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1民终691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樊秀玲，女，1966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住新疆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彦考，河北新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会表，男，1960年9月13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辛集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会卿，河北海洲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樊秀玲因与被上诉人孙会表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辛集市人民法院（2020）冀0181民初3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樊秀玲上诉请求：1.撤销河北省辛集市人民法院（2020）冀0181民初305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错误认定事实，无证据支持。本案系发回重审案件，石家庄市中院民事裁定书要求查明70万款项是什么款，一审法院在70万元的认定上违背事实，被上诉人的主张证据不足。上诉人主张在2009年向被上诉人之女孙某2两次汇款共计70万元，应认定为对所欠货款的偿还。被上诉人也认可该70万元的存在，但其认为该款项系上诉人供货定金，既然认可70万元的事实，那么该70万元是否系供货定金的举证责任应在被上诉人一方。被上诉人为了证明70万元的来源，申请了证人孙某1出庭作证，但孙某1在当庭接受询问时，对70万元的供货情况不能明确给予答复。如果存在被上诉人的供货，应提供供货的客观证据，而并非是与上诉人有亲属关系的证人一面之词认定供货的事实。被上诉人提交的其女儿邮箱于2009年12月27日发送给孙某1的邮件，内容为2009年的发货统计单，但该发货统计单不能证实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业务，不能单凭被上诉人内部的发货统计单来证实其履行了向上诉人供货的义务。另外，孙某1在第一次开庭审理中与本次开庭审理中的证言前后矛盾，足以证实孙某1的证言不具有真实性，不能予以采信。上诉人认为，在上诉人转给被上诉人70万元款项无法确定和被上诉人主张已完成供货义务无法得到证实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另行主张，不再处理，实属认定事实与适用法律错误。如果该70万元双方都认可，而被上诉人的主张不能得到证实，那么双方就不存在新的买卖合同关系，基于之前的欠款事实，因为上诉人已经给付70万元款项，故以此冲抵了之前的欠款，双方互不拖欠。因此上诉人不拖欠被上诉人的货款，被上诉人的主张不应得到支持。 樊秀玲补充上诉意见称：2012年1月10日上诉人与孙某1对的是2009年的帐，对账单写的就是2009年对账，第一项为2008年结转货2549751.3元，第二项汇入厂家货款582406元，是上诉人2009年2月至2009年12月所汇货款，第三项转货费用及第四项返货也是发生在2009年，该对账单并未记载2009年被告拿货情况，足以说明2009年上诉人没有拿过被上诉人的货。上诉人2009年4月28日、2009年8月12日向被上诉人所汇50万元、20万元未记载在该对账单中，就应扣除这两笔70万元已付款项，上诉人不欠被上诉人货款。被上诉人主张在2009年对账单之外同上诉人2009年还存在其他买卖关系，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常理，更无有力证据支持。 孙会表答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一审法院查清了对账单及70万元的性质，上诉人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不能成立。2012年1月10日的对账单是上诉人和我方工作人员孙某1作为经手人签署的，抬头写明为2009年对账。但该对账单内容已经写明了是对2008年的业务对账，各项费用数额也与上诉人的记账相符，经对账，上诉人尚欠被上诉人2008年的货款664749.3元。2009年双方继续有新的业务往来，由于之前有未结货款，我方不愿意让上诉人继续赊货，要求上诉人付款才发货。上诉人分别于2009年4月和8月两次打款并非偿还以前所欠货款，而是支付的2009年的货款，2009年双方属于款货两清状态。孙某1作为我方的工作人员，一直负责接收货物转交给上诉人。前述所有事实有上诉人陈述及孙某2证言、孙某2向孙某12009年12月27日的电子邮件内容相印证，足以认定该70万汇款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2009年发生的新的买卖交易支付的货款。如果2009年4月首次汇款之后没有向上诉人交付货物，上诉人怎么可能在2009年8月再次打款。正是由于2009年货款两清，因此在2012年1月10日双方对账时，才特别注明的是2008年的对账。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抗辩2009年的两次汇款，我方没有交付货物，属于双方2009年产生的新的买卖交易关系，与答辩人的诉讼请求不是同一标的，本案不予处理是正确的。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驳回上诉。 孙会表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664749.3元及利息；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孙会表与樊秀玲自2007年开始形成长期的服装买卖关系，孙会表为卖方，樊秀玲为买方，货款一年一结算。案外人孙某1系孙会表工厂的业务员，在新疆负责与樊秀玲的业务往来。 2012年1月10日，樊秀玲与经手人孙某1在标题为“2009年对帐”单上签名，内容为：一、上年结转货2549751.3元；二、汇入厂家货款582406元；三、转货费用18856元；四、返货1283740元；五、余额664749.3元。庭审中，樊秀玲对于对账单形成的时间2012年1月10日没有异议，樊秀玲表示对账单的第一项是2008年的供货货款总额，扣除第二项582406元（其中给付77400美元折合人民币529176.06元、给付32700索姆折合人民币53230元）、扣除第三项转货费用人民币18856元、扣除返货价值1283740元，剩余664749.3元没有异议，货款都是一年一结算。由此可见，该对账单是对2008年孙会表向樊秀玲的供货以及樊秀玲已给付货款的结算，故该院认定664749.3元系樊秀玲所欠孙会表2008年的货款。 樊秀玲抗辩其在2009年向孙会表之女孙某2的两次汇款共计70万元，系其对所欠孙会表上述货款的偿还。