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9）粤53刑终201号之二 原公诉机关罗定市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曾成越，男，1964年12月18日出生，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武鸣县人，汉族，专科文化，原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公安局武鸣分局禁毒大队民警，户籍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武鸣区。因本案于2018年6月4日被刑事拘留，同年6月28日被逮捕。现押于罗定市看守所。 辩护人蒙正权，广西正权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莫格玲，广西亚卓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梁元宗，男，1981年10月15日出生，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武鸣县人，壮族，小学文化，无业，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武鸣县。因本案于2018年3月26日被羁押，同年4月9日被刑事拘留，同年5月4日被逮捕。现押于罗定市看守所。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冯耿华，男，1988年3月8日出生，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武鸣县人，壮族，初中文化，无业，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武鸣县。因犯贩卖毒品罪于2015年4月28日被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2015年8月17日刑满释放。因本案于2018年3月26日被羁押，同年4月1日被刑事拘留，同年5月4日被逮捕。现押于罗定市看守所。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黄启周，男，1985年5月25日出生，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武鸣县人，壮族，初中文化，无业，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武鸣县。因本案于2018年3月26日被羁押，同年4月1日被刑事拘留，同年5月4日被逮捕。现押于罗定市看守所。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苏德，男，1984年11月19日出生，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武鸣县人，壮族，高中文化，司机，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武鸣县。因本案于2018年3月26日被羁押，次日被刑事拘留，同年5月4日被逮捕。现押于罗定市看守所。 指定辩护人成国英，广东凯印律师事务所律师。 罗定市人民法院审理罗定市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曾成越、梁元宗、冯耿华、黄启周、苏德犯运输毒品罪一案，于2019年9月11日作出（2019）粤5381刑初7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曾成越、梁元宗、冯耿华、黄启周、苏德均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广东省云浮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官沈永泓、检察官助理谢志勇出庭履行职务，上诉人曾成越及其辩护人蒙正权、莫格玲，上诉人梁元宗、冯耿华、黄启周，上诉人苏德及其指定辩护人成国英到庭参加诉讼。广东省云浮市人民检察院于2020年1月17日建议对本案延期审理，同年2月17日建议恢复审理；因遇新冠肺炎疫情，本院于2020年3月30日裁定中止审理，同年8月3日恢复审理。经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准，延长审理期限二个月。案经合议庭评议，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2018年3月，被告人梁元宗、冯耿华搭乘被告人苏德的车辆到深圳龙岗区找魏巍（另案处理）商量购买毒品冰毒。之后，2018年3月23日，被告人曾成越驾驶桂AXXX**号小汽车搭载被告人黄启周、梁元宗在南宁活动期间，梁元宗对曾成越说已经联系深圳这边准备好毒品，曾成越准备好资金便可带毒品回来，曾成越于是安排梁元宗、黄启周前往深圳购买毒品，梁元宗则打电话叫苏德开车接到冯耿华后到南宁至武鸣的高速公路伊岭岩高速出口汇合，曾成越驾车将梁元宗、黄启周送到伊岭岩出入口附近便自行驾车离开。 梁元宗、黄启周、冯耿华、苏德四人在伊岭岩高速出口汇合后，由苏德驾驶桂A9XX**号小汽车一同前往深圳，于2018年3月24日中午到达深圳市龙岗区，由魏巍安排住进当地的公寓。当日下午，梁元宗打电话联系曾成越转钱，曾成越通过微信转账及其妻子宋某的账户共转账58000元到梁元宗提供的黄启周和梁某满的账户，然后梁元宗转账给苏德，由黄启周、苏德二人到银行柜员机取钱，取钱后回公寓经清点为58000元。当晚，梁元宗、黄启周、冯耿华在公寓房间内试吸了魏巍提供的冰毒样品。2018年3月25日，冯耿华和梁元宗携带上述58000元款项，由魏巍驾驶车辆，并在途中接到一名男子上车，四人一同前往陆丰甲子某地进行毒品交易。到达交易地点后，魏巍和该名男子下车去取毒品。取回毒品后，梁元宗、冯耿华支付毒资，该名男子交给其二人一包毒品。3月25日当晚7时许，梁元宗、冯耿华、魏巍等人返回深圳后，冯耿华将买回的毒品一包放在桂A9XX**号小汽车后挡风玻璃处的一个红色枕头内，之后，梁元宗叫黄启周、苏德去买矿泉水瓶、吸管和到小车的枕头内取了些许毒品回来试吸。3月25日当晚10时许，四被告人准备驾车回广西，冯耿华再次取回一包“毒品”放到上述枕头内。2018年3月26日凌晨2时许，梁元宗、冯耿华、黄启周、苏德驾驶桂A9XX**号小汽车途经罗定市榃滨高速公路公安检查站时因梁元宗、冯耿华、黄启周涉嫌吸毒被公安机关查获并带至船步派出所调查，在船步派出所，办案人员在桂A9XX**号小汽车的红色枕头内搜获两包透明密封袋包装的白色晶体状可疑毒品，净重分别为190.3克、69.5克，在小车后排座位脚垫处搜获净重0.2克的可疑毒品一小包，在冯耿华身上搜获净重0.2克的可疑毒品一小包，在梁元宗身上搜获净重0.2克的可疑毒品一小包。经鉴定，上述可疑毒品中，除净重69.5克的那包可疑毒品经抽样未检出可疑毒品成分外，其余可疑毒品均检出甲基苯丙胺成分。 2018年6月4日，罗定市公安局民警在广西南宁市公安局武鸣县分局红岭派出所抓获被告人曾成越，并在曾成越驾驶的桂AXXX**号小汽车内查获净重2.01克的可疑毒品一小包。经鉴定，该可疑毒品检出氯胺酮成分。 原判另查明，被告人冯耿华曾因犯贩卖毒品罪于2015年4月28日被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2015年8月17日刑满释放；被告人梁元宗曾因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于2011年12月15日被广西壮族自治区武鸣县人民法院判处拘役四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2012年2月4日刑满释放。 原判认定以上事实，有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与辩解、鉴定意见、勘查、检查、辨认等笔录以及视听资料等证据证实。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曾成越、梁元宗、冯耿华、黄启周、苏德运输毒品甲基苯丙胺，数量大，其行为均已构成运输毒品罪。被告人曾成越提供毒资，并安排梁元宗、黄启周购买、运输毒品，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是主犯，且其身为禁毒大队民警，知法犯法，社会危害性大，应予严惩；被告人梁元宗在曾成越指使下安排冯耿华联系购买毒品，安排苏德驾驶车辆，直接参与毒品交易，在共同犯罪中亦起主要作用，是主犯；被告人冯耿华在梁元宗指使下联系、购买和交易毒品后运输，被告人黄启周随同到深圳购买并运输毒品，被告人苏德负责驾驶车辆，均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是从犯，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冯耿华所起的作用较黄启周、苏德大，在量刑时予以区分。