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内01民终229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内蒙古富尔徕石油贸易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程国，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云帆，内蒙古大川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安宇，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志刚，男，住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丽莎，北京市安理（呼和浩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立新，北京市安理（呼和浩特）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内蒙古富尔徕石油贸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尔徕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志刚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2019）内0102民初38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双方当事人同意对本案进行了书面审理。上诉人富尔徕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云帆，被上诉人刘志刚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丽莎、陈立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富尔徕公司上诉请求：撤销(2019)内0102民初3870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刘志刚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审判程序违法,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有误,判决结果错误。具体理由如下:一、本案遗漏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审判程序违法。本案中,刘志刚主张富尔徕公司承担还款责任的依据即是所谓的“内蒙古富尔徕石油贸易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议决议”,但该份决议内容所显示的借款对象是内蒙古兴海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兴海公司),并非富尔徕公司。尽管兴海公司出具证明称该笔借款的实际出借人是刘志刚,但是,对于借款的具体过程、支付情形、是否存在合法的债权债务关系,以及是否存在恶意串通、虚假诉讼等问题,均需要由人民法院进行进一步的具体审理方能确定,这完全不是兴海公司一份简单的证明就能够解决的。因此,兴海公司必须作为案件当事人参加本案诉讼。另一方面,本案争议的借款是张忠良个人所借,同时,在张忠良出具的书面材料中,称该笔款项用于李荣刚收购股权。那么,作为借款人的张忠良和款项实际使用人的李荣刚,当然应当承担还款责任,鉴于张忠良本人已经去世,其合法继承人张翼翔应在继承的财产范围内承担还款责任。因此,张翼翔、李荣刚自然也是本案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然而,一审法院无视上述情形,不仅允许作为共同原告的兴海公司撤回起诉,又将本案原有的三名被告,即富尔徕公司、张翼翔和李荣刚,变成了仅有富尔徕公司一名被告,同时认定富尔徕公司与刘志刚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等于是在没有经过案件审查和认定之前,就直接排除了张翼翔和李荣刚承担还款责任的可能性,这显然是对案件审理和富尔徕公司合法权益的极端不负责任行为,也必将直接影响本案审理及判决结果的公正和准确。二、股东会决议不具有真实性和合法性,不能作为刘志刚主张权利的有效依据。刘志刚提交的所谓“内蒙古富尔徕石油贸易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议决议”,存在肉眼可见的重大瑕疵,四名股东的签名与2010年4月8日公司章程中的签名完全一致,明显是翻印签字,并且该份股东会决议加盖的印章也不是富尔徕公司在工商部门登记备案的合法印章,而是张忠良个人私自刻制的。富尔徕公司既没有召开过该次股东会,也没有做出过这样一份股东会决议,该份证据完全不具有真实性和合法性。有鉴于此,富尔徕公司当庭提出要对该份股东会决议中四名股东签名以及印章的真实性进行鉴定。但是一审法院在没有任何正当理由的情况下,没有对富尔徕公司提出的鉴定申请予以准许,甚至没有查验原件就对刘志刚提交的这份具有重大伪造可能的复印件证据直接予以认定,且在判决书中对于股东签名的真实性问题没有进行任何审查后的论述和说明。至于富尔徕公司提出的股东会决议上加盖的印章为张忠良私自刻制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者授权委托人以公司的名义对外签订合同时,交易相对方并无审查签订合同所用印章是否为真实的义务,所以无论在《股东会议决议》上的公司印章是否真实,在刘志刚按照《股东会决议》上的要求履行了提供借款义务后,富尔徕公司就是实际借款人”。这显然是将《股东会决议》等同于了《借款合同》,无疑是荒谬的,股东会决议是公司的内部文件,并非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的约定结果,自然也不可能对刘志刚或任何其他人产生履行义务的约束力,况且即使能够产生约束力,股东会决议内容中显示的出借人也并非刘志刚,而是兴海公司。