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2民终822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薛殿梅，女，汉族，1970年12月20日出生，住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培银，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云飞，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晓珅，女，汉族，1988年4月16日出生，现住青岛市崂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铠，山东崇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艳丽，山东崇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薛殿梅因与被上诉人李晓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青岛市崂山区人民法院（2019）鲁0212民初32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薛殿梅上诉请求：请求贵院裁定撤销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人民法院(2019)鲁0212民初3243号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事实与理由：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类，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提出借款￥200万元的要求，由于其母亲是上诉人的姐姐，上诉人也曾与其一家人(包括被上诉人的母亲薛殿华，外甥女即被上诉人，被上诉人的姐夫即案外人董宁)有过几次大额经济款往来，基于信任就没有与被上诉人签订借款协议，上诉人于2015年11月20日和2016年1月7日通过银行汇款方式分别汇给被上诉人90万元和110万元。当上诉人要求还款时，被上诉人却置之不理。一审法院在审判中认为案争的200万元是上诉人出借给案外人董宁的，故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上诉人曾经(2016年4月30日)的确出借给案外人董宁400万元由于案外人也拖欠不还，上诉人已向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起诉[案号(2019)冀0108民初24号]。裕华区法院在审理过程中被告(即案外人)辩称：“认可向原告借款400万元，没有其他异议。”并且裕华区法院已查明：“。当时没有约定具体利息，被告每月按2分或3分支付利息……被告对此没有异议，并称双方是口头约定，平均下来是按照月息2分支付的利息……”裕华区人民法院认为：“原被告对于被告向原告借款400万元均没有异议，且有银行转款明细予以证实，本院予以确认……判决如下：被告董宁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原告薛殿梅借款本金400万元。”本案中一审法院也查明：案外人董宁于2016年5月5日向上诉人转款4万元，2016年6月5日转款12万，2016年7月4日转款12万，2016年8月4日转款12万，2016年9月5日转款13万，2016年10月8日转款13万，2016年11月5日转款13万，2016年12月3日转款13万。综上，案外人向上诉人转款的金额正好与[案号(2019)冀0108民初24号]一案中法院已查明的上诉人与案外人口头约定的利息相符合。但一审法院却认为上诉人无法解释案外人为何向上诉人支付利息及利息的数额，并把此点作为驳回上诉人诉讼请求的原因之一。经过一个法院查明的事实在另一个法院中却不被认可这明显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93条：“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五)：“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的规定。另外如果案争的200万元真是上诉人出借给案外人的，上诉人就会在[案号(2019)冀0108民初24号]一案中一并起诉并得到支持，而没有必要分案起诉给自己增加负担。之所以分案起诉正是因为此200万元借款与案外人没有任何关系。一审法院还查明被上诉人只将上诉人转给其的第二笔款项110万元转打给案外人。首先如果案争的200万元真的是上诉人出借给案外人的，那么被上诉人应当将上诉人转给其的第一笔借款90万元也转打给案外人才符合常理；其次由于当时案外人还没有被羁押，上诉人直接汇款给案外人即可，而无需让被上诉人转交；最后被上诉人在一审时辩称之所以没有把90万转给案外人是因为薛殿华(其母亲)曾出借给上诉人40万元，此笔90万元包含的40万元是上诉人还给薛殿华的。关于此点，上诉人有充分证据证明薛殿华从来没有借款给上诉人，薛殿华之所以打款给上诉人是因为其向上诉人借过40万，此笔钱是还给上诉人的。