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613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周作平，男，1964年12月3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诸暨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陆云良、崔宝丹，浙江浙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楼国勇，男，1970年5月1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诸暨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胡桂芳，女，1971年11月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诸暨市。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邢军锋，浙江兰竹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周作平因与被上诉人楼国勇、胡桂芳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淳安县人民法院（2020）浙0127民初12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案涉工程系千岛湖万向旅游度假酒店工程的部分，千岛湖万向旅游度假酒店建设单位为冠鼎泽恒业千岛湖旅游有限公司，施工单位为东方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建设公司）。2009年6月28日，东方建设公司千岛湖万向旅游度假酒店项目部（甲方）与周作平（乙方）签订《外装饰施工承包协议书》一份，协议书上甲方处加盖了东方建设公司淳安办事处印章。协议书约定甲方将所属工程内的外墙铝合金格栅、铝合金包圆柱、玻璃扶栏、屋面栏杆等工程承包给乙方；协议分包单价及工程量按业主审定为准，甲方按总造价10%取费（该费用包括管理费、税金等一切费用）；甲方按生产施工进度支付乙方工程款，乙方材料进场，甲方按预算的单项支付工程款的75%，乙方每完成A、B、C区其中一区的单项工程，支付单项工程款的75%，乙方施工安装完毕后，支付至单项工程款的90%，余款在工程验收合格后（除保修金5%外），陆个月内结算付清，保修期为贰年，其中满壹年支付保修金的50%，余款在保修期满后壹个月内付清。协议书还就违约责任及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2015年12月，浙江科佳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受冠鼎泽恒业千岛湖旅游有限公司委托，对千岛湖万向旅游度假酒店工程进行审核并出具了工程造价咨询报告书。《外装饰施工承包协议书》签订至今，楼国勇、胡桂芳及东方建设公司向周作平支付了部分款项。现周作平以楼国勇、胡桂芳未支付剩余工程款为由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另查明，2007年11月25日，东方建设公司任命楼国勇为公司淳安办事处负责人，负责淳安及建德地区公司承建项目的经营管理。 周作平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楼国勇向周作平支付工程款2023429.57元，并自2016年1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周作平支付利息563906.11元（暂计至2020年4月10日，此后利息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至全部工程款实际付清之日止）；2、判令楼国勇向支付违约金288671.48元（依约定按总工程价款的5%计）；3、判令胡桂芳对上述第1和第2项诉讼请求所涉的楼国勇所欠债务负共同连带清偿责任；4、本案受理费和保全费由楼国勇、胡桂芳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案件的责任主体。