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初2828号原告：攀枝花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攀枝花市炳**机场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000204367525F。法定代表人：杨宗林，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超，北京市惠诚（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华信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新金桥路****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57472980366。法定代表人：李勇，董事长。诉讼代表人：上海华信国际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负责人。联合管理人负责人：郝超晖，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李凯，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律师；朱林海，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星，管理人工作人员。第三人：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住所，住所地：深圳市南山区科技中一路西华强高新发展大楼****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282072386J。法定代表人：林炳城，董事。第三人：上海大华国化控股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上海市普陀区祁连山南路******会信用代码：91310107566518933E。法定代表人：吴才元，执行董事。原告攀枝花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攀枝花银行）诉被告上海华信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信公司）及第三人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山证券公司）、上海大华国化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华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攀枝花银行的诉讼代理人吴超律师、被告华信公司管理人工作人员吴星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中山证券公司、大华公司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攀枝花银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华信公司向攀枝花银行承担因大华公司未按时履行回购义务而产生的差额补足义务。（差额补足义务的金额需计算至华信公司实际支付日；暂计算至2019年4月28日为335617808元）；2.由华信公司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攀枝花银行于2017年5月12日与中山证券公司签订了编号为ZSZQSH-DX-2017-19的《中山证券山河19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约定攀枝花银行将其合法自有资金3亿元交付给中山证券公司，委托其代攀枝花银行进行投资。攀枝花银行于2017年5月19日依据合同约定将3亿元转入了中山证券公司账户（名称：中山证券山河19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账号：07×××31，开户行：南京银行杭州分行）。中山证券公司（作为中山证券山河19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的管理人）于2017年5月12日与大华公司签订了编号为ZSSH-YSZK-2017-19的《应收账款转让及回购协议》，协议约定：大华公司将涉案的375，009，985元应收账款转让给中山证券公司，转让价款为3亿元；大华公司承担对上述应收账款的无条件回购义务（回购时间为2018年3月16日），回购价款等于“固定价款”（应收账款购买价款金额-应收账款债务人即大华公司已向中山证券公司偿付的应收账款金额）加“溢价款”。中山证券公司于2017年5月19日按照合同约定将3亿元的转让价款支付给了大华公司（户名：上海大华国化控股有限公司，账号：78×××61开户行：攀枝花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江支行）。中山证券公司于2017年5月12日与华信公司签订了编号为ZSSH-CEBZ-2017-19的《差额补足合同》，合同约定；（1）华信公司自愿为债务人（即大华公司）在主合同（即上述《应收账款转让与回购协议》）主债务的未履行部分承担补足义务；（2）大华公司未按照主合同的约定向中山证券公司履行回购义务，中山证券公司可直接向华信公司追索未履行部分。（3）华信公司应当支付的补足金额按照如下公式计算，具体以中山证券公司届时通知的金额为准：应支付的补足金额=中山证券公司实际向大华公司划付的应收账款债权转让价款×（1+8.5%×N÷365）【其中N为：应收账款债权转让价款支付日（含）起至甲方补足价款实际支付日（不含）止的天数】-债务人已经支付的应收账款转让价款对应的回购价款-甲方已向乙方偿付的应收账款金额（如有）。