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内民申4732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中国内蒙古森工集团绰尔森林工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牛广忠，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贾云杰，上海市建纬（包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宛晨，该公司副总经理。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岳阳市开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徐伟,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包玉新，内蒙古律野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第三人:扎兰屯市国森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寇元林,董事长。再审申请人中国内蒙古森工集团绰尔森林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工集团）因与被申请人岳阳市开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开源矿业公司）及一审第三人扎兰屯市国森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森矿业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内07民终7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森工集团申请再审称，(一）二审法院采信5年期合同是错误的,本案应当采信双方最终实际履行的10年期合同。当事人签订了数份合同,应当以双方实际履行的合同为准,如果合同签订后尚未实际履行,就应当以代表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的合同为准,而不能简单的以合同落款时间的先后顺序进行判断，更不能以签订在后的合同作为当事人之间最后达成的意思表示,因为在后一份合同中并未表明该合同是对前一份合同的变更或者取代。10年期合同中森工集团特有的义务为提供基础设施供开源矿业公司使用,协助办理林地占用手续和文件,这些都是5年期合同中没有的,森工集团履行了10年期合同中特有的义务,开源矿业公司也接受了履行,就证明双方实际履行的是10年期合同。鉴于开源矿业公司、森工集团、内蒙古第三地质矿产勘查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三方是共同磋商,采取相同的合作模式,所签订的合同内容一致,实际履行中也一致,因此,森工集团与内蒙古第三地质矿产勘查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之间的合同履行情况能够证明森工集团与开源矿业公司之间的合同履行情况。森工集团提供的与内蒙古第三地质矿产勘查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证明内蒙古第三地质矿产勘查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与森工集团之间最终实际履行的是10年期合同。进而证明森工集团与开源矿业公司之间履行的也是10年期合同。10年期合同签订在后(2012年6月签订)，5年期合同签订在前(2011年2月签订),5年期合同并非是对10年期合同的变更。合同的签订时间应当以合同双方实际达成合意的时间为准,而不是以落款时间为准。5年期合同与10年期合同的区别之一在于森工集团是否需要办理林地占用手续,5年期合同没有约定,而10年期合同则约定需要办理。2011年2月1日前,双方未就办理林地占用手续达成一致意见,双方经过谈判才在2012年6月达成合意签订了10年期合同,约定森工集团办理林地占用手续,这足以证明10年期合同签订在后。森工集团提供的季忠慧的《关于两份二道河矿业开发框架协议的说明》及牛广忠、田殿华、张涛的《关于两份合作开发二道河矿产资源框架性协议书的说明》能相互印证10年期合同实际签订日期在后。10年期合同第五条第二款约定:“本协议签署一年后,由甲方(森工集团)召集所有合作股东,最后确认股本结构的组成。”森工集团提供的《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的召开时间为2013年4月22日,倒推1年左右的时间,可以判断出10年期合同是在2012年6月签订,系在5年期合同签订之后。10年期合同是以5年期合同为基础,在5年期合同基础上修改完善形成的，结合10年期合同第五条对5年期合同第五条中错误的股本结构进行修正的情形可以判断10年期合同签订在后。5年期合同签订时正值矿山建设阶段,开源矿业公司需要森工集团提供基础设施并协助办理林地占用手续和文件，所以在5年期合同原有第六条的基础上增加两条，形成10年期合同的第六条。综上,无论是根据证据优势原则还是依据商业常理，10年期合同的实际签订在后,5年期合同签订在前。（二）本案双方当事人转让的是股权而非收益权。对合同的理解应当结合上下文以及合同全文,协议书第五条第一句表述为“股本结构组成”，该表述证明双方转让的是股权。