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105民初7153号原告：田智炜，男，1984年6月11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名柱，湖北山河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伍邦尼健身咨询管理（武汉）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东风大道**金利屋大厦**主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0347309373U。法定代表人：姚思思，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被告：武汉康之行健身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龙阳大道**人信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5MA4KMP8E68。法定代表人：程幸征，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原告田智炜与被告伍邦尼健身咨询管理（武汉）有限责任公司、被告武汉康之行健身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23日立案受理。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田智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名柱到庭参加诉讼。被告伍邦尼健身咨询管理（武汉）有限责任公司、被告武汉康之行健身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用其他方式无法向其送达开庭传票，本院依法公告送达，公告期间届满，被告伍邦尼健身咨询管理（武汉）有限责任公司、被告武汉康之行健身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田智炜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原告与被告伍邦尼健身咨询管理（武汉）有限责任公司、被告武汉康之行健身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签订的《会员协议》于2019年8月21日解除；2、判令被告伍邦尼健身咨询管理（武汉）有限责任公司、被告武汉康之行健身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向原告返还剩余会员费4,935元及剩余私教费11,476元；3、由被告伍邦尼健身咨询管理（武汉）有限责任公司、被告武汉康之行健身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和公告费。事实和理由：2019年8月11日，原告在位于武汉市江汉区富豪花园内的康之行游泳健身会所开办了二年期的游泳健身卡，并签订《会员协议》，为此向被告武汉康之行健身咨询服务有限公司、被告伍邦尼健身咨询管理（武汉）有限责任公司支付会员费5,000元。被告武汉康之行健身咨询服务有限公司、被告伍邦尼健身咨询管理（武汉）有限责任公司向原告出具了排头为“伍邦尼健身咨询管理（武汉）有限责任公司”的收款收据，被告武汉康之行健身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在该收据上加盖财务专用章。2019年8月17日，原告向被告伍邦尼健身咨询管理（武汉）有限责任公司、被告武汉康之行健身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支付健身私教费12,080元，购买了40节健身私教课程（每课时302元），被告武汉康之行健身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向原告出具了收款收据。交纳健身私教费后，原告仅完成了2节健身私教课程，康之行游泳健身会所即于2019年8月21日关门停业。同年9月3日及9月6日，康之行游泳健身会所在其场馆的大门上接连张贴了两份通知，告知会员因水质处理、设备维护以及因与开发商、物业公司发生纠纷而停止运营。2019年4月，伍邦尼健身咨询管理（武汉）有限责任公司就康之行游泳健身会所场馆的租赁合同纠纷向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被告伍邦尼健身咨询管理（武汉）有限责任公司向原告出具了会员费收款收据，被告武汉康之行健身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则在该收据上加盖了财务专用章，而且康之行游泳健身会所停业后以被告武汉康之行健身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名义向会员发出通知，所留联系地址为被告伍邦尼健身咨询管理（武汉）有限责任公司的住所地，两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为程幸征，2018年10月前两公司的股东均为胡昭康、程幸征、吴勇。故被告伍邦尼健身咨询管理（武汉）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武汉康之行健身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人格混同，应共同承担合同责任。因康之行游泳健身会所无法继续营业，不能提供协议约定的健身服务，致使原告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故被告伍邦尼健身咨询管理（武汉）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武汉康之行健身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应向原告退还剩余会员费及私教费。被告伍邦尼健身咨询管理（武汉）有限责任公司、被告武汉康之行健身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未到庭答辩。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关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2019年8月11日，田智炜到位于武汉市江汉区马场角路的富豪花园内的康之行游泳健身会所办理了一张二年期的游泳健身卡，并与武汉康之行健身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签订了一份《会员协议》，协议约定田智炜及其家人刘婷婷、田某成为该健身会所的会员，享受二年期的游泳健身服务。