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5民终425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丽川，女，1976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长泰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陈洪，男，1965年9月9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长泰县，系长泰县岩溪镇甘寨村村民委员会推荐。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玉泉，男，1968年5月1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南安市。 上诉人刘丽川因与被上诉人徐玉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2020）闽0583民初27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丽川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2020）闽0583民初2734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二、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认定上诉人有故意隐瞒对其不利证据的嫌疑。对于2019年2月20日至2019年2月27日期间发生的事：一、可“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录音译稿可以看出，也就是说自2019年2月18日双方进行交易猪苗之后至2019年6月6日为止，在这三个半月时间里，除了一审被告曾经在2019年2月21日微信语音提到过（昨晚己经死了一只了）的记录，其他再无提到有死猪苗的记录”。至于一审原告因不慎删除了部分聊天记录一事，因为还有一审被告的聊天记录在，因此并不影响一审法庭审理，更不能以此为由认为有意隐瞒的嫌疑。二、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一份电脑设计制作图片三个画面，一审法庭甚至以此认定为猪苗死亡的有力证据。就算认定其三张造假图片里面的死猪苗充其数量：其中之一画面是2019年2月21日显示1只死猪苗，之二画面是2019年2月23日显示5只死猪苗，之三画面也是2019年2月23日显示一只死猪苗。上述三张图片共显示7只死猪苗（死猪苗的数量、包括前面2019年2月21日微信聊天提到过的一只）。也就是说，根据被上诉人包括提供造假的证据、和手机视频全部算，死猪苗的数量应该总共是7只。自始被上诉人并没有举证证明猪苗己经全部死亡的证据，而一审法庭在认定死亡猪苗数量上，竟然不尊重事实，认定猪苗均己死亡，于法无据，实为不妥。一审法庭分析认定：其二、从徐玉泉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可知，在交易过后的第三天即2019年2月20日，徐玉泉即向刘丽川提及猪苗存在质量问题，需要治疗打针等情况，此后，徐玉泉先后多次发送猪苗死亡的图片及视频给刘丽川；对此刘丽川并未提出过异议，只是要求徐玉泉确认猪圈是否进行消毒或要求徐玉泉将猪苗分开饲养，即刘丽川在徐玉泉提及猪苗存在质量问题并发送相关猪苗死亡图片及视频时并未否认该些猪苗是向其购买的，其现主张微信聊天记录中的猪苗并非向其购买，令人难以信服。2019年2月20日，被上诉人曾向上诉人提及猪苗存在质量问题和多次发送死亡图片及视频给上诉人，对此上诉人并未提出过异议。双方交易猪苗是在2019年2月18日，当天交易是经过一审被告精挑细选出活泼、健康认为满意的猪苗为止，而仅仅在两天时间之内的2019年2月20日便己死亡一只，（最多也就出现晕车罢了）据此旁观者不难发现：就算猪苗带有质量问题，也是拖病在治疗中慢慢分批死亡，而不至于突发急性死亡。而且在2019年2月23日，从人为制作画面中看到共己突发急性死亡7只（但凡是突发事件往往只是个别情况发生、死亡一只或两只情由可言），其造假过于明显，不符合逻辑。至于被上诉人曾经向上诉人提及猪苗有质量问题、死亡情况，上诉人首先要做的是叫他在必要时将有异常的猪苗分开管理，处理方式完全正确。至于上诉人没有当场表示否认，作为贸易伙伴在通常沟通对话之间，上诉人不至于那么高度敏感需要当场表示异议。一审法庭分析认定：其三、虽刘丽川主张微信聊天记录中的猪苗并非向其购买，且死亡的数量亦无法确定，但结合徐某的证人证言及微信聊天记录可知，徐某曾多次要求刘丽川到现场对猪苗死亡的情况进行处理，但刘丽川均不予理睬，即徐玉泉已在合理的检验期内就质量问题通知了刘丽川，但刘丽川作为出卖人，在接到徐玉泉的通知后，未能及时到现场对猪苗的质量状况进行核实，而是在时隔半年后才到徐玉泉处催讨货款，其怠于履行核实义务的行为导致其无法对猪苗的质量状况及死亡的数量进行确认，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上述：1.关于2019年2月18日当天双方交易的猪苗是否有存在质问题，“可以参考本案二审庭审、届时上诉人将向法院提出要求，请三位证人出庭作证”；2.要求二审法院调阅一审庭审中录音资料，证人徐某当庭作证，称从头至尾并没有看到被上诉人所说的猪苗有出现质量问题和死亡情况。其之所以向上诉人打电话全凭被上诉人一面之词，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一直给上诉人打电话催促。由于路途甚远，比较不方便，上诉人没有及时到现场核实，但其与被上诉人均有在微信里面进行沟通，且一审庭审时被上诉人己将完整的微信聊天、录音等全部提供给一审法庭，上诉人虽没有到现场核实，但一审法庭可根据原、被告提供种种证据为依据认定案情，并不影响法庭以法律为准绳开庭审理案件。被上诉人在认定上诉人是不会来现场看的情况下，（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录音译稿；被上诉人于2019年6月11日才索性称29只猪仔一只都没有活下来，想以此赖账。