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838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建国，男，1957年6月2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长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后国珍（系上诉人之妻），女，住上海市长宁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杜邦中国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东育路****第**（实际楼层为第**）。负责人：YIZHANG，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运辉，上海蓝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木利丽，上海蓝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周建国因与被上诉人杜邦中国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杜邦上海分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20）沪0115民初209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建国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周建国与杜邦上海分公司于2016年3月21日协商解除劳动合同时，其公司明确表示十三薪、年终奖、年休假及福利四项款项（以下简称四项款项）的起止时间为2015年10月9日至2016年3月21日，且2014年7月至2015年9月共15个月的诉讼期没有四项款项，有录音证据为证。但在前案【（2018）沪01民终13910号】仲裁阶段，其公司又变更主张四项款项从2015年1月起算。前案仲裁、一审、二审均采纳了杜邦上海分公司的新主张，故将本应为2015年10月至12月三个月的年终奖13,660元认定为当年1月至10月十个月的年终奖，并以此为据判决周建国2016年1月至3月年终奖税后人民币4,098元（币种下同）。该判决成为本案真实合法有效的证据。据此，按照杜邦上海分公司新主张的起算时间，其公司也应当支付上述诉讼期15个月内四项款项中未支付的款项。而一审在本案中却又依据其公司的原主张，采用双重标准。2.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杜邦上海分公司就四项款项起算时间提出的上述新主张而引发，一审绕开这一争议焦点，违反常理和契约精神。3.本案不存在时效过期情况，周建国在前案二审确认杜邦上海分公司的新主张真实合法有效，该主张侵害周建国合法权益，周建国在一年之内提起诉讼。4.双方调解协议第二条明确是对双方劳动合同存续期间的权利义务的了结，前案就2016年1月至3月的年终奖未适用该条约定，本案是前案的延续，同样不符合该条约定，一审以此为依据是错误的。5.周建国提供的杜邦上海分公司员工手册、聘用意向书中对奖金的发放有严格规定，明确奖金发放的金额、比例及周期，这是其公司就奖金发放对员工的承诺。一审未以此依据判决，有章不循。综上，一审法院没有依据杜邦上海分公司的新主张，采用双重标准的判决有误，将同一证据同一争议判成相反结果，有失公平，且适用法律错误。杜邦上海分公司辩称：不同意周建国的上诉请求。一审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周建国的诉请超过仲裁时效，其知晓或应当知晓权利受侵害，时效应从其离职之日起算一年，期间其从未主张。2.周建国主张的金额涵盖在解除协议之中，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协议之外的杜邦上海分公司从未承诺过。3.周建国根据以往庭审中杜邦上海分公司的陈述反推理其仍然享受年终奖等没有法律依据，此前杜邦上海分公司自愿支付其个别月份的年终奖不代表其天然享有获得恢复期间的年终奖、十三薪等资格。周建国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杜邦上海分公司支付周建国2014年7月至2014年12月期间的年终奖35,237.60元；2.判令杜邦上海分公司支付周建国2014年7月至2014年12月期间的十三薪8,364.86元；3.判令杜邦上海分公司支付周建国2014年7月至2014年12月期间应休未休年休假工资14,006.86元；4.判令杜邦上海分公司支付周建国2014年7月至2014年12月期间福利款3,600元；5.判令杜邦上海分公司支付周建国2015年11月至2015年12月年终奖2,732元；6.判令杜邦上海分公司支付周建国2015年1月至2015年9月双薪12,547.29元；7.判令杜邦上海分公司支付周建国2015年应休未休年休假工资17,118.79元；8.判令杜邦上海分公司支付周建国2015年1月至2015年9月期间福利款5,400元。一审认定事实：周建国原系杜邦上海分公司处职工。2014年7月11日,周建国向上海市浦东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提出要求杜邦上海分公司支付2014年十三薪16,804.73元、支付2014年年终奖28,000元以及恢复劳动关系、支付恢复劳动关系期间的工资的仲裁请求，该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后，双方均不服，分别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于2015年3月27日作出（2014）浦民一（民）初字第3899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双方恢复劳动关系、杜邦上海分公司按16,729.73元/月标准支付周建国自2014年7月11日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工资。