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景德镇市珠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赣0203民初800号 原告：黄凯，男，1973年7月6日出生，汉族，江西省吉安市人，住江西省。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立群，江西帖隼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邓立东，男，1968年12月7日出生，汉族，江西省抚州市人，住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文华，江西三人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黄凯与被告邓立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2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分别于2020年6月18日及9月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黄凯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郑立群、被告邓立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文华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黄凯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归还借款本金250万元，并支付从2014年1月11日起至起诉时（即2020年2月18日止）期间，按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342.528万元；起诉后至清偿完毕止期间的利息，以250万元为本金按年利率24%计算；2、判决被告归还借款本金140万元，并支付从2017年2月9日起至2020年6月16日止的利息1129240元（2020年6月17日起至清偿完毕止期间的利息，按年利率24%计算）；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3年3月1日，被告因经营陶瓷资金周转困难向原告借款人民币8万元，口头约定按月利率3%付息。2014年1月2日、6月3日、12月22日，被告又以同样的理由和利率分别向原告借款144万元、20万元及48万元，另原告亦出借给被告现金140万元。2015年1月5日、5月22日，被告又分别向原告借款10万元和20万元。故上述借款本金共计390万元，双方对上述借款未约定借期。被告就利息支付到2014年1月，之后被告就再未支付过利息。时至2017年2月9日，因原告考虑到诉讼时效的问题，故要求被告更换了《借条》，被告亦向原告出具了《借条》。现原告为维护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如所请。 原告黄凯在举证期限内提交如下证据：一、原告的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二、署期为2017年2月9日的《借条》一份，证明被告向原告借款390万元；三、银行转账凭证一组，证明原告通过银行转账方式（250万元）及现金方式（140万元）将涉案款项出借给被告；另原告黄凯当庭提交如下证据：一、银行流水一份，证明2014年1月2日，原告通过中国银行转账144万元给被告，原告的会计在载明转账用途时出现笔误，将“借款”写成“还款”；二、微信聊天记录一组，证明款项出借后，原告多次通过微信聊天的方式向被告催收，微信聊天记录中也包括原、被告之间的瓷器往来内容；三、U盘一组（即原、被告的语音聊天记录），证明被告一直都欠原告借款390万元及利息的事实。 被告邓立东辩称，首先，在2013年3月1日至2015年5月22日期间，被告实际向原告借款250万元，而非原告在诉状中所称的借款390万元；其次，2017年2月9日，被告向原告出具的《借条》中所载明的金额（即390万元）系由三部分构成，其一为借款250万元；其二为由被告代证人郑某向原告偿还的借款100万元，其三为原告卖给被告的名人名作（价值40万元，因当时被告并未向原告支付该件作品的价款，故为欠款）；再者，不论是被告向原告所借的250万元，还是2017年2月9日被告向原告出具《借条》中所载明的390万元，因当时原、被告双方关系很好，故从未约定过借款利息（含利率的事宜）。