被告人冯耿华曾因犯贩卖毒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在刑罚执行完毕后五年内犯运输毒品罪，是累犯、毒品再犯，应当从重处罚。被告人梁元宗有犯罪前科，酌情从重处罚。被告人梁元宗、冯耿华、黄启周均认罪，可以酌情从轻处罚。综上所述，决定对被告人冯耿华、黄启周、苏德均予以减轻处罚。扣押的甲基苯丙胺191克、氯胺酮2.01克和被告人曾成越的手机1台（号码137XXXX****）、被告人梁元宗的手机1台（号码185XXXX****）、被告人冯耿华的手机1台（号码188XXXX****）、被告人黄启周的手机1台（号码132XXXX****）、被告人苏德的手机1台（号码159XXXX****）均与本案有关，依法予以没收；其余扣押物品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根据各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第二款第（一）项、第三百五十六条、第六十五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四款、第二十七条、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第五十九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作出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曾成越犯运输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没收财产30000元。 二、被告人梁元宗犯运输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没收财产30000元。 三、被告人冯耿华犯运输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20000元。 四、被告人黄启周犯运输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六个月，并处罚金10000元。 五、被告人苏德犯运输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并处罚金8000元。 六、扣押的甲基苯丙胺191克、氯胺酮2.01克和被告人曾成越的手机1台（号码137XXXX****）、被告人梁元宗的手机1台（号码185XXXX****）、被告人冯耿华的手机1台、被告人黄启周的手机1台（号码132XXXX****），被告人苏德的手机1台（号码159XXXX****）的手机1台，予以没收；其余扣押物品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上诉人曾成越上诉提出： 一、我没有参与运输毒品，更不是主犯。一审认定我运输毒品不仅与事实不符，而且缺乏确实充分的证据。 （一）我与梁元宗、黄启周在南宁活动期间，梁元宗从未提及毒品之事，后梁元宗、黄启周到深圳购买毒品也并非我安排。一审认定我安排梁元宗、黄启周到深圳购买毒品缺乏证据证明。 1.梁元宗在公安的问话中，没有说我对梁元宗、黄启周提及毒品之事，更没有说我安排梁元宗和黄启周到深圳购买毒品。梁元宗购买毒品的事我不知道。一审开庭时，梁元宗进一步否认了一审认定的事实，称其去深圳购买毒品前没有和我商量，更不是我安排其和黄启周去深圳购买毒品。 2.黄启周在公安多次问话时，既有对我的有罪供述，也有对我的无罪供述，其供述前后矛盾，且一审开庭时，黄启周又多次否认其此前对我的有罪供述，并明确地告诉法庭，我在毒品问题上没有和其、梁元宗商量过，也没有安排其和梁元宗到深圳购买毒品。 3.冯耿华在公安问话时说，其坐车和梁元宗去拿毒品时问梁元宗，为什么叫黄启周来，梁元宗说是“领导”安排来。其知道“领导”是警察，年纪不小，梁元宗叫他做叔，平时公安有行动或者查得严，“领导”都会通知梁元宗和黄启周，这次被查也是梁元宗叫苏德打电话给那个“领导”，看“领导”怎么解决。这个领导就是梁元宗的幕后老板。我认为，冯耿华与我从未见过面，根本不认识，在南宁活动时其也未在场，故其根本不能证明在南宁活动时梁元宗向我提及毒品之事，更不能证明我安排梁元宗、黄启周去深圳购买毒品。 （二）我给梁元宗转款5.8万元是事实，但该款是借款，我并不知道梁元宗用来购买毒品，更不是我为购买毒品而转款给梁元宗。在公安的问话中，我、梁元宗以及我的妻子都说5.8万元是借款，冯耿华在庭上也说是借款。故5.8万元系借款的事实有充分证据证明。故一审判决认定我提供毒资是错误的。 二、公安机关对毒品的搜查、扣押、称量、取样，程序违法，证据不具有真实性，认定涉案毒品为甲基苯丙胺的证据不充分，无法证明涉案毒品的客观存在。 综上，我没有安排梁元宗、黄启周到深圳购买毒品，一审认定我参与运输毒品，构成运输毒品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我无罪。 上诉人曾成越的辩护人提出： （一）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曾成越安排梁元宗、黄启周前往深圳购买毒品缺乏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 1.上诉人曾成越在本案的供述中，自始至终都说其与梁元宗、黄启周在南宁活动期间根本没有提及毒品之事，同时其也没有安排梁元宗、黄启周前往深圳购买毒品，梁元宗购买毒品其根本不知道。 2.上诉人梁元宗一直都说没有人安排其和黄启周去深圳购买毒品，其购买毒品曾成越不知道。 3.上诉人黄启周在公安的问话中，有说这次购买毒品谁策划其不知道，在南宁除找人外，曾成越没有叫其和梁元宗做什么事；也有说曾成越安排其和梁元宗到深圳购买毒品。但在一审和二审的法庭上，其又说曾成越没有安排其和梁元宗购买毒品，之前所说的安排是乱讲的，应以法庭上所讲的为准。 4.本案的物证、书证、现场勘察笔录、现场图及现场照片、相关检验报告、检定证书、电子证物勘验检查工作记录等证据，均不能证明上诉人曾成越是否安排梁元宗、黄启周前往深圳购买毒品 综上，黄启周关于曾成越的无罪供述和有罪供述相矛盾，其关于曾成越的无罪供述有曾成越、梁元宗的供词印证。而其关于曾成越的有罪供述不仅被自己否定，而且被曾成越、梁元宗供词否定，其供述的本身自己又无法证明自己真实，在没有证据印证的情况下，其关于曾成越安排的供述不具有真实性，不能成为本案定案依据。请求法院采信曾成越、梁元宗的供述和黄启周关于曾成越的无罪供述，认定曾成越没有安排梁元宗、黄启周前往深圳购买毒品，改判曾成越无罪。 （二）一审认定上诉人曾成越提供毒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上诉人曾成越在公安的多次讯问和在一、二审的法庭上，都说涉案的5.8万元系其借给梁元宗，但对该款梁元宗用来购买毒品其并不知道；梁元宗一直说其以资金周转困难，需要交砂场青苗费和场地租金为由，向曾成越借款6万元（其中之前的2000元为路费），但该款用来购买毒品其没有告诉曾成越，曾成越不知道；宋某系曾成越妻子，其在公安问话时也说其丈夫曾成越在家对其说，有个朋友要借钱；同案上诉人冯耿华在法庭上也说，梁元宗在深圳房内试吸食毒品后就打电话给其朋友，说要借钱。因此，上诉人曾成越转款5.8万元系梁元宗所借，该款属借款，且梁元宗用该款购买毒品曾成越并不知道，故不存在曾成越提供毒资问题。 （三）公安机关对涉案毒品的称量、取样程序违法，证明涉案毒品重量为190.3克缺乏确实、充分的证据；鉴定机构《检验报告》对毒品的定性分析不当，作出的检验结果不能成为定案依据，认定涉案毒品为甲基苯丙胺的依据不足。 综上所述，一审认定曾成越安排梁元宗、黄启周前往深圳购买毒品和提供毒资，事实不清，证据严重不足。同时，认定毒品种类为甲基苯丙胺，重量190.3克也缺乏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请二审法院撤销一审错误判决，改判上诉人曾成越无罪。 上诉人梁元宗上诉提出：1.公安人员在取证时，毒品的搜查、提取、扣押、称量、取样等过程违反法定程序，不符合毒品提取、扣押、称量、取样等要在现场进行的规定，扣押的毒品并未从中检测到各个被告人的指纹。2.其在运输毒品的犯罪中是从犯，起辅助作用，且涉案毒品在运输过程中被查获，未流入社会，对社会没有造成实质性危害。3.其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综上，一审判决量刑过重，请求二审改判。 上诉人冯耿华上诉提出，1.案发前其不知道毒品的重量是多少；2.由于当时下着小雨，为防止物证受到污损，民警将贴好标签的两包可疑毒品放回抱枕，等待禁毒大队的侦查人员对两包毒品进行取样；3.案发后，其认识到自己所犯的错误，如实交待了整个案件过程，属于坦白，应当从轻处罚。综上，原判量刑过重，请求改判十年或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上诉人黄启周上诉提出一审判决量刑过重，理由如下：1.其只是无意中参与了运输毒品，帮他们提取毒资也是出于对朋友的帮助，其没有从中获取任何利益。2.