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四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吉03民终67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1，女，1998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软件工程师助理，现住范家屯镇。 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某，女，1965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无职业，现住公主岭市。系张某1母亲。 委托诉讼代理人：邹璋宁，吉林响铃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于某，女，1957年6月21日出生，汉族，范家屯食品厂退休工人，现住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2，男，1987年2月7日出生，汉族，吉林省长春市人，现住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 于某、张某2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阿凛，吉林尚理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某1、上诉人于某、张某2因继承纠纷一案，公主岭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9日作出（2018）吉0381民初3989号民事判决。张某1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16日作出（2019）吉03民终409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公主岭市人民法院重审后于2020年4月11日作出（2019）吉0381民初1637号民事判决，张某1、于某、张某2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某、邹璋宁、上诉人于某、张某2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阿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某1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公主岭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吉0381民初1637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判决内容，依法改判被继承人张某3口头遗嘱有效;依法改判被继承人张某3享有所有权部分的公主岭市范家屯林场出让给张某3的房屋、土地及地上附属物归上诉人所有;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事实错误，导致作出错误判决。一、被继承人患有食道癌晚期，离世前已多次进行化疗。立遗嘱时意识清楚足以认定遗嘱内容是其真实的意思表示,但不应据此推断其不具有临危性。被继承人因重病处于治疗期间，不具备生活自理能力,在其不便于以其他形式订立遗嘱的情况下,才联系的生前好友李臣,可见其联系的目的就在于希望通过见证人见证的形式完善遗嘱的效力。况且结合死亡事实，其在住院期间立有口头遗嘱，并于立遗嘱后当晚死亡的情况足以确定具备危机情况。二、法院认定被继承人与见证人协商立遗嘱事宜，并准备找律师第二天立遗嘱的事实缺乏事实依据。结合证人证言可见，协商找律师是几个见证人之间协商的结果，被继承人并不清楚这一事实。其设立遗嘱的意思表示已经在见证人的见证下表达完毕,在其不具备书写能力且病情危重的情况下设立的遗嘱完全符合口头遗嘱的有效形式,依法应当认定其效力。综上，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案件事实，作出公正判决。 于某、张某2辩称：一、所谓的口头遗嘱不具有法律规定的紧迫性，上午立的遗嘱，下午和晚上还能正常的吃馅饼喝羊汤，说明不具有紧迫性，法律明确规定立口头遗嘱必须是时间紧迫，如不在当时立遗嘱将永远失去立遗嘱的机会，由于口头遗嘱被篡改的可能性极大，所以法律明确规定待危机解除后，口头遗嘱立即失效，整个案件从一审走到现在，且不说是否真实存在这个所谓的口头遗嘱，假设存在的话，根据上诉人张某1自己提供的证人证言完全可以证实在所谓立口头遗嘱的时候不具有法律规定的紧迫性，即使有，也是无效的。