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民终366号上诉人(一审被告)：上海松江国际医药城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松江区洞泾镇光星村村委办公楼。法定代表人：杨益龙，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俞飞跃，上海市竞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谷萌辉，上海市竞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王**,女,1976年6月2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长宁区长宁路******。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思远，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张义才，男，1955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住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城厢街道东阳桥社区恒隆楼****>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苏州中驰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市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大道**苏州纳米城中******。法定代表人：张义才，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鑫明，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闵叶，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第三人)：上海松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上海市金山区山阳镇亭卫中路******iv>法定代表人：张义才，董事长。上诉人上海松江国际医药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医药城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被上诉人张义才、被上诉人苏州中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驰公司)、被上诉人上海松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松山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8)沪01民初12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医药城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王**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1.涉案借贷关系的真实性存疑。一方面，在涉案借款合同签订前一年，张义才将其持有的松山公司股权转让给王**。虽然工商登记机关备案合同显示的股权转让对价为人民币43,000,000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但根据案外人广东海伦堡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伦堡公司)了解的情况，上述股权转让的实际对价为2.3亿元，故王**等人转账给松山公司的70,000,000元不排除系其支付给张义才的股权转让款。另一方面，即使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70,000,000元借款的债务人也是松山公司，医药城公司从未使用过该笔借款。2014年9月5日，王**与张义才、中驰公司等签订《借款总结协议》，将松山公司的债务转让给张义才、中驰公司和医药城公司。但松山公司并未在债务转让合同上盖章，也没有证据证明相关当事人曾书面通知松山公司。因此，上述债务转让行为不符合合同法相关规定。此后，张义才和中驰公司将其持有的医药城公司股权转让给海伦堡公司时，也未披露医药城公司存在上述债务。结合张义才和王**隐瞒其转让松山公司股权实际对价为2.3亿元的情况，可以认定王**与张义才、中驰公司之间存在恶意串通，虚构合同债务，将债务转嫁给医药城公司的事实。综上，本案存在虚假诉讼嫌疑，相关债务不应由医药城公司承担。2.即便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借款合同也应当认定为无效。首先，王**及其父亲王国忠均不具备出借70,000,000元资金的经济能力。其次，从付款明细看，王**出借的大部分资金来源于他人，仅案外人上海凯霖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霖公司)转账出借的金额即达39,200,000元。根据修订前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即2015年8月6日公布、自2015年9月1日起实施，未经2020年8月20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决定》修改的司法解释，以下简称2015年《民间借贷规定》)第十四条第二项规定，以向其他企业借贷取得资金转贷给借款人牟利的，应当认定借贷合同无效。3.一审判决认定的借款本息错误。一审法院依据2016年8月29日《还款确认书》载明的欠款本金，推算出借款人实际履行的借款利率为34.9%，并据此判定借款人所欠本息。上述计算方法与司法解释相关规定不符。