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6民终316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涿州市东立纸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河北省涿州市刁窝镇塔照村南。 法定代表人：吴金祥，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春月，河北精耘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女，1982年7月13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高碑店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女，2008年1月7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高碑店市。 法定代理人：李某，女，1982年7月13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高碑店市，系刘某之母。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马月菊，女，1957年2月22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涿州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宗光，男，1960年10月7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涿州市。 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春华，河北博典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崔建新，男，1980年1月6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涿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东，河北信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涿州市东立纸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东立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李某、刘某、马月菊、刘宗光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涿州市人民法院（2019）冀0681民初58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东立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起诉；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2019）冀0681民初5854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事实错误：1、原审法院民事判决书认定：“本案中，东立公司系涉案天车无线遥控装置安装业务的定作人，崔建新系承揽人。”原审法院民事判决书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与原审被告崔建新个人不存在承揽合同。原审被告崔建新于2019年9月17日与上诉人签订《3#机10吨天车大修》合同，以涿州市亚森亚起重机械有限公司副经总理职务作为合同洽谈代理人。合同洽谈后原审被告崔建新将《3#机10吨天车大修》合同上加盖上涿州市亚森亚起重机械有限公司的公章。《3#机10吨天车大修》合同是企业与企业承揽合同。原审被告崔建新与上诉人的副总经理胡宏超微信聊天记录，被告崔建新20**年9月17日向上诉人报“10吨天车检修报价单”。2019年9月24日盖的章（聊天记录上把合同跟那个协议拿过来，我这儿盖章。合同上的章是涿州市亚森亚起重机械有限公司法人章）。《3#机10吨天车大修》履行中原审被告崔建新是项目管理人，由上诉人的员工胡宏超负责与他联系。《3#机10吨天车大修》结算是原审被告崔建新持加盖有涿州市亚森亚起重机械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从上述证据中充分证明原审被告崔建新从未以个人名义与上诉人进行业务活动，而是涿州市亚森亚起重机械有限公司代表授权的代理人的身份。