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晋01民终392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白堂，男，汉族，1964年2月1日生，现住太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男，汉族，1985年1月21日生，现住太原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震,男,1984年7月22日出生,汉族,山西奥瑞生物材料有限公司员工,住太原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耀忠,男,1934年4月3日出生,汉族,太原市狮头水泥股份有限公司退休职工,住太原市。被上诉人李震、李耀忠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旭,北京大成(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智建勇,男,1965年6月23日出生,汉族,太原市居民,无固定职业,住太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艳琴,山西德珲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西安邦汽车出租有限公司,住所地太原市杏花岭区胜利街**,现营业场所太原市小店区晋阳街**。法定代表人:徐飞,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石洁,女,1990年5月2日出生，汉族，山西安邦汽车出租有限公司员工,住太原市小店区龙城大街黄陵社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海,男,山西安邦汽车出租有限公司员工,住太原市杏花岭区享堂新村**楼****。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彩丽,女,1980年5月24日出生,汉族,太原市阳光双语小学教师,住太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边云峰,山西隆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市中心支公司,住所,住所地太原市迎泽区迎泽大街**天龙大厦**div>负责人:张利生,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健,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市中心支公司员工,住太原市迎泽区迎泽大街**天龙大厦**公司宿舍。上诉人张白堂因与被上诉人李震、李耀忠、智建勇、山西安邦汽车出租有限公司、张彩丽、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市中心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2020）晋0105民初7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白堂及其诉讼代理人王**，被上诉人李震及李耀忠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旭，被上诉人智建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艳琴，被上诉人山西安邦汽车出租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石洁、刘海，被上诉人张彩丽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边云峰，被上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市中心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白堂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20)晋0105民初751号判决;2.全面查明案件事实,依法重新核定相关金额,划分相关责任人责任比例;3.依法改判上诉人在本案中不负任何赔偿责任;4.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1,原告主张因交通事故造成李树田头部受伤,没有明确证据。本案经过一审、发回重审,期间原告始终无法提供交通事故造成李树田头部受伤的直接证据,根据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规则，原告不能提供相关证据,就应当承担不利后果。而重审法庭却直接采信原告主张,罔顾巨大争议,属于事实认定不清。1.2,《交通事故认定书》本就存在事实认定不清的情形,不应直接采信。