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黑01民终2142号上诉人（一审被告）：哈尔滨毅阳林木种植专业合作社，住所地哈尔滨市香坊区向阳乡东胜村刘士明屯。法定代表人：杨毅，该单位负责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焦长凤，黑龙江项轶寒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黑龙江省东方红智慧农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哈尔滨市香坊区向阳镇东方红农场。法定代表人：曹铠然，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学智，黑龙江铃兰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第三人：哈尔滨市香坊区农业农村局，住所地哈尔滨市香坊区联草街9号。法定代表人：孙汝峰，该农业局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洁，黑龙江佛艾尔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哈尔滨毅阳林木种植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毅阳合作社）与被上诉人黑龙江省东方红智慧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红公司）、一审第三人哈尔滨市香坊区农业农村局（以下简称农业农村局）联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哈尔滨市香坊区人民法院（2019）黑0110民初44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以询问的方式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毅阳合作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焦长凤，被上诉人东方红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学智、一审第三人农业农村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毅阳合作社的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东方红公司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东方红公司、农业农村局负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以毅阳合作社提供的苗木存在质量问题导致东方红公司及农业农村局无法实现合同目的。判决解除苗木购销合同及补充合同，退还苗木款及赔偿经济损失，属于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混淆成活率与存活率的概念，以此认定毅阳合作社未能履行合同约定是错误的。成活率与存活率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不能等同，这一点从鉴定机构提出的“成活率需在种植后一定时间内才能鉴定，申请时已超期，无法鉴定成活率，仅能对榛子苗木的存活率进行鉴定。”而一审法院置成活率与存活率分属不同概念的前提与不顾，仅以“虽然无法鉴定苗木成活率及品种纯度，但案涉苗木经两次种植后存在大量死亡既然事实，毅阳合作社补种的苗木比例已超过正常损耗的范围”推定“苗木在质量问题具有高度盖然性”属认定事实错误。2018年4月，毅阳合作社与东方红公司约定按照主合同的品种、规格补足数量，毅阳合作社履行购苗合同中的条款，分两年全部提供苗木31万株的合同指标，从善意合作的角度，为确保项目在约定的时间内（2017年末，延后一年）顺利完成，毅阳合作社提供了高于合同约定数量的苗木。而非全部用于补种上年未成活的苗木。部分补种并不能认定毅阳合作社存在违约情形，从双方的确认函件来看，并没有任何因其对质量问题进行追究而进行补种情形的表述，东方红公司推脱管理责任，迁责于毅阳合作社。苗木存活率低的因素具有多样性，补种亦不能说明苗木存在质量问题。苗木的存活有多种因素。高度盖然性的推断没有依据。2.一审判决认定合同中约定毅阳合作社应承担提供技术咨询及现场指导的义务，属于混淆《购销合同》与《服务合同》的区别，案涉合同属于《购销合同》，其技术咨询及现场指导并非合同履行的主要内容，况且毅阳合作社也提供技术咨询及现场指导，因案涉合同并非《服务合同》。3.一审程序存在瑕疵。