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2020）晋民申1198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高某，住盐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侯某，北京隆安（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1，北京隆安（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刘某1，住盐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2，山西宁丰（运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常某，住盐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廉某，山西宁丰（运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刘某2，住盐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廉某，山西宁丰（运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原审被告）：夏某，住盐湖区。系高某妻子。   再审申请人高某因与被申请人刘某1、常某、刘某2及原审被告夏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08民终11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高某申请再审称，其再审请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一）、（二）、（六）项的规定，请求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再审并依法改判，以维护再审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事实与理由：   一、申请人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1、原一、二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和结果：①2013年4月24日申请人向刘某1借款100万元；②2015年1月1日申请人向常某借款220万元；③2015年1月1日申请人向刘某2借款300万元；④2015年1月1日申请人向刘某1借款125万元；⑤2015年3月28日申请人向常怡借款100万元；⑥2015年4月24日申请人向董志刚借款30万元；⑦2015年4月27日申请人向马春香借款30万元；⑧2015年9月22日申请人向刘某1借款55万元。上列八笔债权，除刘某1（原审原告）之外的债权人（与刘某1之间均存在亲属关系）均将债权全部转让予刘某1，刘某1以上述共计960万元本金及利息提起诉讼，一审支持，二审维持。2、申请人现有新证据足以证明：申请人向常某借的220万（上述序号②）、向刘某2借的300万（上述序号③），共计520万元借款根本就未曾发生。刘某2、常某分别在原一、二审情况说明中自述2008年左右其通过刘某1向申请人发放借款300万、220万。申请人现向贵院递交新证据，即：刘某12010年11月17日向申请人手写的结算记录记载：2007年3月20日申请人共欠其200000元及利息28200元、2009年元月15日申请人共欠其600000元及利息104100元、2010年7月20日申请人共欠其200000元及利息16200元，三项合计本金1000000元，利息148500元。从结算记录的内容看，该记录对刘某1与申请人2007年至2010年间的欠本付息情况进行了盘点和综合，记录中对刘某2、常某所称的2008年左右发放的300万及220万只字未提，加之刘某2、常某不能提供转账凭证，也不能提供现金交付的合理说明及相关证据，足以说明该两笔借款未真实发生。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申请人认为：原判决认定的自然人之间的民间借贷事实因缺乏支付凭证支撑而不能成立，部分借条不生效。