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仁寿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1421民初2521号 原告：曹菊先，女，1967年1月17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四川省仁寿县。 被告：余得飞（曾用名：余德飞），男，1966年2月13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四川省仁寿县。 被告：吴丽，女，1969年8月13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四川省仁寿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得飞（系吴丽丈夫），住四川省仁寿县。 原告曹菊先与被告余得飞、吴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1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7月7日、8月13日、8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曹菊先、被告吴丽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即被告余得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曹菊先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余得飞、吴丽夫妻偿还借款237,000元并出具借条，自2015年11月30日计算至2020年3月30日利息为234,000元，共计471,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诉讼过程中，原告将其诉讼请求第一项明确为：判令被告余得飞、吴丽共同偿还借款本金237,000元，并且按照月利率2.5%支付从2015年11月30日至2020年3月30日的利息共计234,000元，本息共计偿还471,000元。事实和理由：被告于2014年11月10日起先后三次向原告借款237,000元整，并于2015年11月30日出具《借条》。经原告多次催要，被告陆续还款15,000元，其余至今未还。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故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如所请。 被告吴丽、余得飞共同辩称，原告一共向被告出借450,000元，其中有转款凭据的只有370,000元。370,000元的转款情况分别为原告于2013年2月9日向吴丽转账一笔100,000元，一笔50,000元，合计150,000元；于2013年8月17日向吴丽转账70,000元；于2014年11月10日向吴丽转账150,000元。二被告向原告的付款情况为余得飞用尾号69902的银行账户于2013年5月29日向原告转账50,000元，于2013年6月10日向原告转账100,000元，吴丽于2013年11月29日向原告转账163,800元，吴丽于2014年6月1日向原告转账22,500元，余得飞于2014年7月13日向曹菊先转账150,000元。综上，从2013年2月份至2014年11月份，余得飞和吴丽总共向原告转账了486,300元。根据原告提供的转款依据，结合被告查询到的转款依据，被告支付原告的款项远多于原告借给被告的款项。2015年的《借条》《欠条》是不合法的，是原告前往被告家中强迫被告出具的，并威胁若被告不出具凭条就不离开被告家中。被告只能按照原告的指示出具了《借条》《欠条》。当时被告就要求原告返还2014年11月10日的《借条》，原告说没带在身上就至今未将《借条》提供被告。原告若坚持向被告主张权利，则被告要求原告出示对应《借条》金额的转账依据。请求法院依法处理本案。 结合当事人陈述和本院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被告吴丽、余得飞系夫妻关系。二被告因经营周转不灵，故向原告曹菊先提出借款。2013年2月9日，原告通过其在中国农业银行的账号为62×××10的银行账户（以下简称：原告尾号6310的农行账户）向被告吴丽转账出借了一笔50000元和一笔100000元。被告吴丽于2013年2月10日向原告出具《借条》一份，载明“借条今借到曹菊先现金150000元，大写（壹拾伍万元整）借款人：吴丽2013.2.10日5111211969××××××××”。原、被告口头约定了利息。2013年6月10日，余得飞向原告尾号6310的农行账户偿还了借款本金100000元。2013年8月17日，原告通过其中国工商银行的账号向被告吴丽转款出借了70000元。当日，二被告向原告出具了《借条》一份，载明“借条今借到曹菊先现金150000万元，大写（壹拾伍万元整）。借款人：吴丽、余得飞2013.8.17日”，原、被告就此口头约定了利息。2013年11月29日，吴丽用其62×××18的银行账户向原告尾号6310的农行账户转款了163800元。2014年6月1日，吴丽向原告尾号为6310的农行账户转款了22500元。2014年7月13日，余得飞向原告尾号6310的农行账户转款150000元。2014年11月10日，原告向被告吴丽转款出借了150000元，原告自述在转款后过两天又向被告吴丽现金出借了30000元。二被告在收款后向原告出具了《借条》一份，双方约定了借款利率。因二被告未向原告如期付款，二被告于2015年11月30日向原告出具了《借条》一份，载明“借条今借到曹菊先现金180000.00万元正。大写（壹拾捌万元正）。按月息2分5厘，借款人：吴丽5111211969××××××××2015.11.30日5111211966××××××××余得飞”。