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939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荣富时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密云区育才路**檀营乡政府办公楼**-232。法定代表人：吴克富，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强，男，北京荣富时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员工。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瑞照，女，1993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沧州市盐山县。上诉人北京荣富时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富时代公司）、刘瑞照劳动争议一案，均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5民初841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1日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蒙瑞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荣富时代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不予支付刘瑞照2018年11月22日至2019年5月12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23419.65元;2.本案诉讼费由刘瑞照承担。事实和理由：刘瑞照2018年10月22日入职荣富时代公司,荣富时代公司认为，刘瑞照与荣富时代公司在2018年10月22日签订过实习期合同,后刘瑞照于2019年2月12日领取劳动合同书,后恶意不签劳动合同,为了主张其双倍工资诉求不与荣富时代公司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荣富时代公司多次催告刘瑞照签订劳动合同,刘瑞照不予理睬。刘瑞照辩称，不同意荣富时代公司的上诉请求及事实与理由。刘瑞照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荣富时代公司支付2018年11月22日至2019年6月18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29290.83元。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荣富时代公司与刘瑞照签订的劳动合同的时间为2019年5月13日。刘瑞照认为，一审法对此的认定缺乏事实依据，适用法律有误。首先，刘瑞照认为，刘瑞照在一审开庭前提交的答辩状中，已经对荣富时代公司提交的相关证据进行了明确的质证及反驳。《劳动合同签领确认签字表》显示的签订月份为2，其存在明显地更改涂抹痕迹，刘瑞照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并且该证据经过荣富时代公司的故意修改涂抹应当属于无效的证据。其次，一审法院认为，刘瑞照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荣富时代公司于2019年的6月份向刘瑞照催要过劳动合同，并以此认为刘瑞照领取了劳动合同。刘瑞照认为，该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双方签订了合法有效的劳动合同。一审法院混淆了领取劳动合同和签订合法有效的劳动合同的概念。领取劳动合同只是代表领取了一本劳动合同样本，领取并不是签订，领取劳动合同也不代表该劳动合同的内容符合《劳动合同法》第17条的有效条件。签订合法有效的劳动合同是指，在该劳动合同的内容符合劳动合同法第17条的规定的前提下，并由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协商一致，且经过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在合同文本上签字或盖章生效。荣富时代公司辩称，不同意刘瑞照的上诉请求及事实与理由。荣富时代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不支付刘瑞照2018年11月22日至2019年6月18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29290.83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荣富时代公司主张刘瑞照于2018年10月22日入职，入职时工资标准为3700元，2019年2月调整为4700元，2019年5月调整为5300元。刘瑞照于2019年6月18日离职。荣富时代公司主张其公司2019年2月13日将劳动合同正本交给刘瑞照，刘瑞照2018年2月至2018年5月期间未签署也未将劳动合同返还给其公司，其公司2019年5月要求刘瑞照在劳动合同签领确认签字表上签字，刘瑞照当时签署的日期为2019年5月13日，荣富时代公司提出异议，刘瑞照将日期改为了2019年2月13日。荣富时代公司提交《荣富传媒劳动合同签领确认签字表》，刘瑞照在“与该单位签署《劳动合同》正本一份；本人保证在单位工作期间，将严格执行该《劳动合同》中有关规定”下方签名，签署日期显示2019年2月13日，其中“2月”系将原签署月份涂抹后更改而来，且位于刘瑞照签字前三位员工签署日期分别为：2019年3月18日、2019年3月26日、2019年4月25日。荣富时代公司提交其公司人事与刘瑞照的聊天记录，2019年6月6日的聊天记录载:“（荣富时代公司）：关于这个合同人事还要催您多少次您才能签好交给人事。（荣富时代公司）：给个时间人事等您好不好”，2019年6月10日的聊天记录载：“（荣富时代公司）：瑞照你拿着合同来下会议室。景美给你的一共是四本吧都拿着。（刘瑞照）：邓经理，我先去银行了。”刘瑞照提交书面意见称不认可真实性。