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7民终264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冯金联，女，1936年3月8日出生，汉族，住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朱耀（ＹＡＯＴＯＮＹＺＨＵ），男，1963年1月8日出生，美利坚合众国公民，住美利坚合众国××××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朱兵（曾用名：朱斌），男，1967年5月23日出生，汉族，住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华国、陶董立，浙江政法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子林，男，1951年9月13日出生，汉族，住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义乌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梅菊，女，1950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义乌市。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虞翔、王杰豪，浙江浙融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朱桂海，男，1935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住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上诉人冯金联、朱耀、朱兵因与被上诉人朱子林、王梅菊及原审被告朱桂海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2019）浙0782民初182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冯金联、朱耀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驳回朱子林、王梅菊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在一审判决书中叙述“但被告朱桂海于1993年2月18日以出具条子的形式明确双方之间的房屋买卖事宜，应认定双方之间达成房屋买卖口头协议，可以推定被告冯金联、朱耀、朱兵对房屋买卖一事是知情的，可以推定被告冯金联、朱耀、朱兵对房屋买卖一事是同意的”，原审法院明确只有朱桂海与朱子林、王梅菊之间达成房屋买卖事宜，对于冯金联、朱耀、朱兵，一审法院均采用“可以推定”的心证方式进行认定，是认定事实错误。1、朱子林和朱桂海在一审庭审时都说，是朱子林、王梅菊送钱到杭州家里，当时朱桂海和冯金联不在家，是朱兵带着朱子林、王梅菊去医院交给朱桂海，条子也是在医院出具。这个说法与事实不符。首先，从条子的内容来看，根本不是当场书写的，这是书信，恰恰说明朱桂海写条子时，冯金联和朱兵不在场。其次，1993年2月18日这天是周四，当时朱兵正在上班，在单位开校车，不是休息日。而且单位在留下镇，所以不可能在家。因此，朱子林、王梅菊和朱桂海说写条子和收钱时朱兵也在场，与事实不符。再次，35000元在1993年时，属于大笔财富，不可能将这么大笔的现金放在家里，冯金联、朱耀、朱兵在一审开庭时就提到要求朱子林、王梅菊提供取款凭证，当时朱子林、王梅菊说可以提供银行的取款凭证，但至今未提供。因此，朱子林、王梅菊和朱桂海说是在医院进行的交易行为，与其提供的证据存在矛盾，是不真实的。2、冯金联、朱耀、朱兵对朱桂海出售房屋的行为不知情、不同意。首先，1993年2月18日，冯金联当时生病住院，面临自身生命安危，根本无暇顾及房屋事宜，如果真的是在医院里付钱，那么条子上就可由她自己签名，无需朱桂海代签。冯金联当时是教师，是有文化的人，因此，代签行为恰恰说明冯金联不知情。其次，朱耀当时已在美国工作，且已经另成立家庭，当时通讯也不发达，朱桂海不可能将出售房屋的行为告诉朱耀，朱桂海在一审庭审时也承认没有将钱分给朱耀过。可见，朱耀是不知情的，朱桂海无权代表朱耀。