即便法院认定借款真实发生且合同有效，对于借款人已经归还的款项，也应当按照不超过24%的年利率进行结算；对于实际还款中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应当认定为归还借款本金，或者覆盖更长时间的利息。4.王**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律师费属于2015年《民间借贷规定》第三十条规定的“其他费用”，应当纳入年利率24%的范围内一并计算，故对王**主张的律师费不应予以支持。王**辩称，不同意医药城公司的上诉请求。1.涉案借款合同债务已持续多年。一审法院亦已查明，双方签订合同、借款到账、归还本金、支付利息等各个环节均有充分证据予以证实，故涉案借款的真实性不存疑问。一审中，医药城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在答辩状及前三次审理中也承认了借贷关系的真实性。现医药城公司无正当理由推翻先前所作自认，依法不应予以支持。医药城公司主张王**转账给松山公司的70,000,000元系支付给张义才的股权转让款，但未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亦不符合事实。在海伦堡公司成为医药城公司股东之前，医药城公司已经多次向王**还款。由此可以看出，医药城公司明知且已经以实际行动表明其自认为涉案借款合同的借款人。医药城公司主张王**与其他当事人之间存在恶意串通，虚构和转移债务的情形，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2.顾引妹是王**的母亲，凯霖公司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系王**亲属，故本案所涉资金来源系家族出资，而非融资转贷。由于本案的出借人系自然人，故本案不适用2015年《民间借贷规定》第十四条第二项的规定。3.根据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借款人已支付的利息不超过年利率36%的，为自然债务，借款人无权要求返还。一审法院综合考虑相关情况，认定双方当事人实际结算利率为34.9%，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也符合客观事实，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4.律师费不属于应当纳入按照24%年利率计算的“其他费用”，一审法院关于律师费的判决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中驰公司辩称，根据2016年8月29日双方当事人签订的《还款确认书》约定，应当在借款本金中扣除公关费4,000,000元。一审法院未予扣除，判决有误。一审法院以倒推形式确定实际借款利率，与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不符，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或者将本案发回重审。张义才未提交答辩意见。松山公司未提交答辩意见。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张义才、医药城公司、中驰公司支付王**借款本金58,114,965元；2.判令张义才、医药城公司、中驰公司支付王**借款利息(以58,114,965元为本金，按照24%年利率，自2015年4月28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3.判令张义才、医药城公司、中驰公司承担本案律师费1,000,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9月6日，王**作为出借人(甲方)、松山公司作为借款人(乙方)，共同签订了一份《合同》，载明乙方为开发上海松江区沪松公路XXX号地块，向甲方商借资金。合同约定：一、乙方向甲方借70,000,000元整；二、借款期限为一年，2010年9月30日之前到款，具体时间从到款日起计算；三、利息按年利率22%计算，满六个月结算付息一次；四、本借款之利息，甲方不提供发票；五、乙方支付之利息，付至甲方指定账户；六、乙方履行本合同，由医药城公司及张义才本人连带责任担保。合同末出借人处有王**签字，借款人处有松山公司加盖公章及法定代表人张义才签字，担保人处有医药城公司加盖公章及张义才签字。2010年9月10日，王**及凯霖公司、顾引妹分别向松山公司汇款11,580,000元、39,200,000元、19,220,000元，共计70,000,000元。凯霖公司、顾引妹在汇款当日分别出具《说明》，载明其汇给松山公司的资金实际所有人为王**，松山公司在归还该笔资金本息时请直接付给王**。同日，松山公司向王**出具一份《收据》，载明收到王**借款70,000,000元。2011年9月9日，松山公司向王**归还借款本金12,300,000元、利息15,400,000元。2011年9月10日，王**作为出借人(甲方)、松山公司作为借款人(乙方)，共同签订了第二份《合同》，载明乙方曾于2010年9月10日向甲方借款70,000,000元，至一年到期时已足额支付利息，并归还本金12,300,000元，至本合同签订时止，乙方尚欠甲方57,700,000元。合同约定：一、乙方尚欠甲方57,700,000元；二、延长借款期为一年，即从2011年9月10日至2012年9月9日止，延长期内如甲方碰到临时困难，乙方予以理解并设法予以解决；三、利息按年利率25%计算，满六个月结算付息一次；……六、乙方履行本合同，由医药城公司及张义才本人连带责任担保。合同末出借人处有王**签字，借款人处有松山公司加盖公章及法定代表人张义才签字，担保人处有医药城公司加盖公章及张义才签字。2012年3月20日，中驰公司向王**还款8,655,000元。2012年3月23日，王**另行向松山公司出借1,442,500元。一审审理中，双方当事人确认该笔借款在本案中一并处理。2014年9月5日，王**(甲方)与张义才、医药城公司、中驰公司(乙方)，共同签订一份《借款总结协议》，载明甲乙双方于2011年9月10日签订合同，甲方借给乙方57,700,000元。