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浙0782行初81号 原告吴厚有，男，1954年3月11日出生，汉族，住义乌市。 原告龚柳英，女，1964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住义乌市。 两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叶小勇，浙江开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义乌市人民政府江东街道办事处，住所地：义乌市江东中路**。 法定代表人楼志军，主任。 委托代理人王英豪，浙江纵伸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虎华，浙江纵伸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吴媛媛，女，1990年2月20日出生，汉族，住义乌市。 原告吴厚有、龚柳英诉被告义乌市人民政府江东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江东街道办”）、第三人吴媛媛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7日立案受理。于同年4月13日、4月14日分别向被告江东街道办、第三人吴媛媛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6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吴厚有、龚柳英及两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叶小勇，被告江东街道办的出庭行政机关负责人吴甦芳及委托代理人王英豪、王虎华，第三人吴媛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吴厚有、龚柳英诉称，原告吴厚有于1973年因分家析产从其父母处分得53.2平方米的老房子。1987年原告吴厚有、龚柳英登记结婚，1988年、1990年分别生育儿子吴晶晶、女儿吴媛媛。1997年至1998年间，原告户多次向村、镇有关部门申请建房无果。迫于住房压力，原告户于1998年利用自己的山地、荒地搭建房屋。1998年建成两间农用房38.6平方米；2003年扩建43.6平方米；2007年扩建43.6平方米，后又在其边上搭建一间厂房。2005年，义乌市××街道××村村委曾将原告户作为住房特困户上报被告处要求补办土地证，但被告未予办理。2014年在三改一拆专项行动中，原告除了房屋边上的一间厂房被拆外，未补办登记的125.8平方米房屋保留至今。2016年9月，义乌市人民政府下发《义乌市农村住房历史遗留问题处理细则（试行）》的文件，启动了义乌市解决农村历史遗留问题的登记发证工作。依据上述文件并结合原告户当时在册登记该集体经济组织的家庭成员，原告户的上述房屋面积完全可以得到确权。原告户多次向村级、政府稳步申请补办土地权属，但村级、政府部门置若罔闻，致使原告户所有的125.8平方米的房屋至今未能得到确认。2019年10月，被告为推进东大门建设，采用对原告多次威胁、恐吓、违法下发限期拆除违章建筑通知书、欺骗等手段，迫使原告于2019年10月31日与被告签订江东街道新社区集聚建设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原告认为，被告的行为违反土地管理法相关规定，本次拆迁行为不合法，其与原告签订的协议书无效。诉请：确认被告江东街道办与原告吴厚有签订的江东街道新社区集聚建设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无效。原告当庭补充：1998年、2003年原告紧挨着老房子即76号扩建38.6平方米、43.6平方米，2003年又在老房子临近的一块空地上搭建了一座房子，即案涉78号房屋，2007年原告紧连着老房子又扩建了一间43.6平方米及一间厂房。本案被告主体适格。本案被告征收原告房屋的目的就是为了对土地重新进行规划。被告在签订补偿协议书之前并未取得涉案土地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不具备征收拆迁条件，原、被告之间于2019年10月31日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自然无效。被告不具备征收主体资格，被告签订房屋拆迁协议书的主体不适格，不具有合法性。双方签订的协议书没有具体的产权安置房屋面积。案涉拆迁协议无论从名称还是内容上都可以看出是一个征收补偿的协议，既然是征收补偿协议就应当履行土地征收程序。原告的房屋已被被告征收，房屋所在的集体土地原告就无法使用，虽然协议书中未明确约定房屋所在土地的归属问题，但协议约定产权调换方式安置，也包含了对原告宅基地使用权的安置补偿。 2020年6月2日，本院收到两原告提交的增加诉讼请求申请书，请求增加确认被告于2020年3月强制拆除两原告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的诉讼请求。后两原告当庭撤回上述增加诉讼请求的申请。本院认为，原告撤回该申请，系其真实意思表示，符合法律规定，应予准许。 原告吴厚有、龚柳英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 1、（2019）浙0782收字第124号义乌市人民法院立案庭出具的起诉人提交材料清单，补充、补正材料一次性告知书复印件各一份，用以证明原告于2019年12月25日提起诉讼，后因疫情影响，原告于2020年3月才将补充、补正的有关材料递交给义乌市人民法院的事实。 2、江东街道新社区集聚建设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义乌市农村住房历史遗留问题处理细则（试行）》复印件各一份，用以证明原告吴厚有坐落于白莲塘村2组78号房屋系2014年3月27日前就已建造完成属于历史遗留问题性质的房屋；原、被告签订的拆迁协议书能证明本案原告的主体适格，被告没有征收权限，主体不合法，且征收过程中没有房屋补偿调换的具体内容。 