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1民终542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贵州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延安中路**。法定代表人：陈世华，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冉燚，贵州贵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冉光杰，贵州贵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贵阳三圣特种建材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燕楼乡谷蒙村法定代表人：张志强，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曾璇，北京大成（贵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雨，北京大成（贵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贵州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工集团)因与被上诉人贵阳三圣特种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圣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法院(2019)黔0111民初68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建工集团上诉请求：1、请求贵院撤销原判，并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并支持上诉人全部反诉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就案涉货款结算金额存在争议，一审法院未查清该部分事实便径直裁判有误。且本案中，被上诉人不及时供货以及进行堵工等极端行为，系其违约、其也系过错方，故一审法院不应当判决上诉人以逾期罚息利率标准支付被上诉人的逾期付款损失，更不应当支持其逾期付款损失的诉请。1、上诉人与被上诉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上诉人也认可需要支付被上诉人货款，但上诉人与被上诉间并未就货款进行过最终结算。被上诉人单方结算的金额远高于上诉人结算金额，一审法院在未对案涉货款进行核算的情况下直接认可被上诉人的单方结算系认定事实不清。且一审法院不能以供货单尾号为970、951等8张供货单中有左江、盛某和左松签字，便认定代表上诉人对于供货情况的确认。案涉合同约定，上诉人指定的签字人为“李兴乐”“左伦”，左江、盛某和左松不是案涉合同约定的相关人员，其对供货单的签字行为，不能代表上诉人对于供货情况的确认。上述人员不具有上诉人的授权委托，一审法院不应当以其为上诉人员工便认定其具有相应权利。左江、盛某和左松三人单独对案涉供货单签字的行为在未得到上诉人确认的情况下，签收的供货单对上诉人不发生效力，不应当予以认定。2、被上诉人在本案中存在过错，一审判决支持逾期付款罚息错误。（1）被上诉人违约未按合同约定供货。上诉人于2019年4月10日至2019年4月14日，要求被上诉人提供混凝土浇筑图书馆三层屋面防水找平层、Ｂ03栋地下室汽车坡道时，被上诉人置之不理。被上诉人违约直接停止供货的行为导致上诉人被迫停工4天；（2）被上诉人至案涉项目工地进行堵工，也给上诉人造成了停工损失；（3）被上诉人未按口头承诺的开具16%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述原因是导致上诉人未及时支付货款的根本原因。被上诉人在本案中也系过错方、违约方，一审法院不应当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支持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的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被上诉人的逾期付款损失，更不应当支持其逾期付款损失的诉请。二、本案中，被上诉人对上诉人进行堵工的行为，系真实存在。对上诉人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应当由被上诉人进行赔偿。1、一审法院以其未提供堵工行为的报警记录，便要求其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系属扩大了的举证责任，未查清本案的案件事实。其在诉讼过程中举证了被上诉人堵工的照片、微信聊天记录并申请证人出庭等，证明了被上诉人对上诉人进行堵工的事实。同时在庭审过程中，被上诉人也认可对上诉人进行进行了堵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08年12月16日实施）第八条及即将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19）19号，2020年5月1日实施）第三条规定，上诉人无需对被上诉人堵工再进行举证。2、针对具体的堵工时间，因从现有证据中已经能够认定被上诉人在2018年8月25日至2018年9月6日，以及2019年4月10日至2019年4月14日期间对被上诉人进行堵工，具体堵工时间为16天，产生的堵工损失为2038166元。