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10民终151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姚银生，男，1986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太康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姚东生，男，1988年12月4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太康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桂莲，女，1965年1月29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太康县。 上述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凌志，浙江美品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聪聪,浙江美品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戴新贵，男，1969年4月2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岭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吕翠芬，女，1970年6月2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岭市。 上诉人李桂莲、姚银生、姚东生、戴新贵、吕翠芬因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温岭市人民法院（2020）浙1081民初16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桂莲、姚银生、姚东生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由戴新贵、吕翠芬承担201659.04元的赔偿责任；2.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戴新贵、吕翠芬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确定的由戴新贵、吕翠芬承担的赔偿比例畸轻。(一)根据姚东生与吕翠芬的对话录音可知，死者姚运良已为戴新贵、吕翠芬提供劳务约两年。戴新贵、吕翠芬知道或应当知道年届六旬的死者姚运良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情况，亦知道或应当知道死者姚运良每日午后到傍晚六点在其他地方务工的事实，仍安排其长期在每日早晨七点至中午和每日晚上六七点至晚上十点甚至十一点提供劳务。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可知，长期接受安排在不当时段高强度提供劳务导致过度疲劳是姚运良突发脑干出血的直接诱发原因。(二)根据上诉人在原审提交法庭的数段录音录像并结合戴新贵、吕翠芬在原审中申请到庭作证的证人证言可知，在戴新贵、吕翠芬接收包括死者姚运良生前在内的员工提供劳务的工作场所中，机械设备运行时一直发出嘈杂轰鸣的噪音，充斥着难闻刺鼻的工业用胶水味，但戴新贵、吕翠芬却任凭提供劳务者暴露在恶劣的工作环境中，未采取任何降噪措施，甚至未提供一个成本低廉的防护口罩。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可知，长期接受安排在恶劣工作环境下提供劳务亦是姚运良突发脑干出血的直接诱发原因。 戴新贵、吕翠芬辩称，姚运良没有在答辩人处工作，他早上送孙子读书，去上班的时间是早上八点上到晚上八点。上诉人在一审提供的通话录音发生在答辩人工作过程中，对对方的提问内容答辩人并没有听清，讲半天不应一声的话觉得很难为情就应了“嗯嗯”代表在听。从2019年6月2号李桂莲搬到答辩人处做事，以前李桂莲住在41号房，跟答辩人处距离50米，都是李桂莲拉了东西去出租房里做事。答辩人并不认识姚运良.到2018年年底，姚运良带着孙子孙女过来，答辩人才知道他是李桂莲的老公。到年底结账的时候，李桂莲没有银行卡，提供了家人的银行卡，答辩人才按照其指示打钱过去的。姚运良在其他公司上班好几年，每个月工资五千多，不可能上午就上几个小时的班。且姚运良晚上回来还要照顾孙子和孙女，晚上吃了饭还带着孙子去打球，看看广场舞，根本没有时间在答辩人处做事。 戴新贵、吕翠芬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温岭市人民法院2020年6月10日作出的（2020）浙1081民初1619号民事判决，驳回李桂莲、姚银生、姚东生的起诉；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上诉人与姚运良生前不存在雇佣关系，姚运良生前在方乾复料有限公司上班，每月工资5000多元。李桂莲从2019年2月下旬开始至2019年10月29日止在上诉人处做事，共工作了八个多月，工资共计28442元，上述事实可以证明姚运良与上诉人不存在雇佣关系。二、根据流动人口登记表显示姚运良工作在温岭市××街道××村的方乾复料有限公司，居住地在下叶村路西村集体房。三、姚子豪（姚运良之孙）在下叶村旺旺幼儿园就读，由姚运良负责接送，送后顺路去下叶村方乾复料有限公司上班，与对方当事人主张的所谓“上午在上诉人的工作场所处做事”不符。如果姚运良在上诉人工作场所做事，路途遥远，就不会有时间在送孙子后再回到上诉人处上班。四、李桂莲、姚银生、姚东生一方主张姚运良生前干活到晚上十、二点，但实际上，上诉人工作场所下班时间最迟到晚上九点一刻（因为系民房，怕影响房东及周边邻居休息）。李桂莲、姚银生、姚东生所主张的这一事实并不符合实际。五、根据姚东生与上诉人吕翠芬录音对话中能够证明，姚运良在晚上九点多已经休息，李桂莲说：“你头痛，你躺床上休息一下。”上诉人吕翠芬在晚上十点多钟回家之前见姚运良在睡觉，也可以证明姚运良只是在李桂莲的出租房休息。 李桂莲、姚银生、姚东生辩称，一、根据一审提交的四段录音可以看出，姚东生当时应两被上诉人的催促来为姚运良结算工资，吕翠芬承认姚运良为两被上诉人提供劳务，工作时间基本上都到晚上十一、二点，吕翠芬承认事发当晚姚运良跟平时一样，在同样的时间开始干活，晚上十点姚运良在吕翠芬离开的时候还在干活。姚东生当时明确表示了其父母的雇工身份，没有误导吕翠芬的可能。二、流动人口登记表登记的公司的确是姚运良工作的地方，不过不是全日制的。姚运良系利用空余时间从事零工，其公司的员工证明姚运良晚上在戴新贵、吕翠芬处工作的事实，登记表上的居住地写了公司的经营地址是为了方便工作登记的。三、姚运良确如上诉人所述负责送孙子上学，由李桂莲接回。幼儿园距离住处不到三公里，耗费的时间也不需要多久，通常都是电瓶车接送，三公里不是不可能实现来回的空间距离。四、事发当晚，姚运良为两上诉人从事鞋底粘贴工作，没有噪音，不会影响邻居休息，上诉人吕翠芬在录音中也承认工作时间经常到十点十一点。 