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2民终843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焦炳强，男，1981年9月3日出生，汉族，住平度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文江，山东元冠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焦式璋，男，1951年8月9日出生，汉族，住平度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焦丽梅，女，1976年8月27日出生，汉族，住即墨市。系焦式璋之女。 上诉人焦炳强与被上诉人焦式璋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平度市人民法院（2020）鲁0283民初12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调查，认为本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规定，决定对本案不开庭审理，并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和事实核对。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焦炳强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一、撤销(2020)鲁0283民初1256号民事判决书，改判裁定驳回焦式璋的起诉；二、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焦式璋承担。事实与理由：焦式璋与张秀蓉于1976年8月27日生育焦丽梅，焦式璋与张秀蓉离婚后，与张爱华于1979年2月登记结婚，1981年9月3日生育焦炳强，1983年7月21日焦式璋与张爱华离婚。焦炳强与焦红霞于2008年4月25日结婚，2009年4月21日该二人之子焦子阳出生。焦丽梅在拆迁前数年将户口迁出了平度市李园街道柳行头村，现户口簿登记记载的该农业家庭户人口包括：焦式璋、焦炳强、焦红霞和焦子阳，登记户主为焦式璋。1992年1月10日平度市土地管理局制发平集建(1991)字第03703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土地使用者：焦式璋，用地面积：162.60平方米，其中建筑占地：54.81平方米，宗地图加载：东西宽11.14米（11.19米），南北长14.5米（14.63米）。1990年4月20日平度市房产管理科制发平房私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所有权人：焦式璋，间数：4，建筑结构：砖木，建筑面积：54.81平方米，建成年代：1976年。2013年，平度市李园街道办事处柳行头村村民委员会（甲方）作为搬迁人与被搬迁人焦炳强（乙方）签订了安置补偿协议（协议编号：0292红柳308号），平度市李园街道办事处作为见证方加盖了公章。《安置补偿协议》第一条载明“乙方在红旗路西通片区改造项目范围内有住宅房屋壹处，宅基地使用面积386平方米，土地使用权证号墨；房屋建筑面积166.47平方米，房屋所有权证号零。”第三条房屋补偿方式“2、选择按宅基地面积补偿：乙方应安置面积为386平方米，选择125平方米户型贰套，87平方米户型壹套，零平方米户型零套。实际安置的位置、面积、户型，选房后甲乙双方另行签订确认书，确认书为本协议有效组成部分，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青衡估字(2013)第J4-1李园街道办事处柳行头村焦炳强(308号)评估表以2013年9月16日为评估基准日，载明：1号房，砖木结构，面积为166.47平方米；2号房，砖混结构，面积为37.2平方米；阁楼，砖木结构，面积为83.7平方米。以上列举的事实，皆有客观书面证据记载，各方当事人也无争议。双方争议的事实主要有两项：第一项是是否存在分家事实，焦炳强主张2013年在拆迁前分家，焦炳强分得西三间，其余两间属于焦式璋；焦式璋否认存在分家事宜。争议第二项是翻建主体和翻建时间，焦炳强主张在与焦红霞登记后结婚前，为结婚需要，由焦炳强、焦红霞夫妇出资对西三间进行了翻建，婚后又新盖了平房等其他建筑物，焦式璋主张是自己在2000年之后进行的翻建。通过上面对事实和证据的总结，暂且拋开争议事实不谈，焦炳强认为一审判决书存在程序、适用法律和事实认定等方面的错误。第一，宅基地使用权存在争议，不属于法院民事诉讼管辖范围。该案系争的三套房屋是按照宅基地面积补偿所得，焦式璋提交了面积为162.60平方米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并否认焦炳强共同享有该宅基地的用益物权。焦炳强则提交了面积为386平方米的《安置补偿协议》，主张其中的162.60平米的宅基地共有权人为焦式璋、焦炳强、焦红霞和焦子阳，剩余225.40平方米的宅基地共有权人为焦炳强、焦红霞和焦子阳，并不包括焦式璋。