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民终33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相华，男，汉族，1974年2月2日出生，住湖北省武汉市汉**。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开健，男，汉族，1967年10月26日出生，住湖北省江陵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营文中，江苏衡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孝华，江苏衡圣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相华因与被上诉人何开健船舶租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武汉海事法院（2019）鄂72民初13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相华，被上诉人何开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营文中、李孝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相华上诉请求：1.撤销武汉海事法院（2019）鄂72民初134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1.被上诉人构成违约。双方租船协议约定按所载吨位付费，涉案船舶载货定额不符合合同约定，故不应按合同约定标准支付租金。涉案船舶因营运证过期、严重超载、配员不足、未安检等违法行为导致滞港十余天，上诉人未按合同约定时间支付租金不构成违约，而是行使合同履行抗辩权。2.被上诉人变卖涉案货物不符合留置权行使的程序，不仅违反法律规定，且侵犯上诉人合法权利，被上诉人变卖涉案货物价款不应抵偿租金。3.租期截止时间认定错误。涉案船舶于2019年7月23日前已实际到达目的港，被上诉人应及时交付货物，应以涉案船舶实际到达之日确定租期截止日期。4.一审判决遗漏相关事实。涉案船舶开航前，上诉人为船舶加柴油3吨，且被上诉人的《律师函》中明确提到尚有剩余柴油，而被上诉人拒绝上诉人登船测量。油料是双方合同的组成部分，一审法院应当依职权查明。涉案船舶剩余油料价值1万余元。何开健辩称，双方船舶租赁协议合法有效，上诉人未按合同约定支付租金，被上诉人依法行使留置权变卖货物抵扣租金，处理得当。关于船舶剩余燃油问题，被上诉人通知上诉人上船测量燃油数量，但上诉人不予配合。租期结束后剩余燃油已全部用完。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何开健向原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刘相华向何开健一次性支付租金10万元及利息（利息自2019年8月16日起以1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刘相华实际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刘相华承担。原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5月16日，何开健与刘相华签订《租船协议》，约定：1.刘相华承租何开健船舶从怀化运输砾石至城陵矶港，租船时间以月为单位，先签订三个月，船舶租金按所载吨位付费，850吨按月租6万元或950吨按月租65000元付费，每月必须以合同之日起，按时付清租费。2.必须保证开采有合法手续，如手续不合法出现政府扣船，即所有扣押行为包括海事例行检查等由刘相华负责。3.由于水域航道关系，船舶出现安全事故，如搁浅、碰撞及人力不可抗拒因素，保险赔付不足部分一概由刘相华负责。4.保证船舶足够干舷足够水深，大风、洪流、大雾刘相华不能强制船方冒险航行。协议签订之后，何开健以船舶“兴润068”轮进行砾石运输。2019年7月11日，“兴润068”轮到达目的地城陵矶港，刘相华收到船舶到港信息后通知何开健待9艘船舶全部到港后卸货。2019年7月23日，9艘船舶全部到港，因船舶租金给付纠纷，何开健并未卸货，其于2019年8月12日发出《律师函》，催告刘相华履行到期船舶租金债务，否则3日后变卖船载货物，并于2019年8月15日、16日两日以汤孟军名义变卖了本船及其他8艘船舶船载货物砾石，9艘船舶船载货物共同卖得货款464960元，何开健从中获款49860元。“兴润068”轮的《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船舶国籍证书》《内河船舶检验证书簿》及《船舶营业运输证》在船舶租用期间均合法有效，载货定额为580吨。何开健于2019年7月23日曾向海事部门、公安部门请求协调处理船舶租金纠纷，海事、水政水资源监察部门登船检查，未发现违法运输行为。