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2020）晋民申1566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市解放路支行。   负责人：李某1。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2，山西华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喻某，山西华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王某，住山西省太原市晋源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1，住太原市小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3，住山西省太原市晋源区。   原审第三人：张某2，住山西省清徐县。   原审第三人：陈某，住太原市清徐县。   再审申请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市解放路支行（以下简称邮储银行解放路支行）因与被申请人王某、原审第三人张某2、陈某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晋01民终66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邮储银行解放路支行申请再审称，其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六项的规定，应予再审并改判。请求：1.依法撤销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年12月2日作出的（2019）晋01民终字6645号民事判决书和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法院2019年9月5日作出的（2019）晋0107民初3230号民事判决书；2.依法改判驳回被申请人全部诉讼请求；3.依法改判诉讼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   事实与理由:（一）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本案为非正常的储蓄存款合同纠纷，自2010年起历经四次起诉，出现起诉、驳回，又起诉、驳回，再起诉、撤诉，第四次起诉、再驳回、上诉重审等四次程序，后在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在被申请人自己起初都不知道在申请人处有存款、不知道自己起诉情况下（有侦办的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为证），后改口说有存款，要求申请人银行支付。一审法院仅凭一张活期存折，忽视本案存在诈骗等具体情况、不顾被申请人无流水记录、并未在被申请人处存有300万元事实，认定被申请人在申请人处有300万元存款，作出损害申请人权益和国有资产的判决，二审法院未查明，错误予以了维持。一是原审未对王某是否在邮储银行存有300万元基础事实予以查清。关于该300万元的款项来源及流转，除一审法院认定的版本外，还有如下多个版本：1.王某2010年3月15日第一次起诉的诉状中称该300万元系2007年12月3日委托陈某以现金方式存入申请人处；2.太原市公安局2010年4月16日对王某的询问笔录中，王某称其从未在邮政储蓄的各个网点办理过储蓄业务，更未在杏花岭法院起诉要求申请人赔偿300万元存款；3.（2012）并刑终字第249号《刑事裁定书》3页显示，该院查明确定的事实为：“2007年12月3日，储户陈某以其名义在太原市邮政杏花岭分局解放路储蓄所存款300万元”。在该《刑事裁定书》5页记载的陈某在公安机关的笔录中对此300万元陈述的版本为，2007年12月3日，本案第三人张某2在名为陈某的一张中国银行卡内存入300万元，要求陈某将该款存入邮储银行的一个人账户上；4.该《刑事裁定书》6页另显示，张某2在公安机关的笔录中关于该300万元的陈述版本为，张某2于2007年12月3日将自己的200万元现金和亲戚王某的100万元委托陈某帮忙办理，陈某拿着王某的身份证去了邮政银行找到梁保东开了个活期存折把300万存进去；5.该《刑事裁定书》7页又显示，被申请人王某的笔录陈述，其于2007年12月3日将其与亲戚张某2两人的300万元存入邮储银行解放路支行处，但之后因王某着急用钱，张某2已将王某的款项给了她，王某将存折交给了张某2；6.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法院2011年5月18日对王某所作的询问笔录中，王某对于该300万元的款项陈述为，钱款一直由其爱人保存，在解放路储蓄所办理存款业务时是其二人一同前往办理的，相应签字手续因王某不识字，由其爱人李某3办理，具体存款金额其不清楚；7.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法院2011年5月18日对王某、李某3的询问笔录中，李某3称该300万元款项是其将300万元款项的存折与王某的身份证一并交给张某2，委托张某2办理的，其从未去过解放路储蓄所。因此，本案是否真实存在王某在邮储银行存入自己的300万元的基本事实没有查清。存款行为在本质上是金融机构与存款人之间的合同行为，该合同为实践性合同，要有存款的实际交付，只有款项交付后合同才成立，审查存单效力应坚持存款凭证与存款关系“双重真实性”审查标准。即使认定存单等凭证真实，也可因其他证据证明存关系不存在，从而导致合同不成立。