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1民终684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谢红，女，2001年4月23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华小月，贵州伯克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龙阳，男，1999年11月30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梅华，贵阳市南明区后巢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谢红因与被上诉人何龙阳同居关系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5月14日作出（2020）黔0113民初14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谢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华小月、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梅华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谢红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2、依法改判本案一审、二审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谢红与何龙阳在2017年3月通过网络聊天认识，当时上诉人未满16周岁，同年5月谢红在何龙阳的邀请下到重庆游玩，并与何龙阳发生性关系。××××年××月谢红怀孕并于××××年××月××日在贵阳市白云区贵耐医院生育一女何某，之后一直带孩子居住在上诉人父母家。后因被上诉人在相关机构鉴定认定何某不是其亲生的，故要求上诉人赔偿损失，发生纠纷；2、一审判决上诉人赔偿被上诉人精神抚慰金20000元属于事实认定不清和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系非法同居，同居关系不受法律保护，同居关系非婚姻关系，同居者没有法定义务履行合法婚姻关系中夫妻间的忠实义务，故一审法院以同居关系判决上诉人赔偿被上诉人精神损害抚慰金无法律依据；3、一审判决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母亲误工费59829元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上诉人生育孩子何某后一直是居住在其父母家，被上诉人在2017年3月至2020年6月期间一直在重庆市课学习，并未对上诉人进行任何照顾。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母亲误工费没有法律依据，被上诉人母亲与本案没有直接联系，被上诉人母亲不是本案原告；4、一审法院遗漏当事人，审理程序严重违法。何某生父对何某有抚养义务，与本案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而本案中一审法院未将何某生父列为被告。被上诉人何龙阳辩称，上诉人生育第一个孩子后一直在父母家居住不属实，一审已提交证据证明长期居住在男方父母家。第二胎是因为我方当事人与上诉人没有发生关系，所以才做了亲子鉴定。一审判决上诉人支付精神抚慰金并无不当，双方发生关系后，女方怀孕，女方父母要求不提出鉴定就办理结婚，为了抚养孩子和办婚礼对我方有一定的精神损害，我方一审提交了证据证明是男方父母的收入垫付孩子的抚养费，误工费是因为被上诉人不能照顾孩子，由男方父母帮其照顾，所以法院应当支持。追加孩子生父参与诉讼的问题，我方不清楚孩子生父的身份，无法追加。原告何龙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被告支付原告抚养孩子何某20个月的误工费70000元，照顾被告及小孩月子期间的误工费10000元。原告为孩子购买奶粉及尿不湿等用品而支付的费用合计15000元；2、依法判决被告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3、依法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因生育第一个孩子产生的医药费等费用4917元及第二个孩子的产检费335元；4、依法判决被告支付原告垫付的亲子鉴定费3200元；5、依法判决被告支付原告因被告造成的交通费1200元；6、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何龙阳与被告谢红系通过网络聊天认识。2017年5月，原、被告双方在重庆见面后开房并发生性关系。2018年1月26日，被告的父母电话告知原告及其父母被告已经怀上原告的孩子，要求见面协商解决办法。××××年××月××日，被告在贵阳市白云区贵耐医院生育女孩何某。原、被告因未达到法定结婚年龄，不能办理结婚手续，于是在原、被告父母的操办下，原、被告于2018年3月3日按照当地习俗在证人易某的出租房里举行了婚礼。随后，原告继续回学校上学，被告因无工作与原告的父母在家带孩子，原告的父母为孩子购买奶粉及尿不湿等婴儿用品二支出的费用共计8565元。2019年7月19日，原告的父母带被告去医院产检并花费了产检费255元，发现被告已经怀孕。××××年××月××日，被告在贵阳市白云区友爱医院生育第二个孩子。原告认为其一直在重庆上学，不可能让被告怀孕，于是原、被告双方共同向贵州华天法医物证司法鉴定所申请亲子鉴定，原告为此支付鉴定费3200元，鉴定结果为：被告是两个孩子的生物学母亲，排除原告为两个孩子生物学上的父亲。原、被告双方对该鉴定结果均无异议。