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2民终804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太仓友海服饰有限公某，住所地江苏省太仓市。法定代表人：周革生，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辉武。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途嘉贸易有限公某，住所地上海市长宁区。法定代表人：庞涛，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晓白，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周革生，男，1968年6月29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太仓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辉武，男，1972年8月13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太仓市。上诉人太仓友海服饰有限公某(以下简称友海公某)因与被上诉人上海途嘉贸易有限公某(以下简称途嘉公某)、原审第三人周革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8民初174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友海公某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途嘉公某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途嘉公某以大额的现金方式向案外人支付垫付款不符合常理，且违反税收法的相关规定。故途嘉公某向苏州马可纺织有限公某(以下简称马可公某)支付的货款只能认定为352，975元，向苏州市邦佳纺织有限公某(以下简称邦佳公某)支付的货款只能认定为62万元。2．友海公某和途嘉公某签订的《提货授权委托书》已经明确了交货期为2019年7月2日前，说明双方对于《采购合同》的交期进行了变更。因此，友海公某的交货没有逾期违约行为，不应承担违约金。3．途嘉公某支付友海公某和周革生的款项中有328，654元是双方2018年11月签订的编号为JDCXXXXXXXX-TCYH001《采购合同》(以下简称日本单)项下的款项，途嘉公某错误地将这笔款计算到本案二份《采购合同》(以下简称美国单)中。途嘉公某在2018年11月23日向友海公某支付了日本单预付款138，622.50元。友海公某而后在2019年3月和5月向途嘉公某开具了5份增值税发票，票额共计为467，276元。减去已支付的预付款，途嘉公某尚有328，654元是在签订美国单后才向友海公某进行支付的。因此，扣除328，654元后，途嘉公某还欠友海公某美国单的货款，故本案中友海公某不应返还款项。途嘉公某辩称，一审法院判决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因此不同意友海公某的上诉请求，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提货授权委托书》约定提取的是最后收货的几个型号的服装，但在此之前的交货已经超过《采购合同》约定的交货期限，友海公某已经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双方之前确实合作过日本单，但是本案中途嘉公某支付给友海公某以及周革生的款项是用于支付美国单的。另外支付凭证上都记载是美国单预付款，因此跟日本单没有关系。周革生述称，同意友海公某的上诉意见。途嘉公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友海公某、周革生返还超额支付的货款人民币376，266.69元；2．判令友海公某、周革生偿付逾期交货违约金528，673元；3．判令友海公某、周革生偿付律师费1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途嘉公某与友海公某签订两份《采购合同》，编号分别为JDCXXXXXXXX-TCYH002、IAXXXXXXXX-TCYH003，约定途嘉公某向友海公某采购工作服，约定了货物名称、数量、单价，合同总价分别为2，587，603.65元、55，759.32元，交货时间为2019年4月30日(另有一部分为2019年5月10日)。同时约定了逾期交货、产品包装不符合合同规定、供货品种不符合合同规定等违约责任。2019年4月3日，途嘉公某(保证方)、友海公某(乙方)与案外人马可公某(甲方)签订《三方协议》，约定：保证方接受甲方作为乙方的供应商，甲方按乙方要求提供合格的面料，保证方需在合同订立7天内支付给甲方220，000元作为订金，甲方按协议生产做货，甲方开具13％增值税发票给付款方。并明确面料的颜色、数量、单价等，总金额为414，592.50元，交货期为收到定金后15-20天。同日，友海公某开具授权付款委托书，授权途嘉公某代为支付上述合同价款给马可公某。2019年4月29日，途嘉公某(保证方)、友海公某(乙方)与案外人邦佳公某(甲方)签订《三方协议》，约定：途嘉公某接受甲方作为乙方的供应商，“若由保证方支付甲方，视为乙方向保证方的借款，……保证方可以主张抵扣应付乙方的加工费，……对于此批订单，乙方已付甲方定金10万整，保证方已付甲方定金10万整，并且乙方或保证方需在此合同／协议订立后的5月10日这天还需支付甲方20万元作为发货款项，在收到这20万发货款项之后，甲方必须当天起开始发货，第二天必须发清全部货物，其余尾款由保证方在出货日40天内全额付清甲方货款。但是甲方需先开具并给到13％增值税发票照片给付款方，……”并约定面料颜色、数量、单价，总金额为671，236.20元。