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民终1737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祁斯明，女，汉族，1986年2月14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至溢，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麦静怡，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左右开弓文化体育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天安社区泰然九路**皇冠工业区厂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DGM152N。法定代表人：司徒飞。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共献足球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泰然九路皇冠科技园**INCITY517场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EULNP0T。法定代表人：司徒飞。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为足球梦想体育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天安社区泰然九路**皇冠工业区厂房****INCITY51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0539815784。法定代表人：司徒飞。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福平，广东仁人律师事务所律师。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馨予，广东仁人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祁斯明因与被上诉人深圳市左右开弓文化体育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左右开弓公司）、深圳共献足球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共献公司）、深圳市为足球梦想体育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足球梦想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4民初380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祁斯明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其全部诉讼请求；2.左右开弓公司、共献公司、足球梦想公司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予以撤销。一、左右开弓公司与祁斯明之间名义为股权转让关系，实际为委托投资关系。故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左右开弓公司向祁斯明出具了《承诺书》，确认双方实质上为委托投资关系，祁斯明不负有200万元以外的其他任何风险，即双方已约定《股权转让协议》的解除条件，现《承诺函》中双方约定解除《股权转让协议》的条件已成就。因此，祁斯明与左右开弓公司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已于2019年3月13日解除，左右开弓公司、共献公司应向祁斯明退还200万元投资款。1.涉案祁斯明支付的投资款200万元名义为股权转让款，但实际为委托共献公司进行的投资款。祁斯明与左右开弓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股权转让款为200万元。但根据左右开弓公司法定代表人司徒飞于2019年1月9日在微信向祁斯明表示：“有收入的，你打入的共献足球投资款是给左右开弓足球装备公司（即左右开弓公司）借款进入的，年利率10%进去的，等于20O万，现在是220万元”。可见涉案200万元并非股权转让款，而是委托借入共献公司的投资款项。且根据左右开弓公司提供的《2018年度利润表》记载，涉案200万元并非股权转让款，而是委托借入共献公司的投资款项并且祁斯明享有涉案200万元的投资利息收入。由于涉案200万元实质为借入共献公司的投资款项，故此在《承诺函》加盖有共献公司的公章，确认其同意退款处理。2.左右开弓公司、共献公司向祁斯明出具的《承诺函》，是左右开弓公司、共献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约定《股权转让协议》的解除条件。现解除条件已成就且祁斯明亦表示同意。故此，该《承诺函》是合法有效的协议。《股权转让协议》已于2019年3月13日解除，左右开弓公司、共献公司应退还200万元投资款。左右开弓公司、共献公司向祁斯明出具的《承诺函》中明确表明：“1、祁斯明以成为共献公司股东形式的投资，对外不存在任何自身200万元投资以外的风险。”即假如共献公司出现债务，现存实际资本资不抵债，祁斯明不可能出现任何法律及经济责任/风险。但根据共献公司的企业登记信息显示，其在祁斯明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在办理股东变更登记的文件上假冒祁斯明的签名，使祁斯明成为共献公司持股2.5%的股东。根据该公司章程第十二条显示，共献公司的注册资本为3000万，祁斯明出资比例为2.5%，出资额为750万。同时，根据该公司章程第十三条显示，公司注册资本为30OO万元，采用认缴制，于公司变更登记之日起十年内足额缴纳到位。由此可见，祁斯明还需要在10年内，向共献公司缴纳剩余的550万元出资。且若祁斯明未足额缴纳剩余的550万元出资，当共献公司资不抵债时，共献公司的债权人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要求祁斯明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即祁斯明不可能像《承诺书》中所说的“对外不存在任何自身200万元投资以外的风险”。左右开弓公司向祁斯明出具的《承诺函》中已明确表明：“2、如我方对上述投资的法律理解及法律逻辑有误，本公司承诺撤销《股权转让协议》，将200万元投资款退回给祁斯明。”《承诺函》内容是当《承诺书》第一条约定的条件成就时，双方便可撤销《股权转让协议》，以及退还祁斯明200万元投资款，故该协议实际上是双方当事人就解除《股权转让协议》达成的合意，因此，《股权转让协议》已于左右开弓公司向祁斯明出具《承诺函》的当天解除。综上，《承诺函》是左右开弓公司、共献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祁斯明对该《承诺函》的内容亦表示接受，故该《承诺函》是合法有效的协议。现《承诺函》中约定的《股权转让协议》的解除条件已成就，因此，《股权转让协议》已于2019年3月13日，即左右开弓公司向祁斯明出具《承诺函》的当天解除，左右开弓公司应当向祁斯明退还200万元投资款。