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 西 省 高 级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陕民终32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朱莉，女，1963年5月16日出生，汉族，住宝鸡市渭滨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陕西金镝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陕西省分公司。朱莉，女，1963年5月16日出生，汉族，住宝鸡市渭滨区公园路206号。   法定代表人：杨景，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扣新，陕西联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美珍，江西求正沃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被告：李莎，女，1987年7月23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公园路206号付5号。   一审被告：朱静，女，1971年4月12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经二路22号。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湘君，陕西华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被告：赵保社，男，1962年3月17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武功县普集街乡永新村六组。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湘君，陕西华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被告：杜立新，男，1968年1月2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7024号鲁班大厦写字楼。   一审第三人：西安大鹏太好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XX店XX房。   法定代表人：李晨，该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上诉人朱莉因与被上诉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陕西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信达陕西分公司）、一审被告李莎、朱静、赵保社、杜立新、一审第三人西安大鹏太好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鹏公司）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不服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陕01民初24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朱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被上诉人信达陕西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美珍、田扣新，朱静、赵保社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湘君到庭参加诉讼，杜立新、李莎、大鹏置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朱莉上诉请求：1.撤销（2018）陕01民初2486号民事判决书之判决第一项、第三项、第四项；2.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信达陕西分公司将债权出售。信达陕西分公司不能成为合格原告，依法不能以《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提起债权人撤销之诉。淘宝网记载了信达陕西分公司拍卖债权的整个过程，第三方用事实证明了交易成功。从而说明其已经丧失诉权； 2、撤销权行使对象是债务人，朱莉不是借款合同的债务人，仅仅是合同的保证人，主债务人资产足以偿还债务。根据现有的证据足以证明主债务人的资产完全可以抵偿原告的债务。《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债权人的撤销对象是债务人，朱莉仅是保证人，不属于行使撤销权之对象。3、朱莉与朱静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并未对债权人债权造成实际损害。江西居易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于2018年12月6日对宝太公司的涉案资产“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XX路XX号XX园（原均利国际广场）土地及地上在建工程”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做出了赣居易[2018]（司鉴）字第067号《房地产评估报告》，该报告载明该项目评估总价为1006420.57万元。