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6民终220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啟超，男，1976年8月20日生，汉族，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人，小学文化，农民，住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履华，云南元度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啟翠，女，1969年1月5日生，汉族，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人，小学文化，农民，住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阳梅，云南王建海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原审第三人：刘啟云，男，1960年10月20日生，汉族，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人，住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原审第三人：刘啟军，男，1971年3月14日生，汉族，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人，小学文化，农民，住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原审第三人：刘启江，男，1966年2月23日生，汉族，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人，不识字，农民，住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上诉人刘啟超因与被上诉人刘啟翠、原审第三人刘啟云、刘啟军、刘启江共有物分割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人民法院(2020)云0602民初22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因双方当事人在二审中均未提交新的证据，也无新的事实和理由，不开庭进行了审理。由审判员王宇波担任审判长，审判员陈贵琼主审、杨胜洪参加评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啟超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刘啟翠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刘啟翠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关于刘啟翠是否具备家庭成员资格的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一、刘啟翠并不具备家庭成员资格，无权参与土地补偿费用的分配。根据《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6条规定，刘啟翠具有集体经济组织社员资格和集体经济组织家庭成员资格，是享有土地征用补偿费用分配权的必要及唯一条件，是参与土地补偿费用和房产分配的基础，具备两者才能获得分配权。刘啟翠于1992年分户独立生活，原承包土地家庭也将其量化分配的承包土地分给了刘啟翠，也获得了相应的集体土地，将分配所得的土地独立耕种。第二轮土地延包（承包）后，其不再是上诉人家庭成员承担土地不被抛荒、弃耕、上交村提留和交公粮的义务人员之一，不是上诉人的家庭成员，其生产、生活与本案所涉的土地和房产不具有生成依赖性，故无权参与土地补偿款和房产的分配，无论是从实体还是程序上，法院均应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二、本案所涉及的补偿款项不属于遗产继承的范畴，不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来调整。本案中，刘啟翠与上诉人、第三人虽然均系刘阳清、李永珍所生子女，承包期内部分家庭成员的死亡并不导致家庭承包户的消亡，只要没有新一轮的发包，即生不增，死不减，丧失家庭成员资格的无权行使土地承包经营权。更为重要的是早在1992年已分配了家庭承包土地给刘啟翠，其不再是家庭成员。其已经获得其应得的征地补偿利益，该补偿费虽然以承包人口进行量化补偿，但属于对家庭丧失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补偿，不属于遗产继承的财产范围，不应以个人为主体予以继承。本案所涉的土地征收补偿是在2018年由昭阳区城管委下发[2018]4号文件所确定，本案当事人父亲刘阳清、母亲李永珍分别于2012年3月、2016年去世，土地征收补偿是在刘阳清和李永珍去世后所产生的，属于家庭承包土地的范围，不属于遗产，故本案不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来调整。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若本案按继承处理，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故本案中刘啟翠也分不到本案所涉财产，其未赡养父母，一直由上诉人及第三人赡养，参与分配违反公平原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三条第四款的规定，被上诉人不尽扶养义务不应分得财产。被上诉人刘啟翠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2019年至2020年政策性棚户区改造，作为1982年官坝社区二组承包人口之一的刘阳清、李永珍、刘啟兴在本次失地安置中根据[2018]4号文件进行安置，刘啟翠诉请的是前述三人承包人口的失地安置补偿利益。刘啟翠与本案上诉人、第三人同为1982年户主刘阳清户内的承包人口，刘阳清、李永珍、刘啟兴的失地安置补偿利益应由五人平均享有。一审并未适用继承法相关规定，上诉人的主张相互矛盾。刘啟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确认刘阳清、李永珍名下的失地安置补偿利益由本案当事人共同按份共有，且各自所占份额为总补偿利益的五分之一；2.判决刘啟翠及第三人将应得的五分之一补偿给刘啟翠；3.刘啟翠诉请时的财产价值30万元，以人民法院最终查证的价值为准；4.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刘啟翠及第三人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啟翠与刘啟超、第三人刘啟军、刘启江、刘啟云系兄弟姐妹关系。1982年土地承包到户时，承包户主系父亲刘阳清（本案当事人之父），土地承包人口包括：父亲刘阳清、母亲李永珍、女儿刘啟翠、儿子刘啟超、刘啟军、刘启江、刘啟云、刘啟兴8个承包人口。刘阳清、李永珍、刘啟兴已去世。另查明，刘啟兴去世前婚姻状况系未婚，未生育子女。2018年4月20日昭阳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经营委员会出具昭阳区城管委通[2018]4号文件，该文件对征地拆迁安置的安置范围、安置对象、安置方式中失地安置标准等事项作出规定，其中安置对象以1982年的承包人口为基数，生不增、死不减。已成为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的在编在册人员不属于安置对象。