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冀01民再183号 抗诉机关：河北省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张景田，男，1983年2月6日生，汉族，住石家庄市长安区健康路园东苑**。 申诉人（一审第三人、二审上诉人）：范风玲，女，1956年10月26日生，汉族，住石家庄市，住石家庄市长安区健康路园东苑**> 被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张玲珍，男，1958年9月23日生，汉族，住石家庄市长安区谈阁街，住石家庄市长安区谈阁街**谈阁北院** id='2'  style="margin: 0.5pt 0cm; 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 申诉人张景田、范风玲因与被申诉人张玲珍共有物分割纠纷一案，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于2012年12月14日作出（2012）长民初字第1322号民事判决，张景田、范风玲不服，上诉至本院。本院于2013年10月18日作出（2013）石民一终字第01345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张景田、范风玲不服，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分别于2014年9月9日和2015年1月28日作出（2014）石民申二字第00190号民事裁定和（2014）石民申二字第00152号民事裁定，驳回了张景田、范风玲的再审申请。张景田、范风玲不服，向河北省石家庄市人民检察院提出监督申请，经该院提请河北省人民检察院抗诉，河北省人民检察院于2019年2月19日作出冀检民（行）监[2019]13000000010号民事抗诉书，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21日作出（2019）冀民抗26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于2019年5月20日立案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河北省人民检察院指令河北省石家庄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庭，河北省石家庄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刘保泰、代理检察员马锁建出庭。申诉人张景田、范风玲和被申诉人张玲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河北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本院（2013）石民一终字第01345号民事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不当。一、终审判决将张吉平、吴来姐对案涉房屋的赠与行为认定为对张令拾个人而非张令拾夫妻二人的赠与，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上明显不妥。2000年12月29日，张吉平、吴来姐签订《房地产赠与契约》将案涉房产赠与张令拾，该房产于2001年2月13日获得房屋所有权证书，所有权人为张令拾。张令拾与范风玲是1981年9月13日登记结婚。1981年1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1981年）》）第十三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根据上述规定，本案的赠与房产应属于张令拾与范风玲的共同财产。2001年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2001年修正）》）第十七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四）继承或者赠与所得的财产，但本法第十八条第三项规定的除外。”第十八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夫妻一方的财产：（三）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依据上述规定，只有能够确定排除对方所有才系“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而本案《房地产赠与契约》并未排除对范风玲的赠与。因此，本案一、二审法院以张吉平、吴来姐签署的赠与合同中仅载明受赠人为张令拾且该房登记在张令拾一人名下为由，将案涉房屋视为对张令拾一人的赠与，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错误；二、一审法院遗漏了重要当事人。