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4民终124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抚顺高湾城乡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抚顺经济开发区高湾经济区高阳路。法定代表人：王仲辉，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唐佳玉，辽宁凯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肇恒玉，男，1963年1月30日出生，满族，住沈阳市皇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思赜，辽宁恒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瑶瑶，辽宁恒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抚顺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站支行，住所地抚顺市顺城区新华大街22号。负责人：任立志，该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新禹，该行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尹佳汶，该行员工。原审被告：抚顺利坤石材有限公司，住所地抚顺县哈达镇河清村。法定代表人：刘明举，该公司总经理。原审被告：刘明举，男，1967年7月4日出生，汉族，住内蒙古兴安盟。原审被告：张丽华，女，1969年5月3日出生，汉族，住内蒙古兴安盟。原审被告：抚顺市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抚顺经济开发区高湾经济区(管委会办公楼225-228室)。法定代表人：松田，该公司董事长。原审被告：辽宁恒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沈阳市沈河区团结路89号。法定代表人：松田，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思赜，辽宁恒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瑶瑶，辽宁恒生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刘建东，男，1990年1月6日出生，汉族，住内蒙古兴安盟。上诉人抚顺高湾城乡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湾城乡建设公司）、肇恒玉因与被上诉人抚顺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站支行（以下简称抚顺银行北站支行）、原审被告抚顺利坤石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坤石材公司）、刘明举、张丽华、抚顺市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小企业担保公司）、辽宁恒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运汽车公司）、刘建东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抚顺市顺城区人民法院（2019）辽0411民初23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高湾城乡建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唐佳玉、上诉人肇恒玉的诉讼代理人李思赜、刘瑶瑶，被上诉人抚顺银行北站支行的诉讼代理人李新禹、尹佳汶，原审被告恒运汽车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思赜、刘瑶瑶到庭参加了诉讼，原审被告利坤石材公司、刘明举、张丽华、中小企业担保公司、刘建东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抚顺高湾城乡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原判决第二项要求上诉人承担连带责任条款;2、要求撤销原判决要求上诉人共同承担案件受理费、保全费条款；3、要求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上诉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本案所谓上诉人签章的担保函，是本案抚顺银行北站支行事先制作及打印多份，并找上诉人签字盖章，日期为抚顺银行北站支行填写，担保函没有担保期限，没有额度限制说明，没有担保对象的说明，究竟该担保函属于什么性质，原审没有查清。2、本案抚顺银行北站支行在与本案借款人签订借款合同并出具借款时，并没有告知上诉人，也没有告知本笔借款业务需要上诉人担保函进行担保。借款人的企业情况、偿债能力、借款金额及用途，抚顺银行北站支行没有任何告知。保证人的知情权，在本案中没有任何体现。对此，原审判决没有查清。3、即使上诉人出具了本案的保证函，不等于放任抚顺银行北站支行使用。如果抚顺银行北站支行告知上诉人本案借款业务，上诉人有调查权，如借款人不具备偿债能力，上诉人不同意进行担保。上诉人如进行担保，上诉人有权要求借款人提供反担保或物的抵押，并跟踪债务人使用借款情况，及反担保物或抵押物的情况，以减少损失。但在本案中，被上诉人放任使用担保函，造成上诉人对本案借款情况一无所知，更没有机会要求借款人进行反担保或反抵押，造成被上诉人的损失无法去追偿或弥补，而这一切都是被上诉人放任发放借款，将借款的法律风险让上诉人承担造成的，对此原判决没有查清。综上，上诉人认为在保证合同案件中，保证人有绝对的知情权，但原审判决没有查清，造成本案认定事实错误。二、根据关于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行为的通知财预〔2017〕50号第二条规定：金融机构为融资平台公司等企业提供融资时，不得要求或接受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以担保函、承诺函、安慰函等任何形式提供担保。本案上诉人为国有投资的公司，为抚顺经济区高湾管委会的下属部门。抚顺银行北站支行事先制作及打印多份担保函，要求上诉人签字盖章，为抚顺银行对外借款提供担保，该担保函恰恰违反了法律政策强制性规定，应为无效，并不应受法律保护。但原判决却对此没有进行审查。三、原判决适用法律与认定事实及判决结果相矛盾。