根据信达陕西分公司与宝太公司签订的《债务重组合同》，债务人向原告支付的重组债务总款项的金额为25631.52万元，其中偿债资金的金额为17724万元，重组补偿金的总额为7907.52万元。根据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陕民初42号民事判决，确认宝太公司向原告信达资产公司偿还的本金为17724万元，重组补偿金5345.882426万元，该金额与宝太公司的土地及在建工程评估总价1006420.57万元相距甚大，宝太公司的资产完全足够偿还信达陕西分公司的欠款。因此，朱莉的股权转让行为并未危及到该债权的实现，信达陕西分公司要求撤销股权转让行为没有事实依据。4、本案已超过法律规定的撤销权1年除斥期间。朱莉的股权转让行为自2016年9月6日发生，同时进行了工商登记，信达陕西分公司却到2018年才提起诉讼，早已超过合同法规定的1年除斥期间。5、朱莉将自己的股权按照合理价格转让给朱静符合法律规定，具备股权转让合同的有效要件。首先，朱莉与朱静之间转让股权的行为经过工商变更，可见其并未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其次，在朱莉进行股权转让时，朱莉及其丈夫李富国也曾多次给信达陕西分公司的经办人陆伟民打电话告知要转让股权，其也同意转让，并多次说主债务人的资产够了，保证人都无所谓。在这这种情况下，朱莉才将股权转让给朱静。最后，在朱莉转让股权之前，全体股东一致同意转让，朱静还委托专业的会计师对公司的财务核查，确定了净资产价格，在此基础上朱莉和朱静等协商一个合理的价格做了股权转让（详见财务核查报告）。6、朱莉在转让股权时，并无生效的法律文书确认信达陕西分公司与宝太公司及朱莉、李莎之间的债务金额，上诉人朱莉转让大鹏公司股权时信达公司与宝太公司及一审各被告的债务纠纷并无生效法律文书进行确认，信达陕西分公司与宝太公司的诉讼纠纷直至2018年8月16日宣判。   信达陕西分公司辩称，1、截止2019年12月12日一审判决前，因上诉人一方虚假破产，导致信达陕西分公司与受让方陕西卡罗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债权转让的资产发生重大变化，交易停滞，受让方暂停付款，未进行资产交割和发布债权转让通知、公告等，债权仍属于信达陕分公司，故一审阶段信达陕分公司作为债权人原告主体资格适格。2、撤销权的行使对象为债务人，朱莉、李莎系2014年2月19日《债务重组保证合同》债务人，并经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陕民初42号民事判决书确认，截止2017年9月30日，应偿还金额约为31494.69万元。3、朱莉在无资产无力清偿债权人 31494.69万元债权的情况下，截止二审对债权人的债权仍未清偿。虚假将股权转让给妹妹朱静妹夫赵保社，规避执行，依法应予撤销，一审判决正确。2016年9月6日，被告朱莉、李莎作为连带责任担保期间，在明知巨额债务无力清偿的情况下，仍将其分别持有的大鹏公司的股份64.29%出资4050万元、股份35.71%出资2250万元的股权，虚假转让给朱莉的妹妹朱静、妹夫赵保社，但大鹏公司的股权和公司控制经营权实际仍系李富国、朱莉、李莎，恶意串通逃避债务。系典型逃避债务行为，损害债权人的合法债权，债权人享有法定撤销权，朱静、赵保社、杜立新应当返还转让的股权。    朱静、赵保社共同辩称，1、信达陕西分公司不具有本案诉讼主体资格，2、朱静、赵保社受让股权时，并无生效的法律文书对信达陕西分公司与宝太公司及朱莉、李莎之间的债务进行确认，答辩人受让股权符合法律规定。3、信达陕西分公司的撤销权之诉不符合法律规定，法院应当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根据合同法第74条之规定，债权人撤销权的行使对象是债务人。但本案涉及的当事人均非信达陕西分公司的债务人。本案已超过法律规定的撤销权1年除斥期间，信达陕西分公司无权提起撤销权之诉。朱静、赵保社与朱莉之间的股权转让符合法律规定，本案中，朱静、赵保社是善意第三人。朱莉及朱静、赵保社股权转让行为并未对信达陕西分公司的债权造成损害。宝太公司的资产足够偿还信达陕西分公司的欠款，信达陕西分公司作为抵押权人，完全可以通过该抵押得到清偿，因此不存在债权受到损害的情形。4、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程序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249条规定，在明知债权已发生转让，朱静、赵保社已向法院提交《调取证据申请书》，请求向受让人调取债权转让相关证据时拒绝调查案件真相，并不对受让人进行追加，导致一审审理发生严重程序错误。   信达陕西分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朱莉将持有的大鹏公司64.29%的股权转让给朱静的行为；2.撤销李莎将持有的大鹏公司35.71%的股权转让给赵保社的行为；3.撤销朱静将朱莉持有的大鹏公司10%的股权转让给杜立新的行为；4.撤销赵保社将李莎持有大鹏公司10%的股权转让给杜立新的行为；5、判令大鹏公司64.29%的股权归朱莉所有，35.71%的股权归李莎所有,朱静、赵保社、杜立新将持有的大鹏公司股权返还给朱莉、李莎，并与杜立新、大鹏公司共同办理工商变更登记至朱莉、李莎名下；6.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由朱莉、李莎、朱静、赵保社、杜立新共同承担。   一审法院查明，2014年2月19日，信达陕西分公司与陕西宝太房地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太公司）签署《债务重组合同》，约定宝太公司在信达陕西分公司向其支付偿债资金之日起24个月内分期偿还17724万元偿债资金并支付重组补偿金。