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3420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滕雪新，男，汉族，1965年1月24日出生，住浙江省桐庐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娟美，系滕雪新妻子。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涛，浙江**浙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邵俊，女，汉族，1989年8月4日出生，住浙江省桐庐县。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邵斌坤，男，汉族，1963年8月24日出生，住浙江省桐庐县。 上述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卜亮，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邱慧欢，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吴国红，男，汉族，1971年8月3日出生，住浙江省建德市。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范学飞，女，汉族，1991年7月7日出生，住浙江省桐庐县。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王群，女，汉族，1975年11月8日出生，住浙江省桐庐县。 上述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严爱武，浙江春江明珠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方小霞，女，1965年6月1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桐庐县。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陈寅军，男，1983年1月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桐庐县。 上述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景宗，上海建纬（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滕雪新为与被上诉人邵俊、邵斌坤、吴国红、范学飞、王群、方小霞、陈寅军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桐庐县人民法院（2019）浙0122民初22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5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由审判员施迎华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2020年7月13日，本院作出（2020）浙01民终3420号民事裁定将本案转为合议庭审理。经本院院长批准，本案延长审限三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滕雪新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滕雪新的一审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邵俊、邵斌坤、吴国红、范学飞、王群、方小霞、陈寅军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欺诈不成立的理由与事实不符。（一）一审法院认为滕雪新在宁波地区投资速递时，邵斌坤与其洽谈可以减少其选择、考察的成本投入与事实不符。当时滕雪新已经与慈溪圆通负责人洽谈投资事宜，因邵斌坤的欺诈行为导致滕雪新对宁波市江北国通速递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北国通公司）盈利情况产生错误认知，滕雪新才受让江北国通公司的股权。（二）一审法院关于邵斌坤有无如实告知滕雪新每票0.3元政策返点的认定与事实不符。根据滕雪新与邵斌坤多次录音可知（特别是2018年4月30的录音第7-8页），邵斌坤曾多次向滕雪新明确保证2017年的返点政策是存在的。且邵斌坤在录音中也提出返点的损失由其承担（本案关键并非返点损失的承担问题，而是双方投资交易签订合同时，邵斌坤是否明知返点政策已经取消，是否如实告知滕雪新）。