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7民终290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安代通汽车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中新广州知识城九佛建设路115号349室。 法定代表人：张朋朋，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旭阳，广东法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月圆，广东法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市分公司，住所地：浙江省义乌市机场路587号。 负责人：李盛，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洪玲飞，浙江从周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芳，浙江从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逸文，男，1993年7月22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吉安市峡江县。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廖爱媛，女，1983年2月2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龚巧红，浙江云衢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楼兵军，浙江云衢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广东安代通汽车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代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民财险义乌分公司）、杨逸文、廖爱媛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2020）浙0782民初39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安代通公司的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人民财险义乌分公司对安代通公司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人民财险义乌分公司无代位求偿权。杨逸文是保险合同约定的被保险人允许的合法驾驶人，被上诉人承担保险责任是其约定的合同义务，并不享有追偿权，保险人承担的机动车保险本身就是过错责任险。人民财险义乌分公司基于机动车损失保险的保险责任承担了50000元赔偿，基于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的保险责任承担了5500元赔偿，此两个险种的合同都明确约定“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合法驾驶人”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造成被保险机动车的损失，或者发生意外事故致使第三者遭受人身伤亡或财产直接损毁，保险人均依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本案中，杨逸文作为廖爱媛丈夫聘请的代驾员，为其提供代驾服务，就是被保险人“允许的合法驾驶人”，杨逸文代驾过程中的过错造成的损失，就是人民财险义乌分公司的保险责任，其理应承担，与杨逸文是何种身份没有关系。二、杨逸文与安代通公司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安代通公司通过安代驾APP平台为代驾员以及需要代驾服务的客户提供信息服务平台，所提供的是互联网信息中介服务，并从中收取信代驾人预缴的信息费以取得对价。代驾员的收入并非由安代通公司提供，而是由需要代驾服务的客户支付。杨逸文作为代驾员，如果想使用安代通公司的APP进行接单，必须要先向安代通公司支付信息费，完成每单代驾后，安代通公司在代驾员预付的款项中扣除信息服务费。因此，安代通公司与杨逸文之间并不存在雇佣关系，而是互利共赢的合作关系。廖爱媛的丈夫是否通过安代通公司的安代驾APP平台聘请杨逸文代驾，均不能改变安代通公司与杨逸文并不存在雇佣关系的事实，真正存在雇佣关系的是廖爱媛的丈夫与杨逸文。杨逸文向安代通公司充值最多只能说明其利用了安代通公司的APP，不能证明其与安代通公司之间有雇佣关系。而且一审庭审中杨逸文和廖爱媛均陈述案涉代驾并没有通过APP下单，而是廖爱媛口头叫杨逸文代驾，费用也不在APP上支付，这就更能说明本案事故和安代通公司没有关系。杨逸文没有通过安代通公司的APP平台接单，完全是其与车主私自进行的行为。事后杨逸文个人支付给廖爱媛15000元，也足以说明本案中所谓代驾行为完全是杨逸文私自与车主进行交易，与安代通公司无关。原审判决认定杨逸文在事发地点承揽代驾业务，代驾款由其本人收取，在充值款中扣除一定金额作为公司收费，这完全不符合雇佣关系的特征。杨逸文的行为完全不受安代通公司控制和指使，杨逸文是私自交易，安代通公司并未收取任何费用，也根本说不上是“临时雇用关系”。