之后才会在该条第二款约定:“本协议签署一年后,由甲方(申请人)召集所有合作股东,最后确认股本结构的组成。如合作股东无故不参加会议者,视为放弃相关权利。会议应充分考虑小股东利益。”,如果双方转让的是收益权,那就没有必要召集所有合作股东确认股本结构。矿权是法定的用益物权,但是矿权收益权并非法定的物权种类，不属于可以转让的合同标的,因此双方转让的不可能是矿权收益权。结合合同全文,双方所称的矿权收益权其实就是股权。开源矿业公司自认森工集团签订合同的目的和真实意思表示就是受让股权。森工集团与内蒙古第三地质矿产勘查有限责任公司的《合作开发二道河矿产资源框架性协议书》《股权转让协议》及2013年4月22日《股东会决议》证明本案合同转让标的为股权。开源矿业公司以其控股股东内蒙古多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准备上市,正处在审核期内,不便转股为由,告知森工集团在2017年末审核期结束后转股。根据公平原则和商业常理，本案转让的应当是股权。森工集团明知该阶段收益权根本无法实现。森工集团投入了大量财力、物力却一无所获,承担了所有的风险而不享有利润,裁判结果显失公平,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同时造成双方权利义务严重失衡。转让矿权收益权的前提是已经实际取得矿权,本案中5年期合同签订时间在2011年,10年期合同签订时间在2012年,此时国森矿业公司还未取得采矿许可证,实际取得时间为2013年7月1日,因此无论是5年期合同还是10年期合同均不可能转让矿权收益权,实际转让的是股权。（三）原审法院对两份《合作开发二道河矿产资源框架性协议书》的法律性质和法律特征的认定缺乏证据证明。开源矿业公司主动寻求与森工集团合作，合作标的为共同探矿及采矿。合作方式为通过股权转让的形式合作,双方在探矿和建设阶段分别进行不同的投入。开源矿业公司将其持有的标的公司3.85%的股权转让给森工集团并在协议签订一年内确认股本结构。两份《合作开发二道河矿产资源框架性协议书》中双方的权利义务特征为双方是对等的，最终清算时权利义务是对等的。森工集团完成了合同义务，没有任何违约行为，开源矿业公司确认森工集团有权获得收益。（四）两份《合作开发二道河矿产资源框架性协议书》中森工集团实现权益的唯一方式只能是成为项目公司的股东,而成为项目公司股东的方式就是通过股权转让的形式实现。在与森工集团签订协议前,开源矿业公司与合作股东为了开发铅锌银矿已经成立了项目公司,持有项目公司49%的股权。鉴于当时仍处于探矿阶段,开源矿业公司既不享有探矿权也不享有采矿权的情况下,双方经过协商只有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进行合作，共享成果。开源矿业公司作为项目公司的股东，对项目公司仅享有股权,对矿权没有任何直接权利,所以其只能转让股权。（五）原审法院认定两份《合作开发二道河矿产资源框架性协议书》中的合作期限是转让标的有效期限,缺乏证据证明。合作期限不是股权转让期限,且合作期限届满的法律后果是期满后不再创设新的权利义务,而不是免除期满前应当承担的义务和违约责任。开源矿业公司应当承担继续履行股权转让的义务,而不能以合作期限届满为由而要求森工集团退出进而免除合同义务。此处的合作期限仅仅指的是合作进行开发投入的期限，不能认为合作期满后,森工集团的权益灭失。原审判决导致森工集团承担了合同的全部义务却没有享受到任何权利,双方的利益严重失衡。综上,原审判决错误,造成国有资产流失,侵害了森工集团的合法权益,森工集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之规定申请再审，请求撤销一、二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森工集团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开源矿业公司提交意见称，（一）森工集团主张本案应以2010年12月1日双方签订的《合作开发二道河矿产资源框架性协议书》作为裁判依据，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开源矿业公司与森工集团签订了两份《合作开发二道河矿产资源框架性协议书》。2010年12月1日的协议约定合作期限为10年，2011年2月1日的协议约定合作期限为5年。2011年2月1日签订的5年期合同，系双方通过平等协商，达成的对于原10年期合同进行变更的一致意见，是对10年期合同的变更及补充。原审法院以5年期合同作为裁判依据正确。森工集团主张2010年12月1日协议书实际为2012年6月倒签的合同依据不足。2017年4月6日季忠慧出具的《关于两份二道河矿业开发框架性协议的说明》与2018年7月27日季忠慧出具的《关于出具〈关于两份二道河矿业开发框架性协议的说明〉经过的证词》证明季忠慧本人对开源矿业公司与森工集团之间谈判及签合同的真实情况并不了解，不能证明合同签订日期。2017年4月5日牛广忠、田殿华、张涛出具的《关于两份合作开发二道河矿产资源框架性协议书的说明》，因三位证人均系森工集团利害关系人，且未出庭作证，无法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上述证据不能证明2010年12月1日签订的10年期合同的实际签订时间为2012年6月。森工集团主张其实际履行了10年期合同中协助办理林地手续、提供基础设施等合同义务，据此主张双方实际履行的系10年期合同，无事实和法律依据。10年期合同虽签订在先，但5年期合同对上述协助办理林地手续、提供基础设施等合同义务并无冲突约定，开源矿业公司系依约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不能据此证明双方仅对10年期合同进行了实际履行。