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20)苏02刑更监1号 罪犯付江。现在服刑。 本院于2020年7月29日作出（2020）苏02刑更1595号刑事裁定，对罪犯付江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减刑后的刑期至2020年10月6日止。江苏省无锡市人民检察院认为该减刑裁定不当，向本院提出书面纠正意见。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江苏省无锡市人民检察院于2020年9月7日作出锡检执检纠减〔2020〕2号纠正不当减刑裁定意见，认为（2020）苏02刑更1595号刑事裁定适用法律有误，理由如下： 一是罪犯付江缺乏悔罪表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规定》第三条，“认罪悔罪”是认定罪犯“确有悔改表现”的条件之一。罪犯在劳动改造期间的表现不等同于认罪悔罪。判断罪犯是否认罪悔罪，应根据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既考查其思想上是否能够正确、认真、自觉地从自身去查找、剖析和深挖犯罪产生的根源，增强悔罪赎罪意识，也要考查其是否在行为上遵守法律法规的规定，自觉、彻底地融入社会，不再实施犯罪行为。自2008年8月以来，罪犯付江历史上多次故意犯罪，其屡犯不改的行为，充分证明其犯罪主观恶性较深，守法意见淡薄，缺乏真诚悔罪意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规定》第二条规定，对于罪犯符合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可以减刑”条件的案件，在办理时应当综合考查罪犯犯罪的性质和具体情节、社会危害程度、原判刑罚及生效裁判中财产性判项的履行情况、交付执行后的一贯表现等因素。因此，罪犯付江在本次刑罚执行期间，是否具有“悔罪”表现，不能仅依据其本次服刑期间狱内改造表现简单地加以认定，而应当坚持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结合其历次犯罪的犯罪性质、情节、主观恶性、犯罪原因、人身危险性、罪前社会表现等予以把握、认定。 二是对罪犯付江裁定减刑不符合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减刑、假释是激励罪犯改造的刑罚制度，减刑、假释的适用应当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最大限度地发挥刑罚的功能，实现刑罚的目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第三十四条规定，对累犯减刑时，应当从严掌握。罪犯付江历史上六次因盗窃被判处刑罚，其所实施犯罪行为随着时间发展，从单独罪案发展为结伙罪案、从一般盗窃发展为入室盗窃，盗窃次数多，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不断增加，且屡犯不改，充分证明其改造难度大、社会危害性大，在减刑时应当将其与一般罪犯区别对待，充分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其是否符合减刑条件予以从严把握。且罪犯付江2013年曾获得减刑一个月，但其未做到减刑前认罪悔罪的承诺，因减刑提前一个月出狱后不满三个月再犯盗窃罪，上述情形说明减刑奖励对罪犯付江没有起到激励其悔罪自新的作用，反而为其提前回归社会再次实施犯罪创造了条件，减刑制度的价值功能未得到实现。 三是对罪犯付江裁定减刑削弱了刑罚的特殊预防功能。剥夺犯罪条件是刑罚特殊预防功能的实现途径，即通过对犯罪分子适用无期徒刑、有期徒刑和拘役，将犯罪人关押在特定的场所，使其与社会隔离，在一定时期内剥夺其再犯罪的条件。罪犯付江先后六次因盗窃犯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五次刑满释放后不久即重新实施盗窃犯罪，从其前五次刑满释放的情况分析，其再犯罪的可能性已经达到100%。本次对罪犯付江裁定减刑七个月，降低了其再犯罪的时间和机会成本，削弱了刑罚的特殊预防功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四条之规定，特提出纠正意见。 原裁定经审理查明：罪犯付江在服刑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2018年10月、2019年4月、2019年9月、2020年3月获得表扬4次。罪犯付江属累犯，判处罚金已履行，退赃退赔未履行。上述事实，有执行机关提交的罪犯悔罪书、罪犯奖惩审批表、罪犯评审鉴定表及罪犯改造的日常考核资料、原生效裁判文书、法院暂存款处理单等证据证实，本院予以确认。 原裁定认为，罪犯付江在服刑期间，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和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符合减刑的法定条件，本院准予减刑。鉴于该犯系累犯，财产性判项未全部履行，在减刑时应予从严。 原裁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规定》第六条第二款、第七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减刑、假释案件审理程序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对罪犯付江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减刑后的刑期至2020年10月6日止）。 