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1民终194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1（曾用名刘现军），男，1965年1月16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国华，山东东方太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厉某（曾用名厉燕），女，1968年3月4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孔某（曾用名刘佳），女，1992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2，男，1974年4月27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原审被告：刘某3，女，1956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黑龙江省尚志市。原审被告：刘某4，女，1963年6月28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原审第三人：日照市东港区北京路街道大李家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北京路街道大李家村。法定代表人：朱某1，该村村委会主任。上诉人刘某1因与被上诉人厉某、孔某、刘某2、原审被告刘某3、刘某4、原审第三人日照市东港区北京路街道大李家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大李家村委）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鲁1191民初4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某1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项，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存在严重错误。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是被拆迁房屋所有权的归属，进而在继承人中继承分配。本案客观事实为：被拆迁的房屋位于，由刘地夫、许仲芬夫妇从东北回到老家后于1984年前后建成，1986年到此居住。2017年5月26日刘某1作为产权人同大李家村委签订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此后房屋被拆除。法律事实为：涉案房屋产权证及房屋项下宅基地使用权证初次登记在2000年前，均登记在刘地夫名下，证号：房产证日房字第**，土地证号东集用(2000)字第11-96-1**。2015年根据2015日德信民证第1287号《公证书》及《赠与合同》产权人由刘地夫变更为刘某1(刘现军)、刘某4。其中刘某1的产权证号20150529001，占有份额75%。刘某4产权证号20150529001-1，占有份额25%。宅基地仍登记在刘地夫名下，不动产产权证号变更为日开集用2015第000013号。后2015日德信民证第1287号《公证书》予以撤销，但房产权证没有变更。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关键证据：一、《分家协议书》的性质及效力认定(见判决书第12至13页)。不论从客观上分析还是法律层面上分析，该《分家协议书》都不具有分家析产的合同性质，而是赠与合同的性质。该协议将涉案房屋五间在刘某1和刘贤增之间分配，此二人不是涉案房产的共同所有人，只是刘地夫、许仲芬夫妻健在的两个儿子。房屋在此二人之间分配，具有典型的赠与合同的性质。(2018)鲁1191民初272号案件审判过程中，主审法官也向当事人释明，而今判决书认定具有分家析产的合同性质，属认定事实错误。对该协议的效力认定，一审认定同样是错误的。首先协议书的真实性，双方认可在分家协议签订后，一段时间内，各方都是按协议做的。但1994年刘贤增死亡后，一切发生了变化。被上诉人厉某出走，此后无论房屋的管理，还是后来的确权登记，刘地夫的行为都表明已撤销了当时的赠与。本案是(2018)鲁1191民初272号案件的延续，该案诉讼中刘地夫健在，明确表示涉案房屋是他的(夫妻共同的)，不属于被上诉人。判决书第13页陈述“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各方已经实际履行，刘贤增、厉某实际在分得三间房屋中实际住居至刘贤增去世，且在此期间各方当事人并未对该分家协议予以变更或撤销”强调的时间段为刘贤增去世前。