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3民终231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陈立坚，男，1975年7月28日出生，汉族，住温州市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辉，浙江瓯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温州振洋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温州市鹿城区市府路龙沈新村****。诉讼代表人：陶宏桥。委托诉讼代理人：曾翰锋，北京炜衡（温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温州宝驼投资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住。住所地：温州市瓯海区瓯海大道**仁汇大厦23F西北首/div>执行事务合伙人：胡方林。上诉人陈立坚因与被上诉人温州振洋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洋实业公司）、原审被告温州宝驼投资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宝驼投资企业）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2018）浙0302民初120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2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易景寿担任审判长，审判员王怡然、郑建文参加评议的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经合议庭评议，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立坚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振洋实业公司的一审诉请；二、判令本案一、二审受理费、保全费、评估费均由被上诉人振洋实业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以宝驼投资企业在撤销权诉讼期间将取得的股权转让给陈立坚为由，认定陈立坚、宝驼投资企业双方显然具有恶意转让，系事实认定错误。2016年4月19日，振洋实业公司与宝驼投资企业签订《股东股权转让书》，约定将振洋实业公司持有的温州市总商会大厦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总商会公司）2.324%股权转让给宝驼投资企业，并于次日双方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后振洋实业公司的债权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以下简称建行温州分行）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于2017年5月5日判决驳回建行温州分行的诉讼请求；经上诉，本院于2018年8月12日判决撤销振洋实业公司将其持有的总商会公司2.324%转让给宝驼投资企业的行为，该判决于2018年9月12日才发生法律效力。而本案陈立坚与宝驼投资企业是于2018年5月29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以下简称《5.29协议》），并于次日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后陈立坚履行了全部股权转让款的给付义务。《5.29协议》签订时，宝驼投资企业享有总商会公司2.324%股份，且该诉争股权也未被司法等相关部门采取措施限制交易。二、一审法院仅以陈立坚与宝驼投资企业、振洋实业公司及其股东黄瑶瑜的父母黄永建、吴美花之间存在密切关系为由，对陈立坚辩称其在与宝驼投资企业股权转让时不知悉振洋实业公司与宝驼投资企业间的股权转让存在涉诉情况不予采信，系事实认定错误，于法无据。虽然陈立坚与宝驼投资企业、振洋实业公司及其股东黄瑶瑜的父母黄永建、吴美花等人之间相识，但这并不当然得能推定出陈立坚在《5.29协议》签订时及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期间就必然知悉宝驼投资企业与振洋实业公司就涉案股权存在涉诉情况。三、温州安阳资产评估事务所于2019年12月25日出具的温安评报字2019第049号资产评估报告，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该资产评估报告中所谓陈立坚持有的总商会公司2.324%股权对应的资产财产的评估价值7406100元，仅是指在2018年5月29日时总商会公司投资建设的位于温州市瓯海区××道××号××大厦××层××楼××大厦××东共有的不动产，按股权比例计算应享有份额的价值，不包括其他资产，也不包括对应的债务，诸如工程建设的欠款等。该资产评估报告不并能证实协议签订时总商会公司的股权实际价值，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另，在一审审理期间总商会公司曾明确表示资产评估报告中所涉的不动产属于总商会公司所有，并非陈立坚所有。四、一审法院以股东出借给总商会公司的借款本质是股东为建设仁汇大厦的出资，公司的股权价值应当以仁汇大厦的资产为准为由，未采纳温州中源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2020年3月31日出具的温中源资评字014号《资产评估报告书》，并认定陈立坚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受让诉争股权系事实认定错误，于法无据。