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4民终114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谭青林，男，1974年10月26日出生，土家族，住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谭登忠，重庆星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任某，男，2004年2月23日出生，土家族，住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法定代理人：周某（系任某母亲），1971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任新花，女，1995年7月1日出生，土家族，住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谭登胜，重庆海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罗继柏，男，1971年2月25日出生，土家族，住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董世成，男，1967年2月28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罗江霞，女，1970年2月17日出生，土家族，住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罗玉霞，女，1976年1月12日出生，土家族，住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谭坤平，男，1996年2月13日出生，土家族，住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罗树杰，女，1998年12月3日出生，土家族，住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上列五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谭茂明，重庆律缘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石柱供电分公司，住所地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南宾镇万寿大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40MA5U6G3T6M。负责人：张健，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大庆，男，1969年3月21日出生，土家族，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石柱供电分公司职工，住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育刚，重庆经冠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谭青林因与被上诉人任某、任新花、罗继柏、董世成、罗江霞、罗玉霞、谭坤平、罗树杰、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石柱供电分公司触电人身损害赔偿责任纠纷一案，不服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20)渝0240民初12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4日立案后，于2020年9月15日对上诉人谭青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谭登忠，被上诉人任某的法定代理人周某及其与被上诉人任新花的共同委托代理人谭登胜，被上诉人罗继柏，被上诉人董世成、罗江霞、罗玉霞、谭坤平、罗树杰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谭茂明，被上诉人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石柱供电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育刚进行了询问，并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谭青林上诉请求：一、撤销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20)渝0240民初1212号民事判决，依法予以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任某、任新花请求上诉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二、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事实及理由:一、原判认定事实错误且认定事实不清。1.上诉人并没有明确表示同意被上诉人罗玉霞等人“方式为按照钓上来的鱼称秤结算”的钓鱼方式，原判对此事实的认定错误。本案触电事故发生时，新冠肺炎疫情并未解除，居民应在家自我隔离，严禁走村串户，然而任大民一行，不顾国家疫情防控的规定，在罗玉霞邀请下从西沱前往王场镇大坝村黄山组钓鱼。他们事前未曾电话告知谭青林，而且也不是谭青林主动邀请任大民一行前来钓鱼，而是通过同院子一块长大的罗继柏传话，说是罗玉霞要回来钓鱼。