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执 行 裁 定 书 （2020）粤执监86号 申诉人（复议申请人、申请变更人）：黄某某，女，1962年6月16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庄志东，广东威戈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请执行人：黄某某，男，1922年12月18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已故）。 被执行人：李某某（曾用名李某某），女，1964年6月13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黄某某不服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4月15日作出的（2020）粤03执复76号执行裁定，向本院申请执行监督。本院已立案受理，并依法组成合议庭调卷进行审查。本案现已审查终结。 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龙岗法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黄某某与被执行人李某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执行依据为深圳中院（2009）深中法民一终字第1106号民事判决书，执行案号为（2015）深龙法执恢字第41号]过程中，申请变更人黄某某向龙岗法院提交书面申请称，2013年10月29日，在香港律师楼就委托（授权）书做见证时，黄某某书写赠予书，将包括上述案件在内的两案的债权转让给其，故申请变更其为申请执行人。 龙岗法院查明，申请执行人黄某某与被执行人李某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该院作出（2008）深龙法民初字第7160号民事判决，判决李某某应向黄某某限期支付借款本金港币70万元及相应利息。因被执行人未履行上述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申请执行人向该院申请强制执行，案号为（2010）深龙法执字第8972号。在执行过程中,因关联案件再审，该案终结本次执行程序。2015年1月28日，申请执行人的委托代理人向该院申请恢复强制执行，案号为（2015）深龙法执恢字第41号。在恢复执行期间，申请执行人黄某某死亡，再次终结本次执行程序。2019年10月21日，申请变更人黄某某向龙岗法院提交变更申请执行人的申请。 龙岗法院另查，申请变更人黄某某提交的赠予书记载，“因本人多次向李某某追讨欠款未果，故向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起诉欠款人李某某追讨欠款，案号为：（2008）深龙法民初字第5795号、7160号，（2009）深中法民一终字第1106号，现在诉讼中。由于本人现在年事已高，追讨李某某欠款的事宜还需很长时间，现我自愿将李某某欠我黄某某的所有借款，交由黄某某追讨，我承诺追回的款项全部赠予给黄某某，由其本人自行处理，任何人不得有异议”。在审查过程中，申请变更人黄某某确认，上述赠予书形成地点为香港，形成时间与鉴定报告中作为比对的委托（授权）书为同一天，即2013年10月29日。另经核对证据原件，该份赠予书并无落款时间，纸张下方存在裁剪，申请变更人黄某某表示原来赠予书下方黄某某写了“一定要把李某某的钱拿回来，把李某某的房子卖掉。”2019年12月10日，申请变更人黄某某向龙岗法院邮寄提交落款日期为2014年6月23日的赠予书（复印件），记载内容为“因本人多次向李某某追讨欠款未果，现向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起诉欠款人李某某，案号为：（2008）深龙法民初字第5795号、7160号，（2009）深中法民一终字第1106号。由于本人现在年事已高，追讨李某某欠款的事宜还需很长时间，现我自愿将李某某欠我黄某某[身份证：B572435(5)]的所有借款交由黄某某（身份证）追讨，我承诺追回的款项全部赠予给黄某某，由黄某某本人自行处理，任何人不得有异议。”黄某某表示该份赠予书是黄某某2014年叫菲佣拿给她的。 龙岗法院再查，申请执行人黄某某于2013年10月29日出具的委托（授权）书记载，“本人黄某某现委托黄某某、高伟成为我的代理人，代理人均可单独以我的名义代理如下事项：一、办理向李某某女士（……）追讨向我借款的事宜；二、以我的名义向人民法院起诉、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示，进行和解、申请财产保全、提起上诉或反诉；三、办理向法院申请执行事宜；四、不论是非税或诉讼或执行等方式取得款项都由受托人亲自收取；五、受托人有权就李某某借款事宜签署相关法律文书或签收相关法律文书；六、受托人有权转委托律师办理上述事宜，律师的代理权限与受托人一致。代理人在其权限范围及代理期限内签署的一切有关合法文件及办理的相关手续，本人均予以承认。”上述委托书业经见证、转递。 龙岗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第二款之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的证据是在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形成的，应当履行相关的证明手续。