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粤02民终42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春良，男，1967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松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彬，广东瑞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勉，广东瑞辉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谢名贵，男，1963年5月2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遂昌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添照，福建同英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支森，福建同英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春良因与被上诉人谢名贵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始兴县人民法院（2018）粤0222民初13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春良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谢名贵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以及鉴定费用均由谢名贵负担。事实及理由：第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刘春良与谢名贵之间并不存在租赁合同关系，一审法院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推定双方存在租赁合同关系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首先，2016年底谢名贵被原工厂解雇以后，其声称抓车和铲车等工具无处放置，刘春良出于同情便同意其将上述设备放置在其承包合作的广东始兴县华洲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洲木业公司），钥匙也一直由谢名贵自己保管。刘春良与谢名贵从来没有口头或者书面约定需要租赁上述设备，其已经拥有6辆抓车和5辆铲车，完全满足了承包工作的需要。2017年9月2日，刘春良在谢名贵事先写好的书面材料上签名，只是为了证明上述设备的所有权人为谢名贵，而不是租赁设备的意思表示，“叁辆铲车和抓车从6月9号一直做到8月9号为止”是单方虚构的租赁意思，并非双方的合意。后来，由于谢名贵声称经济困难，刘春良便雇请其在承包团队里做管理工作，并每月向其支付佣金7000元。如果双方存在租赁合同关系，谢名贵在收取佣金时就应当向刘春良主张租金，而不可能在超过诉讼时效一年后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谢名贵是因为其工作不认真被解雇后，出于报复刘春良才提起本案诉讼。其次，刘春良于2017年8月10日向谢名贵支付的20000元属于偶然使用的补偿，并不是租金，且偶然使用也并不是应刘春良的要求使用。谢名贵将设备运至华洲木业公司后，担心设备长时间闲置会生锈，便自作主张让驾驶员偶尔开动，后来发生修车事宜，修理工打电话给刘春良，刘春良才得知驾驶员使用了谢名贵的抓车和铲车。刘春良承担了修理费用及油费，并另行向谢名贵支付了20000元作为补偿，亦明确告知其不能再使用其设备用于刘春良承包的工作。最后，刘春良与谢名贵之间没有任何书面或者口头的租赁合意，一审法院将涉案机器设备停放在华洲木业公司的时间作为涉案机器设备的租用时间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刘春良也从未向谢名贵支付任何租赁费，唯一支付的20000元也仅是刘春良根据谢名贵所述的借用损耗费。第二，一审法院在证据认定上存在错误。在本案中，谢名贵并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双方存在租赁合同关系，其仅是提供了一份刘春良签名确认财产归属的书证和证人曾志平根据谢名贵口述的随车物品清单，上述证据根本不能说明双方存在租赁的合意。一审法院据此认定租赁合同关系成立并支持谢名贵的诉讼请求违反了证据规定。本案中，一审法院对于两份鉴定意见的判断与使用也是错误的。价格评估鉴定只能证明某一时间段某一财物的市场租赁价格参考，并不能证明租赁合同的存在，以及租赁合同的起止时间，且该评估结论没有一人手写签名，与《价格评估执业规范》并不相符。同时，该报告并没有购车票据、也没有将谢名贵于2019年3月提供的三份《机械买卖合同》作为评估依据，没有财产权属证明及大量市场租金价格调查比对情况的价格评估均不可信。而且，价格评估的申请在法院立案受理前便已提出，不排除本案存在枉法情形。