但赠与合同的撤销，由法律规定且由赠与人决定，非由被赠与人决定。关键证据二、关于刘地夫所立《遗嘱》的效力问题，除本案判决书的分析外，对刘地夫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参照(2018)鲁1191民初272号案件。在该案中刘地夫明确表示自己名下的房产，完全由刘某1继承。本案断章取义，有意割裂与本案关联的(2018)鲁1191民初272号案件，做出遗嘱无效的认定，也是错误的。综上，被继承人刘地夫、许仲芬的房屋因被拆除而产生的拆迁利益，存在法定继承和遗嘱继承的客观及法律事实，其房屋因拆迁而产生的权益应在各继承人之间分配。一审判决在关键证据的认定上存在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改判。厉某、孔某、刘某2未作答辩。刘某3、刘某4、大李家村委均未作陈述。厉某、孔某、刘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登记在刘地夫名下的坐落于日照市东港区产权证号为房房权证日房字第**原土土地证号东集用（2000）字第11-96-1**现土地土地证号日开集用（2015）第000013号]房屋拆迁补偿利益中37.5额归厉某所有；18.496%份额归孔某所有；10.996%份额归刘某2所有。2.案件受理费等均由刘某1负担。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一审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厉某、孔某、刘某2为证实主张，提交下列证据：证据1.日照市德信公证处（2015）日德信证民字第1286号继承权公证书复印件一份，用以证明许仲芬、刘贤德、刘贤增死亡的时间。证据2.婚姻状况证明复印件一份，用以证明厉某与刘贤增登记结婚的时间。证据3.分家协议书原件一份，用以证明刘贤增与厉某通过分家形式获得涉案房屋三间。证据4.日照德信公证处（2015）日德信证民字第1287号赠与合同公证书复印件一份，证据5.黑龙江省尚志市公证处（以下简称尚志市公证处）（2015）黑哈尚证内民字第268号公证书复印件一份，证据6.日照德信公证处关于撤销（2015）日德信证民字第1286号《继承权公证书》的决定原件一份，结合证据1，用以证明因刘某4办理户口迁移而对涉案房屋进行分配，刘某3放弃涉案房屋的继承权。证据7.日照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查询结果证明原件一份，用以证明涉案房屋的产权情况。证据8.厉某与分家主持人及分家协议执笔人谈话录像光盘一份，用以证明分家事实。对厉某、孔某、刘某2提交的证据，刘某1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2、7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刘某1本人在分家协议上捺印属实，该分家协议是刘贤增与刘某1参与签订的，刘地夫并未参与，且刘地夫此后用实际行动否认了分家协议。对证据4、5、6的真实性无异议，公证内容与事实确实存在不一致的情形，认可相关公证书中关于许仲芬遗产的处置未考虑其他继承人的利益。对证据8的真实性有异议，该证据不能证明刘地夫参与签订分家协议，且从谈话中可以认定刘地夫并未在分家协议上签字。刘某1为证实主张，提交下列证据：证据1.日照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查询结果证明原件一份，用以证明涉案房屋变更登记到刘某1与刘某4名下，二人为涉案房屋的共有人，刘某1占75%份额，刘某4占25%份额。证据2.刘某1与大李家村村委会签订的《大李家村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原件一份，用以证明刘某1通过签订协议，取得了涉案房屋的拆迁安置补偿利益。证据3.刘某4于2015年3月1日出具的保证书原件一份，用以证明刘某4放弃25%的份额并由刘地夫处置。证据4.刘地夫于2015年3月19日订立的遗嘱一份，用以证明刘地夫将涉案房屋五间指定由刘某1继承，该遗嘱由刘某1代书，见证人朱某2、费某签名。证据5.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原件一份，用以证明刘地夫死亡时间。对刘某1提交的证据，厉某、孔某、刘某2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该变更登记的依据（2015）日德信证民字第1286号继承权公证书，但该公证书已经撤销，故该次登记仅是形式变更，不改变实际所有权。