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晋民终42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腾龙电能燃料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胡某，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1，上海建纬（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大同方圆煤化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于某，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2，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代某，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山西岚县昌恒煤焦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高某，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某。 上诉人杭州腾龙电能燃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腾龙）因与被上诉人大同方圆煤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同方圆），原审被告山西岚县昌恒煤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恒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晋11民初1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杭州腾龙电能燃料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胡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1，被上诉人大同方圆煤化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2、代某，原审被告山西岚县昌恒煤焦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杭州腾龙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8）晋11民初122号民事判决，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原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事实和理由：本案并非所谓的借款合同纠纷，客观上根本不存在借款事实，案涉所谓的借款，是因煤炭资源整合过程中所谓的评估资产派生而来，那么，所谓的这些资产的权利主体到底是谁、资产来源是否合法、案涉所谓借款是否客观公正的存在、资产额度的得出是否符合法定程序（因涉及国有资产，必须经法定程序才能确定资产额度），都直接会影响到本案的公正判决，本案归根结底是因煤炭资源整合引发的纠纷，绝不能片面的根据所谓的没有实际发生的借款来认定本案事实。本案无论从“案涉所谓的山西岚县三鑫煤矿（下称三鑫煤矿）从未合法客观存在”的角度、从“公司增加资产依法应由公司承担支付对价义务，而非由股东支付对价”的角度，还是从“被上诉人资产非经法定程序，出现虚高导致案涉所谓借款不真实，且直接导致将近两亿元的国有资产流失”的角度，均应驳回被上诉人的原审诉求。所以，在二审中依法应对案涉争议资产的合法权利主体、三鑫煤矿是否曾合法存在，案涉所谓的三鑫煤矿资产价值的确定是否合法、以及《资产组合协议》和《资产组合补充协议》是否合法有效等关键方面进行全案审查，进而审查案涉所谓借款是否真实客观存在，在合法的前提下公正审理本案。具体理由如下：一、案涉所谓的三鑫煤矿从未合法存在，大同方圆从未合法持有过三鑫煤矿，本案所谓借款赖以存在的资产实际是岚县地方国营侯家岩煤矿（下称侯家岩煤矿）的资产，所以大同方圆并非案涉资产或所谓借款的权利主体。依法应驳回大同方圆的起诉。二、案涉所谓的大同方圆的三鑫煤矿3.76亿资产（假设合法）是进入昌恒公司，成为昌恒公司的资产，并非成为腾龙公司的资产，根据《公司法》应为昌恒公司的负债，并非昌恒公司原股东的负债，同样，依法应驳回被上诉人大同方圆对上诉人腾龙公司的原审诉讼请求。很显然，案涉所谓3.76亿资产（假设合法），并非转化为上诉人等小股东的资产，而是转化为昌恒公司的资产，对昌恒公司原股东来说，只存在转让股份的事实，转出股份依法应收取股份转让款，但本案中，原股东不仅没有收取原股份转让款，反而外欠巨额债务，明显违法。根据《公司法》，大同方圆受让15％股份，应向出让股份的股东支付股转对价，而昌恒公司收购案涉所谓的3.76亿资产，应支付给资产所有人对价，该对价支付义务，依法绝对不是昌恒公司股东的义务，这是本案所谓借款不能成立的法定原因。故依法应驳回被上诉人大同方圆的原审诉讼请求。