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鹰潭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赣06民终38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徐振友，男，1972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鹰潭市月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余素文，江西融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佩雯，江西融冰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第四冶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江西省贵溪市建设路**，社会统一信用代码913606811601131007。 法定代表人：林铁生，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应琦，江西华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杜宝英，女，1952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鹰潭市月湖区。 上诉人徐振友、上诉人中国第四冶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四冶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杜宝英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鹰潭市月湖区人民法院（2020）赣0602民初1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徐振友上诉请求：撤销江西省鹰潭市月湖区人民法院（2020）赣0602民初131号民事判决，改判上诉人徐振友不应承担2179538元利息（该利息含在4400145元货款里面）。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上诉人徐振友与鹰潭市弘顺金属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顺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之间还存在民间借贷、鹰西棚户区改造工程钢材买卖合同等其他经济往来错误，上诉人徐振友与被上诉人杜宝英儿子江弘之前是存在业务关系，但已经全部清偿完毕，假如未清偿，本案被上诉人杜宝英儿子江弘难道不起诉吗？更何况本案贵溪市公安局业务技术用房及配套用房建设工程结算不可能和民间借贷、鹰西棚户区改造工程钢材买卖合同结算在一起，这与结算单注明的事实不符，更与被上诉人杜宝英起诉书所称的事实不符。二、一审法院认定四冶公司在2014年1月26日支付的4298000元均为支付涉案贵溪市公安局业务技术用房及配套用房建设工程的货款，弘顺公司向涉案工程供货7420135.40元，四冶公司仅在3122135.40元货款及相应的利息范围内承担责任，而后又认定上诉人徐振友欠被上诉人杜宝英货款4400415元，一审法院到底就本案认定的货款是3122135.40元，还是4400415元？依据是什么？假如一审法院依据被上诉人杜宝英起诉的2017年3月1日的结算单，与事实不相符。假如不是依据被上诉人杜宝英起诉的2017年3月1日的结算单，那么，还存在民间借贷、鹰西棚户区工程钢材买卖合同欠款凭证和依据呢？三、一审中，上诉人徐振友一再向法庭陈述，2017年3月1日的结算单是被上诉人杜宝英儿子江弘自己所写，叫上诉人徐振友签字，签字时上诉人口头还就利息2179538元询问过，所以在2017年3月1日的结算单后面友加了一句，以货款4400145元利息计算至还清为止，按常理来讲，结算的4400145元应认定为货款和利息才合情合理合法。四、被上诉人杜宝英本案一审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2017年3月1日的结算单欠款还存在民间借贷、鹰西棚户区工程钢材买卖合同欠款，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的证据不足。五、一审法院既然认定本案所欠货款是3122135.40元，那么上诉人徐振友就应按3122135.40元货款支付。 四冶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江西省鹰潭市月湖区人民法院（2020）赣0602民初131号民事判决，改判上诉人四冶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将上诉人徐振友的行为认定为上诉人四冶公司的行为，并判定上诉人四冶公司承担共同付款的责任没有法律依据，是错误的。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四冶公司与上诉人徐振友之间属于挂靠关系，根据民诉法司法解释第五十四条规定，在挂靠情形下，凡与工程建设有关的行为均属于挂靠授权范围内，对外所产生的债务应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共同承担，并将上诉人徐振友的行为认定为上诉人的行为，相关法律后果认定由上诉人承担。对此，上诉人四冶公司认为是无法成立的。1．民诉法司法解释第五十四条的规定是立足于当事人主张的角度，对挂靠人和被挂靠人的诉讼主体资格予以规定，但诉讼主体不等同于责任主体，否则相关司法解释应当直接规定其双方承担共同责任。