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03民终50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日生，男，1952年2月23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继忠，男，1973年9月3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永忠，男，1979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肖绍鹏，萍乡市安源区楚萍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文丽，萍乡市安源区楚萍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萍乡市长红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城郊长兴馆管理处办公大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300736398277A。法定代表人：张军，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建华，江西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端木玉芳，江西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日生、李继忠、李永忠因与被上诉人萍乡市长红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红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萍乡市安源区人民法院（2020）赣0302民初10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日生、李继忠、李永忠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肖绍鹏、文丽，被上诉人长红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军及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建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日生、李继忠、李永忠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审判程序严重违法。1.一审归纳案件争论焦点遗漏了上诉人的主要诉争，即“案涉合同无效”。一审归纳的争议焦点违反程序，无视上诉人诉状事实与理由部分“合同无效”的明确主张，不将案涉合同效力问题列为争议焦点，上诉人在诉状中的事实和理由部分已提出合同无效，而一审径行将争论焦点归纳为“涉案合同是否履行”，导致上诉人诉讼主张得不到正确审理。2.一审在上诉人已变更诉讼请求后，仍以原诉求进行判决。上诉人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已明确提出了“请求依法判决合同无效”。但一审不仅未就上诉人变更诉求是否准许，是否延长举证期限，是否择日开庭的回应与决定，反而直接对上诉人的诉求作出“驳回诉讼请求”的判决，明显程序违法。3.一审审判严重超审限。上诉人于2020年1月2日向一审递交了2019年12月20日的“民事起诉状”，并按一审法院规定交纳了诉讼费总额的四分之一计人民币1935元，后经审判人员审查出现笔误，上诉人换成了2020年1月19日的“民事起诉状”。一审法院于2020年1月2日收到上诉人起诉状并收到部分诉讼费1935元，应视为当日立案，审限应自2020年1月2日计算。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三个月内审结，即应在2020年4月2日前审结，而一审至本案2020年8月3日才宣判，严重超审限。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案涉合同为拆迁安置合同。被上诉人无征地拆迁安置的主体资格，一审判决根据萍乡市计划委员会2002年6月18日《批复》和萍乡市安源区人民政府2002年8月15日[2002]14号文件以及萍乡市人民政府2002年9月19日萍府[2002]74号《批复》认定被上诉人负责开发建设的征地及拆迁安置工作明显与事实不符。按以上文件与批复，被上诉人仅为“购地55亩”、“建设城西商住新区”、“该批次建设用地具体开发建设工作”。其并无“征地”“拆迁”“安置”的职责与权限。《合同书》中甲方“长兴馆管理处”与“萍乡市长红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均不具备宅基地调整职能。2.本案涉《合同书》安置宅基地无效。宅基地属于村集体所有土地，应归长兴馆村村民委员会管理和调整，长兴馆管理处不是法律规定的“村民委员会”，无职权调整农村宅基地，“长兴馆管理处”不能取代“长兴馆村村民委员会”迳行调整宅基地，所以长兴馆管理处调整、安置原告宅基地之行为无效。同时，即使“村民委员会”调整安置农民宅基地，依法应由村民委员会召开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村民会议应有本村18周岁以上村民的过半数或本村三分之二以上户数代表参加，村民会议所作决定应当经到会人员过半数通过。本案中经两次庭审，被告方均未能举证《村民会议记录》。本案宅基地调整为“富丽小区统一安置”，必须有《宅基地使用方案》。3.根据被上诉人举证安源区人民政府[2020]14号文件“城西新区建设拆迁时间为2003年1月1日至2007年1月1日”。