更何况,富尔徕公司在庭审过程中已经提交了充分的证据证实,张忠良从未担任过富尔徕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那么,在张忠良不具有法定代表人身份、富尔徕公司也从未出具过书面文书授权张忠良办理借款事宜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又是如何认定张忠良所谓的“授权代理人”的身份呢由此可见,在股东会决议存在重大瑕疵,不具有真实性的前提下,一审法院“刘志刚履行了出借款项义务后,富尔徕公司就是实际借款人”的说法明显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三、张忠良与刘志刚之间的债权债务纠纷,是张忠良的个人借款,与富尔徕公司无关。本案中,无论是借款意向的达成、款项的出借、支付方式及账户的确定以及收条的出具,整个借款过程的操作均是在张忠良个人与刘志刚及兴海公司之间完成的,富尔徕公司既不知情,也没有参与,该笔借款是张忠良个人借款,与富尔徕公司无关。所谓的“该笔借款用于富尔徕公司”的说法,完全是张忠良的一面之词以及刘志刚自张忠良处的道听途说。况且,张忠良在以其个人名义出具的《收条》下方标注的文字中,写明该笔款项用于李荣刚收购股权之用,这恰恰证明借款是张忠良、李荣刚等人的个人行为，而不是富尔徕公司的公司行为。更何况,李荣刚早在2010年就已经持有富尔徕公司股权,无论是在本案借款发生之时(2012年1月),还是张忠良书写上述内容之时(2014年5月29日),李荣刚均没有收购股权的行为,也没有收购股权的必要。可见,张忠良的陈述明显与事实不符,其作为借款人和使用人,存在逃避还款义务、转嫁风险的极大动机和可能性,其单方陈述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有效依据。因此，仅凭现有证据根本不足以认定富尔徕公司是本案争议借款的实际借款人,刘志刚无权要求富尔徕公司对该笔借款承担还款义务。四、抵押合同关系未成立,不能享有法定权利。本案在审理过程中,仅有刘志刚提交的所谓富尔徕公司“201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议决议”中体现出以房产为借款担保的字样,也没有办理任何抵押登记手续。如前所述,公司的股东会决议是内部文件,对外不产生法律约束力,也不能等同于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签订的合同,因此,在富尔徕公司没有与刘志刚、兴海公司或任何人签订所抵押合同的情况下,自然不能形成抵押担保的法律关系,富尔徕公司也不能享有法定的抵押担保权利。因此,一审法院判决刘志刚以“抵押财产”在“担保”范围内承担清偿责任,是对法律的严重错误理解和适用。五、刘志刚提起诉讼主张权利已经超过了法定的诉讼时效,不应支持。刘志刚提交的所谓“201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议决议”中,显示借款的期限至2012年3月31日,此后,张忠良分别于2014年5月29日和2015年6月23日在《收条》下方标注文字,承诺偿还借款直至本息付清时止。上述文字中并没有对还款期限做出具体明确的约定,应当视为约定不明,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把十八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的相关规定,应自刘志刚向张忠良主张权利次日起,开始计算诉讼时效。则现有证据显示刘志刚最后一次要求张忠良偿还借款的日期为2015年6月3日,至其提起本案诉讼之时(2019年5月28日),早已经超过了法定的诉讼时效,诉讼请求依法不应予以支持。一审法院将“借据的有效期直至还清该笔借款本息为止”的内容认定为“明确约定”,显然是不准确的,也违背了诉讼时效法律规定的立法本意和立法宗旨。综上,一审法院在审判过程中严重违反法定程序,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判决结果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撤销一审错误判决,改判驳回刘志刚对富尔徕公司的诉讼请求。刘志刚辩称，一审未遗漏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审判程序合法。（一）刘志刚作为本案的原告，其诉讼主体适格，本案未遗漏原告,必要的共同诉讼是指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为两人或两人以上，其诉讼标的是共同的，人民法院必须合并审理的诉讼。在共同诉讼中，共同起诉或共同应诉的人，叫做共同诉讼人。在本案中，兴海公司不是实际借款人，对本案争议标的没有任何利害关系，因此，其不是必要的共同诉讼人。本案实际出借人为刘志刚，且是唯一的出借人，有内蒙古兴海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海公司")的证明，有银行的汇款凭证，还有时任富尔徕公司总经理张忠良手写借据为证。因此，刘志刚作为本案的原告，其诉讼主体适格，本案未遗漏原告。(二）富尔徕公司作为本案被告诉讼主体适格，本案未遗漏被告。在诉讼中撖回对部分当事人的诉讼，是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依法享有的处分权，当事人在宣告判决或者裁定之前，随时可以提出申请，只要是原告真实意思表示，撤诉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效力性规定，人民法院均应允许。而且起诉哪个主体应根据基础法律关系确定，本案基础法律关系是刘志刚与富尔徕公司民间借贷纠纷，被告当然应当是富尔徕公司，其他主体均不适格。故一审审判程序合法，未遗漏任何必须参加诉讼的被告。二、张忠良代表公司接收出借人的款项，是职务行为，且该款项用于了公司的经营，故依法应由富尔徕公司偿还。刘志刚作为善意出借人在尽到了充分的注意义务后，基于客观事实有充分理由相信张忠良能够代表公司接收款项，即使《201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上的签字盖章都是假的，但因房屋买卖合同及房款发票的原件都是真的，这是富尔徕公司用实际行动向出借人证明是公司在借款。