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5民终549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森迪纸塑包装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惠水县濛江街道长田工业园（吉安输变电设备公司内），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2731MA6DQYH292。法定代表人：黎扬毅，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刚，贵州天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九龙坡区好佳丽纸杯厂，住所地重庆市九龙坡区白市驿镇牟家村二社，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07MA5UGUTB7P。经营者：王希，女，1985年6月12日出生，住浙江省温岭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万荣，重庆承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贵州森迪纸塑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迪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九龙坡区好佳丽纸杯厂（以下简称好佳丽纸杯厂）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2020）渝0107民初42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本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森迪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驳回好佳丽纸杯厂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好佳丽纸杯厂承担。事实和理由：1.森迪公司一直使用的是尾号为5012的公章，案涉公章是他人私刻的，不是森迪公司的公章。2.好佳丽纸杯厂未举证证明张唯是森迪公司的员工，张唯对森迪公司不具有代表权或代理权，其签字行为不是职务行为，张唯在案涉《对账单》上签字也不构成表见代理。3.《印章治安管理办法》目前仍属于草案阶段，并未生效，不发生法律效力。一审中从贵州省惠水县公安局调取的证据未经过举证质证。同时，公章备案并非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一审法院以此认定森迪公司公章不是合法公章，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和法律适用错误。4.黎扬毅与周子明的微信聊天记录足以证明双方已结清之前的交易款项，故不存在欠付货款的情况。5.好佳丽纸杯厂举示的6份送货单均为手写，本应交给客户的红色联由好佳丽纸杯厂持有，明显与交易习惯不符，送货单上的收货人陈启松也并非森迪公司的工作人员，好佳丽纸杯厂也未证明送货单载明的货物是由森迪公司收取，因此，好佳丽纸杯厂并未举证证明案涉《对账单》项下的买卖合同关系实际存在。好佳丽纸杯厂二审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驳回上诉。双方的交易是真实发生的，好佳丽纸杯厂履行了供货义务，森迪公司应当支付相应款项，并且森迪公司在一审中举示的证据中，有一份企业承诺书，森迪公司法定代表人黎扬毅的签字和好佳丽纸杯厂举示的对账单上张唯的签字完全一致，森迪公司极有可能为了逃避债务恶意刻制多枚公章。另案中森迪公司向贵州卓颖包装有限公司出具的欠条上也加盖了未经备案的公章，并且该欠条的书写字迹也与本案对账单上张唯及黎扬毅的签字高度一致。因此，森迪公司为了恶意逃避债务而对好佳丽纸杯厂使用未经公安机关备案的公章，森迪公司应该承担付款责任。好佳丽纸杯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森迪公司立即向好佳丽纸杯厂支付欠付货款149503元；2.判决森迪公司支付资金占用利息2328元（计算方式为以149503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17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约36元，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2019年12月31日约2292元），利息计算至全部履行完毕之日止；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森迪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8月17日，好佳丽纸杯厂与署名为森迪公司名称的公司进行对账，并签署《对账单》。《对账单》载明：好佳丽纸杯厂与森迪公司经过双方代表核实确认，双方账目已全部对清，森迪公司还欠重庆好佳丽货款149503元整。《对账单》上一方署名为森迪公司，加盖有署名为森迪公司尾号为7268的公章，并有张唯的签字。