二、在当时录音机也好，手机也好，均具有录音或者录像的功能，当时在场的人既然能够想到第二天找律师做见证，完全可以在当天时间紧迫的情况下用录音录像的方式记录下来，在场的所有人没有采取这个方式，这个严重不符合常理，同时侧面的可以证明，被继承人张某3当时的状态一定非常好，不着急，才可以等到第二天请律师来。三、该所谓的口头遗嘱并不存在，出庭作证的几位证人相互证言之间矛盾，不能够准确的证实事发的情形，并且在事发当天上诉人张某2也在场，可以证实并没有发生立口头遗嘱的事情。四、请求法庭驳回上诉人张某1的诉讼请求。口头遗嘱是假的，是李臣造的。当时所有的证人都说没有立上遗嘱，第二天找律师，他们自己都认为没有遗嘱，而且他们自己写的是口头遗嘱说明，不是口头遗嘱。 于某、张某2上诉请求一、撤销公主岭市人民法院（2019）吉0381民初1637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被上诉人不享有法定的继承权；二、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重审法院依据公主岭市人民法院（2018）吉0381刑初153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上诉人与张某3之间有人身关系，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和适用法律错误。首先，重审法院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的规定判决认定此案，属于在没有查清事实的情况下，适用法律错误。重审法院在判决中描述：“公主岭市人民法院（2018）吉0381刑初153号刑事判决书中经审理查明：“被告人杜某与张某3在公主岭市范家屯镇建华木制装演材料厂内以夫妻名义生活，并育有一女儿名叫张某1。”关于张某3与杜某育有一女的问题公主岭市人民法院（2018）吉0381刑初153号刑事案件审判时，均是当事人口头陈述，没有其他有效证据证明该事实。最重要的是重婚罪刑事案件主要审查的是重婚的事实，而对于张某3与被上诉人的人身关系是没有进行有效的认定的。重审法院在判决中引用该判决中本院查明这一段话试图瞒天过海，但该段话与重审法院自己引用法条是不符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规定的是裁判所确认的事实。而该刑事判决唯一确认的事实只有一句话：“综上，根据上述证据足以认定被告人杜某重婚的犯罪事实。”所以重审法院引用的所谓查明的事实，仅仅是当事人自认的所谓事实和证人证明的所谓的事实。准确的说在公主岭市人民法院对（2018）吉0381刑初153号刑事案件审判时并没有对张某3与被上诉人的人身关系进行刑法上的确认，所以该判决所谓查明的事实并不是重审法院主张的认定的事实，这有本质的区别。其次，重审法院在判决中论述：“认定上述事实的其中一项证据为”被害人于某的陈述”，被告于某在该刑事案件中称”杜某与张某3生有一女，姓名张某1”，这样的论述意思就是作为重审案件的被告的于某，在刑事案件中对于被上诉人与张某3的关系是认可的，从而证明这个是没有争议的，从而以此认定张某3与被上诉人的人身关系，依据这样的证据去认定人身关系是违反法律规定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规定，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但涉及身份关系的案件除外。由此可见，人身关系是不适用于自认的，所以无论是被上诉人自认，还是于某自认，均不能发生法律效力，更加不能作为法院依法判决的依据。最后，重审法院在判决中论述：“张某1欲与张某3做亲子鉴定，但因张某3已故，无法提供比对的样本，而二被告强烈反对对张某3尸体进行鉴定比对，亦拒绝张某1与被告张某2进行亲属关系鉴定。我国婚姻法解释中有关于夫妻一方拒绝进行亲子鉴定，人民法院可据此推定作出不利于拒绝一方的裁判。本案为继承权纠纷，人民法院虽不能适用该法律规定，推定张某1与张某3亲子关系成立，而作出不利于被告的裁判，但二被告放弃运用亲子鉴定这一高效快捷准确的手段推翻原告的主张，反而选择调取各种书证来反驳原告的主张，与情理不符。”试图引用婚姻法解释中关于夫妻一方拒绝亲子鉴定的，人民法院可据此推定做出不利于拒绝一方的裁判的规定的相关内容来作为判定本案的法律渊源，或相近的法律去判定此案，是引用法律错误，第一点，婚姻法司法解释规定的一方不配合，指的是接受鉴定的本人拒绝的，而本案中拒绝的人是张某3的儿子，他的拒绝怎么能适用这条法律。第二点，张某2拒绝是因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是死人入土为安，无论什么原因挖坟掘墓都是违背公序良俗的。