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9民终4192号上诉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徐林，男，汉族，1971年11月26日出生，住江苏省溧水县********************，公民身份号码为340************011。上诉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东莞市荣恒机械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为广东省东莞市******金凤凰工业区。法定代表人：徐名金，总经理。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剑虹，广东普罗米修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姜剑，男，汉族，1992年4月10日出生，住安徽省安庆市大观区**********，公民身份号码为340************310。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文娜，湖南铭慧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徐林、东莞市荣恒机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恒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姜剑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2019）粤1973民初4913号民事判决，共同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姜剑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徐林、荣恒公司向姜剑返还姜剑支付的转让款300000元、资金占用费5375元（以300000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8年7月16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暂计至起诉之日为5375元）；2.徐林、荣恒公司向姜剑赔偿中介费70000元；3.解除姜剑与徐林签订的《装修设施转让协议》；4.一审案件诉讼费、保全费由徐林、荣恒公司承担。徐林、荣恒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反诉，请求判令：1.姜剑向徐林、荣恒公司支付未支付的装修转让款100000元及利息（以10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7月1日起支付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息计算）；2.一审案件诉讼费由姜剑承担。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八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缺席判决：一、东莞市荣恒机械科技有限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姜剑归还转让款300000元及资金占用费（以300000元为基数，从2019年2月23日起计付至本息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二、徐林对东莞市荣恒机械科技有限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姜剑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徐林、东莞市荣恒机械科技有限公司的全部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本诉受理费6931元、反诉受理费1150元。由姜剑负担本诉受理费1050元；由徐林、荣恒公司负担本诉受理费5881元、反诉受理费1150元。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与理由详见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2019）粤1973民初4913号民事判决。上诉人徐林、荣恒公司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判令：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徐林、荣恒公司反诉请求或发回重审；2.姜剑承担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为《装饰装修协议》是附条件生效的合同，荣恒公司未能促成房东与姜剑签订租赁合同，因而未生效是错误的。徐林、荣恒公司因生产经营需要，需将生产基地搬迁南京，姜剑是知道的，姜剑是认识杨少军的，也知道杨少军的代理身份，不然在协议上杨少军的签名无法解释。并且在事后姜剑与杨少军在协议末端手写：“（1）经过双方协商决定解除此合同（只限杨少军与姜剑）。