《土地管理法》第十四条：“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当事人对有关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处理决定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一审判决未经相关政府对宅基地使用权争议问题作出处理，径直认定所有386平方米的宅基地使用权属于焦式璋单独所有，既损害了焦炳强、焦红霞和焦子阳一家三口的民事权益，又侵犯了政府的行政权。第二，一审判决关于房屋翻建和宅基地使用面积从162.6平方米扩大到386平方米的事实认定严重违反了基本生活常识。众所周知，翻建是拆旧建新，在此过程中并不会导致宅基地使用面积扩大，系争房子在1976年时为4间，一间大约长3米(11.14/4)，后在东面加盖了一间，导致实际占有的宅基地大约增加了43.5平方米（14.5*3），而宅基地增加了225.5平方米的事实绝对不可能是焦式璋翻建房屋所致。而且，一审诉讼过程中，焦式璋自认其宅基地面积是证书上所记载162.6平方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关于自认的相关规定，自认的事实未经对方当事人的同意是无权撤回的。另外，既然各方公认房屋翻建的事实是存在的，争议的不过是谁出资、谁出力以及翻建时间问题，也就是说房产证上记载的1976年的房子早已不复存在，房产证上对所有权人的记载已经不具有证据价值，农村房屋翻建后的所有权人就不能以房产证的记载为准，而是要根据出资、出力等客观事实予以认定。各方均不能提供充分的证据时，即使不认定为焦式璋举证不能，也应推定为焦式璋、焦炳强等人共同翻建。第三，一审判决完全否认焦炳强、焦红霞和焦子阳与焦式璋共同享有宅基地使用权，严重违反了《土地管理法》等法律的明文规定，违法剥夺了上诉人一家三口的生存发展权，变相否认了焦炳强、焦红霞和焦子阳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其宅基地的面积不得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标准。人均土地少、不能保障一户拥有一处宅基地的地区，县级人民政府在充分尊重农村村民意愿的基础上，可以采取措施，按照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标准保障农村村民实现户有所居。”上诉人估计一审法官不会否认存在“一户一宅”的法律规定，之所以作出对焦炳强一家三口不利的判决，很可能一审法官认为所谓的“户”是静态的概念，即宅基地申请审批时户内的成员为准，一旦审批完成获得了宅基地，户内成员就是恒定不变的，其后户内的新成员无权共同享有宅基地使用权。这从一审判决书可以反映出一审法官对“户”的概念的理解，“该房屋于1976年建设时，家庭成员没有焦炳强，故焦炳强无平集建(1991)字第03703号土地使用权”（一审判决书第4页第2段中部）。另外，在驳回焦红霞、焦子阳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申请参加诉讼的(2020)鲁0283民初1256号民事裁定书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和裁判逻辑，“该案中，所涉房产建于1976年，而1976年两申请人并非焦式璋家庭户成员，且焦炳强及两申请人均为提交涉案房产翻建及分家的相关证据。”那么，该案的焦点问题就转化成了如何理解“一户一宅”概念，上诉人认为“户”的概念是动态的，只要子女没有分户获得新的宅基地，随着子女的出生、结婚、女儿出嫁迁户等事实都会导致宅基地使用权共同权利人的变化。首先，《土地管理法》明确规定了“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实践中“一户”以户口簿为准，焦炳强提供的户口本证明以焦式璋为户主的户口本中的家庭成员为焦式璋、焦炳强、焦红霞、焦子阳等四人，依法自然得出该四人共同享有宅基地使用权的结论。其次，《山东省农村宅基地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申请使用宅基地：（一）农村村民因结婚等原因（包括男到女家落户），原有宅基地不能解决住房确需分户的。”第十三条“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批准宅基地：（三）原有宅基地面积超过所在地标准宅基地面积0.8倍以上能够解决分户需要的。”既然山东省的行政法规规定，原有宅基地面积能够解决分户需要就不予批准新的宅基地，原有面积不能解决分户需要才能申请新的宅基地，那么，显然儿子及新迁入的儿媳是原宅基地使用权的共同权利人。否则，如果否认新婚夫妇是原宅基地共同权利人，则不管原有宅基地面积多大，都与该二人无关，那么所有的农村新婚夫妇因为分户需要都应该有权获得新的宅基地。从这个规定可以反推出，一审法官所谓“户”内成员一成不变的法律理解是错误的。最后，宅基地实行“一户一宅”和农村土地承包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在立法宗旨和法律适用上具有高度一致性，新修订的《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农户内家庭成员依法平等享有承包土地的各项权益。”