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2民终899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薛长林，女，1957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大连市西岗区。 委托代理人：薛晶，山东圣恩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赵立萍，1958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黄岛区。 委托代理人：王学英，北京市中永（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有兰，北京市中永（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葛安良，男，1957年8月26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抚松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吉林省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公证处。住所地吉林省白山市长白朝鲜族自治县长白镇长白大街**。 法定代表人：吴军，负责人。 上诉人薛长林、上诉人赵立萍因与被上诉人葛安良、吉林省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公证处（以下简称长白公证处）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2018）鲁0211民初1902号民事判决，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薛长林上诉请求：1.依法改判，支持薛长林一审诉讼请求,赵立萍和葛安良返还位于青岛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房屋或按审判时房屋价值赔偿经济损失，长白公证处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暂定上诉金额152600元，具体以评估价格为准；2.判令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保全费、鉴定费。事实与理由：第一，一审法院认定薛长林损失58万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薛长林主张的争议房屋的出售损失应当按照审判时的房价进行计算。首先，关于侵害他人财产权损害赔偿的认定，侵权责任法规定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方式计算，而审判实践中以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为基本判断标准，只有在市场价格不能确定或确定的价格有失公平情况下，才采取其他计算方式。对赔偿的范围，应坚持客观认定的标准，即实际损失多少赔偿多少，既要对财产的直接损失进行赔偿，又要对正常情况下可得利益即间接损失进行赔偿；受害人对损害发生或扩大有过失的，依据过失相抵原则，法院应酌定减轻加害人的赔偿责任，对其过失相抵以后的损失予以赔偿。参照《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十三条房屋差价损失的计算：房屋差价损失是指合同约定价格与房屋现在市场价之间的差额。实践中可以委托具有评估资质的专业机构进行评估或者比照最相类似的房屋(同幢同楼层及房型、相邻幢同楼层及房型、相同区域内房屋)市场交易价格，与买卖合同约定价格之差确定房屋差价损失，但合同另有约定或当事人时候能够协商确定的除外。认定房屋差价损失的时间点，应从保护守约方的利益出发，以守约方的请求为基础，结合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违约方的违约行为确定之日、合同解除之日、评估之日及审理中房屋的跌涨情况等，予以合理确定。本案，鉴于房屋市场价格已经发生很大变化，按照侵权时的市场价格确定赔偿数额，当事人已无法从市场买回与被拆除房屋相类似的房屋居住，不足以弥补当事人的实际损失，故应当以审理时的房地产市场价格确定房屋赔偿标准为宜。司法实践中的判例均以审判时的房价作为损失的计算依据(详见判例)。退一步讲，赵立萍于2009年7月7日擅自出售房产所得732600元由赵立萍非法占有，直至2012年6月22日薛长林打电话给赵立萍时，赵立萍仍隐瞒上述事实。赵立萍应当支付给薛长林非法占用期间的贷款利息。