当日，二被告又向原告出具了《欠条》一份，载明“欠条今欠到曹菊先现金57000元，大写（伍万柒仟元正）借款人：吴丽5111211969××××××××余得飞5111211966××××××××2015.11.30日”。其后，二被告于2015年底左右向原告支付了现金2000元，于2015年至2016年期间用信用卡代原告支付消费3000元，于2018年2月11日微信向原告偿还了2000元，于2018年2月13日微信向原告偿还了3000元，于2019年2月2日微信向原告偿还了5000元，上述金额共计15000元。 2020年6月16日，原告将二被告诉至本院并提出了上述诉讼请求。二被告于2020年7月8日向本院提起对原告的反诉，要求判令原告退还多收取二被告的106,300元及利息等，但因二被告经本院通知后未按规定预交诉讼费用，故本院于2020年8月11日作出（2020）川1421民初2521号民事裁定，裁定本案按余得飞、吴丽撤回反诉处理。 另查明，原告尾号6310的农行账户交易流水中显示：2013年8月16日，转出账号“XX-XXXXXXXXXXX2452”与转入账号“XX-XXXXXXXXXXX6303”之间产生了“-80000.00”的交易金额；2013年11月29日，转出账号“XX-XXXXXXXXXXX6303”与转入账号“XX-XXXXXXXXXXX2452”之间产生了“-163800.00”的交易金额；2013年12月22日，转出账号“XX-XXXXXXXXXXX2452”与转入账号“XX-XXXXXXXXXXX6303”之间产生了“-150000.00”的交易金额。 再查明，2014年11月，原告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眉山市分行（以下简称：邮储银行眉山分行）贷款了80,000元。其后，原告在邮储银行的银行账户于2014年11月7日收到了系统发放的贷款80,000元，于2014年12月7日被银行扣款560元，于2015年1月7日被银行扣款578.67元，于2015年2月7日被银行扣款578.67元，于2015年3月7日被银行扣款522.67元，于2015年4月7日被银行扣款578.67元，于2015年5月7日被银行扣款560元，于2015年6月7日被银行扣款578.67元，于2015年7月7日被银行扣款560元，于2015年8月7日被银行扣款578.67元，于2015年9月7日被银行扣款578.67元，于2015年10月7日被银行扣款560元，于2015年10月29日向银行还款80,410.67元。经核算，从2014年11月7日起至2015年10月29日原告为了该80,000元的贷款共计向银行支付了利息6,645.36元。 庭审中，原告诉称2013年2月10日、2013年8月17日的《借条》双方均口头约定了月利率2%或者月利率2.5%，具体的利率标准因时间太长记不清了；2013年11月29日吴丽支付的163,800元系偿还的借款本金和利息。二被告则辩称原、被告交往中所产生的《借条》除了2015年11月30日的那份外，其余均口头约定了月利率2%，二被告也是按照该标准每月支付的利息。原、被告一致认可双方除民间借贷外无其余经济往来，且截止2014年7月13日前期所有借款产生的本息二被告均已付清；在付清本息后原告即将2013年2月10日的《借条》及2013年8月17日的《借条》原件退回二被告。二被告还辩称截止2014年7月13日时二被告不仅还清了前期本息，而且还向原告多支付了款项。原告诉称2014年11月10日的《借条》中载明的借款金额为180,000元，约定的月利率为2.5%，该份《借条》在二被告出具2015年11月30日的《借条》时被撕毁了，《欠条》的出具是因为二被告一直未还款，故在2015年出具新的《借条》时按照月利率2.5%的标准核算了前期欠付的利息。二被告辩称2014年11月10日的《借条》中载明借款金额为150,000元，利息为月利率2%，该《借条》尚由原告持有，被告未收到过原告的现金30,000元，2015年11月30日的《借条》《欠条》均是原告强迫二被告出具的。二被告经本院询问称本案自己并未报警，但是被告曾就别的案子报过警。原告还诉称2014年11月7日，原告从邮储银行眉山分行贷款了80,000元本想用于做生意，但因故未使用，因吴丽说资金周转不灵，原告就将款项转借给了吴丽。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的陈述，2015年11月30日的《借条》《欠条》原件各一份，原告尾号6310的农行账户交易流水，2013年8月17日的汇款个人业务凭证，原告工商银行的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微信转账截图三份，原告邮储银行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原告的个人信用报告，吴丽于2013年11月29日向曹菊先转款的银行卡取款业务回单，2014年7月13日的中国农业银行四川省分行卡卡转账记录，2013年2月10日的《借条》原件及2013年8月17日的《借条》原件各一份等证据予以证明。 本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2015年11月30日的《借条》《欠条》是否系原告强迫二被告出具的；二、2015年11月30日的《借条》中的借款金额180,000元是否成立，《欠条》中载明的57,000元是否成立；三、原告主张二被告偿还借款本金237,000元，偿还2015年11月30日至2020年3月20日按月利率2.5%标准计算的利息234,000元应否支持。 关于焦点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规定，二被告主张原告强迫二被告出具《借条》《欠条》，原告予以否认，二被告也未能向本院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同时，按照二被告的说法，其受原告强迫出具了《借条》《欠条》，却在遇到别的案子的时候及时报警，而不就本案报警，也违反常理。