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2020）豫行赔终495号上诉人（一审原告）：郑州先行种子有限公司。住所地郑州市上街区峡窝镇上街村**。法定代表人：马治国，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刘鹏飞、苗薇薇，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郑州市上街区人民政府。住所地河南省郑州市上街区中心路**。法定代表人：耿勇军，该区政府区长。委托代理人：马姗姗，该区政府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马国杰，河南千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郑州市上街区峡窝镇人民政府。住。住所地河南省郑州市上街区金屏路与漓江路交叉口向东100米路南/div>法定代表人：陈勇，该镇政府镇长。委托代理人：马涛，该镇政府法制办主任。委托代理人：雷世科，河南聚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郑州先行种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先行种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郑州市上街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上街区政府）、郑州市上街区峡窝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峡窝镇政府）行政赔偿一案，不服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2019）豫01行赔初121号行政赔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先行种子公司法定代表人马治国、委托代理人刘鹏飞、苗薇薇，被上诉人上街区政府委托代理人马姗姗、马国杰，峡窝镇政府委托代理人马涛、雷世科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郑州先行种子有限公司成立于1998年8月12日，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法定代表人为马治国，登记住所位于郑州市上街区峡窝镇上街村**。2008年1月1日，原告作为乙方与甲方上街村第三村民组签订《土地租赁合同》，约定：甲方属上街村委会第三组，村民住宅区有一段“废水坑地”4.536亩，拥有土地所有权，地，地块名称“村民排水坑”北长63米，宽48米，现出租给乙方使用；乙方自愿从甲方承租上述土地使用权，上述土地使用的范围是种子仓库、检验室、办公室、营业门市部、晒场、居住室、栽植树木等构筑物、建筑物，无任何化学污染；土地租赁期限为叁拾年，自2008年1月1日起至2037年12月31日止；由于不可抗力（政府占用）造成土地占用，土地赔偿金全归甲方所有；由于不可抗力（政府占用）造成租赁土地不能继续租赁，乙方在租赁土地上的一切建筑物、构筑物、附着物和拆迁费、搬迁费、安置费等补偿费一律归乙方所有；租地使用手续由乙方办理，费用由乙方承担，等等。2008年1月18日被告上街区政府签章为土地使用权人“上街区峡窝镇上街村村民委员会”、土地所有权人“上街区峡窝镇上街村及各村民组农民集体”颁发“上集用（2008）第10号”集体土地使用权证，地，地类途）为商业用地，使用权面积3023.81平方米。该证“记事”栏中载明“本宗地为郑州市上街区峡窝镇上街村村办企业郑州先行种子有限公司使用”。2019年12月18日郑州市上街区峡窝镇上街村村民委员会签章出具情况说明，称原告系独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并非上街村的村办企业。“上集用（2008）第10号”集体土地使用证附页《记事》一栏注明“本宗地为郑州市上街区峡窝镇上街村村办企业郑州先行种子有限公司使用”是为该公司争取优惠政策。原告提交了其2008年1月3日缴纳土地管理费4536元的票据一张和2018年1月15日缴纳4536.03元的税收缴款书（税务收现专用）一张。根据被告提交的三张原告法定代表人马治国签名捺印确认的先行种子公司附属物调查表及平面图，2013年10月2日附属物调查表上载明：围墙10.3×2.8，高2.8米；围墙3.9×2.8，高2.8米；围墙7.3×3，高3米，备注房屋南山墙、无顶；围墙17.5×4.2，高4.2米，备注房屋东山墙、无顶；水泥地埋管28米，直径0.7米。