3、宅基地证及照片复印件各一份，用以证明78号房屋与76号房屋系各自独立的房屋，两者分别处于不同的位置；紧连着76号老房子的房屋占地面积及房屋建筑面积远大于78号房屋的占地面积。 4、限期拆除违法建筑物通知书复印件三份、江东街道东大门开发集聚安置实施办法（摘要）复印件一份及录音光盘一份，用以证明被告通过威胁、恐吓、利益捆绑及欺骗等手段迫使原告吴厚有签下该拆迁补偿协议书的事实。 5、住房特困户呈报表复印件一份、义乌商报复印件九份，用以证明2005年，村委会已将原告作为住房特困户呈报到被告处的事实；义乌商报印证文件下发后，原告就一直关注，四处奔波办理房屋确权、补办土地证的事宜，房屋至今未得到确权并非原告不办理，而是由于被告的不作为。 被告江东街道办辩称，为加快提升义乌城市品位，改善人居环境，推进东大门开发建设，江东街道白莲塘等六个村按重点工程建设列入新社区集聚安置。2019年10月31日，吴厚有与被告签订江东街道新社区集聚建设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同意拆除坐落于义乌市××街道××村××号的房屋。协议书还就房屋交付时间、房屋总价值补偿款、搬迁费、签约奖、临时安置过渡费、拆迁安置方式等事项作了约定。协议书签订后被告支付了补偿款项，接收了房屋并已拆除。被告认为，吴厚有与被告签订的江东街道新社区集聚建设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合法有效，且协议已履行完毕，不存在无效或可撤销情形。综上，吴厚有、龚柳英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请依法予以驳回。被告当庭补充：原、被告之间签订的是集聚建设补偿协议书，是进行集聚建设并不是对农用地的征收行为。东大门实施办法第五条和《义乌市城乡新社区集聚建设实施办法（试行）》第十六条是不同类型的条文规定，一个集聚建设对象，一个是安置家庭人口核算，《义乌市城乡新社区集聚建设实施办法（试行）》第十六条对应的是东大门实施办法中的第四条。案涉协议合法有效，没有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规定的情形，也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 被告江东街道办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如下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 事实证据： 1、江东街道新社区集聚建设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户籍资料、委托打款指定账号、评估价格表（明细表）、房屋拆迁交接验收表、江东街道东大门集聚拆迁补偿资金付款凭证（第一次结算）、（第二次结算）复印件各一份，用以证明原、被告就白莲塘村78号房屋签订协议，被告履行了协议约定的付款义务，原告自愿腾空并交付了房屋。 2、《江东街道东大门开发建设集体土地房屋集聚安置实施办法》复印件一份，用以证明是集聚安置不属于征收，以及相关的政策规定。 法律依据： 1、《义乌市城乡新社区集聚建设实施办法（试行）》。 2、《义乌市城乡新社区集聚建设实施细则》。 第三人吴媛媛述称，其对案涉协议不认可，吴厚有系在不公平的环境下被迫签订。评估表中的价格及评估内容，其不认可，吴厚有亦未签字。限期拆除通知书与本案有很大关系，拆迁过程中，被告没有资格认定案涉房屋是违章建筑。其未收到拆违告知也未签字，是被告的工作人员贴在门上的。被告工作人员施压威逼胁迫、对其户进行断水断电，被告违规设置了签约时效奖，其户作为村里最后一户未签约的，受村里人的排挤诽谤恐吓。吴厚有是在非正常精神状态下签订案涉协议的，违背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有权诉请撤销。 第三人吴媛媛未向本院提供证据。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原、被提供的证据作如下认定： 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被告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2协议书三性无异议，其他与本案无关；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4，拆除通知书与本案无关，限期拆除通知书系行政处罚，确权、审批等又是其他行政行为，原告提供的证据把不同行政行为混在一起，不符合行政诉讼的规定，其他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证明目的有异议，被告未采用胁迫等手段要求签订协议；对证据5关联性有异议。第三人吴媛媛对原告提供的证据均无异议。本院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真实性予以认定，但该证据与本案案件事实并无关联，对关联性不予认定。对证据2协议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义乌市农村住房历史遗留问题处理细则（试行）》与案涉协议无关，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定。对证据3、4的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据5与案涉协议无关，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定。 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原告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被告不具有签订拆迁补偿协议书的资格，被告主体不适格，不具备合法性；户籍资料表明2013年10月吴媛媛已分户的事实；原告领取补偿款并不能说明事情全部，双方需重新签订合法的拆迁补偿协议，尤其是安置房屋具体面积方面；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有异议，第五条不具有合法性，与《义乌市城乡新社区集聚建设实施办法（试行）》第十六条内容明显相冲突，限制或剥夺了部分村民作为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应当享有的权利。