原判决适用《担保法》十三条：保证人与债权人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保证合同。《担保法》十五条规定了保证合同应当包括但不限于六条内容。但本案上诉人的担保函，并没有《担保法》十五条的任何内容，因此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四、应该同案同判抚顺市望花区人民法院（2018)辽0404民初407号民事判决书，在审理原告同为抚顺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借款合同纠纷时，对保证函的认定是保证函不符合担保法的相关规定，驳回原告要求出具担保函的保证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请求。该判决已为生效判决。本案与上述案件相同，因此应该同案同判。综上，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判决，以维护上诉人合法权益。抚顺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站支行辩称，一、上诉人高湾城乡开发公司给抚顺银行出具了担保函，应当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承诺书符合相关的规定，保证人应当承担保证责任。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第三人单方以书面形式向债权人出具担保书，债权人接受且未提出异议的，保证合同成立。保证合同符合法律规定，保证人应当依据此承担保证责任。担保法第十四条规定，保证人与债权人可以单个主合同分别订立保证合同，也可以协议在最高额债权限度内就一定期间连续发生的借款合同或者某项商品交易合同订立一个保证合同。本案中上诉人是对中小企业担保公司与抚顺银行开展的融资担保贷款业务担保项下发生的所有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依法应当对该笔业务承担保证责任。担保法第二十一条规定，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失、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保证合同另有约定的，应当按照约定。当事人对保证合同的范围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保证人应当对全部债务承担保证责任。2013年、2014年、2015年中小企业担保公司与抚顺银行签订了《融资担保合作协议》，高湾城乡建设公司作为中小企业担保公司的股东，为了能够使中小企业担保公司能够与抚顺银行开展合作，同意对中小企业担保公司担保全部贷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出具2015年担保函时，此笔贷款已经发放，高湾城乡建设公司对该笔贷款提供担保是明知的，并不存在上诉人所述发放该笔贷款时不知情的情况，其所担保的具体债权是由抚顺银行与中小企业担保公司签订的融资担保合作协议来确定的，履行债务的期限是根据借款人与抚顺银行签订的借款合同中予以明确，虽然没有在担保函中明确规定担保的范围，但是根据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可以明确其应对双方发生的全部债权本金及实现债权的费用承担保证责任。二、上诉人高湾城乡建设公司并不是政府或政府部门，其有作为担保人的主体资格，对外作出的担保合法有效。根据高湾城乡建设公司营业执照显示，企业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担保人在主体上并没有瑕疵。担保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并没有禁止国有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不得对外提供担保。法律明确规定了国有控股企业应当按照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对外开展民事经济活动。企业国有资产法第三十条规定国有出资企业合并分立改制，上市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发型债券进行重大投资、为他人提供大额担保、转让重大财产进行大额捐赠分配利润以及解散、申请破产等重大事项，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及企业章程的规定，不得损害出资人和债权人的权益。根据公司法十六条和民商事审判工作纪要精神，公司对外提供担保应当经过股东会或董事会同意，在涉案贷款中，高湾城乡建设公司在向抚顺银行出具担保函之前，有该公司的有权机关对担保事项进行了表决的书面材料，公司对外担保的程序完全符合法律规定，高湾城乡建设公司应当依法承担连带责任。辽宁恒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辩称，没有意见。肇恒玉辩称，没有意见。抚顺利坤石材有限公司、刘明举、张丽华、抚顺市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投资有限公司、刘建东未答辩。肇恒玉上诉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直接改判或发回重审；2、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律遗漏重要证据和事实。1、一审法院以上诉人2015年11月27日签署的《承诺书》为依据，认定上诉人肇恒玉应对2015年6月18日的债权承担赔偿责任是错误的。对应2015年6月18日债权，应该是2014年签署的承诺书，但2014年承诺书经司法鉴定并非肇恒玉所签署。一审法律却遗漏、回避了该重要证据和事实，未在判决中予以说明。一审法院以被上诉人抚顺银行北站支行提交的上诉人2015年11月27日签署的《承诺书》为依据，要求上诉人对一审被告利坤石材公司借贷的款项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但在另案(2016)辽0402民初2398号中，被上诉人抚顺银行北站支行的工作人员作为代理人已经自认2015年11月27日签署的《承诺函》对应的是2015年12月9日至2016年12月18日的《融资担保合作协议》，并且在另案(2018)辽0402民初1314号判决中，法院也己经审理查明上诉人肇恒玉签署的《承诺函》是作为对应抚顺银行与中小企业担保公司下一年度《融资担保合作协议》，且该判决己生效，依据《民事诉讼法》关于证据的规定，生效法律文书认定的事实本就无需再举证证明。