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晋07民终244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榆次区财政局，住所地晋中市榆次区菜园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14080301272089X8。法定代表人:范耀明，该局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翠芳，山西奇政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1407201611250268。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璐，山西奇政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乔荣寿，男，1965年3月27日生，汉族，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居民，住本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成林，山西至一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1407201310831551。原审被告：田俊红，男，1974年12月17日生，汉族，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村民，住。委托诉讼代理人:窦永胜，男，住榆次区，由榆次区东阳镇北社村推荐。上诉人榆次区财政局因与被上诉人乔荣寿、原审被告田俊红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人民法院(2020)晋0702民初19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榆次区财政局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翠芳、王璐，被上诉人乔荣寿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成林，田俊红之委托诉讼代理人窦永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榆次区财政局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依法改判被上诉人乔荣寿对原审被告田俊红的贷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可本案《贷款合同》和《不可撤销担保书》均有效，被上诉人乔荣寿作为保证人，其承担保证责任的首要方式为扣划工资，直到还清贷款本息。本案签订的《贷款合同》和被上诉人乔荣寿单方向上诉人榆次区财政局出具的《不可撤销担保书》由一审认定均为有效的、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上诉人榆次区财政局依约向借款人原审被告田俊红足额发放贷款后，借款人未依约偿还，保证人亦未承担其保证责任，造成违约,双方均应偿还贷款本息。按照《贷款合同》第四条:“借款人提供乔荣寿为本合同的保证人,保证人对本合同中借款人的全部义务承担连带责任担保，保证期间自借款人应承担义务之日起两年。保证人应承担责任而未承担,榆次区财政局可直接通过保证人所在单位扣收保证人的工资，用于承担其所应承担的保证责任。担保人与榆次区财政局的约定条件见《不可撤销担保书》。”《不可撤销担保书》第三条第三款:“本担保书首要以本人工资担保，如借款方出现不能按时还本付息等违约行为时，可在不通知本人情况下，由财政局（或担保人所在单位)逐月扣除工资，直到本息等还完为止。”因此，依上述《贷款合同》约定和《不可撤销担保书》的内容，被上诉人乔荣寿作为保证人，需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而其承担保证责任的首要方式为在不通知本人情况下,由上诉人榆次区财政局或其所在单位(榆次区人民法院)逐月扣除工资。因此，上诉人要求榆次区人民法院协助扣除被上诉人乔荣寿工资的行为，应视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二）上诉人在保证期间多次催要被上诉人还款，因此被上诉人的保证责任不能免除。《贷款合同》第四条约定了被上诉人乔荣寿的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自借款人应承担义务之日起两年，即从2017年11月20日至2019年11月20日。保证人应承担责任而未承担，贷款人可直接通过保证人所在单位扣收保证人的工资,用于承担其所应承担的保证责任。在保证期间内，上诉人多次对被上诉人乔荣寿进行电话、约谈催收。其中，2018年3月30日榆次区财政局外金科工作人员对乔荣寿进行电话催收,要求其承担保证责任;2019年8月20日榆次区财政局外金科科长宋素娟再次对其电话催收，并告知会直接对其单位（榆次区人民法院）要求扣划工资，乔荣寿表示同意。