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民终30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北九星饲料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道贯泉南街**。法定代表人：张伟洪，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智勇，男，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琦，男，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外运湖北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蔡甸区龙王工业园**地法定代表人：陶保轩，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文静，女，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罗蓝霄，男，该公司员工。上诉人湖北九星饲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星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中外运湖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外运湖北公司）通海水域货运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武汉海事法院（2019）鄂72民初1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双方当事人书面申请，本院依法对本案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九星公司上诉请求：依法撤销武汉海事法院（2019）鄂72民初191号民事判决，改判九星公司不向中外运湖北公司支付滞箱费及利息，中外运湖北公司承担冻结九星公司流动资金的经济损失。事实和理由如下：（一）原审判决没有厘清集装箱滞箱费产生的责任归属。中外运湖北公司作为九星公司代理方在货物到港时就应向九星公司告之集装箱承运船公司的相应卸货条款，并根据《代理业务三方合同》（以下简称三方协议）中第四条第二项“具体费用明细由中外运湖北公司和九星公司另行签约”和集装箱承运船公司或船公司的代理公司签订卸货合约，以标明集装箱卸货条款、收费标准、计算方法等。中外运湖北公司没有尽职尽责和不作为，延误了通关手续，造成巨额集装箱滞箱费的产生，理应由中外运湖北公司自行承担。九星公司没有延误提货、卸货、返箱时间。根据三方协议，中国化纤总公司将所有进口货物单证交付给中外运湖北公司办理通关报检等相关手续，在此期间九星公司根本无法知道货物的动态更无法提货卸货，而九星公司在接到中外运湖北公司通知后均在免箱期限内完成卸货返箱事宜。（二）中外运湖北公司无权代九星公司支付滞箱费。其一，九星公司在接到中外运湖北公司通知提货之前，没有收到中外运湖北公司关于滞箱费的任何信息，滞箱费是在九星公司卸货完毕后才收到中外运湖北公司要求支付滞箱费的通知，九星公司第一时间便协同中外运湖北公司与船公司协商处理，并支付了达飞轮船（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飞公司）的代理公司上港集团长江物流湖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港公司）的全部滞箱费。在与长荣轮船（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荣公司）协商未果时便接到了中外运湖北公司的诉讼传票，中外运湖北公司阻止了九星公司与长荣公司有关滞箱费的协商。其二，根据三方协议第四条第二项，中外运湖北公司应与九星公司签订集装箱卸货协议或让九星公司与船公司签订卸货协议，故中外运湖北公司无权代九星公司签订任何协议，更无权在九星公司既不知情又无合约无授权的情况下代替九星公司支付滞箱费。