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1070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洪宝月，女，1976年1月1日出生，住福建省厦门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汪玗莹，福建纬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若昀，福建明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书建，男，1967年4月2日出生，住辽宁省沈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任红蕾，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占英，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苏文礼，男，1966年10月2日出生，住福建省厦门市。原审第三人：苏成火，男，1975年4月16日出生，住福建省厦门市。上诉人洪宝月与被上诉人黄书建、原审第三人苏文礼、苏成火因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5民初637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洪宝月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洪宝月原审全部诉讼请求。上诉理由：1.洪宝月与苏成火于1999年2月8日登记结婚，2016年5月13日登记离婚，2018年8月2日再次登记结婚，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苏成火于2014年3月24日以夫妻关系投靠将户籍迁至涉案房屋。2.原审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是2011年7月苏成火购买涉案房屋时，是否与洪宝月有夫妻关系。双方婚姻关系从1999年一直持续到2016年，所购得房屋属于婚后购买的夫妻共同财产，洪宝月是共有权人。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3.本案诉争的被执行房产，是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购得，依法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不得执行洪宝月的份额。4.原审判决仅以购房时夫妻关系存疑即驳回全部诉讼请求，没有考虑洪宝月在内的妇女、儿童及老人的合法权益。原审法院以洪宝月与苏成火有离婚、复婚的情况，即主观推定存在规避执行的意图，明显错误。黄书建是职业放贷人，明显超出普通人的民间借贷行为，其所谓债权不应得到法律保护。黄书建坚持其在原审法院诉讼中的意见，未提出上诉。苏文礼、苏成火未提出上诉。洪宝月在原审法院诉请：要求判令停止执行、拍卖位于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五缘南里××号××××室房屋，要求确认洪宝月为上述房屋的共有权人。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黄书建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将苏文礼、苏成火诉至法院，诉争《最高额授信借款合同》签署于2013年3月20日。2016年11月28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朝民（商）初字第0717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苏文礼偿还黄书建借款本金7926980.62元并支付利息、违约金、律师费、担保费，判决苏成火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2017年，黄书建针对上述民事判决书申请强制执行，法院作出（2017）京0105执7704号执行裁定书，查封苏成火名下位于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五缘南里××号××××室房屋。2018年3月，洪宝月以夫妻共同财产为由针对上述房屋查封提出执行异议。2018年7月6日，法院作出（2018）京0105执异494号执行裁定书，驳回洪宝月的执行异议。2018年7月18日，洪宝月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另查明，根据洪宝月提供的居民户口簿登载信息，洪宝月为家庭户户主，地址为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五缘南里××号××××室，2009年3月16日因购房入户由福建省南安市迁来本市，2014年3月7日因其他由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后埔北二里×××号××××室迁入本址，苏成火为户主之夫，2014年3月24日因夫妻投靠迁入本址。