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15民终144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某1，男，1963年11月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宜宾市兴文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重康，四川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某2，男，1954年9月2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宜宾市兴文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布芬，系杨某2妻子。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某3，男，1971年3月1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宜宾市兴文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某4，女，1966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宜宾市兴文县。 上诉人杨某1、杨某2、杨某3与被上诉人杨某4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兴文县人民法院（2020）川1528民初2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某1、杨某2上诉请求：1.撤销四川省兴文县人民法院（2020）川1528民初231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杨某3将兴文县古宋镇人民政府等单位安置给魏某前的两套住房（分别为120平方米和122.7平方米）折价后与杨某3以魏某前名义领取的土地征用费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款565781元综合品迭后，按四等份平均分割给杨某1、杨某2。事实和理由：1.一审程序违法。一审开庭前，杨某2申请遗嘱见证人邓某、丁某、车廷举出庭作证以证明遗嘱内容非魏某前真实意思表示，但一审法院未通知证人，亦未告知杨某2不同意证人出庭的理由，一审法院违反法定义务，审判程序违法。2.杨某3在庭审中明确表示《遗嘱》与本案无关，不要求将《遗嘱》作为本案判决依据；但一审法院违背当事人意愿，超越当事人的自由处分权，将《遗嘱》作为判决依据，且未对三位证人的证言作出评判意见。3.一审法院未依职权委托鉴定机构对案涉房屋的价值进行鉴定，是程序错误。4.一审判决按1／10的比例对案涉房屋进行分割，无法律和事实依据，按现有证据，案涉房屋应当按四等份分割。5.一审判决将魏某前名下的房屋及拆迁补偿款565780元全部判给杨某3，缺乏证据支撑，损害杨某2、杨某1的合法权利，请求二审法院纠正。 杨某3辩称：1.父亲杨兴发逝于2006年，在2012年底2013年初母亲魏某前与兴文县统一征地办公室签署《征地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时，父亲杨兴发未享受安置补偿待遇，此事实有户口本和《协议书》为证。2.母亲魏某前所得安置补偿为一套120平方米的住房和一个30平方米的门市。2013年元月20日，母亲魏某前将房子处理与我，此事实以《赡养遗嘱》和《协议书》为证。3.母亲魏某前去世后，杨某3将30平方米的门市与兴文县统一征地办公室调换为二号安置点12号楼1单元16楼1号122.7平方米的住房，因此一审判决应当将案涉房屋认定为两处住房，认定错误。 杨某4未作答辩。 杨某3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四川省兴文县人民法院（2020）川1528民初231号民事判决，查明事实后依法改判为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不存在遗产继承和分割的事实。父亲杨兴发去世于征地拆迁补偿之前，未享有安置补偿待遇。母亲魏某前享有的两套安置补偿住房（原门市调换为二号安置点的一套住房）已在《遗嘱》中进行处理，所有权归属于杨某3，不存在遗产分割和继承的事实。2.杨某1虐待父母和强行占有房产的事实已在杨某1的一审答辩状中得以证明，杨某1至今未归还强占父母的房屋，不具有继承房产的资格。3.父母魏某前和杨兴发对房屋的处分权不应受任何人干扰，将房屋归属于杨某3是母亲魏某前的真实意思表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 杨某1、杨某2辩称：1.杨某3陈述的上诉理由自相矛盾。杨某3承认父母生前的房屋登记在目前魏某前名下，应将其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父母去世后其为共同遗产，杨某2、杨某4当然享有遗产继承的权利。2.122平方米的住房是以安置补偿的门市调换，登记于魏某前和杨兴发名下，应当作为遗产处理。3.杨某3主张母亲魏某前已领取50余万元的补偿款，但未提供证据证明，此主张不存在事实依据。4.一审中证人证言证明《遗嘱》系杨某3口述，不是魏某前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杨某3也提出《遗嘱》与本案无关，但一审法院仍将其作为审判依据，超越了当事人的处分权。 杨某4未作答辩。 杨某1、杨某2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决登记在母亲魏某前名下位于古宋镇光明新城3号安置点22幢一单元13楼4号120平方米住房、二号安置点12号楼1单元16楼1号122.7平方米住房和征地补偿款项565780元予以分割。