关于还款结息有关事项协议如下：一、经双方确认到2014年9月9日止，本息合计乙方应付甲方103,977,300元；二、上述款项乙方承诺2014年10月20日支付甲方50,000,000元，2014年11月20日支付甲方余款，结账日到上述约定还款期的利息按原标准计算；三、上述款项甲方同意付至王**及父王国忠银行户；四、上述款项乙方支付后原协议自动终止；五、利息部分甲方不提供发票。合同末甲方处有王**签字，乙方处有医药城公司加盖合同专用章、中驰公司加盖公章及张义才签字。2016年2月19日，张义才在合同尾部手写：“本协议最后清算时间约定为2016年3月10日。本合同直至清算完成后失效。”2016年3月18日，张义才向王**出具一份《承诺书》，载明：我向您所借款中，从2016年3月18日起35,000,000元的月利息4%，在2016年4月20日之前还款时，一并结算支付。2016年8月29日，王**(甲方)与张义才、医药城公司、中驰公司(乙方)，共同签订一份《还款确认书》，载明根据2014年9月5日甲乙双方签订的《借款总结协议》，经双方核实，现签订如下还款确认书：一、2011年9月10日由甲方与松山公司签订《合同》一份，向甲方借款70,000,000元，并汇入松山公司乙方控制的银行账户，用于医药城公司的沪松公路XXX号地块开发，现双方确认上述借款人为乙方。二、双方确认上述借款为每六个月支付利息一次；乙方如未能支付到期利息的，则到期利息计入下个利息支付期的本金。三、双方确认计算至2016年9月9日止，乙方尚欠甲方本金合计为92,130,630元；双方确认自2016年9月10日起按上述本金及第二条约定计算利息，并按月利率2%计算。四、双方确认2012年8月10日至2016年8月20日期间由乙方(包括松山公司)汇入王国忠银行账户的款项系乙方支付王国忠的其他服务费，与借款无关。该服务费由乙方与王国忠以口头方式约定，与甲方无关，发生的服务费由乙方汇入王国忠指定的银行账户。五、双方同意2010年9月10日就松山公司在金山区开发的房地产项目中所涉的8,000,000元攻关费用，由乙方承担4,000,000元；该4,000,000元双方同意于2009年12月1日已经从甲方本借款中扣除。六、乙方同意将上述借款本息于2016年9月10日之前付清并汇入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如逾期不支付的，则除非乙方向甲方提供可履行的同等价值的抵押物向甲方提供担保，并经甲方认可，否则视为乙方违约，由此可能产生的诉讼费、律师费、保全费等均由乙方承担。七、本协议如与之前协议不一致的，则按本协议为准。……合同末甲方处有王**签字，乙方处有医药城公司加盖合同专用章、中驰公司加盖公章及张义才签字。自2012年8月30日至2016年8月16日期间，张义才、医药城公司、中驰公司及松山公司多次向王**、王国忠还款，金额共计56,200,000元，其中王**收款40,000,000元，王国忠收款16,200,000元。2016年11月11日，医药城公司向王**还款5,000,000元。一审审理中，王**确认，王国忠所收款项亦为本案借款的还款。一审法院另查明以下事实：(一)凯霖公司设立于2010年8月23日，系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注册资本100,000元。凯霖公司已于2012年7月10日注销。(二)松山公司原登记股东为张义才(持股83.7%)及案外人浙江大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股16.3%)。2009年7月1日，王**作为受让方分别与张义才、浙江大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两份《股权转让协议》，张义才、浙江大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分别将其持有的松山公司26.7%、16.3%的股权转让给王**，转让款均在合同生效之日起7日内支付。股权转让后，张义才持有松山公司57%股权，王**持有43%股权。上述股权转让于同年7月6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三)医药城公司原登记股东为中驰公司(持股99.2%)及张义才(持股0.8%)。2015年11月7日，中驰公司、张义才共同作为转让方，海伦堡公司作为受让方，以及两名担保方，四方共同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合同》，中驰公司、张义才将持有的医药城公司全部股权转让给海伦堡公司。关于医药城公司的对外债务，双方约定：转让方向受让方移交医药城公司印鉴之前医药城公司所产生的所有债务及或有负债，均由转让方承担；股权转让后，凡因一、二期项目业务或因加盖分配给转让方用于一、二期项目的印章的文件所产生的债务，均由转让方承担；股权转让后，凡因加盖分配给受让方使用于三、四期项目的印章的文件所产生的债务均由受让方承担。关于医药城公司的印鉴移交，双方约定：转让方按约定将医药城公司80%的股权办理工商过户登记至受让方名下的当日，双方办理公司印鉴等移交的手续，其中医药城公司的公章移交给受让方，医药城公司现有的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和合同专用章保留给转让方专门用于办理一、二期项目业务，暂不予移交受让方，受让方可以另行办理一套医药城公司的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和合同专用章，专门用于办理三、四期项目业务。一审审理中，张义才、中驰公司陈述，本案王**主张的民间借贷债权债务属于医药城公司的一、二期项目业务，故张义才及中驰公司对该债务不负有披露义务，并有权在相关文件上加盖医药城公司的合同专用章。(四)王**为本案诉讼于2017年12月6日与上海合勤律师事务所签订《法律服务合同》，上海合勤律师事务所指派李辽祺律师、孙思远律师作为王**的代理律师参加本案诉讼；双方约定服务费用为1,000,000元。2017年12月7日、2018年1月31日，王**分次向上海合勤律师事务所支付共计1,000,000元律师费。2017年12月8日、2018年2月6日，上海合勤律师事务所分次向王**开具共计1,000,000元的增值税发票。后李辽祺律师、孙思远律师转至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任职。