三、被上诉人停止供货系违约行为，应当承担合同约定的违约责任。根据双方签订的《商品混凝土购买合同》第十一条第四款约定，被上诉人应当对其停止供货的违约行为承担违约责任，按照合同约定支付违约金。该合同条款的约定并未有任何条款限定其适用范围，双方亦不存在上诉人未按照被上诉人要求的时间支付货款便可径直停止供货的约定。即使被上诉人发送过催款函件，并不构成对案涉《商品混凝土购买合同》的补充和更改，被上诉人的行为仍然构成违约。四、被上诉人依法应当开具税率为16%的发票给上诉人。被上诉人在与上诉人签订合同的时候，故意隐瞒已经申报简易征收的事实，口头答应上诉人开具税率为16%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由于被上诉人为一般纳税人，上诉人相信被上诉人会给上诉人开具税率为16%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与被上诉人签订合同约定单价高于市场单价。被上诉人实际提供税率为3%的增值税发票，根本不能抵扣相应的税款，使上诉人在本合同中的成本超预期，双方的权利义务并不对等。被上诉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的规定。所以，被上诉人应当向上诉人提供16%的增值税发票。被上诉人三圣公司辩称，一、建工集团所提的结算金额存在争议与事实不符，双方已按照合同的约定办理了月度结算，并针对2018年12月26日以前总的供货量、结算总额、已收款金额、累计欠款及发票开票情况进行了对账结算确认。对账以后的供货量及金额亦有双方确认的《混凝土结算单》和庭审中被答辩人确认的《送货单》予以佐证。1、根据双方签订的《商品混凝土购买合同》第七条第7.1结算方式约定，双方每月25-30号到甲方项目部对账并办理当月《混凝土结算单》的签章手续，办完结算签章手续的《混凝土结算单》作为结算货款的依据。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也严格按照合同约定的结算方式办理了相应的《混凝土结算单》，根据双方对账签字的《“贵州理工学院新校区一期房建项目”对帐明细表》可明确，双方已于2019年1月22日就三圣公司已供货方量、结算货款总额、已收款金额、累计欠款以及发票开票时间、金额进行了对账结算并确认。因此，自2017年4月26日至2018年12月25日，双方一致确认三圣公司向建工集团供货的总结算金额为36241040.32元，建工集团已付货款金额为20952369.50元，已开票总金额为28111000.50元，尚欠货款为金额15288670.82元。2、双方对账结算后，三圣公司又根据建工集团的需要进行供货，双方于2019年2月25日以及2019年3月25日办理了两次月度结算，且均在《混凝土结算单》中签字确认，该两次月度结算对应的货款分别为394934.00元和401462.60元。后于2019年3月26日至2019年4月10日期间，三圣公司向建工集团继续供货，供货量总计262.50m2(此次供货，建工集团拒绝在相应《混凝土结算单》上签字确认该部分的供货量及结算金额，但三圣公司已提供对应的35张《送货单》予以佐证)，对应货款为95532.50元。因此，在双方对账结算后，三圣公司后续的供货金额总计应为891929.10元(394934元+401462.60元+95532.50元=891929.10元)，加上此前对账确认的尚欠货款15288670.82元，建工集团累计拖欠货款为16180599.92元(15288670.82元+891929.10元=16180599.92元)，再减去双方对账后建工集团于2019年1月31日以及2019年7月1日分别支付的3000000.00元以及1000000.00元，得出建工集团最终应支付的尚欠货款金额总计为12180599.92元(16180599.92元-3000000.00元-1000000.00元=12180599.92元)。二、三圣公司并无堵工行为，仅是前往其理工学院项目部主张支付拖欠的进度款，一审已经查明项目部与施工现场相距甚远，三圣公司合法主张权利的行为不可能造成建工集团停工，后建工集团再次拒不支付拖欠的货款，三圣公司在提前多日告知若三日内再不支付则暂停供货的情况下，有权暂停供货以维护自身合法债权。1、三圣公司前往理工学院项目部讨要拖欠的进度款系正当维权行为，当时建工集团拖欠进度款多达1500万余元，已经导致三圣公司的正常经营陷入困难，迫于无奈之下，三圣公司才前往理工学院项目部主张相应进度款支付。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材料，均能证实三圣公司系在项目部门口正当维权，讨要进度款，并不存在造成施工现场停工的后果，故建工集团主张的停工损失赔偿于法无据。2、在2019年4月案涉工程主体结构早已浇筑完成的情况下，建工集团仍然拒不按照合同约定支付货款的违约行为已经属于不支付到期债务，且涉及的尚欠货款多达1300余万元，三圣公司有理由相信建工集团可能出现丧失履行能力或者拒不履行的情形。三圣公司行使不安抗辩权的时间为案涉项目工程主体早已完工之后，建工集团在2019年4月10日后的砼需求量极少(每次约10m2)，且属于零星收尾工程，其提供的证明其损失的《塔工塔吊租赁合同》、《外脚手架分包合同》及点工单、误工费收据等相关证明材料自相矛盾，其所谓被迫停工4天造成的59万余元的损失与事实亦严重不符。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八条、第六十九条的规定，三圣公司在2019年4月3日向建工集团发送相应催收函并告知如三天内不付款将暂停供货的明确意见后，有权行使不安抗辩权，暂停向其供应混凝土，三圣公司无任何违约行为。