如果重审法院认为这不是违背公序良俗的，完全可以依职权调查取证，直接把张某3的坟挖开进行鉴定即可，并不需要征得上诉人的同意。也完全不必要拿上诉人对自己父亲的尊重当作是理亏的表现，从而主观的认定上诉人害怕鉴定。重审法院完全可以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的规定，及《民诉规则》第十五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的“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是指以下情形：涉及可能有损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的规定，自行挖坟进行鉴定。因为《殡葬管理条例》赋予了行政机关强制执行挖坟的权利，何况法院是为了公正的查明案件事实。但重审法院以：“二被告放弃运用亲子鉴定这一高效快捷准确的手段推翻原告的主张，反而选择调取各种书证来反驳原告的主张，与情理不符”为理由推定被上诉人与张某3具有身份关系，这是没有任何法律和事实依据的。二、重审法院在没有查清被上诉人具体的出生状况下，就凭推断判决上诉人享有法定继承权，是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首先，原告所举的证据中，书面写着上诉人与张某3是父女关系的，只有一个常住人口证明和法院判决。判决内容为两人以夫妻名义生活并育有一女，此处的育有一女是指养育，并不能证明生育，领养的孩子也可以说成是育有一女，但又没有证据证明他们领养了孩子。如果说是继子女，那么在法院庭上问：被上诉人你父母是谁。答母亲杜某父亲张某3。问：出生后和谁生活。被上诉人答和姥姥生活。这足以证明被上诉人没有与张某3共同生活过，也算不上继子女。关于常住人口信息表建立的依据是当时自己提供的信息，而不是公安机关到被上诉人出生医院亲自调查而产生的，所以不具有真实性。其次，重审时于某向法庭提供了杜某1998年1月24日在长春妇产科医院病历，上面写着杜某的爱人不是张某3，同时婴儿病志上也显示着其父亲不是张某3。这份医院的病历才是最原始的证据，是不能伪造的证据，其真实性远远高于原告举证的后期多次改动的公安机关的证明。同时在庭上法庭询问其是否在这医院生产，杜某仅称自己当时迷糊了，不知道在哪个医院生的，并没有否认病例的真实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规定，对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事实，另一方当事人既未表示承认也未否认，经审判人员充分说明并询问后，其仍不明确表示肯定或者否定的，视为对该项事实的承认。所以杜某当庭都已经自认了的事实，重审法院却在判决中不予确认，这明显又违背了民事意思自治原则。最后，重审法院在判决中论述：“二被告向法庭提交的《公证书》用以证明张某3除二被告外不存在其他合法继承人，《公证书》虽具有极强的法律效力，但因公证处的职能范围受限，其无法在无权利人主张权利的情况下查明所有事实，尤其该《公证书》作出时张某3已故，公证处依据申请人即于某、张某2提供的证据对申请事项做出公证，而张某1系非婚生，户籍也未与张某3登记在一处，公证处无从知晓到张某3是否存在非婚生子女这一情况，张某1亦无法得知此公证事项从而提出异议。故公主岭市公证处对张某3被继承人一事做出的《公证书》并不当然排除张某1作为张某3非婚生女的继承权”这样的认定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重审法院在没有做任何核实和调查的情况下，在没有向公证处调查取证证实公证员确实违规没有尽职调查的情况下，在被上诉人没有拿出更有力的证据证实公证文书是错误的情况下，就推定公证处的公证文书无效，在有证人证实了公证处做了尽职调查情况下，依然否定公证文书的法律效力，这是典型的事实认定错误。因为在庭审中，证人张建刚明确证实公证处的人员就关于张某3有几个子女问题问了他，作为原告的证人这么作证，这足以证明公证处在做出公正以前是进行了全面调查的，所以该公正文书认定的事实是有效的。综上，恳请二审人民法院撤销吉林省公主岭市人民法院（2019）吉0381民初1637号民事判决书，查清事实，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以维护上诉人合法权益。补充：张某3我们三口人一直在一个户口上，是长春市二道区远达派出所。而张某1出具的户籍证明是在净月派出所，张某3又立了一户，这足以证明户口本不具有真实性，证明不了身份关系，落户的出生证明也不是在最开始出生的医院出具的，也不具有真实性。 张某1辩称，一、上诉人对一审法定继承事实的认定是事实清楚，符合法律依据的。结合上诉补充意见，即使落户形式违法，但是可以反映出张某3积极配合办理落户的行为，认证了张某3和张某1之间的父女关系。