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1.本案系争借款是否真实有效，是否存在恶意串通导致借款无效的情形；2.如果系争借款合法有效，则张义才、医药城公司、中驰公司所欠的借款本金及利息应如何计算；3.王**主张的律师费诉请是否成立。关于争议焦点1，医药城公司认为王**与张义才、中驰公司之间存在恶意串通，本案涉及虚假诉讼，且借款关系存在无效情形。一审法院认为，首先，从本案的有效证据可以反映，本案系争借款起源于王**与松山公司于2010年9月6日签订的第一份《合同》，该合同签订后，王**及两名案外人向松山公司汇入了70,000,000元借款，松山公司出具收据确认收到借款，两名案外人在汇款当时就出具《说明》，确认所汇资金属王**所有，故可以据此认定王**完成了70,000,000元资金的出借义务。借款到期后，松山公司结清了借款利息15,400,000元，并归还了借款本金12,300,000元，还结欠借款本金57,700,000元，双方在此基础上于2011年9月10日签订了第二份《合同》。上述签订合同、借款到账、归还本金、支付利息的各个环节均有证据予以证实，医药城公司对王**资金能力、放贷事实、合同签订时间提出的质疑并不足以否定借款合同签订以及借款资金已经交付的事实，故一审法院对医药城公司的上述异议不予支持，并对医药城公司提出的相关鉴定申请、调取证据申请不予同意。其次，医药城公司提出，王**于2009年7月收购松山公司的股份，应支付相关股权转让款，该股权转让款与本案借款的支付时间重叠，不能证明本案的款项系借款。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第一份借款合同签订于2010年9月6日，王**及案外人于同年9月10日向第三人汇款，借款合同签订时间、王**及案外人汇款时间、汇款金额、第三人收款后出具的收据在内容上均可以相互对应，可以据此认定王**汇给松山公司的70,000,000元即为本案系争借款。医药城公司提出的股权转让的时间、转让款金额均无法与本案系争款项相对应，故医药城公司认为王**向松山公司汇款实际是股权转让款而非借款的主张，无有效证据证明，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最后，在2010年9月6日、2011年9月10日的两份《合同》中，松山公司为借款人，医药城公司及张义才均为担保人；在2014年9月5日的《借款总结协议》及2016年8月29日的《还款确认书》中，张义才、医药城公司、中驰公司则作为共同借款人。上述当事人主体地位的调整是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已由各方盖章签字确认，依法产生法律效力。松山公司作为原借款人，虽未参与签署《借款总结协议》，但由于医药城公司、中驰公司、松山公司为关联公司，三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为张义才，张义才签字有代表松山公司的意思表示，且借款人主体的调整双方均无异议，故松山公司未在《借款总结协议》上盖章并不导致该协议无效。此外，医药城公司虽然在2015年11月发生股权变更，但公司的法人主体并未变更，医药城公司的股东变更并不影响其对王**应承担的还款责任。目前，医药城公司并未提供任何有效证据证明王**与张义才、中驰公司之间存在恶意串通的迹象。且如前所述，在借款资金已经交付，借款关系真实存在的情况下，也不存在王**与张义才、中驰公司恶意串通损害医药城公司利益的事实基础。同时，根据医药城公司提供的《股权转让合同》可以看出，新老股东对医药城公司的对外债务承担进行了明确的划分，对医药城公司的印鉴移交和使用也进行了明确约定，即一、二期项目引起的债务仍由张义才、中驰公司承担，医药城公司的合同专用章仍由张义才、中驰公司使用。由于本案系争借款属于一、二期项目的债务，故在医药城公司内部，该债务最终应由张义才、中驰公司承担，张义才在《借款总结协议》《还款确认书》上加盖医药城公司合同专用章的行为符合《股权转让合同》的内部约定，应为合法有效，现被告医药城公司认为张义才未披露本案债务，且无权代表医药城公司签署《还款确认书》的主张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认定系争借款关系真实且合法有效。医药城公司关于本案涉及虚假诉讼，以及借款关系无效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2，张义才、中驰公司对借款本息的计算提出两点异议，一是认为本金中应扣除4,000,000元攻关费，二是认为利息应从2011年9月10日《合同》开始全部按年利息24%计算。关于本金部分，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在《还款确认书》第五条中约定，松山公司在房地产项目中所涉的8,000,000元攻关费用，由张义才、医药城公司、中驰公司承担4,000,000元；该4,000,000元双方同意于2009年12月1日已经从王**借款中扣除。张义才、医药城公司、中驰公司据此主张王**承担的4,000,000元应从借款本金中扣除，王**则陈述上述条款是为了避免利息超出法律规定而作的利息调整，实际并不存在攻关费用。一审法院认为，从该条款的文字表述来看，双方确认在房地产项目中产生了8,000,000元攻关费，并约定该攻关费用由双方各半负担，同时确认其中的4,000,000元已经于2009年12月1日在借款中予以了扣除。2009年12月1日是在第一份借款合同履行期间，该合同履行完毕后，双方对于松山公司结欠的借款本金没有异议，并在此基础上签订了第二份借款合同。针对上述条款中约定的存在8,000,000元攻关费用以及其中4,000,000元已经在借款中扣除的事实，双方当事人在本案中对此说法不一，且目前均无有效证据予以证明，故一审法院对于上述事实无法直接作出认定。在此情况下，不论当事人签约当时出于何种目的，既然双方达成合意作出约定，则应以约定的条款内容为准。现张义才、医药城公司、中驰公司认可该条款前半句关于攻关费用存在的事实，却不认可条款后半句4,000,000元已经扣除的事实，并要求在现有的本金中再行扣除4,000,000元，依据不充分，一审法院难以支持，故对于张义才、医药城公司、中驰公司针对借款本金提出的异议不予采纳。一审法院认为，2011年9月10日《合同》约定，借款本金为57,700,000元，年利率25%，满六个月结息一次。