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9民终283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赵爱国，男，1981年4月23日出生，汉族，泰安市瑞鑫达钢材有限公司业务员，住泰安市泰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部磊，山东公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辛静，山东公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建国，男，1978年3月8日出生，汉族，泰安市源发经贸有限公司经理，住泰安市满庄钢材大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继海，山东海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席传甫，山东海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赵爱国因与被上诉人杨建国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人民法院（2019）鲁0902民初27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赵爱国上诉请求：1.撤销（2019）鲁0902民初2782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依法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本案争议系因票据贴现行为产生，应为票据纠纷，（2012）肥刑初字423-1号刑事判决书已证实上诉人一方多人参与案涉承兑汇票贴现并分别占有贴现款，因此贴现金额的返还义务人并非赵爱国人，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只与上诉人进行协商、交易并据此判令赵爱国人承担返还义务，属认定事实错误。2011年12月24日李民、李建、张钦海、郑书忠等与上诉人共同与被上诉人协商案涉承兑汇票贴现事宜，当时因被上诉人自称资金不足需要分期支付，双方未成交。2011年12月27日李民、李建、郑书忠及上诉人等再次找到被上诉人办理了案涉汇票贴现。当时因其他人均称未带银行卡，遂同意先转到上诉人个人银行卡中，由上诉人将款项转给李建等人。（2012）肥刑初字423-1号刑事判决书确认的相互印证的杨海龙、国荣贵、朱红等人的证人证言及其他证据足以证实上述贴现是上诉人与李建、郑书忠等人员的共同行为，贴现金额并非由赵爱国人占有，而是由上述多人占有使用。因此，应由各方据实返还占有的贴现金额。一审法院未对双方贴现行为这一重要事实进行审理，忽视已经生效判决确认的证人证言等证据，仅依据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具的借据判定上诉人为票据贴现的一方当事人，属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据此判令上诉人独自承担还款责任，明显不当，且对上诉人明显不公平，依法应予纠正。2、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并无真实交易，案涉票据贴现行为因违法而无效，被上诉人参与贴票的行为亦有过错，其利息主张不应得到支持。案涉426万元承兑汇票记载的被背书人为郑书忠持股的泰安德信康食品有限公司，被上诉人并非票据当事人，且在此前被上诉人与泰安德信康食品有限公司亦无任何经济往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条第一款“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四条第三项规定，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擅自从事票据贴现活动为非法金融业务活动的规定，不具备法定贴现资质的上诉人对该承兑汇票进行贴现，属于从事非法金融业务中的票据贴现行为，即使该承兑汇票真实有效，上述贴现行为依法亦属于无效行为，且对于该无效行为，被上诉人自身存在过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七条“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由此所受到的损失；各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之规定，被上诉人应自行承担过错责任，仅有权主张返还贴现金额，无权主张利息损失。上诉人已将自己占有的贴现金额超额返还，因此被上诉人无权要求上诉人继续承担返还责任，被上诉人自愿放弃.对其他人的贴现金额返还请求，法院应依法驳回其对上诉人的原审诉求。