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刘某1及其他第三人可提供的银行转账凭证共316万元（其中刘某1200万、马春香30万、常怡80万、董志刚6万，合计316万），960万元中的其余644万元均无支付凭证予以支撑，而644万中刘某2的300万及常某的220万都自辩为“现金给付申请人”，但刘某2、常某对现金来源、给付地点、支付细节、其与申请人之间的熟识程度等均不能做出合理说明。2008年300万及220万均属于巨大额资金，现金交付的说法疑点及矛盾重重，这两笔款的资金交付事实缺乏证据予以证明。根据《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自然人之间的借贷自贷款人提供贷款时生效”的规定，应认定借条不生效。2、庭审中，刘某1对其主张的960万元本金仅能提供316万元的银行转账凭证，而申请人做出已偿还抗辩，并提供向刘某1转账582.15万元的银行记录，一、二审判决推定582.15万元中243万元还的都是利息，对582.15万元中剩余的339.15万元没有作出认定和处理，判决结果全额支持刘某1960万元的本金诉求，该结果明显缺乏证据支持，也完全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三、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本案需对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刘某1之间真实的借贷关系进行还原审理，如不还原并认为2015年期间的八份借条均真实存在，本案刘某1的行为则属于职业放贷人的非法经营行为，借条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法［2019］254号）第53条：“未依法取得放贷资格的以民间借贷为业的法人，以及以民间借贷为业的非法人组织或者自然人从事的民间借贷行为，应当依法认定无效。同一出借人在一定期间内多次反复从事有偿民间借贷行为的，一般可以认定为是职业放贷人。民间借贷比较活跃的地方的高级人民法院或者经其授权的中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具体的认定标准。”（如：浙江高院严厉打击与民间借贷相关的刑事犯罪强化民间借贷协同治理的会议纪要第二条：纳入“职业放贷人名录”，一般应当符合以下条件：“3．在同一年度内，同一或关联原告在同一中级法院及辖区各基层法院涉及民间借贷案件5件以上且累计金额达100万元以上，或者涉及民间借贷案件3件以上且累计金额达1000万元以上的”）。一审、二审判决查明：刘某2、常某、常怡、马春香、董志刚分别为刘某1的舅舅、姐夫、外甥、妻子、同事。说明刘某1利用其法律专业技能从事职业放贷业务，借贷行为应当依法认定无效。该无效事由实质为“违反法律、法规强制规定导致的无效”，是人民法院主动审查的范畴，应当主动适用，查明案件事实。   被申请人刘某1辩称，一、关于高某对8笔960万元借款事实的几种说法。（-）高某在本案一审答辩状中称“8笔借据虽由他出具，但并未向他支付借款，借贷关系不成立，8笔借款中除常怡和马春香的2笔借款属实外，其余6笔830万元借款均不属实”。且常怡和马春香2笔借款（130万元）也早已还清，他不欠答辩人任何分文（详见高某一审答辩状及庭审笔录）。（二）高某在本案二审上诉状中对8笔借款中除刘某2、常某的两笔借款外，对剩余的6笔在狡辩无奈的情况下，均采用含糊其辞、模棱两可的方法笼统认可（详见高某二审上诉状第2页及庭审笔录）。（三）高某在再审申请书的前半部分中除了否认刘某2、常某的2笔借款（520万元）和答辩人的125万元借款外，对其他的5笔借款又予以认可；同时，在再审申请书的后半部分，又将答辩人非法定义为“职业放贷人”，等于又变相地全盘认可了8笔960万元的借款事实。可见，就借款事实而言，高某的种种说法，不但在一审、二审和再审过程中互相矛盾，而且在再审申请书中也是自相矛盾。二、关于高某对出具8笔960万元借款借据的几种说法。高某在一审中就其出具的借款借据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答辩人在外面借了钱，想利用其大老板的身份糊弄一下要钱的人，出于信任才在没有借款事实的情况下，给答辩人出具了借款借据；第二种说法是，高某将借款本金归还后，向答辩人索要原始借据时，答辩人将借据复印件冒充原件归还后，现又利用原件重复起诉；第三种说法是，答辩人在获知高某有资金需求时，主动到其办公室，提出让其先出具借据，然后才出去为其筹借钱，但是钱没有筹到，借据也没有销毁，现又拿出来起诉。