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5民终180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江某1，女，汉族，1952年5月18日出生，住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江某2，女，汉族，1954年3月22日出生，住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江某3，女，汉族，1964年1月6日出生，住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江某4，女，汉族，1965年3月24日出生，住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江某5，女，汉族，1967年11月27日出生，住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 以上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阮秋梅，福建刺桐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高杰，福建刺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江某1因与被上诉人江某2、江某3、江某4、江某5（下称江某2等四人）继承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法院（2019）闽0502民初10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江某1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江某2等四人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全部由江某2等四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诉争房屋属于江某1父母的遗产，江某1的父亲江衍暖所签署的《协议书》及江某1的母亲所出具的《遗嘱》不具备真实性，认定事实不清，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对于举证责任的分配，适用法律错误，江某1提出对《协议书》上“金浓”的字迹进行鉴定，一审不予准许，合议庭成员变更，一审没有依法提前通知，属于程序违法。 一、一审不准许江某1的鉴定申请，变更合议庭成员未告知江某1，程序违法，依法应发回重审。1.一审变更合议庭成员，未通知江某1，程序违法。一审第一次开庭时，担任审判长的系吴志婷法官，但判决书上的审判长却变成杨扬法官，一审变更合议庭组成人员，未提前通知江某1，剥夺江某1的相应诉讼权利，程序违法，依法应将本案发回重审。2.江某1申请对《协议书》中“金浓”的笔迹进行鉴定，一审不予准许，属于程序违法，依法应撤销原判，发回重审。一审中，江某1提供了《协议书》，证明诉争房屋经其父确认系江某1所建设，该《协议书》有时任村长的傅聪敏及土地员“金浓”（傅金琅）签字确认。对于“金浓”的签字行为，其本人确认无疑，在这种情况下，江某1才将“金浓”的电话提供给一审法庭，并申请予以核实。从正常的逻辑讲，如果江某1见到“金浓”时，其否认在《协议书》上签字，那江某1是不可能将“金浓”的电话号码提供给一审法庭的。然而，一审向傅金琅作询问笔录时，傅金琅却否认该签名系其签署，这属于极其不正常的情况，很明显，证人是受到了威胁而不敢于说真话。江某1认为，傅金琅签字的真实性涉及到本案关键性的事实，该签字若系真实的，就能够证明《协议书》的真实性，就能够进一步确认诉争房屋系江某1建设，傅金琅也确认，其确实有对外使用傅金浓的名字，一审既然能找到傅金琅本人，虽然其否认（签字）的真实性，但从其签字的行文方式及字体看，均与其本人签字高度一致，而在“金浓”二字能够找到比对的检材时，江某1于一审中依法提出了鉴定申请，一审为查清事实，依法应予以准许才是，却对江某1的鉴定申请不予准许，显然存在程序违法的情形，导致了案件事实认定错误，二审应依法将本案发回一审法院重审。 二、一审未将诉争房屋认定为江某1的个人财产，认定事实错误。从举证责任的角度看，江某1一审中已经完成诉争财产系由其建设的举证责任，故诉争房屋依法应认定归江某1所有。1.从江某1工作的时间及工作的收入来看，江某1于19××××年参加工作，其从工作的第一天开始，由于工作条件极其艰苦，即享受国家津贴，相当于双倍工资（不止），因此，其具有经济能力出资建设诉争房屋，其母的遗嘱中明确记载的内容可以证实全部客观事实，而并非随口说说。江某1工作之后，每个月寄30元工资回家，所寄款项不仅足以建设诉争房屋，剩余款项还养活了包括江某2等四人在内的一家七口人，由于时间久远，邮政部门查询不到相关资讯。2.江某1的父亲有在1995年立了一份《协议书》，该份《协议书》上面的附图所体现的房屋结构与现存房屋的结构是完全一样的，一审认定《协议书》中的房屋与诉争房屋不一致是错误的。在该协议书中，江某1的父亲之所以将诉争房屋赠与江某1，是因为诉争房屋实际上是江某1出资建设的，以及江某1作为家中长女，对整个家庭有特殊贡献。在证人傅某的微信视频中，傅某对于江某1对整个家庭的贡献以及江某1的父母说诉争房产要由江某1来继承，这也是很明确的。3.江某2等四人认为，诉争房产是江某1的父母出资建设的，没有任何证据予以证明，亦即未完成举证责任，此说法亦与1974年整个国家的经济状况是不相符合的，事实上，当时因为江某1的户口在单位，不能申请建房，所以由父母申请实施建房，而建设资金则全部由江某1提供。当时，如果不是正式的国家干部才有收入，根本没有能力来建设一套这样的房屋，而江某2等四人才刚出生不久，都是未成年人，小的才六、七岁，大的也才十岁，不可能对家里有任何贡献，而且因为家里人口多，反而成为父母亲的压力。