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03民终55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芦溪县恒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萍乡市芦溪县凌云南路金陵小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323054439457H。法定代表人：肖波，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童安萍，江西尚颂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何舟，男，汉族，1991年6月8日出生，住江西省萍乡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莲萍，江西赣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春明，男，汉族，1964年2月17日出生，住江西省芦溪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丽，女，汉族，1974年3月4日出生，住江西省萍乡市芦溪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西省大富乳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萍乡市芦溪县银河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323744268755L。法定代表人：何春明，该公司董事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萍乡市民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萍乡市开发区高新工业园**，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301674998209P。法定代表人：何丽，该公司董事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萍乡银信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萍乡市开发区高新工业园**，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301550852793M。法定代表人：何舟，该公司董事长。五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莲萍，江西赣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栗县大富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萍乡市上栗县上栗镇大地红广场平安北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322051649096P。法定代表人：陈台根，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巫春荣，江西振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芦溪县恒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通公司）与上诉人何舟、被上诉人何春明、何丽、江西省大富乳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富乳业）、萍乡市民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公司）、萍乡银信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信公司）、上栗县大富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富小贷）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芦溪县人民法院（2014）芦民二初字第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2020年9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9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恒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童安萍，上诉人何舟、被上诉人何春明、何丽、大富乳业、民生公司、银信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莲萍，被上诉人大富小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巫春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恒通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所有被上诉人（包括大富小贷）承担何舟所欠恒通公司借款本息的连带清偿责任。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对何春明出具的《情况说明》认定错误。何春明系大富小贷的法定代表人，其行为从法律上可以代表公司，不是所谓的越权代理。