根据查明的事实，案涉《外装饰施工承包协议书》系东方建设公司千岛湖万向旅游度假酒店项目部与周作平签订，楼国勇作为淳安办事处的负责人在协议书上签名。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外装饰施工承包协议书》的主体应为东方建设公司和周作平。周作平关于案涉工程款大部分由楼国勇、胡桂芳支付，楼国勇系借用东方建设公司的资质与周作平订立合同的主张，证据不足，不予采纳。故对周作平的全部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原审法院于2020年6月16日判决：驳回周作平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9808元，减半收取14904元，保全费5000元，由周作平负担。 宣判后，周作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审判决错误，应予以撤销。一审判决主要错误在于，忽视了工程款支付关系事实，进而导致全案认定事实与适用法律的根本性错误。具体理由如下：一、工程款支付关系反映了本案合同关系及合同责任主体，住建部《办法》将支付关系确立为认定挂靠与转包关系的法定标准，印证了工程款支付关系事实的上述证明力。本案首要的、核心的焦点，是支付关系事实是否能直接证实并真实反映合同责任主体的问题。根据本案事实，结合住建部《建设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违法行为认定查处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九）项规定，足以认定工程款支付关系真实反映本案合同关系及合同责任主体。1、支付关系事实能直接证实合同责任主体。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承担支付工程款的义务主体，就是合同责任主体。当证据证实已付工程款系某个特定主体支付，则当然应当认定该主体为合同责任主体。2、支付关系构成合同关系的核心部分，集中反映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在建设工程分包合同关系中，双方的权利义务最集中地反映在工程款的支付关系中，因而支付关系最能真实反映合同关系。3、支付关系是整个合同关系中最终无法掩盖的关系，查清该关系即能准确定位合同相对主体。众所周知，在建设工程施工实践中，挂靠和转包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签订合同时，各方大多会以各种手段掩盖挂靠和转包关系。但是，无论如何掩盖，支付关系这个“尾巴”总会露出来。正因为如此，实践中一般将支付关系作为认定挂靠和转包关系的基本标准。通过支付关系审理，去伪存真，查明合同关系和责任主体。我国住房与城乡建设部《建设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违法行为认定查处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转包，但有证据证明属于挂靠或者其他违法行为的除外：(九）施工合同主体之间没有工程款收付关系，或者承包单位收到款项后又将款项转拨给其他单位和个人，又不能进行合理解释并提供材料证明的。”正是因为支付关系真实反映合同关系，上述《办法》把“支付关系”确立为挂靠与转包违法行为认定的法定标准。本案一审判决最根本性的错误，在于忽略本案支付关系，致使错误认定合同责任主体。二、本案几乎全部己付工程款均由楼国勇、胡桂芳支付，因而根据本案事实和住建部《办法》第八条规定，足可认定楼国勇是合同责任主体。一审判决无视上述支付关系事实，是完全错误的。本案己付工程款总计375万元，均应认定为楼国勇、胡桂芳夫妻个人支付。1、楼国勇、胡桂芳个人帐户直接支付为195万元，占本案己支付的375万元中的52%，即占一半以上。2、加上楼国勇指示钱素芬个人帐户支付的60万元，楼国勇和胡桂芳个人支付额为255万元，占68%。3、加上“不明帐户”中支付的55万元，共计310万元，占83%。该55万元，如果楼国勇、胡桂芳不能证明具体支付帐户，依法应当推定为楼国勇或胡桂芳个人帐户支付。4、从东方建设公司中行淳安支行支票支付三笔款项总计为55万元，占15%，该帐户支票上的银行印签是“楼国勇印”。楼国勇不是东方建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该帐户不可能是东方建设公司的一般帐户。使用“楼国勇印”的该帐户，显然是在楼国勇控制之下，实为其个人专户。