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粤民再92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云南同根三七产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文山市。法定代表人：余艳梅，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文熙，云南轩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玲，广东广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中山市国林沉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诉讼代表人：广东中亿律师事务所，中山市国林沉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委托诉讼代理人：钟燕飞，广东中亿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愉，广东中亿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云南同根三七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同根公司）因与被申请人中山市国林沉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林沉香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粤20民终66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2019年12月19日作出（2018）粤民申1224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云南同根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玲，国林沉香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钟燕飞、江愉到庭参加法庭调查。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云南同根公司申请再审请求追加中山市国林植物精油有限公司为本案第三人，再审改判驳回国林沉香公司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二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认定本案主体严重错误，吴某、曾某1是中山市国林精油有限公司员工。二审法院在判决书中陈述：“双方当事人及证人均认可，云南同根公司购买了一台植物精油提取机设备（价格260万），云南同根公司委托文山同根三七天然药用植物精油研究所出具了验收报告”。在一审、二审中，云南同根公司没有认可实际购买260万设备的事实，也从来没有委托文山同根三七天然药用植物精油研究所（以下简称文山研究所）验收基于买卖设备合同订购争议设备。证人曾某1未出庭作证，关键证人曾某2一再证明是投资设备，与国林沉香公司无关。1.关于主体如何认定错误。本案关键证据——验收单，国林沉香公司提交的是复印件。内容中吴某是供货方代表，资料清单中曾某1署名，在签署文件当时，两位都是中山市国林植物精油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林精油公司）员工。（1）社保料显示，2015年6、7、8月曾某1的社保在国林精油公司购买，吴某在2015年7、8、9、10月在中山市国林精油公司购买社保。说明在验收单签署时间，吴某、曾某1与中山市国林精油公司之间产生劳动关系。（2）吴某、曾某1向国家劳动仲裁司法机关确认自己在这段时间2014年至2015年12月31期间国林精油公司的员工。中山市劳动仲裁委员会审理查明吴某、曾某1是国林精油公司的员工，双方已经订了书面合同，合同期限是2014年6月9日至2015年12月31日。说明在文件签署时，吴某、曾某1是国林精油公司的员工。（3）二审认定雷某系国林沉香公司员工，认定错误。雷某向国家劳动仲裁司法机关确认自己在2012年7月11日至2015年12月31日这段时间是中山市国林沉香科学研究所（以下简称国林沉香研究所）的职工。根据中山市劳动仲裁委员会认定，在2012年6月入职国林沉香研究所，合同期限自2012年7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雷某主张国林沉香研究所支付工资及赔偿金，该仲裁生效。（4）证人曾某2一审二审都说明该员工吴某、曾某1是代表国林精油公司的职务行为。（5）雷某账户有与吴某往来款，不能否定劳动合同法律关系的存在，不能否定吴某的法定身份，企业之间拆借纯属正常，况且数额不详。上述证据充分说明在签署验收单时，吴某、曾某1是国林精油公司的员工，验收设备发生在国林精油公司与云南同根公司之间的投资关系。二、关于国林沉香研究所与国林沉香公司的关系，二审法院审理错误，国林沉香研究所开办主体已变更，也未接受委托研发。1.国林沉香公司与国林沉香研究所是两个独立的法人。2011年国林沉香公司是国林沉香研究所开办人。2014年12月8日，陈某作为国林沉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向中山市民政局申请转让国林沉香研究所的股权和法定代表人。陈某在法定代表人一栏签名，中山市民政局同意国林沉香研究所法定代表人、开办主体变更。根据国林沉香研究所的会议纪要、法定代表人、举办者申请书、转让协议书和变更后的新章程，“本单位举办者是曾某2”，出资金3万元，占全部资金的100%。这些证据明在2014年12月8日之后，国林沉香公司已经不是国林沉香研究所的开办人，中山市民政局档案资料清楚记载主体变更和法定代表人合法变更过程和行政许可。陈某作为唯一记载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已经将开办人资产转给了曾某2个人，曾某2是开办者。2.在2014年12月8日，国林沉香研究所的资产清算中，也并未有国林沉香研究所与广州泰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合同和应收账款，国林沉香研究所没有此笔资产。况且，云南同根公司与国林沉香公司之间签订的订购合同在2015年8月。3.国林沉香公司提交的国林沉香研究所与广州泰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之间的合同，是复印件，文本内容虚假，况且时间发生在2013年。4.国林沉香研究所澄清没有接受任何国林沉香公司委托名研发和生产。三、案件争议的标的物，与第三人文山研究所有关联。二审法院认定与第三方无关联，认定错误。本案中，因为国林沉香公司提交的验收复印件，明写着文山研究所，并且吴某是国林精油公司员工。二审法院仅根据国林沉香公司提交复印件验收单——内容反映中山市国林植物精油科学研究所盖章验收以及吴某、曾某1的出现，就说明了与第三方发生了关系。1.验收单由文山研究所出具，说明本案与文山研究所有关联。2.文本内容显示争议的货物是文山研究所因为投资开办订购，非云南同根公司基于买卖订购。3.