2019年6月26日，友海公某出具《提货授权委托书》，委托途嘉公某向案外人江西珠湖实业有限公某(以下简称珠湖公某)代付货款并提取货物。一审另查明，友海公某系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某，周革生系其唯一股东。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途嘉公某是否多付货款及金额为多少；二、友海公某是否逾期交货及相关责任承担；三、周革生是否需要承担连带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一，途嘉公某认为因友海公某无力支付相关面料费、测试包装费等，其向友海公某、友海公某股东、相应第三方支付了共计2，954，238元，包括支付友海公某945，000元，支付马可公某414，592.50元，支付邦佳公某671，236.20元，支付珠湖公某795，797元，支付绍兴柯桥润鼎纺织品有限公某(以下简称柯桥公某)9，501.60元，支付广州源丰纺织有限公某(以下简称源丰公某)人员8，399元，支付通标标准技术服务上海有限公某(以下简称通标公某)测试费4，711.70元，支付江西后道包装协诚服饰有限公某(以下简称后道公某)人员包装费25，000元，支付上海泓实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某(以下简称泓实公某)运费80，000元。另友海公某少交付货物价值65，391.656元，根据合同约定价款，途嘉公某多支付了376，266.69元。途嘉公某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以下证据：1．途嘉公某向友海公某转账的银行凭证一组，证明2018年12月19日至2019年6月29日，途嘉公某六次向友海公某转账共计535，000元；2．途嘉公某向友海公某法定代表人周革生微信转账截图一组，证明途嘉公某向周革生支付1万元；3．途嘉公某法定代表人庞涛向周革生转账的电子银行回单一组，证明途嘉公某向周革生支付25万元；4．途嘉公某员工许多向周革生微信转账截图一组，证明途嘉公某向周革生支付15万元；5．途嘉公某向友海公某开具的增值税发票两张，证明途嘉公某向友海公某开具相应发票共计197，546元；6．途嘉公某向马可公某转账的银行凭证及增值税发票一组，证明途嘉公某向马可公某转账22万元，并开具发票352，975元；7．途嘉公某向邦佳公某转账的银行凭证及增值税发票一组，证明途嘉公某向邦佳公某转账51万元，并开具发票62万元；8．途嘉公某向珠湖公某转账的银行凭证及增值税发票一组，证明途嘉公某向珠湖公某转账64.50万元，并开具增值税发票670，812元；9．途嘉公某委托他人向珠湖公某转账的电子查询截图一组，证明途嘉公某向珠湖公某转账12.50万元；10．途嘉公某向通标公某转账的银行凭证及增值税发票一组，证明途嘉公某向通标公某转账4，711.70元，并开具相应增值税发票；11．途嘉公某向柯桥公某转账的银行凭证及增值税发票一组，证明途嘉公某向柯桥公某支付9，501.60元；12．途嘉公某向源丰公某员工竺必前、张松转账的银行凭证一组，证明途嘉公某向源丰公某支付8，399元；13．途嘉公某向后道公某员工江得洪转账的银行凭证一份，证明途嘉公某向后道公某支付25，000元；14．泓实公某费用确认书一组，证明途嘉公某向泓实公某支付运费80，000元；15．马可公某、邦佳公某、珠湖公某、通标公某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途嘉公某代友海公某向四个公某分别支付了414，592.50元、671，236.20元、795，797元、4，711.70元；16．聘请律师合同、上海增值税专用发票、委托合同、收据、银行电子回执一组，证明途嘉公某因该纠纷支付律师费1万元；17．途嘉公某自制短缺货物明细一组，证明友海公某少交货物1，249件，对应货款为65，391.656元。友海公某、周革生对上述证据1、5、6、7、8、10、15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2、3、4、9、11、12、13、14、16、17不认可。途嘉公某称，除银行转账，另通过现金形式分别向马可公某、邦佳公某支付114，598.50元、91，236.20元。一审法院认为对途嘉公某向马可公某、邦佳公某、珠湖公某的付款，有三方协议、银行转账凭证、相关人员之间的转账凭证及三家公某出具的证明相互印证，一审法院对此事实与金额予以确认，途嘉公某向通标公某的付款双方均无异议，一审法院亦予以确认。至于途嘉公某向柯桥公某、源丰公某、后道公某及泓实公某的付款，无法证明与涉案合同的关联，一审法院难以确认。由此，对途嘉公某代付总金额确认为2，831，337.40元。关于货物短缺，友海公某提供周革生与珠湖监狱队长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一份，证明由监狱交货50，499件。途嘉公某对此予以确认，故一审法院确认友海公某交付货物数量为50，499件。途嘉公某、友海公某、周革生均认可按均价计算，一审法院认为并无不当，根据合同约定，均价为51.03元。虽采购合同中约定出货数允许溢短装在3％以内，但货款应以实际交货数量为准，故对短缺部分，理应在合同价款中扣除。故友海公某应退还途嘉公某247，220.26元。关于争议焦点二，途嘉公某认为友海公某逾期交货，友海公某辩称根据途嘉公某、友海公某与马可公某的三方协议，马可公某于收到定金后15-20天交货，途嘉公某于2019年4月27日支付订金，故马可公某应于2019年5月12日至2019年5月17日之间提供面料；根据途嘉公某、友海公某与邦佳公某的三方协议，邦佳公某收到途嘉公某支付的20万元发货款后当天及第二天发清货物，途嘉公某于2019年5月17日支付此款，邦佳公某应于2019年5月17日至5月18日之间提供面料，友海公某在收到原材料后方能制作涉案服饰，而面料交付时间已晚于采购合同约定的最晚交货时间(2019年5月10日)，上述约定系途嘉公某与友海公某对交货时间的变更。一审法院认为，途嘉公某与友海公某签订采购合同后，因面料问题与供应商进行三方协议，约定途嘉公某垫付面料款，并明确付款及面料交付时间。