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703民初9286号原告：邓引娣，女，汉族，1945年8月8日出生，住江门市江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柏佑，系原告的丈夫。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悦坤，系原告的妹夫。被告：江门市中心医院，住所地江门市蓬江区北街海傍街**。法定代表人：李宇明，该医院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静染，广东良匠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莹，广东良匠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邓引娣诉被告江门市中心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2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2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邓引娣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柏佑、被告江门市中心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邓引娣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12万元整。二、被告补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12万元整。三、被告补偿原告所需护理人工资36万元（按每月3000元、由2011年起至2020年12月31日止共10年）。四、被告赔偿原告八级伤残的残疾赔偿金12万元。五、被告补偿原告鉴定费8173.8元【包括：（1）2017年7月27日付给江门市医学会医疗事故鉴定费3500元；（2）2018年6月4日付给广东天地方正法医临床鉴定所残疾等级司法鉴定费2000元；（3）2018年12月21日付给广东天地方正法医临床鉴定所护理依赖程度鉴定费1820元；（4）2018年6月25日付给江门市中心医院放射科门诊打胶片151.8元（2010年12月留医时CT、DR片）；（5）2018年12月29日付给江海区人民医院CT、DR放射检查费702元（应广东天地方正所要求最新检查）】。六、被告赔偿原告交通费3100元。七、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4156.36元。上述各项费用合共735430.16元。庭审中，原告主张被告对上述损失承担80%的赔偿责任。事实和理由：邓引娣因腰脊椎痛几个月，于2010年12月1日到江门中心医院门诊求医，当时邓引娣能步行、能做家务。经CT检查，医方指出邓引娣腰椎骨质疏松，椎体边缘骨质增生，要用钢板、螺钉等固定腰椎。医方称手术所需材料，本国的材料费为一万多元，进口的材料费2.2万元。患方选用了2.2万元的进口材料，但手术所用时间、手术风险、髂骨取骨+植骨，都未告知患方。若家属及患者本人知道需进行割取髂骨的手术，肯定反对。2010年12月7日，医方通知患方于次日早上签订手术合同。次日，邓引娣丈夫陈柏佑及其子女来到医务室，但医方未将手术合同出示给患方查看，也不让患者家属签名，而是直接将合同拿到邓引娣病房让邓引娣签名。邓引娣没有文化，不知写的是什么内容，医方也没有向告知合同内容给邓引娣及家属听，在邓引娣签名后即把合同收回。患方全不知有割取髂骨之事，医方有意隐瞒。陈柏佑认为：合同应该一式多份，医方没有向患方提供合同；合同上不但要有病人签名，也应该有家属的签名才有效，因为病人比不上家属头脑清醒。“手术同意书”上只有病人邓引娣签名，医方有意不给病人家属签名是违法的。患方直至2014年1月为起诉，到医院档案室复印手术同意书时，才知道它记载着手术有很大的风险，“医师不能保证手术的效果；术中和术后可能会发生意外和并发症，严重者会死亡；术后骨不融合，胸椎不稳，取骨处遗留长期疼痛。”邓引娣入院时生活是完全能自理的，又不是病危要抢救，而且手术费用高，增加病人痛苦，因此，患方肯定反对手术。2010年12月9日，在没有征求家属意见的情况下，医方对邓引娣进行了割取髂骨手术。手术割了邓引娣一条大神经线，留下26cm的刀痕，术后邓引娣生活不能自理，家人需日夜轮班护理，造成永久性伤害。2010年12月25日，邓引娣出院。出院后，邓引娣严格按照医嘱食药、护理，但疗效不大。2011年8月10日至14日，邓引娣第二次到江门市中心医院治疗，但效果不大，痛苦不减，身体不适应所食、所用之药。2011年10月22日至27日，邓引娣因手术刀口缝隙处，割取髂骨处疼痛加剧难忍，到江海区人民医院就诊，疗效并不好，家人再一次失望。