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京0117行初68号原告李仲友，男，1970年9月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平谷区。委托代理人陈福文，北京在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市公安局平谷分局渔阳派出所，住所地北京市平谷区平谷镇卫平街**。法定代表人暨出庭负责人张东平，所长。委托代理人刘长全，北京市公安局平谷分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刘国生，北京市公安局平谷分局工作人员。第三人熊仕良，男，1956年3月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平谷区。原告李仲友不服被告北京市公安局平谷分局渔阳派出所（以下简称渔阳派出所）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一案，于2020年6月8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熊仕良与被诉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本院追加其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8月2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李仲友及其委托代理人陈福文、被告渔阳派出所所长张东平、委托代理人刘长全、刘国生、第三人熊仕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20年5月25日，被告渔阳派出所对第三人熊仕良作出京公平（渔）不罚决字[2020]50010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被诉不予处罚决定），主要内容为：违法行为人熊仕良，男，汉族，出生日期1956年3月9日，身份证号码×××，户籍所在地及现住址北京市平谷区夏各庄镇安固东路**，违法犯罪经历无。现查明，2020年5月3日14时许，李仲友报警称，2020年4月13日，在平谷区园田队丁字路口李仲友与熊仕良发生交通事故后。经北京市公安局平谷分局交通支队（以下简称平谷交通支队）认定李仲友为交通肇事逃逸，李仲友对此决定表示不服，指认熊仕良对其诬告。经查熊仕良诬告陷害事实不成立。以上事实有违法行为人的陈述和申辩、被侵害人的陈述、物证等证据证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下简称《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五条第二项之规定，现决定不予行政处罚。如不服本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政府或北京市公安局平谷分局（以下简称公安平谷分局）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六个月内向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原告李仲友诉称，2020年4月13日6时55分，在北京市平谷区新平东路与园田街交叉口，原告驾驶黑色本田轿车（×××）由北向南直行，第三人熊仕良骑自行车由北向东行驶，两车相碰，自行车碰到轿车右侧车身，致右侧反光镜损坏，发生事故后原告立即停车并下车，熊仕良将自行车挪到路西边，原告见熊仕良手上有轻微擦伤无开放出血伤口，主动询问伤情并提出留联系方式，对方未予以回应。随后，原告主动告诉熊仕良自己是马坊卫生院的医生，有事可以到工作单位找，熊仕良说“你走吧”。原告查看车辆损坏情况后，不忍追究对方事故责任，并再次告知熊仕良自己真实工作单位，主动要求熊仕良如有特别情况随时就医，并可随时到原告工作单位联系原告。熊仕良再次说“你走吧”。经原告初步查看熊仕良仅有轻微擦伤，排除手部骨折可能，认为无大碍，且本次事故主要责任人明显应为熊仕良，因原告认为没必要追究熊仕良事故责任，且熊仕良无大碍，此事双方已达成一致简单解决，后原告驾车驶离到马坊卫生院上班。2020年4月16日，车主陈福龙电话询问原告近期是否发生交通事故，电话里原告称发生了轻微事故已经解决，原告当即拨打122询问相关情况，询问得知在原告驶离后熊仕良报案称原告肇事逃逸。原告得知此事后，立即前往平谷交通支队说明相关情况，后原告通过平谷交通支队主动联系熊仕良，第一次通话，熊仕良在电话里承认原告说了是马坊卫生院的医生，并承认当时说让原告走，但辩称“我说让你走，我当时就去锁车了，还说了下半句带我去医院”。2020年5月3日原告收到平谷交通支队作出的京公交决字[2020]第111700-2800125780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2020年5月3日，原告到渔阳派出所报案，如实陈述事情经过，要求追究熊仕良隐瞒事实谎报案情、提供虚假证言的法律责任，2020年5月25日，渔阳派出所作出被诉不予处罚决定，原告起诉请求撤销。