因此，加上该帐户支付的55万元，实际上也是由楼国勇个人支付。5、另外还有10万元承兑汇票，“被背书人”栏中所加盖的银行印签也是“楼国勇印”，且系楼国勇交付给周作平。说明该10万元承兑汇票，也是从楼国勇控制下的银行专户支出的。综上所述，本案支付证据充分证明，几乎全部的己付工程款依法均应认定为楼国勇和胡桂芳个人支付。同时，楼国勇、胡桂芳以个人帐户支付本案工程款的事实，直接说明本案所涉工程款已被转拨到楼国勇和胡桂芳个人帐户。如果楼国勇和胡桂芳否认该事实，则须承担相应举证责任。三、楼国勇和胡桂芳抗辩认为其支付工程款系受东方建设公司委托，但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显然不能成立！在一审庭审中，楼国勇、胡桂芳抗辩认为，其支付工程款系受东方建设公司委托。但是，本案所涉《外装饰施工承包协议书》中没有委托支付的约定，楼国勇和胡桂芳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系受东方建设公司委托支付。因此，该抗辩理由根本不能成立！显然，在楼国勇和胡桂芳不能证明其受委托支付抗辩理由成立的情况下，其支付工程款的支付关系事实，证明了本案工程款己被转拨至楼国勇和胡桂芳个人帐户，根据住建部《办法》的法定标准，足以认定楼国勇是本案合同责任主体。四、楼国勇和胡桂芳抗辩认为《外装饰施工承包协议书》显示的合同主体是东方建设公司，该抗辩理由根本不能成立。本案所涉《外装饰施工承包协议书》上显示的合同主体依法不能认定为东方建设公司。具体理由如下：1、周作平己充分论证，基于两个基本事实依法须认定楼国勇系本案合同责任主体。这两个基本事实，一是在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中，支付关系事实能直接证实和真实反映的合同责任主体是楼国勇；二是楼国勇系挂靠或转包经营具有高度盖然性。这从事实和法律上，己经揭开了楼国勇以东方建设公司为幌子，掩盖其为真实合同责任主体的“面纱”。2、“淳安办事处”印章没有法律效力。“东方建设公司淳安办事处”，没有经过工商登记，不具有法律主体资格；“淳安办事处”印章未见其按《浙江省印章刻制治安管理办法》（浙江省人民政府令225号）程序刻制的证据，且结合该“淳安办事处”没有经工商登记的事实，可确证为“私刻”，显然不具有对外签订合同的法律效力。公司印章是公司对外表意的法律方式，不具有法律效力形式即不具有对外表意的法定功能，自始无法律效力。必须指出的是，即使假定“淳安办事处”经工商登记、其印章依法刻制，但是在合同签订后的履行过程中，楼国勇、胡桂芳以个人身份支付工程款，即以实际支付行为变更和确认其为合同责任主体，除非其有合理解释并提供证据证明。众所周知，民事法律行为的表意方式包括以行为表意，当事人特定履约行为具有变更合同关系的表意效果和证明力。五、本案无需认定楼国勇是否挂靠或转包经营，已被证实的支付关系本身即足以反映本案合同关系及楼国勇系合同责任主体，但本案事实确足以认定其挂靠或转包经营具有高度盖然性。一审判决无视上述事实，是完全错误的。楼国勇夫妻支付几乎全部工程款，同时该支付关系事实充分说明，本案所涉工程款己经全部或部分转拨到楼国勇夫妻个人帐户，完全符合住建部《办法》第八条第（九）项规定的挂靠或转包情形。还要强调的是，根据上述《办法》规定，如果楼国勇夫妻“不能进行合理解释并提供材料证明”，应当直接认定其与东方建设公司之间为挂靠或转包关系成立。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在楼国勇和胡桂芳支付款项时，明确说明该款项系“万向格栅工程款”、“万向幕墙工程款”，即已足以认定其支付的款项直接或间接来源于本案所涉工程具有高度盖然性。同时，所涉款项来源的证据由其掌握，且证据表明，中国银行淳安支行东方建设公司帐户支票印签为“楼国勇印”，即该帐户系楼勇所控制。在此情况下，如果楼国勇、胡桂芳仍然还要否认其向周作平支付的款项来源于本案工程款，则须承担举证责任，否则须承担不利法律后果。另外，楼国勇与东方建设公司的挂靠或转包关系，还有其他有力证据佐证：1、楼国勇为法定代表人的淳安千岛湖永泽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年9月11日，并承包了本案所涉工程中的“水泵房工程”的事实已再清楚不过。水泵房工程要求资质低，由其自己公司直接承包；要求资质高的主体工程，则挂靠借用东方建设工程的资质承包。2、胡桂芳作为楼国勇的妻子以其个人帐户向周作平支付工程款，有力证明楼国勇夫妻共同经营本案所涉项目，进一步佐证楼国勇挂靠或转包事实。