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凤冈县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黔0327行初58号原告：杨璐，男，1971年8月21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余庆县人，住余庆县。原告：杨由华，男，1961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余庆县人，住余庆县。原告：陈乾友，男，1945年12月8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余庆县人，住余庆县。原告：陈乾皇，男，1942年3月6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余庆县人，住余庆县。原告：黄开亮，男，1952年1月6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余庆县人，住余庆县。原告：孙朝碧，女，1948年9月11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余庆县人，住余庆县。原告：陈乾云，男，1949年3月14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余庆县人，住余庆县。原告：陈乾德，男，1956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余庆县人，住余庆县。原告：史先陆，男，1936年2月4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余庆县人，住余庆县。上述原告共同推荐杨璐、陈乾友为本案诉讼代表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施绍荣，贵州贵黔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余庆县人民政府。住所地：遵义市余庆县白泥镇府西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203290098546195。法定代表人：王飞，县长。行政机关出庭负责人：田瀚青，副县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蒙小浩。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形余，贵州名城（余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住所地：贵州省遵义市新蒲新区府前路建投大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203000095002207。法定代表人：黄伟，市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昌元燕。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兴开，贵州君磊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肖光文，男，1964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余庆县人，住余庆县。第三人：余庆县敖溪镇胜利社区和平村民组。负责人：毛远达，系该组组长。第三人：陈乾贵，男，1945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余庆县人，住余庆县。第三人：杨桂权，男，1968年9月7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余庆县人，住余庆县。原告杨由华、杨璐、陈乾友、陈乾皇等人与被告余庆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余庆县政府”）、遵义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遵义市政府”），第三人肖光文、余庆县敖溪镇胜利社区和平村民组（以下简称“和平村民组”）不服行政处理决定纠纷一案，经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黔03行初171号《行政裁定书》移交本院审理。本院受理后，审查中发现部分行政处理申请人未作原告提起诉讼，且部分申请人已死亡，本院依法通知未提起诉讼的申请人或继承人参加诉讼，其中陈乾方、唐正奎、叶荣贵、陈**珍、黄开元、黄兴国、黄兴元均自愿放弃实体权利，明确表示不愿参加诉讼；陈乾贵、杨桂权不放弃实体权利，本院依法追加其为第三人并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原告杨璐、陈乾友、杨由华、黄开亮、陈乾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施绍荣，被告余庆县政府出庭负责人田瀚青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蒙小浩、李形余，被告遵义市政府委托诉讼代理人昌元燕、李兴开，第三人肖光文，第三人余庆县敖溪镇胜利社区和平村村民组组长毛远达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撤销余府行决字［2019］19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和遵府行复［2020］3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2.