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2020）晋民申609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田某，男，1962年3月3日出生，汉族，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坂下七一路**居民。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山西万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万荣县新建北路**。   法定代表人：兰某，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山西君越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席某，男，1949年9月29日出生，汉族，万荣县人，原系万荣县城北农村信用合作社主任。   原审第三人:贾某，男，1965年9月27日出生，汉族，稷山县人，原系稷山长兴化工厂、万荣华力康造纸厂董事长。现在临汾监狱服刑。   再审申请人田某因与被申请人山西万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存单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08民终7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再审申请人田某的再审请求:1.依法撤销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08民终761号民事判决书第三项；2.依法改判被申请人承担申请人的存款损失的全部补充赔偿责任；3.诉讼费由被申请人承担。   事实和理由：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一）（2019）晋08民终761号民事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案由应定为储蓄存款合同纠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通知》于2011年4月1日生效，该规定中并没有侵害财产权利纠纷的案由。申请人将存款交给了万荣城北信用社，是同信用社建立了储蓄存款合同关系，应以储蓄存款合同纠纷审理。错误的案由导致适用法律错误并作出错误的判决。（二）终审判决认定申请人存在过错行为是错误的。申请人在被申请人正常营业时间、法定工作场所中，由原主任席某指派业务员薛丽霞用信用社业务电脑打印出来存单，存单是山西省农村信用合作社统一制定的格式存单，上面加盖有信用社的储蓄专用章和业务员薛丽霞的名章，并标明是会计版。据此，申请人有充分理由相信席某代表城北信用社同储户建立了存款法律关系。席某的行为是信用社代表人的职务行为而不是个人行为。因此，申请人的存款并不存在过错行为。至于存单和印章是否伪造，这是公安机关通过侦查手段鉴定出来的，不能苛求公民具有这种识别能力，也不能苛求公民在存款前先要求公安机关对存单和印章进行鉴定后再存款。在存款人不明知的情况下，该存单和储蓄专用章是对信用社产生效力的法人行为，申请人作为善意第三人不存在过错。（三）原审第三人席某的行为是表见代理，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不能对抗储户要求支付的请求，被申请人应承担支付申请人全部存款及利息的义务。终审判决申请人存款由第三人偿还，让被申请人承担补充责任是错误的。如前所述，申请人在信用社主任席某办公室，将钱交给信用社主任，主任又指示操作员薛丽霞用信用社的电脑系统打印存单，加盖储蓄专用章和操作员名章，把存单交给储户，这一系列行为充分证明申请人同信用社建立了存款法律关系，其主任席某的行为是法人的职务行为，信用社应对申请人的存款和利息承担支付责任。根据民法通则第43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意见（试行）》第58条和《合同法》第50条规定，在本案中，席某是以信用社的名义从事经营活动，同时，被申请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申请人知道席某是犯罪行为和超越权限的行为，所以，席某工作中的行为应当是有效的职务行为，被申请人应当承担该法定代表人行为形成的存款合同的支付责任。本案中，席某对其伪造金融票证和众存款的犯罪行为承担了刑事责任，但不等于可以免除信用社主任在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其代表行为所形成的储蓄存款的支付责任。席某的犯罪行为不能对抗善意的第三人，不能对抗储户要求支付存款的请求，因此，被申请人应支付申请人全部存款及利息。（四）城北信用社存在管理混乱、监督不力、制度不健全等问题，城北信用社应对其原法定代表人的行为承担民事责任，被申请人作为城北信用社合并以后的联合体应承担全部兑付责任。席某曾因挪用资金的经济犯罪被处罚。事实证明，席某2003年3月担任城北信用社主任，当年8月份即着手策划实施犯罪行为。同时，席某挪用信用社资金的行为从2003年8月一直延续到2007年，在长达四年的时间里，信用联社作为主管部门是怎么监管的？为什么没有发现？为什么反而作为先进典型在媒体上予以宣扬？说明被申请人用人失察，监管不严，被申请人的过错是明显的，对席某作为信用社主任，吸收申请人存款的行为理应承担全部的兑付责任。（五）同一个农村商业银行，同一类案件，法院作出不同判决。1.被申请人与吴吉平存储合同纠纷：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晋民终字第357号民事判决；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申2611号民事裁定书，判决被申请人承担65%的补充赔偿责任。