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浙03民终461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余小妹，女，1953年2月2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上诉人（原审原告）：缪晟，男，1975年8月1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上诉人（原审原告）：缪锋，男，1978年3月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上诉人（原审原告）：缪爱弟，女，1935年11月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上列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建银、杨章龙，温州市鹿城区联合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国辉，男，1956年9月3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岭，浙江震瓯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仿（系李国辉女儿），女，1984年2月2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原审第三人：温州市华鹿针织器材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工业区昆仑路**。法定代表人：李国辉。上诉人余小妹、缪晟、缪锋、缪爱弟因与上诉人李国辉及原审第三人温州市华鹿针织器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鹿公司）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302民初33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余小妹、缪晟、缪锋、缪爱弟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余小妹、缪晟、缪锋、缪爱弟的原审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李国辉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案涉转让设备系合伙体投资购置，属合伙体共同资产，原审认定事实错误，且有违实事求是原则。1.合伙前的华鹿公司不生产剑杆带产品，制作剑杆带产品的所有设备是在合伙后购置的。一是证人许某在出庭陈述证言时亦证明其与李国辉、缪洪福三人于1999年5月合作时才开始生产剑杆带产品；二是尽管李国辉在原审时陈述其与缪洪福于1999年时即利用现成的设备合作剑杆带产品，但无法提供在合伙前华鹿公司已生产剑杆带产品的相关证据，如生产剑杆带产品必备的设备购置发票、剑杆带订单合同、货款发票等；三是李国辉提供的设备购置发票，其发票上的时间均能反映出设备是在合伙后购置的。2.购置设备的款项系合伙体共同出资，属合伙体所有。首先，尽管李国辉已提供设备购置发票拟证明案涉设备属华鹿公司所有，但依照会计财务制度的相关规定，李国辉还需提供与设备购置发票相关联的账册来证明被转让的设备属于华鹿公司所有，如华鹿公司的财务报表、固定资产设备折旧提取明细、进货记账凭证等，而这些基本证据李国辉却拒绝提供，这足以说明华鹿公司并没有实际出资购置案涉设备；其次，在李国辉提供的设备购置发票上，大部分均有缪洪福的签字入账，假如案涉设备确系华鹿公司出资购置，那有权签字的应该是李国辉而不是缪洪福，因为李国辉是华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而缪洪福只是两人合伙体的合伙人之一，与华鹿公司没有任何关联性，华鹿公司发生的任何事务，包括设备的购置、财务报销等自然无须缪洪福监督并签字入账，而李国辉提供的设备购置发票上均有缪洪福签字入账，恰恰证明了发票项下的设备是合伙体出资购置的；再次，根据原审已查明的事实，合伙体挂靠在华鹿公司经营，并租赁其公司厂房二楼作为生产车间，华鹿公司按月向合伙体收取租金。