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资中县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川1025行初6号 原告王华群，女，1967年1月21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资中县，现住成都市金牛区。 原告尹建敏（王华群丈夫），男，1962年9月7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成都市金牛区，现住成都市金牛区。 被告四川资中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住所地资中县资州大道南二段****。 法定代表人任伟，主任。 第三人王华根，男，1973年6月10日出生，汉族，住资中县。 第三人何秀清，女，1971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资中县。 第三人王昭群，女，1964年8月17日出生，汉族，住资中县。 原告王华群、尹建敏诉被告四川资中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经开区管委会”）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依法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华群、尹建敏诉称，2013年8月20日，被告经开区管委会与原告家庭（即原告王华群、王华根、何秀清、王昭群）签订了《拆迁统一建房安置补偿协议》，根据该协议，由被告安置原告家庭共7人（即二原告、何秀清、蔡启英、王建、叶高剑、王昭群），原告家庭选房4套，即安置还房为A区95平方米1套、B区70平方米、80平方米、95平方米各1套。根据相关政策规定，每人安置还房30平方米、优惠购房20平方米，故原告夫妻应该享受95平方米的安置还房。在2017年9月安置还房A区交付时，被告通知原告来选房，并告知原告带齐选房所需资料（即：《拆迁统一建房安置补偿协议》或《优惠购房协议书》原件、选房顺序号原件、协议签订人的身份证原件和选房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1份）。但原告手中并无这些领房手续,其中《拆迁统一建房安置补偿协议》的原件一式三份，被告留存2份，原告家庭1份。因为被告在原告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同时也属于原告的领房手续（即《拆迁统一建房安置补偿协议》和选房顺序号原件等交付给了王昭群，导致在2017年9月安置还房A区交付时原告无法提供相关手续，也无法与王昭群之间达成约束的目的。在应当交付原告安置还房的2017年9月，被告就停发了原告夫妻的过渡费，而原告家庭其他成员却继续发放过渡费，原告认为被告在停止发放原告过渡费时就应当向原告交付该房屋使用权。 其后的几年，原告为让被告交付房屋，跑遍了资中县的各个部门，均无果。2020年1月22日，原告向资中县信访局反映，被告于2020年4月9日对此作出了《资中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关于王华群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该意见书告知原告可通过三种方式领取还房：第一种，按照房屋交付规定提供选房所需资料；第二种，向被告提供还房A区房有明确归属的法院调解书等文书；第三种，通过原告母亲蔡启英所有继承人共同约定房屋归原告方式。原告认为该三种方式领取还房方式不符合事实、不合法，其理由如下：针对上述第一种领取还房方式，因被告的过错导致无法提供，针对上述第二、三种领取方式，原告要求A区房屋的使用权，根据相关政策，原告王华群、尹建敏夫妻就应当享受95平方米的安置还房，原告是完全有资格领取和使用该区还房，与原告母亲的遗产无关。此外，原告家庭的其他被安置人员在2019年5月领取B区还房时，也未曾有人通知原告王华群去B区房子的归属，也未曾使用过原告的身份证原件，被告也没有要求其出具法院调解书等文书，并且2020年5月18日由王昭群已将领房手续交给了被告。同时原告也无法提供协议签订其他他人身份证原件，然而被告在2020年5月18日仍要求原告提供上述原件。因此，被告对原告领取还房提出众多无理的要求是不符合事实，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同时，被告还存在以下过错：一、不全面履行《拆迁统一建房安置补偿协议》。原告认为，《拆迁统一建房安置补偿协议》合法有效，其性质属于行政合同，其履行原则也应符合《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协议双方应当共同遵守。根据《合同法》第60条的规定，被告应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协助原告实现自己的债权，以最终达成协议的目的。原告作为协议的签订方，有权根据协议及相关规定领取并使用A区1套95平方米的安置还房，被告也应根据全面履行、诚实信用等原则为原告领取房屋提供相应的便利。而被告在原告领取房屋时，告知原告需要提交繁杂的资料，且部分资料是原告无法提供的。被告作为政府机关，在履行《拆迁统一建房安置补偿协议》出现争议的情况下，应根据自身的地位优势去核实原告的身份信息及有无领取A区1套95平方米的安置还房的资格，而不是一味的坚持原告按照规定提供名目众多的资料，徒增原告履行《拆迁统一建房安置补偿协议》的程序，这不仅是原告无法实现《拆迁统一建房安置补偿协议》目的，更违背了《合同法》的基本原则，背离了“服务型政府”的基本理念。