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4民终264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海峰，男，1971年4月3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上诉人（原审被告）：董桂芬，女，1975年9月1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时振军，山东阳光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英树，男，1971年2月2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高金华，德州开发进取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刘海峰、董桂芬因与被上诉人李英树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人民法院（2020）鲁1402民初12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海峰、董桂芬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在本案中，被上诉人起诉书陈述：上诉人2016年7月29日向被上诉人借款40万元，一直未还，2018年12月1日把2016年7月29日的借条销毁，让上诉人重新写了一张借条，该借条数额540000元，其中，40万元是借款本金，14万元是借款的利息，利息标准：月息3%。并向法院提交了2018年12月1日上诉人书写的借条，并提交2016年7月29日30万元和9万元两张银行交易单据，证明40万元借款的真实性。法院依据被上诉人的这一诉求和提交的证据审理此案，因被上诉人提交的2016年7月29日的银行交易明细注明了：“还款”，不是借款，除此之外10万元的现金也是不存在的，被上诉人提交的是9万元转账，审理的结果是：被上诉人主张的40万元的借款，没有证据证明，在这种情况下，一审法院不仅没有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反而让被上诉人重新编造理由，把借款时间变更为：2017年9月份和10月份，借条提交的是复印件，没有打款交易明细，被上诉人编造的取款时间和数额与借款的时间数额不相符，法院用推理的方式认定借款成立。被上诉人的银行取款依据什么就认定是借给上诉人的，在一天的时间内，被上诉人可以给任何地方的任何人，给上诉人不具有唯一性，一审法院的推理是错误的。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被上诉人认可涉案的54万借条是由2016年7月29日的借条收回后，重新出具的2018年12月1日的借条，并说明40万是本金，14万是一年半的利息，这是被上诉人的自认，在第二次开庭时，被上诉人又编造为：14万元是一年的利息，对这一事实，法院按照自己想象推理判决案件。2.在案件审理中，被上诉人没有提交借款利息约定书面证据，只是被上诉人自己诉称借款利息3%，法院认定借款有利息没有证据支持。3.一审认定2018年1月13日、1月19日、2月14日、4月4日从刘海峰建行账户向原告转款7000元、1.3万元、1.2万元、5000元、1万元，合计4.7万元，法院只认定这一事实的存在，但没有做出判决结果。4.一审认定2017年10月14日被告转账原告9000元，是2017年9月1日的30万元借款本金按照月息3分计算的9月份的利息，这一认定纯属拼凑，在该期间，按照判决书认定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在9月份的借款40万元，不是30万元，如果偿还利息，应偿还40万元的利息，不应偿还30万元利息，再者，如果30万元一个半月的利息是13500元，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以错误的事实推定利息和利率更是错误。三、一审判决违背法律。1.一审法院依据借据复印件，也没有银行打款交易明细，判决借款成立，违背法律。2.一审判决书第6页上数第2行法院称：“认为仅凭银行转账不能证明双方有借贷关系，被告应当提交借条。原告的异议成立应予采信”，这一判决违背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法院判决违背这一法律规定，是违法判决。3.判决利息违背事实和法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涉案借款没有约定利息，并且被上诉人所称的14万元利息没有说出是如何打来的，一审判决利息违背法律，是违法判决。4.一审判决自相矛盾。一审判决自2017年11月30日至2018年12月1日按照24%利息支付，同时判决自2020年3月4日至还清之日止，按照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利息，判决书对同一个借款行为，判决了两种利息标准，这一判决违背事实和法律，涉案借款没有利息约定，法院判决24%的利息违背事实和法律。5.一审判决自2020年3月4日以40万为基数，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这一判决违法。四、法院剥夺上诉人的抗辩权。