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晋08民终116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满元，男，1970年3月27日出生，汉族，现住运城市盐湖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宏照，男，1972年5月14日出生，汉族，现住运城市盐湖区。 二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侯续香、申芳，山西黄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全保，男，1958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现住运城市盐湖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山西通化建筑安装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万荣县城新建路**。 法定代表人：武俊峰，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毅，山西祝融万权（运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才民，男，1951年1月5日出生，汉族，现住运城市盐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俊栋，山西明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运城市市政公用服务中心（原运城市市政公用管理局），，住所地：运城市红旗东街** 法定代表人：吴世良，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朝峰，山西瀛航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满元、王宏照、王全保因与上诉人山西通化建筑安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化公司）、被上诉人赵才民、运城市市政公用服务中心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人民法院（2017）晋0802民初17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张满元、王宏照、王全保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运城市盐湖区人民法院（2017）晋0802民初1793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错误。（一）本案并非是赵才民将部分项目分包给王全保。本案是通化公司将承包的工程分包给王全保、王宏照、张满元三人，上诉人一审提交的《委托书》、《圣惠路道路提升改造工程路东工程项目认定书》、2015年8月20日姚保定情况说明及测量单二份、山西通昱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通昱价鉴函[2018】120号《工程造价鉴定意见书》等证据均可以证明该事实。（二）一审判决将上诉人2015年4月9日向赵才民出具的同意扣除的字据与2016年3月1日的庭审笔录联系起来并做主观推定，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显然错误。1、2015年出具的字据，并非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该字据并没有明确的意思表示。该字据的内容为：“王全保借赵才民款，王宏照、张满元同意工程款下来以后扣除”。该“扣除”文书出具的背景情形是在山西通化建筑安装有限公司将案涉工程分包给三上诉人时，因工期紧，三上诉人在未与山西通化建筑安装有限公司签订合同的情况下便自筹资金进场开工建设。在工程完工并交付使用后，三上诉人多次找山西通化建筑安装有限公司的项目负责人赵才民要求结算工程款，但赵才民却以各种理由推脱拒绝。后在运城市市政公用服务中心吴局长的协调下，赵才民同意代表山西通化建筑安装有限公司与三上诉人补签工程量确认单。2015年4月9日，三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赵才民在吴局长的办公室签订《圣惠路道路提升改造工程路东工程项目认定》时，赵才民提出，三上诉人必须在案涉“扣除”文书上签字，其才在《圣惠路道路提升改造工程路东工程项目认定》上签字，否则不签。