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711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丁仕丹，男，1988年4月2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卢宥伶，女，1994年1月1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德阳市。上诉人丁仕丹因与被上诉人卢宥伶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20）沪0104民初39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丁仕丹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丁仕丹的全部一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双方签订的两份经销权转让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应属合法有效，应当得到履行，一审判决认为双方在经销权转让协议外另有其他约定与客观事实不符。双方在经销权转让协议中约定了转让费的具体数额，被上诉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在签订经销权转让协议时对转让金额完全了解并应能预判到其可能引发的法律后果，但其仍愿意签订，便应当承担由此引发的法律后果。经销权转让协议与上诉人取得经销权两者之间没有直接关联。上诉人取得经销权后通过努力运营，打造了多家直营样板店和加盟店，因此，经销权价值存在增长亦符合常理及当时的市场行情。经销权转让协议的主要权利义务发生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双方各自负有转让价款给付、权利义务转让的合同义务。至于上海XX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X公司）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否重新签署经销协议，与上诉人无关，XX公司是否向被上诉人发放授权证书，既不属于上诉人的义务范畴，也不影响被上诉人已实际享受经销权利的认定，更不影响合同目的已经实现的认定。经销权转让协议倒签不应影响双方对转让费的约定和支付，而且上诉人是否向被上诉人主张过权利并不影响债权债务的认定。一审法院认定双方约定加盟费收益进行五五分账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虽然XX公司在经销权转让协议签署后不久进入破产清算程序，但至少在经销权转让协议签订时XX公司仍属于正常经营和存续的状态，且此后相当长时间内XX公司仍然履行义务而无实质性影响经销商及加盟商，故XX公司因自身经营问题进入破产清算程序与经销权转让协议的履行没有直接关联。综上，请求二审法院在依法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卢宥伶书面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双方签订的经销权转让协议是虚假的，事实上是双方准备一起合作共同发展加盟商，签订所谓的经销权转让协议并约定50万元转让费是为了拿给加盟商看，证明被上诉人的实力和重新做好这个市场的决心。被上诉人认识上诉人的时候，整个成都市场已经经营不善，公司已经不存在了，只剩上诉人一个人。被上诉人是在上诉人告知“XX”便利店平台不会轻易关闭的情况下，才决定与上诉人合作共同试着重新把这个项目做起来。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故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丁仕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判决卢宥伶向丁仕丹支付转让费50万元，并以5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支付丁仕丹自2016年12月3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的利息。