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甘01民终181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马秋庆，女，汉族，1956年9月26日生，住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军，甘肃西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兰州鑫达智能仪表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兰州市安宁区城临路**（兰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法定代表人：马秋庆，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薛继荣，甘肃西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马俊祥，男，回族，1968年3月23日生，住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俊明，甘肃正锦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英彬，甘肃正锦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张六祥，男，汉族，1953年4月24日生，住哈尔滨市南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卫国，男，汉族，1961年3月8日出生，住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原审第三人：王海忠，男，汉族，1945年3月7日生，住甘肃省兰州市西固区。原审第三人：高尚志，男，汉族，1954年12月12日生，住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原审第三人：闵超，男，汉族，1974年6月20日生，住甘肃省兰州市西固区。原审第三人：吕泽邦，男，汉族,1946年6月5日生，住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上诉人马秋庆、兰州鑫达智能仪表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鑫达公司）与被上诉人马俊祥、原审第三人张六祥、王海忠、高尚志、闵超、吕泽邦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兰州市安宁区人民法院（2018）甘0105民初28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3日立案后，依法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马秋庆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军，上诉人鑫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薛继荣，被上诉人马俊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俊明，原审第三人张六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卫国，原审第三人王海忠、高尚志、闵超到庭参加了诉讼，原审第三人吕泽邦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缺席审理终结。上诉人马秋庆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兰州市安宁区人民法院(2018)甘0105民初2850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马俊祥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一审判决存在严重的程序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一条规定，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应当将目标公司鑫达公司列为被告，将利害关系人马秋庆及其他股东列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而马俊祥在一审时将马秋庆列为被告，将公司列为第三人不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时，马秋庆提出了这个问题，但一审判决未予理睬，属于程序错误。（二）本案遗漏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原鑫达公司股东王仁珍在本案中系股权转让人之一，其转让的股权系本案争议标的之一，该股权转让是否合法有效尚待确认，王仁珍与本案有重大利害关系，应当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一审判决遗漏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属于程序错误。