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民终653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高某1，女，1970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春月，北京张春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某，女，1955年8月17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宝坻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万京红，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杨某之子），男，1978年3月2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宝坻区。原审被告：高某2，女，1952年7月4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宝坻区。原审被告：高某3，女，1960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宝坻区。原审被告：高某4，男，1956年8月2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原审被告兼高某4的法定代理人：高某5，男，1963年9月8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宝坻区。上诉人高某1因与被上诉人杨某，原审被告高某2、高某3、高某4、高某5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4民初134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日立案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之规定，合议庭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后，进行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某1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杨某的诉讼请求，判令涉案日后两套房产退回的房款交付高某1。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杨某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适用案由错误、程序违法；被继承人高某7与配偶白某在婚姻存续期间即1999年3月1日，取得北京市某福利院（以下简称某院）的“东平房一排1号房屋2间（37.3m??）”的租赁用房。2008年1月14日白某去世。白某去世后，对于白某的遗产，包括登记在白某和高某7名下的存款均没有分割，继承人对于该存款处于共有状态。故此，一审法院应当先析产、再继承，案由应确认为：分家析产继承纠纷。而一审法院无端剥夺了继承人的共有财产权利。另外，涉案的两套房产，没有规划许可，不是产权房屋，从建设至今十年也无法办理产权证书。按照有关规定，单位的小产权房屋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理的管辖范围。还有，杨某掌控着高某7的工资卡、存折达八年之久，高某7自述，杨某私自取走了他的所有存款。对于房款的支出、转账等通过银行账目均能查清，为了查明真相，一审法院应当向高某1释明：调取高某7和杨某的所有银行存、取、转款记录，查清高某7全部款项的去向，但是一审法院未告知。故此一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明显偏袒杨某。1、高某1与杨某争议的危改安置小区某号楼某单元某号房屋（以下简称某号房屋），系高某7用自己退休前的实际工龄折抵部分房款，再加上高某1出的部分房款而购买，与杨某毫无关系。一审判决杨某享有二分之一份额存在明显错误。2、高某1与杨某争议的危改安置小区某1号楼某1单元某1号房屋（以下简称某1号房屋），系完全由高某1出资借用父亲的资格购买。3、一审法院判定“抚恤金”由杨某继承六分之一，是错误的。众所周知“抚恤金”非遗产范围，是基于被继承人的身份而取得。三、高某1有新的事实和证据，证明涉案某1号房屋人民法院不能进行处理。某1号房屋是小产权房屋，不能办理产权证。某1号房屋属于违建，对于违规分配的房屋，福利院是要追回的。并且所有继承人均同意退还给福利院，因此不能处理。四、鉴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其适用法律也是错误的。杨某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高某1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杨某与高某7是合法的夫妻关系，享有继承权。