并且被告对前来领房提供的手续和选房总顺序号原件也只是查看一下，房屋交付完了这些领房手续全都退给领房人自己处理。二、明知原告具有领房资格，却拒绝向原告交付房屋。被告明知原告系《拆迁统一建房安置补偿协议》的签订方，是被安置人员，具有领取A区还房的资格，却设置种种障碍，恶意阻止原告领取还房，导致原告徒增相应的房租费用，侵害了原告的房产使用权，同时也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并且，《拆迁统一建房安置补偿协议》第十一条“统一建房标准”的最后约定“建筑标准符合国家安全标准在竣工验收合格之后交付给乙方使用”，并没有提出领房需要的任何资料。根据《拆迁统一建房安置补偿协议》第十条“过渡方式”约定“1.乙方自行解决过度用房，统一建房安置的过渡期为12个月，在过渡期内甲方支付给乙方过渡补助费每人每月80元。2.超过12个月过渡期限的，自逾期之日起，甲方按照乙方安置人口每人每月160元支付给乙方超期过渡补助费”，被告应补过渡费和倍增过渡费。 综上所述，被告的行为不合理，更不合法。被告应当继续履行《拆迁统一建房安置补偿协议》，向原告交付A区1套95平方米的安置还房，并赔偿由于被告的过错导致原告产生的租房费。原告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根据《行政诉讼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全面履行2013年8月20日与原告家庭签订的《拆迁统一建房安置补偿协议》；2.判令被告从2017年9月起按月向原告支付过渡费480元，直至被告向原告全面履行完《拆迁统一建房安置补偿协议》；3.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从2017年9月起，倍增过渡费，之后每满12个月止倍增一次过渡费，直至被告向原告全面履行完《拆迁统一建房安置补偿协议》为止；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 经审理查明，2011年4月，资中县2006年第二、三批和2008年第二、三、四、五、六批城市建设用地（第2期）征地拆迁补偿工作开始进行，资中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制发了《资中县2006年第二三批和2008年第二三四五六批城市建设用地（第2期）补偿拆迁安置工作方案》［资中府办发（2011）84号］，该方案确定被告经开区管委会的相关职责为“……（2）负责被拆迁房屋安置协议的签订及补偿兑付工作；（3）负责安置还房建设的具体工作；（4）负责还房安置和房屋产权证、土地使用权证的承办工作”。资中县村民蔡启英的房屋（共计571.75平方米）在拆迁范围内，蔡启英为户主，其户籍下登记有二女王昭群、三女王华群、四子王华根、儿媳何秀清（王华根之妻）、孙子王健（王华根之子）、外孙子叶高剑（王昭群之子），蔡启英户籍上所有人员均为安置补偿对象。2012年2月28日，被告经开区管委会作为拆迁人（甲方）和作为被拆迁人的蔡启英（乙方）签订了《拆迁统一建房安置补偿协议》，该协议约定的安置人员为蔡启英、王华根、王昭群、王华群、何秀清、王建、叶高剑7人，安置房屋和优惠购房面积共341平方米，共选房五套，该协议乙方仅有王华根一人签署。由于原告王华群对王华根一人签署的《拆迁统一建房安置补偿协议》有意见，遂向本院提起共有纠纷的民事诉讼，经本院调解，王华群与王华根达成了调解协议，本院制作了（2013）资中县民初字第1145号《民事调解书》，该调解书的第二项内容为“由王华根协助王华群办理房屋拆迁安置手续”，而王华根未履行该条协议，王华群向本院申请执行。本院于2013年6月3日向经开区管委会发出（2013）资中执字第761号《协助执行通知书》，协助内容如下“为王华群办理房屋拆迁安置手续”。2013年8月20日，被告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蔡启英（已于2013年1月去世）重新签订了《拆迁统一建房安置补偿协议》，该协议约定乙方应安置人员名单为“蔡启英、王昭群、王华群、尹建敏（王华群丈夫）、何秀清、王健、叶高剑”，还房面积340平方米，乙方选房4套，其中Ａ区Ｂ户型95平方米1套（协议中箭头标注为“王华群”）、Ｂ区Ｂ户型95平方米1套、Ｂ区Ｃ户型80平方米1套、Ｂ区Ｅ户型70平方米1套，另该协议就“过渡方式”、“统一建房房屋标准”等事项进行了约定，乙方签名人员为王昭群、王华群、何秀清、王华根四人。 2017年9月，被告和资中县水南镇人民政府按照经资中县人民政府批复同意的《资中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水南镇人民政府关于资中县安置还房A区交付工作的实施方案》（简称“《实施方案》）对安置还房进行还房交付。原告王华群接到通知前往安置还房A区选房现场选房，被告以原告未提供《实施方案》规定的“《拆迁安置协议》原件、《选房总顺序号》原件、协议签订人的身份证原件”等材料为由，暂停原告家庭在资中县安置还房A区的还房交付，但已预留了一套与原告家庭选房对应户型的还房。此后，安置还房B区进行交付，B区B户型95平方米1套选在何秀清名下，B区C户型80平方米1套选在叶高剑名下、B区E户型70平方米1套选在王昭群名下。2020年1月22日，原告王华群以被告未将其夫妻应分得的A区还房交付其使用为由向资中县信访局进行了反映，被告于2020年4月9日作出了《关于王华群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作出的处理意见为“根据还房交付规定，你户可通过以下三种方式领取还房：一是按照房屋交付规定，提供选房所需的资料：拆迁协议原件、选房总顺序号原件、协议签订人（王昭群、何秀清、王华群、王华根四人）的身份证原件和选房人（王华群）的身份证复印件；二是你可向我委提供对还房A区房屋有明确归属的法院调解书等文书，我委根据相关法律文书进行处理；三是由你母亲蔡启英遗产继承权的所有继承人（蔡启英的父母、配偶和子女均有继承权）的共同约定该套房屋所有权继承人，并要求所有继承权的人员到我委作出书面承诺（你户也可以对蔡启英的遗产进行继承公证，我委按照公证书办理），完成手续后我委即可与该房屋所有权继承人办理房屋交付手续和收取不动产权登记资料”。