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868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小正，男，1976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衡阳市石鼓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瑞祥，北京中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增利，女，1973年3月22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宝坻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成翰，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小正因与被上诉人孙增利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5民初608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小正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孙增利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孙增利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错误，定性不准确。1.刘小正与孙增利之间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刘小正仅是接受案外人刘龙军（系刘小正之兄）的委托处理其与孙增利的款项往来。刘龙军与孙增利是朋友关系、合作伙伴关系，二者之间有大量的资金往来。根据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5民初38332号民事判决书，孙增利向法院提交《委托书》证明刘小正接受案外人刘龙军的委托处理其与孙增利的款项往来。基于该授权，孙增利多次向刘小正主张对刘龙军的债权，严重影响了其正常的工作生活，刘小正迫于无奈出具了本案的《欠条》。需要注意的是，刘小正于2015年12月18日（刘龙军对刘小正的授权时间范围为2013年1月至2016年12月）出具的《欠条》上，同时约定了之前所有欠条全部作废。一审判决认定“虽《授权书》中刘龙军授权刘小正处理刘龙军与孙增利之间的款项往来，但是该授权并不能排除刘小正向孙增利借款”，该认定明显有悖常理。38332号判决书判决刘龙军偿还孙增利借款本金800万元。几乎是在同一时间段内，同一出借人孙增利明知刘小正和刘龙军是亲兄弟关系，仍陆续向兄弟二人出借上千万（刘龙军800万、刘小正860万）的巨款的做法明显不符合常理。故一审判决认定“孙增利与刘小正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是认定事实错误。2.孙增利与刘龙军之间存在长期的经济往来，借款和还款次数频繁。38332号判决书是在刘龙军缺席审理下做出的，除去38332号判决书认定孙增利所主张的刘龙军向孙增利转款140余万元外，事实上还远不止这些，刘龙军向孙增利单向转账尚有金额1600余万。此外，刘小正在处理刘龙军和孙增利的债权债务过程中，应孙增利的要求，刘小正将刘龙军的一套房产办理了200万元的抵押登记，并且在2014年年底将海南省陵水县英州镇土福湾海南福湾国际滨海度假社区南区5号楼5328房产过户至孙增利女儿名下，另外2014年7月下旬案外人凡沙宁转款550万至孙增利账户。由此可见，孙增利和刘龙军之间的债权债务非常复杂。刘小正是在刘龙军的授权下去处理孙增利和刘龙军的债权债务问题，出具《欠条》、转出和收取款项。3.一审判决认定孙增利与刘小正之间的“借款本金数额为860万元”是认定事实错误。一审诉讼中，孙增利称其借款通过银行账号向刘小正转账共计84万元;孙增利通过北京国发众诚文化信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发公司）交付刘小正转账支票共计360万元;孙增利委托国发公司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刘小正交付共计8719000元。债是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按照孙增利的主张，本案的债权人是孙增利，债务人是刘小正。国发公司并不是借贷关系的当事人，而且跟双方没有任何约定或协议，没有任何代付款证据。孙增利的证据仅说明国发公司与刘小正有经济往来，但没有充分证据证实与本案有关联性。一审判决在没有充分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把国发公司与刘小正之间的款项往来认定为刘小正向孙增利的借款是错误的。另外，刘小正有刘龙军明确授权的情况下，一审判决都不认可刘龙军向孙增利对本案的转账还款，却认可了国发公司向刘小正的转账借款。因此，一审判决显然是认定事实不清。4.孙增利是国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鉴于这种特殊关系，孙增利向法院提交的以下关键证据的证明力不足，该证据不应被采信。“2019年9月16日，国发公司出具《单位证明》，载明：孙增利2012年至2014年期间向国发公司借款共计15172000元，并指定将以上借款打到刘小正建行卡账户或通过网银转账、转账支票方式转入刘小正指定账户。”从其出具的时间来看，是在所谓的借款事实发生后的五年以后，这明显是为了本案诉讼而准备的。对于如此之巨的借款，国发公司没有出具当年的财务记录情况，不得已出具的这份《单位证明》。此外，孙增利主张的借款是860万元，国发公司出具的《单位证明》中记载的借款是15172000元，一审判决认定刘小正向孙增利转账款共计33万元。由此可见，借款和还款数额不一致，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还有其他的还款事实，而该还款人是真正的借款人刘龙军。故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判决证据不足。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刘小正在一审已经完成自己的举证责任，刘小正提交相应的证据刘小正为受托处理刘龙军与孙增利之间债权债务关系、刘龙军及刘小正与孙增利之间有大量未经判决认定的其他资金往来等等，这些证据均能形成较为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刘小正的主张，至此刘小正已经完成自己的举证责任。