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3民终89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方敏，女，1976年2月29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涪陵区。上诉人（原审被告）：杨代明，男，1969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渝**。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忠平，重庆剑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春菊，女，1976年2月16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大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千，重庆达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方敏、杨代明因与被上诉人周春菊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武隆区人民法院(2019)渝0156民初35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方敏及其与杨代明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忠平、被上诉人周春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千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方敏、杨代明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由被上诉人承担一审、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将二上诉人之间的借贷关系认定为赠与合同关系错误。一审法院已经查明，二上诉人之间相互通过银行转账向对方支付多笔款项，说明二人之间不是单方的赠与行为，是一种出借和偿还借款的双方行为。2.一审法院以2014年1月至2014年3月期间二上诉人不是同事关系为由，认定上诉人方敏在此期间转账给上诉人杨代明的75000元不能抵消双方往来债务是错误的。第一，双方是否成为同事与有无借贷关系是两回事，从双方银行账户可以明确看出，上诉人方敏向杨代明转账75000元的事实客观存在，该部分款项是可以抵偿杨代明支付给方敏的款项的。第二，二上诉人从1997年开始，在武隆旅游局所属的武隆旅行社工作时就是同事关系，并非是在景乐公司上班时才成为同事的。由于二人在景乐公司上班前就已经认识，所以上诉人方敏向杨代明转账是正常的。第三，一审法院将方敏在2014年1-3月期间通过农行转款给杨代明的款项予以认定，对于同时段转账给杨代明的75000元不予认定，前后矛盾。3.一审法院将方敏通过柜台、ATM机转账给杨代明的合计214000元不予认定是错误的。方敏与杨代明对彼此借贷事实予以认定。杨代明在与周春菊婚姻存续期间，存在支付房贷、装修、家庭开支等费用支出，其工资收入与支出不成正比，确有需要借用资金的情况。杨代明与方敏存在频繁的经济往来，方敏通过柜台、ATM机向其转账也符合情理。4.一审法院将上诉人杨代明转账给方敏并注明为“借款”“开发票”“开发票费用”的款项合计9500元认定为杨代明赠与方敏，该部分认定错误。二上诉人系同事关系，方敏作为公司办事人员，在杨代明需要打印发票时向方敏转账符合常理，且转账中已经备注，故一审法院违背客观事实，认定错误。5.一审法院对方敏与杨代明之间转账抵扣金额计算错误。一审法院将杨代明转账给方敏的款项中2016年8月20日的10300元、2016年9月12日的13000元、2017年4月22日的5000元，合计28300元认定为赠与，但是在判决书中又以周春菊未将该28300元纳入赠与款项数额为由，抵扣了方敏于2016年8月20日、2017年4月11日转账给杨代明的款项，前后矛盾。6.一审法院判决错误，一审法院认定案涉争议款项为周春菊与杨代明共同财产，应当各分配一半。由于杨代明与周春菊已经离婚，杨代明对自己所有的财产有权处理，方敏即使要退还，也是退还周春菊所有的那部分。一审法院判决由方敏将款项全部退还给周春菊是错误的。被上诉人周春菊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无误，请求二审法院维持。1.一审法院将上诉人杨代明给付方敏案涉款项所形成的法律关系认定为赠与合同关系是正确的。杨代明给方敏的转账行为符合赠与合同的构成要件，其与方敏并未举示证据证明双方之间构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双方虽有转账记录，但是从未形成任何债权凭证，没有形成借贷合意。杨代明在庭审中的自认行为损害了周春菊的合法利益。2.一审法院将方敏所谓的通过银行柜台、ATM机转账给杨代明的合计214000元款项不予认定正确。上诉人杨代明与方敏之间存在银行转账的交易习惯，然方敏在可以银行转账的情况下，采用柜台、ATM机方式转款214000元显然缺乏合理性。该214000元款项的转款、存款人并不是方敏。方敏的陈述是二上诉人恶意串通、损害被上诉人利益的行为。3.2017年5月18日、6月5日、6月7日、10月29日、11月23日，杨代明向方敏的转账虽有备注，但是该期间正是上诉人杨代明与被上诉人周春菊离婚诉讼期间，其备注仅仅是为了掩饰转款行为的真实动机，因为该时间段前后杨代明向方敏的转款中，杨代明从无备注的习惯。4.一审法院判决方敏将杨代明赠与的款项全额返还给周春菊是正确的。诉争款项是杨代明与周春菊的共同财产，且系双方共同共有。共同共有人对共有财产享有的权利及于共有财产的全部。上诉人将其与周春菊的共同共有财产擅自处分赠与婚外异性的行为，违反公序良俗，侵害了周春菊的合法权益，方敏应将案涉款项全额返还给周春菊。5.一审法院将2014年1月7日、1月9日、1月17日、2月16日、3月13日、2019年1月2日方敏向杨代明的转账在杨代明转给方敏的款项中予以扣除，被上诉人对此存有异议，因为上述存款并非在杨代明与周春菊婚姻存续期间，上诉人本着大事化小的考虑没有提起上诉。周春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杨代明赠与方敏人民币暂计100000元的行为无效；2.依法判令方敏返还100000元给周春菊；3.