高某7的生活条件很好，退休金很高，因此不存在向子女借款问题。如果没有特殊约定存款等均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因此诉争房屋是用夫妻共同财产支付。单位有一方是有律师在场，当时签署承诺书之前，对于承诺书签署有什么后果是不清楚的。所以承诺书并不是杨某本人真实意思，承诺书从内容上可以看出没有放弃其个人应当拥有的份额。关于出资的问题，高某1出资30多万元购买某1号房屋，出资问题在一审当中已经说明清楚，高某7个人多次表明两套房屋是其个人出资属于个人名下财产。高某1长期代管两间房屋，长期出租收益在其那里，高某7的工资卡长时间是在高某1处。这三十多万都是高某7出资，具体无论是从谁的账户中转出，但均属于高某7。高某5、高某4述称，不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高某1的上诉请求和理由。高某4现在什么都没有，他患有残疾没有自理能力。高某4也没有房屋居住，现在第三福利院让我们把高某5接出来。高某3述称，同意高某1的上诉请求和理由。高某7去世之前，还说要给高某3十万元，现在高某3什么都没有。高某2述称，不同意一审判决，同意高某1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杨某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坐落于北京市昌平区北七家镇曹八西路某3号的北京市某福利院危改安置小区某号楼某单元某号房屋50%的权益归杨某所有，剩余份额由所有继承人继承；2.判令坐落于北京市昌平区北七家镇曹八西路某3号的北京市某福利院危改安置小区某1号楼某1单元某1号房屋50%权益归杨某所有，剩余份额由所有继承人继承；3.判令高某7自2018年10月至2019年1月离休工资总额40733.6元，由杨某享有一半，另外一半按照法定继承分割；4.判令发放给高某7近亲属的一次性抚恤金211422元，由杨某享有一半；5.判令杨某垫付的高某72018年3月至9月住院医疗费报销款41979.42元的一半归杨某所有，另外一半按照法定继承分割；6.诉讼费由高某2、高某3、高某4、高某5、高某1承担。事实与理由：被继承人高某7生于1928年10月19日，2019年1月3日因病离世，生前系北京市某福利院离休干部。杨某与高某7系夫妻关系，两人于2011年10月18日登记结婚，双方均为再婚；高某2、高某3、高某4、高某5、高某1均系高某7与其前妻所生子女。杨某与高某7婚后一直在天津市宝坻区共同生活，两人最后租住地点位于天津市宝坻区钰华街道前高口村。2018年9月15日，高某7从天津市宝坻区中医院出院时，被其子高某5接至其位于天津市宝坻区牛道口镇牛道口村某排某号的家中，杨某多次前往照顾高某7均被拒之门外。2018年10月24日杨某再次要求到高某5家照顾高某7被拒后无奈拨打110求助，110指派牛道口镇派出所出警，但民警到场也无法解决高某5一家不让杨某进门的事情；之后直到2019年1月3日高某7去世，杨某再未见过高某7，高某7离世高某2、高某3、高某4、高某5、高某1也没有通知杨某，以致杨某未能参加高某7的告别仪式，成为无法弥补的人生憾事。2012至2013年间，北京市某福利院经有关部门批准，对包括高某7承租平房在内的家属区房产进行危房改造，并采用集资建房方式重新安置住房。高某7按照其处级待遇应分得不少于80平米的优惠购房面积。2013年8月23日，高某7委托同在北京市某福利院工作的女儿高某1代为签署了《危改安置用房协议书》及《北京市居民供热采暖合同》、《北京市某福利院危改安置用房前期物业管理服务合同》，以优惠价格购入北京市某福利院危改安置小区某号楼某单元某号房屋，房屋面积为79.23平方米。为本次购房杨某与高某7共先后四次交纳房款108717元和公共维修基金795.52元。由于本处安置房屋面积不足80平米，之后高某7多次向单位申请补足安置面积。2018年1月18日杨某再次陪同高某7来到北京市某福利院，要求按照处级待遇补足未达标部分的房屋面积，单位当日同意将北京市某福利院危改安置小区某1号楼某1单元某1号房屋交由高某7购买，该房屋面积为62平方米，因高某7长住天津市宝坻区，长途奔波不便，故此套房屋的《危改安置用房协议书》及付款事宜均委托高某1代为办理，购房协议原件等均在高某1处保存。以上两处房屋目前均未取得房屋产权证书，两居室房屋现为空置状态，钥匙在杨某处；一居室房屋由高某1占有，钥匙在高某1处。2018年5月28日高某7被确诊为胰头癌前后，杨某为其提供陪护照顾并支付住院费41979.42元。高某7去世后，杨某于2019年1月29日将上述医疗费票据原件提交北京市某福利院报销，但一直未能领到报销款。此外，根据国家相关政策规定，高某7生前系北京市第二福利院离休干部，因病去世以后，其近亲属享有事业单位离休干部的一次性抚恤金待遇。杨某系高某7再婚妻子，曾与高某7长期共同生活和提供陪护照顾，且杨某自身无工作、无社保、无固定生活来源，是主要的抚恤对象，请求法院依法分割高某7的一次性抚恤金。