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执 行 裁 定 书 (2020)粤执复764号 复议申请人（申请执行人）：广东中建地产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科韵路**自编号**601。 法定代表人：申克珩，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晓东，广东信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小峰，广东信桥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请执行人：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珠支行。。住所地：广州市海珠区宝业路****首层自编之一、二层自编之一、三层自编之一） 负责人：曾涛。 被执行人：云南石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云南省昆明经济技术开发区云大西路**创业大厦****div> 法定代表人：龚东升。 被执行人：云南通达翔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昆明。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学府路**创业服务中心****iv styl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 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 法定代表人：桂瑜森。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丽娟，云南标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晋鹏程，云南标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执行人：丽江文产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丽江市古。住所地：云南省丽江市古城区祥和丽城吉庆路 styl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 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 法定代表人：陶国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楠，云南九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佳佳，云南九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执行人:云南红河绿海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学。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学府路**创业服务中心**** styl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 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 法定代表人：唐家有。 被执行人：桂某某，男，1963年12月1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丽娟，云南标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晋鹏程，云南标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执行人：劳伦士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外小街********tyl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 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 法定代表人：高子杨。 被执行人：大连保税区隆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保税区东环。住所地：辽宁省大连保税区东环路**yl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 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 法定代表人：桂瑜森。 被执行人（异议人）：云南云路红石公路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环城南路**。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环城南路**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 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 法定代表人：潘怀信，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慧，云南建广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琳，云南建广律师事务所律师。 复议申请人广东中建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建公司）不服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广州中院）于2020年5月27日作出的（2020）粤01执异241号执行裁定，向本院申请复议。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本案现已审查终结。 中建公司、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珠支行（以下简称广州银行海珠支行）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3）穗中法金民初字第405号民事判决书、（2013）穗中法金民初字第814号民事判决书，向广州中院申请执行云南石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石锁公司）、云南通达翔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通达翔公司）、丽江文产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丽江文产公司）、云南红河绿海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绿海公司）、桂某某、劳伦士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劳伦士公司）、大连保税区隆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连隆博公司）。广州中院于2014年7月8日、7月2日分别以（2014）穗中法执字第2215、2171号立案执行。广州中院扣划被执行人银行存款8574264.63元并发放给申请执行人后，该两案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后依中建公司、广州银行海珠支行的申请，该两案恢复执行，案号为（2020）粤01执恢49号。