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7610号上诉人（一审被告）：邱庆扬，男，1968年01月26日出生，台湾地区居民。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兆前，广东君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临江大道**南雅中和广场。负责人：江友青，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但秋寒，广东正大方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欧阳婷，女，该行行员。一审被告：广州宗宗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白云区钟落潭镇茅岗村二社法定代表人：邱庆扬。一审被告：吕嘉琪，女，1970年12月26日出生，台湾地区居民。一审被告：广东创富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指定管理人：广东恒益律师事务所。负责人：周燕军，广东恒益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紫云，广东恒益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邝丽仪，广东恒益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邱庆扬因与被上诉人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以下简称广发银行），一审被告广州宗宗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宗宗公司）、吕嘉琪、广东创富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富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6民初154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邱庆扬上诉请求：撤销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6民初15464号民事判决；一审、二审诉讼费由广发银行广州分行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在（2013）穗越法刑初第443号（以下简称第443号）刑事判决书中已认定，创富公司骗取广发银行的贷款金额已包含本案所涉款项600万元，第443号刑事判决已判决创富公司对其所骗取款项进行退赔发还广发银行。但一审法院仍判决宗宗公司对上述借款承担还款责任，判决邱庆扬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判决有误。创富公司骗取广发银行贷款的数额应当包含一审判决书中邱应扬应承担的借款本息。若宗宗公司仍对上述600万借款承担还款责任，邱庆扬承担连带还款责任，这样将会出现对涉案600万元，刑事审判与民事审判同时对其进行处理，出现承担双份责任的情况。这不仅违反法理，亦是对邱应扬的极其不公，理应依据第443号刑事判决由创富公司进行退赔发还广发银行，一审法院对该笔借款进行审理和判决有误。现因第443号刑事判决书中创富公司骗取贷款所涉银行及款项达4.55亿元，但该判决并未对创富公司所骗取的广发银行的款项进行列明区分，本案争议的600万元款项未在该刑事判决书中具体列明，其据此向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调取第443号案案卷材料，依法查明本案讼争借款是否包含在内。为维护邱庆扬合法权益，避免讼争款项出现多次判决处理的情形，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公正审理。二审期间，邱庆扬在本院第一次庭询中向本院陈述：其明确上诉请求为：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广发银行对邱庆扬的起诉。补充事实和理由：一、邱庆扬骗取贷款的案件，不但是经过第443号案的处理和追讨，而且在（2013）穗越法刑初字494号（以下简称第494号案）是对邱庆扬骗取贷款罪作出了刑事处罚，其在一审已将第494号刑事判决作为证据提交。邱庆扬已经过刑事判决并受到刑事处罚，且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已作出了继续追缴赃款的刑事判决，所以说邱庆扬跟广发银行之间的贷款合同已经是处于刑事犯罪的范围，那么邱庆扬经过刑事处理的话，依据先刑后民的原则，就不应该再进行民事审判了。邱庆扬与广发银行之间的贷款合同，因涉嫌诈骗已属于无效合同，基于合同无效，故广发银行不能再追讨贷款。然后邱庆扬的担保人吕嘉琪，包括担保关系，是作为贷款合同的从合同关系，也不应该再进行一个追缴。二、广发银行要求邱庆扬承担连带责任以超过保证期限。邱庆扬认为，其应承担的保证期限应从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即2012年8月21日起算满两年。其不清楚广发银行第一次提起诉讼的时间，但是至一审法院对本案进行第二次审理时已经超过两年。邱庆扬在本院第二次庭询时向本院陈述：涉案《借款合同》属于骗取贷款犯罪的一个犯罪工具，并不是真正的金融借款合同，借款当时所提供的都是虚假的材料，是一个虚假的意思表示，该《借款合同》具有可撤销的性质，不是真实的意思表示，真实用意是用来骗取银行的贷款。所以其认为，借款合同所约定的利息、滞纳金、违约金以及担保责任都是不能成立的。虽说借款本金应该归还给银行，因借款合同是虚假合同，涉案担保关系作为从合同也是不成立的，担保责任不成立，因此本案应是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广发银行的诉讼请求。