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甘民终42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李某1，住甘肃省景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某，甘肃昊峒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乔某，甘肃昊峒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李某2，住安徽省宿州市萧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某，甘肃润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某，宁夏沙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何某，住福建省福清市。上诉人李某1因与上诉人李某2、原审第三人何某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白银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甘04民初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上诉人李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某、乔某，上诉人李某2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某、马某,原审第三人何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某1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并按照合同约定依法改判;2.李某2按照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向李某1承担违约金220万元；3.承担律师费损失20万元；4.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李某2全部负担。事实与理由:1.原审认定事实错误。李某2支付的股权转让款总计金额为450万元，一审法院将双方另行约定的土地转让费作为股权转让款明显不当。一审中李某2提交的2019年1月8日转账35万元的凭证，明确备注为“土地转让款”。该土地转让款与本案无关，不应认定为案涉股权转让款，原审法院认定李某1已收到的股权转让金额为485万元错误。目标公司景泰县百硕陶粒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硕公司）经营范围包括:陶粒制品生产及销售:陶粒用粘土、建筑用砂石料、硅石石灰石、铜矿石、铁矿石的开采、加工、销售;硅铁销售等。案涉采矿权为粘土矿采矿权，相较目标公司经营范围，仅为目标公司可经营的一小部分，原审法院将该矿的采矿权认定为“本案股权的最大利益体现”，认定事实错误。2010年5月，目标公司取得寺滩多朱家圈粘土矿开采权，白银市国土资源局下发采矿证，2018年12月12日景泰县自然资源局在勘测中便发现了寺滩乡朱家圈粘土矿矿区范围跨界。《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及《补充协议》签订时间为2019年1月7日，签订时已经确定矿产矿区范围跨界，李某2知晓该情况。此外，根据白银市自然资源局的说明，跨界部分并非毫无开采可能，解决跨界问题后，仍可进行开采，该矿地面可开采面积较签订合同时并未有较大变化。原审中，李某2自认李某1将目标公司在寺滩乡朱家圈粘士矿的《采矿许可证》、《安全生产证》等部分相关手续交于李某2，目标公司除持有上述粘土矿的《采矿许可证》而外，再无其他任何财产。同时，原审庭审中，李某2对协议签订时知晓涉案矿产的跨界问题也再次进行了确认。因此李某2主张案涉协议签订时不知晓案涉矿产的相关情况，协议签订后情势变更，股权权益受到重大影响无事实依据。原审法院认定李某2违约在实质上并无恶意，认定事实错误。《补充协议》约定:2019年2月5日之前李某2向李某1支付150万元，2019年3月5日之前支付150万元。根据李某2的主张，其2019年3月20日才知晓可采矿区跨界的具体面积，即便其据此主张未能及时履行付款义务，也仅应产生在2019年3月20日后，但在此之前李某2已未能依约支付款项，其主观违约存在恶意。原审法院认为李某2“签订《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目的是通过股权转让取得参与矿山生产经营而获得利益，本案股权的最大利益体见就是采矿权”、“本案合同履行过程中当事人发现股权目标公司的可开采矿区范围答复缩小的事实，成为合同履行的重大障得”、“李某2签订协议前对公司资产和账务有一定了解”等。