其并没有在庭审中翻供，其在公安机关侦查阶段最后两次讯问中已经更正表明其没有受到任何人的指使，也没有接受任何人的安排，但当时公安机关没有在笔录中修改，才认为其在庭审中翻供。请求二审法院对其从轻处理。 上诉人苏德上诉提出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理由如下：1.其没有做过任何与毒品有关的违法事情。2.梁元宗只是其曾经搭载过的客人，其没有共同参与购买毒品，当时梁元宗只是和其说要租用其的车去旅游，其并不是为他们提供运输毒品的工具。3.其在本案中只是被蒙骗、被害，他们蒙骗其说租用其的车去深圳旅游而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问其拿走车钥匙，说去车上拿水，而把购买好的毒品藏在其的车上，致其受到牵连。4.其在深圳的公寓时并没有看见他们吸毒，后来梁元宗问其是否有银行卡可以用来提取现金，其没有多问就借了。其并不知道取现金的具体用途，没有协助梁元宗提取毒资。在高速检查站梁元宗叫其打电话，其当时不知道梁元宗等人是吸毒人员，其没有帮梁元宗等人逃避侦查。综上，其不知道梁元宗他们是去购买毒品，其不构成犯罪。 上诉人苏德的指定辩护人提出：苏德主观上并不知道梁元宗、黄启周、冯耿华等人到深圳是购买毒品的，苏德仅有帮忙提现的行为，但并不知道提现的目的，且苏德对黄启周等人带有毒品并运输毒品并不知情。梁元宗、黄启周、冯耿华三人在一审当中表示他们吸毒时苏德不在场，冯耿华、黄启周在二审的庭审中也供述到他们吸毒时苏德在睡觉，由此可知，苏德是不知道梁元宗、黄启周、冯耿华在公寓吸毒这件事的。退一步来说，即使苏德知道，只能证实苏德知道他们三个人是吸毒人员的事实，不能以此来认定知道他们三人到深圳是为了购买毒品的。本案现有客观证据不能证实苏德对车上的毒品是知情的。假设苏德明知道车上有毒品，他在被盘查的时候应该设法逃跑或者说想办法应对办案人员的询问，而不会淡定到主动联系曾成越。而且，从双方联系的内容来看，他们沟通的是梁元宗毒品尿检的问题，而不是车上物品的问题，所以，苏德主观上对购买毒品、对车上的毒品以及运输毒品这个行为是不知情的。综上，一审判决认定苏德犯运输毒品罪是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建议二审法院改判苏德无罪。 检察员的出庭意见： （一）一审法院认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1.客观方面。上诉人曾成越负责提供购买毒品的资金5.8万元，该事实有银行流水、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可以证实，同时梁元宗供认其用于购买毒品的资金就是由曾成越通过银行、微信转账给梁元宗的。黄启周、苏德的供述也可以证实二人帮助梁元宗从银行提取现金。同时，黄启周的供述证实了在本案案发前，曾成越要求其与梁元宗一起到深圳购买毒品，监督梁元宗防止其私吞购毒款。梁元宗、冯耿华、黄启周、苏德的供述共同证实了在深圳购买毒品的过程，以及运输毒品的路线是从深圳到南宁市武鸣县、毒品的种类、摆放的位置等事实，也有现场勘验检查笔录、鉴定意见等证据证实。2.主观方面。虽然曾成越供述否认知道梁元宗借钱的目的，但是黄启周的供述证实了在2018年3月23日梁元宗、黄启周、曾成越在南宁市活动，并且曾成越要求黄启周与梁元宗一起到深圳购买毒品，该事实证实曾成越知道梁元宗等人到深圳的目的，其将5.8万元转给梁元宗是用于购买毒品。同案人黄启周指证曾成越指派梁元宗和其本人去深圳购买毒品的供述能够与本案其他证据相互印证。一是黄启周供述梁元宗出发前已经提现2000元作为到深圳购买毒品的路费，该事实能与曾成越、梁元宗微信转账记录、曾成越的供述相印证。二是黄启周供述在2018年3月24日曾成越微信转账2.8万元到其微信账户、从建行转账3万元到梁元宗的账户，该事实有冯耿华的供述、证人宋某的证言、银行转账流水、微信转账记录等证据予以印证。三是在检查站被拦截后，梁元宗让苏德打电话给曾成越问他们被拦下检查要怎样解决该事情，有曾成越、梁元宗、冯耿华、黄启周、苏德的供述予以证实，亦能佐证曾成越指使梁元宗、黄启周去深圳购买冰毒的事实。四是对于梁元宗、苏德、冯耿华两次到深圳一事，冯耿华供述第一次是因为梁元宗不够钱没有买到冰毒，第二次是梁元宗主动联系说钱已经准备好了要去深圳购买毒品。能与黄启周供述的在去深圳前曾成越让梁元宗联系购买毒品，上次是因为资金没到位所以没买成，这次有钱可以买了的细节相互印证。五是黄启周在侦查阶段的供述较为稳定，公安机关对其依法进行讯问不存在非法证据排除的情形。而黄启周的翻供是没有作出合理的解释，而其在侦查阶段的指证与其他证据能相互印证，应予采信。 而曾成越不问理由借钱给梁元宗不合常理，曾成越与梁元宗并非亲友，梁元宗长期吸食毒品且无固定工作，其经济收入不稳定。曾成越转账时并非一次性转到梁元宗账户，而是将其中2.8万元转到黄启周微信账户。而该事实与黄启周关于曾成越安排其监督购毒资金的供述相吻合，也能与冯耿华供述听说黄启周是老板安排来的相印证。 苏德的供述证实了苏德曾经在2018年3月份两次驾车搭载梁元宗等人到深圳，虽然苏德在供述中否认清楚梁元宗购买毒品的行为，但实际上苏德第一次与冯耿华、梁元宗也是为了购买毒品才到深圳，苏德全过程都参与其中。而在2018年3月23日到24日第二次搭载梁元宗等人到深圳期间，其参与提取购毒资金的行为，黄启周供述证实苏德与梁元宗关系亲密，梁元宗、冯耿华、黄启周三人均指认苏德在深圳期间看见梁元宗等人吸毒，梁元宗等人与“小微”商谈毒品交易价格时苏德也在现场。黄启周、冯耿华、梁元宗的供述证实在回广西前梁元宗、冯耿华再次购买到一包毒品并拿回车上放到抱枕时苏德也在车内看见。上述证据可以证实苏德主观明知毒品而予以运输。上诉人冯耿华、黄启周、梁元宗对运输毒品的事实亦有相关供述。 综上，现有证据能够证实上诉人曾成越、梁元宗、冯耿华、黄启周、苏德的行为均构成运输毒品罪。 （二）对上诉理由的回应。 关于曾成越与梁元宗辩解他们之间的转账为借款，该意见与案件事实不符，理由如下：黄启周在供述中直接指证曾成越安排其参与运输毒品，并且监督梁元宗，防止梁元宗私吞购毒款。冯耿华也供述梁元宗背后有老板提供购毒资金。结合梁元宗的供述，曾成越在2018年3月24日向梁元宗转账5.8万元，而该5.8万元正是梁元宗购买毒品的资金。由曾成越的供述可知，曾成越接到梁元宗电话后并没有问清楚事由就向梁元宗转账5.8万元，该行为不符合惯常做法。考虑到曾成越与梁元宗的关系，按照常理将数万元款项借给朋友，一般人也会订立字据，再者梁元宗属于无业人员且吸食毒品，基本没有经济来源，曾成越凭什么相信梁元宗能够归还5.8万元呢？所以曾成越、梁元宗对5.8万元资金的辩解与实际是不相符的，而黄启周、冯耿华的供述则符合案件事实，结合在案的银行流水、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足以证实曾成越就是冯耿华所称梁元宗的幕后老板，曾成越指使梁元宗等人购买毒品，并为其提供资金支持，系梁元宗、冯耿华、黄启周、苏德运输毒品罪的共犯。 关于认为涉案毒品与现场毒品不具有同一性及认定毒品重量、种类不符的辩解意见不能成立。理由如下：第一，公安机关针对此情况已经作出解释，说明在查扣涉案人员时未发现车内藏有毒品，后将梁元宗等人押回派出所后经搜查才发现扣押小汽车内藏有毒品，于是在派出所现场扣押、提取涉案毒品。第二，公安机关在提取、扣押涉案物品过程中已经对被查获毒品的原始状态拍照、录像，采取了防止犯罪嫌疑人及其他无关人员接触毒品及包装物的措施，不存在调包的可能性。第三，根据黄启周、冯耿华的供述，梁元宗等人购买的毒品数量、种类与公安机关扣押的涉案物品数量、种类一致。第四，本案检查笔录、称量笔录、取样笔录、扣押清单均有梁元宗等上诉人、见证人签名，足以证实取样笔录、称量笔录、扣押清单等证据具有真实性、客观性和关联性。第五，公安机关在称量、取样过程中已经对主要过程进行拍照和录像，照片清晰显示毒品的外观特征、衡器示数，亦有犯罪嫌疑人对称量结果的确认情况，符合相关规定。另外，公安机关已经将法定计量机构出具的计量检定证书复印件作为证据材料随案移送，足以证实公安机关对毒品的称量符合法定程序，称量笔录符合证据三性，认定曾成越运输毒品的数量为190.3克符合客观事实。 关于梁元宗提出的指纹检测问题。指纹等生物信息容易遭受破坏，在证据链条完整，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证实犯罪的情况下，不进行指纹鉴定并不会影响本案对上诉人的定罪量刑。 关于社会危害性问题。运输毒品是行为犯，在本案中，上诉人已经完成了犯罪，是运输毒品罪的既遂状态。至于毒品未流入社会是因为公安机关及时查获，并非上诉人主动放弃犯罪或者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 （三）原审判决适用法律、定罪量刑正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规定，运输毒品甲基苯丙胺五十克以上，应当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一审法院已综合考量各上诉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认罪态度等各项量刑情节，对各上诉人判处的刑罚均符合法律规定。