可见，高某作为一名经商大半辈子的生意人，是个开办过多家公司的老板，至今还是运城电脑城的法定代表人，而且还是一个经历过数起被诉讼的被告，其上述三种违背常理的说法，实在是太滑稽了。既然没有借过钱，为什么还从2010年9月6日至2017年7月5日的7年期间仅通过银行转账就陆续向答辩人支付了477余万元的借款利息及105万本金，合计582.15万元（不包括现金支付的部分），为什么？三、关于高某在再审中提出的2010年11月17日答辩人出具的利息结算单是否属于新证据的问题高某为了混淆视听，无理缠诉，竟然拿出1份在二审中就已经提供过的证据又在再审中作为“新证据”再次提交，明显不属于新的证据范畴，依法不应支持。该份证据自始至终由高某保存持有，其随时可以向法庭提供（可以说10年期间经结算更换后类似的借据高某全部保存在手），但在一审举证期内其故意不提供该证据，在二审中又将该借据挑选出来作为新证据向法庭提交。在二审对该份所谓的“新证据”已经质证的情况下，现又将该证据再次作为新证据向再审法庭提交，这是一种典型的不诚信诉讼的表现，其真实目的就是为了将本案继续搅浑，更是一种无理缠诉的经典范例。就该份证据材料本身的内容而言，也只是答辩人对10多笔借款中的该3笔进行的利息结算，并不是对截止到2010年11月17日之前的所有借款的结算。从该份证据材料显示的内容看，这3笔借款利息均计算至2010年12月31日总计才为148500元，实际上截止到2010年11月17日之前，从高某保存并向法庭提供的银行支付凭证看，高某就已陆续向答辩人支付利息多达465500元（不包括现金支付的部分利息），这就更加印证了这3笔借款只是10多笔借款中的一少部分而已。可见，高某提供的这份材料作为所谓的“新证据”，无论是从其形式和内容上，还是从待证的事实和法律规定上看均不应予以采纳。四、关于刘某2和常某520万元借款的问题高某在二审上诉状中称，答辩人为了糊弄要钱的人，答辩人让高某为刘某2和常某出具了该两份借据。这种说法显然是可笑的。（一）答辩人既然是为了糊弄要钱的人，让高某在2015年1月1日分别为刘某2和常某出具了2份共计520万元的借据，那为何高某却在之前的2014年1月1日就向答辩人出具了这520万元的借据（2014年12月底结算后就更换为2015年1月1日刘某2和常某的这2份520万元借据），难道这也是答辩人为了糊弄要钱的人？（二）答辩人既然是为了糊弄要钱的人，高某为何还要在2015年1月1日出具的2份借据上专门标注“此借据为新换借据并予以特作说明”，难道这也是答辩人为了糊弄要钱的人吗？（三）答辩人既然是为了糊弄要钱的人，高某为什么要在2015年1月1日出具的2份借据上还亲笔加注了“2014年利息已结清、本批款项用期壹或贰年正”。答辩人既然是为了糊弄要钱的人，而高某为什么还要向刘某2和常某支付2014年的利息？为什么还要将该2笔520万元的借款使用期限再延长至2016年和2017年呢？（四）答辩人既然是为了糊弄要钱的人，高某为什么在无力支付2014年刘某2和常某520万元1年借款利息124800元的情况下，而让答辩人代其筹借并直接支付上述利息，并在2015年1月1日亲笔向答辩人出具了124800元的借据。同时答辩人向高某又支付了2000元凑整，高某向答辩人又更换成了本案中125万元现金支付的借据。在此情况下，高某才能得以在刘某2和常某的借据上亲笔特注“2014年利息已结清”。这样的事实和证据，难道也是答辩人为了糊弄要钱的人吗？（五）答辩人既然是为了糊弄要钱的人，高某在答辩人起诉前的2017年8月份，为什么还要向答辩人出具了1份520万元的构成计算公式，难道这也是答辩人为了糊弄要钱的人而要求高某出具的？（尽管该计算公式与部分事实有出入，尽管高某否认该份计算公式是其提供，但也能印证520万元的真实性。经核实，该520万元计算公式是由高某口述，其兼职会计赵运霞执笔计算所形成。在一审的第二次开庭前答辩人曾要求赵运霞出庭作证，但其受到高某的威胁，赵运霞未能出庭）（六）答辩人既然是为了糊弄要钱的人，高某为什么在回复答辩人的多条短信中称“1、咱俩2006年开始往来账，有据可查，几十年了，共渡难关，全力处理好就行了；2、多年关系，眼下困难，但不会长久，已在努力，会解决的，放心；3、息已付了快二十年了，协商一下少付点息吧，尽快先归还本金吧，你还不行，那用东西顶账，你也不行，朋友一场你给指条路。刘兄，困难是暂时的，你总得给点时间办吧，这件事你放心，会给你满意结局的。”