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700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晖，男，1964年1月1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何佳杰，北京德和衡（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谈颖珺，北京德和衡（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普旭真空设备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台中南路2号新贸楼217室。法定代表人：DR-ING·KARLBUSCH，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罗仁才，上海百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辉，上海百悦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陈晖、上诉人普旭真空设备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旭公司）因劳动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2民初407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7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陈晖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佳杰、谈颖珺，上诉人普旭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仁才、李辉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晖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四项，维持第一至三、五项，改判普旭公司支付陈晖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368,130、未提前4个月通知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487,600元。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为陈晖在职期间违反普旭公司内部规定,导致普旭公司与上海A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签署汽车租赁合同，并据此认定普旭公司系合法解除劳动合同，明显与事实不符，也不符合法律有关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权利的前提要求。(一)汽车租赁合同的签署和履行均未违反普旭公司的内部规章制度。一审法院认定陈晖在职期间，A公司将所有权属于陈晖亲属的车辆出租给普旭公司，可以证明陈晖已违反了《XX经理守则》(以下简称经理守则)和《XX经理及其下属员工行为守则规范》(以下简称行为守则)。但是：1、从判决引用的规定层面,即可明确陈晖并未违反普旭公司内部规定：(1)经理守则第4条规定“全职或兼职聘用任何相关人员或姻亲关系人员或亲密关系人员或与上述人员建立任何商业关系”,需事先获得XXGmbH(以下简称普旭公司XX总部)的同意。但是本案中，涉案租赁车辆早已交付至A公司，并由A公司自行进行出租和管理。在整个车辆租赁过程中，与普旭公司签署租赁合同、建立租赁关系、实际履行合同，乃至收取普旭公司支付的租金的主体均是A公司，而车辆所有人从未参与租赁合同的签署或履行。因此，陈晖在职期间，普旭公司并未与陈晖的姻亲人员建立直接性的商业关系，即陈晖并未违反经理守则的规定。(2)同样，行为守则第3条“仅将公司资源……用于公司业务目的且不得用于获取私人利益”和第8条“任何员工及其家人不得从供应商、客户或竞争对手处要求或收取好处、礼物、贷款或其他利益(包括服务、折扣或贵重物品)”也不适用于本案所涉情形。租赁车辆是为了满足普旭公司承诺向陈晖提供的劳动基本待遇之一，陈晖从租赁合同的签署和履行中并未获取任何私人利益[该事实已由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5民初80133号判决书予以审查并认定]。而第8条指称的明显是员工及其家人索要或收取不当利益甚至违法所得，而本案租赁合同的签署和履行均合法有效，A公司依约履行了车辆出租服务，租赁费用甚至低于市场价格，系正常商业交易，并不涉及任何不当或违法利益。可见，一审判决所引用的行为守则规定并不适用于本案，陈晖并未有任何违反行为守则的行为。更重要的是，经理守则在首段将违反行为的后果仅仅表述为“负有个人责任”或“负有完全责任”，而并非明确授予普旭公司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权利，而行为守则更是对违反其条文的后果只字未提。同时，陈晖在职期间的行为也并未有任何可以满足普旭公司《员工手册》第13条中明确列举的“公司将有权开除或辞退处分”的情形之一。因此，退一步而言，即使一审判决认为陈晖已违反经理守则和行为守则的判定是正确的，但该类违反行为显然远未达到“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的程度，普旭公司无权在未进行任何前置流程的情形下立即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单方解除陈晖的劳动合同。2、陈晖虽为普旭公司处总经理，但身份仍是接受劳动报酬、受普旭公司管理的普通劳动者。从租赁合同签署和履行的实际过程而言，其程序符合普旭公司的内部审批要求，即由普旭公司股东普旭公司XX总部决定车辆租赁供应商，并每年审核费用支出。陈晖作为一名劳动者，其权力有明显的边界，普旭公司签署的长期租赁合同需要经过采购程序并获得XX总部批准。普旭公司XX总部对包括车辆租赁合同在内的长期采购合同的财务控制十分严格，不仅要求陈晖提前在提交给普旭公司XX总部的年度预算中注明预算额度，经批准后，还需在供应商实际筛选过程中，单独立项进行再次申报，而且在申报文件中需提交不少于三家的供应商详细信息(包括车辆品牌、型号、车况及租赁价格等)，普旭公司XX总部进行综合审核后确定最终供应商。因此，车辆供应商及租赁车辆是由普旭公司XX总部在综合考量各类因素后做出的决定，普旭公司XX总部对租赁合同的签署清楚知悉，甚至部分合同原件仍留存在普旭公司XX总部处。