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20）苏0411行赔初1号 原告万卫兴，男，1973年1月24日生，汉族，户籍地常州市新北区。 委托代理人万炎杰（系原告儿子），男，2000年7月21日生，汉族，户籍地常州市新北区。 委托代理人尹晓南，上海市海华永秦（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常州市新北区新桥街道办事处，住所地常州市新北区华山北路77号。 法定代表人刘奔，该办事处负责人。 出庭行政负责人季正伟，原新桥街道党委委员。 委托代理人吴伟中，江苏张林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万卫兴诉被告常州市新北区新桥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新桥街道）行政赔偿一案，于2020年1月13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1月15日立案，次日向被告邮寄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5月2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万卫兴及委托代理人万炎杰、尹晓南，被告新桥街道的行政负责人季正伟及委托代理人吴伟中，证人顾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万卫兴诉称，2018年9月8日新桥镇政府强行抓走其“万顺养殖场”饲养的605头猪，并破坏猪圈等设施，对原告及家人采取了非法强制关押措施，还殴打原告家人。被告的行为经法院裁判确认违法，原告的养殖场被迫停产停业至今。请求法院：1、判决被告赔偿原告各项损失3100961.22元（生猪损失2554370元、猪圈损失250000元、猪圈设施及饲养工具损失51700元、饲料兽药损失42120元、人身损害及精神损害29592.82元、维权成本164747元、交通费8431.4元）；2、判决被告赔偿原告自2018年9月8日至被告履行判决之日的停产停业损失，赔偿标准为每日24465元。庭审时原告增加了医疗费损失，变更第一项赔偿诉请为3101707.39元。原告提交的证据为：1、（2018）苏0411行初208号行政判决书。2、（2019）苏04行终215号行政判决书。3、购买小猪的原始记录单。4、常州市鑫灿食品公司的证明材料及万卫兴的《承诺书》。5、常州市外国语学校《情况说明》。6、2017年、2018年购买饲料玉米、麸皮等原始记录单。7、江阴市勤科农业生态养殖场证明。8、“猪ｅ网”下载生猪价格走势图信息表。9、万卫兴、万炎杰、张焕娣、刘祥珍医疗费单据及病历、检查单。10、律师费、律师差旅费票据。11、万卫兴及家人火车票等票据。12、照片。13、扣车单据。14、江苏省生态环境厅、农业农村厅联合发文：苏环办［2019］313号。15、顾某证人证言。16、2017年10月7日生猪收购清单。原告庭后补充提交了律师委托合同5份，顾某的银行转账凭证。 被告新桥街道辩称，一、被告基于非洲猪瘟疫情对原告养殖生猪的执法是服从大局，基于民生利益，在严峻形势下采取的紧急措施。二、原告的赔偿要求过高，原行政行为被判决违法后被告与原告多次协商，未能达成一致意见。被告认为的赔偿数额为：1、成年猪370头，计858020.1元；2、小猪224头，计152320元；3、猪圈损失4万元；4、养猪设施损失5200元；5、饲料兽药损失按实际损失计算；6、人身及精神损害不认可；7、维权成本及车费等不认可；8、停产停业损失不认可。 被告新桥街道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2018）苏0411行初208号行政判决书。2、（2019）苏04行终215号行政判决书。3、告知书。4、赔偿清单。5、成年猪清点称重交易记录、小猪清点记录、银行记录、清点处理生猪视频。6、生猪出栏价格说明、苏政办发[2013]191号省厅无害化处理意见、苏农牧[2019]32通知。7、评估报告。8、出警记录。9、常新委办[2017]70号文件。 本院依法准许原告申请的证人顾某出庭作证，证人顾某的证词内容为：其是生猪收购的中介，与万卫兴合作了三四年，只收出栏的成年猪去福建等地卖。2018年9月初到万卫兴处看过猪，目测400斤左右。按猪品种来看，万卫兴饲养的土三元品种每天长1斤到1.5斤，当地土猪不超过一斤。大型猪场从出生到出栏三百多天，按斤两除以天数得出每天长的分量，小猪长得慢，到100斤后长得快。万卫兴提供的欠条是其签名的，每年收购一次、年底结账，18年2月15日的欠条是收的17年的猪。收小猪写的“顾某”不是他签的，他介绍了万卫兴到安徽抓小猪，每只赚10块钱中介费。万卫兴的猪可以长到500多斤，正常周期16个月，后期长的慢就一天一斤，其收购的万卫兴的猪至少350斤，最重的有600多斤。饲养成本1.5元可以长1斤，行情好的话卖10元一斤，一只400斤的猪最少可以赚3000元。猪价存在波动，2020年猪价14元一斤，去年最高价是22元一斤。 经庭审质证，一、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4，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5-9，原告不认可生猪记录表，称表中成年猪和小猪一共少了11头，被告抓猪时原告及家人不在场，也没有进行公证，三泉食品厂作为收猪方签章没有证明效力。被告提交的视频只有赶猪，没有过称的记录，不能达到证明目的。被告提供的价格监测中心是金坛区的价格，原告生猪销往福建、浙江，市场价远高于被告提供的价格。不认可被告按保险理赔方式计算小猪的赔偿标准。勘查评估表存在时点差别，单方委托不具有公正性，原告不认可。