杨某认为，杨某与高某7婚姻存续期间，高某7通过集资建房方式取得了两处诉争房产系夫妻共同财产，虽然尚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书，但杨某依法享有两套房屋各一半的权益份额。高某7被接到高某5家之后取得的4个月离休工资和杨某垫付医药费的报销款均系夫妻共同财产，其中一半应归杨某所有。涉案房屋、工资收入、报销款中属于高某7遗产的部分，应依法分割；一次性抚恤金应根据抚恤金的性质及杨某的具体情况，由杨某至少分得一半。综上，杨某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提起民事诉讼，望判如所请。高某2向一审法院辩称，1.高某7在福利院的住房是国家基于他在工作期间和他个人的贡献给的待遇，产权是国家的。房屋是1984年，高某7及其原配妻子、子女居住的地方，是个人福利待遇，不符合婚姻法规定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财产范围，也不是婚后财产，不具备分割条件；2.遗嘱问题，高某2尊重高某7的遗嘱，如果法院对高某7财产进行分割，高某2不放弃继承权，要求依法继承。高某3向一审法院辩称，与上述高某2的答辩意见一致。高某5、高某4向一审法院辩称，不同意杨某的诉讼请求。诉争两套房屋是通过被继承人与前妻危改房置换的，属于其个人财产，遗嘱表示两套房，一套归高某5继承，一套归高某1继承。杨某对遗产无继承权，请求法院依据遗嘱内容，判令两套房屋的继承权。杨某和被继承人结婚是为了获得高额财产，结婚后被继承人的工资卡在杨某处保存，请求法院判令被继承人名下67.2万元依法继承。杨某没有工作，没有生活来源，如果是杨某交的住院费，也是被继承人的工资交纳的。高某1向一审法院辩称，诉争房屋是公房面积置换，置换时考虑到工龄和职务，最终计算超出面积、应补缴房款，补交房款是高某1支付的，涉案两套房屋应属于被继承人个人财产，杨某没有份额，应按照遗嘱进行分割财产。高某1替被继承人垫付购房款共计463146.52元，高某1要求在高某7遗产中先扣除该款项后再继承分割。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高某7与白某原系夫妻关系，二人共生育了二子三女，分别是长子高某4、次子高某5、长女高某2、次女高某3、三女高某1。白某于2008年1月14日死亡。2011年10月18日，高某7与杨某登记结婚，双方均系再婚，婚后未生育子女。高某7于2019年1月3日死亡。高某7系北京市某福利院离休干部。1999年3月1日，高某7与北京市某福利院（以下简称某院）签订《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约定高某7租赁位于昌平区某院东平房一排1号房屋2间，总使用面积37.3平方米。2011年左右，某院为解决职工危旧房问题，改善职工住房条件，制定了《危改安置用房项目实施方案》，根据该实施方案，对于危改承租户，承租建筑面积享受房改价，执行现行房改价格标准并享受有关优惠政策；承租公房的，按房屋承租协议上标注的建筑面积为准。承租公房为二间平房的，置换新楼房二室一厅，承租方的建筑面积按房改价等面积置换新楼房建筑面积，多出部分按标准价计算；六月底，收集首批置换资金。2013年8月15日，高某7给高某1出具《委托书》，高某7委托高某1代为办理某院内某房入住手续事宜。2013年8月23日，高某1代高某7（房号某）与某院签订《危改安置用房购房协议书》，约定高某7参加危改集资建房可享受二居室，此套住房建筑面积79.23平方米；危改安置用房的房屋产权按照经济适用房管理，超标部分面积在产权证附件注记，产权证由上级统一办理，办理过程中发生的有关费用由高某7承担。此外，双方还对其他合同条款进行了约定。2013年8月23日，高某1还代高某7就上述危改安置小区某-某-某房屋签订了《北京市居民供热采暖合同》和《危改安置用房前期物业管理服务合同》。2012年8月8日，高某7向某院交付某房屋购房款65760元；2013年6月6日高某7向某院交付某房款21920.4元；2013年7月1日，高某7交付某房款19857元和公共维修基金795.52元；2013年8月23日，高某7交付某房款1179.6元。2018年4月20日，高某7与某院签订《购房协议书》，约定根据某院危改安置用房的审批，高某7参加某院危改安置用房的集资建房，高某7购买某院内东北角的某1号楼某1门某1号房屋，建筑面积约为63.1平方米（测绘所测量），综合成本价约5300元/平方米（价格经决算审计），总房款为334430元，公共维修基金：以房屋实测面积每平方米200元的标准交纳；危改安置用房的房屋产权按照经济适用房管理，产权证由上级统一办理。高某1名下北京银行账户明细清单显示，2018年4月16日该北京银行账户在银行柜台取款347050元。当日，某院北京银行账户内进账347050元，款项来源载明的是“房款”。高某1陈述某1房购房款是由自己支付；杨某不认可，并陈述高某7的部分款项交由高某1保管，且系委托高某1办理购房事宜，相应法律后果归属于高某7。目前某院危改安置小区某1号楼某1单元某1号房屋由高某1使用。2018年10月8日，高某7订立代书《遗嘱》，载明：“我年事已高，但精神、神志清醒，我自愿请高某11为代书人，帮我订立遗嘱，对我的财产作出如下安排：我名下有如下财产：均座落于北京市昌平区北七家镇曹八西路某3号（北京市某福利院院内）。