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20）浙刑终230号 原公诉机关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江友良，男，1961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湖北省蕲春县人，大专文化，户籍地湖北省蕲春县。因本案于2018年4月25日被刑事拘留，同年5月15日被逮捕，同年9月29日变更为取保候审，2019年9月18日再次被取保候审。 辩护人江国荣,广东蓝天柱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蔡迎春，湖北省蕲春县法律援助中心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解彬，化名解振峰，男，1985年3月12日出生，汉族，安徽省太和县人，大学文化，宁波千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户籍地安徽省太和县。因本案于2018年4月13日被刑事拘留，同年5月15日被逮捕。现押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看守所。 辩护人楼伯坤，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丁春花，化名丁晓含，女，1984年1月15日出生，汉族，安徽省无为县人，大学文化，宁波千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业务骨干。因本案于2018年4月10日被刑事拘留，同年5月15日被逮捕。现押浙江省宁波市看守所。 辩护人徐和建，浙江江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单位湖北省蕲春李时珍酒坊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蕲春县李时珍医药工业园区（李时珍大道**），法定代表人江友良。 诉讼代表人刘道雄，男，1972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湖北省黄冈市蕲春县。 原审被告人王玲玲，女，1977年3月22日出生，湖北省武汉市人，汉族，初中文化，务工，户籍地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因本案于2018年6月2日被刑事拘留，同月27日被逮捕。现押浙江省宁波市看守所。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宁波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单位湖北省蕲春李时珍酒坊有限公司、被告人江友良、解彬、王玲玲、丁春华犯集资诈骗罪一案，于2020年6月19日作出（2019）浙02刑初34号刑事判决。被告人江友良、解彬、丁春花不服，分别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讯问被告人，听取辩护人意见，认为本案不属于依法必须开庭审理的案件，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被告单位湖北省蕲春李时珍酒坊有限公司（以下称“李时珍公司”）成立于2006年10月，主要从事生产、销售白酒、配制酒等业务，被告人江友良系法定代表人。2012年5月李时珍公司注册资本增至5000万元。2014年11月，被告人解彬以他人名义在浙江省宁波市设立宁波千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称“千成公司”），经营范围为资产管理、投资管理、实业投资咨询等。 2014年，被告人江友良在李时珍公司生产经营状况不佳、负有大额外债的情况下，决定以销售李时珍公司原始股的形式对外集资，通过出具虚假财务资料，以年度分红10%、企业在新三板上市等为诱饵，并承诺若三年内企业没有上市，将以投资额1.5倍的价格回购等方式向不特定社会公众集资。同年下半年，被告人王玲玲得知李时珍公司采用前述方式募集资金后，帮助集资，并将被告人解彬介绍给江友良，共谋以千成公司名义在宁波地区为李时珍公司集资。2014年12月起，解彬与被告人丁春花等人，招募业务员，以千成公司名义，通过向社会不特定人员拨打电话等方式宣传李时珍公司原始股项目，并夸大千成公司自身实力，使用虚假身份对外集资。王玲玲帮助对外宣传，居中传递信息、转交资料，协助江友良核对集资款到账情况、支付分红、佣金等。李时珍公司将集资额的30%-40%以“佣金”名义支付给解彬、王玲玲等人。截至2016年12月，李时珍公司以上述方式在湖北武汉、浙江宁波等地向陈辉等149人非法募集资金9711.4万元，支付分红466.4499万元，造成被害人损失9244.9501万元。报案被害人共计136人，涉及资金9211.4万元，支付分红429.8874万元，造成被害人损失8781.5126万元。