文山研究所成立在2015年10月10日，印证云南同根公司的主张投资关系的存在。国林精油公司与云南同根公司订立的《投资合作协议》以及随后签订的《补充协议》，说明双方共同建设文山研究所，停止原先签订的（设备采购合同）的事实。投资协议签订时间在2015年8月28日，2015年10月10日文山研究所成立。2015年10月26日基于投资关系，以自己的名义向第三方订购验收单中争议设备。文山研究所的成立和出具验收单，印证了投资订购的真实性。4.曾某2在证词中说明，当时国林沉香公司没有资金，没有设备研发和生产能力，无法履行订购协议，云南同根公司也考虑到国林沉香公司没有履行能力，双方协议终止原先的关系。四、二审法院曲解曾某2的证词。在二审判决书第20页倒数第五行中“陈某转让国林沉香公司时，并没有将云南同根公司应收账款作为转让标的”。在股权转让时，陈某非常清楚国林沉香公司没有该笔债权存在，在资产转让时资产转让清单中根本没有该资产的存在。周某作为股东，没有收到这笔资产作价支付。在2016年1月之前和之后，国林沉香公司的资产中根本没有该笔应收账款，因为没有实际生效和履行。五、国林沉香公司主张事实互相矛盾。1.一审中，在诉求中，称“由原告研发和委托生产”。二审庭审中改称“委托中山市国林沉香研究所研发和生产”，这两种不同的事实主张，说明其虚假陈述。2.一审中主张150万纯粹捏造。一方面称证人曾某2是犯罪，其证言不得采信；另一方面又说90万汇款到曾某2账户要采信。本案中国林沉香公司根本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云南同根公司给曾某2账户有过汇款事实。150万的主张是瞎蒙瞎猜瞎虚构，没有任何证据。根据广州泰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证明，说将货送到云南同根公司，而货物又是在文山研究所验收单位验收和安装，说明送货给云南同根公司虚假，完全捏造收货对象和收货地。六、法定代表人曾某2是三个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他是本案的关键证人、经手人，不论《设备订购合同》生效与否，都足以证明在实际中不再向国林沉香公司购买设备的事实。根据我方提交的证据以及曾某2的证词，证明《设备订购合同》没有生效，以及没有实际履行。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代表法人行使职权的负责人是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的职务行为就是企业法人的行为，由此产生的民事责任由本企业承担。曾某2作为法定代表人，在补充协议中放弃协议生效和履行，使《设备订购合同》终止。《投资合作协议》（补充协议）中，充分说明《设备采购合同》作废，不再实际履行，双方投资文山研究所，已经转为投资建设项目了。七、国林沉香公司对自己的主张有举证责任，其主张的证据合同存在瑕疵，一审、二审陈述不一样，隐瞒事实，大量关键证据是复印件，歪曲事实，所主张事实内容自己不确定，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自己的主张，盗取证据，侵害了第三方国林精油公司和文山研究所的合法权益。ｌ.曾某2在签订合同时，同时是三个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所借款项，不能证明是货款。2.证人曾某2在一审、二审中说明，当时先借款，再去开发。3.国林沉香公司提交的合同有签字日期，云南同根公司提交的合同未有签字日期，说明其单方添加，恶意虚假诉讼。4.国林沉香公司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有过研究生产设备的支付凭证以及拥有设备物权的直接凭证，没有证据证明向任何单位支付过研发和生产的费用。5.虚假捏造150万未收事实。其主张云南同根公司向曾某2账户转款90万的事实，未有任何证据存在。合同价款260万，转款90万，剩余亦不是起诉主张的150万，不能证明真实主张数字之间的逻辑。云南同根公司在再审申请中提交补充意见称，涉案货物交付验收单原件国林精油公司，其已向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国林精油公司是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应当追加其参加诉讼。国林沉香公司再审答辩称：对于验收报告的原件，原来一审、二审中都有陈述过，原件实际上是由曾某2持有的，因为曾某2曾同时担任过国林沉香公司和国林精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当时对验收单是由我方拍照保存的，曾某2一、二审都没有提交，经过二审判决之后，国林精油公司才提出其持有验收报告单的原件，这无法证明该设备是由国林精油公司交付给云南同根公司的。我方认为曾某2持有原件，不代表由国林精油公司持有，并没有其他证据可以相互印证案涉的设备与国林精油公司有关的，所以我方不同意追加第三人。第一，云南同根公司确认已经收到案涉的设备，并出具了验收报告，至于是谁来交付设备，这个是双方争议的一个焦点。通过验收报告上面所载明的内容里面显示是：“订购设备”，并且上面也写到是经供货方工程师到用户工厂安装调试，达到合同要求，运行正常验收合格。通过验收报告的内容可以反映出这是一个买卖合同关系，并不是申请人所说的所谓的投资关系。如果是国林精油公司投入的设备的话，为何会开具这一份验收报告？而且验收报告为何用订购和供货方的字眼？验收报告上明确写的是订购，而且清楚地载明是供货方到用户工厂安装的合同，达到合同要求，与国林沉香公司和云南同根公司签订的采购合同是相互印证的，证明双方签订采购合同之后，合同得到部分履行。第二，曾某1和吴某即使在国林沉香公司与国林精油公司之间存在工作岗位的交叉，并不影响国林沉香公司与云南同根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交易事实的成立。因为曾某1在国林沉香公司也有购买过社保，而吴某、曾某12人也在国林沉香公司的财务雷艳彬账户收取工资。这个事实是经曾某1本人确认的。即使曾某1和吴某之后到国林精油公司有任职工作，不能直接证明案涉的合同主体以及案涉的设备供应方就是国林精油公司。第三，云南同根公司一直强调投资合作协议和补充协议，是其主张案涉的设备是国林精油公司基于投资关系给其使用的，但是从投资合作合同的内容里看，并没有明确以案涉设备进行出资，只是非常笼统的、框架性的一个合作协议。而且补充协议也经过人为的删改，没有加盖公章，如果补充协议与国林沉香公司和云南同根公司之间签订的设备采购合同之间存在关联性，真要解除设备采购合同的话，为何补充协议没有把国林沉香公司作为一个合同主体写上去？补充协议没有清楚的将设备采购合同关系以及投资关系之间的关联性进行明确约定，究竟实际上要履行哪一份合同，都没有进行明确的约定。从投资合作协议和补充协议看，当时是曾某2与云南同根公司之间的私自行为，并没有经过国林沉香公司的确认盖章，国林沉香公司并不知情。经我方向原来的代理人了解以及查阅的相关资料，曾某2当时应该是与国林沉香公司以及股东之间存在冲突矛盾，有被举报涉嫌职务侵占、诈骗行为，而且国林沉香公司也发了书面通知要解除曾某2职务，所以当时在曾某2与国林沉香公司之间存在利害关系的情况下，我方有合理的怀疑，投资合作协议和补充协议是曾某2与云南同根公司之间恶意串通所签订的，即双方所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与国林沉香公司和云南同根公司之间的设备买卖合同关系，没有任何的关联性。