而且，在租赁合同履行长达近三年的时间里，普旭公司XX总部一直每年审核普旭公司的年度审计结果，却从未对租赁合同的履行及费用支出提出任何异议。一审判决在没有确切证据的前提下，认定陈晖在选定车辆供应商流程中“推荐”A公司，并认为选定该车辆系“明显不正常的小概率事件”，是主观臆断和毫无依据的推定，过失性解除劳动合同是对劳动者最严厉和最终的处罚，应当证据确凿、流程完备，即使是“高度盖然性”认定也尚未达到证据相互印证和确信的程度。在A公司系由普旭公司XX总部选定为最终供应商的情形下，普旭公司如欲证明陈晖对选定流程进行了不当干预等行为，则应当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而不能由一审法院擅自作出推断。更何况该种无根据的推断将直接影响劳动合同的解除与否，对劳动者利益有重大影响。因此，租赁合同的签署完全符合普旭公司的要求，陈晖在整个审批流程中未进行不当干预，对最终供应商的选择也毫无决定权，陈晖的行为未有任何违反普旭公司规定之处。二、车辆租赁合同的签署和履行并未给普旭公司造成任何损失或者不良影响，普旭公司无权以此为由单方解除劳动合同。首先，车辆租赁费用系普旭公司日常支出，且已在年度预算及年终审计中明确显示。根据《总经理劳动合同》第10条约定，普旭公司承诺为陈晖提供配车待遇。自入职之日起，车辆租赁费用就已纳入普旭公司的预算范围内，普旭公司及普旭公司XX总部都已明确知悉并予以认可，且从未提出异议。其次，普旭公司与A公司签署的租赁合同合法有效，根据我国《合同法》第52条的规定，只有在指定的五种情形下才可认定合同无效，其中第(五)项兜底条款也仅特指“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鉴于我国现行法律和国务院出台的行政法规对于汽车商业租赁并无特殊资质要求，A公司的经营范围和资质等并不会影响租赁合同效力，更不会当然导致合同无效。再次，就合同履行情况而言,自租赁合同签署之日起，A公司即已依约提供了汽车租赁服务，普旭公司应当支付相应的服务对价。合同实际履行时间已近3年，租赁车辆从未出现过重大故障或其他影响车辆正常使用的情形，普旭公司也从未对租赁合同提出过任何异议。普旭公司在享受租赁合同约定权利之后，又试图以“合同效力”和所谓的可能给其造成的“风险”和“不良影响”为由，否认合同已经合法签署并依约履行的事实，甚至试图在另案中将其支出成本转嫁至陈晖，明显于法于理无据，是普旭公司为其违法解除行为寻找的毫无根据的借口。三、陈晖与B公司(以下简称B公司)签署形式上的劳动合同并未违反普旭公司规章制度或法律强制性规定，也未给普旭公司造成损失，陈晖更未从中获取任何不当利益，一审法院将其作为认定普旭公司有权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依据之一，显然有误。首先，一审判决认定陈晖“利用职权私自与B公司又签订了一份劳动合同”，但事实上，陈晖是自入职之日起根据普旭公司要求与B公司签署了形式上的劳动合同。陈晖在2012年入职之时对公司各部门、人员及相关运营都不熟悉，甚至尚未开始实际参与公司经营，何谈“利用职权”之说。就逻辑而言，包括陈晖在内的劳动者在入职之时，其劳动合同的签署和社保、公积金、税收等的缴纳事宜都只能根据所入职的公司要求进行，并无完全的自主决定权。其次，B公司与陈晖签署形式劳动合同，仅仅只是代为缴纳社保，陈晖从未向B公司提供过劳动，也从未自B公司处获取任何收益或私利。陈晖的劳动服务对象仍然是普旭公司，陈晖在职期间的每月工资、税款及社保等费用的实际承担方也仍然是普旭公司，此举并不违反双方之间劳动合同第4条有关“公司统一支付……个人所有应缴税款及所有相关社保部分”的约定，也未违反第6条“工作时间……总经理不得在任何其他机构工作、兼任任何职位”的要求。再次，自陈晖2012年10月入职，直至被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2019年4月，基于普旭公司与B公司的合作，普旭公司均按月定期向B公司支付相应的服务费。同样，在这长达近7年的时间里，普旭公司XX总部每年均审核普旭公司的财务明细，对该笔定额费用的支出应当明确知悉,却从未提出异议。而普旭公司提交的《人事代理服务合同》也可证实普旭公司早在2010年之前就与B公司开始了多项合作，约定由B公司为其提供人事代理服务。可见，无论是普旭公司，还是普旭公司XX总部，都对B公司劳动合同的签署和实际履行明确知悉，且已予以默认。最后，普旭公司屡次当庭强调，其推测陈晖“私自”与B公司签署劳动合同的原因是为了规避竞业限制义务，却自始至终无法提供任何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13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对解除劳动合同有关争议负有举证责任。一审法院却在普旭公司未提供任何有力证据证明B公司劳动合同的签署系由陈晖“指使”的情况下，就以陈晖总经理职务的特殊性为由，主观臆断该份劳动合同系陈晖导致，偏听偏信，无视举证规则，变相加重了作为劳动者的陈晖的举证责任，侵害了陈晖的合法权益。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陈晖的上诉请求。普旭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五项，维持第三、四项，改判：1、普旭公司无需支付陈晖2018年度销售奖金；2、普旭公司无需支付陈晖2019年1月至2019年4月12月期间的私人养老保险金；3、陈晖返还普旭公司违规报销的私人养老保险金282,194元。事实和理由：一、普旭公司系合法解除与陈晖的劳动合同，无需支付陈晖2018年奖金。一审判决已认定普旭公司系合法解除劳动合同，但却判令普旭公司支付陈晖2018年奖金，两者相互矛盾，与事实严重不符。1、陈晖虽然是普旭公司的总经理，但仍然属于普旭公司的员工，需要遵守《员工手册》的规定。《员工手册》对于年终奖的发放有明确要求：“……个人年终奖也反映了员工的综合绩效表现，以及员工对公司发展与成功所作贡献的一份回馈。……每年4月份前各部门主管或经理对各自的员工做出评估结果，经总经理书面审批与德国总公司核准后，每年5月份发放得到评估认可的年终奖金。……员工在奖金发放当日5月31日前(含当日)离职的,无年终奖金。”可见年终奖金必须要经过XX总部批准，且员工在5月31日前在职这两个条件才能享受。一审法院的判决认定陈晖“违反作为劳动者最基本的忠实与勤勉义务，还利用职务便利通过与普旭公司进行交易帮助亲友获利，此举亦违反公司的多项规章制度和有关规定，普旭公司因此与陈晖解除劳动合同,并无不当”。普旭公司于2019年4月12日辞退陈晖行为合法，而且XX总部没有核准发放陈晖的年终奖。按照《员工手册》的该项规定,陈晖没有资格领取2018年的年终奖金。