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赣01民再35号 抗诉机关：江西省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江西省福振路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城胜利南路**，组织机构代码：68599487-9。 法定代表人：曹丽琴，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杜红民，江西求正沃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杜盛伟，江西求正沃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樊荣，男，1976年11月7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进贤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辉宇，江西卓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诉人江西省福振路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振路桥公司）与被申诉人樊荣不当得利纠纷再审一案，不服本院（2018）赣01民终110号民事判决，向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5日作出（2018）赣民申1386号民事裁定，裁定驳回路桥公司的再审申请。福振路桥公司仍不服，向江西省人民检察院申诉。江西省人民检察院作出赣检民（行）监[2019]36000000258号民事抗诉书，向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赣民抗25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江西省南昌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官邓高虹，检察官助理杜侃出庭。申诉人福振路桥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杜红民、杜盛伟，被申诉人樊荣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辉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江西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赣01民终110号民事判决在未追加黄玉福为本案第三人的情况下，认定福振路桥公司构成不当得利，判决福振路桥公司返还樊荣450万元及其利息，认定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 (一)关于是否应当追加黄玉福参加本案诉讼问题。本案中，樊荣是以福振路桥公司以虚假工程与其合作，收取其650万元投资款未予退还为由提起诉讼，而福振路桥公司则抗辩系公司股东黄玉福个人与樊荣合作承接工程，公司仅代黄玉福收取投资款并已按黄玉福指示将收取的款项转给其指定的公司。综合双方的主张，樊荣系与谁合作、福振路桥公司收取650万元是基于合作还是股东委托、谁实际获得650万元投资款是本案需要查明的关键事实。根据双方举证，樊荣提供的银行转款凭证只能证明650万元汇入了福振路桥公司账户，而福振路桥公司提供的《协议书》、黄玉福出具的承诺书、银行转款凭证等，则能在定程度上证明樊荣与黄玉福借用福振路桥公司资质合作承接工程项目、福振路桥公司未实际占有使用650万元的事实。一审法院在诉讼过程中依樊荣申请调取了与案涉工程相关的(2015)洪刑二初字第14号辛国强合同诈骗案案卷材料，樊荣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自认系因与黄玉福合作拟共同围标工程向福振路桥公司汇款，且在其坚持下将资金打到了福振路桥公司的账户上。以上证据均表明，樊荣的汇款行为源自与黄玉福的合作约定，福振路桥公司是否为案涉工程的合作方、是否有依据收取650万元、是否实际取得650万元投资款，均需要黄玉福参与到诉讼中进行查明，黄玉福与本案具有利害关系。并且，在福振路桥公司申请检察监督阶段，黄玉福向检察机关提供了其向樊荣转款600万元的银行转款凭证，主张已实际归还樊荣案涉投资款，樊荣则主张黄玉福的还款系黄玉福结算返还两人案外工程的利润款，由于二审阶段黄玉福未能参加诉讼，故导致樊荣是否已实际收回案涉投资款、其实际损失金额多少等事实无法查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根据上述规定，二审法院应当依职权追加黄玉福为本案第三人，以便准确作出事实认定。 (二)关于福振路桥公司是否构成不当得利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依据上述规定，认定构成不当得利应当满足四个要件:是民事主体一方取得财产上的利益，二是取得利益没有法律依据;三是民事主体其他方受有损失;四是得利与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本案中，虽然福振路桥公司收到了樊荣转入的650万元汇款，樊荣的650万元既未用于投资、也未获得全部返还，形成损失，两者之间在事实上有一定的牵连性，但并不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第一，福振路桥公司收取案涉650万元具有法律依据。根据《协议书》、黄玉福2014年10月30日出具的承诺书、黄玉福樊荣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650万元银行转款凭证可以认定，2013年至2014年初，樊荣多次与福振路桥公司的股东黄玉福商量合作承接G320国道进贤绕城公路工程项目，就此达成了协议，其中包括两人合作、借用福振路桥公司资质、由樊荣出资650万用于工程保证金并转账到福振路桥公司等内容，可见福振路桥公司系基于樊荣与公司股东黄玉福的合作约定、接受股东黄玉福的委托而接收转款，樊荣在转款凭证上注明资金用途为“周转”也能证明福振路桥公司接收转款具有合法理由。虽然G320国道进贤绕城公路工程项目是案外人辛国强虚构的事实，但刑事判决书并没有认定黄玉福或福振路桥公司具有诈骗行为，本案没有其他导致《协议书》当然无效的法律原因，不妨碍黄玉福与樊荣之间合同的成立与生效。在樊荣没有行使撤销权、解除权等权利前，该协议依然属于正在生效的合同，也是福振路桥公司接收650万元法律上的原因。第二，福振路桥公司未实际占有使用该650万元。2013年11月13日和14日，樊荣将650万汇入福振路桥公司，福振路桥公司收到款项后当即于13日、14日将150万元转入江西省福振实业有限公司，500万元转入江西博世强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其中江西省福振实业有限公司由黄玉福之子黄斌担任法定代表人，江西博世强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系案外人辛国强控制的公司。从福振路桥公司接收樊荣转款的原因，其收到和转出650万元的时间、金额以及江西省福振实业有限公司、江西博世强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与黄玉福的关系来看，能够认定福振路桥公司已按黄玉福的要求将650万元转给他人，并未实际占有使用案涉650万元投资款。樊荣主张福振路桥公司嗣后归还了200万元投资款，足以证明福振路桥公司实际占有了案涉650万元，但根据一审法院调取的刑事案卷材料，可以查明福振路桥公司归还樊荣的200万元系来自案外人辛国强的诈骗款，辛国强骗取案外人刘忠友2000万元工程保证金后，将其中1400万元用于归还黄玉福投资款，福振路桥公司根据黄玉福要求将其中200万元转入樊荣账户，可见该200万元并非福振路桥公司用自己资金归还，而是接受股东黄玉福委托代为转款，樊荣该主张不能成立。二审法院认为福振路桥公司在没有得到樊荣许可的情况下，根据黄玉福指示将款项转给指定公司只能视为是其公司内部的经营行为，但首先，福振路桥公司与樊荣之间并未直接发生法律关系，其接收650万元是基于股东黄玉福的委托，而非与樊荣之间的约定，故其按照黄玉福的指示将款项转出，符合常理;其次，黄玉福并非福振路桥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实际控制人，公司按其要求将款项转给他人，有可能系公司对其负有支付义务，也有可能是代为支付，二审法院在没有证据证明福振路桥公司对黄玉福负有款项支付义务的情况下直接认定转款行为为公司与股东之间的内部经营行为，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三)关于返还金额认定问题。本案退一步讲，即使认定福振路桥公司构成不当得利，其责任范围亦应当区分情况予以确定。我国现行法律未就不当得利原物毁损、灭失或因其他法律或者事实上的原因返还不能时，受益人应当返还的不当利益的范围作出规定，但司法实践中可以采用类推适用的方法来填补法律规定的不足。本案可以类推适用占有损害赔偿制度来确定福振路桥公司的返还责任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四十二条和第二百四十四条的规定，仅当无权占有人为恶意时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在标的物损毁灭失或因其他原因返还不能的情形下，善意占有人只负有返还现存利益的义务。