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26民终2925号上诉人（一审原告）：雷邦贤，男，1953年5月19日出生，苗族，贵州省凯里市人，住黄平县。上诉人（一审原告）：龙成富，男，1955年1月28日出生，苗族，贵州省凯里市人，住凯里市。上诉人（一审原告）：吴子林，男，1952年4月13日出生，苗族，贵州省凯里市人，住凯里市。上列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应松，贵州贵信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罗青周，男，1967年2月24日出生，革家人，贵州省凯里市人，住凯里市。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龙施忠，男，1949年11月1日出生，苗族，贵州省凯里市人，住凯里市。上列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功兵，贵州维律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张健，男，1973年12月10日出生，畲族，住凯里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承勇，贵州维律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程文明，男，1969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织金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哲辰，贵州维律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雷邦贤、龙成富、吴子林因与被上诉人罗青周、龙施忠、张健、程文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凯里市人民法院（2019）黔2601民初75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3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雷邦贤、龙成富、吴子林上诉请求：1.撤销贵州省凯里市人民法院（2019）黔2601民初7551号民事判决，改判四被上诉人按连带责任退还上诉人的凯源煤矿转让应得分配款共计228万元，并由四被上诉人连带向上诉人支付自2015年1月1日起至实际退还完毕期间的利息；2.判令四被上诉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一、罗青周、龙施忠隐瞒转让款760万元，并在未得到上诉人的同意下擅自将转让款的一半即380万元作为中介费转给张健和程文明，该居间关系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二、上诉人从未授权罗青周委托张健、程文明做中间人并支付中间费，也从未直接委托张健、程文明做中间人并支付中间费，上诉人与张健、程文明没有任何合同关系，张健、程文明无权取得上诉人所有的228万元转让款，罗青周为无权处分。三、上诉人认为张健、程文明在本案中并非中间人，也未履行中间人义务，系罗青周以张健、程文明为合法的形式外观，来达到侵占上诉人转让款的非法目的。四、罗青周一直隐瞒上诉人转让凯源煤矿的转让费为760万元的事实，并混淆上诉人认为将380万元分配完毕就视为三上诉人对凯源煤矿的全部760万转让费分配完毕。五、一审法院加重了三上诉人的举证责任，豁免了被上诉人的举证义务。一审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请求法院依法改判。罗青周、龙施忠共同答辩称，上诉人称二答辩人未经过其授权和同意，私自处置煤矿转让款380万元构成无权处分，以及诉称二答辩人隐瞒煤矿转让款为760万元误导上诉人，均与客观事实不符。二答辩人从未隐瞒煤矿转让款为760万元的事实，并且三上诉人也知晓并同意380万元作为转让款，另外中介费为380万元。一审法院并没有加重三上诉人的举证责任，二答辩人对三上诉人一审的诉请和事由已经举证反驳，并且所举证据足以认定本案事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张健口头答辩称，其只是一个居间人，罗青周、龙施忠说他们已经商量好了，并通过电话同他们合伙人联系，转让费只要380万元，另外380万元作为中介费。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程文明口头答辩称，上诉人称被上诉人侵占其股权转让款缺乏事实依据，张健促成煤矿买卖协议，罗青周付的380万元转让居间费是事实，合法合理，请求维持原判。雷邦贤、龙成富、吴子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四被告按连带责任退还侵占原告的凯源煤矿转让应得分配款共228万元，诉讼费的负担根据法律规定确定。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凯里市原“凯源煤矿”设立于2004年6月11日，企业性质为普通合伙企业。工商注册的合伙人为罗青周、龙施忠、雷邦贤、胡胜秀，隐名股东有龙成富、吴子林。