判令被告余庆县政府自行纠错，撤销第三人肖光文余府林证字（2007）第××号《林权证》中（小地名）“棉花坡”林权登记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与第三人肖光文就“棉花坡”的林地权属争议一案，余庆县政府在2017年11月8日作出余府行决（2017）08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决定：争议林地的所有权归第三人和平组，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归第三人肖光文所有。原告不服提起行政复议，遵府行复［2018］第6号行政复议决定予以维持。后原告提起行政诉讼，贵州省凤冈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定余庆县政府和遵义市政府的决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违法。以（2018）黔0327行初95号行政判决撤销二被告的处理决定和复议决定，由余庆县政府在六十日内重新作出行政行为。该判决于2018年11月26日作出后各方均未提起上诉，但余庆县政府直到2019年10月22日才作出余府行决字（2019）19号行政处理决定。决定不予撤销第三人肖光文的余府林证字（2007）第××号《林权证》记载的小地名为棉花坡林权登记，原告提起行政复议，遵义市政府以遵府行复［2020］30号行政复议决定予以维持。原告认为，余庆县政府超过判决确定的期限作出处理决定，同时该决定认定事实与已被撤销的（2017）08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完全相同，行政行为涉嫌违法。事实上肖光文持有的余府林证字（2007）第××号《林权证》记载的“棉花坡”林地，其四至中的“北至喻芝志土角直上为界”是没有合法界址来源的。2007年的林改是在林业三定所取得的权属依据基础上开展勘界工作，而肖生会1991年的39221号自留山证记载的“棉花坡”四至为“下抵马路”，肖光文也在该证上加盖个人私章进行确认。按现在的地理位置，“下抵马路”对应的方位为西，而原告持有的04××09号《林权证》记载四至为“西至山顶”，说明争议双方林地四至中在西抵的方向是重合的。第三人在2007年林权改革时，却私自将“下抵马路”更改为“北至喻芝志土角直上为界”，而喻芝志的土不在马路边，是在原告林地范围内。在上一次诉讼的庭审中，喻芝志曾出庭作证否定了肖光文林权证登记的“棉花坡”四至中北面接界人的签字行为。在处理程序上只有先确定争议地的所有权性质，才能认定原告与第三人肖光文的林地管理使用权，但本案并没有追加余庆县敖溪镇官仓村打鼓台村民组。同时，原申请人之一的毛成珍系五保户，虽已死亡，但其权利继受人官仓村委会也应纳入本案的当事人之一。遵义市政府作为复议机关，对本案存在的诸多瑕疵不予理会而复议决定维持，同样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综上，二被告的行政行为违法，请人民法院查清事实，支持原告的诉请并判令被告余庆县政府自行纠错，以减少原告诉累和诉讼成本。余庆县政府辩称，2017年7月，以杨璐为代表的打鼓台村民组19户向余庆县林业局提出申请，请求撤销肖光文“棉花坡”的林权登记。敖溪镇政府于2017年8月10日向余庆县政府发出案件移送函，认为2017年敖关公路改扩建过程中，在征占林地面积测量时，位于和平村民组与打鼓台村民组交界处的“棉花坡”林地发生了权属争议。经调查，1.原告认为对本案处理决定时间已超过判决确定期限的说法不符合客观事实。2018年11月26日凤冈县人民法院作出（2018）黔0327行初95号行政判决，2019年1月起实施机构改革，各行政机关之间职能划转等原因，工作人员重新调查后在2019年10月22日作出行政处理决定是客观原因所致。2.原告认为两次行政行为认定事实相同涉嫌违法不成立。（2018）黔0327行初95号行政判决是以杨璐为代表的打鼓台村民组19户村民依据持有的林权证要求撤销肖光文所持有的林权登记，但根据余府林证字（2007）第04××09号《林权证》记载，打鼓台村民陈某等19户系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及使用权人，其提出申请撤销肖光文的林权证，系对19户村民个体权利的保护请求，而非集体权利的保护，不能等同于村民组集体权利；即使杨璐作为组长，要作为集体申请也应当经村民组集体民主议定，基于林地所有权保护而提出，故二者保护权利并不相同，不能混同。余庆县政府的处理决定以打鼓台村民组作为申请人，无集体要求确权申请为据，亦无证据证明提出该申请系集体民主议定，虽然在此次纠纷中涉及村民组集体的所有权属，可作为非申请人的第三人参加处理，但不能等同于申请人。