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黔05民终584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爱军，男，1974年11月26日出生，彝族，住贵州省纳雍县。上诉人（原审原告）：杨键（杨爱军之弟），男，1981年3月23日出生，彝族，住贵州省纳雍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发举，男，1950年1月20日出生，彝族，住贵州省纳雍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学有（杨发举长子），男，1971年8月21日出生，彝族，住贵州省纳雍县。被上诉人杨发举、杨学有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俊，贵州百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奎（杨发举次子），男，1982年11月1日出生，彝族，住贵州省纳雍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学品，男，1986年9月13日出生，穿青人，住贵州省纳雍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进，男，1988年9月10日出生，穿青人，住贵州省纳雍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彭德举，男，1971年4月5日出生，穿青人，住贵州省纳雍县。上诉人杨爱军、杨键因与被上诉人杨发举、杨学有、杨奎、陈学品、陈进、彭德举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纳雍人民法院（2020）黔0525民初1128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爱军、杨键上诉请求：1.撤销贵州省纳雍县人民法院（2020）黔0525民初1128号民事裁定书，或者发回重审；2.改判杨发举等六上诉人连带支付上诉人人民币11000元；3.一审起诉费、二审上诉费、打字复印交通费及有关费用共计5800元由杨发举等六人承担。事实和理由：纳雍县人民政府于1986年9月1日颁发林山草坡证将案涉的河尾巴大梁子林地确权给二上诉人之父杨吉安。杨吉安去世后，二上诉人对该林山草坡地有继承权。而被上诉人彭德举及陈学品、陈进于2017年7月用4800元、6200元向杨发举购买的两所坟地是二上诉人的林山草坡地。被上诉人杨发举于一审庭审时提供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地块东抵集体、南抵杨文书、西抵杨文学、北抵集体，不属于案涉的河尾巴大梁子，且该证由纳雍县人民政府于2017年8月25日颁发，而制图时间却为2017年11月10日。故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依法改判。被上诉人杨发举、杨学有、杨奎、陈学品、陈进、彭德举均未作书面答辩。原审原告杨爱军、杨键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被告陈学品、陈进与被告杨发举、杨学有、杨奎共同返还6200元给二原告；2.判决被告彭德举与被告杨发举、杨学有、杨奎共同返还4800元给二原告；3.由被告杨发举、杨学有、杨奎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原告杨爱军、杨键与被告杨发举、杨学有、杨奎同属纳雍县村民。2017年至2018年期间，被告杨发举将其认为其有使用权的草坡地部分转让给被告陈学品、陈进及被告彭德举家作为墓地埋坟，分别得款6200元和4800元。原告杨爱军、杨键二兄弟知道后认为被告杨发举处分的土地属于其父亲杨吉安持有的《林山草坡使用证》范围内的草坡地，被告杨发举等人的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因此引发纠纷，诉至本院。庭审中，二原告提交了户名为杨吉安的《林山草坡使用证》，该证是1986年5月由纳雍县人民政府颁发给二原告父亲杨吉安，证上载明内容为：户主姓名为杨吉安，承包人口5人，位于原××××海雍村。承包荒山面积有25亩，其中林地13亩，疏林、灌木12亩。证上载明的地名为河尾巴大梁子的荒山面积为8亩。四至界限为：东抵大陆路，西抵余忠才小丫口，南抵大陆组地盘，北抵余忠才、余忠华家土地。二原告认为涉案的土地就是《林山草坡使用证》上地名为河尾巴大梁子的荒山。被告杨发举也在庭审中提交了纳雍县人民政府于2017年8月25日为其颁发的户名为杨发举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其自称涉案土地是其开荒形成的土地，自上世纪八十年代第一次分土地时当时负责分土地的原鬃岭区熊兴全区长和海雍村支部书记祝亮成就明确由其管理耕种，其耕种几年后未再耕种，成为荒坡。没有土地承包合同。自述于2017年鬃岭镇海雍村农村土地确权时，通过其自行指界给土地确权部门测量，纳雍县人民政府为其颁发了黔（2017）纳雍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73995号，代码为520525101205000285J的《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证》。其自称处分给本案被告陈学品、陈进及彭德举以及其他人的土地属于《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证》中编号为01586号地块范围，该地块面积为50.02亩，面积远比二原告持有的《林山草坡使用证》载明的8亩林地多得多，四至界限为：东边为集体、南边为杨文书、西边为杨文学、北靠集体。本院经手机扫描被告杨发举提供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二维码显示该证的信息为农村承包耕地。