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民终226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日照中心支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昭阳路西侧。 主要负责人：李玲，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冽，中豪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冬涛，中豪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正秋，女，1957年8月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荣成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军强，山东剑琴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珊珊，山东剑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宋玲玲，女，1981年12月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军强，山东剑琴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珊珊，山东剑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宋立鹏，男，1986年1月17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荣成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军强，山东剑琴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珊珊，山东剑琴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日照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天安保险）因与被上诉人杨正秋、宋玲玲、宋立鹏海上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青岛海事法院（2019）鲁72民初15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天安保险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杨正秋、宋玲玲、宋立鹏的诉讼请求；上诉费由杨正秋、宋玲玲、宋立鹏负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法院将保险条款中的保险责任条款认定为免责条款，系典型的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本案所涉《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条款》关于保险责任的约定，在该条款“保险责任”部分的第五条，即“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包括港、澳、台地区）遭受意外伤害事故，并因该意外事故的直接原因导致身故、残疾、烧烫伤的，保险人依照下列约定给付保险金：……”而关于“免责条款”的约定，在该条款“责任免除”部分的第六条和第七条，包括原因除外和期间除外条款。本案事故发生在公海，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海警出具的情况说明足以证明该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以下简称《保险法》）第十六条第七款的规定，该事故不属于本案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发生意外伤害事故属于保险责任”的约定，属于保险责任条款，且该条款内容的约定符合保险法的规定，亦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在认定保险合同合法有效的情况下，理应认定作为保险合同核心部分：保险责任的约定合法有效。对保险责任条款，保险人无需尽到提示和说明的义务。2.一审法院认定天安保险未尽到对免责条款的提示和说明义务，属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一审法院未依法审查天安保险提交的投保单。保单特别约定记载，船员无船员证、出海时未在出海船舶户口簿上登记、违规捕鱼、违规航行等属于免赔情形。该免赔内容，均用加粗“黑体字”显示，且投保人王行强在投保单上签字，王行强明确对保险条款、特别约定等内容，特别是保险责任和责任免除部分均已明了，无异议。天安保险已尽到了对免责条款的提示和说明义务。一审法院认定天安保险已认可了涉案船舶出海时不在出海船舶户口簿上登记的行为，无任何依据。3.根据涉案渔船的捕捞许可证的记载及法律规定，事发时渔船违规航行、违规捕鱼的事实清楚，然一审法院对此却不予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国家对捕捞业实行捕捞许可证制度。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有关国家缔结的协定确定的共同管理的渔区或者公海从事捕捞作业的捕捞许可证，由国务院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发放。”涉案渔船的捕捞许可证书由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颁发，不是国务院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发放，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该渔船不允许前往公海作业。本案渔船违规航行、违规捕鱼的事实已清楚。渔船的所有人及管理人并非天安保险，天安保险不可能持有捕捞许可证的原件，但天安保险当庭向法庭出示了该捕捞许可证的原件照片。4.一审法院判决天安保险承担保险赔偿金的利息，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根据《保险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杨正秋、宋玲玲、宋立鹏未向天安保险提交过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的证明和资料，也未向天安保险申请过理赔，杨正秋、宋玲玲、宋立鹏主张的利息损失无依据。 杨正秋、宋玲玲、宋立鹏未发表答辩意见。 杨正秋、宋玲玲、宋立鹏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天安保险给付保险赔偿金40万元及利息；本案诉讼费用由天安保险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3月12日，王行强与天安保险签订了《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保险单》，保单号为6674534111220180000001，行业为渔业，被保险人为合计16人，保险期间自2018年3月13日零时起至2019年3月12日二十四时止,每人意外伤害责任限额为40万元。保险单签订后，双方对涉案被保险人进行了部分批改，其中姚良元更改为宋义兴并生效。天安保险向王行强提供了格式保险单及保险条款。其中保险条款第五条保险责任规定，“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包括港、澳、台地区）遭受意外伤害事故，并因该意外事故的直接原因导致身故、残疾、烧烫伤的，保险人依照下列约定给付保险金”。保险单特别约定第1条，“以下情况属于除外责任：渔船从事走私、偷渡、盗窃和其他刑事犯罪以及违规捕鱼、违规航行、载运违禁品等违法活动，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保险单特别约定第4条规定，“被保险人共16人，每人保额44万元人民币（每人死亡伤残保额40万元，意外医疗保额4万元）……。理赔时，保险人将以《出海船舶户口簿》中‘出海船民情况登记’清单等资料作为理赔依据。非《出海船舶户口簿》上人员出险不承担保险责任。记名保险按照清单提供有效身份证明赔付，投保人员清单之外的人员出险不承担保险责任。”保险单特别约定第2条，“保证船舶船龄在三年以内，保证船舶的功率110千瓦以上，船舶名称为‘琼临渔19006’”。保险单特别约定第7条，“本保单只承担被保险人在船上工作期间的保险责任。船员上下班途中的事故，不属于保险责任。”2018年11月5日8时许，宋义兴在“琼临渔19006”号渔船1665渔区海域进行作业时被同船船员杜云龙持刀砍伤致死。