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296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钱梅，女，1986年6月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培敏、潘玲，浙江周培敏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融曜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盛奥铭座****。 法定代表人：高长付。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鲍，浙江律匠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高阔，女，1991年3月7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西丰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鲍，浙江律匠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长付，男，1983年4月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鲍，浙江律匠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钱梅、杭州融曜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曜公司）、高阔因与被上诉人高长付居间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8）浙0110民初131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钱梅上诉请求：1.对原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无异议，改判融曜公司支付钱梅补偿款393.6万元；2.高阔、高长付对融曜公司的案涉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上诉费用由融曜公司、高阔、高长付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审判决部分事实认定错误。一、融曜公司是否因自身原因被开发商清场。1.本案的清场，即为“停止销售，清理交接账目并退出销售案场”。且本案庭审中融曜公司自认其公司销售人员已经全部撤出案场，停止销售名仕花园项目，和宁波阳明房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明公司）对接了客户和账目。因此，融曜公司在名仕花园项目已清场。2.融曜公司法定代表人高长付在2019年7月2日前往余姚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接受询问，是因为融曜公司通过杭州玺雀房屋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玺雀公司）与客户签订包租协议，再以“存15万抵20万”的模式通过高阔个人账户收取客户房款，后高阔、高长付又将玺雀公司注销，引起客户恐慌进而到房管局投诉和到公安报案，公安机关为核实案件事实情况，通知高长付前去接受询问。因融曜公司的违规销售行为，阳明公司责令融曜公司退场。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向余姚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调取案涉项目报案人报案所作的询问笔录、公安机关向阳明公司进行核实的询问笔录。3.一审法院认定认为“本案包销协议是在另案中经调解一并解除（阳明公司与融曜公司关于御翠苑的2018浙02**民初9976号）”，并无事实依据。（2018）浙0282民初9976号案件调解书中并未体现名仕花园项目解约的事实，也没有体现因开发商原因或其他原因致使双方解约。融曜公司停止销售案涉项目是因其自身原因，最终从该项目中清场，应当按照居间合同约定向钱梅支付居间费。4.钱梅仅主张未销售部分房屋居间费20%的补偿费，已经对自身的权利作出了极大让渡。首先，钱梅促成融曜公司与开发商签订合同《余姚名仕花园商品房项目包销协议》，该合同第一条第四款约定，“本协议约定之包销，是指甲、乙双方签订包销协议，在约定的期限内销售代理商（乙方）承包销售开发商（甲方）的商品房，按约获取服务费，包销期限届满，由包销商（乙方）按照包销基价全部购买，承销未售完商品房的行为。”