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黄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2民终940号上诉人（一审原告）：马浩铭，男，1985年3月28日出生，汉族，原安阳市弘一商贸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住河南省安阳市北关区。上诉人（一审原告）：李爱林，男，1963年4月28日出生，汉族，原安阳市弘一商贸有限公司监事，住河南省安阳市龙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佐成，大沧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黄石新兴管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黄石市下陆区新下陆街**。法定代表人：王锋，系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伍天平，系湖北群力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被告：黄石市金驹炉料有限公司。住。住所地：黄石市黄石港区武汉路**/div>法定代表人：李国贞，系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峰，黄石市黄石港区来讯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马浩铭、李爱林因与被上诉人黄石新兴管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兴管业）、一审被告黄石市金驹炉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驹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黄石市下陆区人民法院(2017)鄂0204民初9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马浩铭、李爱林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者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有意混淆安阳市弘一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一公司）与新兴管业之间的买卖合同和账款，按照合同相对性原则，与其他人没有关系。鉴定机构出具的报告书，已经证明新兴管业提供的资金转让协议是虚假的，也不符合新兴管业自己的财务制度。如果按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分析，新兴管业卖给了大冶市灵乡胜安选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胜安公司）价值297664.80元的球铁，胜安公司转卖给金驹公司价值296200元的球铁，金驹公司给了新兴管业296200元汇票，而其向新兴管业开具的发票金额为297664.80元，那么新兴管业仅差欠1464.80元。这个交易基本自洽，跟弘一公司没有任何关系，更不需要用弘一公司297664.80元去填平1464.80元的账。所以新兴管业卖给胜安公司的货物转卖后由金驹公司用汇票清偿的情况下，跟新兴管业与金驹公司直接交易没有区别，胜安公司仅仅起经手作用，根本不需要收款，无需接受296200元的汇票。新兴管业工作人员孙四海自述将该汇票交给了余正华，由余正华转交给胜安公司，没有交易记录支持。如果是孙四海私下转让给余正华296200元的汇票造成新兴管业账目存在缺口，应当由新兴管业根据财务制度的规定要求孙四海填平，不应该拒付其297664.80元的货款。再说该账目缺口数额也不相符。如果是新兴管业和金驹公司之间296200元交易钱货两清之外，新兴管业还有297664.80元的货款未收回，这才是孙四海需要通过拒付弘一公司297664.80元货款来填平账目。但新兴管业的账目缺口，与其无关。换个角度看，金驹公司用296200元汇票支付297664.80元货款，不具有合理性，汇票的金额通常只会大于债务金额。可见金驹公司支付汇票所涉债务与其没有任何关系。2.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如果孙四海等人为了填平债务，要挟余正华在未经其同意的情况下，私自复印弘一公司相关原件的话，该协议是伪造证据，没有表见代理的适用空间，更不存在其追认问题。表见代理是证据真实情况下民事行为相对方信赖利益问题，如果余正华持有弘一公司出具的授权书办理授权范围之外的事项，才有可能成立表见代理，提供虚假印章根本不可能适用表见代理。事实上，余正华没有伪造证据，其2014年9月25日还没有给余正华2014年10月20日的授权，余正华不可能将相关原件复印给孙四海。资金转让协议除了印章系伪造，从内容上看也是虚假的，因为金驹公司根本没有297664.80元的债务需要填平，无需该协议。金驹公司与新兴管业已钱货两清，金驹公司没有债务需要其代为清偿，其也不会替毫无关系的公司还债，一审法院所谓追认代理的说法站不住脚。至于余正华利用自己与新兴管业管理人员的关系催促新兴管业及时支付弘一公司货款，并不能说明余正华是其员工或者长期代理人，仅能说明余正华与弘一公司之间存在合作关系。