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老河口市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鄂0682民初1043号原告：易相军，男，1967年11月20日生，汉族，中共党员，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居民，个体工商户。委托诉讼代理人：戴锋，系老河口市中山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被告：吴冬，男，1982年12月3日生，汉族，湖北省老河口市居民，个体工商户。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玉山，系老河口市赞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代理权限：一般代理。原告易相军与被告吴冬民间借贷赁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1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刘丹独任审理，于2020年8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易相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戴锋、被告吴冬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玉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易相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责令被告立即返还原告本金44000元及利息；2.本案诉讼费用及一切实际支出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8年10月，经朋友刘永革介绍一个在老河口市××桥镇牧原公司做牲猪业务，因需本地人才能开展业务购买牲猪，刘永革便介绍被告吴冬在农行开设账号为62×××79的银行卡，由原告使用；因2020年新冠疫情影响，原告停止了与牧原公司的购销业务，当时该银行卡上有44243.3元存款，被告吴冬于2020年1月14日未经原告同意通过手机银行将其中的44000元转出据为己有，后经原告索要，被告以种种理由拒还，原告委托刘永革于2020年4月14日向公安机关报案。老河口市公安局竹林桥派出所于16日传唤了被告吴冬，被告人拒绝返还，特请求依法判令被告返还原告本金44000元及利息。被告吴冬辩称，被答辩人是起诉理由不能成立。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互不相识，无经济往来，被答辩人不具备本案诉讼主体资格，请求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一、答辩人不认识被答辩人，答辩人是与案外人刘永革形成牲猪买卖合同业务，购猪款都是刘永革汇款，并不是被答辩人打款，后期出现原告、王明成等四人汇款记录，是四人替刘永革转款，与被答辩人无关。代转款行为是刘永革与被答辩人之间的业务，答辩人的银行卡在案外人刘永革处使用，故被答辩人易相军于本案无关，不具备本案适格的主体资格。二、答辩人转走的是自己银行存款余额4万余元，是答辩人应得利润，与被答辩人无关。案外人刘永革通过黄某找到答辩人，因答辩人与牧原公司有牲猪买卖合同关系，刘永革约定每斤给答辩人0.3元差价，并借用答辩人银行卡直接转款购猪。答辩人以年为单位核算。2018年10月至2019年10月，答辩人的银行卡始终由刘永革保管使用，期间刘永革共向答辩人购猪505522斤，应支付答辩人利润差价151656.60元。此事实有银行转款明细和牧原公司牲猪销售明细相互印证，被答辩人与刘永革是何关系，答辩人不知情，银行卡自始至终在刘永革手中，故被答辩人的起诉理由不能成立。答辩人是转走自己银行存款，是转走自己与李永革约定的牲猪买卖合同的部分利润。三、答辩人与牧原公司达成牲猪买卖合同，购买牲猪转卖给刘永革，有利润差价，不会承担风险为刘永革提供自己的银行卡让其白白使用。刘永革应按约定支付利润差价151656.60元，下余利润答辩人仍会依法主张权利。综上，被答辩人不具备本案的诉讼主体资格，答辩人是与刘永革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答辩人取出的是自己银行卡的余额，与被答辩人无关；被答辩人替代刘永革汇款行为，答辩人不知情，是被答辩人于刘永革之间的纠纷，与答辩人无关。请求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原告围绕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证据一、两份询问笔录，证明刘永革作为原、被告的中间人介绍原告用被告的卡从事经营活动。证据二、银行卡一张，证明原告从2018年10月一直使用至2020年元月。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公安机关对刘永革的询问笔录认为不能证明原告诉状事实，认为1.原告和被告不认识，双方无业务无经济往来，被告是与案外人刘永革达成牲猪买卖关系，由刘永革利用被告的购猪合同、银行卡从牧原公司购买牲猪：2.