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黔27民再35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黔南交通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更名前名称贵州省都匀汽车运输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都匀市剑江北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2701MA6DJULU4T。 法定代表人：王大勇，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韦红权，贵州义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黔南交通运输集团荔波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更名前名称贵州省都匀汽车运输公司荔波分公司），住，住所地贵州省荔波县玉屏街道樟江东路**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2722MA6DKERGXG。 法定代表人：蔡鸣，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易惠刚。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姚炳炎，男，1968年6月5日出生，水族，住贵州省荔波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开丹，贵州威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青，贵州威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付红，男，1965年5月17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都匀市，现在贵州省福泉监狱服刑。 再审申请人黔南交通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黔南交通公司或都匀汽运公司）、黔南交通运输集团荔波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荔波公司或荔波分公司）因与被申请人姚炳炎、原审第三人付红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作出的（2016)黔27民终1216号民事判决，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黔民申2274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再审申请人黔南交通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韦红权、荔波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易惠刚，被申请人姚炳炎及其委托代理人金开丹，原审第三人付红，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再审申请人黔南交通公司、荔波公司再审请求：1、撤销本院（2016）黔27民终1216号民事判决及荔波县人民法院（2015）荔民初字第467号民事判决，驳回姚炳炎的诉讼请求；2、被申请人承担一、二审及再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有新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再审申请人2018年3月5日向荔波县监察委员会（以下简称荔波县监委）致函举报付红以再审申请人荔波运输公司名义收取多人车款不交再审申请人荔波运输公司一系列涉嫌职务违法犯罪行为。荔波县监委依法受理、立案、侦察完毕后，交由荔波县人民检察院向荔波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荔波县监委、荔波县人民检察院和荔波县人民法院向付红询问其以荔波运输公司名义收取陈文学15万元、陆帮忠18万元、韦玉昌5万元、潘永光10万元以及隐瞒公司回购贵Ｊ×××××号车所欠姚炳炎32万元等犯罪行为时，付红对司法机关对其上述涉嫌职务违法犯罪行为的询问都予以承认，唯独对所欠姚炳炎32万元车款坚决不予承认。