300万元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讲都不是一个小数目，如果该300万元真为王某本人所有，其断不会对于款项的来源及流转有前后如此截然不同的说辞。而本案陈某以及涉案人员闫敏在刑事案件笔录中均未提到该300万元为王某本人所有或是存入了王某名下。因此，王某主张的自己所有的300万元款项是否为真实的300万元的款项为谁所有这些事实，原审法院却没有查清，仍是疑点重重。二是生效法律文书认定存款人为陈某，而一审法院确认定为王某。1.生效的刑事判决书中确认案涉300万元款项的存款人为陈某，而非被申请人王某。原审判决中认定王某将300万元存入申请人处的主要依据是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2011）小店刑重字第10号刑事判决书、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并刑终字第249号刑事裁定书，然而，该裁判文书中对300万元存款的描述是：“2007年12月3日，储户陈某以其名义在太原市邮政杏花岭分局解放路储蓄所存款300万元”。该刑事裁判文书中并未描述300万元的储户是王某而非陈某。原审法院对该刑事裁判文书的中描述存在曲解。2.王某及第三人张某2在刑事案件调查中均认可案涉三百万元并非全部属于王某所有。首先，根据（2012）并刑终字第249号《刑事裁定书》第6、7页中记载：“张某2的证明材料笔录证实，我于2007年12月3日把我的200万现金和我亲戚王某的100万元存到邮政银行解放路支行帮闫敏完成任务，那天我正好有事，就委托我的朋友陈某办理”“王某的证明材料笔录证实，我曾于2007年12月3日与我亲戚张某2将我俩的三百万元存入邮政储蓄银行解放路支行，存折由我保管。当时存款由张某2的朋友陈某代办，后来我急用钱，张某2就把我当时存的钱全部给了我，我把存折给了她。”其次，太原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对2010年4月16日对王某的《询问笔录》中“问：你是否在邮储银行太原解放路所存款300万元，存折的户名是王某。答：没有。问:你是否在2010年3月15日到太原市杏花岭法院起诉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太原解放路支行，要求该行赔偿300万元存款，理由是银行存款丢失。答：没有。问：你在太原市邮政储蓄的各个网点有储蓄吗答：没有。”综上证据可以证明，案涉300万元款项的真实所有人并非王某，王某与申请人并未就该300万元形成储蓄合同关系。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事实固然不需质证，但申请人现有的相反证据足以否定原认定事实的，人民法院应予以认定现在的事实。对此，请求省院予以查清。三是一审法院判决自2010年3月15日至判决确定的给付日止的利息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依据不足。原审法院认为王某提起诉讼主张返还存款之日起即2010年3月15日起的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错误。首先，王某所持的存折性质为活期，即便存在真实的储蓄合同关系，双方建立的是活期存款关系，应当按照活期存款利率计算利息。其次，现有证据表明：2010年3月15日第一次起诉时，王某起诉的被告无工商档案，王某不能证明被告的诉讼主体资格，主体有误，被杏花岭区人民法院以（2010）杏民二初字第71号《民事裁定书》驳回起诉。同时，王某并不知道起诉的事情。在2010年4月16日太原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办案民警询问王某，问其起诉状之事时，王某明确表示“我没有起诉过邮储银行，也没有过签字，这上面王某不是我本人签的。”。民事起诉状是2010年3月15日，公安询问是4月16日，王某自己都说不知情，一审人民法院怎么能认定这个时间点为其主张权利之日2011年4月11日第二次起诉时，因为涉及刑事案件，不符合起诉条件，杏花岭区人民法院以（2011）杏民初字第58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了王某的起诉，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1）并立民终字第193号《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2013年8月13日第三次起诉时，以杏花岭区人民法院（2011）杏民初字第58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王某自行撤诉结案。直到2014年6月30日本案第四次起诉。由此可见，本案原审判决从2010年3月15日起的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确实错误。   （二）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一是原审法院片面适用法律规定。原审人民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之规定，但忽略了人民法院审理存单纠纷案件，除应审查存单、进帐单等凭证的真实性外，还应审查持有与人金融机构间存款关系的真实性。这应是最为根本的要求。王某的现有证据无法充分证明其与申请人之间存在真实、客观的300万元存款关系，无证明其向申请人交付了自己的300万元案涉款项。二是诉争300万元款项为相关人员内外勾结串通，转嫁风险于申请人银行，且涉及张某2诈骗的刑事案件，本案应中止审理，待张某2诈骗案件有结果后再行处理。据太原市公安局杏花岭区分局经济侦查支队对任鹏、陈琦、梁保栋等相关人员的询问笔录可知，本案第三人张某2为任鹏拉存款前，明确知道该存款将被转出银行，将被任鹏使用，而不是存入申请人处的正常存款，张某2拉到涉案300万元款项后还收取了任鹏支付的高额利息。