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娄底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湘13民终144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惠琴，女，1987年2月28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湖南省涟源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童文彬，涟源市民经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文杨，男，1961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湖南省涟源市，系上诉人刘惠琴之父。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文香，女，1974年1月15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湖南省涟源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开瑞，湖南湘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喜林，男，1976年8月20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湖南省涟源市。上诉人刘惠琴因与被上诉人王文香、王喜林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涟源市人民法院（2020）湘1382民初230号之一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惠琴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原审裁定，依法改判。判令王文香偿还借款壹佰万元，并按口头约定月利息3.5％自2014年6月17日起计付利息至本金实际清偿之日止。判令王喜林对涉案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判令王文香、王喜林承担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在查明涉案事实中存在故意混淆事实，作出严重损害刘惠琴的合法利益的枉法裁定。1、涉案系重审之案。湖南省涟源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湘1382民初664号民事判决书的第9页倒数8行认定：“关于被告王文香、沈俊辉、王喜林提交的证据……证据二中的《股东会决议》和应收款明细表中来看，湖南省和信中小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信公司）同是在2017年3月17日借给被告王文香同样的100万元。原告刘惠琴主张的前段利率以及被告王文香向原告刘惠琴所支付的还款金额与负责催收公司该笔借款的公司单方记录的利率及已收利息均高度吻合。而原告刘惠琴据以起诉的借据又是由第三人刘文杨篡改后再交给原告刘惠琴的。故起诉具有两者为一的高度可能性”。再看，湖南省涟源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湘1382民初230号之一民事裁定书的第4页5行：“本院经审查认为，被告王文香证据中的《股东会决议》和应收款明细表中反映，和信公司同样是在2017年3月17日借给被告王文香100万元，原告刘惠琴主张的前段利率以及被告王文香向原告刘惠琴所支付的还款金额与负责催收公司该笔借款的公司单方记录的利率及已收利息均高度吻合，而原告刘惠琴据以起诉的借据又是由案外人刘文杨篡改后再交给原告刘惠琴的，故该借据反映的借款与和信公司列表登记的借款具有两者为一的高度可能性”。综上所述，原审法院的判决书和裁定书均确认王文香证据中的《股东会决议》和应收款明细表中反映，和信公司同样是在2017年3月17日借给王文香100万元的事实。而刘惠琴借给王文香的借款时间是2014年3月17日从银行转账给王文香的。故原审法院的判决书和裁定书确认的和信公司同样于2017年3月17日借给王文香100万元是认定事实不清，有枉法之嫌。2、王文香提交的《股东会决议》和应收款明细表中列有“王文香于2017年3月17日在和信公司借款100万元，并注明了借款期为30天，借款利率为3.5％，利息支付至了2014年6月16日止。”