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1民终976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济南长清大学城法律服务所，住所地济南市。法定代表人：程济中，主任。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守保，男，1973年5月20日出生，汉族，个体户，住济南市商河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段守勇，男，1975年6月10日出生，汉族，个体户，住济南市商河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振军，男，1974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个体户，住济南市商河县。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业勍，山东格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济南长清大学城法律服务所（以下简称大学城法律所）因与被上诉人张守保、段守勇、张振军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2019）鲁0113民初13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8日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大学城法律所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20）鲁0113民初1304号民事判决，予以改判；2、三被上诉人张守保、段守勇、张振军向法院请求保护其民事权利，己经超过法律规定的两年诉讼时效，应当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3、三被上诉人提起本案确认之诉，不具备通过法院判决对涉案合同效力和履行状态进行确认的必要性，缺乏权利保护的利益，依法应当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4、判决三被上诉人承担本案全部案件受理费。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2015年9月6日张守保、段守勇、张振军与大学城法律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至2019年11月7日三被上诉人张守保、段守勇、张振军向法院起诉时已达4年之久，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但是一审判决对张守保三人起诉时己超过诉讼时效情况下，对双方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第六条约定支付代理费88万元，当日支付代理费2万元，其余代理费86万元用在建商铺抵顶。却判决认定“张守保三人主张不再履行《委托代理合同》第六条，即不支付尚未支付的86万元代理费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这一判决违反民法通则第135条、第137条关于诉讼时效期间及超过诉讼时效不予保护规定。对已支付代理费2万元，张守保三人己超出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主张不按《委托代理合同》第六条约定支付代理费88万元适用两个判决依据，对已支付代理费2万元适用民法总则，对支付其余代理费86万元适用公平原则，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错误。同时，三被上诉人已经按照合同约定，用其投资开发的东盛阳光花园小区10号楼110商铺作价抵顶代理费86万元，不存在尚未支付86万元代理费的事实。大学城法律所向一审法院提交民事答辩状已主张上述事实，且提交了《商品房买卖合同》予以证明。2015年《委托代理合同》签订后，三被上诉人使用济南东盛阳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盛公司）公章和法定代表人名章与大学城法律所程济中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将上述110号商铺抵顶代理费86万元，该公司出具购房款923092元收据，合同签订日期及收据日期提前至同年5月18日，该《商品房买卖合同》于2015年9月8日在商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备案登记，均是由三被上诉人实际操作完成。当事人在确认之诉中提出的确认请求必须具有权利保护的利益，否则不具有诉的利益，人民法院不应受理。对合同关系提出的积极确认之诉的权利保护利益是当事人基于合同享有的合同利益。本案中，双方当事人约定的支付代理费86万元合同义务业已履行完毕，因此，张守保三人提起本案合同确认之诉，确认原告无需向被告支付《委托代理合同》第六条约定的其余代理费86万元，不具备通过法院判决对涉案协议效力和履行状态进行确认的必要性，缺乏权利保护的利益。2019年11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19）最高法民申4635号民事裁定,该裁定书涉及案件合同确认之诉与本案合同确认之诉事实基本相同，该院认为，双方当事人约定的合同义务业已履行完毕，因此，李明提起的确认之诉，不具备通过法院判决对涉案协议效力和履行状态进行确认的必要性，缺乏权利保护的利益。（二）一审判决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构成枉法裁判。2015年9月6日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代理标的额783.5426万元，为重大疑难的风险代理。