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民终757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钟伟雄，男，1970年5月1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保华，男，1974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罗贤逸，广东深大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洪庆，广东深大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可以软件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景田路妇儿大厦。法定代表人：刘保华。上诉人钟伟雄因与被上诉人刘保华、深圳市可以软件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可以软件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4民初457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此案，现已审理终结。钟伟雄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4初字45727号民事判决书，改判支持钟伟雄的诉讼请求。2、请求刘保华出庭对质。3、涉诉一、二审费用全部由刘保华、可以软件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如下：1、原审判决以钟伟雄取现金额低于钟伟雄主张借款金额为由，驳回钟伟雄的诉讼请求，与本案证据证明的事实严重不符，属于严重的认定事实错误。2、刘保华和可以软件公司于2008年3月11日向钟伟雄借款人民币456000元，并出具借条。但刘保华直未归还借款。钟伟雄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借贷事实。钟伟雄在庭审中提供了有刘保华亲笔签名的借条、有可以软件公司盖章的收条、了解借贷事实的证人出具的证人证言、钟伟雄的银行卡流水以及有刘保华、可以软件公司签名和盖章的借款资金使用明细，足以证明借贷事实。原审判决仅凭钟伟雄一个银行卡的取现金额低于钟伟雄主张借款金额，未核实其它相关联证据,导致认定事实错误。3、刘保华的代理人当庭表示借款未实际发生、该款项是钟伟雄对公司的出资款、钟伟雄没有出资到位以及怀疑钟伟雄虚假诉讼等，均是其主观臆测，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加以证明，依法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刘保华提供的两份证据，仅能证明钟伟雄是可以软件公司的发起人，与本案所争议的焦点没有关联关系。4、根据刘保华、可以软件公司签字盖章确认的现金使用明细，从2003年9月至2008年3月10日刘保华公司共累计支出1733241.92元，累计收入合计为50225元，实际投入资金共计为人民币1683016.9（1733241.92-50225=1683016.92),这些款项全部是钟伟雄所支付的，刘保华从未投入任何资金。钟伟雄在做可以软件公司股东期间，总共向可以软件公司投资169万余元，其中100万元钟伟雄是履行了出资责任，其他69万余元，是刘保华向钟伟雄的借款，用于可以软件公司的经营。所有款项真实支出，有可以软件公司账册、工资发放记录、资金使用明细等证据可以证实，并不存在虚假诉讼的问题。5、刘保华的代理人当庭表示借款未实际发生，刘保华未投入过任何资金，可以软件公司多年经营产生的水电费，管理费及其他支出费用从哪里来，员工的工资包括刘保华本人几年的工资是从哪里来的？如果借款不是真实，刘保华为何一次两次在借条上签字？为何几次在借款用于可以软件公司经营支出明细表上签字确认？综上所述，本案借款真实发生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为钟伟雄主持公道，依法纠正一审错误且极其不公正的判决，以维护法律的尊严，维护钟伟雄的合法权益，还法律以公正、公平，还钟伟雄以公道。刘保华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钟伟雄的上诉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请二审法院驳回其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可以软件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出庭应诉答辩。钟伟雄一审起诉请求：1.刘保华偿还借款本金45.6万元和利息223155元(按照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06年7月14日暂计至起诉之日），共计679155元；2.