三上诉人为了尽快结算工程款，无奈之下，在案涉“扣除”文书上签了字。故，案涉“扣除”文书是三上诉人在赵才民乘人之危的情形下签订的。该“扣除”文书的意思表示为，王宏照、张满元待拿到工程款后，同意将王全保应得的工程款先扣留在王宏照、张满元手里，待王全保与赵才民借贷关系明确后，用王全保应得的工程款额直接支付给赵才民。因此，该字据不能证明被上诉人主张的在三上诉人共同的工程款结算时直接扣除所谓的王全保与赵才民债务的证明目的。2、关于王全保向赵才民出具的157.7万元的借条，该借贷关系并不存在，也与本案无关联。该借条是赵才民为了侵吞原告工程款，于2015年6月中旬与其妻子王琴、儿子赵战斗一起在王全保家使用武力胁迫王全保出具的，且将日期倒签为2015年3月6日，事实上，赵才民与王全保之间并没有真实的借贷意思表示更没有借贷事实的实际发生。王全保对此借贷关系庭审时明确否认。根据《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之规定，借贷关系须贷款人提供借款才能生效，出借人起诉时须提供证据证明借贷法律关系的存在。本案中，被上诉人赵才民并不能证明其向王全保提供过157.7万元的事实。故，赵才民与王全保之间的借贷关系不能成立。另，该借贷关系的是否存在与本案并无关联，一审法院先认定赵才民与王全保之间的个人借贷关系，后又从通化公司应付三上诉人的工程款中直接扣除，赵才民与通化公司并非同一主体，因此，一审判决如此认定，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属错误。3、一审法院2016年3月1日制作的庭审笔录中，上诉人认可王全保向赵才民借款157万元，属于不实陈述，因此，三上诉人才撤诉，一审法院也准予撤诉。本次诉讼开庭审理时，上诉人对该157元的借款明确否认，一审判决却以已经撤诉的案件的庭审笔录作为本案证据使用，并主观将其与2015年4月9日年上诉人出具的扣除字据等同起来，显然错误。综上，被上诉人应按照鉴定的工程价款依法向上诉人支付。二、一审判决认定“因被告运城市政公用服务中心作为发包方已向承包方被告通化公司支付完工程款，故原告要求被告运城市政公用服务中心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支付工程款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该认定错误。本案中，一审法院并未查明被上诉人运城市市政公用服务中心是否在截止上诉人起诉之日前已向被上诉人通化公司支付完工程款的事实，也未确认该事实的证据，便径行认定已经支付完工程款，显属错误。故，被上诉人运城市政公用服务中心应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向上诉人支付工程款。三、一审判决认定“关于三原告要求被告支付50万元保证金的问题，因三原告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王宏照向案外人赵勇帅网银转账的35万元系受被告赵才民的指定所汇，故本院对该项诉请不做处理，三原告可另行处理”，该认定错误。关于该50万元的保证金，上诉人提交过农业银行交易明细查询单、客户交易明细对账单以及光盘（附录音文字整理），以证明上诉人按照赵才民的要求，支付了案涉工程保证金50万元，其中35万元按照赵才民的要求汇入了赵勇帅的账户，另15万元以现金方式交付给赵才民。因此，被上诉人现应返还上诉人质保金50万元，但一审判决对此不做处理，显属错误。四、一审判决认定“关于原告王全保与被告赵才民以及案外人王琴、赵战斗、运城市五兄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原告王金保虽认为其受逼迫所签。但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故本院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因与本案非同一法律关系，故在本案中不做处理，原、被告可另行处理”，该认定错误。债权的转让必须要有真实有效的债权存在为基础，本案中，案涉的三份《债权转让协议书》所转让的王琴、赵战斗、运城市五兄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对王全保的债权均为虚假债权，本案中并没有真实有效的债权的存在，故案涉《债权转让协议书》无效。事实上，该《债权转让协议书》也是在违背王全保真实意愿的，是被上诉人赵才民为了恶意逃避向上诉人支付工程款，而逼迫王全保签订的。且该《债权转让协议书》签订时间为2017年3月9日，是在上诉人第一次起诉各被上诉人要求其支付工程款的诉讼过程中，从时间上也证明了被上诉人赵才民主观上恶意逃避债务，客观上采取胁迫手段威逼王全保签订该《协议》的事实。