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13民终497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杜华强，男，汉族，1970年10月3日出生，住淅川县。上诉人（原审原告）：胡利霞，女，汉族，1974年1月20日出生，住淅川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建磊，河南宛龙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家朋，男，汉族，1961年5月14日出生，住淅川县。上诉人杜华强、胡利霞因与被上诉人王家朋为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淅川县人民法院（2020）豫1326民初18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杜华强、胡利霞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一审中被上诉人始终未向法庭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该笔款项系上诉人支付的好处费，也未能证明其主张的好处费真实存在，在此情形下，一审法院无视客观事实，枉法裁判，严重损害上诉人合法权益。首先，根据庭审中上诉人向法庭提交的淅川县金鹏化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鹏公司）为淅川县通郁铸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郁公司）的贷款提供担保的《担保承诺书》和《保证合同》来看，保证合同及承诺书中并没有约定贷款好处费，且上诉人也从未与被上诉人约定过任何好处费，上述证据仅能够证明金鹏公司曾为通郁公司的贷款提供过担保的事实，并不能证明好处费真实存在的事实。其次，被上诉人主张该笔款项系好处费，该主张属于积极对抗主张，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规则，应当由被上诉人举证证明好处费真实存在，不能靠推测、臆断来进行抗辩。而在本案中，对于被上诉人主张的好处费是否真实存在，除了上诉人提交的《担保承诺书》和《保证合同》外，再无其他任何证据来证明好处费是否存在，仅依据上述证据就得出好处费真实存在，明显属于主观臆测，也超越了证据本身所能证明的客观事实，是对证据的错误认定。二、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该款项是对赠与合同中债的清偿的认定无法律和事实依据，明显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对于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的评理部分，认为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转账的5万元系债务清偿，上诉人不敢苟同。清偿债务的前提是已经形成了合法的债务，结合本案来看，此债只可能是被上诉人所主张的好处费之债，而问题的关键是被上诉人所主张的好处费上诉人并不认可，且被上诉人也始终没能证明好处费真实存在，在此债存在真伪不明的情况下强行要求上诉人清偿债务，明显有失裁判的公正性。同时，一审法院又认定，金鹏公司与通郁公司之问的担保行为在两个自然人之间形成了赠与合同关系，这纯属无稽之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合同的订立必须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一方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即便好处费真实存在，根据合同的相对性，那么所谓的赠与合同关系也只能在两个公司之间形成。而本案中，上诉人并没有自愿代通郁公司履行债务的任何意思表示，而且在整个诉讼中上诉人对此也是积极否认的，并没有与被上诉人形成代通郁公司履行其赠与合同之债的合意。因此，也就不存在上诉人自愿代通郁公司清偿债务的客观事实。三、暂且不论被上诉人主张的好处费是否存在，就被上诉人主张的好处费与本案上诉人主张的不当得利纠纷而言，两者并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不应当在本案中一并审理，应当驳回被上诉人的主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第六十三条，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由此不难看出，公司对外产生的债权债务由公司自行承担，只有在公司资不抵债的情况下股东以其认缴出资额为限承担责任，法律并没有规定夫妻制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与公司法人等同。因此，被上诉人好处费的主张应当由金鹏公司向通郁公司进行主张，而不能由被上诉人在与上诉人的个人纠纷中进行主张，两者明显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且主体资格也不适格。四、上诉人基于民间借贷的意思表示向被上诉人转账50000元，被上诉人以好处费的意思表示接收该笔款项，由于双方意思表示不一致，导致合同不成立，从而被上诉人丧失合法获得该款项的法律根据，应当予以返还。首先，根据上诉人向法庭提交的证据来看，上诉人是以民间借贷的意思表示向被上诉人交付款项，也是以催要借款的名以向被上诉人主张权利，而被上诉人坚决否认该笔款项系借款，辩称该款项为好处费，双方对该笔款项的性质产生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认识，也就意味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既未形成订立民间借贷合同的意思表示，也未形成订立所谓好处费合同的意思表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无论是出于订立民间借贷合同还是好处费合同的目的，均因未能形成一致的意思表示而导致合同不成立，因此被上诉人也就没有合法获得该笔款项的法律依据，应当向上诉人返还已接受的履行。其次，从合同法角度考虑，合同的订立应当采取要约、承诺的方式，订立合同的一方向另一方提出要约，另一方接受并作出承诺，合同成立。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发出了订立民间借贷合同的要约并向被上诉人支付了款项，而被上诉人做出了订立好处费合同的承诺，或者可以理解为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要约做出了实质性变更导致上诉人的要约失效，亦可以理解为被上诉人拒绝了上诉人的要约向上诉人发出了订立好处费合同的要约，上诉人对此要约也予以拒绝，由此可见，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并未形成一致的要约与承诺，合同不成立，双方不存在任何合同关系，被上诉人应当返还上诉人交付的款项。