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14民终68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大志，男，1977年4月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仁寿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建华，四川华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浙江太牛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运河街道杭南路******。 法定代表人：陆琦，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屈斌超，上海申浩（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夏?，上海申浩（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眉山市万佳来鹤商贸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迎春路div> 法定代表人：杨大志，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萍，四川华铭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杨大志因与被上诉人浙江太牛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牛公司）、眉山市万佳来鹤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佳来鹤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仁寿县人民法院(2019)川1421民初23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大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建华、被上诉人万佳来鹤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大志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者判决驳回太牛公司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太牛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和错误，证据不充分。杨大志不是本案适格当事人，杨大志作为万佳来鹤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实施的相关民事法律行为应由万佳来鹤公司承担相关责任。一审判决支付货款203180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证明了太牛公司下单且支付（扣减）预付款157722元，承诺支付322278元预付货款的事实。 太牛公司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杨大志属于本案适格当事人；杨大志超越委托范围，私自进行生产，应当承担法律责任，支付203180元及利息。 万佳来鹤公司辩称，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太牛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杨大志支付尚欠货款203180元及延迟付款损失（以203180元为本金，按照一年至三年期年银行基准贷款利率标准4.75%，自起诉之日计算，要求支付至被告实际履行之日止）；2．案件诉讼费用由杨大志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万佳来鹤公司成立于2007年9月18日，经营范围为批发、零售：饮料、酒、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农副产品等。太牛公司成立于2018年7月5日，法定代表人为陆琦，经营范围为食品经营、食品生产、普通货运等。2018年7月2日，广东泰牛维他命饮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泰牛公司）作为授权方，太牛公司作为被授权方签订了《商标使用许可授权书》，许可太牛公司在中国行政区域内（台湾、澳门、香港除外）使用广东泰牛公司所持有的“ThaiBull”、“泰牛”等注册商标，生产、销售易拉罐250毫升能量饮料，负责该产品在中国市场（台湾、澳门、香港除外）的独家运营、推广及与产品相关的市场服务。2018年8月9日，太牛公司向万佳来鹤公司出具《ThaiBull®泰牛委托书》，委托万佳来鹤公司生产“THAIBULL”“泰牛”品牌250m1易拉罐饮料，委托书有效期限为1年，自2018年8月9日至2019年8月8日止。