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9）湘0111刑初1000号 公诉机关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郭凯军，男，1963年3月10日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汉族，大专文化，住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因犯受贿罪于2017年12月29日被本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因本案于2019年5月9日被取保候审，2019年11月21日被取保候审，2020年9月25日被逮捕。现羁押于长沙市第二看守所。 辩护人廖军，湖南轩辕律师事务所律师。 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检察院以长雨检刑检刑诉（2019）1051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郭凯军犯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受贿罪，于2019年11月4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常欣彧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郭凯军及其辩护人廖军均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检察院指控，1999年11月15日，经长沙市人民政府批准，由长沙市经济委员会、财政局和其他单位共同出资组建长沙市技术进步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负责长沙市技术改造基金及中小企业的投资担保基金的筹措、使用和管理，具有投资功能，系国有独资公司，实行独立核算，具备法人资格，公司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2000年12月5日，长沙市技术进步投资担保有限公司登记成立，系国有独资有限公司，住所地为长沙市芙蓉区，法定代表人为被告人郭凯军。公司经营范围为负责长沙市技术改造基金及中小企业的投资、非融资性担保。2015年，长沙市技术进步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更名为长沙市技术进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技术进步公司）。 2010年4月，长沙市经济委员会任命被告人郭凯军担任技术进步公司董事长；后长沙市经委更名为长沙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以下简称工信委），并在2011年1月24日召开党委会一致通过任命被告人郭凯军担任技术进步公司总经理、董事长，于2011年2月10日发文任命被告人郭凯军为长沙市技术进步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总经理职务。被告人郭凯军在担任董事长、总经理期间，负责公司的全面事务。 被告人郭凯军在担任技术进步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期间，违反相关管理规定，擅自决定以技术进步公司名义为私人债务提供担保，造成国家直接经济损失人民币1553.9万元；违规以技术进步公司名义与湖南银建投资担保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为请托人周某谋取利益，并收受其所送现金、购物卡共计人民币5.5万元。具体事实如下： 一、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的事实 经被告人郭凯军介绍、联系，2014年9月12日长沙盛泰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泰公司）彭某1与湘潭康奕达油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奕达公司）孙某、徐某签订《借款合同》，约定由盛泰公司出借人民币2000万元给康奕达公司，借款期限为180天，月利息为2.8%。被告人郭凯军明知违反公司章程的情况下，擅自决定以技术进步公司名义为该笔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并在借款合同上作为保证人签名、加盖技术进步公司公章。合同签订后，盛泰公司实际出借人民币1800万元给康奕达公司。因康奕达公司未能按时归还借款本金及利息，2015年8月11日，借款双方签订《借款展期合同》，将还款期限延至2015年12月30日止，并约定发生纠纷时由衡阳仲裁委员会仲裁解决。被告人郭凯军再次擅自决定以技术进步公司名义为借款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保证责任，并签名、加盖公司公章。后康奕达公司仍未按期归还债务，彭某1提起仲裁申请。2016年9月20日，衡阳仲裁委员会裁决康奕达公司应偿还彭某1本金人民币2188万元及按约利率2%计算借款利息，技术进步公司、孙某、徐某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017年2月10日，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依法扣划技术进步公司账户资金人民币555.9万元，冻结公司名下位于长沙市。2018年11月22日，技术进步公司与彭某1、康奕达公司、孙某、徐某就上述债权债务达成《执行和解协议》，约定技术进步公司向彭某1再支付人民币998万元后不再对上述借款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公诉机关为证明上述事实，当庭提交了户籍证明、刑事判决书、任命文件、借款合同、借款展期合同、仲裁委员会裁决书、执行和解协议等书证；证人吴某1、胡某、彭某1、孙某、彭某2、徐某、赵某的证言；被告人郭凯军的供述及辩解。 二、受贿的事实 2012年上半年，湖南银建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建公司）实际控制人周某（又名周某）为能获得银行对公司担保授信，欲联系1家国有企业参股。