以此计算，张义才、医药城公司、中驰公司应于2012年3月9日支付第一笔利息计7,212,500元。张义才、医药城公司、中驰公司实际于同年3月20日还款8,655,000元，除结清首笔六个月利息外，其余1,442,500元应为归还借款本金。后王**又于同年3月23日再次出借1,442,500元，故张义才、医药城公司、中驰公司尚欠的借款本金最终应为57,700,000元。关于利息部分，根据本案事实反映，双方当事人于2011年9月10日签订《合同》后，于2016年8月29日签订《还款确认书》，此系双方签订的最后一份书面协议，其中确认截止2016年9月9日，张义才、医药城公司、中驰公司尚欠本金合计92,130,630元。该数额中包含初始借款本金57,700,000元及张义才、医药城公司、中驰公司截止该日尚欠的利息34,430,630元。本案审理中，双方当事人均未能明确该欠息的具体计算方法。经一审法院审核，张义才、医药城公司、中驰公司结清第一笔借款利息后，自2012年3月10日开始欠款，至《还款确认书》的结算日2016年9月9日止，欠款期间为四年半，张义才、医药城公司、中驰公司在此期间内共还款17笔，金额共计56,200,000元，上述已归还利息和尚欠利息的总金额应为双方共同确认的上述四年半内的利息总额。以此计算，该四年半期间的实际借款利率为34.9%。根据2015年《民间借贷规定》第三十一条规定：“没有约定利息但借款人自愿支付，或者超过约定的利率自愿支付利息或违约金，且没有损害国家、集体和第三人利益，借款人又以不当得利为由要求出借人返还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借款人要求返还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除外。”本案中，已归还利息部分的利率虽然高于双方合同约定的年利率25%，但并未超过36%，此属张义才、医药城公司、中驰公司的自愿履行行为，且没有损害国家、集体和第三人利益，故张义才、医药城公司、中驰公司无权要求王**返还高于约定利率的利息，其要求将已支付的利息全部按年利率24%进行折算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王**主张双方于2012年8月口头约定将年利率上浮至36%，其诉请亦是按此利率进行计算，由于该口头约定无有效证据证明，张义才、医药城公司、中驰公司对此亦不确认，故一审法院对王**主张的口头约定年利率36%不予认定。一审法院认为，鉴于张义才、医药城公司、中驰公司已归还的利息实际按年利率34.9%计算，故张义才、医药城公司、中驰公司自2012年3月10日后实际还款6,120万元按上述利率计算已结清至2015年3月24日的利息，欠息应自2015年3月25日起算。考虑到王**诉请要求的欠息起算日为2015年4月28日，一审法院予以准许。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张义才、医药城公司、中驰公司未按期归还借款并欠付利息，已构成违约，理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张义才、医药城公司、中驰公司尚欠的借款本金为57,700,000元，欠息应自2015年4月28日开始，按年利率24%计算。关于争议焦点3，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在《还款确认书》中约定，张义才、医药城公司、中驰公司逾期未付清欠款的，除非张义才、医药城公司、中驰公司向王**提供可履行的同等价值的抵押物向王**提供担保，并经王**认可，否则视为张义才、医药城公司、中驰公司违约，由此可能产生的诉讼费、律师费、保全费等均由张义才、医药城公司、中驰公司承担。现因张义才、医药城公司、中驰公司违约，导致本案诉讼，王**已为本案实际支出1,000,000元律师费，其诉请要求张义才、医药城公司、中驰公司承担该律师费的主张，符合合同约定，且与法无悖，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基于以上分析，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以及2015年《民间借贷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一条规定，作出判决：一、张义才、医药城公司、中驰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王**借款本金57,700,000元；二、张义才、医药城公司、中驰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王**支付借款利息(以57,700,000元为本金，自2015年4月28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三、张义才、医药城公司、中驰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王**支付律师费1,000,000元。本院经审理查明，根据2010年9月6日签订的《合同》，松山公司于2011年3月2日归还王**70,000,000元借款的第一个半年期利息7,700,000元，于2011年9月13日归还上述借款第二个半年期利息7,700,000元。一审法院认定松山公司于2011年9月9日归还王**借款利息15,400,000元，与松山公司分两笔还款的事实不符，对具体还款日期的认定亦有误(但关于还款总金额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纠正。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为了证明涉案借贷关系不实及王**与张义才等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医药城公司合法权益的事实，医药城公司申请海伦堡公司工作人员马勋伟出庭作证，并提供马勋伟书面证人证言一份，载明张义才曾告知马勋伟，王**从张义才处收购松山公司股权的真实对价为2.3亿元；马勋伟也曾在张义才处见到王**与张义才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显示王**收购松山公司股权的真实对价为2.3亿元；当时马勋伟曾提出要求复印该合同，但张义才未允许其复印等。