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551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宁夏通信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进宁南街**。 法定代表人：赵建伟。 委托诉讼代理人：乔广昌，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琳，宁夏宁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杭州萧山华联通讯器材厂。。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瓜沥镇东湖村 法定代表人：侯爱琴。 委托诉讼代理人：钱亚芳，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宁夏通信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信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杭州萧山华联通讯器材厂（以下简称华联器材厂）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9民初148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29日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的规定，依法指定审判员张蕊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通信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一、二项判决，改判通信公司向华联器材厂支付货款150481元及相应利息；2.一审、二审诉讼费由华联器材厂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审法院采信证据过于表面，认定事实错误。一、2012年至2016年，通信公司向华联器材厂采购通信材料。通信公司具体付款流程为华联器材厂出具的供货单，通信公司出具入库单，核对一致，然后华联器材厂出具发票给通信公司，由通信公司采购员填写报销单，在其公司财务挂账后予以支付。根据通信公司挂账所需的发票、入库单等资料，华联器材厂实际供货金额为616556.1元（含2016年签订合同的货款金额10020元）。上述供货金额通信公司已向华联器材厂付款466075元，欠货款150481元。二、原审法院采信证据存在瑕疵，导致认定事实错误。原审法院认定拖欠货款金额与通信公司实际拖欠的货款金额差额巨大，两者相差685218.77元。原审法院多认定685218.77元系将所谓华联器材厂2013年供货金额61171.87元、2014年供货金额624046.80元计入到华联器材厂总供货金额中。本案的争议焦点系2013年、2014年华联器材厂是否分别将61171.87元的货物、624046.80元的货物交付于通信公司。本案中，华联器材厂提供证明上述两笔供货的证据存在严重瑕疵且证明力弱，无法证明其已将上述价款对应的货物交付通信公司。1.一审法院没有对华联器材厂在一审中提供的双方存在争议两笔货款的出库单和其他单据进行认真审查。华联器材厂主张的2013年供应61171.87元货款所对应的货物，通信公司并未收到。认定该货款金额最为重要的证据系华联器材厂补充的证据十即4张出库单。但该4张出库单存在严重瑕疵，出库单无通信公司加盖印章，收货人非通信公司职工。华联器材厂也未提供证明在出库单上签字的人员与通信公司存在何种关系、有无权利签收货物等证据。且华联器材厂一直陈述货物签收人均系苏生栋，现又提供其他人签字的出库单以此证明履行供货义务，存在矛盾，也无法证明其交付货物。2014年期间，通信公司未向华联器材厂采购通信器材，不可能发生通信公司拖欠华联器材厂624046.80元货款情形。第一，载有供货金额的2014年专用材料明细单系华联器材厂单方统计自行制作，无通信公司认可确认并盖章；第二，通信公司的采购申请审批表和材料申请详细表内容系空白，不具备证据的基本形式，同时该证据系通信公司公司内部领用材料的采购申请表，上面记载的内容与华联器材厂没有任何关联；第三，采购计划单系通信公司内部材料。属于通信公司对未来所计划采购的通信材料，未来具有不确定性，故采购计划单不能证明通信公司就购买了计划单载明的通信材料；第四，借条未加盖通信公司印章。即使借条真实，其性质与收条的性质也不同，无法证明华联器材厂将借条中载明的材料交付给通信公司。且借条载明的材料是否交付及苏生栋借到材料是否返还均存疑。根据法律规定，存疑的证据不能单独认定；第五，材料申请单，该证据无通信公司加盖印章。同时也不能反映苏生栋向谁申请，是否系华联器材厂供货，且该证据仅系申请单并非收货确认单，无法证明华联器材厂给通信公司供货事实；第六，无抬头、只有苏生栋签字的5份单据，仅记载了材料名称，具体系什么不能反映，且记载的内容也不能证明苏生栋代表通信公司收到上述货物，这些单据与华联器材厂提供的采购单也无法对应，而且其中有3张收据没有落款时间，这些单据是苏生栋在2012年、2013年还是2014年书写不得而知，如是2012、2013年书写，这可能早已包含在通信公司自认的616556.1元的供货金额中。