可以软件公司承担连带责任；3.诉讼费用由刘保华、可以软件公司承担。一审法院查明以下事实：一、借款合同（借条）成立时间：2008年3月11日。二、借款合同（借条）约定的借款金额、利率、期限：约定借款金额45.6万元，借款利率和期限未约定。三、实际出借款项时间、金额：钟伟雄称其于2008年3月11日向刘保华出借45.6万元用于可以软件公司经营。刘保华辩称其未向钟伟雄借款，该笔借款并未实际出借给可以软件公司。四、还款情况：无。一审法院认为，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可以软件公司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属于对自己诉讼权利的放弃。根据钟伟雄提交的银行流水显示，钟伟雄于2006年7月14日至2008年3月11日之间的取现金额远远低于钟伟雄所主张的借款金额，钟伟雄主张通过银行取现，向刘保华支付了现金借款45.6万元，但钟伟雄的陈述与银行取现记录不符。钟伟雄所提交的《借条》《收条》以及资金使用明细均不足以证明钟伟雄已实际支付了借款，证人李某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其证言证明力较弱。综上，结合本案的钟伟雄、刘保华之间的关系、借贷金额、资金来源、借款用途等综合分析，钟伟雄的举证未能证明其已实际向刘保华支付借款45.6万元，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此，钟伟雄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驳回钟伟雄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10592元（钟伟雄已预交），由钟伟雄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一、本院要求钟伟雄庭后将其认为借款给刘保华、可以软件公司的取款、转账明细予以统计说明，钟伟雄庭后将其名下帐号为07×××08的招商银行卡中所有存入及取现金额均计入借款明细之中，将证人李某名下账号为07×××62的招商银行卡中所有现金存入及转账的金额也均计入其借款中。钟伟雄将两人名下账户入账的数额均计入其所主张的用于可以软件公司经营的数额，另外主张有230000元现金，总共统计数额为1724478元。钟伟雄在二审庭审时，主张除去其实际出资100万元以外，其余均为借款。钟伟雄认为其银行卡交给可以软件公司财务李某使用，所以其银行卡的钱均是用于可以软件公司日常经营所用。二、钟伟雄二审申请证人李某出庭作证，李某出庭陈述的主要内容为：一般先由刘保华跟钟伟雄说好资金，钟伟雄将钱打到李某账户里，或者李某去钟伟雄处领取，有部分是钟伟雄直接把银行卡交给李某，李某再从银行卡取出用于公司开支。拿钱后过一段时间，刘保华会确认借款数额，总额累计有两笔，是刘保华本人签字。李某陈述可以软件公司总支出170多万元，收入几万元，实际在钟伟雄处拿了160多万元，都是现金。李某确认可以软件公司公章由其掌握，两张《收据》上的公章是李某加盖。三、钟伟雄认为涉案借款是刘保华向其借款后再用于可以软件公司经营。钟伟雄二审时提交了以下证据：对应会计科目、刘保华签名确认支出明细45.6万元、李某银行流水、物业管理费票据、培训费票据、账本（工资表）、租金票据，钟伟雄银行流水，以证明取现金额支出明细远远超过45.6万元。刘保华认为上述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也没有证明提交证据的目的。很多证据不是可以软件公司的银行账目，也不是刘保华银行流水。如果这些钱是用于可以软件公司账户，跟刘保华个人也没有任何关系，刘保华个人并没有借钟伟雄一分钱。上述证据中，会计记载科目、公司支付明细上有刘保华签名并加盖了可以软件公司公章，工资表上有刘保华签名，刘保华对签名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上述证据中，有刘保华签名确认的对应会计科目、公司支付明细、工资表，加盖有招商银行公章的银行流水及有税务章的发票，本院予以采信。钟伟雄提交的公司支付明细显示，2003年9月至2006年7月支出总计1276881.04元，刘保华于2006年7月14日签名。钟伟雄庭后提交的说明，指出本案未起诉的，金额为237656元的《借条》书写时间也为2006年7月14日，与该份支出表减去钟伟雄投资100万后的金额基本对应。2006年7月27日至2008年3月10日，可以软件公司总共支出456360.88元，钟伟雄认为本案借款456000元，金额与该支出明细金额基本一致，与支出明细是相对应的。刘保华庭审时确认其前后所写的两份《借条》中的借款应该是用于公司日常经营，但不确认已全部收到涉案借条中的借款，认为2008年3月11日《借条》签字之后没多久公司就解散了。四、钟伟雄主张刘保华是可以软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落款时间在《合同书》日期之后的《章程》，约定刘保华占有45%股份，并应以现金出资，刘保华没有出资，所以才多次和钟伟雄借钱，总共写了两次借条。