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新29民终93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志安，男，1964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乐清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超，北京盈科（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文翰，男，1963年5月2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乐清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宝余，浙江联英（乐清）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库车国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县新城解放路。   法定代表人：郑陈川，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祝春芳，女，该公司监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侯宏斌，山西新国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杨金池，男，1962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乐清市。   上诉人黄志安、黄文翰因与被上诉人库车国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库车国贸）、原审被告杨金池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县人民法院（2019）新2923民初18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黄志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超，上诉人黄文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宝余，被上诉人库车国贸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祝春芳、侯宏斌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杨金池经本院传票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黄志安上诉请求：依法撤销（2019）新2923民初1825号民事判决，并改判驳回库车国贸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本案诉讼时效已过，库车国贸依法不享有胜诉权。本案库车国贸认为其对黄志安享有所谓的356.6万元的债权，并提交了其与杨金池所签订的《转让协议书》，该协议书签订时间为2004年5月27日，根据该协议书的内容，库车国贸在协议签订的2004年5月27日便知道其享有该笔所谓债权，但其于2019年9月才向法院提起诉讼，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按照法律规定不享有胜诉权。二、本案系重复诉讼。2015年2月3日，郑陈川曾向阿克苏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就本案提起过诉讼，当时库车国贸是郑陈川的一人独资公司，阿克苏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作出（2015）阿中民二初字第32号民事判决，该判决对本案作出的是实体判决，驳回郑陈川的诉讼请求而不是因诉讼主体不当判决驳回郑陈川的起诉。本案郑陈川只是将原告换为库车国贸提起诉讼，但与（2015）阿中民二初字第32号民事案件相比较，起诉的标的不变、内容不变、证据不变、主体身份混同，符合重复诉讼的特征，应当予以驳回。三、黄志安与库车国贸之间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也不存在对库车国贸的侵权行为，一审法院认定黄志安侵害库车国贸利益属适用法律错误。本案没有侵权行为的基础性要件，不存在黄志安违反了库车国贸意志的行为，黄志安取得953.2万元自己股权的转让款，完全是基于2004年1月10日库车国贸全体股东和杨金池共同签署的《法人变更及股权转让书》，该转让书是库车国贸全体股东及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符合法律规定应受法律保护。一审法院在没有否认股权转让书效力的情况下，认定黄志安侵害了库车国贸公司权益，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黄志安与库车国贸以及其他股东之间系自愿签订转让协议书，不可能构成彼此间的侵权，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是完全错误的。四、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本案《和解协议》是双方意思自治的效果，故该协议签订后，双方之间不存在任何债权债务关系。根据2014年12月25日黄志安与库车国贸签订的《和解协议》第二项内容，黄志安向库车国贸法定代表人郑陈川转账100万元后，双方之间不存在任何民事经济纠纷，所有的债权债务均与黄志安无关。