二被告的上述辩称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借条》《欠条》应系二被告自愿出具的。 关于焦点二。吴丽于2013年11月29日用其62×××18的银行账户向原告尾号6310的农行账户转款了163800元，而当日原告尾号6310的农行账户交易流水中显示转出账号“XX-XXXXXXXXXXX6303”与转入账号“XX-XXXXXXXXXXX2452”之间产生了“-163800.00”的交易金额，故可据此推知账号“XX-XXXXXXXXXXX6303”系吴丽的62×××18银行账户，而“XX-XXXXXXXXXXX2452”系原告尾号6310的农行账户。经审查，原告尾号6310的农行账户交易流水还显示转出账号“XX-XXXXXXXXXXX2452”与转入账号“XX-XXXXXXXXXXX6303”之间于2013年8月16日产生了“-80000.00”的交易金额，转出账号“XX-XXXXXXXXXXX2452”与转入账号“XX-XXXXXXXXXXX6303”之间于2013年12月22日产生了“-150000.00”的交易金额。也即是说，原告于2013年8月16日向吴丽的银行账户转款了80000元，原告于2013年12月22日向吴丽的银行账户转款了150000元。本案中，原告诉称2013年2月10日、2013年8月17日的《借条》双方均口头约定了月利率2%或者月利率2.5%，二被告则辩称除了2015年11月30日的《借条》外双方约定的月利率均系2%。根据2015年8月6日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三十一条“没有约定利息但借款人自愿支付，或者超过约定的利率自愿支付利息或违约金，且没有损害国家、集体和第三人利益，借款人又以不当得利为由要求出借人返还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借款人要求返还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除外。”规定，对于已经支付了的未超过年利率36%的利息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法院不予支持。原、被告对于原告于2013年2月9日向二被告出借了50000元、100000元，由二被告于2013年2月10日向原告出具了借款金额为150000元的《借条》并口头约定了利息一事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被告余得飞于2013年6月10日向原告支付的100000元应系偿还的2013年2月10日《借条》中的借款，双方一致认可该笔借款已经清结，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原告于2013年8月16日向吴丽转账了80000元，于2013年8月17日向吴丽转账了70000元，二被告于2013年8月17日向原告出具了借款金额为150000元的《借条》并口头约定了利息。其后，吴丽于2013年11月29日向原告支付了163800元，结合双方一致认可该笔借款已经清结且原告将此《借条》退还了二被告的事实，本院认定该笔借款此时也已还清且双方自愿给付的利息未超过年利率36%的规定，原告不应对利息进行返还。原告于2013年12月22日向吴丽银行转账了150000元，其后吴丽于2014年6月1日向原告转账了22500元，余得飞于2014年7月13日向原告转账了150000元。因原、被告一致认可除了民间借贷关系外无其余经济往来，结合原、被告一直以来的交易习惯以及二被告于2014年11月又向原告就新的借款出具了《借条》一事，本院认定原告于2014年12月22日向吴丽的转款也系借款且口头约定了利息，其后二被告向原告支付的款项系对该笔借款本息的偿还。二被告就上述借款支付的利息未超过年利率36%，故原告不应对利息进行返还。二被告辩称2014年7月13日支付的150000元实际超额偿还了原告的借款，既不符合常理，又没有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原告诉称于2014年11月10日向吴丽转款了150000元，过两天又向吴丽支付了现金30000元，双方口头约定了月利率2.5%并由二被告为此出具了《借条》，2015年11月30日二被告撕毁了前述《借条》并重新出具了《借条》一份以及针对前期欠息的《欠条》一份。二被告对此不予认可，也否认收到了现金30000元。对此，本院认为原、被告于2014年11月时向二被告出借的借款本金合计为180000元，借款时双方约定了月利率2.5%，理由是，若以本金180000元按照月利率2.5%从2014年11月10日开始计算至2015年11月30日则应付利息为180000元×2.5%×12个月＋按20天计算×（180000元×2.5%÷30天）＝57000元，该利息金额正好是《欠条》中所载明的欠款金额。原告的诉称能够与《借条》《欠条》中载明的金额、月利率以及2014年11月10日原告向被告转款150000元的情况相互印证，足以证明原告的诉称的借款本金金额、利息约定以及《借条》《欠条》产生的原因成立，本院予以采信。二被告否认于2014年11月向原告借款180000元并于2015年11月30日结算了前期欠息57000元，但却不能对2015年11月30日《借条》《欠条》的产生进行合理解释，二被告的辩称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焦点三。案涉债务系经二被告共同签字所负的债务，系二被告的夫妻共同债务，应由二被告共同偿还。《借条》《欠条》中均未约定还款期限，故原告有权随时向二被告催收款项。原告诉请判令二被告偿还借款本金237,000元，但案涉借款的本金仅系180,000元，剩余57,000元应系从2014年11月10日开始计算至2015年11月30日止的利息而非借款本金，故不应将57,000元作为借款本金计算。