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9民终110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圣臣，男，1961年5月12日出生，汉族，住泰安市岱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丙芳，山东舒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丽，山东舒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衍杰，男，1978年4月23日出生，汉族，住泰安市岱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峰，山东纵观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俞晓，女，1986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住泰安市岱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峰，山东纵观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学城，男，1987年3月13日出生，汉族，住泰安市岱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峰，山东纵观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丁德明，男，1978年10月7日出生，汉族，住泰安市岱岳区。 上诉人张圣臣因与被上诉人杨衍杰、俞晓、杨学城、丁德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泰安市岱岳区人民法院（2019）鲁0911民初16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圣臣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其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错误，上诉人的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1.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民间借贷关系成立、实际借款150400元、月利率2%正确。2.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的起诉超出诉讼时效系认定事实错误。首先，上诉人一审提交的银行转账记录显示，从2015年1月到2016年12月期间，丁德明持续支付上诉人借款利息，一审判决认为转款记录有的能够显示转账方为丁德明，有的没有显示转账方为丁德明，不能认定丁德明偿还利息的时间是错误的，即使不采纳未显示转账方的转款记录是利息，那么9条（从2015年11月27日到2016年12月10日期间先后9次向上诉人支付借款利息）显示有转账方丁德明的转款记录也能证明诉讼时效重新计算的时间点。被上诉人支付利息的行为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果，诉讼时效重新计算。更重要的是，上诉人承认被上诉人持续支付利息，这是不利于自己的事实，人民法院应当予以认定。其次，证人李某2018年10月30日出具的证言显示在2016年上半年和下半年，在被上诉人之一丁德明的酒店、证明人李某的超市二楼等地点，上诉人多次要求被上诉人丁德明、杨衍杰偿还借款，丁德明承诺该笔借款一定偿还，并表示也催催另一借款人即本案被上诉人杨衍杰一块还款。法律规定义务人通过一定的方式向权利人做出愿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也应当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断。再次，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上诉人提交的还款记录，偿还利息有5000元，1200元等，与每月应还利息3200元不是整数倍关系，不符合偿还利息的常理，不予认可被上诉人持续支付上诉人利息是错误的。撇开单笔记录，通过还款记录的整体梳理可以看出其中的规律且符合社会常理。双方承认借款16万元，2014年10月22日转款时预扣三个月利息共计9600元，经过三个月后，借款人2015年1月22日有偿还两个月利息6400元，到第二个月即3月20日、25日分两次偿还三、四月份利息6400元，五月份支付一个月利息3200元，持续到2016年12月份，期间一次支付一个月利息，或者分两笔成付两个月利息，分开支付利息的情况下，一般间隔时间短、数额和都能达到6400元。如，在上诉人手写的借款支付利息情况表中记载：2015年3月20日上诉人收到5000元、同月25日收到1400元，正好是两个月的利息。虽然单笔不是3200元的整数倍，但是加起来正好是6400元，是两个月的利息，且间隔时间仅有5日，上诉人的解释更符合常理。最后，上诉人提供的录音证据也能证实被上诉人丁德明在持续偿还利息(通话中，杨衍杰没有否认)，诉讼时效中断。一审法院对此予以否认是错误的。