上诉人在通知原审被告崔建新恢复被涿州市亚森亚起重机械有限公司电工刘金库在检修“天车”时剪掉的“无线遥控装置”功能，针对的是涿州市亚森亚起重机械有限公司。涿州市亚森亚起重机械有限公司对存在原审被告崔建新授权，拥有实施涿州市亚森亚起重机械有限公司民事法律行为的代理权，致使上诉人对原审被告崔建新有代理权形成了合理信赖。上诉人认为通知原审被告崔建新“恢复天车无线遥控功能”，就是通知涿州市亚森亚起重机械有限公司该法人。原审被告崔建新未向上诉人表示涿州市亚森亚起重机械有限公司代理权终止。否则，上诉人绝不可能将《3#机10吨天车大修》合同遗留瑕疵交于个人承揽。《3#机10吨天车》大修需保定质检安全局验收，验收中要查验维修记录，每个环节需签名。（“需验收”在上诉人员工与崔建新微信记录有记载）原审被告崔建新个人不是东立公司涉案天车无线遥控装置安装业务承揽人。原审法院民事判决书认定错误不当。2、原审法院民事判决书认为：“涉案天车属于特种设备，安装相关的装置应具备相应的特种设备作业资质，崔建新不具备相应资质。……，对崔建新是否具备相关作业资质进行审核即允许其进行承揽，存在疏漏。当属于其存在选任过失”，原审法院民事判决书认定事实错误不当。本案客观事实：合同签订中被告崔建新向说明人提交了涿州市亚森亚起重机械有限公司营业资质，并向我方出示营业执照副本，营业执照副本上经营范围注明“起重机械制造、安装维修”的经营范围。同时还提供了涿州市亚森亚起重机械有限公司TX特种设备型式试验合格证和201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装改造维修许可证》，说明人审查上述营业执照和资质证后决定将“《3#机10吨天车大修》维修天车工程项目交由涿州市亚森亚起重机械有限公司承揽”。上诉人签订本合同，尽到安全审查职责义务。原审法院民事判决书认定，东立公司作为定作人未对崔建新是否具备相关作业资质进行审核即允许其进行承揽，存在疏漏，当属于其存在选任过失，亦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原审法院民事判决书上述认为：“存在选任过失”适用法律不当。原审被告崔建新已出示涿州市亚森亚起重机械有限公司特种设备作业资质。在原审被告崔建新未明示个人履行《3#机10吨天车大修》合同遗留瑕疵表示下，要求上诉人审查原审被告崔建新具备相关作业资质进行审核于理不通。为此，上诉人不存在“允许其进行承揽，存在疏漏。当属于其存在选任过失”过错。3、原审判决书认定：2019年10月31日，刘金库受崔建新指派到东立公司3#机天车安装无线遥控装置，安装费用1,200元，经崔建新与东立公司员工胡宏超协商，该费用由刘金库代为收取并捎回。刘金库安装的无线遥控装置未在上述报价单内。原审法院民事判决书中将“配件款”认定成“安装费”是有意混淆事实，错误不当。本案客观事实：（1）涿州市亚森亚起重机械有限公司增加部分结算单中第四项“双速控制手柄及控制线”。（该维修项目应与遥控无线遥控装置及有线控制连接在一起，保证“无线遥控装置”及“有线控制装置”正常使用）。“部分结算单”增项可证明：2019年10月31日，刘金库受崔建新指派到东立公司3#机天车安装无线遥控装置，是《3井机10吨天车》合同内项目工作。（2）另外说明：原审被告崔建新与上诉人（东立副总经理胡宏超）微信约定：“上诉人给付‘无线造控器’配件款1,200元，是《3#机10吨天车大修》合同中约定维修换件，配件应由上诉人给付“该配件款”。合同后附“涿州市亚森亚起重机械有限公司设备检修单中”约定：备注2报价中未包含配件如需更换，费用另计。”本案原审被告崔建新告知“原无线遥控总成需换新件”，上诉人同意支付1,200元“配件款”，是双方在履行《3#机10吨天车大修》合同。请二审法庭注意，此处1,200元是配件款，不是安装费。4、原审判决书又认定：……东立公司于2019年10月10日已就上述两笔报价款项支付完毕。刘金库安装的无线遥控装置未在上述报价单内。涉案无线遥控装置的安装并不在涉案合同范畴之内。原审未核查清上诉人与涿州市亚森亚起重机械有限公司的合同条款约定，不了解“天车”结构构造物理属性，认定事实错误。在《3#机10吨天车》合同中“涿州市亚森亚起重机械有限公司设备检修单中”：第四项设备检修人工费950元。“检修人工费”已含配件的安装费。前述已举证合同约定“备注2报价中未包含配件如需更换，费用另计”。1200元的无线遥控装置配件款未在上述报价单内，并不能说明刘金库受崔建新指派到东立公司3#机天车安装无线遥控装置是《3#机10吨天车大修》合同外项目。履行中“刘金库”在维修“双速控制手柄及控制线”维修项目时，将无线遥控装置“中控器”剪断丢在3#车间操作平台的维修后废料堆内。（照片为证：“旧无线遥控中控器”，充分证明上诉人的3#车间“天车”有无线遥控操作功能）。