因此，原告要求计算利息的诉求依法不能得到法律的支持；最后，从2013年5月24日起至2018年12月3日止，该时间段内，被告向原告夫妇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共计偿还借款415.5万元；除此之外，被告还采用过用名人名作（价值高达200余万元）折抵借款的方式，故被告向原告偿还的款项金额，已远远超出了被告向原告出具的《借条》中所载明的款项金额390万元。由此，请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以维护被告的合法权益。 被告邓立东在举证期限内提交如下证据：一、被告的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明被告的诉讼主体资格；二、中信银行深圳皇岗支行及中国建设银行深圳分行银行流水一组，证明从2013年5月24日起至2018年12月3日止，被告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原告夫妇偿还借款共计415.5万元的事实；其中汇给原告妻子曾艳的款项总额为281万元（从2014年5月4日起至2015年7月16日止），汇给原告的款项总额为124.5万元（从2014年7月8日起至2018年12月3日止），另被告于2013年5月24日通过中信银行转账10万元给原告；三、《陶瓷代销合同》及东莞展货物清单一组，证明被告在2016年9月-10月用于折抵原告借款的王锡良、王隆夫、舒惠娟、刘平等十二位大师所画作品（注：其价值分别为18万元、12万元、8万元、8万元等），作品价格的确定系根据2016年9月东莞瓷器展销会上的定价而来（该次展销会结束后，原告就随被告来到被告在深圳所开设的会所，原告从被告处拿了一些名人名作。名人名作的价值共计为108.8万元）；四、证人出庭申请书两份。即申请李某、郑某作为本案证人出庭作证。另，被告邓立东当庭提交《15件陶瓷作品清单》一份，证明该《清单》是由证人李某制作，且《清单》上所列的15件陶瓷作品均用于折抵被告向原告的借款。 就诉争双方所提交的证据，诉争双方的质证意见如下： 就原告黄凯在举证期限内所提交的证据，被告邓立东的质证意见为：证据一，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无异议；证据二，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无异议；但被告认为该390万元是由三部分构成，其一为借款250万元；其二为由被告代证人郑某向原告偿还的借款100万元；其三为原告卖给被告的名人名作（价值40万元）；证据三，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无异议，总共是分六笔转至被告账上的。就原告黄凯当庭提交的证据，被告邓立东对证据一，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持有异议，该份证据上未显示金额、未盖有公章，故被告认为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如按原告所述，不可能在一个金额下有两个事实的发生；证据二，该微信聊天记录中未显现出诉争双方之间存在任何具体的借款关系；故被告认为该份证据与本案无关联；证据三，因Ｕ盘未能播放出声音，故被告不予发表质证意见。就被告邓立东在举证期限内所提交的证据，原告黄凯的质证意见为：证据一，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无异议；证据二，被告所辩称的给原告妻子曾艳的还款总额为281万元是不存在的，且2014年5月4日至2015年7月16日，该时段是在被告向原告出具涉案《借条》之前，原告并未收到上述款项；被告所辩称的汇给原告的款项为124.5万元，该124.5万元均是被告向原告支付的利息及陶瓷款（即2017年2月9日之前汇给原告的是其他借款所滋生的利息，也包括陶瓷款；2017年2月9日之后汇给原告的是涉案借款390万元所滋生的利息）；被告所提出的其在2013年5月24日通过中信银行转账10万元给原告的辩称，该10万元款项是2017年2月9日之前原、被告之间的经济往来，与本案借款无关联；证据三，就《陶瓷代销合同》，该《合同》上只有被告的签名，没有原告的签名，故与本案无关联；对《东莞展货物清单》，该《清单》上没有原告的签名，故与本案无关联；对被告邓立东当庭提交的《15件陶瓷作品清单》，因该清单上没有原告的签名，故亦与本案无关联。 