经本院释明并告知，驳回起诉和驳回诉讼请求、合同无效和合同可撤销分别属于不同的法律概念，均不存在两种情形并存，要求邱庆扬对其主张予以明确。邱庆扬仍坚持其主张。被上诉人广发银行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判决合法有效，应予维持。第一，刑事判决虽判决邱庆扬犯骗取贷款罪，但实际上并未追缴款项。邱庆扬所签订的保证合同、贷款合同是合法有效的，邱庆扬应当按照合同的相关约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包括清偿责任和保证责任。在保证合同当中有明确的约定了邱庆扬的保证范围和保证方式及承担的保证责任，且保证合同均在公证处进行了公证，包括贷款合同和保证合同均进行了公证。根据担保法及担保法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邱庆扬应当承担还款责任。到目前为止，虽第433号刑事判决追缴创富公司的违法所得，但刑事判决并没判决向邱庆扬追缴，广发银行至今也没有通过刑事判决挽回其贷款损失，也没有通过民事诉讼来追缴到或执行到任何款项。第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明确规定了，被害人因遭受经济损失，有权对单位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因此广发银行有权通过民事诉讼来追收贷款及利息。第三，涉案贷款合同至今并未被法院认定为合同无效，广发银行坚持认为贷款合同是合法有效的。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邱庆扬的上诉请求。一审被告创富公司陈述称，到庭参加诉讼的是经法院指定的破产管理人，一直没有接收过创富公司的任何账册和文件，包括公司印鉴也没有收回，也找不到创富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和相关高管，所以对于本案的证据等都无法确认，也无法核实。其对一审判决无法作出明确表态，尊重法院的认定。因为本案是经过再审后由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定一审法院审理，所以其对本案的管辖没有异议，也同意适用我国大陆法律作为解决本案纠纷的准据法。创富公司无法理解邱庆扬的上诉请求，无法对邱庆扬的上诉发表意见，请求法院依法认定。一审被告吕嘉琪、宗宗公司经本院公告送达均没有到庭，也没有向本院提交书面陈述意见。广发银行在一审中提出诉讼请求：1.宗宗公司立即向广发银行偿还贷款本金4950000元及从2012年7月20日起至贷款偿清之日止的利息、罚息、复利（截止至2019年2月14日的利息79718.25元、罚息3427179元、复利1551566.12元，自2019年2月15日起的利息、罚息、复利从逾期之日起按合同约定计算）；2.邱庆扬、吕嘉琪、创富公司对宗宗公司的债务（包括贷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等）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邱庆扬、吕嘉琪、创富公司、宗宗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保全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8月2日，广发银行与宗宗公司签订《人民币短期贷款合同》（编号130××××****）一份，约定广发银行向宗宗公司发放短期贷款6000000元用于采购原材料，贷款期限为1年；贷款利率为浮动利率，即首期利率以实际放款日适用的中国人民银行公布施行的相应档次的贷款基准利率上浮30%计息；宗宗公司按月结息，每月20日为结息日，21日为付息日；若未按约定期限还款，就逾期部分从逾期之日起按照逾期贷款罚息利率计收利息直至清偿本息为止，贷款逾期后按约定的罚息利率计收复利；逾期贷款罚息利率为约定的贷款利率水平上加收30%，挪用贷款罚息利率为约定的贷款利率水平上加收50%，对于既逾期又挪用的贷款，按照挪用贷款罚息计收利息；宗宗公司未按合同约定履行支付和清偿义务，未将获得的资金用于约定用途构成违约，广发银行有权要求宗宗公司承担违约责任；该合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若双方发生争议协商不成的向广发银行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或申请强制执行。同日，广发银行分别与创富公司、邱庆扬及吕嘉琪签订《保证合同》（编号130××××****-01、130××××****-03）各一份，约定创富公司、邱庆扬及吕嘉琪分别作为保证人为宗宗公司前述主合同《人民币短期贷款合同》承担连带共同保证责任，保证期限为自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同月22日，广发银行向宗宗公司发放贷款600万元。宗宗公司分别于2012年2月6日、2014年5月22日偿还本金60万元、45万元，并偿还了部分利息，未能依约履行全部还款义务。广发银行在到期日即2012年8月2日将涉案贷款转为逾期贷款。广发银行于2015年4月15日、2017年4月13日在《南方日报》刊登《债务催收公告》，就本案所涉借款合同、贷款本金向借款人、担保人催收。广发银行主张宗宗公司未按约定期限还款，要求按照约定的贷款利率水平基础上加收30%计收罚息，罚息从逾期之日起按照逾期贷款罚息利率计收，复利以未归还利息（包含正常利息、罚息以及未归还复利）为基数按照约定的贷款利率水平基础上加收50%计收。宗宗公司、邱庆扬、吕嘉琪、创富公司至今未偿还本金4950000元及相应的利息、罚息等，至2019年2月14日止利息79718.25元、罚息3427179元。一审另查明，2012年5月14日，广州市公安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三条之规定，决定对创富公司、宗宗公司涉嫌骗取贷款案立案侦查。