一、被诉不予处罚决定适用法律错误。《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第（三）项、第六十条第（二）项分别规定了诬告陷害违法行为和提供虚假证言、谎报案情违法行为的适用及处罚。因交警对原告的处罚为行政处罚，非治安处罚，原告向渔阳派出所控告的事实不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第（三）项之规定，应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六十条第（二）项之规定，渔阳派出所按照诬告陷害案受理，适用法律错误，原告第二次补充笔录时已向办案民警提出适用法律错误问题，民警未予采纳，被告渔阳派出所以熊仕良诬告陷害事实不成立为由，作出被诉不予处罚决定，适用法律错误。二、被告渔阳派出所属于消极作为。2020年5月3日，原告拨打110报案，被告渔阳派出所拒绝受理案件，原告通过12345投诉和拨打督查投诉电话后，被告渔阳派出所才受理案件，原告多次要求被告渔阳派出所及时调取事故现场附近百迪宾馆的录像，被告渔阳派出所始终未予回复是否调取到录像，后原告向被告渔阳派出所提供了可以证实熊仕良在交通事故发生后向交警隐瞒重要事实的录音证据，并提出调取交通队接警录音及现场执法录像，印证熊仕良提供虚假证言、谎报案情的情况，以及影响行政执法机关依法办案的违法事实。被告渔阳派出所忽视案件事实，未予以充分调查，草率作出一份适用法律错误的被诉不予处罚决定，是乱作为和不作为，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对被诉不予处罚决定不服诉至法院，请求法院依法撤销被诉不予处罚决定，责令被告重新作出处罚决定;诉讼费由被告渔阳派出所承担。原告李仲友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并在庭审中出示：1.与熊仕良电话录音，录音里熊仕良承认现场对李仲友说过“走”，证明熊仕良在发生事故后让李仲友走；2.与交警对话录音，证明交警王宾承认李仲友没有主观逃跑的动机，交警认定李仲友没有逃避责任的主观故意，且交警承认熊仕良现场没有提供李仲友的单位地址；3.与第二报案人通话录音，证明熊仕良的家人隐瞒了报案的关键事实。被告渔阳派出所辩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以下简称《人民警察法》）第六条、《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条、第九十一条、第九十五条之规定，被告渔阳派出所具有作出被诉不予处罚决定的法定职责。2020年5月3日14时许，李仲友报警称，2020年4月13日李仲友与熊仕良在平谷区园田队丁字路口发生交通事故后，经平谷交通支队认定，李仲友为交通肇事逃逸，李仲友对此决定表示不服，指认熊仕良对其诬告。经查，熊仕良诬告陷害事实不成立。以上事实有本人陈述和申辩、被侵害人陈述等证据证实。2020年5月3日13时许，被告渔阳派出所接到李仲友报警并派警处置，当日受理行政案件。5月7日，被告渔阳派出所依法向北京百迪宾馆调取证据。5月8日，被告渔阳派出所收到原告李仲友提供的证据。5月11日，被告渔阳派出所依法传唤并询问熊仕良。5月25日，因熊仕良违法事实不成立，被告渔阳派出所依法作出被诉不予处罚决定。案件中的相关文书和有关情况，被告渔阳派出所均依法进行送达和通知。以上程序有《受案登记表》、《呈请不予处罚审批表》等证实。李仲友主张被告渔阳派出所消极作为和适用法律错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中，被告渔阳派出所依法履行法定职责。接到李仲友报警后，当日受理为行政案件，并积极开展调查取证工作。调查结束后，因熊仕良违法事实不成立，被告渔阳派出所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五条第(二)项作出被诉不予处罚决定。李仲友控告熊仕良以提供虚假证词的手段对其进行诬告陷害，提供虚假证言是手段行为，诬告陷害是目的行为，鉴于二者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均被规定为违法行为，被告渔阳派出所对李仲友的控告进行了综合受理。但受理只是开启案件调查程序，并不意味着熊仕良的行为必然违法，在调查认定违法事实不成立的基础上，不存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第(三)项或第六十条第(二)项的具体适用问题。经调查，熊仕良被指控的诬告陷害行为是指其在交通事故发生后以提供虚假证言的方式控告李仲友涉嫌交通肇事逃逸，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第(三)项规定，诬告陷害是指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企图使他人受到刑事追究或者受到治安管理处罚，根据该规定李仲友指控熊仕良在交通事故发生后控告其涉嫌交通肇事逃逸不构成违反治安管理的诬告陷害。