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1民终655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市巴岳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铜梁区侣俸镇西北路1号。法定代表人：田荣富，系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白峰，贵州双木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胜，贵州双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贵阳长盛建材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贵阳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都匀路89号金利大厦商业写字楼B幢（B）1单元10层16号。法定代表人：张家贵，系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胜，贵州如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万荣汉，男，1972年4月23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铜梁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章平，贵州福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芳连，贵州福万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郭元波，男，1990年6月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资阳市安岳县。上诉人重庆市巴岳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巴岳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贵阳长盛建材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盛公司”），原审第三人万荣汉、郭元波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人民法院（2019）黔0115民初105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巴岳公司向本院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原审判决，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二、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全部承担。事实及理由：一、本案租赁人系第三人郭元波，其是案涉工程内外架项目实际承租人及施工人，案涉工程内外架项目所需材料系郭元波向被上诉人承租，双方系出租与承租关系，二者系合同相对人。1、上诉人与万荣汉签订的《劳务分包施工合同—模板制安拆、内架搭拆、全封闭悬挑外架搭拆》承包方式第一项、《工程劳务分包合同》合同价款构成的约定足以证明上诉人通过向被上诉人代付租金的形式支付万荣汉工程款，因万荣汉个人不能开具工程结算所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为符合开票的形式要件，上诉人才与被上诉人签订《架料租赁合同》，该《架料租赁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并未实际履行，系无效合同。2、上诉人承包“美的贵阳花溪项目二期三标土建工程”后，将“模板制安拆、内架搭拆、全封闭悬挑外架搭拆”项目以“包工包料”的方式分包给万荣汉。后万荣汉将上述工程项目内外脚手架周财（钢管、扣件、螺旋顶、跳板）辅材以零星用工的方式分包给郭元波，由郭元波对案涉工程内外脚手架项目“包工包料”。上诉人已将“模板制安拆、内架搭拆、全封闭悬挑外架搭拆”项目分包万荣汉，再与被上诉人签订架料租赁合同自相矛盾。因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仅具有形式上的合同关系，实际上第三人郭元波与被上诉人才是案涉《架料租赁合同》的相对方，上诉人不是案涉建筑材料的实际使用人，不应当支付建筑材料租金给付义务及材料损失费用的赔偿责任。3、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架料租赁合同》签章下乙方并未填写日期，甲方签订日期为2017年6月5日，而上诉人承包的“美的国宾府二期三标土建工程”开工时间为2017年2月26日，该《架料租赁合同》的签订时间晚于案涉工程开工时间，为后补合同，其真实目的并未租赁建材，而是上诉人通过万汉荣代付租金的方式由被上诉人开具增值税发票给上诉人。