二、共献公司应对涉案款项承担连带返还责任。虽然共献公司并非《股权转让协议》的合同当事人，但其在左右开弓公司向祁斯明出具的《承诺函》上盖章，表明其有按照《承诺函》的约定，与左右开弓公司共同向祁斯明承担返还200万元投资款的意思表示，属于对债务的加入与承担，因此，其应当依照《承诺书》与左右开弓公司共同承担还款义务。三、足球梦想公司应对涉案款项承担连带返还责任。首先，足球梦想公司是左右开弓公司的股东，持有左右开弓公司99%的股权，但根据《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显示，其仍未全额实缴2970万元出资额。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其应当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左右开弓公司不能清偿部分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而且足球梦想公司将银行账户出借给左右开弓公司使用，其行为违反了《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第四项“存款人使用银行结算账户，不得有下列行为：（四）出租、出借银行结算账户”的规定，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出借银行账户的当事人是否承担民事责任问题的批复》“出借银行账户是违反金融管理法规的违法行为。人民法院除应当依法收缴出借账户的非法所得并可以按照有关规定处以罚款外，还应区别不同情况追究出借人相应的民事责任”之规定，足球梦想公司应对涉案款项承担连带返还责任。左右开弓公司、共献公司、足球梦想公司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祁斯明与左右开弓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祁斯明与左右开弓公司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双方当事人均清楚股权转让性质、交易相对人、标的物、受让价格和受让比例，不存在重大误解。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依法驳回祁斯明的全部上诉请求。祁斯明在一审民事起诉状称祁斯明存在重大误解而主张撤销《股权转让协议》，二审民事上诉状又称双方为“委托投资关系”，均无法改变本案股权转让的性质，祁斯明主张撤销《股权转让协议》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017年12月3日，祁斯明与左右开弓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左右开弓公司以200万元的价格将其在目标公司（即共献公司）拥有的2.5%的股权转让给祁斯明，祁斯明同意以此价格受让并签订前述《股权转让协议》。2017年12月5日至6日，祁斯明支付了股权转让款200万。2018年4月8日，共献公司进行了股权变更和公司章程变更登记，股权变更为左右开弓公司持股97.5%，祁斯明持股2.5%。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不予支持祁斯明撤销《股权转让协议》，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承诺书》是应祁斯明要求出具，公司承诺撤销《股权转让协议》并退回200万元的前提条件是“共献公司出现债务，现存实际资本资不抵债”，但共献公司目前未有负债，祁斯明也不存在任何200万元投资以外风险。且《承诺书》仅左右开弓公司享有行使撤销的权利，祁斯明无权主张撤销，祁斯明主张撤销亦已超过法律规定的除斥期间，祁斯明不再享有撤销权。三、祁斯明请求足球梦想公司就左右开弓公司不能清偿部分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没有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对于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需要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之前提是公司有不能清偿的债务，而左右开弓公司没有不能清偿的债务。四、祁斯明主张左右开弓公司和共献公司将祁斯明持有的共献公司2.5%股权转回左右开弓公司，不符合公司法第七十一条关于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的规定，应予驳回。综上，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而祁斯明因自身原因想要退出该次股权转让有悖诚实信用原则，不利于保护交易安全，祁斯明对于相关交易的随意性将严重损害左右开弓公司、共献公司、足球梦想公司及相关主体的合法权益与利益。祁斯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撤销祁斯明与左右开弓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2.判令左右开弓公司、共献公司向祁斯明返还200万元；3.判令足球梦想公司就左右开弓公司未能清偿财产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4.判令左右开弓公司、共献公司协助祁斯明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将祁斯明所持有共献公司的2.5%股权转回左右开弓公司；5.判令左右开弓公司、共献公司、足球梦想公司承担本案诉讼及保全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共献公司成立于2017年11月21日，认缴注册资本3亿元，法定代表人司徒飞，成立时股东为左右开弓公司，持股100%。2017年12月3日，左右开弓公司作为转让方（甲方），祁斯明作为受让方（乙方），共同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甲方将其拥有的目标公司共献公司2.5%的股权以2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祁斯明，股权转让价款在合同签署后三日一次性支付，甲方在收到款项后三日后开始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甲方指定收款账号为足球梦想公司名下11XXXXXXXX6101账户，因甲方为新开设的公司，公司银行账户尚未办理完毕，甲方银行账户办理完成后，再把转让款转回甲方银行账户；自目标公司股权工商变更登记至乙方名下之日起，乙方按其在目标公司中股权比例分享利润和分担风险及亏损（包括转让前该股权应享有和分担目标公司的债权债务），如因甲方在签订协议书时，未如实告知乙方有关目标公司在股权转让前所付债务，致使乙方在成为目标公司的股东后遭受损失的，乙方有权向甲方追偿。该协议还约定，由于不可抗力或由于一方当事人虽无过错但无法阻止的外因致使本协议无法履行，或因情况发生变化，经甲乙双方协商同意的，可以变更或解除协议，但需签署变更或解除协议。