2012年8月23日，广发银行向一审法院起诉创富公司、邱庆扬、吕嘉琪、宗宗公司，一审法院以（2012）穗天法民三初字第77号受理后，于2013年10月12日作出一审裁定，认为案涉借款由邱庆扬、吕嘉琪及创富公司共同提供担保，由于广州市公安局已对创富公司、宗宗公司骗取贷款案予以立案侦查，案件可能涉嫌经济犯罪，需移送公安机关侦查，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之规定，裁定驳回广发银行的起诉。广发银行不服提起上诉，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于2016年12月9日作出（2014）穗中法民四终字第42号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广发银行不服申请再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8月6日作出（2017）粤民申2058号裁定提审本案，后于2018年4月17日作出（2017）粤民再453号裁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2）穗天法民三初字第77号之三民事裁定和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穗中法民四终字第42号民事裁定；二、指令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对案件进行审理。理由是：虽然刑事判决认定邱庆扬作为宗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代表宗宗公司参与实施骗取贷款的行为，但未无证据显示宗宗公司是刑事案件的被告单位，并被判令承担相应的追缴、退赔责任，同时，吕嘉琪未涉及刑事犯罪，故广发银行广州分行对宗宗公司、吕嘉琪的起诉可以作为民事案件予以受理。邱庆扬虽然因犯骗取贷款罪被判处罚金，但刑事判决认定邱庆扬犯骗取贷款罪的犯罪事实是其经营的宗宗公司伙同创富公司，由创富公司作为借款保证人，隐瞒借款资金实际交由创富公司使用，宗宗公司收取“资金增值收益”的真相，骗取贷款。而案件中，广发银行依据与邱庆扬签订的《保证合同》，诉请邱庆扬承担保证责任，与邱庆扬刑事案件的犯罪事实系不同的法律事实和法律关系。而且，刑事案件也并未认定邱庆扬骗取贷款占为己有，也没有判令邱庆扬承担相应的追缴、退赔责任，故广发银行对邱庆扬的起诉可以作为民事案件予以受理。创富公司以提供借款保证担保的方式非法占有贷款银行的财产，已经生效刑事判决判令继续追缴并予以返还，广发银行对创富公司提起的民事诉讼，本应不予受理。但根据案件现阶段查明的事实，第494号刑事判决认定宗宗公司的600万元贷款中的140万元交由创富公司通过其控制的广州旭逸轩贸易有限公司实际使用，由创富公司实际偿还该部分贷款本金和利息，而第443号刑事判决中并未明确创富公司骗取广发银行广州分行贷款的数额。鉴于案件的具体情况，广发银行对创富公司的起诉可先一并受理，并在案件实体审理时对相关事实进一步查明认定。一审再查明，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创富公司及邱庆扬犯骗取贷款罪，先后于2013年3月11日、18日向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案号依次为第443号、第494号。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先后于2014年4月21日、5月28日作出判决。其中，第494号刑事判决认为，宗宗公司伙同创富公司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贷款，情节严重，邱庆扬代表宗宗公司参与实施上述骗取银行贷款行为，其作为宗宗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其行为已构成骗取贷款罪。公诉机关指控邱庆扬犯骗取贷款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罪名成立，法院予以支持。惟公诉机关未认定为单位犯罪不当，法院予以纠正。对于邱庆扬认为其不构成骗取贷款罪的辩解意见，经查，邱庆扬及宗宗公司在与创富公司协商时已经知道贷款资金由创富公司使用，仍然在贷款过程中谎称用于其经营的宗宗公司的营运周转或购买原材料，采用欺骗手段获取银行贷款，其行为已经扰乱了国家金融管理秩序，危及国家金融安全，情节严重，构成骗取贷款罪。邱庆扬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辅助作用，是从犯，依法予以减轻处罚。邱庆扬犯罪后能投案自首，依法可以从轻处罚。辩护人所提的相关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适当，法院予以采纳。综合考虑邱庆扬作案的具体事实、认罪态度、悔罪表现等因素，判决如下：邱庆扬犯骗取贷款罪，判处罚金二万八千元。第443号刑事判决认为，创富公司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贷款，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骗取贷款罪。冯粤超等作为创富公司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均构成骗取贷款罪。公诉机关指控创富公司及冯粤超等犯骗取贷款罪的主要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罪名成立，法院予以支持。公诉机关指控的部分企业、个人伙同创富公司骗取银行贷款的证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判决如下：创富公司犯骗取贷款罪，判处罚金人民币三千五百万元等；继续追缴创富公司的违法所得，发还本案被拖欠贷款的银行（本判项由广州市公安局执行）。第443号刑事判决经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已发生法律效力。