更何况201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议决议上所盖的公章是股东会授权张忠良另刻的，故富尔徕公司以"股东会决议不具有其实性和合法性，不能作为刘志刚主张权利的有效依据"为由提起上诉，人民法院不应当支持。2012年1月18日，在刘志刚将350万元款项打入张忠良账户后，张忠良便于同日用同一账户将其中170万元立即转账给公司副董事长李荣刚，当时张忠良和李荣刚是富尔徕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该笔资金用于公司以李荣刚名义顶名收购股权，该事实与张忠良为刘志刚出具的借据中的记录完全吻合，能够相互印证刘志刚出借的款项用于了公司收购股权。富尔徕公司《2011年临时股东会议决议》和内蒙古富尔徕公司股东的《授权委托书》等证据证明，因当时富尔徕公司内部股权纠纷使公司陷入僵局，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公司股东希望尽快改变僵局恢复正常经营，特授权张忠良全权办理公司的股权纠纷事宜并另刻一套公章对公司进行经营管理，包括处理公司的各种股权纠纷。张忠良正是为了办理公司股东委托事项向刘志刚借款。当时，张忠良在富尔徕公司的办公室内，当着刘志刚的面，亲自在《201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上加盖了公司的公章，同时将公司办公楼的购房合同原件及发票原件交付刘志刚，这一切足以让一个善意出借人认为就是富尔徕公司在借款。因此，刘志刚已经尽到了一个善意出借人的注意义务。退一步讲，假如《201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上的签字盖章都是假的，但因房屋买卖合同及房款发票的原件都是真的，这是事实行为，是富尔徕公司用实际行动向出借人证明是公司借债。更何况201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议决议上所盖的公章是股东会授权张忠良另刻的。另外，2013年1月30日张忠良手写的《内蒙古富尔徕公司负债表》证明，本案案涉350万元债务正是富尔徕公司用于解决股权纠纷。其次，2013年时任公司副董事长的李荣刚在对外签订合同时认可作为合同附件张忠良手写的《内蒙古富尔徕公司负债表》，其中5600万债务(包括刘志刚350万在内)均应由富尔徕公司承担。《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之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该法条是对表见代表行为的规定。构成表见代表的，即使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权力机关不予追认，其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实施的代表行为仍然有效，法人或其他组织不得以其法定代表人或责任人超越权限为由主张抗辩。而在本案中，张忠良并未超越授权，其行为是真正意义上的代表行为。因此，本案张忠良的行为就是公司行为，应由公司应当承担还款责任。同时，2019年11月有8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三部分关于合同纠纷的审理第41项"盖章行为的法律效力"最高院认为："司法实践中，有些公司有意刻制两套甚至多套公章，有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代理人甚至私刻公章，订立合同时恶意加盖非备案的公章或者假公章，发生纠纷后法人以加盖的是假公章为由否定合同效力的情形并不鲜见。对此，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应当主要审查签约人于盖章之时有无代表权或者代理权，从而根据代表或者代理的相关规则来确定合同的效力。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之人在合同上加盖法人公章的行为，表明其是以法人名义签订合同，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16条等法律对其职权有特别规定的情形外，应当由法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法人以法定代表人事后已无代表权、加盖的是假章、所盖之章与备案公章不一致等为由否定合同效力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富尔徕公司股东会授权张忠良另刻一套公章对公司进行经营管理，现又主张张忠良在201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议上所盖公章与工商备案的公章不一致，以"股东会决议不具有真实性和合法性，不能作为刘志刚主张权利的有效依据"为由提起上诉，人民法院不应当支持。刘志刚通过富尔徕公司总经理张忠良借给富尔徕公司的350万元应由富尔徕公司偿还，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三、抵押虽未登记，但抵押合同成立并有效，抵押人应在抵押物的价值范围内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判决正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六条"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釆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本案中，富尔徕公司以自有房屋担保进行借款，刘志刚将350万按约定借予富尔徕公司，富尔徕公司将购房发票原件及购房合同原件交与刘志刚，刘志刚接受，故担保合同依法成立。双方虽未办理抵押登记，但根据《物权法》第十五条规定，物杈变动的原因行为独立于物权变动的结果行为，未办理抵押物登记不影响合同的效力，该抵押合同属有效合同。