3、楼国勇在一审中承认“淳安办事处”与楼国勇为法定代表人的永泽公司在同一场所办公。这进一步佐证“淳安办事处”系其挂靠东方建设公司的“幌子”。另外，在原审中，周作平就原审诉讼请求所涉的总工程款、已付工程款、尚欠工程款和利息计算等基本事实，已经提交了充分证据证明。但是，遗憾的是，原审法院最终却以简单化的错误态度，作出了错误的裁判。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存在根本性错误，依法须予以撤销。周作平补充事实和理由如下：一、根据一审庭审录音录像，楼国勇等涉嫌刑事犯罪，且所涉嫌犯罪事实及楼国勇、胡桂芳自认事实，足以认定其依法需承担工程款支付的转承责任和连带责任。1、楼国勇庭审陈述，东方建设公司因“账户被冻结”而委托其支付工程款，涉嫌故意隐藏、转移公司财产，涉嫌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逃税罪和妨害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2、楼国勇、胡桂芳当庭陈述，已自认本案所涉工程款和东方建设公司财产已被转移至楼国勇和胡桂芳的名下，据此即使假定东方建设公司应承担支付责任，楼国勇和胡桂芳依法也需承担转承责任或连带责任。本案工程款显然已被转移至楼国勇和胡桂芳名下，至于被转移了多少，需由楼国勇、胡桂芳举证证明，但从其自认由东方建设公司委托楼国勇支付出去来看，本案所涉整个工程的全部工程款均已被转移至其名下。既然本案工程款已被转移，当然支付责任也应该转承。同时，楼国勇和胡桂芳为规避东方建设公司账户被查封而出借个人账户，违法接受工程款转移，依法当然也需承担连带支付责任。二、楼国勇、胡桂芳在一审庭审后提交的参保证明，进一步证明合同主体不是东方建设公司，而是楼国勇。第一，该证据显示，2010年4月至2014年12月期间，楼国勇以东方建设公司名义参保缴纳社会保险费。楼国勇以东方建设公司的名义缴纳社保，并不必然与东方建设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还要看其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并实际发放工资待遇等情况。即使在2010年4月至2014年12月期间以东方建设公司名义参保，也证明其在“2010年前”和“2014年12月后”是没有与东方建设公司之间建立劳动关系的。第二，楼国勇在一审提交的任命书不具有实质真实性。楼国勇提交的任命书落款日期是2007年11月25日，此时楼国勇并没有在东方建设公司参保，在此情况下，如果其没有举证工资发放凭据等，应依法认定没有建立劳动关系。任命楼国勇为“淳安办事处负责人”显然是为掩盖其挂靠东方建设公司的事实。任命书不具有实质真实性。第三，本案所涉承包协议书签订于2009年6月28日，此时楼国勇显然是以个人身份签订该协议书。此时楼国勇并未以东方建设公司名义参保，应当依法认定其与东方建设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不能认定其“作为淳安办事处负责人”的身份，签订该承包协议书的身份只能是其个人。第四，本案所涉承包协议书上的“东方建设公司淳安办事处”印章，显然不能证明合同相对方是东方建设公司。在一审中，周作平即充分阐述了该印章所称的东方建设公司淳安办事处没有经过工商登记，不具有法律主体资格，同时也未见该印章按照《浙江省印章刻制治安管理办法》（浙江省人民政府令225号）刻制，依法应认定为“私刻”。该印章不具有对外签订合同的表意功能，自始无效。还有，楼国勇在案涉承包协议书中签字属于个人身份，而做出合同表意的显然是楼国勇个人，即使加盖了办事处的印章，也不能改变其表意属于个人行为的事实。何况，该印章依法需认定无效。三、周作平补充提交的协议书、工程开工报审表和开工报告等证据，进一步印证楼国勇不可能代表“项目部”签订案涉承包协议书。本案所涉工程承包合同签订于2007年11月18日，2007年12月5日开工，2011年即正式完工。而依据楼国勇的参保证明，在“2010年4月前”未与东方建设公司建立劳动关系，显然，楼国勇不可能真正担任项目部经理或负责人。更不可能代表项目部与周作平于2009年6月28日签订案涉承包协议书。四、胡桂芳参与项目经营，充分印证楼国勇夫妇共同经营本案项目，合同相对方不可能是东方建设公司。在已付工程款中，胡桂芳个人账户直接支付的至少在125万元以上。五、本案证据已充分证明案涉工程款总额为5773429.57元。周作平在一审中提交的《工程造价咨询报告书》，明确清晰地列明本案施工项目的造价。周作平还提交《工程签证单》予以佐证。