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06民初22597号原告：代梅兰，女，1969年8月2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世纪豪园******。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海东，上海锦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安婷，上海锦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华商出入境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普陀区长寿路****。法定代表人：蒋松鹤，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杏云，公司工作人员。原告代梅兰诉被告上海华商出入境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商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1日立案后，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由法官一人独任审理，于2020年7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代梅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海东、安婷，被告华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杏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代梅兰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被告退还原告中介服务费人民币138,000元；2.要求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人民币55,342.61元；3.要求被告赔偿原告三倍已付服务费414,000元。事实和理由：原告经介绍委托被告为己办理澳大利亚移民事宜，2016年9月8日，原告与被告签订《澳大利亚移民中介服务合同》，约定原告委托被告申请澳大利亚雇主担保移民186豁免雅思签证，原告按约支付费用并按照约定以及被告的要求提供了所有材料，但被告未能履行合同，却屡次欺骗原告，被告在办理原告签证申请中向澳大利亚政府提供虚假文件，导致原告的移民签证申请于2017年12月15日遭拒签，并被澳大利亚政府列为入境黑名单。至此时，被告仍不向原告告知实情，也不告知其已擅自撤回了原告的签证申请，在原告多次催问中，被告一直隐瞒事实，以“因澳大利亚政府更迭、政策不稳定、审查速度慢”等理由继续欺骗原告并向原告索要各种费用。2018年10月15日，原告自行向澳大利亚政府申请600旅游签证，却得知自己早已被列入入境黑名单而拒签，但被告仍在原告追问时误导原告并诱导原告提出申诉，导致原告损失扩大。2019年6月27日，被告隐瞒此时原告的签证申请已经被撤销的事实，欺骗原告与其签订《解除合同协议》，双方约定解除服务合同，被告退还一半服务费138,000元，但原告发现真相后至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起诉撤销该份《解除合同协议》，该请求得到普陀区人民法院的支持，因被告已退还138,000元服务费，故而作为被告已履行部分返还责任，因此原告自认已缴纳给被告的服务费共为138,000元，综上，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被告华商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在普陀法院审理解除与原告的《移民中介服务合同》诉讼中，已就解除服务合同事宜形成生效法律裁判结果，而且在双方约定解除合同后，被告也已履行了合同义务，向原告退还了一半服务费138,000元，不存在被告仍需要赔偿原告的依据，如果原告撤销解除协议，要求全面退款赔偿的，原告也应当将被告已退还的138,000元再次返还给被告。故此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9月8日，原告代梅兰为办理前往澳大利亚的移民签证，与被告华商公司签订《澳大利亚移民中介服务合同》，委托华商公司为其提供相关中介服务。该合同约定，原告(乙方)委托被告(甲方)申请澳大利亚雇主担保移民186豁免雅思签证服务。合同第二条双方责任中的(一)乙方责任约定：根据甲方要求，及时提供一切移民需要的真实的资料和文件，确保申报的背景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积极配合甲方申请办理移民的工作；按照本合同约定，将办理费用交付甲方指定的专用账户；乙方自行承担澳大利亚政府及相关方收取的费用(费用包括：公证费、体检费、签证费、英语培训费、国外认证费、签证贴签费、机票费等)；乙方授权甲方为其唯一移民申请代理人，乙方未经甲方同意改此授权，视为乙方违约，甲方有权追究乙方的违约责任；乙方不得同时以任何其他形式就自己的移民申请与澳洲雇主、澳洲移民局、澳洲移民部或使馆联系等……(二)甲方责任约定：向乙方说明澳大利亚移民政策及申请条件，让乙方充分了解移民流程和注意事项。尽责地办理乙方委托的事项，负责对乙方的材料进行复审，并提供补充或修改意见。帮助乙方分析及整理背景资料，协助乙方填报申请表及澳大利亚所需的各类文件；在乙方准备齐全的移民材料和缴纳第一期费用后，甲方在六个月内为乙方提供雇佣合同，甲方确认澳大利亚雇主担保186为永居等……合同第三条中双方约定了乙方预交付的中介服务费人民币大写伍拾捌万元整：第一期服务费：乙方与甲方签订合同后，三个工作日内乙方须交付，中介服务费人民币大写壹拾叁万元捌仟元整；第二期中介服务费：乙方获得澳大利亚雇主雇佣合同后，三个工作日内乙方须交付，中介服务费人民币大写壹拾叁万元捌仟元整；第三期中介服务费：乙方获得澳大利亚体检通知后，三个工作日内乙方须交付，中介服务费人民币大写壹拾叁万元肆仟元整……，办理期限初步约定为十八个月内，因不可抗力因素或乙方自身原因需延长的应延长；以上办理期限如有变更，甲乙双方另订补充协议约定……。