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甘民终49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申请执行人）：李某，住甘肃省兰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某，甘肃致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案外人）：倪某，住甘肃省兰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某，北京大成（兰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栗某，北京大成（兰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被执行人）：张某1，住甘肃省兰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2（系张某1妻子），住甘肃省兰州市。上诉人李某因与被上诉人倪某及原审被告张某1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甘肃省林区中级法院（以下简称林区中院）（2020）甘75民初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某，被上诉人倪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某、栗某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张某1经本院传票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某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林区中院（2020）甘75民初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改判驳回倪某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倪某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依法纠正。一、一审判决确认兰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兰州农商行）张某1名下倪某137万元股份属于倪某系认定事实错误。一审中，倪某提供的所有证据，只能证明其内部的法律关系，对外不产生任何法律效力。而通过兰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查询，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显示，本案被执行人张某1，系兰州农商行118个发起人之一（公示信息显示发起人序号为41号，自然人股东），登记为合法股东，是本案中唯一的股权合法持有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六条第一款、第三款规定，李某通过以国家信用为背书的“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中显示登记在张某1名下的股权，依法申请强制执行该股权，完全符合法律规定，倪某则不具备股东主体资格。《公司法》第七十六条规定了股份有限公司成立的要件，即“股份发行，筹办事项符合法律规定”，同时第七十七条规定关于发起设立的登记事项，兰州农商行作为发起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进行工商注册登记的，应当系全部发起设立人。而本案中，李某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中，查询得知张某1为登记的发起股东，并没有倪某。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七条规定，李某自“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中查得的信息，应当为本案中能够证明兰州农商行股权情况的唯一合法有效证据，而倪某提供的证据，无一能够对抗“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的证据效力。即使是实际出资人，也是内部法律关系，不能对抗外部法律关系，不能对抗第三人。因此一审法院认定阻却执行是错误的。另外，倪某所提供的所谓的公司章程及公司股东会的决议因违法而无效，而一审人民法院对此证据及法律明确规定视而不见，却以倪某提供的违法无效的，或者仅约定其内部法律关系的文件而确认兰州农商行张某1名下倪某137万元股份属于倪某是错误的。二、倪某不具备“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法定要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以下简称《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四条规定，应当区分公司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适用不同的标准认定股东身份，取得股东身份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如果在隐名股东和名义股东之间发生股东身份确认争议，不涉及善意第三人利益的，与工商登记无关，如果涉及善意第三人的利益时，认定股东身份应充分体现公示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原则，优先保护善意第三人，无须探求股东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更不能以商事外观主义来区别对待第三人，而且《公司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的第三人，并未区分善意与否的问题，也未区分是否存在商事交易活动。三、一审法院以《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纪要》）作为本案的判决依据，显然错误。《纪要》明确“纪要不是司法解释，不能作为裁判依据进行援引”，一审判决显然违反了纪要明确规定。