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淮滨县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豫1527民初2693号原告杜元兰，女，1959年生，汉族，住淮滨县。委托代理人王正中，河南天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淮滨县栏杆镇（现为栏杆街道办事处）单楼村民委员会。负责人：王云飞，该村村长。被告刘学生，男，汉族，1973年生，住淮滨县。被告刘雯，女，1983年生，住淮滨县。被告孙亚，女，1974年生，汉族，住淮滨县。被告刘贵峰，1994年生，住淮滨县。委托代理人，刘珣，女，汉族，住住淮滨县。委托代理人，彭永清，河南程钢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杜元兰与被告淮滨县栏杆镇单楼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单楼村）、刘学生、刘雯、孙亚、刘贵峰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2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杜元兰及其委托代理人王正中、被告刘学生、孙亚及被告刘学生、孙亚、刘雯、刘贵峰的委托代理人刘珣、彭永清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淮滨县栏杆镇单楼村民委员会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杜元兰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被告与刘同立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无效；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杜元兰与刘同春（已故）系夫妻关系，二人均是栏杆镇单楼村单楼组村民。1998年土地调整时，刘同春在单楼村单楼组分得了4.4亩土地、（含宅基地），刘同立在单楼村国营组分得了10.4亩土地。动地之后刘同春去外地务工，刘同春将涉案的承包土地交由刘同立（已故）代为耕种，后刘同春的土地承包证需要身份证等手续办理，被告淮滨县栏杆镇单楼村民委员会未经刘同春同意便将涉案的本属于原告承包经营的4.4亩承包地发包给了刘同立并与其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非法剥夺了刘同春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经栏杆街道办事处调查核实，被告与刘同立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中的土地以及宅基地均应当有刘同春经营耕种，且刘同立已经在单楼村国营组分得了10.4亩土地以及宅基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依法承包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剥夺和非法限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承包土地的权利。被告将刘同春承包的土地发包给刘同立的行为，剥夺了原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被告与刘同立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依法应当确认无效。原告诉被告以及刘同立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案件，刘同立于2020年2月死亡，淮滨县人民法院作出（2019）豫1527民初336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终结诉讼。经淮滨县人民法院调查核实，刘同立死亡后，其原土地承包的经营权现有刘学生、刘雯、孙亚、刘贵峰四人，现追加为被告参与诉讼。综上，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司法解释》等相关法律规定，依法支持原告诉请。被告单楼村未答辩。被告刘学生、刘雯、孙亚、刘贵峰辩称：一、刘同立与单楼村委会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合法有效且已经履行二十二年，刘同立及其家庭成员对诉争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国家对耕地、林地和草地等实行统一登记，登记机构应当向承包方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并登记造册，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七条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本案中，刘同立早在1998年以前就搬到单楼组居住，户口迁入单褛组，成为单楼组居民。1998年第二轮农村土地承包时，单楼村委会将4亩土地发包绐刘同立承包，双方于当年9月30日在栏杆司法所见证下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同日栏杆镇人民政府给刘同立颁发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刘同立作为单楼村单楼组这一集体经济组织组织成员，有权承包单楼组土地。