根据洪宝月提供的结婚证、结婚登记申请书、离婚登记审查处理表、结婚登记审查处理表，显示双方于1999年2月8日登记结婚，发证机关为南安市仑苍镇人民政府，于2016年5月13日登记离婚，承办机关为厦门市湖里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于2018年8月2日再次登记结婚，承办机关为厦门市湖里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黄书建对于上述部分离婚、结婚登记信息持有异议，并提交了根据执行法官开具调查令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获得的离婚证、离婚协议书、声明、未婚声明书、个人贷款无配偶声明等证据。离婚证显示洪宝月与苏成火于2010年11月10日登记离婚，该离婚证登记单位为南安市仑苍镇人民政府。声明显示苏成火与原妻洪宝月在离婚前对双方财产分配已清楚，日后不会有任何纠纷。未婚声明书显示苏成火婚姻状况为离婚未再婚。此外，黄书建还提交了2016年5月13日离婚登记审查处理表后附的《离婚协议书》，显示双方各自名下财产归各自所有，房产厦门市湖里区五缘南里××号××××室归女方。2011年7月，苏成火作为买受人与出卖人厦门国贸金海湾投资有限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购买上述涉案房屋。2011年11月，苏成火与银行签订《个人购房借款及担保合同》。根据房屋权属登记查询显示，该套房屋登记权属人为苏成火。2018年5月17日，洪宝月与苏成火通过公证方式达成《夫妻财产约定协议书》，载明：双方于1999年2月8日在南安市登记结婚，位于厦门市国贸天域G28地块**××楼××层××××单元房产系苏成火一人名义购买，现自愿约定归双方共同所有，作为夫妻共有财产，双方各占该房产二分之一产权份额。诉讼中，黄书建提交调取证据申请书，申请向南安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调取苏成火、洪宝月婚姻登记状况，向招商银行调取贷款购房的部分档案材料。原审法院判决认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相关规定，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执行夫妻共同财产中被执行人所享有的部分，不得超过夫妻共同财产价值的一半。本案中，根据双方所述以及所交证据，争议焦点在于洪宝月与苏成火的多次婚姻登记情况如何认定，以及涉案房屋是否可以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根据现有证据重新梳理洪宝月与苏成火婚姻登记、苏成火购买涉案房屋、苏成火与黄书建民间借贷纠纷等三方面关联事实，时间节点显示如下：1.1999年2月8日，洪宝月与苏成火登记结婚，发证机关为南安市仑苍镇人民政府；2.2009年3月16日，洪宝月因购房入户由福建省南安市迁入厦门市，且为户口簿户主；3.2010年11月10日，离婚证显示洪宝月与苏成火登记离婚，该离婚证登记单位为南安市仑苍镇人民政府；4.2011年7月，苏成火与厦门国贸金海湾投资有限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5.2011年11月，苏成火与银行签订《个人购房借款及担保合同》；6.2013年3月20日，苏成火与黄书建签订《最高额授信借款合同》；7.2014年3月7日，洪宝月因其他原因迁入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五缘南里××号××××室，户口簿注明洪宝月仍为户主，苏成火为户主之夫，于2014年3月24日因夫妻投靠迁入本址；8.2015年，黄书建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将苏文礼、苏成火诉至法院；9.2016年5月13日，洪宝月与苏成火登记离婚，承办机关为厦门市湖里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离婚登记审查处理表后附《离婚协议书》，显示约定厦门市湖里区五缘南里××号××××室归女方；10.2016年11月28日，法院作出（2015）朝民（商）初字第0717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苏成火承担连带保证责任；11.2017年，黄书建针对上述民事判决书申请强制执行，法院裁定查封苏成火名下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五缘南里××号××××室房屋；12.2018年5月17日，洪宝月与苏成火通过公证方式达成《夫妻财产约定协议书》，载明：××××单元房产系苏成火一人名义购买，现自愿约定归双方共同所有，双方各占该房产二分之一产权份额；13.2018年7月6日，法院作出（2018）京0105执异494号执行裁定书，驳回洪宝月的执行异议；14.2018年7月18日，洪宝月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15.2018年8月2日，洪宝月与苏成火再次登记结婚，承办机关为厦门市湖里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根据上述证据梳理的时间节点，法院认定如下四点：一、洪宝月与苏成火于2018年8月2日再次登记结婚，可以印证双方在2016年5月13日登记离婚后，并未及时恢复婚姻关系，故双方于2018年5月17日通过公证方式达成的《夫妻财产约定协议书》，系在离婚状况下达成，其内容与2016年5月13日登记离婚后附协议内容相矛盾，并不产生夫妻财产约定的法律效力，洪宝月仅依照此协议书认为双方各占该房产二分之一份额，依据并不充分，存有疑点。