信达陕西分公司于2014年6月23日向宝太公司支付偿债资金17724万元。2015年6月30日，信达陕西分公司与李富国、朱莉、李莎、五洲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分别签署信陕-A-2013-005-011号、信陕-A-2013-005-012号、信陕-A-2013-005-013号、信陕-A-2013-005-014号《债务重组保证合同》，约定由李富国、朱莉、李莎、五洲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宝太公司向信达陕西分公司清偿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其后宝太公司未能按照约定向信达陕西分公司还款,导致债务重组合同项下的债务全部到期。信达陕西分公司随后向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8年8月16日，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陕民初42号民事判决，判决：一、宝太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信达陕西分公司截至2015年10月17日偿债资金本金17724万元、重组补偿金53458824.26元；二、宝太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信达陕西分公司自2015年10月18日起至2017年4月30日止违约金66287760元，并以17724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5月1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支付违约金；三、信达陕西分公司就本判决第一、二项所确定的债务对宝太公司位于宝鸡市XX路XX号的房屋产权（抵押房产面积共计74271.05㎡）行使优先受偿；四、宝鸡市房屋经营开发公司、宝鸡太平洋西部商业有限公司、五洲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陕西宝太投资有限公司、李富国、朱莉、李莎对本判决第一、二项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五、驳回信达陕西分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该民事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信达陕分公司向陕西省宝鸡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但被执行人均未清偿债务。   1996年9月9日，陕西恒力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注册成立。公司章程载明：公司注册资本600万元。股东朱莉出资额400万元，参股比例66.6%；股东李富国出资额200万元，参股比例33.4%。2002年3月18日，李莎与李富国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原股东李富国的出资额2250万元转让给李莎，公司章程修正为公司股东出资额为6300万元，其中朱莉出资4050万元，占64%，李莎出资2250万元，占36%。2008年12月15日，陕西恒力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名称变更为西安大鹏太好置业有限公司。2019年8月20日，大鹏公司法定代表人由朱静变更为李晨。李富国与朱莉系夫妻关系，李莎系二人之女。   2016年9月1日，大鹏公司召开股东会并形成决议，公司股东朱莉将持有64.29%的出资额4050万元转让给新股东朱静，朱莉退出股东会。公司股东李莎将持有35.71%的出资额2250万元转让给赵保社，转让后李莎退出股东会。同意吸收朱静为新股东，并认缴出资额为4050万元，出资方式为货币,占注册资本64.29%，认缴到位时间为2016年9月3日。同意吸收赵保社为新股东，并认缴出资额为2250万元，出资方式为货币，占注册资本35.71%，认缴到位时间为2016年9月3日。同意免去朱莉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经理）职务，选举朱静为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经理），同意免去李莎公司监事职务，选举赵保社为公司监事职务。2016年9月3日，朱莉与朱静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朱莉将其持有的大鹏公司64.29%股权，以4050万元价格转让给朱静，朱静同意在本协议订立后3日内，以货币形式将股权转让款4050万元支付给朱莉。2016年9月3日，李莎与赵保社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李莎将其持有的大鹏公司35.71%股权，以2250万元价格转让给赵保社，赵保社同意在本协议订立后3日内，以货币形式将股权转让款2250万元支付给李莎。朱静、赵保社系夫妻关系，朱静系朱莉胞妹。诉讼中，朱静提交了2016年10月15日至2018年12月15日期间，其与朱莉之间5956600元的转账记录（2018年5月28日之前转账5606600元，之后转付350000元）。   李东含与朱莉、李莎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9月5日作出（2016）陕01民初1188号民事判决。该案执行过程中，该院执行局法官于2018年5月25日与朱莉之间制作了谈话笔录，主要内容是：“？