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6民终429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南昌至元农业机械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江西省农机大市场****。法定代表人：万新荣，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朝灿，江西秦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方友，江西秦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南通富来威农业装备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兴路**。法定代表人：杜玉霞，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戴袁华，江苏友诚（南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南昌至元农业机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至元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南通富来威农业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来威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8）苏0691民初18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至元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富来威公司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富来威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只根据案涉区域经销服务代理协议书的表象认定了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而没有根据双方实质性交易方式和内容对真正的法律关系作出认定。本案双方之间并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本公司仅代富来威公司在江西省办理农具中转运输、开具发票、申报补贴，由富来威公司向本公司支付相应报酬，本公司所支付给富来威公司的所有款项均为农机具购置补贴，而非货款。富来威公司的货款是在扣除补贴款后由农户直接向其支付，江西省财政厅直接向本公司转入农机具补贴亦可以证实本公司只是经销商。2.一审中本公司提供了富来威公司原江西片区销售经理何某的证明，能够证实本公司并不参与销售。一审法院对该证据未予采信，导致案件事实认定错误。3.退言之，即便双方之间系买卖合同关系，一审认定货款金额也存在错误。根据富来威公司向本公司发送的往来余额确认函，其主张尚欠货款余额为3479820元，而非一审法院认定的540余万元。4.根据富来威公司的陈述，双方于2011年至2013年期间发生插秧机买卖合同业务，其于2018年8月30日向法院提起诉讼，且无任何向本公司催收的证据，其起诉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5.富来威公司至今尚欠本公司受托办理补贴结算等事宜的费用，本公司多次催收，富来威公司却一直未予给付，本公司保留追诉的权利。富来威公司辩称：1.一审认定双方之间系买卖合同关系正确。从结果看一审未能全部支持本公司的诉讼请求，对此本公司有异议，但考虑上诉成本和至元公司的执行能力，本公司最终没有上诉。2.本公司对至元公司所欠货款一直在追要，在2017年底也向其提出了对账申请，本公司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且至元公司在一审中并未就诉讼时效提出抗辩，其二审中提出不应理涉。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富来威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至元公司立即支付货款795.30万元，承担逾期利息损失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暂算20万元）。案件审理过程中，富来威公司变更诉讼请求为：要求至元公司支付货款858.30万元，并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承担自2013年9月1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逾期付款损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富来威公司与至元公司长期从事插秧机的买卖业务。2011年2月18日，双方签订区域经销服务代理协议书，合同主要约定：富来威公司是出卖人（甲方），至元公司是买受人（乙方），甲方授权乙方为其“富来威”2Z-455手扶式水稻机动插秧机在江西地区的区域经销服务商。供货数量由乙方通过书面传真形式通知甲方。2011年度每台销售价格不得高于《2011年江西省农机购置补贴目录》确定的价格销售，具体销售价格根据2011年市场价格而定。乙方在其销售网点内销售的插秧机，甲方供货价为14500元（包括补贴款和农民款）；乙方负责甲方销售区域内插秧机的江西省内运输费用、开具补贴发票的费用等，甲方支付600元/台给乙方。