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2民终158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高发军，男，1972年5月12日生，汉族，住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文胜，系贵州祥紫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2200310351172。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江剑，系贵州祥紫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2201810035172。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六盘水市双水工业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水城县双水新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2212147419984。法定代表人：李**轩，系该公司总经理。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贾应华，系贵州矩墨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2201010658212。一般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尧，系贵州矩墨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2202010215227。上诉人高发军因与被上诉人六盘水市双水工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水工业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水城县人民法院（2020）黔0221民初1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高发军上诉请求：依法撤销贵州省水城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黔0221民初186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确认上诉人以范永长名义与被上诉人于2006年4月29日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契约》系无效合同。事实和理由：一、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房地产买卖的真实意思表示。上诉人与案外人杨礼建在串通销售自建的房产时，上诉人与杨礼建把握着被上诉人经营管理权，签订《购房协议》与《房地产买卖契约》并非被上诉人真实意思表示，只是基于上诉人与杨礼建为套取国有资产进行侵吞，而需要借用被上诉人的名义。换言之，被上诉人只是上诉人与杨礼建通谋犯罪的一个手段，交易行为本身便是非法的。虽被上诉人在原审中抗辩在(2012)黔高刑二终字第59号刑事案件中人民法院未否认《房地产买卖契约》的效力，但不应当就认为该契约是有效的，因为刑事审判不会审查民事案件关于合同效力的问题。二、上诉人与杨礼建虚构“范永长”与被上诉人签订《购房协议》、《房地产买卖契约》已严重违反《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1、本案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的利益的事实。上诉人时任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其行为是代理被上诉人行使公司职权，上诉人与杨礼建共同合谋隐瞒事实形成《房地产买卖契约》的行为属于民法中“自己代理”的行为，侵害公司利益。2、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事实。涉案房屋未取得规划许可、建设施工许可证，办理不了房屋产权手续，该协议应当为无效协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下列房地产不得转让：（一）以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不符合本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的条件的；（六）未依法登记领取权属证书的；该法第三十九条规定，以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房地产时，应当符合下列条件：转让房地产时房屋已经建成的，还应当持有房屋所有权证书。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签订合同之时，处于无办公场所及经营场所的状况，作为国有企业需办公室购买房产，资金来源于国有资金，应按法律规定的相关规定进行采购，涉案合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的规定，即政府采购当事人不得相互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其他当事人的合法利益；不得以任何手段排斥其他供应商参与竞争；以及必须招投标的项目而未进行招投标的。涉案房屋的非法交易行为违反了其他法律的效力性强制规定。3、本案系上诉人与杨礼建通谋，企图用看似合法的民事合同来掩盖非法侵吞国有资产的目的。如果认定《房地产买卖契约》有效，将会导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买卖非法标的物的行为被合法化，那么非法标的物本身会被合法交易行为合法化。但实际上，非法交易的行为不仅侵犯了某些部门的法律权利，也严重损害了公共法律利益。三、原审人民法院认定《房地产买卖契约》未侵害被上诉人的利益是错误的。涉案房屋有共同所有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下列房地产，不得转让：（四）共有房地产，未经其他共有人书面同意的；（五）权属有争议的；（六）未依法登记领取权属证书的。本案中，涉案房屋至今没有全部交付给被上诉人，其理由为涉案房屋一部分为其他人修建，这样侵犯了其他共有人的合法权益，上诉人无权代表其他人进行处置，其行为也是违反法律规定。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双水工业公司辩称，一、上诉人主张不存在买卖房屋的真实意思表示与事实不符。双水工业公司提出购买房屋的要求实为要约，上诉人高发军与杨礼建以范永长名义出售房屋实为承诺，双方经过多次协商签订了《房地产买卖契约》。上诉人高发军与案外人杨礼建出售房屋的具体动机，与评价案涉房屋买卖关系中的意思表示是否真实没有任何关系，不应以此否认双方意思表示的真实性。二、上诉人认为案涉房屋的交易行为违反了其他法律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理由不能成立。1、上诉人主张本案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和第三人的利益，又主张所谓“自己代理”，是罔顾事实的诡辩。被上诉人双水工业公司并未与上诉人恶意串通，且实际支付了全部房款，并未得到任何非法利益。虽然上诉人高发军与案外人杨礼建共同对被上诉人进行欺诈，两人之间存在恶意串通，但该恶意串通指向的是主体为高发军、案外人杨礼建自行建立的口头合同关系，并非指向双水工业公司、范永长签订的《房屋买卖契约》的合同关系，上诉人实际是以另一法律关系无效来主张本案《房屋买卖契约》无效。