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黑01民终550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房君臣，男，1969年03月01日生，汉族，农民，住哈尔滨市道外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于化莲，女，1960年4月1日生，汉族，农民，住哈尔滨市道外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于化芬，女，1956年2月8日生，汉族，农民，住哈尔滨市道外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于化伦，男，1949年12月10日生，汉族，农民，住哈尔滨市道外区。原审第三人：哈尔滨市道外区民富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哈尔滨市道外区民主镇民富村。法定代表人：房君青，该村村长。上诉人房君臣因与被上诉人于化莲、于化芬、于化伦原审第三人哈尔滨市道外区民富村村民委员会物权保护纠纷一案，不服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法院（2019）黑0104民初70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房君臣上诉请求：撤销一审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于化莲、于化芬、于化伦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于化莲、于化芬、于化伦主张自己为房君臣占有使用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人，并提供了两份土地承包合同书作为证据，但土地承包合同书上仅仅注明了承包地面积，并未配有地块坐落图。为证明案涉地块坐落位置,于化莲、于化芬、于化伦又提供了哈尔滨市道外区民富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民富村）出具的证明，证明土地四至为“东董志，西刘凤成，南农田道，北杨树”，该份证明的内容与事实不符。房君臣持有所谓于化莲、于化芬、于化伦承包地块以东至备战路地块的土地承包合同书，那么该证明中“东董志”一说就与事实不符。从房君臣持有的图也可以看出，于化莲、于化芬、于化伦地块北面与鱼池相邻，而非杨树。民富村作为基层行政执行机关，应当出庭说明情况，提供争议地块的地籍资料，以便于双方解决争议，而不是出具一张与事实情况极其矛盾的证明敷衍了事。二、一审法院对于化莲、于化芬、于化伦证据的以上疑点视若无睹,全部予以确认，同时对于化莲、于化芬、于化伦无法举证的事实也全部予以确认。房君臣与于化莲、于化芬、于化伦承包地块相邻并且四至不清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于化莲、于化芬、于化伦仅依据几张拍摄于房君臣土地上的照片，而不提供证据证明拍摄时间、地点以及其承包地块与房君臣地块的分界，无法自圆其说。一审庭审过程中，于化莲、于化芬、于化伦自认曾经在所谓的“自己的地”上卸土垫道，可见于化莲、于化芬、于化伦的损害事实有部分是自己造成的，与房君臣没有因果关系。于化莲、于化芬、于化伦对于自家耕地也是采取了拉土垫道等多种形式予以破坏,其所称的土地污染亦无任何证据予以支撑,要求房君臣赔偿其损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三、2015年双方签订的和解协议只能证明房君臣在2015年前占用过于化莲、于化芬、于化伦的部分土地1199.25平方米,该侵权行为已经双方调解解决，于化莲、于化芬、于化伦基于此行为提起诉讼，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四、于化莲、于化芬、于化伦的证人与其为姻亲关系，双方具有利害关系，其证言不应采信。五、房君臣在一审提交了废弃地承包合同和四至图及承包费收据等证据，可以证明房君臣是在合理使用自有土地，即使双方因使用相邻道路问题发生过争执，也属于相邻关系纠纷，与侵权无关。房君臣在2005年承包该土地，合同书说明地块四至及面积以图片为准。从图片不难看出，房君臣承包的地块东面与于化莲、于化芬、于化伦地块及鱼池相邻，鱼池地块现由房君臣合法使用，且鱼池位于于化莲、于化芬、于化伦地块北面，所以于化莲、于化芬、于化伦的地块根本无法与杨树林相邻。可见于化莲、于化芬、于化伦并无争议地块的承包经营权，房君臣也不存在侵权行为以及主观过错。六、案涉土地的真实分界情况通过调查地籍、司法鉴定等形式可以有明确的界定,法院应当在证据确实充分的情况下作出判决。一审法院在于化莲、于化芬、于化伦证据不足、矛盾重重的情况下,就作出判决对房君臣显示公允。至于双方于2015年签订的和解协议，由于该协议的内容与土地承包的实际情况不符，由于民富村的不作为，导致协议双方存在重大误解，且通过和解协议的形式变更土地承包范围违反了农村土地承包相关法律的规定，因此该协议内容无效。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纠正不公正判决，维护房君臣的合法权益。于化莲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房君臣的上诉请求。于化芬、于化伦未到庭亦未提交答辩意见。民富村未到庭亦未提交陈述意见。于化莲、于化芬、于化伦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依法判令房君臣在15日内清除倾倒在于化莲、于化芬、于化伦耕地上的装修垃圾土；二、排除防害，保证于化莲、于化芬、于化伦可以正常耕种土地；三、赔偿于化莲、于化芬、于化伦近十年损失，合计3万（按每年每亩500元地外包费用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于化莲、于化芬、于化伦与房君臣系哈尔滨市道外区民主镇民富村村民，双方承包地相邻。由于房君臣在于化莲、于化芬、于化伦承包地内倾倒杂物，致使于化莲、于化芬、于化伦土地被占用，无法使用。