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1民终5571号上诉人（原审本诉原告、反诉被告）：王丽，女，1983年3月21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樊梦媛、白露（实习），系云南天外天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原审本诉被告、反诉原告）：曾震，男，1989年8月12日出生，彝族，住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晓慧，系云南颐高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审第三人：曹永江，男，1960年6月12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邢台市宁晋县。上诉人王丽、曾震与原审第三人曹永江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云0103民初109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王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樊梦媛、白露（实习）、曾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晓慧、曹永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合议庭评议，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王丽上诉请求：1.撤销盘龙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云0103民初10982号判决并依法判决被上诉人支付给上诉人王丽股权转让款15万元，并以此为本金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自2019年5月30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暂算至2019年9月30日为2425元）；2.判令被上诉人曾震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转让股权对价为30万元而非20万元；2.第三人曹永江名下的5%股权份额已授权王丽处分，《股权转让协议书》中转让的20%股权包含曹永江名下的5%股权；3.一审法院将诉争转让的20%股权包含的5%技术股是王丽名下的股权还是曹永江名下的股权作为争议焦点，且以此作出错误判决属事实认定错误，故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后依法判决。为维护上诉人合法权益，特提起上诉。上诉人曾震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是王丽与曾震签订过两份股权协议，一份是2019年1月1日，一份是2019年3月26日。工商登记可以证实王丽仅转让了15%的股权给曾震，所以双方实际履行的协议是2019年3月26日的协议。王丽与曾震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合同主体均是王丽与曾震，并不涉及曹永江。曹永江名下5%的股权是其单独转让的与本案及王丽均无关。王丽没有证据证明其可以处分曹永江的股权，也不能证明其20%的股权包含了曹永江的股权。20%股权的对价是以5%的技术股为基础和前提的，不能抛开王丽承诺的技术股而言其他，没有技术股的承诺就不存在其他股权的对价问题。二、根据2019年3月26日的协议，曾震实际向王丽多支付了6万元。即便是按照2019年1月1日的协议履行，曾震也已经向王丽支付了股权转让款项21万元。无论是按照哪份协议都是王丽没有按约定履行合同，且故意隐瞒与合同订立有关的重大事项，交付的股权不符合法定条件。综上，王丽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其上诉请求。原审第三人曹永江辩称：本案与我是有关联的，不然一审法院也不会和我取得联系让我到庭参加诉讼。和曾震转让的5%的股份也是委托给王丽，等一审判决后我和王丽两人又来算。之后我因为身体原因就全权委托王丽来处理相关事宜了。上诉人曾震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2019）云0103民初10982号之第二项判决；2.改判支持曾震一审的反诉请求；3.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遗漏审查重要证据。1.上诉人在一审已经提交证据证明王丽在转让股权给曾震时明知公司存在巨额债务，不如实告知故意隐瞒，导致曾震无法真实判断受让的股权情况及股权价值，作出了不真实的意思表示，而曾震在受让股份时对公司有对外债务这一重大事项是完全不知情的，王丽的行为属于欺诈符合法律规定的可撤销合同的情形。一审法院遗漏审查我方提交的证据，仅认为财务报表没有财务人员签字就认定王丽不存在欺诈。2.曾震主张的是王丽故意隐瞒公司债务欺诈曾震导致其作出不真实的意思表示并在进入公司后应对了大量纠纷，从来没有主张是因公司经营困难才认为是被欺诈的。3.在股权转让时曾震通过投标资料查询到绿润公司没有债务，已经尽到审慎义务。4.一审法院的判决未查明王丽故意隐瞒且故意不告知绿润公司存在巨额债务的事实。二、王丽故意隐瞒公司债务属于法律规定的欺诈行为。为维护上诉人合法权益，特提起上诉。上诉人王丽辩称：1.本案中曹永江持有的5%的股权，已授权给王丽代为处分，系有权处分，处分行为有效，并且已经办理了变更登记，出让人王丽已履行完毕转让义务。2.庭审中曾震已明确《欠条》中的内容是真实的，认可15万元股权没有付清的事实，故曾震应向王丽支付剩余的15万元股权转让款项。