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6民终294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荣全，男，1966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市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邵兆井，山东莫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惠民县孙武街道办事处，住所地：惠民县东关街**。法定代表人：肖军伟，该办事处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蔡玉勇，该办事处经委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阳，山东尹增栋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荣全因与被上诉人惠民县孙武街道办事处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惠民县人民法院（2019）鲁1621民初1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荣全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惠民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鲁1621民初100号民事判决书，查明事实后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的150万元系上诉人个人行为，与正泰集团山东公司无关，一审对涉案相关事实认定不清。1.上诉人得知被上诉人辖区内有适合建设光伏发电厂的用地，经人介绍与被上诉人接触商谈，为表示谈判的诚意，双方协商由上诉人先行支付150万元，然后双方再进行合同主要条款的协商，若协商一致由上诉人找有资质的相关公司与被上诉人签订正式合同，后双方对合同主要条款未达成一致。2.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的150万元为上诉人个人账户支付，上诉人与一审判决中提到的正泰集团山东公司没有任何关系，向被上诉人支付150万元系上诉人的个人行为，也没有相关证据证明上诉人与正泰集团山东公司有任何关联。退一步讲，若前述款项系正泰集团山东公司支付，按照财务制度也不可能开具给上诉人收据，一审判决逻辑有悖常理。3.退一步讲，假设前述款项系正泰集团山东公司交纳。依照被上诉人提供的其与正泰集团山东公司的协议显示：“本协议签署5日内，乙方（正泰集团山东公司）须向甲方（滨州市惠民县办事处）财政所交纳保证金150万元，否则为无效协议”。前述协议签订的时间为2015年12月25日，也就是说2015年12月30日前未交纳相关款项，前述协议即为无效协议。而涉案款项转账和开具收据的时间均为2015年12月31日，也就是说涉案款项交纳时被上诉人与正泰集团山东公司的协议已经为无效协议，这也说明正是因为正泰集团山东公司未交纳保证金导致协议无效。而被上诉人系知道正泰集团山东公司不会履行协议，在前述协议无效后为推进项目创造政绩才与上诉人进行实质性谈判，并由上诉人交纳相关款项以表谈判诚意。二、一审判决逻辑混乱，明显偏袒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对没有的事实进行举证更是无稽之谈。上诉人支付的款项系上诉人为表达谈判诚意而交纳，双方并未做其他具体约定，由于被上诉人工作人员办事效率极低，至上诉人起诉时近三年时间政府政策、市场环境等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已经无法实现项目谈判之初的谈判目的，双方未对项目合同主要条款达成一致，也已经不可能达成一致，难道需要上诉人举证证明双方没有达成协议吗？一审判决论述的举证责任分配更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应当举出与本案有关的证据证明其有合法根据取得涉案款项。三、被上诉人占有涉案款项没有合法根据，应当予以返还。上诉人交纳涉案款项的目的是对项目进行协商，协商一致后达成合同再实施项目。而由于长时间未能达成合同，至上诉人起诉前早已无法实现谈判之初的谈判目的和基础。既然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无法达成项目合同，也不可能达成项目合同，被上诉人对涉案款项的占有没有合同依据也没有合法根据，而其占有涉案款项的行为给上诉人造成利益损害，应当予以返还。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查明事实后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发回一审法院重审。惠民县办事处辩称，一、一审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正确的。二、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所述与事实不符、违背常理。