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盘锦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辽11民终92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胡春芳，女，1968年3月30日出生，汉族，无业，住盘锦市双台子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思浩，辽宁仁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盘锦路路通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盘锦市兴隆台区工业街**。 法定代表人：姜维东，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琳琳，辽宁油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温博，辽宁油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唐德龍，男，1985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辽中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文博，北京德恒（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沈阳车镭士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沈阳市皇姑区塔湾街** 法定代表人：林辉，该公司经理。 原审被告：林辉，男，1981年2月5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铁**。 上诉人胡春芳因与被上诉人盘锦路路通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路路通公司”）及原审被告唐德龍、原审被告沈阳车镭士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车镭士公司”）、原审被告林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盘锦市兴隆台区人民法院（2019）辽1103民初19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胡春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思浩，被上诉人路路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琳琳、温博，原审被告唐德龍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文博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车镭士公司、原审被告林辉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缺席审理终结。 胡春芳上诉请求：撤销盘锦市兴隆台区人民法院（2019）辽1103民初1941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一、本案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32万元购车款纠纷已经过一审、二审、再审，有生效的裁判文书予以确认。后被上诉人在不同的法院以不用的案由又提起诉讼，一审法院重新受理该案，并作出了与（2017）辽11民再29号案民事判决完全相反的判决。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不仅违反了“一事不再理原则”，而且严重损害了法律的严肃性和生效民事判决的既判力。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当事人、诉讼标的及诉讼请求与（2017）辽11民再29号案均不相同，也未实质否认该判决结果属于法律适用错误。首先，从当事人的角度来看，本案与（2017）辽11民再29号案相比，原告均为路路通公司，被告虽然增加了3名，但原告在起诉状中表达的意思只是要求被告胡春芳返还32万元购车款，并未要求其他3名被告承担返还责任，同时一审判决也认定其他3名被告不是该案适格被告，承担责任的主体还是上诉人；其次，从诉讼标的来看，尽管前后的诉讼理由不同，前诉以不当得利之诉提起，后诉以合同纠纷之诉提起，但实质的诉讼标相同，即路路通公司都是为了索要32万元购车款产生的纠纷而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最后，从诉讼请求来看。原诉讼请求为返还32万元及同期银行利息，并承担诉讼费用。本案诉讼请求为给付32万元及逾期利息，并承担诉讼费用。可见，前诉与后诉要求给付32万元并承担诉讼费用的诉讼请求是完全一致的，至于逾期利息不同是由于被上诉人主张的计算标准不同和时间长短不同，故本案与（2017）辽11民再29号案件的诉讼请求是一致的。二、本案已过诉讼时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使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民法总则实施前，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民法总则的生效时间为2017年10月1日，而本案被上诉人是2015年5月6日将购车款返还给上诉人的，期间被上诉人也未向上诉人主张过权利，那么到2017年5月5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上诉人提出时效抗辩时，被上诉人的胜诉权就应予以消灭。