难道这也是答辩人要拿着高某的短信出去糊弄要钱的人吗？（七）答辩人既然是为了糊弄要钱的人，高某为什么要在答辩人起诉前向答辩人出具了8笔960万元借款的还款计划，而且还特别亲笔标注了“以上款项在2018年12月30日全部归还，息按壹分计算，分批付本归息，另计16年壹佰壹拾万息款付本后一次结清，本人原条作废，以本条为准，其他无效。”难道高某给答辩人出具的这个还款计划也是为了帮助答辩人去糊弄要钱的人吗？所以说，以上7个方面的事实和证据互相印证，足以清楚地表明高某所声称该520万元是为帮助答辩人糊弄要钱的人，完全与本案客观事实不符，更与常理相违背，足以证实高某不仅实际收到该2笔借款，而且至今本金与利息尚未归还和支付。五、关于高某支付答辩人582.15万元中的339.15万元的问题本案的最早1笔借款发生在2006年1月10日，结合高某给答辩人回复的短信内容和答辩人从一审至二审自始至终坚称的陈述看，可以证实高某早在2006年1月就通过或向答辩人开始为其陆续筹借款项（详见高某在二审庭审中提供的2份证据，2006年元月10日15万元借据。2010年11月17日利息结算单，其中2007年3月20日20万元借款；2009年元月15日60万元借款；2010年7月20日20万元借款）。以及卷中2011年和2012年银行流水明细，2013年和2014年借据复印件直至2015年的十余年期间，经过双方多次结算和更换借据，逐渐形成了本案的4笔借款675万元（答辩人的125万元和董志刚的30万元、常怡和马春香130万元4笔借款共计285万元均系2015年新借款，上述4笔675万元借款每笔的来源及形成过程详见二审答辩状）。2008年5月21日，答辩人才办理了有生以来的第一张银行卡（农行），高某在2010年11月17日才第一次通过银行卡向答辩人支付了利息369500元，而在2011年4月24日答辩人才第一次通过银行卡向高某转账出借第1笔本金50万元等后续的几笔借款（详见银行流水明细）。以上事实充分说明，答辩人在2006年1月至2011年4月期间，在将近6年的时间内，答辩人向高某出借本金均是以现金方式交付，而高某向答辩人支付的利息也全部为现金。所以高某现仅以之后的银行转账记录计算出借本金，显然与客观事实严重不符。同时，高某在答辩人通过银行卡向其出借本金之前，就在2010年11月17日向答辩人支付了利息369500元，进一步印证了答辩人在2011年4月之前全部是通过现金方式向高某支付借款本金。否则，就会出现本金尚未借到，高某就提前5个月支付利息的荒唐结果。高某诉称的339.15万元实际上是分两部分支付给答辩人的。第一部分，2010年9月6日-2014年10月25日，高某向答辩人支付了9笔共计1871500元，实际上支付的是2014年之前4年期间的部分借款利息。第二部分，2015年2月3日-2015年10月5日，高某向答辩人支付了5笔共计152万元，实际上支付的就是2014年9月1日借款本金100万元和利息29万元；剩余的23万元又支付了2014年9月22日借款本金60万元中的5万元本金及18万元利息，在此基础上，高某向答辩人重新出具了本案主张的55万元的借据，从本金金额、利息及时间上分毫不差（详见卷中已经抽走的2014年9月1日的100万元借据和2014年9月22日60万元借据复印件）。高某诉称的339.15万元，与现在答辩人主张的本案中8笔960万元借款已毫无关联。这个事实在一、二审中已经证实的非常清楚了。现高某在再审申请中旧事重搅，故意将2014年、2015年和2016年及2017年共计支付的582.15万元，采取胡子眉毛一把抓的简单加减法，混为一团，意图就是为了故意搅乱本案事实，进而达到少付或不付的目的（详见高某一审中提供的银行支付凭证）。而本案中，通过多次结算后重新出具借据的最早时间为2015年1月1日，最迟时间的一份结算借据为2015年9月22日，按照借据上注明的付息时间均为1年到期支付1次，因此一、二审法院将高某从2016年1月1日-2017年7月5日期间向答辩人支付的11笔共计243万元认定为以先息后本计入还款数额内，这是完全正确的。六、关于答辩人是否构成职业放贷人的问题高某在经商期间，因生意上经营需要（如两次改建电脑城、购买金兆大厦1-3层6100多平米商铺等所需），十年期间，不仅多次向答辩人或要求答辩人向他人为其筹借资金，而且高某还多次向答辩人以外的其他人员筹借资金（如让运城中级人民法院张斌为其陆续筹借资金1400多万元，详见高某给张斌短信截图）。在答辩人担任高某所属公司法律顾问十余年期间，本着尽心尽力辅助其的态度，并应其要求才动员亲朋好友为其筹借资金，而且前期月息为1分或1分2到后来中期为1分5，再到最后的2分，还是1年到期付一次息，就这样高某还是多次迟延付息时间，难道职业放贷人都是这样放贷的嘛？