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2民终998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宁波江北豪翼进出口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江**环城北路东段******。 法定代表人：郑贵法，系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建飞，浙江同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波，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青岛爱美生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正阳路**国际商务港办公839div> 法定代表人：毛春红，系该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学鹏，山东全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倩雯，山东全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宁波江北豪翼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豪翼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青岛爱美生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美生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2019）鲁0214民初45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豪翼公司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2019）鲁0214民初4549号民事判决书；二、依法重新作出判决。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货物买卖关系，原审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系货物买卖关系是错误的，涉案货物为外贸出口货物，应考虑外贸的事实情况来认定法律关系。理由如下：1、从外贸订单的取得来看，系本案被上诉人取得了外贸订单，上诉人没有取得外贸订单，所以上诉人不可能向被上诉人采购货物，双方不可能存在买卖关系。本案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和双方在庭审中的陈述已经说明了被上诉人系货物的卖方，MS是被上诉人的客户。庭审中被上诉人陈述是尹日承接了MS的订单，然后尹日把订单抄送给他们，这已经充分反映了系被上诉人承接了MS的货物订单。在双方的电子邮件往来中，被上诉人多次提到我们有MS的货物要出。2017年9月10日发的那票空运货物的空运费由MS承担也是被上诉人告诉上诉人的。因此关于讼争货物业务不是上诉人承接的，而是被上诉人承接的，被上诉人的买方是MS而不是上诉人，这已经是非常明确的。关于讼争货物采购的实质性履约事项也是被上诉人与国外MS客户直接联系的，上诉人均没有联系。被上诉人关于“这些订单我们卖给被告，再由被告卖给MS”是完全不成立的，与事实完全不符，只有上诉人接了MS的订单才有可能向被上诉人采购，现在被上诉人接了客户MS订单怎么可能由上诉人再向其采购，完全自相矛盾，完全与常理和逻辑不符。2、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未订立书面合同确定双方法律关系，因此需要根据合同的履行情况来确定法律关系。本案被上诉人出口货物为国外客户MS的定作服装，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关于讼争货物在生产前从来没有订单，在生产、加工过程中也从来没来就货物面料、款式、尺寸、规格、数量、交货期、价格、货物检验等事项的联系，这些买卖或承揽合同的实质性内容双方均没有联系。双方联系事项的实质性内容为被上诉人要出货联系上诉人订仓、报关、货代等，这是出口货物代理的实质性内容。因此从双方联系的实质性内容已经可以充分说明双方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上诉人仅是为被上诉人生产出口的货物进行了出口代理。 3、从双方的对账结算和费用承担中也充分证明了双方不是国内买卖关系。（1）双方的对账结算中，在结算中先是Ms的价格减去相关费用后确定美金单价，然后按照结算当日美金汇率结算人民币，然后再加上出口退税款项，再扣除1元的代理费，这里上诉人没有赚取货物的差价而只是收取了1元的代理费，这充分说明了上诉人仅仅是办理出口代理，否则国内贸易怎么可能按国际贸易以美金结算？怎么可能还会把出口退税的款项也结算给被上诉人？