投资合作协议也没有得到实际履行。第四，云南同根公司所提文山研究所是其与国林精油公司（曾某2）共同合作成立的，但是从文山研究所的注册登记资料显示，并没有显示与国林精油公司或者曾某2之间有任何关系。那么文山研究所的成立，并不能证明国林精油公司与云南同根公司之间有实际履行过投资合作协议，因为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存在真实的投资合作关系。如果有实际履行，文山研究所也没有认为这个设备是投入到文山研究所的。国林精油公司持股多少？这些都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实。第五，国林沉香公司和云南同根公司签订的设备采购合同，虽然双方的合同文本不一致，仅仅限于时间落款，但时间落款本质上对合同的效力不产生任何实际影响。合同一经签订就生效了，根据合同条款约定有合同效力，并不能说时间没有写，就认为是伪造的证据。据二审所陈述合同签订的过程，是因为双方的经营所在地并不在同一个地方，而且是跨省市的，在这种情况下，先需要把合同文件邮寄给公司盖章，存在一个时间差，我方为了记录明确合同签订的时间，所以就填写了合同时间，这对合同的效力没有任何实质影响。综上，我方认为原二审判决已对事实作出了详细的审理，也查明了本案事实。国林沉香公司提供了采购合同、验收报告、还有相关证人证言等相关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形成一个证据链，云南同根公司所主张的事实，没有充分的证据予以支持。原审判决事实清楚，云南同根公司的再审申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017年6月14日国林沉香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云南同根公司继续履行双方签订的《设备采购合同》；2.判令云南同根公司立即支付拖欠国林沉香公司已经交付的第一批机器设备款150万元；3.判令云南同根公司依合同约定向国林沉香公司支付延期付款违约金6177600元（自2015年11月1日起计算到起诉日止，按欠款总额17160000×每月2%×18个月=6177600元）。事实与理由：双方于2015年8月15日订了《设备采购合同》，合同约定云南同根公司向国林沉香公司采购三套由国林沉香公司研发并委托生产的植物精油提取机（GL连续相变萃取设备），合同总价款为1996万元。合同还约定付款时间、条件为：1.首期付款为合同总金额的30%，于合同签订后一个星期内支付。2.第二期付款为合同总金额的30%，于合同签订后两个月内支付。3.第三期付款为合同总金额的30%，于发货前支付。4.第四期付款为合同总金额的10%，于质保期满后一个星期内支付。5.第一期款支付后云南同根公司安排人员到国林沉香公司进行设备操作的培训，直至云南同根公司工作人员可以独立完成操作为止。合同第七条还约定了违约责任，其中：1.约定云南同根公司延时付款时（正当拒付除外），应当向国林沉香公司支付该次延期付款违约金，每月按该次延期付款额的2%金额计算，支付款办理期为10个工作日。合同还约定履约地点为广东省中山市南朗镇，诉讼地为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合同签订后，国林沉香公司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向云南同根公司交付了第一台设备合同价款为260万元。该设备经国林沉香公司派人到云南同根公司单位进行安装调试运行、机器设备基本达到了合同要求，云南同根公司还委托其关联单位文山研究所进行验收并出具了验收报告。但是云南同根公司在收到国林沉香公司运送的第一台设备后，只支付了所交付的设备价款90万元，余款150万元云南同根公司一直没有支付，国林沉香公司多次要求云南同根公司继续履行合同约定的付款义务，但是云南同根公司均置之不理。由于该设备是属于专门为云南同根公司研究生产的、田七萃取提炼的专用机器设备，云南同根公司不履行合同的行为造成了国林沉香公司重大经济损失。云南同根公司的行为已经违约，特提起诉讼，请求依法审理。云南同根公司一审辩称，1.双方签订的《设备采购合同》未签署时间，也未实际生效，亦未实际履行；2.双方实际为合作投资关系，所履行也是合作投资协议，并没有履行《设备采购合同》；3.国林沉香公司与国林精油公司属关联关系，属财产混同，对外的法律责任应共同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国林沉香公司与云南同根公司签订了《设备采购合同》，双方就设备名称、单价、数量、总价，付款时间、条件，合同生效条件，交货、包装、验收，产品质量保证与售后服务，违约责任，合同的变更与解除，纠纷的解决，免责条款及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其中合同第三条约定，本合同经双方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合同第四条约定的付款时间、条件为：1.首期付款为合同总金额的30%，于合同签订后一星期内支付，2.第二期付款为合同总金额的30%，于合同签订后二个月内支付，3.第三期付款为合同总金额的30%，于发货前支付，第四期付款为合同总金额的10%，于质保期满后一个星期内支付；合同第七条违约责任的第2项约定，甲方（云南同根公司）延期付款时（正当拒付除外），应向乙方（国林沉香公司）支付该此延付数额的延期违约金，每月按该此延期付款金额的2%计算，支付款办理期为10个工作日。国林沉香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设备采购合同》载明签订时间为2015年8月15日，云南同根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设备采购合同》没有载明签订时间。《设备采购合同》的附件《GL连续相变萃取设备报价单》中记载的时间为2015年8月18日。云南同根公司与国林精油公司签订了《投资合同协议》，双方于2015年8月28日又签订了《投资合作协议（补充协议）》。《补充协议》约定，此协议根据双方就共同投资建设云南同根三七天然药用植物精油研究所及云南同根三七天然植物精油科技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与《设备采购合同》合作签订后追加补充协议；双方签订《设备采购合同》为建设基础工作所需制定，不具有法律效力；双方共同建设事宜待云南同根三七天然药用植物精油研究所成立完成再进行签订正式协议、合同为准；原双方《设备采购合同》一律作废。国林沉香公司和国林精油公司在与云南同根公司签订前述合同与协议时的法定代表人均为曾某2，《设备采购合同》《投资合作协议》《补充协议》中均有曾某2的签名。曾某2在庭审时出庭作证称，国林沉香公司与国林精油公司是两个独立的公司，但是同一班工作人员；国林沉香公司与云南同根公司签订的《设备采购合同》是无效合同，双方也没有实际履行。2015年10月10日国林精油公司与云南同根公司共同设立了文山研究所。2015年10月26日文山研究所向国林沉香公司出具了《验收报告》，载明：同根研究所订购的20×3连续相变萃取装置于2015年9月10日到货；设备安装在云南省文山市宝业大商汇，经供货方工程师到用户工厂安装调试，设备指标均达到合同要求、运行正常、性能良好，验收合格。