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冀08民终239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高振福，男，汉族，农民，住河北省承德市丰宁县满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丰宁满族自治县凤山镇凤山村民委员会，住所地丰宁满族自治县凤山镇凤山村。法定代表人：刘艳丰，村主任。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成有，男，汉族，农民，住河北省承德市丰宁县满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同福，男，汉族，农民，住河北省承德市丰宁县满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孟祥军，男，汉族，农民，住河北省承德市丰宁县满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桂忠，男，汉族，农民，住河北省承德市丰宁县满族自治县。 上诉人高振福因与被上诉人丰宁满族自治县凤山镇凤山村民委员会、郭成有、徐同福、孟祥军、郑桂忠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丰宁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20）冀0826民初1429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高振福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丰宁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做出的（2020）冀0826民初1429号民事裁定书；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具有诉讼主体资格。上诉人在庭审中出示了2020年4月16日村委会出具证明2020年4月16日存档在村的承包田分户统计台账、开庭笔录及证人证言等，均可以证明本案上诉人与去世的高海青土地二轮承包时在同一承包经营户中，凤山村五组河西有7.8亩土地，现高海青已经去世。根据《民法通则》第55条《退耕还林条例》第48条，上诉人高振福与高海青系父子关系，又是同一承包经营户的成员，上诉人高振福可以维护承包土地的合法权益。故上诉人具有诉讼主体资格。二、涉及本案退耕还林地7.8亩土地的权属明确主体适格，上诉人有权向被上诉人主张损害赔偿。1、上诉人在庭审中出示了2020年4月16日存档在村的承包田分户统计台账、五组地邻沈淑云证明、五组组长刘明杰的证明、上诉人母亲林淑清领取退耕还林补偿款记录、2019年9月18日开庭笔录及证人证言等。上诉人出具的证据是2020年4月份调取的，从上诉人调取证据的时间可以证实涉案土地的权属并未进行过收回或变更，并且高海青一家自2001年左右将涉案7.8亩土地退耕还林后，依据政府政策一直在享受涉案土地退耕还林补偿款，2012年开始由上诉人母亲林淑清领取退耕还林补偿款至今，也可以证实上诉人至今还享有涉案地块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土地权属从未发一变化。在（2019）冀0826民初3956号民事案件审理的开庭笔录中，被上诉人凤山村民委员会申请人出庭的证人有康建福、高某、刘某均在作证陈述了“在涉案地块有高海青7.8亩承包地；高海青及家属一直享受政府退耕还林补偿款；分的土地在台账记载”等等。该证人证言与上诉人出示的林淑清领取退耕还林补偿款记录等其他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可以证实上诉人享有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2、上诉人出示《丰宁满族自治县森林公安局关于凤山镇凤山村村民高振福向我局举报反映情况的答复》认定的事实内容为：第一页和二段最后“经确认高振福举报的自家7.8亩林地内的树木已经由县林业局于2018年10月31日批准采伐，采伐许可证号（编号1801739）采伐人郑桂忠，同时高振福也认可自家地块在林木采伐许可证范围内。”第二页最后一段“综上所述，经我局核实后认为高振福举报的自家7.8亩林地在批准采伐范围内。”该答复是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凤山村委会书记陈志、村主任刘艳峰、郭成有、徐同福现场与森林公安局共同指界指认的，上诉人的7.8亩承包地在被上诉人采伐范围内，能够证实上诉人高振福在涉案地块有7.8亩退耕还林地。3、被上诉人出具的（2019）冀0826民初3956判决书认定的事实，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依据。2019年8月21日上诉人高振福起诉被上诉人凤山村民委会返还7.8亩土地使用权，（2019）冀0826民初3956判决认为上诉人相关土地权属证明的证据不足，不能证实上诉人对涉案7.8亩退耕还林土地享有使用权，但在本案中，上诉人又提供了新的证据，足以证明涉案土地的权属。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法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第六款，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基本事实的，应当综合新的证据认定事实。故在上诉人提交了新证据，被告出示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以（2019）冀0826民初3956号判决书认定的事实作为认定本案的事实依据，属于事实认定错误。4、被上诉人郭成有、徐同福、孟祥军2002年与凤山村委会签订的承包合同，虽然进行过公证，但未明确四至范围。