另，一审法院既然认定该《债权转让协议》与本案非同一法律关系，本案不做处理，那么一审法院在本判决中却确认该《债权转让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实属错误。本案中，关于王全宝与赵才民以及案外人王琴、赵战斗、运城市五兄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实属与本案没有关联，本案实则不应认定和处理该相关争议。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均错误。上诉人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起上诉。恳请贵院查明事实，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上诉人通化公司辩称：答辩内容同其提交的上诉状的意见。 被上诉人赵才民辩称：答辩人系涉案工程临时派出的经理，是职务行为，答辩人在工程中施工材料均已移交通化公司，答辩人以借款方式支付三上诉人400多万元。 被上诉人运城市市政公用服务中心辩称：1、三上诉人所述2015年字据的形成不是事实，答辩人对此不清楚。2、答辩人与上诉人通化公司之间的工程款已经结清，因此，不应对实际施工人承担任何责任。由于该工程系政府工程，工程经竣工、验收、财审等一系列程序，于一审中下拨最后一笔工程款，由于工程款系财政资金，必须专款专用，在本财年支付出去，否则财政收回，拨款前征得三上诉人及一审法院意见，三上诉人保全了上诉人通化公司账户后，三上诉人及一审法院让答辩人将该款支付至该查控的保全账户，至此，答辩人已履行完支付工程款的义务，对此不应再承担任何责任。 上诉人通化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盐湖区人民法院（2017）晋0802民初1793号民事判决书；2、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张满元、王宏照、王全保的诉讼请求；3、判令被上诉人张满元、王宏照、王全保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案件基本事实。2012年4月份，上诉人承包了运城市市政公用服务中心的运城市圣惠路道路提升改造工程。同年9月份，赵才民作为上诉人的项目经理将圣惠路道路提升改造工程部分项目分包给被上诉人王全保。其后，被上诉人王全保与被上诉人张满元、王宏照合作。为解决工程施工款的资金短缺，被上诉人王全保多次向赵才民借款，赵才民以借款方式向其支付工程预付款。同时，因赵才民长期忙于工地多处项目，时常不在家，故经常安排其妻子王琴、儿子赵战斗、儿子赵勇帅及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运城市五兄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被上诉人支付出借款。2015年4月9日三被上诉人共同向赵才民出具了说明，载明“王全保借赵才民款王宏照、张满元同意工程款下来后扣除”。2017年3月9日，赵才民分别与王琴、赵战斗、运城市五兄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三份债权转让协议书，王琴、赵战斗、运城市五兄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分别将其对被上诉人王全保享有的债权127.28万元、164万元、37.6万元共计328.88万元全部转让给赵才民，被上诉人王全保分别在每份协议书的下方书写“当时借来的钱都用在圣惠路施工的工人发工资和材料款，借款是我代表我和张满元、王宏照三人，不是我一人的借款”。原审判决认定了三被上诉人向赵才民本人的借款从工程款中予以扣除。对于债权转让协议书虽认定真实性和合法性，但以并非同一法律关系不做处理。一审判决书判令上诉人向三被上诉人支付工程造价款4341041.73元扣除赵才民本人借款部分157万元的其余工程款2771.041.73元。二、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赵才民以借款方式支付的工程款项应为493.58万元。被上诉人王全保向赵才民、王琴、赵战斗、赵勇帅、五兄弟房地产公司出具的借据合计493.58万元。在本案诉讼过程中，三被上诉人对涉及的所有借据真实性均予以认可，只是辩称借据系被胁迫出具，但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实胁迫的情形存在。