涿州市亚森亚起重机械有限公司在履行《3#机10吨天车大修》合同检修后的天车不能随意去掉“天车”的任何功能。2019年10月31日上诉人使用3#车间天车设备时发现“天车”的“无线遥控装置”被涿州市亚森亚公司在检修时剪掉，交工时未对“无线遥控装置”进行恢复（现场有拆的无线装置），依据合同第五条规定“质量保证，……，质保期3个月”，质保期终止时间为2019年11月16日。因在设备质保期，上诉人与涿州市亚森亚起重机械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崔建新进行电话联系，要求其公司恢复天车“无线遥控装置”。原审被告崔建新依据合同规定指派刘金库安装无线遥控装置行为是涿州市亚森亚起重机械有限公司正常履行《3#机10吨天车》合同义务。其后果责任应按上诉人与涿州市亚森亚起重机械有限公司签订的《3#机10吨天车》合同约定执行。原审法院民事判决书中认定“刘金库安装的无线遥控装置未在上述报价单内”事实错误不当。5、原审法院民事判决书认定：“刘金库受雇于崔建新进行该承揽活动的施工”，此认定不是本案客观事实。本案客观事实：2019年9月17日上诉人与涿州市亚森亚起重机械有限公司代理人原审被告崔建新签订合同后，原审被告崔建新指派四名职工到上诉人处履行合同。依据上诉人公司规定外委人员到上诉人公司内“作业”需接受安全培训，其中四人中就有“刘金库”。“刘金库”安全培训存档记录，可充分证明“刘金库”是涿州市亚森亚起重机械有限公司派出职工，到上诉人处履行合同义务。上诉人才于10月31日联系原审被告崔建新维修3#机10吨天车，被告崔建新的指派是履行涿州市亚森亚起重机械有限公司与上诉人合同约定“质保期”维修义务，该指派不是被告崔建新个人行为，是涿州市亚森亚起重机械有限公司职务代理行为。原审法院民事判决书认定事实错误不当。二、原审法院（2019）冀0681民初5854号民事判决书适用法律错误：1、于2019年9月17日上诉人与涿州市亚森亚起重机械有限公司签订《3#机10吨天车大修》合同。被告崔建新是涿州市亚森亚起重机械有限公司授权代理人进行洽谈、盖章、实施合同履行义务全部行为，拥有涿州市亚森亚起重机械有限公司实施其民事法律行为的代理权，构成代表授权。上诉人对被告崔建新有行为代理权形成了合理信赖。上诉人的经办人胡宏超让被告崔建新将维修时剪断天车的无线遥控器恢复。上诉人的经办人胡宏超是鉴于被告崔建新是涿州市亚森亚起重机械有限公司代理人，通知天车的无线遥控器恢复的主体是涿州市亚森亚起重机械有限公司，不是原审被告崔建新。而原审法院（2019）冀0681民初5854号民事判决书无视案件事实强行认定“上诉人系涉案天车无线遥控装置安装业务的定作人，崔建新系承揽人”合同法律关系，是无视法律规定的表现代理民事后果责任，原审适用法律不当。2、原审判决认定：“涉案无线遥控装置的安装并不在涉案合同范畴之内，在其公司员工与崔建新微信记录中证实此项工作系东立公司与崔建新另行约定的工作内容，故对于东立公司的该项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信”，“其公司员工与崔建新微信记录”该证据完整真实客观的记录，被告崔建新20**年9月17日与上诉人洽谈、签订盖章、管理组织人员履行《3#机10吨天车大修》全过程。原审判决撇去全部客观事实不予认定，只认定“崔建新微信记录中证实此项工作系上诉人员工与崔建新”。上诉人在“上诉人员工与崔建新微信记录”中，怎么也找不到“另行约定的工作内容”这句话。原审判决前述认定违反《最高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3条、第64条之规定，适用法律不当。3、上诉人不是本案适格诉讼主体，应依据《3#机10吨天车大修》合同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提起的诉讼。2019年9月17日上诉人与涿州市亚森亚起重机械有限公司签订《3#机10吨天车大修》合同。承揽合同是企业与企业承揽法律关系。2019年10月31日，刘金库受崔建新指派到东立公司3#机天车安装无线遥控装置，是履行上诉人与涿州市亚森亚起重机械有限公司签订《3#机10吨天车大修》合同义务。在涿州市亚森亚起重机械有限公司履行合同实施对天车维修中的人员是由涿州市亚森亚起重机械有限公司安排组织管理，所发生的机械质量及人员事宜按双方签订的合同条款执行：合同第七条第六款约定：乙方在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如出现安全事故。均由乙方自己负责。为了安全施工答辩人与涿州市亚森亚起重机械有限公司签订外委方安全施工协议书第四条第二款：“在工作过程中如发生人身伤亡事故，由乙方承担全责；若发生事故造成甲方人身、财物受损时，乙方须承担相应责任”。