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1民终562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传娣，女，1973年10月2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邵立兵（系刘传娣丈夫），住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汪峥，江苏汪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合肥同富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望江西路**信旺华府骏苑**半地下商业。法定代表人：赵宏玉，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继斌，安徽润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燕，安徽润天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第三人：邵帅，男，1987年2月12日生，汉族，住安徽省蒙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继斌，安徽润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燕，安徽润天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刘传娣因与被上诉人合肥同富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富公司）、原审第三人邵帅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2019）苏0115民初161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日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许云苏独任审理，于2020年7月21日公开开庭审理本案。上诉人刘传娣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邵立兵、汪峥，被上诉人同富公司及原审第三人邵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继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传娣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原审认定事实不清。1.上诉人按协议约定及第三人要求支付的37万元去向没有查清。上诉人支付了37万元转让费，被上诉人开庭时予以否认，对此，原审应查清37万元的去向即实际收款人。2.《房屋租赁合同》中约定的“房屋及附属设施”中的“附属设施”与《店铺转让协议书》中的“房屋内设备等一切设施”是否一致，原审没有查清。3.《店铺转让协议书》约定转让费37万元对应的是“案涉房屋房屋内设备等一切设施及已装修店铺转让给乙方”，除了已装修店铺外，其他具体设备设施是什么，以及具体价值没有查清，无法确认是否显失公平。4.《店铺转让协议书》约定的“乙方免费使用甲方肥叔品牌两年”是基于此协议书，还是依据上诉人与案外人安徽一毛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一毛公司）签订的《加盟协议书》没有查清。5.基于《房屋租赁合同》和《店铺转让协议书》，上诉人是独立经营的，被上诉人无权擅自锁店铺大门，原审没有查明。6.《店铺转让合同》到底是转让合同还是加盟合同的性质没有查明，无法确认被上诉人和第三人存在欺诈。二、原审认定错误。1.原审认定《房屋租赁合同》和《店铺转让协议书》转让标的并不相同是明显错误的。案涉《房屋租赁合同》交易标的是房屋及附属设施，并非原审认定的仅仅是房屋的使用权益，原审曲解了合同约定的本意。《店铺转让协议书》约定转让标的是“案涉房屋内设备等一切设施及已装修的店铺转让给乙方使用”，其中的“已装修的店铺”就是《房屋租赁合同》的标的“房屋”，“房屋内设备等一切设施”就是《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的“附属设施”，很明显是重复收取费用。2.原审认定“《店铺转让协议书》37万元的对价既然有设备设施、装饰装修的所有权，也有免费使用品牌两年的权益，结合交易习惯，还可能包括商业机会成本等。不能仅以设施设备的价值判断是否显示公平”错误。《店铺转让协议书》约定转让标的“已装修店铺转让给乙方使用”实质就已涵盖了《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的范围。《店铺转让协议书》约定的“乙方免费使用甲方肥叔品牌两年”并不是基于此协议书，而是基于上诉人与安徽一毛公司签订的《加盟协议书》及上诉人支付了10万元的加盟费。而且“肥叔”品牌属于安徽一毛公司，被上诉人也无权免费让上诉人使用。原审认定“根据交易习惯，还可能包括商业机会成本等”属主观臆断，既然主观臆断有所谓的商业机会成本，也应当一并调查该“可能包括商业机会成本”的价值。案涉的设备设施、装饰装修均被被上诉人锁在店铺内，且上诉人也提供了清单，原审没有查明设施设备等具体所指及价值，不能认定其是否与37万元对价相当，不能认定是否显失公平。3.上诉人对《店铺转让协议书》的性质存在重大误解。《店铺转让协议书》如果是转让性质，就不存在限制上诉人选购食材、在上诉人违约情况下解除合同并收回店铺等约定，根据协议内容，此协议书更似加盟性质。