三、建工集团要求出具16%税率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亦不能作为拖欠货款的抗辩理由。模板合同内容由其单方拟定，在合同中并未约定具体的增值税税率，只约定了乙方应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2、三圣公司开具税率3%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是根据相关税收规定、适用商品混凝土生产企业简易征收办法进行出具的，符合法律规定且得到了税务主管部门的许可。在双方合同履行过程中，三圣公司从合同签订起就一直向建工集团出具税率为3%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高达28111000.50元，建工集团从未就发票税率提出任何异议，这在双方的发票交接单也能予以印证，同时建工集团亦在双方对账时对已经开具的发票无任何异议并签字确认。现建工集团突然提出开具16%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主张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实为恶意拖延付款，该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不应当得到支持。综上所述，建工集团的上诉理由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恳请法院依法驳回其全部上诉请求，以维护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三圣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贵州建工集团有限公司立即向原告支付货款12180599.92元，并支付以货款13180599.92元为基数从2019年6月1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上浮50%的逾期罚息利率（年利率6.525%）标准计算至2019年7月1日的逾期付款损失52557.64元；剩余逾期付款损失以货款12180599.92元为基数从2019年7月2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上浮50%的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至货款全部付清之日止。以上金额暂合计为：12233157.56元。2.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建工集团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反诉被告支付反诉原告违约金人民币688023.456元；2.反诉被告赔偿反诉原告损失人民币2038166元；3.反诉被告以结算总额为基数，向反诉原告开具税率为16%的增值税专用发票；4.反诉案件受理费由反诉被告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5月3日，原告（反诉被告）三圣公司与被告（反诉原告）建工集团签订《待签销售合同工程砼供应协议》，约定建工集团向三圣公司订购贵州理工学院新校区一期房建项目建设所需的预拌混凝土（预拌砼）。2017年9月8日，三圣公司作为乙方与甲方建工集团签订《商品混凝土购买合同》，约定甲方向乙方购买约贰仟壹佰万元整（以实际结算为准）的混凝土。乙方提供正规商砼专项发票给甲方。结算单上甲方指定签字人：李兴乐、左伦，乙方指定签字人：付文武、付小芳，经双方代表签字认可的混凝土用量结算单是甲方付款的最终结算依据。结算方式：甲乙双方约定每月25号-30号到甲方项目部对账并办理当月《混凝土结算单》的签章手续（甲乙双方各持一份），办完结算签章手续的《混凝土结算单》作为结算贷款的依据。付款方式为两种方式：（1）根据项目主体砼工程进度付款；（2）自甲乙双方签订合同后起三个月支付一次，若甲方30天内未使用或者30天内未使用乙方供应商品砼不足100方时，视为该工程完工或者停工，甲方应在30天内向乙方付清全部所有砼货款。乙方应于甲方支付结算价款的同时，向甲方开具相应额的合法有效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和收款手续。合同还对混凝土的标号单价、金额、质量要求、交货方式等进行了约定。合同签订后，三圣公司陆续向建工集团供货，并按照合同约定的方式对预拌砼供应数量及货款金额进行结算，双方签署了《混凝土结算单》。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三圣公司称因市场价格变化，要求建工集团对商品砼价格进行调价，并分别于2017年11月2日、2017年12月3日、2018年1月19日和2018年6月13日分四次向建工集团发送《调价函》。建工集团项目负责人左伦在2017年11月2日的《调价函》中写道“自2017年11月2日起，水泥上浮叁拾元每吨，商砼按该价比例增调，调整幅度，以合同为准”，其在2017年12月3日的《调价函》中写道“同意按水泥调价期间的新价执行”，其在2018年1月19日的《调价函》中签署“收到”，其在2018年6月13日的《工作联系函》中签署“同意调价”。建工集团称，左伦是迫于无奈才在《调价函》中签字，因为案涉工程系政府工程，如果不签字三圣公司就不提供混凝土，只能停工。2018年6月11日，建工集团向三圣公司出具了一份《付款承诺书》，承诺“自2017年5月起至2018年5月25日止，贵司为我司承建的该工程供应商品砼量约为106534.79ｍ3，总砼货款约为33105133.49元，我司已支付贵司砼货款款10952369.5元；按照合同约定，尚差欠贵司砼进度款约为17186993.97元。