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13民终300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少弘，男，1988年12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项林，河南武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勾志梅，女，1964年1月8日出生，汉族，住南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向东，河南问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少弘因与被上诉人勾志梅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2020）豫1302民初7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少弘上诉请求：1.撤销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2020）豫1302民初792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刘少弘一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勾志梅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1.勾志梅给刘富春打欠条无需列明股权的出让人、受让人、转让价款等。“证明”中分给刘富春的160万元对应的是公司的全部财产，股权转让协议中刘富春转让的股权32万元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且公司绝大部分业务、财产由勾志梅控制。公司转让谈判、定价在先，签订转让协议、进行工商登记在后符合交易习惯，勾志梅先给刘富春打欠条，再签转让协议顺理成章。2.刘富春委托勾志梅出让公司，双方系委托关系，勾志梅承认两套房产是其所有，也承认刘少弘居住北京房屋的事实，即便一般人也会得出谁是抵押人，谁是抵押权人。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法院在勾志梅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仅凭股权转让协议来否定欠条这一证据的证明力，不客观、不全面。2.勾志梅给刘富春所打欠条十分清楚，是书证，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且勾志梅认可。一审对32万元转让款也未予认定。勾志梅辩称，南阳市富瑞达汽车运输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瑞达公司）于2014年9月发生股权转让，工商登记记录证实，富瑞达公司召开了董事会，经全体股东同意，刘富春以32万元价款转让其64%的股份给鲍新军，而勾志梅和王文珍各自以9万元转让给宋祖乐。2014年9月18日，王文珍、宋祖乐和勾志梅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富瑞达公司的股权各自以原注册资金金额转让给宋祖乐，然后刘富春与鲍新军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富瑞达公司的64%的股权以人民币32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了鲍新军，并办理工商登记。刘富春并没有委托勾志梅对他的股权进行转让，刘少弘也没有证据证实勾志梅占有了刘富春的股权转让款，刘少弘以委托合同纠纷要求勾志梅支付股权转让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刘少弘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勾志梅向刘少弘清偿拖欠的公司转让款160万元；2.依法判令勾志梅自起诉之日支付160万欠款的利息，利息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利率计算至清偿之日止；3.本案的诉讼费由勾志梅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少弘系刘富春儿子，杨云杰系刘富春母亲。2019年8月4日，刘少弘父亲刘富春病故。后杨云杰出具放弃继承声明，主要载明：“我叫杨云杰，刘富春是我儿子，勾志梅欠他公司股份转让款壹佰陆拾万元整，我自愿放弃继承，并将继承份额转让给我孙子刘少弘,声明人：杨云杰,见证人：刘富寅刘富忠刘娟”。富瑞达公司工商登记情况显示：2008年3月10日至2014年9月18日期间，该公司的股东为：刘少弘父亲刘富春以出资资金32万元，占公司股份64％，勾志梅以出资资金9万元，占公司股份18％，案外人王文珍以出资资金9万元，占公司股份18％。