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中上诉人已经完成举证义务，一审法院无视在案证据已经形成的证据链而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系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提交银行转款记录、证人证言、录音证据等证据，已经证明因被上诉人支付利息及同意履行还款义务而使得诉讼时效中断。被上诉人反驳上诉人转款记录不是支付的利息，但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而一审法院却将被上诉人举证不能的后果强加在上诉人身上，系错误分配举证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三、一审判决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一审庭审时上诉人申请两位证人出庭作证，这两位证人的证言与案件基本事实有重大关系，直接决定着本案诉讼时效的问题。一审判决书中“本院认为”部分显示“该案的争议焦点主要是是否超过诉讼时效”，那么，作为决定本案基本案件事实的关键性证据，法院在审理时应当按照有利于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和人民法院查明事实的要求，结合法律、司法解释等规定，准确理解和把握举证期限的规定。应当综合逾期原因、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等因索，决定是否准许，一审法院仅以超过法律规定期限就不予准许证人出庭作证系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 杨衍杰、俞晓、杨学城辩称，上诉人上诉请求与事实不符，并且上诉人的相关款项主张权利的时间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在一审时被上诉人已经依据相关法律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上诉人在一审时请求证人出庭作证的时间超过了法律规定的应当提交申请证人出庭申请书的时间，在一审开庭时我方当事人据此不同意证人出庭，符合相关法律对于程序性的规定，现二审期间上诉人再次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被上诉人现依然是一审时要求，请求法院不予准许证人出庭作证。因此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丁德明未作答辩。 张圣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16万元并按约定支付利息，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杨衍杰、俞晓、杨学城、丁德明作为借款人，向原告出具借条，载明：“今借现金壹拾陆万元整（160000.00）。”，在上述内容的右下方处有四被告的签名及按手印，后借条又在正下方空白处大约中间稍向下的位置补充二行内容如下：“借期三个月，自2014年10月22日至2015年1月21日，延长至2015年3月21日”，该内容分二行书写，“延长至2015年3月21日”为其中第二行，与上面第一行“借期三个月，自2014年10月22日至2015年1月21日”开头书写位置大致相同，杨衍杰在与“延长至2015年3月21日”同行位置右边签名并按手印，杨衍杰的签字和手印与“延长至2015年3月21日”相差若干空白字节。原告庭审中陈述，借条的借现金16万一行文字内容是被告杨衍杰书写，下面的借期三个月等字样记不清是谁书写的，“延长至2015年3月21日”是原告本人书写，被告杨衍杰庭审中陈述在与“延长至2015年3月21日”处的签名及手印并不是自己的，但在一审法院要求鉴定时，其表示并不申请鉴定。2014年10月22日，原告张圣臣通过泰安岱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麻塔分理处向被告杨衍杰转款150400元。据庭审中被告杨衍杰本人陈述，上述借款是自己所用。 原告系泰安市岱岳区瑞农板栗合作社的工作人员，被告丁德明与案外人吴秀丽系夫妻关系，案外人吴秀丽系泰安市岱岳区瑞农板栗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 2015年1月22日原告在泰安岱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的卡号为62×××79理财卡内以行内转账方式转入6400元（以下均为此卡），2015年3月20日现金存入转入5000元，2015年3月25日现金存入转入14000元，2015年5月25日本地ATM转存方式转入3200元，2015年7月15日行内转账方式存入50000元，2015年8月14日行内转账存入1200元，2015年10月10日行内转账方式转入6400元，以上原告账户内进入的现金，均无法显示是谁打入原告账户的，据原告庭审中陈述，均为被告丁德明偿还原告的利息。根据原告提交的交易明细，至少从2015年1月22日至2015年10月10日一段时间，亦有其他笔款项进入原告上述账户，其中亦包括现金存入、行内转账等方式。 2015年11月27日被告丁德明以行内转账方式向原告上述理财账户转入3200元（下述均为丁德明通过相同方式向原告相同账户转款），2015年12月29日转入3200元，2016年1月29日转入6400元，2016年4月1日转入6400元，2016年5月29日转入5000元，2016年8月29日转入3200元，2016年9月30日转入3200元，2016年12月10日转入两笔金额分别为4000元、2000元，2016年12月12日转入6200元。