乙方开具用户发票，甲方开具给乙方的发票金额为：插秧机销售价-600元-甲方用于销售的推广费用。双方另行约定付款及交货协议的从其约定。插秧机由甲方负责送达江西省乙方注册地或仓库所在地，费用由甲方承担。乙方可要求甲方在一次运货过程中送达不超过两个的乙方指定地区。插秧机整机的三包有效期为一年，三包有效期自向用户开具发票之日起计算。甲方保证在乙方的代理区域内不设其它代理商或直销。乙方严格履行江西授权地区经销商的义务，负责在该区域的销售、售后服务工作。乙方负责办理在江西省的财政补贴的有关手续，按规定向用户提供购机发票。乙方负责及时整理与办理江西省财政购机补贴等相关手续，并在当年7月30日前报送江西省农机化管理局。乙方应严格按甲方在《江西省2010年农业机械购置产品补贴目录》规定的价格销售（如有变动，甲方将提前一个月通知乙方）。乙方保证按照甲方的销售价格并在本协议规定的代理区域内销售，如有违反，按2000元/台支付违约金。乙方承诺不从甲方以外的渠道，包括甲方的其他区域代理商采购货源。2012年3月5日，双方再次签订区域经销服务代理协议书一份。部分约定内容更改为：2012年度每台销售价格不得高于《2012年江西省农机购置补贴目录》确定的销售价格销售。乙方在其销售网点内销售的插秧机，甲方供货价为12500元/台，甲方在其区域内销售的插秧机，支付乙方经销费用600元/台。乙方开具用户发票。甲方开具给乙方的发票金额为12500元/台。乙方应严格按甲方在《江西省2010年农业机械购置产品补贴目录》规定的价格销售。2011年2月16日开始，富来威公司根据至元公司依次出具的要货计划向至元公司发货，2011年2月19日至2011年6月13日发货手扶插秧机936台和半喂入收割机3台，2012年3月8日至2012年4月17日发货手扶插秧机400台。2013年4月，双方再次签订产品订货单，约定订货插秧机22台，单价12000元/台，货款总额264000元，在2013年8月30日前付清全款，供货方在供货时应开具相应金额发票。后富来威公司于2013年4月8日向至元公司发货手扶插秧机22台。上述货物，至元公司均已收到。后富来威公司根据至元公司要求向其开具江苏增值税普通发票，分别为：2011年5月17日至2011年12月21日的2Z-455机动插秧机和手扶步进式水稻插秧机共914台（其中664台单价12500元/台、250台单价12000元/台）；2011年12月16日的四轮乘坐式水稻插秧机1台（单价100000元/台）和半喂入收割机2台（单价105000元/台）；2012年9月24日的手扶步进式水稻插秧机100台（单价11000元/台）；2014年3月25日的手扶步进式水稻插秧机50台（单价9000元/台）。2011年，富来威公司收到江西省财政厅转来272.65万元和至元公司转来25万元，合计297.65万元；2012年富来威公司收到至元公司转来413万元；2013年富来威公司收到江西省财政厅转来374.80万元，2016年收到至元公司转来16.5万元，合计1101.95万元，富来威公司确认均属于至元公司支付的货款。2017年12月13日，至元公司向富来威公司申请进行对账，并要求富来威公司将2011、2012年收到的货款出具收款收据，后双方对库存进行了核对。富来威公司认为至元公司拖欠货款不付，诉至法院，提出如前诉请。另查明，手扶式水稻插秧机也叫手扶步进式水稻插秧机，有2Z-455和2ZF-4B等型号,根据行距不同还分9寸机和7寸机，区别不大，销售价格一样，故双方在要货发货开票时表述为手扶插秧机、机动插秧机或步进式水稻插秧机。至元公司收货后，由其向农户开具销售发票，单价高于富来威公司向其开具的销售发票中的单价。农机补贴由至元公司根据相关审批程序向江西省财政厅、农业厅等部门办理农机购置补贴结算申请。一审法院认为：买卖合同是指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双方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富来威公司认为双方是买卖合同关系，至元公司认为双方无买卖合同关系，是富来威公司自行在至元公司所在的江西省辖区销售插秧机，其仅为富来威公司进行农机具的补贴结算。纵观本案，应认定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理由：第一、双方签订的区域经销服务代理协议书中明确约定富来威公司是出卖方，至元公司是买方，货物运送至被告指定地点和仓库。该协议还约定了插秧机的销售价格，开票方式，至元公司负责销售、售后服务工作、财政补贴以及至元公司向用户提供购机发票等内容。同时还约定富来威公司保证在至元公司的代理区域内不设其他代理商或直销。第二、在履行协议过程中，富来威公司均是根据至元公司发出的要货计划或订货单将货物发送到至元公司指定地点的，由富来威公司向至元公司开具发票，至元公司再以高于富来威公司向其销售的价格开具发票给农户。可见，和农户之间的销售是至元公司进行的。第三、农机具购置补贴，是指国家对农民个人、农场职工、农机专业户和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机作业服务组织购置和更新大型农机具给予的部分补贴。补贴程序是由购机者申请经过省、市农机局审核并公示后，经销商通过购机补贴信息系统向省相关部门提出结算的。本案至元公司向农户开具发票后，由其根据程序向相关部门办理农机购置补贴结算。综上，富来威公司根据至元公司申请向其发送货物并开具发票，至元公司接收货物并销售货物给农户再开具发票给购机的农户并办理农机补贴，双方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对于至元公司提供的何某关于至元公司不参与销售的说明，因其陈述的内容与经销服务代理协议书、收发货情况和开票等合同的实际履行方式不一致，又未到庭作证，对其证明力不予认可。根据富来威公司的发货单和至元公司签收情况，富来威公司向至元公司发货手扶插秧机分别为：2011年936台（另有3台半喂入收割机），2012年400台，2013年22台。