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5民终408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安徽省浩缘朋舒雅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安庆市潜山县源潭工业园区。法定代表人：徐松苗，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洪，江苏简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江苏东昉纺织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昆山市玉山镇古城路****房。法定代表人：潘红娜，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沈郁华，江苏惟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苏州浩缘朋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昆山市玉山镇南淞路****房法定代表人：万启海。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世成，男，该公司工作人员。原审第三人：昆山万年立纺织品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江苏省昆山开发区碧景苑**楼**房div>法定代表人：罗其英。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克彪，男，该公司工作人员。上诉人安徽省浩缘朋舒雅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浩缘朋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江苏东昉纺织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昉公司）、苏州浩缘朋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浩缘朋公司）及原审第三人昆山万年立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年立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2019）苏0583民初35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安徽浩缘朋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东昉公司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东昉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安徽浩缘朋公司与东昉公司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1、安徽浩缘朋公司已经就案涉《物资采购同》上加盖的合同专用章向一审法院申请了司法鉴定，但一审法院以该鉴定对本案相对方认定并非必要为由不予准许，存在错误。该印章是否真实对于确认案涉合同是否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以及对确定本案合同相对方存在重大意义，应当予以准许。2、一审法院以虞学友签订合同时没有向东昉公司表明是苏州浩缘朋公司员工，而朱运生当时同时是苏州浩缘朋公司股东为由，认定合同相对方系安徽浩缘朋公司存在错误。虞学友自称受朱运生授意，将签好字的合同交给苏州浩缘朋公司公章专管员。虞学友系苏州浩缘朋公司员工，且也没有向东昉公司表明是安徽浩缘朋公司的员工，故其签订合同的意思表示应为代表苏州浩缘朋公司。朱运生虽然同时是安徽浩缘朋公司、苏州浩缘朋公司的股东，但其并不能代表公司对外签订合同，一审法院仅以朱运生同时为两公司的股东就认定东昉公司有理由相信其能够代表安徽浩缘朋公司，该认定有误。且东昉公司也没有对签订案涉合同的人员身份进行核实，不能认定为善意相对人。3、案涉货物交付给苏州浩缘朋公司，安徽浩缘朋公司并未收取任何货物。安徽浩缘朋公司与苏州浩缘朋公司之间也存在加工合同，并由苏州浩缘朋公司提供原料，如安徽浩缘朋公司与东昉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则无需指定送货至苏州浩缘朋公司。本案中收货及对账均系苏州浩缘朋公司，可以认定东昉公司的合同相对方为苏州浩缘朋公司，而非安徽浩缘朋公司。即使最终认定合同相对方为安徽浩缘朋公司，但作为收货方的苏州浩缘朋公司也无权代表安徽浩缘朋公司对账。且东昉公司主张的货款与实际提交的合同金额差距巨大，应予查实。4、从后续催款情况来看，东昉公司并未向安徽浩缘朋公司催款，而是李克彪以手机短信形式向苏州浩缘朋公司股东兼当时的法定代表人任英会和朱运生催款。因此，东昉公司实际明知合同相对方为苏州浩缘朋公司。二、东昉公司的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东昉公司主张的货款对应采购合同是在2014年4月至11月间，即使按照对账单也是截止2014年12月31日，东昉公司于2019年起诉，已经超过了3年诉讼时效。一审法院认定诉讼时效中断的依据为李克彪在2015年4月、2016年9月、2017年1月和4月、2018年2月以短信方式向朱运生催要货款。但朱运生在2015年1月23日已经不是安徽浩缘朋公司的股东，李克彪并未向安徽浩缘朋公司催款。朱运生也没有权利代表安徽浩缘朋公司。