二、第三人郭元波与被上诉人明显恶意串通，通过虚构事实扩大案涉工程内外架项目所需材料使用量的方式骗取上诉人租金，损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依据发货凭证、租金费用结算表、赔偿结算单起诉，不具备真实性，且不具备法律效力。1、第三人郭元波系案涉工程内外架项目的实际承包人及施工人，案涉工程内外架项目所需建筑材料由郭元波自行提供，不足部分再从被上诉人处租赁。为了符合开具增值税发票的形式要件，上诉人又与2018年5月31日成立的贵阳川益涵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郭元波100％控股）后补签订《外架租赁合同》，该租赁合同并无签订日期。“租赁物”开始使用时间均早于公司成立时间，签订合同目的均是为符合增值税发票开具的形式要件，两家不同租赁公司各自提供《架料租赁合同》格式条款内容完全相同且均为后补合同。以上事实表明郭元波利用其既是材料租赁人又是材料使用人的身份与被上诉人恶意串通损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2、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交的租赁发货凭证、租金费用结算单据虽载有“重庆安装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字样，但上述单据是由被上诉人制作、郭元波签字，并无上诉人工作人员签字确认。《架料租赁合同》明确约定第三人郭元波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具有签字权利的时间为2017年6月5日-2018年6月5日。但被上诉人与2019年9月1日再次与郭元波签订《赔偿结算单》，该期间已经超过上诉人授权签字的期间，上诉人亦未对郭元波的签字进行追认和确认，与上诉人无关。被上诉人明知第三人郭元波系案涉工程内外架实际承包人及施工人，其根本无关代理上诉人的公司事务，但仍继续与郭元波签订发货凭证、租金费用结算表，足以证明第三人郭元波与被上诉人具有恶意串通、虚构事实损害上诉人合法权益的行为。3、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2019年8月31日租金费用计算单并无郭元波的签名，而一审庭审阶段提交的却又郭元波的签名，该签名系后补添加。证明第三人郭元波与被上诉人恶意串通。4、根据建设单位、监理单位和承包单位签订的“脚手架工程专项施工方案报审表”、“脚手架工程专项方案内审表”及“脚手架工程专项施工方案”显示内容可以计算出涉案工程外架项目的钢管需用量为457439m，扣件所需用量为419870套、顶托所需用量27335套。施工过程中，第三人郭元波自行提供钢管249871m、扣件157531套、不足部分由被上诉人租赁。被上诉人主张其租赁的钢管为754863.5m、扣件558570套、顶托46446套，第三人与被上诉人提供的材料数量共计1767281.55m与工程所需量相差862637.55m，超过案涉外架工程项目所需量的96％，其中钢管超过所需量110％，差额巨大。上诉人认为应对涉案工程所需建材使用量进行鉴定。三、上诉人在案涉租赁合同的履行中亦无违约行为。根据《架料租赁合同》特殊条款“甲方提供真实有效的租赁发票，若因未按时提供发票推迟付款，乙方无任何责任”的约定，本案中，被上诉人仅向上诉人开具130万元的增值税发票，剩余租赁款项的发票被上诉人并未按时提供，故上诉人推迟给付租金并非违约。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判决错误，严重损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了，请求依法撤销原审判决，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长盛公司二审答辩称：我公司有理由相信合同签订环节巴岳公司加盖的印章，代表巴岳公司在合同上签订是其公司员工郭发兴，故长盛公司有理由相信合同向对方是巴岳公司，合同经办人系郭元波，且合同约定巴岳公司变更经办人需经过长盛公司统一，合同所有发货单均是由合同载明的经办人签字确认，巴岳公司也用对公账户向长盛公司支付部分贷款。长盛公司开具的发票对象是巴岳公司，对于巴岳公司上诉状中提出涉案工程转包、分包的情况，长盛公司并不知晓。因此，巴岳公司所称转包、分包不能对抗善意的长盛公司。原审第三人万荣汉二审陈述：合同是巴岳公司与我签订的，我有原始合同，租赁多少物资合同已经注明，长盛公司说租赁物需要盖章后才能拉走。原审第三人郭元波二审陈述：1、提交两份证据，贵阳川益涵建筑设备公司成立于2018年5月31日。2、签订合同的范本是重庆巴岳建设公司提供的。3、签订合同的目的是为了付农民工工资，签订合同时川益涵公司没有向巴岳公司提交任何材料。4、签订合同是应巴岳公司要求，主要目的是因工人工资超过巴岳公司总价的人工费，无法发放农民工工资，须开具材料发票才能支付农民工工资。