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01民初16407号原告：上海东方证券创新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楼**。法定代表人：张建辉，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宏，上海市君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静婷，上海市君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童俊平，男，1963年6月6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九龙坡区直港大道**珠江花园**15-1。原告上海东方证券创新投资有限公司与被告童俊平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8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宏、张静婷到庭参加诉讼，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股权回购款，针对第一次投资的股权回购款为4,501,791.78元(投资本金346万元+1,041,791.78元)，其中1,041,791.78元的计算公式为346万元*10%*D/365，D为自2015年7月25日起至2018年7月27日止的天数,针对第二次投资的股权回购款为6,297,260.27元(投资本金500万元+1,297,260.27元)，其中1,297,260.27元的计算公式为500万元*10%*D/365，D为自2015年12月24日起至2018年7月27日止的天数；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以投资本金之和846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7月28日起至实际支付日止、按日利率24%/360计算的逾期回购违约金。事实与理由：2015年7月，重庆市澳凯龙医疗器械研究有限公司(2016年10月26日更名为重庆澳凯龙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澳凯龙公司)为甲方(目标公司)，被告为乙方(目标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原告为丙方(投资方)签署《关于澳凯龙公司之增资扩股协议》(以下简称2015年7月增资扩股协议)，约定澳凯龙公司估值为投后10,000万元，原告以现金方式向澳凯龙公司增资490万元，占增资后澳凯龙公司注册资本4.9%。2015年12月4日，上述各方再次签署《关于澳凯龙公司之增资扩股协议》(以下简称2015年12月增资扩股协议)，约定澳凯龙公司该轮融资投后估值为24,000万元，原告以现金方式向澳凯龙公司增资500万元，占增资后澳凯龙公司注册资本2.08%。上述两份协议均对被告回购原告股权的条件及价格做出约定。协议签订后，原告依约于2015年7月24日向澳凯龙公司支付490万元，于2015年12月23日向澳凯龙公司支付500万元，此后，澳凯龙公司办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2016年10月31日，各方当事人针对上述两份协议分别签署《补充协议一》《补充协议二》，对两份协议中关于澳凯龙公司新三板挂牌等事项做出修改，后各方于同日签署《补充协议三》，对两份增资扩股协议中的回购条件做出变更。后，澳凯龙公司完成新三板挂牌。据澳凯龙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网站发布的《2017年度报告》，澳凯龙公司2017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远低于《补充协议三》约定的业绩，触发回购条款。此后，原告要求被告回购股权，被告出具《确认函》，确认知悉原告要求其回购股权的事宜，但并未依约支付股权回购款，故原告诉至法院。另，原告于2017年12月将其持有的澳凯龙公司55万股股份转让给案外人温州财韵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原告根据第一次投资情况计算了基于该次增资所获股份的每股成本为2.XXXXXXXXX元，根据每股成本计算了前述55万股股份对应的投资成本为144万元(2.XXXXXXXXX元*55万股)，并将投资成本144万元从第一次投资本金490万元中予以扣除，故针对第一次投资的股权回购款的计算基数为346万元。案件审理中，原告称，为避免司法资源浪费，确认被告于2018年7月31日出具上述《确认函》，并同意调整相应的股权回购款的计算截止日期以及逾期违约金的起算日期。原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以下证据：1.2015年7月增资扩股协议、2015年12月增资扩股协议、《补充协议一》《补充协议二》《补充协议三》。2.银行回单2份。3.澳凯龙公司《2017年度报告》。4.《公开转让说明书》、《股票解除限售公告》、股票交易截图。5.《回购通知函》、《确认函》。6.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中关于澳凯龙公司“概况信息”“主要股东”部分的网站截屏、被告名片。被告未发表答辩意见，未发表质证意见，亦未提交证据。经本院核对，除证据4股票交易截图无原件，其他证据均与原件一致，本院对其真实性均予确认。