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肃宁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926民初877号 原告：尹书臣，男，汉族，农民，1943年10月1日出生，住肃宁县。 委托代理人：李双双，河北清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尹红升，男，1976年3月5日出生，汉族，系尹书臣之子。 被告：付宗光，男，汉族，1957年9月12日出生，户籍地肃宁县，住肃宁县。 委托代理人：付金祥，男，汉族，系付宗光、库亮如之次子。 被告：库亮如，女，汉族，农民，1960年9月10日出生，户籍地肃宁县，住肃宁县。 委托代理人：付天祥，男，汉族，工人，系付宗光、库亮如之长子。 付宗光、库亮如委托代理人：付亚钦，北京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刘占领，男，汉族，1958年2月7日出生，住肃宁县。 委托代理人：刘启明，河北秦镜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尹书臣与被告付宗光、库亮如、刘占领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2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8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尹书臣委托代理人、被告付宗光委托代理人、库亮如委托代理人、刘占领委托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尹书臣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依法确认2011年3月13日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售房协议无效。二、判令被告付宗光和库亮如夫妻二人退还购房款577000元。三、判令三被告共同赔偿损失60万元。事实和理由：被告付宗光、库亮如为夫妻关系。2011年3月13日原告购买被告付宗光、库亮如的新新小区商业楼，该楼邻光华街西侧，建筑面积257.24平方米，房产证号为冀肃房权证肃宁镇第09489号，房屋价款为577000元。因该房登记在刘占领名下，签订售房协议时，出售人直接写为了刘占领，付宗光在证明人处签字。协议签订后原告按照约定向被告付宗光、库亮如支付了购房款577000元。后原告到不动产登记部门查询得知在购房以前该房已经被法院查封，根本无法办理过户手续，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故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解除房屋买卖合同。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认定2011年3月13日原、被告签订的售房协议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并以此为由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合同法》52条第2款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无效。《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由此所受到的损失；各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由于该判决对合同的效力未作出处理，因此原告提起本案确认合同效力之诉，望贵院依法确认合同无效，同时判令被告付宗光、库亮如退还购房款，三被告赔偿原告损失。 被告付宗光辩称，1.我方不认可原告诉状所称中级法院终审判决驳回原告解除合同诉讼请求依据是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我方将提供中级法院判决作为证据证实中院终审判决驳回原告解除合同诉求原因是其合同不符合合同法规定的解除合同的法定事由，而非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导致驳回其解除诉求。2、中院判决在内容中有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的表述，但是根据我国民诉法的规定，二审审理的范围以上诉请求范围为准，而在二审（2020）冀09民终2371号的审理过程中和三方上诉的上诉请求中各方当事人均没有就合同无效提起上诉，而且各方当事人均二审当庭认可涉案合同的有效性，二审法院并未将涉案合同是否有效作为审理焦点予以审理，三方当事人因都认为合同有效，也没有就合同是否有效进行举证和辩论，二审法院在三方当事人都没有争议也都没有举证和辩论的情况下，自己认为合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和法律支撑，是明显超越了三方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也超越了二审应当审理的范围，和原告在一审解除的诉求，属于程序严重违法行为。我们认为二审法院这句话的表述，不能够作为本案的依据。3、我方认为三方当事人都是淳朴的农民，并非以倒房获利的人员，三方当事人主观上没有恶意串通的故意，客观上没有实施侵害国家利益的行为。4、我们认为涉案协议合法有效，即使无效我方没有任何过错，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 被告库亮如辩称，涉案的协议合法有效。刘占领在2009年1月卖给了付宗光，付宗光在2011年3月份将房子卖给了原告，这两个买卖协议都是合法有效的。2009年刘占领卖给付宗光之后一直找各种原因推脱，没有将房子过户给付宗光，直到2011年3月份付宗光因资金困难将房子卖给原告，同时和刘占领、尹书臣协商好由刘占领协助其过户，因为房子在刘占领名下，只有这样其才能顺利过户，所以不存在恶意串通的行为。付宗光不应返还原告房款577000元，更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 被告刘占领答辩称，本案首先应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理由是原告属于重复诉讼，（2019）冀0926民初1059号判决，三方当事人因为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在2020年7月23日被告刘占领还没有收到中级法院判决书的情况下，原告另行向肃宁法院提起了本案诉讼。