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2民终141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阳，男，1998年3月29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明星，系贵州盈厚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2201210114811。上诉人（原审被告）：六盘水申鸿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钟山中路**石化大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200761391413F。法定代表人：沈桂仙，系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洪，系贵州屯恒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2200410368653。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虹，系贵州屯恒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明旭，男，1977年7月17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章恩波，系贵州兆孚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2200810297568。委托诉讼代理人：汪瑶，系贵州兆孚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2201711411113。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土建民，男，1978年4月1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六盘水中心支公司，，住所地：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明湖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200914654991B。负责人：廖良伟，系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玉霞，女，1977年9月4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上诉人王阳、六盘水申鸿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鸿公司”）与被上诉人王明旭、土建民、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六盘水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太平洋财险”）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黔0201民初3078号民事判决后，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六盘水中心支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审理后以（2019）黔02民终1025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审判决，将本案发回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人民法院重新审理。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重新审理后，作出（2019）黔0201民初3854号民事判决，王阳、申鸿公司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阳上诉请求：1.撤销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人民法院(2019)黔0201民初3854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王阳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本案应当属于保险责任范围，被上诉人太平洋财险应当在被上诉人王明旭应该承担的责任范围内承担赔付责任。首先，关于上诉人王阳是“第三者”还是“车上人员”的问题。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一条的规定，交强险保障的第三者为“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本案证据可以体现上诉人王阳是在跳离案涉车辆后被车辆碰倒，其在跳离所乘坐的车辆瞬间，其身份已经从“车上人员”转化为“第三者”。至于是何种原因导致“车上人员”在事故发生时置身于保险车辆之外，这并不影响其“第三者”的身份。一审判决查明了上诉人王阳是在跳车之后被所乘坐的车身碰撞摔倒，故此时王阳的身份已属“第三者”。同时，一审法院认定王明旭承担主要责任，即80%的责任。本案案由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而非雇佣关系的范畴，依照不告不理的原则，王明旭承担责任的部分，理应由其所驾驶车辆的保险公司在保险责任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判断保险公司是否承担保险责任不应当以是否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出险记录》为唯一判断依据，况且本案中有被上诉人太平洋财险出具的《出险车辆信息表》及交通警察大队出具的《事故证明》。二、本案定性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故因该事故所引发的后行为如雇佣关系、职务行为，不在本案审理范围。一审法院分析后判决由雇主承担责任，有悖本案审理的事实和范围。如若依照一审查明的事实，雇员承担的责任由雇主对外代为承担，同时该条规定了雇主承担责任之后可以向雇员追偿。在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时，当发生了如本案的特殊身份及受害人身份转化问题时，直接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一款之规定，与雇主承担责任后可向雇员追偿的规定而直接驳回王阳的全部诉讼请求无异，最终也是由雇员王明旭承担责任，如此保险公司就被转移至空旷之地，游走于法律之外，有违民法的公平原则之规定。三、对于上诉人王阳的各项费用简述如下：上诉人王阳因此次交通事故损失巨大，其于2018年3月29日已年满18周岁，误工费应得到支持。