在执行过程中，广州中院向云南云路红石公路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红石公司）发出执行通知书和报告财产令，并冻结了该公司的部分银行账户。 云南红石公司向广州中院提出异议，请求：撤销（2020）粤01执恢49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并停止强制执行行为。事实与理由:（一）云南红石公司与中建公司、广州银行海珠支行之间的民事案件强制执行应当在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广州中院强制执行云南红石公司没有法律依据。广州中院（2020）粤01执恢49号执行通知书所提到的(2017)云民初28号民事判决书是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四条“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以及刑事判决、裁定中的财产部分，由第一审人民法院或者与第一审人民法院同级的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执行”的规定，一审法院为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且，且云南红石公司住所地和财产所在地也是云南省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具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广州中院没有追加云南红石公司为被执行人，同时云南红石公司也不具备被追加为被执行人的法定条件。（二）云南红石公司不是（2013）穗中法金民初字第405号、814号案件项下强制执行的当事人，广州中院强制执行云南红石公司没有事实依据。广州中院（2020）粤01执恢49号执行通知书是恢复了（2013）穗中法金民初字第405号、814号民事判决书案件的执行。但云南红石公司并非（2013）穗中法金民初字第405号、814号民事判决案件的当事人，广州中院将云南红石公司列为强制执行当事人没有事实依据。且广州中院在（2020）粤01执恢49号执行通知书、财产报告令中直接将云南红石公司列为被执行人，直接剥夺了云南红石公司在（2020）粤01执恢49号案件中是否作为被执行人进而提出执行异议的救济程序，该执行措施是错误的。综上所述，广州中院对云南红石公司不具有强制执行的事实和法律依据。 广州中院查明，中建公司、广州银行海珠支行诉云南石锁公司及云南通达翔公司、丽江文产公司、云南绿海公司、劳伦士公司、大连隆博公司、桂某某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广州中院于2014年4月10日、2014年4月25日作出（2013）穗中法金民初字第405号民事判决书和民事裁定书，该判决书及裁定书已于2014年6月25日依法生效。依据该生效判决书及裁定书：云南石锁公司应当在该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中建公司、广州银行海珠支行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2亿元及利息、复利、罚息；支付案件受理费1103158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云南石锁公司如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其他该案各被执行人对判决书项下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因云南石锁公司等未能自动履行债务，2014年7月7日，中建公司、广州银行海珠支行申请强制执行。2014年7月8日，广州中院予以立案。 中建公司、广州银行海珠支行诉云南石锁公司及云南通达翔公司、丽江文产公司、云南绿海公司、桂某某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广州中院于2014年4月14日作出（2013）穗中法金民初字第814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已于2014年5月12日依法生效。依据该生效判决书，云南石锁公司应当在该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中建公司、广州银行海珠支行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3亿元及利息、复利、罚息、案件受理费1701747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如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其他各被执行人对判决书项下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因涉案被执行人等未能自动履行债务，2014年6月26日，中建公司、广州银行海珠支行申请强制执行。2014年7月2日，广州中院予以立案。 中建公司、广州银行海珠支行确认在执行上述两案中已受偿8574264.63元。执行中，中建公司、广州银行海珠支行向广州中院申请追加云南红石公司为被执行人，对该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016年5月30日，广州中院作出(2015)穗中法执加字第6、7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中建公司、广州银行海珠支行关于追加云南红石公司为被执行人的请求。2016年11月21日，广州中院对两案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另查明，关于中建公司、广州银行海珠支行诉云南红石公司、第三人云南石锁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以下事实：云南石锁公司因法定代表人涉嫌严重违法犯罪，已失去履责能力，终止龚东升云南石锁公司法定代表人资格，授权云南省交通运输厅对石锁高速公路接管，指定云南省公路局全面接管石锁高速公路，依法组建新公司；新公司行使公路收费权；云南石锁公司的所有债权债务由新成立的公司全盘承接；由云南省公路局作为唯一股东依法成立云南红石公司；石锁高速公路的收费权由云南石锁公司变更为云南红石公司。2018年7月26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云民初2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对广州中院作出的（2013）穗中法金民初字第405号民事判决书中第一项借款本金2亿元和第二项借款利息、复利、罚息及（2013）穗中法金民初字第814号民事判决书中第一项借款本金3亿元及利息、复利、罚息判决云南石锁公司应当承担偿还责任的两案款项由云南红石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共同承担清偿责任，其中扣除已经执行偿还的8574264.63元及其他在上述两案执行中已经清偿的款项；二、若在本案中云南红石公司实际已经履行了偿还义务，则在广州中院上述两案的执行中，对已经偿还的款项中建公司、广州银行海珠支行不得再行要求偿还；三、驳回中建公司、广州银行海珠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云南红石公司对该判决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上诉，最高院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24日作出（2019）最高法民终146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广州中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规定：“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当事人必须履行”。