付红向荔波县监委供述其以再审申请人荔波运输公司名义所欠姚炳炎32万元车款，其早已全部支付给了姚炳炎，第一笔款好像是通过银行转帐给姚炳炎，第二笔款是在姚炳炎侄儿姚某家用现金支付给姚炳炎，其与姚炳炎结清所欠32万元车款一事，姚某和姚炳炎侄女婿张应鸿能证明此事。对此荔波县监委就付红所说分别向姚某、张应鸿予以调查取证。（一）姚某向荔波县监委证实，付红与姚炳炎两人在2012年的一天中午，特意相约到姚某家解决并结清付红以贵州省都匀汽车运输公司荔波运输公司名义所欠姚炳炎32万元转车款一事。姚某证实那天他看见付红大约拿了十几万现金给姚炳炎。双方当着姚某的面说明今天给姚炳炎的钱和付红之前给姚炳炎的钱，己结清姚炳炎转让给荔波运输公司的客车价款。付红把钱给姚炳炎后当时就问姚炳炎要条子《转车协议》，姚炳炎说条子现不在身上。付红对姚炳炎说你找到条子后，撕毁就行了，姚某今天在场可作证。（二）荔波县监委就付红供述已结清转车款一事，向张应鸿调查核实时，张应鸿所作的证人证言证明付红已全额支付转车款给姚炳炎。荔波县监委依据付红的供述和姚某、张应鸿、蔡刚向荔波县监委所作的证人证言及荔波县监委调取的其它证据，进行分析比对且它们之间能相互印证，并形成一个完整证据链。据此证明付红确实已支付32万元转车款给姚炳炎。故荔波县监委和荔波县人民检察院对再审申请人举报付红贪污姚炳炎转车款32万的举报不予提起公诉和追究其刑事责任。对此，荔波县人民法院2018年12月13日作出的（2018）黔2722刑初136号刑事判决书予以认定。二、原审没有查清本案争议焦点“车款”是否支付的事实。付红向司法机关交代，其与姚炳炎是多年好友，在2011年1月4日付红以再审申请人名义与被申请人签订《车辆移交经营协议》，约定被申请人以51万元价款承包经营再审申请人所有的贵Ｊ×××××号车。2011年5月8日付红又以再审申请人名义与被申请人签订《转车协议》，约定将贵Ｊ×××××号车转让给再审申请人。《转车协议》第二条约定“再审申请人先给首付款，余款32万于2012年5月8日前全部付清。”姚炳炎对付红近年的情况和处境非常了解，知道付红向银行贷款300万元尚还欠下他人巨大债务，这一辈子付红无法还清，留给付红的唯一出路只能销声匿迹，加之付红与姚炳炎签订《转车协议》一事再审申请人一无所知，付红是否支付32万车款给姚炳炎只有姚炳炎和付红清楚。因此，姚炳炎在得知付红失联后于2014年4月10日向荔波县人民法院诉请再审申请人偿还其所谓的32万欠款。由于本案的关键人付红在外潜逃不能到庭参加本案的原审审理，导致付红是否给付32万车款给姚炳炎的事实无法查清，属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被申请人姚炳炎再审辩称：依法驳回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申请，原审裁判已查明本案的客观事实，适用法律正确，再审申请人的申请违反法律程序。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五条的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生效后六个月内提出。但是本案终审判决在2016年11月24日已发生法律效力，申请人于2019年3月5日申请再审，已经超过了法定的六个月时效，申请人没有任何新证据能够推翻二审判决。二、付红不认可欠付被申请人32万元的事实，申请人以此认定已经清偿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更何况这涉及到付红的个人利益，他陈述的话是不能采信的。申请人称32万元分两笔清偿，第一笔好像是通过银行转账给姚炳炎，第二笔是在姚某家用现金支付给姚炳炎。申请人的陈述不客观，“好像”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第二笔款是在姚某家用现金支付的陈述不是真实的，如果付红真的付了款项，为何不收回《转车协议》。一次转账，一次是现金，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即便这笔款是真实存在的，那么这笔款是借款还是转车款，“转车协议”与“条子”是完全不同的，付红怎么可能把“转车协议”称作“条子”，证人证言不可采信。 原审第三人付红再审述称：原审第三人和姚炳炎的纠纷，当时是以32万元将车子回收，在回收后，第一次以转账的形式支付给对方，最后一笔是拿现金给对方，给现金的时候姚炳炎同意将合同返还，但是后来对方没有将合同返还。由于关系好，也没有继续追要，之后姚炳炎以合同提出诉请。第三人已经将32万元支付给姚炳炎。 姚炳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二被告支付原告车辆转让款32万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荔波分公司系被告都匀汽运公司依法设立的分公司。