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701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钱包生活（平潭）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营业场所上海市闵行区田林路1036号第13幢2层。负责人：吕秀芹，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韦凤英，女，钱包生活（平潭）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工作人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谭从生，男，1987年12月29日生，汉族，户籍地重庆市奉节县。上诉人钱包生活（平潭）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钱包生活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谭从生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2民初408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钱包生活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其公司不支付被上诉人谭从生2019年3月1日至同年4月30日期间的工资53,897.50元。主要事实与理由：谭从生与第三方中介恶意串通，接受中介转介绍的客户，为客户提供钱包生活公司的生活贷款业务服务，并向客户收取中介费，谭从生的行为严重违规，钱包生活公司有权根据谭从生签署的承诺函中的规定，取消发放自行为发生之月起的所有佣金。钱包生活公司于2019年4月发现该违规行为之后，关闭了谭从生的贷款申请系统，保留了拜访录入系统和工作邮箱，但谭从生于2019年4月6日之后未再录入客户拜访记录，属于旷工自动离职行为，双方劳动关系于2019年4月6日解除。一审法院要求其公司支付工资至2019年4月30日，显然不当。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改判。被上诉人谭从生不接受上诉人钱包生活公司的上诉请求，辩称：其并未在承诺函上签字，不认可承诺函的规定，且其不存在钱包生活公司所主张的违规行为，其于2019年4月正常提供劳动，但因钱包生活公司关闭其工作系统导致其无法录入拜访客户信息，钱包生活公司不发放工资只是在找借口。钱包生活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其公司不支付谭从生2019年3月1日至同年4月30日期间的工资77,827.9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谭从生于2018年11月21日进入钱包生活公司工作，双方签订有期限为该日起至2021年11月20日止的劳动合同，约定谭从生从事销售专员岗位的工作。谭从生每月基本工资为5,500元，每月另有补贴及提成，钱包生活公司每月10日以银行转账形式发放谭从生上月工资。谭从生在职期间，通过拜访录入系统记录工作内容，谭从生最后一次录入拜访客户信息的时间为2019年4月6日。钱包生活公司支付谭从生工资至2019年2月28日。2019年5月20日，谭从生向上海市闵行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钱包生活公司支付2019年3月至4月的工资以及2018年11月21日至2019年4月的提成。该会于2019年8月30日作出裁决，裁令钱包生活公司支付谭从生2019年3月1日至同年4月30日期间的工资77,827.90元，对谭从生的其余请求不予支持。钱包生活公司对此不服，起诉至一审法院。谭从生2019年3月薪资单显示：基本工资5,500元、补贴汇总620元、业务奖金47,069.72元，应发工资53,189.72元，扣除社保、公积金个人负担部分及个人所得税后，实发工资为47,757.50元。一审庭审中，钱包生活公司为证明谭从生2019年4月仅出勤2天，提供了谭从生2019年3月及4月的拜访录入系统的相关工作记录，录入时间分别显示为2019年3月1日、2日、3日、9日、16日、18日、20日、21日、23日、30日、2019年4月5日和6日，每次录入记录的数量不等，少则3条记录，多则40余条记录。其中，2019年4月两次录入记录数量共计为37条。谭从生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称2019年4月6日之后没有相关工作记录是因为钱包生活公司对其关闭了企业微信APP的所有功能，而该APP是用来录入拜访客户信息以及公司内部员工交流沟通的，钱包生活公司关闭该APP功能直接导致其无法录入拜访客户的信息，致使2019年4月6日之后其没有相关工作记录，但实际一直在维护客户，都是正常工作的；从2019年3月的记录可以看出，其并非每天录入拜访客户信息，故仅凭该记录并不能证明其2019年4月仅工作了2天，该月实际系正常工作；且截至一审止，其未收到过钱包生活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故认为一直在为钱包生活公司工作。谭从生为证明2019年4月6日之后一直在工作，提供了重庆地区工作群微信聊天记录、客户还款的提醒短信、同事录制的视频及文字转换资料。钱包生活公司对以上证据均不予认可，表示不清楚来源，且录制的视频及文字转换资料属于证人证言，根据证据规则，证人应当出庭作证，且谭从生没有证据证明此系钱包生活公司员工，故谭从生的证据无法证明其于2019年4月6日之后一直在工作。钱包生活公司另称，其公司有三个工作系统，分别为XX系统、企业微信、公司邮箱，XX系统中有贷款申请系统和拜访录入系统，拜访录入系统用于考勤，如没有拜访记录的就视为缺勤；其公司于2019年4月发现谭从生的违规行为后，仅关闭了谭从生的贷款申请系统，其余系统均未关闭，谭从生无法再继续做业务，就不做了，2019年4月6日之后谭从生未再发布过拜访记录，故谭从生属自动离职，双方劳动关系应于该日解除。就谭从生2019年3月及同年4月的工资一节，钱包生活公司陈述，因谭从生存在与第三方恶意串通，向钱包生活公司客户收取中介费的违规行为，故根据承诺函之规定，钱包生活公司有权不予支付谭从生违规行为发生之月起的佣金，故不同意支付谭从生2019年3月及同年4月的工资。承诺函的签署时间虽然为2019年3月30日，但该承诺函具有溯及力。钱包生活公司为此提供了自行制作的其公司与客户向某、张某、万某、杨某的调查报告（内附张某与案外人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屏、万某的转账记录截屏、杨某的账户明细、钱包生活公司稽查部员工与杨某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屏）；钱包生活公司稽查部员工与客户向某、张某、万某、杨某的通话录音及文字整理资料；客户向某、张某、万某、杨某的营业执照及身份证复印件、谭从生与四位客户的合影、四位客户的借款合同及贷款服务合同。