2009年2月20日，原告雷邦贤、龙成富、吴子林与被告罗青周签订《凯源煤矿合伙协议书》，合伙经营凯源煤矿，协议约定四人各按25%投资份额及分担盈亏，并推选罗青周为法定代表人，谢凯堂为矿长。2012年12月17日，贵州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下发黔府办发[2012]61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省能源局等部门贵州省煤矿企业兼并重组工作方案（试行）的通知》。2013年10月25日，原“凯源煤矿”的注册合伙人罗青周、龙施忠、雷邦贤、胡胜秀，根据该文件的精神召开了合伙人会议讨论转让煤矿事宜，并形成书面《凯里市凯源煤矿合伙人决议》（该决议罗青周、龙施忠在凯里市人民法院（2016）黔2601民初571号民事诉讼案件中作为证据提交），主要内容为：1、同意将凯里市凯源煤矿转让给贵州强盛集团投资有限公司，转让价格为760万元；2、由龙施忠作为执行事务合伙人及罗青周作为股东代表与贵州省强盛集团投资有限公司签订煤矿转让合同；3、鉴于各股东难以聚齐，由罗青周负责代表各股东收取转让款，如需要通过诉讼实现权利，由龙施忠、罗青周代表股东行使诉讼权利；4、罗青周收取转让款后，应及时分配给各股东，否则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该决议未有雷邦贤、胡胜秀参加，该两人的签名系罗青周所签。2013年10月29日，以原“凯里市凯源煤矿”及龙施忠、罗青周为甲方，案外人贵州强盛集团投资有限公司（下简称强盛公司）为乙方，双方就凯源煤矿转让事宜签订《煤矿转让协议书》，协议约定甲方将凯源煤矿100%的财产份额全部转让乙方所有，转让价格为760万元。协议签订后，强盛公司仅支付了602万元转让款，尚有158万元未付。罗青周于2013年10月31日向张健打款100万元；于2013年11月28日向张健打款200万元。2013年11月8日，罗青周向程文明打款60万元；2014年1月25日向程文明打款20万元。2015年10月9日、11月16日，凯里市工业与信息化局审核决定后，于同年10月21日、11月19日拨付给龙成富、罗青周、吴子林、雷邦贤淘汰落后产能关闭煤矿凯源煤矿奖励资金100万元。2016年1月27日，龙施忠、罗青周基于强盛公司欠付158万元转让款的事实向凯里市人民法院申请对强盛公司的财产进行保全，凯里市人民法院于2016年2月1日作出（2016）黔2601保字17号民事裁定对强盛公司的账号进行了冻结。同年2月6日，原告龙成富、吴子林与原告罗青周及雷贵平（雷邦贤之弟）召开凯源煤矿股东会议，对上述奖励100万元资金及转让款380万元中已得款220万元（扣除20万元）进行了对账结算及分配，会议记录记载会议内容为：1.研究决议分配省政府奖励2011年凯源煤矿关闭资金100万元；2.凯源煤矿出售矿整合价格总380万元，已收回220万元在水井账上，现拿出200万元来分配，剩余的20万元及贵州强盛公司欠付160万元，等待贵州强盛公司付完尾款160万元合计180万元再来分配。龙成富、吴子林、罗青周及雷贵平均在该会议记录上签名确认并已执行完毕。2016年2月29日，龙施忠、罗青周作为原告，以强盛公司760万元煤矿转让款尚欠158万元及20万违约金未支付为由，将其诉至凯里市人民法院，请求判令其支付前述158万元及违约金。在该案诉讼过程中，2016年3月16日，强盛公司因凯源煤矿获关闭奖励100万元之事项，以凯里市工业与信息化局为被告，以龙成富、罗青周、吴子林、雷邦贤为第三人向三穗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诉讼请求为：请求确认凯里市工业与信息化局奖励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并请求判令该局支付其100万元奖励金。该案龙成富将龙施忠、罗青周与强盛公司于2013年10月29日签订的《煤矿转让协议书》作为证据提交，吴子林、罗青周、雷邦贤在庭审中均对该协议无异议。案经三穗县人民法院作出（2016）黔2624行初11号行政判决：一、被告凯里市工业与信息化局于2015年10月9日、2015年11月16日审核决定，同年10月21日、11月19日拨付给第三人龙成富、罗青周、吴子林、雷邦贤的贵州省2011年淘汰落后产能关闭煤矿凯源煤矿奖励资金人民币100万元的行政行为违法；二、驳回原告强盛公司要求被告凯里市工业与信息化局支付关闭煤矿奖励资金人民币100万元的诉讼请求。2017年3月8日，黔东南州中级人院于以（2016）黔26行终120号行政判决书维持上述一审判决。凯里市人民法院基于此将龙施忠、罗青周诉强盛公司的民事案件中止审理并恢复审理后，作出（2016）黔2601民初571号民事判决，判决：强盛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罗青周、龙施忠158万元转让款及逾期付款违约金196731.94元。强盛公司不服判决向黔东南州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黔东南州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22日作出（2017）黔26民终1183号民事判决，维持了原判。判决生效后，强盛公司于2018年1月8日与龙施忠、罗青周以龙施忠、罗青周等全体股东为甲方，强盛公司为乙方，双方签订《和解协议》，协议主要内容为：一、乙方一次性支付煤矿转让款共计人民币158万元给甲方，甲方确认乙方已完全履行判决义务。