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25民终111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龙春银，男，1966年6月6日生，彝族，住开远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殷里康，男，1955年8月1日生，彝族，住开远市。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罗跃明，男，1963年8月23日生，汉族，住开远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明江，云南正朗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龙春银因与被上诉人罗跃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开远市人民法院（2020）云2502民初3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龙春银上诉请求：撤销云南省开远市人民法院（2020）云2502民初377号民事判决，改判被上诉人赔还上诉人的贷款本金40000元，利息33000元，合计73000元；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1、其与被上诉人罗跃明是多年认识的朋友，2015年3月，罗跃明承包开远长沟椅子凹村田100亩左右的西瓜，需要资金向上诉人龙春银借款，2015年3月27日龙春银到开远市农村信用社灵泉分社贷款50000元，当天从取现的5万元中拿出4万元现金借给罗跃明。交付现金4万元时没有写借条，双方口头约定月息2分，第四年连本带利一次性还清，后来龙春银的舅舅杨某1（小名：杨某2）建议写一个借条，双方遂于同年4月16日由被上诉人补写了借条。因龙春银当时记不清是具体发放贷款的日期，所以在4月16日的借条上写为“从2015年3月20日起算利息”。2、民间借贷案件中借条是直接的证据，被上诉人罗跃明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如果没有借着钱就不会出具借条，而罗跃明陈述的承包合同纠纷与本案无关。3、一审驳回上诉人诉讼请求的理由系因为上诉人庭审中的陈述及证人证言关于出借时间为“2015年3月27日”与取款凭证载明“2015年3月27日”的时间不一致，上诉人解释认为因为出具借条当天，其记不清取款的具体时间，才将借条上载明的2015年3月20日说成是取款的时间，后来因为调取到贷款取款凭证才知道应该为“3月27日”。4、利息计算方式为40000元×月息2分×12个月×5年＝48000元，本金合计应为88000元。减去上诉人转包了上诉人原应管理的承包地获得转包费15000元后，被上诉人应向上诉人支付73000元。综上，请求二审支持其上诉请求。被上诉人罗跃明辩称，1、2014年底被上诉人罗跃明与上诉人龙春银、杨某1（小名：杨某2）、马兴旺合伙租地栽种西瓜、番茄，罗跃明支付了1万余用于修建合伙租地的道路，2015年3月的一天经核算，龙春银认为罗跃明应出资额为4万，龙春银说可以先由他垫出来，罗跃明认为大家既然是合伙关系，合伙时间也还长就把该出资额4万元认了下来。当天没有写任何条子，后来在4月16日，龙春银说还是写个东西，杨某1在旁边说着怎么写，罗跃明写了条子给龙春银，但其不清楚欠条和借条的区别，“借条”上写的罗跃明是经手人，足见双方不存在真实的借款关系。2、2015年7月左右，几人之间的合伙关系解散后经核算，龙春银认为罗跃明还应再支付3752元，遂在之前的“借条”下方又写下了“欠条”，出具该张欠条时只有其与龙春银在场，从欠条的出具经过来看，也可印证罗跃明没有收到过借款现金，而是双方对罗跃明尚欠合伙投资金额的确认。3、虽然其认可欠着合伙体出资额4万元左右，但因为解散合伙后，各自管理原承包土地内的部分，罗跃明管理20亩左右，原本应由其管理的部分却被龙春银擅自转租给他人，致其无法再进行管理，合伙期间的收入也全部被龙春银拿着，龙春银应向其分配合伙期间的收益，且被上诉人从未收到过4万元的现金，故其不愿意在本案中向上诉人龙春银支付4万多元。4、“借条”上写有利息，当时主要考虑合伙租地与农户签订的承包期到2019年底，合伙时间还长，四年的约定就是参照承包期来的，且“借条”上没有明确约定利率，其不应支付利息。综上，请求二审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龙春银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息人民币73000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龙春银与被告罗跃明系朋友关系。2014年12月，原告龙春银与被告罗跃明、第三人马兴旺、本案证人杨某1四人合伙租地种植西瓜、番茄。2015年4月16日，被告罗跃明向原告龙春银出具了内容为“今借到龙春银贷款肆万元正。40000.00元，从2015年3月20日算利息。还款期四年。经手人：罗跃明。见证人：杨某2。2015年4月16日”的借条一份。2020年3月19日，原告龙春银以其与被告罗跃明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罗跃明偿还借款本息合计73000元。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本案原、被告双方是否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使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本案中，原告龙春银提交罗跃明所书写的《借条》，能够证明原告龙春银与被告罗跃明达成了借款的合意，借款合同成立。但原告龙春银在举证证明借款合同成立后，还需承担其已经将借款实际交付给借款人，借款合同已经生效的举证责任。从原告在庭审中的陈述、庭审后质证询问过程中的陈述与证人杨某1的陈述来看，原告在庭审中陈述借款交付时间为2015年3月20日，庭审后质证过程中陈述的借款交付时间为2015年3月27日，杨某1陈述的借款时间为“借条上写着的”，原告龙春银的两次陈述之间及与证人陈述之间对借款交付时间的内容相互矛盾。并且同开远市信用合作联社灵泉信用社贷款账、原告龙春银开远市信用合作联社灵泉信用银行卡交易对账单载明的贷款发放、提取时间（2015年3月27日）与《借条》载明的借款利息计算时间（2015年3月20日）之间也相互矛盾，证据之间不能形成证据链，不能证实原告龙春银向被告罗跃明交付了借款，故原告龙明春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被告罗跃明在与原告等人合伙租地种地过程中向原告出具了借条，原告主张双方系民间借贷关系，但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向被告实际交付了借款，不能证明双方之间的借款合同已生效。经释明，原告明确表示不变更诉讼请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龙春银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13元，由原告龙春银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二审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均认可2014年12月至2015年7月期间存在合伙租地承包栽种番茄、西瓜的事实；上诉人龙春银投入的资金远多于其他合伙人，而被上诉人罗跃明仅出资1万元修路款，以及销售合伙栽种的农作物获得的收益由龙春银收执等事实。以上事实表明在出具涉案“借条”时双方当事人为合伙关系，罗跃明关于借条载明金额实为其应投资额，其未收到涉案4万元现金的抗辩具有合理性。一、二审已向上诉人释明法律，上诉人龙春银仍坚持其已将涉案4万元交付罗跃明，双方系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主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一审中出庭作证的证人杨某1系上诉人龙春银的舅舅，与双方当事人原系合伙关系，杨某1与本案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且其关于金额交付时间与上诉人龙春银的陈述不符，该证言不能作为涉案金额已完成交付的定案依据，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亦不能证实双方在出具借条之前存在以现金方式出借借款的交易习惯，且龙春银向信用合作社的贷款中借款人为龙春银，贷款用途为“养羊”，贷款发放时间为2015年3月27日，与2015年4月16日出具借条的时间以及龙春银关于2015年3月20日取现借款给罗跃明的主张均不相符，本案现有证据均不足以证实涉案金额40000元已交付给罗跃明，结合出具借条的时间发生于双方当事人合伙期间等事实，一审认为双方未真实发生涉案借款4万元的交付，判决驳回龙春银的诉讼请求符合证据采信规则及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上诉人龙春银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26元，由上诉人龙春银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何 红审判员 宋安娥审判员 王 鹏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卢俊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