因此建议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经审理查明，2018年3月，上诉人梁元宗、冯耿华搭乘上诉人苏德的车辆到深圳龙岗区找魏巍（另案处理）商量购买毒品冰毒。同年3月23日，上诉人曾成越驾驶桂AXXX**号小汽车搭载上诉人黄启周、梁元宗在南宁活动期间，梁元宗对曾成越说已经联系深圳这边准备好毒品，曾成越准备好资金便可带毒品回来，曾成越于是安排梁元宗、黄启周前往深圳购买毒品，梁元宗则打电话叫苏德开车接到冯耿华后到南宁至武鸣的高速公路伊岭岩高速出口汇合。曾成越驾车将梁元宗、黄启周送到伊岭岩出入口附近便自行驾车离开。2018年3月24日凌晨1时24分曾成越通过微信转账2500元给梁元宗。 梁元宗、黄启周、冯耿华、苏德四人在伊岭岩高速出口汇合后，由苏德驾驶桂A9XX**号小汽车一同前往深圳，于2018年3月24日中午到达深圳市龙岗区，由魏巍安排住进当地的公寓。当日下午，梁元宗打电话联系曾成越转钱，曾成越通过微信转账及其妻子宋某的账户共转账58000元到梁元宗提供的黄启周和梁某满的账户，然后梁元宗转账给苏德，由黄启周、苏德二人到银行柜员机取钱，取钱后回公寓经清点为58000元。当晚，梁元宗、黄启周、冯耿华在公寓房间内试吸了魏巍提供的冰毒样品。2018年3月25日，冯耿华和梁元宗携带上述58000元款项，由魏巍驾驶车辆，并在途中接到一名男子上车，四人一同前往陆丰甲子某地进行毒品交易。到达交易地点后，魏巍和该名男子下车去取毒品。取回毒品后，梁元宗、冯耿华支付毒资，该名男子交给其二人一包毒品。3月25日当晚7时许，梁元宗、冯耿华、魏巍等人返回深圳后，冯耿华将买回的毒品一包放在桂A9XX**号小汽车后挡风玻璃处的一个红色枕头内，之后，梁元宗叫黄启周、苏德去买矿泉水瓶、吸管和到小车的枕头内取了些许毒品回来试吸。当晚10时许，四上诉人准备驾车回广西，冯耿华再次取回一包“毒品”放到上述枕头内。2018年3月26日凌晨2时许，梁元宗、冯耿华、黄启周、苏德驾驶桂A9XX**号小汽车途经罗定市榃滨高速公路公安检查站时因梁元宗、冯耿华、黄启周涉嫌吸毒被公安机关查获并带至船步派出所调查，在船步派出所，办案人员在桂A9XX**号小汽车的红色枕头内搜获两包透明密封袋包装的白色晶体状可疑毒品，净重分别为190.3克、69.5克，在小车后排座位脚垫处搜获净重0.2克的可疑毒品一小包，在冯耿华身上搜获净重0.2克的可疑毒品一小包，在梁元宗身上搜获净重0.3克的可疑毒品一小包。经鉴定，上述可疑毒品中，除净重69.5克的那包可疑毒品经抽样未检出可疑毒品成分外，其余可疑毒品均检出甲基苯丙胺成分。 2018年6月4日，罗定市公安局民警在广西南宁市公安局武鸣县分局红岭派出所抓获上诉人曾成越，并在曾成越驾驶的桂AXXX**号小汽车内查获净重2.01克的可疑毒品一小包。经鉴定，该可疑毒品检出氯胺酮成分。 另查明，上诉人冯耿华曾因犯贩卖毒品罪于2015年4月28日被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2015年8月17日刑满释放；上诉人梁元宗曾因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于2011年12月15日被广西壮族自治区武鸣县人民法院判处拘役四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2012年2月4日刑满释放。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以下证据予以证实： 一、物证、书证 （一）抓获经过，证明：1.2018年3月26日凌晨2时许，罗定市船步派出所民警在罗定市榃滨高速检查站路段盘查一辆车牌为桂A9XX**号小汽车时，查获涉毒人员冯耿华、黄启周、梁元宗、苏德四人。后经对苏德驾驶的上述小车检查，在小汽车左后座的头枕背的红色抱枕内发现两包透明密封袋装的可疑毒品。2.2018年6月4日上午11时许，罗定市禁毒大队联合广西南宁市公安局禁毒支队到武鸣县分局红岭派出所，对曾成越执行刑事拘留。 （二）搜查证、搜查笔录、检查证、检查笔录、同步录音录像、证据保全决定书、证据保全清单、指认笔录、指认照片、附相关见证人户籍资料，证明： 1.2018年3月26日，公安机关依法对苏德、冯耿华、梁元宗、黄启周的人身及其乘坐的桂A9XX**号小汽车进行搜查，在梁元宗、冯耿华的身上各查获白色晶体状可疑毒品一小包；在桂A9XX**号小汽车的左后座脚垫下查获白色晶体状可疑毒品一小包；在桂A9XX**号小汽车的左后座头枕背的红色枕头内查获透明密封袋包装的白色晶体状可疑毒品两包。上诉人梁元宗、冯耿华、黄启周、苏德均对上述查获的可疑毒品进行了指认，签名确认情况属实。其中: （1）船步派出所于2018年3月26日上午7时29分至同日8时12分的搜查视频显示当时天气小雨，地面潮湿，办案人员在上诉人苏德在场下对上述车辆进行检查，当场在车上的一个红色抱枕内查获两包透明密封袋包装的可疑毒品，在办案人员将该两包毒品放置在一个黑色称量器上称量时，有一名非穿制服的男子在视频中出现，办案人员示意该名男子进行在场见证。办案人员对该两包可疑毒品反复称量后口述1号可疑毒品总重195.10克，2号可疑毒品总重78.17克，并在两包可疑毒品的包装袋上分别贴上标签贴，将两包可疑毒品放回红色枕头后放回车内，随后又在该车驾驶位后排位置查获密封袋包装（拧紧状）的可疑毒品一小包，并将该可疑毒品放回原位。 （2）船步派出所于2018年3月26日上午9时53分至同日10时03分的搜查视频可见，办案人员将上诉人梁元宗、冯耿华、黄启周、苏德带至桂A9XX**号小汽车处，对在小车左后座脚垫底下的一小包可疑毒品（拧紧状），在小车左后座头枕处的红色枕头内的两包可疑毒品（分别贴有①②标签）均进行了指认，签名确认情况属实。另苏德指认桂A9XX**小汽车是其驾驶的车辆，其在小车上的位置是驾驶位；冯耿华指认其掉在该小车上的毒品及其乘坐的是小车左后座位；黄启周指认其乘坐的是小车右后座位；梁元宗指认其乘坐的是副驾驶位；黄启周指认将可疑毒品藏进红色枕头前用于装可疑毒品的纸尿裤袋子。 2.2018年6月4日，公安机关依法对曾成越的人身、住处及相关场所进行搜查，在其身上搜出OPPO手机1台（号码XXXXXXXXXX）；在其住处搜出OPPO手机1台（号码XXXXXXXXXX）；在其桂AXXX**号小车上搜出一个钱包，钱包内有现金9000元、身份证1张（廖某安）、银行卡4张，在放置水杯的位置搜出白色晶体状可疑毒品一小包。 （三）称量笔录、称量视频、称量照片、指认笔录、取样笔录、取样视频、照片、检定证书，证明： 1.经上诉人梁元宗、冯耿华、黄启周、苏德在场及见证人见证下公安机关对涉案查获的上述可疑毒品进行称量，经称量，在桂A9XX**号小汽车的红色枕头内查获的第一包可疑毒品（编号①）总重195克，包装袋重4.7克，净重为190.3克；在桂A9XX**号小汽车的红色枕头内查获的第二包可疑毒品（编号②）总重78.2克，包装袋重8.7克，净重为69.5克；桂A9XX**号小汽车左后座脚垫下查获的可疑毒品一小包（编号③）净重0.2克；在冯耿华身上查获的可疑毒品一小包（编号④）净重0.2克；在梁元宗身上查获的可疑毒品一小包（编号⑤）净重0.3克。称量后，公安机关对上述5包可疑毒品进行取样，①号取样净重为2.1克，②号取样0.2克，③、④、⑤号全部取样。称量使用的电子天平的照片显示该天平及天平合格证上的型号、编号、检定单位、鉴定日期、有效期等均与检定证书上的信息一致。 2.经称量，在曾成越的小车内查获的可疑毒品一小包净重2.01克，上诉人曾成越对该可疑毒品的称量进行了指认。 （四）情况说明，证明：（1）2018年3月26日凌晨，公安机关在罗定市榃滨检查站查获同一小车上涉嫌吸毒的梁元宗、冯耿华、黄启周等人，检查站民警当时没有在该小车搜查出可疑毒品，随后移交船步派出所查处上述吸毒人员。民警在对上述人员审问期间，梁元宗、冯耿华、黄启周等人神情慌张、言辞不一，于是民警重新搜查上述人员乘坐的车辆，在该车辆的抱枕上搜出净重分别为190.3克、69.5克的两大包可疑毒品，大包的标签为“①”号，小包的标签为“②”号。由于当时正在下小雨，为防止证物受到污损，民警将贴完标签的两包可疑毒品放回抱枕，等待禁毒大队侦查员对两包可疑毒品进行取样；（2）涉案净重为190.3克可疑毒品的取样、称量笔录中均有见证人黎某华在场见证签名并全程录音录像，但禁毒大队的侦查人员当时不清楚见证人的具体信息，故在书写上述笔录中没有记录见证人详细信息。 （五）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扣押照片，证明公安机关对以下物品进行了扣押：1.桂A9XX**号小汽车及在该小车内查获的净重分别190.3克、69.5克、0.2克的可疑毒品、纸尿裤袋1个（有“创新轻盈柔薄”字样）；2.冯耿华持有的净重0.2克的可疑毒品、手机1台（号码XXXXXXXXXXX）；3.梁元宗持有的净重0.3克可疑毒品、手机1台（号码XXXXXXXXXXX）；4.黄启周持有的手机1台（号码XXXXXXXXXXX）、苏德持有的手机1台（号码XXXXXXXXXXX）；5.曾成越持有的OPPO手机2台（号码分别为XXXXXXXXXXX、XXXXXXXXXXX）、净重2.01克的可疑毒品、银行卡4张、身份证1张（廖某安）、现金9000元；6.宋某持有的建设银行卡1张（卡号6217XXXXXXX********）、苹果手机1台（号码XXXXXXXXXXX）； （六）农业银行、建设银行账户、微信交易流水、提款视频、证明涉案人员的转账情况，其中： 1.