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远安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525民初658号原告：范世珍，女，1968年1月1日出生，汉族，湖北省远安县人，住远安县。系死者谢某和妻子。原告：谢群，女，1986年3月29日出生，汉族，湖北省远安县人，住远安县。系死者谢某和长女。原告：谢艳红，女，1991年2月24日出生，汉族，湖北省远安县人，现住江苏省苏州市苏区(户籍住所地远安县)。系死者谢某和次女。以上三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汪勇智，湖北力效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苏为进，男，1958年5月16日出生，汉族，湖北省远安县人，住远安县。被告：程翠珍，女，1959年2月12日出生，汉族，湖北省远安县人，住远安县。以上二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梅清宇，湖北沮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告范世珍、谢群、谢艳红与被告苏为进、程翠珍健康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当事人和委托诉讼代理人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范世珍、谢群、谢艳红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二被告向原告支付赔偿款385690.25元【死亡赔偿金689100元(34455元/年×20年)；丧葬费30280.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交通费2000元，以上合计771380.5元，由被告按照50％的责任比例承担赔偿】。二、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20年5月15日8时左右，谢某和与原告范世珍前往被告苏为进、程翠珍承包的苏家冲水库钓鱼，范世珍通过微信向被告程翠珍支付了60元的钓鱼费用。当日11时许，范世珍发现谢某和钓鱼的地方没有人，打电话给谢某和发现手机关机，范世珍怕谢某和掉到水里了，就打电话给被告程翠珍并报警，远安县公安局洋坪派出所出警。当日14时许，救援人员在苏家冲水库西岸将谢某和打捞出水，经远安县公安局出具的法医学尸体检验记录：结合现场及调查情况，谢某和符合溺水致死。被告苏为进、程翠珍承包的苏家冲水库没有专门的救援人员，又没有专业的救援设备器材和为垂钓者准备的救生衣、游泳圈等相关设备，在谢某和落水后，也未能及时将其救援起来。综上所述，被告苏为进、程翠珍作为苏家冲水库的承包经营者，在向垂钓者收取费用后，未能保障其安全垂钓，并在落水后不能及时救援，理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被告苏为进、程翠珍辩称：一、原告诉请的5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标准过高，本案精神损害抚慰金应考虑到二被告的过错程度、获利情况、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本案事故发生的原因等情况予以确定；交通费是死者近亲属处理相关事宜而花费的路费，该费用请法院酌情认定。二、关于本案的事实。被告为了便于水库的安全管理，将水库的水域划分为允许钓鱼的区域和禁止钓鱼的区域，2020年4月1日，被告又在禁止钓鱼区域的两端分别设立了《告示》牌，警告前来钓鱼的人禁止在此区域内钓鱼；同时还购买的有可用于救生的机动船、救生圈和救生衣等救生设备以备救生之需。2020年5月份，谢某和、范世珍夫妻二人连续半个月到苏家冲水库钓鱼，他们认为禁钓的水库尾端鱼多就携带镰刀开路，不顾劝阻在水库尾端树丛里多次钓鱼。被告出于安全考虑，曾多次警告和制止他们二人不准在禁止钓鱼区域钓鱼，被告在多次阻拦无效后，为了迫使他们无法在禁止钓鱼区域停车钓鱼，只好告知邻居将他们停车的场子封闭，并用一根长木头拦住路口，迫使他们无法在禁钓区域停车，希望他们能继续行驶到允许钓鱼的区域停车钓鱼。2020年5月15日8：16时，范世珍给程翠珍微信发红包60元，8：31时程翠珍看到微信消息后领取了该红包。9时左右，程翠珍找到谢某和、范世珍查看他们钓鱼的情况，要求他们换一个地方钓鱼，范世珍告诉程翠珍今天她们请客人来钓鱼，来的人是汪东云夫妇和雷国孝，转的60元钓鱼的钱是请客的费用，同时拒绝了更换钓鱼的位置。11时左右，雷国孝、汪东云先后开车从二被告的房屋旁经过，二被告以为谢某和夫妇和他请的客人一同回去了。11：37时，范世珍给程翠珍打电话说谢某和不见了，是不是掉水里去了，二被告急忙骑车赶到谢某和钓鱼的地方未找到人。11：44时，程翠珍给范世珍回电话询问情况，确认是不是从钓鱼的位置掉进水里的，直到11：46时才打通。二被告后给代永新、孙文全打电话请求救援、打捞，最终在13：23时左右将谢某和的尸体打捞上来。