且被告的处理决定中即使将原告作为申请人，也应当将陈某等19户作为当事人罗列，其未罗列该19户也属漏列当事人，余庆县政府以打鼓台村民组作为申请人并作出林地确权决定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违法。因此，案涉处理决定是将原漏列当事人进行补充罗列，对认定事实补充说明后作出的处理决定。3.对原告认为肖光文林权记载“北至喻芝志土角直上为界”无合法界址来源等主张不予认可。在余府林证字（2007）第××号《林权证》下记载的“棉花坡”山林北至界为“喻芝志土角直上为界，官仓土为界”，相邻界为打鼓台组山林，边界表述清楚，有明显界址位置。在2007年林权改革时按照“核实权属四至界线，做到权属明晰”的勘界要求对边界位置进行了明确阐述，便于登记。同时林业勘界人员出具的勘界图中老边界2号点石墙干与喻芝志土角连成直线至山顶。因此可以理解为被申请人自留山证边界与余府林证字（2007）第××号《林权证》对“棉花坡”林地边界一致。按照《贵州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确权发证办法》对接界人签字明确指出为相邻林权法定代表人，对土地接界而未作要求。原告以持有的040125009《林权证》载明“西至山顶”，认为包括争议地，与第三人父亲的自留山证四至界线重合，事实上如“西至抵公路”才包含争议地，由此反而说明原告的西至边界只到山顶，未包含争议地。综上，余庆县政府的行政处理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原告主张的理由不成立。请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遵义市政府辩称，一、杨由华等人诉讼提出的“余庆县政府两次处理认定事实相同涉嫌违法”的理由不能成立。（2018）黔0327行初95号《行政判决书》是以处理决定中申请的当事人为陈乾友等19户村民，并非打鼓台组，系余庆县政府错列当事人，且提出的是撤销林权颁证申请，而余庆县政府以打鼓台组作为申请人并作出林地确权决定，故以事实不清、程序违法为由撤销了处理决定和复议决定。可2019年10月22日余庆县政府的处理决定是不予撤销第三人肖光文持有的余府林证字（2007）第××号《林权证》记载的“棉花坡”林权登记。明显不存在以同一事实作出相同行政行为的情况。二、对原告主张肖光文持有的余府林证字（2007）第××号《林权证》记载的“棉花坡”四至中“北至喻芝志土角直上为界”无合法的界址来源的理由不成立。首先，余庆县档案局保存的肖光文2007年的《林权登记申请表》（编号：5203290403010040ＭＤＹＭＳＹ00021号），记载小地名为“棉花坡”的林地四至为“北至喻芝志土角直上为界、官仓土为界”，这与肖光文持有的余府林证字（2007）第××号《林权证》记载地名及四至一致。原告主张以龙井坳岩脚直上老顶（山顶）以石墙为界，经余庆县政府现场勘查，原告林权依据无明确记载，不能确定“北界”的具体位置。而肖光文持有的余府林证字（2007）第××号《林权证》记载的“棉花坡”的林地四至包括争议林地。其次，肖光文父亲肖生会在上世纪90年代持有的林权证副本（39221）记载的“棉花坡”林地四至界线与肖光文林权证登记的“棉花坡”四至界限吻合，肖光文及其父亲肖生会也一直对争议林地进行有效管护，其间杨由华等人也未提出任何异议。2007年余庆县政府开展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时，严格根据《贵州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确权发证办法》规定的流程开展工作，在颁证程序上不存在任何违规行为。杨由华等人也未提供证据证明颁发给肖光文《林权证》的行为存在程序违法或其他不当之处。案涉颁证权属来源清楚，程序合法，余庆县政府的处理决定并无不当。三、原告称原申请人之一毛成珍系五保户，其死亡后未依法追加打鼓台村民组为当事人，存在程序瑕疵的主张同样不成立。本案是撤销林权颁证，不是林地确权。且提出撤销林权颁证申请的是杨由华等19户村民，并非官仓村打鼓台村民组，也不是敖溪镇官仓村村委会。故不追加敖溪镇官仓村村委会和官仓村打鼓台村民组为当事人并无不当之处。综上余庆县政府的行政处理决定、遵义市政府的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应依法应予维持。第三人肖光文述称，申请人歪曲事实、混淆视听、制造矛盾。一、和平大队这一名称从建国到1976年大队统一核算一直沿用，后在土地承包开始到并村时将此队划为上平桥、下和平。并村后，社区便于管理，重新将两队合为一队，恢复原名“和平”，原告称程序错误与客观实际不符。二、我仅有余府行决[2017]08号处理决定书，不存在[2017]07号处理决定书。三、我持有的是有权机关签章的林权证，我没有能力也不可能私自篡改证件，且不需喻芝志签字认可。四、原告诉称部分管理不能剥夺所有权之说属歪曲事实。林权证核发数年来，我对争议地长期实施管理，原告方多年未提出任何异议，均是因为土地山林征收增值，故挖空心思想窃取他人财物满足自己的贪欲。五、原告称争议地属其所有不符合客观事实。喻芝志等几户在1970年前属“和平”，后因和平队修建水沟，须经打鼓台队土地，商议后与打鼓台队互换，但只是土地交换并未附山林。