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鄂01行终88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世明，男，汉族,1940年1月27日出生，现住武汉市江岸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汪国强，男，汉族，1956年6月18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武汉市江岸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树明，男，汉族，1947年7月22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武汉市汉阳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武汉市江岸区金桥大道**凯旋名苑**。法定代表人黄松如，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楚清，武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倩，湖北中和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武汉钢铁江北集团有限公司武钢汉阳钢厂，住，住所地武汉市汉阳区龙灯堤特**/div>法定代表人张俊杰，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志玉，武汉钢铁江北集团有限公司武钢汉阳钢厂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丁莉，武汉钢铁江北集团有限公司武钢汉阳钢厂工作人员。上诉人李世明因诉被上诉人武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市人社局）社会保障行政管理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鄂0102行初49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的规定，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本案进行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书面审理查明，武汉钢铁江北集团有限公司武钢汉阳钢厂（以下简称汉阳钢厂）于1986年参加了武汉市社会保险养老统筹，职工退休待遇除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定的基本养老金外，还包括了公司的内部工资标准、效益挂率工资，浮动工资及各项企业支付的福利性企业内部补贴。因严重亏损处于全面停产，汉阳钢厂于1998年11月和1999年4月分两次冲减了退休待遇中企业补贴部分的30%。李世明等职工不服向原武汉市社会保险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原武汉市社会保险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00年12月作出武社保仲裁字[2000]026号《仲裁裁决书》，裁定汉阳钢厂补发扣减部分。汉阳钢厂认为该仲裁不当提出异议，原武汉市社会保险争议仲裁委员会委员后作出武社保仲定字[2000]026号《仲裁决定书》，决定：“一、双方当事人应在2001年元月10日之前向本委重新提交相关证据。二、原《仲裁裁决书》（武社保仲裁字[2000]026号）终止执行。”。经再次审理后，武汉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01年10月8日作出了武劳裁[2001]裁字第253号《仲裁裁决书》，认定汉阳钢厂的两次减发企业补贴的行为“没有涉及申诉人的基本养老金和国家政策规定退休人员应享受的各项补贴的减少，故被诉人两次减发申诉人企业补贴并无不妥。据此，申诉人要求被诉人补发养老金中被减发的部分补贴的仲裁请求没有法律依据，本委不予支持”，并裁决:一、对申诉人吴松林等31人按撤诉处理。二、驳回其他申诉人的仲裁请求。2016年5月，李世明及案外人刘桂珍、徐天高认为市人社局发放社会保险待遇扣减政府8项补贴的行政给付行为违法，向武汉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同年6月24日，市政府作出《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不予受理李世明、刘桂珍和徐天高的行政复议申请。三人对市政府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的行为不服，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院经审理后认为李世明、刘桂珍和徐天高向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认为市人社局发放社会保险待遇和扣减政府8项补贴的行政给付行为违法，其实质系为解决汉阳钢厂扣发部分企业内部补贴问题所引起。由此引发的纠纷，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所规定的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故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月13日作出（2016）鄂01行初502号《行政裁定书》，驳回其三人的起诉。经三人上诉，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15日作出（2017）鄂行终725号《行政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现因李世明认为市人社局发放社会保险待遇和扣减政府8项补贴的行政给付行为违法，诉至原审法院，诉请法院依法判决：1.确认市社保局和经办机构汉阳钢厂扣减了李世明8项政府补贴拒不制作送达决定通知到人，即扣减行政给付行政行为存在且违反社会保险法，判决市社保局依法补发被扣减的养老金，重新计算款额。2.依法追究“扣减行政给付拒不送达决定通知到人”程序违法等行政过错责任。