第三人吴媛媛的质证意见与两原告一致，并认为评估表未经当事人签字，内容造假。本院对被告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定。 经审理查明，原告吴厚有、龚柳英系夫妻关系，第三人吴媛媛系两原告之女。两原告及第三人吴媛媛均为义乌市××街道××村村民。两原告在该村建有房屋，其中1973年建造的二间占地53.2平方米的房屋于1985年10月18日取得宅基地证，载明户主为吴厚有，人口为一人。第三人吴媛媛本人在义乌市××街道××村无合法房屋。 被告江东街道办为提升义乌城市品位，改善人居环境，推进东大门开发建设，制定了《江东街道东大门开发建设集体土地房屋集聚安置实施办法》，实施范围为江东街道金星、南山坑、白莲塘、船埠头、青南和西塘六个村。2019年10月31日，原告吴厚有与被告江东街道办签订江东街道新社区集聚建设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一份，载明：一、乙方（白莲塘村吴厚有户）同意拆除坐落于义乌市××街道××村××号的房屋1处，建筑面积为108.04平方米，以及乙方在白莲塘行政村区域内的其他建（构）筑物、附属设施。乙方人口3人，其中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3人。二、房屋交付时间：乙方应在2019年11月20日前，将房屋腾空交给甲方（江东街道办）。乙方将房屋钥匙交给甲方视为交付了房屋。协议约定，吴厚有同意由义乌市汇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房屋与装饰装修物及附属物依法进行评估；房屋总价值补偿费42361元、搬迁费含吴厚有、龚柳英、吴媛媛3人计1000元，签约奖6000元，提前签约奖22500元，共计71861元；临时安置过渡费10800元、水电补助费3000元、腾空奖3000元，共计16800元；以上合计88661元。协议载明安置形式采用实物＋货币模式安置，安置面积以审批为准，安置地点为久府西侧集聚安置区，安置时间暂定2022年12月31日前交付安置房。双方还对其他事项作了约定。被告江东街道办已向原告吴厚有全额支付88661元。2019年11月20日，原告吴厚有在房屋拆迁交接验收表中签字。现案涉房屋已经被被告江东街道办组织拆除。 另查明，被告于2019年10月29日及同年10月30日两次对原告吴厚有位于白莲塘村78号的房屋发出限期拆除违法建筑（构筑）物的通知书。 本院认为，《义乌市城乡新社区集聚建设实施办法（试行）》系义乌市人民政府为加快推进城乡融合，改善人居环境，提升城市品位所制定的，案涉拆迁补偿协议书系依据《义乌市城乡新社区集聚建设实施办法（试行）》、《义乌市城乡新社区集聚建设实施细则》、《关于优化完善城乡新社区集聚建设有关政策的意见（试行）》等相关规定，由原告吴厚有与被告江东街道办签订，故案涉拆迁补偿协议书系行政机关为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在法定职责范围内，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属于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十一）项规定的行政协议。人民法院对于行政协议是否无效的判断，既要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关于无效行政行为的规定，也要适用民事法律规范关于合同效力的规定。根据《义乌市城乡新社区集聚建设实施办法（试行）》及《义乌市城乡新社区集聚建设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江东街道办具有签订案涉协议的行政主体资格和职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第三人与两原告同住且在该村无合法产权房屋，宅基地证上载明的权利人为吴厚有一人，故吴厚有作为家庭成员与被告签订案涉协议并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两原告及第三人主张受欺诈、胁迫，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案涉协议签订时存在上述情形并损害国家利益，对两原告及第三人的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此外，案涉协议书虽未明确具体安置面积，但协议书已对安置形式、地点、时间作出约定，关于安置面积，双方约定以审批为准，故原告以未确定安置面积为由主张协议无效，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且案涉协议签订后，被告已足额支付协议约定的款项，原告吴厚有亦在领取补偿款后将涉案房屋腾空交付给被告。综上，两原告的诉讼请求，与法不符，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第一、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吴厚有、龚柳英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吴厚有、龚柳英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至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来来 人民陪审员  吴永建 人民陪审员  金祚明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陈 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