上述情况可证明邵斌坤在交易过程中明确承诺2017年有返点政策。对于该返点政策是否属总公司对邵斌坤的补助政策，滕雪新无法通过其他渠道核实，且返点政策若是事后取消的，可能涉及返点政策，尚情有可原。但本案关键在于该返点政策在2017年6月已经取消，而邵斌坤找滕雪新洽谈转让江北国通公司股权却是2017年7月，双方签订《投资协议书》已经是2017年8月30日。邵斌坤在转让过程中不仅故意隐瞒返点政策已取消的重要事实，还向滕雪新承诺返点在2017年是有保证的。（三）一审法院关于投资价值的认定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关于投资的价值是由公司资产、经营状况、发展前景等综合因素决定的，并不当然与公司前期利润挂钩的认定属于主观臆断。速递公司不属于高新科技公司，不存在突然爆发的发展前景，其资产就是几辆车，资产价值可以直接确定，速递公司的价值就在于经营状况。近几年，速递业的竞争早就处于白热化阶段，衡量速递公司的价值就在于其盈利能力，更何况滕雪新所投资的江北国通公司从事速递业务已经有相当长一段时间，经过长期的运营仍处于亏损状态，作为投资人根本就无利可图。滕雪新受让江北国通公司股权的基础就在于邵斌坤多次陈述并保证江北国通公司每月有几十万元的盈利。若非如此，任何人都不会去受让该公司的股权，更不可能溢价近20倍收购。邵斌坤在录音中明确承认江北国通公司每月有三四十万元的盈利，但事实上，江北国通公司在双方前期洽谈时，已经不具备任何盈利能力，甚至是在亏损。（四）滕雪新自2018年1月1日起实际经营管理江北国通公司实属无奈。滕雪新花费448万元购买了江北国通公司56%的股权，又投入200多万元的流动资金，前后投入共计近700万元。滕雪新发现公司亏损即与邵斌坤联系，要求退还股权转让款及流动资金，邵斌坤一直不同意。多次沟通无果后，滕雪新于2019年1月向法院起诉，要求撤销《投资协议书》。诉讼过程从2019年1月一直延续，在此期间，对于投入近700万元的公司，在法院判决撤销协议之前，滕雪新不可能放任不管，否则既是对自己也是对其他投资人的不负责任。（五）关于滕雪新是否未尽注意义务问题。本案纠纷系由邵斌坤刻意隐瞒真相的欺诈行为所致。滕雪新一直诚信经营，不欺骗别人，理所当然地认为别人也是诚信待人，且邵斌坤系其同乡、邻居，又是圆通速递总公司曾经的高层，身份特殊，使得滕雪新放松了警惕。虽滕雪新不谨慎才会被骗，但根源系邵斌坤故意欺诈，一审法院以滕雪新未尽注意义务之果否定欺诈之因，实则本末倒置，不符合欺诈撤销的立法本意和司法精神。（六）关于本案的重要证据——范学飞制作的财务报表，一审法院以滕雪新未证明真实性为由不予认可。但该报表系邵斌坤让范学飞发送的，滕雪新已提供了范学飞将报表发送给其女儿的原始数据，且该数据发送的时间与录音资料中完全吻合。一审法院上述认定不符合客观事实，也不符合诚信原则。二、邵斌坤欺诈的事实成立。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邵斌坤在转让案涉股权时是否存在欺诈行为，即邵斌坤是否隐瞒了真实情况或者故意告知虚假情况。通过2018年4月30日及5月3日的录音可知，邵斌坤明确认可在交易过程中承诺江北国通公司每个月盈利三四十万元，但事实上江北国通公司在转让时根本不具备盈利能力，甚至亏损。（一）滕雪新委托审计机构对江北国通公司2017年9月至12月的账目进行审计（因为邵斌坤未移交财务账册凭证，无法对2017年1-8月份的账目进行审计），结果为亏损622305.39元。而在此期间，滕雪新并未接手管理江北国通公司，公司仍由邵斌坤等原经营团队管理。一般而言，速递公司的普遍规律是下半年业务好于上半年，但江北国通公司在9-12月却每月亏损十几万元，故江北国通公司在转让时已经不具备任何盈利能力。（二）2017年9月以前的财务凭证等资料，邵斌坤一直以各种理由拒绝提交。滕雪新在一审庭审中及多次与邵斌坤的通话中均提出，要求邵斌坤提交2017年9月以前的财务凭证等资料进行审计，但邵斌坤未予理睬。公司有妥善保管账册的法定义务，这是公司法、财务制度的基本要求，新股东有权利全面了解账册，老股东有义务配合。邵斌坤以种种理由拒不提交账册。其在经营公司的2017年9月到12月期间，连续亏损，与其承诺每月盈利40多万元相比，差距达每月60多万元之巨。由此可见，邵斌坤不交账册的根本原因系公司的真实经营状况与其承诺差距巨大，亦印证了滕雪新的诉请符合客观事实。若双方并不以公司盈利能力作为转让合同的目的，邵斌坤也无必要将能真实反映公司经营状况的账册藏匿至今。（三）滕雪新向税务部门调取了江北国通公司税务申报档案，档案中记载了江北国通公司自行申报的盈利情况，每月不是亏损就是略微盈利，根本没有邵斌坤所承诺的每月三四十万元。（四）如果存在邵斌坤所称的每月利润三四十万元，该利润应来源于两方面：一是房租，2016年江北国通公司的房租仅需每年30万元，但到2017年5月，房租上涨至每年200万元，增加了每年170万元；二是0.3元/件的返点优惠政策，根据该优惠政策，江北国通公司每个月的补贴能达二十几万元。上述两方面相加与三四十万元相差无几。