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辽行终993号上诉人（一审原告）：大连万乐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市中山区安乐街******。法定代表人：刘晏军，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小燕，女，1962年8月31日出生，汉族，该公司仓储经理，住址大连市西岗区。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大连市人民政府，住所，住所地大连市西岗区人民广场**div>法定代表人：陈绍旺，该市政府市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滕念喜，大连市司法局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白禹龙，辽宁智库律师事务所律师。大连万乐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连万乐公司）因诉大连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一案，不服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辽02行初436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并对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询问,上诉人大连万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小燕，被上诉人大连市人民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滕念喜、白禹龙到庭参加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2年5月4日，大连万乐公司向大连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请求确认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政府作出的征收其承租场地的行政行为违法。2012年6月26日，大连市人民政府作出大政行复字[2012]23号行政复议决定，以大连万乐公司的复议申请，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情形，决定：驳回大连万乐公司的行政复议申请。该决定没有告知大连万乐公司诉权及起诉期限。2012年6月28日，该决定送达给大连万乐公司。2015年2月11日，大连万乐公司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政府作出的对大连市甘井子区西北路866号仓库征收而没有给予补偿的行政行为违法。该院于2015年10月27日作出(2015)大行初字第7号行政裁定，裁定驳回大连万乐公司的起诉。大连万乐公司不服，上诉至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30日作出(2016)辽行终485号行政裁定，以大连万乐公司不具有诉讼的原告资格为由，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在该行政裁定书的“另查明”部分认定，“上诉人(指大连万乐公司)于2012年7月3日以EMSL*EQ491741867CS*号特快专递向一审法院邮寄起诉状，诉请内容为确认被上诉人(指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政府)征收上诉人承租场地的行政行为违法。一审法院收到该特快专递，但未予受理。”大连万乐公司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27日作出(2017)最高法行申5723号行政裁定，裁定：驳回大连万乐公司的再审申请。最高人民法院在该裁定书“本院认为”部分认为，“。万乐公司已经将其在租赁场地上全部物品的所有权让渡给恒利仓储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时，与本案所涉征收土地行为不再具有利害关系。故二审法院以万乐公司不具有本案原告主体资格为由，裁定驳回其起诉并无不当。”2015年11月4日，大连万乐公司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政府作出征收其承租场地没有给予赔偿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2016年4月25日，一审法院作出(2015)大行初字第156号行政裁定，以大连万乐公司属于重复起诉为由，裁定驳回大连万乐公司的起诉。大连万乐公司不服，上诉至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后大连万乐公司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撤回上诉。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月16日作出(2016)辽行终731号行政裁定，裁定准许大连万乐公司撤回上诉。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的起诉应当符合法定的起诉条件。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是解决行政争议的两种权利救济途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对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的行政案件，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包括复议机关驳回复议申请或者复议请求的情形，但以复议申请不符合受理条件为由驳回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八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决定驳回行政复议申请：(二)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后，发现该行政复议申请不符合行政复议法和本条例规定的受理条件的。”根据上述规定可知，在法律没有规定行政复议必须是前置程序的情况下，当事人既可以选择直接起诉原行政行为，也可以选择起诉复议机关的程序性驳回行为。虽然法律规定了上述两种救济手段，但是不可以同时进行，只能择一诉讼。这是因为，直接起诉原行政行为，目的是要求人民法院对原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作出认定和处理；起诉复议机关的程序性驳回行为，直接的诉求虽然是要求人民法院撤销复议机关的程序性驳回行为，但撤销程序性驳回行为的效果，必然导致复议机关同样要对原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作出认定和处理。如果同时起诉原行政行为和复议机关的程序性驳回行为，就会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造成人民法院和复议机关的重复劳动，同时还违反了司法最终原则。