长盛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原被告于2017年6月5日签订的《建筑物资租赁合同》；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截至2019年8月31日租金3526304.33元，并支付自2019年9月1日起至归还全部器材或清偿未还器材赔偿金之日止的租金498.53元；3、判令被告返还租赁器材钢管124.9042吨、扣件64977套、顶托1286根、顶筒279个，如不能返还，则支付器材赔偿费791629.8元；4、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截至2019年8月31日的违约金863586.83元；5、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本案案件受理费、保全费、保函费等）。原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6月5日，长盛公司（出租单位、甲方）与巴岳公司（承租单位、乙方）签订一份《建筑物资租赁合同》，载明双方经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主要内容有：1、租赁单价。日租金钢管1.5元/吨、扣件0.0045元/套、顶托0.012元/支、顶筒0.012元/支。2、本合同所称租金计算期间，是指建筑物资从甲方出库之日至建筑物资全部归还甲方入库之日止。租金从建筑物资出库之日起计算，租赁期间按日历天数计算，实际结算期间以双方签字确认的“出租物资收（发）货凭证”为准，并以此作为双方租金结算的有效依据。3、租赁期间2017年6月5日至2018年6月5日，若乙方因工程需要延长租用期的，应在双方所签订合同期间届满前十日内，重新协商签订租赁合同。4、乙方应在约定的租期内每月按时支付约定的租金，每月租金结算以甲方出具的“租金结算明细表”为准，乙方经办人必须在每月5日前到甲方所在地对账复核并签字确认，若乙方故意拖延时间，未按约定期间对账签字确认，视为乙方默认同意，甲方在十天内结清当月租金。5、甲方提供真实合法的租赁发票，若因未按时提供发票推迟付款，乙方无任何责任（该部分内容系手写添加并加盖巴岳公司合同专用章）。6、租赁物资具体交付时间、数量以双方验收签字的“出租物资收（发）货凭证”为准，租赁物资交接地点为甲方仓库，上下车费及运费由乙方自付。7、乙方应妥善保管租赁物资并合理使用，租赁期满，乙方应按租用建筑物资规格、型号、数量并保持干净全部归还甲方，若乙方在施工过程中造成建筑物资不能修复的，乙方应按照合同的附表价或当时市场价格100%赔偿甲方。8、建筑物资进出工地所产生的运费、上车费及下车堆码费用由乙方自行承担，上车费、下车堆码费各15元/吨。若钢管在使用中变形，甲方有权收取校直费0.5元/根，扣件洗油费0.5元/套，扣件螺丝损坏或丢失赔偿0.5元/套，顶托洗油费0.5元/支，缺少螺丝帽赔偿0.5元/个，顶托底板2元/块，顶托丝杆2元/支。9、钢管260.41米/吨、扣件800套/吨，顶托200支/吨。10、若乙方有以下行为之一的，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并收取租金及未归还建筑物资单位总价值20%违约金（租金、未归还建筑物资单位价值金额）：乙方未按合同第四条规定向甲方交纳租金或滞纳金的；……乙方逾期未归还租赁物资的，除租金照计外，还应向甲方支付租金违约金；乙方最后一次将建筑物资归还后，应于10日内付清所有租金、维修费及赔偿费用，若乙方未按本条款规定按时归还所有建筑物资的，未归还部分的租金一直要计算至付款之日为止。11、乙方指定经办人郭元波，若乙方经办人发生变化的，乙方应通知甲方，出具委托人变更书并签字盖章，否则因此造成的损失由乙方自行承担。该合同尾部甲方处加盖长盛公司公章，乙方处加盖巴岳公司合同专用章并由周发兴签名，签字日期处甲方经办人签署2017年6月5日，乙方处未签署日期。上述合同签订后，根据原告制作的收、发货凭证统计，从2017年6月18日至2019年3月11日，原告共提供了钢管754863.5米（折算2898.75吨）、扣件558570套、顶筒13400根、顶托31573支，其中绝大部分物资在2018年5月25日前交付；从2017年9月23日起至2019年8月13日，承租方共返还钢管722190.8米（折算2773.2837吨）、扣件493593套、顶筒14821根、顶托32582支。经统计，承租方尚有钢管32672.7米（折算125.4663吨）、扣件64977套未返还，多返还了顶筒1421根、顶托1009支。上述收、发货凭证上均载明工程名称为巴岳公司，均由郭元波在收货单位经办人处签名。从2017年7月31日至2019年8月31日，郭元波均作为承租方巴岳公司经办人基本逐月签署了原告提供的《租金费用计算表》及《租金费用计算单》，根据2019年8月31日的结算单据载明，累计租费共计4826263.33元，尚有钢管124.9042吨、扣件64977套、顶托1286支、顶筒279个未返还，未统计付款情况。其中2019年8月31日的结算单据，原告在立案时提交的无郭元波签名，庭审阶段提交的有郭元波签名。经与收、发货凭证核算，上述结算单据中统计数据存在无发货凭证（2019年6月30日的钢管3.3024吨、顶托1473支）、多统计发货凭证数据（2017年8月11日发货凭证载明顶筒1000根、结算单统计为2700根）、未统计或少统计收货凭证数据（2019年7月13日收货凭证载明收到顶托834支、结算单据仅统计824支，2019年7月19日收货凭证载明收到顶托812支、结算单据未统计）等现象，截止2019年8月31日，该部分物资涉及的租金为钢管307元、顶筒15300元、顶托1520.78元，扣除该部分租金后截止2019年8月31日，累计租费应为4809135.55元。