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4民终201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衡阳县新农饲料有限公司，地址：湖南省衡阳县西渡镇米子村。法定代表人：杨利军。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东文，湖南日月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衡阳市成业粮食购销有限公司，地址：衡阳市珠晖区粮食批发市场A区78号。法定代表人：任佳英，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增勇，湖南君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任美文，男，1950年9月24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衡阳市石鼓区，系任佳英父亲。原审被告：杨利军，男，1979年1月24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衡阳县。上诉人衡阳县新农饲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农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衡阳市成业粮食购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业公司）、原审被告杨利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衡阳市珠晖区人民法院（2020）湘0405民初1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20年8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于同年9月23日采取询问式调查方式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新农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2019年11月4日，在同一时刻被上诉人要杨利军签署了几份其准备好的《承诺书》及对账单等，其中一份《承诺书》保存在上诉人处。在上诉人处保存的《承诺书》并没有关于律师费用承担的承诺，而被上诉人提交法院的《承诺书》却有律师费用承担的承诺。同时签署人杨利军否认其签署了被上诉人提交法院的《承诺书》。因此上诉人认为有必要对被上诉人提交法院的《承诺书》原件进行笔迹鉴定，以确定该承诺书是否系伪造。而原审法院仅简单的对两份《承诺书》的公章进行比对，进行简单的推理后就驳回了上诉人的鉴定申请，这直接导致事实认定不清，判决错误。成业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提起上诉纯属系拖延付款时间，无理纠诉。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上诉请求，维持原判。成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两被告连带支付原告货款605000元；2．判令两被告连带支付延期付款利息67350元（2020年2月29日前利息）及以605000元为基数按月息1.5%，从2020年3月1日起直至货款付清为止利息；3．判令两被告连带承担不按承诺履行支付货款自愿承担的违约金100000元；4．判令两被告连带承担原告为追诉货款而已支付的律师代理费25000元；5．本案全部诉讼费、保全费由两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5月1日，原告与两被告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由原告按照被告的标准收购玉米，双方合作时间为2019年5月1日至2021年5月1日。2019年5月10日至2019年6月27日，原告与被告杨利军签订了多份《汽运玉米订购合同》，双方就玉米的数量、价格、运输方式、结算方式、违约责任等均进行了约定。2019年7月15日，被告向原告出具还款协议。2019年11月4日，被告出具了一份承诺书，承诺书上注明所欠款项、还款时间、以及违约后果。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原、被告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以及为履行该协议所签订的《汽运玉米订购合同》均系双方自愿达成，合同不违反法律规定，依法有效。被告在庭审中确认了其合同履行过程中拖欠货款的事实，故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货款605000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被告主张原告出具的2019年11月4日承诺书系伪造，应以被告出具的承诺书为依据，一审法院比照了两份承诺书上的公章，公章并无区别，在原告提供的电话录音中，被告杨利军也对支付利息的约定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为承诺书本身系被告所写，被告主张应以对其本身有利的承诺书作为本案证据的理由不充分，原告所出具的承诺书上写明一式二份，该份承诺书其证据来源于被告，且原告提供的电话录音能够予以证实利息系被告杨利军承诺，故应按照原告提供的承诺书来履行未按约定支付货款的违约责任。被告在承诺书上注明“如未在2019年12月31日前还款，则自愿罚款100000元给任佳英，余款605000元在2020年元月17日前还清。按杨利军承诺的月息一分五计算。”一审法院认为承诺书上注明的100000元罚款法律性质实为违约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可见被告违约造成的损失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原告要求被告按照月利率1.5%支付利息并支付100000元违约金的诉讼请求，在原告未能充分举证证明其损失数额的情况下，其主张明显高于一般资金被占用所造成的损失，依法应予调整。结合本案已查明的事实，一审法院兼顾合同履行情况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公平原则，确认因被告违约所造成的损失从2020年1月17日起按照月利率1.5%计算至货款还清之日止。被告杨利军作为被告新农公司的执行董事，其基于《战略合作协议》的约定，与原告签订《汽运玉米订购合同》，并支付货款的行为不属于个人行为，而应属于公司行为，原告要求被告杨利军对货款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律师费、财产保全费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出具的承诺书中就律师费和诉讼费予以承诺，该承诺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二）》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衡阳县新农饲料有限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原告衡阳市成业粮食购销有限公司货款605000元、律师费25000元，并以605000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1.5%计算从2020年1月17日至货款全部还清时止的违约金；二、驳回原告衡阳市成业粮食购销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1974元，减半收取5987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共计10987元，由被告衡阳县新农饲料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质证。被上诉人成业公司共提交2份证据如下：证据一通话录音光盘、证据二委托代理合同及律师收费发票。其中上诉人新农公司对证据一的证据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认为该录音内容所载时间、地点、通话人物均不明确；对证据二则认为与本案没有关系，因被上诉人并未上诉。本院认为，被上诉人成业公司二审提供证据一时却没有一并提交对应的音频文字整理记录，该录音证据所载通话均系方言进行，辨识不易，且缺乏其他足信证据印证，上诉人又不认可，故本院不予采信；证据二虽显示系被上诉人二审所发生的律师代理费用票据，但因被上诉人对一审判决确定的律师费用给付内容没有提起上诉，其二审提交该费用票据并无实质意义，故对该证据本院亦不予采信。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成业公司与新农公司通过先后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以及《汽运玉米订购合同》所形成的玉米买卖合同关系真实、合法、有效，合同双方当事人均应当严格按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其中，作为出卖人的成业公司有如实按单向新农公司提供玉米的义务；作为买受人的新农公司则有收取玉米后如数支付玉米价款的义务。现双方对结算后新农公司尚拖欠成业公司玉米货款总额为605000元无争议。新农公司上诉提出的唯一请求为撤销一审判决关于25000元律师代理费的给付内容。其主要理由在于：成业公司所持有的《承诺书》内容与新农公司持有的《承诺书》内容明显不一致；其中新农公司持有的《承诺书》中并无同意支付有关律师费用的承诺内容，故要求对成业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承诺书》进行司法鉴定，以否定成业公司持有《承诺书》的证明内容。对此，本院认为，首先，一审法院已经审慎核对了双方分别持有的两份《承诺书》，肉眼可见两份承诺书上的新农公司法定代表人“杨利军”的个人签名及所加盖的新农公司公章并无明显差异；其次，两份《承诺书》除对延迟付款利息及律师费的约定存在部分差异外，而对于主债务金额的认定、清偿方式、逾期罚款的承诺内容均是一致的，且《承诺书》是债务人新农公司向成业公司出具的还款承诺，特别注明了系一式两份，双方各自持有，成业公司提交法庭的《承诺书》上有双方签名，而新农公司提交的却只有其单方签名，时间上还有涂改痕迹，故双方提供的两份《承诺书》存在内容差异时，应当采信对承诺书出具方新农公司不利的那一份《承诺书》；最后，本案系买受人新农公司单方违约未能及时如数向出卖人成业公司支付买卖合同价款而酿成的诉讼纠纷，新农公司应当承担本案的全部民事责任，即新农公司除应按双方合同约定向守约方成业公司清偿全部合同价款及逾期货款利息等违约损失外，还应当对成业公司为维权而实际支出的诉讼费、律师费等合理费用承担赔偿责任，也即成业公司主张律师费的诉请本身即于法有据。上诉人新农公司仅就律师费问题一再向法庭申请司法鉴定，缺乏实际意义，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受理费11974元，由上诉人衡阳县新农饲料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东审 判 员 蒋立新审 判 员 刘 林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 孙洪丽书 记 员 王 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