王**发表质证意见称，马勋伟系医药城公司现任股东海伦堡公司的工作人员，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且医药城公司和马勋伟均不能提供其所称的真实对价为2.3亿元的《股权转让合同》，故相关证言无法予以核实；此外，如果张义才与王**之间存在恶意串通、转嫁债务的行为，张义才也不可能将上述《股权转让合同》展示给海伦堡公司的工作人员阅看，故医药城公司提供的证人证言与其主张的事实之间自相矛盾，王**对此不予认可。审理中，本院向医药城公司释明，其提供的证据未达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的证明标准，并给予其7日的补充举证期限，要求其进一步提供相应证据，但医药城公司期满后未能提供。二审中，王**主张借贷双方在2012年8月达成一致，借款人在借款合同约定的年利率25%的基础上，以57,700,000元中的50,000,000元为本金，按照月利率2%支付额外利息。对于计取额外利息的起始日，王**确认可自2012年8月31日起按上述约定计息。王**特别强调，从借款人支付给王国忠账户的金额大多为1,000,000元的事实，也可以看出双方达成了上述口头约定，并已就该约定实际履行。关于利息计算的期限，王**主张在实际还款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对于借款合同约定利率内的利息和借款合同约定利率外的利息均未按照借款合同关于每六个月结算一次的约定进行结算，而是按照实际还款日逐笔计算两次还款日之间的利息。医药城公司和中驰公司对于按照实际还款日逐笔计算欠款本息予以认可。本院认为，2020年8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决定》，自2020年8月20日起施行。根据该决定第二十六条规定，新修订的司法解释适用于该决定施行后新受理的一审民间借贷纠纷。因本案不属于该决定施行后新受理的一审民间借贷纠纷，故仍应适用修订前的司法解释，即前述2015年《民间借贷规定》。根据各方当事人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中主要有三个争议焦点：第一，涉案借款合同关系是否真实；第二，涉案借款合同是否有效；第三，一审判决认定的欠款本息是否正确。对于以上争议焦点，本院分别阐述如下：第一，关于涉案借款合同关系是否真实。医药城公司主张，涉案借款合同关系的真实性存疑，主要有两方面理由：一是认为王**向松山公司转账70,000,000元的时间与王**收购张义才在松山公司的股权的时间存在重叠，不排除该70,000,000元系王**支付给张义才的股权转让款；二是认为王**与张义才、中驰公司之间存在恶意串通、虚构和转移债务，损害医药城公司及其现任股东海伦堡公司合法权益的嫌疑。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为证明王**向松山公司转账的70,000,000元系支付给张义才的股权转让款，医药城公司在二审中提供书面证人证言一份，并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但因该证人系医药城公司现任股东海伦堡公司的工作人员，与本案处理存在利害关系，故王**对其相关证言不予认可，而医药城公司亦不能提供其他相关的证据予以佐证，仅凭相关证人证言不足以证明医药城公司主张的上述事实。考量上述情况，本院对医药城公司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申请不予准许，对医药城公司主张的上述事实亦不予采信。医药城公司主张王**与张义才、中驰公司之间存在恶意串通、虚构和转移债务，损害医药城公司合法权益的事实，亦未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实。二审中，本院向医药城公司释明就其主张的上述事实应当达到的证明标准，并给予一定的补充举证期限，但医药城公司在期限内仍未能予以提供。据此，对于医药城公司主张王**与张义才、中驰公司之间存在恶意串通、虚构和转移债务的事实，本院亦不予采信。根据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张义才于2009年7月将其持有的松山公司部分股权转让给王**。股权转让后，张义才持有松山公司57%股权，王**持有43%股权。上述股权转让于2009年7月6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之后，王**与松山公司于2010年9月6日签订首份借款合同，并于2010年9月10日将70,000,000元款项转账至松山公司银行账户。2011年9月10日，王**与松山公司对首份借款合同的还款情况进行结算，并在此基础上签订了第二份借款合同。在此前后，松山公司先后7次向王**或者王国忠归还借款本息合计40,700,000元，最后一次还款延续至2014年11月3日。根据上述情况，有关王**与松山公司之间借款合同关系的事实和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医药城公司仅以王**向松山公司转账的时间与王**收购松山公司股权的时间较为接近为由，认为70,000,000元转账款有可能是王**支付给张义才的股权转让对价，但未提供充分和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亦与法院查明的上述基本事实不相吻合。另一方面，医药城公司虽然并非涉案借款合同的初始债务人，但在2010年9月6日和2011年9月10日签订的两份《合同》中，医药城公司均为担保人。之后，医药城公司在2014年9月5日的《借款总结协议》签字盖章，主体身份从借款合同的担保人转变为共同债务人之一。上述当事人主体地位的调整系各方当事人协商一致的结果,亦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应当依法产生相应的法律效力。关于医药城公司提出的有关松山公司未在《借款总结协议》上签字是否影响债务转让的效力问题，一审判决已作充分阐述，本院予以认同，不再赘述。需要指出的是，在2014年9月5日签订《借款总结协议》时，医药城公司的股东仍为张义才和中驰公司，尚未变更为海伦堡公司。