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3民终521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永，男，1973年12月9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徐州市云龙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丽红,江苏元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鞠树华，男，1966年7月27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鹿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程言静，江苏周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永因与被上诉人鞠树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徐州市云龙区人民法院（2020）苏0303民初9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诉讼费用和保全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未查清买卖合同的相对方、起诉时的合同状态。1.本案是上诉人的公司徐州天佑雨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佑公司）与被上诉人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上诉人是买卖合同一方天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签字或者其他的行为均是代表公司，履行的是职务行为。根据合同的相对性，上诉人不是合同的一方，履行的是职务行为，故上诉人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2.上诉人是天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口头约定的合同以及在欠条上签字均是代表公司，是公司的意思表示，履行的是职务行为，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本案一审法院未对该事实进行查明，认定事实错误。3.天佑公司发现被上诉人提供的材料不符合质量要求，被上诉人已经构成严重违约，天佑公司向被上诉人提出解除合同，双方2019年4月份协商一致解除了合同，被上诉人将材料全部取回。上诉人2020年1月份出具的欠条已经没有存在的基础和前提，被上诉人再一次用欠条提起诉讼，于事实与法律均不符，有虚假诉讼的嫌疑。二、上诉人因为自己的父亲癌症晚期的事情，将开庭事宜忘记，在当庭没有提交书面的证据材料，但是已经口述给主审法官，且主审法官表示庭后提交书面的证据材料。上诉人在开庭的第二天将证据材料提交给法庭，法庭并没有查看证据材料，仅是根据庭审中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和阐述而对本案进行了定性，不符合程序。鞠树华辩称：一、本案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两个自然人之间的货款纠纷。被上诉人从来没有与天佑公司发生过任何业务往来，并且不知道上诉人是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个人有业务往来，包括货物往来和资金转账往来，均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个人之间发生的，货款欠条也是上诉人个人出具的。货运单和银行转账明细可以证明两人之间的往来事实，上诉人是实际欠款人，是本案的适格主体，本案的货款纠纷与天佑公司没有任何关系。二、本案供货分为三次，分别为2019年3月、4月、5月，被上诉人分三次向上诉人供应雨衣面料共计410262.5元。双方于2020年1月15日结算扣除已经折抵部分加工费65262.5元款项后确认尚欠345000元面料款。上诉人于2020年1月15日出具欠条一份，并在一审时对上述事实没有任何异议，不存在上诉所称的2019年4月份已经解除合同。2019年3月份是第一次供货，如果按照上诉人的陈述2019年4月份已经解除了合同，那么上诉人对被上诉人在4月份和5月份的两次供货全部接收并且无任何异议又作何解释。可见，上诉人上诉所陈述与事实不符，其从未提出过解除合同，被上诉人也从未将材料全部取回，三次供货完毕后，被上诉人一直向上诉人催款，上诉人每次都声称没有钱，马上卖房子或者用房子抵押货款偿还欠款，从未提及货款质量问题以及上诉所陈述问题，一审时上诉人提交的双方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证明这一事实。三、一审时上诉人当庭举证向法庭出示了手机截图8张，被上诉人已经进行了质证，该证据不能证明其观点，一审法庭对上述证据组织了质证并给上诉人留有一定时间提交证据的打印件。上诉人在上诉状中陈述“法庭并没有查看证据材料”与事实不符，对于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材料，一审已经当庭查看并进行了质证。所以，一审程序合法并无不当之处。鞠树华向一审法院诉请:1.张永支付货款3450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逾期付款利息为以345000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标准，自2020年2月15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给付货款义务完毕之日止），并负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查明：2019年3月31日、4月26日、5月23日，张永分三次从鞠树华处购买雨衣面料共计101305米，第一次供货金额为276594.5元，第二次供货为95142元，第三次供货金额为38526元，合计总供货金额为410262.5元。