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27民终261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省分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法定代表人：马云飞，该公司负责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龙，贵州正哲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超，贵州正哲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洪涛，男，1974年10月12日生，汉族，贵州省都匀市人，住贵州省都匀市。上诉人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人寿保险贵州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李洪涛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都匀市人民法院于2020年2月23日作出（2020）黔2701民初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中国人寿保险贵州分公司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1、撤销都匀市人民法院（2020）黔2701民初44号民事判决；2、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李洪涛的起诉；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李洪涛承担。事实及理由：第一，一审判决关于当事人主体资格的事实认定错误。本案保险合同系李洪涛与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黔南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人保寿险黔南中支公司”）签订、履行，上诉人不是本案保险合同的当事人，应当根据本案保险合同的销售、承保等实际履行合同情况认定适格当事人。案涉《人身保险投保单》营业单位为“黔南中支”（即人保寿险黔南中支公司），历次保费发票、收据均由人保寿险黔南中支公司盖章出具，李洪涛也是向人保寿险黔南中支公司理赔，《解约协议书》也是由人保寿险黔南中支公司与李洪涛签订，以上证据均明确显示本案保险合同的所属机构为人保寿险黔南中支公司。因此，本案保险合同系李洪涛与人保寿险黔南中支公司签订并履行，上诉人不是本案适格被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之规定，一审应当依法裁定驳回李洪涛的起诉。第二，一审判决关于“本案保险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履行”的事实认定错误，并错误适用我国《保险法》第十六条“不可抗辩条款”。人保寿险黔南中支公司依法享有合同解除权，本案保险合同也已协议解除。（1）根据李洪涛向人保寿险黔南中支公司理赔时提供的病例材料显示，李松林系带病投保，李洪涛故意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承保，人保寿险黔南中支公司有权解除合同。（2）一审判决对《保险法》第十六条“不可抗辩条款”适用错误。根据我国《保险法》第十六条第三款的规定，“不可抗辩条款”的适用前提是“自保险合同成立之日起二年后新发生的保险事故”，即两年的起算时间是保险合同成立之日，截止时间是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而非被保险人主张权利之日。因此，如保险事故发生在保险合同成立后两年期间内，被保险人在两年后申请理赔存在解除事由的，保险人可以依法解除保险合同。本案保险合同成立之日为2017年4月1日，被保险人被诊断为“双耳极重度耳聋”之日为2019年3月14日，被保险人申请理赔是在2019年8月，以上时间点清晰显示：本案事故是保险合同成立之日起二年内发生的，故本案显然不适用“不可抗辩条款”。（3）在李洪涛故意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情形下，经双方协商，2019年8月23日人保寿险黔南中支公司与李洪涛签订《解约协议书》，并向李洪涛退还保费。一审判决对此事实未予以查实，并进行错误认定。被上诉人李洪涛二审答辩称：第一，被答辩人认为其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属于罔顾事实，信口雌黄。1、向答辩人发出《理赔完成通知书》的是被答辩人。2019年8月29日，被答辩人向答辩人发出两份《理赔完成通知书》，该通知书加盖了被答辩人的业务专用章，可以肯定判断该通知书的发文主体是被答辩人，现被答辩人上诉称其不是适格的当事人，显然属于无视客观事实。2、本案一审庭审答辩中，被答辩人的代理人对答辩人一审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未提出任何异议，法庭辩论及最后陈述被答辩人的代理人也表述为无意见，现答辩人上诉称其不是适格被告，显然属于“反言”。3、被答辩人对一个投保行为使用三个印章，可见其管理非常糟糕。从被答辩人交付给答辩人的文书资料及票据看，保险单加盖的是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险合同专用章；向答辩人开具的发票加盖的是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黔南州中心支公司发票专用章；2019年8月29日，被答辩人向答辩人发出两份《理赔完成通知书》加盖的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省分公司的业务专用章。这样的用章行为充分证明被答辩人公章管理无章法。4、如果被答辩人与答辩人无保险合同关系，其无权向答辩人发送《理赔完成通知书》，其向答辩人发出的《理赔完成通知书》当然无效。《保险法》规定与保险人签订合同并支付保险费的人（法人或其他组织）为投保人，保险人是收取保险费用并依法理赔的保险公司为保险人。如果被答辩人与答辩人没有保险合同关系，那2019年8月29日被答辩人向答辩人发出两份《理赔完成通知书》就属于“狗拿耗子”行为。根据《合同法》第八条的规定，当事人双方签订的合同对双方有约束力，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和解除，即是合同具有相对性。既然被答辩人与答辩人没有保险合同关系，答辩人请求确认被答辩人向答辩人发出两份《理赔完成通知书》的行为无效，也应当得到法律的支持。第二，被答辩人认为人保寿险黔南中支公司与答辩人已经解除保险合同属于主观臆断。既然被答辩人认为其与答辩人无保险合同关系，答道人没有发现被答辩人得到人保寿险黔南中支公司的委托，也未发现被答辩人具有代理他人参加诉讼的法律规定。被答辩人上诉称答辩人与人保寿险黔南中支公司的保险合同已经解除，再次证明被答辩人自以为是，不是正确看待自己是诉讼当事人，以为自己是法院是裁判者。综上所述，被答辩人的上诉与客观事实和法律规定不符，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原告李洪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确认被告发出两份《理赔完成通知书》的行为无效，并判决被告继续履行与原告签订的保险合同；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3月31日，原告李洪涛与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贵州分公司签订了《保险合同》（保险合同号520142022187008），保险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为其子李松林购买人寿保险无忧一生重大疾病保险、人保寿险附加投保人豁免保险费定期寿附（A款），年度保险费为3245元，保险单载明保险合同生效时间为2017年4月1日。