李克彪从2015年8月开始也并非东昉公司股东，其也无权代表东昉公司催款。三、事实上，苏州浩缘朋公司与东昉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由东昉公司向苏州浩缘朋公司提供原材料，由苏州浩缘朋公司交给安徽浩缘朋公司加工生产，故安徽浩缘朋公司与苏州浩缘朋公司之间存在加工承揽合同关系。安徽浩缘朋公司加工完毕后，苏州浩缘朋公司将货款及加工款一并支付给安徽浩缘朋公司，并要求安徽浩缘朋公司将苏州浩缘朋公司与东昉公司之间的货款支付给东昉公司，故存在安徽浩缘朋公司向东昉公司支付货款的情况。东昉公司辩称，一、东昉公司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安徽浩缘朋公司是涉案买卖合同相对方。涉案业务发生时，朱运生安徽浩缘朋公司的股东，也是苏州浩缘朋公司的股东。朱运生提供的是安徽浩缘朋公司的物资采购合同，合同中还明确约定了以苏州浩缘朋公司注册的仓库作为收货的地址。东昉公司开具给安徽浩缘朋公司的增值税发票，安徽浩缘朋公司均已入账抵扣，而且安徽浩缘朋公司也支付了部分的货款。二、2014年12月31日的对账金额5861019.2元系安徽浩缘朋公司欠付的货款金额。首先，涉案货物是安徽浩缘朋公司指定在苏州浩缘朋公司注册的仓库内进行交接的，而且朱运生作为两家公司的股东，其提供的合同也是安徽浩缘朋公司的合同。其次，对账工作由苏州浩缘朋公司徐金红负责，无论东昉公司向安徽浩缘朋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还是安徽浩缘朋公司向东昉公司或万年立公司支付货款，安徽浩缘朋公司从来没有提出过任何异议，所以说该金额理应确认为本案的欠付金额。三、本案发生诉讼时效的中断。涉案业务发生时，朱运生作为两公司股东、业务主要联系人，无论其是否退出安徽浩缘朋公司，东昉公司通过李克彪向朱运生催款的行为，本身就是主张权利的表现，本案诉讼时效已经中断。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苏州浩缘朋公司辩称，本案没有证据与苏州浩缘朋公司有关。万年立公司辩称，同意东昉公司的意见。东昉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安徽浩缘朋公司、苏州浩缘朋公司支付货款5861019.2元及利息（以5861019.2元为基数，按照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5年1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归还之日)；2.判令本案诉讼费由安徽浩缘朋公司、苏州浩缘朋公司承担。一审庭审中，东昉公司变更第1项诉讼请求为判令安徽浩缘朋公司、苏州浩缘朋公司支付货款5661019.2元及利息（以5661019.2元为基数，按照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5年1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归还之日)。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东昉公司提供2014年4月至2014年11月期间，东昉公司与安徽浩缘朋公司签订的十八份物资采购合同（传真件），该十八份合同均载明甲方(采购方)为安徽浩缘朋公司，乙方(供货方)为东昉公司。合同约定乙方向甲方供应各种名称、规格的尼龙，合同总金额4304498元（东昉公司称双方总交易金额为800余万元）。交(提)货地点及方式为甲方指定仓库或存放地，发货地址：昆山市南淞路303号彩之源院内，浩缘朋仓库（部分合同注明：商倪东152××××****）。结算方式及期限为每月25—28日付款，甲方如果不按照合同约定的日期付款，应按未付款项的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乙方支付违约金，但最高不超过合同总价的10%。合同落款甲方处盖有安徽浩缘朋公司合同专用章，部分合同甲方处有虞学友签字。乙方处盖有东昉公司合同专用章，部分合同乙方处有李克彪签字。东昉公司与苏州浩缘朋公司职员徐金红对账确认，截止到2014年12月31日合计欠款5861019.2元，对账单上盖有苏州浩缘朋公司公章。期间，东昉公司向安徽浩缘朋公司开具部分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金额为300万元），安徽浩缘朋公司确认均予以认证抵扣税款。安徽浩缘朋公司于2014年11月27日转账支付东昉公司采购款164000元、于2013年3月至2014年11月转账支付第三人采购款2216000元。东昉公司自认在对账后案外人息灏文（系安徽浩缘朋公司原股东朱运生的亲戚）于2016年12月5日、2017年1月20日分别向李克彪转账10万元，合计20万元。2015年4月、2016年9月、2017年1月、4月、2018年2月李克彪多次以手机短信的方式向朱运生催要货款。安徽浩缘朋公司提供安徽浩缘朋公司（乙方）与苏州浩缘朋公司（甲方）签订的委托加工合同，约定甲方委托乙方加工羽绒服，面料及辅料由甲方提供，甲方负责把原材料送到乙方仓库，费用由甲方和乙方分摊。交付地点为甲方指定仓库（昆山仓库），乙方按甲方指定物流及甲方要求发货，交付费用由甲方承担。合同签订日期打印为2013年8月26日、2014年7月25日、2014年12月14日。合同落款甲方处盖有东昉公司合同专用章，并有虞学友签字。乙方处盖有安徽浩缘朋公司公章，并有徐松苗签字。2015年1月30日苏州浩缘朋公司向安徽浩缘朋公司出具对账单，载明“兹有安徽浩缘朋公司常年与苏州浩缘朋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合作，为其加工生产羽绒服。