二、苏成火于2014年3月24日因夫妻投靠迁入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五缘南里××号××××室，户口簿注明苏成火为户主洪宝月之夫，双方婚姻关系仍在存续，随后黄书建于2015年将苏文礼、苏成火诉至法院，主张苏成火承担保证责任，旋即洪宝月与苏成火于2016年5月13日登记离婚，且约定涉案房屋归女方。上述民间借贷诉讼与婚姻存续、离婚登记在时间上参差衔接，导致该次离婚登记明显不符合常理，存有规避债务的疑点。三、黄书建于2017年申请强制执行并裁定查封涉案房屋后，洪宝月与苏成火于2018年5月17日通过公证方式达成《夫妻财产约定协议书》，约定涉案房屋归双方共同所有，特别是在2018年7月6日法院裁定驳回洪宝月的执行异议，洪宝月又于2018年7月18日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后，洪宝月与苏成火于2018年8月2日再次登记结婚。上述执行查封、执行异议亦与夫妻财产公证、登记结婚在时间上前后交织，时间紧凑，特别是考虑到洪宝月与苏成火前次离婚系由于感情破裂，导致该次结婚登记亦明显不符合常理，存有规避执行的疑点。四、黄书建提供的离婚证显示洪宝月与苏成火于2010年11月10日登记离婚，随后苏成火于2011年7月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并于2011年11月签订了《个人购房借款及担保合同》，并配合银行提供了未婚声明，但在2014年3月24日苏成火又在公安机关办理了因夫妻投靠的户籍迁址，故可以推断在户籍迁址之前双方存在又恢复婚姻关系或者厦门市户籍机关不掌握异地离婚信息的可能。上述离婚、夫妻投靠迁址与购房前后衔接，亦不排除双方具有利用婚姻关系办理购房、户籍的疑点。综合考虑上述四点疑点，洪宝月与苏成火存在多次结婚、离婚的情况，多次结婚离婚在时间节点上与购房**籍、诉讼、房产查封、执行异议相关联，故法院依据现有证据无法认定多次婚姻关系变动均系当事人自行意思表示，也无法结合婚姻关系变动节点认定涉案房屋购置是否系夫妻共同财产，故洪宝月在现有条件下尚未达到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标准，在本案中提出房屋共有确权并停止执行的诉讼请求，法院难以支持。如洪宝月认为存有争议，可另行向苏成火主张。黄书建的相应调查取证申请，法院不予同意。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三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洪宝月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对证据的审核认定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据此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二审诉讼中，双方主要争议的是洪宝月对涉案房屋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首先，从苏成火购买涉案房屋提供的材料来看，《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证明》中的买受人均为苏成火一人，在办理银行贷款的材料中，苏成火向招商银行提交了离婚证、离婚协议书、声明等，也签署了个人贷款无配偶声明；即苏成火购买涉案房屋时，是以离婚后的个人名义购买；从对外的关系来看，苏成火已经明确了自己是离婚的状态下购买的涉案房屋，其他人有理由认为该房屋属于苏成火的个人财产，苏成火向银行提供的离婚证明等是否真实，并不影响苏成火对外表示其处于离婚状态的意思表示。其次，购房属于家庭的重要事项，苏成火购买涉案房屋，洪宝月应当知道，且购买涉案房屋时还从银行贷了款，洪宝月对于苏成火从银行贷款时提供的离婚证明等毫不知情，不合常理。从洪宝月提供的《公证书》来看，《夫妻财产约定协议书》中明确说明涉案房屋“系苏成火一人名义购买，现经我们协商一致，自愿约定如下：……”，该协议说明了洪宝月知道是以苏成火一人的名义购买涉案房屋，因此，在对外法律关系方面不能当然认为是夫妻共同财产，不足以排除强制执行。再次，从涉案房屋被查封的时间来看，涉案房屋于2015年3月3日即被法院查封，而洪宝月提交的经过公证的《夫妻财产约定协议书》是于2018年5月17日签订，双方是在涉案房屋被查封后对房屋权属进行了约定，法院的查封行为阻却了双方约定的所有权的转移，故洪宝月以《夫妻财产约定协议书》为由主张其享有涉案房屋二分之一的所有权份额，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二审中，洪宝月申请法院调取2014年3月24日的户口迁移审批材料以及核实2010年11月10日离婚证真实性等情况；因洪宝月是否与苏成火离婚并不能改变苏成火购买房屋时对外的意思表示及法院查封涉案房屋的时间，即不影响本案的处理结果，故对洪宝月的调查取证申请，本院不予准许。综合以上几方面的因素，难以认定洪宝月对涉案房屋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对洪宝月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洪宝月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解学锋审 判 员 闫 慧审 判 员 楚 静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佳 丽书 记 员 李星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