因此，从时间顺序来看，医药城公司成为涉案借款合同的债务人在先，海伦堡公司替代张义才、中驰公司成为医药城公司的股东在后。医药城公司有关王**与张义才、中驰公司恶意串通、虚构和转移债务，损害医药城公司合法权益的诉讼主张，缺乏相应的事实基础。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公司内部的股东变更不影响公司对外承担原有债务。因此，一审法院判决医药城公司承担相应还款责任，具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根据。至于张义才和中驰公司向海伦堡公司转让股权时是否尽到应有的信息披露义务，以及医药城公司承担涉案债务后在新老股东之间如何分担责任，均非本案审理范围，相关当事人可依法另行寻求救济。第二，关于涉案借款合同是否有效。医药城公司主张，王**出借的部分款项转借自凯霖公司，故应当依照2015年《民间借贷规定》第十四条第二项的规定认定涉案借款合同无效。本院认为，2015年《民间借贷规定》第十四条第二项规定，“以向其他企业借贷或者向本单位职工集资取得的资金又转贷给借款人牟利，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民间借贷合同无效。从上述司法解释的字面规定可以看出，该项规定规范的主体系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而不包括自然人。本案中出借人王**系自然人，故本案不属于2015年《民间借贷规定》第十四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据此，对于医药城公司有关涉案借款合同无效的诉讼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第三，关于一审判决认定的欠款本息是否正确。医药城公司上诉主张，借款人已经归还的款项应当全部按照年利率24%计算利息，超过24%的部分用于充抵其余借款本息。医药城公司的该项上诉主张与2015年《民间借贷规定》第三十一条的规定不符，故本院不予支持。但综合相关证据和事实分析，本案存在借款人在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外额外支付利息的情形。根据2015年《民间借贷规定》第三十一条规定，借款人超过约定的利率自愿支付利息，且没有损害国家、集体和第三人利益的，借款人不能要求出借人返还，但超过年利率36%的部分除外。因此，本案应当首先准确认定当事人在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外额外支付利息的有关约定、实际还款情况特别是还款的真实意思表示等事实，进而准确认定各笔还款是否超过了法律保护的上限、是否应予返还，并在此基础上对各笔款项依法作出处理。(一)本案存在借款人在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外额外支付利息的事实。从还款记录看，从2012年8月30日起至2016年8月16日止，医药城公司、松山公司、中驰公司和张义才先后14次以较小金额形式(金额从500,000元至1,500,000元不等)向王国忠银行账户转账，合计金额16,200,000元。上述还款方式与借款人向王**转账还款之间存在明显区别(从2011年3月至2016年11月，共计还款8次，其中最小金额5,000,000元，合计金额81,355,000元)。2016年8月29日，张义才、医药城公司、中驰公司与王**在《还款确认书》第四条确认，“2012年8月10日至2016年8月20日期间由乙方(包括松山公司)汇入王国忠银行账户的款项系乙方支付王国忠的其他服务费，与借款无关。该服务费由乙方与王国忠以口头方式约定，与甲方无关”。一审庭审中，张义才、中驰公司均确认，汇入王国忠银行账户的款项系在借款合同约定的年利率25%之外额外支付的高息，王**对此亦予以认可。此外，2016年3月18日张义才向王**出具的《承诺书》载明，从当日起，35,000,000元借款的利息按照月利率4%计算(折合年利率48%)，该利率明显超过了借款合同约定的年利率25%。综合上述事实和证据，足以认定本案存在借款人在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外额外支付利息的事实。(二)关于借款人在合同约定利率外额外支付利息相关意思表示的认定。由于双方当事人对在合同约定利率外额外支付利息的利率和结算方式等缺乏书面约定，因此对相关事实的认定应主要根据实际履行情况，同时结合相关涉案事实和证据作出判断。从法院查明的实际履行情况看，2012年8月30日，医药城公司首次向王国忠银行账户转账1,000,000元。之后，医药城公司、松山公司、张义才、中驰公司分别以1,000,000元、1,500,000元、500,000元的金额多次向王国忠银行账户转账，其中以1,000,000元的金额居多(共计7次)。上述事实与王**有关双方约定自2012年8月起对借款中的50,000,000元按月利率2%支付额外利息的事实总体吻合。2016年3月18日，张义才向王**出具《承诺书》，承诺从当天起，对借款中的35,000,000元按照月利率4%支付利息，并承诺在2016年4月20日前支付。之后，医药城公司先后于2016年6月16日、7月14日、8月16日各向王国忠银行账户转账1,400,000元。考虑到《还款确认书》第四条已明确转账至王国忠账户的款项均为合同约定利率外的额外利息，1,400,000元与35,000,000元借款按照月利率2%计算的2个月的额外利息在金额上亦相吻合(35,000,000元×2%/月×2月=1,400,000元)。综合考虑上述因素，有理由认定自2012年8月31日至2016年3月17日，借款人自愿在合同约定的利率外，以50,000,000元为本金，按照月利率2%向王**支付额外利息；自2016年3月18日至2016年8月29日，借款人自愿在合同约定的利率外，以35,000,000元为本金，按照月利率2%向王**支付额外利息。(三)关于欠款本息的计算。根据2015年《民间借贷规定》第二十六条和第三十一条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款人超过约定的利率自愿支付利息，且没有损害国家、集体和第三人利益，又以不当得利为由要求出借人返还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要求返还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除外。