周作平已收到工程款375万元，楼国勇也没有异议。因此楼国勇尚欠工程款数额2023429.57元的事实清楚。六、一审存在程序违法应依法予以纠正，一审立案时告知周作平承办法官是蔡姣姣，但当开庭时却由李霞法官进行审理，更换法官足以对本案的公正裁判产生重大影响。根据民诉法第128条的规定，合议庭组成人员确定后，应当3日内告知当事人，但是原审法院没有书面告知合议庭成员，临时更换法官也未告知，对本案的审理公正、裁判产生重大影响，而且足以让当事人对法院司法公正产生重大疑虑，依法应当纠正。综上，周作平的上诉请求为：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周作平的原审诉讼请求；2、诉讼费、保全费均由楼国勇、胡桂芳承担。 针对周作平的上诉，楼国勇、胡桂芳发表答辩意见称：一、以支付行为来倒推合同主体是不合逻辑的。按照周作平的逻辑，假设法院将执行所得款项支付给申请人，而申请人没有得到完全清偿，申请人可以向法院主张支付。依据该逻辑，法院将成为债务主体，显然是荒谬的。本案的焦点与支付行为无关，与是否存在挂靠、转包也无关。本案涉及的是周作平与谁签订合同，周作平与谁达成了合同合意的问题。双方达成合意后，签订了一份书面合同，该书面合同已经做出了明确的主体记载，而且加盖了东方建设公司的印章。周作平接受该份协议，显然在签订合同时，周作平的主观认识里合同相对方是东方建设公司。因此，原审依据合同所体现的对主体进行的裁判是正确的。二、楼国勇、胡桂芳不存在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行为，本案东方建设公司收取工程款后，恰好是用来支付周作平这一类分包人的工程款，并没有转移或者挪作他用。三、在一审庭审中的代理人发言由楼国勇支付工程款这一问题。在本案中的工程款，甲方支付给东方建设公司的工程款是进入账户的，委托楼国勇支付是为了防范某些恶意诉讼，造成账户被冻结。四、关于本案是否挂靠、转包。周作平强调以住建部的意见以支付行为来倒推，案涉工程存在转包、挂靠。首先，住建部的意见只是一个意见，其效力最多是部门规章，并不是民事诉讼可以直接依据的，它不属于法律，按照民法总则的规定，它也不是民法的渊源，民法的渊源限于法律和习惯。五、关于社保记录。社保记录是一审庭审后楼国勇、胡桂芳提交的。该份社保记录记载2010年楼国勇开始交纳社保，但楼国勇首次交纳社保起始于2010年，在之前的劳动关系中，因其要求都没有交纳社保，这也是在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并不能因为没有交纳社保，就认为从来没有建立过劳动关系。在一审中，楼国勇、胡桂芳没有对工程款及已收款提出异议，本案的焦点是合同主体，而非合同工程款的问题。钱素芬的款项并非东方建设公司和楼国勇委托支付，该款项是案外人与周作平合伙承包项目所做的投资款。一审的程序是正确的，一审是简易程序并没有组成合议庭，法院基于工作安排更换法官，在庭审前已经告知了当事人，当事人均没有提出异议。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 二审中，周作平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材料：证据一、《浙江省（绍兴市诸暨市）》社会保险参保证明，拟证明：1、楼国勇在2010年4月前和2014年12月后，社会保险参保单位不是东方建设公司;2、楼国勇被任命为所谓的“淳安办事处负责人”时，楼国勇社会保险的参保缴费单位并不是东方建设公司;3、本案所涉的《外装饰施工承包协议书》于2009年6月28日签订时，楼国勇参保缴费单位不是东方建设公司。证据二、协议书、工程开工报审表、开工报告，拟证明本案所涉千岛湖万向旅游度假酒店工程合同签订于2007年11月18日，开工于2007年12月5日。但是，楼国勇在2010年4月前的参保缴费单位并不是东方建设公司。证据三、中国银行存款凭条，拟证明上述存款凭条所涉款项系由楼国勇、胡桂芳个人账户汇入周作平账户。证据四、本案一审庭审录音录像光盘一张，拟证明在本案一审中，楼国勇、胡桂芳代理人在庭审中陈述东方建设公司因“账户被冻结”而委托楼国勇、胡桂芳支付工程款，楼国勇、胡桂芳和东方建设公司等涉嫌故意隐藏、转移公司财产，涉嫌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逃税罪、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共同犯罪）；楼国勇和胡桂芳依法须承担东方建设公司支付责任。