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15民终2208号上诉人（一审原告）：张炳林，男，汉族，1961年7月7日出生，退休职工，住址河南省潢川县。上诉人（一审原告）：任长华，男，汉族，1962年7月22日出生，农民，住址河南省潢川县。上诉人张炳林、任长华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力，河南冠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一审原告）：王新义，男，汉族，1964年9月9日出生，农民，住址河南省潢川县。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李贤忠，男，汉族，1964年10月10日出生，潢川县伞陂寺镇农发中心主任，住址河南省潢川县。一审第三人：潢川县伞陂镇人民政府。负责人：陈伟男，该镇镇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樊建国，潢川县伞陂镇司法所所长。一审第三人：潢川县伞陂镇农村经济发展服务中心。法定代表人：李贤忠，该中心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济华，河南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炳林、任长华、王新义因与被上诉人李贤忠以及一审第三人潢川县伞陂镇人民政府、潢川县伞陂镇农村经济发展服务中心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潢川县人民法院（2019）豫1526民初4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3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炳林、任长华、王新义以及上诉人张炳林、任长华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力，被上诉人李贤忠，一审第三人潢川县伞陂镇人民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樊建国，一审第三人潢川县伞陂镇农村经济发展服务中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济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张炳林、任长华、王新义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被上诉人向三上诉人支付伞陂乡农业技术服务站积累的财产，暂定每人十万元；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结果与查明事实之间相互矛盾，上诉人要求依法分割合伙财产事实清楚、证据充分。1、一审法院在本院认定事实方面明确潢川县伞陂乡农技服务站系李贤忠、王新义、任长华、张炳林、朱业安五人自筹资金创办，该农技服务站系民营合伙事实清楚。2、一审法院查明合伙期间，1991年8月10日，伞陂农技服务站与伞陂乡政府签订《房屋转让协议书》，以农技服务站积累资金80500元，购买了潢川县伞陂乡人民政府老办公地址前排楼房西侧九间房屋和第二排四间平房（包括前排与二排之间的院子）。协议明确房屋由农技站合伙人集体共同享有。农技站改革发生在2004年，且涉案房屋至今存在，庭审期间潢川县伞陂镇人民政府提交的《关于原伞陂寺镇农业技术服务站合伙协议纠纷有关问题的说明》和《伞陂镇机构改革“三定”方案》（伞发200236号）及《关于潢川县伞陂镇机构改革方案的通知》（潢编200280号）文件，证明伞陂镇政府在合并原告开办的潢川县伞陂寺乡农技服务站时，没有接收和处分农技服务站的财产，李贤忠陈述对涉案房屋仅仅是对国资办进行汇报，但并未实际交付。上诉人要求分割合伙期间积累的财产有事实依据。3、上诉人要求分割的是原伞陂农技服务站积累下来的财产，而不是现行的潢川县伞陂镇农村经济发展服务中心的财产。虽然2004年，农技服务站经改制变更为潢川县伞陂镇农村经济发展服务中心。但被上诉人及两个第三人并未举证此前农技服务站的固定资产如何折价或置换方面，合伙的个人资产如何演变为国有资产的。