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2民终687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浪韵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松江科技园区。法定代表人：姚沈祥，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贾翠萍，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会达进出口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东大道1476号12层14室。法定代表人：朱毅，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沈伟亮，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上海浪韵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浪韵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上海会达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会达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2020)沪0109民初68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浪韵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浪韵公司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由会达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认定事实错误，本案双方系买卖合同关系。一审中，会达公司提供委托代理合同和保函，主张双方是委托代理关系，一审法院被误导，认为本案《收购合同》是委托代理法律关系项下的收购合同关系。且一审法院未向浪韵公司释明，剥夺了相关诉讼权利。会达公司提交的保函系非法手段形成，一审法院并未查明保函的形成过程。一审法院未准许浪韵公司的调查申请，系程序违法。此外，一审法院主观上将委托代理合同中的“理赔”解释为“索赔”。请二审查明事实，支持其上诉请求。会达公司辩称，不同意浪韵公司的上诉请求。一审认定事实正确，双方系委托出口代理关系的事实依据充分。浪韵公司提出所谓保函系非法手段形成，违背事实，既不合理也无依据。一审中，会达公司提供了保函和委托代理出口协议书的原件，且公章真实性也得到了浪韵公司负责人潘建忠的确认。一审认定事实清楚。本案一审经过证据交换、开庭审理，程序正当。浪韵公司开庭结束后提出调查申请，一审未予准许合乎法律规定。本案委托代理出口协议条文多处出现错别字，一审将“理赔”理解为“索赔”也是正确的，且不影响双方权利。一审判决正确，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浪韵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会达公司支付浪韵公司货款2，887，151.29元；2．判令会达公司支付浪韵公司以2，887，151.29元为基数，自2018年12月1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的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浪韵公司持有一份加盖会达公司公章印文的《收购合同》，合同编号为F1827US4370，签订日期为2018年9月10日，合同约定浪韵公司按质按量按时向会达公司提供总额为2，887，151.29元的出口产品，即女士T恤衫，合同总价包括出口包装费、增值税及到上海运费，交货期限为2018年11月27日前。合同中载明了会达公司的海关代码、外销合约号为F1827US4370。之后浪韵公司按约交付了货物。2019年3月29日浪韵公司向会达公司开具了总额为1，166，500.8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同年4月3日，浪韵公司又向会达公司开具了总额为1，720，650.49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2019年11月27日，浪韵公司向会达公司发出律师函，称会达公司未能按合同支付货款，会达公司应于收函后五日内付清货款及利息。会达公司此后未能付款，故浪韵公司诉至一审法院，要求判如所请。一审另查明，2018年6月12日，浪韵公司与会达公司签订一份《委托代理出口协议书》，协议编号F18US4300，约定会达公司接受浪韵公司委托，以自己名义对外签约，出口商品。会达公司代为办理出口手续，费用均由浪韵公司承担。会达公司不承担收汇风险，如未收汇，会达公司不承担结算人民币给浪韵公司的责任等。因外商违约导致本协议不能履行，会达公司免除责任，但应代理会达公司对外理赔(应属笔误，实为索赔，下同)，并将理赔所得转给浪韵公司，理赔所发生的费用由浪韵公司承担，若因会达公司过错为对外理赔，损失由会达公司承担。若因浪韵公司过错未对外理赔，损失自负。第十一条约定“为执行本协议所派生的文件、订单、要货单等均为本协议附件，与本协议同等效力”。会达公司为证明其辩称意见提供的证据和浪韵公司的质证意见如下：1、编号为F18US4300的《委托代理出口协议书》，用以证明双方系出口代理委托合同关系。浪韵公司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浪韵公司是第一次进行出口贸易，所有的文件、材料都是会达公司提供的，会达公司要求浪韵公司签订该份协议的时候，浪韵公司并不清楚实际的意思。该协议中对代理费的约定采用了两种以上的方式，不符合一般签订合同时所确定的唯一支付方式，约定不明，由此可见该协议从未想过要履行。该协议签订于2018年6月12日，该双方的《收购合同》签订于2018年9月10日，双方是完全按《收购合同》履行的，属于买卖合同关系，而非委托代理关系。2、2019年3月18日的《开票保函》和3月28日的《保函》，其中《保函》载明浪韵公司委托会达公司代理出口合同F1827U4370，出口货值373，161.60美元，增值税发票26张并罗列了号码，“由于我司(即浪韵公司)客户提出拒付货款，恰逢退税截止期限，我司决定作开票不退税处理，承诺放弃追索上述增值税发票货款的权利并承担由此产生的补税款，给贵司(即会达公司)造成的麻烦深表歉意。”