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2民初44594号原告：强某1，男，1953年2月10日出生，满族，退休人员，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贾建廷，北京索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冰，北京索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强某2，女，1945年8月29日出生，满族，退休干部，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强某2之夫），1946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被告：强某3，男，1949年7月28日出生，汉族，退休干部，住北京市朝阳区。被告：毕某1，男，1970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二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毕某2（强某3之外甥女、毕某1之妹），同本案被告毕某2。被告：毕某2，女，1973年5月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被告：强某4，女，1983年2月4日出生，满族，职员，住北京市东城区。原告强某1与被告强某2、强某3、毕某2、毕某1、强某4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强某1之委托诉讼代理人贾建廷，被告强某2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被告强某3、毕某1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被告毕某2、被告强某4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强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原告继承强某名下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三区XX号房屋的三分之二份额；2.本案诉讼费由原、被告共同承担。事实与理由：被继承人父亲强某与郭某为夫妻，二人育有强某5、强某2、强某3、强某1、强某6五个子女。强某于2003年11月20日死亡，郭某于2015年7月14日死亡。强某6于1996年1月因车祸死亡，强某6育有一女强某4。强某5于2013年12月死亡，强某5育有毕某1、毕某2，即本案被告毕某1、毕某2。强某与郭某留有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三区XX号房屋（以下简称“涉案房屋”），房屋所有权证：京房权证西私字第XXXX号。2003年11月20日，强某去世，其遗产为涉案房屋的1／2份额。根据继承法有关规定，强某遗产由郭某、强某5、强某2、强某3、强某1及强某4六位继承人继承，每人继承涉案房屋的1／12的份额。当时因郭某健在，未对涉案房屋进行分割，涉案房屋产权由郭某及其他继承人按份共有，郭某7／12、强某51／12、强某21／12、强某31／12、强某11／12、强某41／12。2004年6月8日，郭某在北京市第二公证处（现名更名为北京市方正公证处）订立公证遗嘱，遗嘱内容为：郭某去世后，涉案房屋中其所享有的份额全部归强某1所有。郭某所享有的涉案房屋7／12的份额，加上原告在强某死亡后所继承的份额，原告合计应继承涉案房屋的2／3份额。二位被继承人去世后，涉案房屋由毕某2实际占用。现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被告强某2辩称，认可原告所述被继承人亲属关系、死亡情况、涉案房屋坐落。原告在起诉书中所述的内容与事实不符。为了照顾被继承人晚年生活，应二老要求，强某5及毕某2在2003年以前从天津来京入住涉案房屋，她们照顾二老直至去世。期间我与丈夫李某每周必去一、二次给二位老人送去食物和药品，或者带老人去医院看病。原告十几年来居住在厦门，每年只在春节期间回家几天，没有尽到赡养父母的基本义务。其作为房产继承的最大受益者，没有尽到与其所得利益相符的责任和义务。郭某去世后的五年来，原告从未与被告有过任何联系，更谈不上提出解决方案，其没有证据证明被告存在任何过错，原告主张的遗嘱继承与被告的法定继承之间并不冲突，可以协商解决。被告认为诉讼费应由原告负担。被告强某3辩称，认可原告所述被继承人亲属关系、死亡情况、涉案房屋坐落。不同意原告全部诉讼请求。具体意见如下：1.遗嘱的真实性存疑，被告此前未见过郭某公证遗嘱，无法辨认该份遗嘱中是否为郭某本人签署。