其次，一审法院按照赵立萍主张的实际成交价58万认定损失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赵立萍于2009年房屋出售的价格为732600元，该价格体现在房产交易中心备案的买卖合同中，买卖双方在房产交易中心面签并缴纳税款，应以此价格认定赵立萍出售房屋的价格。赵立萍一审提交的价值58万的《房地产买卖契约》出售方李军在该契约签订时已去世，购买方徐冬玥未出庭，并不能证明该契约的真实性。同时赵立萍一审提供的人证的证明效力不能对抗上诉人提交的书证。故一审认定涉案房屋以58万价格出售无事实及法律依据。第二，赵立萍的侵权行为发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葛安亮应承担共同责任。第三，长白公证处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在薛长林丈夫李军已去世，薛长林也未前往公证的情况下，公证员吴某1证称“李军、薛长林在我面前签字、捺印”明显是虚假公证，属于明知公证证明材料虚假或者与当事人恶意串通。并非一审法院认定的“未依法尽到审查、核实义务”。根据公证法规定，长白公证处提供虚假公证并给薛长林带来巨大损失，依法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赵立萍辩称，赵立萍已经将涉案房屋款项转给薛长林，即便是同一审认定的未付涉案房款，一审法院依据侵权责任法按照房屋的实际销售款项支付薛长林没有错误。 赵立萍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或改判赵立萍不承58万元房款，或驳回薛长林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薛长林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赵立萍无权处分涉案房屋及未将涉案房款支付给薛长林，属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一、赵立萍处分涉案房屋是受薛长林之委托不属于侵权。1.2009年6月份，薛长林通过EMS邮寄给赵立萍公证授权委托书及身份证件，委托赵立萍代为处分涉案房屋。薛长林在原一审庭审笔录中承认由崔云、吴迪交寄，寄件人是薛长林的EMS是薛长林所邮寄，只是不是该份文件，而在发回重审庭审中却否认给赵立萍邮寄过EMS。薛长林陈述前后矛盾，据禁止反言原则，应当认定赵立萍2009年6月份收到的两份EMS是薛长林所邮寄。另，据薛长林提交的录音证据，薛长林：“。我还行，青岛那个房子，怎么样啦？”，从上述问话可知薛长林在通电话之前曾经委托过赵立萍出售涉案房屋。再结合2009年6月薛长林邮寄EMS证据，证明薛长林委托赵立萍出售涉案房屋后将公证书及证件邮寄给赵立萍。因此，赵立萍是在受到薛长林委托后出售涉案房屋，不存在薛长林不知情，侵犯其财产权益。赵立萍丈夫李军于2008年去世，李军身份特殊，薛长林在其丈夫去世后，急于出售涉案房屋，伪造公证文书，符合常理。赵立萍于2010年9月17日、2011年12月21日向薛长林转房款20万元转剩余房款及利息454664元真真实实，薛长林认可收到上述房款项，只是认为是其他款项，应当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但至今薛长林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特别是2011年12月21日的汇款，赵立萍明确标注“房款”，薛长林认为是赵立萍妹夫因资金周转将位于青岛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一处商铺以455369元的价格抵给其丈夫李军，后赵立萍联系薛长林回购商铺所汇款项，薛长林应当提供李军与赵立萍妹夫就商铺转让事宜的书面、口头合同或协议，或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综上，赵立萍受薛长林委托处分涉案房屋并将房款已转让薛长林，薛长林起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关于薛长林提交的录音证据。1.关于录音形成时间，一审法院认为是2012年并不具可信性。首先，录音时间可以随意修改，如薛长林在录音之前将手机时间设置为2012年6月22日然后进行录音，则录音时间显示就是2012年6月22日。其次，手机中录音文件是可以相互转移的，该文件的转移与手机的出厂日期无关。比如，用2008年出厂手机进行录音时将时间设置成2012年6月份某一天，然后将录音文件复制拷贝至2011年手机，则就形成2011年出厂手机，录音文件是2012年的。