且乡政府明确农技服务站改制时对于前期合伙资产未处分，故没有处分的情况下，现行房屋所有权仍归属为五个合伙人，如若已被处分，那么对应的合伙财产金额也应属于合伙人共有。故合伙资产是处分归于乡政府或农发中心所有，只是对应的是两种不同的合伙财产分割方式，法院依法不能否定上诉人要求分割合伙积累财产的诉求。二、上诉人要求分割合伙期间的财产有明确法律依据。1、涉案的伞陂镇农技服务站系民营合伙性质，法律规定明确。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49条明确规定“个人合伙或者个体工商户，虽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错误地登记为集体所有制企业，但实际为个人合伙或者个体工商户的，应当按照个人合伙或者个体工商户对待”的规定，本案中农技服务站虽被登记为集体性质，但依法和客观事实应当作为个人合伙对待处理。2、个人合伙共同经营，共担盈亏是基本特征。合伙经营积累的财产，依法归合伙人共有。依据民法通则32条和民通意见54条的规定请求分割的合伙财产，上诉人请求分割合伙财产法律依据明确充分。三、一审判决在证据认定上存在偏信偏听的情况，不符合民事证据认定规则。纵观判决书全文可以看出上诉人提交的关键证据，一审均不认可，而被告和第三人潢川县伞陂镇农村经济发展服务中心提供的全部材料为复印件，无原件核对的情况下，竟对三性全部认可。上诉人在此简单列举一例，上诉人在一审期间举证的“第四组证据1989年的报纸两份、清算核资工作组《关于对伞陂寺乡农技站财产资金清理情况的汇报》、《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成立十周年》及附页和信阳地区科委颁发的奖状”，上诉人在一审中意欲证明潢川县伞陂乡农技服务站性质是民办的、五人合伙的。但一审竟认为“该组证据作为当时形势下的宣传材料，不能作为认定单位性质的法定机构，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本院对其不予以确认”。其中对“清产核资报告”系王新义担任会计被判刑后的一次全面清理，当时有农业局、财经股、乡财政等多家单位参与，且被上诉人认可签字，并当庭认可。其真实性不容推翻，更不是宣传材料。信阳日报在当时以及当今的身份地位及权威有目共睹，其作为当地政府的宣传窗口，一审直接否定该新闻报道的三性，但被告一个自然人的单方陈述和一系列复印件竟可以说服法官认定事实，一审的审判逻辑让人无法理解。四、本案依法没有超过诉讼时效。1、依照物权法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不动产的诉讼时效是二十年，本案依法没有超过。2、被上诉人侵犯上诉人合伙财产的行为至今仍在持续中，上诉人依法任何时候起诉都没有超过诉讼时效。且2004年在三上诉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上诉人私自将伞陂乡农技服务站并入乡政府职能部门，没有告知上诉人，上诉人得知资产被转移的消息的时间是2018年。诉讼时效依法没有超过。综上，上诉人一审期间分割合伙共有财产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法律依据明确，且未超过法定诉讼时效，一审驳回其诉讼请求错误。要求二审依法予以撤销，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李贤忠答辩称，三上诉人以原伞陂农技站系“个人合伙”，我是“合伙执行人”为由，将我作为被告提起本案诉讼。事实上，原伞陂农技站为“集体”经济性质，并非“个人合伙”；我是该站法人代表（负责人），并非“合伙执行人”；本案涉及的“购买”13间房屋的8万元资金，系该站积累的集体经济组织资产；该13间房屋是伞陂乡政府原办公用房，系国有资产，无论是原农技站还是农发中心，都没有所有权，只有使用权。故三上诉人本案起诉，只能以伞陂农发中心（原农技站的权利义务承受人）为被告，我个人不是适格被告，三上诉人告我个人是错误的，不符合法律规定。为此，若三上诉人不主动变更被告，要求二审依法裁定，驳回对我个人的本案起诉。一审第三人潢川县伞陂镇人民政府答辩称，一、农技站的性质。原伞陂乡农技站是1987年4月经党委、政府研究，同意成立的乡级农技站。其职能是负责全乡的农业技术推广和服务工作，业务接受县农业局的指导，属于乡集体事业单位（详见1987年4月农技站营业执照及税务登记证、中共伞陂乡党委[1990]8号、[2001]18号、[2005]73号、潢编[2002]80号、潢编[2005]28号、潢川县人民法院（1994）潢刑初字第30号等）。