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甘01民终270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钟名霞，女，1977年7月12日出生，汉族，住兰州市红古区。上诉人（原审原告）：王钟，女，2002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兰州市红古区。法定代理人：钟名霞，女，1977年7月12日出生，汉族，住兰州市红古区，系王钟母亲。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谢盛，男，1977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住兰州市七里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伟珺，甘肃达航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姚瑶，甘肃达航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原告：苏生花，女，1952年8月3日出生，汉族，住兰州市红古区。上诉人钟名霞、王钟与被上诉人谢盛、原审原告苏生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甘肃省兰州市红古区人民法院(2020)甘0111民初5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钟名霞、王钟提出上诉请求：一、请求依法撤销兰州市红古区人民法院（2020）甘0111民初520号民事判决书，判令被上诉人给付王建明出借的人民币50万元，利息6万元,合计56万元。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一、一审法院“另查明，全某系兰州源生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副厂长并负责该厂财务事项”，与事实不符也无证据证明。庭审中全某作为被上诉人申请的证人出庭作证，上诉人询问全某“是否在兰州源生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中有投资”，全某回答“有投资”。但庭后，上诉人查询手机工商信息网络记载内容，兰州源生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登记的五位股东中没有全某，显然证人全某没有如实陈述事实。另全某系合作社的副厂长并负责该厂财务也仅仅系被上诉人及全某的个人陈述，并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原审法院采纳证人证言时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二、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己经偿还借款，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等承担举证证明责任”，适用法律不当。根据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问题的规定，谁主张，谁举证，上诉人庭审时提交了被上诉人向王建明书写的借条原件及王建明向被上诉人通过银行转款的回执单，加上被上诉人一审中对收到50万元借款的当庭认可，上诉人主张民间借贷的举证责任依法已经完成。被上诉人辩解对该笔借款通过证人全某名下的一笔60万元转款已经偿还，其辩解理由太过于牵强，无法成立:1、两笔款项之间的时间仅仅相差2天，且偿还时款项数额明显与原借款数额不一致，被上诉人辩解多余给付的10万元系好处费，若要收取高额利息或好处费借条内容中会做出明确记载，而该借条中并未明确记载利息或好处费，故被上诉人的辩解难于自圆其说。2、被上诉人若在2018年2月14日通过第三人汇款已经偿还了该笔借款，王建明是2019年1月26日因病去世的，王建明去世前近一年时间，被上诉人完全有足够时间索回原件借条并销毁。或王建明收到被上诉人偿还的借款后也会及时自行销毁被上诉人的借条原件。但恰恰相反的是，王建明将该借条原件及银行汇款单据做了精心保管。3、证人全某在王建明去世前两人长期认识并来往，不能排除双方有其他经济来往的可能，王建明生前经营两家公司，个人名下各大小银行账号十多个，不论是公司账户进出款，还是个人账户名下的进出款（现金取款），频率多，数额又大，上诉人也无法一一向银行查询核实。全某和王建明的借款证据由于借款已经偿还，借款凭条等证据己经销毁，上诉人不可能再找到相应的证据。故一审法院仅仅靠证人全某名下的一笔60万元转款就认定被上诉人偿还了借款，让原告承担举证责任，适用法律不当。三、被上诉人在庭审中的辩解理由完全不符合常理，与事实相距甚远。1、庭审中被上诉人辩解“由于和王建明是关系非常好的朋友，所以没有取回借款凭条，让其自行销毁”。如果王建明和谢盛关系好到还了钱不用收回借款凭条，那么在王建明给谢盛借款时就不会让其书写借款凭条。但事实是王建明让谢盛书写了借期一个月的借款凭条，时隔近一年都未销毁借款凭条。2、庭审中被上诉人的证人全某陈述“谢盛借款时他也在场，王建明让他也签字，他说过几天就还签什么字”。如果真如证人全某所说，王建明要求全某也在借条上签字，那么谢盛、全某为了当天拿到借款（当天要还贷），全某也理应在借条上署名。但事实是借条上只有谢盛的署名，因为王建明如果给谢盛借款是用于兰州源生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偿还贷款，该合作社的法人是谢盛，王建明不可能要求全某也在借条上签字。3、被上诉人提交证人全某的转款凭条，主张通过负责财务的副厂长全某账户还款。如果全某负责该厂财务，还款通过其个人账户还款，那么在其在场的情况下，借款时谢盛应让王建明将钱款打入全某账户或公司账户，但事实是王建明将钱款打入了谢盛的个人账户。