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魏某前，女，生于1927年1月21日，系四川省兴文县村民，与其丈夫杨兴发育有子女七人，分别为子杨启刚（已于1999年去世，未成家）杨某2、杨某1、杨某3、女杨启珍、杨启芳、杨某4。1980年，杨兴发、魏某前与子女分家，杨兴发、魏某前夫妻俩单独一户居住，后在建有砖瓦结构房屋247.5平方米，登记在魏某前名下，有承包地若干。杨某1、杨某4、杨某2与杨某3之父杨兴发于农历2006年4月11日去世，未对遗产作处理。其母亲魏某前随杨某2居住生活，2009年下半年，杨某3务工后回乡，将母亲魏某前接至其本组家中赡养并随其生活。魏某前生前患有子宫癌等疾病在兴文县中医医院、阳光医院等住院治疗，于2014年6月11日抢救无效去世。2012年12月，兴文县开发光明新城，政府对上述旧房、承包地予以征用，并按照相关标准予以产权调换，安置了魏某前两套房屋，并补偿安置费70394.58元；对耕地及地上附着物进行补偿，补偿款项495386.99元，合计565781.57元。因魏某前体弱行动不便，委托杨某3代为领取补偿款，代为抽取安置房屋，安置房屋位于兴文县。2013年1月20日，魏某前立下遗嘱，确定将安置的房屋和两份田土补助费由杨某3继承。 另查，杨某1曾于2019年诉至一审法院，请求继承财产，案号（2019）川1528民初1779号，一审法院拟追加魏某前之女杨启珍、杨启芳、杨某4为当事人，杨启珍、杨启芳明确表示对其父母遗产放弃继承，杨某4明确表示将其应继承的部分赠与杨某3。后杨某1撤回该次诉讼。杨某2、杨某4、杨某1与杨某3无法对父母的财产分割达成共识，故诉至来院，请求判决登记在母亲魏某前名下位于古宋镇光明新城3号安置点22幢一单元13楼4号120平方米住房、二号安置点12号楼1单元16楼1号122.7平方米住房和征地补偿款项565780元予以分割。 上述事实，有杨某2、杨某4、杨某1与杨某3身份信息材料、《征收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委托书、领条、对杨启珍、杨启芳、杨某4的询问笔录、遗嘱、病历、出院证以及杨某2、杨某4、杨某1与杨某3在庭审中的陈述在卷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分割共有物的基础为继承，本案按照继承纠纷处理，现从以下几个方面说明本案的处理意见： 一、本案中对杨兴发遗产的确定及继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遗产在家庭共有财产之中的，遗产分割时，应当先分出他人的财产。”之规定，杨兴发去世时，其夫妻共同财产建有砖瓦结构房屋247.5平方米，应先分出魏某前的一半，只能确定一半作为杨兴发的遗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的规定，本案中对杨兴发遗产的继承无遗嘱继承、遗赠等情形，应当按照法定继承方式予以处理。魏某前与其子女均属第一顺序继承人，应平均分割遗产，即魏某前与其子女杨某2、杨某1、杨某3、杨某4各继承杨兴发遗产的五分之一。即继承杨兴发的遗产后，对砖瓦结构房屋247.5平方米，魏某前享有6／10,杨某2、杨某1、杨某3、杨某4各享有1／10。杨兴发生前承包土地属集体所有，按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家庭联产承包的土地，在杨兴发去世后由其家庭成员魏某前继续承包经营，杨兴发的承包经营权不属于遗产，不再继承之列。 二、对魏某前遗产的确定。被拆迁房屋建筑面积247.5平方米对应获得安置位于古宋镇光明新城3号安置点22幢一单元13楼4号120平方米住房、二号安置点12号楼1单元16楼1号122.7平方米住房，共计242.7平方米登记在魏某前名下，魏某前享有6／10的份额在魏某前去世后作为遗产。魏某前生前经营的两份承包地被征用后获得的补偿金已经领取，魏某前死亡时遗留部分也属魏某前遗产。 三、关于魏某前遗嘱的效力和遗产继承。根据杨某3提供的遗嘱，魏某前订立遗嘱时由邓某（村支书）代书，丁某（村主任）、车廷举、魏应生见证，魏某前在遗嘱人处捺手印予以确认，该遗嘱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三款“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的规定，一审法院认定该遗嘱有效。杨某1、杨某2认为该遗嘱并非立遗嘱人魏某前口述，但立遗嘱人魏某前在拟定的遗嘱上捺印予以确认，可以表达其订立遗嘱的真实意思表示，杨某1、杨某2也未能提供证据否定该遗嘱效力的其他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一审法院对杨某1、杨某2主张对魏某前遗产按照法定继承方式处理的意见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的规定，一审法院对杨某3主张的魏某前的遗产按照遗嘱继承予以处理的意见予以支持。魏某前的遗产（安置的房屋及其安置补偿金）由杨某3继承。 四、本案遗产继承的确定。本案中，仅有杨兴发的遗产作为法定继承予以分割。杨兴发的遗产因征地拆迁对应转化为安置的房屋，各继承人在安置房屋应继承的份额不变，即对位于古宋镇光明新城3号安置点22幢一单元13楼4号120平方米住房、二号安置点12号楼1单元16楼1号122.7平方米住房，共计242.7平方米，魏某前享有6／10,杨某2、杨某1、杨某3、杨某4各享有1／10（24.27平方米）。为确权的便利，一审法院确定杨某2、杨某1在古宋镇光明新城3号安置点22幢一单元13楼4号房各享有24.27平方米安置权利，其余部分属杨某3享有。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继承人杨兴发的遗产（现为安置在魏某前名下的房屋）由杨某2、杨某1各享有24.27平方米，即杨某2、杨某1在古宋镇光明新城3号安置点22幢1单元13楼4号房各享有24.27平方米安置权利；其余安置在魏某前名下的房屋及拆迁补偿款均由杨某3享有。二、驳回杨某1、杨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杨某1、杨某2承担。 