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黔27民终171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吴发富，男，汉族，1956年9月17日生，贵州，住瓮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雯征，贵州义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云波，男，汉族，1941年8月1日生，贵州，住瓮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朝贵，瓮安县中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仕刚，瓮安县中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吴发富与被上诉人黄云波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瓮安县法院于2018年9月12日作出（2018）黔2725民初3071号民事判决后，吴发富提出上诉，本院于2018年12月14日作出（2018）黔27民终2277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重审后，瓮安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1月16日作出（2019）黔2725民初1347号民事判决，吴发富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吴发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黄云波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黄云波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且人民法院受理本案程序不合法。1、黄云波是公务员，非农业户口，不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享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一审判决认定其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错误。黄云波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何时农转非，故其主张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主张不成立，没有资格提起诉讼。2、一审已经查明签订《房屋买卖协议书》时黄云波不在场，说明其不是协议一方当事人，没有诉讼的权利。一审判决也没有对甘大坤的权利进行叙述，在甘大坤本人没有做任何说明的情况下，一审法院直接作出判决，导致判决结果错误。3、黄云波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名下有承包土地，也没有提供其同一户口上的家庭成员，其家庭成员是否有权承包土地，这些事实一审法院均没有查清。4、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黄云波主张的土地中至少有三个农转非的土地已经被村委会收回，且已经转包给上诉人，虽然转包期限为一年，但期限届满后仍然由上诉人耕种管理，没有收回，说明村委会默认许可上诉人对三个农转非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一审判决没有将上诉人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部分的土地区分清楚。5、上诉人与甘大坤签订《房屋买卖协议书》，上诉人购买房屋以及其他财产的其前提是要求经营土地山林，上诉人经营甘大坤户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承包的山林是双方达成房屋买卖的基础。一审法院未认定该协议无效，也未否定相关山林经营权的内容，因此，一审判决上诉人返还土地给黄云波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利。6、如果本案黄云波有权主张权利，也应该是土地权属争议纠纷，应由政府受理，不应由法院受理。 黄云波二审答辩称：1、违反法定程序必须是程序法规定的情形，而不是实体法规定的情形。上诉人所列协议的真实性不属于程序法规定的情形，相反，一审法院剥夺答辩人要求对证据进行鉴定的请求才属于违反程序法规定的情形，应予以纠正。2、案涉土地至今仍然登记在答辩人户名下，不是集体的，根据法律规定，答辩人有权继续耕种登记在自己名下的土地。3、答辩人具备本案原告诉讼主体资格。 黄云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被告归还原告享有承包经营权的山林及未修建建筑物部分的土地；2、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因被告强行在土地上栽种经济作物给原告造成的损失共计1.5万元；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黄云波系瓮安县松坪乡龙井村马鞍山组（现瓮安县）村民，在该组有一处宅基地并承包有山林、土地，其中宅基地上修建有建筑面积为148.17平方米的房屋，用地面积为357.11平方米，承包的土地中，有一部分属于三个人份额的农转非土地。因原告系教师无力耕种土地，2001年3月30日，瓮安县松坪乡龙井村委会与被告吴发富签订《土地转包合同》，将前述三个人份额的农转非土地交由被告承包使用，期限为2001年1月11日至2001年12月30日。转包期限届满后，虽未续签合同，但实际仍由被告继续耕种。2007年5月2日，原告黄云波作为甲方，与被告吴发富作为乙方，双方签订《房屋买卖协议书》，约定：“甲方因外迁居住，不便管理，所以愿将四间一栋木房和猪圈及烤房全部出卖，乙方愿意购买，经甲乙双方协商达成买卖协议条款如下：一、房屋、猪圈、烤房全部总价值一万一千八百元整，一次性付清，以付款收据为凭。二、甲方原有的自留树归乙方所有。三、甲方所有的自留地、自留山和宅基地转给乙方耕种管理使用。四、甲方原承包的承任地和责任山，转让给乙方长期承包耕种经营，如中途国家政策有变化时，仍由乙方按新的政策规定承担应尽的义务和享受应享受的权利。甲方不再履行应尽的义务和决不再享受应享受的权利，自乙方承包后，甲方不再向乙方收取粮食和费用。五、甲方原承包的六个人的责任地，其中有三个人的责任地是农转非土地，如今后国家对农转非土地实行有偿使用时，乙方应承担有偿部分的义务，与甲方无关。六、以上协议甲乙双方签字后长期生效，甲乙双方都不能以任何借口反悔推翻本协议，如今后发生产权纠纷由甲方负责……”，签订该合同时原告并不在场，合同中的甲方处原告的签名由他人代笔，但订立合同时有原告之妻甘大坤在场，并有甘大坤在合同的甲方处签字认可，乙方处有被告及其妻罗定碧签字，协议中还有执笔人谢昌明，在场人宋锡康、吴发贵、朱太全（权）、谢天才、甘大发等人签字。当日，原告之妻甘大坤收取了被告给付的合同价款11800元。签订协议后，前述房屋及附属设施、山林、土地一直由被告使用、耕管至今，同时近年来,被告在原有房屋的周围土地上新建有房屋、厕所等附属设施。 2012年原、被告因土地事宜曾发生纠纷，经原瓮安县松坪乡龙井村委会调解，达成协议由被告每年付300斤大米给原告，连续付三年。2017年12月31日，瓮安县人民政府向原告颁发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明确位于瓮安县亩土地的承包人为原告户，也就是本案所争议的土地，承包期限为1994年1月1日至2043年12月31日止。原告据此认为其对涉案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自2018年开始阻止被告使用土地，并否认已将土地转让给被告，不认可前述《房屋买卖协议书》，只认可仅将房屋等附属设施转卖给被告。故原、被告产生争议，双方协商未果，进而诉至法院。 一审另查明，现《房屋买卖协议书》所涉及的林地登记在原告之子黄永升（曾用名黄永生）名下，共有三处林地，即大湾3.71平方米、团坡11.15平方米、幼蚕林7.89平方米，共计面积22.75平方米，黄永升持有林权证，黄永升与原告黄云波属于同一家庭承包户。