庭审中，上诉人查看了全某的转款凭条，转款凭条上明确备注四个字“还款还款”。如果该笔还款是偿还谢盛的借款，并且证人全某知晓谢盛书写借条一事，那么全某在转款备注中完全可以备注“谢盛还款”。而事实是全某的转款凭条备注里是“还款还款”而非“谢盛还款”或“谢盛”。4、被上诉人主张两日后即通过全某账户还款。被上诉人的借款凭条明确载明“借期一个月”，按照常理，即使被上诉人钱款到位随时可以偿还借款，也不会第三天就偿还借款，何况还要付10万元的好处费。5、被上诉人主张通过全某账户还款的60万元中，10万元是给王建明帮忙贷款的好处费。既然王建明和谢盛是好友，好朋友帮忙怎么会收取如此之高的好处费，这很不合常理。而且王建明并非银行工作人员，又如何能帮其办理500万元的贷款如果仅是为其贷款牵线搭桥，作为好友也不可能收取10万的好处费。综上所述，上诉人主张民间借贷的事实有充分的证据能够佐证，被上诉人辩解通过证人全某的一笔60万元转款已经偿还辩解理由无法成立，故请求二审法院查明案件事实，依法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谢盛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被答辩人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1、本案事实清楚，王建明帮忙介绍兰州源生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2015年向兰州银行红古支行借款300万元，兰州源生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还款200万元，剩余100万元于2018年2月贷款到期。因信誉良好，扩大经营，兰州银行红古支行同意再行贷款500万，前提是还旧贷新。因缺过桥资金，2018年2月12日在王建明红古区的办公室里，王建明、谢盛、全某三人协商，由王建明先向奶牛厂借款50万元作为过桥资金，待王建明协调办理好500万元贷款后，即刻归还借款50万和10万元酬金。当时在场人有奶牛厂厂长谢盛和副厂长全某。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答辩人向法院提交营业执照、兰州银行红古支行借字2018年第000009号借款合同、2018年2月14日兰州农商银行电汇凭证、兰州银行红古支行对公存款账户明细表对账单、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系统专用凭证及证人证言互相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足以证明奶牛厂向出借人王建明还款的事实。2、本案向王建明借款的主体系兰州源生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谢盛系法定代表人履行的是职务行为。资金借款用途系用于兰州源生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经营，2018年2月12日王建明向谢盛转款50万元，同日，谢盛向兰州源生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转款53万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银行当日扣划该款。2018年2月13日银行放款500万元，打入奶牛养殖厂的10位鲜奶点的具体资金使用人的账户，因考虑已经将至春节，鲜奶店经营人持巨额资金回家过年，对企业经营风险过大，隧又将该笔资金又收回厂里，10人全部转账交给副厂长全某的账户里。2018年2月14日，经奶牛社法定代表人谢盛指示，由副厂长全某向王建明转账60万偿还借款50万及酬金10万。无论从借款用途及资金流向都充分证明借款主体系兰州源生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并非答辩人个人。答辩人借款还款资金都是源生养殖厂的，谢盛、全某履行职务行为，给王建明还款。3、关于借款期限及借条末予以收回的问题，因近年关，不确定贷款批准并发放的时间，借期随约定为一个月，后因王建明积极协调相关事宜，贷款在2018年2月12日还完过桥资金后的第二天2018年2月13日就发放，已经腊月二十八，答辩人心怀感恩之情，也是在第一时间贷款到账后立马还款。答辩人向王建明还款时间为2018年2月14日，系农历腊月二十九，因是银行转账还款，王建明也承诺销毁借条原件，因三人系多年好友，又有转款凭证，大年三十也没必要追到家里索要借条，并且在借款之后一年时间里，王建明在微信或电话中也并未向答辩人主张过借款，不是王建明突然死亡，就不会有此纠纷。综上所述，被答辩人因为王建明去世，找到了借条原件，便怀疑上诉人没有还款，其上诉意见纯属个人主观推测，满篇如果…那么。答辩人的还款完整证据链条充分证明还款的事实。上诉人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钟名霞、王钟、苏生花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给付王建明出借的人民币500000元，利息60000元，合计56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原告钟明霞与王建明（已故）系夫妻关系，原告王钟与王建明（已故）系父女关系，原告苏生花与王建明（已故）系母子关系，三原告均为王建明的继承人。2018年2月12日，被告谢盛向王建明书写借条一张，内容为：今借到王建明现金500000元（伍拾万元整），限期壹个月。同日，王建明通过兰州银行向谢盛转款500000元。另查明，被告谢盛系兰州源生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法定代表人，全某系该厂副厂长并负责该厂财务事项。