2011年11月25日，邓引娣第三次到江门市中心医院治疗，于2011年12月初进行了微创手术，这次手术邓引娣及家属均有签名同意，哪知手术毫无效果，反而增加手术处的疼痛。2012年2月18日，邓引娣第四次到江门市中心医院治疗。后来，又分别到江海区人民医院、江门市蓬江区白石正骨医院、江门市五邑中医院等医院治疗，均不能有效治疗后遗症。邓引娣原本是去江门市中心医院治疗骨质疏松，但自2010年12月9日手术后，其不能行走，生活需要人护理，身心受到摧残，比未治疗前更痛苦，连同照顾她的护理人也在精神上感受到悲伤折磨。因此，为维护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原告为其起诉提供如下证据：江门市医疗保险住院费用结算单、医疗费发票、用药清单、送货单，证明原告在被告进行了手术之后效果不好，需要继续进行治疗，原告继续到江门市中心医院、江海区人民医院、江门市蓬江区白石正骨医院、江门市人民医院等医院进行治疗，且须定期自行到药房买药止痛，原告已经花费医疗费92932.94元。被告江门市中心医院辩称：一、病史简介。被答辩人邓引娣，以下简称患者，女，68岁，于2010年12月1日因“腰痛半年，加重伴右下肢麻痹10余天”入院。入院后腰椎CT示：“1、腰1、4椎体压缩骨折，相应椎管变窄，硬膜囊及脊髓受压。2、腰3/4、4/5椎间盘轻度向后突出。3、腰椎骨质疏松，椎体边缘骨质增生。”胸片及心电图未见明显异常，实验室检查未见明显异常，无明显禁忌，于2010年12月9日送患者入手术室作气管插管下前路腰1椎体切除减压+髂骨取骨+椎间植骨+钢板内固定术。手术过程顺利，术后患者诉腰痛及下肢麻痹症状明显改善，伤口愈合良好现伤口拆线后出院。患者术前骨密度检查示骨质疏松改变，出院时嘱患者坚持抗骨质疏松治疗。2011年8月10日患者因“腰背部疼痛不适3月”入院。患者2011年4月20日腰椎正侧位片见腰3椎体已有轻度压缩骨折，考虑患者为骨质疏松致手术临近节段压缩性骨折，建议患者入院后强化正规抗骨质疏松治疗3周，并予测量骨密度检查。患者入院后经治疗4天后症状好转，后拒绝进一步治疗及检查，患者要求出院。2011年11月28日患者因“左侧腰髋部疼痛不适6月，加重8天”入院。骨科专科情况：腰椎生理性前凸变直，腰椎上段明显叩击痛，下段轻度叩击痛，腰椎活动明显受限，左侧臀部软组织按压痛；双侧直腿抬高试验（-），加强（+），双下肢感觉、肌力、肌张力未见异常，双侧膝反射活跃，跟腱反射正常，双侧Babinski征（-），左“4”字征（+），双侧Hoffman征可疑（+）。腰椎MR示：“1、胸11、腰1、4椎体压缩性骨折，胸12至腰2椎体内固定支架术后改变。2、腰椎轻度向左侧弯，腰椎骨质增生。3、腰5椎体Schmol’s结节形成。腰椎正侧位片示：“1、腰椎术后现状：腰椎未见明显滑脱征，金属内固定物位置正常。2、腰4压缩性骨折。入院后完善相关检查，无明显禁忌，于2011年11月30日予腰3、4经皮椎体成形术。2012年3月27日、2013年6月6日患者再次因“左侧腰部、髋部疼痛不适”入院。入院后给予滴注密固达等抗骨质疏松治疗，患者病情好转，要求出院门诊治疗，于2013年6月11日出院。二、纵观患者在答辩人处就医的整个医疗过程中，答辩人自始至终按照医疗原则及诊疗常规竭尽全力救治患者，并将病情如实地告知患者及家属。患者诉称答辩人的诊疗存在过失和过错并不成立，具体理由如下：1、诊断明确，手术适应症明确。2010年12月1日住院时，患者腰痛及右下肢麻痹症状明显，腰椎CT见腰1、4椎体压缩性骨折诊断明确，相应的椎管变窄，硬膜囊及脊髓受压，腰1、腰4椎体压缩性骨折诊断明确，手术适应症明显，完全有手术的必要性，如不及时手术处理患者有双下肢瘫痪、大小便失禁等严重后果，服药保守治疗不能解决问题，且术后患者腰痛及右下肢麻痹症状改善，术后复查腰椎MR见手术节段椎管再无受压，神经松解良好，手术节段植骨融合，钢板位置良好，手术疗效确切。2、术前已经尽告知的义务，不存在隐瞒病史的可能。（1）术前召集患者及其家属进行了术前谈话，详细讲述了患者的诊断、手术方式、手术风险及并发症，在讲述手术方式时，对于手术时需髂骨取骨（割骨）已明确提及，患者及其家属知情并签署同意书。（2）髂骨取骨是一种骨科常用的自体骨移植方式，在临床已经应用多年，并不会引起患者所述的症状；患者术后一段时间腰痛症状改善说明手术的效果明确，同时并非手术造成当前的症状。患者当前症状是手术后再次出现骨质疏松压缩性骨折引起，即使不手术也可出现，和术前出现压缩性骨折的原因是一样的。手术后医生建议患者抗骨质疏松治疗，由于患者没有严格系统抗骨质疏松治疗，导致腰痛症状加重，其主要与骨质疏松引起。骨质疏松是全身性疾病。被告为其答辩提供如下证据：1.原告邓引娣住院的治疗主客观病历，证明被告对原告的诊疗符合相关的医疗常规、规范。2.医护人员执业证复印件，证明被告为对原告的诊疗以及护理的医护人员是具备相关资质的。经审理查明：2010年12月1日，原告邓引娣因“腰痛半年，加重伴右下肢麻痹10余天”到被告江门市中心医院治疗，以“腰椎退变”收住骨科。入院后查腰椎螺旋CT示“1.腰1、4椎体压缩骨折，相应椎管变窄，硬膜囊及脊髓受压；2.腰3/4、4/5椎间盘轻度向后突出；3.腰椎骨质疏松，椎体边缘骨质增生。”入院诊断：“1.腰痛查因2.高血压病。”