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黑06民终129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田凤桐，男，1966年1月9日出生，汉族，个体经营者，住大庆市龙凤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昊（系田凤桐儿子），男，1996年9月12日出生，汉族，学生，住大庆市龙凤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正平，黑龙江四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生，男，1955年3月2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所地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成山，黑龙江金诺(大庆)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田凤桐因与被上诉人李生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8）黑0624民初8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1月6日作出（2018）黑06民终2429号民事裁定，将本案发回杜蒙县人民法院重审，杜蒙县人民法院重审后，于2019年12月18日作出（2019）黑0624民初1220号民事判决，田凤桐仍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田凤桐及其诉讼代理人田昊、徐正平，被上诉人李生及其诉讼代理人孙成山到庭参加诉讼，本院现已审理终结。田凤桐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黑龙江省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黑0624民初1220号民事判决书，将案件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上诉人不承担给付被上诉人林地转卖费及看护费120000元。2、二审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被上诉人未与村里沟通恢复原状导致合同不能继续履行，上诉人不应向被上诉人支付林地转卖费及看护费。二、本案涉案的转包合同已被一审法院（2019）黑0624民初2282号案件判定为无效合同，此合同已不具备法律效力，所以上诉人更不该支付给已无效力的合同的协议款项，被上诉人还应返还之前给付的前期款和后期因为无效转包所造成的上诉人的经济损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转卖看管经营权协议》约定转让的自然资源因大坝被推倒，被上诉人不协调沟通恢复原状导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上诉人在一审中也明确被上诉人跟村里沟通维持原状，是上诉人同意支付资源买断费及看护费的条件。而被上诉人至今仍不与村里沟通，不联系将转让的自然资源恢复原状相关事宜。现大坝已被推倒，合同中约定的自然资源也不具备承包条件，在此情况下被上诉人是不继续履行合同的责任人。支付转让费用事宜应当在被上诉人消除影响合同不能履行的事由后再继续履行。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恳请法院查明案件事实，依法将案件发回法院重审或改判。二审庭审中补充如下：被上诉人对自己主张的大新江沙陀柳条通没有土地使用权，没有地上附着物的看管权。李生辩称，1、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合同基本已经履行完毕，不存在不能履行的情况，而且上诉人也没有证据证明该协议不能履行；2、之所以上诉人以当时堤坝被推导致合同不能履行，是因为上诉人擅自建设堤坝而政府根据相关的规定进行行政执法的拆除行为，并不是双方协议中约定的合同的经营行为，请求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另外在交换证据中上诉人提供了判决书，并不能否认本案被上诉人对该片林地及水面所享有的经营看护权，事实也是被上诉人一直经营至今，所以被上诉人主张的权利具有合同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李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田凤桐继续履行协议，支付剩余的转让费十二万元整；2、判令田凤桐将合同约订的李生方享有林权“堤坝外柳条地”恢复原状，并赔偿田凤桐经济损失(具体数额在评估后确认)；3、田凤桐承担与本案相关的所有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生系黑龙江省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他拉哈镇兴平村官地屯居民，1999年10月11日兴平村村委会决定，将村所辖西江岸沙沱子交由居民李生治理、管护(栽树、插柳)，时间自1999年至2018年止、期限二十年。李生在经营十余年后于2016年4月1日与田凤桐签订了《转卖看管经营权协议》，双方约订李生承包管理的柳条地大部分转让给田凤桐，并约订了价格及双方义务。田凤桐已给付了部分转让费，尚欠李生转让费十万元、看护费二万元，李生已经按协议将此治理地域交付给田凤桐使用管理。田凤桐在经营管理看护中已将此林地改造成水稻田并经营多年，(注：因田凤桐违法修筑堤坝，影响国家江河管理规定，已被省、市、县水务执法机关强制拆除)，但田凤桐始终没有支付。