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2民终852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史松良，男，1972年5月5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光明，山东新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史孟林，男，1946年3月21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光明，山东新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红先，女，1956年7月31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市**。 上诉人史松良、史孟林因与被上诉人李红先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2020）鲁0203民初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史松良、史孟林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李红先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李红先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侵犯了史松良、史孟林的合法权益。1、首先协议约定了李红先的两条义务，这两条义务是史孟林支付3万元的前提条件。由于李红先在退房后，一直拖延，故意不返还史孟林相关证照，故史孟林有权停止履行自己的义务。其次，魏毓玲涉案饭店的相关证照和剩余发票一直在李红先手里，该材料属于魏毓玲所有，即使涉案饭店已经注销，但是该材料魏毓玲有义务交还发证机关。2、史松良只是委托史孟林通知李红先房子不租了，并没有委托史孟林与李红先签订退房协议书，更没有与李红先协商过协议条款。李红先也认可协议内容是她口述，史孟林执笔书写，故不构成对史松良的表见代理。如果李红先认为是表见代理，应该向史松良本人主张款项，而不会向史孟林追讨并要求其出具承诺书。史孟林也明确陈述该协议是史松良不知情的情况下签订的，因此一审法院判决史松良支付该协议书约定的3万元款项是错误的。3、一审法院判决史孟林连带返还李红先3万元款项没有法律依据。既然一审法院判决认定构成表见代理，那么史孟林就是代理人的身份，代理行为的后果就应当由被代理人承担，一审法院再判决史孟林承担连带返还责任缺乏法律依据。4、一审法院依据“承诺书”判决史孟林承担责任，缺乏法律依据。该承诺书是一种担保承诺，但是没有约定担保期限，只是说明付款条件和期限。该承诺书的形成时间是2015年3月20日，即使构成担保，至2018年李红先起诉时已超过6个月的担保期限，因此史孟林不应当承担连带付款责任。5、承诺书明确记载“今日（指2015年3月30日）魏毓玲、史孟林接到市北区法院传讯，如果与李红先无关，史孟林今日必须按协议将3万元现金支付李红先”，说明史孟林支付款项给李红先是有前提条件的，就是在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传讯的案子与李红先无关。如果有关系，就不能付款。史松良、史孟林已经在一审中提交证据，证明该案件与李红先有关，只是由于李红先躲避法院送达传票，才导致该案被法院以原告未明确应参加诉讼的被告及有效的送达地址，应当视为被告主体不明确，裁定驳回了当事人的起诉。因此，根据该承诺书载明的付款条件，史孟林付款条件尚不成就，史孟林无须支付款项给李红先。 李红先辩称，史松良、史孟林的上诉没有道理，一审判决正确，应当维持。 李红先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史松良、史孟林共同偿还欠款3万元，并支付利息3500元；2、依法判令史松良、史孟林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史松良一审辩称，其本人没有授权委托或者授意史孟林签署退房协议书，史孟林没有代理权。 史孟林一审辩称，1、李红先起诉完全错误，李红先的诉讼请求并不是本案的争议，争议是因饭店使用发票问题而产生。2、与李红先签订的退房协议没有取得史松良的授权。李红先明知但仍与我签订了合同，这不符合表见代理的条件。3、协议是在受胁迫的情形下签订的。4、双方曾到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但未达成协议。5、史孟林曾单方写了一份承诺给李红先，如果协议不能履行，史孟林承诺没有什么事情发生，该付钱付钱。6、退房协议书是附解除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李红先隐瞒了麻烦事，因此协议归于无效。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座落于青岛市市**房屋系史松良所有。2010年2月18日，史松良委托其父史孟林与李红先签订了一份房屋租赁合同，史松良将涉案房屋租赁给李红先使用，双方约定了租赁期限自2010年2月18日至2013年4月9日；租金为2010年2月18日至2011年4月9日年租金7.6万元，2011年4月10日至2013年4月9日年租金9.5万元；双方同时约定租赁期满，李红先有优先租赁权及优先购买权，但房租另行协商。合同书中还注明该房屋原由案外人郭永祥承租，因郭永祥外出无法继续经营，故与李红先达成转让协议，房东同意。上述合同约定的租赁期限届满后，李红先仍继续使用房屋并缴纳租金，但双方未续签书面合同。