原审判决认定中外运湖北公司垫付滞箱费是避免九星公司因拖欠船公司滞箱费无法提货而造成重大损失的行为，与事实不符。（三）原审判决对中外运湖北公司垫付滞箱费等事实认定缺乏证据证明。其一，原审判决认定中外运湖北公司抵扣131160元滞箱费的时间和金额，分别为2014年8月21日35968元、2014年9月5日28元、2014年9月29日13628元/4992元、2014年10月28日24810元、2014年11月4日4520元，而涉及上述货物的两提单到港时间分别为2014年9月10日、9月21日，中外运湖北公司通知九星公司提货时间分别是2014年10月9日、10月29日，表明该批货物还没有到港就被中外运湖北公司先行抵扣了滞箱费用，明显不合理。其二，原审判决认定中外运湖北公司代付上港公司54807.20元滞箱费与实际金额68509元不符，同时上港公司收取5万元的大额现金违反现金管理的有关财务制度，应属无关联的伪证。其三，九星公司与上港公司的滞箱费已结算完毕。九星公司于2014年10月17日会同中外运湖北公司同达飞公司代表、上港公司代表一起协商滞箱费的金额为50920元，九星公司已全额支付了滞箱费。（四）船公司的代理方身份、权限均不明确又无关联证据予以证明。中外运湖北公司起诉的依据是向达飞公司的船代上港公司支付了滞箱费68509元、向长荣公司的船代湖南华光国际船务代理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以下简称华光公司）支付了滞箱费131160元，但至今中外运湖北公司未向法院提供上港公司系达飞公司的船代、华光公司系长荣公司的船代的身份证明及代理权限的证据。（五）原审判决九星公司支付中外运湖北公司所谓代付滞箱费利息，实属错误。中外运湖北公司2015年提起诉讼，因未正确的向有管辖权法院起诉，导致案件至2018年年底才移送至武汉海事法院审理，因此产生的利息损失系其自身原因引起，应由中外运湖北公司自行承担，原审判决违反了根据过错承担违约责任的原则。（六）原审法院对上港公司及华光公司职员的调查笔录，未经当事人申请，不符合法院依职权调取证据的范围。（七）中外运湖北公司于2019年6月14日在不告知九星公司的前提下突然冻结九星公司流动资金254563元，此后又拒不采纳九星公司提出用实物抵押的请求，严重影响九星公司的生产经营和企业形象，造成其相应的经济损失，应依法予以赔偿。中外运湖北公司辩称：1.中外运湖北公司代九星公司垫付的滞箱费，依法应由九星公司支付。根据三方协议第四条约定，若九星公司未及时提货造成的超期存放的风险和一切费用均由九星公司承担。经庭审查明的事实，九星公司对中外运湖北公司提交的涉案货物到港时间及还箱时间均予以认可，进而证明涉案滞箱费系因九星公司未在船公司规定的免箱期内取走而产生，九星公司依约应承担全部滞箱费。中外运湖北公司代九星公司向两船公司支付的滞箱费系依照该两船公司规定的计算标准予以支付，不存在违法或违规支付之情形，且中外运湖北公司在九星公司明确拒绝支付滞箱费的前提下，为防止滞箱费损失扩大，代九星公司支付符合其作为货运代理的法定及约定义务。九星公司辩称国家商品检验检疫局颁布的《关于严格依法做好进口不合格玉米酒糟粕后续处理监督工作的通知》为不可抗力，从而导致其未在规定免箱期提走货物。首先，九星公司未提交该文件原件也未提供该文件合法出处，其真实性无法认定；其次，从该文件内容上看，国家对进口玉米酒糟粕进行严格检验检疫系从2013年11月开始，而九星公司委托中外运湖北公司办理通关手续系自2014年5月至9月，足以证明其已知晓严格检验检疫之国家政策达半年之久；其三，进口货物入关，检验检疫是必经程序，九星公司以此作为不可抗力进行抗辩，不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根据中外运湖北公司在原审中提交的两份《商函》，可知中国化纤总公司作为涉案货物进口代理商，亦确认滞箱费应由九星公司承担，而九星公司亦同意承担滞箱费，只是对滞箱费的具体金额持否定态度，但其至今也未向中外运湖北公司提供其单方认可的计算标准。2.中外运湖北公司已向法庭提交证据证明其已经向两船公司支付了滞箱费，已经取得向九星公司进行追偿的诉讼权利。中外运湖北公司在原审中的证据，证明中外运湖北公司向达飞公司的船代公司上港公司支付了滞箱费68509元，以及向长荣公司的船代公司华光公司支付了滞箱费131160元，该笔费用的支付方式为华光公司直接扣划中外运湖北公司其他业务部门应付账款。原审庭审中已核对了上港公司发票及现金支票的真实性。