（4）如果主合同项下主债务到期或者中山证券公司根据主合同的约定或法律规定宣布主债务提前到期，大华公司未按时足额履行主债务，或者大华公司违反主合同的其他约定，不论中山证券公司是否已经向大华公司主张权利，华信公司应在补足范围内立即承担补足责任。届时，中山证券公司有权向华信公司发出支付通知。在收到中山证券公司发出的要求华信公司承担补足责任支付通知之日起1日内，华信公司应无条件向中山证券公司在补足范围内承担全部补足责任。（5）如华信公司未按照前款规定的期限履行上述补足责任，应赔偿中山证券公司因此而受到的全部损失。攀枝花银行于2017年5月12日与中山证券公司、华信公司、大华公司签订了《补充协议》，披露了攀枝花银行是大华公司此次融资的实际出资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的有关规定、以及《补充协议》的约定，攀枝花银行有权直接向华信公司提出请求要求其在补足范围内承担全部补足责任。主合同项下主债务已于2018年3月16日到期，但大华公司至今只支付了回购价款的溢价款部分（16，080，821.9元），而对于300000000元的固定价款部分仍未履行，且攀枝花银行已经数次发函催告告履行其差额补足义务，华信公司均未履行。攀枝花银行有权依据上述《差额补足合同》的约定要求华信公司承担全部补足责任、并要求华信公司承担攀枝花银行的全部损失。被告华信公司辩称：一、关于华信公司破产事项以及攀枝花银行所述相关事实的核实情况，2019年11月15日，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上海三中院）作出民事裁定[案号：（2019）沪03破305号]，裁定受理了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华信公司进行破产清算申请。2019年11月24日，上海三中院做出决定，指定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担任华信公司破产清算一案联合管理人。截至本答辩状作出之日，管理人并未自华信公司处查得案涉相关协议或签署、履行记录，也未能与攀枝花银行证据副本中载明的华信公司经办人何兆文取得联系，管理人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动产融资统一登记系统未查询到案涉应收账款转让登记信息，因此管理人无法就本案事实、证据进行核实。在此情况下，华信公司只能依据攀枝花银行提交的证据复印件所述事实提出初步答辩意见。二、华信公司认为攀枝花银行诉讼请求依据不足，不同意攀枝花银行的全部诉讼请求，请求法院依法予以驳回。在假设攀枝花银行提供的《中山证券山河19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债权债务确认协议》、《应收账款转让及回购协议》、《差额补足合同》、《补充协议》、《银行转账凭证》以及攀枝花银行陈述的案件情况、第三人已支付的全部回购价款情况均是真实的前提下，华信公司认为，《差额补足合同》项下保证属于一般保证，根据《担保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一般保证的保证人在主合同纠纷未经审判或者仲裁，并就债务人财产依法强制执行仍不能履行债务前，对债权人可以拒绝承担保证责任”。现攀枝花银行未向债务人大华公司主张责任而直接要求华信公司承担保证责任，亦不具备法律依据。三、即使认定华信公司应当承担保证责任向攀枝花银行直接履行差额补足义务，攀枝花银行主张的金额亦应当予以调整。1.根据《担保法》以及《九民纪要》的指导精神，当事人约定的担保责任的范围大于主债务的，均应当认定大于主债务部分的约定无效，从而使担保责任缩减至主债务的范围。据此，华信公司认为《差额补足合同》对应的华信公司承担的补足义务范围不应超出《应收账款转让及回购协议》项下大华公司应当承担债务的范围，结合《应收账款转让及回购协议》第4.2条以及《差额补足合同》第3条等条款约定以及攀枝花银行陈述的事实，大华公司回购价款计算截止日为2018年3月16日，且已归还全部溢价款，华信公司差额补足的范围仅包括回购价款，不包括违约金。据此，华信公司应当仅就回购价款中剩余的固定价款部分承担责任，不包括违约金以及2018年3月16日之后计算的相关金额。2.《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未到期的债权，在破产申请受理时视为到期。附利息的债权自破产申请受理时起停止计息。”现上海三中院于2019年11月15日裁定受理对华信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故即使如与攀枝花银行所述，补偿金额也应自2019年11月15日停止计算。3.最后，攀枝花银行主张的利息计算标准为8.5%/年过高，考虑攀枝花银行系金融机构，请求将利息计算标准调整为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或LPR。第三人中山证券公司、大华公司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未发表答辩意见。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攀枝花银行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1、《中山证券山河19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证明攀枝花银行将3亿元资金委托中山证券公司代为进行投资。证据2、《债权债务确认协议》，证明大华公司对华信公司又有债权375009985元。证据3、《应收账款转让及回购协议》，证明大华公司将拥有对华信公司债权以3亿元转让给中山证券公司，但2018年3月16日对上述应收账款承担无条件回购义务。