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582民初7333号原告：张家港市南丰金属溶剂厂，住所地张家港市南丰镇永丰村。投资人：吴惠平。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道余，上海川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陆文进，该厂员工，系原经营者。被告：张祝兵，男，1972年9月9日生，汉族，户籍地江苏省灌云县，暂住地张家港市。原告张家港市南丰金属溶剂厂（以下简称金属溶剂厂）与被告张祝兵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1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金属溶剂厂经营者陆文进、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道余及被告张祝兵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金属溶剂厂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法院判决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关系、原告无需支付经济补偿金54600元。事实与理由：原、被告之间是承揽合同关系。陆文进是从他人手中转来的溶剂厂，于2005年7月12日办理个人独资企业变更登记。厂里有工人上班，2009年起业务量多的时候会把勾兑活按照每吨多少钱承包给张祝兵，张祝兵有时是夫妻二人一起来干，承揽费用均当天结算给他。仲裁裁决无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依法撤销仲裁裁决，支持原告诉请。被告张祝兵辩称：被告厂里只有我夫妻二人上班，无其他工人，工资是按吨结算现金发放，多劳多得、不劳不得，双方系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我们工作地点是被告厂里，受被告管理，请假需陆文进同意，符合认定劳动关系的条件。对仲裁裁决无异议。本院经审理认定以下事实：张祝兵曾用名为张大英，其提供的暂住证显示在2006年5月17日至2007年5月17日期间，服务处所为金属溶剂厂。2009年起，金属溶剂厂陆续将部分业务交给张祝兵干活，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口头约定多劳多得按吨结算，原告均以现金方式向被告支付，金额和支付周期均不固定。2020年3月28日，张祝兵向金属溶剂厂寄送《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载明因金属溶剂厂未足额支付加班工资、未缴纳社会保险、超时加班，要求解除双方劳动关系、支付加班工资、经济补偿金、补缴社会保险。金属溶剂厂于2020年3月30日签收该件。张祝兵向张家港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诉，要求：一、确认2000年2月10日至2020年3月25日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二、金属溶剂厂支付2018年3月1日至2020年1月1日加班工资32544元；三、金属溶剂厂支付经济补偿金78000元；四、金属溶剂厂补缴2000年2月至2020年3月社会保险。仲裁庭审中，张祝兵将第二项请求的金额变更为23310.34元，具体包括2018年3月1日至2020年1月1日工作日延时加班工资5379.31元、双修日加班工资7172.41元、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10758.62元，合计23310.34元。该委裁决：一、确认张祝兵于2006年5月17日至2020年3月25日与金属溶剂厂存在关系。二、金属溶剂厂自本裁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一次性支付张祝兵经济补偿金54600元。三、对张祝兵要求确认双方在2000年2月10日至2006年5月16日存在劳动关系、支付加班工资的仲裁请求，不予支持。金属溶剂厂不服，起诉来院。另查明，原告张家港市南丰金属溶剂厂于2000年8月1日成立，系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江玉葆；2005年7月12日办理个人独资企业变更登记申请，投资人变更为陆文进、经营范围及方式变更为金属溶剂制造、加工、销售；2020年4月10日办理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姓名变更登记，投资人变更为吴惠平。本案双方争议的主要内容是双方是否自2000年2月10日建立劳动关系并持续至2020年3月25日。审理中，张祝兵主张与溶剂厂是劳动关系，对其日常劳动和报酬结算给付等描述如下：我是看到他的招聘启事进厂的，我老婆也是厂里招工去的；我们从2000年2月份进入金属溶剂厂工作的，一直干到2020年1月13日。从2000年开始，我们就在他厂里一直干清渣剂（在厂里烘干、研磨再调配搅拌再封口包装、称量，做好后把这些东西堆放在仓库）跟除气剂。