单楼村委会与其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栏杆镇人民政府给其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符合上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规定。《土地承包合同》签订后，单楼村委会就按合同约定将土地交付刘同立承包经营，刘同立也按照合同约定缴纳了各种费税，双方履行合同至今已长达二十二年。而且，已经生效的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豫15民终804号、5501号两份判决书，均对刘同立的土地承包权进行了确认。根据上述事实和法律规定，刘同立及其家庭成员对诉争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二、刘同春没有取得诉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刘同春早在1997年前就长期外出打工了，没有在1998年第二轮土地承包中承包土地。在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单楼村委会对单楼组的土地进行了重新发包，原来土地的位置、面积和承包经营权人自然相应进行了变动，刘同立1998年承包的土地并非刘同春以前承包的土地。刘同舂在单楼组没有承包土地，没有与单楼村委会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也没有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七条之规定，刘同舂对诉争土地不享有承包经营权。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条规定，〃承包方在承包期内交回承包地的，在承包期内不得再要求承包土地＂。刘同春交回承包地，其也无权在承包期内再要求承包土地。三、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未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解决。〃本案中，刘同舂作为单楼组居民，没有在单楼组承包土地，根据上述司法解释规定，如果刘同春健在的话，其可以申请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解决。现在刘同舂已经去世，杜元兰要求在单楼组承包土地，基于同样的理由，其只能申请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解决。也就是说，这类案件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围。四、杜元兰不具备原告诉讼主体资格。刘同春没有在1998年第二轮土地承包中承包土地，杜元兰当时不是单楼组居民，二人2017年才登记结婚，杜元兰与本案不存在直接利害关系，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关于原告诉讼主体资格的规定。五、杜元兰在淮滨县××老营村李西组承包有土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一条规定：＂承包期内，妇女结婚，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妇女离婚或者丧偶，仍在原居住地生活或者不在原居住地生活但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本案中，杜元兰一直居住在淮滨县××老营村李西组，是该村民组居民，在该村民组承包有土地。即使杜元兰现在把户籍迁入了单楼组，因第二轮土地承包还没有到期，其在本轮土地承包权期内也不能在单楼组取得承包地，但其原居住地的发包方不能收回其原承包地。事实上，谷堆乡符老营村也没有收回其原承包地。综上，一方面，刘同立是单楼组村民，有权在单楼组取得承包地，单楼村委会也应当将单楼组土地发包给刘同立，刘同立与单楼村委会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没有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效力性规定，合同合法有效。另一方面，从程序上讲，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杜元兰也不具备原告诉讼主体资格，应依法裁定驳回其起诉；从实体上讲，杜元兰起诉时没有提供证据证实刘同春是诉争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诉讼规则，应依法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原告提供以下证据：证据一、原告身份证、户口本、结婚证以及遗嘱。证明1、原告的身份信息，主体资格；2、原告与杜元兰系夫妻关系，二人在同一户口，均是单楼村单楼组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且刘同春生前以遗嘱的方式明确其承包的土地有原告经营使用，其并未放弃。证据二、淮滨县人民法院询问笔录复印件、淮滨县法院（2019）豫1527民初675号判决书、（2019）豫1527民初4031号裁定书、（2019）豫1527民初3361号裁定书以及村委会证明．证明1、1998年土地流转之时被告的家庭户人员包括刘同立、简其云、刘学生、刘雯、孙亚、刘贵峰六人；2、刘同立于2020年2月去世，简其云于2018年5月15日去世，其家庭承包的土地现由本案的被告刘学生、刘雯、孙亚、刘贵峰承包经营。因此本案被告的主体资格适格。证据三、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复印件。证明被告将涉案诉争的土地发包给了刘同立。证据四、单楼村民组人员签字的刘同春说明材料、被告村委会的情况说明以及两份证明、淮滨县栏杆镇农村经济发展服务中心的情况说明以及土地补贴本。