原告方在我方周边没有山林、土地相邻，且争议地建国以来一直属于和平队经管，原告方的山林、土地在承包时已全部落实到户，故原告的陈述不符合客观事实。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陈乾贵、杨桂权述称与原告方的意见一致。第三人和平村民组述称，原告方在2018年诉讼的庭审过程中陈述安成海打沙的地方不是他们的林地，而在征用时又称属于他们。争议林地的四至清楚，并且肖光文有的《林权证》证明，原告方的陈述自相矛盾，与客观事实不符。为支持自己的主张，余庆县政府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证据1.申请书、委托书、律师资格证。以证明案件来源及申请人的主张。证据2.杨璐、安成海、肖光文、毛远达等人的调查笔录。以证明当事人主张的理由及肖光文的陈述与证人证言相互印证。证据3.现场勘查记录及勘界地形图。以证明余庆县林业局对争议林地进行了现场勘查及争议林地范围。证据4.林地界线勘验报告。以证明对争议林地勘查后所得的结论。证据5.争议地检尺记录。以证明争议林地内存在的林木登记情况。证据6.肖光文的余府林正字（2007）第040301053号《林权证》下00021号棉花坡山林登记表。以证明肖光文持有的山林权属登记状况，该林权登记四至包含争议林地。证据7.余府林证字（2007）第04××09号《林权证》。以证明原告所持有的林权登记均未包含争议地的事实。证据8.林地征收补偿通知书及送达回证。以证明涉案林地产生争议后，当地政府及时进行告知的事实。证据9.陈乾友等19户林权登记申请表。以证明林权登记颁证程序合法有效。证据10.肖光文林权登记申请表。以证明肖光文持有的林权证登记颁证程序合法有效。证据11.胜利社区居民委员会的证明。以证明和平组原系胜利村和平与平桥两个村居1990年12月合并的事实。证据12.土地补偿协议书、胜利社区居民委员会的证明、收款依据、情况说明、身份证明。以证明肖光文户对争议地进行了实际管护并就部分争议地被占曾获补偿的事实。证据13.胜利社区居民委员会关于村民组长的证明和组长的身份证复印件。以证明各自村民组长的身份信息。证据14.敖溪镇于2017年7月17日对杨璐、肖光文的调查笔录。以证明双方当事人主张的事由。证据15.肖生会、肖生明、吴有志等的村民自留山证副本。以证明肖光文2007年的林权证与其父肖生会的自留山证能相互印证。证据16.陈乾友等19户的联名单及身份证复印件。以证明打鼓台组19户申请人的身份。证据17.对余真娥、肖光文的调查笔录。以证明按照法定程序指界并颁发林权证的事实。证据18.送达回证。以证明依法送达处理决定书的事实。经质证，原告方对证据1、5、6、8、9、11、13、14、16、18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据2中安成海、肖光文的笔录不予认可，对其他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4的三性不予认可，认为勘验程序违法，不能将报告作为认定权属的依据。对证据7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对证据10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喻芝志未认可北面的界址，与客观事实不符。对证据12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仅能证明胜利社区与肖光文的协议，并没有政府的征收处理决定，且原告并不知晓。对证据15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对证据17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遵义市政府、肖光文、和平村民组对上述证据无异议。第三人陈乾贵、杨桂权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与原告一致。为支持自己的主张，遵义市政府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第一组证据：1.余府行决字（2019）19号《行政处理决定书》，2.行政复议申请书、行政复议代表人推举书。以证明本案属行政复议受案范围；第二组证据：1.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2.提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3.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4.送达回证。以证明行政复议程序合法。第三组证据：1.余庆县政府的行政复议回复书，2.余庆县政府提交行政处理决定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3.遵府行复[2020]3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4.送达回证。以证明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经质证，原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第三组证据不能达到遵义市政府的证明目的。