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黑06民终184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邵军权，男，1966年10月1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黑龙江省肇源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肇源县公安局，住所地黑龙江省肇源县肇源镇滨江大街。法定代表人：杨广辉，该公安局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延平，黑龙江延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邵军权因与被上诉人肇源县公安局劳动争议一案，不服黑龙江省肇源县人民法院（2020）黑0622民初16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邵军权、被上诉人肇源县公安局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延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邵军权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黑龙江省肇源县人民法院（2020）黑0622民初1618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邵军权一审诉讼请求，即确认双方之间自1989年6月至2002年8月存在劳动人事关系；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肇源县公安局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邵军权1989年到肇源县公安局工作，1995年经重新考试录用为合同制民警，一直工作到2002，与肇源县公安局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此认定是正确的。但是一审法院却以邵军权没有在一年的法定时效期间内主张权利，从而驳回邵军权上诉请求，该判决结果错误。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本案事实是邵军权自1989年到肇源县公安局工作，一直工作到2002时放假，放假后由于肇源县公安局一直没有安排工作，邵军权对此不予认可，一直不间断的向肇源县公安局及有关部门主张权利，在此情况下2013年邵军权被安排重新上岗，因为是公益岗，邵军权还是一直不间断向肇源县公安局和有关部门上访主张权利。直到2020年8月3日肇源县公安局正式给邵军权下达了书面的不予受理告知书，告知邵军权要通过诉讼途径解决，所以邵军权在法定期间内申请劳动仲裁，又提起本案诉讼。整个过程明显可以看出，本案出现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所以时效期间应以2020年8月3日收到不予受理告知书开始计算，故邵军权起诉不超过法定时效一年期间。一审法院错误适用一年仲裁时效规定，没有考虑时效中断情形，导致判决结果错误。⒉本案属于劳动争议，那么本案仲裁时效期间应自双方发生劳动争议时开始计算，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因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产生的争议，用人单位不能证明劳动者收到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的书面通知时间的，劳动者主张权利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本案中邵军权请求确认劳动关系，肇源县公安局不认可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实际上就是认为双方之间劳动关系已经解除或终止，但没有提供解除或终止的书面通知，按照以上规定，邵军权提起劳动仲裁时间就是双方劳动争议发生之日，所以按此规定本案没有超过仲裁时效期间，一审判决错误，应当撤销并改判。⒊在一审庭审中，邵军权提交了几份文件的复印件，一审法院没有采信又没有核实文件的实际情况，这是错误的。邵军权提交的文件均是县政法委及肇源县公安局下发的文件，原件肇源县公安局均有存档，该文件原件举证责任应由肇源县公安局承担。一审法院为了查明案件情况，对此也应当进行核实，而不应当仅以复印件为由不审查该事实。所以可以看出一审法院审理此案有明显偏袒肇源县公安局，此案没有公平公正审理。⒋根据一审法院认定邵军权1989年6月开始到肇源县公安局工作，1995年经考试录用为合同制民警，从事“三员”职务。2002邵军权离岗，邵军权一直到政府主张权利。到2013年3月通过维权，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由县政府安排，决定重新上岗，一直到2019年7月。一审法院没有查清邵军权直到2020年6月10日才申请劳动仲裁的原因，直接以超过一年时效期间驳回邵军权诉讼请求，这样判决显然不公平。现邵军权手中持有不予受理告知书证实邵军权一直主张权利，上访时间一直持续到2020年6月10日，并有公安局落实岗位的申请表为证，所以一审法院没有查清全部案件事实作出判决，致使邵军权合法权益没有得到保护，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裁决。肇源县公安局答辩称，1.本案邵军权曾于2018年12月7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过诉讼，要求确认自1989年6月起至2018年12月24日与肇源县公安局存在劳动关系。肇源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25日作出（2018）黑0622民初4074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了邵军权的诉讼请求，邵军权不服，提起了上诉，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3日作出（2019）黑06民终996号民事判决维持了肇源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本案邵军权再次起诉要求确认其在1989年6月至2002年8月期间与肇源县公安局存在劳动关系，属于重复起诉，一审法院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是正确的，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五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八条的规定，邵军权主张其在1989年6月至2002年8月期间与肇源县公安局存在劳动关系已超过法律规定的仲裁时效和诉讼时效期间，对其诉讼请求不应予以支持，一审判决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邵军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⒈请求确认邵军权与肇源县公安局自1989年6月至2002年8月期间存在劳动人事关系；⒉请求判令肇源县公安局给付邵军权养老保险费；⒊诉讼费由肇源县公安局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邵军权于1989年到肇源县公安局所属的薄荷台乡派出所工作，后邵军权经过考试被录用为合同制民警。