对上诉人王阳的精神病鉴定及劳动能力等级鉴定是维护其自身合法权益所作，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款规定，与本案有关联性。一审法院该未支持该两笔费用不当。住宿费有发票为依据，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的规定，应得到支持。交通费，上诉人王阳曾到上海进行治疗，后到云南昆明进行鉴定，一审判决支持的2000元交通费用过低，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酌情增加。王明旭、申鸿公司、土建民、太平洋财险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申鸿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人民法院（2019）黔0201民初3854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王阳对上诉人申鸿公司的诉讼请求。2.本案涉嫌虚假诉讼，请求二审人民法院查明事实后依职权移送立案侦查。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无证据证明本案机动车交通事故是否真实发生。王阳提供的拟证明发生机动车交通事故的证据有两份，一是纳雍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于2017年9月19日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另一份是太平洋财险出具的《出险车辆信息表》。该两份证据不仅不具备证据的基本法定要件，还对发生交通事故的时间的记载完全不一致、相互矛盾，不能证明是否发生过机动车交通事故。具体如下：1.从纳雍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内容来看，该事故证明没有进行任何现场或事后的调查，没有任何结论。该份事故证明没有任何证明效力，不能证明贵Ｂ×××**号车发生过道路交通事故。2.太平洋财险出具的《出险车辆信息表》上报案时间是2017年9月9日，记载的车辆出险时间为2017年9月8日7时6分53秒，同样没有现场勘查，也是在发生交通事故后第二天才报案。该份证据也不能证明贵Ｂ×××**号车发生过道路交通事故的事实。3.《道路交通事故证明》上记载发生交通事故的时间是2017年9月8日ｌ1时30分许，而《出险车辆信息表》上记载出险时间是2017年9月8日7时6分53秒。同一个交通事故，事故发生的时间公安机关与保险公司的记载不一致，相互矛盾，涉嫌造假。无论是交通警察部门，还是保险公司，均没有在事故发生的第一时间或事后到达事故现场，未进行现场调查及实地勘察。在根本不知道是否发生过交通事故的情况下，交通警察部门出具了没有任何结论不能证明任何事实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保险公司出具了《出险车辆信息表》，两份证据时间不一致，相互矛盾，均不能证明是否发生了交通事故。二、被上诉人王明旭一直称发生事故时车辆制动失灵，通过碰刮道路护栏才停下来。事实上贵Ｂ×××**号中型罐式货车车辆制动并无失灵及修理的记录。在王明旭称发生事故的第二天，该车安然无恙地到达油站卸油，无任何异常情况，车辆完好无损，在场收货的工作人员并未看到车辆有碰刮的痕迹。三、按照国家相关规定，运输油料的车辆全部安装了ＧＰＳ及监控记录，如果发生事故，调取ＧＰＳ及监控记录就能查清事实。但王明旭在报案后以非法手段获取事故证明，却故意不提供ＧＰＳ及监控记录，一直不提报案一事，直至一年后，相关ＧＰＳ及监控记录被覆盖无法调取后，才提起诉讼，意图诈骗保险公司和上诉人申鸿公司。四、王阳与王旭明系父子关系，在王阳因其他原因受伤的情况下，为达到减少自己损失、非法获取他人财物的目的，虚构贵Ｂ×××**号车发生交通事故，提起虚假诉讼，其行为已经涉嫌犯罪。王阳、王明旭、土建民、太平洋财险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王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依法判令被告王明旭、申鸿公司、土建民向原告连带赔偿：1.医疗费134211.54元；2.误工费28350元（105元/天×270天）；3.住院伙食补助费3200元（100元/天×32天）；4.护理费18900元（105元/天×180天）；5.营养费18000元（100元/天×180天）；6.残疾赔偿金29080元/年×30%×20年=174480元；7.交通费10000元；8.住宿费6000元；9.鉴定费4400元；10.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11.后期治疗费10000元,上述合计437541.54元；二、依法判令被告太平洋财险在其保险限额内承担连带支付责任；三、本案诉讼费由四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王阳与被告王明旭系父子关系。2017年9月8日11时30分，原告王阳乘坐被告王明旭驾驶的车牌号为贵Ｂ×××**号中型罐式货车，从水城运送汽油往纳雍方向行驶，当行驶至Ｓ307线235公里加400米处时，因车辆发生异常情况，被告王明旭让其子王阳跳车，致乘车人王阳跳车后被该车车身碰撞摔倒。事故发生时，被告并未当即报告交通警察及保险公司进行处理，而是在2017年9月9日7时10分方才报警处理。原告王阳受伤后被送至纳雍民康医院急救，因伤势过重于事故发生当日14时37分被送入贵州水矿控股集团责任有限责任公司总医院治疗，经诊断为：ｌ、弥漫性轴索损伤；2、外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3、左颞顶部硬膜外血肿；4、左颞顶骨骨折；5、双肺挫伤；6、双侧胸腔积液；7、左内踝骨折；8、全身多处皮肤软组织挫伤：9、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10、多器官功能衰竭；11、神经源性肺水肿。2017年9月19日，纳雍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因事故发生时未及时报警处理，故该交警部门并未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原告王阳于2017年10月10日出院，共住院32日。此后，原告王阳于2018年3月20日向昆明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提出对受伤后精神状态和劳动能力丧失程度鉴定的申请，该鉴定中心分别于2018年4月28日及2014年5月2日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其鉴定意见为：原告王阳为颅脑损伤所致神经精神障碍，认知功能受损，人格改变，社会功能轻度受损，八级伤残，部分丧失劳动能力。误工期270日，护理期180日，营养期180日,后续治疗费10000元。现原告王阳以事故发生后与四被告未就赔偿事宜达成协议，要求四被告支付各项赔偿费用为由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诉。