结合本案，在异议调查中，申请变更人黄某某提交的赠予书均未办理公证认证手续，黄某某主张第一份赠予书形成于2013年10月9日，与同日形成且经过公证、转递的委托（授权）书所做公证事项（仅授权委托李某某、高伟成），意思表达不一致。故黄某某申请变更申请执行人的申请，法律依据不充分，该院不予支持。另外，针对申请变更人黄某某提交的赠予书，实质是对赠与合同是否有效的审查，对港澳地区形成的赠与行为，对赠与书的是否有效等主张，在异议案件亦不宜直接审查变更，应另循诉讼途径处理。遂作出（2019）粤0307执异207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异议人黄某某的变更请求。 黄某某不服上述异议裁定，向深圳中院申请复议称，一、于2019年12月25日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的决定》，对于“域外证据”作了较大修改。根据修改决定，域外形成的证据是公文书证的，须经所在国公证机关证明；域外形成的涉及身份关系的证据，须经所在国公证机关证明并经我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对于其他情形的证据，不作公证、认证手续上的要求。虽然修改决定对涉及港、澳、台地区的证据未作变动，但结合上述规定中关于“域外证据”的修改旨意，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涉港公证文书效力问题的通知》中“未经审核加章专递程序的证明文书，不具有公证文书的证明效力和执行效力”的规定，显然针对的是公文证据及身份关系方面的证据的要求。即是说，对于港、澳、台地区形成的并非所有证据都要履行公证认证手续，对于一般的民事关系证据，人民法院可按照民事证据规则依法审查认定。而且由于黄某某已经去世，复议申请人已不可能再办理上述形式上的手续。本案中，对于赠予书的真实性，已有鉴定机构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结果为黄某某本人所写。先后两份赠予书均明确表达将涉案债权赠予复议人申请的意愿，再结合黄某某曾向复议申请人借款及两人堂叔侄的关系，足以认定赠予书的内容为黄某某的真实意思表示。本案中黄某某所写的赠予书应按照继承法第十七条有关“自书遗嘱”之规定处理，而该规定并未要求自书遗嘱须公证或见证；二、龙岗法院裁定书认为复议申请人“应另寻诉讼途径处理”无法律依据。其一，本案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问题的规定》第二条所规定之情形，而该情形并不属于上述司法解释所规定的可提起执行异议之诉范围之内。其二、被执行人李某某在龙岗法院首次异议听证时称其能够联系到黄某某的子女，但第二次听证黄某某的子女均未参加，证明他们对赠予书没有异议。由于黄某某的继承人并未对本案债权提出权利主张，复议申请人亦无必要向他们提起继承权诉讼。客观上，因不了解黄某某继承人的情况，复议申请人也无法提起继承诉讼，如果他们将来有权利主张，可以对复议申请人提起诉讼。综上，请求撤销龙岗法院（2019）粤0307执异207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将其变更为（2010）深龙法执字第8972号案件的申请执行人。 此外，深圳中院复议审查查明，2019年6月27日，黄某某委托广东明鉴文书司法鉴定所对其向龙岗法院提交的第一份赠予书上黄某某签名进行笔迹鉴定。2019年7月17日，鉴定机构作出粤明鉴[2019]文鉴字第037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载明，该赠予书中黄某某签名与2013年委托授权书中黄某某签名为同一人所写。 深圳中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申请人申请变更、追加执行当事人，应当向执行法院提交书面申请及相关证据材料。”现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的证据是在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形成的，应当履行相关的证明手续。”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涉港公证文书效力问题的通知》及司法部《中国委托公证人（香港）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在办理涉港案件中，对于发生在香港地区的有法律意义的事件和文书，均应要求当事人提交委托公证人出具并经司法部中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审核加盖转递的公证证明。本案中，复议申请人黄某某所提交的两份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所形成的赠予书均未按照相关规定办理公证证明手续，不符合有关证据要求，故深圳中院不予采信。需特别说明的是，将于2020年5月1日起施行的新修订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对于涉及港、澳、台地区的证据要求并未作出修改，该规定第十六条第三款仍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的证据是在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形成的，应当履行相关的证明手续。”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涉港公证文书效力问题的通知》及司法部《中国委托公证人（香港）管理办法》中分别规定了须公证证明的对象为“发生在香港地区的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发生在香港地区的有法律意义的事件和文书”。