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275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明，男，1960年2月7日出生，汉族， 住杭州市富阳区。 委托代理人陈春红,浙江浙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梁高侃，男，1962年6月22日出生，侗族，住湖南省会同县。 委托代理人章启升、徐小龙,建德市求是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天平，男，1969年5月9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富阳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富阳支公司，住所地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龙浦街**。 法定代表人王臻，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钱林楠，该公司员工。 上诉人陈明因与被上诉人徐天平、梁高侃、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富阳支公司（以下简称太平洋财保富阳支公司）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2019）浙0111民初79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3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2018年8月1日9:00许，梁高侃在桐庐县工业园区干活时，意外受伤。本案庭审中，梁高侃自认其事发时没有施工资质或许可证（包括工匠证、电焊操作证等）。对于受伤的具体过程，本案庭审中梁高侃陈述称，事发时起吊的是人字钢梁，此前已起吊过两次，均出现滑钩现象，但未掉下来，原因就是吊钩上的销子并非原装产品，而是徐天平自制的，导致无法卡紧钢板，梁高侃曾就徐天平未进行正常维护、安全检查等提出，但徐天平未予理会；当时梁高侃示意起吊后，就沿着钢梁从一头走到另一头，徐天平立即开始起吊，未按规程要求，也未对吊具进行安全检查。徐天平称，在涉案工地上进行吊装作业，仅2018年8月1日半天时间，在本次事故发生之前，确曾吊装过两次柱子，但没有发生过滑钩事件；当时是在梁高侃示意后起吊的，按操作规程，起吊臂下不允许站人，而梁高侃在示意后就从钢梁已吊起的一头往钢梁的边上走到未起吊的那一头的；钢板夹是从店里新买的，并非自制，钢板夹上有个孔，用于穿钢索，这个钢索需由用户另行解决处理，用于挂在吊钩上，吊钩没有任何问题，且该吊机至今还在用。2019年3月3日，游山城、游太万分别向梁高侃出具《证明》各一份，载明的内容基本一致，即2018年8月1日，游山城、游太万与梁高侃、王太群四人在桐庐工业园（尿不湿公司）施工安装厂房时，亲眼看到吊机起吊时，吊钩夹子滑落导致梁高侃右脚被大梁砸伤，当时伤情严重，并由陈明老板送往医院救治。徐天平于2019年5月15日向梁高侃出具《证明》一份，载明：2018年8月1日，陈明叫我把牌照号为鲁××××号的吊车到他位于桐庐县工业园区钢架厂房工地帮他吊装钢架梁，并答应给我半天600元的工资，在干活时，吊车上固定钢架梁的夹子滑落导致钢梁砸到一同在工地干活的梁高侃，造成梁高侃右脚受伤，陈明立即把梁高侃送往医院救治。梁高侃先后到杭州市富阳中医骨伤医院、杭州富阳汪木英中医骨伤医院、杭州市富阳区服务中心、会同县人民医院等处治疗，被诊断为右足挤压伤及右1-5趾近节趾骨骨折，于2018年8月13日在腰麻下行右1-5趾近节趾骨骨折切复内固定术，前后共住院28天，花去医疗费31896.06元。2018年8月16日13:43许，梁高侃打电话要求徐天平支付医疗费，电话中梁高侃与徐天平均确认，此前徐天平因本次事故已支付给梁高侃8000元，梁高侃提出由徐天平再支付给他2000元，之后不再要求徐天平支付费用。2019年3月26日，梁高侃委托杭州华硕司法鉴定中心就其伤残等级、误工、护理及营养时限进行鉴定和评定。该中心经鉴定后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一份，载明：被鉴定人梁高侃系意外事故造成右足1-5近节趾骨骨折行手术治疗，目前遗留右足踇趾跖趾关节、趾间关节僵硬、关节功能基本丧失，余趾屈曲活动均部分受限，丧失功能1／2以上的后遗症，依据《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中相关之规定，该损害评定为十级伤残，评定误工期150日、护理期60日、营养期90日。2019年7月23日，梁高侃以陈明为被告，以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为案由，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陈明赔偿其各项损失合计231843.39元。