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津民终411号上诉人（一审被告）：于春恒，男，1957年8月9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唐山市路**。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彬（系于春恒之子），住河北省唐山市路**。上诉人（一审被告）：于彬，男，1996年4月21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唐山市路**。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天津市宁河区生态环境局，住所地天津市宁河区芦台镇新华道**。法定代表人：杨景春，该局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兴亮，男，该局干部。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蕾，天津金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于春恒、于彬因与被上诉人天津市宁河区生态环境局（以下简称宁河生态局）环境污染责任纠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一案，不服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9）津03民初2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于春恒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彬，上诉人于彬，被上诉人宁河生态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兴亮、王蕾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于春恒、于彬上诉请求：1.撤销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9）津03民初248号民事判决；2.依法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宁河生态局的全部诉请；3.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宁河生态局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鉴定程序违法，一审判决依据的鉴定报告系宁河生态局单方委托，未与于春恒、于彬商议，无法确定其真实性与合法性；2.鉴定缺乏必要性，于春恒、于彬的排污行为发生在2018年6月24日之前，鉴定时间为2019年1月10日，中间相隔半年，实际环境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3.鉴定人员缺乏相应的资质，现有材料无法证明参与鉴定的人员具备相应的鉴定资质，鉴定程序违法；4.鉴定费用过高，鉴定费用185000元，此笔费用缺乏相应的鉴定明细和收费标准，且土壤损害恢复费用为3250元，相差悬殊。于春恒、于彬已经认识了错误，受到了处罚，不应再承担鉴定费用。宁河生态局辩称：1．根据相关工作方案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第十条的规定，宁河生态局诉前单方委托的鉴定评估报告符合法律规定，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委托程序合法有效；2．宁河生态局发现于春恒、于彬污染行为后，于2018年6月5日对涉案厂房进行了查封，并于2018年年底会同鉴定评估机构、公安机关等单位进行了现场勘验，现场实际环境并不影响鉴定评估结论；3.本案鉴定评估费用标准参照的是《关于环境损害鉴定评估工作收费问题的会议纪要》，是有合法合理依据的。同时，修复费用和鉴定费用是否存在差距，与于春恒、于彬是否承担鉴定费用不存在必然联系。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于春恒、于彬的上诉请求。宁河生态局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于春恒、于彬向宁河生态局支付损害鉴定评估费185000元；2.判令于春恒、于彬向宁河生态局支付土壤损害恢复费用3250元；3.判令于春恒、于彬对1-2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责任；4.判令于春恒、于彬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自2018年4月开始，于春恒、于彬在天津市宁河区××镇××村××小区经营电泳厂，进行自行车零部件加工。2018年6月24日，宁河生态局执法人员在对该厂检查时发现，该厂在经营自行车零部件加工的生产过程中有表面处理工艺，利用酸洗磷化工艺进行自行车零部件表面涂层加工。其酸洗磷化工艺未配套建设废水治理设施，且表面处理工艺中产生的废酸和冲洗工件产生的强酸性废水未经治理直接使用私自架设的潜水泵及编织管排放到厂区南侧无任何防渗措施的草地内，利用渗漏和蒸发的方式排放。经宁河生态局环境监测人员对车间内潜水泵连接的编织管内残留液体、车间内池2号、内池3号进行取样检测，检测结果为ＰＨ（无量纲）0.80、0.72、0.75，系《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规定的ＨＷ34中“非特定行业”类别里“900-300-34”项“使用酸进行清洗产生的废酸液”，定性为有毒物质，涉嫌构成污染环境罪，遂将案件移送至公安机关。2019年3月28日，天津市宁河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津0117刑初72号刑事判决书，判决：于彬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6000元。于春恒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2019年2月，宁河生态局委托天津市环境保护技术开发中心对受污染地块进行鉴定评估，鉴定评估结论：1.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区域地表下0-1.0m范围内原状土壤已受到损害，损害指标涉及重金属镍、铜、锌、镉和铅，受损害的土壤体积约65立方米。2.该案件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量化后的损害数额为人民币188087.5元。3.后期若该区域土地利用性质发生变化，需要重新开展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工作。之后双方就支付鉴定评估费和恢复费用进行磋商，但未达成一致。2019年8月，于彬按照宁河生态局的要求，将案涉被污染的土壤进行了更换，宁河生态局未对更换之后的土壤进行修复效果评估。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纠纷，违反法律、法规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单位或个人，应当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本案中，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天津市宁河区人民法院（2019）津0117刑初72号刑事判决书，已经认定于春恒、于彬实施了向案涉土地排放有毒物质，造成土壤受到污染，构成污染环境罪的犯罪事实，于春恒、于彬的犯罪行为，造成了案涉土地土壤污染，应当共同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宁河生态局受天津市宁河区人民政府的委托提起本案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诉讼主体适格。