同时，李某2在受让李某1股份前已经与何某参与到百硕公司的经营，其具体负责公司的生产经营、销售和财务。2018年12月12日景泰县自然资源局在勘测中便发现了案涉矿区范围跨界，如李某2签订案涉协议的主要目的是“采矿权”，且在协议签订前对公司资产和账务既有了解其理应知晓上述矿区的情况，原审法院上述认定事实相互矛盾；2.原审法院判决李某1返还李某2股权转让款485万元，超出诉讼请求。根据李某1诉讼请求及李某2的反诉请求，李某2在一审中并未主张返还股份转让款，况且违约责任条款中明确李某2前期向李某1支付的所有款项不做退还。原审法院认定李某2不再按照《补充协议》承担违约责任法律适用错误。《补充协议》合法有效，李某2违约，应按双方约定承担违约责任。即便认定违约金约定过高，也应根据法律规定酌情适当减少，而非自行另行确认违约金，这有违合同自由之原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二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李某1已完全履行合同义务，但李某2却未按约定履行付款义务，具有主观恶意，完全是因其个人原因所致。2018年10月左右，李某2开始参与目标公司经营。协议签订后，李某1正式将公司所有业务与李某2进行了交接。在此期间，李某2对案涉矿产进行开采等，该部分所得利益远远超出李某1请求的违约金等实际损失。因李某2原因致使协议解除，李某1不仅未能得到应得的款项，还损失了目标公司一年多时间的经营所得，该实际损失并非原审认定的30万元损失能够弥补。此外，违约金除了弥补损失外，还具有惩罚性质，原审法院枉顾双方对违约责任的约定，损害了李某1的合法权益。一审法院将举证责任倒置，加重李某1的举证责任，法律适用错误。根据法发[2009140号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的通知第8条的规定，李某2认为违约金过高，应当由李某2承担举证责任，一审法院以李某1未提交证据证明实际损失，即迳行裁判，违反了举证规则，法律适用错误。李某2辩称：1.李某1上诉称2019年1月8日转账35万元凭证明确备注为“土地转让款”，不应认定为案涉股权转让款的理由不属实，李某2与李某1之间并无其他法律关系存在，转账凭证之所以将股权转让款备注为“土地转让款”是因为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名为股权转让，实为采矿权转让，在李某2的概念里就是买了一块地，故写为土地转让款，但银行转账凭证也只是证明双方账户交易的情况，并不能直接证明转账的原因或者基础法律关系，故李某1的该点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认定查明已支付股转对价数额为485万元于法有据；2.李某1上诉称本案股权最大利益体现不应为寺滩乡朱家圈粘土矿开采权与事实不符。百硕公司除寺滩乡朱家圈黏土矿的《采矿许可证》外，无其他任何财产，无任何经营活动，且公司注册的经营范围与实际经营范围不一致，实际经营只有黏土矿的开采，所以本案股权的最大利益体现就为寺滩乡黏土矿的开采权。李某1称双方签订《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补充协议》时，对于涉案矿产矿区范围跨界情况李某2知晓的理由没有事实依据。事实是李某1隐瞒了三个问题：2018年6月李某2受让股权时，公司有两个矿，李某2受让后将其中一个矿山转让，款项被其私自侵吞；李某1明知采矿权面积有可能发生重大变化，但是向李某2隐瞒了该重大事实；没有向公司实缴出资款的事实。关于矿区范围跨界的问题，是李某2接手公司管理，到自然资源局去办理生产手续时，才被告知采矿权跨界问题，而且经过两次核实，最终确定因跨界采矿面积减少了60%；该重大变化证据显示，李某2接手公司经营后，了解到了跨界问题，为了确定该事实，于2019年3月20日公司正式递交《关于申请协调景泰县百硕陶粒制品有限公司寺滩乡朱家圈粘土矿实地矿权坐标范围和增加矿种的报告》，2019年8月12日景泰县自然资源局经过勘测确认概况总面积331.283平方公里，其中古浪县境内213.0242公顷，景泰县境内118.2588公顷，采矿范围面积减少了60%，在此之前，对于发生如此重大的权益减损李某2无法明知。采矿权跨界的问题需要两个县、两个市分别报甘肃省自然资源厅协调进行审批，并且该矿产占用范围部分为草原，古浪县境内面积属于重新申请审批采矿许可证，因此，李某1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3.李某1的行为明显属构成变相倒卖《采矿许可证》。原一审查明李某1从2018年6月受让股权到2019年1月7日与李某2签订股转协议的6个月时间内，并没有任何准备开采经营的行为，其行为表面是股权转让，实际是通过非法倒卖采矿证获取不法利益。何某辩称：土地这一块，是四方协商，何某是见证人和参与人，土地是单另一部分，不在股权范围内，都是同意的。李某2介绍公司去办理生产所需要的东西，对方的答辩不属实，签合作协议的时候李某2已经知道采矿权跨界的问题。李某2上诉请求：1.