由杨代明、方敏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杨代明与周春菊于2008年3月26日登记结婚，婚后生育一子杨珺博，2012年8月1日二人曾协议离婚，后又于2014年8月26日登记复婚。2016年1月25日和2016年10月18日，杨代明两次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其与周春菊离婚。一审法院于2017年10月20日作出（2016）渝0232民初2974号民事判决，准予双方离婚，并对子女抚养和财产分割、债务承担等作出处理，周春菊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以事实不清、法律适用错误为由撤销了（2016）渝0232民初2974号民事判决并发回重审。该案重审过程中，经一审法院主持调解，周春菊与杨代明达成离婚协议。2019年10月14日，周春菊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杨代明赠与方敏339021元的行为无效，并请求判令方敏向周春菊返还339021元。另查明，杨代明于2014年6月至2017年2月期间在原武隆县景乐旅游投资有限公司工作，方敏系其在该公司的同事。2014年10月至2018年7月期间，杨代明多次通过银行账户向方敏转账，具体转账的时间、方式及金额如下：1.2014年10月23日通过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转账5000元；2.2015年2月14日通过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转账5000元；3.2015年10月13日通过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转账1950元；4.2015年10月17日通过中国农业银行重庆市分行转账5000元；5.2016年2月15日通过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转账2800元；6.2016年8月20日通过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转账两笔合计10300元；7.2016年9月12日通过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转账13000元；8.2016年11月9日通过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转账2000元；9.2016年11月25日通过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转账3000元；10.2017年1月17日通过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转账10000元；11.2017年3月8日通过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转账15000元；12.2017年3月9日通过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转账2000元；13.2017年4月22日通过中国农业银行重庆市分行转账5000元；14.2017年5月18日通过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转账4600元，备注为“借款”；15.2017年6月5日通过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转账900元，备注为“开发票”；16.2017年6月7日通过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转账两笔合计1000元，分别备注为“开发票费用”“开发票”；17.2017年10月29通过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转账2000元，备注为“开发票”；18.2017年11月23日通过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转账2000元，备注为“开票”；19.2017年12月25日通过中国农业银行重庆市分行转账2000元；20.2018年4月26日通过中国农业银行重庆市分行转账2000元；21.2018年5月12日通过中国农业银行重庆市分行转账500元；22.2018年7月13日通过中国农业银行重庆市分行转账20000元；23.2018年7月14日通过中国农业银行重庆市分行转账2600元；24.2018年8月8日通过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隆支行转账50000元。上述转账合计金额为162650元。除此之外，周春菊以部分款项有往来记录为由，对杨代明于2016年5月23日通过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向方敏转账的45000元及2017年4月11日、2017年4月22日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分别向方敏转账的各5000元，未作为赠与财产在本案中主张返还。另，方敏于2016年1月2日在重庆名宇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购买长安牌CS75型轿车一辆，购车款及车辆税费合计为176371元，由杨代明使用其中国农业银行信用卡分三次向汽车销售公司支付。该车购买后登记于方敏名下。还查明，2014年1月至2019年1月期间，方敏也数次通过银行向杨代明转账，其中通过中国农业银行账户于2014年1月7日转账10000元，于2014年1月9日转账20000元，于2014年1月17日转账20000元，于2014年2月16日转账20000元，于2014年3月13日转账5000元，于2017年2月11日转账10200元，于2017年4月11日转账10000元；通过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账户于2016年5月3日转账30000元，于2016年5月4日转账15000元，于2016年8月10日转账23000元，于2016年10月19日转账3000元，于2019年1月2日转账50000元，上述银行转账金额合计为216200元。