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部分事实不清；（一）一审法院将案外人叶某与马俊祥之间的借贷合同法律关系，错误的认定为马俊祥支付张六祥、王仁珍股权转让对价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本案中股权转让的主体为转让人张六祥、王仁珍，受让人为马秋庆，马俊祥系应案外人叶某请求，代马秋庆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张六祥、王仁珍在向马秋庆转让股权时，并不认识马俊祥，不存在向马俊祥转让股份的情况，虽然该笔转让款由马俊祥代为支付，马俊祥支付款项与原股东张六祥、王仁珍无关，系马俊祥与案外人叶某之间的其他法律关系，或者是借贷关系，或者是其他债权债务关系，但与股权转让无关；（二）本案一审判决认定鑫达公司分红与事实不符，鑫达公司自成立以来从没有分红，分红的前提是企业有盈利，并有相应的审计报告，召开股东会议，并依法上税，本案一审认定的分红实际上是鑫达公司归还向企业股东的投资款，马俊祥之所以获得50万元的款项，是基于其与叶某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系叶某瞒着马秋庆变相向马俊祥归还的借款。（三）一审法院在事实认定中没有结合诉讼各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来认定事实，仅仅依据马俊祥提供的证据作出事实认定，导致其认定的事实与事实真相出现极大偏差；1.一审法院根据马俊祥提供的证据认定2018年5月31日，马俊祥、王海忠、高尚志、闵超、邹德英开会确认公司股份持有比例为马俊祥52％（其中45％挂在马秋庆名下，7％挂在张六祥名下），实际上一审中马秋庆也向法庭提供了2018年5月份鑫达公司股东会决议及其他证据，证明马秋庆确实有意向马俊祥转让股份，但因马俊祥的行为侵犯了公司和公司其他股东的利益后，马秋庆改变了向马俊祥转让股份的想法，故股份转让并没有发生，所以也就不存在马俊祥是鑫达公司股东的情况，一审法院仅依据马俊祥提供的证据就片面的认定马俊祥代马秋庆持股，严重违背了民事诉讼中证据的运用规则，其作出的事实认定必然也是错误的；2.一审法院在事实认定部分中，对马俊祥假冒公司股东签字改变工商注册信息，以及挪用、侵占鑫达公司资金的行为等侵害鑫达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事实均没有任何表述，事实认定不清。（四）本案的关键案外人叶某，并未出庭作证或以第三人身份参加诉讼，一审法院就以马俊祥陈述（通过案外人叶某的指令付款，按叶某的要求转账等等）定案，草率且不负责任。需要说明的是，叶某虽是上诉人马秋庆的丈夫，其代表马秋庆行使股东权利的行为均需得到马秋庆的授权，且叶某和马俊祥之间是否存在债权债务或其他关系均不清楚。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的规定，认为马俊祥与马秋庆之间代持股权法律关系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应当予以确认，属于适用法律错误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一审法院在适用该条规定时没有明确是适用第（一）项还是第（二）项，属于适用法律不明确；2.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一审法院适用的应该是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二条的第二项：“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即一审法院的意思是马俊祥是以受让的方式取得股权，但在本案中一审法院认定是马秋庆代马俊祥持股，并没有认定马俊祥通过转让获得股份，原判决没有适用任何关于隐名股东的法律条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二）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第三款规定：“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马俊祥以实际出资人的身份要求变更股东并办理工商登记，并没有征得鑫达公司股东半数以上同意，一审法院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一审判决支持马俊祥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四、一审判决认定马秋庆所持股份系代马俊祥持股违背事实和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一）原股东张六祥、王仁珍转让股份时并不认识马俊祥，其股权转让的相对方是马秋庆。1.在一审庭审中，第三人张六祥明确陈述其在向马秋庆转股时不认识马俊祥，只是其收到的股权转让款系马俊祥账户转来；2.鑫达公司所有股东在当庭陈述中均表示张六祥、王仁珍系向马秋庆转股，在转股时并不认识马俊祥；（二）、马秋庆与马俊祥之间没有任何代持股协议，双方之间不存在代持股关系，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马秋庆与马俊祥之间有书面或者口头的代持股协议；（三）、如果马秋庆是代马俊祥持股，则可以认定原股东张六祥、王仁珍是向马俊祥转让股份，违反了《公司法》关于股权转让的强制性规定，《公司法》第七十一条规定了股东的优先购买权，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份时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因本案股权转让时所有股东都认为是将股权转让给马秋庆，没有人知道马俊祥的存在，一审法院认定存在代持股协议，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马秋庆与马俊祥隐瞒真相，采用欺骗的手段以马秋庆名义从张六祥、王仁珍处购得股份，侵犯了其他股东的知情权、优先购买权，该股权转让协议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属于无效行为，不产生法律效力；这个结论又与一审判决的结果背道而驰，一审判决自相矛盾，逻辑混乱，不能自圆其说。