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认可涉案房屋因此获得的拆迁利益，但该拆迁利益应当作为遗产并结合分家协议依法进行分配。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不认可刘地夫对涉案房屋具有处分权，且刘某4对涉案房屋并无所有权。对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刘某1作为继承人之一，与遗产分配存在利害关系，故该代书遗嘱无效，即使有效，刘地夫亦无权处分刘贤增与厉某通过分家形式获得的房屋份额。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厉某、孔某、刘某2提交的证据1、2、4、5、6、7，刘某1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一审法院认证如下：首先，关于厉某、孔某、刘某2提交的证据。其提交的证据3内容真实，与本案存在关联性，应作为定案依据。证据8系厉某、孔某、刘某2提交的证据3中分家主持人及协议执笔人的谈话录像，与本案存在关联性，应作为定案依据。其次，关于刘某1提交的证据。证据1、2、3、5内容真实，与本案存在关联性，应作为定案依据。证据4内容真实，与本案存在关联性，至于该遗嘱的效力问题，一审法院将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刘地夫与许仲芬系夫妻，刘地夫于2018年8月16日去世，许仲芬于2006年6月24日去世，二人共生育五位子女，分别为长子刘贤德，于1975年去世，次子刘某1，三子刘贤增，于1995年去世，长女刘某3，次女刘某4，刘某2系刘贤德之子，刘贤增与厉某系夫妻，孔某系刘贤增之女。刘贤增与厉某于××××年××月××日登记结婚，1992年12月8日，经当时的日照市日照街道办事处大李家村人民调解委员会滕培胜、崔维鹤主持调解、崔维鹤执笔，刘地夫与刘某1、刘贤增订立《分家协议书》，关于房产约定：瓦房五间，周围院墙，东至朱某2，北、西、南至官街，经家长子女商定，分家人平论，决定西三间、西、南、北院坪9米，南顶着西三间屋的墙，加大铁门一个，分给刘贤增，以后房屋产权永远归刘贤增所有；东头两间，现有父母住用，百年以后，两间屋，加两间屋的南墙产权归刘某1所有。双方另就家器、杂物，对老人和年幼弟妹的赡养、扶助及家庭基本建设的责任，债务与债权，以及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刘地夫由代笔人在分家协议书上签名，刘某1、刘贤增捺印。刘贤增、厉某夫妻自婚后即居住于上述三间房屋至刘贤增去世、厉某改嫁。该分家协议书所涉房产即为案涉房屋，该房屋由刘地夫夫妇出资建设，房屋产权证及房屋项下宅基地使用权证均登记在刘地夫名下，证号分别为，房产证号房权房权证日房字第**地证号东集用（2000）字第11-96-162号。同时查明，2015年3月1日，刘某4出具《保证书》，内容为：本人于2015年3月1日为了办理本人户口，特过户父亲刘地夫房产一间，户口过完以后，房产证由刘某1保管，1年后，过户给父亲刘地夫所有。刘某4签名捺印，见证人朱某2、费某捺印。2015年3月19日，由刘某1代书、刘地夫口述立《遗嘱》一份，内容为：“刘地夫……在大李家村建有房屋，正房5间，南平房5间，该房屋属于我所有，由于我已经82岁，年岁已高，趁现在头脑清醒，自愿立此遗嘱：1.位于山东省日照市开发区大李家村的房屋在我去世后由我儿子刘某1继承；2.本遗嘱一式二份，由刘某1、刘某4、朱某2各执一份；3.以上遗嘱是我真实意思。”由刘地夫在其姓名处捺印，见证人朱某2、费某在姓名处捺印。刘某1庭审中称刘地夫订立该遗嘱的原因是担心案涉部分房屋过户至刘某4名下后，刘某4不按照《保证书》的承诺再过户至刘地夫名下。为办理刘某4户口迁移需要，刘地夫、刘某3、刘某4、刘某1向日照市德信公证处提出公证继承权事项申请，2015年4月8日，该公证处作出（2015）日德信证民字第1286号《公证书》，确认了许仲芬死亡时间、许仲芬的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同时确认房产一处【坐落于大李家村，房产证号房权证房权证日房字第**证号东集用（2000）字第11-96-162号】属于许仲芬与刘地夫的夫妻共同财产，当事人均称许仲芬生前无遗嘱，亦未与他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刘某4、刘某1表示要求继承被继承人许仲芬的遗产，刘地夫、刘某3表示放弃继承许仲芬的上述遗产。