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扶余市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吉0781行初14号 原告寇艳玲，女，1982年11月19日生，汉族，无业，现住扶余市。 监护人赵立军（系原告母亲），女，1961年3月3日生，汉族，农民，现住榆树市。 委托代理人孙景华，扶余市维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扶余市民政局，地址扶余市。 法定代表人董万学，系局长。 委托代理人邹国喜，扶余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主任。 第三人刘国庆，男，1982年9月30日生，汉族，个体，现住扶余市。 委托代理人陈竞芳，扶余市三岔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寇艳玲诉被告扶余市民政局、第三人刘国庆撤销离婚登记一案，于2020年8月11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20年8月19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吕相峰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寇艳玲的监护人赵立军及其委托代理人孙景华、被告扶余市民政局委托代理人邹国喜，第三人刘国庆及其委托代理人陈竞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扶余市民政局于2020年7月2日为原告寇艳玲与第三人刘国庆核发L220724-2020-000773号离婚证。 原告寇艳玲诉称，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撤销“L220724-2020-000773”号离婚证。事实和理由：原告与第三人系合法夫妻关系，原告婚后患有多年精神病史（住院病历诊断为证），2020年6月28日第三人曾经给原告的监护人打电话、发微信告知原告的监护人称原告已经发病，要求原告的监护人立即将原告接回家里给原告看病，第三人在明知原告精神病复发的情况下，趁着原告精神病复发期间于2020年7月2日上午带着原告到被告扶余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办理了离婚登记手续，办理离婚事宜原告的监护人及所有家属均不知情。2020年7月2日下午第三人给原告的监护人赵立军（原告的母亲）打电话称其已经与原告在扶余市民政局办理了离婚手续，婚生子由第三人抚育，共同财产位于扶余市三岔河镇昌盛小区3号楼二单元502室归第三人所有。监护人赵立军接到消息后立即来到扶余，发现原告已经精神病复发，原告监护人立即将原告送到精神病医院住院治疗，后原告的父亲与母亲又找到被告扶余市民政局反映情况，原告的父母认为，原告在精神病患病期间，在无民事行为能力的情况下办理离婚不符合法律规定，而且离婚协议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被告工作人员告知原告的监护人到法院起诉。原告的监护人赵立军为了证明原告在离婚时犯病故此委托吉林一诺司法鉴定中心对原告进行了司法鉴定，吉林一诺司法鉴定中心出具了“吉一诺司鉴中心﹝2020﹞精鉴字第2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被鉴定人患有精神分裂症；目前为精神病发病期，无民事行为能力”。原告的监护人认为，原告在精神病发病期间，第三人采用恶意欺骗手段与原告离婚，该离婚行为应为无效行为，而且该离婚协议财产分割部分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第三人多年来与多名女人长期有不正当男女关系，第三人与原告离婚是预谋已久的事情，而且第三人故意转移共同财产、隐瞒共同财产、变卖共同财产、违法侵占夫妻共同财产。原告身患疾病，第三人作为丈夫应当对原告尽到应尽的扶助、救助义务，但是第三人对原告置之不理、形同陌路，让人心寒、性质恶劣，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故此诉至法院，请求法院依法裁决。 原告提供的证据有： 离婚协议书复印件一份，在协议书女方意见一栏内，签字时间为2020年7月20日，证明离婚当天原告寇艳玲处于精神病发病期间、意识混乱。 婚内财产约定协议，证明2020年7月2日办理离婚登记时财产处理一项将昌盛小区楼房归第三人刘国庆所有，违背原告寇艳玲与第三人刘国庆于2017年2月13日签订的婚内财产约定。 《吉林一诺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原告患有精神病，在办理离婚登记时在发病期间，无民事行为能力。 扶余中医脑病专科医院的住院病历三份，证明原告寇艳玲患有精神分裂症。 被告扶余市民政局辩称，关于原告寇艳玲诉我局要求撒销离婚登记的传票已收悉，我局婚烟登记处经过查找档案，复核法律文书和程序，询问笔录，声明书，离婚登记审查处理表签字手印完整，没有发现任何问题，我方无过错。《婚姻登记条例》第十三条规定，对当事人确属自愿离婚，并已对子女抚养、财产、债务等问题达成一致处理意见的，应当当场予以登记，发给离婚证。关于原告方精神鉴定的问题，婚姻登记机关在办理登记的过程中，只有发现明显的精神问题，才会终止登记程序，要求提供精神鉴定证明，在做询问笔录时当事人无明显异常的情况下，工作人员正常履行工作程序办理登记。《婚姻登记条例》规定婚姻登记机关不得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办理离婚登记。但对当事人民事行为能力的认定属于技术性较强的认定，应当以司法精神病学鉴定或医院的诊断鉴定为依据。《婚姻登记条例》并未要求当事人在办理离婚登记时应当提交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鉴定证明，因此婚烟登记机关无权要求前来办理离婚登记的当事人提交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鉴定证明，只能采用观察或询问等行政手段考察当事人的精神状态。鉴于精神病病情的特殊性，如果当事人在办理离婚登记过程中无异常表现，婚烟登记机关以观察或询问等有限的行政审查手段，即使严格履行了法定程序，对当事人进行了必要的询问并尽到了应有的注意义务，也有可能未发现当事人患有精神病。行政行为合法性与客观真实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作为婚姻登记机关，由于行政手段的有限，即使在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后仍然不能避免出现实体上的偏差。在这种情况下，要求民政部门承担违法责任违反了“权责统一”的法律原则。