由于本案涉及事故的特殊性,交警未能第一时间出警,而是在事故发生后近一个月才出具了《交通事故认定书》,不仅未能查明事故发生时的具体状况(是否导致李树田头部受伤),还忽略了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责任的乘客的责任认定,因而对于该份《认定书》始终存在较大争议,重审法庭不加查明而直接采信，无助于客观公正地认定案件事实(退一步讲,《认定书》仅能认定事故发生时的责任,至于后续放任损害扩大的责任,其中事故三方过错程度和原因力的大小,《认定书》并不能客观全面地加以划分)。1.3,原判决书第14页“本院认为”内容前后矛盾。原判决书第14页“被告张白堂作为事故车辆车主,将该车以租赁的方式交由被告智建勇运营,并由此获取运营利益”的说法，前后矛盾。上诉人将车辆租赁给智建勇,所得收益仅为每日固定租金,并不参与其运营活动,也不从其运营活动中抽成分利。租赁关系的本质在于承租人自负盈亏,且不论其是否营运,在租赁协议期内,上诉人都有权收取固定租金,不会因营运良好而多收,也不会因为营运不良而少收。既然法庭已经认定上诉人与智建勇属于车辆租赁关系,那就不存在上诉人获取智建勇营运利益的说法,因而属于认定事实不清,前后矛盾。1.4,原判决书第8页采信被告张彩丽“36个小时”的口误,证明对案件事实疏于审查。本案所涉交通事故发生于2019年2月1日13时35分许(乘客付款记录佐证),2019年2月2日19时许,李树田被送往山大二院(入院记录佐证),期间相差约30小时,故上诉人一直提30个小时的概念。而庭审时被告张彩丽的代理人口误说成“36小时”,却被法庭采信,可见对于案件细节,重审法庭并未深入查明,认定事实不清。二、原判决适用法律不当2.1,原判决书未做到有法必依,罔顾《侵权责任法》第49条之明文规定。案件重审阶段上诉人一再申明:上诉人张白堂作为车主与司机智建勇系车辆租赁关系,且在车辆租赁期限内,尽到了合理审查注意义务,没有任何过错。按照《侵权责任法》第49条之规定,上诉人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原判决书中,重审法庭在认可了上诉人与司机之间的租赁关系的情况下,却不依《侵权责任法》相关条文执行，而代之以所谓“获取运营利益”并据此判决车主承担连带责任。此处,被告司机智建勇发生事故时并不在其约定租车时段,法庭认可证人张某(与智建勇共同租车的对班司机)关于智建勇借用其租车时段的证词,并以此说明智建勇借用张某租车时段与车主张白堂无关(原判决书第10页),存在重大争议:首先,在智建勇借用张某租车时段内的运营活动中，张白堂并未因此“获利”,至于庭审中法官提及的车主所收固定租金则是车主与张某之间的法律关系,两者是不同的法律关系;其次,对于智建勇借用了张某租车时段的认可,也等同于在事实上佐证了智建勇对于所有权归属于车主张白堂的车辆的借用。因此,无论是定性为租赁还是借用,甚至加上所谓“运营利益”的考量,车主张白堂都不应当据此承担连带责任。原判决适用法律不当。必须强调:在《侵权责任法》出台之前,错误的“支配说”和“运行利益说”归责方法因使车辆所有人所担风险畸重而备受争议,同时上述方法并非法律法规规定,使用标准也并不统一。如果仅因为一方是非机动车就定则畸轻,就等同于事实上鼓励了非机动车的违法行为,使其有恃无恐，这不仅有违公平正义原则,同时也违背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等相关法律立法的初衷。在《侵权责任法》出台之后,对于车辆在租赁、出借的情况下发生的交通事故已有明文规定,因而本着有法必依原则，应适用《侵权责任法》相关规定。很难想象,在随地吐痰都能入法并且严格执行的当下,路权原则的界定与维护和上位法《侵权责任法》的执行却变得如此困难。三、原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充分质证3.1,医院单据未提供发票明细,合理的核减要求不被“采信”。对于原告提供的相对笼统的医疗费用的相关单据，重审法庭近乎照单全收是明显有违审判实务的。须知,李树田本身患有高血压病3级、糖尿病二型以及冠心病、心绞痛等诸多病症,属于高危人群,其治疗费用本就可观。在重审中原告方所提交的医疗费票据中,并无明细内容和完整发票佐证,其中关于治疗其本身固有疾病的费用并不能计算到事故损伤的赔偿范畴中。对于上诉人及原审被告方要求核减李树田基础病医疗费的合理申请,重审法庭予以无理由“不予采信”(原判决书第12页),使认定涉案金额的相关证据未能充分质证,影响审判公正。3.2,死亡鉴定结果不认可,死因与死亡证明不符,且大多建立在有罪推定之上。原告证据第33-35页,由太原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小店二大队委托进行的司法鉴定书可见,绪论第六条:“鉴定要求:死亡原因”。并未涉及死亡与交通事故的因果关系要求。而在第35页的“鉴定意见”中,却载明“死者李树田符合车祸致其重度颅脑损伤,长期卧床治疗期间并发肺部感染,最终导致多脏器功能衰竭而死亡”。重审法庭,据此采信李树田之死与交通事故有直接因果关系,未经充分质证,且涉嫌有罪推定。首先,庭审中,上诉人已申明不认可该份《鉴定意见书》,并要求重新鉴定。复述理由如下:1、原告证据第9页,李树田死亡证明,死亡原因一栏,明确标注:心力衰竭。这与李树田的既往病例是相符的,却与《鉴定意见书》不同。《鉴定意见书》仅靠面检(未作解剖)和以往病例分析推断,就做出事故造成死亡的认定是不当的。《意见书》罔顾死亡证明中“心力衰竭”的明确诊断,而代之以“长期卧床期间并发肺部感染,最终导致多脏器功能衰竭而死亡”的推断,结合其“符合车祸致其重度颅脑损伤”的说法,不论有意无意，都是带有明显的主观偏向的。2、《鉴定意见书》中“死者李树田符合车祸致其重度颅脑损伤”的论断是建立在“有罪推定”基础之上的,因为如前所述,至今没有明确证据证明李树田在交通事故中头部受伤。