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民终1106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冯建国，男，1976年9月30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青羊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萃，四川君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成都红联物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金牛区洞子口乡友联村量力钢材城****。 法定代表人：谢鑫，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礼洪，四川联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宏良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富顺县富世镇釜江大道西段**iv> 法定代表人：钟杰宇，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龚照伦，四川明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冯建国因与被上诉人成都红联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联公司）、四川宏良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良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2019）川0106民初118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己审理终结。 冯建国上诉请求：撤销原判，请求改判：1.冯建国向红联公司支付货款本金34582.33元以及违约金从2019年1月30日起，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作为标准进行计算；2.宏良公司承担连带支付责任。主要事实和理由：1.根据红联公司的供货金额和冯建国的付款情况，冯建国所欠货款金额应为34582.33元，而非一审判决所认定的132000元；2案涉《欠条》并未对所欠货款的利息、违约金等进行约定，因此违约金也应从2019年1月30日起，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作为标准进行计算；3.案涉买卖合同的甲方名称是宏良公司、所载项目也是宏良公司的实际施工地，案涉钢材也实际用于该项目。因此宏良公司与红联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 红联公司答辩称：1.在一审中，一审法院反复问了冯建国，其均称只有1次送货，实际上冯建国与红联公司还存在有其他工地上的送货。因2016年5月12日的送货单上的50000余元是注明“已付”，因此红联公司在诉讼中并未主张，仅主张了2016年5月6日这次送货的欠款。一审法院认定的已付138981元是在案涉《欠条》前产生的，与该欠条出具后的金额无关。在2017年7月24日冯建国出具欠条明确载明欠货款148000元。此为双方对之前货款的结算。2018年9月26日，冯建国对欠条的金额再次确认并承诺还款。因此案涉《欠条》上的金额是经过了双方确认的。案涉《欠条》出具后，冯建国仅支付16000元，因此一审法院判决冯建国支付货款132000元是正确的。2.案涉买卖合同第五条约定逾期付款应按每日千分之三承担违约责任，一审法院按月利率2%标准确定违约金，不违反法律规定。双方是2017年7月24日进行结算，因此一审法院判决从2017年7月25日开始计算利息的起算时间是正确的。综上，请求驳回上诉。 宏良公司答辩称：宏良公司与红联公司未建立案涉买卖合同关系，也未参与冯建国与红联公司的案涉买卖合同中，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请求驳回上诉。 红联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判令宏良公司、冯建国支付货款132000元及违约金（以132000元为基数，以月利率2%为标准，自2017年7月25日计算至货款实际支付之日）。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5月6日，冯建国与红联公司（乙方、供方）签订《钢材购销合同》，该合同载明的甲方、需方为宏良公司，冯建国在宏良公司授权代表处签名，合同加盖“四川宏良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安岳县关刀桥水库灌区项目部（非经济类用章）”的印章。合同约定甲方向乙方购买钢材，约定按实际送货清单进行结算，乙方向甲方垫资供货，总垫资量不超过150吨，垫资费用为在第三条基础价格上收取每吨每天3元，垫资时间不超过3个月，超过视为甲方违约，则应按欠款的每天千分之三计算违约金等。红联公司于2016年5月6日送货（货值189563.33元），冯建国安排人员予以签收。除此之外，双方曾另有钢材送货签收，如2016年5月12日送货（货值50715.75元），冯建国安排人员予以签收。2017年7月24日，冯建国出具《欠条》，载明今欠到谢鑫钢材款148000元。冯建国于2018年9月28日在该《欠条》上备注承诺于2019年1月30日前支付3万元。关于冯建国提出的已经支付154981元，其提交了2016年7月4日至2017年1月3日共5笔转账，收款账户均为“郭秀琼”，原告对此不予认可；另有2017年7月25日以后转账给谢鑫的16000元，红联公司对此认可并相应更改了诉讼请求为货款132000元及违约金。 