该协议第七条第3款约定，“分阶段考核期内及7个月包销期限届满如分别未完成协议约定的销售指标，包销房款未足额交付甲方，则乙方应分别在考核期满和包销期限届满七个工作日内以现金方式支付给甲方予以补足。”因此，融曜公司在7个月的包销期限届满后，应当按照包销协议之约定，按照包销基价全部购买、承销未售完商品房。则钱梅现阶段完全可以按照包销协议约定的总套数计算要求融曜公司支付居间报酬。但考虑到融曜公司的实际销售情况，钱梅仅以融曜公司自认的销售套数来主张居间报酬。关于代理销售商被开发清场后应当支付的补偿费，同样的居间合同以及诉讼，另案中，法院判决支持钱梅的该项诉求。二、高长付应当对融曜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高长付于2019年7月3日在余姚市公安局经侦大队所作的《询问笔录》能够证实，融曜公司通过高阔个人银行账户收付客户房款，且高长付对该事实同样予以认可。同时，高长付在该笔录中陈述，融曜公司代理销售名仕花园项目期间，已完成190套商品房销售量。其销售方式为：融曜公司通过杭州玺雀房屋租赁有限公司与客户签订包租协议，再以“存15万抵20万”的模式通过高阔个人账户收取客户房款。因此，融曜公司和玺雀公司之间人格混同、资产混同的事实非常明确。根据《杭州玺雀房屋租赁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关于确认公司清算报告的决定》的内容，股东高长付、高阔应对清算报告虚假内容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因此，高长付应对注销公司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同时，高阔对融曜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另一重要原因系将个人银行账户出借给融曜公司使用。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予以改判。 融曜公司、高阔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钱梅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保全费由钱梅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本案中，钱梅未完全履行居间义务，居间费支付条件未成就，无权主张居间报酬。根据《合同法》的规定以及案涉《居间合同》的约定，作为居间人，钱梅于案涉《居间合同》项下，需履行的居间义务为：进行项目接洽、帮助委托人拿到项目房地产营销策划代理合同以及在销售过稈中协助融曜公司结算佣金等。本案中，钱梅未完全履行居间义务，居间费支付条件未成就，钱梅无权主张居间报酬。(一）钱梅并未协助、促成阳明公司与融曜公司结算佣金，阳明公司始终未向融曜公司结算过任何佣金，钱梅也未协助融曜公司一就结算佣金事宜同阳明公司进行沟通、斡旋。因此，钱梅未完全履行居间义务，无权主张居间报酬。(二）玺雀公司收取2800万元存抵费用，并非融曜公司从阳明公司取得的佣金，该款项与案涉居间合同纠纷无关。本案中，融曜公司为了快速出售房屋，通过与第三方公司玺雀公司合作，将客户资源推介给玺雀公司，由玺雀公司通过存抵活动进行项目包租，项目亦实际由玺雀公司与客户签订租赁合同，收取客户存抵款项，并实际委托装修公司进行实际装修改造。该模式为融曜公司促进房屋销售的方式之一，该2800万元亦为客户存抵款，其大部分款项亦直接用于直接支付至装修公司装修费用及装修材料费用。其目的在于降低前期成本压力，增加客户成交率。该费用系由潜在购房者支付，如最终未实际成交，则由玺雀公司退回。2019年7月2日，高长付在余姚市公安局经侦大队所作《询问笔录》所称“2800万系公司的团购营销费用，其中居间费每套3万”的真实意思是该3万元居间费亦为玺雀公司测算存抵额度的考量因素之一，与阳明公司应结算的佣金系完全不同的概念，完全不同的法律关系。玺雀公司销售模式并未完全通过网络途径进行，其销售模式仍是传统线下销售模式，原审法院对此认定有误。(三）融曜公司确向钱梅支付了238.5万元费用，但该笔费用系基于当时各方合作氛围较好，且融曜公司预计阳明公司亦将结算佣金的前提下支付。融曜公司未预料到阳明公司会拒绝结算佣金，且钱梅未尽任何努力促成杨明公司与融曜公司结算。居间报酬的付款条件未成就，该238.5万元属钱梅的不当得利，钱梅理应退回。二、融曜公司实际销售数额为138套，原审法院按190套计算，认定有误。原审法院未对融曜公司一审补充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认证，程序违法。高长付在公安笔录中表明名仕花园项目为总套数190套左右，仅仅是一个模糊的数字，并不是融曜公司实际销售数据。