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401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传良，男，1965年3月26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关军，浙江吴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广达，男，1980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萧融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萧山区宁围街道浙江世纪汽车市场****。 法定代表人：黄汉云，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美笑、严红，浙江民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传良因与被上诉人李广达、杭州萧融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萧融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20）浙0109民初5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9日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的规定，依法指定审判员张敏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传良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张传良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李广达、萧融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对案涉转账款项性质没有调查清楚，未作实质审查，事实认定不清。（一）尽管张传良对一审法院认定的自2015年2月4日至2016年8月4日止张传良及其委托的代理人韩国良及杭州萧山城北水泥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北公司）向李广达、朱华琴及萧融公司共转账55593700元，及自2015年1月31日至2016年7月29日李广达、朱华琴及萧融公司共向张传良转账50581871元的事实没有异议，但对一审法院未就该款项性质进行实质性审查有异议。一审法院在已认定张传良转账给萧融公司、李广达和朱华琴的款项远远高于李广达、萧融公司和朱华琴转给李广达款项的情况下，未依法查清该款项的性质。张传良在庭审中询问该款项性质时，萧融公司仅以“系往来款”回应，且在张传良具体追问是什么往来款时，萧融公司以不清楚来搪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之规定，在张传良已提供银行转账的情况下，李广达、萧融公司对该款项非借贷或其他债务关系负有举证责任。在转账往来存在巨大差额情况下，萧融公司仅口头反驳系往来款而非借贷关系并不能证明萧融公司已完成举证义务。（二）萧融公司一审答辩称“张传良、李广达、萧融公司之间不存在借贷合同关系，双方之间的转账实为业务往来，且张传良转入李广达账户的款项均已转回，不存在欠款”，“萧融公司已将收到的款项悉数转回张传良，不存在拖欠张传良款项的情况”，上述抗辩除想说明转账非借贷关系外，还想说明收到的款项均悉数转回，不存在拖欠款。撇开转账款项的性质，结合张传良在一审中提供的《情况说明》中萧融公司自认“2015年、2016年间张传良多转1011829元，萧融公司法人黄汉云名下的房产过户给张传良，该房产价值远远高于张传良多转的金额”，包括萧山区人民法院（2016）浙0109民初13414号民事判决书中萧融公司的抗辩“即使《投资协议书》已生效，该协议书也未实际履行，双方的往来款项，已如数归还给张传良，双方不存在任何的往来款争议”，上述证据足以证明在张传良与李广达、萧融公司之间存在转账往来款数额差异时，李广达、萧融公司是需要归还债务的。一审法院查明张传良转给李广达、萧融公司及朱华琴的欠款存在5011829元的差额，说明萧融公司所谓不存在欠款是谎言，一审法院在已查明该事实的情况下，无视转账存在差额就该偿还的客观事实，仅以张传良未提供与李广达、萧融公司之间存在借贷的合意就驳回了张传良的诉讼请求。本案情况复杂，尽管张传良曾因此案以虚假诉讼被判刑，但一审法院已查明的事实能够证明萧融公司在相关案件中作出了虚假陈述，比如李广达为脱离与萧融公司的关系曾否认其系萧融公司的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双方的往来款已清等等，一审法院在明知该真实情况的情况下，却未对该往来款项的性质作进一步调查，未要求萧融公司提供相应证据是错误的。二、一审法院曲解了张传良在庭审中陈述的本意，也系认定事实不清，且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判决多次强调“张传良在庭审中又称其与萧融公司转账系对萧融公司的投资款，可见张传良自已也认为其本意系将涉案款项作为对萧融公司的投资而非用于借贷”，事实上这是张传良对于为何在2016年原诉讼是投资关系而这次诉讼是借贷关系的解释，是其对法律关系的错误认知，加上其被判刑的委屈，投资的说法并非是对借贷诉讼的自我否认。