因富来威公司在2011年开具给至元公司914台的手扶插秧机发票，低于2011年的总供货数，且其中664台单价为12500元/台，其余250台为12000元/台，故认定2011年936台手扶插秧机的货款为1156.40万元（664×12500+272×12000）。因富来威公司在2014年开具给至元公司50台插秧机的发票高于2013年的总供货数，且单价为9000元/台，故认定2013年22台的货款为19.8万元（22×9000），其中剩余28台作为2012年的货物认定单价为9000元/台。因富来威公司在2012年开具给至元公司的发票单价为11000元/台，故认定2012年400台的货款为434.40万元（372×11000+28×9000）。因富来威公司在2011年开具给至元公司2台半喂入收割机的发票单价为105000元/台，故认定2011年3台半喂入收割机的货款为31.5万元（3×105000）。上述总货款为1642.10万元（1156.40+19.8+434.40+31.5）。富来威公司陈述已收货款1101.95万元，包含至元公司申请补贴后江西省财政厅直接汇入富来威公司账户的款项及至元公司转入富来威公司的货款，至元公司对此没有异议，且未提供其余超额给付货款的证据，故对已付货款1101.95万元予以认定，并确认余款540.15万元。富来威公司以至元公司最后一次订货单约定的“2013年8月30日前付清全款”为依据，主张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自2013年9月1日起到实际给付货款之日的逾期付款损失予以支持。关于富来威公司还主张的2011年1月18日向吉安市恒盛农机有限公司发货手扶插秧机45台、2011年2月23日向江西万达农机有限公司发货手扶插秧机46台、2011年4月19日向江西崇仁县崇乐农机销售有限公司春翔分公司发货手扶插秧机45台，因未有至元公司发货通知，未向至元公司发货，也未得到至元公司认可，故不可作为本案的发货数量。富来威公司还主张双方对账时至元公司确认的库存插秧机数量也应作为富来威公司供货数量。对此，库存数只能说明至元公司收货后尚有的未销售货物数额，不能反推为富来威公司另行供货数额，与买卖合同交付货物的履行方式相悖，不予认可。另外，富来威公司开具的开票日期为2011年5月17日的发票，因数量（12500）和单价（70.796460177）与事实不符，对此不予认可。对票据中尚有的关于四轮乘坐式水稻插秧机1台的发票以及双方对账时至元公司处的库存货物中有其他收割机型号的情况，因未能与本案收发货证据相符，且未有其他证据印证来源，故无法在本案中认可。据此，一审判决：一、至元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富来威公司货款540.15万元及逾期付款损失（以540.15万元为基数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自2013年9月1日至实际给付之日的利息）；二、驳回富来威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等。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至元公司提交：1.2017年9月12日往来余额确认函，以证明富来威公司认可欠款金额为3479820元，且其至2017年9月才与至元公司进行对账，此时诉讼时效已经超过。2.证人何某的证言，以证明双方之间签订合同的目的以及合作模式。证人何某二审到庭陈述：其自2006年5、6月至2015年10月在富来威公司工作，2006年底负责富来威公司在江西市场的业务。2006年富来威公司进入江西市场先是与他人合作，至2010年开始才与至元公司进行合作。原先富来威公司销售渠道保持不变，销售网点还是原来的网点，业务还是由其在跑。对于货物数量由其或其领导按照下面网点的需求确定，向富来威公司发出要货通知。产品入库后发货时，由其通知至元公司的万新荣，至元公司能够涉及的地区由至元公司安排送货，原先的网点还是由其安排发货。案涉插秧机由至元公司自己购买，再由至元公司自己卖的情况基本没有。至元公司主要帮富来威公司进行开票、结算，有些地区指标不够帮忙予以协调。农机补贴款由至元公司打给富来威公司，有的货款是由二级经销商打过来。发票系由富来威公司开给至元公司，至元公司再开给用户，由至元公司办理补贴。富来威公司质证认为：1.对往来余额确认函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经核实，该函源于富来威公司当时的财务部门，数据来源于公司财务账簿记载。根据会计法等相关规定，会计账簿所反映的应收账款金额是财务发票和回笼资金之间的差额，并不包括未开票的部分，因此该欠款金额只反映了欠款的一部分，不能客观反映欠款的全部金额。2.对证人何某原系富来威公司负责江西地区的业务员身份没有异议，现在何某已经离开公司，其证言有部分与客观事实不符。何某陈述至元公司与富来威公司每年都要签经销商服务代理协议，双方的权利义务非常明确系买卖关系。关于合同履行过程中至元公司发给富来威公司的要货计划等，上面不仅有至元公司的公章也有其法定代表人或者经办人的签字，能够反映系至元公司自己的意思。至元公司代理人问何某双方之间是否是一种买卖关系，何某回答不是买卖关系其实只是一个狭隘上的理解。本案所谓的经销关系其实就是一种买卖关系，至元公司也举证了富来威公司催要货款的对账单，进一步说明了至元公司系经销商而非代理商。何某的证言只是孤证，与本公司提供的书面证据出现冲突时应当以书面证据为准。本院认证意见：对往来余额确认函，富来威公司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往来余额确认函及何某的证言，本院将综合予以认定。