而案涉设备的购置价至少在300万元以上，即便按照银行贷款利率计算，每月单就利息也不少于15000元，加上设备折旧，每个月该承担的费用应该在40000元以上，而李国辉在承认合伙体按月向华鹿公司支付厂房租金的同时，又一再强调投资巨款购置的生产设备却是华鹿公司无偿提供给合伙体使用的，既然收取了厂房租赁的租金，又为什么将投资几百万元价值的生产设备无偿提供给合伙体使用，李国辉的辩解明显违背常理；第四，退一步而言，即使李国辉强调案涉设备系华鹿公司所有，但105万元的转让款中，包含着“华鹿”牌商标的转让费，而“华鹿”牌商标是合伙体成立后，于2001年由合伙体出资、缪晟参与设计并申请，专门用于合伙体生产的剑杆带产品上，尽管以华鹿公司的名义申请注册，但实际所有权属于合伙体，原审对该部分的事实同样没作审查更是错上加错；最后，既然合伙体挂靠在华鹿公司处经营，必须要以华鹿公司作为主体对外开展经营活动，包括招聘员工、购置设备、原材料采购、产品销售、对外结算、款项往来以及缴纳税款等。根据原审已查明的事实，合伙体经案外人许某销售所得回笼资金均是通过华鹿公司的账户收取，与回笼资金相关联的增值税发票同样是以华鹿公司名义出具，税款由合伙体承担。原审认定该销售回笼资金虽然以华鹿公司的名义收取并出具销售发票，但该资金实际属于合伙体所有。原审既然对这一事实予以认定，但对合伙体在设备购置方面的事实却以“购置发票显示购买人为第三人华鹿公司”为由而认为“无证据证明该设备系合伙体投资购置”，显然自相矛盾。二、李国辉故意不提供合伙体账册供审计，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根据原审已查明的事实，李国辉系本案两人合伙体合伙事务的执行人，依照民诉法的相关规定，作为合伙事务执行人的李国辉，有责任和义务对合伙期间发生的生产经营、债权债务等承担举证责任；同时，李国辉作为华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既然认为案涉设备属于华鹿公司所有，却又以账册遗失为由，故意不提供固定资产设备折旧提取明细、进货记账凭证等，导致本案无法通过审计的方式清理合伙账目。对此，李国辉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李国辉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判决，并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驳回余小妹、缪晟、缪锋、缪爱弟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由余小妹、缪晟、缪锋、缪爱弟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产品销售回笼资金1833916.67元，该部显然系属于合伙体共有财产，余小妹、缪晟、缪锋、缪爱弟享有50%的份额”，显属错误。首先，本案合伙体的经营模式。原审认定的余小妹、缪晟、缪锋、缪爱弟享有的50%份额的回笼资金系案外人许某自2017年2月至2018年4月之间销售产品所得的1950974.67元，扣除许某提成工资117058元外剩余的，且该款项均支付至华鹿公司。在判断该回笼资金是否属于合伙休，我们有必要先了解当初缪洪福与李国辉组成的合伙体的经营模式。1999年5月，缪洪福与李国辉合伙投资生产剑杆带产品，两人各占50%的合伙份额，合伙体挂靠在华鹿公司名下经营，不仅承租华鹿公司厂房并且使用华鹿公司的生产设备，合伙体自负盈亏，产生的相关税、费均由合伙体承担。此后的1999年5月至2016年8月24日期间，均由缪洪福负责合伙体生产，案外人许某负责销售，每月月初，缪洪福与李国辉对合伙体上个月的经营进行结算：销售回笼资金扣除许某的提成工资、其他工人工资、原材料款、厂房租金、水电费、税金等支出后，剩余利润则按各半分配给缪洪福和李国辉，第二个月的生产启动资金为第二个月收到的销售回笼资金，不足部分由华鹿公司垫付。双方在共同经营十七年期间，除了历年来生产期间剩余的原材料及半成品（已变卖，变卖款项己经进行分割，钱汇给了余小妹）外，再无任何积累。其次，2017年1月，李国辉和缪洪福己经对合伙体的账目进行了清理和结算。2016年8月24日，缪洪福因病离开合伙体，至此再未参与合伙体的生产经营活动。2017年1月，合伙体财务人员对缪洪福在合伙体工作期间，即2016年8月24日之前的生产销售产品的回笼资金一并进行结算，扣除成本费用后一并支付给缪以福。