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吉08民终113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时刚军，男，1977年1月13日生，汉族，农民，住吉林省大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福弟，吉林厚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桑建富，男，1963年3月19日生，汉族，农民，住吉林省大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振洪，吉林于晓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时刚军因与被上诉人桑建富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大安市人民法院（2020）吉0882民初7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时刚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福弟，被上诉人桑建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振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时刚军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吉林省大安市人民法院（2020）吉0882民初778号民事判决书。2.请求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3.请求本案的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将本案的案由确定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大的案由为侵权纠纷，审理时却以合同违约责任确定赔偿数额,属于法律适用错误。本案中，上诉人即便存在侵权事实亦不存在损害后果。深松法是用深松铲、无壁犁或凿形犁等松土农具疏松土壤而不翻转土层的一种深耕方法，深度一般为30-50厘米以上。这种耕作方法的主要优点在于创造了纵向的“虚实并存”的耕层结构，既不过分地扰动土壤，在其虚部（即深松部位）又可以接纳大量的水分，而且还可打破犁底层，将过多的水分储存在底土层中，达到改善耕层构造，蓄水保墒的目的。本案中上诉人虽然未经被上诉人允许深松了其耕地，但对被上诉人的耕地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并没有破坏被上诉人的土地，不会影响被上诉人播种秋收，故上诉人不存在民法意义上的侵权事实。本案中，上诉人亦不存在违约事实。上诉人因为天黑对被上诉人的耕地进行了深松作业，客观上确实造成了被上诉人耕地中的部分秸秆聚拢的结果，故2020年4月14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达成协议,协议约定“在2020年4月25日之前必须处理完毕，如延时，误播种期,另行给予补偿，每亩地一千元整”，双方签订该协议的目的是，不能影响被上诉人的播种时间。上诉人于2020年4月15日开始整理被上诉人的土地，由于2020年4月19日至2020年4月21日下雪，被上诉人的耕地进不去车，被上诉人的耕地上诉人于2020年4月30日才整理完毕，虽然超过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约定的最后时限，但却并没有延误耕种期，即并没有达到需要承担违约责任的条件。目前被上诉人的耕地庄稼长势良好，同相邻地块并无不同。故被上诉人亦不需要承担违约责任。综上所述，上诉人即不应该承担侵权责任，亦不应承担违约责任。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 桑建富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第一，一审判决被答辩人未经答辩人同意，擅自对答辩人经营的45亩土地进行深翻，对土地造成破坏，认定事实清楚。2019年，被答辩人为套取深松土地补偿款，未经答辩人同意对答辩人经营的45亩耕地进行深松，由于被答辩人没有雇佣专业的深松人员和机械作业，导致深松深度不一,将耕地的原有土层和地垄破坏，导致土层堆积，原有的面目全非，被答辩人一审时也自认深松耕地未经答辩人同意,也自认深松的人员和机械不是专用的深松作业人员和设备,还承认对答辩人的耕地造成了破坏，一审判决认定被答辩人对答辩人的耕地造成破坏，构成侵权,认定事实清楚。第二，一审判决认定《协议书》有效认定事实清楚。被答辩人对答辩人耕地造成破坏后，经村书记调解，双方达成协议,协议约定,被答辩人在2019年4月25日前,对答辩人的耕地恢复原貌，杂物处理干净后，再起成垄，如不能在4月25日前处理完毕，被答辩人另行给予答辩人每亩地1000元补偿。被答辩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道签订《协议书》的含义和后果，《协议书》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第三,一审判决认定被答辩人应按约定赔偿答辩人损失45000.00元，认定事实清楚。答辩人经营的耕地是45亩只多不少，被答辩人当庭自认在2019年4月25日前,没有按约定为被答辩人将破坏土地处理干净，也没有重新起垄,构成违反赔偿约定，应当按照约定承担赔偿责任，一审判决依据被答辩人的自认事实和约定，判决被答辩人赔偿答辩人损失45000.00元，并无不当。二、被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第一,一审的案由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属于侵权纠纷，按合同违约责任判决赔偿,适用法律错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已经认定被答辩人构成侵权，但对于侵权的赔偿方式双方有约定,即被答辩人为答辩人被破坏耕地恢复原貌，不能在规定时间内恢复原貌的，按每亩地1000元给予赔偿，协议是对因侵权而造成损害后果补偿方式和赔偿数额的约定,不是改变侵权案由而依据违约责任判决的损害赔偿,而是依据约定的赔偿数额作出的赔偿判决，不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第二,被答辩人以即便被答辩人存在侵权事实亦不存在损害后果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被答辩人的侵权事实客观存在,被答辩人也当庭自认,无需答辩人举证证明，而损害后果与庄稼的长势没有直接因果关系，答辩人为了平整土地，处理堆积的杂物、重新起垄，已经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损失在耕种前已经实际发生,平整土地和起垄的损失是因被答辩人的侵权行为带来的直接损失,不能因庄稼现在的长势就推定答辩人没有受到损害，如果没有土层被破坏,庄稼长势可能会比现在还要好，被答辩人不存在损害后果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第三,被答辩人不存在违约事实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被答辩人一审中已经当庭自认在4月24日前没有为答辩人处理耕地，参与调解的村书记桑小会已经出证证明，被答辩人没有按约定为答辩人恢复原貌，导致答辩人在4月30日才处理完毕，对4月25日玉米的耕种期已经是延后，对秋后收成也有一定影响,如何还不构成违约,被答辩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被答辩人的上诉人理由不能成立,请求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依法维持原判。 