证据4、《差额补足合同》，证明华信公司为大华公司债务的未履行部分承担补足义务，若未履行回购义务，中山证券公司可直接向华信公司追索未履行部分。证据5、《补充协议》，证明披露攀枝花银行是大华公司此次融资的实际出资人。证据6、《银行转账凭证》，证明大华公司此次融得资金3亿元。证据7、《催收通知》，证明攀枝花银行向大华公司催收，但大华公司至今为止未履行回购义务。攀枝花银行于庭审时补充提交如下证据：证据8、2017年4月24日大华公司出具了一份股东会决议，证明同意将大华公司股东会同意将对华信公司的债权转让给中山证券公司，期限为1年，并承诺到期无条件回购。证据9、2017年4月26日华信公司出具的股东会决议，证明华信公司同意对大华公司的回购义务提供差额补足，并签订《差额补足合同》。证据10、2018年2月26日大华公司出具的回执，证明中山证券公司将款项3亿元打给大华公司，大华公司也承诺积极筹措资金用于还款。被告华信公司发表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中山证券山河19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若攀枝花银行当庭出示了原件，则华信公司认可该证据形式上的真实性，但鉴于华信公司并非该合同主体，截至目前管理人接管到的材料亦未核查到相关其他记录，故对该证据关联性予以认可，但真实性、合法性无法确认，请求法院依法认定。证据2《债权债务确认协议》，若攀枝花银行当庭出示了原件，则华信公司认可该证据形式上的真实性，但鉴于截至目前，管理人在已接管到的华信公司材料中亦未核查到该份协议或签署、履行记录，也未能与经办人何兆文取得联系，也未自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动产融资统一登记系统查询到该笔应收账款转让登记信息，因此管理人无法就该证据内容的真实性进行核实，请法庭依法核实。证据3《应收账款转让及回购协议》，若攀枝花银行当庭出示了原件，则华信公司认可该证据形式上的真实性，但鉴于华信公司并非该合同主体，截至目前管理人接管到的材料亦未核查到相关其他记录，故对该证据关联性予以认可，但真实性、合法性无法确认，请求法院依法认定。同时，需要提请法院注意的是，从该协议第4条关于“应收账款的回购”的相关约定来看，应收账款的回购无需以华信公司是否已支付的应付账款为前提，且回购对应首期溢价款（实质即为利息）在攀枝花银行购买价款支付后3个工作日内就需支付，即刚购买了应收账款就收了回购款的利息，显然，攀枝花银行实质上并非是想要购买应收账款，其与两名第三人之间交易的本质即为融资借贷，实际的借款人即为大华公司。证据4《差额补足合同》，若攀枝花银行当庭出示了原件，则华信公司认可该证据形式上的真实性，但鉴于截至目前，管理人在已接管到的华信公司材料中亦未核查到该份协议或签署、履行记录，也未能与经办人何兆文取得联系，也未自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动产融资统一登记系统查询到该笔应收账款转让登记信息，因此管理人无法就该证据内容的真实性进行核实，请法庭依法核实。同时，从该合同的内容可以体现：1.该合同中频繁使用的诸如“主合同”、“主债务”以及“就未履行部分承担补足义务”等表述来看，该合同所谓的“差额补足义务”的本质即为华信公司对大华公司相关债务所作的一般保证担保。根据《公司法》关于公司为他人担保的相关规定，应当由股东会或董事会做出决议方能生效。同时，根据《担保法》的规定，在攀枝花银行与债务人大华公司合同纠纷未经审批或仲裁就债务人财产依法强制执行仍不能履行债务前，华信公司可以拒绝向攀枝花银行承担保证责任。2.该协议第3条明确约定，华信公司的补足范围不包括违约金等内容，而根据攀枝花银行所述大华公司已支付了溢价款，仅剩余固定价款部分。故即使华信公司需要承担补足责任，也仅应当固定价款范围内承担责任。证据5《补充协议》，若攀枝花银行当庭出示了原件，则华信公司认可该证据形式上的真实性，但鉴于截至目前，管理人在已接管到的华信公司材料中亦未核查到该份协议或签署、履行记录，也未能与经办人何兆文取得联系，也未自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动产融资统一登记系统查询到该笔应收账款转让登记信息，因此管理人无法就该证据内容的真实性进行核实，请法庭依法核实。证据6《银行转账凭证》，若攀枝花银行当庭出示了原件，则华信公司认可该证据形式上的真实性，但鉴于资金流水不涉及华信公司上海华信国际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无法就该证据真实性进行核实，请法庭依法核实。同时，显示攀枝花银行已经收到了《应收账款转让及回购协议》项下回购价款中的溢价款。证据7《催收通知》，若攀枝花银行当庭出示了原件，则华信公司认可该证据形式上的真实性。但就其中发送给大华公司的相关函件、寄送凭证及流转记录，鉴于华信公司并非当事人主体，无法对证据内容的真实性予以核实，请求法院依法认定。就其中发送被华信公司的相关函件、寄送凭证及流转记录，由于目前管理人并未自华信公司处查得相关文件或签收记录，也未能与快递信封上载明的收件人王洲取得联系，因此管理人无法就该证据内容的真实性进行核实，请法庭依法核实。同时，从证据载明的内容看，相应文件的收件地址、联系人均非合同约定的送达地址，无法证明攀枝花银行已履行了向大华公司、华信公司的催告义务。证据8股东会决议形式上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证据9股东会决议形式上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证据10形式上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该证据本身不能直接证明攀枝花银行刚才所陈述的已经收到款项的相关事实。第三人中山证券公司、大华公司未到庭参加证据交换，未发表质证意见，亦未提交证据。