2、陈晖的劳动合同中关于年终奖的内容，也规定总经理的年终奖金“将于控股公司批准经审计的年度财务报表后予以支付”。陈晖提交的经审计年度财务报表并没有获得德国控股公司的批准，陈晖的2018年的年终奖金是不符合发放条件的。二、陈晖应当返还普旭公司违规报销的私人养老金282,194.00元。一审法院以“普旭公司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其对于陈晖提交报销的养老保险发票在形式要件上有其他限制性规定”为由，驳回公司要求陈晖返还违规报销私人养老金费用的请求，有失公正。“私人养老保险金”本身就带有极强的个人养老的目的，是员工任职时交纳保险费用，退休后由员工领取的附加养老保险，该福利仅且只能给陈晖个人使用。报销的发票的形式要件已经体现的非常明确。另外，从公司的经营运作层面常识性理解，任何公司都没有义务为非员工报销养老保险金!养老保险金是普旭公司给予陈晖个人的福利，而陈晖却利用自己身为总经理职位的便利条件，多次提供其配偶的养老保险发票和非养老保险发票进行报销，严重违规侵占公司财产的行为，总额达282,194.00元，理应返还给普旭公司。同时，一审法院判令普旭公司支付陈晖2019年任职期间的养老保险金，但没有要求陈晖提交合规的发票，也需要相应做出改判。三、陈晖与沈某等人合谋调整产品销售的时间，是典型的销售数据造假行为。公司的销售数据是体现公司业绩最直观严谨的存档材料和调整经营政策的重要依据。销售数据由销售数量、价格、时间等多种客观因素组成，对其中任何一个因素人工调整都是造假，这是违反忠实义务的欺骗行为。普旭公司提交的“合规分析报告”是德勤公司出具的正规分析报告，结合公司提交的多项证据，包括陈晖、沈某与多人的邮件记录、两位销售人员的证词，可以合理得出陈晖作为总经理指使放任销售数据人为造假的结论。并且，另案当事人沈某在开庭时，也自认其调整了销售的时间(沈某自认其调整销售时间是按照发票开具的时间确定的)。企业销售数据基本的统计基础，是按照产品运出仓库发给客户(出库)的时间计算销售数据，从来没有任何一家企业会按照发票开具的时间计算。发票开具的时间可早可晚，而且还可以人工退票、作废重开，日期可能被随意改动，因此不可能作为产品销售的确切时间。这一点，作为公司总经理的陈晖不可能不知道。更何况，普旭公司有统计产品出库时间的系统，销售产品的出库都要严格按照真实的销售情况在系统中记录。邮件证据、合规分析报告、证人证言这些证据互相印证，反复提到:陈晖、沈某等人指使销售人员故意调整产品的出库时间，所有的商量过程都有体现，足以证明陈晖等人有造假行为。销售数据真实性对一家公司重要性不言而喻，直接影响公司业绩和经营决策。本案中，真实的销售数据是2017年销售增长41%，2018年降为3%。陈晖于1月份即完成了虚假销售数据的审计及上报工商部门的工作，普旭公司为保证对公数据的对应及完整性，在辞退陈晖后，对税务部门提交了与工商部门相同的数据。因此提交2018年普旭公司利润表虽然时间上是2019年5月16日，但数据实质上是陈晖及沈某等人制作的假数据，一审法院采信的该份证据不能成立。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普旭公司的上诉请求。陈晖、普旭公司均不同意对方的上诉请求。陈晖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普旭公司支付:1.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368,130元;2.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的奖金458,836.49元;3.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8月12日期间的额外补充私人养老保险金71,496.85元;4.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4月12日期间未休年休假工资207,396.97元;5.未提前4个月通知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487,600元。普旭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普旭公司无需支付陈晖2018年度销售奖金336,468.94元；2.判令陈晖返还多报销的养老保险费用共计282,194元；3.普旭公司同意支付陈晖2018年至2019年度未休年休假工资19,859.77元；4.普旭公司同意支付陈晖2018年12月24日至2019年4月12日期间的养老保险费21,468.94元，但是要求陈晖提供正规的个人养老保险发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陈晖于2012年10月18日进入普旭公司处工作，担任总经理。双方于2012年7月2日签订《总经理劳动合同》，其中约定：“2.总经理职责[J]……拥有管理和统筹公司所有部门的权利。双方同意[J]应就上述职责的行使情况向XXGmbH汇报”，“4.薪酬：年薪税前人民币1,200,000元。根据中国法律法规，固定薪酬将按月支付。公司统一支付总经理薪资中个人所有应缴税款（如个人所得税）及所有相关社保部分（如养老保险及健康保险部分）”，“5.奖金：总经理在首12个月将获得税前每年（即每12个月）人民币250,000元的固定奖金。……双方应就新的奖金构成方式达成共识，且之后奖金将基于公司的目标、营业额及利润予以确定。……除上述奖金之外，总经理不再享有其他奖金，所有其他奖金均包括在上述奖金中”，“6.工作时间……总经理不得在任何其他机构工作、兼任任何职位”，“14.终止通知:任何一方可以提前4个月以书面通知终止本合同”。同日，普旭公司XX总部向陈晖发送的函件中表示，“关于合同中提及的保险问题，XX将提供本地法定保险及养老保险。此外，XX还将提供一份金额约为基本工资8%的私人养老保险。经你同意，具体细节将在日后讨论达成共识。中国区总经理的年假为18天”。2013年6月12日，普旭公司XX总部通过电子邮件向陈晖告知,“鉴于您的固定奖金到期，我们希望将您的奖金计算方式改为标准普旭公式。您以后的销售奖金将是销售额的0.10%，税前利润奖金是税前利润的0.30%。上述两者均为总额且将于控股公司批准经审计的年度财务报表后予以支付。新的奖金算法将自2013年10月开始生效。”自2019年1月1日开始，普旭公司将陈晖的年薪调整为1,462,800元。2019年4月12日，普旭公司向陈晖出具辞退通知书，内载“……因你违反《劳动合同》及《员工手册》的多项规定，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及《公司法》，根据《员工手册》第13条第二款（d）项之规定，本公司决定对你立即辞退，解除一切劳动关系，并保留进一步诉讼追究你法律责任的权利。