三、廖爱媛对杨逸文、人民财险义乌分公司并不享有赔偿请求权，人民财险义乌分公司没有代位求偿权的法律基础。廖爱媛的丈夫没有通过安代通公司的安代驾APP下单，廖爱媛的丈夫即便通过安代通公司的平台找到代驾人，也不能改变安代通公司提供的仅是信息服务平台的事实，廖爱媛的丈夫也没有向安代通公司支付过任何代驾费用。廖爱媛与安代通公司没有任何关系，不享有对安代通公司的赔偿请求权。保险代位求偿权是保险人享有的，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造成保险标的的损害负有赔偿责任的第三方的索赔求偿的权利，其成立条件是被保险人因保险事故对第三人有损害赔偿请求权。根据《保险法》第60条第1款的规定，保险代位求偿权的成立首要条件是第三者对保险事故的发生负有民事赔偿责任。而廖爱媛对杨逸文、安代通公司没有赔偿请求权，人民财险义乌分公司就不存在代位求偿权。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杨逸文是提供劳务方，廖爱媛的丈夫是接受劳务方，双方才是临时雇佣关系，因此在杨逸文代驾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均应当由廖爱媛的丈夫自行承担。而且，根据杨逸文与廖爱媛之间的录音及相关银行流水和转账记录，完全可以证明杨逸文已经赔付给廖爱媛的15000元，是廖爱媛在2016年起诉要求保险公司赔偿之前收到的，并放弃了对杨逸文的赔偿权利。所以人民财险义乌分公司也没有权利向杨逸文及安代通公司代位求偿。 人民财险义乌分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说理明确，安代通公司依法应当赔偿我司保险代偿款。至于安代通公司与杨逸文之间的内部关系，不应当对抗第三人。请求驳回安代通公司的上诉请求。 杨逸文辩称：杨逸文是作为安代通公司的员工接代驾业务的，一审判决正确，请求驳回安代通公司的上诉请求。 廖爱媛辩称：同意安代通公司关于人民财险义乌分公司无代位求偿权的上诉理由。对于安代通公司与杨逸文之间是否存在雇佣关系由法院认定。关于廖爱媛收到的15000元是车辆贬值以及因出险导致保险费上涨的损失的补偿，并非超额所得，廖爱媛也没有放弃剩余部分的赔偿请求权。 人民财险义乌分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杨逸文、安代通公司支付保险理赔款555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第廖爱媛所有的浙ＧＲ××××号车在人民财险义乌分公司投保了机动车损失险（保险金额为852800元）、第三者责任险（保险金额100万元）及不计免赔险等，保险期间为2016年1月29日15时起至2017年1月29日15时止。2016年6月30日凌晨1时许，廖爱媛的丈夫陈军在义乌市化工路帝豪酒店附近的ＫＴＶ喝酒后，叫了在ＫＴＶ门口佩戴有安代通公司工作牌的承揽代驾业务的杨逸文代为驾驶浙ＧＲ××××号车。杨逸文驾车由北往南经过义乌市化工路帝豪酒店对面路段右转弯时与王润甲驾驶的浙Ｇ7××××号车相碰撞，造成双方车辆受损的交通事故。交警认定杨逸文负事故全部责任，王润甲无责任。事故发生后，廖爱媛委托评估机构对浙ＧＲ××××号车的损失进行评估，确定浙ＧＲ××××号车因事故所造成的损失为50000元，并进行了实际维修。另外廖爱媛于2016年7月4日支付了本案事故中受损的第三方的浙Ｇ7××××号车的维修费5500元。2016年8月24日，廖爱媛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人民财险义乌分公司根据保险合同赔付保险金。2016年11月28日原审法院作出（2016）浙0782民初1418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人民财险义乌分公司向廖爱媛支付理赔款55500元。2017年1月24日人民财险义乌分公司通过原审法院已向廖爱媛支付了（2016）浙0782民初14189号民事判决确定的理赔款55500元。另查明，杨逸文在事故之前注册了安代通公司的代驾ＡＰＰ，杨逸文事先通过安代通公司的ＡＰＰ进行充值，之后杨逸文在安代通公司指定的地点承揽代驾业务，代驾款由杨逸文收取，同时安代通公司在杨逸文的充值款中扣除一定金额作为公司收费。本案所涉交通事故发生后，杨逸文已支付给廖爱媛赔偿款15000元，但双方未明确该款项的性质，廖爱媛在向人民财险义乌分公司申请理赔时也未说明该款项。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的争议焦点：第一是人民财险义乌分公司是否有代位求偿权；第二是杨逸文与安代通公司之间的关系，即安代通公司应否承担责任；第三是杨逸文支付的15000元款项的性质。一、关于人民财险义乌分公司能否行使代位求偿权。根据保险法的相关规定，被保险人是指其财产或人身受保险合同保障，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财产保险的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本案中，廖爱媛系浙ＧＲ××××号车的所有人和被保险人，当然享有该车辆的保险利益，而代驾人杨逸文显然不享有保险利益。代驾人杨逸文系浙ＧＲ××××号车车主廖爱媛的丈夫所允许的合法驾驶人，廖爱媛可据此向其投保的人民财险义乌分公司理赔，但不应因此认定代驾人具有被保险人的法律地位。