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653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传世门窗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滨安路********。 法定代表人贺春艳，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梅雪峰、杨彬，杭州市富阳区公望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建滨，男，1982年5月18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肥西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鹏远，安徽协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星宇，安徽协利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舒宜民，男，1966年7月25日出生，土家族，住重庆市秀山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字添国、李思睿，浙江多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杭州传世门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传世公司）、王建滨因与被上诉人舒宜民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6民初97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2018年10月11日，舒宜民受雇在杭州市西湖区××花园××幢做楼顶阳光房安装作业时，不慎从高处坠地致伤。当即，舒宜民被送往浙江省立同德医院。当日舒宜民住院，于12月28日出院，共住院78天。期间，舒宜民被诊断为左侧额颞部急性硬膜下血肿、左侧颞叶血肿、颅底骨折、脑脊液耳漏、蛛网膜下腔出血、脑挫裂伤、腰1椎体爆裂性骨折、腰1-3右侧横突骨折、右肾结石，并进行了手术治疗，出院医嘱建议休息三个月。在该医院门诊及住院期间花费医疗费合计131996.46元。2019年6月21日至7月2日舒宜民又至秀山县人民医院住院12天，被诊断为继发性癫痫。舒宜民在重庆市支出门诊及住院费用合计11740.04元。事发后，传世公司垫付浙江省立同德医院医疗费共计87777.76元。2018年12月8日，舒宜民还曾为住院向王建滨借款20000元。2018年10月，荆晓明与王建滨通话时，王建滨表示会去筹款为舒宜民交纳医疗费；荆晓明还称“以后的话我要跟你签承包合同的，你这样的话，我跟其他安装队也是要这样做的，否则的话，真是吃不消”，王建滨回答“以后，那谁知道会出这样的事”；荆晓明要求“你要安排好，你把他们的保险什么的都要买好的，这万一出事了，对你也是一个保障”，王建滨回答“嗯”，并称“也是我们认识的另外的那个老板的活，（舒宜民）一直在那里帮他在做，就是最近刚好活才做完的”，“做完了，刚好你那里忙吗，我想反正，干一天是一天”；王建滨还询问案涉阳光房何时复工。2018年10月29日，传世公司贺春艳及荆晓明到医院看望舒宜民时，舒宜民及其配偶陈述称“其实小王那里干了五年，原来老板那里干了七、八年”，并承认“跟小王就干铝合金”，“小王这边就没有（保险）”；荆晓明询问“小王那边怎么跟你们结算”，舒宜民回答“平时一般都是一个月给3000块钱的生活费，最后在年底（按天）结账”；贺春艳也提到“以前说实在的也不认识（舒宜民），也没聊过”，“我们跟小王不熟的，第一次合作”，舒宜民则称“小王也是今年刚开始，做你们这种”，“其他的地方也有一点，其他他都在做”；舒宜民配偶承认“（小王）结完钱，把钱打给我”，聊天中其与舒宜民均认为小王这个工头还可以，在贺春艳问到舒宜民与王建滨的关系时称“他接活，你们干，然后他跟老板结算，是吧”，舒宜民回答“嗯”，并称“（小王手上）原来有10多个（工人）”，“今年还有几个人跟他干”，“曾彬那里我给他干了”，舒宜民配偶也称“（今年）没怎么跟小王做，在曾彬那里做”，“他都是零工”，“别人也在做”；此外，贺春艳希望舒宜民方代为转达愿与王建滨分担责任的想法。各方就赔偿事实未达成一致。2019年7月31日，原审法院根据舒宜民申请委托浙江绿城医院司法鉴定所对舒宜民伤残程度、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进行鉴定。2019年9月17日，该所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结论为：被鉴定人于2018年10月11日因工致伤，造成颅脑多发损伤（经开颅手术），腰1椎体压缩性粉碎性骨折（压缩程度大于1／3），损伤分别鉴定为人损致残程度分级十级、十级伤残；建议评定其伤后误工期180日、护理期120日及营养期90日。舒宜民为此支出鉴定费2200元。另查明，舒宜民系重庆市秀山县人，自2016年7月至2019年11月暂住在浙江省杭州市。 