李桂莲、姚银生、姚东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戴新贵、吕翠芬按照30%的责任比例共同赔偿原告389358元（各项损失合计1297861元，其中医疗费1505元，交通费9500元，丧葬费33216元，死亡赔偿金120364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李桂莲、姚银生、姚东生分别系死者姚运良的妻子和儿子，被告戴新贵、吕翠芬系夫妻关系。两被告共同开办鞋厂，但未办理工商登记。原告李桂莲受两被告雇佣，从事贴鞋底工作，住在两被告提供的**房屋内，同时该房屋也作为工作场所。从2018年5月开始姚运良上午给两被告做鞋底，下午在别的公司工作，有时晚上给两被告做鞋底，工资为按件计算，与原告李桂莲一起住在上述房屋内。姚运良户籍为农业户口。2018年5月17日到2019年5月21日居住在本市××街道××村前岸41号，2019年6月19日后登记的居住地为横峰街道下叶村。两被告的工作场所有胶水等刺激性气味。2019年10月29日23时许，姚运良在做工时突发昏迷，半小时后被送至温岭市××人民医院抢救，经检查为脑干出血，10月29日23时39分，医院向姚东生发出了病危通知书。10月30日0时15分，姚运良仍深度昏迷，有随时死亡可能。医院认为如家属同意，可以转院诊疗。姚东生要求转院。10月30日下午4时许，医院同意出院，姚运良乘私人救护车行驶在公路上时死亡，其户籍于2019年11月5日被注销。姚运良在温岭市××人民医院花费医疗费1463.83元。 一审法院认为，姚运良虽然下午在其他单位工作，但同时又在上午和晚上为两被告提供劳务，提供劳务时突发脑干出血并于不久后死亡，姚运良的死亡是其自身疾病发作，因此，其自身身体素质是发病的主要原因，但工作导致过度的疲劳是诱发因素，属次要原因。姚运良在二年来一边在其他单位工作，一边又为两被告提供劳务，姚运良在夜里将近11点还在为两被告提供劳务。姚运良长期住在这里，对上述情况两被告应当知情，故姚运良和两被告对不当时间提供劳务这一情况均有过错，况且，工作场所条件也较差。综上，鉴于姚运良在为两被告提供劳务时发病死亡，两被告在姚运良提供的劳务中获利，且两被告的过错行为与姚运良的发病死亡有一定的因果关系，两被告的侵权责任成立，该院根据姚运良死亡原因，姚运良与两被告过错程度等因素，酌情确定两被告承担10%的赔偿比例。姚运良已处于病危状态，但温岭市××人民医院认为家属同意可以转院诊疗，说明该院在救治姚运良的疾病问题上存在客观困难，并非原告方无故执意出院，况且，按常理，姚运良已病危，原告方也不会无故离开医院而置姚运良于险境，故姚运良出院后死亡，原告方并无责任。姚运良是农村户口，其常住的××街道××村××村分别为城乡结合区和农村，原告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姚运良还有其他理由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其死亡赔偿金，故应按农村居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三条第一款、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第十八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戴新贵、吕翠芬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赔偿给原告李桂莲、姚银生、姚东生医疗费146.38元、丧葬费3321.3元、死亡赔偿金59752元、精神损害抚慰金4000元，合计67219.68元。二、驳回原告李桂莲、姚银生、姚东生其他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47元，减半收取1173.5元，由原告李桂莲、姚银生、姚东生负担887.5元，被告戴新贵、吕翠芬负担286元。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申请多位证人出庭作证，鉴于本案一审中双方当事人均已申请了多位证人出庭作证并经质证，而二审中再次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但并未就此作出合理说明，故本院对双方的申请均不予准许。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 本院认为，本案系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上诉人戴新贵、吕翠芬与李桂莲、姚银生、姚东生争议的主要焦点在于受害人姚运良死亡的损害后果之责任主体以及责任比例认定问题。上诉人戴新贵、吕翠芬上诉认为其与姚运良并不存在劳务关系，不应由其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上诉人李桂莲、姚银生、姚东生上诉认为戴新贵、吕翠芬作为接受劳务一方，存在长时间安排高强度工作以及未提供安全工作环境的过错，与受害人的死亡后果存在因果关系，应当承担30%的赔偿责任。根据本案现有的证据，上诉人李桂莲、姚银生、姚东生一方于一审提交的关于姚东生与上诉人戴新贵、吕翠芬的录像、录音资料，结合证人马某、姚某的证人证言，能够形成证据链条，对上诉人李桂莲、姚银生、姚东生主张的姚运良与戴新贵、吕翠芬存在劳务关系的待证事实之证明达到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上诉人戴新贵、吕翠芬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推翻上述事实，故应当据此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至于本案责任比例认定问题，从姚运良的病历、疾病诊断证明书来看，上诉人戴新贵、吕翠芬的过错行为直接诱发姚运良脑干出血致死的后果这一关联性难以认定，一审综合考虑受害人姚运良的病发经过、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以及原因力等因素，确定由上诉人戴新贵、吕翠芬承担10%的赔偿责任，难谓失当。上诉人李桂莲、姚银生、姚东生上诉主张戴新贵、吕翠芬承担30%的责任比例，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戴新贵、吕翠芬、李桂莲、姚银生、姚东生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347元，由上诉人戴新贵、吕翠芬负担572元，上诉人李桂莲、姚银生、姚东生负担177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徐黎明 审 判 员 陈文杰 审 判 员 张淑娅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 黄 磊 书 记 员 应一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