为了证明《对账单》中的公章并非森迪公司使用公章，森迪公司举示了公章实物与图片、贵州省惠水县人民法院（2019）黔2731民初2696号民事裁定书、起诉状、欠条、开立单位银行结算账户申请书、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协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技术咨询合同、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申请书、生产许可企业实地核查办法、质量手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检验报告3份（2018GC0073318、JD/BC/190029、JG1907700191）、劳动合同书2份、惠水农村商业银行印鉴卡、惠水县质量技术监督局资料，拟证明森迪公司自2017年1月4日成立至今，所有对外经营、办理各项事务使用的公章均是带有编码52273100095012的公章，其他公章均是他人私人刻制，与森迪公司无关。好佳丽纸杯厂对森迪公司提供的公章真实性无法核实，但提出森迪公司不排除存在多枚公章的情况，森迪公司应当提供公安机关申请用章的相关证据，对民事裁定书、起诉状、欠条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起诉状中有“张维”被划掉，如果是案外人向法院提交的证据，在划掉处应当加盖公章，欠条的字体与好佳丽纸杯厂提供的《对账单》中张唯的字迹高度相似，企业承诺中黎扬毅的签字和《对账单》中张唯的字迹高度相似，好佳丽纸杯厂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起诉状中“署名”为张维的被告两次被划掉，其中起诉状事实及理由部分载明“森迪公司张维仅于2019年9月7日付款10000元……”，欠条盖有名称为森迪公司的公章，但该公章没有编号。庭审中，一审法院要求森迪公司提供向公安机关申请刻章的相关依据，但森迪公司并未提交。一审法院依申请向好佳丽纸杯厂出具了律师调查令，好佳丽纸杯厂持律师调查令前往惠水县公安局查询森迪公司公章的备案情况，查询结果为未查询到森迪公司有刻制单位印章记录。庭审中，好佳丽纸杯厂陈述《对账单》是在森迪公司对账后开具的，好佳丽纸杯厂共向森迪公司供货538370元，收到森迪公司支付的货款是388867元，收到货款中，有38000元系森迪公司2019年支付，其余为2018年支付，但《对账单》出具后森迪公司没有向好佳丽纸杯厂付过款。森迪公司认为双方交易已经完成，不存在《对账单》项下的交易，张唯没有代表公司的权利。庭审中，好佳丽纸杯厂举示了部分送货单、农业银行流水明细4张、微信聊天记录2份，拟证明好佳丽纸杯厂与森迪公司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好佳丽纸杯厂在2018年陆续向森迪公司供货，且在此期间好佳丽纸杯厂向森迪公司催收过货款，森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黎扬毅也承认双方发生买卖关系对账后拖欠货款的事实。其中，2018年6月11日的2张送货单中送货单位为星辰，收货单位及经手人签名为陈启松。好佳丽纸杯厂陈述微信聊天记录中微信号为X的是森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黎扬毅，昵称为星宸，该聊天记录的双方系森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黎扬毅与好佳丽纸杯厂的实际控制人周子明，聊天记录中微信号为X的是森迪公司的员工张唯，昵称为A星宸，好佳丽纸杯厂备注为星宸（贵州森迪纸塑包装有限公司），该聊天记录的双方系森迪公司的员工张唯与好佳丽纸杯厂的实际控制人周子明。森迪公司对送货单的三性均不认可，认为签收人并非公司员工；对银行流水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是双方之前的交易，且已经结算完成；对微信号X的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从微信记录上森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黎扬毅于2018年10月11日向好佳丽纸杯厂法定转款27000元，并且微信告知好佳丽纸杯厂“周总，现在就转了这么多，款这的回来我接到补给你”，后森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黎扬毅于2018年10月19日向好佳丽纸杯厂法定转款23000元，说明款项结清的事实；对微信号X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聊天记录是好佳丽纸杯厂与案外人的聊天记录，与本案无关。银行流水中，森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黎扬毅分别于2018年6月7日（10万元）、2018年7月12日（3万元）、2018年8月16日（5万元）、2018年10月11日（2.7万元）、2018年10月19日（2.3万元）向好佳丽纸杯厂法定代表人的银行账户中进行转账。