本院认为，原裁定认为罪犯付江符合减刑的法定条件，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并无不当，理由如下： 一、检察意见认为罪犯付江缺乏悔罪表现，事实依据为2008年8月以来，罪犯付江历史上多次故意犯罪，可证明其犯罪主观恶性较深，缺乏悔罪意识。对此本院认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规定》第二条的规定，认定服刑罪犯确有悔改表现须同时具备四个方面的情形，其中之一即是“认罪悔罪”。认罪悔罪是服刑人员主观认识的显露，解决的是罪犯人身危险性中的主观恶性问题。减刑案件中对罪犯在服刑期间是否认罪悔罪的认定，具体应考察罪犯是否承认犯罪事实，服从法院裁判，认识所犯罪行对社会的危害性和执行劳动改造的必要性，认真反省自己的罪行，自觉接受教育改造。一方面，原审案件中，对付江在服刑期间是否认罪悔罪的考察，不仅是对该犯狱内改造表现的简单判断认定，更是结合了其他多项因素，如付江有自首情节，部分履行了财产性判项，缴纳了10000元罚金，原减刑案件开庭中付江的自我剖析深刻，悔改态度真诚等等。正是综合考虑了多方面的事实，原裁定认定罪犯付江确有悔改表现。另一方面，付江此前多次犯罪的事实，已经在认定其犯盗窃罪的刑事判决中，作为从严情节在量刑中加以考虑，在原减刑裁定中，累犯也是从严情节之一，在减刑幅度上予以了扣减。检察意见认为该犯曾多次故意犯罪这一事实，应当在减刑中予以考虑。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规定》第七条将累犯作为从严减刑情节的规定可以看出，累犯不应当仅仅作为减刑资格的考察标准，而更应当作为减刑幅度的判断依据，因此不宜简单理解为曾经多次故意犯罪就一概不予认定有悔改表现。 二、检察意见认为对罪犯付江减刑不符合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事实依据为付江多次犯罪，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不断增加，法律依据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对此本院认为：1.对于累犯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应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依照我国刑法规定，对累犯适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体现对累犯从严管理、从重打击的精神，主要有不适用缓刑等规定，但对于已经服刑的罪犯来说，罪犯系累犯并不意味着就没有出路了，罪犯若能真诚悔过、积极改造、表现良好，仍可以获得减刑。2.如前所述，原裁定认定付江确有悔改表现并无不当，因此付江可以获得减刑的资格。而付江系累犯，已经作为从严情节在减刑幅度上予以了扣减，因此原裁定并未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第三十四条的规定。3.检察机关认为对付江减刑为其提前回归社会再次实施犯罪创造了条件，但付江被判处有期徒刑，即使未予减刑，在服刑期满后仍将回归社会。罪犯在服刑期间如果能够积极改造，确有悔改表现，对其经过改造有所进步的行为应当作出正面、肯定的评价，这将有助于调动罪犯进一步改造的积极性，促使罪犯深刻反思反省自己的犯罪行为，并为其将来回归社会、更好地融入社会打下基础。另外，对刑事案件的审理，应当考虑被告人或罪犯已经实行的行为，而不应将被告人或罪犯未实行的行为，作为必然发生的事实加以认定。 三、检察意见认为对罪犯付江减刑削弱了刑罚的特殊预防功能，并认为付江的再犯罪的可能性已经达到100%，对其减刑降低了其再犯罪的时间和机会成本。对此本院认为：1.对于再犯罪可能性的判断，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规定》的规定，是对罪犯能否予以假释的考察标准，并非法定的减刑标准。2.再犯罪可能性的认定，执行机关有一套相对完备的测评标准，在假释案件办理中，还要对社区矫正环境进行评估，因此，再犯罪可能性不能仅仅依据罪犯此前犯罪次数进行认定。3.对再犯罪可能性的判断，应当是对大小的判断，而非有无的判断，且再犯罪可能性并非固定不变的事实，而是会随着时间、周围环境、罪犯出狱后回归社会的经历等因素发生动态的变化，因此认定付江再犯罪可能性已经达到100%这一判断并不适当。4.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都是刑罚目的的基本内容,是预防犯罪的两种手段。一般来说，在刑罚执行中更侧重于特殊预防，但仍然需要考虑一般预防的需要。对累犯的减刑进行特殊预防，主要体现为对减刑幅度、刑罚执行期限、间隔期间的限制，以上均是侧重于特殊预防但并不否定一般预防要求的体现。简单地认为对累犯进行减刑就是削弱刑罚的特殊预防功能这一观点，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四条的规定，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启动审判监督程序予以再审，应当满足裁判“确有错误”这一前提。减刑裁定是否确有错误，应当审查是否存在影响减刑公正处理的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和重大程序违法，以及是否存在刑罚执行机关和有关司法人员在办理减刑案件中有徇私舞弊行为。