二、原审认定事实不单纯仅参照刑事判决事实的认定，还有身份信息档案登记表以及被继承人张某3生前的直系亲属及好友综合作出的事实认定，另外结合了被上诉人张某2拒绝针对被继承人不应鉴定的事实，作出的事实认定。三、虽然一审的事实认定部分没有采信代理人关于子女范围的代理意见，但是请二审法庭考虑这个事实，继承法规定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以及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针对这一事实，一审审理时已经有证人予以作证，证人的范围包括被继承人的直系亲属以及朋友，能够证明张某1是由被继承人抚养长大的，依法享有法定的继承权利，综上一审认定法定继承的事实清楚，请驳回该项诉讼请求。我对于某在重审法院提交的杜某医院病历有异议，因为那个病历没有患者家属签字，杜某是手术，如果要有患者家属签字是属于张某3签字，那个是打印的签字不是手写的签字。如果是正常的杜某手术应该是张某3本人签字，我对对方提出异议的真假性有异议，再一个那个是杜某个人的隐私病历，对方怎么可以调出来？我认为对方取得行为不合法，不能作为庭审证据认定。张建刚的证言是公主岭公证处在我家孩子张某1找公证处要求撤销公证书之后，大概是2017年的7月份之后，公证处找的张建刚，但是公证处没有给撤销公证书。 张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被继承人张某3口头遗嘱有效；2．请求依法判令被继承人张某3享有所有权部分的公主岭市范家屯林场出让给张某3的房屋、土地及地上附属物归原告所有；3．请求依法判令原告对被继承人的财产享有法定继承权；4．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于某与被继承人张某3系夫妻关系，张某2系于某与张某3婚生子。2015年11月16日张某3去世。张某3生前与杜某在范家屯林场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张某1系杜某之女。证明上述事实的证据有：张某3的死亡证明、原被告户籍信息、（2018）吉0381刑初153号刑事判决书以及原被告当庭陈述。 一审法院认为，张某1与于某、张某2间系继承纠纷。一、张某3口头遗嘱是否存在以及效力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五款的规定，遗嘱人在危机情况下，可以立口头遗嘱。口头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危机情况解除后，遗嘱人能够用书面或者录音形式立遗嘱的，所立口头遗嘱无效。根据证人证言，当时张某3意识清楚、状态稳定，谈吐自然，饮食正常，张某3与几个证人经商量后决定找律师立遗嘱，并由证人李树生帮助联系好立遗嘱的律师。张某3并不具备立口头遗嘱的危机情况，且当时有条件以其他更加确定的方式立下遗嘱，但其选择了更加稳妥的方式，待翌日由律师代书遗嘱，因此张某3联系几位证明人到场，商讨立遗嘱的相关事宜以及在其去世后，证人依据与张某3商议其财产处理意向的相关谈话内容，而为张某1出具的口头遗嘱内容情况说明不能视为张某3所立的口头遗嘱，且不具有法律效力，故原告张某1请求被继承人张某3口头遗嘱有效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张某1据此请求由张某3享有所有权部分的公主岭市范家屯林场出让给张某3的房屋、土地及地上附属物归原告所有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二、张某1是否享有张某3遗产的法定继承权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规定，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本法所说的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张某1主张其系张某3与杜某非婚生女，享有张某3遗产的法定继承权。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法庭提交了载明其为张建刚侄女的户口本（张建刚系张某3弟弟）；长春市公安局净月大街派出所出具的“常住人口数据查询详细信息”，其中监护人一栏为张某3，监护关系为父亲；公主岭市人民法院（2018）吉0381刑初153号刑事判决书中认定的事实：“被告人杜某与张某3在公主岭市范家屯镇建华木制装潢材料厂内以夫妻名义生活，并育有一女儿名叫张某1。”以及证人证言。二被告辩称，张某3的户口没有迁动过，派出所出具的证明是不合法的，张某1的登记出生日期与实际出生日期不符，且仅凭张某1系张建刚侄女无法说明其为张某3的女儿。