由于谭青林只认识同村一起长大的罗玉霞，并不认识触电事故死者任大民，而且谭青林只是接到同村罗继柏的口头联系告诉罗江霞想要回来钓鱼，也并没有同意死者任大民一起前往钓鱼。谭青林根本不认识任大民，不知道任大民来钓没有钓鱼，也不知道任大民什么时候来的，是事发过后才听说任大民被高压电打了。至于罗江霞组织喊的那些人，各个人之间是什么关系，谭青林一概不知。谭青林的鱼塘就是自己的亲属都不同意钓鱼，系基于维护邻里关系且系从小一起长大的儿时朋友才勉强答应罗玉霞一行回来钓鱼(2020年3月5日罗继柏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陈述:“我就站在屋后面喊谭青林，说罗玉霞想回来钓鱼，问他准不准，谭青林当时就回答说，随便她嘛，再她回不回来!”)，但并没有要求罗玉霞一行人按照钓上来的鱼称秤结算。原判认定罗玉霞通过罗继柏得知谭青林鱼塘可以钓鱼，方式按照钓上来的鱼称秤结算是错误的，既没有查明谭青林的鱼塘在此之前是否对外开展垂钓，也没有查明按多少钱一斤结算，更没有查明结算方式、支付期限等。事实上谭青林并未同意任大民到其鱼塘钓鱼，任大民系受罗玉霞、罗江霞邀请前往鱼塘钓鱼。同时谭青林既没有承诺过，也没有表示过要求按照钓上来的鱼称秤结算。2.原判未对死者任大民所持鱼竿的长度以及鱼塘上面的10千伏架空电力线弧线与地面的空间高度作出认定，属认定事实不清，导致责任划分错误。谭青林在指定的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出事故现场勘查的书面申请，一审法院对此没有作出同意或不同意的任何回应，导致未查明鱼塘上面的10千伏架空电力线弧线与地面的空间高度，更没有查明死者任大民钓鱼时所持鱼竿的长度，模糊认定:“任大民使用的鱼竿与架设在鱼塘上面的10千伏高压线接触身亡”，属事实认定不清，导致未能查明任大民触电的根本原因，不可能依法分清事故责任。3.原判认定任大民系城镇居民错误，不应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赔偿金。根据被上诉人任某、任新花提供的户口簿等证据，任大民属石柱土家族自治县西沱镇玉石村上坝组村民，不属城镇居民。二、谭青林仅是鱼塘的生产者，并非经营者，原判错误认定谭青林系鱼塘经营者，导致适用法律不当，判决不公。1.谭青林鱼塘从建成至今未对外从事垂钓等经营，不能认定谭青林为鱼塘的经营者。谭青林系建卡贫困户，为脱贫攻坚，在镇、村的关怀和指导下，确定以从事养殖业脱贫。谭青林将自己的承包责任田改造为鱼塘。谭青林所建鱼塘用于养鱼，并不对外开展钓鱼经营活动。谭青林系利用鱼塘这一生产资料从事养鱼等养殖业生产的劳动者，即谭青林是案涉鱼塘的生产者，不是利用鱼塘对外从事农家乐、垂钓等经营活动的经营者。因经营者是指从事商品经营或者营利性服务的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组织。经营者是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其以营利为目的，其另一方当事人是消费者，很显然谭青林不符合经营者的法律特征。根据2020年3月5日罗继柏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陈述:“罗玉霞就问谭青林的鱼塘能不能钓鱼，我就说不知道，平时看他家那些亲人回来都没有去钓”。2020年3月6日罗继柏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陈述:“罗玉霞又给我打来电话，让我问清楚到底谭青林的鱼塘可以钓鱼不，怕跑了空路，我就说谭青林的鱼塘不准外人来钓”，佐证了谭青林鱼塘从未对外从事垂钓经营，而且一审中谭青林申请证人谭树奇、谭千鱼出庭作证，证实谭青林鱼塘从未对外从事垂钓经营。2.谭青林非鱼塘经营者，原判错误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管理人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之规定，承担安全保障义务的责任主体为公共场所的管理者以及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而谭青林鱼塘不对外开放，仅是供自己从事农业生产的生产场所，不是公共场所，不是利用鱼塘从事垂钓、农家乐等经营场所，那么谭青林不是公共场所的管理者。本案更谈不上谭青林是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只有罗玉霞、罗江霞等是钓鱼活动的组织者。所以，谭青林不应承担安全保障义务，更不应承担任大民因鱼竿与高压线接触身亡的安全保障义务。如果谭青林要承担安全保障义务，承担任大民因鱼竿与高压线接触身亡的赔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那么因系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石柱供电分公司的供电行为造成任大民触电身亡的，应由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石柱供电分公司承担侵权责任;如果谭青林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所承担的是相应的补充责任。三、谭青林对任大民触电身亡，不存在过错，依法不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原判责任认定错误，对谭青林错误地苛责。1.谭青林鱼塘不存在任何安全隐患，因架设在其鱼塘上的10千伏高压电力线的保护区符合相关规定，原判认定:“明知鱼塘上面架设有高压线，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是错误的，该认定无任何事实依据，也无任何证据证明，系裁判人员的主观臆断。