三、大同方圆与安徽省皖北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皖北煤电）恶意串通，实际上达到了由皖北煤电以明显不合理高价收购较低价值的三鑫煤矿资产（事实上非法）的效果，直接导致国有资产流失，进而导致案涉《资产组合协议》、《资产组合补充协议》属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规定的“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无效合同，同时侵害了昌恒公司三位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一）本案并非所谓的借款合同纠纷，而是在煤炭资源整合过程中因煤炭资源整合引发的纠纷，案涉《资产组合协议》、《资产组合补充协议》虽然名为“资产重组”，但其实质是皖北煤电变相用全部国有资金非经法定程序违法收购所谓大同方圆资产的过程。根据国务院国资委第12号令《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暂行办法》第6条、第8条之有关规定，国有企业收购非国有资产时应当对非国有资产进行评估，且须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核准、备案。大同方圆与皖北煤电为规避资产评估及核准备案程序，以“资产重组”为名，行“资产收购”之实，属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规定的“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形，依法应认定为无效合同。（二）《资产组合协议》第四条明确约定“煤炭资源作价应当符合山西省关于煤炭资源作价规定”，根据山西省关于煤炭资源作价规定，山西岚县三鑫煤矿资源价款应为12270.525万元，但大同方圆与作为昌恒公司大股东的皖北煤电，却恶意串通，在未依法进行评估的情况下，擅自虚高作价31496.04万元，最终由皖北煤电非经法定程序违法支付大同方圆19803.81万元，直接导致国有资产流失，损害国家利益。故本案依法应移送刑事侦查机关，追究皖北煤电和大同方圆及相关责任人的刑事责任。（三）案涉《资产组合协议》、《资产组合补充协议》既损害国家利益，亦损害了昌恒公司小股东的利益。从昌恒公司2014-2017年分红可以看出，案涉所谓《借款协议》只是为了配合皖北煤电、大同方圆两大股东虚高作价、套取国有资金所作的资金调账所需的资料而已。如果《借款协议》被认定有效，皖北煤电和大同方圆套取国有资金的非法行为将通过司法程序进行合法化。事实上，《借款协议》签订时，上诉人腾龙公司曾要求大同方圆出具三鑫煤矿资产的评估报告，一审庭审中，上诉人腾龙公司要求被上诉人大同方圆出示该评估报告，也申请一审法院调取该评估报告，至今大同方圆未提交，一审法院也未进行调取，故对未经合法程序进行评估且违背合同约定计价原则确定的资产价值，不能认定，进而所谓的案涉所谓借款，同样依法不能得到支持。四、一审法院以被上诉人提交的一份复印件，即《昌恒公司2017年第一次股东会纪要》（下称《纪要》）来认定上诉人同意履行案涉所谓的还款义务，并延续诉讼时效，明显有违客观事实。按理来说，如此重要的文件被上诉人大同方圆理应妥善保存原件，且该《纪要》与各股东及昌恒公司所持有的《昌恒公司2017年第一次股东会决议》原件高度相似，除了题目“纪要”和“决议”两字之差外，唯一区别就是《纪要》在末尾增加了第六条，即所谓上诉人同意履行案涉所谓“借款协议”的还款义务。如此蹊跷的一份文件，一审法院竟在被上诉人无法出示原件的情况下，以其复印件为依据轻率作出定案结论。更为重要的是，上诉人在一审庭审质证时，明确否认该纪要的存在，而一审判决却毫无根据地认为上诉人“参加了会议，并盖章对会议内容进行了确认”，完全背离客观事实。所以，根本不存在的这份《纪要》依法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更不能引起诉讼时效的中断。五、一审法院对案情有决定性影响的证据依法应当调取却没有调取，违反法定程序，导致实体判决不公。前述已将原三鑫煤矿3.76亿资产的虚高进行了明确说明，很显然该资产是否虚高对案涉所谓的借款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无论依据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的调证申请，还是依职权，一审法院都应依法对该关键事实进行调查，但一审法院却拒绝调查。因此，一审法院违反了法定程序，导致实体判决不公。六、一审法院无视案涉资源范围在煤炭资源整合前既存在盗采及划转范围减小的事实，并认定与本案借款协议无关联，同样属于事实认定错误。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背离客观事实，明显侵害了上诉人腾龙公司的合法权益。更为重要的是，纵容被上诉人大同方圆侵吞国有资产。恳请贵院查清全案事实，依法驳回被上诉人大同方圆的起诉，并就本案审理中发现的犯罪事实移送刑事侦查机关处理。 大同方圆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具体理由如下：一、本案系借款合同纠纷，而非“因煤矿资源整合而引发的纠纷”。《借款协议》系各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经协商一致后签订的，协议中明确约定了借贷双方名称、借款金额、借款利息、逾期还款利息、偿还方式等借款合同要素。