证明1、1998年份地时，刘同春在单楼村民组分到了两人4.4亩土地（含宅基地），在分到土地之后将其承包的土地交由刘同立耕种，因为是刘同立缴纳农业税，被告村委会以刘同立的名义发放的土地承包合同；2、2014年经被告村委会协调刘同立已经返还了三块耕地；3、刘同春在单楼村唯一的宅基地被第三人占有，至今没有归还。4、刘同春就涉案合同项下的土地获得了国家粮食的补贴。以上证据说明案涉土地在98年二次土地流转之时已经分包给了刘同春，涉案合同土地归刘同春所有，村委会未经刘同春同意将土地登记在刘同立名下，剥夺了原告的承包经营权。证据五、询问材料六份复印件（原件在村委会）。证明1、刘同立在单楼村国营村民组分包了相应的土地（含宅基地），单楼村民组在98年二次土地流转时已将涉案土地分包给了刘同春，刘同春外出出将涉案土地交由其刘同立耕种；2、现第三人居住和占用的土地属于刘同春所有。证据六、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复印件以听证会录像材料。证明1、刘同春属于单楼村民组分得了4.4亩土地（含宅基地），刘同立属于在国营组分得了10.4亩土地（含宅基地），因刘同春外出务工无法联系，将属于刘同春的土地登记在刘同立名下；2、刘同春在单楼组分得了土地后才将承包的土地交由刘同立耕种，既不是放弃也不是更换；3、听证会的录像材料内容充分的证明了，单楼村民组已经将涉案土地分包给了刘同春，而不是刘同立；刘同立分配的宅基地因为风水问题经村民协调刘同春同意建在了刘同春的宅基地上。但是现在第三人所占用的土地以及耕地均属于刘同春所有。4、被告村委会的行为违反了《土地承包法》第五条的规定。证据七、证人证言，证明：1998年单楼村二次土地流转时，涉案诉争土地已经发包给了刘同春，属于刘同春所有。七证人刘学发、刘学点、刘学中、刘同华当庭作证。以上证据证明：1、涉案合同项下的土地（含宅基地）已经由单楼村民组发包给了刘同春，涉案合同的土地应当属于属于刘同春；2、刘同春是在取得涉案合同项下土地承包经营权后才将涉案合同土地交由刘同立耕种，刘同春并未明确放弃；3、被告未经刘同春的同意或者授权情况下将涉案的已经发包给刘同春的土地登记在刘同立名下，剥夺了刘同春的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违反了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所签订的合同属于无效合同被告刘学生、刘雯、孙亚、刘贵峰质证第一组证据，对真实性无异议，结婚证显示刘同春和原告2017年才结婚，在这个时间点，刘同春并没有在单楼村承包土地。原告身份证也是与刘同春结婚后才领取的。以前并不是单楼村的居民，遗嘱对其真实性不认可，因为刘同春认字也会写字，原告提供的村委会调查笔录的签名和遗嘱签名明显不是一个人签的，既然刘同春会签名，那么遗嘱也应该刘同春签，对其合法性也不认可，宅基地是不能继承的，他不是遗产，他去世的当时也没有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他们结婚的时候，刘同春就没有土地，所以也无法继承。所以不合法也不真实。第二组证据，我们认可。第三组证据，认可。这一份承包合同证明刘同立在98年合法的取得了承包经营权。第四组证据，以刘同春的名义写了一份说明材料，其内容不真实。就不属于证据。其他村民的名字不确定是否为各村民所签，指印也不能证明是否为该村民所按，即使签名指印是村民亲自所谓，村民也没有任何意思事实。集体签名也违反了法律证人单独作证的规定。对该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不认可。对单楼情况说明的真实性不认可。村委会负责人和出具的人也没签字，形式上也不合法。2017年11月11日出具的证明，他的内容不真实，主文是打印的，落款是手填的，不符合常理，经办人没有签名，形式上也不合法。2015年11月22号出具的证明内容不真实，村委会负责人和经办人也没签字，也是不合法的，土地使用权是有期限的，个人也无法拥有。都是复印件，也没有原件。2018年4月12号出具的证明，这份证明主文是打印的，落款是手写的，是不符合常理的。栏杆镇在2019年已经改为街道办事处该证明落款日期为2018年，打印的也是栏杆镇，印章上确是栏杆街道办事处，所以互相矛盾。还有印章是选举委员会的印章，不是村委会的印章，不能代替村委会公章。村委会负责人、出具人也没签字。刘同春在98年之前就没有承包土地也没有宅基地，所以这份证明形式不合法，内容不真实。栏杆街道农发中心也是同样的问题。农发负责人和出具的人也没签字。粮补本他们已经领不到钱了。第五组证据，1、这些证据都不是原件；2、在短时期内一个人两个人是不能同时跟这么多证人作笔录的，时间上有冲突，内容也不真实，从第四组证据可以看出，以村委会给原告出了这么多证明，村委会存在随意性。可以随便跟他们盖章。这些证明都不能推翻被告承包的经营权。第五组证据，没有看到，不做发表意见。第七组证据，首先诉争的土地属于刘同春享有承包权，但是都没有提供证据。刘学发和刘学点都不是单楼组的村民，所以不能证明。他们倾向性太严重，他们的证言的真实性是值得怀疑的。刘同华刚才说了刘同春跟他家地挨着。但是我们家的土地都没有跟刘同华不相邻。被告刘学生、刘雯、孙亚、刘贵峰举证：第一组，四被告的身份证复印件。第二组刘同立的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刘同立系单楼组居民，有权在单楼组承包土地。第三组土地承包合同、土地承包经营证书、见证书、政策卡、粮补本及（2018）豫1527民初3039号、（2019）豫15民终804号、（2019）豫1527民初2412号、（2019）豫15民终5501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单楼村与刘同立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合法有效，已履行二十二年，刘同立系诉争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第四组规划用地许可证、建筑许可证，刘同立于2001年3月在单楼组自家宅基地上翻建房屋。