高长付虽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未参与公司的实际经营管理与数据统计，并不知道准确的销售数量。融曜公司已提供足够证据证明真实的签约数量与高长付笔录中190套存在较大出入。融曜公司在原审中提供的余姚市房管局调取的“名仕花园”网签备案数量为177套，且前述177套中房中有一套系阳明公司自行销售（房号5-817），另有38套因贷款问题未完成交易。另外，融曜公司在一审判决之前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补充证据，直接关涉销售套数、商业模式等案件基本事实，一审法院未对融曜公司补充提交的证据作实质性审査，也亦未在判决书中作任何评析，径直下判，程序违法。三、高阔无需承担连带责任。融曜公司与玺雀公司系两家独立的法人，双方仅存在合作关系，融曜公司仅为玺雀公司提供包租客户资源，玺雀公司又以包租方式来促进融曜公司的房产销售，仅仅系商业合作关系。因开发商一直不与融曜公司结佣，融曜公司为了维持经营，不得不由玺雀公司将本应支付给融曜公司的合作利益先行支付给钱梅。钱梅己属不当得利，该笔费用应予返还。高阔未将银行账户出借给融曜公司用于收取营销费及支付钱梅居间费，仅仅是一种代付行为，法律并不禁止自然人的代付行为。即使要出借账户，高阔也系将出借账户出借给玺雀公司使用，而非出借给融曜公司使用。四、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融曜公司基于钱梅与阳明公司间的良好关系才愿意缔结合作，但钱梅违背诚实信用原则，虽然促成了项目签约，但在整个合同履行过程中，钱梅未就结佣及整个项目的顺利运营进行斡旋，完全违背了融曜公司与钱梅签订居间合同的初衷，违反了《合同法》第六十条之规定，致使各方合同目的不能实现。钱梅的不尽责行为使融曜公司在该项目中损失巨大。五、一审根据高长付在《询问笔录》提到的190套确定应支付钱梅的居间费错误。该190套并不是确定数据，笔录原文是“190套左右”。同时，该笔录中，高长付明确提到190套中有大约100套左右是因为无法办理按揭贷款的问题客户。即这190套中，并不是全部销售完成的，还有网签后因无法办理按揭的待处理客户以及未网签的客户。融曜公司与钱梅签订的《阳明名仕花园居间合同》中约定，居间费是“从签订《房地产代理销售合同》起每套30000元”。该约定虽没有明确“每套”的含义，但从合同目的及上下文可以得知，这个“每套”是指“每销售完成一套”的意思，即融曜公司每销售完成一套即支付一套的居间费。根据融曜公司与阳明公司签订的《余姚名仕花园商品房项目包销协议》第五条第2款可以明确，“销售完成是指在与客户正式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付清房款或业主与银行办完按揭贷款合同手续，该套商品房的包销义务即告完成。”也就是说，如果仅是签订正式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即网签合同)还不算是销售完成，还需要客户付清房款或者业主与银行办完按揭贷款手续才算销售完成。3.居间协议中的“每套”不可能是只要是就支付居间费。因为无论基于合同目的还是交易习惯，只有将房屋完全销售出去，才能最终获得佣金及收益。4.本案中，即使居间费支付条件成就，那么计算居间费的依据也应当是案涉项目融曜公司实际销售完成的套数，而不是高长付口头陈述的笼统的销售数据。根据融曜公司提交的证据材料，并结合钱梅拉出的网签记录，支付居间费的套数依据应当是网签的177套减去不能办理按揭贷款的套数。最终销售完成数据是138套。案涉项目的销售数据有三个，一个是融曜公司提交的销售数据138套，一个是钱梅从余姚房管局拉出来网签数据177套，一个是高长付在余姚公安陈述的190套左右。首先，190套这个数据可以先排除掉。其次，房管局拉出的177套网签数据，因开发商没有履行承诺，导致很多签约的客户不能办理按揭贷款，需要转成一次性付款或者分期付款，形成大规模的房闹，故该组网签数据也不是本案中真实的销售完成的数据。138套销售数据，是根据网签的177套，减去开发商自行销售的1套，再减去截至融曜公司撤场之后尚存的38户问题客户得出，该组数据是案涉项目真实的销售完成的数据。 对钱梅的上诉，融曜公司、高阔、高长付答辩称：一、融曜公司并未被开发商清场，无须支付补偿费。本案中，融曜公司与玺雀公司存在商业合作，玺雀公司做包租业务，融曜公司做房产销售业务，通过玺雀公司的包租房服务来促进融曜公司的房产销售，融曜公司为玺雀公司提供客户资源。此种商业模式没有任何违约性质，也不是高长付去余姚市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接受询问的原因。事实上，高长付接受询问的原因是名仕花园项目存在大量的房屋无法办理按揭贷款，导致房产证无法办理因此引发客户恐慌要求退房形成房闹，进而到房管局进行投诉、公安局报案。