江门市中心医院根据邓引娣的病情，拟行手术治疗，拟定手术方式为“腰椎压缩性骨折前路碎骨清除+髂骨取骨+椎间植骨+钢板内固定术”。邓引娣于2010年12月8日在《手术知情同意书》、《麻醉同意书》、《卫生材料使用知情同意书》、《输血治疗同意书》上签名同意手术。2010年12月9日，江门市中心医院在气管插管下对邓引娣行“前路腰1椎体切除减压+髂骨取骨+椎间植骨+钢板内固定术”，术程顺利。术后邓引娣恢复良好，腰痛症状改善，可戴腰围下床活动，遂于2010年12月25日出院。出院诊断：腰1椎体压缩性骨折。邓引娣在江门市中心医院住院24天，共产生医疗费38626.36元，其中医保统筹支付12358.64元，个人自付26267.72元。2011年8月10日，邓引娣因“腰背部疼痛不适3月”到江门市中心医院治疗，由门诊以“骨质疏松症”收治入骨科，入院诊断为“1.骨质疏松症；2.腰椎内固定术后；3.高血压病”。入院后予镇痛、抗炎、抗骨质疏松等对症处理。邓引娣于2011年8月14日出院，住院4天，共产生医疗费1288.61元，其中医保统筹支付176.61元，个人自付1112元。2011年11月28日，邓引娣因“左侧腰髋部疼痛不适6月，加重8天”到江门市中心医院治疗，由门诊以“骨质疏松症”收治入骨科，入院诊断为“1.骨质疏松症；2.腰椎内固定术后；3.高血压病”。入院后完善相关检查,腰椎MR示胸11、腰1、4椎体压缩性骨折，拟进行“腰椎压缩性骨折后凸成形术”的手术方式治疗，邓引娣、陈柏佑在《手术知情同意书》上签名同意手术。2011年11月30日，在局麻下行“腰3、4经皮椎体成形术”，过程顺利。邓引娣于2011年12月5日出院，住院7天，共产生医疗费31458.61元。2012年3月27日，邓引娣因“反复左侧腰部、髋部疼痛不适2年余，加重2天”到江门市中心医院治疗。入院诊断：1.骨质疏松症；2.腰椎内固定术后椎体成形术后；3.高血压病。入院后完善相关检查，予止痛、卧床休息、对症支持治疗。邓引娣于2012年3月30日出院，住院3天，共产生医疗费1775.75元，其中医保统筹支付455.75元，个人自付1320元。2013年6月6日，邓引娣因“反复左侧腰部、髋部疼痛不适2年余，加重1月”到江门市中心医院治疗。入院诊断：1.骨质疏松症；2.腰椎内固定术后椎体成形术后；3.高血压病。入院后完善相关检查，予滴注密固达等抗骨质疏松治疗。邓引娣于2013年6月11日出院，住院5天，共产生医疗费6419.64元，其中医保统筹支付2637.14元，个人自付3782.5元。根据邓引娣提供的医疗费票据显示，在上述五次住院的前后期间，邓引娣因腰痛曾多次到江门市中心医院门诊部、江门市人民医院、江门市江海区人民医院、江门市蓬江区白石正骨医院等医院接受门诊及住院治疗。邓引娣认为其在江门市中心医院住院接受手术治疗的过程中，江门市中心医院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造成其人身损害,于2014年4月22日向本院提交起诉状。本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申请启动医疗纠纷诉前联调机制，并召集本案双方当事人到庭进行诉前联调。在联调过程中，因原告向本院提出医疗损害过错鉴定申请，对江门市中心医院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与邓引娣的损害后果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其参与度的问题进行司法鉴定。本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协商意见，先后选定并委托广东通济司法鉴定中心、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该两所鉴定机构均以技术有限的原因，对鉴定事项不予受理。后邓引娣申请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本院依法委托江门市医学会进行鉴定。2017年8月25日，江门市医学会出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江门市医鉴[2017]09号】，分析认为：一、在患者的诊治过程中，未发现医方存在违反相关的法律法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诊疗常规的行为。医方的诊断为腰1、腰4椎体压缩性骨折，其中腰1椎体有骨块突进椎管，相应椎管变窄，脊髓及硬膜囊受压。结合病史有反复腰痛并右下肢麻木，选择腰1前路椎体切除减压、髂骨取骨椎间植骨、钢板固定手术，基本达到了彻底减压，椎间植骨融合的目的，钢板固定位置及方法符合相关规范，钢板等器材的选择使用符合法规要求。二、患者术后出现腰痛无明显缓解，左下肢痛，需扶拐行走，生活难自理等症状。现场体查：腰椎扣击痛，左下肢被动活动疼痛，但下肢肌力、肌张力正常，腱反射对称，肌肉无明显萎缩，左小腿外侧稍麻木，左下肢皮肤无明显干燥。分析其原因如下：（一）患者病情特点为：患者有重度骨质疏松，造成多节段的腰椎压缩性骨折，而多节段压缩骨折造成腰椎后突畸形，进而压迫脊髓及神经根。