3.因曾震对公司的业务比较熟练，合作时公司一直由曾震全权主管，王丽虽然是大股东，出于对曾震的信任，没有过问太多公司的经营情况，现在公司的运营仍然由曾震主管，王丽对公司目前的情况更是全然不知，故曾震所说的欺诈行为明显是虚假陈述。请法庭查明本案事实，依法裁判。原审第三人曹永江辩称：不存在欺诈行为，曾震来公司的时候我还在公司上班，到我们签股权转让协议的时候，曾震已经在公司工作了几个月而且还负主要责任。我对公司的账从来不过问，只是负责公司客服一类的工作。我转让了股份但是还没有给我钱，曾震与王丽的事情我没有参与过。一审原告王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支付给原告股权转让款15万元，并从2019年5月30日开始支付银行同期利息到还清为止，现暂时计算到2019年9月30日为2425元，共计为152425元；2．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反诉原告曾震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判令撤销反诉原被告于2019年1月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2019年3月26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2．判令反诉被告返还反诉原告股权转让款21万元；3．判令反诉被告支付反诉原告律师费5000元及同期银行贷款利息7014元（以21万元为基数，从2019年5月6日暂算至2019年11月22日）；4．判令反诉费由反诉被告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2019年1月1日，绿润公司与曾震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股权转让协议书》载明甲方为绿润公司（王丽），乙方为被告曾震。协议载明，王丽为绿润公司的原始股东，绿润公司设立时的注册资本为100万元，王丽出资100万元，协议签订时，原告王丽占绿润公司注册资本的100%，为绿润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协议约定，曾震认购绿润公司20%的股权，其中15%股权的转让款为30万元，5%为技术占比。认缴时间最终期限为2019年5月30日，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协议第五条约定，曾震同意在行权期内认购股权的，双方应签订正式的股权转让协议。绿润公司在协议末尾的“甲方”后盖章，曾震在协议上签名、捺印。2019年3月26日，王丽（甲方、出让方）与曾震（乙方、受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载明：“经2019年3月26日云南绿润园艺有限公司认缴的部分股权15万元人民币，按15万元人民币转让给乙方（受让方）；二、乙方（受让方）须于2019年4月3日前，将人民币15万元支付给甲方（出让方），并按公司《章程》约定的认缴出资时间2025年9月27日前足额缴纳到公司；三、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四、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持一份，并报昆明市盘龙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一份。”同日，绿润公司向昆明市盘龙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交《章程修正案》，修正案载明，绿润公司原股东为王丽（认缴出资额95万元，持股比例95%）、曹永江（认缴出资额100万元，持股比例5%），现股东变更为王丽（认缴出资额400万元，持股比例80%）、曾震（认缴出资额100万元，持股比例20%），原法定代表人为王丽，现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曾震。绿润公司于2019年4月3日在昆明市盘龙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上述事项进行了变更登记。2019年4月8日，曾震支付了王丽股权转让款15万元。曾震于当日向王丽出具《欠条》一份，载明：“今收到云南绿润园艺原股东法人王丽卖让股权20%的公司股权，股权款按原合同约定30万，已支付15万元整，剩余15万股权余款按原合同执行。5.10号6万”《欠条》出具后，曾震再次支付了王丽股权转让款合计6万元。后曾震未再支付王丽股权转让款。根据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以及庭审中的陈述，一审法院归纳本案争议焦点如下：1．原被告之间转让股权应按2019年1月1日《股权转让协议书》履行还是2019年3月26日《股权转让协议》履行；2．诉争转让的20%股权包含的5%技术股是王丽名下的股权还是曹永江名下的股权；3．王丽在转让股权中是否存在欺诈；4．原被告双方的请求是否应当得到支持。针对第一个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为，虽然王丽并未在2019年1月1日《股权转让协议书》上签字，但协议内容载明王丽为合同当事人，且王丽对协议书予以认可，故王丽应为2019年1月1日《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甲方，即协议股权转让方。本案中曾震主张双方于2019年3月26日再次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系原《股权转让协议书》列明的“正式协议”，应按2019年3月26日《股权转让协议》履行。