撤销白银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甘04民初36号民事判决，驳回李某1的诉讼请求，支持李某2反诉请求第2项，即将双方约定的股权转让款1000万元根据矿山可开采面积的比例变更为309.98万元；2.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均由李某1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李某2构成违约，并判决解除合同没有依据。一审法院也认定目标公司除了采矿权外无其他任何资产，因此，股转的唯一权益就是采矿权。现采矿区范围缩小了64.3%，股权权益明显减少，导致李某2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对于该客观情况的变化，李某2在签订合同时不知情也不可能预见，故让李某2再按股转协议支付约定的价款明显不公平。由此可见，李某2不能按时履行合同是因合同履行发生重大情势变更，双方不能协商一致所致，并非李某2恶意违约。故一审法院以李某2构成违约为由判决解除合同不当，并且基于此判令支付违约金30万元没有法律依据，应当予以纠正。李某1隐瞒没有缴纳出资义务的事实，李某2通过受让取得股东权益后，势必要向公司履行缴纳出资的义务，因此李某2应当从支付的股权对价中扣除其应缴纳而未缴的出资金额，李某2不继续支付股权对价并不构成违约。为维护合同交易的稳定性，合同应当继续履行，李某2的诉讼请求应当得到支持。李某2接手公司后，公司只有一个《采矿许可证》，没有任何资产，李某2为开采准备投入了495.214989万元。一审法院简单的判决返还股权，但对于李某2近一年的投资并没有进行审查，也没有释明李某2可以进行反诉，因此一审法院判决解除合同势必造成更大的纠纷与损失；2.一审法院判令李某2向李某1返还百硕公司50%的股权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实际转让股权的份额为43.4146%。《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转让的股权是43.4146%（实际股份50%）转让给李某2，但工商登记显示李某1实际持有股权是43.4146%，合同约定的股转份额实际多了6.5854%，相应股转对价多了131.708万元。李某2目前持有目标公司53%的股权，是李某2又从另一股东薛有乐处受让9.5854%的股权，并不是从李某1处受让了50%的股权。因此，一审法院判令李某2向李某1返还百硕公司50%的股权与事实严重不符；3.李某2实际支付的股权对价已经超过了应当支付的金额股权转让的目标公司除了《采矿许可证》外，没有任何生产经营资产，双方转让股权标的实际就是采矿权面积价值。现采矿权面积发生本质的变化，约定的股转目的不能实现，因此股转对价应进行相应调整。李某1实际持有股权是43.4146%，相应的股权对价为868.292万元，目前采矿权面积减少了64.3%，股权对价应当相应减少，按此实际支付的合同对价为309.98万元，而李某2已经支付了485万元，因此支付的款项已经远远超过了相应对价款项。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李某2当庭补充理由：原审法院没有认定李某1隐瞒股权交易实际和隐瞒采矿面积，跨界问题致使造成股权转让合同纠纷，违约责任在李某1以及何某，李某2不存在善意违约或恶意违约，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应该改判。李某1辩称：1.双方签订的合同，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国家强制性法律规定，应当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本案的双方当事人均为成年人，意思表示客观、真实。双方均已经对该合同实施了部分实际履行，在签订该合同之前，李某2就早已与股东何某合作，对涉讼的矿山进行了实际开采,李某2是明知涉讼矿山的实际状况的。李某2在部分履行《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的付款义务后，却行使了《股权转让合同》项下的自己的所有权利，不但将公司寺滩乡朱家圈粘土矿占据为己有，并多次与公司其他股东发生纠纷，李某2未提供任何证据，证实合同系受胁迫、欺诈的情形下签订的，合同的内容也不违反国家强制性法律规定。因此，合同为有效合同，双方应当遵照合同履行；2.李某2的上诉主张（将双方约定的股权转让款1000万元根据矿山可开采面积的比例变更为309.98万元），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李某2辩称存在合同欺诈，但至今公司名下总面积3.3128平方公里的矿区却未发生任何变化。股权转让合同签订之前，李某2就和公司股东何某形成了合作开采协议；合同签订后，更是一直在开采。即使何某向相关部门要求追究李某2的相关责任，即使相关部门要求停止李某2开采，但李某2却从未停止。直至2020年7月，相关部门扣押了李某2租赁的工程机械以及其他开采设备。