2018年9月27日，太牛公司与简阳嘉饮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饮公司）签订了《饮料灌装委托（代）加工合同》，约定由嘉饮公司为太牛公司代加工灌装太牛公司指定的商标及包装的饮料产品，产品的名称为泰牛维生素能量饮料。 2018年10月9日，太牛公司作为甲方，杨大志作为乙方共同签订了《合作协议》，约定：乙方向甲方的进货结算价格：在乙方给甲方的出厂供应价格（不含税，不含物流费用）的基础上加10元作为结算价，物流费用由乙方负责。该《合作协议》首部的甲方为太牛公司，乙方处空白，尾部的甲方签章处落款为太牛公司并加盖了该公司的印章，乙方签章处落款为杨大志。2018年11月7日，太牛公司作为甲方，简阳嘉美印铁制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美公司）作为乙方共同签订了提货函，提货函中告知太牛公司产品生产完毕，要求太牛公司支付尾款。太牛公司刘经理在收到该提货函后表示质疑。2019年4月1日，嘉饮公司向太牛公司发送了《催款函》，告知其自己已经在3月13日按照需求计划完成成品灌装并将具体数量报送太牛公司，按合同约定太牛公司应当在成品入库后将尾款支付到公司账目上并及时安排提货，但因至今未有付款行为，故催太牛公司在5个工作日内安排付款，逾期将按0.1元/箱/天收取相应的仓储费。2019年4月11日，杨大志向太牛公司作出了《告知函》，告知其太牛公司的成品已经在嘉饮公司库存近一个月，按合同约定付款时间已严重滞后，因太牛公司付款滞后未提货，嘉饮公司自4月6日即开始收取仓储费（库存成品为496326罐）因太牛公司未及时缴纳货款，现在嘉饮公司要求自己缴纳所有储存费，希望太牛公司知悉后尽快支付货品储存费及所有包材款和成品款；若本月15日止未接到太牛公司的解决方案，自己将自行处理存放于嘉饮公司仓库的所有货品及包材款、成品款，太牛公司将不予追究一切责任。2019年5月21日，嘉饮公司向太牛公司出具了《函》，其中载明：嘉饮公司与太牛公司签订了《饮料灌装委托（代）加工合同》，同时太牛公司委托杨大志作为其与嘉饮公司的业务沟通人员，代为支付货款和加工款，委托杨大志向嘉饮公司下发生产订单，杨大志代表太牛公司向嘉饮公司提供了盖有太牛公司公章和负责人张锐签字的计划日期为11.29（72万罐），2018.12.5（24万罐），2018.12.19（50万罐），2019.2.19（50万罐）的生产计划单；如太牛公司与杨大志发生任何纠纷，嘉饮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截止目前相关原辅料需要安排拉走等事项。 一审再查明，2019年2月19日的两份《生产计划单》下发后，嘉饮公司开具发票显示灌装了487632罐，嘉美公司开具发票显示制罐502052罐。2019年2月19日下单后灌装完成的成品（以下简称案涉货物）已由杨大志付款并于2019年4月16日安排人员从工厂提货后存放于他处。太牛公司认为根据杨大志所出具《告知函》显示实际灌装数额为496326罐，但是太牛公司仍然以20318箱的数额主张权利。 一审庭审中，双方一致认可案涉货物属于“泰牛黄金版短罐”；《合作协议》中所约定的“ThaiBull泰牛”维他命饮料包括泰牛黄金版短罐，协议中所载“加10元”是指在每箱产品的出厂价上加10元，一箱产品为24罐。杨大志辩称案涉的两份《生产计划单》是由太牛公司的刘经理用微信发送给自己的，自己无法提供《生产计划单》的原件也不能提供刘经理的微信转发依据。杨大志和万佳来鹤公司出示的《生产计划单》打印件中仅有太牛公司的公章并无经办人的签字，太牛公司认为《生产计划单》没有原件不予认可，双方均不申请进行印章的真伪鉴定。对于案涉货物，杨大志不同意返还，要求太牛公司从自己手中购买。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1．杨大志在《合作协议》上签字是代表万佳来鹤公司还是代表其个人，其在案涉产品的生产过程中是属于履行万佳来鹤公司职务的行为还是系太牛公司驻场代表；2.2019年2月19日的两份《生产计划单》是否是太牛公司下达；3．案涉货物目前由杨大志方保存，是否应参照《合作协议》向太牛公司支付10元/箱的费用。 关于焦点一，一审法院认为，虽然杨大志除了其自然人身份外还有万佳来鹤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但是并不意味着其一切行为均代表万佳来鹤公司。《合作协议》中并未载明乙方系万佳来鹤公司，杨大志和万佳来鹤公司也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乙方主体实际系万佳来鹤公司，杨大志在该《合作协议》的乙方签章处签名并加盖手印应当认定其系代表个人签订该协议。对于杨大志和万佳来鹤公司的上述辩称，因其证据不足不予支持。杨大志和万佳来鹤公司辩称太牛公司于2018年8月9日曾出具《ThaiBull®泰牛委托书》委托万佳来鹤公司生产“泰牛”250ml易拉罐饮料，杨大志在案涉货物的生产过程中系代表万佳来鹤公司履行职务行为，即由万佳来鹤公司提供配方组织委托生产，太牛公司提供商标并向万佳来鹤公司购买并销售产品。太牛公司对此不予认可并称在案涉货物的生产过程中并无万佳来鹤公司参与，仅是由杨大志作为太牛公司的驻场代表负责与生产企业进行沟通。