第三，从录音内容中也可听出是录音时间形成于2011年之前，录音中提到“经济形式不好”“房屋市场低迷”正好对应2008年经济危机，再有提到“国贸试营业”，黄岛人皆知“国贸试营业”时间是在2008年夏季；录音中提到赵立萍小女儿正在读书，根据赵立萍小女儿毕业证上学阶段的时间(2008年10月份~2011年6月份)可知，录音谈话发生在2010年之前；录音中提到赵立萍从事民间借贷业务，赵立萍早在2008年之前就跟别人合伙做该项业务，赵立萍可提供当时与别人合作的贷款合同为证，怎么能认定公司2012办证时间来推理录音时间，在公司办证之前其也发生过多起诉讼且已进行执行阶段；录音开始提到赵立萍的前夫即本案第三被告“他(葛安良)去山庄了”，赵立萍与葛安良早在2010年已分居，并于2012年离婚，如录音时间发生在2010年之后，赵立萍不会知道第三被告的行踪。第四，从录音谈话中可见，薛长林是有意、诱导性的问话，其在录音之前必然对录音时间等方面进行人为设计，而赵立萍的谈话则真实的。因此根据录音内容推断录音形成时间。2.关于录音形成时间的鉴定问题。录音形成时间无法鉴定出来，这在科学鉴定界是公知的，包括涉及刑事方面刑侦技术鉴定也无法确定。鉴定中心也表示，对于录音形成时间不能直接鉴定出来，需要结合其他进行推断。该录音已经由薛长林进行了故意设计的情况下，鉴定中心的推断是在薛长林故意设计的基础上进行的，该推断不具有可信性。3.该录音是从半断开始录制，在此之前及之后，已过去这多年双方就涉案房屋是否进行过交涉，及如何交涉、协商的，均无从得知。特别是赵立萍为薛长林之子李霁达垫付“国贸商铺”近40万元。另，涉案房屋购买至薛长林起诉，其间相距近十年，在此期间薛长林竟然对自己的重大房不管不问，不符合常理。三、关于太行山路10号2栋1单元604室的房屋的事宜，薛长林陈述相互矛盾。首先，薛长林在2016年5月20日向法庭提交的《薛长林案件情况落实及证据补充》中陈述“太行山路10号2栋1单元6层604室的房屋售价50万元，其中20万元转给原告(即本案被告提交的涉案房屋银行转账凭证20万元)，剩余30万被告借用至今未还”。但据薛长林在2019年5月30日庭审又提交购买人朱晓燕与青岛太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青岛市商品房预售合同》显示，太行山路房产转让价格为744174元，如果太行山路604室房款为744174元，被告向原告转20万元，剩余房款为54万之多，怎么变成了30万借款呢？剩余的房款如何处理了？值得思考。另，据薛长林2019年5月30日庭审提交其银行流水明细显，赵立萍多次向薛长林账户汇款。可见双方间存在多种利益关系，并非涉案房屋出售是否侵权的简单问题。 薛长林辩称，赵立萍擅自出售涉案房屋，为了保护薛长林的权利，应当按照审判时的房屋价格计算。 薛长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赵立萍和被告葛安良夫妇返还原告位于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房屋或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09万元；2.判令被告长白公证处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案件受理费、保全费、邮寄费等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明确第一项诉讼请求为判令被告赵立萍和被告葛安良赔偿损失109万元。事实和理由：原告和其丈夫李军于2003年7月15日在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购置房产一处，房屋坐落于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同年8月14日办理房产证。房产证号为：青房地权黄私字第××号，房地产权利人为李军。因原告与其丈夫一直在东北居住，购房手续均委托被告夫妇代办，被告夫妇代办过程中取得的房产证、房屋钥匙等也一直由被告夫妇代为保管。2008年3月，李军因工死亡。近期原告来青岛计划处置涉案房产，但发现房产在原告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已被被告赵立萍通过被告长白公证处进行虚假公证的方式于2009年6月份以732600元的价格擅自出卖给案外人徐东玥，事后也没有告知原告还将房款擅自据为己有。被告的行为造成原告巨大经济损失。同时，长白公证处及公证员吴某2不真实的事项出具了（2009）吉长证字第198号《公证书》，致使原告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房屋被出卖，公证处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李军（曾用名李君）与原告薛长林于1985年8月10日在浑江市民政部门登记结婚，双方育有二子李霁达、李雪锋，李军于2008年3月10日去世。