桑建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时刚军赔偿损失45，000元。事实和理由：2019年秋天，时刚军未经桑建富同意，擅自将桑建富的45亩耕地进行了深松，由于时刚军没有按照要求对耕地进行深松，导致桑建富的耕地遭到严重破坏，无法耕种,经双方当事人协商，时刚军同意在2020年4月25日之前为桑建富的土地恢复原状。如不能恢复原状，时刚军同意每亩地赔偿桑建富损失1，000元，因时刚军没有按协议履行，故诉至法院，请求时刚军按约定赔偿桑建富损失45，000元，并承担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秋，时刚军未经桑建富同意将桑建富经营的45亩耕地进行深松，在对土地深松的过程中，对桑建富的土地造成了破坏。经双方协商于2020年4月14日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时刚军在2020年4月25日之前将被破坏的土地整理完毕，如未按时整理完毕，时刚军同意每亩地补偿桑建富1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2019年秋，时刚军未经桑建富同意将桑建富经营的45亩耕地进行深松，在对土地深松的过程中，对桑建富的土地造成了破坏。经双方协商于2020年4月14日达成了调解协议，并签订协议书一份（系桑建富儿子桑盟皓代签），约定时刚军在2020年4月25日之前将被破坏的土地整理完毕，如未按时整理完毕，时刚军同意每亩地补偿桑建富1，000元。但时刚军并未按照约定将被破坏的土地整理完毕，且至起诉之时，时刚军亦没有对桑建富的损失进行赔偿，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的规定，时刚军应按照双方约定及时对桑建富的损失进行赔偿，长期拖欠是错误的。虽然时刚军认为赔偿的数额太高，但该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受法律保护，且桑建富对被破坏的土地进行整理，亦需要大量的费用。故本院对时刚军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时刚军认为其为整理桑建富等人的土地花费8000多元，但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故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对时刚军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时刚军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给付桑建富赔偿款45，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25元，减半收取计462.5元，由时刚军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气象报告、作业报告、作业面积统计表、桑小会证明、照片及证人证言。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气象报告因与本案无关联不予采信。桑小会证明、照片，因本院对真实性无法认定，故不予采信。作业报告、证人桑某证言，因双方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且与案件存在关联，本院予以采信。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时刚军应否承担赔偿责任。 本院认为，公民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公民因侵权行为造成他人财产损害的,应给予合理赔偿。时刚军在整理土地时误将桑建富土地深耕，导致土地面貌改变。经调解，时刚军签订协议：“将土地恢复原貌，将地面附着物（叶子）处理干净，在起上垄要与原来的垄数相符，与以前种地的质量一致。在2020年4月25日之前必须处理完毕。如延时，误播种期，另行给予补，每亩地1000元整”。时刚军于2020年4月30日才将案涉土地整理完毕，有证人证言及桑建富认可。虽存在未按协议承诺的时间2020年4月25日整理完毕，但其提供的桑建富耕种玉米的时间为2020年5月7日，按照协议如果延时，延误耕种，赔偿每亩1000元，现在桑建富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播种玉米的时间属于延误播种期，进而造成新的损害后果，一审以1000元每亩予以赔偿，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纠正。时刚军误将桑建富土地深耕，造成的损害已经采取了恢复原状的措施，桑建富称其有自行恢复的部分，但未举证证据其实际花费，本院无法认定该部分的损失数额。对于延时整理，桑建富未提供证据证明造成新的损害事实的发生，故其按照协议确定的赔偿数额主张赔偿，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时刚军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吉林省大安市人民法院（2020）吉0882民初778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桑建富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925.00元，减半收取计462.50元，由桑建富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925.00元，由桑建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孔庆江 审判员  陈**超 审判员  李福财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付昱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