梁某满的建设银行账户（尾号6679，梁元宗使用）于2019年3月24日02时03分取现2000元，同日14时29分收到宋某账户转账30000元，同日14时48分转出5000元到苏德银行账户（苏德签名予以确认），14时49分微信转账5000元，同日15时26分至27分ATM共取款1.5万元，于同日15时39分微信消费5000元； 2.曾成越的微信账户于2018年3月24日01时24分微信转账给梁元宗2500元，同日14时51分、14时52分分两笔（20000元、8000元）共转账2.8万元给黄启周，曾成越对其的转账记录予以指认； 3.2019年3月24日苏德的农业银行账户共转入2万元，ATM支款2万元，同日14时53分其微信账户收到1笔8000元转账（苏德签名予以确认）； 4.黄启周的建设银行账户于2019年3月24日14时59分微信提现转入2万元，同日15时21分至15时22分ATM取款2万元，其农业银行账户同日转入3002元后ATM支款3000元（黄启周签名予以确认）。 （七）通话清单、监控照片，证明上诉人曾成越、梁元宗、冯耿华、苏德及同案人魏巍的通话情况：1.冯耿华（号码XXXXXXXXXXX）和魏巍（XXXXXXXXXXX）在2018年3月的18日、19日、20日、21日、24日、25日均有通话，其中3月24日第一次通话时间是12时44分（深圳），3月25日15时23分在揭阳有一次通话；2.冯耿华和梁元宗（使用号码XXXXXXXXXXX）在2018年3月的16日、19日、24日均有通话；3.曾成越（号码XXXXXXXXXXX）和梁元宗于2019年3月26日02时15分有通话，同日03时13分与苏德（号码XXXXXXXXXXX）有通话，通话时长分别是19分钟28秒、6分钟37秒；4.苏德对其使用梁元宗的手机（号码XXXXXXXXXXX）与曾成越于2019年3月26日02时15分的通话记录以及同日03时13分其与曾成越的通话记录进行指认；5.黄启周（号码XXXXXXXXXXX）和梁元宗于2018年25日的15时56分（黄启周被叫）、19时59分（黄启周主叫），黄启周对该两条通话记录进行指认，确认当时其听了梁元宗的电话去取冰毒，到小车处时打电话问梁元宗冰毒放在哪里。 （八）广西高速公路联网收费管理中心提供的信息，证明桂A9XX**号车辆于2018年3月24日至同月26日途经广昆、泉南、兰海高速出入口的情况。 （九）毒品尿液取样清单、现场检测报告书、吸毒人员动态管控详细信息、吸毒成瘾严重认定书，证明经毒品尿液检测，梁元宗、冯耿华、黄启周的甲基安非他命检测结果呈阳性，曾成越、苏德的毒品检测结果均呈阴性。梁元宗属吸毒成瘾严重。 （十）行政处罚决定书，强制隔离戒毒决定书，证明2018年3月27日，梁元宗被处以行政拘留十五日和强制隔离戒毒二年，黄启周、冯耿华均被处以行政拘留五日。 （十一）机动车信息，证明桂A9XX**号思域牌小汽车登记的机动车所有人为曾某星。 （十二）干部基本情况表，人员基础信息，证明曾成越被捕前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公安局武鸣分局禁毒大队民警，中共党员。 （十三）刑事判决书、刑满释放证明书，证明上诉人冯耿华曾因犯贩卖毒品罪于2015年4月28日被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2015年8月17日刑满释放；上诉人梁元宗曾因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于2011年12月15日被广西壮族自治区武鸣县人民法院判处拘役四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2012年2月4日刑满释放。 （十四）户籍资料，证明上诉人曾成越、梁元宗、冯耿华、黄启周、苏德的身份情况，犯罪时均已达刑事责任年龄。 二、现场勘查笔录、现场图及现场照片，证明公安机关对查获涉案毒品的罗定市船步派出所停车场进行现场勘查的情况，在桂A9XX**号小汽车的驾驶座后座脚垫下提取可疑毒品一小包；在左后座枕背的红色枕头内提取可疑毒品两大包；在右后座座椅提取一个有“创新轻盈柔薄”字样的袋子。 三、鉴定事项确认书、云公（司）鉴（化）字[2018]03063、[2018]06010号检验报告，证明：（1）在桂A9XX**号汽车红色抱枕内查获的净重190.3克的白色晶体状可疑毒品、在桂A9XX**号汽车后排脚踏处查获的净重0.2克的白色晶体状可疑毒品、在冯耿华身上查获的净重0.2克白色晶体状可疑毒品、在梁元宗身上查获的净重0.3克的白色晶体状可疑毒品均检出甲基苯丙胺成分；在桂A9XX**号汽车红色抱枕内查获的净重69.5克的白色晶体状可疑毒品未检出常见毒品成分；（2）在曾成越处查获的净重2.01克可疑毒品检出氯胺酮成分。 四、电子证物勘验检查工作记录，证明公安机关对冯耿华的VIVO手机1台（号码XXXXXXXXXXX）、梁元宗的VIVO手机1台（号码XXXXXXXXXXX）、黄启周的Iphone手机1台（号码XXXXXXXXXXX）、苏德的小米1台（号码XXXXXXXXXXX）进行电子勘验的情况。 五、证人宋某的证言，证明2018年3月24日下午2时许，其丈夫曾成越对其说有个朋友有事要借三万元，于是其通过手机建行APP从其账户（卡号6217XXXXXXX********）转账3万元到对方的账户上。 六、上诉人及同案人的供述和辩解、辨认笔录 （一）上诉人曾成越的供述和辩解、辨认笔录：梁元宗是我在禁毒大队工作的线人，但没有备案，领导不知情。黄启周是梁元宗介绍我认识的，我和梁元宗合作承包过桉树林。2018年3月23日，我和梁元宗、黄启周三人去南宁玩，我驾驶自己的桂AXXX**号小车，从黄启周的果园出发到南宁，后又去南宁开发区，梁元宗说去找人，但没有找到。晚上9时多，我和梁元宗、黄启周在开发区那里分开，然后等了约两个小时梁元宗、黄启周回到车上，我们一起开车回武鸣，当到伊岭高速出口时，梁元宗、黄启周下车，坐上另一台车，我就自己开车回武鸣。当天晚上我转了2000元（实际微信转账2500元）给梁元宗，梁元宗说要外出，借钱作路费。当日梁元宗出发去深圳前，跟我讲过他的朋友在深圳认识一个老板，梁元宗说他跟朋友去深圳找老板看“东西”，找“东西”，他没有跟我说“东西”指什么。 2018年3月23日或24日，梁元宗打电话向我借6万元周转，我问他要钱干什么，他叫我不要问那么多。我在微信上分两笔共转了2.8万元到梁元宗提供的一个微信账号，一笔20000元，第二笔8000元是接着转的，并叫我老婆宋某转了3万元到梁元宗拍照发的建行卡（梁元宗的弟弟梁某满的账户）。 2018年3月26日凌晨1时许，一个说是司机的人打电话给我，因为不认识我不接，后来他说是梁元宗的司机，我就接了，我问他什么事，他说在深圳回广西的途中在公安检查站被查，我说如果有东西（指毒品）就没办法了，后来他还打来一个电话说这件事。我和那个人共通了十多分钟电话，是用本地壮语说的。在我的桂AXXX**号小车上搜出的2.1克毒品“K粉”是几年前我在武鸣百迪乐门前捡到的。 经对照片辨认，曾成越辨认出梁元宗、黄启周， （二）上诉人梁元宗的供述和辩解、辨认笔录：2018年3月23日白天，我和黄启周坐曾成越的一台黑色汉兰达小车去南宁放汽车定位器，晚上曾成越又开车送我和黄启周到一个叫伊岭的路口与苏德、冯耿华汇合，去深圳龙岗。苏德是我联系的。我使用的手机号是XXXXXXXXXXX和XXXXXXXXXXX。 案发十几天前，我问冯耿华以前的兄弟还联不联系得上（指他在广东能不能买到毒品冰毒），冯耿华说要问过才知道，过了五六天，冯耿华答复我说要去到才知道。到了2018年3月24日凌晨2时许，我和冯耿华、苏德、黄启周四人由苏德驾驶桂A9XX**号小车到深圳，看能不能搞到冰毒，到深圳后由冯耿华负责联系，并由冯耿华的朋友找住的地方，就是深圳龙岗的一个公寓。3月24日下午5时许，冯耿华叫我转钱给他，我就打电话给我叔曾成越，跟他说要办点事，转一两万元给我，用微信拍照发我弟梁某满的建行卡号（6217XXXXXXX********）给他。拿到钱后，我就用微信转了一万元给苏德，分两次转的，一次五千，当时我们在房间里，我把我弟的建行卡和密码给苏德，让他去取现金。苏德和黄启周去拿现金，拿回后，冯耿华就在数钱。2018年3月25日晚6时后，冯耿华买回190多克冰毒，就是在车上被公安搜出的那包大包的冰毒。2018年3月25日晚9时许，冯耿华又拿了60多克冰毒（被公安查获的小的那包冰毒）回来车上，当时冯耿华下车约20分钟取回的，他也对我说是拿了几十克冰毒回来。后来我们就坐桂A9XX**号车回广西，在罗定市榃滨高速检查站被查获。3月23日、24日这两天，曾成越先后共转了6万元给我，是我以赔偿青苗款、地租的理由向他借的，借钱时我在上述公寓，黄启周、冯耿华、苏德在场，我是走到一边打电话，收到钱后，冯耿华就全部拿去买毒品，我和冯耿华他们去深圳之前，我们就说好了。2018年3月25日下午，“微仔”开车和我、冯耿华离开公寓，“微仔”约开了一个小时的车，不记得去的什么地方。除了3月24日这次，之前我和冯耿华还去过深圳一次，是苏德开车，也是住在上述公寓。 2018年3月26日凌晨三四时，我和冯耿华、苏德、黄启周驾驶桂A9XX**号小车在检查站查车时被口头传唤至公安机关。当时苏德打电话给曾成越，是问他我们被抓了该怎么办，曾成越叫我们不要验尿。2018年3月26日早上，警察在我身上搜出一小包冰毒和一部手机，我见到这一小包冰毒称重的净重为0.3克。警察在冯耿华身上搜出一小包毒品和一部手机。