榆次区财政局外金科科长宋素娟就上述催收过程在一审出庭作证。因此，在保证期间上诉人榆次区财政局对被上诉人乔荣寿进行过有效催收，被上诉人的担保责任不能免除。（三）根据《贷款合同》和《不可撤销担保书》的约定，在保证期间对被上诉人乔荣寿所在单位（榆次区人民法院）催收亦是对被上诉人乔荣寿的有效催收。《贷款合同》第四条:“保证人应承担责任而未承担，贷款人可直接通过保证人所在单位扣收保证人的工资,用于承担其所应承担的保证责任。”《不可撤销担保书》中第三条第三款再次明确“若出现违约行为时，可在不通知保证人本人情况下，由榆次区财政局（或担保人所在单位）逐月扣除工资，直到本息等还完为止。”即明确担保人所在单位承担保证责任的首要方式为扣划工资，说明上诉人榆次区财政局与榆次区人民法院沟通扣划乔荣寿工资一事亦为对被上诉人乔荣寿的有效催收。法院在《不可撤销担保书》中盖公章确认，法院作为司法机关，其专业性与权威性不可言喻，既然法院盖公章确认，说明也认可了乔荣寿的保证人身份,也认可了财政局可在不通知乔荣寿本人的情况下直接与其所在单位(榆次区人民法院)沟通扣划乔荣寿工资的承担担保责任的方式。即榆次区财政局在保证期间直接与榆次区人民法院进行沟通扣划乔荣寿工资,符合《不可撤销担保书》中被上诉人乔荣寿单方承诺的担保方式，属于榆次区财政局对乔荣寿的合理有效催收。上诉人榆次区财政局是基于对人民法院及其公职人员乔荣寿的合理信赖,以及被上诉人乔荣寿及其所在单位晋中市榆次区人民法院签字盖章确认的《不可撤销担保书》的单方承诺，榆次区财政局才认可乔荣寿为保证人,以及同意以乔荣寿本人工资担保,如借款方出现不能按时还本付息等违约行为时,可在不通知本人情况下，由财政局（或担保人所在单位)逐月扣除工资，直到本息等还完为止的承担保证责任的方式。因此，在保证期间，上诉人榆次区财政局先对被上诉人乔荣寿进行电话催收，之后直接与榆次区人民法院进行沟通催收，也应视为对被上诉人乔荣寿的有效催收。首先是以公对公的形式，即财政局发布了《关于协助扣除亚行贷款担保人工资的函》，于2019年9月上旬，该函由榆次区人民法院财务部人员带回法院。此后,榆次区人民法院未复函也未对此事提出异议,但是也未扣划乔荣寿的工资来承担担保责任。于是2019年9月23日，榆次区财政局外金科科长宋素娟在微信和电话再次与榆次区人民法院政治处张耀彬主任沟通就榆次区人民法院协助榆次区财政局扣除乔荣寿工资的事情，张耀彬主任未给明确回复也未提出异议,还提出让外金科科长到法院当面沟通此事。于是2019年10月中旬，榆次区财政局外金科全科人员再次就榆次区人民法院协助榆次区财政局扣除乔荣寿工资的事情亲自当面与榆次区人民法院张耀彬主任和李旭光副院长进行沟通说明，但法院仍未回复，也未提出异议。榆次区财政局外金科科长宋素娟就上述催收过程在一审出庭作证，此外也有微信聊天截图、单位出具的情况说明、单位催款工作记录日志为证。主张催收的方式，不只限于向保证人发催收贷款通知书一种方式，上述榆次区财政局的电话催收、发函催收、微信聊天催收以及面谈催收的催收行为，均为有效催收，已经证明榆次区财政局履行了向保证人要求承担保证责任的义务。榆次区财政局外金科工作人员在乔荣寿的保证期间内,多次对乔荣寿进行催收，并在征得本人同意后,根据承担担保责任的方式，即扣划乔荣寿工资与法院直接联系。即使法院却对此事不作回应，也不能抹灭《不可撤销担保书》由乔荣寿签字捺印并由其所在单位晋中市榆次区人民法院加盖公章的事实，即《不可撤销担保书》中第三条第三款的规定“本担保书首要以本人工资担保,如借款方出现不能按时还本付息等违约行为时，可在不通知本人情况下，由财政局（或担保人所在单位）逐月扣除工资，直到本息等还完为止”。综上，榆次区财政局与乔荣寿及其所在单位（榆次区人民法院)进行充分沟通，在保证期间依照《贷款合同》、《不可撤销担保书》中承诺的催收方式对乔荣寿进行有效催收。乔荣寿所在单位（榆次区人民法院）未扣划乔荣寿的工资、未复函等行为不能否定榆次区财政局对乔荣寿进行催收的事实。因此，被上诉人乔荣寿作为连带保证人的保证期间未过，保证责任不能免除。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依法改判被上诉人乔荣寿对全部贷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乔荣寿辩称，应当驳回上诉人上诉请求，维持原判，诉讼费由上诉人承担，理由在一审中已经充分答辩，一审判决列明我方意见。1.本案名义借款人与实际借款人不符，担保人与四位名义借款人不相识，各原审被告诉讼主体不适格；2.贷款合同无效，贷款合同和不可撤销担保书中存在欺诈、胁迫、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恶意串通导致名义借款人、担保人利益损害等合同无效情节；3.不可撤销担保书是格式合同，上诉人未尽到提醒义务，担保书中包含了加重保证人责任排除保证人权利条款，应无效；4.担保期间应该是到2019年11月20日前，保证期间内上诉人未履行催收义务，保证期间过了，担保责任应予免除。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原审被告田俊红述称，同意上诉人意见。