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11民终116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鲁红玉，男，汉族，1965年12月23日出生，住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王慧敏，女，汉族，1961年7月22日出生，住河南省荥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辉，河南郑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东，河南郑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彦召，男，汉族，1966年4月12日出生，住河南省舞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广卿，河南英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鲁红玉、王慧敏因与被上诉人徐彦召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舞阳县人民法院（2020）豫1121民初1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鲁红玉，上诉人王慧敏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辉，被上诉人徐彦召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广卿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鲁红玉上诉请求：1、依法改判原审判决第一项中“20000元”为“170000元”；2、诉讼费用由徐彦召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判决第五页第二行“根据庭审查明……第三人王慧敏应予退还150000元”是错误的。不当得利之债是一种债权债务关系。债具有相对性，不当得利之债更具有相对性。债权的相对性表明的是权利行使的范围，即权利的行使针对的是特定人。鲁红玉并不认识王慧敏，也不知道王慧敏其人，徐彦召说他可以办理，需要200000元，基于对徐彦召的信任，鲁红玉就将200000元转给了徐彦召。徐彦召说办不了了，先退回30000元。是徐彦召安排其妻子王运珍转给鲁红玉30000元的。由于徐彦召迟迟不能退回剩余170000元，所以鲁红玉起诉了徐彦召。鲁红玉将200000元转给徐彦召，则鲁红玉与徐彦召之间形成特定的“不当得利”之相对人。至于徐彦召将该200000元转给了谁、转了多少钱、赚了多少钱，谁又转给了谁、转了多少钱、赚了多少钱，那是他们之间的“不当得利”关系。其中最根本的是每转一次手的数额不一样。以上种种，只发生在鲁红玉和徐彦召之间，跟其他任何人没有丝毫关系，无任何关联性。2、鲁红玉提起的是“不当得利纠纷”之诉，其基础法律关系就是“不当得利”，应该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鲁红玉从未提及过“民间借贷诉讼”；一审法院立案庭适用的是“合同纠纷”。所以，根本不需要一审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一审判决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之规定是错误的。王慧敏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王慧敏不承担支付鲁红玉150000元的责任；2、诉讼费用由鲁红玉、徐彦召承担。事实与理由：1、原审判决违反法律规定，超出鲁红玉的诉讼请求进行裁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再审第十一种情形的规定，判决不得超出原告的诉讼请求。本案中，鲁红玉起诉时没有起诉王慧敏，没有申请追加王慧敏为被告或者第三人，也没有变更诉讼请求。鲁红玉的全部诉讼请求均向徐彦召主张，即使一审法院依徐彦召申请经审查追加王慧敏为第三人，也不能超出鲁红玉的诉讼请求，直接判令王慧敏承担责任。2、一审法院认定“原告通过被告由第三人为原告亲戚左启涵办理入职财政全供事业编制”是错误的。鲁红玉委托徐彦召为鲁红玉的亲戚安排财政全供事业编制的工作，并不是通过徐彦召委托王慧敏为其安排工作。从鲁红玉起诉时诉状中的陈述可以确定，徐彦召表示有渠道安排财政全供事业编制的工作，并收受鲁红玉200000元，帮鲁红玉的亲戚安排财政全供事业编制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徐彦召没有向鲁红玉介绍王慧敏，鲁红玉也不知道王慧敏的存在，不知道徐彦召将通过何人办理所承诺事项。3、本案应为合同纠纷，非不当得利纠纷，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鲁红玉委托徐彦召为其办事，向徐彦召预付200000元，徐彦召委托王慧敏办事，向王慧敏预付150000元，是典型的委托合同关系，一审法院以不当得利进行审理，适用不当得利的法律规定审理，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三百九十八条规定。4、徐彦召对鲁红玉负有债务，王慧敏对徐彦召负有债务，是两个法律关系。本案是鲁红玉诉徐彦召要求返还本金及支付利息，无论是不当得利还是委托合同关系，原审均只能处理鲁红玉与徐彦召之间的法律关系，但不能处理徐彦召与王慧敏之间的法律关系。原审判决由王慧敏承担150000元的责任，实际上就是处理了徐彦召和王慧敏的法律关系，超出本案审理范围。即使王慧敏没有为徐彦召办妥本次委托事项，应当将150000元退还徐彦召，但徐彦召与王慧敏之间有较多经济往来，双方互负债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九条的规定，王慧敏也可以主张抵销。而本案的判决事实上处理了徐彦召和王慧敏之间的法律关系，直接剥夺了王慧敏依法享有的主张抵销的抗辩权利。5、王慧敏向徐彦召退回的129000元应依法予以认定。因徐彦召所委托事项没有完成，王慧敏通过尚晶晶逐步退还王彦召所支付的费用129000元，一审时王慧敏已提交银行转账凭证足以证明。综上，原审超出诉讼请求进行裁决，超出审判范围处理了案外法律关系，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原判，改判王慧敏不承担责任。徐彦召二审答辩称，鲁红玉向徐彦召转款200000元，其中徐彦召将150000元转给王慧敏。根据不当得利构成要件，不当得利之人为徐彦召和王慧敏。王慧敏与徐彦召应共同按照所取得的财产予以返还。针对鲁红玉主张的合同相对性，该主张不成立，本案不是合同纠纷，不具有合同当事人的构成要件。王慧敏是必须参加的共同诉讼人，徐彦召申请追加王慧敏没有法律上的障碍。