因泄洪封航，船舶延迟到港22天时间。何开健收取预付船舶租金3万元。涉案船载货物砾石采购价格为52元／吨，变卖价格为60元／吨。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包括四个问题：一、本案合同效力问题。二、双方是否存在违约行为。三、船舶租金计算问题。四、出租人是否享有留置权及是否有权变卖船载货物抵扣租金问题。一、本案合同效力问题。原审法院认为，何开健提供了涉案运输船舶的《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船舶国籍证书》《内河船舶检验证书簿》《船舶营业运输证》，该四份证书在船舶租用期间均合法有效，涉案船舶能用于合法租赁经营。何开健与刘相华签订的《租船协议》内容亦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应认定《租船协议》成立、有效。刘相华辩称涉案运输船舶的《船舶营业运输证》逾期未年检或超越航区而导致合同无效，无事实依据，亦与法不符，不予支持。二、双方是否存在违约行为。原审法院认为，《租船协议》约定按月支付租金，至2019年7月23日止，船舶租期已逾两月，刘相华仅预付租金3万元，对余下租金未能及时结算、支付，存在违约行为。三、船舶租金计算问题。（一）租金标准。原审法院认为，刘相华在庭审答辩中并未对何开健主张的船舶租金计算标准提出异议，仅在代理词中提出船舶证书载重吨位不合约定，按照《租船协议》约定的标准即“850吨按月租6万元或950吨按月租65000元付费”，结合何开健提出的按月租6万元计算船舶租金的诉求，确定按月租6万元计算船舶租金。（二）应否扣除泄洪滞留时间。原审法院认为，《租船协议》约定双方按租期计算租金，而合同约定的保证船舶足够干舷足够水深，大风、洪流、大雾刘相华不能强制船方冒险航行等条款均系承租人刘相华（甲方）的义务，合同通过对承租人刘相华（甲方即用船人）权利的限制，对出租人（乙方即船方）民事权利进行了充分的保护。船舶到港前因泄洪封航滞留22天，如不将泄洪滞留时间从租期中扣除，将使双方利益严重失衡，对刘相华显失公平。根据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泄洪滞留的22天应当从船舶租期中扣除。刘相华辩称应当扣除泄洪滞留的22天，应予支持。刘相华辩称应当扣除滞港时间、非法营运时间，但其所举证据不能证明滞港、非法营运事实，故对刘相华的该项抗辩意见不予支持。（三）本案租期起止时间。本合同签订之日即为起租期，双方均予认可。对于租期止期日，何开健认为合同约定届满日2019年8月15日。刘相华认为本案合同因出租人营运证不合法而无效，即使计算租期，截止时间是到城陵矶港时间，船舶到达城陵矶港后是因为何开健拒绝卸货，船舶到港之后的损失应当由何开健自行承担。原审法院认为，何开健方船队第一批船舶于2019年7月11日到港后刘相华通知待9艘船舶全部到港后卸货，2019年7月23日9艘船舶全部到港；何开健于2019年7月23日曾向海事部门、公安部门请求协调处理船舶租金与卸货纠纷，何开健方船队代表与刘相华电话进行过沟通，因租金支付总额相差太大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故租期止期日为2019年7月23日。2019年7月23日后，何开健依法行使留置权，未再履行租用合同义务，不应计算船舶租期。为此，从2019年5月16日合同签订之日至2019年7月23日9艘船舶全部到港，共计68天。船舶到港前因遇到泄洪滞留22天，依法予以扣除，本案船舶租期为46天，按每月6万元计算，何开健应得船舶租金92000元。对于何开健诉请按三个月时间计算船舶租金的主张，不予支持。四、出租人是否享有留置权及是否有权变卖船载货物抵扣租金问题。原审法院认为，留置权是法定担保物权，条件一旦成就即成立。何开健因船舶租用合同合法占有货物，《租船协议》约定按月支付租金，至2019年7月23日止，刘相华仅预付租金3万元，已逾期两个月未结算、支付船舶租金，即刘相华对何开健的船舶租金债务已届履行期，何开健因此对船载货物享有留置权。何开健请委托代理人于2019年8月12日发出《律师函》，催告刘相华履行到期船舶租金债务，否则3日后变卖船载货物，并于2019年8月15日、16日两日自行变卖了本船及其他8艘船舶船载货物。其未与刘相华协商以留置物折价抵偿租金，也未经拍卖程序即直接变卖船载货物，行使留置权程序存在不当，而本院查明涉案船载货物砾石采购价格为52元／吨，变卖价格为60元／吨，何开健变卖船载货物行为未造成该留置物价值贬损。刘相华辩称何开健非法行使留置权，但未能举证证明船载货物数量、价值，故对其提出的何开健违法行使留置权程序给其造成船载货物价值贬损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准予何开健按变卖船载货物价款抵偿租金。综上，何开健与刘相华签订的《租船协议》成立、有效，刘相华在履约过程中存在违约行为，根据《租船协议》约定与何开健主张的船舶租金标准和扣除泄洪滞留时间后确定的船舶租赁时间，刘相华应付船舶租金为92000元，而何开健已收取租金3万元和变卖船载货物获款49860元，刘相华尚应支付船舶租金12140元（92000－30000－49860）。