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3民终243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温州倩恒广告有限公司，住所地平阳县凤卧镇沿溪路**。法定代表人：苏小静，执行董事。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苍南县福隆织带厂，住所地，住所地苍南县iv>责任人：项光亮，男，1980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住苍南县钱库镇兴华北路**。委托代理人：陈如文、钱正旦，浙江锦焕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苏小静，女，1988年2月21日出生，汉族住平阳县。上诉人温州倩恒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倩恒公司）为与被上诉人苍南县福隆织带厂（以下简称福隆厂）、原审被告苏小静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苍南县人民法院（2019）浙0327民初104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经审查，合议庭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倩恒公司的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者改判驳回福隆厂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审认定倩恒公司与福隆厂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一、本案涉及的买卖合同相对人是案外人蔡某与福隆厂，倩恒公司作为一审被告的主体资格不适格。倩恒公司主张欠款依据是送货单及微信聊天记录，而提供的送货单上客户名称均是福隆厂自行填写，送货单的签收人员也与倩恒公司无关联，欠款的结算也是福隆厂与蔡某之间进行，显然可以看出其买卖合同的相对人是蔡某与福隆厂。倩恒公司一审中己经向法庭提交了蔡某与福隆厂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福隆厂与蔡某之间买卖关系沟通的直接业务人员沈某的证人证言佐证证明，并经过庭审质证，对倩恒公司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福隆厂均无异议，但仍坚持认为第三人出于恶意转移债务之目的才将蔡某介绍给福隆厂，并提供倩恒公司的登记基本情况，证实蔡某原系倩恒公司的监事，其实际债务人为倩恒公司。但公司登记基本情况明确记载蔡某在2018年5月24日之前为倩恒公司监事，之后己经离职，与倩恒公司无任何关联，而福隆厂主张的所欠货款的业务来往时间为2019年2月21日——7月31日。福隆厂的主张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案福隆厂主张与其业务沟通的沈某表见代理成立，应由倩恒公司承担该笔债务。为此，倩恒公司在庭审中详细说明了沈某与倩恒公司之间的身份关系，主动向法庭提交了沈某的证人证言，并根据一审要求通知沈某并制作了谈话笔录，该证据内容客观真实，足以证明本案的适格被告是蔡某，与倩恒公司不涉。二、福隆厂将倩恒公司列为被告起诉主张付款，存在恶意。倩恒公司在一审答辩时主张实际债务人为蔡某，福隆厂立即主动提及蔡某被列入失信名单，对此倩恒公司完全不知情。显然福隆厂与蔡某之间发生买卖关系后因无法立即收取货款，对蔡某进行详细了解，发现蔡某己经因欠款被列入失信名单，向蔡某起诉显然无法得到货款，故将目标转移至倩恒公司，显然存在恶意诉讼行为。福隆厂的不诚信行为，以合法手段谋取非法利益，妨碍司法公正，导致‘一审法院主观臆断认定买卖合同的相对人是倩恒公司与福隆厂，显然认定事实错误，以此为依据作出的判决严重侵害了倩恒公司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福隆厂辩称：一、一审判决合法应当维持。二、倩恒公司第一点上诉理由没有依据。首先，倩恒公司是由其法定代表人苏小静和员工沈某两人通过微信方式多次向福隆厂购买货物。结合福隆厂与苏小静、沈某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支付定金的情况，加上沈某在微信中也明确表示代表倩恒公司进行交易，以上事实都可以证明与福隆厂交易的主体是倩恒公司。其次，在福隆厂与苏小静、沈某等人通过微信方式联系、交易过程中，苏小静、沈某两人均未向福隆厂表示不是倩恒公司购买货物。而且，在福隆厂向苏小静催讨货款时，其也多次在微信中承诺付款并两次通过微信向福隆厂支付货款。再次，关于沈某的证人证言，一审中已经陈述，不再赘述。但强调一点，关于沈某主张在交易过程中其己从倩恒公司处离职，并代蔡某向福隆公司购买货物这一情况不真实，工商登记显示沈某至今仍登记为倩恒公司的监事与其陈述不符，而且苏小静在一审中也未能合理说明其离职等情况。即使沈某该主张属实，但其未将情况告知福隆厂，该行为也构成表见代理，后果应由倩恒公司承担。三、倩恒公司认为福隆厂存在恶意的理由不成立。沈某陈述倩恒公司与蔡某之间有业务往来，且蔡某曾为倩恒公司的员工。而福隆厂是在多次向倩恒公司催讨货款未果，倩恒公司将蔡某的微信推给福隆厂时，福隆厂才知道蔡某。相比较而言，倩恒公司更清楚蔡某的经济情况。也正因此，倩恒公司才想通过没有偿还能力的蔡某来逃避本案所涉债务。原审被告苏小静述称：本案债务是蔡某的，与苏小静无关。