双方合作期限于2016年2月届满，原审法院对此事实认定清楚、证据确实。（二）森工集团主张协议转让标的为股权于法无据。第一，2010年12月1日、2011年2月1日，开源矿业公司与森工集团签订的两份《合作开发二道河矿产资源框架性协议书》在“股本结构组成”中均表述为“矿权”，双方均认为该协议转让标的并不涉及矿权，也不涉及矿权收益权。双方分歧在于，森工集团主张转让标的系股权，而开源矿业公司则主张转让标的系股权收益权。第二，双方协议明确载明转让标的系股权收益权，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协议中无任何关于股权转让的意思表示，也未就股权转让达成协议。第三，双方协议的转让标的对转让期限进行了明确约定，与股权转让性质明显相悖。股权转让是一种物权变动行为，不可能存在转让期限的问题，而本案中的两份协议，均约定了合同期限，与股权转让的性质不符。第四，本案协议中明确约定，森工集团作为甲方不承担任何风险，仅享受收益。该约定与股权转让的性质明显相悖，据此证明双方转让标的系开源矿业公司股权项下的收益权。第五，森工集团以其与内蒙古第三地质矿产勘查有限责任公司实际履行了股权转让手续为由，主张其与开源矿业公司转让标的也为股权依据不足。森工集团与内蒙古第三地质矿产勘查有限责任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对开源矿业公司没有约束力。综上，森工集团认为协议转让标的系股权的主张不能成立。（三）森工集团主张开源矿业公司给付其2016年股权收益及利息无事实依据。双方签订的合同期限为5年，合同期满后，森工集团不再享有该份额的股权收益权。开源矿业公司自2016年3月试生产，2016年4月起产生营业利润。截至2016年2月1日，未取得任何股权收益，而2016年4月后的收益森工集团无权主张。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裁判公正合法，请求驳回森工集团的再审申请。本院经审查认为，森工集团主张双方实际履行的是2010年12月1日协议书即10年期的合同，依据是其为开源矿业公司提供基础设施使用，并协助办理林地占用手续，但上述行为与2011年2月1日协议书约定的内容并不相悖，并不足以认定双方履行的是2010年12月1日协议书。森工集团主张2010年12月1日协议书实际为2012年6月倒签的合同，并提供2017年4月6日季忠慧出具的《关于两份二道河矿业开发框架性协议的说明》，因2018年7月27日季忠慧又出具了《关于出具经过的证词》，两份说明的内容并不一致，且季忠慧在2018年7月27日证词中明确表示，其对森工集团与开源矿业公司之间谈判、签合同的真实情况并不了解。森工集团提供的2017年4月5日牛广忠、田殿华、张涛出具的《关于两份合作开发二道河矿产资源框架性协议书的说明》，经原审庭审询问，牛广忠、田殿华、张涛均与森工集团存在利害关系，森工集团又无其他证据佐证，原审法院对上述证据未予采信并无不当，森工集团提供的证据均不足以证明2010年12月1日协议书的实际签订时间为2012年6月。故原审判决认定双方履行的为2011年2月1日的协议，对森工集团关于双方履行的是2010年12月1日协议书即10年期的合同的主张未予支持并无不当。森工集团主张《合作开发二道河矿产资源框架性协议书》转让的标的为股权。从协议书约定的内容来看，双方协商转让的标的为“矿权3.85%收益权”，森工集团不承担风险，合作期为5年，上述约定均与股权转让无关，不足以证明双方转让的系股权。森工集团主张其与内蒙古第三地质矿产勘查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履行情况足以证明本案合同转让标的为股权。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森工集团与内蒙古第三地质矿产勘查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权利义务的约定，对开源矿业公司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因森工集团与开源矿业公司在《合作开发二道河矿产资源框架性协议书》中并未对股权转让做出明确的意思表示，森工集团主张《合作开发二道河矿产资源框架性协议书》转让的标的为股权的再审理由不能成立。森工集团主张《合作开发二道河矿产资源框架性协议书》约定的合作期限不是股权转让期限,开源矿业公司应当继续履行股权转让的义务,而不能以合作期限届满为由免除合同义务。因森工集团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双方转让的系股权，森工集团要求开源矿业公司继续履行股权转让的义务依据不足。该协议约定双方合作期限为5年，国森矿业公司自2016年4月产生营业利润，已超出5年的合同期限，原审判决对森工集团要求开源矿业公司履行给付2016年股权收益及利息的诉讼请求未予支持并无不当。综上，森工集团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再审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中国内蒙古森工集团绰尔森林工业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付建斌审判员 闫少波审判员 王菁馨二〇二〇年九月八日书记员 魏晓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