合同第四条退费和违约约定，……除了本合同另有约定外，如果乙方未能获得雇主提名通过或前往国使领馆的签证，甲方应在7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无息退还已收取的中介服务费，本合同终止……合同签订后，原告分别于2016年9月16日和2017年6月21日分别支付第一期、第二期中介服务费人民币各138,000元。合同履行期间，被告提供雇主雇佣合同一份，原告在该合同末页签字，落款日期为2016年10月25日，并回传被告。嗣后因签证办理未有进展，原告曾多次向被告工作人员杨蕊君询问情况。根据双方微信往来记录显示，杨蕊君曾于2018年3月22日向原告发信称：“澳洲移民局官网公布最新案件审理周期……186-187类别的审理周期为17-19个月”；原告于2018年6月6日发信询问：“杨总，我旅行回来了，澳洲186最近有动静吗？”杨蕊君回复：“我也在国外回去查一下”；2018年10月，原告发信询问：“我们的186可以催吗”；杨蕊君回复：“上周催了”；2019年1月26日，杨蕊君发信称：“168没有消息”。2019年4月，原告向杨蕊君提出，无法继续等待被告的办理结果，希望终止合同，并要求退款。2019年4月10日，杨蕊君通过微信向原告发信表示：“代女士你好，现在几个问题我回复一下：1、旅游签证律师说应该是探亲签证，可能当时携程没有正确录入类别，虽然也是600，但目的可能选错，导致拒签……2、186签证现在澳洲移民局全部冻结，没有新的签证下来，因为是5月份大选的原因，请等待大选完毕后，如果不行，我们协商退款……”。2019年6月5日，杨蕊君先后发信称：“你好代女士，如果现在不办了那么之前所做的一切都白弄了，历时2年多打工工作找雇主安排移民律师翻译文案这个我们要协商一下啦”；“我们之前客户等不及了也正常，都是退款一半了或者要么不损失转其他项目”；“雇主收钱的”、“律师收钱的”、“我们不是无本万利的”、“境外费用很多的”。此后经双方协商，原告于2019年6月27日签署《解除合同协议》，并邮寄至被告，被告收到后盖章确认。该协议约定“甲方：商户华商出入境服务有限公司、乙方：代梅兰；甲乙双方经过协商，达成以下协议：1、甲方退款乙方人民币138,000元；退款时间为签约后一周内；2、双方解除2016年前的澳大利亚移民186委托服务合同；3、退款后双方不再有任何经济、法律纠纷；双方再无任何争议……8、甲方协助乙方进行186签证撤销……”。该协议签订后，原告在被告提供的撤回签证申请材料上签字并邮寄给被告，被告工作人员杨蕊君于2019年7月9日通过微信向原告发送移民局网站截图，并发信称：“撤销了”、“网上显示了”。2019年7月12日，被告通过其员工李荣宾账户向原告退款138,000元。另查明，原告曾另于2018年10月15日申请澳大利亚移民旅游游客签证(600子类)，后于2018年10月22日被拒签，理由为申请人不符合移民法规之规定。此后，原告于2019年6月24日再次申请“600签证”，仍被拒签。对此，澳大利亚驻广州总领事馆于2019年7月10日作出的决定记录中，载明拒签理由为“……2017年6月23日，您申请了子类186签证。为了支持这个申请，您提供了伪造的文件。2017年12月15日，您撤回了您的子类186签证的申请……”。2019年11月1日，原告向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其与被告于2019年6月27日所签的《解除合同协议》，普陀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原告委托被告办理的“186签证”申请已于2017年12月被撤回，但现无法证明是由原告撤回该申请，况且，原告于2018年、2019年多次通过微信向被告工作人员询问签证办理进展，若原告自行撤回申请，则有悖常理；被告作为提供移民中介服务的一方，理应及时查询签证办理情况，并如实向原告告知。被告在该案庭审中辩称其不知晓申请已被撤回，令人难以理解。自双方签订《澳大利亚移民中介合同》至合意解除合同期间，虽经原告多次询问，被告均以办理周期长、澳洲政府大选导致延误等原因答复，未告知原告签证申请已于2017年12月已被撤回的真实情况，导致原告对此存在认知错误。根据法律规定，基于重大误解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行为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该院认为原告在对签证办理情况存在认知错误的情况下与被告签订《解除合同协议》，其行为后果与其真实意思相悖，符合法律规定的重大误解的情形。因此，判决撤销双方于2019年6月27日的《解除合同协议》。审理中，经本院释明，原告表示，被告依据《解除合同协议》所退还的服务费138,000元仍在原告处，由于该款原告已收回，因此，原告在本案中仅就已交付被告的另一半服务费即138,000元主张退还并依据该款要求被告给予三倍赔偿。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供的《澳大利亚移民中介服务合同》及附件、原告与被告工作人员杨蕊君的微信聊天截屏、原告申请签证的雇主雇佣合同及翻译件、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2018)沪0206民初12243号民事判决书、原告申请澳大利亚600类旅游签证被拒信及翻译件、被告2019年6月29日发送给原告签名的撤回186签证申请表、原告支付中介服务费的收据、银行交易明细及微信截屏、原告支付翻译费、雇主提名费、移民申请审理费的截屏和交易明细、原告支付600旅游签证费用、税务发票收据的翻译件及拒签申诉费用的订单截屏、原告支付雇主合同翻译费、澳大利亚移民局拒签信翻译费的截图以及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2019)沪0107民初21686号民事判决书，被告提供的澳大利亚雇主雇佣合同英文版复印件、原告签证提名申请英文版复印件、签证申请提交确认信英文版、签证撤销申请表、原告微信聊天截屏、解除合同协议、退还原告中介服务费转账凭证等证据以及原告、被告的当庭陈述予以佐证。