相对本案而言，法律规定非常明确，法律事实也非常清楚，即“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明确被执行人张某1为登记股东，其合法持有兰州农商行股份，而且兰州农商行为“发起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作为发起设立的法人，进行相应登记的事实，完全符合《公司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至于张某1与其他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或者兰州农商行与其他人的关系，则属于其内部法律关系，或者另外一个法律关系，与本案不属于同一层级的法律关系，依法不能对抗任何第三人。四、经过人民法院通过各种渠道查控，被执行人张某1无其他任何可供执行的财产，而其所持有的兰州农商行的股权系唯一能够执行的财产。如李某的合法权利无法得到保护，而对倪某的违法利益进行保护，将会出现错误引导，不仅不利于社会稳定，更会给社会稳定埋下巨大隐患。倪某辩称，一、一审不采用外观主义标准判断权利归属而适用实体性审查标准确认权利归属是完全正确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首语部分可见，《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的适用范围为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并没有把执行异议之诉包含在该规定的适用范围。对于执行异议之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和《纪要》第119条规定，法院在审理时应当进行实体性审查，故一审审理完全正确。二、一审认定张某1代表登记的股份中137万元股份属于倪某所有证据充分。一审中倪某向法庭提交了兰州农商行的股东名册、股金证书，证明从权利外观方面137万股权的所有人为倪某。提交的出资证明证明137万股份由倪某出资，分红记录证明137万股份对应分红由倪某享有。因此，无论是从外观、实际出资、分红各个方面均证明137万股权所有权为倪某。对于一审法院依据倪某提交的相关证据查明的该部分事实，双方均无异议。另外，庭审中倪某提交了兰州农商行在2015年设立时向兰州市市场监管局（原为兰州市工商局）提交的股东名册、审计报告、情况说明等证据，足以证实张某1所持的股份为437.58万股，并不包括倪某的137万元。三、李某认为应以工商登记判断股权归属没有事实与法律的依据。首先，李某在上诉状中认为工商部门登记张某1所持股份为7640.6674万股本身就属于错误的理解。兰州农商行为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对于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相关条款来看，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只登记发起人姓名，而对股东及股权数额、转让情况有别于有限责任公司，并不属于登记的事项。故对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资格的判断，如股权托管的应以股权托管中心登记为准，如还未进行股权托管的，对外应以股东名册或股票（股东权利证书）为准。因此，工商登记无法真实反映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情况。其次，从工商登记来看，张某1并非持有7640.6674万元股份，而是在张某1名下代表登记了包括倪某及其他78人的股份，这从倪某在兰州市市场监管局调取设立时的登记表中显而易见。最后，如上所述执行异议之诉应进行实体性审查。《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五条“股权按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登记和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信息判断。”规定以工商登记信息判断股权问题仅适用于执行异议和复议阶段，而不适用于执行异议之诉的审理阶段。因此，李某上诉认为应以工商登记为准判断张某1的股权的主张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四、李某认为倪某为隐名股东，不能对抗工商登记的主张也完全错误。依照《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要构成隐名与显明股东的关系，首先必须要有双方当事人关于代持股的合意并订立代持股协议。但本案中，倪某与张某1根本就不认识，也从未达成过代持股的协议，从倪某提交的审计报告中也足以体现不是代持而是“代表登记”。因此，李某关于“倪某为隐名股东不足以对抗工商登记的主张”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五、一审判决李某不属于善意第三人完全正确。对于善意第三人，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强调的是公司股权直接交易的情况下适用，而本案中，李某只是因为民间借贷无法偿还的情况下，申请法院查封了张某1名下股权，李某与张某1之间并不存在关于股权的交易行为，也就不存在善意第三人的问题。从李某的上诉理由来看，其在本案中明显将股权商事交易中的善意相对人制度与商事外观主义的原则混为一谈，忽略了本案兰州农商行及涉案异议行为仅为股权冻结行为而非股权交易行为的基本事实，李某基于对事实及法律的错误理解，提出的上诉理由显然无法成立，不应当得到支持。六、倪某享有的权利足以排除李某的执行。如上所述，倪某享有上述137万元股金的所有权系物权，而李某申请执行的债权为一般普通债权，因此案外人享有的所有权足以排除一般债权。另外，股权除具有一般的财产性质外，还具紧密的人身身份关系，代表了股东最为特殊人身身份的权利与义务，一旦被执行拍卖，倪某将不可逆转的丧失该部分股份的股东身份，造成无法赔偿的损失。而李某享有的普通债权还可以通过执行其他现有的财产或将来还可能存在的财产等其它途径实现。因此，从该方面来讲，本案股权也不应当被执行。七、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本案中一审法院在判决书“本院认为”部分以《纪要》的相关规定进行说理，并非将其直接引用作为裁判依据，故李某的该上诉理由毫无根据。倪某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不得执行工商登记中张某1持有兰州农商行7640.6674万股份（占比1.3892%）中的137万股金，并解除冻结措施；2.确认工商登记中张某1持有兰州农商行7640.6674万股份（占比1.3892%）中的137万股金为倪某所有；3.