天津市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中心挂靠在天津市环境保护技术开发中心，列入了环境保护部印发的《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机构名录（第一批）》，具备合法的鉴定资质，所作出的鉴定评估报告，对受污染土壤的损害现状、范围、程度,以及排放物与受污染土壤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了生化技术层面的检验、解析、确认和量化，鉴定意见详实具体，依据充分，是认定本案具体损失的主要依据，由此产生的鉴定评估费用应当纳入赔偿范围。就于春恒、于彬对鉴定费用过高的抗辩，虽然就本案而言，经评估的修复费用相较于鉴定评估费在数额上存在较大差距，但案涉鉴定评估费并不以修复费用的数额高低为计费标准，换言之，经鉴定的修复费用可能很低也可能很高，不能以修复费用的数额来判断鉴定费用的高低。鉴定报告中列明的具体收费项目也与《天津市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中对鉴定评估项目的具体要求相对应。且目前本市环境损害鉴定评估费用暂实行市场调节价，案涉鉴定评估费收费标准也是以“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环境风险与损害鉴定评估研究中心会议纪要”为参考而形成。据此，对宁河生态局主张的185000元鉴定评估费予以支持。关于宁河生态局主张的土壤损害恢复费用3250元问题，鉴于被污染的土壤已由于彬进行了更换，宁河生态局并未进行替代修复，在此情况下，宁河生态局主张由于彬向其支付土壤损害恢复费用3250元，缺乏依据，不予支持。需要指出的是，经更换后的土壤是否符合环保标准，应由宁河生态局跟踪处理，由此产生的相关事宜，另行解决。综上所述，判决如下：“一、于春恒、于彬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天津市宁河区生态环境局支付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费185000元；二、驳回天津市宁河区生态环境局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265元，由于春恒、于彬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宁河生态局提供了新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质证。证据一、现场查封照片两张，证明现场环境不存在其他污染情况；证据二、天津市公安局宁河区分局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于春恒表示对鉴定活动无异议，愿意承担评估费。于春恒、于彬发表质证意见：对证据一真实性没有异议，不认可证明目的，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涉案土地和场院被查封；对证据二不认可，认为对此情况不知情。本院对上述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予以确认。经审查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宁河生态局提交的鉴定评估报告是否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2.鉴定评估费用是否应由于春恒、于彬承担。关于宁河生态局提交的鉴定评估报告是否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依据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第十条规定，当事人在诉前委托具备环境司法鉴定资质的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以及委托国务院环境资源保护监督管理相关主管部门推荐的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检测报告、评估报告、监测数据等，经当事人质证并符合证据标准的，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诉前磋商作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前置程序，通常需要委托具备环境司法鉴定资质的鉴定机构出具鉴定评估意见，其目的是增强行政机关积极履行环境资源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积极性，推动赔偿义务人尽快修复受损生态环境，对于诉前当事人单方委托鉴定，法律并无禁止性规定，宁河生态局诉前单方委托鉴定未违反相关法律程序，于春恒、于彬关于宁河生态局诉前单方委托鉴定违法的主张，依据不足，不能成立。本案中，作出该报告的机构系天津市环境保护技术开发中心，天津市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中心挂靠在天津市环境保护技术开发中心，列入了环境保护部印发的《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机构名录（第一批）》，具备合法的鉴定评估资质，上述鉴定评估报告符合相关规定，一审法院亦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质证，故本院对该鉴定评估意见的合法性予以确认。于春恒、于彬主张污染场所发生环境变化影响了鉴定评估报告结果，但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于春恒、于彬的上述主张依据不足，不能成立。关于鉴定评估费用是否应由于春恒、于彬负担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第十四条规定：“原告请求被告承担下列费用的，人民法院根据具体案情予以判决：（一）实施应急方案以及为防止生态环境损害的发生和扩大采取合理预防、处置措施发生的应急处置费用；（二）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和诉讼支出的调查、检验、鉴定、评估等费用；（三）合理的律师费以及其他为诉讼支出的合理费用。”天津市环境保护技术开发中心作出的鉴定评估报告，鉴定意见详实具体，依据充分，是认定本案具体损失的主要依据，由此产生的鉴定评估费用应当纳入赔偿范围。虽然于春恒、于彬主张鉴定评估费用过高，但经一审法院审查，鉴定评估报告中列明的具体收费项目与《天津市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中对鉴定评估项目的具体要求相对应，收费标准也是依据“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环境风险与损害鉴定评估研究中心会议纪要”的内容进行确定，且《情况说明》中亦显示于春恒曾表示对鉴定评估无异议，愿意承担相应费用。同时，鉴定评估费用收费标准与鉴定评估费用、生态修复费用是否存在数额差异之间并无法律上的必然联系。综合以上分析，一审认定鉴定评估费应由于春恒、于彬负担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于春恒、于彬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000元，由上诉人于春恒、于彬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宇审判员  丁琪审判员  左楠二〇二〇年九月十日书记员  刘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