后周某找到被告人郭凯军，提出技术进步公司在不实际出资的情况下，代持35%的银建公司股份。被告人郭凯军表示同意，并上报公司上级主管部门长沙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以下简称市工信委）。2012年4月19日，被告人郭凯军在市工信委没有批复同意的情况下，以技术进步公司名义与周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配合办理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为感谢被告人郭凯军的关照，周某分别于2013-2014年，送给被告人郭凯军现金人民币5万元、面值人民币5000元的消费卡1张，被告人郭凯军予以收受。 2018年6月29日，长沙市监察委员会将被告人郭凯军涉嫌滥用职权问题指定长沙市雨花区监察委员会审查。经电话通知，被告人郭凯军主动到雨花区监察委员会配合调查。 公诉机关为证明上述事实，当庭提交了股权转让协议、党委会会议纪要、到案经过等书证；证人周某、胡某、吴某1、彭某2、许某、赵某、吴某2、谢某的证言；被告人郭凯军的供述及辩解等。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郭凯军身为国有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违反相关规定和公司章程，滥用职权，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追究刑事责任；被告人郭凯军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人民币5.5万元，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一）项、第三款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郭凯军一人犯数罪，应当数罪并罚，且系缓刑考验期间内发现漏罪，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条之规定。 被告人郭凯军辩称，其对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罪名有异议，辩称其受贿人民币5万元已经作为违纪款上交纪委，已经被处理过了，且其将该笔5万元用于公司食堂及员工开支。 被告人郭凯军的辩护人辩称，（1）被告人郭凯军以技术进步公司为康奕达公司债务提供担保并未有徇私行为；康奕达公司尚有充足的资产清偿债务，其行为尚未造成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后果，不符合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的犯罪构成要件。（2）被告人郭凯军的行为不构成受贿罪，被告人郭凯军已于2016年向长沙市纪委、监委主动汇报，且于2017年10月10日主动退缴人民币23.4万元，其中包括了该笔5.5万元。被告人郭凯军已将收受的5万元交给技术进步公司办公室主任王某用于食堂开支及职工福利。 经审理查明，1999年11月15日，经长沙市人民政府批准，由长沙市经济委员会、财政局和其他单位共同出资组建长沙市技术进步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技术进步公司），负责长沙市技术改造基金及中小企业的投资担保基金的筹措、使用和管理，具有投资功能，系国有独资公司，实行独立核算，具备法人资格。公司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2000年12月5日，技术进步公司登记成立，系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为长沙市芙蓉区，法定代表人为被告人郭凯军。公司经营范围为负责长沙市技术改造基金及中小企业的投资、非融资性担保。2011年1月23日，经过长沙市人民政府授权，长沙市国资委委托长沙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以下简称市工信委）监管技术进步公司，履行国资监管工作。《公司章程》规定，董事、总经理不得以公司资产为非公司业务范围的经济组织或者其它个人债务提供担保。2012年6月5日，市工信委所持有的技术进步公司100%国有股权划转归国资委持有。2015年1月14日，技术进步公司更名为长沙市技术进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10年4月，长沙市经济委员会任命被告人郭凯军担任技术进步公司董事长；后长沙市经委更名为长沙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以下简称市工信委），并在2011年1月24日召开党委会一致通过任命被告人郭凯军担任技术进步公司总经理、董事长，于2011年2月10日发文任命被告人郭凯军为技术进步公司总经理职务。被告人郭凯军在担任董事长、总经理期间，负责公司的全面事务。 被告人郭凯军在担任技术进步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期间，违反相关管理规定，擅自决定以技术进步公司名义为私人债务提供担保，造成国家直接经济损失人民币1553.9万元；违规以技术进步公司名义与湖南银建投资担保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为请托人周某谋取利益，并收受其所送现金、购物卡共计人民币5.5万元。具体事实如下： 一、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的事实 经被告人郭凯军介绍、联系，2014年9月12日，长沙盛泰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泰公司）彭某1与湘潭康奕达油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奕达公司）孙某、徐某签订《借款合同》，约定由盛泰公司出借人民币2000万元给康奕达公司，借款期限为180天，月利息为2.8%。被告人郭凯军在明知违反公司章程、未经董事会讨论且未向主管单位市工信委汇报审批的情况下，个人擅自决定以技术进步公司名义为以上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并在《借款合同》上作为保证人签名、加盖技术进步公司公章。合同签订后，盛泰公司实际出借人民币1800万元给康奕达公司。