根据梁高侃与陈明的陈述、举证，并结合徐天平出具的《证明》内容等，原审法院依职权追加徐天平为被告参加诉讼。在梁高侃、陈明、徐天平均参加的庭审过程中，梁高侃称事前陈明打电话给梁高侃，要求梁高侃等4个人到桐庐工业园区做小钢架房的制作与安装，梁高侃等人先做了1天，陈明答应给梁高侃等人20000元钱，梁高侃等4个人提出钢架房有600多平方，价格太低，不同意陈明提出的这个价格，因此回到了富阳；过了2天后陈明又打电话给梁高侃，说给他先做了再说，梁高侃等人也去做了，因价格问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因此也没有写协议，后来就出了事故；陈明支付的钢架房款项是游山城收取的，因钢架房天沟里下水管应该焊接的地方没有焊接，陈明扣了500元；共做了几工不清楚，其自己做了几天也不记得了，钱是游山城付的；起吊时的卡扣是其卡的，因为徐天平没有带小工；之后就钢架房进行了结算，结算单是游山城在梁高侃的出租房里写的，梁高侃、徐天平、陈明及游山城等5个人（包括陈明的司机）在场。陈明称，其在梁高侃等人去干活之前就与梁高侃一个人先谈过，开始是20000元不到，后来谈好20000元，先做了1-2天；由于梁高侃不管吊机，所以陈明就叫了徐天平去做，商量好600元半天，如果做一天要1000元；出事当天其不在现场，其已支付给梁高侃19500元，剩余500元是质保金。徐天平称，吊机是徐天平自己的，于2018年2月7日从曹一民（胥口镇金慈村人）处买来的，因系外地牌照，无法办理转移登记手续；其有特种作业证；关于吊车作业，有行业惯例，即吊一天1000元，半天是500元加100元油费，陈明事先也是知道的。陈明对徐天平提出的行业惯例没有异议，但认为既然叫徐天平来吊，就应保质保量完成相应的工作，出现了问题就应由其承担。原审法院经审查认为，梁高侃等人于2018年8月31日向陈明出具结算单中载明“桐庐尿不湿厂工地结算清单，施工期间预领工资1850元，留500元质保金，剩余17650元，外加山亚水泥厂点工4个（￥1200元），车费200元，共计应结工资19050元”显示，梁高侃等人将桐庐尿不湿工地的结算方式与山亚水泥点工工资的结算方式明确予以了区分，结合梁高侃与陈明均陈述事发前双方对桐庐工地钢架梁安装工资进行过协商，足以认定梁高侃与陈明在桐庐工地安装工程中存在承揽关系而不是雇佣关系；梁高侃主张其与陈明之间存在雇佣关系，与原审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原审法院据此向梁高侃释明，但梁高侃仍不变更诉讼请求，故原审法院于2019年10月8日作出（2019）浙0111民初4834号民事裁定，驳回梁高侃的起诉。本案庭审中，徐天平出示了其保存在手机中其与曹一民之间签订的《报废车汽车交易协议书》，签订时间为2018年2月7日，条款中明确载明涉案吊车“已报废”。事发至今，该纠纷未经公安交警或政府相关部门认定、处理。从《流动人口登记表》显示，梁高侃自2012年9月9日至今从事的职业为流动钢架工；梁高侃母亲杨芳梅（1936年1月16日出生），共生育包括梁高侃在内的三子两女，其中一女为梁爱（1967年3月29日出生，精神残疾2级）。至今，徐天平、陈明已分别支付给梁高侃10000元、22000元。针对钢结构厂房施工需要相应的资质，陈明如果其以个人承包施工，明显缺乏资质，因此就是否需要由陈明的上一家或上一家的上一家承担责任，及如需要承担责任，则陈明应提交与此相关联的主体资格资料等，并在此基础上再征求梁高侃的意见，原审法院向陈明作了相应的释明。陈明表示本案中不主动要求追加其上一家杭州舒泰卫生用品有限公司为被告，理由为陈明系个体工商户杭州富阳区鹿山街道利达钢结构厂经营者，陈明以个体工商户名义承包涉案工程，而该钢结构厂具有相应的资质，并提交了《营业执照》1份予以佐证。对此，梁高侃质证认为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免除陈明的安全管理义务；徐天明质证认为无异议；太平洋财保富阳支公司质证认为，真实性由法院确认。经审核，原审法院对该证据材料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该《营业执照》显示，名称为杭州富阳区鹿山街道利达钢结构厂，类型为个体工商户，经营者陈明，注册日期2002年4月10日等。梁高侃一审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徐天平、陈明共同赔偿其损失168352.11元［其中：医疗费32086.86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400元（28天×50元／天）、营养费2700元（90天×30元／天）、护理费10920元（60天×182元／天）、误工费30000元（150天×200元／天）、残疾赔偿金111148元（55574元／年×20年×10%）、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4324.75元（34598元／年×5年×10%÷4人）、交通费2772.50元，合计200352.11元，扣减徐天平和陈明已付的32000元］，并互负连带赔偿责任；2、判令徐天平、陈明承担本案诉讼费；3、判令太平洋财保富阳支公司在保险责任范围内赔偿其损失120000元。