严重骨质疏松及压缩性骨折会造成腰痛无法缓解，而腰椎后突畸形，进而压迫脊髓及神经根会造成多节段的椎管狭窄，椎管狭窄是造成患者腰痛、左下肢麻木，活动及行走时左下肢痛的原因，而患者症状重，但体检无明确的阳性体征也符合椎管狭窄的特点。所以患者的术后出现腰痛无明显缓解，左下肢痛，需扶拐行走，生活难自理等症状。此类症状是其自身疾病进展所导致，而非手术治疗引起。(二)髂骨取骨植骨一直被认为是植骨的金标准，具备人工骨，异体骨等方式所无法比拟的优势，所以采取髂骨植骨符合治疗原则，并无不妥。而且术前已尽告知义务，手术同意书上写得很明确，患者家属也已签名同意。（三）患者提到的神经损伤，致一侧下肢无出汗。这是腰椎前路手术的一个并发症，一般均能恢复。现场检查患者左下肢皮肤无明显干燥，说明已经恢复。至于患者家属提出的取骨切口达26cm,实际上是腰椎前路手术及取骨是在一个切口中完成，两个手术加起来切口长26cm，这是完成本次手术所必需的。（四）患者家属承认患者有抑郁症，在当地医院住院治疗。患者自觉症状很严重,但临床检查又缺乏相应的神经损害体征，符合抑郁症的特点。三、医方存在下列不足：1.对重度骨质疏松的病情发展规律认识不足，同时也对患者及家属告知不足；2.对患者的抑郁症的病史了解不足，致使在确定治疗方案时未能充分考虑抑郁症对病情及其预后的影响。综上所述，患者目前一系列的表现与其病情特点有关，与医方的医疗行为无直接因果关系。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二条、第三十三条，本案例不构成医疗事故。江门市医学会作出鉴定结论：“本案例不属于医疗事故。”邓引娣虽对上述鉴定结论有异议，但未在法定期限内申请再次鉴定。邓引娣支付鉴定费3500元。上述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意见作出后，邓引娣申请伤残等级鉴定和护理依赖程度鉴定。本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协商意见，委托广东天地方正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对邓引娣的伤残等级和护理依赖程度进行鉴定。2018年7月13日，广东天地方正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出具《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意见书》【广天司鉴所[2018]临鉴字第574号】，分析认为：一、根据病历记录及检验所见，被鉴定人邓引娣因腰痛不适伴下肢麻痹到多家医院治疗并诊断为：胸7、9、11及腰1、3、4椎体压缩性骨折，腰椎间盘突出症，骨质疏松症，腰椎骨质增生症，高血压病。结合其入院查体所见及各项相关检查分析，上述诊断成立。二、被鉴定人邓引娣因胸7、9、11及腰1、3、4椎体压缩性骨折，经医院行前路腰1椎体切除减压+髂骨取骨+椎间植骨+钢板内固定术及腰3、4经皮椎体成形术等相关治疗，目前已治疗终结，临床效果稳定。依据《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5.8.6.2“三个以上椎体骨折，经手术治疗后”之规定，被鉴定人邓引娣目前胸腰椎多发骨折及后遗症构成八级伤残。鉴定人根据上述分析，出具鉴定意见：被鉴定人邓引娣的伤残程度属八级伤残。邓引娣支付鉴定费2000元。2019年5月24日，广东天地方正司法鉴定中心出具《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意见书》【广天司鉴中心[2018]临鉴字第1107号】，分析认为：经本中心法医临床学检验见：四肢肌力、肌张力正常，遗留有腰部疼痛，活动不便，脊柱向右侧弯，腰椎生理弯曲稍变直，腰部活动受限等情况。为防止行走不稳、摔倒、跌下等危险，其床上活动、洗澡、床椅转移、行走、大小便及用厕需他人在旁边照看、保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T31147-2014《人身损害护理依赖程度评定》4.1.2“躯体伤残日常生活活动能力10项评定分值表”，评定被鉴定人邓引娣进食为10分，床上活动为5分，穿衣为10分、修饰为5分、洗澡为0分、床椅转移为10分，行走为10分，大便始末为5分、小便始末为5分，用厕为10分，其日常生活活动能力总分值为70分，大于60分，不需要护理依赖。鉴定人据此出具鉴定意见：被鉴定人邓引娣不需要护理依赖。邓引娣支付鉴定费1820元。在进行上述伤残及护理依赖程度鉴定的过程中，邓引娣按照鉴定机构的要求，到医院接受检查以及提供影像学检查片，分别于2018年6月25日支出医疗费用151.8元、于2018年12月29日支出检查费用399.69元（个人自付部分），合计551.49元。2019年10月28日，在本院主持的医疗纠纷诉前联调过程中，因原、被告双方分歧较大，无法达成调解协议，本院终结诉前联调程序。