本案关键当事人，第三人张某2涉及的主要案情为刑事案件侦查的内容，张某2是案涉款项的主要联络、经办人员。本案事发后，因张某2涉嫌刑事犯罪，太原市公安局接到报案经审查认为存在刑事犯罪事实，符合立案条件，对张某2涉嫌金融凭证诈骗犯罪案件立案侦查。张某2刑事案件的侦查和审理结果将直接影响本案对事实的查明和责任的认定。现在该刑事案件并未结束，本案是张某2的刑事犯罪法律关系，还是民事违约法律关系目前无法定性，因此本案必须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50条规定，本案应当中止审理。王某、张某2、陈某等人对于款项来源的表述前后不一，而张某2因该300万元涉嫌诈骗一事已在太原市公安局立案侦查。在该刑事案件未侦查终结之前，尚不能排除上述人员串通，合谋以诉讼方式达到骗取该300万元的非法目的。一审判决在没有查清300万元款项的所有者、真实性及合法来源的情形下，即认定王某与申请人之间的300万元存储关系确立，显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而二审法院未依法对一审判决纠错，作出维持一审判决的错误判决。三是本案实质以存单为表现形式的借贷纠纷案件，原审法院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六条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六条：“对以存单为表现形式的借贷纠纷案件的认定和处理：（一）认定，在出资人直接将款项交与用资人使用，或通过金融机构将款项交与用资人使用，金融机构向出资人出具存单或进帐单、对帐单或与出资人签订存款合同，出资人从用资人或从金融机构取得或约定取得高额利差的行为中发生的存单纠纷案件，为以存单为表现形式的借贷纠纷案件。”因此，本案涉案款项实际是张某2与银行柜员闫敏及用款人任鹏提前串通，通过银行将款项交与任鹏这一实际用资人使用，任鹏应当承担还款责任，而不是申请人银行。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王某是否与邮储银行解放路支行建立了真实的储蓄存款合同关系。   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2007年12月3日，邮储银行解放路支行以换折形式为王某开具300万元的存单，双方当事人对存单的真实性不持异议。针对双方是否存在真实的存款关系，原审根据已生效的刑事裁定认定的事实、闫敏的供述内容等认定涉案的300万款项已经交付邮储银行解放路支行，该款项系被邮储银行解放路支行工作人员闫敏违规操作挪走。且陈某在一审庭审中认可该300万元款项系王某所有，陈某在邮储银行解放路支行并未开设账户，故再审申请人所称300万元款项系陈某所有与事实不符。刑事裁定认定的陈某名下的300万元与本案王某所持的300万元存单系同一笔款项，二者并不矛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一般存单纠纷案件中，除应审查存单、进账单、对账单、存款合同等凭证的真实性外，还应审查持有人与金融机构间存款关系的真实性，并以存单、进账单、对账单、存款合同等凭证的真实性以及存款关系的真实性为依据，作出正确处理……2.持有人以上述真实凭证为证据提起诉讼的，如金融机构不能提供证明存款关系不真实的证据，或仅以金融机构底单的记载内容与上述凭证记载内容不符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应认定持有人与金融机构间存款关系成立，金融机构应当承担兑付款项的义务……”申请人关于300万元款项来源及流转的一系列事实主张并不能充分证明王某与其之间不存在存款关系，原审认定申请人与王某存在存款关系并无不当，不存在认定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以及适用法律错误情形。   关于申请人所述本案系以存单为表现形式的借贷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六条规定：“在出资人直接将款项交与用资人使用，或通过金融机构将款项交与用资人使用，金融机构向出资人出具存单或进账单、对账单或与出资人签订存款合同，出资人从用资人或从金融机构取得或约定取得高额利差的行为中发生的存单纠纷案件，为以存单为表现形式的借贷纠纷案件”结合本案来看，该规定中涉及到的要件事实以及王某是否从中取得了高额利差，申请人均未举证予以证明，原判依照相关事实和证据作出认定并无不当。   关于申请人所称本案应中止审查的理由，经审查，张某2刑事案件的处理与本案储蓄存款合同纠纷虽有关联但并非针对同一事实，本案基本事实的认定不以张某2刑事案件的处理结果为前提，故申请人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再审申请人邮储银行解放路支行的申请再审事由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六项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再审申请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市解放路支行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殷 泽   审判员 马云跃   审判员 王荣平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五日   法官助理 李燕华   书记员 刘宇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