二被告承包经营的苏家冲水库配备的有救援人员及救援设备，并且考虑到钓鱼人的安全，设立了《告示》警告牌，谢某和不顾劝阻执意在危险区域钓鱼，落水后二被告在得知消息的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进行搜救和打捞。对于谢某和的身亡，二被告已尽到合理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三、关于责任的承担。本案适用过错责任，二被告有过错是承担赔偿责任的前提，对此原告应负举证责任。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的规定，经营活动的管理者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致使他人遭受人身损害的负赔偿责任。因此本案的焦点在于二被告是否尽到了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只要尽到了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就无须承担赔偿责任。1、从现行法律、法规上并无明确规定水库的经营管理人必须安排有救生员，也无规定必须给钓鱼人配备救生设备等，二被告无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形。2、死者谢某和作为一个理性谨慎的成年人，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将自身置于危险之中，属于自陷风险的情形，所以其溺水身亡的责任在于其自身。3、二被告将水库尾端划为禁止钓鱼区域并设立了《告示》牌，还购买的有可用于救援的机动船，配备的有救生圈和救生衣，苏为进本人精通水性，如果谢某和在允许钓鱼的区域钓鱼，一旦发生落水就能第一时间发现并用上述设施设备进行救援，完全不会发生这次事故。4、范世珍通过微信发红包60元，按照苏家冲水库一直以来的收费标准，是每人每天20元钓鱼费，60元也就是三个人的钓鱼费。因为这20元就强行要求二被告承担如此大的安全责任义务，赔偿如此巨额的赔偿款有失公平。5、谢某和的溺水身亡，其本身应付全部责任。作为一个成年人，在明知不能钓鱼的危险区域，仍然不顾劝阻的要携带镰刀下到树丛深处的偏僻处钓鱼，将自身置于危险之地，二被告己经尽到劝阻谢某和的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谢某和的溺水身亡是其自陷风险而导致的，二被告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材料，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本案相关证据的认定。谢某和溺水身亡前到被告禁止钓鱼区域钓鱼时是否携带了镰刀？二被告提交的证据五，谢某和溺水身亡后钓鱼现场中的镰刀照片，无其他证据证明该镰刀系谢某和溺水身亡前钓鱼时用来开路所携带，该证据本院不予认定。证人余某1的当庭证言，证明被告在进入其屋前禾场的路口用木头拦截，阻止前往水库尾端钓鱼的人停车的事实，与本院现场查看的事实一致，该部分证明内容本院予以认定；但证人余某1证明谢某和带镰刀在禁钓区域砍路的事实，无其他证据映证，且证明的时间亦并非谢某和溺水身亡前，故证人余某1该部分证明内容本院不予以认定。证人余某2的当庭证言与本案无关联，本院不予以认定。二、本案事实的认定。2020年5月15日8时左右，谢某和夫妇与汪东云夫妇、雷国孝等人相邀到被告苏为进、程翠珍承包的苏家冲水库钓鱼，谢某和、雷国孝以及汪东云夫妇在该水库《告示》的禁止钓鱼区域，分别选择在各个不同偏僻位置独自垂钓，范世珍带孙儿逗留在水库尾端。8：16时，范世珍通过微信向被告程翠珍支付了三个人60元的钓鱼费用；8：31时程翠珍看到微信消息后领取了该微信红包；9时左右，程翠珍巡视到谢某和、雷国孝、汪东云夫妇钓鱼的地方查看钓鱼情况及范世珍在水库尾端带孙儿逗玩的位置；11时左右，雷国孝、汪东云夫妇因事提前收杆回家。当日11：37时许，范世珍发现谢某和钓鱼的地方没有人，打电话给谢某和发现其手机关机，怀疑谢某和掉到水里了，遂打电话给被告程翠珍并电话报警。被告苏为进、程翠珍赶到谢某和钓鱼位置寻找未发现其人，立即电话联系代永新、孙文全前往打捞。当日下午2时许，救援人员在苏家冲水库西岸将谢某和打捞出水，经远安县公安局法医学尸体检验记录：结合现场及调查情况，谢某和符合溺水致死。被告苏为进、程翠珍支付了代永新、孙文全打捞费用。同时查明，1、苏家冲水库尾端西侧原为荆棘丛生的山坡，2019年因开发修建了一条通往任家岗村的水泥路。该路打通后，被告于2020年4月1日在苏家冲水库尾端禁止钓鱼区域的两端路边分别设立了《告示》牌，禁止在该区域内钓鱼。2、被告为阻止他人在水库尾端《告示》区域钓鱼，与居住在水库××组村民余某1协商后，将进入其屋前禾场的路口用木头拦截，阻止前往水库尾端钓鱼的人在此停车。3、原告提交的登机票仅为谢艳红一人，而购买飞机票的增值税发票，为谢艳红与陈伟锋2020年5月15日二人购买飞机票的费用，其金额为1320元。