总商会公司的注册资本为1亿元，在建造仁汇大厦资金不足时以采用向股东集资借款方式筹集建设资金；2017年10月31日，总商会公司资产总额为348980993.43元减去负债总额247410691.20元，即股东权益价值为101570302.23元。陈立坚以232.4万元的价格从宝驼投资企业受让总商会公司2.324的诉争股权，并未明显低价受让。同时，在一审庭审期间，振洋实业公司一审庭审中承认其享有总商会公司2.324%股权对应的出资额也为232.4万元。另，注册资本与借款系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不能混为一谈。另，案外人何荣彪也是以116.2万元受让总商会公司的1.162%股权。被上诉人振洋实业公司答辩：一、总商会公司成立的目的就是股东共同投资建设仁汇大厦，各股东以投资比例享有房屋面积，故总商会公司的股权价值指向就是房产，本案所涉的股权价值应是出资额加上建设款项投入，并不是陈立坚认为的仅是出资额；评估报告也确认这个股权价值。二、陈立坚与振洋实业公司、温州斯威逊节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斯威逊公司）关系密切，两股东之间也存在密切关系，其对诉争《5.29协议》所涉标的诉讼情况是知悉。三、陈立坚明知振洋实业公司负债累累，但仍然以低价即所谓的股权出资额受让股权，可以判断其在主观上存在恶意。四、本院于2020年6月30日作出的2020浙03民终718号民事判决书已经认定陈立坚与斯威逊公司的股权转让行为属于恶意串通，是损害他人合法利益的行为，已确认为无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正确，应当维持原判。原审被告宝驼投资企业未陈述答辩意见。2018年12月4日，振洋实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确认陈立坚与宝驼投资企业于2018年5月29日签订的《5.29协议》无效；2.陈立坚协助振洋实业公司将其名下的总商会公司2.324%股权变更登记至振洋实业公司名下。一审法院认定：振洋实业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登记股东为张月钗、黄瑶瑜，二者为婆媳关系。2017年11月8日，原审法院裁定受理振洋实业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同时指定温州诚达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担任管理人。2009年初，温州市瓯海区委、区政府决定将瓯海中心区E-03地块委托温州市总商会牵头招商引资建设新总商会大厦（现名仁汇大厦，坐落于温州市瓯海区瓯海大道**）。为此，包括振洋实业公司在内的多家公司共同投资设立了总商会公司，注册资金1亿元，振洋实业公司出资464.8万元，出资比例为4.648%，即每1%的股权出资100万元。根据约定，仁汇大厦建设完工后，振洋实业公司可分配到房屋相应面积约2100平方米。总商会公司除建设、出租仁汇大厦外，未开展其他经营活动。2016年4月19日，振洋实业公司与宝驼投资企业[原名杭州宝驼投资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订《股东股权转让书》，约定将振洋实业公司持有的总商会公司2.324%股权转让给宝驼投资企业。2016年4月20日，双方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振洋实业公司的债权人建行温州市分行知晓上述股权转让行为后，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原审法院于2017年1月12日判决驳回建行温州市分行的诉讼请求。经上诉，本院于2018年8月12日作出（2017）浙03民终637号民事判决，判决撤销振洋实业公司将其持有的总商会公司2.324%股权转让给宝驼投资企业的行为。该判决于2018年9月12日发生法律效力。2018年5月29日，陈立坚与宝驼投资企业签订《5.29协议》，受让了宝驼投资企业名下的总商会公司2.324%股权。2018年5月30日，双方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陈立坚于2018年8月23日、9月11日各汇款132.4万元、100万元给宝驼投资企业。宝驼投资企业在转让股权给陈立坚后，总商会公司亦将振洋实业公司以借款形式投入的对应资金登记为陈立坚的债权，金额为6109510元。仁汇大厦于2011年12月开工建设，2016年5月竣工，现已投入使用。经评估，宝驼投资企业将案涉2.324%股权转让给陈立坚时，该股权所对应的房产价值为740.61万元。另据评估，截至2017年10月，总商会公司的资产总额为348980993.43元。为了工程建设所需，总商会公司要求全体股东以借款形式投入资金247410691.2元（包括现登记为陈立坚出借款的6109510元）。扣除前述以借款形式投入的款项后，剩余的所有者权益金额为101570302.23元。另查明：1、宝驼投资企业的发起人为陈立坚、振洋实业公司股东黄瑶瑜的母亲吴美花及宝驼投资企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胡方林出资设立；陈立坚与振洋实业公司股东黄瑶瑜的父亲黄永建同时担任温州益坚建材有限公司的股东（黄永建持股比例90%，陈立坚持股比例10%），该公司登记住所地的房屋系振洋实业公司享有使用权的房屋；该公司原股东何荣彪亦恶意受让了振洋实业公司对总商会公司1.162%股权，已由本院判令撤销；另据（2017）浙03民终637号判决书查明的事实，该公司与振洋实业公司系互保公司，银行账户之间存在诸多款项往来。