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2020）晋民申1114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邢某，住山西省太原市晋源区。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江苏爱玛车业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某，该公司执行董事。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王某，原太原市小店区聚英电动车经销部经营者，住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   再审申请人邢某因与被申请人江苏爱玛车业科技有限公司、王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01民终50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再审申请人邢某不服上述判决申请再审称，1.撤销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01民终5015号民事判决；2.改判支持申请人三倍的惩罚性赔偿诉讼请求，即在退还货款28350元的基础上，被申请人再行赔付85050元；3.一、二审诉讼费由被申请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二审判决“大事化小”，将涉案“超标”电动自行车“缺陷”淡化为“瑕疵”。《产品质量法》第34条：“本法所称缺陷，是指产品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产品有保障人体健康，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是指不符合该标准。”涉案爱玛电动自行车，邢某本人委托山西质检院进行检验，其中最高车速、制动性能、整车质量、蓄电池标称电压等检测得实际参数、脚踏骑行功能等不符合使用手册、合格证上标明的执行标准GB17761-1999，尤其是否决项目最高车速、制动性能严重超标，预留有能提高整车速度的限速装置。企业设计生产时就没有按国家标准的要求，存在产品缺陷，存在严重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存在危害公共安全的隐患，实为典型的“马路杀手车”，侵犯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权。（二）爱玛生产经营者将不合格、缺陷的电动车冒充合格产品，属于欺诈行为。爱玛厂家经销商不按照合格证、使用手册上的约定向消费者提供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国家标准的合格产品。爱玛厂家向法庭提供的检验报告中，故意隐瞒真相：隐瞒涉案车辆有限速装置；故意虚假告知：未解锁时检验项目最高车速、制动性能的实测值。爱玛生产经营者提供的涉案电动自行车以不合格、缺陷产品冒充合格产品，不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要求，就属于消法的欺诈行为。（三）邢某提交的检验报告“权威”而不全面，爱玛厂家提交的检验报告更加全面而“不权威”，均足以证明爱玛厂家构成欺诈。邢某提交山西质检院的检验报告，虽检验项目不多（不全面），只有四项且其中限速装置、最高车速、制动性能等检验结果均不合格，依当时的国家标准都是强制性否决项。故检验报告很“权威”、实测值很真实，足以证明涉案爱玛电动自行车属于“超标”缺陷、不安全。爱玛厂家一、二审庭审辩称及提供的检验报告，涉及所有的检验项目（很全面），但其中最高车速、制动性能（未解锁前检验得数值，为虚假实测值），另外还有整车质量、脚踏骑行功能、蓄电池标称电压、轮胎宽度、反射器等重要项目、一般项目等均超标。故爱玛厂家提供的检验报告也足以证明涉案爱玛电动自行车属于“超标”缺陷、不安全。（四）原二审判决故意曲解《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立法原意。首先，对惩罚性赔偿“欺诈”认定应符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立法宗旨。1.《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欺诈”属经营者单方行为，经营者欺诈不会因为被知情（知假）而变成正当行为。（1）民法填平性赔偿的“欺诈”构成“四要件”。民法的“欺诈”是合同领域“填平性赔偿或补偿性赔偿”原则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8条规定对构成“欺诈”必须具备“四个要件”“一方当事人主观上有欺诈的故意，客观上实施了虚假陈述或者隐瞒重大事项的欺诈行为;对方因欺诈行为陷入错误认识，基于错误认识作出了虚假的意思表示。”（2）《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惩罚性赔偿的“欺诈”构成“二要件”，属经营者单方行为。经营者故意告知虚假情况或者隐瞒真实情况，就构成《消法》的欺诈行为。最高人民法院2014年实施的食药司法解释《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实际上将构成民法“欺诈”的其中两个要件一“对方因欺诈而陷入错误认识”、“基于错误认识而作出虚假的意思表示”，己排除在“欺诈”行为内涵之外。其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价款3倍惩罚性赔偿不以人身财产遭受损害为前提。（五）中央多次提出对假货依法实施“惩罚性赔偿”。（六）规范使用自由裁量权，符合中央决策及立法宗旨原意。（七）行使自由裁量权，要结合立法宗旨和立法原意、法律原则等因素，综合运用各种解释方法，对法律条文作出最能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最具现实合理性的解释。（八）防止权力滥用。   综上所述，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之规定，请求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再审并依法改判，以维护再审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被申请人王某辩称，（一）江苏爱玛车业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涉案爱玛牌电动自行车符合电动自行车国家标准，不存在任何质量缺陷，再审申请人邢某关于江苏爱玛车业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爱玛牌电动自行车存在质量缺陷的主张明显缺乏事实依据。