一审为普通程序，但在判决书中并未载明举证、质证意见尤其对毅阳合作社的质证意见没有阐述，便直接对东方红公司的举示的证据加以采信。4.毅阳合作社不存在违约。东方红公司至今仍拖欠毅阳合作社购苗款3,433,555.00元，如果解除合同，将使毅阳合作社受到重大损失。请求驳回东方红公司的诉讼请求。东方红公司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根据合同约定的毅阳合作社应提供纯度95以上存活率不低于95%，但是在毅阳合作社提供的苗木经过鉴定后，其存活率只达到了18.32%，2018年4月份因苗木不合格补种了11万株。但是经两次种植后，仍存在大量死亡的事实。所以其苗木存在着重大的质量问题，给东方红公司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为种植上述苗木，东方红公司投入了大量的人力、机器设备，租赁了大量的土地，支付了的费用高达8,030,890.00元，这些损失是为了实现合同目的而支出的费用，由于毅阳合作社的违约行为，给东方红公司造成了上述损失，根据合同约定，毅阳合作社应予赔偿。一审判决认定上述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应予维持。毅阳合作社上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农业农村局辩称：1.农业农村局与东方红公司系委托关系，农业农村局接受东方红公司的委托与毅阳合作社签订《苗木购销合同》，东方红公司与毅阳合作社是《苗木购销合同》的实际履行主体，案涉《苗木购销合同》的质量问题及损失赔偿问题均与农业农村局无关。2.农业农村局为东方红公司垫付了40%苗木款172.8万元；香坊区政府同意区财政暂借给向阳镇政府土地流转租金2,443,400.00元，用于支付2019年度农户土地流转租金。农户均已经实际收到该笔款项。上述两笔款项金额合计4,171,400.00元，应当由东方红公司给付农业农村局。农业农村局保留向东方红公司追偿4,171,400.00元垫付款的权利。东方红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苗木购销合同》及附属补充合同；2.判令毅阳合作社向东方红公司返还已经支付的购苗款；3.判令毅阳合作社向东方红公司支付各项损失合计3,000,000.00元（暂定损失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土地租赁费损失、人工费损失、机器设备、基础设施投入损失等）；4.案件受理费毅阳合作社承担。诉讼中，东方红公司变更诉讼请求：1.判令毅阳合作社返还购苗款5,163,550元；2.判令毅阳合作社赔偿东方红公司损失8,030,893.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4月25日，东方红公司委托农业农村局与毅阳合作社签订苗木购销合同，东方红公司作为合同第三方。合同约定了东方红公司向毅阳合作社购买榛子苗木54万株，苗木总体成活率不得低于95%。合同第三条质量标准与检验的第四款约定：甲、乙双方及第三方应在交付苗木时对苗木数量、质量进行现场检验。2017年7月5日，东方红公司与毅阳合作社签订苗木购销合同补充协议，变更购买数量为31万株。2018年4月8日，东方红公司、毅阳合作社签订供苗协议书，毅阳合作社承诺：未成活及按主合同约定应补足的苗木，按主合同约定的品种、规格补足数量，并按照主合同有关约定执行。经双方结算，截至2017年5月12日毅阳合作社向东方红公司供应苗木278，809株，苗木款5,163,550元，东方红公司已支付。榛子苗木经东方红公司栽种后部分未成活，2018年初毅阳合作社对东方红公司未成活的苗木进行补足，共补种11万株，但补种后的苗木几乎未成活。又查明东方红公司种植上述苗木共支付土地及机器设备租赁费、人工费等6,559,633.96元。关于东方红公司的诉讼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苗木购销合同的甲方为第三人香坊区农业局（原香坊区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乙方为毅阳合作社，合同约定农业农村局受东方红公司的委托与毅阳合作社签订苗木购销合同。农业农村局以自己的名义按照东方红公司的委托与毅阳合作社签订合同，且毅阳合作社在签订合同时知道农业农村局与东方红公司之间的委托关系，苗木购销合同直接约束东方红公司和毅阳合作社，东方红公司可以直接向毅阳合作社主张合同权利，并未违反合同相对性原则。关于大榛子苗木质量问题。一审法院认为：东方红公司认为毅阳合作社提供的大榛子苗木未能达到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品种纯度95%以上，成活率不低于95%），诉讼中东方红公司申请对案涉大榛子苗木的成活率进行司法鉴定，但因成活率需在种植后一定时间内才能鉴定，申请时已超期，无法鉴定成活率，仅能对大榛子苗木的存活率进行鉴定，故东方红公司变更申请要求对大榛子苗木的存活率进行鉴定，鉴定结论为存活率18.32%。