以上事实，有广发银行广州分行提交的《人民币短期贷款合同》、《保证合同》及公证书、借款借据、未按期还款记录清单、贷款应收未收利息报表、债务催收公告及关联刑事案件判决书等证据以及到庭当事人的陈述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涉台借款合同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规定，应参照涉外案件进行审理。案涉借款合同已明确约定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法律作为解决本案争议的准据法。广发银行是具有贷款资格的金融机构，有权在其经营范围内向借款人发放商业贷款。广发银行依照《人民币短期贷款合同》约定向宗宗公司发放贷款，已履行了相应的合同义务，涉案借款合同、保证合同已实际履行。尽管作为担保人的邱庆扬、创富公司已被追究刑事责任，但关联刑事案件生效判决并未认定广发银行与宗宗公司、创富公司、邱庆扬串通，或广发银行明知宗宗公司、创富公司、邱庆扬签订借款合同、保证合同的行为目的系骗取部分贷款。广发银行作为合同善意相对方，向借款人提供贷款的意思表示真实，涉案借款合同、保证合同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涉案借款合同、保证合同合法有效。邱庆扬主张合同因涉及犯罪而无效理由不能成立，要求中止审理亦缺乏依据，一审法院对此抗辩不予采纳。宗宗公司未依合同约定偿还借款，广发银行要求按照约定的贷款利率上浮30%计收罚息符合合同约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双方约定贷款逾期后按罚息利率计收复利，广发银行要求按照约定的贷款利率上浮50%计收复利缺乏合同依据，应以上浮30%为准。鉴于复利与罚息均具有惩罚性，如果在已收取了罚息再计收复利，无异于对借款人实施双重惩罚，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的规定，广发银行主张以未归还的利息、罚息及复利为基数计算复利缺乏依据，一审法院调整为以利息为基数。本案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邱庆扬以民间借贷保护利率抗辩利率过高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至于刑事判决判令追缴创富公司违法所得和发还贷款银行的款项，可按根据追缴款项的实际发还情况，冲抵相应欠款。邱庆扬、吕嘉琪、创富公司自愿为宗宗公司的涉案借款提供保证担保，应就宗宗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广发银行该项诉请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邱庆扬辩称保证合同无效并无依据，一审法院对此不予采纳。宗宗公司、吕嘉琪、创富公司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逾期未到庭应诉，一审法院依法作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一审判决如下：一、广州宗宗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偿还借款人民币4950000元、利息人民币79718.25元及罚息、复利（罚息计至2019年2月14日为3427179元，自2019年2月15日起按照《人民币短期贷款合同》约定贷款利率标准上浮30%计至清偿之日止；复利以利息79718.25元为基数，自2012年8月2日起按照《人民币短期贷款合同》约定贷款利率标准上浮30%计至清偿之日止），公安机关追缴广东创富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违法所得且已发还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的款项，从上述款项中予以抵扣；二、邱庆扬、吕嘉琪、广东创富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对广州宗宗玻璃制品有限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其承责后有权向广州宗宗玻璃制品有限公司追偿；三、驳回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9600元、保全费5000元，由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负担100元，广州宗宗玻璃制品有限公司、邱庆扬、吕嘉琪、广东创富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共同负担54500元；公告费2900元，由广州宗宗玻璃制品有限公司、邱庆扬、吕嘉琪、广东创富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共同负担。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没有向本院提交新证据。经审理查明，2011年8月2日，广发银行（债权人、甲方）与邱庆扬、吕嘉琪（保证人、乙方）共同签订编号130××××****-03《保证合同》约定，乙方愿意为担保甲方与宗宗公司于2011年8月2日签订的编号为130××××****《人民币短期借款合同》向甲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各保证人为连带共同保证人，承担连带共同保证责任。其中第十四条“法律适用及争议解决”约定“本合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凡因履行本合同而产生的一切争议、纠纷，双方可先通过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双方同意采用与主合同之约定相同的争议解决方式。”