后因租金数额、租金缴纳期限及物业费等问题双方产生争议。2015年3月14日，史孟林与李红先签订《退房协议书》一份，该协议书记载：“甲方史松良，乙方李红先，就顺兴路76#丙户网点腾退，达成如下协议：1、乙方三日内（3月15、16、17日）将属于乙方的物品取走，并保证拆除后恢复原貌。属于甲方的留给甲方。3月18日早8点甲方验收。2、甲方免收乙方2015年1、2两个月的房租电费（2月）及经营期间所欠的24个物业费2880元，并付乙方损失的转让费30000元。3、乙方交还甲方的税务登记证、剩余发票、卫生许可证等证照书。4、报市北区法院调解办终决诉讼。落款处，甲方签名为史孟林（代表）；乙方签名为李红先；见证人为某。该协议签订后，李红先于2015年3月17日搬离涉案房屋。2015年3月20日，史孟林又向李红先出具承诺书，记载内容为：“今日魏毓玲、史孟林接到市北区法庭传讯，如果与李红先无关，史孟林今日必须按协议将三万元现金支付李红先”。 一审庭审中，一审法院询问史松良、史孟林现在涉案酒店的情况。史松良、史孟林回答：“饭店已经在2015年12月由魏毓玲办理了注销手续”。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两个：焦点1、2015年3月14日史孟林与李红先签订的《退房协议书》是否合法有效并履行。该协议是李红先与史孟林为解决双方房屋租赁纠纷而协商签订的，现史孟林未举证证明其是在受胁迫的情形下签订的，因此该协议是李红先与史孟林真实意思的表示，协议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是合法有效的。现李红先已经按协议第一条约定履行了退房义务；史孟林尚未按协议第二条约定履行给付李红先3万元转让费的义务，史孟林构成违约；而相关证照等因史松良、史孟林已确认涉案饭店已经在2015年12月由魏毓玲办理了注销手续，故协议第三条已无实际履行的意义。焦点2、2015年3月14日史孟林签署《退房协议书》之行为对史松良是否构成表见代理。我国《合同法》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就本案而言，在合同签订之初，是史松良委托史孟林与李红先签订的；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史松良本人一直未与李红先直接接触；在合同解除过程中，史松良陈述其也是委托史孟林去通知李红先这房子不租给她了；而史孟林在《退房协议书》上写明的甲方为“史松良”，史孟林作为代表在落款处签名。综合以上事实，李红先有理由相信史孟林有代理权，故该代理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是有效的，其相应的法律后果应由史松良承受。而史孟林此后又于2015年3月20日向李红先作出由其本人履行《退房协议》约定的付款义务之承诺，该承诺是其真实意思的表示，故其应对《退房协议》中约定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赔偿的责任。现李红先要求史松良、史孟林按退房协议约定支付款项及利息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利息主张低于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在合理范围内，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一审判决：一、史松良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李红先人民币30000元及利息3500元；二、史孟林对上述第一项史松良所负之债务向李红先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案件受理费638元，由史松良、史孟林负担。 二审审理期间，史松良、史孟林提交魏毓玲书面证明退房协议书、承诺书一份，证明魏毓玲知道史孟林所签订的退房协议书和承诺书中涉及到的内容，魏毓玲本人知情并同意史孟林的做法。李红先质证成，当时不管是签订合同还是其他的事情都有魏毓玲参与，魏毓玲均知情。 经审理查明，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史松良、史孟林主张支付约定的30000元转让费损失的前提为李红先归还税务登记证、税务发票等物件，但根据涉案的《退房协议书》记载的内容，并未对此作出明确约定，李红先已经完成了腾退房屋，即已经完成了《退房协议书》的主要义务，故一审支持了李红先关于支付协议约定的转让损失费的主张，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至于史松良、史孟林所主张的税务登记证、税务发票等物件系涉案饭店经营之用，该饭店已经注销，一审认为已无实际履行的意义符合常理，亦无不当。史松良、史孟林主张该物件未予返还会给其造成损失和不良影响，但并未对此提交证据加以证明，故本院对其该项主张不予采信。关于史孟林应否承担责任以及其是否构成表见代理，一审判决分析清楚正确，本院对此不再赘述。综上，史松良、史孟林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38元，由上诉人史松良、史孟林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孙 琦 审判员 谷林平 审判员 于 梦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 徐鹏 书记员祁康 书记员王晓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