刘阳清、李永珍、刘啟兴属官坝社区二组1982年的承包人口，按照上述文件进行安置。刘啟翠、刘啟超及第三人因刘阳清、李永珍、刘啟兴的安置补偿利益产生争议。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以刘阳清为户主的承包人口失地安置补偿利益是否由刘啟翠、刘啟超及第三人共同享有，份额如何确定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依法承包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第十五条：“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三十二条：“承包地被征收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有权依照本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获得相应补偿。”根据上述法律规定，结合刘啟翠提交的证据，以及庭审中刘啟超及第三人对在1982年土地承包到户时，是以刘阳清为户主进行承包土地，承包土地人口为刘阳清、李永珍、刘啟翠、刘啟超、刘啟军、刘启江、刘啟云、刘啟兴8人未提出异议的事实，同时参照昭阳区城管委通[2018]4号文件的规定，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依法承包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是以户为承包主体，农户内家庭成员依法平等享有承包土地的各项权益。承包地被征收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有权获得相应补偿。本案中，刘啟翠、刘啟超、第三人刘啟军、刘启江、刘啟云及死者刘啟兴虽系刘阳清、李永珍所生子女，但以户为单位承包土地决定了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继承与一般的继承不同，承包期内部分家庭成员的死亡，并不导致家庭承包户的消亡，土地承包经营合同也未终止，故承包地也不发生继承。征地补偿利益属于对承包人口丧失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补偿，不属于承包收益。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的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属于公民个人遗产范围，故案涉的刘阳清、李永珍、刘啟兴的征地补偿利益不属于遗产，应由承包该土地的承包人口平等享有，基于此，本案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调整的范畴，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相关规定。因此刘啟翠系承包户主刘阳清户下的家庭成员，刘阳清、李永珍、刘啟兴作为承包人口所获得的安置补偿利益应属于刘阳清全户人员共同共有的财产性利益，在本案中，对征地补偿利益及其份额不予以确定，由家庭成员内部协商处理，协商不成可另案解决。二、关于刘啟翠的诉求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是否应当予以支持的问题。根据案涉的安置补偿方案昭阳区城管委通[2018]4号文件的规定，本案中征地拆迁安置补偿是以1982年的承包人口为基数，生不增、死不减。结合庭审查明的事实，即1982年刘阳清户共有土地承包人口8人，分别是刘阳清、李永珍、刘啟翠、刘啟超、刘啟军、刘启江、刘啟云、刘啟兴，现刘阳清、李永珍、刘啟兴已去世，可知刘阳清一户的承包地现在的承包人口应是刘啟翠、刘啟超、刘啟军、刘启江、刘啟云5人，案涉的征地安置补偿利益也应该由刘啟翠、刘啟超、刘啟军、刘启江、刘啟云五人平等享有。刘啟翠主张由刘啟翠、刘啟超及第三人平均分配父亲刘阳清、母亲李永珍及其兄长刘啟兴的安置补偿利益，符合民法的公平原则，予以支持。刘啟超及第三人辩称其父母在世时已对其及刘啟兴的房屋、土地等财产进行了分家，全部分配给了刘啟超及第三人，且父母在世时刘啟翠未尽到赡养义务，父母去世后刘啟翠也未出资安葬的费用，因此无权享受安置补偿利益。对此，刘啟超及第三人的抗辩主张与本案争议的政府征地拆迁安置补偿利益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刘啟超及第三人可另案解决，对刘啟超及第三人的抗辩主张，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条之规定，判决：一、由刘啟翠与刘啟超、第三人刘啟军、刘启江、刘啟云平均享有承包土地人口刘阳清、李永珍、刘啟兴所获得的政府安置补偿利益；二、驳回刘啟翠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刘啟超认为刘啟翠不具备家庭成员资格，不应参与分配。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一致。归纳双方诉辩主张，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一审判决刘啟翠、刘啟超、刘啟军、刘启江、刘啟云平均享有承包土地人口刘阳清、李永珍、刘啟兴所获得的政府安置补偿利益是否恰当。针对本案争议焦点，本院综合评判如下：本案涉及的安置补偿方案，根据《昭阳区城管委通[2018]4号》“昭阳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昭通中心城市规划区集体土地上征地拆迁试点安置补偿办法（试行）的通知”，案涉征地拆迁安置对象“以1982年的承包人口为基数，生不增、死不减”，安置对象是以1982年承包人口为基数，本院认为，本案案涉拆迁征地1982年时承包人口是刘阳清、李永珍、刘啟翠、刘啟超、刘啟军、刘启江、刘啟云、刘啟兴，而刘阳清、李永珍、刘啟兴已去世，则根据1982年承包人口所得的安置补偿利益应由尚存的刘啟翠、刘啟超、刘啟军、刘启江、刘啟云五人共同享有，一审判决刘啟翠、刘啟军、刘启江、刘啟云平均享有承包土地人口刘阳清、李永珍、刘啟兴所获得的政府安置补偿利益既符合案涉征地拆迁安置补偿方案也符合公平原则。刘啟超以刘啟翠不具备家庭成员资格、本案当事人已分家、刘啟翠未尽生养死葬义务等主张其无权享受安置补偿利益的理由，均与本案争议的政府征地拆迁安置补偿利益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也不能成为刘啟翠不能共享征地拆迁补偿利益的事由。综上所述，刘啟超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00元，由上诉人刘啟超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判决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如果义务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若义务人不主动履行本判决，权利人可在本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后的二年内向原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审判长 唐 丽审判员 王宇波审判员 陈贵琼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马 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