本院根据双方当事人举证和辩论的内容，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告作为申请移民签证服务委托方是否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规定的消费者范畴，以及被告在向原告提供移民中介服务中是否存在欺诈行为。就此，原告认为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其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界定的消费者，而被告在向原告提供中介服务过程中，向澳大利亚移民机构出具了伪造的雇主雇佣合同，导致原告被澳大利亚移民机构永久性拒签，且在2017年原告移民签证申请已被撤回情况下，被告多次欺骗原告，故而其构成欺诈行为，应当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予以“退一赔三”。被告则认为，其在与原告签约后已按约完成合同义务，积极协助原告办理签证申请，澳大利亚移民局也已受理了原告的申请，但因为澳大利亚移民政策改变，导致相应申请签证的大陆移民客户均需等待，原告未办理成功签证并非是被告行为导致，被告也没有擅自撤回原告的签证申请，双方已经订立的解除合同协议也是双方自愿签订，根据该约定被告也不应再向原告退还费用并赔偿。本院认为，被告虽抗辩其按约向原告提供了中介服务并协助原告向澳大利亚移民机构提交了签证申请，但在提交申请以后至2017年12月15日原告的签证申请被撤回期间，并无证据证实原告在澳大利亚移民局官方网站上已递交的186类签证申请的相关用户名和密码由原告或其他案外人获得并操作，被告在此期间，依据双方签订的《中介服务合同》，作为原告唯一的移民中介服务代理人，掌握有原告在澳大利亚移民局官网上的用户名和密码，故而对于2017年12月15日原告的186类签证申请被撤回一节，被告负有相应管理责任；另外，被告工作人员杨蕊君在2017年12月15日以后，面对原告多次询问签证申请办理进程时，以“需要查询、再催一下，澳大利亚官网公布签证审理周期为17-19个月”等内容回复原告，此时被告掌握澳大利亚移民局官网的登录名和密码，完全可以查询到原告签证申请状态后告知原告实情，但其却在一年多的时间内一直以各种理由回避答复该节事实，可见被告上述行为的主观故意性，其未尽到合同义务；2018年后，当原告自行申请赴澳旅游签证，却两次被拒签时，被告未向原告告知其186类移民签证，申请出现情况且被撤回之事，还向原告解释其旅游签证被拒是因为申请表填写有误，可见其有误导原告、避免原告怀疑186类签证申请过程中出现问题的行为动机；直至2019年7月澳大利亚驻华领事馆以决定函告知原告后，原告得知其的186类移民签证申请中因存在伪造文件而被澳大利亚移民局拒签，被告作为原告的中介服务提供方，负有审核相关申请材料真实性以及为原告签证成功而提供各类合格文件的合同责任，但被告始终无法提供证据证实澳大利亚总领事馆所告知的伪造文件是由原告提供，也无法向法庭释明伪造文件具体指向于签证申请中的哪份材料，故而被告应当承担其违反合同约定的民事责任，原告主张被告在移民签证申请的中介服务活动中存在欺诈行为的辩论意见成立。针对原告主张其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要求被告“退一赔三”的意见，经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消费者的定义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本案原告为其生活目的即移民签证申请而购买被告的中介服务活动，从其行为目的和客观购买方式看，符合该法的规定，可以认定其属于消费者范畴。对于原告据此主张适用“退一赔三”的意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合同解除后，当事人遭受损失后可以请求对方赔偿损失，现原告因被告欺诈行为导致被澳大利亚移民机构拒签，且无法申办其他类型的赴澳签证，显然由此产生了经济损失，对于该经济损失，原告要求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赔偿三倍已付服务费用即138,000元为赔偿基准，本院认为该意见并无不妥，可以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酌定原告的经济损失。对于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原告其他经济损失人民币55,342.61元的请求，由于原告主张“退一赔三”的请求已包含原告因被告违约所导致的各项经济损失在内，因此原告主张还应当赔偿其他经济损失已无必要，故对该节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第五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上海华商出入境服务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原告代梅兰中介服务费人民币138,000元；二、被告上海华商出入境服务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代梅兰人民币414,000元；三、对原告代梅兰的其余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人民币9,873.43元，由原告代梅兰负担人民币897.58元，被告上海华商出入境服务有限公司负担人民币8,975.8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纪岳峻二〇二〇年九月九日法官助理 宁 玲书 记 员 郭 毅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第五十五条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