3.一审法院程序违法。本案系其与新兴管业之间的合同纠纷，与金驹公司没有关系，一审依职权追加金驹公司为被告，违反了不告不理原则。新兴管业辩称：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上诉人清楚债权转移的事实，且在注销弘一公司时，明确该公司没有债权债务。2.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余正华就是弘一公司的代理人。3.本案程序合法。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金驹公司述称：上诉人与新兴管业之间的合同关系只发生在特定主体之间，其不属于该买卖合同的主体，故上诉人的诉求与其没有关系，其无需承担任何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至2013年期间，胜安公司与新兴管业签订了多份购销合同，约定胜安公司向新兴管业销售铁精粉等。2013年10月14日至2014年1月10日期间，弘一公司与新兴管业签订了多份购销合同。既有弘一公司向新兴管业提供铁精粉的购销合同，也有新兴管业向弘一公司供应球铁的购销合同。余正华分别代表胜安公司、弘一公司在上述合同上签名。同时，胜安公司、弘一公司分别多次向新兴管业出具委托书，委托余正华代表其公司与新兴管业办理结算拿款事宜。其中弘一公司出具的委托书的内容包括日期均为手写，上面加盖弘一公司的印章。2013年12月28日，金驹公司从新兴管业运走了两车球铁，金驹公司给了新兴管业工作人员孙四海2张银行承兑汇票，总金额为人民币296200元。2014年1月13日，胜安公司、金驹公司共同向新兴管业出具《合同变更函》，告知新兴管业，胜安公司与新兴管业所签生铁合同（编号2013－HX－X－694），现变更为金驹公司执行，并办理结算入账手续，由此引起的经济纠纷由胜安公司承担，与新兴管业无关。2014年1月15日，新兴管业向金驹公司开出297664.80元的湖北增值税发票。弘一公司分别于2014年3月27日、6月7日、9月25日、10月20日，通过余正华向新兴管业提交了四份资金转让协议，四份资金转让协议的格式基本相同，填写时间均为手写。其中2014年9月25日的资金转账协议约定的内容为，弘一公司将其已挂账金额6267491.32元中的297664.80元转让给金驹公司作为该公司应付新兴管业的货款。该协议金驹公司的相关印章为红色，弘一公司的印章、财产专用章、法定代表人马浩铭印章均为黑色。其余三份资金转让协议上的印章均为红色。经鉴定，2014年9月25日的资金转账协议上弘一公司的相关印章为根据2014年10月20日的资金转账协议上的弘一公司相关印章复印而成。鉴定费用为4000元。余正华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明确表示，其向孙四海提供了2014年9月25日的资金转账协议，并拿走金驹公司给孙四海的2张承兑汇票。2016年，弘一公司以新兴管业为被告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该院依法做出（2016）鄂0204民初462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了弘一公司的诉讼请求。弘一公司不服该判决，上诉至本院。2017年5月16日，本院做出（2016）鄂02民终1013号民事裁定书，以弘一公司已于2016年1月28日办理了工商注销登记，不是适格的诉讼主体为由，撤销了黄石市下陆区人民法院（2016）鄂0204民初462号民事判决，驳回了弘一公司的起诉。另认定，弘一公司只有马浩铭、李爱林2名股东。弘一公司提交的注销登记资料显示弘一公司注销前无债权债务。胜安公司已破产清算。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弘一公司向新兴管业提供了货款，新兴管业应向弘一公司支付货款。弘一公司注销后，马浩铭、李爱林作为弘一公司的股东，是弘一公司的权利、义务的继受者，有权要求新兴管业向其支付新兴管业所欠弘一公司的货款。弘一公司注销登记资料虽显示弘一公司无债权债务，但该申报资料对应的是工商行政管业部门，该资料不能免除弘一公司遗留的债务，也不能成为新兴管业拒绝履行义务的理由。故马浩铭、李爱林是本案适格的原告，其有权要求新兴管业履行付款义务。关于本案交易的事实问题。1.从金驹公司交易的过程分析。金驹公司仅于2013年12月28日从新兴管业购买了2车球铁，相应的金驹公司向新兴管业的工作人员孙四海支付了2张承兑汇票，双方钱货两清。根据交易习惯金驹公司履行了付款义务后，新兴管业应向金驹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但实际情况是新兴管业在拿到胜安公司变更合同函、弘一公司资金转让协议后，新兴管业才向金驹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同时结合余正华、孙四海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可以确认金驹公司从新兴管业购买的球铁实际上属于胜安公司所有。2.从2014年9月25日资金转让协议的性质分析。金驹公司购买了两车球铁并以银行承兑汇票的方式支付相应的货款，金驹公司不需要弘一公司转让其债权作为金驹公司购买球铁的货款。结合许恢章在公安机关、金驹公司在庭审中的关于签订资金转让协议仅为了获得增值税发票的陈述，可以确认2014年9月25日资金转让协议并非金驹公司真实的意思表示，其本意是获得增值税发票，相对应的余正华是为了获得货款，为此双方形成一致意见，并签订了上述资金转让协议。