富瑞达公司工商登记情况记载：2014年9月18日，该前述三位股东形成股东会决议，确认了刘富春、勾志梅以及王文珍三人股权一并分别转让的事实，其所附的相应股权转让协议显示：刘富春以32万元价格，将其所持该公司的64％股份转让给鲍新军，勾志梅以9万元价格，将其所持该公司的18％股份转让给宋祖乐，王文珍以9万元价格，将其所持该公司的18％股份转让给宋祖乐，该协议的相关转让、受让双方均在协议上签名确认。一审法院认为，勾志梅否认刘少弘主张的其父亲刘富春生前曾委托勾志梅代卖其投资于富瑞达公司的相应股权，刘少弘未提交能够证明该委托关系存在的相关证据，故一审法院对其委托法律关系主张不予确认。勾志梅主张的刘少弘父亲生前将其股份转让给案外人鲍新军的事实，刘少弘虽对股东会决议和转让协议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但并未出示足以反驳的相关证据，故一审法院采信勾志梅的该部分主张。就勾志梅签名确认的“证明”，刘少弘主张既然勾志梅在刘少弘父亲生前已做出了应支付给其父160万元款项的意思表示，至今，勾志梅未向其父支付，当然应向法定继承人的刘少弘承担支付义务，一审法院就此认为，民事法律关系中的当事人，在其交易过程中所产生的应受法律保护的交易行为及其后果，其义务人当然应依该法律关系中的约定而承担相应义务，而刘少弘所出示的该“证明”，并未列明股权的出让人、受让人、转让价款等基本情况，无法证明引起勾志梅向刘少弘父亲做出向其支付该160万元意思表示所依据的基础民事交易行为真实发生。同时，该“证明”上显示的“勾志梅分给刘富春壹佰陆拾万元”、“现刘富春以北京一套房及南阳一套房做抵押”与“如果刘富春不要现金，两套房仍让其使用”存在前后矛盾，导致抵押人与抵押权人身份并不明确，故对刘少弘主张的勾志梅以房产担保相关债权的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至于勾志梅因何原因向刘富春出具本案的“证明”，及“证明”上的160万元产生的事实依据争议，因刘少弘未向一审法院出示充分证据予以证实，故一审法院对此均不予确认。综上，刘少弘主张以勾志梅向其父出具的“证明”中所列明的勾志梅的意思表示行为，并以委托法律关系，请求由勾志梅向其支付相应款项，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至于该“证明”是否涉及其他因素，能否形成其他债权债务关系，也因刘少弘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确认。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刘少弘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600元（已按减半收取），由刘少弘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刘少弘提交以下证据：第一组，1.南阳市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证明一份；2.富瑞达公司挂靠车辆多项查询表18页、车辆营运状态说明；3.调查李涛、张峰笔录及两人身份证复印件。证明：1.刘富春与鲍新军，勾志梅、王文珍与宋祖乐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以原有的注册资本50万元把富瑞达公司转让不具有真实性；2.勾志梅分给刘富春的160万元是富瑞达公司车辆等转让的价款，与股权转让协议没有关联性；3.以原有的注册资本50万元把富瑞达公司转让的目的是逃避缴纳个人所得税。50万元转让公司与公司财产不具对价性，股权转让协议没有证据资格，不能否定160万元欠款事实。第二组：调查程文玉笔录一份。证明：1.富瑞达公司经营期间，刘富春与勾志梅系同居关系，转让公司的价款大约450万元至460万元，勾志梅同意给刘富春300万元；2.刘富春回南阳追要欠款的事实，刘富春没有放弃主张权利；3.勾志梅不清偿160万元是由于其他原因，与股权转让50万元无关。第三组：1.易某身份证复印件一份；2.离婚协议见证书一份；3.微信聊天截图两份。证明：1.易某与刘少弘系母子关系，本案一审被驳回起诉后，易某积极寻找证人证据；2.勾志梅是富瑞达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富瑞达公司的收入由收费人员每天现金存入勾志梅在建设银行、农业银行等银行设立的账户内；3.刘富春在富瑞达公司每月以现金方式领取工资，收入由勾志梅控制，勾志梅分给刘富春的160万元不但包含转让车辆收入，而且是7年多利润分成，50万元的股权转让与160万元的欠条没有关联性。第四组：建设银行交易流水一份、农业银行交易流水一份，邮政储蓄银行流水一份、民生银行流水一份。证明：勾志梅是富瑞达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勾志梅分给刘富春的160万元是2007年2月至2014年9月刘富春应得的利润分配和分红，以及501辆挂靠车辆转让费分成，与形式上的50万元股权转让没有关联，股权转让协议没有证据资格。第五组：企业股权结构报告六份。证明：1.