《借款协议》虽然与《资产组合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存在关联关系，但本身系独立的合同，是大同方圆与杭州腾龙和昌恒公司之间就借款做出的约定，而《资产组合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内容约定的是昌恒公司资产合并以及各股东出资问题。两者并非同一法律关系。本案中，大同方圆系依据《借款协议》向杭州腾龙主张偿还借款本息，而并非依据《资产组合协议》主张权利，所谓三鑫煤矿合法权利主体、资产价值确定是否合法、《资产组合协议》的效力等问题，均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二、上诉人称大同方圆并非三鑫煤矿的权利主体纯属无稽之谈。各方签订了《昌恒三鑫资产组合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后，昌恒公司已合并了三鑫煤矿资产，在此后的生产经营中所开采的就是三鑫煤矿资源。杭州腾龙此前从未提出过任何异议。现在，杭州腾龙为了拼凑所谓上诉理由，提出大同方圆并非三鑫煤矿的权利主体，明显违背基本事实，纯属无稽之谈。三、《资产组合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合法有效。1．昌恒公司合并前后的资产数额均是各方经协商一致后确定的。无论是合并前昌恒公司的资产数额20927.07万元，还是三鑫煤矿并入昌恒公司时的作价37600万元，均是各方经过充分协商后最终确认的。在《资产组合协议》签订后至本案诉讼时长达七年的时间内，从来没有任何一方对于《资产组合协议》的效力提出过任何异议，昌恒公司也按照上述协议约定变更了其股东持股比例，并持续经营至今。上诉人在二审中提出《资产组合协议》及其补充协议无效是没有道理的。2．三鑫煤矿作价估值不影响《资产组合协议》的效力。上诉人称三鑫煤矿资源价款作价估值虚高，不符合山西省关于煤炭资源作价的规定。但其提供的《山西省国土资源厅关于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所涉及资源采矿权价款处置办法》并未禁止兼并重组各方通过协商方式确定折价标准。退一步讲，即使《处置办法》中对于资源资本化的折价标准作出了规定，由于该文件效力仅为地方性政府部门的规范性文件，而非法律或行政法规，不具有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性质，因此，是否违反该《处置办法》对于《资产组合协议》的有效性没有任何影响。3．昌恒公司合并后的股东分红亦可证明三鑫煤矿估值3.76亿元是完全合理的。昌恒公司合并三鑫煤矿前，其矿产资源已经开采殆尽，而三鑫煤矿当时系优质煤矿资源。《资产组合协议》签订后，昌恒公司的生产经营主要就是对新并入的三鑫煤矿资源进行开采。通过对三鑫煤矿的开采，昌恒公司获得了高额的经营收入。仅2013年至2018年5月，昌恒公司股东分红总额就有4.93亿元，其中上诉人分红1972万元，远远高于其借款金额。上述事实证明《资产组合协议》中三鑫煤矿估值3.76亿元是完全合理的，不存在任何“虚高”。4．上诉人无权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或者未经评估／作价虚高为由主张《资产组合协议》无效。《资产组合协议》的各方主体，除安徽省皖北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称“皖北煤电”）外，均为民营企业或自然人，昌恒公司资产组合时，相关资产如何作价，对民营企业或自然人仅需协商一致确认即可。因此，退一步讲，即使要对资产作价估值提出异议，也应当由作为国有企业的皖北煤电或者作为国有控股企业的昌恒公司提出，杭州腾龙无权据此主张合同无效。而事实上，昌恒公司或皖北煤电从未对上述合同效力提出过任何异议。5．上诉人主张合同无效与其持股和分红事实矛盾。上诉人一方面主张《资产组合协议》无效，但其持有的昌恒公司4％股权正是按照《资产组合协议》约定取得，并且多年来一直按照该持股比例分取股权收益，这明显与其关于合同无效的主张相互矛盾。四、本案相关事实已经过山西省高院、最高人民法院另案两审生效判决确认。各方签订《资产组合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后，由于王玉明、王秀明及杭州腾龙均无力向昌恒公司缴付资金。2012年2月1日，大同方圆同时与王玉明及天津祥和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王秀明及岚县翔河农牧有限公司、杭州腾龙签订了三份《借款协议》，除借款金额和借款人外，其余内容均相同。由于三份《借款协议》中借款人均未清偿本息，大同方圆分别提起了三个借款合同纠纷之诉，其中大同方圆与王玉明、天津祥和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经山西省高院一审、最高人民法院二审，现已审理终结。在该案中，王玉明与天津祥和源的答辩和上诉理由与本案上诉人基本相同，但该案一、二审判决均支持了大同方圆要求借款人清偿本息的诉讼请求，对于被告提出的本案案由为股东出资纠纷、《资产组合协议》及其补充协议无效、三鑫煤矿资源价款虚高、股东会纪要真实性、资源存在盗采及划转范围减少等理由均不予支持。