本案纠纷由房屋赠与协议引起，但在赠与协议履行前协议一方当事人去世，使得本案诉讼的当事人发生了变化。2010年10月10日张令拾在履行赠与合同前去世，案涉房产发生继承，范风玲、张景田、张吉平均属第一顺序继承人，案涉房产的所有权人发生变化。2012年张吉平去世，除张令拾外五个子女均有继承权，张景田享有代位继承权，案涉房产的所有权人再次发生变化。在张玲珍起诉时，张景田的四个姑姑均应作为当事人参加诉讼，一审法院将张景田的姑姑列为证人出庭，属于适用法律不当。 张景田称：一、终审判决将张吉平、吴来姐对案涉房屋的赠与行为认定为对张令拾个人赠与而非对张令拾夫妻二人的赠与，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上明显不妥。2000年12月29日，张吉平、吴来姐签订《房地产赠与契约》将案涉房屋赠与张令拾，该房产于2001年2月13日获得房屋所有权证书，所有权人为张令拾。张令拾与范风玲是1981年9月13日登记结婚。1981年1月1日实施的《婚姻法（1981年）》第十三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根据上述规定，本案的赠与房屋应属于张令拾与范风玲的共同财产；二、2010年9月10日，张吉平在儿子张令拾病危期间立遗嘱非法处分了张令拾夫妇的房产，给产权人张令拾夫妇造成了巨大的财产损失。按该房产平均月租金1,500元计算，10年损失共计18万元整，利息另算，张玲珍应该立刻搬离，终止占有他人房产的行为，并依法赔偿财产损失；三、原一、二审和申请再审中，张景田多次明确主张诉争房产是张令拾和范风玲的共同财产，私分共同财产的协议不仅是非法的，还是无效的。原一、二审判决对张景田提供的石家庄平安医院张令拾不在场证据只字不提。证据矛盾的焦点，并不是字迹的真伪，而是2010年6月19日和29日这两天早晨张令拾是在石家庄平安医院，还是在案涉房屋内。一个人决不可能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必然有一方在隐瞒真相提供伪证，申请法院去石家庄平安医院调査取证。本案虽为赠与合同纠纷，但起诉张景田不成立，合同没有张景田签字，张景田不属于赠与合同纠纷当事人。本案实质是遗产和财产纠纷，张玲珍把非法无效的赠与合同说成是遗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七条第四款规定，伪造遗嘱丧失继承权，应依法判决案涉房屋产权归范风玲和张景田共同所有。综上，张景田再审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依法判决石家庄市长安区谈阁街14号楼3单元102号的50％产权归范风玲所有；二、判令张玲珍搬离他人房屋，并赔偿产权人18万的财产损失；三、申请法院调查取证，张玲珍和四姐妹丧失继承权，依法判决石家庄市长安区谈阁街14号楼3单元102号的产权归范风玲和张景田共同所有。 范风玲称：一、终审判决将张吉平、吴来姐对案涉房屋的赠与行为认定为对张令拾个人赠与而非对张令拾夫妻二人的赠与，既不符合2001年12月28日之前的《婚姻法（1981年）》也不符合之后修订的《婚姻法（2001年修正）》。张令拾与父母签订的《房地产赠与契约》是发生在2000年12月29日，取得房产证是在2001年2月13日，所有权人为张令拾。张令拾与范风玲是1981年9月13日登记结婚，根据当时行之有效的修订前的《婚姻法（1981年）》第十三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本案的赠与房产应属于张令拾与范风玲的共同财产；二、根据2001年4月28日生效修订后的《婚姻法（2001年修正）》第十七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四）继承或者赠与所得的财产，但本法第十八条第三项规定的除外。”第十八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夫妻一方的财产;（三）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张令拾的父母在赠与财产给张令拾时，并没有明确约定只归张令拾一方，对此种情况不应认定视为对一方的赠与，而应认定该房产在张令拾受赠后归夫妻共有。因此，一、二审法院以张吉平、吴来姐签署的赠与合同中仅载明受赠人为张令拾且该房登记在张令拾一人名下为由将案涉房产视为对张令拾一人的赠与，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错误；三、两份协议书中张令拾的签字存在诸多疑点，且张令拾已经去世，应该由张玲珍提供证据证明该签字确实为张令拾所为，法院不能简单的以张景田没有申请鉴定就推定为张令拾所签。由于案件涉及价值重大的房屋，当初张令拾的父母赠与给张令拾房屋，并办理房产证时如果有约定实际为兄弟二人共有，那么为什么当时不签订协议而后补。