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0）晋民再141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屈某，男，1969年1月30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柳林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靳某，山西华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杨某，男，1977年3月28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柳林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雷某，山西雷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被告：刘某1，男，1971年1月22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柳林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2，山西华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被告：贵州滨河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长岭北路贵阳国际会议展览中心****（F）****。   法定代表人：钟某，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再审申请人屈某与被申请人杨某、一审被告刘某1、一审被告贵州滨河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4）晋民终字第311号民事判决，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30日作出（2019）最高法民申6151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对本案进行再审。本院于2020年6月12日受理本案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书面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屈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靳某、被申请人杨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雷某、一审被告刘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2到庭参加了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再审申请人屈某的再审请求：1.撤销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吕民一初字第57号民事判决及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晋民终第311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申请人屈某无需对借款本金2000万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   事实与理由如下：   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1.证人张某与杨某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学红具有重大利害关系，其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山西省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吕梁中院）（2015）吕民一初字第73号民事判决显示：赵学红与本案二审重要证人张某系夫妻关系，而赵学红正是杨某在本案二审中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吕梁中院的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屈某不得向杨某清偿债务，需要向赵学红清偿。由此可以认定本案证人张某与杨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学红之间存在重大利害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张某的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山西高院在本案保证期间早已届满、保证人应当依法免除保证责任的情况下，仅依据与杨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学红有重大利害关系的证人所作证言，即认定杨某在保证期间向屈某主张过权利，且认定“有证据证明债权人杨某曾在保证期间向保证人屈某主张过权利，要求其承担保证责任，屈某未予否认”的内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有新证据证明二审判决认定借贷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吕梁中院及山西高院在杨某及债务人刘某1未出庭，亦未对涉案款项来源、支付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之间关系等进行审查的情况下，仅凭5支借条及杨某委托诉讼代理人的陈述即认定本案借款2000万元以现金方式全额交付，刘某1从未还款，依据明显不足。（2）杨某向刘某1实际借款金额仅706万元，且并非以现金方式交付。其中有56万元是杨某直接向刘某1转账，其余650万元均是通过中间人王某1转账或交付承兑汇票。杨某与刘某1之前并不认识，通过中间人王某1介绍发生该笔借贷业务关系，在双方并不存在人身信任关系的情况下，巨额现金交付不符合交易习惯，亦不符合常理。刘某1陈述，几支借条系其在被杨某暴力催债、限制人身自由的情况下出具，不具有真实性。（3）刘某1已经偿还本案借款。刘某1委托中间人王某1向杨某转账还款62万元，并提供一辆价值百余万元的宝马745轿车用于顶账，另外通过其兄刘锦奇之子刘丰毓账户转账至高锦瑞账户500万元偿还本案借款。   （二）二审判决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的辩论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送达诉讼文书，只有在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用直接送达、邮寄送达等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才能采用公告送达。本案中，对于债务人刘某1的地址和联系方式，杨某是明知的，否则在该案的执行程序中，执行法院也不可能顺利联系到刘某1。但两级法院在审理程序中，均未采用其他送达方式，而径直通过公告方式进行送达，违反了法定送达的顺序，剥夺了债务人刘某1的辩论权利，也使得本案的基本事实未能查清。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六项、第九项规定申请再审。   被申请人杨某提交意见称：   本案屈某申请再审的期限早已届满，屈某怠于行使申请再审权利，应当承担无权启动再审程序的法律后果。1．申请再审的期限为六个月，本案二审判决于2015年2月5日作出，屈某的再审申请书落款时间是2019年8月29日，早已超过六个月。2.证明张某为赵学红之夫的判决早在2015年9月22日已经作出，不属于再审新的证据。本案证明杨某向屈某主张权利的证据，不仅有证人张某的证言，还有证人赵某1的证言。   在案的借款合同、借条真实，刘某1与屈某对合同和借条上签字盖章的真实性均表示认可，应当作为定案依据。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   屈某提交的证人证言、转款记录等证据，并非再审新证据，且上述证据反映的是杨某与刘某1及刘某1之兄之间其他债权债务关系，与本案并无直接关联。   一审被告刘某1答辩称：   （一）债权人杨某向债务人刘某1实际出借款项仅为706万元，并非合同约定的2000万元。2009年12月21日，刘某1与杨某签订了《借款合同》，约定杨某应向刘某1出借2000万元，但合同签订后杨某实际向刘某1出借款项仅为706万元，其中除56万元是杨某直接向刘某1转账外，其余650万元均是通过杨某本人及其司机的账户向借款介绍人王某1转账或交付承兑汇票，以上事实有转账凭证、王某1证人证言等证据（王某1在借款附加合同中作为借款中间人签字）予以证明。   （二）杨某向刘某1出借款项中不存在现金交付的情况   杨某在原审中提供了五张借条并称2000万元借款全部为现金交付的说法并非事实。首先，五张借条签订时的具体情况为：在签订借款合同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因刘某1通过王某1还款62万元后资金链断裂未能继续还款，有次出差回到太原机场时，被杨某截住并带到位于太原市漪汾街的某律师事务所，律师计算了一张单据，让刘某1根据单据在两张纸上同时写了五张借条（再审听证会中对借条原件质证时发现有明显的撕开痕迹），五张借条的时间与杨某每次付款的时间大致吻合，金额是根据实际借款金额，按月利率5％的高利和复利计算所得，金额远远高于2000万元，杨某称刘某1愿意签借条才会把多出的金额减去，实际出借的款项远不足2000万元，仅为706万元。其次，杨某从未通过现金交付的方式出借款项。如前所述，杨某实际出借的款项中只有56万元是杨某直接向刘某1转账，其余650万元均是通过杨某本人及其司机的账户向借款介绍人王某1转账或交付承兑汇票，杨某从未向刘某1交付过现金。1．根据《合同法》第210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杨某应当对其与刘某1之间存在借款的合意以及其已实际交付钱款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杨某主张2000万元巨额款项全部是现金交付，既不符合交易习惯，也无任何证据予以佐证，更非事实。