保险合同签订后，原告按合同约定分别于2017年3月31日、2018年4月1日及2019年4月1日向被告缴纳保险费每年各3245元。2019年8月29日，被告向原告发出两份《理赔完成通知书》（受理号分别为001876599621903、001876633245903），通知与原告解除保险合同，双方遂引发纠纷，经协商无果，原告遂起诉来院。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本案中，原告李洪涛与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贵州分公司自愿签订的《保险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履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不可抗辩条款”的规定及双方在保险合同中就“合同解除权”的约定，投保人在投保时如果没有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该解除权自保险人知道有解除事由之日起，超过三十日不行使而消灭，自合同成立之日起超过二年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应当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此二年的规定属于除斥期间，而该条款亦是为了防止保险公司滥用合同解除权，有效保护被保险人长期利益而设立。本案被告向原告发出《理赔完成通知书》时合同履行已超过二年，故其不能解除与原告签订的保险合同，其应当继续履行与原告签订的保险合同。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的部分，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之规定，判决：确认被告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省分公司于2019年8月29日发出的两份《理赔完成通知书》（受理号分别为001876599621903、001876633245903）提出解除保险合同的行为无效，被告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省分公司继续履行与原告李洪涛于2017年3月31日签订的《保险合同》。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0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50元，由被告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省分公司负担。二审中，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且不足以推翻一审认定事实。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综合本案双方诉辩请求及理由，归纳二审双方争议的焦点：1、上诉人是否是本案适格的当事人；2、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发送的两份《理赔完成通知书》是否无效。本院认为：第一，对于上诉人的主体是否适格问题。根据一审中提供的证据来看，保险单加盖的是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险合同专用章，缴费开具的发票加盖的是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黔南州中心支公司发票专用章，2019年8月29日向被上诉人发送的两份《理赔完成通知书》加盖的是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省分公司即上诉人的业务专用章，因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省分公司和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黔南州中心支公司之间属于上下级的隶属关系，而本案中同一份保险业务出现了不同级保险公司的印章，说明承保该笔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存在主体混乱，现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向其发送的两份《理赔完成通知书》无效，而上诉人作为该通知书的相对方主体适格，且一审中上诉人也未提出相应抗辩，应予确认。第二，对于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发送的两份《理赔完成通知书》的效力问题。因该两份《理赔完成通知书》的内容系解除保险合同的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投保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前款规定的合同解除权，自保险人知道有解除事由之日起，超过三十日不行使而消灭。自合同成立之日起超过二年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应当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人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投保人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保险人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应当退还保险费。保险人在合同订立时已经知道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情况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应当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保险事故是指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事故”的规定，因双方的保险合同于2017年4月1日成立生效，而上诉人于2019年8月29日发通知解除时已超过二年，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故一审认定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发出《理赔完成通知书》时合同履行已超过二年，不能解除保险合同，应当继续履行正确，应予确认。综上所述，上诉人中国人寿保险贵州分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省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白桂刚审判员  唐新春审判员  陈福江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刘 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