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绥芬河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黑1081民初740号原告：王常春，男，1983年6月16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黑龙江省绥芬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秦权，黑龙江九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翟冠杰，黑龙江九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张子军，男，1965年5月17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黑龙江省绥芬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春昕，黑龙江玉诺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牡丹江恒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住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爱民区东地明街中华路世贸假日山水小区**楼****。法定代表人：王伟，总经理。原告王常春与被告张子军第三人牡丹江恒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稷公司）种植、养殖回收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9月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常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秦权、翟冠杰，被告张子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春昕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牡丹江恒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经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常春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按（2019）黑1081民初263号民事判决中第一项判决内容向原告承担连带责任；2.案件受理费由衽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与第三人于2018年7月16日签订玉米种植回收合同，第三人未如约向原告支付玉米款，后经绥芬河市人民法院审理原告诉恒稷公司种植合同纠纷一案，法院判决恒稷公司向原告支付玉米款26172元。该判决作出并生效后，原告得知被告与第三人是合伙关系，被告与第三人应连带向原告承担责任。张子军辩称：1.关于被告与第三人的关系问题。现已生效的东宁市人民法院判决书已明确予以确认，根据东宁市人民法院（2019）黑1024民初184号至（2019）黑1024民初201号已生效判决书认定的事实，被告张子军系第三人的委托代理人，需要强调的是上述判决中所涉基本事实与本案相同，被告与第三人所签订的合同与本案相同，第三人与上述案件原告签订的合同与本案被告与第三人稠人广众合同的内容也完全相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第6款，已为生效判决所确认的基本事实，无须当事人举证证明的有关规定，根据现有的已经生效的判决中确认的事实，被告与第三人属于委托代理关系而非合伙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162条规定，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的规定，被告无须对第三人拖欠原告的玉米款承担连带责任。2.原告在诉状中陈述的（2019）黑1081民初263号民事判决做出后，原告发现被告与第三人是合伙关系，与事实不符，事实上在（2019）黑1081民初263号案件庭审过程中，本案第三人曾举示第三人与被告的甜玉米种植收购合同，并要求法院判令被告与第三人承担连带责任，而原告认为该合同与其无关，绥芬河市人民法院也认为第三人未提供答辩人与其合伙的证据，且被告也不是本案涉诉种植回收合同的相对人，因此没有支持第三人的辩解主张。这一方面说明，原告对同一事实前后陈述矛盾，有悖于诚实信用原则。另一方面也说明，绥芬河市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甜玉米种植收购合同并不具有合伙协议性质。3.根据本案第三人在（2019）黑1081民初263号案件中提交的答辩意见第三条中也明确承认因其对绥芬河基地的基层种植户并不了解，全部委托张陈子军进行管理和操作，这也说明，被告张子宁与第三人间为委托代理关系。4.在被告保存的部分北寒村民怀第三人的甜玉米种植回收合同中，第八条约定本合同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一份，第三方经纪人保存一份，而第三份就是在张子军处保存，也就是说张子军是经纪人，通过该合同也能反映出签订合同当时包括原告在内的北寒村民及第三人都明知张子军是经纪人。综上张子军与第三人恒稷公司只是委托代理关系，不应当因为第三人违约与第三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请求原告的诉讼请求。恒稷公司未出庭应诉亦未提供书面答辩意见。