恒通公司为确保公司合法权益不受损害，要求大富小贷为借款提供担保没有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大富小贷在担保合同上加盖公章的行为应认定为其真实意思表示，应当认定担保有效。对何春明的证人证言予以采信违反法律规定。2、对大富小贷的担保效力认定错误。首先，何春明作为法定代表人在担保合同上签名和盖章为借贷提供担保的行为，属于法定代表人的职务行为，该担保行为并无任何瑕疵。其次，恒通公司对外贷款要求第三方提供担保，除对提供担保的保证人真实性进行审查外，对担保人的内部规定并无法定审查义务，权利人只要考虑签署行为的真实性，公司内部行为不影响其对外担保的法律效力。3、认定大富小贷未在2016年6月21日协议书上加盖公章视为恒通公司放弃权利错误。签订协议时，恒通公司一再要求大富小贷承担还款责任，系该公司违反合同约定并意图逃避法律义务而不加盖公章，该行为不能构成恒通公司对自己权利的放弃。二、原审适用法律错误。1、对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不能仅从该条内容上作简单的理解和判断，而必须根据法理和公司法立法精神加以认识，公司违反该规定并不当然导致合同无效。公司法调整的对象仅指法律所定义的公司本身，而不及于公司以外的法律主体；该条规定并不是约束合同效力的法律规范，只是对公司内部进行约束的法律规范，其立法目的在于协调公司或公司内部机构和股东之间的利益关系。而本案的担保合同属于双方或多方的行为，显然不属于公司法所规定的对内调整对象，依据该规定来判断合同是否有效存在不当。且该规定并不能约束公司行为的相对人，不能约束公司外的其他民事主体，该对公司内部及股东之间进行约束的法律行为，不得对抗第三人。公司为第三人担保所涉的合同相对人已超出公司法的法律调整范畴，案涉担保合同是否有效不应当适用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应当适用合同法及担保法的相关规定。同时，该法律规定亦不能等同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法律规定既非对合同的内容性禁止，也非形式禁止，仅仅是对公司行为的一种程序性要求；该规定不是对公司行为的禁止，充其量只能是对公司行为的限制，原审法院适用公司法该条规定认定担保合同无效错误。2、适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错误。原审法院以恒通公司与大富小贷均系性质相同的小额贷款公司，应当知道公司法对法定代表人担保的限制，本案其他担保人已提供股东会议决议说明恒通公司对此明知，及何春明的证词三理由，论述出恒通公司在要求大富小贷提供担保时具有恶意。但从立法上看，相关法律并未强制要求法人提供担保时必须出具股东会议决议，而何春明的证词在无法定理由的情况下亦应不予采信。恒通公司在借贷活动中为确保自身权益，要求第三人依据担保法提供担保完全符合法律规定，该行为并不构成恶意或欺诈。原审法院认定恒通公司存在恶意存在不当，适用“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认定合同无效亦与认定恒通公司构成恶意之间存在矛盾。3、适用《民诉法》第六十四条错误。原审法院认定担保合同无效，但对于合同无效所造成的损失，认为恒通公司未提供证据而不予审理及裁判，明显存在不当。即使由于大富小贷的行为导致担保合同无效，根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七条规定，大富小贷在本案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亦是无可避免的，原审法院以此要求恒通公司举证及另行提出诉求，实为偏袒一方当事人和不当增加当事人的诉累。何舟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恒通公司的诉讼请求；二、本案诉讼费用由恒通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认定欠款本金是根据恒通公司任意认定的还款本金和利息。何舟与何春明、何丽、大富乳业、民生公司于2014年7月11日分别借款50万元、50万元、50万元、200万元、300万元，共计650万元；至2019年1月29日何舟与何春明、何丽、大富乳业、民生公司共同偿还恒通公司借款本息6063452.06元。2016年6月21日双方当事人签订《协议书》约定，至2016年6月15日何舟、何春明、何丽、大富乳业、民生公司共欠恒通公司借款本金284万元。恒通公司在起诉时主张尚欠借款本金273万元，仅认可在2016年6月15日至2019年11月20日偿还借款本金11万元。但事实情况是何舟、何春明、何丽、大富乳业、民生公司在此期间共计偿还985000元。按协议书约定应承担自2016年6月1日至2016年10月31日前实际发生的全部贷款利息。何舟、何春明、何丽、大富乳业、民生公司在2016年6月30日偿还了本息65000元，2016年7月31日偿还了本息5万元，2016年8月31日至10月31日偿还了本息7万元，剩下的欠款自2016年8月31日至2016年10月31日的利息为109255.41元。也就是说在已偿还的985000元中，有875744.59元是偿还本金，109255.41元是偿还利息。二、2014年7月11日支付的利息319385元是“剁脑息”，应当在本金中予以扣除。三、2016年6月30日签订的《协议书》不是补充协议，而是一份新的协议；该协议没有约定后期利息，在此之后不应再予计息。1、2014年所借款项，在2016年6月30日签订《协议书》前已偿还5078452元，该协议是对各借款人的义务和借款金额的重新认定，不是补充2014年的借款合同。2、该《协议书》的合同主体、权利义务都有重大变更，不符合补充协议的条件。3、恒通公司在何春明出狱后，为了达到尽快还款的目的，在协议书中放弃利息，符合常理亦不违反法律规定。