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151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蔡慧娟，女，1978年1月3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临海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海，浙江天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石玉萍，女，1957年6月1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洲、王启凡，浙江浙经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蔡慧娟因与被上诉人石玉萍定金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9）浙0110民初180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4日受理后，由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审判员朱晓阳使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蔡慧娟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决，改判石玉萍向蔡慧娟双倍返还定金合计100万元和支付利息损失（以10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从起诉之日起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审和二审诉讼费用由石玉萍承担。 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蔡慧娟与石玉萍之间伍拾万元定金并未交付，显然属于认定基本事实不清。1.2019年8月19日蔡慧娟与石玉萍及案外人杭州崇明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签订了一份《房屋买卖定金协议》，其中第三条定金金额及支付内容虽然约定“乙方应于本协议签署时向甲方自行支付定金160000元，甲方收取定金时应向乙方出具收据”，但在该定金协议第4页《签约告知书》明确约定定金16万元的指定收款账户为吕德旭（案外人杭州崇民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原法定代表人）个人账户，对此石玉萍当时是明知的，也是认可的。蔡慧娟于2019年8月22日将16万元定金汇入双方所约定的吕德旭个人账户，蔡慧娟已实际履行了定金交付义务。之后蔡慧娟与石玉萍又在2019年9月21日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该补充协议明确约定“乙方再付定金340000元，大写（叁拾肆万元整），两次合计定金为500000元”，上述补充协议所约定的内容足以证实，石玉萍已承认蔡慧娟已支付购房定金16万元的事实。蔡慧娟在2019年9月22日根据双方所签订的补充协议约定又将34万元定金汇入双方所约定的吕德旭个人账户。因此蔡慧娟已根据双方两份协议约定全部履行了定金交付义务。而且房屋买卖定金协议中《签约告知书》指定收款内容与补充协议所约定定金事项能相互印证，并不存在前后矛盾。2.本案房屋较为特殊，在交易之前就存在法院查封事项，不能签订网签备案合同，所以蔡慧娟与石玉萍、杭州崇民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三方在具体交易时就约定将定金汇入指定的吕德旭个人账户，而不是石玉萍本人账户。这一点从三方所签订的《房屋买卖定金协议》就完全能够证明，石玉萍对蔡慧娟的定金交付方式是认可的，也就是说只要蔡慧娟根据约定将定金汇入吕德旭个人账户就视为蔡慧娟已向石玉萍履行定金交付义务。至于房屋权利瑕疵消除，系石玉萍的义务，应由石玉萍自己先行负责筹集资金消除房屋权利瑕疵，以此保证房屋交易安全和顺利进行，与蔡慧娟无关。但一审法院以交易习惯为由判定蔡慧娟应及时将定金款项交付至石玉萍账户，而非径行将款项汇入吕德旭账户，这属于主观臆断，完全违背本案客观事实和在案证据所待证的法律事实，且并无任何证据能证明一审法院所定的事实，一审法院忽视了本案房屋交易的特殊性和双方在定金协议中所约定的收取定金账户特别约定条款。显然，本案就定金交付是有协议约定的，应根据协议约定来判定，而不能以交易习惯确定。对于本案蔡慧娟是否已履行完毕定金交付义务，应根据在案的定金协议和补充协议以及汇款凭证来综合判定，而不应以交易习惯来判定。 3.一审法院作出认定的第三点理由均是主观推测，毫无证据支持和事实依据。本案补充协议是蔡慧娟与石玉萍之间真实意思表示，并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和存在可撤销的情形。