如果《店铺转让协议书》属加盟性质，这与第三人在让上诉人签订《店铺转让协议书》之前，还让上诉人与案外人安徽一毛公司签订《加盟协议》并收取10万元的加盟费的事实相违背。《店铺转让协议书》约定“乙方免费使用甲方的肥叔品牌两年”是虚假的，此内容误导上诉人，让上诉人错误地认为转让费37万元是合理的。4.被上诉人和第三人所采取的欺诈手段是非常隐蔽的，一步一步误导上诉人在违背真实意愿的情况下签订一系列合同，使上诉人蒙受巨大损害。在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和《店铺转让协议书》时，就故意将“房屋”和“店铺”区别开来，让上诉人误以为这两者根本不一样，就与不同主体签订了两份协议，分别支付租金及相应转让费用。第三人在让上诉人签订《店铺转让协议书》之前，还让上诉人与案外人安徽一毛公司签订《加盟协议》，并收取上诉人肥叔品牌使用费10万元，此后签订《店铺转让协议书》时还约定免费让上诉人使用肥叔品牌两年。不仅使上诉人错误认为37万元转让合理，而且让上诉人另外损失10万元的加盟费。上诉人本意是做肥叔锅贴，一个《店铺转让协议书》已经足够了，但第三人和被上诉人却要做出三份协议，三个不同签订主体，其混淆事实，欺骗加盟商的不法行为不言而喻，另南京市范围内多家肥叔店的遭遇、诉讼事实足以证明该事实。同富公司辩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虽然签订了《店铺转让协议书》，但双方并没有履行该协议，上诉人也未按照协议约定支付给被上诉人37万元，因此上诉人在诉状中陈述的完全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邵帅意见与同富公司相同。刘传娣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撤销刘传娣与同富公司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店铺转让协议书》；2.判决同富公司退还租金、转让费合计437177元；3.赔偿刘传娣经济损失138750元；4.诉讼费用由同富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9年8月16日，同富公司（出租方、甲方）与刘传娣（承租方、乙方）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甲方将其合法拥有的南京市江宁区的房屋及附属设施出租给乙方；房屋建筑面积约为50平方米；租赁期限自2019年9月1日起至2021年8月30日止；“该房屋的第一次租金为陆万柒仟壹佰柒拾柒元整，租金以一次性方式支付，其中第一次租金应在乙方接受该房屋之日支付，甲方收到乙方的租金后应当开具收据。租赁期为：2020年3月25日至2021年3月24日，该房租的年租金为：壹拾贰万捌仟伍佰元整；租金为年付方式支付。每期租金应提前一个月交付。”合同还记载了其他事项。当日，同富公司（转让方、甲方）与刘传娣（受让方、乙方）签订《店铺转让协议书》，约定：甲方将其合法的拥有的位于南京市江宁区处房屋内设备等一切设施及已装修店铺转让给乙方使用，店铺面积约为50平方米，且双方另行签订店铺房屋租赁合同，相关权利和义务按新签定的房屋租赁合同约定；转让后店铺现有的装修、装饰及其他所有设备全部归乙方所有；乙方已完成对该房屋归属、室内装修、设备设施的验收，乙方自愿按验收实况接收该房屋及房屋内的所有设施，甲方确保移交的所有设备设施可正常使用；乙方在2019年8月16日前须一次性向甲方支付共计370000元，上述费用包括第三条所述的装修、装饰、设备及其他相关费用；乙方免费使用甲方的肥叔品牌两年，但乙方所有经营的食材等产品必须从甲方处采购、从第三年（含）起甲方收取乙方技术商标使用、技术产品培训、物流配送体系，品牌宣传等费用每年3万元，满2年后，甲乙双方须重新签订合作协议；乙方经营所涉食材，必须从甲方处订购；如乙方使用自制食材或向第三方采购食材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且乙方一次性赔偿甲方5万元；自合同签订之日之前该店铺所有的一切债权、债务均由甲方负责；自合同签订之日之后的一切经营行为及产生的债权、债务由乙方负责。合同还约定了其他事项。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刘传娣主张《房屋租赁合同》、《店铺转让协议书》的转让标的重复，且《店铺转让协议书》中的设施价值远低于37万元，显失公平。一审法院认为《房屋租赁合同》属于租赁合同，交易标的主要是房屋的使用权益；《店铺转让协议书》属于无名合同，交易标的主要是设备设施、装修的所有权；二者交易标的并不相同。刘传娣主张《店铺转让协议书》中约定的设备设施价值远低于37万元，一审法院认为《店铺转让协议书》37万元的对价既有设备设施、装饰装修的所有权，也有免费使用品牌2年的权益，结合交易习惯，还可能包括商业机会成本等等，不能仅以设备设施的价值判断是否显示公平；刘传娣主张显示公平，其对此负有举证责任，刘传娣未提供充分证据，一审法院不予认定。法律规定，一方以欺诈的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刘传娣主张邵帅谎称房屋系同福公司所有，隐瞒了房屋系他人所有的事实；但房屋是同富公司所有还是转租而来对刘传娣的合同目的不构成根本性影响，刘传娣据此要求撤销合同，不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刘传娣主张的原材料变质、未能免费使用品牌、未配合装修等问题，属于合同履行范畴，并非撤销合同的法定理由，刘传娣据此要求撤销合同，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刘传娣基于合同撤销而主张退还、赔偿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刘传娣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787元，由刘传娣负担。