该公证处依据上述事实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规定，许仲芬生前与其夫刘地夫共同所有的上述房产的一半为许仲芬的遗产，因许仲芬的父母、儿子刘贤德、刘贤增均先于其死亡，且刘贤德与刘贤增生前均是一生未婚无子女，刘地夫、刘某3均表示放弃继承许仲芬的上述遗产，因此，许仲芬的上述遗产应由刘某4与刘某1共同继承（各占上述遗产50%的份额）。并告知当事人在取得本公证书后应当及时办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该公证书，附件1.《放弃继承权声明书》一份；2.（2015）黑哈尚证内民字第268《公证书》。该《放弃继承权声明书》系刘地夫出具，内容为其自愿放弃应当继承的许仲芬死亡后遗留的案涉房屋份额。（2015）黑哈尚证内民字第268《公证书》的公证事项为刘某3放弃继承权声明书，该声明书系刘某3出具，内容为放弃其应继承的遗产（案涉房屋）份额。2015年4月8日，刘地夫、刘某1还向日照市德信公证处申请《赠与合同》公证，该赠与合同双方为刘地夫与刘某1，内容为刘地夫自愿将案涉房产中属于自己的份额（50%份额）赠与刘某1个人所有，双方对此均无异议，并约定双方应积极配合在法律、法规规定的期限内及时到房产及土地管理部门办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及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该公证处于同日出具（2015）日德信证民字第1287号《公证书》，证明该《赠与合同》符合法律规定，各方当事人的签名、捺印均属实。依据上述《公证书》、《赠与合同》等，就案涉房屋，刘地夫与刘某1、刘某4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产权人由刘地夫变更为刘某1、刘某4，其中刘某1的产权证号为20150529001，占有份额75%，刘某4的产权证号为20150529001-1，占有份额25%，宅基地使用权证仍登记在刘地夫名下，不动产权证号变更为日开集用（2015）第000013号。2017年11月6日，孔某向日照市德信公证处提出《公证复查申请书》，认为该公证处于2015年4月8日作出（2015）日德信证民字第1286号《公证书》时遗漏了继承人孔某和刘某2，要求对许仲芬的继承人进行复查。2017年12月9日，该公证处出具（2017）日德信证撤字第2号《关于撤销（2015）日德信证民字第1286号的决定》，内容为：经复查，因公证申请人刘某1、刘某4隐匿继承人并提供虚假证明，《亲属关系证明》汇总遗漏了两个继承人刘某2、孔某，内容与事实不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公证程序规则》的规定，决定撤销（2015）日德信证民字第1286号《公证书》，该公证书自出具之日起无效。另查明，2017年5月26日，大李家村村委会（甲方）与刘某1（乙方）签订《大李家村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约定乙方在大李家村拆迁范围内合法规划房屋（正房）五间（案涉房屋），自愿选择“产权置换”安置补偿方式，共置换楼房面积180平方米，另外可自愿以每平方米3200元的基准价格购买18平方米；乙方按规定签订拆迁协议后，甲方给予乙方搬迁、回迁费2000元，临时安置费30000元，上海路以北区位补助费5000元，签订协议奖励15000元，共计52000元；乙方按规定拆除房屋并验收合格后，甲方给予乙方正房超长度补助费4065元，房屋拆除奖励费10000元，残值回购费3000元，共计17065元；乙方意向选择108平方米和90平方米的楼房户型；甲方为乙方配备储藏室一个。协议签订后，案涉房屋被拆除，刘某1支取了全部安置补偿费69065元，拆迁安置楼房尚未分配。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本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分家协议书》的性质及效力；刘地夫所立《遗嘱》的效力；作为2015年案涉房屋产权变更登记行为基础的继承、赠与等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案涉五间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利益如何分配。一、关于《分家协议书》的性质及效力问题。首先，分家析产协议主要是家庭成员之间就原有的家庭财产在各成员间如何分配以及其他家庭义务如何分担所达成的协议，是家庭成员之间经过协商后达成的一致意见。本案中，刘某1、刘贤增与其父亲刘地夫于1992年12月8日签订的《分家协议书》，是刘地夫与其两子在村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见证下关于家庭财产等的分配协议，刘某1、刘贤增均依据该协议分得属于各自的房屋，该协议性质应为分家析产协议。