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吉24民终101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省泸县加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泸县加明镇。法定代表人：杜建勋，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红兵，上海市锦天城（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楠楠，上海市锦天城（长春）律师事务所。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闫玉山，男，1976年7月19日出生，现住辽宁省宽甸满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延君，吉林敦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蒲雷，男，1971年12月5日出生，现住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鸿钧，吉林瀛安鸿鑫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四川省泸县加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加明公司）与被上诉人闫玉山、蒲雷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敦化市人民法院（2019）吉2403民初27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加明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敦化市人民法院（2019）吉2403民初2744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闫玉山对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请求判令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等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应当依法撤销原判决并改判。（一）一审法院认定的法律关系前后存在矛盾，违背本案客观事实，系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既已认定案涉项目系由罗谟华转包给蒲雷，又无中生有认定蒲雷与上诉人之间系挂靠关系。（二）上诉人从未认可向蒲雷出借过上诉人的资质，本案中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与蒲雷系挂靠关系。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认可蒲雷借用上诉人资质与庭审查明的事实严重不符。（三）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闫玉山之间不存在租赁合同关系。蒲雷与闫玉山之间签订的《机械租赁合同》中虽然载明甲方系四川省泸县加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但该份《机械租赁合同》上并无上诉人的签章，仅有蒲雷在甲方代表处签字，上诉人与蒲雷以及闫玉山均素不相识，也未对蒲雷出具过任何授权文件，蒲雷无权代表上诉人与闫玉山签订该份合同，该份合同针对上诉人而言自始不成立，更不能对上诉人产生任何法律效力。蒲雷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依法撤销原判决并改判。（一）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四条之规定认定上诉人为共同诉讼人以及共同义务人，系适用法律错误。1.上诉人与蒲雷之间并不存在挂靠关系，案涉项目是由案外人罗谟华借用上诉人的资质承揽的项目，与上诉人存在挂靠关系的系罗谟华，并非蒲雷。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四条系挂靠关系中如何确定共同诉讼当事人的程序性规定，并非判断挂靠关系当事人之间如何承担民事责任的实体法律规定。（二）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之规定认定上诉人应当承担共同支付义务，系适用法律错误。1.本案系租赁合同纠纷，并非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审法院依据该司法解释作为认定上诉人应当承担支付义务的法律依据明显系适用法律错误。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之规定，因罗谟华借用了上诉人的资质承揽了工程项目并签订了相关施工合同，导致相关施工合同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因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闫玉山并不存在任何合同关系，上诉人与罗谟华之间的挂靠关系即便被认定无效，也不能成为被上诉人闫玉山要求上诉人承担支付租金的法律依据。