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国林沉香公司、云南同根公司是否应继续履行双方签订的《设备采购合同》。由于国林沉香公司与云南同根公司提交的《设备采购合同》所载明的合同签订时间并不一致，国林沉香公司提交的合同载明的签订时间是2015年8月15日，而云南同根公司提交的合同没有载明签订时间。但从《设备采购合同》第四条约定的付款时间、条件来看，合同订立时间应为合同重要条款，对于如此重要的条款，双方却没有签订，有违常理。如果采信国林沉香公司提交的《设备采购合同》，则合同签订的日期为2015年8月15日，根据约定，云南同根公司应于2015年8月23日前向国林沉香公司支付598.8万元，应于2015年10月15日前再支付598.8万元。国林沉香公司于2015年9月10日将设备送至云南省文山市宝业大商汇，按合同约定，云南同根公司应在国林沉香公司发货前支付598.8万元，在云南同根公司并没有按约定支付款项的前提下，国林沉香公司依然向云南同根公司送货，有违常理。结合证人曾某2作证时的陈述“双方所签订的《设备采购合同》并没有实际履行，是无效合同”，以及后来国林精油公司与云南同根公司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来看，合理的解释是，双方在签订《设备采购合同》之后，又签订了《投资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双方在《补充协议》中宣布《设备采购合同》作废，双方实际履行的应是《投资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双方应是投资合作关系。国林沉香公司主张继续履行已经被双方宣布作废的《设备采购合同》，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国林沉香公司主张云南同根公司支付已交付设备的货款1500000元，国林沉香公司提交的验收报告显示，收货单位为文山研究所（系经登记成立的社团法人），而不是云南同根公司，云南同根公司否认收到国林沉香公司的设备。国林沉香公司没有提交进一步的证据证明已经向云南同根公司交付了设备，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对国林沉香公司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由于《设备采购合同》已经由双方宣布作废，国林沉香公司依据《设备采购合同》要求云南同根公司承担违约金，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一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驳回国林沉香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国林沉香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国林沉香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本案购销合同主体是国林沉香公司与云南同根公司。双方之间签订的各项合同条款均符合法律规定，属于合法有效的合同，而且该合同也得到部分履行。根据合同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七条之规定，合同的成立并不以签署日期是否一致为标准，本案中由于双方在商议合同时已经达成一致，但是因双方地点不在一处，该合同由我方的法定代表人在打印好合同后，再送到云南同根公司处签字盖章，因此产生了两份合同中，其中我方的合同在对方签字盖章后回来才签署日期，而对方留存的那份当时就没有签收日期，这在本质上并不会对合同效力产生任何的影响，更何况我方已按照合同约定向云南同根公司供应了首台机器设备，并由我方派人员运送到云南同根公司处进行安装调试，经对方接受并验收合格，这完全可以证实我方已经开始履行了合同，但由于云南同根公司没有依合同约定支付货款，致使我方没有将合同约定的其余机器设备全部运送给云南同根公司，应属于云南同根公司合同违约。以上事实，由双方签订的合同、送货单、运费单、验收合格证明、安装调试人员的证人证言等证据证实。虽然验收单是由文山同根三七天然药物研究所出具，但是该研究所的法定代表人黄某就是双方签订的《设备采购合同》的签订人。更为重要的证据是我方还有从广州泰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专门为供应云南同根公司机器设备订立的采购合同，以及广州泰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国林沉香公司支付设备发货物流运费的收据，以上事实完全可以证实本案的合同当事人完全属于国林沉香公司，而与其他第三人无关。一审判决认为双方签订的合同已经被双方宣布作废，请问国林沉香公司什么时间宣布了合同作废？一审法院有什么证据可以证实该合同已经作废？如果合同作废了，国林沉香公司还会继续向云南同根公司供应机器设备吗？还会派人去云南同根公司单位安装调试机器设备吗？还会要求云南同根公司出具设备合格验收凭证吗？一审法院完全没有查明事实，也没有详细询问该案的细节，其判决是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的错误判决。二、国林沉香公司向云南同根公司已交付一台机器设备，云南同根公司欠该台设备款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本案中，国林沉香公司在2015年9月10日从广州泰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向云南同根公司运送交付了一台设备0.1吨连续相变萃取设备，后由国林沉香公司单位的员工曾某1、吴某及广州泰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吴总等人在场进行安装调试，并进行了生产试运行，后正式将调试好的机器设备交付给云南同根公司，由云南同根公司委派其关联的文山研究所验收合格，并由其出具了验收合格证明，事后，云南同根公司向我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曾某2账户汇款90万元，余款至今未支付，以上事实有充分的证据证实，一审法院却只字未提该事实，属于判决的严重错误。三、一审判决认为国林沉香公司向云南同根公司交付的机器设备，属于国林精油公司与云南同根公司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的履行，这是错误认定。首先，国林沉香公司与国林精油公司是两个相互独立的法人单位，虽然在当时两个单位的法定代表人均为曾某2，但两个单位的投资人互不相同（一个是陈淑君，一个是曾某2），两个单位地址也不相同，国林沉香公司单位的地址在中山市南朗镇翠亨工业区翠亨大道16号，而国林精油公司的地址在中山市南朗镇华南现代中医药科技园2号厂房第一层。两个单位之间相距有五、六公里，故两个单位之间不可混同。其次，曾某2所代表的国林精油公司与云南同根公司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其内容非常空洞，应该属于框架性意向协议书性质。它既没有具体的合作内容，也没有规定的合作投资额，更没有详细的投资合作项目和计划，甚至连合同必须具备的履行期限也没有涉及。