请接到通知后，立即办理相关人事及财务交接手续，离开办公区域，并不得以公司名义开展任何业务活动……”。陈晖在普旭公司处实际工作至2019年4月12日。2019年7月25日，陈晖就本案系争事项等向上海市闵行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同年9月27日,该会作出闵劳人仲（2019）办字第4690号仲裁裁决，由普旭公司支付陈晖2018年度销售奖金336,468.94元、2018年至2019年度未休年休假工资19,859.77元、报销陈晖2018年12月24日至2019年4月12日期间的养老保险费21,468.94元，对陈晖的其他请求不予支持。陈晖、普旭公司均不服该裁决而先后起诉至一审法院。一审审理中，陈晖、普旭公司一致确认双方于2012年10月18日至2019年4月12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并确认陈晖2018年已休年休假14天，还余4天未休，2019年已休3天，还余1天未休。一审法院另查明，《XX经理守则》规定，“XX经理只有在事先获得XXGmbH书面同意的情况下，方可从事下列业务：如果违反以下任何规定，XX经理应负有个人责任，XX经理有义务将以下授权充分告知其法定授权代表人。经理对其法定授权代表人及下属员工的行为负有完全责任。……4.全职或兼职聘用任何相关人员或姻亲关系人员或亲密关联人员或与上述人员建立任何商业关系；……12.租借协议、租赁合同及各种租赁协议的订立或修改，包括车辆、仓库、设备和建筑物；……15.购买、租赁或改变经理的用车或其他车辆……”。另，《XX经理及其下属员工行为守则规范》规定，“3.经理及每位员工必须仅将公司资源，包括时间、材料、设备及保密信息用于公司业务目的且不得用于获得私人利益……8.任何员工及其家人均不得从供应商、客户或竞争对手处要求或收取好处、礼物、贷款或其他利益（包括服务、折扣或贵重物品）……”此外，普旭公司2019年版的员工手册第13条规定，“……2、惩戒：……d）有下列行为之一者，公司将给予开除或辞退处分：……iii.未经公司授权或超越公司授权范围，私自对外报价或签订合约的；……；故意违反守则或指示，为私人的利益侵占公司资产，如公车私用等；……；营私舞弊，贪污受贿，谋取不法利益的；未经同意，擅自在外兼任获取薪金的工作……”。陈晖对于2015年版的员工手册已签名确认阅读并完全理解员工手册上的内容，至于上述摘录的相关规定的内容与2015年版员工手册中的相关规定一致。一审法院又查明，普旭公司与A公司签订有期限为2016年5月16日至2017年5月15日的汽车租赁合同，约定陈晖向A公司租赁车牌号为沪AXXXXX的VOLVOS80型号车辆1辆，租金为9,000元/月等内容。该合同到期后，陈晖与A公司就该车续签期限为2018年5月16日至2019年5月15日的汽车租赁合同，约定租金为8,500元/月，在合同末页承租人一栏除普旭公司盖章外，还有陈晖的签字。上述案涉车辆为非营运车辆，所有人为方某；A公司经营范围为国内旅游、入境旅游业务（凭许可证经营）、旅游咨询服务、会计策划、票务代办服务及代订酒店客房等。一审法院还查明，陈晖在职期间作为投保人曾先后购买4份养老保险，分别为：①保险合同编号C770350462，被保险人为陈晖，其中2012.6.24-2013.6.24的保险费是48,660元，之后的保险费每半年是24,817元；②保险合同编号C900540518，被保险人为陈晖，保险费每半年是12,606元；③保险合同编号C77035475，被保险人为陈晖配偶，保险费每半年是16,544元；④保险合同编号C900540521，被保险人为陈晖配偶，保险费每半年是8,404元。自陈晖入职后至2018年底期间，陈晖通过向普旭公司提交上述养老保险发票报销的方式，按照其年薪8%的封顶比例领取私人养老保险金。一审法院再查明，陈晖与B公司曾签订一份期限自2018年10月18日起至2021年10月17日的劳动合同，其中约定B公司派遣陈晖至普旭公司处工作。陈晖自2002年起至2019年4月的社会保险费一直由B公司缴纳。一审庭审中，陈晖为证明其诉称意见，向一审法院提供如下证据：1.仲裁裁决书，证明本案已经过仲裁前置程序。2.辞退通知书，证明普旭公司于2019年4月12日以辞退通知书的形式单方解除与陈晖的劳动关系，其中未明确确切理由和证据，不符合法律有关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规定，普旭公司的行为已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3.总经理劳动合同，证明陈晖、普旭公司于2012年7月签署了劳动合同，对双方的权利义务予以详细约定。4.补充养老保险金确认函，证明普旭公司于2012年7月2日以书面函件形式确认，普旭公司为陈晖提供一份金额为基本工资8%的私人养老保险，且陈晖的年假为18天。5.奖金及工资变更邮件，证明普旭公司自2013年10月开始调整了陈晖年度奖金的计算方式，且普旭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将陈晖的年薪调整为1,462,800元。6.银行流水，证明陈晖在劳动合同解除前的实发工资数额及实际享有的年度奖金和补充养老保险金。7.辞退公告，证明普旭公司在无任何确切证据的情况下向供应商发送辞退公告，称陈晖“营私舞弊，给公司造成巨大损失”，严重损害陈晖名誉，造成恶劣社会影响。8.保险合同及批单，证明陈晖在职期间实际购买了四份养老保险，投保人及保险费支付义务人均为陈晖本人，陈晖与保险公司签订了书面保险合同，合同关系真实有效。9.2019年度已缴纳保险费发票，证明陈晖在2019年已为上述四份养老保险实际支付保险费共计124,742元，普旭公司应支付陈晖相应的补充养老保险金。普旭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无异议，但是对证据2、7、8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因陈晖在职期间存在多个违法违规事项，普旭公司据此发出辞退通知书及辞退公告并无不当，其系合法解除与陈晖的劳动合同，亦未损害陈晖的名誉；不认可保险合同及发票涉及非陈晖个人的部分，以及日期超出陈晖在职期间的部分。同时，普旭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供如下证据：1.（1）《汽车租赁合同》及机动车信息查询，证明陈晖未经普旭公司同意，私自将其岳母车辆租给普旭公司。（2）A公司营业执照及经营许可证，证明A公司工商登记的经营范围不包括汽车租赁，也无汽车租赁资质。（3）司机《劳动合同》、解雇司机协议及支付补偿金凭证，证明普旭公司按租车合同约定聘用了专职司机，后在退回车辆的同时，解除了该司机的劳动合同，普旭公司为此支付司机经济补偿金及代通知金共计27,928元，实际上造成了普旭公司经济损失。