王丽主张2019年3月26日《股权转让协议》系基于登记行为产生，并非实际履行的协议，故应按2019年1月1日《股权转让协议书》履行。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双方的陈述及提交的证据，王丽与曾震之间基于云南绿润园艺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共签订两份协议书，其中2019年1月1日约定转让股权份额为20%，对价为300,000元（按每1%股权份额20,000元计算，包含5%技术股），支付期限为2019年5月30日前；2019年3月26日约定转让股权份额为15%，对价为150,000元，支付期限为2019年4月3日前。故，2019年3月26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对转让的股权份额、对价及付款期限均进行了变更。但2019年4月8日曾震向王丽出具《欠条》，明确从王丽处受让20%股权份额，并承诺对价按原合同约定300,000元履行，由于双方就股权转让仅有两份协议，故“原合同”应为时间在前的一份协议，即2019年1月1日《股权转让协议书》。另外，曾震实际向王丽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为210,000元，与2019年3月26日《股权转让协议》列明的对价矛盾，且曾震不能做出合理解释，故双方实际并未按2019年3月26日《股权转让协议》履行义务。综上，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之间转让股权应按2019年1月1日《股权转让协议书》履行。针对第二个争议焦点，根据2019年1月1日协议约定，王丽应享有云南绿润园艺有限公司100%股权，并将其中20%股权转让给曾震，但根据工商变更登记显示，曾震目前享有的20%股权构成为王丽转让15%、曹永江转让5%。关于曹永江原享有的5%股权变更，曹永江与曾震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明确了5%股权的对价及其支付时间，经当庭询问曹永江，其认为曾震应按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履行，曾震仍应支付其5%股权的相应对价，而王丽、曾震均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2019年1月1日《股权转让协议书》中约定的5%无须支付对价的技术股系从哪一股东名下受让，故一审法院确认原曹永江名下的5%股权份额并非2019年1月1日《股权转让协议书》中约定的5%无须支付对价的技术股。根据曾震2019年4月8日向王丽出具的《欠条》，其中列明已收到绿润园艺公司20%股权份额，并同意仍按原合同支付对价，结合本案事实，2019年1月1日《股权转让协议书》中约定在股权转让后王丽仍享有绿润公司80%股权，且王丽已在该协议中做出过愿意向曾震转让5%无须支付对价的技术股的意思表示，一审法院认为，2019年1月1日《股权转让协议书》中约定的5%无须支付对价的技术股应为王丽名下股权份额，即王丽共向曾震转让15%绿润公司股权，按每1%股权份额对价为20,000元计算，其中5%为无须支付对价的技术股。综上，曾震应向王丽支付的股权转让对价为200,000元（10%×20,000元），但曾震已向王丽支付210,000元，多支付的部分可另案主张返还。针对第三个争议焦点。曾震主张王丽在转让绿润公司股权份额时故意隐瞒公司财务情况，并隐瞒其并非绿润公司唯一股东的事实，导致其作出错误意思表示受让股权并遭受损失，王丽的行为构成欺诈。一审法院认为，欺诈的构成要素包括当事人一方在磋商过程中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并且隐瞒重要事实、提供虚假情况系基于故意。本案中，即使2019年1月1日签署第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书》时曾震不清楚绿润公司股权比例情况，在2019年3月26日至工商登记部门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时也应当已知绿润公司股权比例的实际情况，但曾震仍受让了股权，并于2019年4月8日以《欠条》形式承诺收到股权且愿意按原合同履行。至于曾震称王丽伪造财务报表欺骗其公司经营状况良好的主张，一审法院认为，首先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的公司经营状况虽能影响曾震投资决策，但并非唯一决策依据，根据双方陈述，在双方达成股权转让协议之前，曾震已经因原所在单位与绿润公司合作原因对公司各项状况有所了解，且工作内容涉及绿润公司的招投标文件及概预算等与公司经营状况密切相关的信息；其次，曾震提交的2018年财务报表无财会人员签章，仅加盖绿润公司公章，曾震作为绿润公司目前的法定代表人，对公司公章有支配权，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无法仅根据报表载明的制表日期直接得出该报表系王丽提供的结果，并且曾震作为具有专门知识的成年人，即便该财会报表系王丽提供亦应尽合格的审慎义务；再次，投资存在风险，并非所有的投资行为都能保证获益，在曾震并未提供有效证据的情况下，不能因公司经营困难而直接得出被欺诈的结论。综上，一审法院认为，王丽在转让股权中的行为不构成欺诈。针对第四个争议焦点。