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川民终802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湖北航天双龙专用汽车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随州市交通大道**。 诉讼代表人：苌宏亮，湖北航天双龙专用汽车有限公司清算组组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文鑫，男，系湖北航天双龙专用汽车有限公司清算组成员。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二街**新天府国际中心**。 负责人：陈瑜，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原，四川拓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傲野，四川拓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四川三洲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顺城大街**冠城广场**** 法定代表人：杨琦，总经理。 上诉人湖北航天双龙专用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龙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以下简称重庆银行成都分行）、四川三洲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三洲公司）票据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成民初字第28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8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9年1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双龙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文鑫，被上诉人重庆银行成都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原、王傲野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三洲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双龙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成民初字第2864号民事判决；2.改判双龙公司对三洲公司的给付义务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经成都清源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重庆银行成都分行提供的《重庆银行厂商银业务三方协议》《介绍信》《收票人身份确认函》《收票（款）确认函》与双龙公司《印章备案表》上的同名样本印文不是同一印章盖印。即可证明重庆银行成都分行所提供的证据不具有证据三性。2.左旭仅为挂靠双龙公司的销售人员，其无权代表公司签订任何担保合同。经司法鉴定已经证明《介绍信》《收票人身份确认函》《收票（款）确认函》上的盖章与《印章备案表》不是同一印章盖印，即已证明双龙公司从未授权左旭办理本案担保事宜，亦证明上述文件均为其所伪造的印章，《重庆银行厂商银业务三方协议》不应认定为有效。3.在本案担保业务的办理过程中，重庆银行成都分行存在过错，主观上为非善意。重庆银行成都分行在办理担保业务时应尽到审查义务，即应审查关于提供担保一方公司股东会、董事会所作的担保一事的决议，但一审过程中重庆银行成都分行并未提供相关证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重庆银行成都分行作为一家专门从事信贷业务的金融机构应当知晓上述规定。因此，重庆银行成都分行在主观上并非善意且在办理该业务时存在重大过错。同时，《重庆银行厂商银业务三方协议》《介绍信》《收票人身份确认函》《收票（款）确认函》《说明》上共计出现了三个不同的公章，也证明了重庆银行成都分行在办理该业务时并未认真审查相关文件印鉴是否一致，即未尽到审查义务。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双龙公司在一审过程中曾主张过双龙公司对签订合同不知情。鉴定结论也表明重庆银行成都分行所提交的证据上的公章与公安机关备案的公章均不一致，证明了双龙公司与重庆银行成都分行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因此，应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由重庆银行成都分行证明双龙公司与其成立了合同关系。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在证据不足以证明双龙公司与重庆银行成都分行存在合同关系且重庆银行成都分行存在重大过错的情况下，对事实进行了错误的认定。同时，一审判决在举证责任的分配及适用法律上亦存在错误。 重庆银行成都分行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1.案涉《重庆银行厂商银业务三方协议》合法有效，双龙公司依约应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该协议上加盖有各方当事人的公章及法人章，符合协议约定的生效条件，同时证明了上述三方均对自身在《重庆银行厂商银业务三方协议》中的权利义务有明确清晰的认知且无异议。2.双龙公司所称的未授权左旭办理本案担保、印章系伪造和银行主观非善意的说法不能成立。