以上进入原告账户的钱，原告同样认为是被告丁德明偿还原告的借款利息。除上述被告丁德明向原告转款外，根据原告提交的交易明细，双方亦有其他大量现金往来，如：2015年2月11日被告丁德明向原告以转账存入方式转入13000元，2015年12月5日被告丁德明向原告以行内转账方式转入5000元，2016年4月8日被告丁德明向原告以行内转账方式转入30000元等。 据原告陈述，案外人于某的银行卡一直由丁德明使用。2016年7月26日案外人于某以本地ATM转存方式向原告上述理财账户转入4600元。2017年2月27日案外人于某以行内转账方式向原告其他理财账户（开设银行为泰安岱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麻塔分理处，理财卡卡号：62×××65）转入9600元。以上进入原告账户的钱，原告同样认为是被告丁德明用于某的银行卡偿还原告的借款利息。除上述案外人于某向原告转款外，根据原告提交的交易明细，双方亦有其他交易往来（均用通过原告的62×××65卡进行交易），如：2017年1月3日，案外人于某通过转账支取方式从原告账户支取300000元，2017年1月8日案外人于某以行内转账方式转入原告账户200000元，2017年1月9日案外人于某以行内转账方式转入原告账户83000元。 另外，特别一提的，2017年1月19日被告丁德明以转账支取方式，从原告62×××65卡，支取50000元。 原告予申请证人李某，于某出庭作证，因原告申请超出法律规定期限，一审法院依法不予准许。但从原告提交的交易明细可以看出，原告与李某之间也存在着现金往来行为。 原告提交2017年6月14日和2017年7月15日通话记录的电子录音，予证明诉讼时效未中断，该两份电子录音是原告与被告杨衍杰的通话录音，主要内容是丁德明走了，现怎么办等内容，但没有原告向被告催要欠款16万元的明确表示，也无被告杨衍杰承诺还款等内容。被告质证认为，录音形成的时间是2017年6月14日，借条约定的还款期限为2015年1月21日，该录音形成时已经超出法定的诉讼时效，该录音中杨衍杰未做明确的自己承担自己还款的意思表示。 2017年10月31日，原告曾起诉杨衍杰、俞晓、杨学城、丁德明四被告，要求偿还借款，后于2018年5月3日撤回本案，一审法院裁定予以准许。 一审法院认为，该案的争议焦点主要是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双方的其他争议是否有利息，若超过诉讼时效，将失去意义。根据法律规定，该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诉讼时效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诉讼时效期间从原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该案原告曾经于2017年10月31日起诉，若截止此起诉之日诉讼时效没有超过法律规定期限，则诉讼时效应当重新计算，很明显重新计算的诉讼时效，截至原告此次起诉的时间（即2019年3月25日），没有超出期限。因此，截至2017年10月31日，起诉是否超出诉讼时效，是一审法院审查的重点。对此，一审法院认为： 本案借款发生在2014年10月22日，借条上载明借款金额为160000元，实际转款150400元，原告主张按口头约定的借款利率月利率2%扣除了三个月的利息9600元，被告陈述是原告要求扣除2个月的利息，并保证以后不再计算利息，按照法律规定，提前扣除利息的，借款应按实际支付金额计算，所以当时四被告其实向原告借款150400元。按原告陈述，以借款本金160000元为标准，按月利率2%计算利息，每月利息应当为3200元。 诉讼时效应当自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算，借条上有两处载明还款日期，对于“延长至2015年3月21日”，庭审中原告明确表示是自己书写，该书写原告并未举证证明得到被告认可，且书写字体与借条上其他文字明显不同，不能视为双方对还款期限的约定，对于“自2014年10月22日至2015年1月21日”，被告杨衍杰虽然不认可在下面的签名和指纹是自己的，但其不申请鉴定且不能明显观察出与其他字体的不同，因此，借款的还款期限为2015年1月21日，该案的诉讼时效应当自2015年1月22日起算。 原告提交的被告丁德明、案外人于某向其转款的记录，不能得出是被告丁德明偿还原告利息的结论，不能产生时效中断的效果。首先，根据原告提交的交易明细，同是行内转账，有的能显示转账方是丁德明（如2015年10月10日转账），有的却没有显示转账方（如2015年11月27日转账），没有显示转账方的只是原告认为转账方是丁德明，本身交易明细记录就有矛盾之处，而原告又不能对此进行合理解释；其次，原告认为大量没有显示转账对方是谁的现金转入是丁德明转入，没有提交有效证据证明转款对方是丁德明，其举证不足，不能说明这些转账是被告丁德明转款，存在原告为了时效利益，故意指定的别人转款是丁德明转款的可能；再次，根据上述原告自认的计算，每月利息为3200元，但根据原告指定的偿还记录，偿还利息有5000元、1200元等，与每月利息不是整数倍关系，不符合偿还利息的常理；第四，除原告自己认为的是被告丁德明偿还借款利息外，还有其他交易，对于混同交易，原告没有举证证明其他交易的具体内容，原告现有证据不能区分原告其他交易与本次交易的关系；第五，除被告丁德明、案外人于某向原告转款外，亦有原告向被告丁德明、案外人于某支付的记录，这些支付说明，双方可能有其他现金业务往来，原告没有说明其他现金业务往来具体内容，不能与原告主张的借款相区别；第六、双方约定利息为月利率，偿还利息应当时间有规律，但原告认为被告丁德明偿还利息的时间没有任何规律，与常理不符；第七，本案借款人一共四人，据原告认为的，只有被告丁德明一直偿还，而其他被告从来没有偿还，不符合常理；最后，原告曾系泰安市岱岳区瑞农板栗合作社的工作人员，被告丁德明之妻曾系泰安市岱岳区瑞农板栗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虽然此案不能明显得出结论与泰安市岱岳区瑞农板栗合作社的业务有关，但确实原告与被告丁德明之间有特殊关系，尤其原告认为只有被告丁德明偿还利息，不能排除双方有串通损害其他被告的可能。 