并且，李国辉口头告知其已经与其就合伙体的经营进行了全部结算，仅仅剩余一些无用的原材料和半成品未处理，此后，不存在合伙体，剑杆带的生产经营全部由华鹿公司接手。因此，自2017年1月直至本案起诉期间，缪洪福以及其第一顺位继承人即本案的余小妹、缪晟、缪锋、缪爱弟再未向李国辉提及过合伙体，更未要求分配合伙体的利润，因为他们知道，合伙体已经清算，2017年ｌ月之后不存在所谓的合伙体。第三，余小妹、缪晟、缪锋、缪爱弟对2017年2月至2018年4月期间，以华鹿公司名义销售的回笼资金1833916.67元不享有份额。从上述合伙体的经营模式可以看出，缪洪福之所以能占合伙体50%的份额，更多的是其以劳务形式的付出，但在2016年8月24日因病离开工作岗位后，其并没有参与合伙体的管理。并且合伙体自始没有积累，每月都对上个月的利润进行了全额的分配，而且2017年ｌ月李国辉与缪洪福已经对缪洪福在管理合伙企业期间的全部生产的产品销售金额的利润进行了全部的分配，并没有留下资金作为今后生产的投入。换句话说，也就是2017年之后的生产投入没有缪洪福的资金投入，故而缪洪福的继承人即本案的余小妹、缪晟、缪锋、缪爱弟对2017年2月至2018年4月的销售回笼资金不享有任何权利。二、原审判决支持李国辉支付产品销售回笼资金50%给余小妹、缪晟、缪锋、缪爱弟，显属错误。首先，在2017年2月后，合伙体就不复存在，2017年2月至2018年4月的生产经营，均系华鹿公司出资购买原材料、支付工人工资并承担所有税费，销售所得资金也是全额打入华鹿公司资金账户。其次，退一步说，即使余小妹、缪晟、缪锋、缪爱弟享有上述销售回笼资金的份额，也不能将销售金额直接分配，正如余小妹、缪晟、缪锋、缪爱弟起诉要求那样“对合伙经营期间的盈利资金投50%的比例支付”。众所周知，销售的产品系经过购买原材料、工人生产、销售等环节的，必然要付出原材料、水电费、厂房租金、工人工资、缴纳税金等成本。因此，本案中原审法院完全不考虑生产成木，盲目的直接判令李国辉将销售金额支付给余小妹、缪晟、缪锋、缪爱弟显然错误。最后，关于合伙体的清算问题。本案第二位证人张某系华鹿公司的出纳，其系作为余小妹、缪晟、缪锋、缪爱弟的证人出庭作证，但因工作岗位调动问题对李国辉极为不满，后其离开华鹿公司，但在其离职期间当日，李国辉就找不到合伙体期间的部分账木，故而李国辉在原审阶段陈述账目遗失。但是，2017年1月之前的合伙体账目余小妹、缪晟、缪锋、缪爱弟也承认均已结清，即使因为不齐而不能清算，也不影响对2017年2月至2018年4月销售回笼资金的成本计算问题，原审法院不顾客观事实，直接推导出“现余小妹、缪晟、缪锋、缪爱弟要求李国辉予以支付产品销售回笼资金的50%，理由正当”的结论，显然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对于2017年2月至2018年4月期间的生产经营，华鹿公司的账目中是可以完全反应的，李国辉在原审阶段也提供了证据，证明销售的1950974.67元产品的生产成本，且该成本远远大于销售金额，分别为：材料费、工人工资、厂房租金、税款等共计234万余元。但原审法院的无视事实及证据，判令李国辉将产品销售金额的一半支付给余小妹、缪晟、缪锋、缪爱弟显然缺乏事实根据，且于法无据。余小妹、缪晟、缪锋、缪爱弟答辩称：一、回笼资金问题，对195万元没有异议，对双方占有份额也没有异议，李国辉作为华鹿公司法定代表人，在原审时明确陈述，余小妹、缪晟、缪锋、缪爱弟与华鹿公司没有任何合伙关系，同时本案与华鹿公司无关，既然与华鹿公司无关，案涉的195万元当然属于两人合伙体所有，原审对该部分的处理准确。二、李国辉认为缪洪福至2016年8月24日开始未参与合伙体生产经营活动，认为余小妹、缪晟、缪锋、缪爱弟不享有回笼资金分配的权利完全错误。首先，合伙体在没有清算解散之前不因合伙人没有参与具体工作而失去合伙人资格包括应尽的义务和权利。其次，案涉回笼资金是基于李国辉和缪洪福在合伙体生产经营期间共同投入原材料及其他生产成品，是在两人合伙体共同参与生产经营时已经有了的产品，而非李国辉一人投资经营，所以该回笼资金属于合伙体所有。即便李国辉认为是其个人投资，那么也应该举证证明其投资的相关证据，在不能提供相关证据的情况下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李国辉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驳回。李国辉答辩称：对方认为涉案的设备是合伙体投资购置没有任何证据予以支持，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事实上设备是在合伙体合伙了之后三、四年后购买的，根据原审提供的购置发票及对方的证人，这些设备都是华鹿公司出资购买的。