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6民终169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兴华，男，1987年11月13日生，汉族，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人，居民，中专文化，住昭通市昭阳区。委托代理人：马江涛、张帮俄，云南长鸣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成芬，女，1954年4月5日生，汉族，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人，居民，文盲，住昭通市昭阳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兴艳，女，1985年1月25日生，汉族，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人，居民，本科文化，住昭通市昭阳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维清，男，1951年7月22日生，汉族，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人，居民，文盲，住昭通市昭阳区。原审第三人：刘伟，男，1950年12月1日生，汉族，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人，居民，小学文化，住昭通市昭阳区。上诉人刘兴华与被上诉人李成芬、刘兴艳、刘维清、原审第三人刘伟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人民法院（2019）云0602民初22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书面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刘兴华的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并依法改判，由被上诉人李成芬、刘兴艳承担本案一审、二审全部案件受理费。事实及理由：一、关于刘维清与刘兴华签订的分配陈朝玉名下安置补偿款的协议的来源，一审法院未正确认定该事实，致使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混乱不清、严重错误。（一）一审法院既认定“李成芬与刘维清原系夫妻关系，后于1984年离婚”，又同时认定1999年“以刘维清作为户主，刘兴艳、李成芬为家庭成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九条的规定，双方离婚后家庭成员资格终止。（二）一审法院既认定“李成芬、刘维清领取了各自的货币补偿款336000元”，同时认定陈朝玉名下的安置补偿款不属于遗产，由家庭成员共有，且家庭成员包括李成芬。2014年政府征地安置，以1982年的承包人口为安置对象，即安置对象为刘维清、李成芬、陈朝玉，陈朝玉名下安置款属于遗产，理应由刘维清与刘伟继承享有，刘维清与刘兴华经村民小组同意形成涉案协议，将失地安置款由刘兴华领取。一审认定陈朝玉名下安置补偿款由家庭成员共有错误。（三）本案争议的刘维清与刘兴华签订的协议，其性质并不属于“赠予协议”，应属于刘维清与刘伟就继承其母亲陈朝玉名下财产而达成的继承分割协议。三、一审法院对安置款的认定背离了《昭阳区城市规划安置政策（暂行）》，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李成芬、刘兴艳、刘维清未作答辩。原审第三人刘伟未作陈述。李成芬、刘兴艳的一审诉讼请求：1.确认刘兴华、刘维清于2017年12月1日签订的赠与协议无效；2.本案诉讼费用由刘兴华、刘维清承担。原审法院经审理确认的法律事实：李成芬与刘维清原系夫妻，后于1984年离婚，刘兴艳系李成芬与刘维清之女。刘维清与刘伟系兄弟关系，陈朝玉系刘维清与刘伟母亲。1982年第一轮土地承包时，以刘维清为户主，陈朝玉和李成芬为家庭成员的承包户，承包了昭通市昭阳区龙泉街道办事处巩固社区居民委员会（原巩固村）二组的旱地1.5亩，水田0.36亩，合计1.86亩。1986年陈朝玉死亡。1998年7月11日，刘伟与刘维清达成协议，双方约定，位于小李子园**房屋和地基归刘伟所有，刘伟补偿刘维清15500元。陈朝玉的责任地由刘伟、刘维清另行协商。1999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原承包的土地1.86亩，由以刘维清作为户主，刘兴艳、李成芬为家庭成员的承包户继续承包经营。因城市建设的需要，2014年刘维清户上述1.86亩承包土地被政府征收。2014年1月10日，昭通市昭阳区人民政府下发昭区政通【2014】1号文件，对城市开发建设中本区失地和房屋被拆迁群众的安置问题作了规定，该文件规定，集体经济组织中失地面积超过50%的承包人和房屋被拆迁的承包人，以1982年的承包人口（不含已成为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的在编在册人员）为安置对象，每个失地的承包人口可获得336000元的安置补偿费。之后，李成芬、刘维清领取了各自的货币补偿款336000元。因刘维清认为，其与李成芬离婚后，二个女儿没有照顾自己，故刘维清与刘伟之子刘兴华于2017年12月1日达成协议，双方约定，刘维清自动放弃不参与分配，将陈朝玉名下的安置补偿费336000元全部给刘兴华。李成芬、刘兴艳遂以刘维清和刘兴华的协议侵犯了其利益为由诉至原审法院，要求确认刘维清和刘兴华签订的协议无效。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我国土地承包实行的是家庭联产承包。《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规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农户内家庭成员依法平等享有承包土地的各项权益”，故土地承包经营权由家庭成员共同享有，家庭成员依法平等享有承包土地的各项权益。家庭承包方式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属于农户家庭，不属于某一个家庭成员，按照“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土地政策，承包期内若家庭部分成员死亡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不产生继承，死亡家庭成员的土地由其他家庭成员继续承包经营。本案中，以刘维清为户主，陈朝玉和李成芬为家庭成员的承包户承包了土地1.86亩，陈朝玉死亡后，1999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上述1.86亩土地转由刘维清为户主，刘兴艳、李成芬为家庭成员的承包户继续承包经营，故案涉1.86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属刘维清为户主的家庭承包户成员共同享有，其成员平等享有承包土地的各项权益。在案涉1.86亩土地被政府征收后，政府发放的安置补偿费，属于为保障失地农民的生活而支付给失地农民的费用。