二原告不服被告的处理意见，于2020年5月27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另查明，2013年8月12日，经中共资中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审核，中共资中县委、资中县人民政府批准，印发了《中共四川资中县经济开发区工作委员会、四川资中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以下简称《编制规定》），该《编制规定》导言的内容为“经县委、县政府研究，报市委、市政府及市委编委同意，设立中共四川资中经济开发区工作委员会、四川资中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经开区党工委、管委会）。经开区党工委、管委会是县委、县政府的派出机构，机构级别为正县级。经开区党工委与管委会合署办公，实行两块牌子、一套班子的管理体制。经开区工委受县委委托，履行区域内党建，党务等工作管理职能；经开区管委会受县政府委托，履行区域的行政和经济发展相关事务管理职能”，主要职责第九项内容为“承办县委、县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经开区管委会的举办单位为资中县人民政府，属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其宗旨和业务范围为“为资中经济快速发展服务。负责开发区范围内的征地拆迁、安置、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和招商引资”。 本院认为，被告经开区管委会的《编制规定》已明确“经开区管委会受县政府委托，履行区域的行政和经济发展相关事务管理职能”，其履行的行政职责的行为应属资中县人民政府委托的行为。《资中县2006年第二三批和2008年第二三四五六批城市建设用地（第2期）补偿拆迁安置工作方案》明确被告经开区管委会负责该批次城市建设用地征收中被拆迁房屋安置协议的签订及补偿兑付工作，其履行的该项职责的行为系由资中县人民政府委托。被告经开区管委会与原告和第三人签订《拆迁统一建房安置补偿协议》，系为了完成资中县人民政府委托的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工作，双方所签订的案涉协议应属行政协议，其与原告和第三人签订案涉协议的行为应属资中县人民政府委托的行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五款“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所作的行政行为，委托的行政机关是被告”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二款“因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订立的行政协议发生纠纷的，委托的行政机关是被告”的规定，本案被告应是资中县人民政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五条（一）项“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行政案件：（一）对国务院部门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所作的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案件”的规定，本案应当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四）项“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的规定，原告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不符合由本院受理的条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一）项“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的规定，应当驳回原告的起诉，其可另行以资中县人民政府为被告，向有管辖权的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五条（一）项、第二十六条第五款、第四十九条（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一）项、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王华群、尹建敏的起诉。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内江市中级人民人民法院。 审判长 张    畅 审判员 彭  德  能 审判员 胡  相  林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张代敏（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