事实上，第三方可以依据前述解释将挂靠双方列为共同诉讼人起诉，但挂靠双方是相互独立的主体，双方承担责任的方式在实践中需要区别不同情形对待，不能一刀切的认定双方承担共同或连带责任。2．一审法院认定基于挂靠行为的违法性，被挂靠人应对挂靠经营可能产生的工程质量、安全生产及其他因履行合同产生的纠纷风险承担责任，凡与工程建设有关的行为均属于挂靠授权范围内，对外所产生的债务应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共同承担。然而根据最高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四条规定，法律对于承包人与实际施工人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形仅规定了针对建设工程质量不合格的情形，而作出这一规定的初衷也是基于建设工程具有显著的公共性，涉及到公共利益和第三人利益保护问题，必须要保障建设工程质量。显然，一审法院对于前述解释做了扩大理解，在除了工程质量、安全生产之外，将其他履行合同产生的纠纷风险一并纳入到承包人需承担责任的范畴，是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形下加重了上诉人四冶公司的责任。事实上，由于最高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中赋予了实际施工人直接向发包人主张工程款的权利，因此对于其他履行合同产生的纠纷风险，对于能够享有权利的实际施工人而言，属于其应当履行的义务，如此才符合权利义务对等原则。综上，一审法院在没有充分法律依据的情形下将上诉人徐振友的行为认定为上诉人四冶公司的行为，并将该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认定由上诉人四冶公司承担，是错误的。二、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事实所依据的结算单并不真实，据此作出判决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一审法院认定本案钢材欠款数额主要依据的是被上诉人提供的仅有徐振友个人签字的两份结算单，结算时间分别为2014年1月25日以及2017年3月1日。然而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供货情况以及上诉人徐振友的付款情况，该两份结算单明显与客观事实不符，并不真实。具体如下：（一）针对2014年1月25日的结算单。1．被上诉人提供的2014年1月25日的结算单中确认截至2014年1月25日尚欠货款2559937元，从结算之日起按月息2分收取利息。然而事实上原债权人弘顺公司2013年9月24日至2014年1月18日累计供货4059937元，2014年1月26日徐振友通过上诉人四冶公司向弘顺公司付款4298000元。由于本案中并没有买卖合同，上诉人称供货需要计算利息，并没有事实依据。因此通过核算，截至2014年1月25日徐振友出具第一份结算单时，货款已经全部付清。2．退一步说，即使按照被上诉人称根据行业习惯，该货款从进场之日起就应当按2分计算利息，通过核算即使按照原告的观点，4059937元货物需要计算利息的话，利息的金额应为163649.42元，货款本金利息合计为4223586.42元。显然，即使退一步按照原告观点计算利息，第一笔付款4298000元也是货款本金利息全部付清，不仅没有2014年1月25日的结算单中显示的尚欠2559937元欠款，相反还多支付74413.58元。（二）针对2017年3月1日的结算单。1.2017年3月1日的结算单是以2014年1月25日的结算单欠款数额为基础计算的，由于2014年1月25日的结算单与客观事实不符，那么2017年3月1日的结算单同样与事实不符。2．从原债权人弘顺公司2014年2月21日以后的供货来看，累计供货约3296123元（弘顺公司认为供货3360198元），即使按照弘顺公司认为供货情况并按2分计算利息，扣除徐振友此后的还款7900000元，同样截止到2017年3月1日时全部货款本机及利息都已付清。由此可见，被上诉人提供的以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主要依据的两份结算单均与客观事实不符，显然不真实，不能作为认定案涉事实的依据。因此一审法院据此作出判决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三、一审法院在被上诉人没有完成举证义务的情况下，仅凭被上诉人单方出具的情况说明支持被上诉人的诉讼主张，是错误的。1．一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对于被上诉人收到12198000元款项的事实并无争议，但被上诉人认为该款项并非全部用于归还本案的货款，认为该12198000元中，支付鹰西安置房项目2798000元，支付江弘借款本金2080000元及利息2180000元，支付公安局项目货款3020000元及利息2120000元。然而一审期间，被上诉人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这些款项是用于归还其他内容，被上诉人虽然提供了借条或者鹰西安置房项目的买卖合同，但这并不能证明该12198000元中包含这些内容的还款。根据举证规则，如果被上诉人认为该费用不是支付本案货款，其应当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如果无法提供，就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2．