杜邦上海分公司不服判决,上诉至本院，本院于2015年9月29日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之后,周建国与杜邦上海分公司履行了上述生效判决恢复了劳动关系。2016年3月21日,双方签订《协商解除劳动关系协议》，其中第一条：“劳动合同解除日期为2016年3月21日。”、第二条：“……上述协议解除金为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对双方权利义务的一次性了结，不存在其他争议。”等内容。2018年7月24日，周建国向上海市浦东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杜邦上海分公司支付其2016年年终奖13,660元，该仲裁委员会裁决杜邦上海分公司应支付周建国2016年年终奖税后4,098元。周建国不服裁决，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于2018年11月14日判决杜邦上海分公司支付周建国2016年1月至2016年3月期间的年终奖4,098元。周建国不服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3月20日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9年8月7日，周建国向上海市浦东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诉，要求杜邦上海分公司支付：1.2014年7月至2014年12月期间的年终奖8,196元；2.2014年7月至2014年12月期间的十三薪8,364.86元；3.2014年7月至2014年12月期间应休未休年休假工资11,671.90元；4.2014年7月至2014年12月期间福利款3,600元；5.2015年11月至2015年12月年终奖2,732元；6.2015年1月至2015年9月双薪12,547.29元；7.2015年应休未休年休假工资17,118.79元；8.2015年1月至2015年9月期间福利款5,400元。经仲裁，裁决对周建国的请求均不予支持。周建国不服，遂向法院提出起诉。一审审理中，1.周建国表示其提出的诉请1、2曾在（2014）浦民一（民）初字第38999号案件中提出请求，因该二项请求当时未到杜邦上海分公司承诺的支付时间，故在该案中周建国撤回了请求，最后该二项请求周建国在本案的前置程序仲裁案件中再予以主张。周建国主张的诉请3至诉请8，最早均在本案的前置程序仲裁案件中第一次提出请求。2.杜邦上海分公司认为周建国提供的证据2016年3月21日周建国及其女儿与杜邦上海分公司人事经理周某的谈话录音（一）、（二）及文字记录，因周建国无法提供原始载体，对真实性不予认可；经审查，因已生效的（2018）沪0115民初74637号民事判决书已对该证据予以确认，故本案中一审法院对该证据予以确认。对周建国提供的证据个人年终奖文件（英文件）、2012年11月至2013年2月工资清单（英文件），因周建国未提供中文翻译件，不符合证据形式，不予认可；经审查，因杜邦上海分公司的异议成立，一审法院采信杜邦上海分公司的质证意见。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相关规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办理相关手续、支付工资报酬等达成的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不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情形的，应当认定有效。本案中，周建国、杜邦上海分公司于2016年3月21日签订的《协商解除劳动关系协议》系双方经协商后达成的一致意见，属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应合法有效，双方理应按约履行。根据上述《协商解除劳动关系协议》第二条约定：“……上述协议解除金为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对双方权利义务的一次性了结,不存在其他争议。”，说明在双方劳动合同解除后周建国不再向杜邦上海分公司主张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产生的其他权利等。但周建国在获取双方签署的《协商解除劳动关系协议》后又向杜邦上海分公司提出了本案的诉求，显然有违双方上述协议书的约定，对周建国主张的本案诉求一审法院难以支持。另外，周建国表示其诉请1、2曾在（2014）浦民一（民）初字第38999号案件中提出请求，因该二项请求当时未到杜邦上海分公司承诺的支付时间，故在该案中周建国撤回了请求，该二项请求周建国在本案的前置程序仲裁案件中重新予以主张;周建国主张的诉请3至诉请8，最早均在本案的前置程序仲裁案件中第一次提出请求。