2.被申请人与王如川存储合同纠纷，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1)晋民终字第108号民事判决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申字第1749号民事裁定书；被上诉人与刘金风存储合同纠纷，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1）晋民终字第109号民事判决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2013）民申字第1750号民事裁定书。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1）晋民终字第110号民事判决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申字第1751号民事裁定书。这三项判决及裁定均要求被上诉人承担70%补充赔偿责任。习总书记指出：“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在最高人民法院就相同案件已经作出判决的前提下，一、二审法院却置最高人民法院典型判例于不顾，仍判决被申请人承担30%的补充赔偿责任，本案的二审民事判决严重损害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综上所述，申请人的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的规定，依依法再审并改判。   被申请人辩称，（一）本案再审申请人的财产损失系被申请人席某、贾某伪造金融票证、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犯罪行为所致，其经济损失已经刑事诉讼程序依法处理，其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与法相悖。2005年3月1日至2006年2月21日，原城北信用社主任席某伙同稷山长兴公司原法定代表人贾某以兑付12.96%-16%（年息）的好处费为诱饵，在贾红杰、贾洪亮、肖青玲、李小保、任青秀等中间人的介绍下，席某、贾某单独或共同在城北信用社二楼席某办公室，利用贾某伪造的城北信用社定期存单，非法吸收临汾、长治等地的公众存款241笔9321万元，用于投资稷山长兴公司、临汾煤矿，支付中间人和假存单持有人好处费以及借给做生意的朋友等，没有分文进入城北信用社自有账户和使用。至案发前，席某给到期和提前支取的假存单兑付20笔1556万元，尚有221笔7765万元没有给假存单持有人兑付。本案案发经刑事诉讼程序，生效的刑事判决书均在确认上述事实的同时，判令查封的长兴公司、煤矿、七辆汽车依法处理后，按比例返还给假存单持有人，已经追缴的款项按比例兑付，再审申请人先期得到追缴赃款。此外，席某也已起诉追偿索要借款，用以赔偿再审申请人等假存单持有人的经济损失，其中部分案件调解、部分案件判决生效且进入执行程序。至此，本案再审申请人等假存单持有人的经济损失正在、并已经依据生效的刑事判决执行，其以假存单持有人的身份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不仅违反《刑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九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的规定，更是有违“一事不再理”的诉讼原则。（二）再审申请人未与城北信用社形成储蓄存款合同关系，其要求答辩人承担还款责任于法无据，应驳回其再审请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合法有效的储蓄合同关系，具备两个要素：存单真实、存单项下的款额由存款人实际交付给金融机构。再审申请人掩盖异地存款，实为获取非法高额回报好处费为目的的事实，并非为了存款得息。在明知违法犯罪的前提下，仍将巨额款项在非存取款的法定营业场所交给席某、贾某，取得假存单及巨额好处费，显然与城北信用社没有形成储蓄存款合同关系。且生效的刑事判决已经认定席某犯伪造金融票证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个人犯罪行为，不是单位犯罪。故再审申请人与答辩人不构成储蓄存款合同关系。关于案由问题：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当事人诉争法律关系的性质确定相应的案由。针对当事人起诉的法律关系和实际诉争的法律关系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法庭实际查明的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相应变更案件的案由。因再审申请人和答辩人之间依法不存在储蓄存款合同关系，故一、二审法院变更案由并无不当。（三）再审申请人为获取非法的高额回报、好处费，将款项交给犯罪分子，对其经济损失具有重大过错，应当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金融机构储蓄存款的期限和利率，均是国家明文规定、不得擅自改变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再审申请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生活居住在临汾等地，却舍近求远、违反常规、日常生活习惯和逻辑到偏僻的万荣城北信用社席某处存款的目的，就是为非法获取高额的回报，即好处费。