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949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汪勇，男，1972年3月4日出生，住天津市津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昫苏，天津唯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饶旺，天津唯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盛世元典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常通路4号院1号楼7层2单元801。法定代表人：朱讲用，经理。上诉人汪勇因与被上诉人北京盛世元典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世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5民初687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汪勇上诉主张：1．依法撤销(2019)京0105民初68791号民事判决书并改判盛世公司支付汪勇拍卖价款16万元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盛世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认可一审判决认定的朱某构成表见代理的判决内容，对于其他判决内容不服。1．朱某构成表见代理，根据一审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证人证言，朱某已经拿走了六件拍品，朱某构成表见代理，朱某拿走了拍卖品就代表盛世公司拿走了拍卖品，盛世公司如认为没有拍卖拍卖品应该就拍卖品在何处进行举证。2．一审中汪勇只是认可其中4件拍卖品已经退回，对于其他2件的举证责任仍在盛世公司，根据一审朱某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可见朱某认可已经收到5万元的款项，至少证明部分拍卖品已经拍出。3．《委托拍卖合同》约定的六件拍卖标的为乾隆双龙戏珠小碗、嘉庆山水笔洗、乾隆款多福多寿双对碗、光绪款彩盘、乾隆款彩瓷和乾隆款对瓶，保留价分别为2万、1．5万、3万、0．8万、4万和12万。微信聊天记录中朱某称拍主已经给了5万元，还要接着要账，该金额只能和12万元、4万元的瓶子对上，说明拍卖的就是该两件拍品，证人证言也可以佐证该事实。4．证人和汪勇并没有利害关系，证人只是介绍汪勇于朱某认识的人。5．即使一审法院认定拍卖的藏品不是本案起诉的12万、4万元的瓶子，也应该查明属于哪几件藏品。6．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根据《委托拍卖合同》约定盛世公司负责拍卖拍品，如果没有拍卖应该退还拍品，汪勇已经交付了拍卖品，因此盛世公司应该予以举证证明拍卖品已经退还，如已经拍卖应当给付拍卖款。盛世公司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汪勇的上诉请求及事实理由。1．盛世公司没有给朱某开具委托书，汪勇没有尽到审查朱某身份的义务，合同上没有法定代表人的签字。2．另外合同条文约定非常明确，拍卖结束后才会结账，事实是盛世公司从来没有拍卖过这个东西，更无从谈起结账这一说法。汪勇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盛世公司支付拍卖所得价款16万元；2．要求盛世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5月29日，盛世公司（拍卖方）与汪勇（委托方）签订《委托拍卖合同书》，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经双方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1．委托方认同《盛世公司拍卖规则》所制定的相关条款并以此作为双方在拍卖过程中的行为准则。2．委托方向拍卖方及买受方保证所委托的拍卖标的拥有无可争议的所有权或处分权。否则，由此对拍卖方及买受方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和名誉损害给予经济赔偿，并承担一切法律责任。3．境外委托的拍卖标的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管理法》办理入境手续后方可委托拍卖。4．委托拍卖标的的保留价由委托方提出，并与拍卖方协商确定。合同签定后如方需要变更保留价，应征得另一方同意，并以书面形式确认，否则无效。5．委托拍卖标的是否成交应以接到拍卖方通知为准，任何媒体发表的消息及传闻不作为拍卖成交与否或款项支付的依据。6．