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肇庆市鼎湖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203民初894号原告:苏东南，男，1960年6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肇庆市高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梁雄坚，广东端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苏国洪，男，1952年12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肇庆市鼎湖区*******委会龙头9队7巷3号。被告:苏满成，男，1973年8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肇庆市鼎湖区********委会彭寿3队63号。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涛，广东勤思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威威，广东勤思进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肇庆市鼎湖区******龙四联队经济合作社，住所地广东省肇庆市鼎湖区********委会。诉讼代表人：李健强，该合作社副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陆国清，男，该合作社工作人员。原告苏东南与被告苏国洪、苏满成，第三人肇庆市鼎湖区******龙四联队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龙四合作社）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苏东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雄坚，被告苏国洪，被告苏满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涛、范威威，第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陆国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苏东南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被告苏国洪将从2010年4月1日开始向第三人承包的位于跃进渠则“土名”黎家庄、园脚下四口鱼塘的承包经营权(对应原告合法债权金额为345987元)无偿转让给被告苏满成的行为无效；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被告苏国洪于2008年12月3日与第三人签署《鱼塘承包合同》，约定从2010年4月1日开始承包第三人位于广利龙头村跃进渠侧的鱼塘开办“龙头鱼苗孵化场”，合同还约定如政府征用鱼塘，青苗补偿归承包方。苏国洪为扩大经营吸收案外人陈国林等人合伙投资鱼苗孵化场，2015年底当地政府为配合肇庆新区建设征收鱼塘致鱼苗孵化场结业，所涉青苗及附着物拆迁补偿等待政府评估。鱼苗孵化场拆伙结算时苏国洪签署42万元欠条给陈国林，声称在拿到拆迁补偿款时支付。因陈国林欠原告借款，鼎湖区人民法院以(2018)粤1203民初771号案件判令其偿还原告借款本息。该案执行时原告曾提供陈国林有拆迁补偿款分成的线索，后核查发现，广利龙头鱼苗孵化场确有拆迁补偿在广利街道农办待处理，但因鱼塘承包人一直没有到拆迁单位确认鱼苗孵化场的“青苗及附着物补偿”评估结果，故不属于可供执行的财产。因陈国林怠于行使对苏国洪的债权，原告提起债权人代位诉讼，鼎湖区人民法院以(2020)粤1203民初131号案判决苏国洪代为清偿陈国林的欠款345987元给原告。