而在本案中，案涉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是2015年6月18日签订，所以本案对应的承诺函应是2014年签署的，而非2015年11月27日签署的承诺书。但在抚顺市新抚区法院审理的(2018)辽0402民初1314号案件中，经过辽宁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被上诉人提交的所谓上诉人肇恒玉签署的2014年《承诺书》并非肇恒玉本人签写，也就是2014年度肇恒玉本人并没有签署过《承诺书》，因此，本案债权发生期间，即2014-2015年度《融资担保合作协议》期间，肇恒玉并没有为中小企业担保公司提供担保。因此，一审原告不能依据2015年11月27日《承诺函》主张肇恒玉对上一年度《融资担保合作协议》期间发生的债权承担连带保证责任。2、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签署的《承诺书》对担保范围没有明确约定，故应对全部债务承担责任，因此要求上诉人对案涉借款承担连带付款责任是错误的。一审法院认定的2015年11月27日《承诺函》既对签署之前中小企业担保公司与抚顺银行之间的所有贷款担保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也对之后的所有贷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不符合逻辑，也不符合客观事实。抚顺银行北站支行的工作人员作为代理人在另案(2016)辽0402民初2398号一审质证时明确自认：“2015年11月27日的《承诺函》对应的是担保总额度不超过35,235.71万元，合作期限为2015年12月9日至2016年12月18日，肇恒玉的担保金额和期限是有一定约定的。”在该案二审期间，审判长询问抚顺银行，其让个人签订《承诺函》的目的是什么，抚顺银行代理人再次明确自认，2013年、2014年以后，贷款还不上的情况增多，所有我们在下一年的时候在考虑是否和担保公司合作。根据另案可以证明《承诺书》是对应下一年度的抵押贷款合同的，且需要每一年度重新签订，所谓的对所有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是对应下一个年度的担保协议的，并非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所有的债务。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法院适用的《最高法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就本案涉及债权存在合同关系是错误的。一审法院适用的《最高法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第三人单方以书面形式向债权人出具担保书，债权人接受且未提出异议的，保证合同成立。但一审法院用该法条所证明的对象是2015年11月27日签署的承诺书，此承诺书的成立与本案涉及的债权没有任何关系，在另案(2018)辽0402民初1314号判决中，法院也已经审理查明肇恒玉签署的《承诺函》是作为对应抚顺银行与中小企业担保公司下一年度《融资担保合作协议》，所以本案涉及的2015年6月18日的债权应对应2014年度的承诺函。而2014年肇恒玉并未签署过承诺函，因此本案债权肇恒玉并未与被上诉人形成担保合同关系。一审法院基于错误的法律事实认定，必然导致法律适用的错误。2、一审法院适用《担保法》第二十一条第二款，认定上诉人肇恒玉对本案案涉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是错误的。一审法院适用《担保法》第二十一条第二款，当事人对保证担保范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保证人应当对全部债务承担责任。首先，该条款是《担保法》第三节保证责任的内容，其适用前提必须有一个合法存在的《保证合同》，但在另案(2018)辽0402民初1314号中，经过辽宁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己经证实被上诉人提交的所谓上诉人肇恒玉本人签署的2014年《承诺书》并非本人签写，也就是2014年度肇恒玉本人并没有签署过《承诺书》，所以没有合法的担保合同作为前提，就更谈不上保证范围了。《担保法》第二十一条第二款是指在同一主债权范围内约定不明的情况下，保证人才应当对全部债务承担责任。如果按照一审法院对该条款的理解，该条款就会与《担保法》总则第十五条保证合同的内容应当包括保证保证期限的规定相矛盾。而本案中，2014-2015年度的《融资担保合作协议》和2015-2016年度的《融资担保合作协议》主债权标的不一致，担保期限不一致，担保范围不一致，根本就不是同一债权，不能适用《担保法》第二十一条第二款。从两个方面、两个角度均可证明一审法院适用《担保法》第二十一条第二款，认定上诉人肇恒玉对本案案涉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是错误的。综上所述，本案中上诉人肇恒玉没有为案涉《担保协议》出具承诺函，故不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恳请人民法院将案件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以维护上诉人肇恒玉的合法权益。抚顺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站支行辩称，一、2014年肇恒玉是否出具了承诺书不影响其对案涉贷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已经有辽宁省高院（2018）辽民终36号生效判决，最高人民法院（2018）民申5827号生效判决，确认肇恒玉依据2015年10月27日出具的承诺书，应当对中小企业担保公司所有的贷款承担责任，即包括涉案贷款。生效判决中确定肇恒玉应当依据2015年10月27日向苏州银行出具的承诺书，对承诺书出具之前发生的贷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在本案中诉请肇恒玉承担保证责任的依据是2015年10月27日的承诺书，肇恒玉不否认其真实性，并在承诺书中承诺本人对抚顺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投资有限公司担保的抚顺银行所有的贷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肇恒玉在一审诉讼时，认可是对抚顺中小担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承诺，在承诺书中明确写明，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肇恒玉的担保行为是个人而非法定代表人行为，一审法院判决肇恒玉承担600万元的连带保证并无不当。