但是就是这样一份空洞虚渺的《投资合作协议》，一审却把它作为履行涉及近两千万机器设备标的额的合同主体，真是儿戏。更何况该份《投资合作协议》双方也同样没有签署日期，在补充协议中甚至连公章都没有盖，而且还有明显的原合同签订日期被涂改的痕迹，说明该份《补充协议》很显然是曾某2与云南同根公司在诉讼事后添加所为，完全是一份虚假证据。而且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实国林精油公司向云南同根公司交付了机器设备及该机器设备的由来，一审法院认定该机器设备属于国林精油公司与云南同根公司的投资项目，是完全错误的推断。最后，曾某2在当时虽然是国林沉香公司和国林精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是由于其欠债累累，早已被人民法院列为失信人员的黑名单，而且国林沉香公司也早已将其解除法定代表人职务并将其除名，在此期间曾某2还因涉嫌诈骗，被廉江市公安机关拘押，一个毫无信用的人，其证言却被一审法院予以采信，该判决是根本性的错误。云南同根公司二审答辩称，一、国林沉香公司称：“双方所签《设备采购合同》合法有效......其中我方的合同在对方签字盖章后回来才签署日期，而对方留存的那份当时就没签日期，这在本质上并不会对合同效力产生任何影响。”这是对合同生效法律规定的错误理解。从其陈述的内容中可以看出：云南同根公司承认了其事后伪造了合同签署的时间。国林沉香公司并不是当着云南同根公司的面签署的日期，而是回来后国林沉香公司才背着云南同根公司自己擅自签上去的合同签署时间。合同重要内容“合同签署日期”等都必须是当事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本案中，因《设备采购合同》的内容直接决定了合同签署时间的重要性，直接决定了合同生效与否。合同的生效与实际履行必须以双方签署《设备采购合同》的时间为前提条件。合同第四条“付款时间、条件”、第五条等约定内容来看，只有在双方确定合同签订的时间后该合同才具备生效的条件，因此，在双方没有共同确定合同签订的时间之前，该《设备采购合同》一直处于未生效状态。二、国林沉香公司称：“我方已按合同约定向云南同根公司供应了首台机器设备，并由我方派人员运送到云南同根公司处进行安装调试，经对方接受并验收合格，这完全可以证实我方已经开始履行合同。”国林沉香公司的陈述并无任何有效证据加以证实。首先，国林沉香公司所提供的合同，因签署合同的时间系国林沉香公司伪造，因此只能认定为一份无效证据，且根据合同内容，合同签订的时间应为合同生效的必备条件，因此合同至今仍不能认定为生效。其次，证明合同是否履行的关键性证据《验收报告》，庭审质证时国林沉香公司无法向法庭提交证据原件。原件由国林精油公司持有，只能证实机器设备的供货人另有他人。再者，国林沉香公司一审提交的证人证言因证人无故未依法出庭接受法庭的质证，且经云南同根公司所出具的证人出庭作证已完全推翻了其证词，故其证言不能作为本案依据使用。加之，国林沉香公司所提交的证据广州泰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收据》，因不是发票，无法确认其真实性，且收款时间是2015年12月25日，而国林沉香公司出具的《验收报告》收货时间却是2015年10月26日，广州泰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没有收到发货物流款之前就发货，按交易习惯根本就不可能。只能证实《收据》的不真实性。以上证据根本无法支撑国林沉香公司上述陈述，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云南同根公司向国林沉香公司支付过一分钱“货款”，如何证实国林沉香公司已履行过合同？三、国林沉香公司称：“就这样一个毫无信用的人（指国林沉香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曾某2），其证言却被一审法院审判人员予以采信，可想而知，其作出判决的正确性是根本的错误。”中山国林系列公司的创始人曾某2，经一审法庭举证质证证实，国林沉香公司的第一任股东、法定代表人曾某，是曾某2的亲儿子，第二任股东、法定代表人陈某是与曾某2同居多年的情侣。将曾某2称为中山国林系列公司之父并不为过。国林沉香公司却如此贬损自己的前辈，原因只有一个，陈某伙同他人，同室操戈、祸起萧墙，才会上演本案这样一出闹剧。根据国林沉香公司当时的法定代表人曾某2当庭证实，在订立此《设备采购合同》同时，国林沉香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曾某2又以国林精油公司的名义与云南同根公司订立了一份《投资合作协议》，《投资合作协议》双方同样没有签署合同签订时间。这也印证了曾某2的证实：当时订立《设备采购合同》与《投资合作协议》时并未确定与云南同根公司是买卖关系还是投资合作关系，所以都没有签署合同签订的时间。直到2015年8月28日，国林沉香公司法定代表人又以国林精油公司的名义与云南同根公司签订了一份《投资合作协议（补充协议）》，双方才确定进行投资合作。双方在该（补充协议）中约定：甲乙双方签订（设备采购合同）为建设基础工作所需制定，不具有法律效力。甲乙双方共同建设事宜待云南同根三七天然药用植物研究所成立完成再进行签订正式协议、合同为准。原双方签订（设备采购合同）一律作废。而云南同根公司是按照国林沉香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与国林沉香公司的关联公司国林精油公司履行《投资合作协议》与《投资合作协议（补充协议）》。与国林精油公司共同成立云南同根三七天然药用植物研究所，只因工商部门在注册时的要求才共同成立为文山同根三七天然药用植物研究所。因按双方的约定《设备采购合同》已经作废，双方也就没有实际履行。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法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查明，国林沉香公司一审提供如下证据：1、国林沉香公司及其代表曾某2与云南同根公司及其代表黄辉洪签订的《设备采购合同》及附件《ＧＬ连续相变萃取设备报价单》，其中约定：第一、二条：云南同根公司向国林沉香公司采购三套植物精油提取机（ＧＬ连续相变萃取设备），具体是规格（日生产原料）／0.1吨的1台、单价260万元，（日生产原料）／1吨的2台、单价868万元，合同总价款为1996万元（总价包括设备价格、包装、安装、运输、调试等相关费用）。第三条合同生效：本合同经双方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第四条付款时间、条件：1.首期付款为合同总金额的30%，于合同签订后一个星期内支付。2.第二期付款为合同总金额的30%，于合同签订后二个月内支付。3.第三期付款为合同总金额的30%，于发货前支付。4.第四期付款为合同总金额的10%，于质保期满后一个星期内支付。5.第一期款支付后国林沉香公司安排人员到云南同根公司进行设备操作的培训，直至云南同根公司工作人员可以独立完成操作为止。第五条交货、包装与验收：国林沉香公司收到云南同根公司支付的第一期预付款后开始安排生产，保证4个月内交货，国林沉香公司代办运输将货物一次运至云南同根公司指定交货地点，设备到达现场，双方人员必须在场并确认包装的完好性后，由云南同根公司收货，国林沉香公司负责设备安装调试，直至设备正常运行等。