显然是被上诉人自己承接了外贸业务，而上诉人只是代办了出口。（2）2017年10月23日被上诉人员工于霞发给上诉人的货代费用对账单，对账单中明确舱单费、单证费、报关费、运抵费、加急费、港口保安费等货代费用均由被上诉人直接支付货代，货代直接开票给被上诉人，这说明是被上诉人需要出口货物，货物运输、报关本是被上诉人承担的义务，从而也说明了双方不是货物买卖关系。若是双方发生国内买卖关系怎么可能由卖方承担货代费用（包括国外货代产生的费用）呢？国内贸易卖方最多承担将货物送至指定仓库的费用，其他费用不可能由卖方来承担。4、原审以被上诉人提交的电子邮件（含附件《出货合同》、《出货开票资料》）、发票来认定双方系买卖关系是错误的。电子邮件中的《出货合同》是在出货后为了出口退税而发的，而不是货物生产之前发的，《出货合同》的货物名称、数量与已经实际出货的货物是完全不同的，且被上诉人也没有取得该份合同，因此该合同内容不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仅是为了出口退税，正常的买卖、承揽合同在货物生产之前双方肯定各有一份购货合同。增值税发票也仅仅是为了办理出口退税开具的，且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开具的发票中的货物名称、数量与被上诉人实际出货的货物均是不一致的。且在我国外贸经营的实践中，普遍存在外贸代理企业在从事代理业务中以自己的名义办理进出口手续，并通过外汇核销差价及出口退税等获取代理收益的操作方式，故在与外贸经营有关的纠纷中，仅凭增值税发票的交接并不足以证明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买卖、承揽等合同关系，被上诉人需要通过补充其他的有效证据来证明。原审仅凭被上诉人提交的电子邮件（含附件《出货合同》、《出货开票资料》）、发票来认定双方系买卖关系是完全错误的。综上所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根本不存在货物买卖关系，原审认定完全错误。 二、原审认定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履行了交付货物的义务也是完全错误的。理由如下：1、原审认定“根据原告提交的证据，可以证实双方之间的交易习惯是被告确认收货后由原告开具发票，被告收到发票后再通过银行转账汇款”，是完全错误的。本案中在讼争货物之前双方只有一次交易，所谓的交易习惯必须是多次至少是二次以上，所以原审认定双方的交易习惯完全是不成立的。原审关于“被告确认收货后由原告开具发票”更是没有任何依据，上诉人只是在出货对账后开票，原审认定为“确认收货后开具发票”，完全是偷换概念，货是直接出给MS客户，是MS直接收货，这与被上诉人接了MS客户的外贸订单相吻合，上诉人从来没有收货。被上诉人在庭审中也明确回答，没有将货物交付给上诉人的证据。2、原审以国税（1991）55号文件第一条规定出口退税应提供资料包括结汇水单，来认定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履行了交付货物的义务，完全是牛头不对马嘴，完全是错误的。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根本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原审认定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并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交付了货物是完全错误的，请求依法查明事实予以改判！ 被上诉人答辩称，一审法院综合双方证据认定双方为买卖合同法律关系而非外贸代理法律关系且上诉人已经收到货物及货款，该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维持一审判决、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 一、双方应为买卖合同关系而非外贸代理关系。 1、涉案货物订单的形成过程以及涉案货物的最终买家并不能否定双方为买卖合同关系。MS公司与尹日系常年合作关系，而尹日与上诉人公司杨波也是多年的合作伙伴。诉争货物最终买家确为MS公司，在MS公司将该订单向尹日询价后，尹日自己没有能力生产，所以将该订单转给被上诉人公司（被上诉人公司股东毛春红、于霞与尹日之前为同事关系）。之所以会有被上诉人先将诉争货物卖给上诉人、再由上诉人通过在日本的关联公司中转销售给MS公司，是因为MS公司的结算周期问题——如被上诉人直接向MS公司供货，结算周期为三个月付款，而供给上诉人的结算周期为一个月。根据上诉人在一审中所提交的电子邮件，在被上诉人所发给上诉人的对账单（见一审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四）中，均有“除去垫资费用”的记载，该与被上诉人前述的结算周期不同相吻合——正因为结算周期不同，上诉人公司在计算货款时扣除两个月的资金费用。