1.正如在一审被上诉人在庭审时提交的与正泰集团山东公司的协议（以下称涉案协议）及2016年3月18日正泰集团山东公司出具的声明可知，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所述与事实不符、违背常理。上诉人述说涉案协议显示：本协议签署5日内，乙方（正泰公司）须向甲方（）财政所缴纳保证金150万元，否则为无效协议。涉案协议该条款是对乙方单方义务的约束，在经双方协商后，办事处同意正泰公司延迟一天打款，如果该协议在2015年12月30日无效的话，那么正泰公司为什么在2016年3月18日出具声明，且明确说明2016年3月18日正泰集团山东公司自动放弃合同履行，单方解除合同，按照合同约定，承担单方解除责任。显然正泰公司是在协议有效的情况下才会出具这样的声明，如果涉案协议早就无效，正泰公司也不会在2015年12月31日缴纳保证金。2.上诉人是怎么了解到涉案协议的，怎么会知道2015年12月30日正泰公司不会打款，怎么会认为正泰公司与被上诉人不会履行涉案协议，且上诉人作为一个外地人，怎么会在2015年12月31日，也就是涉案协议约定正泰公司缴纳保证金最后一天的次日，就在外地赶到了办事处，且与被上诉人进行了实质性谈判，上诉人是几点通过什么交通工具来到办，又是通过什么人与被上诉人处的相关负责同志接洽上的，然后就在一天的工作时间内进行的谈判磋商，进而打款，且在一审庭审过程中，上诉人说这150万是多方筹借的，那么在一天的时间里上诉人是怎样筹借到的，在2015年12月31日有没有其相关朋友为其打款转账的相关记录，上诉人在上诉状中这样陈述除应提供相关证据外，对这件事的可行性及符合常理性均应加以证明、说明。3.被上诉人辖区这样大的项目与正泰集团山东公司这样的大企业都要签订相关协议，而对于个人投资项目却只是口头磋商履行，这根本不符合常理。4.根据上述3条及现实情况，150万元的保证金是正泰公司缴纳的，只是由上诉人负责执行缴纳的。三、假使上诉人为其个人缴纳涉案保证金，其诉讼请求仍不应支持。上诉人在上诉状第二页写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进行了实质性谈判，然后缴纳保证金。通过上诉人自己的陈述，其与被上诉人进行了实质性谈判，然后缴纳保证金，那么什么是实质性谈判，实质性谈判是应该对双方协议的主要条款，或者协商的主要内容进行了协商谈判，且肯定是对主要条款或主要内容无异议的情况下才会缴纳保证金，如果进行的是实质性谈判，在谈不妥的情况下，没有人、也没有任何理由就会当天缴纳保证金，上诉人缴纳保证金的行为是履行实质性谈判内容义务行为，其再以不当得利起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因为涉案款项不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不当得利构成要件主要有以下四点：一方受有利益;致他方受到损失;受有利益与受损害之间须有因果联系;无法律上的原因。如上诉人所讲，双方进行了实质性谈判，然后上诉人缴纳了保证金，双方是基于合意的情况下履行的相关权利义务，那么被上诉人收取保证金均不是无法律上的原因，所以涉案款项根本构不成不当得利。综上所述，无论基于事实情况，还是基于上诉人起诉、上诉及一审审理的情况，一审驳回上诉人诉讼请求是正确的，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王荣全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返还原告1500000元；2.依法判令被告自起诉之日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赔偿原告损失；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荣全提交的2015年12月31日“项目订金”汇款凭证和“（八方四洼）光伏发电项目保证金”结算票据经质证惠民县办事处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提出涉案款项1500000元是惠民县办事处与正泰集团山东公司合同约定的保证金，为此惠民县办事处提交2015年12月25日与正泰集团山东公司签订的新能源投资项目合作框架协议，该协议约定“本协议签署5日内，乙方（正泰集团山东公司）须向甲方（滨州市惠民县办事处）财政所（账号：9130113700242050002384）交纳保证金壹佰伍拾万元（150万元），否则为无效协议”。同时惠民县办事处提交正泰集团山东公司出具的声明一份，内容为：2015年12月25日，正泰集团山东公司与滨州市惠民县办事处签订了“新能源投资项目合作框架协议”。因公司原因，2016年3月18日正泰集团山东公司自动放弃合同履行，单方解除合同，按照合同约定，承担单方解除责任。”经审查，原被告提交的证据均形式合法、内容真实、与本案待证实事实相关联，依法确认为有效证据。一审法院认为，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而获得利益并使他人利益遭受损失的事实，双方因此形成不当得利之债。而本案王荣全起诉要求惠民县办事处返还款项主张的事实是基于双方合意而成立的合同之债。