本案中，借贷双方于2011年9月10日签订借款合同约定的年利率为25%，已经超过了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的24%的利率保护标准，但尚未超过导致利息约定无效的最高限制(年利率36%)。因此，对于借款人转账支付给王**的还款，可先按年利率25%逐笔计算各期间的利息，对于已经按照年利率25%实际履行的部分，依法确认该期间合同约定利率内的利息结算效力；对于按照25%年利率计算实际履行部分不足以清偿全部当期利息的，则按照年利率24%计算该期间的欠息。在确定各期间合同约定利率内的利息实际还款利率的基础上，分别确定同期借款人自愿支付合同约定利率外的利息中法院不予干预的利率最高限度：该期间合同约定利率内利息的实际还款利率为年利率25%的，借款人对于已支付额外利息中年利率不超过11%的部分不得要求返还，超过部分用于充抵合同约定利率内的借款本息；该期间合同约定利率内利息的实际还款利率为年利率24%的，借款人对于已支付额外利息中年利率不超过12%的部分不得要求返还，超过部分用于充抵合同约定利率内的借款本息。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该部分利息的利率均已超过了年利率24%的利率保护标准，故借款人未实际支付的部分将不累计欠息。此外，王**和医药城公司、中驰公司在审理中均认可对涉案借款本息可按照实际还款日逐笔计算，该计算方法对借款人更为有利，故可按此方法确定借款本息的结算周期。按照上述方法计算，截至2016年11月11日(借款人向王**还款的最后日期)，张义才、中驰公司、医药城公司尚欠王**借款本金57,700,000元，利息14,491,060.27元。综上，一审法院未准确认定当事人在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外额外支付利息的有关具体约定和实际履行情况，未根据当事人在不同期间关于超额利息本金的不同约定及实际履行情况分别计算各期间的欠款本息，导致一审判决认定的欠款本息总额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但一审判决关于欠款本金的认定正确，依法应予以维持。关于律师费是否应予支持。医药城公司上诉主张，律师费属于2015年《民间借贷规定》第三十条规定的“其他费用”，应纳入年利率24%范围内一并结算，故对王**主张的律师费不应另行予以支持。本院认为，2015年《民间借贷规定》第三十条规定，“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息，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该条规定中的“其他费用”是指借款合同中约定借款人应向出借人支付的服务费、咨询费、管理费等各种名目的其他费用。“其他费用”的本质应为借款人为获得借款而支付的成本。本案中，王**主张的律师费系借款人违约金后，出借人为讨还借款、维护自身权益所支付的合理费用，其性质与司法解释规定的“其他费用”存在区别。因此，医药城公司的该项上诉请求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医药城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2015年8月6日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8)沪01民初126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三项；二、变更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8)沪01民初126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张义才、上海松江国际医药城有限公司、苏州中驰投资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王**支付借款利息(自2012年3月10日起至2016年11月11日止，尚欠借款利息合计人民币14,491,060.27元；自2016年11月12日起，以人民币57,700,000元为本金，按年利率24%计算至实际清偿日止)；三、驳回王**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658,087.15元，由王**负担人民币65,808.70元，由张义才、上海松江国际医药城有限公司、苏州中驰投资有限公司共同负担人民币592,278.45元；财产保全费人民币5,000元，由张义才、上海松江国际医药城有限公司、苏州中驰投资有限公司共同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658,087.15元，由王**负担人民币65,808.70元，由上海松江国际医药城有限公司负担人民币592,278.4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树森审 判 员 贺 幸审 判 员 彭 浩二〇二〇年九月九日法官助理 吴 拓书 记 员 吴 拓附：相关法律条文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15年8月6日公布，自2015年9月1日起实施）第二十六条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三十一条没有约定利息但借款人自愿支付，或者超过约定的利率自愿支付利息或违约金，且没有损害国家、集体和第三人利益，借款人又以不当得利为由要求出借人返还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借款人要求返还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除外。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