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2民终272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聂玉光，男，1972年4月17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奉化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范国蕾，女，1957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海曙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继统，浙江京衡（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聂玉光因与被上诉人范国蕾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2019）浙0203民初105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2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并询问当事人，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聂玉光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范国蕾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原判认定聂玉光与范国蕾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是错误的，双方没有真实借贷的合意，458万元款项并非真实借款，本案系虚假诉讼。（一）本案存在众多不符合常理的情况。从双方关系上看，聂玉光与范国蕾此前仅通过案外人叶海霞见过几面，范国蕾基于何种信任会出借巨款。从借款用途上来，聂玉光为何要主动去向范国蕾借月利率高达5%的利息来归还叶海霞。从款项来源上来看，范国蕾自身根本没有458万元，却担负如此大的风险出借给聂玉光，从资金的来源和最后的去向来看，来源和去向基本一致。若借款事实真实发生，范国蕾为何在起诉之前从未向聂玉光催讨，聂玉光未支付过一分利息。（二）范国蕾对借贷经过陈述不清、前后矛盾。1.在（2018）浙0203民初16352号案件中，范国蕾自认458万元系购房款，后因商品房无法交付，聂玉光向范国蕾出具借条。在庭审中，其代理人亦是反复确认，并强调458万元的款项均是向亲戚朋友所借。但是在本案中，范国蕾完全推翻了第一次起诉状及其原代理人庭审自认的事实。2.458万元款项的构成与实际转账的过程不符合常理。从银行流水中可知，范国蕾先是转了23万元和207万元，共计230万元至聂玉光的账户，待230万元重新回到范国蕾的账户后，再将228万元转至聂玉光的账户。3.范国蕾对于叶海霞最后将228万元转回至其账户的解释不符合常理。二、原审判决认定至于叶海霞取款的行为以及后续将款项用于何处，是向聂玉光借款还是聂玉光归还其他债务抑或其他，乃是聂玉光与叶海霞之间的纠纷，与范国蕾无涉，并非本案审理范围。这显然会造成认定事实不清。（一）本案的资金走向，均是由叶海霞在操作，且叶海霞又将款项都转回给范国蕾。叶海霞系本案的关键人物，若不查清聂玉光与叶海霞之间的关系，势必导致案件不能得到公正判决。（二）叶海霞的谈话笔录对于案涉458万元款项的发生过程前后自相矛盾，与范国蕾的陈述不一致。本案的资金流向是：范国蕾先转到聂玉光账户230万元（一笔23万元、一笔207万元），叶海霞作为聂玉光代理人在银行柜台将230万元转到其自己账户，然后叶海霞再转回范国蕾账户。范国蕾收到230万元之后，再转228万元到聂玉光账户，同样叶海霞再将228万元转到自己账户，最后又转回范国蕾账户。叶海霞根本没有230万元，从银行流水可以表明，230万元就是范国蕾转至聂玉光账户的230万元。（三）若真如叶海霞所称，聂玉光欠其458万元。试问，有谁会去向其他人借月利率5%的458万元借款来归还其他债务。更何况聂玉光名下还有将近1000多万元的房产未作任何抵押。本案事实情况就是叶海霞基于聂玉光对其的信任，要求聂玉光帮忙，谎称是为了虚构债权应付其债权人，让她的债权人觉得她在外面有巨额债权。实际上与范国蕾串通，虚构借款事实，结合范国蕾、聂玉光的银行流水，完全可以证明，案涉458万元的借款是利用230万元的资金走账形成。并且230万元资金的来源及最终的去向均一致。本质上，聂玉光与范国蕾之间不存在真实有效的借贷合意。在历次庭审过程中，对于458万元借款事实是否真实发生，聂玉光多次要求原审法院采用心理测试等技术辅助手段对聂玉光、范国蕾以及与本案直接有利害关系的叶海霞进行测谎，但原审法院均未支持。聂玉光认为，基于双方对于案涉款项形成的本质严重不一，且范国蕾与叶海霞的陈述亦严重悖于常理，恳请二审法院采取心理测试等技术辅助手段，查清本案的事实情况。综上，原判认定事实不清，案涉双方不存在真实的民间借贷关系。范国蕾在2017年1月21日转账当天，是明知款项不会真实交付给聂玉光，不是真实的借贷，才会做出如此荒谬，且不符合常理的事情，范国蕾与叶海霞的行为疑点重重、前后矛盾，涉嫌虚假诉讼。 范国蕾辩称：2017年1月21日出具借条和转账的流水问题，据其代理人向叶海霞了解，除了叶海霞前夫内部家庭的100万元诉讼以外，没有其他债务纠纷，不存在叶海霞对外有巨额债务需要向聂玉光借款。