第六条产品质量保证与售后服务，其中第4点：设备保修期为一年等。第七条违约责任：国林沉香公司不能按期交货，除不可抗拒因素外，每月应按合同总价的2%向云南同根公司支付延期违约金；云南同根公司延时付款时（正当拒付除外），应当向国林沉香公司支付该次延期付款违约金，每月按该次延期付款额的2%金额计算，支付款办理期为10个工作日。第八条合同的解除和变更（略），第九条合同纠纷的解决：履约地点为广东省中山市南朗镇，诉讼地为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等内容。第十条、第十一条免责条款和其它约定事项（略）。该份《设备采购合同》签订时间手写为2015年8月15日，附件《ＧＬ连续相变萃取设备报价单》中打印记载的时间为2015年8月18日。2、收据，记载：今收到国林沉香公司支付第三套20Ｌ＊3连续相变萃取装置发货物流款6000元。备注：从广州泰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发货到云南同根公司。日期2015年12月25日，广州泰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盖章确认。3、验收报告，记载：云南文山同根三七天然药用植物精油研究所订购的20＊3连续相变萃取装置于2015年9月10日到货。设备安装在云南文山市宝业大商汇，经供货方工程师到用户工厂安装调试，设备各项指标均达到合同要求、运行正常、性能良好，验收合格。供货方代表一栏是吴某签字确认，收货方代表一栏是文山研究所盖章及杨某签字，日期2015年10月26日。4、资料清单，记载：项目：20＊3连续相变萃取装置，时间：2015年9月9日，项目：地点云南文山，另外罗列了11项名称及对应的资料，签收人一栏有曾某1签名确认，日期2015年9月11日。5、杨某（同根三七）微信号、头像及个人信息如电话、个人相册等。6、国林沉香公司一审委托的律师于2017年7月20日对证人曾某1的询问笔录，曾某1陈述国林沉香公司从广州泰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厂家将20Ｌ＊3连续相变萃取装置用大型货车发货到云南同根公司，其与吴某及广州泰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厂家何总、两个技术人员，云南同根公司黄某经理、杨某在现场，之后进行安装、调试；听说云南同根公司有付过钱给老曾（海亮），由老曾再转给国林沉香公司；回来后，由于公司股东之间出事了，老曾也离开公司，我也离开了公司，合同也就没有再继续执行了等。但曾某1并没有在一审出庭作证。云南同根公司一审提供如下主要证据：1、国林沉香公司及其代表曾某2与云南同根公司及其代表黄辉洪签订的《设备采购合同》及附件《ＧＬ连续相变萃取设备报价单》。记载：与国林沉香公司提供的《设备采购合同》、附件《ＧＬ连续相变萃取设备报价单》内容基本一样，仅云南同根公司提供的《设备采购合同》签订时间一栏空白未填写日期。2、（1）云南同根公司与国林精油公司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内容记载：双方作为共同投资人就合作投资成立云南同根三七天然药用植物精油研究所及云南同根三七天然植物精油科技有限公司事项约定，云南同根公司占出资总额的80%，国林精油公司占出资总额的20%，另还约定利润分享和亏损分担、事务执行、投资转让等内容。该协议最后落款处仅有双方公司盖章但没有人签名，也没填写日期。（2）2015年8月28日云南同根公司代表黄辉洪与国林精油公司代表曾某2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补充协议）》（简称《补充协议》）。记载：此协议根据双方就共同投资建设云南同根三七天然药用植物精油研究所及云南同根三七天然职务精油科技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与（设备采购合同）合作签订后追加补充协议；双方签订（设备采购合同）为建设基础工作所需制定，不具有法律效力；双方共同建设事宜待云南同根三七天然药用植物精油研究所成立完成再进行签订正式协议、合同为准；2012年8月18日签订（设备采购合同）一律作废（其中“2012年8月18日签订”被涂划掉手写改为“原双方”）。备注：此补充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持一份，未尽事宜双方友好协商并签署修改。该《补充协议》仅有双方代表签名未有双方公司盖章。3、国林沉香公司、国林精油公司、文山研究所工商登记资料，国林沉香公司成立于2011年5月20日，法定代表人是曾某，自然人独资；2012年2月10日唯一股东且法定代表人曾某，均变更为陈某；2015年7月10日法定代表人陈某变更为曾某2；2016年1月4日法定代表人曾某2又变更为陈某；2016年1月12日法定代表人陈某变更为罗某，自然人独资变更为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陈某变更为罗某、梁某、雷某。国林精油公司于2014年4月11日成立，唯一股东且法定代表人为曾某2，存在失信记录。文山研究所成立于2015年10月10日，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黄某。一审期间，云南同根公司申请证人曾某2出庭作证，曾某2称：1、国林沉香公司成立时法定代表人是我儿子曾某，2012年左右，因为曾某要到香港一家公司任职，前提是在大陆不能持有股份，故出于我的家庭原因将国林沉香公司转给陈某。我于2015年7月10日-2015年10月31日作为国林沉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国林沉香公司与云南同根公司签订《设备采购合同》时，当时双方没有定签订合同的时间，原因是当时是一个框架协议，双方还没有确定是买卖还是合作，所以没有签订时间；该《设备采购合同》没有实际履行，因为国林沉香公司没有设备。国林精油公司与云南同根公司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是我方后来认为《设备采购合同》无效，实际双方履行的是投资合作协议。2、当时国林沉香公司同意成立国林精油公司，其实是一个家庭，两个独立公司。曾某1是国林精油公司的负责人，吴某是员工。国林沉香公司地址在翠亨区，国林精油公司营业地址在南朗华南中药城，两个公司投资人、地址不一样，两个公司是独立公司，一班人马。国林沉香公司与云南同根公司《设备采购合同》验收报价单的真实性确认，关于报价单签订时间，因报价单是公司事后加上去的，也是我寄回去的，至于怎么弄，我不清楚；至于为什么有公章，该公章系委托陈淑君盖章的，再寄回来。签订《设备采购合同》之后，因为国林沉香公司没有设备故没有送设备给云南同根公司。《设备采购合同》只履行了一部分，原因是：1时0分同陈某准备去老挝疗病，下午5时43分陈某就取消我的电话号码，所以我与云南同根公司失联了；到2016年4月份我才回来，我不知道国林沉香公司如何转卖掉的。二审期间，国林沉香公司提供证据：1、中山市国林沉香科学研究所《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登记申请表》、《民办非企业单位变更登记表》、《民办非企业单位章程核准表》，记载：国林沉香科学研究所2011年11月18日作为民办非企业单位由民政部门核准成立，法定代表人是陈某，由国林沉香公司自筹资金3万元开办；2014年12月8日法定代表人陈某变更为曾某2。