其次，分家协议属于合同的一种，需要符合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若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则属无效协议。本案中，刘某1主张因刘贤增患有抑郁症，为了让其高兴而签订该分家协议，应属无效协议。从厉某提交的分家协议的形式上看，刘某1、刘贤增均在协议中捺印，相关见证人在协议中签名，在形式上符合一般合同成立的形式要件。从内容看，该分家协议签订于1992年，内容主要是对刘地夫、许仲芬原有房屋进行分配，并对人情往来、养老等事项如何分担作出安排，协议内容并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尽管该协议书上没有刘地夫的签字，存在一定的瑕疵，但其内容与本案厉某、孔某、刘某2的陈述、刘某1的质证意见以及该协议订立的主持人、执笔人的谈话录像相一致，从以上证据可以认定分家的事实存在，系当时家庭成员的一致意思表示。故案涉分家协议在内容、形式上均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合法有效。根据已经查明的案件事实，各方已经实际履行，刘贤增、厉某实际在分得三间房屋中实际居住至刘贤增去世，且在此期间各方当事人并未对该分家协议予以变更或撤销。二、关于刘地夫所立《遗嘱》的效力问题。首先，从该遗嘱的形式上来看，该遗嘱形式上为代书遗嘱。《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以下简称《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下列人员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二）继承人、受遗赠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十五条规定，继承法实施前订立的，形式上稍有欠缺的遗嘱，如内容合法，又有充分证据证明确为遗嘱人真实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遗嘱有效。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代书遗嘱虽不符合法定形式要件但确系遗嘱人真实意思表示能否认定有效问题的答复》（2011年12月6日）：根据《继承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的有关规定，不符合法定形式要件的代书遗嘱不宜认定为有效。根据上述规定，代书遗嘱应当符合以下形式要件：第一，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见证人的选择要符合《继承法》第十八条的规定；第二，由见证人之一代书；第三，年月日三项均需注明；第四，标明代书人、见证人和遗嘱人身份，并各自签名。本案中，刘地夫的遗嘱代书人为继承人之一刘某1，不符合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且根据该遗嘱的形成过程，亦非刘地夫的真实意思表示，故该《遗嘱》无效，对刘某1主张依照该《遗嘱》对案涉房屋的拆迁安置补偿利益进行分割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其次，从该遗嘱的内容分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规定，物权的设立、变更以不动产登记为依据，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一般情况下推定为法律上的权利人，但并不是物权的最终认定，当事人是否享有对登记不动产的权利，仍取决于当事人之间的民事实体法律关系，即如果其他利害关系人具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自己是真正的权利人，可以对抗该权属登记。尽管案涉房屋登记在刘地夫名下，但其已经就该财产与刘某1、刘贤增签订了分家协议，分家实质上是对原有财产所有权进行处分或分割的一种财产所有权变更行为，分家行为的法律性质，应为财产所有权变更性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十八条规定，遗嘱人以遗嘱处分了属于国家、集体或他人所有的财产，遗嘱的这部分，应认定无效。故，刘地夫在其遗嘱中就已经分割给他人的房产进行处分，该处分行为无效，该遗嘱应属无效。