(上诉人有证据证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还有：2016年2月15日被上诉人母亲薛殿华向上诉人转款4万元、2016年3月5日转款4万元，2016年4月8日向原告转款4万元。薛殿华之所以每月按等额金额向上诉人转款，正是因为在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借款之初，其母亲也认同存在借款合同关系，并口头约定以本金为基础，每月支付上诉人2分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可以看出，当被告抗辩转账系其他债务时，被告的举证责任是十分重要的。一审法院在本院认为中：“被告提交证据证明该两笔款项均是原告和案外人均原告和案外人董宁之间的借款……另被告提交的董宁的通话记录和董宁的说明中董宁均认可案争的200万元系自己和原告的借款……。”首先，一审法院在判决中并没有明确到底是哪项证据就能证明90万元与110万元是上诉人借给案外人的，说理很不充分；其次，案外人是被上诉人的姐夫，与被上诉人有利害关系，被上诉人提交的与案外人的通话记录、案外人出具的说明等证据的证明力不高，一审法院却采信。对被上诉人提供的由其利害关系人(即案外人)出具的证据的认可度明显高于上诉人出具的转款200万元凭证、上诉人母亲薛殿华连续三月付等额利息的证据，这是非常不公平的。综上中，青岛市崂山区人民法院(2019)鲁0212民初3243号民事判决说理补充分，认定基本事实不清，存在种种漏洞，请求贵院裁定撤销此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庭审中补充如下：一、本案为上诉人薛殿梅与被上诉人李晓珅之间的借贷关系有明确的转账凭证予以证明，而一审法院却重点审理上诉人与案外人董宁之间的借贷关系并以此为由驳回上诉人的诉请，属于明显的事实认定错误。在上诉人薛殿梅与被上诉人李晓珅的借贷关系中，上诉人薛殿梅为债权人，被上诉人李晓珅为债务人，200万元借款系上诉人薛殿梅直接转给被上诉人李晓珅，债权债务清晰。对于该笔债权无论是确认还是转让均需上诉人薛殿梅的认可，被上诉人李晓珅与案外人董宁对该笔债权的表述无效。通过上诉人薛殿梅与案外人董宁的借款也可以看出借款和付息都是二者直接进行交易，无需经过他人中转。本案所涉借款就是被上诉人李晓珅从上诉人薛殿梅处所借，至于被上诉人李晓珅对本案借款的处置不影响其与上诉人薛殿梅之间的借贷关系。退一步讲，即便董宁曾经替被上诉人李晓珅偿还过本案借款的利息，也只能表示董宁加入债务，并不影响被上诉人李晓珅对本案借款承担责任。从本案中可以看出上诉人、被上诉人及其亲属与董宁各有借款往来，且相互之间也有资金往来，不同主体之间的借款属于不同的借贷关系，不宜在一个借款中对于案外人的借款一并处理，而应当分别进行审理，否则不但侵害了本案当事人的权利，也是对案外人权利的侵害。一审法院审理范围脱离本案借贷事实，属于明显的事实认定错误，请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二、一审法院将被上诉人的举证责任错误地强加给上诉人，并以此为由驳回了上诉人的诉请，确属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者其他债务的，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应由被上诉人李晓珅承担举证责任对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者其他债务的情况进行证明，待李晓珅提交初步证据能够证明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者其他债务的情况后，再由上诉人薛殿梅继续举证借贷关系成立。本案中被上诉人李晓珅的证据只是上诉人薛殿梅与案外人董宁存在借款关系，完全不能证明被上诉人李晓珅与上诉人薛殿梅在本案中的转账系双方之前借款或者其他债务，应由被上诉人李晓珅进一步举证。而一审法院将举证责任错误分配给上诉人并以此为由驳回上诉人的诉请，属于明显的法律适用错误。尽管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错误，但上诉人出于对法律的尊重还是提供了相应的证据，且相关证据在本案一审卷宗当中附卷，一审法院却仍以上诉人未在规定期限内提交证据作为驳回理由之一，更加说明一审判决存在明显问题。 被上诉人李晓珅辩称，一、上诉人所述与事实不符，根据一审查明的利息支付的方式可以看出，上诉人在董宁处总共借款600万元、650万元，利息在2017年之前是月息2%，2017年之后统一降为月息1.5%。二、关于证据问题。一审法院要求上诉人提供的证据系上诉人掌握的证据，该证据对查明本案事实至关重要，系其与董宁之间的转账记录。根据民诉法民事证据规则的规定，有证据证明一方掌握证据而拒不提供的，应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因此，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综上，一审查明事实准确，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依法维持原判。 