案涉《合同书》是2009年5月11日，远超出文件规定的时间，双方签订合同的行为是违规行为，属无效。本案一审在被上诉人两次庭审均未能提供上诉人“领取拆迁补偿款”的有效凭证和公司财务凭证予以佐证的情形下认定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了拆迁补偿款，明显错误。被上诉人举证2011年1月11日李日生领条与本案无关。该领条系领取“紫金名门”山土、树木、杂屋等款。该条亦未注与本案有关的付款单位和财务会计证明，该款与本案无任何关系。该款是“紫金名门”建设占用了上诉人土地、杂屋、大量树木所致，并非被上诉人支付补偿款。长红公司辩称，1.双方签署的两份房屋拆迁安置合同合法有效，是在双方平等自愿的前提下的真实意思表示，形式合法。2.被上诉人积极履行了合同约定的义务，且上诉人方也行使了合同赋予的权利，双方均在合同合法有效的基础上，实际履行了大部分合同内容，所以双方应当根据约定继续履行合同。李日生、李永忠、李继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解除原、被告2009年5月11日签订的两份《房屋拆迁安置合同书》；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李日生与原告李继忠、李永忠系父子关系，1988年，原告李日生在萍乡市安源区自留地上自建了两栋两层房屋，建筑面积分别为319.81平方米、298.77平方米，先后于1992年8月15日和同年10月12日办理了房屋不动产权证，权利人均为李日生，不动产权证号分别为13-11-3-0320、13-11-3-0590。2002年6月18日，萍乡市计划委员会以萍计字［2002］124号《萍乡市计划委员会关于同意城西商住新区项目进行前期工作的批复》、萍乡市安源区政府安府发［2002］14号《安源区人民政府印发关于萍乡市长兴立交桥和城西新区建设房屋拆迁补偿及安置实施细则的通知》、萍乡市人民政府萍府字［2002］74号《关于安源区人民政府城市建设土地征用的批复》相关规定，明确长红公司负责开发建设关于长兴立交桥和城西新区建设的征地及拆迁安置相关工作。2007年6月4日，萍乡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萍发改投资字（2007）166号文件，核准长红公司新建“紫金名门”住宅小区。2009年5月11日，被告长红公司（甲方、拆迁方）与李日生、李继忠、李永忠（乙方、被拆迁方）签订了两份《房屋拆迁安置合同书》，约定乙方同意拆除位于横龙寺房屋两栋，占地面积分别为300.2平方米、198.27平方米，建筑面积分别为486.85平方米、497.88平方米，结构均为砖混、砖木，建筑年限分别为1998年、1997年，层数均为二层。拆迁时间：以甲方拆迁补偿款到乙方账户之日起为拆迁时间，乙方接到拆迁补偿款后必须在15天内无条件自行拆除房屋。乙方如未在规定期限之内拆除房屋者，并由甲方组织人员实施强制拆除并取消拆迁奖金，一切责任由乙方负责。安置：1.新宅基地由甲方统一安置在富丽小区，乙方必须按照甲方统一规划的户型及外墙面装修要求自行建造。2.宅基地安置以一户一宅为原则，面积为100平方米和120平方米两种。3.甲方安置乙方宅基地面积均为120平方米，乙方新建房屋层数均为3.5层。甲方负责水电到表、路到户，负责小区内绿化，费用由甲方负责。甲方在二年内负责为乙方办理产权证、土地使用证、所需费用由甲方承担。补偿费用及支付方法：合同约定，甲方应付给乙方房屋拆迁补偿费分别为107655元、101503.6元，房屋室内装修及附属物补偿费分别为123914.67元、84149.84元，原宅基地面积超出安置宅基地面积补偿费分别为9000元、3913.5元，共计人民币分别为240569.67元、189566.94元。甲方发出拆迁通知时付款50%，拆迁完毕后，在剩下的50%拆迁款中扣除一万元整，用于甲方为乙方统一购进外墙材料（按出厂价购买，外墙装修完毕后结算，多退少补），余款全部付给乙方。乙方要求自行购材料装修的，应按甲方要求选购材料装修，并经甲方验收合格后付清被扣下的外墙材料购置款，否则不予支付。2011年9月20日和同年10月15日，被告长红公司分别为李继忠、李永忠在富丽小区指定宅基地，并开具两份放线表，表上均载明：该户系紫金名门二期房屋拆迁户，已签订房屋拆迁合同并拟拆迁，请安置办按规定放线，并有同意放线批示。安置的宅基号分别为ＸＺ-5＃、ＸＺ-**＃，面积均为120平方米，层高均为3.5层，被告长红公司为此做了桩梁基础工程，分别花费104433.73元、96541.14元。2011年10月11日，被告长红公司通过紫金名门项目部向李日生支付现金200000元，李日生出具了一份领条，内容为：今领到紫金名门山土、树木、杂屋等共计币二十万元整，领款人李日生。2012年5月21日，被告长红公司通过紫金名门项目部向李日生支付5000元，李日生出具了一份领条，内容为：今领到紫金名门二期工程、动工有樟树二十一只，共计币五千元整，领款人李日生。原告李日生、李继忠、李永忠在安置放线的富丽小区宅基地上新建了房屋，并已入住。被告长红公司未再支付拆迁补偿款。庭审中，原告李日生、李继忠、李永忠陈述除签订了涉案房屋拆迁安置合同书两份外，没有签订其他房屋拆迁安置协议。另查明，被告长红公司于2001年10月18日成立，公司股东为萍乡市安源区城郊管理委员会长兴馆管理处、萍乡市横龙山泉贸易有限公司，经营范围包括房地产开发等，属于安源区城郊管理委员会长兴馆管理处为投资开发建设项目设立的村属企业。萍乡市飞行山棚户区现进行改造拆迁，原告李日生名下的涉案两栋旧房屋位于征拆范围内，2019年12月4日，萍乡市安源区城郊管理委员会长兴馆村村民委员会向萍乡市飞行山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房屋征收指挥部出具了一份《关于长兴馆村李日生父子三人房屋拆迁安置情况的报告》，内容：长兴馆村位于飞行山征拆范围内338、339号房屋系其村原二组村民李日生老屋，因萍乡市长兴立交桥和城西新区及城市道路建设工程需要，于2009年5月11日与其村及长红公司签订了房屋拆迁安置合同两份，合同总价430136.61元，并于富丽小区安置两个宅基地给李日生建房（目前李日生家庭已全部搬迁至新房居住）。