首先，邢某一审时向法院提交的爱玛牌电动自行车合格证及无锡市锡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委托国家轻型电动车及电池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所出具的《检验报告》，均说明江苏爱玛生产的电动自行车产品符合国家标准，不存在质量缺陷。其次，无锡市锡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于邢某于2017年1月19日以江苏爱玛生产销售质量不合格电动自行车和生产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的举报，经过调查，认定邢某对于江苏爱玛的举报不成立。第三，邢某关于江苏爱玛生产的电动自行车预留有能提高整车速度的“限速装置”的主张不能成立。1.邢某在一审时提交了一份所谓的其对爱玛专卖店工作人员介绍限速装置的录音，录音当中对话人员的身份不明，不能证明对话人员就是被答辩人邢某和爱玛专卖店工作人员，因此该录音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2.邢某整理的录音文字内容显示，在2017年6月26日，2017年8月28日两次“通话”时，“邢某”多次强调电动自行车的最高速度不超过每小时20公里，这说明“邢某”购买的电动自行车的最高车速均符合《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这一国家标准的强制性规定。“邢某”在向“爱玛专卖店工作人员”咨询最高车速时，电动自行车的最高车速仍然不超过每小时20公里，“爱玛专卖店工作人员”并没有为“邢某”调高车速，这说明涉案电动自行车的速度是邢某本人调高的，而非“爱玛专卖店工作人员”为其调高的，山西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出具的检验报告当中样本电动自行车的最高车速是在邢某本人人为提高速度后所测得的，并非涉案电动自行车出厂时及销售时的实际最高车速，因此，邢某关于涉案电动自行车预留有能提高整车速度的“限速装置”的说法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二）邢某的真实身份是一名“职业打假人”，其购买涉案爱玛牌电动自行车的真实目的是为了牟利，而非生活消费需要，其不具有消费者的合法身份，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消费者，其权益不应受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保护。首先，根据现己查明的事实，邢某的真实身份是一名“职业打假人”。邢某在短时间内大量、集中、反复购买十六辆“爱玛牌”电动自行车及实际购买了九十辆“小鸟牌”电动自行车，针对其中五十五辆“小鸟牌”电动自行车提起了诉讼，其所购买的电动自行车的数量已远远超过正常人的生活消费习惯和需求量，明显超出了正常生活消费需要的范畴，明显有违常理。邢某在本案一审开庭时，当庭增加仓储费这一项诉讼请求的做法也能够说明邢某购买涉案电动自行车的真实目的根本不是为了满足其日常生活消费需要。邢某关于原审判决故意曲解《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立法原意的再审请求明显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根本不能成立，不应得到支持。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在《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5990号建议的答复意见》（法办函（2017）181号）当中认为：就现阶段情况看，职业打假人群体及其引发的诉讼出现了许多新的发展和变化，其负面影响日益凸显。从打击的效果来看，由于成本较小，取证相对容易，牟利性打假的对象主要是大型超市和企业，主要集中在产品标识、说明等方面。该类企业往往是同类市场上产品质量相对有保障，管理较为规范的生产经营主体，而对于真正对市场危害较大的假冒伪劣产品及不规范的小规模经营主体打击效果不明显。从目前消费维权司法实践中，知假买假行为有形成商业化的趋势，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职业打假人、打假公司（集团），其动机并非为了净化市场，而是利用惩罚性赔偿为自身牟利或借机对商家进行敲诈勒索。更有甚者针对某产品己经胜诉并获得赔偿，又购买该产品以图再次获利。上述行为严重违背诚信原则，无视司法权威，浪费司法资源，最高人民法院不支持这种以恶惩恶，饮鸡止渴的治理模式。因此，最高人民法院目前可以考虑在除购买食品、药品之外的情形，逐步限制职业打假人的牟利性打假行为，将根据实际情况，适时借助司法解释、指导性案例等形式，逐步遏制职业打假人的牟利性打假行为。从最高人民法院上述答复意见当中可以看出，最高人民法院目前对于“职业打假”行为持否定态度，且很多地方法院（如江苏、深圳）也对“职业打假”行为持否定态度。第三，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对于“职业打假行为”予以否定。《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2019年11月30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20号公布）第15条规定：投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不予受理：不是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或者不能证明与被投诉人之间存在消费者权益争议的。通过上述规定可以看出，为了牟利，以“打假”等名义实施的知假买假、恶意投诉举报索赔的行为将得不到支持。这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对于“职业打假行为”的否定态度。（三）被申请人和江苏爱玛没有对邢某实施任何欺诈行为，原审判决对于“欺诈”的认定符合立法目的。首先，邢某购买电动自行车时完全能够直观识别其所购买的电动自行车的外形尺寸，且电动自行车随车附带有使用手册，在使用手册当中对于电动自行车的规格参数都有明确的记载，在购买之前，销售人员对于购买人关于电动自行车的问题可以给予耐心和详细的解答，因此，邢某对于其所购买的电动自行车的实际情况是明知的，且江苏爱玛生产的电动自行车完全符合国家关于电动自行车的强制性标准，是合格产品，根本不存在答辩人对于邢某实施欺诈行为的事实。其次，邢某是职业打假人，“知假买假”，主观上不可能受到欺诈。