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06民初32409号原告：广州市景弘制衣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法定代表人：易定平，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永龙，广东鹏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市优仕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法定代表人：陈桂兰，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涛，该公司员工。原告广州市景弘制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景弘公司）与被告广州市优仕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优仕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11月13日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景弘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易定平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永龙，被告优仕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涛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景弘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向我公司支付定作款项179906.7元及利息（以179906.7元为基数，自2018年3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偿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我公司与被告于2016年10月31日签订了《采购合同》，被告向我公司定作了T恤一批，双方约定了材料供应、质量及技术标准、出货期、付款方式等。合同签订后，我公司即组织生产，被告提供辅料及派员跟进生产，我公司如期生产完成并将货品全部交付给了被告，被告称付款困难，后被告向我公司交付一批成衣用以抵付部分货款，尚有部分余款一直拖欠未付。我公司现向法院起诉，还望法院查清事实，支持我公司的诉讼请求。优仕公司辩称：1．原告提出2016年10月31日签订采购合同交货期是2018年3月30日，我公司认为该采购合同无效，成衣交货时间不会那么长，明显不合理。原告依据采购合同提出请求，我公司认为原告没有依据该合同出货并有我公司已签收的收货单或入库单，原告未举证证明其履行了交货义务。2．原告提供的3张支票，分别是2018年9月30日、2018年10月31日、2018年12月31日，各10万元，金额是30万元，与原告提出的诉求不对应。原告提供的合同金额是455550元，没有证据证明该3张支票就是用于支付原告主张采购合同金额的货款。且上述3张支票属于作废支票，没有理由认定我公司欠原告以上金额货款。3．原告提供的6张增值税发票金额是552211元，开票时间和金额无法与合同金额及合同交货期对应，没有对应关系，只能证明原告以前欠我公司的发票补开，无法证明我公司欠原告以上金额货款。4．原告与魏元芳的微信记录不能证明我公司欠原告以上货款，我公司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景弘公司与优仕公司有多次买卖交易往来。关于双方的交易习惯，景弘公司表示由优仕公司向其发出订单，双方签订采购合约后景弘公司开始进行生产，生产完成后优仕公司到景弘公司的工厂验货并提供验货报告，货物由景弘公司送货上门或优仕公司自提。优仕公司表示双方在交易前先确定交易合约，合约中包含了采购数量、货品名称、单价和交货期；合约签订及货物生产完毕后，工厂送货到优仕公司指定的仓库，由优仕公司签字确认合格并提供验货报告后才能入库。景弘公司提供了《采购合约》、《送货单》、《服装产品检验报告》以及优仕公司的付款记录等，欲予证明双方的交易往来情况。景弘公司（供应商）提供了其公司与优仕公司（采购公司）签订的《采购合约》（合约编号：UC-18011），主要约定：1．优仕公司向景弘公司订购3600件针织类产品，总订货金额455550元；2．付款方式为合同签订后10天内付10%订金，出货前由QC查货可以走货后开四到五个月的90%货款支票，入账当月开具对应金额的发票；3．详细产品明细请参照确认样与产前确认样，以下价格含有17%增值税发票，供应商必须在采购方付款的前7天开具发票给采购方，详细产品明细请参照本合同附件，等。合同附件载明了产品的品名、材料、面料编号、颜色、数量、金额、配码、交货期2018年3月30日等。景弘公司于2018年2月陆续向优仕公司开具了税率为17%、总额为552171元的增值税发票。优仕公司向景弘公司交付了3张华夏银行支票，出票日期分别为2018年9月30日、2018年10月31日、2018年12月31日，每张支票的金额均为100000元，共计300000元，后上述支票未兑付。景弘公司提供了对账单、其法定代表人易定平与优仕公司魏元芳的微信聊天记录及其中的表格，欲予证明优仕公司尚欠其货款179906.7元。对账单中载明了送货单号、合同、数量、单价、应收金额、收订金及货款、应收余额等，右下角加盖有优仕公司合同专用章，合同专用章上即合计应收余额旁手写有“544038.7、陈穗保、18.5.10”字样。景弘公司表示上述对账单来源于双方财务对账的QQ聊天记录。2019年2月27日，魏元芳通过微信表示“景弘1月底的出货，数量4164，结算金额407800元（表格中405775，少了2025元）”，易定平回复称“魏总，我实际收到的货只有4149件，我年前就把实收数明细发到你邮箱了”，魏元芳答复到“没问题，振（按）你们的收货计算”。2019年6月4日，易定平向魏元芳发送了一张表格的图片，并称“魏总您好！退货已清理完，共177件，现余款179906.7，您看怎么处理”，魏元芳回复称“我再发一份库存的表格给您再挑货吧”。微信聊天记录中的表格载明了合同、品名、数量、单价、应收金额、收订金及货款、应收余额等，其中成衣抵货款405775元，应收余额本为544038.7元，最终合计为179906.7元。优仕公司表示魏元芳为其公司的原总经理，大概于2019年2月份离职，对于上述对账单及微信聊天记录，优仕公司均不予确认。景弘公司表示上述对账单及表格反映的金额是双方交易过程中所涉及的整体金额，故优仕公司欠付的款项不仅包括本案合同金额还涉及到其他合同金额。另外，双方在交易过程中是按照实际的货物数量进行结算。关于利息的起算时间，景弘公司表示其交货后优仕公司就应当付款，根据微信聊天记录，双方最终于2019年2月27日对账，优仕公司用部分成衣抵扣了部分货款后的余额为179906.7元，从确认之日起计算利息。本院认为：景弘公司与优仕公司签订的《采购合约》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依法成立并生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优仕公司以采购合约中约定的交货期限过长为由主张合同无效，未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根据景弘公司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易定平已于2019年6月4日向优仕公司的魏元芳发送消息称余款为179906.7元并附上相应计算表格，魏元芳对此并未提出异议。考虑到易定平曾就案涉欠款与魏元芳进行过沟通，且优仕公司当庭确认魏元芳为公司的原总经理，可见魏元芳对外有权代表优仕公司，虽然优仕公司主张魏元芳已于2019年2月离职，但并未提供相应证据，故本院结合景弘公司提供的证据以及双方的交易习惯，认定179906.7元欠款属实，优仕公司应予支付。景弘公司还主张从2018年3月1日起计算利息，但未有相应依据，本院调整利息的计算方式为：以179906.7元为基数，从双方余款确定之日即2019年6月4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从2019年8月20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广州市优仕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广州市景弘制衣有限公司支付货款179906.7元；二、被告广州市优仕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广州市景弘制衣有限公司支付利息（以179906.7元为基数，从2019年6月4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从2019年8月20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三、驳回原告广州市景弘制衣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100元，由被告广州市优仕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苏 扬人民陪审员  吴文龙人民陪审员  刘彬山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七日法官助理朱琳书记员余颖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