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1民终891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雷某，男，1969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辛集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史玉广，河北济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段某某，女，1969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辛集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牛春见，河北沧澜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瑾，河北沧澜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雷某因与被上诉人段某某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辛集市人民法院（2020）冀0181民初7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雷某上诉请求：1.撤销（2020）冀0181民初707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返还被上诉人7万元的法律责任；3.一审、二审诉讼费、保全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本案不构成不当得利。本质属于委托法律关系 （一）上诉人收取7万元，系事出有因，并非“不当”。被上诉人段某某为了给儿子王晓明找工作，主动找到上诉人要求帮忙找关系，并支付了上诉人7万元。这是本案的基本事实。上诉人收取段某某7万元，目的显然是用于给段某某的儿子找工作。现实生活中，托人找工作并不少见。但托人办事，有些花销完全正常，办事人不可能搭钱办事。被上诉人既然给了上诉人7万元，让上诉人为其儿子跑办工作事宜，即说明被上诉人对7万元费用是完全认可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这种委托行为并不违法法律强制性规定，具有合法性。因此，上诉人收取被上诉人7万元，实属事出有因，并非“不当”。（二）上诉人没有“得利”。上诉人在收到7万元（一笔3万，一笔4万）费用后，当天转给了中间人肖玉珍。关于这一事实，上诉人一审庭审中提供的银行流水可以佐证，而且被上诉人也是明知的。后来，肖玉珍又通过熟人找到培训机构给王晓明培训合格后试用上岗。由此可知，上诉人为了给段某某儿子找工作，不仅没有截留一分钱，还搭着人情、时间和精力。故，上诉人并无“得利”。（三）不当得利的举证责任不属于上诉人。一审法院因“被告雷某不能举出充分证据证明其占有原告段某某7万元款项的合法性”从而认定雷某构成不当得利。很显然，一审法院把是否构成不当得利的举证责任强加给了上诉人。我们暂且不讨论雷某提供的证据能否充分证明其占有7万元款项的合法性。“谁主张，谁举证”是民事诉讼最基本的举证规则。既然段某某主张本案属不当得利，那证明不当得利的举证责任完全在段某某一方。一审法院应该重点审查段某某一方提供证据证明力的有无和大小。但是，一审法院不但对段某某证据的证明力不予审查，反而强行要求没有举证义务的雷某承担举证责任。一审法院这种做法不仅严重违反民事证据举证责任分配的基本规则，而且明显偏祖被上诉人。（四）本案的本质是委托关系。从本案案情来看，被上诉人段某某是委托雷某给其子王晓明找工作。段某某和雷某相识多年，了解较深。段某某知到雷某人际关系较广，所以主动委托雷某跑办儿子工作事宜。上诉人的确也费尽心思，多方联系，最终给段某某之子王晓明找到了机场票务工作。由此可见，上诉人不仅积极跑办委托事项，而且最终完成了委托事项。但王晓明因自身工作失误被罚而主动辞职，段某某对此不满，但从案情本质看，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委托法律关系。二、一审法院对上诉人是否“落实工作事宜”未进行认真审查一审法院在庭审中认为，雷某提供的《学生信息登记表》《安置协议书》基地照片和微信截图等证据是复印件而对其真实性没有认可。因为上诉人仅为中间人，并非实际联系工作的人。所以，上诉人要获取该证据原件几平不可能。另外，今年新冠疫情十分严重，无疑也加重了取证的难度。但是，法庭完全可以将王晓明传唤到庭，接受调查。这样的话，案件情况一目了然。遗憾的是，一审法院没有这样做。庭审结束后，上诉人通过多方经力，获取了《安置协议书》原件。上诉人书面请求一审法院对该证据组织质证却被拒绝。上诉人认为尽最大可能还原案件真相是人民法院职责所在。但一审法院没有依职权传唤王晓明到庭接受调查，也没有接受上诉人的组织质证的请求。故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对上诉人是否“落实工作事宜”这一重要情节未进行认真审查。 段某某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关于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有四：第一、一方获得财产利益，第二、他方受到损失，第三、获利和受损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第四、受益人获得利益没有合法根据。具体在本案中，被上诉人听取上诉人的意见，给付其钱款。