关于设备价值300万，事实上是没有这么多的，合伙体用的是华鹿公司的设备，不存在合伙体出资购买的设备。购买设备的签字完全没有这样的情况，仅几张发票是缪洪福签字，绝大部分都是李国辉本人签字。华鹿公司在1996年就成立了，商标跟合伙体也是没有关系的，商标只是给了合伙体使用。关于不提供合伙体的账册进行审计是不能成立的，在原审时当事人已经解释过，合伙体的账册被财务张某全部拿走了，交给了余小妹这一方，也作为他们的证人出庭，不是当时不提供审计，而且对方也承认2017年1月份之前双方账目已经结清了，根本不需要对2017年1月份之前进行审计，我们不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华鹿公司陈述称：对李国辉的上诉请求与理由没有意见，对余小妹、缪晟、缪锋、缪爱弟的上诉请求与理由同李国辉的答辩意见。余小妹、缪晟、缪锋、缪爱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李国辉对合伙经营期间的债权债务进行清算，并对清算后的盈利资金按50%的比例支付给余小妹、缪晟、缪锋、缪爱弟；2.若拒绝或无法清算的，判令李国辉向余小妹、缪晟、缪锋、缪爱弟支付1468741元人民币并赔偿侵占期间的利息损失（自2018年1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年利率6%计算至法院判决确定之日止，现暂算至2018年12月31日止为88124元）；3.本案诉讼费由李国辉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余小妹、缪爱弟分别系缪洪福的妻子和母亲，缪晟、缪锋均系缪洪福的儿子。缪洪福于2017年8月4日去世，余小妹、缪晟、缪锋、缪爱弟系其第一顺位继承人。1999年5月，缪洪福与李国辉以及案外人许某商定并开始合作生产剑杆带产品，由缪洪福与被告李国辉合伙，两人各占50%的合伙份额，案外人许某不出资不占份额，只负责销售，并按销售回笼金额6-10%不等的比例作为销售提成工资。李国辉为合伙事务执行人，缪洪福负责生产。合伙体挂靠在第三人华鹿公司名下经营，并承租第三人华鹿公司厂房二楼作为生产车间。合伙体自负盈亏，产生的相关税、费均由合伙体承担。合伙期间，缪洪福与李国辉已结清2017年1月之前的利润。缪洪福去世后，李国辉于2017年9月12日将合伙体所有的生产原材料、成品和半成品产品以及合伙体使用的生产设备、商标等转让给他人，其中原材料、成品和半成品所得价款为386456元，生产设备、商标所得价款为105万元。另外，合伙体自2017年2月至2018年4月之间，经案外人许某销售所得回笼资金共计1950974.67元，扣除许某提成工资117058元外，剩余回笼资金1833916.67元均已支付至第三人华鹿公司。2018年1月26日，李国辉支付余小妹163217元。此后，双方就合伙体的清算及盈余分配发生纠纷，余小妹、缪晟、缪锋、缪爱弟遂诉至该院。另查明，缪洪福与李国辉合伙期间，所使用的生产设备购置发票显示购买人为第三人华鹿公司。一审法院认为：缪洪福与李国辉虽未签订书面合伙协议，但两人合伙及各占50%份额的事实清楚，且双方均无争议，故各合伙人应依照合伙份额享有相关的权利并承担相应的义务。余小妹、缪晟、缪锋、缪爱弟系缪洪福的第一顺位继承人，系本案适格的原告。双方当事人对于涉案三笔款项的数额并无异议，其争议焦点在于款项的归属及李国辉是否需要再向余小妹、缪晟、缪锋、缪爱弟支付款项。关于原材料、成品和半成品所得价款386456元，双方确认系属于合伙体共有，且李国辉已向余小妹支付163217元。李国辉详细陈述了该笔款项的构成及剩余款项按50%的比例支付给了余小妹，其陈述的税款、货款等虽无相应证据予以证实，但均具有合理性，李国辉的陈述具有高度盖然性，该院予以采信，故该笔款项应认定为已经分割完毕。关于生产设备、商标所得价款105万元，虽购买时间系在缪洪福与李国辉合伙期间，且一直由合伙体使用，但购置发票显示购买人为第三人华鹿公司，现余小妹、缪晟、缪锋、缪爱弟无证据证明该些设备系合伙体投资购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关于产品销售回笼资金1833916.67元，该部分显然系属于合伙体共有财产，余小妹、缪晟、缪锋、缪爱弟享有50%的份额。