另查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8月6日作出（2017）粤民申2058号裁定提审本案，后于2018年4月17日作出（2017）粤民再453号裁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2）穗天法民三初字第77号之三民事裁定和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穗中法民四终字第42号民事裁定；二、指令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对案件进行审理。一审法院于2018年6月28日以（2018）粤0106民初15464号即本案予以立案。广发银行、邱庆扬及其他各方当事人在一审期间均未对一审法院的管辖提出过异议。广发银行的委托代理人但秋寒、姜先杰和邱庆扬的委托代理人杨兆前到庭参加一审诉讼。广发银行、邱庆扬在一审开庭中均表示同意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作为解决本案纠纷的准据法。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二审中，邱庆扬向本院陈述：一、其确认涉案借款合同和担保合同包括其中“法律适用及争议解决”条款约定的真实性，但坚持认为，因涉案借款合同属于一个犯罪的工具，属于无效合同，故不应再适用合同的约定，从而一审法院对本案无权管辖，其无法确定本案的准据法，由法院依法确定。二、其坚持认为，基于合同无效，且合同已经经过刑事判决，故广发银行不能再在民事程序中主张权利。本院二审庭询后，邱庆扬向本院提交《关于庭审的补充说明》和陈述称：本案的关键证据《人民币短期贷款合同》是基于虚假意思表示订立的合同，是实施犯罪的工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的规定，该民事行为属于可撤销合同，即使属于无效合同，利息、复利、罚息、管辖等约定均无效，应该按照返还本金或者不当得利等法律关系处理。请求法院驳回广发银行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本案系借款合同纠纷，因邱庆扬、吕嘉琪是台湾地区居民，故本案属涉台民商事纠纷，应参照涉外案件进行处理。涉案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的签订地在广州，借款行为发生地在广州，均在我国境内。广发银行起诉时主张的诉讼标的为贷款本金5400000元及利息、罚息、复利，后广发银行在一审开庭中变更为贷款本金4950000元及利息、罚息、复利。签约各方在涉案借款合同、保证合同均约定因履行合同发生争议，协商不成的向广发银行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或申请强制执行，并约定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且广发银行、邱庆扬均向一审法院表示同意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作为本案的准据法，二审期间，创富公司亦向本院表示同意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法律作为准据法，因此，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确认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法律作为解决本案争议的准据法有据，本院亦予以确认。至于邱庆扬在二审期间以涉案合同无效提出一审法院无管辖权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本案系一审法院依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指定审理的（2017）粤民再453号民事裁定而立案，创富公司在二审已向本院表示对本案的管辖无异议。邱庆扬在一审期间从未提出过管辖权异议并已参与包括应诉、答辩在内的全部一审程序，视为其接受一审法院的管辖。邱庆扬在二审关于管辖权和准据法的陈述，与其在一审期间的陈述不一致，违反了“禁止反言”原则。本院对邱庆扬在二审提出的管辖权异议，依法不作审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根据诉辩各方的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包括以下三点：一是诉讼时效问题；二是涉案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的效力；三是广发银行能否在刑事判决后再行提起对邱庆扬的起诉。关于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问题，广发银行与宗宗公司约定的借款到期日为2012年8月2日。广发银行于2012年8月23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于2013年10月12日作出（2012）穗天法民三初字第77号民事裁定，本院于2016年12月9日作出（2014）穗中法民四终字第42号民事裁定；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分别于2017年8月6日、2018年4月7日作出（2017）粤民申2058号民事裁定、（2017）粤民再453号民事裁定；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分别于2014年4月21日、5月28日作出（2013）穗越法刑初字第443、494号刑事判决，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分别于2014年9月10日作出（2014）穗中法刑二终字第424号刑事裁定；广发银行分别于2015年4月15日、2017年4月13日在《南方日报》刊登《催/还款通知书》，就本案所涉借款合同、贷款本金向借款人、担保人催收。