在一审庭审中，双龙公司承认左旭确系其员工，同时《重庆银行厂商银业务三方协议》《介绍信》《收票人身份确认函》《收票（款）确认函》中加盖的双龙公司印章一致，证明左旭在行使具备完整代理权外观的职务行为。银行作为金融机构，并不能也无义务对所有材料进行实质性的审查。通过双龙公司提供的印章、员工左旭的授权以及法定代表人印章来认定保证人资格，符合银行的审核要求。3.双龙公司无法回避《重庆银行厂商银业务三方协议》是其收取承兑汇票的权利来源和权利基础。在《重庆银行厂商银业务三方协议》履行的过程中，双龙公司自始没有否认过其效力。成都恒创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创公司）向重庆银行成都分行申请以保证人为收款人，出具承兑汇票用于向保证人支付货款，重庆银行成都分行依约垫付票款，后双龙公司收到承兑汇票，并通过背书的方式使用，实际上取得了汇票利益，《重庆银行厂商银业务三方协议》已实际履行。综上，双龙公司诉称的《重庆银行厂商银业务三方协议》无效，无论是从左旭代理行为的权利外观来讲，还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二条规定的，无权代理人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被代理人已经开始履行合同义务的，视为对合同的追认，以及双龙公司实际使用承兑汇票的行为，都说明《重庆银行厂商银业务三方协议》自始有效，本案各方均应按约履行，双龙公司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三洲公司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重庆银行成都分行向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双龙公司、三洲公司共同向重庆银行成都分行偿还债务本金54668185.84元及债务全部结清之日止的利息、罚息、复利（暂计至2015年10月10日为3553432.08元）；2.请求判令全部诉讼费用由双龙公司、三洲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11月6日，重庆银行成都分行与恒创公司签订了《最高额授信业务总合同》【编号：（2014）年（重银成分授）字第D009号】，约定重庆银行成都分行向恒创公司办理本金不超过人民币7857万元的融资业务,期间为2014年11月6日至2015年11月5日。 2014年12月2日，恒创公司与重庆银行成都分行签订了《（最高额）授信业务项下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合同》【编号：（2014）年（重银成分授承)字第D030号】，约定重庆银行成都分行同意承兑总额为7857万元的承兑汇票；承兑手续费按票面金额的0.5‰计算,在签发承兑汇票时一次付清;恒创公司于汇票到期日未能足额缴存票款时,重庆银行成都分行对恒创公司尚未支付的汇票金额按每日万分之五计收利息。同日，重庆银行成都分行依据合同约定向恒创公司签发了总额为7857万元的承兑汇票（借款人存入保证金2357.1万元）。承兑汇票到期日为2015年6月2日。 2014年11月6日，重庆银行成都分行与恒创公司、双龙公司签订了《重庆银行厂商银业务三方协议》【编号：（2014）年（重银成分厂银）字第D001号】，协议约定：双龙公司对恒创公司上述债务向重庆银行成都分行提供连带保证责任,责任范围为恒创公司在重庆银行成都分行处应付未付的票款及/或贷款及其利息、违约金、重庆银行成都分行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2015年5月29日，三洲公司与重庆银行成都分行签订《重庆银行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2015年重银成分高保字第D020号】，合同约定三洲矿业公司对恒创公司于《最高额授信业务总合同》【编号：（2014）年（重银成分授）字第D009号】项下对重庆银行成都分行所负全部债务（本金余额不超过7857万元）向重庆银行成都分行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范围包括因前述主合同而产生的债务本金、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因债务人违约而给重庆银行成都分行造成的损失。保证期间为合同生效之日起至编号为2015年重银成分高保字第D020号《重庆银行最高额保证合同》项下全部融资（含其他各类具体业务合同）中最后到期的一笔融资的履行期届满之日起经过两年。 截至2015年6月2日汇票到期，恒创公司未及时向重庆银行成都分行交存票款金额5499.9万元，重庆银行成都分行垫付后，恒创公司至今未偿还。双龙公司及三洲矿业公司经重庆银行成都分行通知后也未履行连带保证责任。 一审法院另查明：（2014）年（重银成分授）字第D009号《最高额授信业务总合同》、（2014）年（重银成分授承)字第D030号《（最高额）授信业务项下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合同》于2014年11月12日、12月2日在成都市蜀都公证处进行了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2015年10月20日，成都市蜀都公证处就案涉（2014）年（重银成分授承)字第D030号《（最高额）授信业务项下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合同》项下债务出具（2015）川成蜀证执字第881号《执行证书》，载明：截至2015年10月10日，扣除承兑保证金23571000元，恒创公司尚有54668185.84元票款及利息3553432.08元。被申请执行人为恒创公司、杨琦。申请执行标的为：54668185.84元票款，欠款利息、罚息、复利共计3553432.08元以及至债务结清止的利息、罚息。