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粤04行终19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陆慧玲，女，1997年1月5日出生，彝族，住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公民身份号码：530************240。委托诉讼代理人：陆绍国，男，1972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公民身份号码：530************018。系上诉人陆慧玲的父亲。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住所地：广东省珠海市*******京师范大学珠海教育园区。法定代表人：吴清辉。应诉负责人：林恬在，学校办公室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洁，北京大成（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晓红，北京大成（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陆慧玲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以下简称联合国际学院）教育行政管理一案，不服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2019)粤0404行初486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判案理由及结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四十九条第（四）项之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以及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作出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应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高等院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在对受教育的学生进行学籍管理并实施奖励或者处分时，是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可以作为行政主体。但高等院校虽然系特定情况下的适格行政主体，并不意味着其对学生作出的所有管理与纪律处分行为均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因为高等院校的管理与纪律处分行为既部分包括行使行政权力，也部分包括行使高校自治权，两者需要根据具体案件保持必要的平衡。高等学校依据法律、法规授权作出涉及到学生颁发学历、学位证书以及涉及到学生身份直接丧失的问题上，如高等院校取消学生入学资格、作退学处理、开除学籍等直接影响到学生受教育权利的处理决定，应视为行政行为，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而高等院校依据教育法等相关规定按照章程自主管理、组织实施教育教学活动、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者对学生作出的警告、严重警告、记过、留校察看等不涉及学生身份直接丧失的纪律处分，应视为行使高校自治权的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本案中，联合国际学院因认定陆慧玲考试作弊，于2019年6月21日对陆慧玲作出“涉案科目记零分、记过一次并在处分期限取消各种表彰资格”的《处理决定书》（Ref:SDAC/1819/DL-006)，系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作出的纪律处分，该处分决定并不直接导致陆慧玲学生身份的丧失，属于高等院校自主办学范畴内的行为，依法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故陆慧玲提起的本案诉讼，依法应不予立案，已经立案的，应裁定驳回起诉。据上，一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驳回陆慧玲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退回陆慧玲。陆慧玲一审的诉讼请求为：1.撤销联合国际学院2019年6月21日作出的《处理决定书》（Ref:SDAC/1819/DL-006)；2.联合国际学院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当事人二审诉辩主张上诉人陆慧玲的二审诉讼请求：撤销原审行政裁定，指令原审法院对本案予以立案受理。具体理由如下：首先，依照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只要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公民合法权益即符合受案范围。