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3民终303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于丽君，女，1963年8月16日出生，汉族，无业，现住淄博市张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祝超，山东圣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海霞，女，1976年3月11日出生，汉族，盈华置业有限公司职工，现住山东省桓台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沈华，男，1976年12月3日出生，汉族，无业，现住山东省桓台县。 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波，山东同基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于利，女，1971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现住山东省桓台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艳，山东致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于丽君因与被上诉人沈华、李海霞，原审被告于利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桓台县人民法院(2019)鲁0321民初26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于丽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祝超，被上诉人李海霞及其与被上诉人沈华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波，原审被告于利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艳到庭参加调查。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于丽君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查清事实，依法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本案中被上诉人据以主张的请求权基础法律关系为不当得利返还纠纷，根据民法总则第122条，不当得利返还纠纷首先是一种债的请求权，其次根据是否存在给付行为的划分属于给付型不当得利之债。给付不当得利，指受益人受领他人基于给付行为而移转的财产或利益，因欠缺给付目的而发生的不当得利。这种欠缺给付目的，即给付的原因，给付者给与财产总有一定的目的或者原因，或因债务的消灭，或为债权的发生，或为赠予，这里的目的或者原因就成了受领给付者受领利益的法律上的根据。根据以上法律规定，结合本案事实，上诉人受领被上诉人给付财产的行为，是基于被上诉人的某种目的，也既给付原因而发生，而被上诉人的给付原因一审中并没有对此进行调查，而是主观的仅仅要求上诉人对辩称的存在借贷关系的事实进行举证。第一，被上诉人向上诉人给付财产的行为，是基于何种给付目的或者原因，是被上诉人自身赖以诉讼的基础法律关系中应当首先查明的事实，否则属于基础法律关系事实不清；第二，被上诉人的给付原因在上诉人的一审举证中已经得到了体现，但是一审法院对此置之不理，没有作为案件的主要事实进行调查，上诉人提交的之前多次被上诉人诉讼的庭审笔录中已经载明了被上诉人在2012年8月8日给付的原因就是偿还款项，在被上诉人自我多次进行自认的情况下，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的款项交付就存在了法律上的受领原因，上诉人的受领行为就存在了法律上的给付原因；第三，一审中上诉人陈述的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事实与被上诉人自认的偿还款项的给付原因存在一致性，虽然上诉人无法提供曾经发生借贷关系的借条来进行证明，但是这一行为是符合社会基本常理的，上诉人在收到偿还款项后将借条返还给被上诉人也是正常的逻辑顺序，因为借款发生的时间距离现在已经久远，上诉人对其中的部分事实不能够完全记忆清晰，但是这并不影响存在借款和还款的事实，同时上诉人证实存在借款并不是本案中请求权基础法律关系的法律事实；第四、本案的举证责任分配，被上诉人对于给付型的不当得利返还应当证实给付的原因没有法律上的必要，而不是由上诉人证实存在其他法律关系，但是一审中本院认为部分，却直接将举证义务分配给了上诉人，要求其对于和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我们认为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对于举证责任分配没有从基础法律关系的事实出发，主观的强加予上诉人举证责任，应当进行纠正；第五，结合被上诉人在本案以及之前的多次庭审陈述，被上诉人声称涉案的200029.17元，其中的29.17元是利息。首先利息的前提是存在借贷的法律关系，也就是说被上诉人转账是在偿还之前的欠款本金以及利息，其次被上诉人两次分别声称是偿还案外人王坤和本案原审被告于利款项，但是王坤已经通过另外的诉讼向被上诉人进行了主张权利，所涉及利息的数额为290.89元，与本案根本不可混淆在一起，原审被告于利整个诉讼过程中已经否认了和被上诉人之间的借贷法律关系，因此被上诉人声称偿还王坤和于利款项的行为根本不是其真正的给付原因，同时其为了偿还款项而给付，又将款项给付给了上诉人，按照通常的理解和逻辑，只能是其向上诉人进行还款。