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13民终266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何林鸿，女，1969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苍溪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向和平，男，1965年3月1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苍溪县，系何林鸿之夫。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伟，女，1973年2月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阆中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廖从明，阆中市江南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河北金木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安国市中药产业园安望路**。 法定代表人：钮占拴。 上诉人何林鸿因与被上诉人何伟、河北金木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木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阆中市人民法院（2020）川1381民初12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何林鸿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何伟向何林鸿履行报告处理委托事务的情况并办理移交手续、返还会员投资款3.8万元并赔偿损失3470元。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何伟、金木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程序违法。一审法院未在法定期限内将金木公司的答辩状副本发送何林鸿，不通知何林鸿代理人出庭，不让何林鸿宣读起诉状或陈述诉讼请求及事实依据与理由，违反法律规定。二、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一审认定何伟为何林鸿办理了入会事宜，没有证据证明；何伟将上诉人交的投资款用于为何林鸿购买保健品，应认定何伟没有按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接（报）处警登记表》证明何伟没有何林鸿收货的证据；何林鸿没有要求金木公司为其补开发票，补开发票不同于提交正式收据；2018年10月15日何伟向金木公司转款至少6笔，转款未标明是为何林鸿转款，金木公司开具的发票及销货清单恰好证明何伟代何林鸿交款的时间是2020年4月29日；一审认定何林鸿已经取走2万余元产品是错误的，部分领取不符合常理；一审认定金木公司仅是销售商错误，何伟给何林鸿出具的收条的意思表示不是购买产品，而是交纳的会员投资款；何林鸿之夫对于委托何伟办理投资事务当时是不知情的，何林鸿之夫未否认相关事实不等于承认该事实，更不能等于何林鸿承认；一审认为小额商品交易销售方一般不主动给购买方开具发票是交易习惯，但本案3.8万不是小金额，且何伟系受人委托，不索取发票凭什么向委托人交代；一审认为金木公司为何林鸿开具了发票，何林鸿再主张何伟提交交纳会员投资款的正式收据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这是错误的；一审认为何林鸿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向何伟支付了处理委托事务所需费用等事实也是错误的，有收条证明；2020年2月28日，何伟在短信中告知：金木公司配给何林鸿3.8万元产品已由何林鸿全部领取，这证明一审认定的事实错误，何伟的陈述是矛盾的，何林鸿在此前已经在何伟处购买过产品，交易习惯是现款现货。综上，何伟未按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在委托合同终止后才向金木公司交款并开具发票购买产品，属无权代理行为。何伟称已将3.8万元投资让何林鸿成为公司会员，并将产品全部交付无证据证明，部分交付也无证据证明。请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 何伟辩称，一、何林鸿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案一审的程序合法。双方是堂姐妹关系，金木公司的产品是何伟向何林鸿透露的，何林鸿主动联系何伟要产品，何伟履行了其义务后，就将收到的3.8万元立即交给了金木公司，这点金木公司在一、二审的答辩中均有认可。故3.8万元是给金木公司，并不是何伟所占有，何林鸿要求返还3.8万元缺乏依据。二、何林鸿在成为金木公司的会员后，又发展了其合伙人胡露心为其会员，这在一审中有查明。何林鸿与胡露心又到苍溪县拿着产品开了养生馆，这也是既定的事实。由于经营不善，后来就开不下去了。从2018年至今，何林鸿没有任何异议，现在却要求何伟退还3.8万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金木公司书面辩称，一、我公司是案涉产品销售商，2018年10月15日分别收到何伟转款38,000元、900元以及订货人选定的产品订单。何伟向我公司转款目的是购买我公司销售的产品，我公司从未收到过“会员投资款”；二、我公司收到款后立即安排给何伟发货，2018年10月18日通过物流发送完毕，备注当中显示是何林鸿的货物。自发货至今已经一年半多时间，何伟本人也好，何林鸿也好，从未向我公司提出任何异议。因是小额交易，何伟未要求公司出具发票，2020年4月29日根据购货人的要求补开发票，但实际交易时间是2018年。