再次，在1993年2月18日前，朱桂海就将涉案的房屋借给朱子林、王梅菊使用了，对于借房子给朱子林、王梅菊，冯金联、朱耀、朱兵是明知且同意的。如果冯金联、朱耀、朱兵都同意将房屋卖给了朱子林、王梅菊，那么在2000年办理房产证时就直接将房产证过户到朱子林、王梅菊的名下即可，但涉案房屋至今未办理房产过户，正是说明冯金联、朱耀、朱兵不同意的直接证据。在庭审时，朱桂海也明确表示他是朱子林的父亲带大的，所以他对朱子林比对儿子还亲。只要对朱子林有利，他都会毫无顾虑的去做。也正是因为朱桂海瞒着妻子和子女偷偷将房屋卖给朱子林、王梅菊，在拆迁安置时才告诉妻子和子女真相，导致了冯金联、朱耀、朱兵与朱桂海关系闹僵。冯金联、朱耀、朱兵对朱桂海的房屋买卖行为是否知情、同意，系审理本案的核心。一审法院以朱子林、王梅菊一直使用该房屋和冯金联的住院记录，以及冯金联、朱耀、朱兵之间的特殊身份关系，推定冯金联、朱耀、朱兵对朱桂海将房屋卖给朱子林、王梅菊是知情、同意的，显然与事实不符，也背离了事实的真相。二、朱子林、王梅菊的诉求已过相应诉讼时效。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当两原告主张房屋收购补偿款应归其所有，而被告冯金联、朱耀、朱兵表示不同意时，两原告才知道自身权利受到损害”。本案朱子林、王梅菊的诉求有二，一为“确认原被告双方的房屋买卖行为有效”，二为“收购补偿款全部归两原告所有”，两者明显系前者派生出后者，因此，朱子林、王梅菊知道自身权利受到损害应当自诉争房屋房产证上产权人不包含自身开始计算，而房产证系2000年时由义乌市房地产颁发，距今已有19年，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条第三项的规定，债权人在合理期限内未要求履行，朱子林、王梅菊从始至终均未要求冯金联、朱耀、朱兵履行过户，那么应当视为已过相应时效，房屋产权人应当仍旧为朱桂海、冯金联、朱耀、朱兵。三、一审法院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在一审判决书中阐述“朱桂海不具有完全处分权，因此买卖合同关系应为无效的抗辩，于法不符，不予采信”，一审法院援引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但是，第一，该条款明确表述为当事人一方，即出卖人或者买受人，但是本案中主张合同无效的既非出卖人朱桂海，亦非买受人朱子林、王梅菊，而是冯金联、朱耀、朱兵。第二，该条款系节制缔约双方以合同无效为由，躲避合同相关违约责任，而并非认可无权处分人对于无权处分物的处分。朱子林、王梅菊的诉求没有法律依据。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真相的基础上依法改判。 朱兵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驳回朱子林、王梅菊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与冯金联、朱耀的上诉事实与理由相同。 朱子林、王梅菊答辩称：一审法院对事实部分的认定并非采用心证方式进行认定，而是综合了本案朱子林、王梅菊提供的证据作出的，认定事实清楚、正确。1、从朱桂海对涉案房屋出具的条子形式上看，该条子是备课笔记用纸，是冯金联作为老师用的备课笔记用纸。当时因为现场没有其他纸张，就在冯金联随身携带的备课笔记本上撕下了一张，由朱桂海来出具，这也能够印证朱桂海当时陪同冯金联，无法得出冯金联和朱兵不在场的结论。根据朱子林、王梅菊的陈述，及冯金联当时的重要证明，完全能够证明冯金联当时就是在现场。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朱子林、王梅菊是在一审第一次庭审结束之后向法院申请调查取证，朱子林、王梅菊的代理人持法院的调查令到浙江省中医院进行取证，查到了冯金联确于那个时间段住院于浙江省中医院，这一细节完全能够印证王梅菊、朱桂海关于款项交付、条子出具的时间、地点等细节是真实的。虽然当天是周四，不是休息日，但并不能因此就推定朱兵当时就在上海不在现场。在当时通讯不发达的情况下，王梅菊把钱送到朱桂海处，得知冯金联住院，朱桂海在医院照顾冯金联，因而由朱兵陪同王梅菊前往冯金联所住的医院是事实，也符合常理。且冯金联、朱耀、朱兵也不能提供相应证据证明朱兵当时在单位上班，不在现场。