2015年11月，重庆银行成都分行就上述执行证书确认的债权向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16年12月12日，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成执字第1796-2号《执行裁定书》，主要载明：此次执行标的58221617.92元及利息，恒创公司、杨琦尚欠重庆银行成都分行58221617.92元及利息。本案暂不具备强制执行条件，终结（2015）川成蜀证执字第881号《执行证书》的本次执行。 2017年12月11日，成都市蜀都公证处出具（2015）川成蜀证执字第881号补《补正公证书》，载明：（2015）川成蜀证执字第881号公证书第二页中“申请执行标的为：......(暂计算至二O一五年十月十日，实际计算至支付完毕)”因当事人要求增加计算方式），改为“申请执行标的为：......（暂计算至二O一五年十月十日，实际计算至支付完毕；利息的计算方式为：以汇票到期日未支付的汇票金额为基础，按每日万分之五，计算至实际支付完毕当日）”。同时载明：本补正公证书与（2015）川成蜀证执字第881号公证书一并使用。 一审法院又查明：2015年12月22日，湖北省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鄂随州中民破字第00001-1号《决定书》，载明：2015年12月22日，该院根据双龙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双龙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因双龙公司在申请破产之前已成立清算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三条、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十四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第十八条第四项规定，指定双龙公司清算组担任双龙公司管理人。 重庆银行成都分行向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说明，载明：因双龙公司已进入破产程序，请求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有关规定确认重庆银行成都分行对双龙公司享有的破产债权，并依法判令重庆银行成都分行有权参与双龙公司破产财产的分配。 一审审理中，双龙公司申请对《重庆银行厂商银业务三方协议》《介绍信》《收票人身份确认函》《收票（款）确认函》《说明》上的“湖北航天双龙专用汽车有限公司”印文进行鉴定，鉴定事项为：1.上述五份材料上的“湖北航天双龙专用汽车有限公司”印文是否为同一印章盖印；2.上述五份材料上“湖北航天双龙专用汽车有限公司”印文与两份《印章备案表》上的同名样本印文是否为同一印章盖印。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成都清源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鉴定意见为：1.送检《重庆银行厂商银业务三方协议》《介绍信》《收票人身份确认函》《收票（款）确认函》上的“湖北航天双龙专用汽车有限公司”印文是同一枚印章盖印。送检《重庆银行厂商银业务三方协议》《介绍信》《收票人身份确认函》《收票（款）确认函》上的“湖北航天双龙专用汽车有限公司”印文与《说明》上的“旧印章”“新印章”印文不是同一印章盖印。2.送检《重庆银行厂商银业务三方协议》《介绍信》《收票人身份确认函》《收票（款）确认函》上的“湖北航天双龙专用汽车有限公司”印文及《说明》上的“新印章”印文与两份《印章备案表》上的同名样本印文不是同一印章盖印。《说明》上“旧印章”印文“湖北航天双龙专用汽车有限公司”与行政《印章备案表》上的同名样本印文是同一印章盖印。《说明》上“新印章”印文“湖北航天双龙专用汽车有限公司”与财务《印章备案表》上的同名样本印文不是同一印章盖印。重庆银行成都分行与双龙公司均认可鉴定意见，重庆银行成都分行认为该鉴定意见能证明双龙公司应当依法承担保证责任；双龙公司则认为《重庆银行厂商银业务三方协议》《介绍信》《收票人身份确认函》《收票（款）确认函》上的印章不是双龙公司所盖。三洲公司未发表意见。一审法院认为，加盖有双龙公司公章的《介绍信》《收票人身份确认函》《收票（款）确认函》上载明：介绍双龙公司员工左旭到重庆银行成都分行办理恒创公司的收票事宜并确认左旭为收票人，《收票人身份确认函》上附了左旭的身份证复印件，左旭在收票（款）确认函上签字。虽然《重庆银行厂商银业务三方协议》经鉴定与其备案印章不是同一枚印章，但该协议上的印章与《介绍信》《收票人身份确认函》《收票（款）确认函》加盖的双龙公司的印章为同一枚，且双龙公司承认左旭确系其员工，故双龙公司应当根据三方协议承担相应的保证责任。 一审法院认为，重庆银行成都分行与恒创公司签订的《重庆银行最高额授信业务总合同》《重庆银行（最高额）授信业务项下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合同》以及重庆银行成都分行与恒创公司、双龙公司签订的《重庆银行厂商银业务三方协议》、重庆银行成都分行与三洲公司签订的《重庆银行最高额保证合同》均系签约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合法有效，各方均应按约履行。重庆银行成都分行按约足额交付了承兑汇票，但到期后恒创公司未向重庆银行成都分行支付票款，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还本付息的责任，恒创公司的债务以公证机关出具的执行证书为准。 根据《重庆银行厂商银业务三方协议》，双龙公司对恒创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双龙公司辩称三方协议上加盖的盖章不是公司备案的印章，但基于一审法院对鉴定报告的前述意见，一审法院认为，双龙公司仍应依据三方协议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债务人不得再对个别债权人进行清偿。