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 西 省 高 级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陕民申1305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刘若涵，女，1984年5月11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陕西金泰福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陕西省西咸新区南。法定代表人：巨晓锋，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爱静，陕西金镝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盼盼，陕西金镝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再审申请人刘若涵因与被申请人陕西金泰福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泰福悦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陕01民终41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查了本案，现已审查终结。刘若涵申请再审称，一、二审判决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均有错误，严重损害其合法权益，应依法再审。本案基本事实是：2016年3月8日刘若涵到金泰福悦公司购买汽车，金泰福悦公司推销“进口的2016款2700科威特版的丰田霸道越野车”，刘若涵当日即支付41.8万元的价款并提取该车辆。第二天刘若涵在该车遮阳板内发现一张《车辆入库检验报告单》，才知道该车在 2015年11月14日就发生过车身划伤的事实，遂电话向金泰福悦公司质询该车的真实情况。金泰福悦公司的销售人员承认该车曾进行过维修的事实，但仅同意赠送一次保养来处理此事。刘若涵认为金泰福悦公司欺诈销售而要求退车，但遭到其拒绝。刘若涵向电视台、消费者协会寻求救济未果，引发本案诉讼。原审判决存在的错误如下：一、一审判决将案由认定为“买卖合同纠纷”，本身就是对客观事实的有意混淆。本案中刘若涵作为消费者购买了金泰福悦公司销售的汽车，随后发现该车进行修复过的事实，且在审理过程中发现该车辆实际为2015年生产，刘若涵主张受到消费欺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提起诉讼，主张“退一赔三”，案由应该是“产品销售者责任纠纷”。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采取混淆概念、规避客观事实手法，是完全错误的。1、一审判决无视刘若涵提交的众多客观证据，认定刘若涵不足以证明自己的主张，是不公正的。刘若涵不仅向法庭提交所购汽车中隐藏的《车辆入库检验报告单》这一直接记录车辆存在“划伤”的证据之外，还提交了陕西电视台对金泰福悦公司法定代表人巨晓峰采访的视频资料、金泰福悦公司在消费者协会的视频资料、所购汽车底盘遗留的修复痕迹、车身修复部位色差的照片等客观证据。这些证据能够证明金泰福悦公司卖给刘若涵的汽车“曾存在划伤”并且“进行了修复”这一基本事实。一审判决无法回避汽车中隐藏的《车辆入库检验报告单》这一客观证据，但对该证据不予评判，以该车“已经顺利通过了国家检验检疫部门的检测”而推定该车“并无任何瑕疵或质量问题”，是毫无道理的。2、一审判决关于车辆年款的认定没有根据。金泰福悦公司所销售的车辆为2015年生产，但其宣称该车为“2016款”，刘若涵做为普通消费者相信该车为“2016款”才进行购买，实际是受到销售方的欺诈。一审法院委托的鉴定机构所做的鉴定意见也为“2015款”，但判决却以“鉴定不科学”、混淆“2015款”与“2016款”，掩盖金泰福悦公司的欺诈行为。3、一审不认定金泰福悦公司“欺诈消费者”是对案件基本的回避。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从立法层面，对于“欺诈消费者”采用的是举证责任倒置，即由经营者举证证明来排除自己“没有欺诈”，否则将认定经营者构成欺诈。一审判决消费者“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其逻辑错误。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判决引用的法律条文与判决内容存在差距，是自相矛盾的。1、本案是典型的欺诈消费者权益的案件，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2、一审判决虽然也引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的相关条文，但判决结果却是与法律规定背道而驰，驳回刘若涵的正当要求，实属自相矛盾。3、一审判决面对汽车中隐藏的《车辆入库检验报告单》记录车辆存在“划伤”的事实，创造了“消费心理受损”是根本没有法律依据的。判决金泰福悦公司支付“补偿金”50160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明确规定的“退一赔三”的惩罚性赔偿相差几十倍，严重损害了刘若涵作为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四、二审判决维持一审错误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应该予以撤销。