2、国林精油公司工商登记资料、《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记载：国林精油公司核准成立于2014年6月12日，自然人独资，投资者是曾某2；3、廉公调证字［2015］00285号《调取证据通知书》及调取证据清单，记载：2016年8月26日廉江市公安局因合同诈骗案调取了国林沉香公司2012年至2015年财务账册（国林沉香公司称因曾某2诈骗被公安立案侦查）；4、雷某的《参保证明》、建设银行中山南朗支行盖章确认的、雷某名下账号62×××67自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0日《个人活期明细信息》，其中《参保证明》记载：雷某2013年10月至2015年8月在中山市国林沉香科学研究所购买社保，2015年9月至2016年7月在国林沉香公司参保，2016年8月后至今在中山市顺鹏沉香有限公司参保；《个人活期明细信息》记载：曾某1有18笔转账支取款项305255元的记录，吴某有5笔转账支取款项16335元的记录，曾某2有3笔转账支取款项的记录，国林沉香公司有几十笔转账支取款项的记录，雷某有几十笔转账支取、存入款项的记录，国林精油公司有几笔转账支取款项的记录等。5、《设备采购合同书》，记载：2013年4月28日甲方国林沉香科学研究所与乙方广州泰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合同名称：20Ｌ＊3沉香连续相变萃取成套装置，约定：乙方为甲方提供10套20Ｌ＊3沉香连续相变萃取成套装置的设计、制造、安装、调试，总金额1380万元等内容。甲方落款处盖有国林沉香研究所印章，法人代表一栏打印为陈淑君、经办人一栏是曾某2亲笔签字；乙方盖章及经办人签字确认，并写有乙方具体地址及开户银行及账号。二审期间，云南同根公司提供如下证据：中劳人仲案字［2015］5986号及［2015］5988号仲裁裁决书，记载：申请人分别是吴某、曾某1，被申请人是国林精油公司，2015年12月18日申请日，两人称其2014年6、7月入职，劳动合同到2015年底，请求支付2015年11月份工资等。裁决书均予驳回。二审法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1、国林沉香公司2015年6月-2016年2月中山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参保证明》，记载：6月有6人在国林沉香公司购买社保，7月、8月有14人在国林沉香公司购买社保，2015年9月始至2016年2月有雷某、曾某1等多人在国林沉香公司购买社保。2、国林精油公司2015年6月-2015年10月《参保证明》记载：2015年6月只有曾某1、范某、巫某3人在国林精油公司购买社保，7月、8月只有曾某1、吴某、范某、巫某4人在国林精油公司购买社保，9月、10月只有吴某、范某、巫某3人在国林精油公司购买社保，11月之后没有任何人购买社保。二审期间，双方陈述如下：国林沉香公司称：涉案设备是其公司研发以中山市国林沉香科学研究所名义并委托广州泰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且直接送货到云南同根公司处的，由曾某1和吴某代表国林沉香公司向云南同根公司交付。此有国林沉香公司开办的中山市国林沉香科学研究所与广州泰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的《设备采购合同书》、广州泰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收据为证。因为曾某2曾是我方的法人，签合同也是他带合同到云南签的，所以云南同根公司将90万元设备款支付转给曾某2。曾某2根据合同，将自己的账号给了云南同根公司。曾某2之后并没有将90万元转入公司。后来查账后发现没有到账，所以向派出所报警控告曾某2挪用公款罪。但后来派出所也没有处理。之后廉江经侦大队到我公司调查，才知道曾某2还因涉及其他诈骗罪被公安立案侦查了。雷某是国林沉香公司的出纳，其公司以雷某的名字开立账户，曾某1和吴某是其公司的员工，曾某1和吴某的工资是通过雷某的账户支取。云南同根公司称：涉案设备是国林精油公司委托生产的，但委托谁生产不清楚，是国林精油公司的人将设备送到我方的文山精油研究所的，验收报告是其公司出具给国林精油公司的。根据两份劳动仲裁书，曾某1和吴某是国林精油公司的员工并不是国林沉香公司的员工。云南同根公司向曾某2支付的90万元不是本案设备款，是其他业务往来款。二审通知证人曾某2来法院作询问笔录。曾某2陈述如下：1、国林沉香公司、国林精油公司以及我与陈某、雷某、曾某1等人的关系。我2007年离婚，2010年认识了陈某，我俩摆过酒拜过堂，一直同居了6年半，但一直没有登记结婚。曾某1是我的外甥，曾某1、雷某为夫妻。陈某是国林沉香公司财务，雷某是出纳，曾某1是采购销售。2015年10月我住院期间，雷某和陈某于2015年10月18日将国林沉香公司（包括国林沉香研究所）的所有有形、无形财产均转让给罗某、雷某等人。10月22日我出院后，陈某将我送出国，并注销了我的手机卡，造成我与其他人失去联系，并登报说我失联了。2、2015年8月，云南同根公司需要提取三七油，找到我需要购买设备。2015年9月2日到云南，跟云南同根公司商量合作事宜。我是以国林沉香公司与云南同根公司打印了买卖意向合同，我在该合同上签了“曾某2”，但没有盖国林沉香公司公章，云南同根公司盖了章、签了名，但该合同没有写日期。然后我们将该合同邮寄给国林沉香公司盖公章。该合同是没有正式签订，因为我们希望等律师看完后再签日期，这时才生效。我把合同邮寄回来中山后，我致电雷某，了解到国林沉香公司账上没有钱生产涉案设备。同时，我获得信息陈某、雷某在背后准备卖了国林沉香公司，所以后来我与云南同根公司协商解除了买卖合同，由我以国林精油公司名义与云南同根公司签订了投资合作协议，成立了云南同根三七药用植物研究所，该研究所是独立承担责任。我以个人名义向云南同根公司借了90万元，并以国林精油公司名义向广州大学城孵化基地下订单生产设备。我投资设备，云南同根公司提供原料、厂房、人员等，虽然同根三七药用植物研究所已经成立了，但还没有达成正式的合作协议。我负责联系广州大学城孵化基地的4个生产单位（生产冷却系统、压力系统、管道、电控设备）。这些材料款都是我支付的，生产好后，2015年9月由国林精油公司的技术人员吴某、曾某1等组装了涉案设备，组装好后，9月份由吴某、曾某1送到云南同根公司的，在云南同根三七药用植物研究所安装调试，验收报告是真实的。本案设备价值260万元。投资材料款36万元，其它的是研究费用。同根三七药用植物研究所收到设备后，没有另外向我或其它单位支付过费用。我们后来就是合作关系了，该设备至今未有实际投入过生产。陈某转让国林沉香公司时，并没有将云南同根公司应付涉案设备款作为转让标的。曾某2提供了以下材料：1、陈某与罗某、雷某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记载：转让方陈某、受让方罗某、雷某，陈某将其拥有100%股权的国林沉香公司名下所有资产权益（包括有形资产、无形资产及国林沉香研究所的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等）转让给罗某80%（24万元）、雷某（20%，其转让费已付完）等内容。2、吴某、曾某1申请的两份中山劳动仲裁裁决书，内容同云南同根公司提供的一样。