当着我们四人的面，警察在我们小汽车后座一个红色抱枕里搜出了一大一小的两包冰毒，搜出后公安也是当着我们的面称量，净重分别是190.3克、69.5克。 经对照片辨认，梁元宗辨认出曾成越，辨认不出魏巍。 （三）上诉人冯耿华的供述和辩解、辨认笔录：案发前约一周，梁元宗打电话问我是否认识卖毒品的人，并叫我约卖毒品的人见面谈买毒品的事。一天晚上，苏德开车载我和苏德去深圳龙岗找“小微”（魏巍），去到魏巍开好的一间房，魏巍到来后说暂时没有那么多冰毒，要等等。梁元宗和魏巍谈好要买多少量的冰毒，最后因梁元宗不够钱就没有买到冰毒。 2018年3月24日0时许，梁元宗叫我跟魏巍讲钱已经准备好问有没有货，魏巍说可以，梁元宗就说叫苏德接我，苏德就开他的桂A9XX**号小汽车接到我后，又接到梁元宗及黄启周四人一起到深圳龙岗的上述出租屋房间（魏巍开的房）向魏巍买冰毒。刚开始魏巍叫梁元宗拿几百块钱，卖了1克冰毒给我和梁元宗、黄启周吸食，苏德就躺在房间的床上。吸食完冰毒后梁元宗就叫他的幕后老板转钱给他，由于一次转账不能超过2万元，幕后老板除了将钱转给梁元宗外，梁元宗还把钱分开转账给黄启周、苏德，苏德就开车载黄启周拿着梁元宗的银行卡去取钱，取回的钱经清点共是58000元。转账时梁元宗和苏德、黄启周商量过。梁元宗安排苏德、黄启周出去提现金期间，魏巍的老婆（孕妇）也来了，让我试食的毒品样品也送过来了，黄启周和苏德回来后，我和梁元宗、黄启周进行了吸食，苏德和魏巍就在旁边看着。 2018年3月25日中午，魏巍叫我们去试并拿货（指冰毒），梁元宗和我一起提着装有58000元现金的纸尿片袋子去跟魏巍交易毒品，我和梁元宗上了魏巍的小车，开车约半个小时有一个魏巍联系好的人上车，约开了3个小时到一个县城。到交易毒品的地方时，我和冯耿华没有下车，魏巍和那个不知道姓名的人下了车，几分钟后魏巍拿了一包冰毒放在副驾驶的梁元宗旁边，我和梁元宗打开毒品看过后就把这包冰毒放在我坐位置踏脚的地方。钱是在魏巍拿冰毒之前先给了他2万元，他拿了冰毒之后，梁元宗再给他3.6万元，总共给他5.6万元。剩下的那2千元梁元宗自己留着。不认识的那个人没有接触过毒品和钱，毒品是魏巍拿来的，钱也是他收到的，回来时我和梁元宗在龙昌公寓附近的一个路口就下车了，后来魏巍把他送到哪里我就不知道。魏巍交给我们大约是200克冰毒（就是查获的大的那包冰毒）。这次到深圳买毒品回广西，梁元宗、苏德、黄启周都参与了。我和梁元宗拿回第一包毒品后，我们在餐厅汇合，我用一个苏德提供的纸尿裤包装袋装着，藏在车上后挡风玻璃处的红色枕头里，吃完饭回到公寓，梁元宗叫黄启周、苏德出去买矿泉水和吸管做“冰壶”，他们出去后，我跟梁元宗说冰毒不够吸，梁元宗就打电话叫黄启周和苏德到车上的红色枕头里取一点冰毒，苏德和黄启周就一起带着矿泉水、吸管和冰毒回来。当晚苏德看见我和梁元宗、冯耿华三人用“冰壶”吸食冰毒。20时许，当时魏巍和我们4个人都在房间，梁元宗对魏巍说多要100克冰毒，要我跟着魏巍去拿，梁元宗和苏德、黄启周在车上等，魏巍在一个巷子里交给我冰毒，说只有70克，我回到车上，苏德坐在司机位，我跟梁元宗说只有70克冰毒，我就当着大家的面将这包冰毒（就是查获的69.5克那包）放到红色枕头里。坐车和梁元宗去拿毒品时，我问梁元宗这次来深圳为什么要找黄启周一起来，梁元宗说不是他要黄启周来的，是“领导”要安排他来的。我知道“领导”是公安局的警察，年纪不小，因为梁元宗叫他做叔。平时公安机关有行动或者查得严，“领导”都会通知梁元宗和和黄启周，他们二人长期吸毒。我所说的“领导”就是梁元宗幕后的老板。 2018年3月26日凌晨1时至2时许苏德开车搭载我、梁元宗、黄启周回广西经过罗定市榃滨高速检查站时被查获，我们三个人尿液检测冰毒呈阳性，后被带回船步派出所调查，民警在我身上发现一个透明密封袋装的小量冰毒（拧紧一头），在梁元宗身上也发现一个小密封袋装的小量冰毒，在我坐的位置（司机苏德后面）脚垫上发现一个密封袋装的小量冰毒（拧紧一头，是梁元宗当日买冰毒试货剩下的，后来我保管在衣袋后不知道怎么掉的），在我坐的座位后面车后挡风玻璃对下的位置的一个红色抱枕内发现两包塑料密封袋装各半包冰毒。公安人员查获的可疑毒品时，当着我和梁元宗、黄启周、苏德的面称量，其中一包净重为190.3克，另一包净重69.5克；在脚垫查获的可疑毒品净重0.2克，在梁元宗身上查获的可疑毒品净重0.3克。我们被抓时，苏德先验尿，尿检显示他没有吸毒，当我们在等候验尿时，梁元宗让苏德打电话给那个“领导”，梁元宗主要是告诉“领导”我们被抓，看“领导”怎么解决，当时我被民警控制在苏德旁边，距离苏德不超过三米。 经对照片辨认，冯耿华辨认出“小微”（魏巍）。 （四）上诉人黄启周的供述和辩解、辨认笔录：曾成越是梁元宗介绍我认识的，他知道我是吸毒人员。2018年3月23日下午5时许，我与梁元宗一起坐曾成越的车跟着他到南宁收债、放定位器。在车上时，梁元宗跟曾成越说冯耿华已经联系到深圳这边准备好毒品，可以到深圳带毒品回来，要曾成越准备好钱。曾成越私下说梁元宗信不过，叫我和梁元宗去深圳购买冰毒，监督梁元宗。我听到曾成越叫梁元宗再与冯耿华和深圳的人联系买毒品，还说上次资金没到位所以没买成，这次有钱可以买了。我们从南宁走高速，在南宁伊岭路口与苏德、冯耿华汇合，我和梁元宗上了苏德的车，在埌东，梁元宗下车用他的建行卡提了2千元作路费。 2018年3月24日中午左右到达深圳龙岗后入住龙昌公寓903房，只有一个房间和一个卫生间，在房间内大家做什么都能看见。曾成越通过微信分两笔共转给我2.8万元，梁元宗从建行收到曾成越3万元。因为银行卡每天只能提2万元，于是梁元宗用微信转了1万元给苏德，我也用微信转了8000元给苏德，梁元宗将余下的5000元也微信转给苏德。我和苏德去提现，先到建行网点，我用我的建行卡在柜员机提了2万元，再用梁元宗的建行卡提了1.5万元，苏德用他的农行卡提了2500元，接着到农业银行网点，我用我的农行卡提了苏德转给我的3千元，苏德用他的农行卡提了1.75万元，曾成越转来的5.8万元全部提完。我们提钱回来后由冯耿华清点，不久后冯耿华联系毒贩“小微”（魏巍）送冰毒样品过来试吸，送冰毒过来的是魏巍和他老婆（孕妇）。当时我们四个人都在场，魏巍说这是我们要买的冰毒样品，让我们试货，我和梁元宗、冯耿华就试吸，苏德和魏巍看着。梁元宗和魏巍谈毒品价钱和品质时，苏德一直在场。 2018年3月25日中午11时左右，梁元宗、冯耿华出去买毒品，回来时是晚上7时左右，我和苏德在公寓附近餐厅等他们。冯耿华用苏德提供的纸尿裤包装袋提着冰毒到苏德的小车上放好。吃完饭后，我们四人回到房间，梁元宗说要试一下冰毒与样品质量是否一样，叫我和苏德去买矿泉水瓶、吸管。我和苏德先去买矿泉水和吸管，然后梁元宗打电话叫我去停小车的地方取毒品。我和苏德一起到了小车旁边，我由于不知道冰毒藏在哪就打了梁元宗的电话（即2018年3月25日19时56分、19时59分的两次通话），梁元宗将电话交给冯耿华听，冯耿华告诉我冰毒藏在小车后挡风玻璃的红色枕头处，苏德开了小车防盗锁，我钻到小车里用手取了一点冰毒，苏德就从小车取了纸巾给我，我用纸巾将冰毒包好带回公寓。回到公寓后，我们做了“冰壶”试冰毒，苏德又在旁边看着，后魏巍过来和我们一起吸食。到了22时许，我们准备回广西，冯耿华和魏巍一起走，我和梁元宗、苏德在车上等，大概等了十多分钟，冯耿华回来跟梁元宗说魏巍没100克冰毒那么多，只有70克，然后冯耿华又掏了一包透明密封袋装的冰毒（被搜出的两包冰毒中小的那包）放到那个红色抱枕内。 2018年3月26凌晨1时至2时许，我们驾车途经罗定市榃滨检查站时被发现我们三个（梁元宗、冯耿华、黄启周）尿液检测冰毒呈阳性，然后我们被带回船步派出所调查。公安机关在冯耿华身上发现一包透明密封袋装（拧紧的）的小量冰毒，在梁元宗身上也发现一包透明密封袋装的小量冰毒，在冯耿华坐的位置脚部地板上也发现一包透明密封袋装（拧紧的）的小量冰毒，在车后挡风玻璃对下位置的一个红色抱枕内发现两包透明密封袋装的各半包冰毒，总重200多克，以称重为准，拍了视频。最初尿检是苏德，是阴性，梁元宗将他的手机交给苏德，告诉他密码让他通知曾成越我们被检查站拦下来这件事。苏德用梁元宗的电话与曾成越通了近半小时电话，我在旁边听到苏德说我们的车在检查站被截下来大家要尿检，曾成越让苏德叫我们不要屙尿，苏德随后也叫了我们不要屙尿。我听梁元宗讲，前一周左右，梁元宗、冯耿华、苏德也去过一次深圳龙岗。 经对照片辨认，黄启周辨认出魏巍就是贩卖毒品的“小微”，辨认出曾成越。 （五）上诉人苏德的供述和辩解：我和梁元宗相熟，不知道他是吸毒人员。被抓前一周左右，梁元宗包我的车（桂A9XX**号）和冯耿华从武鸣去深圳龙岗。2018年3月23日晚9时多，梁元宗打电话给我说包的我车去上一次去的深圳那个地方，我接到冯耿华后就开车到伊岭高速公路出入口接冯元宗和黄启周。到深圳公寓后，梁元宗转钱给我叫我帮提现，梁元宗用银行卡转了5000元给我，用微信转了1万元给我，黄启周也用微信转了钱给我，之后我和黄启周去柜员机取款，我用农行卡共取了2万元现金，用一个纸尿裤袋装好给黄启周带回公寓。我们住公寓9楼的一间房，只有一个房间和一个卫生间，我们在房间内做什么都可以看到，我一直在玩手机。有一个30岁至40岁的男子和一个孕妇来过。桂A9XX**号小车是买的，还未过户，只有我有车钥匙。 2018年3月26日凌晨2时左右，我们从深圳回广西经过榃滨高速检查站时，梁元宗他们因吸毒被查获，公安在我汽车的一个红色抱枕内查获两包白色晶体状疑似毒品，当着我和梁元宗的面称量净重分别为190.3克、69.5克。公安在驾驶位脚垫处查获一包疑似毒品，是冯耿华身上掉下的，在梁元宗身上查获一包可疑毒品，经当面称量净重分别为0.2克、0.3克。