根据同案同判的基本原则，本案中杭州腾龙的上诉请求亦不应得到支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恳请贵院查明事实，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昌恒公司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当庭发表答辩意见：昌恒公司只负责监督执行的责任，在借款协议中并没有约定昌恒公司借款人不偿还债务的时候应当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希望法庭维持一审判决。 大同方圆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杭州腾龙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12947300元及利息（自2013年2月1日起，暂计至2018年10月30日为人民币15619377.89元）以上合计人民币28566677.89元（暂计至2018年10月30日）；2.判令被告昌恒公司在被告杭州腾龙股东分红范围内对《借款协议》项下原告未获清偿债务承担赔偿责任；3.判令二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5月12日，大同方圆与皖北煤电、杭州腾龙、王玉明、王秀明五方共同签订了《昌恒三鑫资产组合协议》，约定将原告大同方圆所有的山西岚县三鑫煤矿与皖北煤电、王玉明、王秀明、杭州腾龙持股的昌恒公司进行合并，山西岚县三鑫煤矿现有煤炭资源及煤矿相关实物资产作价进入昌恒公司。2011年5月19日，上述五方签订了《昌恒三鑫资产组合补充协议》，该协议载明：合并前的昌恒公司资产总价值为209481800元。根据昌恒公司原股东的持股比例其中皖北煤电持股对应的公司资产为10044.99万元、杭州腾龙持股对应的公司资产为1046.35万元、王玉明持股对应的公司资产为5859.58万元、王秀明持股对应的公司资产为3976.14万元。原告大同方圆投入的山西岚县三鑫煤矿资产总值确定为37600万元。昌恒公司合并后的股权比例为皖北煤电持股51%、大同方圆持股15%，杭州腾龙持股4%，王玉明、王秀明两方合计持股30%。根据上述持股比例，五方股东应当对昌恒公司投资金额应为：皖北煤电29848.81万元、大同方圆8779.06万元、杭州腾龙2341.08万元、王玉明和王秀明合计17558.12万元。根据各方在公司合并前己投资金额和应投资金额计算后，皖北煤电需要向合并后的昌恒公司缴付现金19803.81万元，杭州腾龙需缴付现金1294.73万元，王玉明和王秀明合计需缴付7722.4万元，合并后的昌恒公司需向大同方圆支付资产价款28820.94万元。上述协议签订后，2012年2月1日，原告大同方圆与杭州腾龙和昌恒公司签订了《借款协议》，由大同方圆向杭州腾龙出借1294.73万元，借期自2012年2月1日始，计息自2013年2月1日至2014年3月30日。借款期间年利率16%计息（不含税），本息到期一次性偿还。推迟还款利息按同期银行利率的4倍计算。杭州腾龙以所持的昌恒公司股份全部收益做担保，收益优先偿还借款。在借款还清前，杭州腾龙的股份收益由大同方圆享有，并由昌恒公司负责监督执行。《借款协议》签订后，昌恒公司以内部调账方式，将应支付给大同方圆的溢出资产价款28820.94万元中的1294.73万元转入杭州腾龙的实收资本和资本公积金，以此方式作为大同方圆向杭州腾龙实际支付借款。2012年2月1日，杭州腾龙出具收条，确认收到大同方圆转款人民币12947300元，相关借款还款及期限参照借款协议执行。从三方签订借款协议后至原告起诉时，昌恒公司共进行了五次分红。被告杭州腾龙分红情况，2013年6月分红440万元；2014年12月分红92万元；2017年1月分红240万元；2017年8月分红400万元；2018年5月分红800万元。因《借款协议》约定还款期限到期后，杭州腾龙未依约清偿借款本息，大同方圆诉来本院。另查明，2017年1月12日，昌恒公司2017年第一次股东会纪要载明“…6.2017年1月11日上午在皖北煤电集团董事会秘书处股东各方同意下次分红时，严格履行三鑫煤矿整合时股东出资的借款三方协议（三方协议的内容是：王玉明、王秀明、胡某未出资，借大同方圆煤化有限公司的借款协议，欠款数以协议及账面结算数为准）…”。在该会议纪要上有杭州腾龙法定代表人胡某的签字和公司盖章。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2.原告请求判令被告杭州腾龙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12947300元及利息（自2013年2月1日起，暂计至2018年10月30日为人民币15619377.89元）以上合计人民币28566677.89元是否应予支持；3.被告昌恒公司是否在被告杭州腾龙股东分红范围内对《借款协议》项下大同方圆未获清偿债务承担赔偿责任。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杭州腾龙主张借款到期日为2014年3月30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民法总则施行前，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原告于2016年3月30日之前始终未提出过要求还款的请求，也就是说原告于2016年3月30日已丧失了胜诉权。