因此，从财产是谁建设而言，江某1已经完成了充分的举证责任，而江某2等四人在一审中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实，诉争房产是父母出资建设的，属于父母的遗产，由此可知，一审认定诉争房屋属于江某1父母的遗产，显然系事实认定错误。江某1的父亲江衍暖生前（即于1995年9月10日）亦书面确认，诉争房屋系江某1所有，江某1的母亲吴盱娘生前于2010年6月28日立遗嘱时，亦明确：“衍暖有交代，位于淮阳街**的房屋系长女秋吟及小宋出资所建，应由长女秋吟继承。鉴于长女秋吟对整个家庭长期以来负主要责任及所作贡献。所有遗产包括祖宅及其他部分全部由长女秋吟继承”。由此可知，诉争房屋系江某1××××年代与其前夫宋厚耿出资所建，江某1的父母对此作出确认，显然诉争房屋属于江某1所有，并不属于遗产范围。 三、就遗嘱继承而言，江某1实际上也已经充分完成了举证责任，从现有证据可以证实，江某1的母亲有立下了自书遗嘱，而其父亲也已立下口头遗嘱，而一审仍按照法定继承的方式进行认定，显然系认定事实不清（错误），适用法律错误。1.就江某1母亲所立遗嘱而言，该份遗嘱从法律性质上讲属于自书遗嘱。该份遗嘱的立遗嘱人上面是先打字而后盖手印，这种方式刚好符合吴盱娘的文化水平与其立遗嘱的形式，吴盱娘本人不识字，不会签署其本人的名字（姓名，下同），因此其只能在打印好的、于其名字的上方盖手印，同时，尽管其不识字，但其可以让人将其所立遗嘱内容打印出来，而后在其名字上盖上手印，这种方式恰恰证实了吴盱娘所立遗嘱的客观真实性，而并非自书遗嘱的瑕疵，相反，该份遗嘱上的签字若是手写签字的话，恰恰证明不是真实的，因为吴盱娘客观上并不会签字。2.傅某、傅聪敏在遗嘱上见证签字，他们的见证行为表明，吴盱娘立遗嘱将诉争房产指定由江某1继承，是吴盱娘的真实意思表示，在傅某的视频中，其对于吴盱娘当时立遗嘱的情形表达十分明确，吴盱娘在立遗嘱时的精神状况是正常的，身体状况是良好的，能正确完整地表达自己立遗嘱的内容，正因为担心子女就诉争遗产发生争议，才在其立遗嘱时叫来了傅某和傅聪敏做见证，这种见证是要表明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3.对于见证人见证遗嘱的客观真实性及在遗嘱上签字的行为，还有见证吴盱娘立遗嘱的真实意思表示的这些事实，江某2等四人于2019年1月31日也获悉江某1持有其母所立的遗嘱到拆迁办签署拆迁安置协议，就在第二天，也就是2019年2月1日（腊月二十七日），江某2等四人到证人傅某家里去闹。另，在2019年2月9日（正月初五），江某2等四人及其家属又到傅聪敏家里去闹，造成三个后果，一是年近九旬的母亲受到惊吓；二是遗嘱见证人因受到江某2等四人的严重威胁和干某而不敢出来作证，对此，江某1向一审书面申请，要求追究江某2等四人妨害证人作证、干某、干涉证人作证的法律责任；三是江某2等四人这一闹也把傅某、傅聪敏二人见证遗嘱的客观过程了解清楚了，并在一审第一次开庭时，向法庭作了陈述。因此，就遗嘱的客观真实性而言，江某2等四人在庭审中的陈述，也等于印证了遗嘱的真实性，对该事实的自认，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应当直接认定为案件无争议的事实，对此，各方当事人无需举证。同时，一审由于证人受到干某、威胁无法出庭作证，面对此情况，在举证责任的分配上，就应当做出有利于江某1一方的司法认定，这样才符合公平、公正的诉讼原则，这才符合证据的认定规则。以上可以充分证实，江某1的母亲所立的自书遗嘱（是客观真实的），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继承法的司法解释第四十条规定，公民在遗书中涉及死后个人财产处分的内容，确为死者真实意思表示，由本人签名并注明年、月、日，又无相反证据的，可按自书遗嘱对待。由此可知，认定遗嘱效力的关键在于是否属于被继承人真实意思表示，江某1一审提供了由吴盱娘亲自盖手印确认，且有两个证明人在场见证并在证明人处签字盖手印，应确认遗嘱订立的真实性，江某2等四人一审庭前向证明人傅某询问时，傅某亦陈述订立遗嘱时有四个人在场（即证明人傅某、傅聪敏、傅某的妻子、订立遗嘱人吴盱娘），由此可知，该遗嘱系被继承人吴盱娘基于其真实意思表示作出的，而江某2等四人无法提供相反的证据证明该遗嘱并非出自被继承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对此江某2等四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二审依法应认定该遗嘱属于自书遗嘱，是有效的，江某1可依该遗嘱继承。4.江某1的父亲江衍暖亦作出了口头遗嘱。从现有证据来看，有充分证据能够证实江某1的父亲在生前也是立下了口头遗嘱。第一，江某1父亲在1995年时立下了协议书，该协议书明确了诉争房产就是要给江某1的，一审判决指责江某1否认其在父亲的赠与协议上签名，而父亲的赠与协议是无需江某1签字同意的；第二，江某1母亲所立的遗嘱中明确记载，江某1父亲生前有交代，诉争房产由江某1继承，遗嘱中“衍暖有交代”就是江某1父亲立口头遗嘱的书面记载；第三，傅某在微信视频中也明确表示，其姨丈亦即江某1父亲生前曾表示诉争遗产是要给江某1继承的。因此，就江某1父亲立下口头遗嘱一事，也有证据可以充分证实。 四、本案继承权纠纷具有其特殊性，法院在处理本案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通过法律对优良道德的保障和倡导作用，才能够体现出法律所追求的公正与公平，一审判决未能遵循公序良俗的法律原则。具体而言，本案的特殊性在于传统的家用长子、长女的优秀道德观念及优秀孝道观念。江某1一家五个人（指江衍暖、吴盱娘的子女）都是女子，而其系家中长女，其与江某2等四人（这几个妹妹）之间的年龄相差很大，在这种情况之下，因江某1的父母没有生育男孩，所以就用家中长女即为江某1招来女婿，而江某1为了尽到像长子一样的责任，对家庭做出巨大的付出，不仅出资建设了诉争房产，更是每个月寄钱给父母以帮助抚养江某2等四人。