当时我先尿检，是阴性，就没有被控制，梁元宗叫打电话给他的朋友，并告诉我手机号码，我先用自己的手机打过去，对方没有接，梁元宗就叫我用他的手机打，并告诉我开机号码，我用他的手机打过去，对方就接听了，我告诉对方我们准备尿检，对方说如果有吸毒或有违禁品的话就叫他们不要屙尿，我们用壮语谈了约20分钟，梁元宗他们三个离得很近，都听得到，我也将对方的话告诉梁元宗三个。后来，梁元宗的电话没电了，我就用自己的手机与对方保持通讯聊家常。 （六）同案人魏巍的供述和辩解、辨认笔录：2019年3月的一天，“阿华”（冯耿华）通过微信或者电话联系我，问我能不能找到毒品，我说可以帮忙打听，然后冯耿华他们开车到深圳龙岗，我说现在联系不上，冰毒没有货，他们就走了。 2019年3月24日左右，冯耿华又联系我，问我能不能找到冰毒，我就打电话给“惠东仔”（“和尚”），问他有没有冰毒，“惠东仔”说有，我就回复冯耿华有。冯耿华打电话说到我在龙岗的家附近，他们四个人来的，我接到他们后就由我的一个朋友在龙昌公寓8楼或者9楼开了一间房给他们住，住下后我就打电话给“惠东仔”，问他要冰毒，说他们来了，“惠东仔”说要晚点才行。接着，冯耿华他们问我要冰毒，我就找“惠东仔”要了一点（不够1克）冰毒回来给他们在龙昌公寓房间吸食，我也吸食了两口。到了晚上11时、12时左右，“惠东仔”跟我说可以了，叫我和冯耿华他们带上钱去龙岗的坪地接他，我对冯耿华他们说了，冯耿华的一个朋友（梁元宗）就拿了钱，我们一起去接“惠东仔”，由我开车。“惠东仔”说到陆丰甲子那边才能拿到毒品，然后我开车开了大约两三个小时到陆丰甲子，“惠东仔”下车说到家了，我也下车，但是没有进他家，冯耿华他们两个没有下车。“惠东仔”在家里拿了毒品出来，给了一点冯耿华两个在车上试吸。试吸后，“惠东仔”就问我可以了吗，给钱吧。于是，梁元宗就把钱给了“惠东仔”，“惠东仔”就把一包用白色透明袋装的冰毒交给了梁元宗。我当时知道毒品重量和毒资金额，现在记不清了。我们在甲子拿到毒品的时间大约是2018年3月25日中午12时左右，然后等了“惠东仔”近40分钟后回深圳。我先送“惠东仔”回坪地，大约下午5时至6时到公寓。梁元宗在车上和我说过拿到冰毒后会给我500元的红包。我只是介绍冯耿华他们和“惠东仔”买卖冰毒，开车搭冯耿华他们一起去交易地点，车是梁元宗给的钥匙，一辆桂A银白色的车。他们在车上交易，交易过程中我没有接触过冰毒和钱。冯耿华买到冰毒后在3月25日晚上7时左右离开深圳龙岗回广西，他们离开前，我向他们要了不到一克冰毒，没有再给过他们毒品。XXXXXXXXXXX这个手机号码我一直使用的。 经对照片辨认，魏巍辨认出“阿华”（冯耿华）；辨认出梁元宗是与“阿华”一起去陆丰甲子买冰毒的人；辨认出黄启周、苏德也是与“阿华”一起来深圳购买冰毒的人。 对上诉人曾成越及其辩护人提出原判认定上诉人曾成越参与运输毒品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曾成越不构成运输毒品罪、更不是主犯的意见，本院综合评判如下： 1.经查，对于黄启周的供述，黄启周在供述中直接指证曾成越安排其参与运输毒品，并且监督梁元宗，防止梁元宗私吞购毒款。黄启周在侦查阶段的供述细节部分虽有不一样，但基本讲到了是曾成越叫他和梁元宗到深圳买毒品，其在2018年6月15日供述到其和曾成越、梁元宗三人驾乘车辆去了南宁，当时黄启周坐在后排听见曾成越在车上叫梁元宗联系冯耿华去深圳购买毒品，且提及到因为上次资金没有到位所以没有买成，他们三人去南宁的事实有曾成越、梁元宗、黄启周的供述证实，之前有一次去买毒品的行为，但是没有买成，如果黄启周不是在场并且听到，是不可能编造这样的事实和细节，因为第一次去深圳时黄启周并没有去；梁元宗等人在检查站被抓后，对苏德与曾成越通电话一事，黄启周还供述了通话的内容，包括曾成越叫梁元宗等人不要屙尿的情况；而黄启周在法庭上说没有人指使去购买毒品，翻供的理由是由于被讯问时紧张而乱说、编造，黄启周在侦查阶段有多份供述，且时间跨度较大，供述较为稳定，因此其在庭审中翻供的理由不能成立。 2.经查，对于冯耿华的供述，冯耿华的供述涉及到曾成越的相对较少，因为冯耿华和曾成越互不认识，冯耿华主要是依据梁元宗与其说到的有关“老板”、“领导”的情况，供述梁元宗背后有老板提供购毒资金，包括在检查站被抓时梁元宗让苏德打电话给他的“朋友”问解决办法，从而推测梁元宗背后有个“领导”，且认为“领导”是公安局的；冯耿华的证言可以证明梁元宗背后有人对他购买毒品提供帮助，或者说幕后有人，虽然具体人是什么人冯耿华因为没见过所以不知道，但冯耿华的猜测并非凭空捏造，而是可以与黄启周的供述相印证的。 3.经查，涉案的全部毒资均由曾成越提供，由曾成越转入到梁元宗持有的账户以及黄启周的微信账户，曾成越转账的金额与同案人购买毒品的金额能相互印证；且通话记录可以证实梁元宗等人被抓获以后曾成越手机号码与梁元宗手机号码通话19分28秒、与苏德手机号码通话6分37秒，同案人梁元宗、黄启周、苏德的供述可以证实，与曾成越通电话后，曾成越让梁元宗等人不要验尿，由此可以反映曾成越对购买毒品的事情知情。 综合以上证据，能相互印证曾成越参与了本案运输毒品的事实。原判认定曾成越参与运输毒品的基本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曾成越的行为已构成运输毒品罪，并且曾成越提供毒资并安排梁元宗等人到深圳买卖、运输毒品回广西，是主犯，原判对曾成越量刑适当。 关于上诉人梁元宗提出其是从犯、原判决量刑过重，以及上诉人冯耿华、黄启周提出原判量刑过重的意见。经查，在共同犯罪中，梁元宗安排冯耿华联系购买毒品，安排苏德驾驶车辆，直接参与毒品交易和运输，起主要作用，依法应认定为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上诉人冯耿华在梁元宗指使下联系、购买和交易毒品后运输，上诉人黄启周随同到深圳购买并运输毒品，均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是从犯，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且冯耿华是累犯及毒品的再犯，应当从重处罚。原审法院根据上诉人梁元宗、冯耿华、黄启周上述犯罪事实、性质、情节以及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以该三上诉人犯运输毒品罪，分别判处梁元宗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财产30000元、冯耿华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20000元、黄启周有期徒刑九年六个月并处罚金10000元，量刑适当。故上诉人梁元宗、冯耿华、黄启周所提上述意见，理由不成立，不予采纳。 关于上诉人苏德提出其不知道梁元宗他们是去购买毒品，其不构成犯罪，以及其指定辩护人提出原审判决认定苏德犯运输毒品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意见。经查，上诉人黄启周、冯耿华在侦查阶段的供述证实在深圳公寓内试食魏巍送来的冰毒样品时，苏德和魏巍均在场；同案人魏巍在一审庭审中供认其提供毒品给梁元宗等人试吸时，梁元宗、黄启周、冯耿华、苏德均在场，在商量购买毒品时，苏德也在场；梁元宗、黄启周、冯耿华的供述，证实苏德与黄启周二人根据梁元宗的安排到银行去提取购买毒品的资金回公寓内与梁元宗等人一起清点；梁元宗、黄启周、冯耿华均证实苏德在本案中是负责开车。综合以上事实和证据，足以证实苏德对同案人联系购买毒品一事是知情的，并且其在运输毒品过程中负责开车。所以，本案认定上诉人苏德参与运输毒品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其行为已构成运输毒品罪。故上诉人苏德及其指定辩护人所提上述意见，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上诉人及辩护人所提涉案毒品的搜查、扣押、称量、取样存在程序违法的意见。经查，公安机关对涉案毒品的搜查、扣押、称量、取样过程，有见证人及被告人在场，并有同步录音录像证实，符合相关规定，并无不当。 关于涉案毒品的检验问题。经查，涉案毒品定性的鉴定意见，是由有相关鉴定资质的鉴定部门按照法定程序进行检验，符合相关规定，依法应当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 本院认为，上诉人曾成越、梁元宗、冯耿华、黄启周、苏德违反国家对毒品的管理法规，运输毒品甲基苯丙胺，其行为均已构成运输毒品罪，且运输毒品数量大，应依法惩处。上诉人曾成越提供毒资，并安排梁元宗、黄启周购买、运输毒品，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是主犯，应当按照其所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且其身为禁毒大队民警，知法犯法，社会危害性大，应予严惩；上诉人梁元宗在曾成越指使下安排冯耿华联系购买毒品，安排苏德驾驶车辆，直接参与毒品交易，在共同犯罪中亦起主要作用，是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的全部犯罪处罚；上诉人冯耿华在梁元宗指使下联系、购买和交易毒品后运输，上诉人黄启周随同到深圳购买并运输毒品，上诉人苏德负责驾驶车辆，均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是从犯，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冯耿华所起的作用较黄启周、苏德大，在量刑时予以区分。