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瓮安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黔2725民初81号 原告：李洪艳，女，1994年9月5日生，汉族，贵州省凯里市人，住贵州省瓮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飞林（李洪艳之夫），男，1993年2月12日生，汉族，贵州省瓮安县人，住贵州省瓮安县，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委托诉讼代理人：左永发，贵州雄道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27201710888072。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被告：贵州省瓮安县中医院，住所地贵州省瓮安县瓮水街道办事处花桥社区少农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522725430290052G。 法定代表人：杨超，该医院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石祥华，贵州黔鹰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1201110840681。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委托诉讼代理人：余秋霖，贵州黔鹰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1201711010288。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被告：贵州省瓮安县人民医院，住所地贵州省瓮安县雍阳街道办事处城北社区河西大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5227254302903006。 法定代表人：李洪璠，该医院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明星，男，1982年7月25日生，汉族，贵州省瓮安县人，住贵州省瓮安县，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原告李洪艳与被告贵州省瓮安县中医院（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瓮安县中医院）、贵州省瓮安县人民医院（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瓮安县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3日立案受理。本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何崇尧于2020年5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洪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飞林、左永发、被告瓮安县中医院委托诉讼代理人石祥华、被告瓮安县医院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明星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因法定事由，已依法扣除了相应的审理期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洪艳的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二被告连带赔偿原告经济损失285004.53元，其中：医疗费26409.63元，误工费17117.9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100元、护理费7176元、交通费3000元、营养费3600元、后续康复费3000元、鉴定费3800元、病历复印费98元、残疾赔偿金126368元、被抚养人张美琪生活费34223元、被抚养人张美婷生活费39112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2、由本案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原告李洪艳于2015年2月25日至2015年3月3日在瓮安县中医院住院期间通过该院的剖腹产手术诞下新生儿，后又于2017年7月21日至2017年7月26日在瓮安县人民医院住院期间通过该院的剖腹产手术诞下新生儿。原告在2019年4月份出现腹部疼痛，至2019年8月12日期间腹痛反复发作，便就医于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医院，确认为剖腹产手术后异物留存，通过手术取出包块约8×8×6cm大小，因该包块与小肠发生粘连，切除粘连肠管约20cm。通过黔南州人民医院司法鉴定所鉴定“李洪艳因腹腔包块异物存留，经小肠部分切除术治疗后，评定为人体伤残九级。”