因此，重庆银行成都分行对债务人双龙公司享有的债权，应在判决生效后通过向双龙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的方式，在破产清算程序中依法获得清偿。 根据《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三洲公司对恒创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人承担连带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恒创公司追偿。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六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成民初字第2864号民事判决：一、双龙公司就（2015）川成蜀证执字第881号《执行证书》及（2015）川成蜀证执字第881号补《补正公证书》确定的恒创公司的债务，即：“54668185.84元票款，欠款利息、罚息、复利共计3553432.08元（暂计算至2015年10月10日，实际计算至支付完毕；利息的计算方式为：以汇票到期日未支付的汇票金额为基础，按每日万分之五，计算至实际支付完毕当日），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向重庆银行成都分行承担连带责任，重庆银行成都分行对双龙公司享有上述债权。二、三洲公司就（2015）川成蜀证执字第881号《执行证书》及（2015）川成蜀证执字第881号补《补正公证书》确定的恒创公司的债务，即：“54668185.84元票款，欠款利息、罚息、复利共计3553432.08元（暂计算至2015年10月10日，实际计算至支付完毕；利息的计算方式为：以汇票到期日未支付的汇票金额为基础，按每日万分之五，计算至实际支付完毕当日），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向重庆银行成都分行承担连带责任。判决生效后，重庆银行成都分行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申报对双龙公司的上述债权，并行使权利。一审案件受理费332908.09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共计337908.09元，由双龙公司、三洲公司承担。 二审中，重庆银行成都分行向本院提交了11张银行承兑汇票（1000万额度7张、650万额度1张、50万额度3张），拟证明双龙公司收到总额约78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及汇票背书使用的情况。 双龙公司质证认为，上述证据形成于2014年，不属于二审新证据。认可复印件与原件一致，但对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 本院认为，首先，重庆银行成都分行提交的上述证据原件与复印件一致。其次，上述银行承兑汇票上均加盖有“双龙公司财务专用章”和“张彦文印”印文印章。双龙公司虽对证据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但并未申请对票据上的印章进行司法鉴定，亦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其证明力将结合本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 本院对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案涉《重庆银行厂商银业务三方协议》加盖了各方当事人印章及法定代表人印章。虽然经鉴定，案涉《重庆银行厂商银业务三方协议》中双龙公司的印章印文与备案印章印文不一致，但因同一公司刻制多枚印章的情形在日常交易中大量存在，故不能仅以合同中加盖的印章印文与公司备案印章印文不一致来否定公司行为的成立及其效力，而应当根据合同签订人盖章时是否有权代表或代理公司，或者交易相对人是否有合理理由相信其有权代表或代理公司进行相关民事行为来判断。首先，根据查明的事实，案涉《重庆银行厂商银业务三方协议》签订时，左旭系双龙公司的工作人员。其次，双龙公司向重庆银行成都分行出具的《介绍信》载明：“兹有我单位左旭同志，身份证号码：4290011983××××××××，前往贵行办理恒创公司收票事宜，望配合。我公司传真号：0722-3587113”；《收票人身份确认函》上附有左旭的身份证复印件；左旭在《收票（款）确认函》上签字。因此，重庆银行成都分行有理由对左旭的代理行为产生合理信赖，双龙公司亦无证据证明重庆银行成都分行明知左旭没有代理权。第三，重庆银行成都分行在二审中提交的新证据能够证明双龙公司已经实际收到银行承兑汇票并进行背书使用，案涉《重庆银行厂商银业务三方协议》已实际履行。综上，双龙公司以《重庆银行厂商银业务三方协议》中双龙公司印章印文与其备案印章印文不一致为由，认为《重庆银行厂商银业务三方协议》无效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双龙公司应否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该规定为公司对外提供担保设置内部决议程序，是基于对外担保可能危及公司资产安全而对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代表权作出的特别限制，以确保公司对外担保确系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本案中，重庆银行成都分行要求双龙公司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是基于重庆银行成都分行、双龙公司、恒创公司签订的《重庆银行厂商银业务三方协议》，该协议中不仅约定了双龙公司对案涉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同时也约定了双龙公司是商品发货方，是银行承兑汇票的收款人，如前所述，双龙公司实际收到了银行承兑汇票并进行背书使用。