二审法院认为，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双方当事人及证人均认可，云南同根公司购买了一台植物精油提取机设备（价款260万元），云南同根公司委托文山研究所出具了验收报告。根据双方争议，具体分析如下：一、关于供货方（出卖方）主体认定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供货给云南同根公司一台植物精油提取机设备即本案设备供货方（出卖方）应是国林沉香公司。以下系列完整证据链可以证实：1、国林沉香公司及其代表曾某2与云南同根公司及其代表黄某签订的《设备采购合同》及附件《ＧＬ连续相变萃取设备报价单》，此合同已非常详细约定双方买卖涉案设备等内容；2、广州泰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盖章确认的“收据”，记载：今收到国林沉香公司支付第三套20Ｌ＊3连续相变萃取装置发货物流款6000元。备注：从广州泰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发货到云南同根公司；3、2015年10月26日出具的验收报告，记载：云南文山同根三七天然药用植物精油研究所订购的20＊3连续相变萃取装置于2015年9月10日到货。设备安装在云南文山市宝业大商汇，经供货方工程师到用户工厂安装调试，设备各项指标均达到合同要求、运行正常、性能良好，验收合格。供货方代表一栏是吴某签字确认，收货方代表一栏是文山研究所盖章及杨某签字；4、文山研究所是云南同根公司开办的工商材料；5、甲方国林沉香科学研究所与乙方广州泰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设备采购合同书》，名称：20Ｌ＊3沉香连续相变萃取成套装置，约定：乙方为甲方提供10套20Ｌ＊3沉香连续相变萃取成套装置的设计、制造、安装、调试，总金额1380万元等内容，甲方落款处盖有国林沉香研究所印章，法人代表一栏打印为陈某、经办人一栏是曾某2亲笔签字，乙方也签字盖章确认；6、国林沉香科学研究所是国林沉香公司开办的工商材料；7、雷某名下建设银行中山南朗支行账号62×××67《个人活期明细信息》，两份劳动仲裁裁决书，中山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出具的国林沉香公司、国林精油公司《参保证明》以及相关陈述等，分析此系列证据内容可以认定曾某1、吴某等人在国林沉香公司、国林精油公司相互之间存在部分岗位职责的混同。上述系列证据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完全可以证实本案设备供货方是国林沉香公司。另外，从验收报告记载该套设备2015年9月10日已到货以及《设备采购合同》附件记载时间以及证人曾某2陈述等内容，可以认定国林沉香公司与云南同根公司《设备采购合同》签订时间在2015年8月15日。云南同根公司称国林沉香公司伪造签订合同日期，不予采信。云南同根公司提供的其与国林精油公司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云南同根公司提供的其公司代表黄辉洪与国林精油公司代表曾某2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补充协议）》，无论黄某与曾某2出于何原因而形成该材料，其无法推翻上述完整证据链形成的客观事实即本案设备供货方是国林沉香公司。综上，国林沉香公司是本案设备的真正供货方，国林沉香公司与云南同根公司《设备采购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义务和享有权利。二、关于货款数额及其违约金计算方法的认定问题。1、关于货款数额的认定问题。云南同根公司曾向国林沉香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曾某2支付了90万元，但其称此款不是本案设备款而是其他业务往来款，现云南同根公司无任何证据证实该90万元是其他业务往来款，故应认定90万元是本案设备的部分货款。剩余货款170（260-90）万元，云南同根公司至今未付，已构成违约。国林沉香公司在本案仅主张其中150万元，予以支持。2、关于违约金计算方法的认定问题。参照双方合同第四条付款时间、条件“…，第三期付款为合同总金额的30%，于发货前支付。第四期付款为合同总金额的10%，于质保期满后一个星期内支付”、第六条第4点“设备保修期为一年”、第七条违约责任“…，云南同根公司延时付款时（正当拒付除外），应当向国林沉香公司支付该次延期付款违约金，每月按该次延期付款额的2%金额计算”等约定，参考2015年10月26日验收报告显示2015年9月10日到货，以及国林沉香公司第3项诉求等，本院确认未付货款其中150万元违约金的计算方法是：未付货款124万元自2015年11月1日始到还清款日止、未付货款26万元自2016年11月3日始到还清款日止，按每月2%计算延期付款违约金。国林沉香公司诉求第3项其中超出上述计算方法的违约金，不予支持。另外，从双方行为及有关陈述表明，《设备采购合同》另外两台设备已无法继续履行，国林沉香公司诉求第1项继续履行该合同的请求，不予支持。二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规定，判决：一、撤销一审判决；二、云南同根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国林沉香公司支付设备款150万元及其延期付款违约金，延期付款违约金计算方法：其中124万元自2015年11月1日始到还清款日止、其中26万元自2016年11月3日始到还清款日止，均按每月2%计算延期付款违约金。三、驳回国林沉香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再审认为，本案国林沉香公司与云南同根公司签订了《设备采购合同》，国林精油公司与云南同根公司签订了《投资合作协议》，国林沉香公司主张云南同根公司基于《设备采购合同》收取植物精油提取机一台，但云南同根公司与国林精油公司均认可是基于《投资合作协议》收取植物精油提取机一台，而合同签订时国林沉香公司和国林精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为曾某2，《投资合作协议》签订在后，因此，国林精油公司跟查清本案事实及案件处理有直接利害关系，本案应追加国林精油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且本案有关合同签订时间、涉案植物精油提取机交付主体、植物精油提取机价款构成及支付等事实均未查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四项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20民终6609号民事判决及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2017）粤2071民初10889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重审。审判长  费汉定审判员  刘涵平审判员  熊 忭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方圆书记员林思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