余庆县政府及肖光文、和平村民组对上述证据无异议。第三人陈乾贵、杨桂权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与原告一致。为支持自己的主张，原告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证据1.身份证复印件。以证明原告身份信息及主体适格。证据2.（2018）黔0327行初95号《行政判决书》。以证明凤冈县人民法院曾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违法为由，判令余庆县政府在六个月内依法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事实。证据3.案涉《行政处理决定书》、《行政复议决定书》，以证明余庆县政府作出的行政行为已经超过法定期限及被诉行政行为的真实性。证据4.送达回证。以证明原告于2020年4月签收复议决定书，在法定期限内提起行政诉讼。证据5.敖溪镇官仓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一份。以证明申请人毛成珍系五保户，其权利继受人官仓村委会应当作为余庆县政府处理本案的当事人之一。证据6.争议地现场照片2张（敖关公路开工时）。以证明肖生会自留山证中“下抵岩脚马路”是有具体位置的，与肖光文的林权证四至不相吻合，争议林地中的石墙干是从打沙场直上与卫星图一致。经质证，余庆县政府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2、4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据3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证据5与本案无关联。遵义市政府、肖光文的质证意见与余庆县政府一致，和平村民组对证据1-5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据6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第三人陈乾贵、杨桂权对上述证据无异议。肖光文向法庭提供了下列证据：1.证人宋某的证言。以证明争议地属于和平组肖光文户。经质证，原告认为该证人与肖光文具有利害关系，不能客观反映争议地的情况，且证人证言均是传来信息，证实的时间是在山林承包之前，与本案无关。余庆县政府与遵义市政府、第三人和平村民组对证言的三性无异议，第三人陈乾贵、杨桂权对该证据的质证意见与原告一致。诉讼中，本院依职权进行了现场勘查，绘制了现场勘查图经各方签字确认，用以证明争议林地的现场状况。经质证，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余庆县政府与遵义市政府提供的证据，均系其在行政行为过程中收集和产生，符合证据的客观性，合法性，与本案待证事实相关联，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对原告提交的1、2、3、4、6号证据，被告及第三人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均予以认可，本院予以确认；证据5与本案是否漏列当事人有关联，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对第三人提供的证人证言结合在案证据作参考依据使用。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案件事实如下：2017年7月，以村民组长杨璐为代表人的余庆县19户村民向余庆县林业局提出申请，请求撤销肖光文余府林证字（2007）第××号《林权证》上编号为00021的“棉花坡”林权登记。敖溪镇人民政府于2017年8月10日向余庆县政府发出案件移送函，认为“在2017年敖关公路改扩建过程中，进行征占林地面积测量时，位于和平村民组和打鼓台村民组交界处地名为棉花坡（下桥老顶／龙井坳）的林地产生权属争议。争议双方当事人为打鼓台村民组与和平村民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之规定，该纠纷依法应由县人民政府作出处理决定”。2017年8月31日，余庆县政府向打鼓台村民组杨璐等19户送达了案件受理通知书，并通知了第三人肖光文。对杨璐、肖光文、安成海、毛远达进行了询问，收集了登记为陈乾友等19户的余府林证字（2007）第04××09号《林权证》、肖光文的余府林证字（2007）第××号《林权证》及登记申请表、肖生会39221号自留山林权证副本、林地补偿通知、土地征用协议书、胜利社区居民委员会的证明等材料，进行了现场勘查并作出勘验报告。审查后，于2017年11月8日作出余府行决（2017）08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决定书载明申请人为打鼓台村民组，被申请人为肖光文，第三人为和平村民组。决定认为：“各方当事人均认可争议林地位于同一山包并以山顶为一方分界线，申请人林地的北界与被申请人林地的东界相邻，因双方对界限认识不一产生权属争议。申请人使用的龙井坳山林记载为北抵胜利社区林界沟，现场查看争议地东北并无明显界沟，应属四至不清，不能证明其龙井坳山林包括争议地，也未能提供其他相关证据证明申请人对争议地实施了有效管理。