我公司作为产品销售商，按客户需求提供了合格产品，履行了自己的义务，一审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予以维持。 何林鸿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何伟向何林鸿履行处理委托事务的报告义务，并提交交纳会员投资款的合同书和正式收据；2.判令何伟将38,000元会员投资款返还给何林鸿并赔偿损失3420元（从2018年10月9日至2020年4月9日按6%计算的利息）；3.本案诉讼费由何伟承担。 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何林鸿与何伟从小相识。2018年夏天，何伟到苍溪县城向何林鸿及其丈夫宣传金木公司生产的墨玉席、俏美人墨玉粉、双青胶囊等产品的功效。鼓励何林鸿投资成为金木公司会员，购买产品开设金木浴疗养生馆。何林鸿丈夫怀疑金木公司是传销组织表示反对。何林鸿相信何伟介绍，并委托何伟向金木公司办理会员的事务。2018年10月9日，何林鸿向何伟支付38,000元，何伟出具收条1张。后何伟为何林鸿办理了入会事宜。2018年11月中旬，何林鸿与他人合伙开了一家养生馆。2018年11月22日何林鸿丈夫向和平与何伟通过微信聊天，何伟称“养生方面，她不是给我打工，她开馆自己就是老板，不是我给她提成发钱，是金木集团公司给她发钱。她开馆只是和胡露心签订馆里投资、运作和分红协议，与我无关”，“我们账目清楚，她已在我这里拿产品2万多，还有接近2万元左右在我这里，我早告诉了她”，“开养生馆不是公司要求”，“目前公司已控制不能开馆，需要开馆的必须看是否认真干事的人，还有自己的团队和业绩，层层审批后才有资格”，向和平在微信聊天过程中对何伟上述陈述只是认为金木公司可能系传销或在骗钱，并没有对开养生馆以及合伙的事实提出异议。2019年春节后何林鸿所开设的养生馆关闭，停止经营。 2020年2月26日，何林鸿委托四川达权律师事务所律师向和平（何林鸿丈夫）向何伟发送了《律师函》，函告解除何林鸿与何伟委托合同，要求何伟在七日内向何林鸿报告委托事务的处理情况并移交相关手续。何伟收到律师函后，于2020年2月28日以微信方式向何林鸿发送了自己的转账记录，其中1条转账记录载明何伟于2018年10月15日通过手机银行向金木公司转款38,000元。2020年3月4日，何林鸿向金木公司邮寄了《致河北金木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一封信》向金木公司咨询何林鸿投资情况，金木公司未回复。2020年4月21日20时许，何伟与何林鸿等在苍溪一火锅店吃饭时因何伟要求何林鸿签订收货确认书时发生纠纷，经警察劝解双方同意调解纠纷。 还查明，何伟收到本案起诉状副本后，根据何林鸿的诉讼请求，要求金木公司为何林鸿补开发票。2020年4月29日，金木公司为何林鸿开具了389,00元的《河北增值税普通发票》1张。何伟提供的金木公司于2018年10月15日出具的《加盟店订货单》，该订货单载明了42,461.80元自选产品明细和4460元赠品项目，订货单备注栏载明“何林鸿38,000元，何林鸿1900（元），向和平900（元）”。何林鸿辩解“说明书有异议，这些产品应该符合产品质量法，具不具有该功效，不是公司说了算，本案不是打的买卖产品的合同案，产品是没有那些功能，是骗人的。会员是何林鸿，自选产品明细，收货人是何林鸿，该产品与本案无关，也没有收到这些产品，字不是何林鸿签署的字，我们没有批量一次性购买38,000元的产品，赠品38,000元，就不会用钱去买了，收货人地址也是阆中市。我们发律师函的行为是委托合同解除函，收到函后没有交钱就不能再交钱了，在4月29日开具了增值税发票，如发票是真实的，将38,900元交给第三人，解除后是不认可的了。即使是会员，也是一个人一个号，不是一个人两个号。发票证明了是在解除委托合同后代何林鸿交的款，对发票的真实性认可，因第三人没有来。自选明细及赠品也不认可，我们没有收到货，也没有去买这些货。”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何伟是否将在何林鸿处收到的38,000元转给了金木公司的问题。根据何伟所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所记载的何伟在收到何林鸿款项几天后向金木公司转款了38,000元的事实、以及金木公司陈述2018年10月15日收到何伟转款38,000元，和金木公司给何林鸿开具的增值税发票的事实，足以证明何伟受何林鸿的委托把何林鸿支付的38,000元转给了金木公司。 关于何伟是否向何林鸿履行了处理委托事务的报告义务的问题。何伟与何林鸿丈夫微信聊天时，何伟已经向何林鸿报告了转款给金木公司、代何林鸿在金木公司购买了产品（含赠品）、以及何林鸿已经取走二万余元产品、还有二万元左右产品在何伟处未领取，并对开办养生馆的事项进行了说明。何林鸿丈夫在微信聊天只是认为金木公司系传销公司在骗钱，并未对何伟陈述的上述事实提出异议。故，何伟向何林鸿报告了委托事务处理情况，履行了委托义务。 关于何伟是否应向何林鸿提交交纳会员投资款的合同书和正式收据，以及产品是否是在何林鸿发出律师函解除委托合同后购买问题。1.关于投资款合同书的问题。根据查明的事实，金木公司仅是销售商，只是根据购货人交纳的款项出售等价值的产品，不存在与购买方或者委托方之间签订交纳会员投资款的合同书的问题。何林鸿与何伟没有签订书面的委托合同，何林鸿提供的证据也不能证明何林鸿、何伟双方或者何林鸿与金木公司存在签订交纳会员投资款的合同书的约定。因此，何林鸿主张何伟向其提交交纳会员投资款的合同书，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2.关于产品购买时间问题。何伟在2018年10月9日收到何林鸿支付38,000元后，于2018年10月15日将该款通过手机银行转给了金木公司，并代何林鸿购买了等值的产品，金木公司确认收到了该款并出售了产品给何伟（何伟代何林鸿购买）。2018年11月22日何林鸿丈夫在与何伟微信聊天过程中也未否认收到部分产品的事实，而在事隔一年多时间后的2020年2月26日何林鸿才委托其夫发出律师函，何林鸿辩解是在发出律师函解除委托合同后何伟才购买的产品与上述事实不符，对其辩解意见不予采纳。3.关于正式收据的问题。在我国小金额商品交易中，销售方有一般不主动给购买方开具发票的交易习惯。金木公司出售案涉产品未开具发票是事实，何伟根据何林鸿本案的诉讼请求要求金木公司为何林鸿补开了《河北增值税普通发票》，何伟作为证据已经在庭审中提交。