2017年12月5日、6日，祁斯明分别向足球梦想公司账户转账150万元、50万元，合计200万元。庭审中，左右开弓公司确认收到200万元股权转让款。2018年4月8日，共献公司进行了股权变更登记和公司章程变更登记，股东变更为左右开弓公司持股97.5%，祁斯明持股2.5%。之后，共献公司股权未再发生变更。共献公司2018年4月8日通过的公司章程记载，公司注册资本为3亿元，采用认缴制，于公司变更登记之日起10年内足额缴纳到位；股东左右开弓公司出资29250万元，持股97.7%，祁斯明出资750万元，持股2.5%，两股东均为货币出资；股东按出资比例分取红利，以认缴的出资额对公司承担责任。庭审中，祁斯明称工商股权变更登记时公司章程、股东决定文件上的签名不是其本人签名。另查明，祁斯明提交其与司徒飞微信聊天记录一份，显示：2019年2月2日，祁斯明发送“老板，如果这公司负债，依法与我有关连，你同意把钱退我，你要给我一份这样的承诺书，我觉得这样才公平，让我心安”。司徒飞回复“应该你问律师知道的啊。如果你不放心也可以签承诺书都没有问题”。2019年3月13日，左右开弓公司及司徒飞共同向祁斯明出具承诺书一份，载明祁斯明于2017年12月3日以投资200万元成为共献公司股东，占股2.5%，现为免祁斯明对有关投资误解，左右开弓公司及司徒飞作出解释、承诺及声明如下：1.祁斯明以成为共献公司股东形式的投资，对外不存在任何自身200万投资以外的风险，即假如共献公司出现债务，现存实际资本资不抵债，祁斯明不可能出现任何法律及经济责任/风险；2.如我方对上述投资的法律理解及法律逻辑有误，本公司承诺撤销《股权转让协议》，将200万元投资款退回给祁斯明。落款处有司徒飞签名并加盖左右开弓公司及共献公司公章。另查明，足球梦想公司成立于2012年12月7日，法定代表人司徒飞，公司成立时认缴注册资本50万，司徒飞持股100%；2018年6月19日，公司认缴注册资本变更为3000万元；经多次股权变更，在2019年8月5日，公司股东变更为司徒飞持股65%，司某某持股35%。左右开弓公司成立于2016年7月18日，认缴注册资本1亿元，法定代表人司徒飞，股东为足球梦想公司持股99%，王萍持股1%。2019年6月10日，祁斯明就本案纠纷诉至该院。以上事实有各方提交的证据及庭审笔录予以证明。一审法院认为，双方争议焦点为《股权转让协议》能否撤销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规定，基于重大误解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行为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重大误解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三个月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祁斯明主张根据法律规定其成为共献公司的股东后还需要再出资750万，而非左右开弓公司及司徒飞承诺的其只需以200万为限对外承担责任，祁斯明基于重大误解而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本案中，祁斯明在2017年12月3日与左右开弓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2017年12月5日至6日支付了股权转让款200万元，案涉股权已于2018年4月8日进行了变更登记，祁斯明在2019年6月10日提起本案诉讼，请求撤销《股权转让协议》，已超出法律规定的三个月除斥期间，祁斯明不再享有撤销权。即使祁斯明起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祁斯明的诉讼请求也不能得到支持，理由如下：重大误解是指行为人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的错误认识，使行为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造成较大损失。重大误解应具备以下要件：一是须有意思表示且意思与表示不一致；二是表意人须有不符合事实的认知错误；三是表意人须无使表示与意思不一致之故意；四是错误与意思表示之间须具有因果关系；五是错误须在交易上被认为重大。本案中，祁斯明与左右开弓公司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祁斯明对股权转让的性质、交易相对人、标的物、受让价格和受让比例均不持有异议，仅认为其可能或将来可能承担投资200万元以外的法律风险，因此祁斯明以存在重大误解为由，诉请撤销《股权转让协议》、返还股权转让款、将祁斯明所持有共献公司的2.5%股权转回左右开弓公司，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祁斯明主张工商股权变更登记时的公司章程、股东决定文件上的签名不是其本人签名，但没有提交证据证明，该院不予采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百五十二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祁斯明全部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22800元（已由祁斯明预交），由祁斯明承担。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在二审法庭调查程序中，祁斯明诉称其系以涉案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已经成就为主要诉讼理由请求解除涉案合同并由左右开弓公司、共献公司向其返还200万元款项。本院认为，本案系股权转让纠纷。祁斯明在一审程序中以其基于重大误解签订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为由请求撤销该协议，而在二审程序中又以该协议约定解除条件已经成就为主要诉讼理由请求解除涉案合同。虽然祁斯明在一审和二审中提出的诉讼请求相同，但诉讼标的，即所涉法律关系以及须认定的事实和适用的法律均不相同。而且，祁斯明所称的合同约定解除条件是：“共献公司出现债务，现存实际资本资不抵债”以至于祁斯明“对外存在任何自身200万投资以外的风险”，但祁斯明并未举证证明该解除条件已成就，故祁斯明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已就祁斯明所主张的基于重大误解而签订的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应予撤销的请求作出详细评判，本院不再赘述并予以维持。综上，祁斯明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祁斯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康  春  景审判员 李  兴  旺审判员 王  丹  妮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一日书记员 许蓓珣（兼）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