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203民初3741号原告赵平平，女，1988年9月13日生，满族，住吉林省伊通满族自治县。委托代理人梁照强、王金海，北京市盈科（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大连恒山国际合作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市西岗区新开路89号1401室。法定代表人温希慧，董事长。委托代理人于永亲，辽宁甘霖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赵平平与被告大连恒山国际合作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赵平平的委托代理人梁照强，被告大连恒山国际合作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温希慧、委托代理人于永亲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被告是从事劳务派遣的公司。原告准备到日本务工，于2019年8月19日应邀到被告单位面试，交纳报名费2000元，培训费4150元。2019年8月26日，被告让原告交纳27000元作为出国费，并在合同中约定于2020年4月27日出境，但原告至今未收到任何通知。原告委托律师于6月7日向公司发出解除合同、返还相关费用的律师函，但被告置之不理。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被告返还原告报名费、出国费共29000元。2、被告赔偿原告误工费17000元，律师费3000元。被告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1、被告未直接向原告收取任何的报名费、手续费和出国费用，原告向被告主张返还该款项无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原告系案外人大连五环国际劳务合作有限公司向被告推荐派送的出国劳务人员，原告仅在面试合格与日本公司签订《技能实习生的雇用合同》后直接向被告交纳了2000元杂费（包含派遣企业资料费、着装费、签证费），而该部分实际发生的费用按照相关规定是由劳务人员自行承担的，在此之前被告未向原告收取任何报名费、手续费、保证金和出国费等费用，原告向被告主张返还无合同依据及法律依据。2、导致原告出国劳务迟延非被告原因，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即不可抗力所致，原告向被告主张损失赔偿无法律依据。被告依据原告填写的《出国劳务（实习人员）登记表》及健康证明，安排原告于2019年10月10日参加日本公司的面试考核。原告经过面试考核被日方录取，当日原告与日本实习执行单位株式会社TONOHATA签订了《技能实习生的雇用合同》，之后被告便着手办理相关手续于2019年11月12日取得大连市商务局的“技能实习生的推荐状”审批，于3月12日取得政府行业主管机关大连市商务局批准的《外派劳务项目审查表》（大出劳字〔2020〕0578号）。此时，新冠××已经爆发，中日两国之间因航班减少、运力不足，致使原告的《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由日方办理的递交原告签证的必备资料之一）正本2020年3月23日才邮寄到被告处。被告于3月24日将为原告申办签证的全套手续通过EMS快递递交给大连市外事办公室（大连市外事办公室通知：疫情期间签证申请材料一律通过EMS邮寄）。之后，被告又收到大连市外事办公室的通知，日本领事馆变更了《确认书》的格式，被告又通知原告重新填写《确认书》并邮寄给大连市外事办公室，由大连市外事办公室递交给日本领事馆。至此被告已全面履行外派劳务单位应尽的全部义务。只要日本领事馆发给原告签证，原告即可赴日本工作。如果是在正常情况下，按照日本领事馆5个工作日发给签证，大连市外事办公室送、取护照签证2个工作日计算的话，被告在2020年4月1日即可拿到原告的签证，保证原告按照《技能实习生的雇用合同》的约定在4月27日前赴日本工作履行合同其与日方的雇用合同；但是，由于新冠××这一全球性的不可抗力的影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采取了严格的入境限制（包括中国），日本领事馆截止本案开庭时没发给原告的签证。需要说明的是，被告是基于原告与日本公司签订的《技能实习生的雇用合同》而为原告办理签证手续，被告已履行完毕涉案原、被告间的劳务外派合同关系项下的全部义务，且被告在涉案业务中无任何违约，原告向被告主张损失赔偿无法律依据及事实证据支持。需要指出的是，日本领事馆是否给原告签发签证是涉案原告与日本公司《雇用合同》是否能履行的条件之一，当然原告单方解除《技能实习生的雇用合同》是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是否会给被告造成损失不是被告单方能够决定的，届时被告会依法维权向责任方追究责任。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被告系具有向境外派遣各类劳务人员资质的企业法人。其与日本国相关监理团体签订有《外国人技能实习事业协定书》，可以募集并选拔求职者推荐到日本相关企业（“求人者”）进行“技能实习”（即出国劳务），职责包括求职者的募集、选拔、名册管理和发送、求职及求人信息的解说、进行求职者与求人者的匹配、把握匹配结果等。求职者外派须有行业主管部门（大连市商务局）的审查与确认。求职者与求人者匹配后，劳资双方签订“技能实习生雇用合同”、“雇用条件书”等。经日本国政府颁发“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后，求职者取得签证即可出行。在求职者名册确认之前，被告组织求职者进行面试、体检、语言培训等环节工作。关于求职者的募集、资料审验、面试等，被告与案外人“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五环国际劳务合作有限公司”签订“协议书”约定由该公司进行。被告提供的“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五环国际劳务合作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显示，该公司营业期限自2002年7月3日至2012年7月2日。该公司现无工商登记信息。现有证据显示，2019年8月18日、8月26日，原告通过微信及银行转账向案外人郭福霞转款29000元。8月19日，原告在被告处填写《出国劳务（技能实习）人员登记表》。10月10日，原告（求职者）与株式会社TONOHATA（“求人者”）签订技能实习生的雇用合同、雇用条件书。11月12日，大连市商务局对外投资与经济合作处在原告的“技能实习生的推荐状”上盖章确认。2020年3月4日，原告取得“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3月11日，被告向大连市商务局提交原告的《外派劳务项目审查表》，该局于次日盖章审查通过。现因签证尚未完成，原告尚未出行。另查，原告未与被告或其他案外人签订“劳务派遣合同”等书面协议。庭审中，被告自认收费标准为手续费23000元、杂费2000元，并认可已从“五环公司”处收到原告前期手续费13000元，收到原告交纳的杂费2000元，不认可收到其他款项。2020年6月，原告委托律师向被告发出律师函，称因被告违约，要求解除“劳务派遣合同”、返还29000元中介费、赔偿履行合同准备的损失20000元。本院所确认的上述事实，有银行转款凭证、微信转账记录、律师函、外国人技能实习事业协定书、求人票、协议书、项目说明书、出国劳务（实习人员）登记表、技能实习生的雇用合同、技能实习生的推荐状、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外派劳务项目审查表等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笔录在案为凭，上述证据已经开庭质证和本院审查，可以作为审判依据。本院认为，原、被告虽未签订书面协议，但双方之间已形成居间合同关系，由被告为原告向日本企业务工提供居间服务。虽然被告业务名为“劳务派遣”，须具备相应资质且须受到行业主管部门监管，但居间服务的性质并未改变。原告已实际支付款项，被告已为原告赴日务工提供服务，双方以实际行动表明彼此达成一致并接受对方所履行的主要合同义务。作为居间方，被告的合同义务终止于促成原告与日本企业劳务关系的确立。通过审查本案证据可知，被告已完成求职者的募集、选拔、推荐、报批等工作，原告已与日本用工单位签订雇用合同、雇用条件书并已取得日本政府颁发的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居间方的义务已履行完毕。原告至今未能成行，并非被告居间服务的瑕疵所致，原告解除劳务关系并索赔等要求应向用人单位或其他阻却其成行的主体提出。作为已履行完毕居间合同义务的相对方，被告无义务退还报酬或赔偿损失。现无证据证明郭福霞与被告的关系，故被告认可的收费标准25000元（23000元手续费+2000元杂费）以外的部分，原告可另行向郭福霞或其他实际收款人主张。对于原告要求被告退款及赔偿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一条、第四百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赵平平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13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赵平平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按不服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孙润成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于文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