四、一审判决严重违背有限责任公司人合性原则，马秋庆曾有意向马俊祥转让股份，但因马俊祥严重侵犯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行为而终止了转让，双方自始至终没有签订过股权转让协议，马俊祥曾主持鑫达公司工作也是基于马秋庆有意转让股份而授权马俊祥的结果，没有想到马俊祥在主持公司期间，急功近利，采用威逼利诱、侵吞公司资产、假冒股东签字变更工商信息等违法行为意图侵占其他股东份额，独占公司，严重侵犯了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马俊祥的行为严重违背马秋庆想转让股份的初衷，有限责任公司是典型的人合性公司，马俊祥的行为使得人合性荡然无存，马秋庆也没有了与马俊祥合作的意愿，股权转让也就自然终止。综上所述，马秋庆认为，一审法院存在严重的程序错误，且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上诉人鑫达公司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兰州市安宁区人民法院(2018)甘0105民初2850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马俊祥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一审判决存在严重的程序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一条规定，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应当将目标公司鑫达公司列为被告，将利害关系人马秋庆及其他股东列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而马俊祥在一审时将马秋庆列为被告，将公司列为第三人不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时，马秋庆提出了这个问题，但一审判决未予理睬，属于程序错误。（二）本案遗漏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原鑫达公司股东王仁珍在本案中系股权转让人之一，其转让的股权系本案争议标的之一，该股权转让是否合法有效尚待确认，王仁珍与本案有重大利害关系，应当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一审判决遗漏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属于程序错误。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鑫达公司成立1999年9月28日，期间共发生过四次工商变更，分别为2011年3月、2012年4月、2014年7月、2017年10月，以上工商变更及股权比例的变更，均与马俊祥无关，马俊祥也从未向公司主张过其隐名股东身份。马俊祥自2013年起在鑫达公司参与管理，是基于鑫达公司大股东马秋庆授权，公司从未向其签发任何股东身份的证明文件，公司主要股东均不为其具有股东资格，公司的重大事项其更未参与，其隐名股东诉求既无法律依据也无事实依据。马俊祥从未与鑫达公司的股东之间签订过任何的代持股协议或股权转让协议，一审法院仅仅依据马俊祥提供的银行转账记录就认定其为隐名股东，判决鑫达公司承担责任，是极其不负责任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第三款规定：“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隐名股东主张，应当经过公司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本案马俊祥以实际出资人的身份要求变更股东并办理工商登记，但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已经并征得鑫达公司股东半数以上同意，故一审法院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一审判决支持马俊祥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综上，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证据不足，法律适用不当且程序严重违法，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被上诉人马俊祥针对上诉人马秋庆、鑫达公司的上诉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当予以维持。具体的理由分述如下：一、马俊祥作为实际出资人将自己实际出资登记在名义股东马秋庆名下的“代持”行为，并不违反我国现行《公司法》的相关规定。案涉股权转让款系马俊祥支付，马秋庆以2011年张六祥、王仁珍在向马秋庆转让股份时，其他股东不知情代持事实也与马俊祥并不认识，侵犯了其他股东的知情权、优先购买权，侵害公司人合性以及马俊祥支付款项系借款等抗辩理由不能成立。1.依据相关的法律规定，“代持”行为本就发生在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之间，系双方就实际出资人投资权益进行安排的民事法律行为。