一审法院认为，双方签订的《转卖看管经营权协议》已实际履行，从履行内容来看，应是在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条例的前提下合法有序地进行，《合同法》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时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正常合法的自然人之间的转让法律事实是受国家法律保护的，权利人要求义务人给付款项是正当权利且义务人偿还欠款是应尽的法律义务、均应受到法律的支持及约束。根据本案件的实际情况，双方本应相互理解与尊重、和谐礼让、诚实守信，反而双方并未做到互谅与守诺。田凤桐主张李生将其堤坝恢复原状便给付其所欠款十二万元，田凤桐擅自建筑堤坝显然违反国家法律及国家江河法规、条例管理规定，被国家行政执法机关依法拆除。对所产生的经济损失是违法行为导致的必然结果，责任应由田凤桐自负，田凤桐的辩解及主张不予采信、支持。综上所述，双方在签订的《协议》中第五条涉及林权归属问题是改动的，李生要求主张归己缺乏有利证据支持；田凤桐主张李生恢复堤坝原状方能给付所欠余款，同样缺少相关有效的证据予以佐证，一审法院均不予采信。李生合理的诉讼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十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九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第七十五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田凤桐给付李生林地转让费120000.00元(其中转让费100000.00元，看护费20000.00元)，此款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给付；二、驳回李生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700.00元，由田凤桐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田凤桐提交了如下证据：一、杜蒙县人民法院（2003）杜经初字5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一份（系兴平村委会调取于杜蒙县法院），证明:该民事判决书审理查明部分明确说明村委会从来没有给被上诉人支付过任何的看管经营费用，被上诉人也从没有向村委会缴纳过任何的承包费，因此是李生的看管经营是无效的，判决认定兴平村大新江沙陀柳条通的土地归兴平村村民集体所有，与被上诉人没有任何关系。被上诉人已经涉嫌虚假诉讼、诈骗或敲诈勒索，请求移送犯罪。2、原开庭中被上诉人提供的证人赵惠清即原村委会书记出具的证明没有被原审法院或二审法院采纳，说明赵惠清所述不属实。李生质证称：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我方认为该案与本案无关联性。当时由于钻井一公司打井造成被上诉人的柳条通树地损坏，代理人当时作为李生的代理人起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因为村里认为我方不享有侵权赔偿的权利，法院没有支持我方的诉讼请求。（2003）杜经初字5号案件判决后，李生上诉，二审中村书记赵惠清作证。当时我要退给村里，不负责经营看管了，造林村里抽成，村里不同意，二审判决附着物是李生的，李生又继续经营到合同期满。当时虽然被上诉人不向村里缴纳各种费用，但和村里口头约定有相互提成的问题，李生方负责栽种树木，村里与李生是提成的合作关系。但是该判决书并没有否定被上诉人对该柳条通的管理和经营权。该判决书只能够证明被上诉人对该土地不享有所有权，因为是集体的土地，李生产生的权利只是土地上的附着物及看护的权利，且还享有对水面的经营权，因此该份证据不能证明被上诉人不享有承包经营权。对于被上诉人是否具有经营权的问题，在本案的一审以及发回一审的过程中，一审法院以及代理人均与村委会核实，村委会承认李生享有看护和经营权，原一审也有李生提供的村委会的证明以及兴平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证明李生对该地块享有经营权。二、2016年4月1日刘长军、李生与田凤桐签订的资源转让协议书复印件一份（与原件核对无异后原件退回留存复印件）、杜蒙县人民法院（2019）黑0624民初2282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一份，证明：李生、刘长军和田凤桐签订的资源转让协议已经被杜蒙法院（2019）黑0624民初2282号判决书认定为无效，而该份资源转让协议书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转卖看管经营协议的母合同，母合同无效，李生和田凤桐的看管协议当然也无效，所以被上诉人应承担返还已收的32万元转让费的义务。该协议书第四条标明的允许田凤桐筑围堰与杜蒙县水务局禁止的围堰是同一条，被处罚单位兴平村委会已经对此作出了说明，协议中约定如果不允许上诉人施工（就是指围堰）被上诉人应将已收的人民币全部返还。另外，资源转让协议书标明的地理位置范围和区域与田凤桐在2016年4月1日与李生签订的转卖看管经营权协议是同一区域，看管证明上的边框四至和资源转让协议中的边框四至是一样的，资源转让协议中的四至包括看管证明协议当中的边框四至。李生质证称：上诉人对证据的理解存在不同意见，该资源转让协议虽然有李生的签字，但当时李生并不是作为主要的转让方，因为村里有和刘长军的部分资源转让，当时李生已经与上诉人签订了转卖看管经营权协议。该份资源转让协议是村里为了备案而要求李生签字，因此该协议与我方关联不大。