3、《鉴定意见书》中,“长期卧床治疗期间并发肺部感染”的推断也站不住脚。根据原告证据第42页山大二院《手术记录》-术前诊断一栏,明确记载“肺部感染”,可见李树田入院时已有肺部感染，而不是所谓“长期卧床并发”导致肺部感染;此外，根据原告证据第45页山大二院载明的“出院情况”和原告证据第70页省煤炭中心医院载明的“出院情况”可知,李树田的肺部感染持续好转,从“双肺呼吸音粗,闻及干湿啰音,量较少”,到“双肺湿罗音不明显,喉咙痰液已不明显,咳嗽不明显”。有鉴于此,所谓“肺部感染最终导致多脏器功能衰竭”的推断并不成立。其次,由于本案已涉刑事,事故发生时以及纵观本案中整体损害所涉及的各方过错和原因力大小的甄别,尤须慎重。在鉴定意见中采用有罪推定的做法,与我国刑法无罪推定的原则相悖,也不利于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尊严。4,搁置死亡参与度鉴定要求,影响审判公正。鉴于李树田罹患高危病症(高血压病3级,糖尿病2型，冠心病等)多年,在事故发生后,又历经治疗、康复、疗养,在事故发生9个月后死于心脏衰竭,在鉴定李树田死亡原因的同时,死亡参与度的鉴定也是必要的，因为这关系到涉案金额的具体数目(死亡赔偿金的核定数额)。上诉人在提交代理意见及庭审阶段,均向法庭提出死亡参与度鉴定申请。法官却以案件涉及刑事,要求被告智建勇在刑事审判时提出为由,在民事庭审中直接采信全额死亡赔偿金,影响了审判的公正性。四、原判决违反法定程序和原则,影响审判公正4.1,违反先刑后民原则,使审判独立失去保障。如前所述,本案已启动刑事程序，因此,法庭本应在知悉后裁定中止民事程序,等待刑事审判结果,这符合我国法律“先刑后民”原则。但是重审法庭却在原告方坚持下先于刑事审判开庭审理民事诉讼。由于案件涉刑事,但是在事故责任比例上存在巨大争议,为免与刑事审理造成冲突,在法官明确表示事故三方责任划分有待商榷的前提下,重审法庭仍然维持一审时错误划分的责任比例，严重影响了民事审判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原告方存在做伪证的行为,严重影响案件审理,法庭查明却不处罚。1、根据原告证据第37页山大二院《入院记录》及一审中李震口述可知,2019年2月2日,李树田昏迷入院,其子李震代为主诉:“车祸致头外伤约1天余”,“当时情况不详”,由此可知,李树田之子李震确切知道李树田前一日曾发生交通事故,也即如果李树田确实在交通事故中撞倒头部的话,事故当时伤害较轻(重伤会直接昏迷),而其后不及时就医检查导致损害扩大,李树田及李震负有主要责任。鉴于一审时被告方的辩论重点曾聚焦于此,在案件重审时，李震改口其并不知道事故发生,是之后查监控倒推得知事故,才于2019年2月11日到太原市交警支队小店二大队报案。吊诡之处在于:A,不报警是无法查看道路监控的;B，在无法查监控的情况下,李震是如何做到去正好在管辖范围内的交警支队小店二大队,而不是其他交警队报案?C,从法庭调取的事发地点道路监控中,(如果不结合肇事车辆的行车记录仪)根本无法确认事故发生双方的车牌和相貌,李震从何确认?综上可知,为了逃避造成事故损害扩大的主要责任，李震做了伪证,并被重审法庭采纳(原判决书第8页、第12页)。2、原判决书第12页,重审法庭发现李震为索取更多赔偿而提供的虚假请假证明,仅表示不予采信,而无处罚或警告。3、原判决书第11页,重审法庭发现李震为索取更多赔偿提交以“一卡通”充值为名目的收据并非正规发票,且日期显示李树田死后,原告“仍向该院交费”,仅表示不予支持。结合上述事实,原告李震及其代理人实际上已经涉嫌触犯《民事诉讼法》第111条第一款之规定,妨碍了法院对于案件的审理,法院应当视情节轻重对其加以处罚。4.3，偏听偏信,影响案件审理公正。关于部分涉案金额的计算标准,上诉人不认可原告方提供的数据标准,向法庭申请根据山西省统计局发布的官方数据为准,但未被采信。在此复述罗列如下:事故发生于2019年2月,初审于2019年4月,李树田死亡于2019年11月。因此相关费用计算标准应以山西省统计局发布的2018年度相关数据为准。根据山西省统计局发布的相关所数据,2018年,山西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1035元,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9790元,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54783月。故,死亡赔偿金数额初算应为:31035×18=558630元,丧葬费金额初算应为:54783÷12×6=27391.5元重审法庭无视官方数据和上诉人的合理诉求,有偏听偏信之嫌,直接影响到涉案金额的变化和案件审理的公正性。五、新的案例引发的思考，案件审理期间,《扬子晚报》报道了南京的一起非机动车事故:南京市民张某骑车上班时,被后方曹某骑车超来,结果发生碰擦双方一起倒地。张某将曹某扶起后,自觉责任在对方,因急着上班便离开现场。事后,江宁交警认定:“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逃逸的,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最终,张某因构成非机动车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尚不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被处以罚款人民币1000元的处罚,并负事故的主要责任,曹某负事故的次要责任。