该案在执行过程中发现，龙头鱼苗孵化场承包人并非苏国洪，而是苏满成，此人已经到拆迁单位“鼎湖区广利街道肇庆新区范围及重点项目征地工作领导小组”确认青苗及附着物补偿款，评估价格为143.89万元。据原告了解，龙头鱼苗孵化场承包人的变化，是苏国洪将其承包鼎湖区广利龙头村下辖村队位于跃进渠侧的鱼塘承包经营权无偿转让给女婿苏满成所致。该转让方式是，苏国洪将原签署的承包合同退回相关村组，由苏满成与村组重新签署“一模一样”的承包合同并提交拆迁单位备案，苏满成因而成为龙头鱼苗孵化场的承包人。类似的转让合同有四份，其中涉及青苗及附着物拆迁补偿款与原告债权金额相当的是四口鱼塘承包权，即苏国洪于2008年12月3日签署的《鱼塘承包合同》，发包方原名“鼎湖区广利街道办事处龙头社区居民委员会龙四经济合作社”。据悉发包方龙四经济社于2010年10月份更名为“鼎湖区广利街龙头村龙四联队经济合作社”并启用新的印章。苏满成与该经济社新签署合同的落款时间为2008年12月3日，但甲方印章却是当时尚未“出生”的“鼎湖区广利街龙头村龙四联队经济合作社”。很明显是苏国洪为逃避债务，与苏满成恶意串通将鱼塘承包权无偿转让而倒签的承包合同。案外人陈国林在龙头鱼苗孵化场拆伙时已经拥有被告苏国洪的债权，原告因行使债权人代位权诉讼取得的胜诉债权业经生效判决确认，应受法律保护。据了解，被告苏国洪从2015年开始至今陆续有案件作为被告败诉或成为被执行人，其名下早己经没有其他财产可供执行，原告至今仍未取得任何执行款项。苏国洪明知自己债台高筑，故意不去拆迁单位确认及领取龙头鱼苗孵化场的“青苗及附着物补偿款”，反而将龙头鱼塘承包经营权无偿转让给女婿苏满成，由其女婿以鱼塘承包人的名义领取拆迁补偿款。该行为严重损害了原告作为债权人的利益，亦有碍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属恶意串通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四条的规定，该民事行为无效。因原告合法行使的债权金额和目前收集证据所限，仅对落款时间为2008年12月3日的《鱼塘承包合同》项下的承包经营权转让行为主张无效。原告为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特提起本案诉讼，请求法院依法裁决，判如所请。原告举证如下：1.民事判决书、执行案件立案通知书，证明原告对被告苏国洪享有的代为求偿款债权合法有效。2.鱼塘承包合同（苏国洪2008）、合伙经营协议、合约、欠条、申请书（均为复印件），证明苏国洪与第三人签署鱼塘承包合同，承包第三人的鱼塘开办龙头鱼苗孵化场。苏国洪利用鱼苗孵化场吸收合伙投资。苏国洪确认欠陈国林投资款并愿意用拆迁补偿款偿还债务。3.民事判决书、执行裁定书（网上下载打印），证明苏国洪从2012年开始欠信用社债务，之后陆续被他人起诉，其已无可供执行的财产。苏国洪2016年前拖欠第三人承包款的事实。4.鱼塘承包合同（苏满成2008，复印件）、公章使用证明、评估结果确认函，证明苏国洪与苏满成以“废旧签新”的形式将鱼塘承包权无权转让给苏满成，由苏满成与第三人重新（倒签时间）签署合同。苏国洪与苏满成属于恶意串通，损害了债权人的权益。5.新常住人口信息、身份证复印件、天眼查市场主体查询，证明被告及第三人的主体资格，被告住所地在鼎湖区。被告苏国洪辩称，1.2013年12月之前，苏国洪承包龙头村相关鱼塘经营，因为是先交租再使用鱼塘，至2013年底、2014年初，苏国洪经济困难，无力缴纳每年约15万元的鱼塘承包款，无能力继续经营鱼塘，只能违约弃塘，将鱼塘交回村集体。2.苏国洪在经营期间，只是于2012年8月10日与苏婉玲签订《合伙经营协议》，收到苏婉玲的20万元，且名为合伙实为借款，苏婉玲实际上没有参与鱼塘的经营。苏国洪从来没有与陈国林、霍键明合作经营鱼塘，写给陈国林、霍键明的42万元欠条实际上是网络赌博款，且为赌款利息，是不可能偿还的，该欠款不受法律保护。苏国洪从2014年已没有继续经营鱼塘，也没有拆迁补偿款，从来也没有说过在拿到拆迁补偿款后支付42万元给陈国林、霍键明。3.苏国洪没有将鱼塘无偿转让苏满成，只是在2013年底将鱼塘交回村集体。据了解，鱼塘是村集体与苏满成签订合同，重新发包给苏满成的，苏国洪与苏满成之间没有任何转让关系。