三、关于作为2015年案涉房屋产权变更登记行为基础的继承、赠与等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问题。2015年5月，房屋产权登记部门依据继承事项、赠与事项两份公证书对案涉房屋进行了产权变更登记，关于该继承、赠与行为的效力问题，一审法院分析认定如下。首先，关于刘某1、刘某4继承行为的效力问题。根据已经查明的案件事实，2015年4月，为刘某4办理户口迁移需要，刘某1、刘某4隐匿了继承人，向公证机关申请继承权事项公证，应当认定上述公证所涉的继承行为并非相关继承人真实意思表示，且公证机关亦撤销了该公证事项，应当认定上述继承行为系无效民事法律行为。尽管房屋产权登记部门依据上述公证书已就案涉房屋办理了变更登记手续，但仍不能发生物权变动，即不能认定刘某4、刘某1依据上述继承行为各自取得案涉房屋25%的产权。另，如前所述案涉房屋已经在许仲芬去世前，在家庭成员之间进行了分家分割，已不属许仲芬遗产。其次，关于刘地夫与刘某1之间赠与合同的效力问题。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如前所述，案涉房屋产权已经通过分家协议处分，该《赠与合同》中刘地夫将案涉房屋产权的50%赠与刘某1，系无权处分行为，尽管无权处分不影响赠与合同本身的效力，但无权处分的房屋赠与合同，即使已经公证，因行为人没有对房屋的处分权，亦不会发生物权处分效力。尽管刘地夫与刘某1依据上述赠与合同到房屋产权登记部门办理了案涉房屋50%产权的变更登记手续，亦不应当认定发生物权变动效力。四、关于案涉五间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利益如何分配问题。首先，关于案涉五间房屋的产权问题。如前所述，案涉五间房屋因分家所有权发生了变更。第一，根据分家协议约定，刘贤增分得其中三间房屋，因系其与厉某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分得，且无其他证据显示分家时确定只归刘贤增个人所有，故应当认定该三间房屋系刘贤增与厉某的夫妻共同财产。第二，根据分家协议约定，刘某1在刘地夫、许仲芬均去世后取得另两间房屋的所有权，该约定是家庭成员之间在分割财产之后，就取得分割的财产所附期限条件，即刘地夫夫妇均去世是刘某1取得两间房屋所有权的期限条件，在期限条件成就前，刘某1对该两间房屋仅享有期待权利，而非房屋所有权。第三，刘某1与大李家村村委会签订《大李家村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将涉案房屋拆除并获得相应拆迁安置补偿利益，本案当事人对该协议及相应的利益均予认可，应当认定该协议合法有效。因签订拆迁协议获得的拆迁安置补偿利益系被拆迁房屋的价值形式转化而得，刘贤增与厉某对三间房屋的所有权转化为相应的拆迁安置补偿利益，刘地夫、许仲芬均去世后，分家协议所附期限届满，刘某1依据期待权取得了其中两间房屋的拆迁安置补偿利益。其次，关于案涉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利益如何分配问题。第一，关于刘贤增与厉某分家获得的三间房屋的分配问题。继承自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因刘贤增死亡时未留有遗嘱，应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根据《继承法》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共同所有财产，除有约定的以外，如果分割遗产，应当先将共同所有的财产的一半分出为配偶所有，其余的为被继承人的遗产。上述三间房屋中的1.5间应当由厉某所有，另1.5间由刘贤增的法定继承人刘地夫、许仲芬、厉某、孔某均等继承，即各分得0.375间。在刘地夫、许仲芬去世后，该两人从刘贤增处继承而来的共0.75间房屋应当由其法定继承人继承。关于刘地夫、许仲芬的法定继承人范围，《继承法》第十一条规定，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子女的晚辈直系血亲代位继承。代位继承人一般只能继承他的父亲或者母亲有权继承的遗产份额。本案中，刘贤德、刘贤增先于刘地夫、许仲芬死亡，应当由其各自的子女即刘某2、孔某代位继承。《继承法》第十二条规定，丧偶儿媳对公、婆，丧偶女婿对岳父、岳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本案中，厉某未提交证据证实对刘地夫、许仲芬尽了主要赡养义务，不应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不能参与分配上述遗产。《继承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应当在遗产处理前，作出放弃继承的表示。