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5民终221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吴中区木渎星汇缘歌城，经营场所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镇金枫路264号悠方购物中心L5层502、503。经营者：殷燕。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婧，江苏丰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重庆索隆音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渝北区回兴街道兴科大道250号汇凯.青年城1幢14-8。法定代表人：邓英，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学武，江苏云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吴中区木渎星汇缘歌城（以下简称星汇缘歌城）因与被上诉人重庆索隆音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索隆公司）侵害作品放映权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2019）苏0591民初70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星汇缘歌城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裁定驳回起诉或改判驳回索隆公司要求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索隆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1.索隆公司诉讼主体不适格。索隆公司曾与北京天浩盛世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浩盛世公司）签订独家许可协议，索隆公司依据该许可协议在全国范围内提起著作权侵权诉讼，后被法院以索隆公司行使著作权集体管理为由驳回起诉。之后，索隆公司又与天浩盛世公司签订了本案的转让协议，转让协议中约定的部分权利转让内容与许可协议约定一致，且转让协议未约定转让价格、支付日期、支付方式，与著作权法第25条规定的转让合同条款规定不符。且更关键的是无论是签订许可协议还是签订转让协议之后，索隆公司都没有自行行使或者许可他人使用相关作品的著作权。涉案转让协议仅是为了诉讼需要，名为转让著作权，实际仍为授权许可，实际仍然是在行使著作权集体管理，索隆公司主体不适格。2.星汇缘歌城主观上不存在侵权故意，不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星汇缘歌城已经与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以下简称音集协）签订著作权许可协议，属于正常的签约行为，不属于一审判决所认定的补签行为。星汇缘歌城已经尽到了合理注意义务，索隆公司诉讼前也从未与其联系许可使用事宜，星汇缘歌城无侵权故意，主观上无过错，不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3.一审判决赔偿数额过高。索隆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索隆公司已提供充足证据证明其依法享有涉案作品著作权，有权对星汇缘歌城提起诉讼要求赔偿。二、索隆公司为维护自身权利支出的公证费、取证费、律师费依法应当予以支持，星汇缘歌城赔偿的侵权费用应由法院酌定，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三、星汇缘歌城与音集协达成的《和解与许可协议》仅对协议双方有效，索隆公司非音集协会员，不受该协议约束，且该协议形成晚于本案公证取证及案件受理时间，不能认定星汇缘歌城具有主观善意。索隆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星汇缘歌城停止侵权，立即从曲库中删除《远走高飞》该部MTV音乐电视作品；2、星汇缘歌城赔偿索隆公司经济损失10000元；3、星汇缘歌城承担索隆公司为本案诉讼而支付的合理费用，共计人民币2044元，包括公证费500元、取证费44元、律师费1500元；4、星汇缘歌城承担本案全部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4月12日，天浩盛世公司向国家版权局申请登记了《远走高飞》作品，登记类别均为“电影和类似摄制电影方法创作的作品”，登记的著作权人为天浩盛世公司，登记的创作完成时间为2017年2月12日，登记的首次公映时间为2017年4月28日。2017年10月15日，天浩盛世公司与索隆公司签订《音乐作品著作权转让协议》，天浩盛世公司将其享有著作权的80部音乐电视作品的复制权、表演权、放映权以及出租权转让给索隆公司（其中包含了案涉作品），转让期限为永久，转让区域为中国大陆地区；同时明确，索隆公司在受让后，对受让作品享有独占使用、可以再转授权，有权以自己的名义向侵犯上述侵权的侵权方提起行政、民事、刑事等投诉及诉讼的权利；对于著作权转让的费用金额以及支付事项，合同则约定由双方另行签订补充协议。2018年4月20日，天浩盛世公司出具《确认书》，确认已经收到索隆公司基于上述作品著作权转让协议所支付的所有款项，但未明确相关转让费用的金额。2018年12月5日，亳州市乐声企业信息服务中心根据授权以维护索隆公司著作权为由，向安徽省亳州市亳州公证处（以下简称亳州公证处）申请证据保全。亳州公证处公证员石某、公证人员任某及申请人的授权人员张彬来到位于江苏省苏州市竹园路与金枫路交汇处悠方购物中心的“星聚会不仅仅是KTV”。