同时，被上诉人王全保分别多次在其出具的说明中确认借款数额为493.58万元；在每份债权转让协议书上逐一书写“当时借来的钱都用在圣惠路施工的工人发工资和材料款，借款是我代表我和张满元、王宏照三人，不是我一人的借款”。一审举证期限内上诉人提交了2015年12月29日、2016年3月1日盐湖区人民法院的两次庭审笔录和申请两名证人出庭作证，证明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的代理人确认被上诉人王全保向赵才民借款157万元的事实。在2019年1月21日一审法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就保全争议发表意见时，被上诉人王全保再次确认收到王琴、赵战斗、赵勇帅、五兄弟房产公司支付的出借款，用于工地开支。同时，结合本案中，王琴系家庭妇女，并不从事任何经营业务，赵战斗、赵勇帅以及五兄弟房产公司与三被上诉人不存在任何业务的交集和往来，根本不存在向被上诉人出借款项的合理理由。显然，其行为是代赵才民以借款形式支付工程款项，其涉及的款项应属于工程款范围，与本案属于同一法律关系，应予认定赵才民以借款方式支付的工程款项为493.58万元。三、三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依据三被上诉人的陈述，三被上诉人在圣惠路提升改造工程施工中属于合作关系，在合作中发生的债务应由其三人共同承担。依据2015年4月9日三被上诉人共同向赵才民出具的说明，载明“王全保借赵才民款王宏照、张满元同意工程款下来后扣除”，结合被上诉人王全保分别多次在其出具的说明中确认借款数额为493.58万元；在每份债权转让协议书上逐一书写“当时借来的钱都用在圣惠路施工的工人发工资和材料款，借款是我代表我和张满元、王宏照三人，不是我一人的借款”的事实，足以证明三被上诉人早已收到赵才民代表上诉人以借款方式支付工程款493.58万元，远远超过三被上诉人施工工程价款4341041.73元。据此，三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上诉人张满元、王宏照辩称：上诉人通化公司称赵才民以借款方式支付工程款项400多万元的主张没有法律支持。上诉人从未作出过同意扣除借款部分157万元的承诺以及意思表示，因此上诉人该事实主张不能成立，详细理由见答辩人的上诉状。 上诉人王全保辩称：上诉人通化公司的上诉不是事实，施工过程中没有借赵才民的款，借款的条据都是被逼所写。 被上诉人赵才民辩称：上诉人通化公司的上诉符合事实，应予予以支持。 被上诉人运城市市政公用服务中心辩称：同意上诉人通化公司的上诉意见。 上诉人张满元、王宏照、王全保原审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通化公司、赵才民立即支付三原告工程款4308838.65元，并退还原告交纳的保证金50万元；2、判令运城市市政公用服务中心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上述第一项诉讼请求中原告应得的款项承担毒任；3、判令工程造价鉴定费8万元由被告承担；4、由三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4月份，被告通化公司承包了被告运城市市政公用服务中心的运城市圣惠路道路提升改造工程。2012年8月20日，原告王宏照作为甲方，原告张满元作为乙方，原告王全保作为丙方，三方签订工程承包合作协议书，协议内容：三方同意从被告赵才民手中转包圣惠路道路提升改造建设工程，经营项目和工程量根据赵才民提供的改造施工建设图纸，确认的项目内容、施工标准、工程量为准；原告王宏照为合伙期间的总负责人，合伙项目的一切财务收入、债权债务、支出情况必须经王宏照的同意认可。2012年8月28日，原告王宏照通过网银给案外人赵勇帅转款35万元。2012年9月份，被告赵才民作为被告通化公司的项目经理将圣惠路道路提升改造工程部分项目分包给原告王全保，被告赵才民未与原告王全保签订分包合同，被告赵才民未见过三原告的承包合作协议书。2012年9月份，三原告组织施工人员对圣惠路道路提升改造工程路东的沥青非机动车道、人行道、路缘石、排水干管、公交车站等道路改造工程进行施工，2012年12月底竣工投入使用。 2013年1月3日，被告运城市市政公用服务中心作为发包方，被告通化公司作为承包方，双方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约定被告通化公司承包运城市圣惠路道路提升改造工程，合同价款为1482.0203344万元。2014年12月30日，相关单位对圣惠路道路提升改造工程项目予以验收。2015年4月8日，三原告作为乙方，被告赵才民作为甲方签订委托书，同意委托山西广信达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对圣惠路道路提升改造工程（由王全保、王宏照、张满元施工的路东部分）进行决算。