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3民终247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唐某1，女，1970年9月5日出生，汉族，现住山东省沂源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长法，山东隆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某，女，1938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现住山东省沂源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建刚，山东多博仕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唐某2，男，1961年3月21日出生，汉族，现住山东省沂源县。 原审被告：唐某3，女，1973年1月10日出生，汉族，现住山东省沂源县。 原审被告：唐某4，女，1950年5月5日出生，汉族，现住淄博市张店区。 原审被告：唐某5，男，1952年4月13日出生，汉族，现住山东省沂源县。 原审被告：唐某6，男，1955年10月4日出生，汉族，现住山东省沂源县。 原审被告：唐某7，女，1958年1月8日出生，汉族，现住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 上诉人唐某1因与被上诉人杨某及原审被告唐某2、唐某3、唐某4、唐某5、唐某6、唐某7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沂源县人民法院(2019)鲁0323民初36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唐某1上诉请求：1、依法判决撤销一审错误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原告所举证据明显具有证据优势，能够证明其所主张的涉案房屋系其与丈夫唐孝胜出资购买的事实，认定涉案房屋属于原告杨某与丈夫唐孝胜的夫妻共同财产”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一审判决从购房款资金来源分析认定涉案购房款623954元中唐某1夫妇筹集的部分，被上诉人后来用股票转让款偿还了，被上诉人购房具有经济能力，被上诉人陈述有事实基础，具备合理性，属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主观臆断。1、涉案房屋的购房款的出资来源是查清案件事实的关键，一审判决分析认定涉案购房款643954元中有唐某1夫妇筹集的，被上诉人出资多少，唐某1出资金额情况，一审判决并未查明。(1)被上诉人杨某主张购房款系其出资，唐某1夫妇筹集了一部分，明显证据不足，拼凑银行交易证据，生硬的主张购房款系其出资，违背常理，不合逻辑。结合被上诉人举证情况分析如下：①被上诉人提交的7号证据：邮政银行存单及利息清单。证据显示2010年2月21日，邮政银行支取了41761.32元。这根本不能证明与涉案购房款有直接关联性，极其不合常理。涉案房屋系2011年12月9日由唐某1认购，2012年2月1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2010年2月与2011年12月之间间隔一年零10个月之久，当时根本就没有购买涉案房屋的意向，案涉房屋都没有开发销售方案，显然与购房款是毫无关联。②被上诉人提交的8号证据取款凭条等，也不能证明与涉案购房款有直接关联性。该部分证据系复印件，其中包含建设银行的四份取款凭条，证据显示2011.8.9杨某从建设银行提取本息20450元；2011.8.9杨某的建设银行账户提现19275.56元；2012.1.11杨某的建设银行账户分别提现28717.05元、12677.99元，合计81120元。涉案房屋系2011年12月9日由唐某1认购，2012年2月1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2011年8月9日与2011年12月之间间隔四五个月之久，当时根本就没有购买涉案房屋的意向，该部分款项支取显然不能证明与涉案购房款有关联。至于2012年1月11日的支取款项仅能证明交易情况，也不能证明与购房款有关联，交易取款行为本身可能基于委托取款、委托购房或民间借贷、赠与、还款等不同的法律关系所产生。另外被上诉人提交的8号证据中附表显示了以下几部分交易：(但工商银行的统计明细没有附具相关证据)工商银行169057.27元，资金支取的日期主要是2010年、2011年，其中2010年1月10日支取22000元，2010年5月21日支取23087元；2010年6月28日支取24000元；2011年6月29日支取24540元；2011年8月9日前的银行资金支取金额合计约为13万元。而涉案房屋系2011年12月9日由唐某1认购，2012年2月1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2010年1月开始与2011年12月间隔一年零11个月之久，这13万元左右的交易显然与购房款毫无关联，2011年12月9日前根本没有购买涉案房屋的意向。唐孝胜的支出统计仅部分与上诉人有关联。被上诉人在证据目录中8号证据的统计有不实及重复之处：其中2011.8.9工商银行20103.93元包含在其“附表”之中，系重复统计；2011.1.11以杨某工商银行账户转账给唐某147500元，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该笔与被上诉人无关联，统计错误。