综上所述，因二被告医院剖腹产术的过错行为，导致原告人身权遭受侵害的结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被告应当对此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原告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请求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瓮安县中医院的答辩意见：原告因发现腹腔异物造成伤残的事实是客观存在的，但是瓮安县中医院认为不应当对原告的损失承担过错责任，原告2015年2月25日在瓮安县中医院进行剖腹产手术，根据医院病历记录没有遗留纱布的可能，且从瓮安县中医院手术后原告第二次怀孕至第二次剖腹产前应当有多次产前检查，至瓮安县医院第二次剖腹产均没有发现腹腔有异物，原告是在瓮安县医院第二次剖腹产后发现腹痛才住院取出腹腔异物为显影纱布，由于无明确的鉴定机构鉴定出该医疗过错是谁造成，但原告的损失客观存在，人民法院应根据举证情况推定是谁的过错，被告认为瓮安县医院的过错较大，应由瓮安县医院承担本次的损害赔偿责任。原告的赔偿费用在举证质证后由人民法院进行审查。 被告瓮安县医院的答辩意见：1、原告在2015年第一次剖宫产术后，即出现术后发热、长期腹痛病史及盆腔坠胀感，并有排便不畅现象，直至此次取出纱布前，自我感诉症状持续存在。2017年7月在我院行第二次剖宫产术后，原告并未感到其他特殊不适及异常症状，术后病情稳定。2、原告自妊娠直至到我院行第二次剖宫产期间，均未在我院作孕检及其他相关检查，故我院对其腹腔内是否遗留纱布情况无法通过相关检查得以判断。3、原告2017年7月在我院行剖宫产时术中所见为：子宫位置轻度右旋，膀胱位置上提，与子宫前壁下段粘连，松解结扎粘连带，下推膀胱，腹膜与右侧子宫体致密粘连，并且完全融合在一起，无法探查该侧附件，说明原告在此前已有明显腹腔炎症及导致腹腔粘连等情况，不排除纱布存在可能。4、从黔南州中医院剖腹探查术中所见，该纱布与距回盲部约20cm处小肠形成“M”型粘连，而我院在行原告剖宫产术中已发现右侧腹腔与子宫右侧壁完全致密粘连融合一起，如强行分解粘连部位，可能引起大出血危及母儿生命安全。因粘连部位不影响胎儿娩出，不属于该产科手术损伤范畴，故未再行粘连分解术。5、我院自2014年至今所使用的手术显影腹纱尺寸均为40×40cm，根据原告家属提供遗留纱布实物（长方形）大致尺寸约37×32cm（统一规格为40×30等），与我院纱布（正方形）尺寸40×40cm不相符，且差距较大（已提供原告手术前阶段进货单、入库单及领用单，必要时提供我院近几年进货单、入库单及手术室领用清单）。因此，我院认为，原告腹腔遗留纱布不是我院所为。另，原告在我院就诊期间，我院已提供我院与之相适宜的诊疗水平，故我院不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我院认为原告在我院就诊期间未受到损害，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七章第五十四条之规定，原告提出的285004.53元的赔偿金，我院不予同意。 经审理查明：2015年2月25日，原告李洪艳因新生儿分娩到被告瓮安县中医院住院，于同日15时40分在瓮安县中医院行子宫下段剖宫产手术，诞下新生儿后手术于同日16时40分结束。瓮安县中医院手术护理记录单显示共计使用小纱布5块，手术后核对数量为5块。瓮安县中医院产科出院记录记载：入院后积极完善相关检查，拟计划分娩，在试产过程中因“胎儿宫内窘迫”急诊行剖宫产术，术中顺利分娩一女活婴，Ａｐｇａｒ评分1-5分／8-10分，胎盘胎膜完整自然剥离娩出（具体详见手术记录）。术后予抗感染、助宫缩及对症支持治疗。产妇产后由于护理不当，致上呼吸道感染，予加强抗感染及对症支持治疗，现其仍有发热，本应继续住院治疗，但患者及家属强烈要求出院，请示上级医师后，准予其签字出院。2015年3月4日，原告李洪艳从瓮安县中医院出院。庭审中，原告李洪艳自述出院后出现高烧、腹痛、盆腔坠胀感、排便不畅等症状。2017年4月18日，原告李洪艳因第二次怀孕到黔南州人民医院作彩色超声检查，检查报告未显示与本案有关的异常。2017年7月21日，原告李洪艳因新生儿分娩到被告瓮安县医院处住院，瓮安县医院的入院诊断为：1、瘢痕子宫；2、羊水过少；3、Ｇ3Ｐ2孕38?＋4周ＬＯＡ剖宫产；4、盆腔炎性疾病后遗症；5、失血性轻度贫血；6、绒毛膜羊膜炎。同日，原告李洪艳在瓮安县医院行剖宫产手术诞下新生儿。瓮安县医院手术室护理记录单显示手术使用纱布10块，手术结束后核对数量为10块。瓮安县医院剖宫产手术记录显示术中特殊情况为膀胱上移，与子宫前壁下段粘连，腹膜与右侧子宫体致密粘连。作为专业医疗机构，瓮安县医院未对其手术记录中显示的特殊情况向原告李洪艳及其家属进行告知，亦未主动对该特殊情况作进一步的检查。原告李洪艳于2017年7月26日从瓮安县医院出院。其后，原告李洪艳又于2019年4月出现腹痛，曾至余庆县超检查，但未检查出异常。2019年8月12日，原告李洪艳因腹部疼痛到黔南州中医院住院治疗，经黔南州中医院检查诊断为：1、腹腔占位；2、剖腹产术后。2019年8月16日，黔南州中医院对原告李洪艳行腹腔镜探查、腹腔包块切除术＋小肠切除吻合术。黔南州中医院手术记录显示：1、探查见，肝脏褐红色，表面光滑，无结节及转移灶，无粘连，胃、胰腺、脾脏、结肠、十二指肠、空回肠及盆底、膀胱、子宫、附件未探及结节及淋巴结肿大，探查见腹腔有一包块，被大网膜包裹，与小肠及腹壁粘连；2、停气腹，移除腔镜器械，取上腹正中约7ｃｍ切口，逐层进腹，盐水纱垫隔开肠管，充分暴露包块，见包块约8×8×6ｃｍ大小，并与距回盲部约20ｃｍ处小肠形成“Ｍ”型粘连，分离粘连肠管系膜，切除粘连肠管约20ｃｍ；3、台下剖开包块，见大网膜包裹包块为完整显影纱布一张，将纱布交家属保管。黔南州中医院经术后确诊为：1、腹腔包块：异物存留；2、剖腹产术后。2019年9月1日，原告李洪艳从黔南州中医院出院。原告李洪艳在黔南州中医院住院21天，共计支付医疗费26409.63元。2019年10月25日，黔南州人民医院司法鉴定所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经司法鉴定：1、李洪艳因腹腔包块异物存留，经小肠部分切除术治疗后，评定为人体伤残九级；2、李洪艳误工期限评定为90日-120日、护理期限评定为30日-60日、营养期限评定为60日-120日。