谭从生对客户向某、张某、万某、杨某的营业执照及身份证复印件、谭从生与四位客户的合影、四位客户的借款合同及贷款服务合同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其余证据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谭从生另称，向某、张某、万某、杨某确实是其客户，但不是通过中介介绍的，而是其自己上门拜访开发的客户；对于钱包生活公司所述的客户向中介支付额外费用一节，谭从生并不清楚，也不认识这些中介；通话录音中的声音是否是四位客户的，亦无法确认，通话内容中也未出现谭从生与中介联系的说法，也没有相应的证据。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钱包生活公司基于谭从生存在与第三方恶意串通向钱包生活公司客户收取中介费的违规行为，故不同意支付谭从生2019年3月及同年4月的工资。钱包生活公司为证明谭从生存在上述违规行为，提供了自行制作的其公司与客户的调查报告、稽查部员工与客户的通话录音及文字整理资料、客户的营业执照及身份证复印件、谭从生与客户的合影、客户的借款合同及贷款服务合同。对此，首先，根据钱包生活公司一审庭审陈述，以上四位客户均是向第三方支付款项，并非向谭从生支付。其次，钱包生活公司为证明谭从生与第三方存在恶意串通，提供了其向客户调查所取得的相关资料，而该部分资料属于证人证言，根据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的质询，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钱包生活公司主张谭从生通过第三方介绍的以上四位客户均未出庭作证，故难以认定该证据于本案具有证明力。因此，钱包生活公司提供的证据尚无法证明谭从生与第三方之间存在恶意串通的行为。综上，钱包生活公司未提供充分有效之证据证明谭从生存在与第三方恶意串通向钱包生活公司客户收取中介费的违规行为，亦无证据证明谭从生的行为造成客户流失并致使钱包生活公司遭受重大经济损失。因此，钱包生活公司不同意支付谭从生工资之理由不成立。根据2019年3月薪资单显示，谭从生该月税后实发工资为47,757.50元，故钱包生活公司应按该薪资单支付谭从生该月工资。就2019年4月工资，谭从生称其该月一直正常工作，由于钱包生活公司于2019年4月6日之后对其关闭了APP的所有功能，导致其于该日之后无法录入客户拜访记录。钱包生活公司则称其公司于2019年4月6日之后仅对谭从生关闭了贷款申请系统，并未关闭拜访录入系统，拜访录入系统的相关工作记录证明谭从生该月仅出勤2天，2019年4月6日之后未再出勤，故双方劳动关系于该日解除。然，钱包生活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仅对谭从生关闭了贷款申请系统，而未关闭拜访录入系统。且截至2019年4月30日，钱包生活公司并未向谭从生作出过解除劳动合同的意思表示，故难以认定钱包生活公司所述双方劳动关系已于2019年4月6日解除。因此，根据本案目前的举证情况，可以采信谭从生所述，确认谭从生该月为钱包生活公司提供了劳动。鉴于谭从生该月无业绩，且目前无充分有效之证据证明谭从生该月存在应发放的业务奖金,故以谭从生每月工资中的固定部分为标准来计算2019年4月工资较为合理。综上，钱包生活公司应支付谭从生2019年3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期间的工资53,897.50元。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一款之规定，于2020年4月1日作出判决：钱包生活（平潭）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谭从生2019年3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期间的工资53,897.50元。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5元，由钱包生活公司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证据。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被上诉人谭从生是否存在上诉人钱包生活公司主张的违规行为，钱包生活公司能否据此扣发2019年3月工资；二、钱包生活公司是否应当支付2019年4月工资。关于争议焦点一，钱包生活公司主张谭从生与第三方中介恶意串通，接受中介转介绍的客户，并从中收取中介费用，为证明该主张，钱包生活公司提供了其公司与案外人的调查报告、与案外人的录音及文字资料等。对此，首先，在案并未有直接证据可予证明钱包生活公司上述观点；其次，上述调查报告系钱包生活公司自行制作，录音材料属于证人证言，证人未出庭接受质询，在谭从生对上述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的情况下，上述证据的效力难以采信；再次，从证明内容看，上述证据仅能证明客户可能被人收取了中介费用，但无法证明收取费用的人是谭从生或与其有关联的人；最后，钱包生活公司并未提供收取中介费用的人员的相关证据，无法确认该人员身份，无法确认谭从生系与收取费用的人员恶意串通。故对于钱包生活公司主张谭从生存在违规行为一节，本院难以采纳。钱包生活公司以谭从生存在违规行为不予支付工资之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依照薪资单的工资标准判决钱包生活公司支付谭从生2019年3月工资，并无不当。关于争议焦点二，钱包生活公司称2019年4月6日之后谭从生无客户拜访记录，属于旷工自动离职行为，双方劳动关系于2019年4月6日解除，故不同意支付2019年4月工资。对此，第一，钱包生活公司称仅关闭了谭从生的贷款申请系统，保留了拜访录入系统和工作邮箱，但对此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第二，从之前拜访录入系统的相关工作记录看，录入时间和录入数量均无规律可循，故不能仅凭有无客户拜访记录，作为判定是否出勤和提供劳动的依据；第三，钱包生活公司认为2019年4月6日之后谭从生无客户拜访记录，属于旷工行为，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公司对于员工作出相应的管理，亦未提供证据证明该公司已向谭从生做出过解除劳动合同的意思表示；结合谭从生工作岗位性质，以及其提供的工作群聊天记录、客户还款提醒短信等，可以采信其于相关系统关闭后从事客户关系维护和提醒客户还款等部分工作。据此，一审法院以每月工资中固定部分为标准判决公司支付2019年4月工资，可予确认。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并无不当，可予维持。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钱包生活（平潭）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叶佳审判员  顾颖审判员  宋贇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李阳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