因此，按照管理职权，农技站的人、财、物属镇党委、政府管理。二、农技站的经营模式。当时按照县政府要求，农技站主要经营的种子、化肥农药、柴油等物资，均由县种子公司、县植保站、县农技中心统一采购、供应，根据各乡镇种植面积分发到各乡镇农技站，然后分配到各村。购货资金由乡财政所担保贷款，各乡农技站将物资按照当时的物价加上适当的服务费，按计划分配到村，每年秋后由乡财政所从各村所交的公粮款中统一代扣，以归还财政所的担保贷款（见伞陂财税所出具的证明材料）。三、农技站的资产运行模式。1987年4月农技站成立时，筹建资金由李贤忠（2200元）、朱业安（2000元）、王新义（1000元）、张炳林（900元）、任长华（500元）等五人共同集资，共计6600元，已于当年年底退清（见1987年农技站总账本）。其余经营资金是由乡政府协调营业所、信用社的贷款。上级计划分配的农技推广配套物资（化肥、种子、农药、柴油等），按上级规定加服务费的方式分配到各村，每年秋后由乡财政所从三提五统中扣除，以归还贷款，所得利润用于支付人员工资、办公经费等。截止到2007年，农技站总资产643297.68元（见农技站财务报表）。但是由于自2005年上级政府统一取消“三提五统”后，垫付各村的农用物资款项无法扣除，故农技站该64万多元至今账面反映仍处于“应收账款”状态。四、农技站的人员变动情况。1987年4月农技站成立时，由李贤忠、任长华、朱业安、张炳林、王新义组成；1990年元月经党委安排，晏传新进站工作；1991年8月经党委安排，何明国、孙志芳进站工作；1994年5月经党委安排，杨天渠进站工作；1995年7月经党委安排，罗志成进站工作；1998年12月经党委安排，王建岭进站工作。其中，王新义于1992年因贪污、挪用公款被判刑8年，且仍欠农技站追缴赃款8176.48元，至今未还；任长华于1992年秋因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被政府开除，且仍欠农技站4529元，至今未还；张炳林于1994年自动离站，从事个体经营，且仍欠农技站5797元，至今未还。五、关于原农技站房产情况。1987年4月建立农技站时，乡政府协调伞陂村村部5间房屋作为办公、经营、服务场所。1991年7月，政府将老乡政府13间房屋交给农技站使用，从农技站财政账目资金中划走8万元，并签订购置协议，用于该站长期使用该13间房屋的使用费。但该13间房屋仍属镇政府的国有资产。2005年乡镇机构改革后，农口的农技、农机、水利、畜牧、农经等合并成立农发中心，按照当时的改革政策，国有资产不准流失，原农技站13间房屋按要求统计上报到潢川县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见县国资办出具的证明材料）。六、关于张炳林、任长华、王新义索要国有资产的意见。经镇政府研究：1、原农技站本案涉及的13间房屋，属镇政府国有资产，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容侵犯；2、王新义因贪污和挪用公款被判刑8年、任长华因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被政府开除，依法不能分割本案涉及的13间房屋；3、张炳林于2005年乡镇机构改革时办理病退手续，享受××退人员待遇，亦不能要求分割本案涉及的13间房屋；4、对以上3人所欠农技站款项，镇农发中心依法保留追偿欠款的权利。一审第三人潢川县伞陂镇农村经济发展服务中心答辩称，首先，原伞陂乡农业技术服务站（伞陂农技站）是集体经济组织，并非个人合伙。三被答辩人自本案原审起诉至上诉，以伞陂农技站系个人合伙，其作为合伙人为由，诉请分割合伙共同财产（指该站“购买”原伞陂乡政府的13间房屋），暂定每人10万元。该诉称因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而不能成立。为进一步强化农牧业服务体系，河南省五部门（农牧厅、财政厅、工商局、税务局、农行）于1987年2月6日联合发布豫农计字（87）第6号文件，要求全省县、乡（镇）兴办农牧业经济实体，“这类实体可以办成国营的，也可以办成集体的；既可以独资经营，也可以办成横向联合、多方集资的股份公司”。“其纯利润，应按6:2:2的比例，建立技术推广基金、集体福利基金和奖励基金。”