另外，MS公司关于该订单跟进的电子邮件，均抄送给尹日及上诉人公司杨波、林雪芬，也就是上诉人公司实际也一直在参与该订单的相关事宜。因此，不能仅依据涉案货物订单的形成来认定双方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还是外贸代理关系。 2、双方之间虽无书面的买卖合同，但通过往来电子邮件所附的《产品购销合同》足以确认双方之间为买卖法律关系。被上诉人为证实双方之间为买卖关系，不但提供了上诉人通过电子邮件向被上诉人发送的《产品购销合同》、《出货开票资料》，还提供了增值税专用发票、被上诉人支付货款的网上银行电子回单等证据佐证。特别是在诉争货物由国外客户接受后双方对账过程中上诉人发给被上诉人的电子邮件中的《产品购销合同》（见被上诉人证据三），该合同明确记载双方为“供方”、“需方”，并约定了产品名称、规格、单位、数量、含税单价、交货时间的确定方式、结算方式与期限，从内容看，该合同明显属于买卖合同而非委托代理合同。同时，被上诉人开具给上诉人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明确载明“销售方”、“购买方”，这也符合买卖合同的形式要件。《产品购销合同》与增值税发票相结合，足以说明双方之间属于买卖关系而非外贸代理关系。另外，一审庭审中上诉人认可以上诉人的名义办理了出口退税（见庭审笔录第6页倒数第6行），而办理出口退税恰恰是外贸业务中，国内外贸出口商（出口企业）在购买国内生产的货物并出口后，依据所购进出口货物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所列明的进项金额办理退税。该恰恰说明了是上诉人购买被上诉人的货物后自营出口，即双方是买卖合同关系而非外贸代理关系。 3、上诉人所述的往来电子邮件中对账单所涉及的费用承担问题不能证明双方之间为外贸代理关系，该部分证据材料仅仅是关于货物出口、报关、订舱、装箱以及部分费用结算的材料，并不能直接或者间接证明双方之间为外贸代理关系；且各项费用的支付仅仅是双方定价及费用承担的约定，买卖合同也不排除由卖方承担各项费用；结算币种是美元还是人民币也仅仅是付款币种问题的约定，并不能以此认定双方法律关系。 4、按照相关规定，外贸代理必须签订书面合同，但上诉人并未提交书面的外贸代理合同，也未提交双方之间就外贸代理的相关事项进行过磋商或沟通的证据，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证明力明显优于上诉人，一审法院认定双方为买卖合同关系并无不当。原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海关总署、国家外汇管理局1998年10月6日联合发布的《规范进出口代理业务的若干规定》（该规定仍有效）第五条规定，“从事进出口代理业务，代理人必须与委托人签订书面代理合同，并由代理人根据代理合同与外商签订进出口合同。代理合同和进出口合同的条款内容，必须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即外贸进出口委托代理合同为要式合同，必须签订书面合同书，且主要条款需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规定。而从上诉人的经营范围看，上诉人的经营范围中包括货物、技术进出口代理，即上诉人对外贸代理具有相当的专业知识。因此，若双方之间确系上诉人所主张的外贸出口委托代理关系，那么，一方面，作为对进出口代理业务具有专业的上诉人，必然知悉国家对外贸代理的相关规定，其不可能不与被上诉人签订书面代理合同；另一方面，双方也不可能不就委托事务的内容、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等事项进行磋商并达成协议。而从双方举证情况看，上诉人虽以双方系外贸代理关系抗辩，却仅提供了双方之间的往来电子邮件，而该部分证据又不能证明其主张，甚至无法体现双方就外贸代理的费用分担、代理费比例、支付时间等外贸代理合同的主要内容进行过磋商。因此，从证据的证明力上看，上诉人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认定双方之间系外贸代理关系、上诉人关于双方之间为外贸代理关系的抗辩和上诉不能成立，而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明显优于上诉人，足以认定双方系买卖合同关系、诉争的货物及《产品购销合同》系上诉人作为外贸公司的自营业务，而非外贸代理业务。 二、关于上诉人是否收到货物以及国外客户货款问题。 上诉人认为，根据双方一审中提交的证据以及一审法庭调查，足以认定上诉人收到了诉争货物及国外客户支付的货款。1、上诉人在庭审中认可诉争货物以上诉人的名义办理了出口退税（见庭审笔录第6页倒数第6行），且系以上诉人名义办理出口报关，在上诉状中也认为增值税发票是为了办理出口退费而开具（见上诉状第3页中部）。上诉人认为，办理出口退税的前提是货物已经销售出去并结汇，如果诉争货物未出口至国外客户，则不可能也无法办理出口退税，由此足以认定诉争货物已经实际交付国外客户，由此也间接证明被上诉人已经将诉争货物交付上诉人（按上诉人指示直接发至上诉人的国外客户），上诉人称没有收到货物显然不符合实际情况。