据常理，涉案服饰制作以面料为基础，面料交付时间推迟，涉案服饰交付时间必将推迟，途嘉公某签订此三方协议即对此予以认可。但双方并未再次明确交货时间，友海公某在交货期限还有一月时因资金不足与途嘉公某协商垫付面料款，系其为履行双方合同义务所作的准备不足，再次协议后理应尽快交货，现友海公某至2019年7月2日还在交付货物，显属不当。鉴于无法明确友海公某、周革生逾期时间，结合采购合同相关约定，友海公某义务履行情况等，一审法院酌情确定违约金为5万元。至于途嘉公某提出的律师费，一审法院认为采购合同中违约责任的约定列举了逾期交货违约金计算的违约条款，最后又注明“8．若发生其他违约情形，违约方应赔偿由此给对方的损失(律师费、诉讼费、担保费、差旅费等)……”的损失条款，系对不同违约行为的责任予以明确，友海公某系逾期交货而违约，故据此偿付违约金，不再适用上述第8条，故对途嘉公某提出由友海公某、周革生承担律师费的诉请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三，友海公某系一人有限公某，周革生系唯一股东，其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公某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应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综上，途嘉公某与友海公某之间的买卖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均应秉持诚实信用原则，全面履行相应的权利义务，途嘉公某支付了货款并因垫付而多付款项，友海公某理应返还多收款项。在因友海公某资金紧张，双方再次协商以推进合同履行的情况下，友海公某理应积极配合，尽快履行交付义务，其应为推迟交货的不当行为承担一定的违约责任。周革生系一人有限公某唯一股东，亦应为公某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某法》第六十三条规定判决：一、友海公某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途嘉公某款项247，220.26元；二、友海公某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途嘉公某违约金50，000元；三、周革生对友海公某上述第一、二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2，849.40元，财产保全费4，450.93元，合计17，300.33元，由途嘉公某负担11，618.17元，友海公某负担5，682.16元。二审中，途嘉公某没有提交新的证据。友海公某提交了编号为JDCXXXXXXXX-TCYH001《采购合同》、邮件往来记录、增值税发票、贷记通知、货物进仓单作为新的证据，上述证据均为复印件。拟证明其上诉理由第3点内容。途嘉公某质证称，因为证据没有原件，真实性不予认可。双方确实签订过日本单的合同，但是合同已经履行完毕。周革生对友海公某的举证无异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途嘉公某主张其分别向马可公某、邦佳公某垫付的款项，除部分金额有银行凭证为据外，还有马可公某、邦佳公某出具的情况说明为证，且与途嘉公某、友海公某分别与马可公某、邦佳公某所签三方协议约定的代付总金额相吻合。因此，一审确认途嘉公某主张其向两家案外人公某的垫付款金额并无不当，本院对友海公某的该项上诉理由不予采纳。关于友海公某逾期交货违约是否成立，本院认为，系争二份《采购合同》约定的交货期限除部分为2019年5月10日，其余应为2019年4月30日。但友海公某至2019年4月3日、4月29日仍在与途嘉公某和案外人签订《三方协议》，约定由途嘉公某垫资采购面料，显然与如期交货的可能性相悖。且没有证据证明除《提货授权委托书》中约定型号的服装外的其余货物是在《采购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前交付。因此，本院认定友海公某存在逾期交货的违约情形。一审法院判决友海公某承担违约金既有合同约定为据，酌情调整的5万元金额亦无明显不当，故本院予以维持。关于途嘉公某直接向友海公某及周革生付款的用途问题，二审中，友海公某对途嘉公某转账的535，000元是用于支付本案合同项下没有异议。对途嘉公某法定代表人庞涛和员工许多支付周革生的25万元及15万元，经询问周革生后，也确认是用于支付美国单的款项。据此，存有争议的仅剩友海公某支付周革生的1万元。但友海公某除其陈述外，二审中提供的证据即便真实，也不能充分有效证明该1万元并非用于支付本案合同的对价。且友海公某在一审质证过程中，并未就收到的款项另有用途提出过抗辩。加之途嘉公某确认双方确有日本单交易的同时，陈述已付清日本单合同的款项。因此，一审判决认定途嘉公某本案中举证的直接支付友海公某及其法定代表人的款项均系用于系争二份《采购合同》并无不当，本院对友海公某上诉提出的款项用途异议和主张不予采信，就日本单所涉合同的履行事宜，当事人可以依法另行结算和主张。另，一审判决本院认为部分已对途嘉公某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作出认定，但在判决主文部分未作完整表述，有所不当，应引以为戒。本院在二审判决中作此补充说明。综上所述，友海公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758.30元，由上诉人太仓友海服饰有限公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高增军审判员  赵 炜审判员  肖光亮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朱贝晰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