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云08民终177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于长春，男，1971年11月6日生，汉族，住北京丰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学柯，云南思润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为特别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普洱茶王茶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普洱市宁洱县宁洱镇。 法定代表人：纪翔，系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红芳，北京大成（昆明）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 上诉人于长春因与被上诉人普洱茶王茶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茶王集团）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以下简称宁洱县）人民法院（2020）云0821民初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并于2020年9月28日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法庭调查和质证，上诉人于长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学柯、被上诉人茶王集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红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于长春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于长春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茶王集团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案件事实错误。首先，对于长春担任茶王集团营销副总裁的事实没有进行阐述和认定。于长春自签订《合作协议》开始就着手为茶王集团设立北京襄廷茶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襄廷公司），《合作协议》确定了于长春为茶王集团营销副总裁，于长春担任襄廷公司总经理职务系受《合作协议》约定和茶王集团指定，属于一个劳动关系一岗双职务的情形。《2017年目标管理责任书-营销副总裁》可以证实于长春的岗位是集团营销副总裁。其次，于长春的工资一直由茶王集团控制和发放，于长春未与任何企业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与茶王集团达成《合作协议》并按照茶王集团的管理和控制开展《合作协议》约定的工作，工资发放及数额上依赖于茶王集团。茶王集团通过于长春、于长春的母亲刘茹芹、妹妹于长鑫以及昆明公司、北京公司、茶王集团进行关联发放，是为了规避税收及劳资关系。在工资发放过程中，于长春处于劣势地位，受茶王集团的管理和控制，不可能对抗用人单位的工资发放方式。2、一审法院未全面、客观的审查证据，未对证据的证明力大小进行充分论证。首先，于长春提交的证据已形成证据链条，可以判断案件基本事实，一审法院选择性的挑选证据支持茶王集团的辩解，忽略了客观事实。其次，茶王集团提交的证据大部分来源于襄廷公司，于长春否认与襄廷公司发生劳动关系，一审法院超出诉讼请求范围对于长春是否与襄廷公司构成劳动关系进行论证不当。再次，一审法院对于长春提交的证据全部采信，但却对内容视而不见，对茶王集团提交的19组证据的选择性采信是对证据之间的重大矛盾回避。综上，于长春的工资系持续、稳定的规律发放至被迫离职，一审法院没有对《合作协议》的性质作出正确和客观的认定，没有结合全案事实及争议焦点对证据之间的关联性和逻辑性进行合理、合法的阐述和法律论证，也没有要求茶王集团对证据的重大矛盾作出合理解释和说明，变相加重了于长春的举证责任，作出错误的事实认定，导致适用法律错误和不全面。 茶王集团未提交书面答辩状，当庭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于长春的上诉请求。根据仲裁及一审举证质证和庭审情况，充分证实于长春是襄廷公司员工，其在襄廷公司购买了社会保险，工资也由襄廷公司发放，受襄廷公司规章制度的约束，并且其主动离职手续也是和襄廷公司办理，于长春作为襄廷公司的总经理，有相应的权利自行操作与襄廷公司的相关用工手续及业务手续，因此其与襄廷公司所发生的劳动关系的证据真实合法有效。茶王集团作为襄廷公司的母公司，在对襄廷公司行使股东知情权过程中，与襄廷公司的代表（总经理）于长春发生了一些形式上的证据，客观事实上是集团公司与襄廷公司之间业务监督和往来资料，于长春以此认为与茶王集团存在劳动关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 于长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于长春与茶王集团系事实劳动关系；2、判令茶王集团向于长春支付11个月双倍工资的差额部分440000元；3、判令茶王集团向于长春支付经济补偿金100000元；4、判令茶王集团向于长春支付赔偿金200000元；5、判令茶王集团向于长春支付拖欠工资122727元；6、判令茶王集团支付2018年度绩效工资113182元；7、判令茶王集团额外支付一个月的工资40000元。