有落款时间的其中一份时间为2015年2月9日，这与华联器材厂陈述的2014年供货存在矛盾。从华联器材厂一审陈述的内容以及其提交的其他证据来看，华联器材厂给通信公司供货，华联器材厂是有出库单的。但对于该笔金额巨大、争议巨大的供货，华联器材厂却没有提交出库单。2.—审法院对《关于杭州萧山华联通讯器材厂移交材料采购相关资料的会议纪要》没有综合全案进行审查。由于双方对供货的部分事实存在争议，针对通信公司是否购买货物并接收华联器材厂催要货款提供的供货材料事宜进行开会。根据会议纪要载明的内容来看，会上双方并非对欠款进行对账，通信公司也未对华联器材厂2013年供应61171.87元货款及2014年供货货款进行确认，也未对华联器材厂提供的证据进行实质审核认定。相反，会议纪要是对华联器材厂提供材料形式审查后，要求华联器材厂补充提供供货资料所做的会议记录，即载明提供材料存在的瑕疵进行说明。从通信公司要求华联器材厂补充材料挂账支付货款也能够反映。而且华联器材厂此次提供的会议纪要前两页内容与通信公司保存的内容不符，通信公司已将该会议纪要也提交了一审法院。3.华联器材厂提供61171.87元、624046.80元货物增值税发票、普通发票及发票签收单不能证明通信公司已接收上述货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的规定，华联器材厂提供的发票及发票签收单是无法达到其证明履行货物的目的，且华联器材厂也未提供双方以发票作为付款凭证的证据材料。故本案中，华联器材厂提供证明履行货物的证据存在瑕疵，发票及发票接收单单独又不能证明通信公司收到货物事实。根据法律规定，华联器材厂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除此之外，通信公司未收到货款有争议的发票并对该部分发票真实性存疑。第一，华联器材厂出示的证据一含有两部分发票部分开票时间2012年、2013年的发票、2016年发票编号×××58、发票编号×××35（金额为616556.1元），对应的货物及发票，通信公司已全部接收。通信公司对发票及货款金额无异议。第二部分即2013年华联器材厂供应货物61171.87元的发票及2014年华联器材厂供应货物624046.80元货物的发票。对于第二部分的发票，通信公司不认可。第一部分发票都是通信公司签收，第二部分发票系苏生栋个人签收，这说明了通信公司认可的发票是华联器材厂直接交付给通信公司财务的发票，而对于不认可的发票，华联器材厂却没有按照惯例交付通信公司财务，而交付给苏生栋，通信公司对华联器材厂与苏生栋之间的关系产生合理怀疑，且苏生栋签收发票的行为不能达到证明通信公司收到发票的证明效力；第二，这些发票华联器材厂在立案提交法院时都是第二联抵扣联和第三联发票联，在庭前质证中，华联器材厂又提供了第一联记账联，说明华联器材厂不可能将上述发票交付给了通信公司。二、一审法院没有正确认定本案的交易习惯。本案争议的供货金额为口头买卖合同而形成，双方均未签订书面合同。诉讼双方的交易习惯为：华联器材厂供货到银川市兴庆区通信公司库房，由通信公司验收后在华联器材厂的供货单上签收，通信公司出具入库单（与出库单相一致），然后华联器材厂根据入库单出具发票给通信公司财务，由通信公司采购员填写报销单，在通信公司财务挂账后予以支付。为了证明双方的交易习惯，通信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了2016中国移动金凤区工程（接头盒）ＦＴＴＨ采购合同，虽然该采购合同与争议的两笔货款没有直接关联，但诉讼双方合作数年，到2016年签订书面合同时，将之前的一些交易习惯用书面形式固定下来。符合基本的生活常理。而且根据一审庭审华联器材厂的陈述和出具的部分出库单证据判断，华联器材厂向通信公司供货的习惯至少是有出库单据的。出库单是本案认定供货的关键证据，一审法院没有采信这些交易习惯，造成了错误的认定。 华联器材厂答辩称：原审对于案涉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虽然原审判决通信公司支付的价款及利息损失尚不足以弥补华联器材厂实际交货价款及通信公司逾期付款的损失，但华联器材厂从息讼结案的角度服从原审判决。一、就事实部分，原审法院对本案争议焦点2013年货款61171.87元和2014年624046.8元的事实认定清楚。原审认定案涉先供货后开票付款的交易习惯事实依据充分。根据通信公司施工工地需要，由华联器材厂先供货至通信公司工地处，然后由苏生栋对所供货物签收对账确定货款结算金额，再根据确认的结算金额开具增值税发票，交付采购代表苏生栋带回到通信公司，按通信公司付款流程再陆续付款。从华联器材厂供货至货款支付周期大多长达一年及以上。原审认定苏生栋代表通信公司采购材料、供货审核对账、签收发票交通信公司挂账付款事实依据充分。苏生栋2008年5月至2016年2月16日期间，负责通信公司材料采购工作。2014年6月6日通信公司聘任苏生栋为工程管理中心高级项目主任。