事件在微博转载后,引发大量网友围观。人民日报公众号专门发文,并刊载权威法律界人士对案例的看法,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相关规定,江宁交警给出的处罚合规合法。并呼吁应加强电动车主的法规学习。本案中,亦存在类似情况,只是李树田本身不仅不是无责，反而本就应承担主要责任。案中,在司机智建勇报警后,李树田作出如下行为:1、明确表示没事,未提任何赔偿要求，亦未提出对出租车损坏承担赔偿意愿。2、不等交警出警,私自率先离开。等同于双方达成了明确的私了协议，不应当在对其进行赔偿，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以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依法判决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李震、李耀忠辩称，第一、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本起事故智建勇承担主要责任，当事人均无异议。第二、太原市公安局交通支队司法鉴定书李树田符合车祸致其重度颅脑损伤，长期卧床治疗期间并发肺部感染，最终导致多脏器功能衰竭而死亡。可以证明交通事故与李树田的死亡存在因果关系。第三、本次交通事故造成一系列后果，一审法院依法认定被上诉人的各项损失费用并无不当。第四、上诉人将其挂靠安邦公司挂靠行为本身违法，原审判决书第十页查明的事实，上诉人与安邦签署免责协议，载明案涉车辆应当投保的第三者险50万元。确实际仅投保30万元。该行为属于自己放弃了保险责任以及保险利益存在过错。且上诉人未经太原市客运办允许交给智建勇驾驶并按日收取运营费用存上述事实可以张白堂对案涉车辆拥有实际的支配权和控制权。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第五、上诉人所说扣减李树田自有疾病的费用，对此观点有指导性案例作参考，对张白堂的说法不应予以支持。第六、二被上诉人有权选择通过民事诉讼程序主张权利，并不违反先刑后民的原则。智建勇辩称，请求查明事实依法判决。山西安邦汽车出租有限公司辩称，我公司与上诉人签订管理合同，发生交通事故后自行赔偿责任。张彩丽辩称，我认可一审判决。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市中心支公司辩称，认可一审判决。李震、李耀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五被告赔偿因交通事故造成的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营养费、误工费、交通费、精神损害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各项损失共计1316720.82元；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由被告共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耀忠系李树田父亲，李震系李树田儿子，李树田无其他第一顺位法定继承人。2019年2月1日13时35分许，智建勇驾驶×××号比亚迪牌小型轿车在平阳路由南向北行驶至王村南街南的路段停车，乘客张彩丽打开右后车门下车时，与同向行驶骑电动车的李树田相碰撞，造成李树田倒地的交通事故，三方离开现场，之后李树田伤情加重，其家属于2019年2月11日至太原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小店二大队报案要求处理。同日，太原市交警支队小店二大队对智建勇进行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智建勇在笔录中称其停车时从倒车镜里没有看见李树田，于是就让乘客张彩丽下车了，李树田碰撞到事故车辆右后门的立边上倒地，其打电话报警并询问李树田是否需要去医院检查，李树田从地上起来表示自己没事。2019年2月13日，太原市交警支队小店二大队对张彩丽进行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张彩丽在笔录中称其坐在出租车后排副驾驶后的座位，到达目的地后，出租车停在最靠东的机动车道内的中间，其支付出租车司机钱后经司机允许开门下车，打开车门下车时李树田骑电动车撞上车门倒下，之后很快就起来称自己没事，于是张彩丽离开事故现场。2019年2月28日，太原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小店二大队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智建勇负事故主要责任，李树田负事故次要责任。2019年2月2日，李震通过120急救车将李树田送往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进行救治，花费急救费用440元。