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1.2015年9月30日，丁仕丹（乙方）与XX公司（甲方）签订《“XX”便利店平台经销合同》，约定：甲方授权乙方成为四川省成都市非独家经销商；授权内容为：乙方有权根据甲方制定的销售政策，在指定区域经销甲方“XX”APP便利店板块平台服务，促成商户入驻平台，并依约定获得报酬；甲方有权对乙方业务开展进行考核，如乙方未能达到附件经销政策要求，甲方有权取消乙方的经销商资格，终止本协议，并返还70%经销费用；乙方成为合同所示城市经销商须支付8万元经销费。当日，丁仕丹向XX公司支付经销商代理费8万元。同年10月30日，丁仕丹又向XX公司支付“小店加盟费”3万元。丁仕丹主张除上述经销商代理费及加盟费合计11万元外，其还曾因拓展业务所需向XX公司支付过2万元费用。2.丁仕丹提交了落款日期为2016年12月30日的甲方为XX公司、乙方为卢宥伶、丙方为丁仕丹的《“XX”便利店经销权转让协议》两份。约定：鉴于甲丙双方于2015年9月30日签署了关于“XX”便利店平台在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和郫（都）区的相关经销/代理权协议（下称“原协议”），现丙方将原协议中的权利与义务转让给乙方经营，乙方对此表示同意与接收。自2016年12月30日起丙方将原协议中的权利与义务全部转让给乙方。本协议生效后1日内，乙方向丙方支付转让费（两协议各）人民币25万元，丙方需向甲方支付转让手续费人民币0元。甲方仅免费为乙丙双方代办理转让登记，甲方不负责任何退款，不提供任何售后服务。庭审中，丁仕丹承认协议的实际签订时间为2017年夏天，具体月份记不清楚；另陈述，将协议落款日期写为2016年12月30日是卢宥伶为了取得加盟商的信任所提议的。转让费金额系丁仕丹提出，卢宥伶接受的。2016年12月30日双方还未认识，双方结识在2017年4月份。卢宥伶主张上述转让协议并非双方的真实意思，是一份虚假合同，协议的实际签订时间是2017年10月左右。之所以签订该两份协议，是因卢宥伶意欲与丁仕丹合伙发展“XX”平台加盟商，以此赚取加盟费用，为取得潜在加盟商的信任，签订涉案协议。2017年成都“XX”市场十分不景气，丁仕丹说他不想再做该项目了，可以交给卢宥伶试试，双方约定卢宥伶无需实际支付合计50万元的转让费，只要卢宥伶每发展一个加盟商，就给丁仕丹一半分成，直至丁仕丹能够取得50万元的利润为止。如果没有赚到加盟费，就不用付钱给丁仕丹。后来“XX”平台不能使用后，丁仕丹还向卢宥伶进行了相关退款。经查，一审法院于2017年11月6日受理XX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案号为（2017）沪0104破8号。3.2017年8月29日，卢宥伶向丁仕丹转账1万元。卢宥伶称此1万元系丁仕丹为卢宥伶开通加盟店，其因此支付的加盟费。为证明其主张，卢宥伶提交了其微信朋友圈截图，显示其2017年8月10日发朋友圈称“我的第一家直营XX店即将在《XX》小区开业，请大家敬请期待，你们小区的专职助理来啦~”。丁仕丹称上述1万元系卢宥伶为其加盟店营业向丁仕丹购买货架、海报、吉祥物等支付的购货款。2017年10月24日、10月30日、10月31日、11月10日、12月15日，卢宥伶分9次向丁仕丹共计转账5.75万元。卢宥伶主张此5.75万元系其发展到双流区及郫都区之外的两个加盟商所收取的加盟费，因一个加盟店的加盟费为3万元，扣除应向XX公司缴纳的费用，剩余加盟费按照双方约定应在两人之间平分，但为表诚意，其实际未按50%的比例留存自己所应得的分成。丁仕丹主张卢宥伶确实招到两个加盟商，但该两名加盟商非属双流区或郫都区，故两笔加盟费合计6万元应全部属于丁仕丹。卢宥伶多给丁仕丹的钱是其向丁仕丹购买物资的货款及因丁仕丹协助卢宥伶推广业务所应得的报酬。对上述卢宥伶向丁仕丹的转账，一审法院分析如下：对于2017年8月29日的1万元，虽然双方就款项的性质分别陈述为加盟店经营购买物资的支出和开通加盟店的加盟费，但能确定该款项系与卢宥伶为在“XX”平台经营自己的加盟店所支出的费用。对于2017年10月24日、10月30日、10月31日、11月10日、12月15日合计转账的5.75万元，与双方确认的开通一家加盟店所应收取的3万元加盟费及卢宥伶共发展到两个加盟商的事实相呼应，一审法院采信卢宥伶的主张，认定5.75万元系卢宥伶扣除自己应分得的加盟费收益后，将剩余加盟费转账给了丁仕丹。