与此同时，在江某2等四人的成长过程中，无论其生活、学习、工作、婚嫁等各方面，也都离不开江某1的帮助和尽心尽力、呕心沥血，且由于是家用长女，江某1父母生平照顾、生老病养都是由江某1负担，母亲吴盱娘去世时，现场只有长女江某1在，所有丧葬费的承担、灵位的摆放、骨灰堂的设立、灵位的跪拜都是由江某1带着其子女来完成，父母双亲的所有亲朋好友、邻里乡亲的婚丧礼节等，长期以来全部由江某1承担，这是传承中华民族孝道最好的模样（榜样）。因此，让没有尽到孝道的人获得财产，明显会在当地造成极其不好的影响，而傅某在视频中也说，财产要判归江某1才是合理的。基于上述特殊性，法院在处理本案时，不仅应深入了解案件的每一个细节，还应深入了解案件背后的客观真实，按照优势证据的原则，作出公正、公平的好的判决，既符合案件事实又符合社会公平正义，以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孝道文化。 五、对于本案的一些事实问题，江某1在一审已不厌其烦地陈述了无数遍，并数次采用纸质文书送达一审法院，但一审法院的承办法官却始终置之不理。1.江某1父母的次女即一审被告之一长期占用、侵吞父母的土地并获取巨额财富，不断啃老，直接从父母口中夺食，而家庭的一切开销都是由江某1支付，这直接加重了江某1的负担，江某2的心肠极其歹毒。2.江某2等四人啃老成习，平时对父母勒索都是连名带姓的称呼“抓挠”二老，凶残无比，迫于无奈，二老才会留下手续。江某2等四人一生只会索取，没有尽任何责任，违反常理等同于抢劫的行为，进一步印证了其不啃老就活不下去的不争事实。3.江某1的两个舅母分别于2019年9月6日、2020年1月4日过世，也均由江某1一人去吊唁及送巨额白礼，江某2等四人历来不闻不问，置之不理。4.一审存在明显偏袒江某2等四人的行为，对诉讼双方采取双重标准，所作出的判决明显错误，明显枉法裁判。（1）江某1一审中提供了厚达一两公分（厘米）的16开纸的证据，这些证据包含父母住院看病花费的巨额费用，父母安放骨灰及历代祖先和双亲安放木主牌位的费用，以及父母去世的一切费用等金额几十万元，却被一审一笔带过，丝毫不予采信，一审严重无视，适用法律存在问题，对于江某1提供的证据，鸡蛋里头挑骨头，在江某1已完全尽到举证责任的前提下，吹毛求疵，苛求江某1提供其他证据，罔顾事实，变相支持江某2等四人的抢劫行为；（2）江某2等四人当庭走近江某1跟前，不顾江某1对其有养育之恩，还扬言要“让你（江某1）死”，足见其有多残忍，当年四月二十日，正是国家扫黑除恶如火如荼之际，其居然藐视法庭，而法官居然视而不见，没有制止，足见庭审现场有多混乱，一审承办法官对江某2等四人过分偏袒，对江某1却是手起刀落，如对待待宰羔羊。（3）由于江某1没有得到第二次庭审的通知，嗣后要求补看庭审笔录，看完后对法官说，江某2等四人胡说八道，岂料杨扬审判长信口回复江某1：“他们说你才胡说八道”。此话轻松出自法官之口，不免让人为之震惊。有一次在一个法庭做笔录，杨扬审判长对江某1说“你想开点，比你更惨的人还有”，难怪会作出如此完全颠倒事实的判决，这是一审法官故意在整江某1，故意而为之。（4）2019年1月31日晚，在去上海过年的路上，江某1被拆迁办、区民政局、金龙街道办事处等单位干部、工作人员不下十人次通过各式电话追回，上述单位干部表示，当日即使加班到天亮也要把协议签给江某1，请法官去打听打听这是为何，为何江某2等四人天天聚合在拆迁办闹、威胁、辱骂江某1，骚扰拆迁办干部及工作人员，却得不到拆迁办认可，江某1的父母去世后，诉争房屋完全由江某1在管理，江某2等四人经常采用撬门方式去偷东西，方式残忍至极。这些事实，一审法院不向拆迁办、区民政局、金龙街道办事处调查核实，却听信村主任江千帆作伪证。（5）村主任江千帆的兄长因犯事被刑事拘留，江某1想办法解救，之后，江千帆及其兄长却迁怒于祖先，要将其与江某1共同的祖墓迁移，江某1不肯，于是发生利益冲突，江千帆们忘恩负义，遂对法官做了伪证，其证言不可采信，从江某1采集并提供给法庭的江千帆录音可知，江千帆在录音中完全否认，在法官面前对江某1所（颇）有污蔑不实之词，其证言显然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不应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然而，一审却违法采信。（6）一审判决完全采用双重标准，对金浓可以用“其已经忘了”的字眼，但之前江某1找到金浓时，金浓当即认定，协议为其本人所签字（有人证），因此，江某1第一时间把金浓的电话提供给一审法院，由此可知，一审法院的认定不符合客观事实。对于傅某，一审判决则用“应该有，估计有”等字眼，苛求一个有中风后遗症、心脏搭桥的七十多岁老人对十几年前的事情记忆清晰，完全采用双重标准。从第一次庭审录像中完全可以体现，江某2等四人到证人家某的描述才是最具有说服力的。综上，本案最重要的两份证据即《协议书》和《遗嘱》，在江某2等四人不能提出相反证据的前提下，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均应予以认定，从而认定诉争房屋系江某1建设，属于江某1的个人财产，而不属于父母的遗产范围，而《遗嘱》中又明确，诉争房屋由江某1独立享有所有权，不论诉争房屋是否系遗产也与江某2等四人不存在任何关系，一审法院认定诉争房屋属于遗产，按法定继承的方式进行继承析分，显然系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不准许江某1进行笔迹鉴定，没有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变更，程序上存在重大违法，该程序上的违法，足以影响江某1对诉讼权利的行使，进而影响到案件判决。因此，二审应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驳回江某2等四人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 江某2等四人辩称，江某1的上诉请求及理由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依法予以驳回。诉争房屋属于江某2等四人的父母的遗产，一审法院根据查明的事实予以认定并依法作出判决是正确的，应予以维持。 