被告称制作于2018年强拆前的附属物调查表及平面图载明：砖混40×12.4、砖混13×6、砖混42.5×7.7、简房10.5×4、厂房18×7、地、地坪31×42.5混4×1.7×3÷2、道路10×12、围墙（12.4+2+6+14+24+42.5+4+8）×2.5、乔木25-30厘米8棵、杏树5年7棵、核桃树5年30棵。原告对被告进行过土地房屋和附属物调查没有异议，但是有两个异议，一是将东厂房当做围墙予以认定，原告不予认可；二是丈量调查存在缺项、漏项问题，厂房、办公室、厨房的门窗、厂房的大门、散水坡以及生活地埋管均不在调查之列，并且水泥地坪只包含了原告晒场道路的地坪，不包括过道以及鸡舍地坪，水泥地埋管也只算了南边的，未计算西边和北边的水管。对于原告具体主张的建筑物、设施等原告提交了《总体损失明细表》。2018年4月3日夜至4月4日凌晨，原告公司的涉案房屋被强制拆除。被告拆后不久，就对现场的建筑垃圾等进行了清理，被告称涉案土地现已经被政府收储。2018年9月27日原告向郑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二被告强制拆除原告房屋的行为违法。该院2018年11月19日作出（2018）豫71行初1096号行政判决，确认二被告强制拆除原告位于郑州市上街区峡窝镇上街村三组涉案房屋的行为违法。该判决中查明，“河南省人民政府豫政土〔2011〕541号《关于郑州市上街区2010年度第一批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复》及豫政土〔2014〕820号《关于郑州市上街区2013年度第一批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复》显示，2010年以来对郑州市上街区峡窝镇上街村三组及上街村土地实施过征收，被告上街区政府虽未提交证据证实原告先行公司的房屋在其征收范围内的具体征收拆迁项目，但证人上街村第三村民组组长赵某的证言与上述批复相互印证，证明期间上街村土地被上街区政府征收的事实存在。在未达成补偿协议的情况下，2018年4月3日夜至4月4日凌晨，原告公司的涉案房屋被强制拆除。同年4月4日下午原告向郑州市公安局上街区分局峡窝镇派出所报案。……另查明，在原告的涉案房屋被拆除前，峡窝镇政府工作人员就拆迁附属物补偿及拆迁事宜与原告多次沟通，但未达成一致意见。”被告峡窝镇政府对该判决不服上诉后，本院于2019年8月22日作出（2019）豫行终351号行政判决，对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予以确认，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9年9月14日原告向二被告邮寄行政赔偿申请书，要求二被告对违法强拆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予以赔偿。被告上街区政府收到原告申请后，于2019年11月14日作出上赔决字〔2019〕2号《行政赔偿决定书》，决定支付原告被拆房屋及附属物补偿款554982.15元；驳回原告其他赔偿请求。原告于2019年11月15日签收该《行政赔偿决定书》。被告峡窝镇政府未对原告作出回复。原告不服，于2019年11月25日提起本案行政赔偿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原告请求判令二被告赔偿原告因违法强拆造成的经济损失11568592元的诉讼请求能否成立。原告提起本案行政赔偿诉讼的基础是郑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2018）豫71行初1096号行政判决及本院于2019年8月22日作出（2019）豫行终351号行政判决已经确认二被告强制拆除原告涉案房屋的行为违法，且原告对被告上街区政府作出的行政赔偿决定不服，故原告依法有权提起本案行政赔偿诉讼，对因二被告违法强制拆除行为给其造成的经济损失求偿。本案原告起诉状中提出了11568592元的求偿金额，当庭原告将2013年被告调查登记后原告同意拆除的围墙面积及求偿金额从其中删去，将其《总体损失明细表》上求偿总额调整为10754048.8元，该院予以确认。原告称2013年经原告同意后被告拆除的水泥地埋管28米、直径0.7米也不在本次赔偿中主张。关于本案赔偿标准确定的依据问题。被告虽然称2013年上街区政府拆迁工作小组已经对原告土地房屋及附属物进行了调查并有马治国签字确认，原告求偿项目均应按照郑政文〔2009〕127文件规定的标准进行计算。但是被告提交的2013年10月2日附属物调查表仅载明了四段围墙和水泥地埋管，与原告所称当时因修路仅占了其厂院的一个角相互印证。