民间借贷纠纷中，尤其是出借人主张大额现金交付的，对于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是出借人需要举证证明的重要内容，只提供借据、欠条等债权凭证的，不能视为其完成了举证责任，需要出借人进一步对交付凭证、支付能力、交易习惯、借贷金额的大小、当事人间关系以及当事人陈述的交易细节经过等情况进行说明并提供证据。2．杨某以巨额现金交付符合当地交易习惯为由主张已经将2000万元以现金方式交付的说法完全不能成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七条规定，交易习惯指的是：（一）在交易行为当地或者某一领域、某一行业通常采用并为交易对方订立合同时所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做法；（二）当事人双方经常使用的习惯做法。对于交易习惯，由提出主张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针对第一种情形，原审中，杨某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当地民间借贷的交易习惯为巨额款项现金交付，反而在保证人屈某提供的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吕民一初字第73号民事判决书显示，在同一地区、同一时期的民间借贷是通过银行转账进行的。本案债权人、债务人及保证人屈某均为柳林县人，借款也发生在柳林县，答辩人收集了中国裁判文书网中收录的柳林县人民法院全部民间借贷案件共447起，并着重审查了其中标的额超过100万元的案件共50起，除个别案件存在现金交付但是双方当事人均认可外，其余的款项出借全部是通过银行转账，对于大额款项的出借尤为谨慎，当地并没有巨额款项现金交付的习惯。针对第二种情形，再审听证会中杨某的代理人承认杨某为“职业放贷人”，其理应对款项的出借更加专业、谨慎，尤其是涉及大额款项的出借。借款合同中明确约定了“借款利息：月息百分之五”、“贰月结壹次”利息，若确如原审中杨某代理人所称“刘某1从未还款”，作为职业放贷人的杨某怎么可能在刘某1从未还款、借款前与刘某1并不认识，也没有任何款项来往的情况下，陆续向刘某1出借2000万元的巨额现金？事实上，杨某系以高利贷、复利、虚构债务金额的方式获取非法利益。   （三）刘某1向杨某还款562万元，车辆、房屋被杨某强占用于抵债。1.2010年3月25日，刘某1委托中间人王某1，向杨某转账还款62万元。2.2011年5月份，刘某1被杨某派人控制在柳林中国黄金五楼，刘某1联系到其哥哥刘锦奇，刘锦奇委托高锦瑞从中斡旋，并向杨某还款500万元。3.2011年2、3月份，刘某1的车辆（宝马745，购置价121万元）被杨某开走用于抵债。4.2010年，杨某到刘某1家中（位于××县），拿走房屋钥匙，将刘某1及家人撵出，强占房屋至今。该房屋地址即杨某与2013年起诉时向法院提供的刘某1的住址。杨某起诉时明知刘某1住处已被其强占，却仍给法院提供该送达地址，隐瞒刘某1的真实情况，该行为导致刘某1没有收到法院的通知，丧失了答辩、质证和辩论的权利，以此实现其非法目的。综上，请求贵院在充分查明事实的基础上并依法改判，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一审杨某的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三被告连带偿还其借款本金人民币贰仟万元整；2.请求判令被告承担自逾期还款之日起至付清全部借款的利息；请求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9年12月21日，杨某与刘某1签订《借款合同》，合同主要内容为：杨某借给刘某1人民币2000万元；月息5%，贰月结壹次；借款期限从2009年12月21日至2010年12月22日止；保证人为屈某和贵州滨河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合同签订当日，刘某1向杨某出具借条一支，内容为：“今借到杨某人民币陆佰万元整（600万元）”；2010年2月2日，刘某1向杨某出具借条一支，内容为：“今借到杨某人民币肆佰万元整（400万元）”；2010年2月9日，刘某1向杨某出具借条一支，内容为：“今借到杨某人民币壹佰万元整（100万元）”；2010年4月12日，刘某1向杨某出具借条一支，内容为：“今借到杨某人民币叁佰万整”；2010年3月15日，刘某1向杨某出具借条一支，内容为：“今借到杨某人民币陆佰万元整”。借款后，刘某1分文未付杨某借款及利息，杨某一直向刘某1主张权利未果，遂以刘某1、屈某、贵州滨河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为被告，向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借款金额、已还款金额、应归还金额、应否归还；2.应由谁归还，屈某、贵州滨河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应否承担保证责任以及保证范围。