原审法官还前往华光公司调查中外运湖北公司与华光公司互相抵扣的往来账目，并作了调查笔录，证明滞箱费抵扣支付的真实性。3.中外运湖北公司向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人民法院起诉及财产保全行为是正常的司法程序。中外运湖北公司多次催告九星公司要求其返还滞箱费，九星公司迟迟不愿返还，由此造成的滞箱费利息损失理应由九星公司承担。中外运湖北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九星公司向中外运湖北公司偿还滞箱费199669元及利息（以68509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自2014年10月21日起算至实际付清之日；以131160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自2014年11月28日起算至实际付清之日。）2.九星公司负担诉讼费用。原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月12日，中外运湖北公司、九星公司和中国化纤总公司签订三方协议约定：中外运湖北公司对中国化纤总公司从美国进口的、装载于集装箱内的1000吨（正负5%）玉米酒糟提供湖北武汉港进口入境的全部通关报检服务，负责安排和联系货物通关、报检过程中的各项查验工作；中国化纤总公司向中外运湖北公司提供齐全的通关、报检单据及所需的完整货物信息。在中外运湖北公司顺利报关报检并告知关单号后，中国化纤总公司负责在网上支付进口税款。中国化纤总公司作为货权拥有人，在货物发货前，以盖有公司公章的书面发货通知单，通知中外运湖北公司将货物转交给九星公司并注明货权转移时间；九星公司按照中国化纤总公司的货权指示提货，如再转让，以盖有公司公章的书面发货通知单，通知中外运湖北公司货物转交的时间与转交对象。所有的报关、报检、港口以及运输仓储等费用（海关关税、活虫熏蒸相关费用由中国化纤总公司支付）均由九星公司支付给中外运湖北公司，具体费用明细由中外运湖北公司和九星公司另行签约。货物通关后，九星公司按照中国化纤总公司要求及时提清货物，若因未及时提货造成的超期存放的风险和一切费用均由九星公司承担。合同还约定了其他事项。上述三方协议签订后，中国化纤总公司代九星公司进口了两批玉米酒糟，并分别由达飞公司和长荣公司从美国运至中国武汉港。为此，达飞公司出具了NA2510594/NA2512799号提单，长荣公司出具了EGLV456441853669/EGLV456442154021号提单。达飞提单，NA2510594号提单，达飞公司以卸货日2014年5月26日为该提单项下集装箱滞箱费的起算点，滞箱费的截止点分别为提箱日2014年6月14日（2个HC集装箱/5个GP集装箱，滞期6天）、2014年6月15日（7个HC集装箱/4个GP集装箱，滞期7天）、2014年6月16日（5个HC集装箱/4个GP集装箱，滞期8天）和2014年6月17日（1个HC集装箱，滞期9天）。NA2512799号提单，达飞公司以卸货日2014年5月30日为该提单项下集装箱滞箱费的起算点，滞箱费截止点分别为提箱日2014年6月19日（4个HC集装箱/3个GP集装箱，滞期7天）和2014年6月20日（4个HC集装箱/1个GP集装箱，滞期8天）。上述确定的滞期天数均已扣除达飞公司给予的14天免箱期。结合达飞公司在其官方网站上公布的滞箱费费率标准（HC集装箱为第1天至第7天免费，第8天至第15天为192元/箱/天，第16天至第20天为384元/箱/天，第21天起768元/箱/天；GP集装箱为第1天至第7天免费，第8天至第15天为152元/箱/天，第16天至第20天为303元/箱/天，第21天起606元/箱/天），NA2510594号提单项下滞期6天的2个HC集装箱产生滞箱费4224元【2*（192元/箱/天*1天+384元/箱/天*5天）】，5个GP集装箱产生滞箱费8335元【5*（152元/箱/天*1天+303元/箱/天*5天）】；滞箱7天的7个HC集装箱产生滞箱费20160元【7*（192元/箱/天*1天+384元/箱/天*5天+768元/箱/天*1天）】,4个GP集装箱产生滞箱费9092元【4*（152元/箱/天*1天+303元/箱/天*5天+606元/箱/天*1天）】；滞期8天的5个HC集装箱产生滞箱费18240元【5*（192元/箱/天*1天+384元/箱/天*5天+768元/箱/天*2天）】,4个GP集装箱产生滞箱费11516元【4*（152元/箱/天*1天+303元/箱/天*5天+606元/箱/天*2天）】；滞期9天的1个HC集装箱产生滞箱费4416元【1*（192元/箱/天*1天+384元/箱/天*5天+768元/箱/天*3天）】,共计75983元。