另查明，二原告父亲杨吉安在十五六年前先后多次将草坡地范围内部分草坡地转让给他人作墓地埋坟，被告杨发举也于近几年来先后多次将该地块内的草坡地转让给他人作墓地埋坟。一审法院为查明案件事实，于2020年5月29日对双方争议的土地进行现场勘验。通过二原告及被告杨发举、杨学有、杨奎现场指认，现场勘验发现：涉案土地位于纳雍县，属于陡坡，涉及面广，从半山腰大陆组界限延伸至坡顶，布满树木、荆棘及杂草，无耕种迹象。双方争议的草坡地不是特定的小片开荒地，而是涉及整座山的一面的林山草坡地。该土地范围内埋葬有包括被告陈学品、陈进父亲及被告彭德举母亲在内的十多所坟墓。根据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和一审法院查明认定的事实，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涉案土地使用权属是否存在争议。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原告杨爱军、杨键与被告杨发举的陈述及双方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可认定，二原告父亲杨吉安在近十五六年前及被告杨发举在近几年来分别对涉案的部分土地作过不同程度的处分，先后将河尾巴大梁子的部分草坡地送给他人作墓地埋坟使用。二原告持有户名为杨吉安的《林山草坡使用证》，其主张涉案土地在使用证范围内，二原告申请出庭的证人不但证明其父亲杨吉安在十五六年前将河尾巴大梁子的部分草坡地送给证人家某使用，也证明近年来被告杨发举将争议地块内的部分土地转让给证人家某。庭审中，被告杨发举提交了《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证》，称该证的颁发是2017年土地确权时，其指界给土地确权部门测量，涉案土地就是《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证》上编号为01586号地块范围，该地块面积为50.02亩。经审查双方所持有的证件，两个证件颁发时间虽相差31年，但均为纳雍县人民政府颁发。双方的陈述都共同指向涉案林山草坡，双方也是因各自转让部分草坡地给他人作墓地发生纠纷。故涉案土地可能存在一地二证或部分土地使用权重合的情形，在土地主管部门未撤销其中一证的前提下，两证均有效。二原告虽以返还不当得利纠纷为由起诉，但对本案的处理又必须要求涉案的土地使用权属必须清楚。因此，本案涉及的土地明显存在权属不清的争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当事人对有关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处理决定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在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解决前，任何一方不得改变土地利用现状。”的规定，本案属于土地权属争议，尚需相关的人民政府对本案所涉土地使用权予以明确，故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依法应不予受理。对已经受理的，应裁定驳回起诉。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的规定，裁定驳回原告杨爱军、杨键的起诉。原告杨爱军、杨键预交的案件受理38元予以退还。二审中，上诉人杨爱军、杨键和被上诉人杨发举、杨学有、杨奎、陈学品、陈进、彭德举均未向本院提供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和证据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案涉土地使用权属是否存在争议?经查，上诉人杨爱军、杨键之父杨吉安及被上诉人杨发举案发前分别将案涉地名为“河尾巴大梁子”中的部分草坡地卖（送）给他人作墓地使用，杨爱军、杨键提供户名为杨吉安的《林山草坡使用证》主张案涉土地在该使用证范围内，杨发举提供《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证》主张案涉土地是在2017年经其指界给土地确权部门测量后确权给其的土地。但杨爱军、杨键提供的《林山草坡使用证》的内容系手工填写，部分字迹的颜色、粗细等与其他字迹不一致，而杨发举提供的《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证》登记的四至界线不够明确具体，两证载明的地界范围可能存在重叠和交叉。综上，案涉土地使用权属存在争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当事人对有关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处理决定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在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解决前，任何一方不得改变土地利用现状。”之规定，案涉土地权属争议需由人民政府处理，故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依法应不予受理。综上，上诉人杨爱军、杨键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法应予驳回.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上诉人杨爱军、杨键预交的案件受理费76元予以退还。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李厚军审判员  张 伟审判员  王明相二〇二〇年九月七日书记员  张 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