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本案一审期间，刘传娣提供2019年8月8日其与安徽一毛公司签订的《加盟协议书》一份及关于37万款项的收据、10万元款项的付款凭证一组，自述上述款项均已向安徽一毛公司支付。二审期间，刘传娣称，2019年8月8日的《加盟协议书》系由邵帅带着其至位于安徽合肥的安徽一毛公司办公室里签订，装饰装修的钱包含在这37万中。肥叔品牌就是安徽一毛公司的，对邵帅个人没有主张，其是冲着这个品牌的效应去的，亦在安徽一毛公司的办公室签订的店铺转让协议。其认为就是安徽一毛公司一家在做，因为邵帅是项目招商负责人，其认为支付给安徽一毛公司的钱也没有错。同富公司称，案涉店铺原本是邵帅加盟的，邵帅想把店铺转让出租，但安徽一毛公司不同意私自转让，如果转让就必须要安徽一毛公司书面的确认函。后由上诉人与安徽一毛公司签订加盟协议，并由安徽一毛公司对店铺进行了装修，且由上诉人代理人邵立兵根据验收单进行签字确认。邵帅与同富公司之间是委托关系，是委托同富公司转让的，同富公司与上诉人之间的店铺转让协议实际未履行。邵帅同意同富公司的意见。上述事实，有《加盟协议书》、收据、付款凭证及一、二审谈话笔录予以证实。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刘传娣提交民事判决书两份，拟证明安徽一毛公司和邵帅所签订的加盟协议书的性质是特许合同，进一步证明房屋租赁合同是规避特许经营的合同，被上诉人存在欺诈行为。被上诉人同富公司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与本案无关，判决书是关于特许经营权纠纷，而本案是租赁合同纠纷。上诉人没有将37万元转让费支付给被上诉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店铺转让协议》并没有实际履行，被上诉人并不存在欺诈行为。二审期间，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房屋租赁协议》、《店铺转让协议书》是否应当撤销；2.被上诉人是否应向上诉人退还租金、转让费并赔偿经济损失。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基于重大误解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行为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刘传娣与同富公司签订案涉《房屋租赁合同》、《店铺转让协议书》以从事商业经营，现主张撤销上述合同，应对上述合同符合法定的撤销条件尽到举证责任。其认为上述合同的转让标的重复，但从合同约定及双方交易目的来看，《房屋租赁合同》属于租赁合同，交易标的主要是房屋的占有使用权益，而《店铺转让协议书》涉及的交易标的主要是设备设施、装修的所有权，二者交易标的并不相同。上诉人认为《店铺转让协议书》中的设施价值远低于37万元，显失公平，但其进行商事交易时，应当具备一定的风险意识和注意义务，结合《店铺转让协议书》的内容来看，37万元的对价既包括设备设施、装饰装修的所有权，也包括原品牌使用方不再使用品牌而由上诉人使用2年的权益，结合交易习惯，还可能包括商业机会成本等，不能仅以设备设施的价值判断是否显失公平。刘传娣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自身观点，举证不力的法律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本院对其以显失公平的理由主张撤销上述协议的主张不予支持。刘传娣主张同富公司在签订协议时未向其提供邵帅与安徽一毛公司签订的《加盟协议书》，系欺诈行为，应予撤销案涉协议。但根据刘传娣自己的陈述及提供的证据，其在签订案涉《房屋租赁协议》及《店铺转让协议书》之前，已由邵帅带至安徽与安徽一毛公司另行签订了《加盟协议书》，并向安徽一毛公司支付10万元品牌管理服务费，其认为受到欺诈证据不足，亦不影响其签订《店铺转让协议书》的真实意思表示，本院对其以此为由主张撤销案涉两份合同的主张亦不予支持。从各方真实意思表示来看，同富公司系受邵帅委托签订案涉合同，同富公司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应由委托人邵帅承担。案涉《房屋租赁协议》及《店铺转让协议》签订后，案涉房屋已交付刘传娣经营使用，刘传娣自认《店铺转让协议》项下所涉37万元转让费用系向安徽一毛公司实际支付，且认为是由安徽一毛公司实际负责后续装饰装修工作，现刘传娣主张撤销其与同富公司之间的合同，并基于合同撤销而要求同富公司退还租金、转让费、赔偿经济损失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刘传娣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574元，由上诉人刘传娣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许云苏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谢新辉书记员代雪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