二被告虽对原告举证的书证内容提出质疑，但对于张某1户籍登记的出生日期与实际出生日期不符，以及张某1出生病例中父亲一栏登记为“张殿华”等相矛盾处，也并非有悖于常理，更不能据此认定上述书证违法。根据法院调取的张某1办理户籍时的出生证明信息，其中父亲一栏载明为张某3并标明张某3的身份证号码，出生证明作为落户登记的依据能够充分证明张某1的父亲为张某3，二被告因出具出生证明的医院并非张某1实际出生的医院而对该份证据不予认可。但因张某1为非婚生，医院无法为其出具出生证明用于登记落户实属正常，故不排除张某3设法取得其他医院的出生证明为张某1落户，也正因张某1系非婚生，张某3不可能将其落户于他和于某、张某2的户籍内，因此张某1与张某3母亲赵淑荣、弟弟张建刚在同一户籍内也符合情理。二被告出具四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吉03民终487号民事判决书证明人民法院认为父女关系是较为重要的身份关系，户籍信息不足以证明张某3与张某1的父女关系。由于该案系借款合同纠纷，一审、二审法院审理该案的焦点并非张某1与张某3的关系，且该案一审判决已被二审法院撤销，并未生效，其中认定的事实并不具有法律效力亦不具有证明力。二被告向法庭提交的《公证书》用以证明张某3除二被告外不存在其他合法继承人，《公证书》虽具有极强的法律效力，但因公证处的职能范围受限，其无法在无权利人主张权利的情况下查明所有事实，尤其该《公证书》作出时张某3已故，公证处依据申请人即于某、张某2提供的证据对申请事项做出公证，而张某1系非婚生，户籍也未与张某3登记在一处，公证处无从知晓到张某3是否存在非婚生子女这一情况，张某1亦无法得知此公证事项从而提出异议。故公主岭市公证处对张某3被继承人一事做出的《公证书》并不当然排除张某1作为张某3非婚生女的继承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公主岭市人民法院（2018）吉0381刑初153号刑事判决书中经审理查明：“被告人杜某与张某3在公主岭市范家屯镇建华木制装潢材料厂内以夫妻名义生活，并育有一女儿名叫张某1。”认定上述事实的其中一项证据为"被害人于某的陈述"，被告于某在该刑事案件中称"杜某与张某3生有一女，姓名张某1"，并且杜某因重婚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在杜某重婚罪这一刑事案件中，被告于某对张某1系张某3非婚生女这一事实亦无争议，但在本案中被告于某对张某1的非婚生女身份却加以否认。张某1欲与张某3做亲子鉴定，但因张某3已故，无法提供比对的样本，而二被告强烈反对对张某3尸体进行鉴定比对，亦拒绝张某1与被告张某2进行亲属关系鉴定。我国婚姻法解释中有关于夫妻一方拒绝进行亲子鉴定，人民法院可据此推定作出不利于拒绝一方的裁判。本案为继承权纠纷，人民法院虽不能适用该法律规定，推定张某1与张某3亲子关系成立，而作出不利于被告的裁判，但二被告放弃运用亲子鉴定这一高效快捷准确的手段推翻原告的主张，反而选择调取各种书证来反驳原告的主张，与情理不符。庭审中证人也均证明，自张某1出生以来，张某3一直对外宣称张某1系其女儿，并将其抚养长大。综合上述证据以及证人证言、事实推定，对张某1系张某3非婚生女予以确认，张某1对张某3的遗产享有法定继承权。综上，判决：一、张某1对张某3的遗产享有法定继承权；二、驳回张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张某1提交了一份张某3的残疾证，证明张某3存在语言表达障碍，吐字声音极小，只有在耳朵附近才能够听清张某3想表达的意思。主要是针对遗嘱的形式，在两次开庭审理中，被上诉人均强调能够采取其它的形式完成遗嘱，该证据能够印证无法按照其它的形式完成遗嘱的原因，例如手机视频等。张某2、于某质证称：首先这个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新证据，新证据是依法在原审不能取得的，和原审之后新发生的，没有找到不是依法不能取得的，如果这个也算新证据的话，那随时都可以再拿一个说我才找到。二、语言类障碍有很多，磕巴也算语言类障碍，该证据证明不了这个上面的语言类障碍属于说话声音小，说话声音小应该是嗓子有问题，不是语言类障碍，跟语言没有关系。三、所有的在场证人在出庭的时候均表示全部听到了张某3的遗嘱，如果按照被上诉人所说的说话声音小，那么被继承人至少说了十遍，明显不符合常理，证明不了想要证明的问题。该证据与口头遗嘱是否具有紧迫性没有任何关系，证明不了所谓的口头遗嘱具有紧迫性。这个残疾证不影响张某3说话。张某1的证明人李树生说张某3在躺着，张建刚脑袋伏在张某3的脑袋边，张建刚没有听见张某3说什么，李树生证明说李树生听见了，张建刚在枕边都没有听见，李树生离那么远怎么能听见，证言自相矛盾。上诉人于某、张某2提交了一份现场手机录音，证明从来没有订立口头遗嘱的事情。张某1质证称：一、针对证据内容反映事实的真实性内容有异议，当时现场并不存在录音当中这个人，被上诉人明确表述该证据存在剪切，并非原始客观全部。