原告还诉请判令二被告支付以237,000元为本金按月利率2.5%从2015年11月30日计算至2020年3月30日的利息234,000元。但是，原告自认其所出借180,000元的款项中有80,000元系来源于银行贷款。根据2015年8月6日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一）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并参照《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号）第52条“民间借贷中，出借人的资金必须是自有资金。出借人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的民间借贷行为，既增加了融资成本，又扰乱了信贷秩序，根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14条第1项的规定，应当认定此类民间借贷行为无效。人民法院在适用该条规定时，应当注意把握以下几点：一是要审查出借人的资金来源。借款人能够举证证明在签订借款合同时出借人尚欠银行贷款未还的，一般可以推定为出借人套取信贷资金，但出借人能够举反证予以推翻的除外；二是从宽认定‘高利’转贷行为的标准，只要出借人通过转贷行为牟利的，就可以认定为是‘高利’转贷行为；三是对该条规定的‘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要件，不宜把握过苛。实践中，只要出借人在签订借款合同时存在尚欠银行贷款未还事实的，一般可以认为满足了该条规定的‘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这一要件。”文件精神，原告从银行贷款后将款项转借被告，并按月利率2.5%收取利息，原告向被告出借的80,000元系高利转贷，该部分借款的民间借贷合同无效，但不影响当事人之间剩余100,000元借款的民间借贷合同的成立。同时，原告作为转贷人与借款人之间签订的转贷合同虽然无效，但不导致金融机构与转贷人之间的金融借款合同无效，原告仍然要履行其与金融机构之间签订的金融借款合同。本案中，二被告实际占用了原告80,000元资金，因上述借款资金来源于邮储银行眉山分行，故原告无权要求被告按约定的月利率2.5%付息，但原告为履行金融借款合同向银行支付了利息6,645.36元，故二被告应向原告支付其利息损失6,645.36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故二被告应向原告返还其实际出借的80,000元。该笔借款并未约定还款时间，故原告有权随时向二被告催收，原告于2020年6月16日将二被告诉至法院，故可从起诉之日起主张资金占用费，但本案中原告仅向被告主张了截至2020年3月20日的利息，此系原告对自身权利的处分，不损害被告利益也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准许，故就此来源于银行贷款的80,000元二被告应当向原告返还借款本金80,000元并支付原告利息损失6,645.36元。对于剩余100,000元借款，因双方约定按照月利率2.5%计息，该约定违反了2015年8月6日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故仅能适用月利率2%计算借期内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规定，二被告于2015年11月30日出具《借条》《欠条》后向原告共计支付了15,000元，二被告主张系偿还的本金，原告不予认可，被告也无证据证明对于上述还款的性质有所约定，故应当作为被告已经支付的利息予以抵充。结合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仅能向本院主张从2014年11月10日起以100,000元为本金基数，按照月利率2%计算至2020年3月30日的利息，即为100,000元×2%×64个月＋20天计算×（100,000元×2%÷30天）=129,333.4元。二被告应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180,000元及利息6,645.36元＋129,333.4元=135,978.76元。在扣除二被告已经支付的借款利息15,000元后，二被告应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180,000元及利息120,978.76元，本息合计300,978.76元。 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部分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一）项、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余得飞、吴丽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原告曹菊先借款本金180,000元及利息120,978.76元，本息共计300,978.76元。 二、驳回原告曹菊先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8,366元，已减半收取计4,183元，由原告曹菊先负担1,276元，由被告余得飞、吴丽负担2,907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陈 蝶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四日 书记员 叶昆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