该协议书是李生和刘长军分别与上诉人签订了资源转让的前提下才签订的协议本协议，该协议是村里对刘长军和李生转卖承包资源的认可和登记行为，因为该协议并没有体现出刘长军、李生与田凤桐之间的转让资源关系，该协议书中虽然包含了李生的范围但与刘长军的范围并不相同。而且第六条具体位置中确定的四至并不全是李生所承包的柳条通范围。关于（2019）黑0624民初2282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对资源转让协议书认定无效，并没有认定上诉人与李生签订的转卖看管经营协议无效，而且如果当时涉及到李生的转让合同，那么法院也应追加李生为共同的被告。而且该判决书中关于合同无效所引用的法律是合同的内容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并不是说我方的转卖看管经营协议也存在违反防洪法的情况。因此，该判决与本案没有太大的关联性，该判决也不能作为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转卖看管经营协议无效的证据。三、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水务局水行政处罚决定书复印件一份（来源于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黑0624民初2282号卷宗中，证据的边缘盖有法院法官的名章）证明：按照行政处罚决定书中的要求，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签订的转卖看管经营协议书中所指的区域是不允许施工的。李生质证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该证据都是复印件，而且法院的章看不清楚。另外该行政处罚决定书是对上诉人违反防洪法进行的擅自围垦河道并修筑围堤的行为进行的行政处罚，与本案无关联性。双方签订的经营权协议只是说甲方在看管范围内施工顺利，施工指的是生产经营性的施工并不是修建堤坝，该行政处罚决定书没有提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任何关于经营范围的字样。四、2020年8月7日兴平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行政处罚裁决书中标明的围堰与2016年4月1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资源转让协议中的第四条中注明的允许上诉人进行围堰指的是同一条围堰。李生质证称：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作为基层组织的兴平村委会无权对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内容作出解释，且该证明所提到的2016年4月1日的资源协议与我方与上诉人签订的转卖看管经营权协议是否是一个协议，存在异议。因为2016年4月1日李生与田凤桐签订的转卖看管经营权协议中的第四条并没有出现围堰的字样，因此我方认为该证明不具有任何效力。五、证明两份（系当时的村书记王金昌和村长王正民出具），证明：1、2005年村委会研究决定终止了被上诉人的看护和经营；2、柳条通均为天然林，没有任何人种植人工林。该两份证言与杜蒙县人民法院（2003）杜经初字第5号民事判决以及（2019）黑0624民初2282号民事判决结合起来就能得出结论，被上诉人提出了虚假诉讼。李生质证称：对该份证明人的身份及证明真实性有异议，该份证明不是书面证据，而是证人证言，证明人必须出庭接受被上诉人的质证才能作为证据使用。该证明不具有任何效力，解除被上诉人的承包经营权必须由村集体经济组织作出决定。六、2002年1月1日刘长军与村委会签订的资源承包合同书复印件一份（与原件核对无异后原件退回留存复印件），证明：合同书中第一条注明的刘长军的承包范围包括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争议的范围，从刘长军的承包协议书后面的附图中可以证明，被上诉人提到的自己的看管范围标明在刘长军与兴平村委会签订的资源承包合同书的范围内。所以，在刘长军、李生签订该资源转让协议书中不仅刘长军签字李生也在合同书中作为甲方出现，在资源转让协议书中的第二项当中已明确把被上诉人的名字标注在里面，并不是像被上诉人所称只是让签名字。李生质证称：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的问题均有异议。上诉人并不是该协议的任何一方，而该协议是刘长军与村里签订的协议，请求法院核实该协议的内容是否与本案有关联性。另外，该协议出现在上诉人手中也不符合常理，该证据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本院认为，本院对田凤桐提供的证据一、证据二、证据三、证据四、证据六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据的关联性将在论理部分综合全案证据论述。证据五系证人证言性质，按照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证人并未出庭接受质询，证据单独不能作为定案依据，需要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将在论理部分论述。李生提交如下证据：证人证言五份，证明：李生对原承包的资源柳条通进行了部分相关树木的补种，虽然该承包的柳条通有自然林，但是也有李生个人种植的大部分。田凤桐质证称：对该五份证言的真实性均有异议，在证言当中应该标明电话号码，该份证据中既没有身份证明，也无法核实证言的真实性。如被上诉人所说，与上诉人提供的原书记和村长的证言一样。