其中，解彬、丁春花参与非法募集资金7448.4万元，支付分红399.8057万元，造成被害人损失7048.5943万元，收受李时珍公司及江友良的“佣金”2030.71万元；王玲玲参与非法募集资金8083.4万元，支付分红407.0557万元，造成被害人损失7676.3443万元，收受李时珍公司及江友良的“佣金”782.76万元。前述资金少部分用于李时珍公司生产经营，大部分用于支付“佣金”、分红、归还李时珍公司及江友良个人债务等。 原审根据以上事实，依据法律规定，判决如下：（1）被告单位蕲春李时珍酒坊有限公司犯集资诈骗罪，判处罚金人民币100万元；（2）被告人江友良犯集资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万元；（3）被告人解彬犯集资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4）被告人王玲玲犯集资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5）被告人丁春花犯集资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6）责令被告单位蕲春李时珍酒坊有限公司、被告人江友良共同退赔各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人民币9244.9501万元；上述各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其中被告人解彬在人民币7048.5943万元内、被告人丁春花在人民币2030.71万元内、被告人王玲玲在人民币782.76万元内承担共同退赔责任。 被告人江友良上诉提出，（1）其系为了企业生产经营，被王玲玲、解彬等人以帮助公司上市为由被骗的受害者；（2）其与被害人签订了协议，积极偿还被害人的融资款，所有资金均用于企业生产经营，没有挥霍，也没有携款潜逃，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3）2016年公司资产评估价值1.5亿余元，加上无形资产，并不是资不抵债；（4）根据国家保护民营企业的政策，要求改判其无罪。 其二审辩护人蒋国荣提出，（1）解彬、王玲玲等人在集资行为中起领导作用，组织、策划了全部集资行为，骗取集资款40%，同期还为其他近十家公司集资谋取惊天暴利；（2）江友良将款项用于李时珍公司经营活动，且公司资产1.5亿余元，有能力归还集资款，没有非法占有集资款的故意；（3）江友良没有向社会公开宣传，没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不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要求改判江友良无罪。 其二审辩护人蔡迎春提出，（1）江友良及企业主观上没有犯罪的故意。系为解决企业资金困境而募集资金，且所募集资金用于企业生产经营，因上当被骗几千万，还要承担投资人巨额债款，成为本案最大受害者；（2）江友良及企业没有非法占有目的。与投资人签订了增资扩股协议，自愿承担责任，有偿还投资款的能力。即使湖北中瑞恒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有假，黄冈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评估的企业土地、厂房价值6000余万元，加上设备、成品半成品及各种原材料，总价值1亿余元。企业产品是民族品牌、人民大会堂指定用酒、湖北省名牌产品；（3）江友良及其企业没有将非法募集的资金所有权转归自己所有、任意挥霍或占有资金后携款潜逃等，不构成集资诈骗罪。江友良及其企业与投资人之间是债务纠纷，定罪处理不符合中央保护民营企业精神。要求改判无罪。 被告人解彬上诉提出，（1）其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目的。其系为江友良及其企业提供融资渠道，其根据江友良提供的经过审计的财务报表，相信江友良的公司业绩良好并有发展前景而帮助融资，被害人的资金直接支付给江友良或其公司，因江友良将款项挪作他用造成集资款不能返还；（2）其客观上没有使用诈骗方法集资。其向投资人介绍投资机会而收取委托人江友良及其公司的费用或报酬是正常经营范围；（3）其与江友良没有共同的犯罪故意，至多只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4）其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辅助作用，系从犯，且有自首情节；（5）其应在违法所得2030.71万元范围内退赔，原审判决其在7048.5943万元内承担共同退赔责任错误。要求二审依法予以改判或发回重审。 其二审辩护人提出，（1）解彬与江友良虽对销售李时珍公司原始股进行融资达成共识，但对李时珍公司经营不善、亏损严重的情况不知情，没有集资诈骗的共同故意，也没有共同的非法集资行为，不构成共同犯罪；（2）所有资金直接打入李时珍公司、江友良的账户，解彬希望通过帮李时珍公司销售原始股、发行增资股获得佣金，没有实施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非法占有投资款的故意；（3）被告人的行为属于“擅自发行股票、公司债券”，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属于手段牵连关系，应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定性，且应扣除购买原始股、与解彬无关部分共计1388万元；（4）本案属于千成公司单位犯罪；（5）解彬在集资中的地位、作用低于王玲玲，系从犯，且有自首情节，原判量刑过重，要求从轻改判；（6）侦查机关查封了案外人的财产，违反法律规定，要求予以解封。 