其次在被上诉人的聊天记录里并没有上诉人称“十只我可以赔给你”的记录）。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交易是遵循于市场交易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原则，上诉人并没有承诺猪苗售后“保质期限”、双方没有“买卖合同”，因此上诉人无须承担责更多售后服务。本案诉求的1万元货款（被上诉人一审己经承认欠款事实），该欠款是被上诉人本应在当天交易完成支付的价款，后因在被上诉人恳请之下并承诺只拖欠十天时间，上诉人在无奈之下才勉强答应，本案诉求的一万元货款，被上诉人应当履行支付的到期货款。一审法庭应当遵循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重视证据，而不是以责罚的心态牵强附会判定本案29只猪苗均己死亡，全由上诉人承担不利责任，适用法律错误，违背客观事实。 徐玉泉辩称：去年的正月十三跟正月十四，当时正值猪瘟，本人不想买，上诉人的姐夫说要是猪苗死亡，就会赔偿。当时猪死了，打了50个电话，都没有接。当时付的定金是1万元，实际是本人儿子和上诉人进行买卖的。猪没有全死的时候，打电话都不来，全部死亡过了几个月才过来。这个期间环保部门也一直在严查，因为此事猪圈被取缔也亏了很多钱。 刘丽川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徐玉泉偿还刘丽川购猪苗款1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徐玉泉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徐玉泉通过微信方式与刘丽川联系，分2次向刘丽川购买猪苗，共计购买29头，货款总计29000元。刘丽川于2019年2月17日、18日间，将猪苗送至徐玉泉指定的南安市美林街道溪洲村处，第一次交易时购买猪苗10头，共计8000元，款项已当场付清，第二次交易时间为2019年2月18日，购买猪苗19头，共计21000元，徐玉泉当场付款11000元，余10000元未支付。双方未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也未出具相应的债权凭证，后双方因货款及猪苗质量问题产生争议，刘丽川遂至法院要求解决。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刘丽川提供的猪苗是否存在质量问题？围绕争议焦点，刘丽川认为其出售的猪苗并不存在质量问题，徐玉泉微信聊天记录中的猪苗并非向其购买；围绕争议焦点，徐玉泉认为，刘丽川出售的猪苗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所购猪苗在10日内就出现大量的死亡；为证明其主张，徐玉泉还申请证人徐某出庭。证人徐某出庭陈述称：“刘丽川是我前妻的妹妹，徐玉泉与我系同村村民。刘丽川与我联系要卖猪苗，我便介绍徐玉泉向刘丽川购买猪苗。大概2019年2月，徐玉泉向刘丽川购买了2次猪苗，具体交易价格和数量我不太清楚。后来徐玉泉有电话联系我，告知我猪苗有死亡，让我联系刘丽川。我打了50余次电话让刘丽川过来处理，但刘丽川均不来。我家距离徐玉泉家有1-2公里，我没有到徐玉泉处确认猪苗是否真的死亡，也不清楚徐玉泉是否有向其他人购买过猪苗。时隔半年后，刘丽川有到徐玉泉处就货款和赔偿事宜进行协商，但我没有参与，不清楚二人协商的结果。”对该证人证言，刘丽川不予认可，认为证人系依照徐玉泉的要求与刘丽川联系，证人并没有到现场确认过猪苗是否死亡的事实。对此，一审法院认为，证人徐某原系刘丽川的姐夫，与刘丽川关系较为密切，且是诉争买卖交易的介绍人，其虽没有到现场确认过诉争猪苗是否死亡的事实，但其关于徐玉泉曾向其反馈过猪苗死亡及其受徐玉泉之托向刘丽川拨打过电话要求刘丽川到现场核实猪苗情况的证言与双方当事人的庭审陈述一致，故对其证人证言予以采纳。 针对上述争议焦点，结合上述查明的事实及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证人证言，分析如下：其一、从徐玉泉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可知，在2019年2月20日至2019年2月27日期间，徐玉泉几乎每日都通过微信与刘丽川就猪苗的质量状况进行协商探讨，但在接受法庭调查询问时，刘丽川称徐玉泉未曾向其提及过猪苗存在质量问题，该说法与徐玉泉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明显矛盾；刘丽川向法庭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仅包含2019年2月18日以前及2019年3月2日以后的记录，其称因该期间的聊天记录删除，以至于其记不得该期间双方沟通的内容，显然不符合常理，其有故意隐瞒对其不利证据的嫌疑；其二、从徐玉泉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可知，在交易过后的第三天即2019年2月20日，徐玉泉即向刘丽川提及猪苗存在质量问题、需要打针治疗等情况，此后，徐玉泉先后多次发送猪苗死亡的图片及视频给刘丽川；对此，刘丽川并未提出过异议，只是要求徐玉泉确认猪圈是否进行消毒或要求徐玉泉将猪苗分开饲养，即刘丽川在徐玉泉提及猪苗存在质量问题并发送相关猪苗死亡图片及视频时并未否认该些猪苗是向其购买的，其现主张微信聊天记录中的猪苗并非向其购买，令人难以信服；其三、虽刘丽川主张微信聊天记录中的猪苗并非向其购买，且死亡的数量亦无法确定，但结合徐某的证人证言及微信聊天记录可知，徐玉泉曾多次要求刘丽川到现场对猪苗死亡的情况进行处理，但刘丽川均不予理睬，即徐玉泉已在合理的检验期内就质量问题通知了刘丽川，但刘丽川作为出卖人，在接到徐玉泉的通知后，未能及时到现场对猪苗的质量状况进行核实，而是在时隔半年后才到徐玉泉处催讨货款，其怠于履行核实义务的行为导致其无法对猪苗的质量状况及死亡的数量进行确认，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综上，根据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一审法院认为徐玉泉的主张可信度优于刘丽川，据此推定诉争猪苗存在质量问题，且均已死亡。 