而本案刘惠琴持有王文香向刘惠琴出具的借据为：“今借到刘惠琴人民币壹佰万元整（￥1000000.00元），借款人王文香，2014年3月17日”王喜林在借据上写上了“连担责任人王喜林”这份借据与王文香提供的《股东会决议》纪录截然不同，这就明显地证实了王文香2017年3月17日借和信公司100万元与2014年3月17日借刘惠琴100万元时间不同，出借人不同，借款期限不同，担保不同。上述王文香两项借款不是同一笔借款。更进一步证实了刘惠琴与王文香之间的借款与和信公司无任何关联性。3、2020年4月29日王文香的特别授权代理人熊开瑞的答辩状第四页第8行：“2014年5月19日，王喜林转账100万元至王文香账户，王文香于当天立即将100万元转账至刘惠琴账户，归还了涉案借款。”如果是真的，王文香在2014年5月19日归还了刘惠琴100万元，那为何王文香又在2014年5月20日从银行转账35000元给刘惠琴？显然是自相矛盾的，这也可以证实王文香在说假话。二、关于刘文杨不是本案的原、被告，也不是和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而原审承办法官依照王文香提供的《股东会决议》中催讨债权的明细表中涉及王文香借款的债权凭证及相应的付款凭证，向负责催讨的刘文杨提供。刘文杨只持有应催讨债权的明细表，不持有催讨债权的债权凭证，无法提供的情况下，原审法院承办法官在没有理清事实，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下，就认定是王文香借和信公司100万元和王文香借刘惠琴100万元是同一笔借款，是严重错误的，严重损害了刘惠琴的合法权益。1、原审法院的裁定书第五页倒数7行：“债权凭证由公司股东石玉红保管，债务由公司股东刘文杨负责追讨，刘文杨追债时向石玉红领取债权凭证。”这一事实原审法院确认的。那么原审法院要查看这笔债权的凭证，付款凭证应该去找保管凭证的石玉红，不应找刘文杨。事实上刘文杨无法提供。按照相关法律规定：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不是要由承办法官代其取证。这项证据主张人不能举证，承办法官也不能取得证据，只能说主张人举证不能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2、原审法院的裁定书第5页3行：“被告王文香如果真的分别向公司和个人各借款100万元，而公司注销至今亦将近五年，可到现在该公司股东或债权承继人均未就该借款另行向借款人王文香追讨债务，尤其是作为股东兼该债务追讨负责人的原告父亲刘文杨在知悉本案争议的情况下都没有以和信公司名义提出追讨，这也很不合常理。”而原审法院用这不合常理作为本案原告主体不符驳回刘惠琴的起诉，是错误的，缺乏法律依据。3、原审裁定书第4页11行：“经查，和信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没有以公司名义开设过银行账户，对外出借大量资金，一般都是以公司股东或原告刘惠琴等职员名义出借并订立借款合同……被告王文香名下的公司债权，刚好交由原告的父亲刘文杨负责催收，刘文杨是有权也是应当取得该债权凭证的”原审法院以此为由，裁定刘惠琴的起诉的主体不符驳回其起诉。刘惠琴认为：和信公司以前确实利用过刘惠琴的账户出借过资金，其借据的出借人还是和信公司名义，不是账户的所有人的名义，且和信公司借用刘惠琴的账户，没有签订限制该账户号，只能由和信公司专用，更没有签订任何委托为其代办出借资金。原审法院在没有证据的前提下，仅从表面现象再用案外人刘文杨不追讨王文香欠公司借款的债务为由，推断刘惠琴借给王文香的借款，其主体不符而驳回刘惠琴的起诉，无事实依据，无法律依据，实属枉法裁定。4、原审法院裁定书上认定刘惠琴起诉的借据是案外人刘文杨篡改后交给刘惠琴的。令人不清楚的借据上篡改了什么地方，是篡改了借据金额或篡改了出借人和借款人、保证人及借款年、月、日，事实不清。和信公司于2014年9月23日起停止了一切业务。2015年6月29日注销。刘惠琴外出务工生活，为了不丢失王文香的借据而把借据交给父亲刘文杨保管，刘惠琴本人留有复印件，这是无可非议的。在2016年3月9日用复印件借据起诉王文香、王喜林后，开庭时需要借据原件，电话告知刘文杨把原件送来。当时刘文杨说利息口头约定3.5％属高息，违法的，就擅自在原件借据的备注栏内写上利息2％，这显然与复印件借据不同，其行为也受到了警罚。而原审法院用此推断作为刘惠琴起诉主体资格不符驳回起诉，是枉法的。综上所述，原审承办法官对涉案没查清事实，错误裁定，明显损害了刘惠琴的合法权益和司法公正，请求二审依法撤销原审裁定，请求依法改判。