故依据“代持”本身的特点，并不要求公司、股东等必然知情。因此马秋庆以转让时其他股东及公司不知情等为由否认“代持”关系存在，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且本案中张六祥、王仁珍在转让公司股权后，即退出公司的经营管理活动。故上述两人在转让涉案股权时，是否对于马秋庆与马俊祥存在“代持”关系与本案审理的事实间已无关联。本案马俊祥是否系案涉股权的实际出资人，主要应当以转让后公司以及其他股东是否对马俊祥股东身份予以认可作为定案事实进行考察。2.2011年3月25曰，马俊祥按叶某的要求委托甘肃恒祥物业有限责任公司通过银行电汇方式向张六祥支付200万元、2011年4月26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按叶某要求向张六祥支付ｌ65.5万元；2011年4月1日按叶某要求委托王**红通过汇款方式支付王仁珍17万元。至此，案涉鑫达公司45％股权转让款全额都由马俊祥支付完毕。虽转让时，公司及其他股东不知晓“代持”事实，但根据一审笔录第四页股东王海忠陈述：“2018年6月马俊祥召集股东及公司中层召开会议，决定公司继续经营，在这个过程中，马俊祥支持了公司财务”；第五页股东高尚志陈述：“2014年，叶某将马俊祥带到股东会，说马俊祥是我公司最大出资人，马俊祥主持了会议，从那时开始，马俊祥时常召开股东大会”；第十页闵超陈述：“（2017年分红）真实性属实，确实给马俊祥支付了这笔款项”。上述证据及笔录内容证实：在马俊祥支付股权转让款后，虽然将45％股权登记在名义股东马秋庆的名下。但是早在2013年起，就以公司董事长的身份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工作，并且实际分得股利。马俊祥对自身在公司内的投资者权益已经向公司其他股东进行披露，而公司其他股东对马俊祥的股东身份认可，近8年时间内从未有股东提出过异议。故本次“代持”并未侵害其他股东的知情权或者异议权利，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21条之规定，所谓的“优先购买权”也早已超过1年的除斥期间，无法再行主张。3.根据本案其他股东的陈述以及马俊祥以董事长身份主持鑫达公司工作且分得股利的事实，证实马俊祥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意思表示不是向外出借款项，而是获得其在鑫达公司的投资者权益，还证实公司本身以及其他股东对于马俊祥股东身份在事实上予以认可。故马秋庆对辩称：“马俊祥支付的股权转让款系其与叶某之间的借款关系”不仅未完成相应的举证外也与案件事实不符。二、虽然本案中，马俊祥与马秋庆之间没有书面的“代持协议”但是按照“九民会议纪要”第28条规定的审判原则，马俊祥自2013年起经常召开股东会，在股东会议纪要上签字以及实际分得股利的事实，明显属于公司其他股东对马俊祥股东身份“默示”的同意。根据“九民会议纪要”的相关裁判精神，本案马俊祥不仅具备实际投资人的身份，也已具备进行“显名登记”的条件。1.实际出资人显名化需要征得公司其他股东过半数以上同意，是基于有限公司人合性的要求。九民会议提出：在判处“代持”关系及实际出资人显名请求的案件时，需要以打破实际出资人行使权力时所遇到的不必要的障碍，查明实际出资人、名义股东及其他过半数以上股东的真实意思，保护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法律关系为目的，不在仅仅拘泥于股权变动的形式要件。故依据九民会议纪要的精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24条中规定的“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也包括“默示”的同意，即公司其他半数以上的股东在知晓实际出资人存在，且行使股东权利的情况下，未曾提出异议，即可推定为其他股东认可实际出资人的股东身份，实际出资人即符合登记为公司股东的条件。一审时，马俊祥提供了如下证据：1.2013年12月5日《鑫达公司股东会会议纪要》，该纪要主要讨论的事项是公司股东是否同意执行马俊祥、王海忠就鑫达公司债务问题与靖远四建达成初步和解方案-将债务数额由132万降低到120万，其中用马俊祥的车抵顶20万，余100万现金支付，该会议纪要上股东马俊祥、王海忠、闵超、高尚志签名并表达个人意见；2.2013年12月23日《股东会决议》显示，ｌ2月5日公司会议纪要讨论的内容得以执行，公司形成决议由马俊祥其他企业出借ｌ00万元资金及起亚车一辆向靖远四建偿债。该决议上股东马俊祥、王海忠签名；3.2017年1月以借款名义发放股利的《股东借款表上》，马俊祥分得50万元并签字，马秋庆分得11.6万元由叶某代签、闵超分得22.4万元，实际获得ｌ2.4万元并签字，王海忠6万元、高尚志4万元、邹德英分得3万元并都由本人签字；4.2018年2月13日《鑫达公司股东会议纪要》，该纪要主要讨论股东闵超遗留问题。马俊祥以董事长身份提出处理意见，获得其他股东一致同意。马俊祥、王海忠、闵超、邹德英、叶某在会议纪要上签名；5.2018年3月6日《鑫达公司、财务印鉴的移交决定》中，股东马俊祥、王海忠、闵超、邹德英在决定上签名……上述证据证实，马俊祥持续的以股东身份主持鑫达公司的工作，鑫达公司股东在平时从未对马俊祥行使实际出资人的股东权利提出过异议。目前为止，仅马秋庆及闵超二人在诉前及诉讼中表示反对的意见，该二人的行为系前后意思表示不一致，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故马俊祥不仅具备实际出资人的身份，且具备显名的条件。另外，基于案件上述事实，鑫达公司自2013年起很长时期内，公司及各个股东对于马俊祥的实际投资人身份是予以认可的。马俊祥不仅是实际投资人，还是占公司最大资本的股东，其长期、稳定以公司董事长的身份实际主持公司工作。