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晋09民终123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1，男，1960年5月24日生，汉族。上诉人（原审原告）：芦某，女，1957年2月10日生，汉族。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2，女，1962年7月27日生，汉族。三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某，山西天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3，男，1962年7月2日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4，女，1987年1月23日生，汉族，系王某3之女。上诉人王某1、芦某、王某2因与被上诉人王某3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忻州市忻府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晋0902民初825号民事裁定书，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某2、王某1、芦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某，王某3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4均到庭参加了诉讼。王某2、王某1、芦芳生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忻州市忻府区人民法院（2020)晋0902民初825号民事裁定书，支持上诉人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理由:一审判决要求上诉人首先确定三上诉人在该诉争宅院中的应继承份额，后再对是否存在侵权进行主张，驳回上诉人的起诉，无任何法律依据。首先，被上诉人通过虚假陈述,获得忻府区泰山庙5号（原为泰山庙10号）全部遗产的补偿权,又采取虚假手段，办理了房产证，希望侵占上诉人财产合法化。上诉人在一审诉讼程序中，要求人民法院依法确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侵权关系成立，被上诉人（系王七苟儿子）应将应由三位上诉人继承的份额返还给三上诉人（系王六苟子女、儿媳)。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应依法得到法律的支持。遗憾的是，一审判决却要求确定三上诉人首先确定在该诉争宅院中的应继承份额，后再对是否存在侵权进行主张,驳回上诉人的起诉。在法律上找不到任何依据。因为被上诉人将上诉人依法继承的房屋以及宅基地被拆迁后的安置房屋以及补偿款全部据为己有，其侵权事实十分清楚。其次，根据忻州市中级法院（1999）忻中民二终判字第146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的继承人及继承范围为“忻州市城内泰山庙五号院内一间南房由王秀英继承，一间西耳房靠北由王七苟继承，另一间西耳房靠南由李秀珍、王林山、王玉山、王某1、王枝莲、王桂莲、王成芳共同继承，一间街门由王秀英、王七苟及王六苟的继承人共同所有。”该判决早已将上诉人应继承的忻州市城内泰山庙五号院房屋份额划分清楚，依据继承法规定继承份额一般应均等，那么，上述各个继承人各自应继承的房屋份额是十分清楚的；至于此次安置补偿中对于宅基地的补偿，同样无法通过继承诉讼来进行分割。因为人民法院审理继承案件，从未对于分割继承的房屋所占用的宅基地使用权份额进行分割。宅基地使用权不属于继承的范围,一审法院要求三上诉人首先通过继承诉讼将宅基地进行分割后才能分割安置房屋以及补偿款显然不可能。此次对于宅基地的安置补偿,应当根据各个继承人所继承的房屋份额所占的宅基地的面积比例进行补偿即可，根本无需再另行确定三名上诉人在该诉争宅院中应继承的份额。再次，由于上述继承人李秀珍不在人世，王玉山跟随母亲李秀珍改嫁后放弃继承权。王成方患精神类疾病，其子女放弃继承，导致无法以共同原告起诉;另外，在一审法院法庭调查阶段，上诉人向一审法庭陈述过上述事实，在继承案件中有初步证明可能有其他未参加诉讼的继承人存在，人民法院在实体审判中应依职权进行调查核实，依据已有的证据及依职权调查核实的证据均无法确认该自然人的存在及继承人身份的，人民法院可以不追加，依据该规定人民法院应依职权调查，应调查未调查,属于程序违法，目前忻州市城内泰山庙五号院已征迁完毕，对应的泰山店五号院（该宅院系王六苟、王七苟父亲王钱龙所留遗产）补偿款已由被上诉人领取(包括应由上诉人获得补偿款)，侵权关系成立，而一审法院却要求三上诉人确定在该诉争宅院中应继承份额,上诉人在诉讼请求中要求被上诉人返还被拆迁后转换的补偿款数字明确，侵权关系也明确，一审法院却不予理睬,明显属于偏袒被上诉人，因此，请求上级人民法院依法撤销该裁定。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王某3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无误。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主张侵权应首先确定三上诉人在该诉争宅院的继承份额，后再对是否存在侵权进行主张”是错误的。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是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观点的。上诉人口口声声就是答辩人采取虚假手段办理了房产证，侵占了其财产。这个表意是上诉人凭空臆造的。答辩人所持有的2003年11月6日忻府区人民政府为答辩人颁发的忻府区集用（2003）字第0116号集体土地使用证和2005年颁发的忻房权证字第XXXX号房屋使用权证充分证明案涉宅院的权利人为答辩人所有,没有任何共有人，与任何人没有关系，与上诉人不存在继承法律关系。