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14民终84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仲生，男，1965年9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流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志林，广西艺高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莫桂南，男，1967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容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世新，南宁市伟信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西建工集团冶金建设有限公司（原名称：广西壮族自治区冶金建设公司），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北雀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00272959100K。 法定代表人：覃振华，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宇全，系该公司职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坚，系该公司职员。 原审第三人：广西超跃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南宁分公司，住，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合作路**昌泰东盟园SOHO公寓**楼**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10306544143X3。 负责人：李松锋。 原审第三人：马永升，男，1973年6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兴宁区。 上诉人刘仲生、上诉人莫桂南因与被上诉人广西建工集团冶金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冶金公司）、原审第三人广西超跃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南宁分公司（以下简称超跃公司）、原审第三人马永升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江州区人民法院（2019）桂1402民初2308号民事判决，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7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仲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志林，上诉人莫桂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世新，被上诉人冶金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宇全、冯坚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超跃公司、马永升经本院传票传唤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仲生上诉请求：1.撤销崇左市江州区人民法院（2019）桂1402民初2308号民事判决;2.改判由冶金公司和莫桂南共同向刘仲生支付工程款110.7万 元及利息(利息以110.7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7年12月12日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从2019年8月20日计算至清偿之日止);3.冶金公司、莫桂南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只判决由莫桂南向刘仲生支付工程款110.7万元及利息与客观事实不符,适用法律错误。（一）《崇左市渠干村至盛隆新屯10KV双回路线路工程、崇左市盛隆新屯至中粮糖厂10KV双回路线路工程施工合同》，甲方是冶金公司崇左市10KV工程项目部，乙方是刘仲生。合同落款处的甲方代表为莫桂南、姜田,乙方为刘仲生。冶金公司的答辩意见、莫桂南的答辩意见以及周义斌、冶金公司直接或以戴滔的名义共转给莫桂南388500元工程款，莫桂南将收到的工程款转给刘仲生26.3万元等，证实了莫桂南是冶金公司的现场管理者，其与刘仲生签订的《10KV双回路线工程施工合同》,实际上是代表冶金公司。因此，冶金公司应当与莫桂南共同向刘仲生支付尚欠的110.7万元工程款及利息。（二）一审判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的规定,以刘仲生及莫桂南未能举证证明冶金公司、超跃公司及马永升存在欠付工程款的情形,不予支持刘仲生的主张是错误的。