被告人丁春花上诉提出，解彬、丁春花没有与江友良等人合谋，原判认定其与李时珍公司合谋虚假宣传、合谋诈骗的证据不足，其使用虚假身份与本案犯罪无关。原判量刑过重，判决责令其退赔违法所得并查封冻结其个人资产及亲属房产不当。要求撤销原判，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定性。 其二审辩护人提出，（1）丁春花、解彬没有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两人与江友良、王玲玲没有共谋以销售原始股等名义募集资金，没有共同诈骗行为，两人及千成公司没有非法占有被害人资金，千成公司获得的是江友良给予的合法报酬；（2）千成公司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单位犯罪，丁春花不是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不应承担刑事责任；（3）丁春花系千成公司普通业务员，原判量刑过重；（4）解彬只应承担违法所得2030.71万元的退赔责任，原审判决其在7048.5943万元内承担退赔责任错误。解龙名下宁波市金磐苑1幢1号401房屋的购房款是解龙夫妇所有，予以查封不当。要求二审予以改判或发回重审。 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被告单位李时珍公司、被告人江友良、解彬、王玲玲、丁春华集资诈骗的事实，有陈辉、吕维瑾、陈其华等136名被害人的陈述及提供的控告材料、李时珍公司增资扩股协议书、股权转让协议书、股权证、银行账单等，证人陈某、宋某、卢某、尤某、杜某、祝某、黄某、周某等的证言，审计报告及补充意见、资产评估报告书，李时珍公司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借款合同、记账凭证，银行明细、个人业务凭证，工商登记资料，电子证据检查笔录，协助查封、冻结通知书等证据证实。被告人江友良、解彬、王玲玲、丁春花对相关事实均供认在案，所供能相互印证，并与前述证据反映的情况相符。 关于上诉、辩护理由，经查：（1）审计报告及补充意见书，工商登记资料，证人祝某证言，李时珍公司年度损益表、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等，被告人江友良供述印证证实，李时珍公司在募集资金前，负有巨额债务无力偿还，且经营持续亏损，没有偿还9700余万元投资款的能力。公司募集的大部分资金用于支付“佣金”、分红、还债等灭失性处置，至案发9200余万元未还，非法占有的故意明显。湖北中瑞恒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评估师执业情况查询与江友良的二审辩护人提交的湖北中瑞恒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企业信息情况印证证实，评估师许国祥、江海2012年2月之前曾在湖北中瑞恒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执业，但在鄂中恒评报字（2016）第96号资产评估报告书出具期间，江海不具有评估师资质，许国祥不在湖北中瑞恒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执业，鄂中恒评报字（2016）第96号资产评估报告书系伪造。江友良及其辩护人提出李时珍公司资产价值1.5亿元、1亿元，没有非法占有故意的理由与事实不符，不予采信。（2）李时珍公司在经营严重亏损情况下，提供虚假的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审计报告，通过王玲玲、解彬、丁春花等人，编造公司盈利状况良好、将在新三板等上市的理由，以转让原始股、增资发行普通股的名义骗取149名被害人9700余万元，除少部分用于企业经营，其余2813万余元作为“佣金”支付给解彬、王玲玲等人，部分用于企业还债、支付分红等，至案发9200余万元无法归还，其行为符合集资诈骗罪的特征。江友良系单位犯罪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依法构成集资诈骗罪。江友良及其辩护人提出不构成集资诈骗罪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江友良事先与解彬、王玲玲共谋以销售李时珍公司原始股名义募集资金，约定将集资款的40%左右作为“佣金”支付给解彬、王玲玲等人，李时珍公司提供虚假财务资料、宣传资料，出面与被害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增资扩股协议书》，被害人的资金全部打入李时珍公司或江友良账户，李时珍公司是资金募集发起者和资金处分者。江友良及其辩护人提出李时珍公司、江友良系被害人的理由与事实不符，不予采信。