三、本案应依公平原则进行裁判，《民法总则》第六条规定公平原则是民事法律关系的基本原则。本案中，上诉人基于对被上诉人的信任，从其处购买车辆，并将32万元的购车款打入该公司账户，作为商家理应诚实守信，为消费者提供无任何权利瑕疵的车辆。本案上诉人履行了付款义务，而被上诉人提供的车辆却存在瑕疵，导致上诉人对该车辆不能进行过户登记，该权利瑕疵产生与上诉人购买车辆前，被上诉人返还32万元购车款符合法律规定。 路路通公司辩称：一、本案不属于重复起诉，未违反“一事不再理”的原则。1.本案中后诉与前诉当事人不同；2.标的不同。本案标的是买卖合同纠纷，前诉标的是不当得利纠纷。本案标的额401,177.77元，前诉标的额32万元及同期银行贷款利息；3.诉讼请求不同。本案诉请为判令给付购车款，前诉诉请为返还不当得利；4.本案不但没有实质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反而是以前诉裁判结果为本案起诉依据。（2017）辽11民再29号民事判决认定，答辩人与被答辩人虽未签订书面购车合同，但根据交易行为，被答辩人有理由相信其是与答辩人形成买卖合同关系。答辩人将32万元购车款返还被答辩人视为双方的合意解除，合同解除后双方负有返还义务，答辩人已将购车款返还被答辩人，被答辩人应返还车辆，因车辆被扣留，被答辩人应将等额车款返还答辩人。答辩人正是以前诉生效判决结果即其认定的法律关系作为本案起诉的法律基础。因此，本案与前诉当事人不同、诉讼标的不同、以前诉裁判结果为本案起诉依据，不是重复起诉。二、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2017年6月22日，贵院作出（2017）辽11民再29号民事判决，确定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系车辆买卖合同关系，答辩人以该判决为依据，以买卖合同纠纷于2019年5月22日提起诉讼，明显未过诉讼时效。上诉人一审时没有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二审时提出，法院应当不予支持。三、本案未违反公正原则。1.案涉车辆不存在权利瑕疵，曹宪宇在购买案涉车辆时，已将购车款全额支付车镭士公司并接收了车辆和全部手续，车辆所有权已经转移至曹宪宇，不存在任何权利瑕疵；2.根据（2017）辽11民再29号民事判决认定，答辩人已将涉案车辆及全部手续交给被答辩人，被答辩人已经取得车辆所有权，在过户时被原车主唐德龍和车镭士公司扣留，不能证明车辆存在权利瑕疵。四、被答辩人应当给付占用资金期间利息损失。答辩人在不清楚涉案车辆交易的具体情况下，将购车款返还给被答辩人，被答辩人应当及时返还车辆。因被答辩人未能返还车辆又长期占用该资金，答辩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原审法院作出被答辩人支付利息及起止时间，有法可依。 唐德龍陈述：在车辆买卖过程中，协商过程和付款经过唐德龍均不知情。过户之前，唐德龍也未收到任何通知，告知其车辆已经卖出。车辆是特殊动产，完成交付也不能视为财产转移，唐德龍也未收到价款，未授权其他人代为过户，不能视为对车辆卖出的认可，唐德龍不是适格被告。 原审被告车镭士公司、原审被告林辉未作陈述。 路路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决胡春芳给付购车款32万元；二、判令胡春芳支付逾期付款利息81,177.77元；三、判决胡春芳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4月，胡春芳通过薛宝从路路通公司二手车销售经理曹宪宇手中购买了辽Ａ×××××号宝马轿车，并在曹宪宇的指示下，于2015年4月26日将购车款32万元汇入路路通公司财务人员账户中。该车款汇入路路通公司账户后，曹宪宇向公司解释该款系他人购买车辆的部分回款。曹宪宇收到胡春芳汇款后，将车辆及其相关手续交给薛宝，薛宝将车辆和相关手续均交给胡春芳。2015年5月4日，胡春芳委托他人到沈阳车管所办理车辆过户手续时，车镭士公司的工作人员以曹宪宇欠其公司购车款为由将该车辆扣留。事后，胡春芳到路路通公司处要求返还购车款。路路通公司在未查明事情因果的情况下，于2015年5月6日将购车款32万元交付了胡春芳。另查明，曹宪宇从车镭士公司处以36.6万元的价格购买了辽Ａ×××××号宝马轿车，该轿车车主系唐德龍，唐德龍将该车辆寄放在车镭士公司处售卖，车辆的相关手续也均寄放在车镭士公司处。曹宪宇将车款36.6万元给付车镭士公司后，获得了该车及相关手续。另外，曹宪宇个人与车镭士之间存在多笔交易。2016年6月1日，路路通公司曾以不当得利为由向胡春芳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胡春芳返还购车款32万元。盘锦市双台子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辽1102民初807号民事判决，认为胡春芳虽从曹宪宇处购买车辆，但基于曹宪宇的身份及与胡春芳的交易行为，胡春芳有足够的理由信赖其买卖行为是与路路通公司建立的，符合法律规定的表见代理。胡春芳从路路通公司处索要回购车款不构成不当得利，故依法驳回路路通公司的诉讼请求。宣判后，路路通公司不服，向盘锦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盘锦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11日作出（2016）辽11民终732号民事判决，撤销了盘锦市双台子区人民法院（2016）辽1102民初807号民事判决，判决胡春芳返还路路通公司32万元购车款及利息。