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苏民申5490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陈逵，男，1975年3月2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顾鑫峰，江苏友诚（南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南通市通发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原南通市通发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开发区世纪大道**。法定代表人：冯树君，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钱季春，江苏清心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佳佳，江苏清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江苏欧派家用纺织品有限公司，住，住所地在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川姜镇家纺产业园/div>法定代表人：顾益飞。被申请人（一审被告）：江苏戴维纺织品有限公司，住，住所地在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川姜镇志浩村南通家纺城精品展示**叠石桥西路**/div>法定代表人：蔡亚东。被申请人（一审被告）：江苏大茂纺织科技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在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川姜镇工业园区**div>法定代表人：袁新。被申请人（一审被告）：江苏雪蕾丽纺织科技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在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川姜镇工业园区**div>法定代表人：黄健。被申请人（一审被告）：袁新，男，1973年3月6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海门市。被申请人（一审被告）：吴皎皎，女，1974年2月26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海门市。被申请人（一审被告）：黄健，男，1968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被申请人（一审被告）：唐冲，男，1968年5月22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被申请人（一审被告）：顾益飞，男，1975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被申请人（一审被告）：陈慧，女，1975年5月17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被申请人（一审被告）：倪卫，男，1975年9月16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被申请人（一审被告）：包卫敏，女，1975年1月2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再审申请人陈逵因与被申请人南通市通发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原南通市通发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发公司）、江苏欧派家用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派公司）、江苏戴维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戴维公司）、江苏大茂纺织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茂公司）、江苏雪蕾丽纺织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雪蕾丽公司）、袁新、吴皎皎、黄健、唐冲、顾益飞、陈慧、倪卫、包卫敏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苏06民终34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陈逵申请再审称：（一）陈逵没有个人提供反担保的意思表示，不是反担保合同的主体。1．陈逵在诉讼中反复强调其从未以个人名义向通发公司作出过个人反担保的意思表示，表述前后一致。陈逵在末页“2.”处签字，系误以为该处是以法定代表人身份签字，后在通发公司工作人员提醒下在“1.”处签字，故陈逵在末页“2.”处签字系认识错误，其本人并无以个人名义向通发公司提供反担保的意思。2．通发公司私自在合同封面和首页填写陈逵的名字和身份信息，双方因此发生矛盾并经公安机关处理，客观上证明了陈逵没有以个人名义提供反担保的意思表示。3．合同订立时，合同封面及首页上均无陈逵姓名，说明通发公司在订立反担保合同时也无要求陈逵个人提供反担保的意思表示，证明陈逵并非案涉反担保合同的主体。4．证人倪某,成某,4的证言真实客观，证明陈逵从未同意以个人名义提供反担保。而通发公司经办人张新梅、张铮铮未按一审法院要求说明合同订立时的情况，导致案件事实未能查清。（二）通发公司关于合同签订时封面及首页是否有陈逵姓名的陈述，前后不一致，违背诚信原则和“禁止反言”原则。（三）陈逵的签名不符合通发公司对于个人担保的要求，侧面证明了陈逵没有提供个人反担保。