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民终78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郑州市农业路**投资大厦。法定代表人:刘新勇，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维强，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旭岑，河南成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洛阳浮法玻璃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住，住所地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唐宫中路**/div>法定代表人:谢军，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秦莹,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尚贤,河南有章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省投集团）因与被上诉人中国洛阳浮法玻璃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洛玻集团）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2019）豫03民初1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3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省投集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旭岑、胡维强，被上诉人洛玻集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尚贤、秦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省投集团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法院（2019）豫03民初175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省投集团的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由洛玻集团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以省投集团“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涉案贷款的原债权人中国银行洛阳分行、信达公司郑州办事处在保证期间2002年11月17日至2004年11月16日之内要求保证人洛玻集团承担保证责任，故保证人洛玻集团的保证责任免除”为由驳回省投集团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涉案担保书内容，洛玻集团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根据借款合同约定的最长还款时间和担保法关于连带保证责任期间为两年的规定，洛玻集团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为2002年11月17日至2004年11月16日。因春都集团出现了借款合同约定的提前收回贷款的情形，中国银行洛阳分行于2002年11月4日向洛玻集团送达《催收贷款担保通知书》，称贷款于2002年6月底提前到期并转入逾期科目，要求洛玻集团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应从2002年11月4日中国银行洛阳分行要求洛玻集团承担担保责任之日起，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即中国银行洛阳分行要求洛玻集团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转化为要求洛玻集团承担保证责任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受保证期间的制约转换为受诉讼时效期间的制约。因此，中国银行洛阳分行向洛玻集团主张承担保证责任，未超过保证期间。一审法院未考虑合同履行中中国银行洛阳分行要求春都集团提前还款所引起的保证期间向诉讼时效期间的转化，认定洛玻集团担保责任免除无事实和法律根据。二、省投集团要求洛玻集团承担保证责任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中国银行洛阳分行要求洛玻集团承担保证责任的诉讼时效期间为2002年11月4日至2004年11月3日。2004年6月25日中国银行洛阳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郑州办事处（以下简称信达公司郑州办事处）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将涉案债权转让给信达公司，双方于2004年12月30日在《河南日报》刊登了债权转让与催收公告。《最高人民法院对的答复》（法函[2002]3号）（以下简称《2002年3号答复》）规定，为了最大限度地保全国有资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全国或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发布的有催收内容的债权转让公告或通知所构成的诉讼时效中断，可以溯及至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受让原债权之日。因此信达公司郑州办事处对洛玻集团主张担保责任的诉讼时效中断可以追溯到2004年6月25日，即自2004年6月25日起重新计算。之后，信达公司郑州办事处均在两年的诉讼时效期间内在报纸上发布债权催收公告，直至涉案债权转让给省投集团后，省投集团向法院提起诉讼。洛玻集团答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涉案贷款的原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内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洛玻集团的保证责任免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省投集团的两份诉状中均称“2002年11月16日贷款到期后，多次要求还款”，双方均认同本案贷款到期日为2002年11月16日。一审法院查明担保期间为2002年11月17日至2004年11月16日正确。中国银行洛阳分行于2002年11月4日向洛玻集团发送《催收贷款担保通知书》，内容为“积极筹措资金承担担保责任”，仅是敦促洛玻集团到期履行担保责任，并未启动担保期间的诉讼时效。二、省投集团关于要求洛玻集团承担保证责任未超过诉讼时效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一）本案关于诉讼时效的认定不适用《2002年3号答复》。根据人民法院出版社《民事法官必备法律司法解释解读（第三版）（中册）》（最新法律文件解读编辑委员会编）第1258页“关于公告诉讼时效的中断的问题，如果原债权银行没有发过债权转让公告的，可以补发公告，公告可以起到‘通知债务人’的相同效力。如果在公告之前个别债权的请求权已经罹于时效的，因公告在性质上无溯及既往的功能，只能在公告时发生法律效力，则公告对时效已经完成的债权并无‘起死回生’之功效，不能指望公告可以解决对已经超过时效的债权的保护问题。”