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106民初4571号原告：黄奎，男，1986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户籍地四川省自贡市，现住重庆市渝**。被告：王浩维，男，1994年3月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现住重庆市沙坪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许锐，重庆海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黄奎与被告王浩维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1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黄奎，被告王浩维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许锐到庭参加了诉讼。审理中，双方当事人申请庭外和解四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黄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原告与被告王浩维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2.判令被告退还原告货款164100元；3.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以货款本金164100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从2020年4月15日计算至货款还清之日止的资金占用利息；4.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原告通过他人介绍认识被告，双方于2020年2月8日添加微信好友。被告向原告称其有货源可以购买口罩，原告便通过支付宝，分别于2020年2月9日向被告转款110000元，于2020年2月10日向被告转款20000元，于2020年2月12日向被告转款30000元、53000元、12600元，共计225600元用于购买口罩。被告承诺于2月14日前交付口罩20000个，但并未按时交货。经过原告多次联系催促，被告称已经无法拿到货，并在2020年2月14日向原告退还了口罩款41500元，余款164100元一直未退。为追要剩余货款，原告提起本案诉讼。被告王浩维辩称，原、被告之间属投资代理关系，并非货物买卖合同关系，被告收取的所有款项均已应原告要求支付给第三方，被告没有义务退还原告任何款项。1.2020年年2月8日，双方通过第三人认识。原告认为口罩属紧俏物资，而被告有渠道可以拿到口罩。双方便达成合意，原告将投资款转账给被告，让被告代为购买口罩。随后，原告便通过微信、支付宝等方式将投资款转账给被告。被告收到款项后，于相同时间段将原告投资款分批次支付给上家黄生，合计182970元。但因为口罩货源紧缺，且政府管控趋严，上家无法正常发货。被告通过微信等各种方式一直与口罩供应商联系沟通，要求对方退款，以保障合伙利益。原、被告之间的以上投资关系，也通过书面形式进行了确认。2.在原、被告建立投资代理关系后，被告便将上家黄生的微信推送给了原告。在被告与黄生3月18日的聊天记录中可以明确看出，主要是由被告代为与黄生沟通，与此同时，原告也在与黄生沟通自己货物的问题。基于以上关系，从逻辑上讲，只有在非买卖关系的前提下，被告才有可能将上家的联系方式直接推送给原告。否则，按照正常的商业逻辑，被告不可能将自己上家的信息直接推送给自己的下家，让他们直接联系。所以原、被告之间不是货物买卖关系。3.从原、被告的聊天记录可以看出，双方一直都是围绕如何取货、如何将货发给下家这样的合作主题进行沟通的。且聊天记录中多处有关于“那批货”的描述，说明原告清楚被告代为购买的口罩是属于自己的。综上，原、被告属于投资代理关系，因为上家的问题导致货物不能正常到达原告处。因此而产生的后果不是因为被告的不当代理行为引起，所有后果应当由原告自行承担。所以，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原告黄奎围绕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账单详情、微信聊天记录等作为证据，并向本院申请调取了其与被告王浩维在重庆市渝北区公安分局双龙派出所做的询问笔录。被告为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向本院提交了收款收据、微信聊天记录、转账记录、对话录音作为证据。对于原、被告举示的上述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并依法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进行了审查。