首先，架空高压电力线离地面距离符合规定标准。鱼塘修建前，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石柱供电分公司在谭青林责任田的上空已架设10千伏的高压电力线。谭青林将责任田改建为鱼塘后，并未缩小地平面与10千伏高压电力弧线的垂直距离，反而增加了10千伏架空电力线弧线与地面的空间高度。根据《电力设施保护条例》第十条之规定，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为导线边线按下列标准向外侧平行延伸，所形成的两平行线内的区域:1-10千伏，5米，在厂矿、城镇等人口密集地区，架空电力导线边线向外侧延伸的距离可略小于上述标准，但应当满足导线在最大风偏时与建筑物保持如下安全距离:1千伏以下，1米;1-10千伏，1.5米……然而，任大民触电事故的事发现场，地平面与10千伏高压电力弧线的垂直距离约6.8米，符合《电力设施保护条例》的架空安全距离，而测量任大民所持的钓鱼竿7.2米，超出案涉架空电力弧线的保护区，是导致鱼竿与高压线接触而发生本案触电事故的根本原因。其次，鱼塘显著位置设置有安全警示标志，而且谭青林未改变、损坏、遮挡安全警示标志。案涉鱼塘上空虽有10千伏高压电力线，但是为供用电安全，在谭青林鱼塘的显著位置，设置有“为了您的安全高压危险禁止钓鱼;高压危险线路附近严禁垂钓”等安全警示标志。谭青林未对警示牌进行改变、损坏和遮挡等。再有，原判认定鱼塘上面架设有高压线，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无事实依据，也无证据证明。架设有高压线，不必然存在安全隐患。只要高压线架设符合规范，就排除了安全隐患。要认定存在安全隐患，必须查明是什么安全隐患，什么原因造成的安全隐患，什么行为造成的安全隐患。根据本案的事实和在案证据证明，架空10千伏的高压线离地的空间高度符合电力设施的安全规范;鱼塘周边设置有警示标志;架空高压线无脱落等。原判没有查明存在什么安全隐患，什么原因造成的安全隐患，是谁的行为造成的安全隐患，仅凭鱼塘上面架设有高压线，就推理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违背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司法原则，系主观主义。还有，即使谭青林未到现场对垂钓者加以提醒，指导垂钓位置的选定，也不构成侵权责任法上的过错。如前所述，谭青林非鱼塘经营者，不承担《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所规定的安全保障义务，而且鱼塘上面的架空高压电力线离地面距离符合规定标准，不存在需要避让高压电力线的地方，不需要指导选定垂钓位置。任大民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对鱼塘周围已设置的“为了您的安全高压危险禁止钓鱼;高压危险线路附近严禁垂钓”等安全警示标志能正确明白地理解，也无须他人提示和说明。所以，谭青林未到现场对垂钓者加以提醒，指导垂钓位置的选定，也不存在过错。2.任大民触电身亡结果的发生，系其自己的行为所导致。由于任大民等人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有警示标志的高压电力设施应当具有认知能力，和对危险区域有分辨能力。其在开展钓鱼活动时未对周边环境进行必要的勘查引起重视，且因自带钓鱼用具长度未合理控制使用(鱼竿长度伸长到7.2米，已超过6.8米的电力线路保护高度)，导致触电事故的发生，其行为是本案触电事故发生的全部原因。即触电事故的发生系任大民未尽到合理控制鱼竿长度的注意义务，导致任大民死亡的外在原因是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石柱供电分公司10千伏高压电力线的高压，而不是谭青林鱼塘及附属设施所导致死亡。原判以结果责任主义为指导，在谭青林鱼塘并未对外从事钓鱼经营，且任大民触电死亡损害后果发生，与谭青林行为不具有因果关系的情形下，判决谭青林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是十分错误的，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正如台湾民法学家王泽鉴所言:“在结果责任主义之下，若有损害即应赔偿，行为人动辄得咎，行为之际，瞻前顾后，畏缩不进，创造活动，甚受限制;反之，依过失责任原则，行为人若已尽相当注意，即可不必负责，有助于促进社会经济活动。”四、根据被上诉人任某、任新花请求权基础以及按照一审判决的理由，一审法院确定的案由应为侵权责任纠纷中的“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责任纠纷”或者“触电人身损害责任纠纷”，而非人格权纠纷中的“健康权纠纷”。一审法院审理及裁判适用的案由为健康权纠纷，但是基于案件的实体事实以及被上诉人罗玉霞等人申请追加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石柱供电分公司为本案被告的程序事实，本案最恰当的案由应为侵权责任纠纷项下的触电人身损害责任纠纷。虽然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法庭将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石柱供电分公司由被告变更为第三人，但不影响案件案由性质的认定，而且这种将被告变更为第三人属程序性错误。因为任大民系因高压电触电身亡，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从事高空、高压、地下挖掘活动或者使用高速轨道运输工具造成他人损坏的，经营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能够证明损害是受害人故意或者不可抗力造成的，不承担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失的，可以减轻经营者的责任”的规定确定责任主体和责任。