根据上述分析，原告认为被告丁德明偿还的利息的结论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因此，上述的偿还记录不能得出被告履行义务的结论，不能使诉讼时效产生中断的效果。即使证人李某等出庭作证，其与原告有其他利害关系，证明效力也较弱，不能必然证明原告的主张。 原告提交2017年6月14日和2017年7月15日通话记录的电子录音，因截至2017年6月14日，就已经超出了诉讼时效，没有显示被告杨衍杰主动偿还本次借款的意思表示，不产生时效中断后果。 综上，截至原告首次起诉即截至2017年10月31日，原告起诉已经超出诉讼时效，且被告提出时效抗辩，因此，原告的诉讼请求应当予以驳回。因起诉已经超出诉讼时效，对于双方争议的利息问题，一审法院不再予以审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一百四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张圣臣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500元，由张圣臣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申请证人李某、于某出庭作证，欲证实上诉人在2016年上半年和下半年及2017年年初一直向丁德明、杨衍杰索要16万元欠款，上诉人于2018年起诉，后撤诉，于2019年再次起诉，时效中断，本案没有超过诉讼时效；于某开办的银行卡一直由丁德明持有使用，以该卡名下的款项转入上诉人银行卡内的款项属于丁德明支付的上诉人的欠款利息，分别在2016年7月26日转入4600元，2017年2月27日转入9600元，时效应当从该时间点起算，所以本案起诉时效没有超过。被上诉人质证称，证人出庭不符合法律规定的相关程序，一审时上诉人在开庭时才提交证人出庭申请，超过了法律规定的应当提交证人申请出庭的时间，因此一审法院未允许证人出庭作证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于某并非新出现的证人，而是一审时也提交了相关证明的证人，上诉人在二审再次申请两名证人出庭作证不符合证人出庭的法律规定。从两名证人的证言来看，李某本人与上诉人有经济往来，有非常密切的经济关联。李某本人是张圣臣的会计，在张圣臣第一次起诉四被上诉人开庭时，李某作为证人出庭时承认过其是张圣臣单位的会计，其证言不能采信。并且李某陈述的事实前后矛盾，李某陈述的在2016年下半年见到过丁德明是说谎，其事实是丁德明在2015年下半年就已消失。而于某的证言仅表明其银行卡被丁德明使用，并且在使用期间于某也有其他用途，根据于某的证言以及上诉人自认于某卡号转入上诉人的款项为支付的欠款，而实际是于某支付上诉人的款项中有相当大的数额。根据上述情况，上诉人无法将丁德明、于某相关银行往来转账作为区分，无法证实于某转入上诉人的款项是什么钱，并且丁德明与上诉人之间款项结算往来频繁，因此证人的出庭程序不合法，证人证言不足以采信。 另查明，2017年11月1日，泰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就张圣臣诉丁德明、吴秀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作出（2017）鲁0991民初398号判决，该判决查明2017年1月19日及2017年4月30日，张圣臣通过银行转账的形式分别向丁德明的银行账户转款50000元和180000元，合计230000元，判决丁德明与吴秀丽共同偿还张圣臣借款230000元及利息。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张圣臣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如未超过诉讼时效，还款数额及利息如何认定。二、一审程序是否适当。 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杨衍杰、俞晓、杨学城、丁德明向张圣臣出具160000元的借条，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之间成立民间借贷关系。借条上载明借款金额为160000元，实际转款150400元，张圣臣主张按口头约定的借款利率月利率2%扣除了三个月的利息9600元，二审中被上诉人虽抗辩双方口头也没有约定利息，但一审中杨衍杰陈述是张圣臣要求扣除2个月的利息，并保证以后不再计算利息。借条上虽未载明利息约定，但是借条载明的借款数额与实际转款数额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能够形成证据锁链，足以证实双方口头约定月利率为2%。