薛殿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法院判令李晓珅偿还薛殿梅借款本金2000000元及利息（利息以2000000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1.5%从2018年7月起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案件受理费由李晓珅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薛殿梅和薛殿华系姐妹关系，薛殿华和李晓珅系母女关系。薛殿华系董宁的岳母。2015年11月20日、2016年1月7日，薛殿梅向李晓珅账户转款900000元、1100000元。2016年1月7日，李晓珅向董宁转款1100000元。2016年2月15日薛殿华向薛殿梅转款40000元，2016年3月5日薛殿华向薛殿梅转款40000元，2016年4月8日薛殿华向薛殿梅转款40000元。又查，薛殿梅和李晓珅在案外人董宁处均有投资款。案外人董宁认可薛殿梅之前在其处借贷金额为6500000元，后偿还500000元，现有6000000元。包含本案的2000000元。案外人董宁于2016年5月5日向薛殿梅转款40000元，2016年6月5日转款120000元，2016年7月4日转款120000元，2016年8月4日转款120000元，2016年9月5日转款130000元，2016年10月8日转款130000元，2016年11月5日转款130000元，2016年12月3日转款130000元。庭审中，薛殿梅陈述自己在董宁处有投资款共计4000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薛殿梅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款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李晓珅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李晓珅仍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虽然薛殿梅提交转款凭证用于证明其向李晓珅于2015年11月20日、2016年1月7日转款900000元和1100000元，两笔共计2000000元，并提交证据证明李晓珅母亲薛殿华于2016年2月15日、2016年3月5日、2016年4月8日每月向薛殿梅转款40000元。系支付的该两笔款项的利息。而李晓珅提交证据证明该两笔款项均是薛殿梅和案外人董宁之间的借贷，前四笔利息均是董宁利息的转付。另李晓珅提交的董宁的通话记录和董宁的说明中董宁均认可案争的2000000元系自己和薛殿梅的借款。并且薛殿梅提交董宁2016年5月5日向薛殿梅付款40000元，2016年6月5日付款120000元，2016年7月4日付款120000元，2016年8月4日付款120000元，2016年9月5日付款130000元，2016年10月8日付款130000元，2016年11月5日付款130000元，2016年12月3日付款130000元。对于案外人董宁为何向薛殿梅支付利息以及利息的数额，一审法院要求薛殿梅在规定期间内向一审法院提交具体的借款数额和双方具体往来款项的银行流水。而薛殿梅在一审法院规定期限内未能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双方实际出借本金的数额，也未能提交证据证明薛殿梅自认的向董宁的借款的本金数额和董宁所付利息数额能够对应。综上，一审法院认为，薛殿梅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双方民间借贷关系的存在。 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薛殿梅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760元，由薛殿梅承担。 二审中上诉人提交（2019）冀0108民初24号民事判决书，证明事项：在该生效判决中董宁明确表示对于向上诉人借款的数额为400万元，且对上诉人所述没有异议。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一、二、三明显系上诉人在2018年起诉后恶意串通制作且与生效判决内容相矛盾不具备证明力，而且上诉人是借款的债权人，被上诉人与董宁对债权债务作出认定也是无效的，被上诉人应当偿还上诉人借款及利息。被上诉人质证称：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事项有异议。1、董宁所谓的认可借款400万元只是对该案诉讼的400万元予以认可，并没有对双方借款总额予以明确认可。2、法院对利息的查明也没有确定，说当时没有具体约定利息，因此，该判决仅是对该案的借款数额进行确定，对利息也没有明确具体数额。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及双方的转账往来可以确认，2017年前月息是2%，2017年之后月息为1.5%，结合上诉人在石家庄的诉讼可以得出。 上诉人提交中国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三张，证明事项：被上诉人的母亲薛殿华于2016年2月15日向上诉人转款4万元、2016年3月5日向上诉人转款2.4万元、2016年4月8日向上诉人转款4万元，以支付上诉人借款的利息，其中3月份上诉人委托薛殿华买了16000元的衣服，所以从当期应还利息中扣除该部分。