李树田被医院诊断为急性颅脑损伤，双额、右颞脑挫裂伤合并脑内血肿、右枕叶硬膜下血肿、蛛网膜下腔出血、脑疝、肺部感染、双侧胸腔积液、高血压病3级、2型糖尿病、冠心病等，住，住院54天此期间，李树田住院治疗花费医疗费324485.06元，防止深层静脉血栓及足下垂花费200元，病人生活用品费用花费450元，外购药花费1144.96元，雇佣护工花费护理费10950元。李树田于2019年3月28日出院，通过120急救车转院至山西省煤炭中心医院继续治疗，花费急救费用285元。李树田在山西省煤炭中心医院住院治疗109天，于2019年7月15日出院，出院建议为：目前患者仍卧床，生活不能自理，需两人陪侍，需继续治疗，加强营养，加强锻炼，定期翻身扣背；定期复查，病情变化，随时就诊。在此期间，李树田住院治疗花费医疗费121366.86元，外购药花费14819.44元、雇佣护工花费护理费32700元。因住院费用太高，李震、李耀忠无力负担，故出院后将李树田送往山西省荣军休养院（山西省老年公寓）休养，累计交纳了2019年7月15日至2019年11月30日的床位费、护理费、餐费共计16219元。李树田于2019年11月9日因心力衰竭去世，去世时年龄为62周岁，核减2019年11月9日之后的费用，李树田实际在山西省荣军休养院（山西省老年公寓）休养花费13839元。2019年11月11日，太原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小店二大队委托太原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对李树田死亡原因进行鉴定，该鉴定中心作出（并）公（交）鉴（尸）字[2019]213号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李树田符合车祸致其重度颅脑损伤，长期卧床治疗期间并发肺部感染，最终导致多脏器功能衰竭而死亡。2020年1月7日，太原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小店二大队对智建勇进行讯问并制作笔录，智建勇因涉嫌交通肇事罪被立案侦查，现处于取保候审期间。李震、李耀忠坚持要先诉讼民事赔偿事宜，表示不再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另查明，×××号事故车辆所有人为张白堂，其将车辆出租给其侄子张某使用，2017年3月24日又与智建勇签订《出租车租车协议》。该车挂靠在安邦公司处，安邦公司每年收取1800元的管理费。2002年3月7日，张白堂（乙方）与安邦公司（甲方）签订《管理服务合同》，合同约定甲方提供营运标志，乙方提供营运车辆及相关设施，组成符合规定的营运出租车，由乙方驾驶，从事城市客运的经营性活动；甲方有权对乙方的营运行为进行监督、检查、管理；乙方严格遵守甲方制定的有关制度；乙方应遵章守法安全驾驶，若因发生交通事故给他人造成损失的，自行承担赔偿责任，甲方不承担连带责任；乙方聘用他人驾驶车辆进行营运，需经甲方同意并经市客运办批准，经批准后聘用的驾驶员的营运行为视为乙方的行为等内容。庭审中，智建勇辩称其在庭前已支付给李震、李耀忠106000元，要求在承担责任时予以核减，李震、李耀忠对此予以认可，并同意核减。再查明，事故车辆在人寿保险公司处投保有交强险和保险限额为300000元的商业三者险，保险期间均为2018年5月6日至2019年5月5日。事故发生后，人寿保险公司已在交强险医疗限额范围内先行赔付了10000元，李震、李耀忠认可包含在诉请金额内。庭审中，张白堂、张彩丽不认可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认为李树田就医是发生在事故发生后36个小时，李树田的死亡可能有其他原因，其没有及时就医也有过错。李震陈述其与李树田不住一起，其在事故发生后第二天去探望李树田时发现李树田怎么叫也没反应故将李树田送至医院，医生说有大的磕碰，其才去报案，通过监控倒查知道有事故发生。李震、李耀忠还陈述李树田在休养期间仍使用药物治疗，因此向山西省民政康复医院共计交纳费用5300元用于治疗，山西省民政康复医院分别于2019年7月15日、7月18日（2张）、7月24日、8月2日、8月7日、9月22日、10月10日、10月18日、11月1日、11月11日出具了11张收据，费用名目为“一卡通”充值。李震提交了劳动合同、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明细清单、请假申请表、向公司递交的借款申请和借款单以证明其月平均工资为6000元，其于2019年2月2日以父亲车祸需要看护照料为由向单位请假6个月，李树田去世后其负责办理丧葬事宜，故主张支付李震的护理费32600元、办理丧葬事宜的误工费1400元。李震、李耀忠还提交了30张金额合计570元的出租车发票以主张交通费5000元和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期间的交通费500元。