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1民终301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许博建，男，1984年8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潮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运生，广东乔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仪斌，广东乔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润泽恒隆酒业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都司路中天商务港19层4号。法定代表人：李泽，系该公司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贵阳润泽恒业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小河区华丰食品批发市场1-11号。法定代表人：李泽，系该公司经理。上诉人许博建因与被上诉人贵州润泽恒隆酒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泽恒隆公司）、贵阳润泽恒业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润泽恒业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2018)黔0102民初35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许博建上诉请求：1.撤销本案一审判决；2.改判二被上诉人承担连带责任付还上诉人借款人民币贰佰捌拾万元及利息损失（从2014年9月2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计算至借款还清之日止）；3.本案一切诉讼费用由二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原审判决错误认定上诉人“有能力获得独自持有两被上诉人公司公章机会”的事实。1.上诉人虽然曾是二被上诉人的股东和管理人员，但不必然具有获得独自持有公司公章的机会，在二被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上诉人利用“有能力获得独自持有公司公章的机会”私自在案涉借条上加盖公章的情况下，不应将公司股东和管理人员在偶然有可能持有公章的事实来推定案涉借条系上诉人私自加盖公章。2.二被上诉人提交的2014年4月10日的《委托加工合同》，不能证明案涉借条系上诉人加盖公章的事实。首先，该合同的签约时间与案涉借条的形成时间相距五个多月；其次，该合同加盖的是被上诉人工商名称变更前贵州润泽恒隆贸易有限公司的公章，而案涉借条加盖的是被上诉人工商名称变更前贵州润泽恒隆贸易有限公司的公章和被上诉人贵阳润泽恒业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的公章。3.根据证人蒋某、洪某陈述，二被上诉人的公章均存放于法定代表人李泽的办公室且用章须李泽批准同意，以此可证明二被上诉人的公章是由法定代表人李泽保管。二、原审判决错误认定上诉人自有资金状况不足以佐证上诉人的陈述。1.原审判决以本案借款两次取现均超过100万，从资金搬运、交易安全、支付便利的角度考虑，上诉人未采取直接向二被上诉人银行账户转账的方式履行出借义务，由此判断上诉人关于借款出借事实的陈述明显有违常理，是存在偏见的。上诉人已详细地对两次取现借款的过程作了合理陈述，第一次取款194万元是因二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要求上诉人取现180万元出借，取款银行就在二被上诉人公司营业地的楼下；第二次取款100万元原本是上诉人与案外人签订商业合作合同之用，后因商业合伙谈判不成功，恰逢二被上诉人公司法定代表人向上诉人借用现金，所以才将现金直接借给了二被上诉人。该两笔款项均是在二被上诉人营业地交付给李泽的。上诉人认为，我国民间借贷以现金交付的形式频繁存在，甚至比银行转账更为常见，按照目前我国法律的规定，并没有禁止大额现金出借的规定，所以上诉人以现金出借，虽属大额款项，但不违反法律规定，更不违反常理。2.原审判决根据上诉人的银行账户存款变动情况认为上诉人的自有资金状况不足以佐证上诉人的陈述，该认定违反常理。上诉人的银行流水记载的两次取现按常理已能够证明本案借款资金的来源，而银行流水中记录的往来款项恰好也能够印证280万元资金来源构成。证人林某的证词与银行流水相互印证，林某借给上诉人的事实不影响上诉人将林某的借款另行借给二被上诉人的合法性。三、原审判决以交易方式和交易习惯来判决本案，明显错误。1.以交易方式和交易习惯来认定事实的裁判前提是双方约定不明或发生纠纷后双方各自主张相对立的事实无法查明，但本案上诉人已举证证明出借款项的来源和出借方式，而原审判决不依法采纳合法的证据，反而以交易方式和交易习惯来判决本案，是滥用主观裁量权。2.本案上诉人与二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李泽都是广东省潮州市潮安区龙湖镇人，原是相邻乡好朋友，关系密切。按照当地交易方式和交易习惯，百万元以上的现金交易或借贷是经常发生的社会现象，特别是潮汕地区。