对于王丽的各项诉讼请求，如前所述，王丽与曾震之间转让15%绿润公司股权，按每1%股权份额对价为20,000元计算，其中5%为无须支付对价的技术股，股权转让对价为200,000元，现曾震已支付210,000元，无须再向王丽支付股权转让款，故对王丽要求曾震继续支付股权转让款150,000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王丽主张的利息，根据2019年4月8日《欠条》载明的内容，曾震在欠条出具前已支付150,000元，2019年5月10日又支付了60,000元，已在原协议确定的支付期限届满前履行完毕，故无须再支付逾期利息，一审法院对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对曾震的反诉请求，如前所述，王丽在股权转让中不存在欺诈，故双方转让股权的合同不存在可撤销事由，亦不存在互相返还的基础，对曾震要求撤销双方于2019年1月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及2019年3月26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并要求王丽返还已支付的210,000元股权转让款及其相应利息的反诉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曾震主张的律师费，因无合同依据，故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驳回王丽的诉讼请求；二、驳回曾震的反诉请求。案件受理费3349元及反诉费2315元，合计5664元，由王丽负担2832元，由曾震负担2832元。针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上诉人王丽对一审民事判决书第10页“曾震再次支付了王丽股权转让款合计6万元”有异议，上诉人王丽认为该笔款项的性质是违约金而不是股权转让款。上诉人曾震认为一审判决未对一审反诉部分的事实进行认定。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王丽向法庭提交曹永江提供的一份书面情况说明，欲证明曹永江所持的5%的股份是代王丽持股。5%的股份从股权登记起到现在为止都是全权授权给王丽来处理的。经质证，曾震认为从证据形式上看该证据属于当事人陈述，对其三性均不予认可。曹永江对该证据没有意见发表。上诉人曾震向法庭提交了一份原告为明晓真，被告为朱晓丹、云南绿润园艺有限公司债权债务纠纷一案的民事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及承诺书，欲证明在本案诉讼过程中，明晓真起诉绿润公司，要求绿润公司承担14万余元的担保责任，这又是一笔被王丽故意隐瞒的股权转让之前公司存在的担保债务。经质证，王丽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对关联性不予认可；曹永江对该份证据不发表意见。因原审第三人曹永江当庭陈述绿润公司5%的股权属于其本人持有，与《情况说明》内容自相矛盾，故本院对上诉人王丽提交的新证据《情况说明》不予采纳；因上诉人王丽对曾震提交的新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且有法院公章加盖，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至于其关联性及能否证明上诉人曾震的证明观点，将在本院认为部分评析，在此不再赘述。二审法院确认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两上诉人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究竟是按2019年1月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还是按2019年3月26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来履行的问题，曾震认为双方实际履行的是2019年3月26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但本案中曾震共向王丽支付了21万元，与2019年3月26日《股权转让协议》载明的股权对价明显不符，且根据曾震出具的《欠条》载明：“曾震承诺对价按原合同约定300,000元履行”，由于二人共签订过两份《股权转让协议》，故双方当事人的股权转让实际上应以2019年1月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为准。现目标公司的工商登记显示，目标公司的股东已从王丽（持股95%）、曹永江（持股5%）变更为王丽（持股80%）、曾震（持股20%），因双方当事人对于曾震从王丽处受让的股权是包括了5%的技术占比的事实无异议，且曹永江在本案庭审陈述时明确自己原持有的5%股份系自己所有，故曾震实际上应向王丽支付10%的股权转让对价款，结合2019年1月1日《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和双方均认可的曾震已向王丽支付了21万元的事实，一审法院认为曾震无需再向王丽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的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另，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五十四第一款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上诉人曾震主张撤销双方签订的两份《股权转让协议》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664元，由上诉人王丽承担2832元，由上诉人曾震承担2832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保 红审判员 吴 娴审判员 张 彬二〇二〇年九月十日书记员 李怡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