被告的户籍在松坪乡××村（现在的猴场镇松坪场村），被告在大山村仍承包有土地及山林，并在新一轮土地确权中，受到了政府部门的确权登记。 一审庭审中，原告申请对《房屋买卖协议书》中原告处的签名进行鉴定，经一审法院对全案证据的综合分析认证，能够确认《房屋买卖协议书》的真实性，同时有原告之妻甘大坤的签名捺印，原告本身不在现场未亲自签字，因此进一步对签名进行司法鉴定已无必要。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在于被告应否返还原告土地、林地，被告应否承担赔偿损失的责任。 涉案土地与林地原告家庭户均持有相应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林权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四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农民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由农民集体使用的耕地、林地、草地以及其他用于农业的土地，依法实行土地承包经营制度”、第一百二十七条“土地承包经营权自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生效时设立。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向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发放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林权证、草原使用权证，并登记造册，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规定，原告依法享有涉案林地及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条“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的规定，承包人依法有权对土地进行流转，《房屋买卖协议书》虽无原告签字，但有原告家庭成员的签字，能够代表原告户对其土地、林地作出处分对外订立协议，通过证人证言也能佐证原告对此是知情的，因此《房屋买卖协议书》中关于土地、山林的约定合法有效。协议中虽名为土地、山林的转让，但通过原告仍享有承包经营权，被告未取得受让的承包经营权来看，流转形式实质为出租，也就是《房屋买卖协议书》达成后自始至终没有变更过土地的承包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包、出租、互换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的，应当报发包方备案”及第三十九条第一款“承包方可以在一定期限内将部分或者全部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或者出租给第三方，承包方与发包方的承包关系不变”的规定，一审法院认定《房屋买卖协议书》中关于土地、林地是以出租形式流转，被告据此享有涉案土地、林地的占有、使用权益，因此被告系有权占有土地及林地，但不能对抗原告方享有的对土地、林地的承包经营权，原告依法享有收回的权利，因《房屋买卖协议书》未约定出租期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转包、出租地流转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参照合同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处理。除当事人另有约定或者属于林地承包经营外，承包地交回的时间应当在农作物收获期结束后或者下一耕种期开始前”之规定，原告请求被告归还其享有承包经营权的林地及未修建建筑物部分的土地，视为原告在请求解除与被告之间的不定期土地流转合同的基础上，要求被告返还土地、林地，其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限被告在判决后合理期限内返还，今后原告使用土地、林地，被告不得阻拦。被告认为涉案土地已与房屋一并转让，其承包经营权应属被告，本案中，被告未举证证明涉案土地的转让对价，故被告的辩解缺乏事实依据，也与我国合同法的公平原则相悖，其抗辩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对于因被告在土地上栽种经济作物、被告应否赔偿原告损失的问题，如前所述，被告系有权占有土地，在租赁合同关系未解除前，被告享有在租期内合法使用土地的权利，因此原告请求赔偿损失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百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七条第一款、第三十九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限被告吴发富在判决生效后的当季经济作物收成后60日内将位于瓮安县19.19亩土地中未修建建筑物部分的土地及该组22.75平方米的林地返还原告黄云波，履行期限届满后原告黄云波使用前述土地及林地，被告吴发富不得阻拦；二、驳回原告黄云波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30元，由原告黄云波负担。如义务人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向权利人给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针对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黄云波是否具备本案诉讼主体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自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生效时设立。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向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发放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林权证、草原使用权证，并登记造册，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本案中，瓮安县人民政府于2017年12月31日向黄云波家庭户颁发了案涉土地、林地的《承包经营权证》，故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被上诉人黄云波依法享有案涉土地及林地的承包经营权，故其具备作为原告诉请被上诉人返还案涉土地、林地的诉讼主体资格。上诉人吴发富以被上诉人黄云波不是农业户口，不能享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为由主张其不具备本案原告主体资格。本院对此认为，上诉人吴发富该上诉理由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其对此可以依法另行解决。上诉人吴发富还主张被上诉人黄云波不是《房屋买卖协议书》的当事人，本院对此认为，虽然该协议书没有被上诉人黄云波的签字，但其家庭成员的签字能够代表被上诉人家庭户对其林地、土地的处分，且协议签订至双方发生纠纷已近十年，一审出庭作证的多名证人证言也能佐证被上诉人黄云波对协议知情，其亦是该协议的相对方，故上诉人该项上诉理由亦不成立，对其上诉主张，本院亦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吴发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0元，由上诉人吴发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 军 审判员 王 锦 审判员 李颖敏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日 法官助理陆良艳 书记员蒙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