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豫01民再192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郑州银根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住所地郑州市金水区农业路南经三路西英特大厦****。法定代表人：郭永红，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邱志超，系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玉江，系该公司员工。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冀正正，女，汉族，1990年7月20日出生，住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云玲，河南千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卓，河南千盈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被告：梁国义，男，汉族，1965年6月18日出生，住河南省新野县。再审申请人郑州银根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根公司）与被申请人冀正正及一审被告梁国义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9）豫01民终14940号民事判决，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于2020年1月17日作出（2019）豫民申7860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银根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邱志超、李玉江，被申请人冀正正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云玲、王卓，到庭参加诉讼。一审被告梁国义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银根公司再审请求：一、请求撤销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豫01民终14940号判决书；二、请求撤销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豫0105民初14957号民事判决书的第三项，改判为冀正正对原审判决第一项承担连带保证清偿责任；三、原一审、二审及再审程序诉讼费用由冀正正承担。事实与理由：冀正正作为反担保人，银根公司享有的追偿权而提起诉讼是没有超过诉讼时效的，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纬二路支行（以下简称郑州银行）享有的银行债权诉讼时效也是没有超过诉讼时效的，二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贵院应当查明，予以纠正；1、冀正正一审〖（2018）豫0105民初17770号〗中未提出主债权超过诉讼时效抗辩，法院依职权主动适用诉讼时效抗辩违反法律规定：原一审程序中，原告并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而在一审再审判决书中，一审法院违反法律规定，利用职权主动适用诉讼时效抗辩。根据《最高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当事人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人民法院不应对诉讼时效问题进行释明及主动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进行裁判。第四条规定：当事人在一审期间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在二审期间提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其基于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对方当事人的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情形除外。根据2018年10月23日《被告答辩状》及《庭审笔录》显示，冀正正在一审程序中未提出郑州银行对梁国义债权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此时视为冀正正已经放弃了主债权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权。此案经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回重审后，2019年6月14日金水区人民法院对此案重新进行审理，根据当日《被告答辩状》及《庭审笔录》显示，冀正正仅提出保证期间超过诉讼时效，而依然未提出主债权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而在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做出的（2019）豫0105民初14957号判决书中，法院却依职权主动做出了冀正正可行使梁国义主债务诉讼时效完成的抗辩权，违反法律规定，严重侵犯了银根公司的合法权益。2、法院认定起诉时间有误：银根公司〖（2019）豫0105民初14957号〗是于2018年的6月1日向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起诉立案，于2018年6月7日缴纳诉讼费，二审法院应当认定银根公司于2018年6月1日向法院提起诉讼的，而不是二审判决书中的2018年7月6日为起诉时间；3、郑州银行起诉梁国义及银根公司，并多次扣划银根公司银行账户，代偿梁国义借款，产生主债权诉讼中断的效力：鉴于梁国义作为借款主体向郑州银行贷款400万元，借款到期后，梁国义无力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银根公司作为保证人与郑州银行纬二路支行签订的《保证合同》第五条约定：债务人未按照主合同约定履行到期债务或银行根据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提前实现债权时，银行可以直接从保证人在郑州银行系统开立的所有账户中扣划相应数额的款项以偿还主合同项下债务人所负的全部或部分债务。