诉讼时效因上述行为中断，广发银行广州分行在2018年6月28日提起本案诉讼，未超出法定诉讼时效。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当事人在一审期间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在二审期间提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其基于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对方当事人的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情形除外”的规定，邱庆扬在二审期间没有提交新证据的情形下仍提出诉讼时效抗辩，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人民币短期贷款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的效力问题。上述合同均有各方当事人的签章，合同内容显示宗宗公司向广发银行申请贷款用于“采购原材料”，以及创富融资公司作为担保人之一为借款提供担保，无证据显示广发银行知道宗宗公司和创富公司及邱庆扬、吕嘉琪签订《人民币短期贷款合同》《保证合同》的真正目的，广发银行作为善意相对方，向借款人提供贷款并由保证人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真实，其与宗宗公司和创富公司及邱庆扬、吕嘉琪签订的《人民币短期贷款合同》《保证合同》并不当然无效。司法机关对宗宗公司法定代表人邱庆扬、创富公司借款行为的定性，并不影响广发银行依据商事合同要求行为人承担相应的民事法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的规定，广发银行并未主张撤销《人民币短期贷款合同》《保证合同》，其依据合同要求宗宗公司履行还本付息的义务并由创富公司及邱庆扬、吕嘉琪对宗宗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符合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因复利与罚息具有双方惩罚性，一审对此予以调整适当，故本院对此予以维持。至于邱庆扬在本院的第二次庭询时又提出涉案合同属于可撤销合同，涉案借款的利息、复息、罚息等不应得到保护，本案应驳回广发银行的诉讼请求等主张，与其在第一次庭询时关于合同无效的陈述相互矛盾，并变更了其上诉请求。经本院释明，其仍坚持认为，本案借款合同无效，也同时是可撤销合同。因邱庆扬超过答辩期和举证期限变更其上诉意见，本院依法对此不予审查。关于广发银行对邱庆扬的起诉应否予以驳回的问题。首先，本案贷款触及骗取贷款罪，已由相关刑事判决书所认定。虽然第443号刑事判决判令追缴创富融资公司违法所得、发还贷款银行，但至今无证据证实广发银行已通过刑事判决的执行挽回其贷款损失，现一审法院依据广发银行与借款人、担保人签订的有效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受理广发银行提起的追收贷款及利息的民事诉讼并作出基本支持广发银行诉讼请求的一审判决，不违反法律规定。其次，一审判决已明确“公安机关追缴被告广东创富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违法所得且已发还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的款项，从上述款项中予以抵扣”。而邱庆扬与创富公司在本案中同为涉案借款的担保人，第443号刑事判决关于对创富公司追赃并发还广发银行的裁决结果并不必然导致邱庆扬因本案承担双重责任。第三，第494号刑事判决判处邱庆扬犯贷款诈骗罪，判处罚金28000元，并未判令邱庆扬退还违法所得、发还广发银行，更未对邱庆扬应否承担民事担保责任作出认定。刑事法律规定没有排除受害人在刑事案件提起附带民事赔偿，更没有禁止受害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一审法院基于《担保合同》的约定判令邱庆扬、吕嘉琪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有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本案所涉及的民事法律关系与刑事判决所认定的贷款诈骗事实是不同的法律关系。刑事判决对邱庆扬诈骗贷款罪作出28000元罚金的刑事处罚，该刑事处罚显然不足以补偿或抵销广发银行因涉案贷款诈骗犯罪行为所导致的损失。如因此免除担保人的民事责任，显然对善意借款人广发银行明显不公平。邱庆扬没有提交证据证实广发银行存在双重受益、其存在双重承担担保责任的情形，故邱庆扬以其已接受刑事处罚为由要求免除其民事责任，缺乏依据，其主张应由创富公司退赔、并驳回广发银行对其的起诉，本院不予采纳。至于邱庆扬申请调取收集第443号及（2014）穗中法刑二终字第424号刑事案卷材料，同前述，本案与上述刑事案件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创富公司诈骗贷款的数额不当然免除邱庆扬的民事担保责任。邱庆扬并未提交证据证实其因此承担双重责任。即便公安机关事后对创富公司实际追赃并发还广发银行，邱庆扬亦可通过法律途径保障其权益不受损，故本院对邱庆扬的该项申请不予接纳。综上所述，邱庆扬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7150元，由上诉人邱庆扬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宾审判员 张一扬审判员 罗 毅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伍静怡李蕴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