2020年1月5日，鞠树华、张永双方经对账，扣除张永帮鞠树华加工服装的加工费65262.5元（即2019年3月31日之前发生的加工费），尚欠鞠树华345000元货款未付，张永后于2020年1月15日向鞠树华出具《欠条》一份，载明：“今欠鞠树华面料款合计人民币叁拾肆万伍仟元（345000.＇），保证2020年2月底前结清（如不结不清，最少还总款一半）。”此后，张永逾期仍未支付鞠树华案涉货款，鞠树华催要无果后遂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一审法院认为：张永从鞠树华处购进雨衣面料，经其与鞠树华对账后确认其尚欠鞠树华共计345000元货款未支付。故对于鞠树华主张张永支付其货款345000元的诉讼请求，因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予以支持。因张永迟延支付货款，构成违约，应当支付鞠树华相应利息损失，即以欠付货款345000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标准，自2020年3月1日起计算至张永实际履行给付货款义务完毕之日止。关于张永辩称鞠树华供应的面料质量不合格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张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所称的鞠树华供应的面料质量不合格，故对其该辩称意见不予采信。关于张永辩称“2020年4月1日我给被告发走3030套套装，定价为30元每套，总价90600元，我的钱哪去了，怎么不去掉的”问题。因该3030套套装是鞠树华为张永加工的，属于加工承揽法律关系，在鞠树华不同意在本案中进行抵扣的情况下，因与本案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本案中不予理涉。张永在举证期限届满后才提起反诉，故在本案中不予受理，张永可另行主张，并不损害其行使权利。综上，遂判决：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张永支付鞠树华货款3450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逾期付款利息为以345000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标准，自2020年2月15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给付货款义务完毕之日止）。案件受理费6478元，减半收取为3239元，保全费2320元，由张永负担。二审期间，上诉人张永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一、天佑公司的营业执照一份，证明鞠树华与天佑公司之间达成的口头合同，合同主体是天佑公司而非上诉人，上诉人本案中履行的职务行为，主体不适格。二、雨衣采购合同书一份和终止合同通知两页，证明天佑公司与鞠树华之间的口头合同内容，是根据天佑公司与第三方公司的合作内容而达成的，鞠树华因生产雨衣面料不合格导致天佑公司损失重大，同时天佑公司合作的对象终止与天佑公司三年的合同，鞠树华是与天佑公司之间达成的口头合同。三、上诉人与鞠树华之间的聊天记录打印件7张，证明双方之间就产品质量达成一致意见，上诉人一再强调质量一定要保证，鞠树华保证一定按照好质量制作，产品出现问题上诉人第一时间向鞠树华反馈，鞠树华知晓产品全部不合格，并及时到徐州来查看。四、货物现场测量照片打印件5张，证明本案货物质量均不合格。五、上诉人与合作公司之间的聊天记录打印件1张，证明本案货物不合格。六、库存照片打印件3张，证明因产品质量不合格导致合作公司全部退货的事实。七、上诉人与鞠树华之间的聊天记录打印件1张，证明鞠树华2020年4月3日从上诉人处拉走140箱雨衣的事实，应当扣除140箱雨衣价值10万元。鞠树华的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一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且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无法证明本案口头合同的主体一方为天佑公司，也不能证明张永是履行职务行为；对证据二的三性均不予认可，该证据显示的时间是在一审起诉之前，不属于新证据，且与本案无关。确定合同主体不能依据合同内容相类似而以此类推即为其他合同的主体，且上诉人也不能证明本案口头合同内容与该证据中的合同内容关系紧密。终止合同通知是上诉人与其他公司之间产生的业务纠纷，不能证明上诉人与案外人产生的合同纠纷与被上诉人有关联性；对证据三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不属于新证据，也不能证明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因为从聊天记录可以看出被上诉人已经按照上诉人的要求交付货物，双方并没有对货物予以明确约定，且在后续的货款结算以及催款时上诉人并没有提出任何异议，仅是提出资金紧张，会把房子卖掉或者抵押贷款用以偿还所欠货款；对证据四的三性均不予认可，认为不属于新证据，不能证明所测量的雨布属于被上诉人所供应的雨布；对证据五的三性均不予认可，聊天记录的时间是2019年4月8日，不属于新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所谓的与其合作的公司在聊天记录中提出的雨布厚度不够，该雨布不能证明是被上诉人供应的雨布。结合证据三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的聊天记录，在谈到厚度不够时的时间是2019年4月8日13：28分，而证据五聊天记录中所显示的厚度不够确切时间是2019年4月8日13:14分，可以看出在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供货时，上诉人收到货物并进行测量的时间是2019年4月8日13：28分，在相差的几分钟的时间，上诉人不可能把本案所提供的货物瞬间交付给第三方。