4.2018年3月15日及3月23日，卢宥伶收到丁仕丹的转账6笔合计5.5万元。卢宥伶主张此5.5万元系“XX”平台不能使用后，丁仕丹按约定向其支付的还款，其以之返还给了前述两个加盟商。丁仕丹主张此5.5万元转账均为暧昧关系的转账，并称双方在相识后，到签署涉案协议时尚无暧昧关系，后来逐渐发展为暧昧关系，该关系具体开始时间记不清楚，结束时间在2019年3月26日双方因矛盾报警之时。对于上述丁仕丹向卢宥伶的转账，丁仕丹主张系暧昧关系的转账，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因转账数额5.5万元，与之前卢宥伶向丁仕丹转账交付的两个加盟商的加盟费相呼应，且转账时间与XX公司申请破产，“XX”项目失败时间吻合，一审法院采信卢宥伶的主张，认定该5.5万元是丁仕丹向卢宥伶返还的加盟商加盟费。5.2019年2月15日，丁仕丹与卢宥伶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有如下内容：（卢宥伶向丁仕丹展示其信用卡还款截图）卢宥伶：“没钱最近”。丁仕丹：“嗯。我不会是那些要钱的，我是和乖乖商量是否”。卢宥伶：“太多了，你想问什么？你已经打扰我太长时间了，我现在觉得没有必要浪费时间在一个天天负能量人身上。”丁仕丹：“不，我把自己弄好了。”卢宥伶：“我听太多了你的内疚，那点钱无所谓的，我不因为XX亏了10多万么，一万多算什么，比起能摆脱你。”丁仕丹：“我的内，都不要讲，只要不要去牵动”。卢宥伶：“我宁愿在亏10万，你太让人烦了，好运不会出现在一个天天都是负能量人身上。”丁仕丹：“不说点点行么。你不是说，你开始和后来说，我们不是纯商业是带感情，那你会让我补救方案，也是同样。只是你是否愿意我的补救。”卢宥伶：“时间才是最值钱的，你还好意思找我拿钱，就你这样，随时说一堆废话，你到现在做出了什么？”丁仕丹：“我不想说，只是别去牵动这些，我能力还在，对你不会少。”卢宥伶：“既然如此不堪，何必打肿脸充胖子，我会还你的，就这样吧，从现在开始不要在浪费我一分钟时间”……6.2019年3月26日20时10分许，卢宥伶报警称当晚8时许，丁仕丹因与卢宥伶之前合伙做生意亏损后债务分歧及卢宥伶不愿与其交往一事，来到（四川省绵竹市）XX村XX组卢宥伶开的餐馆与卢宥伶发生争吵纠纷。公安机关的接（报）处警登记表中的“处警情况”一栏记载：“现场了解情况后，了清双方债务，并告知丁仕丹今后不得以电话、短信等其他方式骚扰卢宥伶。”当天，丁仕丹向卢宥伶出具收条一份，内容为：“今收到卢宥伶现金10,000，壹万元整。丁仕丹，2019.03.26。”双方确认，上述收条中的1万元包含金钱及实物折价。卢宥伶称双方就此解决全部债权债务。丁仕丹称，上述1万元仅为其向卢宥伶追回的2018年11月23日的微信转账的借款1万元，民警调解时其没有表达过就此了清双方全部债务的意思，民警上述处警情况一栏内的表述对其不发生效力。法庭问及丁仕丹为何在双方暧昧期的其他转账被其定性为暧昧关系转账，而上述1万元转账则为借款时，丁仕丹称暧昧关系期间其向卢宥伶的其他转账系其主动转账，而上述1万元则是卢宥伶明确向其提出的借款。卢宥伶则否认曾向丁仕丹借款1万元，丁仕丹之所以给其1万元，是其当时处境不佳，丁仕丹为讨其欢心，主动向其打款1万元。一审法院认为：一审主要的争议即系争转让协议是否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是否应遵照执行。对此，一审法院认为，第一，系争协议约定的转让费数额（成都市一个区）25万元，与丁仕丹自XX公司取得成都市全市经销权所支出的8万元经销费，差距巨大，不符合常理。第二，协议约定作为协议甲方的XX公司不负责任何退款，不提供任何售后服务，现也无证据显示XX公司依据协议对卢宥伶进行了相关授权（如发放授权证书等），不符合常理。第三，双方当事人均确定协议的实际签署时间在2016年12月30日之后，根据双方的陈述（丁仕丹称在2017年的夏季，卢宥伶称在2017年10月左右），能够确定的是这是两份时间上倒签很久的协议。在双方对上述倒签一事明知，且协议载明的转让费数额巨大的情况下，若协议系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日后需要遵照执行，则通常情况，双方应协商将付款日期确定在协议的实际签订之日以后的合理期限内，而系争协议中却将转让费支付日期约定为“协议生效后1日内”，不符合常理。