截止2015年1月30日双方对账结果如下：苏州浩缘朋公司欠安徽浩缘朋公司服装加工费人民币壹仟贰佰捌拾陆万肆仟伍佰捌拾壹元贰角陆分(¥12864581.26)。”2018年11月19日李克彪委托江苏惟勤律师事务所沈郁华律师向安徽浩缘朋公司发出律师函，载明“本律师接受李克彪的委托，特将东昉公司对贵公司货款债权5861019.2元转让给李克彪的相关事实以律师函的形式告知于贵公司：根据李克彪的陈述和提供的资料显示，贵公司与东昉公司素有业务往来，2014年12月31日对账明确贵公司合计结欠货款5861019.2元，该笔货款，贵公司至今没有归还。2015年7月1日，李克彪与东昉公司进行股权结算，确认东昉公司将贵公司结欠的货款债权全部转让给李克彪。基于上述事实，本律师特郑重函告您：1、您务必在接到本律师函之日起3日内履行付款义务，向李克彪付清全部款项。否则我们将采取相应的法律措施追究贵公司的法律责任；2、若贵公司未能在以上期限内履行付款义务，本律师将接受李克彪的进一步委托起诉至法院。届时，贵公司不但要归还全部款项，而且因此产生逾期利息、违约金，本案的诉讼费、律师费等其他一切与之相关的费用都由贵公司一并承担。”安徽浩缘朋公司收到该律师函后，安徽浩缘朋公司法定代表人徐松苗于2018年11月22日向安徽省潜山市公安局源潭派出所报案，称安徽浩缘朋公司从未与东昉公司有任何业务往来，也未收到过东昉公司的任何货物。为防止安徽浩缘朋公司受诈，特向公安部门反映。2015年7月1日李克彪与李修好签订《股权交割协议》，载明“2013年10月份开始成立东昉公司，实物、债权及现金共计360万。现在决定分开，公司的交接事宜及协商结果如下：2.公司的股权我不要一分钱，2014年2015年的所有股权权益不要一分，(需要把手续办掉)我只要拿浩缘朋的债权5877459.2元……”。一审审理中，东昉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向一审法院出具债权转让的情况说明，载明“2015年7月1日，李克彪与李修好签订《股权交割协议》，约定浩缘朋的债权5877459.2元归李克彪，李克彪退出东昉公司。该份《股权交割协议》系股东之间关于退股后公司财产分割作的约定，并非是东昉公司与李克彪之间的债权转让约定，东昉公司与李克彪之间也没有签订后面的债权转让协议。而且，安徽浩缘朋公司提出的债权转让的通知是李克彪向安徽浩缘朋公司发出的，并非东昉公司(债权人)发出的，这也不符合法律上关于债权转让通知的规定。所以东昉公司仍具有本案诉讼主体资格。”一审另查明，2015年1月23日安徽浩缘朋公司股东由徐松苗、朱运生变更为徐松苗、朱小南。苏州浩缘朋公司股东为朱运生、任英会、朱运保。虞学友系苏州浩缘朋公司职员，2015年1月26日虞学友与苏州浩缘朋公司解除劳动合同。2015年8月5日东昉公司股东由李修好、李克彪变更为李修好、陈光耀，2017年4月7日东昉公司股东由李修好、陈光耀变更为潘红娜、陈光耀。2019年1月3日东昉公司向一审法院递交诉讼材料。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东昉公司主张的买卖合同相对方是安徽浩缘朋公司还是苏州浩缘朋公司；二、东昉公司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东昉公司与虞学友签订物资采购合同，签订合同时虞学友并未向东昉公司明示其为苏州浩缘朋公司职员，关于物资采购合同上所盖安徽浩缘朋公司合同专用章的过程虞学友又无法具体说明，仅称其将签完字的物资采购合同交付苏州浩缘朋公司的公章专管员，不清楚为何盖了安徽浩缘朋公司合同专用章，合同签订事宜由朱运生授意其所为。但物资采购合同的抬头和落款处的甲方均为打印字体“安徽省浩缘朋舒雅服饰有限公司”，且安徽浩缘朋公司直接支付东昉公司部分采购款，并将东昉公司开具给其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均予以认证抵扣税款。鉴于朱运生在签订物资采购合同时既是安徽浩缘朋公司股东，又是苏州浩缘朋公司股东，东昉公司有理由相信虞学友具有代理安徽浩缘朋公司订立合同的权利，故一审法院确认物资采购合同对安徽浩缘朋公司具有约束力，合同相对方为安徽浩缘朋公司，合同约定的付款义务应由安徽浩缘朋公司承担。安徽浩缘朋公司关于对物资采购合同上甲方处所盖“安徽省浩缘朋舒雅服饰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真伪进行司法鉴定的申请，对本案确认合同相对方亦非必要，故一审法院不予准许。安徽浩缘朋公司法定代表人徐松苗虽然向公安机关报警，但公安机关未予刑事立案，故安徽浩缘朋公司与苏州浩缘朋公司可依据双方之间签订的委托加工合同另行结算。东昉公司与苏州浩缘朋公司职员徐金红对账确认截止到2014年12月31日合计欠款5861019.2元，虽然未经安徽浩缘朋公司确认，但安徽浩缘朋公司指定的送货地址昆山市南淞路303号彩之源院内，浩缘朋仓库实为苏州浩缘朋公司住所地，涉案合同对应的货物亦由苏州浩缘朋公司签收，故苏州浩缘朋公司结算确认的未付货款5861019.2元，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东昉公司自认在对账后收到朱运生委托其亲戚转账支付20万元，东昉公司要求安徽浩缘朋公司支付货款5661019.2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安徽浩缘朋公司逾期付款，构成违约，东昉公司要求安徽浩缘朋公司赔偿逾期付款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亦予以支持。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东昉公司通过李克彪在2015年4月、2016年9月、2017年1月、4月、2018年2月多次以手机短信的方式向安徽浩缘朋公司原股东朱运生催要货款，并于2018年11月19日由李克彪委托律师向安徽浩缘朋公司发出律师函催要货款，均为主张权利的表现形式，本案讼争纠纷的诉讼时效发生中断，东昉公司于2019年1月3日向一审法院递交起诉状，未超过诉讼时效。