根据【（2016）豫0105民初28660号】民事裁定书，郑州银行起诉梁国义、郑州银根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要求履行还款及保证义务，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分别于2017.1.9向郭永红、郭华、郑州银根投资担保有限公司邮寄了（2016）豫0105民初28660号裁定书；基于《保证合同》的约定，郑州银行纬二路支行于2015年12月2日强行扣划申请再审人账户里99759.16元，于2016年3月31日强行扣划申请再审人账户里122200.95元，于2017年3月23日强行扣划申请再审人账户里100万元，3次划扣行为均是偿还借款人梁国义的贷款本金或利息，该3次扣款均有郑州银行的代偿证明予以证明。而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的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当事人一方提出，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三）当事人一方为金融机构，依照法律约定或者当事人约定从当事人账户扣收欠款本息的；及第十一条规定：权利人对同一债权中的部分债权主张权利，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及于剩余债权，但权利人明确表示放弃剩余债权的情形除外。综上，银根公司认为，起诉冀正正即是在保证期限3年内主张权利，也是在银根公司追偿权纠纷的诉讼时效内主张债权的，更是在梁国义主债务的诉讼时效内起诉的，银根公司申请再审理由正当，再审法院应予维护银根公司的合法权益，作出正确裁定。冀正正辩称，我国《担保法》第四条规定：第三人为债务人向债权人提供担保时，可以要求债务人提供反担保。反担保适用本法担保的规定。本案为保证债务追偿权纠纷，银根公司是担保人，是追偿权的债权人，梁国义是金融借款合同的债务人，是保证追偿权的债务人，冀正正是反担保人（××）。银根公司所担保的对象是主债权（即本案《借款合同》的债权），冀正正反担保所担保的对象是担保人对主债务人的追偿权（即《保证合同》的追偿权）。冀正正的反担保是对银根公司担保的担保，二者虽都是担保，但并非同一法律关系。保证追偿权于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实际产生，故其是否实际产生，产生多少存在不确定性，且每产生一笔，就产生一笔追偿权，随之起算的有向债务人追偿的诉讼时效，反担保人承担责任的保证期间。反担保保证期间内保证人向反保证人主张权利的，则开始起算反担保债务的诉讼时效，保证期间内没有主张权利的，反担保债务消灭。冀正正认为本案的争议核心在于，反担保保证期间的约定是否有效、若约定无效，反担保保证期间是多久、反担保人是否应当承担保证责任。一、案涉反担保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早于主债务履行期，应视为没有约定，保证期间为银根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后六个月。本案的《保证合同》第四条约定的主债务的保证期间为：自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反担保（保证）合同》第四条约定的反担保的保证期间为：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借款合同》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该两份合同约定的主债务的保证期间和追偿权反担保保证期间完全相同。保证合同的约定自然没有问题，因为主债务已经实际发生，但反担保的保证期间起算时间明显早于主追偿权的产生时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2条：“保证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早于或者等于主债务履行期限的，视为没有约定，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故该约定违背法律规定，符合该法条规定情形，应视为没有约定，冀正正的反担保保证期间是银根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后的６个月内。二、银根公司在六个月的保证期间内并未要求冀正正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已过，冀正正无需承担保证责任。本案中，银根公司主张的保证债务追偿权有两笔，第一笔追偿权产生于2016年3月31日，数额122200.95元，该笔追偿权的反担保保证期间为2016年3月31日至2016年9月30日；第二笔追偿权产生于2017年3月22日，数额100万元，该笔追偿权的反担保保证期间为2017年3月22日至2017年9月20日。依据法律规定，银根公司行使追偿权要求冀正正承担反担保责任必须在该两个时间段内主张权利，早于该时间段追偿权尚未实际发生，无法主张权利，晚于该时间，保证期间已过，冀正正不应再承担保证责任。但银根公司起诉时间是在2018年7月6日，显然保证期间已过，冀正正无需承担保证责任。三、即使双方约定的保证期间有效，因本案主债务已超过诉讼时效，冀正正也可援引主债务的时效抗辩权而无需承担责任。梁国义与郑州银行纬二路支行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明确约定借款期限自2014年8月13日至2015年8月13日，在该借款到期后，诉讼时效起算两年，即2015年8月13日至2017年8月13日，在该期间内，债权人并未对债务人及担保人提起诉讼主张权利，则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冀正正以主债务超过诉讼时效进行抗辩完全是正确的。