而系争协议在文字上确实出现了上述表述，则可合理推断为：双方当事人本就未将所谓转让费的支付视为一项待切实履行的事项。卢宥伶所述，系争协议只是其向潜在的加盟商展示其诚意与实力的工具，有相当的可信性。第四，当事人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等多项证据中均未显示丁仕丹曾向卢宥伶主张过相关转让费。甚至在双方发生矛盾，卢宥伶就双方“因合伙做生意亏损后债务分歧”等矛盾情况报告给警方，要求民警出面处理，丁仕丹与卢宥伶在民警的见证下协商解决纠纷时，双方仅考虑所谓1万元的借贷问题，不提涉案“XX”经销权转让费事宜，不符合常理。卢宥伶主张双方约定就卢宥伶发展的加盟商所缴纳的加盟费收益进行五五分账，以覆盖丁仕丹所预期收入的50万元，有卢宥伶提交的其向丁仕丹转交两个加盟商的加盟费及丁仕丹退还相关加盟费的转账等来往账目相印证，一审法院予以采信。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双方之间除丁仕丹提交的书面转让协议外，另存在口头约定：涉案两份协议中的两笔25万元转让费并非要实际由卢宥伶支付给丁仕丹，而是欲从今后可能发展到的“XX”加盟商所缴纳的加盟费中取得的最大收益。然而，XX公司在涉案协议签订后不久即进入破产清算程序，“XX”平台亦在不久后无法正常运营，招揽加盟商一事也就无从谈起。因此，双方用转账退款、微信聊天等行动表达了自负盈亏之意。丁仕丹在上述情况下，再要求卢宥伶支付50万元转让费并支付相关利息显然有违公平原则。对此，一审法院难以支持。一审法院审理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五条第二款规定，作出判决：驳回丁仕丹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688元，减半收取计4,844元，由丁仕丹负担。二审期间，上诉人丁仕丹提供了十八组截图证据材料（共33页），这些截图包括微信聊天记录、微信朋友圈记录、钉钉软件对话记录、短信记录、“天眼查”软件记录，旨在证明：经销权具有经济价值；经销权转让协议实际签署于2017年8月，当时双方尚无暧昧关系；被上诉人实际获得了经销商身份，并行使自己的经销商权益，转让合同已经履行完毕；被上诉人在加盟店开发及跨区合作上具有多店，但未如实陈述；上诉人曾向被上诉人追讨经销权转让之款项；暧昧关系存续期间上诉人持续多次向被上诉人转账；上诉人为成都经销权落地成都市场投入不可谓不大。被上诉人卢宥伶对上述证据的关联性和证明力均不予认可，认为不能证明上诉人的相关主张；并认为上诉人在一审庭审结束前能够提供却没有提供，故不属于新的证据。本院认为，上诉人丁仕丹逾期提供证据，且无合理理由，亦不属于新证据，相关内容也不能充分证明其主张，故对上述证据均不予采纳。除此以外，当事人未提交其他新证据。经本院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以及在案证据，能够确信被上诉人卢宥伶的以下主张，即关于：双方签订《“XX”便利店经销权转让协议》的真实目的是为了让潜在的加盟商看到卢宥伶的诚意和实力，以利于取得加盟商的信任，吸引其他人加盟“XX”项目；及所谓的“转让费”是指今后丁仕丹可以从卢宥伶发展的新加盟商所缴纳的加盟费中获取的最大收益，并非要实际由卢宥伶支付给丁仕丹；及卢宥伶和丁仕丹之间系共同合作经营“XX”便利店项目，共同分享合作收益的陈述，具有相当合理性和较高可信度，本院予以采信。而丁仕丹的相关主张不仅缺乏相应证据予以佐证，且与在案证据所能反映的事实不符，亦有违常理，故本院对于丁仕丹的主张不予采纳。一审法院根据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的举证和质证情况，依照法律规定，并结合相关事实，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所作出的判决结果是正确的，应予维持。综上所述，丁仕丹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9,688元，由丁仕丹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叶 兰审判员 任文风审判员 严佳维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韩欣彦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