除前述款项外，判决中的其他应付款项全部免除，乙方不再支付，同时乙方不再承担《协议》中的任何违约、赔偿、补偿责任；二、付款方式：1.双方签订本协议次日乙方支付人民币158万元给甲方；2.甲方指定账户为：户名罗青周，账号：62×××81，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强盛公司并于当日将该款转至罗青周账上。同日，雷邦贤、龙成富、吴子林、罗青周、龙施忠再次召开凯源煤矿股东会议，对强盛公司支付的煤矿转让尾款158万元及前次未分配款项再次进行了对账结算分配，会议记录记载会议内容为：1.研究分配贵州强盛公司支付凯源煤矿矿权整合转让费尾款158万元。2.2017年2月6日源煤矿股东会议矿权整合转让款罗青周经手收220万元，已拿出200万元参与分配，余20万元及罗青周后收得强盛公司转让款2万元，合计22万元这次参与分配。3.两项合计转让款180万元，作这次凯源股东分配。五人在协议中签名确认且已按会议决定分配执行完毕。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伙事项及受法律保护，合伙人民事权利的保护应符合法律规定。本案追加张健、程文明作为被告参加诉讼，是否适格的问题？因诉争的转让款228万元系由被告罗青周打给了张健、程文明，打款理由系支付居间费。而原告认为，罗青周打款的行为系隐瞒实际煤矿转让费，诉争的转让费实际收款人系张健、程文明，故申请其二人作为被告参加诉讼。张健、程文明系涉案转让款的实际所得者，故其二人作为本案被告并无不当，故其二人的辩解理由，不予采纳。本案原告雷邦贤、龙成富、吴子林与被告罗青周、龙施忠、张健、程文明争议的涉案原凯源煤矿股权转让款760万元被告是否隐瞒、原告是否知晓的焦点，虽然2013年10月25日的《凯里市凯源煤矿合伙人决议》当中，雷邦贤与胡胜秀的签名系罗青周所写，但三原告委托罗青周、龙施忠代为处理煤矿转让事宜是事实。在履行前述转让协议时罗青周、龙施忠作为原告与强盛公司因强盛公司760万元转让款已支付602万元欠付158万元事项提起民事诉讼，继而引发强盛公司提起行政诉讼，而本案三原告以及被告罗青周系作为第三人到庭参加了该行政诉讼审理过程，原告并将《煤矿转让协议书》在该诉讼中作为证据提交，证明其实原告已明知被告罗青周、龙施忠与强盛公司双方明确的转让款为760万元的事实。根据2016年2月6日、2018年1月8日的两次股东会议内容，原告与被告罗青周、龙施忠共同对强盛公司支付的转让款在涉案诉讼前后均只对其中的380万元进行分配，并未提及罗青周打款给张健与程文明380万元转让费的处理，说明原告对《煤矿转让协议》约定的760万元中只有380万元属于凯源煤矿股东享有、由股东分配的认可。故现有证据均能证实原告对凯源煤矿的转让款为760万元且属于股东享有部分为380万元知道或应当知道的事实，原告诉称被告隐瞒此事项，与查明的事实不符，对其该项陈述不予采信。关于原告主张的760万元中380万元是否为二被告侵吞的焦点，被告所举证据在关联性、合理性上能证实该款分别转入介绍转让人程文明、张健账上的事实，与其关于通过中介人获得转让后760万元转让款中380万元作为感谢费用并已实际支付给中介人、余款380万元被原、被告各股东共同分配完毕的辩解意见相符，予以采信。并且将380万元作为中介费支付给程文明、张健也是影响到罗青周与龙施忠的利益，致使罗青周与龙施忠每人少分得76万元。从现有证据来看，如果不是当初有此约定，罗青周与龙施忠也不可能在也损害自身利益的情况下去支付程文明与张健介绍费。综上，被告罗青周、龙施忠根据凯源煤矿股东会议确定的转让款价格760万元与强盛公司签订转让协议，以及对转让款的收取、转让中介人感谢费用的支付、涉凯源煤矿诉讼权利的行使等相关事项，均系依据股东会议设立给二被告的权利而为，该系列行为并无不当，亦不存有隐瞒、侵吞涉案转让款的行为。基于原、被告通过股东会议对煤矿转让款进行结算并分配完毕的事实，该股东会议决议系股东协商一致、平等自愿达成并已实际履行，系原、被告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或社会公共利益，决议具有合同效力，对原、被告均具有约束力，双方应予遵循。综上，原告诉称其直至2017年5月凯里市人民法院通知其参加诉讼时方知煤矿实际转让款为760万元及其中的380万元为二被告隐瞒并私吞的陈述，与查明的事实不符，且原告并未作为该案当事人参加诉讼，故其主张二被告按股退还其228万元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对此不予支持，进而，对其利息的诉请亦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条、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三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九条第一款第（四）项、第六十三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雷邦贤、龙成富、吴子林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为39050元，由原告雷邦贤、龙成富、吴子林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予以确认。