2019年9月1日，郭元波曾作为承租方巴岳公司经办人签署了一份《赔偿结算单》，就上述结算单据中2019年8月31日载明未返还租赁物资确认了赔偿价格，赔偿单价分别为顶筒4元/根、顶托8元/支、钢管13元/米、扣件5.5元/套，合计赔偿金额为791629.8元。上述过程中从2017年11月22日至2019年1月30日，巴岳公司分七次共向原告支付了1299902元，付款项目备注为美的花溪材料租赁款、钢管款等。此期间原告分别于2017年10月16日、2018年2月8日，分两次向巴岳公司开具50万元、80万元的建材租赁增值税专用发票。2019年10月29日，原告以诉称事实与理由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诉讼过程中，原告申请诉讼保全，以向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购买诉讼保全责任险的方式提供担保，支付保费10000元。另查明，2017年5月23日，巴岳公司中标美的贵阳花溪项目二期三标土建总承包工程，并与建设方签订《施工合同》，合同载明总建筑面积142754.376平方米。随后，巴岳公司与万荣汉签订《劳务分包施工合同》，将包含模板制安拆、内架搭拆、全封闭悬挑外架搭拆等分包给万荣汉。2017年6月18日，万荣汉与郭元波签订《工程劳务分包合同》，将上述项目中包含内外脚手架周材（钢管、扣件、螺旋项、跳板）辅材等一切费用及与合同内工作有关的零星用工方式分包给郭元波。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系被告巴岳公司是否应向原告承担案涉《建筑物资租赁合同》的主体责任。对此焦点，原审意见如下：巴岳公司与原告签订了书面《建筑物资租赁合同》，合同中明确指定郭元波为其经办人，郭元波事实上作为巴岳公司经办人收取了原告交付的租赁物资，巴岳公司亦事实上向原告支付了部分租赁费，原告亦向巴岳公司开具了发票，则巴岳公司依法构成案涉建筑物资租赁合同的相对人，应当向原告承担该合同的主体责任，巴岳公司主张该合同未实际履行、双方不存在真实租赁关系的辩解，不予采信。巴岳公司主张上述租赁合同仅为开具发票使用，但发票的开具意味着双方存在经济往来，巴岳公司既然与原告签订了书面的经济合同、实际收取原告提供的发票并向原告支付了对应价款，其即应当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仅享有权利不承担义务的经济合同明显与司法实践、交易惯例相悖，其辩解本院不予采信。巴岳公司主张原告向郭元波交付的材料不能确定全部用于其承建的案涉项目，同时郭元波存在与原告恶意串通的情形，但郭元波系巴岳公司合同指定经办人，原告与郭元波进行租赁物资收发及租金费用结算符合约定，即便郭元波在合同约定的租赁期限届满后签署了部分收发凭证及结算单据，但原告交付的租赁物资绝大部分发生在合同约定的租赁期限届满前，根据合同约定，租赁物资的收发凭证系双方结算租金的有效依据，郭元波的行为原告显然有理由相信系代表巴岳公司，且结算单据与收发货凭证不符的部分原审法院亦将扣除，仅凭现有证据不能证实原告与郭元波恶意串通，巴岳公司以此否定原告提交的收发货凭证的理由不能成立，原审不予采信；至于原告与郭元波或者万荣汉之间的纠纷，并非本案审理范围，应另行解决。基于上述理由，巴岳公司未按照约定及时足额向原告支付租金，原告要求解除合同的诉请符合约定，本院予以支持。原告要求巴岳公司支付截止2019年8月31日的欠付租费3526304.33元，因结算单据与收发货原始凭证存在不一致现象，原审法院以原始凭证为准扣除相应部分租金，经计算巴岳公司实际欠付租费为3509233.55元，该项诉请，予以支持。原告要求被告返还钢管124.9042吨、扣件64977套、顶托1286根、顶筒279个，如不能返还，则被告向原告支付器材赔偿费791629.8元，根据收发货凭证统计，被告实际尚有钢管32672.7米（折算125.4663吨）、扣件64977套未返还，并多返还了顶筒1421根、顶托1009支，因被告未及时足额支付租金，原审已支持原告解除合同的诉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的规定，合同解除后被告应当返还原告的租赁物资，则原告要求返还租赁物资的诉请，予以支持；原告诉请的钢管数量低于统计数据，依其自愿，扣件数量与统计数据一致，原审予以确认；同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二十二条“承租人应当妥善保管租赁物，因保管不善造成租赁物毁损、灭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被告不能返还的租赁物资，应当予以赔偿，该部分赔偿单价合同并未约定，原告系按照与郭元波结算的单价提出主张，该单价并未明显超出合理范围，且租赁合同关系中合同解除后承租方的义务系返还租赁物，若被告不认可该赔偿单价，另行购买返还即可，该项诉请，原审予以支持，但应以根据收发货凭证统计的未返还物资数量为准，经计算原告主张的钢管、扣件赔偿金额共计780215.4元；被告多返还的物资可由被告取回或充抵其他材料赔偿款，此非本案审理范围，双方应另行解决。