退一步讲，答辩人主张的8笔借款，实际上答辩人自有资金出借给其的仅有3笔共计280万元借款，其余的5笔均为通过答辩人或答辩人作为担保人出借给高某，后来因高某不仅不能及时向其他债权人支付利息和归还本金而且还开始耍起了赖，答辩人出于无奈受让了这5笔债权提起诉讼。职业放贷人的基本特征是公开地、向不特定对象出借资金，收取高额利息（一般都高于年息24%），并以此为业。本案中，答辩人均是应高某的要求，包含答辩人本人先后约有8人，采取私下、定向的方式向高某出借资金，并未向不特定对象出借款项，同时根据物价水平的持续提升和人民币的持续贬值，利息才从月息1分2逐渐提高到最后的月息2分，高某甚至在其出具的还款计划中均将月息自降为1分，所以说，答辩人的善意之举根本就不构成所谓“职业放贷人”。从另外一方面看，高某既然将答辩人非法定义为“职业放贷人”，这就充分的又印证了高某全盘的认可了8笔960万元的借款事实。高某在一审、二审和再审申请过程中，逻辑混乱，互相矛盾，不仅如此，高某甚至在再审申请书中都是自相矛盾。高某种种荒唐滑稽的说法和做法，再一次印证了其就是要通过无理缠诉，将本就简单的案情故意往复杂化搅，意图赖账，达到少付或不付的目的。七、原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依法驳回高某的再审申请本案涉及的8笔借款中除高某不持异议的常怡和马春香的借据外，其余6笔均为答辩人与高某经结算后，高某出具的“结算借据”。原一、二审在审理过程中，根据答辩人提供的借据及高某在借据上亲笔批注的内容、付息情况、短信记录、银行流水明细及还款计划等等已形成的证据链，是在客观认定了本案事实的基础上，作出了一、二审判决。退一步讲，依据《中国审判案例要览》（2014民：349）中“民间借贷双方经结算后重新出具的结算借据，应视为是双方对之前借款还款情况的结算凭据”的裁判观点，也应当驳回高某的再审申请。高某不仅为了在时间上拖垮答辩人，在一、二审中采取了非正常的手法并穷尽了不能再穷尽的全部程序，意图就是将本案简单的事实故意复杂化，以达到少付或不付的赖账目的。本案答辩人从2017年9月4日在盐湖区人民法院一审起诉立案，直至2020年4月，历经4个年头后答辩人才终于领到了二审终审判决书。现高某又向贵院提起再审申请，纵观其再审申请的理由实属可笑的无理缠诉之举，不仅是在故意浪费司法资源，而且让答辩人身心疲惫，并且已导致答辩人家庭不和，亲朋反目，请在查明本案事实后尽快驳回高某的无理缠诉之请，使答辩人的合法权益早日得到实现，以示法律的严肃性!   被申请人刘某2、常某辩称，申请人以所谓的2010年11月17日刘某1手写的结算记录作为新证据，主张从未向二答辩人借款300万元、220万元的观点不能成立。（一）申请人提供的2010年11月17日刘某1手写的“结算记录”并非新的证据。因为该证据申请人已经在二审庭审中当庭提供，且也经过了各方当事人的庭审质证。现申请人又以该证据作为所谓的“新的证据”申请再审，明显不属于《民事诉讼法》解释第388条中关于新的证据的规定。（二）申请人以该证据中仅有的三笔借款来推理、印证其从未向二答辩人借款的观点根本不能成立。本案中，根据刘某1和申请人之间的短信往来内容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二人之间的借款关系最早发生在2006年1月，现申请人提供的该份证据材料显示的借款时间分别为2007年、2009年和2010年。也就是说该份证据上的三笔借款并不是刘某1出具的结算单日（2010年11月17日）之前所有的借款，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现申请人妄图以仅有的该三笔借款来否认答辩人的520万元借款，是一种混淆视听的行为。二、申请人以答辩人出借的300万元和220万元缺乏付款凭证，认为借条不生效的观点更是不能成立。（一）二答辩人具有出借上述资金的经济实力。原一二审中，答辩人已经向法庭阐述并举证证明了答辩人所从事的职业。其中，答辩人刘某2在1996之前的十余年就从事三辆大货车运输业务，从1997年至今二十多年又一直经营化肥业务，是有闲置资金可供出借的；而常某则从2003年至2012年的十余年期间承包了运城当时的第一家桑拿洗浴中心，月收入平均下来也有几十万元左右，当时申请人也经常到该洗浴中心洗澡，双方均十分熟悉（在一审时申请人也当庭认可）。（二）答辩人以现金方式支付借款符合当时的客观情况。