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111民初2892号原告：兰某1，男，1963年4月14日出生，住重庆市大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粟永建，重庆德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某某，女，1965年2月19日出生，住重庆市大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姜超议，重庆伦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兰某1与被告刘某某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兰某1及其一般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粟永建、被告刘某某及其一般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姜超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兰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解除原被告双方于2015年12月7日签订的《离婚协议书》中第三条“每月支付给女方壹仟元整”的约定，自被告退休之日起，原告每月不再向被告支付1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庭审中，原告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为：解除《离婚协议书》第三条，从2020年3月起终止该约定，原告自2020年3月起不再每月向被告支付1000元，并要求被告返还已支付的2020年3月至5月的费用共3000元，对已支付的2020年3月前费用，不要求返还。事实和理由：原告兰某1与被告刘某某于2015年12月7日签订《离婚协议书》，第三条约定：“婚后商品房一套位于重庆市大足区，房屋面积为153平方米。房屋产权归女方刘某某所有。男方净身出户，每月支付给女方壹仟元整，从离婚签字之日起，每月25日前支付”。协议签订后，双方办理了离婚登记，原告向被告提供经济帮助金至被告退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婚姻法第四十二条所称“一方生活困难”是指依靠个人财产和离婚时分得的财产无法维持当地基本生活水平。一方离婚后没有住处的，属于生活困难。本案中，被告刘某某出生于1965年2月19日，现已达到退休年龄且每月领取养老金，有了固定生活来源；被告离婚时分得了面积达153平方米的商品房及所有的家具家电；原、被告双方的婚生女兰某2出生于1988年2月21日，已经成年，有固定工作。被告有赡养义务人兰某2，赡养义务人也有经济能力向被告履行赡养义务。因此，被告生活困难的情形已经不存在。相反，原告在离婚时净身出户，将唯一住房给了被告，原告在离婚后居无定所。原告自退休后收入减少，近年来疾病缠身，患有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脂肪肝、慢性浅表性胃炎、腰椎间盘突出症、前列腺增生症、高脂血症、高尿酸血症、白内障、骨质疏松、肾结石等疾病，生活非常困难，无力继续向被告提供经济帮助。综上所述，被告现已经不具备获取原告经济帮助的条件，原告生活困难，继续履行经济帮助协议显失公平，根据《合同法解释（二）》之规定，原告依据情势变更而具有解除权。故依法提起诉讼，诉请如前。被告刘某某辩称，请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理由如下：1.《离婚协议书》本质上来说属于有名合同，根据《合同法》第七十七条之规定，对合同内容有补充修改的，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这就规定了合同内容只能变更，而不能解除或者撤销某一项内容。即便可以解除该约定，也应当符合解除条件，但双方在《离婚协议书》第三条并未约定解除该该条款的条件，本案亦不符合《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的法定解除条件。2.原告以显失公平为由要求解除合同，但根据《合同法》五十四条之规定，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合同，是可撤销合同，而不是解除合同，更不是解除合同某一条款。双方在《离婚协议书》第3条的约定，符合民法自治、自愿、平等的原则，并未显失公平、违背公序良俗或违背法律强制性规定，就事实上来说，原告由于在婚内出轨，长期与他人同居，明显系过错一方，因此在离婚时其自愿将共有房屋归被告所有，且每月补偿被告1000元。原告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自愿达成《离婚协议书》条款，没有任何欺诈、胁迫等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的行为，因此该约定真实合法有效，并未显失公平。3.原告又以情势变更为由主张其享有解除权，但情势变更是无法预测的不可抗力因素导致的，但本案并未出现不可预见的不可抗力因素。原、被告达成离婚协议时均是五十几岁，退休并不属于不可预测的情形。原告每月养老保险金约有4000元一个月，而被告没有退休金，且兰某2同样也是原告的赡养义务人，原告根本不存在生活困难的情况。原告所列举的相关疾病为可医治的花费细小的疾病，根本达不到巨大医疗支出导致生活困难的情况。更何况，被告是否有人赡养、是否领取退休金、是否生活困难，《离婚协议书》都未约定上述情形系终止履行义务的条件。4.