首先,一审法院引用该条文进行判决,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冶金公司不是发包人，在本案中的地位应为转包人,即其从崇左市水利电业有限公司承包了涉案工程后,再将涉案工程转包给刘仲生；其次,根据竣工结算审核汇总表,涉案工程的总价款为1915705.19元。扣除相关费用后,莫桂南与刘仲生的结算书确认刘仲生施工工程价款为180万元。 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冶金公司以戴滔的名义及莫桂南共向刘仲生支付了69.3万元，尚欠110.7万元，冶金公司应共同承担支付责任。请求二审法院支持刘仲生的上诉请求。 莫桂南辩称，刘仲生的上诉理由有部分不真实。1.莫桂南与刘仲生两人都没有施工资质，莫桂南在刘仲生的逼迫下签订合同，对还没竣工的工程进行结算。2.莫桂南支付给刘仲生的相关费用数额与刘仲生陈述的不符，莫桂南支付给刘仲生应该是325800元。3.本案工程款应该由崇左市水利电业有限公司、冶金公司承担支付责任，莫桂南不承担支付责任。 冶金公司辩称，该项目其公司的负责人是唐峰，现场管理人员是戴滔，莫桂南只是多个劳务班组当中的一个班组班长，并不是其公司的员工，无权代表其公司将工程进行分包。且其公司已经将工程分包给超跃公司，不可能再将工程转包。戴滔已经代表超跃公司向莫桂南、刘仲生的班组发放劳务费，也向部分农民班组直接发放劳务费。其公司已经将工程的劳务费发放完毕，不存在欠付的情况。刘仲生要求冶金公司共同承担支付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刘仲生的上诉请求。 莫桂南上诉请求：1.撤销崇左市江州区人民法院（2019）桂1402民初2308号民事判决；2.改判驳回刘仲生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3.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刘仲生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遗漏本案当事人。2016年2月崇左市水利电业有限公司作为发包人与冶金公司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 《补充合同》，2016年3月冶金公司与马永升签订了《工程施工协议书》，约定的工程名称:崇左市江州区农村电网改造升级工程2015年新增投资计划(30亿)盛隆新屯至中粮糖厂10KV双回路线路工程等82个10KV及配电台区以下项目。此后,马永升与周义斌就上述工程项目签订《工程施工协议书》，周义斌与莫桂南签订《工程施工协议书》。上述合同签订后,莫桂南投资施工涉案工程,并组织了部分农民工到涉案工程工作。而刘仲生并没有任何投资,只是组织了部分农民工到涉案工程做工。工程完工后,刘仲生逼迫莫桂南签订《10KV双回路线路工程施工合同》,该合同上打印签订时间2017年6月19日并非实际签订合同的时间。2017年9月5日，冶金公司与超跃公司补签《崇左市江州区农村电网改造升级工程2015年新增投资计划(30亿)盛隆新屯至中粮糖厂10KV双回路线路工程等82个10KV及配电台区以下项目施工劳务分包合同》。上述事实表明,崇左市水利电业有限公司是涉案工程的发包人,且尚欠冶金公司涉案工程的工程款58万元,应当追加其作为本案当事人。周义斌与莫桂南签订了《工程施工协议书》,也应当追加周义斌作为本案当事人。（二）莫桂南是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莫桂南于2016年7月26日与周义斌签订《工程施工协议书》后,投资施工并组织农民工到涉案工程工作,是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三）莫桂南与刘仲生之间的法律关系是合作关系，刘仲生并没有投资,只是组织了部分农民工到涉案工程工作。一审法院判决莫桂南向刘仲生支付涉案工程的工程款110.7万元及利息是错误的。刘仲生与莫桂南签订的《渠干村至盛隆新屯、盛隆新屯至中粮糖厂10KV双回路线路工程施工合同》为无效合同,不应履行。 刘仲生辩称，崇左市水利电业有限公司农村电网改造升级工程是涉及多个线路项目，刘仲生与冶金公司、莫桂南签订的只是涉案的两条线路工程，莫桂南是冶金公司的现场管理者，其和戴滔向刘仲生支付工程款，因此，莫桂南与刘仲生签订的合同实际是代表冶金公司，所以冶金公司及莫桂南应该共同向刘仲生支付尚欠的110.7万元工程款及利息。莫桂南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 冶金公司辩称，1.本案实际是莫桂南与刘仲生之间的纠纷，与崇左市水利电业公司、周义斌没有关系，是否追加当事人不影响本案的事实查明；2.莫桂南与刘仲生都是本案工程的其中一个班组，并不是冶金公司员工，也不是实际施工人；3.莫桂南与刘仲生之间签订有何种协议和结算单，冶金公司并不清楚，其已经支付完毕涉案工程所有款项，本案争议与冶金公司无关，请求驳回莫桂南的上诉请求。 超跃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书面答辩状述称，1.刘仲生、莫桂南都不是实际施工人。2016年5月，超跃公司承揽了冶金公司崇左市江州区农村电网改造升级工程2015年新增投资计划（30亿）盛隆新屯至中粮糖厂10KV双回路线路工程等82个10KV及配电合区以下项目当中两条线路（盛隆新屯至中粮糖厂、渠干村至劳务工程。因超跃公司找的工人不够，就让刘仲生、莫桂南分别去找一些工人来做工，由现场管理人员戴滔与刘仲生、莫桂南核算劳务量，并通过戴滔支付工人工资。2.刘仲生主张超跃公司存在欠付工程款无事实依据。一审中超跃公司已经提供了戴滔的银行流水及超跃公司给农民工发放劳务费的银行流水。