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上犹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0724民初705号原告：袁启平，男，1977年6月29日生，汉族，住上犹县。原告：阳中莲，女，1977年8月31日生，汉族，住上犹县。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袁乐毅，江西腾龙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代理。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秀明，江西腾龙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代理。被告：上犹县思源实验学校，住所地上犹县东山镇南塘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360725MB0342078B。法定代表人:廖荣华，校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俊宗，江西理公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代理。原告袁启平、阳中莲与被告上犹县思源实验学校教育机构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6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袁启平、阳中莲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袁乐毅、被告上犹县思源实验学校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俊宗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袁启平、阳中莲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决被告赔偿原告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处理丧葬事宜的误工费、交通费、精神抚慰金共计385883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庭审中提出丧葬费由原来诉请的35386元变更为38065.5元、各项赔偿金额由771766元变更为774445.5元，要求被告承担的赔偿金额不作变更，仍然为385883元。事实与理由：2017年9月，两原告之女袁美玲在被告初一年级就读。因原告家中距县城较远，袁美玲吃住均在学校。2019年9月，袁美玲在初三（13）班就读。因初三学生的成绩直接关系到升学，学校对学生的成绩抓得紧。基于这一理念，初三的班主任、教师都会采取一系列方式来督促学生的学习，袁美玲的班主任也不例外。因袁美玲在校学习中等，班主任为了督促其进步，对其管理相对更严厉。如班主任要求学生背书，背不出来就要打手心等。2019年9月，袁美玲多次被打手心。2019年10月14日上午，教师发现袁美玲戴耳环上课，当着全班学生的面批评她，下课后还将她叫到教师办公室，导致袁美玲情绪明显低落。2019年10月14日晚上7点多，原告接到东山派出所电话，得知袁美玲跳河身亡的事实，但学校根本不知情。直到派出所告知学校后才通知原告。综上所述，原告认为：袁美玲作为一个未成年学生，心智仍未完全成熟，人生观和世界观也仍未成熟，并且每个未成年学生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正所谓“百姓百姓，百人百性”。特别是作为班主任不仅要关心学生的学习成绩，也理应关心学生的心理健康，采取符合学生心理的教育方式。特别是在对学生进行批评教育时，更应考虑学生个体差异，采取学生能接受的方式。并且应关注学生的心理变化，当学生情绪有波动时，应及时与家长联系。袁美玲学习成绩中等，经同学反映在学校并不是一个经常违纪的学生。作为一个花季少女，正值青春年华，袁美玲如果不是受到特别重大的刺激，如果不是因为学校长期不当的教育方式又怎么会有抱着必死之心的一跳呢？袁美玲的死亡与被告未根据袁美玲的心理特点对其进行教育及不当的管理方式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为了袁美玲的死亡讨个说法，同时也为了更好地规范学校的教育，让学生在学校可以德智体全面得到发展，依法起诉。原告袁启平、阳中莲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一、袁美玲身份证及袁启平、阳中莲户口簿复印件，证明袁启平、阳中莲与袁美玲是父母与女儿的关系。二、袁美玲同班同学李可欣（共3份）、胡春兰、何世炜、刘涛在公安机关的陈述，证明：1.上述同学一致证明2019年10月14日班主任在上课时当众批评袁美玲打耳钉，班主任多次打袁美玲手心，导致袁美玲心情很不好；2.李可欣、何世炜、刘涛证明班主任对袁美玲有针对性，其他同学打手心5下，袁美玲打了15下；3.何世炜证明2019年9月袁美玲被班主任打手心15下，10月9日、10日均被打手心，班主任单独叫袁美玲去办公室有7、8次之多；4.李可欣证实袁美玲曾对她说班主任针对她，如打手心要多打，经常叫她去办公室骂她，还经常讽刺她。班主任对袁美玲打得重，李可欣看见袁美玲手心都打红了，袁美玲哭了，老师还对她说哭也没有用，说哭是装可怜。袁美玲说经常打她心情就不好。李可欣这一说法与何世炜说老师讽刺她，刘涛说袁美玲性格有点倔，被处罚了会认为老师针对她可以相互印证，也与胡春兰所说的袁美玲比较乐观，就是班主任批评后情绪比较消极可以相互印证。