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各方讼争的焦点有：1、各方之间到底是承揽还是雇佣关系？2、各方之间的责任？3、保险公司是否应该承担责任？4、梁高侃向徐天平电话中所作的承诺该如何认定？5、相应的费用该如何计算？关于各方之间的关系问题：梁高侃就其与陈明之间的关系，在起诉状中即主张为转包关系，此与陈明、徐天平所述一致，且生效裁定已作了认定，原审法院予以确认；同时根据徐天平与陈明确认的吊车作业惯例，确认徐天平与陈明之间系承揽关系；梁高侃在质证等过程中又主张其与徐天平、陈明之间及两人之间均系雇佣关系，原审法院不予采信。关于各方之间的责任问题：根据梁高侃及徐天平、陈明确认一致的事实，作业的对象系钢结构厂房，依法需要由有资质的单位进行施工，而陈明系个人，显然不具有此类资质，虽然之后提交了钢结构厂的营业执照用以证明相应的资质，但并未提交承包合同等进一步证明涉案工程的具体来源、承包内容等情况，且在之前各方沟通及前一案件的诉讼过程中，均未主张系以钢结构厂的名义承接涉案工程，结合其“出事当天其不在现场”以及并无证据证明已向梁高侃等人提供了相应的安全措施，故应承担一定的过错责任。作为从事吊机作业的徐天平及从事多年钢架工作业的梁高侃，对吊机起吊作业过程中，起重臂和重物下方严禁有人停留、工作或通过应当明知，而梁高侃和徐天平对起吊过程中梁高侃仍在重物下行走的事实均予以确认，故均存在明显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梁高侃提出系钢板夹自身问题及已提醒徐天平，证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采信。根据本案实际，原审法院酌情确定由梁高侃、徐天平、陈明分别承担其中35%、35%、30%的责任；梁高侃要求陈明、徐天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主张，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保险公司的责任即涉案事故是否适用交强险问题：梁高侃提出的复函及太平洋财保富阳支公司提出的解答，均非裁判依据；本案事故发生在吊装作业过程中，并非涉案吊车行驶或通行过程中，不属于交通安全事故，不能适用或比照适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故梁高侃提出由太平洋财保富阳支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先行赔偿的主张不能成立，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梁高侃电话承诺的问题：该电话承诺发生于事发半个月后的2018年8月16日，此时梁高侃尚在医院住院治疗过程中，尚未治疗终结，更未进行伤残等级鉴定，且事后梁高侃再次向徐天平要求赔偿，故徐天平据此提出无须再承担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有关梁高侃因此造成的损失，原审法院确定如下：医疗费，根据票据，累计计算为31896.06元，并非梁高侃主张的32086.86元；住院伙食补助费，按其住院时间28天并以50元/天计算为1400元；营养费，参照鉴定意见提出的90天并以30元/天计算为2700元；护理费，参照鉴定意见提出的60天并以182元/天计算为10920元；误工费，因梁高侃并未举证证明其实际工资收入状况，故对梁高侃主张按200元/天计算，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实际可按182元/天计算并参照鉴定意见提出的150天计算为27300元；残疾赔偿金，从梁高侃多年从事钢架房施工的实际，梁高侃主张参照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原审法院予以支持，该项费用为55574元/年×20年×10%=111148元；被抚养人生活费，因梁高侃母亲杨芳梅年事已高，需要梁高侃等子女进行扶养照顾，考虑到梁高侃妹妹梁爱的精神残疾情况已有政府职能部门颁发的残疾人证佐证，结合如前所述梁高侃多年从事钢架房施工的实际，并鉴于梁高侃本案诉讼中并未举证证明其二哥梁高连的具体情况以及梁高侃在计算该项费用时已按4兄妹平均负担计算，故该项费用为34598元/年×5年×10%÷4人=4324.75元；我国侵权责任法实施后，该项目已取消，但相应的费用仍可计入残疾赔偿金中，故残疾赔偿金总额为115472.75元；交通费，如前所述，原审法院酌情确定为1500元；以上合计191188.81元。根据前述责任比例，徐天平、陈明各应赔偿66916.08元和57356.64元。有关精神损害抚慰金，因本次事故造成梁高侃受到十级伤残等级，给其造成的精神创伤也是显而易见的，综合前述责任因素，原审法院酌情确定由徐天平、陈明各赔偿1750元和1500元。徐天平、陈明已支付的款项，可从其应赔偿款项中扣减。