因康奕达公司未能按时归还借款本金及利息，2015年8月11日，借贷双方签订《借款展期合同》，将还款期限延至2015年12月30日止，并约定发生纠纷时由衡阳仲裁委员会仲裁解决。被告人郭凯军再次擅自个人决定以技术进步公司名义为借款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保证责任，并签名、加盖公司公章。 2016年7月1日，因康奕达公司仍未按期偿还债务，彭某1提起仲裁申请。2016年9月20日，衡阳仲裁委员会裁决康奕达公司应偿还彭某1借款本金人民币2188万元及按约利率2%计算从2015年8月11日起至还清之日止的利息，技术进步公司、孙某、徐某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因孙某未自动履行，2016年11月25日，彭某1向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衡阳仲裁委员会（2016）衡仲长裁字第6号《裁决书》。2016年12月29日，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将以上《裁决书》指定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执行。在强制执行过程中，2017年2月10日，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从技术进步公司80×××21账户强制扣划人民币555.9万元，同日查封技术进步公司名下位于长沙市（权证号71××28），查封期限3年（自2017年2月10日起至2020年2月9日止）。2018年2月13日，上述人民币555.9万元支付给彭某1。2018年11月22日，彭某1与技术进步公司、康奕达公司、孙某、徐某达成执行和解协议，约定技术进步公司再支付彭某1人民币998万元，之后不再承担衡阳仲裁委员会（2016）衡仲长裁字第6号《裁决书》中裁决的债务担保责任，同日，技术进步公司向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执行款专户汇款人民币998万元后支付给彭某1。 2018年9月7日，长沙市雨花区监察委员会对被告人郭凯军以涉嫌国有企业人员滥用职权罪、受贿罪立案审查。 另查明，2018年11月22日，技术进步公司就对孙某、徐某、康奕达公司追偿权纠纷向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同日提出财产保全申请并交纳财产保全费用人民币5000元。望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湘0112民初4136号《民事调解书》，双方达成以下和解协议：截止2018年11月22日，孙某、徐某、康奕达公司应支付技术进步公司人民币1653.9万元。孙某、徐某、康奕达公司分期偿还，并按照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案件受理费及财产保全费由孙某、徐某、康奕达公司承担。2019年1月31日，邹艳向技术进步公司转入人民币10万元（备注执行回款）。因孙某3方未再自动履行，2019年3月6日，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受理技术进步公司的强制执行申请。因无财产可供执行，2019年8月8日，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湘0112执526号之一《执行裁定书》，终结（2018）湘0112民初4136号民事调解书的本次执行程序。 上述部分的事实，有下列经过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予以证明： 1、《长沙市技术进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行政印章管理制度》，证明行政印章由副总经理负责保管，使用行政印章必须经过总经理或者总经理授权的副总经理的签字后方可执行。盖章须由申请盖章人进行详细登记。 2、借款合同，借款展期合同，证明康奕达公司的孙某、徐某向盛泰公司彭某1借款以及展期合同的签订时间、具体内容，担保方由技术进步公司在合同上盖章、被告人郭凯军签字的事实。 3、衡阳仲裁委员会（2016）衡仲长裁字第6号《裁决书》及送达回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湘01执1086号《执行裁定书》，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2017）湘0112执23号《报告财产令》、《执行裁定书》及《送达回证》、《传票》，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2017）湘0112执23号《协助执行通知书》、《协助冻结存款通知书》、《协助扣划存款通知书》，长沙市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长国投司（2018）92号《关于同意康奕达担保纠纷处置方案实施的批复》，长沙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长国资法规（2018）184号《关于长沙市技术进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对外担保法律纠纷案件的备案意见》，中共长沙市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委员会（2018）8号《会议纪要》，《执行和解协议》，长沙银行单位客户专用回单，证明因康奕达公司无法按时还款，彭某1按照借款合同约定提起仲裁并获胜诉，后因康奕达公司仍未自动履行，申请长沙中院强制执行，后指定望城区法院强制执行，查封房屋情况、强制扣划案款情况。同时证明执行和解、履行情况等事实。 4、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2018）湘0112民初4136号《民事调解书》、（2018）湘0112执保770号《协助公示执行信息需求书》、（2019）湘0112执526号《受理案件通知书》、（2019）湘0112执526号之一《执行裁定书》、（2019）湘0112执526号《拘留决定书》、《执行拘留通知书》，湖南省非税收入专用收据，《查封（扣押）财产清单》，证明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受理技术进步公司起诉孙某、徐某、康奕达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后做出调解书，后因未自动履行，受理强制执行申请，执行回款、查封冻结财产以及技术进步公司支付财产保全费人民币5000元，因无财产可供执行，已终结（2018）湘0112民初4136号《民事调解书》的本次执行程序、对被执行人孙某司法拘留的事实。 