舒宜民向原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传世公司支付舒宜民医疗费44218.7元；2.传世公司支付舒宜民因伤支出的必要交通费2022元；3.传世公司按伤残等级赔偿舒宜民残疾赔偿金、误工费、营养费、护理费、精神损害费等各项损失；4.本案诉讼费由传世公司承担。鉴定后，舒宜民变更诉讼请求为：1.传世公司支付舒宜民各项损失265976.48元（包括医疗费55439.48元、交通费2202元、残疾赔偿金133378元、精神损害赔偿金6000元、住院伙食补助9000元、误工费33216元、护理费21841元、营养费2700元、鉴定费2200元）；2.本案诉讼费由传世公司承担。追加被告王建滨后，舒宜民又变更第1项诉讼请求为：传世公司、王建滨支付舒宜民各项损失267742.05元（包括医疗费56017.05元、交通费3390元、残疾赔偿金133378元、精神损害赔偿金6000元、住院伙食补助9000元、误工费33216元、护理费21841元、营养费2700元、鉴定费2200元）。后舒宜民再次变更第1项诉讼请求为：传世公司、王建滨支付舒宜民各项损失278800.85元（包括残疾赔偿金144436.8元，其他没有变化）。经释明，舒宜民明确仅要求传世公司承担责任，王建滨不承担责任。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舒宜民受王建滨雇佣从事此次阳光房安装工作，双方之间形成劳务关系的事实，有当事人对话记录及通话录音结合庭审陈述等证实，该院予以认定。理由如下：第一，雇佣关系的形成可以是临时性的，即便如舒宜民与王建滨所称，事发前舒宜民在案外人曾彬处干活，也不影响其与王建滨另行建立劳务关系；第二，舒宜民认为其受传世公司雇请从事劳务活动，既缺乏证据支持，也与其在谈话中自认的事实相矛盾，从谈话人员、环境、内容来看系舒宜民方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误解；第三，案涉阳光房系王建滨谈好报酬并找来工人施工，且王建滨掌握施工进度，这与此前王建滨与舒宜民之间的合作关系（由王建滨接活并找人干活，与老板结算，平时发生活费给工人，年底结账）相吻合，王建滨辩称其仅是介绍人不予采信。故作出上述认定。案涉事故发生在舒宜民所从事的阳光房安装过程中，属于一般的安装工程包工，并不属于建设工程施工任务，因此无需办理施工资质审批手续。传世公司将工程交由王建滨完成，双方形成事实上的承揽关系，王建滨又雇佣舒宜民等人，与之形成雇佣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案涉阳光房安装工作并不需要资质，舒宜民虽是王建滨自行找来的雇员，但事发时传世公司老板荆晓明在场，应系明知施工安全措施不到位而不加以正确的指示，在此过程中存在过失，因此也应对舒宜民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王建滨在雇佣舒宜民工作时，缺乏安全教育，未采取安全措施，对舒宜民负伤有一定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舒宜民在从事作业过程中，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对自身损害亦存在一定过错。综上，就本案而言，舒宜民、王建滨以及传世公司均存在过错，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原审法院根据各方的过错程度，酌情确定由王建滨、传世公司对舒宜民的合理损失各承担40%的赔偿责任，其余由舒宜民自担。鉴于舒宜民未对王建滨提出请求，故本案中仅根据其主张作出判决。根据现有证据，舒宜民的合理损失为：1.医疗费143736.5元。杭州市和重庆市两地医疗机构医疗费用清单、联系单、票据等汇总，包括传世公司垫付87777.76元在内医疗费共计143736.5元。没有证据证明舒宜民事发前即存在癫痫等既往病史，故舒宜民在重庆市因继发性癫痫所产生的医疗费与案涉摔伤有关，应计入其损失。传世公司虽主张治疗其他疾病（肾结石）的用药应予剔除，但未就该部分用药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提供反驳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该主张该院不予采信。另，根据有关规定，受害人因侵权行为造成人身伤害就医发生的医疗费用，已在其享受的城镇职工（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待遇或者参加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中核销部分或全部医疗费用的，系其与有关社会保险机构之间的关系，赔偿义务人的侵权责任不能据此减轻。据此，传世公司抗辩从损害赔偿费用总额中扣除有关核销部分医疗费的，亦不予采纳。2.误工费33216元（66432元÷2），误工期限结合舒宜民伤情及鉴定结论为180天，舒宜民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误工损失情况，故参照2018年浙江省全社会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66432元计算。