融曜公司退场的原因也是因涉案项目的房屋无法办理按揭贷款导致项目无法推进的结果，是合同到期之后，开发商又持续不结佣金的无奈之举。并非被开发商清场。导致融曜公司被迫退场。高长付接受询问、项目失败的原因恰恰在于钱梅违背诚实信用的居间不尽责行为。钱梅作为涉案项目的居间方，在向融曜公司居间介绍涉案项目前，理应对项目能否办理产权证、能否办理按揭贷款等购房客户关系的最基本问题进行核实、了解，这是一个居间方应当做到的最基本要求。《居间合同》第八条明确约定：“居间人违约责任：未及时或欺骗隐瞒实际代理合同内的商务条件或隐瞒实际可售房源的情况”。钱梅根本没有做到一个居间方应尽的义务，不得要求报酬，更不用谈补偿费。二、高长付无需对融曜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融曜公司与玺雀公司是两家独立的公司，具有独立的法人人格，具有不同的业务范围、经营模式，同时双方不存在股权控制关系，玺雀公司并非融曜公司的股东。在本案中，玺雀公司做包租业务，融曜公司做房产销售业务，通过玺雀公司的包租房服务来促进融曜公司的房产销售，融曜公司为玺雀公司提供客户资源，双方系正常的商业合作关系。融曜公司在与玺雀公司的合作过程中，势必会增加营销成本，玺雀公司给予融曜公司一定的客户资源营销费用实属正常的商业交易。在开发商一直不与融曜公司结佣的情况下，融曜公司为了维持经营，不得不由玺雀公司将本应支付给融曜公司的合作利益先行支付给钱梅，钱梅已属不当得利。因此，钱梅提出的玺雀公司代融曜公司收取款项不是事实，亦不存在两家公司人格混同、资产混同的情况。玺雀公司无须对融曜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相应的，高长付作为玺雀公司的股东，也无须承担责任。三、高阔无须对融曜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高阔并未将银行账户出借给融曜公司用于收取营销费及支付钱梅居间费，仅仅是一种代付行为。即使要出借账户，高阔也系将出借账户出借给玺雀公司使用，而非出借给融曜公司使用。钱梅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予以驳回。 对融曜公司、高阔的上诉，钱梅答辩称：一、钱梅已完成居间义务，融曜公司应当支付居间报酬。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居间合同的主要义务在于为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本案中，钱梅将名仕花园项目介绍给融曜公司，并且从中斡旋，为融曜公司与开发商签订了包销协议，已经完成了居间合同的主要义务。根据融曜公司法定代表人高长付在公安机关的陈述，2800万团购营销费用中含有居间费每套3万元，且融曜公司已经通过高阔向钱梅支付过238.5万元居间费，表明融曜公司已经认可钱梅的居间义务已完成、居间费支付条件已成就。钱梅当然有权主张全部居间报酬。二、2800万存抵费用是融曜公司的佣金，钱梅已尽到协助义务。融曜公司的销售佣金来源为两部分，一审已经查明。融曜公司的佣金一部分是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的价格与销售基价之间的差额，另一部分2800多万主要来源于“存15万抵20万”获得的销售款项，这一部分款项是融曜公司代理销售房产最主要的收入，且该部分款项最终不用进入开发商的账户。因融曜公司采用“存15万抵20万”的销售模式，已经将项目的主要利润获取，所以最终客户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价格与销售基价之间的差额非常小，所以差额部分融曜公司根本没有也不想去找开发商结算款项，更不用说联系钱梅去协助结算。三、高长付在询问笔录中很明确地提到“2800万左右的改造费是公司的团购营销费用，其中居间费每套3万，有合同约定”，有合同约定且约定为每套3万的，就是与钱梅签订的居间合同。综上，融曜公司与高阔上诉不能成立，请求予以驳回。 钱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融曜公司支付居间报酬22950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自起诉之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2.玺雀公司与高阔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融曜公司、玺雀公司、高阔承担。诉讼中，钱梅确认已收到居间费238.5万元，并将诉请变更为：1.