3.一审法院还错误地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根据该条规定，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仅仅是承包人有权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本案中，闫玉山既不是案涉工程项目的承包人，且其主张的也并非工程款，加明公司与闫玉山之间也未签订过任何合同，故一审法院依据该条判令上诉人支付租金明显不符合法律规定。4.一审法院关于无效合同的法律后果理解错误。闫玉山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予驳回。蒲雷辩称：对原审判决认定的数额没有异议，蒲雷是代表上诉人加明公司与闫玉山签订的书面合同，加明公司是给付租赁费的义务主体，所以蒲雷不应该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闫玉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加明公司、蒲雷给付机械租赁款50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四工程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水十四局）就承建的吉林敦化抽水蓄能电站机电安装工程混凝土工程进行招标，中标的昌泰公司将工程分为二个标段，1标段劳务转包给重庆才久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才久公司），负责人罗谟华将1标段劳务工程包给蒲雷。2017年9月，才久公司被中水十四局清退，该工程借用加明公司的资质继续施工。2018年4月1日，蒲雷以加明公司名义与闫玉山签订《机械租赁合同》，合同约定：“承租方：四川省泸县加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出租方：闫玉山租赁时间：2018年4月1日至2019年1月31日，租赁单价：欧曼310型自卸汽车：350元/车；厦工956铲车：260元/车；豪沃290型拖车：1000元/趟；卡特320型挖掘机：450元/小时；混凝土罐车：200元/小时、20000元/月（包月使用）。结算方式：按合同约定根据机械设备的使用时间和单价于2019年1月31日前一次性结清付款”。蒲雷与闫玉山在《机械租赁合同》中签名。2019年1月31日，蒲雷与闫玉山签订《2018年结算单》及《2018年机械台时统计表》，结算结果为2019年1月31日前应支付给闫玉山合计金额433396元。一审法院认为，蒲雷在负责施工敦化抽水蓄能电站机电安装工程混凝土工程（1标段）过程中，租赁了闫玉山的翻斗车、钩机、罐车等机械，因加明公司与蒲雷负责施工的敦化抽水蓄能电站机电安装工程混凝土工程系挂靠关系，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十四条关于“以挂靠形式从事民事活动，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的，该挂靠人和被挂靠人为共同诉讼人”规定，闫玉山可以两被告为共同诉讼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项关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无效：（二）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的”规定，上述司法解释对建设施工合同的施工人的资质作出了刚性要求以确保建设施工的建筑物符合质量要求，即对于建设施工合同，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的应认定无效。虽然本案闫玉山与两被告之间是租赁合同关系而非建设施工合同关系，但总体而言，建设施工合同的履行，必然包含采购建筑材料、租赁机器等合同的履行，因此，挂靠行为的本身是违法的，而对这种无效合同的处理方式，并不是对合同的所有内容均按无效处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据此，对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还是依法支持的，本案闫玉山所要求给付的租赁款项应予支持，加明公司与蒲雷是涉案租赁合同的共同义务人。综上，加明公司与蒲雷之间是挂靠关系，是共同义务人，应由蒲雷与加明公司共同给付闫玉山租赁款433396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二条、第二百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十四条规定，判决：蒲雷、四川省泸县加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立即给付闫玉山租赁款433396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蒲雷、四川省泸县加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共同负担。二审中，加明公司提供以下证据：证据1.（2020）吉24民终216号案件中蒲雷提交的民事上诉状。证明：蒲雷在李兰海案中已经认可出租设备方与加明公司之间未签过租赁合同，加明公司不应承担给付义务。