需要说明的是，当时张令拾的父母与子女六人都签署了房屋赠与协议，并办理了律师见证，为什么这样的事情就忽略了签订书面协议并见证。张令拾在生命垂危之际还两次偷跑回家签协议不合理，也与医院的治疗记录相矛盾。张令拾有妻有子，对如此重大的财产处分，却不告知妻子和儿子，也与常理不符。对于明知张令拾去世后必然发生争议的事情，张玲珍为什么不采取公证或律师见证的形式，而只是由其亲属补签协议或近亲属见证，也不符合常理。总之，对于存在诸多疑点且有合理怀疑的张令拾签字，应该由张玲珍证明该签字的真实性，而不是将举证责任推给张景田，张景田不申请鉴定是有原因的，以此就推定张令拾的签字，没有法律依据。两份协议即便是张令拾所签，也是无效、不合法的赠与；四、张玲珍并不是诉争房产的产权人，非法占有产权人房屋长达十年，应当搬离并赔偿占有房屋期间给产权人造成的财产损失。综上，范风玲再审请求：一、依法撤销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石民一终字第01345号民事判决和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2012）长民初字第1322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石家庄市长安区谈阁街14号楼3单元102号的50％产权归范风玲所有；二、依法驳回张玲珍的诉讼请求，搬离该房屋并承担全部一、二审诉讼费用。 张玲珍辩称，案涉房屋是老人的拆迁安置房过户到张令拾名下，当时家里所有人达成共识并同意案涉房屋归张令拾和张玲珍二人所有，有《房屋产权分割协议》《房屋赠予协议书》可以证明。申诉人认为两份协议虚假，可以申请去鉴定部门鉴定；二、范风玲和张令拾已经离婚，且案涉房屋与范风玲也没有关系，范风玲不应作为本案当事人参加诉讼。综上，请求维持原一、二审判决。 张玲珍向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根据赠与协议的约定依法分割位于石家庄市长安区房产。 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位于石家庄市长安区，由张玲珍父母名下的一套平房拆迁而取得，登记所有权人为张令拾，登记证号为：石房权证长字第××号。张玲珍之父张吉平、张玲珍之母吴来姐于1948年3月结婚，婚后生育六子女。张令拾系长子（张景田之父），张玲珍系次子。2000年12月29日，张吉平签订房地产赠与契约将该房产（安置协议书）赠与张令拾。上述房产于2001年2月13日获得房屋所有权证书，所有权人为张令拾，登记证号为石房权证长字第××号。2010年6月19日，张吉平与六子女共同签订房屋产权分割协议。该协议显示，协议各方均同意诉争房产产权归张令拾和张玲珍兄弟二人共同拥有，但房产证署名为张令拾，由父母居住终老，然后由兄弟二人共同协商解决。2010年6月29日，张令拾与张玲珍签订房屋赠与协议书，张令拾自愿将诉争房产产权的1／2赠与张玲珍，兄弟二人各占产权50％。张玲珍之母吴来姐于2007年6月21日去世，张玲珍之父张吉平于2012年5月13日去世，张玲珍与其父母生前一直在该诉争房屋内居住，父母去世后，张玲珍居住至今。张令拾与范风玲于1981年9月13日登记结婚，于2010年9月16日在石家庄市长安区民政局协议离婚，离婚协议书中未对本案诉争房屋的权属作出处理。张令拾于2010年10月11日去世。张景田表示对张玲珍提交的赠与协议及房屋产权分割协议的真实性有异议，但不申请做鉴定。 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诉争房屋原系张玲珍父母的房子拆迁改造而来，其父母通过房地产赠与契约将房屋赠与儿子张令拾并将产权登记在张令拾名下，已经完成对诉争房屋的赠与。房屋产权分割协议亦证实了张玲珍父母赠房的事实。因张吉平、吴来姐签署的赠与合同中仅载明受赠人为张令拾且该房登记在张令拾人名下，故应视为对张令拾一人的赠与，对于张景田及范风玲主张的该房系张令拾与范风玲的夫妻共同财产，该院不予采信。本案中，张令拾签署赠与协议将部分房屋产权赠与张玲珍虽未办理过户登记，该行为不具有所有权转移的效力但并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张景田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实该赠与合同并非张令拾所签，故推定该赠与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即张玲珍享有该房屋1／2的产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判决：位于石家庄市长安区房屋产权1／2归张玲珍所有。案件受理费1268元，由张景田负担634元，张玲珍负担634元。 张景田、范风玲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张玲珍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 本院二审查明：一审判决查明认定的事实均属实。