河南省人民政府豫政土〔2011〕541号《关于郑州市上街区2010年度第一批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复》及豫政土〔2014〕820号《关于郑州市上街区2013年度第一批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复》征地范围是否涵盖原告涉案土地，因被告并未提供确切的征地红线图等资料，该院不能确定；即便确实涉及原告涉案土地，在当时没有完成合法征地补偿程序，直至2018年4月被告才强制拆除原告涉案房屋，而郑政文〔2009〕127号文件已于2014年被郑政文〔2014〕142号文件即《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国家建设征收集体土地青苗费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的通知》取代的情况下，被告主张仍按照郑政文〔2009〕127文件规定的标准进行本案的赔偿有失公允。因此，对于原告求偿的项目本院认为参照适用郑政文〔2014〕142文件规定的相应项目的补偿标准为宜。原告各项求偿项目具体酌定如下：一、关于原告求偿的第一项基础类损失1860400元1．关于废水坑和排水管道的损失。原告主张的理由是原来上街村第三村民组的地为“废水坑地”，自己平整土地、埋设排水管道等有投资，本来合同约定用30年，现在未用够有损失。对此该院认为，涉案《土地租赁合同》约定使用的就是“废水坑地”，原告为了使用该土地进行平整土地、埋设排水管道等投资是必然的；且合同中已经约定了因不可抗力（政府占地）造成土地占用的各项补偿费、赔偿金如何分配问题，其中并未对原告上述投资进行约定，如果原告认为没有用够30年有损失，可以向上街村村民委员会及上街村第三村民组主张，与二被告强制拆除行为无直接的法律关系。故原告上述赔偿请求该院不予支持。2．关于门前道路和院晒场道路的损失。关于门前道路，原告主张12米×10米、底层碾压混凝土80-100mm，被告附属物调查表中也记载有道路10米×12米，故该院予以认定，参照郑政文〔2014〕142文件规定的道路（混凝土面）120元/平方米的标准予以计赔。即12米×10米×120元/平方米=14400元。关于院晒场道路，原告主张42.5米×31米，中间高四周低利用排水防潮，被告附属物调查表记载为“地坪31×42.5”，因强拆前附属物调查时被告已将该项目登记为地坪且原告法定代表人马治国也已签字确认，且从常理上讲，是用于晾晒种子的晒场，而并非原告主张的道路，因此，该院将之认定为“地坪”，参照郑政文〔2014〕142号文件规定的“地坪”（水泥、砖地坪）38元/平方米的标准来计赔。即42.5米×31米×38元/平方米=50065元。3．关于原告求偿的地坪、散水坡、生活地埋水管的损失。被告拆前所作附属物调查表中没有上述项目，但原告明确称被告该调查表的丈量调查存在缺项、漏项问题，厂房、办公室、厨房的门窗、厂房的大门、散水坡以及生活地埋管均不在调查之列，并且水泥地坪只包含了原告晒场道路的地坪，不包括过道以及鸡舍地坪，水泥地埋管也只算了南边的，未计算西边和北边的水管；且地坪、散水坡、生活地埋水管系原告生产生活经营所必须设施；被告强拆前除了该调查表，再无其他照片、视频等来固定强拆前原告涉案房屋现场客观情况，因被告强拆导致原告无法进一步举证证明其上述设施设备存在及其状况、损失，依法被告应当对此承担举证责任。故本院对于原告上述设施存在予以认可；但对于其结构、性质原告并未详细描述，故本院参照郑政文〔2014〕142号文件规定的相应标准酌情认定。其中，地，地坪中原告主张有两段混凝土路面共28平方米院参照郑政文〔2014〕142号文件规定的混凝土路面120元/平方米的标准计赔，即28平方米×120元/平方米=3360元。另东北角鸡舍、东西南北过道的地坪共54平方米，该院酌定参照郑政文〔2014〕142号文件规定的地坪38元/平方米的标准计赔，即54平方米×38元/平方米=2052元。关于原告主张的散水坡共95.6平方米，郑政文〔2014〕142号文件中并无对应的项目，该院酌定参照郑政文〔2014〕142号文件中地坪38元/平方米的标准计赔，即95.6平方米×38元/平方米=3632.8元。关于原告求偿的生活地埋水管共298米，原告均未描述其具体规格，该院酌情参照郑政文〔2014〕142号文件的四类规格PVC地埋管补偿标准的平均价即30.5元/米［计算方法：（57元/米+32元/米+21元/米+12元/米）÷4］来计赔，即298米×30.5元/米=9089元。二、关于原告求偿的第二项建筑类损失5804088元原告求偿的各建筑物损失金额均是包括土地和房屋的价值。但因涉案土地的证载使用权人和有所有权人均非原告，因此，原告无权来主张涉案土地的价值，对于原告求偿的相应建筑物占用土地的价值部分本院均不予支持。另即便2008年上街村村民委员会取得的集体建设用地证，记事中载明给原告使用涉案土地，那么原告建设相应的建筑物依法也应当办理相应的规划、建设手续，但原告并未提供相应手续。