对于该笔合同之债的基础合同约定情况及未能继续履行的违约责任，王荣全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且对于惠民县办事处提出的王荣全的打款行为和时间均是基于惠民县办事处与正泰集团山东公司的投资协议约定的相关抗辩意见，王荣全亦没有充分证据予以反驳。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本案中原被告双方的证据均不能排除对方主张，对此应由负有举证责任的王荣全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综上所述，王荣全主张惠民县办事处返还保证金的证据不足，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王荣全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8300元，由原告王荣全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查事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上诉人主张得知被上诉人有可以建设光伏发电的场地，故向被上诉人转账150万元，后因双方针对主要条款未达成一致，因此被上诉人应当予以返还。本院认为，其一，上诉人提交交款凭证中载明的款项用途是“项目订金”，也即涉案款项的交纳是因项目而交纳，有交款的正当事由。被上诉人之所以占用涉案款项，是因为光伏发电项目，因此不存在被上诉人没有合法根据占有涉案款项，致使上诉人利益受损的事实。其二，上诉人主张其交付的150万元，是为了表示谈判的诚意交纳的，在款项交纳之前双方并没有就项目进行实质性的谈判，有违常理。在双方没有就项目进行任何实质性谈判，双方主要权利义务未进行协商前，上诉人即向被上诉人交纳150万元，不符合一名理性经济人的行事逻辑。何况据上诉人称其在交款前已经了解到正泰集团与被上诉人针对涉案项目签订有合同，则为了规避商业风险的考虑，在被上诉人未拿出与正泰公司解除合同的协议，或者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未另行签订协议以确定双方的主要权利义务前，上诉人便向被上诉人转账150万元，有违常理。其三，上诉人称之所以向被上诉人汇款，是因其想在被上诉人处开发光伏发电项目，则其应该对项目的开发建设有大致的了解和掌握，但庭审中，上诉人对项目的占地范围、投资规模等主要事项均不清楚，亦有违常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最后，一审法院询问上诉人在汇款前有无与被上诉人达成协议时，上诉人陈述其与被上诉人工作人员蔡玉勇进行协商，“但具体条款没有达成，且依据当时的政策，被告不可能与个人签订开发协议”，据此在汇款前，上诉人已经明知被上诉人与个人签订开发协议有违当时的政策，即被上诉人不可能与其个人签订协议，因此上诉人个人与被上诉人协商开发项目并向其交纳项目订金，不符合上诉人当时的认知，其以被上诉人不与其签订合同主张返还涉案款项，不能成立。综上，上诉人主张其以个人名义与被上诉人协商开发光伏发电项目并交纳涉案款项，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其对于待证事实的证明尚未达到高度可能性的程度。对于为何收取涉案150万元，被上诉人提交了其与正泰集团山东公司于2015年12月25日签订的《新能源投资项目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合作协议），在合作协议中，双方对于新能源投资项目开发中的权利义务作出了明确约定，双方约定协议签订五日内，正泰集团山东公司向被上诉人交纳150万元保证金，若正泰集团山东公司不在2016年6月24日进行项目开工建设，则保证金归被上诉人。2016年3月18日，正泰集团山东公司向被上诉人出具单方声明，明确表示将不履行上述合作协议，并承担单方解除合同的责任。根据被上诉人提交的上述证据，截止2016年3月18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针对涉案项目的协议仍有效且在履行期间内，并不存在上诉人所述的双方合同已经不履行的情形。被上诉人称上诉人持有单据中的150万元款项是履行的与正泰集团山东公司合作协议中约定的150万元保证金的交纳义务，之所以迟于协议一天交纳，是应正泰集团山东公司要求并经被上诉人同意。上诉人持有单据中的款项与合作协议中约定的保证金的金额一致，之所以迟于协议约定的交纳时间一天后交纳，被上诉人也作出了合理的解释和说明，因此根据被上诉人提交的上述证据，结合双方的陈述，应当认定上诉人主张其个人与被上诉人协商一致并交纳涉案150万元款项的待证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上诉人据此主张返还，亦不能成立。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300元，由上诉人王荣全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郑乃群审判员  王忠民审判员  高立俊二〇二〇年九月十日法官助理刘亚茹书记员李文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