该法条规定的经营者，是指对从事高压、高空等享有运行支配和运行利益的人，适用无过程的归责原则。案涉的10千伏高压电力线路的产权人属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石柱供电分公司，其享有运行支配和运行利益，系该线路的经营者。由于谭青林不是鱼塘上空10千伏高压电力线路的经营者，对高压电力线路上发生的触电事故，不承担经营者的责任。因此，谭青林不承担侵权责任的主体。退一步讲，按照被上诉人任某、任新花一审诉称的“谭青林鱼塘存在安全隐患，致使任大民死亡”(事实上被上诉人任某、任新花一审诉称的该事实根本不成立)，也属于侵权责任纠纷项下的“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责任纠纷”。因一审法院案由确定错误，导致本案实体判决的不当，让不应承担责任的谭青林承担了高度危险作业者所承担的责任。五、按照一审判决结果，被上诉人任某、任新花获得了双重赔偿，违反民法的公平原则，从而让无责任的谭青林承担责任。1.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石柱供电分公司与被上诉人任某、任新花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书》无效，损害了谭青林利益。任大民系触电身亡，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石柱供电分公司应承担无过错的侵权责任，即该公司为赔偿义务人，然而触电事故发生后，在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石柱供电分公司与被上诉人任某、任新花调解中，却不通知谭青林参加，两者串通，达成《人民调解协议书》，让无辜者承担责任，损害谭青林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应认定无效。2.在一审程序中已告知被上诉人任某、任新花享有撤销《人民调解协议书》的权利，而被上诉人任某、任新花放弃对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石柱供电分公司的撤销权和实体赔偿请求权，让无责任的谭青林承担责任是错误的。按照一审法院的判决，被上诉人任某、任新花获得了双重赔偿，违反民法的公平原则。虽然法律、司法解释并不禁止当事人选择不同的请求权基础主张自己的权利，但在法律、司法解释没有作出明确规定的前提下，同一事故的赔偿权利人不能获得双重赔偿。被上诉人任某、任新花之父任大民触电身亡，其事故性质属高压电触电事故，最直接的捷径选择触电人身损害赔偿。事实上，被上诉人任某、任新花向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石柱供电分公司主张了赔偿权利，获得了6万元赔偿。其后又基于其触电事故发生于谭青林的鱼塘，其选择向谭青林主张损害赔偿，一审法院判决谭青林承担了164949元的赔偿责任，则属一事二赔、违反公平原则，没有法律依据，本不应支持，但原判决予以支持是错误的。任某、任新花共同辩称，一、原判认定事实清楚、正确。1.原判认定“按钓上来的鱼称秤结算”的事实是正确的。一是通过罗继柏与罗玉霞二人在一审中答辩内容可以看出，罗继柏受罗玉霞的委托询问谭青林的鱼塘是否可以钓鱼，并得到谭青林可以钓鱼，钓上来后称斤数的信息后，罗玉霞、罗树杰、董世成、谭坤平、罗江霞、任大民才相约到谭青林鱼塘钓鱼。二是谭青林作为鱼塘的所有者、管理者，塘内养鱼是其投资、投劳、管理后形成，在不特定人员前往钓鱼不可能无偿提供给钓鱼者，显然是要收取费用的。三是罗继柏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对钓上来的鱼没有谈到除了称秤结算方式以外，采用其他方式处理，应当将罗继柏在公安机关的陈述放在整个案件事实中去甄别，不能以其没有在公安机关陈述的内容，否定其在一审中答辩时对相关事实所作出的陈述内容。2.一审法院未对任大民所持鱼竿长度及10千伏高压线与地面之间的高度进行认定，不影响本案责任划分，也不存在事实认定不清的情形。3.任大民生前不是城镇居民，但在城镇已连续居住一年以上，本案按城镇居民进行计算赔偿标准，并无不当。二、原判认定谭青林是鱼塘的经营者的事实正确。三、谭青林在本案中存在过错，应当承担责任。一是鱼塘上空有10千伏高压线，对钓鱼者而言存在安全隐患，其作为鱼塘的经营者、管理者对此安全隐患未排除，存在过错。二是鱼塘设置部分警示标志，并不能免除谭青林的安全保障义务，只能减轻其过错责任。三是本案事故系鱼竿与10千伏高压线接触造成任大民死亡，可推定鱼塘地面与高压线之间形成的区域存在安全隐患，无须其他证据证明。四是谭青林未到现场管理并加以提醒，指示钓鱼位置的不作为，也是造成本案发生事故的原因之一。五是任大民触电死亡，自己的过错已在一审判决中分析评述，关予以担责，不再重述。四、本案案由正确与否，对裁判结果无实质影响。五、被上诉人未获得双重赔偿，一审判决结果公平公正。罗继柏辩称，罗玉霞打电话来问罗继柏是否可以钓鱼，罗继柏说外地人不允许钓鱼，于是罗继柏就问谭青林是否准许罗玉霞来钓鱼，钓起来用秤称，谭青林说“在她来不来（来也可以不来也可以）。”罗继柏就给罗玉霞打电话说谭青林说你来也可以，不来也可以。董世成、罗江霞、罗玉霞、谭坤平、罗树杰共同辩称，1.发生事故的时间为2020年3月4日，疫情的解除时间是2020年2月26日，罗玉霞等5人是在疫情解除后才去钓鱼的，并不是在疫情期间。罗玉霞并未邀请，而是任大民自愿前往的，因为罗江霞开始喊任大民去散步，任大民自己表示要去钓鱼，且自己开车接罗江霞的，故不是罗玉霞或罗江霞邀请的任大民。