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1059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希，女，1983年4月14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戎（李希之父），1954年4月21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军辉，女，1956年4月2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郝保平，北京市汉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硕，男，1979年5月14日出生，住北京市西城区。上诉人李希、张军辉因与被上诉人李硕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5民初376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尚晓茜对本案进行了独任开庭审理。上诉人李希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戎、张军辉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郝保平，被上诉人李硕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希、张军辉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一、本案程序违法。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条的规定，发回重审的案件，原审人民法院应当按照第一审程序另行组成合议庭。本案系发回重审案件，应当适用普通程序审理。一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程序违法。2.一审判决关于案件受理费的负担违反了《诉讼费缴纳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案系确认合同无效之诉，诉讼标的是合同行为的效力，诉讼请求不涉及金额及价款，不能按照财产案件收取案件诉讼费，应当按件收取诉讼费用，本案应收取诉讼费50元。二、一审判决事实不清。1.一审法院有意排除李某1在过户现场的事实。2.一审法院未对本案发回重审的情况进行载明。3.一审判决中记载的“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月坛派出所”并不存在。4.一审法院认定张军辉与李希恶意串通事实不清、缺乏根据。李硕辩称，同意一审判决。李硕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张军辉以刘某的名义与李希于2007年9月25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案外人李某1与刘某原系夫妻关系，二人于1952年5月22日育有长子李某2，于1954年4月21日育有次子李戎。李某2与张某原系夫妻关系，二人育有一子即本案李硕。李戎与张军辉系夫妻关系，二人育有一女即李希。1992年7月2日，李某1与刘某经房改购得涉案房屋，并将该房屋登记于刘某名下。2004年3月21日，刘某因病死亡。2005年6月22日，李某2因病死亡。2007年9月25日，李希以买受人（受让人）身份、张军辉以李希之代理人身份向北京市建设委员会申请办理涉案房屋的所有权转移登记，申请将涉案房屋过户至李希名下。同日，办理人一并提交《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以下简称涉案合同），合同载明：李希自刘某处购买涉案房屋，房屋成交价为55万元；合同落款处显示出卖人为“刘某”，买受人为“李希”，买受人的委托代理人为“张军辉”，合同签订时间为“2007年9月25日”。2007年10月10日，涉案房屋登记至李希名下。2016年12月22日，李希以赠与方式将涉案房屋转移登记至张军辉名下。2019年3月25日，李硕以权利人（申请人）的身份向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以下简称北京市规源委）对涉案房屋建设用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申请异议登记。同年，李硕对北京市规源委提起行政诉讼，截至本案一审辩论终结前，该案尚在审理中。