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原告提供的户籍证明、企业信息。欲证明被告与第三人主体资格。经质证，原告对此证据的形式要件及证明问题均无异议。本院认为，恒稷公司经法庭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了质证权利，被告对此组证据无异议，上述证据符合证据的客观性、真实性、合法性，故对原告提供的该组证据的形式要件及证明的问题予以确认。二、原告的提供的（2019）黑1081民初263号民事判决。欲证明本案的原告与第三人因种植回收合同纠纷经绥芬河法院审理并判决第三人向原告支付玉米款26172元，经原告了解第三人上诉后又撤回该判决已经生效；恒稷公司在该案中抗辩空白合同和公章在被告张子军处；恒稷公司抗辩与张子军是合伙关系，一审法院未将该案作为必要共同诉讼审理，也未示明该案原告追加被告。经质证，被告对该组证据的形式要件无异议，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在案件庭审过程中本案原告已明确认可，本案被告与第三人之间的合同与原告无关系，同时绥芬河市人民法院也认为第三人提供的证据及辩解意见不足以证实本案被告与第三人之间存在着合伙关系，已生效的判决否认的合伙关系，应当被法院所认可和尊重。原告辩解称，因为在该判决中未涉及本案所要提交的询问笔录，因此本案不能完全以被告主张的合伙关系未被该案认可而否定，原告在该案中曾主张甜玉米终止合同与其无关，是其在不得知有询问笔录的情况下，且张子军向原告承诺合伙向本案第三人主张权利的情况下做出的。被告认为原告方所说的张子军向原告承诺合伙向本案第三人主张权利恰恰说明了张子军所处的地位，与本案原告地位一致，如果他与第三人是合伙关系，他必然要维护第三人的权利否则他将承担连带责任，这也进一步证明了张子军与第三人不存在合伙关系。第三人辩解称，根据上一轮被告答辩意见能得出结论张子军认可在上一案件与原告协商向第三人主张权利。本院认为，恒稷公司经法庭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了质证权利，被告对此组证据和形式要件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予以确认。三、原告提供的甜玉米种植收购合同，欲证明证明合同签订时间是2018年2月9日，合同的当事人是被告与本案第三人，该合同第五条第七点明确约定张子军负责种子款回收等债务问题。经质证，被告对该组证据的形式要件无异议，对该组证据的证明问题有异议。关于张子军与第三人的合同从整体内容来看，不属于合伙协议，确切的说是甜玉米种植收购过程中的代为管理和操作合同，从双方在协议中的约定来看，合同的内容收购价格、付款方式、收购标准、违约解约等约定与第三人和本案原告约定基本一致，只是本案原告的义务是种植而被告的义务是种植和回收过程中的管理和操作，本质上是付出一定劳务获得报酬，关于相关债务问题的约定，是指当时北寒村村民的部分种子款未能给付，由张子军帮助索要而并不是双方风险共担的约定。本院认为，恒稷公司经法庭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了质证权利，被告对此组证据和形式要件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予以确认。四、原告提供的绥芬河市公安局询问笔录三份。欲证明被告与第三人主体资格。经质证，被告对该组证据的形式要件无异议，对证明的问题无异议。本院认为，恒稷公司经法庭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了质证权利，被告对此组证据和形式要件及证明问题均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予以确认。五、被告提供的（2019）黑1024民初184号至（2019）黑1024民初188号5份已生效判决书。欲证明证明已生效的判决书中明确确认本案被告与第三人为委托代理关系。经质证，原告对该组证据的形式要件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原告出具的证据是东宁市绥阳镇二道河村农户与本案没有必要的关联性，被告仍然有举证责任。该判决中体现的双方提交的证据没有被告与第三人之间签订的种植回收合同，也没有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也就是原告提交的证据三、四，所以该案与本案不同，不能将该案中的事实认定为本案中被告与第三人的法律关系，被告在答辩中主张被告与第三人是代理关系，但是从张子军与第三人恒稷公司的合同，以及张子军与农户的合同、询问笔录体现的是张子军的地位是基地负责人，张子军与恒稷公司之间是合作关系，且被告称与第三人之间是联合行动方式互相配合关系，但是委托关系存在支配被支配，需要报告后一方来承担后果，就不是联合方式，联合是由多个主体来承担法律后果，所以被告也是在自认与第三人之间并非委托关系。被告方提交的该组证据，该几份判决书与本案既没有关联性也没有参考性，更不是指导性案例，该几份判决书是法官依据当时的原被告庭审时提交的证据及质证意见凭借自己的法律知识和逻辑推断进而得出的委托关系，该判决对本案原告无约束力也不产生任何法律效力，原告对该份判决的结论也不认可。被告辩解称，在东宁市法院出具的判决中已经明确说明恒稷公司于庭前在举证期限内提交了与张子军甜玉米种植合同，这份合同在该次庭审中有所体现；该案中张子军与恒稷公司的关系与本案完全一致，双方签订的合同与本案也完全一致，唯一不一样的本案原告与该案的原告非同一人，关于东宁市法院的判决所确认的事实为不需当事人举证的事实，是基于法律的规定而非它是否为指导性案例，如果原告方没有证据足以推翻该判决该判决所认定的事实，就为我方免证事实应予人民法院所采纳。本院认为，恒稷公司经法庭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了质证权利，被告对此组证据和形式要件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予以确认。