高校代表国家行使教育行政管理权，是授权行政主体，其对学生进行处分是对学生权益有影响的具体行政行为，学生在处分过程中处于被管理的地位，应当被赋予抗辩权。根据我国教育部规章《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及《教育法》第四十二条第四款规定，受教育者“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有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对学校、教师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依法提起诉讼”的权利，该法条规定不是很具体明确，也是目前比较有争议的法律条文，但学术界及法院普遍的判例，已经认可了该行为为可诉具体行政行为，这是上诉人寻求司法途径解决被上诉人对上诉人进行处分行为的法律依据。其次，受教育权是上诉人作为我国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受宪法保护，是其他权利的基础。受教育权作为一个权利集合，其中包含有教育资源利用权、得到公平评价权等子权利，涉及传统分类中的人身权（名誉权、荣誉权）、财产权等内容，但其核心是接受教育权利。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记大过处分行为会对上诉人的名誉、荣誉及求学等构成极大的负面影响。在权利的保障救济途径中，司法救济是最后且最公正的方式。再次，高等学校依照法律授权独立处理内部事务，自主办学，以保障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等活动的顺利开展，拥有自治权力。这种权力如果不充分，会影响高校履行社会职能；如果被滥用，则会对个体直至全社会造成消极影响，本案就是学校滥用这种权力的具体体现。这种权利不能成为法外之地，所以必须保持司法对此权力的监督。最后，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作出处分行为时，滥用自由裁量进行判断，严重违背法律与事实根据，以错误的原因对上诉人错误的处罚决定。该行为违反了《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五十条至六十六条的规定。被上诉人2018年12月3日以上诉人考试作弊为由找上诉人谈话，之后于2019年2月12日做出处罚决定书，上诉人不服并于2019年2月21日向学校申诉，被上诉人于3月8日做出维持原处分决定的复查决定书，全过程，未提交向上诉人出示过任何上诉人作弊的证据。上诉人不服该决定，于3月18日向教育厅申诉，教育厅于4月22日做出撤销决定书并责令被上诉人重新研究决定，被上诉人于6月2日做出重新调查的决定并于6月20日再次做出处理决定书，上诉人于8月1日再次向被上诉人申诉，得知被上诉人已经于8月30日做出复查决定书但是一直未送达上诉人，致使上诉人无法再次向教育厅进行申诉。在上述的整个过程中，被上诉人均未向上诉人出示过任何上诉人作弊的证据。作为上诉人，唯一只能寻求司法救济。二审法庭调查中，上诉人补充陈述上诉意见称：高校行政处分决定是否可诉，关键在处分决定是否行使了公权力。一审法院认为高校管理是所谓的“内部行为”，而我国的行政诉讼法从来没有提到过所谓的“内部管理”的概念。本案中，一审法院已经认定被上诉人是行政主体，并且认定被上诉人在做出开除处分的时候是行政行为，但一审裁定却否定所有的处分决定其实都是基于行政权力而做出的这一基本事实，明显事实认定错误。被上诉人虚构事实、捏造所谓的证据，对上诉人滥用行政职权，该处分不仅其处理程序严重违法，就本案来说，还反映出被上诉人没有履行高等教育应当秉怀教育为本、以人为本的最高原则，没有充分尊重学生个人的合法权益。本案中，被上诉人滥用所谓的自主权剥夺上诉人正常参加毕业典礼的权利；在这个处分决定没有被撤销之前，上诉人仍然面临无法升学、无法工作的困境。由于不能如期取得学位证明及成绩受到影响的原因，上诉人错过了升学的最佳时期，这是上诉人重大受教育权益损害的集中表现。一纸处分决定，不仅仅扼杀上诉人完全着手可见的继续接受更高等级教育的权利，反而，严重阻却正常毕业、正常升学的一次重大、美好、不可以重来的机会，机会也是一种看不见的重大权益！这绝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处分问题，而是实实际际的剥夺了上诉人的继续受教育的权利以及工作的权利。并且这份处理决定书没有被撤销之前，由于上诉人的毕业成绩受到严重影响，继续受教育的权利以及工作的权利仍然被剥夺，影响深远。只有依法撤销被诉《处分决定书》，才能彰显依法治校、依法治教的现代合法、自主的高校管理理念。总之，一审法院未能充分考虑不同案件之间的差异性，错误参照相关案例，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存在错误，错误裁定本案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恳请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之后，依法指令一审法院予以受理本案。被上诉人联合国际学院答辩称：首先，被上诉人不是本案适格被告。