2019年5月8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出具（2019）京0102民特103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认李某1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一审庭审中，李希、张军辉另提交如下证据：1、《遗嘱》，证明李某1对于将涉案房屋过户至李希名下是认可的；李硕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称：第一，该遗嘱是打印件，并非李某1亲笔书写、签名，没有注明年、月、日，遗嘱没有两个以上见证人签字，没有代书人签字，不符合《继承法》自书遗嘱或代书遗嘱的法定形式，属于无效遗嘱；第二，李某1尚在世，继承是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的，即便李某1确实留有合法有效的遗嘱，遗嘱也未生效；2、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月坛派出所开具的《证明信》、李硕的户口本及供暖费交费记录，证明三里河房屋为李某1、刘某所有，二人将该房屋分给李某2一家，且李硕长期居住在三里河房屋；李硕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关联性及证明目的，称：《证明信》证明的是户籍登记情况，不是房屋所有权情况；三里河房屋是登记在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公房，不属于李某1的私产，将来也不属于李某1的遗产；3、户口本及公房购房缴费证明，证明李某1、刘某将涉案房屋分配给李戎一家，李戎长期居住使用涉案房屋；李硕认可户口本的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及关联性，称：户口本仅显示户籍登记情况，房屋的所有权也不是因长期居住而取得；李硕称购房交费证明的真实性无法核实，也不认可证明目的，北京市建筑材料工业总公司机关收取的是刘某的房款，李戎在2002年6月11日替刘某代交房款仅为代理行为，不能证明张军辉有处分该房屋的权利。此外，李戎一家也并不是一直住在该房屋，而是住在六里桥的房屋里，涉案房屋一直由被告出租出去。一审庭审中，法庭就李希、张军辉将涉案房屋过户至李希名下的具体过程进行了询问，张军辉称：本来李某1和刘某就是要把涉案房屋给李希的，但是刘某生前没留遗嘱，原想着赶紧过户，但是后来刘某病了就没办，直到刘某去世都一直没办成。后来听别人说能办，就去办了。2007年过户前跟李硕说过这事，但李硕不同意。办理过户手续那天是我跟李某1一起去的，工作人员确认了李某1与刘某是夫妻关系；我并没跟工作人员提刘某已经死了的事。因为李某1岁数大了，写字也不利索，他让我签刘某的名字，说签了问题就解决了，所以我就签了刘某的名字。李希的名字也是我签的，她当时不知道这件事，她的委托书也是我自己写的，那天她没去现场；她后来知道这事之后并没有反对，因为她认为这个房子就是爷爷奶奶留给她的。一审庭审中，法庭就李硕如何得知涉案房屋已被过户的过程进行了询问，李硕称：2019年时我照顾李某1，发现他银行卡的余额只有10万元，我觉得不太正常，就去了李某1单位了解他的工资、收入情况，发现他每月收入很高，但是账上没钱了。我进而就想看看房产情况，我之前找过张军辉和李戎，他们说他们把涉案房屋出租了，但没告诉我房屋已经过户的事。当时他们说的时候我就将信将疑，想亲自调查一下，就用利害关系人的身份查了一下档案，发现房屋已经过户了。一审另经询，李希认可其并未支付《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中约定的购房款。李硕、李希、张军辉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向一审法院提供了派出所证明信、户口本、房屋档案登记材料、异议登记证、行政答辩状、《遗嘱》、供暖费交费凭证、公房购房缴费凭证等证据材料。一审法院认为，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本案中，李硕以李希、张军辉恶意串通损害其合法权益为由，要求确认张军辉以刘某的名义与李希于2007年9月25日签订的《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无效。李希、张军辉从李硕起诉主体的适格性、李硕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李希、张军辉及相关人员是否构成恶意串通并损害李硕的合法权益，以及李希取得涉案房屋所有权的行为是否构成善意取得四方面进行抗辩。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四，即：李硕是否本案适格李硕，李硕提起本案诉讼是否超过了法定的诉讼时效，李希、张军辉是否构成恶意串通并损害了李硕的合法权益，李希取得涉案房屋所有权登记的行为是否构成善意取得，分述如下：（一）争议焦点一：李硕是否为本案的适格李硕。第一，李硕提起的是确认合同无效之诉，即请求依法确认刘某与被告李希于2007年9月25日签订的涉案合同无效。李硕起诉依据的法律规范是《民法总则》第154条和《合同法》第52条，判断李硕是否有权提起本案诉讼，是否是适格李硕或李硕是否具有诉的利益的标准，应是李硕对涉案房屋是否享有合法权益，以及该合法权益是否因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而受到损害；第二，虽然李硕并非刘某的直接的法定继承人，本案并未发生代位继承，且李硕也不是依据《继承法》的规定应予分割适当遗产份额的人，但正如李希、张军辉在其抗辩中所述的，李硕基于亲属关系，对李某2可继承的刘某对涉案房屋的相应财产份额，依法有权转继承。《继承法》第2条规定，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因此在刘某与李某2先后去世后，涉案房屋虽未进行析产、继承，但已是共同共有的状态，共有人为李某1、李戎、张某、李硕。