3.护理费21841元（120天×66432元÷365天），护理期限结合舒宜民伤情及鉴定结论为120天，并参照2018年浙江省全社会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计算。4.住院伙食补助费4500元（90天×50元/天），酌情按50元/天计算。5.营养费2700元（90天×30元/天），营养期限结合舒宜民伤情及鉴定结论为90日，并按照30元/天计算。6.残疾赔偿金144436.8元。舒宜民虽为农业户口，但其在本市从事非农工作，主要生活来源和消费地在城镇，有当事人陈述及居住证明等加以证实，故舒宜民根据其伤残等级，按照2019年浙江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0182元计算，符合法定标准，该院予以支持。7.精神损害抚慰金6000元，该院根据舒宜民伤残程度酌情确定，未考虑过错因素。8.交通费2000元，该院根据舒宜民诊疗情况酌情确定。9.鉴定费2200元，以票据为准，系舒宜民为寻求赔偿而支出的，应系其损失。上述损失合计360630.3元，传世公司承担40%即144252.12元。鉴于传世公司已向舒宜民支付87777.76元，故尚需赔偿舒宜民56474.36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传世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舒宜民各项损失56474.36元。二、驳回舒宜民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482元，由舒宜民负担4372元，传世公司负担1110元。舒宜民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审法院申请退费；传世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该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宣判后，传世公司、王建滨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 上诉人传世公司上诉称：一审事实清楚，适用法律错误。1.被上诉人舒宜民系王建滨雇请的工人，完全受王建滨的管理和安排从事做工任务属实。事发当日，被上诉人是在与王建滨共同完成王建滨承包的安装阳光房工作时间受伤，该责任系被上诉人与承包人王建滨之间的雇佣关系中，雇主对雇员受伤所应负的责任。被上诉人与传世公司互不认识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一审中，被上诉人与王建滨一直不承认他们双方之间的关系，甚至还几次向一审陈述虚假事实：被上诉人与王建滨是工友关系；被上诉人住院手术向王建滨借款20000元。王建滨没有积极承担起自己对雇员的受伤损失的赔偿责任，反而是隐瞒事实，威逼利诱被上诉人不讲事实，否定彼此之间双方的真实身份及雇佣关系，就是为了将上诉人传世公司置于取证不能的情况下，冤枉到底。因为有被上诉人的帮助与规避，致使王建滨在一审大言不惭地说谎，编造出自己做的工程由传世公司的管理人员支付工程款的虚假事实，更是称以前被上诉人与王建滨是雇佣关系，这次不是雇佣关系。所以，一审中被上诉人才未依法要求王建滨承担赔偿责任。2.传世公司系承包所得的工程，其将“阳光房”业务承包给王建滨来完成，王建滨有义务完成，其对该所承包的部分工作任务及所请来的工人负责，也对该部分工程兼有管理和监督的义务，也有为其工人购买意外保险的义务和责任。其没有本着对发包方和被上诉人负责的态度出发，存着侥幸心理而不愿意对工人负责任，是与事实及法律不符的。3.王建滨未能给其请来的工人和被上诉人舒宜民提供安全、符合作业的设施供被上诉人使用，其有能力而不提供，是扩大该次事故后果的一种不尽责的表现。而作为被上诉人，其上房顶作业，被上诉人不考虑自身的能力及在没有防护措施的情况下的作业风险，应该承担主要的过错责任。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事发当天，上诉人老板荆晓明是去接收玻璃，而非到场去指示王建滨及工人的工作，更无权去对王建滨他们指指点点，也无从发现他们施工安全措施是否到位。作为雇主王建滨，其聘请的工人一定是具备了这项工作的能力的，荆晓明无能力安排或者指挥王建滨及被上诉人的工作内容，其仅仅是恰巧来接玻璃经销商送来的玻璃，接收完了就要离开的。荆晓明没有任何的过错，一审认定荆晓明有过错，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系错误判决。5.一审明确了被上诉人无任何证据证明与上诉人存在任何的雇何关系，其一审的诉请系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应驳回其对上诉人传世公司的诉请。综上，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传世公司不承担责任。 被上诉人舒宜民辩称：关于本案的真正雇主是谁的问题。传世公司上诉称王建滨是雇主，被上诉人认为该事实有赖于查明该项工程由谁来具体负责的问题。