本案也正是由于上诉人与李泽原来的关系非常良好，双方投资合作经营公司，因此在李泽提出现金交付时，上诉人才会按其要求第一时间将现金交付到其手中，甚至两次交款时都没有让李泽或二被上诉人立下借据。后是在二被上诉人未归还借款时间较长后，出于保护自己合法权益，才于2014年9月29日要求二被上诉人出具借条，因李泽提出资金周转需要，借款期限延长两个月，上诉人才同意二被上诉人按约定的借款期限出具本案的借条。3.原审判决对二被上诉人财务管理混乱、没有依法建账，公司财产与法定代表人李泽个人财产严重混同，李泽在收到上诉人280万元现金借款后没有在公司财务入账，以及李泽借给二被上诉人100万元购房，而房产又登记在李泽私人名下等事实没有认定，系遗漏案件重要事实。同时，没有查明李泽借给二被上诉人100万元资金的来源。润泽恒隆公司、润泽恒业公司统一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于法无据，应当予以驳回。许博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二被告承担连带责任归还原告借款人民币2800000元（贰佰捌拾万元）及利息（2014年9月29日至2016年3月29日的利息，按月利率2%的标准计算，之后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标准计算至借款清偿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润泽恒隆公司和润泽恒业公司于2014年9月29日向原告出具《借条》，载明“兹有贵州润泽恒隆贸易有限公司和贵阳润泽恒业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截止2014年9月29日止共向许博建借到人民币贰佰捌拾万元整（2800000.00），现因资金周转需要，借款期限延长2个月，月息按2%计息，利随本付清”。原告许博建称上述借款实际发生在2013年7月25日和2014年3月9日，原告通过在其银行账户取款后，以现金形式出借给二被告的法定代表人李泽。李泽在庭审中当庭否认收到原告许博建所称上述现金款项280万元。后借款期限届满，原告许博建多次催讨无果，二被告拒绝履行义务，原告遂诉至法院，提出诉请如前。另查，2013年10月9日，原告许博建与二被告法定代表人李泽以及案外人许靖东、王宏坡、王博威、蒲亮等人签订了《合作协议》，该协议约定上述六人共同投资设立贵阳润泽恒业商贸有限公司、贵州润泽恒隆贸易有限公司，许博建以现金出资，出资额为57.6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20%，原告许博建的职能范围：负责包材事业部。除本案讼争的280万元借款外，二被告公司与原告许博建于2014年12月至2015年1月期间还对其他货款进行了结算，共计203万元，后二被告公司通过其对公账户和李泽的账户将上述款项以银行转款的方式支付给原告许博建（许伟暖）。根据原告工商银行账户（尾号：5964，户名：许伟暖）的银行账户显示：1.2013年7月25日发生取款194万元，原告称其取现后将现金180万元交给二被告法定代表人李泽作为公司借款；2.2014年3月9日原告该银行账户发生取款100万元，原告称其取现后以现金100万元交给二被告法定代表人李泽作为公司借款；3.根据原告银行流水明细表及转款凭证显示：2013年7月24日，证人林某向原告的该账户转款100万元，2014年3月5日，证人林某向原告的该账户转款1075000元。原告所称上述两笔取款中大部分款项系林某转入，原告在收到上述转款后一至三日内发生取款，在收到林某转款之前并无超过100万元以上的存款余额。原告在庭审中称，其取款出借给二被告后，二被告向原告支付了部分利息，且借条出具时的借款利息已结清，二被告向原告支付的利息均以现金方式支付。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告与二被告的民间借贷关系是否成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的规定“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借贷事实是否发生”之规定，本案中，首先，原告提交了2014年9月29日加盖有二被告公司公章的借条，拟证明二被告向原告借款280万元的事实，但未提交借款280万元直接出借给二被告的相关证据，仅提交其银行流水明细表证明其于2013年7月29日取款194万元和2014年3月9日取款100万元，原告声称上述现金取款用于支付给二被告法定代表人李泽，后于2014年9月29日由李泽加盖二被告公章后出具上述借条。但二被告否认与原告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借条中虽有二被告加盖的公章，但原告为二被告的股东兼包材部经理，具有独自持有二被告公章的能力和权力，借条系原告自行制作后私自加盖公章上去的。二被告法定代表人李泽亦在庭审中否认收到原告出借的现金借款280万元。二被告提交的《合作协议》以及证人蒋某、洪某的证词，可以证实原告许博建在上述借条出具时为二被告的实际股东，并作为二被告包材部负责人。而二被告提交的2014年4月10日原告许博建曾代表贵州润泽恒隆贸易有限公司与案外人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中黔酒业有限公司签订了《委托加工合同》，从合同文末处显示许博建为贵州润泽恒隆贸易有限公司的签约代表并加盖了贵州润泽恒隆贸易有限公司的公章。