最高人民法院裁定中认为根据一审、二审法院查明的肇恒玉原为中小企业担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于2015年10月27日向抚顺银行出具了承诺书，承诺对中小企业担保公司承担担保，将所有贷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承诺书是直接证据、书面证据，足以认定肇恒玉为中小企业担保公司承担连带保证，承担连带担保保证是真实的意思表示。二审法院没有将肇恒玉于2014年出具的承诺书作为认定其应当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肇恒玉二审时提交了2014年承诺书的复印件，要求进行笔迹鉴定，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一百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申请鉴定的，可以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申请鉴定的事项与待证事实无关联或者对待证明的事项无异议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正确。无论肇恒玉是否于2014年出具过承诺书均不影响其对案涉贷款承担连带保证。二、抚顺银行从2009年开始就与中小企业担保公司签订合作协议，从2013年开始，由于担保公司之间竞争日益激烈，为了继续促成双方合作，肇恒玉作为中小企业担保公司的股东、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主动要求出具个人担保函，表明愿意用个人的资产为全部的担保业务承担担保责任，根据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也可以明确出具承诺函的真实意图，为担保公司已经开展和即将开展的融资担保业务提供连带责任，肇恒玉出具的承诺函是对所有贷款的内容承担担保责任。代理人观点是否正确需要法院依法进行裁判，代理人对案件的观点本身就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更不能代表肇恒玉的意思表示，应当根据当时签订的书面材料内容进行认定。辽宁恒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辩称，没有意见。抚顺高湾城乡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辩称，没有意见。抚顺利坤石材有限公司、刘明举、张丽华、抚顺市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投资有限公司、刘建东未答辩。抚顺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站支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利坤石材公司偿还借款本金900,000元及截至2019年3月21日欠息269,418元，本息合计1,169,148元及之后按照合同约定而产生的利息、罚息、复利直至全部偿还完毕为止；2、判令被告抚顺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投资有限公司、刘明举、张丽华、抚顺高湾城乡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辽宁恒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肇恒玉、刘建东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3、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2月10日，被告高湾城乡建设公司向抚顺银行北站支行出具担保函一份，载明：“抚顺市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投资有限公司为我公司高湾城乡建设公司出资200万元(贰佰万元)，占股4%设立。现我公司已知晓抚顺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投资公司与抚顺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的事宜。本公司承诺，对抚顺市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投资有限公司担保的抚顺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所有授信业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2015年12月17日，被告高湾城乡建设公司又出具担保函，内容与上份担保函内容一致。2014年12月10日，被告恒运汽车公司向抚顺银行出具了担保函，载明：“中小企业担保公司为我公司辽宁恒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出资4,300万元(肆仟叁佰万元)，占股86%设立。现我公司已知晓中小企业担保公司与抚顺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的事宜。本公司承诺，对中小企业担保公司担保的抚顺银行所有贷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2015年11月27日，被告辽宁恒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又出具担保函，内容与其出具上份担保函内容一致。2014年12月18日，被告中小企业担保公司与抚顺银行签订融资担保合作协议，约定：被告中小企业担保公司对外提供的担保总额不得超过35,414.98万元，保证方式为保证担保和保证金质押担保，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质押物为中小企业公司在抚顺银行开立保证金账户内的全部资金，具体数额以银行对账单为准；保证金(包括陆续存入的保证金)混合成为一份不可还原分割的保证金，用于保证由中小企业公司提供担保的任一债权能够得以全部实现。保证金按活期利率计算。保证金利息为质押物的组成部分；保证金余额与其担保的融资业务余额的比例不低于10%；同时约定抚顺银行在收到中小企业担保公司《放款通知书》后，方可为申请人办理授信业务，收到《担保意见书》后，视为中小企业担保公司同意为借款人提供担保，中小企业担保公司不得单方面撤销担保；合作期限至2015年12月18日。