一、一审审理程序合法，不存在程序违法的情形。1.一审按法定程序告知合议庭相关组成人员并开庭审理符合法律规定。2.一审没有支持江某1对《协议书》中“金农”的笔迹进行鉴定的申请是正确的。（1）一审中，江某1自己去联系“金浓”，电话也是江某1提供给一审法院的，一审法院才找到“金浓”作了询问笔录，而江某2等四人从未找过“金浓”，也未见过其本人，更不存在对“金浓”进行威胁，因此，江某1认为“证人是受到威胁而不敢讲真话”纯属主观臆断。（2）江某1提供的《协议书》的落款时间是1995年9月10日，内容为“本人因居住困难。向政府申请土地建私人住宅。原有旧房屋间，墙内外宽10米，长4米，总面积40平方米，经与江某1协商后，旧厝总面积40平方米归江某1所有。”而诉争房产在19××××年时已建成部分的总面积为160.04平方米，1995年9月10日之后诉争房屋并未翻建过，可见协议内容与事实不符。（3）《协议书》中的三处“江某1”及一处“江衍暖”均是同一笔迹所写，且对面积还有涂改。该份《协议书》的来源不明，不排除系江某1伪造的嫌疑，更不能证明江某1的主张。（4）“金浓”本人否认该份《协议书》上的“金农”是其本人所签，即使是其本人所签，也无法证明该份《协议书》与诉争房屋有关，更无法证明是江衍暖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一审没有支持江某1的笔迹鉴定申请是正确的。 二、诉争房屋属于江某2等四人的父母江衍暖、吴盱娘的遗产，江某1辩称是其个人财产，完全与事实不符，纯属捏造。1.诉争房屋系江某2等四人的父亲江衍暖于××××年代初期所建，当时江衍暖系华星大队四个自然村的大队长，其本人有能力也有经济实力建设诉争房屋，无需他人出资建设。2.江某1××××年代初才18岁，还没有结婚，建房资金从何而来，根本不存在其出资建设的条件及情形。3.江某1在本案中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诉争房屋是其出资建设。 三、江某1提供的2010年6月28日的《遗嘱》是无效的，其主张吴盱娘立自书遗嘱，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1.《继承法》第十七条规定：“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本案中，吴盱娘不识字不可能自己打印《遗嘱》，《遗嘱》的内容、时间等均是打印，江某1称《遗嘱》是傅某打印的，但傅某在法院向其调查时却表示不清楚《遗嘱》如何形成。可见该份打印的《遗嘱》来源不明，更何况立遗嘱人本人没有签名，完全不符合自书遗嘱的构成要件，与自书遗嘱完全沾不上边。2.《遗嘱》中写道，衍暖有交待（代），可见遗嘱处分的是衍暖的遗产。江衍暖在世时，从未与任何人说过要将诉争房屋赠与江某1，其当时是华星大队四个自然村的大队长，做事周全，各方面能力都强，其若真有将房产赠与江某1的意愿，不可能没有写遗嘱，在江衍暖本人没有写遗嘱的情况下，他人无权对其遗产进行处分。3.江衍暖、吴盱娘生前日常的生活及因生病而到医院看病，护理均是江某2等四人在轮流照看，为吴盱娘理发、洗澡、送菜、送饭等，而江某1即使在江衍暖在世时除了逢年过节外，平时很少去看望老人，其既没有与老人共同生活也没有尽到赡养老人的责任，何来遗嘱中写的长女秋吟对整个家庭长期以来负主要责任及作贡献。4.《遗嘱》中的证明人傅某在向一审陈述时证实，其不清楚《遗嘱》的内容是如何形成的，不清楚吴盱娘是否有盖手印，其出来时，傅聪敏才进去，两人并没有同时在场，根本无法证明吴盱娘（是否有）立《遗嘱》。由于该份《遗嘱》内容完全违背常理，江某2等四人只是电话询问了证明人，并未到家吵闹、威胁，江某1却无理污蔑，该份遗嘱的内容完全是江某1自己伪造打印的，并非吴盱娘所立。5.《遗嘱》落款的时间是2010年6月28日，从江某1提供的病历可以证实，吴盱娘在2007年就因患病〔高血压病3级（很高危）左室肥厚、左房扩大、心房颤动，心衰、心功能3级短暂性脑缺血发作；2型糖尿病；低钠、低氯血症等多种疾病〕而到附属二院住院治疗，在江衍暖于2009年去世后，其身体更不好。在2010年5-7月的这段时间，吴盱娘年已八十多岁，由于患有多种疾病，大部分时间都在住院，6月也因病在治疗，其身体及精神均较差，反应迟钝，不能很好地表达自己的意思，更不可能有《遗嘱》所写内容的意思表示。 四、江某1长期在外，并未对父母尽赡养义务，平时均是江某2等四人在照顾、尽孝。江某2等四人平时给父母洗澡、理发、购买食物、经常带家人及孩子看望老人，甚至接回家常住，直至两位老人过世，江某2等四人都在尽照顾义务，对此村民都可以证明。而江某1一年回家1次，有些年甚至未回家，如何能尽孝老人。在父亲江衍暖临去世的前一天晚上，江某1才从上海回来，母亲后期身体不好，江某2等四人每个月都带老人去住院、看病，江某1没有照看老人，却将江某2等四人带老人去医院看病的药费清单、医疗费发票等作为其赡养老人的凭证。江某2等四人至今无法理解江某1如何会如此厚颜无耻。江某1为了遗产，手段尽出，刻意贬低、诽谤江某2等四人，谎称江某2等四人“啃老”，未曾尽孝过老人，给江某2等四人的身心造成严重伤害。江某1在老人过世的时候，显示了其强势的霸权主义，把江某2等四人赶出房屋，自行整理遗物，江衍暖及吴盱娘两位老人过世后的所有存款、遗物，丧葬费等均落入江某1口袋并未公开，并且按照闽南习俗，谁接收丧葬费，谁就要负责人情世事，江某1说江某2等四人未曾送白礼，不符合当地民俗。江某1长期在外，没有与两位老人共同生活，却自称招女婿入赘，按当地民俗，入赘需改姓，江某1的丈夫及儿子均姓宋，未曾更改，何来入赘。 五.江某1罔顾事实，颠倒黑白。房屋拆迁办刚开始要求五个姐妹都要签名，为此一直在等江某1，2019年1月31日是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的最后一天，当天签订还有奖励五万元，拆迁办说江某1当天如果没来就要让江某2等四人先签，江某1直至晚上才到拆迁办，却拿出一份伪造的遗嘱，拆迁办虽然也认为有假，但因为已是最后一天，为了完成拆迁任务就给江某1先签协议而让江某2等四人再去打官司解决。