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6民终261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游龙，男，1975年2月8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柯桥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石宁辉，浙江理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绍兴市柯桥区中国轻纺城四川商会，住所地绍兴市柯桥区柯桥创意大厦**。 负责人：母光利。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希，男，该商会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绍兴众合置业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绍兴市柯桥区华舍街道亭东村div> 法定代表人：黄本均，经理兼执行董事。 上诉人游龙因与被上诉人绍兴市柯桥区中国轻纺城四川商会（以下简称四川商会）、绍兴众合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合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2020）浙0603民初36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和询问当事人，不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游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石宁辉，被上诉人四川商会的法定代表人母光利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游龙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四川商会履行合同义务，查阅、复制众合公司自2014年3月17日起至2020年4月15日止的会计账簿(包含总账、明细账、日记账和其他辅助性账簿)、会计凭证(含会计报表、记账凭证、相关原始凭证及作为原始凭证附件入账备查的有关资料)，并提供给游龙及其委托的会计师、律师查阅；改判众合公司协助四川商会履行上述合同义务。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虽出于不使有“良好诉讼态度”一方败诉的善良愿望，但实际上却妨碍了游龙作为投资人行使维护自身利益、揭露违法犯罪行为的正当权利。(一)游龙诉请查账并非是质疑众合公司账面盈余的多少，而是因众合公司无论盈余多少，其实际控制人都不可能分红给投资人。游龙有理由怀疑众合公司资金已被非法挪用殆尽。简而言之，游龙的诉讼目的是通过查账，搞清楚众合公司的资金有没有被挪用，有没有被侵占。为了查证该情况，游龙曾以众合公司监事身份要求相关责任人提供财务账簿，但监事身份随即被非法剥夺；游龙等又曾向公安机关报案，要求调查众合公司资金有否被挪用、被侵占，但公安机关要求提供资金被挪用的证据才能立案；至此，游龙只能提起本案诉讼，虽被一审判决指为“刻意曲折”“有浪费司法资源之嫌”，但游龙已别无他途，只能诉诸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二)种种迹象表明，众合公司资金已被非法挪用侵占。1.川商大厦在建期间，上海臻投公司即多次组织客户到工地考察，并宣称川商大厦是其投资项目，该虚假宣传引发游龙等投资人的恐慌。2.一审判决提到初步审计结果披露出众合公司盈利2000万元左右，如果这些盈余款项未被非法转移，众多投资人不可能同意将5.26%的股权仅作价35.7万元转让。3.如果不是担心查账暴露其非法行为，众合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可能剥夺游龙的监事身份。4.2020年5月12日，在柯桥富丽华酒店大厅，众合公司实际控制人在众多“朋友”的陪同下，掐着游龙的脖子，当众威胁游龙撤回本案起诉。二、游龙有查账的权利，四川商会在一审中也同意配合查账，这一合意并不违法，也没有损害任何人的权益，一审法庭不应干预。(一)《委托代持股权协议》具有法律效力。该协议明确约定：“甲方为目标股权的实际股东，对目标公司享有实际的股东权利权益”，“本协议明确授予乙方的目标出资权益应由甲方享有(包括但不限于：股东表决权、收取股息红利权)”。一审判决为了否定游龙享有“实际的股东权利权益”，对合同条款作了错误的解释。一审判决混淆了两对法律关系：法定的股东权利与约定的“股东”权利。四川商会作为登记股东，虽然合同上是名义股东，但是根据公司法，其享有股东权利(包括查账权)；而游龙的实际“股东”权利来源于投资事实以及与四川商会的合同约定。合同一方的权利，即是另一方的义务，一方有不妨碍并配合对方行使权利的义务。四川商会作为合同相对方，依约应确保游龙行使股东权利，众合公司对此知情，且四川商会和众合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母光利，故善意地全面履行合同义务，确保游龙作为“实际股东”能实际行使股东权利，是四川商会和众合公司的义务。