证据五、东方建设公司涉诉案件截图，拟证明截止2020年8月6日，东方建设公司涉诉案件1129件（仅限有统计的），历史被执行55件（仅限有统计的），现正在被执行案件69件（仅限有统计的），未履行执行金额243773345元，占未履行执行标的比例为67.75%；上述印证楼国勇在一审庭审中陈述东方建设公司涉嫌隐匿、转移财产，涉嫌构成拒不执行裁判裁定罪刑事犯罪的事实。证据六、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2017】渝01刑终471号）、重庆市合川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7】渝01**刑初117号）、该案法律评论《老赖不走公司账户，被判刑了》，拟证明根据上述判例，在明知公司账户被法院冻结的情况下，将本应进入公司账户的资金转移至他人账户，挪作他用，隐匿公司财产，逃避法院强制执行，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上述证据经出示，楼国勇、胡桂芳发表意见称：证据一、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楼国勇于2010年起开始缴纳社保，结合楼国勇在2007年被任命为东方建设公司淳安办事处负责人，该证据恰恰能够证明楼国勇所做的签订案涉合同等行为，是履行职务的行为。证据二、是复印件，真实性无法确认，三性均不认可。证据三、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该款项是楼国勇作为东方建设公司淳安办事处负责人所做的职务行为，胡桂芳系受楼国勇委托所做的行为。证据四、真实性无异议，证明对象有异议，该证据中所陈述的是，东方建设公司的账户经常被冻结，而不是账户已经被冻结，就代理人所知案涉工程的工程款均进入了东方建设公司账户，为了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建设工程的进度在收到甲方工程款后，由楼国勇支付工程建设所需费用。因此不构成财产的隐匿、转移，更不可能构成拒不执行裁定判决。因此，楼国勇和胡桂芳系依职权和受委托所作行为，不承担转承责任和连带责任。证据五、真实性无法确认，应当以裁判文书网公布为准，即使它是真实的，楼国勇也并不知道该情形。证据六、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不构成类同，本案案涉工程建设单位支付的工程价款均进入东方建设公司账户。 本院经审查认为，证据一、楼国勇、胡桂芳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二、是复印件，楼国勇、胡桂芳亦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证据三、楼国勇、胡桂芳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四、楼国勇、胡桂芳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不能达到周作平的证明目的；证据五和证据六、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对该证据不予确认。 二审中，楼国勇、胡桂芳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材料：证据一、取款和存款回单，拟证明楼国勇于2009年10月9日取款10万元后，立即将其存入周作平银行账户用于支付案涉工程款的事实；证据二、劳动合同（劳动合同原件一份及加盖有诸暨市建筑业管理局印章的劳动合同复印件一份），拟证明与周作平分包合同履行期间，楼国勇系东方建设公司的员工，其行为为职务行为。 上述证据经出示，周作平发表意见称:证据一、对存款回单真实性没有异议，周作平确收到该10万元工程款，对取款回单的真实性不知情，且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二、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对东方建设公司的印章真实性有异议，且认为楼国勇的签名不是其本人所签，该劳动合同亦不可能形成于2009年。诸暨市建筑业管理局盖章的劳动合同是原件合同的复印件，并非来源于诸暨市建筑业管理局，可能是伪造的。即使该劳动合同真实，也是在没有真实劳动关系的情况下签订的，不具有合法性。