没有表示的，视为接受继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十七条规定，继承人放弃继承应当以书面形式向其他继承人表示。用口头方式表示放弃继承，本人承认，或有其它充分证据证明的，也应当认定其有效。本案中，在办理许仲芬遗产继承权公证时，刘某3出具过《放弃继承权声明书》，如前所述，办理继承权公证仅是为了办理刘某4的户口迁移需要，相关人员为配合公证事项的办理所出具的声明等，不能认定系其真实意思表示。诉讼过程中，刘某3未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意见，没有明确作出是否放弃继承的表示，故应当认定，其并未放弃继承。刘某4亦未参加诉讼，未明确作出是否放弃继承的表示，且于2015年3月1日出具的《保证书》不能作为认定其放弃继承的依据。故，刘某3、刘某4应当作为许仲芬的第一顺序继承人参与遗产分配。刘地夫、许仲芬分得0.75间房屋应由刘某2、孔某、刘某1、刘某3、刘某4均等继承，即各分得0.15间。第二，关于刘某1分家获得的二间房屋的分配问题。如前所述，因该两间房屋系刘某1分家所得，在本案当事人之间不发生分配问题，对厉某、孔某、刘某2要求分割该房屋所对应的拆迁安置补偿利益的请求，不予支持。综上，关于案涉五间房屋，本案当事人的分配份额如下：厉某1.875间、孔某0.525间、刘某20.15间、刘某12.15间、刘某30.15间、刘某40.15间，相对应的拆迁安置补偿利益分配比例为：厉某37.5%、孔某10.5%、刘某23%、刘某143%、刘某33%、刘某43%。安置补偿费69065元已经由刘某1支取，刘某1应当按照上述比例返还给其他各继承人。其他拆迁安置补偿利益180平方米安置楼房尚未建成分配，具体位置尚未确定，并非物权，系发生在将来的期待性财产权利，厉某、孔某、刘某2要求确认各自应当分得的相关权利份额，予以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十八条、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厉某、孔某、刘某2、刘某1、刘某3、刘某4对拆迁安置费69065元各分得25899.37元、7251.83元、2071.95元、29697.95元、2071.95元、2071.95元；刘某1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分别支付厉某25899.37元、孔某7251.83元、刘某22071.95元、刘某32071.95元、刘某42071.95元。二、厉某、孔某、刘某2、刘某1、刘某3、刘某4对180平方米拆迁安置楼房各占有37.5%、10.5%、3%、43%、3%、3%的份额。三、驳回厉某、孔某、刘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324元，由厉某、刘某2、孔某、刘某1、刘某3、刘某4各负担1054元。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不动产权属证书具有权利公示推定的证据效力，但并不是物权的最终认定，当事人是否享有对登记不动产的权利，仍取决于当事人之间的民事实体法律关系。本案中，厉某主张其已通过分家的形式取得涉案三间房屋的所有权，并提交分家协议予以证实。从该分家协议记载的内容来看，1992年刘地夫、许仲芬对其所有的房屋进行分配，并对人情往来、养老等事项作出安排，刘某1、刘贤增均在协议中捺印，相关见证人在协议中签名。刘地夫虽未在该协议书上签字，但该内容与双方陈述以及该协议订立的主持人、执笔人的谈话录像相一致，且刘贤增、厉某亦实际在分得的三间房屋中居住至刘贤增去世。故综合本案案情及当地的风俗人情，一审认定刘贤增、厉某通过分家的形式取得涉案三间房屋并无不当。关于刘地夫所立《遗嘱》的效力问题。刘地夫的遗嘱代书人为继承人之一刘某1，不符合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十八条规定，遗嘱人以遗嘱处分了属于国家、集体或他人所有的财产，遗嘱的这部分，应认定无效。涉案房屋虽登记在刘地夫名下，但其已经就该财产与刘某1、刘贤增签订了分家协议，故刘地夫在其遗嘱中就已经处分给他人的房产进行再处分无效，一审对此认定亦无不当。综上所述，刘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324元，由刘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红审判员 王春燕审判员 刘丽艳二〇二〇年九月十日书记员 宋 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