其主要内容为蔡慧娟在2019年9月23日前再支付定金34万元，石玉萍在2019年9月24日前解除银行房屋抵押，这两项内容均是作为协议各方为了保障案涉房屋交易继续进行所特别约定的。蔡慧娟与石玉萍在补充协议中为各自设定的义务，是各自对民事权利和义务的处分行为，是完全自愿的，并不存在苛求且有违常理的情形。该补充协议中约定“两次合计定金为500000元，于2019年9月23日之前付给石玉萍”，根据定金协议所约定收款账户和补充协议约定蔡慧娟已在2019年9月22日将全部定金50万元交付完毕。至于石玉萍是否实际收到50万元，与蔡慧娟无关，不受蔡慧娟控制，蔡慧娟在交付后也就无权再次处分。 二、一审法院在未对案涉协议是否解除进行实际审查认定，也未对此问题进行释名。本案合同有无解除，何时解除，势必直接影响案件判决结果，但一审法院漏审了该项关键案件事实，也显然属于认定基本事实不清。 本案所有在案证据足以证明蔡慧娟已根据定金协议和补充协议约定全部履行了定金交付义务，一审法院以蔡慧娟与石玉萍之前定金协议、补充协议前后约定存在冲突，双方约定条款与常理不符，以及蔡慧娟支付定金行为与双方房屋买卖合同目的的实现之冲突的实际情况，结合石玉萍未直接收取定金的客观事实，认定本案双方之间定金并未交付，实属主观臆断，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且漏审了案件关键事实，显然属于认定基本事实不清，因此一审判决是错误的。 石玉萍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第一，蔡慧娟说石玉萍是明知并认可其支付方式的，但实际上根据双方的协议约定，均是要求蔡慧娟支付至石玉萍的账户，而没有同意过支付到吕德旭的人的账户里。第二，根据担保法第九十条之规定，定金合同是要以交付作为生效要件，蔡慧娟在没有交付定金的情况下，其定金合同自始就未生效。综上，原审判决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蔡慧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石玉萍双倍返还定金合计1000000元；2、石玉萍支付自起诉之日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损失；3、石玉萍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坐落于杭州市余杭区××街道××花园××幢××单元××室房屋为石玉萍所有；目前202室房屋存在2项查封，查封案号分别为（2016）浙0102执1456号（查封期限自2019年1月14日至2022年1月31日）、（2019）浙0110民2393号（查封期限自2019年10月22日至2022年10月21日，也即本案财产保全项下查封）。 2019年8月19日，蔡慧娟、石玉萍及崇民公司签订《房屋买卖定金协议》，定金协议约定：石玉萍出售202室（建筑面积156.03平方米、住宅）给蔡慧娟；202室未设定房屋抵押；蔡慧娟应于本协议签署时向石玉萍自行支付定金160000元，石玉萍收取定金时应向蔡慧娟出具收据；崇民公司提供居间代理服务；协议约定期限内蔡慧娟不与石玉萍签订房屋转让合同，蔡慧娟无权要求返还定金；石玉萍不与蔡慧娟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石玉萍应双倍返还定金；《签约告知书》中约定交易涉及资金账户及定金存入账户为崇民公司法定代表人吕德旭账户。同月22日，蔡慧娟向崇民公司法定代表人吕德旭账户汇款160000元。 2019年9月21日，蔡慧娟、石玉萍及崇民公司又签订《补充协议》1份，该协议约定：202室成交总价为2420000元，支付方式为蔡慧娟一次性付款，房屋合同价格为1920000元；蔡慧娟再付定金340000元，两次合计定金500000元，于2019年9月23日前支付给石玉萍，石玉萍于2019年9月24日前，必须还入银行且解除银行房产抵押；双方如果履行不了义务，属于违约，违约方需要赔偿金额500000元给守约方；石玉萍承诺于2019年9月27日前交付房屋给蔡慧娟，双方没有任何异议。次日，蔡慧娟向崇民公司法定代表人吕德旭账户汇款340000元；吕德旭同时出具证明1份，确认收到前述定金共计500000元。庭审中，各方当事人一致确认：案涉定金款项500000元，蔡慧娟已交付至崇民公司吕德旭处，石玉萍账户未收到前述款项，崇民公司作为居间服务方亦未将前述款项支付给石玉萍；经该院释明，蔡慧娟确认不以石玉萍身份起诉崇民公司。 一审法院认为，依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双方可以书面约定定金作为债权的担保，定金从交付定金之日起生效。本案中，双方签订定金协议、补充协议之目的在于通过定金条款保障房屋买卖交易关系之实现，而石玉萍并未收到定金款项500000元，因此须明确的核心问题为崇民公司吕德旭收取500000元是否应视为定金款项已经完成交付。1.