本院经查证后发现有一个公司名叫大鹏太好置业发展有限公司。这个公司是谁的公司，现在是什么情况。朱莉：原来是我的公司。现在公司转出去了。？怎么转出去的，转给了谁。朱莉：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转给了朱静，朱静是我的一个亲戚。只是把股权转让出去了。她也没有给我钱。？转让的时间是什么时候。朱莉：我记不清了。？本院已经查实了，是在案件判决生效之后你才将这个股权转让出去的。并且本院向你送达被执行人财产登记表的时候，对于这个情况也没有如实填写。你的这种行为属于隐匿财产，行为恶劣。本院可以对你处罚并且你的行为构成拒执罪的情形，本院可依法向西安市公安局移送。朱莉：知道了。？对于这个情况，本院必须要查实清楚，今天本院向朱静送达传票，要求她按时到庭配合本院调查此事，你将传票带给朱静。朱莉：好的。”该院执行局法官于2018年5月28日与朱莉、朱静制作了谈话笔录，主要内容是：“？关于大鹏太好置业发展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事。这个股权转让以后，钱给了没。朱静：钱给了，没有给钱的话怎么办理的过户。朱莉：股权虽然转让了，但没有给钱。朱静：时间长了，我也记不清。”   2018年8月16日，杜立新与朱静、赵保社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朱静将其名下大鹏公司10%股权作价630万元转让给杜立新。赵保社将其名下大鹏公司10%股权作价630万元转让给杜立新。2018年8月16日，朱静、赵保社出具授权委托书，同意杜立新把股权转让款共计1260万元转入西安五洲绿城房地产有限公司。2018年8月17日，杜立新通过中建华融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账户向西安五洲绿城房地产有限公司转款1260万元，朱静、赵保社分别向杜立新出具了收条。目前大鹏公司工商登记显示，杜立新持股比例20%，出资1260万元。朱静持股比例54.29%，出资3420万元。赵保社持股比例25.71%，出资1620万元。   根据淘宝网阿里拍卖显示，2018年12月19日，信达陕西分公司公开拍卖宝太公司不良债权资产。12月20日，陕西卡罗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卡罗尔公司）以1.3256亿元竞价成交，并支付了2000万元保证金。诉讼中，西安中院依法询问了卡罗尔公司。卡罗尔公司陈述：“卡罗尔公司参与了信达公司的司法竞拍，竞拍价格大概是1.3亿，保证金是2000万元，2018年12月底，执行法院收到了债务人均利公司破产裁定，双方之间交易面发生了重大变化，双方的交易停滞。违法的假破产裁定事件发生后，经过双方的努力破产裁定已经撤销，但债权项目因为前期的事件，陷入了停滞。双方签订了书面合同，但是债权没有实际交割，信达公司也没有做公告。”   2019年6月28日，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陕0302民监4号民事裁定，内容是：申请人陕西宝太房地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原陕西均利（国际）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破产重整一案，陕西宝太房地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原陕西均利（国际）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于2018年10月15日向本院提出申请，称债务人无资金执行重整计划草案，请求终止执行陕西均利（国际）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并宣告债务人破产。该院于2018年12月25日作出(2010)宝渭法破字第1-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一、终止陕西均利（国际）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的执行；二、宣告陕西均利（国际）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破产。该院对(2010)宝渭法破字第1-5号民事裁定书进行了审查后，认为，1、(2010)宝渭法破字第1-5号民事裁定书中，陕西均利（国际）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名称已于2014年2月10日变更为“陕西宝太房地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裁定宣告已不存在的“陕西均利（国际）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破产明显不当。2、该裁定与(2010)宝渭法破字第1-3号民事裁定书内容相互矛盾。3、破产重整、和解或者破产清算分别为独立的阶段、程序，利害关系人应另案主张权利。裁定撤销该院(2010)宝渭法破字第1-5号民事裁定书。   2018年12月7日，一审法院作出（2018）陕01民初2486号民事裁定，冻结朱静、赵保社、杜立新持有的大鹏公司的全部股权。信达陕西分公司支付保全费用5000元。信达陕西分公司还支付公告费用600元。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属于债权人撤销权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信达陕分公司是否为本案适格的原告；朱莉、李莎、朱静、赵保社各自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是否损害了信达陕分公司的债权并予以撤销；杜立新受让股权是否属于善意第三人。   