为此，经伞陂乡政府批准，由李贤忠（县农业广播学校毕业、伞陂村农技员）牵头，于1987年4月以集资方式（李贤忠2200元、朱业安2000元、王新义1000元、张炳林900元、任长华500元）组建伞陂乡农技站，填写《工商开业登记表》，领取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该工商、税务资料皆显示，该农技站为“集体”经济组织，李贤忠为法定代表人。嗣后，潢川县编办2000年12月25日向该站颁发《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经费来源为“事业性收费”；潢川县编委2002年8月30日发布潢编（2002）80号文件，将农技、农机、水利、畜牧、林业等乡（镇）站、所合并，组建“伞陂镇农业服务中心”（事业机构），经费实行“差额预算管理”；潢川县编委2005年11月12日发布潢编[2005]28号文件，将上述农业服务中心整合为“伞陂镇农村经济发展服务中心”（事业编制）至今，经费实行“全额预算管理”。由此可见，伞陂农技站几经改革、整合，由自收自支的集体经济组织演变为差额预算管理（即“财政差供”）的事业单位，再演变为全额预算管理（即“财政全供”）的事业性机构，从来不是三被答辩人诉称的所谓个人“合伙”。其二，三被答辩人于2018年6月第一次起诉庭审时，向法庭提交的《工商开业登记表》（1987年4月）、《营业执照》（1989年11月4日），却恰恰反证了答辩人关于该站为“集体”经济组织的主张。其三，潢川县人民法院（1994）潢刑初字第30号刑事判决，依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1998年1月21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第一条第一款、第三条第一款（将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分别纳入贪污罪、挪用公款罪的犯罪主体），判决王新义犯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处八年有期徒刑（自1992年10月31日被刑拘起算）；并在判决书第9页认定伞陂农技站系“依法登记成立的集体单位”。被答辩人王新义当时作为该站会计，如果该站不是“集体”经济组织，其就不属于上述犯罪的犯罪主体。然而王新义却不辩护、不上诉，由此亦可证明该站不属个人“合伙”。其四，如果伞陂农技站不是“集体”经济组织且嗣后变更为事业性机构，那么被答辩人张炳林何以成为“退休职工”？无论是当时或者现行的法律、法规规定，个人合伙的合伙人可以享受退休职工待遇？故由此也可证明农技站不属个人“合伙”。其五，三被答辩人为证明其主张，援引法（办）发[1998]第6号司法解释第49条关于“个人合伙”虽经工商部门“错误地登记为集体”企业，“应当按个人合伙”“对待”的规定。殊不知援引该法条，却又反证了伞陂农技站系工商登记的“集体”经济组织这个事实。同时，三被答辩人又没有证据证明工商登记错误。其六，三被答辩人上诉称，其在原审时出示“第四组证据”（报纸报道、协会奖状、中央农广校十周年校庆资料等），用以证明伞陂农技站性质是“五人合伙”的，但原审判决却认为该证据系“宣传材料”，不是“认定单位性质的法定机构”而不予确认。该认定正确。首先该证据并未“直接证明”该站的“合伙”性质；其次，由于新闻媒体不是认定单位所有制性质的法定机构，亦不是国家机关，按照证据规则，该证据的效力也无法对抗国家机关（工商、税务）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的证明效力。其七，三被答辩人上诉称，伞陂农技站与乡政府签订《房屋转让协议书》，明确房屋由农技站“合伙人”集体共同享有。然而经调查，该《协议》通篇并未出现“合伙人”字样，使用的只是“民办农技站”这个概念。需要说明的是，当时全县乡（镇）筹办农技站时，有8个乡（镇）是用国家拨付的商品粮基地县财政资金开办的，故称“国办”站；而伞陂农技站则由个人集资作为启动资金，由乡政府给予扶持（无偿提供经营场所和种子繁育基地）兴办的，故称“民办”（民办公助）站，且个人集资款6600元，亦于当年春节前以各出资人赊欠的化肥、种子、农药款冲抵的方式予以退还，已不存在“民办”资金成份。其实，“民办”与“公办”并不是“对立”关系，这是以出资渠道而作的划分。同时，“民办”可以是个人“合伙”或者合伙企业，也可以是个人独资企业或者有限公司，还可以是集体经济组织，如果完全由公民个人集资开办、隶属于街道居委会或者乡（镇）的集体企业、合作商店，故“民办”并不等同于个人“合伙”。