勾志梅任法定代表人或股东的5家公司，只有南阳好运来物流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好运来公司）与富瑞达公司经营业务相同或类似，其他公司与建设银行、农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民生银行的存款没有关联；2.好运来公司2011年10月营业，从农业银行交易流水可以看出，好运来公司向勾志梅尾号为9210的卡号上存款时都明确注明“好运来物流运输有限公司”，其他绝大多数存款都是富瑞达公司的挂靠车辆收入；3.勾志梅掌控富瑞达公司的全部收入，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分给刘富春的160万元是利润收入的一部分，与50万元股权转让无关。第六组：证明一份、信函一份。证明：勾志梅欠款的真实性，并以两处房产作抵押的事实，刘富春没有放弃160万元的债权。第七组：房屋租赁协议书一份。证明：2013年7月15日，刘富春退出富瑞达公司的经营，勾志梅接手，2014年9月公司转让是勾志梅与受让方的行为，转让多少车辆、每台车辆转让价款，由勾志梅主导，刘富春被动委托勾志梅转让，双方成立委托与被委托的关系。刘少弘申请证人易某出庭作证，证明：刘富春去世前便知晓案涉欠条，刘少弘在北京住的房子是勾志梅的，刘富春一直在向勾志梅索要该笔款项。与张霞聊天记录属实，勾志梅实际控制公司。勾志梅质证意见：第一组，对车辆管理所证明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能代表公司财产。关于车辆营运状态说明及李涛、张峰的笔录，李涛和张峰均不是富瑞达公司的股东、管理人员或者工作人员，对富瑞达公司的经营情况不了解，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第二组：程文玉也不是管理人员及工作人员，不知道公司的真实情况，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第三组：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未显示公司的收入以及相关的经营情况。第四组：与本案没有直接关联性，银行流水明细只能证明勾志梅卡内的资金来往情况，不能证明富瑞达公司的经营情况，并且即使有富瑞达公司的收入情况，也不能证明公司资产。勾志梅不单单是富瑞达公司的股东，账户上来往资金大、资金来往频繁实属正常，不能证明股权转让期间股权受让人鲍新军及宋祖乐向勾志梅支付大额股权转让款。第五组：勾志梅经营很多项目属实，一个公司的运营也有支出项，账面上仅显示收入，刘少弘没有证据证明公司的实际资产。第六组：真实性有异议，没有刘富春签名。第七组：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是复印件无法证实真实性。对证人易某出庭证言质证意见：与本案无关联性，本案是股权转让。本院认为，勾志梅对第一组、第三组、第四组、第五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提出异议，对该四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不能证实富瑞达公司在2014年9月转让时公司资产的具体情况；对第二组、第六组、第七组证据因勾志梅提出异议，且无其他证据相佐证，故不作为有效证据采信。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外，另查明：2014年9月4日，勾志梅给刘富春出具“证明”：因富瑞达公司的转让，勾志梅分给刘富春壹佰陆拾万元，因勾志梅目前资金困难无现金支付，现刘富春以北京一套房及南阳一套房做抵押，特此证明。如果刘富春不要现金两套房仍让其使用。特此承诺。（四季影人及侨信花园）勾志梅2014.9.4。本院认为，1.关于刘富春与勾志梅之间是否存在委托合同关系问题，刘少弘主张其父刘富春生前曾委托勾志梅代卖其投资于富瑞达公司的相应股权，但从勾志梅提交的《有限责任公司变更登记审核表》中股东及股权的变更、2014年9月18日的《股东会决议》及同日的《南阳市富瑞达汽车运输服务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中均显示有刘富春的签名，视为刘富春对该转让行为予以认可，且该转让行为完成后至刘富春去世前，刘富春并未否认该转让行为无效，也未显示刘富春委托勾志梅代卖其投资于富瑞达公司的相应股权的委托手续，刘少弘仅对刘富春在《股东会决议》及同日的《南阳市富瑞达汽车运输服务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的签名真实性存疑，但刘少弘并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该委托关系存在，故一审法院对其主张的委托法律关系不予确认并无不当。刘少弘请求确认刘富春生前曾委托勾志梅代卖其投资于富瑞达公司的相应股权的理由不能成立。2.关于“证明”中的160万是否存在问题。其一，勾志梅是不是富瑞达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问题。虽然富瑞达公司成立登记时的法定代表人为刘富春，但从刘少弘提交的勾志梅自该公司成立后的银行交易明细可以看出，主要业务款项的进出由勾志梅掌控。