故马俊祥本次请求实际投资人显名化，也并不对鑫达公司股东之间的人合性造成影响。三、人民法院目前在处理“实际投资人显名”案件时，对列名义股东为被告，公司及其他股东为第三人的，均未认定为诉讼主体错列。对此，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申字1374号裁定、最高人民法院(2018)民申4408号裁定以及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黔民终402号民事判决等作为参考案例。一审民事判决书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当予以维持。1.根据九民会议的精神，一审法院适用《公司法解释三》24条第2项正确。因本案没有书面代持协议，马俊祥是否具备实际出资人身份以及是否实际向公司履行了出资义务系案件审理的实质要件及标准。故一审判决援引“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正确。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24条2款规定的是“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该条明确规定的是“投资权益”而非“股东权益”。“投资权益”包括了股权的全部职能，包含了本案中马俊祥的所有诉讼请求在内。故依据本条之规定，马秋庆应当具备案件被告的主体资格。况且，本案形成的纠纷实质上就是其他股东及公司在经营过程中认可马俊祥实际投资人身份下，马秋庆反悔所致，故列公司及其他股东为第三人并无不当。依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与被告，在诉讼地位、诉讼权利上并无本质上的区别。这也是最高人民法院在处理列名义股东为被告，公司及其他股东为第三人的生效判决，均未认定为诉讼主体错列的理由。本案列马秋庆为被告，鑫达公司及其他股东为第三人并未侵害到任何一方的诉讼权利。故一审法院审理程序合法。综上，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在认定案件事实时运用了穿透式审理案件的思维，依法明确了本案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应当予以维持。原审第三人张六祥述称,二审陈述与一审陈述一致。即鑫达公司是其与王海忠创立的，2011年，因为其要照顾孩子，就将其持有的鑫达公司部分股份转让给了案外人叶某。2011年3月28日，鑫达公司召开股东会，确定了转让事宜。2011年4月之前收到两笔股权转让款，金额分别为200万元和1655000元，其向叶某出具了收条。叶某让其将持有的另外7%的股份转让给马俊祥，向其支付35万元转让费，但是没有登记。另外3%的股份转让给了案外人邹德英。2014年，叶某给其发短信称已将持有的股份全部转让给马俊祥，让其配合办手续。叶某没有提到将股份转让给马秋庆。2018年，在马俊祥处，王海忠给其一份告知书，马俊祥出示了付款凭证，该凭证显示是马俊祥支付的转让款，其签了情况属实。原审第三人王海忠述称，2011年3月召开了股东会,张六祥将43%的股份转让给了叶某。2018年2月，公司召开了股东大会，对公司财务进行了交接，叶某当着所有股东的面将财务章、法人章、公章等交给了马俊祥，马俊祥是实际出资人。原审第三人高尚志述称，2011年，张六祥将43%的股份转让，是否转让给叶某其不知情。2014年，叶某召集股东会，并将马俊祥带到股东会称马俊祥实际为公司最大的出资人，马俊祥主持了会议。从那时起，马俊祥时常召开股东大会，其不参与公司的管理工作。2018年5月之前公司召开了一次股东会，叶某通过手机短信方式向其告知已将股份转让给马俊祥，之后马俊祥让其在告知书上签字。原审第三人闵超述称，1.鑫达公司从成立至今，从未发生过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股的情形；2.2011年转股时，其只知道是马秋庆出资购买的股份，是股东之间的转让；3.2018年马秋庆与马俊祥之间的债务纠纷，严重干扰了公司的正常运营。原审第三人吕泽邦未出庭陈述。被上诉人马俊祥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马秋庆持有的鑫达公司45％的股份归马俊祥所有；2.判令鑫达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后十日内至工商管理部门将上述股权变更登记至马俊祥名下,马秋庆协助办理上述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3.本案诉讼费由马秋庆承担。一审法院认定，鑫达公司成立于1999年9月28日，2007年鑫达公司的股东及股权结构为：张六祥53%、闵超12%、王海忠11%、马秋庆9.6%、高尚志4%、萧福亨3%、王仁珍2%、吕泽邦3%、庄江萍1.2%、赵坯业1.2%。2011年3月12日，张六祥与马秋庆签订转股协议一份，约定张六祥将其持有的鑫达公司43%的股份以2150000元转让给马秋庆。当日，王仁珍与马秋庆签订转股协议一份，约定张六祥将其持有的鑫达公司2%的股份以100000元转让给马秋庆。2011年3月29日，鑫达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决定张六祥转让2150000元给马秋庆，王仁珍转让100000元给马秋庆，王海忠转让250000元给闵超，萧福亨转让150000元给闵超，庄江萍转让60000元给闵超，赵坯业转让60000元给闵超。公司股东由10人变更为6人，现公司股东为马秋庆、闵超、张六祥、王海忠、高尚志、吕泽邦。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张六祥变更为马秋庆。