1、某1-某1-某1号；2、某-某-某号，以上两处财产：1、某1-某1-某1号由高某1继承；2、某-某-某号由高某5继承。由于高某4身有残疾，没有个人独立能力，需要其弟高某5及家人照理。高某4世后的一切事情由高某5及家人办理。在我去世后，单位发放的所有款项用于还清我给儿子买车的借款共计九万元，剩余部分由我的亲生儿女们继承，专项的丧葬费由高某5继承。因为我的再婚妻子在病后，生命临终前不来照顾、陪伴我，而且我之前的所有银行存款，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全部被她索取，所以我的房产及我去世后，我得款项都与杨某无关系，不给她。全部由我的儿女们继承。以上遗嘱内容是我口述，由高某11为我代书，是我本人的真实意愿表示。以前立的遗嘱和所有许愿及录音，全部作废。”“遗嘱人”处有高某7本人的签名，并书写了2018.10.8；“代书人”处有高某11的签名和日期；“证明人”处有高某8、高某9、高某10的签名，均注明日期“2018.10.8”。诉讼中，见证人兼代书人的高某11及另外的见证人高某10、高某9出庭作证，并接受询问，上述证人均证明遗嘱内容是高某7本人真实意思表示，遗嘱上的各方签名也是本人书写。高某7去世后，某院按规定给付家属一次性死亡抚恤金211422元、丧葬费5000元、离休干部疗养费600元、2019年度离休干部增发1个月工资4353.4元、离休补贴补发2970元。2019年1月29日，杨某将高某72018年3月至同年9月期间的住院票据（金额共41979.42元），交至某院申请费用报销。2019年2月20日，上述发生费用总额由医保统筹支付（符合报销标准费用）为34335.87元。2019年11月28日，某院组织高某7的所有继承人就其善后事宜进行告知，告知书上明确载明上述所有费用打入高某7本人中国农业银行账户内。此外，高某7自2018年10月至2019年1月期间应发离休工资合计40733.6元。杨某名下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账（卡）号××1自2018年12月21日至2019年9月21日无存取款记录，截止2019年1月3日仅有余额15.56元。另查，2018年10月16日天津市宝坻区人民法院立案受理了高某7诉杨某离婚纠纷一案。天津市宝坻区人民法院查明高某7自2018年8月17日至9月15日在医院住院治疗29天，出院后到二儿子高某5家居住。法院于2018年11月30日作出（2018）津0115民初836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了高某7离婚的诉讼请求。本案诉讼中，杨某申请财产保全，要求依法冻结高某7中国农业银行账号中的资金258682元。在杨某提供了保险公司的财产保全责任保险担保后，法院依法作出民事裁定书，裁定冻结高某7银行账户内资金258682元。2019年12月17日，中国农业银行天津赵各庄支行协助冻结高某7农行账户内资金258682元。杨某预交保全费1814元。上述案件事实，有结婚证、派出所证明、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告知书、北京市某福利院证明、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某院危改安置用房项目实施方案、危改安置用房购房协议书、购房协议书、北京市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收据、2013年8月15日高某7委托书、公安机关证明信、遗嘱、证人证言、村委会证明、2018年民事诉状、（2018）津0115民初8365号民事判决书、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清单）、银行进账单及双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记录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办理。具体到本案，高某7曾承租某院公有平房2间，根据某院危改安置用房项目实施方案，高某7于2013年8月23日与某院签订《危改安置用房购房协议书》，购买了诉争的某房屋，该房屋系与杨某婚后购买，故该某房屋属于杨某与高某7的夫妻共同财产，法院酌情认定二人各享有二分之一份额。诉争某1房屋，系2018年4月20日高某7与某院签订《购房协议书》后，按照综合成本价所购买。仅凭高某1的银行柜台取款记录及某院账户收款凭证，且不能提供其他充足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不足以证明该房屋系由高某1出资购买，房屋产权亦归其所有，结合高某7在离婚诉讼中的自述及2018年10月8日高某7订立的代书遗嘱内容，法院认定某1房屋是高某7出资购买。某1号系高某7与杨某婚后购买，属于二人的夫妻共同财产，法院酌定二人各享有二分之一份额。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共同所有的财产，除有约定的以外，如果分割遗产，应当先将共同所有的财产的一半分出为配偶所有，其余的为被继承人的遗产。