此外，方敏主张2016年3月2日至12月1日通过柜台、ATM及存入的杨代明账户的款项合计214000元为其出借给杨代明的借款。杨代明对方敏主张的以上借款事实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存在如下争议焦点：第一，本案的案由如何确定；第二，本案是否构成重复起诉；第三、杨代明给付方敏的案涉款项性质如何认定；第四，杨代明给付方敏案涉款项行为的效力如何认定；第五，案涉赠与款项的数额如何认定以及是否应当返还。结合双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及各自举示的证据，分别作如下评述：争议焦点一，周春菊认为本案是因其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被杨代明擅自处分给方敏而产生的纠纷，故案由应确定为离婚后财产纠纷。一审法院认为，离婚后财产纠纷主要是指夫妻离婚后，对离婚时未分割或虽进行了分割而后反悔或发生可以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情形时所产生的纠纷。而本案周春菊提出的诉讼请求，虽基于案涉款项属夫妻共同财产的事实，杨代明也是被告之一，但并非主张分割共同财产，而是以杨代明擅自处分共同财产为由，主张确认杨代明给付方敏案涉款项的行为无效，并主张方敏返还案涉款项，故本案诉争的法律关系并非离婚后财产分割，而是赠与合同。在该赠与合同中，周春菊既非赠与人也非受赠人，其请求确认杨代明赠与给方敏款项的行为无效，故本案应为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争议焦点之二，本案是否构成重复起诉。杨代明辩称，其与周春菊在2016年至2018年期间的离婚诉讼中，周春菊就主张将登记在方敏名下的长安牌CS75型轿车一辆作为共同财产进行分割，且当时已经申请法院调取了杨代明的银行交易记录，双方在明确夫妻共同财产范围后最终达成了调解协议，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了分割，故周春菊提起本案诉讼，构成重复起诉。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之规定，周春菊与杨代明在离婚诉讼案件中就夫妻共同财产的处理达成调解协议，但该调解协议并未对本案诉争款项作出处理，两个案件的当事人并不一致，诉讼标的并不相同，且并非基于同一法律关系，故杨代明主张周春菊提起本案诉讼构成重复起诉的辩称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争议焦点之三，杨代明给付方敏的案涉款项性质如何认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审理查明，杨代明与周春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杨代明于2014年10月至2018年7月多次通过其银行账户向方敏转账，金额合计为162650元，此外，方敏2016年1月购车时，杨代明通过其信用卡为方敏支付购车款176371元。周春菊认为，杨代明和方敏之间存在不正当的婚外情关系，杨代明给付方敏的前述款项均为杨代明对方敏的赠与。庭审中，方敏称其多次出借款项给杨代明，杨代明支付的上述款项均系偿还借款，杨代明对此也予以认可。一审法院认为，结合双方举示的证据及当事人的当庭陈述，杨代明和方敏主张给付案涉款项系偿还借款的抗辩理由缺乏证据证明，与查明事实不符，与双方长期转账交易习惯不符、违背常理，对其该抗辩理由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因此，杨代明与周春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在近三年的时间内，向婚外异性方敏转账多笔并为方敏支付购车款，款项数额较大且无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合理的资金往来关系，对杨代明给付方敏案涉款项的行为应当认定为赠与行为。第四，杨代明给付方敏案涉款项行为的效力如何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八条及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第二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规定，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夫或妻在处理夫妻共同财产上的权利是平等的，因日常生活需要而处理夫妻共同财产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决定。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本案中，周春菊与杨代明原系夫妻，二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应归夫妻共同所有，而杨代明在2014年6月至2017年2月期间数次通过其银行账户向方敏转账并为方敏支付购车款，款项数额较大，显然超出日常生活需要的范围，应当取得周春菊的同意，且周春菊事后亦未对杨代明的赠与行为进行追认，侵犯了周春菊的合法权益。本案当事人之间间既不存在任何民事交易活动，也无正常的经济往来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89条之规定，方敏明知杨代明有配偶而接受杨代明的转账及代付购车款，取得收益既无法律依据亦违背公序良俗原则，不能认定为善意。因此，杨代明向方敏赠与案涉款项的行为属无效法律行为，周春菊主张确认杨代明对方敏赠与案涉款项的行为无效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予以支持。第五，案涉赠与款项的数额如何认定以及是否应当返还。对于赠与款项的数额如何认定的问题。杨代明和方敏之间可以基于不同的法律关系发生资金往来，例如借款、投资、经营、委托等，虽然杨代明和方敏对于案涉款项的支付基于何种法律关系未作出合理解释，但也不能不加区分的将杨代明转出的所有资金认定为赠与款项，应当根据双方的实际资金往来状况进行判断。