以上第2、3、4、5、6、7项合计1015909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9月17日，于长春与茶王集团签订《合作协议》，就合作期限、聘用岗位及职责、薪酬、考核办法等作了约定。于长春向宁洱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1、确认于长春与茶王集团双方系劳动关系；2、裁决茶王集团向于长春支付11个月双倍工资的差额部分440000元；3、裁决茶王集团向于长春支付经济补偿金100000元；4、裁决茶王集团向于长春支付赔偿金200000元；5、裁决茶王集团向于长春支付其部分拖欠的工资122727元；6、裁决茶王集团额外支付于长春一个月的工资40000元。2019年11月19日经宁洱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宁劳人仲裁字（2019）第05号仲裁裁决书裁决：“驳回申请人的六项仲裁请求”。于长春不服裁决，在法定期限内起诉要求：1、请求确认于长春、茶王集团双方系事实劳动关系；2、判令茶王集团向于长春支付11个月双倍工资的差额部分440000元；3、判令茶王集团向于长春支付经济补偿金100000元；4、判令茶王集团向于长春支付赔偿金200000元；5、判令茶王集团向于长春支付其部分拖欠的工资122727元；6、判令茶王集团支付2018年度绩效工资113182元；7、判令茶王集团额外支付一个月的工资40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在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中，认定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动关系是否存在，不仅应审查其主体资格是否合格，是否有书面的劳动合同，还应当审查当事人之间是否符合劳动关系的实质要件，是否发生实际用工，劳动者是否提供有偿劳动并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等。（一）关于《合作协议》的性质问题。判断一个协议是否为劳动合同，不能仅仅关注其形式约定，更重要的是分析其订立协议之初双方的合同目的。就本案来看，虽然协议中有类似劳动合同条款（如薪酬、考核办法，甚至是试用期）的约定，但综合全案分析，双方订立协议的主要目的系完成北京销售公司设立和开办工作（协议第五条第3项），而不是建立劳资关系。该合同目的的逻辑关系是茶王集团欲在北京地区投资开办公司，于长春借助自身的优势条件替茶王集团完成北京销售公司设立和开办工作，茶王集团支付相应咨询服务费（于长春第二组证据），作为合作条件，北京销售公司成立后，于长春可以作为该新成立公司的员工（后经查实为公司经理）与新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协议第七条）。故2016年9月17日于长春、茶王集团签订的《合作协议》系一般的合作协议，并非劳动合同。（二）关于于长春、茶王集团、襄廷公司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首先，襄廷公司系茶王集团全额投资的关联子公司。庭审中于长春、茶王集团对此并无异议，且2016年9月17日于长春、茶王集团签订《合作协议》的主要合同目的就是开办襄廷公司。其次，于长春系襄廷公司的员工，其与襄廷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茶王集团提交的第四组证据《企查查》查询表能够证明襄廷公司于2016年11月2日设立，于长春自襄廷公司设立至2019年1月22日离职退出期间一直任公司经理。茶王集团提交的第六、七、八组证据能够证明：2016年10月至2018年11月，襄廷公司员工（包括于长春在内）工资均由于长春作为审批人进行审核发放，于长春及其它员工向襄廷公司报销业务费均由于长春作为审批人审批发放。茶王集团提交的第三组证据《社会保险网上申报查询系统打印表》能够证明：于长春的社保于2016年12月21日增加到襄廷茶业有限公司，于2018年12月24日从襄廷公司退出。故于长春自襄廷公司设立起直到其离职一直任公司经理，工资由该公司发放，业务费用由公司报销，社保由该公司缴纳，双方已经建立劳动关系。最后，通过以上分析，于长春与襄廷公司已经建立劳动关系，于长春与茶王集团系合作关系，不存在劳动关系。于长春在庭审中未能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于长春与茶王集团之间劳动事实关系的存在，于长春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诉讼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所以于长春请求确认其与茶王集团系事实劳动关系并判令茶王集团向其支付双倍工资差额、经济补偿金等损失的诉讼请求，证据不充分，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为：驳回于长春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于长春负担。 二审中，于长春为证明自己的上诉主张，向本院提交：１、《2017年营销中心预算计划表》和《普洱茶王茶业集团有限公司2017年2月工作计划汇总表》各１份；２、《营销中心2017年4月工作计划表－营销副总裁》《北京公司2017年4月工作计划表》《昆明公司2017年4月工作计划表》《茶王集团2017年4月回款计划汇总表》各1份，拟共同证明：于长春作为营销中心负责人直接受茶王集团的管理和控制，其在襄廷公司所开展的业务系营销副总裁职务下的工作内容，其业务工作是茶王集团的业务组成部分，其工作岗位和内容与签订的《合作协议》约定一致。