但事实是，在滕雪新与邵斌坤洽谈股权转让事宜时，上述两个优惠政策均已取消，而邵斌坤对此非常清楚（邵斌坤事后让范学飞发送给滕雪新的报表明确记载，最后一次返点补贴是在6月份发的，补的是4-5月的返点）。邵斌坤不仅不告诉滕雪新真实情况，反而承诺每月盈利三四十万元，且返点补贴至少在2017年肯定是有的。邵斌坤明知上述情况仍刻意隐瞒，显然构成欺诈。从陈寅军、方小霞诉滕雪新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可知，陈寅军、方小霞、邵斌坤三人属利益共同体。该三人为了取得不法利益，通过伪造证据、捏造事实的方式向法院不实诉讼，甚至在实际的合同交易过程中通过民事欺诈方式骗取滕雪新签订合同。三、根据一审庭审笔录，一审法院认定《投资协议书》合法有效，系认定错误。《投资协议书》从形式上看是滕雪新、邵俊、吴国红、范学飞、王群对江北国通公司的股权分配。但事实上，《投资协议书》上签名的所有人均未取得江北国通公司股权。股权的取得只有两种方式，要么通过出资原始取得，要么通过继承或购买他人股权取得。本案中江北国通公司早已成立，各方显然不属于原始取得。而滕雪新从未购买江北国通公司100%股权，对滕雪新而言，签署《投资协议书》等同于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故滕雪新在《投资协议书》签订后就将股权转让款支付给邵斌坤。一审审理过程中，邵斌坤表示签订《投资协议书》并未与陈寅军、方小霞商议过，陈寅军、方小霞也表示对《投资协议书》不清楚，而邵斌坤、陈寅军、方小霞均始终认为江北国通公司的股权与邵斌坤无关，属陈寅军、方小霞所有。故《投资协议书》属邵斌坤将陈寅军、方小霞的股权转让给滕雪新，属于典型的无权处分，经一审法院庭审释明，陈寅军、方小霞均明确表示对邵斌坤处置其案涉公司56%股权的行为不认可，不追认，该行为应当视为权利人不追认。在此情况下，《投资协议书》应当无效。民事案件的审理，涉及合同纠纷的，首先需审查合同效力。在案涉公司工商登记股东陈寅军、方小霞当庭否认邵斌坤处置权的情况下，应当依法认定案涉合同无效，并按照无效合同相互返还财产进行处理。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滕雪新的上诉请求。 邵俊、邵斌坤共同答辩称：《投资协议书》签订不存在欺诈，滕雪新要求撤销该协议书无法律及事实依据，邵俊未收到钱款，不承担任何责任。一、滕雪新认为《投资协议书》系受到欺诈而签订，故要求予以撤销。《投资协议书》实际上系滕雪新主导下，其他各方共同投资，对江北国通公司的未来进行的投资安排，故不存在合同撤销及无权处分一说。《投资协议书》并非股权转让或增资协议，该协议载明：为了加快企业发展，创新管理模式，开创出一条股份合作和劳动合作相结合的新路子，对截止2017年8月31日的股份进行了明确，对未来增加400万元流动资金的来源进行了明确，明确了若劳动关系结束股份亦按比例退出。故《投资协议书》是一个规划未来的协议，不存在无权处分或合同撤销的问题。滕雪新主张该协议因无权处分而无效，该主张与其认为邵斌坤为江北国通公司实际控制人且由邵俊实际持股的主张相矛盾，亦与《投资协议书》内容相矛盾。滕雪新认为陈寅军、方小霞对邵斌坤处置其股权的行为不认可，属断章取义。陈寅军、方小霞认可委托邵斌坤与滕雪新谈股权转让，故才会另案起诉要求滕雪新支付转让款。滕雪新认为无权处分，主张无效，在法理上说不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一审中滕雪新的请求权基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故其在二审中提出无权处分，二审法院应不予审查。二、滕雪新要求撤销《投资协议书》的请求权基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认为邵斌坤构成欺诈，应予以撤销。因邵斌坤并非《投资协议书》的当事人，故不能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从2017年10月1日起开始施行，其中关于合同撤销情形中，规定了第三人实施欺诈的行为。但《投资协议书》的签订时间为2017年8月30日，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而非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故滕雪新主张合同撤销缺乏法律依据。三、滕雪新对邵斌坤是否构成欺诈负有举证责任，但其并未举证证明邵斌坤存在欺诈行为。（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中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对此进行了强调。其证明标准并非一般民事诉讼案件的高度盖然性即可，而是要确信排除合理怀疑。滕雪新提交的证据并未达到此标准。