综上，被上诉人提交的7、8号证据统计显示有21万元左右(邮政银行41761+建设银行39725+工商银行13万)发生在2010.1.10-2011.8.9期间；2012.1.11的3笔交易约计7万元(建设银行28717+12677+工商银行40000，但没有证据)，从时间上分析发生在唐某1筹集购房款期间，但被上诉人不能证明与唐某1的工商银行存折资金交易有关联，不能证明与购房款有关联。上诉人仅认可2012年1月11日工商银行存折中40035元与被上诉人有关联，但这是基于赠与、赞助所产生。上诉人系被上诉人的子女，考虑被上诉人年事已高，有时陪同或单独到银行支取相关款项也属正常，是对老人的尽孝心行为，上述款项支取后都交付给了被上诉人，但不是支付的购房款，况且这部分银行交易没有证据原件，也无法核对确认是否是上诉人经手，7号、8号证据不能证明相关交易与涉案购房款有直接关联性。被上诉人提交的该部分证据不能证明购房款是其出资。前期购房款为643954元，上诉人认可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中仅有40035元与上诉人有关联，其余60多万元，被上诉人没有提交充分证据证明与上诉人有关联。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仅从发生时间上仅有7万元左右发生在2011年1月11日，时间概率上只是存在与购房款关联的可能性，上诉人不认可，被上诉人需继续举证证明。(2)一审判决仅以被上诉人的陈述认定上诉人为被上诉人筹集了部分购房款系主观臆断，认定基本事实严重不清。一审判决并未对被上诉人提交的7号证据、8号证据进行分析甄别，认定哪些交易与购房款有关联。上诉人没有为被上诉人垫付购房款的行为，购房款是上诉人筹集支付的。上诉人放弃定期存单利息，提前支取多笔定期存款存单等，褚万民还从信用社贷款20万元，为被上诉人垫付60多万元的购房款，显然不合常理，上诉人家庭关系复杂，有同胞姐妹2人，同父异母姊妹5人，没有其他子女参与，单是上诉人、褚万民夫妇二人为其垫资购房，也极不合常理。2、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用股票转让款偿还了上诉人垫付的部分购房款，认定事实不清。第一，唐孝胜名下股票转让款的交易情况如下：被上诉人提供的10号证据唐孝胜建设银行交易明细证实共8笔股票款：(1)2012年9月12日股票款转入300000元；(2)2012年9月12日股票款转入135500元；(3)2012年9月12日股票款转入35500元；(4)2012年9月12日股票款转入20000元；(5)2012年9月16日股票款转入200000元；(6)2012年9月12日股票款转入50000元；(7)2012年10月23日股票款转入250000元；(8)2012年11月1日股票款转入265000元；以上股票款共计总额为：1256000元。其中，股票款ATM机6次支取26200元(现没有证据证实取款人是谁)；2012年11月2日，汇至杨某银行账户523845.28元，被上诉人也认可收到该523845.28元的事实；与上诉人及褚万民关联的交易有3笔，即2012年9月15日取款20万元、9月20日取款30万元、9月21日取款20万元，事实是褚万民受被上诉人、唐孝胜委托，曾为其代领的股票款70万元。第二，褚万民经办代领的700000元股票转让款的部分款去向。①2012年9月15日褚万民代为支取的20万元，已经交付给了杨某，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上诉人提交的3-1证据：2017年9月27日原审承办法官对被上诉人的调查笔录证实：杨某承认在卖了股票后，褚万民拿了20万现金给被上诉人夫妻，股票卖了后的第一次取款，就是在2012年9月15日的这20万元。但上诉人对于杨某在笔录中陈述：“然后我只留了5万元，剩余的15万元给了褚万民”有异议，被上诉人认可收到20万元是基本事实，但其主张将其中的15万元，给了褚万民不认可，被上诉人需要举证证明。另外，杨某在2019年2月13日的庭审笔录(第10页)陈述：“被告给我的20万元，我留下了5万元还账，其余15万元给了被告，5万元的操心费，10万元给被告用于还账。”被上诉人杨某认可收到20万元是基本事实，但上诉人对杨某陈述的关于15万元给了上诉人，10万元给上诉人用于还账不认可，杨某需要提交证据证明又将15万元给了唐某1、褚万民的事实。且本次杨某的陈述与本案中杨某的陈述存在明显矛盾。杨某在2019年12月10日的庭审笔录中(第10页)举证10号证据：“其中：2012年9月15日提取的20万元，在同一天用于偿还了褚万民从张家坡信用社借款20万元。”到底本次提取的20万元中有多少钱用于了偿还信用社贷款，杨某此前说10万元，现又陈述20万元全部用于偿还了信用社贷款，矛盾显而易见，真假不辩自明。事实上褚万民系自行筹集资金偿还的信用社贷款，时间的巧合不能得出是用唐孝胜的股票转让款偿还贷款的结论，杨某需要提供证据证明在收到20万元股票款后又将15万或10万或20万交付给褚万民还贷的事实。②2012年9月20日，褚万民代领的30万元也已经交付给了杨某。根据被上诉人杨某的安排，同日上诉人存入杨某三弟媳妇王元花名下20万元。对此，有上诉人举证的中国银行存单及庭审笔录(2019.2.13笔录第10页)可以证明。在证据面前，杨某才认可了该20万元(存到了王元花名下20万元，存到王元花那20万元我提取了，P10)。但杨某在此前2017年12月6日的庭审笔录中是矢口否认的。2020年4月3日第二次庭审中(P7页)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举证的3-2号证据(王元花的中国银行存单)发表质证意见时提出了异议，对该20万元没有陈述，一审判决对该20万元在判决书中也没有认定分析查明、笼统模糊的认定杨某用股票转让款偿还了购房垫资款，实属基本事实不清。③2012年12月，唐某1、褚万民受杨某委托，将25万元存入沂源县城市资产经营公司账户中集资分红，挂在沂源县城市资产经营公司副经理姜进贵名下。