另查明，被告王明旭与被告土建民系雇佣关系，其驾驶的贵Ｂ×××**号中型罐式货车的实际所有者为被告土建民，登记车主系被告申鸿公司，被告土建民挂靠该公司运营。事故发生时原告王阳系其父王明旭所要求押车人员，王阳无押运资质证。该车辆在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六盘水中心支公司购买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及神行车保特种车第三者责任险，其中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为500000元，保险期限自2017年5月6日起至2018年5月5日止，事故发生时尚在保险期限内。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该事故与被告申鸿公司是否有因果关系，原告诉请是否有事实及法律依据；2.四被告是否承担赔偿责任，应当按何种比例承担。首先，从事故发生后当事人陈述来看。原告虽陈述其系因为案涉车辆制动失灵，收到被告王明旭指令跳车却被车辆碰倒而受伤，但并无证据证明车辆系制动失灵，其跳车系紧急避险，亦未证明其报警处理的事实及认定发生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和责任划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及第九十一条第一款“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原告没有提供《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及相应的车辆鉴定制动情况的报告，故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其次，四被告承担何种责任的问题。交通事故发生时，原告王阳系被告王明旭所要求的案涉车辆的押车人员，但王明旭明知王阳并无押运证书，即无押运资质。且被告王明旭认可其指令跳车导致原告王阳受伤且未及时报警处理，故被告王明旭承担主要过错责任，即80%的责任。而原告王阳在跳车时应当对自己的安全尽到注意义务，其应承担次要责任，即20%的责任。关于被告土建民是否承担责任的问题。案涉车辆实际所有者为被告土建民，其与被告王明旭系雇佣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一款“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的规定，被告王明旭作为被告土建民的雇员，被告土建民未出庭，且未提供证据证明被告王明旭具有故意或重大过失，应当对被告王明旭从事特种车辆驾驶致人损害的行为承担赔偿责任。关于被告申鸿公司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本案中，案涉车辆系挂靠在被告申鸿公司，货源及管理均由被告申鸿公司统一安排，并签订合同收取管理费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以挂靠形式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被告申鸿公司理应承担赔偿责任。关于被告太平洋财险是否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也即是原告王阳是否符合交强险及特种车第三者责任险中的“第三者”的问题。事故发生当日，被告王明旭作为驾驶员，未及时报警处理，也并未同时报保险公司进行处理，而是在事故发生后第二天才报警处理。由于延迟报警，交警部门未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保险公司也未出具出险记录。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三条“本条例所称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是指由保险公司对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的强制性责任保险”及《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特种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第三条“本保险合同中的第三者是指因被保险机动车发生意外事故遭受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人，但不包括被保险机动车本车车上人员、被保险人”及第四条“本保险合同中的车上人员是指发生意外事故的瞬间，在被保险机动车车体内或车体上的人员，包括正在上下车的人员”的规定，原告王阳虽然是从车上跳下后被车撞伤，但其跳车行为给仅发生在一瞬间，不属于行人，乘客的身份并未改变，因此不属于交强险和特种车第三者责任险中的第三者，不在二保险赔付的范围内。故被告太平洋财险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对原告主张医疗费134211.54元，有发票在卷佐证，予以支持。对原告主张误工费28350元，因原告受伤前为在校大学生，其未提交因此次交通事故收入减少的依据，故不予支持。对原告主张住院伙食补助费3200元，因原告是在贵州水矿控股集团责任有限责任公司总医院进行治疗，该医院位于六盘水市内，故按照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出差伙食补助70元/天进行计算，即70元/天×32天为2240元，超出部分不予支持。对原告主张的护理费18900元,原告提交了《司法鉴定意见书》，该鉴定意见载明原告需要护理期180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规定，因原告未提供护理人员收入证明损失，参照贵州省统计局2018年4月4日公布的《2017贵州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统计数据，按居民服务、修理其他服务行业的职工年平均工资38568元/年计算，即38568元/365天×180天=19019元，原告主张并未超过该范围，予以支持。对原告主张的营养费1800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营养费根据受害人伤残情况参照医疗机构意见确定，原告未能提供医疗机构对于营养费意见，但原告因交通事故受伤，确实需要加强营养，根据《司法鉴定意见书》，原告经鉴定营养期为180天，酌情按照50元/天进行计算，即50元/天×180天=9000元，超出部分不予支持。对原告主张的残疾赔偿金174480元，原告经贵州医科大学司法鉴定所鉴定因交通事故受伤达八级伤残。