（二）《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通知》（法发[2009]19号）（以下简称《海南会议纪要》）重申公告只是一种权利主张方式，同时也否定了《2002年3号答复》关于时效中断的追溯适用，明确公告之日应为诉讼时效实际中断日。原债权人中国银行洛阳分行、信达公司郑州办事处未在保证期间内要求洛玻集团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洛玻集团的担保责任已免除。（三）省投集团不具备适用《2002年3号答复》的主体资格。《2002年3号答复》的适用主体为国有银行或者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或者地方人民政府或者代表本级人民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部门或者持有国有企业债务人国有资本的集团公司。而省投集团仅是与洛玻集团一样的国有企业，且不持有春都集团和洛玻集团的任何股份。三、涉案贷款本息应列入政策性破产核销范围。该笔贷款形成的不良资产，依据财政部财金[2008]85号通知不应转让，更不应向洛玻集团主张担保责任。本案是春都集团实行政策性破产后遗留的特殊债务。国有企业政策性破产就是国家同意为该笔债务买单，核销企业债务，托底安置职工。洛玻集团的担保行为是由政府干预提供的担保，如果让洛玻集团因此承担巨额担保责任，有悖于政策性破产精神，引发社会矛盾。综上，省投集团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省投集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洛玻集团偿还省投集团贷款本金40600802.03元及利息、罚息59453481.08元（暂计算至2009年2月9日），共计100054283.11元，之后利息、罚息按照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执行；2.洛玻集团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1997年11月14日，中国银行洛阳分行与春都集团签订了一份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为493万美元，利率按半年浮动计算为8.4%，逾期按日万分之四计收利息。贷款期限为外汇贷款第一笔用汇之日起六十个月之内分期还清全部贷款本息（第一笔收到贷款的日期为1997年11月17日，最后的还款期限为2002年11月16日）。洛玻集团为上述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并于签订借款合同的同日向中国银行洛阳分行出具了不可撤销担保书。合同签订后，中国银行洛阳分行陆续向春都集团发放了493万美元的外汇贷款，履行了合同义务。2002年11月16日贷款到期后，春都集团和洛玻集团均未向中国银行洛阳分行履行还款义务。省投集团提交的证据显示中国银行洛阳分行向洛玻集团最后一次催收时间为2002年11月4日，该次催收经洛阳市公证处制作有公证书，2003年7月24日中国银行洛阳分行给春都集团的催收通知书上洛玻集团未签字盖章。2004年6月25日，中国银行洛阳分行与信达公司郑州办事处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将涉案的贷款本息债权转让给了信达公司郑州办事处，中国银行洛阳分行于2004年8月28日以书面形式向春都集团送达了债权转让通知。2004年12月30日信达公司郑州办事处在《河南日报》刊登债权转让公告；2006年6月22日信达公司郑州办事处在《河南商报》刊登债权催收公告；2008年6月3日信达公司郑州办事处在《大河报》刊登债权转让公告。2008年12月16日信达公司郑州办事处与省投集团签订包含涉案标的的债权转让合同。春都集团于2009年向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破产，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7月裁定宣告春都集团破产，省投集团遂向破产清算小组申报了债权，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8月20日裁定确认省投集团的债权。2012年6月28日，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终结春都集团破产程序，省投集团的债权未得到清偿。本案借款期间，借款人春都集团偿还了借款本金24566.43美元，剩余借款本金4905433.57美元尚未偿还。2008年12月16日，信达公司郑州办事处与省投集团签订包含涉案标的的债权转让合同，该合同载明标的债权的数额为本息合计11155390200元，转让总价款为440000000元，转让总价款占标的债权总额的3.94%。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效力。中国银行洛阳分行与春都集团签订的借款合同，洛玻集团向中国银行洛阳分行出具的《不可撤销担保书》，中国银行洛阳分行与信达公司郑州办事处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信达公司郑州办事处与省投集团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是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直至主债务本息还清时为止等类似内容的，视为约定不明，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1997年11月14日，洛玻集团向中国银行洛阳分行出具的《不可撤销担保书》第五条约定：“本担保书有效期自签署之日起正式生效至借款项下全部本息、费用及其它应付款项全部还清为止。”故该《不可撤销担保书》约定的内容应视为约定不明，即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1997年11月14日，中国银行洛阳分行与春都集团签订的借款合同约定贷款期限为外汇贷款第一笔用汇之日起六十个月内分期还清全部贷款本息。涉案第一笔贷款收到的日期为1997年11月17日，故最后的还款期限为2002年11月16日。故本案洛玻集团的保证期间为2002年11月17日至2004年11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本案中，根据省投集团提交的证据显示中国银行洛阳分行向洛玻集团最后一次催收时间为2002年11月4日，2003年7月24日中国银行洛阳分行给春都集团的催收通知书上洛玻集团未签字盖章。2004年6月25日，中国银行洛阳分行与信达公司郑州办事处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将涉案的贷款本息债权转让给信达公司郑州办事处，中国银行洛阳分行于2004年8月28日以书面形式向春都集团送达了债权转让通知。省投集团并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涉案贷款的原债权人中国银行洛阳分行、信达公司郑州办事处在保证期间2002年11月17日至2004年11月16日之内要求保证人洛玻集团承担保证责任，故保证人洛玻集团的保证责任免除。一审法院判决：驳回省投集团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42072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547072元，由省投集团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根据当事人诉辩意见并经双方同意，本院归纳本案二审焦点为：省投集团要求洛玻集团承担保证责任，是否超过保证期间或者诉讼时效。