胡春芳不服，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4月17日作出（2017）辽民申877号民事裁定，指定盘锦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盘锦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22日作出（2017）辽11民再29号民事判决，撤销盘锦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辽11民终732号民事判决，维持盘锦市双台子区人民法院（2016）辽1102民初807号民事判决。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已生效的盘锦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辽11民再29号民事判决的认定，路路通公司与胡春芳虽未签订书面购车合同，但根据路路通公司二手车销售经理与胡春芳之间的交易行为，胡春芳有理由相信其是与路路通公司形成买卖关系。路路通公司已经将涉案的辽Ａ×××××号宝马轿车及其相关手续交付给胡春芳，根据物权法的相关规定，机动车作为特殊动产，其所有权的设立和转移，自交付时发生法律效力。而机动车登记并非设权登记，机动车的登记所有人并非一定是机动车的实际所有人。从盘锦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所做的询问笔录可知，辽Ａ×××××号宝马轿车原车主即唐德龍将车辆委托车镭士公司出售，其与车镭士公司之间因委托合同关系产生的纠纷，应向车镭士公司主张，而不应将车辆从所有人胡春芳处强行扣留。其侵犯了胡春芳的财产权利，胡春芳可以另案主张。因车镭士公司、林辉、唐德龍与路路通公司之间未建立任何合同关系，也未对路路通公司实施侵权行为，故不是本案适格被告。依据盘锦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辽11民再29号民事判决，路路通公司与胡春芳系买卖合同关系，路路通公司已将涉案的辽Ａ×××××号宝马轿车实际交付给胡春芳，车辆的所有权归属胡春芳，胡春芳将购车款交付路路通公司符合法律规定，在双方履行合同后，车镭士公司和唐德龍将辽Ａ×××××号宝马轿车扣留，胡春芳应向车镭士公司和唐德龍主张权利。因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根据合同相对性，本院对胡春芳与车镭士公司和唐德龍之间的关系不予审查和处理。路路通公司于2015年5月6日将32万元购车返还胡春芳,应视为合同的合意解除,合同解除后双方互负返还义务，胡春芳应当将辽Ａ×××××号宝马轿车返还路路通公司，因该车被车镭士公司及唐德龍扣留，故胡春芳应当将等额车款向路路通公司返还后再向其他被告主张权利。唐德龍庭审中称对自己车辆被售卖不知情与其在事发当时在盘锦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所做的询问笔录内容不符，且其陈述也不符合常理，对唐德龍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信。路路通公司在不清楚辽Ａ×××××号宝马轿车交易的具体情况下，将购车款32万元给付胡春芳，使路路通公司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根据车辆买卖的交易习惯，胡春芳已经从路路通公司处取得交易的车辆及相关手续，胡春芳应将购车款32万元给付路路通公司，故本院对路路通公司要求胡春芳给付购车款的主张予以支持。路路通公司主张胡春芳自2015年5月6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3倍给付利息，本院认为，胡春芳占用路路通公司的购车款是因胡春芳的合法权益亦受到了侵害，路路通公司的损失可以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得到赔偿，故本院酌定胡春芳自2015年5月6日起至2019年8月20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从2019年8月21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解中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胡春芳认为路路通公司属重复起诉，并认为本案的诉讼请求否定已生效裁判结果，由于本案与盘锦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辽11民再29号案的当事人、诉讼标的及诉讼请求均不同，且本案并未实质上否定盘锦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辽11民再29号案的裁判结果，故本院对胡春芳主张路路通公司的起诉属于重复起诉的抗辩意见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胡春芳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路路通公司购车款32万元，并自2015年5月6日起至2019年8月20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从2019年8月21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解中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胡春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给付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318元，减半收取3,659元，由胡春芳承担。 本院二审期间，路路通公司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1.二手车买卖合同。