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云34民终8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何英，女，1975年10月5日生，白族，云南省景东县人，住云南省普洱市景东彝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云南省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信息产业基地林溪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000MA6K5LYD33。 法定代表人：陈文山，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外保、邹卫华，均为建纬（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均为特别授权代理。 原审被告：云南鑫龙实业有限公司。住。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北京路延长线**恒业游泳馆**楼**务登记证号码：930××××2205。 法定代表人：金广忠，该公司经理。 上诉人何英因与被上诉人云南省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建投）、原审被告云南鑫龙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鑫龙）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香格里拉市人民法院(2019)云3401民初1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3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何英上诉请求:依法对（2019）云34民初181号民事判决依法进行改判，支持何英要求确认《解除协议》第5条无效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何英在本案中具备实际施工人的法律地位。一审中，何英提交了与云南鑫龙所签订的工程合作承包合同，证明何英与云南鑫龙之间存在工程转包关系。同时，施工中形成的施工队结算明细，工程量统计计算表以及劳务分包工程结算单等证据，也证明了涉案土石方工程实际上是由何英具体实施完成的。何英为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的法律地位，有充分的证据和事实，应当予以认定。一审判决对于本案存在工程转包关系和何英为实际施工人的法律地位均不予认定。其理由为云南鑫龙在两份合同上所使用的公章存在不一致。何英认为一审判决此事项的理由是建立在对公章法律属性误解的条件下，该理由不能成立。公章是法人做出意思表示的一种方式，只要涉及不一致的公章均是意思表示公司使用的公章或者得到该公司的认可，就能代表是该公司的真实意思。本案中，何英与云南鑫龙合作承包合同上的印章，是云南鑫龙刻制的，在工程中使用的，对此何英有证据证明。因此，何英在一审中提交的“工程合作承包合同”是真实的。本案中，何英与云南鑫龙存在工程转包事实应当认定。涉案土石方工程由何英实际承担施工，在一审中提交的工程施工签证及工程量统计表可以说这一事实。同时，发生在云南鑫龙与何英的工程款支付往来以及何英向土石方开挖、运输人支付施工费用等证据和事实，也证明了其在本案中具备独立实际施工人的地位。一审判决不认定本案中存在工程转包关系，不认定何英是工程中的实际施工人，有悖于案件事实，存在错误。二、《解除协议》侵害了何英的合法权益。何英在一审中主张一审两被告恶意串通损害自己的合法权益，有法律和事实依据。依照法律规定，民事活动中的“恶意串通”包括故意和过失两种状态，具体到本案，就是云南建投与云南鑫龙是否知道或应当知道何英实际施工人的存在。云南建投是工程的承包人，担负着对整个工程的管理和结算工作。在管理和结算工作中对于涉案工程一标段的土石方工程是何英施工完成是清楚的。其所发出的施工签证，施工相关的统计报表上记录的施工人均为何英，表明云南建投明知何英是工程实际施工主体。何英没有委托和授权在云南建投备案，云南建投也应当知道何英与云南鑫龙不存在职业上的关系，何英是工程的实际施工人这一情况。云南鑫龙与何英签订了转包合同，该公司授权委托的工程代理人顾某对何英实际承担了工程施工的事实和情况是明知的。云南建投与云南鑫龙的委托代理人签订《解除协议》，对工程进行结算时，明知该协议涉及何英的工程利益，而有意回避何英的参与，拒绝何英提出的意见，在签订解除协议过程当中，存在明显的恶意串通的事实和情形。一审判决否定云南建投和云南鑫龙在协议订立过程中存在恶意串通情形，其理由牵强附会，让人无法接受。一审判决认为，何英参加了云南建投所组织召开的会议，进而推断何英知道并同意《解除协议》条款和内容。何英认为，一审判决以上理由和推断，存在着明显的错误。首先，对工程价款进行结算，仅为召开会议当中的一个项目。那么，结算和签订协议时，何英在场并没有异议，本案中并无任何证据证明，实际上是不确定的。其次，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合同或者协议才能成立，协议中的意思表示，体现在当事人在协议上签字或者通过其他方式进行认可。虽然何英参加了云南建投召开的会议，但并没有在协议上签字或者以其他形式做出认可表示，到会或者坐在会场上，不会发生意思表示效力。本案的事实表明，云南建投与云南鑫龙所签订的解除协议没有何英的签字认可，同时，也无证据证明何英认可合同意协议内容。事实上当何英知道云南建投与云南鑫龙所签订的协议内容后，也明确表示拒绝，不予认可。何英作为协议的重要利益方，拒绝在协议上签字，这本身就说明不同意的态度。该协议对何英不发生效力。《解除协议》是在云南建投与云南鑫龙恶意串通的情形下，以损害何英的利益为目的而达成的，该协议违反了合同法52条的规定，应当认定无效。 云南建投、云南鑫龙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状。 何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确认云南建投与云南鑫龙于2017年8月29日签订的《解除协议》中第五条无效；2.本案诉讼费用由云南建投与云南鑫龙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0月20日，云南建投与云南鑫龙共同签订国家高速公路网段Ｇ0613香格里拉至丽江《劳务合作合同》，工程名称为香丽高速公路土建施工第六项目部一工区路基土石方及特殊地区路基处理工程，工程地点在云南省迪庆州香格里拉市。