该情况该院在酌定赔偿金额时，也会考虑。1．关于北厂房的损失。原告主张北厂房40×12.4×4.2米、简易框架，其中40×12.4厂房的规格与被告附属物调查表及图所载一致。郑政文〔2014〕142号文件规定的“厂房”有砖混结构460元/平方米（净高4m、石棉瓦顶、砖墙）；砖混结构530元/平方米（净高4m、空心板顶、砖墙）。框架结构（净高6米以上）1100元/平方米。原告主张系简易框架结构，但是不符合郑政文〔2014〕142号文件规定的框架结构厂房净高6米以上的标准，故不能适用该标准。原告未描述其顶棚的性质，结合原告提交的厂房照片，该院按照砖混结构530元/平方米（净高4m、空心板顶、砖墙）的标准来认定和计赔，即40米×12.4米×530元/平方米=262880元。另原告还主张北厂房前面有高1.7米、宽4米三个厂房门出沿框架共20.4平方米，按照一半房屋面积来计算，即10.2平方米；对此，被告的附属物调查表和图中有载明，且被告也认可，故该院予以支持。即计赔10.2平方米×530元/平方米=5406元。此外，原告还单独主张北厂房的厂房门、窗户的损失赔偿，因上述设施系厂房的必备组成部分，无法与房屋本身分离，且郑政文〔2014〕142号文件规定的厂房的补偿标准中当然地涵盖其附属门窗的价值，因此，原告再单独主张门、窗的赔偿该院不予支持。2．关于办公室检验室的损失。原告主张其规格为42.5米×8米×3.4米，地，地基为钢筋混凝土框架制板顶。被告强拆前的附属调查表中登记为砖混房屋42.5×7.7，因马治国已经签字确认该规格，那么本案中原告又主张为42.5米×8米，该院不予支持，该院认定该建筑物为42.5米×7.7米，砖混结构。结合原告照片显示该建筑物为一层平房。参照适用郑政文〔2014〕142号文件规定的平房砖混结构（全砖墙、预制或混凝土板顶、单层房屋净高2.8米、铝合金门窗）620元/平方米的标准来计赔。即42.5米×7.7米×620元/平方米=202895元。另原告还单独求偿该房屋的门和窗户，因门和窗户系房屋的必备组成部分、不能独立存在，且根据郑政文〔2014〕142号文件对平房砖混结构的描述也可见其补偿标准已经包含了门窗的价值，故该请求该院不予支持。3．关于厨房的损失。原告主张为13米×6米×3.4米，与被告附属调查表中登记的砖混13米×6米一致，该院予以认可。原告描述地基为钢筋混凝土框架、预制板顶。本院参照郑政文〔2014〕142号文件规定的平房砖混结构620元/平方米标准计赔。即13米×6米×620元/平方米=48360元。原告单独求偿其门窗的损失，该院不予支持，理由同上。4．关于南厂房的损失。原告主张18米×7米厂房，在被告附属物地调查表中有载明，该院予以认可。但原告没有描述其层高。该院酌定参照郑政文〔2014〕142号文件规定的厂房砖混结构530元/平方米的标准来计赔。即18米×7米×530元/平方米=66780元。原告单独主张门窗损失，该院不予支持，理由同上。5．关于简易房的损失。原告主张简易房（包括厕所、浴室、储藏室）10.5米×4米，与被告附属物调查表上载明的简房10.5米×4米一致，该院予以认可。参照郑政文〔2014〕142号文件规定的简易房（四面墙）210元/平方米的标准计赔。即10.5米×4米×210元/平方米=8820元。6．关于东厂房的损失。原告主张东厂房42.5米×7.2米，地，地基为钢筋混凝土框架建成。因被告2018年已经对原告公司进行了附属物调查，原告法定代表人马治国也已签字确认、正在协商补偿事宜，当时并无原告所称东厂房的存在；且东厂房的建设无任何规划、建设许可手续，原告提交的“郑州市上街区人民政府行政赔偿决定书上赔决字〔2019〕2号项目遗漏清单”中也明确载明“东厂房：城管局要求停建（306m2）”，故该处未建成房屋不具有合法性，该院对原告该项赔偿请求不予支持。7．关于围墙和大门的损失。原告称其主张的围墙与被告2018年附属物调查表记载一致，被告2018年附属物调查表载明原告围墙情况为（12.4+2+6+14+24+42.5+4+8）米×2.5米=112.9米×2.5米=282.25平方米。另据原告提交的围墙照片可见，围墙为砖墙。参照郑政文〔2014〕142号文件规定的围墙（二四砖墙，墙高﹥2米）85元/平方米的标准计赔，即282.25平方米×85元/平方米=23991.25元。另需要说明的是，原告当庭在扣减2013年拆除围墙面积时出现了计算错误，将其本案主张围墙面积调整为175.96平方米，少于被告2018年附属物调查表载明的面积282.25平方米，因本院认可的赔偿金少于原告主张的35192元，故对原告此次被拆围墙面积本院据实认定。关于原告求偿大门4000元，原告描述为4米×3米、两侧砖柱铁大门，但原告并未说明其购进或更换时间，因原告建厂已久，大门又是必备设施，被告附属物调查表中虽然登记上，但是原告大门应是客观存在，故该院酌情按照六成新折旧后价值2400元计赔。