经审理查明，黄凯与邓立东原系朋友关系。黄凯与曾艳系夫妻关系。 2013年8月1日，黄凯通过银行汇款方式将人民币8万元汇入邓立东所开设的银行账号内（在“用途”一栏中标注的是“购物”）；2014年1月2日，黄凯通过银行汇款方式将人民币144万元汇入邓立东所开设的银行账号内（在“用途”一栏中标注的是“还款”）；2014年6月3日，黄凯通过银行汇款方式将人民币20万元汇入邓立东所开设的银行账号内（在“用途”一栏中标注的是“往来”）；2014年12月22日，黄凯通过银行汇款方式将人民币48万元汇入邓立东所开设的银行账号内（在“用途”一栏中标注的是“往来”）；2015年1月5日，黄凯通过银行汇款方式将人民币20万元汇入邓立东所开设的银行账号内（在“用途”一栏中标注的是“往来”）；2015年5月22日，黄凯通过银行汇款方式将人民币10万元汇入邓立东所开设的银行账号内（在“用途”一栏中标注的是“往来”）；上述汇款总额为人民币250万元。时至2017年2月9日，邓立东向黄凯出具《借条》一份，该《借条》中载明“今借到黄凯人民币390万元正”。 从邓立东所开设的银行账户内资金的往来中可反映出如下汇款走向：2013年5月24日，邓立东向黄凯所开设的银行账户内汇入10万元；2014年5月4日，邓立东向曾艳所开设的银行账户内汇入36万元；2014年5月20日，邓立东向曾艳所开设的银行账户内汇入9万元；2014年5月29日，邓立东向曾艳所开设的银行账户内汇入10万元；2014年6月10日，邓立东向曾艳所开设的银行账户内汇入26万元；2014年7月8日，邓立东向黄凯所开设的银行账户内汇入6万元；2014年7月19日，邓立东向曾艳所开设的银行账户内汇入11万元；2014年8月19日，邓立东向黄凯所开设的银行账户内汇入4万元；2014年9月2日，邓立东向曾艳所开设的银行账户内汇入10万元；2014年9月11日，邓立东向曾艳所开设的银行账户内汇入7万元；2014年10月10日，邓立东向曾艳所开设的银行账户内汇入10万元；2014年10月21日，邓立东向曾艳所开设的银行账户内汇入7万元；2014年11月6日，邓立东向曾艳所开设的银行账户内汇入6万元；2014年12月4日，邓立东向曾艳所开设的银行账户内汇入8.4万元；2014年12月27日，邓立东向曾艳所开设的银行账户内汇入50万元；2014年12月29日，邓立东向曾艳所开设的银行账户内汇入15万元；2015年1月27日，邓立东向曾艳所开设的银行账户内汇入10万元；2015年2月10日，邓立东向曾艳所开设的银行账户内汇入20万元；2015年2月17日，邓立东向曾艳所开设的银行账户内汇入10万元；2015年3月17日，邓立东向曾艳所开设的银行账户内汇入8.4万元；2015年4月22日，邓立东向曾艳所开设的银行账户内汇入17.2万元；2015年7月16日，邓立东向曾艳所开设的银行账户内汇入10万元；2015年8月24日，邓立东向黄凯所开设的银行账户内汇入10万元；2015年8月26日，邓立东向黄凯所开设的银行账户内汇入15万元；2015年8月27日，邓立东向黄凯所开设的银行账户内汇入15万元；2015年10月21日，邓立东向黄凯所开设的银行账户内汇入10万元；2015年12月15日，邓立东向黄凯所开设的银行账户内汇入30万元；2016年2月23日，邓立东向黄凯所开设的银行账户内汇入5.5万元；2017年11月25日，邓立东向黄凯所开设的银行账户内汇入2万元；2017年12月6日，邓立东向黄凯所开设的银行账户内汇入5万元；2018年2月13日，邓立东向黄凯所开设的银行账户内汇入3万元；2018年11月6日，邓立东向黄凯所开设的银行账户内汇入10万元；2018年11月10日，邓立东向黄凯所开设的银行账户内汇入5万元；2018年11月21日，邓立东向黄凯所开设的银行账户内汇入3万元；2018年12月3日，邓立东向黄凯所开设的银行账户内汇入1万元；以上共计汇款415.5万元（其中，邓立东向曾艳的汇款总额为281万元，向黄凯的汇款总额为134.5万元）。另，在2017年2月9日之前的汇款额为386.5万元，在2017年2月9日之后的汇款额为29万元。 