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3民终440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山西立恒钢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曲沃县高显镇西白集村。法定代表人：张天福，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彩玲，山西柯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亚争，上海市建纬（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河南兴安线材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新安县铁门镇羊义村。法定代表人：粟满成，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阎海舰，北京市中闻（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春举，河南亚太人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郭许经，男，汉族，1962年9月19日出生，户籍河北省邢台市桥**。原审第三人：王志卫，男，汉族，1972年4月16日出生，户籍河北省邯郸市邯郸县。原审第三人：朱晓珂，男，汉族，1956年10月27日出生，户籍北京市海淀区。原审第三人：庞志鹏，男，汉族，1979年1月26日出生，户籍河南省潢川县。上诉人山西立恒钢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恒公司）与被上诉人河南兴安线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安公司）、原审第三人郭许经、王志卫、朱晓珂、庞志鹏债务转移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新安县人民法院(2018)豫0323民初37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立恒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兴安公司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本案中，兴安公司的主张混淆了股权转让纠纷、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债务转移合同纠纷等多种法律关系，兴安公司作为原告、立恒公司作为被告的诉讼主体资格均不适格。二、立恒公司从来都不是兴安公司的股东，一审法院将立恒公司认定为兴安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三、《结转新公司客户名细》与《协议书》没有任何关联性，并非《协议书》的附件，也没有债务转移的相关约定，更没有立恒公司的盖章确认，一审法院将两者联系在一起并将《结转新公司客户名细》认定为债务清单缺乏依据。四、即便如兴安公司所称，兴安公司原有股东未如实向现有股东披露兴安公司对光大银行负有的700余万元债务，上述未如实披露行为并未加重兴安公司的债务，该债务自始至终属于兴安公司，兴安公司要求赔偿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五、立恒公司并非中国光大银行郑州东风支行诉河南华通金属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中国诚通金属（集团）公司、张新义、兴安公司、中国黑色金属材料郑州公司借款担保合同纠纷案件的当事人，对上述案件不知情。一审法院以“对于光大银行的起诉金额及一审审理结果，山西中宇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中宇公司）作为兴安公司原实际控制人应为明知，但在债务交接时并未将光大银行起诉及判决事实如实告知新股东”为由，判决立恒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六、退一步讲，即便立恒公司应当承担责任，兴安公司在临汾中院的执行款目前仅被郑州中院划扣630万元，减去兴安公司在债务交接时接收的债务金额2925561.8元，其差额也仅为3374438.2元，一审判决立恒公司赔偿兴安公司5959780.66元错误。本案审理中，立恒公司补充如下上诉意见：一、一审判决自始至终未能理清本案争议所涉及的法律关系。一审立案阶段，兴安公司以损害赔偿为由起诉，一审法院立案登记为合同纠纷。管辖异议阶段，立恒公司认为案由是债务转移纠纷，一审法院裁定案由为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管辖异议二审阶段，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认定案由为债务转移合同纠纷。一审审理阶段及判决所依据的法律关系：表面上确定为债务转移纠纷，实质上按照股权转让合同纠纷认定事实，但判决却又依据实际控制人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审查处理。二、关于山西中宇公司与兴安公司部分股东重合的问题。从两公司设立的公示情况可知，从公司法角度应认定两公司为同一自然人股东控制的关联公司。本案中，王志卫未能提供山西中宇公司授权其持股的相关文件，且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兴安公司的出资是由山西中宇公司提供的，故其关于代山西中宇公司持有兴安公司股权的陈述不能成立。王志卫与本案的判决结果存在利害关系，其陈述在有直接证据佐证之前，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使用。关于安议庄的身份问题。在兴安公司与王志卫等人未提供相关权力机构的表决文件之前，王志卫对安议庄身份的陈述不具有证明力。