案涉《承包协议书》签订于2009年6月28日，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该《劳动合同》约定月工资为5000元，但是楼国勇庭审中自认，其在东方建设公司是不发工资的，不发工资的劳动关系显然不是真实的劳动关系。同时，周作平申请对该劳动合同中的印章、签名等有关劳动合同真实性的内容进行鉴定。 本院经审查认为，证据一、周作平对存款回单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该证据可以达到楼国勇、胡桂芳的证明目的；证据二、劳动合同签订于楼国勇和东方建设公司之间，周作平提供的劳动合同原件与加盖有诸暨市建筑业管理局印章的劳动合同在内容和形式上均吻合一致。 二审中，周作平向本院提出调查取证申请，要求法院调查收集：楼国勇自2000年至今的社会保险参保情况资料；向东方建设公司调取楼国勇劳动合同、工资发放凭证、楼国勇与东方建设公司就案涉工程签订的项目承包合同；向顺发千岛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调取其向东方建设公司支付工程进度款及结算款的支付凭据等、就案涉工程与东方建设公司签订的《协议书》、《工程开工报审表》、《开工报告》、《竣工项目审查》，及与淳安千岛湖永泽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千岛湖万向旅游度假酒店取水泵房工程”的施工合同、《房屋建筑工程质量保修书》等材料。 经审查，周作平的上述申请属于当事人举证的范围，不属于人民法院调查取证的范围，故对周作平的申请，本院不予采纳。 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结合一、二审中双方提交的证据材料，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楼国勇与东方建设公司的关系、及楼国勇和其配偶胡桂芳是否为案涉工程款的支付义务人。周作平主张权利的核心事由为，案涉工程中楼国勇与东方建设公司系转包或挂靠关系，案涉合同中其相对方系楼国勇，基于实际发生的付款行为，楼国勇、胡桂芳系案涉工程的付款义务主体。楼国勇、胡桂芳抗辩的主要事由为，案涉工程、合同中周作平的相对方系东方建设公司，楼国勇系东方建设公司员工、履行的是职务行为，其不是案涉工程的付款义务主体。本案中，周作平的主要证据是《外装饰施工承包协议书》及以楼国勇、胡桂芳为付款人的付款凭证；楼国勇、胡桂芳的主要证据是任命书、劳动合同、社保缴纳记录。《外装饰施工承包协议书》中的落款处虽有楼国勇的签名，但其显示的合同相对方为东方建设公司千岛湖万向旅游度假酒店项目部，落款处亦加盖了东方建设公司淳安办事处的印章，结合楼国勇的证据所体现的劳动关系，能够印证楼国勇的主张；楼国勇提供的劳动合同原件与加盖诸暨市建筑业管理局公章的劳动合同相吻合，《劳动合同》的一方主体是东方建设公司，而其并非本案的当事人，且本案中并无东方建设公司否认楼国勇提供的证据及主张的证据，故本院对周作平就劳动合同真伪所提出的相关鉴定申请难以支持。付款行为与付款责任并不具有法律上的直接因果关系，行为的法律意义应当结合具体的意思表示来认定，现有证据亦不能排除楼国勇就其付款行为所述事由的合理性，故周作平根据付款行为主张楼国勇系案涉协议的相对人、楼国勇及其配偶胡桂芳系案涉工程款的支付义务主体，缺乏法律依据。周作平作为本案的原告对楼国勇与东方建设公司系转包或挂靠关系的事实举证不能，在明知东方建设公司系案涉工程施工单位、其合同相对方亦显示为东方建设公司淳安办事处的情形下，不列其为本案的当事人、不向其提出主张，依法应承担不利的后果。关于一审程序问题，经审查，一审法院已经依法向双方当事人告知了本案审判人员，双方当事人亦均未就此提出异议，故本案一审不存在程序违法。综上，原审根据现有证据及查明的事实，未支持周作平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综上，周作平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9808元，由上诉人周作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 骏 审 判 员  金瑞芳 审 判 员  秦海龙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一日 法官助理  徐森燕 书 记 员  戚依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