即原告大同方圆在2015年2月1日之后的任何行为均不再引起诉讼时效的中断，除非二答辩人主动愿意还款。本院已查明，在昌恒公司2017年第一次股东会纪要中，各方明确同意“下次分红时，严格履行三鑫煤矿整合时股东出资的借款三方协议…”被告杭州腾龙参加了该次会议，并签字盖章对会议内容进行了确认，足以认定杭州腾龙向大同方圆作出同意履行还款义务的意思表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的规定，被告不能以诉讼时效届满为由进行抗辩。本案所涉借款协议明确载明借款期限2013年2月1日至2014年3月30日，因此本案的借款期限届满之日为2014年3月30日，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于2017年10月1日施行，本案的诉讼时效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的2年计算，即在2016年3月30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但本案中，昌恒公司2017年第一次股东会纪要有被告杭州腾龙签字盖章，该纪要明确载明“下次分红时，严格履行三鑫煤矿整合时股东出资的借款三方协议”，因此应视为杭州腾龙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虽然杭州腾龙主张真正代表股东真实意思表示的不是纪要，而是股东会表决形成的股东会决议，而该次股东会决议中并没有上述内容，但是其对2017年第一次股东会纪要签字及盖章的真实性并没有异议，虽然决议没有同意履行借款的内容，但不能否认纪要曾作出承诺履行借款协议的事实。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者自愿履行义务后，又以诉讼时效届满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被告杭州腾龙的该项抗辩理由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本案的请求权基础是大同方圆基于借款协议而形成的债权请求权，被告作为债务人也就基于该项请求进行抗辩。大同方圆提供了昌恒三鑫资产组合协议、昌恒三鑫资产组合补充协议、借款协议、借条、收条及昌恒公司内部根据协议三鑫资产入账的转账凭证等证据用于证明借款事实的发生及其主张权利的依据。被告杭州腾龙主张该笔款项并非借款，而是因大同方圆向昌恒公司的出资出现重大瑕疵而引发的股东出资纠纷，昌恒公司各股东之间，多年来已达成共识，就原告大同方圆的三鑫煤矿资源价款高估两亿的问题和调账给答辩人的所谓“借款”问题，各方均不再追究，但其并没有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案涉的借款是通过2012年12月31日的内部调账方式，将本应分配给大同方圆的部分款项转给了杭州腾龙，作为杭州腾龙的实收资本及资本公积金，杭州腾龙对此也并未提出过异议，该笔款项在昌恒公司内部调账虽然不是现金交付，但事实是被告借助该笔款项完成了在昌恒公司的出资金额，且内部调账也是一种支付方式，被告杭州腾龙未实际支付的抗辩不能对抗原被告所签借款协议和被告出具的收据。被告杭州腾龙主张各方达成共识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分红不能证明不再追究，放弃权利应当明示。被告所谓的股东出资纠纷也非本案审查范围，因此被告杭州腾龙该抗辩理由不能成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的规定，杭州腾龙应按借款协议的约定履行还本付息义务，但逾期利率按照法律规定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其次，被告杭州腾龙主张根据《山西省国土资源厅关于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所涉及资源采矿权价款处置办法》第四条第（一）项的规定，原告大同方圆的资源价款应为8180.35万元的1.5倍，即12270.525万元，而原告大同方圆的资产在整合时却被错误认定为31496．04万元，直接导致当时昌恒公司整体资产价值虚高。大同方圆整合资源价款31496.04万元是2011年5月19日五方签订的昌恒三鑫资产组合补充协议中各方签字确认的金额，在本案大同方圆起诉前各方对此并没有提出过异议，被告杭州腾龙也未在法定期限内行使撤销权，应视为其认可昌恒三鑫资产组合补充协议中大同方圆的整合资源价款，因此被告的该项抗辩理由不能成立。至于被告杭州腾龙主张资产重组后的资源被盗采及资源范围减小，与本案的借款协议无关，其抗辩理由亦不能成立。