NA2512799号提单项下滞期7天的4个HC集装箱产生滞箱费11520元【4*（192元/箱/天*1天+384元/箱/天*5天+768元/箱/天*1天）】,3个GP集装箱产生滞箱费6819元【3*（152元/箱/天*1天+303元/箱/天*5天+606元/箱/天*1天）】；滞期8天的4个HC集装箱产生滞箱费14592元【4*（192元/箱/天*1天+384元/箱/天*5天+768元/箱/天*2天）】,1个GP集装箱产生滞箱费2879元【1*（152元/箱/天*1天+303元/箱/天*5天+606元/箱/天*2天）】，共计35810元。就达飞提单所产生的滞箱费111793元，上港公司确认该金额为不含税金额，含税金额为119427元。九星公司向上港公司支付50920元后拒绝支付滞箱费余款。为此，上港公司要求中外运湖北公司付余款。2014年12月25日，中外运湖北公司代九星公司垫付滞箱费54807.2元。上港公司确认九星公司尚欠13701.8元滞箱费（含税）未付。长荣提单，EGLV456441853669号提单项下集装箱于2014年9月10日卸至中国武汉港阳逻二期码头。九星公司分别于2014年10月10日（1个GP集装箱/5个HC集装箱，滞期9天）、10月11日（4个HC集装箱/2个GP集装箱，滞期10天）、10月12日（1个GP集装箱/5个HC集装箱，滞期11天）、10月13日（3个GP集装箱/2个HC集装箱，滞期12天）、10月14日（2个HC集装箱，滞期13天）、10月15日（2个GP集装箱/4个HC集装箱，滞期14天）、10月16日（3个GP集装箱，滞期15天）提箱。EGLV456442154021号提单项下集装箱于2014年9月21日卸至中国武汉港阳逻二期码头。九星公司于2014年10月21日（5个GP集装箱/8个HC集装箱，滞期9天）提箱。上述滞期天数均已扣除长荣公司给予的21天免箱期。结合长荣公司公布的40尺干货柜及超高干货柜滞箱费率标准及船公司给予的21天免箱期，自第22天起至40天40尺干货柜滞箱费240元/天/箱，40尺超高干货柜滞箱费300元/天/箱。EGLV456441853669号提单项下滞期9天的1个GP集装箱滞箱费为2160元【1个*240元/箱/天*9天】,1个HC集装箱滞箱费为2700元【1个*300元/箱/天*9天】；滞期10天的2个GP集装箱滞箱费为4800元【2个*240元/箱/天*10天】，4个HC集装箱滞箱费为12000元【4个*300元/箱/天*10天】；滞期11天的1个GP集装箱滞箱费为2640元【1个*240元/箱/天*11天】，5个HC集装箱滞箱费为16500元【5个*300元/箱/天*11天】；滞期12天的3个GP集装箱滞箱费为8640元【3个*240元/箱/天*12天】，2个HC集装箱滞箱费为7200元【2个*300元/箱/天*12天】；滞期13天的2个HC集装箱滞箱费为7800元【2个*300元/箱/天*13天】；滞期14天的2个GP集装箱滞箱费为6720元【2个*240元/箱/天*14天】,4个HC集装箱滞箱费为16800元【4个*300元/箱/天*14天】；滞期15天的3个GP集装箱滞箱费为10800元【3个*240元/箱/天*15天】，共计98760元。EGLV456442154021号提单项下滞期9天的5个GP集装箱滞箱费为10800元【5个*240元/箱/天*9天】,8个HC集装箱滞箱费为21600元【8个*300元/箱/天*9天】，共计32400元。长荣公司就该两份提单向九星公司主张滞箱费131160元,因九星公司拒绝支付，中外运湖北公司遂以抵扣方式分别于2014年8月21日（35968元）、2014年9月5日（28元）、2014年9月29日（13628元/4992元/16432元/30782元）、2014年10月28日（24810元）和2014年11月4日（4520元）向长荣公司的船代华光公司付清了该笔滞箱费。综上，中外运湖北公司就涉案达飞提单和长荣提单，共代九星公司支付滞箱费185967.2元。