本案《借款合同》有出借人即杨某、借款人即刘某1和保证人即屈某、贵州滨河能源投资有限公司签章，应为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各方均应本着诚实信用原则依约履行合同义务。杨某先后五次向刘某1支付借款人民币共计2000万元，已依约全部履行出借款项给付义务。刘某1经合法公告送达有关法律文书而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依法视为其放弃举证质证权利，其应承担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履行还款义务的不利法律后果，亦即依法应清偿其对杨某所负债务即借款人民币2000万元整。屈某和贵州滨河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作为刘某1偿还杨某借款的保证人，自愿承担保证期限至刘某1还清所借款为止，属意思自治，其应依约履行连带保证责任，又因其二人并未约定保证份额，故依法应相互承担连带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刘某1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支付杨某借款本金人民币2000万元及从2010年3月15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利率计息）；二、屈某和贵州滨河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对上述借款本金2000万元还款义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三、驳回杨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经过审理，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认定。   本院二审另查明：1.本案在一审中一审法院因无法传唤到借款人刘某1和担保人贵州滨河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依法向其公告送达了相关法律文件，并对本案进行了缺席审理。2.证人张某（身份证号×××）与证人赵某1（身份证号×××）分别作证称：2011年4月，杨某与张某曾到山西宏盛公司办公楼屈某办公室，要求屈某对2000万元借款承担担保责任，屈某表示尽快联系刘某1还款。2012年10月份，杨某与张某、赵某1一行三人到太原市长治路阳光国际商务中心屈某的办事处找屈某还钱，屈某表示银行贷款下来马上还。   本院二审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杨某为出借人，刘某1为借款人，屈某和贵州滨河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为担保人。1.关于借款是否真实发生问题。现双方对借款合同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履行该合同而产生的5支借据的真实性也未提出实质性异议，屈某只是对2000万元借款均系现金交付存在质疑，现因借款人刘某1因债务出走未能到庭，担保人屈某在出借人杨某找其还款时也未对借款是否发生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加之当地民间借贷的交易习惯，本院对该2000万元借款真实发生的事实予以认定。2.关于屈某能否依法免除担保责任的问题。屈某上诉认为，本案双方在借款合同中对保证期间的约定是“借款人至全部还清款为止”，而这一约定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相符，即“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直至主债务本息还清时为止等类似内容的，视为约定不明，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2年。”据此，本案中保证期间为2年，双方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期间为2009年12月21日至2010年12月22日止，那么本案保证期间应为2010年12月22日至2012年12月22日，又因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第三十一条的规定，“保证期间不因任何事由发生中断、中止、延长的法律后果，”也即保证期间是不变期间，现杨某并未在2012年12月22日前要求屈某承担保证责任，而是直到2013年7月28日才提起诉讼，保证期间早已届满，屈某依法不再承担保证责任。本院二审认为，屈某关于本案借款合同中关于保证期间的约定应视为约定不明是正确的，因为本案借款合同关于保证期间的约定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相符，本院予以采信。