被上诉人在受伤的当年一直是在给案外人曾彬工作，当时因为工地上没有活，所以经王建滨介绍，给传世公司的老板干活。至于说上诉人王建滨与传世公司之间的关系，被上诉人是不知道的。王建滨当时说有一些零活可以干，所以介绍被上诉人去做。被上诉人认为王建滨只是一个介绍人的身份。关于该项工程由谁来负责的问题。本案的证据只能证明传世公司是向业主具体承包了该项玻璃安装工程，至于传世公司有没有将该项工程发包给王建滨，是没有任何证据的。所以，该项工程实际上是由传世公司在负责。第三就是关于过错的问题。传世公司在上诉状中也明确，荆晓明不存在过错，但是被上诉人认为，不管谁是雇主，都应该给被上诉人提供安全的生产条件，可以明确这项工程的原始承包方是传世公司。根据人身损害的司法解释，传世公司作为发包人或者承包人，应该给被上诉人提供安全的生产条件。传世公司声称已经把案涉工程发包给了王建滨，但是在案发当天，传世公司负责人又到现场去接收玻璃，该事实与其所说的承包存在相互矛盾的情况。在整个案件当中，能证明该项工程是由传世公司具体负责，被上诉人是为传世公司提供劳务，在整个劳务过程当中，传世公司是没有为被上诉人提供安全的工作条件，连简单的安全帽、安全绳等基本生产工作条件都没有提供。被上诉人认为，传世公司的上诉请求是不应当得到支持的。 王建滨辩称：同意被上诉人舒宜民的答辩意见。第一，原审法院认定传世公司与王建滨之间构成承揽关系，显属认定事实错误。本案中，王建滨与被上诉人仅是向上诉人传世公司提供单纯性的劳务活动，其提供的劳务活动也是传世公司与业主之间承揽合同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舒宜民与王建滨所领的工钱是一样的，所提供的劳务、所计算的工时是由传世公司的现场负责人胡祖根负责进行计算。上诉人王建滨并未从中谋取任何利益。本案中认定王建滨与被上诉人之间存有雇佣关系，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观点的内容。第二，一审中，舒宜民在诉状中也自认其与王建滨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被上诉人认为其与传世公司之间形成雇佣关系。依照最高人民法院最新的民事证据规则的规定，这一点构成自认，应当作为事实认定的一部分。所以王建滨认为，一审法院判定王建滨承担40%的责任不当，同时也恳请法院考虑舒宜民并没有主张王建滨承担任何责任。但是一审法院却在一审判决中认定其要承担40%的责任，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的不告不理原则。 上诉人王建滨上诉称：一、一审法院认定王建滨、被上诉人系雇佣关系因此而承担赔偿责任的事实认定错误。王建滨与舒宜民之间并不存在劳务关系，其并非受王建滨雇佣从事此次安装工作。舒宜民系王建滨介绍给传世公司从事阳光房安装工作的，王建滨与舒宜民一起受雇于传世公司，且舒宜民的工资也并非由王建滨发放，王建滨与舒宜民一样，工资由传世公司按照每人每日300元的雇佣价格统一发放。因此王建滨并未将该工程单独承包，其受雇于传世公司，与被上诉人舒宜民之间不存在劳务关系。二、王建滨与传世公司之间并非承揽关系，而是普通的劳务雇佣关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传世公司并非定作人，本案中房屋安装加工的材料都是传世公司雇佣王建滨前去采买，并让王建滨联系介绍工友一起安装。王建滨与传世公司之间也并未约定以接受定做后的工作成果来给付报酬，双方仅仅约定给付工人每人每日300元，这是典型的劳务关系。因此一审法院不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之规定，认为王建滨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事故发生后，王建滨曾多次通过微信与传世公司的老板荆晓明及老板娘沟通给员工购买保险事宜，但传世公司答应后却一直推脱，最后是部分员工自己购买的保险。传世公司愿意为员工买保险的行为，也进一步说明了传世公司认为其与员工之间是劳务关系。因此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王建滨不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综上，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认定王建滨不承担赔偿责任，或将本案发回重审。 被上诉人舒宜民辩称：关于王建滨是否与传世公司之间存在承揽合同关系，应当由传世公司和王建滨提供相应的证据。一审中认定王建滨与传世公司之间存在承揽合同关系，仅为电话录音中存在很多前后矛盾的陈述，难以认定传世公司与王建滨的承揽合同关系。关于被上诉人在原审中未对王建滨提出请求的问题。原审法院仅仅是对案件的事实进行了认定。虽然说被上诉人认为本案事实是有一些问题，但是在该事实认定中，包括被上诉人未对王建滨提出请求，并不必然代表被上诉人放弃了其请求。如果二审法院认定王建滨应当承担责任的，被上诉人会再行主张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 传世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王建滨与舒宜民存在雇佣关系的事实正确。