毅阳合作社辩称合同中误将合格率表述为成活率，毅阳合作社提供的苗木均达到合格标准（地径1.1厘米，主干分叉2-3主枝，根系8条以上），但合同履行过程中未对笔误进行补正，毅阳合作社亦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其抗辩理由成立，故合同中对成活率的表述应为东方红公司、毅阳合作社自愿约定，对毅阳合作社的抗辩理由法院不予采信。根据供苗协议书中约定及双方庭审陈述，双方约定2018年春，清点实际成活数量，毅阳合作社承诺补足未成活的苗木，并执行主合同有关约定，能够确认2017年东方红公司种植榛子苗木278809株，2018年补种11万株的事实，虽然无法鉴定苗木成活率及品种纯度，但案涉苗木经两次种植后存在大量死亡是既然事实，毅阳合作社补种的苗木比例已超过苗木正常损耗的范围，经鉴定苗木现存仅51078株，故苗木存在质量问题具有高度盖然性。毅阳合作社辩称苗木死亡系因东方红公司管理不善造成，毅阳合作社已提供尽职的指导养护工作，但未能举示确实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合同中约定毅阳合作社应承担提供技术咨询及现场指导的义务，但毅阳合作社举示微信聊天记录仅能证明其提供了远程指导，未能证明其按照合同约定提供现场指导及建档跟踪苗木栽植地，故法院对毅阳合作社的抗辩理由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因苗木质量问题导致东方红公司无法实现合同目的，致使东方红公司遭受巨额损失，构成根本违约，东方红公司有权解除合同，毅阳合作社应赔偿东方红公司损失，故东方红公司诉请解除苗木购销合同及补充合同、返还苗木款及赔偿损失的诉请，于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按苗木实际死亡比例计算，应返还的苗木款为4,217,587.64元（5,163,550元－5,163,550元×18.32%），土地及机器设备租赁费、人工费损失计算为6,559,633.96元（8,030,893.68元－8,030,893.68元×18.32%）。判决：1.解除东方红公司、毅阳合作社、农业农村局签订的《苗木购销合同》及《苗木购销合同补充协议》；2.毅阳合作社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东方红公司苗木款4,217,587.64元；3.毅阳合作社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东方红公司赔偿款6,559,633.96元；4.驳回东方红公司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967.00元、鉴定费10,000.00元，东方红公司负担案件受理费14,504.00元，毅阳合作社负担案件受理费86,463.00元及鉴定费10000.00元，此款与上款一并给付东方红公司。二审中，毅阳合作社举示如下证据。证据一、预算拨款凭证。拟证明：毅阳合作社与农业农村局之间存在合同关系，仅收到农业农村局支付的172,800.00元苗木款，未再收到任何苗木款项。证据二、2018年香坊区向阳乡大榛子苗木验收单。拟证明：2018年5月7日毅阳合作社向东方红公司交付的135060棵树苗是为了完成香坊区2016年向阳生态高产标准农田项目而再次交付的树苗，并不是东方红公司所述的补种数量，该份证据材料与东方红公司提交的证据材料数量一致，但没有补种字样。东方红公司的质证意见：对证据一，根据一审调查以及一审时提供的证据显示，经过双方结算，截止到2017年5月12日，东方红公司向毅阳合作社支付苗木款5,163,550.00元，作为收款一方，毅阳合作社没有提供全部的收款凭证。东方红公司已经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向毅阳合作社支付了全部的苗木款，在一审中毅阳合作社对收款的事实和经营没有任何异议。所以此证据记载的金额已经包含在东方红公司支付的种子苗木款之内，不能证明东方红公司尚欠毅阳合作社的苗木款。对证据二，该证据为供货验收单，该验收单系毅阳合作社单方制作，并没有东方红公司签章确认。且根据一审调查的事实，截至2017年5月12日，东方红公司共收到毅阳合作社苗木278809株，后部分未成活。因此，在2018年年初，毅阳合作社对未成活的苗木进行补种，共补种了11万株。不能证明其提供的苗木与本案补种的11万株具有关联性，应以一审查明的事实为准。农业农村局的质证意见：对证据一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无异议。此款是根据2017年5月3日毅阳合作社提交的申请，农业农村局垫付的40%预付苗木款。