三、被告思源学校老师刘飞翔、陈君华在公安机关的陈述，证明：1.袁美玲因早恋曾经离家出走到赣州；2.2019年10月14日，袁美玲17时20分离开学校，19时许黄小明向刘飞翔反映袁美玲没来上课，刘飞翔向班主任陈君华反映了。陈君华称袁美玲有些叛逆，思想有个性。2019年10月14日晚18时40分左右发现袁美玲未上晚自习，20时16分打电话给袁美玲母亲阳中莲。四、袁美玲母亲阳中莲在公安机关的陈述，班主任就袁美玲打耳钉一事告诉阳中莲后，阳中莲明确告诉班主任不来校，要教师管教，同时提醒老师要注意女儿的承受能力。五、袁美玲姐姐与袁美玲同学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1.袁美玲出事后、公安机关向袁美玲同学调查前，学校事先给学生“洗脑”就是教去公安机关做笔录的学生要清楚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2.袁美玲出事后，学校让人代她签署了一份关于“学校概不负责的”表格。六、上犹县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证明（原件在保险公司）、东山派出所出具的《110警情信息》，证明:1.2019年10月14日晚上，在上犹县东山镇希望大桥下的犹江河中发现袁美玲尸体，经检验符合溺水死亡。2.公安机关110于2019年10月14日晚上19点36分接到玉龙湾小区发现袁美玲尸体的报名电话，于19时44分到达现场，迅速查清了死者系思源学校学生，并通知了学校。3.袁美玲跳河时间为2019年10月14日19时21分至19时35分。对原告袁启平、阳中莲提交的证据，被告上犹县思源实验学校质证认为：1.对第一组证据无异议，但从户口登记信息可知死者袁美玲及两原告均为农村户口；2.对第二组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我方有证据证明李可欣是死者袁美玲的闺蜜，其经常受到老师的批评，对老师也有抵触情绪，其说班主任会针对袁美玲不符合实际，何世炜和死者具有亲密关系，对胡春兰、刘涛的证言没有异议；3.对第三组证据的三性无异议，且两位老师都证实了当天晚上袁美玲没来上晚自习的事实；4.对第四组上犹县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证明无异议；5.对第五组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不存在所谓的“洗脑”、“概不负责的”表格；6.对第六组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其只能证明溺水的事实，但是怎么溺水的存在争议，是落水还是跳河自杀不确定，对警情信息的三性无异议。被告上犹县思源实验学校辩称，原告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被告不应承担法律责任。第一，案涉袁美玲的死因不明，结合公安机关及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如果是他杀，就是刑事案件，如果是意外，则由相应的意外保险负责赔偿。第二，退一步来说，袁美玲即使是跳河自杀的，被告作为教育机构也不存在过错，依法不承担法律责任。（一）学校对于在校学生伤害事故承担责任的时间范围条件为“在学校实施的教育教学活动或者学校组织的校外活动中”，空间范围条件为“在学校负有管理责任的校舍、场地、其他教育教学设施、生活设施内”。本案袁美玲所谓的“自杀”并非发生“在学校实施的教育教学活动或者学校组织的校外活动中”这一特定的时间范围内，不符合学校对于在校学生伤害事故承担责任的时间范围。其自杀场所是在校外（和平大桥），而不是“在学校负有管理责任的校舍、场地、其他教育教学设施、生活设施内”这一特定的空间范围之内，不符合学校对于在校学生伤害事故承担责任的空间范围条件。（二）学校对于学生伤害事故承担过错责任，无过错则无责任。本案中被告根据自身的教育、管理工作情况进行了详查，结合被告提供的证据表明，在袁美玲“自杀”事件中不存在任何过错。关于原告诉状中提到的班主任老师“打手心”、“戴耳环被批评”、“跳河后学校未及时通知家长”从而得出被告对袁美玲教育管理不当，与其死亡有直接因果关系的说法，是不严谨、客观的，也是片面的理解。教育离不开纪律的约束和惩戒，批评是教育重要的方法之一。本案中，原告所提到的“打手心”是班主任老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对于未完成作业的学生实施的惩戒措施，是完全出于对学生成长的关心和关爱，不存在歧视、挖苦、侮辱，更不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结合刘涛等同学在公安机关的笔录可以证实，对于打手心“我觉得还好，自己能接受，被打的时候有一点痛，但不影响身体和手部的灵活性”。“戴耳环被批评”，禁止学生佩戴首饰是《中学生行为规范》第二条明确的规定，发现袁美玲佩戴耳环，班主任老师第一时间用微信和原告沟通确认过，原告阳中莲还嘱咐班主任要严加管教，对袁美玲进行批评管教是没有错的。关于“跳河后学校未及时通知家长”，袁美玲作为住校生，违反校纪，是混在通校生的队伍中，趁着人多才溜出校园；晚自习一开始，学校老师就发现袁美玲的缺席，并及时联系家长并进行寻找。另外，其“跳河”是任何人无法意料的，所以不能苛求被告在其“跳河”的第一时间通知家长，被告也是在得到公安机关的通知后才知晓的。另外，袁美玲在陈君华老师的班上学习的时间才一个多月。事后被告才知道，袁美玲来被告学校读书之前就存在一定的不良情绪（如2017年8月25日曾离家出走至赣州，导致“全城寻人”，曾登报纸）。她需要家长们的安慰安抚，但原告不但没有对其进行心理安慰（辅导），而且刚入校时也未将袁美玲的特殊情况告知学校及班主任老师。