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5民再77号上诉人（申诉人、一审被告）：叶林茂，男，汉族，1977年11月20日出生，住广东省东莞市石排镇。委托诉讼代理人：温晓峰，北京大成（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被申诉人、一审原告）：邓儒方，女，汉族，1978年07月3日出生，住重庆市永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廖永刚，重庆百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叶林茂因与被上诉人邓儒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法院(2020)渝0118民再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叶林茂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温晓峰，被上诉人邓儒方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廖永刚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叶林茂上诉请求：请求依法撤销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法院（2020）渝0118民再5号民事判决及（2018）渝0118民初7312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邓儒方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再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叶慧枝受叶林茂委托向邓儒方账户转款460万元系由陈剑峰联络达成的借款合意，该事实再审一审未予认定；2、再审判决对邓儒方称其收到660万元是公司开办费抗辩理由及林叶茂称该660万是借款均未予认定；3、邓儒方向其转款500万元是偿还之前660万元的借款，而并非再审一审判决认定的借款；4、邓儒方与叶林茂是经人介绍认识，且是初次合作开办公司，在邓儒方无借款合同又不收取利息且无担保的情况下，认定500万元转款是借款，有悖常识。二、适用法律错误。邓儒方在转款时备注“借款”及向叶林茂发送催收短信和律师函均属单方意思表示，不能证明叶林茂与其之间具有借款合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对欠缺合意的民间借贷案件，规定了特殊的举证责任分配，但再审判决错误的援用了前述规定。1、邓儒方在本案中举示的证据并未到达高度盖然性，且在叶林茂举证反驳后，更不足以认定双方之间的借款关系；2、叶林茂举示的反驳证据，从证据数量及证明力都高于邓儒方所举示的证据，再审判决错误适用高度盖然性的规则，明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邓儒方辩称，再审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邓儒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由叶林茂归还500万元借款本金及利息，利息以未归还的借款为基数按年利率6%从2018年7月31日（立案之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事实和理由：其与叶林茂系朋友，叶林茂以资金需要为由向其提出借款500万元，借款当时没有约定借款期限和还款期限。一审法院原审认定事实：邓儒方在2013年2月5日向叶林茂账户尾号46622账户转款100万元,并在附加信息中载明用途借款；2013年2月5日邓儒方向叶林茂尾号46622账户转款400万元，在附加信息及用途载明是借款；邓儒方2017年12月13日下午6:45向叶林茂发送借款催收短信，在2018年4月14日通过EMS邮寄《关于立即归还借款的律师函》，再次向被告进行催收借款。一审法院原审认为，根据庭审中邓儒方陈述及其举示的以上证据，能够反映其与叶林茂的借贷款500万元事实，审理中叶林茂并没有提出反对意见,邓儒方举示的证据及陈述能够相互印证，其诉求合理和合法，案涉证据的基本内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四十三条民事法律行为成立及有效条件，该院予以确认成立及其相应内容的法律效力，叶林茂至今未还，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一审法院原审判决：叶林茂返还邓儒方500万元借款及支付利息，利息以未返还的借款为基数按年利率6%从2018年7月31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限判决生效后30日内付清。利随本清。案件受理费47750元，由叶林茂承担。一审法院原审判决生效后，叶林茂不服，向检察机关申诉。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五分院向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渝05民抗1号民事裁定，指令一审法院再审本案。