因此，李硕是涉案房屋的合法共有人之一，对涉案房屋享有相应的财产权益，但因涉案房屋并未依法进行析产、继承，各共同共有人对涉案房屋享有的实际财产份额应通过法律规定的方式予以明确，本案对此不予处理；第三，《物权法》第97条规定，处分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以及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作重大修缮的，应当经占份额三分之二以上的按份共有人或者全体共同共有人同意，但共有人之间另有约定的除外。本案中，在涉案房屋系共同共有财产的情况下，作为涉案房屋共同共有人的李某1、李戎、张某、李硕对涉案房屋共同享有所有权。刘某生前并未留有遗嘱，故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在刘某死后、依法进行继承析产前仍处于各继承人共有的状态，各继承人均是共同共有人，均对涉案房屋享有合法权益，李硕在涉案房屋未经其同意而被转让、过户时，有权对转让行为提出异议；其以自己名义起诉要求确认涉案合同无效具有诉的利益，主体适格，一审法院依法予以确认。（二）争议焦点二：李硕于2019年4月11日起诉确认涉案合同无效是否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民法总则》第188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规定，民法总则施行之日，诉讼时效期间尚未满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应考虑以下情形：首先，根据李硕的陈述，其系在2019年3月照顾李某1时，发现李某1名下存款很少，当时即怀疑李某1的其他财产可能被转移。经查询涉案房屋的产权登记情况后，才发现涉案房屋已在2007年过户登记至李希名下的情况。从李硕随即于2019年3月25日向登记机关提出异议登记并向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提起宣告李某1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诉讼的行为来看，其主张权利的行为可以佐证其陈述的合理性。其次，本案系李希、张军辉以李硕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为由进行抗辩，鉴于现有过户登记材料中并未显示李硕曾参与过户一事，李希、张军辉应就李硕对过户一事早已知晓进行举证。李希、张军辉称在2007年将涉案房屋过户至李希名下时已将相关情况告知李硕，但李硕对此不予认可，且李希、张军辉未对此进行举证，应当承担相应的不利法律后果。再次，结合李希、张军辉自认涉案房屋常年由其居住使用、李硕在2019年3月就涉案房屋的产权状况提出异议登记并起诉宣告李某1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等情况，可以印证李硕在2019年3月知晓涉案房屋被过户后已及时行使权利。因此，可以推知李硕知道自身权利受到损害的时间是应是2019年3月，而《民法总则》于2017年10月1日施行，因此李硕提起本案的诉讼时效应为3年。自2019年3月起算，至李硕于2019年4月11日提起本案诉讼，其起诉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故一审法院对李希、张军辉的诉讼时效抗辩不予支持。（三）争议焦点三：本案中是否存在李希、张军辉及相关人员恶意串通，损害李硕合法权益的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109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第90条规定，在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于己不利的事实，或者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本案中，李硕以“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为依据要求确认涉案合同无效，李硕应对李希、张军辉存在恶意串通且损害其合法权益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一审庭审中，张军辉对下列事实进行了自认：（1）涉案房屋在刘某生前及死后较长时间内并无办理过户的机会；（2）李硕对将涉案房屋过户至李希名下一事并不同意；（3）涉案合同中“刘某”的姓名是张军辉在刘某已经去世的情况下自行签署的，办理过户手续时张军辉并未告知工作人员刘某已经死亡；（4）李希当天虽未前往现场办理过户手续，但事后并未对过户一事提出异议。鉴于张军辉对前述事实进行了自认，李硕无需再对前述事实举证证明。根据前述自认，可以确认：（1）张军辉在未经刘某授权的情况下以刘某名义签订涉案合同的行为构成无权代理，在刘某已经死亡的情况下该行为亦不可能得到刘某追认，故该行为对刘某不发生效力，无权代理的法律后果依法应由张军辉承担责任；（2）即便李希未到现场办理过户手续，其亦知晓或应当知晓张军辉代理其作为“买受人”办理涉案房屋过户手续一事，李希未对此提出异议或阻止，构成默示的追认；（3）李希、张军辉知晓或应当知晓未经李硕同意将涉案房屋过户至李希名下的行为，将损害李硕对涉案房屋享有的合法权益。