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05民初9235号 原告：张方玉，女，1958年9月13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琼芳，湖北楚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于东，湖北瑞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姚启福，男，1956年9月18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琼芳，湖北楚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于东，湖北瑞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王丽蓉，女，1964年8月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人思，北京康达（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张方玉、姚启福与被告王丽蓉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由审判员刘小琼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方玉、姚启福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琼芳、刘于东，被告王丽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人思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方玉、姚启福请求本院判令：1.王丽蓉向张方玉、姚启福给付购房款966100元；2.王丽蓉按现行市场价格向张方玉、姚启福赔偿购房款损失597740元；3.王丽蓉赔偿张方玉、姚启福装修损失48000元；4.王丽蓉给付张方玉、姚启福缴纳的契税9203.28元、公共维修基金2468.93元；5.本案诉讼费及其他支出费用由王丽蓉承担。 事实和理由：2016年张方玉、姚启福之子姚士杰与王丽蓉之女王珏建立恋爱关系，为了子女成家及今后照顾孙子，应王丽蓉要求，张方玉、姚启福同意在成都购房。2017年4月，成都市人民政府出台限购政策，因张方玉、姚启福不具备在成都购房的资格，张方玉、姚启福与王丽蓉商量，由张方玉、姚启福出钱，借王丽蓉之名在成都买房。截止2017年4月23日，张方玉给王丽蓉转款96.61万元，借王丽蓉之名在成都市天佳置业有限公司购置位于成都市青羊区房屋（以下简称案涉房屋）。张方玉缴纳契税9203.28元、公共维修基金2468.93元，装修支付48000元。2020年5月入住房屋至今。2019年10月27日，王丽蓉经四川省成都市成都公证处公证的遗嘱，确定案涉房屋为其单独所有，并决定在其去世后，该房屋全部指定归其外孙姚至杭所有。王丽蓉的公证遗嘱行为违背了当初其借王丽蓉之名买房的事实，王丽蓉不应将张方玉、姚启福出资购买的房屋作为其个人所有的财产并予以处分，其行为严重侵害了张方玉、姚启福的利益，应予赔偿。 王丽蓉辩称，双方在其子女缔结婚姻关系前无法律上的亲属关系，在此情形下没有签订任何协议即转款借用王丽蓉名义买房，与常理不符。张方玉、姚启福称其系房屋的实际购买人，但完全未参与房屋的选房、购房、缴纳款项的过程，甚至对房屋的总价都不清楚。房屋的购房合同、缴费凭证、发票原件、房屋的产权证书均在王丽蓉处，与借名买房不符。案涉房屋由王丽蓉办理交房手续、装修，支付物管费，并居住至2020年5月，后因张方玉、姚启福称儿子不孝不想与其居住，王丽蓉考虑双方之间系一家人，其也在照顾外孙，同意由二人暂时使用该房屋。二人对购买案涉房屋的出资款项，应当视为为达成双方子女结婚的目的而给予女方的彩礼，是附条件的赠与。在双方子女结婚前，王丽蓉之女王珏已选购房屋并支付了定金，姚士杰已经将款项转给了王珏，后因房屋的具体位置、楼层等存在分歧未完成购买手续，限购政策出台后，因王珏名下已有房屋，失去购房资格，故双方协商以王丽蓉名义购买房屋，但购买房屋的款项实质系给予的彩礼，购买的目的是促成双方子女的婚姻。对方转款后，双方的子女办理的结婚登记，并生育了姚至杭。王丽蓉与张方玉、姚启福协商后，一致同意将该房屋赠与给姚至杭，双方一起至公证处进行了公证，其对于遗嘱公证一事是清楚的。张方玉、姚启福故意陈述虚假事实，其主张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予驳回。 根据庭审情况及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7年4月28日，王丽蓉与成都天佳置业有限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并支付购房款916082元，全款购得位于成都市青羊区房屋，房屋登记在王丽蓉个人名下。 张方玉于2019年5月8日向成都天佳置业有限公司支付案涉房屋专项维修基金交款凭证、不动产登记费2468.93元，于2019年5月9日向国家税务局支付房屋契税、印花税9203.28元。 2019年5月15日，王丽蓉收到交房通知并前往案涉房屋物业服务中心办理了交房手续，预交2019年5月15日至2019年12月31日的物业管理费1639.5元。2020年2月24日，王丽蓉通过POS机器刷卡方式支付生活垃圾清理费（2019年10月1日至2020年5月31日）、物业管理费（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5月31日）1150元。 