上诉人所谓“自己代理”行为实质是《公司法》规制的自我交易行为。《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没有明确规定违反该条规定的合同是无效合同，其关于责任承担的规定也是所得收入归公司所有，而非无效导致的恢复原状责任。其次，从交易安全保护的角度看，该规定禁止的是董事、高管一方为自我交易的行为，而不是对双方行为的禁止。本案《房地产买卖契约》仅涉及双水工业公司的特定利益，不宜简单认为本案自我交易形成的合同绝对无效。且《房地产买卖契约》已经实际履行多年，案涉房产价值已经发生显著变化，为避免浪费社会成本，亦应维持合同的效力。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的规定是法律对房屋出卖人的强制性要求，是管理性的，但其效力范围仅及于房屋出卖人而不及于合同的相对方即买受人，因此该项规定应当属于管理性规范而非效力性规范，不应作为认定合同效力的依据。另外，根据《物权法》第十五条规定，上诉人所主张的情况不影响合同效力。被上诉人双水工业公司作为国有企业，并非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并不属于《政府采购法》约束的主体范围，不应当以本法作为裁判本案交易行为的法律。3、依照《招投标法》第三条规定，强制性规制的招投标法律关系为相应的工程建设项目，而本案属于买卖合同关系，并非法律所规定必须进行招标的工程建设项目关系，不应当以《招投标法》对本案的交易行为进行规制。4、双水工业公司订立合同时显然不存在与高发军、杨礼建共谋的意思，本案不属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5、即使涉案房屋可能被认定为违法建筑，上诉人作为实际建造人对该建筑也享有不动产所有权。虽然可能因此无法办理物权登记，但无法登记也只能导致物权不能转移，转让的房屋是否属于违法建筑并不是导致合同无效的法定因素。另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规定，本案房屋交付被上诉人使用已经近15年，相关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从未对之认定为“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影响的”违法建筑，也未要求限期拆除，当然亦不应因此就认定本案《房地产买卖契约》无效。三、上诉人主张涉案房屋存在其他共同共有人、涉案房屋未全部交付给被上诉人不能成立，亦不影响合同效力。根据《物权法》第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以及《民法典》第五百九十七条规定，即使因存在共同共有人使得上诉人没有取得案涉房产处分权，也并不影响本案《房地产买卖契约》的合同效力。四、上诉人主张《房地产买卖契约》无效是恶意诉讼行为。上诉人售房并交付被上诉人实际使用已接近15年，案涉房产早已大幅值，上诉人意图通过曲解利用合同无效规则，企图借用司法资源获取不正当利益，有悖于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序良俗原则，是典型的恶意诉讼行为。综上所述，请求依法驳回其诉请。高发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依法确认原告以范永长名义与被告于2006年4月29日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契约》系无效合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6年1月23日，原告高发军与案外人杨礼建以“范永长”名义作为甲方与被告双水工业公司作为乙方签订《购房协议》，约定：乙方预付贰佰万元（￥2000000）购买甲方位于水城县双水新区，该房建于2005年、为混合结构、共六层、总建筑面积2182.95平方米；甲方自建楼的土地、规划、房产等相关证件齐备，且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在进行交易后，由甲方协助乙方办理相关的过户手续，手续费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各自承担；由乙方委托相关资质机构对该栋买卖楼房进行价值评估，双方在最终评估价格的基础上协商交易价格。后被告双水工业公司转账200万元预付款到高发军以范永长名义开户的账上。案涉房屋经被告双水工业公司委托评估，评估价格为2508140.44元。2006年4月29日，原告高发军与案外人杨礼建又以“范永长”名义作为甲方与被告双水工业公司作为乙方签订《房地产买卖契约》，约定：甲方自愿将坐落在双水新区水黄路西侧的房产出售给乙方，房产成交价格为人民币（大写）叁佰贰拾叁万零捌佰捌拾贰元肆角（￥3230882.40）元；双方同意办理完毕房屋过户手续后，甲方将上述房产证件正式交付给乙方，乙方将购买房款一次性付清，付款方式为转账；房屋移交给乙方时，其建筑物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一并移转给乙方；该契约同时还对房产过户税费承担等作出了约定。后被告双水工业公司将房屋尾款1230882.40元支付给原告高发军。之后，原告高发军与案外人杨礼建因涉嫌贪污、受贿、挪用公款一案被起诉，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4月28日作出的（2011）黔六中刑一初字第00049号刑事判决书及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10月26日作出的（2012）黔高刑二终字第59号刑事裁定书均认定：高发军、杨礼建将自己修建的办公楼出卖给双水工业公司的过程中，经共谋后利用各自的职务便利，操纵双水工业公司将收购自己修建的办公楼的价格提高了72.2742万元，借此将72.2742万元公款非法侵吞，二人的行为构成贪污罪。现原告高发军以其与案外人杨礼建恶意串通并套取国家资产，主张其与被告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契约》为无效合同为由，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案涉《房地产买卖契约》是否有效的问题。关于原告认为《房地产买卖契约》具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形，依法应认定为无效的主张。经审查，订立合同的双方具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意，才能据此认定合同无效，也就是说，一方当事人虽然具有以订立合同的方式实施犯罪行为的非法目的，但对方不知情，或者双方间没有通谋的虚假意思表示，便不足以认定构成“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本案中，虽然刑事诉讼业已认定高发军与案外人杨礼建的行为系合谋利用职务便利非法侵吞公款，但并未认定双水工业公司也涉嫌与其二人共同实施犯罪，因此，原告据此主张涉案《房地产买卖契约》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关于原告认为案涉《房地产买卖契约》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的情形，依法应认定为无效的主张。案涉《房地产买卖契约》是否侵犯国家利益，首先要明确国有企业利益是否属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国家利益。该条规定中的国家利益主要是指国家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安全利益等，而不应当包括某个具体国有企业的物质利益。