李国辉辩称该些款项系第三人华鹿公司在运作，与李国辉无关，余小妹、缪晟、缪锋、缪爱弟应和华鹿公司进行清算，且华鹿公司垫付合伙体大量费用，合伙体反而应当支付华鹿公司597261.45元及利息等意见，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李国辉作为执行合伙事务人，在合伙体已无法存续的情形下，应当对合伙体的账目进行清理，包括与第三人进行清算、收回应得账款等，而非由余小妹、缪晟、缪锋、缪爱弟与第三人进行清算。本案审理中，余小妹、缪晟、缪锋、缪爱弟申请对合伙体账目进行审计，李国辉明确表示合伙体账册均已遗失，导致无法通过审计的方式清理合伙账目。李国辉同时作为第三人的法定代表人，未积极对合伙体进行清算且据不交出合伙财产，现余小妹、缪晟、缪锋、缪爱弟要求李国辉予以支付产品销售回笼资金的50%，理由正当，该院予以支持。至于李国辉辩解的合伙体尚欠第三人的款项，如确有存在，第三人可另行向合伙体主张权利。余小妹、缪晟、缪锋、缪爱弟主张自2018年1月1日计算利息损失依据不足，可自余小妹、缪晟、缪锋、缪爱弟向该院提起诉讼之日起按年利率6%予以计付。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于2019年9月19日判决：一、李国辉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余小妹、缪晟、缪锋、缪爱弟916958.33元及利息（利息按年利率6%从2019年3月19日起计算至履行完毕之日止）。二、驳回余小妹、缪晟、缪锋、缪爱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8812元，由余小妹、缪晟、缪锋、缪爱弟共同负担7732元，李国辉负担11080元。李国辉在二审期间提供如下证据：1.2017年2月至2018年4月，华鹿公司剑杆带车间费用清单复印件及相应的购买原材料转账凭证复印件、发票复印件以及厂房、职工宿舍租金等其他费用的相关凭证复印件，拟证明华鹿公司剑杆带车间在2017年2月至2018年4月间，支出的成本高达210多万元的事实。2.浙江省增值税专用发票复印件。3.税收完税证明复印件。上述证据2、证据3拟共同证明2017年2月至2018年4月间，华鹿公司剑杆带车间销售所得回笼资金195万余元，均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依法缴纳了相应税款的事实。4.社会保险费交费证明复印件，拟证明华鹿公司为剑杆带车间工人缴纳社保的情况，证明有保险费的支出。5.工资表复印件，拟证明2017年2月至2018年4月，华鹿公司支付剑杆带车间的工人工资的情况。6.中国石化加工IC卡台账对账单复印件，拟证明2017年2月至2018年4月，华鹿公司支付剑杆带车间车辆加油支出情况。7.工资发放名册复印件、领款凭证复印件，拟证明华鹿公司剑杆带车间转让后，安置工人及相关费用。8.2013年4月，剑杆带收入支出对照表复印件、月报表复印件、剑杆带车间费用复印件、华鹿剑杆带进出发票明细表复印件、剑杆带收入支出对照表复印件、月报表以及交易明复印件细。9.2013年8月，剑杆带收入支出对照表复印件、月报表复印件、剑杆带车间费用复印件、华鹿剑杆带进出发票明细表复印件、剑杆带收入支出对照表复印件、月报表复印件以及交易明细复印件。上述证据8、证据9拟共同证明合伙体每月的正常支出项目包括原材料、工人工资、保险、税收、厂房租金等。余小妹、缪晟、缪锋、缪爱弟质证认为，对证据1、证据5、证据6和证据7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对证据2、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由法院认定，对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无法证明增值税发票以及缴纳的税费与合伙体生产的剑杆带有关；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由法院认定，对关联性有异议，没有证据证明该保险费支出与合伙体有关；对证据8、证据9除了有缪洪福签字的证据外，对其他证据均有异议，李国辉的待证目的均不能成立。华鹿公司质证认为，对李国辉提供的上述证据无异议。余小妹、缪晟、缪锋、缪爱弟、华鹿公司在二审期间未提交新证据。在二审期间，李国辉申请对华鹿公司二楼剑杆带生产车间于2017年2月至2017年9月12日及2017年9月13日至2018年4月的盈亏情况等进行审计。经双方当事人协商，本院依法委托温州天原会计事师务所进行审计。