就本案而言，广州中院（2020）粤01执恢49号案的执行依据是（2013）穗中法金民初字第405号、814号民事判决书，云南红石公司并非该生效民事判决的当事人，故云南红石公司在被依法追加为被执行人前，其并非该案的被执行人。又因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云民初28号民事判决书并非广州中院（2020）粤01执恢49号案的执行依据，故亦不能依据该判决认定云南红石公司为广州中院（2020）粤01执恢49号案的被执行人。因此，广州中院在（2020）粤01执恢49号案执行过程中向云南红石公司发出执行通知书与报告财产令并对其采取强制执行措施不当，应予纠正。云南红石公司认为其不是该院执行案件的当事人，不应对其采取强制执行措施，理由成立。至于云南红石公司是否具备被追加为被执行人的法定条件的问题，应由中建公司、广州银行海珠支行向广州中院提出追加申请，在立案后由另案进行审查，本案不予处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广州中院于2020年5月27日作出（2020）粤01执异241号执行裁定，撤销广州中院向云南红石公司发出的（2020）粤01执恢49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及采取的强制执行措施。 中建公司不服上述异议裁定，向本院申请复议，请求：撤销广州中院(2020)粤01执异241号执行裁定，并裁定驳回执行异议申请。事实和理由：（一）生效法律文书的给付内容必须具体明确，才能作为法院执行依据。生效法律文书并不当然具有执行力，必须具有给付内容且给付内容具体明确，才能作为执行依据。也就是说，具有给付内容的确认之诉的生效判决书单独并无执行力，本案的情形即属此类，中建地产及广州银行海珠支行诉请云南红石公司对(2013)穗中法金民初字第405号及第814号民事判决书项下云南石锁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是确认之诉，并非给付之诉。(2017)云民初28号和(2019)最高法民终146号民事判决书的判项也仅是确认云南红石公司应对(2013)穗中法金民初字第405号及第814号民事判决书判项中云南石锁公司欠付的借款本金、利息、复利、罚息承担共同清偿责任。换言之，仅依据(2017)云民初28号和(2019)最高法民终146号民事判决书并不能确定云南红石公司应偿还债务的具体数额，必须依赖于(2013)穗中法金民初字第405号及第814号民事判决书的内容，以及上述判决书的具体执行情况，方能准确厘定云南红石公司应偿还债务的具体数额。倘若在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另立一案执行云南红石公司，那么执行依据也必然包括(2013)穗中法金民初字第405号及第814号民事判决书，也就是说(2013)穗中法金民初字第405号及第814号民事判决书将成为两个民事执行案件的执行依据，这显然不符合法律规定。（二）本案执行标的只有一项，并不存在可拆分为两案分别在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和广州中院立案执行的前提。虽然本案存在多份生效判决，但执行标的仅有一项，即2亿元借款本金、利息、复利、罚息和3亿元借款本金、利息、复利、罚息。所涉多份生效判决确定的给付内容并非分期履行，也不存在“确定有多个债务人各自单独承担明确的债务”的情形，更不具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案件立案、结案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条列明的可“认为拆分执行实施案件”的其他情形。因此，本案不具备拆分为两案执行的前提，只能立一件执行案件。而广州中院早已对中建地产及广州银行海珠支行申请强制执行(2013)穗中法金民初字第405号及第814号民事判决书立案，故广州中院有权直接将云南红石公司列为被执行人。（三）直接将云南红石公司列为被执行人，有利于节省司法资源，提高执行效率，避免重复执行，维护云南红石公司的合法权益。退一步而言，假设在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另立一案执行，鉴于两案关联度极高，且被执行人众多，一案的执行进展直接影响到另一案的执行，将大大增加沟通成本，浪费司法资源，也会给中建地产和广州银行海珠支行造成不必要的诉累。甚至极可能会造成重复执行，致使云南红石公司的权益受损。因此，从提高执行效率以及维护云南红石公司合法权益角度而言，将云南红石公司列为本案被执行人也是合适的。（四）本案程序合法，无须另行裁定追加云南红石公司为被执行人。首先，并无任何法律和司法解释（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本案的情形应先追加云南红石公司为被执行人。其次，云南红石公司与云南石锁公司对债务承担清偿责任是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是对实体问题的处理。追加被执行人的裁定书是对程序问题的处理。在业已存在对实体问题处理的生效判决书的情况下，再以裁定书追加云南红石公司为被执行人无疑是叠床架屋，没有法律上的必要。 本院经审查，对广州中院查明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 另查明，在执行过程中，中建公司、广州银行海珠支行向广州中院申请追加云南红石公司为被执行人，对该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016年5月30日，广州中院作出(2015)穗中法执加字笫6、7号执行裁定书，认为云南石锁公司与云南红石公司的债权债务转移涉及双方当事人的实体权利，法律并无授权可以在执行程序中予以审查确认，中建公司和广州银行海珠支行可另循法定途径解决，故裁定驳回中建公司、广州银行海珠支行关于追加云南红石公司为被执行人的请求。 中建公司、广州银行海珠支行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起诉，请求云南红石公司对广州中院（2013）穗中法金民初字第405、814号民事判决确认的云南石锁公司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2月22日作出（2016）云民初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不予受理。中建公司、广州银行海珠支行不服，上诉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于2016年8月27日作出(2016)最高法民终330号民事裁定书，指令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立案受理。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26日作出（2017）云民初28号民事判决，云南红石公司不服该判决上诉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24日作出（2019）最高法民终146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20年1月21日，广州中院作出（2020）粤01执恢49号执行通知书，通知云南石锁公司、云南通达翔公司、丽江文产公司、云南绿海公司、桂某某、云南红石公司：广州中院（2013）穗中法金民初字第405、814号民事判决和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云民初28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责令收到本通知后立即向申请执行人支付款项667414846.58元（暂计），交纳执行费734815元（暂计）。