故某、某1两套房屋各二分之一的份额属于高某7的遗产。关于高某2、高某3等辩称某号房屋属于高某7的个人财产，其理由与某院危改安置用房项目实施方案不符，且高某7系承租公房，仅是享受购房价格优惠，该辩称依据不足，法院不予采信。高某1辩称某1房屋属于其个人财产及要求在分割高某7遗产时先扣除其垫付的463146.52元，依据不足，法院不予采信。高某7生前于2018年10月8日订立代书《遗嘱》，见证人兼代书人和其他见证人在遗嘱上签名，书写年、月、日；高某7亦在遗嘱上签名、书写日期，该代书遗嘱符合法定形式要件。订立遗嘱时高某7具备民事行为能力，且立遗嘱系其本人真实意思表示。遗嘱人以遗嘱处分了属于他人所有的财产，遗嘱的这部分，应认定无效。根据查明的事实，杨某对某1和某各享有二分之一的财产份额，从涉案遗嘱内容上看，该遗嘱将诉争某1和某两套房屋均作为其个人财产予以处分，因此该遗嘱部分有效，部分无效，其中涉及到对杨某在某1和某两套房屋中的份额处分部分无效。根据遗嘱，某1、某房屋中属于高某7的二分之一份额，分别由高某1、高某5继承，该遗嘱部分有效，故法院认定某1、某房屋中的属于高某7的二分之一份额分别由高某1、高某5继承。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因诉争某1和某房屋均未办理房屋所有权证，且办理产权证的时间尚不确定，故法院认定诉争两套房屋购房协议书中的权利义务由相关当事人享有和继承。关于诉争高某7在2018年3月至9月的住院费用报销款34335.87元，该款项虽在高某7去世后才报销完毕，但该费用实际在高某7生前已经支付，该部分款项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由杨某享有一半份额，剩余属于高某7的一半份额按照高某7生前订立遗嘱，由高某7的子女继承，即由高某2、高某3、高某5、高某4、高某1平均继承。关于高某7去世后，其工作单位发放的丧葬费5000元和一次性抚恤金211422元，根据丧葬费和抚恤金的性质，依法不属于高某7的个人遗产，因此即使高某7在2018年10月8日遗嘱中对此有所处分，但该处分部分亦无效。杨某主张高某7的抚恤金由其享有一半，于法无据，法院不予支持，故法院酌定抚恤金211422元由杨某、高某2、高某3、高某5、高某4、高某1各享有六分之一份额。关于丧葬费5000元，鉴于杨某并未主张，且高某7的丧葬事宜杨某并未参与，故法院酌定丧葬费5000元由高某2、高某3、高某5、高某4、高某1各享有五分之一份额。关于高某7去世后，单位补发的2019年1月补贴2970元、增发工资4353.4元、疗养费600元共计7923.4元，该部分款项虽系高某7去世后获得，但属于高某7生前1月份收入，故法院酌定由杨某享有3961元；剩余3962.4元部分由高某2、高某3、高某5、高某4、高某1平均继承。关于杨某要求分割高某7自2018年10月至2019年1月期间的工资40733.6元，该部分款项系高某7在世时每月应发工资总和，现杨某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高某7生前没有花费、处分或者该部分款项尚有剩余，故杨某要求分割该部分款项，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十七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8条之规定，判决：一、被继承人高某7与北京市某福利院于2013年8月23日签订《危改安置用房购房协议书》中关于购买危改安置小区某号楼某单元某号房屋的权利义务由杨某享有二分之一份额，由高某5继承二分之一份额；二、被继承人高某7与北京市某福利院于2018年4月20日签订《购房协议书》中关于购买危改安置小区某1号楼某1单元某1号房屋的权利义务由杨某享有二分之一份额，由高某1继承二分之一份额；三、被继承人高某7去世后，北京市某福利院发放的一次性抚恤金211422元，由杨某、高某2、高某3、高某5、高某4、高某1分别享有六分之一的份额；高某7去世后发放的丧葬费5000元，由高某2、高某3、高某5、高某4、高某1分别享有五分之一的份额；四、被继承人高某7在2018年3月至9月期间的住院费报销款34335.87元，由杨某享有二分之一份额，由高某2、高某3、高某5、高某4、高某1分别继承十分之一的份额；五、被继承人高某7去世后，北京市某福利院补发的2019年1月补贴、增发工资、疗养费合计7923.4元，由杨某享有3961元；剩余3962.4元由高某2、高某3、高某5、高某4、高某1各继承五分之一的份额；六、驳回杨某的其他诉讼请求；七、驳回高某2、高某3、高某5、高某4、高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高某1提交了两份证据，证据一杨某书写的承诺书（照片），来源是某福利院。证明房产涉及到第二福利院违规建设违规分配，所以房产需要被收回，一审法院不应进行处理。证据二现金进账单（照片）。某号房屋由高某1夫妇分为两次的进账，证明购房款是由高某1支付。