之后公司进行了变更登记，股东持股份额为：马秋庆54.6%、张六祥10%、闵超22.4%、王海忠6%、高尚志4%、吕泽邦3%。另查明，张六祥、王仁珍所转让股份均由马俊祥分别支付对价3655000元及170000元。2011年3月25日，马俊祥按叶某的要求委托案外人甘肃恒祥物业有限责任公司通过银行电汇方式向张六祥支付2000000元。2011年4月26日，马俊祥按叶某的要求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张六祥支付1655000元。2011年4月1日，马俊祥按马秋庆的委托代理人叶某的要求委托案外人王**红通过跨行汇款方式向王仁珍支付170000元。又查明，2013年起12月5日起，马俊祥多次主持召开鑫达公司的股东会，马俊祥在股东会议纪要上签字，在会议纪要中由马俊祥、张六祥、王海忠、闵超等人签字。2018年5月28日，马俊祥向鑫达公司各位股东发出告知书，告知书中载明马俊祥分别于2011年3月25日、4月26日，由叶某经手从张六祥名下购得43%股份，于2011年4月1日由叶某经手从王仁珍名下购得2%，于2012年1月17日，由叶某经手从张六祥购得股份7%，以上共计52%。由于特殊原因，45%的股份登记在马秋庆名下，7%登记在张六祥名下。现要求将属于自己的股份变更在其指定人员名下。马俊祥、王海忠、高尚志、闵超、邹德英、叶某在告知书上签字。2018年5月31日，马俊祥、王海忠、高尚志、闵超、邹德英开会确认公司股份持有比例为马俊祥52%（其中45%挂在马秋庆名下，7%挂在张六祥名下），叶某9.6%（挂在马秋庆名下）、王海忠6%、高尚志4%、闵超22.4%、邹德英（挂在张六祥名下）、吕泽邦3%（为技术股，属公司），马俊祥、王海忠、高尚志、闵超、邹德英签字确认。2017年1月，鑫达公司进行了分红，其中马俊祥以50%的比例获取分红款500000元，马秋庆以11.6%的比例获取分红款116000元，闵超以22.4%的比例获取分红款224000元，王海忠以6%的比例获取分红款60000元，高尚志以4%的比例获取分红款4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三条之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马俊祥与马秋庆之间虽未签订书面代持协议，但股权转让的对价款3655000元和170000元，均由马俊祥支付，且庭审中公司股东均表示叶某向其揭示马俊祥为公司出资人的事实，且马俊祥参与公司日常管理，获取公司分红。马秋庆虽然主张为借款法律关系，但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的，依据优势证据原则并结合相关案件事实，确信双方代持股权法律关系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予以确认。本案中，马俊祥与马秋庆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马俊祥起诉要求确认马秋庆持有的45%股份归马俊祥所有的诉请并要求马秋庆及鑫达公司配合进行工商登记的诉请，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马秋庆持有的兰州鑫达智能仪表有限责任公司45％的股份归原告马俊祥所有；二、马秋庆、兰州鑫达智能仪表有限责任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后十五日内协助办理上述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案件受理费100元，公告费560元，共计660元由马秋庆负担。本院二审期间，马秋庆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农村信用合作社电汇凭证一份、收条一份、中国工商银行转账凭证一份、建设银行开户交易详细信息一份、兰州农商银行电汇凭证一份，拟证明，自2012年4月28日起，案外人叶某分六笔共向马俊祥还款230.6万元，其中包括叶某因股权转让协议而向马俊祥于2011年4月26日向马俊祥的借款165.5万元。2.2012年7月6日，《兰州鑫达智能仪表有限责任公司章程修正案》、甘禾兴验报字（2012）第006号验资报告、兰州银行征询函、验资证明、兰州银行现金缴款单。拟证明2012年7月6日，鑫达公司增资100万元，马秋庆根据54.6%参股比例出资54.6万元,该增资由马秋庆出资，与马俊祥无关，再次说明了双方之间不存在代持股关系。3.叶某的证人证言，拟证明案涉的股权转让款系叶某与马俊祥、甘肃恒祥物业有限责任公司、王**红之间的借款关系，叶某已经偿还了马俊祥、王**红的借款。马秋庆未委托叶某对外转让股份，马俊祥系叶某于2013年底由于“牛肉面连锁项目”引荐给鑫达公司的。马俊祥经质证认为，叶某与马俊祥及马俊祥控制的青海恒祥置业有限公司、伊恒民贸公司等公司之间有借贷关系关系，各方签订有借款协议，其中部分款项是因偿还借款而产生的，马俊祥亦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其中另外一部分款项系鑫达公司的年度分红，有其他股东可以证明。2012年的增资，系公司用留存资金，按照登记的股份比例增资，各股东并未实际出资。叶某的证人证言内容虚假，在马俊祥向法院提供的录音证据中，叶某承认案涉45%的股权系马俊祥所有。张六祥、王海忠、高尚志、闵超经质证认为，对于马俊祥与叶某间的债权债务不知情。高尚志、闵超认为股东增资所用款项确系鑫达公司留存资金。鑫达公司对于马秋庆提供的上述证据无异议。鑫达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关于股份转让决议，拟证明鑫达公司于2011年3月12日通过决议，确定了股东内部转股事宜，张六祥将其原有的43%的股份转让给了马秋庆。