江千帆系村委会主任，长期在基层，其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本案事实，然而江某1却不顾事实，对其无端指责。综上，江某2等四人的父母在世时从未有将房产给江某1的意思表示，江某1提供的《协议书》、《遗嘱》，是其伪造的无效证据，对其无理上诉请求应依法予以驳回。 江某2等四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确认被拆迁的江衍暖名下原址在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相应的财产权利为江衍暖、吴盱娘的继承人共有，并依法析分；2.诉讼费用依法判决。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关于诉争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金柄社区淮阳街95号房屋应认定为江某1个人财产还是江衍暖、吴盱娘遗产的问题。 江某1主张，落款日期为1995年9月10日的《协议书》能够证实，父亲江衍暖生前书面确认，诉争房产系江某1所有，江某2等四人则对该《协议书》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协议书》上总共四处签名，分别为“立书人”一栏的“江衍暖、江某1”、“村土地管理员”一栏的“金农”以及“村长”一栏的“傅聪敏”。一审根据江某1提供的联系方式，对其主张为《协议书》上的“金农”该人进行调查询问，经查，江某1所称“金农”，实名为傅金琅，对外则使用“傅金浓”，傅金琅向一审表示，江衍暖确有让其签过东西，但具体签什么，其已经忘了，《协议书》上的“金农”并非其签署，不符合其日常书写风格，其完全无印象曾见过《协议书》。江某1否认“立书人”一栏的“江某1”为其所签，并表示其不清楚《协议书》的形成过程。基于“立书人”一栏的“江衍暖、江某1”笔迹明显为同一人所书写，经一审多次释明，江某1至今无法提供江衍暖签名笔迹以及傅聪敏的联系方式供一审核实相关情况。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均确认，诉争房屋系20世纪××××年代所建，之后也未再进行改造、翻建，泉州市鲤城区房地产测绘队因拆迁需要，对诉争房屋所作的现状实测图及测绘结果，与诉争房屋现状一致。根据《协议书》记载，《协议书》的形成时间远远晚于诉争房屋建成的时间，但《协议书》上手绘的“旧厝简易平面图”以及载明的房屋面积，与泉州市鲤城区房地产测绘队作出的现状实测结果相差巨大，即便依江某1主张《协议书》上所画“旧厝简易平面图”对应的是现状实测图中土木结构面积最大的部分，面积仍相差接近一半，难以相互印证，对于《协议书》上房屋面积为何存在涂改，至今也无合理解释。傅金琅否认曾签署过《协议书》，傅聪敏也未能出庭说明相关情况。即使《协议书》上的“金农”确为傅金琅亲笔签署，因目前并无证据证实“立书人”一栏的“江衍暖”确为江衍暖亲笔所签，无法确认《协议书》所载内容是否为江衍暖的真实意思表示。假设江衍暖亲笔签署了《协议书》，自愿确认房屋为江某1所有，并在生前多次对外表示过该意愿，其在生前1995年9月10日签署《协议书》后至2009年11月9日死亡这段时间始终未将《协议书》交予江某1，而是在其死亡近十年后的2019年3月26日才由江某1从所谓其遗物中找到《协议书》，也不符合常理。鉴于无其他证据佐证《协议书》上所指房屋确系诉争房屋，且无法确认《协议书》内容为江衍暖的真实意思表示，故一审认定，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金柄社区淮阳街95号房屋非江某1个人财产。结合一审向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金柄社区居委会调查的情况，诉争房屋上的财产权益为江衍暖于婚后取得，在江衍暖、吴盱娘在世时，属于江衍暖、吴盱娘的夫妻共同财产，江衍暖、吴盱娘死亡后，则为江衍暖、吴盱娘的遗产。 二、关于诉争房屋作为遗产应适用遗嘱继承还是法定继承处理的问题。 江某1主张，其提交的《遗嘱》合法有效，江某2等四人则对《遗嘱》的效力不予认可。从形式上看，《遗嘱》内容系打印，结合双方当事人证实的吴盱娘文化程度，足以确认该份《遗嘱》绝非吴盱娘亲手使用电脑打印而成，而系他人代为打印。根据江某3的陈述，可证实《遗嘱》“证明人”一栏的“傅某、傅聪敏”确为傅某、傅聪敏二人亲笔签名。经一审通过视频与傅某调查核实，傅某表示《遗嘱》由吴盱娘拿给他签名，当时江某1不在场，吴盱娘曾向他表达过与《遗嘱》所载一致的意思表示，他签完名走后傅聪敏才进去，另外他曾在江衍暖生前听过，江衍暖口头表达过诉争房屋应归江某1。但在一审两次让傅某明确其作为证明人签名时吴盱娘有无在《遗嘱》上捺印，傅某用“应该有”、“估计有”予以答复，并未绝对肯定。江某1主张《遗嘱》系傅某打印，但在一审调查时，傅某表示，其不清楚《遗嘱》如何形成。《遗嘱》另一证明人傅聪敏则未能到庭说明《遗嘱》的形成过程。江某1主张《遗嘱》系合法有效的自书遗嘱，一审认为，遗嘱是单方、要式法律行为，应严格审查遗嘱是否具备认定合法有效的法定形式要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十条规定，要认定“按自书遗嘱对待”的遗书内容有效，必须同时具备四项要件：处分的是死后个人财产；确为死者真实意思表示；由本人签名并注明年、月、日；无相反证据。仅凭傅某证言，无法证实吴盱娘是否确在《遗嘱》上亲自捺印确认；《遗嘱》打印内容如何形成，江某1的主张与傅某证言自相矛盾；目前仅有傅某一人表示曾听过江衍暖、吴盱娘口头作出与《遗嘱》所载内容一致的意思表示；《遗嘱》处分内容部分已超越吴盱娘的个人财产范围。综上，本案《遗嘱》既不符合自书遗嘱的法定形式要件，也不符合代书遗嘱和口头遗嘱的法定形式要件，依法应认定无效。本案诉争房屋依法应按法定继承处理。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一审认定事实如下：江衍暖（1925年8月29日出生）与吴盱娘（1929年5月23日出生）系夫妻，二人共生育五女，分别为长女江某1（1952年生）、次女江某2（1954年生）、三女江某3（1964年生）、四女江某4（1965年生）、五女江某5（1967年生）。