在此过程中，李某2通过行使其转自李某1的公司股权，获取了巨额利润。因利润分配问题，公司股东之间不断发生纠纷，矛盾不断升级。截止开庭，李某2也未提供证据证明任何一个政府管理部门要求对公司名下总面积3.3128平方公里的矿区进行（减少面积）的变更。白银市国土局的证明仅能透露出以下信息，李某2的合法权益并未因此而受损。请求驳回李某2的一、二审的全部诉讼请求。何某述称：李某2在接手矿山之前，和何某是合作伙伴，李某2对矿山是完全知情的，李某2在转让股权成为公司股东是在何某之前。李某1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李某2返还李某1对百硕公司实际享有50%的股权，并由李某2及第三人何某配合李某1在工商行政主管部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2.判令李某2向李某1承担逾期付款违约金236万元、律师费20万元。李某2反诉请求：1.请求判令李某1向百硕公司缴纳890万元注册资本金；2.请求人民法院将李某2与李某1之间约定的股权转让费1000万元根据矿山可开采面积的比例变更为422.6万元（开庭时确定为356.9万元）。3.反诉诉讼费由李某1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1月7日，李某1为甲方，李某2为乙方，签订《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和《补充协议》，约定甲方将其所持百硕公司43.416%的股权（实际为50%的股权）以人民币1000万元转让给乙方，合同签订之日乙方应付款400万元，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办理完毕后，余款分别于2019年2月5日前、3月5日前、4月5日前、5月5日前各付150万元，若乙方没有按照协议约定时间支付其中任何一笔款项，乙方将向甲方赔付承担全部剩余款项40%的违约金，同时甲方将收回本协议约定的目标股权，乙方在此之前向甲方支付的所有款项甲方不做退还。若乙方不能按期付款，甲方如果已经办理变更手续的有权要求重新变回登记，乙方无条件配合变更登记。违约金为股权转让总价的5%，遵守合同的一方在追究违约一方违约责任的前提下，仍可要求继续履行本合同。合同生效后，2019年1月8日，李某2向李某1付股权转让款400万元、标注为“土地转让款”35万元，2019年1月10日，双方在市场监管部门进行了股权变更登记，百硕公司出资人李某1出资890万元信息也变更为出资人李某2出资890万元。2019年1月15日，在市场监管部门再次进行了股权变更登记，李某2出资额为1086.5万元。2019年2月15日，李某2向李某1支付股权转让款50万元。之前，甘肃鼎华工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何某）与百硕公司签订合作经营协议书，甘肃鼎华工贸有限公司以此协议取得的权利，于2018年7月1日与李某2签订合作协议书，甘肃鼎华工贸有限公司将百硕公司朱家圈的粘土矿部分矿区矿产资源交李某2开采。2010年5月，百硕公司以挂牌方式出让取得寺滩乡朱家圈粘土矿开采权，采矿证由白银市国土资源局下发，矿区面积3.3128平方公里。2018年12月12日，景泰县自然资源局在巡查时发现百硕公司寺滩乡朱家圈粘土矿存在违规开采行为，并在勘测中发现该矿矿区范围跨界。2019年3月20日，景泰县自然资源局根据采矿权管理系统、全国第二次土地调查数据库核查及民政局确认，该矿在古浪县境内面积213.0242公顷，景泰县境内118.2558公顷。白银市自然资源局说明，“该矿古浪县境内的矿区范围我市无管辖权，所以在跨界问题未解决之前，采矿权人只能在已批复的采矿权范围内且在景泰县境内的区域依法开展开采活动”。另查明，2017年8月10日李某1和薛有乐制定的《景泰县百硕陶粒制品有限公司章程》规定，股东李某1认缴出资额890万元，缴足时间为2017年8月10日；2019年1月15日李某2和何某修改制定的《景泰县百硕陶粒制品有限公司章程》规定，股东李某2认缴出资额1086.5万元，缴足时间为2019年1月15日。在这两个股权转让的过程中，受让人只是取代了原股东的股东地位，没有实际向公司认缴出资。一审法院认为，李某1和李某2签订的《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和《补充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应认定有效。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李某2付清了首付款，双方按约在景泰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变更登记了股权信息，同时李某2还修订和备案了目标公司的章程，变更登记了投资人信息，并担任主要管理工作。李某2自2019年2月起未按照协议确定的时间和款额向对方付款，形成违约事实。本案股权目标公司百硕公司经营的唯一资产为寺滩乡朱家圈粘土矿，该矿的《采矿许可证》公开出让取得，由甘肃省白银市自然资源局颁发。