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案涉的借款协议中对于昌恒公司的责任只在第四条“所借款额，乙方以自己所持山西岚县昌恒煤焦有限公司的股份全部收益作担保，全部收益优先偿还甲方，在未还清以前，乙方的股份收益由甲方享受，并由丙方负责监督执行，其义务由乙方承担”有所体现，从该条可以看出，昌恒公司作为丙方，对该协议只负责监督执行的责任，而其还款义务仍由乙方即杭州腾龙承担，该借款协没有约定昌恒公司在借款人不偿还债务的情况下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因此大同方圆要求昌恒公司在杭州腾龙股东分红范围内对借款协议项下大同方圆未获清偿债务承担赔偿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被告杭州腾龙申请中止本案审理，因其申请理由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六条规定的诉讼中止条件，本院对被告杭州腾龙申请依法予以驳回。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杭州腾龙电能燃料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大同方圆煤化有限公司借款本金人民币12947300元；二、被告杭州腾龙电能燃料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大同方圆煤化有限公司借款利息。利息计算：以12947300元为本金，从2013年2月1日起至2014年3月31日止，以年利率16%计息；以12947300元为本金，从2014年4月1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年利率不得超过24%）计算。三、驳回原告大同方圆煤化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84633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杭州腾龙电能燃料有限公司负担。 各方当事人在本院二审期间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除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之外，另查明在本院审理的（2018）晋民初482号大同方圆与天津市祥和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王玉明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审理该案的两名法官专程去昌恒公司核实过案涉《股东会纪要》的真实性，查看了由昌恒公司保管的该纪要的原件，复制后由昌恒公司盖章确认。杭州腾龙对该纪要的真实性有异议，并称该公司有决议原件，从来没有签署过会议纪要。 本院认为，关于涉案争议的性质。本案中，杭州腾龙作为借款方与大同方圆签订了涉案2012年2月1日《借款协议》，该协议对借款金额、利息、还款担保等事项进行了约定。2012年2月1日，杭州腾龙向大同方圆出具了收条，载明“今收到大同方圆转款人民币12947300元。其相关借款还款及期限参照借款协议执行”。本案系履行上述协议过程中产生的纠纷，大同方圆也是以上述《借款协议》等来主张权利。一审法院据此认定本案应为借款合同纠纷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杭州腾龙主张本案实为股东出资纠纷，但对此并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杭州腾龙称三鑫煤矿资产评估违反涉案《组合协议》《补充协议》约定的作价标准、原则，导致作价明显不实，但其作为协议一方当事人，在明确约定了三鑫煤矿资产总值及昌恒公司应向大同方圆支付的溢价款数额的《补充协议》上进行了签字确认，在该份协议未被撤销或宣告无效的情况下，该协议对其应具有拘束力。同时，杭州腾龙上诉称涉案借款金额正是大同方圆与作为昌恒公司大股东的皖北煤电恶意串通擅自虚高作价损害国家利益和小股东的利息，但其并未对上述主张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且也未举证证明其与大同方圆之间因资产评估问题达成过免除涉案借款还款义务的协议，杭州腾龙称本案系股东出资纠纷、涉案借款并非真正借款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此外，对于《股东会纪要》，杭州腾龙虽对其真实性持有异议，但未对其印章真实性提出异议，且该纪要的真实性已为相关联案件生效判决所认可，本案应予确认。对于杭州腾龙所称一审中提出相关调查取证申请，因所申请调查事项并非认定涉案借款相关事实的关键证据，一审法院不予准许并无不当。因本案系借款合同纠纷，并非股东出资纠纷，一审法院认定杭州腾龙所称资源存在盗采及划转范围减小等事实与涉案《借款协议》不具有关联性亦无不当，杭州腾龙称一审法院作出上述认定将导致借款协议数额不实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杭州腾龙电能燃料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9483.8元，由上诉人杭州腾龙电能燃料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殷泽 审 判 员马云跃 审 判 员魏世军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一日 法官助理 李燕华 书 记 员刘宇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