2017年3月本金25万元已返还杨某。虽然双方对此笔25万元的资金来源有争议，但被上诉人提交的16号证据工商银行的销户取款记录时间与存入城资公司的25万元时间有出入，双方都提出了调查取证落实城资公司25万元资金来源的请求，但一审法院没有调查落实。综上所述，这些有明确去向的款项总额是1200045.28元。股票总额1256000元-明确去向的1200045.28元=55954.72元，没有明确去向的仅仅是5万元左右而已，这5万余元即便是都给了上诉人也构不成全部付清了购房款。事实上上诉人、褚万民已经将经手的70万元股票款交付给了被上诉人、唐孝胜。一审判决认定“购房款623954元之中有唐某1夫妇筹集的，后来都用股票转让款偿还了。”明显认定基本事实不清，假设存在垫付购房款关系，股票款中的多少金额用于偿还了垫付款，垫付款的组成是多少金额，有哪些证据证明，这些问题一审判决均未查明，作出了主观臆断的认定。第三，支付购房款所产生的法律后果是物权，代领股票款所产生的法律后果是债权，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法律关系，两者不能混同。本案中，无论褚万民曾为被上诉人代领股票款几次，无论代领金额多少，无论代领后是否交付给被上诉人，双方之间最多只能产生债权债务关系。假如上诉人将代领的股票款侵占，那么被上诉人享有的也只是要求返还股票款的权利，而不能要求上诉人的房屋所有权。关于“褚万民代领的股票款是购房款”仅是被上诉人单方观点，没有证据印证证实，上诉人也从未认可。2012年9月15日、9月20日、9月21日，褚万民受被上诉人委托，为其代领股票款70万元，但在代领前、代领中、代领后，双方均没有约定此款为购房款。3、涉案房屋系上诉人出资购买，上诉人夫妇是涉案房屋合法的所有权人。(1)2011年12月9日，唐某1与淄博大源城建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房屋认购书》，唐某1认购了涉案房屋。唐某1向公司预交购房款20000元，订购该公司开发的涉案房屋。(2)2012年1月17日，上诉人唐某1将房款623954元由唐某1本人工商银行存折打入大源城建公司账户。(3)2012年2月1日，上诉人唐某1、褚万民与淄博大源城建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购买案涉房屋，买受人为唐某1，共有人褚万民。(4)2012年2月16日，大源城建公司出具“山东省房地产企业预收收款收据”，明确写明：付款人是唐某1，收款单位：淄博大源城建开发有限公司领秀城分公司。(5)2013年3月7日，淄博大源城建开发有限公司领秀城分公司开具“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明确写明：付款方是唐某1，收款方是淄博大源城建开发有限公司领秀城分公司，不动产项目是和源名居39#2101，金额：730021。(6)2013年3月28日，唐某1、褚万民交契税21900元，办理了契税证件，唐某1将证件存放于杨某暂住的上诉人所有的涉案房产的家中自己的个人专用抽屉之中，结果被杨某拿走，到现在一直不归还唐某1。(7)2017年6月27日，上诉人唐某1、褚万民在沂源县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了《不动产权证书》，经确权登记在唐某1、褚万民名下。上诉人提交的原始购房材料(合同、发票、购房款银行交易明细等)，足以证明涉案房屋系唐某1认购、唐某1褚万民支付定金、筹集资金支付购房款、签订合同，购买涉案房屋的基本事实。4、涉案房屋系上诉人出资购买，上诉人筹集购房款为643954元。查清涉案房屋购买时的出资是判断涉案房屋是唐某1、褚万民还是杨某、唐孝胜的关键。(1)上诉人提交的定金支付凭证足以证明2011年12月9日，唐某1与大源城建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了《房屋认购书》，支付购房定金20000元。(2)上诉人唐某1的工商银行存折，证实唐某1、褚万民于2012年1月17日，由此工商银行账号将购房款623954元打入到淄博大源城建开发有限公司支付购房款的事实。(3)上诉人提交的1-8号、1-9号证据及6号证据丁军的证明相印证能证明唐某1、褚万民提取了未到期的多份定期存款单、定活存折内的存款，从张家坡信用社贷款20万元，从朋友丁军等人处借款等方式筹集了资金存入唐某1的工商银行存折，转账支付了购房款的事实。唐某1的工商银行存折，自2012年1月4日至2012年1月17日期间的8笔存款(47500+16302.60+136000+200000+56000+10000+20000+28000)均系上诉人唐某1筹集资金存入的。存折中的2012年1月4日续存20000元及1月6日续存20000元也是唐某1筹集资金存入的，因时间太久，虽然目前不能提供该2笔资金的存款条，但这是唐某1存入的资金是客观事实。况且被上诉人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该2笔资金与其有关联，也根本不存在关联性，因为杨某举证的7号、8号证据证明其资金交易大部分发生在2011年8月9日之前，另外的几笔交易发生在2012年1月11日，2011年8月9日-2012年1月11日期间没有关联交易，因此，存折中的2012年1月4日续存20000元及1月6日续存20000元当然与被上诉人杨某无关联。2012年1月11日另外1笔交易30000元，也是上诉人筹集存入的，被上诉人也不能证明与其有关联。上诉人提交的上述证据直接可证明上诉人筹集的资金金额合计为583802元，被上诉人没有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存折中的交易与其有关联，不能证明相关购房款是其支付的。