通过刚才查看卷宗，原告本案起诉时间是2020年7月20日，也就是说在（2020）冀09民终2371号号案件还没有结束的情况下，原告提起了本案诉讼，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应当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2、如法院认定原告的起诉符合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我方也认为应该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首先原告的诉讼请求的第一项内容不明确，也让我方无所适从，在本案中存在三个买卖关系。第一个是在2009年以前刘占领作为产权人将房屋卖给了付宗光，2011年3月13日，付宗光以577000元的价格将该房屋转卖给原告，因房屋产权付宗光没有过户到其名下，所以让刘占领出面签订双方不去实际履行的售房协议，其目的是为了证明付宗光有权将房屋买卖，而原告在诉讼请求的第一项没有要求确认哪一个售房买卖无效。3、如原告要求确认其与付宗光之间的售房协议无效，那么和本案刘占领没有关系，因为刘占领不是合同的当事人；如原告要求确认其与刘占领2007年3月11日（实际日期是2011年3月13日）售房协议无效，那么就不存在被告付宗光、库亮如返还其过户房款的问题，更不存在损失的问题，因为该协议双方均未履行。4、根据法律规定和审判实践，诸多的司法案例也表明买卖合同如只是因双方恶意串通逃避税收，不会产生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并且（2020）冀09民终2371号判决书，表述的双方签订售房协议只是一个中院推定的一个现象，而没有据此来解释合同效力，请法院首先审查其程序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并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下进行审理。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和质证。 经过原告的起诉和被告的答辩，本院确定了两个争议焦点：1、本案是否属于重复起诉，应否予以驳回起诉。2、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应否予以支持。 原告第一个争议焦点提交证据：（2020）冀09民终2371号判决书，证明两案的诉讼请求不同。原告称，原告的起诉并不属于重复起诉，根据民诉法的相关规定，只有在诉讼当事人诉讼标的以及诉讼请求完全相同的情况下，才构成重复起诉，原告之前起诉是要求解除房屋买卖合同，并按照如果解除的情况下，要求赔偿损失。本案中原告是要求确认合同的效力，并按照合同无效的情况下主张赔偿损失，所以两个案件的诉讼请求完全不同，两个案件之间并不存在先后因果关系，另外，原告在本案中只是将二审判决作为证据，且现在该二审判决已经生效，二审判决的判决结果也未对本案合同是否有效作出最终的判决认定，所以原告的起诉并不属于重复起诉。 被告刘占领质证称，对于二审判决的真实性没有意见，判决书第29页，写着原告的诉讼请求，在（2019）冀0926民初1059号案件中要求是解除合同，而本案要求确认合同无效，这是就同一合同和相同的被告提起的诉讼，明显原告的起诉是属于重复。 被告付宗光质证称，我方也认为是重复诉讼，根据本案原告的诉状和原告提供二审判决29页原一审诉求，我们认为原告的诉求的本质也是一样的。两次诉讼都是为了返还房款577000元，要求二被告赔偿损失，本次诉讼的数额是在第一次数额做鉴定的基础上才变更的，但是原告的诉讼目的非常明确，至于原告申请解除还是无效都是为了达到退房款和要损失的诉讼目的，所以我方认为原告的诉讼符合最高院司法解释重复诉讼的要件。 被告库亮如质证称，我同意付宗光代理人的意见。 被告刘占领称，关于重复起诉，陈述详见答辩意见。刘占领领取中院判决书的时间是2020年7月23日，和领取本案起诉书、传票等的时间是同一天。 被告库亮如、付宗光对第一个争议焦点提交证据：原告的本次起诉书和（2020）冀09民终2371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原告两次诉讼请求根本目的是一致的，当事人也是一致的，涉及的标的也是一致的，属于重复诉讼。 原告质证称，关于中院判决的送达时间请求法院依法核实，但是该证据并不能证实被告的主张，首先中院判决现在已经生效，其次两个案件中原告要求返还房款和赔偿损失所依据的基础不同，上一个诉讼原告是基于解除合同进行主张，中院判决也是因为不符合解除合同的条件，而未支持原告主张房款和损失，本案中原告是基于合同无效而进行主张房款和损失。中院对此并没有进行认定。以上是对三被告整体的质证意见。 被告付宗光、库亮如质证称，对刘占领的证据及质证意见没有意见。 被告刘占领质证称，对付宗光、库亮如的证据及质证意见没有意见。 原告针对第二个争议焦点提交证据有：1、2011年3月13日签订的售房协议、2011年3月13日付宗光收到577000元的收到条、涉案房屋的房产证、2018年5月30日、2018年6月1日、2018年6月6日、2018年6月7日的录音光盘4张（该4张光盘是原告儿媳崔美丽和被告付宗光、库亮如之间的现场录音、（2020）冀09民终2371号民事判决书。证实涉案房屋原为刘占领所有，2008年刘占领以48万元的价格卖给付宗光，但没有办理过户手续，2011年3月13日，付宗光将该房屋以577000元的价格卖给尹书臣，但在签订售房协议时，将出售人直接写成刘占领，付宗光只以证明人的身份签字，并且《售房协议》中的价格写成48万元，签订时间确定为2007年3月11日。二审法院生效判决认定该《售房协议》的签订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的情形。另外4份录音可以证实尹书臣在购买房屋时并不知道房屋存在查封。2、（2019）冀0926民初1059号案卷中法院调取的涉案房屋被查封的情况：证实涉案房屋于2010年即被法院查封，即在原告购买该房屋时，房屋处于查封状态，不能办理过户手续，且之后一直处于查封状态，未中断过。3、房地产估价报告及鉴定费发票1张，证实现在涉案房屋的市场价值为1692639元、鉴定费为16900元。原告明确说明要求确认的是付宗光与尹书臣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当时双方签订的是2011年3月13日的售房协议，买卖双方为付宗光和尹书臣。