杨某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证据一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承诺书不是杨某本人真实意思，杨某签订承诺书的前提是所有的继承人都放弃，但是现在只有一份承诺书，应当是所有的继承人都在上面签字。购房合同只是约束当事人，即使继承人放弃继承权，也应当由法院对继承纠纷的判决确认归属之后，由房屋归属人跟单位进行解决。在继承的案件中，法院只有权审理继承问题和归属问题，无法解决合同争议的问题。证据二不属于新证据，真实性、合法性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一审中杨某出具过。两居室的购买和签署合同所有的手续都是高某7委托高某1办理，这笔款项是高某7的钱。高某2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购买某号房屋10多万元的出资款是由高某1出资，某1号房屋出资也是由高某1购买。杨某、高某2、高某3、高某5、高某4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经审查后认为，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拒不说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根据不同情形可以不予采纳该证据，或者采纳该证据但予以训诫、罚款。对于高某1二审提交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上述证据均不属于新证据，高某1逾期提交并无正当理由，且一审法院处理的并非诉争两套房屋的所有权，而是购房协议书中的权利义务。仅凭高某1提交的现金进账单，不足以证明该房屋系由高某1出资购买。故本院对于高某1提交的上述证据均不予采信。经审查，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综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某号与某1号房屋的继承分割问题；二、抚恤金的继承分割问题。关于争议焦点一，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除有约定的以外，遗产分割时，应当先将共同所有的财产的一半分出为配偶所有，其余的为被继承人的遗产。根据一二审查明的事实，高某7与杨某再婚后，高某7与某院签订《危改安置用房购房协议书》，约定高某7参加危改集资建房，取得某号房屋。高某7陆续支付完毕某号房屋购房款。2018年，高某7与某院签订《购房协议书》，参加危改集资建房，购买某1号房屋。综上，某号与某1号房屋均系高某7与杨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一审法院依法析出杨某份额后根据高某7遗嘱予以继承分割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高某1主张某1号房屋是小产权房屋、属于违建，应不予处理。本院认为，因某号与某1号房屋均未取得房产证，一审法院仅就高某7与某院签订的两份购房协议项下权利义务继承份额予以确认，不作为确权或合法建设依据，处理妥当，故本院对于高某1的该项请求不予支持。高某1主张某1号房屋系完全由高某1出资借用父亲高某7的资格购买，高某1提交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该主张，一审法院结合高某7在离婚诉讼中的自述及代书遗嘱内容，认定某1号房屋是高某7出资购买，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关于争议焦点二，抚恤金是国家按规定发给死者家属的一种补偿费用,是对死者家属的抚慰和救济,并非死者的个人财产,不能作为遗产继承，应在死者家属间予以分割。一审法院根据本案继承人的具体情况，确认杨某享有六分之一抚恤金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高某1主张本案抚恤金应当按照遗嘱分配，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此外，高某1主张一审法院应当释明调取高某7和杨某的所有银行存、取、转款记录，本院认为，继承纠纷中，继承人应当就遗产情况提出明确的主张及具体的分割请求，并提供相应的证据、财产线索。本案一审中，高某1并未提出相应的请求，一审法院不予处理并无不当。高某1仍可就高某7的其他遗产另行主张继承分割。综上所述，高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742元，由高某1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国庆审 判 员 范红萍审 判 员 赵懿荣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 谷文博书 记 员 张丽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