（4）《XX经理守则》，证明其中第4条规定，XX经理只有在经普旭公司XX总部书面同意的情况下，才可与姻亲关系人员建立商业关系。2.陈晖提交普旭公司报销的养老保险发票，证明陈晖违规报销他人保险费207,724元，违规报销入职前的养老保险费48,660元。3.陈晖与B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证明陈晖未经普旭公司同意，私自与B公司签订双重劳动合同。4.（1）第三方审计公司德勤出具的审计报告、（2）部分销售人员出具的情况说明、（3）陈晖联合财务总监沈某，指使员工作假销售业绩的邮件，证明陈晖联合财务总监沈某指使相关销售人员谎报销售业绩做假账。（4）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证据4.3邮件的真实性。（5）《XX经理及其下属员工行为守则规范》，证明其中第6条规定，所有项目及交易必须准确记载，不得存在虚假记载。5.普旭公司2019年版《员工手册》，6.普旭公司2015年版《员工手册》及陈晖接收确认函，证明普旭公司辞退陈晖依据的2019年版《员工手册》中的有关条款，与陈晖签署的2015年版《员工手册》的内容一致，且陈晖知晓前述条款。7.陈晖有效签名授权的事项，证明陈晖的职权范围。8.机动车注册登记表，证明案涉车辆为非营运车辆，且出租给普旭公司时已使用近7年。9.情况说明、别克GL8租赁合同及陈晖与司机身份证复印件、10.陈晖报销停车费发票及凭证，证明普旭公司租用别克GL8时，由租车公司配备司机，由于陈晖指定的A公司无车辆租赁资质无法提供司机，陈晖为了自己上下班及家用案涉车辆方便，要求普旭公司招聘了住址靠近其居住地的专职司机。11.陈晖提交普旭公司报销的其他险种发票及普旭公司实际支付凭证，证明陈晖违规报销其他险种费用25,810元，且普旭公司已实际支付该笔报销款。12.陈晖超额报销的保险费用及普旭公司实际支付凭证，证明陈晖2013-2016年超额度报销保险费用，共计19,778.35元，且普旭公司已实际支付该笔报销款。13．陈晖与普旭公司就补充私人养老保险商议邮件及有关翻译件，证明该养老保险仅是针对陈晖个人，性质是陈晖的补充退休金，陈晖不能通过其家人和其他险种来报销领取该养老保险金。14.陈晖发给T的邮件及有关说明，证明陈晖销售数据作假的动机是为了获取相关奖金。陈晖对证据1中的汽车租赁合同及机动车信息查询、XX经理守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无异议，但是不认可证明目的，A公司是经过普旭公司及其XX总部正规且严格的筛选流程确认，并最终与普旭公司签署该汽车租赁合同，陈晖对车辆租赁供应商并无决定权，且该案涉车辆的登记所有人虽为陈晖岳母，但是实际所有人系陈晖远房亲戚，因该亲戚定居国外故委托A公司管理并对外出租，可见陈晖亲属并未与普旭公司建立商业关系，陈晖的行为并未违反XX经理守则的第4条规定，即便违反，后果也仅是要求经理“负有个人责任”，未达到公司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严重程度，故普旭公司无权据此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对A公司营业执照及经营许可证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不认可关联性及证明目的，相关法律并未对车辆租赁业务有特殊资质要求，案涉的汽车租赁合同合法有效，且该合同已实际履行近三年，普旭公司从未提出异议；对司机的劳动合同、解雇司机协议及支付补偿金凭证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认可，司机系普旭公司负责招聘入职，解除司机劳动合同及给付补偿金均是普旭公司自行与司机协商形成，与陈晖无关。陈晖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无异议，不认可证明目的，陈晖按照约定向普旭公司提交保险费发票，以获取补充的私人养老保险金，保险费发票为陈晖购买的保险且已实际支付，超出定额8%的部分亦由陈晖自行承担。普旭公司对于陈晖获取私人养老保险金除了明确约定8%的定额，其他方面并无规定，陈晖不存在违规报销的问题，且普旭公司此前多年从未对此提出过异议。陈晖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不认可关联性及证明目的，陈晖之所以与B公司签订该份劳动合同，系按普旭公司的要求所为，除了陈晖社保由B公司代缴，B公司从未支付过陈晖任何薪酬，陈晖的薪酬奖金仍由普旭公司支付，陈晖仅与普旭公司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另，普旭公司于2010年就与B公司建立合作关系。陈晖对证据4中的德勤审计报告、部分销售人员情况说明、有关邮件、司法鉴定意见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该报告名称为“合规分析报告”，并非审计报告，出具的单位也不具有审计资质，报告中亦载明“我方工作并非审计”，报告的信息来源仅是普旭公司提供的部分材料和部分员工陈述，且该报告出具的时间为2019年8月15日，系在普旭公司单方解除陈晖之后，违反了程序要求，报告中没有认定陈晖存在业绩或财务造假，无法证明陈晖通过所谓的数据造假获得了任何利益；情况说明系部分普旭公司在职员工出具，有关邮件系电子证据，均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求，从中也无法证明所谓的业绩调整是受陈晖指示，甚至无法体现与陈晖的关联；司法鉴定意见书无法体现与本案有关。陈晖对XX经理及其下属员工行为守则规范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不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陈晖在职期间并未违反其中规定。陈晖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普旭公司2019年版员工手册中无陈晖签字确认，对陈晖无约束力；对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是陈晖并未违反其中规定；对证据7中陈晖签字页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其余部分不予认可，其中陈晖关于“b采购订单、合同”项下“非XX集团公司-非标原材料及其它”的权限中并不包含车辆租赁合同的签署，而且签订车辆租赁合同需要陈晖事先获得普旭公司XX总部的书面同意，即陈晖不能自行决定签订车辆租赁合同。