本案中，案涉货物系太牛公司经该货物所对应的商标注册人授权允许生产、销售的，案涉货物的成品系由太牛公司作为甲方分别与嘉饮公司、嘉美公司签订《饮料灌装委托（代）加工合同》、《加工承揽合同》后生产加工而来，案涉货物明显并非杨大志和万佳来鹤公司所辩称的《独家代理协议》所载明的标的物。同时，案涉货物也不应当认定为系万佳来鹤公司依据《ThaiBull®泰牛委托书》的授权生产的产品。因为，若真如杨大志和万佳来鹤公司所说杨大志在案涉货物的生产过程中系在履行《ThaiBull®泰牛委托书》中所约定的万佳来鹤公司组织生产的义务，则与制罐及灌装的生产企业所签订加工合同中的甲方就应当是万佳来鹤公司而非太牛公司。杨大志和万佳来鹤公司的上述辩称因证据不足，不予支持。杨大志对案涉货物下发《生产计划单》、与厂家沟通付款等行为并非其作为万佳来鹤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履行其职务行为，且从2019年5月21日嘉饮公司出具的《函》、杨大志与太牛公司刘经理的微信记录以及杨大志的《告知函》均可以看出，在案涉货物的生产环节中杨大志一直系以个人身份作为太牛公司所委托的代理人与生产企业进行业务沟通并代付款项。故在案涉货物生产环节中，杨大志代表太牛公司与生产企业沟通，其与太牛公司之间应系委托合同关系。 关于焦点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九条规定，“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需要变更委托人指示的，应当经委托人同意；因情况紧急，难以和委托人取得联系的，受托人应当妥善处理委托事务，但事后应当将该情况及时报告委托人”。杨大志作为太牛公司与生产企业进行业务沟通的委托人，应当按照太牛公司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杨大志和万佳来鹤公司认可杨大志曾向嘉美公司、嘉饮公司传达过《生产计划单》，但认为《生产计划单》均系太牛公司出具，太牛公司对此不予认可。万佳来鹤公司虽然提交了加盖了太牛公司印章的两份《生产计划单》打印件，拟证明案涉货物的生产计划系由太牛公司下达，但是其未能提供《生产计划单》原件，且其辩称《生产计划单》本身就是由太牛公司用微信传输的电子数据，但其也未能提供该电子数据所保存的原始载体以及太牛公司向其发送该《生产计划单》的微信记录，故两份《生产计划单》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万佳来鹤公司虽然提供了杨大志与太牛公司刘经理在2019年2月18日的微信聊天记录，但是该聊天记录仅能证明双方曾沟通过产品的外包装等事宜，虽然聊天记录中有关于订单预付款的讨论，但以此并不足以证明太牛公司最终确定下单。杨大志和万佳来鹤公司辩称《生产计划单》的下达系根据太牛公司的指示，但因其证据不足，对杨大志和万佳来鹤公司的上述辩称不予支持。杨大志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向嘉饮公司、嘉美公司送达的《生产计划单》系太牛公司出具，太牛公司主张案涉货物的生产系由杨大志擅自下单，予以采信。 关于焦点三，本案中，太牛公司主张嘉饮公司一共灌装了487632罐，共计20318箱，杨大志已经向生产厂家付款并全部提货，杨大志和万佳来鹤公司对此无异议。案涉的20318箱货物，杨大志和万佳来鹤公司拒绝返还，也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案涉货物的生产计划系根据太牛公司的指示下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受托人超越权限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规定，杨大志超越其权限向生产厂家下单制造产品，应当承担因此造成的损失。虽然案涉货物的加工款项均系杨大志支付，但是案涉货物并非经由太牛公司指示生产，产品由杨大志持有，太牛公司无法对外销售并就此获利。考虑到杨大志系太牛公司与生产企业的业务沟通人员且二者之间还存在返购关系的情况，杨大志超越其委托权限下达生产订单并领取货物，给太牛公司造成损失，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若杨大志按照《合作协议》约定返购货物后太牛公司可以获得的利益。太牛公司请求参照《合作协议》的约定视同杨大志购买案涉货物，并要求杨大志按照每箱10元，共计203180元的价格支付货款符合公平原则，也有利于敦促杨大志在与太牛公司今后的交往中依照《合作协议》及其委托权限严格履行义务，对于太牛公司的此项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杨大志自提货后未及时向太牛公司支付货款确会造成太牛公司资金利息的损失，太牛公司主张由杨大志于起诉之日起至款项付清时止支付资金利息予以支持。其主张利息按照一年至三年期年银行基准贷款利率标准4.75%计算，但因双方对于逾期利率并无约定，故其利率应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为宜。