在黄凯与邓立东的微信聊天中，亦谈及相应款项的支付事宜。 现黄凯认为邓立东尚拖欠其借款本金390万元未付，且亦给其带来相应的利息损失，故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如所请。庭审中，因邓立东对黄凯诉请所持分歧意见较大，故本案调解无效。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一、原告的身份证复印件一份；二、署期为2017年2月9日的《借条》一份；三、银行转账凭证一组；四、微信聊天记录一组；五、被告的身份证复印件一份；六、中信银行深圳皇岗支行及中国建设银行深圳分行银行流水一组；七、原告黄凯和被告邓立东向法庭作出的陈述及辩称。 本院认为，本案诉争焦点有三点，其一即为涉案款项390万元的组成；其二即为邓立东所主张的其对涉案款项390万元已足额偿付的辩称理由是否成立；其三即为黄凯就涉案款项390万元所滋生的利息进而主张的诉讼请求是否成立。 针对本案诉争焦点一，即涉案款项390万元的组成。黄凯主张涉案款项390万元均为借款，其中250万元是通过银行汇款方式形成的，另140万元系通过现金支付方式形成的。而邓立东则辩称，该390万元款项系由三部分组成，其中，一则为其向黄凯的借款250万元；二则为其代证人郑某向黄凯偿还的借款100万元；三则为其欠黄凯的名人名作款（价值40万元）。由此，诉争双方对涉案款项390万元的组成部分存有异议，但对亦已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涵括对涉案款项390万元金额的确认）并不持异议。故涉案款项390万元应定性为欠款更为适宜。另，虽黄凯所提交的署期为2013年8月1日的中国银行结算业务申请书（即8万元的汇款凭证）“用途”一栏中标注的是“购物”；署期为2014年1月2日的中国银行结算业务申请书（即144万元的汇款凭证）“用途”一栏中标注的是“还款”；即在相关书面凭证中所载明的款项“用途”字面表述上与黄凯在其诉状中所主张的“该两笔款项系借款”的字面表述上存有分歧，但黄凯就上述两笔款项所载证据的举证目的是证实其通过银行汇款方式将上述两笔款项（合计152万元）出借给被告。然邓立东对上述两笔款项所载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无异议，故邓立东是以自身的民事诉讼行为认可了黄凯就上述两笔款项的举证目的（即上述两笔款项的书面记载用途与实际用途不一致）。 针对本案诉争焦点二，即邓立东所主张的其对涉案款项390万元已足额偿付的辩称理由是否成立。邓立东为证实其该项辩称理由之成立，提交了中信银行深圳皇岗支行及中国建设银行深圳分行银行流水、《陶瓷代销合同》、东莞展货物清单及《15件陶瓷作品清单》诸项证据加以证实，亦申请两位证人（即李某、郑某）出庭作证。本院就邓立东所提交证据的证明效力及两证人在庭审中所发表的证人证言的采信程度加以分析：首先，就中信银行深圳皇岗支行及中国建设银行深圳分行银行流水。两份流水中反映出邓立东于2013年5月24日至2018年12月3日期间共计向黄凯及曾艳（黄凯的妻子）汇款415.5万元。在署期为2017年2月9日的《借条》出具之后，汇款金额为29万元，即在2017年2月9日的《借条》出具之前，邓立东已向黄凯及曾艳汇款386.5万元。因诉争双方在涉案《借条》［署期为2017年2月9日的《借条》系诉争双方之间就经济往来款予以明确汇总的一次书面形式（黄凯主张是借款的汇总；邓立东辩称是三笔属性不一款项的汇总，即借款、代偿款和所欠陶瓷款）］中并未约定利息。虽黄凯称诉争双方曾口头约定月利率按3分计算，但邓立东对黄凯的该项主张未予认可；另，黄凯主张该390万元系由六笔银行转账金额和现金支付金额组成，但黄凯就其所主张的该六笔银行转账金额和现金支付金额（即各个单笔金额）是否约定过利息，亦未举证加以证实，故邓立东在2017年2月9日前（即涉案《借条》出具前）向黄凯及曾艳所汇出的386.5万元不应视为是涉案款项390万元所滋生的利息。就邓立东所主张的该386.5万元系其向黄凯偿还涉案款项本金的辩称，本院认定，邓立东作为一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在其于2017年2月9日之前已向黄凯及曾艳汇出386.5万元的情况下，再行向黄凯出具涉案《借条》，且确定的款项金额（390万元）与其已汇出的款项金额（386.5万元）极为接近。