一审法院对于证据能够证明的问题、对于证据之间的关系、对于案件事实均未组织进行充分辩论，未能运用证据规则认定事实，导致一审判决有失公正，明显违反了证据规则。三、一审判决程序不当。一审中刘小正依法提出笔迹鉴定申请，受一审法院委托，2020年3月6日，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出具法大[2020]文痕鉴字第29号鉴定报告。刘小正在法定期限内依法向一审法院提出异议，但一审法院并未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八条之规定，通知鉴定人出庭作证，一审判决明显程序不当。孙增利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刘小正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孙增利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判令刘小正偿还借款本金860万元及利息（以860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7月1日始至借款实际偿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计算）；2.诉讼费用由刘小正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2月18日，刘小正出具《欠条》一张，载明：今欠到孙增利现金850万元整，2016年6月30日前还清。该《欠条》末尾“之前所有欠条全部作废”字样用笔手写删除。刘小正称该《欠条》中有涂改，对该《欠条》不认可，称刘小正代刘龙军处理刘龙军与孙增利之间的债权债务。孙增利称因其与刘小正之间存在多笔债权债务关系，后进行结算，出具了上述《欠条》，并提交刘小正于2014年12月26日、2015年4月18日出具的两份《借条》予以佐证。2015年12月27日，刘小正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到孙增利现金10万元整，2016年1月15日归还，请将资金打入刘小正卡，卡号×××，民生银行京广支行。刘小正称该款项系刘小正代刘龙军处理刘龙军与孙增利之间的债权债务的款项，并非刘小正向孙增利的借款。一审诉讼中，孙增利称其借款通过以下方式交付：1、孙增利通过银行账号向刘小正转账。2014年11月18日转账40万元，2015年3月31日转账34万元，2015年12月25日转账10万元；2、孙增利通过国发公司交付刘小正转账支票。2012年10月26日交付金额为50万元，2013年5月23日交付金额为50万元，2013年5月23日交付金额为50万元，2013年5月23日交付金额为50万元，2013年5月23日交付金额为10万元，2014年7月14日交付金额为150万元；3、孙增利委托国发公司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刘小正交付款项。2012年1月4日转账40万元，2012年1月16日转账5万元，2012年2月24日转账725000元，2012年2月28日转账855000元，2012年3月12日转账11400元，2012年4月26日转账124900元，2012年5月14日转账50万元、50万元，2012年9月11日转账67万元，2012年9月25日转账7万元，2012年12月5日转账10万元，2012年12月26日转账10万元，2013年2月5日转账20万元。以上共计8719000元。刘小正称收到了以上8719000元，但是称该款项系刘龙军委托刘小正收取的款项，并且刘龙军已经偿还了上述所有款项。2019年9月16日，国发公司出具《单位证明》，载明：孙增利2012年至2014年期间向国发公司借款共计15172000元，并指定将以上借款打到刘小正建行卡账户或通过网银转账、转账支票方式转入刘小正指定账户。针对本案的还款，刘小正称其还款方式如下：1、刘小正以银行转账的方式给孙增利转账。2013年7月15日转账23万元，2014年6月16日转账1087.62元，2016年1月22日转账10万元；2、刘龙军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给孙增利转账。2013年6月13日转账262100元，2013年7月18日转账2100元，2013年7月24日转账300万元、18万元，2013年8月15日转账233170元，2013年9月13日转账233170元，2013年9月17日转账3万元，2013年9月22日转账48万元，2013年11月14日转账232100元，2013年12月27日转账300万元，2013年12月31日转账235万元。孙增利称上述款项中2013年7月15日由刘小正转账给孙增利的23万元系偿还借款利息；关于刘小正于2016年1月22日转账给孙增利10万元的性质，孙增利前后称述不一致，开始称此10万元系偿还借款利息，后称此款项系对2015年12月27日借款10万元本金的偿还；孙增利称刘龙军向其转款均与本案无关，并不是针对本案借款的偿还；刘小正于2014年6月16日转账1087.62元系兑换外币结汇，摘要部分注明“英镑结汇”，故该款项并非对本案借款的还款。一审诉讼中，刘小正称因其接受刘龙军的委托处理刘龙军与孙增利之间的债务，刘龙军曾向孙增利借款并于2014年11月12日出具了《借条》，后刘龙军到期未偿还借款，孙增利向刘小正催要借款，刘小正出具了本案的《欠条》。刘龙军出具《授权书》，载明：刘龙军授权刘小正处理同孙增利借款往来事项，授权时间2013年1月至2016年12月。另查，2014年11月12日，刘龙军向孙增利借款800万元，刘龙军出具《借条》一张，后刘龙军未偿还借款，孙增利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作出（2016）京0105民初38332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38332号判决书），该案查明如下事实：2010年12月19日，孙增利向案外人刘小正转账94万元；2013年11月18日，孙增利向刘龙军转账150万元；2014年2月24日，孙增利向刘龙军转账300万元；2014年2月24日，北京鼎盛美誉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向刘龙军支付200万元；2014年3月19日，北京冠恒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向刘龙军支付200万元；上述金额共计944万元。