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准，适用法律错误且错误的将两个完全不同法律关系的诉求混为一谈，导致判决结果偏离案件的客观事实，严重损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请上诉，望贵院依法裁决，支持上诉人的诉求王家朋辩称，1、本案之前上诉人已经以民间借贷纠纷向淅川县人民法院起诉，被驳回诉讼请求后再次以不当得利起诉。由此可见，上诉人是在明知的、不存在错误的情况下将该笔款汇给了答辩人，故不构成不当得利。2、本案是上诉人和答辩人约定的担保到期后，上诉人没有能力还款，要求被上诉人继续第二次担保被拒后发生的争议。3、答辩人所拥有的淅川金鹏公司为上诉人所拥有的通郁公司贷款提供了担保。双方所属的公司之间没有业务上的往来，所属于答辩人的公司不可能为没有业务往来、没有任何好处的公司进行担保，承担担保责任的风险。故双方约定担保好处费合情合理。综上，原判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杜华强、胡利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王家朋立即返还杜华强、胡利霞不当得利5万元，并自起诉之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利息至款项全部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王家朋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杜华强和胡利霞为夫妻关系。2018年4月30日，淅川县通郁铸造有限公司（该公司两个股东，分别是杜华强、胡利霞）与淅川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签订借款合同，向淅川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借款1000000元。同日，淅川县金鹏化冶有限公司（该公司当时股东为王家朋妻子唐俊琴、案外人裴建春。2019年6月28日，股东变更为王家朋一人）与淅川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签订《担保承诺书》、《保证合同》，约定由淅川县金鹏化冶有限公司对该笔借款向淅川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承担连带责任保证。2018年5月11日胡利霞通过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淅川支行向被告王家朋汇款5万元。2020年3月17日，胡利霞以2018年5月11日通过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淅川支行向王家朋汇款的5万元，是借给王家朋为由，起诉王家朋，请求判令王家朋偿还借款5万元及利息。该案2020年4月10日庭审中，王家朋陈述：其和胡利霞不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胡利霞诉称的2018年5月11日银行转账的5万元，是因淅川县金鹏化冶有限公司为淅川县通郁铸造有限公司向淅川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借款100万元提供担保，淅川县通郁铸造有限公司股东胡利霞向淅川县金鹏化冶有限公司股东支付的好处费。担保前，公司另一个股东裴建春不同意担保，提出要15万元的担保费，当时杜华强说等钱贷出来了再说。钱贷出来后，其向杜华强要，杜华强给了5万元。2020年4月27日，原审法院作出（2020）豫1326民初538号民事裁定书，认定胡利霞与该5万元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裁定驳回胡利霞的该次诉讼。一审法院认为，胡利霞2018年5月11日通过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淅川支行向王家朋汇款5万元，目的是进行债务清偿。王家朋从未有向杜华强、胡利霞借款的意思表示，杜华强、胡利霞明知与王家朋不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对2018年5月11日向王家朋汇款5万元，不是清偿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中提供借款债务是明知的。只能解释是对王家朋所主张法律关系中债的清偿。王家朋妻子唐俊琴为淅川县金鹏化冶有限公司主要投资人，在淅川县金鹏化冶有限公司为淅川县通郁铸造有限公司借款提供担保、承担风险后，王家朋接受胡利霞2018年5月11日的5万元汇款，是接受淅川县通郁铸造有限公司或杜华强、胡利霞赠与，双方存在附条件赠与合同法律关系。王家朋取得该5万元，与法有据。淅川县通郁铸造有限公司的股东是杜华强、胡利霞，二人为夫妻，故杜华强、胡利霞即使任意、自愿代淅川县通郁铸造有限公司向王家朋履行在附条件赠与合同中的债务，王家朋也无需返回已经取得的5万元。综上所述，王家朋取得胡利霞2018年5月11日5万元汇款，具有法律依据，无论王家朋是与淅川县通郁铸造有限公司存在附条件赠与合同或与杜华强、胡利霞存在附条件赠与合同，王家朋均不应当返还已取得的5万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杜华强、胡利霞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25元，由杜华强、胡利霞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被上诉人是否存在不当得利？是否应该予以返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本案中，上诉人对其转款原因的解释是王家朋向其借款，而被上诉人对转款原因的解释是其公司提供担保后收取的好处费，不管谁的说法成立，都证明上诉人的转款并非没有法律依据。而本案中，通郁公司客观上为金鹏公司提供了担保，而上诉人也没有证据证实两个公司有业务往来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上诉人的转账与贷款发放的时间又相吻合，故被上诉人的抗辩更符合常理，原审对双方之间法律关系的认定正确。因此，本案被上诉人不构成不当得利，取得的5万元依法不应返还。综上所述，杜华强、胡利霞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25元，由杜华强、胡利霞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屈云华审判员王彬审判员李晓伟二〇二〇年九月三十日法官助理周罡书记员李壮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