二被告从事客运车辆营运业务，拥有相关客运班线营运权及其客运车辆的所有权，被告根据各线路营运情况决定自行经营或发包经营。第三人付红曾任被告荔波分公司经理、荔波汽车站站长多年，后于2014年3月4被被告都匀汽运公司免除其所任职务。原告向法院提交的《车辆移交经营协议》约定：被告荔波分公司负责经营线路的行许可，并承诺行政许可下达后将其中一块线路牌交由原告承包经营；协议签订之日起，原告须交纳承包费51万元（包含车价、接车费、各类保险、购置税、入户及其它费用）；被告荔波分公司负责在2011年1月23日前将车辆办完一切营运手续，交由原告经营，如果2011年1月23日还未将车交由原告经营，被告荔波分公司不收招标费4万元，如果2011年3月份还不能上车经营，被告荔波分公司负责退还所交承包费，并承担一定的利息补偿。双方还进行了其他事项的约定。该协议签署的落款日期为2011年1月4日，加盖了被告荔波分公司的印章，原告也在协议上进行了签名。原告向法院提交的《转车协议》约定：原告将承包经营的贵Ｊ×××××号车辆转让给被告荔波分公司，转让价格双方自行商定，协议签订后，被告荔波分公司先付给首付款，余款32万元约定2012年5月8日前全部付清；原告必须将贵Ｊ×××××号车辆的全部手续（荔波至金城江线路牌号403070）交给被告荔波分公司；原告负责2011年5月8日前的车辆所有规费及交通违章处理，被告荔波分公司负责此后车辆的所有规费及债务。该协议签署的落款日期为2011年5月8日，加盖了被告荔波分公司的印章，原告也在协议上进行了签名。贵Ｊ×××××号车辆系以被告都匀汽运公司名义于2011年1月13日向贵州世海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购买，购置价款为23.5万元，并于2011年1月14日办理了车辆注册登记，车辆登记的所有权人是被告都匀汽运公司。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双方争议实质是：原告是否向被告承包经营贵Ｊ×××××号车辆及其营运线路并支付承包费及其数额，双方事后是否解除原承包协议及后果。本案中，原告与被告荔波分公司签订《车辆移交经营协议》约定的实质内容是原告意向性承包被告拟申报的客运班线及其车辆，该协议有双方的签名或盖章，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协议有效；《转车协议》约定的实质内容是解除贵Ｊ×××××号客运车辆及其营运线路承包合同关系，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协议有效，因此，一审对《车辆移交经营协议》及《转车协议》予以采信。由于被告系道路客运营运企业，在荔波当地经营业务多年，并有将其经营的客运班线及其车辆发包经营情况，贵Ｊ×××××号客运车辆车辆虽以被告的名义购买并办理注册登记手续，但从《车辆移交经营协议》及《转车协议》的约定内容看，原告已经向被告承包了贵Ｊ×××××号客运车辆及其营运线路，被告庭后虽然提供了较为规范的客运车辆承包合同样例，但该样例并不能否定《车辆移交经营协议》及《转车协议》。本案开庭审理时，原告申请的证人也陈述其曾为原告驾驶贵Ｊ×××××号客运车辆，被告虽以原告逾期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不同意质证，但原告起诉时已经提供《车辆移交经营协议》和《转车协议》，证人作证旨在补强该协议的证明力，有利查明本案事实，应予以准许，并结合本案的相关证据以及当事人的陈述与辩解，一审予以采信。第三人付红在被告荔波分公司任职多年且又是被告荔波分公司的负责人，其以公司名义开展道路客运相关业务属于职务行为；当地客运班线发包营运属于有限资源，而且客运班线的申办以及发包营运权限在于二被告，第三人付红在任被告荔波分公司任职期间，其以荔波分公司名义与原告商洽车辆及其营运线路发包事宜属于二被告的营运业务范围并与二被告的营运业务相关，因此，第三人付红的行为属履行职务行为；原告作为一名普通公众对第三人付红代表被告公司收取承包费已经尽了相应的审慎义务并无过错；原告陈述多次以现金方式向第三人付红支付承包费并未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而且结合当地的交易习惯及本案情况看，原告通过现金方式多次向第三人付红交纳相应款项亦是符合常理，因此，一审认定第三人付红系履行职务行为，并已代表被告荔波分公司向原告收取了原告承包费51万元，第三人付红的该职务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公司承担。被告提供的证据也不足以反驳原告提供证据证明的事实，且被告公司的印章管理及财务制度属于被告的内部管理问题，不能对抗作为善意一方的原告，因此，根据《车辆移交经营协议》和《转车协议》及上述分析，一审确认第三人付红以被告荔波分公司名义收取原告承包费51万元、原告向被告承包了贵Ｊ×××××号客运车辆及其营运线路以及双方协商解除承包合同后被告荔波分公司尚欠原告转让款（应退承包费）32万元的事实。