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1民终533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崔某。委托诉讼代理人：覃敏，湖南科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长沙市公共交通总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劳动东路**。法定代表人：席超波，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甘银辉，湖南泓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长沙交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住，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沙湾路**/div>法定代表人：何托林，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汤媛，湖南泓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长沙市湘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西湖街道咸嘉湖西路**佳兴国际汇广场酒店栋**iv>法定代表人：熊文革，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系公司员工。上诉人崔某因与被上诉人长沙市公共交通总公司（以下简称公交总公司）、长沙交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通控股公司）、长沙市湘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行物业）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2019）湘0111民初110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崔某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变更一审判决第一项，变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公交总公司的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为2001年5月至2019年3月31日止；2.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3.请求判令由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的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既未收到被上诉人公交总公司的口头或书面劳动关系改变通知，也未收到被上诉人湘行物业关于劳动关系建立的任何凭证。因本案未经劳动仲裁，通过一审法院开庭审理，上诉人才得知用工单位已经由被上诉人公交总公司变更为被上诉人湘行物业这一说辞。上诉人认为自2001年用工开始，工作内容、工作地点都未发生改变，与被上诉人公交总公司的劳动关系存续时间为自用工之日至2019年3月31日止。其一、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公交总公司工作近二十年，从2001年5月份至2019年3月31日前（小区物业移交社区管理前）这段工作期间的工作内容和工作地点从未改变，且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2018年9月份的收缴水费票据加盖被上诉人公交总公司的印章，完全有理由相信自己的劳动关系在2015年10月28日后未发生变化。其二、上诉人未收到任何书面变更劳动关系的通知。劳动关系具有隶属性，劳动关系用工主体的改变只可能是用工单位通知或安排，法律并未赋予劳动者可以直接地、自主地改变劳动单位，只赋予劳动者可以选择解除劳动合同或重新建立新劳动关系的权利。一审法院忽略劳动关系的本质属性和事实情况，明显加重了上诉人作为劳动者的举证责任。其三、被上诉人湘行物业受被上诉人公交总公司管理。被上诉人公交总公司与被上诉人湘行物业虽然是两个独立民事主体，但是在另案（2017）湘0111民初8772号民事调解书中法院已经查明，被上诉人湘行物业受被上诉人公交总公司管理，法律责任的承担者也为被上诉人公交总公司。因此，上诉人认为其与被上诉人公交总公司的劳动关系从未改变，一直存续至2019年3月31日具有当然性、合理性。民事法律关系主体的变更，应当由变更一方履行告知义务，既符合生活常识也符合法律规定，更何况是劳动用工关系。一审法院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湘行物业用工关系建立的时间推定为被上诉人湘行物业设立之日，完全缺乏事实依据。二、上诉人即使于2015年10月28日与被上诉人湘行物业建立用工关系，但是与两被上诉人公交总公司、湘行物业的用工关系从未中断一天。上诉人在未获得原单位赔偿的情况下，其工作年限顺延至后用工单位。故，被上诉人公交总公司的法律责任并不会削弱，只是将法律责任转嫁给被上诉人湘行物业公司承担，然而被上诉人湘行物业又受制于被上诉人公交总公司，实际责任承担者仍旧是被上诉人公交总公司。上诉人的劳动关系从未中断，其与被上诉人公交总公司的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也会顺延至新用人单位，用工关系的改变并不影响对上诉人的赔偿。一审法院对事实认定的部分偏差，导致法律适用有误。