(二)一审庭审中，四川商会和众合公司当庭陈述愿配合游龙“查账”，一审判决将之解释为“附条件的同意，其同意的是自主开示，即本院组织开示或审计开示”，明显不公。四川商会和众合公司在一审开庭时称述愿配合查账，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但一审法院在双方可以调解结案的情形下作出了错误的解释。(三)各方当事人在庭审中达成的配合查账合意，并未损害各方利益，也没有违法或损害公共利益。将财务资料交会计师、律师等专业人员查阅，并无外泄之虞，亦不会难以执行。游龙请求四川商会和众合公司开具介绍信或法院出具调查令，由游龙执此查询公司相关账户，查明资金有否被转移即可。三、一审判决所称的审计，遥遥无期；一审法庭组织的账簿查阅中，众合公司并未提供原始凭证以供核对。(一)目前，众合公司责任人为了防止投资人查账，掩盖其违法行为，已将众多投资人的股权收购。可以预见，将来不会有任何审计报告提供给投资人。(二)游龙诉请查阅的是会计账簿、会计凭证、记账凭证、相关原始凭证等财务资料，最核心的是用以查明公司资金是否被转移的银行流水。但众合公司提供的是临时打印装订的总账、明细账，没有相应的银行凭证以供核对；且当日法庭安排的时间非常短暂，众合公司也不同意将账簿借阅，游龙客观上无法完成查阅。 四川商会辩称，上海臻投公司参观考察并举办活动是正常的，与四川商会无关。母光利从未威胁游龙撤诉。游龙主张侵害其权益，但实际上众合公司已组织审计，一审法院也已组织查阅、复制相关账目，游龙却仍不满足，不明白其真实目的是什么，因此不同意其上诉主张。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众合公司未作答辩。 游龙于2020年4月26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四川商会履行合同义务，查阅、复制众合公司的自2014年3月17日起至2020年4月15日止的会计账簿（包含总账、明细账、日记账和其他辅助性账簿）、会计凭证（含会计报表、记账凭证、相关原始凭证及作为原始凭证附件入账备查的有关资料），并提供给游龙及其委托的会计师、律师查阅；2.判令众合公司协助四川商会履行上述合同义务。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7年5月10日，四川商会成立，机构类型为社会团体。2014年3月17日，众合公司成立，成立时注册资本为500万元，工商登记中股东唯一，为四川商会。 2015年6月26日，四川商会与众合公司共同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众合公司股东游龙自2013年11月至今通过转账方式为川商大厦投资340万元。2015年7月30日游龙、四川商会又就游龙委托四川商会代持股事宜达成代持股协议，协议载明：1.游龙委托四川商会以四川商会的名义代持游龙持有的绍兴众合置业有限公司出资款（下称“目标出资”；截至本协议签署日，目标出资对应5.26%的股权），四川商会同意按受游龙的委托。2.双方同意，在委托代持期间目标股权由游龙委托四川商会按如下约定原则代为持有：（1）委托代持期限：自四川商会取得目标股权经工商变更登记过户至游龙或其指定第三方名下之日或目标公司清算注销之日止(以日期在先者为准)。（2）委托代持权限包括：以四川商会的名义登记为持有目标股权的目标公司股东，以四川商会名义股东身份并根据游龙指令代为签署股东会决议或类似文件。3.双方同意，委托代持期间各方权利义务如下：（1）游龙为目标股权的实际股东，对目标公司享有实际的股东权利权益，并承担实际的股东义务和责任。本协议明确授予四川商会的目标出资权益应有游龙享有（包括但不限于股东表决权、收取股息红利权）。（2）四川商会为目标股权的名义股东，对目标股权及其日后所形成的利益不享有任何权益，也不就目标股权承担任何义务或责任。 游龙、四川商会认可，众合公司各“股东”、“隐名股东”曾召开大会做出审计决定并已执行，2019年审计机构除税务部分外的初步审计结果披露出众合公司盈利2000万元左右，该审计结果已告知所有“股东”。然游龙认为审计机构系“做账”，盈利不应仅是2000万元左右，2020年3月16日，游龙遂向母强、黄本均邮寄要求提供财务账簿，配合监事调查的函，并抄送给四川商会、母光利、何锡辉。2020年4月26日，游龙又以四川商会应履行代持股协议中的合同义务为由，以诉讼方式提请由四川商会对众合公司行使股东知情权，再由游龙查阅，是为本诉。 诉讼中，经该院再三释明，游龙明确其不主张隐名股东的股东知情权，完全依据代持股协议中载明的游龙“享有股东权利”的条款主张四川商会为游龙履行股东知情权义务。又，四川商会诉讼中表示其可查阅的众合公司的会计账簿从未不同意向游龙公开，众合公司则表示会计账簿可以向四川商会公开，因四川商会、众合公司有此表示，为减少诉累、弱化双方矛盾，该院还组织双方，在游龙及游龙委托的律师均在场的情况下由四川商会负责人向其提供了财务账簿供游龙方查阅。 一审法院认为，股东享有知道和了解公司经营状况信息的权利，股东可在书面请求前置程序后诉请查阅公司会计账簿。但本案中游龙并非目标公司的显名股东，本案四川商会亦非目标公司。游龙在本案中择选了其代持人为被告方，且经该院释明，游龙明确不主张股东知情权诉由，而完全依据代持股协议中载明的合同义务主张合同相对方四川商会履行，该院即只能从合同视角来处理本案。现代持股协议中并无四川商会查阅目标公司会计账簿，再提供给游龙查阅的合意，游龙在庭审中也无法明确指明其提起本案诉请依据的合同具体条款，在庭审结束后的笔录中游龙自行手写添加其依据的合同载明的约定是“合同明确游龙享有股东权利”。