现因被告荔波分公司未按约定支付原告转让款，原告要支付转让款理由正当，于法有据，一审予以支持，故被告荔波分公司应当支付上述款项。由于被告荔波分公司系被告都匀汽运公司依法设立的分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第一款“公司可以设立分公司。设立分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的规定，被告都匀汽运公司应当承担向原告支付转让款的责任。至于第三人付红是否将相应款项交付给被告公司，则是被告的内部管理问题，不能对抗作为善意一方的原告，二被告可以依法另行向第三人付红主张相关权利。一审法院判决：一、被告贵州省都匀汽车运输公司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姚炳炎转让款人民币三十二万元；二、驳回原告姚炳炎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100元，由被告贵州省都匀汽车运输公司负担。 黔南交通公司、荔波分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请求撤销原判第一项，改判上诉人不承担支付所谓欠被上诉人32万元欠款的责任。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并予以确认。 二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姚炳炎诉请上诉人都匀汽运公司、荔波分公司支付转让款32万元，其为此向法院提交了原审第三人付红在任荔波分公司经理期间，以上诉人荔波分公司名义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车辆移交经营协议》及《转车协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的规定，本案上诉人不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被上诉人知道付红的行为超越其权限，故付红的代表行为有效，荔波分公司应承担付红代表行为所产生的民事责任，即按约履行向被上诉人支付所欠转让款32万元的合同义务。上诉人主张不应承担责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上诉人主张该“收条”内容为虚构，但亦未能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故对上诉人的该项上诉主张，亦不予采信。对于上诉人主张的关于上诉人都匀汽运公司应承担的还款责任问题，二审认为，荔波分公司作为都匀汽运公司的分支机构，虽不能对外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但由于其经过工商部门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并从事相关营业活动，并有自己的财产，故其应以自有财产独立承担责任，自有财产不足清偿债务的部分，再由作为设立单位的都匀汽运公司依法承担补充责任。一审判决由都匀汽运公司承担本案的全部还款责任不当，二审对此予以改判。上诉人该部分上诉理由成立，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改判。二审法院判决：一、撤销荔波县人民法院（2015）荔民初字第467号民事判决；二、由上诉人贵州省都匀汽车运输公司荔波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被上诉人姚炳炎转让款32万元。贵州省都匀汽车运输公司承担补充清偿责任。一审案件受理费6100元，由上诉人贵州省都匀汽车运输公司荔波分公司、贵州省都匀汽车运输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6100元，由上诉人贵州省都匀汽车运输公司荔波分公司、贵州省都匀汽车运输公司负担。 再审中，再审申请人提交了五组共17份证据以及证人姚某的出庭证言。 第一组共1份，证据一贵Ｊ×××××号车辆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机动车行驶证、道路运输证、《车辆移交经营协议》、《转车协议》；第一组证据的证明目的：贵Ｊ×××××号车辆购买价格为23.50万元。根据2011年1日4日签订的《车辆移交经营协议》第二条约定承包费的收费项目除车价外，该车接车费、各类保险、购置税、入户费几项合计最多3万元，加上购车款合计约为26.50万元。