处警记录不是当时的原始记录，可以看出新桥派出所也是违法的。原告这种养殖户不能作为禁养对象，［2017］70号文件发文单位是区党政办，不具有法律效力。二、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被告不认可原告手写的收猪清单，称从记录本来看18年的欠条在前，17年的收猪登记在后，不能证明真实性；市场价格应当按常州市价格检测中心提供的中间价8.7元计算。猪饲料的来源证明真实性无法核实，不认可“猪ｅ网”的价格走势，原告剩下的饲料可以处理掉，被告不应赔偿。被告执法中没有殴打行为，医疗票据不能证明关联性，且原告家人不是本案当事人。原告主张万卫兴的医疗费是因维权健康受损产生的医疗费。原告车辆被扣是违法运泔水，与被告执法行为无关联。针对原告庭后补充提交的证据，被告认为2017年10月7日原告手写的结算单顾某明显后加签名，两人有串通伪造之嫌；当天结清的货款两笔都不是整数，不符常理；该结算单与证人当庭陈述2018年的欠条收的是2017年的猪相矛盾；委托合同与本案无关联，即便诉讼，原告也只需要三次，多出的两次和被告无关。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各方就真实性均无异议的证据，与本案关联，本院予以采信。原告证明生猪数量的证据为捉小猪仔的手写记录本及主张的实际存栏头数，该记录本显示2017年6月19日78×280＝21840元（平均每只16斤）、2017年10月14日182×220＝40100元（平均15斤）、2018年1月14日136×800＝128944元（平均每头118.5斤）。上述“182×220＝40100元、136×800＝128944元”不符合数学规律，其中2018年1月14日记载的平均每头的斤数118.5系总斤数16118斤除以136得来。从交易习惯来说，小猪仔以每只几百元定价符合常理，而不是以斤数来计算猪仔价格，故每只猪仔的平均分量不是通常的合理内容，结合该手写记录本存在内容涂改、2017年、2018年事项未按顺序记载等情况，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仅能作为参考。此外，原告提交了2017年10月7日顾某收猪的清单，该清单显示出栏72只，计223525元，付现金50200元，转账173325元，当天结清。该清单与庭后提交的顾某银行转账凭证相符，可以初步证明2017年的收猪情况。顾某出庭陈述每年收购一次、年底结账，而原告提交的顾某2018年2月15日（系2017年除夕）出具的欠条显示欠大猪款312500元。如两份证据均属实，则与顾某陈述的每年收购一次、年底结账的内容相矛盾。原告主张以小猪每天增长的分量为1.2斤计算、第一批大猪有552斤与证人陈述“9月初目测400斤左右”不相符。被告提交的生猪清点记录表由分表（共计89头）和三泉食品公司收购表（共计281头）组成，分表中猪的平均重量从107公斤到155.7公斤不等，平均131.1公斤；收购表中猪的平均重量从120公斤到155.4公斤不等，平均133.9公斤。原、被告主张的大猪重量差距较大，被告虽提供了由工作人员签名的清点称重记录表，但未提供称重的视频，不能充分、客观的反映当天抓走生猪的重量，原告限于举证能力也无法提供生猪数量和重量，考虑到原告存在多批次购入小猪、猪的重量存在不同等级的情况，以第一批猪被抓走时400斤、成年猪每天长1斤的规律推算，本院酌定存栏大猪平均重量为165公斤。关于猪的数量，原告提交的手写记录本显示前三批猪仔共计396只，第四批猪仔260只，原告主张大猪存栏375头，小猪存栏230头，但未提交饲养过程中猪病死等相关记录。结合（2018）苏0411行初208号行政判决书中查明的被告在“非洲猪瘟”疫情查控期间调查到原告养殖场存在小猪发烧、死猪等情况，被告清点的大猪370头、小猪224头的数量证明效力更高，本院予以采信。关于生猪收购价，被告提供的票据显示三泉食品厂以650911.8元收购了37640公斤，均价8.6元／斤，常州市价格监测中心出具的2018年9月8日左右市场参考出栏价为8.5-8.9元／斤，具有常州当地出栏价的参考价值。原告提交的猪ｅ网截图显示2018年10月浙江外三元平均价18.1元／公斤，考虑到收猪中介还存在利润空间，即便原告的猪均销往浙江，也不能证明其能以10元／斤的价格出栏。综合考虑猪价上涨的因素，本院酌定生猪出栏价为8.9元／斤。关于小猪的价格，原告主张以2019年成猪出栏时的40元／斤价格予以赔偿，该主张逻辑为预期损失，不符合行政赔偿直接损失的标准，本院不予采信。考虑到该批小猪仅饲养了50余天，体型未能达到市场销售的要求，被告按无害化处理并参照苏农牧［2019］32号规定的保险理赔标准以680元／头予以赔偿，并无不妥。关于原告提供的证据9，万卫兴本人的医疗票据原告庭审陈述是维权过程中生病产生的医药费，与案涉被告的强制行为无直接关联，本院不予采信。万卫兴妻子张焕娣的2018年10月16日门诊病历显示“自诉无诱因右侧颈肩部胀痛一月余”，检查报告显示“胸椎退行××变”，不能证明系外力致伤，而其他2019年3月票据显示“甲状腺肿瘤八项化验”、“蒲地蓝口服液”、全身健康体检等，均与外力致伤无关联，对此证据本院不予采信。原告万卫兴的儿子万炎杰及母亲刘祥珍存在2018年9月9日就诊检查的相关记录，即便相关医疗费与被告强制行为存在因果关系，两人非本案申请赔偿主体，相关损失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故对相关证据不作认定。原告提供的证据10、11与补充提交的委托合同，能够证明原告委托律师进行诉讼产生的相应的支出，是否符合赔偿条件，下文论述。原告提交的证据13系2017年5月交警部门的扣车单，与被告强制行为无关，本院不予采信。关于被告提交的证据9及原告提交的证据14均系与养殖区域划定有关，与被告以“非洲猪瘟”防控采取的强制措施无直接关联，本院不予采信。 经审理查明，原告万卫兴经营的“新北区新桥万顺养殖场”位于常州市新北区，2015年6月进行工商注册登记。