温州天原会计事师务所于2020年6月25日出具温天原会所鉴（2020）3-030号司法会计鉴定意见书一份，鉴定意见为：（一）剑杆带车间销售收入情况。2017年2月1日至2017年9月12日剑杆带收入838292.26元（华鹿公司总收入1013337.99元，剑杆带收入占该期间总收入比为82.73元；其他收入175045.73元，占该期间总收入比为17.27%）。2017年9月13日至2018年4月30日，剑杆带收入788395.93元（华鹿公司总收入1024585.86元，剑杆带收入占该期间总收入比为76.95%；其他收入236189.93元，占该期间总收入比为23.05%）。（二）剑杆带车间销售产品成本情况。2017年2月1日至2017年9月12日剑杆带成本627691.41元。2017年9月13日至2018年4月30日剑杆带成本499428.03元。（三）剑杆带车间期间费用及税费。2017年2月1日至2017年9月12日，剑杆带应分摊的期间费用及税费206121.49元。2017年9月13日至2018年4月30日，剑杆带应分摊的期间费用及税费合计313588.84元。（四）剑杆带车间利润情况。2017年2月1日至2017年9月12日，剑杆带利润4478.94元（838292.26-627691.41-206121.91）；2017年9月13日至2018年4月30日，剑杆带利润47661.29元（788395.93-499428.03-241306.61）。温州天原会计事师务所于2020年9月16日出具订正和补充说明各一份，其中订正内容为司法会计鉴定意见书正文第5页，第11行“税费合计313588.84元”属笔误，现订正为“税费合计241306.61元”。该数据订正后，对该意见书其他数据无影响。补充说明的内容为司法会计鉴定意见书确定的2017年2月1日至2018年4月30日账面剑杠带总收入为1626688.19元，产品总成本1127119.44元，毛利率为31%。经法庭审理，现双方均确认收入为1833916.67元，比上述意见书的总收入多207228.48元（1833916.67元-1626688.19元），原因为该部分收入的单据未入账。若将该部分收入补记入账，应增加利润64240.83元（207228.48元*31%）。余小妹、缪晟、缪锋、缪爱弟质证认为，对该鉴定意见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合法性、关联性、准确性有异议，对订正和补充说明的合法性有异议，鉴定意见书、订正和补充说明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李国辉、华鹿公司对鉴定意见书、订正和补充说明均没有异议。经庭审质证、审核，本院认证如下：上述鉴定意见书、订正和补充说明均系具有鉴定资格的专业机构所出具，而余小妹、缪晟、缪锋、缪爱弟未能提出实质性意见，亦未能提供证据对该鉴定意见书、订正和补充说明中相应的意见进行反驳，故予以认定；对李国辉提供的证据1至证据7，因已对剑杆带生产车间于2017年2月至2017年9月12日及2017年9月13日至2018年4月的盈亏情况等进行审计，故在本案中不再认定；证据8和证据9发生在双方已结清的2017年1月合伙体利润之前，故不予认定。本院经审理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二审期间，李国辉申请对华鹿公司二楼剑杆带生产车间于2017年2月至2017年9月12日及2017年9月13日至2018年4月的盈亏情况等进行审计。经双方当事人协商，本院依法委托温州天原会计事师务所进行审计。温州天原会计事师务所于2020年6月25日出具温天原会所鉴（2020）3-030号司法会计鉴定意见书一份，鉴定意见为：（一）剑杆带车间销售收入情况。2017年2月1日至2017年9月12日剑杆带收入838292.26元（华鹿公司总收入1013337.99元，剑杆带收入占该期间总收入比为82.73元；其他收入175045.73元，占该期间总收入比为17.27%）。2017年9月13日至2018年4月30日，剑杆带收入788395.93元（华鹿公司总收入1024585.86元，剑杆带收入占该期间总收入比为76.95%；其他收入236189.93元，占该期间总收入比为23.05%）。（二）剑杆带车间销售产品成本情况。2017年2月1日至2017年9月12日剑杆带成本627691.41元。2017年9月13日至2018年4月30日剑杆带成本499428.03元。（三）剑杆带车间期间费用及税费。