基于案涉债务与双龙公司业务运营的利益关联，一审判决认为双龙公司在《重庆银行厂商银业务三方协议》中承诺对案涉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符合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判决双龙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并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规范意旨。因此，双龙公司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另，一审判决双龙公司对（2015）川成蜀证执字第881号《执行证书》及（2015）川成蜀证执字第881号补《补正公证书》确定的恒创公司的债务向重庆银行成都分行承担连带责任。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双龙公司于2015年12月22日被湖北省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破产重整申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附利息的债权自破产申请受理时起停止计息。因此，双龙公司承担连带偿还利息的截止时间应为2015年12月22日，一审判决停止计息的时间有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 综上，双龙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但一审法院对双龙公司承担连带偿还利息的停止计息时间判决有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成民初字第286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四川三洲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就（2015）川成蜀证执字第881号《执行证书》及（2015）川成蜀证执字第881号补《补正公证书》确定的成都恒创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的债务，即：‘54668185.84元票款，欠款利息、罚息、复利共计3553432.08元（暂计算至2015年10月10日，实际计算至支付完毕；利息的计算方式为：以汇票到期日未支付的汇票金额为基础，按每日万分之五，计算至实际支付完毕当日），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向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承担连带责任”； 二、变更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成民初字第286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湖北航天双龙专用汽车有限公司就（2015）川成蜀证执字第881号《执行证书》及（2015）川成蜀证执字第881号补《补正公证书》确定的成都恒创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的债务，即：‘54668185.84元票款，欠款利息、罚息、复利共计3553432.08元（暂计算至2015年10月10日，实际计算至支付完毕；利息的计算方式为：以汇票到期日未支付的汇票金额为基础，按每日万分之五，计算至实际支付完毕当日），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向重庆银行成都分行承担连带责任，重庆银行成都分行对双龙公司享有上述债权”为“湖北航天双龙专用汽车有限公司就（2015）川成蜀证执字第881号《执行证书》及（2015）川成蜀证执字第881号补《补正公证书》确定的成都恒创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截至2015年12月22日的债务，即：‘54668185.84元票款，欠款利息、罚息、复利共计3553432.08元（暂计算至2015年10月10日，实际计算至2015年12月22日止；利息的计算方式为：以汇票到期日未支付的汇票金额为基础，按每日万分之五，计算至2015年12月22日止），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向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承担连带责任，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对湖北航天双龙专用汽车有限公司享有上述债权”。 判决生效后，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申报上述债权并行使权利。 一审案件受理费332908.09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共计337908.09元，由被告湖北航天双龙专用汽车有限公司、四川三洲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承担。二审案件受理费332908.09元，由湖北航天双龙专用汽车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余 静 审判员 林 涛 审判员 刘小红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六日 书记员 李 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