未返还材料继续计算租金符合双方约定，但以现未返还材料的日租金总额计算，若被告有陆续返还租赁材料行为的则不准确，原审法院以双方约定的日租金单价标准即钢管1.5元/吨、扣件0.0045元/套予以明确。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违约金863586.83元，系按合同约定标准计算，虽被告在合同中注明若因原告未按时提供发票导致推迟付款其不承担任何责任，但合同并未约定开票与付款的先后顺序，从实际合同履行情况来看，开票金额与被告付款金额也不能相互对应，则未开票不能成为被告未支付租金的免责事由，根据合同约定，被告事实上存在逾期付款的违约行为，但合同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被告亦提出异议，根据本案实际情况，原审酌情支持违约金20万元。原告主张的保函费，因以购买诉讼保全责任险的方式提供担保并非必然发生的费用，该项诉请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百二十二条、第二百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解除原告贵阳长盛建材租赁有限公司与被告重庆市巴岳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于2017年6月5日签订的《建筑物资租赁合同》；二、被告重庆市巴岳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原告贵阳长盛建材租赁有限公司截止2019年8月31日的欠付租费3509233.55元；三、被告重庆市巴岳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返还原告贵阳长盛建材租赁有限公司钢管124.9042吨、扣件64977套，若不能返还，则赔偿原告贵阳长盛建材租赁有限公司780215.4元；四、被告重庆市巴岳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按照日租金钢管1.5元/吨、扣件0.0045元/套的标准，从2019年9月1日起继续向原告贵阳长盛建材租赁有限公司支付上述未返还材料的租金至返还全部材料或赔偿款付清之日止；五、被告重庆市巴岳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原告贵阳长盛建材租赁有限公司违约金200000元；六、驳回原告贵阳长盛建材租赁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4135元（已减半收取），诉讼保全费5000元，共计29135元，由被告重庆市巴岳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负担26135元，原告贵阳长盛建材租赁有限公司负担3000元。二审诉讼中，上诉人巴岳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1、上诉人与万汉荣《劳务分包施工合同》；2、万汉荣与郭元波《工程劳务分包合同》。证明：上诉人已将所有内外架工程以包工包料的方式转包，没有再次租赁案涉设备的必要，郭元波才是案涉租赁材料的实际承租人。第二组证据：《美的地产贵州公司工程开工令》、案涉《架料租赁合同》。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具备租赁合同关系，后补签订合同的目的是为开具抵扣支付万荣汉工程款成本的增值专用税发票。第三组证据：1、贵阳川益涵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企业信息；2、贵阳川益涵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架料租赁合同》；3、《川益涵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4、《川益涵租金计算式》。证明：1、贵阳川益涵建筑设备有限公司于2018年5月31日成立，法定代表人为郭元波；2、郭元波系案涉工程内外架实际承包人及施工人，所需材料由郭元波先行提供，不足部分向被上诉人长盛公司租赁。上诉人与长盛公司、川益涵公司签订合同的目的是为开具符合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条件，上诉人仅通过向被上诉人代付租金的形式支付万荣汉工程款；3、按照上诉人与川益涵公司签订的《架料租赁合同》及开票金额推算，郭元波自行提供的钢管数量为248971米，扣件个数为157531套。第四组证据：1、案涉工程图纸；2、《脚手架工程专项施工方案、内审表、报审表》；3、《模板工程施工方案、内审表、报审表》；4、《根据方案计算租赁材料内架外架总合计、计算式及文字说明》。证明：依据案涉工程图纸及施工方案，案涉工程外架项目的钢管所需用量。案涉工程未发生设计变更、未加大外架使用规定的情况下，所需材料用料不应超过施工方案所确定的用量。第五组证据：《美的国宾府二期三标方案图与长盛公司主张租赁材料对比表》，证明：被上诉人长盛公司的诉请没有事实依据。