上诉人收取钱款后，为被上诉人的儿子找工作，后又以存在难度为由追加7万元，但并未将工作落实，此为本案的基础事实，被上诉人被要求支付7万元钱款，而上诉人收到此笔钱款后，向上诉人出具欠条两张，该行为足以证实在被上诉人儿子工作未落实，也就是说上诉人承诺未达成的情况下，直接导致被上诉人利益受损，而上诉人直接获益，且二者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上诉人提到的已经给付他人，被上诉人不知情也不认可，认为其主张与本案无关且没有任何依据。对于第四点受益人无合法依据，本案属于给付型不当得利，被上诉人给付上诉人7万元的原因就是上诉人以找工作有难度而需追加7万元，当时上诉人承诺无法落实就退款，同时向被上诉人出具两张欠条，现上诉人未落实工作事宜，故收取钱款缺乏法律依据和合同依据及事实依据，实属被上诉人给付目的不达（给付目的不达，也就是说为实现将来某种目的而给付，但给付目的不能按照给付意图实现的不当得利）。故此，本案事实全然符合不当得利构成四要素，上诉人收取被上诉人的7万元钱款实属不当得利，应予以返还。 段某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原告7万元及利息；2.诉讼费、保全费、保单保函费及其他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因段某某的儿子王晓明找工作，雷某于2015年10月8日收取原告140，000元款项，原告于2017年8月21日转账给付被告雷某30，000元，于2017年9月1日转账给付被告40，000元。被告雷某于2017年8月21日、2017年9月1日分别给原告出具欠条各一份，欠条均注明“王小明工作”字样。之后，因被告未能落实王晓明工作事宜，经原告要求，被告于2019年初返还原告140，000元，剩余的70，000元被告未予返还。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交的银行转账凭证3份、被告雷某所出具的欠条2张及本院庭审笔录相互印证予以证实。雷某在庭审中辩称原告给其的70，000元已转给案外人肖玉珍，且已用于给原告之子王晓明找工作及王晓明已航空服务岗位培训并初训合格上岗。对被告该主张原告予以否认，被告提交了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承诺书、肖玉珍书面证明，但在被告不能提供其合法支出费用票据的情况下，该三份证据不能相互印证证明被告将收取原告的款项用于合法合理支出，仅能证明其与案外人之间存在纠纷。被告提交的证据学生信息登记表、国内国际民航培训管理机构人员登记表及安置协议书、北京中瑞达教育咨询培训基地照片、授权书、中国航空运输协会网页图片、微信截图均为复制件，因无原件核实其真实性，故不予采信。综上，被告的辩称主张无充足证据证实，故对此不予认定。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被告雷某不能举出充足证据证明其占有原告段某某70，000元款项的合法性，其拒不返还，给原告造成了财产损失，显属不当得利，原告要求被告返还70，000元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应予支持。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利息，因双方无支付利息的约定，故不予支持。原告要求被告负担保单保函费，因该费用并非必然发生的费用，对原告该请求亦不予支持。被告雷某与案外人肖玉珍之间纠纷非本案审理范围，其可另行向案外人肖玉珍主张权利，本案不予涉及。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被告雷某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段某某人民币70，000元；二、驳回原告段某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提交人员登记表、航空售票就业培训班安置协议书，欲证实受被上诉人委托给其儿子找工作，找了工作，也上班了。被上诉人质证称，没有实际被落实工作，协议书签字不是王晓明字体，上诉人以此证实找到工作，不能完成证明目的。上诉人提交录音证据，欲证实王晓明工作已经落实，由于其工作失误而辞职，被上诉人主张的是非法利益，人民法院不应支持。被上诉人质证称，录音内容并不能完全反映出上诉人已经将被上诉人儿子工作落实情况，证人应当出庭作证。上诉人为儿子找工作心切，可以理解，但是上诉人主动找到被上诉人收取巨额钱财，不能达到应有目的应予返还。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经查同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7万元是否构成不当得利。上诉人主张是被上诉人委托其给儿子找工作，双方是委托关系，7万元给了中间人，但未有证据证实，提交的安置协议也不能证明是完成的委托事项，故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主张。被上诉人支付给上诉人7万元款项，上诉人认可收到7万元，但不能证明其收取7万元的法律根据，被上诉人可以请求返还该款项。上诉人主张不予返还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雷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550元由上诉人雷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 婷 审判员 孟志刚 审判员 李荣水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李 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