2015年12月9日，被告中小企业担保公司又与抚顺银行签订融资担保合作协议，约定：被告中小企业担保公司对外提供的担保总额不得超过35,235.71万元，合作期限至2016年12月18日，其他内容与上述协议相同。2015年6月18日，原告抚顺银行北站支行与被告利坤石材公司签订了《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利坤石材公司向抚顺银行北站支行贷款金额100万元，贷款期限12个月，自2015年6月18日至2016年6月18日，实际期限以《借款凭证》记载为准；贷款利率为固定利率，以本合同首次放贷日基准利率上浮80%；每月20日为结息日，21日为付息日，贷款到期时利随本清。如借款人未按时足额偿还贷款本金、支付利息的，贷款人按逾期贷款的罚息利率计收利息，并对应付未付利息计收复利，逾期贷款的罚息利率按本合同约定利率上浮50%；贷款担保方式由被告中小企业担保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被告利坤石材公司与原告抚顺银行北站支行分别在合同书借款人和贷款人处加盖公章和负责人名章，并分别由负责人签字。同日，被告刘明举及其妻被告张丽华、中小企业担保公司分别向原告出具连带责任保证书，同意为上述借款1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的范围为主债权本金及利息(包括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或仲裁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及其它费用；保证期间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2年。次日，原告抚顺银行北站支行将贷款100万元发放到被告利坤石材公司账户。2016年6月17日，原告抚顺银行北站支行与被告利坤石材公司对编号达成补充协议，并签订《展期合同》约定由原债务到期日，即2016年6月18日展期至2017年6月15日，并自原债务到期日次日起适用展期利率，利率为7.1251%，担保人继续为债务人的展期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每笔债务的保证期限为债务展期后到期日起两年。被告利坤石材公司与原告抚顺银行北站支行、被告中小企业担保公司分别在合同书借款人、贷款人及担保人处加盖公章和负责人名章，并分别由负责人签字。同日，被告刘明举及其妻被告张丽华、被告刘建东分别向原告出具连带责任保证书，并签订保证合同，均同意为该笔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其中该份连带责任保证书的担保范围、保证期间及权利行使顺序与其于2015年6月18日出具的连带保证书内容相同。到期后，被告中小企业担保公司于2018年6月6日通过保证金账户向原告偿还本金10万元。截至2019年3月21日，尚欠贷款本金90万元及利息269,148.90元。另查，庭审中原告抚顺银行北站支行提供了2015年11月27日由被告肇恒玉签署的承诺书，载明：“本人为抚顺市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投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现已知晓抚顺市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投资有限公司与抚顺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的事宜。现本人承诺，对中小企业担保公司担保的抚顺银行所有贷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经辽宁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该承诺书落款年月处的“20151127”字迹不是被告肇恒玉本人所写。2016年4月7日，被告恒运公司法定代表人由肇恒玉变更为松田。2017年8月11日，中小企业担保公司法定代表人由肇恒玉变更为松田。被告中小企业担保公司名称由抚顺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投资有限公司变更为抚顺市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投资有限公司。2019年2月26日，原告抚顺银行北站支行向一审法院申请诉前保全，一审法院于2019年2月26日作出(2019)辽0411财保9号民事裁定书，查封被告利坤石材公司、中小企业担保公司、肇恒玉名下财产或等值财产。原告支付保全费5,000元。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抚顺银行北站支行与被告利坤石材公司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形式符合法律规定，合同依法成立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现原告抚顺银行北站支行已支付贷款，被告利坤石材公司未能按照合同约定按时足额履行偿还义务，故原告抚顺银行北站支行有权要求其偿还尚欠的贷款本金90万元，并按照合同约定主张利息、罚息、复利等违约责任。原告抚顺银行北站支行与被告中小企业担保公司签订《保证合同》、《融资担保合作协议》，被告刘明举、张丽华、刘建东与原情况下，保证人尚且对全部债务承担责任。承诺书于借款合同之前或之后，不应影响其效力。故一审法院认定被告肇恒玉本人签字确认的承诺书可作为对本案案涉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依据，原告主张被告肇恒玉承担连带责任的诉求，于法有据，一审法院应予支持。被告利坤石材公司、刘明举、张丽华、刘建东经一审法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视为放弃答辩权利，由此产生的不利的法律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综上所述，判决：一、被告抚顺利坤石材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一次性偿还原告抚顺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站支行贷款本金900,000元、利息269,148.90元，总计1,169,148.90元(截止至2019年3月21日)，并自2019年3月22日起至实际偿清之日止，按借款合同约定给付原告利息、罚息及复利；二、被告抚顺市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投资有限公司、辽宁恒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抚顺高湾城乡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刘明举、张丽华、刘建东、肇恒玉对上述判决第一项内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322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20,322元，由被告抚顺利坤石材有限公司、被告抚顺市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投资有限公司、抚顺高湾城乡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辽宁恒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刘明举、张丽华、刘建东、肇恒玉共同负担。