再审申请人与姚炳炎2011年5日8日签订贵Ｊ×××××号车辆《转车协议》的定价为32万元，不可能是《车辆移交经营协议》中载明的51万元。 第二组共5份，证据二《黔南交通运输集团荔波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对原站长付红给予立案查处的请示报告》；证据三《荔波县监察委员会立案决定书》荔监立〔2018〕15号；证据四《贵州省荔波县人民检察院起诉书》荔检公诉刑诉（2018）124号；证据五《贵州省荔波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8）黔2722刑初136号；证据六荔波县监察委员会《关于追究付红贪污一案情况说明》。第二组证据的证明目的：再审申请人向荔波县监察委员会报案，付红涉嫌贪污80万元；荔波县监察委员会通过调查，认为姚炳炎虽然否认收到贵Ｊ×××××号车辆回购款32万元，但姚某、张应鸿的证言与付红的供述能相互印证，对付红贪污32万元的金额未追究刑事责任，付红的贪污金额为56.80万元；经荔波县人民法院判决认定付红犯贪污罪，贪污金额为56.80万元。 第三组共8份证据及证人姚某的证言，证据七荔波县公安局在2018年3月28日对付红的《讯问笔录》第2页第6至8行；证据八荔波县监察委员会在2018年5月15日对付红的《讯问笔录》第4页第20至22行，第5页1至16行；证据九荔波县监察委员会在2018年6月11日对付红的《讯问笔录》第2页第9至21行，第3页1至5行；证据十荔波县监察委员会在2018年4月10日对付红的《询问笔录》第4页第1至14行；证据十一荔波县监察委员会在2018年5月8日对姚某的《询问笔录》第1页第18至19行，第2页，第3页第1至2行；证据十二荔波县监察委员会在2018年5月9日对张应鸿的《询问笔录》第1页第18至19行，第2页第1至15行；证据十三荔波县监察委员会在2018年5月4日对蔡刚的《询问笔录》第1页13至19行，第2页第1行至第6行；证据十四付红向蔡刚出具的收款收据、承诺书、收条。证人姚某的出庭证言。第三组证据的证明目的：姚炳炎接贵Ｊ×××××车辆经营时，共交了32万元，2011年5月8日，付红代表荔波公司与姚炳炎签订《转车协议》车辆回购总价是32万元。付红收到蔡刚支付的40.80万元车辆承包经营款后，分两次将32万元车款付给姚炳炎，第一次是通过姚炳炎提供的银行账户转账给姚炳炎，第二次是在姚某家付给姚炳炎17万元。付红已将32万元购车款全部支付给姚炳炎，姚炳炎当时没有出具收条。 第四组共2份，证据十五荔波县监察委员会在2018年5月11日对姚炳炎的《询问笔录》第3页第9至13行；证据十六荔波县监察委员会在2018年6月4日对姚炳炎的《询问笔录》第3页第8至15行。第四组证据的证明目的：姚炳炎承认收到付红交付的车辆回购款的首付款20万元，承认在姚某家收到付红交付钱款的事实。 第五组共1份，证据十七进账单、缴款通知单。第五组证据的证明目的：本案经一、二审判决，再审申请人被强制执行32万元转让款及诉讼费等。 被申请人姚炳炎质证认为：证据一《车辆移交经营协议》约定价款是51万元，其它无异议；证据二的三性有异议；证据三的真实性无异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四起诉书中没有对32万元提起公诉，不能直接证明付红支付给其32万元；证据五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不认可；证据六不认可该证据的证明目的；证据七的三性有异议；证据八的三性无异议，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证据九、证据十、证据十一、证据十二、证据十三的三性有异议，不予认可；证据十四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不认可；证据十五、证据十六的真实性无异议，也证明付红与姚炳炎有借贷关系；证据十七无异议；对证人姚某的证言，只认可收到6万元，该款是付红向其借款的还款。 原审第三人付红质证认为：对证人姚某的证言，在姚某家中支付给姚炳炎的是17万元；其余的证据均无异议。 被申请人姚炳炎提供了以下证据：1、2014年1月22日付红向其出具《借条》一份，证明付红和姚炳炎之间还有其他经济往来。2、姚炳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交易明细，证明2011年5月7日姚炳炎收到案涉车辆的回购款20万元，该款是由第三人付红向姚炳炎支付的现金，姚炳炎、付红及张应鸿三人一起到邮政银行开户存入该账户。 再审申请人质证认为：证据1，购车款是发生在2011至2012年之间的事，该借条与本案无关；证据2，质证意见与付红质证意见一致。 