证据4股票交易截图与证据3、证据6内容相互印证，本院对其真实性亦予确认。根据本院确认真实性的证据，本院对原告所述2015年7月增资扩股协议、2015年12月增资扩股协议、《补充协议一》《补充协议二》《补充协议三》的签署过程、相关内容、原告向澳凯龙公司支付增资款、澳凯龙公司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如下事实：2015年7月增资扩股协议、2015年12月增资扩股协议约定的回购价格计算公式为：Q=Y*(1+10%*D/365)，其中，Q为回购价格，Y为丙方(原告)要求乙方(被告)回购的投资金额扣除丙方在成为目标公司股东后因目标公司而获得的所有利益(包括但不限于已获补偿投资金额、已分配利润等)，D为自丙方向目标公司支付增资款项之日起至乙方向丙方支付回购款项之日止的实际天数。《补充协议三》约定的回购价格计算公式同上，但Y的解释变更为丙方(原告)要求乙方(被告)回购的投资金额。还约定，如果出现下述任一或全部情形，丙方有权要求乙方回购丙方上述两次增资扩股的部分或全部股权：“……3.4各方确认，丙方向目标公司两次增资均为溢价增资，丙方同意向目标公司增资是基于目标公司和乙方承诺公司2017年营业收入不低于5,500万元，经营性净利润不低于350万元；2018年营业收入不低于8,000万元，经营性净利润不低于1,000万元，其中，经营性净利润是指目标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乙方在收到丙方出具的回购通知书后20个工作日内支付回购款，逾期还应支付回购金额的日千分之一违约金。该协议内容如与各方之间先前签署的协议相冲突，以该协议为准，但该协议未约定的事项，仍按原协议的约定继续执行。澳凯龙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网站发布的2017年6月《公开转让说明书》载明，2015年8月3日，澳凯龙公司召开股东会并做出决议，同意吸收原告为公司新股东，原告增资490万元，公司新增注册资本由原告认购816,700元，其余4,083,300元计入资本公积。2015年8月18日，澳凯龙公司就上述变更事项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变更后，原告持股比例为4.9%。2016年5月22日，澳凯龙公司召开股东会并做出决议，同意公司新增注册资本由原告认购416,665元，其余4,583,335元计入资本公积。2016年5月27日，澳凯龙公司就上述变更事项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变更后，原告持股比例为6.17%。2016年9月3日，澳凯龙公司召开临时股东会，决议由原、被告等12名股东共同作为发起人，以2016年7月31日为审计基准日，将公司经审计的净资产46,307,020.38元折成4,600万股股份，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剩余307,020.38元计入资本公积。变更前澳凯龙公司最新的实缴出资额20,000,030元，原告以货币出资1,233,365元，持股比例为6.17%。2016年10月26日，澳凯龙公司完成了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变更后，原告以净资产折股的出资方式实缴出资2,838,200元，持股比例为6.17%。澳凯龙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网站发布的2017年12月7日《股票解除限售公告》，载明，截至2017年12月5日，原告持有澳凯龙公司2,838,200股股份(证券简称澳凯龙，证券代码871900)，持股比例为6.17%，上述股份可转让时间为2017年12月12日。此后，原告以3.49元/股的成交均价向温州财韵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转让澳凯龙公司55万股股份，成交总金额1,919,500元。澳凯龙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网站发布的《2017年度报告》第三节“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中“盈利能力”部分载明，本期营业收入25,471,643.55元，毛利率42.45%，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300,154.84元，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6,893,898.50元。另“2017年度财务报表附注”部分载明，截至2017年12月31日，原告以净资产折股的方式认缴澳凯龙公司2,288,200股，出资比例为4.9743%。此后，原告向被告发送《回购通知函》，要求被告自收到函件之日起20个工作日通过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回购原告持有的澳凯龙公司全部2,288,200股股份(对应投资本金846万元)，回购价格为每股4.69元(以2018年6月26日为基准日)，合计10,727,200元，如逾期未付，还应向原告支付应付未付回购金额的日千分之一的违约金。该《回购通知函》落款日期为2018年6月27日。其后，被告向原告出具《确认函》称，其已收到原告于2018年6月27日发出的《回购通知函》，已知悉原告发函要求其回购原告所持澳凯龙公司全部股份的相关事宜。该《确认函》落款日期为2018年7月。另，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网站显示，截至2020年6月30日，原告在澳凯龙公司持股情况与上述《2017年度报告》内容一致。