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1民终712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阮永福，男，1975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湄潭县。上诉人（原审被告）：刘中芬，女，1973年9月30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湄潭县。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忠霆，贵州合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贵州乌当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新添大道北段**附**臣功新天地**。法定代表人：韩迪，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毅，北京市中银（贵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科虎，北京市中银（贵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被告：贵州鸿图兴和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住所，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中华中路**金凤凰大厦******div>法定代表人：周建贵，该公司总经理。上诉人阮永福、刘中芬因与被上诉人贵州乌当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乌当农商行）、原审被告贵州鸿图兴和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鸿图兴和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黔0112民初27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阮永福、刘中芬共同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驳回乌当农商行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乌当农商行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判认定事实不清，主体不适格，且本案涉嫌刑事犯罪，应当驳回乌当农商行起诉。本案实际上是由案外人张梅、周建贵、周凯以建立“资金池”的形式，利用太慈桥汽配城商户的名义向银行借款，借款当日，借款人均未得到相关款项及银行卡，款项最终流入张梅等人手里，本案无论从贷款行为、贷款目的、资金用途等均非贷款合同约定，贷款的资料也可能涉嫌伪造，故本案应属于刑事案件侦查范围，且本案所涉及的款项以及相关犯罪事实已经由贵阳市公安局经开区分局立案受理，经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法院、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相关裁定书予以载明，并驳回了相关起诉。而原审法院却对本案涉嫌刑事犯罪事实置若罔闻，并未查清本案的相关案件事实，仅仅依据《个人借款合同》等证据就断然认定阮永福、刘中芬承担民事责任错误。本案涉及的金融机构包括农商行矿山支行、浦发银行等多家金融机构，涉案人员多，金额特别巨大，在原审法院涉诉已达三十多起，不排除乌当农商行作为金融机构是否尽到合理审查借款等相关材料的义务，以及是否有相关人员参与了相关犯罪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十二条之规定，本案借款合同及相关合同均加盖贵州乌当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野鸭支行（以下简称乌当农商行野鸭支行）印章，乌当农商行野鸭支行应当依法具有诉讼主体资格，其内部的管理规定不能对抗法律规定，故本案主体不适格。根据“先刑后民”的原则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应当驳回乌当农商行的起诉。综上，一审认定事实不清，主体不适格，且本案涉及刑事犯罪，故请求二审法院支持阮永福、刘中芬的上诉请求。乌当农商行辩称，本案债权债务关系明确、法律事实清楚，阮永福、刘中芬的上诉请求于法无据，依法不应得到支持。首先，阮永福、刘中芬在一审时已提交贵阳市公安局经开区分局立案受理通知书及相关裁定书，拟证明本案涉及刑事犯罪，但经原审法院核实，该刑事案件系2018年因案外人杨建国等人向贵阳市公安局经开区分局报案称周建贵及其妻子张梅等人伪造贷款资料骗取贵阳农商行矿山支行贷款，与本案并无关联。其次，贵阳市公安局经开分局于2020年3月18日作出的立案告知书仅载明“周建贵、张梅、周凯等人涉嫌骗取银行贷款罪，贵阳市公安局经开分局决定立案”，并不能证明上述人员骗取的是乌当农商行的贷款，因此该证据与本案并无关联。另，阮永福、刘中芬和鸿图兴和公司对案涉《个人借款合同》和《保证合同》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案借款的事实和担保的事实是真实存在且不存在争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即使上述立案告知书的犯罪线索与本案有牵连，但因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亦不影响本案的审理。同时，因周建贵、张梅、周凯等人并非本案当事人，即使上述人员涉嫌骗取贷款，亦不影响乌当农商行请求周建贵、张梅、周凯等人之外的其他主体承担还本付息的责任和连带担保责任。从现有证据及查明的事实可以认定贷款过程并未违反法律规定，至于借款人在取得借款后使用资金的过程是否涉及刑事犯罪并不影响本案债权债务关系的成立。最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十四条规定，乌当农商行野鸭支行作为乌当农商行依法设立的分支机构，可以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其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产生的民事责任由法人即乌当农商行承担，根据权利义务对等原则，乌当农商行承担了民事责任，也应享有乌当农商行野鸭支行从事民事活动所享有的民事权利，故乌当农商行的诉讼主体资格适格。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鸿图兴和公司未到庭参与诉讼，亦未提交书面陈述。乌当农商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阮永福偿还乌当农商行借款本金1797867.78元、利息153276.44元、罚息193917.43元、复利30174.11元、共计2175235.76元。（暂算至2019年6月4日，以后应付罚息、复利按照借款合同约定计算至全部本息清偿之日）；2、判令阮永福向乌当农商行支付违约金人民币10000元，并支付乌当农商行实现债权的费用（律师费）人民币70557.07元；3、判令刘中芬、鸿图兴和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4、乌当农商行为实现本案债权所支付的案件受理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等费用由阮永福、刘中芬、鸿图兴和公司共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8月8日，乌当农商行野鸭支行与阮永福签订《个人借款合同》，约定阮永福向乌当农商行野鸭支行借款200万元，用于购汽车润滑油，借款期限从2016年8月8日至2017年8月7日，贷款月利率为7.52‰。同日，乌当农商行野鸭支行向阮永福发放贷款200万元。借款期限届满后阮永福未按期归还借款。