合同签订后，该征拆的房屋已腾空交付其村，并且两个安置宅基地已安排给李日生父子三人……因当时村委会资金紧张拆迁款暂未支付到位……特请示飞行山拆迁指挥部将该两幢房屋交由其村处置，李日生父子未支付到位的拆迁款由其村负责补偿到位，如有矛盾纠纷由其村负责解决到位。原、被告双方因此产生纠纷，现原告起诉至法院，要求判令解除双方此前签订的两份《房屋拆迁安置合同书》。以上查明的事实，由以下经庭审质证的证据证明：原告的身份证复印件、萍乡市长红开发建设有限公司的企业信息、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江西省萍乡市房产所有权登记审核表、2019年12月12日的不动产登记信息表、2002年6月18日萍乡市计划委员会（批复）萍计字［2002］124号《萍乡市计划委员会关于同意城西商住新区项目进行前期工作的批复》、2002年8月15日萍乡市安源区人民政府文件安府发［2002］14号《安源区人民政府印发关于萍乡市长兴立交桥和城西新区建设房屋拆迁补偿及安置实施细则的通知》、2002年9月19日萍乡市人民政府萍府字［2002］74号《关于安源区人民政府城市建设土地征用的批复》、2009年5月11日的房屋拆迁安置合同书复印件两份、关于长兴馆村李日生父子三人房屋拆迁安置情况的报告、2011年9月20日放线表、2011年10月15日的放线表复印件、李永忠安置房屋的基础工程造价工程结算书、李继忠安置房屋的基础工程造价工程结算书、萍乡市勘察测绘院2014年测制的拆迁安置整体地形图、现状照片、领条、长兴馆管理处村民房屋丈量表、拆迁户各项补偿表、《合资开发土地协议》、（2019）赣03民终397号民事判决书等，以及原、被告当庭的陈述，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本案中，被告长红公司接受政府委托进行拆迁安置工作，而登记在原告李日生名下的涉案房屋属于被拆迁对象，2009年5月11日，原告李日生、李继忠、李永忠与被告长红公司签订的两份《房屋拆迁安置合同书》，是在双方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的，且协议内容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也不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无效的法定情形，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当认定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各自义务。关于本案的争议焦点：涉案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是否符合解除的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示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本案中，原、被告在签订房屋拆迁安置合同后，被告长红公司根据房屋拆迁安置合同约定，在指定的安置点富丽小区安置了两个各120平方米的宅基地给原告李日生、李继忠、李永忠，并出资做了桩梁基础工程，原告李日生等人在安置的宅基地上新建了房屋并已入住，应视为原告李日生等人接受了对方的履行。对于原告提出安置的两个宅基地是基于其旧屋附近的电缆存在安全隐患进行的安置，而并非被告长红公司基于双方签订的两份房屋拆迁安置合同进行的安置。本院认为，一方面，从双方提交的证据来看，原、被告举证的宅基地放线表明确载明是基于房屋拆迁，且已签订房屋拆迁合同进行放线。庭审中，原告也承认除签订了涉案房屋拆迁安置合同两份外，未再签订其他房屋拆迁安置协议，由此可见，安置的两个宅基地是基于原告房屋拆迁所获得的补偿。另一方面，原告仅提交了一份萍乡市煤气公司致长兴馆管理处的《关于西环一号线李日生住宅至立交桥段存在安全隐患的函》，该函未明确规定要征购原告住宅，原告与萍乡市煤气公司也未签订其他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原告亦未提供其他证据印证，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故原告的该意见证据不足，不予采纳。除此之外，被告长红公司通过紫金名门项目部向原告李日生共支付了205000元补偿款，虽未全部履行支付义务，存在违约，原告李日生、李继忠、李永忠可以向其主张违约责任，但从合同履行情况来看，被告长红公司已实际履行了合同的主要义务，涉案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并不具有上述法定解除的情形。故原告请求解除双方2009年5月11日签订的两份《房屋拆迁安置合同书》与法律规定不符，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李日生、李继忠、李永忠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742元，由原告李日生、李继忠、李永忠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李日生、李继忠、李永忠申请证人胡某出庭，拟证明被上诉人长红公司拆迁补偿款尚未支付，紫金名门支付的20万元款项与本案拆迁合同无关。经质证，被上诉人长红公司认为对该证人证言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1.证人与本案双方均有利害关系，不具备如实陈述的资格条件；2.