本案中，福振路桥公司是基于股东黄玉福与樊荣的约定、根据黄玉福的委托而接收樊荣的转款，没有证据证明其对合作项目属案外人辛国强虚构知情，亦无证据证明其在对该650万元的收取、占有及嗣后转出上，存在恶意。作为善意受益人，其对受损所负的还义务范围应以现存利益为限，而其在收到650万元投资款的当及次日已将款项全部转出，所受利益已不存在，故不应向樊荣负有返还义务。此外，根据一审法院调取的(2015)洪刑二初字第14号辛国强合同诈骗案案卷材料，樊荣在公安机关2015年12月28日向其所作的笔录中称，黄玉福已于2014年年底至2015年年底归还案涉投资款的利息100万元左右。二审法院在认定樊荣资金被占用的利息损失时，未将该100万元从樊荣利息损失中扣除，判决“福振路桥公司支付占用樊荣款项的利息(利息分段计算，从2013年11月14日到2014年5月12日，按本金650万元计算，从2014年5月13日到付清450万元款项之日止，按本金450万元计算，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属认定事实不清。 综上所述，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01民终10号民事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九条第一款、第二百零八条第一款、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之规定，特提出抗诉，请依法再审。 申诉人福振路桥公司申诉称，原审法院认定:“被申请人樊荣的转款进入福振路桥公司后，福振路桥公司未经樊荣许可就将款项支付给黄玉福或按黄玉福指示转给其他人的行为视为公司内部的经营行为，申请人没有合法占有被申请人的财产构成不当得利”，其上述认定属认定事实错误。理由如下:1、樊荣向福振路桥公司转款是根据其与黄玉福个人之间签订的协议，应视为支付给黄玉福个人的款项。樊荣与福振路桥公司从未有过业务和其他任何联系，福振路桥公司收到该款项是作为黄玉福的个人款项入账的，与樊荣不发生任何关联。2、黄玉福是福振路桥公司的股东，但并不是公司法定代表人，也不是执行股东，其与樊荣签订《进贤县320国道改造工程投资合作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书)是个人名义，不是以福振路桥公司名义，未征得福振路桥公司同意，福振路桥公司也在协议上盖章，也未授权签订该协议。其以个人名义与樊荣签订协议并收取款项的行为应由其个人负责，不应由福振路桥公司承担。3、黄玉福个人与樊荣之前还有多个合作协议(一审庭审时被申请人已予以确认)，樊荣是明知其将相关款项付给黄玉福，与黄玉福形成民事法律关系。事后，樊荣发现项目虚假的，都一直向黄玉福追讨投资款，从未向福振路桥公司进行任何追讨。这说明，樊荣明知其是与黄玉福个人之间形成合作关系，与福振路桥公司无关。二、一审、二审法院以“黄玉福向被申请人樊荣虚构事实导致樊荣财产权受到侵害”、“樊荣向黄玉福和福振路桥公司要求返还款项，福振路桥公司返还樊荣200万元”从而认定申请人福振路桥公司构成不当得利。事实上，福振路桥公司将该款项全部转给了黄玉福，未获得任何不当利益，其认定构成不当得利的理由不成立。1、一审、二审判决称:“因中标是虚构的事实，上诉人福振路桥公司没有合法的根据占用该投资款，应认定构成不当得利。”上述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申请人收到樊荣的转款后，就转给黄玉福个人账户及其指定的、与其相关联的账户，提供了转账记录佐证，福振路桥公司实际并没有占有或使用该笔投资款，也没有过错。不当得利的前提是一方必须获得财产利益，而本案中，申请人没有获得任何财产利益，又何来返还利益之说呢?因此，申请人不属于不当得利的主体，不构成不当得利。2、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赣民申1386号民事裁定书认定的事实是错误的，黄玉福作为本案的实际操盘入，福振路桥公司都是依据其指令办理相关转款事务，并将樊荣的全部款项转给了黄玉福的关联公司，包括支付给被申请人的200万元也是依照黄玉福的指令办理的，且上述事实是有明确的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故福振路桥公司不能成为不当得利的主体。三、一审、二审法院遗漏了案件的被告人黄玉福属于严重的程序错误，福振路桥公司是依据黄玉福的指令办理相关事务并将樊荣的全部款项转给了黄玉福的关联公司。樊荣故意不列黄玉福为案件当事人参与诉讼，目的是隐瞒本案樊荣实际收回了全部款项的事实，但仍以450万元欠款提起诉讼，制造虚假诉讼案件。1、黄玉福是案件中合同的实际签订人和诉争款项的实际控制人，原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申请人提出应追加黄玉福为被告或当事人，但一直都未追加为本案当事人，属于严重程序错误。