该售房协议上甲方写着刘占领，原告也不知道当时的售房协议这么写的具体的原因，因为该协议是付宗光提前打印好拿到签字现场，当时有中间人的介绍，各方都比较熟悉，所以也没有注意售房协议的具体内容，各方当场签的字，原告是在准备向法院起诉时，才询问付宗光当时的售房协议为什么这么签订，付宗光称是因为当时的不动产房产证是刘占领的名字，为了方便过户和少缴纳税款才如此签订的，对于该过程(2020)冀0926民终2371号判决书第39页已经详细进行了论述，我们认为该协议仅包含了我方和付宗光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也就是说我们主张的合同无效只是主张我方和付宗光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除民事起诉状中所提到的事实和理由，另外根据《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被司法机关依法裁定查封的房地产不得转让，该条款为禁止性强制性规定，根据《合同法》第52条第五款的规定，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从此角度讲该售房协议无效。原告的损失为：现在的房屋市场价值为1692639元，因合同无效，给原告造成的损失为房屋现有价值1692639元减去购房款577000元，即1115639元，再加上鉴定费16900元，原告的总损失为1132539元。现原告仅主张60万元，对于剩余损失保留向被告主张的权利。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原告认为房款应由付宗光、库亮如返还，原告将涉案房屋返还给付宗光，损失应由各被告按照过错承担。 被告付宗光质证称，对于售房协议、收条、房产证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这3份证据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付宗光在与原告和刘占领签订售房协议当天（2011年3月13日）就将涉案房产房产证交付给原告，房产证明确写着产权房屋所有权人刘占领，所以原告对涉案房屋登记产权人是刘占领的事实，在签合同的当天就是明知的，而并非原告所称没看清楚，或者说诉讼之前才发现，因为房产证从2011年至今都在原告手中，原告的证据恰恰证实了三方签订的售房协议是三方共同协商形成的，而且不存在任何恶意串通情形，三方是在平等自愿基础上达成的一致意见，不违背法律的任何规定。对4份录音除了坚持原审质证意见外，另外补充该证据不具备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我们对中院2371号判决的真实性没有意见，但是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原告以此判决意图证明涉案协议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而无效，但是原告并未明确谁和谁恶意串通，而串通明显是两人以上的行为。对（2019）冀0926民初1059号案件中的查封裁定的关联性有异议，也不能够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中院2371号判决37页、38页、40页，已经对查封的时间予以认定，详见37页最后一行、38页第1和第2行，该判决认定“现已解除”在38页第一行，因为该判决是在2020年6月14日作出的，所以在2020年6月14日查封就已经解除了，40页认定“2018年6月8日之前的查封已经解除，导致房屋不能办理过户的原因是2018年6月15日以后的查封”，“如果在2018年5月份之前及时办理过户手续，不存在因被人民法院查封而无法办理过户手续的情形，41页明确了二审法院就是因原告不能提供证据证实涉案协议存在法定解除的情形而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而且在41页第一行明确了“如果售房协议为有效合同……”仍然不符合解除情形。对第三组证据我方不认可关联性和合法性，鉴定报告在2018年做的，有效期1年，至今已经2年多，近两年商业门市及住房价格下降严重，我们不认可2018年的评估报告，评估费也不认可。 被告库亮如质证称，同意付宗光代理人的质证意见。 被告刘占领质证称，售房协议上面写的时间是2007年3月11日，这个协议真实性存在，但是协议当中刘占领是作为一个原房主来见证并同意尹书臣和付宗光之间的买卖关系，也就是说因为房产证登记的还是刘占领不存在尹书臣和付宗光之间的交易障碍，协议当中的条款也不是尹书臣和付宗光之间的协议条款，本协议刘占领和尹书臣并没有实际履行，协议当中所指的08489号房产是由付宗光交付给原告，协议中的48万元，原告也没有支付给刘占领，协议中第二条关于房产证交付也是付宗光和原告之间，该售房协议不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而原告要求确认付宗光和原告之间2011年3月13日房屋买卖合同关系无效，那么和2007年3月11日售房协议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对收条的真实性无异议，也说明了本案所涉的房屋买卖是发生在原告和付宗光之间，房产证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原告提供的几份录音光盘坚持（2019）冀0926民初1059号案件中的质证意见，并本案当中也不认可该录音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对2371号判决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原告依据2371号中关于恶意串通的表述有异议，首先原告也没有向中级法院和本次庭审中举出双方进行同谋逃避国家税收的任何证据，并且中院2371号判决所指的是一个涉嫌的违法行为，不能作为原告确认买卖关系无效的证据，对于原告所举的该房屋查封情况，对法院的查封裁定真实性无意见，但该查封的时间和效力在2371号判决第40页已经有很清楚的表述，同时原告在本案中临时把查封作为合同无效的一个理由也证明了本案的第一个焦点，原告在1059号案件中是以本案存在查封致使其不能过户从而要求解除其和付宗光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本案中又以同样的理由要求确认无效，这属于典型的违反民诉法程序的诉讼，鉴定报告同意付宗光代理人的意见。 被告付宗光、库亮如在第二次庭审中对之前的质证意见进行了部分变更，对于二审判决的质证意见，我方对该判决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但对原告方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我方完全尊重和认可二审判决的认定以及判决结果，但是我们认为原告方以及我方原代理人对二审判决的内容均存在错误理解。