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4民终80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曹新镇，男，汉族，1986年1月1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441************036，住广东省大埔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旭，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曹槎，女，汉族，1985年11月14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441************823，住广东省大埔县大东镇机团进滩一。上诉人曹新镇因与被上诉人曹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大埔县人民法院（2020）粤1422民初2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曹新镇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一）上诉人在2019年2月1日出具借据给被上诉人，但被上诉人没有按借据金额向上诉人支付借据项下的资金。一审判决查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通过微信、支付宝有相互转账，上诉人2017年2月23日向被上诉人出具借款5万元的借据，2019年2月1日又向被上诉人出具借款7万元的借据，上诉人在出具借款7万元的借据时，被上诉人仍持有上诉人出具给被上诉人的借款5万元借据，且被上诉人支付的金额均在上诉人出具7万元的借据之前。因此，被上诉人没有支付7万元借据项下的资金。（二）上诉人提供了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所有微信、支付宝的交易记录，双方互有转款，且没有进行过任何书面的结算。上诉人支付给被上诉人的明细如下：1.支付宝转款，（1）2016年5月1日两笔合计6000元，5月2日3000元，6月6日500元，2016年合计9500元；（2）2017年3月9日3900元，4月1日990元，8月7日1500元，9月2日520元，2017年合计6910元；（3）2018年3月25日6000元，5月3日1000元，8月1日3000元，8月22日3000元，12月10日500元，2018年合计13500元；（4）2019年6月10日1000元，10月16日300元，2019年合计1300元；以上上诉人通过支付宝转款金额合计31210元。2.上诉人自2016年至2019年通过微信支付，2016年2000元，2017年15460.72元，2018年12946元，2019年4400元，扣除被上诉人撤销2019年9月2日的转款500元，上诉人微信支付给被上诉人的金额是34306.72元。合计上述第1项和第2项，上诉人自2016年至2019年支付给被上诉人的款项金额为65516.72元。而被上诉人自2017年至2019年通过微信、支付宝、DSK，向上诉人支付金额合计为31300元。而上诉人却累计偿还了65516.72元。二、一审判决举证责任分配错误，一审判决仅依据上诉人所出具的借据，却没有审查被上诉人是否支付了借据项下的资金。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若干问题司法解释》第十五条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第十六条规定“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被上诉人通过微信、支付宝支付给上诉人款项均发生在2019年2月1日前，该款项不是被上诉人主张的7万元借据项下的资金。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自2016年至2019年的经济往来，属于上诉人2017年2月23日出具的5万元借据项下的经济往来。被上诉人有义务提供证据证明其交付了涉案7万元借据项下资金。曹槎辩称，请求二审驳回曹新镇的上诉，判决曹新镇偿还借款7万元，并支付自2019年2月1日起至还清借款止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一、从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及相关证据，充分证明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了借款利息。（一）2017年2月23日曹新镇写给曹槎的5万元借条，已经体现借款付息。曹槎在2017年2月23日通过转账方式转账25300元，现金20000元，共计借款45300元给曹新镇，双方在写借条时口头约定按照2%计算利息，45300元加上4700元的利息计50000元写成借条一张，这是曹新镇已签字确认的无可争辩事实。