杜邦上海分公司则认为周建国的诉请均已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劳动关系解除或者终止后产生的支付工资、经济补偿金、福利待遇等争议，劳动者能够证明用人单位承诺支付的时间为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后的具体日期的，用人单位承诺支付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劳动者不能证明的，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本案中，根据双方2016年3月21日签署的《协商解除劳动关系协议》明确双方于2016年3月21日解除劳动合同，表明双方解除劳动合同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周建国应在一年的仲裁时效内向杜邦上海分公司主张权利，现周建国未提供确凿的证据证明杜邦上海分公司除协议约定的金额外还承诺支付年终奖、十三薪等福利，且周建国亦未提供确凿证据证明杜邦上海分公司曾承诺支付上述款项的实际日期为解除劳动关系后的具体日期。因此，周建国就本案的全部诉请于2019年8月7日才提出仲裁申诉，显然已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故杜邦上海分公司主张周建国的诉请均已超过一年仲裁时效的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予以采信。综上，周建国要求杜邦上海分公司支付2014年7月至2014年12月期间的年终奖35,237.60元、2014年7月至2014年12月期间的十三薪8,364.86元、2014年7月至2014年12月期间应休未休年休假工资14,006.86元、2014年7月至2014年12月期间福利款3,600元、2015年11月至2015年12月年终奖2,732元、2015年1月至2015年9月双薪12,547.29元、2015年应休未休年休假工资17,118.79元、2015年1月至2015年9月期间福利款5,400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一审法院经审理后遂于二○二○年五月二十九日作出判决：驳回周建国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计5元，免予收取。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二审中，周建国提交员工手册、员工手册附件以及杜邦上海分公司在前案中的质证意见，旨在证明根据员工手册，手册内容与法律法规冲突的以法律为准，只有违纪处理要扣除年终奖，根据员工手册，杜邦上海分公司应当根据其新的主张支付周建国未支付的年终奖等费用。杜邦上海分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并不能证明周建国的主张在仲裁时效之内，也不能证明杜邦上海分公司需要支付相应款项。鉴于杜邦上海分公司认可上述证据真实性，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然上述证据与本案争议缺乏关联性，不足以证明周建国主张，本院对其证明力不予认定。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为周建国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仲裁时效。根据法律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劳动关系解除或者终止后产生的支付工资、经济补偿金、福利待遇等争议，劳动者能够证明用人单位承诺支付的时间为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后的具体日期的，用人单位承诺支付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劳动者不能证明的，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本案中，周建国与杜邦上海分公司于2016年3月21日签订《协商解除劳动关系协议》，该协议约定双方劳动合同解除日期为2016年3月21日，杜邦上海分公司一次性支付周建国240,000元作为协议解除金，在周建国妥善完成离职手续的前提下，杜邦上海分公司将不迟于2016年4月30日将前述款项直接划入周建国事先书面指定的银行账户。鉴于周建国未能举证证明杜邦上海分公司除此之外还承诺支付相应的年终奖、十三薪等系争款项，故本案中周建国相应诉请的时效起算日期不晚于2016年4月30日。然周建国直至2019年8月7日方就本案全部诉请提出仲裁申请，确已过一年的仲裁时效。本案争议焦点之二为周建国的上诉请求是否违反双方签订的解除协议。如前所述，2016年3月21日，周建国与杜邦上海分公司签订《协商解除劳动关系协议》，该协议载明：“一、劳动合同解除日期为：2016年3月21日。二、公司一次性支付雇员人民币贰拾肆万元整（RMB240,000）的款项作为协议解除金，作为解除劳动关系的良好及充分对价......上述协议解除金为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对双方权利义务的一次性了结，不存在其他争议......”。该协议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无证据证明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应属合法有效，对双方产生约束力。有基于此，即便周建国的诉请未超过仲裁时效，亦有悖于双方之间的约定。故一审法院对其全部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周建国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周建国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茜审判员 郑东和审判员 周 寅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钟嫣然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