在一审过程中，一审法院并没有宣读价格评估结论，也拒绝向刘春良出示，并且不允许其进行阅卷。由此可知，该价格评估结论并不是合法有效的鉴定，也没有经过正常程序的分析审核，不能对租赁关系与本案待证事实起到证明效力。对于本案的笔迹鉴定意见，该意见已经明确了“叁辆铲车和抓车”和“8月9号”的内容形成时间与刘春良的签名时间并不一致，即可表明刘春良签名时，该书证的内容仅限于涉案财产归属于谢名贵，并不能说明是对承租的意思表示或者对承租事实的确认。这也可以说明谢名贵在刘春良不知情的情况下对签署材料的内容进行了添加，以编造租赁关系用于索取高额租金，其行为严重违反了诚实信用的原则。第三，一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和拒绝证人到庭作证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在事实方面存在很大的争议，且存在价格评估和司法鉴定等程序，完全不属于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可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而且，当事人带着证人出庭作证亦没有得到法庭准许，这也不符合法律规定。第四，如前所述，本案中并没有证据表明刘春良与谢名贵之间存在租赁合同关系，一审法院直接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226条、227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08条对本案进行裁判属法律适用错误。综上，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支持刘春良的上诉请求。谢名贵辩称，因刘春良与谢名贵是老乡关系，所以在租赁涉案设备时双方并没有签订租赁合同，刘春良在一审过程中对此也无异议，刘春良实际上也使用了谢名贵的设备。因此，刘春良与谢名贵之间存在租赁合同关系，刘春良应当支付租金。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且审理程序合法。谢名贵并不存在伪造证据等不法行为，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原判。谢名贵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刘春良立即归还谢名贵一辆夏工50带斗抓车、一辆夏工50铲车、洗车机一台、慈力金刚砖一台、手扶沙轮机一台、电焊机一台、汽油电锯两台、手推四轮车一台及修理工具、油管、配件一套；2.刘春良立即支付谢名贵承租上述设备租金：一部抓车从2017年6月份计算到2018年4月份租金为115500元（10500元/月×11个月）；一部抓车、一部铲车从2017年6月份计算到2018年11月27日租金为366950元【20500元/月×537天（也即17个月27天）】，以上两项金额共计48245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春良在2017年6月9日，从谢名贵工作的赣州市南康区赣森人造板有限公司运输了一辆夏工50带斗抓车、一辆夏工50铲车、洗车机一台、慈力金刚砖一台、手扶沙轮机一台、电焊机一台、汽油电锯两台、手推四轮车一台及修理工具、油管、配件一套等机器设备到自己承包的华洲木业公司，谢名贵诉称是刘春良租用自己的上述机器设备，但是没有支付相应的租金，遂于2018年11月26日起诉到一审法院，并提出上述诉讼请求。而刘春良则辩称是谢名贵没有场地停放上述涉案机器设备，而主动要求放在自己的场地的，双方并不存在租赁关系，只是暂时使用了一下涉案机器设备，已经支付了相应的使用费20000元，并不存在需要支付谢名贵诉请的租金。诉讼过程中，谢名贵于2018年11月27日从刘春良处拉走了涉案机器设备一辆夏工50带斗抓车、一辆夏工50铲车、洗车机一台、慈力金刚砖一台、手扶沙轮机一台、电焊机一台、汽油电锯两台、手推四轮车一台及修理工具、油管、配件一套，并在庭审中撤回了第一项诉讼请求。2018年11月9日，谢名贵申请对涉案机器设备租金进行评估，2019年5月29日，广州市安衡价格事务所有限公司作出了穗安价（估）字【2019】SF207号价格评估结论书。评估结论为：夏工50带斗抓车二辆和夏工50铲车一辆的月租金总价为31000元；2019年2月25日，刘春良书面申请对谢名贵提交的证明里的内容：“叁辆铲车和抓车从6月9号直做到8月9号为止”的形成时间和签名“刘春良”笔迹形成时间进行鉴定。2019年9月5日，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出具了粤南【2019】文鉴字第53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为：“叁辆铲车和抓车从6月9号一直做到8月9号为止”等手写字迹时间的形成时间为2017年11月前后，“刘春良”的笔迹形成时间为2017年9月前后。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焦点为：首先，谢名贵、刘春良对本案涉案机器设备是否存在租赁关系？刘春良应否支付相应的租金？