判决融曜公司向钱梅支付居间报酬331.5万元以及逾期利息损失（以331.5万元为基数，以年利率6%，自起诉之日计算至付清之日止）；2.判决融曜公司向钱梅支付补偿款393.6万元（融曜公司被开发商清场，应该支付剩余居间报酬20%作为补偿，846套，卖了190套，剩余的套数乘以3万元每套再乘以20%）；3.判决高阔、高长付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4.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融曜公司、高阔、高长付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阳明·名仕花园（下称案涉项目）系案外人阳明公司开发的房地产项目，位于余姚四明西路。2017年10月23日，融曜公司（乙方）与阳明公司（甲方）签订余姚名仕花园商品房项目包销协议一份。协议主要内容有，阳明公司指定融曜公司为余姚名仕花园项目存量房的包销商，该项目为存量房，涵盖业态有住房、商铺、车位，共有小户型存量房846套，建筑面积35099.98平方米，包销期七个月，自2017年10月23日起至2018年6月23日（含一个月准备期），包销仅限住宅，车位不列入包销范围，包销过程中产生的一切费用，由融曜公司承担，若融曜公司对毛坯房装修或整改增加设施，均由其负责并承担，住宅包销基价平均价为9000元每平方米（一房一价），有产权车位包销基价11万元每个，包销期内融曜公司对协议约定的包销范围内商品房享有独家销售权，本项目销售超出基价部分的房款收入扣除本合同约定的相应税费部分属于融曜公司的包销服务收入（佣金），销售超出基价部分的房款计入商品房买卖合同，由阳明公司开具销售发票，则融曜公司应承担超出房屋销售基价部分房款30%的税费，即阳明公司仅需支付融曜公司超出基价部分房款的70%（若融曜公司开具佣金发票的，融曜公司承担10%的税费），合同约定的销售开始之日起一个月内，应完成包销住宅套数的20%，二个月内累计完成40%，三个月内累计达到55%，四个月累计达到70%，五个月累计达80%，六个月累计达90%，七个月累计达100%，七个月考核期满，应完成本合同约定的包销的全部住宅，销售完成是指与客户正式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付清房款或业主与银行办完按揭贷款合同手续，该套商品房的包销义务即告完成，销售超出基价部分的房款收入（溢价）由阳明公司扣除30%的税费后支付给融曜公司（若融曜公司开具佣金发票的，融曜公司承担10%的税费），每月结算一次，如融曜公司在考核期内没有完成销售指标的，融曜公司应在考核期满后7个工作日内以现金支付未完成部分房屋按基价计算的房款给阳明公司，且视为融曜公司自愿放弃已售房产的溢价部分的所有佣金（包括融曜公司已收取的全部佣金应予退还），同时阳明公司可单方面终止与融曜公司的合同。2017年10月29日，钱梅（居间人）与融曜公司（委托人）签订阳明名仕花园居间协议一份。协议主要内容有，委托人委托居间人为进行案涉项目接洽并帮助拿到项目的房地产营销策划代理合同，并在销售过程中协助结算佣金，居间期限自融曜公司拿到案涉项目起生效至该项目合同失效结束，居间人应当就委托事务处理情况如实向委托人报告，如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情况或提供虚假情况，损害委托人利益的，不得要求支付报酬，居间人促成合同成立的，从签订房地产代理销售合同起，每套3万元的佣金，合同签订当日预支居间人50万佣金，该笔佣金在未来佣金中扣除，佣金支付方式为开发商结算佣金至本公司指定账户起1个工作日内支付至居间人指定账户，如为纯电商销售模式，则在1个工作日内支付到居间人指定账户，如因委托人进场后被开发商清场的，除之前已结算的居间费外，委托人另外支付整个项目所剩余居间费的20%作为居间人的补偿。此后，融曜公司向钱梅支付居间费238.5万元。钱梅提供的“名仕花园给亲爱的钱总汇报工作”微信群聊天记录显示，于苗告知，截至2018年7月24日，玺雀公馆签约146套，于苗系融曜公司工作人员，由高长付邀请进群。钱梅还提供了名仕花园销售人员（融曜玺雀公馆刘洋）的微信记录截图。该截图显示，其销售的项目为玺雀公馆，包租10年并由玺雀公馆统一运营，存抵为存15万抵20万。2019年7月2日，余姚市公安局对高长付进行了询问。高长付陈述的主要内容有，融曜公司自2017年10月23日代理销售阳明公司名仕花园项目，约定时间内融曜公司卖掉了190套左右的房子，有部分（100套左右）没有办理房产证（因四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不作为，不能办理按揭，所以不能做证），融曜公司与开发商签约后，引入合肥玺雀公司作为第三方进行包租管理，合肥玺雀公司在2018年5月左右退出，由玺雀公司接手对案涉项目进行包租管理，业主与玺雀公司签有房屋租赁和委托装修协议，约定固定装修每平方米1000元，每套房屋还有12-15万元的结构改造费，此前由合肥玺雀公司与业主签约，后由玺鹊公司继承合肥玺雀公司的权利义务，其中约定存15万抵20万房款，并有签字确认，15万元改造费都是打到二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个人账户，合肥玺雀公司为于苗，玺雀公司为高阔，共计大约2800万，该2800万是团购营销费用，其中居间费每套3万元。