2018年8月，因“非洲猪瘟”疫情影响，被告根据疫情防控工作要求，对原告的生猪养殖场进行排查，并于2018年9月8日将原告养殖场内所有生猪拉走集中处理，并破坏了猪槽等养猪设施。被告在处理过程中清点大猪370头，其中281头由常州市三泉食品有限公司进行收购（收购款为650911.8元、重量37640公斤），小猪224头，均进行集中无害化处理。 原告认为被告强制行为违法，诉至本院。本院于2019年6月17日作出（2018）苏0411行初208号行政判决书，判决确认被告2018年9月8日将原告万卫兴生猪养殖场中生猪抓走集中处理、破坏养猪设施的强制行为违法。经上诉，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13日作出（2019）苏04行终215号行政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后原告与被告就赔偿事项协商不成，诉至本院。庭审中，原、被告围绕原告主张的损失及被告认可赔偿的事项是否合法各执己见。 另查明，万卫兴2015年6月注册登记的“新北区新桥万顺养殖场”经常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北区）行政审批局2019年6月29日核准，经营范围为生猪、鸡鸭养殖，营业执照未被吊销或注销。 又查明，经行政区划调整，常州市新北区新桥镇人民政府于2020年8月7日变更登记为常州市新北区新桥街道办事处，住所地由常州市新北区华山北路新龙花苑40幢变更为常州市新北区华山北路77号，负责人由陈弢变更为刘奔。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四条列举了侵犯公民人身权和财产权应予赔偿的情形。《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四项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四）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根据上述规定，相对人获得国家赔偿的前提条件应是行政行为被确认为违法。本案中，被告新桥街道对原告养殖场生猪处理及破坏养殖设施的行为，已经（2019）苏04行终215号行政判决确认违法，据此被告应对原告因强制行为所致的财产损害，负行政赔偿义务。 一、关于原告要求赔偿生猪损失2554370元的请求。《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本案原、被告就生猪的数量、重量均提交了相应证据，但均达不到各方的证明目的，本院根据前文所述的证据认证理由，酌定当日被告强行处理的大猪平均重量165公斤、370头；小猪224头。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五项规定，财产已经拍卖或者变卖的，给付拍卖或者变卖所得的价款；变卖的价款明显低于财产价值的，应当支付相应的赔偿金。被告在处理原告生猪过程中将部分生猪出售给三泉食品公司（650911.8元，37640公斤），均价8.6/斤，尚不构成明显低于市场价的情况。故本院酌定被告除将上述所得款项650911.8元支付给原告外，还需赔偿大猪（370头×平均重量165公斤-37640公斤）×均价17.8元/公斤+小猪224头×680元/头=569018元。 二、关于原告要求赔偿养殖设施损失250000元、工具损失51700元、饲料等物品损失42120元的请求。原告提供的照片显示猪舍内猪圈的砖砌围栏被不同程度破坏，但无法显示猪棚、地沟被破坏的具体情况。考虑到围栏的材质为砖，本院酌定养殖设施损失6万元。原告主张的工具损失包括汽车2万元、三轮车1万元、护栏门锁700元等，但其提交的扣车单显示为交警部门所扣，非被告2018年9月8日强制行为所致，故车辆损失不属于赔偿范围。原告亦未提交其他工具损坏无法继续使用的证据，对相关工具损失本院酌定被告赔偿6000元。饲料、兽药等原告主张购入后因被告抓走生猪无从使用已变质、失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七条规定，原告或者第三人的损失系由其自身过错和行政机关的违法行政行为共同造成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各方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有无因果关系以及在损害发生和结果中作用力的大小，确定行政机关相应的赔偿责任。原告购入的饲料、兽药可做转卖处理，考虑到当时猪瘟疫情期间市场低迷的因素，故对相关损失本院酌定10000元。 三、关于原告要求赔偿万卫兴及家人的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维权费用的请求。根据证据认证部分的理由，原告万卫兴本人未因被告的强制行为而受伤，其家人是否受伤、应否赔偿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对该项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有本法第三条或者第十七条规定情形之一，致人精神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国家赔偿法》第三条规定的侵犯人身权情形包括“违法拘留或者违法采取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的；非法拘禁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以殴打、虐待等行为或者唆使、放纵他人以殴打、虐待等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违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其他违法行为”。