李军的父亲李盛华于1999年8月9日去世，李军的母亲董秀兰于1987年5月10日去世。原告提交的公证声明书载明李霁达、李雪锋声明放弃对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房屋的继承权。2.2002年8月27日，被告葛安良作为李军的委托代理人与房产开发商北辰集团青岛东方实业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购买了位于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房屋，总价424309元。2003年7月15日，北辰集团青岛东方实业公司与李军签订《补充协议》，涉案房屋实测面积小于购房合同约定面积，开发商退返李军3350元，房屋总价款420959元。2005年12月7日，办理了涉案房屋的产权证，登记房地产权利人李军，居民身份证号码。3.原告提交的存档于黄岛区不动产登记中心的涉案房屋档案材料载明，2009年6月22日，被告赵立萍作为李军的委托代理人与案外人徐东玥签订《房地产买卖契约》，约定李军同意将位于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房屋出卖给徐东玥，成交价732600元，首付182600元，余款银行贷款付清。2009年6月24日，被告长白公证处公证员吴某3李军、薛长林办理公证书，委托书载明李军、薛长林委托赵立萍办理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房屋转让事宜，委托书下方由李军、薛长林分别签字捺印。2009年7月7日，被告赵立萍在黄岛区不动产登记中心（原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房地产登记交易中心）作为李军的代理人办理了涉案房屋的出卖手续。4.经原告申请，法院依法委托青岛正源司法鉴定所对2009年6月24日薛长林、李军委托赵立萍卖房的公证委托书进行鉴定，确定委托人处“薛长林”签名及捺印是否是薛长林书写、捺印。2016年10月12日，该鉴定机构出具青正司鉴[2016]文痕鉴字第433号、第434号司法鉴定意见书，意见为“薛长林”的签名与薛长林书写的签名不是出自同一人笔迹；对于捺印因不具备鉴定条件，无法确定“薛长林”签名上指印是否薛长林所留。原告为此支出鉴定费8400元。以上鉴定意见书程序合法，所依据的材料真实，法院对该份鉴定意见书予以认定，即该份公证委托书不是原告薛长林的真实意思表示。被告赵立萍提交中国邮政EMS邮寄信封2份，辩称涉案房屋的证件及经公证的委托书均是原告邮寄给被告赵立萍的，原告不予认可。该两份邮寄信封寄件人虽记载是薛长林，但交寄人签名，1份是崔云、1份是吴迪，不能证明实际寄件人是薛长林或者受薛长林的指示寄出，因此，被告赵立萍的抗辩，依据不足，法院不予采纳。5.被告赵立萍辩称，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房屋系其委托房产中介代卖，于2009年6月21日将涉案房屋的房产证、土地证及契税证交给了该中介公司。涉案房屋实际出售价格为58万元，于2009年6月30日收首付款3万元，2009年7月7日支出中介费5000元。被告赵立萍提交青岛直路房产经纪有限公司盖章及经办人阚某签名的收条、《房地产买卖契约》、二手房付款收据、中介费收款收据等证据予以证明。证人阚某应被告赵立萍的申请出庭作证称，其是房产中介，曾接受被告赵立萍的委托代为出卖位于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房屋，当时该房屋成交价58万元，收取了赵立萍支付的中介费5000元。对于房产中心备案的房屋买卖合同的价格是732600元，与实际成交的价格不一致的问题，是因为当时买这个房子的客户首付款不够需要多贷款，当时73万的合同是为了过户和贷款用，评估73万，当时贷款大约55万，时间太长了，具体记不清了。涉案房屋出卖人办理手续和收取房款的具体经办人均是赵立萍。对以上事实，原告不予认可，但被告赵立萍提交的证据与证人证言可以相互印证，原告亦未提交证据反驳被告赵立萍提交的证据，因此，被告赵立萍的以上抗辩，证据充足，法院予以采纳。6.原告提交录音光盘及文字整理材料，称是2012年6月22日原告与被告赵立萍的通话录音，在通话时被告赵立萍仍欺骗原告，称争议房屋未出售。通话中，原告曾问赵立萍，涉案争议的房子什么情况。赵立萍说，房市不行，房子不好卖，现在还限购。薛长林说：“这个房子都满5年了，税不高吧？你还欠我30万，你不能一点不给我”。赵立萍说：“我再弄弄看吧”。录音中，被告提到现在经济不景气，我干民间借贷都起诉好几家了，有的起诉一年多钱也回不来。我都不想干了，钱要不回来，前年刚干的时候还行。录音中被告提到原告儿子的房子，说是来年7-8月份能办证件。