拍卖过程结束，拍卖方在收到全部应收款项后，在规定时间内将拍卖所得价款，扣除佣金及相关费用后全额支付给委托方。7．在执行合同过程中发生纠纷时，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可向经济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或向人民法院起诉。8．本合同自签定之日起一年内有效，所委托拍卖标的最终是否全部上拍，以拍卖方拍卖图录为准。9．合同一式二份，拍卖方一份，委托方一分，经双方签字后生效。10．本合同为结帐及取回委托拍卖标的之凭证。委托拍卖标的如下：1．乾隆丙午双龙戏珠小碗，保留价2万元；2．嘉庆山水笔洗，保留价1．5万元；3．乾隆款多福多寿双对碗，保留价3万元；4．光绪款彩盘，保留价8000元；5．乾隆款彩瓷，保留价4万元；6．乾隆款对瓶，保留价12万。图录费收取标准、保险费收取标准、佣金率处均未作出约定。庭审中，汪勇为证明盛世公司已将其委托拍卖的乾隆款彩瓷、乾隆款对瓶卖出，并收到了相应款项，提交了下列证据予以佐证：1．汪勇与朱某的微信聊天截图。2018年7月6日-2018年10月9日，双方多次就瓷器拍卖的情况进行沟通。2018年10月9日，朱某称：“湖南客户十一的时候过来把他拿走了，然后他就说那个挂件以后的话，看中了就把给我打过来。然后是说看中了就给我把钱打过来，因为这东西得自己看吧。”汪勇回复：“哎呦，他们不交钱不应该让他们提货啊，要不咱就被动了，他拿的是那件啊？”朱某称：“不用担心，他这边是有保证金在这的，最重要的时候人家得看一眼。出了任何问题，我这边会按那个合同，金额肯定会赔给您的，您放心，这个不会出这个问题的。”2018年10月25日，汪勇向朱某询问：“兄弟，他那款到了吗？”朱某回复：“刚看到，才给了5万。我明天还得给他打电话呢，他说两三天内把余款打过来。”2018年12月31日，朱某称：“节前放假前我就跟所有的签字，手续，我都跟那边办完了。然后那个账号我也给他留下来了。昨天前天我打了一电话。你上班的第一天就给咱会把那个钱给你转到账户里面。”此后，汪勇多次在微信中向朱某主张拍卖款项。2．证人霍某的证人证言。证人霍某出庭作证称：“最早朱某说他有几个客户要买作品需要到拍卖行提前看画，我就带他去了汪勇那边，看完画后。朱某说做了一个拍卖行，说可以卖瓷器，汪勇有瓷器要卖，我就带朱某去了汪勇那里。双方在汪勇处签了合同，然后朱某拿走六件物品。一个月后，汪总问我拍卖情况，我问朱某，他说还没有拍。又过了一个多月，朱某说还没有拍完，汪总就说想把东西拿回来。后来朱某拿了四件没有卖掉的，有两件卖掉的，卖了两个瓶子。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大概是今年过年前。记不清拿回来的是什么瓷器。后来他一会儿说东西卖了，一会儿说被人骗走了。”汪勇询问证人霍某是否记得拿回来的瓷器是什么，霍某回答记不清了。汪勇询问证人霍某是否记得朱某卖出的是什么，霍某回答好像是一对瓶子。盛世公司询问证人朱某是否告知过你这六件物品是否卖了，霍某回答，说卖了两件，卖了两个瓶子。证人霍某称汪勇曾是其爱人的领导，此前去其爱人的公司结识的汪勇，其与朱某是通过展览认识的。盛世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盛世公司称朱某并非其公司员工，和朱某没有任何劳务或劳动关系，朱某在盛世公司法定代表人朱讲用经营的另一家公司试用过几个月。庭审中，汪勇称其经过朋友认识朱某，其称在盛世公司负责拍卖业务，找汪勇征集了六件瓷器，随后双方就于汪勇的办公室签订了《委托拍卖合同书》。因朱某曾在汪勇经营的公司买过东西，因此并未要求朱某出示相关的证件。一审法院认为：结合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法院对于本案争议焦点注意论证如下：一、朱某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依据上述规定，构成表见代理合同要满足以下条件：1．行为人并没有获得本人的授权就与第三人签订了合同；2．合同的相对人在主观上必须是善意的，无过失的。所谓善意，是指相对人不知道或者不应当知道行为人实际上无权代理；无过失，是指相对人的这种不知道不是因为其大意造成的。本案中，判断朱某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关键是汪勇在签订《委托拍卖合同》是否善意无过失，其是否有合理理由相信朱某有权代理盛世公司，也相信朱某已经获得授权。对于合理理由的判断通常要考虑基本权限与实际行为的关联性，如代理人从事代理行为时，一般人在此情况下都会相信其有代理权，或者该行为足以推定其享有代理权，可以认定为合理理由。在汪勇签订《委托拍卖合同》时，该合同中拍卖方名称为盛世公司且加盖盛世公司公章。该客观情况足以使汪勇相信朱某有代理盛世公司签订《委托拍卖合同》的权限，汪勇在签订该合同过程中属于善意且无过失。考虑到朱某与盛世公司亦存在关联，因此，法院认定，《委托拍卖合同》产生表见代理的法律效果，对盛世公司有约束力。二、盛世公司是否应当向汪勇支付拍卖款项上文已述，汪勇与盛世公司之间的《委托拍卖合同》合法有效。