一审法院再审认定事实如下：一、当事人、证人之间的关系。2013年1月，邓儒方、叶林茂、陈剑锋等8人但不包括叶慧枝，共同出资成立了重庆市永川区聚翔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叶慧枝是叶林茂之姐，陈剑锋与叶林茂系远房表亲。二、邓儒方转款500万元给叶林茂。2013年2月5日，邓儒方通过银行向叶林茂的银行账户转款400万元，次日又转款100万元。两次转款时，邓儒方分别在转款单的“用途”、“附加信息及用途”栏内注明“借款”字样。叶林茂认可收到该两笔款项，但称系归还双方之前的借款。2017年12月13日，邓儒方向叶林茂的手机号码发送如下信息：“叶林茂，今年经济形势不好，搞得我资金紧张，2013年你借的500万是时候还我了，大家朋友一场，支持你这么几年了够意思了哈。”叶林茂在再审审查过程中认可收到该信息，但提出以为系垃圾短信未予以处理的辩称理由。2018年4月14日，邓儒方的律师廖永刚向叶林茂寄送律师函催收上述款项，但该函件因拒收被退回。三、叶林茂转款200万元、叶慧枝转款460万元，共计660万元给邓儒方。2012年11月16日，叶林茂通过银行向邓儒方的银行账户两次转款各100万元，共计200万元。2013年1月14日、25日、29日，叶林茂的姐姐叶慧枝通过银行向邓儒方的银行账户分别转款180万元、180万元、100万元，共计460万元。叶慧枝出具书面《付款说明》称转款系受叶林茂的委托。邓儒方认可收到该660万元，但称该款项系叶林茂、陈剑锋代表广东几位股东支付的重庆市永川区聚翔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前期开办费用。证人陈剑锋就叶慧枝转款460万元给邓儒方的事宜与邓儒方的两个手机号码186、138进行了多次短信沟通，相关内容如下：1．2013年1月14日的转款180万元。2013年1月14日，“邓儒芳”发信息“卡号为：邓儒方：6222****83的卡开户网点名称为工商银行永昌支行营业室。”陈剑锋回“已办妥”。2．2013年1月25日的转款180万元。2013年1月20日，陈剑锋发信息“余下的180还需要借吗？”2013年1月25日，“邓儒芳”发“要打钱180万”、陈剑锋回“好的给账号我”、“邓儒芳”发“卡号为：邓儒方：6222****83的卡开户网点名称为工商银行永昌支行营业室。”3.2013年1月29日的转款100万元。2013年1月29日，陈剑锋发“已汇100，到此一共四百六十”。4．2013年2月3日，陈剑锋发“现在资金能调拨出来吗？先给我处理500，对方催了”。对上述短信内容，陈剑锋向公证处申请了证据保全，提取过程显示，陈剑锋与存储名为“邓儒芳”的号码为186的手机共有71条短信，号码为138的手机共有157条短信，但分别仅提取了其中6条、23条。叶林茂为证明其转账给邓儒方的660万元系借款、邓儒方转账支付给其的500万元系还款，提供了以下证据予以证实：证人陈剑锋的证言、陈剑锋和邓儒方之间的短信记录、公证书、付款说明，拟证明因叶林茂不信任邓儒方，要求陈剑锋作为二人借款的中间人，于是由陈剑锋作为中间人，叶林茂借款460万元给邓儒方，陈剑锋和邓儒方就借款460万元及催收还款进行了多次短信沟通，叶慧枝受叶林茂委托转款460万元给邓儒方。该证据经邓儒方质证认为，短信沟通的两个手机号码系其在使用，但对于短信内容，因时间久远记不清了，即使真实，亦不能证实其向叶林茂借款的事实，另，陈剑锋、叶慧枝与叶林茂系亲戚关系，具有一定利害关系，故陈剑锋的证言及叶慧枝的付款说明不应采信。邓儒方为证明叶林茂和叶慧枝向其转款660万元系用于支付重庆市永川区聚翔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的前期开办费用，提供了以下证据予以证明：1.证人王运敏的证言，拟证明重庆市永川区聚翔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的工商营业执照由蒋丽代办。2.银行交易流水、蒋丽出具给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的情况说明、企业基本情况，拟证明邓儒方向蒋丽转账支付了重庆市永川区聚翔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的开办费432万元，蒋丽的个人独资企业“重庆市永川区智杰企业咨询事务所”的经营范围包括工商营业执照代办。上述证据经叶林茂质证认为，对邓儒方转款给蒋丽的事实无异议，蒋丽作为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故其出具的情况说明不能作为证据使用，邓儒方举示的证据不能证明重庆市永川区聚翔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产生了开办费，也不能证明开办费应由叶林茂等人承担。四、原审经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再审审查的认定。原审判决生效后，叶林茂不服向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于2019年8月2日作出的（2019）渝05民申184号民事裁定认定：一审审理中邓儒方提交的向叶林茂转款的凭证上载明用途为“借款”、2017年12月13日18:45向叶林茂手机号码发送借款催收的短信、2018年4月14日向叶林茂户籍地邮寄送达《关于立即归还借款的律师函》等证据可以证明邓儒方向叶林茂出借500万元的事实。