本院认为，案涉两份增资扩股协议及三份补充协议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各方以《补充协议三》对两份增资扩股协议的回购条件及回购价款做出变更，应当依据《补充协议三》的相关约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补充协议三》约定，原告在出现下述情况的情形下有权要求被告回购其持有的澳凯龙公司股权，“……3.4各方确认，丙方(原告)向目标公司两次增资均为溢价增资，丙方同意向目标公司增资是基于目标公司和乙方(被告)承诺公司2017年营业收入不低于5,500万元，经营性净利润不低于350万元……，经营性净利润是指目标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根据3.4条条款的上下文内容，可以认定，各方意思为，若澳凯龙公司2017年营业收入及经营性净利润低于上述约定金额，原告有权要求被告回购其持有的澳凯龙公司股权。根据澳凯龙公司发布的《2017年度报告》，澳凯龙公司2017年度营业收入为25,471,643.55元，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6,893,898.50元，该数据低于《补充协议三》上述约定的触发回购义务的金额，原告要求被告回购其持有的澳凯龙公司全部股权符合双方间的约定，被告应在收到《回购通知函》之日起20个工作日回购原告持有的澳凯龙公司2,288,200股股份。至于股权回购金额，《补充协议三》约定的计算公式为Q=Y*(1+10%*D/365)。本院注意到，原告于2017年12月将其所持澳凯龙公司55万股股份以1,919,500元转让给案外人。原告称，其根据第一次投资情况计算了基于该次增资所获股份的每股成本，根据每股成本计算了55万股股份对应的投资成本为144万元。本院认为，上述55万股股份转让时，原告通过对澳凯龙公司的两次增资实际持有澳凯龙公司2,838,200股股份，原告根据第一次投资情况计算每股成本作为上述55万股股份的成本缺乏依据，不尽合理。本院认为，应根据原告两次增资情况计算原告取得澳凯龙公司2,838,200股股份的平均成本，进而计算55万股股份对应的投资本金。原告共支付增资款990万元，故原告取得澳凯龙公司2,838,200股股份的平均成本为每股3.49元，因此，55万股股份对应的投资本金为1,919,500元，该款项依法应从原告支付的第一次投资本金490万元中扣除。另，原告确认被告于2018年7月31日收到原告发送的《回购通知函》，此系原告对自身权利的处分，与法无悖，被告应于2018年7月31日后的20个工作日内，即2018年8月28日前向原告支付股权回购款。综上，针对第一笔增资款2,980,500元(490万元-1,919,500元)，被告应当支付的股权回购款为2,980,500元*(1+10%*D/365)，相应天数为自2015年7月25日起至2018年8月28日止的1,131日，具体金额为3,904,047元，针对第二笔增资款500万元，被告应当支付的股权回购款为500万元*(1+10%*D/365)，相应天数为自2015年12月24日起至2018年8月28日止的979日，具体金额为6,341,096元，合计10,245,143元。被告未支付股权回购款构成违约，应当依约支付逾期违约金，但根据上述分析，原告主张的逾期违约金计算基数应调整为7,980,500元。另外，根据案涉两份增资扩股协议及三份补充协议关于股权回购款的约定，对于逾期违约金标准年利率24%，每年天数亦应按365日计算。因此，被告应当支付以7,980,500元为基数、自2018年8月29日起至实际支付日止、按年利率24%(每年按365日计)计算的逾期违约金。另外，根据案涉两份增资扩股协议及三份补充协议的约定，被告支付股权回购款的同时，原告应当配合办理将其持有的澳凯龙公司2,288,200股股份(股票代码871900)变更至被告名下的手续。需要说明的是，即便被告不配合办理相应手续，其仍应履行本院认定的上述付款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童俊平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原告上海东方证券创新投资有限公司支付股权回购款10,245,143元；二、被告童俊平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原告上海东方证券创新投资有限公司支付以7,980,500元为基数、自2018年8月29日起至实际支付日止、按年利率24%(每年按365日计)计算的逾期违约金；三、驳回原告上海东方证券创新投资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童俊平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7,642.79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上海东方证券创新投资有限公司负担5,795.79元、被告童俊平负担106,847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陈一鸣审判员  岑 祺审判员  邵宁宁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刘 畅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一十四条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