被告赵立萍辩称，录音中声音是被告的声音，但因原告于卖房前后与被告多次通话，该电话录音的形成时间不是在2012年6月份，且手机中电话录音的形成时间可以随意设置、修改。一审判决作出后，原告上诉至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期间，被告申请对其与薛长林的录音时间及该录音是否是有剪接进行司法鉴定，鉴定期间，被告放弃了形成时间的鉴定同时也不同意通过其他电子数据检验方式解决是否是原始录音的问题，经鉴定机构鉴定：薛长林与赵立萍录音具有连续性。且原告手机出厂时间为2011年。录音中，赵立萍提到自己的公司，该公司名称为青岛澜宇投资有限公司，注册于2010年9月21日。被告在二审中自认2008年开始从事民间借贷，结合录音证据提到的“前年刚干”以及录音中提到的“限购”及原告儿子的房子办证时间，可以认定各个时间相互关联，能够衔接，据此，法院认定录音形成时间原告对被告已经出售涉案房屋的事情并不知情，结合录音中提到的事件，该录音形成于2012年左右。7.被告赵立萍提交的其平安银行个人账户交易明细清单证明，其于2010年9月17日转账给原告薛长林20万元，于2011年12月21日转账给原告薛长林454664元。被告赵立萍称，将房屋转让事宜告知了原告，并征询原告的意见，使用该笔售房款一段时间，并支付利息。原告表示同意。2010年9月，赵立萍付给原告20万元房款，2011年12月，将全部房款及使用资金的利息共454664元付给原告。原告称该两笔款项与本案无关。第一笔20万元款项是，原告薛长林曾于2009年11月19日委托公证，委托赵立萍以薛长林的名义办理薛长林购买的位于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泽润幸福城）2栋1单元604室房屋的退房手续，并代收退房款。该房屋售价为50万元，被告赵立萍只汇款给原告20万元，余30万元至今未还。第二笔款项是，被告赵立萍的妹夫需要资金周转，将位于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一处商铺以455369元的价格抵给原告丈夫李军，2011年12月，被告赵立萍联系原告称想将该处商铺买回去，并将对应的房款汇给了原告。被告赵立萍对委托退房的公证书认可，称仅代为办理了退房手续，未代为收取房款，当时开发商不准许，后来是原告自行领取的退房款。对于原告所称的454664元的汇款原因不认可，被告赵立萍没有买过该处商铺或签订过任何文件。综上，法院认定，被告赵立萍向原告汇款两笔款项属实，原告提交的公证委托书能证明被告赵立萍帮助退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泽润幸福城）2栋1单元604室房屋，结合原告提交的录音证据中提到的被告尚欠30万元，恰与该房屋售价50万元相吻合。被告主张454664元系涉案房屋的尾款，原被告之间曾经达成借款合意，由被告使用涉案房屋尾款并支付利息，原告不予认可，被告亦无法提供证据证明，且该款项与涉案房屋的实际出售价格和房产部门的备案价格均不能印证，因此对于被告辩称已经将涉案房屋的款项全部支付给原告的说法不能成立。8.庭审中，原告称，其从未正式委托过被告赵立萍出卖争议房屋，但是在2012年左右，原告有过意思表示，如果房价行情好，考虑过出售房屋。对于本案争议的房屋，没有人进行过管理，就是原告买的投资房。该房屋的房产证是被告赵立萍和葛安良帮助办理的，故相关手续及房产证均在被告赵立萍处。由于原告家庭对外投资一直由李军对外办理，李军与葛安良系同事关系，故对于房产证为何一直在被告一处，原告不清楚。 被告赵立萍称，其与葛安良于2012年11月份协议离婚。其曾经从原告处借款，但在涉案房屋买卖前已经还清。曾经帮助原告代卖过两套房子，一套房子就是本案争议的房子，另一套房子只办理过退房更名手续，就是开发区太行山路10号2栋1单元604室房屋。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是：1.原告的主张是否超过诉讼时效；2.被告赵立萍是否有权处分涉案房屋及涉案房屋款项是否已经足额支付；3.原告主张的争议房屋被出售的损失如何认定；4.公证处是否承担本案的责任。1.原告的主张是否超过诉讼时效。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本案中，原告主张涉案争议房屋被赵立萍出售不知情，根据法院查明的事实，也没有证据证明原告此前知道该争议房屋被出售的事实，因此，诉讼时效应从原告知道其权利被侵犯时起算，故本案不超过诉讼时效。被告赵立萍抗辩原告的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依据不足，法院不予采纳。2.被告赵立萍是否有权处分涉案房屋及涉案房屋款项是否已经足额支付。本案中，李军享有对争议房屋的所有权，原告作为李军的配偶享有对该争议房屋共同共有的权利，李军的父母已去世，李军的子女已放弃继承该项争议财产，故原告有权作为争议房屋的原权利人提起本案诉讼。