5、证人赵某的证言，证明2008年4月至2015年3月担任经信委党委书记、主任。技术进步公司是长沙市财政局出资的全资国有公司，受长沙市财政局和市经信委领导。公司对外投资、对外借款、资金管理费的减免、到期未收回债务展期、对外担保等重大事项必须上报市经信委党委会研究决定。 其曾经介绍郭凯军帮助解决孙某资金困难，并不知道郭凯军以技术进步公司名义为康奕达公司向盛泰公司彭某1借款提供担保的事情。郭凯军也未向其汇报此事。 6、证人吴某1、胡某的证言，证明2011年至今，吴某1在技术进步公司担任副总经理。2009年7月至今，胡某担任技术进步公司股权投资部经理。郭凯军原担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法定代表人，负责公司全盘业务。公司是由长沙市人民政府批准成立的国有独资公司，公司的重大资金、重大决策、重大项目和人事任免的决策权在长沙市政府或者长沙市。2014年上半年，郭凯军带领吴某1、胡某、马志刚一起去湘潭考察了康奕达油茶公司。过了一段时间之后，郭凯军带吴某1、胡某、马志刚和彭某1一起去康奕达公司再次考察。但郭凯军对2次考察的原因和目的都没有说。2017年1月望城区人民法院扣划公司555.9万元并查封了房产，大家才知道郭凯军以技术进步公司名义为康奕达公司向彭某1借款提供了担保。经查，郭凯军进行担保并未开会、报告和审批。 7、证人徐某的证言，证明其担任康奕达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2014年下半年因收购油茶籽急需资金，2014年9月12日、2015年8月11日其在长沙人民东路的1家公司在借款协议上签过2次名字，2次都是其与孙某、出借方彭某1和担保方技术进步公司郭凯军在场。 8、证人彭某1的证言，证明2014年7月，时任技术进步公司董事长的郭凯军向其介绍了康奕达公司以及找其借款2000万元并愿意以技术进步公司担保的事情，后其与技术进步公司的吴某1、马志刚、郭凯军、胡某一起去考察了康奕达公司。2014年9月12日、2015年8月11日其向康奕达公司借款及展期均由郭凯军代表技术进步公司提供担保，合同约定发生纠纷由衡阳仲裁委仲裁解决。借款到期后，因孙某没有归还借款，其向衡阳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并获胜诉，后由望城区人民法院强制扣划技术进步公司555.9万元。后经执行和解，达成技术进步公司继续支付998万元、孙某支付40万元，其他再无纠纷的协议。 9、证人孙某的证言，证明其担任康奕达公司董事长，儿子徐某担任总经理。2014年7月因急需资金2000万元收购油茶籽，其寻求赵某帮助，并认识了郭凯军。2014年9月12日，其到彭某1办公室签订借款2000万元的协议并由郭凯军代表技术进步公司签字盖章提供担保。后彭某1实际出借1800万元。2015年8月11日借款展期再获技术进步公司担保。 后其归还200万元给彭某1。2017年8月23日，望城区法院主持了执行和解，其承诺2019年春节前将欠彭某1的借款和利息全部归还。 10、证人彭某2的证言，证明2011年至2017年担任技术进步公司法律顾问。2016年2月，郭凯军告知其以技术进步公司担保了孙某向彭某1的2000万元债务，现孙某无法归还的事情，并告知该笔担保并未在公司讨论也未上报长沙市工信委讨论。 11、被告人郭凯军的供述，证明技术进步公司的出资人、企业性质、公司经营范围。经长沙市经济信息化委员会党委会任命，2010年5月开始在技术进步公司担任董事长，2011年5月至2016年10月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负责公司营运工作，执行长沙经信委对技改资金的支付、收回以及资金使用情况监督管理工作等。公司对外支付的资金，都是原长沙市财政预算内的国有资金以及利润。 2014年8月，长沙市经信委主任赵某让其帮忙为康奕达茶油公司找借款渠道。经彭某2介绍，由长沙盛泰置业有限公司彭某1向康奕达公司的孙某和徐某按照年息28%实际出借资金1800万元，其在未经长沙市经信委批准、未召开董事会的情况下个人决定以技术进步公司担保，由其本人签名并盖章。其只是在签订协议之后向赵某口头汇报但并未明确公司担保。按照规定需要向经信委汇报并且经过经信委同意后才能进行担保。后因孙某无法按时归还借款，经其协调签订了借款展期协议，还款期限延长至2015年12月30日，其再次在借款展期合同上以技术进步公司作为担保方签字盖章。 因康奕达公司无法按时还款，2016年9月其接到衡阳仲裁委员会发出的关于彭某1、康奕达公司、技术进步公司借款及担保一案仲裁的通知，其让彭某2与彭某1协商处理。2016年10月其被长沙市纪委双规，之后的事情其不清楚。2017年7月，其被取保候审后，受长沙市国有投资营运集团常总委托和孙某、技术进步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常跃勤一起协商还款的事情。2017年9月，由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组织长沙市国有投资营运集团、技术进步公司、彭某1、孙某签了三方还款协议。 二、受贿的事实 2012年上半年，湖南银建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建公司）实际控制人周某（又名周某）为能获得银行对公司担保授信，欲联系1家国有企业参股。后周某找到被告人郭凯军，提出技术进步公司在不实际出资的情况下，代持35%的银建公司股份。被告人郭凯军表示同意，上报主管部门市工信委但并未获批复同意。2012年4月19日，被告人郭凯军在市工信委没有批复同意的情况下，以技术进步公司名义与周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配合办理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为感谢被告人郭凯军的关照，周某分别于2013-2014年，送给被告人郭凯军现金人民币5万元、面值人民币5000元的消费卡1张，被告人郭凯军予以收受。 2017年10月10日，被告人郭凯军妻子代为主动退缴人民币23.4万元违纪款至长沙市望城区纪律检查委员会。现有证据无法确定退缴的违纪款中是否包含被告人郭凯军收受周某的人民币5.5万元。 经长沙市雨花区监察委员会工作人员电话通知，被告人郭凯军主动到雨花区监察委员会配合调查。 