定金协议第三条及蔡慧娟诉状陈述“蔡慧娟应于定金协议签署时自行支付定金160000元，石玉萍收到定金时应向蔡慧娟出具收据”，而合同附件《签约告知书》确明确定金160000元存入崇民公司吕德旭账户，该款项石玉萍却未收取，亦无相应收据予以证明，显然双方在定金协议中对定金交付约定前后矛盾。2.现有证据显示定金协议签署后、补充协议签订前，蔡慧娟已经明确知晓202室存在查封情形；在此情况下，蔡慧娟同意另行多支付340000元定金款项为确保房屋买卖关系之成立，按交易习惯蔡慧娟应及时将定金款项交付至石玉萍账户，以及时消除房屋权利瑕疵，进而实现房屋买卖合同之目的，而非径行将款项汇入崇民公司吕德旭账户。3.在2019年9月21日（为星期六）补充协议中蔡慧娟要求定金“2019年9月23日前支付给石玉萍，石玉萍于2019年9月24日之前，必须还入银行且解除银行房产抵押”，既然蔡慧娟同意另行支付大额定金以确保202室权利瑕疵之消除，理应按协议约定及时汇款至石玉萍账户，并给予石玉萍合理期间以确保银行款项及时付清、抵押及查封状态解除，而蔡慧娟要求石玉萍在定金未汇款至石玉萍账户的情况下，于短短两个工作日完成补充协议确定义务，显然违背补充协议之约定，亦属苛求且有违常理。综合蔡慧娟、石玉萍间定金协议、补充协议前后约定存在冲突，双方约定条款与常理不符，以及蔡慧娟支付定金行为与双方房屋买卖合同目的实现之冲突的实际情形，结合石玉萍未直接收取定金的客观事实，该院认定双方之间定金并未交付，蔡慧娟据此主张定金罚则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另，虽然蔡慧娟并未将定金交付给石玉萍，但不妨碍蔡慧娟享有向崇民公司另案主张款项返还的权利。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八十九条、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蔡慧娟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6900元（已减半收取），由蔡慧娟负担。 二审中，蔡慧娟向本院提交《证明》一份，欲证明蔡慧娟在补充协议签订后将34万元定金汇入吕德旭账户是经石玉萍同意的，也符合房屋买卖定金协议中《签约告知书》就定金交付的约定。 经质证，石玉萍对该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以及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该证据是落款当天取得的，蔡慧娟故意隐藏了这组证据，违反了法律法规的规定。其次，该证据是由案外人房产代理公司出具的，该证据上还有吕德旭签字，其应当出庭但并未出庭。本院认为，该份《证明》性质为证人证言，证人无正当理由未到庭作证，对其证明力不予确认。 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第一，关于双方定金合同是否生效的问题。我国担保法规定，定金合同从实际交付定金之日起生效。《签约告知书》系双方2019年8月19日订立的《房屋买卖定金协议》的组成部分，《房屋买卖定金协议》约定蔡慧娟应于定金协议签署时自行支付定金160000元，而《签约告知书》约定160000元定金存入案外人中介公司法定代表人吕德旭账户，二者约定确实不一致。但根据查明的上诉，2019年8月22日蔡慧娟将160000元定金汇入吕德旭的账户，2019年9月21日，蔡慧娟、石玉萍和中介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约定“蔡慧娟再付定金340000元，两次合计定金500000元”，表明石玉萍在订立《补充协议》时认可蔡慧娟已经交付了160000元定金。另外，石玉萍始终未能举证其已经将自己个人的账户提供给蔡慧娟以收取定金，再结合案外人吕德旭在一审法院询问中的陈述，可以认定将定金存入案外人吕德旭账户系蔡慧娟和石玉萍的真实意思表示。据此，本院认定蔡慧娟向案外人吕德旭汇款500000元属于交付定金行为，蔡慧娟和石玉萍之间订立的定金合同合法有效。第二，关于石玉萍是否违约的问题。蔡慧娟、石玉萍和中介公司在《补充协议》中约定，50万元定金应于“2019年9月23日前支付给石玉萍，石玉萍于2019年9月24日前必须还入银行且解除银行房产抵押”，根据该约定，石玉萍本人需收到该50万元，才能办理注销房屋抵押登记和交付房屋。鉴于石玉萍本人并未收到存在案外人账户中的50万元，故其未注销房屋抵押登记和交付房屋并不构成违约，蔡慧娟主张适用定金罚则没有事实依据。综上，原审判决认定蔡慧娟并未交付定金有误，但驳回蔡慧娟的诉讼请求的判决结果正确。本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在纠正一审判决瑕疵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蔡慧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朱晓阳 二〇二〇年九月三十日 书记员  周治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