故，申请人主张争议林地权属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被申请人使用的棉花坡山林记载的东至代登亮林边进埋石、关仓林为界。代登亮使用的林地就是原吴有志使用的山林，位于山包东面方向。其棉花坡山林四至清楚，该四至包括了争议地。而且，有安成海曾在争议地开采砂石和2015年公路改扩建时征收争议地内西北面山林的事实，可以证明被申请人实施了有效管护。故，其主张争议地权属理由成立，应予以支持。关于申请人请求撤销被申请人的余府林证字（2007）第××号林权证问题。（一）申请人无任何事实依据证明余庆县政府核发该《林权证》的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二）自2007年至申请人提出争议已近10年，在此期间以及之前被申请人对争议地实施了有效管理使用，申请人均未提出任何异议；（三）申请人认可被申请人的父亲肖生会39221号自留山证中记载的棉花坡林地，其四至下抵马路，就是争议地西界，同样可以证明争议地原属被申请人父亲户使用。故其主张无事实依据，理由不能成立。决定争议林地所有权归第三人和平村民组；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使用权归被申请人所有”。该决定书下达后，打鼓台村民组申请行政复议，遵义市政府于2018年1月5日受理了复议申请，并于2018年3月1日作出遵府行复［2018］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余庆县政府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官仓村打鼓台村民组不服，2018年5月28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余庆县政府、遵义市政府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和行政复议决定。本院经审理认为，打鼓台村民组提出撤销肖光文的林权证，系对19户村民个体权利的保护请求，而非集体权利的保护，不能等同于村民组集体权利。余庆县政府的处理决定以打鼓台村民组作为申请人，无集体要求确权申请为据，亦无证据证明提出该申请系集体民主议定。故余庆县政府以打鼓台村民组作为申请人并作出林地确权决定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违法。本院于2018年11月26日作出（2018）黔0327行初95号《行政判决书》，判决：一、撤销余庆县政府于2017年11月8日作出的余府行决（2017）08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并在六十日内依法作出行政行为；二、撤销遵义市政府于2018年3月1日作出的遵府行复［2018］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后余庆县政府在重新调查处理中查明原申请人之一的毛成珍户属五保户，已死亡，未列入申请人；黄洪全已死亡，由其长子黄开元代表。2019年10月22日，余庆县政府根据原调查、收集的证据材料，针对申请人重新作出余府行决字（2019）19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决定不予撤销肖光文的余府林证字（2007）第××号《林权证》记载小地名为棉花坡山林的登记。原告不服该处理决定，向遵义市政府提出复议，遵义市政府受理后，向余庆县政府提出了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向第三人送达了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等，对余庆县政府作出处理决定的依据进行审查后，于2020年3月6日作出遵府行复［2020］3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余庆县政府的行政处理决定，并依法送达各方当事人。2020年5月18日，原告不服行政处理决定以及行政复议决定，故向本院提起诉讼。另查明，申请人杨运志已去世，杨璐、杨桂权系杨运志之子。本院认为，本案原告杨由华等人系余庆县村民，第三人肖光文系余庆县敖溪镇胜利社区和平村民组村民，双方分属不同的集体经济组织，其间的林地权属争议实为单位与单位间的争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处理。”的规定，余庆县政府有权就双方争议作出处理决定。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余庆县政府的余府行决字（2019）19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及遵义市政府的遵府行复（2020）3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处理程序是否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是否正确。本案行政处理程序中，原告申请的内容为请求撤销第三人肖光文的《林权证》。