榆次区财政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田俊红立即支付其贷款本金31089.5元及至还清贷款之日止的利息,判令乔荣寿对上述贷款本息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1月20日，榆次区财政局与亚行贷款榆次区河川流域农业综合开发项目领导组办公室共同作为贷款人,与田俊红、乔荣寿签订了编号为2015-1074号的《榆次区亚行贷款河川流域农业综合开发项目贷款合同》一份，田俊红为借款人，乔荣寿为保证人，合同约定“第一条，贷款金额（人民币)、用途、利率和期限、贷款金额（大写):贰万肆仟捌佰伍拾陆元整。贷款用途:肉羊养殖。贷款月利率:6‰。贷款期限:共2年,从2015年11月20日到2017年11月20日。含宽限期:1年，从2015年11月20日到2016年11月20日。第二条，还贷方式（一)在宽限期内乙方只付利息，不支付本金。宽限期满支付本金和利息。第三条，贷款计划及还款计划。（一）甲方经过审核对具备条件的乙方一次性发放贷款。（二）乙方的还款计划为:1.乙方首次向甲方偿还本金日为2017年5月20日，偿还金额为壹万伍仟伍佰肆拾伍元整（大写);第二次向甲方偿还本金日为2017年11月20日，偿还金额为壹万伍仟伍佰肆拾伍元整(大写)。2.乙方应对其贷款余额按月利率6‰偿还利息。一年按365天计算，不足一个月的按实际天数计算。3.本贷款计算时间从贷款提取日算起，直至偿清全部贷款为止。4.乙方向甲方保证于每年5月20日偿付上年11月21日至本年5月20日的利息;每年11月20日按贷款余额偿付本年5月21日至本年11月20日的利息。前三次利息金额分别1119.24元，第四次利息金额559.62元。第四条，贷款担保。乙方提供乔荣寿为本合同的保证人,保证人对本合同中乙方的全部义务承担连带责任担保，保证期间自乙方应承担义务之日起两年。保证人应承担责任而未承担，甲方可直接通过保证人所在单位扣收保证人的工资，用于承担其所应承担的保证责任。担保人与甲方的约定条件见《不可撤销担保书》”。榆次区财政局及亚行贷款榆次河川流域农业综合开发项目领导组办公室在该合同甲方处加盖公章及法人名章;田俊红、乔荣寿亦分别在该合同乙方处和“保证人”处签名捺印。为此，乔荣寿以担保人身份于2015年10月13日自愿向榆次区财政局作出了《不可撤销担保书》承诺，担保最高借款金额为（人民币)叁万壹仟零捌拾玫元伍角本金以及该借款的全部利息、滞纳金、违约金和费用;当借款方在规定时间内不能按时归还本息时，由担保人将上述借款本息、滞纳金和相关费用无条件地代为借款方偿还;催收贷款通知书一经债权人发出即是有效文件，担保人是否签收不影响其法律效力，本担保书首要以本人工资担保,如借款方出现不能按时还本付息等违约行为时，可在不通知本人情况下，由财政局（或担保人所在单位)逐月扣除工资，直到本息等还完为止。《不可撤销担保书》由乔荣寿签字捺印并由其所在单位加盖公章。贷款合同内所涉贷款本金31089.5元已于2015年11月19日转入田俊红账户,田俊红至今未偿付本金及利息。田俊红贷款还款逾期后，乔荣寿并未按《贷款合同》、《不可撤销担保书》约定履行相应担保义务。亚行贷款榆次区河川流域农业综合开发项目领导组办公室系榆次区政府指定成立,系直接负责全区亚行贷款河川流域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具体实施和运作的临时机构,与榆次区财政局共同负责榆次区亚行项目贷款的发放和本息的回收工作，该项目办公室并不具备承担民事责任的诉讼主体资格。庭审中，榆次区财政局称，在保证期间其通过电话、微信聊天、发函、面谈等各种方式对保证人进行了催收。2018年3月30日，榆次区财政局外金科科长对乔荣寿进行电话催收,要求其承担保证责任。2019年8月20日榆次区财政局外金科科长再次对其电话催收，并告知会对其单位发《关于协助扣除亚行贷款担保人工资的函》。2019年9月上旬，该函由乔荣寿单位财务部人员带回。2019年9月23日，榆次区财政局外金科科长在微信上与乔荣寿所在单位政治处主任沟通就协助榆次区财政局扣除乔荣寿工资的事宜。2019年10月中旬，榆次区财政局外金科全科人员再次就协助榆次区财政局扣除乔荣寿工资的事宜当面与乔荣寿所在单位政治处主任和相关领导进行沟通说明。乔荣寿的保证期间未过，保证责任不能免除，应与田俊红就借款本息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田俊红辩称，榆次区财政局未履行监管职责，申请减免利息。乔荣寿对榆次区财政局上述催收情况均予以否认。一审法院认为，关于《贷款合同》及《不可撤销担保书》的效力问题一节。乔荣寿主张《贷款合同》、《不可撤销担保书》无效，但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该院不予支持。榆次区财政局与田俊红、乔荣寿签订的《贷款合同》及乔荣寿向榆次区财政局单方出具的《不可撤销担保书》均为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合同，该院对《贷款合同》、《不可撤销担保书》效力予以确认。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榆次区财政局依约向田俊红足额发放贷款后,田俊红理应按照合同约定使用贷款并积极履行还款义务，造成纠纷，田俊红应付全部责任，即田俊红应偿还榆次区财政局贷款本金31089.5元及以该本金为基数按约定的月利率6‰。从2015年11月20日起至全部贷款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损失。