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九条规定，在诉讼中，争议的民事权利义务转移的，不影响当事人的诉讼主体资格和诉讼地位。人民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对受让人具有拘束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处置银行不良资产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第三条规定，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转让、处置已经涉及诉讼、执行或者破产等程序的不良债权时，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债权转让协议和转让人或者受让人的申请，裁定变更诉讼或者执行主体。本案中信达陕分公司作为金融资产公司，依法处置宝太公司不良债权资产，不影响其在本案中诉讼主体资格。并且信达陕分公司与第三方卡罗尔公司之间对于不良债权资产也未办理转移手续，因此信达陕分公司作为原告主体适格。朱莉、朱静、赵保社抗辩信达陕分公司债权转让丧失原告诉讼主体资格的理由与法律规定不符，该院不予支持。   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根据《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第七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九条的规定，债权人行使撤销权应具备以下条件：债权人享有有效的债权，且在法定期间内行使撤销权，债务人无偿或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债务人的相关行为对债权人造成损害。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首先信达陕分公司对朱莉、李莎享有17724万元,重组补偿金53458824.26元及违约金66287760元、利息等债权合法有效。其次2018年10月，信达陕分公司在申请（2017）陕民初42号判决执行过程中，才发现朱莉、李莎在2018年5月转移大鹏公司股权给朱静、赵保社的撤销事由，信达陕分公司于2018年11月在该院起诉立案，符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起一年内行使的除斥期间规定。再次朱莉、李莎将大鹏公司100%的股权以6300万元转让朱静、赵保社，朱静仅提供了2016年10月15日至2018年12月15日期间，其与朱莉之间595.66万元的转账记录，一方面上述转账记录中涉及的款项是否属于股权转让款无证据证明，朱莉、李莎与朱静、赵保社也均未提交其他证据证实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事实，另一方面约定的股权转让款为6300万元，朱静提交的转账记录仅为595.66万元,不足约定价款的10%。最后本案中应当注意到朱莉、李莎与朱静、赵保社均为亲属关系，结合朱莉、朱静在该院执行局对涉案股权转让是否支付股权转让款所做的陈述以及在本案中的举证，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可以认定债务人朱莉、李莎无偿将涉案股权转让，已经损害了债权人信达陕分公司的债权实现，朱莉、李莎与朱静、赵保社之间转让大鹏公司股权的行为应予撤销。朱莉、朱静、赵保社抗辩主张朱莉、李莎是合同保证人，而主债务人宝太公司资产足以清偿信达陕分公司，保证人不应承担责任。债权人撤销权属于债的保全制度之一，目的是为了防止债务人责任财产的不当减少，以维持债务人的一般偿债能力。本案所涉及的主债权经法院强制执行未果，而保证人朱莉、李莎无偿转让股权的行为势必会影响信达陕分公司债权的实现，朱莉、朱静、赵保社抗辩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   关于第三个焦点问题。《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本案中的杜立新已经被工商变更登记为大鹏公司的股东并记载于股东名册，并且实际向朱静、赵保社指定的第三方支付了126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信达陕分公司无证据证明杜立新受让股权时主观上存在恶意。故杜立新受让股权的行为属于善意取得，信达陕西分公司主张撤销杜立新受让股权行为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该院不予支持。由于杜立新合法受让了大鹏公司20%的股权，所以朱莉、李莎无偿分别转让给朱静、赵保社大鹏公司全部股权中，该院依法分别撤销转让其中54.29%和25.71%（合计80%）股权的行为。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第七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百四十九条的规定，遂判决：一、撤销被告朱莉将第三人西安大鹏太好置业发展有限公司54.29%的股权转让给被告朱静的行为；二、撤销被告李莎将第三人西安大鹏太好置业发展有限公司25.71%的股权转让给被告赵保社的行为；三、确认第三人西安大鹏太好置业发展有限公司54.29%的股权归被告朱莉所有，25.71%的股权归被告李莎所有；四、被告朱莉、李莎、朱静、赵保社、第三人西安大鹏太好置业发展有限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共同将54.29%和25.71%的股权工商变更登记至被告朱静、李莎名下；五、驳回原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陕西省分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19800元，由原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陕西省分公司负担83960元，被告朱莉、李莎、朱静、赵保社共同负担335840元。