2018年2月14日，全某通过兰州农商银行向王建明转账60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等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被告谢盛对实际收到王建明500000元借款予以认可，并称其作为兰州源生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法定代表人，为扩大经营向银行贷款5000000元，但前提是将已存在的贷款还清。因此，王建明为帮助谢盛偿还贷款而将500000元作为过桥资金借出，后谢盛出具了500000元借款的借条，并口头约定向王建明支付100000元酬金。2018年2月13日兰州银行向兰州源生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发放5000000元贷款，资金运作后，兰州源生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副厂长全某用其账户将600000元转给王建明。故被告认为已将王建明的500000元借款还清。被告所述由其提交的营业执照、兰州银行红古支行借字2018年第000009号借款合同、2018年2月14日兰州农商银行电汇凭证、兰州银行红古支行对公存款账户明细表对账单及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系统专用凭证予以证明，且前述证据与证人全某的证言均可相互印证，故本院对被告已经偿还500000元借款的抗辩予以采纳，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等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庭审中，原告认为本案借款人系谢盛，应由谢盛通过其账户将所借500000元偿还给王建明而不是通过全某的账户向王建明转账，但本院认为，全某作为兰州源生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的副厂长经谢盛要求向王建明还款具有合理性，且原告对王建明与谢盛、全某之间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均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故对原告主张被告给付王建明出借的人民币500000元，利息6000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钟名霞、王钟、苏生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400元，减半收取4700元，由原告钟名霞、王钟、苏生花负担。经本院二审审理查明，原审判决查明的本案基本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二审过程中，上诉人提供了王建明名下的兰州银行个人账户明细及两位案外人向王建明出具的借据，拟证明王建明生前经常大量提取现金，且出借给两位案外人的借款也是以现金方式出借，王建明可能向谢盛或全某另有出借款项。被上诉人谢盛质证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王建明向谢盛出借过其他款项，与本案无关。本院审查认为该证据不能显示王建明提取现金的用途，与本案没有直接关联性，仅是上诉人的简单推测，不足以证明其待证事实。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谢盛是否已经偿还了王建明向其出借的50万元。钟名霞提供的借条及转账凭证已经证明王建明曾在2018年2月12日向谢盛出借款项50万元。谢盛反驳称其已经还款，其提供的证据转账凭证显示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红古支行于2018年2月13日向谢盛经营的兰州源生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合作社）转入贷款500万元后，合作社于2018年2月14日分别向王文成、胡小玲等10人分别转入款项共合计500万元，同日胡小玲将所得全部款项513950元转入本案证人全某的账户，同日王文成将所得全部款项527570元转入证人全某的账户，本院认为以上证据足以证明合作社的资金存在利用全某的个人账户进行流转的习惯，且谢盛个人与合作社存在大量资金往来，结合谢盛提供的证据全某于2018年2月14日通过兰州农商银行向钟名霞的丈夫王建明转账60万元（备注为“还款”）的电汇凭证及全某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已经形成了较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谢盛通过全某的账户已经向王建明还款60万元存在高度可能性。此时举证责任转移至钟名霞，其应再行提供证据证明谢盛仍欠付王建明50万元事实的存在，但其未能提供相关有效证据予以证明，故钟名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对于钟名霞提出的否认对方还款的上诉理由，因其未能就全某向王建明转账并备注为还款的60万元作出合理解释并提供相应证据，故本院对其上诉理由不予采纳。因此，一审判决驳回了钟名霞、王钟要求谢盛偿还王建明出借的款项50万元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钟名霞、王钟的上诉请求不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400元，由上诉人钟名霞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瑞芹审判员  冯 诚审判员  邵云翮二〇二〇年九月十日书记员  卢淑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