关于报酬结算给付：包装之后，根据重量计算多少钱一吨，多做多得、不做没有钱，2019年3月份以前都是90元/吨，十几年都没变，3月份之后是125元/吨；老板销售的时候会安排我们装卸，安排谁就谁去，装卸报酬一直是10元/吨，上车下车一样的价格；除气剂比较麻烦，是400元/吨；工作地点就在厂里，厂里提供原材料和工具，我们提供劳动力；双方一个月左右结算一次，都是发现金；厂里另外找好几个人送货，他们不拿工资直接拿车费，当天结算。一天工作9个小时，我二人基本能做3吨，一个月大概8、90吨左右，都是早上七点开始，每天都这样，早上晚上还要装车、卸车。我们有事需要请假，老板不批准我们是不能走的，老板要求我们干什么就得干什么，服从老板的管理。张祝兵提供如下证据：1、2020年3月28日与陆文进微信聊天记录。2、录音文字记录5份：经张祝兵当庭播放，录音3、4、5无法播放。3、销货清单12、销货单8张，主张2019年工资发放。部分摘录如下：第一页记录:2019年3月7日-当月17日工资，记录四笔1569.2+1215.2+1370+310+雪碧78元=4542.4元，缺42.4见下面。第二页记录：2019年3月19日、3月29日，记录二笔1652.4+1370=3022.4，付3000，余22.4。第三页记录：2019年3月31日、2019年4月24日工人工资，记录四笔1424.4+1397+1747.75+1775=6344.15，付6300元，余44.15。第四页记录：4月26开始，记录四笔1477.65+1895+1795.5+1790.4=6958.55,2019年5月18日付6900元，余58.55，余下面。第五页记录：2019年5月18日--2019年6月17日,记录五笔2219.55+1997.5+1383+1134+1244.7=7978.75。第六页记录：2019年6月18日--2019年8月7日，记录十笔1659.7+1470.6+690+999+1755+2056+2025+1834.4+1620+2452.7=16562.4。其余清单记录与上述记录相似，每页均是多笔数额汇总，不再赘述。原告金属溶剂厂质证意见：1、微信聊天记录属实，但陆文进并没有认可张祝兵夫妻从2000年开始到厂里干活，并且说我是小作坊断断续续开的，做一点是一点，干活的钱是按量计算，多干多得；双方讲的“工资”是口头语，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工资，故不能证实张祝兵的主张。2、被告举证五份谈话录音的文字记录：录音记录1、张祝兵无法说明录制时间。录音记录2：文字记录时间是2020年8月15日，庭审中，被告表示是2019年8月15日录音，主要内容是有人看到张祝兵夫妻2000年起就到陆文进厂里干活。被告录音3、4、5当庭无法播放。原告质证意见：录音不是原始载体，不能确认真实性。录音记录1陆文进表示无法确认其真实性、也无法回忆起是否讲过这个话。录音记录2陆文进对谈话相对方的身份不予认可。上述证人证言，证人均未到庭作证,真实性无法确认；且无法当庭播放，无法辨识其内容与文字是否同一,故不同意作为证据使用,亦不认可被告的证明内容。3、关于销货清单12张及销货单8张，张祝兵主张是陆文进向其发放工资时制作的单子，其签名“张兵”，证实其2019年收入中的94000元。原告质证意见：这是陆文进结算劳务费的草稿，不是陆文进签字确认的，不知道他怎么拿到的，且是印蓝纸的复写件，不是原件，无法确认是否按此发放劳动报酬，不予认可；我们平时只叫被告“小张”，不知道张兵是不是被告的名字。庭审中，原告金属溶剂厂坚持与张祝兵从2009年起建立承揽关系，陈述：我厂就是一个小作坊，开开停停，一直有工人上班，业务量多的时候会把勾兑的活承包出去，费用均当天结算现金给付。2005年—2006年期间厂里有大订单的活都是承包给费金才、顾建彬、陆品高三人做的，2007年—2009年期间厂里有大订单都是承包给刘兴华和王志明做的。2009年—2018年期间订单量不大，基本都是经营者陆文进夫妻自己做的，如果有大的订单来不及做才会喊被告做，双方按承包完成的吨数现金结算，量小就每周结算一次、量大就当天结算。2018年年底之后厂里的工作量大了，就把配料的活承包给被告，还是按照每吨多少钱结算。被告为了挣劳务费才叫他老婆等人一起来干活，他说包给他了就不用管他什么时候来干活，他从来也没上班时间，他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很自由的，承揽费用均当天结算发放，活多就当天发清，从来没有按月发放。原告金属溶剂厂提供如下证据：证据一，企业登记信息一份，证明2005年7月12日陆进才接手该厂，此前经营和他没有关系。证据二、2016年到2020年《工资单》及《考勤表》，均无张祝兵名字，证明其不是厂里工人，双方没有劳动关系。证据三、居住人员信息登记表（打印自新市民中心，该信息是南丰派出所登记），证明被告首次到达张家港时间是2006年4月5日，以及2018年2月11日张祝兵自己申报登记的工作单位表格，显示其2018年2月11日登记工作单位为金属溶剂厂，之前工作单位都是空白。原告对被告登记的工作单位的信息不予认可，因为他跟厂里没有劳动关系，且申报时并未征得厂里同意，厂里不知情。四、申请证人到庭，以证实双方是承揽关系及双方存在法律关系的时间：证人刘兴华：我2007-2008在金属溶剂厂做工，当时只有我和老黄二个人干活，搅拌溶剂、装到袋子里，发货的时候装装车、卸货之类，是干一次活拿一次钱，根据吨数计算劳务费；2010年买车跑运输后给金属溶剂厂送货，看到小张在厂里干活；当时小张说他和我们之前一样是承包的，拿加工费，按吨数计算。证人袁士英：我在厂里做会计约12年，我进厂时是一个姓刘的在干活，后来是小张进来承包，就是把原材料搅拌包装后老板再销售；我没有做过小张的工资表，老板说是承包给他的，不需要做工资表，都是直接给他现金。