2017年8月14日，乌当农商行野鸭支行再次与阮永福签订《个人借款合同》，约定阮永福向乌当农商行借款200万元，用于偿还2016年8月8日所借欠款。借款期限12个月，从2017年8月14日至2018年8月13日，贷款月利率6.525‰，如贷款逾期，则罚息在本合同载明贷款利率基础上加收50%，并约定如不能按期付息，则自次日起计收复利，违约金为借款本金的5‰，还款方式为按季结息，到期还本。同时，阮永福承担乌当农商行野鸭支行因实现债权而发生的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公告费、催告费、律师费、查询费、差旅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同日，乌当农商行野鸭支行分别与刘中芬、鸿图兴和公司签订《保证合同》，约定刘中芬、鸿图兴和公司分别为乌当农商行野鸭支行与阮永福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下的债权本金200万元及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和乌当农商行野鸭支行垫付的有关费用以及乌当农商行为实现债权产生的费用提供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间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满之日后两年止，贷款到期原告同意债权展期的，保证期间至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2017年8月22日，阮永福向乌当农商行野鸭支行出具《借据》，乌当农商行野鸭支行向阮永福发放贷款200万元，借据载明借款到期日期2018年8月10日。借款到期后，阮永福未按期还款，截至2019年6月4日，尚欠乌当农商行野鸭支行借款本金1797867.78元、利息153276.44元、罚息193917.43元、复利30174.11元未支付。一审法院认为，乌当农商行野鸭支行是乌当农商行的分支机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十四条“法人可以依法设立分支机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分支机构应当登记的，依照其规定。分支机构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产生的民事责任由法人承担；也可以先以该分支机构管理的财产承担，不足以承担的，由法人承担”的规定，乌当农商行野鸭支行从事商业贷款活动所产生的民事责任由其上级法人单位乌当农商行承担；也享有乌当农商行野鸭支行从事民事活动所享有的民事权利。因此，乌当农商行作为原告提起本案诉讼，主体资格适格。乌当农商行野鸭支行与阮永福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是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乌当农商行野鸭支行、阮永福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乌当农商行野鸭支行已依约向阮永福发放了贷款200万元，阮永福理应按照合同约定期限向乌当农商行野鸭支行还本付息，但贷款发放后，阮永福未按约定期限归还借款本息，且借款期限届满后至今仍有借款本金1797867.78元未偿还给乌当农商行野鸭支行，其行为已经构成违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规定，乌当农商行诉请阮永福偿还借款本金1797867.78元于法有据，予以支持。对于乌当农商行诉请阮永福支付利息的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利息。……”、第二百零七条“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的规定，乌当农商行诉请阮永福支付借款利息于法有据。对于利息，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利率管理规定》第二十条第一款“短期贷款（期限在一年以下，含一年），按贷款合同签订日的相应档次的法定贷款利率计息。贷款合同期内，遇利率调整不分段计息”、第二款“短期贷款按季结息的，每季度末月的二十日为结息日；按月结息的，每月的二十日为结息日。具体结息方式由借贷双方协商确定。对贷款期内不能按期支付的利息按贷款合同利率按季或按月计收复利，贷款逾期后改按罚息利率计收复利。……”及《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贷款利率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三条第一款“关于罚息利率问题。逾期贷款（借款人未按合同约定日期还款的借款）罚息利率由现行按日万分之二点一计收利息，改为在借款合同载明的贷款利率水平上加收30%～50%；……”的规定，逾期偿还借款，除了要支付借款期限内应付而未付的利息之外，还应当支付复利及逾期罚息，但复利的计算基数为合同期内的应付利息，不包括逾期罚息。截至2019年6月4日，阮永福尚欠乌当农商行野鸭支行利息153276.44元、罚息193917.43元、复利30174.11元未支付。对于乌当农商行的该项诉请，予以支持。其后的利息、罚息、复利，以借款本金1797867.78元为计算基数，按合同约定标准计算至借款本金付清时止。对于乌当农商行诉请阮永福承担实现债权的费用70557.07元及支付违约金10000元的请求。因本案系阮永福违约所致，而双方在借款合同中对实现债权的费用的承担及违约金的支付情形及支付标准进行了明确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的规定，故对乌当农商行要求阮永福支付违约金的诉请予以支持，违约金为借款本金的5‰，即2000000元×5‰＝10000元。对于实现债权的费用，乌当农商行未举证证明实现债权的费用已实际产生并支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的规定，乌当农商行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对该诉请不予支持。关于刘中芬、鸿图兴和公司是否承担保证责任的问题。本案中，刘中芬、鸿图兴和公司分别与乌当农商行野鸭支行签订了《保证合同》，自愿为阮永福与乌当农商行野鸭支行《个人借款合同》所形成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同时明确了保证担保的范围、保证期限。由于到期后的借款尚处于保证期限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与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为连带责任保证。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第二十一条“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保证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当事人对保证担保的范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保证人应当对全部债务承担责任”的规定，刘中芬、鸿图兴和公司应对阮永福的涉案债务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关于阮永福辩称，借款已经转给周建贵、张梅，周建贵、张梅等人涉嫌骗取贷款，花溪区分局已经立案，应裁定驳回乌当农商行起诉。经法院核实，公安立案侦查涉及周建贵、张梅的案件是贵阳市农村商业银行有限公司矿山支行出借的款项，与本案借款并非同一笔借款，不是同一法律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的规定，即使公安立案侦查的案件与本案有牵连，也不应影响本案的审理。故阮永福的辩解意见不予采信。