综合上述证据及证人证言，证明许博建有代表被告公司对外签订商业合同的情形，亦有能力获得独自持有二被告公章机会。二被告的答辩意见具有合理性。其次，一、本案的借贷金额为280万元，数额巨大，现金交付借款方式是否合理。原告称通过两次取现支付的方式履行了出借义务。两次取现均超过100万元，从资金搬运、交易安全、支付便利的角度考虑，为何原告未采取直接向二被告银行账户转款的方式履行出借义务，原告关于借款出借事实的陈述明显有违常理。二、关于原告经济能力的问题及其银行账户存款变动情况。根据证人证言和原告的银行流水明细显示，原告所称的现金取款中大部分为证人林某对原告出借的借款。且根据原告提交的证据,2013年6月至2016年5月期间原告发生的大额取款记录仅为上述两笔取款，除林某的上述两笔转款外，许博建的银行账户在上述期间除在2013年7月29日有一笔150万元的大额收入外，再无其它大额进账。原告许博建在收到大额转款后两、三日内即将款项转出或取现，其账户存款余额长期在50万元以下。由此可见，原告许博建称其现金280万元出借款项给二被告，但其自有资金状况不足以佐证其陈述。三、关于交易方式和交易习惯的问题。根据原告称双方的借贷交易发生地为贵阳市南明区，在本地区发生的民间借贷或借款合同，借款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绝大多数均系通过银行转款或网络支付的方式完成借款交付，而本案中所涉借款280万元，数额巨大，原告所称以现金交付借款的交易方式与本地区交易方式明显不符。按原告许博建所称，其现金出借给二被告公司后，二被告公司陆续以现金形式向原告支付部分利息，且已将2014年9月29日前的利息结清。但根据二被告提交的证据，原告许博建与二被告之间除本案讼争借款280万元外，还有其余债权债务203万元，原告许博建与二被告会计洪某2014年年底在ＱＱ聊天中对上述债权债务进行结算，但并未提及本案借款280万元，而上述203万元债务二被告系通过其公账或其法定代表人李泽的账户在2015年6月前以银行转款方式支付给原告许博建。由此可见，二被告与原告许博建之间存在其他交易，双方的交易习惯为对账后以银行转款方式履行，原告所称二被告以现金支付借款利息的陈述明显与原、被告之间的交易习惯不符。综上所述，民间借贷合同具有实践性合同的特征，出借人行使债权请求权要求借款人偿还借款本息的，应当对是否已形成借款合意、借贷内容以及是否已将出借款项实际交付借款人等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在借款人提出借贷事实未实际发生的抗辩，且人民法院对借贷事实产生不可排除的合理怀疑时，出借人还应提交其他证据印证借贷事实的实际发生。原告许博建虽持有二被告出具的借条，但其无证据证明已实际向二被告履行了出借借款280万元的义务。现原告许博建主张双方借贷关系成立，并要求二被告归还借款本金280万元并支付利息之诉请，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予以驳回。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许博建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7264元，由原告许博建负担；鉴定费23400元由被告贵州润泽恒隆酒业有限公司、贵阳润泽恒业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负担。二审期间，被上诉人润泽恒隆公司提交了李泽农业银行卡号尾号为0111的2013年12月21日至2014年2月18日交易明清单，其中2013年12月31日收到的60万元系上诉人投资款。经质证，上诉人许博建对该证据三性有异议，证据中没有中国农业银行的盖章，证据来源不明，不具备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证据上记载2013年12月31日还款60万元，没有还款人的信息，而且注明“还款”，与法庭要查明的上诉人投资款出资形式缺乏关联性，因此，该证据不应采信，被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应不予认可。同时，被上诉人自认投资款是李泽收取的事实，证明双方交易习惯一直是上诉人交付资金由李泽代被上诉人收取的。另外，上诉人认为60万的出资是以现金方式分几次交付李泽，现金来源于上诉人生产茅台镇酒瓶的应收货款。因时隔至今七年之久，具体出资时间及依据无法具体回忆。因被上诉人润泽恒隆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系复印件，且无对方账号，故本院对该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定。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2014年4月10日，上诉人许博建作为贵州润泽恒隆贸易有限公司的签约代表与案外人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中黔酒业有限公司签订《委托加工协议书》，该协议书加盖了贵州润泽恒隆贸易有限公司公章。被告润泽恒隆公司原名称为贵州润泽恒隆贸易有限公司。上诉人许博建提交其工商银行卡号尾号为65964的账户2013年6月6日至2016年5月28日的银行流水中，大额取现记录仅有其主张取现出借给二被上诉人的款项的两次记录，许博建对此解释为2013年6月6日开的卡。二审调查中，上诉人许博建对二被上诉人共出资60万元的支付方式第一次、第二次回答为转账支付，第三次回答为现金支付，并表示需要查一下，但庭后并未对核查情况予以回复。