经审查，张令拾与范风玲的离婚协议书第二条明确载明，双方无其他财产纠纷。对于2000年12月29日的房地产赠与契约中载明的赠与房产的房号“谈北4-3-102房产”，二审诉讼过程中范风玲提供石家庄市长安区谈阁社区居民委员会2013年6月24日的证明，该证明载明：“原谈北4-3-102地址，现变更为长安区谈阁街14-3-102，两地址系同一地址。”对该证明中载明的证明内容，张玲珍表示认可，张景田也未提出异议。 本院二审认为，对于双方争议房屋，张吉平、吴来姐于2000年12月29日签署了赠与合同，该赠与合同仅载明受赠人为张令拾且该房登记在张令拾一人名下，故一审法院视为房屋赠与已经完成且该赠与应为对张令拾一人的赠与并无不当。在张玲珍提交的2010年6月19日及2010年6月29日的两份协议中，张令拾签字处理了自己名下的该房产，现张景田及范风玲虽对该两份协议中张令拾签字的真实性有异议，但其并未提供充分证据对上述签字予以否认，在本案诉讼过程中也未申请对该签名进行鉴定，故一审法院推定该赠与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并无不当。范风玲、张景田虽主张该诉争房产是范风玲与张令拾的夫妻共同财产，但2010年9月16日范风玲与张令拾签署的离婚协议书第二条明确载明双方无其他财产纠纷，故一审法院对范风玲、张景田该主张不予认定并无不当。综上，张令拾将自己所有的房产赠与张玲珍，是其对自己民事权益的处分，未办理过户登记并不影响其赠与合同的效力，对该争议房产张玲珍享有该房屋1／2的产权。综上所述，张景田、范风玲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诉讼费1,268元免交。 围绕当事人的再审请求，除原一、二审查明的事实外，本院再审补充查明：张玲珍父母名下的一处平房因拆迁取得安置房屋八套，张玲珍父母同一天经律师见证分别与六个子女签订了《房地产赠与契约》，其中赠与张令拾房屋三套（均为一室一厅，含案涉房屋），赠与张玲珍等其他五个子女房屋各一套（均为两室一厅）。案涉房屋由张玲珍父母居住至终老，该房屋现一直由张玲珍居住。范风玲提交石家庄平安医院的证明及张令拾在该院住院期间的输液卡和体温单，拟证明张令拾2010年6月19日和6月29日在石家庄平安医院住院治疗，不可能回到案涉房屋与张玲珍等人签署《房屋产权分割协议》和《房屋赠予协议书》。张玲珍对上述证据不予认可。本案终审判决后，张玲珍及其四个姐妹张玲素、张玲茹、张玲淳、张玲秦起诉张景田，要求继承案涉房屋张吉平所拥有的份额。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31日作出（2014）长民初字第746号民事判决，判决：案涉房屋产权归张玲珍、张玲素、张玲茹、张玲淳、张玲秦与张景田按份共有，其中13/24归张玲珍所有、7/24归张景田所有、1/24归张玲素所有、1/24张玲茹所有、1/24张玲淳所有、1/24张玲秦所有。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范风玲在向河北省人民检察院提交的民事抗诉申请书中述称，“2010年9月16日张令拾与范风玲协议离婚，离婚后依然在一块生活，为他看病治疗，日夜照顾他。由于当时为了让老人养老在此居住，故未对该房产（注：案涉房屋）进行分割。”在再审庭审中，范风玲又称其在2007年5月13日已经写遗嘱把案涉房屋50%的产权给了张景田，因为有遗嘱，所以在离婚协议上没有写案涉房屋。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再审的主要焦点问题为：1、案涉房屋是张令拾的个人财产还是张令拾与范风玲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共同财产；2、案涉《房屋产权分割协议》《房产赠予协议书》是否合法有效；3、本案是否遗漏了重要诉讼当事人。 关于案涉房屋是张令拾的个人财产还是张令拾与范风玲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共同财产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三十三条规定：“婚姻法修改后正在审理的一、二审婚姻家庭纠纷案件，一律适用修改后的婚姻法。此前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相关司法解释如与本解释相抵触，以本解释为准。”张玲珍于2012年7月2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因此，解决本案纠纷应当适用2001年4月28日修正后的《婚姻法（2001年修正）》及其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婚姻法（2001年修正）》第十七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四）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但本法第十八条第三项规定的除外。”