判令本案诉讼费由李某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12月14日，兰州宝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兰州市安宁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缴纳股金100万元。2015年4月25日，兰州宝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将其所持有的兰州市安宁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100万股金转让给倪某。2015年11月20日兰州农商行设立，兰州市七里河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股金转为兰州农商行的股份；原兰州市七里河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社员所持有的股金，按照1:1.37的比例转为兰州农商行股份。倪某原持有的100万元股金根据上述改制政策转化为137万元股金，兰州农商行向倪某出具了股金证，并将倪某记载于股东名册中。因股份公司设立，工商登记要求发起人自然人股东不超过二百人，经兰州农商行与兰州市银监局等部门协商，将倪某等七十八人所持有的股份备案在张某1作为股东代表名下。兰州农商行每年向倪某在兰州农商行中的账户进行分红。一审法院认为，结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以及本案的具体情形，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九条“公司的登记事项包括：（一）名称；（二）住所；（三）法定代表人姓名；（四）注册资本；（五）公司类型；（六）经营范围；（七）营业期限；（八）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或者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的姓名或者名称”规定，对于股份有限公司而言，发起人姓名或者名称属公司登记事项。本案兰州农商行在设立时为办理工商登记，将倪某股份登记在张某1名下，但实际出资人是倪某，不存在产生变更股东的效果，更没有变更登记人的必要。工商登记信息与股权实际归属不一致的情形在社会中较为常见。《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股权按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登记和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的信息判断”，第四项虽规定股权是工商登记的主要事项，也是判断是否存在股权的依据。如果直接适用第四项规定进行判断，不进行实质审查，将对实际出资人的权利造成损害。虽然《公司法》第三十二条有股东变更登记的规定，但根据法律体系解释原则，该规定调整的对象应只是对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并不能适用于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故李某有关涉案股权需要向工商登记机关变更登记，未经变更工商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的理由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二、本案是李某申请的执行案件，即申请执行人依据生效判决书享有的仅是金钱债权请求权。公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范的是股权交易商事活动，股权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主体仅限于与名义股东存在股权交易的第三人，商事外观主义原则的适用范围不包括非股权交易第三人。本案是名义股东债权人申请执行的案件，是其与名义股东因借款关系等而形成的一般债权，债权人并没有与名义股东从事涉及股权交易的民事法律行为。从权利外观原则来看，此时的债权人不是基于信赖权利外观而需要保护的民事法律行为的善意第三人，故其债权请求不能受到优先于实际权利人的保护。倪某提供的证据证实其为股权实际权利人，且其权利足以对抗申请执行人的权利。在股份公司的股权与工商登记机关登记不一致的情形下，不宜直接认定债权人对登记外观有信赖利益从而应当得到法律的优先保护。另外，从公平公正角度讲，倪某基于实际出资获得的权利应予保护。从维护社会稳定的角度出发，权利人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实现债权，而涉案股份一旦被执行，倪某的股份将不存在，将给倪某造成巨大损失。故作为申请执行人李某的债权诉求，不应优先于作为股份实际权利人倪某权利而受到保护。三、根据《纪要》精神，从法律规则看，外观主义是为保护交易安全设置的例外规定，一般适用于因合理信赖权利外观或意思表示外观的交易行为。实际权利人与名义权利人的关系，应注重财产实质归属，而不单纯地归于公示外观。本案中倪某基于对兰州农商行的信任，并不知其股份在公司登记时被张某1代持，且能证明自己是实际出资人，其权利应受到法律保护。虽然本案争议的系股权，但股份公司股东所享有的权利系通过其所持有的股份得以实现，对倪某的权利以股份为标准应予以确认。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零七条关于“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以申请执行人为被告。被执行人反对案外人异议的，被执行人为共同被告；被执行人不反对案外人异议的，可以列被执行人为第三人”之规定精神，在无法通知被执行人的情况下，应当将被执行人列为共同被告。本案中被执行人张某1无法通知，故其诉讼地位应列为共同被告。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及第二款规定，判决：一、不得执行倪某在兰州农商行张某1名下的倪某137万元股份并解除其冻结；二、确认兰州农商行张某1名下倪某137万元股份属倪某。案件受理费17130元，由李某负担。2020年8月6日，本院在永登监狱对当事人张某1进行了询问。在询问中，张某1明确“之前有铁路中院过来对我说我有9000万股份在农商行，当时我是一千万购买的，至于最后为什么是9000万股份我不清楚”“对工商登记中登记的股份是多少不太清楚”“兰州农商行股金管理系统中所记载持有股份多少不清楚”“我不认识这些人”“我认为应当实事求是，不应执行别人的”。