2015年4月9日，三原告作为乙方，被告赵才民作为甲方，双方签订圣惠路道口提升改造工程路东工程项目认定书一份，认定：1、人行道路铺装项目全部由王全保、王宏照、张满元施工，其中大路缘石，由赵才民提供。2、非机动道施工：水稳、砼路面由赵才民施工，其余部分全部由王全保、王宏照、张满元施工。3、签证部分的核算以道路施工签证单为准。4、甲乙双方均认可财政评审中心评审报告，以此为准。2015年4月9日，三原告共同签字向被告赵才民出具了字据，内容：“王全保借赵才民款王宏照张满元同意工程款下来后扣除”。原告王全保于2015年8月15日向被告通化公司出具情况说明，内容：“由于王全保圣惠路道路改造施工过程中资金紧缺，期间王全保向王琴多次借款，所有借款均有借条为证，王全保同意所有借款工程款下来后从工程款中扣除”。二原告张满元、王宏照当庭认可签名系其本人所签。2016年1月6日，王全保向被告通化公司出具说明，内容：“在2012年圣惠路提升改造工程施工中，我提前从工程项目负责人赵才民手中借走了大部分工程款（借支493.58万元），等工程款全部结算后，从工程款中扣除所借款项，剩余长退短补，工程款结算和王宏照张满元没有任何关系”。 2015年三原告将本案的被告诉至该院，该院于2016年3月1日的制作的庭审笔录中，三原告均认可王全保向赵才民借款157万元。2017年3月30日，原审法院作出（2015）运盐民初字第2294号民事裁定书，准许三原告撤诉。2017年4月14日，三原告再次诉至法院。2017年3月9日，被告赵才民分别与案外人王琴、赵战斗、运城市五兄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三份债权转让协议书，案外人分别将其对原告王全保享有的债权127.28万元、161万元、37.6的万元全部转让给被告赵才民。被告王全保分别在每份转让协议书的下方书写内容：“当时向王琴（五兄弟公司、赵战斗）借来的钱都用在圣惠路施工的工人发工资和材料款，借款我是代表我和张满元、王宏照三人，不是我一人的借款”。 2017年9月29日，被告运城市市政公用管理局更名为运城市市政公用服务中心。2017年12月19日，运城市审计局对运城市圣惠路道路提升改造工程进行审核，审定金额为12269808.47元。2015年12月至2018年12月，被告运城市市政公用服务中心先后多次向被告通化公司共计支付12269808.47元。 诉讼中，三原告提出对其完成的运城市圣惠路道路提升改造工程路东的沥青砼非机动车车道、人行道、路缘石、排水干管、公交车站台等道路改造工程的工程价款进行鉴定。依法委托至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鉴定机构，太原市通昱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受中级人民法院的委托，于2018年7月26日作出通昱价鉴函（2018）120号工程造价鉴定意见书征求意见稿，初鉴工程造价为4341041.73元。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运城市市政公用服务中心与被告通化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法有效。被告赵才民作为被告通化公司的项目经理与原告王全保口头约定将该公司承包的部分项目即圣惠路道路提升改造工程路东的沥青非机动车道、人行道、路缘石、排水干管、公交车站等道路改造工程分包给原告王全保。被告赵才民作为被告通化公司的项目经理，其行为应系职务行为，故被告赵才民的分包行为系被告通化公司与原告王全保的行为。被告赵才民将部分项目分包给原告王全保时，王全保未向被告赵才民出示其与原告张满元、王宏照签订的承包合作协议书，故三原告的合作协议书的约定对三原告内部产生法律效力，对赵才民不产生法律效力。被告赵才民将通化公司承包的部分工程项目分包给原告王全保，原告王全保与原告张满元、王宏照合作将分包的工程施工完毕后，三原告于2015年4月9日向被告赵才民出具的同意原告王全保借被告赵才民的款从工程款中予以扣除的字据，因有三原告的签名认可，故系三原告及被告赵才民的真实意思表示，其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合法有效。同意扣除借款虽未明确具体数额，但因三原告在本院于2016年3月1日制作的庭审笔录中认可王全保向赵才民借款157万元，故认定三原告同意从工程款中扣除157万元。三原告完成的工程量依法被鉴定为4341041.73元。被告通化公司作为转包人理应履行向三原告支付工程价款的义务，即2771041.73元。