2、上诉人为证明双方之间就诉争货物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在一审中提交了双方关于诉争货物的往来电子邮件及附件（《出货合同2》、出货开票资料2），即一审中提交的证据三、四，该电子邮件系上诉人处工作人员2017年10月17日对上诉人处工作人员2017年9月27日所发给上诉人的关于2017年9月份3票业务对账单的回复（上诉人在一审中也提交了被上诉人在2017年9月27日所发送的该邮件作为证据，即上诉人一审证据四）。综合双方往来邮件的内容可知，在2017年9月份三票业务出口后，被上诉人于2017年9月27日通过电子邮件与上诉人对账并将对账单发给上诉人，后上诉人于2017年10月17日通过电子邮件回复被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开具金额为314526.18元的发票并在附件《产品销售合同》上盖章连同发票一并寄回。该足以说明上诉人已经收到了诉争货物——如上诉人未收到诉争货物，其不可能核对被上诉人所提供的对账单，更无必要要求被上诉人开具发票。由此也足以说明上诉人已经收到了诉争货物，且诉争货物也已由国外客户接收。3、国家税务总局国税﹝1991﹞55号《关于出口企业申请出口产品退税提供结汇水单和出口收汇已核销证明等若干问题的通知》第一条明确规定，“除易货贸易、补偿贸易等出口不结汇的产品外，出口企业在申请退税时，应提供银行出具的结汇水单，并在结汇水单上注明核销单编号，税务机关查验后将其退给出口企业”。根据该规定可知，办理出口退税时要求结汇水单，即必须已经收到了国外客户支付的货款。由此也可说明上诉人其实已经收到国外客户支付的货款，现上诉人以未收到国外客户货款为由拒不支付被上诉人货款，不仅没有法律依据，也违背了基本事实。综上，被上诉人认为，双方应为买卖合同关系而非外贸代理关系，且上诉人已经收到了诉争货物并已由国外客户接收，上诉人应支付货款及相应利息损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和抗辩没有事实依据，应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爱美生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豪翼公司支付货款314526.18元；2、判决豪翼公司支付爱美生公司延迟付款给爱美生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以314526.18元为基数，自2017年11月1日起至豪翼公司实际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3、本案诉讼费用由豪翼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2017年期间，豪翼公司分多次向爱美生公司购买服装，双方未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爱美生公司均依约向豪翼公司支付了货物并开具了发票，但至今豪翼公司尚欠爱美生公司货款314526.18元未付，爱美生公司多次向豪翼公司主张付款，但豪翼公司一直借故推延支付。爱美生公司认为，爱美生公司、豪翼公司之间已经形成买卖合同关系，该买卖合同关系合法有效，依据相关法律规定，豪翼公司应及时支付货款，豪翼公司逾期支付的还应承担继续履行、赔偿损失等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2017年期间，豪翼公司分多次向爱美生公司购买服装，双方未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2017年9月，爱美生公司向豪翼公司开具了22张金额共计242305.52元的增值税发票，发票的购买方均为豪翼公司公司，销售方均为爱美生公司，豪翼公司于2017年10月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爱美生公司支付货款242305.52元。2017年10月，爱美生公司又向豪翼公司开具了28张金额共计314526.34元的增值税发票，发票的购买方均为豪翼公司，销售方均为爱美生公司，爱美生公司主张豪翼公司尚有货款314526.18元未付。关于爱美生公司、豪翼公司双方的交易流程，爱美生公司称，爱美生公司与豪翼公司之间的业务系通过中间人尹日介绍，尹日及豪翼公司与日本最终客户M’S公司有直接的联系，M’S公司有服装需求时，会向豪翼公司以及尹日询价，尹日便将订单发给爱美生公司，爱美生公司再卖给豪翼公司，由豪翼公司直接自营出口给M’S公司，在这个过程中，都是爱美生公司与豪翼公司工作人员林雪芬提供邮件及微信方式联系订仓装箱报关等事宜。货物最终出口到日本后，双方再核对价款及合同金额，核对无误后，再由爱美生公司开具发票并在合同上盖章，邮寄给豪翼公司，豪翼公司收到后付款。爱美生公司不与M’S公司直接发生业务，是因为M’S公司付款周期为三个月，而豪翼公司给的付款周期是一个月，故爱美生公司先卖给豪翼公司，再由豪翼公司出口,验货是由第三方检品公司进行检验后再发货。