2.授权委托书一份，工资支付单，拟证明2013年马俊祥参加公司会议系由于马秋庆的授权，代为履行职务行为，并非其以股东身份参加公司管理，鑫达公司向马俊祥按每月3000元的标准支付工资。马俊祥经质证认为，对于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名义股东不得以工商登记或者公司登记来实际对抗出资人，马俊祥实际支付了股份转让款，其才是实际上的股东。张六祥经质证认为，股份转让决议上的字是其签的，其他情形均不知情。王海忠、高尚志、闵超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马秋庆对于鑫达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无异议。马俊祥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王**红出具的说明一份、甘肃恒祥置业公司与叶某的借款协议一份、中国建设银行单位客户专用回单两份；浦发银行收款凭证一份、兰州银行大额支付凭证一页、甘肃伊恒民贸公司出具的说明一份；中国建设银行网上查询截图一份、业务凭证回单一份，甘肃伊恒民贸公司出具的说明一份。2.2018年5月22日，马俊祥、叶某在鑫达公司三楼总经理办公室的谈话录音一份。拟证明叶某与甘肃恒祥置业有限公司、甘肃伊恒民贸公司有借款关系，叶某支付的部分款项系偿还上述借款，从而说明叶某所作的证词均为虚假，马秋庆称案涉股权转让款系其向马俊祥所借不实。叶某在谈话录音中承认案涉45%的股权系马俊祥所有，叶某对于马秋庆代持马俊祥在鑫达公司45%股份的事实没有异议，叶某只对于后来马俊祥以35万元的价格再次购买张六祥7%股份一事的转让定价有异议。马秋庆经质证认为，对于王**红出具的说明，因真实性无法核实，不予质证；对于青海恒祥置业公司与叶某的借款协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对于其他银行回单等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说明马俊祥与叶某间确有借款关系。对于谈话录音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录音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行为，叶某不能完全代表马秋庆，只能证明叶某有意愿将股份转让马俊祥。鑫达公司经质证认为，对于王**红出具的说明，因真实性无法核实，不予质证；对于甘肃恒祥置业公司与叶某的借款协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转账凭证恰好说明马俊祥与叶某之间有债权债务关系，股权转让款是叶某向马俊祥的借款更加合理。对于谈话录音的真实性、合法性都有异议，2018年5月18日马秋庆就向鑫达公司发函说明要向马俊祥转股，该录音资料是在2018年5月22日形成的，内容就是马秋庆向马俊祥的转股，并不能证明马秋庆代持股的事实。张六祥、王海忠、高尚志、闵超对上述证据均不知情，但录音证据的内容基本上属实。本院经综合审查认为，清海恒祥置业公司与叶某的借款协议、银行业务回单、甘肃伊恒民贸公司出具的说明与马秋庆提供的部分银行凭证相吻合，恰好证明叶某与马俊祥及马俊祥控制的青海恒祥置业公司、甘肃伊恒民贸公司间有债权债务关系，本院对该证据予以确认。对于马秋庆提供的《兰州鑫达智能仪表有限责任公司章程修正案》、甘禾兴验报字（2012）第006号验资报告、兰州银行征询函、验资证明、兰州银行现金缴款单等证据因与原审第三人王海忠、高尚志、闵超等人陈述不一致，且王海忠、高尚志、闵超证实此次增资扩股均用公司留存资金按比例缴款，各股东均未实际出资，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对于马秋庆申请证人叶某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因其与马俊祥提供的其与叶某的谈话录音相矛盾，且叶某的谈话录音与原审第三人王海忠、高尚志、闵超的陈述相矛盾，故本院对叶某的证人证言不予采信，对于马俊祥提供的其与叶某谈话录音的内容予以采信。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一致，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马秋庆与案外人叶某系夫妻关系,叶某系甘肃省计量研究院工程师,于2014年退休,在职时担任鑫达公司技术顾问。2007年7月31日，马秋庆以实物出资成为鑫达公司股东，持有该公司9.6%的股份,马秋庆在鑫达公司的股东权利均由叶某行使。叶某亦在马俊祥控制的青海恒祥置业有限公司担任职务。青海恒祥置业有限公司、甘肃伊恒民贸有限责任公司与叶某之间有借款合同关系，双方之间互有账务往来。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马俊祥是否持有鑫达公司的股份，该股份是否由马秋庆代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马俊祥主张其因受让张六祥、王仁珍的股份而成为鑫达公司的股东，对于股权转让协议的受让方，如果没有其他来印证其股东资格的证据材料，其股权转让协议就是唯一能够证明其股东资格的证据。