通信公司与华联器材厂均确认的案涉交易期间为2012年起至2016年1月，属于上述期限之内。通信公司在2020年2月27日庭前会议和4月7日庭审确认了苏生栋材料采购职务身份，以及本案相关采购材料所用的工程与刑事判决书上苏生栋涉及职务侵占罪所涉工程不重合的事实。原审认定华联器材厂完成供货及苏生栋签收货物发票依据充分。苏生栋签收了本案争议焦点即2015年12月2日开具的货物增值税专用发票。在2016年10月27日通信公司主持的就通信公司向华联器材厂采购材料且尚未付款的对账会议形成的《会议纪要》确认了苏生栋在上述发票签收单上确认签收的事实。通信公司在2020年4月7日庭审及2020年4月8日提交的《情况说明》亦确认上述发票签收事实。在原审法院再三释明的前提下，通信公司不申请对苏生栋全部案涉签名进行笔迹鉴定。以上足以表明上述发票所涉货物已完成供货、对账、按确认货款金额开具发票并交苏生栋的步骤，至此通信公司已确认完成供货且双方已确认所涉货款金额。结合华联器材厂提交的其他供货证据，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充分。二、通信公司应承担妨碍举证的不利后果，原审法院对此进行判决，适用法律正确。通信公司在本案妨碍举证的主要有两项：一是确认2016年10月27日的《会议纪要》原件在通信公司处而拒不提供。华联器材厂原审时提供了通信公司在会议结束时给的《会议纪要》复印件，其中记载华联器材厂已经向通信公司移交材料采购相关资料、以及相关案涉货款的事实不利于通信公司(证据持有人)，无论是按照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的规定，还是按照2020年5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均可以推定华联器材厂主张的已将案涉材料采购相关资料移交通信公司的事实以及相关案涉货款记载的事实成立。二是通信公司对于华联器材厂提供的苏生栋签名的发票签收单及其他供货证据，经法院释明仍坚持不申请对苏生栋的签名进行笔迹鉴定，那么负有举证责任的通信公司怠于履行举证义务应承担不利后果，且通信公司在2020年4月7日庭审时也已承认苏生栋签名真实。通信公司拖欠货款7年之久，给华联器材厂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华联器材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通信公司支付华联器材厂价款965292.62元，及该款自2019年9月16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日止的利息。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至2016年期间，华联器材厂、通信公司之间存在通讯器材的买卖合同关系。根据通信公司施工工地需要，华联器材厂将货物供货至通信公司工地处，由通信公司采购代表苏生栋签收。双方付款的流程系华联器材厂开具增值税发票给采购代表苏生栋，由苏生栋带回至通信公司，按照通信公司付款流程补充相应材料后，由通信公司付款给华联器材厂。双方均认可的交易及付款情况如下：2012年7月17日，华联器材厂开具金额为76055元的增值税普通发票1份；2013年5月9日，华联器材厂开具金额为100000元、56585.60元的增值税普通发票2份；2013年9月14日，华联器材厂开具金额为100000元、100000元、70638.35元的增值税普通发票3份；2016年1月27日，华联器材厂开具金额为103257.15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1份；合计价款金额为606536.10元。针对案涉货物，通信公司在2012年7月31日至2017年1月13日期间，分11次共支付华联器材厂价款456055元。此外，华联器材厂于2015年5月22日开具金额为107345.65元的增值税发票1份，该发票由苏生栋于2015年5月25日签收；后苏生栋丢失该发票，华联器材厂于2016年1月27日补开了金额为103257.15元的增值税发票，通信公司认可补开的发票金额，且该金额已包含在通信公司认可的总价款606536.10元内。华联器材厂于2015年12月2日开具金额分别为61171.87元、85674元、37974.40元、100000元、100000元、100000元、100000元、100398.4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8份，该8份发票由苏生栋于同日签收。2016年10月27日，通信公司就其向华联器材厂采购材料过程缺失相关材料的问题召开会议，确定“1.已开票未挂账的问题有两项，一是2015年12月2日开具的7份总金额为624042.80元（应为笔误，实际应为624046.80元）的增值税发票，为2014年供应的材料，附有7份发票复印件、2张供货明细表、领料单（有苏生栋签名）、14份采购审批表（有苏生栋签名），二是2015年12月2日开具的1份金额为61171.87元的增值税发票，为2013年供应的材料，附有1张发票复印件、1张供货明细表、2张发票接受单（有苏生栋签名）。