既然没有继承关系，何来的继承份额，何来的侵权责任，故一审法院认定无误。二、上诉人仅凭一份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1999)146号判决书和1976年豆罗村宅院的分房契约，作为诉讼基础证据是没有立足之地的。上诉人从收到判决至今已有二十一年之久，上诉人从未主张过其权利，显然已经超出法定诉讼时效。更主要的是该案涉宅院答辩人2003年已经取得了合法土地使用证和房屋所有权证，案外人王某5为了撤销答辩人取得的合法土地使用证和房屋所有权证数次提起行政诉讼，忻府区人民法院（2009）忻初字第26号行政裁定书裁定:驳回王某5提出要求撤销王某3合法取得房产证的诉请，王某3取得的房屋使用权证合法有效。忻府区人民法院（2010)忻行初字第6号行政判决书再次驳回王某5提出撤销答辩人土地使用证的请求，人民法院维持忻府区人民政府为王某3颁发的忻府区集用（2003）字第0116号集体土地使用证，依法驳回本案王某5诉讼请求的事实。也就是本案案涉的宅院。（2019）晋09民终881号民事裁定，忻州市人民法院认定:2003年11月6日忻府区人民政府为王某3颁发的忻府区集用（2003）字第0116号集体土地使用证和2005年颁发的忻房权证字第XX**房屋所有权证合法有效。依据《物权法》第17条规定:确认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在未对上述产权证明予以撤销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对案涉房屋因拆迁产生的补偿项目以继承法律关系予以分配依据不足。进一步证明,王某5的主张，与王某3的宅院没有任何关联性，依法驳回王某5的全部诉讼请求。上诉人明知案涉宅院房屋早已登记在答辩人名下，也从未提出过任何异议。再则，上诉人提供的豆罗村分房契约，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性，答辩人所领取补偿款的宅院是登记在自己名下宅院的补偿款。故上诉人对答辩人合法取得的宅院及房屋没有法律继承权，更不存在答辩人侵权的情形。三、上诉人对一审法院提出的程序违法的说法是错误的。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一致表明,其他所谓未参加诉讼的继承人均放弃主张权利，有庭审记录为据，何况上诉人言明其他应参与人有死了的、有改嫁的、有神经的都不参与本案诉讼，但在上诉状中又以一审法院没有调查核实其他人，属于程序违法来说事,显然是歪理邪说，无病呻吟。上诉人作为原告方，应当积极提供证据，而不应该把一个杳无音信，连自己都无法确定的事实强加给人民法院调查,况且即使是参加诉讼也同样不存在继承关系的，这一要求显然是对人民法院公共诉讼资源无为的巨大浪费。故一审法院不存在任何程序违法的情形。综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无相应事实依据，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王某2、王某1、芦某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为：一、请求依法判令王某3支付位于忻府区泰山庙5号（原为泰山庙10号）房屋、土地、附属实施被拆迁补偿款中应由原审原告继承南房补偿款33388元、大门洞补偿款按14918的50%计算为7459元，其他补偿款536431按34%计算为168498元，共计209345元。二、诉讼费由王某3承担。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王某2、王某1、芦某起诉王某3侵权责任纠纷一案，要求王某3停止侵权，支付忻府区泰山庙5号被拆迁补偿款中应继承的补偿款209345元，根据王某2、王某1、芦某提供的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1999）忻中民二终判字第146号民事判决书中认定的继承人及继承范围为“忻州市城内泰山庙五号院内一间南房由王秀英继承，一间西耳房靠北的由王七苟继承，另一间西耳房靠南的由李秀珍、王林山、王玉山、王某1、王枝连、王某2、王成芳共同继承，一间街门由王秀英、王七苟、及王六苟的继承人共同所有。”现王某2、王某1、芦某主张被告侵权应首先确定王某2、王某1、芦某在该诉争宅院中应继承份额，后再对是否存在侵权进行主张，故一审法院对王某2、王某1、芦某的起诉，裁定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裁定为，驳回王某1、芦某、王某2的起诉。案件受理费2221元，退还王某2、王某1、芦某。本院认为，已经生效的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1999）忻中民二终判字第146号民事判决书，对继承人及继承范围已进行认定，为“忻州市城内泰山庙五号院内一间南房由王秀英继承，一间西耳房靠北的由王七苟继承，另一间西耳房靠南的由李秀珍、王林山、王玉山、王某1、王枝连、王某2、王成芳共同继承，一间街门由王秀英、王七苟、及王六苟的继承人共同所有”。上诉人王某2、芦某（王林山配偶）、王某1确有继承份额，一审法院要求三上诉人首先确定在诉争宅院中应继承份额，后再对是否存在侵权进行主张，而驳回三人起诉，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二条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山西省忻州市忻府区人民法院（2020）晋0902民初825号民事裁定；二、本案指令山西省忻州市忻府区人民法院审理。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左长军审 判 员 刘 勇审 判 员 曲 攀 二○二○年九月十四日法官助理 杨文鑫书 记 员 刘晋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