如果包含了凤山村五组的土地，五组作为集体组织的独立的主体，凤山村委会私自签署的涉及集体经济组织的财产公证过的合同也属于无效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12条，就算是对涉案7.8亩土地进行发包、转包也应由凤山村王组作为发包、转包的主体。而凤山村五组从未对该合同进行过确认。故，直至目前上诉人诉诸被上诉人涉案的7.8亩退耕还林地权属明确。5、被上诉人郑桂忠出示的采伐证（采伐许可证号180739），是丰宁县林业局违规操作，在未明确审查被上诉人郭成有、徐同福、孟祥军承包范围、土地权属，也未通知相关利害关系人现场指界的情况下，为被上诉人郭成有做出的采伐许可。该采伐许可的西至打漆树是郭成有与林业局测绘人员么自指界，将上诉人7.8亩退耕还林地包含在内。直到2018年12月份上诉人的退耕还林地被郑桂忠砍伐后，上诉人才知晓。自此上诉人到各个相关部门举报维权。林业局及纪检委对林业局相关人员做出检查批评；原村主任康建福违法对外承包耕地48亩属于个人行为（上诉人的7.8为土地也包含在内），对其做出留党察看处分，可见该采伐证取得的程序违法。上诉人郑桂忠依据采伐许可证将涉案退耕还林地林木进行砍伐，但该采伐证是对采伐行为的许可而非对权属的证明。不能依据采伐许可证就将上诉人的退耕还林地的权属归纳笼统的认定是被上诉人所有。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上诉人认为，一审上诉人的出示的证据已经足以证明上诉人享有涉案的7.8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从未进行过变更或收回。2001年前后涉案的7.8亩土地已退耕还林，并且一直由高海青一户享受退耕还林补偿款，土地及林木可能性明确。根据《退耕还林条例》第47条，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享有退耕还林地上的林木（草）所有权。而被上诉人出示的北关村的承包合同及其他证明，从时间及四至范围均与本案上诉人主张的地块无关联性，无法证明土地状态、承包经营权已经变更，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三、上诉人的7.8亩退耕还林地上的树木被被上诉人砍伐，被上诉人的行为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1、2018年10月31日被上诉人郭成有办理的采伐许可证，未经过上诉人允许却将上诉人的退耕还林地包含在内，被上诉人郑桂忠依据采伐许可证予以砍伐，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2、上诉人出示的2019年11月22日《丰宁满族自治县森林公安局关于凤山镇凤山村村民高振福向我局举报反映情况的答复》，认定的事实再进一步明确被上诉人侵权的事实。综上，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为争议土地权属不清上诉人主体不适格，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导致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故提起上诉，请二审法院依法裁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丰宁满族自治县凤山镇凤山村民委员会、郭成有、徐同福、孟祥军、郑桂忠未做书面答辩。 高振福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赔偿砍伐原告林树木各项损失41047.76元、土地修复费3000.00元、交通费35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应当对所诉其所主张的损害赔偿的财产应当有权属，但原告对7.8亩三等地土地上的林木的权属应当依据“争议土地权属”为依据；原告只在对此争议7.8亩土地有权属的前提下，才有主张财产损害赔偿的权利。本案中原告高振福曾因此争议的7.8亩三等地地块的权属问题于2019年8月21日向本院以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为由提起诉讼，本院审查受理后认为此河滩地块（7.8亩）于二轮土地承包时已经分配给原告父亲高海青（清）使用，但是该土地所属的河滩地因被洪水冲毁，高海青（清）没有实际使用耕种，该土地所在的河滩已经于2002年由被告丰宁满族自治县凤山镇凤山村民委员会退耕还林，按《退耕还林条例》、草原法、森林法的相关规定，土地性质已经变更，应当依法办理变更登记，应当发放权属证书，原告不能提供权属证明其享有使用权。因权属有争议不属民事法律调整范围，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原告不能提交证据证明其对争议的土地有权属，原告对权属不清的土地上的财产提起损害赔偿主体不适格。 本院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系财产损害赔偿纠纷，因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诉争的土地使用权权属不清，该土地权属待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确权后，当事人方可主张权利，故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范围。 综上，高振福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王 芳 审判员 刘连起 审判员 柴燕宏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六日 书记员 姜 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