此外，陈立坚又与黄永建同时担任温州浩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现更名为温州汉嘉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东（黄永建持股比例70%，陈立坚持股比例30%，于2020年4月13日将股权转让给温州悦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现该公司持股比例100%），陈立坚同时担任案外人斯威逊公司投资的温州华悦贸易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斯威逊公司于2015年9月18日受让振洋实业公司转让的对总商会公司的股权。对该转让行为，该院经审理认为斯威逊公司与振洋实业公司系互保企业，其人员混同，振洋实业公司、斯威逊公司以及相关自然人之间素来存在诸多款项往来，其所谓的股权转让款存在诸多疑点，遂判决撤销振洋实业公司向斯威逊公司转让股权的行为。2、振洋实业公司除将其持有的总商会公司2.234%股权转让给宝驼投资企业之外，还将1.162%股权转让给案外人何荣彪，另外1.162%股权转让给案外人斯威逊公司。因宝驼投资企业等受让人未向总商会公司交纳应交的工程建设款，总商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孙胜增为解决欠款问题，介绍何荣彪将其持有的1.162%股权转让给案外人浙江富江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江公司）。富江公司为取得股权，于2017年4月14日向总商会公司汇款50万元，5月2日向总商会公司汇款350万元，于2017年6月28日向总商会公司汇款262325元，合计4262325元。一审法院认为，原案的争议焦点为宝驼投资企业将案涉股权转让给陈立坚的行为是否属于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该院认为，宝驼投资企业与陈立坚之间有高度盖然性存在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第一，宝驼投资企业在撤销权诉讼期间将取得的股权转让给陈立坚，显然具有恶意。第二，陈立坚与宝驼投资企业、振洋实业公司及其股东黄瑶瑜的父母黄永建、吴美花之间存在密切关系，其在受让股权时有足够的能力获取受让股权的信息，可以知道也应当知道该股权的来源以及转让、涉诉情况，其称不知振洋实业公司与宝驼投资企业的股权转让及涉诉情况，与常理不符。第三，《5.29协议》的签订时间为2018年5月29日，股权的过户时间为2018年5月30日，陈立坚支付转让款的时间为2018年8月23日和9月11日，远迟于过户登记时间，与常理不符。第四，陈立坚系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受让案涉股权，理由如下：首先，总商会公司系为建设仁汇大厦而成立，公司股东在登记出资后又多次以借款形式向总商会公司提供了建设款，其中振洋实业公司为此支付了高达1800余万元的建设费用。虽然总商会公司股东向仁汇大厦支付的建设费用均登记为“借款”，但结合总商会公司要求股东支付建设款，股东具有大厦建成后获得部分产权的预期等事实，该“借款”的本质是股东为建设仁汇大厦的出资，公司的股权价值应当以仁汇大厦的资产为准认定，不能以评估的资产价值减去“借款”金额认定。根据评估报告的结论，原案股权相对应的房屋价值为740.61万元，远高于陈立坚支付的232.4万元。其次，陈立坚提供的《资产评估报告书》列明股权转让时总商会公司的资产总额为348980993.43元，扣除负债总额247410691.2元后，列明的所有者权益为101570302.23元。由于负债总额247410691.2元均为股东以借款形式抽入的工程建设款，如果以所有者权益认定股权价值，则应将247410691.2元认定为股东对总商会公司享有的债权。据前述查明的事实，总商会公司已经将247410691.2元中的6109510元登记为陈立坚出借，故陈立坚获得的股权价值与债权价值合计为101570302.23元×2.234%+6109510元﹦8378590.55元，远高于其支付的232.4万元。陈立坚辩称担心仁汇大厦工程“烂尾”而与宝驼投资企业约定待大厦完工后再支付债权转让款。该院认为，由于总商会公司的唯一经营就是建设仁汇大厦并出租，若陈立坚与宝驼投资企业确实约定股权与债权分别转让，则股权与债权的实现均与仁汇大厦是否顺利完工密切相关，陈立坚担心工程“烂尾”又按在工商机关登记的出资额受让案涉股权，与常理不符。再次，案外人富江公司在2017年受让总商会公司1.162%股权时的对价为4562325元，远高于陈立坚受让2.234%股权所支付的对价。综上，该院认定宝驼投资企业与陈立坚在转让股权时应当知道振洋实业公司向宝驼投资企业转让股权的行为可能被撤销，仍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受让了案涉股权，双方的行为具有高度盖然性属于恶意串通，损害振洋实业公司及其债权人合法权益的行为。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宝驼投资企业与陈立坚2018年5月29日签订的《5.29协议》基于双方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所订立，应当认定为无效。陈立坚因无效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据此，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于2020年04月30日作出判决：一、确认陈立坚与宝驼投资企业于2018年5月29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无效；二、陈立坚应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协助将其名下的总商会公司2.234%股权变更登记至振洋实业公司名下。