证明路路通公司在销售二手车时与买受人的约定即交易习惯均为出售车辆后一切纠纷及违章等责任均由买受人承担，故胡春芳在购买车辆后的纠纷应由其本人承担。2.胡春芳出具的收条及保证书。证明胡春芳已经收到购车款并主张解除合同。本院认定如下：1.二手车买卖合同第三条第7项约定：“此合同在某年某月某日生效，此时间前一切纠纷及违章等责任由甲方负责，此时间后一切纠纷及违章责任由乙方负责。”该证据为路路通公司与第三人签订的合同，无法约束胡春芳，且路路通公司与唐德龍、车镭士公司、林辉的纠纷亦发生在胡春芳购买车辆前，根据合同条款约定也无法证明路路通公司的主张，故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2.收条及保证书仅能够证明胡春芳收到购车款32万元，且与曹宪宇刑事犯罪无关，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故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 二审认定的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结合本案，盘锦市双台子区人民法院（2016）辽1102民初807号民事判决为双方争议的前诉判决并已发生法律效力，该判决中原告路路通公司与被告胡春芳应当受到判决既判力的约束，不能就相同的诉讼标的或审理对象再次提起诉讼，虽然路路通公司在本案即后诉中追加了其他当事人作为被告，但其要求胡春芳作为被告承担责任的请求未变更，符合“一事不再理”原则中当事人同一性的适用标准，应当认定为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诉讼标的系原告在诉讼中根据一定具体实体法对其权利的主张，原告起诉时，在诉状中必须明确其主张的实体权利或法律关系。路路通公司在前诉中的诉讼标的为基于不当得利法律关系向胡春芳主张32万元及同期银行贷款利息，在本案即后诉中的诉讼标的为基于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向胡春芳主张返还购车款32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两个诉讼标的系基于不同的法律关系及实体权利向胡春芳主张的权利，故前诉与后诉的诉讼标的不相同，诉讼请求作为建立在诉讼标的基础上的具体声明亦不相同。另外，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辽民申877号民事裁定、辽宁省盘锦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辽11民再29号民事判决、盘锦市双台子区人民法院（2016）辽1102民初807号民事判决仅针对路路通公司与胡春芳之间是否存在法律关系、胡春芳的行为是否构成不当得利进行了认定，并未对买卖合同关系的履行情况、违约情况等进行审查，判决结果也仅否定了胡春芳的行为构成不当得利，并非基于买卖合同关系进行裁判，故本案中路路通公司的诉讼请求并未否定前诉判决结果。综上，路路通公司的起诉不构成重复起诉。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辽民申877号民事裁定、辽宁省盘锦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辽11民再29号民事判决、盘锦市双台子区人民法院（2016）辽1102民初807号民事判均认定路路通公司与胡春芳存在交易基础，即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条规定：“出卖人就交付的标的物，负有保证第三人不得向买受人主张任何权利的义务，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买卖合同根本上就是标的物所有权的转让，出卖人应当保证对标的物享有合法的权利，没有侵犯任何第三人的权利，该义务是出卖人的法定义务，即使合同中未对其作约定，出卖人也应当履行。本案中，路路通公司将案涉车辆出售给胡春芳，应当保证路路通公司对该车辆享有合法权利，未侵犯第三人权利。虽然车辆的所有权以实际交付为转移条件，但路路通公司应当保证胡春芳在购买该车辆后有权将车辆登记在其名下，现胡春芳在办理登记手续时，因第三人与路路通公司之间存在其他纠纷导致车辆无法办理登记，应当认定案涉车辆存在权利缺陷，路路通公司作为出卖人已经构成根本违约，严重影响了胡春芳订立合同时所期望的经济利益，胡春芳可以单方解除合同，并要求路路通公司承担违约责任。路路通公司作为存在过错的一方，在合同解除后，应当赔偿胡春芳因此造成的损失，并对案涉车辆存在的权利瑕疵承担责任，故对路路通公司主张的胡春芳支付购车款及逾期付款利息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胡春芳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百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盘锦市兴隆台区（2019）辽1103民初1941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路路通公司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7,318元，减半收取3,659元，由路路通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7,318元，由路路通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石 光 审判员 周慧君 审判员 韩雪姣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段 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