从构成要件看，应审查邵斌坤有无欺诈行为、有无因果关系即滕雪新有无因邵斌坤的行为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而签订案涉合同、相对人知道或应当知道邵斌坤的欺诈行为，但滕雪新均未举证予以证明。关于虚构利润承诺返点问题。滕雪新是物流公司老板，从业十多年，且从事的亦是圆通速递，其是广州滕氏速递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主要股东，其知道如何考察判断收购一个物流公司。一审庭审中，滕雪新陈述邵斌坤将公司财务资料出示后即放入抽屉，其未要求查看、核实，且也未在《投资协议书》中明确要求对方保证利润。这说明根据滕雪新的判断，利润并非特别重要，不是合同交易的必备条款。滕雪新知道物流行业做账可能不规范，账目可能不作数，故与其是否收购无重大的因果关系。返点亦是同理。滕雪新没有要求邵斌坤作承诺，其作为圆通速递的经营者，应当知道圆通速递的返点只是一个政策，是存在变化而非确定的，故也未在《投资协议书》中进行明确。返点与滕雪新是否收购江北国通公司无重大因果关系，其并非因此作出错误意思表示。（二）吴国红、范学飞、王群并不知道邵斌坤是否有欺诈滕雪新的行为。一审中，吴国红、王群等人陈述不知道滕雪新所主张的情况，故即使邵斌坤的行为被法院认定为构成欺诈，但另外的合同相对方不知道，根据法律规定，亦不能撤销。四、即使滕雪新有撤销权，也超过了一年的除斥期间，其也以实际行动放弃了撤销权。另案已查明，滕雪新在2017年8月31日就办理了交接，有交接清单，其接收了公司的账户、押金、车辆、合同等资料。录音证据显示，滕雪新陈述是在2017年9月接手江北国通公司的，故不存在到2018年1月才接管的事实。故其主张撤销合同，已超过一年除斥期间。五、江北国通公司已不具备返还条件。江北国通公司在2017年8月31日进行交接，现已面目全非，经营情况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事实上也无法返还。且《投资协议书》是一个整体，不存在部分撤销的问题。滕雪新仅要求返还448万元，投入公司的流动资金400万元及邵俊、吴国红、王群后面投入的款项怎么处理，均是问题。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吴国红、范学飞、王群共同答辩称：一、《投资协议书》中吴国红、范学飞、王群的签字是真实的，签订该协议时，三人知道虽老板更换为滕雪新，但公司还是按照原来的模式继续经营，所以就签名了。二、关于邵斌坤对滕雪新是否有欺诈行为，吴国红、范学飞、王群并不清楚。对于返利，是圆通速递总公司决定的，滕雪新已从事圆通速递经营十多年，是否有返利，应该向圆通速递总公司了解，而非邵斌坤一人说了就能定的，故关于返利不存在隐瞒。关于经营模式，也不是由邵斌坤讲讲的，每个人的经营模式不一样。滕雪新与吴国红、范学飞、王群经营公司的模式不一样，不同的经营模式，产生的利润也不一样。吴国红、范学飞、王群原打算继续在江北国通公司工作，因为《投资协议书》中明确约定，在三人劳动关系存续期间，有利润就要分配，但三人后并未分得任何利润。且《投资协议书》签订后，公司的管理模式、工作环境与原来不一样，导致三人无法继续在公司工作。故在2018年年底，三人通过劳动仲裁，要求滕雪新支付工资，并从江北国通公司离开。按照《投资协议书》约定，吴国红、范学飞、王群离开公司，投资款应由滕雪新返还。一审时，吴国红、范学飞、王群也向一审法院提出了反诉请求，但一审法院告知可另案处理。江北国通公司已由滕雪新经营两年，但滕雪新从未将吴国红、范学飞、王群当作投资者，现在滕雪新要求撤销案涉合同，无法律及事实依据。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方小霞、陈寅军共同答辩称：一、滕雪新上诉状中“且从陈寅军、方小霞诉滕雪新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可知，陈寅军、方小霞、邵斌坤三人显然属于利益共同体。该三人为了取得不法的利益，甚至可以通过伪造证据、捏造事实的方式向法院不实诉讼。更别说在实际的合同交易过程中通过民事欺诈的方式骗取滕雪新签订合同，邵斌坤等人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一审判决却视而不见，实质是不诚信者反得利，恳请二审法院查清事实，依法改判”的陈述属滕雪新主观臆断，无任何证据，应不予采纳。二、方小霞、陈寅军并非《投资协议书》的当事人，故保留一审中的答辩意见。三、同意邵斌坤、邵俊的答辩意见。