豪翼公司对爱美生公司陈述的交易流程不予认可，认为豪翼公司只是受尹日的委托代为货物出口，尹日告知豪翼公司其货物出口通过爱美生公司，豪翼公司与爱美生公司之间不存在法律关系。 2、豪翼公司在庭审过程中认可涉案货物的出口是以豪翼公司名义办理报关，出口退税也是以豪翼公司名义办理的，豪翼公司业务包括收付货款。豪翼公司庭后向一审法院回复意见称，其认可收到爱美生公司提交的证据4中的28张发票（金额314526.34元），其对于爱美生公司第一批8月26日出口货物已经收取了代理费，代理费在应转付给爱美生公司的费用中已经扣除，代理费发票还没有开具，但随时都可以开具给爱美生公司；本案诉争出口货物的代理费，在对账时计算方式已经扣除了代理费，但因我公司实际没有收到国外客户的货款，因此爱美生公司实际尚未支付豪翼公司出口代理费。 3、爱美生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批发服装及辅料等，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豪翼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自营和代理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等。 上述事实，有爱美生公司、豪翼公司提交的证据及当事人陈述及庭审笔录在卷佐证，足以认定。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爱美生公司、豪翼公司双方争议的焦点有：1，爱美生公司、豪翼公司之间是外贸代理关系还是买卖关系；2，爱美生公司是否按约履行了交货义务。关于焦点问题1，爱美生公司、豪翼公司之间是外贸代理关系还是买卖关系。一审法院认定双方系买卖关系而不是外贸代理关系，理由如下：首先，虽然爱美生公司、豪翼公司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但从爱美生公司向豪翼公司开具了28张增值税发票来看，发票的购买方均为豪翼公司，销售方均为爱美生公司，发票内容符合买卖关系形式要件。其次，从双方提供的证据开看，爱美生公司为证实双方之间的买卖关系，提交了电子邮件（含附件《出货合同》、《出货开票资料》）、中国工商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以及爱美生公司开具给豪翼公司的发票，上述证据能够形成证据链，可以证实在本案爱美生公司、豪翼公司诉争货物之前双方就发生过买卖关系，且交易流程是双方先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确定买卖合同内容，交付货物后开具发票，豪翼公司收到发票再行付款。而豪翼公司虽以双方系外贸代理关系抗辩，但其仅提供了双方沟通的电子邮件，未能提供外贸代理合同及代理费发票等关键证据。在证据的证明力上，爱美生公司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明显优于豪翼公司。关于焦点问题2，爱美生公司是否按约履行了交货义务。根据爱美生公司提交的证据，可以证实双方之间的交易习惯是豪翼公司确认收货后由爱美生公司开具发票，豪翼公司收到发票后再通过银行转账付款。豪翼公司认可其已收到涉案货物的全部发票，认可涉案货物的出口是以豪翼公司的名义办理了报关及出口退税；并述称因豪翼公司实际没有收到国外客户的货款，因此爱美生公司实际尚未支付豪翼公司出口代理费。而根据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国税（1991）55号《关于出口企业申请出口产品退税提供结汇水单和出口收入已核销等若干问题的通知》第一条“除易货贸易、补偿贸易等出口不结汇的产品外，出口企业在申请退税时，应提供银行出具的结汇水单，并在结汇水单上注明核销单编号，税务机关查验后将其退给出口企业”的规定可知，办理出口退税时要求提供结汇水单，即已经收到了国外客户的支付的货款。因此，可以认定爱美生公司已经向豪翼公司履行了交付货物的义务；豪翼公司的抗辩意见理由不当，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关于爱美生公司主张的利息损失，因爱美生公司、豪翼公司双方未明确约定付款期限，根据我国法律规定，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一审法院认为，爱美生公司就涉案货物已于2017年10月开具发票，豪翼公司也已确认收到。