王文香辩称：1、本案实际债权人是和信公司，在一审中，刘惠琴提交了合伙放款协议书，拟证明刘惠琴个人向王文香借款100万元，但根据刘惠琴就其系和信公司会计人员的自认以及原、被告提供的银行流水证据，显示刘惠琴银行卡上一个月的往来流水多达数百万元，可以证实资金主要来源于和信公司股东等人，并非其自有资金，再结合股东会决议等证据，一审法院足以认定本案100万元借款实际债权人并非刘惠琴，而是和信公司。2、刘惠琴提交的合伙放款协议书并没有得到实际的履行，合伙放款协议书中的各方并没有在约定的当天向刘惠琴借款，且在2014年3月17日刘惠琴账户资金充足，超过一百万元，根本无需另行筹钱，依法不能认定100万元的债权人系刘惠琴。3、刘惠琴在催讨中并不清楚实际债务人是何人，并且片面举证试图隐瞒该事实，在一审案卷中第182页，刘惠琴向王文香催讨的短信记录中，刘惠琴问王文香那这100万元是谁借的？是典当公司借的还是私人借的？如果是私人借的，请问是谁，我们好去催款。这一份聊天记录，在一审中刘惠琴试图隐瞒，并未当庭提交，但代理人在核对原件时发现该记录并拍照予以提交，该证据足以证实刘惠琴自己都不清楚实际债务人是何人。刘惠琴也不可能是实际债权人，她只是代表公司向王文香进行催讨。同样，王文香也提起过“你们公司”，双方就公司系债权人一事均知情。4、本案实际上，和信公司系债权人，王文香系受托人，王喜林是实际借款人，具体理由见一审的答辩。即使认为王喜林是作为担保人，因刘惠琴一直未提交向王喜林主张权利的证据原件，王喜林的担保时效已经过期。5、针对刘惠琴在上诉状中的非争议焦点的其他理由，与本案并没有严密的关联性，一审裁定合法，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支持。王喜林辩称：1、涉案借款，真实的出借人系和信公司，而非刘惠琴，这一客观事实，经过本案的数次审理，已经查明清楚，王文香、王喜林提交的刘惠琴的银行流水单及股东会决议等证据可以证实，刘惠琴名下的银行卡一个月的往来流水数额巨大，其资金主要来源于和信公司实名股东及股东会决议上记载的记名股东，即卢荣发、王本学等人，并非刘惠琴的自有资金，再结合股东会决议，可以证实该放贷账户实为和信公司控制并经营使用。故刘惠琴上诉称一审法院将两笔借款的认定事实不清，有枉法之嫌以及刘惠琴与王文香之间的借款与和信公司无任何关联性的说法，是没有事实依据的。2、关于涉案借条的篡改问题，当时已经被一审法院作出了专门的决定，对刘惠琴进行拘留和罚款，在此不予再赘述。3、依据王喜林与王文香转账的银行流水及庭审查明的事实，王喜林于2014年5月19日，向王文香转账100万元，王文香立即于当天将该100万元转账至刘惠琴的账户，即通过借款时的资金流向“原路返回”偿还了此笔借款。综上所述，本案的实际债权人系和信公司，刘惠琴作为该公司的员工，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刘惠琴的全部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刘惠琴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王文香偿还原告借款100万元，并按口头约定的月利率3.5%自2014年6月17日起计付利息至本金实际清偿之日止；2．判令被告王喜林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由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被告王文香证据中的《股东会决议》和应收款明细表中反映，和信公司同样是在2017年3月17日借给被告王文香100万元，原告主张的前段利率以及被告王文香向原告所支付的还款金额与负责催收公司该笔借款的公司单方记录的利率及已收利息均高度吻合，而原告据以起诉的借据又是由案外人刘文杨篡改后再交给原告的，故该借据反映的借款与和信公司列表登记的借款具有两者为一的高度可能性；经查，和信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没有以公司名义开设过银行账户，对外出借大量资金，一般都是以公司股东或原告刘惠琴等职员名义出借并订立借款合同，所出借资金的付出、收回亦是通过原告刘惠琴等人的银行账户发生，而其尚未收回的借款都已实际登记为公司债权，并安排原告刘惠琴父亲刘文杨等人负责催收，而涉案借款的情况与和信公司的通常做法相吻合；被告王文香名下的公司债权，刚好交由原告的父亲刘文杨负责催收，刘文杨是有权也是应当取得该债权凭证的，可虽然原告刘惠琴及其父亲刘文杨均述称王文香所借公司的钱系另外一笔，并非原告所涉案的借款，如果真是这样，凭作为公司财务人员的原告刘惠琴及负责追讨该笔公司债务的刘文杨应该是有能力向法庭提供公司该笔债权的债权凭证及相应的付款凭证的，可尽管一审法院向其释明，让两人提供这些凭证，而两人均予以拒绝，据此亦可以依法做出原告所主张的债权就是公司所记载债权的推断；被告王文香如果真的分别向公司和个人各借款100万元，而公司注销至今亦将近五年，可到现在该公司股东或债权承继人均未就该借款另行向借款人王文香追讨债务，尤其是作为股东兼该债务追讨负责人的原告父亲刘文杨在知悉本案争议的情况下都没有以和信公司名义提出追讨，这也很不合常理。