原告李洪艳因司法鉴定交纳鉴定费1300元。2020年4月20日，原告李洪艳因申请进行医疗事故责任鉴定，向黔南州卫生健康局交纳医疗事故责任鉴定费2500元。 另查明：本院受理本案后，原告李洪艳向本院提出司法鉴定申请，经本院向多家司法鉴定机构进行咨询，均被告知在现有条件下，无法对该纱布进行司法鉴定，本院将该情况告知被告瓮安县中医院、瓮安县医院，二被告亦不能提供能对该纱布进行司法鉴定的鉴定机构。2020年6月5日，黔南州医学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办公室出具情况说明，其内容为：“李洪艳案例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我会受瓮安县卫健局委托，收取后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完善法律法规文书，商请专家进行鉴定，专家对医疗技术做了深刻分析，提出要求对纱布进行痕迹比对鉴定，此鉴定属于司法鉴定，我会鉴定办公室工作人员已告知患方本人及家属，至今未收到痕迹比对鉴定报告，对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判定未提供法律支持，故现暂不能出报告”。 本院所确认的上述事实，有原、被告双方的法庭陈述，原告李洪艳提交的瓮安县中医院住院病历（不包括手术护理记录单）、瓮安县医院住院病历（不包括手术室护理记录单）、黔南州中医院住院病历、出生医学证明、医疗费发票、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费发票、收据、交通费发票、户口簿复印件，被告瓮安县中医院提交的黔南州人民医院彩色超声检查报告，被告瓮安县医院提交的李洪艳住院病历（不包括手术室护理记录单）、材料送货单、材料入库单、材料出库单等证据在卷予以佐证，经开庭出示质证和本院审查，足以认定。被告瓮安县中医院形成的手术护理记录单及瓮安县医院形成的手术室护理记录单中的纱布记录，因与本案原告李洪艳腹腔内遗留纱布的客观事实不符，且本院无法判断是哪一份手术护理记录单与客观事实不符，本院在无其他证据印证的情况下，难以采信，故本院对两份手术护理记录单不予作为定案依据认定。 本院认为，原告李洪艳于2015年、2017年分别到被告瓮安县中医院、瓮安县医院住院行剖宫产手术，与二被告分别建立了医疗服务合同关系，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原告李洪艳在诊疗活动中因腹腔遗留纱布并最终致残，健康权受到侵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之规定，其因健康权受到侵害所造成的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鉴定费、残疾赔偿金等各项经济损失依法应得到赔偿，并可以就被告侵权行为造成损害要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 关于本案的赔偿责任主体认定问题。本案中，原告李洪艳在黔南州中医院手术前，仅在瓮安县中医院、瓮安县医院做过两次剖宫产手术，且两次手术均使用了医用纱布，故原告李洪艳腹腔内存留的纱布，二被告所实施的手术均有存留可能。因受鉴定条件所限，本案存留的纱布究竟是哪家医院所遗留，现已无法通过司法鉴定的方式进行认定，而黔南州医学会作为专业机构，亦无法通过专业知识和技术进行判断，因此，通过庭审查明原告李洪艳腹腔内的纱布究竟是哪一次手术所遗留已不具备客观条件。 关于被告瓮安县中医院的相关抗辩意见。本院认为，原告李洪艳在被告瓮安县中医院行剖宫产术后出现的相关症状，既有相关炎症引发的可能，而同时又不能排除系腹腔内遗留纱布引发的可能，被告瓮安县中医院并未能提供证据证实该纱布为被告瓮安县医院所留。同时，被告瓮安县中医院虽然提供了黔南州人民医院的彩色超声检查报告，拟证明在被告瓮安县医院对原告李洪艳行剖宫产术前，原告李洪艳腹腔内无遗留物，经查，该彩色超声检查系围绕子宫内的胎儿进行，而最终经黔南州中医院手术取出的纱布位于大网膜位置（被大网膜包裹），距离子宫区域较远，该位置当时若遗留有纱布，也并不必然会在本次检查中所见，故被告瓮安县中医院的该证明目的，本院不予确认。综上，被告瓮安县中医院认为原告李洪艳腹腔内纱布为被告瓮安县医院所遗留的可能性较大、应由瓮安县医院单独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被告瓮安县医院的相关抗辩意见。本院认为，1、被告瓮安县医院虽然提供了相应的材料送货单、材料入库单、材料出库单，但并未提交该院手术室2017年7月21日领取纱布的出库单，因此仅能证明被告瓮安县医院在手术前后期间内购买及使用过40×40cm大小的纱布，不能合理排除在此期间还使用过其他尺寸纱布的可能；2、从黔南州中医院手术取出的纱布可知，因该纱布被血肉紧密包裹并发生粘连，形状已发生改变，尺寸变为8×8×6cm大小，不能得出与40×40cm纱布不属于同一尺寸的结论；3、被告瓮安县医院剖宫产手术记录显示粘连部位为膀胱上移后与子宫前壁下段粘连，腹膜与右侧子宫体致密粘连，而黔南州中医院手术中所描述的包块位置为大网膜处，经对比人体结构图可知，大网膜所在位置距离膀胱及子宫均较远，现有证据无法确认两家医院所描述的粘连部位系同一位置；4、被告瓮安县医院术前诊断原告李洪艳有盆腔炎性疾病后遗症，而炎症形成的粘连、瘢痕以及盆腔充血等，亦常引发下腹部坠胀、疼痛等症状，故原告李洪艳第一次剖宫术后出现的症状，亦不能推断出系腹部存留异物所引发这唯一结论，同理，原告李洪艳第一次剖宫产术后所出现的症状，亦无法排除为遗留纱布引发的可能；5、根据被告瓮安县医院剖宫产手术记录显示，术中特殊情况为膀胱上移，与子宫前壁下段粘连，腹膜与右侧子宫体致密粘连，但作为专业医疗机构，被告瓮安县医院既未对其手术记录中显示的特殊情况向原