(4)存折中2012年1月13日汇款20万元系褚万民从张家坡信用社贷款后转账存入的，信用社的贷款利息也是褚万民偿还的，2012年9月15日的贷款本金也是用唐某1个人的股票转让款等偿还的，被上诉人主张是用唐孝胜的股票转让款偿还不属实，其陈述前后不一致，也没有提交证据印证证明。(5)该存折交易中仅有1笔即2012年1月11日的40035元，与杨某有关联，上诉人认可该笔款项是上诉人使用的杨某的，但这是基于赠与赞助所产生，尽管被上诉人不认可赠与关系，法律层面还可能认定为民间借贷关系，但交易性质不是杨某本人主张支付的购房款。综上所述，上诉人提交了充分的证据证明购房款系上诉人、褚万民所筹集出资，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显然不能证明与购房款有关联，其主张购房款是其出资了部分，唐某1帮忙筹集了部分与事实不符，也没有充分证据证明。5、一审判决以上诉人2011年8月份，刚刚从翡翠山居购买楼房一套，两次购买房屋时间间隔3个月，且唐某1夫妇自认涉案房屋地下室款系被上诉人出资，认定唐某1出资购买涉案房屋明显违背常理，系主观臆断。(1)上诉人的确在2011年8月购买了位于翡翠山居的房产一处，但基于投资、尽孝等考虑，也为了表达唐孝胜夫妇对唐某1、褚万民女儿照顾的感激之情，决定购买升值空间大的一套一楼带院子的涉案房屋，让唐孝胜、杨某暂住一下，满足唐孝胜本人住新房子的愿望。3、4个月内购买2处房产并无违背常理之处。上诉人褚万民夫妇有固定的收入，有经济能力购买房屋，一审判决以短期内购买两套房产，明显有违常理，否定了上诉人的购房出资陈述，实属主观臆断。(2)涉案房屋地下室款86067元确实是上诉人使用杨某的银行卡转账支付的，交款办理手续都是上诉人、褚万民办理的，时间是2013年2月27日，但这是基于赞助赠与所产生，如杨某不认可赠与关系，还可能产生民间借贷关系，但不能得出款项性质为杨某支付的购房款唯一结论。该地下室款，作为添附，附属物所有权归房产所有人，假设是杨某支付的，产权人可以作价补偿，但不影响2012年2月涉案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不影响上诉人、褚万民是涉案房屋所有权人的基础事实。(二)一审判决从涉案房屋维修基金契税等交费情况证据原件由被上诉人保存，证明系被上诉人支付，作为认定杨某、唐孝胜出资购买涉案房屋的第二条依据，依据不足，认定事实不清。1、房屋维修基金确实是上诉人提取杨某银行存款后支付，但是基于上诉人的房屋买卖合同产生的交费行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可能产生赠与、民间借贷等法律关系，但不能以该款项来源与被上诉人有关就简单机械认定系杨某支付的购房费用。2、契税是上诉人支付的。相关材料原件曾在涉案房屋处存放，被上诉人持有了相关契证等原件不能得出唯一结论，认定相关费用与被上诉人有关，更不能以此认定被上诉人是房屋购买人。本案中认购书、购房合同、发票等多份证据原件在上诉人处持有，按一审法院的认定逻辑，是不是可以认定是上诉人购买的涉案房屋。3、垃圾费、物业费等使用房屋期间产生的费用，谁居住使用房屋缴纳相关费用合情合理，但不影响房屋买卖合同效力，以费用支付情况认定房屋所有权没有依据，房屋使用产生的费用与房屋购买产生的费用系不同法律概念范畴，上诉人还于2017年支付了前几年期间的水费、物业费、垃圾费等费用3800多元(证据2-6)，是不是也可以作为认定上诉人是产权人的依据。(三)一审判决以房屋装修出资分析12万元左右装修费系被上诉人支付，作为认定杨某、唐孝胜出资购买涉案房屋的第三条依据，依据不足，认定事实不清。房屋装修确实是被上诉人出资装修，但房屋装修是房屋使用产生的费用，与房屋产权认定是不同法律观念。房屋基于出租、借用等产生的装修费用，改变不了房屋产权性质，作为添附，在交回房屋时可以协商作价补偿，不能作为认定产权的依据考虑。(四)一审判决以被上诉人举证的6号证据支出明细表分析，“隐含了支出明细系替被上诉人房屋办理支付的意思”，显然系主观臆断。支出明细仅能证明上诉人提取杨某银行款项后支出使用相关资金的去向情况，作为认定杨某、唐孝胜出资购买涉案房屋的第四条依据，显然依据不足，认定事实不清。(五)一审判决以被上诉人举证的9号证据《证明》分析，“现金已付清”应理解为被上诉人欠唐某1夫妇的款已付清，与被上诉人陈述后用股票款偿还的陈述相印证，作为认定杨某、唐孝胜出资购买涉案房屋的第五条依据，也显然属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该份《证明》是本案一份核心证据，上诉人有足够证据推翻该证明，该证明不能作为认定杨某、唐孝胜出资购买涉案房屋的有效证据。1、书写这份证明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哄骗唐孝胜，并非上诉人、褚万民的真实意思表示。2013年8、9月份，唐孝胜落实股票款的去向时，与杨某发生矛盾，杨某解释说是把钱花在了看病、买药、买营养品以及人情世事上，但唐孝胜怀疑杨某转移了“钱财”，后杨某欺骗、哄瞒唐孝胜，说这些钱用在了案涉房屋。杨某就找到了唐某1，商量写个证明给唐孝胜看，还考虑到唐孝胜身体不好，还要继续好好治病，因此褚万民和唐某1就写了这份证明。事实上杨某确实实施了多次将股票款存入他人(王元花)名下、存入城资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的转移隐藏股票款行为，上诉人的解释合情入理。2、此“证明”内容不属实，也很不明确，没有相关事实依据佐证。(1)购房是一件大事，如果双方之间在2012年1月开始存在委托购房关系，产生过垫付资金的事实，以常理双方会对购房款出资等详细列明，会形成一份完整的合同或其他书面材料，如果与唐孝胜有关联，不会没有唐孝胜的名字，仅书写“产权属于杨某”的内容。