熊仕良被指控的提供虚假证言行为是指其在交通事故发生后报警和接受交警询问时未如实陈述交通事故后的情况，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六十条第(二)项规定，提供虚假证言是指故意作出歪曲事实、虚假的证言，妨害行政执法机关依法办案的行为。本案中，熊仕良拨打122报警时客观陈述交通事故后自己受伤和李仲友离开现场的情况，在被交警询问时，陈述交通事故发生的过程和事故后与李仲友的交涉情况，未发现故意歪曲事实及作出虚假证言的行为。被告渔阳派出所根据调查结果，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五条第(二)项，认定熊仕良违法事实不能成立并作出的被诉不予处罚决定，适用法律正确。诬告陷害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既包括公民的人身权利又包括行政、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提供虚假证言侵犯的客体是社会管理秩序和行政执法机关的行政执法活动，二者的侵犯客体存在重叠。本案中，提供虚假证言是诬告陷害的手段行为，李仲友控告的熊仕良涉嫌违法行为，既不构成诬告陷害，又不构成提供虚假证言的情况，被告渔阳派出所在被诉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中作出诬告陷害事实不成立的认定，是对李仲友控告作出的综合判断和处理。被告渔阳派出所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五条第(二)项之规定，作出被诉不予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人民法院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依法驳回原告李仲友的诉讼请求。被告渔阳派出所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证明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以下证据并在庭审中出示：1．被诉不予处罚决定、京公平（渔）复送字[2020]50038号《送达回证》，证明2020年5月25日，被告渔阳派出所作出被诉不予处罚决定并送达李仲友；2．《渔阳派出所110接警单》、京公平（渔）受案字[2020]50366号《受案登记表》、《受案回执》、《北京市公安局案件公开工作权利义务告知书》，证明2020年5月3日，被告渔阳派出所接出警及受理案件情况；3．京公平审字[2020]53023号《呈请调取证据审批表》、京公平（渔）调证字[2020]000009号《调取证据通知书》，证明2020年5月7日，被告渔阳派出所依法调取了北京百迪宾馆持有的监控视频；4．京公平（渔）审字[2020]50232号《呈请传唤审批表》、京公平（渔）行传字[2020]50133号《传唤证》、《被传唤人员家属通知书》，证明2020年5月11日，被告渔阳派出所依法传唤并询问熊仕良，并将其被传唤的情况通知家属；5．京公平（渔）审字[2020]50185号《呈请不予处罚审批表》，证明2020年5月25日，因违法事实不成立，被告渔阳派出所呈批对熊仕良不予处罚；6．《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2020年5月11日熊仕良的询问笔录，证明被告渔阳派出所民警在对熊仕良询问前，告知其相应的权利义务，熊仕良陈述与李仲友发生交通事故的过程、事后的交涉及报警等情况；7．《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2020年5月3日、5月11日李仲友的询问笔录，证明被告渔阳派出所民警对李仲友询问前，告知其相应的权利义务，李仲友陈述与熊仕良发生交通事故的过程、事故后的交涉情况及离开的原因，控告熊仕良以提供虚假证词的方式诬告其交通肇事逃逸；8．《接受证据清单》及清单内物品，证明李仲友与熊仕良事后对交通事故发生后的交涉情况，熊仕良否认让李仲友离开；9．《调取证据清单》及清单内视频，证明李仲友与熊仕良发生交通事故的过程、事后的行为；10．《112报警台事故电话记录表》，证明2020年4月13日熊仕良使用136XXXX****的电话号码报警，向接警台报告事故、人员受伤情况及李仲友离开现场的情况；11．2020年4月17日、4月25日熊仕良的询问笔录，证明熊仕良接受交警询问时陈述交通事故过程、事故后与李仲友的交涉情况、李仲友离开现场的情况；12．2020年4月16日李仲友的询问笔录，证明李仲友接受交警询问时，陈述交通事故过程、事故后与熊仕良交涉情况及离开现场的原因；13．京公（平）交认字[2020]第11011720200413000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京公交复字结论[2020]第000053号《道路交通事故复核结论》、京公交决定字[2020]第111700-2800125780《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李仲友被认定交通肇事逃逸的定责及处罚情况；14．