因本案双方在借款合同中约定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根据《担保法》第二十六条关于连带责任保证的规定，只有债权人在保证期间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方可免除保证责任。也即若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向保证人要求承担保证责任，保证人即不能免责。连带责任保证和一般保证的区别在于，连带责任保证只要债权人在保证期间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即可，而不以必须提起诉讼和仲裁为前提。本案中，债权人杨某虽然提起诉讼的时间已过保证期间，但有证据证明债权人杨某曾在保证期间向保证人屈某主张过权利，要求其承担保证责任，对此屈某也未予否认，故屈某以杨某系在保证期间届满后才提起诉讼为由主张不再承担保证责任的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信。3.关于法律适用问题。因屈某主张免除其保证责任的事由与《担保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情形并不相符，一审判决未适用《担保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并无不当。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判决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1800元由屈某负担。   再审中，再审申请人屈某提交新证据：   证据15：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2019）晋11执恢1号、证据16：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9）晋11执恢1号之一。证明：1.因赵学红与被申请人杨某之间民间借贷纠纷，赵学红向吕梁中院申请执行；2.在执行过程中，吕梁中院通过申请人屈某，要求申请人向赵学红履行还款义务。因此我们才知道赵学红与杨某有关系。   证据17：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吕民一初字第73号。证明：1.赵学红作为被申请人杨某二审诉讼代理人，与证人张某系夫妻关系；2.被申请人杨某向赵学红、张某夫妻借款1650万元，双方之间存在巨额债务往来。并且在这份判决书中写着赵学红与张某是夫妻关系，赵学红是本案二审的代理人，张某是本案二审的重要证人，因此我们认为他们有重大利害关系。   证据18：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晋民终字第311号。证明：1.被申请人杨某提起诉讼的时间已过保证期间；2.证人张某的证言，系二审法院认定被申请人在保证期间内向保证人主张过权利的唯一证据。证人赵某2证言中提到过是被张某叫去的，他们的证言高度雷同，这是证人证言有利害关系的。   被申请人杨某质证称：关于保证责任，被申请人杨某在2013年的腊月连续四五天去申请人屈某的公司要钱，其中有一天是和张某、赵某1去的。张某和赵学红确实是夫妻关系，但是不能因为两人是夫妻关系就可以免除屈某的保证责任，因为赵学红确实借钱给杨某本人，杨某又把钱借给了刘某1，因此杨某才领张某去找屈某要钱。在这种情况下张某和赵学红作为债权人可以找刘某1主张权利，是符合法律规定也是符合事实的。   一审被告刘某1质证称：赵学红通过自己账户转入高颜峰（杨某司机）600万元，后高颜峰将钱转交给杨某，高颜峰在本案也涉及借还款的一些事项，在生效判决书当中可以表明高颜峰是有代杨某办理款项交接的事实，并且款项的金额相当巨大，有600万元。   一审被告刘某1提交证据：   第一组证据1-7证明原判决认定的借款金额错误，实际借款金额为706万元。证据1：刘某1向杨某借款明细表。证明：刘某1共向杨某借款706万元，并非借款合同约定的2000万元。证据2：银行转账回单。证明：2009年12月23日，杨某向王某1转账320万元。证据3：银行转账回单。证明：2010年2月2日，杨某指示高颜峰向王某1转账200万元。证据4：王某1银行账户往来明细。证明：1.2009年12月23日，杨某通过王某1向刘某1支付320万元；2.2010年2月10日，杨某通过王某1向刘某1支付50万元；3.2010年2月2日，杨某指示高颜峰向王某1支付200万元。证据5-6：王某1证人证言及身份证复印件。证明：1.杨某及其指示的第三人高颜峰向王某1的银行账户转账3笔，共计570万元。2.杨某通过王某1以银行承兑汇票方式向刘某1支付借款80万元（汇票2支。金额分别为30万元和50万元）。证据7：刘某1银行账户往来明细。证明：2010年4月8日，杨某向刘某1转账支付56万元。   第二组证据，证据8：刘某1向杨某还款明细表。证明：刘某1共向杨某现金还款562万元，除外，还以宝马745车一辆（购置价121万元）进行抵债，并非生效判决所认定的从未还款。证据4、9：银行转账回单。证明：2010年3月25日，王某1受刘某1委托向杨某转账还款62万元。证据5、10、11：王某1证人证言。证明：1.2010年3月25日，王某1受债务人刘某1委托向被申请人杨某转账还款62万元；2.