原、被告双方为此发生纠纷，经协商未果，故原告诉来法院，请求判决支持如前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虽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双方按民间习俗举行婚礼而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应认定双方为同居关系。原、被告在同居关系期间，被告生育的女孩何某及第二个孩子经司法鉴定与原告之间不存在生物学上的亲子关系，因此，原告对何某及第二个孩子并无抚养义务，应由被告自行抚养。对原告的诉讼请求的合理部分，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原告的第1项诉讼请求，法院认为，在原、被告同居关系存续期间原告及家人为第一个孩子何某购买奶粉、尿不湿等婴儿用品支付的费用共计8565元，应由被告个人承担，故被告应当将该费用返还给原告。审理中，原告虽主张购买奶粉、尿不湿等婴儿用品支付的费用为15000元，但原告除提供了8565元的票据外，对其余费用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对无票据证明的部分，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诉请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母亲抚养何某20个月的误工费70000元及照顾被告及小孩月子的误工费10000元的问题，法院认为，原告为照顾何某20个月及被告月子确实花费了时间和精力，但原告主张照顾被告及小孩月子的误工费与照顾何某20个月误工费系重复计算，故对原告主张的10000元误工费，法院不予支持。在原告的母亲照顾何某20个月的时间中产生的误工费，按照法院贵州省统计局公布的2019年度农林牧渔业职工平均工资标准71795元／年计算，故原告的误工费为：71795元／年÷12月×20月＝119658元，因原告母亲系与被告共同照顾何某，故被告应支付给原告一半的误工费即59829元。关于原告的第2项诉讼请求，法院认为，被告在与原告同居关系存续期间生育的两个孩子，经鉴定均与原告之间不符合生物学亲子关系，侵犯了原告的人格尊严，造成原告及家人严重的精神损害，原告为此要求被告赔偿精神抚慰金的理由正当，为此，法院酌定判决被告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关于原告的第3项、第4项诉讼请求，法院认为，被告因第二个孩子产生的产检费255元及亲子鉴定费3200元，共计3455元，应属于被告个人承担的费用，故原告请求判令被告返还，法院予以支持。对原告主张被告生育第一个孩子的医药费等相关费用4917元，因原告无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的第5项诉讼请求，法院认为，原告主张为结婚、被告生育、做亲子鉴定、被告的奶奶去世等事务支付的交通费1209.5元，经法院审查均系原告假期回家的路费，故法院对原告的该主张不予支持。审理中，被告提出其遭受原告殴打及原告在外沾花惹草等主张，因原告未举证证明，故法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合理的部分，法院予以支持。被告的辩解理由不充分，法院不予支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第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判决：一、被告谢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原告何龙阳购买奶粉、尿不湿等婴儿用品和生育第二个孩子所产生的产检费及亲子鉴定费、误工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费用共计91849元;二、驳回原告何龙阳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297元（已减半收取），由原告何龙阳负担1332元，被告谢红负担965元。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谢红向本院提交如下新证据：1、贵阳市白云区牛场乡大山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一份，拟证明从2018年2月25日起谢梦婷（原名何某）一直跟其母亲居住在白云区，不是被上诉人母亲照顾的。被上诉人质证认为该证据的载明内容未体现年份，一审法院质证时已有证人证实孩子一直是由被上诉人和上诉人一起照顾的，只是偶尔接回家，做了亲子鉴定后才离开被上诉人家的，对该组证据的证明目的不认可；2、消费小票18张，拟证明在2018年3月15日至2019年5月20日购买孩子谢梦婷的奶粉等用品的开支是谢红支付的，一审是对方取威胁母婴店老板，才拿到的证据，其实上诉人的消费小票才是购物所得。被上诉人质证认为该组证据己方在一审提交过，谢红是在一审结束后去店里找老板开的，谢红作为孩子的母亲是店里的会员，但预留的手机号是被上诉人母亲的，钱也是被上诉人母亲付的，电话可以在店里的系统上体现；3、上诉人申请证人穆某、唐某、赵某出庭作证，拟证明孩子出生后就一直跟随上诉人和其母亲居住的事实。被上诉人何龙阳质证认为证人穆某的证词多次变更不一致，其他两位证人均为谢红的亲属，且三名证人之间的证词互有矛盾，对证明目的不认可。被上诉人何龙阳向本院提交了以下新证据：1、黔西县素朴镇灵博村委会出具的《证明》载明何应忠、杜春菊生育何龙阳，是父母子女关系；2、杜春菊出具的《声明书》载明其为谢红的女儿何某购买的奶粉、尿不湿及付出的误工费，全部由其儿子何龙阳代为主张权利并享有，本人不再向谢红另案主张上述权利。上诉人谢红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三性均不认可，杜春菊未作为当事人参加诉讼，无权在本案中主张或放弃权利，该声明书是其二审中作出，其主张权利应当在一审前申请参加诉讼，杜春菊不是本案的诉讼主体，其主张误工费应另案起诉，杜春菊未提交购买奶粉和尿不湿的付款流水，而小票上诉人也有，不能证明什么。