三、关于原告求偿的第三项果木类损失18930元原告求偿的杏树5年7棵、核桃树5年30棵、桐树（被告附属物调查表中登记为乔木）25-30厘米8棵，与被告附属物调查表登记情况一致，该院予以认定。原告主张适用郑政文〔2014〕142号文件规定的果木补偿标准。其中，杏树5年7棵，适用郑政文〔2014〕142号文件规定的鲜果类初产期（5年﹤树龄≦5年）380元/棵的标准计赔，即7棵×380元/棵=2660元。核桃树5年30棵，适用郑政文〔2014〕142号文件规定的干果类初产期（3年﹤树龄≦6年）465元/棵的标准计赔，即30棵×465元/棵=13950元。桐树25-30厘米8棵，适用郑政文〔2014〕142号文件规定的乔木类（25公分≦胸径﹤30公分）290元/棵的标准计赔，即8棵×290元/棵=2320元。综上，原告第三项果木类损失共计18930元。四、关于原告求偿的第四项生活类损失41000元原告在《总体损失明细表》中提出了其主张的名称、类别、数量、金额，但是对于物品的具体品牌、规格、新旧程度等均未说明，鉴于原告建厂已久，其主张的低压电盘、电器设施、监控、电脑电话应该是使用已久。另上述项目虽然没有在被告附属物调查表中载明，但是确系原告生产必备设施设备，故该院认定其客观存在。故该院酌定按照六成新折旧后价值计赔，即41000元×60%=24600元。五、关于原告求偿的第七项强制拆迁被埋砸物品损失272770元（原告《总体损失明细表》中主张金额为266070元）原告提交了有限几张能够反映被砸毁电视机（从原告照片上看为小型旧款电视机）、饮水机、机器的照片，原告称是被告拆完后其在现场拍摄的，说明原告对于被砸毁物品尤其是能够从拆后建筑材料中露出来的大型机器等物品是具备拍照、录像固定条件的，但是原告并未提交相应的更多的证据；原告提交的几张照片中也能看到有些机器是在空院中放置，并非原告所称被砸毁了。且确认违法的生效判决已经认定强拆迁被告与原告多次协商补偿事宜，那么原告将大量物品存放在即将被拆除房屋内的可能性不是太大。其次，即便求偿的物品确实存在，那么原告对于其主张的物品的品名、规格、价值、新旧程度、求偿金额的依据等均未做任何说明和举证，依法也应当承担一定不利后果，且依法也不能按照原告主张的市场价或购进价给予赔偿，而只能按照拆除当时相关物品客观保存的折旧后价值给予赔偿。再次，被告强拆之前依法应当对原告机器、物品等进行清单、登记造册并经原告签字确认，或者将物品搬离房屋并移交给原告，但是被告也未做上述工作，因此，被告对原告物品损失也应当承担很大程度的举证责任。综合考虑上述因素，在原告被砸毁物品详细情况及其损失金额无法具体、准确确定的情况下，该院结合当事人的主张和在案证据，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生活常识，酌情确定原告各项被埋砸物品损失共100000元。六、关于原告求偿的第五项其他类（搬迁补偿和停产停业）损失250000元原告主张搬迁补偿（花生种、玉米种，480000斤，租库运杂及其他搬迁）100000元，但原告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产生了上述费用；另强制拆除本身也不产生搬迁补偿问题，在被告拆除前、原被告协商补偿阶段，原告自愿搬迁、租库运杂等产生的费用与被告强制拆除行为无关。关于停产停业损失，本身不属于被告强拆行为造成的直接损失，且原告也未提交证据证明被告强制拆除前原告公司一直正常经营且有盈利，也未提交营业收入账目、纳税凭证等证据来证明其拆迁前几个月平均的营业收入，原告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原告该项请求该院不予支持。七、关于原告求偿的第六项违约赔偿，包括客户违约金及经管利润损失共2101000元对于该项损失，原告仅提供了几份小麦种子预约生产合同及小麦品种生产加工合同，但原告并未提交证据印证上述合同的真实性，合同实际履行，且因被告违法强拆行为而致其履行不能，以及违约金已经实际产生。因此，对于原告主张的违约金损失，该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的合同履行后产生的利润损失，除该院上述意见外，另预期利润也不属于国家赔偿法规定的直接损失的范畴，故该院亦不予支持。八、关于原告求偿的第八项诉讼费用300000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规定“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原告求偿的诉讼费用300000元系其维权成本，并非国家赔偿法规定的因二被告强制拆除行为给其造成的直接损失，故该院不予支持。