再审申请人根本没有去原城北信用社，将款项交付给中间人。好处费是和中间人约好，由中间人一方从席某处领取支付之后分配，且均是违反常规的在城北信用社二楼席某办公室，交给席、贾，而不是在城北信用社营业大厅储蓄柜台、交给营业人员办理，对这种违法行为和风险后果是心知肚明的，对于其经济损失具有严重过错，应当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四）席某伪造金融票证、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犯罪行为，并非表见代表，再审申请人等假存单持有人更非善意第三人。生效的刑事判决已确认席某的行为是个人犯罪，并非单位犯罪，其犯罪行为明显不属于职务行为，更不是表见代表。表见代表是指法人代表的行为虽然超越了法人的代表权限，但善意相对人基于一定外观相信其有代表法人之权而与之从事交易行为，该代表行为有效的制度。《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中的“经营活动”指的是该法第四十二条“在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内从事经营”，而席某的行为超越《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和《金融机构经营许可证》核准经营的行为，是伪造金融票证、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犯罪行为，并非经营行为。因此，不属表见代表。再审申请人也并非善意第三人。善意第三人指的是在有瑕疵的法律关系中，该瑕疵法律关系双方之外的第三方，在不知法律关系有瑕疵的情况下而做出有损瑕疵法律关系双方某一方利益的人，该第三人所做出的损害行为并非出于故意。通俗的理解就是第三人在民事行为中，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自己参与的行为是不合法或者违反第三方约定的，还当作合法行为在参与。但本案中，再审申请人在明知返还巨额好处费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况下，不在金融机构的营业场所办理存款手续，且违背常理通过中间人将款项交付给席某、贾某，显然不属善意第三人。综上所述，依事实和法律，再审申请人的经济损失正在、并已经通过刑事诉讼追赃途径予以解决，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与法相悖；且所持存单均系伪造，其为获取高额好处费而被吸收的款项，并未进原城北信用社账户和使用，再审申请人与城北信用社没有储蓄存款合同关系，答辩人没有任何还款义务。本案属于系列案件，截止目前向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的案件多达30多起，均因答辩人承担30%的补充赔偿责任不服提出再审均被驳回。故应驳回再审申请人全部的再审请求。   本院经审查认为，再审申请人田某的申请再审事由不成立。理由如下：   关于田某与被申请人是否形成储蓄存款合同关系。原审已经查明本案所涉存单非万荣城北农村信用合作社出具的真实存单，田某未将款项以存款形式存入万荣城北农村信用合作社，原审认定田某未与原万荣城北农村信用合作社形成储蓄存款合同关系并无不当，田某的诉求实质为财产受到损害请求赔偿损失，故本案案由应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原审法院将案由确定为侵害财产权利纠纷存在瑕疵，应予以纠正。   关于田某对损害发生是否存在过错的问题。田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理应知道存款须通过柜台办理，其将款项交付给时任城北信用社主任席某，从席某处取得存单，并领取了好处费，具有一定的过错，应自行承担相应责任，原审认定其为了追求高额好处费存在过错并无不当。   关于被申请人万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应否向田某支付款项的问题。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虽然不应认定田某与被申请人之间形成存款关系，但万荣城北农村信用社原主任席某在单位办公室非法吸取公众存款出具假存单，导致田某误以为系信用社的真实存单款项已实际存在入信用社，信用社对于其法定代表人的行为及相应的业务流程监管不力，管理混乱，负有过错责任。原审判万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承担30%的补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因本案非存单纠纷，故申请人田某所称席某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进而要求万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承担责任的主张不予支持。   关于申请人田某申请所称同类案件不同判的问题。所谓“同类案件”是指待决案件在基本事实、争议焦点、法律适用等方面具有相似性，而申请人列举案件的基本事实与本案并不完全一致，故判决责任承担比例不同。   综上所述，申请人田某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再审申请人田某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殷 泽   审 判 员 马云跃   审 判 员 王荣平     二〇二〇年九月七日   法官助理 李燕华   书 记 员 程晓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