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闽01民终537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卫民，男，1955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福州大学，住所地福建省福州市福州地区大学新区学园路**。 法定代表人：付贤智，校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丹静，北京德恒（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安迪，北京德恒（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福州大学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住所地福建省福州市闽侯上街大学城新区学园路**嘉锡楼**。 上诉人刘卫民因与被上诉人福州大学、原审第三人福州大学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20）闽0102民初4649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卫民上诉请求：撤销一审裁定，继续审理本案。事实和理由：一、本案所涉纠纷属于民事侵权责任纠纷，一审裁定认定事实错误。2001年12月至2005年12月,福州大学委托其下属的福州大学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与刘卫民签订学年合同，在履行合同中违反约定，扣发刘卫民工资（津贴）15200元和摊派1000元，侵害了刘卫民的合法权益。福州大学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甚至拒绝向刘卫民提供其张贴公布的“学年考核表”及签订的相关聘任合同。本案主要事实如下：1.福州大学原轻工学院（现更名为福州大学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不履行应尽的责任，未按约定向刘卫民提供工作条件，将刘卫民指导的毕业生由8人减少为3人，但年终考核时却以双方签订合同的人数为标准。刘卫民2000年获得高级职称后，按福州大学和福州大学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要求缴纳了编制结构费1000元，但在分配工作、承担教学课程方面，刘卫民的待遇甚至低于中级职称人员。福州大学原轻工学院无理扣发由校按额定应支付给刘卫民的校内津贴工资60%，计4200元，并于2002年10月20日至29日在布告栏中公布了这一情况，给刘卫民在名誉和精神上造成了损害。2.2002年-2003年刘卫民完成工作量340学时，比额定工作量300学时超额完成40学时，并且在《福建高教研究》上发表学术论文一篇，但福州大学原轻工学院仍以“无论文”为由在考核时按降低一档计算，克扣应发津贴1000元。3.2003年-2004年，福州大学委托福州大学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与刘卫民签订聘任合同，实际上是分配工作，按约定完成工作量249.70学时，折合基数83.3%。年度实际完成303.20学时，但却被认定为272.0学时，折合基数90.7%，即使如此，也符合签订合同时大于90%的验收约定。可是在公布的考核材料上却将本应按年度统一计算的工作量分为二个学期，提高标准为100%，扣发刘卫民的额定津贴30%。此外，降低校发金额标准2000元，该年度，刘卫民实际被扣发工资（津贴）5000元。4.2004-2005年度，福州大学委托福州大学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与刘卫民签订聘任合同，实际上是分配工作，按约定完成工作量274.3学时，折合基数91.4%。年度实际完成299.8学时，达到副教授300学时的额定工作量。但却被认定为290.5学时，折合基数97%，扣发刘卫民的额定津贴30%。此外，还无理地将校定标准副教授、副处级每人每年12000元改成副教授每人每年10000元，副处级每人每年12000元。刘卫民实际被扣发工资（津贴）5000元。刘卫民认为，履行聘任合同后依约获得报酬，是公民的合法民事权利。福州大学由于重大过错侵害了刘卫民的民事权益（财产权），侵权行为已经发生并且持续进行，给刘卫民造成重大损失，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具有因果关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规定，刘卫民有权提起民事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判决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二、本案属于民事诉讼受案范围，一审裁定适用法律错误。福州大学和福州大学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的行为侵害了刘卫民的合法权益，多年来，刘卫民向人民法院和有权处理机关请求予以解决却未得到受理，福州大学仍然坚持其错误，使刘卫民的合法权益持续受到侵害。故刘卫民于2020年4月20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条、第十三条第二款、第二十八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条的规定向一审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然而，一审裁定驳回刘卫民的起诉，剥夺了刘卫民就民事纠纷享有的诉权，违背了民事诉讼的立法宗旨，适用法律错误。三、刘卫民提起本案民事诉讼符合法律规范，一审裁定驳回起诉缺乏法律依据，程序违法。1.刘卫民的起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起诉条件，且本案并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所指的情形。