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的审判逻辑是：根据兴安公司股权转让后，新旧股东对原兴安公司的对外债务进行交接中因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未如实告知债务情况而产生的侵权责任。这一法律关系中，既不涉及债务转移法律关系，也不涉及损害公司利益责任法律关系，但其判决依据《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有关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的相关规定、《合同法》第六十条关于全面履行合同义务的规定、第八十六条关于从债务与主债务一起转移的规定，一审判决关于事实认定、说理与法律适用并不相关。四、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认定兴安公司是山西宇晋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宇晋公司）即山西中宇公司在新安投资兴建的钢铁企业与事实不符；一审判决将《协议书》认定为兴安公司股权交接前的部分债务问题达成的划分协议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认定2015年12月3日兴安公司股东才得知光大银行诉河南华通公司等借款担保合同纠纷案件的最终审理结果与事实不符；一审判决认定立恒公司系山西中宇公司名称变更而来、山西中宇公司系兴安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与事实不符；一审判决认定安议庄向兴安公司新股东交接的光大银行诉河南华通公司等借款担保合同纠纷案件的债务金额是292万元错误，该客户明细表从财务角度讲应为应交货而未交货金额，而非诉讼债务；一审判决认定兴安公司原股东自始至终未参与兴安公司实际经营和对外债务交接缺乏证据；一审判决认定光大银行未执行部分也作为损害赔偿款违背了侵权责任的赔偿原则。兴安公司辩称，一、本案是股权转让事实下发生的债务转移纠纷引发的损害公司利益的结果。一审法院把案由定性为债务转移合同纠纷适当。本案是立恒公司和兴安公司双方于2007年12月6日订立的债务划分协议后续履行不完全造成的纠纷，根据协议书的双方主体，一审法院认定本案原告和被告主体适格。二、一审法院综合全案事实将立恒公司认定为兴安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正确。三、2007年12月16日结转新公司客户明细在性质上是债务清单，构成了协议书的附件。四、从债务划分的协议约定和结转新公司客户明细表现出来的内容来看，判决书确定的700余万元债务被山西中宇公司进行了债务划分，其中的292万余元债务由兴安公司承担，超过292万元以上的部分由山西中宇公司承担。五、立恒公司对光大银行诉河南华通公司等人借款担保合同纠纷案件非常清楚。王志卫称其在山西中宇公司的办公室见过生效判决，山西中宇公司知道就等于立恒公司知道。六、郑州中院对兴安公司的执行并未结束，其888万元的剩余执行款尚未执行完毕，一审判决按照888万元减去292万元的差额支持兴安公司的诉讼请求正确。针对立恒公司的补充上诉意见，兴安公司辩称，一、一审法院根据本案纠纷的主要矛盾，对法律关系认定正确。二、关于原兴安公司和立恒公司的股东重合问题及立恒公司系原兴安公司实际控制人的问题，从政府经济决策部门经贸委和当地计经委出具的文件可以看出，宇晋公司是兴安公司的设立人，宇晋公司后来变为山西中宇公司，山西中宇公司委派其部分股东设立了兴安公司。三、王志卫作为山西中宇公司和兴安公司的登记股东，知道本案事实，其证言应予采信。关于安议庄的身份问题，王志卫作为山西中宇公司的股东，对山西中宇公司委派安议庄到兴安公司担任总经理知情，同时还有安议庄在公安机关所作的询问笔录证实其身份。四、关于本案的事实认定问题。新安县政府文件已经证实了山西中宇公司系原兴安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协议书》是立恒公司和兴安公司对债务的划分，兴安公司的新股东在签署案涉结转新公司客户明细时，知道本案中的债务涉诉，但是始终不知道审理结果。案涉结转新公司客户明细表中明确标注光大银行郑州法院，表明该笔债务是涉诉债务，立恒公司向兴安公司披露的债务金额是292万元，但是该笔债务经一审判决确定金额为715万元，立恒公司故意隐瞒部分债务，造成迟延履行，损失扩大至888万元，至今兴安公司未收到关于该涉诉债务的任何通知。郭许经、王志卫、朱晓珂、庞志鹏未到庭陈述。兴安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立恒公司承担对原告造成的损害赔偿责任（经济损失）8885342.46元；2、第三人对上述经济损失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和第三人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根据新安经济贸易委员会于2003年3月18日印发的新经贸（2003）15号文件显示，兴安公司是宇晋公司（法定代表人为王兴江，2006年4月17日名称变更为山西中宇公司）在新安投资兴建的钢铁企业，并经报洛阳市经济贸易委员会（2003年3月26日作出洛经贸投（2003）284号文件）审批后，于2003年6月16日依法登记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王兴江，股东为王兴江、王松岩、王明山、王志军、陈金双、张值全（其中王兴江、王松岩、王明山、王志军同时也系山西宇晋钢铁有限公司的股东）。2005年9月2日，兴安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郭许经，股东变更为郭许经、王志卫、庞志鹏、朱晓珂（即本案四个第三人，其中郭许经、王志卫同时也系宇晋公司的股东）。2007年8月3日，兴安公司原股东郭许经、王志卫、庞志鹏、朱晓珂将自己持有的兴安公司股份全部转让给了叶俊筹、陈涵，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叶俊筹。2007年12月6日，原告兴安公司（甲方）与山西中宇公司（乙方）签订《协议书》一份，双方自愿就兴安公司股权交接前的部分债务问题达成了划分协议。