陈晖对证据8仅认可真实性，案涉车辆的实际状况不能仅依据出厂时间判断，且法律未规定商业租赁车辆必须是营运车辆，该汽车租赁合同的签订履行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也未给普旭公司造成经济损失。陈晖对证据9的情况说明、别克GL8租赁合同及司机身份证复印件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因情况说明系普旭公司单方出具，别克GL8租赁合同未出示原件，司机的招聘工作陈晖并未参与；认可陈晖身份证复印件的真实性、合法性，但与本案无关；对证据10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但不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普旭公司为陈晖配备车辆目的就是给陈晖使用，其中包括上下班，相关停车费系正常开支。陈晖对证据11、12中陈晖提交普旭公司的保险发票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是不认可相关付款凭证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陈晖无法确认每份付款凭证后附的发票是否与该凭证对应。陈晖不存在违规报销和超额报销的问题，且在陈晖申领补充私人养老保险金长达七年的时间里，普旭公司在知晓的情况下也从未就上述问题提出过异议。陈晖对证据13、14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不认可关联性及证明目的，陈晖是按照约定通过自己购买保险并在限额内报销的方式领取私人养老保险金；对于按照此种方式领取私人养老保险金，普旭公司此前除了对限额有明确约定外，未向陈晖提出其他方面的要求，故陈晖不存在违规报销的问题。陈晖发给T的电子邮件是在2013年3月，但是陈晖与普旭公司于同年12月重新就奖金问题做了明确约定，故应以后面的约定为准，陈晖没有必要对销售数据造假。一审审理中，陈晖申请一审法院向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浦东新区保税区税务局调取普旭公司2018年度的利润表并当庭出示，证明普旭公司营业收入正常，不存在普旭公司所述的陈晖销售数据造假问题，表中显示普旭公司2018年度的销售总额为352,614,957.75元，税前利润为31,113,577元，且该利润表的报送日期是在2019年5月16日，系在陈晖离职一个月后，普旭公司向有关部门报送即表明其认可表中的相关数据，故普旭公司应以上述两个金额作为基数计算并支付陈晖2018年度奖金。普旭公司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是不认可关联性，该利润表系陈晖离职前向有关部门提交造假的数据而形成，其中的数据无法反映普旭公司2018年度销售总额和税前利润的真实情况，经普旭公司委托德勤公司出具的合规分析报告计算，普旭公司2018年的销售总额实际为336,468,935元，同时因公司销售数据连续多年造假，对往年奖金及费用支出难以进行实际还原，如审计则花费巨大，故对该年度的实际利润归零，当年员工奖金评定以员工实际表现为准。陈晖又申请一审法院出具调查令，到友邦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调取陈晖投保的四份养老保险对应发票的详细情况说明并当庭出示，证明陈晖自2012年起已投保上述四份养老保险并实际按期支付保费，陈晖亦将保险公司开具的对应发票（2019年的除外）提交普旭公司报销并领取私人养老保险金，该四份养老保险的金额已足够覆盖陈晖每年度可享有的私人养老保险金数额，其无必要再使用其他发票进行违规报销。普旭公司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无异议，但是不认可证明目的，因其中两份养老保险的被保险人系陈晖配偶，私人养老保险金作为普旭公司给陈晖个人的福利，陈晖无权将为其配偶投保的保险发票提交普旭公司进行报销，陈晖此举涉嫌侵占公司财产。普旭公司也申请一审法院出具调查令，到B公司调取人事代理服务合同，另提交B公司客户服务经理仲某出具的情况说明及相关电子邮件，并均当庭出示，证明陈晖与B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是基于陈晖本人的要求，并非陈晖之前所称系按照普旭公司的要求。陈晖在未经普旭公司同意的情况下，擅自与B公司签订双重劳动合同，给普旭公司带来了巨大的用工风险。陈晖对人事代理服务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无异议，提出该份合同恰恰证明普旭公司与B公司早在2010年就存在合作关系，对情况说明及电子邮件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认可，因情况说明不符合证人证言的证据形式要求，电子邮件亦看不出与陈晖有关。一审法院于2020年3月11日向上海市闵行区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发出调查函，该中心于同年3月20日向一审法院出具委托核查回执，内载：“……陈晖2002年起至2019年4月一直由B公司缴费……”。一审法院当庭向陈晖、普旭公司出示该份回执，双方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无异议，但是陈晖对此的解释是陈晖在入职普旭公司处前，与之前的用人单位约定，由B公司为陈晖代缴社保，但是相关费用由用人单位支付B公司，在陈晖2012年入职普旭公司处后，与普旭公司约定继续按照上述方式由B公司为其代缴社保。普旭公司对此不予认可，提出普旭公司处有自己的专属账户为全体员工代缴社保，无需通过上述方式让B公司代缴陈晖的社保后再与B公司进行相关费用的结算，且在总经理劳动合同中也明确约定，由普旭公司统一支付总经理薪资中个人所有应缴税款及所有相关社保部分，之所以陈晖的社保会常年由B公司代缴，实际上是陈晖个人的违规操作所致，目的是为了规避竞业限制。一审法院认为，第一，关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争议。普旭公司XX经理守则明确规定，经理有义务充分告知授权人的事项包括与“姻亲关系人员或亲密关联人员或与上述人员建立任何商业关系”、“租借协议、租赁合同及各种租赁协议的订立或修改，包括车辆、仓库、设备和建筑物”、“购买、租赁或改变经理的用车或其他车辆”；XX经理及其下属员工行为守则规范中亦明确规定，“3.经理及每位员工必须仅将公司资源……用于公司业务目的且不得用于获得私人利益”、“8.任何员工及其家人均不得从供应商、客户或竞争对手处要求或收取好处、礼物、贷款或其他利益”。