第五组，证人语言6份，诉争土地承包经营权属刘同立及其家庭成员所有。原告质证：第一组第二组真实性无异议，刘同立的2011年8月11号开始，原始的身份证是显示的是郭营村民组。第三组土地承包合同无异议。我们起诉确认无效的合同，合同的效力我们不予认可。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我们不予认可，该证的是否合同有效依据于土地承包合同，对政策瞳可以印证案涉土地为刘同春所有。对于补贴本无异议，补贴本上的金额不能证明是案涉土地的粮食补贴。按证人所说刘同立在国营承包的有土地，对于四份判决书真实事无异议，但是其与本案是无关联性的。案涉土地承包合同是依法应当是无效合同。对于证据4无异议，但是我们认为案涉土地是应该刘同春享有的。对于证据5证人证言都是复印件，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可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对于当事人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对双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根据证据规则进行认定。经审理查明：刘同春为栏杆镇单楼村单楼组村民，原告杜元兰与刘同春（已故）于2017年6月10日登记结婚，2017年11月2日的身份证登记为栏杆镇单楼村单楼组村民。被告刘学生、刘雯、孙亚、刘贵峰系刘同立（已故）之子女，刘同立与刘同春系兄弟关系。刘同立及刘学生、刘雯、孙亚、刘贵峰在2009年至2011年办理的身份证为栏杆镇单楼村单楼组村民。刘同立于1998年9月30日与栏杆镇（现栏杆街道办事处）单楼村民委员会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取得了争议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同日栏杆司法所对此进行了见证。淮滨县人民法院作出（2018）豫1527民初3039号、（2019）豫1527民初2412号、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豫15民终804号、（2019）豫15民终5501号民事判决均确认了刘同立的土地承包合同的效力。现原告以1998年土地调整时，被告淮滨县栏杆镇单楼村民委员会未经刘同春同意便将涉案的本属于原告承包经营的4.4亩承包地发包给了刘同立并与其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非法剥夺了刘同春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为由诉求1、依法确认被告与刘同立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无效；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本院认为，刘同立与栏杆镇单楼村民委员会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取得了争议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并实际耕种。根据法律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发包。承包方案应当依法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争议合同的相对方是刘同立与栏杆镇单楼村民委员会，争议的土地属集体所有，原告既不是合同相对人又不是土地的所有人，合同与杜元兰没有直接利害关系。本案中因原告既未能提供刘同春承包争议地块的承包合同又未实际占有耕种争议地块，即刘同春未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原告杜元兰称单楼村将刘同春承包的土地发包给刘同立的行为，剥夺了原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刘同春的家庭成员就刘同春未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应当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解决。人民法院受理涉及以下农村土地承包民事纠纷--承包合同纠纷、承包经营权侵权纠纷、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承包经营权继承纠纷。原告的起诉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民事纠纷案件范围。综上，杜元兰既不是合同相对人，又不是合同的直接利害关系人，不符合原告资格，且该纠纷也不是人民法院受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民事纠纷案件范围。根据法律规定立案后发现不符合起诉条件或不是法院受理范围的，应当驳回起诉。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第三项、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杜元兰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0元，退还原告杜元兰。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袁 玲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朱帅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