首先，二审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理由，是因为不存在法定解除合同的情形，即买卖合同签订后，房屋并非不能过户，而是由于原告怠于行使权利，导致房屋在2018年被查封后不能过户，但上述情况不构成合同解除的法定情形。其次，关于原告一直强调的二审判决中提到的“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针对的是书面《售房协议》，即刘占领与尹书臣之间的买卖协议。结合上下文，可以看到，二审判决中指出的“损害国家利益”的合同，具体而言是“涉案房屋的二起买卖关系合并成一起买卖关系”并“降低房款数额（48万元）”，而这些指的都是刘和尹之间的书面买卖合同的特征。付宗光和尹书臣之间的买卖关系，正是在否认刘占领和尹书臣之间的书面合同效力以后，经法院对事实进行审理后认定得来。法院认定的二者之间的买卖价款为577000元，更不存在任何“合并”。因此，二审判决认定的“损害国家利益”的合同，是刘尹之的书面合同。但由于上述案件中，原告方的诉求是解除付尹之间的合同，因此刘尹之间的合同效力并不在审理范围之内，判决中也就没有对上述“无效”作出认定和处理。同时，付尹之间并没有书面合同，二者之间的合同关系系法院基于客观事实认定而来。由于原告的诉求是解除付尹之间的买卖合同，因此该合同关系的效力，则必然属于上述案件应当进行审查和认定的范围。二审法院经过审查后，并没有指出付尹之间的买卖事实存在任何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因此，可以相信，二审法院虽未明确指出付尹之间的合同是有效的，但是从其判令该合同不能解除的判决结果来看，其认为合同是有效的。因为，二审法院不可能主张“一份无效的合同不得解除”，同理，一份已经成立并生效、且未能解除的合同，理应是有效的——付尹之间的合同效力，属于生效裁判的既判力所及范围，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且不能够被再次起诉。 被告付宗光、库亮如向本院提交证据：原告方此前起诉我方要求解除合同案件中两级法院先后作出的四份裁判文书，三份判决，一份裁定。证明对于付、尹之间买卖合同的效力已经经过两级法院四次审理，并明确作出过认定本案属于重复诉讼。我方认为，如原告本案诉求为要求确认尹书臣与付宗光之间的合同无效，则本案属于重复诉讼。《民事诉讼法》第124条第五款规定，对判决、裁定、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当事人又起诉的，告知原告申请再审，但人民法院准许撤诉的裁定除外。对此，最高人民法院（2007)民三终字第4号判决，对于重复诉讼的审查标准进行了详细表述：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中适用“一事不再理”原则，禁止当事人就同一诉讼标的向人民法院重复起诉。判断是否属于重复诉讼，关键要看是否是同一当事人基于同一法律关系、同一法律事实提出的同一诉讼请求。2018年，原告曾提起诉讼，要求解除与被告付宗光之间的买卖合同，并返还购房款、赔偿损失等。该诉讼所依据的事由与本案完全相同，诉讼请求与本案的诉讼请求唯一的区别是“解除”和“确认无效”。然而，合同是否存在无效的情形，本就属于法院应当依职权进行审查的内容。尤其对于合同解除的案件，《九民纪要》第36条、第49条更是进行了明确规定：“要防止机械适用不告不理原则，仅就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进行审理，而应向原告释明变更或者增加诉讼请求，或者向被告释明提出同时履行抗辩，尽可能一次性解决纠纷”。同时，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一终字第277号判决书对此也曾经有过明确表述：“本院认为，对合同效力的审查，属于人民法院裁判权范围，虽然当事人未提起确认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但人民法院仍应当依职权进行审查。………人民法院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认定合同无效的情况下，应主动援引该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对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进行处理，而不需要当事人另行提起诉讼。”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表述中对于“合同无效”的审理，均使用了“应当”，而从未出现“可以”。也就是说，对于合同效力问题的审理，办案法官不是可审可不审，而是职责所在，且明确“不需要当事人另行提起诉讼”。因为，对合同是否无效的审查，既是维护国家、集体公共利益的要求，也是审理合同案件的前提和基础，是不可能回避的问题。原告在2018年起诉的“合同解除”案件，历时两年多，两级法院前后进行过四次审理，做出过四份结案裁判文书，无论是从庭审笔录，还是裁判文书中，都可以看到，每次审理都对合同的效力进行了审查和认定。如（2018）冀0926民初904号判决曾认定合同无效，（2019）冀0926民初1059号判决曾认定合同有效,上述判决虽不是生效判决，但均可以说明，对于合同的效力问题，每位办案法官均已经按照法律要求，尽职尽责进行了审查并作出了认定。具体到上述案件的生效判决，从判决书中载明的原被告的庭审意见及法院查明部分（27页），均可以看到中院合议庭对合同的效力问题，再次进行了审理，但最终因“不存在法定解除情形”而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也就是说，二审法院在依法对合同效力进行审查后，如果认为付尹之间的合同存在无效的情形，则应当依法确认无效并作出处理，但二审判决认为合同“不具备解除情形”而驳回了原告要求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也就是说，二审法院认为，合同是有效的，且不满足解除条件。基于此，原告在本案中就合同的效力问题再次提起诉讼，一方面是要求贵院对已经审理过四次的同一份合同的效力问题，再次进行审理，一方面，也是要求贵院对于二审判决已经认定有效的合同，作出相反的认定。如贵院此时确认合同无效，则无异于认定二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存在未依法履行审判职责，对合同效力问题认定错误或对无效合同未作出处理。最后，再回到最高院关于“重复诉讼”问题的四条认定标准：当事人：毫无争议完全一致；法律关系：两个案件审理的都是房屋买卖合同关系，而且是付宗光和尹书臣之间的房屋买卖关系；法律事实：本案所涉及的事实，除了最新产生的裁判文书，没有任何一点新事实、新证据，因此法律事实完全一致；诉讼请求：如前所述，合同的解除与无效本就不是相悖的诉讼请求，且最终关于返还购房款、赔偿损失的实体请求以及法律依据、证据也完全一致。