综上，足可认定涉案借款就是该公司应收款明细表中的借款的事实。和信公司是涉案借款的实际债权人，原告刘惠琴是受和信公司的委托，在和信公司的授权范围内以自己的名义与被告王文香订立借款合同、出借资金、回收资金。原告刘惠琴履行的是职务行为，实际的债权人应当是该公司。而从被告王文香、王喜林的答辩及和信公司的股东王本学的陈述等情况可以看出，借款时借款人、担保人均清楚原告与该公司的关系及借款实际属于和信公司等情况。现在该公司已经解散、被注销，其《股东会决议》很清楚地对涉案债权做出安排，债权凭证由公司股东石玉红保管，债务由公司股东刘文杨负责追讨，刘文杨追债时向石玉红领取债权凭证，收回的资金用于退还公司股东石玉红、李小平、黄立祥的股本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的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根据这一规定，受涉案合同约束的是该公司和被告王文香、王喜林，其合同的权利义务人亦是该公司和被告王文香、王喜林，那么本案的债权主体亦应该是该公司，而非原告刘惠琴。故原告刘惠琴不具有本案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依法应当驳回原告刘惠琴的起诉。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刘惠琴的起诉。在二审中，刘惠琴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借据、银行汇款单，拟证明王喜林于2014年3月17日借款200万元，不只涉案100万元，其中一份100万元的借据是涉案借款刘惠琴的，另一份100万元的借据是刘文杨与王喜林之间的，已还57万元，还余欠43万元。王文香经质证后认为：1、对该证据的合法性有异议，刘惠琴提交的证据应当在一审中能够提交，但未提交，超过举证期限。2、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借据和汇款单均为复印件，无法核对，至于庭后提交原始凭证请求法院予以审核。3、对该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该汇款单及借据所载明的法律关系发生在案外人刘文杨与王喜林之间，与本案争议焦点即刘惠琴是否具有诉讼主体资格无任何关联。王喜林经质证后认为：借据上的钱确实借了，但已经还得差不多了，且与本案没有关系。对刘惠琴提交的上述证据，本院结合一审中证据及与本案事实的关联性，予以综合认定。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刘惠琴是否是本案王文香于2014年3月17日所借款100万元资金的实际出借人。经审查，根据刘惠琴及王文香、王喜林向一审提交的证据可以证实，本案中，刘惠琴系和信公司的会计，该公司授权其出借资金给王文香，收回款项后先是打入刘惠琴的银行账户，再入公司账目，刘惠琴履行的是职务行为。且借款时王文香、王喜林均知道刘惠琴是和信公司的会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的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根据这一规定，受涉案合同约束的是和信公司和王文香、王喜林，其合同的权利义务人亦是和信公司和王文香、王喜林，那么本案的债权主体亦应该是和信公司，而非刘惠琴。故一审认定刘惠琴不具有本案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依法裁定驳回刘惠琴的起诉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刘惠琴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曾爱东审判员  陈友红审判员  刘 威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俞永清书记员张婷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人民法院裁定的上诉案件的处理，一律使用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