根据《民政部关于通报办理离婚登记中涉及精神病人问题有关意见并请求司法解释的函》(民函〔2006〕185号2006年6月19日)，建议： 一、法院经审理査明民政部门在办理离婚登记时履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婚姻登记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程序，尽到了告知、询问等注意义务，人民法院不应当认定行政行为违法。 二、法院经审理査明一方当事人在办理离婚登记时故意隐瞒对方当事人行为能力欠缺，应当判决有过错的一方当事人承担法律责任。 三、鉴于离婚登记事实的不可逆转性，人民法院在审理该类案件时不宜作出撤销离婚登记的判决。 四、为切实保障精神病患者的合法权益，人民法院可以认定离婚当事人离婚登记时有关财产分割、子女抚养或债务承担的协议内容无效，并从保护妇女、子女和无过错方利益的角度出发，另行作出判决。 被告扶余市民政局提供的证据有：原告寇艳玲与第三人刘国庆的离婚登记档案，包括离婚登记审查处理表、离婚协议书、申请离婚登记声明书、受理离婚登记申请询问笔录、婚姻登记个人信用风险告知书、原告和第三人的身份证及户口薄复印件、原告和第三人的结婚证原件。 第三人刘国庆述称，同意被告的答辩意见。一、被告婚姻登记机关尽到了告知和审查义务，为原告和第三个办理离婚登记时，原告能清醒地认定和判断自己行为的法律后果，办证程序和实体均符合法律规定。二、原告患有间歇性精神分裂症是事实，但原告患病不是在婚后，而是婚前原告及监护人隐瞒病史，第三人多年来对原告尽到了夫妻义务。离婚协议将双方居住的昌盛小区**楼****归属第三人，实质是为了抚养和照顾孩子。三、吉林一诺司法鉴定中心的意见书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该鉴定程序违法，系单方委托，鉴定书无法证明原告在办理离婚登记时的时点属于精神病发作期间，不具有行为能力，且离婚登记申请是原告提出不是第三人提出的。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未向本院提供证据。 经庭审质证，原告认为被告提供的离婚登记档案中离婚协议书上，寇艳玲签的日期是2020年7月20日，足以证明原告寇艳玲离婚当天意识混乱、处于发病期间。第三人对被告的证据无异议。被告认为原告的司法鉴定意见是7月9日，办理离婚登记是7月2日，不能作为直接证据，原告在办理离婚登记中填写了多份表格，仅凭一个日期填错不能证明原告寇艳玲在发病期，无民事行为能力。第三人对原告的证据均有异议，认为离婚协议书中日期填错是书写错误，个人风险告知书和询问笔录足以证明原告离婚时精神状态良好。婚内财产约定协议不具真实性。司法鉴定意见是原告方单方委托鉴定，程序违法。病历证明不了原告寇艳玲离婚时无民事行为能力。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供的《吉林一诺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及住院病历，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鉴定意见虽为原告单方委托，但吉林一诺司法鉴定中心是具有司法鉴定许可证的合法鉴定机构，鉴定人具有吉林省司法厅颁发的法定鉴定资质，其作出的鉴定结论可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采信。第三人认为鉴定报告系原告单方委托程序违法，但庭审中第三人未向本院对原告寇艳玲是否患有精神分裂症申请重新鉴定，且没有提供其他证据证实原告的鉴定报告不具有真实性，结合第三人刘国庆庭审中对原告寇艳玲患有精神分裂症的陈述及原告寇艳玲2011年、2020年的住院病历，故本院对鉴定报告予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原告寇艳玲与第三人刘国庆于2005年3月4日在扶余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登记结婚。结婚后原告出现精神状态不好、胡言乱语等症状，经扶余中医脑病专科医院诊断为精神分裂症，根据原告提供的住院病历显示，2011年9月29日已经是原告寇艳玲第三次住院治疗。2020年7月2日，原告寇艳玲与第三人刘国庆向扶余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申请办理离婚登记，在二人按要求出具《申请离婚登记声明书》《婚姻登记个人信用风险告知书》、经婚姻登记机关工作人员询问、当场签订《离婚协议书》、对子女抚养和财产等问题进行约定并分别在相关材料上签名后，扶余市民政局受理了该离婚登记申请，并向二人颁发了离婚证。事后，原告寇艳玲的母亲赵立军以其女儿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为由，代其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扶余市民政局作出的离婚登记行为。 本院认为，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及原告提供的证据，原告寇艳玲患有精神分裂症多年，虽多次住院治疗，但住院病历显示均是好转后出院，并未治愈。2020年7月2日寇艳玲与刘国庆向扶余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申请办理离婚登记时仍处于是精神分裂症患病期间，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不能辩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第二十三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是其法定代理人。由于原告一方患有精神病，不能正确表达自己的意见，《婚姻登记条例》第十二条第（二）项规定，办理离婚登记的当事人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婚姻登记机关不予受理。被告扶余市民政局在办理原告与第三人离婚登记时，虽然已依法审查并履行了法定注意义务，但因原告不具有民事行为能力，原告和第三人申请离婚登记时隐瞒了该事实，导致婚姻登记处办理该起离婚登记时认定事实错误，因精神病人离婚必须由人民法院以判决的形式确定，故被告为原告与第三人办理的离婚登记不具有合法性，本案被诉离婚登记行为应当依法撤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撤销扶余市民政局于2020年7月2日为寇艳玲与刘国庆核发的L220724-2020-000773号离婚证。 案件受理费50元，由扶余市民政局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吕相峰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四日 书记员  孙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