后2015年1月27日库车国贸法定代表人郑陈川向黄志安出具《收据》，证明已收到黄志安的100万元转账。该《和解协议》是双方意思自治的表现，且已履行完毕，在此之后，双方之间不存在任何债权债务。一审法院认可了该《和解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但却仍然认为黄志安损害了库车国贸公司的利益，无事实依据。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黄志安的上诉请求。   库车国贸辩称，一、本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黄志安欠付库车国贸的356.6万元并未约定还款时间，诉讼时效应当从库车国贸开始主张的时间予以计算，2005年至2009年期间，库车国贸曾多次向黄志安催要，并向公安机关进行了举报，库车国贸并未放弃向黄志安催要欠款，黄志安在第一次诉讼时也并未就诉讼时效问题作出抗辩。二、本案不属于重复诉讼。本案和阿克苏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2015）阿中民二初字第32号民事案件的当事人和诉讼请求均不一样。三、本案诉争的356.6万元系黄志安担任库车国贸法人期间遗留的外债。根据《法人变更及股权转让书》的约定，库车国贸从银行贷款850万元，应首先支付给杨金池或者用来偿还库车国贸的对外债务，黄志安不能将该笔款项转走，上述约定与2004年5月27日杨金池与郑陈川签订的协议书内容可以相互印证。四、《和解协议》是不能适用于刑事案件的，该协议属无效协议，且该协议内容针对的是黄志安转走的110万元款项，与本案涉及的356.6万元无关，郑陈川签订该协议只是代表其个人并不代表库车国贸。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黄文翰对黄志安的上诉意见认可。   黄文翰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库车国贸的诉讼请求。黄文翰当庭对其通过一审法院提交的上诉状中的部分事实和理由予以了变更，上诉事实及理由如下：一、一审程序严重违法。本案库车国贸以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提起诉讼，属合同之诉，一审却认定本案为损害公司利益纠纷为侵权之诉，但却又按照合同之诉判决黄志安返还356.6万元一次性补偿金，认定事实与判决结果存在矛盾。一审法院变更案由为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未通知黄文翰进行答辩和指定新的举证期限，剥夺了黄文翰的诉讼权利。二、阿克苏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6月19日作出的（2015）阿中民二初字第32号民事判决，已经认定2004年1月10日的《法人及股权转让书》以及2004年5月26日的《实际股本转让协议书》属合法有效。但本案一审判决却认定黄志安与杨金池、黄文翰签订的《法人变更及股权转让书》中约定“补偿金由库车国贸负责偿还”的内容违法，一审对这一事实的认定与（2015）阿中民二初字第32号民事判决认定明显相悖。（2015）阿中民二初字第32号民事判决系生效判决，对于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如认为存在错误，应当通过审判监督程序予以纠正。三、2004年1月10日《法人变更及股权转让书》中约定的356.6万元系库车国贸补偿给黄志安，而不是补偿给杨金池或者库车国贸，该转让书是全体股东作出，合法有效。四、本案涉及多次债权债务转让，但实际并未损害库车国贸的利益。黄志安与杨金池的股权转让中，股权转让款630万元先由库车国贸垫付，后杨金池需向库车国贸进行偿还，杨金池与郑陈川的股权转让中，杨金池又将该630万元债务转让给了郑陈川，因此库车国贸的公司利益在两次股权转让中并未受到损失。五、2014年12月25日库车国贸与黄志安达成《和解协议》，黄志安根据《和解协议》的约定，将100万元汇入郑陈川账户，由此可见郑陈川与库车国贸的财产也是混同的。根据该《和解协议》约定，黄志安与库车国贸的全部债权债务关系已经得到解决，现库车国贸再次提起本案诉讼，无任何事实依据。六、本案库车国贸提起诉讼已经超过诉讼时效。自2004年黄志安、黄文翰转让股权至今已长达15年之久，在此期间内库车国贸从未向黄志安、黄文翰主张过该356.6万元，一审法院认定本案未超过法定诉讼时效错误。综上，一审程序违法，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依法支持黄文翰的上诉请求。   库车国贸辩称，黄文翰的上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予驳回。本案一审判决后黄文翰已经通过一审法院递交了上诉状，其中认可黄志安对库车国贸负有356.6万元的付款义务，该上诉状内容是黄文翰的真实意思表示，系对本案事实的自认不能随意否定。另，本案一审并不存在程序错误。库车国贸的其余答辩意见与对黄志安上诉意见的答辩意见一致。   黄志安辩称，同意黄文翰在本院二审庭审中陈述的上诉意见。   杨金池未到庭参加诉讼，但其针对黄志安和黄文翰的上诉，提交了书面陈述意见。杨金池述称，2012年阿克苏地区公安局调查本案356.6万元补偿金问题时，让我辨认一张欠条，我如实陈述未见过该张欠条，不知从何而来。我和郑陈川股权转让时约定库车国贸的所有债权债务由郑陈川负担与我无关，并经库车县公证处公证。2015年阿克苏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我与郑陈川的股权转让协议，已经认定该股权转让合法有效并已作出生效判决。本案一审认定我与黄文翰共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损害了库车国贸的公司利益，进而判决我和黄文翰对案涉356.6万元承担连带责任错误，如一审认为股权转让协议书损害库车国贸公司利益应当认定该协议书无效，从而驳回库车国贸的诉讼请求。