恒通公司现又以2014年借款合同计算后期利息，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综上，何舟、何春明、何丽、大富乳业、民生公司的欠款总金额为2631717.41元（借款本金284万元-已还本金875744.59元-剁脑息319385元后的本金金额为1544870.41元，没有后期利息和其他费用），不应再判利息和律师费、诉讼费及损失。恒通公司辩称：2016年6月21日的协议书是对案涉五笔借款的延续，双方没有新的借款行为并非是一个新的协议。对于具体的偿还款项，对方当事人在还款时均未明确是偿还哪一笔借款亦未明确是归还本金还是归还利息，依法应按先息后本的原则来确定偿还款项，一审法院对于已偿还本息金额的认定事实清楚。借款合同签订后，恒通公司按借款合同约定全额支付了借款本金，没有提前收取利息或在发放借款扣取利息，而何丽在借款后第二天向恒通公司所支付的款项，恒通公司认可收到了86800元，该款中有56600元是偿还案涉当事人之前所欠的借款利息，余款30200元是归还此次借款的当月利息。案涉借款的利息，在借款期限内是按合同约定的月利率1.2%计付，逾期依约定加收利息50%按月利率1.8%计付，2016年6月21日后按协议书约定的月利率1.5%计付，全部利息均系按实欠本金确认，对于欠付利息和欠付诉讼费、律师服务费并未计息，案涉借款本息已经过双方多次对账并不存在错误。何舟、何春明、何丽、大富乳业、民生公司、银信公司辩称：2016年6月21日协议签订时共欠借款本金284万元，在该协议签订后共归还985000元，2016年6月1日至2016年10月31日的利息为109225.41元，已归还本金的金额应为875744.59元，扣减提前收取的利息319355元后，总欠款金额为1544870.41元，除此之外不应再承担其他的利息和律师费等损失。大富小贷辩称：一审判决驳回恒通公司对大富小贷的诉讼请求，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理由如下：1、2016年6月21日签订的《协议书》是对原借款担保合同的变更，系新的合同，大富小贷对该协议没有盖章确认，可以证实恒通公司已免除了大富小贷的保证责任，是对权利的放弃。2、大富小贷提交的工商变更登记信息、公司章程、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意见和暂行管理办法的通知》，可以证实大富小贷时任法定代表人何春明未经股东会表决同意擅自加盖公章提供担保的行为是越权代表，恒通公司要求大富小贷作为担保人存在恶意。江西省人民政府印发的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意见和暂行管理办法，明确要求股东不得以持有股份对外提供担保，恒通公司作为小额贷款公司应当明知股东不能对外提供担保，小额贷款公司更不能对处提供担保，在明知有这样规定的情况下还要求何春明擅自加盖公章提供的担保自然无效，大富小贷依法不应承担任何责任。3、恒通公司提出本案不能适用《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的上诉意见，是对法律的曲解。对于何舟的上诉，该上诉所涉及的权利义务与大富小贷无关。恒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贷款本金50万元，承担至还清欠款日止的利息及逾期利息；2.判令被告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律师服务费13000元；3.判令被告相互承担偿还贷款本息及相关费用的连带保证责任。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7月10日，原告恒通公司与被告何舟及何春明、何丽、肖阳、民生公司、大富小贷签订《借款合同/保证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何舟提供贷款本金50万元，贷款期限自2014年7月10日至2014年9月18日止，借期内月利率按1.2%计，逾期利率按本合同约定的借款执行利率加收50%的罚息等，被告何丽、肖阳、民生公司、银信公司、大富小贷在《借款合同/保证合同》担保人栏分别签字或加盖公司公章，同意为该笔借款本息及相关应付费用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保证期间为借款到期日起二年，被告民生公司、银信公司分别向原告提交了同意为何舟的该笔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股东会决议。同日，被告何春明向原告提交担保函，承诺对原告与何舟该笔借款、利息和其它费用承担连带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借款到期日起二年。当日，原告向被告何舟在芦溪信用联社的个人账户发放了50万元贷款。被告何舟收到贷款后未按合同约定还款付息，借款发生逾期。2016年6月21日，原告恒通公司与被告何春明及何丽、何舟、大富乳业、民生公司、银信公司达成《协议书》、确认截止2016年6月15日，何春明欠本金50万元，何丽欠本金35万元，何舟欠本金50万元，大富乳业欠本金135万元，民生公司欠本金14万元，及未付利息等；偿还日期为2016年6月30日至2016年9月30日和每月应偿还的本息；被告何春明及何丽、何舟、大富乳业、民生公司还自愿承担尚未支付的诉讼费、律师服务费7万元；2016年6月1日至2016年10月31日前实际发生的全部贷款利息，按月利率1.5%计算；对约定的借款本金及利息，由何春明、何丽、何舟、大富乳业、民生公司、银信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等，被告何春明及何丽、何舟、大富乳业、民生公司、银信公司分别签字或加盖公司公章同意，但被告大富小贷未加盖公章。