在庭审中，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提交的2015年7月2日至2018年4月4日银行交易明细没有异议，该交易明细涉及打款626200元，法院以该借款与本案借款无关联性和证据效力的问题，驳回上诉人的抗辩，这是对上诉人抗辩权的剥夺，该借款与被上诉人主张借款的双方当事人相同，借款发生的时间，是在被上诉人主张的借款发生时间内，没有关联性，被上诉人为什么向上诉人还款30万元。被上诉人对银行交易明细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被上诉人认可的证据，效力还有什么问题。从一审判决可以看出，不是依据证据和法律做判决，而是根据判决找理由。总之，一审判决违背事实、违背法律，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李英树辩称，一、由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有两笔40万元的借款,时间上有些混淆，因此在一审第二次庭审前提出更正，一审法院依据更正后的事实庭审调查,并要求双方当事人到庭亲自说明情况,程序合法。二、2017年8月31日被上诉人银行取款30万元,2017年9月1日交付上诉人,二人书写借据收到30万元,并在借据上签字按手印。2017年9月24日董桂芬通过微信向被上诉人借款，2017年9月25日被上诉人在银行提现176000元,其中10万元借给董桂芬,董桂芬书写借据并签字按手印。三、二上诉人支付9000元是30万元的利息,分别支付的1.2万元是40万元的利息,当时约定利息是月息三分。2018年12月1日双方进行对账,自2017年12月1日至2018年12月1日共计12个月,每月利息1.2万元,12个月共计14.4万元,加上本金40万元,合计54.4万元，当时放弃4000元的利息。四、被上诉人多次通过电话及微信的方式向上诉人催要,上诉人刘海峰在微信中以文字或语音的方式明确表示还款,但时至起诉之日也没有进行偿还。综上，一审查明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李英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欠款本息共计54万元及起诉之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与被告刘海峰是朋友关系。两被告系夫妻。2018年12月1日，两被告给原告出具了一张制式的借据，内容为：“借据出借单位或姓名：李英树借款日期：2018年12月1日借到人民币（大写）：伍拾肆万元整￥540000借款人签名盖章：董桂芬、刘海峰。”董桂芬、刘海峰在借款人处签名，并按有手印。两被告对向原告借款和出具上述借据的事实认可，但主张出具借据后，原告并没有履行出借义务。对此，原告提交了2017年9月1日和25日被告出具的两张与上述借据相同的制式的借据（复印件），主张2017年9月1日和25日被告先后借原告30万元、10万元和2018年12月1日前被告所欠该40万元借款的12个月利息14.4万元，合计54.4万元，2018年12月1日双方结算后，被告给原告出具的上述54万元的借据，同时被告将2017年9月的两张借据原件收回去了。被告对原告提交的两张借据复印件不予质证，主张当时想向原告借款而出具的两个借据，但原告没实际履行，当时就把原件撕了。针对被告的该抗辩理由，原告又提交了2017年8月31日从其中国银行账户取30万元现金的客户留存联、2017年9月24日被告董桂芬与原告的微信聊天记录和原告在其中国银行账户支取17.6万元现金的客户留存联，证明2017年9月1日被告出具收据收到的30万元现金是原告前一天从银行支取的；因2017年9月24日董桂芬通过微信说急着用钱，让原告给凑钱，明天到原告处去拿，所以2017年9月25日被告出具收据收到的10万元现金是2017年9月24日原告从银行支取的。被告对聊天内容和原告提交的银行账户现金取款记录无异议，但主张原告没有给被告钱。原告提交的银行账户现金取款记录和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具有客观性、公正性和与本案的关联性，对其证据效力应予以确认。根据被告向原告表示借款意向的时间、原告支取现金的时间、被告出具借据的时间、借据上载明“借到人民币”及借款数额等内容，可确认原、被告双方借款程序是：被告先告诉原告借款意向、原告再准备现金、最后交付款项时被告出具借据，因此，本案的借据具有收到条的性质，2017年9月1日、9月25日被告分别给原告出具两张借据，可证实被告已收到原告出借的30万元、10万元现金。两被告均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若2017年9月1日两被告没有收到原告出借的30万元现金，两被告不可能给原告出具“借到人民币叁拾万元整”的借据；若2017年9月25日被告也没有收到原告出借的现金10万元，被告不可能再次给原告出具“借到人民币拾万元整”的借据，因此，被告主张原告没有履行出借义务，不符合常理。被告承认已将两张借据原件撕毁，但没有提交偿还该两笔借款的证据，未还款而能将借据取回撕毁，显然不符合交易习惯。故对被告没有收到40万元现金的主张，不予采信，对原告主张的2018年12月1日的借据中54万元借款实际上是2017年9月出借的40万元借款本金和14万元借款利息之和的事实予以确认。原告主张双方约定的借款利息为月息3分，被告不认可。原告提交了其银行账户明细，证明2017年10月14日被告转账支付原告9000元，是2017年9月1日的30万元借款本金按月息3分计算的9月份的利息；被告于2017年10月31日、11月30日转账支付原告的1.2万元、1.2万元，系2017年9月份的两笔借款共计40万元借款本金按月息3分计算的10月份、11月份的利息。