本院认为：本案是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根据原、被告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主要争议焦点在于：1.被告对原告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及责任比例的问题；2.原告主张的赔偿项目和金额认定和计算。一、关于被告对原告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以及其过错程度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以及第五十四条“患者在治疗活动中受到侵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等规定，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并造成患者损害后果的，医疗机构应承担赔偿责任。由于医学是一门十分专业的学科，医院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以及因果关系的认定具有高度的专业性，在当事人存在争议的情况下，审判实践中一般需通过医学鉴定方式结合医学鉴定报告予以综合认定。在本案中，原告申请医疗过错鉴定，本院先后委托的广东通济司法鉴定中心、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均以技术有限为由不予受理鉴定事项，导致未能通过医疗过错鉴定以确认被告的过错程度。原告为此申请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根据江门市医学会作出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的分析，江门市中心医院在对邓引娣的诊疗过程中，对病情诊断明确，采取的治疗方法符合相关诊疗规范，不构成医疗事故，但鉴定书中也指出医方在诊疗过程中存在不足，包括：1.对重度骨质疏松的病情发展规律认识不足，同时也对患者及家属告知不足；2.对患者的抑郁症的病史了解不足，致使在确定治疗方案时未能充分考虑抑郁症对病情及其预后的影响。被告江门市中心医院的上述不足，虽然与患者邓引娣的伤残后果没有直接因果关系，但其对重度骨质疏松的病情发展规律认识不足、对患者抑郁症病史了解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对病情的整体评估，对患者及家属的告知不足也在一定程度上侵犯了患者的知情选择权，对诊疗方案的选择以及预后带来一定的影响。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结合江门市医学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的分析，综合考虑医方的不足行为对诊疗过程造成的影响，并考虑患方自身疾患的风险，以及医学科学本身存在的局限性等因素，本院酌情认定被告江门市中心医院在对原告邓引娣的诊疗过程中存在一定的过错，其过错与邓引娣的损害后果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原因力为轻微因素，过错参与度为10%。被告应当按照自己的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二、关于原告主张的各项损失的认定和计算问题。（一）医疗费。根据原告提供的医疗费票据、医疗费清单等证据反映的情况，原告邓引娣2010年12月在江门市中心医院接受手术，此后数次返院住院接受治疗，并在此期间多次到江门市中心医院门诊部、江门市人民医院、江门市江海区人民医院江门、江门市蓬江区白石正骨医院等医院治疗，产生相应的医疗费开支，从治疗的时间上考虑，上述治疗与原告接受腰椎手术的后遗症的后续治疗和康复存在关联，属于原告在本案中产生的损失。根据原告在庭审辩论终结前提供的医疗费票据、医疗费清单进行统计，原告治疗所产生的医疗费扣减医保统筹支付的部分后，原告实际支出的医疗费金额为72344.41元。至于原告主张因购买“曹清华”，“天通宁”等药物所产生的费用，被告不予认可，而原告也未能提供相应的医嘱或处方单以证明其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对此不予确认。（二）残疾赔偿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经鉴定原告邓引娣的伤残程度为八级伤残，邓引娣出生于1945年8月8日，定残之日为2018年7月13日，定残时邓引娣已年满72周岁，应按照8年计算伤残赔偿金。故，邓引娣的残疾赔偿金应按照广东省一般地区2018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2066元/年为标准，根据其伤残程度计算8年的残疾赔偿金，即42066元/年×8年×30%=100958.4元。（三）护理费。