从审理查明的事实看，除杨代明向方敏数次转账之外，也存在方敏转账给杨代明的情形，方敏通过中国农业银行账户于2014年1月7日、2014年1月9日、2014年1月17日、2014年2月16日、2014年3月13日、2017年2月11日分别转账6笔以及通过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账户于2016年10月19日、2019年1月2日分别转账2笔合计138200元，虽然款项性质也未明确，但这部分转账交易系实际发生且所转款项已进入杨代明的银行账户，故应当在杨代明转给方敏的款项金额中予以抵扣。对于方敏于2016年5月3日和2016年5月4日分别向杨代明转账支付的30000元和15000元，周春菊认为杨代明于2016年5月23日向方敏转账45000元，转账往来金额完全吻合，能够相互抵销，故周春菊并未将该笔款项纳入其主张的案涉赠与款项数额。同样的情况还有2016年8月10日和2017年4月11日方敏分别向杨代明转账支付的23000元和10000元，交易记录显示，杨代明于2016年8月20日和2016年9月12日分两次转账给方敏合计23000元，于2017年4月15日和2017年4月22日分两次转账给方敏10000元，资金往来数额完全相符，周春菊在本案中未将杨代明的相应转出金额纳入其赠与款项数额内。方敏主张将前述款项作为其支付给杨代明的款项数额，一审法院院不予采信。对于杨代明转账给方敏的部分款项，其中2017年5月18日通过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转账的4600元备注为“借款”，2017年6月5日、2017年6月7日、2017年10月29日、2017年11月23日分别通过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转账支付的5笔款项合计4900元，均备注用途“开发票”“开发票费用”，虽然转账时添加了备注事项，但以上款项的实际性质并无其他相应证据予以佐证，而杨代明和方敏在本案中均将以上款项作为“杨代明归还方敏的借款”予以计算，故一审法院结合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及相应证据，未将以上款项排除于杨代明向方敏赠与款项数额外。对于杨代明为方敏支付购车款的事实，杨代明和方敏对使用杨代明的信用卡支付购车款的辩称明显缺乏逻辑，故一审法院对二人的意见不予采信。杨代明支付购车款后该车登记于方敏名下，应当确认杨代明代为支付的购车款176371元系其对方敏的赠与。综上，该院认定杨代明向方敏转账支付的162650元及为方敏支付的购车款176371元，合计339021元，在扣除方敏通过银行转账向杨代明支付的款项138200元后，其余200821元为杨代明赠与给方敏的款项。如前所述，杨代明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违背忠诚义务，擅自将共有财产以转账和代付购车款的形式赠与给婚外异性方敏，方敏接受以上款项的行为也非善意，故一审法院认定杨代明向方敏赠与案涉款项200821元的行为违背公序良俗，属于无效民事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之规定，基于前述赠与行为无效，方敏因赠与行为取得的案涉款项200821元应当予以返还。周春菊作为案涉款项的共有权利人，其主张方敏将案涉款项全部返还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杨代明辩称案涉款项为共有财产，周春菊无权主张杨代明享有的份额，一审法院认为，杨代明向方敏赠与的案涉款项属于杨代明和周春菊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虽然杨代明和周春菊在本案诉讼前已经离婚，但对案涉款项双方并未进行分割，周春菊作为案涉款项的共有人，在另一共有人杨代明擅自处理共有财产的情形下，有权主张受让人全部返还，而其与杨代明之间如何分割共有财产，应属另一法律关系，本案中不作处理。综上所述，方敏基于前述无效赠与行为取得的200821元，应当全部返还给财产共有人周春菊。对于周春菊主张的其余款项，因与本案审理查明的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八条、第一百五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8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百四十七条之规定，判决：一、杨代明于2014年10月起至2018年7月期间赠与方敏200821元的行为无效；二、方敏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周春菊200821元；三、驳回周春菊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6385.31元（周春菊已预交），由方敏负担3767.33元，周春菊负担2617.98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为证明自己的主张，上诉人方敏提交了其从中国农业银行重庆市分行调取的《银行流水明细表》原件1份5页，其中2013年12月26日方敏通过银行向杨代明支付1万元，拟证明一审法院认定二上诉人于2014年杨代明进入武隆县景乐投资有限公司以前不认识错误，应该将相应款项在杨代明转给方敏资金中进行抵扣。被上诉人周春菊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与关联性有异议，达不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一审中，法院多次开庭已经给了双方当事人充分举证期限，现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应认定为新证据；即使法庭认可其作为新证据，该份证据显示转账时间是2013年12月26日，此时上诉人杨代明和被上诉人周春菊之间属于离婚状态，所以该款项不应该纳入方敏和杨代明之间的转款进行抵扣。本院认为，方敏提供的证据《银行流水明细表》属于新证据，因周春菊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该证据与本案待证事实具有关联性，故对该份证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二审查明，方敏与杨代明在2014年以前已经认识并有经济往来。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相同。