因中国人民银行自2019年8月20日授权由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并取消了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故杨大志应当支付的逾期利息应当以203180元为本金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2019年5月23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并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算至本金实际付清之日止。因太牛公司主张按照年利率4.75%作为利率计算标准，故当上述两项利率标准高于年利率4.75%时，年利率标准应当按照4.75%计算。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第八条、第十二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二条第四项、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三百九十九条、第四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杨大志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太牛公司货款203180元及相应利息；利息的计算方式为：以203180元为本金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2019年5月23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并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算至本金实际付清之日止（当上述利率高于年利率4.75%时，以年利率4.75%计算）。二、驳回太牛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348元，由杨大志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杨大志提交了一份微信截图，并当庭播放了微信语音，拟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太牛公司负责人就案涉商品生产后的接洽情况。该证据未明确指向接洽标的，且由于太牛公司未参加庭审询问，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本院另查明：2019年2月18日至2月23日期间，杨大志与太牛公司刘经理有过多次通过微信讨论本案所涉订单罐体设计、款项支付、生产期限等事宜。其中2月18日9：20刘经理说：“本次订单的预付款50%应为48万，减去前期对账的欠款157722元，所以今天我会安排申请预付款322278元，本次订单暂时按照48元/箱打款，具体待合资公司成立之后再结算返点”，同日13：50又问：“罐体的设计稿已经确认了，这批次生产罐装，预计3月1日能开始吗？现在离3月还有10天的时间，罐体和纸箱，应该能完成生产吧？”。双方聊天中，杨大志多次催款，刘经理也多次表示会跟进付款申请，只是因为“许总”（许涛）出差原因款项未到位。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其他事实，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杨大志作为太牛公司的业务联系沟通人员，应根据太牛公司指示下达订单生产相应货物。根据一、二审查明事实和杨大志与太牛公司经办人员的聊天记录，可以表明，太牛公司对杨大志于2019年2月19日向嘉美公司、嘉饮公司下达订单的总价款、前期结余款、本次订单欠款及支付是清楚的，对本次订单的生产期限也是明知的，故即使太牛公司未向杨大志下达过书面订单，也对杨大志的下单行为予以了追认。在嘉美公司、嘉饮公司按照订单完成生产后，两公司和杨大志均曾向太牛公司再次催款，并告知不及时提取货物的后果，太牛公司理应及时支付余款，提取相应标的货物。在太牛公司未支付余款的情况下，杨大志支付货款并提取货物的行为，于太牛公司而言是一种止损行为。太牛公司可以向杨大志支付货款后提取货物，也可以与杨大志协商其他办法处理案涉货物，其起诉要求杨大志支付尚欠货款203180元及延迟付款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对该诉讼请求应予驳回。 综上所述，杨大志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四川省仁寿县人民法院(2019)川1421民初2330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浙江太牛贸易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4348元,由浙江太牛贸易有限公司承担。二审案件受理费4348元,由浙江太牛贸易有限公司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 东 审 判 员  李贤华 审 判 员  梁 丹 二〇二〇年九月七日 法官助理  沈晓娟 书 记 员  江 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