原告主张2018年12月1日的54万元的借据，系原、被告双方对2017年9月份的40万元借款本金及2017年11月30日至2018年12月1日12个月的利息共计14.4万元进行结算后，原告放弃了4000元利息，两被告重新给原告出具的借据。原告的上述主张切合实际，应予采信。原告提交的其与被告刘海峰2019年的微信聊天记录和语音记录，可进一步证实被告确实尚欠原告借款未还，原告多次催要，被告虽承诺还款，但迟迟未能还款的事实。原告在诉状中称54万元借据中的借款本金40万元的出借时间发生在2016年，被告不认可，主张2016年没有向原告借款40万元。第二次庭审时原告本人到庭，对40万元的借款时间进行了更正，并提交了借据（复印件）和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证明40万元的出借时间实际是2017年9月1日、25日，因此，对原告更正后的借款形成时间予以确认。被告主张原告曾向被告借款，提交了银行账户明细，证明2015年7月2日、7月6日，被告从董桂芬母亲的账户向原告转款10万元、15万元，原告已于2016年7月29日还款30万元；2016年9月9日至11月27日，原告向被告借款合计57.92万元；2018年1月13日、1月19日、2月14日、4月4日从刘海峰建行账户向原告账户转款7000元、1.3万元、1.2万元、5000元、1万元，合计4.7万元。原告对被告提交的银行账户明细无异议，但对被告的主张有异议，认为仅凭银行转账不能证明双方有借贷关系，被告应当提交借条。原告的异议成立，应予采信。被告提交的2015年、2016年的银行账户明细与本案2017年9月份的借款缺乏关联性；对2018年的转款4.7万元，被告既未提交借款凭证予以证明，也未主张该款与本案借款40万元存在关联性，因此，对被告提交的银行账户明细的证据效力，在本案中不予确认。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提交的借据、现金支取客户留存联、银行账户明细和微信聊天记录可相互印证，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40万元借贷关系、双方约定月息3分、原告已履行出借义务、被告已支付利息至2017年11月30日、至今尚欠原告借款本金40万元及2017年11月30日后的利息均未偿还的事实。借据上虽没有写还款期限，但从原告提交的双方2019年的微信聊天内容可确认原告已多次向被告催要借款，被告也多次承诺还款，但至今未还。因此被告属于逾期还款，已构成违约。现原告要求被告偿还40万元借款本金，理由正当、证据确凿、于法有据，对原告的该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原告主张的14万元利息，系被告给原告出具借据时以40万元为基数按月息3分计算的2017年11月30日至2018年12月1日的利息。原、被告按月息3分计算的利息，即利率为年利率36%，超过了年利率2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借贷双方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并重新出具债权凭证，如果前期利率没有超过年利率24%，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载明的金额可以认定为后期借款本金；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24%，当事人主张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根据上述规定，对原告主张的2017年11月30日至2018年12月1日的利息，应以4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即40万元×24%=9.6万元。故对原告主张的14万元利息中超出9.6万元的部分，不符合上述规定，不予保护。原告诉求被告自2020年3月4日起诉之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利息，不违背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被告主张双方存在资金拆借，原告曾多次向其借款。原告不认可。因被告在本案中并未提出反诉，故对被告的此主张，在本案中不予审理。综上，原告主张的40万元借款本金及部分利息，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一审判决：一、被告刘海峰、董桂芬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李英树借款本金40万元及利息（以40元为基数，自2020年3月4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二、被告刘海峰、董桂芬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李英树借款利息9.6万元（系以40元为基数自2017年11月30日起至2018年12月1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600元，由两被告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的证据。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当事人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为：上诉人关于驳回被上诉人诉讼请求的主张是否应予支持。