二审中，杨某3提交以下证据：1.光明新城住房补差明细表；2.补偿款情况。拟证明：1.案涉房屋是母亲魏某前以《遗嘱》形式给予杨某3，不存在遗产分割；2.房屋还需补偿十万元左右才能拿到。本院经审理认为，虽然补偿款情况表、补差明细表载明户籍成员为魏某前，但该证据不能否定案涉房屋有杨兴发的份额承继过来，故本院对杨某3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不予采纳。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结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归纳本案争议焦点如下：一、魏某前的《赡养遗嘱》是否真实有效？二、一审判决关于案涉财产的分配是否正确？ 针对魏某前的《赡养遗嘱》是否真实有效的问题。杨某1、杨某2上诉主张魏某前的《赡养遗嘱》不是魏某前的真实意思表示，应无效，且杨某3在一审庭审中两次表示魏某前的《赡养遗嘱》与本案无关，故一审判决采信《赡养遗嘱》系错误认定。本院认为，杨某1、杨某2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评析如下：1.魏某前的《赡养遗嘱》有魏某前的捺印，有四个见证人见证，见证人包括魏某前所在村村长、村支书、村文书，无证据显示见证人与魏某前与杨某3有利害关系，故见证人身份适格。《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结合杨某1、杨某2在一审中提交的三份证明及二审中的陈述，魏某前的《赡养遗嘱》由村支书邓某代笔，故《赡养遗嘱》符合代书遗嘱的特征。杨某1、杨某2提交的证明内容基本一致，核心意思是“遗嘱内容不是魏某前亲口所说，由杨某3口述“。法律规定代书遗嘱由他人代书，但并未规定遗嘱内容必须出自遗嘱人口中。遗嘱内容由他人总结陈述，遗嘱人在场且遗嘱人捺印认可，也应当认为是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杨某1、杨某2提交的三份证明均没有提到《赡养遗嘱》不是魏某前亲手捺印，杨某1、杨某2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魏某前的捺印是假。在《赡养遗嘱》符合代书遗嘱的法定构成要件的前提下，在魏某前所在村的村干部见证的情况下，杨某1、杨某2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赡养遗嘱》不是魏某前的真实意思表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故而，本院采信杨某1、杨某2在一审中提交的村干部证言，杨某1、杨某2关于证人出庭的申请已无意义，但该证言并不能否定《赡养遗嘱》。2.至于杨某3在一审庭审中两次表示魏某前的《赡养遗嘱》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本院认为，杨某3确在一审庭审中提到过“遗嘱与本案无关”，但杨某3在二审中进行了解释，其陈述“因为打的不是遗嘱官司，是打的继承官司”、“我肯定认可，我的遗嘱真实有效”，在整个一、二审诉讼活动中，杨某3均主张依《赡养遗嘱》继承案涉财产。故杨某3在一审中的陈述系基于对法律关系的不同理解，杨某3在二审中的解释更符合普通人的生活逻辑。据此，一审判决采信《赡养遗嘱》并无不当，杨某1、杨某2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针对一审判决关于案涉财产的分配是否正确的问题。杨某3上诉主张杨兴发对《赡养遗嘱》中涉及到的房子没有任何权益，一审判决确认杨某2、杨某1享有继承份额有误；杨某1、杨某2上诉主张案涉财产应按法定继承进行折价分割。本院认为，杨某3、杨某1、杨某2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评析如下：1.针对杨某3的上诉理由。根据查明的事实，杨兴发去世时，其夫妻共同财产为砖瓦结构房屋247.5平方米。虽然杨兴发去世，其户口注销，但不能否认上述房屋是夫妻共同财产的事实，亦不能否认上述房屋没有进行继承的事实，更不能否认现安置在魏某前名下的房屋是由上述房屋转接而来的事实。据此，杨兴发死亡后的财产权利应当被继承，该继承不因身份权利的丧失而消灭，《赡养遗嘱》也不能将本属于杨兴发的财产进行处理，一审判决对杨兴发的财产进行法定继承并无当，杨某3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2.针对杨某1、杨某2的上诉理由。《赡养遗嘱》真实有效，确认了由杨某3全权负责魏某前生养死葬一切事宜，魏某前死后由杨某3继承魏某前的财产及补助费。即使在杨某1、杨某2提交的证明中，村主任丁某、村文书车廷举陈述《赡养遗嘱》的内容也为“魏某前名下所有财产归杨某3所有”。杨某1、杨某2对一审法院所作的三份询问笔录未提异议，在这三份询问笔录里，杨某4表示杨某3负责母亲的生活和安埋，因为杨某3对父母尽了孝心，故杨某4将其享有的部分送给杨某3；杨启芬表示父亲的死是杨某3在外面汇钱回来安葬，母亲的生前赡养及安葬也是杨某3负责。故杨某4、杨启芬的笔录可以证明杨某3履行了《赡养遗嘱》中约定的生养死葬的义务。据此，综合以上分析，一审判决关于财产的分配并无不当，杨某3、杨某1、杨某2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 综上，杨某1、杨某2、杨某3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51元，由杨某1、杨某2负担391元，由杨某3负担26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纯强 审判员  陈伟林 审判员  林 涛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陈宛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