刘仲生及莫桂南也 承认收到戴滔的转款43万元，加上超跃公司直接发给农民工的劳务款，超跃公司已将该工程的劳务款发放完毕，已经与刘仲生、莫桂南完成结算。刘仲生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所做劳务量超过43万元，其与莫桂南之间的协议及结算与超跃公司无关。综上，刘仲生及莫桂南都不是实际施工人，所诉均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刘仲生、莫桂南的上诉请求。 马永升既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视为其放弃答辩权利。 刘仲生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莫桂南、冶金公司和超跃公司、马永升连带支付刘仲生工程款120万元及利息（利息以120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12月12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清偿之日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2月5日，崇左市水利电业有限公司将崇左市江州区农村电网改造升级工程2015年新增投资计划（30亿）盛隆新屯至中粮糖厂10KV双回路线路工程等82个10KV及配电合区以下项目工程发包给冶金公司，双方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2017年9月5日，冶金公司与超跃公司签订《施工劳务分包合同》，约定由超跃公司负责配电工程劳务作业，超跃公司委派马永升作为项目负责人。同日，超跃公司与马永升签订《劳务协议》，约定由马永升作为超跃公司承包的涉案劳务的现场负责人。 2017年6月19日，莫桂南以“广西壮族自治区冶金建设工程崇左市 10KV工程项目部”的名义与刘仲生补签《线路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由刘仲生承包崇左市渠干村至盛隆新屯10KV双回路线路工程、崇左市盛隆新屯至中粮糖厂10KV双回路线路工程，包括电杆和铁塔基础开挖、电杆焊接、铁塔吊装和线路布线等项目；付款方式为刘仲生进场后，莫桂南按照总投资的30%预借工程款，工程进度款按照完成工程量造价的80%支付，涉及图纸工程量完成后经合同双方以及业主验收，试电运行正常即视为合格，工程合格后一个月内，莫桂南将剩余工程款待业主拨付给莫桂南后再转给刘仲生。2017年6月20日，莫桂南与刘仲生签订《工程结算书》，确认崇左市渠干至中粮糖厂线路10KV双回路线路工程的核定价为180万元。 崇左市渠干至中粮糖厂线路10KV双回路线路工程于2017年12月11日竣工验收并交付使用。刘仲生自认就其所做工程，从莫桂南处收到21.3万元，从冶金公司的现场管理人员戴滔处收到43万元。 综合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诉的争议焦点为：1.刘仲生是否具有原告主体资格；2.刘仲生与莫桂南签订的《线路工程施工合同》是否有效，本案的责任承担主体如何确定；3.刘仲生已收取多少款项；4.刘仲生主张的利息能否支持。 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刘仲生是否具有原告主体资格的问题。刘仲生从莫桂南处承包了崇左市渠干村至盛隆新屯10KV双回路线路工程、崇左市盛隆新屯至中粮糖厂10KV双回路线路工程，包括电杆和铁塔基础开挖、电杆焊接、铁塔吊装 和线路布线等项目，刘仲生自行组织人员进场施工。而且刘仲生在涉案工程的《工程结算书》《工程量签证单》、工程竣工报验单、工程联系单、工程竣工验收表、验收组成人员表上签字，说明刘仲生是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具有原告诉讼主体资格。 （二）关于刘仲生与莫桂南签订的《线路工程施工合同》是否有效，本案的责任承担主体如何确定的问题。本案中，刘仲生并不具备建筑工程的相关施工资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承包人未取得建设施工企业资质的，所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因此，刘仲生与莫桂南签订的《线路工程施工合同》属于无效的合同。但因刘仲生施工的工程已经完工验收合格并交付使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的规定，刘仲生可以参照合同约定主张工程价款。 莫桂南作为《线路工程施工合同》的合同相对人，应向刘仲生支付工程价款。刘仲生和莫桂南均主张冶金公司、超跃公司以及马永升承担连带责任，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现刘仲生和莫桂南均未能举证证明冶金公司、超跃公司以及马永升存在欠付工程款的情形，因此对其主张冶金公司、超跃公司以及马永升承担本案责任，不予支持。 （三）关于刘仲生已收取多少款项的问题。刘仲生于2018年2月14日收到戴滔支付的43万元，以及分别于2016年9月30日、2016年11月10日、2016年11月10日、2017年1月6日、2017年1月25日、2017年3月9日、2017年6月7日、2017年8月13日收到莫桂南支付的4万元、3000元、4万元、1.5万元、3万元、0.5万元、3万元、5万元，合计21.3万元。 