院在本案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情况下，判决再审申请人承担70％的赔偿责任，王某自身承担30％的责任，而驳回了王某对被申请人晃六六、徐某的诉讼请求，显属错误。理由如下：1、被申请人王某在主观上存间接故意的过错，且再审申请人在发现涉案线路存在安全隐患后，已经采取了安全措施并尽到了警示义务，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再审申请人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在认定再审申请人已采取安全措施并尽到警示义务的前提下，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规定，判决再审申请人承担无过错责任，显属对法律理解的错误。无过错责任是一种归责原则，但不代表无论发生任何原因的事故均应由经营者承担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73条规定：“从事高空、高压、地下挖掘活动或者使用高速轨道运输工具造成他人损害的，经营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能够证明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或者不可抗力造成的，经营者不承担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失的，可以减轻经营者的责任”。受害人的故意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两种情形：直接故意，即受害人明知其行为会导致损害后果，而追求或希望损害结果的发生；间接故意，指受害人明知其行为可能导致损害后果，而放任这种后果的发生。本案中，被申请人王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明知在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内进行作业可能发生触电事故，其未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放任触电结果的发生，导致其触电受伤。被申请人王某存在间接故意，其自身应当承担部分责任，再审申请人不应当承担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76条规定：“未经许可进入高度危险活动区域或高度危险物存放区域受到损害，管理人已经采取安全措施并进到警示义务的，可以减轻或不承担责任”。再审申请人在事发前已经采取了安全措施并尽到了警示义务，应判决其不承担责任。因而，一审法院判决再审申请人承担赔偿责任，显属适用法律错误。2、被申请人晃六六、徐某均存在过错，应根据其各自过错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从本案事实可见，被申请人晃六六作为枣树大棚的定作人，无视再审申请人设立的安全警示标志牌和下发的《安全隐患告知书》，在明知搭建枣树大棚将严重危及电力线路的安全运行，可能对其人身和财产的安全造成威胁的情况下，仍将枣树大棚承揽给徐某，且未对承揽人徐某进行任何高压线下施工存在触电危险，应当加强防护的指示，任由损害结果的发生。可见，被申请人晃六六对定作、指示存在过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的规定：“但定作人对定作、选任或指示有过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故晃六六应承担赔偿责任。被申请人徐某作为接受劳务的一方，应对提供劳务的人员负有安全注意和劳动保护的义务。徐某明知在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内进行作业可能发生触电事故，却未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且提供长约7M左右的湿竹竿进行作业，存在严重过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35条规定：“……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徐某应当承担赔偿责任。3、一审法院在认定被申请人徐某存在过错的情况下，未对徐某应承担的责任划分比例，仅根据王某与徐某之间达成的赔偿协议，将应当由徐某承担的剩余责任判决由再审申请人承担，显然不公。在被申请人王某与徐某达成的赔偿协议中，双方明确约定在上棚膜过程中雇请王伟（应为王某）负伤之事完全了结，与徐某再无任何关系，该内容系双方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被申请人王某在收到徐某给付的10000元赔偿金后，表明其受伤之事与徐某再无任何关系，相当于王某自愿放弃了徐某应当承担责任范围内的剩余赔偿金，该行为是王某对自身权利的处分，合法有效。因而，一审法院应当首先划分徐某应承担责任的比例，在徐某承担责任的范围外再划分其他赔偿义务人承担责任的比例。一审法院在没有划分徐某应当承担责任比例的情况下，将除王某自行承担30％的责任之外的70％全部判决由再审申请人承担，显属错误。4、被申请人晃六六、徐某已赔偿给王某的14000元应当从王某的全部损失中予以扣减。从一审法院认定被申请人王某的损失共计207521.4元，但晃六六、徐某已向王某赔偿了14000元，那么王某的损失应当为193521.4元（207521.4-14000）。一审法院直接以207521.4元为基数计算王某的损失，显然错误。（三）二审法院对本案的法律适用不做任何分析判断，照搬照抄一审法院的观点，一味简单地维持一审判决，滥用二审法院的权威。我国诉讼实行两审终审制，再审申请人选择上诉是将案件希望寄托于二审法院，希望二审法院能够公平公正地适用法律，能够将一审法院错误的法律观点予以纠正，但二审法院却对一审中明显的法律适用错误视而不见，将一审法院的错误观点照搬照抄，对一审法院错误的判决结果一味地维持。综上所述，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二百条第（二）、（六）项的规定，请求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再审并依法改判，以维护再审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被申请人王某、晃六六、徐某及一审被告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永济市供电公司、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未提交书面意见。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再审申请人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运城供电公司应否对本案电击事故给受害人王伟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首先，被申请人王某的人身损害是因与临晋一解州兀接运城变220KV送电线路接触致电击造成，损失客观存在；其次，再审申请人认可其是临晋一解州兀接运城变220KV送电线路（运桃线）的产权人和管理人。根据侵权责任法第73条：“从事高空、高压、地下挖掘活动或者使用高速轨道运输工具造成他人损害的，经营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能够证明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或者不可抗力造成的，不承担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失的，可以减轻经营者的责任”的规定，再审申请人系造成本案事故的输电线路的经营人，本此事故的发生地也不属于《侵权责任法》第76条规定的高度危险活动区域，所以再审申请人应当对本次事故所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第三，关于再审申请人的赔偿数额问题，一、二审法院是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考虑到王某自身对损害具有一定过失，被申请人徐某、晁某的赔偿并未加重再审申请人的责任等，而酌情认定再审申请人承担70%的责任，并未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   至于再审申请人提出事发现场设立有警示标志、事发前向被申请人晁某父亲送达安全隐患告知书的主张，只能说明再审申请人作为高压线路的经营者履行了法律规定的职责，但并不能成为免除责任的理由，故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再审申请人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运城供电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再审申请人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运城供电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刘 英   审判员 韩德荣   审判员 张建军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胡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