本案中，从被告作出的大政行复字[2012]23号行政复议决定的内容看，该行政复议决定属于对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的程序性驳回行为。现原告针对该行政复议决定所指向的原行政行为，已经于2015年提起行政诉讼，并经人民法院司法程序最终认定，原告不具有对原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主体资格。该司法认定与被告在前述行政复议决定的认定是一致的，均认为原告与本案所涉征收行为之间没有利害关系。由于司法程序的决定往往是终局性的，故对原告而言，其既然已经选择对原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且该行政诉讼已经有了终局裁判结果，就意味着其围绕原行政行为的法律救济途径已经终结，其就不得再就复议机关的程序性驳回行为提起行政诉讼，否则，将有悖于司法最终原则。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特殊情况耽误起诉期限的，在障碍消除后十日内，可以申请延长期限，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对于发生在新司法解释施行之前的行政行为，应当从有利于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角度选择法律和司法解释适用，以保护当事人行使诉权为原则。2018年2月8日前作出的行政行为，未告知诉权或者起诉期限，当事人于2018年2月8日后提起行政诉讼的，应区分情况确定其起诉期限。如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被诉行政行为之日起至2018年2月8日已届满两年的，则当事人于2018年2月8日后起诉既超过两年的起诉期限，也超过一年的起诉期限，应裁定驳回起诉；如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被诉行政行为之日起至2018年2月8日未届满两年，其起诉期限应截至两年届满之日，但不得超过2019年2月7日。本案中，因被告在大政行复字[2012]23号行政复议决定中未告知原告起诉期限，依照前述规定，原告若不服该行政复议决定，应当自其收到该决定之日起的两年内，即2014年6月28日前对此提起行政诉讼。现原告于2019年11月提起本案诉讼显已超过了法定的起诉期限。而且，原告无据证明其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不计算起诉期限的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三十九条规定，“当事人申请调查收集证据，但该证据与待证事实无关联、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或者其他无调查收集必要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本案中，原告提出调取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政府下发的西北路866-872号地块《征收条款》和该地块的《评估报告》的申请，对此，原告申请调取的上述证据，因原告的起诉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无调查收集的必要，故对该申请，不予准许。综上，原告提起本案诉讼，不符合法定的起诉条件，其起诉依法应予驳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十)项和第三款之规定，裁定驳回大连万乐公司的起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免于收取。大连万乐公司上诉称，一、上诉人通过之前行政诉讼取得了最高院行政裁定书和动迁协议书作为新证据证明大政行复字（2012）23号复议决定调查中受骗，该复议决定是错误的。二、原审在该案裁定前应根据新证据开庭认真调查案件实情，注意新证据的时间顺序。原审不开庭而片面依据行政诉讼法第48条规定裁定驳回起诉，不符合案件事实，且上诉人在行政复议申请中针对的是房屋征收，系我公司在征收土地上的房屋征收补偿问题，属于不动产变更，应按照行政诉讼法解释第九条和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项规定审理。三、原审法院对调取证据的申请不予准许，违背了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行申5723号行政裁定。该裁定书第十页写明本案中恒力仓储公司名下的国有土地被征收，万乐公司作为承租人，有权要求甘井子政府对其相关损失予以补偿。因为甘井子区政府一直不向我公司公开征地相关信息，使恒力公司侵吞了我公司动迁补偿款1700万。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二项规定，被上诉人应承担举证责任。大连市人民政府答辩称，一、上诉人的复议申请及涉诉行政行为与其在另案的请求相同，人民法院已对上诉人的请求作出了司法最终认定。现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违反一事不再理及司法最终原则。二、上诉人只是被征收土地的承租人，且已协议转让租赁权，本案并非因不动产提起的行政诉讼。三、被上诉人于2012年6月26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于2012年6月28日送达，上诉人直到2019年11月12日才提起诉讼已超过起诉期限，应裁定驳回起诉。四、生效法院判决已认定上诉人与案涉行政行为不具有利害关系，并裁定驳回起诉，故其无权在本案中要求提供动迁评估报告，而应依据政府信息公开渠道向其他行政机关申请获取相关材料。请求驳回上诉，维持一审裁定。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裁定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对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的行政案件，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大连万乐公司于2015年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政府作出的征收而没有补偿的行政行为违法。大连中院作出驳回起诉裁定，本院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最高人民法院作出驳回再审申请裁定。本案大连万乐公司起诉确认复议决定违法，该公司申请行政复议的请求与上述提起行政诉讼的请求一致。本案诉请的复议决定作出时间是2012年6月26日，之后大连万乐公司于2015年提起行政诉讼。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大连万乐公司已经选择了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不能再对复议决定不服提起行政诉讼，故一审裁定驳回起诉并无不当。综上，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驳回起诉结论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曹丽华审判员  曹 弘审判员  谭 斌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尹慧慧书记员安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