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海上、通海水域货运代理合同纠纷。中外运湖北公司、九星公司和案外人中国化纤总公司签订的三方协议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我国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各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各方应当依约行使权利并承担义务。该合同已明确约定“九星公司应当及时提清货物，因未及时提货造成的超期存放的风险和一切费用，均由九星公司负担”，该约定已包含因九星公司超期提返箱而发生的滞箱费，因此，九星公司应当承担滞箱费。海运承运人向包括托运人、提单持有人和发货人在内的货方收取集装箱滞箱费的行为，属于航运惯例，也为我国海商法第87条所支持。九星公司系涉案达飞提单和长荣提单的合法持有人和收货人，涉案提单项下集装箱自卸至卸货港中国武汉港之日起，免箱期已开始计算，而九星公司未在承运人给予的免箱期内提返箱，以致发生滞箱费，根据我国海商法第87条的规定，应当向承运人达飞公司和长荣公司分别支付滞箱费。上港公司和华光公司均系涉案提单项下承运人的卸港船代，有权代表承运人达飞公司和长荣公司，要求九星公司支付滞箱费。在九星公司拒付的情况下，承运人可拒绝交付货物。九星公司拖欠滞箱费的行为，已构成中外运湖北公司顺利履行其作为九星公司货代义务的障碍，无法确保九星公司凭涉案提单所换取的提货单，从上港公司和华光公司处提取货物。中外运湖北公司代为垫付滞箱费的行为，避免了九星公司遭受更大的损失，系履行货代义务必要且合理的行为，不构成九星公司所辩称的越权代理行为，有权要求九星公司返还。中外运湖北公司所垫付的滞箱费，系上港公司和华光公司各自根据承运人达飞公司和长荣公司公布的滞箱费率标准，结合各提单项下集装箱的实际占用时间，在扣除14天免箱期后，据实计算出来的滞箱费的一部分。中外运湖北公司在向承运人支付涉案滞箱费时，已尽代理人的充分注意义务，未损害作为委托人的九星公司的合法权益，因此，九星公司应当向中外运湖北公司返还其垫付的滞箱费185967.2元并支付利息（以54807.2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自2014年12月25日起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以131160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自2014年11月28日起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九星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向中外运湖北公司返还滞箱费185967.2元及利息（以54807.2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自2014年12月25日起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以131160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自2014年11月28日起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二、驳回中外运湖北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369元、海事请求保全申请费5000元，中外运湖北公司负担300元，九星公司负担9069元。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对于“长荣公司就该两份提单向九星公司主张滞箱费131160元,因九星公司拒绝支付，中外运湖北公司遂以抵扣方式分别于2014年8月21日（35968元）、2014年9月5日（28元）、2014年9月29日（13628元/4992元/16432元/30782元）、2014年10月28日（24810元）和2014年11月4日（4520元）向长荣公司的船代华光公司付清了该笔滞箱费。”的表述不准确。