在代驾人存在过错的情况下，代驾人作为“投保人允许的合法驾驶人”同时又因其提供的是有偿代驾服务，因此其身份又属于“因不当驾驶存在过错的第三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条的规定，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该条规定中的“第三者”是指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以外的第三者，本案中，代驾人作为“第三者”在提供有偿代驾服务过程中发生保险事故，并导致代驾车辆的保险人对外赔付，则保险人对外赔付后，可基于侵权法律关系取得向代驾人代位求偿的权利。二、杨逸文与安代通公司之间的关系，即安代通应否承担责任。首先，杨逸文与安代通公司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因此双方不属于劳动关系。其次，杨逸文系在被告安代通公司代驾平台注册的司机，是安代通公司认可的代驾司机，在其代驾过程中必须遵守安代通公司制定的规章制度及行为规范，并持有公司统一的工作牌，在业务上接受安代通公司的管理，同时杨逸文以付出的劳动获取相应报酬。上述行为符合雇佣关系的特征，可认定杨逸文系、安代通公司之间存在临时雇佣关系。最后是杨逸文持有安代通公司的工作牌进行接单，他人也基于对代驾人员持有安代通公司工作牌的信任，才交由代驾人员进行代驾，因此陈军与安代通公司存在委托关系。案涉事故发生于杨逸文执行代驾职务过程中，属于职务行为，其履行职务行为产生的后果应由其雇主即安代通公司承担。安代通公司辩称杨逸文未使用ＡＰＰ，因此公司不承担责任的辩解，不予支持。至于杨逸文在佩戴工作牌执行代驾服务过程中是否规避使用ＡＰＰ，是否存在漏交相关费用（即安代通公司应收费用）等问题，双方可以根据内部关系另行解决。三、杨逸文支付给第三人廖爱媛及其丈夫的15000元，双方均未举证证明该款项的款项性质。廖爱媛在（2016）浙0782民初14189号案件的庭审中陈述其没有取得他人的赔偿，也没有向杨逸文放弃赔偿权利，因此廖爱媛的所得已超过了事故损失，应减少本案安代通公司的赔偿款，且廖爱媛超额所得的15000元应返还给人民财险义乌分公司。综上，人民财险义乌分公司诉请的合理部分，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条、第十二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安代通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人民财险义乌分公司40500元。二、廖爱媛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人民财险义乌分公司15000元。三、驳回人民财险义乌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94元（已减半），由安代通公司负担433元，由廖爱媛负担161元。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供证据。 本院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中，杨逸文在为浙ＧＲ××××号车辆的车主廖爱媛的丈夫陈军提供有偿代驾服务的过程中造成交通事故，经交警认定杨逸文负全责，故人民财险义乌分公司作为保险人在向廖爱媛赔付保险金后，有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条“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之规定行使代位求偿权。杨逸文在事故发生之前注册了安代通公司的代驾ＡＰＰ并进行充值，杨逸文在安代通公司指定的地点穿着安代通公司统一发放的制服并佩戴安代通公司的工牌承揽代驾业务，每次代驾业务由安代通公司在杨逸文的充值款中扣除一定金额作为公司收费。安代通公司称本案所涉代驾业务其并未收取费用，因杨逸文陈述其注册的ＡＰＰ已被安代通公司强制注销无法打开查看，故本院要求安代通公司提供杨逸文注册其公司ＡＰＰ内的扣款情况，安代通公司庭审中陈述其公司可以查看杨逸文ＡＰＰ内的资料，但又未在本院指定的期限内提供该些资料，故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据此，原审法院认定杨逸文和安代通公司之间存在临时雇佣关系，并无不当。虽然杨逸文未使用安代通公司的ＡＰＰ承揽案涉代驾业务，但杨逸文系在安代通公司指定的地点穿着安代通公司的制服并佩戴安代通公司的工牌承揽代驾业务，故其行为应认定为是履行职务行为，廖爱媛的丈夫陈军也完全有理由相信杨逸文是作为安代通公司的员工承揽代驾业务，因此杨逸文履行职务行为产生的后果应当由安代通公司承担。如安代通公司与杨逸文内部之间存在其他纠纷，可另行处理。虽然杨逸文在事故发生后已赔付给廖爱媛15000元，但并无有效证据表明当时廖爱媛已经明确放弃了主张其他赔偿款的权利，安代通公司以此主张人民财险义乌分公司不享有代位求偿权的请求基础，不能成立，而且一审法院也将该15000元在安代通公司应承担的款项中予以扣除。综上，安代通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66元，由上诉人广东安代通汽车技术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徐 晋 审 判 员  金 莹 审 判 员  周俊梅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四日 代书记员  张青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