被上诉人通过其母亲向上诉人支付借款利息，进一步证明了其借款事实。被上诉人质证称：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转款时间和金额亦无异议，对证明事项有异议。通过一审查明的事实和交易习惯，每月转的40000元是代转的利息，是董宁转给被上诉人后，被上诉人再转给上诉人。该证据也证明了双方约定的月息为2%，在2016年1月7日，被上诉人收到上诉人转款110万元后，于当天直接转给了董宁，在2月份董宁开始按照月息2%，即每月40000元支付利息。之前2015年11月20日被上诉人收到上诉人90万元，该90万元直接折抵了董宁欠被上诉人和其母亲薛殿华的90万元，视为董宁收到该90万元，加上被上诉人转的110万元，从2016年1月7日开始，上诉人共在董宁处投资200万元。 上诉人提交中国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一宗，证明事项：上诉人于2016年4月30日向董宁出借400万元，董宁于2016年5月5日支付上诉人利息4万元，2016年6月5日支付上诉人利息12万元，2016年7月4日支付上诉人利息12万元，2016年8月5日支付上诉人利息12万元。上诉人于2016年8月1日向董宁增加出借50万元，董宁于2016年9月5日支付上诉人利息13万元，董宁于2016年10月8日支付上诉人利息13万元，2016年11月5日支付上诉人利息13万元，2016年12月3日支付上诉人利息13万元。上诉人于2015年11月20日及2016年1月7日向被上诉人出借200万元，被上诉人母亲向上诉人支付利息的时间与该笔借款相符，董宁在上诉人向其出借款项后的2015年5月才开始向上诉人支付利息，且支付时间、利息变化与借款时间、数额变化相符，证明本案借款与董宁无关，董宁支付的是上诉人向其出借的400万元及之后450万元的利息。被上诉人质证称：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转款事实无异议。从转款事实正好可以证明，董宁和上诉人之间存在借款关系，而且月息是2%。2016年6月5日支付上诉人利息12万元，距离上诉人转给董宁400万元正是一个月的周期，计算方式是之前200万元+400万元=600万元×2%=12万元。在2016年8月1日上诉人向董宁增加出资50万元，在一个月周期之后的9月5日，董宁给上诉人转利息13万元，计算方式600万元+50万元=650万元×2%=13万元。一审查明的2017年1月2日开始，利息降为月息1.5%，在上诉人河北的诉讼中予以确认，董宁直接转给上诉人的利息是97500元，计算方式650万元×1.5%=97500元。2018年2月份时，上诉人撤回了上述的50万元投资，本金变为600万元，仅接着在下一周期3月份，董宁支付利息时，利息变为9万元，计算方式是600万元×1.5%=9万元。自2018年7月份开始，董宁停止支付任何利息，所以上诉人在本案诉讼中，要求被上诉人自2018年7月份开始支付利息，即董宁停止支付利息的日期，如果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借贷关系，那么，上诉人应当主张被上诉人自2016年4月8日最后一次代为支付利息之日后的利息。而上诉人却在长达2年多时间，没有主张过任何权利，甚至在原审诉讼中，也没有主张该部分的利息，只能说明因为这期间的利息董宁已经完全支付。综上，可以看出，上诉人在董宁处的借款是600万元，及部分时间的650万元，约定的利息是2017年之前2%，2017年之后的利息是1.5%。 上诉人提交上诉人与董宁及李建军的短信记录、王利民的交通银行个人客户交易清单、《房屋抵押贷款咨询代办协议》、个人贷款合同、薛殿梅的光大银行对账单、郑书静的民生银行对账单、李建军的民生银行对账单、薛殿梅的中国银行明细清单，证明事项：上诉人于2016年2月22日委托李建军代办房屋抵押贷款业务，在李建军的协调下，上诉人于2016年3月17日与光大银行签订贷款合同并约定贷款支付至郑书静的账户。上诉人房屋抵押贷款前需要清偿原房贷，因董宁从事民间借贷业务，上诉人从董宁处使用了75万过桥资金要求董宁打到王利民账户，董宁安排被上诉人于2016年3月21日将钱打到王利民的账户。银消费贷款不能直接转回上诉人账户，所以上诉人委托李建军直接将钱打给董宁。2016年3月25日贷款下发后，郑书静就将130万元打到了李建军的账户，李建军根据上诉人的指示将130万元打到董宁账户，董宁扣除过桥资金及费用后将538750元打到上诉人的账户。上诉人使用75万元过桥资金是与董宁之间的交易，与本案借款无关，至于董宁与被上诉人之间安排如何交付是二者之间的事，上诉人已经偿还过桥资金并支付了费用。从款项数额及时间变化上来算，75万元只使用4天利息也不可能是从4万元变为24000元，而且24000元是2016年3月5日支付的而75万元的变化时间是在3月的21日至25日，即便需要扣除也不可能提前20多天，而应在下一期利息中体现，被上诉人所述短期提现75万元的情况明显与事实不符。事实上是上诉人委托薛殿华买了16000元的衣服，所以从当期应还利息中扣除该部分，被上诉人明显在故意捏造事实来凑数。被上诉人质证称：该证据与本案无关，从过程的陈述中，董宁也是通过被上诉人支付的款项，与董宁通过被上诉人代为转利息符合当时的交易习惯。 被上诉人提交薛殿红证明及身份证复印件、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帐户交易明细、薛殿芳证明及身份证复印件、借记卡帐户历史明细清单，证明事项：薛殿红、薛殿芳、孙淑芹曾借款给董宁，2015年、2016年月息为2分，2017年降息至1.5分。