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2020）晋民申954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晋商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某，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付某，北京隆安（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某，北京隆安（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刘某，住太原市尖草坪区。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邹某，住太原市尖草坪区。   再审申请人晋商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因与被申请人刘某、邹某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01民终24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晋商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再审称，其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六项之规定，应予再审并依法改判。请求：1.撤销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01民终2430号民事判决书；2.依法改判被申请人向再审申请人履行借款合同约定的还款责任，归还借款本金19833.34元及贷款账户管理费3570元、截止2017年9月10日的罚息627.35元、滞纳金160元，四项合计24190.69元，并承担从2017年9月11日起至欠款本息等还清之日止的罚息、滞纳金；3.诉讼费、律师费等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   事实和理由：（一）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因犯罪行为认定“原被告与案外人王某控制下的易某旅游公司之间的贷款交易模式所涉及的一系列合同及协议，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是错误的，并无证据证明相关合同构成“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1）“非法目的”仅指双方当事人的目的，而非另一方当事人（本案申请人）的目的。”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评价对象是易某旅游公司与被申请人之间的全部合同，其中的“非法目的”应指易某旅游公司与被申请人通过合同合意欲共同实现的目的。最高法院认为，“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适用前提是双方存在非法目的的合意或者一方明知对方有非法目的。本案中，与犯罪相关的合同有三个，即《团队出境旅游合同》、《消费贷款合同》与《晋商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合作机构合作协议》。团队出境旅游合同的主体是易某公司和被申请人，生效的刑事判决确定的被害人是被申请人。消费贷款合同的主体是被申请人和申请人，案外人王某控制下的易某旅游公司并非消费贷款合同的主体，更不是刑事案件中所直接涉及的合同。同时，生效刑事判决已经确认，案外人易某公司一方有非法目的，故本案犯罪所涉三个合同均不符合《合同法》中“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形，可见，原一、二审法院认定是错误。（2）《消费贷款合同》、《团队出境旅游合同》、《合作机构合作协议》是不同合同主体之间的合同。2.判决被申请人不承担还款责任将导致民事判决与已经生效的刑事判决相矛盾的严重后果。已经生效的（2018）晋0109刑初451号刑事判决认定王某诈骗罪的对象是被申请人，判决继续追缴犯罪所得发还各被害人，被申请人的损失在刑事判决中得到赔偿，王某的犯罪所得就是被申请人从银行处申请的贷款，如果法院判决驳回申请人的诉请，将直接导致被申请人可以一边接受刑事案件中退赃的赔偿，另一边又不需要将所借的贷款进行清偿，由此作为被害人不但无损失还从中获利。在消费贷款合同不构成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况下，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被申请人从王某处获得的赔偿，理应向合同相对方即申请人归还借款本息，如此，民事判决方能与生效的刑事判决相一致。   （二）原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原判决依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款判定“该贷款模式下所签订的一系列合同及协议无效”属于适用法律错误。1.因犯罪行为直接否认犯罪所涉全部合同均为无效是错误的。原一、二审法院犯了一个错误，即直接简单的以当事人的犯罪行为来否定犯罪所涉合同的效力，原审判决对于所涉贷款合同内容只字未提，并未审查具体合同内容有无合同无效之情形。根据公私法区分理论，民事规制与刑事规制为并存关系，且基于法律部门自治性原理，民事争议只能根据民法自身规则加以裁断，“不应将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与合同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混为一谈。”纵然刑法是具有最高强制力的法律，但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只存在强弱之差，不存在高下之别，刑事责任的成立，并非代表其他关联民事行为无效，否认其他民事法律关系及民事意思表示。2.消费贷款合同是合同双方真实意思的表达，应当认定合法有效。贷款客户和晋商消费金融股份公司签订合同都是他们自身意思的真实表达。就被申请人而言，办理贷款的目的是借钱，借钱意思表示是真实的，申请人对此有充分的信赖，申请人对假按揭行为并不知情。因而，对作为善意相对人的申请人的利益要加以保护，不能因为其他的关联事项有问题，就认定借款合同无效。至于其借钱后，款项支付到旅游公司，旅游公司是否为申请人提供旅游服务，是另一个法律关系。《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签订的合同无效，是指签订合同的当事人之一有非法目的，而不是指合同签订当事人之外的第三方有非法目的。因此，申请人认为原一、二审法院引用法条错误。3.贷款合同合法有效且已履行完毕，被申请人理应归还贷款本息。贷款合同已经履行完毕，申请人已经依据贷款协议的约定履行了放款义务，如果认定无效，那么，在整个事件中无任何过错的申请人的损失将由谁来弥补？4.不论山西易某国际旅游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签订的旅游服务协议是否履行，被申请人均需要承担还款责任，申请人理应依据借款协议履行回款义务。依据被申请人签署的风险告知书第5条，“在贷款生效后，被申请人在消费过程中所发生的任何纠纷，包括在消费中由商品或服务质量产生的问题，均不影响被申请人履行还款义务。”   本院经审查认为，晋商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再审理由不成立，理由如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本案中，在双方对合同法律行为主体要件和内容要件没有争议的情况下，重点考察双方合同行为是否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以及是否影响合同效力。   关于双方合同行为意思表示是否真实。首先，从合同签订的背景来看，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晋商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与刘某签订《晋商消费金融公司耐用消费品贷款业务申请书》和《一般消费贷款核准确认书》并非孤立存在，该合同是基于晋商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同易某旅游公司签订的《晋商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合作机构合作协议》及刘某与易某旅游公司签订的《团队出境旅游合同》而签订的，上述一系列协议形成了《晋消畅游贷（易某）》的贷款模式。其次，从合同签订的时间顺序来看，原审已经查明，晋商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与案外人易某旅游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在2016年6月14日，刘某与案外人易某旅游公司签订《团队出境旅游合同》在2016年10月17日，刘某于2016年10月17日在《晋商消费金融公司耐用消费品贷款业务申请书》上签字，并于2016年10月18日在《一般消费贷款核准确认书》上盖章、签字。再次，从合同的履行情况来看，2016年10月19日，晋商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向案外人易某旅游公司的对公账户中打款23800元。   结合前述事实分析，晋商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出借人，明知本案贷款合同系《晋消畅游贷（易某）》贷款模式的一个环节，且将款项打入了易某公司的帐户，其真实意思并非为刘某提供贷款。刘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明知本案贷款合同系《晋消畅游贷（易某》贷款模式的一个环节，却在晋商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的业务申请书签字，目的是为了免费出境旅游。故晋商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与刘某之间签订贷款合同的行为并非真实意思表示，晋商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所称其与刘某的消费贷款合同是真实意思表示，其与易某旅游公司合作是为了避免贷款用途的单一性，防止个人倒贷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双方合同的效力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结合前述分析，晋商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与刘某以虚假意思表示实施的合同行为无效。对于申请人所称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签订的合同无效，是指签订合同的双方当事人有非法目的，是对法律规定的一种理解方式，而该规定并未排除犯罪行为人非法目的介入对合同效力的影响。本案中申请人与刘某签订的合同是构成案涉刑事犯罪链条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应认定该协议的签订目的不具备合法性，故原审法院以该协议系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为由认定合同无效并无不当,申请人提出原审适用法律错误的事由不成立。   关于申请人所称民事判决与王某诈骗罪的刑事判决相矛盾的事由，因本案对双方合同效力的认定并未影响申请人以其他方式主张权益，故该申请事由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申请人晋商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六项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晋商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殷 泽   审判员 马云跃   审判员 王荣平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 李燕华   书记员 刘宇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