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相同。本院认为:关于承诺书的性质，承诺书：“对抚顺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投资有限公司担保的抚顺银行所有贷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从该内容看，是对抚顺市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投资有限公司担保的抚顺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所有贷款担保，承诺书记载担保内容明确，担保方式是连带保证责任，担保方式亦明确，故承若书具备担保的法律性质。在经济交往中为了交易效率，当事人对自身权利义务进行概括意思表示符合交易惯例，也符合法律概括处理权利义务的规定，且本案中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肇恒玉上诉称承诺书内容不明确的理由，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抚顺高湾城乡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出具的《担保函》的内容与肇恒玉出具承诺书内容意思一致，其上诉称担保函内容不明确、不应承担担保责任的观点，本院也不予支持。关于肇恒玉主张2014年度没有出具承诺书，故不应对本案债务承担担保责任一节。首先，肇恒玉2013年向抚顺银行出具的承诺书约定对抚顺市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投资有限公司担保的所有贷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并没有特别说明担保的期限，故肇恒玉对抚顺市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投资有限公司与抚顺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协议期间内所有贷款均应承担担保责任。其次，抚顺市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投资有限公司与抚顺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具有连续多年的合作关系，肇恒玉出具的承诺书并未约定担保期限，肇恒玉不能以抚顺市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投资有限公司与抚顺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协议的方式作为其承诺书需一年一签的抗辩理由。抚顺市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投资有限公司与抚顺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签订的合同内容并没有加重肇恒玉的担保责任，且主合同期限延长对担保人有利。再次，抚顺市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投资有限公司与抚顺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作期间内，肇恒玉并没有行使权利撤销其承诺书。综上，肇恒玉应对该笔贷款承担担保责任。肇恒玉该项主张依法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另外，根据承诺书所表达的内容，抚顺银行主张肇恒玉2015出具的承诺书是对保证事项的再次确认的观点合乎逻辑，肇恒玉认为承诺书有担保期限无事实依据。该案在2016年6月17日，抚顺银行北站支行与利坤石材公司签订了《展期合同》，无论是以2013年承诺书，还是以2015年的承诺书，肇恒玉都不能免除担保责任。抚顺高湾城乡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主张金融机构为融资平台公司等企业提供融资时，不得要求或接受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以担保函、承诺函、安慰函等任何形式提供担保，主张该担保函无效一节。因该公司是营利性企业，对出具担保函的内容是明知的，作为企业对担保函产生的法律后果亦应当是明知的，现主张担保函无效的观点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上诉人的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抚顺高湾城乡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肇恒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抚顺高湾城乡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缴纳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5,322元其公司自行承担，肇恒玉缴纳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5,565元由其自行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明明审 判 员 王 爽审 判 员 刘晓菲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王莎莎代书记员 王萌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