遗嘱落款日期为2004年6月8日，当时郭某已82岁高龄，且患有植物神经紊乱多年，经常认错人，情绪不稳定，精神上一时糊涂一时明白。强某去世后，郭某在受到巨大打击后，精神状态变得很差，时不时说胡话，不可能在老伴去世仅仅几个月后处理遗产办理公证。在遭受巨大打击和意识不清醒的状态下，郭某办理遗嘱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2.强某5承担了父母的主要赡养义务，原告未尽到任何赡养义务。二位老人晚年年事已高，身边没有子女照顾，原告和大家商量希望强某5搬到北京照料老人，我和原告也分别到天津劝说过强某5。最终在父母和兄弟姐们的劝说下，强某5于2000年举家搬到涉案房屋居住，照顾二位老人生活起居。经过父母及所有兄弟姐妹一致商议，同意将涉案房屋赠与给强某5，作为强某5搬到北京生活的前提。毕某2还为此辞去了天津稳定的工作。强某5无微不至的照顾父母十几年。被告对父母也尽到了赡养义务，但由于长期在国外工作，无法陪伴父母身边，被告出资购买了万寿路房屋供父母养老居住，以改善他们的居住环境。强某去世后，郭某精神状态越来越差，还经常提出无理要求，强某5日夜陪伴照顾，积劳成疾患上癌症，于2013年底去世。强某5去世后，为了更好的照顾母亲，被告回到北京，与强某2、毕某2一起承担起照顾母亲直到其去世。原告极少回京，日常及父亲患病期间都很少出现。母亲去世前住院期间，多次联系原告才出现过三天。原告未对二位被继承人尽到赡养义务。因此，被告质疑郭某遗嘱的公正性、全面性、合法性，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诉讼费由原告承担。被告毕某2、毕某1辩称，认可原告所述被继承人亲属关系、死亡情况、涉案房屋坐落。不同意原告诉讼请求。具体意见如下：1.对公证遗嘱真实性不予认可。被告此前未见过郭某公证遗嘱，无法辨认该份遗嘱中是否为郭某本人签署。遗嘱落款日期为2004年6月8日，当时郭某已82岁高龄，且患有植物神经紊乱多年，经常认错人，精神上一时明白一时糊涂。强某去世，郭某的精神状态很差，时常认错人，在此种情况下不可能去处理遗产。郭某意识不清，遗嘱内容不可能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其本人不可能去公证处公证。2.二被告母亲强某5承担了赡养老人的主要义务，原告未尽到赡养义务。因二位被继承人生前年老体弱，身边没有子女全职照顾，原告和其他兄弟姐妹商议，希望强某5搬到北京父母身边，方便照顾，原告和强某3都曾到天津劝说强某5。经两位老人和其他子女商议，一致同意将涉案房屋赠与强某5，作为强某5搬到北京的前提。后强某5于2000年到北京照料父母，为此毕某2还放弃了天津稳定的工作。期间，老人曾多次催促强某5将涉案房屋过户到自己名下，但一方面强某5照顾老人无暇顾及，另外也觉得大家一致商量好的事情不用着急，且父母都还在世，所以就一直搁置着。强某5陪伴照顾二老十几年，尽心尽力无微不至。2003年强某因糖尿病及并发症住院，强某5日夜守护在医院。原告作为儿子，父亲病重和住院期间均未出现，只出现在老人的告别仪式上。自强某去世后，郭某受到巨大打击，精神和身体状况变得更加糟糕，常年的植物神经紊乱造成精神时常不稳定，常有幻觉，并经常有非常古怪的要求，24小时不能离开人。强某5白天要买菜做饭照顾起居，晚上还要随时按照老人的要求按摩穴位，整夜无法入睡，在没有人替换的情况下，咬牙坚持。十几年期间，除了强某5，强某5的妹妹强某2也一起承担了郭某看病等事宜。但由于强某2住的距离远且身体条件不允许，只能一周去万寿路一至二次。为了尽量减轻母亲负担，毕某2、毕某1也与母亲强某5一起承担了照顾老人的责任。为照顾父母，强某5默默承受无怨无悔，终因心情不舒畅积劳成疾，患肺癌于2013年12月去世。强某5去世后，毕某2与强某2一起照顾郭某日常起居及看病等各项事宜，直到郭某去世。在郭某最后的几年里，原告也极少出现，一年中只在年三十出现一次，在老人去世前住院期间经各方努力联系下，才在医院出现了三天。综上所述，原告对父母未尽到赡养义务，不同意其继承涉案房屋的三分之二份额。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诉讼费由原告自行负担。被告强某4辩称，认可原告所述被继承人亲属关系、死亡情况、涉案房屋坐落。不同意原告诉讼请求。本案涉及的公证遗嘱是被继承人郭某在受到欺骗的情况下订立的，且该份遗嘱内容未按照继承法对缺乏劳动能力有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具体意见如下：1.我父亲强某6于1996年元月外出办事时遇车祸身亡。强家姐妹兄弟四人顾及二位被继承人的身体状况，隐瞒强某6已经离世的事实，直至二位被继承人去世。终致原告强某1诱骗郭某订立了这份有悖公允的遗嘱。郭某年事已高，无办理公证遗嘱的意识，质疑遗嘱的真实性。自此份遗嘱订立以来原告始终保密，直到2015年6月25日郭某病危时，原告才告知我这份遗嘱的存在。