（2）杨少军通过银行转账将310000元押金还给姜剑以后不承担任何责任”，这更能证明姜剑是明知杨少军的代理人身份的。所以一审法院认为《装修设施转让协议》是附生效条件的合同并且未发生效力，是违背生活和日常交易常识，更违背司法实践。（二）一审法院认为徐林是荣恒公司的股东，亲自签订了案涉的《装修设施转让协议》并通过其个人账户收取案涉转让款300000元，且没有证据证明徐林将款项转交荣恒公司，所以徐林对荣恒公司的案涉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也是错误的，徐林的行为是职务行为。对于缺乏证据证明徐林将款项转交荣恒公司的解释是，这是荣恒公司的内部行为，荣恒公司自己解决，所以要求徐林对荣恒公司的案涉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也是错误的。实际情况是徐林、荣恒公司因生产经营需要，需将生产基地搬迁南京，在征得房东代理人杨少军同意的情况下转租。姜剑通过中介联系到徐林，称自己工厂生产经营需要要求面积较大、独门独院的厂房。徐林、荣恒公司转租的厂房正适合他们需要。因荣恒公司将生产基地搬迁南京，厂房的装修设施是徐林、荣恒公司多年的心血，配套齐全，姜剑要租赁厂房就必要装修设施，双方经过协商一次性转让价400000元，于2018年4月7日签订了《装修设施转让协议》，但姜剑最终只支付了300000元人民币，未付款项为100000元。2018年5月24日徐林、姜剑和房东代理人杨少军三方签订了《厂房租赁合同》，约定姜剑每月租金150000元，需在2018年7月1日缴纳2个月的租金300000元作房屋使用押金。2018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的租金支付给徐林，2019年1月1日至2023年7月1日由房东代理人杨少军收取。姜剑向杨少军支付了300000元作房屋使用押金。2018年6月徐林、荣恒公司已搬迁工厂至南京，并通知姜剑7月1日前入驻厂房。事后才知姜剑根本不是做实体经济的人，是靠赚取房屋租金差价的“二房东”，由于经济环境的问题其一直找不到做实体经济的企业入驻，所以一直拖着不入驻。2018年秋东莞凤岗租金涨价，为了赚取更多的租金，房东黄家兴违约，杨少军对外称其已经不是房东代理人了，由一个叫阿福的人作为新的代理人。并派保安守住大门不让其他人进入。此时姜剑勾结杨少军在徐林不在场的情况下解除了三方签订的《厂房租赁合同》，杨少军退还了所收取姜剑的房屋使用押金，并注明只限杨少军和姜剑。双方串通一气，牺牲徐林、荣恒公司的利益，是一种严重的违约行为。姜剑理应按《厂房租赁合同》和《装修设施转让协议》支付相应的款项。为此，徐林、荣恒公司在提出了反诉，但一审法院未支持反诉请求。事后为了查清案情为此徐林、荣恒公司先后提出了追加杨少军、案涉租赁物房东黄家兴，均被驳回。案情并未查清。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予以改判或发回重审。被上诉人姜剑答辩称：1.《装修设施转让协议》约定“本协议以乙方获得甲方所在地承租权协议签订为生效要件”，本案中徐林、荣恒公司与姜剑签订了《厂房租赁合同》，但如一审判决焦点一所陈述内容，该《厂房租赁合同》的另一方签订主体没有对“甲方所在地”的处分权，亦即徐林、荣恒公司并未做到联系有权出租“甲方所在地”的人与姜剑签订租赁协议，姜剑既未获得甲方所在地的承租权，也未能够签订“甲方所在地承租权协议”，《厂房租赁合同》不构成《装修设施转让协议》约定的生效要件。因真实房东的出现，且反对徐林、荣恒公司与姜剑签署的《厂房租赁合同》并安排人守住大门不让其他人进去，姜剑未获得徐林、荣恒公司所在地承租权，所以，《装修设施转让协议》因生效条件未成就而未生效。徐林、荣恒公司无权占有协议约定的转让款。2.《装修设施转让协议》的合同当事人是徐林、荣恒公司与姜剑，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以及协议具体约定内容，《装修设施转让协议》约束的主体是徐林、荣恒公司，与其他第三方无关，该协议的履行发生在徐林、荣恒公司与姜剑之间，其中徐林、荣恒公司的合同义务是交付约定的办公设施、生活设施、厂房设施，姜剑的义务是支付价款。然姜剑已履行了乙方义务，而徐林、荣恒公司收到对价却没有交付相应的标的物。不论《装修设施转让协议》效力如何，徐林、荣恒公司都没有合理依据继续占有姜剑给付的转让款。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由责任提供证据。徐林、荣恒公司均没有提供相应证据证明，且他们的陈述有很多均与事实不符，姜剑与杨少军解除《厂房租赁合同》是因为得知杨少军并非房东无权出租，并且出现房东安排保安守住大门不让人进入，姜剑无奈通过律师向杨少军发送律师函且告知杨少军再不退还姜剑的押金，姜剑就会去公安机关报案，杨少军才将款项退还给了姜剑并与其解除了《厂房租赁合同》，徐林、荣恒公司说姜剑与杨少军串通一气，完全是在歪曲事实。同样，姜剑在起诉前也向徐林、荣恒公司发送了律师函，但徐林、荣恒公司却违反诚信未予以理会。姜剑未获得案涉场地，还向案外人支付了中介费，徐林、荣恒公司对此也是清楚的。虽然一审法院没有支持该费用，但并不代表姜剑不存在该损失。徐林、荣恒公司未按约定交付标的物给姜剑的同时，还长期占有姜剑德300000元款项，在如今做生意需要大量资金的社会，徐林、荣恒公司的上述行为已经给姜剑造成了巨大损失。徐林、荣恒公司还故意在一审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情况下，违背事实提起上诉，无疑是在拖延时间，加大姜剑的诉讼成本。