2013年11月12日，刘龙军向孙增利转账233170元；2013年11月25日，刘龙军向孙增利转账24万元；2013年12月13日，刘龙军向孙增利转账232100元；2014年1月14日，刘龙军向孙增利转账233170元；2014年2月13日，刘龙军向孙增利转账233170元；2014年3月14日，刘龙军向孙增利转账23万元；上述金额共计1401610元。后一审法院判决刘龙军偿还孙增利借款本金80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孙增利与刘小正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以及借款的数额。首先，孙增利主张其与刘小正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并提交《欠条》《借条》、银行明细及发票明细予以佐证。刘小正虽认可收到了孙增利所述的8719000元，但称该款项并非其向孙增利借款，应属刘龙军与孙增利的借款并提交我院生效裁判、《授权书》等予以佐证。一审法院认为虽《授权书》中刘龙军授权刘小正处理刘龙军与孙增利之间的款项往来，但是该授权并不能排除刘小正向孙增利借款。并且一审法院孙增利所述款项往来与38332号判决书中所查明的款项并不一致，故一审法院认为孙增利与刘小正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借款本金数额为860万元；其次，关于刘小正偿还款项性质方面。虽孙增利称2013年7月15日由刘小正转账给孙增利的23万元系偿还借款利息，但是其并未提交双方关于借款利息的约定，故该款项应当视为对借款本金的偿还。关于刘小正于2016年1月22日转账给孙增利10万元的性质，孙增利前后称述不一致，后其自认该款项系对2015年12月27日借款10万元本金的偿还，一审法院对其意见予以采信。关于刘小正称刘龙军向孙增利的还款均系对本案借款的偿还，因孙增利就其性质不予认可，且刘龙军与孙增利尚有债权债务关系，故对刘小正的此项意见不予采信。关于刘小正于2014年6月16日向孙增利转账1087.62元的性质，在摘要信息中明确注明款项性质为“英镑结汇”，故该款项不应视为对借款的偿还。综上，一审法院认为借款剩余借款本金数额为827万元，孙增利向刘小正主张该款项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孙增利主张借款利息的诉讼请求，刘小正在《欠条》中约定了还款期限，刘小正逾期还款应当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但是孙增利计算基数有误，一审法院予以调整。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刘小正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孙增利借款本金827万元；二、刘小正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孙增利借款利息（以827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7月1日始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计算；以827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20日始至借款实际偿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标准计算）；三、驳回孙增利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刘小正提交下列证据：1.银行对账单等，用以证明凡沙宁按照刘龙军、刘小正指定，向孙增利账户汇款500万元，刘龙军、刘小正与孙增利之间存在大量资金往来，足以抵消孙增利对刘小正的主张，刘小正是代理刘龙军处理刘龙军与孙增利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证据2.在海南省陵水县不动产登记中心调取的相关档案材料，用以证明刘小正用房抵款330万元。孙增利发表质证意见以上证据不属于二审提交新证据规定，两组证据真实性无法核实，关联性不认可，刘小正并未明确款项是刘龙军指示凡沙宁汇款还是刘小正指示，如果刘小正主张500万元款项是抵销款，从时间上看，款项是2014年7月25日，刘小正出具欠条时间是2015年12月18日，如果刘小正已经还款，那么2015年就不会出具欠条，且款项是转账也不是替谁还款，该款项也是凡沙宁与孙增利之间的关系。第二组证据中显示权属是潘舒同，现在是郭泉彤，房产登记是转移登记，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且房产交易时间是2014年10月份，时间也早于其出具欠条时间。银行对账单并没有明确显示刘小正与孙增利之间的关系，均与本案无关。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在于孙增利与刘小正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孙增利主张其与刘小正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并提交《欠条》《借条》、银行明细及发票明细予以佐证。刘小正虽认可收到了孙增利所述的8719000元，但上诉主张该款项并非其向孙增利借款，应属刘龙军与孙增利的借款，并提交生效裁判、《授权书》等予以佐证。对此，本院认为虽《授权书》中刘龙军授权刘小正处理刘龙军与孙增利之间的款项往来，但是该授权并不能排除刘小正向孙增利借款的可能性。并且孙增利所述款项往来与38332号判决书中所查明的款项并不一致，在此基础上，一审法院认为孙增利与刘小正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借款本金数额为860万元并无不当。结合还款情况，一审法院认定借款剩余借款本金数额为827万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对于一审认定的借款利息的计算方式，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刘小正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492元，由刘小正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蒙 瑞审 判 员  龚勇超审 判 员  金妍熙二〇二〇年九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唐大利法官助理  张倩倩书 记 员  张 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