2017年8月29日，云南建投与云南鑫龙共同签订一份《解除协议》，协议约定了何英之前的结算签字领款行为，并解除了双方签订的《劳务合作合同》及《补充协议》，对劳务费用及补偿款进行了结算。何英认为其作为实际施工人与云南鑫龙签订了《工程合作承包合同》，其与云南鑫龙对工程款进行了结算，而云南建投与云南鑫龙签订的《解除协议》损害了何英作为实际施工人的合法权益，故何英要求确认云南建投与云南鑫龙签订的《解除协议》中的第五条为无效条款。本案经法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最终未达成一致意见。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双方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恶意串通指合同双方当事人之间互为通谋，签订合同共同损害第三人的合法利益，双方当事人均存在签订合同达到非法目的的恶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当事人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该规定对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规定了更高的证明标准，即应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本案中，具体分析如下：第一，云南建投与云南鑫龙于2017年8月29日共同签订的《解除协议》是在何英知情的情况下签订的，云南建投提交的证据可以证实，当天召开会议的签到表中有何英的签到，且何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当庭确认何英本人当时参加了会议，对于会议的内容是知晓的。第二，何英与云南鑫龙签订的《工程合作承包合同》中的签章与云南建投与云南鑫龙之间签订的《劳务合作合同》用章不一致，何英并未作出合理的解释及相应证据加以说明，且该《工程合作承包合同》中约定的施工内容与云南建投、云南鑫龙之间签订的《劳务合作合同》约定的施工内容不一致。第三，从何英提交的证据中可以看出，云南建投与云南鑫龙的工程量统筹计算表及劳务分包工程结算单中的劳务分包方显示为“云南鑫龙实业有限公司（何英）”，顾某作为班组长在表中签字，云南建投表示在施工过程中一直认为何英是云南鑫龙的工作人员，云南建投的陈述不无道理。而何英的证据中只有一份与云南鑫龙签订的《工程合作承包合同》及结算明细单。第四，对于何英举证证明云南鑫龙在招投标过程中使用假资质投标成功而取得该工程，签订的合同应属无效，且何英只提交了两份情况说明，情况说明并未有单位部门负责人签字盖章，故对于何英的陈述及证据均不予以采信。综上所述，何英对云南建投与云南鑫龙之间恶意串通事实的举证，并未达到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故对于何英要求确认《解除协议》中第五条无效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何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为人民币100.00元，由何英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一致。 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云南建投与云南鑫龙之间签订的《解除协议》的法律效力；二、云南建投与云南鑫龙之间在签订《解除协议》时是否存在恶意串通的行为。 本院认为，一、2017年8月29日，云南建投与云南鑫龙就双方于2016年10月20日签订的《国家高速公路网Ｇ0613香格里拉至丽江高速公路土建施工第六合同段劳务合作合同》和2016年10月30日签订的《路基土石方合同补充协议》签订了《解除协议》，约定云南鑫龙认可何英在该协议签订之前的结算签字领款行为，自协议签订之日起，云南建投与云南鑫龙不再履行双方签订的《国家高速公路网Ｇ0613香格里拉至丽江高速公路土建施工第六合同段劳务合作合同》和《路基土石方合同补充协议》，双方权利义务终止，互不追究违约责任。本案中，从云南建投提交的证据可以证实，2017年8月29日当天召开会议的签到表中有何英的签名，何英的诉讼代理人也证实何英本人参加了会议，虽然何英未在《解除协议》上签字，但在知情的情况下未对该事实提出异议，故能够推定其对上述事实知情或者事后持默许的态度。因此，何英主张该《解除协议》无效的上诉理由于法无据，应予驳回。二、当事人有责任对自己的主张提供证据予以证实，负有举证责任的有一方当事人举证不能的，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案中，何英对云南建投与云南鑫龙之间恶意串通的举证未能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二审过程中亦未提交新的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故一审法院确认和英承担不利后果，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应予维持。综上所述，何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00元，由上诉人何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阿史木 审判员  和军芳 审判员  杨德康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五日                                                                                                            法官助理  乔春燕                                                                                                            书记员  余志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