本案股权转让和受让行为已经得到库车县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审查确认，合法有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严重侵害了股权出让人的合法权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库车国贸公司的诉讼请求。   库车国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黄志安、杨金池、黄文翰立即向库车国贸连带归还补偿金356.6万元，并支付上述欠款本金自2004年5月起至实际归还欠款之日止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4年1月10日，库车国贸股东黄志安、黄文翰与杨金池签订《法人变更及股权转让书》约定：库车国贸原法人、股东黄志安自愿将法定代表人资格及股权变更、转让给杨金池，并经2004年1月10日全体股东表决通过，股本金为596.6万元，一次性补偿金为356.6万元，合计953.2万元，股本金由库车国贸垫付后由杨金池负责偿还，补偿金由库车国贸负责偿还，以上两金即日以银行汇兑支付方式负责偿还，同时原法人、股权持有人由黄志安变更为杨金池；涉及公司以前及将来的债权、债务及银行贷款，自本转让书经全体股东签字生效之日起即自动转移给受让方，今后的一切债权、债务与股权出让人无涉。2004年1月9日，黄志安签字审批从库车国贸账户电汇110万元至兴乐电缆有限公司；1月14日，库车国贸从库车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贷款850万元，黄志安于1月18日将其中750万元汇入乐清市亚太绝缘体制造有限公司账户，以上黄志安从库车国贸转出金额合计为860万元。同年2月15日，黄志安与杨金池就股份转让有关事宜再签订一份《股份转让协议》，约定：一、根据公司情况，甲方（黄志安）自愿将本人在库车国贸的股份转让给乙方（杨金池），股金为人民币630万元（占公司总出资额的70％）；二、双方在签订此协议后三日内依法办理股份转让手续，乙方依法享有股东权利、义务。协议签订后，双方即在工商部门办理了公司变更登记，库车国贸股东由原黄志安、黄文翰变更登记为杨金池、黄文翰，法定代表人由黄志安变更为杨金池。同年2月26日，黄志安又将库车国贸账户内200万元资金电汇给其妻子金丽平。3月23日，黄志安与杨金池又签订一份《协议书》约定：库车国贸（国贸购物中心）系黄志安与黄文翰各投资630万元、270万元成立，公司成立后，对银行有850万元的贷款。现黄志安将库车国贸的630万元股金转让给杨金池，双方于2004年2月15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已经履行，并在工商部门办理了变更登记，营业执照及法定代表人已变更。黄志安与杨金池经股东会同意，协议如下：一、库车国贸（国贸购物中心）对银行850万元的贷款由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杨金池后的库车国贸承继，杨金池承担一切责任；二、公司所有的债权债务在股权转让手续变更为杨金池，并在工商部门变更登记后均由库车国贸承担。2004年5月26日，杨金池、黄文翰与郑陈川、李小林签订一份《实际股本转让协议书》约定：杨金池将其所持股权（占公司全部股权的70％）金额为630万元全部转让给郑陈川所有，黄文翰将其所持有的股权（占公司全部股权30％）转让给李小林所有，转让后，公司的所有债权、债务及其他费用由受让方郑陈川、李小林承担，与转让方杨金池、黄文翰无关。次日，杨金池与郑陈川协商转让杨金池在库车国贸持有的股权，双方签订《转让协议书》，约定：乙方（郑陈川）从2004年5月27日接受转让之日起，依法经营，并承担库车国贸未转让前的一切债权、债务，包括银行贷款由乙方承担；甲方（杨金池）于2004年1月10日由库车国贸补给甲方356.6万元的补偿金一直尚未收回，但该款今后由乙方自己向原库车国贸法人黄志安本人直接讨回，与甲方无关；甲乙双方在签订此协议后，七天内必须办理有关公证手续、移交手续，原登记营业执照法人杨金池现变更法人为郑陈川。上述股权转让协议达成后，双方亦在工商部门办理了公司变更登记，库车国贸股东由杨金池、黄文翰变更登记为郑陈川、李小林，法定代表人由杨金池变更为郑陈川。2013年7月4日，李小林之妻张新华继承了其在库车国贸所占30％的股份，张新华并于当日与郑陈川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张新华自愿将30％的股权转让给郑陈川所有。再查明，后郑陈川经核对库车国贸账目，认为原法人具有挪用公司资金侵占公司财产的行为，遂向侦查机关进行举报，侦查机关进行初查并进行协调后，库车国贸与黄志安于2014年12月25日达成《和解协议》约定：黄志安于2004年1月9日签批110万元支付给浙江省兴乐电缆有限公司的行为，属于企业之间正常的资金往来，基于甲方（库车国贸）的经营状况及乙方黄志安签批责任，由黄志安于2014年12月25日前向甲方垫付100万元整，以承担其签批责任，余款10万元由甲方自行承担。后黄志安将100万元汇入郑陈川卡中。2015年2月3日，郑陈川作为原告将黄志安、杨金池诉至阿克苏地区中级人民法院，要求黄志安、杨金池支付356.6万元，并承担利息。阿克苏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阿中民二初字第32号民事判决书，认为杨金池与郑陈川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关于356.6万元补偿金的约定涉及对公司资产债权的处置，协议内容违反公司人格独立原则和公司资本维持原则，公司资产与股东权利不得混同，公司和股东分别是独立的民事主体，股东不得直接或擅自支配、使用、处分公司财产；郑陈川主张债权的依据“欠条”不具备欠条的实质要件，不足以证明郑陈川与黄志安、杨金池之间存在债权关系，故对郑陈川的诉讼请求依法予以驳回。