三被答辩人在上诉状中称，伞陂农技站系“民营合伙性质”，是“民办的、五人合伙的”，其目的就在于混淆“民办”与“合伙”性质。李贤忠从伞陂农技站设立至今，一直是该站及此后的农业服务中心、农村经济发展服务中心的法定代表人（站长、主任）。依照我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法定代表人行使职务的经营行为的后果，应当由法人承担。故李贤忠不应成为本案被告，应予驳回三被答辩人对其起诉。其次，三被答辩人本案诉求不能成立。三被答辩人上诉状援引我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二条和法（办）发[1988]第6号司法解释第54条关于分割合伙财产的规定，作为其本案诉求的法律依据。前已述及，伞陂农技站自设立之日起，即为“集体”经济组织，并非个人“合伙”，故援引上述法律和司法解释属于不当援引。我国集体、国有企业财务制度规定，企业经营积累的财产属于集体或国家所有，主要用于扩大再生产、弥补亏损和公积金、公益金；无论是当时适用的我国《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还是现行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均无可以将公有制企业积累的财产分配给企业员工的规定，即不得变相私分。其二，三被答辩人在伞陂农技站工作期间，该站向其足额支付了工资、奖金、补贴等劳动报酬；相反，三被答辩人却分别拖欠该站5795.5元、8176.48元、4529.05元。按照三被答辩人的诉求，集体经济组织的员工退休、离职后，还可以“分配”该组织积累的集体资产，那么公有财产将被瓜分殆尽。其三，伞陂乡政府1981年8月10日以80500元（实收8万元）向伞陂农技站协议“转让”（暂且撇开该乡政府无权“转让”不谈）的13间公房，也当为该站集体资产；尤其是“转让”时既未报经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准，又未办理产权转移手续，至今仍为国有资产。因此，该站由此而取得的并非13间房屋的“所有权”，仅为“使用权”（有偿使用）；无论是乡（镇）政府还是当时的农技站或现在的答辩人，都无权处置、“分配”属于国有资产的该13间房屋。其四，伞陂农技站的经营模式，主要由乡政府将种子、化肥、农药、柴油等物资分配到村，钱款由乡财政从农业税和村“提留”中代扣代收；但各村多有拖欠（仅截止1997年6月，共欠64329.68元）。为解决经营资金短缺，只好以“风险押金”的名义，于1999年由李贤忠等7名员工各集资5000元，且2004年、2005年员工工资52584元被长期拖欠。同时，国家从2016年1月1日起取消农业税后，各村欠款事实上已无法扣还。此外，自农技站合并入农业服务中心，又变更为农发中心，人员大幅裁减，经费由财政供给，不得进行任何营利性经营活动。自2002年10月起，农技站员工逐渐进行人员分流（最终仅李贤忠、何明国考评入编）、自谋职业。这样，农技站分流人员的集资款和被拖欠的工资，就无力偿还；且分流人员自谋职业，多无经营场所，故而上访不断。鉴于这种局面，农技站分流人员（7人）于2006年底协商一致，并报经镇政府同意，将该13间房屋分配给他们用于家庭经营、仓储和临时住宿，以房屋使用权折抵农技站欠付的集资款和工资，又不是无偿使用，符合情理。但绝不是三被答辩人所称的房屋“分配”给该7人“所有”。最后，三被答辩人本案起诉，已超法定诉讼时效期间。三被答辩人上诉称本案“诉讼时效”期间是20年，故“依法没有超过”。该辩称不能成立。所谓20年是指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之日起，诉讼时效不得超过20年。在此期间内，因当事人主张权利等原因，连续发生时效中止、中断、延长的情形，且该情形须呈相互衔接、连续、不间断的状态。三被答辩人在2018年6月第一次起诉时诉称，被答辩人任长华自1993年起，即“多次”信访要求“合伙”“清算”；被答辩人王新义亦分别于2002年、2016年向伞陂镇政府、纪委信访主张权利。故三被答辩人上诉称“2018年”才“得知”其权利被侵害，显然不是事实。同时，三被答辩人也不能举证证明任长华、王新义因主张权利而引起的诉讼时效中断，直至2018年均呈相互衔接、连续、不间断的状态，故三被答辩人上诉称诉讼时效“依法没有超过”，不能成立。