2017年2月1日至2017年9月12日，剑杆带应分摊的期间费用及税费206121.49元。2017年9月13日至2018年4月30日，剑杆带应分摊的期间费用及税费合计313588.84元。（四）剑杆带车间利润情况。2017年2月1日至2017年9月12日，剑杆带利润4478.94元（838292.26-627691.41-206121.91）；2017年9月13日至2018年4月30日，剑杆带利润47661.29元（788395.93-499428.03-241306.61）。温州天原会计事师务所于2020年9月16日出具订正和补充说明各一份，其中订正内容为司法会计鉴定意见书正文第5页，第11行“税费合计313588.84元”属笔误，现订正为“税费合计241306.61元”。该数据订正后，对该意见书其他数据无影响。补充说明的内容为司法会计鉴定意见书确定的2017年2月1日至2018年4月30日账面剑杠带总收入为1626688.19元，产品总成本1127119.44元，毛利率为31%。经法庭审理，现双方均确认收入为1833916.67元，比上述意见书的总收入多207228.48元（1833916.67元-1626688.19元），原因为该部分收入的单据未入账。若将该部分收入补记入账，应增加利润64240.83元（207228.48元*31%）。本院认为：本案二审双方争议的焦点为：一、关于产品销售回笼资金1833916.67元是否属于合伙体共有财产。二、关于生产设备、商标所得价款105万元是否属于合伙体共有财产。关于争议焦点一，涉案合伙体系生产剑杆带产品，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材料、证人证言及陈述内容，上述销售回笼资金显属于合伙体共有财产。考虑到生产剑杆带产品需涉及到成本、费用及税费等问题，结合上述产品销售回笼资金的收取时间，根据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及补充说明，上述产品销售回笼资金应扣除相应的成本、费用及税费等，剩余利润为116381.06元（4478.94元+47661.29元+64240.83元），余小妹、缪晟、缪锋、缪爱弟对此享有50%的份额，故李国辉需支付58190.53元。二、关于争议焦点二，虽然涉案设备购买发票显示的购买人为华鹿公司，但考虑到合伙体系挂靠在华鹿公司名下经营，并承租华鹿公司厂房作为生产车间，各项销售支出均以华鹿公司名义进行，同时涉案设备购买于双方合伙期间，由合伙体使用，并结合华鹿公司的经营范围及双方的陈述内容等情况，生产设备、商标所得价款105万元认定为属于合伙体共有财产，更具公平和合理性，故根据余小妹、缪晟、缪锋、缪爱弟享有的50%份额，李国辉对此需支付525000元。综上所述，李国辉应支付余小妹、缪晟、缪锋、缪爱弟金额为583190.53元（58190.53元+525000元）及利息［从起诉之日即2019年3月25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履行完毕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302民初3343号民事判决；二、李国辉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余小妹、缪晟、缪锋、缪爱弟583190.53元及利息［从2019年3月25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履行完毕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三、驳回余小妹、缪晟、缪锋、缪爱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8812元，由余小妹、缪晟、缪锋、缪爱弟负担11765元，李国辉负担704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8812元，鉴定费50000元，合计68812元，由余小妹、缪晟、缪锋、缪爱弟负担36765元，李国辉负担32047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谢 斌审 判 员  郑建文审 判 员  王怡然二〇二〇年九月三十日代书记员  沈敏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