马俊祥虽未与张六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但其实际向张六祥支付了股权转让款3655000元，且庭审时张六祥认可在2013年时，叶某已告知张六祥将其股份转让给了马俊祥，对此，张六祥予以追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28条规定“实际出资人能够提供证据证明有限责任公司过半数的其他股东知道其实际出资的事实，且对其实际行使股东权利未曾提出异议的，对实际出资人提出的登记为公司股东的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公司以实际出资人的请求不符合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24条的规定为由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马秋庆据以证明其与张六祥存在股权转让关系的证据为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对于股权转让款，马秋庆称由其丈夫叶某从马俊祥处借款支付给了张六祥。庭审时，马秋庆仅提供了叶某向马俊祥、青海恒祥置业有限公司、甘肃伊恒民贸有限责任公司转账的部分凭证，从而证明马秋庆的股权转让款系其从马俊祥处的借款,现其已向马俊祥偿还了部分借款。而马俊祥提供的证据明确证明叶某与青海恒祥置业有限公司、甘肃伊恒民贸有限责任公司存在借款合同关系，叶某偿还的款项系上述合同约定的借款。如叶某确与马俊祥间存在借款合同关系，依据借款数目之巨、借款关系产生时的社会环境，双方间不可能不签订借款合同并约定借款利息，而马秋庆又对这一情形无法做出合理的解释，故本院依据优势证据原则并结合相关案件事实，确信双方代持股权法律关系的存在具有高度的可能性。根据公司法的规定，股东权利主要包括知情权、资产收益权、参加重大决策权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实际出资人行使股东权利的方式有两种情形：一种是由名义股东代为行使股东权利，由名义股东向半数以上其他股东披露实际出资人的身份，并明确表明自己是在按照实际出资人的指示行使股东权利，有关决策均是基于实际出资人的意志，投资收益也归属于实际出资人，半数以上其他股东在知悉名义股东是在代实际出资人行使股东权利后未表示反对的，应当认定为认可实际出资人行使股东权利。另一种情形是实际出资人撇开名义股东，直接参与到公司的决策与经营活动中来，只在必要的时候由名义股东出面解决形式合法性问题，平时均由实际出资人直接与其他股东共同进行决策，指派管理人员对公司直接进行管理，半数以上其他股东接受与实际出资人共同管理公司的事实，则可认定为其认可实际出资人行使股东权利，未提出异议。本案中，叶某于2013年起，就向公司股东会披露了马俊祥系公司最大持股人的身份，且自2013年起，马俊祥也以最大持股人的身份主持鑫达公司的日常工作，并且定期召开公司股东会，参与公司的决策。2013年12月5日，马俊祥主持了鑫达公司的股东会，并形成了鑫达公司与靖远四建诉讼后，所欠款项如何偿还的会议纪要，该会议纪要由马俊祥、王海忠、闵超、高尚志签字。同时，马俊祥亦在名为2017年1月鑫达公司还股东借款表实为股东分红表中签字并实际按股从比例领取了分红款。且在2018年5月31日鑫达公司形成的会议纪要中明确记载马俊祥持有公司52%的股份（目前45%挂在马秋庆名下，7%挂在张六祥名下），叶某9.6%（目前挂在马秋庆名下），上述会议纪要由股东王海忠、高尚志、邹德英、闵超、马俊祥签字确认，从而进一步证明马秋庆与马俊祥之间存在股权代持法律关系，本院对马秋庆代持马俊祥股权的事实予以认可。马俊祥的上述行为表明，其以实际出资人身份撇开名义股东，直接参与到公司的决策与经营活动中，马秋庆的授权委托书仅是解决形式合法性问题，故本院认为鑫达公司过半数的其他股东知道马俊祥实际出资的事实，且对马俊祥实际行使股东权利未曾提出异议，马俊祥要求显名的条件成立。对马秋庆、鑫达公司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马秋庆、鑫达公司上诉称，马俊祥错列诉讼主体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一条规定，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应当将目标公司鑫达公司列为被告，将利害关系人及其他股东列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案中牵涉到马俊祥的投资权益，而非股东权益，马俊祥列利害关系人股东为被告，并非所诉讼主体错列，且人民法院目前在处理“实际投资人显名”案件时，对列名义股东为被告，公司及其他股东为第三人的，均未认定为诉讼主体错列。故对马秋庆、鑫达公司的上诉观点，本院不予采信。关于马秋庆、鑫达公司上诉称应将王仁珍列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的问题，因王仁珍已不再是鑫达公司登记在册的股东，马俊祥将其不列为诉讼主体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对其该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信。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适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诉人马秋庆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其自行负担。上诉人兰州鑫达智能仪表有限责任公司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其自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陶生莲审 判 员 阎文虎审 判 员 王 博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玄丝遥书 记 员 肖程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