除上述费用外，李震、李耀忠还主张五被告以每日100元标准赔偿李树田住院期间的住院伙食补助费16300元、营养费16300元；以月工资3000元标准赔偿李树田住院期间的误工费16300元；李树田去世时62周岁，故应以2019年山西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3262元标准支付死亡赔偿金598716元；以2018年在岗职工平均工资67669元标准支付丧葬费33834.5元；李耀忠育有五个子女，故以2018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9790元标准支付原告李耀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19790元，并赔偿李震、李耀忠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安邦公司认为其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其余四被告不认可李树田治疗基础疾病的医疗费、外购药费，不认可营养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的计算标准，以及李树田的误工费、李震的护理费、办理丧葬期间李震的误工费、交通费。张白堂辩称发生事故时不是智建勇的包车时段，故当时双方之间应为借用关系，其不应承担责任，为此张白堂还申请证人张某出庭作证。证人张某陈述他于2016年11月份让智建勇跟他一起跑车，2017年3月份让智建勇与张白堂直接签订租车协议，双方约定下午四点换班，他跑白班，智建勇跑夜班，但他经常于下午一点左右将车辆放到充电站并通知智建勇，智建勇经常提前开始跑车，智建勇每日将承包费100元转给他，由他转给张白堂，双方包车是24小时，智建勇提前跑车借用的是他的时间，而非张白堂的时间。各方当事人对证人张某陈述均无异议。安邦公司辩称因张白堂自己交纳车险，没有通过公司统一交纳，故其不应承担连带责任，并提交了有张白堂签字的《免责协议》，该协议载明请求挂靠在安邦公司名下经营的所有车辆所有人，在为车辆交付下一年度车辆保险时将第三者责任险增加至500000元，并增加每座200000元（共计五座）的承运责任险，若个别车辆所有人因自身原因不能如数缴纳上述保险的，车主不跟随公司统一投保的、车主单独投保的，一旦发生交通事故，所有第三方损失和车上人员损失均由车辆所有人独立承担，安邦公司不为车辆所有人承担任何连带责任等内容。李震、李耀忠，被告智建勇、张白堂对免责协议不认可，二原告认为该协议无效，智建勇、张白堂认为该协议不能对抗第三人。一审法院认为，张彩丽乘坐智建勇驾驶的车辆在机动车道上停驶开门下车时与同向行驶骑电动车的李树田发生碰撞，交警部门出具的事故认定书认定智建勇承担主要责任，李树田承担次要责任，双方均未对事故责任划分提出异议，故本院对该事故认定书予以采信。李树田在治疗一段时间后死亡，太原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车祸致李树田重度颅脑损伤，长期卧床治疗期间并发肺部感染，最终导致多脏器功能衰竭而死亡，据此可以认定李树田的死亡与本次交通事故有直接因果关系。张白堂、张彩丽对该鉴定意见不认可，但也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反驳，故对二人的该项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此次交通事故给李震、李耀忠造成的损害后果有哪些，以及五被告应如何承担赔偿责任。首先，本次事故给李震、李耀忠造成的损害后果包括：（1）医疗费和出院后休养费用方面，结合李树田的病情，对二原告主张的李树田在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和山西省煤炭中心医院治疗期间的住院费用、外购药费用、急救费用、防止静脉血栓费用共计462741.32元以及李树田在山西省荣军休养院（山西省老年公寓）休养期间支付的床位费、护理费、餐费共计13839元，均有正规票据予以佐证，李震、李耀忠也认可其中包含人寿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内赔付的医疗费10000元，一审法院对此均予以采信。对李震、李耀忠主张的李树田在山大二院的重症生活用品费450元，不属于医疗费用，也不是必须发生的费用，故不予支持；对李震、李耀忠主张李树田在休养期间治疗花费的5300元，因没有病历和医嘱予以佐证，且开具收据的名目为“一卡通”充值，加之李震、李耀忠在李树田去世后仍向该医院交费，故对该部分费用亦不予支持；对要求核减李树田治疗基础疾病医疗费以及外购药费的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2）住）住院伙食补助费方面故发生后李树田在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住院治疗54天，在山西省煤炭中心医院住院治疗109天，有病历予以佐证，一审法院予以采信，故参照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出差伙食补助费每日100元的标准，计算163天的住院伙食补助费为16300元；（3）营养费方面，李震、李耀忠主张按每日100元标准计算李树田住院期间的营养费为16300元，因该标准过高，一审法院仅支持按照每日50元标准支付李树田住院期间的营养费8150元；（4）护理费方面，李震、李耀忠提交了雇佣护工的护理费发票，故一审法院对李震、李耀忠主张雇佣护工的护理费43650元的诉请予以支持；对李震的护理费，李震虽提交了其请假六个月的申请表，但该表显示填写时间是2019年2月2日，请假时间6个月，事由为父亲车祸需要看护照料，而结合事故认定书中所述“家属于2019年2月11日至太原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小店二大队报案要求处理”及李震陈述是通过报案后查看监控知道事故发生的可知李震在2019年2月2日是不知道李树田发