因此，我们认为，本案属于典型的重复诉讼，如原告仍认为合同无效，或者合同存在无效的情形但二审法院未作出处理，原告也应当通过申请再审的方式提出诉求，而不应当另案起诉，要求贵院重复审理合同效力问题并对原二审法院的审判权行使情况进行审查。 对第二个争议焦点，事实部分均以生效判决认定的部分为依据。也就是针对于原告的诉讼请求我方没有证据提交，但是发表意见：一、首先对于原告主张的合同无效的诉求发表意见，如前所述付尹之间的合同效力属于二审法院生效裁判的既判力所及范围其效力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1、关于原告主张的因“逃避税款”而导致合同无效的问题。诚然，如二审判决所言，如刘尹之间直接按照成交价48万元完成过户，会导致国家税收损失。但是，且不论上述合同在签订过程中，付宗光是否存在恶意，实践中，房屋买卖过程中为规避税收，签订“阴阳合同”的情况经常发生，但“用来规避税收”的合同或相关条款的无效，并不必然导致实际买卖合同的无效，因为，如买卖合同关系的效力因“阴阳合同”的存在而受到影响，则目前市场上成交的大量二手房买卖合同，都将处于无效的状态，在房价变化迅速的当前，如此认定将会极其不利于市场交易的稳定。对此，各地方法院的《裁判指引》，部分省高院案例，以及相关指导案例均可供参考。本案中，根据二审判决的认定，刘尹之间的书面《售房协议》，则属于“阳合同”，而付尹之间的事实买卖关系，则属于“阴合同”，合同内容经法院审理认定后明确，“阳合同”虽然因导致国家税收损失而可能无效或部分无效，但“阴合同”所体现的买卖关系，则不应被确认无效。2、关于原告主张的因“房屋存在查封”而导致合同无效。《合同法》第52条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同时《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14条明确，这里所谓的“强制性规定”仅指效力性强制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16条指出，如果强制性规定规制的是当事人的“市场准入”资格而非某种类型的合同行为，或者规制的是某种合同的履行行为而非某类合同行为，人民法院对于此类合同效力的认定，应当慎重把握，必要时应当征求相关立法部门的意见或者请示上级人民法院。对此，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再87号判决书明确指出：《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八条和第四十条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在2020年3月作出的(2019)最高法民再379号判决书进一步释明：合同履行问题，并非合同的生效要件。（本案中，房屋能否过户，就是合同的履行问题，不影响合同的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在2020年6月30日，也就是不久前作出的(2020)最高法民申1627号再审裁定书中更是进一步明确：即使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因合同标的物事先被查封而不能履行，也不能仅以此为由否认该合同在刘华和宁陈苏通公司之间的效力。综上，无论是房屋买卖前存在查封，还是房屋买卖后发生查封，均不会影响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对此，部分省高院或中院出台了明确的裁判指引，提交证据：1、《中国法院2020年度案例（执行案例）》第103页，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2018）苏0214民初1892号民事判决书，该判例明确查封不影响合同效力，2、《中国法院2020年度案例（房屋买卖合同纠纷）》第110页，（2018）川16民终1711号民事判决书，该判例明确为避税签订的阴阳房屋买卖合同并不全部无效。3、部分最高院的类似案例及裁判理由摘要，相关内容在发表意见时已简单陈述，该摘要中已载明了裁判日期案号当事人及案由，可供原告方及法庭进行核实。4、相关法律规定及司法解释、部分地方法院的裁判指引，供参考。以上是针对原告方主张的合同无效事由，我方发表的意见，最后仍需强调的是，付尹之间的合同之所以说是有效的，根本原因在于，原告作为房屋的买受人，对于因房屋存在查封不能过户的情况，法律已经对其维权途径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即向查封法院提出执行异议。因此，无论原告再提出合同无效的其他任何理由，或者合同解除、撤销的其他任何事由，都不可能得到法律的支持。二、关于返还购房款以及赔偿损失的问题。首先，如合同有效，则本案不存在返还购房款及赔偿损失的问题。退一步说，即使贵院认为本案不属于重复诉讼，且合同无效，我方认为，我方仅需返还购房款，无需承担任何赔偿责任，且原告应当退还我方房屋占有使用的相关费用。1、对于无效合同的“预期可得利益”，不受法律保护。原告主张的所谓“损失”，是房屋增值部分，属于原告方购买该房屋的预期可得利益。但如果合同无效，根据《合同法》第56条的规定，无效的合同自始无效，即确认合同无效后的效果，应该等同于合同从未发生、从未存在过的效果。对此，最高院的(2014)民一终字第277号判决书曾有过明确的阐述：“确定合同无效是国家公权力对当事人意欲发生私法效果的根本否定，无效合同不应予以履行，故当事人预期通过履行合同可以获得的利益，为非法利益，不受法律保护。本案中，由于合同无效，不能得到履行，原审判决以案涉土地拍卖价与评估价之间的差价作为电力公司的损失，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纠正。”本案中，原告既然主张合同无效，那就应当区别于“合同生效至今，再将房屋出售”的效果。原告主张的“房屋增值损失”，正是属于最高院所指出的“当事人预期通过履行合同可以获得的利益”，合同确认无效时的房屋价值，与合同签订时的房屋价值之间的差价，不应当被认定为原告方的“损失”，也是不受法律保护的。2、房屋增值金额，属于原告扩大损失部分，不应由被告方承担。《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当事人一方因另一方违反合同受到损失的，应当及时采取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及时采取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无权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珠海市对外劳动服务公司诉中国银行珠海分行损害赔偿纠纷案的复函》中，也明确：即使一方存在过错，但另一方未及时发现导致损失扩大，即便是利息损失，也不应当予以支持。