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之规定，判决：一、安徽浩缘朋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东昉公司货款5661019.2元并赔偿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5661019.2元为基数，自2015年1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二、驳回东昉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上述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2827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57827元，由安徽浩缘朋公司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中，安徽浩缘朋公司陈述2014年11月27日向东昉公司转账支付的164000元，系根据徐金红的指示付款。二审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在于：东昉公司的合同相对方如何确定？本院认为，虽东昉公司提供的《物资采购合同》抬头载明的采购方为“安徽浩缘朋公司”，尾部亦加盖了安徽浩缘朋公司合同专用章，但合同约定的交货地址为苏州浩缘朋公司住所地仓库。在实际履行过程中，苏州浩缘朋公司工作人员不仅签收了相应货物，还按月与东昉公司进行对账，而安徽浩缘朋公司在苏州浩缘朋公司会计徐金红核对账目后根据其指令向东昉公司付款，并从苏州浩缘朋公司接收增值税发票进行认证抵扣，结合东昉公司关于案涉业务系通过朱运生联系的陈述以及朱运生同时系安徽浩缘朋公司及苏州浩缘朋公司的股东身份，据此，本院认为虽东昉公司提供的合同文本仅有安徽浩缘朋公司盖章，但安徽浩缘朋公司与苏州浩缘朋公司均实际参与了案涉买卖合同的履行过程，故东昉公司一审主张安徽浩缘朋公司、苏州浩缘朋公司均系其合同相对方，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仅认定安徽浩缘朋公司为东昉公司的合同相对方，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关于结欠货款的金额，一审法院以苏州浩缘朋公司盖章确认的2014年12月31日对账单作为结算依据，并无不当，故在扣除东昉公司自认的案外人付款20万元后，可以认定安徽浩缘朋公司、苏州浩缘朋公司尚结欠东昉公司货款金额为5661019.2元。安徽浩缘朋公司上诉主张其并非合同相对方，但对于其支付164000元采购款并接收抵扣增值税发票的行为均不能作出合理解释，且也没有提供任何反驳证据予以推翻，故对于安徽浩缘朋公司的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关于安徽浩缘朋公司以《物资采购合同》加盖的合同专用章虚假为由，申请鉴定的问题。对此，本院认为，安徽浩缘朋公司并未提供初步证据证明其主张，且合同专用章并非经备案的唯一印章。同时，案涉业务由时任安徽浩缘朋公司、苏州浩缘朋公司股东朱运生与东昉公司联系，之后安徽浩缘朋公司亦参与了案涉合同的履行过程，故合同专用章鉴定与否均不影响本案事实的认定，故对于安徽浩缘朋公司的申请，本院不予准许。关于本案诉讼时效是否超过的问题。本院认为，东昉公司通过李克彪在2015年至2018年间多次向安徽浩缘朋公司、苏州浩缘朋公司主要业务经办人兼股东催要货款的行为，应视为向安徽浩缘朋公司、苏州浩缘朋公司催告，故本案诉讼时效已发生中断，东昉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现安徽浩缘朋公司主张诉讼时效已过，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安徽浩缘朋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对于合同相对性的认定存在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2019）苏0583民初3522号民事判决；二、安徽省浩缘朋舒雅服饰有限公司、苏州浩缘朋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江苏东昉纺织科技有限公司货款5661019.2元并赔偿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5661019.2元为基数，自2015年1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上述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2827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57827元，由安徽省浩缘朋舒雅服饰有限公司、苏州浩缘朋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52827元，由安徽省浩缘朋舒雅服饰有限公司、苏州浩缘朋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管 丰审 判 员  孙晓蕾审 判 员  浦智华二〇二〇年九月七日法官助理  陆 庆书 记 员  严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