本案与李兰海案案情一致，根据蒲雷的真实意思表示，是蒲雷与设备出租方建立了租赁合同关系，加明公司不应承担给付义务。蒲雷质证称，对李兰海案中蒲雷的民事上诉状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蒲雷认为李兰海案件中蒲雷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所以撤回了上诉。现在蒲雷认为是按本案中的答辩理由，由加明公司承担费用。闫玉山质证称，（2020）吉24民终216号案件上诉人为加明公司，蒲雷并没有上诉，是否是蒲雷书写的无法考究，该证据为复印件真实性无法确认。证据2.工程目标管理责任书、工程专业施工分包合同。证明：加明公司与罗谟华之间为挂靠关系，罗谟华与蒲雷之间为转包关系，加明公司与蒲雷之间无任何关系，也不存在蒲雷有权代表加明公司施工和管理的情况。蒲雷质证称，对工程目标管理责任书的真实性有异议。该责任书是时间倒签的，所以不能认定该责任书内容的真实性。对工程施工专业分包合同真实性需要和蒲雷本人核实。但是该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想要证明的内容。2017年9月份之后才久公司已经撤出涉案项目的施工，蒲雷是代表加明公司进行施工。闫玉山质证称，目标责任书是复印件，也没有加明公司的公章，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无法证明上诉人想要证明的目的。另外，该份目标责任书在一审庭审时就已经存在，上诉人一审时没有递交，二审法庭不应当组织质证。工程施工专业分包合同是虚假的，蒲雷在2019年10月22日李兰海诉蒲雷、加明公司庭审时，蒲雷自认没有与罗谟华签订过书面合同，说明这份分包合同是不存在的。即使存在，那么根据法律规定一审已经存在的证据，当事人没有提交，二审不应该组织听证。上述两份证据证明不了上诉人要证明的问题，所以被上诉人要求追究虚假证据的法律责任。证据3.工程款项银行业务回单。证明：加明公司已经将从总包单位中水十四局获得的工程款扣除部分管理费后，全部转至罗谟华指定的项目经理处，没有发生过一笔向蒲雷支付款项的情况。上诉人与罗谟华之间系挂靠关系，与蒲雷之间无任何法律关系，被上诉人主张的蒲雷挂靠加明公司或蒲雷代表加明公司不能成立。蒲雷质证称，对于上诉人提供的罗谟华签字的承诺书的真实性有异议，对银行转账的真实性无异议。中水十四局将钱款转给加明公司，加明公司将款转给其委托的项目经理张光发，张光发将钱款转给蒲雷，对此不持异议。张光发委派蒲雷从事现场管理，蒲雷是代表加明公司从事工程管理，通过转款过程可以证实这一点，蒲雷从事的还是一个职务的行为。闫玉山质证称，对于上诉人提供的罗谟华签字的承诺书的真实性及要证明的问题均有异议。该承诺书与敦化市劳动监察大队卷宗的证据相矛盾，罗谟华本人也未出庭。所以该承诺书不能证明上诉人要证明的目的。对工商银行、农业银行的转账凭证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上诉人的主张。蒲雷向本院提供一组证据：1.授权单位为加明公司，受托人为张光发的授权委托书；2.电子回单5份。授权委托书证明吉林敦化抽水蓄能电站机电安装工程，混凝土工程项目1标段施工专业分包合同中的项目负责人是张光发，蒲雷是接受项目负责人张光发的指派从事现场施工管理，进一步说明蒲雷是代表加明公司对外签订的租赁合同。电子回单证明中水十四局向加明公司拨付工程款的事实。说明蒲雷是代表加明公司从事职务行为，加明公司才是支付租赁费的义务主体。加明公司质证称，对授权委托书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对证据的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即便证据内容真实，也不能证明加明公司向蒲雷做出了授权，蒲雷无权代表加明公司对外从事民事法律行为。电子回单不能体现出与蒲雷有任何关联，不能证明蒲雷想要证明的目的。闫玉山质证称，对授权委托书的真实性无异议。电子回单能够证明中水十四局向加明公司支付款项的事实。从时间上来看，说明租赁期间，中水十四局的工程是以加明公司的名义施工的，加明公司应当承担给付义务。闫玉山向本院申请调取敦化市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处理敦化抽水蓄能电站项目部关于劳动监察所涉材料。证明：张光发作为加明公司的代表人与中水十四局签订合同，该授权为特别授权，并无权转委托，委托期限从2017年8月25日至工程竣工。并不存在罗谟华挂靠的事实。在加明公司向劳动监察大队出具的情况说明及承诺书当中，均可以说明该工程系加明公司进行施工的，蒲雷是代表加明公司的名义招聘工人租赁设备。张光发的笔录更加说明了这样的事实。蒲雷的行为即为加明公司的行为，应当由加明公司承担给付义务。加明公司质证称，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关联性有异议。1.授权委托书中明确载明加明公司是向中水十四局出具的授权，其具有一定的相对性，仅对中水十四局授权由罗谟华指定的项目经理张光发履行专业分包合同，并不意味着张光发有权代表加明公司授权他人签订合同或形成法律关系。该授权委托书中明确载明受托人无权转委托，也证明了张光发无权代表加明公司授权蒲雷或其他人签订合同；2.情况说明当中提及的自购材料及设备为罗谟华所有的材料及设备，用以担保中水十四局代偿的农民工工资，结合罗谟华与加明公司的挂靠关系不能够证明案涉工程就是由加明公司自行施工，并且也不能证明在案涉的租赁合同签订当时，蒲雷有权代表加明公司对外签订合同；3.对证据当中的蒲雷、张光发等人的询问笔录不能证明张光发有权授权蒲雷以加明公司名义对外签订合同，蒲雷无权代表加明公司；4.