当时罗江霞、罗玉霞家人在吃饭，吃饭后罗江霞告诉任大民她的家庭其他成员去钓鱼，她和任大民去散步，任大民表示他也要去钓鱼，然后就开车来接罗江霞去钓鱼的；2.罗玉霞、罗江霞、董世成等人通过罗继柏联系，经谭青林当面同意有偿垂钓（他们去钓鱼的时候还碰到了谭青林，谭青林也未反对）；3.罗江霞等五人没有哪一人是钓鱼活动的组织者，只是家庭成员之间相约钓鱼，任大民是自愿前往钓鱼的，罗玉霞等人不存在是钓鱼活动的组织者。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石柱供电分公司辩称，1.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石柱供电分公司对供电线路的安装是合格的，对任大民因垂钓触电死亡不存在过错；2.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石柱供电分公司与任大民亲属达成的调解协议，是在王场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下自愿达成的，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胁迫、欺诈、乘人之危等，因而人民调解协议是有效协议；3.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任某、任新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谭青林、罗继柏、董世成、罗江霞、罗玉霞、谭坤平、罗树杰连带赔偿任某、任新花因任大民死亡产生的死亡赔偿金697780元、丧葬费40882元、被抚养人生活费36231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共824893元，按照50%计算，即共计412446.5元；2.谭青林、罗继柏、董世成、罗江霞、罗玉霞、谭坤平、罗树杰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死者任大民与案外人周某原系夫妻关系，任新花、任某系死者任大民与周某的儿女。任大民与罗江霞系男女朋友关系。罗江霞、罗玉霞、罗树杰、董世成、谭坤平系亲属关系。2020年3月4日12时许，罗玉霞通过罗继柏得知谭青林家鱼塘可以钓鱼，方式为按照钓上来的鱼称秤结算。罗玉霞、罗树杰、董世成、谭坤平便相约前往钓鱼，罗江霞亦与任大民相约一同前往。罗玉霞、罗树杰、董世成、谭坤平、罗江霞及任大民到达谭青林鱼塘后，各自选定垂钓地点钓鱼，谭青林未到现场管理。在钓鱼过程中，任大民使用的鱼竿与架设在鱼塘上面的10千伏高压线接触身亡。另查明，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石柱供电分公司与任某、任新花于2020年3月12日在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王场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由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石柱供电分公司一次性支付任某、任新花因任大民死亡的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误工费、亲属处理丧葬事务开支等损失60000元。任某、任新花承诺放弃对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石柱供电分公司的其他民事赔偿责任。再查明，任大民系城镇居民，生于1970年5月23日，其子任某生于2004年02月23日。任某、任新花多次与谭青林、罗继柏、董世成、罗江霞、罗玉霞、谭坤平、罗树杰协商任大民的赔偿的事宜，各方调解未果，起诉至法院，提出如上诉求。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各方当事人赔偿责任；二、任某、任新花的合理损失。现分别评述如下：一、关于各方当事人赔偿责任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谭青林系鱼塘的经营者，明知鱼塘上面架设有高压线，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但并未到现场对垂钓者加以提醒，指导垂钓位置的选定，对任大民因鱼竿与高压电线接触身亡应承担安全保障义务责任。任大民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明知鱼塘上面有高压电线，且鱼塘也有部分警示标志的情况下，仍然选择在高压线下垂钓，对自身触电死亡亦应承担责任。罗江霞、罗树杰、董世成、谭坤平、罗玉霞系亲属关系，午后相约垂钓系家庭聚会行为。任大民与罗江霞时系男女朋友关系，任大民前往垂钓系自愿行为，目的在于增进与罗江霞的感情。罗江霞、罗树杰、董世成、谭坤平、罗玉霞对于任大民的死亡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赔偿。罗继柏在本案中系鱼塘是否可以垂钓的联络人，对于任大民的死亡不存在过错，亦不应承担赔偿。《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规定：“从事高空、高压、地下挖掘活动或者使用高速轨道运输工具造成他人损害的，经营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能够证明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或者不可抗力造成的，不承担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失的，可以减轻经营者的责任。”