上述法律规定及司法解释，均是针对仅一方违约的情况下，违约方对于守约方的责任承担，尚且不能支持扩大损失的部分，按照“举轻以明重”的原则，如合同无效，原告方同样存在过错，则更应当具有及时发现问题、及时止损的义务。本案中，原告购买房屋时，无论是对房屋的产权状况，还是合同的签署形式，都是明知的，如其因此主张合同无效，本应当承担由此带来的不利后果；且原告本可以在2011年3月主张，而非九年后，房屋价格大幅上涨、由于其个人原因导致未能过户（二审判决30页已认定）的情况下，转而向二被告主张增值损失。如本案中，原告要求被告承担房屋增值损失的诉求可以得到支持，那么原告购买涉案房产的行为，就成了一次有效的、成功的投资。那么试问，在房屋价格迅速上涨的当前，是否有人可以从事这样的生意：专门从市场上购买被查封或产权存在问题的房屋，然后待房价上涨后，再主张合同无效，要求卖方返还房款的同时，还可以按照市场价获得房屋增值收益。如此一来，对正常房产的投资，尚要承担房屋贬值或转手困难的投资风险，而对于查封房产的买卖，则可以稳妥收回购房款，且出卖房必须回收房屋，且房屋增值收入照收不误，这明显是不合理且荒谬的。3、如合同无效，原告应当将涉案房屋返还我方，并返还我方2011年至今的租金收益。合同无效后，涉案房屋理应恢复到合同成立前的状态。2011年至今，房屋由原告方占有并收取租金，因此，如合同无效，涉案房屋自2011年至今的租金收益应当一直属于我方所有，原告应当将涉案房屋返还我方，并返还我方2011年至今的租金收益。需要强调的是，涉案房屋目前面临被河间法院拍卖的情况，由于我方与原告之间的协议尚未解除、也尚未确认无效，更为重要的是，涉案房产尚且由原告方占有，因此只有原告才有权对河间法院提出执行异议，其他任何人均不具有对涉案房产提出执行异议的资格。无论将来合同效力如何，原告作为涉案房产目前的管理人、房租的收益者，现在有维护房产安全的义务。如本案认定合同无效，判令原告将涉案房产返还我方，但由于原告方未能及时提出执行异议，导致房产已经被拍卖归他人所有，那么原告方就无法将房产原物返还我方，届时恳请法院明确，原告方如不能返还我方原物，则应当根据涉案房产的现有价值，折合现金支付给我方。综上，原告尹书臣与付宗光之间的合同已经被生效判决确认有效，且不存在任何合同无效的情形。即使合同无效，我方也不应赔偿原告的任何损失。原告应当将房屋及租金收益返还我方，并应当承担在占有房屋期间，房屋被拍卖的相应风险。另外，关于事实部分我方将房屋卖给原告以后，由于刘占领已经与尹书臣之间签署书面买卖合同约定刘占领将房屋直接过户给原告，因此，刘占领和尹书臣为防止我方继续向房屋主张权利，在签署合同的当天已经要求我方将付宗光与刘占领之间的买卖合同、付款凭证等，当场退还刘占领，原告对于上述情况也是知情的。由于，我方已经将房屋售与原告，也确实没有再保存上述材料的必要和义务，如现在原告将房屋返还我方，我方已经无法按照法律规定提供上述证据，去行使买受人的权利，申请执行异议，恳请法庭对上述情况予以查明。 原告质证称，对于除二审判决之外的前三份法律文书并没有最终发生法律效力，只有（2020）冀09民终2371号民事判决为生效的判决，所以在审理本案时，不应依据前三个法律文书。关于被告方提交的司法判例，均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因为我国并不是判例法国家，在审理具体的案件时，应根据本案的事实，结合法律规定进行判决。其他的判例均是结合其他案件的事实进行认定，而每一个案件的事实均不相同，也没有借鉴意义。（2018）苏0214民初1892号民事判决，该判决是2018年的案件，其发生在九民会议纪要之前，而根据2019年9月11日通过的九民会议纪要第30条规定，强制性规定涉及金融安全市场秩序国家宏观政策等公序良俗的应当认定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38条规定关于被司法机关依法裁定查封的房地产不得转让的规定，涉及到市场秩序的公序良俗，所以该规定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违反该规定而形成的房地产买卖合同无效。对于（2018）川16民终1711号民事判决只是说明有可能存在阴阳合同效力不一致的情况，但是不能适用于本案，因为中院的2371号判决已经认定了本案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关于我方主张的损失问题，我方认为损失数额不应该扣除房租，九民会议纪要第34条规定，占有标的物一方的使用费与占用价款一方的资金占用费相互抵销，付宗光在收取了房款之后又增添了2万元平均分给了两个儿子，分别在金鼎买了座房子，在我方提交的录音光盘中可以体现，所以这两项费用是可以相互抵消的。所以确定损失数额时不应扣除房租，如果法庭最后经过审理认为损失数额应该扣除房租，也应该按照实际的房租数额进行认定，此与法院判决书中酌定的房租是不一致的，我方主张实际的数额是91500元，从2016年1月1日到2020年3月8日。在（2019）冀0926民初1059号案件庭审中我方已经针对上述问题作了陈述和举证，并且被告发表了质证意见。房屋的增值部分损失应当被支持，理由是九民会议纪要第33条规定（略），根据该规定房屋的增值部分应在当事人之间合理分配，如果要求原告返还房屋，而该增值部分不被支持，会使增值部分全部由被告方取得，这便导致了不诚信的一方从中获益，这严重违背了九民会议纪要第32条的规定。本案中并不存在扩大的损失，因为确认合同无效后，必然会要求我方将房屋返还，所以虽然房屋价值增长的多，但是该房屋退还给了被告，相当于其也收益了房屋的增值部分，所以谈不上损失扩大。实践中所说的的损失扩大的情形一般是新鲜的蔬菜水果没有及时处分而导致腐烂。退一步讲即使有扩大的损失，过错也不在于原告。 刘占领质证称，对付、库向法庭提供的证据以及对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对付方陈述的事实发表意见，1、尹书臣支付了房款没能过户是不对的。尹书臣在2011年3月份通过买卖的形式向付宗光支付了房款577000元，其没有过户的原因在于原告自己一方没有穷尽法律措施而导致的。2、刘占领和尹书臣2007年3月11日书面售房协议中并没有约定刘占领将房屋直接过户给尹书臣，这个协议中只是明确了标的物的房产位置和房产证号、房屋面积等，没有进行约定刘占领将房屋直接过户给尹书臣。 被告刘占领针对第二个争议焦点提供三个案例：2014二中民终字第03691号、2007民一终字第62号、2014川民终字第381号，以上三个案件的判决书均表明逃税的合同不影响合同效力。