但是在普旭公司与A公司签订汽车租赁合同事项上，陈晖在明知案涉车辆的登记所有人为其岳母，车辆的使用性质为非营运，且A公司并无车辆租赁资质和车辆租赁业务的前提下，继续向普旭公司推荐A公司作为车辆租赁的供应商之一，最终A公司与普旭公司签订车辆租赁合同，并将案涉车辆出租给普旭公司。在此过程中，陈晖不仅没有将案涉车辆租赁事宜涉及其岳母这一情况事先充分告知普旭公司XX总部并获书面同意，更是自始至终对普旭公司隐瞒上述情况，已经违反了上述XX经理守则、XX经理及其下属员工行为守则规范中的有关规定。陈晖辩称案涉车辆的实际所有人系其一远房亲戚，却未提供相关证据佐证，一审法院对此不予采信；同时陈晖还辩称，A公司是经过普旭公司及其XX总部正规且严格的筛选流程确认，才最终与普旭公司签署该汽车租赁合同，陈晖对车辆租赁供应商并无决定权，但是普旭公司对此不予认可，考虑到陈晖作为普旭公司处的总经理，其身份和地位特殊，具有管理和统筹公司所有部门的最高职权，同时结合客观结果来看，无车辆租赁资质又无车辆租赁业务的A公司之所以能够成为供应商之一进入普旭公司的备选名单，离不开陈晖的推荐，之后A公司被顺利选中并与普旭公司签订合同，又巧合地将案涉车辆出租给普旭公司，汽车租赁合同中亦见有陈晖本人签名，整个经过和结果属于明显不正常的小概率事件，故对于陈晖该意见，一审法院难以采信。此外，在陈晖与B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的事项上，陈晖辩称系按照普旭公司的要求才与B公司签订该劳动合同，B公司仅为陈晖代缴社保，从未支付过陈晖任何薪酬，陈晖仅与普旭公司存在劳动合同关系，但是陈晖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系按照普旭公司要求才签订该劳动合同，普旭公司对此亦不予认可，在双方签订的总经理劳动合同中也明确约定，由普旭公司统一支付总经理薪资中个人所有应缴税款（如个人所得税）及所有相关社保部分，再结合陈晖的社保缴纳情况，自2002年起至2019年4月陈晖的社会保险费一直由B公司缴纳，远早于2012年其入职普旭公司处，故对于陈晖的该辩解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陈晖作为普旭公司处的总经理，本应带头遵守和执行公司的各项规章制度，却利用职权私自与B公司又签订了一份劳动合同，不仅违反了作为劳动者最基本的忠实与勤勉义务，还利用职务便利通过与普旭公司进行交易帮助亲友获利，此举亦违反普旭公司的多项规章制度和有关规定，普旭公司因此与陈晖解除劳动合同，并无不当。故对于陈晖要求普旭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第二，关于2018年度奖金争议。一审法院认为，在双方2012年7月2日所签订的总经理劳动合同中明确对陈晖的固定奖金进行了约定，另记载“除上述奖金之外，总经理不再享有其他奖金，所有其他奖金均包括在上述奖金中”，后普旭公司XX总部于2013年6月12日通过发送电子邮件告知陈晖,“鉴于您的固定奖金到期，我们希望将您的奖金计算方式改为标准普旭公式。您以后的销售奖金将是销售额的0.10%，税前利润奖金是税前利润的0.30%。上述两者均为总额且将于控股公司批准经审计的年度财务报表后予以支付。新的奖金算法将自2013年10月开始生效”。双方对于陈晖2018年度奖金的计算方式没有争议，现普旭公司以陈晖联合财务总监沈某指使相关销售人员谎报销售业绩数据造假，导致2018年度财务报表未通过XX总部批准，普旭公司因此未批准陈晖该年度的奖金为由主张无需发放陈晖2018年度奖金，并提交合规分析报告、有关电子邮件等一组证据以印证其主张。但是该组电子邮件内容难以证明陈晖存在指使相关销售人员谎报销售业绩数据造假的行为并从中获利；且合规分析报告中附件1载明，“我方工作并非审计”、“本报告不应视为就法律事项的意见表述”，该报告内容系根据事后普旭公司方陈述及对部分普旭公司员工之访谈内容形成，且即使按照普旭公司提交的该报告之结果显示，在剔除人为挪动销售金额的因素后，普旭公司于2018年度的销售业绩亦有3%之增长，加之该报告并未反映出普旭公司所称人为调节销售金额之结果与陈晖2018年度奖金之间存在关联关系，且普旭公司亦未提供证据证明2018年度的财务报表系因陈晖对销售数据造假而未通过XX总部批准。综上，对于普旭公司提出的该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现普旭公司仅以合规分析报告计算显示普旭公司2018年的销售总额实际为336,468,935元，同时表示因公司销售数据连续多年造假，对往年奖金及费用支出难以进行实际还原，如审计则花费巨大，故对该年度的实际利润归零，当年员工奖金评定以员工实际表现为准，但是普旭公司并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陈晖对此不予认可，一审法院亦难以采信。结合陈晖申请一审法院向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浦东新区保税区税务局所调取的普旭公司2018年度利润表，其上显示普旭公司该年度的销售总额为352,614,957.75元，税前利润为31,113,577元，故一审法院以此为基数计算陈晖2018年度奖金。经核算，普旭公司应支付陈晖2018年度奖金445,955.69元。第三，关于补充私人养老保险金争议。现陈晖要求普旭公司支付2019年1月1日至同年8月12日期间的补充私人养老保险金，对此普旭公司仅同意支付2019年1月1日至同年4月12日期间私人养老保险金，并要求陈晖提供正规的养老保险发票，同时要求陈晖返还普旭公司违规报销的保险费用。一审法院认为，如上文所述，一审法院已认定普旭公司于2019年4月12日合法解除与陈晖的劳动合同，故陈晖主张同年4月13日至8月12日期间的补充私人养老保险金，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至于普旭公司主张陈晖返还普旭公司违规报销的保险费用，并提供相关发票证明陈晖通过向普旭公司提交其配偶的养老保险发票、陈晖本人非养老保险险种发票及期间在入职前的养老保险发票等方式，违规报销并领取私人养老保险金。陈晖对此不予认可，并辩称其按照约定向普旭公司提交保险费发票，以获取私人养老保险金，保险费发票为陈晖自己购买的养老保险且已实际支付，超出定额部分亦由陈晖自行承担。普旭公司对于陈晖获取私人养老保险金除了明确约定8%的定额，其他方面并无规定，故陈晖不存在违规报销，且普旭公司此前从未对此提出过异议。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双方就私人养老保险商议邮件及有关翻译件，其中在T于2013年3月28日回复陈晖的电子邮件中谈到，“雇主特此同意更简单的方法1.1（你可以自行购买保险，并向公司索要最高为基本工资8%的费用）”；其在同日发送沈某的电子邮件中谈到，“如果陈晖将获得雇主批准的补充私人养老金（退休金），哪一种方式最好：-他从公司拿钱（比如工资的x%），并自行购买私人养老金。