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判决：一、徐天平尚应赔偿梁高侃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护理费、误工费、残疾赔偿金、交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58666.08元（66916.08+1750-10000），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二、陈明尚应赔偿梁高侃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护理费、误工费、残疾赔偿金、交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36856.64元（57356.64+1500-22000），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三、驳回梁高侃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受理费1242元，减半收取621元，由梁高侃负担181元，徐天平负担240元，陈明负担200元。梁高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审法院申请退费；徐天平、陈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审法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宣判后，陈明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本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及程序上有错误，上诉人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理由如下：一、本案中一审法院已经确认上诉人陈明与被上诉人梁高侃系承榄关系，上诉人陈明与被上诉人徐天平也是承榄关系。既然陈明与梁高侃及吊机车主徐天平之间均是承揽关系，那么在本案的施工过程中的意外风险就应该由承包方梁高侃及吊机车主各自在自己承揽施工的范围内自行承担。且一审法院也确定了徐天平在吊机施工时具有吊机资质，所以陈明也没有选任过错，所以上诉人认为上诉人在本案中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一审法院将出事当天上诉人陈明不在场作为承担部分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二、一审中，被上诉人梁高侃、徐天平均没有提出上诉人陈明在向上家承包涉案工程时是否具有资质的问题，而一审法院主动审查，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程序错误。且在一审中上诉人也提供相应的陈明经营的杭州富阳区鹿山街道利达钢结构厂的营业执照，该营业执照上经营范围一栏明确载明，经营范围包括钢架结构、钢棚搭建，小型普通机械设备维修,所以上诉人陈明在承包涉案工程时是具有承包资质的。且在一审中，上诉人也向一审法院解释了为何陈明在一审认可向上一家公司承包了涉案工程，因为陈明经营的杭州富阳区鹿山街道利达钢结构厂的性质是个体工商户，经营者就是陈明，而陈明也是以该个体工商户的名义来承包的，因为当时梁高侃与徐天平均未提出上诉人方是否具备资质的问题，所以可能在一审中这一点的表述不是很清楚，但是事实上陈明确实是以该个体工商户的名义来承包涉案工程的。再者，从常理来解释，陈明开办上述个体工商户的目的也是为了在承包相关项目中具备相应资质，否则，陈明开办该个体工商户也就不存在任何意义了。所以，从此处也可以看出陈明当时是以上述个体工商户的名义承包涉案工程的，而不是以陈明个人名义。三、一审法院认为虽然陈明提供了钢结构厂的营业执照用以证明其具有承包涉案工程的相应资质，但是未提供承包合同等进一步证明涉案工程的具体来源、承包内容等情况，为了进一步查明案件事实，上诉人陈明提交了新的证据，即情况说明、吸收合并证明、杭州舒泰卫生用品有限公司工商注销登记、营业执照、安全协议、发票等，可以明确当时承包涉案工程的主体系陈明经营的个体工商户，即杭州富阳区鹿山街道利达钢结构厂。虽然当时梁高侃起诉时陈述发包的主体是杭州舒泰卫生用品有限公司，而安全协议是杭州富阳区利达钢结构厂与杭州千芝雅卫生用品有限公司签订的，因为在2016年5月4日，杭州千芝雅卫生用品有限公司已经吸收合并了杭州舒泰卫生用品有限公司，此后上述两家公司事实上已经是同一家公司。所以上诉人提供的新证据可以明确涉案工程的承包主体为杭州富阳区鹿山街道利达钢结构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亦错误。四、退一步说，无论上诉人是否具有承包资质，与本案也没有直接的关联性，因为这一点与本案的事故发生并没有直接的关联性。上诉人认为已经将涉案工程分别承包给了梁高侃及徐天平，且徐天平具有吊机资质，上诉人也不存在选任过失，而本次事故的发生是梁高侃与徐天平结合造成的，所以应由其双方共同来承担相应责任，而不应由上诉人来分担。