茶王集团针对于长春提交证据，提交邮箱截图及发文登记表各1份，拟证明茶王集团作为襄廷公司的母公司，有权对子公司的工作计划有知情权和监督权，于长春作为襄廷公司的总经理，是代表襄廷公司向集团公司作出工作计划及总结，并非代表个人。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均不属于民事诉讼中新的证据，本院均不予采信。 经二审审理查明，对本案的案件事实认定如下： 2016年9月17日，于长春与茶王集团签订《合作协议》，约定茶王集团聘用于长春为公司营销副总裁，并就合作期限、聘用岗位主要职责、薪酬待遇、考核办法进行了约定，协议第五条第3项约定：“乙方（于长春）应于2016年10月底前完成合作伙伴选定和签约；完成北京销售公司设立和开办工作”；同时协议第七条约定：“乙方（于长春）试用期满，经甲方董事会考核合格，由北京销售公司与乙方办理入职手续、签订正式劳动合同，并购买北京地区社会保险”。2016年11月2日襄廷公司登记设立，法定代表人为李明，于长春担任襄廷公司总经理并主要负责襄廷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工作。其后，于长春负责办理襄廷公司的公司印章刻制、银行账号开户及公司财务报销审核等工作，襄廷公司为于长春办理和缴纳了社会保险并直接支付于长春“工资”的行为。2018年12月7日，于长春向襄廷公司申请办理了离职手续，并签署《离职承诺书》。其后，于长春因与茶王集团产生劳动争议，向宁洱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申请：1、确认于长春与茶王集团双方系劳动关系；2、裁决茶王集团向于长春支付11个月双倍工资的差额部分440000元；3、裁决茶王集团向于长春支付经济补偿金100000元；4、裁决茶王集团向于长春支付赔偿金200000元；5、裁决茶王集团向于长春支付其部分拖欠的工资122727元；6、裁决茶王集团额外支付于长春一个月的工资40000元。2019年11月19日经宁洱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宁劳人仲裁字（2019）第05号仲裁裁决书裁决，驳回于长春的仲裁申请。于长春不服裁决，在法定期限内提起本案诉讼。 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二审中的主要争议焦点是：1、于长春与茶王集团是否存在劳动关系。2、于长春诉请茶王集团支付双倍工资、经济补偿金、赔偿金、拖欠工资等诉求应否支持。 本院认为，首先，关于本案案由问题，在于长春的诉讼请求中，即包含确认劳动关系的内容，又包含追索劳动报酬和经济补偿金等内容，故本案案由不仅是确认劳动关系，案由应确定为劳动合同纠纷更为适当。关于茶王集团与于长春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查明事实，本案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始于2016年9月17日签订的《合作协议》，经二审庭审当庭询问，双方当事人对《合作协议》约定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根据《合作协议》约定内容，于长春负责完成北京销售公司设立和开办工作，并约定在试用期满后经茶王集团董事会考核合格，由北京销售公司与于长春办理入职手续、签订正式劳动合同，并购买北京地区社会保险。其后，襄廷公司登记设立，于长春担任公司总经理并负责襄廷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襄廷公司为于长春办理缴纳了社会保险并支付工资，2018年12月7日于长春与襄廷公司办理了离职手续。综合上述事实经过，本院认为，于长春与茶王集团签订《合作协议》的主要目的是借助于长春自身优势完成北京销售公司的设立和开办工作，而不是建立劳动关系，且在协议中已明确北京销售公司设立后，于长春经考核合格与北京销售公司办理入职手续、签订劳动合同和购买北京地区社会保险。在后续的经营管理过程中，于长春直接负责北京销售公司的经营管理，襄廷公司作为茶王集团全额投资的控股子公司，两个公司在法律属性上系独立的民事主体，于长春在一审中提交的绩效考核办法、目标管理责任书等证据材料，虽系茶王集团与于长春签订，但从考核管理责任的内容看，考核管理目标是针对北京销售公司或昆明销售公司，而非针对于长春个人，于长春作为襄廷公司总经理，在集团公司的统一管理和目标考核下独立决定北京销售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于长春个人未与茶王集团建立紧密的身份及工作从属关系，于长春可独立决定日常的业务工作而不受茶王集团直接管理和安排，于长春与茶王集团未建立紧密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劳动关系，一审法院认定于长春与茶王集团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符合事实及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维持。同时对于长春要求茶王集团支付双倍工资差额、经济补偿金等的诉讼请求，理由不能成立，亦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于长春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适当，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于长春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赵 勇 审判员 叶枝松 审判员 蓝 洪 二〇二〇年九月三十日 书记员 张雯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