合同签订后，程济中分析认为，2013年4月24日三被上诉人与东盛公司签订的《房地产开发合作协议》名为合作开发东盛阳光花园2号、6号、10号楼项目,实为向东盛公司支付400万元购买开发项目手续。在三被上诉人开发中，被东盛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建华、孙圣博等人分批卷走售房款等783.5426万元，代理该案不仅属于民事纠纷还涉及陈建华等人涉嫌刑事诈骗罪需向公安局报案。程济中通过工商等机关调取大量相关证据后,一方面组织和书写民事起诉材料,另一方面认真组织证据和书写刑事报案书以及向商河县政府提交的反映汇报书面材料。2015年9月9日程济中开车带三被上诉人到商河县公安局,亲自向办案人员陈述案情,提交《刑事报案书》及11份相关证据。同年9月24日程济中分别向中共商河县县委书记孙斌、商河县政府县长陈勇、副县长宋玉金、县公安局长张烈江提交《关于东盛阳光花园小区2号、6号、10号楼停工无法交房造成群体性上访严重情况的汇报》以及相关证据。收到公安局《不予立案通知书》后,程济中又组织证据和书写复议材料，于同年10月16日向商河县公安局提交《刑事复议书》。同年11月4日后收到公安局《复议决定书》,程济中又准备好向商河县人民检察院提交《依法应当通知立案书》即刑事立案监督申请、24份相关证据以及民事起诉东盛公司大量诉讼书面材料后,多次打通三被上诉人电话,但都被拒绝接听。为此程济中开车到商河县后打通张守保、张振军电话让其见面配合签字，两人均说没有时间见面，张守保三人以实际行为已表明终止和解除委托代理合同。据事后取证证实三被上诉人与东盛公司法定代表人孙圣博、丁建民就双方纠纷己经达成调解协议，将合作开发期间所欠债务及山东仁升公司股权全部转让给孙圣博、丁建民。2017年程济中经取证得知，在2015年9月6日大学城法律所与三被上诉人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之前，同年7月17日三被上诉人与王永梅己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将代理费86万元折价抵顶给大学城法律所的商铺卖给王永梅，2017年10号楼竣工后张守保将抵顶商铺交付王永梅占有使用。大学城法律所为三被上诉人代理期间付出了大量时间和精力以及大量实际工作成果，因张守保三人解除委托合同给大学城法律所造成代理费损失86万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规定：“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据此规定，因委托人张守保三人解除委托合同，应当向受托人大学城法律所支付报酬。双方合同第九条有约定,应当按照其约定即“乙方接受甲方委托后,甲方不得解除合同或与他人签订同案协议，否则（解除合同）按照上述代理费总额88万元向乙方支付代理费”该项约定完全符合合同法规定，而且有效。一审判决歪曲事实，上诉人提交的《答辨状》、14份证据、《代理费及代理辖区说明》及4份证据，都明确提出和举证证明大学城法律所程济中为三被上诉人代理期间付出的大量时间和精力及大量实际工作成果，因张守保三人解除委托合同对大学城法律所造成代理费损失86万元，一审判决违背事实和法律，严重侵害大学城法律所的合法权益。综上所述，一审判决支持张守保三人超过诉讼时效的诉讼请求，违反了民法通则第135条、第137条关于诉讼时效期间及超过诉讼时效不予保护的规定。三被上诉人向法院请求保护其民事权利，己经超过法律规定的二年诉讼时效，二审法院应驳回张守保、段守勇、张振军的诉讼请求，作出支持大学城法律所上诉请求的判决。被上诉人张守保、段守勇、张振军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根据大学城法律所为被上诉人提供的法律服务，其服务标准也达不到收取前期代理费两万元的要求。大学城法律所提交的购房合同，其合同主体是程济中与东盛公司，合同主体均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且退一步讲，即便有关联性，在（2017）鲁0126民初1909号、（2019）鲁01民终3563号案件中已经对上诉人所称的涉案房屋进行了审理，已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断。且在上述判决书中，东盛公司亦称并未与程济中有关于涉案房屋的合同履行情况。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张守保、段守勇、张振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张守保三人与大学城法律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无效；2.确认张守保三人无需向大学城法律所支付《委托代理合同》第六条约定的其余代理费86万元；3.判令大学城法律所返还张守保三人代理费2万元，并支付利息以2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9月7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计算；4.判令大学城法律所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9月6日，张守保、段守勇、张振军（甲方）与大学城法律所（乙方）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合同编号为济大法[2015]年字第015号），约定：“一、甲方委托乙方，由乙方指派程济中为甲方与东盛公司、陈建华、孙圣博纠纷案的特别授权代理人。二、乙方法律服务工作者必须认真负责依法保护甲方的合法权益。三、甲方必须真实地向代理人叙述案情，提供有关证据，如甲方捏造事实，弄虚作假，乙方有权终止代理，所收费用不予退换。四、由于乙方的原因终止履行合同，代理费全部退还甲方；由于甲方的原因终止合同，代理费不退回或根据乙方的工作量协商退还部分代理费。五、本案民事一审、二审、执行程序全部由乙方指派的程济中负责代理。调解结案为代理终结。