第十八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夫妻一方的财产：（三）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本案中，张令拾的父母张吉平、吴来姐仅与张令拾一人签订了《房地产赠与契约》，约定将案涉房屋赠与张令拾（儿子）。虽然《房地产赠与契约》没有约定该房屋只归张令拾一人所有，但依据该房屋登记在张令拾一人名下的事实，应视为案涉房屋系张令拾的父母对张令拾一人的赠与。另外，2010年9月16日范风玲与张令拾签署的离婚协议书约定，张令拾父母赠与张令拾的另外两处房屋均归范凤玲所有，双方无其他财产纠纷，而对于案涉房屋的归属并未提及。由此也可印证上述判断。范风玲关于离婚协议书未对案涉房屋归属作出约定缘由的陈述，前后矛盾，不足采信。综上，原一、二审判决有关案涉房屋赠与应为对张令拾一人的赠与、该房屋属于张令拾婚后个人财产的认定，并无不当。 关于案涉《房屋产权分割协议》《房产赠予协议书》是否合法有效问题。基于上述案涉房屋属于张令拾婚后个人财产的认定，张令拾对该房屋享有完全的处分权，在处分该房屋时无须取得他人的同意。张景田、范风玲有关张令拾未取得范风玲同意即签署该两份协议应属无效的主张，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关于该两份协议中是否张令拾本人签字和捺印问题。张景田、范凤玲虽然对两份协议中张令拾签字和捺印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但在一审法院释明其是否申请司法鉴定后，明确表示不申请。张景田、范凤玲在本案一审和再审期间提交的张令拾在石家庄平安医院住院治疗的记录和证明，虽然可以证实张令拾签署两份协议的时间处于其在石家庄平安医院住院治疗期间，但仅依此不足以否定张令拾在协议上签字和捺印的真实性。综上，原一、二审判决有关上述两份协议系张令拾与张玲珍真实意思表示的认定，并无不当。 关于本案是否遗漏了重要诉讼当事人问题。张玲珍起诉请求为根据赠与协议的约定依法分割案涉房屋，而非请求履行赠与合同并办理案涉房屋的登记变更手续，因此，依据张玲珍所主张的分割案涉房屋的诉讼请求，本案应定性为共有物分割纠纷，原一、二审判决定性有误，应予纠正。张玲珍依据《房屋产权分割协议》《房屋赠予协议书》主张自己享有案涉房屋1/2产权并请求分割房屋产权，并不涉及张吉平的遗产继承问题，故本案不属于继承纠纷，且张玲珍的四个姐妹（即张吉平的继承人）对于张玲珍本案中的诉讼主张也均未提出异议，因此，本案无须通知张玲珍的四个姐妹参加诉讼。另外，在本案终审判决后，张玲珍及其四个姐妹作为张吉平的继承人起诉张景田，要求继承案涉房屋中张吉平的遗产份额。依据本案生效判决，一审法院判决案涉房屋由张玲珍及其四个姐妹与张景田按份共有，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故张玲珍的四个姐妹作为张吉平继承人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均未受到影响，据此，本案也没有必要通知张玲珍的四个姐妹参加诉讼。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具体的再审请求范围内或在抗诉支持当事人请求的范围内审理再审案件。当事人超出原审范围增加、变更诉讼请求的，不属于再审审理范围。但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当事人在原审诉讼中已经依法要求增加、变更诉讼请求，原审未予审理且客观上不能形成其他诉讼的除外。”张景田、范风玲再审提出的有关案涉房屋的50％产权归范风玲所有、张玲珍搬离案涉房屋并赔偿产权人损失18万元、张玲珍和四姐妹丧失继承权、案涉房屋产权归范风玲和张景田共同共有等再审请求，因在本案中，张景田系一审被告、范风玲系一审第三人，其二人在一审中未就上述主张提出反诉或独立的诉讼请求，且不在抗诉支持当事人请求的范围内，故其二人的上述再审请求，本院再审依法不予审理。 综上所述，张景田、范风铃的再审请求不能成立，原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并无不当。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本院（2013）石民一终字第01345号民事判决和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2012）长民初字第1322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赵 勇 审判员 王彦松 审判员 卢 亮 二〇二〇年九月一日 书记员 袁琦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