其代理人取得了叶海霞在2017年1月21日以前一部分的借条照片，现还保留着。叶海霞对聂玉光有几百万元借条和银行流水的转账。相反真正要出具承诺书的话，是范国蕾和叶海霞，承诺涉案借条是虚假的。范国蕾根本不知情的，范国蕾和叶海霞不可能存在串通。知情的只有聂玉光和叶海霞。关于本案是否应追加叶海霞为当事人，叶海霞不具备法律地位，一审没有追加叶海霞为第三人，而且聂玉光也没有在一审中提出要求追加叶海霞为第三人，所以不需要追加叶海霞为第三人，叶海霞和范国蕾都被叫到望春派出所作了笔录，认为不是虚假诉讼，所以又将案件移到法院。关于聂玉光提出测谎的要求，范国蕾不同意测谎。测谎在双方证据对等的情况下才需要，现在范国蕾提供的证据已经比较充足，聂玉光没有反驳的证据，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不需要测谎。测谎也不是百分之一百的准确，即便通过测谎对范国蕾不利，也不能推翻范国蕾提供的书证，测谎只是一种辅助手段，法院只能作为参考。 范国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聂玉光向范国蕾归还借款本金458万元，并从2017年1月21日起以458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算至实际还清之日止的利息（截止2019年8月22日的利息为283.96万元）；2.聂玉光赔偿范国蕾律师代理费20万元；3.本案的诉讼费、财产保全费由聂玉光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月21日，聂玉光向范国蕾出具一份借条，载明：今向范国蕾借到458万元，借款利息按月息5%；如逾期未还款，则按借款额的15%支付逾期违约金，同时，按逾期之日起每月6%支付利息，直至还清上述全部借款为止；逾期支付违约金以及借款人应负担实现债权的全部费用（含诉讼费、财产保全费、律师代理费、查档费、交通费等一切费用）；如借款到期未能还款而发生纠纷，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由出借人住所地人民法院诉讼解决。聂玉光在借条上注明：“宁波银行6223××××4978”。另该借条右下角还有聂玉光亲笔书写的“云南网签合同抵压（押）”“2018.2.2日已全部网签合同已收回聂玉光2018.2.2同时承诺办公室担保”。 2017年1月21日，范国蕾在收到聂玉光出具的借条后即通过网银转账方式向聂玉光开立于宁波银行6223××××4978账号分别转账23万元、207万元。聂玉光将其身份证原件、前述账号的银行卡及交易密码交付于叶海霞。叶海霞遂至宁波银行水岸风情社区支行将聂玉光账号内的230万元转账至其名下6223××××2938账号内，并将该230万元又转账给范国蕾。范国蕾收款后，即向聂玉光的6223××××4978账号转账228万元。此时还在宁波银行水岸风情社区支行的叶海霞，再次从聂玉光的账号内将228万元转账给自己，并将该228万元从其账户转账给范国蕾。收款后，根据叶海霞的指令，范国蕾于2017年1月22日向聂玉光转账4万元，还于2017年1月25日向第三人浙江宝业幕墙装饰有限公司转账200万元用于支付房款。 2018年2月2日，聂玉光向范国蕾出具一份承诺函，载明：“本人聂玉光借款范国蕾（见借条），现承诺于范国蕾2017年农历春节前归还100万整，同时以聂玉光名下购置于宁波市鄞州区康城阳光十八楼东首办公楼作为担保（本办公楼未作任何抵押）。”聂玉光并在其签名及落款之间书写“用于作为借款依据的云南房产合同已全部收回”。 2018年7月7日，聂玉光又向范国蕾出具一份承诺书，载明：“本人于2017年1月21日向范国蕾借到人民币458万元，因工程资金周转困难，现到期一直未能归还支付利息及本金，本人承诺待舟山日泉奥莱广场工程款或其他资金归还这笔借款。（最晚2018年9月底）”。 前述借款之本息，聂玉光至今未付。 2019年8月9日，范国蕾（甲方）为实现涉案债权，与浙江京衡（宁波）律师事务所（乙方）签订了一份法律服务委托合同，载明：甲方委托乙方处理甲方与聂玉光民间借贷纠纷案的第一审诉讼代理；本事务律师费付20万元，签订合同时先付10万元，一审判决后再支付10万元；等等。2019年8月11日，范国蕾依约支付了律师费10万元。 另查明，范国蕾为与聂玉光民间借贷纠纷诉至该院，案号为（2018）浙0203民初16352号。范国蕾诉请判令聂玉光归还借款本金458万元。后范国蕾因故撤诉。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系范国蕾、聂玉光之间是否存在合法有效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 该院认为，范国、聂玉光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聂玉光的相关抗辩事由并无证据证明，该院难以采信。理由如下： 首先，聂玉光对出具借条事宜并无异议，即聂玉光与范国蕾之间存在明确的借贷合意，而范国蕾亦依约将借条上载明的458万元分三次转账至聂玉光在借条上指定的账户，即作为出借方的范国蕾已经完成了出借资金的交付义务。 其次，如确系聂玉光所陈述叶海霞“希望聂玉光帮助其和范国蕾虚构借款给聂玉光……为了虚构的借款让人信服，所以需要聂玉光出借条，更需要银行走账。