本院认为，二审中双方争议的焦点为：1.杨代明与方敏是否存在赠与合同关系；2.杨代明与方敏的经济往来中部分金额的性质以及部分抵扣金额的计算；3.周春菊是否有权就全部案涉款项主张返还。关于争议焦点1。赠与合同，是指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愿意接受赠与的合同。杨代明与方敏作为同事关系，两人经济交往虽然较为频繁，但两人均未提交证据证明彼此之间存在借贷民事法律关系，一是彼此没有出具相应的《借条》，二是相互转账没有注明“借款”，三是双方均未对往来账务进行梳理、结算，并主张权利。况且，杨代明与周春菊结婚、离婚、复婚又两次提出离婚，尤其是在离婚诉讼中均未提及其与方敏之间有借贷关系，因此，从现有证据看，杨代明与方敏系双方间不分彼此，在一方有资金需要时另一方给予的转账或者支付。对于双方往来账务经计算相互冲抵后，现杨代明多给予方敏的资金部分，应当视为杨代明对方敏的赠与。故一审判决认定杨代明与方敏之间系赠与民事法律关系，并无不当。关于争议焦点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规定：“婚姻法第十七条关于‘夫或妻对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的规定，应当理解为：（一）夫或妻在处理夫妻共同财产上的权利是平等的，因日常生活需要而处理夫妻共同财产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决定。（二）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本案中，因杨代明的无偿赠与行为发生在与周春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在夫妻二人与方敏无其他民事纠纷、经济往来的情况下，杨代明非因日常生活需要擅自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异性同事或朋友，不仅损害了财产共有人周春菊的合法利益，而且有违社会公序良俗，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八条、第一百五十三条、《中华人名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杨代明对方敏的赠与行为无效。方敏在明知杨代明有配偶而的情况下，长期接受其转账、付款，其行为违反了社会公德，主观上并非出自善意。其接受杨代明赠与的款项应当予以退还。现被上诉人周春菊主张杨代明的赠与行为无效，要求方敏退还案涉款项，本院予以支持。杨代明向方敏转账、代为支付款项的同时，方敏也经个人账户向杨代明转账，该部分应从赠与财产中予以抵扣。经计算，杨代明与周春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于2014年10月至2018年8月向方敏转账共计217650；再加上杨代明为方敏代为支付的购车款176371元，杨代明共向方敏转款共计394021元。此外，杨代明分别于2017年6月5日、2017年6月7日、2017年10月29日、2017年11月23日通过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转账支付的5笔款项合计5900元，均备注“开发票”“开发票费用”等用途，因此，该部分系合理支出，不应认定为赠与资金。方敏于2014年1月至2019年1月通过银行向杨代明共计转账216200元。方敏主张其通过银行柜台、ATM机向杨代明的账户转账、存入214000元，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该事实，故对方敏的该部分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杨代明向方敏转账、代为付款共计金额为394021元，扣除方敏向杨代明转账216200元以及杨代明转账中注明款项用途的5900元后，其余171921元为杨代明赠与方敏金额。一审法院认定和计算的金额有误，本院予以纠正。关于争议焦点3。周春菊作为案涉款项的共有权利人，其主张方敏将案涉款项全部返还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方敏与杨代明诉称周春菊无权主张杨代明享有的夫妻共同财产的份额，杨代明对属于自己的财产有权处分。本院认为，案涉款项属于杨代明和周春菊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对于该部分财产如何分割未经双方确定且属另一法律关系，本案中不宜处理。故，对上诉人认为周春菊无权就全部案涉款项主张权利的理由，本院不予支持。窗体顶端窗体底端窗体底端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和请求部分成立，对成立部分，本院予以支持。因二审出现新证据致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发生改变，故本案依法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八条、第一百五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8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重庆市武隆区人民法院(2019)渝0156民初3589号民事判决；二、上诉人杨代明于2014年10月至2018年8月期间赠与上诉人方敏171921元的行为无效；三、上诉人方敏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被上诉人周春菊171921元；四、驳回周春菊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6385.31元，由周春菊负担3385.31元，方敏负担3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312.31元，由方敏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余云中审 判 员 陈胜泉审 判 员 吴 聪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王宏军书 记 员 蔡世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