保全费5000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朱莉、李莎、朱静、赵保社共同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朱莉向本院提交四组证据。   第一组：证据1.债权催收暨处置告知函（2019）年第BT-02号；证据2.陕西传媒网-陕西日报（2019年12月25日）。拟证明：信达陕西分公司不是本案的适格原告。信达公司质证认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九条的规定，信达陕分公司作为原告主体适格。   第二组：证据1.大鹏公司企业信息；证据2.《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拟证明大鹏公司2016年9月7日李莎、朱莉股权变更为赵保社、朱静的企业信息在2016年9月底之前已公示，信达陕西分公司2016年9月底之前应当知道，已超过法律规定的主张撤销权一年的除斥期间规定。信达陕西分公司质证认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朱莉2016年9月3日公示发生的4050万元股权转让，系64.29%股权转让发生之日，信达陕西分公司2018年11月起诉，未超过股权转让发生之日起五年。2016年9月3日转让并未公示公司未支付4050万元股权转让款，规避执行的撤销事由，撤销事由系西安中院2018年5月执行中查明朱莉系虚假转让股权，规避执行的撤销事由，信达陕西分公司知悉后于是2018年11月起诉，符合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一年。   第三组：证据1.信陕-A-2013-005-05号《债务重组抵押合同》及抵押合同公证书；证据2.江西省靖安县人民法院查封公告（2018）赣0925执132号；证据3.赣居易（2018）（司鉴）字第067号房地产估价报告；证据4.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陕民初42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宝太公司的抵押房屋价值568698269元完全能够清偿《债务重组合同》的债务即信达陕西分公司主张朱莉作为担保人的债务，信达陕西分公司主张债权人撤销权没有事实依据，朱莉转让大鹏公司股份给朱静不会给信达陕西分公司的债权造成损害。信达陕西分公司质证认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本案中《债务重组合同》的《保证合同》、《抵押合同》中均约定：“保证人/抵押人同意，在主合同项下存在抵押人和保证人的情况下，债权人可向任一抵押人或保证人（包括保证人）主张权利，不受先后顺序的限制”。生效的（2017）陕民初42号判决判令朱莉承担连带责任还款，即朱莉为第一顺位债务人，并未认可朱莉抗辩的抵押财产先清偿，不足部分由朱莉清偿的等上诉主张。本案中，朱莉书面放弃抵押与保证履行先后顺序，生效判决也确认债权人依法直接向朱莉主张债权的，因此朱莉转让股权的行为直接损害了信达陕分公司的债权。根据一审提交的证据，债务人一直处于破产状态，2019年期间虚假破产清算逃避国有金融债权，被依法撤销，该破产项目资不抵债，涉及数千户购房者、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及多重抵押等错综复杂的债务30亿余元，且评估系另案江西法院评估价值执行，并非信达陕西分公司执行，抵押的烂尾房产未能处置变现清偿债权，截止二审庭审，信达公司截止2020年7月1日债权本息451658020元进入执行程序，无财产可供执行，分文未受清偿。   第四组证据为谈话笔录。拟证明大鹏公司2016年9月朱莉与朱静之间的股权转让是有偿转让，不是虚假转让。信达陕西分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以认可，违反了民事诉讼禁止反言原则。根据2018年5月25日、28日谈话笔录，当事人明确承认于己不利的事实，截止二审庭审，朱莉虚假转让朱静、赵保社6300万元股权未支付分文价款，朱莉、朱静书面向法院两次确认未支付价款，虚假转让规避执行，形成完整证据链，朱莉、朱静陈述于己不利等事实，信达陕西分公司无需举证。   朱静、赵保社对朱莉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   朱静、赵保社共同向本院提交三组证据：   第一组：证据1.2019年12月19日《债权催收暨处置告知函》；证据2.2019年12月25日《陕西日报》第11版《公告》。朱静、赵保社的举证意见与朱莉提交的第一组证据的举证意见一致，信达公司的质证意见亦与其对朱莉提交的第一组证据的质证意见一致。   第二组证据为17张中国建设银行客户交易详细信息，该证据拟证明朱静向朱莉支付了股权转让款，并非虚假转让，是善意受让人，信达陕西分公司无权要求撤销朱莉、朱静等人的股权转让行为。信达陕西分公司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朱莉、朱静在2018年5月法院两份执行笔录中，均认可规避执行，未支付价款。