当事人为证明其主张向法庭提交了证据。本院依法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倪某向法庭提交兰州中院（2017）甘01执保字545号保全执行告知书，拟证明查封冻结非上市公司的股权应该向该非上市公司而不是向工商机关查封冻结。李某质证认为告知书出现的日期是在2017年9月28日，保全期满日期是2018年9月，在一审过程中就应该提交，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证据系复印件，真实性无法核实，告知书中也未显示股权在哪里冻结。该证据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倪某没有提供相应的法律依据。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明目的结合已查明的其他事实综合认定。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兰州农商行设立时，原兰州市安宁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社员所持有的股金，按照1:1.37的比例转为兰州农商行股份。倪某在兰州农商行137万元股金系由其持有的原兰州市安宁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100万元股金转化而来。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上诉及答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倪某对案涉股权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一）关于倪某是否实际享有股东权利的问题。1.从形式要件看。兰州农商行的性质为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李某上诉所依据的《公司法》第三十二条以及《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五条并不适用于本案情形，且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审理程序不同于执行异议审查，应秉持实体性审查原则。其一，根据法律体系解释原则，《公司法》第三十二条位于《公司法》第二章“有限责任公司的设立和组织机构”中，调整对象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变更登记，并不能扩大解释适用至股份有限公司。其二，《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三章第九条及第五章有关规定，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只登记发起人姓名或名称，而股东及股权数额、转让情况不属于法定登记事项。本案中，工商登记信息未能全面、准确反映作为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的兰州农商行股权情况。其三，记载于兰州农商行股份转让股东代表确认花名册显示，张某1并非持有7640.6674万元股份，而是在张某1名下代表登记了倪某及其他78人的股份，同时，兰州农商行股金管理系统中登记的张某1现有股金股数为4375800元。以上情况，与工商登记情况不一致，但能得到合理解释；与在本院二审期间赴张某1羁押场所对其询问时，其明确“之前有铁路中院过来，对我说我有9000万股份在农商行，当时我是1000万购买的，至于最后为什么是9000万股份我不清楚”的说法能够相互佐证。最后，倪某记载于兰州农商行的股东名册中，股东名册作为重要的法律文件和效力证据，亦可以产生权利推定效力。2.关于实质要件。从实际出资看，2012年12月24日，兰州宝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兰州市安宁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缴纳入股金100万元，后该股份转入倪某名下。2015年11月20日兰州农商行设立时，原兰州市安宁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社员所持有的股金，按照1:1.37的比例转为兰州农商行股份，倪某原持有的100万元股金根据上述改制政策转化为137万元股份，兰州农商行向倪某出具了股金证。从行使股东权利看，兰州农商行每年向倪某分红，倪某实际享有股东权利。因此，无论是从股权的形式要件（股东名册、记名股票）还是实质要件（实际出资、获得分红）来看，倪某为案涉股份的实际所有人，其对案涉股份享有的民事权益足以排除法院的强制执行。（二）关于外观主义的适用问题。在外观权利与实际权利不一致的情况下，善意第三人基于对权利外观的信赖而与名义权利人进行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受法律优先保护，而本案是李某与名义股东张某1因借款关系等而形成的一般债权，并非基于信赖权利外观而进行民事法律行为的善意第三人，故其债权请求不能受到优先于实际权利人倪某的保护。一审法院对此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三）关于是否存在股份代持的问题。要构成隐名与显名股东的关系，须有双方当事人关于代持股的合意并订立代持股协议。本案中，倪某与张某1均一致陈述相互不认识，也从未达成过代持股的协议，审计报告也足以体现不是代持而是“代表登记”。因此，李某关于“倪某为隐名股东不足以对抗工商登记”的主张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四）关于李某上诉称一审法院以纪要作为判决依据的问题。一审判决仅在判决书“本院认为”部分以《纪要》的相关规定进行说理，并非李某所说，将其直接引用作为裁判依据，故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李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130元，由上诉人李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宋 巍审判员 魏万武审判员 牛 婧二○二〇年九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潘 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