为了保证这笔钱不被聂玉光挪用，范国蕾提出，银行卡、密码、身份证都必须交由范国蕾和叶海霞保管”，那么，作为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且在外常年承包工程的聂玉光，在明知“虚构借款、帮助银行走账”的情形下，为何要在出具借条时在借条上载明用“云南网签合同抵压（押）”且已实际交付前述云南网签合同，否则“2018.2.2日已全部网签合同已收回聂玉光2018.2.2同时承诺办公室担保”以及2018年2月2日出具的承诺函中“用于作为借款依据的云南房产合同已全部收回”根本无法解释；在时隔一年后，为何又两次向范国蕾出具承诺书（函），不仅确认已经“借到458万元”还多次承诺还款时间，更在2018年2月2日出具的承诺函中“以聂玉光名下购置于宁波市鄞州区康城阳光十八楼东首办公楼作为担保（本办公楼未作任何抵押）”。对此，聂玉光根本无法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再次，聂玉光将其身份证原件、银行卡及交易密码交付给叶海霞的行为并不能证明其所主张的系为了涉案款项不被聂玉光挪作他用，相反更能证明其委托叶海霞去取款。 最后，结合当事人庭审陈述及该院对叶海霞所做的谈话笔录，可以认定聂玉光与叶海霞之间存在频繁的经济往来，换句话说，现有证据可以证明聂玉光与叶海霞之间存有其他债权债务纠纷。叶海霞将聂玉光账户中由范国蕾转账而来的458万元转账至自己账户内又马上转账给范国蕾，从形式上看，似乎聂玉光最后压根没有收到涉案款项，但聂玉光收到范国蕾转账交付的458万元这一事实不容置疑。基于聂玉光的委托，叶海霞方有取款之权利，至于叶海霞取款的行为以及后续将款项用于何处，是向聂玉光借款还是聂玉光归还其债务抑或其他，乃是聂玉光与叶海霞之间的纠纷，与范国蕾无涉，亦非本案审理范围。 综上所述，该院认为，范国蕾、聂玉光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458万元民间借贷关系。现聂玉光收款后并未按诺履行，其行为已经构成违约，故其应承担归还借款本金458万元、支付利息及赔偿范国蕾律师费损失的民事责任。至于利息，借条约定为月利率5%，现范国蕾主动降为月利率2%，该院予以确认。从2017年1月21日起以458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算至2019年8月22日的利息（含逾期利息）为283.96万元。至于律师费，按范国蕾签订的法律服务委托合同之约定，20万元律师费的支付必然发生，且聂玉光对此未持异议，故该院予以确认。综上，范国蕾之诉请，于法有据，该院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二项、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聂玉光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范国蕾借款本金458万元，支付利息、逾期利息283.96万元（2019年8月23日起至实际还清之日止的逾期利息以458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按实计算利息），并赔偿范国蕾律师费损失20万元。案件受理费6.5137万元，财产保全费0.5万元，合计7.0137万元，由聂玉光负担。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聂玉光与范国蕾之间是否存在借款关系，借款金额为458万元。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借条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范国蕾提供的借条能证明聂玉光与范国蕾之间存在借贷合意，且范国蕾已将458万元金额分三次转账给聂玉光指定的账户。后聂玉光向范国蕾出具承诺函（书），对借款事宜进行确认。而聂玉光将其身份证原件、银行卡及交易密码交付给案外人叶海霞的行为，只能证明其委托叶海霞去取款，并不能证明聂玉光所主张的系为了涉案款项不被聂玉光挪作他用，其主张也不合常理。叶海霞将聂玉光账户中由范国蕾转账过来的458万元转账至自己账户内又马上转账给范国蕾，从形式上看，似乎聂玉光最后未收到涉案款项，但聂玉光收到范国蕾转账过来的458万元款项事实不容置疑。至于叶海霞与聂玉光之间的纠纷，与范国蕾无涉。聂玉光也不能提供证据证明范国蕾与叶海霞捏造事实，涉嫌虚假诉讼，故也不需要对当事人进行测谎。一审法院认定范国蕾、聂玉光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458万元民间借贷关系，并无不当。聂玉光的上诉理由，与事实和法律规定不符，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聂玉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5137元，由上诉人聂玉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宏亮 审判员  胡曙炜 审判员  朱 静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鲁 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