在2017年4月1日，曹新镇通过支付宝转账990元并写明“利息”，足以证明双方借款是有息借款。在2019年2月1日曹槎又借20000元给曹新镇后，由5万元的借单转单成7万元，当时也口头约定按照月息2%计算。（二）在2019年1月30日，曹新镇通过微信聊天的方式又向曹槎借款10000元，聊天中有说到欠款利息按照1500元一个月支付给曹槎。由此可见双方在写下7万元借条时，有口头约定按照月息2%计算利息。因双方是堂姐弟关系，彼此互相信任，利息就没有写在借条中。曹新镇在转账说明中写的“还”是“还息”的意思而不是“还本金”，曹新镇应该欠曹槎70000元而不是65000元。（三）曹新镇在一审庭审中也答辩称其从2017年3月27日至2019年11月4日止一直有通过微信和支付宝支付的方式向曹槎支付借款利息。二、曹槎与曹新镇之间的借款是有息借款，曹新镇支付自2019年2月1日起至还清借款时止的利息，合理合法。三、上诉人主张没有收到被上诉人的7万元借款，不符合客观事实。曹新镇出具了2019年2月1日借款70000元的借条后，曹新镇一直有向曹槎微信转账偿还借款利息，这表示曹新镇承认了借款70000元的事实。曹新镇是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如果对此7万元借款有异议，为何不在写借条给曹槎时当面提出。曹槎于2020年2月28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被告曹新镇偿还借款70000元给原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曹槎与曹新镇系堂姐弟关系，双方多次通过微信、支付宝互相转账，有较多的经济往来。2017年2月23日，曹槎向曹新镇分别转账5300元、10000元、10000元，现金交付20000元，及旧债抵扣合计出借50000元，曹新镇写下借条确认向曹槎借款5万元，借条交由曹槎收执，借条载明“借条兹本人曹新镇因生意资金周转需要，现向曹槎借到现金人民币伍万元整（¥50000元），经双方协商一致期限从2018年1月3日至2018年12月30日止，到期还清借款。借款人：曹新镇身份证：441************036联系电话：138*****808”。2017年3月13日，曹槎通过支付宝向曹新镇转账8800元。2018年3月25日，曹槎通过支付宝、微信分别向曹新镇转账10000元、7000元，备注买车款。一审庭审中，曹新镇确认自2017年2月23日至2018年3月25日，共收到曹槎转账57100元。2019年2月1日，双方对之前的债务进行结算，曹新镇写下借条交由曹槎收执，借条载明“借条兹本人曹新镇因生意资金周转需要，现向曹槎先生借到现金人民币70000.¥元整（¥70000元），经双方协商一致期限从2019年2月1日至2020年2月1日至，到期还清借款。借款人：曹新镇身份证号码：441************036联系电话：138*****8082019年2月1日”。2017年3月27日至2019年10月16日，曹新镇一直有通过微信、支付宝向曹槎转账的行为。双方一审庭审中确认写下借条后（自2019年4月28日起至2019年11月4日止），曹槎共收到曹新镇微信、支付宝转账合计5000元。2019年8月2日，曹新镇通过微信向曹槎转账1000元，转账说明“还”。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属于民间借贷纠纷。被告主张其没有实际收到原告借的70000元，其向原告借款的数额应按照实际转账记录。而原告主张7万元的借条由5万元借款转单、17000元买车款、8800元转账，扣除被告偿还部分后组成。双方有较多的经济往来，结合原被告提交的转账记录，自写下借条后，曹新镇一直有向曹槎转账，其中2019年8月2日曹新镇通过微信向曹槎转账记录1000元的转账说明“还”，说明曹新镇具有向曹槎还款的意思表示，一直在履行还款义务，印证了曹新镇于2019年2月1日写下借条交由曹槎收执系曹新镇的真实意思表示，系双方对之前的债权债务关系进行重新确认的行为，经过双方结算确认借款金额为70000元。曹新镇主张借条是受曹槎威胁情况下所写，但未提交证据证明，不予采信。现原告主张被告偿还70000元人民币的诉讼请求，证据充分、理由正当，予以支持。自2019年2月1日写下借条后，曹新镇向曹槎转账共5000元，曹新镇主张此笔款项用于偿还借款本金，曹槎主张双方口头约定月息2分，此笔款项系被告用于支付利息，鉴于原告未对双方于2019年2月1日结算后双方关于利息的约定提交证据，借条中亦未约定利息，双方之间的借款系无息借款，该5000元应认定为偿还70000元的借款本金。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于2020年5月25日判决：被告曹新镇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曹槎偿还借款本金65000元。如果被告曹新镇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75元，由被告曹新镇负担。