郑陈川不服上述判决，遂上诉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6年7月26日，郑陈川认为以其个人名义代表公司主张债权有悖《公司法》的规定，属诉讼主体确认不当，请求撤回起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同年8月17日作出（2016）新民终17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一、撤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中级人民法院（2015）阿中民二初字第32号民事判决；二、准许上诉人郑陈川撤回起诉。一审法院认为，因本案原告系库车国贸公司，其认为系股东擅自处分公司财产而引发本案纠纷，结合庭审查明的事实，本案案由应为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关于黄志安、黄文翰辩称库车国贸基于同一事实和理由起诉系重复诉讼的意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的规定，本案诉讼当事人与郑陈川起诉的（2015）阿中民二初字第32号案件当事人不同，且郑陈川提起诉讼的案件及判决因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新民终179号民事裁定书予以撤销而并未生效，库车国贸提起本案诉讼不违反法律规定，故对黄志安、黄文翰上述辩解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黄志安、黄文翰辩称库车国贸的起诉已过诉讼时效的意见，按照法律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新民终179号民事裁定书的时间为2016年8月17日，库车国贸向一审法院递交起诉材料时间为2019年8月14日，并未超出三年的诉讼时效期间，故对黄志安、黄文翰上述辩解意见，一审法院亦不予采纳。库车国贸依据郑陈川与杨金池签订的转让协议书及签有黄志安姓名的欠条主张该356.6万元的补偿金应返还公司，并同时提交应付款项一览表及《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证明该356.6万元系库车国贸应付外债款项，一次性补偿金不应支付给黄志安的意见，结合庭审查明的事实，一审法院认为，欠条内容并未能显示一次性补偿金与公司所欠外债有关，库车国贸提交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真实性亦无法确认，故一审法院对库车国贸诉请主张的事实不予认定。而在本案中，黄志安与杨金池、黄文翰签订的《法人变更及股权转让书》中约定“补偿金由库车国贸负责偿还”，黄志安并据此约定陆续从库车国贸转出资金合计1060万元，其行为系滥用法人地位、股东权利从而损害了公司利益，对其无权处分的资产从公司账户转出即属于给库车国贸带来的相应损失，故关于库车国贸请求黄志安返还一次性补偿金356.6万元的请求，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库车国贸主张黄志安等人支付自2004年5月起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的利息，因库车国贸未能举证证实其存在相应利息损失，该主张无事实依据，故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杨金池、黄文翰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的问题。因杨金池、黄文翰共同签订股权转让书，各方行为侵害了公司利益，故对库车国贸主张杨金池、黄文翰承担连带责任予以支持。杨金池、黄文翰经一审法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放弃了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由此导致的不利后果由其自行承担。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一、黄志安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库车国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返还一次性补偿金356.6万元；二、杨金池、黄文翰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返还责任；三、驳回库车国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库车国贸围绕其上诉请求，提交了如下证据：   1、2005年11月12日郑陈川邮寄给黄志安的挂号信；2、（2005）阿中民二初字第21号判决书；3、郑陈川父亲给黄志安的信函；4、库车国贸邮寄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的申诉状；5、2007年11月27日库车国贸邮寄给黄志安的催款函；6、2009年1月30日库车国贸邮寄给黄志安的催款函；7、2009年2月23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立案一庭申请再审案件审查登记表及调卷函；8、关于犯罪嫌疑人黄志安、潘成海、邹鸣等人利用职务之便侵占库车国贸巨额资金的情况反映材料；9、2009年5月31日寄给黄志安的特快专递；10、2009年9月21日阿克苏地区公安局作出的《立案决定书》；11、2012年2月2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1）新民监字第43号民事再审裁定书；12、2013年6月10日阿克苏地区公安局作出的阿地公经鉴通字[2013]01号《鉴定意见通知书》及2013年5月26日新新华夏评鉴定字（2013）第005号《鉴定报告书》；13、阿克苏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6月19日作出的（2015）阿中民二初字第32号民事判决书；1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8月17日作出的（2016）新民终179号民事裁定书。