而二审法院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既未就遗漏当事人进行认真审查，如此明显的程序错误不发回一审法院重审，明显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二百条第八项，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或者其诉讼代理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之规定，该案件存在程序上严重违法，严重影响到案件实体审理，因此，本案应当重新再审！2、根据黄玉福向福振路桥公司出具的承诺书，福振路桥公司只知道黄玉福该款项属于给黄玉福，有充足理由相信黄玉福对该款项享有支配权。福振路桥公司于2013年11月13日、14日收到樊荣60万元转款后，立即按黄玉福的指示在2013年11月13日将150万元转给江西省福振实业有限公司，于14日将50万元和450万元分别支付给江西博世强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收到的650万元全部款项按黄玉福的指令全部转出，福振路桥公司未获得任何利益。3、根据黄玉福出具的《情况说明》及相关银行转账凭证，黄玉福已经陆续向樊荣支付了近六百余万元的款项，现已将樊荣所诉的款项足额偿还，樊荣故意隐瞒实际收回了全部款项的事实，制造虚假诉讼案件，严重损害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综上所述，一审、二审法院将黄玉福的个人行为认定为申请人的行为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在申请人福振路桥公司未获任何利益的情况下认定为不当得利，一审、二审法院认定申请人构成不当得利属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一审、二审法院遗漏了案件的被告人黄玉福属于程序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六、八项和第二百零八条第二款之规定，应当对此案进行抗诉，请依法处理。 被申诉人樊荣辩称，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的不当得利纠纷，业经江西省进贤县人民法院审判决，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查裁定后，依据相同的事实及理由，向贵院申请抗诉，系在滥用救济权利，请求贵院依法追究被答辩人肆意浪费国家司法资源的恶意行为，及裁定其抗诉请求及事实理由不能成立，具体理由简述为:一、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的不当得利法律关系依法成立，已经一审二审、再审确认，在此不再累述；二、答辩人依旧重申，也是被答辩人无法抵赖的事实为答辩人于2013年11月13日、14日分两次将650万元转入了被答辩人的账户，被答辩人于2014年5月12日归还了答辩人200万元。三、被答辩人抗诉申请书主张的理由自相矛盾，与货币持有即所有的属性及情理不符，依基础法理被答辩人收到650万元后，即成了货币的所有权人，其后的处分行为由其自主决定、担责，故被答辩人主张收到款项后立即转给了其股东黄玉福指定的账号，所以不需要对答人承担责任纯属无稽之谈:况且于2014年5月12日自行归还了答解人200万元。答辩人要问既然被答辩人主张与其无关，那这200万元做何解释，仅仅一句依黄玉福的指示向答辩人转了200万元，被答辩人作为独立的法人，此理由如何让人信服；四、事实上答辩人与黄玉福存在多宗合作，双方之间存在着若干的资金作来，但答辩人与被答辩人的交合只此一桩。被答辩人因不当得利，应返还答辩人450万元是不争的事实。福振路桥公司在抗诉申请书中提到的黄玉福的《情况说明》虽樊荣至本状提交之日尚未见到，但肯定与事实不符，肯定是福振路桥公司与黄玉福串通，意图损害答辩人利益。综上：请求责院依法立即驳回福振路桥公司的再审申请，并追究其滥用救济权利的相关责任。 本院再审认为，原审法院在未追加黄玉福为本案当事人以及未查清樊荣与黄玉福之间的法律关系的情况下，认定福振路桥公司构成不当得利，属于遗漏了必要的诉讼当事人，认定基本事实不清。检察机关抗诉意见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本院(2018)赣01民终110号民事判决及江西省进贤县人民法院（2017）赣0124民初1296号民事判决； 二、本案发回江西省进贤县人民法院重审。 审 判 长 廖江川 审 判 员 熊义元 审 判 员 张美燕 二〇二〇年九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 章 立 书 记 员 杨佩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