被上诉人长盛公司质证称：巴岳公司二审提交的证据不属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新证据，也未说明其一审未提交的合理理由，请求法院不予认定，且达不到巴岳公司的证明目的。1、案涉工程内部分包关系不能对抗长盛公司。2、关于施工方案和用量的问题，长盛公司不是施工方，真实性请求法院核实。施工方案本身没有载明建材用量，达不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且巴岳公司自认在后续施工过程没有变更，其没有证据证明施工方案没有发生变更，且长盛公司作为出租方没有义务核实案涉工程的用量。因此，巴岳公司以此抗辩其不承担支付贷款的责任的理由不成立。原审第三人郭元波质证称：对于材料的用量是真实的，巴岳公司与长盛公司签订的合同，我只是作为巴岳公司的一员负责验收材料、结算签字。原审第三人万荣汉未发表质证意见。原审第三人郭元波提交以下证据：1、巴岳公司支付川益涵公司的流水走账；2、《脚手架工程承包合同（拆除脚手架）》；3、收条。证明：我方负责搭设外架，川益涵公司不存在材料租赁，巴岳公司支付给川益涵公司的流水走账是真实的，租赁租金都是农民工工资。上诉人巴岳公司质证称，承包合同只能证明郭元波系该工程脚手架施工的实际承包人，其与罗云奎签订承包合同并按约给付款项证明郭元波签订工程劳务分包合同后，再转包的行为。除此之外，达不到其他证明目的。其所提供的收条及代付明细真实性不清楚，但反应郭元波系工程的外架实际施工人间接反应万荣汉将外架工程转包给郭元波施工的事实。所提供的打款凭证均为上诉人按照万荣汉要求代付款项的要求所支付的，郭元波提供的银行流水，2019年9月27日所支付的款项22万元备注为脚手架租赁费用，证明我方所诉代万荣汉支付工程款的事实。既然郭元波否认其承包外架的事实就不可能产生脚手架租赁费，同样的付款情形在2019年1月30日有45952元备注的说明均为脚手架租赁费，在2019年11月5日还产生租赁费5万元。被上诉人长盛公司质证称，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请求法院核实，与本案不具备关联性，巴岳公司和郭元波之间的内部关系不能对抗善意的长盛公司。原审第三人万荣汉未发表质证意见。本院对各方提供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上述证据均不属于二审期间的新证据，本院对于证据的关联性及证明目的需结合案件相关事实予以分析认定。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判认定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案涉租赁合同的合同主体问题，巴岳公司诉讼中辩解其在租赁合同上加盖印章系见证合同之目的并为开具发票方便等诉讼理由，经审查，案涉《建筑物资租赁合同》中巴岳公司作为承租人在合同上加盖了巴岳公司合同专用印章，而案涉工程项目系巴岳公司承建，租赁物也实际用于巴岳公司承建的工程项目，合同实际履行过程中，巴岳公司亦先后支付部分租金，故应确认巴岳公司系案涉租赁合同的相对人，应当承担案涉租赁合同主体责任。巴岳公司主张该合同未实际履行、双方不存在真实租赁关系、上述租赁合同仅为开具发票使用等辩解理由，与案件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关于租赁物及租金结算问题，巴岳公司主张长盛公司向郭元波交付的材料不能确定全部用于其承建的案涉项目，同时郭元波存在与长盛公司恶意串通的情形。经审查，租赁合同约定巴岳公司指定郭元波为经办人，合同实际履行过程中，郭元波签字确认收到长盛公司交付的租赁物资，符合合同约定，对巴岳公司具有法律约束力。虽然郭元波的部分签字确认行为超过租赁合同约定的委托授权期限，但租赁合同仍在履行过程中，郭元波的签收行为并未超出其职务范围，长盛公司有理由相信郭元波系代表巴岳公司，况且原审法院在计算租赁物数量及租金数额时对于郭元波签字确认的部分结算单据与收发货凭证不相符合的租赁物及相应租金予以扣除；而巴岳公司上诉否认郭元波的签收货物行为及对租赁物、租金结算行为，并认为长盛公司与郭元波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等上诉理由，巴岳公司在二审期间虽提供了案涉工程图纸、《脚手架工程专项施工方案、内审表、报审表》等证据，但仅凭以上证据并不足以否认案涉租赁合同的履行情况及案涉工程实际使用建筑租赁材料的数量，亦不能证明长盛公司与郭元波恶意串通虚构租赁结算数据的事实，故本院对巴岳公司的该项上诉理由不予采信；至于巴岳公司与郭元波及万荣汉之间的劳务分包合同纠纷，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本案不予审查处理。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8270元，由上诉人重庆市巴岳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 俊审判员 颜 云审判员 姜彦宏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雷 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