事实上，根据上诉人徐振友个人的陈述，鹰西安置房项目的钢材款在本案工程项目发生之前就已经结清，该12198000元就是支付案涉工程的钢材款。3．不仅如此，一审期间除了一审法院认定的12198000元中的4298000元系支付本案钢材货款外，上诉人还举证证明了其中一笔1900000元明确备注了“钢筋材料款”，另一笔700000元也是支付给弘顺公司的会计吴建琴，显然，且不论其他的付款，单就这两笔款项就是钢材款，由此可见，在被上诉人没有完成举证义务的情况下，上诉人仍然提供了相反证据证明被上诉人的观点不能成立。但尽管如此，一审法院仍然在被上诉人未完成举证义务的情况下采信并支持了被上诉人的观点及诉讼主张，显然这一做法是错误的。四、本案被上诉人以及原债权人弘顺公司并非善意相对人，一审法院一味对其所主张的债权予以保护的做法是错误的。1．本案原债权人弘顺公司作为长期在建筑行业领域内供应钢材的正规企业，显然知晓实际施工人挂靠企业承接工程现象屡见不鲜，从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来看，原债权人对上诉人徐振友为案涉项目实际施工人的身份以及所供应钢材是用于四冶公司承建的工程项目的事实是完全知晓的，但原债权人却在供货过程中从未向四冶公司主张过工程款，也从未找过四冶公司，或者与四冶公司、徐振友共同进行结算，所有行为都是与徐振友个人之间发生。事实上，四冶公司与贵溪市公安局签订的工程施工合同价款为46807200元，而截至目前四冶公司已经支付给徐振友48095440元，显然在案涉工程项目中，四冶公司已经将所收到的全部工程款直接支付给了徐振友，这些工程款足以支付本案的钢材欠款。如果在供货工程中，原债权人找过四冶公司主张权利，或与四冶公司进行过货款结算等往来，四冶公司就不会将款项全部支付给徐振友，而是会优先支付钢材供应商的欠款，如此也就能够避免本案纠纷的发生。但事实上，原债权人弘顺公司自始至终就是与徐振友个人发生买卖合同关系，如今在徐振友个人出具结算单之后，弘顺公司却主张要求四冶公司承担责任，显然其并非善意。2．根据本案审理期间法院所组织的多次法庭调查可知，原债权人弘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江弘与徐振友个人之间还存在借款关系，按照被上诉人的陈述，借款本金为208万元，借款利息却高达218万元，这其中不仅存在18万元的砍头息、还约定了明显违反法律规定的高额利息，这些都是法律所禁止的，但被上诉人却认为徐振友的还款中先偿还了不受法律保护的利息，如此可以进一步证明被上诉人并非善意。如今一审法院仍然认定上诉人四冶公司需要承担责任，不仅是对非善意被上诉人的保护，也是对法律禁止高利借贷行为的姑息纵容。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在没有充分法律依据的情形下让本不应承担责任的上诉人四冶公司承担了责任，是明显错误的。 徐振友、四冶公司、杜宝英未提交答辩意见。 杜宝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货款4400145元及利息1179538元（逾期付款利息已计算至2017年3月1日，之后的利息以所欠货款4400145元为基数，按月息2分另行计算至货款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7月10日，被告四冶公司（承包人）与贵溪市公安局（发包人）签订《工程建设合同》，约定贵溪市公安局将贵溪市公安局业务技术用房及配套用房建设工程项目发包给被告四冶公司建设施工。2013年9月20日，被告四冶公司（甲方）与被告徐振友（乙方）签订《工程项目联营合作协议》，约定甲方将其与贵溪市公安局签订的合同项下贵溪市公安局业务技术用房及配套用房建设工程项目全部工程的实施责任交由乙方施工；本项目承建的所有资金由乙方负责筹措，该项目所发生的债权债务由乙方负责清偿；乙方按经政府相关部门审计后的竣工结算价款总额的10%向甲方缴纳管理费，其费用按业主支付的工程款中分期分批扣除；若乙方未及时清偿本工程实施所产生的债务，则由乙方承担由此给甲方造成的一切法律责任、经济和名誉损失。2013年9月至2014年12月，弘顺公司为该建设工程项目工地供应钢材。2014年1月25日，原告与被告徐振友进行了结算，确认截至2014年1月25日尚欠货款2559937元，从结算之日起按月息2分收取利息。结算后，弘顺公司继续为该建设工程项目工地供应钢材。2017年3月1日，原告与被告徐振友进行最终结算，被告徐振友向弘顺公司出具结算单，结算单载明：本人徐振友挂靠中国第四冶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承建贵溪市公安局业务技术用房及配套用房建设工程项目，购买弘顺公司钢材，经结算，共欠钢材款4400145元，利息2179538元，结算人从每批材料进场日起按月息2分支付弘顺公司利息，截止2017年3月1日尚欠弘顺公司钢材款4400145元及利息2179538元，利息按货款4400145元月息2分计算至钢材款付清为止，结算单位中国四冶贵溪市公安局业务用房，结算人徐振友。2018年2月12日，被告徐振友向弘顺公司转账支付1000000元。2018年11月6日，弘顺公司与原告杜宝英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弘顺公司对徐振友、四冶公司享有的债权钢材款4400145元、利息2179538元（暂计算至2017年3月1日止的利息，之后的利息按月息2分另行计算至钢材款付清为止）及该债权的从权利（包括但不限于该债权的利息、违约金等）全部转让给原告杜宝英，以此来抵偿弘顺公司所欠杜宝英的到期债务。债权转让协议书签订后，弘顺公司于2018年11月28日以邮寄债权转让通知书的方式将债权转让事宜通知了被告徐振友、四冶公司，被告四冶公司于2018年12月10日回函给弘顺公司，称其与弘顺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债权债务关系，转让与否与其公司无关。 