本院认为，1、本案被告是否尽到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被告作为水库的承包经营者，系从事经营活动的自然人，既不是《侵权责任法》所指的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要承担侵权民事责任的主体；其经营管理的水库也不是以公众为对象进行商业性经营的场所和对公众提供服务的公共场所，而是以农田灌溉为主、渔业养殖为辅的综合性水库。本案被告根据水库的隐蔽性、水深危险度和救援距离，将水库尾端划为禁止钓鱼区域，并在该禁止钓鱼区域的两端路边分别设立了《告示》牌，二被告作为水库的经营者和管理者只对隐蔽危险负有告知义务，并非承担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因此，判断被告是否尽到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应符合社会一般价值判断所认同的安全保障义务。水库的经营管理人是否要配备专门的救生人员、救援设备器材？在现有的法律、法规中并无明文规定，水库的经营管理人应配备救生人员和为垂钓者准备救生衣、游泳圈等相关设备的规定。被告承包的水库不是对公众开放的娱乐场所，被告根据水库的危险程度和管理难度，将水库尾端划为禁止钓鱼区域并设立了《告示》牌。原告诉称被告未为垂钓者准备救生衣、游泳圈等相关设备的诉称理由，既不符合公众的认知和生活习惯，亦无法律规定。同理，作为水库的经营管理人亦不可能苛求钓鱼的人自备救生衣、携带游泳圈等设备去钓鱼。而且在本案中，即使被告配备有专门的救生人员和上述相关设备，在谢某和选择的偏僻禁钓区域，该损害后果客观上仍无法预防和控制，既不能被及时发现，亦不能及时得到救援。关于原告诉请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标准。原告诉请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标准，未超过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年度湖北省人身损害赔偿标准》中规定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标准，本院予以认可。关于原告诉请的交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本案原告谢艳红提交的购买飞机票的增值税发票，系谢艳红、陈伟锋二人的乘机发票，陈伟锋与死者谢某和是否亲属关系无证据证实，且二人的发票金额仅为1320元，故原告诉请的交通费只能按谢艳红一个人660元认定。原告诉请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因谢某和对其死亡的发生负有主要责任，故其精神损害抚慰金本院酌情确定为3000元，该精神损害抚慰金单列赔偿，即不与死亡赔偿金、丧葬费、交通费等损失相加在一起作为受害人损失额再根据过错比例确定赔偿数额。关于二被告与谢某和的过错责任划分和赔偿数额的确定。谢某和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对被告禁止钓鱼区域的危险性有基本认知水平，对潜在的危险性或危险因素,主观上存在重大过错，谢某和涉险选择在被告《告示》的、偏僻的禁止钓鱼区域钓鱼，出现险情后既不能被及时发现，亦不能及时赢得救援，是导致谢某和溺水死亡的直接原因，谢某和对其死亡应负主要责任。被告虽已在禁止钓鱼区域设置《告示》牌向不特定人告知不得在该危险区域钓鱼,尽到了合理的安全警示义务，但被告程翠珍在收取原告范世珍的微信红包后巡视到《告示》区域，对谢某和在禁止钓鱼区域的行为并未采取有效的劝离或驱逐措施，在管理上存在管理不到位、管理责任缺失，应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本案责任比例的划分，综合考虑事故发生时的原因、过错程度的大小及获利等情况，在责任比例上本案以谢某和承担95％、二被告承担5％为宜。综上所述，本案赔偿数额为39002元【〔死亡赔偿金689100元(34455元/年×20年)＋丧葬费30280.5元＋交通费660元〕×5％＋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一条规定，判决如下：被告苏为进、程翠珍赔偿原告范世珍、谢群、谢艳红死亡赔偿金、丧葬费、交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损失39002元，限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其余损失原告自理。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14元，原告范世珍、谢群、谢艳红负担1058元；被告苏为进、程翠珍负担56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院。审判员  刘群峰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李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