原审法院（2019）冀0681民初5854号民事判决书未依据《3#机10吨天车大修》合同条款追责，系案件适用法律错误。4、原审判决将刘金库、崔建新及东立公司的责任比例划分为10%：55%：35%，崔建新、东立公司应承担与其责任比例相适应的赔偿责任。该认定与案件事实不符且无法律依据。（1）原审被告崔建新是涿州市亚森亚起重机械有限公司副经理有着公司法人代表授权《3#机10吨天车大修》代理人的身份。（2）原审被告崔建新在2019年9月24日指派履行《3#机10吨天车大修》合同时的刘金库是《3#机10吨天车大修》履行合同的电工。2019年10月31日原审被告崔建新再指派刘金库到上诉人处给天车换一个遥控器，此时同样具有职务表见代理。作为上诉人对行为人有代理权形成了合理信赖。原审被告崔建新未向上诉人表示其行为是个人行为，上诉人允许其进行承揽，不存在疏漏，不属于其存在选任过失。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承担35%和人民币364,867.3元赔偿责任无法律依据。 李某、刘某、马月菊、刘宗光共同辩称，1、本案系崔建新承揽东立公司维修天车工作中发生的侵权案件，东立公司已将其与亚森亚公司合同价款全部付清，二者合同已履行完毕，且一审中崔建新明确本案事实与亚森亚公司无关；2、东立公司主张有如下矛盾：首先，其在一审主张本案施工是所谓质保期维修义务，二审中又主张是合同遗留瑕疵，二种说法自相矛盾；其次，东立公司已向亚森亚公司付清二者约定的合同款，如存在瑕疵履行，则不可能完成相应支付；3、亚森亚公司与东立公司已对双方所有维修项目更换配件、除锈工作、相应价款进行了确认，二者合同中约定的报价中未包含配件，如需更换费用另计，是指在其报价单中未标明的内容，而之后的增加部分结算单正是双方对该报价中未包含配件的确认，亚森亚公司履行其合同义务后，向东立公司出具其中一张名为修复备件费的收据，数额为6100元，证实二者所谓的未包含配件及相关费用已支付完毕；4、安全生产须知中施工人签字明显为同一人字体，而非本人签字。综上，上诉状不是事实，一审认定事实正确，请求驳回上诉。 原审被告崔建新述称，一、一审部分事实没有查清，认定事实错误。本案的核心问题就是要查清上诉人东立公司与死者刘金库的关系，崔建新与东立公司的关系及崔建新与刘金库的关系，这直接关系到本案适用哪部法律。综合本案全部证据材料和一审庭审笔录，1、本案一审查清了东立公司和崔建新之间的关系，即东立公司和崔建新在事发前具有承揽合同关系，该合同关系在本次死亡事故发生前就已经履行完毕。这一点从一审查明的以下事实可以体现：（1）双方合同约定维修项目不包括安装遥控器（维修合同体现）；（2）双方完成维修后依据合同验收合格并交付使用（微信聊天记录证明）；（3）此次安装遥控器双方约定了价款，属于合同外另行结算（聊天记录体现）。所以本案的这次安装遥控器引发的死亡事故，东立公司和崔建新之间绝不是履行之前的承揽合同关系。那么上诉人在原合同履行完以后又找到崔建新个人（而不是之前的承揽合同方亚森亚公司，也未提和该公司再签订维修合同）请其安装遥控器，并商定连材料加人工的费用是1,200元这个行为，因为崔建新和死者刘金库均是无承揽资质的自然人，且东立公司没有要求崔建新用有资质的公司签订维修合同，应当认定为东立公司临时找个人安装遥控器，即崔建新无论是自己去，还是又指派死者刘金库直接去安装遥控器，都是一种提供劳务的行为而非承揽行为（刘金库与崔建新是合作关系，应视为一体）。2、一审未查清崔建新和刘金库的实际关系。一审被“指派”和“工资款”两个词汇所迷惑导致了错误认知。首先原审原告提供的刘金库与崔建新的微信转账记录能够明确体现是刘金库和崔建新互有转账往来的事实。一审以“崔建新给刘金库转账较多”为由就认定是崔建新与刘金库系雇佣关系明显错误。二审我们再提供给法庭刘金库和崔建新日常合作的微信聊天记录和转账记录，微信聊天内容和每一笔业务结算，能明确体现出刘金库和崔建新日常均是合作关系。每次都是崔建新联系活，刘金库去干，收了钱小钱就直接归刘金库，大活两人减除材料费用后平分。同时，微信聊天记录也能体现两个人合作，不是每次都直接结算，一般小活就直接结算，大活需要进一步索要维修款的大部分都是崔建新先记下，一段时间两个人结算一次。而本案一审原告在录音中提到的工资款就是这些结算款，而非真正的工资款。其次，一审原告提供的录音证据，明显是原告一方利用崔建新与死者一方的关系，套词说崔建新给刘金库的是工资款。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本案刘金库的哥哥和父亲均是崔建新所属亚森亚公司的员工，他们在亚森亚正常考勤上班，领取工资。而本案刘金库和崔建新日常都是独立的个体，刘金库自己有业务自己做（微信聊天记录可以体现），崔建新这边有业务就两个人合作分成，两个人日常根本不存在雇佣关系。这一点从我们提供的刘金库与崔建新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和转账记录能够明确体现。