《协议书》签订后，被告何春明、何丽、何舟、大富乳业、民生公司共同偿还借款本息98.5万元，分配至被告个人名下为：何春明还利息10万元、何丽还利息10.5万元、民生公司还本金2万元，利息1万元，大富乳业还本金9万元，利息66万元。根据原告提交的利息清单计算，2014年10月21日至2015年8月20日前按月息1.8%计算，2015年8月21日后按月息1.5%计算，截止2019年11月20日，被告何舟尚欠借款本金50万元，利息479450元。一审法院针对原、被告双方在庭审时的争议焦点，分析评判如下：关于争议焦点一，2016年6月21日《协议书》是原《借款合同/保证合同》的补充，还是订立了新的协议。原告恒通公司辩论意见，《协议书》来源于原告与各被告签订的《借款合同/保证合同》，在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对合同的还款、利息做了补充约定，属于《借款合同/保证合同》的延续，不是订立新的协议。被告何丽、何春明、大富公司、民生公司的辩论意见，《协议书》对还款总金额及各个被告人的还款数额进行了重新签订，合同的权利义务的重大变更，属于新的合同。被告大富小贷的辩论意见，《协议书》主要来源于原告与各被告签订的借款合同，在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对合同的还款、利息做了补充约定，属于前面所有合同的延续，且基于前面合同而产生，对于合同中未作补充的部分应按原协议履行。一审法院认定《协议书》是基于《借款/担保合同》结算而来，根据《借款/担保合同》明确了各被告应承担的债务总额及赔偿金、进一步明确了保证人的保证责任，仅对贷款利率、还款期限作了对被告方有利的调整。原告恒通公司在变更诉讼请求后，亦是请求各被告按《借款/担保合同》和补充《协议书》履行义务，故《协议书》是《借款/担保合同》的延续，基于《借款/担保合同》而产生，仅对合同的还款时间、利率、损失做了补充约定，它的签订尚未取代了之前的借贷关系，不属于新的协议。被告方的辩护意见与事实不相符，予以采纳。关于争议焦点二，大富小贷的担保合同的效力。原告恒通公司辩论意见为担保有效。1.何春明作为法定代表人，在担保合同中签名和盖章是他的职务行为；2、原告在对外提供贷款要求第三方提供担保，对担保行为没有法定的审查义务；3、《公司法》中第十六条关于公司外对担保必须经股东大会同意的规定，该法律规定并非约束合同法律效力的法律规范，拘束力仅限于公司行为，不能约束其他的民事主体。被告大富小贷的辩论意见为担保是无效，1、《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对外担保必须经股东大会同意，自始至终原告并未提交我公司股东会决议；2.同时于法定代表人何春明越权订立的合同，没有得到我公司追认，是无效的；3.原告明知何春明超越权限订立该合同，且对本案保证合同无效具有重大过错，本公司无任何过错。其一，原告应当知晓《公司法》第十六条关于公司外对担保必须经股东大会同意的规定。其二，原被告均为小额贷款公司，根据江西省人民政府金融办所出台的管理办法，公司不能对外提供担保，公司章程也规定小贷公司不能对外提供担保。一审法院认定，《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的目的是防止法定代表人随意代表公司给他人提供担保给公司造成损失，损害其他股东利益。对于合同相对人在接受公司为其提供担保时,是否对担保事宜经过公司股东会决议负有审查义务及未尽该审查义务是否影响担保合同效力,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未作明确规定，造成在司法实践中争议颇大。《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对法定代表人的代表权进行了限制，根据该条规定，担保行为不是法定代表人所能单独决定事项，而必须以公司股东会、董事会等机关决议作为授权的基础和来源。法定代表人未经授权擅自为他人提供担保的，构成越权代理，根据《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应当区分订立合同时债权人是否善意，债权人是善意的，合同有效，反之，无效。结合至本案，1.原告恒通公司与被告大富小贷均为经营性质相同的小贷公司，其设立必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金融管理部门的严格审批，其业务必然涉及大量的公司担保，其公司性质决定其应当知道公司对外担保必经公司股东会决议确定事项；2.实际上为本案提供担保的民生公司、银信公司均已向原告提交了股东会决议，说明原告对公司对外担保必经公司股东会决议是明知的。3.根据原告恒通公司及被告何春明陈述，恒通公司曾要求何春明提交股东会决议，何春明未提交，但却与之签订担保合同，足以证明恒通公司放任对大富小贷股东会决议进行审查。故原告在与被告大富小贷订立担保合同时是非善意的，担保合同无效。4.2016年6月21日4的《协议书》，大富小贷未在《协议书》盖章，亦表明原告有放弃要求大富小贷对该笔贷款承担保证责任之意。被告大富小贷的辩护意见与事实及法律规定相符，予以采纳。关于争议焦点三，2016年10月31日以后，借款利率为多少。原告恒通公司辩论意见为在合同履行期间将利率下调至1.5%，符合法律规定。被告何春明、何丽、大富公司、民生公司辩论意见，《协议书》对2016年10月31日以后的利率未约定，只能按年利率6%计算。一审法院认定，《协议书》约定归还自2016年6月1日至2016年10月31日前实际发生的全部贷款利息，月利率按1.5%计算，没有对2016年10月31日以后利率计算做出约定，本案虽不属于民间借贷案件，但与民间借贷案件性质基本相同，均为借贷类案件，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时，可以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之精神具体审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二）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因《协议书》约定了2016年6月1日至2016年10月31日前的全部贷款月利率按1.5%计算，根据上述《规定》第（二）项规定，对原告请求按月利率1.5%计算2016年10月31日后逾期利息的，应当予以支持。