1995年根据肇源县政法委源政法[1995]11号文件规定，邵军权变更为肇源县公安局合同民警，从事“三员”（外来人口管理员、自行车管理员、联防队员）职务之一的工作。邵军权工作期间，先后参加公安局组织的多次培训，并获得荣誉证书。2002年08月邵军权离岗。2013年03月邵军权以公益性岗位回到肇源县公安局下属单位工作。邵军权曾于2019年起诉要求确认其与薄荷台乡政府、肇源县公安局存在劳动人事关系，后在审理过程中撤回对肇源县公安局的起诉，本案不属于重复起诉。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确认合同关系是否适用仲裁、诉讼时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发生的下列劳动争议，适用本法：（一）因确认劳动关系发生的争议”、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时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根据上述规定，确认劳动关系的纠纷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调整的劳动争议，应受该法第二十七第一款关于时效规定的约束。本案中，邵军权自1989年到肇源县公安局下属基层单位薄荷台乡派出所工作，1995年经考试被录用为合同制民警，工作到2002年。邵军权自2002年离开工作岗位至2013年以公益性岗位回到肇源县公安局下属单位工作期间，长达十年之久，肇源县公安局并未安排其他岗位，亦未支付任何工资，邵军权应知道其权利受到了侵害，但邵军权没有在法定的时效期间一年内以合法的形式主张权利，也没有出示证据证明诉讼时效存在中止、中断的情形，劳动关系诉讼时效期间已过，一审法院对邵军权主张该段时间与肇源县公安局存在劳动关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因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不予确认，故对邵军权的其他诉讼请求，不予审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邵军权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邵军权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邵军权向本院提交肇源县公安局不予受理通知书、关于落实肇源县公安局“三员”公益性岗位协警身份及对部分2012年到期的公益性岗位协警人员续用的请示及县政府2012年第2次会议信访领导小组会议纪要，证明邵军权始终在维权，没有终止维权，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问题。肇源县公安局质证称，1.对不予受理告知书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他两份证据真实性有异议，因为其他两份证据为复印件，不是原件；2.假设邵军权提供的其他两份复印件与原件一致，这三分证据均不能证实邵军权在2002年8月份之后在一年仲裁时效内主张了相关权利。因此，对邵军权提出的主张因超过仲裁时效和诉讼时效依法不应予以支持。本院认为，从时间上看，不予受理告知书是在2020年出具，另外两份证据形成时间系2012年；从内容上看，只能证明邵军权等人曾经进行上访，2012年肇源县公安局根据县政府信访工作领导小组2012年第2次会议精神，落实了邵军权等人“三员”公益性岗位协警身份以及在2020年肇源县公安局对于邵军权等人申请辅警岗位及相应待遇作出了不予受理的告知。以上证据并不能证明邵军权在法律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内向肇源县公安局主张过权利，故不能证明邵军权欲证明的问题。肇源县公安局未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问题为邵军权申请劳动仲裁时是否超过法定时效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第一项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发生的下列劳动争议，适用本法：（一）因确认劳动关系发生的争议”。根据法律规定，确认劳动关系的纠纷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调整的劳动争议，亦受该项法律第二十七条第一款关于时效规定的约束。《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本案中，邵军权自1989年到肇源县公安局下属基层单位薄荷台乡派出所工作，1995年经考试被录用为合同制民警，工作到2002年8月。邵军权自2002年8月离开工作岗位至2013年3月以公益性岗位回到肇源县公安局下属单位工作期间，薄荷台乡派出所并未给邵军权安排工作岗位，亦未支付工资，故邵军权最晚也应在2013年3月重回工作岗位时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而邵军权并未在法律规定的一年仲裁时效期间内申请仲裁，且邵军权没有证据证明存在仲裁时效中止、中断的事由。因此，邵军权于2020年6月10日向肇源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确已超过仲裁时效。故对邵军权提出的确认其与肇源县公安局自1989年6月至2002年8月期间存在劳动人事关系的主张，因该主张超过仲裁时效，本院不予支持。邵军权主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第二项“因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产生的争议，用人单位不能证明劳动者收到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书面通知时间的，劳动者主张权利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的规定，因用人单位不能举证证明曾书面通知邵军权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故其申请劳动仲裁时间为双方劳动争议发生之日，本案并未超过仲裁时效。本院认为，上述司法解释适用的前提条件是因用人单位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而产生的争议，而本案系因确认劳动关系而产生的争议，故本案劳动争议发生时间不能依据上述司法解释条款确定。综上，邵军权的上诉请求依法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八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邵军权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孙文斌审判员  李 丹审判员  李晓亮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刘晓航书记员李雪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