该询问笔录证实原告和案外人刘永革都是从事买卖业务，原告与刘永革达成牲猪买卖关系，由刘永革利用被告的合同、银行卡向原告收取购买牲猪的收益款，同时证实被告与刘永革之间的业务余款是被告的牲猪业务买卖利润与原告无关；对证据一中吴冬的询问笔录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无异议；对证据二银行卡没有异议，但认为不能证实原告主张事实，该银行卡一直由案外人刘永革保管使用，刘永革利用该银行卡收取原告购猪款与被告无关，被告并不知情。本院对公安机关对刘永革和被告吴冬的询问笔录予以采信，对被告无异议的银行卡予以采信。被告围绕其抗辩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被告与牧原公司签订的牲猪购销合同，廉洁诚信协议各一份，计四页，证明本案争议的牲猪购买合同是以被告的名义与牧原公司签订，原告不是合同权利人，是本案不适格的主体；证据二牧原公司出具的被告购买牲猪的明细一份，证明案外人刘永革以被告名义从牧原公司购牲猪1500头；证据三、农行出具的被告银行卡往来明细一份，证明案外人刘永革利用被告的银行卡支付购猪款的事实；证据四、证人黄某、苏某证人证言各一份，证实案外人刘永革提供证人利用被告的合同和银行卡购牧原牲猪及双方约定利差的事实。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一确认无异议，但认为是原告利用被告名义与牧原公司签订牲猪业务，合同上并没有与刘永革有丝毫联系，是原告与牧原公司签订的合同，与刘永革没有任何关系；对被告的证据二确认无异议，但认为合同虽然是用被告的名义，但与被告没有任何关系，都是由原告在支配和使用；对被告的证据三农业银行卡明细确认无异议，但认为是原告指定刘永革、窦明成和王钦俭往该卡上打款，剩下款项都是由原告本人及妻子胡荣花打入该卡，用于在牧原公司购买牲猪。本院对原告无异议的被告提供的证据，均予以采信。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被告吴冬于2019年4月22日与牧原食品有限公司签订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牲猪销售合同一份和廉洁诚信协议一份，由甲方（牧原公司）自2019年4月22日至2021年4月21日向乙方（吴冬）销售牲猪。后被告吴冬将此销售合同及廉洁诚信协议交与案外人刘永革履行，被告并将其农业银行卡号为62×××79的银行卡交与刘永革用于与牧原公司结算。2020年初受新冠疫情影响，该销售合同未再履行。2020年1月14日，被告吴冬通过其手机银行，将卡号为62×××79的银行卡中余额44303.37元转出44000元至邹淑娟账户。2020年4月14日，刘永革向老河口市公安机关竹林桥派出所报案，陈述“我是中间人，易相军和吴冬不认识，易相军是我的朋友，我和吴冬认识”。“易相军找我买猪肉，我找到了吴冬在竹林桥牧原公司用吴冬的账号（在牧原公司开了个买猪的账户），易相军从2018年10月一直用的这个账号做生意”。“我是做买猪生意的，我在牧原公司有个账户，本来易相军想找我买猪的，我怕我在牧原的账号买猪买多了的话牧原会提高我的价格，就介绍了吴冬开的账户购买牧原的猪，之前也一直没有出问题，吴冬就只是出了个身份证开了个银行卡账户，现在突然取走了钱，我们很气愤”。竹林桥派出所民警于20220年4月16日传唤并询问了被告吴冬。同年6月18日，原告持公安机关对刘永革、吴冬的询问笔录和吴冬的银行卡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吴冬向其返还被转走的44000元。庭审中，原告明确其与被告吴冬不认识，均是通过刘永革代办，其与被告吴冬未直接协商过。对原告持有被告吴冬的农行银行卡，经本院明释，双方对现有余额结算完毕后原告将该银行卡返还被告吴冬。本院认为，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要约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应当符合内容具体明确和表明经受要约人承诺，要约人即受该意思表示约束；承诺是受要约人同意要约的意思表示。本案被告对其出让其与牧原公司的销售合同权利义务及其银行卡给刘永革的事实确认无异议，并对其转走其出借给刘永革的银行卡余额44000元的事实确认无异议；本案争议的系原告是否享有被告吴冬的合同权利及对合同款余额享有权利。原告持公安机关询问笔录和被告的银行卡对被告的销售合同及银行卡余额主张权力，所提供的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案外人刘永革的陈述已明确说明原、被告不认识，庭审中原告亦明确在开庭前原、被告不认识，证实原、被告间没有原告受让被告的销售合同的要约和承诺，原、被告之间不具有合同关系。原告陈述的其以被告名义与牧原公司签订销售合同，与被告提供的被告本人与牧原公司签订的销售合同的事实不符；原告亦未提供其与牧原公司之间的销售明细及结算往来；故原告不享有被告与牧原公司的销售合同的权利义务。被告明确其与案外人刘永革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并出借其银行卡，亦有刘永革的询问笔录和庭审中原告的陈述证实，诉争的销售合同结算应由案外人刘永革与被告进行结算，有利于明确双方的出让合同约定和结算。故原告对被告的销售合同及销售余额，系不适格的主体。被告的抗辩意见，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易相军的起诉。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刘丹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七日书记员  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