九、关于原告求偿的第九项空院落损失132893元由于涉案土地的“上集用（2008）第10号”集体建设用地使用证载明的土地使用权人为“上街区峡窝镇上街村村民委员会”、土地所有权人为“上街区峡窝镇上街村及各村民组农民集体”，均非原告；虽然该证附页《记事》一栏注明“本宗地为郑州市上街区峡窝镇上街村村办企业郑州先行种子有限公司使用”，但是原告公司的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并非上街区峡窝镇上街村的村办企业，对此各方当事人包括上街区峡窝镇上街村村民委员会均无异议；且上街区峡窝镇上街村村民委员会出具情况说明称其权证上如此记载是为了给原告公司争取优惠政策。因此，涉案土地证载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人均非是原告，原告主张空院落（即土地）的补偿或赔偿利益，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综上，该院酌定赔偿原告因二被告强拆房屋行为导致的财产损失共计847661.05元。原告其他过高的赔偿请求，缺乏事实根据或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六条、第六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四项、第三十六条第八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郑州市上街区人民政府、郑州市上街区峡窝镇人民政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六十日内赔偿原告郑州先行种子有限公司被违法强制拆除的涉案房屋以及由此造成的各项物品损失共计人民币847661.05元；被告逾期未支付的，以847661.05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息标准，支付原告逾期期间的利息；二、驳回原告郑州先行种子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先行种子公司向本院上诉称：一、一审法院认定案件事实的前提不清,证据采纳不足,事实认定有误。1、上诉人一审中求偿修建平整的废水坑和修建的排水管道未作出赔偿判决,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2、一审法院对晒场未依据事实认定,法官主张的常理认定明显不合理,认定方法和认定结果均明显错误。3、一审法院对东厂房及办公室检验室的规格认定错误,东厂房并非一审法院认定的围墙,实际上即为生产种子用的厂房。4、一审法院对上诉人主张的被埋被砸物品损失的事实认定错误的减轻了被上诉人的赔偿责任。5、关于停产停业损失,原审法院未合法采纳上诉人证据,认定的事实错误,未按照《国家赔偿法》要求判决赔偿,赔偿低于补偿未起到赔偿诉讼的惩戒作用。二、原审法院关于赔偿的价格计算方法明显错误,简单按照2014年计算土地上补偿标准,混淆和赔偿和补偿的区别,显示公平违反《国家赔偿》的赔偿要求。1、原审法院依据的补偿标准明显偏低。2、涉案土地已经划入城市规划区,根据相关拆迁规定具备市场价格评估的条件。3、赔偿标准界定的时间节点明显错误。三、审理程序明显错误,未支持上诉人的评估申请且未说明合理理由,亦未判决公平合理的赔偿价格。四、法律适用错误。综上,被上诉人强拆强推上诉人厂房的行为严重违法,被上诉人应当承担行政赔偿责任,一审法院的判决严重偏离了法院应当依法裁判、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一审判决证据采纳不清,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严重侵犯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应当法定的赔偿责任,依法支持上诉人的赔偿请求。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请求撤销河南省一审法院作出的(2019)豫01行赔初121号《行政赔偿判决书》,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上街区政府答辩称：一审期间，承办法官专门的现场进行查验，查明事实非常详细，没有异议。故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二审查明案件事实与一审查明相一致。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三条和第四条的规定，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行政职权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人身权、财产权造成损害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有取得国家赔偿之权利。