根据前述查明的事实，被告赵立萍所依据的公证委托书不是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被告赵立萍亦未提交其他充分证据证明其接受了李军或者原告的委托代为出售本案争议房屋，因此，法院认定被告赵立萍无权出售争议房屋，原告对被告赵立萍的出售行为亦未予以追认，因此，被告赵立萍出售争议房屋的行为侵犯了原告的财产权利，依法应当予以赔偿。原告对两笔汇款的发生均无异议，但对汇款的指向有争议，结合本院查明事实，被告并未将涉案房屋的房款支付给原告。3.原告主张的争议房屋被出售的损失如何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九条规定：“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方式计算。”本案中，被告赵立萍未经原告的授权出卖了争议房屋，争议房屋的损失应按照出售时的市场价格来计算。根据前述查明的事实，争议房屋系被告赵立萍通过房屋中介来出售，无证据显示出售该房屋时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因此，被告赵立萍出售该争议房屋的实际成交价格58万元应认定为争议房屋的损失价格。原告主张按照目前的市场价格估值109万元要求被告赔偿损失，依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4.葛安良、公证处是否承担本案的责任，本案中，原告依据侵权纠纷主张权利，其未提交证据证明被告葛安良在本案中也存在侵权行为，因此，其要求被告葛安良承担本案责任的依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公证活动相关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当事人提供虚假证明材料申请公证致使公证书错误造成他人损失的，当事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公证机构依法尽到审查、核实义务的，不承担赔偿责任；未依法尽到审查、核实义务的，应当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明知公证证明的材料虚假或者与当事人恶意串通的，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根据前述查明的事实，在李军死亡，公证书非原告本人签字的情况下，被告长白公证处仍出具公证委托书，应认定存在未依法尽到审查、核实义务的情形，故应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其过错责任结合案情，宜承担30%的补充责任即17.4万元。在公证处承担赔偿责任之后，公证处可依据公证法追究责任公证员的责任。被告葛安良、长白公证处经法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对诉讼权利的放弃，应当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判决：一、被告赵立萍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薛长林经济损失58万元；二、被告吉林省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公证处对被告赵立萍的侵权行为承担补充责任17.4万元；三、驳回原告对被告葛安良的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赵立萍提交青岛市房地产登记申请书及太行山路10号x栋x单元x户房屋的销售发票，是复印件，证明一审认定的太行山路的房屋销售价格50万与事实不符，进而认定我方借用该房款30万与事实不符。薛长林质证称，对真实性无法确认，太行山路房屋是2009年11月19日薛长林通过公证的方式委托对方办理的是更名手续，赵立萍向薛长林陈述该房屋出售价格50万，借用20万上限30万，该事实已经2018鲁02**民初3065号、2019鲁02民终11601号确认，涉及本案的20万汇款系太行山路房款，与本案无关。赵立萍欠付的我方的30万也执行完毕，关于太行山路房屋调查取证中，薛长林在青岛市不动产部门了解到，一手登记人为朱晓燕。本院认为，上述证据系复印件，薛长林对其真实性不予认，且可太行山路10号x栋x单元x户房屋的纠纷由生效的法院判决予以确认，故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不予确认。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财产损害赔偿纠纷。