三被答辩人又诉称，“侵犯上诉人合伙财产的行为至今仍在持续之中”，“任何时候起诉都没有超过诉讼时效”。该辩称亦不能成立。三被答辩人本案诉求是“均分”伞陂农技站“积累的财产”，不属我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二款列举的民事侵权，本案不属于侵权责任纠纷诉讼，故该抗辩没有法律依据。即便假设可以勉强认定本案系民事侵权诉讼，由于本案不属于我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故依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二款，本案起诉也因权利受到“损害”之日（1993年10月三被答辩人均已离职）起，早已超过20年而不予保护。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三被答辩人本案起诉，已经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且其诉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要求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以维护被上诉人合法权益。上诉人张炳林、王新义、任长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李贤忠依法向三原告分配伞陂乡农业技术服务站积累的财产，暂定三原告各自享有十万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潢川县伞陂乡农技服务站自1986年由李贤忠、王新义、任长华、张炳林、朱业安自筹资金6600元创办（李贤忠2200元，王新义1000元，任长华500元，张炳林900元，朱业安2000元），1987年4月9日领取营业执照，1989年11月4日，潢川县伞陂寺乡农技服务站更换营业执照，营业执照载明“负责人李贤忠，经济性质为集体，经营范围主营种子及种子回收，兼营本系统内调拨的化肥、农药”。1991年8月10日，伞陂寺乡人民政府和伞陂寺乡农技服务站签订房屋转让协议，协议载明“一、乡政府愿将前排楼房西侧九间房屋（上层五间，下层四间）和第二排四间平房（包括前排与二排之间院子）作价转让给农技站使用。二、前排楼房每间陆仟伍佰元，后排平房每间伍仟伍佰元，合计捌万零伍佰元整。四至边界：南至312国道北侧，北至第二排平房后滴水处，南北长度34米；东至乡政府大门和公共出路以西，西至楼房山墙，东西长度14.56米；包括其中院落计伍百壹拾平方米。三、资金由乡农技站从自身积累中一次付清。四、房屋属农技站集团财产，协议签订后所有权和使用权均归民办农技站所有，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无权干涉”。该房产现在经伞陂镇农业经济发展服务中心全体职工协商，一致同意将房屋租赁给本单位职工居住、经营。2018年7月潢川县伞陂镇人民政府上报潢川县财政局国资办，将该房屋登记为国有资产。2001年2月26日，中共伞陂镇委员会下发伞文（2001）18号关于调整镇直各单位班子的任免通知，载明“各行政村、镇直单位：……李贤中同志任镇农技站站长”。2002年8月30日，潢川县机构编制委员会下发潢编（2002）80号文件关于潢川县伞陂镇机构改革方案的通知，载明：“事业机构1.农业服务中心将农技、农机、水利、畜牧、林业等站合并。主要负责农村、农民、农业方面的农业技术指导和服务工作。核定人员编制13名，经费实行差额预算管理，股级领导职数3名工作要求……（二）要采取积极稳妥的办法，推进乡镇机构改革顺利进行。首先要做好临时人员和借调人员的清退工作，然后按照精简的要求，一次性定编定岗”。2005年12月8日，中共伞陂镇委员会下发伞文（2005）73号任免通知，载明“各支部、镇直单位……李贤忠同志任农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一审另查明，原告任长华于1993年因涉及计划生育离开农技站，原告张炳林于1995年离开农技站，并于2005年12月从潢川县伞陂镇政府退休，原告王新义因刑事犯罪于1992年10月被潢川县人民法院判刑8年，2002年6月11日伞陂镇农技站依据《全民所有制事业单位辞退专业技术和管理人员暂行规定》，作出开除王新义公职的决定。