……”，可见普旭公司在向陈晖支付该笔费用时，最初曾考虑过由陈晖按其年薪的固定比例直接从公司领取相应金额的钱款，再自行购买养老保险，且在普旭公司最终通过的方案里，也仅是对私人养老保险金的限额与陈晖做了明确约定，现普旭公司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其对于陈晖提交报销的养老保险发票在形式要件上有其他限制性规定，且陈晖提交报销的养老发票金额已超过其可以获取的私人养老金的最高数额，超出部分其亦自行负担，故对于普旭公司主张陈晖系违规报销私人养老保险金的意见，一审法院难以采信。结合之前陈晖私人养老保险金都是按照8%的封顶比例领取，现陈晖主张普旭公司按照其年薪8%的比例支付2019年1月1日至同年4月12日期间的私人养老保险金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且普旭公司亦当庭同意支付该期间的私人养老保险金。经核算，普旭公司应支付陈晖私人养老保险金32,702.60元。第四，关于未休年休假工资争议。首先，关于陈晖主张2017年度未休年休假工资，劳动争议仲裁申请时效为一年，因无证据证明存在时效中断或终止情形，陈晖主张该年度未休年休假工资的请求，已超过仲裁申请时效，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陈晖主张2018年度至2019年4月12日期间未休年休假工资，虽然双方约定陈晖每年的年假为18天，但是因双方对超出法定标准部分未休年休假补偿事宜未进行约定，故陈晖主张超出天数未休年休假工资，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现双方均确认陈晖2018年已休年休假14天，还余4天未休，2019年已休3天，还余1天未休，故陈晖于2018和2019年度各有1天未休年休假可折算工资，且普旭公司当庭同意支付陈晖2018年至2019年度未休年休假工资19,859.77元。经核算，普旭公司同意支付该金额并无不当，故普旭公司应支付陈晖2018年至2019年度未休年休假工资19,859.77元。第五，关于普旭公司未提前4个月通知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争议。如上文所述，一审法院已认定普旭公司系合法解除与陈晖的劳动合同，且双方亦未就未提前4个月解除劳动合同违约责任进行任何约定，故陈晖主张该赔偿金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条、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三十九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4月16日作出判决：一、普旭真空设备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陈晖2018年度奖金445,955.69元；二、普旭真空设备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陈晖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4月12日期间的私人养老保险金32,702.60元；三、普旭真空设备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陈晖未休年休假工资19,859.77元；四、驳回陈晖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普旭真空设备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5元，由陈晖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误，双方当事人亦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认为，关于普旭公司解除陈晖的劳动合同是否合法。陈晖在担任普旭公司总经理期间，作为普旭公司一方的签约人与A公司签署《汽车租赁合同》，其中所涉租赁车辆的所有权人为陈晖的岳母，陈晖对此应属明知，但却未告知普旭公司，其行为构成自我交易，违反了普旭公司相关规章制度的规定，也有违劳动者对用人单位的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陈晖主张《汽车租赁合同》的签署和履行程序符合普旭公司XX总部的内部审核要求，系由XX总部最终决定车辆租赁供应商，对此本院认为，即使确系普旭公司XX总部从几家供应商中选择了A公司，亦不能作为陈晖的免责理由，因为普旭公司的规章制度规定只有在事先获得XX总部书面同意的情况下，才能与利害关系人建立商业关系，而陈晖并未提供证据证明事先将其中的利害关系告知普旭公司XX总部，普旭公司XX总部在不了解实情的情况下作出的选择难谓真实意思表示，更无法得出普旭公司XX总部同意陈晖代表普旭公司与其利害关系人建立商业关系的结论。故一审法院认定普旭公司据此解除陈晖的劳动合同合法，并无不当。关于补充私人养老保险金，根据双方的往来邮件，普旭公司曾建议陈晖从公司直接拿钱，自行购买补充私人养老保险，且除金额上的限制外，未作其他限制，陈晖之前提交报销的养老保险发票上也有其配偶的名字，并无证据证明普旭公司曾对此提出异议，故普旭公司现提出陈晖违规报销私人养老金费用，不同意再为陈晖报销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私人养老保险金的主张，本院难以采纳。普旭公司还要求陈晖应返还公司已为其报销的部分私人养老保险金，因普旭公司在仲裁中并未提出该项反请求，该诉讼请求未经仲裁前置程序，本院不予处理。另关于2018年度奖金、未提前四个月通知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等其他争议，一审法院已详尽阐述了判决理由，本院予以认同，不再赘述。综上所述，陈晖、普旭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陈晖、上诉人普旭真空设备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各半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叶 佳审判员 郑东和审判员 周 寅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方 芳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