原审法院认为，本案起因于汉阳钢厂1998年11月和1999年4月两次冲减了退休待遇中企业补贴部分的30%的行为。李世明认为汉阳钢厂的主体性质系作为国企代行计划经济政府职责即准社保经办机构代发参保人养老金，故汉阳钢厂扣减养老金的行为系行政行为，进而提起行政诉讼。原审法院认为，首先，被诉行为发生在1998年和1999年，李世明于2020年向本院提起诉讼，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其次，李世明在汉阳钢厂退休后依法享有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权利，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定支付统筹项目内的基本养老金，基本养老金由国家统一核定并确保足额支付。同时，李世明在汉阳钢厂退休后还可以享受企业内部补贴，企业内部补贴由企业根据自身经济状况确定予以发放。汉阳钢厂在企业严重亏损的情况下，于1998年和1999年两次决定减发企业补贴，这是企业自身经营的决策行为，且结果也并未影响李世明从社会保险统筹结算支付的基本养老金待遇。故李世明对“扣减8项政府补贴”的行为不服，实质上是与汉阳钢厂之间的争议，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综上，李世明的起诉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依法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第三款，第一百零一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款之规定，原审裁定驳回李世明的起诉。上诉人李世明不服原审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法院诉讼程序违法。一审法院未告知合议庭成员，对本案未进行开庭审理，未给予当事人申辩权利，且书面审理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对于被上诉人市人社局代理人资格迳行认定，而非先由上诉人识别认可，且过度审查上诉人代理人。一审法院审理期限超过法定期限，对上诉人程序请求置之不理，且遗漏当事人诉讼请求。二、一审法院错误认定行政行为基本事实。本案不存在超过法定期限的事实。社会保险争议仲裁裁决书等证据证实本案起诉符合法定条件。省高院299号民事裁定书已明确扣减争议不属于劳动民事争议范围，故市人社局及汉阳钢厂存在扣减8项政府补贴行为证据确凿，依法应当补发。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综上，请求二审法院：1.确认（2020）鄂0102行初49号行政裁定书处理行政给付诉讼降格信访文书、徒劳无功，责令江岸区法院将案卷移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升管辖级别并开庭审判。2.确认被上诉人秘密扣减行政给付和前处理程序违法导致认定行政行为基本事实和适用法律，依法一并撤销、改判补齐所扣减的社会保险待遇、追究公职人员违法行使职权过错。被上诉人市人社局口头答辩称：武汉市养老基金只能支付统筹内的；上诉人所诉的是统筹外的应当由企业发放的项目，故我局并没有扣减上诉人的养老金。上诉人所诉的属于民事争议，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且上诉人办理退休已经超过20年，超过了行政诉讼法最长的起诉期限。综上，请求二审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裁定。原审第三人汉阳钢厂答辩称：汉阳钢厂属于国企，我厂退休职工享受的是企业退休待遇。上诉人退休时养老保险改革还未启动，2000年起职工养老保险金由企业代发放向社会化发放转型期间，企业养老金分为基本养老金统筹项目和企业补贴项目两部分，但上诉人所诉的8项补贴属于企业补贴，武汉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01年10月8日作出的武劳裁[2001]裁字第253号《仲裁裁决书》已经确认汉阳钢厂两次减发企业补贴的行为并无不妥。汉阳钢厂在确保按时足额发放基本养老保险时，不存在扣减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事实。且2000年7月汉阳钢厂才进入社会化发放行列。这说明“所谓8项政府补贴”在2000年7月之前，社会保障部门从未以养老待遇的形式拨付给汉阳钢厂。综上，请求二审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裁定。本院认为，提起行政诉讼，应当符合法定起诉条件。本案中，上诉人李世明的诉讼请求为：1.确认市社保局和经办机构汉阳钢厂扣减了其8项政府补贴拒不制作送达决定通知到人，即扣减行政给付行政行为存在且违反社会保险法，判决市社保局依法补发被扣减的养老金，重新计算款额。2.依法追究“扣减行政给付拒不送达决定通知到人”程序违法等行政过错责任。由此可知，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实质上是对汉阳钢厂1998年和1999年两次决定减发企业补贴行为不服，期待人民法院通过本次诉讼实体审查该行为是否合法。但对于汉阳钢厂的两次减发企业补贴行为的审查认定，武汉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已于2001年10月8日作出了武劳裁[2001]裁字第253号《仲裁裁决书》，上诉人李世明亦作为申诉人参加了仲裁。同时，上诉人李世明也于2016年5月以市人社局发放社会保险待遇扣减政府8项补贴的行政给付行为违法为由，向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后上诉人又因市政府对其作出《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该案经两审终审均裁定驳回其起诉。现上诉人又以此提起本案诉讼，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朱金梅审判员  罗 浩审判员  曾文亮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刘晨露书记员李玲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