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703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杜金兰，女，1963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房山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维杨，男，1951年8月3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房山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安太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北京市房山区良乡地区佳世苑30号楼1层1-16。负责人：王涛，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吉弟，北京安太律师事务所。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雨萌，北京安太律师事务所。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胡吉弟，女，1985年3月11日出生，汉族，北京安太律师事务所律师，住河北省唐山市滦南县。上诉人杜金兰、李维杨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安太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安太律所）、胡吉弟法律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2020）京0111民初162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杜金兰、李维杨上诉请求：请求对本案组成合议庭重审。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未弄清《委托代理协议书》的订立日期与合同第六条内容，与实际交款日期相差两天。金额上多出2.5万元。法庭掌握杜金兰、李维杨提供的证据，应推断出合同诡异，且有虚构成分。法院据以认定《委托代理协议》真实性，全系传统的笔记鉴定方法，李维杨、杜金兰曾两次要求做是否为复印技术制作的假签名，但均被以种种借口否决。最后李维杨、杜金兰对鉴定意见有异议，选择庭审质证而非耗费时间、资金的重新鉴定，符合《司法鉴定告知书》第九条及司法鉴定机构《声明》第四条。但在5月12日简易程序庭审中，杜金兰、李维杨的质证进行不到一半即被“休庭”所中断，后再未开庭。因此，杜金兰、李维杨要求以合议庭形式，继续质证。安太律所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杜金兰、李维杨的上诉理由和要求。胡吉弟未答辩。杜金兰、李维杨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将自定标准收取代理费的超越政府指导价部分6500元、违规收取的强制执行费20000元、反诉代理费25000元，共51500元退还给原告；其中长期占用的强制执行费和反诉代理费两项，对原告经济损失按民间借贷付息方式处置，依年息20%计算；2.安太律所、胡吉弟违规开具的三份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增值税发票：18908695#、18908696#、18908697#无效，重新开具符合事实，不违背相关法规的增值税发票；3.诉讼费由安太律所、胡吉弟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2月6日，杜金兰（甲方）与安太律所（乙方）签订《委托代理协议》，协议中约定：乙方接受甲方的委托，指派乙方律师代理甲方关于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的一审阶段的代理人；甲方同意向乙方支付律师代理费7.5万元；本协议有效期自协议签订之日起至本案本审终结止；甲方选择做诉讼保全，保全金额为46万元人民币或保全物为涉案房屋；一审案件代理费三万元整，反诉案件代理费二万五千元整，判决生效后的执行案件代理费2万元整，若一审判决后一方不服上诉的，二审案件另行收取代理费。2017年10月27日，李维杨、杜金兰与安太律所签订《委托代理协议》，协议中约定：乙方接受甲方的委托，指派乙方律师代理甲方关于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的二审阶段的代理人；甲方同意向乙方支付律师代理费2万元；如委托合同期限内，甲方撤诉、自行和解或调解、委托他人或其他原因致使本合同变更或不能履行等一切情况，甲方均无权要求乙方退还已经收取的代理费及其他费用；甲方与乙方于2017年2月6日签订的代理协议中约定的执行案件代理费转为本案二审代理费，甲方与乙方之间就本案强制执行另行签订委托代理协议。在李维杨、杜金兰及吴淑玲、解宗敏及第三人北京家和家润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受安太律所指派，胡吉弟作为杜金兰、李维杨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参与一审本诉及反诉的审理，2017年9月28日本院作出（2017）京0111民初2613号判决书。吴淑玲、解宗敏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7年12月5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京02民终11717号裁定书准许吴淑玲、解宗敏撤回起诉。李维杨、杜金兰已支付委托诉讼代理费7.5万元。一审法院认为，杜金兰、李维杨与安太律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合同当事人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义务。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一、关于退还超过政府指导价部分代理费的主张。按照《北京市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的规定，安太律所为李维杨、杜金兰提供的法律服务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由安太律所与李维杨、杜金兰协商确定。故，对于杜金兰、李维杨该项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二、关于退还违规收取的“强制执行费”20000元和“反诉代理费”25000元的主张。关于强制执行费。律师事务所在接受委托后可以预收全部或部分费用，也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在提供法律服务期间或完成法律服务后收取。律师事务所与委托人签订合同后，不得单方变更收费项目、收费范围、提高或者变相提高收费数额、比例。有正当理由确需变更的，律师事务所必须事先征得委托人的书面同意。本案中，双方书面约定将执行案件代理费转为二审代理费，故对杜金兰、李维杨要求退还强制执行费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反诉代理费。一个律师事务所代理一个案件的多个阶段，可自第二阶段起酌减收费。一审法院认为，安太律所在代理案件时应按照诉讼阶段收费，本诉与反诉系一个诉讼阶段，安太律所不得采取分解收费项目的方式提高收费标准，一审法院根据一审阶段安太律所代理反诉的时间成本、代理难易程度及案件标的、一审本诉代理费等因素，酌情确定反诉代理费为5000元。故，对李维杨、杜金兰要求退还反诉代理费25000元的诉讼请求，其合理部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其超过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三、关于以违规收取的强制执行费和反诉费为基数，从收钱之日始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年息20%支付杜金兰、李维杨经济损失的主张，缺乏合同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四、关于杜金兰、李维杨主张安太律所、胡吉弟违规开具的三份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增值税发票无效，要求重新开具符合事实，不违背相关法规的增值税发票的主张，不属于法院受理范围，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五、关于责任承担。因《委托代理协议》是李维杨、杜金兰与安太律所签订，胡吉弟系受安太律所指派担任李维杨、胡吉弟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吉弟并非本案适格的被告，故李维杨、杜金兰要求胡吉弟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百零五条规定，判决：一、北京安太律师事务所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退还原告李维杨、杜金兰反诉代理费2万元；二、驳回原告李维杨、杜金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李维杨、杜金兰称未签订过《委托代理协议》，但一审中，经李维杨、杜金兰两次申请鉴定，鉴定结论为《委托代理协议》中的签名为杜金兰、李维杨书写，在第二次鉴定结论作出后，杜金兰、李维杨未提出异议。因杜金兰、李维杨提供的证据及所作陈述不足以证明其未签订《委托代理协议》，故对其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综合本案实际情况，判令安太律所返还杜金兰、李维杨反诉代理费2万元，并无不当。关于杜金兰、李维杨要求重新开具增值税发票的请求，因开具增值税发票并非合同约定义务，又因人民法院对于安太律所开具的增值税发票是否符合税收法律相关规定无查处职权，杜金兰、李维杨的该项主张，缺乏合同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杜金兰、李维杨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0元，由杜金兰、李维杨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汉一审 判 员 李 琴审 判 员 卫 华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祁哲洋书 记 员 于明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