李仲友交通肇事逃逸案光盘，证明李仲友与熊仕良发生交通事故的过程、事故后的行为；15．人员基本信息，证明涉案人员信息情况。《人民警察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系被告渔阳派出所提供的执法依据。第三人熊仕良没有诉讼意见。第三人熊仕良没有证据提交。经庭审质证，被告渔阳派出所对原告李仲友提供的证据持以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认可，但是证明目的不认可，该份证据系事后李仲友与熊仕良联系时形成的录音，只能证实二人后期的交涉情况，且熊仕良否认事故发生时主动让李仲友离开；对证据2、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第三人熊仕良对原告李仲友提供的证据没有意见。原告李仲友对被告渔阳派出所提供的证据持以下质证意见：1．对被诉不予处罚决定，不认可被诉不予行政处罚决定的合法性，该决定未按照实际情况记述原告的报案事实，原告在报案时举报了提供虚假证词和诬告两个行为，被告只将诬告记述在决定书中。对《送达回证》的合法性不认可，被告没有提供证据证明送达回证上两名执法人员的身份资料和执法资格信息；2．对110接警单、受案登记表、《受案回执》，不认可真实性，原告举报了提供虚假证词和诬告两个行为，而110接警单只有诬告一个行为，不认可被告的证明目的，被告未对原告举报提供虚假证词的事项进行受理。对《北京市公安局案件公开工作权利义务告知书》真实性、合法性、证明目的不予认可；3．对《呈请调取证据审批表》、《调取证据通知书》，不认可合法性及真实性，不能确定承办人的身份；4．对《呈请传唤审批表》、《传唤证》、《被传唤人员家属通知书》，不认可合法性和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不能确定执法人员身份信息，《呈请传唤审批表》中对案件事实记述与实际情况不符；5．对《呈请不予处罚审批表》，不认可合法性和证明目的，不能确定执法人员身份信息，该审批表中记述的举报事实和实际情况不相符，被告没有对提供虚假证词行为进行调查；6．对《行政权力义务告知书》，2020年5月11日熊仕良询问笔录，不认可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记录人王超与本卷宗中王超在其他地方签字不一致，被告没有明确执法人员身份。对于案件发生的事实，被告只提供了熊仕良的询问笔录，其中熊仕良在第一次笔录上说没有告诉交警原告在马坊医院的事实。5月11日熊仕良的询问笔录第二页中记载车辆左侧剐蹭与实际不符，实际上是右侧剐蹭，说明渔阳派出所没有实际调查；7．不认可合法性，该证据中询问人张强、王超的笔迹和之前的笔迹不一致，不能确定询问人的执法资格；8．不认可合法性，保管人的字体与之前的字体不一致；9．不认可合法性；10．不认可合法性及证明目的；11．不认可真实性及证明目的，熊仕良说明了原告说过原告是马坊医院的医生，可以留联系电话，熊仕良没有记录电话，两次让原告走，被告仅以询问笔录作为依据认定熊仕良没有让原告走，没有其他证据佐证，仅凭此项证据不能认定案件事实；12．不认可合法性，被告没有提供执法人员的身份证明材料，不认可证明目的；13．不认可合法性及证明目的；14、不认可证明目的，此证据中没有原告与熊仕良交涉的画面；15、对人员基本信息认可真实性。第三人熊仕良对被告渔阳派出所提供的证据没有意见。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供的证据1中第三人并未承认事故后让李仲友走，对原告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纳；证据2原告是否构成逃逸，应结合在案事故证据综合考虑，仅凭录音无法证明原告所述的该项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纳；证据3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被告渔阳派出所证据1中的不予处罚决定系被诉行政行为主要内容，不属于证据范畴，本院不予采纳；其他证据均系被告渔阳派出所执法过程中收集、形成，能够证明被告渔阳派出所在接警后调查、收集证据、作出被诉不予处罚决定并送达的执法过程，本院均予以采纳。经审理查明，2020年4月13日6时55分，原告李仲友与第三人熊仕良在平谷区新平东路与园田街交叉路口发生交通事故。2020年5月3日，被告渔阳派出所接到原告李仲友110报警，称在园田街发生交通事故后，第三人熊仕良以提供虚假证词的方式，诬陷原告李仲友肇事逃逸。被告渔阳派出所当日对案件予以受理，向原告李仲友送达《受案回执》及《北京市公安局案件公开工作权利义务告知书》并对李仲友进行询问调查。2020年5月7日，被告渔阳派出所经向公安平谷分局呈批向北京百迪宾馆调取2020年4月13日6时至2020年4月13日8时的单位监控录像。2020年5月8日，被告渔阳派出所接受了原告李仲友提交的通话记录。2020年5月11日，被告渔阳派出所经呈批传唤第三人熊仕良到渔阳派出所接受询问并通知被传唤人员家属熊宗斌。