上诉人许博建对本案借款交付、支付利息等情况的陈述为：180万元借款是在银行取款的当天拿上去给李泽的，交付地点为二被上诉人实际的经营地点贵阳市云岩区恒丰步行街顶楼办公室，交付时间为2013年7月。100万元借款是上诉人在上海取款后，到贵阳的公司交付给李泽的，当时是上诉人到上海准备谈生意，准备交定金，后来觉得不靠谱，李泽说急用钱，便把现金带过来借给李泽了，其代理人提醒期间还去过深圳。该两笔借款交付时都有人上班，但是其到李泽办公室不需要经过其他办公室。两笔借款出借后均支付过利息，100万元借款的月息是2万元，180万元的借款的月息3.6万元，支付的时间不固定，有钱就还，有时候还会少还，具体支付了多少忘记了，都是现金支付的，利息支付及借款交付就没有在场人。上诉人许博建在发回重审前的原一审庭审中[（2016）黔0102民初第3373号]中陈述：因为一开始不是借给原（被）告的，这100万元是到深圳准备进行投资的，后来被告说要急用，原告就把钱带到了贵阳借给被告……约定利息了的，3%的利息，被告每月都支付利息大概支付了大半年，每次都是给的是现金，利息是被告在公司或者被告家楼下给的，去公司拿的时候比较多，因为在公司碰到的时间比较多……出具借条的时候利息已经结清……之前回答付过利息是说的支付的其他款项的利息，并不是本案的利息，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是否成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借贷事实是否发生”之规定，上诉人许博建诉至法院要求二被上诉人偿还借款280万元，并支付利息，应当对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及借贷内容等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上诉人虽持有二被上诉人出具的借条，也提交了银行流水记录证明其有两次大额取款记录予以佐证，但二被上诉人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提交了《合作协议》、上诉人代表润泽恒隆公司与其他公司签订的《委托加工协议书》、证人证言等证据，证明上诉人系其股东及高管人员，有机会接触二被上诉人的公章，上诉人不予认可其可独立获得二被上诉人的公章，并提出合同上的公章是二被上诉人后补的，但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故综合本案提交的证据，一审认定上诉人有能力独立持有二被上诉人公章的机会并无不当。本案上诉人主张的出借金额为280万元，金额巨大，上诉人仅提供了借条、取款流水，没有款项已实际交付的证据的情况下，二被上诉人又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已作出合理说明，加之借条出具时间为2014年9月29日，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载明的取款时间为2013年7月25日与2014年3月9日，两者相隔时间较长，且根据上诉人提交的银行账户取款流水显示，仅发生的两次大额取款便是其主张取现出借给二被上诉人的款项等，故上诉人应当对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成立进一步举证。上诉人主张案涉借款系现金交付，且符合双方之间的交易方式和交易习惯，应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且该交易习惯应当为双方当事人共同认可和遵循，但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其与二被上诉人曾因为其他债权债务进行过结算，后由二被上诉人或李泽通过转账支付给上诉人，其提交的银行流水中大额出现记录仅两次，而且还是其主张取现交付给二被上诉人的两次取款，即上诉人主张现金交付符合双方的交易习惯与查明的事实与不符。在借贷金额巨大时，无论是出借人还是借款人，一般都会对资金交付持较为谨慎的态度。案涉借款金额为280元，金额巨大，上诉人不仅是现金交付，且其主张借款人为公司，但没有入公司公账，仅是交付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交付款项当日亦未要求借款人出具借条，其二审时主张借款支付过利息，但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加之，上诉人对于案涉借款利息是否支付、利率、其中100万元借款的最初用途等的陈述前后矛盾。故综合本案证据及证人证言，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与二被上诉人之间的借贷关系成立，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上诉人许博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7264元，由上诉人许博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龚国智审判员  喻 兰审判员  汪 静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陶海峰书记员谢立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