(2)杨某是基于何种法律关系取得所谓的产权，也不明确，存在多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情形，杨某主张委托唐某1夫妻代为办理购房事宜，第二种可能情形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基于第二次买卖合同关系产生房屋转让的情形，但被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委托关系的事实，该证明中也没有体现上述可能存在的情形。(3)“证明”中“现金已付清”也不明确。到底是与开发公司之间购房款还是与上诉人之间垫付款已付清，或者是房屋转让款现金已付清，内容不明确，是如何付清的，付清的款项明细也不明确。如果理解为“原告欠唐某1夫妇的款已付清”，则必须查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垫付款债权债务关系、垫付款的金额以及是否用股票转让款偿还付清了垫付款的基础事实。如前所述，一审判决没有查清上述事实。上诉人已经提交证据证明不存在上诉人或褚万民占有唐孝胜股票款的事实，即不存在用股票转让款付清所谓的欠唐某1夫妇垫付款的情形，足以说明证明中“现金已付清”的记载内容不属实。(六)一审判决将没有原始载体11号、12号录音认定为有效证据，作为认定杨某、唐孝胜出资购买涉案房屋的第六条依据，有违证据规则证据认定规定。被上诉人有义务提交录音视听资料的原始载体。但被上诉人没有提供录音原始载体，光盘作为复制品无法与原始载体核对真实性，存在剪辑修改的可能性，不具有合法证据效力，不能免除被上诉人提交录音证据原始载体的举证责任。另案庭审过程中，上诉人已经提出录音经过剪辑属于无效证据的意见(2017.12.6庭审笔录第15页)，被上诉人从开始就拒不提供录音的原始载体。本案一审判决仅仅提取了该庭审笔录的4-6页，笔录不完整，断章取义，不能仅以原庭审笔录认定录音的证据效力。(七)除一审判决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之外，被上诉人也没有提交其他充分合法的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委托购房合同关系。二、涉案房屋是上诉人和褚万民共同所有，且经依法登记，享有不动产权权利，不属于遗产；上诉人和褚万民也不是被继承人，不产生继承。一审判决认定涉案房屋的50%属于遗产，认定被上诉人提交的遗嘱合法有效，判决支持了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1、如前所述，涉案房产系上诉人与褚万民出资购买，系上诉人与褚万民的夫妻共同财产，一审判决认定为杨某、唐孝胜的夫妻共同财产认定事实错误，唐孝胜没有所有权，不存在遗产份额。2、涉案遗嘱无效，一审判决认定遗嘱有效，适用法律错误。(1)2014年9月23日唐孝胜手书一份遗嘱，于2014年9月29日到沂源县天行剑法律服务所做了遗嘱见证，经过见证的遗嘱是唐孝胜真实意思的表达。杨某手中持有的遗嘱与唐孝胜委托见证的遗嘱不一致，不具有合法遗嘱的效力。(2)涉案遗嘱擅自处分了上诉人夫妻的合法财产，唐孝胜无权书写遗嘱处分，根据最高院关于执行《继承法》的解释第38条之规定，该遗嘱无效。3、房屋属于不动产，根据《物权法》第十六条、十七条规定，在不动产权属证书与不动产登记簿记载事项一致的情况下，不动产权属证书权利人在法律上被推定为不动产物权的所有人，不动产权属证书在确定不动产归属方面的证明力远高于其他证据的证明力，上诉人与褚万民系不动产权属证书载明的涉案不动产产权人，不属于其他任何人的遗产，不产生继承。三、一审程序违法，本案不宜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应当按普通程序审理，且本案明显超审限且侵害了案外人的合法权益。1、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57、163条之规定以及最高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257条之规定，本案案情复杂，争议较大，且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权利义务关系不明确，不宜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应当适用普通程序审理，且超过了审限。2、本案定性为遗产继承纠纷完全错误，本案所涉房屋属于不动产，根据《物权法》规定不动产以登记为准，本案所设房屋的登记产权人是上诉人和褚万民共有，不是上诉人单独所有，将本案以遗产继承纠纷审理和判决，严重侵犯了产权人褚万民的合法权益，在褚万民不是案件当事人的情况下，既不可能查明事实，也不可能做出正确判决，对涉及褚万民权益的纠纷，褚万民依法享有应诉和答辩的权利，但一审判决却剥夺了褚万民的基本诉讼权利，在褚万民不是案件当事人的情况下，就将不动产权属证书登记的褚万民的房产认定为他人遗产，程序严重违法，极不公平公正。 杨某辩称，一、涉案房屋属于唐孝胜和被上诉人杨某的夫妻财产，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本案涉及的楼房表面上看，《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的购买者是唐某1和褚万民并且办理了不动产登记，登记在了该二人名下。但该房产实际购买人为被上诉人及其丈夫唐孝胜。确定房屋产权不仅依据买卖合同和房屋登记，对此，《物权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均有明确规定。从以下几个方面能证实涉案房屋属于唐孝胜和杨某：第一，从购房过程看是被上诉人与唐孝胜选择的涉案房屋。其原先居住的隆福路房屋破旧，唐孝胜持有的瑞丰高分子股票已上市，具有购房能力。为了改善住房条件，需要购买房屋。整个选房过程中，是被上诉人和唐孝胜多次到和源名居考察，最后选中的涉案楼房。由于该二人年纪大，便委托唐某1负责办理具体的购房事宜。