生车祸的，且按照正常逻辑，也不能预测到需要请假6个月之久，因此对该请假申请表的真实性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加之李震未提供其参与护理工资被实际扣发的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故对李震、李耀忠主张李震的护理费32600元的诉请，一审法院不予支持；（5）误工费方面，因李树田已至退休年龄，李震、李耀忠又未提交李树田误工损失的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故对该费用一审法院不予支持；（6）交通费方面，李震、李耀忠仅提交了金额合计570元的出租车发票，故对其主张交通费5500元的诉请不予支持，考虑到因就医势必会产生一定的交通费用，故一审法院酌情支持交通费500元；（7）死亡赔偿金方面，李震、李耀忠主张按照2019年山西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3262元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符合法律规定，故对李震、李耀忠主张死亡赔偿金598716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8）精神损害抚慰金方面，鉴于智建勇因涉嫌交通肇事罪正在立案侦查过程中，故一审法院对李震、李耀忠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的诉请不予支持；（9）丧葬费方面，李震、李耀忠主张按2018年山西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67669元标准计算丧葬费为33834.5元，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10）被扶养人生活费方面，事故发生时原告李耀忠84周岁，其育有五个子女，2019年山西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21159元，现李震、李耀忠主张按2018年山西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9790元标准计算李耀忠5年的被扶养人生活费19790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11）办理丧葬事宜期间的交通费、误工费方面，李震、李耀忠未提交办理丧葬事宜期间的交通费票据，也未提交李震为李树田办理丧葬事宜期间工资被扣发的相关证据，故对该项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本次事故造成的损失为医疗费462741.32元（含人寿保险公司赔付的10000元）、出院后休养相关费用13839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6300元、营养费8150元、护理费43650元、交通费500元、死亡赔偿金598716元、丧葬费为33834.5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9790元，合计1197520.82元。关于如何承担赔偿责任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本案事故车辆在人寿保险公司处投保有交强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故应先由人寿保险公司在交强险的限额范围内赔偿二原告120000元，因人寿保险公司已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内赔偿了10000元，故其还应赔偿110000元。剩余部分责任分担方面，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智建勇负事故主要责任，李树田负事故次要责任，事故认定书虽未认定张彩丽的责任，但交通事故责任不完全等同于民事法律赔偿责任，本案中张彩丽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明知车辆停在机动车道的情况下，下车时未尽谨慎注意义务，对事故的发生也具有过错，故对张彩丽辩称不应承担责任的意见，理由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智建勇、张彩丽、李树田三方的行为共同导致了李树田的损害后果，一审法院结合三方的过错程度，酌定由智建勇承担60%的赔偿责任计646512.49元，由张彩丽承担10%的赔偿责任计107752.08元，李树田自行承担30%的责任计323256.25元。因事故车辆在人寿保险公司处投保有300000元的商业三者险，故人寿保险公司应在商业三者险限额范围内赔偿李震、李耀忠300000元，李震、李耀忠同意核减智建勇已支付的106000元，故智建勇还应赔偿李震、李耀忠240512.49元。