（3）被告人解彬与江友良共谋以销售原始股方式募集资金后，于2014年11月以他人名义设立千成公司，并伙同丁春花等人，使用化名，利用虚假的财务资料、宣传资料，虚构李时珍公司将在新三板上市的事实，夸大李时珍公司、千成公司的实力，以销售公司原始股名义直接向被害人募集资金7400余万元，且在明知李时珍公司无力支付分红的情况下继续集资，事发后随即关闭公司，显然具有非法占有的共同故意。解彬、丁春花等人销售李时珍公司原始股，当然负有了解李时珍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审查提交的财务资料和宣传资料真实性、上市现实性的义务。其未尽审查义务，客观上置被害人资金安全于不顾，且以“佣金”名义直接占有其中的2000余万元。原判认定两人构成集资诈骗罪共犯并无不当。解彬、丁春花及两人的辩护人提出，对李时珍公司严重亏损的情况不知情，收取的是合法报酬，不构成集资诈骗罪，应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定性的理由均不能成立，不予采信。（4）解彬、丁春花等人销售李时珍公司的所谓原始股后，不论李时珍公司与被害人签订的是《股权转让协议书》还是《增资扩股协议书》，本质上都是以销售原始股为由诈骗，解彬、丁春花应对参与的全部金额承担责任。原审对两人没有参与部分已经扣除。解彬的辩护人提出只对增资扩股部分承担责任，应扣除股权转让部分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5）解彬以他人名义成立千成公司后，采用诈骗手段进行所谓原始股销售，所得“佣金”均打入其控制的个人账户，原审认定为解彬、丁春花个人犯罪正确。丁春花的辩护人提出系单位犯罪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6）解彬、丁春花以千成公司为李时珍公司销售原始股名义，直接骗取被害人资金7448万余元，致被害人损失7000余万元。解彬系千成公司实际控制人，决定与江友良合作，并组织人员以销售原始股名义面向不特定社会公众募集资金，原判认定其系主犯并无不当。解彬及其辩护人提出系从犯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7）被害人顾某、吴国红等十余人一致证实，系通过丁春花（丁晓含）介绍、推荐，购买了李时珍公司原始股。陈其华、郭方等多名被害人陈述、微信聊天记录、被告人江友良、丁春花供述印证证实，被害人到千成公司了解项目详细情况时，丁春花出示2014年李时珍公司销售额1.8亿，净利润3800万的虚假报告等资料，使被害人产生李时珍公司经营状况良好的错误认识而决定购买所谓的原始股；丁春花还积极参与公司事务、出面与被告人江友良联系等，原判按全额认定其犯罪数额，认定丁春花系从犯并无不当。（8）解彬在其妻被告人丁春花被抓后，向公安机关投案，但其到案后没有如实供述本人犯罪事实及同案犯的共同犯罪事实，其行为依法不构成自首。解彬及其辩护人提出有自首情节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9）被告人解彬系主犯，原审判决其对参与集资诈骗全额7048承担退赔责任；被告人丁春花系从犯，原审判决其对实际所得2030.71万元承担退赔责任，均无不当。解彬、丁春花负有退赔责任，侦查机关查封两人名下房产，冻结资金及证券账户符合法律规定。程小燕、丁俊国、解宁、解龙均系解彬、丁春花的亲属，是千成公司的骨干成员，均参与本案募集资金，侦查机关查封了前述人员名下房产符合法律规定。丁春花及丁春花、解彬的辩护人就此提出的异议不能成立，不予采纳。原判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本院认为，被告单位李时珍公司，经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被告人江友良决定，伙同被告人解彬、王玲玲、丁春花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数额特别巨大，上述被告单位及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集资诈骗罪。李时珍公司、江友良、解彬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王玲玲、丁春花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辅助作用，系从犯，且王玲玲归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依法予以减轻处罚。江友良、解彬、丁春花及其辩护人要求从轻改判的理由均不能成立。原判定罪及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被告人江友良、解彬、丁春花的上诉； 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何爱珠 审判员  虞伟华 审判员  储盛楠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魏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