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我国高校虽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但并非行政机关，故通常情况下高校并无作为行政诉讼案件被告的资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九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第八条的规定，高校具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颁发学业证书、学位证书的权利。而高院颁发学位证书、授予或者撤销学位实际上是依据法律的授权而行使国家赋予的相关行政管理职权，此时高校是代表国家行使对受教育者颁发学业证书、学位证书，形成了特殊的行政管理关系，而该特殊的行政管理权的行使会直接影响学生受教育的权利或学生身份的存在或丧失，只有在此种情形下，高校的行为才是可诉的，才有可能作为行政案件的被告。本案中，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作出的期中考试部分为零分、涉案科目课程成绩由I改成C及记过一次的处分，根本不会导致其学生身份的丧失或影响到其受教育的权利，完全是学校为维持正常的教学和管理秩序，行使内部管理权的自治行为，不属于可诉的特殊行政管理行为。因此，被上诉人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其次，本案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在我国，高校的性质是事业单位而非行政机关，高校依法享有对内对外的自主自治权力。尽管高校依据法律的授权对受教育者颁发学业证书、学位证书的行为局域行政行为的特点，但高校基于其本身所具有的特性，其所实施的管理行为如果是为了维持学校正常的教学和管理秩序，在此情形下，则应当由高校通过校内救济渠道来加以解决，不能提起行政诉讼，不应属于行政案件受案范围。结合到本案实际，被上诉人针对上诉人在2018年11月7日举行的ProfessionalInterpreting（专业口译）课程期中考试过程中的作弊行为，于2019年6月21日作出《处理决定书》（Ref：SDAC/1819/DL-006），处分决定具体为：（1）涉案科目期中考试部分为零分，涉案科目课程成绩由I改成C；（2）记过一次（期限一年，到2020年2月12日止，到期自动解除），取消处分期限内各种表彰、奖励、各类奖学金评定的资格。后上诉人提起申诉，被上诉人经过复查后于2019年8月30日作出《学生纪律申诉复查决定书》（Ref：SDAC/1819/DL-009），维持了原处分决定（Ref：SDAC/1819/DL-006）不变。上述处分决定实质上对上诉人所造成的影响仅仅是其未能参加毕业典礼而已，且该处分决定于2020年2月12日已到期自动解除。上诉人的父亲于2019年11月25日代为领取了其学位证书及毕业证书，上诉人已正常毕业并已参加工作。被上诉人作出的上述决定既未剥夺上诉人受教育的权利，更未导致其学生身份的丧失，仅是属于学校对学生的自治管理，根本不属于行政案件的受案范围。此外，被上诉人本着“惩教结合、教育为本”的原则，对上诉人作出的处分已属从轻处理。尽管上诉人的作弊行为影响恶劣，被上诉人本应将相关处分决定放入学生档案，但出于对学生的保护，并没有将该处分决定放入其个人档案，该处分决定实质上对上诉人并没有构成任何不利影响。最后，上诉人在专业口译考试中作弊事实明确、证据充分。被上诉人已按照上诉人本人提供的收件信息，通过中国邮政快递向其寄送《学生纪律申诉复查决定书》，且快递寄出的内容以邮件方式同时提醒上诉人收件，已经履行送达相关义务。上诉人称“被上诉人做出的复查决定书一直未送达上诉人，致使上诉人无法再次向教育厅进行申诉”，完全是扭曲事实。据上，本案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被上诉人也不是本案适格被告，一审裁定正确，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二审查明的事实被上诉人在二审期间向法庭提交一份新证据：学位证书及毕业证书领取签名表。被上诉人主张该证据可以证明上诉人正常毕业，已由其父亲代为领取学位证书和毕业证书。被上诉人对其作出的处分决定既未剥夺其受教育的权利，更未导致其学生身份的丧失，该处分决定是学校为维持正常的教学和管理秩序，行使内部管理权的自治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上诉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不认可，亦不认可其证明目的。经审核，本院认为该证据具备真实性、合法性，与本案事实相关联，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另查明，被上诉人于2018年11月15日收到实名举报信，举报上诉人在2018年11月7日举行的ProfessionalInterpreting（专业口译）课程期中考试过程中涉嫌作弊。2019年2月12日，被上诉人作出《关于你违反考试规则的处理决定》（Ref：AR/EAHS/AD/1819/01-022），给予上诉人记作弊一次；记过一次（期限12个月，2020年2月12日止），取消处分期间内各种表彰、奖励、各类奖学金评定的资格；取消本学期涉及科目“ProfessionalInterpreting”的期中考试成绩。后上诉人对该处理决定提出申诉。被上诉人于2019年3月8日又作出《学生纪律申诉复查决定书》。上诉人对前述《学生纪律申诉复查决定书》不服，向广东省教育厅提出申诉。2019年4月22日，广东省教育厅作出粤教高函[2019]54号《广东省教育厅学生申诉决定书》，撤销了被上诉人于2019年2月12日作出的《关于你违反考试规则的处理决定》，责令被上诉人重新研究决定。