二审中，曹新镇提交4组证据:第1组，曹槎2017年至2018年与曹新镇的交易明细，拟证明曹槎包括17000元购车款在内的转账给曹新镇的金额为56100元；第2组，曹新镇2017年至2018年与曹槎微信的交易明细，拟证明曹新镇向曹槎支付2017年20笔计15460.72元，2018年度11笔计12946元，2019年8笔计3900元，合计金额32306.72元；第3组，曹新镇2016年至2019年与曹槎的支付宝交易明细，拟证明曹新镇向曹槎支付2016年4笔计9500元，2017年4笔计6910元，2018年5笔计13500元，2019年2笔计1300元，合计金额31210元；第4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曹槎以DSK刷单方式通过曹槎、章国、沈跃米、黄思元账户收取了曹新镇本金8200元。曹槎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曹新镇向曹槎的转账中有一部分为2016年发生，与本案无关，有一部分为曹新镇支付的利息，有一部分是与借贷无关的其他费用，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的是曹新镇利用曹槎的账户进行操作，但曹槎不清楚具体内容。经查，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除曹新镇上诉提出的异议事实外，双方当事人对其余事实未提出异议。对双方当事人未提出异议的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一、据一审法院2020年4月7日开庭笔录记载，曹槎陈述，7万元的借条是由2017年2月23日的5万借款转单（该笔借款预先抵除老债后转账25300元及现金20000元，共50000元），及20000元借款（由之后的8800元和17000元，扣除曹新镇向我偿还的借款）组成，50000元借款的借单已被曹槎撕掉了，现手机里还有50000元借条的照片。曹新镇陈述，曹槎提交手机照片中的50000元借条是借25300元时写的借条，原告称算上利息一共计5万元；写70000元借条，是因为曹槎称将之前的款项、买车款及买产品的款项全部结算为70000元。二、据曹新镇二审陈述，曹槎实际交付5万多元（2017年2月23日三笔转账共25300元，2017年3月13日转账8800元，2018年3月25日转账17000元），写7万元的借条是因为曹槎说将现金借款2万元累计在一起，曹新镇没有收到该2万元现金借款，曹新镇因为怕曹槎将借款告诉曹新镇的家人、怕影响小孩过年及考虑个人面子因素，所以将2万元现金借款累加写成7万元借条。本院认为，上诉人曹新镇对2019年2月1日借条的70000元债务有异议。根据曹槎主张，该70000元借条是2017年2月23日的50000元借条、2017年3月13日转账8800元与2018年转账17000元债务，并扣除曹新镇还款部分结算而成。结合曹新镇的一、二审陈述可知，曹新镇认可曹槎2017年2月23日转账25300元，曹新镇出具了2017年2月23日的50000元借条给曹槎，曹槎2017年3月13日转账8800元、2018年转账17000元，以及2019年2月1日曹新镇出具70000元借条给曹槎，该70000元的借条是对之前债务的结算。对曹槎主张2017年2月23日的50000元借条中20000元现金借款，虽然曹新镇主张其没有收到，但是从曹新镇二审陈述可知，曹新镇在出具涉案70000元借条时，曹槎已告知曹新镇该70000元借条包含了20000元的现金借款。曹新镇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在出具借条时没有对20000元现金借款提出异议，在诉讼中以怕家人知道借款、考虑个人面子为由，解释其没有收到20000元现金借款又同意把该现金借款计算在其出具的70000元借条中，缺乏说服力，难以采信。从曹新镇提交的其与曹槎的转账交易明细，可知曹新镇与曹槎存在较多经济往来，但难以认定曹新镇提交的转账交易明细是否均与涉案借条的债务存在关联性。因此，结合双方当事人陈述，双方当事人均认可曹新镇出具的2019年2月1日70000元借条是曹新镇与曹槎对2019年2月1日之前的债务结算而成，在没有证据证明当事人意思表示不真实的情况下，对涉案70000元借条债务应予认定。曹新镇主张曹槎没有交付2019年2月1日借条约定的70000元借款，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2019年2月1日的70000元借条中没有约定利息，双方当事人对该借条是否计算利息有争议，依法应视为该借条没有约定利息。双方当事人确认曹新镇出具2019年2月1日借条后偿还了5000元，应在借款本金中予以抵减，即曹新镇还须偿还借款本金65000元。综上所述，上诉人曹新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25元（已由上诉人预交1425元），由上诉人曹新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陆宝华审 判 员 陈国华审 判 员 曾园芳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范宜洪书 记 员 朱红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