其次，谢名贵是否存在伪造证据的行为，对刘春良申请笔迹鉴定的费用应否由谢名贵负担？一审法院一一阐述如下：首先，关于谢名贵、刘春良对本案涉案机器设备是否存在租赁关系，刘春良应否支付相应的租金问题。从两次庭审查明的情况及双方提交的证据看，刘春良确实于2017年6月8日从谢名贵处拉走上述涉案机器设备到自己承包的华洲木业公司，刘春良对此并无异议，只是认为不是租赁，而是暂时使用了两个月（从2017年6月9日-2017年8月9日），刘春良辩称是因为谢名贵没有场地停放涉案机器设备，而放在自己承包的厂里，谢名贵的所在地是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而刘春良承包的华洲木业公司在广东省韶关市始兴县，谢名贵跨省停放机器设备与常理不符，故对刘春良辩称涉案机器设备系谢名贵没有场地停放而放在自己公司的辩解，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且刘春良答辩时亦表示自己使用了涉案机器设备，故，一审法院认定对涉案机器设备，谢名贵、刘春良存在租赁关系。既然双方存在租赁关系，刘春良使用了涉案机器设备，就应当支付相应的租金，故谢名贵要求刘春良支付夏工50带斗抓车二辆和夏工50铲车一辆的租金理由充分、证据充足，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涉案机器设备租用时间应认定为：①一部抓车从2017年6月8日计算到2018年4月30日，共计326天，租金总价为112289元（31000÷3÷30×326）；②另外一部抓车及一部铲车从2017年6月8日计算到2018年11月27日，共计537天，租金总价为369933元（31000÷3×2÷30×537）；以上①+②共计482222元。对于刘春良已经支付给谢名贵的20000元，在谢名贵没有证据证实是自己收取的备用金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应认定为是刘春良缴纳的租金，应在上述租金中予以扣减。其次，谢名贵是否存在伪造证据、对刘春良申请笔迹鉴定的费用应否由谢名贵负担的问题。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出具的粤南【2019】文鉴字第53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为：“叁辆铲车和抓车从6月9号一直做到8月9号为止”等手写字迹时间的形成时间为2017年11月前后，上述鉴定内容的意思是为了证实涉案三辆铲车和抓车在2017年6月9日-2017年8月9日期间都是刘春良在使用，在刘春良的掌控下。第一次庭审时，刘春良对这一事实无异议，并表示在2017年6月9日-2017年8月9日期间使用了涉案机器设备，并支付了20000元租金。所以，对上述鉴定的内容表达的事实是已经客观存在的，不构成伪造证据，故刘春良对这一内容进行笔迹形成时间进行鉴定所花的费用，应由其自己承担。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二十六条、二百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刘春良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462222元租金给谢名贵；二、驳回谢名贵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150元，由刘春良负担，此款谢名贵已经预交，由刘春良在履行判决确定的给付义务时一并径付给谢名贵。本院二审期间，刘春良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刘春良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彬、陈勉对张洪亮、曾志平、崔全丽、项金永、项金明所作的调查笔录，共5份，拟证明刘春良与谢名贵之间不存在租赁合同关系；2.华洲木业公司林卫东、谭锋明出具的《证明》，拟证明刘春良只是出于好心恳请华洲木业公司同意谢名贵借场停放其三辆旧车，不存在刘春良租用谢名贵的车，更不存在扣车事实；3.何建军出具的《证明》，拟证明谢名贵被赣州市南康区赣森人造板有限公司解雇后多次找刘春良帮忙解决其车子停放问题，刘春良与谢名贵之间不存在租赁关系；4.陶俊德、林春平出具的《证明》，拟证明铲车和抓车是借放在华洲木业公司；5.刘春良手写工资记账笔记本（2017年6月至2018年1月），拟证明刘春良只是小雇主，不可能增加租赁成本租谢名贵的车，双方也不可能仅因老乡关系就不签订租赁合同，且双方的账目有及时进行清缴，不存在欠付租金的事实；6.广东省翁源县凯通纤维板有限公司叶长发和石化银出具的《证明》，拟证明涉案铲车及抓车一直由谢名贵占有控制，并于2018年4月22日卖给广东省翁源县凯通纤维板有限公司一台车，不存在由刘春良租赁或者控制，更不存在不归还的情形。另，刘春良在二审期间向本院申请张洪亮、曾志平、崔全丽、巫育富、刘英太出庭作证，拟证明刘春良与谢名贵之间不存在租赁合同关系。经质证，谢名贵对第一至第四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第五项证据，即手写账本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其关联性有异议。