鲁红玉与徐彦召认识、安排左启涵工作的事实清楚，但最后是由王慧敏出具的报到证，是王慧敏领着左启涵去报到的，鲁红玉说与王慧敏不认识是不真实的。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鲁红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徐彦召返还鲁红玉170000元及利息8500元（利息暂计算至2019年12月4日，之后利息以170000元为基数，自12月5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徐彦召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鲁红玉、徐彦召通过朋友介绍认识，徐彦召与王慧敏相识，鲁红玉通过徐彦召由王慧敏为鲁红玉亲戚左启涵办理入职财政全供事业编制。2017年5月17日，鲁红玉向徐彦召转款200000元，徐彦召为鲁红玉出具了具体内容为：“收条今收到现金贰拾万元整（200000元），徐彦召”收条一份。2017年7月26日，徐彦召向王慧敏指定的王兵峰账户转款150000元，王慧敏并于当日向徐彦召出具具体内容为“收到条，今收到左启涵办理二七区食药局上班费用拾伍万元整，经手人徐彦召，收款人王慧敏（此款转之王兵峰工商账号拾伍万元整），2017.7.26号，上班此条作废，办不成全款退回”的收条一份。现鲁红玉以徐彦召未将左启涵工作安排为由，请求徐彦召退还现金170000元。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徐彦召申请追加王慧敏为被告参加诉讼，一审法院将王慧敏以第三人的身份进行追加。另查明，2019年2月4日，徐彦召妻子王运珍向鲁红玉转款3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鲁红玉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徐彦召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并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根据庭审查明，鲁红玉向徐彦召转款200000元由王慧敏用于办理鲁红玉亲戚左启涵的工作，徐彦召将其中的150000元转给王慧敏，后左启涵的工作未安排，鲁红玉请求徐彦召退还扣除已经退还的30000元，下余的170000元应予退还，徐彦召取得其中的20000元及王慧敏取得其中的150000元，没有法律依据，故本案并非合同纠纷，应是不当得利纠纷。故鲁红玉请求退还170000元的诉讼请求，证据充分，理由正当，徐彦召应予退还20000元（徐彦召明示愿意退还20000元），王慧敏应予退还150000元。王慧敏辩称，其通过尚晶晶于2018年4月至2020年1月分批以转账和存现金方式已经向徐彦召妻子王运珍退还12.9万元，徐彦召不予认可，且根据徐彦召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徐彦召与王慧敏之间有其他业务往来，且王慧敏也没有相关的证据证明其退款的12.90000元与该案系同一款项，故王慧敏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徐彦召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鲁红玉20000元。二、王慧敏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鲁红玉150000元。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870元，徐彦召负担425元，王慧敏负担3445元（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王慧敏二审中提交其本人记载的个人支出账目一份（其称一审中已经提供转账凭证），欲证明向徐彦召妻子王运珍转账129000元，王慧敏个人账本记载的明细能与一审中提交的转账凭证相互对应，证明该129000元就是退还办理左启涵事项的钱。徐彦召质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该是复印件不是原件，该份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王慧敏可以随时书写相关记录，在无其他证据的情况下不能证明王慧敏所主张的事实，根据一审中徐彦召提交的王慧敏向徐彦召出具的收条和转账凭证足以印证王慧敏收到徐彦召150000元。通过个人算账，王慧敏尚欠徐彦召438000元。鲁红玉质证称，该证据与鲁红玉无关，不予质证。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鲁红玉通过徐彦召由王慧敏为鲁红玉亲戚左启涵办理入职财政全供事业编制事宜，鲁红玉向徐彦召转款200000元，徐彦召为鲁红玉出具收条，载明：“收条今收到现金贰拾万元整（200000元），徐彦召。”徐彦召收到鲁红玉转款200000元后，向王慧敏指定账户转款150000元，王慧敏向徐彦召出具收到条，载明：“收到条，今收到左启涵办理二七区食药局上班费用拾伍万元整，经手人徐彦召，收款人王慧敏（此款转之王兵峰工商账号拾伍万元整），2017.7.26号，上班此条作废，办不成全款退回。”由于该行为不具有合法基础，徐彦召、王慧敏取得上述不当利益没有法律根据，收取的款项应予以返还，左启涵如因此获取相应编制应由相关部门依法予以处理。徐彦召向鲁红玉出具的收条中并不显示委托事项，徐彦召也并未向其承诺完成特定事项，而王慧敏向徐彦召出具收到条中对委托事项记载明确并有相应承诺，因此一审法院根据徐彦召的申请追加王慧敏为第三人并判决其承担相应责任并无不当。该200000元款项，徐彦召取得50000元，王慧敏取得150000元，二人应当将该不当利益予以返还。徐彦召已退还鲁红玉30000元，表示愿意退还剩余20000元，王慧敏收到150000元后作出“办不成全款退回”的承诺，一审法院判决徐彦召返还鲁红玉20000元、王慧敏返还鲁红玉150000元并无不当。王慧敏虽然主张其向徐彦召妻子王运珍转账129000元，但由于二人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在其出具的涉案收到条未收回的情况下，不能证明该129000元系返还本案所涉款项。综上，鲁红玉、王慧敏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870元，由上诉人鲁红玉负担1935元，上诉人王慧敏负担193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军审判员  左昊审判员  李刚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六日法官助理翟相杰书记员潘娅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