以上证据证实库车国贸自2005年至今从未放弃对黄志安催要欠款的事实，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   黄志安对证据1、证据3、证据5、证据6、证据9的真实性均不认可，认为上述函件、挂号信、特快专递均没有黄志安的签收证明，黄志安也从没有收到过，如果库车国贸寄出过上述信件及挂号信，则原件不会在库车国贸处；对证据2认为判决书为复印件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据4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对证据8认为系库车国贸伪造；对证据13、证据14认为阿克苏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针对该案件作出的是实体判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同意郑陈川撤回起诉的裁定，没有经过黄志安的同意，认为该两份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对证据7、证据10、证据11、证据12，黄志安未发表质证意见。   黄文翰对证据1的真实性不认可；对证据2的三性均不认可；对证据3的真实性不认可；对证据4的真实性和关联性均不认可，不能证明库车国贸是否真的进行了申诉；对证据5、证据6的真实性不认可，认为如果是邮寄给黄志安的通知则原件应当在黄志安处，认为该证据系伪造；对证据7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认可；对证据8认为系复印件对真实性不认可；对证据9因黄志安不认可，故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据10认为是复印件不予认可；证据11系复印件对其真实性和关联性不予认可；对证据12认为对《鉴定意见通知书》的真实性认可，但是《鉴定报告书》系复印件与公安局印章不连续，没有加盖骑缝章，故对鉴定报告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据13真实性认可，认为阿克苏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的是实体判决，该判决书中认定了股权、法人变更的合法有效性；对证据14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明观点不予认可。   杨金池未到庭对上述证据进行质证。   本院对上述证据进行分析后，认为证据1、证据3、证据5、证据6、证据9均为郑陈川、库车国贸发出的函件、挂号信及特快专递，黄志安否认收到上述函件、挂号信及特快专递，库车国贸亦未提交签收证明，故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不予确认。对于证据2、证据4、证据7、证据11反映的是库车国贸与库车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相关案件材料，与本案无关联性，故对上述证据的证明效力本院不予确认；对于证据8系库车国贸单方制作反映问题的材料，证据10、证据12属于黄志安涉嫌挪用资金罪在公安机关侦查阶段的相关证据材料，证据13、证据14能够证明郑陈川曾以个人名义向法院提起过股权转让纠纷的诉讼案件，对该事实一审法院已经予以确认。对于证据8、证据10、证据12、证据13、证据14的证明观点，本院将结合案件审理查明的事实，在本院认为部分进一步加以阐述。   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本案库车国贸提起诉讼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是否系重复诉讼；二、本案案由应当为股权转让纠纷还是损害公司利益纠纷；三、库车国贸主张由黄志安、黄文翰、杨金池向其连带偿还补偿金356.6万元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   一、关于本案库车国贸提起诉讼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是否系重复诉讼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第一款：“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的裁判结果。”