叶林茂在再审审查中认可收到上述催收短信，但提出其以为系垃圾短信未予理会的辩解与常理不符，不予认可。叶林茂在再审审查中提出上述500万元转款系用于归还之前其出借给邓儒方的借款660万元的主张，应当举证予以证明。叶林茂在再审审查中举示的证据仅能证明叶林茂及其姐姐叶慧枝转账660万元给邓儒方的事实，但邓儒方抗辩该660万元系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其他经济往来，并举示了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故叶林茂仍应对该660万元系借款承担进一步的举证证明责任。叶林茂未提交其他证据继续证明其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所带来的不利后果，叶林茂申请再审的理由不能成立，遂裁定驳回了叶林茂的再审申请。一审法院再审认为，邓儒方通过银行账户向叶林茂的账户两次转款500万元，并在转款单的“用途”、“附加信息及用途”栏内注明“借款”字样，和叶林茂通过银行账户向邓儒方的账户转款200万元，叶林茂的姐姐叶慧枝通过银行账户向邓儒方的账户转款460万元，以及邓儒方向叶林茂发送催款短信、催款律师函的事实，双方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邓儒方通过银行向叶林茂转款时，虽然在转款单上标注了“借款”二字，之后又向叶林茂的手机号码发送催收借款短信及通过律师寄送催收借款律师函，但，对转款单上的标注叶林茂无法得知，对催收短信叶林茂未予回复，对律师函叶林茂未予查看，属于法律意义上的沉默，不具有意思表示价值，因此邓儒方依据银行转账凭证、手机短信、律师函向本院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要求叶林茂归还借款，符合上述司法解释规定，属于欠缺借款合同的案件。对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邓儒方于2013年2月5日、6日向叶林茂转款500万元是借款还是还款，一审法院评判如下：叶林茂抗辩邓儒方的转款系偿还双方之前的借款，提供了其向邓儒方转款200万元的凭证、其姐姐叶慧枝转款460万元的凭证及付款说明、证人陈剑锋的证言、陈剑锋与邓儒方就转款的短信沟通。对双方有争议的付款说明、证人陈剑锋的证言、陈剑锋与邓儒方就转款的短信内容，一审法院认证如下：1.付款说明，实际是叶慧枝的证言。因叶慧枝系叶林茂的姐姐，二人之间有利害关系，且其未到庭作证，该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根据，即其证实其向邓儒方转款是受叶林茂委托的事实，本院不予认定。2.证人陈剑锋的证言、陈剑锋与邓儒方就转款的短信内容。陈剑锋与邓儒方就转款的短信内容，因进行了公证，且邓儒方对进行短信沟通的两个手机号码当时由其使用的事实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至于证人陈剑锋的证言，因陈剑锋与叶林茂系亲戚，具有一定利害关系，故其证言中无其他证据印证的部分，即其系叶林茂和邓儒方的借款中间人的事实，本院不予认定，但对其证言中关于通过其由叶慧枝三次转款共460万元给邓儒方的事实，因有二人的短信聊天内容、叶慧枝转款的事实予以印证，本院予以认定。3.公证书。因其来源合法、真实，且与本案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短信应在一定的语境下予以理解，而叶林茂提供的短信内容不能得出460万元是双方借款合意的唯一性，即不能证明460万元是其借给邓儒方的事实。故，叶林茂提供的上述反驳证据不能证实陈剑锋作为中间人介绍叶林茂借款460万元给邓儒方、陈剑锋作为中间人向邓儒方催收借款500万元及叶慧枝转款系受叶林茂委托的事实。邓儒方称叶林茂转款200万元及陈剑锋通过叶慧枝转款460万元，是除其之外其他广东股东支付的重庆市永川区聚翔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的开办费，但其提供的证据只能证实其向蒋丽转款432万元，不能证明该转款是支付重庆市永川区聚翔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的开办费，更不能证明660万元转款系开办费。综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该条款系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一般证明标准即“高度盖然性”标准的规定，意思是指当事人举示的证据的证明力一旦达到“高度盖然性”的标准，待证事实就算得到证明，法官就应当对该事实作出认定，并以该事实的存在作为裁判的依据，反之，法官就应当认定待证事实未被证明为真实，或者仍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本案邓儒方向叶林茂转款500万元并在转款单上注明用途为“借款”，之后向叶林茂的手机号码发送催收借款短信及寄送催收借款律师函，结合叶林茂认可“收到该短信但作为垃圾短信处理”的事实，能