根据中外运湖北公司原审中的证据即中外运湖北公司于2018年6月27日对账单（实为客户余额催收单）记载的内容，上述时间是华光公司与中外运湖北公司业务部门交易完成日，而中外运湖北公司给华光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日期和金额分别为2014年11月6日4992元和16432元、2014年11月12日30782元、2014年11月17日35968元、2014年12月10日28元、2014年12月15日24810元、2014年12月29日13628元、2015年1月29日4520元，共计131160元。因此，上述中外运湖北公司给华光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日期应为抵扣涉案滞箱费日期。本院对原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造成涉案货物滞箱费损失的责任认定问题；2.中外运湖北公司是否享有涉案货物滞箱费的追偿权；3.中外运湖北公司代垫滞箱费的事实是否成立；4.滞箱费的利息损失是否应由九星公司承担；5.原审判决对达飞公司、长荣公司代理方的身份是否查明；6.原审法院的调查取证行为是否违反法律规定。本院评判如下：（一）关于滞箱费损失的责任认定问题。首先，根据三方协议约定，货物通关后，九星公司按照中国化纤总公司要求及时提清货物，若因未及时提货造成的超期存放的风险和一切费用均由九星公司承担。该协议对由谁通知九星公司货物到港提货的约定不明，但根据九星公司配合货物到港后的检验检疫工作，以及九星公司于2014年11月5日给其货物进口代理商中国化纤总公司出具的《商函》中提到的到港时间、放行时间和卸柜时间，证明九星公司应当知道货物到港及提货的时间。其次，根据九星公司中国化纤总公司出具的《商函》，九星公司在该函中称：“由于中国政府出台对美国进口DDGS新的检验政策，导致该批货物的实际放行日期比常规检验时间延长近20天，此期间又遇到中国7天法定假日，因而造成该43个集装箱放行延误，产生巨额的滞箱费用。政府的政策颁布和法定假日属于不可抗拒的因素，我司不应当承担由此产生的费用，请长荣公司免除上述政策放行和法定假期的时间和相关费用。”该函内容表明，九星公司认可产生滞箱费的原因在于我国出台相关政策和法定假日，并未表明是中外运湖北公司未及时通知提货或其他未尽职尽责行为导致；而且九星公司在该函中仅对滞箱费的计算标准提出异议，并未否认其愿意承担相应的滞箱费用。中国化纤总公司在2014年12月给中外运湖北公司出具的《商函》中，也认为根据相关合同约定滞箱费最终应由九星公司承担。综上，原审判定九星公司承担给付滞箱费的责任并无不当。（二）关于中外运湖北公司能否向九星公司行使追偿权的问题。如前所述，九星公司应对涉案货物产生的滞箱费承担责任。涉案货物承运人达飞公司的代理方上港公司在给中外运湖北公司出具的函中称：“贵司持收货人显示为中国化纤总公司的提单在我司换取提货单并凭贵司出具的正本滞箱费保函办理了码头提箱手续。由于未在船公司规定的18天免箱期内将该批货物取走，产生滞箱费共计119429元，已付105727.2元，还有13701.8元未付。我司认为，贵司作为该批货物的换单代理方，有履行支付该笔费用的义务和责任。现要求贵司支付上述费用”；涉案货物承运人长荣公司的代理方华光公司在给中外运湖北公司出具的函中称：“由于该批货物的收货方九星公司未在船公司规定的21天天免箱期内将货物取走，共计产生滞箱费131160元。由于当时贵司担保承诺由贵司催促向收货人收回，所以我司在未收到该笔滞箱费的情况下放货给收货人┈我司认为，贵司作为该批货物的通关、报检代理方，同时也是收货方九星公司的直接委托方，有履行催缴该笔费用的义务和责任。现要求贵司代九星公司垫付上述费用”。中外运湖北公司作为涉案货物收货人九星公司的货运代理人，有义务就涉案货物滞箱费问题与船公司或其代理方上港公司、华光公司进行磋商，在九星公司给中国化纤总公司的函，以及中国化纤总公司给中外运湖北公司的函中，均表示了请求中外运湖北公司协调解决滞箱费用问题，而且根据上述函件内容，长荣公司是在中外运湖北公司为收回滞箱费出具保函的情况下才放货给收货人，因此，在九星公司未支付涉案滞箱费的情况下要求中外运湖北公司垫付滞箱费有合理依据，中外运湖北公司也因其垫付行为取得滞箱费追偿权。（三）关于中外运湖北公司代垫滞箱费的事实能否成立的问题。