答辩人刘某2只有一张银行卡，开户行为禹都信用社，平时该卡由厂里财务人员保管，款项往来的都是公司业务；而答辩人常某至今没有银行卡。所以在2008年左右二答辩人向高某出借款项时只能以现金方式支付。除此之外，在答辩人的潜意识里有财不外露的观念，也不习惯银行存款和转账。（三）本案的客观证据完全能够反映出该520万元借款的真实性。1、2014年1月1日，申请人向刘某1出具了520万元的总借条一份，该张总借条申请人并无异议。而二答辩人的300万元和220万元正是从该张总条中分解而来；2、既然申请人不认可向答辩人借款300万元和220万元，那么为何还要向答辩人支付了多年的利息？并且还在借条中亲笔注明“2014年利息已结清”？3、既然申请人不认可向答辩人借款300万元和220万元，那么为何申请人还要在借条上亲笔注明该220万元和300万元还要继续使用一年或二年？4、既然申请人只认可截止到2010年11月17日刘某1手写的“结算记录”中所有的借款利息总计14万余元，那么为何从其提供的银行转账付款明细中，截止到2010年11月17日就向刘某1转账支付了46万余元？多付的30余万元又作何解释？显然，申请人想仅凭没有付款凭证来否认520万元借款的真实发生，无疑与上述种种客观证据相矛盾。而申请人声称的出具借条的目的是为了帮刘某1糊弄要钱的人的说法，更是无稽之谈。因此，对于是否向答辩人实际借款520万元一事，不能自圆其说的是申请人，而不是答辩人。综上，答辩人认为，原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请依法驳回申请人高某的再审申请。   本院经审查认为，申请人高某对原审判决中认定的其借被申请人刘某1960万元的借款中三笔提出异议，认为这三笔结算借款中已经包含了月息2%的利息，一二审法院在支持由本金和利息结算形成的借款金额时，又判处了24%的利息违反了法律规定。被申请人刘某1在诉讼中尽管一再声称其中两笔合计520万元的借款中不包含利息，但根据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法认定其实际支付的款项达到520万元，其对该借款结算金额的形成也没有作出合理的解释说明。对该两笔结算借款本金和利息分别为多少，原审法院并未查清，而是按照借条上的结算金额简单认定为本金，并按2%的月利率加判利息，显属不当。对刘某1本人持有的125万元的借条，其明确表示该借款系对520万元一年利息的结算款，但又声称该利息是替高某偿还他人的利息。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这二人即为本案原审第三人刘某2、常某，分别为刘某1的舅舅和姐夫。这两笔借款最初的借条是高某打给刘某1的，最后经过两次转让又回到了刘某1手中。125万元的利息无论是给谁支付的，其本质上仍然是利息，其再作为本金计算利息总额也不能超过2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借贷双方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并重新出具债权凭证，如果前期利率没有超过年利率24%，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载明的金额可认定为后期借款本金；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24%，当事人主张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前期年利率即为24%，原审法院在将该金额认定为后期借款本金后又在此基础上按2%的月利率支持了利息请求，明显超过了法律规定，应予纠正。   综上，再审申请人高某的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裁定如下：   一、指令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   二、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   审判长 殷 泽   审判员 王荣平   审判员 马云跃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一日   法官助理 李燕华   书记员 程晓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