通发公司提供的合同末页明确注明：“《个人反担保配偶申明书》（甲方配偶签字，甲方为非自然人的无需此附件）”，该公司制作的《个人（家庭）无限连带责任保证函》第十六条明确注明“本保证函为《委托担保合同》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如有任何修改、补充、变更均须征得贵公司的同意”。事实上，通发公司在合同订立时及事后从未要求陈逵配偶签字，而反担保人袁新和吴皎皎夫妻、顾益飞和陈慧夫妻、倪卫和包卫敏夫妻均由配偶方签署了《个人（家庭）无限连带责任保证函》。（四）通发公司提供的合同格式文字模糊，造成陈逵误解。通发公司提供的合同末页无任何保证人签字区域的提示性文字，而且陈逵签字时合同本身是空白的，导致陈逵签字错误。一般人在金融机构提供的格式合同上签名，都是根据该机构经办人的要求在落款处签名，陈逵在通发公司制作的格式合同上签名也是如此。如陈逵以个人名义提供担保，应该明确书写个人担保字样，或者在明确注明“保证人”字样处签字，而陈逵并没有上述行为。综上，请求依法再审本案。通发公司提交意见称：（一）陈逵在案涉反担保合同尾部戴维公司法定代表人栏及另一担保人栏均签署自己的名字，应视为其同意以个人名义向通发公司提供反担保，应承担反担保责任。1．确定合同主体应以有无以自己的名义对合同进行确认为准，合同的成立和生效也应以合同尾部的签字和盖章为准。案涉合同签订后，通发公司在合同首页和封面添加“陈逵”是对合同完整性的补全。2．陈逵主张系错签，只有其单方陈述，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提供的证人证言以及一审法院调取的公安机关案卷材料也不能反映其在签订合同时存在误解。如陈逵认为其仅代表戴维公司签名，而无个人提供反担保的意思表示，完全可以划掉签名或者要求重新另签合同，陈逵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清楚知晓在合同上签名的意义及后果，事实上其在以个人名义签订反担保合同时并未提出任何异议。3．通发公司代理人在第一次开庭时不清楚合同的签订情况，庭后与通发公司联系后又对合同的签订情况进行了说明，并非是虚假陈述。（二）有无签署《个人反担保配偶声明书》及《个人（家庭）无限连带保证函》不影响案涉反担保合同的效力。案涉合同尾部附《个人反担保配偶声明书》，仅是指合同中配有这一文件，并非保证人配偶必须签署，有无签署该声明书亦非案涉反担保合同的生效要件，事实上所有反担保人都没有签署该声明书。签署《个人（家庭）无限连带保证函》也并无强制性，该保证函与案涉反担保合同相互独立，是否签订该保证函不影响反担保合同的效力。（三）案涉反担保合同虽由通发公司提供，但只有在对格式条款出现不同理解时，才能做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而案涉合同尾部注明了“甲方1.”和“2.”，内容清楚，不存在格式条款理解争议，所以不存在作出对通发公司不利解释的情形。综上，请求驳回陈逵的再审申请。本院经审查认为，陈逵在案涉《反担保保证合同》尾部两处签名的行为，能够证明其同意以个人名义向通发公司提供反担保，应按约承担反担保责任。理由如下：首先，案涉《反担保保证合同》尾部“甲方：1.”处下方明确载有“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处及签署日期处，陈逵主张其因误解而在“2.”处以戴维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签名，后在通发公司工作人员指导下又在“甲方：1.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处签名的经过，仅有其个人陈述，并无客观证据相佐证。陈逵提供的证人成某,4一审出庭作证时陈述签字的过程“我只是在场，没有看到具体怎么签的”，故成某,4的证言不能证明存在陈逵主张的误签名事实。从陈逵的行为来看，陈逵主张其因误解而在合同尾部“2.”处签名，但其并未将该签名涂销或采取其他补救措施；陈逵在诉讼中认可其于2015年3月取得案涉《反担保保证合同》复印件，又于2015年4月2日持该复印件至通发公司要求盖章，无证据证明陈逵在此期间就合同尾部签名向通发公司提出异议；双方于2015年4月2日因通发公司在合同封面及首页添加内容发生纠纷，陈逵于当日报警，其在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仍未提及合同尾部两处签名事宜。结合案涉《反担保保证合同》及上述事实，陈逵主张其在合同尾部“2.”处签名系误签，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其次，陈逵在案涉《反担保保证合同》尾部两处担保人栏签名，其向通发公司提供反担保的意思表示明确，系该合同一方当事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该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本案中，陈逵在合同尾部“甲方：1.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和“2.”两处签名，足以认定陈逵系合同当事人之一，该合同已经成立并生效。在此情形下，合同封面及首页的合同主体内容是否填写完整不影响合同的成立及效力，亦无证据证明通发公司事后在合同封面及首页添加合同主体名称及住所地的行为违反了双方达成的反担保合意。因此，二审判决认定陈逵系案涉《反担保保证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并无不当。再次，案涉《反担保保证合同》并未约定签署《个人反担保配偶声明书》及《个人（家庭）无限连带保证函》系该合同成立或生效条件，故陈逵以其未签署上述文件为由主张其未提供反担保，缺乏合同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陈逵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陈逵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李道丽审 判 员 成荣海审 判 员 徐 智法官助理 周 茎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李 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