应依法对本案启动再审程序，并撤销原审错误判决，并改判支持刘若涵的诉讼请求。请求：1、撤销（2019）陕01民终4178号民事判决及（2017）陕0112民初12437号民事判决，改判由金泰福悦公司向刘若涵退还购车款41.8万元、赔偿金125.4万元。2、由金泰福悦公司承担本案鉴定费10000元。3、由金泰福悦公司承担本案一、二审和再审的诉讼费用。金泰福悦公司提交书面意见认为，一、本案对涉案车辆从生产到入境、检测、销售、运输等各个环节进行查明，金泰福悦公司向刘若涵出售的车辆系质量合格的全新车辆，金泰福悦公司在销售过程中不存在任何隐瞒或欺骗刘若涵的行为，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刘若涵申请再审的理由不成立。刘若涵在涉案车辆中发现案外人天津信义鹏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义鹏公司”）出具的《车辆入库检验报告单》记载车辆右门有刮伤，据此认为金泰福悦公司销售的车辆为二手车、事故车，从而引发本案。但从车辆入境到单据的形成时间、车辆检测、运输及销售给刘若涵的整个过程看，均证明涉案车辆为质量合格的新车，不存在刮伤及维修情况。1、《车辆入库检验报告单》产生的时间。刘若涵提交的《车辆入库检验报告单》产生时间为2015年11月14日，此时涉案车辆刚刚运抵至港口。由天津信义鹏公司进行仓储，车辆尚未经过我国海关检测，也未办理进口手续。2015年11月20日，涉案车辆取得《车辆一致性证书》；2016年1月12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天津东疆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测，涉案车辆取得《进口机动车辆随车检验单》，该检验单检验情况一栏中显示：该车辆一般项目和安全性能均检验合格。根据《进口汽车检验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进口汽车入境口岸检验检疫机构负责进口汽车入境检验工作，依法对进口汽车进行一般项目检验、安全性能检验和品质检验。一般项目检验即在进口汽车入境时逐台核实安全标志，并进行规格、型号、数量、外观质量、随车工具、技术文件和零备件等项目的检验。这一检验结果可以直接证明2016年1月12日，该车辆经检测为质量合格的新车，不存在刮伤情况。而金泰福悦公司从天津英莲帮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莲帮公司”）购买涉案车辆的时间为2016年2月16日，金泰福悦公司将涉案车辆销售给刘若涵的时间为2016年3月8日，以上事实证明该《车辆入库检验报告单》产生的时间在国家质量检测之前，更在金泰福悦公司与英莲帮公司签订购买合同之前，金泰福悦公司不可能知道该《车辆入库检验报告单》记载的情况，更不可能欺骗或隐瞒刘若涵。2、《车辆入库检验报告单》产生的原因。金泰福悦公司一审中提交的《仓储合同》及信义鹏公司的《情况说明》载明：该《车辆入库检验报告单》产生的原因系仓储公司依行业惯例，在仓储过程中将疑似刮痕、灰迹等写成“刮伤”，目的在于最大限度的降低商业风险，而非证明车辆一定发生刮伤，车辆情况应以国家进口检测为准。2016年2月18日，英莲帮公司从信义鹏公司仓库将涉案车辆提出，检查完好无损后交给金泰福悦公司委托的天津市佳安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安公司”）,有《英莲帮交车检查单》为证，由此更印证了该《车辆入库检验报告单》记载的情况与事实不符。3、金泰福悦公司从进口商英联邦公司购买车辆的过程。2016年2月16日，金泰福悦公司以同样的价款从英莲帮公司购买五辆相同配置和颜色的车辆。2016年2月18日，金泰福悦公司委托佳安公司从英莲帮公司提取车辆，将车从天津运至西安。佳安公司与英莲帮公司将车辆从仓储公司信义鹏公司提出，并现场检查，签订《英莲帮交车检查单》证明车辆出库时完好无损。2016年2月20日，佳安公司将车辆运至西安，经金泰福悦公司与佳安公司交接确认，车辆完好无损，有《天津市佳安汽车运输公司送车回执》为证。佳安公司随车将质检报告等文件交付给金泰福悦公司，质检报告也显示车辆完好无损。以上证明金泰福悦公司在进货到销售的整个过程车辆都是完好无损的，金泰福悦公司不知道《车辆入库检验报告单》的存在，更不可能有隐瞒行为。4、金泰福悦公司将车辆销售给刘若涵的过程。金泰福悦公司2016年3月8日将车辆销售给刘若涵时，双方也进行了交接验收，《车辆交付明细》上也显示交接时车辆完好无损。以上几个环节可以证明，涉案车辆客观上不存在刮伤的情况，更不可能是二手车或事故车，金泰福悦公司向刘若涵出售的车辆为全新车辆。金泰福悦公司主观上不知道《车辆入库检验报告单》的存在，更不可能有隐瞒或欺骗刘若涵的可能，金泰福悦公司所售车辆经国家有关单位一系列的检查检验，已取得了国家规定的进口汽车的全部证明文件，系新车且不存在任何质量问题，刘若涵所述与事实不符。二、关于车辆年款的问题。涉案车辆为2016款，并非刘若涵所称的2015款，金泰福悦公司未隐瞒或欺骗刘若涵。我国《车辆识别代号管理办法》第十五条规定，在我国生产或销售汽车应按照GB1XX道XX号（VIN) 》的规定编制和备案车辆VIN编号即车架号。GB16735从2004年10月1日起开始实施，为我国强制性标准，该标准3.2明确车架号（VIN)可以保证30年之内，在世界范围内制造的所有车辆的识别代号具有唯一性。而根据《车辆识别代号编制规则》及国家有关标准《GB16735XX道XX号（VIN) 》和《GB16737-2004道路车辆世界制造厂识别代号（WMI) 》的规定，汽车产品车辆识别代号（VIN) 由17位字码组成，其中车辆识别号的第10位为车辆的生产年份或款型年份，涉案车辆的识别号为JTEBX3FJOG5091057，也即车架号第10位为“G”，其含义为2016,涉车辆生产年份为2015年，故2016只能为车款年份。