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2020）豫行赔终269号上诉人（一审原告）：戴振亚，男，汉族，1950年11月21日出生，住郑州市金水区。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政府，住所地郑州市政通路**。法定代表人：苏建设，该区政府区长。上诉人戴振亚因与被上诉人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二七区政府）行政赔偿一案，不服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2019）豫01行赔初112号行政赔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戴振亚一审诉称：拆迁之时，戴振亚父亲戴文治已去世。戴振亚代表戴文治的五个继承人（王跃桔、戴振亚、戴振华、代瑞华、李鸿飞）于2012年7月19日签订了协议号为041号，安置房位于天地惠城小区6号楼东一单元五层西户（建筑面积100.38平方米）的选房单；2012年7月26日与二七区政府委托代理人郑州市二七区拆迁安置补偿事务所签订编号为041号的《拆迁住宅房产权调换补偿安置协议》。依据《物权法》第二十八条之规定，2012年7月26日上述五个继承人取得了该处房屋的共同共有所有权。王跃桔于2013年8月22日去世。二七区政府以五继承人存在纠纷争议为由，拒绝交付房门钥匙，拒绝进行结算产权调换差价款122927.87元，该行政行为违法。依据已生效的（2019）豫01民终11140号一审法院民事调解书显示“对被继承人戴文治就位于郑州市二七区正兴街43号4号楼1单元1号的房产（房屋面积为71.16平方米）与第三人签订的编号为041的《拆迁住宅房产权调换补偿安置协议》，被上诉人戴振亚享有全部拆迁利益。”即自该民事调解书生效之日起，涉案房屋所有权归戴振亚。戴振亚已经向二七区政府提出了正式申请，要求：1.向申请人（戴振亚）交付位于天地惠城小区6号楼东一单元五层西户（建筑面积100.38平方米）的房屋房门钥匙及其他物业手续；2.办理结算支付产权调换差价款122927.87元，并支付自2012年7月26日至（2019）豫01民终11140号民事调解书生效之日的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息；3.赔偿自2012年7月26日至（2019）豫01民终11140号民事调解书生效之日（整整7年84个月）的房屋租赁损失（暂按2500元/月）。二七区政府于2019年9月11日回函戴振亚予以拒绝。2019年10月25日经法院协调二七区政府再次拒绝。另2019年11月6日二七区政府为戴振亚办理了退款手续，相关赔偿金额及利息的起止日期是具体的，戴振亚主张的赔偿金额现已确定。请求：1.判令二七区政府赔偿其长达七年不依《拆迁住宅房产权调换补偿安置协议》交付安置房给戴振亚造成的经济损失，计算方法为2012年7月26日至2019年11月6日按满月计算共计87个月每月2500元的房屋租金损失；2.判令二七区政府赔偿其长达七年不支付产权调换差价款人民币122927.87元，给戴振亚造成的利息损失，计算方法为2012年7月26日至2019年11月6日按满月计算共计87个月每月0.02元的贷款利息。二七区政府辩称：一、戴振亚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首先戴振亚与其家人之间发生的继承纠纷不是二七区政府造成的。戴振亚的父亲戴文治于2011年2月13日去世，其继母王跃桔于2013年8月22日去世（戴文治与王跃桔于1967年6月29日登记结婚）。戴文治和王跃桔的继承人为李鸿飞（系王跃桔的养子，戴文治的继子）、戴振亚、戴振华、代瑞华（三人均系戴文治的子女，王跃桔的继子女）。2012年7月19日戴振亚向郑州市二七区拆迁安置补偿事务所交付房屋证件并签《选房单》，与该所签订《拆迁住宅房产权调换补偿安置协议》，显示“乙方戴振亚代”。位于**正兴街****楼**附**房产（2001年10月22日填发郑房权证字第**房产证）系戴文治和王跃桔的夫妻共同财产。2012年11月11日王跃桔签名确认《被拆迁人房屋建面及设施验收单》《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政府城市拆迁办公室交回拆迁房屋接收单存根》。2012年王跃桔以戴振亚“在未告知也未经其他权利人同意的情况，以乙方名义与郑州市二七区拆迁安置补偿事务所签订《拆迁住宅房产权调换补偿安置协议》，王跃桔需安度晚年、子女赡养等为由”，向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提起继承诉讼。2013年7月8日二七区法院作出（2012）二七民一初字23121号民事判决书，按法定继承处理涉案房屋（该案中不显示有戴文治遗嘱）。2012年10月30日二七区法院又作出（2012）二七民一初字2312号民事裁定书，以王跃桔去世，戴振亚、戴振华、代瑞华、李鸿飞均为王跃桔继承人为由，裁定终结诉讼。2014年1月23日李鸿飞以戴振亚、戴振华、代瑞华为二七区政府，**政府及郑州市**拆迁安置补偿事务所为第三人，向二七区法院提起继承诉讼。2019年3月11日二七区法院作出（2018）豫0103民初2636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对戴振亚提交的戴文治遗嘱及李鸿飞提交的王跃桔2013年5月8日遗嘱均不予认定，按法定继承处理。后李鸿飞不服上诉，在一审法院法官主持下戴振亚、戴振华、代瑞华、李鸿飞达成和解，郑州市二七区拆迁安置补偿事务所配合于2019年7月26日签订和解协议，一审法院作出（2019）豫01民终11140号民事调解书，该调解书列明全部拆迁利益归戴振亚，戴振亚向李鸿飞支付26万元，李鸿飞、戴振华无条件配合戴振亚办理涉案房产后续事宜，协议履行完毕各方再无其他纠纷。