通过《土地承包法》的该条规定，不管年龄大小、结婚与否，只要是农户内家庭成员即可平等享有承包土地的各项权益。土地承包与宅基地取得都是基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无偿获得，具有一定的福利性和社会保障性，作为用益物权其权利基础和成员资格权应是一致的。第四，毋庸讳言，我国长期以来在农村宅基地登记领域多以家庭户的“代表”的名义登记，户内人口增减变化是未予及时变更登记。登记是权利人享有土地权益的标志，将家庭成员全部列入权证确实更有利于保障妇女儿童的土地权益。这里的家庭成员，既包括宅基地取得时农户内的家庭成员，也包括宅基地取得后未新增宅基地情况下的嫁入妇女和新生婴儿。为避免产生争议和矛盾，《土地管理法》、《土地承包法》修订实施后，国家己明确要求各地在进行确权登记时，务必要以户为单位将包括已婚妇女在内的全部家庭成员列入登记簿和登记权证，对家庭成员的权利明确化，使法律中既见“户”又见“人”。农村宅基地登记于城市房地产登记不同，这是社会现实，也是法律承认的“另有规定的情形”。第五，该案案由确定为“所有权确认纠纷”也是值得商榷的，焦炳强作为包括焦式璋在内一家四口家庭户的代表与村集体经济组织签署了安置补偿协议，当初焦式璋并不反对焦炳强的代表资格，当然即使其反对也是家庭自治的范畴，相应获得的三套拆迁安置房产并没有办理房产证，也未到办理房产证的程序，该三套房屋在法律上、事实上都属于焦式璋、焦炳强、焦红霞、焦子阳等祖孙三代、一家四口共同共有的状态，焦式璋所住房屋的装修、物业等费用也是不分彼此地由焦炳强和焦红霞夫妇承担。作为共同共有的现实状态，有利于祖孙三代共同生产和共同生活，现在也无分户的必要，更不存在其他应予分割的重大事由，维持共有关系对焦式璋的老年生活更有保障，更有利于父慈子孝状态的持续。如果确需分割，其案由也应该是分家析产纠纷而非现在的所有权确认纠纷。综上，一审法官不理解我国二元经济的社会现实，错误解读宅基地“一户一宅”的法律规定，以城市房地产的登记生效主义生搬硬套来处理农村宅基地等农村农业问题，须知，农村宅基地和承包地从来不是登记生效主义，而是法律另有规定的情形。在宅基地使用权存在明显争议的情况下，罔顾客观事实，超越法律界限，以司法权侵犯行政权，不利于发挥政府和集体经济组织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能力。该案的错误判决结果一旦生效则实质上否认了焦炳强一家三口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剥夺了其生存居住权，可能导致无家可归或寄人篱下的不利境地，必将进一步激化父子、姐弟之间的矛盾，可能诱发焦炳强一间三口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与集体经济组织间要求新批宅基地、重新分房的矛盾。焦炳强特此提起上诉，望依法判如所请。 焦式璋答辩称：宅基地就一处，并且在我的名下。拆迁补偿费是按一户算的，对方所述不属实。 焦式璋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焦炳强将拆迁安置的3套楼房全部过户给焦式璋；2、依法判令焦炳强返还焦式璋拆迁安置补偿款217986元；3、诉讼费由焦炳强承担。案件审理过程中，经一审法院释明，焦式璋变更诉讼请求:1、位于平度市房屋拆迁后获得的利益（23-1-804、23-1-803、24-2-1704三套房子、三个储藏室）归焦式璋所有；2、焦炳强返还拆迁补偿款217986元。 一审法院查明事实：焦式璋与张秀蓉于1976年8月27日生育一女孩焦丽梅，焦式璋与张秀蓉离婚后，焦式璋与张爱华于1979年2月经人介绍登记结婚，婚后于1981年9月3日生育一男孩焦炳强，后于1983年7月21日离婚。焦炳强与焦红霞于2008年4月25日结婚，婚后于2009年4月21日生育一男孩焦子阳。 焦式璋身份证中记载的其住址为山东省平度市李园办事处柳行头村308号，有效期为2005年9月18日-长期。平房私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档案材料中记载的所有权人为焦式璋，建筑面积为54.81平方米，系于1976年新建的正房四间。土地证号为平集建（1991）字第037**，土地使用面积为162.6平方米。2013年因拆迁该房被拆除，由焦炳强与柳行头村委签订了0292红柳308号安置补偿协议，协议中载明的宅基地使用面积为386平方米，房屋建筑面积166.47平方米，安置面积为125平方米房屋贰套、87平方米房屋壹套，房屋（装修）及附属物补偿费155885元，搬迁补助费1000元、临时过渡补助费61101元，共计217986元。后焦炳强就拆迁后获得的安置房屋选择的具体户型及位置为平度中杰花园23号楼804号、23号楼803号、24号楼1704号及编号为C226、C238、C225三个储藏室，并获得差异面积找补金205213.2元、装修及附属设施补偿费155885元、毛坯房补贴17214.5元，上述费用扣除储藏室费用54407元、维修基金45790.57元，共计获得补偿款278115.13元，焦炳强还支取涉案房屋临时过度费、搬迁费、腾房奖、速迁奖共计69101元，上述共计347216.13元。另有涉案房屋的超期过渡费发放至焦炳强的银行账户。焦式璋认可焦炳强为中杰花园23号楼1单元803户装修花费84840元，但其要求焦炳强返还的补偿款仅为217986元，剩余的补偿款远超过装修费用，不应再在其主张的金额内扣除。 