本院于2015年受理的（2015）阿中民二初字第32号民事案件，原告为郑陈川、被告为黄志安和杨金池，而本案的原告为库车国贸、被告为黄志安、杨金池和黄文翰，原、被告均与（2015）阿中民二初字第32号案件不同，故本案不属于重复诉讼案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本案中，郑陈川与杨金池于2004年5月27日签订的《转让协议书》约定：“乙方（郑陈川）从2004年5月27日接受转让之日起，依法经营，并承担库车国贸未转让前的一切债权、债务，包括银行贷款由乙方承担；甲方（杨金池）于2004年1月10日由库车国贸补给甲方356.6万元的补偿金一直尚未收回，但该款今后由乙方自己向原库车国贸法人黄志安本人直接讨回，与甲方无关”，从上述约定可以看出郑陈川作为库车国贸公司的股权受让人及之后的法定代表人，其自2004年5月27日起便知晓案涉356.6万元补偿金的存在，其作为库车国贸的法定代表人在之后的十五年时间内直至本案诉讼时，一直未以库车国贸的名义向法院提起过诉讼，郑陈川以其个人名义于2015年2月向本院提起的（2015）阿中民二初字第32号民事案件，如前所述不属于重复诉讼，与本案不是同一案件，故不能证明库车国贸曾就本案向本院提起过诉讼。库车国贸向本院提交的反映黄志安涉嫌犯罪问题的材料以及公安机关侦查材料中最晚形成时间为2013年，至本起诉之时也早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自权利受到侵害之日起三年的诉讼时效，在此之后亦未有相关证据能够证实库车国贸向黄志安、黄文翰及杨金池主张过案涉356.6万元补偿金。故库车国贸于2019年8月14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已经超过法定诉讼时效。   二、关于本案案由应当为股权转让纠纷还是损害公司利益纠纷的问题。本院认为，本案库车国贸起诉的案由为股权转让纠纷，系合同纠纷，库车国贸起诉的依据主要为案涉多份股权转让协议以及黄志安出具的欠条，一审法院在否认库车国贸主张356.6万元系库车国贸公司对外债务不应支付给黄志安的意见后，又以黄志安从库车国贸转移款项为由将案由变更为损害公司利益的侵权纠纷，在对侵权造成的损失数额没有任何分析评判的基础上，又认定损失数额为356.6万元，进而支持库车国贸以合同之诉为基础的诉讼请求，无相应事实及法律依据，应当予以纠正，本案案由应当为股权转让纠纷。   三、库车国贸主张由黄志安、黄文翰、杨金池向其连带偿还补偿金356.6万元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认为，2004年1月10日黄志安、黄文翰与杨金池签订的《法人变更及股权转让书》约定：“库车国贸原法人、股东黄志安自愿将法定代表人资格及股权变更、转让给杨金池，并经2004年1月10日全体股东表决通过，股本金为596.6万元，一次性补偿金为356.6万元，合计953.2万元，股本金由库车国贸垫付后由杨金池负责偿还，补偿金由库车国贸负责偿还，以上两金即日以银行汇兑支付方式负责偿还”，根据上述约定对于案涉356.6万元的一次性补偿金仅约定为“由库车国贸负债偿还”库车国贸显然是该356.6万元的债务人，但是偿还的对象为谁并不能够确定，库车国贸在本案中虽提交了其公司做账凭证中黄志安于2004年1月10日出具的欠条一张，但该欠条的债权人为杨金池并非库车国贸，且关于该欠条的形成缺乏相应的事实依据，仅凭一张欠条不足以证实该债权确实存在，即便该欠条能够证明杨金池对库车国贸享有案涉356.6万元的债权，根据欠条的内容也是库车国贸从银行贷款的850万元中优先偿还给杨金池，债务人始终是库车国贸。根据2004年5月27日郑陈川与杨金池签订的《转让协议书》中约定：“库车国贸补给甲方（杨金池）356.6万元的补偿金一直尚未收回，但该款今后由乙方（郑陈川）自己向原库车国贸法人黄志安本人直接讨回”，该约定不仅涉及债权转让即债权人由杨金池变为郑陈川，还涉及债务转让即债务人由库车国贸变为黄志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第一款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第八十四条规定：“债务人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本案中，库车国贸与黄志安之间并未达成债务转移的合意，债务转移并不成立。库车国贸在本案中亦未提交证据证明杨金池作为债权人在与郑陈川达成债权转让协议之后，将债权转让事宜通知黄志安，故即便本案确实存在杨金池对库车国贸享有的356.6万元债权，但该债权并未实际转让给郑陈川或者库车国贸。综上，根据本案审理查明的事实并不足以证明，库车国贸对黄志安享有356.6万元的债权，故对于库车国贸主张由黄志安、黄文翰、杨金池向其连带偿还补偿金356.6万元及相应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黄志安、黄文翰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第一款、八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款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县人民法院（2019）新2923民初1852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库车国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7664元，由库车国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上诉人黄志安交纳35,328元，上诉人黄文翰交纳35,328元，由被上诉人库车国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孟世敏   审  判  员   姬 冰   审  判  员   曹燕燕   二 ○ 二 ○ 年 九 月 二 十 八 日   （法 官 助 理   马 妮   书  记  员   吕 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