当时35000元确实是大笔钱款，朱子林、王梅菊除了自己一部分存款之外，还向亲戚借了部分款项，因年代久远，一时无法找到相应的凭证，在朱桂海出具的条子中写到，“今收到王梅菊转送来人民币35000元”，朱桂海对收到购房款已经明确的予以确认，证据充分。这里提到为什么是王梅菊转送，当时由于钱款是由王梅菊一个人送到杭州去的，所以这个条子就写了王梅菊转送，也就是说王梅菊代表王梅菊及丈夫朱子林两个人送去的，所以出具了这个条子。2、冯金联、朱耀、朱兵对涉案房屋出售给朱子林、王梅菊的行为是知情的。正如朱桂海在一审所称，当时朱桂海一家要在杭州买房，经济比较困难，义乌的房子并不像现在可以出租，因此对于朱桂海一家来说，义乌的房子是包袱，朱桂海一家是甩掉包袱的心态，同时也为了筹措杭州买房的钱款。在此情况下，朱桂海夫妇征求了冯金联的弟弟是否愿意购买涉案房屋，在遭到冯金联弟弟拒绝后，再和朱子林协商是否由朱子林购买涉案房屋。朱子林、王梅菊一方面考虑到自己有购房的需求，另一方面考虑到这个房子出于能够帮助到朱桂海一家能够在杭州顺利买到房屋，在此情形下达成了房屋买卖的意向。冯金联当时住院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早搏等慢××，没有生命危险，冯金联现在还健在，也证明当年的毛病是小病。冯金联在上诉状中自认是老师，朱桂海当时是中科院海洋研究所的研究员，当时朱桂海在现场用来书写的用纸就是冯金联作为老师随身携带的备课笔记用纸，这一细节也能够充分印证冯金联当时在场。至于为什么没有让冯金联签字，完全是基于双方特殊的亲属关系，所以就没有让冯金联签字。钱是王梅菊一人送的，朱桂海主要是对当时未见面的朱子林一个交代才写了这张条子，否则这个条子可能不会写。根据朱桂海一审的答辩，1992年夏天，其和朱兵、朱耀闲聊时讲到涉案房屋的买卖的事情，朱耀当时也赞同父亲将房屋卖掉，实际上是朱耀作为共同人之一授权父亲出售房屋。朱桂海在条子中写到“钱送来的十分及时、得力，正好解决了我们此刻的急需”，所谓的急需就是杭州一家人购房的急需。这一行为也能印证朱桂海当时出售义乌的房子，将所得房款用于购买杭州的房屋，是朱桂海全家共同的行为，一家人都清楚、明白。朱桂海虽然由其哥哥嫂嫂即朱子林的父母培养成才，朱桂海也视哥嫂为再生父母，但朱桂海毕竟与冯金联是夫妻关系，朱耀跟朱兵系朱桂海亲生儿子，因此在大是大非面前，尤其是涉及到重大的经济利益，朱桂海不可能因为哥嫂对其有恩，对自己的妻子及亲生儿子作出完全不利的事情，作出虚假的陈述。朱桂海之所以如实陈述了案情是基于其因为正直、善良、诚信的老知识分子，而非一个为了利益恩将仇报、见利忘义、毫无诚信可言的小人。关于诉讼时效，本案在房屋拆除之前属于所有权确认问题，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且房屋一直由朱子林、王梅菊占有使用。关于过户问题。朱桂海、冯金联在回国探亲期间也多次表示，尽早会过户给朱子林、王梅菊，但因出售方朱桂海、冯金联、朱耀均在美国，且基于亲属之间的信任，故一直没有办理过户手续，朱子林、王梅菊的权利在房屋被拆除之前并未受到侵害。即使受诉讼时效的限制，因权利未受到侵害，故不存在诉讼时效的起点。房屋被拆除后，物权消灭，相应的补偿权利也由朱子林、王梅菊享有，涉案房屋因政府收购已被拆除，房屋补偿协议于2019年9月11日签订。朱子林、王梅菊遭到冯金联、朱耀、朱兵无理拒绝后于2019年10月14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诉讼时效未超过法律规定。关于法律适用问题，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房屋买卖司法解释第3条，该条款当事人一方即出卖方和买售方，本案中出卖人一方既包含了朱桂海，也包含了冯金联、朱耀、朱兵，该条款明确了合同效力与物权效力区分的原则。债权合同是物权变更的原因，该合同成立即生效，在合同双方当事人之间产生特定的债权债务法律关系。本案中即使是朱桂海无权处分，而处分了他人财产，所签订的合同也不影响该债权合同的效力。冯金联、朱耀、朱兵不能以朱桂海无权处分为由认定债权合同无效。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实体处理妥当，依法应予以维持。 朱桂海未发表答辩意见。 朱子林、王梅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原、被告双方的房屋买卖行为有效；2、位于义乌市××路××号房屋被收购所得的6879524元收购补偿款全部归两原告所有。 