福隆厂起诉请求：判令倩恒公司支付货款54347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以54347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起诉之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苏小静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原审判决认定，福隆厂成立于2015年5月21日，经营范围为织带加工。2019年2月21日至2019年4月8日期间，福隆厂开具售货单十份，在客户一栏均载明倩恒公司，内容部分为织带以及件数、单价和计算金额，合计82397元。倩恒公司的员工或苏小静在上述售货单上签字确认。倩恒公司法定代表人苏小静于2019年2月22日向福隆厂支付货款1000元，于2019年3月4日向福隆厂支付货款10000元。因债务人未及时支付货款，福隆厂于2019年7月31日取回部分货物价值17050元。至今倩恒公司尚欠货款54347元未付。另查明，倩恒公司系苏小静一人投资设立。原审判决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本案中，福隆厂提供的送货单上明确载明收货单位为倩恒公司，亦对双方交易过程作了合理说明，结合各方微信聊天记录内容、证人证言、送货单签收情况、庭审调查等内容，同时综合考虑倩恒公司法定代表人在福隆厂催讨货款后两次通过微信合计支付福隆厂货款11000元的事实，福隆厂诉称倩恒公司向其购买织带有高度可信度，故予以采信。福隆厂与倩恒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依法成立，应受法律保护。双方均应按照约定或法律规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福隆厂向倩恒公司供应了货物，倩恒公司应予支付相应货款。倩恒公司主张涉讼货物买方系案外人“蔡某”，但未能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故对其主张不予采信。苏小静作为倩恒广告公司的自然人股东，未提交相应证据证明倩恒公司的财产独立于苏小静自己的财产，故应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福隆厂要求倩恒公司支付货款及利息损失，并要求苏小静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请，故予以支持。综上，倩恒公司应支付福隆厂货款54347元并赔偿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苏小静对该部分货款及利息损失承担连带偿还责任。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温州倩恒广告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苍南县福隆织带厂货款54347元并支付利息损失（以54347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11月11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二、苏小静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59元，减半收取579.5元，由温州倩恒广告有限公司、苏小静共同负担。倩恒公司二审中提交蔡某的证言，证明本案买卖合同相对人为蔡某并非倩恒公司的事实。福隆厂质证认为：蔡某的陈述不真实，其与倩恒公司之间存在经济往来，具有利害关系的，并且，蔡某陈述货物送的都是同一个地方，与沈某的陈述不一致。本院认为，蔡某的证言不足以证明倩恒公司主张的待证事实，故不予确认。本院经审查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依法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依据福隆厂原审提交送货单、证人沈某有关下单、收货的相关陈述，以及苏小静自认的其曾代蔡某签收一份送货单，并代为支付货款等相关内容，结合沈某至今仍担任倩恒公司监事的事实，足以认定在本案交易过程中，福隆厂有理由相信向其购买织带并出具送货单的交易相对方为倩恒公司。鉴于倩恒公司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在本案交易之初，存在向福隆厂披露蔡某为交易相对方，或者福隆厂已经明确知悉交易相对方为蔡某等事实，结合福隆厂以始终认为倩恒公司为交易相对方等事实，因此，原审认定倩恒公司属于福隆公司购买货物的相对方，应当支付相应的货款，并无不当，故予以确认。倩恒公司主张实际债务人为蔡某的观点，缺乏充分证据支持，故不予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倩恒公司的股东为苏小静，属于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苏小静未举证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自己的财产，因此，苏小静应当对倩恒公司的本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置妥当，依法应当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受理费1159元，由上诉人温州倩恒广告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罗奇豪审 判 员 苏子文审 判 员 叶 恒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八日代书记员 朱双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