告李洪艳及其家属进行告知，亦未主动对该特殊情况作进一步的检查、诊疗，仅就此而论，被告瓮安县医院在诊疗活动中亦未履行与其诊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存在相应过错；6、若真如被告瓮安县医院所称该纱布系被告瓮安县中医院手术所遗留，而瓮安县医院在术中又发现了该特殊情况，因被告瓮安县医院未采取与其诊疗水平相应的诊疗措施，导致该纱布时隔2年后才通过手术取出，客观上亦导致本案损害结果的进一步扩大，被告瓮安县医院仍应为此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综上，被告瓮安县医院认为原告李洪艳腹腔内的纱布系被告瓮安县中医院所留、自己不应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相关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本案为医疗服务合同引发的医疗损害责任纠纷，原告与二被告均建立过医疗服务合同关系，原告李洪艳因医疗活动遭受损害，本案存在医疗过错已成为客观事实。本案处理的关键是对医疗过错责任主体的认定，原告李洪艳已举证证实医疗过错客观存在，此时若再要求其承担是哪一次手术遗留纱布的举证证明责任，明显超出原告李洪艳的举证能力，不利于对原告李洪艳作为医疗过错受害人的合法权益的保护。因此，本案二被告应对自己的医疗行为不存在过错或者自己以外的被告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否则，本案将适用过错推定原则确定责任主体。具体到本案而言，因为原告李洪艳腹腔内所遗留的纱布必然系其中一次剖宫产手术所导致，但二被告手术后形成的手术护理记录单均显示使用的纱布已全部收回并清点无误，这与原告李洪艳腹腔内遗留纱布的客观事实明显不符，二被告所形成的手术护理记录单必然有一份存在未如实记录甚至进行篡改、伪造的可能，因此，二被告必须围绕自己在诊疗活动中所使用的纱布已全部收回、手术护理记录单内容真实无误这一待证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从庭审中二被告的举证看，均未能完成相应的举证责任或者举证未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二款“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的，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之规定，本院推定二被告在本案中均存在过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之规定，二被告均应对原告李洪艳的损害后果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因无法明确被告瓮安县中医院、瓮安县医院在本案中的具体责任及责任大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一条“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每个人的侵权行为都足以造成全部损害的，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及第十二条“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之规定，被告瓮安县中医院、瓮安县医院应对原告李洪艳的损害后果承担平均责任，即各自承担50%的责任，并互负连带责任。故原告李洪艳请求判决二被告连带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予以支持。 关于本案的赔偿金额问题。根据本案事实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现将本案赔偿金额确定如下： 1、医疗费26409.63元。原告李洪艳提供了医疗费发票予以印证，且二被告均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2、误工费14978元。经司法鉴定，原告李洪艳的误工期限为90日—120日，原告李洪艳按照贵州省2018年农、林、牧、渔业年平均工资52067元计算120日，主张误工费为17117.9元，二被告对计算标准无异议，但认为计算天数应取鉴定意见的中间值105日计算，本院予以支持，故原告李洪艳的误工费应计算为52067元/年÷365天×105天=14978元（取整），原告李洪艳的诉请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 3、住院伙食补助费2100元。原告李洪艳住院21天，其参照贵州省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出差伙食补助费标准每天100元计算，符合法律规定，且二被告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4、护理费5382元。经司法鉴定，原告李洪艳的护理期限为30日—60日，原告李洪艳按照贵州省2018年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年平均工资43654元计算60日，主张护理费为7176元，二被告对计算标准无异议，但认为计算天数应取鉴定意见的中间值45日计算，本院予以支持，故原告李洪艳的护理费应计算为43654元/年÷365天×45天=5382元，原告李洪艳的诉请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 5、交通费690元。