另查明，被告人郭凯军因涉嫌受贿罪于2016年12月7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2月23日被逮捕，2017年4月21日被取保候审。2017年12月29日，本院以受贿罪判处被告人郭凯军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已缴纳）。其缓刑考验期间为2018年1月16日起至2021年1月15日止。 上述部分的事实，有下列经过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予以证明： 1、《党委会会议记录本》，证明2012年5月3日、8月2日，经信委党委会就技术进步公司与银建公司合作事宜进行讨论，并未作出同意结论。 2、《股权转让协议》，证明周某将其在银建公司35%的股份转让给技术进步公司协议的签订时间、具体内容。 3、证人周某（又名周某）的证言，证明其系银建公司董事长、实际控制人。2012年后其为了获得银行授信资格，通过周练军找到被告人郭凯军、通过谢某找到赵某汇报了由技术进步公司入股代持银建公司股份一事。其又通过周练军、傅伯瑜联系了许某、吴某2。2012年4月，其与郭凯军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代持协议，技术进步公司代持其在银建公司35%股份但并未实际出资。郭凯军告知经信委2次召开党组会都未通过此事。此后，银建公司在建设银行长岭支行、招商银行长沙分行及北城支行、星城支行分别获得了数额千万元至亿元不等的担保授信额度。 为让郭凯军同意由其全权决定银建公司在长沙银行担保业务的权限，其在2013年上半年一天到郭凯军位于东塘亚华香榭小区住处附近送10万元现金给郭凯军。为了感谢郭凯军这些年对其的关照，在一次吃饭过程中给了郭凯军现金5万元。2013年其给郭凯军拜年给了5000元现金红包，2014年给了1张面额5000元的星卡，星卡可以在平和堂、王府井、步步高、新一佳等很多商业广场进行消费。 4、证人赵某的证言，证明2012年4月，郭凯军向其汇报了技术进步公司参股银建公司的事情，5月3日、8月20日经信委党委会研究后并未通过。根据规定，技术进步公司合作事宜必须经过市经信委党委会研究同意之后再报分管副市长决定。对于2012年4月19日技术进步公司和银建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其之前并未看到过。 5、证人谢某的证言，证明2012年左右，时任长沙市政协特邀委员傅伯瑜找其帮忙牵线银建公司董事长周某和技术进步公司的郭凯军合资成立担保公司，技术进步公司在银建公司中持有股份但不需要出资，其告知郭凯军并提出上报经信委党委会讨论决定和依法依规办理的要求。 6、证人吴某2的证言，证明2009年9月至今担任长沙市经信委副主任，参加了2012年5月3日、2012年8月的2次党委会，均未通过技术进步公司受让银建公司股份的结论。纪委调查此事之后，其才知道技术进步公司和银建公司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 7、证人吴某1、胡某的证言，证明吴某1参与过一次由市经信委副主任许某主持，在市经信委会议室召开的会议，讨论技术进步公司无偿持股银建公司35%股份一事但并未形成最终决议。2014年左右，吴某1知道在未经讨论、未取得经信委审批同意的情况下，技术进步公司参股了银建公司。 证人胡某的证言证明2012年上半年左右，郭凯军让其与吴某1到银建公司担任审查委员但并没有具体职务。2016年10月郭凯军出事后其才知道技术进步公司代持银建公司股份的事情，且并未经过工信委批准。 8、证人许某的证言，证明2010年9月至2016年9月担任长沙市经信委副主任，负责联系技术进步公司。2012年四五月份、2012年下半年，经信委就技术进步公司入股银建公司召开2次党委会，但都不同意入股。2016年审计的时候发现技术进步公司还是入股了银建公司，但其并不知情。 9、证人彭某2的证言，证明2012年上半年，郭凯军告知其经领导介绍，技术进步公司准备无偿代持银建公司股份一事，并让其出具法律意见书并提交工信委。工信委是否通过此事其不知情。技术进步公司是否代持银建公司股份其也不知情。 10、被告人郭凯军的供述，证明2012年上半年，湖南银建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周某要其以技术进步公司代持银建公司35%股份但不需要实际出资，以方便银建公司融资。后经信委主任赵某、副主任许某以及龙忠和其一起吃饭时听了其关于银建公司入股的汇报，后经信委决定召开党组会一起讨论此事但未召开。2012年4月19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其以技术进步公司的名义入股了银建公司但并未实际出资，事后其向经信委副主任许某汇报了此事。2012年5月3日，其参加经信委党委会时并未汇报已经签订了协议的事情。 2013年6月端午前一天，周某约其吃饭并感谢其关照送给其1盒茶叶和5万元现金，其予以收受。2014年初春节前后一天，周某到其办公室给其拜年给其1张价值5000元的星电消费卡，主要是为了感谢其在技术进步公司代持银建公司35%股份的事情的帮助。2016年10月其被长沙市纪委两规期间主动交代了此事并已退缴了5.5万元至望城区。 全案部分的事实，还有下列经过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予以证明： 1、中共长沙市纪律检查委员会、长沙市监察委员会长纪监指（2018）45号《指定办理通知书》，长沙市雨花区监察委员会雨监立（2018）26号《立案决定书》，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湘01刑辖37号《指定管辖决定书》，线索来源及到案经过，证明本案的案件由来，被告人郭凯军经电话通知主动到案的事实。 