另认定，根据工商登记信息，融曜公司股东二人，分别为高长付、案外人张华荣，法定代表人高长付，2018年3月28日起，融曜公司监事由案外人邓杰变更为高阔。玺雀公司成立于2018年4月3日，股东二人，分别为高长付、高阔，法定代表人为高阔。2018年10月9日，玺雀公司经清算明确无债权债务并注销。高阔、高长付明确，公司清算组出具的清算报告已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确定，报告不含虚假内容，如有虚假，全体股东愿意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一审法院认为：1.关于居间费支付条件是否成就。根据融曜公司法定代表人高长付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已收取的2800万中，居间费每套3万，结合融曜公司已向钱梅支付过部分居间费的情况，应视为支付条件已成就。此外，高长付在公安机关存15万抵20万及存抵款项直接支付给高阔等的陈述，与名仕花园销售人员（融曜玺雀公馆刘洋）的微信记录截图能相互印证，结合钱梅陈述的款项先到开发商为传统结佣模式，款项先到融曜公司方的是纯电商模式，案涉项目采用居间合同中约定的“纯电商销售模式”更符合本案实际。2.关于居间费的数额。该院根据高长付在公安机关陈述的套数、收取款项总额，按190套计算，融曜公司应支付570万，扣除已支付的238.5万，融曜公司还需支付3315000元。融曜公司未及时支付，构成违约，钱梅主张自起诉之日起，按年利率6%计付逾期利息，理由成立，该院予以支持。关于融曜公司在2018年6月23日后售出的房屋是否应支付居间费。包销协议约定融曜公司销售期限至2018年6月23日，但实际上，融曜公司工作人员在2018年7月24日，仍在向钱梅报告销售情况，高长付在2019年7月公安机关也陈述2800万中包含了3万元每套的居间费，可见钱梅与融曜公司对此后销售房屋继续支付居间费达成一致。3.关于融曜公司是否需支付补偿费。居间合同约定，进场后，因融曜公司原因进被开发商清场的，融曜公司需支付补偿费。包销协议约定融曜公司销售期限至2018年6月23日，但实际上，融曜公司此后一直在进行销售。根据融曜公司陈述，本案包销协议是在另案中经调解一并解除（阳明公司与融曜公司关于御翠苑的2018浙02**民初9976号案）。钱梅也未提供证据，证实因融曜公司原因被开发商清场，故融曜公司无需支付补偿费。4.关于高长付（玺雀公司）是否需担责。玺雀公司并非融曜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无事实依据。本案中，也无证据证实玺雀公司代融曜公司收取款项，构成账户借用。故玺雀公司无需担责，相应的作为玺雀公司股东的高长付也无需担责。钱梅也无证据证实高长付作为融曜公司股东，与公司存在人格、财产、业务混同，或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5、关于高阔是否需担责。本案中，高阔代融曜公司收取了存抵款（团购营销费用），且融曜公司也通过高阔向钱梅支付居间费，双方构成账户借用，高阔需对融曜公司本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综上，钱梅的部分诉请，理由成立，该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四百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该院于2019年12月9日作出如下判决：一、杭州融曜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支付钱梅居间费3315000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二、杭州融曜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支付钱梅逾期付款利息（按本金3315000元，年利率6%，自2018年8月7日起计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三、杭州融曜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支付钱梅因本次诉讼支出的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四、高阔对上述第一、二、三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五、驳回钱梅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2557元，由钱梅承担33957元，杭州融曜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高阔承担28600元。 