唐某1在2011年11月刚在翡翠山居购买了一套楼房，而此时和源名居小区早已建设并销售，如果唐某1、褚万民看好该小区，不会在翡翠山居购房，这也说明选房是由被上诉人决定的。第二，涉案房屋的实际出资人是被上诉人和唐孝胜。从购房出资情况看，被上诉人在（2017）鲁0323民初1862号案件中，已经将购房款的来源作了说明。该案也调取了杨某、唐孝胜的部分银行交易明细，在2012年1月17日前，仅调取的几个银行账户自2011年8月至2012年1月就取款达188000多元，还没有调取的杨某、唐孝胜银行账户也有取款情况。另外被上诉人还向老同事借款5万元用于购房，本案中上诉人也承认涉案楼房的地下室房款86067元是被上诉人支付的。虽然在2012年1月17日所支付的款项中，有一部分是唐某1、褚万民筹集的，但被上诉人已经用唐孝胜的股票转让款偿还了，其中包含褚万民从张家坡信用社所贷款20万元就是用于支付涉案房屋的房款，当时原审被告唐某3的丈夫刘相国对该笔贷款提供了担保。该笔贷款利息也是按月用被上诉人的钱偿还的。而且该笔20万元贷款的归还时间是2012年9月15日，当日褚万民从唐孝胜股票账户中取款20万元，该款系用于偿还该贷款。上诉人在上诉状中称该20万元是褚万民自行筹集的，并无证据证实。褚万民、唐某1在2011年8月通过按揭购买了翡翠山居的楼房一套，不会在短短几个月内凑齐64万元全款再购房。正常情况下，若是购买两套房子，第一套会是全款购买，不会先按揭贷款购买，后全款。特别是商业贷款的利率要远远高于住房按揭贷款的利率，褚万民通过商业贷款购买楼房也不符合常理。上诉人在上诉状第一项理由中罗列的问题，在一审以及原审时均已调查，褚万民本人认可从唐孝胜银行股票账户中取款70万元；但对存在城资公司的25万元集资款，上诉人和褚万民在原审（2017）鲁0323民初1862号案第二次开庭中，都明确承认该款是从杨某工行账户中提取的。该25万元与褚万民从唐孝胜股票账户中提取的70万元无关。故涉案楼房的购房款是被上诉人与唐孝胜出资。第三，涉案房屋的维修基金、契税及房屋交付时所缴纳费用和部分房款是被上诉人直接支付。上诉人于2013年2月27日给被上诉人出具了一份支出明细说明单，在该明细说明单中，上诉人明确列明了有关费用项目和数额，并载明上诉人家的支出项目和数额并说明为借款，如果案涉房屋是上诉人的，相应支出应由上诉人支付，并无出具明细的必要。第四，涉案楼房的装修费是被上诉人支付的。该楼房的装修是被上诉人进行的，装修费12万元是其支付的，在（2017）鲁0323民初1862号案庭审中上诉人明确承认是被上诉人装修。如果被上诉人与唐孝胜仅是借住，被上诉人不会出资装修。第五，褚万民、唐某1于2013年9月30日出具的书面证明，明确证明涉案房屋产权属于被上诉人，且现金已付清。唐某1称该证据是为了骗唐孝胜而书写的，明显不符合事实。第六，唐孝胜的遗嘱已确定涉案楼房属于被上诉人。上诉人是被上诉人与唐孝胜的婚生女儿，唐孝胜在去世前所立遗嘱对涉案房屋的继承做了安排，并明确说明涉案房屋属于唐孝胜和杨某共同所有。如果该房屋不是唐孝胜和杨某的，唐孝胜不会对该房屋的继承问题立下遗嘱。二、唐孝胜的遗嘱合法有效。该遗嘱系唐孝胜本人亲笔书写，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三、一审判决程序合法。本案虽然有七名被告，但六名均认可被上诉人所陈述的案件事实，认可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本案仅是因为上诉人所作虚假陈述导致进行了两次庭审，原审适用简易程序符合规定。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唐某2辩称，唐某2与其他四位原审被告是同父母所生，与上诉人是同父异母。一、本案这个情况闹的很大，在沂源县很少见。按道理讲，我们五个应该起诉继母杨某和两个妹妹才合理，但是到最后闹成了亲生母女告到了法庭。自唐某2父亲去世后，唐某2对父亲的遗产从来没有什么奢望和要求，到现在为止我们兄妹五个没有看到父亲的遗嘱。但是现在看到亲生母女闹到这一步，我们都觉得很不好看。如果真的是亲生闺女的房子，亲生母亲会去要吗？现在亲生母亲为了这套房子闹得身体很差。唐某2父亲在世的时候就跟唐某2讲过父亲用全款买的房，而且告诉我们在其去世后，这个房子就留给唐某2养母作为养老用，没想到最后是亲生母亲把亲生闺女告了。我们兄妹五个都没有关心过房子的去向问题，这个房子是唐某2父亲全款买了之后用来给唐某2养母养老用的。我们兄妹五个的意见一致，就是尊重父亲的意愿，把房子留给养母用来养老。二、一审法院判决正确、合理，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唐某3辩称，房子确实是答辩人父母买的，当时去选房的时候答辩人还和父母去过。案涉房屋是全款购买，但当时答辩人父母的钱不够，股票还没有卖，凑不齐钱来，以褚万民的名义进行了20万元的商业贷款，该贷款是答辩人对象刘相国作的担保。每月的利息是答辩人母亲给的褚万民，让褚万民去还20万的贷款利息。一审判决正确，请求维持原判。 唐某4、唐某5、唐某6、唐某7未作答辩。 杨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原告丈夫唐孝胜去世后所留遗产（约计40万元，具体数额以法院认定额为准）由原告继承。2.诉讼费由被告方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杨某与丈夫唐孝胜于××××年登记结婚。婚后两人生育被告唐某1、唐某3两个女儿。在原告与唐孝胜结婚前，唐孝胜与前妻还生育了唐某4、唐某5、唐某6、唐某7、唐某2五个子女。2015年6月4日唐孝胜因病去世。唐孝胜系1930年1月3日生，生前在原山东联合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任职，其本人持有山东瑞丰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一宗。