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15民终1972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徐丽，女，1983年6月2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六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正君，安徽皖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代贤宝，男，1971年9月1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寿县，经常居住地安徽省六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光傲，安徽皋陶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春，安徽皋陶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徐丽因与被上诉人代贤宝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人民法院(2020)皖1503民初23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徐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正君、被上诉人代贤宝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光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徐丽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被上诉人偿还上诉人借款155.5万元，并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至实际履行日止；二、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案件受理费。事实与理由:一、本案的借款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1、一审中，上诉人提交了银行交易清单、借条等书证，证明:被上诉人通过上诉人丈夫的哥哥刘某介绍，以承包工程为由，多次向上诉人借款，其中被上诉人的个人账户直接收到上诉人转款1750000元。2018年3月26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转款100万元；2018年4月11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转款50万元；2018年4月22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转款20万元；2018年6月3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转款5万元。另外，2018年5月14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指定的林海源的账户转款20万元；2、被上诉人于2020年1月23日、1月24日的两次转款35万元，履行了部分还款义务。表明双方的借贷关系客观真实。二、一审以被上诉人仅出具50万元《借条》，从而认定双方的借款金额为50万元，系事实认定错误。如上所述，由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原本不熟悉，而被上诉人与刘某相识多年，上诉人出于对刘某的充分信赖才向被上诉人出借案涉款项；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具的《借条》中，将50万元借款明确表述是借到上诉人的“其中一笔”，而不是仅此一笔；被上诉人之所以仅出具50万元《借条》，在2019年7月27日与刘某的谈话中已作了合理说明。关于案涉借款的金额，刘某问代贤宝：现在还有185万元，代贤宝回答:我认可；刘某问:去掉25万元，还有185万元，可有异议，代贤宝回答:没有异议，一点异议都没有。关于仅出具50万元借条的原由,刘某问:我不要你承诺过年给我好多钱，你过年肯定帮我搞点。代贤宝回答:我知道，必须的，我找人来搞50万，不会少一分钱，我讲这个数是因为我能保证这个数。刘某问:你写50万元的条子和185万元的条子，有什么区别。代贤宝回答:我心里有压力。我认可，不是我不认可，我写借条给你，50万给你后，我看我能力的话，第二年写个借条，所有钱全部给你，你信我听我一次。上述对话没有任何欺诈胁迫之嫌，完全是心平气和、互谅互让地交流和协商。被上诉人不仅确认了借款总金额是210万元，而且解释了基于和刘某的关系，先立50万元借条作为到年底还款的依据，余款次年再还。50万元借条只是分期还款的依据，而不是全部借款的记录；三、一审判决被上诉人仅偿还上诉人借款15万元及其利息，逻辑混乱，适用法律不当，显失公平。被上诉人抗辩借款是刘某与其合伙的投资款，不仅没有证据证明，也与本案的民间借贷纠纷无关。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7条的规定，原告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藉此，被上诉人负有两方面的举证责任:一是提交其与刘某、时培前、王永才等四人在上海市合伙承包桩基工程的协议:二是提交刘某指示上诉人代为付款的委托书。第一、事实上，被上诉人根本没有在上海承包任何工程，更没有与刘某、时培前、王永才等四人存在合伙的事实。据了解，被上诉人与王永才之间尚有民间借贷纠纷未结；如果四人存在合伙关系，不仅要有书面合伙协议，而且应有固定的财务人员。刘某也只应当将投资款交给财务人员，而不会是被上诉人；第二，一审中，被上诉人答辩称，四人的合伙关系因王永才携工程款出逃，导致合伙工程至今无法结算，合伙之间账目利润无从知晓。既然如此，被上诉人有何义务要给付刘某35万元；第三，而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转账的交易明细清单中，明确备注为“借款”，而不是所谓的合伙投资款；第四，即便刘某与被上诉人存在合伙关系，但刘某与上诉人只是亲戚关系，不是夫妻关系，为什么要让上诉人为其付款，刘某要与人合伙向上诉人借款，那么，上诉人只应当转款给刘某，而不是被上诉人；第五，按照一审判决的观点，另140.5万元是刘某与被上诉人之间的经济往来关系，与上诉人无关。