同日，广州中院作出（2020）粤01执恢49号执行裁定，查封、冻结、扣划云南石锁公司、云南通达翔公司、丽江文产公司、云南绿海公司、桂某某、劳伦士公司、大连隆博公司、云南红石公司的银行存款668149661.58元或其他等值财产。同日，广州中院向云南红石公司发出报告财产令，并冻结了该公司的部分银行账户。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广州中院依据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云民初28号民事判决将云南红石公司作为被执行人是否违反法律规定。 （一）关于广州中院将云南红石公司作为本案被执行人，向其发出执行通知书和报告财产令、冻结其部分银行账户等行为是否合法有据的问题。 已生效的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云民初28号民事判决确定，“一、对广州中院作出的（2013）穗中法金民初字第405号民事判决书中第一项借款本金2亿元和第二项借款利息、复利、罚息及（2013）穗中法金民初字第814号民事判决书中第一项借款本金3亿元及利息、复利、罚息判决云南石锁公司应当承担偿还责任的两案款项由云南红石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共同承担清偿责任，其中扣除已经执行偿还的8574264.63元及其他在上述两案执行中已经清偿的款项；二、若在本案中云南红石公司实际已经履行了偿还义务，则在广州中院上述两案的执行中，对已经偿还的款项中建公司、广州银行海珠支行不得再行要求偿还；……”。该判决已确定云南红石公司应对本案执行依据（2013）穗中法金民初字第405号、814号民事判决中相关款项承担共同清偿责任，本案相关债务尚未履行完毕，故广州中院将云南红石公司作为本案被执行人，有执行依据。广州中院向云南红石公司送达执行通知书和报告财产令，并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冻结云南红石公司的银行账户，也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条关于“执行员接到申请执行书或者移交执行书，应当向被执行人发出执行通知，并可以立即采取强制执行措施”的规定，于法有据。 （二）关于广州中院未经追加被执行人的程序直接将云南红石公司列为被执行人是否程序违法的问题。 本案在执行过程中，广州中院在扣划被执行人银行存款8574264.63元后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中建公司、广州银行海珠支行发现云南石锁公司的主要责任财产被云南省人民政府无偿划拨给云南红石公司后，申请追加云南红石公司为被执行人，广州中院认为云南石锁公司与云南红石公司的债权债务转移涉及双方当事人的实体权利，法律并无授权可以在执行程序中予以审查确认，于2016年5月30日作出（2015）穗中法执加字第6号执行裁定，驳回其追加请求。于是中建公司、广州银行海珠支行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起诉，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云民初28号民事判决确认云南红石公司与云南石锁公司应共同清偿（2013）穗中法金民初字第405号、814号民事判决确定的债务，该判决并未改变本案申请执行的债权内容。根据申请执行人申请，广州中院以（2020）粤01执恢49号案恢复执行，执行的仍是（2013）穗中法金民初字第405号、814号民事判决确定的债权。云南红石公司是（2017）云民初28号民事判决确定的涉案债权的共同债务人，而非基于法定事由应被追加的被执行人，广州中院直接将云南红石公司作为本案被执行人，并无不当。故云南红石公司援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主张广州中院未经追加被执行人的程序直接向其发出执行通知等执行行为，违反追加被执行人的程序性规定而应予撤销的异议请求，理由不能成立。广州中院（2020）粤01执异241号执行裁定认为“应由申请执行人再次提出追加申请由另案审查云南红石公司是否具备被追加为被执行人法定条件”，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三）关于广州中院将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云民初28号民事判决书一并执行是否程序违法的问题。 执行法院对本案债务立案强制执行后，其他法院另案生效判决确定案外人应对本案执行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执行法院对此判决能否合并管辖执行的问题，现行法律、司法解释尚无明确规定。本案中，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云民初28号民事判决是针对广州中院已经进入执行程序的债权债务关系作出的确认判决，判令云南红石公司因债务加入对本案执行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申请执行的债权以及债权人均未改变，该判决亦指向本案执行依据确定的债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关于“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当事人必须履行。……”的规定，云南红石公司作为本案的共同债务人，必须与本案的其他被执行人共同向中建公司、广州银行海珠分行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故广州中院在本案执行中一并执行（2017）云民初28号民事判决，并未加重云南红石公司的债务负担，且能够避免重复执行，提高执行效率，更为有效地保护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如将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云民初28号民事判决与广州中院（2013）穗中法金民初字第405、817号民事判决拆分由两地法院分别管辖执行，亦浪费司法资源。因此，广州中院将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云民初28号民事判决作为执行依据一并执行，符合民事诉讼法关于执行管辖的立法本意，有利于实现民事强制执行制度公正与效率的双重价值目标，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中建公司的复议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广州中院（2020）粤01执异241号执行裁定适用法律错误，处理结果不当，本院予以撤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撤销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粤01执异241号执行裁定，驳回云南云路红石公路投资有限公司的异议申请。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蒋先华 审判员  张 磊 审判员  庄绪义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彭惠连 书记员麦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