根据《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之规定，该担保合同于成立时生效。虽然抵押权未设，但富尔徕公司应在抵押物价值范围内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故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是富尔徕公司没有弄懂担保合同与担保物权之间的关系，以错误认识来否认一审法院的判决，其理由当然不能成立。故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四、本案诉讼请求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富尔徕公司针对诉讼时效的上诉理由完全是对法律的误解或故意曲解，人民法院不应当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杈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一）质量要求不明确的，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履行；没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按照通常标准或者符合合同目的的特定标准履行。（二）价款或者报酬不明确的，按照订立合同时履行地的巿场价格履行；依法应当执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的，按照规定履行（三）履行地点不明确，给付货币的，在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履行；交付不动产的，在不动产所在地履行；其他标的，在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履行。(四）厲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备人可以随时厲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厲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五）履行方式不明确的，按照有利于实现合同目的的方式履行。（六）屐行费用的负担不明确的，由履行义务一方负担。富尔徕公司于2014年5月29日、2015年6月3日两次向刘志刚出具借据，约定了借据的有效期直至还清该笔借款本息为止，故按照《合同》第六十二条第（四）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的规定，本案未超诉讼时效期间。富尔徕公司的上诉理由完全是对法律的误解或故意曲解，人民法院不应当支持。故一审法院的判决是正确的。综上，一审判决程序正确、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富尔徕公司的上诉请求及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故二审法院应驳回其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刘志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富尔徕公司偿还刘志刚借款350万元及按银行4倍基准利率计算至本金全部清偿之日的利息（2014年5月30日，暂计算至起诉之日3486019元，本息总计6986019元）；2．判令富尔徕公司以抵押财产呼和浩特市汇商广场A座20层（面积1164平方米）办公楼在担保范围内对上述债务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1月16日，富尔徕公司通过临时股东会议决议，用呼和浩特市汇商广场A座20层办公楼作为抵押向刘志刚借款350万元。2012年1月18日，刘志刚将350万元汇入富尔徕公司时任总经理张忠良的个人银行账户，当日，张忠良向刘志刚出具收到350万元的收条。同时，富尔徕公司将公司用于抵押的办公楼《商品房买卖合同》及购房发票交给刘志刚，该抵押未进行抵押登记。由于富尔徕公司未能在约定的期限内返还借款，张忠良分别于2014年5月29日、2015年6月3日两次向刘志刚出具还款计划，其中，约定了利息按人民银行基本利率4倍计算，还款期限至还清该笔借款本息为止。富尔徕公司一直没有向刘志刚还本付息，刘志刚起诉。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有两个争议焦点，分别为富尔徕公司是否为借款人，刘志刚起诉是否超诉讼时效期间。根据本案已查明事实与相关法律规定，结合民间借贷交易习惯可以认定，富尔徕公司通过召开临时股东会议，决议以公司的办公楼作抵押向他人借款，该决议有公司股东的签字及公司印章。收款人张忠良在向刘志刚出具收条时，同时向刘志刚出示了盖有富尔徕公司公章的《股东会决议》，并将用于抵押的办公楼《商品房买卖合同》及购房发票交给刘志刚。在审判实践中，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者授权委托人以公司的名义对外签订合同时，交易相对人并无审查签订合同所用印章是否为真实的义务。所以无论在《股东会议决议》上的公司印章是否真实，在刘志刚按照《股东会议决议》上的要求履行了提供借款义务后，富尔徕公司就是实际借款人。刘志刚实际履行了出借义务，本案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真实发生且合法有效，刘志刚的合法财产权益应受法律保护。关于借款本金，因刘志刚提供的《借条》、《银行转账凭证》符合证据法定形式，故对上述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关于利息，在富尔徕公司出具的还款计划中明确约定利率按银行4倍基准利率计算，刘志刚的该诉请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在富尔徕公司2014年5月29日，2015年6月3日两次向刘志刚出具的还款计划中，明确约定了借据的有效期直至还清该笔借款本息为止，故刘志刚的诉讼请求未超诉讼时效期间。