因此，一审认定刘金库系受崔建新雇佣去完成安装遥控器工作完全错误。二、基于以上事实，本案崔建新和刘金库应是视为一体的合作关系。而东立公司没有要求签订承揽合同，直接找无资质的自然人行为，应该属于提供劳务关系。根据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法律规定，东立公司应该是实际雇主，而崔建新和刘金库为劳务提供者。提供劳务受害责任纠纷法律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本案东立公司作为实际雇主，因其属于雇主，在选任提供劳务者以及在事发当天明知有人来维修遥控器却不派人看管，应依法承担80%的过错责任。剩余的20%责任，因崔建新与刘金库系合作关系，两人应共同承担。因两人均有同样过错，无从业资质，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所以两人应各承担10%的责任。三、本案还有一个事实没有真正查清，就是死者刘金库的真正死因。案情体现是受害人被发现时是夹在行车与悬翼筛之间，被救下时已无生命体征，外表没有明显异常。事后家属不同意做尸检，导致死因不明。一审没有依据的直观认定系维修中触电身亡，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死者当时被救下时没有明显伤痕，脚底及身体各处未见电击穿孔等痕迹，并且死者维修电梯的遥控器使用的是36伏低压电源，根本不会电死人。所以就本案而言，死者因未做尸检，进一步查明死因，属于死因不明。这会导致本案适用法律存在不确定性。如果是维修中出现的事故，无论是操作失误被夹死亡还是触电死亡可以属于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雇主和其本人应该承担过错责任，如果是死者自身突发疾病死亡，那么就要大大减轻雇主的责任。同时，我们也不能排除第三人致受害人死亡的可能。因此，依据本案实际情况，只能依据“公平原则”酌情分担受害人死亡的赔偿责任。四、本案可能另有责任人未查清。一审卷宗第214页东立公司负责人与崔建新的微信聊天记录，在说到维修费用时，东立公司一方说“那个，那个弄完了之后吧，那个款让他们拆设备的直接给就行了”。从该聊天记录可以证明，本案应支付的1,200元维修款并非东立公司，而是“拆设备的人”，那么拆设备的人到底是谁，和东立公司又是什么关系，一审根本没有调查。但这个事实明显影响案件责任的承担人员到底是谁。为此本案应进一步查清该事实再行判定赔偿责任主体。 李某、刘某、马月菊、刘宗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049478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10月31日，刘金库受崔建新指派到东立公司3＃机天车安装无线电遥控装置，安装费用1200元，经崔建新与东立公司员工胡宏超协商，该费用由刘金库代为收取并捎回。当日下午14时左右，东立公司员工发现刘金库被天车行车与悬翼筛所夹，刘金库当场死亡。事故发生后，涿州市公安局刁窝派出所分别对崔建新、东立公司法定代表人吴金祥及该公司员工陈文志、商小全、李海军进行了询问记录。经查，崔建新、刘金库均不具备特种设备安装或维修资质。2018年9月24日至2019年10月30日期间，崔建新与刘金库存在数笔微信转账往来，且多为崔建新向刘金库转款。2019年11月1日，崔建新在涿州市公安局刁窝派出所接受询问中陈述称：“是我找他来东立纸业来干活的”、“昨天上午东立纸业的胡宏超厂长给我打电话，让我给东立纸业的天车装一个遥控器。于是我就让刘金库来东立纸业给天车换一个遥控器，让他直接收款1200元。找拆设备的结账”。2019年11月13日，崔建新在刘宗光家中向刘宗光、李某支付刘金库生前剩余工资款21000元，另有14000元已由刘金库生前领取。另查，东立公司（甲方）于2019年9月17日与涿州市亚森亚起重机械有限公司（乙方）签订《3＃及机10吨天车大修合同》，乙方负责甲方10吨天车的大修，包括轨道调整、天车电器检修，南北行走机构检修，电动葫芦拆检、吊钩、导绳器拆检等。合同中附有设备检修报价单，报价4000元；增加部分结算单，报价6104元。东立公司于2019年10月10日已就上述两笔报价款项支付完毕。刘金库安装的无线电遥控装置未在上述报价单内。再查，刘宗光系刘金库之父，1960年10月7日出生。马月菊系刘金库之母，1957年2月22日出生。刘金海系刘金库之兄，二人系刘宗光、马月菊的扶养义务人。李某系刘金库之妻，刘某系李某、刘金库之女，2008年1月7日出生。刘金库系坐落于高碑店市太保家属楼丘号**号402房屋的所有权人，其生前多次交纳该房屋的燃气费、水费、电费、网费等费用。