刘某一无借条，二无所谓的合伙协议，如何去找被上诉人算账，而上诉人既没有向刘某转款，又没有刘某出具的借条，凭什么向刘某索款。 代贤宝答辩称：一、上诉人诉称的其与答辩人之间的借贷不仅无事实依据，也无证据证明，更与情理常理相悖。上诉人确实通过银行多次向答辩人汇款，但这并非借贷而是其代刘某支付的合伙投资款项，这也不排除是刘某与上诉人丈夫再次合伙的可能；2019年因为刘某苦苦相逼，答辩人出具了一张金额为50万元的借条，除此之外答辩人对其他转款始终拒绝出具借条，上诉人自始至终没有出具由答辩人书写的借条等债权凭证；答辩人与上诉人并不熟悉，也无其他经济往来，如果按照上诉人的观点，其转给答辩人的数笔款项均为借贷，那么她怎么可能不向答辩人索取借条？即使第一次转款没有出具借条，那么第二次转款为什么不要借条？上诉人诉称上述借款均为临时周转，那么上诉人第一次转款与最后一次转款（上诉人诉称的通过刘某转款）时间相距半年，民间借贷肯定有利息，而且正常都是按月或按季支付利息，你都半年了利息也未付，又不打借条，而且最后自己都没有钱出借了，还要向他人（刘某）借款，这合乎情理吗？而且上诉人家庭年收入不过二十万元，这可是二百多万元，除非头脑有病才会做出如此荒唐之事，由此可见上诉人的上述说法完全是虚假的站不住脚的；从2018到2019年一年多时间上诉人从来没有找过答辩人要钱，如果真是借款而且是两百多万元的借款，对一个普通工薪阶层来说可是一笔巨款，怎么可能不找答辩人？还要所谓叫刘某来找答辩人要钱；答辩人是偿还了35万元，但也是直接支付给刘某的，并非直接转给上诉人，而且这是答辩人支付50万元借条的款项，怎么能证明答辩人借了上诉人两百多万元；上诉人一审提交的录音整理材料，也可以看出本案的纠纷主体是答辩人与刘某，答辩人之所以出具张借条也是按照刘某要求的内容及样式出具的，因此上诉人有关其与答辩人之间存在所谓借贷关系根本没有事实依据。二、一审判决以答辩人出具的50万元借条认定双方间借贷的金额并据此作出判决，合情合理合法。本案上诉人除了这份50万元借条外，没有答辩人书写的第二份借条；答辩人在书写上述借条时即已经明确对上诉人的数笔转款，只认可其中一笔50万元为借款，其余均不认可是借款，上诉人在上诉状中辩称是“其中一笔，而非仅此一笔”，这只是上诉人的观点，答辩人在借条中写的非常明确，即只有其中一笔款项是“借到”即借款，其余均不是借款，不仅如此，答辩人在书写借条时还特意将该笔借款的时间在借条中用括号予以标注，并以此与其他汇款加以区别，另外当时由于答辩人身处险境，为确保脱身答辩人也只能被迫向刘某出具一份借条；至于上诉人提到的录音答辩人一审已经作出解释，这是刘某私自偷录的且内容并不完整，而且从上诉人一审整理的录音文字内容看，对话双方没有一句话提到这些款项是“借款”，更没有提到这些款项是上诉人徐丽出借的，如果真如上诉人所言，那么刘某大可理直气壮地说“你借徐丽的钱，或徐丽借给你的钱你怎么偿还，利息怎么给，你今天要么还钱要么打借条等等”，为何上述录音从头到尾类似的话刘某一句都没有说？要知道录音是刘某找我谈话前早已提前准备好的，甚至问哪些话提前都进行过编排，如果上诉人所言属实，刘某为何不敢讲？不就是怕答辩人反驳说是合伙不是借款吗？本案是民间借贷纠纷属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纠纷，上诉人作为原告应当举证证明其与答辩人之间签订或达成了借款合同的合意，但是从上诉人一审的陈述看，其对借款的数额、约定使用的期限及还款时间方式、利率标准及利息支付时间期限等均不能作出准确陈述，甚至陈述的内容明显不合常理，上诉人更没有提供书面借款合同及其他债权凭证，上诉人当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三、一审判决结果客观公正，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称答辩人负有举证证明刘某与答辩人之间存在合伙承包工程的证据，对此答辩人一审已经提供。至于上诉人提到要答辩人提供刘某指示上诉人付款的委托书，对此答辩人确实没有证据，但是上诉人一审的陈述及刘某在一审中前后自相矛盾的证言足以证明，上诉人是受到刘某的指示的，也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上诉人汇款这么多而不要求收款人出具借条，支付了这么多钱没有要求他人支付利息；答辩人与王永才、刘某等合伙在上海承包工程，不仅刘某知道，而且他也多次到上海的项目工地考虑、视察，因为这个工程是以王永才名义挂靠施工的，而且我们与王永才之间也没有签订合伙协议，从而导致我们被王永才欺骗，这是客观事实，对此一审多名证人已经作出证明；上诉人称其转账的交易清单备注有“借款”二字，对此我们一审看到的由上诉人举证的交易清单中并没有备注借款两个字，这是客观事实，对此一审卷宗材料里面应有记录。另外即使上诉人的交易流水有这样的备注也是上诉人单方行为，并不能证明接收转款方接受的是借款；根据一审时上诉人对相关借贷事实的陈述及证人刘某的证言，答辩人认为本案上诉人存在重大的虚假诉讼嫌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19条请二审法院予以审查判断。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判决客观公正，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徐丽一审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偿还借款本金155.5万元并自起诉之日起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至实际清偿日；二、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被告代贤宝与原告徐丽丈夫的哥哥刘某相识，原告徐丽受刘某指示，分四次转账给被告代贤宝合计175万元。具体时间如下：（1）2018年3月26日徐丽账户转给代贤宝100万元；（2）2018年4月11日徐丽账户转给代贤宝50万元；（3）2018年4月22日徐丽账户转给代贤宝20万元；（4）2018年6月3日徐丽账户转给代贤宝5万元。刘某又指示原告徐丽于2018年5月14日转账给案外人林海源20万元。2018年8月19日，刘某向被告代贤宝账户转入5万元、2018年9月5日，刘某向被告代贤宝账户转入10.5万元。2018年6月19日，代贤宝向徐丽账户转入20万元。2019年7月27日，被告代贤宝受刘某邀约到刘某的工厂里商谈上述210.5万元款项事宜。