一审法院认定：两原告系夫妻关系。被告朱桂海与冯金联系夫妻关系，二人生育有两个儿子，即被告朱耀、朱兵。1974年1月10日，被告朱桂海以215元的价格向原稠城人民公社三里塘大队受让屋基100平方米，后在此屋基上建成平房四间。2000年2月18日，义乌市人民政府就上述房屋向四被告颁发房屋所有权证，载明房屋共有权人为四被告；房屋坐落于××路××号；建筑面积为109.66平方米。2000年10月，义乌市人民政府就上述房屋向被告朱桂海颁发国有土地使用证，载明土地使用者为被告朱桂海；坐落于××路××号；使用权面积为100.1平方米。1993年2月18日，被告朱桂海于杭州向两原告出具条子一份，载明：“今收到梅菊转送来人民币三万五千元（35000元）作为车站（××路××号）房子转让给你们的补偿费。钱送来十分及时得力，正好解决了我此刻的急需，谢谢！好吧，钱就收下来了，车站房子今后就归属你们为你们所有，今后的一切安排完全可以根据你们的意愿进行……跃跃，小兵也都赞同和十分高兴……”该条子落款处由被告朱桂海签名，并由被告朱桂海代被告冯金联书写“金联”二字。自1993年2月18日起，案涉房屋一直由两原告管理使用。因城市道路及配套工程建设需要，案涉房屋被政府收购。2019年9月11日，四被告与义乌市人民政府北苑街道办事处签订收购补偿协议，约定四被告因案涉房屋被收购获得补偿，各类补偿款、补助款、奖励款总计为6879524元。另查明，1993年1月8日至1993年3月15日期间，被告冯金联曾在浙江省中医院住院治疗。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与被告朱桂海均确认35000元的交付经过为：1993年2月18日，王梅菊先去朱桂海在杭州的家里，因冯金联住院，朱桂海与冯金联不在家，便由朱兵陪同王梅菊前往医院，在病房里将现金35000元交给朱桂海。本案审理过程中，被告冯金联、朱耀、朱兵均认可朱桂海与冯金联只生育过两个儿子。第三被告的中文名是朱跃，并表示诉状上列的“朱耀”和朱跃是同一个人，朱耀是朱跃的曾用名。经一审法院释明后，原告方将第三被告的名字变更为朱跃（曾用名：朱耀）。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本案买卖行为发生在浙江省，故一审法院依法适用与协议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审理。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原、被告之间虽未订立书面的房屋买卖合同，但被告朱桂海于1993年2月18日以出具条子的形式明确双方之间的房屋买卖事宜，即将案涉房屋以35000元的价格出卖给两原告，应认定双方之间达成房屋买卖口头协议。关于被告冯金联、朱耀、朱兵是否知晓房屋买卖的情况。一审法院认为，交付35000元房屋转让款时，冯金联正在浙江省中医院住院治疗，与原告方陈述款项交付的地点、情形能够吻合，对此予以确认，基于四被告之间的特殊身份关系，可以推定被告冯金联、朱耀、朱兵对房屋买卖一事是知情的。朱桂海将房屋交付两原告居住使用至拆迁，被告冯金联、朱耀、朱兵对此并未提出异议，可以推定被告冯金联、朱耀、朱兵对房屋买卖一事是同意的。虽然原、被告双方未办理房屋的物权变更登记，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规定，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且该口头协议系合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故一审法院认定原告与被告达成的房屋买卖口头协议合法有效。因案涉房屋已于1993年2月18日出卖给两原告，故案涉房屋在2019年因被收购所获得的各类补偿款、补助款、奖励款总计6879524元也应归属两原告所有。关于本案诉讼时效期间是否已经届满的问题。根据法律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本案中，当两原告主张房屋收购补偿款应归其所有，而被告冯金联、朱耀、朱兵表示不同意时，两原告才知道自身权利受到损害。房屋收购补偿协议签订于2019年9月11日，至两原告于2019年10月14日诉至一审法院时，诉讼时效期间并未届满。