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针对二审焦点问题，本院评判如下：一、涉案债权的保证期间为2002年11月17日至2004年11月16日。首先，按照借款合同的约定，涉案贷款最后的还款日期为2002年11月16日。本案保证期间为主债权履行届满之日起二年。双方对保证期间的认定均无异议。省投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起诉状称“2002年11月16日贷款到期后，中国银行洛阳分行多次向春都集团和洛玻集团进行催收，二者均未履行应尽义务”，亦认可本案贷款于2002年11月16日到期。其次，关于省投集团主张自2002年11月4日保证期间转化为要求洛玻集团承担保证责任的诉讼时效期间的上诉理由。1997年11月14日借款合同第九条约定，发生下列情况之一的，中国银行洛阳分行有权停止发放贷款并立即或者限期收回已经发放的贷款：（1）春都集团向中国银行洛阳分行提供的情况、报表和各项资料不真实；（2）春都集团与第三者发生诉讼经法院判决败诉，偿付赔偿后无力向中国银行洛阳分行偿付贷款本息；（3）春都集团的资产总额不足抵偿其负债总额；（4）春都集团的保证人违反或者失去保证书中规定的条件。除了该条款约定外，借款合同再无其他关于贷款提前到期的约定。因此春都集团拖欠贷款利息支付，不属于借款合同第九条约定的中国银行洛阳分行宣布贷款提前到期的情形。省投集团亦未提交证据证明本案符合借款合同第九条约定的四项情形。因此中国银行洛阳分行以春都集团拖欠贷款利息为由宣布本案贷款提前到期，并于2002年11月4日要求洛玻集团承担保证责任缺乏合同依据。省投集团关于自2002年11月4日涉案保证期间转化为要求洛玻集团承担保证责任的诉讼时效期间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最后，省投集团未提交证据证明涉案贷款的原债权人中国银行洛阳分行、信达公司郑州办事处在保证期间2002年11月17日至2004年11月16日内要求洛玻集团承担保证责任。二、即使按照省投集团主张，本案自2002年11月4日涉案保证期间转化为要求洛玻集团承担保证责任的诉讼时效期间，该诉讼时效期间为2002年11月4日至2004年11月3日。2009年3月30日印发的《海南会议纪要》第十一条“关于既有规定的适用”明确指出，国有银行或者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全国或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发布有催收内容的债权转让通知或公告的，该公告或通知之日应为诉讼时效的实际中断日，新的诉讼时效应自此计算。信达公司郑州办事处于2004年12月30日在《河南日报》刊登有催收内容的债权转让公告，亦超过二年的诉讼时效期间。三、本案不属于适用《2002年3号批复》中诉讼时效中断溯及规定的情形。首先，《2002年3号批复》中“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全国或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发布的有催收内容的债权转让公告或通知所构成的诉讼时效中断，可以溯及至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受让原债权银行债权之日；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对已承接的债权，可以在上述报纸上以发布催收公告的方式取得诉讼时效中断（主张权利）的证据”的规定，是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对已承接的债权如何主张债权诉讼时效中断的规定，并不涉及保证合同与保证期间的问题，不能以此认定信达公司郑州办事处自2004年6月25日受让债权之日向洛玻集团主张过权利。其次，从《2002年3号批复》出台的背景分析。2001年4月11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债务人在债权转让协议，债权转让通知上签章或者签收债务催收通知的，诉讼时效中断。原债权银行在全国或者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发布的债权转让公告或通知中，有催收债务内容的，该公告或通知可以作为诉讼时效中断证据。”该条款规定了原债权银行在权威报纸上发布有催收内容的公告或通知的效力问题，但未规定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发布上述公告或通知可以作为诉讼时效中断的证据。之后2002年1月7日出台的《2002年3号答复》，明确了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发布上述公告或通知亦具有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同时对《2002年3号答复》出台前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已承接的债权，可以在上述报纸上以补充发布催收公告或通知的方式取得诉讼时效中断（主张权利）的证据。对《2002年3号答复》出台前承接的债权，因相关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等对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发布上述公告或者通知的法律效力问题没有相关规定，所以《2002年3号答复》出台后发布上述公告或者通知的，产生的诉讼时效中断可以溯及到受让原债权银行债权之日，以达到最大限度地保全国有资产的目的。由于《2002年3号答复》系对信达、华融、长城、东方资产管理公司的答复，该答复发布后，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应当知道其发布的上述公告或通知具有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为了保护国有资产不受损失，应在受让不良资产债权后立即在全国或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发布相关公告或通知，而没有必要超过诉讼时效后发布，再去主张诉讼时效中断的溯及。因此，对不良资产债权转让发生在《2002年3号答复》出台之后，主张适用诉讼时效中断溯及力的，不应予以支持。本案中，2004年6月25日信达公司郑州办事处受让中国银行洛阳分行的涉案债权，此时距《2002年3号答复》出台已二年五个月。信达公司郑州办事处应当知道在上述报纸上发布有催收内容的公告或通知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应在受让债权后立即发布公告或通知以便及时取得诉讼时效中断的证据。而信达公司郑州办事处在受让本案债权半年后的2004年12月30日才在《河南日报》刊登债权转让公告，不应再适用诉讼时效中断的溯及规定，否则明显与《2002年3号答复》的精神相悖，对债务人或者保证人不公。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洛玻集团的保证责任免除，并无不当。省投集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42071元，由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高海娟审判员  庞宝峰审判员  周新峰二〇二〇年九月一日书记员  吴碧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