本案牵扯到刑事由乙方指派的程济中负责代理。六、甲方向乙方支付代理费88万元，合同签订当日支付代理费2万元，其余代理费86万元由张守保、段守勇、张振军在东盛公司合作投资开发的东盛阳光花园小区一二层商铺10号楼110号抵顶，抵顶商铺价格按照每建筑面积5000元计算。七、甲方同意代理人程济中另找熟悉的律师事务所的一位律师作为其助理协助代理本案，并在代理合同、委托书中签字。差旅费、邮寄费等由甲方负担。八、甲方委托代理人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提起上诉、代为执行、代签收法律文书、代收执行款项，刑事代理。九、乙方接受甲方委托后，甲方不得解除合同或与他人签订同案协议，否则按照上述代理费总额向乙方支付代理费。十、本合同代理权限，自签订之日起至本案民事一审、二审、执行终结或调解终结；刑事案件终结……”。合同签订当日，张守保三人支付大学城法律所代理费2万元。代理合同签订后，大学城法律所以张守保三人名义分别于2015年9月8日向商河县公安局提交了刑事报案书，于2015年9月16日向商河县政府提交了关于东盛阳光关于东盛阳光花园小区2#、6#、10#停工、无法交房造成群体性上访严重情况的汇报。2015年9月24日收到商河县公安局不予立案通知书后，于2015年10月15日向商河县公安局递交了刑事复议申请书，2015年11月4日收到商河县公安局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原不予立案决定。此后，大学城法律所程济中到商河县联系张守保三人，拟向商河县检察院提交依法应当通知立案书，但张守保三人均未配合其签字。张守保三人以行为表明终止和解除委托合同。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委托合同纠纷，张守保三人以大学城法律所无权代理刑事案件为由主张合同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团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公布的《基层法律工作者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可以从事下列业务：（一）担任法律顾问；（二）代理民事、行政诉讼活动；（三）代理非诉讼法律事务；（四）接受委托，参加调解、仲裁活动；（五）解答法律咨询；（六）代写法律事务文书”。本案中，张守保三人系基于与案外人东盛公司、陈建华、孙圣博的纠纷与大学城法律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合同中虽约定有“刑事代理”字样，但法律并未禁止法律工作者提供相关刑事案件方面的咨询服务，且大学城法律所并未为张守保三人代理刑事诉讼，故张守保与大学城法律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张守保三人与大学城法律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中约定：“乙方接受甲方委托后，甲方不得解除合同或与他人签订同案协议，否则按照上述代理费总额向乙方支付代理费”，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外，应当赔偿损失”。故当事人双方的该项约定不符合法律规定，且加重委托方诉讼风险，显失公平，一审法院认定为无效条款。2015年11月，张守保三人未在大学城法律所起草的依法应当通知立案书上签字的行为，已表明其不再委托大学城法律所为其提供约定的法律服务，双方的权利义务已终止，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因大学城法律所未举证证明张守保三人解除委托合同对其造成了损失，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张守保三人主张不再履行《委托代理合同》第六条，即不支付尚未支付的86万元代理费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在委托合同解除前，大学城法律所已经履行的合同义务即已经为张守保三人提供的法律服务仍具有效力，张守保三人应就该部分支付相应报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张守保三人2015年11月以实际行动解除与大学城法律所的委托合同，解除时即应知道其权利受到损害，但至2019年11月向法院起诉，已经超出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故张守保三人要求大学城法律所返还其已支付代理费1.88万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百零五条、第四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一、张守保、段守勇、张振军与济南长清大学城法律服务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有效；二、张守保、段守勇、张振军不再向济南长清大学城法律服务所支付《委托代理合同》第六条约定的86万元代理费；三、驳回张守保、段守勇、张振军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600元减半收取计6300元，由张守保、段守勇、张振军负担2100元，由济南长清大学城法律服务所负担4200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大学城法律所提交下列证据：1、东盛公司与程济中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购房款收据、商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备案登记表各1份，拟证明2015年9月6日三被上诉人与大学城法律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后，三被上诉人使用其与东盛公司合作期间的公章、法定代表人名章与程济中签订上述《商品房买卖合同》，将商河县东盛阳光花园小区10号楼110号商铺作价抵代理费86万元给代理人程济中，并由三被上诉人实际操作于2015年9月8日在商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备案登记；2、（2019）最高法民申4635号民事裁定书1份，拟证明该裁定涉及的合同确认之诉与本案合同确认之诉事实基本相同，该院认为涉案当事人约定的合同义务已经履行完毕，因此李明提起的确认之诉不具备通过法院判决，对涉案协议效力和状态进行确认的必要性，缺乏权力的保护利益，裁定驳回李明的再审申请。