对于争议的2016年9月13日在南宁北大路刘仲生的车上现金支付5万元，莫桂南提交的账户历史明细清单显示确实在2016年9月13日银行取现5万元，结合刘仲生的司机李承宽在询问笔录中的陈述（莫桂南将钱给刘仲生时其在现场，只是时间太久不记得给了多少钱），一审法院确认莫桂南于2016年9月13日确实给过刘仲生5万元。对于争议的2016年9月30日在崇左市江南路工行现金支付2万元，莫桂南未提交转账凭证或者刘仲生的收款收据，现仅有2016年9月30日莫桂南取现2万元的记录，不足以证明当天向刘仲生支付了2万元，故对该笔2万元不予确认是已付给刘仲生的款项。 对于莫桂南辩称2016年11月28日其老婆转账给刘仲生0.5万元、2017年8月13日其本人转账给刘仲生3.1万元以及支付卸车费2800元以及运费1000元，2017年1月5日通过戴滔向刘仲生的儿子刘金伟转账3万元，莫桂南未提交相关的证据证实，一审法院不予确认。综上，刘仲生就本案工程收到的 工程款共计69.3万元（43万元+21.3万元+5万元）。莫桂南在结算书上签字捺印，确认刘仲生涉案的工程款为180万元，扣减刘仲生收到的69.3万元，莫桂南尚应支付110.7万元。莫桂南辩称《线路工程施工合同》和结算书是受胁迫所签，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对此莫桂南并未提交相应的证据证实，而且也不能合理说明如若是受胁迫所签为何在事后仍继续付款给刘仲生，因此对莫桂南的该辩解意见不予采信。 （四）关于刘仲生主张的利息能否支持的问题。根据第二个争议焦点的评述，因《线路工程施工合同》是无效合同，因此合同所约定的付款条件也归于无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定，建设工程实际交付的，以交付之日确定应付款时间；对于利息没有约定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因此刘仲生主张从2017年12月12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利息，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予以支持。因中国人民银行自2019年8月20日起取消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故自2019年8月20日起利息标准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确定。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 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莫桂南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支付刘仲生工程款110.7万元及利息（利息以110.7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7年12月12日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从2019年8月20日计算至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刘仲生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6528元，刘仲生负担1281元，莫桂南负担15247元。 本院二审期间，刘仲生、冶金公司、超跃公司、马永升没有提交新证据，莫桂南提交了以下证据：1.2016年7月26日周义斌与莫桂南签订的《工程施工协议书》（提交原件核对），证明本案的工程项目是周义斌叫莫桂南来施工；2.冶金公司与马永升签订的《工程施工协议书》及授权委托书（无原件核对），证明涉案工程由马永升承包，马永升又把工程转包给周义斌施工。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质证。刘仲生质证意见：1.对两份《工程施工协议书》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这两份合同与涉案工程无关，整个工程是有多条线路，涉案工程只涉及渠干村至盛隆新屯、盛隆新屯至中粮糖厂两条线路。莫桂南所提交的两份《工程施工协议书》是江州区电网改造升级工程中其他线路的工程项目。冶金公司质证意见：1.因提供的冶金公司与马永升签订的《工程施工协议书》及授权委托书没有原件核对，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2.周义斌与莫桂南签订的《工程施工协议书》与冶金公司无关，对莫桂南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超跃公司、马永升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质证 权利。本院认证如下：莫桂南提供了周义斌与其签订《工程施工协议书》的原件，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虽然莫桂南提供的冶金公司与马永升签订的《工程施工协议书》及授权委托书没有原件核对，但从冶金公司与超跃公司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载明冶金公司派驻工地的项目负责人是马永升等内容以及周义斌与莫桂南签订了施工协议，可以推定冶金公司与马永升签订的《工程施工协议书》及授权委托书具有真实性，证明冶金公司将涉案工程转包给马永升，马永升委托周义斌与莫桂南签订协议，本院予以确认。 