刘保华认为双方签订的《合同书》约定刘保华是以技术入股，无需现金出资。对于刘保华签名的《借条》，钟伟雄认为借款人是刘保华和可以软件公司两个主体，刘保华认为是钟伟雄要借一笔钱给可以软件公司，刘保华才出具借条，但认为钟伟雄没有实际将钱打入公司账户。五、刘保华庭后出具的情况说明，陈述公司账目混乱，公账上很少资金，都是通过李某个人私账走账，因此无法证明借款已经实际支付并全部用于公司。六、原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刘保华、可以软件公司是否应向钟伟雄归还涉案借款及利息。钟伟雄为证明刘保华、可以软件公司向其借款，提交了落款为可以软件公司，刘保华签名的借条、加盖可以软件公司公章的《收据》、刘保华签名并加盖可以软件公司公章的公司支付明细、对应会计科目及相应的公司支出的票据，并申请了可以软件公司当时的财务人员李某出庭作证，本院认为，首先，对于钟伟雄二审提交的证据及申请证人出庭作证，均不属于一审之后才产生的，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新证据，但因证据与查明本案事实有关，本院予以分析认定，但对于钟伟雄逾期提交证据的行为，本院予以训诫。第二，关于《借条》的真实性问题，刘保华对其签名并无异议，也陈述是因钟伟雄要借款给可以软件公司，才出具借条，因此，本院对借条真实性予以确认。第二，关于钟伟雄是否已履行了出借义务以及借款主体问题。本院认为，钟伟雄提交的其个人银行明细和李某的银行明细，虽不能直接证明入账的款项均是用于了可以软件公司的日常经营，但刘保华签名确认的公司支付明细，详细统计了2006年7月27日至2008年3月10日期间的支出明细及总额，该支出明细总金额456260.88元，与涉案《借条》中所写的456000元基本吻合。同时，刘保华签署《借条》的时间，2008年3月11日刚好在该明细表统计截止日期第二天，结合证人李某的证言，以及刘保华个人陈述公司账目混乱，账户通过李某个人私账走账以及公司支出工资、房租水电的相关票据等情形，本院依据证据高度盖然性原则，依法采信钟伟雄的主张，认定钟伟雄已实际出借了涉案款项用于可以软件公司的经营。第三，关于借款主体问题。本院认为，因《借条》落款名称为可以软件公司，而双方当事人及证人也均确认款项用于可以软件公司日常经营，钱款也都是直接通过李某取用支出，并未经过刘保华个人，因此无法证明涉案借款用于刘保华个人开支。同时，刘保华不负责保管可以软件公司的公章，李某加盖公章的《收据》中，虽写明是刘保华向钟伟雄借款用于可以软件公司的经营周转，但该《收据》并未经刘保华签名确认，因此，现有证据仅能确认刘保华在《借条》上签字，是履行法定代表人的职责，不能认定是刘保华个人向钟伟雄借款用于可以软件公司的经营周转。至于钟伟雄主张，刘保华未履行出资义务，属于另一法律关系，不属于本案审理民间借贷关系的审理范围，钟伟雄可另行主张权利。综上所述，本院认定可以软件公司向钟伟雄借款456000元，应当予以归还。因借款并未约定借款利率及期限，本院以钟伟雄起诉之日起计算利息，即自2019年6月1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之后利率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至付清之日止。综上，上诉人钟伟雄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部分予以支持。因钟伟雄二审提交了新证据，并申请了证人出庭作证，以致原审认定事实部分不清，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4民初45727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深圳市可以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上诉人钟伟雄归还借款456000元，并自2019年6月1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之后利率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至付清之日止；三、驳回上诉人钟伟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059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592元，共计21184元（钟伟雄已预交），由被上诉人深圳市可以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唐    静审判员 彭  安  明审判员 邓  亚  玲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陈娱芬(兼)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