4.陈国林、霍键明没有拥有对苏国洪的合法债权。原告所提起的代位权诉讼缺乏合法依据，（2020）粤1203民初131号民事判决书是严重违法、错误的，因此原告不是苏国洪的合法债权人，其提起本案确认合同无效案，主体不适格。综上，苏国洪与苏满成之间不存在转让鱼塘承包经营权的行为。苏国洪与陈国林、霍键明从未合作经营鱼塘，双方的42万元欠条为赌债，不受法律保护。由于陈国林、霍键明对苏国洪没有合法债权，因此原告的代位请求权缺乏证据，其提起本案诉讼主体也不适格。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苏国洪无证据提交。被告苏满成辩称，1.苏满成取得的承包经营权是直接来源于村集体，并非受让苏国洪处，本案事实是由于苏国洪无力缴纳承包经营款，于2013年底、2014年初解除了与村集体的承包关系，并将鱼塘退回给村集体，村集体在解除与苏国洪的承包合同关系后直接发包给苏满成，并直接与苏满成签订承包协议，原告在诉状中也承认是苏国洪将原签署的承包合同退回给相关村组，可见，原告也是明知案涉承包经营权在村组和苏国洪之间是提前解除的。2.退一步，无论是苏国洪还是苏满成，与村集体签订的承包合同，均是约定承包者先缴纳承包款，才能取得当年度的承包经营权，如果承包者没有依约缴纳承包款，则不能取得相应的年度承包经营权。苏国洪在已经缴纳了2010年-2013年的承包款的前提下，对该鱼塘实际使用经营了4年，但之后的承包款苏国洪并未缴纳，因此，苏国洪并没有取得2014年度之后的承包经营权，更无法将其作为转让标的向苏满成进行转让，苏满成取得的承包经营权是基于其和村集体签订的合同并且缴纳相关承包款才取得的，与苏国洪没有任何关系。被告苏满成提交证据如下：1.《鱼塘承包合同》（龙头三队）、《鱼塘承包合同》（龙头四、五队）、《鱼塘承包合同》（龙头六队）、《鱼塘承包合同》（龙头七队）、《鱼塘承包合同》（龙头八队），证明龙头三队、四五队、六队、七队、八队于2014年分别向苏满成发包案涉鱼塘，苏满成取得的承包经营权直接源于村集体，与苏国洪无关，并非是由苏国洪转让给苏满成。2.转账记录、进账单，证明苏满成一直依照约定向发包方支付承包款，是先缴纳承包款后使用，不缴纳承包款就不能取得当年度的承包经营权。3.协议，证明苏满成在2017年将案涉鱼塘交由罗庶民经营，并由其以苏满成名义缴纳租金，也可反映案涉鱼塘系由苏满成承包，苏满成与村集体直接建立承包关系的事实。第三人龙四合作社述称，苏国洪承包案涉鱼塘的合同是至2017年，但因为苏国洪在2013年左右无力缴纳鱼塘承包款，经村集体商议提前收回苏国洪承包的鱼塘，在2014年将鱼塘承包经营权发给苏满成。第三人龙四合作社无证据提交。经审理查明：2008年12月3日，龙头四队（原鼎湖区广利街道办事处龙头社区居民委员会龙四经济合作社）作为甲方（发包方）与苏国洪作为乙方（承包方）签订《鱼塘承包合同》（下称苏国洪合同），约定甲方将位于跃进渠则“土名”黎家庄、园脚下四口鱼塘发包给乙方经营，承包时间为10年，由2010年4月1日起至2020年3月31日止；承包款1-5年每年5万元，6-10年每年55000元；乙方在签订合同时，并交合同定金1万元，承包款在2010年1月1日前一次交给甲方，以后承包款在每年1月1日前一次交给甲方。合同还约定，乙方违约，在承包期内乙方不按时交清承包款，甲方有权收回鱼塘，没收定金，终止合同。2010年10月，原“鼎湖区广利街道办事处龙头社区居民委员会龙四经济合作社”更名为“肇庆市鼎湖区******龙四联队经济合作社”并启用新的印章。2013年底至2014年初，因苏国洪无力缴纳鱼塘承包经营款，龙四合作社称经村集体商议提前收回苏国洪承包的鱼塘。随后，龙头六队（龙四合作社）作为甲方（发包方）与苏满成作为乙方（承包方）签订《鱼塘承包合同》（下称苏满成合同），合同内容与苏国洪合同一致，落款时间倒签至2008年12月3日。除案涉鱼塘外，苏满成还有向龙四合作社承包其他鱼塘。2020年6月19日，苏满成与鼎湖区广利街道肇庆新区范围及重点项目征地工作领导小组共同在《评估结果确认函》上对鼎湖区广利龙头鱼苗孵化场（苏满成）评估结果为1438952元进行确认。