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 被上诉人辩称，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为合同纠纷，认定事实正确，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被答辩人利用虚假的汇票，骗取答辩人的120万元订金，无力偿还。后被答辩人向答辩人出具借条，固本案并非票据纠纷，而是欠款合同纠纷。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存在长期的交易关系。被答辩人拿着汇票是用于偿还自己欠付答辩人的钢材款34924元。两人经协商，如果汇票是真的，400万元贴现给答辩人，答辩人用于偿还自己欠付永峰钢厂的钢材款。从答辩人付120万订金给被答辩人，到答辩人给被答辩人出具2794997元的欠条，永锋钢厂没有收涉案汇票，答辩人找被答辩人退还120万元，被答辩人连同自己欠付答辩人的钢材款，向答辩人出具1134963元的借条，借条写明了分期还款的数额、日期。答辩人将汇票退还被答辩人，但是答辩人未收回出具给被答辩人的欠条，答辩人认可该欠条丢失。后答辩人多次向被答辩人索要欠款，被答辩人分别于2012年1月11日、1月17日、向答辩人还款30万元。综上，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并费票据纠纷，而是两人由于欠款产生的合同纠纷。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涉案欠款关系只是发生在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与案外人无关。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法院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杨建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退还原告489,963元，并承担利息（自2011年12月27日起至被告实际支付完毕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计算）；2.本案案件受理费等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杨建国系梁山建国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国公司）的股东，建国公司与赵爱国所在单位同在满庄钢材市场经营钢材，彼此存在业务关系，原、被告也相互熟识。经营活动中，赵爱国欠付建国公司钢材款，截止2011年11月左右共计欠款34,924元。2011年12月24日，赵爱国找到杨建国，称自己手中有一张票面金额为4,260,000元的银行承兑汇票，其想用该汇票结算所欠钢材款，汇票可以按照4,000,000元进行贴现。杨建国用公司的一部老式查验承兑汇票的机器检验被告的汇票，没有验出问题，遂向赵爱国表示，建国公司与莱钢永锋钢厂有业务来往，如果永锋钢厂接收这张汇票的话，其就同意用该汇票结算，否则，就将汇票退还，被告表示同意。后双方又商定，建国公司先向被告支付1,200,000元作为定金，余款待永锋钢厂收下再付清。同年12月27日，杨建国通过自己工商银行账户向赵爱国账户转账1,200,000元，同时向赵爱国出具了欠付2,794,997元的欠条，赵爱国则将该汇票交付杨建国。随后，原告持汇票向永锋钢厂购买钢材，永锋钢厂无法确定该汇票的真假，故不同意用汇票结算。因此，2012年1月10日，杨建国找到赵爱国，要求赵爱国退还1,200,000元，赵爱国表示同意，就连同原先欠付建国公司的钢材款，确定欠付建国公司款项共计1,234,963元（因当时双方对所欠钢材款的具体数额记不清楚，凭记忆认为是34,963元，据此确定的该数额），因被告手头没钱，当天仅向杨建国账户转账100,000元，不欠1,134,963元。为此，被告于当日向原告出具借条一份，并承诺1月13日前偿还250,000元，1月17日前再偿还50,000元，该借条载明：“出借单位或姓名：杨建国，借款日期：2012年1月10日，借到人民币（大写）：壹佰壹拾叁万肆仟玖佰陆拾叁元（1,134,963元），于元月13日还25万元，于元月17日还5万，借款人：赵爱国。”赵爱国出具该借条后，杨建国遂将汇票退还给赵爱国，但是未收回原先向赵爱国所打欠条（赵爱国在本案审理过程中称该欠条其已丢失）。此后，原告一直向被告催要款项，赵爱国于2012年1月11日转账支付杨建国88,000元，同年1月17日分两次转账又分别支付杨建国162,000元和50,000元。原告将上述汇票退还被告后，赵爱国经与交付被告汇票的李民等人商量，决定持该汇票去银行办理业务，银行工作人员发现是假汇票随即报警，公安机关遂予立案。后经山东省肥城市人民检察院公诉，2013年2月6日，山东省肥城市人民法院作出（2012）肥刑初字第423号刑事判决书，认定郑书忠、李建、李民、赵爱国犯非法经营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另一被告人张钦海在该案审理中一直未到案，中止其审理程序，故未在该判决中处理）。