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滕雪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撤销滕雪新与邵俊、吴国红、范学飞、王群于2017年8月30日签订的关于江北国通公司的《投资协议书》；二、判令邵俊、邵斌坤返还滕雪新的投资款448万元以及408万元从2017年8月28日起、40万元从2017年9月1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月利率0.6%计算支付的利息；三、判令江北国通公司返还滕雪新流动资金224万元以及100万元从2017年9月2日起、124万元从2017年9月20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月利率0.6%计算支付的利息；四、诉讼费用由邵俊、邵斌坤、吴国红、范学飞、王群、方小霞、陈寅军承担。一审庭审中，滕雪新撤回了上述第三项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江北国通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记载为：公司成立日期为2008年12月29日，注册资本人民币50万元，现登记股东为方小霞、陈寅军。滕雪新与邵俊、吴国红、范学飞、王群签订《投资协议书》一份，协议落款时间为2017年8月30日，约定：江北国通公司（加盟圆通速递有限公司），工商注册资本50万。截止2017年8月31日宁波江北（洪塘）圆通实际总投资800万。其中1.滕雪新投资448万元，占股份56%；2.邵俊投资208万元，占股份26%；3.吴国红投资64万元，占股份8%；4.范学飞投资40万元，占股份5%；5.王群投资40万元，占股份5%。公司今后以此实际投资比例享受收益分配及风险责任承担。另增加流动资金400万，流动资金按股份比例投入。今后如股东退出劳动合作，股份则按现实际投资比例同时退出。该《投资协议书》中“邵俊”的签名实际为邵斌坤所书。庭审中，邵俊的委托代理人对邵斌坤的签名予以认可。滕雪新通过其妻子周娟美账户分别于2017年8月28日、2017年9月1日汇入邵斌坤账户408万元、40万元，共计448万元。滕雪新持有落款时间为2017年9月2日的收据一份，载明的主要内容为：今收到滕雪新入股江北国通公司（加盟圆通速递有限公司，工商注册资本50万，市场估价800万）56%股份投资款已汇入邵斌坤账户448万元整，收款人邵斌坤。2018年4月起，滕雪新及其妻子周娟美多次找到邵斌坤，认为邵斌坤虚构公司利润，欺骗滕雪新，要求退出并返还投资的款项。2018年12月8日，滕雪新与吴国红、范学飞、王群等人形成会议记录，会议记录载明各方就吴国红8%、范学飞5%、王群5%辞工后（2018年11月提出）股份滞留问题进行了讨论。一审庭审中，滕雪新确认自2018年1月1日起至今，由其实际经营管理江北国通公司。另查明：国家税务总局宁波税务局的档案资料显示，江北国通公司2017年1、3、4、6、10月亏损，其余月份盈利，全年累计利润总额30081.23元。 一审法院认为：滕雪新与邵俊、吴国红、范学飞、王群签订的《投资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邵俊对邵斌坤的签名也予以认可，故应认定有效。现滕雪新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为基础，认为邵斌坤故意隐瞒公司亏损、虚构公司盈利及圆通公司有收、派件每票0.3元的返点政策而诱骗滕雪新，其因受欺诈而请求撤销该《投资协议书》。对此，法院认定如下：第一，滕雪新在起诉状中称：“2017年7月，被告邵斌坤得知原告有意再次投资速递业务的意向后，利用其与原告系同学、同村和邻居的关系…”滕雪新是因有在宁波地区投资速递行业之需，而与邵斌坤进行投资商谈的，在滕雪新尚无其他备选的情况下，接手江北国通公司可以减少其选择、考察等的成本投入。第二，滕雪新在庭审中提到：在双方商谈过程中，邵斌坤将江北国通公司的财务资料等出示后立即放入抽屉中，但滕雪新并未要求查看或进行核实，也未对公司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查。若江北国通公司的前期利润状况对其投资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则滕雪新作为长期从事速递行业的从业者，其不核查的行为明显不合理。即使公司的利润状况决定投资的意向，则在其可以要求邵斌坤提供资料或向税务部门等机构查询的情况下，没有履行对自己负有的谨慎义务，应由其自行承担相应的后果。第三，从滕雪新提供的录音资料可以认定，双方争议焦点在于每票0.3元的返点政策有无如实告知上，该返点政策直接关乎利润。对返点的问题，滕雪新未提供邵斌坤存在对返点予以保证的证据，且该返点属于总公司的政策问题，存在时刻变化的情况，滕雪新作为长期从事速递行业的人员，对此应是明知的。另外，滕雪新也可通过相关渠道进行核实，其未予查询核实，应自行承担不利的后果。第四，投资的价值是由公司资产、经营状况、发展前景等综合因素决定的，并不当然与公司的前期利润挂钩，因此，如果滕雪新认为其投资与公司的盈亏相对应的，应作出特别的约定，现滕雪新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第五，一审庭审中，滕雪新确认其自2018年1月1日起实际经营管理公司至今。