本案中，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石柱供电分公司作为高压线的所有权人，按照上述法律规定本应承担相应的无过错责任，但任某、任新花与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石柱供电分公司已达成人民调解协议，且已赔付完毕，在此不再评述。综合全案，结合谭青林和受害人任大民的过错程度，以及任某、任新花自愿放弃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石柱供电分公司其他民事赔偿权利的行为，认定谭青林对任大民的死亡承担20%的赔偿责任。二、关于任某、任新花的合理损失。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的规定，任某、任新花有权主张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的规定，任某、任新花主张的死亡赔偿金为734011元（含被抚养人任某的生活费）、丧葬费为40882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共计824893元。上述费用符合法律规定，予以确认。谭青林应赔偿任新花、任某824893元×20%=164949元。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三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判决：一、谭青林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赔偿任新花、任某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和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164949元；二、驳回任新花、任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462元，任新花、任某负担1477元，谭青林负担985元。本院二审过程中，谭青林、任某、任新花及董世成、罗江霞、罗玉霞、谭坤平、罗树杰均向本院举示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并记录在卷佐证。本院审查认为，谭青林举示的《王场镇黄泥坡“3.1”人身触电死亡事故现场勘验简图》，客观真实，来源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微信聊天记录系事后形成，缺乏真实性，本院不予采信；《关于谭青林家庭情况说明》《证明》《建档立卡贫困农户信息》与本案缺乏关联性，不作本案证据采信；其他证据均系多人同时在同一打印件上签名形成，不符合证据的客观性，本院不予采信。任某、任新花举示的任大民与罗江霞微信聊天记录和电话通信记录截图，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西沱镇月台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居住证明》、房地产权证书、石柱土家族自治县跳脚石自来水厂出具的《证明》及水、电、气缴费单据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董世成、罗江霞、罗玉霞、谭坤平、罗树杰举示的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出具的《证明》，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作本案证据采信。本院二审查明：本案发生触电事故地点地面距10千伏高压线垂直距离6.92米。死者任大民属农村居民，生前在居住在石柱土家族自治县西沱镇月台路望江小区三单元4-2号自购房屋内。任大民死亡后，该房屋已过户至其子任某名下。本院对一审认定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各方当事人争议的主要焦点为：一、原判确定本案的案由是否正确；二、赔偿权利人与国网电力石柱分公司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是否有效；三、死亡赔偿金应否按城镇标准计算；四、谭青林对任大民的死亡后果是否存在过错，应否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现作如下评述。一、关于本案的案由确定问题。民事案件案由，是民事诉讼案件的名称，反映案件所涉及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是人民法院将诉讼争议所包含的法律关系进行的概括。本案中，造成任大民死亡后果的直接原因系触电引起，故其案由应当确定为触电人身损害赔偿责任纠纷，而不应确定为健康权纠纷，原判将案由确定为健康权纠纷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二、关于《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一条规定：“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的调解协议，具有合同性质。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调解协议。”