证人作为拆迁一方的主体代表协调20万的补偿，在没有到达现场，没有提供相应的勘测数据的情况下，直接协调了20万的补偿，不合法；3.从证据规则来说，证人协调参与的事情早已存在，因此证人证言并非新证据。本院经审查认为，证人证言内容对本案的处理并无影响，不予采信。除一审查明的“2011年10月11日，长红公司通过紫金名门项目部向李日生支付现金200000元，李日生出具了一份领条，内容为：今领到紫金名门山土、树木、杂屋等共计币二十万元整，领款人李日生。2012年5月21日，长红公司通过紫金名门项目部向李日生支付5000元，李日生出具了一份领条，内容为：今领到紫金名门二期工程、动工有樟树二十一只，共计币五千元整，领款人李日生”，上述事实与本案处理不存在关联，本院不予认定外，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综合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1.原审法院审理程序是否合法；2.案涉两份《房屋拆迁安置合同书》的效力认定问题。关于争议焦点1，首先，关于上诉人李日生、李继忠、李永忠提出原审在其变更诉请后仍以原诉求进行判决存在程序违法的问题。经查阅原审案卷材料，上诉人李日生、李继忠、李永忠在2020年的5月19日民事审判笔录中明确诉求为依法判决解除2009年5月11日《房屋拆迁安置合同书》两份并同时对事实和理由部分进行了补充变更。原审鉴于上诉人李日生、李继忠、李永忠变更诉请及事实和理由的情况下，给予被上诉人长红公司新的举证答辩期，并择日定开庭时间程序合法，符合法律规定。其次，关于原审是否超过了法定审限的问题。经审查，根据原审立案审查、审判流程管理信息表显示本案立案时间是2020年4月15日，因双方当事人于2020年7月2日共同向一审法院提交书面和解申请书，申请自2020年7月3日至2020年7月20日期间进行庭外和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自行达成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依法确认和解协议制作调解书。双方当事人申请庭外和解的期间，不计入审限。”根据上述规定，本案中，双方当事人申请庭外和解期间不应计算在审理期限内。因此，一审法院不存在超过法定审理期限的问题。关于争议焦点2，案涉两份拆迁合同的效力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根据被上诉人长红公司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其系接受政府委托进行拆迁安置工作，具有签订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主体资格。被上诉人长红公司与上诉人李日生、李继忠、李永忠签订的两份《房屋拆迁安置合同书》系双方自愿协商后签订，不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情形，亦不损害社会共同利益，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上诉人李日生、李继忠、李永忠也并未提供双方协议存在法律规定无效情形的证据，故案涉两份《房屋拆迁安置合同书》合法有效，应当受到法律保护。关于案涉合同在合法有效的情形下是否符合解除条件的问题。合同解除的条件分为约定条件和法定条件，本案中因双方并未在案涉合同中约定合同解除的条件，故仅涉及对是否符合法定解除条件的情形进行审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在签订房屋拆迁安置合同后，被上诉人长红公司根据《房屋拆迁安置合同书》约定，在指定的安置点富丽小区安置了两个各120平方米的宅基地给上诉人李日生、李继忠、李永忠，并出资做了桩梁基础工程，而上诉人李日生、李继忠、李永忠亦已在安置的宅基地上新建了房屋并已入住。因此，从合同履行的情况来看，被上诉人长红公司已依据合同约定履行了主要合同义务且愿意继续履行合同。至于上诉人李日生、李继忠、李永忠诉称补偿款尚未支付的问题，属于被上诉人长红公司违约的范畴。一方当事人履行合同过程中存在违约行为，并不必然导致另一方当事人享有合同解除权。只有在一方当事人的违约行为已构成根本性违约致使双方不能实现合同订立目的时，另一方当事人才享有法定解除权。本案中，被上诉人长红公司已实际履行了主要合同义务，在并无证据证明被上诉人长红公司存在法定解除合同的情形下，上诉人李日生、李继忠、李永忠主张解除双方于2009年5月11日签订的两份《房屋拆迁安置合同书》与法律规定不符，本院不予支持。至于被上诉人长红公司是否已支付案涉补偿款及已支付多少，并不会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因此上诉人李日生收取的紫金名门项目部共计205000元款项是否属于被上诉人长红公司依据案涉合同支付的补偿款，对本案合同效力认定问题以及应否解除的问题并无影响，该款项的认定与本案的处理并无关联。就案涉合同约定的补偿款项支付问题，上诉人李日生、李继忠、李永忠可另案向被上诉人长红公司主张权利。综上，上诉人李日生、李继忠、李永忠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虽存在部分瑕疵，但处理结果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742元，由上诉人李日生、李继忠、李永忠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钟 琰审判员 王 娟审判员 周金颉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李颖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