2018年12月12日，景泰县自然资源局勘测发现该矿矿区范围跨界，于2019年3月20日确认该矿在武威市古浪县境内面积213.0242公顷，景泰县境内118.2558公顷。毋庸置疑，李某2签订《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目的是通过股权转让取得参与矿山生产经营而获取利益，本案股权的最大利益体现就是采矿权，据现状，该矿地面可开采面积较签订合同时双方当事人认知的范围大幅缩小，股权权益受到重大影响。造成《采矿许可证》矿区范围跨越市界的原因是出让采矿权时管理部门使用的地图有误。本案证据不能证实李某1和李某2签订协议时明知此情。现李某1请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项、第四项的规定解除合同，并由李某2承担违约金。李某2则认为本案存在情势变更情形应依据公平原则减少股权转让金，而股权转让应继续履行，本案合同违约金过高。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本案中，李某2逾期付款构成违约，在诉讼过程中，李某2以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事实为依据抗辩和反诉，主张按比例减少股权转让金，依其主张则不再支付转让金。故李某1主张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本案合同履行过程中当事人发现股权目标公司的可开采矿区范围大幅缩小的事实，成为合同履行的重大障碍，所以李某2违约在实质上并无恶意。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1.解除李某1与李某2签订的《公司股权转协议书》和《补充协议》；2.李某2返还李某1百硕公司50%的股权，并由李某2及第三人何某配合李某1在市场监管部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于判决生效后30日内完成；3.李某1返还李某2股份转让款485万元，于判决生效后30日内并在判决第二项履行前付清；4.李某2向李某1承担逾期付款违约金30万元（在判决第三项中抵扣）；5.驳回李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6.驳回李某2的反诉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97160元，由李某1负担48580元，李某2负担4858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67600元，由李某2负担。本案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二审中李某1提交证据：挖掘机的租赁协议（原件），和其他公司买卖的合同、两份2020年5月6月生产过磅的记录。以证明该矿山在生产并且获得了巨额利润。经质证，李某2对挖掘机的协议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对其他三份证据，来源合法性有异议，复印件不符合证据的形式，不能作为证据来使用。挖机合同不能证明就生产获利了。李某1提供的证据是何某交给李某1的，以上部分经营信息以及挖机的租赁合同是未经公司核实的和加盖印章的，未确定的事实。对数据的真实性有异议。挖掘合同是现公司的经营信息，可以间接证明何某与李某1串通损害公司利益，因为何某是目前公司注册股东，并没有实际出资。何某对李某1提交的证据予以认可。经审查，本院认为李某1提交的挖掘机租赁协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李某2生产获利的事实。和其他公司买卖的合同、两份2020年5月6月生产过磅的记录李某1均未提交原件，故对于李某1提供的证据均不予采信。李某2提交以下证据：第一组：《股权转让协议》，以证明经景泰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备案的《股权转让协议》载明李某1转让给李某2的股权份额为43.4146%，而不是50%。一审法院判决认定李某1持有百硕公司50%的股权属于认定事实错误。第二组：1.《李某2与兰曦环保公司冯总的通话录音》，2019年9月22日19时40分，甘肃蓝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冯总在与李某2通话的过程中，陈述何某对矿山跨界的问题一直知情；2.《技术服务协议》，2018年12月，冯总作为甘肃蓝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代表与何某的甘肃鼎华工贸有限公司就景泰县寺滩乡朱家圈粘土矿项目签订技术服务协议；3.《李某2与薛时茂的通话录音》,2019年4月19日11时48分，薛时茂在与李某2通话的过程中，陈述知道矿山跨界的事情，跨多少不知道；4.