因此，关于李希、张军辉是否构成恶意串通的问题：张军辉在明知己方行为将损害李硕利益的情况下，仍以已死亡的刘某的名义伪造签名并以无权代理的方式与李希订立合同，将涉案房屋过户至李希名下，其主观状态显属恶意；关于李希，张军辉自述李希对涉案房屋过户至其名下不持异议，李希亦应知晓此种处理方式必然损害李硕的合法权益，其虽未亲自前往过户现场，但其对张军辉的前述行为在客观上是配合的，主观上对以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方式取得涉案房屋的全部所有权亦明确表现为积极态度。综上，李硕主张李希、张军辉存在主观上的恶意串通的诉讼主张足以排除合理怀疑，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且涉案房屋的所有权过户登记至李希名下亦在客观上损害了李硕的合法权益，故张军辉以刘某的名义与被告李希于2007年9月25日签订的涉案合同无效依法应属无效。（四）争议焦点四：李希取得涉案房屋所有权登记的行为是否构成善意取得。《物权法》第106条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善意取得构成要件有三，即受让人是否在受让时构成善意、受让人是否支付合理对价、是否依据物权法及标的物的性质完成了法定的交付行为。以下分述之：第一，关于李希受让涉案房屋所有权时是否为善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物权法解释一）第15条规定：受让人受让不动产或动产时，不知道转让人无处分权，且无重大过失的，应当认定受让人为善意。真实权利人主张受让人不构成善意的，应当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物权法解释一》第16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不动产受让人知道转让人无处分权：（一）登记簿上存在有效的异议登记；（二）预告登记有效期内，未经预告登记的权利人同意；（三）登记簿上已经记载司法机关或者行政机关依法裁定、决定查封或者以其他形式限制不动产权利的有关事项；（四）受让人知道登记簿上记载的权利主体错误；（五）受让人知道他人已经依法享有不动产物权。真实权利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受让人应当知道转让人无处分权的，应当认定受让人具有重大过失。本案中，首先，形式上的涉案房屋转让人刘某在涉案房屋于2007年转让时已去世，依据现有证据材料，并无确切证据证明其有将涉案房屋的财产份额全部让渡给李希的意思表示。即便按李希、张军辉所述，刘某有此意思，但真实意思的表示辅之以合法的形式才能获得法律的承认并取得相应的法律效果，如赠与应有符合法定形式的赠与合同，遗嘱亦应有符合继承法关于遗嘱形式相关规定的合法遗嘱形式，否则单独的所谓真实意思并不能获得法律的认可并发生相应的法律效果。其次，在刘某与李某2相继去世后，涉案房屋虽然未进行析产、继承，且产权人亦登记为刘某，但其所有权状态实质上已因继承而发生变化，由李某1、刘某基于夫妻关系的共有状态，转变为李某1、李戎、张某、李硕的基于继承关系的共有状态，未进行析产或未按析产后的份额进行产权登记并不否认上述共同共有状态的变化。在庭前询问中，张军辉认可过户时李硕并不同意将涉案房屋过户至李希名下，亦称李希虽未直接参与办理过户，但同意此种处理方式。这说明张军辉、李希对李硕之于涉案房屋的法律地位是有认识的，即应知晓李硕已依法对涉案房屋享有基于共同共有人的权利。再次，李希、张军辉在应知李硕系权利人之一且不同意的情况下，仍伪造转让人“刘某”的签字并完成过户，其行为应属故意，主观过错程度高于重大过失。由此亦可推知，李希、张军辉对刘某没有处分涉案房屋全部所有权的情形是亦是应当知悉的。因此，李希受让涉案房屋所有权并非善意。第二，关于李希作为受让人是否支付合理对价。经询，李希、张军辉已明确认可并未依据涉案买卖合同支付55万元购房款，即李希取得涉案房屋所有权并未支付任何对价。第三，关于是否依据物权法及标的物的性质完成了法定的交付行为，涉案房屋虽然于2007年在形式上完成了所有权变更登记，但仅此一节并不足以齐备善意取得制度的三项构成要件。另，《物权法解释一》第21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受让人主张根据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取得所有权的，不予支持：（一）转让合同因违反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被认定无效；（二）转让合同因受让人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等法定事由被撤销。本案中，李希、张军辉的行为已足以认定为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合法权益的行为，故李希作为受让人亦无权援引善意取得的规定主张原始取得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关于李希、张军辉在主张善意取得时援引《婚姻法解释（一）》第17条第（二）项的抗辩意见，此条的立法意旨是夫或妻一方在家事代理的范围外作出重大的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时，应当以夫妻共同的名义作出。如果具备以夫妻共同名义作出的表征，则应当保障交易相对人合理的信赖利益。