然而，代持股协议第3条第（2）项关于双方权利义务的规定，同时也明确了“四川商会为目标股权的名义股东，对目标股权及其日后所形成的利益不享有任何权益，也不就目标股权承担任何义务或责任”。故即便遵循游龙的逻辑，游龙依据合同能享有股东权利，四川商会亦可依据合同不因目标股权而对游龙负有任何股东义务。是以，四川商会因其系显名股东而依法对目标公司享有的股东权利，根据游龙、四川商会双方的代持股协议并不构成四川商会对游龙的义务，游龙要求以代持股协议中的合同义务判处本案，与代持股协议明文约定反向而行，无法支持。 该院为解决纠纷，在游龙如此诉请，故而四川商会、众合公司并无义务的情况下，鼓励四川商会、众合公司弱化双方矛盾，于2020年6月8日组织四川商会提供了众合公司会计账簿给游龙方查阅，游龙方亦对部分账册进行了拍照，游龙仍提出异议，持续诉争。又查，双方认可目标公司的各“股东”曾召开大会做出过审计决定并已执行，除税务部分外的初步审计结果已告知所有“股东”，游龙系对公决审计的初步审计结果有异议。可见游龙实质有争议的并非会计账簿未向其开示，该院无论如何组织各方查阅会计账簿，都难平游龙所存的“做账”、“材料不全”之疑虑，而游龙无证据情况下所做的账簿不全的主张，该院也无法责成四川商会或目标公司对消极事实举证。该院还曾考虑过能否因四川商会、众合公司同意开示会计账簿而直接判处，然即便判处，最终执行时亦将如该院组织双方开示会计账簿的情况，已无必要。而且，四川商会、众合公司的同意实质是附条件同意，其同意的是自主开示，即该院组织双方开示或审计开示，其所展示的是良好诉讼态度，而非同意强制判处其败诉，该院如因其诉讼态度良好而判处其败诉，亦情理难容。事实上，股东知情权的直接行使有前置程序，权利人以及诉讼对象均有要求，亦难以四川商会或众合公司无异议而一言蔽之。游龙此诉选择的路径还刻意曲折，在行为之诉案件诉讼费极低情况下有浪费司法资源之嫌，情有不当。该院此诉中即便确认了游龙340万元的投资款，仍只依照行为之诉收取低额诉讼费，并组织了双方开示，体谅游龙之心，游龙应予自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游龙的诉讼请求。 游龙在二审中提供证据如下：1.臻投金融网站网页截图一组及光盘一份，要求证明该公司虚假宣传，引发游龙等川商大厦投资人恐慌，以及相关网站查询视频已作证据保全。2.微信聊天记录截屏一份，要求证明2020年5月12日母光利威胁游龙撤诉。3.账簿照片一份，要求证明众合公司提供的临时打印装订总账、明细账，没有相应的银行凭证以供核对，且一审法院安排的时间短暂，无法完成查阅。4.申请开具调查令，向银行查询2014年3月17日起至2020年4月15日止众合公司、四川商会账户流水以查明游龙等川商大厦投资人的投资款有无被挪用侵占。四川商会质证认为，证据1系臻投公司组织的活动，与四川商会无关；证据2并不能证明存在威胁，约定的地点位于酒店大堂，不可能有事；证据3可证明账簿已提交给游龙查阅。众合公司未到庭质证，视为放弃质证权利。 本院认证认为，游龙提供的证据1与本案无关，不予认定；证据2不能证明其待证事实，亦不予认定；证据3可证明一审法院已组织查阅账簿的事实，因游龙未采取合理查阅、复制方式，也未向一审法院提出延长查阅时间申请，故对其所主张查阅时间不够、账簿依据不足的待证事实不予认定；对证据4中申请法院调查令，因查询内容已超越本案审理的合同义务，本院不予准许。 四川商会、众合公司在二审中均未提供新的证据。 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在于游龙以代持股协议载明的合同义务主张四川商会履行查阅、复制众合公司的会计账簿、会计凭证并提供给游龙及其委托的会计师、律师查阅以及众合公司应予协助的诉讼请求能否成立。对游龙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已作明确释明，游龙也已明确在本案中坚持依据合同义务向合同相对方主张权利，但因众合公司并非代持股协议合同相对人，其对游龙无合同义务，另因四川商会与众合公司之间查阅、复制会计账簿、会计凭证的法律关系属于股东知情权纠纷，与游龙在本案中所诉合同纠纷不属同一法律关系，众合公司在一审中的答辩意见也是针对股东知情权，而非合同义务，故不宜在本案中一并处理，众合公司在本案中无需向游龙承担法律责任。现游龙要求四川商会查阅、复制众合公司的会计账簿及凭证，即使四川商会对游龙负有查阅复制众合公司会计账簿及凭证的合同义务，但因游龙的该请求涉及非合同相对方权利，同时结合四川商会在二审中已明确表示不同意游龙的诉请，该项义务属于我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条第（二）项规定不适于强制履行的情形，因此游龙的上诉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游龙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可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游龙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安洁 审判员  陆卫东 审判员  王**斌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童嘉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