4.一审法院对于徐林责任的认定并无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公司除法定的会计账簿外，不得另立会计账簿。对公司资产，不得以任何个人名义开立账户储存。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装修设施转让协议》签订主体是荣恒公司，但实际收款主体却是徐林个人，徐林并未证明其有权合理收取荣恒公司的款项。由此，还可以反映徐林与荣恒公司存在财产混同，一审判决认定荣恒公司应当返还转让款，其中徐林作为实际收款人承担连带责任，该认定并无不当。综上所述，案件纠纷源于徐林、荣恒公司未能依照约定履行《装修设施转让协议》，且系徐林、荣恒公司的违约行为导致该协议履行不能，徐林、荣恒公司无合理依据继续占有转让款，理应返还。徐林、荣恒公司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合同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之规定，应针对上诉人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围绕荣恒公司、徐林提起的上诉以及姜剑的答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一是案涉《装修设施转让协议》生效条件是否成就，二是徐林是否应对荣恒公司偿还姜剑转让款300000元及资金占用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对此本院分析如下：关于焦点一。荣恒公司与姜剑签订的案涉《装修设施转让协议》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内容，协议合法有效。该协议明确约定了“本协议以乙方获得甲方所在地承租权协议签订为生效要件”，结合荣恒公司与姜剑签订协议的目的来看，案涉《装修设施转让协议》的生效条件是否成就，关键在于姜剑是否已实际获得了案涉厂房的承租权。首先，徐林、姜剑与案外人杨少军分别于2018年5月24日和7月14日签订了两份《厂房租赁合同》，该租赁合同中约定由姜剑承租原荣恒公司租赁的厂房，杨少军作为出租方签名。荣恒公司、徐林以此认为荣恒公司已履行了促成“乙方获得甲方所在地承租权协议”的义务，不应退还转让款300000元。荣恒公司、徐林在明知杨少军并非案涉厂房房东，也未取得房东有效授权的情况下，姜剑无法仅凭上述《厂房租赁合同》获得案涉厂房的承租权。事实上，姜剑与案外人杨少军于2018年8月30日在上述两份《厂房租赁合同》中均写明“经双方协商决定解除此合同”，说明上述《厂房租赁合同》并未得到房东的追认，则姜剑事实上未能取得案涉厂房的承租权。其次，尽管荣恒公司、徐林一审提交荣恒公司厂房租赁合同、收款收据、东莞市凤岗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登记表证据以证明杨少军为房东代理人，但其提交的三份厂房租赁合同中出租人签名分别为“赖伟峰”、“黄斯洁”，收款收据中填票人所签名为“程枚兰”，并不能与杨少军作为房东代理人建立联系。荣恒公司、徐林称姜剑与杨少军串通解除合同损害其利益，但未能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故对荣恒公司、徐林以此为由主张姜剑与杨少军存在不正当阻止条件成就的行为，本院不予采信。再次，由于案涉《装修设施转让协议》中约定的生效条件并无成就，荣恒公司基于该协议而收取姜剑的转让款300000元应返还给姜剑，并支付资金占用费。而本案是《装修设施转让协议》的签订双方即荣恒公司与姜剑基于该协议未生效而产生的争议，处理的是荣恒公司与姜剑之间的关系。荣恒公司若因租赁物的装修设施损失可向相关责任方另行主张权利，一审法院不予采纳荣恒公司要求追加实际房东作为本案当事人并无不当，对荣恒公司、徐林以此为由要求发回重审，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一审法院认定案涉《装修设施转让协议》未生效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争议焦点二。徐林作为荣恒公司的股东在案涉《装修设施转让协议》代替荣恒公司签名并以个人名义收取姜剑支付的转让款，也未能证明后续其将款项已交付至荣恒公司。并且，两份《厂房租赁合同》中徐林作为乙方在合同中签名并约定收取部分房屋租金，尽管徐林主张其是否将转让款交付给荣恒公司为其内部事宜，但是在案涉整个交易环节中，徐林均以个人身份参与且未能证明其具有相应之授权，故一审法院认定徐林应对荣恒公司偿还姜剑转让款300000元及资金占用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荣恒公司、徐林的上诉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予以驳回。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徐林、东莞市荣恒机械科技有限公司负担（已预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卢健如审判员  冯婉娥审判员  胡文轩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刘淑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