本条的立法目的在于规范夫或妻一方在家事代理的范围外作出重大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同时保护交易相对方，以维护正常的交易秩序。李希、张军辉援引此条规定对善意取得的相关规定作出的解释和抗辩，与此条规定的立法意旨不符，亦与本案无涉，此项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李硕起诉主体适格且起诉并未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李希取得涉案房屋所有权登记的行为依法不构成善意取得。在此情况下，李希、张军辉未经李硕同意，恶意串通订立涉案合同，致使涉案房屋转移登记至李希名下，其行为侵害了李硕对涉案房屋享有的合法利益，李硕要求确认涉案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事实及法律依据充分，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五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十条、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之规定，判决：确认张军辉以刘某的名义与李希于二〇〇七年九月二十五日签订的《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无效。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另查，李硕曾针对涉案《房屋买卖合同》起诉李希、张军辉，要求确认合同无效，一审法院于2019年7月16日作出（2019）京0105民初42431号民事裁定，认定本案可能涉及经济犯罪，裁定驳回李硕的起诉。李硕不服，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30日作出（2019）京03民终13209号民事裁定书，撤销一审裁定，指令一审法院进行审理。此外，一审法院查明“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月坛派出所开具的《证明信》”中的“东城分局”应为西城分局。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张军辉、李希上诉主张一审法院程序违法、事实不清，要求将本案发回重审。本院对此认为：关于张军辉、李希主张的程序违法一节。张军辉、李希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条的规定，认为本案第一审程序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为由主张本案程序违法，根据查明事实，本案系本院曾撤销一审裁定、指令一审法院进行审理的案件，并非发回重审案件。对于指令审理的案件，张军辉、李希要求另行组成合议庭，依据不足，本院对其该项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不予采纳。关于张军辉、李希主张的事实不清一节。张军辉、李希主张一审法院认定张军辉与李希恶意串通缺乏事实依据，对此本院认为，根据查明事实，涉案房屋登记在刘某名下，刘某生前未对涉案房屋设有遗嘱，涉案房屋应作为其遗产进行法定继承分割。在继承分割之前，涉案房屋应属有权继承的人共同共有状态。张军辉、李希二审中对涉案房屋在法律上由李某1、李戎、张某、李硕共同共有亦表示认可。在此情形下，根据张军辉陈述，其在刘某死亡的情况下，仍代替刘某签字，针对涉案房屋与李希签订涉案合同，将多个继承人共同共有的涉案房屋出售给李希一人所有并办理相关登记手续，且李希未支付涉案房屋对价。该行为事实上损害了其他继承人的合法利益。且根据张军辉一审中自认，其系在李硕表示不同意的情况下签订涉案合同并办理过户登记，且在办理手续时均未主动告知刘某死亡情况，主观上存在恶意。李希客观上应知晓涉案房屋过户至其名下的法律后果，但未对此明确提出异议，视为其对涉案房屋买卖行为的认可，对涉案房屋买卖行为损害他人权益的事实主观上系属明知或应知。基于张军辉与李希之间的身份关系，及李希配合办理涉案房屋过户的事实，应认定二者存在恶意串通，且损害了李硕的合法权益，现李硕对此明确提出异议，应认定张军辉以刘某名义与李希签订的涉案合同无效。张军辉、李希的上诉理由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另，张军辉、李希称一审法院相应事实记载有误，本院对其主张的合理部分在事实查明部分予以更正。此外，一审法院案件受理费的收取符合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张军辉、李希关于诉讼费的上诉理由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张军辉、李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300元，由张军辉、李希负担（已交纳4650元，剩余465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尚晓茜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夏海曼法官助理 张 弛书 记 员 郑海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