现我司承诺分次支付差欠贵司的砼进度款，第一次于2018年6月14日前支付200万元，第二次于2018年6月30日前支付800万元以上。若我司任意一期未按照此承诺支付砼货款，我司同意承担迟延付款的违约责任”。左伦在该《付款承诺函》上签字。2018年7月7日，建工集团再次向三圣公司出具《付款承诺函》确认截至2018年6月25日，原告供应商品砼量约为110808.41ｍ3，总砼货款约为35329526.52元，已支付砼货款12952369.50元，按照合同约定，尚差欠原告的砼进度款约为17077728.04元。承诺分次支付差欠原告的砼进度款，第一次于2018年7月11日前支付200万元，第二次于2018年7月20日前支付200万元，第三次于2018年7月30日前支付500万元以上，余款按合同支付。建工集团在该《付款承诺函》加盖“贵州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贵州理工学院新校区项目经理部”印章，同时其项目负责人李兴乐在该《付款承诺函》上签字。建工集团于2018年7月12日向原告支付货款200万元。2019年1月22日，三圣公司向建工集团出具《“贵州理工学院新校区一期房建项目”对账明细表》，载明截至2019年1月1日，三圣公司共计向建工集团供应商品砼的数量为112490.38ｍ3，货款总计为36241040.32元，已支付金额为20952369.50元，尚欠金额为15288670.82元。左江在该《对账明细表》中写道：“量已核对”，建工集团项目负责人左伦在该《对账明细表》写道“计算量最终以双方核实的量为准”。李兴乐在该《对账明细表》中签字。2019年2月25日三圣公司向建工集团出具《贵阳三圣特种建材有限公司混凝土结算单》，载明“结算期间：2018年12月26日至2019年2月25日，结算金额394934元”左江在结算单中写到“量已核对”，左伦写到“同意按以上单价结算”，李兴乐签字。2019年3月25日，三圣公司向建工集团出具《贵阳三圣特种建材有限公司混凝土结算单》，载明“结算期间：2019年2月26日至2019年3月25日，结算金额401462元”左江在结算单中写到“量已核对”，左伦写到“同意按合同条款调增单价”，李兴乐签字。建工集团对前述对账明细表以及结算单不予认可。庭后经法院电话询问建工集团左江系其公司材料员。三圣公司称，其自2019年3月26日至2019年4月10日又向建工集团供应预拌砼方量合计262.5ｍ3，对应砼货款为95532.5元，其中强度等级为Ｃ15的预拌砼方量19ｍ3，单价为337元／ｍ3，金额6403元，Ｃ20的预拌砼方量12ｍ3，单价为347元／ｍ3，金额714元，Ｃ20细石的预拌砼方量125.5ｍ3，单价为357元／ｍ3，金额44803.5元，Ｃ25的预拌砼方量8ｍ3，单价为357元／ｍ3，金额2856元，Ｍ15的预拌砼方量96ｍ3，单价为367元／ｍ3，金额35232元，恒利达车载泵方量68ｍ3，泵送单价为20元／ｍ3，金额1360元，合计95532.5元。三圣公司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了35张送货单。建工集团仅对其中的22张送货单予以认可，对送货单编号尾号608（收货签字人为盛某）、尾号167（收货签字人为张学英）、尾号为970、951、921、890、881（收货签字人为左江）、尾号870、838（收货签字人为李泽宇）、尾号849（收货签字为左家）、尾号801、582（收货签字人为左松）、尾号为517（没有签字人）不予认可。建工集团分别于2019年1月31日、7月1日分别向三圣公司支付了货款300万元、100万元。2019年4月3日，三圣公司向建工集团项目负责人左伦发送《关于催收“贵州理工学院新校区一期房建”项目预拌砼货款的函》，催促被告履行支付货款的合同义务，否则原告将暂停该项目砼的正常供应。2019年4月3日，三圣公司通过彩信的方式向建工集团的负责人左伦发送了一份《关于催收“贵州理工学院新校区一期房建“项目预拌砼货款的函》，载明：“我司为贵司承建的贵州理工学院新校区一期房建项目供应商品预拌砼，截止2019年3月25日我司为该工程供应砼量114645.63ｍ3，砼款约为3704万元（未包含已供货未结算部分）。贵司已付款2395万元，尚欠款约为1309万元，按照双方约定，贵司应支付我司商品砼进度款约为753万元。请贵司接此函后高度重视，敬请贵司积极组织资金，按照合同约定及时足额支付尚欠我司商品砼进度款，若贵司三日内仍未按约足额支付砼货款，我司将暂停该工程砼的正常供应，因此产生的后果由贵司自行承担”。2019年4月10日之后，三圣公司未再向建工集团供应商砼。建工集团称，其工作人员在2019年4月10日至2019年4月14日，要求三圣公司提供混凝土浇筑图书馆三层屋面防水找平层、Ｂ03栋地下室汽车坡道时，三圣公司对其置之不理，造成建工集团被迫停工4天，产生损失592434元。后建工集团与惠水县四海建材有限公司签订了《商品混凝土购买合同》由该公司向其提供预拌砼。由于三圣公司在建工集团工地堵工，造成停工损失。建工集团提供了中厦公司提供堵工照片及微信聊天记录、工资清册、《施工塔吊租赁合同》、《外脚手架分包合同》、工作联系微信记录、点工单、惠水四海建材有限公司砼运料结算单，证明三圣公司擅自停工，给建工集团造成了相应的停工损失，由此产生的费用由三圣公司承担。经质证，三圣公司认为其并不存在堵工行为，只是正当维权行为，只是将车辆停在项目部门口，与工地相差几百米。前述证据存在相互矛盾且无其他证据佐证其真实发生的情形，故不予认可。三圣公司称，案涉理工学院一期项目已经于2018年8月17日完成主体封顶浇筑，并提供了5张送货单予以证明。该5张送货单载明的施工部位是图书馆7层墙柱、屋面层梁板。