2009年11月9日，江衍暖死亡。2014年6月23日，吴盱娘死亡。江衍暖与吴盱娘的父母均先于江衍暖、吴盱娘去世。 江衍暖与吴盱娘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建置了址在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的房屋，该房屋未经权属登记。后因征收需要，泉州市鲤城区房地产测绘队对该房产进行了测绘并作出现状实测图，测绘结果为占地面积607.11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28.81平方米。2019年3月1日，因该房屋拆迁补偿安置事宜发生纠纷，江某2、江某3、江某4、江某5提起本案诉讼。 诉讼中，江某1提交了《协议书》、《遗嘱》各一份。《协议书》记载：“本人因居住困难。今向政府申请土地建私人住宅。原有旧房屋间，墙内外宽10米，长4米，总面积40平方米。经与江某1协商后，旧厝总面积40平方米归江某1所有，本协议应在批准后生效。另者今后国家及乡村建设需要，愿无条件拆除建筑物归还旧厝的土地面积由政府安排。此据”。《协议书》上所有数字和人名均为手写，其中，所有的数字“4”均有涂改痕迹，并附有手绘“旧厝简易平面图”。《协议书》下方，立书人”一栏签有“江衍暖、江某1”、“村土地管理员”一栏签有“金农”，“村长”一栏签有“本书确实同意本协”“傅聪敏”，落款日期为“一九九五年九月十日”。 《遗嘱》除“证明人”一栏有傅某、傅聪敏手写签名外，其余内容均为打印，打印内容载明：“本人吴盱娘经过慎重考虑，在十分清醒的状态下，就本人包括动产和不动产在本人过世后进行如下处置：衍暖有交代，位于淮阳街95号的房屋系长女秋吟及小宋××××年代出资所建。应由长女秋吟继承。鉴于长女秋吟对整个家庭长期以来负主要责任及所作贡献。所有遗产包括祖宅及其他部分全部由长女秋吟继承。遗嘱订立人：”，遗嘱订立人“”姓名上方捺有手印，落款日期亦为打印，为2010年6月28日。 一审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均确认，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房屋系20世纪××××年代所建，之后未再进行改造、翻建，泉州市鲤城区房地产测绘队因拆迁需要对诉争房屋测绘后所作出的现状实测图及测绘结果，与诉争房屋现状一致。 一审法院认为，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房屋为江衍暖与吴盱娘婚后所建置，经分析认定，非江某1的个人财产。该房屋虽未经权属登记，但通过调查及依法认定，相关财产权益属于江衍暖、吴盱娘的夫妻共同财产。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作为遗产，可以由其继承人依法继承。另外，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共同所有的财产，除有约定的以外，如果分割遗产，应当先将共同所有的财产的一半分出为配偶所有，其余的为被继承人的遗产。江衍暖、吴盱娘共生育五女江某1、江某2、江某3、江某4、江某5，江衍暖与吴盱娘的父母均先于江衍暖、吴盱娘死亡，江衍暖先于吴盱娘死亡。故江衍暖死亡时，在世的吴盱娘、江某1、江某2、江某3、江某4、江某5为江衍暖遗产的合法继承人，吴盱娘基于自己个人享有及继承所得，合计享有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房屋7／12的财产权益。吴盱娘死亡后，在世的江某1、江某2、江某3、江某4、江某5，则为吴盱娘遗产的合法继承人。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江某1主张其对江衍暖、吴盱娘尽了主要扶养义务，平日为江衍暖、吴盱娘提供了生活、医疗费用等，但提供的证据仅能证明江衍暖、吴盱娘存在生活、医疗支出，并不能证实江某1承担了相关费用，故对江某1该部分主张，证据不足，不予采纳。因该房屋已纳入征收范围，江某1在与征收部门协商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时选择了货币补偿，江某2等四人也表示就继承所得份额在拆迁补偿安置时将选择货币补偿。结合本案客观实际，一审依法认定，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房屋上的相关财产权益，由江某1、江某2、江某3、江某4、江某5各继承1／5的份额。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一款、第十七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房屋上的相关财产权益，由江某1、江某2、江某3、江某4、江某5各继承1／5的份额。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二审中，江某1提供以下证据：证据1.土地申请表，该土地申请表为同为村长傅聪敏、村委兼土地管理员傅金浓所签署，以证明其父江衍暖于1995年9月10日（将诉争房屋）赠予其个人，立下赠予协议并将该土地申请表交给其本人，当时为表示原有住房（面积小）居住困难，故把（面积）平方数改为40平方米。赠予协议和土地申请表，二者高度一致。证据2.2003年11月8日签订的协议书，上有其父江衍暖的签名，以证明其父江衍暖所立赠予协议的有效性。证据3.2004年1月5日签订的协议书，上有其父江衍暖的签名，以证明其父江衍暖所立赠予协议的有效性。证据4.其母吴盱娘预留手印一张，以证明其母吴盱娘所立《遗嘱》与此件完全吻合，《遗嘱》确为其母吴盱娘所立。证据5.其母吴盱娘预留手印一张，以证明其母所立《遗嘱》与此件完全吻合，《遗嘱》确为其母吴盱娘所立。证据6.