2018年12月8日，滕雪新与吴国红、范学飞、王群等人还就吴国红、范学飞、王群辞工后股份滞留问题进行过讨论，并形成了会议记录。以上情况表明，滕雪新一直按要求履行投资协议书。综上，滕雪新要求撤销2017年8月30日签订的《投资协议书》及返还投资款448万元的理由不成立，法院不予支持。关于滕雪新要求查询范学飞的银行账号流水明细的申请，法院认为其不影响本案的处理，故不予准许。关于方小霞、陈寅军要求证人王某出庭证明其与滕雪新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及相关文件的事实经过的申请，法院认为该内容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亦不予准许。2018年4月30日录音资料表明，滕雪新第一次向邵斌坤提出了返还投资款的要求，而其向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提起撤销权诉状的时间是2019年1月16日（引调），并未超过行使撤销权的一年除斥期间。邵俊、邵斌坤关于滕雪新于2017年8月31日应知道情况的辩称，并无证据证明，且与滕雪新20**年9月1日支付40万元投资款及其后又支付流动资金的事实相悖，故邵俊、邵斌坤关于滕雪新行使本案撤销权已超过了一年撤销权期限的辩称，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百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3月16日判决如下：驳回滕雪新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8840元，减半收取29420元，由滕雪新负担。 滕雪新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1.公证书一份，欲证明2018年4月29日以来，江北国通公司财务范学飞根据邵斌坤的要求，将公司收支明细通过微信方式发送给滕雪新女儿，相应财务收支中明确返利款项截止于2017年5月，其后再无返利收入，而邵斌坤却故意隐瞒，虚构仍有返利的不实保证和承诺，且邵斌坤等通过降低租金计提少列开支等方式虚增利润，不断欺骗滕雪新。 2.（2019）浙01民终3935号民事判决书一份，欲证明邵斌坤与方小霞、陈寅军等相互串通，就江北国通公司转让事宜虚构事实，不实诉讼，试图进一步获得不法利益，二审法院经审理，依法判决驳回了方小霞、陈寅军的诉讼请求。 邵俊、邵斌坤、吴国红、范学飞、王群、方小霞、陈寅军二审期间均未向本院提交任何证据。 对滕雪新二审期间提交的上述证据，邵俊、邵斌坤经质证认为：证据1，形式真实性无异议，对内容的真实性及证明对象均有异议，公证机关未核实范学飞的身份情况，无法证明邵斌坤是明知返点政策取消后还欺骗滕雪新，承诺给予返点，且范学飞制作的资金账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会计利润报表，更多的是现金的统计，故不能证明滕雪新的证明目的。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该案中滕雪新自认2017年8月31日签收了交接清单，接收了账户、押金、物料资产、车辆等，和其本案中陈述2018年1月才接手江北国通公司存在矛盾。吴国红、范学飞、王群经质证认为：同意邵俊、邵斌坤的质证意见。且滕雪新主张的通过降低租金计提虚增利润的情况不存在，后期年租金200万元是因为租了整幢楼，且江北国通公司除了自用一、二楼外，都出租出去了。方小霞、陈寅军经质证认为：证据1，形式真实性无异议，但内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对象均有异议，具体意见同意邵俊、邵斌坤的质证意见，且公证书中涉及的洪塘公司与本案无关联性。证据2，当事人就该案已申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有异议。经审查，本院认证如下：证据1，形式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不能证明滕雪新所主张的待证事实。证据2，真实性予以确认，能证明滕雪新对江北国通公司资料、资产的接收情况，但不能证明滕雪新所主张的待证事实。 本院经审理，除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外，另查明：案涉《投资协议书》上，各方当事人均系以“实际投资人”身份签名。2017年8月31日，滕雪新签收了交接清单，确认接收了江北国通公司的账户、押金、存库资料、固定资产、车辆及租房合同等资料、资产。交接清单中，移交人为范学飞，接管人为滕雪新，监管人为滕雪新、邵俊。滕雪新自此开始接手江北国通公司的经营管理。 本院认为：案涉《投资协议书》系由滕雪新与邵俊、吴国红、范学飞、王群五人作为江北国通公司实际投资人签订形成。