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966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洋，男，1982年7月1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不亦乐乎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望京园602号楼4层516。法定代表人：高玮。上诉人刘洋因与被上诉人北京不亦乐乎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不亦乐乎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5民初884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由刘茵法官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洋、被上诉人不亦乐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高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洋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不亦乐乎公司执行原劳动合同的协议支付刘洋在2018年12月至2019年3月的工资差额16235.63元。2、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不亦乐乎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7000元。3本案上诉费由不亦乐乎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的录音证据语义不明,不足以证明刘洋主张,不亦乐乎公司在仲裁提交的劳动合同证明,存在明显错误。首先在录音证据和文字记录上明确显示,录音在1小时11分29秒至1小时15分00秒显示新合同大家可以不用签,证明新合同完全不想执行的意思,根据刘洋的社保和公积金的实缴情况可以看出,刘洋的社保缴纳情况是按照原合同执行的,而公积金在2018年12月是做了调整,之前的公积金都是以原合同来执行的,两者在签署新合同后明显出现了差异。不亦乐乎公司在劳动仲裁庭也只提交了一份劳动合同复印件,原件自始至终都没有给过刘洋,完全没有想履行的意图。后又说明公司的成本太高,意思是想降低成本,这也证明公司在有意逃避国家税收政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税法》2018年8月31日,修改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通过,起征点每月5000元,2018年10月1日起实施最新起征点和税率。公司为了降低成本,把刘洋的工资做了调整,是为了逃避个人所得税。显而有违反国家法律法规。(二)在离职证明上,没有刘洋签字,说明刘洋不认可离职,应认定不亦乐乎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三)刘洋申请劳动仲裁事宜上,劳动仲裁审判时,刘洋是要求赔偿金和补偿金都支付,但仲裁庭只能认定一种,刘洋在这种情况下,造成错误的决定,选择要补偿金。所以刘洋恳请撤销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京朝劳人仲字[2019]第13930号裁决书裁决的补偿金判决。综上,刘洋为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提出上诉,恳请二审法院依法公正处理,支持刘洋的上诉请求。不亦乐乎公司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刘洋的上诉请求及事实理由，请求维持一审法院判决。刘洋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不亦乐乎公司支付工资差额16235.63元；2、要求不亦乐乎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7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劳动关系情况1、入职时间：2018年4月2日。2、月工资标准：2018年12月19日之前为8500元/月，2018年12月19日之后为4000元/月。3、劳动者实际出勤至：2019年3月29日。4、劳动关系解除时间：2019年3月29日。刘洋主张其每月应发工资8500元，2018年12月1日开始按照4000元支付工资，每月存在差额4500元，提交2018年4月2日签订劳动合同，内容为“乙方月薪为8500元”。不亦乐乎公司认可劳动合同的真实性，主张刘洋工资标准已经调整为4000元，在仲裁提交签订日期为2018年12月24日签订的劳动合同，内容更为“乙方月薪为4000元”，刘洋认可该劳动合同真实性，但主张不亦乐乎公司开会说先减少工资，后续会补上，而且其考虑到年底了，如果不签是不是会被开除，也信任当时CEO，所以就签了，但是后续没有补上工资。刘洋就其主张提交了录音光盘及文字记录，但该录音语义不明，不足以证明刘洋主张，不亦乐乎公司在仲裁提交的劳动合同为双方均认可，其证明力高于刘洋提交之证据，故法院对于刘洋关于工资之主张不予采信，采信刘洋的工资标准于2018年12月20日变更为4000元/月，对于刘洋要求支付2018年12月20日至2019年3月29日工资差额的请求不予支持，2018年12月1日至2018年12月19日存在工资差额2689.66元，不亦乐乎公司主张其已支付该差额，刘洋亦认可收到该款项，法院对此予以确认。二、劳动关系解除刘洋主张2019年3月29日不亦乐乎公司因经营不善与其解除劳动关系，其不认可解除理由，系违法解除。不亦乐乎公司亦主张其因经营不善解除与刘洋劳动关系，但未就此提交证据，法院采信刘洋被违法解除之主张，但其在仲裁时要求不亦乐乎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故刘洋可就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的问题另行主张。三、劳动仲裁情况刘洋就本案诉争事项申请劳动仲裁。