微信号X的聊天记录中，森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向好佳丽纸杯厂的经营者发了4次转款截图，第一次发的时间为2018年7月12日，第二次发的时间从微信聊天记录图片中无法看清，第三次发的时间为10月11日，第四次发的时间为10月19日。其中第二次发的转款截图显示转款金额为5万元，与2018年8月16日森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黎扬毅转款金额一致，10月19日发的转款截图能够辨认转款金额为23000元，与好佳丽纸杯厂法定代表人2018年10月19日银行流水中的2.3万元相对应。微信号X的聊天记录显示，该微信的使用人向好佳丽纸杯厂的经营者发了2次转款截图，截图显示户名为汪祥林、尾号为0105的银行账户于2018年9月1日向好佳丽纸杯厂的经营者王希转账2万元，于2018年9月7日向好佳丽纸杯厂的经营者王希转账2.9万元。一审法院认为，经过庭审质证及双方陈述，本案的争议焦点应当为《对账单》是否对森迪公司具有约束力的问题。《对账单》中盖有署名为森迪公司名称、尾号为7268的公章，并且有自然人张唯的签名。森迪公司认为该公章不是森迪公司公章，并且张唯不具有代表公司的权利。从《对账单》、森迪公司举示的公章、欠条中的公章可以看出，本案中一共出现了三枚署名为森迪公司名称的公章。因此，既不能确定哪一枚是森迪公司单位的公章，也不能排除森迪公司存在多枚印章的可能性。针对自然人张唯的签名，好佳丽纸杯厂陈述微信号X的是森迪公司员工张唯，昵称为A星宸，并且交易之中的一系列结算都是由张唯与好佳丽纸杯厂联系，张唯也参与支付货款，故好佳丽纸杯厂认为张唯具有委托授权。森迪公司抗辩不清楚张唯是何人，并且张唯没有森迪公司的授权委托书，张唯不具有委托授权。因此，仅凭盖章和签名无法认定《对账单》的效力。本案中出现了三枚署名为森迪公司名称的公章，既不能确定哪一枚是森迪公司的公章，也不能排除森迪公司存在多枚印章的可能性。庭审中，森迪公司举示了多份证据拟证明其公章应为编码“X”公章。根据公安部《印章治安管理办法》第十条、第十三条的规定，刻印单位将刻制的印章向公安机关办理印鉴备案后，方准启用；需要刻制印章的单位，只能申请刻制一枚法定名称章。因此，公章应当具有唯一性，并且在公安机关应有相应的备案证明。虽然森迪公司提交了多份使用编码“X”的公章的证据，但不能说明该枚公章就是备案的合法公章。庭审中一审法院要求森迪公司出具在公安机关刻印公章的相关依据及备案公章证明，但森迪公司并未提供。一审法院依申请向好佳丽纸杯厂出具了律师调查令，好佳丽纸杯厂持律师调查令前往惠水县公安局查询森迪公司公章的备案情况，查询结果为未查询到森迪公司有刻制单位印章记录。因此，不能判定编码“X”的公章为森迪公司的合法公章。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森迪公司抗辩认为从微信记录上森迪公司法定代表人黎扬毅于2018年10月11日向好佳丽纸杯厂法定转款27000元，并且微信告知好佳丽纸杯厂“周总，现在就转了这么多，款这的回来我接到补给你”，后森迪公司法定代表人黎扬毅于2018年10月19日向好佳丽纸杯厂法定转款23000元，说明好佳丽纸杯厂、森迪公司双方款项结清的事实。但是，从微信上反映，该笔打款仅能证明2018年10月11日承认欠款以及打款23000元的事实，以此作为货款完全支付完毕的抗辩过于牵强。森迪公司亦未举示其他货款已经支付完毕的证据加以佐证，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因此，森迪公司抗辩货款已经支付完毕的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好佳丽纸杯厂举示了送货单、双方当事人之间的转账记录。2018年6月11日的2张送货单上载明收货单位为“星辰”，经手人为陈启松，森迪公司对该送货单的三性不认可，也不认可陈启松是森迪公司单位员工。但是，森迪公司认可微信号X，昵称为星宸的微信号系森迪公司法定代表人黎扬毅。星宸的昵称与好佳丽纸杯厂送货的单位名称星辰相似。同时，从该组证据可以看出，森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黎扬毅向好佳丽纸杯厂转款及微信号X反映的转款的分布时间覆盖在好佳丽纸杯厂向森迪公司供货的时段之中以及供货之后，能够说明双方形成了买卖合同关系并在之后存在供货及收款行为。森迪公司抗辩《对账单》中签名人员张唯非其公司工作人员，该自然人无权代表森迪公司。从森迪公司举示的起诉书中，名字为“张维”的森迪公司被用笔划掉，事实及理由部分也表明“张维”向案外人付款的事实，可以推断出存在自然人张维（音），且与森迪公司存在联系。本案中好佳丽纸杯厂陈述微信号X微信是张唯的，该微信昵称为“A星宸”，好佳丽纸杯厂备注该微信号名为“星宸（贵州森迪纸塑包装有限公司）”，该微信使用人在森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黎扬毅向好佳丽纸杯厂转账的期间也向好佳丽纸杯厂进行转款，好佳丽纸杯厂对二者的转账均按支付货款计算。因此，虽无法确认本案《对账单》中签字人员张唯有无代理权的情况下，但可以推断存在自然人张唯以森迪公司的名义对外进行联络。如果要求好佳丽纸杯厂举示签订《对账单》时自然人张唯有无代理权限，显然不符合一般的交易习惯，不利于交易的进行。根据民事诉讼证据中高度盖然性的规则，在森迪公司无法证明已经全部付清货款又不能提供备案公章的情况下，好佳丽纸杯厂举示了送货单、银行流水、微信记录、对账单，已经在能力范围内尽最大可能进行了举证，其举示证据已经达到了证据高度盖然性的程度。据此，可以确定《对账单》对森迪公司具有约束力。