2012年7月27日至11月2日期间，上述股票陆续出售，共得股票变现款120万余元。股票上市交易后，股票款存于唐孝胜的中国建设银行沂源县支行60×××30账户内。 2013年底前，被告唐某1和丈夫褚万民在沂源县党校家属院居住，该楼房面积103平方米，2013年底二人将该处房产以47万元的价格转让。2011年8月份，二人购买沂源县翡翠山居77号楼2楼楼房一套，计款60万元。 2011年12月9日，被告唐某1向淄博大源城建开发有限公司预交购房款2万元，订购该公司开发的沂源县城和源名居39号楼D2单元一楼101号（39＃-D2-101号）楼房一套。该楼房总价款为730021元。2012年2月1日，被告唐某1与淄博大源城建开发有限公司就上述房产签订合同编号为201202010014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一份。2012年1月17日，被告唐某1通过其在中国工商银行沂源县支行16×××22账户向淄博大源城建开发有限公司1603008129200074371账户支付购房款623954元。2013年2月27日，通过原告杨某在中国建设银行沂源县支行62×××64账户向淄博大源城建开发有限公司37001637341050152506账户支付购房款86317元，该笔支付业务由被告唐某1办理。 2013年2月27日，被告唐某1将自己具体办理的以下事务向原告杨某出具支出明细说明单一份：1、该明细载明：2017年2月27日，从（杨某）建行转账付地下室及多出的平房款86317元（注房款、地下室86067元，有线电视安装费250元）。2、该明细同时载明：2013年2月27日，（从杨某建行账户）提现15000元（此款用于支付涉案楼房）：①住房公共维修基金12545元；②电费、垃圾费、物业管理费计款697.90元；③装修押金1000元。2013年3月2日，（从杨某建行账户）提现20000元（此款用于支付涉案楼房）：①地板砖款10710元、装车费（在淄川）42元；②内墙线等616元；③金属铀卫生砖374元；④午饭107元；⑤货车油费未收；⑥小车油费200元。（注明）余（款）8708.10元。3、该明细还注明：其中我家费用①地板砖150块×34元/块=5100（元）；②脚线85×2=170（元）；③卫生砖63×3=187（元）；④内墙44×2.8=123元；⑤蹲便420元。（注明①-⑤项共计款6000元）借款。该处载明的“借款”二字为被告唐某1、褚万民于2011年8月份在沂源县翡翠山居所购买楼房的装修材料所用款项。上述明细是唐某1为向杨某说明：1、涉案楼房第二笔房款86067元的交付情况。2、住房公共维修基金12545元的支付情况。3、以及上述两次取款（15000元、20000元）用于涉案楼房支出后，剩余款项唐某1借用6000元的情况说明。另查明，上述涉案楼房装修费用120000余元，该笔装修费用由唐孝胜、杨某支付。 2013年3月7日，淄博大源城建开发有限公司领秀城分公司出具付款方为“唐某1”的购房发票一张，载明购房款730021元，该发票由褚万民领取。 2013年3月28日，缴纳涉案楼房交易税21900.63元，并办理契税证，现该完税证及契证均在原告处。 2013年9月30日，被告唐某1和丈夫褚万民共同向杨某、唐孝胜出具书面证明一份，该证明载明：“今证明和源名居39号楼2单元101号，产权属于杨某。现金已付清。证明人：唐某1褚万民”。 2013年农历9月份，唐孝胜、杨某从其共有的旧房（位于沂源县西侧）入住上述涉案楼房。对于唐孝胜、杨某在该涉案楼房的居住时间，原、被告陈述不一致。 2014年9月23日，唐孝胜立遗嘱一份，明确表示涉案房产“与妻子杨某共同所有，本人百年之后由杨某单独继承与其他无关”。 2017年6月12日，被告唐某1和丈夫褚万民向沂源县不动产登记中心提出不动产登记申请。2017年6月27日，被告唐某1和丈夫褚万民就涉案房产取得鲁（2017）沂源县不动产权第0002075号不动产登记证。 原告杨某现住沂源县城和源名居39号楼D2单元一楼101号楼房。 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涉案房产（沂源县城和源名居39号楼D2单元一楼101号）所有权归原告杨某及其丈夫唐孝胜（已去世）所有，还是归被告唐某1及其丈夫褚万民所有。根据原、被告所举证据及庭审陈述，一审法院分析认定如下：1、从购房款的资金来源分析。2011年12月份支付2万元认购款，2012年1月17日支付购房款643954元，2012年2月27日支付地下室款86067元，三次交款均系被告唐某1办理，其中前两次付款的资金来源双方存在争议，第三次付款地下室款86067元的资金是被告唐某1用原告杨某的款支付的。原告称自开始买房即委托女儿唐某1和女婿褚万民帮忙办理，所有款项均系原告出资，唐某1帮忙筹集的一部分原告已归还。被告唐某1则称除地下室款之外的购房款均系被告唐某1夫妇筹款支付，地下室款是原告赞助的。经调查，原告丈夫唐孝胜持有山东瑞丰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在购买涉案楼房之前已经上市（2011年7月上市），2012年7月27日至11月2日期间唐孝胜将上述股票陆续出售，共得股票变现款120万余元。唐孝胜的股票变现后，委托女婿褚万民在2012年9月15日至9月21日期间提取70余万元，褚万民提取上述资金后的资金去向双方存在争议。根据原告陈述，原告不否认支付的购房款643954元中有唐某1夫妇筹集的，但后来都用股票转让款偿还了。以上事实可证实原告购房具有经济能力，原告的陈述有事实基础，具备合理性。反观被告唐某1的购房及付款过程，其在支付上述购房款之前的2011年8月份，刚刚从沂源县翡翠山居购买楼房一套，两次购买新房时间仅相隔三个月余，且唐某1夫妇均自认涉案房屋的地下室款系用原告出资，上述事实与被告唐某1主张涉案房屋系其出资购买的陈述明显有违常理。2、从维修基金、契税及房屋交付时所缴纳费用的情况分析，原告所举证据原件均由原告保存，证实涉案楼房的契税、物业维修基金、有线电视安装费、物业管理费、垃圾费、装修押金等均系原告支付。