本案中，赔偿权利人与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石柱供电分公司在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王场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达成的《人民调解协议书》，有各方当事人及调解员的签字认可，该调解协议具有合同的性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电力设施产权人与管理人承担的责任与他人如有过错所需承担的责任系按份责任，非连带责任。本案中的赔偿权利人与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石柱供电分公司达成的《人民调解协议书》解决的系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石柱供电分公司向赔偿权利人的赔偿问题，与谭青林所应承担的责任无必然关联，故谭青林主张任某、任新花与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石柱供电分公司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侵权了其合法权益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三、关于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标准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农村居民按城镇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的，应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结合受害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主要收入来源等因素确定。本案中，虽然死者任大民生前系农村居民，但生前居住、生活于城镇，并没有从事农业生产，故原判按城镇标准计算本案的损失并无不当。谭青林主张应按农村标准计算损失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四、关于本案的责任承担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规定：“从事高空、高压、地下挖掘活动或者使用高速轨道运输工具造成他人损害的，经营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能够证明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或者不可抗力造成的，不承担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失的，可以减轻经营者的责任。”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石柱供电分公司驾设高压线从事电力运营活动属于从事高压活动，其对运营活动中造成的损害适用无过错归责原则，即其对损害的发生不存在过错，也应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本案中，事发地点的高压线垂直地面距离为6.92米，符合电力线路安装规范的安全距离，鱼塘边有禁止钓鱼的警示标志，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石柱供电分公司对任大民的损害无过错，但应承担无过错责任。任大民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预见到在高压线下垂钓存在危险，自身存在重大过失，应当承担主要责任。谭青林作为鱼塘的经营者、管理者，有偿提供他人钓鱼，有义务向钓鱼者提醒注意安全，禁止死者在高压线下垂钓，但谭青林未尽到管理义务，应当承担与其过错相适应的民事赔偿责任。据此，死者任大民应当承担主要责任，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石柱供电分公司、谭青林承担次要责任，鉴于任某、任新花与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石柱供电分公司已达成了赔偿协议，且未要求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石柱供电分公司在本案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故应以其达成赔偿协议执行。原判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确定谭青林承担20%的赔偿责任，符合法律的规定，本院予以确认。谭青林辩称其未从事经营，不是鱼塘的经营者，但从谭青林、罗继柏的陈述来看，认可垂钓者钓上来的鱼按斤数计算价格后允许垂钓者垂钓，应当认定为经营者，且作为鱼塘的管理人亦具有管理职责，未尽管理职责亦存在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故其该上诉理由不成立。综上所述，谭青林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虽确定的案由不当，但未影响本案的裁判结果，可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85元，由上诉人谭青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泽端审 判 员 王勐视审 判 员 谢长江二〇二〇年九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雷书彦书 记 员 高红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