《李某2与薛有乐的通话录音》，2019年5月5日15时39分，薛有乐在与李某2通话过程中，陈述何某对矿山跨界的问题知情；5.《李某2与何某的通话录音》，2019年4月19日18时16分，何某在与李某2通话的过程中，陈述其对矿山跨界的问题是后面办手续的时候才知道的。以证明：1.何某、薛时茂、薛有乐等人在李某2取得股权之前已知晓矿山存在跨界问题，却未告知李某2；2.何某在2019年4月19日与李某2通话过程中陈述其不知道矿山跨界问题，其陈述与其在一审庭审中的证言相互矛盾；3.何某与李某1等人明知矿山存在跨界问题，在未告知李某2的情况下，仍将公司股权转让给李某2，存在欺诈行为，导致李某2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经质证，李某1认为这二组证据形成于一审开庭前，不是新证据。股东投资明细是复印件，由李某2占据了百硕公司，单方出的，不具有证据效力，与本案无关，第一份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实际签订的转让协议书没有差别，内容基本一样，两份不同的合同股权都是43.416%，不存在事实错误的问题。第二组录音的情况，录音没有取得被录音人的同意，并且在通话中有诱导性发言，所以录音证据不能作为股权转让作为欺诈的依据。意见是，百硕公司自行制作的，跟本案股权转让纠纷没有关联性。何某质证认为录音没经过本人同意，有诱导的，有欺诈个人的。技术服务协议是真实的，没有异议。经审查，李某2提供的第二组证据均不能反映出其主张的李某1在签订协议时对矿区跨界一事知情，故不予采信。对于第一组证据即经景泰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备案的《股权转让协议》，双方当事人对于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该证据与案件的关联性，在对案件的事实认定中一并综合评述。何某提交证据：微信上每天生产的截屏。以证明李某2的证据不属实，没有投入那么大。经质证，李某2对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都不认可。经审查，本院认为何某提供的该组证据与本案股权转让纠纷的待证事实无关，故不予采信。二审中另查明，一审庭审中李某1陈述“当时在上沙窝有一块地是100亩，我有土地使用权证书，准备做库房用，也没用。当时有别人要买，我就问李某2要不要，他要就口头约定了，当时何某也在场，这块地在百硕的名下，我占了一半，35万元我转让的只是我的一半，这个和股权转让没有任何关系”。李某2答：“当时是这么说的，但是我没见到地”。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上诉及抗辩主张，本案二审争议的主要焦点是：1.案涉《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和补充协议是否应当解除，如果解除，应当返还的转让款数额；2.李某2是否存在违约行为，是否应当支付违约金以及支付的金额。关于案涉《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和补充协议是否应当解除，以及如果解除，应当返还的转让款数额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李某1和李某2于2019年1月7日签订《补充协议》约定，“若乙方(即李某2）没有按照本协议约定时间支付其中任何一笔款项，乙方将向甲方（即李某1）赔付承担全部剩余款项40％的违约金，同时甲方将收回本协议约定的目标股权，乙方在此之前向甲方支付的所有款项甲方不做退还”。该《补充协议》约定的李某1在李某2未按期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情形下，享有收回转让的股权的权利，实质上属于对解除合同条件的约定。根据查明的事实，李某2未按照《补充协议》约定的付款期限向李某1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约定的合同解除条件已经成就，李某1有权主张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关于李某2是否存在违约行为，是否应当支付违约金以及支付的金额问题。李某2上诉称其不能按时履行合同是因合同履行发生重大情势变更，双方不能协商一致所致，并非其恶意违约。《最高人民法院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规定：“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该司法解释所规定的情势变更原则主要针对经济形势、经济政策的巨大变化，而本案中百硕公司持有的《采矿许可证》项下粘土矿矿区出现跨界问题，系因出让采矿权时管理部门使用的地图有误导致，该情形并不属于情势变更原则适用的范围，且李某2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李某1在与其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对此知情，故李某2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主张调整股权转让款金额的请求亦于法无据。