最后，民事诉讼的证据规定，对于原告的诉讼请求要有充分的证据来证实其主张，达到高度盖然性的原则。本案中，被上诉人对于向上诉人给付财产的行为，并没有证实不存在任何的法律基础，无论其辩称的向案外人还款还是向本案的其他被告还款，在无法得到印证的情况下也没有任何证据进行支持，其要求按照不当得利主张请求权不存在法律上的证明力，其诉讼请求本身不应当得到法律的支持。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基础法律关系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二审法院应当依法查清事实，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沈华、李海霞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得当，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与事实不符，于法无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于利主张，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于法无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李海霞、沈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于利、于丽君返还不当得利款200000元，并自2012年8月9日起至全部清偿之日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承担经济损失；2.本案诉讼费用由于利、于丽君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海霞和沈华系夫妻关系。2012年8月8日，沈华委托李海霞通过其账户向于丽君账户转账200029.17元。 庭审中，沈华主张其系淄博荣宝斋置业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2012年荣宝斋因需要资金向职工集资，年息为15%，集资不满一年的按活期利息计算，公司以外人员如果集资必须使用荣宝斋职工的名义。于利手中有钱，想向荣宝斋集资。2012年7月，其同学张海涛在荣宝斋有一笔200000元的集资想抽回，其告诉于利如果想集资可以顶张海涛的名额，于是于利给了张海涛200290.89元，其中200000元为集资款，290.89元为活期利息，其以为张海涛收到的退资是于利给的，于是其给了于利300元的现金，将张海涛退回的200000元借条给了于利。后来，于利称用钱，并用号码为187××××5977手机给其发送了短信，内容为“建行62270021699********于丽君”。2012年8月8日其安排李海霞向于丽君的账户转账200029.17元，其中200000元为本金，29.17元为活期利息。其以为于利和于丽君是同一个人。 于丽君称涉案200000元系沈华对其的还款。2012年7月底，沈华为其在银行工作的同学顶任务向其借款200000元，并出具了借条，该借款沈华已于2012年8月8日归还，并于次日收回借条。关于款项的来源及借款过程，于丽君在（2015）桓民初字第1980号案件第二次庭审中陈述：“2012年7月下旬，沈华向其借款200000元。2012年7月20日其从桓台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镇西分社分两笔提取了200000元。2012年7月21日或7月22日，沈华去其家中取的现金。”本案庭审中于丽君陈述：“2012年7月下旬，沈华让给他准备200000元现金月底用一下，给他在银行工作的同学顶任务。7月20日，其从农行取了100000元，家里还有200000元现金，因为当时张峰要借100000元，所以其准备了300000元现金，7月20日以后沈华去桓台县少海花园小区49号楼其家中拿的钱，沈华出具了借条，然后就拿着200000元走了”。 另查明，2015年9月10日，于丽君的女儿王坤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沈华、于利及张海涛返还不当得利款200000元，并赔偿经济损失及相应利息。该案在诉讼过程中追加于丽君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沈华在该案中辩称2012年8月8日通过李海霞账户转账至于丽君账户的200029.17元系其归还王坤在荣宝斋的200000元集资款。于丽君作为第三人在该案中述称2012年8月8日转账至其账户的200029.17元系沈华向其归还的借款，与王坤所诉款项无关。 2016年5月16日，一审法院作出（2015）桓民初字第1980号民事判决，认定沈华通过李海霞账户向于丽君转账的200029.17元与王坤诉沈华不当得利纠纷无关联，沈华可另行主张权利。并判令沈华返还王坤不当得利款200000元，赔偿经济损失90807.56元并支付相应利息。宣判后，沈华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鲁03民终1671号民事判决，认定沈华通过李海霞账户向于丽君转账的款项与王坤诉沈华返还不当得利款属不同的法律关系，判决驳回沈华的上诉，维持了（2015）桓民初字第1980号民事判决。现（2015）桓民初字第1980号民事判决书和（2016）鲁03民终1671号民事判决书均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并已执行完毕。 还查明，关于沈华所称收到的手机短信，在（2015）桓民初字第1980号案件中，于利称不记得有发短信这件事；于丽君称沈华和于利之间的短信是伪造的。在本案庭审中，于利称不记得是否使用过187××××5977的号码；于丽君称2012年8月8日，沈华打电话要求还款，其用自己138××××8468的手机号给沈华发短信告诉了其建行的账号。 