本案中，被上诉人上街区政府拆除先行种子公司案涉房屋、地、地上附属物的行为已被生效的行政判决确认违法上街区政府对该行为造成上诉人的合法财产损失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关于案涉平整废水坑的损失赔偿。本案中，上诉人所称为使用案涉土地进行平整并存在投资具有合理性，但相关事实缺乏具体证据的证明，对该坑的深浅、大小、土方价格及土方量等均无法认定，故无法作出裁判，对上诉人先行种子公司要求赔偿填坑损失的要求无法支持；关于相关土地费用，上街村第三村民组系“废水坑地”的产权所有人，且租赁合同中已明确约定因不可抗力（政府占地）造成土地占用的各项补偿费、赔偿金归属土地所有人，就上述填坑费用及转化的土地费用权益，上诉人可另行向上街村村民委员会及上街村第三村民组主张，本院对此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先行种子公司所称水泥地埋管损失一审判决只计赔了南边的298米，未对西边和北边的84米水管进行赔偿问题。本案中，案涉生活地埋水管排水系先行种子公司生产生活经营所必须设施，其上诉请求赔偿该84米排水管道的损失具有其合理性，而被上诉人上街区政府除提供了强拆前案涉调查表资料外，并无其他照片、视频等证据佐证现场客观情况，应当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为依法保护上诉人的合法财产权益，上街区政府应当赔偿上诉人的该项损失2562元（84米×30.5元/米）。对上诉人先行种子公司该项赔偿过高部分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对案涉晒场的损失赔偿。基于案涉附属物调查表记载的“地坪31×42.5”面积，系经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马治国签字确认，双方并无争议，但对该晒场的赔偿标准一审判决并未考虑上诉人的生产经营性质的特殊性，仅从常理、用于晾晒种子的所需，酌定参照郑政文〔2014〕142号文件规定的“地坪”（水泥、砖地坪）38元/平方米的标准进行计赔显示公平。本院为最大限度弥补上诉人案涉晒场的实际损失，从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考虑，参照郑政文〔2014〕142号文件规定的混凝土路面120元/平方米的标准对晒场损失进行计赔更具公平合理性，即上街区政府应赔偿该晒场损失158100元（31米×42.5米×120元/平方米）。对上诉人先行种子公司该项赔偿数额过高部分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案涉围墙、办公用房、厨房、实验室、大门和果树等地上附属物，及室内物品损失的等项损失的赔偿。一审法院在现场查验的基础上，根据2013年上街区政府拆迁工作小组提供的经有上诉人法定代表人马治国签字确认的案涉土地房屋及附属物调查表，参照郑政文〔2014〕142号文件规定的补偿标准逐项予以裁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对先行种子公司上诉所称的案件事实认定、东厂房、围墙及办公室检验室的规格认定错误，被埋被砸物品损失和具体赔偿标准偏低等主张，并未提供证据支持，本院不予采信。综上，上诉人先行种子公司的部分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但部分实体处理不妥，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2019）豫01行赔初121号行政赔偿判决第二项内容；二、变更郑州市上街区人民政府、郑州市上街区峡窝镇人民政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六十日内赔偿郑州先行种子有限公司被违法强制拆除的涉案房屋以及由此造成的各项物品损失共计958258.05人民币元；上街区政府逾期未支付的，以958258.05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息标准，支付上诉人逾期期间的利息；三、驳回郑州先行种子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付景辉审判员  王文科审判员  王 刚二〇二〇年九月七日法官助理张鹏鹏书记员吴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