刘占领陈述称，2003年刘占领通过购买的方式取得的涉案房屋的产权，2009年以前，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刘占领以48万的价格将该房屋卖予了付宗光，2011年3月13日付宗光将该房屋卖给了尹书臣，刘占领没有参与付宗光与尹书臣之间的房屋买卖洽谈，因付宗光购买刘占领房屋后，没有过户所以在付宗光的要求下，刘占领出于帮忙的目的在该售房协议上签字，该售房协议第2条，最后一句话，是其他事项及发生的一切费用由乙方自理，这就是刘占领当时在该售房协议上签字的目的，无论该房在过户时发生什么费用、税费多少均由对方承担，该协议双方并没有履行，没有履行的原因是刘占领已经将房屋卖给了付宗光，付宗光和尹书臣之间的房款577000元，是在双方发生诉讼后，刘占领才知道的。被告刘占领认为尹书臣和付宗光之间买卖关系在2011年3月13日成立并生效，有付宗光打的收到条可以充分的证实，该合同合法有效。2007年3月11日售房协议只是为了方便尹书臣过户使用，并且合同内容是刘占领和付宗光房屋买卖时双方约定的条款，也就是说，该售房协议还原了刘和付之间的买卖内容，该售房协议因不是双方当事人（刘占领和尹书臣）的真实意思表示，售房协议不成立也没有必要去履行。该协议也不具备任何的法律约束力。关于原告在民事起诉状中所列的因协议存在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的情况而要求法院确认无效，刘占领认为首先售房协议尹书臣也没有拿到房产中心去办理过户，并且根据我国的关于房地产买卖所适用的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和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以及税收征管法的规定，房屋买卖税收依据并不是当事人之间的买卖合同，根据增值税条例第9、11条，增值税实施细则第13、14条的规定，税务部门征税依据是依据政府批准设立的房地产评估机构评定的价格作为计税依据，也就是说，售房协议无论是48万还是577000元均是合同当事人的纳税依据，没有逃税的可能性，并且根据法律规定和相关案例的认定该售房协议只是过户使用，没有其他任何的法律效力，而付和尹之间的买卖关系合法有效，所以刘占领认为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一项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在庭审中原告明确要求确认2011年3月13日原告与付宗光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那么根据合同法的相对性原则，即使法院最终认为合同无效，那么权利义务也是发生在尹书臣和付宗光之间，与刘占领无关，原告要求三被告共同赔偿60万元，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证据，也属于诉讼请求不明确，因为付和刘之间是一个买卖合同关系，付和尹之间是另一个买卖合同关系，他们不存在有任何的共同过错或任何共同侵权的情况。 原告质证称，对该证据的质证意见同于对付宗光方提交的判例的质证意见。我方仍然认为认定本案合同效力时，应依据2371号生效判决中认定的事实进行认定。 付宗光质证称，对刘占领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认可。对于其陈述的事实部分，认可刘占领主张的下述事实：涉案房产在原被告之间发生过两次买卖，存在三份合同（1、刘占领卖给付之间的买卖合同；2、付与尹之间的买卖合同，是口头协议无书面合同但已经生效判决认定；3、刘、尹之间为过户而签署的书面协议），其中刘、尹之间书面协议因不是合同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效力也被法院所否认。 另请法庭查明付宗光和刘占领之间发生买卖后，付宗光已经向刘占领完成了全部付款义务，付宗光和刘占领之间的买卖协议是否已经被收回。 庭审结束后，被告刘占领提交情况说明一份，内容为：2020年8月17日庭审中，付宗光提出刘占领与尹书臣《2007.3.11售房协议》签字后取回了其与付宗光之间于2007年3月11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刘占领与付宗光之间的关于48万元房款支付和房屋交付事宜双方均已经履行完毕。经代理人于2020年8月20日下午电话询问委托人刘占领，刘占领认可上述事实并称由于时间过久且多次搬家，从付宗光手中取回的《房屋买卖合同》目前没有找到。 本院对原被告提交的证据认定如下：当事人提交的（2018）冀0926民初904号民事判决、（2019）冀09民终4083号民事裁定、（2019）冀0926民初1059号民事判决书、（2020）冀09民终2371号民事裁定真实性予以认定。对原告提交的2011年3月13日签订的售房协议、2011年3月13日付宗光收到577000元的收到条、涉案房屋的房产证、2018年5月30日、2018年6月1日、2018年6月6日、2018年6月7日的录音光盘4张、（2019）冀0926民初1059号案卷中法院调取的涉案房屋被查封的情况、房地产估价报告及鉴定费发票真实性均予以认定。 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被告付宗光与库亮如系夫妻。原告尹书臣与被告付宗光、库亮如为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尹书臣于2018年6月4日以付宗光、库亮如为被告起诉至本院，后根据尹书臣的申请，追加了刘占领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尹书臣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解除原、被告签订的合同。2、判令二被告共同返还购房款577000元。3、判令二被告共同赔偿损失900000元（以最终鉴定为准）。”本院于2018年12月29日作出（2018）冀0926民初904号民事判决，各方当事人均不服，向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9日作出（2019）冀09民终4083号裁定，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后，依法作出了（2019）冀0926民初1059号民事判决，当事人不服提出上诉，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2020）冀09民终237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撤销河北省肃宁县人民法院（2019）冀0926民初1059号民事判决；二、驳回上诉人尹书臣的诉讼请求。”2020年7月20日，原告提起了本案诉讼。 案涉房屋为冀肃房权证肃宁镇字第××号房产，现仍然登记在被告刘占领名下。 