2.此份遗嘱未对缺乏劳动能力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强某6作为郭某的小儿子，于1996年元月去世，当时强某4年仅12岁。2004年6月8日，被继承人郭某订立公证遗嘱时，强某4仍然处于求学阶段，生活来源及学费等支出全部依靠其母亲，自己并无任何收入来源。在强家全部家庭成员中，强某4属于弱势群体，理应给予适当照顾。该份遗嘱不但没有体现出照顾，甚至还取消了按照法定继承应当享有的部分，有违《继承法》相关对弱势群体照顾的基本法律原则。3.请求法院认定北京市第二公证处2004年6月8日作出的（2004）京二证字第14406号公证书无效，涉案房屋由全体继承人按照法定程序依法继承。遗嘱的生效要件是：遗嘱人立遗嘱时神志清醒，不存在被强迫或者欺骗的情形。原告提交的遗嘱既取消了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继承人的继承权，又存在立遗嘱人被欺瞒的情况，因此不能生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被继承人强某与郭某系夫妻关系，二人婚后共育有子女五人，分别为长女强某5、次女强某2、长子强某3、次子强某1、三子强某6。强某于2003年11月20日死亡，郭某于2015年7月14日死亡，二人之父母均先于其死亡。强某6于1996年1月死亡，强某4系强某6之女。强某5于2013年12月8日死亡，毕某1、毕某2系强某5与前夫所生之子女。强某与郭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成本价购买了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三区XX号房屋，并于2001年10月9日取得房屋所有权证，房屋所有权人登记为强某。2004年6月8日，郭某在原北京市第二公证处（现更名为北京市方正公证处）办理公证遗嘱，《遗嘱》内容为：“立遗嘱人：郭某，女，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九日出生，身份证号码：×××，现住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我与丈夫强某（二00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去世）共同拥有座落在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三区XX号的房产一套（房屋所有权证编号：京房权证西私字第XXXX号）。现我年岁已高，为防止日后发生纠纷，我决定在我去世后，上述房产中属于我所有的份额，全部归我的儿子强某1个人所有，其他人无权干涉。立遗嘱人：郭某（签名）二00四年6月8日”。同日，原北京市第二公证处作出（2004）京二证字第14406号公证书。诉讼中，强某1主张依据郭某公证遗嘱内容继承涉案房屋中属于郭某所有的产权份额。强某2、强某3、毕某2、毕某1、强某4对此均不予认可，认为公证处在办理公证遗嘱业务时应进行同步录音、录像，并要求立遗嘱人提供身体及精神状况的证明文件。诉讼中，经强某4申请，本院向北京市方正公证处调取了郭某遗嘱公证卷宗档案及现场录音光盘。强某1对于公证卷宗档案真实性不持异议，认为公证程序合法，遗嘱内容有效。强某2、强某3、毕某2、毕某1、强某4述称，公证卷宗中缺少郭某身体及精神状况的证明文件，现场录音不清晰。同时，强某3、毕某2、毕某1述称，强某5自2000年起随强某、郭某共同生活，对强某、郭某履行了主要赡养义务，强某1长年在外地生活，对强某、郭某未履行赡养义务，郭某不具备将涉案房屋遗留给强某1所有的前提基础。另指出郭某在订立遗嘱时患有植物性神经紊乱，且受到他人胁迫，遗嘱内容并非郭某的真实意思表示。强某4亦主张强某、郭某生前并不知晓强某6已经死亡的事实，郭某系在受到他人欺骗的情况下订立遗嘱，且该遗嘱未给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强某4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故主张郭某公证遗嘱无效，要求依法继承涉案房屋。本院认为，我国继承法规定，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或遗赠继承办理。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子女的晚辈直系血亲代位继承。代位继承人一般只能继承他的父亲或者母亲有权继承的遗产份额。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没有表示放弃继承，并于遗产分割前死亡的，其继承遗产的权利转移给他的合法继承人。