2019年1月11日，江苏省公安边防总队海警支队出具了情况说明，证实宋义兴在船期间意外身亡。杨正秋系宋义兴配偶、宋立鹏系宋义兴之子、宋玲玲系宋义兴之女。杨正秋、宋玲玲、宋立鹏作为宋义兴的第一顺序继承人，是宋义兴所享有的保险利益的法定受益人。 一审法院认为，王行强与天安保险签订的宋义兴等16名船员《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合法有效。保险人在向被保险人签发保险单时，应当在保险单或者其他单证中载明当事人双方约定的合同内容。本案中，王行强与天安保险就保险相关事项进行的约定依法有效，在涉案的《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投保单》中投保总人数为16人（各被保险人及受益人信息详见清单），经天安保险同意，该人员清单于2018年7月3日被保险人由姚良元更改为宋义兴，还对其他部分船员也进行了批改。故天安保险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对记名保险人员清单中的被保险人宋义兴在内的16人承担保险责任。对天安保险主张无证船员及事发时未在《出海船舶户口簿》登记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免赔责任的抗辩不予支持。 本案中，天安保险作为提供格式条款订立保险合同的保险人，在《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条款总则》保险责任中规定“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包括港、澳、台地区）遭受意外伤害事故，并因该意外事故的直接原因导致身故、残疾、烧烫伤的，保险人依照下列约定给付保险金。”该条款是对保险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发生意外事故的保险责任免除条款。意外伤害保险就是以被保险人受到意外伤害作为赔偿条件的保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的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本案中，天安保险未按照法律规定就该条款履行提示说明义务，故该免责条款不发生法律效力，属于以免责条款来混淆保险责任，对天安保险主张在中国境外发生的保险事故，不属于保险责任的抗辩，不予采信。且在涉案保险单特别约定第7条已经明确规定了保单承担被保险人在船上工作期间的保险责任，宋义兴系在船工作期间发生意外身亡，应属于保险责任承保范围。故对其保险责任的抗辩不予采信。 天安保险以涉案“琼临渔19006号”渔船违法航行，违法作业为由拒绝赔付保险金。一审法院认为，涉案保险为人身保险，保险标的为人的寿命和身体。天安保险以保险单中约定的渔船违规航行、违规捕鱼保险人不负责赔偿的免责条款拒绝赔付保险金。本案系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天安保险提交的江苏省公安边防总队海警支队出具的情况说明中记载涉案“琼临渔19006号”渔船在1665渔区（31°56′N、127°E，公海海域）进行作业期间发生凶杀事件，与其提交的“琼临渔19006号”渔船渔业捕捞许可证复印件，不足以证明涉案渔船存在违规航行、违规捕鱼情形。且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宋义兴系被同船船员杜云龙持刀砍伤致死与涉案船舶是否存在违规航行、违规捕鱼情形并无直接因果关系。故对天安保险的该项抗辩理由不予采信。杨正秋、宋玲玲、宋立鹏主张保险赔偿金利息应从起诉之日2019年9月3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天安保险当庭确认事故发生后杨正秋、宋玲玲、宋立鹏向天安保险报过案，即杨正秋、宋玲玲、宋立鹏向天安保险主张过该债权，故杨正秋、宋玲玲、宋立鹏的该项主张，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杨正秋、宋玲玲、宋立鹏请求天安保险按照保险合同支付保险赔偿金的诉讼请求，事实清楚，合法有据，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三、第十四条、第十七条、第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天安保险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杨正秋、宋玲玲、宋立鹏保险理赔款40万元及利息（自2019年9月3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应付款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本院二审查明，李娈、柴贝贝、柴东超依据保单号为6674534111220180000001的《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保险单》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日照中心支公司支付保险赔偿金。一审法院于2020年1月6日作出（2019）鲁72民初1446号民事判决。该判决查明：根据青岛联科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在本案所涉《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投保单的“特别约定”、“投保人声明事项”处，“王行强”的签字非王行强本人所签。 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系海上保险合同纠纷。当事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为：天安保险应否向杨正秋、宋玲玲、宋立鹏支付保险赔偿金40万元及利息。王行强与天安保险签订的宋义兴等16名船员《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合法有效。虽然投保单中王行强的签字并非其本人所签，但依法不影响涉案保险合同的效力。天安保险上诉称，涉案事故发生在公海，依照投保单的约定，事故不属于其保险责任范围。本院认为，现无法认定1665渔区属于公海，因此，涉案事故属于天安保险的保险责任范围。天安保险上诉称，涉案船员无相关证件、出海时未在出海船舶户口簿上登记以及涉案船舶存在违规捕鱼、违规航行的行为，上述行为属于保险合同特别约定的免责条款事由，天安保险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本案中，在《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保险单》和投保单中，天安保险并未对其免责条款作出足以引起王行强注意的提示，其也没有举证证明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王行强作出明确说明。因此，上述保险单和投保单中的免责条款对王行强不产生效力。天安保险也没有充分举证证明涉案渔船存在违规捕鱼、航行作业与涉案事故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对天安保险关于上述行为属于保险合同特别约定的免责事由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天安保险上诉称，杨正秋、宋玲玲、宋立鹏未向天安保险提交事故相关资料，也未申请过理赔，其主张利息损失无依据。经查，天安保险在一审庭审中认可，事故发生后王行强向其报过案，即杨正秋、宋玲玲、宋立鹏向天安保险主张过债权。所以一审法院判决从杨正秋、宋玲玲、宋立鹏起诉之日2019年9月3日起计算赔偿款项利息，并无不当。一审判决对利息的表述有误，保险公司应支付的利息为：以40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9月3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应付款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综上，天安保险应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向杨正秋、宋玲玲、宋立鹏支付保险赔偿金40万元及利息。天安保险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上诉人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日照中心支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董 兵 审 判 员  宫恩全 审 判 员  王 磊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  赵 斐 书 记 员  刘 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