原审第三人付红质证认为：证据1，该借条已经与姚炳炎结算清楚了；证据2，该款为其与姚炳炎之间个人借款的还款。 围绕当事人的再审请求,本院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 2011年1月4日，荔波公司与姚炳炎签订《车辆移交经营协议》约定：“荔波公司负责经营线路的行政许可，并承诺行政许可下达后将其中一块线路牌交由姚炳炎承包经营；协议签订之日起，姚炳炎须交纳承包费51万元（包含车价、接车费、各类保险、购置税、入户及其它费用）；荔波公司负责在2011年1月23日前将车辆办完一切营运手续，交由姚炳炎经营，如果2011年1月23日还未将车交由姚炳炎经营，荔波公司不收招标费4万元，如果2011年3月份还不能上车经营，荔波公司负责退还所交承包费，并承担一定的利息补偿”。之后，姚炳炎实际支付承包费共计32万元，该款由原荔波公司负责人付红收取，未入荔波公司财务账，姚炳炎实际承包经营了贵Ｊ×××××号车辆。2011年5月8日，荔波公司与姚炳炎签订《转车协议》，约定：“姚炳炎将承包经营的贵Ｊ×××××号车辆转让给荔波公司，转让价格双方自行商定，协议签订后，荔波公司先给首付款，余款32万元约定2012年5月8日前全部付清；姚炳炎必须将贵Ｊ×××××号车辆的全部手续（荔波至金城江线路牌号403070）交给荔波公司”。荔波公司实际以32万元回购姚炳炎承包经营的贵Ｊ×××××号车辆。2012年，付红在姚某家中将车辆回购款17万元现金支付给姚炳炎。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讯问笔录》、《询问笔录》及证人姚某的证言等证据予以印证，再审申请人提交的证据九、十、十一、十六属于新证据。 另查明，2015年6月19日，贵州省都匀汽车运输公司名称变更为黔南交通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5年6月19日，贵州省都匀汽车运输公司荔波分公司名称变更为黔南交通运输集团荔波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其余事实与原一、二审查明的事实一致，予以确认。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姚炳炎向荔波公司承包贵Ｊ×××××号车辆进行经营，支付的承包费是51万元还是32万元；二、《转车协议》中约定的荔波公司对贵Ｊ×××××号车辆的回购费金额应当如何认定；三、姚炳炎是否已全部收到贵Ｊ×××××号车辆的回购款。 关于焦点一，再审申请人主张姚炳炎接贵Ｊ×××××号车辆经营时，交付的承包费是32万元而非51万元，合同中虽然约定承包费是51万元，但该合同系框架协议，付红实际只收到32万元。姚炳炎抗辩认为，在《车辆移交经营协议》中约定承包费为51万元，该51万元其以现金形式已全部支付给了付红。对此，付红只认可收到姚炳炎支付的车辆承包费32万元，付红收款时担任荔波公司经理职务，收取该32万元款项的行为属履行职务行为，姚炳炎主张其已支付51万元，没有提供相应的收款收据或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姚炳炎的抗辩理由不成立，不予采纳。姚炳炎承包荔波公司贵Ｊ×××××号车辆进行经营，支付的承包费应认定为32万元。 关于焦点二，《转车协议》中约定的荔波公司对贵Ｊ×××××号车辆的回购费金额应如何认定。再审申请人主张贵Ｊ×××××号车辆购置费加上保险及税费等成本最多合计26.50万元，《转车协议》中约定的车辆回购费不可能是51万元，而应当是32万元。本案中，姚炳炎抗辩提出贵Ｊ×××××号车辆回购费是51万元而非32万元，其称2011年5月7日付红向其支付案涉车辆回购款20万元（现金），姚炳炎提出该款系《转车协议》约定的车辆回购费51万元中的首付款，并提供了相应的银行流水予以佐证，而《转车协议》约定的余款32万元当中是包含了1万元的资金占用费。对此，付红反驳认为《转车协议》中约定的车辆回购费是32万元，首付款是2万元的资金占用费，对于姚炳炎2011年5月7日收到的20万元，付红认为该20万元系二人之间民间借贷的还款。经查，根据《转车协议》约定：“……协议签订后，荔波公司先给首付款，余款32万元约定2012年5月8日前全部付清……”，首付款应当在协议签订后支付，该协议签订于2011年5月8日，姚炳炎于2011年5月7日将收到的20万元存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账户中，与《转车协议》约定的内容并不相符，若该款为首付款，为何未将该款在协议中载明，对此，姚炳炎未能作出合理说明，也未能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因此，姚炳炎提出2011年5月7日收到的20万元是案涉车辆回购费首付款的理由不成立，不予采纳。