本案在审理过程中，法院释明建工集团庭后五日内核实其所主张的三圣公司堵工报警以及后续处理情况，并将书面材料提交至本院，建工集团未予提交。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建工集团申请证人出庭作证欲证明三圣公司堵工对其造成相应的损失。证人盛某称：“我是建工集团的现场管理人员，负责现场施工，工作时间自2017年9月至2019年5月。李兴乐让我来工地工作。我每个月的工资为4500元，是左奎发给我发工资，他是大老板。三圣公司堵工时，我也在现场，他们公司通过停料以及堵工的方式索要货款。三圣公司用混凝土车堵了项目部的大门12、13天，堵工的具体时间我记不清楚了，堵工的位置是项目部大门，离施工现场几百米。三圣公司停止发料时间是自2019年4月10日至2019年4月14日。停止发料的原因是甲方没有付进度款。我离开工地时Ｂ03项目已经竣工了，理工学院已经开始进学生了”。另查明，原告于2014年2月3日向国家税务总局贵阳市花溪区税务局申报了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选择简易办法征收的认定备案，原告自2014年2月起其销售自产的“商品混凝土”适用简易办法依照3%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原告称双方在合同中仅约定开发票，但是并没有约定具体的税率，而三圣公司提供的均是税率为3%的发票，已经开具了2800余万元的发票，开具次数达77次。建工集团认可收到三圣公司的发票，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没有对税率提出过异议，但是最后三圣公司要求建工集团付款时提出了异议。在审理过程中，因三圣公司申请财产保全，该院于2019年9月4日作出（2019）黔0111民初6801号民事裁定，查封、扣押、冻结建工集团名下价值12233157.56元的财产。上述事实，有《待签销售合同工程砼供应协议》、《商品混凝土购买合同》、《贵阳三圣特种建材有限公司混凝土结算单》、《调价函》、《工作联系函》、《付款承诺函》、《“贵州理工学院新校区一期房建项目”对账明细表》、《证明》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卷佐证。前列证据已经庭审质证，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一审法院认为，三圣公司与建工集团签订的《商品混凝土买卖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成立并生效，双方均应按约履行。结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举证质证意见及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一是建工集团尚欠三圣公司货款金额以及逾期付款损失的金额；二是三圣公司是否存在延误供行为，如果存在其应当赔偿建工集团延误工的损失；三是三圣公司是否存在堵工行为，如果存在是否应当赔偿建工集团的堵工损失；四是三圣公司是否应当向建工集团开具税率为16%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针对争议焦点一，三圣公司主张货款的依据是2019年1月22日的《“贵州理工学院新校区一期房建项目”对账明细表》、2019年2月25日与2019年3月25日的《贵阳三圣特种建材有限公司混凝土结算单》以及三圣公司自2019年3月26日至2019年4月10日向建工集团供应预拌砼，所对应的供货单35张。针对对账明细表以及结算单。该院认为，虽然建工集团对对账明细表以及结算单不予认可，但是其公司材料员左江在对账明细表以及结算单中均写到“量已核对”，且建工集团的负责人左伦、李兴乐均签字予以认可。因此，一审法院对对账明细表以及结算单载明的金额予以认可，认定双方已经对预拌砼的方量以及货款进行结算。对账明细表以及结算单中载明的尚欠货款金额合计16085067.42元（15288670.82元＋394934元＋401462.6元）。针对三圣公司主张的供货单35张，对建工今天不予认可的13张供货单，其中单尾号为970、951、921、890、881的，因有建工集团材料员左江签字，法院对该供货单予以认可。尾号为608的，因有证人盛某签字，法院对该供货单予以认可。尾号为801、582，因有左松签字，左松在建工集团认可的22张供货单中也有签字，因此一审法院对该供货单予以认可。针对尾号167（收货签字人为张学英）、870、838（收货签字人为李泽宇）、849（收货签字为左家）、517（没有签字人）不予认可，因建工集团对该供货单不予认可，而三圣公司也未举证证明签字的人员系建工集团员工，故一审法院不予认可。据此，一审法院对尾号为970、951、921、890、881、608、801、582的供货单予以认可。经一审法院计算三圣公司主张其于自2019年3月26日至2019年4月10日向建工集团共计供应砼方量为238.5ｍ3，对应砼货款为69108.5元。建工集团于2019年1月31日、7月1日分别向三圣公司支付了货款300万元、100万元。综上，建工集团尚欠三圣公司货款12154175.92元（16085067.42元＋69108.5元-3000000元-1000000元）。针对三圣公司主张的逾期付款损失，因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未约定逾期付款损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建工集团应当向三圣公司支付逾期付款损失。