三、一审法院追加湘行物业为第三人，却以未经仲裁前置程序未判决其承担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六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应当一并处理。公交总公司答辩称：一、从2015年10月份开始，也就是湘行物业成立时，崔某就已经知晓其作为劳务人员已经在湘行物业工作，从其自行提供证据也可以证实这一点，并不存在崔某在上诉状中所称在一审开庭的时候才知道雇主为湘行物业。其一，从崔某自行提供的三份《催缴通知单》可知，崔某早已知晓其进行劳务工作的公司是湘行物业。《催缴通知单》的部分内容显示如下：“请于2018年1月5日前…可至小区刘主任以及小区门口水果店小崔处缴费。”并且在催交通知单结尾处，盖有“长沙市湘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公章。其二，从崔某提供的另外一份证据，即2019年3月26日向赤岗冲小区全体业主发布的《通知》可看出，通知的发布者是湘行物业，在通知的结尾处同样盖有“长沙市湘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的公章。综上，上述证据是崔某自行提供的，湘行物业的公章也盖得特别明显，不存在看不到或者遗漏的情况。从其他的证据显示，崔某一直与湘行物业的人员对接，崔某一直就知道自己进行劳务承包的公司是湘行物业。因此，崔某在上诉状中称到了开庭时才知道用工主体为湘行物业，这是完全是欲盖弥彰。崔某强行将公交总公司与湘行物业绑定在一起，是没有任何法律和事实上的依据的。二、崔某在上诉状中所称“湘行物业受公交总公司的管理”完全是子虚乌有，违背客观事实的说法。首先，崔某的理由是依据另案（2017）湘0111民初877号的民事调解协议，调解协议中明确写明“长沙市湘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属于交通控股公司。”公交总公司在一审中已经提交了三个公司的企业工商管理信息，工商管理信息显示湘行物业是交通控股公司，公交总公司与湘行物业并无法律上的关系，并不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三、崔某作为劳务人员，与公交总公司、湘行物业并不存在劳动关系，因此并不存在工作年限顺延至后用工单位这一说法。崔某是作为劳务人员，对几个小区收取水电费，且收取水电费时间是不固定的，由其自行安排。从崔某自行提供的证据显示，很多业主是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才交一次水费或者电费。很多时候，都是业主自行将水费或者电费送至崔某经营的小崔水果店。而崔某的主营业务为经营水果。如果按照崔某所说，崔某作为家庭的顶梁柱，身体健康，每天收取水电费，从早忙到晚，收入为600元或者880元，根本不能维持家庭基本开支，因此崔某全职收取水电费这种说法完全不符合常理的。事实是崔某仅在闲暇时，在不耽误他主营业务的情况下，收取水电费。因此，崔某与公交总公司、湘行物业均为劳务关系。不能按照劳动法以及相关的司法解释来进行调整平等主体的法律关系。四、湘行物业是一审法院第二次开庭才追加为第三人的，未经劳动仲裁前置程序，也没有变更诉讼请求。交通控股公司答辩称：第一，交通控股公司不是适格被告，崔某提交的证据都指向湘行物业，其与交通控股公司没有建立劳动关系，也没有用工事实。第二，（2019）湘0111民初8722号调解书虽然载明湘行物业属交通控股公司管理，但交通控股公司与湘行物业是不同的法律主体，不应当由其承担责任。湘行物业答辩称：湘行物业与崔某不存在劳动关系，崔某本职是经营水果店，只是闲暇时帮公司收取水电费，其时间也不是固定的。崔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崔某与公交总公司、交通控股公司之间存在合法的劳动关系；2.公交总公司、交通控股公司向崔某补足工资199950元【215个月*（1580元-650元）】；3公交总公司、交通控股公司向崔某支付经济补偿金28440元（1580*18个月）；4.公交总公司、交通控股公司向崔某补缴养老保险156444.75元（215个月*0.27*2695元）；5.公交总公司、交通控股公司向崔某赔偿失业保险金损失32232元（1343*24个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崔某述称其于2001年5月经人介绍到公交总公司从事保安工作，自2007年8月起在公交总公司负责抄写八个小区的住户水表、收取水费、物业费直到2019年3月31日，期间公交总公司、交通控股公司未与崔某签订劳动合同。2019年3月26日，湘行物业向赤岗冲小区全体业主发出《通知》，载明：根据《中共湖南省委、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意见》及交通控股公司与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政府签订的《市属企业办社会职能分离移交协议》，从2019年4月1日起，赤岗冲小区管理权正式移交雨花区人民政府，赤岗冲小区4-15栋由雨花区人民政府左家塘街道牛角塘社区接手管理。感谢全体业主对湘行物业以往工作的支持和理解。崔某认为其在公交总公司勤恳工作近18年，公交总公司却未保障崔某应有的合法权利，于2019年9月29日向长沙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请求确认与公交总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并由公交总公司向其支付或补交本案诉争款项。同日，长沙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做出《不予受理通知书》，主要理由为：不属于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受理范围。