我方认为从形式上该五份证言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本院认为，该证据系证人证言性质，按照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证人并未出庭接受质询，证据单独不能作为定案依据，需要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本院二审期间，田凤桐对一审期间李生出示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赵惠清和尹国江出具证明的真实性有异议，（2003）杜经初字5号判决已经否定了该两份证明，一审法院采信证据错误。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综合田凤桐的上诉请求以及李生的答辩意见，并结合相关证据和事实，本案主要有三个争议焦点问题。本院逐一评述如下：一、李生对大新江沙陀柳条通范围是否享有看管经营权首先，本案现有证据显示1998年3月1日，他拉哈镇兴平村民委员会向李生出具证明，授权李生对大新江沙陀柳条通范围经营看管，虽该证明中并未体现具体经营看管期限，但综合李生实际履行经营看管情况，结合本案其他证据包括时任村干部出具的证明，一、二审期间现任村干部陈述，当事人陈述，可以认定兴平村委会对该证明予以认可，对李生享有大新江沙陀柳条通范围1998年-2018年共20年的经营看管权利予以认可，且双方已经实际履行完毕。杜蒙县人民法院（2003）杜经初字第5号民事案件系李生诉讼兴平村委会主张占地补偿费用的纠纷，看管经营与占地补偿属于不同法律关系，（2003）杜经初字第5号民事案件的二审即本院（2004）庆商终字第99号案件均未否认李生对大新江沙陀柳条通范围的看管经营权利，田凤桐欲以（2003）杜经初字第5号民事判决证明李生的看管经营证明无效并不充分。其次，田凤桐主张李生的经营看管权利已经于2005年终止，对此其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八条第三款关于“无正当理由未出庭的证人以书面等方式提供的证言，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的规定，虽田凤桐提供了时任村干部王正民、王金昌的证人证言，但证人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田凤桐亦未提供其他确实充分证据佐证证人证言，故田凤桐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举示的证人证言不能作为认定李生的经营看护权利于2005年终止的依据。且李生与兴平村委会之间并无李生不可转让权利的约定，事实上兴平村委会亦未对李生将权利转让给田凤桐提出异议。综合以上，本院对田凤桐主张1998年3月1日兴平村民委员会出具的李生对大新江沙陀柳条通范围享有看管经营权的证明无效的意见不予支持，李生享有大新江沙陀柳条通范围20年的看管经营权。二、田凤桐与李生签订的转卖看管经营权协议是否有效首先，田凤桐二审期间提出其与案外人刘长军之间签订的资源转让协议系与李生之间签订的转卖看管经营权协议的母合同，与刘长军之间的资源转让协议被法院确认为无效的情况下，与李生之间的转卖看管经营权协议当然无效。对此，本院认为，根据一、二审期间案外人兴平村委会工作人员陈述，兴平村委会将大渔圈资源承包给案外人刘长军经营管理，将大新江沙陀柳条通范围承包给李生经营看管，此两处地域在位置上为相邻关系，也就说明田凤桐与刘长军之间的资源转让协议与李生无关，不能将田凤桐与刘长军之间协议的效力作为认定田凤桐与李生协议效力的依据。故对田凤桐该项抗辩理由，本院不予采纳。其次，田凤桐提出，其与李生签订的转卖看管经营权协议中约定的“施工”就是指“围堰”，对此李生不予认可，称施工是指将树推倒改造成稻田等合法施工行为。田凤桐与李生转卖协议第一条明确约定，李生将享有的经营看管权利转卖给田凤桐供其开发、植树使用，田凤桐一、二审期间均未举示合法有效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关于田凤桐承包李生转让地块及资源用于围堰、修筑堤坝等违反法律规定的合同目的和意思表示。李生将资源交付田凤桐经营管理后，田凤桐在实际履行过程中，擅自修筑堤坝的行为与李生无关，亦不能因其自身违反相关法律规定修筑的堤坝被强制拆除并受到行政处罚为由，进而主张李生承担其无法开发使用资源的违约责任，且李生依据兴平村委会证明享有的看管经营权已经于2018年届满，故田凤桐与李生之间依托该证明签署的转让协议亦已经履行完毕。综合以上，李生与田凤桐签订的转卖看管经营权协议并未有我国合同法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当依约履行各自义务。三、田凤桐是否应当向李生支付转卖费及看护费李生在合法取得大新江沙陀柳条通范围的经营看护权利后，在其经营看护期间内，与田凤桐签订了转卖看管经营权协议，该协议合法有效。李生已经按照双方协议约定，将其经营看护范围交由田凤桐经营开发使用，田凤桐并未按照协议约定，向李生支付全部转让费，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支付剩余转让费。一审期间，田凤桐对欠付李生剩余转让费12万元并无异议，一审法院认定田凤桐支付该笔转让费，并无不当。田凤桐在李生转让给其范围内因违反规定修筑堤坝被相关机关依法拆除，该责任和后果不应归责于李生，亦不能成为田凤桐拒绝支付转让费的免责事由，田凤桐认为应当将李生把堤坝恢复原状作为其支付转让费的前提条件意见，不能成立。综上所述，田凤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700元，由田凤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东辉审判员  金 玉审判员  战 剑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包 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