被告何春明、何丽、大富公司、民生公司举张按照年利率6%支付利息辩论意见，因仅限于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的情形，而《协议书》约定了还款期月利率按1.5%计算，应视之为约定的借期利率，故2016年10月31日以后的借款月利率应按1.5%计算，对被告何春明、何丽、大富公司、民生公司关于借款利息只能按年利率6%计算的辩论意见不予采纳。关于争议焦点四，何舟、银信公司的担保是否超过担保期限。被告何舟、银信公司辩论意见，原告2019年7月1日的起诉超过了担保期限，不承担保证责任。原告恒通公司辩论意见，在法定期限已经向法院提起诉讼，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没有超过法定的担保期限。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于2014年10月28日立案受理该案时未超担保期限没有争议。本案中止审理期间，原告于2019年7月1日的起诉与本案属于重复起诉，现原告已撤诉，案件亦恢复审理，立案受理时间只能是2014年10月28日而非2019年7月1日。银信公司关于担保超过期限，不承担保证责任的理由不成立，不应予以支持。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恒通公司与被告何舟、何春明、何丽、民生公司、银信公司、大富乳业签订的《借款/担保合同》、《协议书》及被告何春明自愿出具的担保函，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原告恒通公司按约定支付了借款，被告何舟亦应按约定履行偿还借款并支付利息义务，现到期未足额偿还原告借款，其逾期还款的行为已构成违约，应依借款合同约定，支付相应利息及逾期利息，原告的该项诉求有理，应予以支持。被告何春明、何丽、民生公司、银信公司、大富乳业承诺对何舟的该笔借款本金、利息及法律服务费等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现何舟借款逾期未还，被告何春明、何丽、民生公司、银信公司、大富乳业未尽到保证义务，应共同相互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担保人在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后，可以向债务人追偿，原告的相关诉求有理，应予以支持。银信公司关于担保超过期限，不承担保证责任的理由不成立，依法不予支持。被告大富小贷虽在《借款/担保合同》盖章承诺对该笔借款承担连带保证，但因原告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关于公司外对担保必须经股东大会同意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不需要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被告大富小贷的该项辩护意见与法律规定相符，应予以支持。至于因担保无效造成的实际损失，应根据双方签订担保合同时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的，因原告未向本院提出赔偿的诉求，也未提交相应证据，按照民事诉讼法“谁主张谁举证”的要求,依法不予审理及裁判，被告大富小贷的辩护意见与事实及法律规定相符，予以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第五十八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何舟偿还原告芦溪县恒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借款本金50万元，支付至2019年11月20日止的利息479450元，支付至借款本金还清之日止的利息（以借款本金50万元为基数，月利率按1.5%计算），限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履行。二、被告何春明、何丽、江西省大富乳业集团有限公司、萍乡市民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萍乡银信实业有限公司对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原告芦溪县恒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对被告上栗县大富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594元，由被告何舟、何春明、何丽、江西省大富乳业集团有限公司、萍乡市民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萍乡银信实业有限公司负担。二审审理中，双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的证据。对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经本院审查予以认定。