对于当事人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刘仲生主张涉案项目于2017年6月完工，冶金公司与超跃公司签订的《施工劳务分包合同》是事后补签的合同。经查，2016年2月，崇左市水利电业有限公司与冶金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载明开工日期为2016年2月24日，而冶金公司与超跃公司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日期为2017年9月5日，冶金公司在二审庭审中承认其与超跃公司属事后补签合同的事实，故本院对于刘仲生关于冶金公司与超跃公司签订劳务合同是事后补签的主张予以采信。2.莫桂南主张刘仲生收到工程款不是21.3万元，应该是325800元。经查，刘仲生主张莫桂南向其支付工程款21.3万元，一审法院确认莫桂南向刘仲生支付26.3万元，而莫桂南主张的2016年9月30日莫桂南向刘仲生支付了2万元现金、2016年11月28日其老婆转账给刘仲生0.5万元、2017年8月13日其本人转账给刘仲生3.1万元以及支付卸车费2800元以及运费1000元，2017年1月5日通过戴滔向刘仲生的儿子刘金伟转账3万元等，因 莫桂南未提交相关的证据证明，一审法院不予确认，二审中莫桂南仍未能提供证据证实，故本院不采纳莫桂南的主张。3.冶金公司主张2017年6月19日莫桂南与刘仲生补签的《线路工程施工合同》，是莫桂南以自己的名义与刘仲生签订，不是以冶金公司的名义签订，与冶金公司无关。经查，莫桂南与刘仲生补签的《线路工程施工合同》载明甲方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冶金建设公司崇左市10KV工程项目部”，但未盖有该项目部的公章，只是莫桂南以该项目部的名义签订，实际是莫桂南系合同的一方。因此，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并没有错误。 综上分析，刘仲生、莫桂南、冶金公司提出的异议均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2017年9月5日，冶金公司与超跃公司签订《施工劳务分包合同》，约定崇左市江州区农村电网改造升级工程2015年新增投资计划（30亿）盛隆新屯至中粮糖厂10KV双回路线路工程等82个10KV及配电台区以下项目工程由超跃公司负责配电工程劳务作业，冶金公司委派马永升担任驻地履行本合同的项目负责人，并不是超跃公司委派马永升作为项目负责人，一审法院认定该事实有误，本院予以纠正。本院再查明，2016年3月4日，冶金公司与马永升签订《工程施工协议书》约定，冶金公司将崇左市江州区农村电网改造升级工程2015年新增投资计划（30亿）盛隆新屯至中粮糖厂10KV双回路线路工程等82个10KV及配电台区以下项目工程发包给马永升；马永升出具《授权委托书》，授权周义斌做为本项目全权负责人。2016年7月26日，周义斌与莫桂南签订的《工程施工协议书》约定，周义斌将崇左市江州区农村电 网改造升级工程2015年新增投资计划（30亿）盛隆新屯至中粮糖厂10KV双回路线路工程等82个10KV及配电合区以下项目工程发包给莫桂南。2018年6月28日，崇左市水利电业有限公司、冶金公司就崇左市江州区农村电网改造升级工程2015年新增投资计划（30亿）10KV及以下项目工程进行竣工结算,由广西天华工程造价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审核，确定其中涉案崇左市渠干村至盛隆新屯、崇左市线路工程的总价款为1915705.19元。根据超跃公司提供的银行汇兑凭证、付款凭证、电子交易回单证实，冶金公司于2017年11月至2019年2月向超跃公司转账支付崇左农网改造10KV项目劳务款共206.8万元，超跃公司于2017年11月至2019年3月将这些款项向彭威、戴滔等44人分47笔转账支付江州区82个10KV配电项目劳务工工资1883360.65元。2018年2月14日，戴滔将收到的其中43万元转账支付给刘仲生。 本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本院围绕刘仲生、莫桂南分别提出的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 关于崇左市水利电业有限公司、冶金公司、马永升、周义斌、超跃公司、莫桂南、刘仲生之间存在何种性质的民事法律关系的问题。经查，2016年2月5日，崇左市水利电业有限公司与冶金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将崇左市江州区农村电网改造升级工程2015年新增投资计划（30亿）盛隆新屯至中粮糖厂10KV双 回路线路工程等82个10KV及配电合区以下项目工程发包给冶金公司，双方存在发包与承包关系；2016年3月4日，冶金公司与马永升签订《工程施工协议书》约定，冶金公司将崇左市江州区农村电网改造升级工程2015年新增投资计划（30亿）盛隆新屯至中粮糖厂10KV双回路线路工程等82个10KV及配电台区以下项目工程发包给马永升，双方系转包关系，冶金公司将工程违法转包给不具有资质的马永升；2017年9月5日，冶金公司与超跃公司签订的《施工劳务分包合同》、超跃公司与马永升签订的《劳务协议》均是事后补签，合同约定超跃公司收取马永升管理费，实际上是马永升挂靠超跃公司承包了涉案工程，包括劳务部分；马永升出具《授权委托书》，授权周义斌作为本项目全权负责人，因此周义斌与莫桂南签订《工程施工协议书》，是受马永升的委托，实际是马永升与莫桂南签订合同，马永升将涉案工程分包给莫桂南；2017年6月19日，莫桂南以“广西壮族自治区冶金建设公司崇左市10KV工程项目部”的名义与刘仲生补签《线路工程施工合同》及2017年6月20日莫桂南与刘仲生签订的《结算清单》，合同上甲方代表“姜田”名字及《结算清单》上“姜田”名字均是莫桂南代为签名，莫桂南在一审、二审中并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姜田与本案有关联，实际是莫桂南将崇左市渠干村至盛隆新屯、崇左市线路工程劳务分包给刘仲生，不是冶金公司将工程分包给刘仲生，也不是莫桂南、刘仲生、姜田合作承包。