被申请人杨某从王某1手中开走一辆宝马745轿车用于抵顶刘某1的债务。证据12、13：银行回单及高锦瑞证人证言。证明：2011年5月26日，高锦瑞将刘某1的500万元转于杨某指示的第三人高颜峰账户。证据14-18：银行业务回单、刘锦奇证人证言及其身份证复印件、刘丰毓证人证言及其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刘锦奇系债务人刘某1的哥哥，2011年5月，因刘某1与杨某债务纠纷，刘锦奇委托高锦瑞居中斡旋，并通过其子刘丰毓账户向高锦瑞转账还款500万元。证据19：刘某1前往柳林原居住房屋的现场视频资料。证明：2019年12月12日晚8点，刘某1前往原居住××县，及原判决载明的刘某1住址），查看房屋当前情况。家中有人居住，自称是杨某的外甥女，已在此居住了很多年。该住处早在2010年就被杨某强行占用以抵顶债务，刘某1及家人遭其撵出，该地址即杨某起诉时向法院提供的刘某1的住址。杨某起诉时明知刘某1住处已被其强占，却仍给法院提供该送达地址，隐瞒刘某1的真实情况，其行为导致刘某1没有收到法院的通知，丧失了答辩、质证和辩论的权利。   第三组证据：证明现金交付不符合当地的交易习惯。证据20：柳林县人民法院民间借贷案件检索报告。证据21：柳林县人民法院标的额100万元以上的民间借贷案件列表。证明：当事人收集了中国裁判文书网中收录的柳林县人民法院全部民间借贷案件共447起，并着重审查了其中标的额超过100万元的案件共50起，除个别案件存在现金交付但是双方当事人均认可外，其余的款项出借全部是通过银行转账，对于大额款项的出借尤为谨慎，当地并没有巨额款项现金交付的习惯。   第四组证据：证明出借人对现金交付负有举证责任，仅凭借条而没有其他证据不足以证明借贷事实实际发生。证据22：（2017）最高法民申3304号民事裁定书、证据23：（2016）最高法民申3412号民事裁定书。证明：最高法院生效裁定认定出借人对现金交付负有举证责任，仅凭借条而没有其他证据不足以证明借贷事实实际发生。   申请人屈某质证意见：我方对证据不进行质证，我想补充一个事实细节。我们当时在四巡听证时杨某的代理人没有陈述过杨某与刘锦奇有债权债务关系，但是他说与刘某1有其余的债权债务关系。当庭刘某1否认了，四巡让他补充证据但他一直没有补充。   被申请人杨某质证称：706万借款的事实我们认可。还款的事实也认可，但不是这笔借款，而是刘某1的哥哥刘锦奇欠杨某的4200万元。500万是刘锦奇联系说先还500万把利息结一结，如果他要还本金按理说我是要给他打收条。关于宝马车，车是从王某1处开走的，不是刘锦奇的车，我联系刘锦奇后见过刘锦奇，因为我和刘锦奇也有债务关系，也有账要算，他后来说让我把车开走，我才没有把车还回去，车现在我抵给别人了。   被申请人杨某提交证据：第一组证据：借款合同的附加合同。证明：刘某1与杨某存在借款事实。第二组证据：刘锦奇的借款打的条子。证明刘锦奇还的500万是这笔借款。   一审被告刘某1质证称：认可借款合同及附加合同上的本人签字，当时是因为周转需要钱，和杨某也不认识，是通过王某1认识后签的借款合同。借款合同约定的是应当出借2000万但事实上没有这么多，并且上面将违约金划掉了，因为只愿意为本金承担担保责任而不愿意对违约金承担担保责任，这表明双方有借款意向。关于五份附加合同是在借款发生一年以内签订的附加合同。王某1在上面也有签字但不太清楚当时是在贵州签的还是回去以后让王某1补签的，时间久远我们记不清楚。因为原来屈某作为保证人加了利息让贵州的公司承担责任，屈某只对本金承担保证责任，因此签了附加合同是对利息做了保证责任。关于借条也是在借款发生一年左右的时间在太原的漪汾桥附近的律所签的，借款附加合同中约定的利息高达月5%，当时算下来有4000多万元，当时确实欠钱但也有胁迫控制的行为，如果签2000万就将其他的抹掉，因此就签了这个合同，就是做了一个虚构的债务。据当事人的陈述刘锦奇的借条与本案也是一码事，是以高利贷利滚利的方式，在当时的情况下算下来多少是连本带息算出来的金额，而不是本金。被申请人提交的所有证据仅能代表借款和约，关于实际付款凭证他没有，所有这些证据仅能证明借款合约，这种情况既不符合法律规定，还需要出借人通过交易方式进行陈述。其中有一项600万元如果是现金交付，那么重量达到70公斤相当于成年人的体型，这不符合实际，出借人也没有其他证据说明出借事实，也不符合交易习惯。并且出借欠款都是通过中间人交付，因为双方没有信任关系，并且在最高院的裁定中也认可了，为什么在没有付利息的情况下杨某还愿意继续出借巨额款项，不符合交易习惯也不符合事实情况。当事人明确陈述是分五笔借出的，分五笔借出的时间和他认可的交付时间也完全不一致，借条和他认可的事实完全相背离。   申请人屈某质证称：关于借条，因为借条是当时在四巡时当庭要求核对原件以后发现问题的。我们调阅了一、二审所有材料及四巡听证时对方代理人从来没有提到借条是一次性补充的。借款合同上屈某的签字是真实的，我们认可，关于几份合同关于自然人之间的借款他虽然提供了这些，根据几次庭审情况签字怎么出来都是有背景的。这些证据都不是我们签的，真实性无法核实。我们认为虽然签字是真实的，但是我们认为反应的不是案件的真实情况，因此它的合法性、关联性以及证明目的我们都无法认可。   对各方再审提交的证据，本院分析评判如下：   关于借款金额的问题。被申请人杨某认为，双方借款合同约定借款金额为2000万元，实际通过转账、现金及其他方式出借1700万元，300万元是利息，由于该利息其本人已提前替刘某1支付，所以作为借款本金。