除《协议书》上约定山西中宇公司自愿承担的债务外，兴安公司原经营负责人安议庄于2007年12月16日给兴安公司新股东出具一份《2007年12月10日结转新公司客户明细》并在负责人处签字，该明细上显示涉及河南华通公司债务数额为2925561.80元并备注“光大银行郑州法院”，兴安公司新股东陈涵在该明细交接人处签字，并备注“以上数据由原厂核对提供，如有误差由原厂负责”。光大银行诉河南华通公司、张新义、兴安公司、中国诚通金属（集团）公司借款担保合同纠纷一案经郑州中院审理后于2006年11月24日作出（2006）郑民四初字第132号民事判决：一、河南华通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光大银行欠款938.380178万元及利息23.578425万元；二、张新义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其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河南华通公司追偿；三、兴安公司对上述债务在715.63098万元范围内向光大银行承担还款责任；四、驳回光大银行对中国诚通金属（集团）公司的诉讼请求。兴安公司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河南省高院经审理后于2007年12月19日作出（2007）豫法民二终字第100号民事判决：一、维持郑州中院（2006）郑民四初字第13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二、变更第三项为：兴安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对河南华通公司应当偿还的借款在3261582.6元的范围内向光大银行承担赔偿责任；在3894727.2元的范围内向光大银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兴安公司原负责人在收到该终审判决后对审理结果并未告知兴安公司新股东。兴安公司与立恒公司就2007年12月6日签订的《协议书》履行问题所产生的债务转移合同纠纷一案，经最高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23日作出的（2014）民二终字第184号民事判决书为终审判决，兴安公司就该终审判决向山西省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临汾中院）申请强制执行。在该案执行期间即2015年12月3日，临汾中院收到郑州中院的（2008）郑执一字第303号执行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裁定书显示：冻结被执行人兴安公司在临汾中院执行款8885342.46元。至此，原告兴安公司股东才得知光大银行诉河南华通公司等借款担保合同纠纷案件的最终审理结果。郑州中院给临汾中院下达协助执行通知书后，从兴安公司的执行款中领取了63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本案原、被告诉讼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本案原告兴安公司作为依法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其权利依法受法律保护，在认为自己权利受到侵害时有依法提起诉讼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权利，故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适格；本案被告立恒公司系山西中宇公司名称变更而来，公司名称的变更并不影响其权利义务的承继，根据原告提交的相关证据以及第三人当庭陈述的内容可以证明山西中宇公司在2007年8月3日系兴安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故被告立恒公司作为山西中宇公司权利义务的承继者，为本案被告主体资格适格。关于本案诉讼时效问题，临汾中院于2015年12月3日收到郑州中院的（2008）郑执一字第303号执行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临汾中院在收到该协执后告知原告其执行款被冻结，故可以认定本案原告兴安公司在2015年12月3日之后才得知光大银行与河南华通公司、兴安公司等借款担保合同纠纷一案的判决结果，故原告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根据本案庭审查明的事实，可以认定本案系因公司股权交接后，对原公司对外债务如何承担产生的纠纷，故可以认定为债务转移合同纠纷。关于被告立恒公司是否应当向原告承担赔偿责任问题，兴安公司作为独立的法人，其对外独立承担责任，但其内部交接债务时所签订的相关协议、债务清单等对兴安公司和山西中宇公司均具有约束力。兴安公司新旧股东的股份已在2007年8月3日进行变更登记，2007年12月16日的债务清单系两个公司之间对兴安公司对外债务的交接。山西中宇公司指派到兴安公司的原经营负责人安议庄向兴安公司新股东就光大银行与河南华通公司、兴安公司等借款担保合同纠纷一案交接的债务金额为2925561.8元，在交接之前郑州中院审理的光大银行一案的一审已经判决，判决后兴安公司不服，兴安公司原负责人委托代理人提起上诉，新旧股东交接时正处于河南省高院的二审审理期间，兴安公司原负责人委托的代理人参与了一审及二审的审理。对于光大银行的起诉金额及一审审理结果，山西中宇公司作为兴安公司原实际控制人应为明知，但在债务交接时并未将光大银行起诉及判决事实如实告知新股东，故此，山西中宇公司在交易过程中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原告仅对交接时告知的债务金额承担清偿责任，对于未告知原告的债务数额应视为山西中宇公司自愿承担的债务数额。现因郑州中院就光大银行与河南华通公司、兴安公司等借款担保合同纠纷执行案将原告在临汾中院的执行款8885342.46元予以冻结，该冻结数额已经超出债务交接时所交接的债务金额，且郑州中院已经从临汾中院执行了部分案件款，导致原告在临汾中院执行案件中的利益受到损害，现原告起诉要求被告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符合法律规定，应予以支持。