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被告非法限制其人身自由或造成其身体伤害，故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的规定，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原告委托律师进行诉讼及家人的车费均不属于上述规定的“直接损失”，对该项赔偿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四、关于原告要求赔偿自2018年9月8日至被告履行判决之日止的停产停业损失的请求。《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六项规定，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的，赔偿停产停业期间必要的经常性费用开支。本案被告对原告养殖场生猪的强制处理系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四十条“一、二、三类动物疫病突然发生，迅速传播，给养殖业生产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危害，以及可能对公众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造成危害，构成重大动物疫情的，依照法律和国务院的规定采取应急处理措施”之规定，虽因执法依据不足被判决确认违法，但相关生猪及养殖设施等的赔偿已在本案予以处理。被告主张原告养殖场处于禁养区，但未有行政机关对原告养殖场作出取缔、吊销许可证和执照或责令停产停业的行政决定，案涉强制行为亦未拆除原告的养殖场建筑，原告可通过抓猪仔、修复围栏等方式继续经营，至于是否需另行审批（如达到环保要求）才能继续开展养殖业务，不属于本案的审查范围。故原告主张的停产停业损失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新桥街道应当对强制处理原告养殖场生猪及损坏养殖设施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除将生猪变卖款650911.8元支付给原告外，还需赔偿原告其他各项损失共计645018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三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常州市新北区新桥街道办事处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万卫兴生猪变卖款650911.8元。 二、被告常州市新北区新桥街道办事处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万卫兴各项损失共计645018元。 三、驳回原告万卫兴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赵 旦 人民陪审员  程坚忠 人民陪审员  居建秋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日 书 记 员  邹 晶 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 第四条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 （一）违法实施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的； （二）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的； （三）违法征收、征用财产的； （四）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 第三十六条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 （一）处罚款、罚金、追缴、没收财产或者违法征收、征用财产的，返还财产； （二）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解除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造成财产损坏或者灭失的，依照本条第三项、第四项的规定赔偿； （三）应当返还的财产损坏的，能够恢复原状的恢复原状，不能恢复原状的，按照损害程度给付相应的赔偿金； （四）应当返还的财产灭失的，给付相应的赔偿金； （五）财产已经拍卖或者变卖的，给付拍卖或者变卖所得的价款；变卖的价款明显低于财产价值的，应当支付相应的赔偿金； （六）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的，赔偿停产停业期间必要的经常性费用开支； （七）返还执行的罚款或者罚金、追缴或者没收的金钱，解除冻结的存款或者汇款的，应当支付银行同期存款利息； （八）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三十三条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根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