因此，刘仲生主张莫桂南是冶金公司现场管理人员，莫桂南主张其与刘仲生、姜田是合作关系，冶金公司主张莫桂南、刘仲生只是劳务班组组长，超跃公司辩称莫桂南、刘仲生不是实际施工 人，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本案是否遗漏崇左市水利电业有限公司、周义斌作为本案当事人参加诉讼的问题。前面分析了各方当事人及崇左市水利电业有限公司、周义斌之间的法律关系，周义斌是受马永升的委托，其是马永升的代理人，因此，周义斌与莫桂南签订合同的行为后果由马永升承担，其不应作为案件当事人参加诉讼。崇左市水利电业有限公司是发包人，刘仲生未主张发包人承担支付工程款责任，属于其自行处分诉讼权利的行为，本案不遗漏崇左市水利电业有限公司作为当事人。因此，对于莫桂南提出本案遗漏当事人的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刘仲生应得的工程款数额如何确定以及应由谁支付的问题。前面已分析，刘仲生收到戴滔支付的43万元，收到莫桂南转账支付的21.3万元以及莫桂南现金支付的5万元，合计69.3万元。一审法院确认刘仲生就本案工程收到的工程款共计69.3万元正确。莫桂南在结算书上签字捺印，确认刘仲生涉案的工程款为180万元，扣减刘仲生已付的69.3万元，莫桂南尚应支付110.7万元。刘仲生与莫桂南签订的《线路工程施工合同》属于无效的合同，但刘仲生施工的工程已经完工验收合格并交付使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的规定，刘仲生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应予支持。莫桂南作为《线路工程施工合同》的合同相对人，应向刘仲生支付工程价款。莫桂南主张《线路工程施工合同》和结算书是受胁迫所签，因莫桂南并未提交相应的证据证实，而 且莫桂南在签订合同及结算书后其于2017年8月13日还转账支付给刘仲生5万元工程款，综合该情况，本院对于莫桂南的该主张不予采信。虽然崇左市水利电业有限公司、冶金公司就涉案两条线路工程结算总价款为1915705.19元，冶金公司向超跃公司转账支付劳务款共206.8万元，但从冶金公司与超跃公司签订的劳务合同内容看，约定的是崇左市江州区农村电网改造升级工程2015年新增投资计划（30亿）盛隆新屯至中粮糖厂10KV双回路线路工程等82个10KV及配电台区以下项目工程，不能就此认定冶金公司向超跃公司转账支付的劳务款206.8万元仅是属于涉案两条线路工程的劳务款，而没有包括其他线路工程的劳务款。因此，冶金公司作为涉案工程的转包人，其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履行向马永升支付全部工程款的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冶金公司应对莫桂南尚欠刘仲生的工程款承担连带责任，本院对于刘仲生的上诉请求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刘仲生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莫桂南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基本事实清楚，但未确定冶金公司承担责任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江州区人民法院（2019）桂1402民初230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 二、撤销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江州区人民法院（2019）桂1402民初230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三、广西建工集团冶金建设有限公司对莫桂南上述债务即本判决第一项承担连带责任； 四、驳回莫桂南的上诉请求。 如果义务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权利人可在本案生效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一审法院或一审法院同级的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一审案件受理费16528元，由刘仲生负担1281元，莫桂南、广西建工集团冶金建设有限公司负担1524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9526元（刘仲生已预交14763元、莫桂南已预交14763元），由莫桂南、广西建工集团冶金建设有限公司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林文标 审 判 员 梁 飞 审 判 员 韦权美 二〇二〇年九月九日 法官助理 农碧霞 书 记 员 马丽斯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