虽然鉴定结果显示涉案车辆为2015款，但是鉴定人在出庭陈述中表示，其是根据车辆生产日期得出的年款，这与我国对于车辆VIN 的强制性规定不符，其对车辆年款的鉴定结果存在明显错误，根据《GB16735XX道XX号（VIN) 》的规定涉案车辆的年款为2016款，并非刘若涵所称的2015款。三、一审法院驳回刘若涵诉请，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刘若涵于金泰福悦公司处购买车辆，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一审法院对本案案由的认定准确无误，不存在刘若涵所称的案由错误之说。金泰福悦公司在一、二审中已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涉案车辆为完好无损的新车，不存在隐瞒刘若涵的可能，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第一款、第二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驳回刘若涵诉请，二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维持一审判决，符合法律规定，适用法律正确。综上，金泰福悦公司已提供充足的证据证明其销售给刘若涵的车辆为外观完好的全新车辆，金泰福悦公司从天津英莲帮公司购买该车至该车到达金泰福悦公司处时完好无损，金泰福悦公司在接收车辆时已尽到谨慎注意义务。金泰福悦公司事前对刘若涵提交的信义鹏物流公司《车辆入库检验报告单》毫不知情，在销售车辆时绝不存在隐瞒刘若涵的可能，故不应向刘若涵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金泰福悦公司在案涉汽车销售过程中对刘若涵是否存在欺诈行为，并应当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承担三倍货款数额的惩罚性赔偿责任。所谓欺诈，是指故意隐瞒真实情况或者故意告知对方虚假的情况，欺骗对方，诱使对方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而与之订立合同。构成欺诈须欺诈人有欺诈的故意，使相对人陷入错误认识并作出不真实的意思表示，以及欺诈行为本身须具备不正当性。本案中，案涉车辆于2015年11月11日入境,2015年11月20日取得车辆一致性证书，2015年12月8日运抵天津海关口岸，2016年1月12日取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签发“进口机动车辆随车检验单”，而刘若涵在案涉车辆遮阳板内发现的信义鹏公司《车辆入库检验报告单》形成时间为2015年11月14日，发生在入境检验检疫之前。根据信义鹏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其对从国外运输到港口未经清洗有类似划痕痕迹的均会在入库单据上备注为划痕以规避公司责任，并证明英莲帮公司存放的包括涉案车辆在内的五辆车出库经验收完好无损，其未对车辆进行任何修复。结合2016年1月12日“进口机动车辆随车检验单”载明：1、一般项目检验合格；2、安全性能检验合格，说明案涉车辆为全新车辆，不存在车辆刮伤修复的情况。同时，《车辆入库检验报告单》形成于金泰福悦公司从英莲帮公司购车之前，金泰福悦公司对此并不知情，不存在金泰福悦公司故意隐瞒客观事实的情况。关于案涉车辆的年款问题。根据《车辆识别代号管理办法（试行）》的相关规定，在我国境内制造、销售的机动车辆均应按照本办法在车辆产品上标示车辆识别代码（VIN）。根据GB16735-2004车辆识别代码（VIN）的规定，车辆识别代码，是指为了识别某一辆车，由车辆制造厂为该车辆指定的一组字码。车辆识别代码由世界制造厂识别代码（WMI）、车辆说明部分（VDS）、车辆指示部分（VIS）三部分组成，共17位字码，其中第10位的字母或数字代表的是“年份”。本案中，案涉车辆的车辆识别代码为JTEBX3FJOG5091057，其第10位为字母“G”。按照上述标准的年份码表规定，字母“G”代表的年份为“2016”。根据本案已经查明的基本事实，案涉车辆生产日期为2015年8月，故案涉车辆识别码中的年份2016不可能为车辆生产年份，只能为车款年份，故金泰福悦公司宣称案涉车辆为2016款与案涉车辆的车辆识别代码标示一致，不存在虚假宣传。因此，金泰福悦公司在本案中并无故意隐瞒真实情况或故意告知刘若涵虚假情况，进而欺骗刘若涵，诱使其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的故意，并行为不构成欺诈。故刘若涵主张金泰福悦公司在案涉汽车销售过程中对其存在欺诈，应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退一赔三”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其申请再审的理由不能成立。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刘若涵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逄  东  审 判 员    路亚红  审 判 员    黄存宏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三日  法官助理    吕  骋  书 记 员    李  琨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