根据该合同第六条的约定，拍卖过程结束，拍卖方在收到全部应收款项后，在规定时间内将拍卖所得价款扣除佣金及相关费用后全额支付给委托方。且委托拍卖标的中记载的拍卖标的为：乾隆丙午双龙戏珠小碗、嘉庆山水笔洗、乾隆款多福多寿双对碗、光绪款彩盘、乾隆款彩瓷、乾隆款对瓶。现汪勇主张乾隆款彩瓷、乾隆款对瓶已经卖出，并提交了其与朱某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及霍某的证人证言。对于汪勇提供的微信证据，其提供原始载体供法院核实，法院对该证据真实性予以采信。但是，证人霍某与汪勇存在利害关系，法院对于该证言的真实性不予采信。根据汪勇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无法证明其主张的两件物品已经出售。即使证人霍某的证人证言是真实的，其证言中亦表示“记不清拿回来的是什么瓷器”，对于卖出的物品回答也是“好像是一对瓶子”,对于物品的拍卖情况也只是从朱某处听说，其未实际参与，其证言亦无法证明汪勇主张的物品已经拍出。因此，汪勇提供的证据不予足以证明乾隆款彩瓷、乾隆款对瓶已经卖出，其要求盛世公司16万元拍卖款项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六十五条，法院判决：驳回汪勇的诉讼请求。二审中，经询问盛世公司、汪勇均认可本案争议的拍卖品之外，汪勇未委托盛世公司拍卖过其他拍品。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盛世公司是否应当向汪勇支付其主张的拍卖款项。汪勇上诉提出朱某的行构成表见代理，朱某拿走了拍卖品就代表盛世公司拿走了拍卖品，根据一审朱某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可见朱某认可已经收到5万元的款项，至少证明部分拍卖品已经拍出，朱某称拍主已经给了5万元，还要接着要账，说明其拍卖的就是汪勇主张的两件拍品，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根据《委托拍卖合同》约定盛世公司负责拍卖拍品，如果没有拍卖应该退还拍品，因此盛世公司应该予以举证证明拍卖品已经退还，如已经拍卖应当给付拍卖款。盛世公司则抗辩与汪勇之间不存在委托拍卖关系，汪勇审查朱某身份有误。对此本院认为，根据现有证据可以认定盛世公司已经收到了汪勇的6件拍卖品，且部分拍卖品已经卖出，应当支付汪勇拍卖款项。具体理由如下：首先，《委托拍卖合同》上对于6件拍卖品的名称、价格均已经标注，且合同上注明“本合同为结账及取回委托拍卖标的之凭证”目前该合同仍在汪勇手中，故可以认定藏品并未全部退还。且该合同上加盖了盛世公司的公章，盛世公司亦认可朱某曾经是公司员工，仅强调没有给其授权，故汪勇有理由相信朱某签订合同、取走拍品的行为构成职务行为。其次，根据汪勇与朱某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朱某有关于湖南客户十一的时候过来把它拿走了、才给了5万…两三天内把余款全部打过来的表述，可以佐证朱某拿走藏品且已经卖出部分藏品的事实。在盛世公司认可其与汪勇之间无其他的交易关系的情况下，综合上述事实可以认定朱某代表盛世公司已经取走汪勇的拍卖品同时已经出卖，盛世公司应当支付汪勇拍卖款项。汪勇主张12万元的乾隆款对瓶和4万元的乾隆款彩瓷已经卖出，并提交了证人证言和微信记录佐证其主张成立，鉴于朱某微信中陈述的客户已付5万元及继续追讨余款，而合同书中所载其他拍品价值均过低，不足5万元的情况结合来看，汪勇的主张更具有合理性。在盛世公司无证据证明已将上述两件拍品退还汪勇本人，亦无法说清及证明上述两件拍品的实际买方的情况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之规定，盛世公司应当对无法退回的拍品承担赔偿委托方损失即支付拍品价款的责任。一审法院驳回汪勇诉讼请求有误，本院依法予以调整。综上所述，汪勇的上诉请求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5民初68791号民事判决；二、北京盛世元典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支付汪勇拍卖价款160000元。如北京盛世元典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750元，由北京盛世元典国际拍卖有限公司负担（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至一审法院）；二审案件受理费3500元，由北京盛世元典国际拍卖有限公司负担（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 茵审 判 员  田 璐审 判 员  李 淼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九日法官助理  沈 力书 记 员  张晓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