另查明，被告徐振友于2012年5月4日、2014年5月9日向弘顺公司法定代表人江弘借款并出具了108万元、100万元的借条。在涉案工程之前被告徐振友承接的鹰西棚户区改造工程也向弘顺公司购买钢材。弘顺公司共向涉案贵溪市公安局业务技术用房及配套用房建设工程供应钢材7420135.40元，原、被告均认可两被告共向江弘转账12198000元，其中2014年1月26日被告四冶公司转账4298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买卖关系应受法律保护。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报酬的，对方可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根据被告四冶公司与贵溪市公安局签订《工程建设合同》、被告四冶公司与被告徐振友签订《工程项目联营合作协议》、被告徐振友向弘顺公司出具结算单、弘顺公司送货单等证据，足以认定被告徐振友与被告四冶公司系挂靠关系，被告四冶公司为被挂靠人，被告徐振友为挂靠人、实际施工人，被告徐振友按竣工结算价款总额的10%向被告四冶公司缴纳管理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禁止建筑施工企业以任何形式允许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使用本企业的资质证书、营业执照，以本企业的名义承揽工程；第二十八条规定，禁止承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全部建筑工程转包给他人，禁止承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全部建筑工程肢解以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包给他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无效：（一）承包人未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或者超越资质等级的；（二）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的；（三）建设工程必须进行招标而未招标或者中标无效的；第四条规定，承包人非法转包、违法分包建设工程或者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与他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行为无效，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四条规定，收缴当事人已经取得的非法所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十四条规定，以挂靠形式从事民事活动，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的，该挂靠人和被挂靠人为共同诉讼人。挂靠经营是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共同以被挂靠企业的名义对外进行民事活动，是一种规避国家有关部门对建筑企业资质进行管理的行为，基于挂靠行为的违法性，被挂靠人应对挂靠经营有可能产生的工程质量、安全生产及其他因履行合同产生的纠纷风险承担责任。在挂靠情形下，既然被挂靠人允许挂靠人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施工行为，则凡与工程建设有关的行为均应属于挂靠授权范围内，对外所产生的债务应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共同承担。本案中，被告徐振友系挂靠被告四冶公司承接的涉案贵溪市公安局业务技术用房及配套用房建设工程，施工过程中其以被告四冶公司贵溪市公安局业务技术用房及配套用房建设工程项目名义与弘顺公司形成事实的买卖合同关系，所购钢材全部用于涉案工程建设，属于与工程建设有关的行为，故被告徐振友的该民事行为应认定为被告四冶公司行为，该民事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依法应当由被告四冶公司承担，鉴于被告徐振友系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故亦应与被告四冶公司共同承担。弘顺公司向涉案工程项目供应钢材截至2017年3月1日钢材款4400145元及利息2179538元，经被告徐振友对账确认，并向弘顺公司出具了结算单，且原告杜宝英还提供了弘顺公司送货单等证据予以佐证，一审法院予以采信。被告四冶公司、徐振友未及时给付货款，属违约行为，应依法承担违约责任。故被告四冶公司辩称其公司与弘顺公司没有合同关系，不应承担责任的主张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弘顺公司将享有对被告四冶公司、徐振友的债权转让给原告杜宝英，并通知了被告四冶公司、徐振友，该转让行为依法有效，故原告杜宝英为该笔债权的合法债权人。