武汉康之行健身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在该《会员协议》上加盖合同专用章。田智炜依约向武汉康之行健身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支付了会员费5,000元，康之行游泳健身会所则向田智炜出具了一份《伍邦尼健身咨询管理（武汉）有限责任公司收款收据》，所注明的收款用途（卡种／课程）为家庭两年卡，卡号为00×××95。武汉康之行健身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在该收据上加盖财务专用章。2019年8月17日，田智炜向武汉康之行健身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交纳健身私教费12,080元，购买了40节健身私教课程，武汉康之行健身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向田智炜出具了收款收据。交纳健身私教费后，田智炜在健身教练的指导下完成了2节健身私教课程。后康之行游泳健身会所关门停业。2019年9月3日，康之行游泳健身会所在健身会所的大门上张贴了一份《通知》，内容为：“亲爱的会员朋友：…会所定于9月3日—8日泳池全天做设备维护、水质处理等工作，所有游泳课程暂停。”同年9月6日，康之行游泳健身会所又在健身会所的大门上张贴了一份《通知》，内容为：“由于物业和开发商有纠纷，导致我们无法运营，我们正在积极协商…。”此后，康之行游泳健身会所一直停业。另查明：2019年3月15日，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受理原告武汉富豪会所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刘少锋、第三人伍邦尼健身咨询管理（武汉）有限责任公司合同纠纷一案。2019年12月14日，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就该案作出（2019）鄂0105民初3606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在查明事实部分认定刘少锋以武汉富豪会所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的名义与伍邦尼健身咨询管理（武汉）有限责任公司签订《承包经营合同》，该合同约定伍邦尼健身咨询管理（武汉）有限责任公司承包坐落于江汉区马场角路5号房屋12间及配套游泳池和设备房用于经营。本院认为：原告田智炜与被告武汉康之行健身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签订《会员协议》，约定原告田智炜向被告武汉康之行健身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交纳服务费用，被告武汉康之行健身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则向原告田智炜及其家人提供二年期的游泳健身服务，双方之间的服务合同成立、有效。原告田智炜在向被告武汉康之行健身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交纳服务费用后，被告武汉康之行健身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向原告田智炜开具了收款收据，该收据排头标注了被告伍邦尼健身咨询管理（武汉）有限责任公司的名称，而在案涉经营场所（康之行游泳健身会所）停止经营后，被告伍邦尼健身咨询管理（武汉）有限责任公司将其法定代表人的联系电话以及该公司的住所地予以公示，出面解决康之行游泳健身会所停止经营后的善后事宜，同时案涉经营场所亦即康之行游泳健身会所的房屋、游泳池、设备房也是由被告伍邦尼健身咨询管理（武汉）有限责任公司承包经营，故可据此判定被告伍邦尼健身咨询管理（武汉）有限责任公司亦为《会员协议》的合同相对方。原告田智炜主张康之行游泳健身会所于2019年8月21日停止经营，但未提交证据加以证明，而康之行游泳健身会所于2019年9月3日发出暂停经营的通知，其后一直未能恢复营业，故据此认定康之行游泳健身会所的停业时间为2019年9月3日。由于被告武汉康之行健身咨询服务有限公司、被告伍邦尼健身咨询管理（武汉）有限责任公司一直不能恢复康之行游泳健身会所的经营，案涉健身服务合同事实上已于2019年9月3日停止履行，故确认案涉《会员协议》于此时解除。由于被告武汉康之行健身咨询服务有限公司、被告伍邦尼健身咨询管理（武汉）有限责任公司不能继续依约为原告田智炜提供健身服务，故应向原告田智炜返还下余的会员费4,850元。原告田智炜交纳私教费12,080元，购买了40节私教健身课程，原告田智炜自认在健身教练的指导下完成了2节健身私教课程，而提供该健身私教服务是被告武汉康之行健身咨询服务有限公司、被告伍邦尼健身咨询管理（武汉）有限责任公司的合同义务，对该合同义务的履行负有举证责任，但二被告未到庭参加诉讼，未行使举证、抗辩的权利，故结合原告田智炜的自认情况，确认被告武汉康之行健身咨询服务有限公司、被告伍邦尼健身咨询管理（武汉）有限责任公司未提供其余38节健身私教课程，应向原告田智炜返还下余私教费11,476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项、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缺席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田智炜与被告伍邦尼健身咨询管理（武汉）有限责任公司、被告武汉康之行健身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之间的《会员协议》于2019年9月3日解除；二、被告伍邦尼健身咨询管理（武汉）有限责任公司、被告武汉康之行健身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田智炜返还16,326元；三、驳回原告田智炜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210元、公告费560元，由被告伍邦尼健身咨询管理（武汉）有限责任公司、被告武汉康之行健身咨询服务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姚 旷人民陪审员  陈菊芳人民陪审员  杨 迪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一日书 记 员  周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