樊秀玲提交的其整理的两页打印账目系2009年给付的货款，印证了对账单第二项“汇入厂家货款582406元”的数额，其中并不包括樊秀玲向孙某2的两次汇款。庭审中，樊秀玲表示：“2009年4月28日我回国了，开始准备冬天货，原告说资金紧张，辛集都不赊货了，这么着我就打给了原告50万元，后来8月份又汇了个20万元。打了70万元以后，从来没有从孙某1那拿过货。……所有货物都从孙某1处拿货，只有他一个人供给我货。”与证人孙某2证言和孙某2向孙某12009年12月27日的电子邮件内容相互印证，可以认定樊秀玲2009年4月和8月向孙某2的两次汇款是与孙会表在2009年产生的新的买卖交易所支付的货款，而非偿还所欠2008年的货款的事实。 该院认为，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本案中，樊秀玲与孙会表作为买卖双方产生长期的买卖合同关系，2012年1月10日，双方对2008年的供货以及给付货款等情况对账结算，樊秀玲对所欠2008年的货款664749.3元没有异议，双方形成债权债务关系，樊秀玲理应偿还债务。该合同属于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规定：“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本案中，樊秀玲在对账单上签名，对所欠货款予以确认，但双方未约定欠款履行期限，樊秀玲可以随时履行，原告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虽然孙会表提交了录音以及证人孙某1关于录音的证言，但无法明确录音证据的形成时间、证据来源，对该证据该院不予认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因此，本案孙会表主张权利之日即起诉之日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故孙会表要求樊秀玲给付货款664749.3元的诉讼请求，该院予以支持。 关于所欠货款利息，孙会表要求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的规定，该院予以支持。2019年8月19日前按照该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后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起算时间，自孙会表起诉之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 樊秀玲抗辩其在2009年向孙会表之女孙某2两次汇款共计70万元，孙某1未交付货物，因系2009年樊秀玲与孙会表产生的新的买卖交易关系，与本案孙会表提出的诉讼请求并非同一标的，樊秀玲可另行主张，本案不再处理。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六十二条第（四）项、第一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樊秀玲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给付原告孙会表货款664749.3元及其利息（以货款664749.3元为基数，自2019年3月4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孙会表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448元，由被告樊秀玲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二审查明的基本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围绕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应否支付被上诉人主张的涉案货款及利息。 上诉人樊秀玲主张，自己在2012年1月10日为被上诉人孙会表出具的对账单，是双方对2009年发生的业务进行的核对，因为对账单写的就是“2009年对账单”，该对账单并未记载自己在2009年的拿货情况，说明自己在2009年没有拿过被上诉人孙会表的货物，自己在2009年4月、8月向被上诉人孙会表汇款的50万元、20万元应认定为已付货款，自己不欠被上诉人孙会表货款。被上诉人孙会表主张上诉人樊秀玲为自己出具的对账单，是对双方2008年年度的业务进行的核对汇总，因为汇总的时间是阳历的2009年年初，所以对账单的抬头写的是“2009年对账单”，2009年双方继续有新的业务往来，因上诉人樊秀玲之前有未结清的货款，自己不愿意继续赊货，要求付款才发货，上诉人樊秀玲在2009年4月和8月两次打款的70万元是支付的2009年的货款，2009年双方属于款货两清状态。 首先，根据双方庭审陈述内容及涉案证据分析。关于双方业务的往来期间，上诉人樊秀玲在原二审庭审中称，“从2006年9月份开始业务往来，至2009年末就结束了。”被上诉人孙会表称，“2006年9月份开始业务往来，至2020年1月份结束。”上诉人樊秀玲一审庭审称，“2009年4月28日我回国了，开始准备冬天货，原告说资金紧张，辛集都不赊货了，这么着我就打给了原告50万元，后来8月份又汇了个20万元。打了70万元以后，从来没有从孙某1那拿过货。……”根据当事人的上述陈述内容，并结合涉案证据，能够认定双方在2019年期间仍在发生业务往来。 其次，从上诉人樊秀玲向被上诉人孙会表支付的款项数额分析。通常情况下，在购买人欠付出卖人货款时，出卖人会采取不同的方式向购买人催要，但根据常理，购买人向出卖人支付的款项，一般不会超过购买人欠付出卖人货款的数额。本案中，上诉人樊秀玲欠付被上诉人孙会表的货款数额是664749.3元，而其主张支付的货款数额是70万元，该情形与常理不符。故上诉人樊秀玲称2009年4月和8月两次向被上诉人孙会表打款70万元，是支付对账单货款的主张，本院依法不予采信。 再次，从上诉人樊秀玲出具“2009年对账单”的时间分析。上诉人樊秀玲对被上诉人孙会表提交的“2009年对账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亦认可该对账单的形成时间是2012年1月10日。也就是说双方在2012年1月10日对欠付货款的情况进行了核对，此时，上诉人樊秀玲并未对自己在2009年4月和8月两次向被上诉人孙会表打款共计70万元的事项提出任何异议。据此，从常理分析，上诉人樊秀玲为被上诉人孙会表出具的涉案对账单，可以认定为双方对账的凭证。故上诉人樊秀玲应当向被上诉人孙会表支付涉案货款及利息。 综上所述，樊秀玲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488元，由上诉人樊秀玲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任永奇 审判员  李坤华 审判员  任 磊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冯日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