2019年6月21日，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京朝劳人仲字[2019]第13930号裁决书，裁决：确认刘洋与不亦乐乎公司之间于2018年4月2日至2019年3月29日存在劳动关系；不亦乐乎公司支付刘洋2018年12月1日至2018年12月19日工资差额2689.66元；驳回刘洋其他仲裁请求。刘洋不服，诉至一审法院。以上事实，有双方当事人提交的住房公积金个人查询单、录音光盘及文字记录、银行明细、离职证明、通知函、银行付款回单在案佐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四十八条、第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刘洋与北京不亦乐乎科技有限公司于二〇一八年四月二日至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九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北京不亦乐乎科技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支付刘洋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一日至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九日工资差额2689.66元；（已执行）三、驳回刘洋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刘洋向本院提交如下新证据：证据一，四份公司与其他的员工签订的借款协议（复印件4张），证明不亦乐乎公司跟员工当时签订了借款协议，以借款协议的形式来作为补偿给员工薪资，我当时跟他谈的时候是也想签这份协议，但是他不一直不签，就不再跟我签了，不亦乐乎公司承诺已经答应几个员工补偿了。证据二、通知函（复印件1张），证明执行的时间显示的早于跟我沟通的时间，不亦乐乎公司存在欺诈。证据三、我和公司法人高玮的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2张），证明不亦乐乎公司和刘洋签订新合同的时候，刘洋是被迫签订的。不亦乐乎公司发表质证意见如下：证据一、真实性无法确定，借款协议不是和刘洋签订的，其次即使是真实的也是与本案无关联性的，也和刘洋无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证据二、通知函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发通知后我们就和员工做了沟通工作。证据三，无法确认聊天内容的真实性，不需要刘洋展示手机的原件，即使是真实的，也和本案没有关系。本院认为，证据一因系复印件，真实性无法确认，且缺乏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证据二，系一审提交过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的范畴；证据三，证据内容与证明目的之间缺乏直接的因果关系，故本院亦不予采信。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结合本案各方诉辩意见，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2018年12月以后刘洋的月工资标准；刘洋是否能在本案中直接要求不亦乐乎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对于争议焦点一，刘洋上诉提出，刘洋提交的录音证据和文字记录可以证明双方的劳动报酬不是按新合同执行的,根据刘洋的社保缴纳情况可以看出，之前一直是按照原合同执行的,签署新合同是不亦乐乎公司有意逃避国家税收政策,为了降低成本,把刘洋的工资做了调整,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刘洋对于2018年12月24日签订的劳动合同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合同中明确约定“乙方月薪为4000元”，其次，其虽主张不亦乐乎公司让其签订新劳动合同是为了避税，承诺新劳动合同并不实际履行，后续会补上工资，但刘洋提交的录音证据中，公司法定代表人高玮就签订劳动合同后实际的工资标准及后期补齐至之前履行标准一事均未作出明确表态，故本院认为刘洋并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主张的上述事实成立，对于刘洋的该项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对于争议焦点二，刘洋上诉提出其本人并未在离职证明上签字，说明刘洋不认可离职,应认定不亦乐乎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劳动仲裁时,刘洋是同时要求不亦乐乎公司支付赔偿金和补偿金的,但仲裁庭只认定一种,在这种情况下,刘洋错误选择要补偿金。现恳请变更申请，要求不亦乐乎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对此本院认为，一审法院已经认定了不亦乐乎公司解除与刘洋的劳动合同关系构成违法解除，不亦乐乎公司亦未对此提出上诉，故不亦乐乎公司应当向劳动者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赔偿金，但因刘洋关于要求不亦乐乎公司支付违法解除赔偿金的主张并未经过劳动争议仲裁前置程序，故一审法院认定刘洋可就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的问题另行主张，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刘洋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刘洋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刘 茵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徐 仙书 记 员  张晓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