原告李洪艳主张交通费3000元，庭审中仅提供并经庭审质证的690元的票据予以佐证，二被告均表示交通费应以原告提交的票据为准予以支持，本院予以采纳，对原告李洪艳的诉请超出部分，因未提交相应证据，本院不予支持。 6、营养费2700元。经司法鉴定，原告李洪艳的营养期限为60日—120日，原告李洪艳主张按每日30元计算120日共计3600元，二被告对计算标准无异议，认为计算天数应取鉴定意见的中间值90日计算，本院予以支持，故原告李洪艳的营养费应计算为30元/日×90日=2700元，原告李洪艳的诉请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 7、鉴定费3800元。原告李洪艳实际支付了该费用，并提供了相应的鉴定费发票予以印证，本院依法予以支持。 8、病历复印费98元。原告李洪艳主张病历复印费98元，并提供了相应的票据予以印证，二被告对票据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认为该费用应由原告李洪艳自行承担。本院认为，该费用系原告李洪艳主张权利所产生的直接损失，应由二被告承担，故对二被告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9、残疾赔偿金126368元。原告李洪艳所受到的损害经司法鉴定构成人体九级伤残，其按照贵州省201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1592元/年计算，残疾赔偿金共计126368元，二被告均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10、被抚养人生活费30666元。原告李洪艳于2015年2月25日生育长女张美琪，于2017年7月21日生育次女张美婷。因原告李洪艳未提供证据证实张美琪、张美婷在城镇生活，故被告认为应当按照2019年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计算的意见，本院予以采纳。故抚养张美琪的生活费为10222元/年×14年÷2人×20%=14311元（取整），抚养张美婷的生活费为10222元/年×16年÷2人×20%=16355元（取整），因此，被抚养人生活费共计为30666元，原告李洪艳的诉请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 11、后续康复费0元。原告李洪艳主张后续康复费为3000元，但在庭审中未提交医疗机构的相应意见予以佐证，本院不予支持。 12、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人民法院除判令侵权人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外，可以根据受害人一方的请求判令其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之规定，本案原告李洪艳的损害构成人体伤残九级，已产生严重后果，本院酌情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原告李洪艳诉请主张20000元，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告李洪艳因本次损害所遭受的各项经济损失为：医疗费26409.63元+误工费14978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100元+护理费5382元+交通费690元+营养费2700元+鉴定费3800元+病历复印费98元+残疾赔偿金126368元+被抚养人生活费30666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218192元（取整）。被告瓮安县中医院、瓮安县医院各承担50%的责任，即各承担109096元的民事赔偿责任。 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二款、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六条、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李洪艳因医疗损害所造成的医疗费、误工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鉴定费、病历复印费、残疾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经济损失共计二十一万八千一百九十二元（218192元），限贵州省瓮安县中医院、贵州省瓮安县人民医院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各自赔偿十万九千零九十六元（109096元）并相互承担连带给付责任； 二、驳回李洪艳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788元，由贵州省瓮安县中医院、贵州省瓮安县人民医院各自负担1394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并在上诉期满后的七日内通过本院向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预缴上诉费（按件计收的全额交纳上诉费，财产类案件按不服判决部分的金额计算交纳）。逾期，本判决则发生法律效力。 如义务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义务，权利人可在履行期限届满后两年内向本院申请执行。 审判员  何崇尧 二〇二〇年九月三十日 书记员  任荣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