2010年9月21日，肃宁法院查封了该房产，查封依据为（2010）肃法申清（算）字第2-1号民事裁定书,未载明查封期限，2018年6月22日肃宁法院对该房产进行了再次查封，查封依据为（2010）肃法申清（算）字第2-2号民事裁定书，查封期限为2018年6月22日至2021年6月22日；2011年2月28日河间市人民法院查封了该房产，（2010）河执字第231-2号协助执行通知书上未载明查封期限，2018年6月13日河间市人民法院向肃宁县不动产登记中心发函称2011年2月28日的查封已过三年已自动解除；2017年5月25日河间法院查封了该房产，查封期限为2017年5月25日至2020年5月25日；2018年6月8日肃宁法院轮候查封了该房产，后于2018年6月19日解除了本次查封；2019年4月30日肃宁县人民法院因本案原告申请查封了该房产。 原告认可在2011年3月13日签订《售房协议》之后没多长时间即在当年就知道了涉案房屋存在查封情况，但是何时知道的具体日期记不清了。 （2020）冀09民终2371号民事判决书中认定的事实：“案涉房屋原为刘占领所有，2007年刘占领以48万元卖给付宗光，但没有办理房屋过户手续；2011年3月13日，付宗光将该房屋又以577000元的价格卖给尹书臣，但在签订《售房协议》时，将出售人直接写成刘占领，付宗光只以证明人的身份签字，并且《售房协议》中的价格写成48万元，签订时间确定为2007年3月11”。“本案尹书臣、付宗光、刘占领三方为了方便过户，将案涉房屋的二起买卖关系合并成一起买卖关系，并在《售房协议》中故意降低房款数额，如果依此办理过户，直接导致了国家的税款损失，据此，能够认定尹书臣、付宗光、刘占领三人在签订《售房协议》过程中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的情形……”。 本院认为，原告本案的诉讼请求与此前案件的诉讼请求不同，之前案件原告诉讼请求为“1.判令解除原、被告签订的合同。2.判令二被告共同返还购房款577000元。3.判令二被告共同赔偿损失900000元（以最终鉴定为准）”，此诉讼请求的前提应为有效合同。本案的诉讼请求为“一、依法确认2011年3月13日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售房协议无效。二、判令被告付宗光和库亮如夫妻二人退还购房款577000元。三、判令三被告共同赔偿损失60万元。”两个案件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之前案件属于要求解除合同，本案属于要求确认合同无效，故本院认为原告的起诉不属于重复起诉。 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冀09民终2371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该判决书中本院认为中认定了“尹书臣、付宗光、刘占领三方‘为了方便过户’，将案涉房屋的二起买卖关系合并为一起买卖关系，并在《售房协议》中故意降低房款数额，如果依此办理过户，直接导致了国家税款的损失。据此，能够认定尹书臣、付宗光、刘占领三人在签订《售房协议》过程中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的情形。”本院对上述认定予以采纳。本院认为，付宗光和尹书臣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其表现形式为《售房协议》，当事人在签订《售房协议》过程中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的情形，因而《售房协议》无效。（2020）冀09民终2371号民事判决认定了“案涉房屋原为刘占领所有，2007年刘占领以48万元卖给付宗光，但没有办理房屋过户手续”这一事实，另案涉房屋在付宗光出售给原告时属查封状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故《售房协议》无效之后，原告尹书臣将涉案房屋返还给出卖人付宗光，付宗光返还原告尹书臣支付的577000元房款。至于原告尹书臣主张的损失，参考全国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合同不成立、无效或者被撤销时，仅返还财产或者折价补偿不足以弥补损失，一方还可以向有过错的另一方请求损害赔偿。在确定损害赔偿范围时，既要根据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合理确定责任，又要考虑在确定财产返还范围时已经考虑过的财产增值或者贬值因素，避免双重获利或者双重受损的现象发生”。对于本案而言，（2020）冀09民终2371号民事判决认为“本案上诉人尹书臣购买案涉房屋后占有和使用并从中受益多年，根据肃宁县不动产登记局的证明，2018年6月8日之前的查封已经解除，导致房屋不能办理过户的原因是2018年6月15日的查封。也就是说，上诉人尹书臣与上诉人付宗光、刘占领在签订《售房协议》后，如果在2018年5月之前及时办理过户手续，不存在因被人民法院查封而无法办理过户手续的情形”；另外，原告亦认可在协议签订时间不长即在协议签订的当年就知道了案涉房屋的查封情况，因此，造成现在此种情形与原告不及时行使权利存在必然联系，并且原告已经实际占有使用案涉房屋并受益多年，故对原告以现在的房屋价值的增值部分作为赔偿损失依据的主张不予支持。同时为避免扩大原告损失，对原告要求对房屋价值进行鉴定的申请不予准许。对于被告付宗光要求原告所收取的房租应予扣除的主张，因付宗光在交付房屋的同时获得了房屋价款，因此对其该项主张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五十八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2011年3月13日签订的《售房协议》无效； 二、原告尹书臣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冀肃房权证肃宁镇字第××号房产返还出卖人付宗光、库亮如，同时将冀肃房权证肃宁镇字第××号房产证一并返还； 三、被告付宗光、库亮如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尹书臣房屋价款577000元； 四、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5392元，由被告付宗光、库亮如承担9570元，原告承担5822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通过扫描下方二维码自行网上上诉立案及进行其他网上诉讼操作，或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张建宁 审 判 员  刘富新 人民陪审员  刘铁莽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闫佩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