公证人员对张彬使用的手机进行了检查，确认该手机中无与本次保全行为相关照片及视频，张彬使用手机对店铺门头进行拍照，随后，上述人员以普通消费者的身份进入店铺B11包间。在公证人员的监督下，张彬在包间内进行歌曲的点播与播放，并对上述画面与声音进行了拍摄。期间，张彬对包厢号码进行了拍照，支付了相关消费费用88元，并对支付页面进行截图。随后，张彬将上述拍摄及截图所得之图片通过微信原图的方式发送到公证人员的自用手机上，公证人员将收到的图片移动到自带的笔记本电脑上；张彬将上述拍摄所得之视频移动到公证人员的笔记本电脑上。2019年1月22日，安徽省亳州市亳州公证处出具了（2019）皖亳公证字第453号公证书，记载了上述公证过程。另查明，索隆公司于2016年4月22日登记成立，注册资本为100万元。索隆公司在诉讼中确认，索隆公司未加入音集协，本案中仅向星汇缘歌城主张放映权。星汇缘歌城注册于2017年11月16日，核准日期为2018年4月18日，经营范围为KTV服务，销售食品。2019年6月27日，星汇缘歌城（乙方）与音集协（甲方）、江苏丰亚律师事务所（丙方）签订《和解及许可协议》，约定甲方授权乙方以表演和放映的方式使用甲方管理的音像作品；乙方应当按照本协议约定及时足额交付著作权许可使用费，在本协议有效期内，如乙方无瑕疵地履行本协议所应负义务，且在满足2.4条的前提下，在乙方因使用[音像作品]遇到的著作权纠纷，由甲方负责处理；合同约定的许可使用期间为2018年10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著作权许可使用费为38250元。索隆公司与北京乾成（广州）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约定前者委托后者处理苏州地区71家侵权场所因著作权侵权的纠纷案件，按照每个案件3000元的标准支付律师费。一审庭审中，索隆公司明确：其与星汇缘歌城侵害作品放映权纠纷，目前共受理有两个案件，索隆公司将合理开支进行了分摊，在本案中主张律师费1500元，公证费在本案中不主张（在另案中主张），取证费44元。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三条的规定，作品包括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等类型。涉案的音乐电视视频通过构思、摄影、表演、合成等汇集了一系列具有创造性的劳动，具有独创性，属于我国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该类作品的著作权应归属于制作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一条第四款的规定，如无相反证明，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为作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当事人提供的涉及著作权的底稿、原件、合法出版物、著作权登记证书、认证机构出具的证明、取得权利的合同等，可以作为证据。索隆公司提供的《作品登记证书》能够证实涉案作品的著作权归属于天浩盛世公司，而根据索隆公司提供的《音乐作品著作权转让协议》，索隆公司通过受让取得了涉案作品的放映权等著作权利。因此，在无其他相反证明的情况下，应认定索隆公司享有涉案作品的放映权等著作权利，其有权提起本案诉讼。对于星汇缘歌城辩称的索隆公司诉讼主体不适格，索隆公司在变相行使集体管理组织职能的意见，一审法院认为，在本案中，索隆公司所主张的案涉作品的放映权是从天浩盛世公司一家主体处获取，且为受让取得，没有证据证实索隆公司获取了多个主体的作品授权以从事集体管理活动，因此不能仅据涉案《音乐作品著作权转让协议》就认定索隆公司从事了著作权集体管理活动。因此，对于星汇缘歌城的上述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对于星汇缘歌城辩称的其已向音集协交纳了版权许可使用费，故无需向索隆公司赔偿损失的意见。一审法院认为，其一，尽管星汇缘歌城与音集协签订了《和解及许可协议》，但由于索隆公司并非音集协会员，在索隆公司取证时涉案作品亦非音集协受托管理的作品，故签订该许可协议不能得出星汇缘歌城有权使用涉案作品的结论。其二，索隆公司公证取证时间为2018年12月5日，本案受理时间为2019年6月14日，星汇缘歌城与音集协签订著作权许可协议的时间为2019年6月27日，即星汇缘歌城系在索隆公司起诉后与音集协补签了《和解及许可协议》，虽然该许可协议涵盖了索隆公司公证取证时间，但因许可协议签订时间晚于索隆公司公证取证时间，故无法证明星汇缘歌城在使用涉案作品时的主观善意。综上，一审法院认为，不能认定星汇缘歌城具有放映涉案作品的合法来源，其行为构成侵权并应承担相应民事责任。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第十条规定，放映权是指通过放映机、幻灯机等技术设备公开再现美术、摄影、电影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等的权利；第四十八条规定，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表演、放映、广播、汇编、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作品的，属于侵权行为，应当根据情况，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在本案中，星汇缘歌城未经权利人许可，在其经营的KTV场所提供涉案作品的内容供消费者进行点播放映并收取费用，属于商业性经营行为，星汇缘歌城的涉案行为侵害了索隆公司对涉案作品所享有的放映权，应当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的法律责任。