《投资协议书》上“邵俊”的名字由邵斌坤所签，说明邵斌坤确实参与了该协议书的签订过程。滕雪新主张邵斌坤是江北国通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但即使该事实成立，也无法认定其系《投资协议书》的一方当事人。一审中，就主张行使撤销权的法律依据，滕雪新除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外，还援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所规定的合同可撤销情形并不包括合同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实施的欺诈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第三人实施欺诈行为，使一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欺诈行为的，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根据该规定，合同可撤销的情形包括合同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实施的欺诈行为。该规定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没有规定，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有规定的情形，可作为本案的裁判依据。 关于滕雪新主张的欺诈行为是否构成问题。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九条所规定的欺诈行为，须具备以下要件：一是第三人有欺诈行为；二是第三人有欺诈故意；三是行为人因欺诈行为而陷于错误认知，并基于错误认知作出意思表示；四是行为人的意思表示违背其真实意思；五是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第三人的欺诈行为。滕雪新主张邵斌坤所实施的欺诈行为为故意隐瞒江北国通公司亏损、虚构该公司盈利以及该公司有圆通速递总公司给予的收、派件每票0.3元的返利政策，诱骗其投资。但《投资协议书》共有五方当事人，内容系确认江北国通公司实际投资总额、实际投资人的投资比例及收益分配、风险责任承担比例，明确实际投资人就新增流动资金400万元的投入比例，实际投资人退出合作时的投资处理等问题，未涉及江北国通公司的前期盈亏、返利政策享有情况，滕雪新也未有其他依据证明吴国红、范学飞、王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邵斌坤存在其所主张的上述欺诈行为。且滕雪新二审庭审中陈述其在广东经营圆通速递已达十多年，根据该从业经历，其对投资江北国通公司应该具有足够的理性判断能力，难以认定其会因所主张的邵斌坤上述欺诈行为而陷入错误认知并基于错误认知作出违背真实意愿的意思表示。综合以上情况，不足以认定滕雪新主张的欺诈行为构成。 关于滕雪新行使撤销权是否超过一年期间问题。根据二审中另查明的事实，滕雪新自2017年8月31日开始接收江北国通公司的资料、资产，自此接手经营管理。据此，即使其所主张的欺诈行为构成，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时间最迟应在2017年年底。其一审中主张2018年3月才知道，不足以采信。其于2019年1月就本案纠纷向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已超过一年期间。 滕雪新上诉还主张《投资协议书》应为无效，理由是邵斌坤将陈寅军、方小霞的股权转让给滕雪新属无权处分行为，且陈寅军、方小霞均不予追认。因滕雪新一审中的诉讼主张为撤销《投资协议书》，并未主张该协议书无效，所提出的理由系邵斌坤存在欺诈行为，而二审审理范围应以一审审理范围为限，故其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作审查。 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基本清楚，实体处理结果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8840元，由上诉人滕雪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施迎华 审 判 员 李洁瑜 审 判 员 谢银芝 二〇二〇年九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 吴俊杰 书 记 员 冯旻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