经审理查明，攀枝花银行于2017年5月12日与中山证券公司签订了《中山证券山河19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约定将3亿元交付给中山证券公司进行投资，并于2017年5月19日将3亿元转入中山证券公司账户，而中山证券公司在同攀枝花银行方签订资产管理合同后于2017年5月12日与第三人大华公司签订了《应收账款转让及回购协议》，约定将第三人大华公司对华信公司375009985元应收账款转让给第三人中山证券公司，转让的价款3亿元，第三人大华公司承担对应应收账款的无条件回购义务，回购的时间为2018年3月16日。后中山证券公司于2017年5月12日与华信公司签订《差额补足合同》约定华信公司自愿为大华公司在《应收账款转让及回购协议》主债务未履行的部分承担补足义务。且中山证券公司可以直接向华信公司追索未履行部分，并约定了回购差额补足金额的计算方法，后攀枝花银行于2017年5月12日与第三人中山证券公司、华信公司、大华公司签订了《补充协议》，披露了攀枝花银行是第三人大华公司此次融资的出资人，并且在补充协议中约定攀枝花银行有权直接向华信公司提出请求，要求其在补足范围内承担全部的补足责任。但截止到目前为止第三人大华公司只支付了回购价款中的溢价部分16080821.9元，而对于3亿元固定价款部分仍未履行。且攀枝花银行已经数次发函催告华信公司及第三人履行义务，但均未得到回应。本院认为，攀枝花银行与中山证券公司签订的《中山证券山河19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中山证券公司与第三人大华公司签订的《应收账款转让及回购协议》、中山证券公司与华信公司签订的《差额补足合同》、攀枝花银行与第三人中山证券公司、华信公司、大华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各当事人依法应当依约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依据《中山证券山河19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攀枝花银行系资管计划的实际出资人，其有权依照相关合同向债务人行使权利，且各当事人亦通过《补充协议》的方式对攀枝花银行实际出资人的身份进行了披露，并对各方的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故攀枝花银行于本案中具备主体资格。中山证券公司已经依约向大华公司支付了转让价款，现合同到期，大华公司除支付了溢价款外，欠付转让价款本金。依据《差额补足合同》约定，华信公司自愿为大华公司在《应收账款转让及回购协议》主债务未履行的部分承担补足义务，中山证券公司可以直接向华信公司追索未履行部分，故华信公司应当承担主债务价款的回购义务。华信公司主张其系一般保证人，只承担不足义务。对此，本院认为，《差额补足合同》已明确约定，合同到期后，中山证券公司有权向华信公司或第三人直接主张权利，且华信公司本身应是应收账款的债务人，攀枝花银行向其主张权利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双方约定补足的金额等于乙方实际向债务人划付应收账款债权转让价款×（1+8.5%×N÷365）减去债务人已经支付的应收账款转让价款对应的回购价款，该约定未超出法定标准，华信公司主张标准过高，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鉴于华信公司于2019年11月15日经裁定进入破产程序，攀枝花银行请求华信公司直接对其履行支付补足义务，与法律规定不符，本院不予支持。攀枝花银行应遵循破产法的有关规定行使权利，即本案应确认攀枝花银行对华信公司享有的破产债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未到期的债权，在破产申请受理时视为到期。附利息的债权自破产申请受理时起停止计息”,攀枝花银行对华信公司享有的债权的利息，应从破产申请受理之日2019年11月15日停止计息。即攀枝花银行对华信公司享有的破产债权包括：固定价款300000000元、2018年3月16日至2019年11月15日止的溢价款42546575.34元（300000000元×8.5%×609天/365）。攀枝花银行主张溢价款应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至，于法无据，本院对2019年11月15日后的部分均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攀枝花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部分诉讼请求部分成立，本院对成立部分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攀枝花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被告上海华信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享有的债权包括固定价款300000000元及溢价款42546575.34元；二、驳回原告攀枝花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1719889.04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上海华信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张   华审判员 王   畅审判员 范 志 勇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靳歌（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