3、从涉案楼房的装修出资分析，证实12万余元装修费系原告支付。4、从原告所举6号证据被告唐某1给原告出具的支出明细表分析，如果涉案房屋系被告唐某1购买，唐某1则无给原告出具支出明细表的必要，而且明细表中记载的“其中我家费用6000元（借款）”等内容即隐含了该明细表中的支出明细系替原告房屋办理支付的意思。5、从原告所举9号证据被告唐某1及其丈夫褚万民给原告出具的《证明》分析，该证明明确记载涉案楼房“产权属于杨某。现金已付清”，被告虽辩称出具该证明条的目的是为了哄骗唐孝胜，但未举反证证明其主张。根据常理，其中“现金已付清”应理解为原告欠唐某1夫妇的款已付清，与原告所称“唐某1、褚万民帮忙筹集部分款项，后用唐孝胜的股票款偿还”的陈述相印证。6、从原告所举11、12号证据录音资料分析，唐某1在录音中明确承认涉案房产是原告的。综合以上分析，被告唐某1主张涉案房屋系其出资购买的主张与其出具给原告的支出明细表、证明条所记载内容以及录音资料中本人所作陈述相矛盾，故一审法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原告所举证据明显具有证据优势，能够证明其所主张的涉案房屋系其与丈夫唐孝胜出资购买的事实成立，故一审法院对其主张的事实予以采信，据此认定涉案房屋属于原告杨某和丈夫唐孝胜的夫妻共同财产。 一审法院认为，由于涉案房屋系原告杨某和丈夫唐孝胜的夫妻共同财产，唐孝胜去世后该房屋价值的50%成为遗产。 根据唐孝胜生前所立遗嘱，该部分遗产应全部由原告继承。被告唐某1虽然对唐孝胜所立遗嘱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但其提供的反驳证据不足以推翻原告所举唐孝胜遗嘱的证据效力，因此对唐孝胜遗嘱的效力予以认定，对原告依据该遗嘱主张涉案楼房中属于唐孝胜的份额由原告继承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六条规定，判决：唐孝胜去世后所留遗产楼房一套（位于和源名居**楼******）价值50%的份额由原告杨某继承。案件受理费3650元由被告唐某4、唐某5、唐某6、唐某7、唐某2、唐某1、唐某3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中，案外人褚万民提交第三人参加诉讼申请书一份，申请作为第三人身份参加本案诉讼，经审查，褚万民一审中已经作为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了本案审理，对其知悉的案件事实作出了陈述，其对本案诉讼标的的权益主张与上诉人一致，并无独立的权益主张，故对其该项申请不予准许。 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一致，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不动产登记簿是证明不动产物权归属和内容的依据，具有权利推定效力。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请求确认其享有物权的，应予以支持。本案中，案涉房屋产权虽登记在上诉人唐某1名下、褚万民为共有，但唐某1及褚万民向杨某及唐孝胜出具的证明中，明确记载案涉房屋产权属于杨某，唐某1对该份证明的真实性并无异议，但主张系为了欺骗唐孝胜而出具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对此唐某1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该证据与杨某提供的支出明细说明单、遗嘱等在内的证据相互印证，结合各方当事人所作陈述，能够证明唐孝胜、杨某具有购房的经济能力，案涉房屋系唐孝胜与杨某购买，系二人夫妻共同财产，唐孝胜生前立有遗嘱将案涉房屋属于其本人所有部分遗留给杨某单独继承，原审所作认定合法有据，应予维持。唐某1主张案涉房屋购买人为唐某1、褚万民证据不足，其提供的证据仅能证明其参与筹资购买案涉房屋，杨某对此也予以认可，但唐某1并未提供充分的反驳证据推翻杨某所持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力，证实案涉登记于唐某1与褚万民名下的房产为其购买取得，故唐某1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本案纠纷发生于唐某1与杨某母女之间，被诉标的物为案涉房屋，本案当事人曾另案提起诉讼，有关证据均经过审查，对案件有关基本事实进行了审理，且一审中上诉人唐某1对于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亦未提出异议；经查阅一审卷宗，各方当事人曾于一审第一次庭审后书面申请庭外和解，一审法院给予各方当事人和解的时间，并在和解未果后再次开庭并依法作出判决，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故唐某1关于本案不宜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审理超审限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上诉人唐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上诉人唐某1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戴永成 审 判 员 李灵福 审 判 员 王 娜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 庞风华 书 记 员 徐 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