基于以上分析，由于袁美玲的“自杀”事件不符合学校对于在校学生伤害事故承担责任的时间和空间范围条件；学校对于学生伤害事故承担过错责任，本案中，学校没有任何过错，因而学校对自杀事件不应该承担法律责任。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上犹县思源实验学校为支持其答辩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下证据：1.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证明被告的主体身份；2.住校申请表、住校生安排表、住校生制度，证明袁美玲系住校生并违反校纪，私自出校；3.微信教育群截图3张、主题班会照片4张、主题班会记录6张、致家长安全教育的一封信2张、班主任会议记录3张，证明学校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尽到教育管理的职责；4.袁美玲所在班级荣誉及班主任陈君华老师个人的荣誉证明（11份证书），证明班主任老师陈君华教育教学经验丰富、成绩斐然，对待学生严格、公平公正；5.同学证言，证明李可欣系袁美玲非常要好的闺蜜，在校表现不太良好，经常被老师点名，对班主任老师怨恨，所以其在派出所的笔录的真实性大打折扣，陈老师对袁美玲没有针对性；6.袁美玲出校后在出租车的视频，证明其行为举止形如常人，未见低落情绪；7.网络截图，证明袁美玲曾离家出走，自身有着不良情绪。对被告上犹县思源实验学校提交的证据，原告袁启平、阳中莲质证认为：1.对一组证据三性无异议；2.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住校制度没有班主任签名，住校生住宿制度没有班主任签名和学校加盖公章，是否学校制度无法核查，制度有无向学生讲解、阅读情况不详；3.第三组证据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被告在对袁美玲的教育过程中没有过错，这个管理制度是针对全体师生的，但是原告方认为本案被告对袁美玲的管理应该根据袁美玲本人的心理承受能力、特点来进行教育管理，本案不是因为学校的安全措施不到位，是因为学校的管理伤害了袁美玲的自尊与人格，且被告没有进行必要的心理疏导，导致袁美玲自杀；4.对第四组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对班主任陈君华优秀、对学生严格没有异议，但是不能说明其公平公正，陈老师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她打袁美玲手心15下、打其他学生手心5下，这就是不公平的对待，毕竟袁美玲还只是初三学生；5.对第五组证据中李可欣与袁美玲生前是否为闺蜜不清楚，不能证明李可欣对班主任老师有怨恨，这是主观评价，即使真的有怨恨也不能证明李可欣陈述不真实，其陈述可以与其他同学证言相互印证；6.对第六组证据的证明对象有异议，不能证明袁美玲情绪低落，可以证明袁美玲是2019年10月14日下午5点14分离校，而班主任是当晚8点16分才与袁美玲母亲联系，袁美玲脱离学校管理3个多小时，期间被告没有采取任何措施；7.对第七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其恰好说明被告没有根据袁美玲有离校出走的经历对其进行必要的心理疏导，对本次离校没有引起必要的重视才导致事故的发生。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及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袁启平、阳中莲为夫妻关系,袁美玲于2004年9月15日出生,系两原告的女儿,生前于2017年9月开始就读于被告上犹县思源实验学校，2019年9月开始在被告学校由陈君华任班主任的初三年级13班就读，系住校生。2019年10月14日上午,袁美玲在学校上课时因佩戴耳环被班主任发现并受到当众批评。下课后，班主任就袁美玲佩戴耳环一事与原告阳中莲联系，希望家长一起帮教。2019年10月14日下午放学后，袁美玲混在通校学生中走出校门并乘坐出租车离开学校。当天晚上，在上犹县东山镇希望大桥下面的犹江河中发现袁美玲尸体，经检验袁美玲符合溺水死亡。原告袁启平、阳中莲及袁美玲均为农村户口,但两原告居住于上犹县旅游文化城。两原告因袁美玲死亡所受到的经济损失，依照《江西省2020年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赔偿标准暨2019年度统计数据》向本院提起诉讼，其各项损失为:1.死亡赔偿金36546元×20年＝730920元；2.丧葬费38065.5元；3.精神抚慰金50000元；4.处理丧葬事宜的交通费、误工费、食宿费10000元，以上合计774445.5元，要求被告赔偿385883元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另查明,上犹县思源实验学校是经上犹县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登记注册成立的事业单位,符合办学规定。袁美玲从初二年级升至初三年级即从2019年9月开学后，就读于初三年级（13）班，该班的班主任老师为陈君华。2019年10月，被告上犹县思源实验学校部分作息时间为：17：00分下午放学、17：50分－18：10分为晚饭时间、18：20分－19：00分为第一节晚自习时间、19：10分－19：50分为第二节晚自习时间、20：00分－20：40分为第三节晚自习时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告上犹县思源实验学校对于袁美玲溺水身亡是否存在过错、是否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九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责任。