因此，余庆县政府向肖光文颁发余府林证字（2007）第××号《林权证》记载小地名为“棉花坡”林权登记有无权属来源依据，颁证程序是否合法是本案的审查重点。根据《林木和林地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五条第（三）项、第（四）项：“林权权利人应当根据森林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提出登记申请，并提交以下文件：（三）申请登记的森林、林木和林地权属证明文件；（四）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规定要求提交的其他有关文件。”、以及《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国务院林业部依法颁发的森林、林木、林地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证书，是处理林权争议的依据。”的规定，林权登记需提供相应的权属证明材料。余庆县政府在登记颁发第三人肖光文余府林证字（2007）第××号《林权证》小地名“棉花坡”林权登记中，经肖光文申请林权登记，依据肖光文父亲肖生会原39221号“棉花坡”自留山证为其权属来源，根据四至范围现场定界并经接界人签名确认，其权属来源清楚；经基层组织、乡镇人民政府审核后上报登记发证。在该林权证颁发后长达10年之久的时间双方未产生权属争议，直到2017年敖关公路建设需占用部分林地才发生争议。其间，2015年敖什公路胜利社区段占用棉花坡部分林地的补偿款亦是支付给肖光文户，原告就林地被占的事实不可能不知道，但未提出过任何异议。据此，可确认第三人肖光文户长期对争议林地进行管理的事实。原告向余庆县政府提出申请后，余庆县政府在处理过程中对安成海的调查询问笔录载明，安成海从1995年起在该林地中开采砂石长达几年，也是与肖生会进行协商并向其支付租金，在其开采期间，同样没有人提出过任何异议。综合余庆县政府处理决定中收集的其他相关依据和现场勘查图，认定棉花坡林权登记范围内的林地属第三人的证据充分、事实清楚。原告在本案中以登记在陈乾友名下（19户）的林权证主张争议林地，该林权证不能证明四至包含争议地，也未能提供对该林地有任何权属和管护事实的依据。庭审中，原告称双方林地以石墙为界，但也未能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其主张争议林地属其所有的证据明显不足。余庆县政府对余府林证字（2007）第××号《林权证》记载地名为“棉花坡”林权登记不予撤销的处理决定正确。但需指出的是，余庆县政府在（2018）黔0327行初95号《行政判决书》生效后，未在指定的60日内重新作出处理决定。虽然在诉讼中称是因机构改革所致，但无论从尊重生效判决、及时解决当事人行政争议、提高行政效率等角度，其行政行为均应在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限内完成；只有依法行政，才能提高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对原告主张余庆县政府在处理决定中查明原申请人毛成珍为五保户并已去世，而未追加官仓村委会为当事人，以及未将官仓村打鼓台村民组作为当事人的问题。因案涉处理决定是余庆县政府根据原告提出请求撤销第三人肖光文林权证的申请作出，针对的是肖光文的林权证是否应当撤销，而不是对林权争议进行确权处理，肖光文的林权证撤销与否，与官仓村委和打鼓台村民组并无直接利害关系，故余庆县政府在处理决定中未将上述各方纳入行政处理的当事人并无不当。遵义市政府受理原告的复议申请后，依法履行行政复议程序，复议决定维持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综上，原告主张事实的证据不足，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余庆县政府的处理决定和遵义市政府的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处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七十九条“复议机关与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为共同被告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对复议决定和原行政行为一并作出裁判。”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杨由华、杨璐、陈乾友、陈乾皇、黄开亮、孙朝碧、陈乾云、陈乾德、史先陆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杨由华、杨璐、陈乾友、陈乾皇、黄开亮、孙朝碧、陈乾云、陈乾德、史先陆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小华人民陪审员  黄克伦人民陪审员  谢 兵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陆沁书记员朱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