关于榆次区财政局要求乔荣寿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一节，榆次区财政局主张在保证期间已通过各种手段对乔荣寿进行催收。首先，榆次区财政局主张两次电话催收,但榆次区财政局仅有外金科科长个人证明和催款工作记录、情况说明，因该证人系本单位有隶属关系的工作人员，必然与榆次区财政局有利害关系,其证言不可以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况且，即使发生过电话通话，也无法确定通话的具体内容。因此，榆次区财政局的证明并未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不能证明榆次区财政局的电话催收主张。而催款工作记录、情况说明等又均系本单位单方制作的文书，不具有相应的证明力;其次，榆次区财政局主张向乔荣寿单位发送《关于协助扣除亚行贷款担保人工资的函》并与其单位相关负责人进行微信联系和当面沟通代扣工资事宜。该院认为，榆次区财政局缺乏直接证据证明上述沟通事实的存在。另外，即使榆次区财政局与乔荣寿单位沟通代扣工资的事实确实存在，也仅可说明榆次区财政局有向乔荣寿单位作出过代扣工资的意思表示。榆次区财政局向第三人的意思表示，并不能证明榆次区财政局已经向乔荣寿本人进行过催收;再则，《不可撤销担保书》明确约定，“催收贷款通知书”一经债权人发出即是有效文件，担保人是否签收不影响其法律效力。本案中，乔荣寿预留有明确的联系地址，但在保证期间内，乔荣寿并未通过任何方式收到任何“催收贷款通知书”及类似催收文书。榆次区财政局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向乔荣寿发出过类似的催收贷款通知书。总之，榆次区财政局不能举证证明其在保证期间内向乔荣寿发出过有效催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对榆次区财政局要求保证人乔荣寿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主张，因证据不足，该院难予支持。保证期间已过，乔荣寿请求免除保证责任的主张，于法有据，该院予以支持。判决:（一）限田俊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榆次区财政局贷款本金31089.5元及以未偿还本金额为基数按月利率6‰从2015年11月20日起至全部贷款付清之日止的利息；（二）驳回榆次区财政局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本案争议焦点为：在保证期间上诉人是否向被上诉人乔荣寿进行过催收，乔荣寿应否就田俊红向上诉人的贷款本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针对争议焦点，上诉人提供新证据二份，第一份是上诉人发文稿头纸及函，关于协助扣除亚行贷款担保人工资的函，主送单位是榆次区人民法院，时间为2019年8月22日，由单位领导签批；第二份是榆次区人民法院政治部主任任耀斌的微信头像截屏。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质证，被上诉人乔荣寿质证称第一份证据在一审时已经提供过，对稿头纸不予认可，对真实性不认可，即便是存在也不能证明送达了区法院及乔荣寿；对于微信截屏的备注是他们自己写的，即便是有微信，内容也显示不出来对乔荣寿进行过催收。原审被告田俊红质证称，认可上述证据。上诉人榆次区财政局向本院提出调取证据的申请，拟调取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乔荣寿通话记录内容，经本院与中国移动公司相关部门联系，答复为根据规定其不接待法院部门；还申请调取榆次区人民法院安检门禁系统登记记录，证明其工作人员宋素娟曾去榆次区人民法院沟通此事，但经本院调取也未获取到门禁登记信息。其他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不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对〈关于担保期间债权人向保证人主张权利的方式及程序问题的请示〉的答复》中明确，债权人向保证人主张权利的方式包括提起诉讼和送达催收通知书等。本案中，榆次区财政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在保证期间向保证人乔荣寿本人进行过有效催收，一审法院依据举证责任规则判令其承担不利后果并无不当，按现有证据情况，应当认定本案借款保证期间已过，乔荣寿无须承担保证责任。综上所述，上诉人榆次区财政局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20元，由上诉人榆次区财政局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许 俊审判员 段 锋审判员 胡庆刚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八日书记员 白书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