另查明，红联公司、冯建国均当庭认可《钢材购销合同》所加盖的“四川宏良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安岳县关刀桥水库灌区项目部（非经济类用章）”印章由冯建国安排人员加盖；红联公司、冯建国、宏良公司均主张冯建国、宏良公司系联合施工关系；红联公司主张宏良公司和冯建国共同作为买方参与合同，同时表示宏良公司作为涉案项目的受益人也应承担责任。红联公司、冯建国均认可欠条载明的系钢材款本金。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红联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宏良公司之间存在着买卖合同关系，故其所提的要求宏良公司支付货款及违约金的诉请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理由如下：首先，其主张宏良公司和冯建国共同作为买方参与合同，宏良公司自始没有直接参与合同，红联公司也没有证据证明宏良公司作出了相关意思表达。红联公司所称宏良公司作为涉案项目的受益人也应承担责任更是没有法律依据；其次，冯建国并非宏良公司人员，也没有相关授权，所加盖的印章更明确载明了非经济类用章，红联公司即使主张冯建国系表见代理亦缺乏相信冯建国有代理权的理由。关于欠条所应载明金额的性质，红联公司、冯建国均认可系钢材款本金。关于欠款金额，欠条载明的金额为148000元。冯建国对此提出异议，提出2016年7月4日至2017年1月3日向“郭秀琼”转账共计138981元，2017年7月25日以后向谢鑫转账16000元。一审法院认为，一方面，就一审法院询问双方除2016年5月6日送货外是否存在其他送货，红联公司表示双方另有多次送货，均完成了送货付款，所以仅能向法庭出示2016年5月12日的送货单予以证明，而冯建国明确表示只有2016年5月6日一次送货，一审法院认为冯建国在这个问题上显然没有诚信诉讼，故采信红联公司的说法，则上述138981元转账与2016年5月6日送货的货款的关联性显然成疑，冯建国需要进一步证明上述关联性；另一方面，上述138981元转款发生于欠条出具之前，若没有相反的证据证明，则应理解为欠条所载明的欠款金额是双方之前往来的结算，且冯建国在欠条上两次签字均未提出上述138981元转款系《欠条》之外的意思表示。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冯建国尚欠红联公司钢材款本金132000元。红联公司主张违约金的计算标准低于双方合同的约定，符合法律的规定，予以支持。红联公司主张违约金的起算时间符合双方合同的约定和法律的规定，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冯建国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成都红联物资有限公司公司支付货款132000元及违约金（以132000元为基数，以月利率2%为标准，自2017年7月25日计算至货款实际支付之日）；二、驳回成都红联物资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在二审中，冯建国、红联公司、宏良公司均未提交新的证据。各方均对一审审理查明的事实无异议，对各方当事人认可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案涉《钢材购销合同》是冯建国与红联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有效，各方均应依照合同的约定履行各自义务。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冯建国差欠红联公司货款的具体金额；2.一审判决所确定的违约金起算时间及计算标准是否存在不当。对此，本院综合评析如下： 关于冯建国差欠红联公司货款具体金额的问题，本院认为，2017年7月24日冯建国出具案涉《欠条》，其上明确载明差欠钢材款金额为148000元。该《欠条》应是红联公司、冯建国对双方在2017年7月24日前发货、付款情况的结算。2017年7月24日后冯建国仅支付了16000元，因此冯建国所差欠红联公司的货款应为132000元。 关于一审判决所确定的违约金起算时间及计算标准是否存在不当的问题。本院认为，案涉买卖合同第5条第2项约定供货后按每天每吨3元收取垫资费，超过3个月视为违约，违约金按所欠货款每天千分之三计算。2017年7月24日双方结算后冯建国出具案涉《欠条》，但冯建国并未按约支付相应货款，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二审中，冯建国认可所欠的132000元是钢材款本金，因此一审法院已充分考虑了案涉买卖合同的约定，双方的履行情况，冯建国的违约程度等，确定以月利率2%作为违约金计算标准，以及从双方结算后次日即2017年7月25日作为违约金的起算时间并无不当。 至于冯建国所主张宏良公司应对冯建国案涉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因红联公司并未提出上诉，因此前述主张是否成立，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 综上所述，上诉人冯建国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527元，由上诉人冯建国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仇 静 审判员 董荣昌 审判员 唐欣欣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四日 书记员 杨桂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