崔某不服，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裁决。一审在审理过程中，崔某明确其第一项诉讼请求中要求确认与公交总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起止时间为：2001年5月至2019年3月31日。崔某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为证明其于2001年经人介绍在公交总公司处工作，双方建立事实劳动关系，并于2018年10月26日向公交总公司提交了关于落实待遇的申请，提供了有三位证明人签字的《关于要求落实待遇请求的证明》、市公交总公司小区管理收费凭单，并申请了证人彭某、刘某出庭作证。公交总公司质证认为，对上述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某均有异议，证明人的身份不能核实，湘行物业成立后，赤岗冲小区和野坡小区的物业均由湘行物业负责管理，崔某是劳务人员不存在确认劳动关系和为其购买社保；对收费凭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某均有异议，2015年之后该小区已不由公交总公司管理，崔某持有该票据，且系先盖章后填写；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某均有异议，证人彭某在2015年前已经退休，不清楚情况；证人刘某在2015年8月已经退休，对湘行物业的情况并不知晓，湘行物业是交通控股公司投资成立，与公交总公司无关。交通控股公司质证认为，对上述证明的关某和证明目的均有异议，对收费凭单经手人的身份不能确认是崔某，没有完整的姓名，该证据原件系事先印制好，并事先加盖了公交总公司的印章，崔某在事后利用单据记录，鉴于崔某在公交总公司工作过，该小区是公交总公司的职工楼，崔某事后的书写行为不能证明为公司行为，该事实在崔某提交的其他证据中也有体现，不能证明收款的主体是公交总公司，发票是税务部门出具的，公交总公司的发票专用章没有税法上的法律效应。该票据在公交总公司与湘行物业内部使用，证明用工主体是湘行物业，并非公交总公司；对证人证言的质证意见同公交总公司的质证意见。湘行物业对证明、收费凭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某均有异议，不能确认证明人的身份。诉争小区于2015年10月由湘行物业管理，2007年8月以来，崔某承包了收取水电费的工作，其自行安排时间工作，湘行物业只要求其收取水电费，并未安排明确的工作时间。崔某为证明其日常工作内容为负责八个小区及门面抄读水表，代收和催收水费、物业费和电费等工作，提供了市公交总公司小区管理收费凭单、赤岗冲小区、野坡小区部分催缴通知单。公交总公司质证认为，对关某和证明目的均有异议，从2015年10月28日起诉争小区的物业管理已由湘行物业负责管理，崔某系自行安排时间抄写水表，公交总公司以及湘行物业未对崔某进行安排管理。根据崔某的证据证明有部分商铺并非每月都存在两组数据，崔某的工作量并非其陈述的巨大。业主也不需要每月缴纳。催缴通知单上加盖了湘行物业的印章，2015年、2016年和2018年的催收单证明湘行物业已经在2015年开始接管物业，崔某与公交总公司没有劳动关系。交通控股公司对上述证据的关某和证明目的均有异议，与公交总公司不具有关某。湘行物业质证认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某均有异议，崔某仅负责小区的水表抄写，每月最多抄写一次，不需要每天上班。上述证据中催缴通知单加盖了湘行物业的印章，其中有一张载明催缴的费用为2015年至2017年12月的物业、卫生等欠费，上述催缴通知单均载明以下内容：可至小区刘主任及小区门口水果店小崔处缴纳。公交总公司、湘行物业为证明崔某主营业务为经营水果蔬菜、餐厅，兼职从事抄读水表、电表，代收电费、水费，提供了小崔水果店照片、长沙市雨花区子尚餐厅、长沙市雨花区小崔蔬菜经营部工商信息。崔某质证认为，对长沙市雨花区子尚餐厅营业执照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某和证明目的有异议，崔某非实际经营者，对长沙市雨花区小崔蔬菜经营部工商信息的真实性、合法和关某均无异议，个体工商户可以以家庭方式经营，不能达到公交总公司的证明目的，对小崔水果店照片有异议，拍摄时间不清楚。上述证据载明：长沙市小崔蔬菜经营部于2016年4月18日注册，长沙市雨花区子尚餐厅于2017年1月18日注册。另查明，公交总公司成立于1994年2月3日，交通控股公司成立于2006年10月9日，湘行物业成立于2015年10月28日。一审法院认为，1.关于崔某与公交总公司、交通控股公司、湘行物业之间的关系。崔某主张其自2001年5月至2019年3月31日期间与公交总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为此提供了《关于要求落实待遇请求的证明》、收费凭单和湘行物业向赤岗冲小区全体业主发出的《通知》等证据，并申请了证人出庭作证。公交总公司对其于2015年10月28日前与崔某存在劳务关系予以确认，湘行物业对其自2015年10月28日起至2019年3月31日期间与崔某存在劳务关系无异议，但均认为与崔某不存在劳动关系，为此提供了小崔水果店照片、长沙市雨花区子尚餐厅、长沙市雨花区小崔蔬菜经营部工商信息予以佐证，上述证据显示崔某自2016年起另有经营餐厅和蔬菜店，且根据崔某提供的催缴通知单和崔某申请的证人刘某在庭审中的陈述，公交总公司改制后成立了湘行物业，证人刘某在湘行物业公司处担任副经理，当时证人与崔某系上下级关系，崔某自2015年10月28日起为湘行物业催缴物业等费用。