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对一审认定的借款期限为自2014年10月22日至2015年1月21日并无异议。因此，本案的诉讼时效应自2015年1月22日起算。因2017年10月31日，上诉人曾起诉杨衍杰、俞晓、杨学城、丁德明四被上诉人，本案审查的重点是截至2017年10月31日，张圣臣的起诉是否超出二年的诉讼时效。本案中，四被上诉人均为借款人，应当对债务共同承担还款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于连带债务人中的一人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由，应当认定对其他连带债务人也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杨衍杰、俞晓、杨学城、丁德明之中的任何一人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对其他三人均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虽然上诉人主张的7笔以行内转账方式、现金存入、及本地ATM转存方式转入其银行账户的款项，无法明确具体的还款人，但是上诉人主张的10笔由丁德明转入张圣臣银行账户内的款项，转款的数额多数符合本案涉案借款及利息的约定。虽然丁德明与张圣臣存在其他的借款关系，但是本院查明的另案丁德明与张圣臣之间的借款发生在上述的10笔转账交易之后。被上诉人虽主张10笔转账并非偿还的涉案借款利息，但未提交证据证明10笔款项系偿还的其他借款。且一审中杨衍杰亦陈述其系经过丁德明的介绍认识的张圣臣，涉案借款中丁德明亦系借款人，由丁德明偿还利息符合常理。在经一审法院及本院合法传唤，丁德明无正当理由均未到庭应诉、放弃自身诉讼权利，以及杨衍杰未提交证据推翻10笔款项系偿还的涉案借款的情况下，本院认定上述10笔丁德明转入张圣臣账号的款项系归还的涉案借款利息。上述10笔转账第一笔发生在2015年11月27日，该笔丁德明的还款产生了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距2017年10月31日未超两年。故张圣臣的起诉未超出诉讼时效。一审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关于还款数额及利息如何认定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借贷双方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如前所述，双方口头约定借款利息为月利率2%，虽未约定逾期利率，但是借款逾期后借款人按约定的借期内利率偿还利息符合常理，亦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对于7笔以行内转账方式、现金存入及本地ATM转存方式转入张圣臣银行账户的款项，张圣臣自认系丁德明转入的利息，本院予以确认。对于2笔由于某银行账户转入张圣臣银行账户的款项，张圣臣自认系丁德明转入的利息，于某亦出庭证实其银行卡由丁德明使用，本院予以确认。因被上诉人无证据证明张圣臣与丁德明之间其他交易款项与本案有关，结合上诉人持有涉案借条原件的事实，本院认定上述19笔款项系归还的本案借款，19笔的还款数额共计143200元，以150400元为本金，以月利率2%计算，2014年10月22日至2017年2月27日的借款利息为86129.07元，抵扣本金后剩余借款本金应为93329.07元。张圣臣主张自逾期还款之日起借款人按照月利率2%支付利息，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本院予以支持。故被上诉人杨衍杰、俞晓、杨学城、丁德明应以本金93329.07元，自2017年2月28日起按照年利率24%支付利息。 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一审中上诉人未在法定期限内提交证人出庭作证申请，一审未予准许程序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上诉人张圣臣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泰安市岱岳区人民法院（2019）鲁0911民初1625号民事判决； 二、杨衍杰、俞晓、杨学城、丁德明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张圣臣借款本金93329.07元，并支付利息（以93329.07元为基数，自2017年2月28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 三、驳回张圣臣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3500元，由杨衍杰、俞晓、杨学城、丁德明负担2100元，张圣臣负担14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500元，由杨衍杰、俞晓、杨学城、丁德明负担2100元，张圣臣负担14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谭明娜 审判员  王 芳 审判员  李 莹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崔晓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