五、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对本次事故的责任比例分配也不合理。梁高侃就本案两次向法院起诉，全部的庭审过程可以明确事故的发生最主要的责任人是梁高侃本人，因为其在施工过程中存在重大过失，所以上诉人认为其承担35%的责任比例过低，而徐天平是事故的直接责任人，承担35%的责任比例也过低，而上诉人在本次事故的发生中不存在任何过错却要承担30%，也完全不合理，对上诉人来说完全不公平。六、在事故发生时，事故的吊机在被上诉人太平洋财保富阳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故应由保险公司在保险范围内先行赔付。综上，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上诉人依据《民事诉讼法》之相关规定，特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1、依法撤销（2019）浙0111民初7919号民事判决，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即上诉人陈明应赔偿被上诉人梁高侃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护理费、误工费、残疾赔偿金、交通费、精神抚慰金等合计58856.64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梁高侃在二审中答辩称：一、本案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1、本案所涉钢结构厂房施工工程由上诉人陈明个人总承包，后将劳务施工承包给梁高侃，将吊机工作承包给徐天平，徐天平在操作吊机时发生吊钩滑脱，吊装的钢梁将梁高侃砸伤。且在事故发生时，上诉人陈明不在现场，原审法院审理的梁高侃诉陈明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案中对此已查明，在本案一审中上诉人亦自认。2、本案中上诉人陈明作为总承包人，其应对施工现场的安全负总责。但在施工期间未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在事故发生时也不在施工现场，未尽现场监督管理义务，未进行检查及时发现事故隐患，对徐天平的吊机作业违章操作未能立即制止，导致事故的发生。上诉人对梁高侃受伤具有过错，应承担相应责任。3、上诉人以其经营的杭州富阳鹿山街道利达钢结构厂为理由，主张其有经营资质，其理由不能成立。（1）《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筑法实施细则》规定了建筑施工企业从事建筑工程施工作业，从业人员需要取得相应执业资格证书，建筑企业需要取得相应等级的建筑企业资质证书，方可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从事建筑活动。（2）尽管杭州富阳利达钢结构厂的经营范围有钢架结构、钢栅搭建，但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还需要取得相应等级的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方可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从事建筑活动。但上诉人未取得相应等级的建筑企业资质证书，从业人员未取得相应的执业资格证书，其行为明显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法院对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行为主动进行审查完全正确。（3）上诉人提交的是安全协议，而非承包合同，且提交的情况说明也明确写明“当时双方没有签订书面的钢结构厂房承包合同”。安全协议签订的时间是2018年1月5日，协议期限是自2018年1月5日起至2019年1月5日，而上诉人承包钢结构厂房的施工工程是2018年7月，在上诉人还未承包钢结构厂房施工工程的6个月之前，上诉人就签订安全协议，明显违反常理。实际上，无论上诉人是以自己名义还是以个体工商户名义承包钢结构厂房的施工工程，都是没有承包施工资质的。5、上诉人违法承包涉案的钢结构厂房施工工程后，又将涉案工程分别承包给了梁高侃和徐天平，尽管徐天平有吊机资质，但上诉人对施工现场的安全生产负总责，需要配置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进行现场监督，确保施工安全，上诉人不能因为将吊机业务承包给了徐天平，安全责任也一包了之。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对梁高侃的受伤应承担一定的过错责任，符合法律规定。6、一审法院对本次事故的责任比例分配不合理，梁高侃承担的责任比例过高。在本次事故过程中，梁高侃因徐天平吊装时没有信号指挥人员而临时帮助，徐天平在明知梁高侃还在起重臂下的情况下，违反安全规定进行起吊作业，致使吊机过程中发生吊钩滑脱，吊装的钢梁落下砸中梁高侃导致受伤，好意帮助的梁高侃仅因没有离开起重臂下，就要承担35%的责任不合理，对梁高侃来说不公平，梁高侃为息事宁人而未上诉。