故被告冯金联、朱耀、朱兵关于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的抗辩，不予采信。另外，被告冯金联、朱耀、朱兵关于被告朱桂海处分的房屋系四被告的共同财产，朱桂海不具有完全处分权，因此买卖合同关系应为无效的抗辩，于法不符，不予采信。综上，两原告诉请合法有据，予以支持。被告朱桂海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第二次庭审，视为放弃相关诉讼权利，依法可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判决：一、确认原告朱子林、王梅菊与被告朱桂海、冯金联、朱跃（曾用名：朱耀）、朱兵之间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义乌市××路××号的房屋买卖口头协议有效。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义乌市××路××号房屋因被收购所获得的各类补偿款、补助款、奖励款总计人民币6879524元，归原告朱子林、王梅菊所有。案件受理费59957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朱桂海、冯金联、朱跃（曾用名：朱耀）、朱兵负担。 二审中，冯金联、朱耀、朱兵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情况说明1份，证明1993年2月朱兵一直在上班未请假，不存在带朱子林、王梅菊去医院交钱的事实。 2、结婚证1份，证明在朱耀于1988年8月19日结婚，1993年已有独立的家庭，其父亲朱桂海的行为不能代表朱耀的行为。 朱子林、王梅菊质证认为：对证据1形式上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待证事实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无扣款明细，也没有具体相应的证据，包括账册、发放工资证明等书面证据能够证明无扣款明细。即使当时朱耀请假，并不当然产生公司对其产生扣款的问题，如果正常的请假一般不会扣工资。所以该证据即使是真实的，也无法证明当天朱兵不在场的事实。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与本案无关联性。朱桂海作为朱耀的父亲，在一审庭审中陈述得非常清楚，其出售涉案房屋与朱耀商量过，朱桂海出售房屋的行为由朱耀授权给朱桂海，从朱桂海出具的条子上看，房子出售给朱子林、王梅菊，朱耀、朱兵都非常高兴，可以印证洽谈出售房子过程中朱耀、朱兵都是知情的。 朱桂海未发表质证意见。 本院认为，上述证据不能达到证明目的，本院不予认定。 朱子林、王梅菊、朱桂海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经审理查明，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现有证据，朱子林、王梅菊交付35000元房屋转让款时，冯金联正在浙江省中医院住院治疗，这与朱子林、王梅菊陈述款项交付的地点、情形能够吻合；冯金联、朱耀、朱兵与朱桂海之间又系亲属关系；涉案房屋从1993年至2019年长期由朱子林、王梅菊占有、使用、收益，在这期间冯金联、朱耀、朱兵均未提出异议；另外，考虑到中国农村的传统习俗，朱桂海作为一家之主，其代表家庭对涉案房屋的出售作出决策，亦不违背常理，这在2000年10月颁发国有土地使用证时仅登记在朱桂海一人名下亦可以体现。综上，可以认定冯金联、朱耀、朱兵对于朱桂海出售房屋给朱子林、王梅菊的事实知晓并认可。关于诉讼时效，因冯金联、朱耀、朱兵直到房屋拆迁补偿时才对出售房屋的事实提出异议，诉讼时效应从冯金联、朱耀、朱兵提出异议之日开始计算，故本案未超诉讼时效。冯金联、朱耀、朱兵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案件受理费59957元，由冯金联、朱耀负担29978.5元，朱兵负担29978.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杨建进 审 判 员 郑林军 审 判 员 楼 晋 二〇二〇年九月七日 法官助理 黄 晖 代书记员 徐圆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