原一审、刑事案件[（2018）浙0109刑初1018号]包括这次的借贷纠纷，一审法院也调取了相关卷宗，对张传良所谓的投资关系的本意一审法院应当是清楚的，在投资关系已被生效判决否认且未有新的证据证明是投资关系的情况下，张传良陈述的所谓投资就是其对法律关系认识的偏差，一审再以张传良所谓的投资自认而驳回张传良的诉请是错误的。（二）萧融公司从未抗辩往来款全部是银行汇票往来款的交付，一审法院认定双方之间从2013年起即存在承兑汇票贴现等业务合作关系，故而萧融公司的抗辩具有一定的可信度及合理性，存在偏差和错误。萧融公司确认转账性质是往来款，但并无详细说明及举证证明是什么往来款。如果一审法院认定55593700元转账全部是银行汇票贴现往来款，必然错误。2015年1月1日后银行汇票贴现往来款中，张传良均是汇票提供方，支付的款项并没有汇票贴现款，而相反李广达支付给张传良的款项中其中2015年1月31日两笔55万元（有备注是承兑），2015年3月31日1828000元，2016年4月1日1723750元，2016年4月15日379236元共5310986元是李广达支付的汇票贴现款，该款与双方的借贷关系没有任何关系，在计算欠款时应扣除上述银行汇票贴现款。（三）一审判决关于“如此频繁借款而不要求借款人出具借条，不明确利息且多年不进行对账，不符合民间借贷之日常交易习惯”的认定错误。民间借贷往往发生在熟人、朋友之间，关系比较密切，相互之间比较信任，在日常生活中民间借贷没有借据和借款合同相当普遍。普通老百姓基本都会认为有银行转账凭证，债务人无法否认。本案中，双方当事人有多年的生意合作关系，频繁的资金往来均通过银行转账，转账时双方无需见面，不可能像一审法院所认定的，频繁借款更需出具借据。所以一审法院以此认定频繁资金往来没有借据就不符合借贷的交易习惯是错误的。三、张传良以合同纠纷（投资关系）诉讼被驳回，再以民间借贷案由起诉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双方之间存在500余万元转账的差额是客观事实，且根据萧融公司的自认如有差额也应归还，那么对该款项性质的确定到底是投资还是借贷又有何实质性意义。银行转账或业务往来非法律关系，银行转账基于什么法律关系、基于什么事实，主要就是借贷中的借与还、投资、买卖合同中货款的支付，不当得利，所以对萧融公司的抗辩应提供相应的证据这是司法解释的本意。在张传良起诉投资关系被法院否认的情况下，欠债总要还，所以张传良依据本案的实际情况再以借贷关系起诉符合法律规定。最高院在相关判决中指出“出资人（原告）主张其出资为投资法律关系的，应提供证据证实其与合同相对方就合作项目投资的风险承担、运营管理等方面的约定，仅凭借其出资转款凭证不能证明投资法律关系中共享收益、共担风险的法律性质，故应按照借款关系处理，更符合证据规则和法律规定”。结合到本案，张传良与李广达、萧融公司基于借款和投资的意向而发生往来，在投资关系不被认可的情况下，再以借贷纠纷提起诉讼符合客观实际和法律规定，也更利于张传良债权的保护。一审法院在已查明相关事实的情况下，不要求萧融公司就其抗辩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在庭审中也不作实质性审查，退一步讲即使按萧融公司“存在往来款差额是需支付”的实质抗辩的理由，一审法院也未经向张传良释明，要求张传良变更案由，仅以不足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合意，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而判决驳回张传良的全部诉请，损害了张传良的合法权益，造成当事人的诉累。民诉法司法解释第九十二条第三款规定，自认的事实与查明事实不符的，人民法院不予确认。张传良为维护自身权益，曾以伪造《投资协议书》的方法提起诉讼，结果弄巧成拙，已被依法追究法律责任。一审法院反复强调张传良曾自认案涉款项是投资款，但该事实已被生效法律文书否认，依法不应产生自认的法律效果。同一法院对该节事实认定应保持前后一致，虽现有证据不支持当事人之间存在投资法律关系，但当事人之间真实民事法律关系并未消灭，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清事实并支持张传良的上诉请求。 萧融公司答辩称，一、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张传良自认从2013年开始，双方就存在汇票贴现等业务的合作，且双方之间的转账主要备注均为往来款、承兑款等，从未备注为借款。可见，双方之间从未存在借贷合意，故在萧融公司抗辩且张传良也自认存在其他债务的情况下，张传良理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但本案中，张传良并未进一步举证证明借贷合意的达成，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二、事实上，萧融公司与张传良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双方之间的转账均是生意及业务上的合作，且萧融公司已经向一审法院提供了相应的证据材料来证明各方之间并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同时，张传良提供的转账记录也无法直接证明其与萧融公司、李广达之间存在借贷合意。一审法院适用法律及举证责任的分配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张传良的上诉，维持原判。 李广达未参加二审诉讼活动。 