原告认可，在上述刑事案件的审理过程中，被告人郑书忠的家人为给郑书忠争取缓刑，由其妻子于2013年1月1日替郑书忠退还原告60,000元现金。2015年1月30日，原告从泰安市公安局经侦大队退还285,000元（通过转账支票）。至此，连同之前赵爱国在刑事案发前退还的400,000元，原告共计收取赵爱国等人退还款项745,000元，被告尚欠489,924元未偿还。2014年2月12日，建国公司经清算后注销，该公司股东杨建国、郑丽萍、秦雪峰作为原告于2015年4月9日起诉至山东肥城市人民法院，告诉被告张钦海、郑书忠、李建、李民、赵爱国、国荣贵、张衍强（承诺为张钦海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武清梅、泰安德信康食品有限公司（武清梅、泰安德信康食品有限公司承诺为郑书忠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要求上述被告共同偿还原告489,963元并赔偿损失，张衍强对张钦海所应退还的款项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武清梅及泰安德信康食品有限公司对郑书忠所应退还的款项承担连带责任。后肥城市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14日作出（2015）肥民初字第1246号裁定书，认定杨建国、郑丽萍、秦雪峰作为原告主体不适格，裁定驳回三人的起诉。杨建国等不服该裁定，上述至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年4月17日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鲁0902民终923号民事裁定书，认定杨建国等三人作为建国公司的承继者，主张尚未清算的债务权利，并无不当，裁定撤销肥城市人民法院（2015）肥民初字第1246号裁定书，案件指令肥城市人民法院审理。肥城市人民法院重新审理后，杨建国、郑丽萍及秦雪峰于2018年3月15日申请撤诉，肥城市人民法院裁定准许。2017年5月17日，杨建国（甲方）与郑丽萍、秦雪峰（乙方）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梁山建国经贸有限公司股东有杨建国、郑丽萍、秦雪峰；2013年12月5日公司成立清算组，2014年2月12日公司注销；经协商，公司的所有债务由杨建国个人承担，公司的所有债权（包括对赵爱国享有的债权）由杨建国个人享有。为此，杨建国、郑丽萍及秦雪峰于2018年3月15日在肥城市人民法院撤诉后，杨建国于2019年5月20日诉来一审法院，要求处理。赵爱国称，承兑汇票是案外人李民、李建给自己的，自己找到建国公司进行贴现，自己收到建国公司的1,200,000元款项后，将其中的35,000元用现金方式支付给了李民，将其中的1,000,000元转入了李建的账户，并由李建给了案外人张钦海、郑书忠、国荣贵（张钦海、郑书忠、李民、李建同为刑事案件的被告人）。后建国公司要求退回该1,200,000元，除了原告认可的400,000元以外，自己还曾于2012年1月退还原告10,000元现金，对该10,000元，被告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庭审中，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还提交从杨建国、郑丽萍、秦雪峰诉赵爱国等一案的二审卷宗中调取的，“杨建国”2014年4月16日出具的证明复印件（泰安中院卷内即为复印件）一份，该证明写明：“今收到肥城郑伟（注：即郑书忠）还票据案中欠款贰拾叁万元整（其中现金叁万元，泸州酒贰拾万元），从今以后，票据案与郑伟无关。特此证明。”被告方称，该证明是该案被告国荣贵二审中向法院提交，据此证据，被告方有理由相信，除原告认可偿还的款项外，其他刑事案件的被告人还曾向原告返还过款项（如郑书忠就返还了230,000元），同时，考虑到涉案款项由包含被告在内的多人使用，为查清原告实际收到款项的数额，申请追加张钦海、李建、李民、郑书忠、国荣贵、张衍强、武清梅、泰安德信康食品有限公司作为共同被告参加本案诉讼。针对被告以上提出的原告实际收到退回的款项问题，原告坚称自己只收到了被告偿还的400,000元（含2012年1月10日转账100,000元）、郑书忠之妻偿还的60,000元，以及经侦大队退还的285,000元，除此以外，自己既没有收到被告所说的10,000元现金，也没有收到其他人的退款。至于所谓郑书忠还款230,000元，原告表示，除前述在刑事案件审理期间，郑书忠之妻偿还60,000元外，自己从未收到过郑书忠的退款（不论现金，还是以酒顶账），被告提交的2014年4月16日的证明不是自己出具，自己也从未出具过，该证明中的“杨建国”的签名并非是本人所签，且明显与自己的字迹不符。针对被告提出追加张钦海等人作为共同被告的问题，原告称，建国公司是与赵爱国进行的交易，而且将款项直接支付给了赵爱国，在发现汇票是假汇票后，建国公司也是向被告主张还款，并由被告向原告出具了借据，据此，原告有权向被告主张权利，至于张钦海等人，其与被告有何法律关系，原告并不清楚，也与原告无关，故本案无需追加张钦海等人作为共同被告。