本院认为，综合恒通公司、何舟的上诉主张及被上诉人的答辩意见，并经双方当事人确认，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一审判决对所欠借款本息金额的确认是否正确；二、恒通公司与大富小贷所签订的保证合同对大富小贷是否具有法律约束效力，大富小贷在本案中是否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一。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借款合同并未约定以收取借款保证金或提前收取借款利息的方式在借款本金中扣除一定金额的款项，恒通公司在借款合同签订后亦按合同约定全额支付了借款本金至借款人的账户。何丽2014年7月11日所支付的款项319385元，恒通公司只认可支付至其账户的两笔款项共计86800元；认为该收取的款项中56600元系归还案涉当事人的前期借款利息，余款30200元系归还案涉借款的当月利息。对于何丽支付给赖水平两笔款项232585元，认为该款与恒通公司并不存在关联。何舟上诉提出的恒通公司在借款本金中提前扣收了“剁脑息”的事实主张缺乏相关依据。对于2016年6月21日协议签订前所欠借款本息及2016年10月31日后的逾期利息，恒通公司与何春明、何丽、何舟、大富乳业、民生公司、银信公司签订了一份结算《协议书》，对2014年7月10日前所欠借款本息进行了结算，确认截止2016年6月15日何春明欠本金50万元、何丽欠本金35万元、何舟欠本金50万元、大富乳业欠本金135万元、民生公司欠本金14万元，2015年8月20日欠息719692元，2015年8月21日至2016年5月31日欠息197175元，另承担恒通公司尚未支付的诉讼费、律师服务费7万元，共计3826847元；并同意以上款项在2016年10月31日前按协议约定的每月归还本息金额分期全部予以偿还，2016年6月1日至2016年10月31日前实际发生的全部贷款利息，按月利率1.5%计算。双方当事人对该结算协议并没有提出存在计算错误的异议，亦未提供相反的证据予以否认；该协议可以作为当事人前期借款本息的结算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借贷双方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二）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双方签订的协议虽然未对2016年10月31日后的逾期利息作出约定，但对还款期限内的借款利率作出了按月利率1.5%计息的明确约定，依据最高法院该规定何舟在本案中应当支付按月利率1.5%所计算的资金占用逾期利息。对于2016年6月21日至2019年11月20日何春明、何丽、何舟、大富乳业、民生公司在后期所共同偿还的985000元，恒通公司已分别记账确认何丽还利息10.5万元，何春明还利息10万元，民生公司还本金2万元、利息1万元，大富乳业还本金9万元、利息66万元，恒通公司所确认的还款金额与对方当事人所主张的还款金额完全一致，并不存遗漏。故一审判决对案涉所欠借款本息金额的确认并无不当。关于争议焦点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明确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前款规定的股东或者受前款规定的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加前款规定事项的表决。该项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该规定系为防止法定代表人随意代表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给公司造成损失，损害其他股东利益；是关于公司为他人担保须经公司决议前置程序的规定，实质上是对法定代表人实施公司担保行为的权限限制。根据该条规定，担保行为不是法定代表人所能单独决定事项，而必须以公司股东会、董事会等机关决议作为授权的基础和来源。法定代表人未经授权擅自为他人提供担保的，构成越权代表。本案中，何春明作为大富小贷签订担保合同时的法定代表人，其代表公司加盖公章为何舟向恒通公司的借款提供担保的行为，并没有经过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的授权，在担保合同订立时何春明亦没有出具大富小贷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的决议，何春明代表大富小贷为何舟借款担保的行为显然属于越权代表行为，该代表行为对大富小贷并不具有法律约束效力。恒通公司作为从事小额贷款经营的有限责任公司，对同样作为小额贷款公司的大富小贷在对外担保时必须取得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的决议授权应当明知；且恒通公司在本案借款的共同担保人民生公司、银信公司提供担保时，均要求该两公司提交了股东会决议。故一审法院认定恒通公司明知何春明超越权限代表大富小贷为何舟借款提供担保，并判决大富小贷在本案中不承担相关责任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所述，恒通公司与何舟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依法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7188元，由芦溪县恒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负担13594元、何舟负担13594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红建审判员  周金颉审判员  姚 赛二〇二〇年九月三十日书记员  李颖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