朱静仅提供了2016年10月15日至2018年12月15日期间，其与朱莉之间595.66万元的转账记录，无法证明上述转账记录中涉及的款项属于股权转让款，朱莉、李莎与朱静、赵保社也均未提交其他证据证实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事实；股权转让款为6300万元，朱静提交的转账记录仅为595.66万元，不足约定价款的10%，虚假转让事实清楚。   第三组：证据1.《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证据2.大鹏公司企业信息。朱静、赵保社的举证意见与朱莉提交的第二组证据的举证意见一致，信达陕西分公司的质证意见亦与其对朱莉提交的第二组证据的质证意见一致。   朱莉对朱静、赵保社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   本院对各方当事人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   关于朱莉提交的第一组证据，朱静、赵保社提交的第一组证据因各方当事人均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至于各方举证质证意见属于法律适用问题，本院在论理部分予以阐述。   关于朱莉提交的第二组证据，朱静、赵保社提交的第三组证据。大鹏公司的企业工商信息与原审中大鹏公司的工商档案内容能够相互印证，且信达陕西分公司亦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故对大鹏公司的企业工商信息予以采信，而《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其属于行政条例，不符合证据的内涵，故不予采信。   关于朱莉提交的第三组证据，其中证据4原审中当事人已经提交且原审已经采信作为定案依据，不属于新的证据，故本院不予重复采纳。证据1、证据2、证据3因各方当事人认可其真实性，故本院予以采信。   关于朱莉提交的第四组证据，信达陕西分公司否认该证据的真实性，而朱莉并无其他证据佐证该证据的来源，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即便该证据真实，但该证据内容明显与其前期在执行法院所做谈话笔录存在矛盾，故该证据不能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   关于朱静、赵保社提交的第二组证据。该组证据原审已经出示，且亦认定该组证据所反映的事实，但经查阅原审卷宗并无相关质证记录，故该组证据属于二审新的证据，信达陕西分公司认可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故本院予以采信。   庭审后，朱莉于2020年7月22日向本院提交了一份司法鉴定申请，请求对案涉《债务重组保证合同》中朱莉签名的真伪进行司法鉴定。经审查，因朱莉在一审时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并不持异议，仅抗辩其是案外人欺骗签的字，且其在一审期间未申请对其在该证据中的签名真伪进行司法鉴定，二审又是在庭审辩论终结之后申请的，故本院对朱莉的该项申请不予准许。   二审查明，原审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从2016年10月5日至2018年12月15日，朱静分17次陆续向朱莉或李明账户转款共计595.66万元，但其中的以下款项即：1.2017年11月13日支付的20万元；2.2017年12月5日支付的30万元；3.2017年12月6日支付的56万元；4.2017年12月11日支付300万元；5.2017年12月25日支付的10万元；6.2017年12月26日支付的20万元；7.2017年12月29日支付的29万元；8.2018年4月26日支付的20万元；9.2018年8月2日支付5万元；10.2018年12月15日支付20万元，合计510万元收款账户为李明。   本院认为，依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本案的争议焦点：1.信达陕西分公司作为本案原告是否适格；2.朱莉转让其所持有的大鹏公司股权至朱静的行为是否应予撤销。   （一）关于信达陕西分公司作为本案原告是否适格的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九条：“在诉讼中，争议的民事权利义务转移的，不影响当事人的诉讼主体资格和诉讼地位。人民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对受让人具有拘束力。受让人申请以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身份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予准许。受让人申请替代当事人承担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是否准许；不予准许的，可以追加其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之规定，因本案是于2018年11月19日受理立案，信达陕西分公司与案外人于2018年12月20日才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符合前述法律规定的“诉讼中”的情形，因此，信达陕西分公司对案涉债权转让并不影响其在本案中诉讼主体资格，信达陕分公司作为原告主体适格。   （二）关于朱莉转让其所持有的大鹏公司股权至朱静的行为是否应予撤销的问题。   1、关于朱莉作为撤销权行使的对象是否适格的问题   朱莉主张撤销权行使对象是债务人，其仅是合同的保证人，信达陕西分公司诉请撤销其股权转让行为于法无据。