政府征收土地时，陈朝玉已死亡多年，其已不属于案涉1.86亩土地的承包人，故其名下的安置补偿费，不属于遗产，实际应属于刘维清、刘兴艳、李成芬共同享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处分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以及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作重大修缮的，应当经占份额三分之二以上的按份共有人或者全体共同共有人同意，但共有人之间另有约定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八条规定“财产可以由两个以上的公民、法人共有。共有分为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按份共有人按照各自的份额，对共有财产分享权利，分担义务。共同共有人对共有财产享有权利，承担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刘维清在未征得共有人李成芬、刘兴艳同意的情况下，与刘兴华签订协议，擅自将共同共有的安置补偿费无偿赠与刘兴华，严重损害了共有人李成芬、刘兴艳的权益，有违公平原则；刘兴华在明知案涉安置补偿费不属于刘维清个人所有的情况下，与刘维清签订协议领取安置补偿费，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善意取得。故刘维清与刘兴华于2017年12月1日签订的协议，因违反了上述法律的规定，属无效协议。刘伟经原审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自动放弃诉讼权利，原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三条、第一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刘维清与刘兴华于2017年12月1日签订的分配陈朝玉名下安置补偿费336000元的协议无效。案件受理费100.00元，由刘维清负担。在二审中，上诉人对原审认定的1999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以刘维清作为户主，刘兴艳、李成芬为家庭成员的承包户继续承包经营原承包的土地1.86亩提出异议，对其余事实无异议，对原审认定双方无异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对上诉人提出异议的事实本院将结合争议焦点综合予以评述。归纳上诉人的上诉主张，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刘维清与刘兴华于2017年12月1日签订的分配陈朝玉名下安置补偿费336000元的协议是否有效。针对本案争议焦点，本院综合评判如下：李成芬与刘维清原系夫妻，1982年第一轮土地承包时，以刘维清为户主，陈朝玉和李成芬为家庭成员的承包户，承包了昭通市昭阳区龙泉街道办事处巩固社区居民委员会（原巩固村）二组的旱地1.5亩，水田0.36亩，合计1.86亩。李成芬与刘维清于1984年离婚，陈朝玉于1986年死亡。1999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原承包的土地1.86亩，由以刘维清作为户主，总承包人口三人的承包户继续承包经营。上诉人刘兴华认为李成芬与刘维清已经离婚，不应认定为以刘维清为户主的家庭成员从而享有土地承包权的上诉主张，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一条：“承包期内，妇女结婚，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妇女离婚或者丧偶，仍在原居住地生活或者不在原居住地生活但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之规定，本案中，李成芬与刘维清离婚之后，李成芬在新居住地未重新分到田地,发包方也没有收回其原承包地，故李成芬仍然享有原土地承包权。至于刘兴艳是否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问题，本院认为，我国赋予农民长久稳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以及“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基本政策并不意味着内部成员的变化不会引起承包权的任何变化。事实上，由于以家庭承包方式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在农户家庭内部形成了一种共有关系，即该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农户成员共有的一种财产权利，故内部成员的变动，如某个成员死亡以及婴儿出生导致新成员的增加，在内部关系上会对成员自身及其他共有人的权利产生影响。在本案中，1982年第一轮土地承包时刘维清户土地承包人口为3人，陈朝玉1986年死亡，根据我国农村土地承包“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政策，1982年承包人口3人仍有2人为1999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该户土地承包人。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擅自收回、调整承包地，因此新增人口在村委会无法享有承包地。由于第二轮承包属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以新增人员只能享有其家庭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本案刘维清之女刘兴艳属于该户承包期内出生新增家庭成员，应享有其家庭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即刘兴艳享有的承包地仍然在1982年以刘维清为户主的家庭承包地内。综上，1999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刘维清户承包地的实际承包人口为3人，分别是户主刘维清，承包人员李成芬、刘兴艳。《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规定继承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本案中陈朝玉于1986年死亡，而上诉人所主张的安置补偿费，系陈朝玉去世后所取得，不属于陈朝玉生前取得的合法财产，故不能作为遗产继承，实际应属于刘维清、刘兴艳、李成芬共同享有。原审法院依据刘维清在未征得共有人李成芬、刘兴艳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将共同共有的安置补偿费无偿赠与刘兴华以及刘兴华在明知案涉安置补偿费不属于刘维清个人所有的情况下，与刘维清签订协议领取安置补偿费的客观情况，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善意取得。综上所述，本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00元，由上诉人刘兴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恩鹏审判员  肖荣蓉审判员  王正云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七日法官助理罗丹书记员刘苗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