另查明，根据本院已生效的（2020）粤1203民初131号民事判决书查明的事实：2012年8月，案外人陈国林、霍键明、苏婉玲协商共同投资苏国洪的鱼苗孵化场，由苏婉玲与苏国洪签订了合伙经营协议。为筹集投资款，陈国林、霍键明向苏东南借款30万元。其后两人未偿还上述款项，苏东南于2018年7月30日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两人清偿欠款。本院于2018年11月8日作出（2018）粤1203民初77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陈国林、霍键明向苏东南偿还借款本金30万元，并按年利率6%计付利息，该案受理费2900元由陈国林、霍键明承担等。上述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后，陈国林、霍键明未履行付款义务。苏东南遂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本院在执行过程中扣划霍键明的存款4413元，此外，无其他财产可供执行。本院于2019年8月16日作出（2019）粤1203执108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裁定终结该次执行程序。另外，因投资的鱼苗孵化场被征收，陈国林、霍键明、苏婉玲与苏国洪协商赔偿事宜。苏国洪于2016年7月26日向陈国林、霍键明出具欠条，确认欠两人42万元。但其至今未支付欠款，陈国林、霍键明也未提起诉讼追收上述欠款。基于此，苏东南向本院提起债权人代位权诉讼，要求苏国洪向苏东南履行代位清偿义务，向苏东南支付欠款本金、利息、诉讼费合计345987元。本院经审理，于2020年4月3日作出（2020）粤1203民初131号民事判决，判决苏国洪代陈国林、霍键明向苏东南偿付借款本金、利息及受理费共345987元。再查明，2015年1月19日，苏满成向龙四合作社转账支付126301.8元的鱼塘承包款。根据本院（2017）粤1203民初182号民事判决书查明的事实，2016年1月22日，苏国洪与其妻子梁连共同向案外人彭志刚借款70000元，用于交2016年的塘租，言明定于2017年1月22日前归还。2016年1月25日，案外人彭志刚向龙四合作社转账支付了苏满成2016年的塘价8万元。被告苏国洪与被告苏满成属翁婿关系。本院认为，本案系原告认为被告苏国洪与被告苏满成恶意串通转移拆迁补偿款损害原告作为债权人的利益，而请求确认苏国洪将案涉鱼塘的承包经营权无偿转让给苏满成的行为无效而产生，故本案应为债权人撤销权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告苏国洪是否将案涉鱼塘的承包经营权无偿转让给苏满成，并因此损害了原告的债权人利益。根据在案证据显示，被告苏国洪与被告苏满成均有向龙四合作社承包鱼塘。本案中，虽然苏满成合同存在倒签落款时间的情况，但根据龙四合作社的陈述，双方实际签订苏满成合同的时间为2013年底至2014年初；龙四合作社也确认当时是因为苏国洪无力缴交鱼塘承包款而决定收回鱼塘，并重新发包给苏满成，此时尚未发生政府征收拆迁的情况，亦未产生苏国洪欠案外人陈国林、霍键明42万元的情况，即原告代位求偿的债权当时并未发生。因此，原告在本案中的举证并不能证明苏国洪将案涉鱼塘的承包经营权无偿转让给苏满成，及苏国洪、苏满成有恶意串通损害原告债权人利益的事实存在，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所述，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苏东南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3244.91元，由原告苏东南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梁 宇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李结琼书 记 员  梁亚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