张白堂作为事故车辆车主，将该车以租赁的方式交由被告智建勇营运，并由此获取运营利益，故张白堂应与被告智建勇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对张白堂辩称其不应承担责任的意见，理由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安邦公司为事故车辆的被挂靠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应当对挂靠经营的出租车造成的交通事故与张白堂、智建勇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安邦公司辩称其与张白堂签订了免责协议书，但该协议书系双方之间的约定，不能对抗第三人，故对该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二款、第一百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李震、李耀忠因本次事故造成的损失包括：医疗费462741.32元（含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市中心支公司赔付的10000元）、李树田出院后休养相关费用13839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6300元、营养费8150元、护理费43650元、交通费500元、死亡赔偿金598716元、丧葬费为33834.5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9790元，合计1197520.82元，上述费用由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市中心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李震、李耀忠110000元，在商业三者险限额范围内赔偿李震、李耀忠300000元；智建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李震、李耀忠240512.49元；张彩丽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李震、李耀忠107752.08元。二、张白堂、山西安邦汽车出租有限公司对智建勇的赔偿部分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驳回李震、李耀忠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上诉人张白堂作为涉案车辆的实际车主，是否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确定机动车肇事的损害赔偿责任主体通常考虑两个方面：第一、运行支配权，即谁对车辆运行具有支配和控制的权利，谁就对车辆肇事的损害赔偿承担责任。这种支配和控制包括具体的、现实的支配，如车辆所有人自行驾驶、借用人驾驶乃至擅自驾驶等；也包括潜在的、抽象的支配，如将车辆借给他人使用等。第二、运行利益归属，即谁从车辆的运行中获取利益，就由谁对车辆的肇事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这种利益可以是因机动车运行而取得的直接利益，也包括间接利益。本案中上诉人张白堂将车辆租给智建勇，要向其收取租金，所以上诉人张百堂是基于利益关系支配车辆的使用权；智建勇承租车辆后，实施了支配车辆的实际控制行为，上诉人张白堂、智建勇均是车辆运行利益的归属者，基于公平原则，民事法律关系的当事人在享有权利的同时就应当履行相应的义务，在损害发生时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虽然涉案车辆的实际车主张白堂和该车的承租人智建勇对该事故给李树田造成的损失虽无共同故意和共同过失，但是该损害结果的发生是车辆所有人对该车的所有权连同承租人智建勇对该车的经营使用权，以及他们二者之间的租赁合同关系相结合，共同造成了李树田的损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二人以上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致人损害，或者虽无共同故意、共同过失，但其侵害行为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的，构成共同侵权，应当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条规定承担连带责任。因此上诉人张白堂主张不承担责任的上诉意见，于法无据。关于受害人李树田的各项损失，一审法院根据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相关标准进行认定并无明显不当，上诉人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张白堂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84元，由张白堂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 鹏审判员 冯云昌审判员 张俊红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慕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