郑州市二七区拆迁安置补偿事务所也及时联系戴振亚携带相关资料尽快办理房屋安置手续。但戴振亚又以申请的形式要求二七区政府回复其《关于拆迁住宅房产权证调换补偿安置协议遗留问题的申请》，并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二七区政府回复违法。戴振亚申请中所谓权益不符合事实及法律规定，不应得到支持。二、戴振亚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法律依据。二七区政府对戴振亚的权利没有任何侵犯。涉案《拆迁住宅房产权调换补偿安置协议》，该协议的履行主体不是二七区政府。戴振亚与其亲属之间的继承纠纷完全是公民平等主体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二七区政府并没有剥夺或侵犯其相关权益。根据《物权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因人民法院的法律文书导致物权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的，自法律文书生效时发生效力。戴振亚所主张的涉案房屋权属人在2019年7月26日（2019）豫01民终11140号民事调解书生效时才确定。2019年10月28日戴振亚撤回对二七区政府“回复违法”的起诉，一审法院（2019）豫01行初586号行政裁定书准许其撤诉。2019年11月6日戴振亚与郑州市二七区房屋征收与补偿办公室签订《拆迁住宅产权调换补偿安置协议》《房屋征收补偿、各种补助费及奖励结算单》《安置通知单》。三、戴振亚要求是从2012年开始计算所谓的损失，根据其所提出的事实理由，其诉讼请求已经超出了起诉的期限。请求驳回戴振亚的诉讼请求或起诉。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戴振亚提起本案行政赔偿诉讼的基础是其在该院提起的（2019）豫01行初672号诉请确认二七区政府不履行行政协议违法一案，诉讼请求为“确认二七区政府长达七年不依《关于拆迁住宅房产权证调换补偿安置协议》交付安置房及长达七年不支付产权调换差价款人民币122,927.87元的行政行为违法”。该院于2020年4月2日作出（2019）豫01行初672号行政判决，驳回戴振亚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戴振亚诉请确认二七区政府不履行行政协议违法一案，系戴振亚提起本案行政赔偿诉讼并获得相应行政赔偿的基础。但是该院已于2020年4月2日作出（2019）豫01行初672号行政判决，驳回了戴振亚要求“确认二七区政府长达七年不依《关于拆迁住宅房产权证调换补偿安置协议》交付安置房及长达七年不支付产权调换差价款人民币122,927.87元的行政行为违法”的诉讼请求。故戴振亚本案诉请判令二七区政府赔偿戴振亚由此产生的相应损失，缺乏行政行为违法的前提和基础，该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戴振亚的诉讼请求。戴振亚上诉称，二七区政府行政行为不合法，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处理结果不当，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本院二审查明，戴振亚不服一审法院（2019）豫01行初672号行政判决，上诉至本院。本院于2020年9月18日作出（2020）豫行终1202号行政判决，认为一审判决驳回戴振亚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戴振亚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判决驳回戴振亚的上诉，维持原判。其他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一致。本院认为，依照国家赔偿法第四条之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该条规定之违法行为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财产权益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本案中，戴振亚以二七区政府“长达七年不依《关于拆迁住宅房产权证调换补偿安置协议》交付安置房及长达七年不支付产权调换差价款人民币122,927.87元的行政行为违法”为由申请国家赔偿，但一审法院作出（2019）豫01行初672号行政判决，驳回了戴振亚要求“确认二七区政府长达七年不依《关于拆迁住宅房产权证调换补偿安置协议》交付安置房及长达七年不支付产权调换差价款人民币122,927.87元的行政行为违法”的诉讼请求后，戴振亚不服提起上诉，本院（2020）豫行终1202号行政判决，维持了一审判决。判断戴振亚的赔偿请求权是否成立，应以相应的行政诉讼之结果为前提和基础。相应的行政诉讼之生效判决已经驳回戴振亚的诉讼请求，戴振亚本案中主张的赔偿自然亦失去基础。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适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卜发忠审判员  张书强审判员  黄志远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王沙沙书记员王夷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