刘瑞照邮寄工资表,显示部分月份工资发放情况：2018年11月基本工资3700元，实际出勤17天，实发2859.09元；2019年1月基本工资为3700元，实际出勤19天，全勤发放300元，实发3356.52元；2019年2月基本工资4700元，实际出勤21天，请假扣款213.64元，社保扣款375.56元，全勤发放300元，实际发放4410.80元；2019年3月基本工资4700元，社保扣款375.56元，全勤发放300元，实发4624.44元；2019年4月基本工资4700元，社保扣款375.56元，全勤发放300元，实发4624.44元；2019年5月基本工资5300元，实际出勤20天，社保扣款375.56元，实际发放4672.06元。荣富时代公司亦提交工资表，未显示2019年1月工资发放情况，其余月份工资发放情况与刘瑞照提交的工资表一致。另荣富时代公司提交的工资表显示2018年12月工资发放情况（刘瑞照未提交该月工资表）：基本工资3700元，全勤300元，实际发放4000元，荣富时代公司提交的中国建设银行单位客户专用回单及刘瑞照邮寄给一审法院的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均显示该月实发工资4000元。荣富时代公司向北京市密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密云仲裁委）申请劳动仲裁。2019年8月9日，密云仲裁委出具京密劳人仲字[2019]第1544号裁决书：一、荣富时代公司支付刘瑞照2018年11月22日至2019年6月18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29290.83元；二、驳回荣富时代公司的其他仲裁请求。荣富时代公司不服，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刘瑞照是否领取了劳动合同以及领取劳动合同的时间，荣富时代公司提交的《荣富传媒劳动合同签领确认签字表》上显示刘瑞照签字，刘瑞照未到庭，其提交的书面答辩意见虽不认可该确认签字表的真实性，但不认可的理由中并未对签字的真实性提出异议，故一审法院对签字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认定刘瑞照领取过劳动合同。至于领取时间，根据荣富时代公司在庭审中的陈述，其公司实际要求刘瑞照在确认签字表上签字的日期为2019年5月13日，其公司虽主张2019年2月13日已将劳动合同交于刘瑞照，但未提交证据，且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9年6月催促刘瑞照签署劳动合同，故一审法院认定刘瑞照实际领取劳动合同的时间为2019年5月13日。刘瑞照未举证证明此后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原因在荣富时代公司，故其要求2019年5月13日之后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双方提交的工资表不存在矛盾之处，一审法院对真实性均予以采信，并以此作为计算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的依据，具体计算方式为以劳动者的实际应发工资计算（包含社保个人承担部分），并扣除不固定发放部分（出勤奖励），经核算，荣富时代公司应支付刘瑞照2018年11月22日至2019年5月12日期间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23419.65元（2859.09元÷21.75×7天+3700元+3056.52元+4486.36元+4700元+4700元+5047.62元÷21.75×8）。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北京荣富时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支付刘瑞照2018年11月22日至2019年5月12日期间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23419.65元；二、驳回北京荣富时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荣富时代公司上诉主张其与刘瑞照于2018年10月22日签订过实习合同，但该合同内容并不符合劳动合同的一般特征，故荣富时代公司不能以此免除其签订劳动合同的法定义务。关于《荣富传媒劳动合同签领确认签字表》领取时间，根据荣富时代公司在庭审中的陈述，其公司实际要求刘瑞照在确认签字表上签字的日期为2019年5月13日，其公司虽主张2019年2月13日已将劳动合同交于刘瑞照，但未提交证据，且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9年6月催促刘瑞照签署劳动合同，故一审法院认定刘瑞照实际领取劳动合同的时间为2019年5月13日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据此可以认定荣富时代公司具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主观意愿，同时刘瑞照未举证证明此后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原因在荣富时代公司，故刘瑞照上诉要求2019年5月13日之后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荣富时代公司、刘瑞照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北京荣富时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负担5元（已交纳）、刘瑞照负担5元（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蒙 瑞二〇二〇年九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唐大利法官助理  张倩倩书 记 员  张 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