关于刘志刚要求富尔徕公司以抵押财产呼和浩特市汇商广场A座20层（面积1164平方米）办公楼在担保范围内对上述债务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请，富尔徕公司以自有房屋为自己借款提供担保，不动产抵押合同成立，抵押权因未办理抵押登记而未设立，债权人可以主张抵押人在抵押物价值的范围内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判决如下：一、被告内蒙古富尔徕石油贸易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刘志刚借款350万元并支付利息（利息计算方法：本金350万元，按银行4倍基准利率，计息时间自2014年5月30日至实际还清本金之日止）；二、被告内蒙古富尔徕石油贸易股份有限公司以抵押财产呼和浩特市汇商广场A座20层（面积1164平方米）办公楼在担保范围内对上述债务本息承担清偿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48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财产保全保险费6986元，由被告内蒙古富尔徕石油贸易股份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基本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首先，针对富尔徕公司认为一审法院允许作为共同原告的兴海公司撤回起诉，允许刘志刚撤回对张翼翔和李荣刚的起诉，属于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诉讼权利系法律保护当事人的权利，当事人是否起诉或如何选择起诉对象由当事人自行选择，只要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人民法院均应准许，一审诉讼程序并不违法，富尔徕公司该上诉理由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其次，对张忠良对刘志刚出具收条并接收350万元的行为应如何认定的问题。经审查，张忠良收到刘志刚350万元是否用于办理公司股权收购或转让事宜并无证据加以证明，故不能认定张忠良以上行为系富尔徕公司授权而为。那么张忠良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就成为本案认定事实的关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该法条是民事善意保护原则的体现，也是维持善意相对人对基本交易规则的正常预期，维护稳定安全的交易市场秩序。本案中，张忠良在向刘志刚出具收条的同时一并将加盖富尔徕公司印章的股东会决议及富尔徕公司办公楼《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发票原件交给刘志刚，刘志刚作为善意的实际出借人，完全有理由相信实际借款人为富尔徕公司，否则也不会加盖公章并提交公司办公楼的购房合同及发票，故张忠良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行为，根据以上法律规定，张忠良的代理行为有效，富尔徕公司应当偿还刘志刚350万元借款，一审法院认定张忠良系有权代理认定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关于富尔徕公司认为2012股东会决议的内容及公章均为虚假，本院认为刘志刚作为善意出借人无法对真实性进行审查，也无需对真实性进行审查，且公司股东内部纠纷应另案处理，不能以公司内部管理的漏洞对抗善意相对人，故对富尔徕公司该上诉理由不予采纳。至于富尔徕公司与刘志刚之间的纠纷，可另行解决。第三，关于富尔徕公司认为抵押合同未成立的上诉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六条“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根据该法律规定，刘志刚将350万出借给富尔徕公司，富尔徕公司将购房发票原件及购房合同原件交与刘志刚，刘志刚接受，故担保合同依法成立。双方虽未办理抵押登记但不影响合同的效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之规定，该担保合同于成立时生效。故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正确，富尔徕公司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第四，关于刘志刚起诉是否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的问题。从张忠良后续向张忠良打的收条来看，只是对收条的有效期进行约定，并未约定还款期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杈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四）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故按照以上法律规定，本案未超诉讼时效期间，故一审法院认定正确，富尔徕公司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所述，富尔徕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虽有瑕疵，但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4800元，由内蒙古富尔徕石油贸易股份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辛宗寿审判员 李 霞审判员 宋晓瑾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张小睿书记员 白 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