对于达飞公司出具的两份提单所产生的滞箱费共计111793元，上港公司确认该金额为不含税金额，含税金额为119427元。九星公司向上港公司支付了50920元，剩余款项未予支付，为此，上港公司要求中外运湖北公司支付余款，中外运湖北公司于2014年12月25日垫付滞箱费54807.2元，尚欠13701.8元。该款项的支付有中外运湖北公司提供的增值税发票和中国银行转账支票予以证明。九星公司认为，中外运湖北公司自称其向上港公司支付了滞箱费68509元，与原审判决认定的金额不一致。中外运湖北公司在本案二审代理意见中称，68509元中包含尚未支付的13701.8元，因考虑上港公司仍有权要求其继续垫付该款项，故一并主张。原审判决并未支持中外运湖北公司尚未支付的13701.8元，仅认定中外运湖北公司已实际垫付的54807.2元，有事实依据。九星公司关于上港公司收取大额现金支票违反现金管理财务制度的理由，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另，九星公司关于其向上港公司支付50920元滞箱费后，已了结双方滞箱费的理由，缺乏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纳。对于长荣公司出具的两份提单所产生的滞箱费共计131160元,中外运湖北公司主张系以抵扣账款的方式支付。因原审判决对抵扣时间的认定不准确，导致九星公司提出抵扣时间早于滞箱费产生的时间，对此本院予以纠正。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涉案滞箱费发生之前，华光公司因与中外运湖北公司存在其他业务往来，对中外运湖北公司产生了应付账款。上述滞箱费抵扣的时间发生于2014年11月6日至2015年1月29日期间，而滞箱费产生的时间均在2014年10月底之前，故抵扣时间在滞箱费产生之后。结合华光公司向九星公司开具了131160元增值税发票，且根据原审法院对上港公司和华光公司工作人员所作的调查，该公司均认可收到了中外运湖北公司垫付的滞箱费。故原审判决对中外运湖北公司垫付滞箱费的事实认定清楚。中外运湖北公司所垫付的滞箱费，系上港公司和华光公司各自根据承运人达飞公司和长荣公司公布的滞箱费率标准，结合各提单项下集装箱的实际占用时间，在扣除免箱期后据实计算的结果，并无不当。（四）关于滞箱费的利息损失应否由九星公司承担的问题。涉案货物滞箱费本应由九星公司承担，因九星公司未及时支付该笔费用导致中外运湖北公司垫付，故因垫付产生的利息损失理应由九星公司承担，而且垫付期间的利息一直在产生直到九星公司付清该款项时止。九星公司关于中外运湖北公司因未正确向有管辖权法院起诉导致诉讼时间长，所产生的利息应由中外运湖北公司承担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五）关于原审法院对达飞公司、长荣公司代理方的身份是否查明的问题。原审中的证据即上港公司、华光公司与中外运湖北公司之间的来往函件、法院调查笔录，以及中外运湖北公司向上港公司、华光公司给付涉案货物滞箱费的证据，能够证明上港公司和华光公司分别为达飞公司和长荣公司代理方的事实，九星公司认为原审法院未查明该事实的理由不能成立。（六）关于原审法院的调查取证行为是否违法的问题。原审法院为了查清案件事实主动向案外人进行的调查取证行为，并不违反法律规定，而且该调查笔录已在原审中进行过质证，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九星公司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另外，九星公司主张因法院冻结其流动资金造成其经济损失，应由中外运湖北公司赔偿的上诉理由，不属于本案实体审理范围。综上所述，九星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对部分事实认定不够准确，本院予以纠正。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369元，由湖北九星饲料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鲁 杨审判员 周冬丽审判员 胡 芳二〇二〇年九月四日法官助理程建晓书记员吴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