二审期间，融曜公司、高阔向本院提交EMS回单及另案证据目录、民事调解书、转账凭证、授权委托书、房屋租赁合同、装修委托协议、微信聊天记录、照片、住建局信访办理单、客户交易名单等为证。经审查，该些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欲证事实，亦不影响本案处理结果，对其证明效力，本院均不予认定。另，对于钱梅的调查取证申请，经审查，不属于本院在本案中依法应当调取证据的范围，故本院未予准许。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案涉居间协议中，融曜公司与钱梅约定，融曜公司委托钱梅接洽并协助取得案涉项目，居间期限自融曜公司拿到案涉项目起至该项目合同失效结束。融曜公司与阳明公司签订的案涉包销协议显示，融曜公司销售期限至2018年6月23日，且根据融曜公司陈述，该包销协议在另案中经调解一并解除，结合融曜公司已经向钱梅支付部分居间费的事实，应认定案涉居间费的付款条件已成就。融曜公司法定代表人高长付就案涉项目向公安机关陈述，2800万元中包括居间费每套3万元，融曜公司、高阔关于玺雀公司进行项目改造、收取费用与本案居间合同无关的主张，显然与该项陈述内容相悖，本院不予采信。就居间费的计算，因融曜公司与钱梅未能对销售套数进行结算核对，亦无法就该节事实达成一致意见，原审法院根据融曜公司法定代表人高长付向公安机关陈述的数量进行计算，并无不当，且根据高长付向公安机关的陈述，未办理房产证的原因在于案外人，而非钱梅，融曜公司关于这190套并未全部销售完成，应在其中扣除网签后无法办理按揭的待处理客户以及未网签的客户，按照实际销售套数138套计算居间费的抗辩意见，缺乏合同与法律依据，该项主张亦与微信聊天记录显示的融曜公司工作人员告知截至2018年7月24日玺雀公馆已签约146套的事实相悖，故本院无法采信。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融曜公司系因自身原因被开发商清场，故钱梅要求融曜公司支付补偿费的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现有证据亦不足以证明玺雀公司与融曜公司之间存在应当对融曜公司的案涉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混同情形，故钱梅要求高长付对融曜公司的案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主张，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至于高阔，因高阔代融曜公司收取了案涉团购营销费用，并为融曜公司向钱梅支付居间费，原审法院据此判决其对融曜公司的案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于法有据，并无不当。另，融曜公司要求追加第三人的申请，经审查，因该第三人并非依法应当追加的当事人，故本院未予准许。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钱梅、融曜公司、高阔的上诉理由均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1648元，由钱梅负担38288元，由杭州融曜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高阔负担33360元。杭州融曜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高阔预交案件受理费62557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来本院退费。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  蕊 审判员 赵  魁 审判员 王杨沁如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章 宗 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