被上诉人收到《广东省教育厅学生申诉决定书》后，撤销了之前所做的《关于你违反考试规则的处理决定》，并送达给上诉人。同时，被上诉人于2019年6月2日，向上诉人送达《调查取证通知书》，要求上诉人配合调查。2019年6月10日，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作出《处理决定预告知书》，并以邮件方式送达上诉人。2019年6月21日，被上诉人作出《处理决定书》（Ref：SDAC/1819/DL-006），处分决定具体为：（1）涉案科目期中考试部分为零分，涉案科目课程成绩由I改成C；（2）记过一次（期限一年，到2020年2月12日止，到期自动解除），取消处分期限内各种表彰、奖励、各类奖学金评定的资格。前述《处理决定书》并以电子邮件、邮政快递等方式多次向上诉人送达。2019年7月25日，上诉人就《处理决定书》提出申诉。被上诉人经过复查后于2019年8月30日作出《学生纪律申诉复查决定书》（Ref：SDAC/1819/DL-009），维持原处分决定（Ref：SDAC/1819/DL-006）不变。二审判案理由及结果《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十一条规定：“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该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第四项还规定：“高等学校的校长全面负责本学校的教学、科学研究和其他行政管理工作，行使聘任与解聘教师以及内部其他工作人员对学生进行学籍管理并实施奖励或者处分的职权。”《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五十一条规定：“对有违反法律法规、本规定以及学校纪律行为的学生，学校应当给予批评教育，并可视情节轻重，给予如下纪律处分：（一）警告；（二）严重警告；（三）记过；（四）留校察看；（五）开除学籍。根据前述法律法规的规定，我国高等学校具有自主办学权，具有对学生进行学籍管理并实施奖励或者处分的权力，对学生的处分分为警告、严重警告、记过、留校察看和开除学籍五种情形。因为教育行政管理具有法律关系复杂、社会影响面广的特殊性，同时教育行政管理的法律规范相对滞后，所以，对于教育行政诉讼案件的审理和裁决，既要注重依法维护受教育者的合法权益，同时也要充分考虑到教育管理的特殊性以及教育行政管理的现实状况，尽可能实现两者的相对平衡。换言之，高校学生管理行为有其特殊的目的和功能，应该允许权力主体享有一定的不受司法干预的自主权和自治权，但这种自主和自治的权限又必须受到合法、合理的限制。也就是说，对高校教育行政处分案件来说，只有体现着行政法律关系的，才具有司法审查的意义，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对“足以改变学生身份并损及其受教育的机会，对学生受教育权将会产生实际影响”的高校教育行政处分行为，一般认为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而对于警告、严重警告、记过等处分，虽然与开除学籍同样是属于高校的教育行政处分，但一般认为“警告、严重警告、记过等处分并未改变被处分者在校大学生的身份，并未剥夺其经过国家统一考试取得的接受高等教育的资格，属于学校对学生进行正常教育的管理行为，学生对此如有异议可通过申诉等其他途径解决”，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十项的规定，“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此处的“实际影响”即为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因而这种实际影响应该是对行政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终止产生实际的影响。高校对违规违纪学生作出的警告、严重警告、记过等三种行政处分，属于对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瑕疵的轻微处分种类，它不同于对学生所作开除学籍一类的处分行为，不足以改变学生身份并损及其受教育的机会，对学生受教育权不会产生实际影响。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作出的记过处分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正确，本院予以确认。特别应当指出的是，警告、严重警告、记过作为学生在学习阶段的瑕疵，受此类处分的学生应该积极对待，使其成为修正过错、积极向上的动力，这也是高校实施该行政处分的目的。否则，对此纠缠不休，反而不利于学生今后的发展。同样，如果法院受理这类案件，既无法起到维护学校对学生管理的作用，也达不到维护学生合法权益的效果，还有悖于行政诉讼法的立法意旨。综上，上诉人陆慧玲的各项上诉理由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裁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唐 文审判员 宋义明审判员 黄莎莎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许倩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