第三人郭许经、王志卫、朱晓珂、庞志鹏作为兴安公司原股东自始并未参与公司实际经营，且在兴安公司对外债务进行交接时也没有参与，故第三人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对于赔偿数额的认定，原告在债务交接时接收的债务金额2925561.8元是其自愿接收的债务金额，故该部分债务应当由原告自行承担；郑州中院虽然仅从临汾中院获得执行款630万元，但光大银行对剩余案件款并未放弃申请执行，故对于郑州中院冻结的债务金额超出部分原告应自行承担的部分即5959780.66元应由山西中宇公司予以承担，现被告立恒公司作为山西中宇公司权利义务的承继者，应当承担该赔偿责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八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限被告立恒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原告兴安公司经济损失5959780.66元；二、驳回原告兴安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73997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兴安公司负担20479元、被告立恒公司负担53518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立恒公司负担。本院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本案的案由认定问题。本案中，兴安公司以立恒公司在签订和履行2007年12月6日有关兴安公司债务划分的《协议书》时，违背诚实信用原则，隐瞒司法判决债务为由起诉要求立恒公司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双方之间民事权利义务基于该《协议书》而产生，本案应视为合同纠纷项下的债务转移合同纠纷，一审法院将案由定为债务转移合同纠纷并无不当。关于立恒公司是否应对兴安公司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问题。兴安公司与立恒公司于2007年12月6日签订的《协议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该协议中约定的债务转移行为在兴安公司和立恒公司之间发生法律效力。该协议中约定立恒公司承担兴安公司的债务数额为四笔债务，兴安公司的其他债务由兴安公司负责偿还。根据《协议书》的内容，本案涉及的债务并不包括在立恒公司自愿承担的债务之内。兴安公司起诉称，双方在2007年12月16日签订《结转新公司客户明细》交接兴安公司债务明细时，立恒公司故意隐瞒了郑州中院一审判决兴安公司承担700多万元债务的事实，仅向兴安公司新股东告知290余万元的债务，导致410余万元债务损失继续扩大为888余万元，立恒公司对此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对此本院认为，首先，《结转新公司客户明细》系安议庄与兴安公司的新股东陈涵于2007年12月16日签订，立恒公司并未加盖公章，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安议庄并非立恒公司的股东或管理人员，兴安公司称安议庄代表立恒公司签订《结转新公司客户明细》缺乏证据；其次，《协议书》签订的时间是2007年12月6日，《结转新公司客户明细》签订的时间是2007年12月16日，本案现有证据不能证明上述《协议书》和《结转新公司客户明细》存在关联性。《协议书》已经对立恒公司和兴安公司承担的债务进行了划分，兴安公司在本次债务划分时应知道其承担债务的范围及法律后果。第三，中国光大银行郑州东风支行诉兴安公司等人借款担保合同纠纷一案的终审判决作出时间是2007年12月19日，《结转新公司客户明细》签订时，该案生效判决并未作出，债务并未确定。虽然该案一审判决由兴安公司承担715.6309元的债务，但是兴安公司已经提起上诉。而且，《结转新公司客户明细》关于案涉债务备注“光大银行郑州法院”，由此可见，兴安公司新股东应知道该笔债务为涉诉债务及相关审理情况，兴安公司称立恒公司对其隐瞒了债务的涉诉情况不符合常理。第四，兴安公司新股东陈涵在《结转新公司客户明细》交接人处签字并备注“以上数据由原厂核对提供，如有误差由原厂负责”，立恒公司并非兴安公司的原股东，兴安公司据此要求立恒公司承担责任缺乏合同依据。而且，该笔债务至始至终均为兴安公司的债务，不存在给兴安公司造成损失的问题，兴安公司据此要求损害赔偿缺乏法律依据。综上，兴安公司要求立恒公司对案涉债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有误，应予纠正。综上所述，立恒公司的上诉请求能够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由立恒公司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有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河南省新安县人民法院(2018)豫0323民初3792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河南兴安线材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73997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均由河南兴安线材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73997元，由河南兴安线材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邱平平审判员  苏晓明审判员  杨元卿二〇二〇年九月二日法官助理郭楠书记员单晓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