针对薛长林的上诉分析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九条规定：“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方式计算。”具体到本案，2009年6月21日赵立萍将涉案房屋的房产证、土地证及契税证交给了该中介公司，之后将涉案房屋出卖给案外人。从查明的证据看，薛长林对涉案房屋长期疏于管理，数年后，其发现涉案房屋由赵丽萍出卖。本院认为，薛长林对涉案房屋长期怠于行使管理权，其主张争议房屋损失应当按照审判时的房价计算，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按照出售时的市场价格计算的损失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经审查，涉案房屋由赵立萍委托房产中介代卖，根据赵立萍提交青岛直路房产经纪有限公司盖章及经办人阚某签名的收条、《房地产买卖契约》、二手房付款收据、中介费收款收据、阚某的证言等证据，能够形成证据链，一审法院认定涉案房屋实际出售价格为58万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本案中，薛长林未提交证据证明葛安良也存在侵权行为，因此，其要求葛安良承担本案责任的依据不足，一审法院认定葛安良不承担责任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经审查，长白公证处出具涉案公证委托书时李军已经死亡，公证书中薛长林的签字也不是其本人所为，长白公证处存在未依法尽到审查、核实义务的情形，应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结合其过错程度和案情认定其承担30%的补充责任较为合理，本院予以维持。薛长林主张长白公证处全部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针对赵立萍的上诉分析如下：关于录音证据的形成时间。薛长林主张涉案录音证据形成时间为2012年6月22日，赵立萍对此予以否认，辩称手机中电话录音的形成时间可以随意设置、修改。经法院依法委托鉴定机构对录音时间及该录音是否是有剪接进行司法鉴定，鉴定期间，赵立萍放弃了形成时间的鉴定同时也不同意通过其他电子数据检验方式解决是否是原始录音的问题。鉴定机构出具鉴定意见为：薛长林与赵立萍录音具有连续性。且薛长林手机出厂时间为2011年。一审法院结合录音中提到的事件及其他证据，认定该录音形成于2012年左右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关于赵立萍出售涉案房屋是否构成侵权。在2012年的涉案录音证据中，赵立萍称，涉案争议的房子什么情况。赵立萍说，房市不行，房子不好卖，现在还限购，涉案房屋未出售。根据查明的事实，赵立萍通过其持有的涉案公证书于2009年将涉案房屋出售给案外人。经审查，长白公证处出具涉案公证书时李军已经死亡，公证书中薛长林的签字也不是其本人所为，因此该公证书不具真实性，不是薛长林的真实意思表示。鉴于涉案公证书形成时间为2009年，涉案录音证据形成时间为2012年，且赵立萍无充分证据证明涉案公证书系薛长林交付于赵立萍，也无证据证明薛长林或其丈夫李军委托赵立萍代为出售涉案房屋。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赵立萍无权处分涉案房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如前所述，赵立萍于2009年已经将涉案房屋出售给案外人，在2012年的涉案录音证据中，赵立萍称涉案房屋未出售，而在本案诉讼中赵立萍却主张涉案房屋的售房款已于2010年、2011年分别转至薛长林的账户中，对此薛长林予以否认，该主张也与本院查明的事实相悖，故对赵立萍的上述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太行山路10号2栋1单元604室的房屋的相关事宜，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本院于本案中不予审理。 综上所述，上诉人薛长林、上诉人赵立萍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2952元，由上诉人薛长林负担3352元，上诉人赵立萍负担96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袁金宏 审判员  杨海东 审判员  牛珍平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一日 法官助理 王小梅 书记员于雪 书记员张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