一审法院调取的柳行头村308号房屋评估表中记载的评估基准日为2013年9月16日。 对涉案房屋的建造过程，焦式璋、焦炳强告各执一词。庭审中，焦炳强代理人称涉案拆迁补偿协议中记载的386平方米宅基地中仅有162.6平方米与焦式璋有关，其余的面积系焦式璋、焦炳强于2013年分家后、焦炳强以其家庭户（成员有焦炳强、焦红霞、焦子阳）向村委新申请的宅基地，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庭后电话联系焦炳强，其称其与焦式璋在村里只有一处宅基地即308号，308号房屋经过多次翻建，最后一次翻建系在2008年。庭审中焦式璋称，308号房屋的宅基地使用面积之所以与土地使用证上的面积不一致，系因1998年以焦式璋女儿的名义向村委申请在焦式璋原有房屋基础上向东扩建2间，房屋建筑面积之所以与房产证上不一致除因扩建外还因其对老房进行了翻建并加盖了平房。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我国不动产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由此可见，我国不动产施行的是登记生效主义为不动产变动生效的原则，即经合法登记的不动产的权利人在法律上推定为真正的权利人，但对方有相反证据时，也可以推翻这种推定。但该案中：一、结合焦式璋、焦炳强提交的证据及庭审调查情况足以认定平集建（1991）字第03703号房产证上登记的房屋即为柳行头村308号房屋，该房屋于1976年建设时，家庭成员没有焦炳强，故焦炳强无平集建（1991）字第03703号土地使用权；二、308号房屋经过翻建后宅基地使用面积扩至386平方米、地上附属物建筑面积为166.47平方米，翻建后的房屋未办理新的权属证书，焦炳强未提交证据证明房屋由其翻建；三、焦炳强称2013年与焦式璋进行了分家，并以其家庭户名义在原焦式璋老房的四周新申请了宅基地，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综上所述，因柳行头村308号房屋的土地使用证及房产证上登记的权利人为焦式璋，虽然308号房屋经过翻建后宅基地使用面积及建筑物面积发生变化，但翻建后的房屋权属及宅基地使用权不应因翻建而改变，故平度市房屋及土地使用权拆迁后获得的补偿利益（以焦式璋请求为限：平度中杰花园23号楼804号、23号楼803号、24号楼1704号及编号为C226、C238、C225三个储藏室，拆迁补偿款217986元）归焦式璋享有，因上述补偿款被焦炳强支取，焦炳强应当返还。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平度市房屋及土地使用权拆迁后获得的补偿利益（以焦式璋请求为限：平度中杰花园23号楼804号、23号楼803号、24号楼1704号及编号为C226、C238、C225三个储藏室）归焦式璋享有;二、焦炳强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焦式璋拆迁补偿款217986元。一审案件受理费4570元，减半收取2285元，由焦炳强负担。 经审理查明，二审期间，焦炳强提交三份证据，证据一：804号房的装修合同。拟证明：804号房装修花费了143460元，这也是拆迁补助款花费的一处地方。焦式璋质证称，他花的钱我不知道。焦炳强提交证据二：物业公司出具的证明2份。拟证明：所有物业费都是由焦炳强交纳，到目前已经交了2万元左右了。焦式璋质证称，车位我也没有使用，不应该让我分摊。自从我起诉之后对方也不给我交生活费、物业费、煤气费。焦炳强提交证据三：自然资源部关于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确权登记工作问答、（2017）鲁02民终9524号裁定书、（2018）最高法刑再115号最高院裁定书，作为本案参考。焦炳强质证称，我方不认可。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焦炳强主张曾向村委申请宅基地，并在案涉宅基地上进行扩建以及分家事实，但均未能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根据案涉宅基地登记情况，该宅基地拆迁前登记在焦式璋名下，故一审判决拆迁利益应归焦式璋享有，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关于二审中焦炳强提交的案涉房屋装修合同以及物业缴费等证据，本院认为，该两份证据发生在一审之前，但焦炳强一审过程中并未提交，对该两份证据，本院二审不予处理。焦炳强可待其主张的分家、申请宅基地、扩建、装修费用、物业费用等证据收集充分后，另行主张。 综上，焦炳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570元，由上诉人焦炳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徐 明 审判员 李晓波 审判员 王昌民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 栾才玉  书记员王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