原告提供的由垭口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居住证明，证实了原告从2014年9月15日-2018年1月17日在该辖区居住，证明原告在城镇居住满一年以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参照贵州省统计局2018年4月4日公布的《2017贵州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统计数据，按2017年贵州省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9080元/年计算，即29080元/年×20年×30%=174480元，原告主张未超过该范围予以支持。对原告主张的交通费10000元，原告未提供交通费票据，结合原告住院情况及鉴定地点，酌情支持2000元，超出部分不予支持。对原告主张的鉴定费4400元，原告2018年5月2日原告经昆明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2018]（临床）鉴字第AC157号、第AC158、AC15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共产生费用2600元，予以支持。对原告申请的劳动能力等级鉴定和精神病鉴定，因与本案无关联性，因鉴定产生的费用应由原告自行承担。对原告主张的住宿费6000元，因无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对原告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原告因伤致八级伤残，结合其伤情以及此次交通事故给原告造成的心理阴影，酌情予以支持10000元，超出部分不予支持。对原告主张后期治疗费10000元，原告提供《司法鉴定意见书》进行佐证，且为实际需要发生的费用，予以支持。据此，原告因本次事故受伤的合理损失为：医疗费134211.54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240.00元，营养费9000元，护理费19019元，残疾赔偿金174480.00元，精神抚慰金10000元，交通费2000元，鉴定费2600元，后续治疗费10000元，共计363550.54元。因原告王阳承担本次事故20%的责任，被告应当承担80%的责任，即各项金额共计290840.43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三条，《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特种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第三条、第四条之规定，作如下判决：一、被告土建民、六盘水申鸿实业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直接赔付原告王阳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营养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抚慰金、交通费、鉴定费、后期治疗费共计290840.43元；二、被告王明旭不承担责任；三、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六盘水中心支公司不承担责任。案件受理费7864元，由被告土建民、六盘水申鸿实业有限公司负担5227元，原告王阳负担2637元。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为查清案件事实，本院依职权向案外人王某作了询问笔录一份，到纳雍民康医院调取了王阳的门诊收费明细表一份。王阳、王明旭、申鸿公司、太平洋财险质证意见：对证据“三性”无异议。土建民质证意见：没有意见，真实性不能确定，因为我没有在现场，关联性不清楚。本院对以上证据分析认定如下：王某的询问笔录可以证实王阳是从王明旭驾驶的车辆上跳下，被车身挂倒在地受伤及王某用三轮车将王阳送到纳雍民康医院的事实。纳雍民康医院的门诊收费明细表可证实王阳被民康医院用救护车转院的事实。以上证据符合证据“三性”，本院予以确认。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1.一审认定的交通事故事实是否成立；2.王阳是否符合交强险及特种车第三者责任险中的“第三者”；3.一审关于王阳的误工费、鉴定费、住宿费、交通费的认定是否正确；4.申鸿公司在本案中应否承担责任。关于一审认定的交通事故事实是否成立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据此可知，民事案件事实的证明标准一般为高度盖然性。就本案而言，本案中有出险车辆信息表、纳雍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土建民陈述、证人王某证言、纳雍民康医院门诊收费明细表、出院诊断书、住院病历、司法鉴定意见书等证据能证实王阳之伤系交通事故所致，达到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上诉人申鸿公司虽然在一、二审中均认为本案交通事故事实不存在，但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反驳，故一审认定的交通事故的事实成立，上诉人申鸿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关于一审对王阳的误工费、鉴定费、住宿费、交通费的认定是否正确的问题。王阳受伤前是学生，并无证据证实其有收入，一审未支持误工费并无不当。王阳在交通事故发生后做了四个鉴定，一审法院采信了伤残等级鉴定、三期鉴定及后续治疗费鉴定，仅支持采信部分的鉴定费并无不当。上诉人王阳未向法院提交交通费用票据，一审法院根据本案实际情况酌情支持2000元无不当。上诉人王阳未向法院提供住宿费票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关于申鸿公司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以挂靠形式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经查，案涉车辆系挂靠在上诉人申鸿公司，货源及管理均由上诉人申鸿公司统一安排，并签订合同收取管理费用，上诉人申鸿公司应依法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其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王阳、六盘水申鸿实业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663元，由上诉人六盘水申鸿实业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7864元，由上诉人王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熊光敏审判员  王大权审判员  孙 岩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六日法官助理黄佑玲书记员王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