一审裁定却认为刘卫民的诉请“不属于因辞职、辞退及履行聘用合同所发生的争议，其所诉事项不宜作为普通的侵权责任纠纷予以处理，亦不属于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主管的范围”，而以“若认为福州大学不按照规定确认其本人工资、福利”的错误假设，推论出“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申请复核提出申诉的解决途径。这种假设和推论既不符合本案民事纠纷事实也不符合法律规定。其一，刘卫民在依约履行了合同义务后有权获得应有的劳动报酬，这属于民事权益。其二，高校是事业单位，高校教师并不是公务员，退休后与原工作单位是平等民事主体，不能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规定来确定本案侵权责任纠纷的解决途径。2.一审法院曾于2020年6月18日向刘卫民发出开庭传票，通知本案于2020年9月7日10时开庭审理。然而，一审法院却在处理福州大学答辩期间就地域管辖提出的管辖权异议之时，作出驳回刘卫民起诉的裁定，显然程序违法。 福州大学辩称，一、刘卫民与福州大学之间争议系事业单位内部行政管理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关于人事争议案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只有因辞职、辞退及履行聘用合同所发生的争议才属于法院受案范围。刘卫民所提诉请属于因考核而产生的相关争议，根据《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第三十八条、《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申诉规定》第十一条，应通过申请复核、提出申诉方式处理，而非提起诉讼。二、即使本案属于法院有权受理的人事争议案件，刘卫民早在2017年就已就本案诉请提起人事争议仲裁，福建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也已于2017年2月24日作出不予受理决定书。然而，刘卫民直至2020年才提起民事诉讼，早已超过15日的诉讼时效。再退一步而言，即使本案属于刘卫民主张的侵权责任纠纷，因刘卫民的津贴争议发生在2001-2005年，而刘卫民直至2020年才以侵权为由提起诉讼，其诉请亦早已超过诉讼时效。三、福州大学系按学校规定正确核算刘卫民的津贴，刘卫民要求补发津贴差额的诉请毫无依据。1.2001-2002学年：刘卫民仅完成60.3%的工作量，津贴只能发给本人职务最低档的40%；福州大学也并未要求刘卫民缴纳“编制结构费”。2.2002-2003学年：福州大学并未发现刘卫民曾于2002-2003学年在《福建高教研究》上发表论文的证据。即使刘卫民确实在《福建高教研究》上发表论文，也不符合享受论文奖励的条件。津贴只能按本人职务的中档执行。3.2003-2004学年:福州大学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以2004年新制定聘任方案的生效时间为界分段计算刘卫民津贴，符合规定；福州大学并未少发刘卫民当年津贴。4.2004-2005学年：刘卫民自述学时的计算方法有误，福州大学并未少发刘卫民津贴。四、福州大学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系福州大学内设机构，并无独立的统一社会信息代码，因此不具有独立的诉讼主体资格，不应被列为本案的第三人。 福州大学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未作陈述。 刘卫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福州大学及福州大学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共同返还扣发的津贴工资15200元及收取的编制结构费1000元；2.判决福州大学及福州大学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共同承担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刘卫民要求福州大学及福州大学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共同支付的津贴工资及编制结构费的诉请，不属于因辞职、辞退及履行聘用合同所发生的争议，其所诉事项不宜作为普通的侵权责任纠纷予以处理，亦不属于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主管的范围。刘卫民若认为福州大学不按照规定确认其本人工资、福利的，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原处理机关申请复核；对复核结果不服的，亦可以按照规定向同级公务员主管部门或者作出该人事处理的机关的上一级机关提出申诉；也可以不经复核，直接提出申诉。综上，裁定：驳回刘卫民的起诉。 本院认为，刘卫民虽然以福州大学及福州大学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侵犯其财产权益为由提起本案诉讼，但本案实质上系因刘卫民对福州大学或福州大学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对其考核管理行为不服进而对津贴工资的发放行为不服而产生的争议，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的因辞职、辞退及履行聘用合同所发生的争议。一审法院裁定驳回刘卫民的起诉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刘卫民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吴筱洲 审 判 员 符海燕 审 判 员 陈雁兰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七日 法官助理 陈 玥 书 记 员 林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