2、长沙市人民政府长政函（1999）69号《关于同意成立长沙市技术进步投资担保有限公司的批复》，《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书》，长沙市人民政府长政函（2000）50号《关于明确长沙市技术进步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为国有独资公司有关事项的批复》，《公司章程》，长沙市国有资产管理局长国资行字（2000）85号《关于同意长沙市技术进步投资担保有限公司章程的批复》，《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长沙市技术进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章程》（2015年1月），长沙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2014）10号《党委会会议纪要》，《长沙市技术进步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董事会会议纪要》（2002年第3次），长沙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长国资产权（2012）107号《关于长沙市技术进步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国有股权划转至长沙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通知》，长沙市人民政府办公厅长政办函（2011）186号《关于办理企业主管部门或出资人变更登记有关事项的通知》，长沙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长工信发（2014）175号《关于同意长沙市技术进步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更名的批复》，长沙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长国资产权（2016）127号《关于长沙市科技风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企业股权无偿划转的通知》，《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协议》，证明技术进步公司的成立、变更、股东、企业性质为国有独资公司、经营范围、公司经营模式以及股权变更、名称变更等事实。 3、长沙市人民政府办公厅长政办发（2011）81号《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我市国资监管工作的通知》，证明长沙市国有资产监管工作协调委员会的批准成立机关、成立时间、职权范围等事实。 4、缴费凭证，长沙市雨花区监察委员会《补充调查报告》，情况说明，证明被告人郭凯军在2016年12月7日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检察院对其讯问笔录中已主动交代了收受周某5.5万元的事实。妻子刘霞玉代为退缴23.4万元违纪款。被告人郭凯军在2017年2月17日主动供述其擅自以技术进步公司为康奕达公司借款提供担保一事。 5、长沙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长工信发（2011）10号《关于董康龄等同志任免职的通知》，中共长沙市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长国投发（2016）21号《关于免去郭凯军职务的通知》，长沙市技术进步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董事会议纪要，《长沙市技术进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岗位职责》，证明被告人郭凯军担任技术进步公司总经理、董事长以及被免去职务的时间、机构的事实，同时证明总经理日常工作职责的事实。 6、本院（2017）湘0111刑初887号《刑事判决书》、《执行通知书》，证明被告人郭凯军曾经因受贿罪被判处缓刑及缓刑考验期的事实。 7、被告人郭凯军的身份、现实表现材料，证明被告人郭凯军具备完全刑事责任能力、已满完全刑事责任年龄及之前受过刑罚处罚的事实。 被告人郭凯军的辩护人提交的证人王某证言、康奕达公司的情况说明等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作为证据采纳。 本院认为，被告人郭凯军身为国有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由于滥用职权，造成国有公司严重损失，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其行为已构成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被告人郭凯军身为国有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主管公司全面事务，负责对国有财产的监督、管理职责，系国有公司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属于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人民币5.5万元，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应予处罚。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被告人郭凯军一人犯数罪，应当数罪并罚。被告人郭凯军系在缓刑考验期限内发现判决宣告以前还有其他罪没有判决，应当撤销缓刑，数罪并罚。被告人郭凯军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并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自首，依法可以减轻处罚。被告人郭凯军及其辩护人关于被告人郭凯军的行为不构成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的辩护意见，本院认为，被告人郭凯军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且明知应当经主管单位审批同意但未经审批同意的情况下，个人擅自决定以技术进步公司担保私人债务，致使技术进步公司在刑事立案前因履行担保责任实际支付人民币1553.9万元，符合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的犯罪构成要件，该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被告人郭凯军的行为不构成受贿罪的辩护意见，本院认为，被告人郭凯军及其辩护人提出的亲属代为退缴违纪款人民币23.4万元，以及被告人郭凯军提出的将贿赂款用于公司员工开支的辩解意见，并不影响被告人郭凯军收受贿赂款的刑法评价，其行为符合受贿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应当认定为受贿罪，该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一）项、第三款，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六十九条第一、三款，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本院（2017）湘0111刑初887号刑事判决中对被告人郭凯军宣告缓刑三年的执行部分； 