被上诉人张守保、段守勇、张振军经质证，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涉案买卖合同主体与本案无关联性，且《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对大学城法律所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的担保行为，《委托代理合同》是主合同，2015年11月三被上诉人未在大学城法律所起草的依法应当通知立案书上签字的行为，表明不再委托大学城法律所为其提供约定的法律服务，主合同终止履行，相应的担保合同即宣告终止，自2015年11月份后该房屋的备案即由程济中变为王永梅，根据物权法规定房屋所有权转移自登记时发生效力，涉案房屋只是备案未转移登记，不具备东盛公司向程济中履行合同的行为；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该裁定书与本案事实及法律关系不一致，且该证据涉及股东内部股权转让的相关法律认定，不具有证明力。被上诉人张守保、段守勇、张振军提交下列证据：商河县人民法院（2017）鲁0126民初1909号民事判决、（2019）鲁0126民初2923号民事裁定、本院（2019）鲁01民终3563号民事裁定各1份，拟证明即便是按照大学城法律所主张的诉讼时效问题，上述证据也能证明产生了诉讼时效中断，因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系担保行为，在上述2923号案件程济中是否具备主体资格有待本案主合同审理确定。上诉人大学城法律所经质证，对被上诉人提交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上述证据仅证明程济中向王永梅、东盛公司主张权利的事实，不能证明对本案产生了诉讼时效中断的事实，被上诉人的起诉超过了法定诉讼时效，且债务已经按照约定履行。鉴于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大学城法律所提交证据1、2的真实性无异议，上诉人大学城法律所对被上诉人提交证据的真实性亦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予以采信。本院认为，大学城法律所与张守保、段守勇、张振军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本案系委托合同纠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的规定，委托人或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涉案《委托代理合同》第九条“乙方接受甲方委托后，甲方不得解除合同或与他人签订同案协议，否则按照上述代理费总额向乙方支付代理费”的约定，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一审法院认定该条约定无效并无不当。涉案《委托代理合同》第四条约定“由于乙方的原因终止履行合同，代理费全部退还甲方；由于甲方的原因终止合同，代理费不退回或根据乙方的工作量协商退还部分代理费”，被上诉人张守保、段守勇、张振军以2015年11月未在大学城法律所起草的依法应当通知立案书上签字的行为，表明不再委托大学城法律所为其提供法律服务，双方的权利义务已终止，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大学城法律所主张《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已实际履行、被上诉人支付86万元代理费合同义务已履行完毕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双方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已于2015年11月解除，双方权利义务终止，被上诉人未履行的合同义务终止履行，大学城法律所未举证证明被上诉人张守保、段守勇、张振军解除委托合同对其造成了实际损失，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据此判决被上诉人不再向上诉人大学城法律所支付86万元代理费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涉案双方当事人对于代理费86万元的履行一直存在争议，本案被上诉人张守保、段守勇、张振军的起诉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大学城法律所关于张守保、段守勇、张振军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大学城法律所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12600元，由上诉人济南长清大学城法律服务所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刘永刚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 秦长葳书 记 员 张 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