根据审查确认的证据，并结合当事人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20年2月8日，原告黄奎与被告王浩维添加微信好友。同日，原告向被告转账58000元用于购买口罩。因口罩无货，被告于次日将该58000元退还原告。2020年2月9日，原告黄奎向被告王浩维转账110000元。2020年2月10日，原告向被告转账20000元。2020年2月12日，原告分别向被告转账30000元、53000元、12600元，共95600元。以上转款共计225600元，均为购买口罩。2020年2月10日，原告微信询问被告何时发货，被告回复称：“3天左右”。但，除2020年2月10日的20000元口罩，被告当场交付外，其余口罩均未交付。2020年2月14日，因原告无法向其客户交货，客户要求退款，原告遂要求被告退款，被告便向原告退款45000元。该笔退款，原告随后又向被告转回3500元。2020年2月14日，原告黄奎通过微信向被告王浩维催收货物，被告回复称：“这个单我赚了3000块钱，我现在，货车900块钱，我赚2000块钱”。2020年2月15日，因原告无法向其另两名客户交付口罩，该两名客户要求原告解决，原告便随同该两名客户找到被告。四人协商过程中，原告向其客户陈述：“我就想说，这个是我和他（注：指王浩维）是合作关系哈。这个也是我们两个合作的前提下提供给你们两个，那是不是一个道理嘛”。同日，被告向原告出具收款收据一张，载明“本人王浩维收到黄奎投资汇款164100，大写：拾陆万肆仟壹佰”。原告亦在收据下方汇款人处签名。该收据落款日期为2020年2月8日，审理中，被告称该收据系对双方于2020年2月8日开始建立的合作代理关系进行的确认。扣除已交付口罩货款及已退还货款，剩余164100元货款对应的口罩，被告王浩维一直未交付。原告多次要求被告发货未果，于2020年2月17日微信向被告发送了涉案转账记录，并称“这个是口罩钱呦”，被告回复称：“这是你打给我，我们一起进货的钱，我们进货利润平分的”。原告称：“看备注，什么利润平分，我好久答应过”，“那你现在退钱呀，不扯这个问题”。被告随后向原告发送了其向上家要求退款的记录，并称“我也在想办法”、“我已经尽力追款了”。2020年2月18日，原告向重庆市公安局渝北区分局双龙派出所报警，称其向被告转款购买口罩，被告未按约交付口罩，也不退货款，现已联系不上，怀疑被骗了。此后，原告又多次向被告发送微信要求退款，被告回复称其在积极地找上家退款。2020年2月22日，被告王浩维在重庆市公安局渝北区分局双龙派出所述称：“我和黄奎一起合作买卖口罩，现在黄奎说我骗他”，“2020年2月7日，我因朋友介绍认识黄奎，我就给黄奎说我们2个合作一起去买卖口罩，当时黄奎就同意了”。2020年2月25日，被告又在派出所述称：“2020年2月份，黄奎向我购买口罩，由于我的上家没有给我发货，我没法给黄奎退款，所以黄奎说我骗他，我到公安机关来说明情况”，“黄奎一共转了198500元钱给我，我转给我上家黄生口罩货款182970元，自己收取盈利15530元”，并解释第一次陈述与黄奎是合作关系的本意是“黄奎想赚钱通过我购买口罩，我起初以为这就是合作关系，但是账面上黄奎是扣除自己的利益后，在把买口罩的钱给我，我在扣除中间差价在转给黄生”，“如果黄生退款了，我就把黄奎的钱退给他，如果黄生没有退款，我愿意承担一部分损失”。2020年4月24日，被告又在派出所述称：“2020年2月8日到2月15日期间，黄奎向我购买口罩，由于我的上家没有给我发货，我没法给黄奎退款，所以黄奎说我骗他，我到公安机关来说明情况”，“第一笔是2020年2月8号晚上21时左右，黄奎以2.9元一个口罩的价格，向我购买20000个口罩，用支付宝向我转了2.9万元、微信向我转了2.9万元。2月9日凌晨2时左右，因为2.9元一个的口罩没有货，我就把这5.8万元通过支付宝转回给了黄奎。第二笔是2月9号中午，黄奎用支付宝转了11万元钱给我购买口罩，因为当时我手里只有少量口罩，2月9号没有发货给黄奎。第三笔是2月10号，黄奎通过支付宝给我转了2.0万元，我给了黄奎5100个口罩，这5100个口罩是2月9日晚上黄生发给我的口罩里面出的，这2万块钱被我在2月14日转给黄生买口罩用了19990元，剩了10元钱。第四笔是2月11日号，黄奎通过微信给我转了1.44万元，我给了他3200个口罩，这3200个口罩是我自己原本就有的日本口罩，这1.44万元用于我买原有日本口罩的货款。第五笔是2月11日上午10时59分，黄奎微信转了我250元钱，我帮黄奎代发了50个口罩。这50个口罩是我自己原本就有的日本口罩，这250元用于我买原有日本口罩的货款.第六笔是2月11号，我给了黄奎2000个口罩，这2000个口罩是2月9号晚上黄生发给我的口罩里面出的，黄奎没给我钱。第七笔是2月12号，黄奎用支付宝给我转了9.56万元，分三次转的，一次3万元、一次5.3万元、一次1.26万元。因为口罩一直没有到，2月14号我就通过支付宝转回给黄奎4.5万元，黄奎告诉我说只需要给客户退4.15万元，所以黄奎用支付宝转了3500元”，口罩货源是“我以前购买了大概4、5000个日本口罩；从黄生那里购买了60000个口罩，收到20000个口罩”。为追要剩余货款164100元，原告黄奎诉至本院，要求判如所请。审理中，被告王浩维称双方之间只有2020年2月8日的58000元转款是买卖合同关系，其余均是委托代理合同关系，并同意解除委托代理合同关系。