四、本案再审裁定理由与法律规定相违背，没有法律依据。反担保合同约定的所谓展期也是无效的，因为该期限是主债务的履行期限，也是明显早于追偿权的起算时间的。此外，因连带保证责任诉讼时效不因主债务诉讼时效中断而中断，再审裁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三款：“当事人一方为金融机构，依照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从对方当事人账户中扣收欠款本息的”认定诉讼时效中断是错误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六条规定：“一般保证中，主债务诉讼时效中断，保证债务诉讼时效中断；连带责任保证中，主债务诉讼时效中断，保证债务诉讼时效不中断”；第三十四条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前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从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而本案中，郑州银行是从担保人银根公司账户扣款，并非从该条款规定的当事人即梁国义账户中扣款，并不中断本案主债务诉讼时效。故再审裁定的该项理由是明显不能成立的。更何况，梁国义、银根公司、郑州银行三者之间是金融借款担保关系，和本案追偿权以及反担保责任并无直接关系，时效中断与否与本案无关。退而言之，冀正正作为反担保人，承担的是连带保证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1条的规定：“保证期间不因任何事由发生中断、中止、延长的法律后果”，郑州银行划扣款项的行为并不中断冀正正的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且根据上文阐述，本案银根公司起诉冀正正已超过涉案反担保的保证期间，冀正正不应承担任何反担保责任。综上，银根公司起诉冀正正已超过反担保责任的保证期间，即使保证期间约定有效，因主债务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冀正正也可援引主债务的时效抗辩权而无需承担反担保责任。因此，请求驳回再审申请人的再审请求，维持原判。梁国义缺席未答辩。本院再审认为，银根公司与冀正正等于2014年8月13日签订的《反担保（保证）合同》，其中第一条第二款约定：“反担保人愿意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第一条第四款约定：“在担保人与反担保人签订本合同之后发生贷款人变更之情况，只要不增加主债权的金额，反担保人仍在原保证范围内继续承担保证责任。”第一条第五款约定：“当借款人不履行《借款合同》、《委托保证合同》债务时，无论借款人或第三人是否向担保人提供其他形式的反担保，担保人均有权首先要求反担保人对上述全部债务承担保证责任。”第一条第六款约定：“反担保人确认，除增加主债权金额外，贷款人与借款人协议变更《借款合同》条款的，视为已征得反担保人实现同意，反担保人的保证责任不因此减免。”第四条约定：“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借款合同》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借款合同展期的，以展期后所确定的合同最终履行期限之日为届满之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十一条、第十七条之规定，债权人郑州银行纬二路支行从保证人银根公司账户中三次扣收欠款本息的行为对债权人郑州银行纬二路支行享有的全部债权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果。银根公司再审请求为：“一、请求撤销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豫01民终14940号判决书；二、请求撤销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豫0105民初14957号民事判决书的第三项，改判为被上诉人冀正正对原审判决第一项承担连带保证清偿责任；三、原一审、二审及再审程序诉讼费用由冀正正承担。”银根公司在再审庭审中称：“当时联系不到其他保证人，因为我们目前就保全到冀正正个人所有的一套房产。”而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豫0105民初14957号案件中，已查明内容为：“银根公司曾以被告梁国义、丁丽云、梁襄、丁显为被告进行追偿权诉讼，本院于2016年12月8日达成调解，并制作民事调解书，未起诉被告冀正正。”银根公司关于对担保人的起诉原因前后不一致。银根公司与梁国义、丁丽云、梁襄、丁显为被告进行追偿权诉讼，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8日达成调解，并制作民事调解书，未起诉冀正正。关于该调解书的履行情况如何，需要把丁丽云、刘玉杰、李干、梁襄、丁显、赵建辉、郑州木子蜂业有限公司、郑州明道照明设备有限公司、李帅旗追加为当事人才能查明本案的事实，请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重审时予以查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四项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本院（2019）豫01民终14940号民事判决及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豫0105民初14957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重审。审判长  于岸峰审判员  赵志远审判员  芦 祎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张会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