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和当事人的陈述，一审法院认为崔某自2015年10月28日起在湘行物业处工作，故崔某请求确认2015年10月28日至2019年3月31日期间与公交总公司、交投控股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公交总公司对崔某在2015年10月28日之前为其公司抄读水表、代为收取物业费等事实予以确认，认为崔某与公交总公司系劳务关系，但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一审法院认为公交总公司作为用工主体，应及时与崔某签订书面合同以确认双方的权利义务，公交总公司未与崔某签订书面合同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故一审法院确认崔某与公交总公司在2001年5月至2015年10月28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崔某请求确认其与交通控股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未提供证据证明，一审法院不予支持；2.关于本案的诉讼时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但是，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本案中，崔某于2015年10月28日到湘行物业处工作，故其自2015年10月28日起应该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崔某于2019年9月29日向长沙市劳动人事争议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已超过诉讼时效，故崔某请求公交总公司补足工资、支付经济补偿金、赔偿失业保险金损失，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崔某请求公交总公司为其补交养老保险，因该项诉讼请求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范围，一审法院不不宜一并处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第八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崔某与长沙市公共交通总公司自2001年5月至2015年10月28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驳回崔某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5元，由崔某负担。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一、崔某与公交总公司的法律关系以及存续时间的认定问题；二、崔某的诉求是否应予支持。一、崔某与公交总公司法律关系以及存续时间的认定问题。本案中，因公交总公司对崔某在2015年10月28日之前为其公司抄读水表、代为收取物业费等事实予以确认，且一审判决双方自2001年5月至2015年10月28日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后，公交总公司并未提起上诉，故本院认定双方在前述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对于2015年10月28日之后至2019年3月31日期间的双方法律关系问题。经查，2015年10月28日湘行物业成立，接管了案涉小区的物业服务；崔某提交的工资表中审批人熊文革是湘行物业的法定代表人，崔某申请的证人刘某在庭审中陈述公交总公司改制后湘行物业成立，其在湘行物业任职，崔某在其手下工作。故根据前述事实可以认定崔某自湘行物业公司成立时即2015年10月28日后在湘行物业处工作。崔某主张其自2015年10月29日到2019年3月31日与公交总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缺乏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二、崔某的诉求是否应予支持。本案中，崔某和公交总公司自2015年10月28日之后即不存在劳动关系，而崔某直到2019年9月29日才申请劳动仲裁，其仲裁申请已超过时效期间。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其要求公交总公司补足工资、支付经济补偿金、赔偿失业保险金损失的主张，并无不当，本院予以认可。因崔某与交通控股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故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其对交通控股公司的诉求并无不当。至于补缴养老保险，其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范围，一审法院未予处理并无不当。另，经查阅本案一审卷宗，崔某并未就湘行物业提出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对此未予处理亦无不当，本院予以认可。综上所述，崔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崔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黎 藜审判员 廖雯娜审判员 孟宝慧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蒋 懿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