关于上述所谓“杨建国”向郑书忠出具的证明复印件，经查，确在泰安中院审理的杨建国、郑丽萍、秦雪峰诉被告张钦海、郑书忠、李建、李民、赵爱国、国荣贵、张衍强、武清梅、泰安德信康食品有限公司一案，二审（2017）鲁0902民终923号卷宗中，但在该案包括庭审笔录在内的所有相关材料中，均未记载涉及该证据的提交人、来源、交接过程，尤其是举证、质证的相关信息（（2017）鲁0902民终923号案件的审理，基本是围绕着杨建国、郑丽萍、秦雪峰三人作为原告主体是否适格的程序问题），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在本案2019年8月2日第一次庭审中也未讲明何人向泰安中院提交该复印件。2020年3月31日，在一审法院向被告本人及其代理人共同进行调查时，被告代理人首次提出该复印件系国荣贵向泰安中院提交，与此同时，赵爱国则表示：“据我们了解，在二审开庭前，原告好像因为买卖发票被采取强制措施，有可能国荣贵提交的证明不是他本人所签的，但具体情况因不是我经手的，我不清楚。”鉴于以上情况，尤其是赵爱国本人对于证明复印件的签名情况的表述，一审法院询问被告是否对该证明中“杨建国”的签名是原告本人所签申请鉴定，被告方明确表示不申请，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并解释：“一、我们认为我们调取的证据是从国家机关调取，我们已经初步完成举证，我们认为举证责任应当给杨建国。二、我们在中院调取的证据系复印件，无法进行笔迹鉴定，因为原件我方无法掌握，刚才赵爱国本人也说，有可能是其收款的时候原告被采取了强制措施，具体手续有可能不是其本人办理的。99。另查明，（2012）肥刑初字第423-1号刑事判决书认定：“案发前，赵爱国退还杨建国16.5/万元，李建退还21万元，案发后，李建退回7万元，李民退回3.5万元，郑书忠退回8万元”，原、被告认可的被告偿还的400,000元，包含了该判决书中载明案发前赵爱国退还的165,000元、案发前李建通过赵爱国退还的210,000元，杨建国通过经侦大队收到的退款285,000元，则包含了判决书中案发后李建退回的70,000元，李民退回的35,000元，郑书忠退回的80,000元。此外，经向公安机关办案人员了解，285,000元中应还包括一个案外人（办案人员称可能是郑书忠，实际太久记不清了）退回的100,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2011年12月27日，赵爱国将票面金额4,260,000元的承兑汇票交付建国公司，准备贴现4,000,000元，双方约定建国公司先行支付赵爱国1,200,000元，当日建国公司依约付款，后经检验，建国公司无法确定汇票的真实性，双方遂于2012年1月10日商定，建国公司交还赵爱国汇票，赵爱国则退还建国公司1,200,000元。当日，赵爱国退还建国公司100,000元，这样，连同此前赵爱国欠付建国公司的钢材款，共计欠款1,134,963元，为此，赵爱国出具1,134,963元的借据一张。以上事实，有借据等证据证实，原、被告对此也无异议，足以认定。2014年2月12日，建国公司注销登记，在此情况下，该公司的三位股东杨建国、郑丽萍、秦雪峰，有权主张尚未清算的债务，这也包括该1,134,963元中未偿还的部分。2017年5月17日，杨建国与郑丽萍、秦雪峰二人约定，建国公司的所有债权（包括本案债权）由杨建国个人享有，该约定不违背相关法律规定，据此，杨建国有权主张本案所涉上述债务。被告辩称，自己是与建国公司产生的纠纷，固然是事实，但其主张杨建国作为原告主体不适格，则是不考虑上述债务承继、转移的事实，一审法院对此不予采纳。赵爱国出具借据后，于2012年1月11日及同年1月17日分三次共计退还杨建国300,000元，该款应从欠款总额中予以扣除。本案所涉汇票系假汇票，后张钦海、郑书忠、李建、李民、赵爱国因此构成刑事犯罪，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鉴于在原告将1,200,000元给付被告后，其中部分款项由赵爱国直接交付或间接流转给郑书忠、李建等人，故在该刑事案件的侦查及审理过程中，原告通过经侦大队收到退款285,000元，并收到郑书忠退款60,000元，该两笔款项亦应从欠款总额中扣除。至此，被告尚有489,963元未归还，现原告要求被告退还该489,963元，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原告还要求被告支付利息，但作为双方结算依据的2012年1月10日被告出具的借条中，虽约定“2012年1月13日前偿还250,000元，1月17日年偿还50,000元”，但未约定剩余款项的偿还时间，也未约定支付利息，故直至郑丽萍、秦雪峰、杨建国三人于2015年4月9日向肥城市人民法院起诉，要求被告等人偿还489,963元并支付利息前，应视为原告方同意不支付利息。因此，本案利息可自原告等三人向肥城市人民法院起诉之日，即2015年4月9日起算，自此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被告辩称，票据贴现款1,200,000元，是由包括自己在内的多人使用，故申请追加张钦海等人作为共同被告。