补充查明，2013年10月罗青周、龙施忠在罗青周的好友张健，及张健的好友程文明的协助下，与强盛公司签订了《煤矿转让协议书》，转让价格760万元，且罗青周应事前与张健达成的口头协议，将其中380万元作为中介费支付给了张健和程文明，程文明在转让凯源煤矿事宜中，负责联系买家，张健在其中负责协助罗青周、龙施忠与买家接洽，以及追讨尾款。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本案所涉居间关系是否存在恶意串通；2.涉案380万元是否系居间费，上诉人主张享有的份额228万元，是否应予支持。关于焦点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2013年10月罗青周、龙施忠在罗青周的好友张健，及张健的好友程文明的协助下，与强盛公司签订了《煤矿转让协议书》，转让价格760万元，且罗青周应事前与张健达成的口头协议，将其中380万元作为中介费支付给了张健和程文明。罗青周在庭询中陈述有关中介费的情况，以电话形式与三上诉人进行沟通协商，且是得到上诉人的同意而进行的，虽然三上诉人均否认了罗青周有电话与其进行沟通的事实，但在罗青周、龙施忠作为合伙人之一，且为实际执行凯源煤矿的转让事宜的合伙人，为了尽快处理好合伙事宜，找到张健、程文明促成凯源煤矿的转让，并支付相应的中介费的过程中，罗青周、龙施忠并示存在有私吞转让款的行为，且为了促成这笔买卖，罗青周、龙施忠也让渡了自己在凯源煤矿转让中享有的权益。结合本案合伙人经共同协商同意凯源煤矿转让的相关事实，故三上诉人提出不知情的辩解意见不符合常理，亦不符合客观事实，其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采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上诉人亦无涉案居间合同存在恶意串通的证据予以佐证，其上诉认为被上人存在侵占其凯源煤矿转让款，要求改判被上诉人连带退还的责任，并承担侵占期间利息，无事实依据，不符合法律规定，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根据查明的事实，2013年10月25日《凯里市凯源煤矿合伙人决议》，雷邦贤与胡胜秀的签名虽系罗青周所写，但罗青周、龙施忠确实按照该决议进行处理煤矿转让事宜。罗青周、龙施忠在起诉强盛公司支付转让尾款158万元过程中，又引发强盛公司提起行政诉讼，上诉人及罗青周作为第三人到庭参加了该行政诉讼审理过程，且上诉人及罗青周将《煤矿转让协议书》在该诉讼中作为证据提交，上诉人也在本院组织的庭询过程中，认可此时知晓《煤矿转让协议书》且转让价格为760万元的事实。根据2016年2月6日、2018年1月8日的两次股东会议内容，上诉人与罗青周、龙施忠共同对强盛公司支付的转让款在涉案诉讼前后均只对其中的380万元进行分配，并未提及罗青周打款给张健与程文明380万元转让费的问题，虽然上诉人在庭询中表示，“2016年2月6日分的账只是一个空数字，我们没有拿到钱，到了2018年的时候强盛公司已经把158万打过来了，我们担心如果提出来中介费的问题，是连这150万元都拿不到，所以暂时不提，先把第一次要分的账拿到手，过后再追讨。”但这并不能否认上诉人对《煤矿转让协议》约定的760万元中只有380万元属于凯源煤矿股东享有，由股东分配且转让费为380有限元认可的事实。故对于上诉人提出的上诉意见，与客观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关于焦点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条规定：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本案中，2013年10月罗青周、龙施忠在罗青周的好友张健，及张健的好友程文明的协助下，与强盛公司签订了《煤矿转让协议书》，程文明在转让凯源煤矿事宜中，负责联系买家，张健在其中负责协助罗青周、龙施忠与买家接洽，以及追讨尾款。且罗青周应事前与张健达成的口头协议，将其中380万元作为中介费分别于2013年10月31日向张健打款100万元；于2013年11月28日向张健打款200万元；于2013年11月8日，向程文明打款60万元；于2014年1月25日向程文明打款20万元。根据上述事实，张健和程文明是促成凯源煤矿转让的居间人，且委托人亦支付了380万元的报酬，符合居间合同的构成要件，故涉案380万元应属居间费，对于上诉人提出从未授权罗青周委托张健、程文明做中间人，并支付中间费，张健、程文明在本案中并非中间人，也未履行中间人义务的辩解意见，不符合客观事实，本院不予采信。因此，上诉人上诉要求改判被上诉人退还上诉人228万元，缺乏事实依据，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雷邦贤、龙成富、吴子林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9050元，由上诉人雷邦贤、龙成富、吴子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龙步昌审判员  陆小平审判员  刘志红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八日法官助理谢杰凰书记员龙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