落款处均加盖浪韵公司公章印文。用以证明双方就类似情况进行过沟通，本案所涉业务浪韵公司放弃基于其开具的发票向会达公司的货款支付请求权。浪韵公司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保函》中提及的发票一部分开具于2019年3月29日，还有一部分开具于2019年4月3日，而《保函》是在2019年3月28日出具的，早于发票开具时间，浪韵公司并未出具过该份《保函》。《开票保函》与本案无关，亦不予认可。针对《保函》的形成过程，审理中一审法院当庭电话联系浪韵公司总经理潘建忠，其述称《保函》是会达公司员工胡文旗到浪韵公司处，带了很多材料包括《保函》，当时会达公司称要办理索赔，所以要加盖浪韵公司公章，而浪韵公司公章在自己处保管，胡文旗持浪韵公司公章加盖，但自己没有仔细看每一份文件，因为材料比较多。对此浪韵公司无异议。会达公司表示公章是潘建忠自行加盖，不可能是胡文旗持浪韵公司公章加盖，不符合常理。故，一审法院又当庭电话联系会达公司胡文旗，其称因外商未付款，浪韵公司开票后不能向会达公司催要货款，所以需要出具《保函》。自己带《保函》至潘建忠办公室，公章是潘建忠自行加盖，《保函》和发票的先后时间，自己已经记不清了，印象中是同步进行的。系争货物的国外客户是浪韵公司的，会达公司负责出货，收到货款后支付浪韵公司。针对《保函》的内容，浪韵公司称对胡文旗的说法有异议，当时完全可以不要求浪韵公司开票或暂缓开票。会达公司表示，自己是善意的，《保函》中已经明确退税截止期要到了，按规定从出运之日起180日内要办理退税，如果不办理双方的损失更大。办理退税需要有真实的出口行为、外汇到账、开具发票，因为系争货物4月中旬就是截止退税日期了，过了退税日期，即使收到外汇也无法办理退税，所以经协商，浪韵公司先开票。但开票要厘清付款义务，即浪韵公司放弃基于发票向会达公司追讨货款的权利。根据外贸实践操作，如果外汇未收到，无法进行核销，所涉出口金额要足额缴税，由此浪韵公司还要承担补税义务。因此才有《保函》中的内容。一审庭审结束前，浪韵公司提供一份其总经理潘建忠与会达公司经办人胡文旗2019年8月22日、2019年9月25日、11月12日的录音及文字材料，用以证明双方之前的操作均是按照买卖合同履约的。会达公司则表示应以胡文旗当庭的表述为准，且浪韵公司提交该份证据时已经超过举证期限。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双方是买卖合同关系还是出口委托代理合同关系，浪韵公司依《收购合同》向会达公司主张货款是否具有法律依据。首先，从《收购合同》的内容来看，其中已经明确系争合同用于出口，合同总价中包括出口包装费等内容，对此浪韵公司与会达公司均应是明知的。结合双方之前签订的《委托代理出口协议书》，会达公司主张《收购合同》系出口委托代理合同项下所订立的说法，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其次，《保函》的形成过程，经双方经办人向法庭陈述，可以认定落款处加盖的浪韵公司公章印文真实、有效。潘建忠称系会达公司工作人员持浪韵公司公章加盖的说法有违常理，一审法院难以采信。即使该说法属实，潘建忠作为浪韵公司公章的持有人，亦未在《保函》加盖公章印文的过程中提出异议，浪韵公司亦无证据证明该印文的加盖是会达公司通过非法手段实现。针对《保函》的内容，会达公司作出了解释说明以作证系双方合意形成，该说法并不有违常理，结合双方的出口委托代理关系，《保函》中关于浪韵公司放弃基于增值税发票向会达公司的货款请求权的内容亦不违反法律规定，系双方对权利义务的自愿约定。对于浪韵公司提供的录音材料，不足以推翻《保函》中的约定，浪韵公司称之前双方均按买卖合同履行，但会达公司提供的3月18日的《开票保函》，其内容与《保函》基本一致，同样在函中表示会达公司无需支付增值税发票项下货款，由此反而可以证明浪韵公司自始至终都是知晓双方系出口委托代理合同关系，发票对应货款的支付义务主体并非会达公司，而应是国外客户。综上，浪韵公司的诉讼请求与其在《保函》中的意思表示自相矛盾，浪韵公司对此亦未作出合理解释。根据《保函》的内容，足以确认系争《收购合同》系双方出口委托代理合同项下所形成，现浪韵公司依买卖合同关系向会达公司主张价款，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上海浪韵服饰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受理费30，774.90元，减半收取为15，387.45元，由浪韵公司负担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焦点为：本案双方之间系买卖合同关系还是出口委托代理关系，一审判决是否合法有据。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一审业已查明，本案双方先于2018年6月12日签订《委托代理出口协议书》，后于2018年9月10日签订合同编号为F1827US4370的《收购合同》，结合《委托代理出口协议书》和《收购合同》的具体约定，一审认定《收购合同》系基于双方出口委托代理合同而订立，合法有据。浪韵公司仅以《收购合同》为依据提起本案买卖合同纠纷之诉向会达公司主张货款，于法无据。浪韵公司上诉称，会达公司提交的保函系非法手段形成。然而，浪韵公司并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且一审中，浪韵公司负责人潘建忠已对系争保函上公章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一审法院根据本案审理情况以及双方合同约定内容等确认系争保函效力，于法有据，且符合常理。本案一审经过证据交换、开庭审理，程序并无不当。浪韵公司坚持以买卖合同基础法律关系主张本案权利，依法应承担不利后果。至于双在《委托代理出口协议书》项下的权利义务，浪韵公司可另行主张。综上所述，浪韵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0，774.9元，由上诉人上海浪韵服饰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杨怡鸣审 判 员 王 曦审 判 员 高中伟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李 超书 记 员 沈振宇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