王建滨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没有任何依据。首先，王建滨所称舒宜民受雇于传世公司从事劳务活动，缺乏证据支持，也与舒宜民谈话中自认的事实矛盾。从当时情况来看，系舒宜民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误解。第二，案涉阳光房系王建滨谈好报酬，并找人施工，且王建滨掌握施工进度。与舒宜民此前与王建滨之间的合作关系相吻合，平时发放生活费，到年底结账的时候一次性把当年的报酬结清。故一审对该事实认定正确，王建滨与舒宜民系雇佣关系。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王建滨与传世公司系承揽关系是正确的。首先，传世公司从未按每日300元支付其工资，其在一审提供的胡祖根支付7000余元，系他们双方的经济往来，并不能证明是传世公司支付的工资。而且据了解，该7000余元是另外一个工程的部分项目，胡祖根接私单与王建滨合作，业主打款给胡祖根后，胡祖根按他们双方的约定支付了7000余元。如果王建滨非要认定是传世公司让胡祖根发放的，要求其提供相应证据佐证。其次，从双方的聊天以及实际工程进行过程，都可以看出是传世公司将工程交由王建滨完成，双方形成事实上的承揽关系。第三，按照当时的生活水平，每日300元远远超出市场价格。当时如果是按天，应该是200元左右，不可能是300元，违反常理。综上，请求驳回王建滨的上诉请求。 上诉人王建滨提供如下证据：1.王建滨与荆晓明的微信聊天记录复印件，欲证明：（1）王建滨按照荆晓明的要求安装门窗，门窗安装的位置、方式、尺寸都须荆晓明同意后方可安装；（2）传世公司老板荆晓明吩咐王建滨采买原料，王建滨对采买的各项材料都须向荆晓明请示后方可购买；（3）王建滨要求荆晓明的员工胡祖根去核对人工结算工资。2.申请证人盛某出庭作证，盛某发表的证言。欲证明王建滨与传世公司之间系雇佣关系，舒宜民也是传世公司雇佣的工人。原审认定王建滨与传世公司之间构成承揽关系与事实不符。 上诉人传世公司、被上诉人舒宜民未提供新证据。 上诉人王建滨提供的证据经质证。被上诉人舒宜民对证据1的三性没有异议。认为聊天记录基本可以反映王建滨主张的证明目的，包括工程材料的采买、工程进度的安排、工程结算均是由传世公司的负责人实施的。保险是个人购买的。在整个过程中，王建滨不作为工程的负责人，是由传世公司具体规定的。对证据2证人证言无异议。上诉人传世公司对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第一，王建滨说是经荆晓明同意后方可安装，这符合承揽关系，是按照定作人要求来制作。第二，王建滨称是荆晓明吩咐王建滨购买材料，对该证明目的有异议。不是吩咐王建滨，是案涉工程以7500元钱交由王建滨来做，辅材是不包括的，是要传世公司拿出来的。当时可能材料有缺，相当于王建滨要去买的话，要向传世公司报销的，所以他问了一下，而不是请示，工程是不能停下来的。第三，关于结算工资，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不是结算几个工人的工资，荆晓明的意思是工程款承揽款项是等业主拿来之后会给王建滨的，而不是帮他付那几个工人的工资。对证据2证人证言的真实性表示怀疑，该证人与王建滨早年就认识，对传世公司有利害关系。胡祖根在西湖区的工地上只是交接之后就没有到现场，2019年其就已经不干了，而且该工程也不是胡祖根介绍的，其是没有提成的，所以胡祖根不可能在现场管理。 本院认证意见：对证据1的形式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2证人证言系孤证，缺乏相关证据佐证，其证明力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与舒宜民成立雇佣关系的究竟是王建滨还是传世公司，以及传世公司在本案中的责任问题。根据舒宜民与传世公司贺春艳及荆晓明的谈话录音，以及传世公司荆晓明与王建滨的通话录音，结合当事人庭审陈述，本案应认定舒宜民系受王建滨雇佣从事阳光房安装工作，双方之间形成劳务关系。王建滨上诉称其系与舒宜民一起受雇于传世公司，与舒宜民并不存在劳务关系，其理由本院不予采信。关于传世公司的民事责任。事发当时传世公司负责人荆晓明在现场，其明知施工安全措施不到位而未加以正确的指示，应认为传世公司在舒宜民坠地受伤的事故中亦存在一定过错。原审法院根据各方的过错程度，酌情确定由王建滨、传世公司对舒宜民的合理损失各承担40%的赔偿责任，其余损失由舒宜民自担，其确定的责任比例恰当。上诉人传世公司的上诉理由及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386元，由王建滨、杭州传世门窗有限公司各负担2193元。王建滨、杭州传世门窗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周志军 审判员  韩 昱 审判员  韦 薇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王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