一审又查明，2002年8月潢川县机构编制委员会批准潢川县伞陂镇机构改革方案，将农技站并入农业服务中心，性质为事业单位。2005年11月潢川县机构编制委员会批准下发《潢川县乡镇机构设置、职能配备和人员编制的意见》，将原农业服务中心变更为农业经济发展服务中心，性质为事业单位。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诉讼主张应提交证据予以证实，且应符合法律规定。本案争议的原由原告任长华、张炳林、王新义、李贤忠、朱业安出资成立的潢川县伞陂镇农技服务站，后由于政策调整、机构改制及三原告先后由于各种原因离开农技服务站，农业技术服务站已在形式上不复存在，变更为农村经济发展服务中心，单位性质、业务、人员均发生很大变化，三原告要求被告李贤忠向三原告分配伞陂乡农业技术服务站财产缺少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第三人潢川县伞陂镇农村经济发展服务中心辩称原告起诉超过诉讼时效问题，经查，2002年因机构改革，伞陂农技站并入农业服务中心，对单位性质、人员编制、业务、经费管理均作出明确规定。2002年6月11日潢川县伞陂寺乡司法所向被告王新义下达书面处理意见，明确告知其均分伞陂镇农技服务站财产的要求属非法要求，应依法制止。2018年6月1日原告张炳林、王新义、任长华第一次提起诉讼，要求均分伞陂乡农技服务站的财产，一审下发(2018)豫1526民初2238号民事裁定书，以主体不适格驳回原告的起诉，信阳中院后发回重审。原告起诉时距离其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已达16年之久，且无诉讼时效中止、中断、延长的法定情形，故第三人潢川县伞陂镇农村经济发展服务中心辩称原告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的理由成立。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张炳林、王新义、任长华的诉讼请求。一审诉讼费5800元，由原告张炳林、王新义和任长华共同负担。二审中，上诉人张炳林、王新义、任长华提供《申请》、《商业企业开业申请登记表》和《营业执照》以及案例，用以证明潢川县伞陂乡农技服务站的性质为合伙；被上诉人李贤忠以及一审第三人潢川县伞陂镇人民政府、潢川县伞陂镇农村经济发展服务中心提供《商业企业开业申请登记表》和《营业执照》，用以证明潢川县伞陂乡农技服务站的性质为集体。各方对对方提供的证据均发表了质证意见。二审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结合《商业企业开业申请登记表》、《营业执照》等相关证据，以及潢川县人民法院（1994）潢刑初字第30号刑事判决认定，潢川县伞陂乡农技服务站的性质为“依法登记成立的集体单位”，证实该农技服务站系城镇集体经济组织，而非个人合伙。再结合2002年8月潢川县机构编制委员会批准潢川县伞陂镇机构改革方案，将该农技服务站并入农业服务中心，性质为事业单位；2005年11月潢川县机构编制委员会批准下发《潢川县乡镇机构设置、职能配备和人员编制的意见》，将原农业服务中心变更为农业经济发展服务中心，性质为事业单位；2018年7月潢川县伞陂镇人民政府上报潢川县财政局国资办，将案涉房屋登记为国有资产的案件事实，上诉人张炳林、王新义、任长华主张被上诉人分配原伞陂乡农业技术服务站财产，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张炳林、王新义、任长华的诉讼请求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规定的最长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二十年，本院不予保护。综上所述，上诉人张炳林、王新义、任长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上诉人张炳林、王新义、任长华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吴孔玉审判员  汪 涛审判员  吴 斌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五日书记员  吴 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