综上所述，本案并不符合应当再审的情形。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二百七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五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规定》第二条、第三条、第七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维持本院（2020）苏02刑更1595号刑事裁定。 本裁定为最终裁定。 审判长  弓建明 审判员  施美华 审判员  张天浪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邵炜烨 本案援引法律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七十九条对于犯罪分子的减刑，由执行机关向中级以上人民法院提出减刑建议书。人民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对确有悔改或者立功事实的，裁定予以减刑。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减刑。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七十四条人民检察院认为人民法院减刑、假释的裁定不当，应当在收到裁定书副本后二十日以内，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纠正意见。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纠正意见后一个月以内重新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作出最终裁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四百五十四条人民法院作出减刑、假释裁定后，应当在七日内送达提请减刑、假释的执行机关、同级人民检察院以及罪犯本人。人民检察院认为减刑、假释裁定不当，在法定期限内提出书面纠正意见的，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意见后另行组成合议庭审理，并在一个月内作出裁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规定》 第二条对于罪犯符合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可以减刑”条件的案件，在办理时应当综合考察罪犯犯罪的性质和具体情节、社会危害程度、原判刑罚及生效裁判中财产性判项的履行情况、交付执行后的一贯表现等因素。 第三条“确有悔改表现”是指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一）认罪悔罪； （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 （三）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四）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对职务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和金融诈骗犯罪、组织（领导、参加、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等罪犯，不积极退赃、协助追缴赃款赃物、赔偿损失，或者服刑期间利用个人影响力和社会关系等不正当手段意图获得减刑、假释的，不认定其“确有悔改表现”。 罪犯在刑罚执行期间的申诉权利应当依法保护，对其正当申诉不能不加分析地认为是不认罪悔罪。 第七条对符合减刑条件的职务犯罪罪犯，破坏金融管理秩序和金融诈骗犯罪罪犯，组织、领导、参加、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罪犯，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罪犯，恐怖活动犯罪罪犯，毒品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及毒品再犯，累犯，确有履行能力而不履行或者不全部履行生效裁判中财产性判项的罪犯，被判处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执行二年以上方可减刑，减刑幅度应当比照本规定第六条从严掌握，一次减刑不超过一年有期徒刑，两次减刑之间应当间隔一年以上。 对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前款罪犯，以及因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罪犯，数罪并罚且其中两罪以上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罪犯，执行二年以上方可减刑，减刑幅度应当比照本规定第六条从严掌握，一次减刑不超过一年有期徒刑，两次减刑之间应当间隔一年六个月以上。 罪犯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不受上述减刑起始时间和间隔时间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