7、事故发生时，事故吊机在太平洋财保富阳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根据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保监厅函（2008）345号《关于交强险条例适用问题的复函》规定：“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43条的立法精神，用于起重的特种机动车辆在进行作业时发生的责任事故，可以比照使用该条例”，保监会作为保险行业管理机关，其对交强险条例使用问题的复函对保险公司具有适用性，按照此复函的精神，特种车辆在作业过程中发生责任事故，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的赔偿范围内予以理赔。其次，从保险合同的责任免除条款来看，《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也并未专门说明该条例不适用于特种车辆在作业过程中发生的损害赔偿，故该案应适用于交强险赔偿。一审法院仅因事故不属于交通事故而认为保险公司不承担交强险赔偿责任错误，应予纠正。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二审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徐天平在二审中答辩称：一、上诉人未将吊机工作承包给徐天平，双方之间没有承包合同，不存在承包关系，徐天平只做了半天工，获得报酬600元。案涉工程现在已经完成了，后面不是徐天平做的。二、徐天平不存在违章操作，其具备相应的资格证，一审对此也已经认定了。因此，徐天平不应该承担35%的责任。三、系天平和上诉人不存在承揽关系。 太平洋财保富阳支公司二审中答辩称：本案一审已经作出明确判决，太平洋财保富阳支公司不承担交强险赔偿责任。依据杭州中院民事审判2014年第15期答疑，本案此种情形不属于道路交通事故，不属于交强险责任范围。 二审中，上诉人陈明向本院提供下列证据：（1）桐庐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吸收合并证明》1份，（2）杭州舒泰卫生用品有限公司工商注销登记1份，欲共同证明2016年5月4日杭州千芝雅卫生用品公司吸收合并了杭州舒泰卫生用品有限公司，两公司此后系同一家公司。（3）杭州千芝雅卫生用品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1份，（4）《相关施工、维修方安全、环境协议书》1份，（5）发票1份，欲共同证明发包案涉工程时，杭州千芝雅卫生用品公司与杭州富阳区鹿山街道利达钢构厂签订了安全协议，承包的主体是杭州富阳区鹿山街道利达钢构厂，而非陈明个人。（6）杭州富阳区鹿山街道利达钢构厂的营业执照1份，欲证明陈明经营的杭州富阳区鹿山街道利达钢构厂具有承包案涉工程的相应资质。经质证，梁高侃对上述证据（1）、（2）的三性均无异议，对证据（3）的真实性认可，但对证明内容不认可，其中明确说明案涉工程是陈明用钢结构厂名义承包的，也明确说明了案涉工程没有签订承包合同，对证据（4）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可能是事后补签，对关联性也有异议，认为与本案无关，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内容不认可，认为可能不是本案的发票，对证据（6）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显示杭州富阳区鹿山街道利达钢构厂是个体工商户，根据法律规定，从业人员应取得资格证书。徐天平对证据（1）认为与本案无关，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对证据（3）、（4）、（5）无异议，对证据（6）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上诉人在案涉工程中有资质。太平洋财保富阳支公司放弃质证权利，表示由法院审核。本院对陈明提供的证据（1）、（2）、（3）、（5）、（6）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据（4）的形式真实性予以确认。被上诉人梁高侃、徐天平、太平洋财保富阳支公司二审没有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材料。 经审理，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另查明，案涉车辆在太平洋财保富阳支公司处投保了交强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 本院认为，各方对被粱高侃受伤造成的损失数额均未持异议，故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原审法院判决陈明对粱高侃的损失承担30%的责任是否正确；2、本案是否属于交强险理赔范围。