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四个：1、一审是否存在遗漏当事人，存在程序违法的问题；2、谢红、何龙阳并未办理结婚登记，而是按照农村习俗办婚宴的情况下所生育的两个小孩并非何龙阳的子女，谢红是否应当向何龙阳支付精神抚慰金20000元；3、关于购买奶粉、尿不湿等婴儿用品等费用8565元是否应当由谢红向何龙阳支付；4、本案是同居关系纠纷，一审法院判决谢红支付何龙阳母亲误工费59829元，是否存在适用法律不当的问题。关于争议焦点一，同居关系纠纷主要是指具有同居关系的男女当事人，解除同居关系时，涉及同居关系存续期间共有财产分割或者子女抚养问题时引发的纠纷。本案中谢红、何龙阳并未办理结婚登记，虽然双方按照农村习俗办理婚宴，本案属于同居关系纠纷，一审法院确定的案由准确。上诉人谢红主张生育的两个孩子的父亲与本案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一审遗漏当事人的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关于争议焦点二，上诉人谢红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的前提是合法的婚姻关系，而本案中谢红、何龙阳属同居关系，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情形。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自然人因下列人格权利遭受非法侵害，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一）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二）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三）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侵害他人隐私或者其他人格利益，受害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第八条第二款“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人民法院除判令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外，可以根据受害人一方的请求判令其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规定，自然人的人格尊严权遭受非法侵害的，可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本案中，谢红、何龙阳虽然未到民政部门办理结婚登记，但是已经按照农村的习俗办理了婚宴，并在一起同居生活，谢红此期间先后生育了两个子女，但是经鉴定均与何龙阳没有生物学亲子关系，严重侵犯了何龙阳的人格尊严，客观上造成何龙阳及其家人的精神损害，一审法院支持20000元精神抚慰金于法有据，本院予以维持。关于争议焦点三，二审中谢红申请三名证人出庭作证，其中二人系其亲属，与上诉人有利害关系，其证人证言的可信度低，且三名证人证言均称谢红生育第一个小孩后一直住在其母亲家，是其母亲照顾小孩，但谢红所提交的购买婴儿用品的小票出具的店铺却在何龙阳家附近，而这些票据时间跨度在一年以上、共有18次之多，按谢红的主张，其与小孩均生活在其母亲家，由其母亲照顾，却一直在男方家附近购置婴儿用品明显不符合常情，庭审中谢红亦认可购物小票是2020年4月份取得，而上述票据形成时间在此前，说明谢红并非原始取得购物小票，而这些票据与何龙阳在一审已经向法院的购物小票一致。综上，本院认为上诉人谢红向本院提交的证据相互矛盾、可信度低，而被上诉人何龙阳主张由其母亲照顾小孩并提交了相关购物小票，其主张形成高度盖然性，谢红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动摇，对其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关于争议焦点四，一般情况下同住的祖父母多出于亲情自愿协助抚养孙子女，这种照顾与管理系基于祖孙之间、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亲情而相扶相持的道德行为，并非法律意义上的无因管理。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一条“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而进行管理的人，有权请求受益人偿还由此支出的必要费用”的规定，本案中谢红所生育的小孩与何龙阳并无血缘关系，故何龙阳的母亲照顾谢红所育子女没有法律上的义务，其行为构成无因管理。但是，何龙阳的母亲因照顾小孩导致的误工损失的赔偿权利应当属于何龙阳的母亲，而不是何龙阳，二审中，何龙阳的母亲杜春菊向本院出具《声明书》明确其为何某购买奶粉、尿不湿及误工费的损失全部由其儿子何龙阳代为主张权利并享有，其自己不再主张。本院认为，考虑到杜春菊为何龙阳母亲，且本案原为家事纠纷所引发，为减少当事人讼累，一审法院将上述赔偿一并判归何龙阳亦无明显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上诉人谢红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96元，由上诉人谢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蓉审判员 唐有临审判员 李婷婷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林 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