关于本案赔偿数据的确定，一审法院认为，因索隆公司未能举证星汇缘歌城侵权给索隆公司造成损失的具体数额，也未能举证星汇缘歌城因为侵权所获的违法所得，因此一审法院综合考虑涉案作品的类型、所涉及到的歌曲数量、知名度、星汇缘歌城的营业规模及主观过错程度及索隆公司维权支出等情况，酌情确定赔偿数额为1700元（含经济损失和合理开支）。综上，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三条第六项、第十条第十项、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三款、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四十八条第一项、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判决：一、星汇缘歌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立即立即停止侵害《远走高飞》涉案音乐电视作品放映权的行为，并从曲库中删除该作品；二、星汇缘歌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索隆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合计1700元；三、驳回索隆公司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51元，由索隆公司负担26元，由星汇缘歌城负担25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认定事实与一审判决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索隆公司是否有权提起本案诉讼；二、星汇缘歌城是否侵犯了索隆公司对涉案作品的放映权；三、一审判决确定的赔偿额是否适当。具体评述如下：一、索隆公司有权提起本案诉讼。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第十一条第四款的规定，如无相反证明，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为作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当事人提供的涉及著作权的底稿、原件、合法出版物、著作权登记证书、认证机构出具的证明、取得权利的合同等，可以作为证据。根据索隆公司提供的《作品登记证书》能够证实涉案作品的著作权归属于天浩盛世公司，而根据索隆公司提供的《音乐作品著作权转让协议》，索隆公司通过受让取得了涉案作品的放映权等著作权利。因此，在无其他相反证明的情况下，应认定索隆公司享有涉案作品的放映权等著作权利。索隆公司系直接受让涉案作品相关著作权的实体权利，其主体身份不同于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其有权作为著作权继受主体提起本案侵权诉讼，其诉讼主体资格适格。星汇缘歌城所称索隆公司系行使著作权集体管理活动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二、星汇缘歌城侵犯了索隆公司涉案作品的放映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未经著作权人许可，通过复制、发行、放映等方式向公众传播其作品的，除法律另有规定的以外，均属于侵犯著作权的行为，应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星汇缘歌城未经权利人许可，在其经营的KTV场所提供涉案作品供消费者进行点播放映并收取费用，属于商业性经营行为，侵犯了索隆公司的合法权益，应当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对于星汇缘歌城提出其与音集协签订著作权许可协议并缴纳版权使用费，索隆公司在诉讼前从未与其进行交涉，其并无侵权故意，故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首先，因涉案作品并非音集协所集体管理的作品，故星汇缘歌城与音集协签订许可协议的事实，不影响对其相应行为的认定。其次，索隆公司并无在诉讼前与星汇缘歌城进行交涉的义务。最后，根据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除该法另有特别规定外，侵权损害赔偿并不以行为人的主观状态为要件，这其中即包括侵害作品放映权的行为。因此，星汇缘歌城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三、一审判决确定的赔偿额适当。根据著作权法第四十九条规定，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不能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五十万元以下的赔偿。本案中，因索隆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因涉案侵权行为所遭受的损失，以及星汇缘歌城因涉案侵权行为的获利，一审法院综合考虑涉案作品的类型、所涉及到的歌曲数量、知名度、星汇缘歌城的营业规模及主观过错程度及索隆公司维权支出等情况，综合确定星汇缘歌城赔偿索隆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合计1700元并无不当。综上，星汇缘歌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吴中区木渎星汇缘歌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游冰峰审 判 员 任小明审 判 员 林银勇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严常海书 记 员 张 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