2020年5月11日，被告渔阳派出所再次对原告李仲友进行询问调查。在调查过程中，被告渔阳派出所调取了平谷交通支队李仲友交通事故案的部分卷宗。2020年5月25日，被告渔阳派出所对第三人熊仕良作出被诉不予处罚决定。本院认为，根据《人民警察法》第二条、第六条和第七条的规定，公安机关具有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的职责，对违反治安管理的个人或者组织，依法可以实施行政处罚。《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一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决定；其中警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可以由公安派出所决定。《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五条第（二）项规定，治安案件调查结束后，依法不予处罚的，或者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作出不予处罚决定。根据上述规定，本案中，被告渔阳派出所具有对其辖区内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作出调查并决定不予行政处罚的职权。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第（三）项规定，诬告陷害处罚的对象是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企图使他人受到刑事追究或者受到治安管理处罚的行为。第六十条第（二）项规定，提供虚假证言的处罚对象是伪造、隐匿、毁灭证据或者提供虚假证言、谎报案情，影响行政执法机关依法办案的行为。第九十九条规定，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自受理之日起不得超过三十日；案情重大、复杂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本案中，被告渔阳派出所受案后，经过调查取证，履行了传唤、询问查证、告知权利义务等程序，认为第三人熊仕良报警时客观陈述交通事故发生过程与双方交涉情况，不具有故意歪曲事实及提供虚假证言的行为，也不存在对原告李仲友诬告陷害的情形，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五条第（二）项之规定，作出被诉不予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原告李仲友所持异议：1.被告渔阳派出所只处理了其举报的诬告行为，没有处理其举报的提供虚假证言行为。对此本院认为，在被告渔阳派出所提交的受案登记表中，对原告李仲友举报的提供虚假证言和诬告行为均如实记录，鉴于提供虚假证言和诬告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被告渔阳派出所将提供虚假证言作为诬告行为的手段行为予以处理并无不妥。关于第三人熊仕良是否存在提供虚假证言、诬告陷害的行为，对此本院认为，原告李仲友与第三人熊仕良于2020年4月13日发生交通事故后，第三人熊仕良虽然没有在报警的第一时间向平谷交通支队陈述原告李仲友在事故现场已向其告知自己是马坊卫生院的医生，但在平谷交通支队后续的调查中，第三人熊仕良已向平谷交通支队陈述上述事实，现有证据无法证明第三人熊仕良有故意隐瞒的主观故意；关于原告李仲友主张的第三人熊仕良未如实陈述其让原告李仲友离开事故现场的事实，本院认为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原告李仲友的主张；同时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原告李仲友逃逸，系平谷交通支队根据调查作出的事故认定，并非由熊仕良决定，因此被告渔阳派出所认定第三人熊仕良不存在提供虚假证言、诬告陷害的行为并无不妥。2.关于原告李仲友对执法人员张强、王超的执法资格提出的质疑。本院认为原告李仲友于2020年5月3日向被告渔阳派出所报案，当日被告渔阳派出所的民警张强、王超对原告李仲友作了询问笔录，并向原告李仲友出示了工作证件，因此本院对原告李仲友的异议不予支持。综上，原告要求撤销被诉不予处罚决定，没有相应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李仲友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五十元，由原告李仲友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查金枝人民陪审员  王玉荣人民陪审员  周秀文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八日法官 助理  张 悦书 记 员  谭瑛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