张传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李广达、萧融公司归还借款8494815元及利息1378638元（自2016年8月29日起按银行贷款利率4.75%暂计算至2020年1月29日，此后的利息计算至借款还清日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月4日至6月8日期间，张传良向李广达转账787万元。2015年3月11日、6月24日，韩国良依张传良指示向李广达账户存入80万元、转账50万元。2016年1月6日－4月27日期间，张传良向李广达转账269万元。2016年4月15日，城北公司依张传良指示向李广达账户转账共计215万元。2015年9月25日至12月31日期间，张传良向朱华琴转账8246000元。2015年7月13日至9月14日期间，张传良向萧融公司转账1697700元。2016年1月5日－8月4日期间，张传良向萧融公司转账3164万元。上述款项合计55593700元，其中部分备注为往来款，其余未作备注。 2015年1月31日至2016年4月28日期间，李广达、朱华琴共计向张传良转账18131871元。2015年7月至9月期间，萧融公司向张传良转账145万元。2016年1月11日至7月29日期间，萧融公司向张传良转账3100万元。上述款项共计50581871元，其中部分备注为往来款、承兑款，其余则未作备注。 一审法院另查明，萧融公司法定代表人黄汉云系李广达母亲，朱华琴系萧融公司股东。据黄汉云在公安机关接受询问时的陈述，萧融公司系李广达、朱华琴在实际管理。 一审法院再查明，张传良曾于2016年就上述与李广达、萧融公司、朱华琴之间的款项往来起诉萧融公司（13414号案件），主张：其与李广达达成协议将其在2016年1月1日前出借给萧融公司的530万元款项转为投资款，用于投入萧融公司经营，并在此后补签了《投资协议书》，故起诉要求萧融公司返还投资款、支付分红款并承担相应利息损失。在该案二审审理过程中，因杭州市公安局萧山区分局对萧融公司被虚假诉讼案立案侦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23日裁定驳回张传良的起诉。后张传良因伪造《投资协议书》构成虚假诉讼罪被判处刑罚。现就13414号案件所涉款项，张传良以民间借贷纠纷起诉。 一审庭审中，张传良陈述称自2015年起，其转给李广达的1401万元均系李广达向其所借款项，其中2016年1月6日至4月27转账的269万元系用于偿还李广达个人在外欠款；其转给朱华琴的824.60万元均为朱华琴向其所借款项，用于萧融公司经营；其转给萧融公司的33337700元均系投入萧融公司的投资款。萧融公司陈述称萧融公司、李广达、朱华琴与张传良之间的款项往来均为合作承兑汇票贴现业务的往来。张传良确认双方自2013年起存在承兑汇票贴现业务的合作。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之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具体到本案中，张传良主张案涉转账款项系借款，李广达、萧融公司抗辩称系业务往来，而从张传良与李广达、萧融公司及朱华琴之间的转账记录以及庭审中双方的陈述可知，双方之间确实从2013年起即存在承兑汇票贴现等业务合作关系，故而李广达、萧融公司的抗辩具有一定的可信度及合理性。而张传良虽起诉主张因李广达向其借款，其将共计55593700元款项转入李广达、萧融公司、朱华琴账户，但同时在庭审调查过程中又称其向萧融公司转账的3164万元系对萧融公司的投资款，其陈述前后矛盾；若如张传良所述，案涉转账款项系借款，如此频繁借款而不要求借款人出具借条、不明确利息且多年不进行对账结算，款项性质主要备注为往来款、承兑款等，而从未备注为借款，此举也不符合民间借贷之日常交易习惯；张传良曾就案涉款项以合同纠纷起诉主张投资款，且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亦多次陈述虽13414号案件中提交的《投资协议书》系伪造，但该协议书反映的内容与事实相符，可见张传良自己也认为其本意系将案涉转账款项作为其对萧融公司之投资而非用于出借。承上分析，张传良所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的合意，张传良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现张传良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与李广达之间存在借贷合意，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至于李广达、萧融公司有关于张传良涉嫌虚假诉讼的抗辩缺乏依据，该院不予采信。李广达经该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该院依据查明的事实依法缺席判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之规定之规定，判决：驳回张传良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914元，减半收取40457元，由张传良负担。 张传良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证据材料如下： 1.讯问笔录（张传良）1份，用以证明张传良在公安机关的陈述，除《投资协议书》是伪造外，其他内容是真实的。 2.