二、被告人郭凯军犯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合并前罪判处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已缴纳人民币二十万元，余款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因前罪羁押的四个月零十五天已折抵刑期。即自2020年9月25日至2024年5月9日止）。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杨 勇 人民陪审员  陈艳芝 人民陪审员  章海如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黄听红 附：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一款国有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由于严重不负责任或者滥用职权，造成国有公司、企业破产或者严重损失，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 第三百八十六条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处罚。索贿的从重处罚。 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贪污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二）贪污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三）贪污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第三款犯第一款罪，在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有第一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有第二项、第三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处罚。 第九十三条第二款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 第六十九条第一款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的，除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的以外，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但是管制最高不能超过三年，拘役最高不能超过一年，有期徒刑总和刑期不满三十五年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年，总和刑期在三十五年以上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五年。 第三款数罪中有判处附加刑的，附加刑仍须执行，其中附加刑种类相同的，合并执行，种类不同的，分别执行。 第七十七条第一款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犯新罪或者发现判决宣告以前还有其他罪没有判决的，应当撤销缓刑，对新犯的罪或者新发现的罪作出判决，把前罪和后罪所判处的刑罚，依照本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决定执行的刑罚。 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一条第一款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三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额较大”，依法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贪污数额在一万元以上不满三万元，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其他较重情节”，依法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一）贪污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防疫、社会捐助等特定款物的； （二）曾因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受过党纪、行政处分的； （三）曾因故意犯罪受过刑事追究的； （四）赃款赃物用于非法活动的； （五）拒不交待赃款赃物去向或者拒不配合追缴工作，致使无法追缴的； （六）造成恶劣影响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第十九条对贪污罪、受贿罪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应当并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金；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应当并处二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应当并处五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对刑法规定并处罚金的其他贪污贿赂犯罪，应当在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判处罚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