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法院采信的证据以及据此认定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经双方当事人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富来威公司与至元公司之间是否系买卖合同关系。如系买卖合同关系，至元公司结欠的货款金额应如何认定，富来威公司本案主张权利有无超过诉讼时效。本院认为，富来威公司与至元公司之间签订的协议系买卖合同，该协议合法有效。至元公司尚欠富来威公司货款540.15万元，其未按约给付构成违约，应当继续向富来威公司进行支付并承担相应逾期付款违约金。首先，在实践中当事人之间签订区域经销服务代理协议书，所形成的法律关系通常为买卖合同关系或者委托代理合同关系。当事人之间成立买卖合同的以经销商从供货商处购入货物后，再以自己的名义向客户销售，以货物的购销差价作为利润来源为主要特征。而委托代理合同的主要特征是代理商以供货商的名义向客户进行销售，代理商收取相应的佣金、提成作为利润来源。本案中，案涉区域经销服务代理协议书载明富来威公司为出卖人，至元公司为买受人，同时双方还约定了标的物以及相应单价。合同签订后，富来威公司根据至元公司发出的要货计划或订货单进行发货。农机进行销售时，由至元公司以高于其与富来威公司约定的价格向最终用户开具相应发票，至元公司凭发票等资料向有关部门领取农机补贴。根据双方缔约的内容以及履行的整个过程，至元公司系从富来威公司购入货物，再以自己的名义加价向客户进行销售，该情形符合买卖合同的特征，一审认定双方之间系买卖合同关系并无不当。案涉货物按照规定本身享有农机具购置补贴，且由至元公司名义申报并领取，故至元公司领取补贴款后打给富来威公司或由相关部门直接将补贴款打给富来威公司均系至元公司给付货款的行为，不能据此否定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同时，即便如证人何某所言，至元公司进货以及销售由富来威公司的相关人员负责操作，但至元公司作为理性的商事主体，其与富来威公司的人员相互配合，在要货计划上签字盖章确认并以至元公司名义对外销售、领取补贴，应当知晓将会因此向富来威公司承担付款责任的法律后果。至元公司关于其只是受富来威公司委托在江西省办理农具中转运输、开具发票、申报补贴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其次，根据富来威公司提供的发货单，至元公司在2011年收到936台插秧机及3台收割机，在2012年收到插秧机400台，在2013年收到插秧机22台，结合双方协议中约定以及富来威公司开具发票载明的单价，一审计算案涉货款总额为1642.1万元并无不当。减去至元公司已支付的1101.95万元货款，至元公司尚欠富来威公司货款540.15万元。二审中，至元公司提交富来威公司于2017年9月12日出具的往来余额确认函，载明富来威公司所主张的欠款金额截止2017年8月31日为3479820元。富来威公司称该函所载欠款3479820元仅系财务发票与回笼资金的差额，并不包括未开票的货款。该解释与富来威公司一审提交的销售明细中所载自2011年至2014年期间已开票与已收款金额之差314.05（930+300+110+45+21+10-1101.95）万元基本相符。在无证据证明富来威公司明确放弃未开票部分货款的情况下，应当按双方原始凭证据实结算货款。一审法院根据富来威公司提交的至元公司送货单及收款凭证等原始证据所据实计算的欠款金额更能准确反映双方真实往来的情况，故该确认函尚不足以推翻一审认定的欠款金额，本院不予采纳。至于何某出庭作证时，承认收到至元公司110万元（100万元+10万元），富来威公司认为即便有该110万元也包含在其收到的1101.95万元货款之内。至元公司虽主张该110万元系1101.95万元之外另行给付的款项，但仅有其与何某的陈述为证，未提交相关支付凭证加以佐证，本院碍难采纳。如至元公司有相关证据，可另行主张权利。最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当事人在一审期间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在二审期间提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其基于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对方当事人的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情形除外。本案中，至元公司在一审中仅陈述“如果，我公司欠原告这么多钱，他早就问我要账了，不会等到现在和我打官司”，并未明确提出诉讼时效的抗辩，且二审中也没有提交足以证明诉讼时效已过的新证据。故本院对至元公司提出本案诉讼时效已过的抗辩不予支持。退言之，即便至元公司的陈述能够认定其一审中已经提出诉讼时效抗辩。根据规定，当事人对于合同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要求随时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本案双方在协议中未约定付款期限，富来威公司可以随时要求至元公司履行，故2018年8月富来威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综上，至元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9611元，由上诉人南昌至元农业机械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朱 艳审 判 员  沙 楠审 判 员  陈燮峰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顾 星书 记 员  沈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