2015年3月14日，在民富村委会组织调解下，双方达成和解协议，房君臣承认侵占于化莲、于化芬、于化伦土地，并保证停止侵占，退回于化莲、于化芬、于化伦原有耕地。现因房君臣并未按照约定停止侵权行为，故于化莲、于化芬、于化伦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妨害物权或者可能妨害物权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排除妨害或者消除危险。本案中，于化莲、于化芬、于化伦作为案涉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有其举示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为证，原审法院予以确认。于化莲、于化芬、于化伦举示的现场照片及和解协议书能够证实，房君臣侵占土地事实，原审法院予以确认。房君臣辩称其未侵占于化莲、于化芬、于化伦承包地，但其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抗辩主张，原审法院不予采信。房君臣在庭审中对于化莲、于化芬、于化伦举示的和解协议书中第三条提出异议，表示其为在意识不清的情况下签订。经审查，该协议为在民富村委会组织调解，基于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下签订形成，且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该协议合法有效，原审法院予以确认。房君臣侵占于化莲、于化芬、于化伦承包地事实清楚，房君臣应承担排除妨害、停止侵权的法律义务，故原审法院对于化莲、于化芬、于化伦要求房君臣排除妨害、停止侵权的诉请，予以支持。关于侵权行为的时间及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失数额，于化莲、于化芬、于化伦主张侵权事实始于2009年，但其并未提供相关证据，故侵权时间应为其提供的与房君臣签订的“和解协议书”签订之日即2015年03月14日，于化莲、于化芬、于化伦主张房君臣赔偿其承包地被占用期间而造成的损失，按每年每亩500元地外包费用计算，经原审法院对房君臣进行询问，房君臣对该数额并无异议，原审法院予以确认。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五条、第三十七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1.房君臣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清除于化莲、于化芬、于化伦承包地上的杂物，恢复原状，并返还于化莲、于化芬、于化伦承包地，房君臣逾期未履行上述义务，则由其承担于化伦、于化芬、于华莲因对案涉土地恢复原状所支付的相关费用；2.房君臣于判决生效之日起立即给付因占用于化莲、于化芬、于化伦承包地所造成的损失，按照每亩500元／年计算，自2015年3月14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三、驳回于化莲、于化芬、于化伦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50元，减半收取275元（于化莲、于化芬、于化伦已预交），由房君臣承担100元，于化莲、于化芬、于化伦承担175元，此款于上述款项一并给付于化莲、于化芬、于化伦。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规定，无权占有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权利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第三十五条规定，妨害物权或者可能妨害物权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排除妨害或者消除危险。本案中，房君臣与于化莲、于化芬、于化伦于2015年3月14日在民富村委会组织协调下签订的和解书，系双方真实意思的体现，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房君臣在签订案涉和解协议时，已明确承认侵占于化莲、于化芬、于化伦土地，本案一审庭审中，房君臣亦认可并未按照和解协议约定停止侵占、退回耕地，及存在往案涉地块倾倒垃圾的事实。故于化莲、于化芬、于化伦诉请止侵权行为、排除妨碍符合法律规定。房君臣主张案涉土地在其一审中举示的废弃地承包合同土地面积内，2015年签订和解协议时还不清楚案涉土地为其废弃地承包合同面积内土地，其不构成侵权。但房君臣废弃地承包合同形成于2005年，案涉和解协议形成于2015年，房君臣在耕种废弃地承包合同内土地十年后，不清楚案涉和解协议涉及的土地是其废弃地承包合同面积内土地，有悖常理。故对房君臣该项上诉主张不予支持。因房君臣自2015年签订和解协议后并未停止侵占行为，侵权行为一直在持续，诉讼时效应从侵权行为实施终了之日起计算，故房君臣关于案涉和解协议已经履行完毕，本案已超诉讼时效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房君臣持续侵占案涉土地，导致于化莲、于化芬、于化伦无法耕种经营，一审法院在房君臣对按照每年每亩500元地外包费用计算案涉土地被占用期间损失无异议的情况下，判令房君臣停止侵权，恢复土地原状，赔偿于化莲、于化芬、于化伦损失并无不当之处，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房君臣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50元，由上诉人房君臣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胜凯审判员  宋冠瑶审判员  王帅英二〇二〇年九月三十日书记员  赵春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