就此，本院认为，保证人是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保障，在债务人无法清偿债务时，对债务负有清偿责任，当保证人的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的法定情形时，债权人可以对保证人行使撤销权，故朱莉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2、关于本案是否超过一年除斥期间的问题   朱莉主张股权转让行为于2016年9月6日发生，且进行了工商登记，信达陕西分公司迟至2018年方才起诉，已经超过法定一年的除斥期间。本院认为，首先，虽然股权转让行为进行工商变更登记且已经公示，但大鹏公司并非本案信达陕西分公司的债务人，而企业信息公示制度的建立，目的是便利当事人查询信息的制度措施。企业信息公示只是为信息查询提供了便利条件和公众平台，当事人对此信息是否知道或应当知道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推定关系，由此，朱莉以工商变更登记的时间作为计算除斥期间的起算点，系要求信达陕西分公司负有时刻关注朱莉资产变动情况以及非交易对象的工商变更登记情况，明显苛责信达陕西分公司的责任。其次，朱莉作为债务的连带保证人，其虽主张股权转让时向信达陕西分公司进行了通知的，但其并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佐证，故本院对朱莉的该项主张不予采信。而依据查明的事实可知，信达陕西分公司在申请（2017）陕民初42号判决执行过程中，于2018年5月才发现朱莉、李莎将其持有的大鹏公司股权转让给朱静、赵保社。由此，信达陕分公司于2018年11月起诉立案，符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起一年内行使除斥期间的规定，朱莉有关此节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3、关于朱莉股权转让行为的认定问题   原审认定朱莉与朱静之间的股权转让为无偿转让。朱莉上诉称其与朱静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股权转让价款为4050万元，朱静提交的银行付款凭证亦证明已向朱莉支付了5956600元款项，进而主张其与朱静的股权是有偿转让，而非无偿转让。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的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本案中，虽然《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朱莉将其持有的大鹏公司64.29%股权以4050万元价格转让给朱静，但朱静并未按协议确定的时间向朱莉支付该4050万元股权转让款，加之，朱莉在执行法院对其询问时称“只是股权转出去了，她也没有给我钱”，据此可初步证明，双方虽然约定了股权转让价款，但实际为无对价转让的事实，这是其一。其二，根据朱静提交的中国建设银行《客户交易详细信息》显示，朱静所称的已付股权转让款595.66万元不但是在协议约定的2016年9月6日支付股权价款之日之后所付，且支付凭证亦无款项用途性质的记载，而595.66万元中的510万元的收款账户户名为李明，而非朱莉账户，因此，无论从转账时间跨度、转账次数、单次转账金额等方面来看，朱静提交的转账凭证尚不足以证明该595.66万元系案涉股权转让款。其三，即便认定前述595.66万元均为股权转让款，但迟至本案起诉前，该付款数额仍然不足双方约定价款的15%，而各方亦没有证据证明朱莉向朱静积极主张权利或达成新的价款支付合意。其四，在股权受让方朱静未按协议约定支付股权价款的情形下，就将股权进行工商变更登记的行为，与先付款再完成变更登记通常交易习惯不符。其五，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是在朱莉作为另一案生效判决的债务人而被执行期间所签，朱莉转让股权的行为本身具有逃避履行生效判决之嫌。同时，还应注意朱莉和朱静为姐妹亲属关系。据上所述，原审就朱莉与朱静之间的股权转让认定为无偿转让，已达到了高度盖然性的事实认定标准，朱莉有关此节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   4、朱莉股权转让行为是否侵害信达陕西分公司权益的问题   虽然朱莉在2016年9月转让股权行为时，信达陕西分公司所享有的担保债权的具体金额尚未确定，且案涉担保的债权既有抵押担保也有保证人担保，但因信达陕西分公司与朱莉在2015年6月签署《债务重组保证合同》中明确约定，保证人同意为被担保人向债权人履行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在主合同项下存在抵押人和保证人的情况下，债权人可向任何一抵押人或保证人主张权利，不受先后顺序限制。且本案所涉及的主债权经法院强制执行未果，因此，朱莉无偿转让股权的行为显然影响信达陕分公司债权的实现，朱莉认为其股权转让行为不损害被保证人信达陕西分公司债权实现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朱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12814元，由朱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曹文军   审 判 员 刘立革    审 判 员 张润民     二○二○年九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王瑞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