案件受理费25392元、保全费5000元，评估费29420元，共计59812元，由陈立坚、宝驼投资企业共同负担。二审中，上诉人陈立坚在本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提交补充证据材料，即案外人何荣彪与富江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及判决书各1份，欲证明案外人何荣彪出让的总商会公司1.162%股权的转让款也是116.2万元的事实。另，陈立坚在审理中认为，由于振洋实业公司把股权转让给宝驼投资企业、斯威逊公司及此后转给富江公司，所取得的款项是归还哪个债权银行，交通银行的债权当时是有股权抵押的，故口头申请二审法院调取相关款项的流水账，以证明交通银行的抵押债权是振洋实业公司自有资金还是股权转让款归还的。经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振洋实业公司质证认为，对股权转让协议书及判决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明陈立坚主张的待证事实，该判决书认定了何荣彪将其持有的1.162%的股权转让给富江公司并不以116.2万元而是以456万元转让，转让款除了部分支付给何荣彪外，大部分是支付给总商会公司；就陈立坚要求调取证据的申请，振洋实业公司认为振洋实业公司偿还贷款与陈立坚没有关联，没有必要调取。本院经审查认为，陈立坚提供的上述证据及调查取证申请均属于当事人逾期提交的证据材料，且与本案没有关联，对争议事实认定没有影响，故对上述证据本院不予认定；对陈立坚的取证申请，也没有必要，本院不予准许。经审理，本院认定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陈立坚受让宝驼投资企业所持有的总商会公司2.234%股权是否构成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一、关于陈立坚是否知晓案涉股权涉诉情况。首先，陈立坚于2018年5月29日与宝驼投资企业签订《5.29协议》、5月30日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于2018年8月23日、9月11日向宝驼投资企业各汇款132.4万元、100万元，上述行为均发生在建行温州分行诉振洋实业公司及宝驼投资企业债权人撤销权案件二审诉讼期间。其次，陈立坚与振洋实业公司、宝驼投资企业及相关人员存在密切关系。陈立坚与黄永建系温州益坚建材有限公司的股东，该公司与振洋实业公司系互保企业，同时陈立坚在诉争股权转让行为发生时亦为宝驼投资企业合伙人，宝驼投资企业的合伙人胡方林又系斯威逊公司的股东，陈立坚与胡方林及斯威逊公司之间亦有其他款项往来。因此，本院认为一审法院认定陈立坚知晓宝驼投资企业受让振洋实业公司股权涉诉情况，并无不当。二、关于股权转款支付情况。陈立坚称其于2018年8月23日、9月11日向宝驼投资企业各支付132.4万元、100万元股权转让款，其受让股权并非与宝驼投资企业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本院认为，陈立坚系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受让案涉股权。首先，总商会公司系为建设仁汇大厦而成立，公司股东在登记出资后又多次以借款形式向总商会公司提供了建设款，其中振洋实业公司为此支付了高达1800余万元的建设费用。虽然总商会公司股东向仁汇大厦支付的建设费用均登记为“借款”，但结合总商会公司要求股东支付建设款，股东具有大厦建成后获得部分产权的预期等事实，该“借款”的本质是股东为建设仁汇大厦的出资。根据评估报告的结论，涉案股权相对应的房屋价值为740.61万元，远高于陈立坚支付的232.4万元。其次，陈立坚提供的《资产评估报告书》列明股权转让时总商会公司的资产总额为348980993.43元，扣除负债总额247410691.2元后，列明的所有者权益为101570302.23元。由于负债总额247410691.2元均为股东以借款形式投入的工程建设款，应认定为股东对总商会公司享有的债权。现总商会公司已经将247410691.2元中的6109510元登记为陈立坚出借，故陈立坚获得的股权价值与债权价值合计金额为8378590.55元，远高于其支付的232.4万元。况且，由于总商会公司唯一经营的就是建设仁汇大厦并出租，若陈立坚与宝驼投资企业确实约定股权与债权分别转让，则股权与债权的实现均与仁汇大厦是否顺利完工密切相关，陈立坚担心工程“烂尾”却又以工商机关登记的出资额受让案涉股权，与常理不符。再次，案外人富江公司在2017年受让总商会公司1.162%股权时的对价为4562325元，远高于陈立坚受让2.234%股权所支付的对价。综合上述分析，一审法院认定陈立坚与宝驼投资企业签订的《5.29协议》系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陈立坚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审理程序合法，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5392元，由上诉人陈立坚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易景寿审 判 员 王怡然审 判 员 郑建文二〇二〇年九月三日代书记员 杨焰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