实际借款完成后双方都签订一个附加借款合同，双方签字还有中间人王某1签字，只有300万元是利息，王某1没有签字。一审被告刘某1认为，虽双方合同约定借款金额是2000万元，但依据银行转账凭据实际借款为706万元。刘某1对五份附加合同上自己的签字认可，但认为借款金额并非合同所载金额，而是本金加利息的总和。本院认为，再审庭审也查明刘某1不在送达地址居住，刘某1未参加庭审并无过错。但在知道二审的判决结果后，没有申请再审，说明其对二审认定的借款数额认可，现抗辩只收到706万元，但认可借据是本金加利息计算出来的。综合本案从有转账记录的第一笔借款到最后一笔，大约三个月的时间，按双方约定的借款利率，300万元利息符合客观情况，刘某1认为实际收到706万元，其余为利息不符合客观实际情况，故本院认定借款本金的数额应为1700万元。   关于还款情况。一审被告刘某1认为其已偿还本案借款，并提供了其向中间人王某1的银行转账回单及王某1证人证言，以及其哥哥刘锦奇的儿子刘丰毓向中间人高锦瑞的银行转账回单及刘锦奇、刘丰毓和高锦瑞的证人证言，但被申请人杨某认为刘锦奇的500万还款并非归还涉案债务，而履行的是被申请人杨某与刘锦奇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与本案无关，并提供了相关借条。本院认为，虽刘某1认为该借条的借款没有实际发生，但刘锦奇作为成年人，在其未收到借款出具巨额的借条不符合常理，本院对杨某的抗辩理由予以支持，该500万元的还款不能作为本案的还款。对于证人王某1受一审被告刘某1委托向杨某转账的62万元，被申请人杨某和证人王某2陈述为利息，并非归还的本金。本院确认该62万元为归还的利息。关于宝马车抵顶的问题，双方并未就车辆是否抵顶本案借款及抵顶多少借款达成协议，本院无法认定还款。综上，刘某1认为已归还款项的理由不能成立。   本院认为，关于再审申请人屈某提供的新证据本案证人张某和被申请人杨某的二审委托诉讼代理人是夫妻关系其证人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经查，原二审中，依据的是证人张某及赵某1的证言认定案件的事实，故屈某提供的新证据不能推翻原审判决；再审中，本院通知所有当事人本人到庭接受询问，再审申请人屈某以生病为由未出庭，从医院出具的诊断结论，屈某仅口述情况，拒绝进一步检查及住院，本院认为其以生病不能出庭的理由不能成立。由于屈某未出庭，本院无法核实证人证言的情况，应以证人在原二审的书面证言为准。再审庭审中，本院对借款数额及还款情况进行了核实，确定实际借款金额为1700万元，刘某1认为已还款的事实无法认定，故再审申请人屈某需债务人刘某1核实借款、还款数额的再审理由成立。关于屈某主张二审判决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的辩论权利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五条“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六个月内提出；有本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三项、第十二项、第十三项规定情形的，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的规定，屈某所提程序违法的主张已经超过申请再审的六个月期间，对其该主张本院不予审查。综上所述，再审申请人屈某申请再审的理由部分成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本院（2014）晋民终字第311号民事判决；   二、撤销山西省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吕民一初字第57号；   三、刘某1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支付杨某借款人民币1700万元及利息（从2010年3月15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利率计息；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4倍计算）。   四、屈某和贵州滨河投资有限公司对上述借款本金1700万元还款义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   五、驳回杨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418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41800元，共计283600元，由杨某承担42540元，由屈某承担120530元，由刘某1、屈某、贵州滨河投资有限公司共同承担12053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永静   审 判 员 李振华   审 判 员 樊文霞     二〇二〇年九月八日   法官助理 周 敏   书 记 员 杨 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