综合理解，复议申请人主张需要履行公证证明手续的证据仅限于公文证据及身份关系方面的证据，显然与上述规定不符，理由不能成立。综上，就复议申请人的复议请求，深圳中院不予支持。龙岗法院驳回其变更申请执行人的申请，裁定正确，深圳中院予以维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十一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复议申请人黄某某的复议请求，维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7执异207号执行裁定书。 黄某某不服龙岗法院(2019)粤0307执异207号及深圳中院(2020)粤03执复76号执行裁定，向本院申诉称：一、法律对证据形式方面的规定，宗旨是为了保证证据的真实性。2019年12月25日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的决定》，对2001年《民事证据规定》第十一条关于域外形成的证据的规定作了较大的修改，区分证据的不同性质规定不同的要求，限缩了需要经所在国公证机关证明以及我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的范围。根据《修改决定》，域外形成的证据是公文书证的，须经所在国公证机关证明；而域外形成的涉及身份关系的证据，须经所在国公证机关证明并经我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对于其他情形的证据，不再作公证、认证手续上的要求。上述修改主要基于以下考虑：其一，普通的民事法律关系的证据，一般仅涉及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其真实性通过质证检验即可，一概要求经所在国公证机关证明或者经我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没有必要，也增加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和我国驻外使领馆的工作负担；其二，由于公文书证适用推定真实的原则，而对于域外形成的公文书证是否真实，人民法院无法采用依职权查询等针对一般公文书证的方法检验，因此，由所在国公证机关证明是必要的；其三，由于身份关系的事实涉及社会基本伦理价值和秩序，对域外形成的证据应当有更为严格的要求，涉及身份关系的证据按照民诉法第二百六十四条涉外授权委托书的要求，由所在国公证机关证明并经我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则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关于涉港、澳、台的证据，《修改决定》没有变动，仍是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的证据是在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形成的，应当履行相关的证明手续”。依据上述关于“域外证据”的修改旨意，上述“通知”对于涉港证据的形式方面要求，显然也是针对“公文证据”及身份关系方面的证据的要求，如需要协助执行的判决书、授权委托书、死亡证明、婚姻证明之类。对于一般的民事关系证据，人民法院可依职权按照民事证据认定规则依法审查质证予以认定。如果在国外形成的证据都不全部要求履行公证认证手续，凭什么还认为对中国一个特别行政区的香港反而具有更高的证据形式方面的要求！最高院与司法部《关于涉港公证文书效力问题的通知》乃是1996年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的决定》第一百条规定：本规定自2020年5月1日起施行。本规定公布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以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不再适用。因此，原裁定引用96年通知驳回申请人申请，属于理解和适用法律错误。本案黄某某提交的广东明鉴司法鉴定所作出的“司法鉴定书”，已经证明“赠予书”上黄某某的签名的真实性。应当属于已经履行了“相关的证明手续”。同时，2014年6月23日黄某某又签了一份打印的“赠予书”给黄某某，均明确表达了将李某某的欠款全部赠与黄某某。另外，黄某某写给代理人梁律师的书信表明黄某某欠黄某某四十万元，再加上追索李某某借款案诉讼费用、律师费用皆为黄某某所支出，便可看出：黄某某将李某某全部欠款赠与黄某某在情理上亦属合情合理，何况二人还是堂叔侄关系。因此，本案债权转让的真实性完全可以依据以上证据的相互印证予以认定。《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八十二条规定，债权的转让只需通知到债务人即对债务人产生法律效力，债务人对原债权人的抗辩权转至对新债权人行使，而无权对债权的转让本身提出异议，因为债权的转让并不影响债务人依法享有的权益。二、本案黄某某的“赠予书”应按《继承法》有关“遗嘱”的规定予以认定处理。1、《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六条规定：“公民可以依据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并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给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力。