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主张的事实应当举示证据，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事实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原告黄奎称其与被告王浩维之间系买卖合同关系，并举示了微信聊天记录及向本院申请调取的公安机关询问笔录。根据上述证据，被告曾在微信中自称一单赚取2000元的利润，在渝北区双龙派出所被告亦陈述“黄奎向我购买口罩”，其以为的合作关系就是“黄奎想赚钱通过我购买口罩”，“黄奎是扣除自己的利益后，在把买口罩的钱给我，我在扣除中间差价在转给黄生”，“自己收取盈利15530元”。被告辩称双方系委托合同关系，并举示了收款收据及录音，称收款收据载明其所收取的原告的款项为“投资汇款”，原告曾在其客户面前自认与被告系合作关系。对此，本院认为，被告在渝北区双龙派出所已多次明确陈述双方系买卖合同关系，并对货款、货物交付、货物来源及盈利情况等进行了说明，也对其自称的“合作关系”进行了合理解释。虽然收款收据上载明的款项为“投资汇款”，原告也曾自称其与被告系合作关系，但均不足以证明双方系委托合同关系，也不足以推翻被告本人在派出所作出的陈述。因此，本院认定，原、被告之间构成买卖合同关系。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原告黄奎已经向被告王浩维支付了货款，但被告却未能按时足额交货，且在原告多次催促后仍未能交付货物。故对于原告要求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因原告在2020年2月17日要求被告退还货款时，便同时具备了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故本院认定，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在2020年2月17日便已解除。合同解除之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因原告黄奎与被告王浩维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已于2020年2月17日解除，故对于原告要求退还剩余货款16410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因涉案买卖合同系因被告未能按约发货而解除，且原告在提起本案诉讼，即2020年4月15日之前便多次要求被告退还剩余货款，故对于原告要求被告赔偿自2020年4月15日起计算的资金占用损失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九十四条第（三）款、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确认原告黄奎与被告王浩维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于2020年2月17日解除；被告王浩维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七日内退还原告黄奎货款164100元；三、被告王浩维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七日内赔偿原告黄奎逾期退款资金占用损失，该资金占用损失以应退未退货款164100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自2020年4月15日计算至货款退清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582元，减半收取1791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王浩维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同时,直接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诉讼费,递交上诉状后上诉期满七日内仍未预交诉讼费又不提出缓交申请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双方当事人在法定上诉期内均未提出上诉或仅有一方上诉后又撤回的，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应自觉履行判决的全部义务。一方不履行的，自本判决生效后，权利人可以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该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审判员  黄燕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唐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