2.没开发票的问题一项，2015年提供的材料，没有开具发票，涉及金额129529.85元，附有1张发票、1张材料明细表、1张对方出库单、1张采购申请表、1张领料单（有石嘴山白玉西签名）。3.已挂账但未付款的问题，涉及总金额107345.65元，2015年5月22日开具的发票，苏生栋已丢，2015年12月又补开了一张发票，在苏生栋手中”、“会议明确杭州萧山华联通讯器材厂要补齐所有相关资料，提供齐全的，我公司将按流程处理，该付款的付款，该挂账的挂账。没有提供齐全的，待到杭州萧山华联通讯器材厂补齐后再进行下一步处理”。另查明：根据（2018）宁0104刑初630号刑事判决书内容显示，2008年5月至2016年2月16日期间，苏生栋负责通信公司公司材料采购工作。 一审法院认为：华联器材厂、通信公司之间对2012年、2013年、2016年开具的7份发票所对应的价款606536.10元、已支付价款456055元无争议。本案争议焦点在于2013年通信公司还有无向华联器材厂购买货物61171.87元，2014年通信公司有无向华联器材厂购买货物624046.80元，2015年通信公司有无向华联器材厂购买货物129592.85元。对华联器材厂主张的61171.87元和624046.80元价款所对应的货物有无实际供货的问题，该院认为，虽然通信公司否认收到该两笔货物，但是华联器材厂已提供了相应证据证明其已向通信公司供货，对应的发票亦由苏生栋签收，通信公司公司于2016年10月27日召开的会议中也确认苏生栋在发票签收单上确认签字，亦未认为存在虚开发票的情况，故该院认为华联器材厂已向通信公司供应了该两笔货物。对华联器材厂主张的129592.85元价款所对应的货物有无实际供货的问题，该院认为，华联器材厂提供会议纪要和2015年领用材料明细等证据予以证明，结合证据认证过程，无法反映出2015年实际发生的价款金额，且华联器材厂也没有相应的发票及有效的送货凭证予以证明，故无法确认2015年是否有发生交易，华联器材厂未能提交有效证据证明2015年的供货情况，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本案中华联器材厂总计向通信公司发送价值为1291754.77元的通讯器材，通信公司仅支付价款456055元，尚欠价款835699.77元，故对华联器材厂起诉要求通信公司支付尚欠价款835699.77元的诉讼请求，该院予以支持。因通信公司逾期支付价款，华联器材厂主张自起诉之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损失合法有据，该院予以支持。综上，对华联器材厂合理部分诉请，该院予以支持；超出部分，该院不予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该院于2020年5月11日作出如下判决：一、宁夏通信建设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杭州萧山华联通讯器材厂价款835699.77元；二、宁夏通信建设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杭州萧山华联通讯器材厂以价款835699.77元为基数自2019年9月16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损失；三、驳回杭州萧山华联通讯器材厂的其余诉讼请求。如宁夏通信建设有限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452元，减半收取6726元，由杭州萧山华联通讯器材厂负担903元，宁夏通信建设有限公司负担5823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杭州萧山华联通讯器材厂负担301元，宁夏通信建设有限公司负担4699元。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就二审争议的案涉61171.87元以及624046.80元价款所对应的货物是否已交付的问题，华联器材厂在本案一审中提交的供货凭证、增值税发票、发票签收单等证据与2016年10月27日通信公司就其向华联器材厂采购材料过程缺失相关材料的问题召开会议后形成的会议纪要内容相互印证，可以证明华联器材厂向通信公司供应了争议货物的事实，原审法院根据双方的举证情况所作事实认定，于法有据，认定事实清楚，通信公司对此所提上诉异议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2157元，由宁夏通信建设有限公司负担。宁夏通信建设有限公司预交诉讼费13452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来本院退费。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张 蕊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章宗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