本法条采用了过错责任原则,原因在于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相比,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心智已渐趋成熟,对事物已有一定的认知和判断能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理解自己行为的后果,对一些容易遭受人身损害的行为也有了充分认识,应当在构建和谐的成长环境的同时,鼓励其广泛地参加各类学校活动和社会活动,以利于其更好、更有效地学习、成长。就本案而言,袁美玲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对于溺水的危险性自身完全能够认识到,故对其溺水身亡,袁美玲本人应承担主要责任。同时,两原告作为袁美玲的父母,依法负有监护的责任，袁美玲曾因早恋离家出走，导致原告登报寻找。根据袁美玲同班同学李可欣、胡春兰、何世炜、刘涛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均证实袁美玲存在早恋现象。青少年在青春期“早恋”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如何引导青少年正确对待“早恋”,作为监护人的父母应当依法履行监护职责,配合学校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管理和保护工作,与负有教育职责的学校相互配合,根据青少年身心发展的特点,对他们进行社会生活指导、心理健康辅导和青春期教育。本案事发当日，班主任将袁美玲违反校纪佩戴耳环的情况告知原告阳中莲时,原告应充分履行对未成年子女的监护责任,而原告放任对小孩错误行为的管教，寄希望于学校及老师严加管教，是对监护责任的疏忽,故对袁美玲溺水身亡,两原告未充分履行监护责任,亦存在过错。至于被告上犹县思源实验学校是否尽到教育、管理职责,要看学校是否尽了合理注意保护未成年学生人身安全的义务,所谓合理注意保护未成年学生人身安全的义务,是指学校在从事教学或与教学有关的活动时,对明显的、可能或可能预见的危害未成年学生人身安全的事件所应给予的注意和应采取的正常而有效的保护和预防措施,而不是要求学校防范可能性很小的,极少发生的或完全不可能预见的危害未成年学生人身安全的事件。本案中,班主任陈君华对袁美玲等学生的教育,是代表学校履行教学职责的职务行为。袁美玲于2019年10月14日因在学校违反纪律佩戴耳环,学校于当日上午通知原告阳中莲希望其能管教,均是履行教育、管理责任的范围,是积极的教育行为。从法理上看,未成年人与学校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教育关系,不是基于民法和血缘关系形成的父母(包括其他监护人)与子女间的监护关系。2019年10月14日晚18时20分被告学校开始上晚自习时，值日老师发现袁美玲未上晚自习至被告接到上犹县东山派出所关于袁美玲溺水身亡的电话期间，被告并未结合当天上午对袁美玲佩戴耳环采取了当场批评教育有可能会造成袁美玲心情失落，未向本班同学了解袁美玲的去向、也未及时与家长联系疏忽大意的放任，造成这期间教育管理职责的缺位，被告在对袁美玲的教育教学管理过程中的确存在一定的过错。经合议庭合议并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由被告承担15%的过错责任。对于原告诉请各项赔偿清单，本院认定两原告为城镇居民，其赔偿清单依照2019年城镇居民标准进行计算，核定如下：1.死亡赔偿金36546元×20年＝730920元；2.丧葬费38065.5元；3.精神抚慰金，结合本地生活水平及审判实践，酌定为40000元；4.原告主张处理丧葬事宜的交通、误工、住宿费等共10000元，因原告未举证证明，但确实为必要开支，结合原告家庭住址，酌定为5000元。以上合计813985.5元，由被告上犹县思源实验学校承担15%的赔偿责任，即122097.83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十七条第三款、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并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上犹县思源实验学校向原告袁启平、阳中莲赔偿因袁美玲溺水身亡造成的各项损失合计122097.83元，限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履行完毕；二、驳回原告袁启平、阳中莲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088.24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袁启平、阳中莲承担6025.24元，由被告上犹县思源实验学校承担1063元，与上述第一项给付款一同向原告袁启平、阳中莲支付。如不服本判决，可自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幸雅清审 判 员  谢晓煌人民陪审员  谢 冰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一日代理书记员  罗垂楠附：江西省上犹县人民法院非执行案标的款账户户名：上犹县人民法院账号：1360792750030020420005开户行：上犹农商银行城区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