李某于2018年3月1日起即在高碑店市内某餐厅工作。刘某系高碑店市内某中学学生。2019年11月15日，涿州市高官庄镇五兴庄村民委员会出具证明一份，载明“兹证明本村村民刘宗光（132430196010075515）与马月菊（132430195702225540）系夫妻关系。共生育二子，长子刘金海（130681198209185533）次子刘金库（130681198401085532），次子刘金库与李某（130684198207137027）系夫妻关系，生育刘某（130684200801077063）。现刘宗光与马月菊年事已高，无劳动能力，无经济来源”。 一审法院认为，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中，东立公司系涉案天车无线电遥控装置安装业务的定作人，崔建新系承揽人，涉案天车属于特种设备，安装相关的装置应具备相应的特种设备作业资质，崔建新不具备相应资质，东立公司作为定作人未对崔建新是否具备相关作业资质进行审核即允许其进行承揽，存在疏漏，当属于其存在选任过失，亦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刘金库受雇于崔建新进行该承揽活动的施工，其在完成承揽工作的过程中死亡，崔建新作为雇主在事故发生时未在施工现场监督、管理，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刘金库不具备相应的作业资质，其应明显能预见到该操作存在的安全隐患，但疏忽大意，没有尽到合理的安全注意义务，其自身亦存在一定过错。根据本案证据及当事人庭审陈述，综合考虑各方过错程度及与事故发生后果的关联性，本院将刘金库、崔建新及东立公司的责任比例划分为10％：55％：35％，崔建新、东立公司应承担与其责任比例相适应的赔偿责任。被告崔建新提出其与刘金库不具备雇佣关系从而抗辩其赔偿责任，但因其在法定举证期限内未向本院提交证据佐证其抗辩意见，故对此本院不予采信。被告东立公司抗辩就涉案天车的安装、维修事宜其与案外人涿州市亚森亚起重机械有限公司存在合同关系且尚处于质保期、四原告应向该案外人主张赔偿责任的主张，根据其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显示，涉案无线电遥控装置的安装并不在涉案合同范畴之内，在其公司员工与崔建新微信记录中证实此项工作系东立公司与崔建新另行约定的工作内容，故对于东立公司的该项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四原告的损失确定如下：1、死亡赔偿金：659940元；2、被扶养人生活费：293721.5元；3、丧葬费：35816.5元；4、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5、停尸费：3000元。以上费用共计1042478元。关于四原告主张的办理丧葬事宜食宿、交通费支出的诉讼请求，四原告在法定举证期间内未向本院提交相应证据佐证其该项支出，故对此本院不予支持。此外，二被告均抗辩刘金库为农村户籍，其赔偿标准应适用农村居民的相应赔偿标准，虽然刘金库户籍地为五兴庄村，但根据四原告向本院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刘金库长期生活于城镇，其收入亦来源于非农业劳动，故对于二被告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信。此外，被告崔建新以刘金库之父刘宗光未年满六十周岁、尚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为由抗辩不应给付其被扶养人生活费，因四原告向本院提交的证据已初步证明了刘宗光无劳动能力，亦无经济来源，故对于崔建新的该项抗辩意见，本院亦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一条第一款、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崔建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李某、刘某、马月菊、刘宗光各项损失人民币573362.9元；二、被告涿州市东立纸业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李某、刘某、马月菊、刘宗光各项损失人民币364867.3元；三、驳回原告李某、刘某、马月菊、刘宗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548元，由四原告负担555元，由被告崔建新负担3051元，由被告涿州市东立纸业有限责任公司1942元。