关于李某1提出应按双方约定支付违约金的上诉理由，《最高人民法院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本案中李某2应当履行的是给付金钱的义务，一审中李某2请求减少违约金，对此李某1未能提供除利息损失之外其还有其他损失的证据，故一审法院将李某2应当承担的逾期付款违约金酌情调整为30万元并无不当，李某1的该上诉理由于法无据，不能成立。至于李某1提出原审法院判决其返还李某2股权转让款485万元超出诉讼请求的上诉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且根据补充协议的约定，“之前已支付的所有款项不做退还”的条款应属违约责任之约定，一审法院判令李某2支付的违约金已足以弥补李某1的损失，故在案涉《公司股权转协议书》和《补充协议》被判令解除后，一审法院判令李某1向李某2返还已收取的股权转让款并无不当，李某1的该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关于李某2应当向李某1返还的股权数额和李某1应当返还的股权转让款金额。《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转让的股权是43.4146%，另备注为：（实际股份50%），但根据李某2二审中提交的景泰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备案的《股权转让协议》载明，李某1转让给李某2的百硕公司股权份额为890万元出资额，出资比例为43.4146%，与工商登记资料中记载的李某1实际持有的股权数额一致，李某2持有的百硕公司53%的股权中其余9.5854%的股权系从另一股东薛有乐处受让，至于李某1所主张的其与薛有乐协议在百硕公司各占50%股权，属于李某1与薛有乐之间的内部关系，对于李某2不具有约束力，在《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解除后，李某2应当向李某1返还工商登记记载的43.4146%股权，李某2的该上诉理由成立，一审法院对此认定错误，应予纠正。关于李某1应当返还的股权转让款金额，李某1上诉称李某22019年1月8日转账35万元不应认定为股权转让款，经查，李某1出具的该35万元收据中明确注明“土地转让款”，且双方当事人在一审庭审中均认可存在转让土地的交易，故一审法院将该35万元认定为股权转让款欠妥，应予纠正，李某2可就土地转让事宜另行向李某1主张。至于李某1提出判令李某2承担律师费损失20万元的上诉请求，因双方当事人在《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对于律师费并未作出约定，故对该请求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李某1、李某2的部分上诉理由成立，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白银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甘04民初36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一项、第五项、第六项；二、撤销白银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甘04民初36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三、李某2返还李某1景泰县百硕陶粒制品有限公司890万元出资额（股权比例为43.4146%）的股权，并由李某2及第三人何某配合李某1在市场监管部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于判决生效后30日内完成；四、李某1返还李某2股权转让款450万元，于判决生效后30日内并在本判决第三项履行前付清；五、李某2向李某1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30万元（在李某1返还李某2的股权转让款中扣除）；一审案件受理费、反诉案件受理费按照一审判决负担。李某1预缴的二审案件受理费48580元，李某2预缴的二审案件受理费80178元，由李某1、李某2分别各自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 波审判员 魏万武审判员 张 妍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一日书记员 李 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