因被告运城市市政公用服务中心作为发包方已向承包方被告通化公司支付完工程款，故原告要求被告运城市市政公用服务中心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支付工程款理据不足，不予支持。关于三原告要求被告支付50万元保证金的问题，因三原告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王宏照向案外人赵勇帅网银转账的35万元系受被告赵才民的指定所汇，故对该项诉请不做处理，三原告可另行处理。关于原告王全保与被告赵才民以及案外人王琴、赵战斗、运城市五兄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原告王全保虽认为其受逼迫所签，但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故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因与本案非同一法律关系，故在本案中不做处理，原、被告可另行处理。据此，原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山西通化建筑安装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支付原告张满元、王宏照、王全保工程款2771041.73元；二、驳回原告张满元、王宏照、王全保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5911元，鉴定费80000元，共计125911元，由原告张满元、王宏照、王全保负担54544元，由被告山西通化建筑安装有限公司负担71367元。 二审中，上诉人张满元、王宏照、王全保提交以下证据：1、王宏照与赵才民的短信聊天记录，时间为2012年8月28日，证明王宏照按照赵才民的指示将保证金其中的35万元打给赵才民的儿子账户中。2、视听资料，时间是2014年4月24日、2014年5月23日、2015年4月20日、2019年5月，证明赵才民认可王宏照已经给了其50万元保证金。 上诉人通化公司质证认为，这些证据一审没有质证过，开庭前上诉人也没有向法庭提交。对于证据1不可能是同赵才民聊天，赵才民不识字，就不会操作，对证据的真实性和关联性都有异议，这个号码不确定是否是赵才民的电话，账号也不确定，这个证据不能证明与本案保证金有任何关联性。证据2假设内容真实的前提下，没有显示对方陈述的情况，2014年4月24日就没有提到保证金，5月23日也没有谈到保证金，只是说要算账，至于2015年的谈话就没有赵才民说话，只是对方和晋局长说话，但也没有说过涉及保证金的问题，2019年5月份，这是三上诉人相互之间的谈话，不涉及任何其他人，不能证明客观事实。 被上诉人赵才民质证认为，作为代理人不清楚是不是赵才民的电话号码，不能证明和本案的关联性，不能证明赵才民说收到50万元保证金。5月23日录音没有赵才民的说话，没有赵才民参与，2014年4月24日的谈话，这个谈话内容无法证明赵才民收到过50万元保证金。 被上诉人运城市市政公用服务中心质证认为，和我方没有关系，不发表质证意见。 对于上诉人张满元、王宏照、王全保提交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 关于三上诉人提交的2015年4月20日、2019年5月的通话录音，被上诉人赵才民未参与，无法证明三上诉人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2014年5月23日的通话录音，没有说到关于保证金的事项，无法证明三上诉人交纳保证金。三上诉人提供的2014年4月24日的通话录音中，被上诉人赵才民称：我让你们拿100万元给我，你才拿了50万元，老王拿了30万元。上诉人王宏照称：赵总，我们当时给你拿80万元时候你怎么说的，你说给你抽点，现在怎么又说买路沿石了。根据上述谈话内容，被上诉人赵才民、上诉人王宏照均未认同其中的50万元为工程保证金。三上诉人提供的短信聊天记录，因无法证明同本案有关，本院不予采信。 三上诉人二审审理中当庭主张一审判决未处理5000元保全费的承担问题，因三上诉人未提交相关票据，无法核实，不予处理。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相符。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一是本案所涉工程的承包问题；二是上诉人王全保向赵才民出具的157万借条是否应在工程款中予以扣除；三是本案所涉的三笔债权转让协议同本案工程款是否有关，能否扣除，一审对债权转让协议是否应予评判；四是三上诉人主张退还50万元保证金能否支持；五是运城市市政公用服务中心是否应承担责任。 