虽然，本案“赠与书”并不是以黄某某的死亡作为生效条件，但是，因黄某某是在黄某某死亡以后才主张权利，则其性质便等同于《继承法》第十六条规定的“遗赠”。《继承法》第十七条规定：“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虽然，手写“赠予书”上面没有年月日，但另一份打印的“赠予书”注明了时间为：2014年6月23日，故赠与书的形式要件符合法律规定。上述法律规定并没有要求自书遗嘱必须公证或见证，因此，该“赠予书”只要能够确认是黄某某本人书写，即可认定其为黄某某真实意思表示，从而可以将其作为裁决的依据。2、本案不须黄某某另案提起继承诉讼解决。具体理由如下：其一、龙岗区人民法院第一次听证会时，被执行人李某某称她跟黄某某在香港的女儿能联系上，法庭于是让李某某通知黄某某女儿及其他子女到庭，但第二次听证会时李某某说黄某某子女不愿来。这就已可证明黄某某子女对其该笔债权不欲主张权利。其二、黄某某的法定继承人既然明知该债权却不主张权利，则本案债权不存在继承权纠纷，无纠纷就没有理由提起继承权之诉。其三、从程序上看，黄某某客观上也无法提起继承权之诉。因为黄某某不知黄某某子女的具体情况，无法向法院提供被告的名字、年龄、住址，身份证号码信息，因而无法在法院立案。但是，如果黄某某的法定继承人将来对黄某某受赠的债权有异议，可以到龙岗法院查到所有案件材料，便可行使诉讼权利。三、人民法院应履行“定纷止争”的法定职责。本案黄某某申请变更申请执行人证据充分，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至于会否因此损害黄某某法定继承人的权利，法院已经予以考察，程序上并无疏忽过错。本案从2008年提起诉讼，一单简单的民间借贷纠纷，历时十二年仍不能了结，期间原告代理律师死亡，原告亦等不到司法结果死亡，已属反常并导致本案又生波折。而深圳市两级法院却仍驳回申请人变更申请执行人的申请，这将造成该案继续处于中止和查封状态，本案债权人的债权无法实现，而被执行人却为其多年来故意拖延履行债务的种种手段的得逞而窃笑！这样一来，人民法院作为解决社会纠纷的最后一道关卡的职能便无从体现。 本院查明，龙岗法院2019年11月19日调查笔录显示，执行法官询问被执行人李某某“请你提供黄某某子女的联系方式”，李某某回答：“他的大女儿原来在广州，儿子黄某1原来在香港在五金店，是香港户籍，老三叫做黄某2，在美国。老四叫黄某3，在香港。我可以去找下黄某3，目前无法提供他们的联系方式。” 深圳中院2019年11月26日调查笔录显示，执行法院询问：“你方提交的赠与书，具体是何时何地做的赠与？”黄某某回答：“这个赠与书，是2013年10月29日在香港，在律师楼由香港律师就委托（授权）书做见证的时候，同一天写的。”执行法官询问：“为何不将赠与书一并做见证？”黄某某回答：“当时身边没有其他人，我们也不懂。我跟黄某某是堂叔侄关系，当时我叔的意思，就是希望我等他死了之后，把这两笔债权转给我，由我向李某某追讨。”执行法官询问黄某某：“申请执行人黄某某是什么时候死亡的，有无配偶和子女？”，黄某某回答：“具体我也是法院通知我才知道的。我人在美国。应该是2015年1月2日死亡。他好像是有四个小孩，三个女儿一个儿子。”执行法官询问：“你方能否提供黄某某的子女的联系方式或协助法院联系？”黄某某回答：“我与黄某某子女的联系方式，也不愿意配合法院去联系他的子女。我认为我做的这个事情是对的。我不需要联系。” 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是应否准许黄某某变更为本案申请执行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申请人申请变更、追加执行当事人，应当向执行法院提交书面申请及相关证据材料。”本案中，黄某某向执行法院提交两份赠与书等证据材料，主张本案申请执行人黄某某已将龙岗法院（2008）深龙法民初字第7160号生效判决项下债权赠与黄某某，申请变更黄某某为本案申请执行人。黄某某陈述上述两份赠与书均形成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六条第三款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的证据是在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形成的，应当履行相关的证明手续。”《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涉港公证文书效力问题的通知》规定，“在办理涉港案件中，对于发生在香港地区的有法律意义的事件和文书，均应要求当事人提交上述委托公证人出具并经司法部中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审核加章转递的公证证明”。本案中，黄某某陈述向执行法院提交的证据材料形成于香港特别行政区，但未履行相关证明手续，不符合上述司法解释和通知的有关规定。综上所述，申诉人黄某某的申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129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黄某某的申诉请求。 审判长  蒋先华 审判员  李昙静 审判员  庄绪义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日 法官助理曾群锋 书记员麦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