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于丽君对2012年8月8日收到李海霞向其转账200029.17元的事实没有异议，但辩称其与沈华之间存在借贷关系，该款项系沈华向其归还的借款。对此，沈华和李海霞不予认可。因此，于丽君应就其与沈华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关于出借款项的来源，于丽君在本次庭审中陈述系从农业银行提取100000元，加上家中自有资金100000元，而在（2015）桓民初字第1980号案件中却陈述系其从桓台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镇西分社分两次提取200000元，两次陈述相矛盾；关于借款的具体时间，于丽君在本次庭审中主张系在2012年7月24日，庭审过程中又陈述系在2012年7月二十多号，而在（2015）桓民初字第1980号案件庭审中陈述系在2012年7月21日或22日，多次陈述不一致。于丽君作为出借人，对款项的来源、借款日期及款项的交付无法作出前后一致的陈述，与常理相悖。关于款项的交付情况，于丽君在（2015）桓民初字第1980号案件中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但李海霞和沈华对证人证言不予认可，在无其他有效证据佐证的情况下，对该证人证言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另外，沈华所称指示其转账的手机短信，于丽君在（2015）桓民初字第1980号案件中主张该短信系沈华伪造，在本次庭审中又称该短信系其本人给沈华发送。对同一条短信，于丽君在不同的庭审中持完全不同的质证意见，且均无证据予以证实。综上，于丽君关于其和沈华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抗辩主张，证据不足，不予支持。于丽君取得沈华200029.17元没有合法根据，应予返还。庭审中，沈华仅诉求于丽君返还200000元，系对其权利的自行处分，予以支持。沈华主张的经济损失实际为利息损失，应以200000元为基数，自2012年8月9日至2019年8月20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1日至款项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通过庭审查实，于利并未占有涉案款项。故沈华要求于利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的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规定，判决：一、被告于丽君返还原告李海霞、沈华不当得利款200000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二、被告于丽君赔偿原告李海霞、沈华以200000元为基数，自2012年8月9日至2019年8月20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1日至款项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赔偿原告李海霞、沈华经济损失；三、驳回原告李海霞、沈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被告于丽君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不能提供证据或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案争议焦点是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就案涉款项是否存在不当得利法律关系，上诉人应否返还被上诉人不当得利款并承担相应经济损失。 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取得利益而使他人受损失的事实。依据法律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不当利益成立要件包括一方受益、他方受损、一方受益与他方受损之间有因果关系以及受益人取得利益没有法律上的根据。根据本案查证事实，上诉人于丽君认可2012年8月8日收到被上诉人李海霞向其银行账户转账200029.17元的事实，但辩称其与沈华之间存在借贷关系，该款项系沈华偿还的借款，即其主张占有案涉款项的依据系其与被上诉人沈华之间的借贷关系，对此两被上诉人均不予认可。故，在上诉人于丽君确已收到被上诉人支付的案涉款项情况下，相应举证责任应由主张存在借贷法律关系基本事实的上诉人承担，其应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沈华之间就案涉款项存在借贷关系以及其占有的案涉款项性质为偿还借款承担相应举证责任，但对此上诉人并未提交充分有效证据予以证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即上诉人于丽君占有案涉款项取得利益没有法律上的根据，其应予以返还。 综上，上诉人于丽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上诉人于丽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光龙 审 判 员 张玉杰 审 判 员 徐连宏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日 法官助理 张维娟 书 记 员 周京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