村信件原件，信件内容刻进父母去世后的神牌（神主位），以证明一切由江某1服侍，江某1为父母的唯一指定继承人。证据7.众亲友乡贤证明。本院认为，江某1提供的证据1土地申请表，该申请表记载：申请人：江衍暖；家庭人口：7人；常住人口：7（或5）（有涂改痕迹）；现有房屋间数：2间；层数：1；面积：40（有涂改痕迹）平方米；申请理由：住宿困难；申请新建间数：5间；层数：1；建筑面积：140平方米；申请新建房屋座（坐）落：行政辖区：江南乡、镇（场）华星村（管区）第陆村民小组；所在地名：官坑；村委会审查意见：住宿困难同意申请，付聪敏；土地员签章：金浓；1995年10月22日；乡镇（场）审查意见：居住困难，同意申请；杂地壹佰贰拾㎡；土地员签章：张霖；乡长：张少前印。前述土地申请表与本案并无关联性，故不予审处；证据2.3与本案亦无关联性，故亦不予审处；证据4.5的真实性难以确认，故不予认定；证据6无法直接证明江某1欲证明的主张，故亦不予确认；证据7系属证人证言，但有多达十位以上的同村村民在证言上共同签字捺印，证言内容完全一致，证人并非分别独立作证，且证人的基本情况不详，证言内容的真实性难以确认，故亦不予认定。另经查阅一审卷宗材料，2018年9月5日，泉州市鲤城区房地产测绘队对诉争房屋测绘后作出现状实测图及测绘结果。2019年1月31日，泉州市鲤城区住房和建设局作为甲方（征收部门）与江衍暖（已故）吴盱娘（已故）签订了《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被征收房屋建筑认定表》。江某1作为乙方（被征收人）二审中，江某1称，其对一审判决书第九页最后一段中的协议书的房屋面积有异议，之所以将房子面积改为40平方米，是为了能申请新建的房子，原本的（房子）实际面积不止40平方米，而是多于40平方米。另，一审认定被拆迁的房子系其父母江衍暖、吴盱娘的遗产是错误的，实际上，被拆迁的房子是江某1个人的。此外，一审查明认定的其余事实基本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针对江某1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问题，本案系属法定继承纠纷，其一，一审是否存在程序违法的问题，江某1称，一审变更合议庭组成人员，未提前通知江某1，程序违法。经审查，本案一审时，虽确因工作需要而变更本案合议庭组成人员，但一审业已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有关规定，提前向双方发出了《变更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而江某1一方系由其一审委托诉讼代理人所在的律师事务所签收，且在第二次开庭审理时，一审审判人员也就是否申请变更后的合议庭组成人员回避一事征询了双方的意见，由此可见，一审并不存在江某1所称的前述情形，故对其相应主张不予采信。其二，一审时，江某1申请对《协议书》中“金浓”二字是否为其本人所签写进行笔迹鉴定，一审不予准许，是否属于程序违法的问题，一审经查，江某1所称“金农”，其真实姓名为傅金琅，对外则使用“傅金浓”，傅金琅本人向一审表示，江衍暖生前确有让其签过东西，但具体签什么，其已经忘记了，《协议书》上的“金农”并非其本人签署，也不符合其日常书写风格，其完全无印象曾见过《协议书》。江某1否认“立书人”一栏的“江某1”为其所签，并表示其不清楚《协议书》的形成过程。基于“立书人”一栏的“江衍暖、江某1”的笔迹明显为同一人所书写，经一审多次释明，江某1无法提供江衍暖签名笔迹及傅聪敏的联系方式，以供一审核实相关情况。一审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均确认，诉争房屋系20世纪××××年代所建，之后未再进行改造、翻建，泉州市鲤城区房地产测绘队因拆迁需要，对诉争房屋所作的现状实测图及测绘结果，与诉争房屋现状一致。根据《协议书》记载，《协议书》的形成时间远远晚于诉争房屋建成的时间，但《协议书》上手绘的“旧厝简易平面图”及载明的房屋面积，与泉州市鲤城区房地产测绘队作出的现状实测结果相差巨大，即便依江某1主张，《协议书》上所画“旧厝简易平面图”，对应的是现状实测图中土木结构面积最大的部分，面积仍相差近一半，难以相互印证，江某1对于《协议书》上房屋面积因何存在涂改痕迹，也未能作出合理解释，傅金琅又否认其曾签署过《协议书》，而傅聪敏也未能出庭说明相关情况，故而，即使《协议书》上的“金农”二字确为傅金琅亲笔签署，因无证据证实“立书人”一栏的“江衍暖”确为江衍暖本人生前亲笔所签，所以，也无法确认《协议书》所载内容即为江衍暖的真实意思表示。倘若江衍暖亲笔签署了《协议书》，自愿确认诉争房屋为江某1所有，并在生前多次对外表示过该意愿，则其在1995年9月10日签署《协议书》后至2009年11月9日其亡故前已将《协议书》交予江某1保管，然，在此期间内，其始终未将《协议书》交予江某1，而是在其亡故后近十年的2019年3月26日，才由江某1从所谓其遗物中找到了《协议书》，此亦不符合常理。鉴于无其他证据佐证《协议书》上所指房屋确系诉争房屋，且无法确认《协议书》内容为江衍暖的真实意思表示，故一审对江某1的鉴定申请不予准许，并无不妥。二审中，江某1虽再次提出相同鉴定申请，但基于上述理由，在无新证据、新情况佐证鉴定系查明本案事实所必需的情况下，二审亦不予准许。其三，诉争房屋是否为江某1的个人财产问题，江某1虽称，诉争房屋系由其一方出资，而以其父母名义申请建造的，但未提供相应的建房申请审批手续及出资凭据，况且，在与泉州市鲤城区住房和建设局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被征收房屋建筑认定表》时，其乃以其父母及其本人名义进行，亦从另一方面说明诉争房屋并非其个人财产，故对其该主张亦不予采信。其四，诉争房屋作为江衍暖、吴盱娘的遗产，应按照遗嘱继承还是法定继承予以办理的问题，一审时，江某1主张，其提交的《遗嘱》合法有效，江某2等四人则对《遗嘱》的效力不予认可。