讯问笔录（朱华琴）1份，用以证明萧融公司、李广达与张传良之间确实存在资金周转和借贷关系，因张传良多转1534829元，所以用房子抵债，萧融公司并未否认双方转账差额部分仍需归还，一审法院称双方转账均是承兑汇票贴现款无事实依据。 3.讯问笔录（李广达）2份，用以证明尽管本案诉讼是借贷纠纷，但有关投资入股一说并非空穴来风，只是李广达、萧融公司不认可是投资关系，张传良也无法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刑事判决又不认可，投资入股一说与已经查明的事实不符，故一审法院不该确认是投资关系而否认本案的借贷关系；萧融公司事实上并未否认双方转账存在差额就存在债务问题，该差额需要偿还，无非是对双方转账的数额存在争议；一审法院所认定的承兑汇票贴现业务与本案无关，所谓的合作关系是指张传良、李广达、汪海三人之间的合作，与本案无关。 4.讯问笔录（汪海）1份，用以证明一审判决认定的承兑汇票贴现业务与本案无关，所谓的合作关系是指张传良、李广达、汪海三人之间的合作，是以文达建材商行名义经营的，与本案无关。 5.林之语房屋过户契税凭证1份，用以证明2016年7月15日是过户时间而非抵债时间，抵债发生在2015年年底，且是抵李广达欠张传良之前255万元债务中的一部分，与本案无关；即使如李广达所言是抵双方银行转账之间的差额，转账差额计算的时间点截止到2016年8月4日，李广达怎么可能在2016年7月15日就预知之后的往来款，所以用房抵本案转账差额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也与日常生活经验不符。 李广达、萧融公司在二审期间均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材料。 对张传良提交的证据，经质证，萧融公司对证据1的形式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内容真实性有异议，认为无法证明双方之间达成借贷合意；对证据2的形式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内容真实性有异议，认为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笔录反映双方之间的账已经平掉了，且只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资金周转的业务合作，无法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对证据3的形式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内容真实性有异议，认为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投资入股并非空穴来风是张传良的单方说法，无法证明双方之间达成借贷合意；对证据4的形式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内容真实性及关联性、合法性均有异议，无法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房屋过户后已经把双方全部的差额都抵掉，并非张传良所称仅抵掉2015年之前255万元中的一部分。 本院对张传良二审提交的证据1、2、3、4的形式真实性予以认定，但当事人及案外人的笔录在无其他有效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不能单独作为认定相关事实的依据；对证据5的真实性予以认定。 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张传良将其在2015年至2016年期间向李广达、朱华琴、萧融公司账户转账的金额加上韩国良、城北公司依其指示向李广达账户转账的金额之和（55593700元），减去其认可的李广达、朱华琴、萧融公司在此期间向其转账的金额（50581871元-张传良认为李广达应承担的200万元借款每月4万元的利息计48万元、2015年资金往来利息35万元、2015年1月31日两笔承兑共计55万元及2016年4月1日、4月15日两笔承兑共计2102986元），得出8494815元差额，主张该款系李广达、萧融公司向其所借，要求归还。但上述多个主体之间的众多款项往来，在转账时均未备注系借款或还款，部分转账记录备注为往来款、承兑款，张传良亦未提交其他能够证明该些款项往来系因借贷关系而发生的证据，故其主张转账差额即为借款缺乏依据。一审法院根据萧融公司关于上述款项往来并非借贷关系而是业务往来的答辩意见，结合张传良与李广达等从2013年起存在承兑汇票贴现业务合作关系的事实，以及张传良在诉讼中所作其向萧融公司转账的款项系投资款的陈述，认为张传良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在其未进一步举证证明与李广达、萧融公司存在借贷合意的情况下，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并无不当。张传良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914元，由张传良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张 敏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郑纤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