根据双方签订的《商品混凝土购买合同》第七条第7.2条付款方式约定：“若甲方30天内未使用或者30天内未使用乙方供应商品砼不足100方时，视为该工程完工或者停工，甲方应在30天内向乙方付清全部所有砼货款（含垫资款）”。因三圣公司于2019年4月10日后未再向建工集团提供预拌混凝土，建工集团应当在60天内即2019年6月9日内付清全部货款，建工集团仅在2019年7月1日支付货款100万元。三圣公司有权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的逾期罚息利率标准，以尚欠货款为基数要求建工集团承担相应的逾期付款损失。三圣公司主张的货款逾期付款损失分两部分计算：其中以本金13154175.92元（16085067.42元＋69108.5元-3000000元）为基数，从2019年6月10日起算，算至2019年7月1日为51733.75元；以12154175.92元（16085067.42元＋69108.5元-3000000元-1000000元）为基数，从2019年7月2日起算至2019年8月19日为106465.59元，2019年8月19日之后的逾期付款损失，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1.5倍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针对争议焦点二，建工集团主张停工损失。建工集团于2018年7月7日向三圣公司出具《付款承诺函》后截止至三圣公司于2019年4月3日向建工集团发送相应催收函，建工集团仅向三圣公司支付货款600万元，三圣公司催告建工集团三天内不付款将暂停供货的明确意见后，建工集团仍未向三圣公司支付货款，三圣公司有权停止向建工集团供货。因此，建工集团无权向三圣公司主张停工损失。针对争议焦点三，建工集团主张三圣公司存在堵工行为，对其造成了相应损失。三圣公司认可将混凝土车堵在建工集团项目部的大门一天时间，建工集团项目部与工地相差一定的距离，三圣公司辩称的堵工地点与证人陈述的堵工地点一致，一审法院对堵工地点予以认可。双方对堵工时间存在争议，因建工集团未在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提供三圣公司堵工的报警记录，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此，一审法院对建工集团主张的堵工损失不予支持。针对争议焦点四，根据双方签订的《商品混凝土购买合同》第一条第2项约定：“乙方提供正规商砼专项发票给甲方；”及第七条第5项：“乙方应于甲方支付结算价款同时开具相应额的合法有效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和收款手续。”合同并未约定具体的增值税税率。在双方合同履行过程中，三圣公司向建工集团出具税率为3%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约为2800余万元，开具次数达77次，建工集团也认可收到了三圣公司开具的发票，建工集团未就发票税率提出异议。一审法院认为，虽然双方合同未约定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税率，但是双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建工集团已经接受三圣公司开具的税率为3%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表明双方认可并且达成了按照税率为3%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且对发票的开具及税率并非民事案件的受案范围。故对建工集团要求三圣公司开具16%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十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贵州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贵阳三圣特种建材有限公司货款人民币12154175.92元及逾期付款损失（逾期付款损失以货款本金人民币13154175.92元为基数，从2019年6月10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1.5倍计算至2019年7月1日为51733.75元；2019年7月2日起的逾期付款损失以货款本金人民币12154175.92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1.5倍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为106465.59元，2019年8月20日起的逾期付款损失以货款本金人民币12154175.92元为基数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1.5倍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贵阳三圣特种建材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三、驳回反诉原告贵州建工集团有限公司的全部反诉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95198元，减半收取47599元，保全费人民币500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8610元，减半收取14305元，均由被告（反诉原告）贵州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期间，上诉人建工集团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录音材料一份，证明被上诉人是一般纳税人，应当向上诉人提供税率为16%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被上诉人三圣公司质证称，其认可是一般纳税人的，其申报了简易纳税，按照国家政策规定的税率是3%。