谢名贵认为，上述调查材料均是由刘春良打印好，再由其员工进行签名，调查笔录与证明事实前后所述相矛盾，且调查笔录签名人员与刘春良存在利害关系，其所述情况无法证明案件事实。另，刘春良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均不属实，不应采信。谢名贵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了：1.俞井井、赖义慈、尤前明、杨仪辉、赖建俊、彭秀梅、高祥出具的《证明》，拟证明刘春良是2017年6月8日到谢名贵的地方将设备运至华洲木业公司；2.曾小军出具的《证明》，拟证明刘春良并没有那么多车用于承包工地，其是租用了谢名贵的车辆；3.赣州市南康区赣森人造板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拟证明谢名贵的离职时间，且其并不是被开除。经质证，刘春良认为上述第一组证据与本案并无关联，也并不能证明双方存在租赁合同关系；对于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第三份证据所述也并不属实，刘春良提供的赣州市南康区赣森人造板有限公司的证据已经证明了是解约，谢名贵并不是赣州市南康区赣森人造板有限公司的职员。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租赁合同纠纷。根据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本院仅针对刘春良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根据本案双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上诉和答辩，本案争议焦点是：谢名贵、刘春良就本案涉案机器设备是否存在租赁关系。谢名贵认为刘春良租赁涉案的机器设备，因基于双方老乡关系，未签有书面租赁合同，而刘春良对此予以否认，不承认租赁关系。从双方的陈述和举证情况分析，刘春良于2017年6月8日从谢名贵处（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拉走涉案机器设备,刘春良对此并无异议，只是认为不是租赁，而是暂时使用了两个月（从2017年6月9日至2017年8月9日）。刘春良上诉认为是因为谢名贵没有场地停放涉案机器设备，而放在自己承包的厂里（华洲木业公司）。谢名贵的所在地是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而刘春良承包的华洲木业公司在广东省韶关市始兴县，且在此期间，刘春良亦聘请谢名贵在车间务工一段时间。从上述情节看，刘春良辩称涉案机器设备系谢名贵没有场地停放而放在自己公司的辩解，与常理不符。基于涉案机器设备在2017年6月8日起放在刘春良所承包的华洲木业公司内，刘春良自认从2017年6月9日至2017年8月9日使用过涉案的机器设备，刘春良认可支付了20000元使用费给谢名贵，但此后涉案设备未予归还给谢名贵，亦未提供证据证明通知谢名贵拉走涉案设备等事项。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就涉案机器设备存在租赁关系，本院对此予以维持。同时，在事实方面，刘春良于2018年4月归还一辆抓车，并于2018年11月26日出具放行条，将剩余车辆予以放行(即放离华洲木业公司)归还谢名贵，亦证实了涉案机器设备由刘春良控制，也印证了双方租赁关系的存在。二审期间，刘春良提供了证人证言以佐证其和谢名贵不存在租赁关系，但证人证言的证明力单一，仅凭证人证言尚不足以否定刘春良和谢名贵存在租赁关系的认定。对于租金问题，一审法院经鉴定，夏工50带斗抓车二辆和夏工50铲车一辆的月租金总价为31000元，并据此计算出尚欠的租金为482222元。对于刘春良已经支付给谢名贵的20000元，谢名贵认为不是租金，而是购买机器设备的备用金。谢名贵没有提供证据证实，一审法院认定是刘春良缴纳的租金，应在上述租金中予以扣减，本院对此予以维持。刘春良对此提出的异议，本院予以驳回。对于“叁辆铲车和抓车从6月9号一直做到8月9号为止”等手写字迹的形成时间问题，因刘春良已明确表示在2017年6月9日至2017年8月9日期间使用了涉案机器设备，并支付了20000元租金。一审法院认为，对上述鉴定的内容表达的事实是已经客观存在的，不构成伪造证据。对此，本院予以认同，刘春良对此提出的异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刘春良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233.33元，由上诉人刘春良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焦晓巍审 判 员 神玉嫦审 判 员 赖洁华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一日法官助理 肖卫青书 记 员 陈嘉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