本案中，上诉人刘海峰与被上诉人李英树原系朋友，双方长期存在经济往来，且往来较多，作为原审原告的李英树在诉讼中虽然以记忆混淆为由对案涉借款支付时间的陈述进行过变更，但这并不意味着本案必须因此驳回其诉讼请求，而是应当综合审查诉讼中的证据及当事人陈述，查明事实，依法作出裁判。对于本案借据由来，一审第一次开庭时李英树已经提交了2017年9月1日和9月25日两份借据的复印件，并主张2018年12月1日该两张收据由上诉人收回换成案涉的54万元借据，该两张借据虽系复印件，但通过上诉人的陈述可知，该两份借据的原件确实是由上诉人方出具，该两份借据的真实性应当认定。根据诉讼中的证据及当事人陈述，案涉40万元借款及利息约定事实，应综合以下几个方面予以认定：1.2017年9月1日的30万元，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具有“借到”人民币30万元的借据，而被上诉人在借据出具的前一天确实也从银行提取了现金30万元，取款数额、取款时间与借款数额、借据时间能够相互印证；2.2017年9月25日的10万元，上诉人方在借款前一日的9月24日通过微信向被上诉人表达了急需借款的意思表示，被上诉人在9月25日从银行取款17.6万元，上诉人方也在9月25日向被上诉人出具了“借到”人民币10万元的借据，被上诉人的银行取款数额足以支付借据中的借款，取款时间又能与借据时间相互印证，若再一味强调需进一步证明取款的17.6万元支付有借据中的10万元，过于苛责；3.2017年9月1日和9月25日的借据未载明并不代表双方未约定利息，根据上诉人在2017年10月14日、10月31日、11月30日的打款记录及2018年12月1日出具的借据，结合本案实际情况，一审判决对利息的认定并无不当；4.上诉人诉讼中虽然坚持不认可被上诉人主张的借款，但根据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可知，2019年7月至8月期间，在被上诉人催要借款时，上诉人一方未否认。结合以上事实，被上诉人提交的2017年9月1日和9月25日的两份借据、2017年8月31日和9月25日的银行取款记录、微信借款记录、2017年10月14日、10月31日、11月30日的转款记录、2018年12月1日的借据及后期微信要账记录等证据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2018年12月1日借据载明借款的形成过程，一审判决据此对借款事实的认定并无不当。对于上诉人主张的两种利息标准问题，根据诉讼中认定的事实，2018年12月1日之前的借款利息，当事人进行了约定，一审判决按月息2分支持并无不当；对于2018年12月1日后的借款利息，诉讼中，没有证据证明当事人继续进行了约定，一审判决因此未再按约定利息予以认定，并不存在两种利息标准相矛盾的情况。对于上诉人主张的打款，上诉人一审中主张被上诉人多次向其借款，但未反诉且未证明与本案借款的关联性，上诉人也未主张相关打款是偿还的本案借款，结合双方当事人经济往来较多的情况，一审判决未予审理认定并无不当，若于法有据，上诉人可另行主张权利。关于利率标准，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一审判决自2020年3月4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有误，应更正为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结果错误，应予更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变更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人民法院（2020）鲁1402民初125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刘海峰、董桂芬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李英树借款本金40万元及利息（以40万元为基数，自2020年3月4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变更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人民法院（2020）鲁1402民初125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刘海峰、董桂芬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李英树借款利息9.6万元（系以40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11月30日起至2018年12月1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三、驳回李英树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600元，由刘海峰、董桂芬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8740元，由刘海峰、董桂芬负担8500元，李英树负担24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善文审判员  郑卫华审判员  高世民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刘立琛书记员陈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