付红提出《转车协议》中约定的首付款，是2万元的资金占用费的理由亦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该项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关于《转车协议》中约定车辆回购费的首付款金额如何认定的问题，本院认为，本案车辆回购费首付款金额在《转车协议》中并未有明确约定，对此，姚炳炎与付红分别主张金额差距较大，也未能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姚炳炎、付红关于车辆回购费首付款金额的意见，不予采信。关于案涉车辆回购费是51万元还是32万元的问题，荔波公司将贵Ｊ×××××号车辆以32万元交由姚炳炎承包经营5个月之后，又以51万元收回该车与常理不符，综合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及《讯问笔录》等证据，荔波公司对案涉车辆的回购款金额应认定为32万元，姚炳炎提出案涉车辆回购金额是51万元的理由不成立，不予采纳。 关于焦点三，再审申请人主张付红分二次将案涉车辆回购款32万元已全部支付给了姚炳炎，并提供了荔波县监察委员会对付红、姚某、姚炳炎的《询问笔录》等证据证明其主张。就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2012年，付红在姚某家中向姚炳炎支付现金17万元，姚炳炎抗辩提出在姚某家中只收到6万元，并称该6万元系付红向其偿还的借款，从姚炳炎提供的《借条》来看，出具《借条》的时间是2014年1月22日，付红在偿还借款约二年之后才出具借条与常理不符，姚炳炎该项抗辩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本案认定姚炳炎在姚某家中收到的款项应为车辆回购款，金额为17万元。关于双方争议的车辆回购款20万元是否已支付的问题，对于该笔20万元款项的性质，姚炳炎提出该款是《转车协议》中约定的首付款，付红则认为20万元系二人之间民间借贷的还款，姚炳炎关于该笔20万元款项的主张本院已在焦点二中进行认定，不再复述。从付红与姚炳炎的当庭陈述来看，二人之间的资金往来，有付红代表荔波公司的职务行为，又有私人的民间借贷，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该笔20万元款项的性质，姚炳炎与付红对各自的主张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证实，不予采纳。除了上述已支付的17万元之外，再审申请人主张案涉车辆回购款其余款项已全部支付完毕，但未能提供相应证据证实其主张，对该项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本院认定姚炳炎已收到贵Ｊ×××××号车辆回购款17万元，荔波公司尚欠姚炳炎15万元未支付，荔波公司应当承担向姚炳炎支付车辆回购款15万元的责任，黔南交通公司依法承担补充责任。 综上，鉴于再审中出现新证据,导致原一、二审认定的部分事实发生变化,故本院再审依据新证据对原一、二审判决予以变更。再审申请人的再审请求部分成立，应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本院(2016)黔27民终1216号民事判决及荔波县人民法院（2015）荔民初字第467号民事判决； 二、再审申请人黔南交通运输集团荔波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被申请人姚炳炎车辆回购款15万元。黔南交通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承担补充清偿责任。 三、驳回被申请人姚炳炎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61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100元，共计12200元，由再审申请人黔南交通运输集团荔波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黔南交通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负担5719元，由被申请人姚炳炎负担6481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曾令志 审判员  袁 慧 审判员  李永进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詹 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