六、2018年4月北寒村村民王国夫、李玉平与第三人签订的甜玉米种植回收合同尾页。欲证明，该证据第八条约定本合同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一份，第三方经纪人保存一份，而该合同由张子军保存，因此可以证实包括原告在内的北寒村村民及第三人都明知被告张子军是经纪人。需要说明的是包括原告在内的所有村民与第三人签订的甜玉米种植回收合同都是由第三人提供的统一格式文本。经质证，原告对该组证据的形式要件无异议，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首先该组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然后该组证据不是完整的合同，该组证据无法体现签署的时间和是否是本人书写。被告的证据是要证明被告在本案三方当事人之间处于经纪人地位，被告与第三人与原告之间是两个法律主体，恰恰说明被告认可被告与第三人之间不是委托关系。本院认为，恒稷公司经法庭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了质证权利，原告告对此组证据和形式要件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予以确认。七、第三人出具的甜玉米种子款、终止保证金收据、第三人出具的收购甜玉米的明细账。欲证明：包括原告在内的北寒村村民交付的种子款、保证金均已给付第三人，甜玉米由第三人回收，第三人未给付甜玉米款属于第三人的违约行为，与被告无关。经质证，原告代理人翟冠杰对该组证据的形式要件无异议，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本案基础法律关系虽是种植回购合同纠纷，但是原告向被告主张的是基于张子军与恒稷公司为合伙关系，以及张子军与恒稷公司签订的合同中体现了张子军对种子款回收等债务问题负责主张的权利。原告主张玉米款支付给第三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结合本案收玉米的具体情况原告支付的保证金均是由张子军收取并向农户出具的收据。原告代理人秦权对该组证据的形式要件有异议，从两份收据来看无法体现是收取本案原告的玉米出具的收据，其次无法确定是否是第三人恒稷公司法定代表人王伟本人亲自签字。经本庭询问，原告代理人秦权对两份收据不申请鉴定。本院认为，恒稷公司经法庭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了质证权利，原告的两位代理人对此证据的形式要件意见不一致，代理人翟冠杰对此组证据和形式要件无异议，代理人秦权对此证据形式要件提出异议，但不申请鉴定无，故本院对上述证据的要件予以确认。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7月6日，原、被告签订甜玉米种植回收合同。双方约定由被告以每市斤150元的价格向原告提供甜玉米种子，被告种植45亩甜玉米。收购价格以每市斤0.45元为基础，随市场行情进行调控，被告保证全部现金收购。如质量未达到标准，被告保留扣除杂质的权利。种植时原告需保证种植地为正常农耕地，不能种在江湾地、树林带等。合同签订后，原告领取了60斤种子，并按照合同约定支付种子款4500元。同年9月18日，被告收购原告甜玉米34080公斤（净重），当时并未提出质量存在问题。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原告主张被告张子军与第三人牡丹江恒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是合伙关系，被告应对牡丹江恒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支付给原告玉米款26172元承担连带责任。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特别是在原告提供的证据（2019）黑1081民初263号原告王常春与被告牡丹江恒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一案的民事判决中，原告质证意见中表明：“原告认为，合同的双方当事人系原、被告，被告与张子军之间的关系与原告无关”，结合庭审中被告提供的证据可以认定，被告张子军与第三人牡丹江恒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之间是委托代理关系，被告张子军是牡丹江恒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根据《中华民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规定“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言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故拖欠的甜玉米款应由牡丹江恒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承担，原告要求被告对甜玉米款承担承担连带责任，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中华民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王常春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54.3元，由王常春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刘淑霞审 判 员  陈怡波人民陪审员  赵长青二〇二〇年九月四日书 记 员  刘 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