现森迪公司未足额支付好佳丽纸杯厂货款，其行为已经构成违约，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支付好佳丽纸杯厂未付货款149503元。关于资金占用利息的问题。好佳丽纸杯厂主张森迪公司支付从2019年8月17日起以149503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商业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及自2019年8月20日以149503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利率计算至货款还清为止的利息，该利息计算方式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森迪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好佳丽纸杯厂货款149503元；森迪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好佳丽纸杯厂资金占用利息（计算方式：从2019年8月17日起以149503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商业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自2019年8月20日以149503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利率计算至货款还清为止）。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1669元，由森迪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举示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好佳丽纸杯厂主张其与森迪公司形成买卖合同关系，已与森迪公司进行对账，并举示了《对账单》、送货单、微信聊天记录等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森迪公司则认为双方之前确实发生过买卖合同关系，但之前的款项已经付清，案涉《对账单》上加盖的公章不是森迪公司的公章，对账上的签字人张唯及送货单上货物签收人陈启松不是其公司员工，案涉的《对账单》不真实。二审中双方的争议焦点为：案涉《对账单》对森迪公司是否具有约束力。本院对现有证据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进行综合分析后认为，好佳丽纸杯厂的主张具有高度可能性，理由如下：第一，本案的证据中共出现三枚公章，一枚是本案案涉《对账单》加盖的尾号为7268的公章，一枚是森迪公司所称的尾号为5012的公章，另一枚是在另案中举示的无编号的公章。森迪公司的公章未经过公安机关备案，而其举示证据亦不足以证明其公章是唯一的，森迪公司印章管理的不规范导致交易对手难以判断其公章的真实性。第二，森迪公司对黎扬毅与周子明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并无异议，作为森迪公司法定代表人的黎扬毅在该聊天记录中已经承认双方发生买卖关系以及对账后拖欠货款的事实。森迪公司辩称双方曾发生过买卖合同关系，但款项已经结清，其依据是微信聊天记录载明，黎扬毅2018年10月11日向好佳丽纸杯厂支付27000元，并称“周总，现在就转了这么多，款这的回来我接到补给你”，随后于2018年10月19日转账给好佳丽纸杯厂23000元。本院认为，从该段表述的文义及相关事实发生的先后顺序分析，仅能证明森迪公司打款23000元的事实，并不足以推出双方款项已结清的结论。第三，黎扬毅作为森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显然对公司享有代表权，其代表公司所为的民事法律行为系职务行为。按常理推断，好佳丽纸杯厂不可能与陌生人对账。好佳丽纸杯厂称其实际控制人周子明是经黎扬毅介绍才认识张唯，黎扬毅委托张唯与其对账。对此，本院认为，通过周子明与张唯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看出，在案涉《对账单》形成之前张唯曾委托他人向好佳丽纸杯厂付款，黎扬毅的微信名称为“星宸”，张唯的微信昵称为“A星宸”，两者名称高度相似。结合张唯的付款行为和微信名称的高度相似性分析，黎扬毅与张唯相识并且存在委托代理关系具有高度可能性。如上所述，不论张唯是否是森迪公司员工，好佳丽纸杯厂都有理由相信张唯可以代理森迪公司与其进行对账，张唯的行为已经构成表见代理，相应的代理行为后果应由森迪公司承担。因此，案涉《对账单》对森迪公司具有约束力。综上，森迪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338元，由贵州森迪纸塑包装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赵 克审 判 员  严永鸿审 判 员  邓筱茜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王璐野书 记 员  李心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