一审法院认为，徐玉泉向刘丽川购买猪苗，并没有违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该买卖行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市场交易习惯履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因刘丽川提供的猪苗存在质量问题，且均已死亡，致使徐玉泉购买猪苗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现徐玉泉辩称其不应再支付猪苗余款10000元，予以采纳。刘丽川要求徐玉泉支付货款10000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七条、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百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一审判决：驳回刘丽川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为25元，由刘丽川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刘丽川申请证人出庭，拟证明三个证人有找上诉人买猪，猪苗是健康的。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规定：“当事人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向人民法院提交申请书”，上诉人申请证人出庭作证应在法定期间内申请，其在一审没有申请且也没有证据证明证人一审时存在能证人确有困难不能出庭作证的情形，且证人现已知晓一审判决情况，而主张作证的内容亦与本案争议没有关联性，故对上诉人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不予准许。 双方争议的焦点：1、一审法院认定徐玉泉购买的29只猪苗全部死亡是否正确；2、一审判决驳回刘丽川请求徐玉泉偿还刘丽川购猪苗款10000元是否妥当。 本院认为，徐玉泉主张向刘丽川购买的29只猪苗全部死亡，只有自己的陈述，而微信聊天中陈述也未得到刘丽川的认可，出庭作证的证人亦未证明该事实，故一审法院认定29只猪苗全部死亡依据不足。但根据双方聊天记录所涉时间、徐玉泉在购买猪苗短时间内便联系刘丽川反映猪苗问题和商量解决事宜及描述猪苗病情、聊天视频，结合证人证言，可认定徐玉泉所购猪苗存在质量问题并因此造成部分死亡。 本案双方没有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也没有对质量问题作出明确约定。刘丽川主张交付猪苗后即不承担责任，徐玉泉有十天质保期，双方均不互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八条规定：“当事人约定检验期间的，买受人应当在检验期间内将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不符合约定的情形通知出卖人。买受人怠于通知的，视为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符合约定。当事人没有约定检验期间的，买受人应当在发现或者应当发现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不符合约定的合理期间内通知出卖人。”。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徐玉泉购买猪苗二、三天内就不断通过微信与刘丽川反映猪苗质量问题，并通过联系介绍的证人徐某电话联系刘丽川到现场确认死亡情况。除非特别约定，购买健康的猪苗是买卖双方成立合同的根本目的，从本案审理情况看，也没有证明徐玉泉喂养不当引起猪苗病亡，据此可以认定徐玉泉已经在发现猪苗质量不符合约定的合理期间内通知刘丽川。猪苗如果染上猪瘟具有很强的传染性，刘丽川主张即使猪苗带有质量问题，也是拖病在治疗中慢慢分批死亡，而不至于突发急性死亡，理据不足，不予采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质量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按照当事人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对违约责任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受损害方根据标的的性质以及损失的大小，可以合理选择要求对方承担修理、更换、重作、退货、减少价款或者报酬等违约责任。”本案徐玉泉尚欠10000元，其主张因质量问题减少该10000元货款。从第一批猪苗每只均价800元、第二批均价1105元和总价29000元的情况，结合微信聊天内容和查明的事实，一审法院采纳徐玉泉的抗辩主张减少货款10000元符合本案事实和法律规定，刘丽川主张不存在质量问题扣除货款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综上，刘丽川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纳。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部分事实不清，但该事实不影响案件的正确处理，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刘丽川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锦平 审判员  陈庆辉 审判员  郑玉蒜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洪铭锋 一、引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执行申请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