今天带来了厂里2016年到2020年的《考勤表》、《工资表》、《工资记账凭证明细账》、《现金日记账》、《总分类账》，都没有小张的名字。证人费金才：2006年之前我一直在厂里干活，2006年之前厂里的活基本都是队里的人包下来的，很多人在厂里做过，有时当天做当天给钱，做得多算得多，2006年之前张祝兵肯定不在厂里干活。证人顾建彬：2006年之前厂里的活是我跟陆高品和费金才三个人一起承包的，做多少算多少，我们三个人再分，工资是多劳多得，有时一两天结算、有时一个星期结算。2006年之前我没看到过张祝兵，现在也不认识他。证人陆高品：我和费金才、顾建彬一起承包，就是搅拌、装袋等，做好之后两三天或者当天结算一次，陆文进说话也算数的。当时张祝兵不在厂里，后来他才去的，具体他什么时候去厂里干活的我不知道。张祝兵质证意见：居住人员信息表是对的，但工作单位不是我申报的,是派出所到厂里调查登记的;《考勤表》等不承认，从来没有什么表，从来没有和他们签过任何文书，也没有口头协议;五个证人说话都是虚假的，没有事实依据；2016年到2020年的《工资记账凭证明细账》、《现金日记账》、《总分类账》等都没有我的名字，工资发放表上也没有我的名字，我不要看，我不认可；这个帐户不是陆文进的帐户，帐本伪造或者后补的，跟陆文进厂里没有关系。法庭当庭向其释明可申请鉴定，其确认不申请鉴定。本院认为，双方无争议的部分，本院予以确认。张祝兵主张与金属溶剂厂自2000年起建立劳动关系，首先应对双方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承担举证责任。本案双方从无书面约定。从张祝兵举证和当庭描述的日常劳动，无法推断出双方存在建立稳定劳动关系的合意，亦无工资支付凭证、社会保险缴费记录、工作证件、招聘登记表、考勤记录、其他劳动者的证言等作为合意的重要佐证，故张祝兵的主张本院难以支持。其次，张祝兵主张2000年2月10日至2020年3月25日与金属溶剂厂存在劳动关系，应由张祝兵提供证据。前述微信记录和录音文字整理材料不能证实其主张的双方系劳动关系且持续20余年；录音记录1从内容看即便属实，被告并未明确提出我要请假、请几天假，对方也未明确讲不同意请假等，不能证实被告主张的需要向陆文进请假、不能证实接受原告管理。张祝兵未能提供在此期间接受管理、规律性领取固定劳动报酬等符合劳动关系基本特征的证据，仅凭按工作量结算给付报酬的事实，不足以证实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具体分析如下：一，在工资报酬方面，张祝兵无固定的规律性的薪资及福利待遇。双方实行的报酬为按吨计费、装卸工作按吨计费，若无吨数则无报酬，即其陈述的“多劳多得、不劳不得”，而且并非由金属溶剂厂支付其全部报酬，如法律规定的劳动者节假日不提供劳动用人单位仍需支付的劳动报酬，双方无各种加班工资、最低工资约定，无用人单位承担的社会保险等法定义务，也无用人单位承担的劳动保障义务等；二，在工资报酬的发放方式上，张祝兵领取的劳动报酬是一次性即时结清，显然不具有稳定的周期性发放的特点，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要求，不具有工资的性质；三，金属溶剂厂更注重张祝兵完成的吨数，即工作成果而非过程，即双方以完成的吨数结算且仅与张祝兵一人结算，对其妻子等其他干活的人并未给付报酬，所以张祝兵可以带家属一起干活，双方对如何完成、由谁完成、完成时间等过程性因素均无约定和要求；四，张祝兵对工作安排具有很强的自主性，无需听从金属溶剂厂调遣，其仅需提交完成的吨数即可，金属溶剂厂对其以何种方式完成工作任务并无要求；五，金属熔剂厂有考勤制度，但对张祝兵不进行考勤，是否考勤与张祝兵的报酬没有任何关联，可见张祝兵无需遵守金属溶剂厂的考勤、请假等管理制度；六，张祝兵的收入完全取决于其完成的吨数，具有不确定性，是自担风险，无劳动定额亦无绩效奖惩，与金属溶剂厂的经营风险无关，难以体现经济从属性。综上，本院认为从劳动关系的形成过程来看，并不能认定金属溶剂厂对张祝兵进行管理和控制，也不能认定张祝兵对金属溶剂厂形成了从属性，双方间仅存在经济关系，不具备劳动关系的基本特征，所以双方不构成劳动关系。金属溶剂厂主张与张祝兵不存在在劳动关系、不应支付相应费用的主张，符合法律规定。张祝兵主张双方自2000年起建立劳动关系并持续至2020年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难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张家港市南丰金属溶剂厂与张祝兵不存在劳动关系。二、张家港市南丰金属溶剂厂无需向张祝兵支付经济补偿金54600元。案件受理费10元，本院予以免交。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按照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规定向该院（户名：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10×××76，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苏州苏福路支行）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审判员  赵云凤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黄 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