够确信“邓儒方借款500万元给叶林茂的事实”具有存在的高度可能性，对该事实，本院予以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二款规定“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的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本案叶林茂为抗辩邓儒方的转款系偿还双方之前的借款提供的证据，结合二人及证人陈剑锋出资开办公司的事实，可以认定其举示的证据的证明力，未达到二人之前存在借贷关系的“高度盖然性”之标准，即未达到使本证事实即“邓儒方借款500万元给叶林茂的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邓儒方无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之规定，就其主张的借贷关系的成立再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故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申诉人的申诉理由及抗诉机关的抗诉理由均不成立，一审再审不予采纳。本案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维持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法院（2018）渝0118民初7312号民事判决。本院二审对一审法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邓儒方向叶林茂转款500万元系邓儒方向叶林茂偿还借款还是叶林茂向邓儒方借款？邓儒方向叶林茂转款时，虽在转账凭证上记明为“借款”，但该标记是邓儒方本人单方意思表示，不具备证明在双方之间达成借款合意的效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叶林茂主张邓儒方向其转款500万元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其应当为反驳对方主张提供足以导致待证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证据。本院经审查双方提供的证据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叶林茂举示的证据不足以导致待证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对其辩解不予采信。理由如下：第一，叶林茂虽然举示叶慧枝出具的《付款说明》及申请证人陈剑锋出庭作证，但基于叶林茂与叶慧枝、陈剑锋的亲属、亲戚关系，该证据的证明力较弱。第二，对于陈剑锋与邓儒方之间的短信记录，提取短信过程虽进行公证，但短信数量不完整，该部分短信内容所表达的意思并不明确，从文义上不能反映陈剑锋受叶林茂委托向邓儒方催收借款的事实。第三，叶林茂主张邓儒方转款500万元系偿还之前660万元借款，如果系邓儒方向叶林茂借款，尚余160万元未偿还，叶林茂未追问余下款项的还款时间，与日常生活经验不符。第四，邓儒方、叶林茂等人合作开办小贷公司，双方不可能把彼此的电话号码设置为“黑名单”，邓儒方向叶林茂发送催款借款短信，叶林茂辩解把该短信作为垃圾短信未予理会，不符合日常生活常理。后邓儒方继续向叶林茂发出催收借款的律师函，函件封面载明了邮件内容为“归还借款律师函”，并载明了律师廖永刚、叶林茂的电话，函件改退批条上载明“拒收”，叶林茂作为能够提供大额资金合作开办公司的人，有较为丰富的社会生活经验，应当清楚律师函的功用，叶林茂拒收律师函没有正当理由，叶林茂也未与律师廖永刚联系核实。第五，在一审原审时，一审法院工作人员通过短信向叶林茂发送邓儒方起诉叶林茂追索借款的相关信息后，叶林茂既不参加一审原审诉讼，也未向一审法院联系核实有关情况。第六，从款项催收情况看，叶林茂主张先期发生的660万元是邓儒方向其借款，但其本人一直未予催收，辩称委托陈剑锋催收，但陈剑锋提供的电话短信的意思表示并不明确，在邓邓儒方转款500万元后，对差额部分既未提出异议，也未向邓儒方催收，而邓儒方主张500万元系借款，积极通过短信、律师函、诉讼等多种方式催收。综上，本院认为邓儒方向叶林茂转账500万元是借款具有高度盖然性，对叶林茂的辩解不符合常理，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叶林茂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再审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法院（2020）渝0118民再5号民事判决。一审原审案件受理费47750元，由叶林茂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47750元，由叶林茂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代贞奎审 判 员 蒲宏斌审 判 员 贾秀春二〇二〇年九月四日法官助理 徐杭渊书 记 员 李 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