从公司的转让过程可以看出，若公司的财产由刘富春掌控，那么在2014年9月4日就不应当由勾志梅给刘富春出具“证明”，而应当由刘富春给勾志梅对公司财产确定分配比例。据此可以认定勾志梅是富瑞达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其二，对于富瑞达公司的股权转让系在2014年9月18日形成股东会决议，刘富春、勾志梅、王文珍分别与鲍新军、宋祖乐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但刘少弘所持有的“证明”系2014年9月4日勾志梅给刘富春出具，在此时间之前，勾志梅与刘富春对公司的转让已经过协商，在此时双方对公司的资产应当知晓或明晰。依常理推断，若此时双方对公司转让时的资产不清楚，作为实际控制人的勾志梅不可能对公司的财产进行分配并确定数额。其三，勾志梅对其出具的“证明”在一审中辩称刘富春当时对富瑞达公司股权转让的价格期望过高，自认为其持有的富瑞达公司64%的股权能以160万元的价格转让，勾志梅当时真实想法是假如刘富春的股权能转让出160万元，自然刘富春就能得到该16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为了能把公司转让出去，在刘富春的要求下勾志梅于2014年9月4日写下了该“证明”。后来在与股权受让人鲍新军、宋祖乐协商过程中，鲍新军、宋祖乐只愿以富瑞达公司实际注册资金50万元的价格收购该公司的全部股权，当时出具“证明”是一个不确定的附条件的行为。但该辩称与常理不符，印证了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刘富春并不掌控公司的财产，进而印证了勾志梅系该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地位。因该“证明”并没有注明以公司实际的转让价格作为勾志梅支付刘富春款项的前提和条件，勾志梅的辩称与其出具的“证明”内容不符。其四，勾志梅辩称公司多年经营不善一直没有营利，但其并没有提交证据证实公司转让时的资产处于亏损或未盈利状态。其五，从“证明”的内容中看，因富瑞达公司的转让，勾志梅分给刘富春160万，因勾志梅目前资金困难无现金支付，故以两套房产做抵押。该内容显然不是勾志梅辩称的打欠条是一个不确定行为和附条件的行为。虽然该“证明”中显示“现刘富春以北京一套房及南阳一套房做抵押”，但结合勾志梅出具“证明”的目的及该两套房系勾志梅所支配的实际，该两套房的抵押人身份存在前后矛盾应系书写错误，且根据刘少弘曾在北京××**段时间的实际情况，根据一般人的认知，能够区分抵押人与抵押权人。其六，该“证明”的形成时间为2014年9月4日，在2014年9月18日完成了股权转让之后，勾志梅对其出具的“证明”并没有向人民法院行使撤销权。综上所述，应当认定勾志梅出具的“证明”中的160万是存在的，而并非仅是一个不确定的附条件的行为。3.刘少弘主张权利是否有法律依据，是否应得到160万元。2014年9月4日勾志梅给刘富春出具“证明”后，刘富春已经合法拥有该160万元债权，但勾志梅并未将该款支付给刘富春。2019年8月4日刘富春病故，刘富春母亲杨云杰自愿放弃继承，并将继承份额转让给其孙子刘少弘，刘少弘作为刘富春的法定继承人，向勾志梅主张权利具有法律依据。因该160万元系在富瑞达公司转让之前勾志梅与刘富春之间约定的公司财产分配处置，该协议并不违反法律规定，系当事人之间就公司财产分配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均应如约履行。在刘富春病故，其他权利人放弃继承的情况下，作为法定继承人的刘少弘应当拥有该“证明”中约定的160万元。因刘少弘在一审中主张利息，故利息自起诉之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利率计算至清偿之日止。综上所述，刘少弘的部分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五条、第七十六条、第八十四条、第八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2020）豫1302民初792号民事判决；二、勾志梅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刘少弘160万元，利息自起诉之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利率计算至清偿之日止;三、驳回刘少弘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96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9200元，共计28800元，由刘少弘负担5000元，勾志梅负担238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锡敏审判员  王 生审判员  李君彦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一日法官助理曾双书记员何靖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