关于本案工程承包问题，上诉人通化公司与被上诉人运城市市政公用服务中心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被上诉人赵才民具体负责工程施工，2012年8月20日，上诉人张满元、王宏照、王全保三方签订工程承包协议书，同意从被上诉人赵才民手中转包圣惠路道路提升改造建设工程，三上诉人就相关事项进行了约定，三上诉人主张上诉人通化公司将工程分包给三上诉人，但未能提供三上诉人同上诉人通化公司的承包合同，亦未能提供同被上诉人赵才民签订的施工合同，未能证明将三人之间的约定告知被上诉人赵才民，故三上诉人之间的约定对被上诉人赵才民没有约束力。本案的基本事实是，2012年9月，三上诉人组织施工人员对本案所涉工程进行了施工，工程完工后，三上诉人多次找相关部门、赵才民索要工程款，至2015年4月8日、4月9日三上诉人同赵才民分别签订了《委托书》和《圣惠路道口提升改造工程路东工程项目认定书》，被上诉人赵才民至迟在2015年4月份应知晓本案所涉工程系三上诉人共同完成，其同三上诉人签订相关文书，表明其认可本案所涉工程系三上诉人共同完成。 关于2015年4月9日三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赵才民出具的同意扣除字据的效力问题，该字据是相关部门领导在场的情况下签订的，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合法有效，三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赵才民乘人之危，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但未在法定期限内行使撤销权，故三上诉人的主张不予支持。关于“扣除”二字的解释，应作大众理解，三上诉人主张的意思表示，本院无法采信。2016年3月1日原审法院在审理同本案相关案件中的庭审笔录，三上诉人同意扣除157万元，三上诉人作出的陈述，属自认行为，该案虽以撤诉结案，并不影响庭审笔录作为证据使用，故三上诉人主张不应扣除157万元，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上诉人通化公司主张三份债权转让书共计328.88万元应在工程款中扣除问题，本院认为，首先，该三份债权转让书系被上诉人赵才民与案外人于2017年3月9日签订，是将案外人对上诉人王全保的债权转让给被上诉人赵才民，2015年4月9日三上诉人出具的扣除字据载明：王全保借赵才民款王宏照张满圆同意工程款下来后扣除。书写扣除字据时，被上诉人赵才民并未取得对上诉人王全保的债权，且该债权系被上诉人赵才民转让取得；其次，被上诉人赵才民主张以借款方式支付工程款，但上诉人王全保向案外人出具的40余份借据，未标注系本案所涉工程借款，借款是否用于本案所涉工程或与本案所涉工程有关，上诉人通化公司的证据不足；再次，被上诉人赵才民2015年4月8日、4月9日同三上诉人签订《委托书》、《圣惠路道口提升改造工程路东工程项目认定书》及扣除字据时，已知晓本案所涉工程系三上诉人施工完成，被上诉人赵才民用上诉人王全保对案外人的债务抵顶工程款，并未取得上诉人张满元、王宏照的同意。基于以上三点理由，上诉人通化公司主张扣除328.88万元，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王全保借案外人的款项及三份债权转让书是否真实有效，因同本案非同一法律关系，本案不予评判，当事人之间可另行处理。 关于上诉人张满元、王宏照、王全保主张保证金的问题，三上诉人主张上诉人王宏照曾向被上诉人赵才民指定的案外人赵勇帅转账35万元，并支付现金15万元，共计交纳工程保证金50万元，被上诉人赵才民不予认可，三上诉人提供的通话录音亦不能证明50万元系交纳的工程保证金，故三上诉人主张退还工程保证金50万元，证据不足，上诉人王宏照向案外人赵勇帅转账35万元及其主张给被上诉人赵才民现金15万元，可另行处理。 关于被上诉人运城市市政公用服务中心是否应承担责任问题，庭审中被上诉人运城市市政公用服务中心辩称工程款已支付，拨款前征得三上诉人及一审法院意见，将该款支付至查控的保全账户，对此三上诉人未提出异议，故三上诉人要求运城市市政公用服务中心承担责任，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人张满元、王宏照、王全保交纳的二审案件受理费23102元，由张满元、王宏照、王全保负担；山西通化建筑安装有限公司交纳的二审案件受理费28968元，由山西通化建筑安装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满良 审判员  杨云芳 审判员  任志敏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成 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