关于焦点1：原审法院根据各方当事人的陈述、生效裁定的认定及在案证据等，确认陈明与梁高侃之间系承揽关系，陈明对此未表异议，但认为案涉工程的承包主体是其经营的个体工商户杭州富阳区鹿山街道利达钢构厂，而非陈明个人，且该钢构厂具有承包案涉工程的相应资质，故陈明不存在过失，不应承担责任。本院认为，陈明在本案一审及（2019）浙0111民初4834号案件中均认可系其个人承包的案涉工程，且即使案涉工程系以陈明经营的杭州富阳区鹿山街道利达钢构厂的名义承包，该钢构厂的经营范围包括钢架结构、钢栅搭建，小型普通机械设备维修，但承包案涉钢结构厂房的建设工程，应具备相应政府职能部门颁发的资质证书，现陈明未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其或其经营的钢构厂具备相应承包资质，故本院对其该上诉理由不予支持。同时，陈明将案涉工程的部分交由粱高侃承揽，但粱高侃自述其并无相关资质，陈明二审对此也无异议，此外，现有证据也未能证明陈明对施工现场的风险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预防和管控。故原审法院认定其具有一定过错，并根据本案实际，酌定由其承担30%的责任并无不当。关于焦点2：《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四十三条规定：“机动车在道路以外的地方通行时发生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赔偿，比照适用本条例。”本案发生的事故虽不是在吊车通行时发生，但吊车属特种作业车辆，专项作业系其最主要的功能，行驶状态并非常态，而作业状态才是常态，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的立法精神以及交强险的保险性质来看，吊车在作业时发生事故致人损害，应比照适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的相关规定。且2008年12月5日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在给有关法院的保监厅函【2008】345号《关于交强险条例适用问题的复函》中亦已明确：“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43条的立法精神，用于起重的特种机动车辆在进行作业时发生的责任事故，可以比照适用该条例。”因此，案涉事故应属于交强险理赔范围，原审法院在此问题上处理不当，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2019）浙0111民初7919号民事判决。 二、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富阳支公司应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范围内支付给粱高侃1200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 三、徐天平尚应赔偿梁高侃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护理费、误工费、残疾赔偿金、交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16666.08元（71188.81×35%+1750-10000），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 四、陈明尚应赔偿梁高侃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护理费、误工费、残疾赔偿金、交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856.64元（71188.81×30%+1500-22000），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 五、驳回梁高侃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受理费1242元，减半收取621元，由梁高侃负担181元，徐天平负担240元，陈明负担200元。梁高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审法院申请退费；徐天平、陈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审法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二审受理费474元，由陈明负担。 审判长  俞建明 审判员  韩 昱 审判员  孔文超 二〇二〇年九月三十日 书记员  刘小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