另查明，2016年12月6日，张方玉、姚启福向姚士杰转款200000元；2017年3月2日，张方玉、姚启福向姚士杰转款400000元。2017年4月23日，张方玉、姚启福向王丽蓉转款446100元。 2017年2月12日，姚士杰向王珏转款20000元；2017年2月20日，姚士杰向王珏转款2560元；2017年3月2日，姚士杰向王珏转款200000元；2017年3月3日，姚士杰向王珏转款100000元；2017年3月6日，姚士杰向王珏转款50000元；2017年3月期间，姚士杰还向王珏零散转款合计5300元。 2017年3月7日，姚士杰收到王珏转款200000元；2017年4月3日，姚士杰收到王珏转款178000元。 2017年4月12日，姚士杰向王珏转款200000元；2017年4月14日，姚士杰向王珏转款200000元；2017年4月期间，姚士杰向王珏还零散转款合计2500元。 2017年4月21日，姚士杰向王丽蓉转款112000元。 2017年4月19日，王丽蓉收到王珏转款400000元；2017年4月21日，王丽蓉收到姚士杰转款112000元；2017年4月23日，王丽蓉收到张方玉转款446100元。 张方玉通过微信转款的方式，于2019年5月15日向王珏转款28000元；于2019年5月18日向王珏转款1200元；于2019年5月21日向王丽蓉转款10000元；于2019年6月8日向王丽蓉转款3000元；于2019年9月27日向王丽蓉转款1321元。 2019年5月13日，张方玉向百安居成都购物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安居”）转款5000元，百安居出具的证明显示该款项为其购买两个衣柜、一个鞋柜的押金。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身份信息、购房合同、房产证、收房确认单、交税凭证、专项维修资金凭证、物业缴费凭证、银行流水信息、微信聊天记录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为证。 庭审中，张方玉提出通过微信聊天记录及2020年5月起的居住行为，可以证明双方虽然没有签订书面的借名买房协议，但从双方的意思表示及行为可以看出其是借王丽蓉之名购买案涉房屋且实际占有使用的事实。王丽蓉认为，聊天记录中在买房时张方玉明确表明“只要王珏他们满意，我们就满意”，并无借名买房的意思表示，在双方子女发生矛盾后就子女离婚问题涉及房屋的处理进行沟通，只能证明其认可案涉房屋是张方玉出资，不能证明案涉房屋系借其之名所购买，且2020年5月之前房屋一直由其装修和使用。 本院认为，张方玉、姚启福主张与王丽蓉之间系借名买房合同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三条“民事法律行为是民事主体通过意思表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第一百三十四条“民事法律行为可以基于双方或者多方的意思表示一致成立，也可以基于单方的意思表示成立”之规定，要成立借名买房合同关系，前提系双方就借名买房达成一致的意思表示。本院认为，张方玉、姚启福在本案中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王丽蓉就借名买房达成了一致意见，理由如下：一、在张方玉、姚启福与王丽蓉就买房事宜进行沟通时，双方的子女系恋爱关系，在案涉房屋购买后，双方的子女办理了结婚登记，双方系儿女亲家关系，系具有特殊关系的人，与其他普通借名买房情形有很大差异，仅凭出资无法推定双方存在借名买房意思表示的可能；二、根据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在买房前双方沟通时，并未谈到过借名买房，对于房屋的选择上，张方玉提出“只要王珏他们满意我们就满意”，无法看出双方有借名买房的意思表示；在双方子女发生矛盾后，双方就房屋归属问题进行过协商，但从双方协商的内容来看，亦无法得出双方系借名买房的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之规定，张方玉、姚启福对自己的主张负有举证责任，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王丽蓉之间就借名买房进行了协商并达成一致意见，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张方玉、姚启福主张双方系借名买房合同关系，因违反成都市政府的限购政策，应属无效，要求王丽蓉返还钱款并赔偿损失，如前所述，其主张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至于张方玉、姚启福就案涉房屋的出资与王丽蓉之间是否构成了其他法律关系，不属于本案张方玉、姚启福主张的范围，本院不予评判。 综上，张方玉、姚启福的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一百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张方玉、姚启福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9412元，减半收取为9706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合计14706元，由张方玉、姚启福负担。 如不服本院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刘小琼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 袁铮桢 书 记 员 童学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