3.从新兴管业的角度分析，新兴管业根据胜安公司、金驹公司提交的合同变更函，将要卖给胜安公司的球铁，以胜安公司的名义卖给了金驹公司，余正华将胜安公司应支付的货款，以弘一公司债权转让的方式向新兴管业履行了付款义务，从而获得了两张银行承兑汇票。新兴管业通过冲抵其对弘一公司的债务收取了胜安公司应付的货款，并以其对金驹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而完成了整个交易。新兴管业并未获得额外的利益。关于2014年9月25日的资金转让协议对弘一公司是否具有约束力的问题。1.从余正华与弘一公司的关系分析。余正华多次代理弘一公司与新兴管业签订购销合同，通过出具委托函、资金转让协议的方式委托余正华与新兴管业办理货款结算、债权转让事项，足以认定余正华与弘一公司构成委托代理关系。余正华有权代表弘一公司与新兴管业办理结算拿款事宜。2.从2014年9月25日的资金转让协议的外观分析。如前所述，余正华签订上述资金转让协议的目的是为了拿到货款，有别于正常情况下的资金转让协议。余正华在没有获得弘一公司单一授权的情况通过上述方式拿到货款，显然超出了弘一公司授权范围，该行为在未获得弘一公司追认前对弘一公司不具有约束力。3.从弘一公司提交的证据分析。马浩铭、李爱林在民事起诉状及庭审中均明确表示，其是在弘一公司清算过程中发现新兴管业支付的297664.80元货款存在问题后起诉的。但其提交的证据二中的欠款明细表、对帐调节表显示截止至2015年10月新兴管业的欠款余额是1567580.32元，扣除2014年9月份未做弘一公司转款给金驹公司297664.80元及2014年12月余正华领取未做背书承兑汇票200000元，账面余额是1069826.52元。由此可见，弘一公司对2014年9月25日的资金转让协议的事实是清楚的，且未提出异议。该证据同时说明此后弘一公司仍然委托过余正华在新兴管业拿款。弘一公司的上述行为应视为弘一公司对2014年9月25日资金转让协议的追认，该协议对弘一公司具有约束力，且余正华实际领取了双方争议的货款，故对马浩铭、李爱林提出要求新兴管业支付货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的规定，判决：驳回马浩铭、李爱林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减半收取5764元，由马浩铭、李爱林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供足以改变一审认定事实的新证据。经二审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余正华经手债权转让的行为是否可以代表弘一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本案中，余正华多次代理弘一公司与新兴管业签订购销合同，通过出具委托函、资金转让协议的方式委托余正华与新兴管业办理货款结算、拿款事项，足以认定余正华与弘一公司构成特别授权的委托代理关系。余正华有权代表弘一公司与新兴管业办理结算拿款事宜。虽然余正华向新兴管业提供的资金转让协议存在变造，可能没有经过弘一公司同意，但余正华作为有权代表弘一公司结算、拿款的全权代理人，对于合同相对人新兴管业而言，完全有理由相信余正华有权代理弘一公司过账、领取承兑汇票。即使余正华当时没有得到弘一公司的授权，但根据马浩铭、李爱林自己提交的证据二中欠款明细表、对帐调节表显示，截止至2015年10月新兴管业的欠款余额是1567580.32元，扣除2014年9月份未做弘一公司转款给金驹公司297664.80元及2014年12月余正华领取未做背书承兑汇票200000元，账面余额是1069826.52元。由此可见，弘一公司对2014年9月25日的资金转让协议的事实是清楚的，且未提出异议。该证据同时说明此后弘一公司仍然委托过余正华在新兴管业拿款。弘一公司的上述行为应视为其对资金转让协议的追认，该协议对弘一公司具有约束力，且余正华实际领取了双方争议的货款，对于新兴管业而言，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付款义务。此外，弘一公司注销时，提交的注销登记资料显示弘一公司注销前无债权债务。进一步印证了其对余正华代理行为追认的事实。故一审判决对马浩铭、李爱林提出要求新兴管业支付货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正确。另，一审法院追加金驹公司为被告，虽然在列明当事人称谓上存有差错，但未剥夺各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且金驹公司并未提出异议，不影响案件公正判决，不属于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综上，马浩铭、李爱林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764元，由马浩铭、李爱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胡志刚审判员  乐 莉审判员  南又春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五日书记员  彭柏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