由于《遗嘱》内容系打印而成，一审结合双方当事人陈述及吴盱娘的文化程度，确认该《遗嘱》并非吴盱娘亲手使用电脑打印而成，而系由他人代为打印，且对于《遗嘱》“证明人”一栏的“傅某、傅聪敏”的签名情况，一审通过视频方式向傅某调查核实，傅某表示，《遗嘱》系由吴盱娘拿给其签名，当时，江某1不在场，吴盱娘曾向其表达过与《遗嘱》所载内容一致的意思表示，其签完名走了之后，傅聪敏才进去，另，其曾在江衍暖生前听江衍暖口头表达过，诉争房屋应归江某1（所有），但在一审两次要求傅某明确，其作为证明人签名时，吴盱娘有否在《遗嘱》上捺印，傅某却用“应该有”、“估计有”予以答复，并未明确予以肯定，且傅某还表示，其不清楚《遗嘱》是如何形成的。《遗嘱》另一证明人傅聪敏，一审时未能到庭说明《遗嘱》的形成过程。因遗嘱是单方、要式法律行为，故欲认定《遗嘱》合法有效，应严格审查其是否具备法定形式要件。一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十条规定，亦即认定“按自书遗嘱对待”的遗书内容有效，必须同时具备四项要件：处分的是死后个人财产；确为死者真实意思表示；由本人签名并注明年、月、日；无相反证据。然而仅凭傅某的证言，无法证实吴盱娘是否确在《遗嘱》上亲自捺印确认；《遗嘱》打印内容如何形成，江某1一审时的主张与傅某证言自相矛盾；在仅有傅某一人表示曾听过江衍暖、吴盱娘口头作出与《遗嘱》所载内容一致的意思表示，且《遗嘱》处分内容部分已超越吴盱娘的个人财产范围的情况下，一审认定，本案《遗嘱》因既不符合自书遗嘱的法定形式要件，也不符合代书遗嘱和口头遗嘱的法定形式要件，故《遗嘱》无效，本案诉争房屋依法应按法定继承办理亦无不妥，二审维持该认定。其四，案涉遗产应如何妥善处理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有关规定，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本案中，诉争房屋系江衍暖、吴盱娘的遗产，江某1与江某2等四人又均为江衍暖、吴盱娘的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五人的继承份额本应均等，但综观双方在诉讼中的举证、质证情况及当地的传统习俗等方面，且鉴于江某1诉讼中提供的证据可证明，其作为家中长女，长期以来对家庭特别是对其父母江衍暖、吴盱娘尽了较多的义务，对此，江衍暖、吴盱娘生前亦有所言及，故在分配遗产时，可酌情令其多分，即对于诉争房屋上的相关财产权益，江某1可分得1／3的份额，江某2等四人各可分得1／6的份额，一审未考虑前述情况，判决江某1与江某2等四人各继承1／5的份额欠妥，二审予以纠正。江某1的其他上诉理由，依据不足，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江某1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一、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变更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法院（2019）闽0502民初1024号民事判决为，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房屋上的相关财产权益，由江某1继承1／3的份额；江某2、江某3、江某4、江某5各继承1／6的份额。 一审案件受理费12800元，由江某1负担2000元，江某2、江某3、江某4、江某5各负担2700元。江某1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一审法院缴纳应负担的案件受理费。二审案件受理费12800元，由江某2、江某3、江某4、江某5各负担2135元，江某1负担4260元（多预交的8540元予以退回）。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郭金旺审判员张兴裕 审判员 康   艳   华 二〇二〇年九月八日 书记员 钟   昭   婷 附：本案适用的主要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 第五条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 第十条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 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 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 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 本法所说的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 本法所说的父母，包括生父母、养父母和有扶养关系的继父母。 本法所说的兄弟姐妹，包括同父母的兄弟姐妹、同父异母或者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养兄弟姐妹、有扶养关系的继兄弟姐妹。 第十三条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 对生活有特殊困难的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应当予以照顾。 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 有扶养能力和有扶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扶养义务的，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者少分。 继承人协商同意的，也可以不均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