邓立东在具有大量汇出金额积累的情况下，且在积累金额不予冲抵所欠款项的情况下，再行确定欠款金额为390万元，这与常理不符；邓立东自认涉案款项系由借款250万元、代偿款100万元及未付陶瓷款40万元组成，即其对涉案款项的组成原委，表现出一定的条理性和清晰度。而其在出具涉案《借条》时，忽略其所主张的已还款项，而再行确定欠款金额为390万元，这在常人记忆行为的表现形式上存在疑惑性，这亦有悖于其对欠款原委的审慎感。故邓立东在2017年2月9日前（即涉案《借条》出具前）向黄凯及曾艳汇出的386.5万元款项，亦不应视为是涉案款项390万元的本金部分。综上，邓立东于2017年2月9日之前向黄凯及曾艳汇出的款项386.5万元应视为是其与黄凯（含曾艳）之间的其他经济往来款。就2017年2月9日之后，邓立东向黄凯汇出的29万元。庭审中，黄凯自认邓立东在出具涉案《借条》后，向其偿还过20万元或30万元的利息。黄凯就此所自认的利息金额与邓立东在2017年2月9日之后所汇款项（29万元），二者之间存在金额上的吻合。因涉案《借条》中，诉争双方就涉案款项并未约定利息，故邓立东在2017年2月9日之后所汇出的29万元应视为是其向黄凯偿还涉案款项的本金部分。其次，就《陶瓷代销合同》和东莞展货物清单。因黄凯并非是上述《合同》的签订方，且清单上亦无黄凯收取相应陶瓷作品以冲抵相应债务的字样表示；另《合同》的签订时间及邓立东所主张的以物抵债之时间节点亦在涉案《借条》出具前，而邓立东所主张的以物抵债金额加之其已向黄凯及曾艳所汇出的款项金额（邓立东均辩称为系其向黄凯偿还涉案款项的金额）与署期为2017年2月9日涉案《借条》中，经诉争双方所确定的欠款金额亦存在行为逻辑上的不符，故本院就该组证据的证明效力不予确认；再者，就《15件陶瓷作品清单》。邓立东主张该15件陶瓷作品亦属折抵涉案款项之组成部分，因该《清单》上无黄凯予以签收并以此抵债的字样表示，且黄凯亦对此不予认可，故本院就此证据的证明效力亦不予确认；最后，就邓立东所申请的证人李某及郑某在庭审中所作证词，考虑到李某曾与邓立东之间存在雇佣关系及李某、郑某在各自所作证词中自身所表现出的对相关所述情形的不确定性，故本院对李某、郑某两名证人当庭所作证词的内容不予确认。综上，因诉争双方在涉案《借条》中并未约定利息，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视为涉案款项无需支付利息。由此，本院将邓立东于2017年2月9日之后向黄凯所汇出的29万元视为是其偿还黄凯涉案款项中的本金部分，即邓立东尚欠黄凯涉案款项人民币361万元。 针对本案诉争焦点三，即黄凯就涉案款项390万元所滋生的利息进而主张的诉讼请求是否成立。因诉争双方在涉案《借条》中就涉案款项未约定偿还期限，且亦未约定利息。故就黄凯的利息诉请，本院酌定为：以涉案款项人民币361万元为基数，从黄凯起诉之日（其以诉讼方式主张权利之日，即2020年4月27日）起算至邓立东向黄凯实际偿还涉案款项人民币361万元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第七条、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条、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邓立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一次性向原告黄凯偿还欠款人民币361万元及利息[利息的计算方式为：以涉案欠款人民币361万元为基数，从原告黄凯起诉之日（即2020年4月27日）起算至被告邓立东向原告黄凯实际偿还涉案欠款人民币361万元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二、驳回原告黄凯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80315元，退回原告黄凯9333元，剩余案件受理费70982元，由原告黄凯承担40673元，被告邓立东承担30309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齐方 人民陪审员  黄耀霞 人民陪审员  周 敏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曹卓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