因为合同法是调整平等主体间财产流转关系的法律，各类市场主体间法律地位平等，其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虽然国有企业是我国重要的市场主体之一，但根据平等原则，合同法并未对国有企业利益进行有别于其他市场主体的特别保护。其次，如果将国有企业利益视为国家利益从而主张适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一旦发生国有企业利益受损均可基于该条法律规定主张合同无效，将会严重影响市场交易安全与稳定，破坏交易秩序。双水工业公司虽系国有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但作为普通的企业法人，应当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并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因此，其利益不能被认定为国家利益，原告据此主张无效的理由亦不能成立。《房地产买卖契约》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应属无效的情形，应系有效。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高发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0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30元，由原告高发军负担（原告已预交）。二审中，上诉人高发军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一、贵州省不动产登记查询结果单、六盘水市自然资源局关于鉴鑫超市（高发军）办理工程规划许可证的情况说明、水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鉴鑫超市（高发军）相关情况说明，证明高发军以虚拟的范永长名义与被上诉人于2006年4月29日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契约》中约定的房产未取得不动产权证，也未办理工程规划许可证及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本案交易的房屋系不合法的建筑物，以交易不合法的房屋而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契约》本身违法，应属无效合同。被上诉人双水工业公司质证认为，对贵州省不动产登记查询结果单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其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上诉人调取的查询单上无任何信息，但是上诉人一审中提交的第五组证据有涉案房产相关土地权属信息，与上诉人提交的登记查询结果单互相矛盾。对六盘水市自然资源局出具的情况说明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该组证据仅能表明六盘水市自然资源局未办理工程规划许可证，但不能证明原有关规划部门是否办理了规划许可手续。对水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出具的相关情况说明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其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该组证据仅能表明水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未办理工程施工许可证，但不能证明原有关部门是否办理了施工许可证。二、结婚证复印件，证明高发军与饶霞系夫妻关系，双方于2000年1月19日登记结婚，本案房屋修建于2005年，属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高发军私自出卖房屋，共有人饶霞至今未同意处置该房产。被上诉人双水工业公司质证认为，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无法发表意见，也达不到上诉人证明目的。若法院认为高发军的婚姻情况关系本案的审理，请法院依职权核实并以法院的核实情况为准。三、（2020）黔02民终1583号律师调查令，证明为核实案涉《房地产买卖契约》的签订是否有政府批复文件，高发军向法院申请律师调查令，经向水城县人民政府查实本案《房地产买卖契约》确无有关批复文件，但水城县人民政府以无批复文件，所以无需出具相关情况说明为由，未向上诉人出具情况说明。被上诉人双水工业公司质证认为，对该组证据合法性、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不能体现上诉人陈述的内容，也不能其证明目的。被上诉人双水工业公司二审未提交新证据。经审查，对上诉人提交的第一组证据三性予以确认，但不能证明诉争买卖契约无效；对第二组证据三性予以确认，但仅从该结婚证并不能达到上诉人证明目的，对证明目的不予采信；第三组证据仅是上诉人向本院申请后本院出具的律师调查令，并不属于本案证据范围，也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上诉人主张诉争买卖契约系无效协议的上诉请求是否成立。上诉人主张案涉买卖契约损害了被上诉人利益，被上诉人系国有企业，故该契约应为无效。对于该主张，一审法院已经对国有企业利益及国家利益进行了详细阐述和说明，二审不再重复赘述。对于上诉人主张其与杨礼健是以合法形式达到掩盖套取国家款项的非法目的，但本案中系上诉人与杨礼健串通将价格提高，没有证据证明是被上诉人与上诉人恶意串通。对于上诉人主张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规定案涉房屋未取得规划许可、建设施工许可应为无效，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并不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对于上诉人主张案涉契约属于非法交易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问题，本案没有证据证明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进行非法交易，且公共利益一般是指关系到全体社会成员或社会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作为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进行的有偿转让，并没有损害全体社会成员或社会不特定当事人利益，也不存在上诉人主张的损害了某些法律部门权利。对于上诉人认为案涉协议损害了其他共有人权利问题，一审法院已经作出说明，另已生效的刑事判决书中认定涉案房屋最初是上诉人拟修建的私人房屋，但实际共有人具体包括哪些人并无证据印证，且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故即使存在未经部分共有人同意的情形，也不导致案涉《房地产买卖契约》无效。综上所述，上诉人高发军的上诉请求及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0元，由上诉人高发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罗 敏审判员 马功云审判员 杨 梅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八日法官助理徐严书记员王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