原告邓引娣在江门市中心医院接受“前路腰1椎体切除减压+髂骨取骨+椎间植骨+钢板内固定术”手术后，此后又因腰部疼痛数次返院住院治疗，在住院接受治疗期间，其活动能力受限，客观上需要人员陪护，产生护理费损失。原告在被告医院住院五次，共计住院时间为43天，应计算43天的护理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规定：“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护理人员没有收入或者雇佣护工的，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护理人员原则上为一人，但医疗机构或者鉴定机构有明确意见的，可以参照确定护理人员人数。”由于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护理人员的具体收入，参照江门地区的一般护工劳务报酬标准，护理费按照150元/日的标准计算，住院护理费计算为150元/天×43天=6450元。至于出院后的护理费问题，原告的护理依赖程度经鉴定为不需要护理依赖，故原告主张出院后的护理费，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四）交通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原告主张其产生交通费损失3100元，并未提供相关票据证明实际发生的交通费数额，本院对该金额不予确认，但因治疗需要，原告及其陪护人员客观上必然产生交通费开支，根据原告的住址、就医地点、就医的次数、路程、时间等情况综合考虑，本院对于原告主张的交通费损失酌情予以支持，并确认该项损失为500元。（五）鉴定费用。原告在本案中申请医疗事故鉴定、伤残鉴定、护理依赖鉴定，支出3500元、2000元、1820元三笔鉴定费，合共7320元，有相关的支付凭证，属于原告在本案中产生的损失，本院予以确认。另外，在鉴定过程中，原告根据鉴定机构的要求接受检查及提供检查资料，为此支出551.49元，属于为鉴定而支出的费用，本院亦予以确认。综上，原告在本案中的经济损失包括医疗费72344.41元、残疾赔偿金100958.4元、护理费6450元、交通费500元、鉴定费7320元、鉴定检查费用551.49元，以上各项合共188124.3元。被告对原告的以上损失应承担10％的赔偿责任，即应承担的赔偿金额为18812.43元。三、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规定：“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可根据受害人一方的请求判令其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第十条规定：“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原告因手术造成人身损害，构成八级伤残，确实给原告带来了一定的精神痛苦，本院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综合考虑被告的过错程度、原告的损害后果、江门地区的平均生活水平以及相关审判实践等因素，酌定被告应当向原告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对于原告主张的超出10000元的精神损害赔偿，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江门市中心医院应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邓引娣支付人身损害赔偿金18812.43元；二、被告江门市中心医院应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邓引娣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三、驳回原告邓引娣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江门市中心医院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4156.36元，由原告邓引娣负担3656.36元，由被告江门市中心医院负担5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在递交上诉状之日起七日内预交上诉受理费。如不上诉，义务人拒不在判决书规定期限内履行义务的，权利人可在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后，上述履行期限届满的次日起二年内向本院申请执行。审 判 长  温艳华人民陪审员  李秀颜人民陪审员  林丽红二〇二〇年九月五日法官助理李德锋书记员甘慧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