但事实是，建国公司只是与赵爱国进行协商、交易，并将1,200,000元支付给赵爱国本人，在该债权债务关系中，并不涉及其他人，只有建国公司与被告才是当事人、相对人。至于被告又将款项转交何人、如何使用，均与原告无关，也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再加之原告也不要求追加他人参加本案的诉讼，故对被告的该项申请，一审法院不予准许。被告还称，自己于2012年1月偿还10,000元现金，原告对此不予认可，而被告亦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实，一审法院对此不予采信。被告还提交“杨建国”2014年4月16日出具的证明复印件，主张郑书忠曾于2014年4月16日退还原告230,000元，且除原告认可收到的退款外，可能还有他人向原告退款。对于该证明，首先，该证明是复印件，且无法与原件核对，同时，原告对此不予认可，表示自己从未收到过郑书忠的230,000元，并指出该证明中的“杨建国”的签名与自己字迹不符，并非自己所签。其次，被告虽然是从泰安中院（2017）鲁0902民终923号卷宗中取得，但是其在卷宗中就是以复印件的形式存在，且卷宗中并未记载其来源，更未经任何举证、质证，这也使得其真实性无法认定，至于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称“。证据是从国家机关调取”，则显然是混淆了有关概念，因为该证据只是现存在于卷宗之内，而并非是生成于国家机关，该复印件并不会因简单的从某个当事人手中转移至法院，而提升其可信度。第三，更应注意的是，甚至赵爱国本人也提出，因时间不对，“有可能。证明不是他本人（注：指杨建国）所签的”。综上，该证据的真实性不能确认。鉴于此，被告主张郑书忠曾于2014年4月16日退还原告230,000元，并认为“可能还有他人向原告退款”，一审法院不予采信。被告今后如有充分的证据证实，除原告本案中认可收到的退款外，其还收到了其他退款，可依法主张权利。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中国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被告赵爱国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杨建国489,963元及利息（以489,963元为基数，自2015年4月9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案件受理费11,608元、财产保全费3020元，共计14,628元，由原告杨建国负担1763元，由被告赵爱国负担12,865元。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2012）肥刑初字第423-1号刑事判决书一份，用于证实：一、被上诉人所在公司斥资120万元购买承兑汇票。二、证明该120万元由张钦海、郑书忠、李民、李健、赵爱国等五人分别占有。三、上诉人赵爱国占有金额已经退还，退还金额40万元在本案一审判决书中有表述。上诉人提交泰安中院的（2017）鲁09民终923号民事裁定书，证实被上诉人曾以张钦海、郑书忠、李民、李健、赵爱国等人为被告就本案同一事实提起过诉讼。被上诉人质证认为，首先，该两份文书并非民事诉讼法上的新证据，不能作为新证据使用。其次，一审法院已经认定本案涉及的欠款只是发生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至于120万元上诉人如何分配，是其内部行为，上诉人不知道也无权知道，所以根据双方签订的欠条，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还款有事实依据，也有法律依据。至于对方提交的所谓新证据二，被上诉人起诉列谁为被告是被上诉人的权利，同时也不能说明上诉人与其他几人有合同关系。 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并非票据纠纷，只是因为上诉人赵爱国提供的票据存在虚假，导致被上诉人支付的现金及钢材款上诉人没有全部支付形成的债务纠纷。上诉人也给杨建国出具1134963元的借据一张，且双方对该借据均无异议，该借据数额1134963元除去上诉人已支付的款项，上诉人尚欠489963元一审认定正确。上诉人主张双方之间无真实交易涉案票据贴现行为违法而不支付利息的上诉理由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赵爱国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608元，由上诉人赵爱国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兴文 审判员  魏 军 审判员  梁丽梅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宋姚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