被告四冶公司、徐振友在原一审中辩称债权转让不真实，债权转让未通知徐振友，原告杜宝英无权主张权利，即使徐振友未收到弘顺公司邮寄的债权转让通知书，但债权人受让人以原告身份起诉并持有相应的债权凭证，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该诉讼行为亦可视为履行通知义务，故对其该辩驳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原告杜宝英要求被告徐振友支付货款4400145元及利息1179538元（利息已计算至2017年3月1日，并已扣除2018年2月12日被告徐振友向弘顺公司转账支付的1000000元，之后的利息以所欠货款4400145元为基数，按月息2分另行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本案中，被告徐振友与弘顺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之间还存在民间借贷、鹰西棚户区改造工程钢材买卖合同等其他经济往来，被告徐振友亦承认其支付的款项中存在偿还借款的情形，但被告四冶公司与弘顺公司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其在2014年1月26日支付的4298000元均应为支付涉案贵溪市公安局业务技术用房及配套用房建设工程的货款，弘顺公司向涉案工程供货7420135.40元，故被告四冶公司仅在3122135.40元（7420135.40-4298000=3122135.40元）货款及相应的利息范围内承担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一款、第八十一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经合议庭评议，一审法院判决：一、被告徐振友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杜宝英货款4400145元及利息1179538元（利息已计算至2017年3月1日，之后的利息以货款4400145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另行计算至货款付清之日止）；二、被告中国第四冶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对被告徐振友的上述债务在3122135.40元及相应的利息范围内承担清偿责任（利息以货款3122135.4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从2017年3月2日起计算至货款付清之日止）；三、驳回原告杜宝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858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55858元（原告杜宝英已预交），由被告徐振友负担，被告中国第四冶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在31252元范围内共同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认定的事实与原审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上诉人四冶公司是否应当对案涉钢材款承担付款责任？2、上诉人徐振友是否应当对结算单载明的4400145元钢材款和2179538元利息承担付款责任？ 关于争议焦点1，本案上诉人四冶公司与贵溪市公安局签订《工程建设合同》，承包贵溪市公安局业务技术用房及配套用房建设工程项目，而后又与上诉人徐振友签订《工程项目联营合同协议》，将该工程项目全部工程交由上诉人徐振友施工。施工期间，弘顺公司为该工程项目工地供应钢材，之后上诉人徐振友以结算单位中国四冶贵溪市公安局业务用房、结算人徐振友的名义向弘顺公司出具了结算单，并在结算单中明确其是挂靠中国第四冶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承建贵溪公安局业务技术用房及配套用房项目，购买鹰潭市弘顺金属贸易有限公司钢材，故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四冶公司对案涉钢材款承担付款责任并无不妥。本案中，上诉人四冶公司与弘顺公司之间除案涉钢材款外，不存在其他任何经济往来，其在2014年1月26日支付的4298000元均应认定为支付贵溪市公安局业务技术用房及配套用房建设工程的案涉钢材款，弘顺公司共向涉案工程供应钢材7420135.40元，故原审法院判决上诉人四冶公司仅在3122135.40元（7420135.40-4298000=3122135.40元）钢材款及相应的利息范围内承担责任并无不当，本院对上诉人四冶公司不承担付款责任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2，上诉人徐振友作为实际施工人，挂靠上诉人四冶公司承建案涉贵溪市公安局业务技术用房及配套用房建设工程，所购钢材全部用于案涉工程建设，原审法院判决上诉人徐振友和上诉人四冶公司共同承担付款责任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徐振友应对2017年3月1日的结算单载明的4400145元钢材款和2179538元利息承担付款责任，本院对上诉人徐振友不承担2179538元利息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徐振友和四冶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6013.38元，由上诉人徐振友负担24236.30元，上诉人四冶公司负担31777.08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邹 静 审判员 程志军 审判员 黄景洪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郑云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