案涉纠纷为租赁合同纠纷，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在租赁合同签订当时，蒲雷与加明公司之间有任何法律或事实上的关系，足以让闫玉山相信蒲雷系挂靠加明公司或代表加明公司。劳动监察的处罚时间为2019年1月22日，案涉合同形成时间为2018年4月，不能以此证明在租赁合同签订当时，蒲雷有权代表加明公司。案涉租赁合同未加盖加明公司公章，也无张光发的签字，更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加明公司或张光发在合同签订同时对蒲雷进行了授权，且结算表及对账单中，闫玉山明确记载是向蒲老板出具并未体现出和加明公司有关，基于合同相对性，加明公司不对蒲雷与闫玉山之间的租赁关系承担任何责任。蒲雷质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证明四个事实：1.张光发是涉案项目的项目经理；2.施工的工人是蒲雷招聘的，蒲雷没有劳务资质；3.蒲雷代表加明公司从事工程管理；4.蒲雷招用工人的工资是中水十四局代加明公司支付的，工资的付款义务人是加明公司，包括机械设备租赁的费用付款义务人也是加明公司，人工费和租赁费款项性质一致，不可能分割。说明蒲雷是代表加明公司从事工程管理，加明公司是支付设备款和租赁费的义务人。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于加明公司所举证据1，蒲雷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证据本身无法证明本案待证事实，故对证明内容不予采纳。对于加明公司所举证据2，蒲雷、闫玉山对工程目标管理责任书的真实性有异议，且因该合同相对方系案外人罗谟华，无法核实该证据的真实性，故对该证据不予采信；对工程专业施工分包合同，闫玉山对其真实性有异议，因该合同双方为案外人罗谟华及蒲雷，加明公司亦未能提供其他证据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佐证，故其真实性无法确认，不予采信。对于加明公司所举证据3，闫玉山对其真实性有异议，因该承诺书系案外人罗谟华签署，无法核实该证据的真实性，对承诺书不予采信；蒲雷、闫玉山对于银行回单的真实性不持异议，能够证明加明公司未向蒲雷直接转账的事实，故对该证据予以采信。对于蒲雷所举证据，加明公司、闫玉山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据无法证明蒲雷代表加明公司签订案涉租赁合同，故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明内容不予采纳。对于本院依据闫玉山的申请所调取的证据，各方当事人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证据无法证明蒲雷代表加明公司签订案涉租赁合同，对其证明内容不予采纳。本院经二审审理，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闫玉山在一审中举示的《机械租赁合同》中载明甲方为加明公司，未加盖加明公司公章；《2018年机械台时统计表》中“使用单位”栏中载明“十四局蒲老板”。《2018年机械台时统计表》及结算单，均仅有蒲雷个人签名。还查明，2017年8月21日，加明公司向中水十四局出具授权委托书，载明：“现授权委托本公司姓名：张光发身份证号：×××职务：经理为我公司负责人，全面负责处理本公司与贵公司所签吉林敦化抽水蓄能电站机电安装工程混凝土工程项目（1标段）施工专业分包合同（合同编号：JLDH-FB-2017-01号）履行中的一切事务，受委托人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所签署的一切文件和处理与之有关的一切事务，本公司均与承认。受委托人签名如本委托书所示。受委托人无权转委托。本委托书有效期限从2017年8月25日至本合同工程竣工。”2017年10月至2018年12月期间，中水十四局吉林敦化抽水蓄能联营体项目部向加明公司转工程款数笔，加明公司扣除部分管理费后，分别通过加明公司、四川省建海建设有限公司、陈凤会的银行账户向张光发的银行账户转款，未直接向蒲雷支付款项。截至2019年1月，因案涉工程拖欠由蒲雷招用的125名农民工工资4039151元，中水十四局吉林敦化抽水蓄能联营体项目部代加明公司支付。张光发、蒲雷、罗谟华均在所涉《2018年度民工工资表》中签字确认，加明公司加盖公章。本案一审庭审中，蒲雷陈述：“这个工程中标的时候的公司并不是加明公司，而是一个叫昌泰的公司，但是签劳务合同是我们和才久公司签订的，后期听说才久公司的资质就不被认可了，就由加明公司接管介入了，就是本案的被告2（加明公司），我个人觉得罗谟华就是法人”“对于闫玉山干活的事我是认可的，也同意给付闫玉山主张的租赁费，但是需要在十四局与我方结算完以后”“对于原告主张的事实我认可，该钱应该由蒲雷和加明公司承担，在2018年4月份，因为项目亏损，我就向十四局做了增加项目额的报告，没有批复，2018年6月份做了第二份追加报告，也没有批复，2018年8月份-9月份做了第三份报告，这三份报告都是以加明公司上报的，2018年年终亏损的980万元，所以我认为加明公司很多事情都介入了，应该承担责任。”此外，蒲雷因不服一审法院作出的（2020）吉24民终216号民事判决，曾提交的上诉状中载明：“蒲雷不应支付租赁费利息，双方对租赁费数额始终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李兰海与加明公司从未签订过租赁合同，合同上只有蒲雷个人签字，双方之间没有租赁合同法律关系……”。