原告每月支付被告1000元，不仅仅只是《离婚协议书》的约定，更是经过调解书确定的义务，根据（2018）渝0111民初3257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的调解内容，被告应在每月10日前向被告支付1000元。该调解书没有约定原告仅支付至被告达到退休年龄，也没有约定不再支付的具体条件，除非存在可撤销本民事调解书的法定情形，否则原告有义务诚实信用的继续履行生效调解书确定的义务。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被告原系夫妻关系，双方于婚后生育一女，取名兰某2，现已成年。2015年12月7日，原、被告签订《离婚协议书》，其中第三条约定：“婚后商品房一套位于重庆市大足区，房屋面积为153平方米，房屋产权归女方刘某某所有，男方净身出户，每月支付给女方壹仟元整（小写1000元），从离婚签字之日起，每月25日前支付”。同日，原、被告办理了离婚登记手续。原告于2018年4月退休，现每月领取养老金4503.42元。原告退休后未按协议于每月25日前向被告支付1000元，被告遂于2018年5月24日诉至本院，要求原告按照离婚协议书的约定支付2000元，此后按时支付。2018年9月5日，经本院主持调解，原、被告达成调解协议：由原告从2018年4月起每月10日前支付被告1000元，其中2018年4月至9月共计6000元于2018年9月10日前付清；前述款项以原告汇入被告指定银行账户为准。本院于同日出具（2018）渝0111民初3257号民事调解书，现已生效。后由于原告未按时履行该生效调解书所确定的义务，被告向本院申请执行，本院依照（2018）渝0111民初3257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的金额执行至2020年5月（含）。原告举示的病历、体检报告显示，原告患有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脂肪肝、慢性浅表性胃炎、腰椎间盘突出症、前列腺增生症、高脂血症、高尿酸血症、白内障、骨质疏松、肾结石等疾病。另，原告向本院申请律师调查令，申请对调取被告的退休时间和领取养老金金额的情况，本院依法签发律师调查令。根据重庆市大足区社会保险局出具的被告基本养老保险待遇计算表可知，被告已于2020年3月因达到退休年龄而退休，每月领取基本养老金1314.11元。上述事实，有原、被告身份证、离婚证、离婚协议书、基本养老保险待遇计算表、病历、体检报告、（2018）渝0111民初3257号民事调解书及庭审笔录等载卷为凭，上述证据经当庭质证，本院综合审查后依法予以确认，可以采信。本院认为，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条款或者当事人因离婚就财产分割达成的协议，对男女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本案中，原告以《离婚协议书》中原告每月向被告支付1000元的约定系原告对被告支付的经济帮助金，此后情势已发生变更，原告退休收入减少、疾病缠身而被告并无生活困难情形为由，提出本案诉请，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原、被告均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双方在自愿、平等的基础上签订《离婚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协议合法有效。该协议书中第三条仅约定了原告自从离婚签字之日起每月支付被告1000元，无论从文字表述来看，还是结合协议全文理解来看，均无法得出该费用为经济帮助金的结论。原告坚持其为经济帮助金，系原告理解错误。其次，原告签订《离婚协议书》时已年满五十二岁，退休、年老、疾病等问题理应在考量范围内。原告退休后，在本院主持下再次与被告达成调解协议，协议内容与原《离婚协议书》第三条的有关约定并无实质不同。因此，退休后收入减少、随着年龄增大而疾病增多等问题并非不可预见的重大变化。且，综合对比原、被告目前的收入水平、社会保障等，继续履行合同对于原告来说，亦并不构成明显不公平。原告以情势变更为由要求解除协议，但原告举示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再次，（2018）渝0111民初3257号民事调解书已明确约定原告应从2018年4月起每月10日前支付被告1000元。该民事调解书业已生效，原告必须履行该民事调解书所确定的义务。现原告在此基础上要求解除原、被告《离婚协议书》第三条约定，并无实际意义和必要。因此，对原告要求解除原、被告于2015年12月7日签订的《离婚协议书》中第三条“每月支付给女方壹仟元整”的约定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同理，对原告要求被告退还2020年3月至5月的费用共300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本院对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均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兰某1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计40元，由原告兰某1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谭鸿雁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谢龙飞书 记 员 李 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