刘某要求被告代贤宝出具借条，代贤宝仅认可其中一笔50万元是其向徐丽的借款。遂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日借到（2018年4月11日）徐丽其中一笔人民币现金伍拾万元，在2019年年底付清。”借条出具后，被告代贤宝分别于2020年1月23日转给刘某15万元、2020年1月24日转给刘某20万元。庭审中，徐丽当庭认可已收到刘某转交的35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原告徐丽主张其与被告代贤宝之间具有民间借贷关系，在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双方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仅有银行交易记录并不能直接证实转账当事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原告徐丽主张其与代贤宝之间存在210.5万元的债权债务，却仅向法庭提交了50万元的借条。原告徐丽提交的刘某与代贤宝之间的通话录音反映了通过徐丽、刘某账户转入代贤宝账户及林海源账户合计210.5万元的款项，均是刘某与代贤宝之间发生的经济往来。结合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原告徐丽与被告代贤宝之间并不相熟，原告徐丽向法庭陈述其家庭年收入大约30万元左右，从第一笔转给代贤宝100万元起，在短短半年时间徐丽转给代贤宝如此大额款项，却未要求代贤宝先出具借条，其与民间借贷的常理不符，也违背交易习惯。原告徐丽当庭陈述也对利息的约定及计算含糊不清，且承认原告并未直接找代贤宝催要过款项，均是通过刘某进行。本案在调解过程中，代贤宝认可其出具给徐丽的借条50万元，为其欠徐丽的借款，同意偿还尚欠的15万元。根据证据规则，当事人自认的事实，本院应予认定，被告代贤宝应及时偿还徐丽的借款15万元。原告徐丽主张的140.5万元的借款事实，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一审判决：一、被告代贤宝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徐丽借款15万元及利息（息自2020年4月24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徐丽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8800元，减半收取9400元，由原告徐丽负担8400元，被告代贤宝负担1000元。 二审中，徐丽提供证据如下：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4民初6172号卷宗档案材料及（2019）沪0114民初629号卷宗档案材料。证明目的：被上诉人代贤宝借款，没有用于和刘某、时培前、王永才等人在上海市合伙承包桩基工程。 代贤宝对徐丽提供的证据质证如下：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有异议，代贤宝是普通的农民，具体的诉状是委托律师写的；王永才出具的欠条是真实的，欠条可以证明案外人刘某与王永才存在合伙，王永才的欠条形成情况，本案代贤宝收到刘某的100万元之后，分两次转给了王永才，欠条上写的时间是9月18日，但是实际是9月18日之后打的欠条，王永才一直没有给，代贤宝才起诉的。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他们之间没有合伙，这100万元是他们用于在上海打桩基。 本院对徐丽提供的证据认证如下：双方当事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应予认定，但该起诉状中陈述的事实属刘某的单方陈述，王永才未到庭应诉，无法确认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合伙关系还是民间借贷关系。 双方当事人所举其他证据同一审，相对方的质证意见也同一审，本院的认证意见与一审一致。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案涉款项除50万元外的其他款项是否成立借贷关系。民间借贷合同系实践性合同，合同的成立生效，是以双方当事人达成借款合意为成立要件，以出借人交付借款款项为生效要件。本案中，徐丽虽然提供了其直接通过银行分四次向代贤宝汇款合计175万元、向林海源汇款20万元及刘某向代贤宝汇款的转账凭证，双方当事人对此均无异议，应予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一审中，代贤宝申请证人出庭证明刘某与代贤宝等人存在合伙关系，徐丽虽然否认上述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但徐丽应就双方之间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从徐丽在一审申请证人刘某出庭证明案涉款项系代贤宝向徐丽所借，因刘某与案涉借款具有一定的利害关系，其证言的证明力较低；从刘某与代贤宝之间的通话记录内容看，不能明确反映徐丽与代贤宝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以及代贤宝与徐丽之间存在借款的合意；结合本案案情，案涉款项汇出前，徐丽与代贤宝之间并不熟识，徐丽是受刘某的指示向代贤宝汇款的，双方之间未就案涉款项的归还日期、利息的约定等进行协商、沟通，亦未要求代贤宝除案涉款项50万元的其他款项出具借条，且在款项汇出后，未直接要求代贤宝偿还借款，其行为与民间借贷的常理不符，也违背交易习惯。故徐丽上诉所持双方之间就案涉款项除50万元外的其他款项成立借贷关系之理由，证据不足，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上诉人徐丽上诉所持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7450元，由上诉人徐丽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德兵 审判员  王 军 审判员  孙如意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七日 书记员  吕永永 附：相关法律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