需要特别强调的是，邢某在向无锡市锡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于江苏爱玛进行举报后，再次在答辩人处购买与2017年7月6日所购买的电动自行车同一型号的电动自行车（型号为TDR4O2Z）的行为说明邢某主观上“知假买假”，其在主观上不存在受到欺诈的情形。第三，关于欺诈的认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未作明确规定，应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8条的规定进行认定。而对于知假买假人而言，不存在其主观上受到欺诈的情形，其要求被申请人支付三倍“惩罚性赔偿”的再审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四）山西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出具的“检验报告”不能作为认定涉案爱玛牌电动自行车存在质量缺陷的依据，不应被采信。首先，鉴于江苏爱玛系国内知名电动自行车生产商，市场上充斥着大量假冒爱玛商标的伪劣电动自行车，样品是否是江苏爱玛生产的正品，是否与出厂时或者销售时的状况相符未经过答辩人和江苏爱玛确认，因此邢某自行委托山西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对于涉案电动自行车进行检验的“检验报告”不具有公正性，缺乏公信力，不应被采信。其次，2011年1月19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公布并实施的《助力车产品生产许可证实施细则》的附件1一一《助力车产品生产许可证检验机构名单》当中确定了16家具有相关资质的检验机构对于电动自行车产品的质量进行检验，而“山西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不在上述十六家具有资质的检验机构当中，不具备电动自行车产品质量检验资质，其出具的“检验报告”不具有专业性及权威性，不具有证明效力。且在邢某提交的检验报告上面只有“CMA”标志（即中国计量认证／认可）而没有“CAL”标志（即中国考核合格检验实验室），而江苏爱玛提交的《检验报告》上面既有“CMA”标志，又有“CAL”标志。带有“CAL”标志的检验报告要比仅带有“CMA”标志的检验报告更加权威，证明效力更强。第三，山西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未按照《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GB17761-1999）的规定对于涉案电动自行车进行检验，其出具的“检验报告”当中根本没有任何关于检验过程、具体适用的检验方法、检验时所使用的检测设备和器具名称及种类、检测设备和器具精度是否符合要求的描述，因此“检验报告”不符合《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GB17761-1999）的规定，不应被采信。   本院经审查认为，双方的争议焦点是：本案是否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第1款惩罚性赔偿的规定。   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条的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产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本法未作规定的，受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保护。”本案中，邢某在购买涉案产品之前，已经多次多家购买涉案产品或其他品牌产品多辆，且以这些产品存在质量问题或者买卖合同为由提起多起诉讼，邢某购买涉案产品显然不是为了生活消费之需要，故其不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保护的消费者，原审法院驳回其上诉请求并无不妥，符合法律规定。   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第1款是关于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的规定。经营者构成欺诈行为是惩罚性赔偿的首要前提，但是对于经营者构成欺诈行为的认定，消法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关于邢某提出的经营者故意告知虚假情况或者隐瞒真实情况，就构成《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欺诈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条的规定：“因食品、药品质量问题发生纠纷，购买者向生产者、销售者主张权利，生产者、销售者以购买者明知食品、药品存在质量问题而仍然购买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实际将构成民法“欺诈”的其中两个要件排除在欺诈行为内涵之外的问题。根据该司法解释第一条明确规定其适用范围仅限于食品、药品因质量问题发生的纠纷。据此对于食品、药品之外的其他消费产品及服务，并不能够产生直接适用的效力。故在消法及有关司法解释等没有明确此处欺诈行为不需经营者具有故意及消费者因此陷于错误为要件时，对其理解适用应严格遵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8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的认定规则。而本案中邢某在购买前已主观认识到涉案产品存在缺陷，其并非是受经营者的欺诈陷入错误，而是在充分认知涉案产品情况下出于利用消法第55条谋取惩罚性赔偿的动机主动购买涉案产品，故原审法院认定不构成欺诈，对其主张三倍惩罚性赔偿无相关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采信并无不当，符合法律规定，不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   综上所述，再审申请人邢某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再审申请人邢某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刘 英   审判员 韩德荣   审判员 张建军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 冯海燕   书记员 胡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