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三十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刘相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何开健支付船舶租金12140元。二、驳回何开健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何开健负担2021元，刘相华负担279元。在本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综合当事人上诉、答辩意见，本院归纳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被上诉人是否存在违约行为？2.被上诉人变卖船上货物是否合法？3.租期截止时间认定是否错误？4.一审是否遗漏基本事实？对此，本院分别评述如下：一、被上诉人是否存在违约行为的问题1.涉案船舶装载吨位是否符合合同约定的问题本院认为，包括本案船舶在内的9只涉案船舶中，即使有部分船舶核定载重量不符合约定的装载吨位，但刘相华陈述每条船实际装载900余吨，证明涉案船舶实际上均已按照合同约定完成了运载义务，未影响合同义务的履行。一审法院依据双方约定的“850吨按月租6万元”的标准确定本案船舶月租金6万元，并无不当。刘相华主张涉案船舶未达到约定装载吨位构成违约，理由不能成立。关于涉案船舶是否超载、是否应受相应行政处罚的问题，属于相关行政部门主管范围，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2.刘相华未按合同约定支付租金是否构成合理抗辩的问题本院认为，刘相华未按合同约定支付租金，已构成违约。刘相华二审庭审中陈述涉案船舶由于超载、未安检、配员不足等导致遭遇洪水期，但一审已经针对泄洪期扣减了22天租期。刘相华主张该扣减天数不够，另因营运证过期、船方不肯上行装载货物导致滞留10余天亦应扣减，但未提供相应证据。一审中刘相华提供的证人未出庭作证，一审未支持刘相华该主张，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刘相华主张因被上诉人违约导致运输期限延长、其未按合同约定支付租金属合理抗辩、不构成违约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二、被上诉人变卖船上货物是否合法的问题本院认为，涉案船舶到港后已及时向刘相华进行报港，刘相华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作出卸货要求。双方因租金问题发生纠纷后，刘相华未及时协商解决并支付租金，构成违约。刘相华对涉案船舶租金的履行期已届满，被上诉人对涉案货物享有留置权。在被上诉人委托律师于2019年8月12日发出《律师函》，催告刘相华履行债务、否则3日后变卖船载货物后，刘相华依然未积极履行债务，被上诉人变卖涉案货物抵扣租金无明显不当。且若不及时处理船上货物将造成损失的继续扩大，该处置行为对刘相华有利。被上诉人按照每吨60元的单价处置涉案货物，与刘相华主张的单价68元相比，差距不大，符合市场行情，在合理波动范围之内，不存在低价变卖导致货物价值贬损的问题，未损害刘相华合法权益。三、租期截止时间认定问题本院认为，涉案船舶在2019年7月23日以前陆续到港并报港，刘相华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及时下达了卸货通知。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称刘相华通知涉案船舶全部到港后卸货，对此，刘相华未提出异议。2019年7月23日，涉案船舶全部到港后，双方因租金及卸货发生争议，被上诉人向海事部门、公安部门报案，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据此，一审法院认定租期截止日期为2019年7月23日，并无不当。四、一审是否遗漏基本事实的问题一审法院应当在当事人主张的范围内进行审理。本案一审中，刘相华未提出涉案船舶上有剩余燃油及应以该价值抵扣租金的主张，一审法院对相关事实未予审理、认定，不属于遗漏事实。二审中刘相华提出该主张，但未提供证据证明涉案船舶上存油的具体数量，本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综上，刘相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79元，由上诉人刘相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邬文俊审判员  周冬丽审判员  马文艳二〇二〇年九月九日法官助理陈银华书记员  杨 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