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一份，证明在2020年5月1日前，崔建新是亚森亚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注册资金是620万元，以后进行了转股。本案发生事故时和与上诉人订立天车修理合同时，崔建新属于亚森亚公司高管人员，向我们称副经理，崔建新在本案中派刘金库往上诉人处工作安装遥控器是在履行亚森亚与上诉人的承揽合同，本案应依据上诉人与亚森亚签订的合同来进行衡量作为本案法律依据。四被上诉人质证称，未显示崔建新是该公司管理人员，崔建新的身份与其是否以个人名义承揽东立公司的业务无关。原审被告质证称，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原审被告提交崔建新与刘金库日常合作时进行业务的记账单、刘金库生前与崔建新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刘金库与崔建新是合作关系，不是雇佣关系，体现出刘金库是个体对外揽活，而非隶属崔建新，二人日常业务也都是平均分割利润，由此证明崔建新给刘金库的钱款不是工资款。上诉人质证称，不能证明崔建新和刘金库是个体合伙关系。崔建新以亚森亚的名义与上诉人签订的天车修理合同，崔建新所有的收款交给亚森亚经理贾子军的个人账户，刘金库参与了天车维修工作，有刘金库的报酬，与本案无关。被上诉人质证称，不是法定的新证据，我方不予质证，记账单及聊天记录与本案无关，真实性不认可。二审查明的其他案件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上诉人与崔建新之间是否构成承揽合同关系，上诉人是否存在选任过失，应否就四被上诉人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上诉人主张案外人涿州市亚森亚起重机械有限公司在检修时剪掉天车无线遥控装置，交工时未对其进行恢复，刘金库安装涉案天车无线遥控装置的行为系履行上诉人与案外人涿州市亚森亚起重机械有限公司签订的《3#机10吨天车大修合同》约定的保修义务，但经查，1、该合同约定“待设备检修完毕验收合格后，一次性付清货款，乙方开具收款收据”，本案中上诉人已就涉案合同一次性付清货款，案外人涿州市亚森亚起重机械有限公司亦已为上诉人开具收款收据，说明双方《3#机10吨天车大修合同》所涉工程已验收合格，上诉人所称“检修时剪掉天车无线遥控装置，交工时未对其进行恢复”与之相矛盾；2、该合同同时约定“甲方在正常使用情况下，属于乙方安装问题出现异常，乙方免费维修，质保期3个月；如果属于设备本身问题出现故障，乙方收取相应费用”，本案中，上诉人既主张涉案天车无线遥控装置的安装系“交工时未对其进行恢复”，又向崔建新支付1,200元费用，二者存在矛盾；3、上诉人主张1,200元费用系配件费而非安装费，但经查其一审提交的《设备检修报价单》及《增加部分结算单》中并未包含“天车无线遥控装置”配件费用。上诉人未能就上述矛盾之处作出合理解释说明。依据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故对其上述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关于上诉人主张的崔建新构成表见代理问题，上诉人与案外人涿州市亚森亚起重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签订的《3#机10吨天车大修合同》履行完毕后，双方未就涉案天车无线遥控装置安装工程另行签订书面合同，现有证据亦不足以证实原审被告崔建新系以案外人涿州市亚森亚起重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名义与上诉人就涉案天车无线遥控装置安装订立承揽合同，据此，上诉人该主张因缺乏证据不予采信，上诉人作为定作人将涉案工程承揽给不具有相应资质的自然人崔建新，存在选任过失，一审判决其就四被上诉人的损失承担35%的赔偿责任符合司法实践中的一般标准。因原审被告崔建新在法定上诉期间未向本院提起上诉，对其抗辩主张本院不予审理。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325元，由上诉人涿州市东立纸业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田 苗 审 判 员  杨玉龙 审 判 员  万丙申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  续婉君 书 记 员  赵 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