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于都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0731民初2323号原告：刘凤娇，女，汉族，1955年10月2日生，江西于都人，住于都县。委托代理人：赖童辉，江西玉成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代理。被告：黄日红，男，1970年7月28日生，汉族，江西于都人，住于都县。委托代理人：郭健健，江西雩山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代理。原告刘凤娇与被告黄日红承包经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凤娇及其委托代理人赖童辉、被告黄日红及其委托代理人郭健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凤娇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返还原属原告承包经营的水田征地补偿款46308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一家在1980年国家实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依法取得本组深坑排0.6亩水田的承包权，在1998年11月15日依法取得于都县人民政府颁发的于字第20250807号《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在2018年1月因于都县人民政府征用该土地建设工业园，在征地丈量过程中，被深坑组告知。该块承包地深坑组在2002年调整发包给了被告。被告并领取了该块水田征地补偿款（征地款按照实际丈量面积1.02亩发给征地款46308元）。原告不服，依法于2019年9月25日在于都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该地块深坑组与被告的承包经营合同无效。业经审理，于都法院于2019年12月9日作出（2019）赣0731民初3769号民事判决，判决深坑组与被告就原由原告承包的深坑排0.6亩水田发包给被告承包的承包合同无效。现判决书业已生效。原告认为，由于被告深坑排水田承包经营合同无效，按照深坑组分配征地补偿款规定，该地块征地补偿款应当由原告领取。在判决后，原告曾要求被告将这部分征地补偿款返还给原告，被告拒不答应。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具状法院，请求依原告前列请求判决。被告黄日红辩称，1.本案中涉及的“深坑排”0.6亩水田，1998年11月15日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在原告刘凤娇名下，登记的面积是0.6亩。该田块一边的边界与山体的缓坡相连。从2002年，该块田地经村委会重新发包，分配给被告耕种，在多年的耕种过程中，山坡形成的洪水，多次冲毁了该块承包地与山体相连的田埂。每当被告修复田埂时，便会把田埂向山体缓坡外移，扩大了承包土地的面积，另因缓坡坡度不是很高，被告逐年多次把缓坡开垦为农田，又扩大了承包的土地的面积，这些新开垦的土地，与原来的0.6亩承包地紧密联系在一起。2007年5月15日，经测量，该块土地面积变更为0.8亩。因被告不断的拓宽土地面积，在2015年12月13日，经测量，该块土地变更为1.01亩。这是因为被告在耕种过程中，不断的开垦、拓宽了该块土地的面积，所以“深坑排”0.6亩水田面积越来越大。2018年5月30日，政府征收该地，征收测量面积为0.9374亩，原告要求按照1.02亩的面积计算征地补偿款，返还给原告，没有法律依据，也没有事实依据。二、原告曾经提出对被告“深坑排”0.6亩水田承包经营合同无效之诉，于都法院已于2019年12月9日作出判决，判决本案中所涉“深坑排”0.6亩水田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合同部分无效，并没有判决被告因开荒扩大的土地面积无效，应认定超出0.6亩的部分是有效的。三、原告并没有提出撤销被告2007年5月15日以及2015年12月13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中关于“深坑排”0.6亩水田登记，因此，农村土地承办经营权证仍然有效。承包经营权在物权法中是用益物权中的一种，实行登记主义。法院判决承包经营权合同无效，并没有判决承包经营权无效。综上，请求法庭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刘凤娇向本院举证如下：1.原告身份证复印件、被告常住人口信息，证明原、被告主体资格；2.承包证复印件，证明原告依法取得承包权的事实；3.判决书复印件，证明确认原告承包权的事实；4.土地征收协议复印件，证明土地征收事实；5.领款记录复印件，证明领取该地块补偿款的事实。被告黄日红质证认为，对证据1三性无异议；对证据2登记的是0.6亩；对证据3也是0.6亩水田的承包经营部分无效，没有说明其他多出来的部分无效；对证据4征收协议三性无异议，是按每亩45000元补偿的；对证据5是被告所有被征收的土地的总款项，不是0.6亩的款项，金额没有分割开来。被告黄日红向本院举证如下：1、被告2007年的土地经营权证，深坑排组登记为0.8亩，与原告提供的面积扩大了，是因为原告在耕种的过程中自己扩大了土地面积；2、被告2015年取得了承包经营权证，经登记机关测量，深坑排组的面积是1.01亩，是因为原告在耕种过程中不断扩大承包地的面积；3、土地被征收后经过征收部门深坑排组的面积是0.9374亩给予补偿的面积。