前期利息均通过薛殿华支付。其中薛殿华、薛殿红、薛殿芳及上诉人系姐妹关系，孙淑芹系四人的母亲，薛殿华系被上诉人的母亲，董宁系薛殿梅大女儿的前夫。上诉人质证称：对该证据真实性无法确认，出具证明的当事人也没有出庭，出具证明的当事人也不是本案的当事人。1、根据被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薛殿华的交易明细中，也可以看出上述部分人员有薛殿华向其支付款项的相关情况。但是根据交易记录可以看出，薛殿华每次都是收到董宁的相关款项后，而且是分别收到董宁根据每笔打给各方当事人，打给上诉人的相关款项是收到董宁的6万元后，就立即打给了上诉人4万元，而支付给薛殿伟、薛殿红、薛殿芳及闫炎的相关款项都是另行收取董宁支付的款项后，又单独分别支付给上述相关人员，和薛殿华收取董宁6万元无关。2、其所举的证据并不能反应被上诉人证明的事实。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包括和董宁之间从未约定过1.5分的利息，至于起诉时，按照1.5分利息起诉，上诉人认为是念于亲戚关系，自愿降低利息，而并非各方之间的约定。 被上诉人提交（2019）辽0202民初5522号、（2020）辽02民终2115号民事判决书，证明事项：2019年上诉人起诉要求被上诉人返还借款90万元，但经审理查明，二人之间并未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而是委托代为购买邮币卡的委托合同关系。上诉人故意隐瞒事实，恶意诉讼，存在不诚信的诉讼行为。上诉人质证称：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被上诉人证明以此证明上诉人不诚信，不予以认可。大连中院判决的90万元与本案无关，大连案件的90万元是由上诉人支付给被上诉人，至于双方之间是委托理财，还是民间借贷，在司法界存在不同争议的，当事人作为非法律人士，通过诉讼主张权利并不能说明诚信问题。相反，被上诉人在本案中所提到的所谓40万元借款、50万元提前还贷，及75万元提前抽回，恰恰是为了否定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的债权债务问题，是为了拼凑相关数据而得出的。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薛殿梅与李晓珅之间是否存在200万元的民间借贷关系以及利息如何计算。案件经调解未果。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200万元的借款系薛殿梅和案外人董宁之间的借贷，其依据为李晓珅提交的董宁的通话记录和董宁的说明中董宁均认可案争的200万元系自己和薛殿梅的借款以及薛殿梅未就董宁对其支付利息以及利息的数额作出合理解释。对此，本院认为，董宁作为李晓珅的前姐夫，李晓珅所提交的董宁的通话记录和董宁的说明的证明力不足，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李晓珅认为200万的债务已经转给董宁，由董宁负责偿还。债务转让，应得到债权人明确同意，目前没有证据佐证李晓珅的主张。另，董宁向薛殿梅所支付的款项薛殿梅已在（2019）冀0108民初24号案件中将其作为利息予以扣除，故一审法院以此认定本案200万元的借款系薛殿梅和案外人董宁之间的借贷不当。 薛殿梅向李晓珅转账200万元，李晓珅不能举证证明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故本院认定李晓珅与薛殿梅之间200万元借贷事实成立。从李晓珅母亲薛殿华于2016年2月15日、2016年3月5日、2016年4月8日每月向薛殿梅转款40000元可以推断双方之间存在月利率2%的利息约定，薛殿梅自愿将利息降低为月利率1.5%，并从2018年7月起开始计算并无不当，本院对薛殿梅的利息主张予以支持。 综上，原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青岛市崂山区人民法院（2019）鲁0212民初3243号民事判决； 二、李晓珅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薛殿梅借款本金200万元及利息（利息以200万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1.5%，自2018年7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23760元，由李晓珅负担2376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3760元，由李晓珅负担23760元。以上李晓珅负担部分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直接支付薛殿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姜 涛 审判员 汪青松 审判员 张馨月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 钟霄 书记员王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