上诉人冯耿华曾因犯贩卖毒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在刑罚执行完毕后五年内再犯运输毒品罪，是累犯、毒品再犯，依法应当从重处罚。上诉人梁元宗有犯罪前科，酌情从重处罚。上诉人梁元宗、冯耿华、黄启周均认罪，可以酌情从轻处罚。根据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等证据，证实案发时在梁元宗身上搜获的一小包可疑毒品净重应为0.3克，原审判决“查明事实”部分认定为0.2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原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五上诉人及辩护人所提上诉、辩护意见，理由均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出庭检察员所提出庭意见，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罗 杰 审 判 员  韦志远 审 判 员  曾勇辉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  梁慧思 书 记 员  陈淑雯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百四十七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五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一)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鸦片一千克以上、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五十克以上或者其他毒品数量大的； (二)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集团的首要分子； (三)武装掩护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的； (四)以暴力抗拒检查、拘留、逮捕，情节严重的； (五)参与有组织的国际贩毒活动的。 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鸦片二百克以上不满一千克、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十克以上不满五十克或者其他毒品数量较大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鸦片不满二百克、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不满十克或者其他少量毒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单位犯第二款、第三款、第四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各该款的规定处罚。 利用、教唆未成年人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或者向未成年人出售毒品的，从重处罚。 对多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未经处理的，毒品数量累计计算。 第三百五十六条因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有毒品罪被判过刑，又犯本节规定之罪的，从重处罚。 第六十五条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五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但是过失犯罪和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除外。 前款规定的期限，对于被假释的犯罪分子，从假释期满之日起计算。 第二十五条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 第二十六条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 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是犯罪集团。 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 对于第三款规定以外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 第二十七条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 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第五十五条剥夺政治权利的期限，除本法第五十七条规定外，为一年以上五年以下。 判处管制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剥夺政治权利的期限与管制的期限相等，同时执行。 第五十六条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应当附加剥夺政治权利；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抢劫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 独立适用剥夺政治权利的，依照本法分则的规定。 第五十九条没收财产是没收犯罪分子个人所有财产的一部或者全部。没收全部财产的，应当对犯罪分子个人及其扶养的家属保留必需的生活费用。 在判处没收财产的时候，不得没收属于犯罪分子家属所有或者应有的财产。 第五十二条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 第五十三条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者分期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 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等原因缴纳确实有困难的，经人民法院裁定，可以延期缴纳、酌情减少或者免除。 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 （二）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 （三）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原审人民法院对于依照前款第三项规定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作出判决后，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或者裁定，不得再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第二百条在被告人最后陈述后，审判长宣布休庭，合议庭进行评议，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证据和有关的法律规定，分别作出以下判决： （一）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 （二）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无罪的，应当作出无罪判决； （三）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 （二）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 （三）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原审人民法院对于依照前款第三项规定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作出判决后，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或者裁定，不得再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