原告质证认为，对证据1中四邻界址面积是没有动的，当时登记在他名下的事实，我方没有异议，面积登记不一致可能是登记的原因，不能证明面积扩大了；对证据2新的2015年的土地证，当时是已经进行测量的，不能证明面积扩大了；对证据3如果真的是征收测量面积是0.9374亩，我们没有异议。经审理查明：原告刘凤娇（刘丰娇）原系贡江镇密坑村深坑组村民，1998年11月15日取得了于字第20250807号于都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该证对涉案地块名载明为“深坑排”水田0.6亩，四邻界址为：东：称红，南：岭脚，西：忠仁，北：治国。2002年，深坑组对原告刘凤娇的涉案地块“深坑排”0.6亩水田重新发包给了被告黄日红。2005年刘凤娇将户籍迁入县城，2006年11月30日，深坑组与被告黄日红签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对涉案地块“深坑排”0.6亩水田登记在内。2007年5月15日，于都县人民政府颁发给被告黄日红的于都县农地承包权（2007）第007946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该证中涉案地块“深坑排”，水田登记为0.8亩，四至为：东：称红，南：圳，西：忠仁，北：慈生。2015年12月13日，于都县人民政府颁发给被告黄日红的于都县农地承包权证，证号：于府农地承包权（2015）第091415号，承包方土地承包经营权共有人情况：黄日红，户主；刘木兰，妻子；易林香，母亲；黄伟群，儿子；黄福赖，儿子；黄同日亮，弟弟；刘九莲，弟媳。对涉案地块“深坑排”，水田登记为1.01亩，四至为：东：丁称红、丁治国，南：汤称红，西：汤玉丰，北：汤玉丰、丁治国。该登记证中承包地块示意图载明，地块名称：深坑排，实测面积（亩）1.01。2018年5月30日，深坑组与于都县国土资源局签订了《征地协议书》，被告黄日红耕种的涉案地块“深坑排”包含在内。土地补偿费及安置补助费的补偿标准为：菜地、旱地、水塘、水田按4.5万元／亩计算。深坑组获得了全部征地补偿款，按照分配方案，被告黄日红之妻刘木兰领取了包括“深坑排”，登记补偿面积为0.9374亩等土地在内的征地补偿款。2019年9月25日，原告刘凤娇与被告深坑组、黄日红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并于2019年12月9日作出（2019）赣0731民初3769号民事判决，判决内容为：被告贡江镇密坑村深坑组与被告黄日红于2006年11月30日签订的案涉土地地块“深坑排”0.6亩水田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部分无效。判决生效后，被告黄日红未能将“深坑排”征地补偿款返还给原告，遂成本诉。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1.涉案的“深坑排”0.6亩水田的承包经营合同被法院确认无效后是否要对登记在被告名下的经营权证予以撤销；2.涉案深坑排0.6水田的补偿款是以登记的还是以测量的亩数来计算；3.涉案深坑排补偿款是否应该返还给原告。焦点1.贡江镇密坑村深坑组与被告黄日红于2006年11月30日签订的案涉土地地块“深坑排”0.6亩水田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被法院生效判决确认无效。原告刘凤娇请求返还承包地，应予准许。但涉案土地“深坑排”已被政府征收，因此，无需在对登记在被告名下的经营权证予以撤销，再登记在原告名下。2.涉案深坑排0.6水田的补偿款是以登记的还是以测量的亩数来计算问题。涉案土地“深坑排”在登记时，经过多次登记，记载的面积均不一致，根据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记载的四至情况未有改变，2015年，对涉案地块“深坑排”，水田登记为1.01亩，是实测面积。但涉案土地“深坑排”，深坑组登记补偿面积为0.9374亩，被告黄日红领取该土地征地补偿款为42183元（0.9374亩×4.5万元／亩），应按涉案土地“深坑排”的实际面积0.9374亩进行计算。3.涉案深坑排补偿款是否应该返还给原告。涉案“深坑排”征收补偿款已被被告黄日红领取，在土地无法返还的情况下，被告黄日红应予以返还涉案土地征地补偿。因此，被告黄日红应返还原告刘凤娇征地补偿款42183元（0.9374亩×4.5万元／亩）。综上，原告请求被告黄日红返还征地补偿款的主张，予以支持。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二）项、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黄日红于本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向原告刘凤娇返还涉案土地“深坑排”面积0.9374亩征地补偿款计人民币42183元（0.9374亩×4.5万元／亩）。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479元，由被告黄日红负担427元，由原告刘凤娇负担52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严继东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梁 娜附：当事人申请退费的，请在本裁判文书生效后六个月内至本院诉讼服务中心申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