由此可见，上诉人与第三方之间交易所涉的雨布并非本案诉争的货物；对证据六的三性均不予认可，照片中显示时间是2019年4月，不属于新证据，并且无法证明标注为红叶雨衣所使用的面料是被上诉人供应的，因为被上诉人提供给上诉人的三份货物时间分别是2019年3月、4月、5月，生产雨衣也需要一段时间，不可能在被上诉人尚未交付本案诉争面料时，上诉人已经生产出大批量的雨衣备货，而且依据上诉人陈述，该照片中体现的大批量雨衣是被红叶雨衣退回的货物，从生产到交付再到退回上诉人处需要一定的时间，再结合被上诉人的供货时间，可以认定该照片中显示的雨衣使用的雨布并非本案诉争的雨布，且不能证明该批雨布有质量问题，也不能证明该批雨布因质量而被退回；对证据七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从聊天记录中可以看出不属于新证据，对该140箱雨衣双方在一审时已经明确了140箱雨衣每件30元由被上诉人代为销售，所售款项用于抵扣上诉人委托被上诉人的加工费，被上诉人已经按照双方的口头约定将帮助上诉人加工的工作服在用140箱雨衣抵扣了相应的加工费后，把该部分工作服通过货运的方式交付给了上诉人。所以该140箱雨衣与本案无任何关联性，不应当从本案货款中予以扣除。鞠树华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2019年的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两张，证明被上诉人每次给上诉人快递发货时向上诉人要收件地址，上诉人都是向被上诉人提供家庭住址，说明双方之间的业务关系均是以自然人身份发生的，与天佑公司无任何关系。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2020年1月15日前后的微信对账催款聊天记录打印件四张，证明被上诉人通过微信与上诉人对本案诉争三笔业务金额对账，并通过微信多次向上诉人催款，说明双方之间的业务关系均是以自然人身份发生的，与天佑公司无任何关系。三、物流托运单两张、银行交易明细两张，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货物交付均是产生于两个自然人之间，货物通过物流公司托运，托运人和收货人均是个人，业务往来、财务结算也是通过银行个人账户转账支付，双方之间除本案的供货关系之外，还存在着上诉人委托被上诉人进行工作服加工业务。张永质证认为：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据上诉人陈述该证据邮寄的是样品，实际大批量的雨衣用料是寄到公司的；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其关联性有异议，该聊天记录无法反映出款项以及上诉人说的话与本案纠纷有何关系；对证据三物流托运单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关联性有异议，与本案雨布纠纷没有关系，当时是被上诉人给天佑公司加工服装。银行交易记录上面有汇给上诉人的三笔款项，但是无法证实与本案有关联性。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本院认为：一、关于张永本案中主体是否适格问题。本案双方当事人并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但根据本案现有证据鞠树华是和张永个人磋商、沟通合同履行事项，并没有证据证明张永与鞠树华磋商、履行合同时明确披露其系代表天佑公司的职务行为，并且张永也是以个人名义向鞠树华出具欠条，确认拖欠鞠树华面料款并承诺偿还。至于张永二审期间提供的天佑公司的营业执照、雨衣采购合同书、终止合同通知等证据材料，仅能证明张永购买雨布后的具体用途，但其购买雨布后具体如何使用不影响本案买卖合同主体的认定。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张永个人为本案买卖合同主体并无不当，其上诉称本案主体不适格不能成立。二、关于涉案雨布是否存在质量问题。张永二审期间明确鞠树华交付的三批雨布厚度都达不到18丝，但并无证据证明双方对于雨布厚度具体有无约定或者如何约定的，而且根据张永的陈述本案雨布用于天佑公司生产雨衣，天佑公司作为专业雨具公司对于雨布的厚度应当易于检测，但其已经实际接收并使用涉案雨布。另本案中根据张永提交的证据材料，其仅在2019年4月8日在微信聊天中向鞠树华提出“厚度只有15到16丝厚度不够”，但鞠树华并未明确作出认可，相反张永仍然在其后于2019年4月26日、5月23日连续接收鞠树华交付的两批雨布。同时根据鞠树华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张永在鞠树华之后向其催要货款时未提出质量异议，而是多次承诺偿还货款，并于2020年1月15日向鞠树华出具欠条确认并承诺偿还面料款。张永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材料，均不能证明涉案雨布存在质量问题，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张永上诉主张涉案雨布存在质量问题，不能成立。另对于张永二审期间提供的证据材料中140箱雨衣抵扣货款问题，因双方当事人对于该140箱雨衣系冲抵本案货款还是加工费存在争议，且均无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张永亦未对此提出上诉，故本院二审不予抵扣，双方可另行解决。三、经查，张永一审庭审期间提供手机截图8张，因未提交照片一审法院告知其庭后限期补交，并当庭组织双方当事人举证、质证，故其张永上诉称一审法院程序违法，不予支持。综上，张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478元，由张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秦国渠审 判 员 汤孙宁审 判 员 汪佩建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 张 洁书 记 员 张 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