二、从证据来源的时间看，该证据形成于2019年4月1日，本案一审于2020年4月8日开庭，且在本次开庭之前，多次组织了庭审程序，由多名证人还原了当时口头遗嘱成立的客观事实，多次开庭的时候对方没有提交这份证据，因此在这个时间点，无法查明证据的真实性，另外如果以证言形式体现，证人应出庭予以佐证其陈述的事实，在被上诉人在场的情况下，无法说明该人员表达的内容是否是真实的。对录音有异议，因为张某3去世的头一天，张某2是上午八点之前回家的，给张建刚打电话，让张建刚来的，所以张某2那一天都不在现场，徐闯我不认识这个人，但是听说的话我熟悉这个口音，但是这个人如果去的话也是下午三四点钟之后去的，下午三四点之前张某3家没有亲属去，我和李臣、刘淑芬还有一个女的，应该是张某3的姐姐或者嫂子，我们去买的装老衣服，这个人从早上到晚一直在那没有，只有我自始至终和张建刚白天在医院，中间来人也是下午之后，上午李臣和李树生等人去之后就没有人去。 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在二审所举的证据均非新证据，且张某1举证的残疾证不能证明当时存在立口头遗嘱的紧迫性和危机性，故不予采纳。于某、张某2举证的手机录音，无法证明内容的真实性，且张某1予以否认，亦不予采纳。关于是否存在张某3口头遗嘱的问题，根据证人证实，当时张某3意识清楚，状态稳定，谈吐自然，饮食正常，又与几个证人商量后决定找律师立遗嘱，并由证人李树生帮助联系立遗嘱的律师。可见张某3并不具备立口头遗嘱的危机情况，且当时有条件以其他更加确定的方式立下遗嘱，但其选择了更加稳妥的方式，待翌日由律师代书遗嘱。故在其去世后，证人为张某1出具的口头遗嘱内容情况说明不能视为张某3所立的口头遗嘱，不具有法律效力，对上诉人张某1提出的当时具备危机情况，口头遗嘱应为有效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关于张某1是否享有张某3遗产的法定继承权问题，双方争议焦点为张某1是否为张某3的非婚生女。上诉人于某在公主岭市人民法院审理杜某重婚罪一案中，作为受害人向公安机关陈述“1998年就发现杜某和张某3住在一起了……杜某与张某3生有一女，姓名张某1……”，吉林省公主岭市人民法院（2018）吉0381刑初153号刑事判决书载明：“经本院审理查明……被告人杜某与张某3在公主岭市范家屯镇建华木制装潢材料厂内以夫妻名义生活，并育有一女儿名叫张某1……”，故张某1是张某3与杜某的非婚生女儿的事实已为生效裁判所确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五）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本案中，于某与张某2虽上诉否认张某1系杜某和张某3的非婚生女儿，但未提交足以推翻的相反证据证明，故对该上诉理由，不予采纳。对上诉人于某、张某2提出的重婚罪主要审查重婚的事实，对于张某3与张某1的人身关系没有进行有效的认定的上诉理由，亦不予采纳。张某3的五弟张建刚、二嫂衣春香均出庭证实张某1是张某3的孩子，结合张某1的户口也落在张某3母亲户籍内的事实，可以认定，张某1为张某3和杜某的非婚生女儿。虽存在户籍登记信息与实际出生日期不一致的情况，但作为非婚生女的特殊身份，亦符合常理。上诉人于某、张某2举证的民事判决书并未生效，故其中认定的事实不具有法律效力亦不具有证明力。因张某1系非婚生女，公证机关在出具《公证书》时无法知晓其身份，故案涉《公证书》并不能否定张某1为张某3非婚生女的事实。对上诉人于某、张某2提出的《公证书》能够证明除了其二人外不存在其他合法继承人的上诉理由，不予采纳。综上，本案虽没有认定张某1与张某3有医学上的父女关系的鉴定结论，但综合全案证据，认定张某1为张某3非婚生女的证据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条，能够证明张某1为张某3非婚生女的事实。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规定，一审法院认定张某1为张某3的非婚生女，对张某3的财产享有法定继承权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张某1、于某、张某2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600元，由张某1负担2300元，于某、张某2负担23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勇 审 判 员  王月光 审 判 员  崔巍巍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  胡美多 书 记 员  刘 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