该发票系正式票据，何林鸿再主张何伟提交交纳会员投资款（应是购买产品的）的正式收据，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故对其主张，不予支持。 关于何伟是否应返还何林鸿投资款38,000元并赔偿损失3420元的问题。何林鸿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开办养生馆及关闭，是由于何伟的责任所造成，更无法证明其向何伟支付了处理委托事务所需费用等事实。而何伟受何林鸿委托，及时履行了代其向金木公司购买了38,000元产品的义务，且将大部分产品交付给了何林鸿，下余产品是何林鸿未到何伟处领取，何林鸿可以继续到何伟处领取。同时，在何林鸿询问何伟时，何伟及时向何林鸿报告了处理委托事务进展情况和处理结果。因此，何伟已经处理了委托事务，未给何林鸿造成损失，同时，何林鸿也未提交其损失的证据。故，何林鸿请求判令何伟返还投资款38,000元并赔偿损失3420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一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三百九十九条、第四百条，第四百零一条、第四百零二条、第四百零六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何林鸿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18元，由何林鸿负担。 二审查明，金木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保健食品批发兼零售、中药材批发、营养健康咨询服务等。2018年10月9日，何伟向何林鸿出具收条一张，载明“今收到何林鸿现金叁万捌仟元，用于投资金木集团公司的会员”。金木公司提供的加盟店订货单显示，订货日期为2018年10月15日，何伟系其会员，编号为1054771，何林鸿的会员编号为1357176、1357177。二审中，何林鸿陈述“当时被上诉人给我说的是我交3.8万元会员资格，然后我再发展会员就可以开养生馆，公司就会给我一次性返钱1万多元，并每天公司给我返75元-100元钱。但是我发展后，只给我返过200元钱，之后就没有返过钱了”“会员号之类的都是被上诉人在微信号上告知我的”。何林鸿及何伟均认可何伟系2020年2月28日收到解除委托合同的律师函。 同时查明，本院在二审中向何林鸿释明是否在本案主张对所购产品的交付问题一并处理，何林鸿认为其只是委托何伟投资成为会员，未委托购买产品，坚持要求何伟返还3.8万元投资款。 二审查明的其他案件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首先，关于何伟是否履行了委托义务的问题。金木公司通过让消费者购买一定金额的产品成为其公司的会员的事实足以认定，何林鸿通过何伟的宣传介绍后，向何伟交付3.8万元现金，委托何伟代其向金木公司购买产品成为会员，金木公司向何林鸿配送了相应产品，何林鸿亦取得了会员资格。后因养生馆的开办及会员待遇问题何林鸿与何伟发生争议，才引发本案诉讼。故，何伟并未超出何林鸿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亦履行了报告义务。何伟的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九条“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需要变更委托人指示的，应当经委托人同意；因情况紧急，难以和委托人取得联系的，受托人应当妥善处理委托事务，但事后应当将该情况及时报告委托人”及第四百零一条“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要求，报告委托事务的处理情况。委托合同终止时，受托人应当报告委托事务的结果”的规定，何林鸿再要求何伟向其履行报告义务缺乏事实依据。 第二，关于办理相应移交手续的问题。金木公司吸纳何林鸿成为会员并未向何林鸿出具相应投资合同及投资手续，只是在收取款项后配送相应产品并给予相应会员编号，在发生纠纷后，金木公司在诉讼中为何林鸿补开了增值税发票，故何伟不存在为何林鸿办理相应移交手续的合同义务。 第三，何林鸿在本案要求何伟返还投资款，其实质是认为何伟的行为对其造成损害要求赔偿，但如上所述，何伟的行为不构成超越权限，何林鸿的所谓损失是基于投资风险产生，并非何伟的过错导致，何林鸿的该主张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受托人超越权限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的规定。 第四，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四条“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的规定，何伟负有交付案涉产品的义务，但因双方对于交付的事实存在争议，且何林鸿经本院释明后仍坚持主张何伟向其返还投资款，故对于产品交付的问题本案不予处理。 最后，何林鸿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均参加了一审庭审，一审并未剥夺何林鸿的基本诉讼权利。同时，一审未及时向何林鸿送达金木公司的书面陈述意见属实，但并不影响案件的实体处理。故对于何林鸿关于一审程序违法的主张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何林鸿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36元，由上诉人何林鸿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龚 莉 审判员 熊 东 审判员 严钲棚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七日 书记员 张 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