刘中芬、鸿图兴和公司经法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举证、质证及抗辩的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的规定，依法缺席判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一、被告阮永福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贵州乌当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人民币1797867.78元并支付利息（截止2019年6月4日的利息153276.44元、罚息193917.43元、复利30174.11元，其后的利息、罚息、复利按个人借款合同约定的标准及方式计算至本息清偿之日止）；二、被告阮永福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贵州乌当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违约金人民币10000元；三、被告刘中芬、贵州鸿图兴和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对本判决第一、二项确定的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原告贵州乌当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已减半收取12423元，由原告贵州乌当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负担388元，被告阮永福、刘中芬、贵州鸿图兴和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连带负担12035元（此款原告已预交，三被告负担部分在履行上述给付义务时一并支付给原告）。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阮永福提交了2020年3月18日贵阳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刑事侦查大队作出的立案告知书一份，主要内容为:周建贵、张梅、周凯等人涉嫌骗取银行贷款一案，我局经审查认为符合立案标准，决定立案，拟证明案涉借款涉及的刑事案件已被公安机关立案受理，本案应当先刑后民。经质证，乌当农商行认可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但认为涉嫌骗取银行贷款的人员系周建贵、周凯、张梅等人，而不是阮永福、刘中芬，该案与本案系两个法律关系，并无关联。此外，二审经审理查明的其余事实与原判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中，乌当农商行基于乌当农商行野鸭支行与阮永福借款合同关系向阮永福主张相应合同权利，阮永福、刘中芬则提出本案涉嫌刑事犯罪，应驳回乌当农商行起诉的上诉请求。经查，阮永福、刘中芬提交的立案告知书并未明确提及与本案借款有关的内容，且涉嫌刑事犯罪的行为人与阮永福并非同一主体，其所称案件目前尚未形成任何定案结论，公安机关亦并未对阮永福立案侦查，即使阮永福为有关刑事案中的受害人，也并不影响乌当农商行寻求民事救济的权利。另，阮永福、刘中芬对其与乌当农商行野鸭支行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的真实性不持异议，该借款合同签订后乌当农商行野鸭支行亦依约发放了贷款，且在该借款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借新还旧的事实，该借款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未违反国家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双方当事人应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即阮永福应当履行其还款义务。故阮永福、刘中芬的该项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诉讼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虽然乌当农商行野鸭支行具有诉讼主体资格，但以其名义从事经营活动系基于法人即乌当农商行的授权，其属于乌当农商行的组成部分，乌当农商行作为原告提起本案诉讼并无不当。故阮永福、刘中芬关于乌当农商行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因各方当事人就原判认定的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的计算方式、数额及保证责任的承担问题均未提出上诉，本院对此予以维持，但原判决第一项“其后的利息、罚息、复利按个人借款合同约定的标准及方式计算至本息清偿之日止”表述不清，本院予以纠正，即2019年6月4日之后的罚息，以未清偿的借款本金为基数，按月利率9.7875‰的标准计算至本金还清之日止；2019年6月4日之后的复利，以借款期间内未清偿的利息为基数，按月利率9.7875‰的标准计算至利息还清之日止。综上所述，阮永福、刘中芬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但原判决第一项表述不清，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人民法院（2019）黔0112民初2781号民事判决第二、三、四项，即“二、被告阮永福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贵州乌当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违约金人民币10000元；三、被告刘中芬、贵州鸿图兴和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对本判决第一、二项确定的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原告贵州乌当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二、变更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人民法院（2019）黔0112民初278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阮永福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贵州乌当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1797867.78元并支付利息153276.44元、罚息193917.43元及复利30174.11元（2019年6月4日之后的罚息，以未清偿的借款本金为基数，按月利率9.7875‰的标准计算至本金还清之日止；2019年6月4日之后的复利，以借款期间内未清偿的利息为基数，按月利率9.7875‰的标准计算至利息还清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2423元，由贵州乌当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负担388元，阮永福、刘中芬、贵州鸿图兴和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连带负担1203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2035元，由阮永福、刘中芬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邱兴权审判员  汤 萍审判员  谌致华二〇二〇年九月三十日法官助理王一多书记员王竹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