证据2、工作联系函、EMS快递单，证明上诉人从未认可过被上诉人提供的税率为3%的增值税发票，上诉人后面发现被上诉人违背诚信原则，未向上诉人提供一般纳税人应当缴纳16%税率的增值税发票后，立即向被上诉人发出了工作联系函，要求其按约定提供发票。被上诉人三圣公司质证称，第一、该证据不能证明已经送达收件人；第二、该快递凭证备注的工作联系函无法与上诉人提供的工作联系函内容相印证；第三、该联系函的内容显示是2019年4月24日被上诉人已经停止供货的情况下以后发送的，时间背景是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履行货款支付义务的时候，其在已经收取了2017年12月份以前2800万余元发票的情况下，以税率的问题故意拖延付款逃避债务，因此对该证据不予认可，也达不到证明目的。本院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针对涉案货物，被上诉人从2017年9月起至2019年一直向上诉人开具3%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共计八十张左右，上诉人表示以上发票均已向税务机关抵扣完毕。本院认为，对于上诉人主张欠付货款本金以及逾期利息问题，因涉案购销合同中明确约定“结算单中甲方（上诉人）指定签字人为李兴乐、左伦”，而被上诉人提交的涉案三份对账明细表中均由上述李兴乐、左伦的签字确认，故，2019年3月25日前的货款本金，应以对账明细表中确认的金额为准，共计16085067.42元（15288670.82元+394934元+401462.6元）；此后的供货金额，一审法院结合被上诉人提交的供货单以及供货单中签字确认的主体身份，确认供货金额为69108.5元，并无不当。基于以上情况，一审法院在扣除上诉人已付款的基础下，确认上诉人欠付货款本金共计12154175.92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因上诉人未按照合同约定支付涉案货款，构成违约，一审法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因政策调整，2019年8月19日之后的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1.5倍计算）计算逾期付款损失，有事实和法律基础，本院予以维持。对于上诉人主张的停工损失问题，根据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于2018年7月7日出具的《付款承诺函》，上诉人应于2018年7月11日前支付第一笔款200万元，第二次于2018年7月20日前支付第二笔款200万元，于2018年7月30日前支付第三笔款500万元以上，余款按合同支付，但截止至被上诉人于2019年4月3日向上诉人发送相应催收函，上诉人仅支付货款600万元，在被上诉人催告上诉人三天内不付款将暂停供货的明确意见后，上诉人仍未按期支付货款，结合双方的交易模式，因上诉人未先履行支付货款的义务，故被上诉人有权拒绝向上诉人提供之后的货物，上诉人以被上诉人停止供货主张停工损失，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对于上诉人主张因被上诉人存在堵工行为而造成的损失问题，被上诉人以堵门的方式索要货款确有不当，但考虑到上诉人未履行支付货款的义务，违约在先，且结合堵门的时间、、地点等一审法院未支持上诉人此项主张，并无不妥，本院亦予以维持。对于上诉人主张的税率差额问题，因涉案合同中对发票问题仅约定被上诉人开具相应额的合法有效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并没有对税额予以明确，而被上诉人于2014年2月3日向国家税务总局贵阳市花溪区税务局申报了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选择简易办法征收的认定备案，自2014年2月起其销售自产的“商品混凝土”适用简易办法依照3%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本案中，被上诉人也一直是按照3%的税率标准从2017年9月起至2019年一直向上诉人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上诉人亦表示以上发票均已向税务机关抵扣完毕，现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按照16%税率的标准向其支付税率差额，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建工集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用123808元，由上诉人贵州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柳 凡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向兴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