二审中，蒲雷主张其是代表加明公司进行现场施工监督和管理，与加明公司不是挂靠关系；闫玉山主张案涉租赁合同相对人是蒲雷和加明公司，其主张蒲雷与加明公司共同承担责任的理由为蒲雷以加明公司名义进行施工，双方系挂靠关系。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有二：一是蒲雷与加明公司是否存在挂靠关系；二是加明公司是否应就蒲雷欠付闫玉山的租赁费433396元承担给付义务。（一）关于蒲雷与加明公司是否存在挂靠关系的问题。在建筑工程领域，挂靠关系是指不具备资质条件的组织或个人，以取得资质的企业名义从事经营活动，并向该企业缴纳综合管理费用的一种经营形式。本案中，闫玉山主张蒲雷与加明公司存在挂靠关系的主要理由为蒲雷是以加明公司名义进行施工、与闫玉山签订合同及支付费用，蒲雷及相关人员均着印有加明公司字样的服装。而蒲雷否认其与加明公司系挂靠关系。加明公司抗辩其与案外人罗谟华之间存在挂靠关系，罗谟华与蒲雷之间系转包关系，加明公司与蒲雷之间不存在挂靠关系。本案现有证据无法认定加明公司与蒲雷之间存在挂靠关系。一审判决对此认定有误，应予纠正。（二）加明公司应否就案涉租赁费433396元承担给付义务。虽然闫玉山提供的《机械租赁合同》中载明甲方为加明公司，但该合同未加盖加明公司公章；《2018年机械台时统计表》“使用单位”栏中载明“十四局蒲老板”，《2018年机械台时统计表》及结算单中，均仅有蒲雷个人签名。本案诉讼过程中，蒲雷对案涉租赁费的承担义务主体的陈述前后不一致。二审中，蒲雷虽主张其代表加明公司签订案涉租赁合同，但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加明公司虽授权案外人张光发处理案涉工程有关事宜，但张光发无权转委托，且蒲雷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张光发授权其签订案涉租赁合同，蒲雷的主张依据不足。闫玉山及蒲雷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蒲雷签订案涉租赁合同时取得加明公司的授权，事后加明公司对蒲雷签订该合同的行为亦不予认可。闫玉山主张该合同相对方为加明公司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中水十四局吉林敦化抽水蓄能联营体项目部代加明公司支付农民工工资的事实，并不能突破案涉租赁合同的相对性，让非合同相对人加明公司承担本应由合同相对人蒲雷承担的责任。一审判决认定加明公司与蒲雷为共同义务人有误，应予纠正。关于蒲雷与闫玉山签订案涉合同是否构成表见代理一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之规定，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且合同相对人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即使蒲雷以加明公司名义与闫玉山签订租赁合同、对加明公司分包的工程进行施工管理、为加明公司招用工人、身着加明公司工装，但在蒲雷既没有加明公司的书面授权、又没有其他表明其具有代理权的情况下，不足以使理性的一般人对蒲雷具有加明公司代理权产生合理信赖。闫玉山在与蒲雷形成租赁合同关系时，对蒲雷代理权产生信赖的理由不充分。故蒲雷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如上所述，本案现有证据无法证实加明公司与蒲雷之间存在挂靠关系、蒲雷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加明公司与闫玉山之间存在租赁合同关系，加明公司事后亦未对蒲雷的行为进行追认，闫玉山主张加明公司就租赁费433396元承担给付义务有违合同相对性原理，加明公司不应承担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适用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本案并非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审适用该司法解释规定属于适用法律有误，应予纠正。综上，加明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适用法律不当，二审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四十九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吉林省敦化市人民法院（2019）吉2403民初2744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蒲雷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支付被上诉人闫玉山租赁费433396元；三、驳回被上诉人闫玉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蒲雷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合计17600元，由蒲雷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太 熹审判员 刘晓娟审判员 崔 玉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宋晓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