公民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并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公证遗嘱由遗嘱人经公证机关办理。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共同所有的财产，除有约定的以外，如果分割遗产，应当先将共同所有的财产的一半分出为配偶所有，其余的为被继承人的遗产。本案中，被继承人强某名下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三区XX号房屋购置于强某与郭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为二人夫妻共同财产。强某死亡后，继承开始，应首先析出涉案房屋中二分之一份额归郭某所有，其余部分为强某之遗产。因强某生前未留有遗嘱，故其在涉案房屋中所有的份额应按照法定继承处理，即由其法定继承人郭某、强某5、强某2、强某3、强某1、强某6六人共同继承，每人各占有十二分之一份额。据此，郭某共占有涉案房屋十二分之七份额。鉴于强某6先于强某死亡，故其应继承强某的产权份额由其女强某4代位继承。根据诉讼中查明的事实，郭某生前通过订立公证遗嘱的方式，将涉案房屋中属于其所有的全部份额指定由强某1一人继承。现有证据证明，该遗嘱的形成符合法定形式，遗嘱内容系郭某的真实意思表示，本院对此予以确认。现强某1依据郭某所立公证遗嘱主张继承涉案房屋中属于郭某所有的十二分之七份额以及依法继承强某所有的十二分之一份额，共计十二分之八份额，符合法律规定，本院对此予以支持。其余十二分之四份额应由强某5、强某2、强某3、强某1、强某4共同继承，其中强某5在继承开始后，遗产分割前死亡，故其继承遗产的权利转移给其法定继承人即毕某1、毕某2所有。本院经核算后，认定涉案房屋由强某1与强某2、强某3、毕某2、毕某1、强某4共同继承，其中强某1占有二十四分之十六份额，强某2、强某3、强某4各占有二十四分之二份额，毕某2、毕某1各占有二十四分之一份额。诉讼中，强某2、强某3、毕某2、毕某1、强某4虽以强某1提交的郭某公证遗嘱内容并非郭某的真实意思表示以及郭某在办理公证遗嘱时未提交证实其身体、精神状况良好证明文件，遗嘱系在受到他人欺诈、胁迫情况下订立为由否认该公证遗嘱的真实性及效力，但未向本院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院对此不予支持。关于强某3、毕某2、毕某1、强某4所述，强某1对郭某未尽到赡养义务以及强某5对郭某尽主要赡养义务一节，因本案系遗嘱继承纠纷案件，争议焦点系郭某公证遗嘱是否有效的认定问题，至于双方对被继承人履行赡养义务的情况不作为确定本案继承份额的主要考量因素，退言之，履行赡养义务并非公证遗嘱的法定生效要件，故本院对此亦不予采信。诉讼中强某4主张其在郭某订立遗嘱时尚处求学阶段，未参加工作，无收入来源，属于生活有特殊困难的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在分配遗产时，应当予以照顾，郭某在处分遗产时应为其保留必要份额，遗嘱中亦未体现照顾原则，故认为郭某遗嘱无效。对此本院认为，郭某并非其法定抚养人，没有抚养强某4的法定义务，故其以此为由主张郭某遗嘱无效，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十六条第二款、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继承人强某名下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三区XX号房屋（建筑面积：48平方米）由强某1与强某2、强某3、毕某2、毕某1、强某4共同继承，其中强某1占有二十四分之十六份额，强某2、强某3、强某4各占有二十四分之二份额，毕某2、毕某1各占有二十四分之一份额。二、驳回被告强某2、强某3、毕某2、毕某1、强某4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400元，由强某1负担10050元（已交纳13400元），由强某2、强某3、强某4各负担837.5元（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毕某2、毕某1各负担418.75元（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的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员 李源国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缪素娟书 记 员 马丽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