故爱美生公司以314526.18元为基数，主张自2017年11月1日起至豪翼公司实际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利息损失，理由正当，证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宁波江北豪翼进出口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向青岛爱美生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支付货款314526.18元；并承担以314526.18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爱美生公司起诉之日2017年11月1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的利息和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算至上述款项付清之日止的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018元，由宁波江北豪翼进出口有限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相关证据。本院依法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在二审中提交证据如下：证据一、2017年9月14日4的电子邮件1份，内容是爱美生公司的定单是从尹日那取得的，我们公司会联系航班、出货内容什么的。拟证明涉案订单是尹日跟国外的客户联系，也是尹日跟日本客户小田联系。上诉人跟MS公司之间没有货物买卖关系。证据二、2017年9月14日电子邮件，豪翼公司职工于霞跟MS客户谈销售体积等事宜，也证明涉案货物关于买卖承揽的实质性联络都是被告与MS公司联系，也说明货物买卖关系是跟MS公司发生，上诉人跟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货物买卖关系，也不存在围绕货物买卖实质性内容发生的实质联络。被上诉人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有异议，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据一是其他人的邮箱，我方不清楚。该证据大部分为外文，未进行翻译，不符合证据的形式，且不能证明上诉人的主张，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一中的有上诉人的工作人员杨波等人的邮件。本院认定，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能证实其主张。 其他事实与原审一致。 本院认为，2017年期间，上诉人分多次向被上诉人购买服装，双方未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2017年9月，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开具了22张金额共计242305.52元的增值税发票，发票的购买方均为上诉人公司，销售方均为被上诉人公司，上诉人于2017年10月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被上诉人支付货款242305.52元。2017年10月，被上诉人又向上诉人开具了28张金额共计314526.34元的增值税发票，发票的购买方均为上诉人公司，销售方均为被上诉人公司，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尚有货款314526.18元未付。关于当事人双方的交易流程，被上诉人主张，双方系买卖合同关系，上诉人对被上诉人陈述的交易流程不予认可，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是代理出口关系而非买卖合同关系。 本案争议涉及的货物的出口是以上诉人名义办理报关，出口退税也是以上诉人名义办理的，上诉人业务包括收付货款。 原审法院认定当事人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从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开具了28张增值税发票来看，发票的购买方均为上诉人公司，销售方均为被上诉人公司，发票内容符合买卖关系形式要件。从双方提供的证据开看，被上诉人为证实双方之间的买卖关系。被上诉人就涉案货物已于2017年10月开具发票，上诉人也已确认收到。被上诉人以314526.18元为基数，主张自2017年11月1日起至上诉人实际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利息损失，予以支持。原审裁判于法有据。 综上所述，上诉人宁波江北豪翼进出口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018元，由上诉人宁波江北豪翼进出口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唐明光 审判员  安太欣 审判员  卞冬冬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 赵洪发 书记员  姚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