农业农村局保留追偿此款的权利。对证据二同东方红公司质证意见。本院的认证意见：农业农村局代东方红公司垫付部分苗木款，在《苗木购销合同》中东方红公司为第三方（项目受益企业）东方红公司委托农业农村局签署协议。不能证明毅阳合作社与农业农村局存在合作关系。本院对证据一不予采信。一审中双方对毅阳合作社提供苗木数量进行过核对。对证据二不予采信。东方红公司未举示证据。农业农村局举示如下证据：证据一、农业综合开发公司资金用款申请单2页、预算拨款凭证1页。拟证明的问题：2017年5月3日和2017年5月4日第三人农业农村局为被上诉人毅阳合作社垫付172.8万元请款并拨款172.8万元。证据二、哈尔滨市香坊区向阳镇政府（2019）163号文件1页。证明的问题：2019年10月25日向阳镇政府向香坊区政府请示，为解决民生问题及避免群体性上访事件，恳请区政府先行垫付244.34万元土地流转租金。证据三、哈尔滨市香坊区政府第3届51次常务会议纪要4页。证明的问题：2019年12月2日香坊区政府常务会议决定，同意由区财政暂借向阳镇244.34万元，用于支付210户农民2019年度土地流转租金。毅阳合作社发表质证意见：对证据一真实性无异议，证明问题有异议。结合本案一审苗木购销合同补充协议第2条约定，该款项不是为东方红公司垫付，而是合同约定的苗木款及该苗木款就应当由农业农村局支付。对证据二、证据三，该份证据无法证明文件中所述的土地流转用于种植大榛子树苗。东方红公司发表质证意见：鉴于其是政府机关，所以对其提供的证据一至证据三的真实性无异议。同时可以证明东方红公司在种植毅阳合作社提供的苗木过程中，发生土地流转租金的事实，可以证实东方红公司在诉讼过程中主张的各项损失中的一大项土地流转资金发生的真实性，进一步可以证实一审法院认定东方红公司存在各项损失是有事实基础的。至于东方红公司与农业农村局之间存在的委托关系与本案无关，双方可以另行处理。同时，本案是东方红公司与毅阳合作社签订的苗木购销合同，农业农村局的法律地位只是一种受委托的关系，法律后果应由毅阳合作社和东方红公司承担。一审判决农业农村局不承担法律后果是正确的。本院的认证意见：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本院对一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毅阳合作社上诉称，一审法院混淆成活率与存活率的概念，一审鉴定机构提出的“成活率需在种植后一定时间内才能鉴定，申请时已超期，无法鉴定成活率，仅能对榛子苗木的存活率进行鉴定。”在2018年4月8日毅阳合作社与东方红公司签订的《供苗协议书》中记载：“甲乙双方约定2018年春清点统计实际成活数量和按主合同应补足数量。甲方承诺：未成活及按主合同约定应补足的苗木，按照主合同约定的品种、规格补足数量，并按照主合同有关贾约定执行。”补种的榛苗仍有死亡超过约定标准的情形。一审以毅阳合作社补种的苗木比例已超过苗木正常损耗的范围，苗木存在质量问题具有高度盖然性，并无不当。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关于毅阳合作社提出的是否应承担提供技术咨询及现场指导的义务的问题。在2017年4月25日香坊区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接受东方红公司委托与毅阳合作社签订《苗木购销合同》第五条：三方的权利和义务中约定“乙方（即毅阳合作社供苗方）须对甲方（香坊区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的苗木栽植提供技术咨询服务和现场指导，并建立档案跟踪苗木栽植地等情况。”毅阳合作社虽提供指导养护工作，但未能证明其按照合同约定提供现场指导及建档跟踪苗木的栽植。故该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关于东方红公司是否拖欠毅阳合作社购苗款3,433,555.00元的问题。2017年4月25日三方签订的《苗木购销合同》第二条，货款及交付方式中约定“货款的10%金额用质保金，从苗木完成供应日起计算，质保期一年，无质量问题到期结清尾款。”双方补充合同签订于2018年4月8日，东方红公司于2019年3月25日即提起了诉讼。该理由应为毅阳合作社新的诉请，但一审中毅阳合作社并未以此提起反诉，本院不予审理。综上，毅阳合作社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6,463.00元，由哈尔滨毅阳林木种植专业合作社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锐锋审判员  杨大为审判员  陈 明（）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那 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