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1107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东辉飞鸿国际速递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怀柔区杨宋镇和平路22号331室。法定代表人：曲东辉，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卫若楠，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兴，男，1987年7月16日出生，住北京市怀柔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国臣，男，1982年5月18日出生，住北京市怀柔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吕宗峰，男，1974年7月6日出生，住北京市顺义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毅，男，1988年8月28日出生，住重庆市酉阳县。上诉人北京东辉飞鸿国际速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辉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兴、高国臣、黄毅、吕宗峰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2020）京0116民初25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此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东辉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由王兴、高国臣、黄毅、吕宗峰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东辉公司作为中通怀柔站经营主体理应获得该站点运营期间的所有收益。根据东辉公司提交的证据，该站点的收益并非全部打入系统之中，部分快递费会直接支付给司机，司机应将现金转入公司的微信账号，王兴、高国臣、黄毅、吕宗峰在转入部分金额后就不再转入。根据东辉公司提交的微信转款记录，能够证明王兴并非不接触财务和现金，一审法院对该事实认定不清。王兴、高国臣、黄毅、吕宗峰未将所收到的全部快递费上交公司，未按时派送快件，给东辉公司造成了实际的经营损失。王兴代管中通怀柔站点，与高国臣、黄毅、吕宗峰共同占有该站点运营期间的收益，已构成不当得利，与本案属于同一法律关系。东辉公司与王兴之间不是合伙或者合作关系，王兴负责代管站点，王兴自己获利44765元，王兴与其他三人共同的不当得利款项时60400.56元。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构成不当得利的要件事实包括，一方获得利益另一方受到损失，受损方与获利方之间有因果关系，但获利方获利没有法律根据。本案中，王兴、高国臣、黄毅、吕宗峰在工作期间以现金或微信转账方式收取部分快递，但该笔费用未交至公司，而是私自归为己有，其行为给东辉公司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符合不当得利构成要件。王兴辩称，王兴从2019年3月将中通怀柔站转让给曲东辉，从2019年6月到7月中旬是帮助曲东辉管理过渡，不认可东辉公司提出的王兴取得不当得利的款项。高国臣辩称，高国臣是东辉公司员工，其与公司签了劳动合同。派送费是打到系统里，个人是动不了的，高国臣接触不到欠款，不同意东辉公司的诉讼请求。吕宗峰、黄毅未应诉答辩。东辉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王兴、高国臣、黄毅、吕宗峰共同返还派送费105100.03元；2.判令王兴、高国臣、黄毅、吕宗峰共同承担延期支付的利息（自2019年5月1日至实际支付之日止，利率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3.本案诉讼费由王兴、高国臣、黄毅、吕宗峰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20年7月2日，东辉公司以不当得利为案由起诉至法院，要求王兴、高国臣、吕宗峰、黄毅四人共同返还其未交回东辉公司的派送费105100.03元。东辉公司认为：东辉公司与王兴系合作经营或合伙关系，高国臣、吕宗峰、黄毅原系东辉公司员工，现东辉公司根据查询中通快递系统可知东辉公司系统上的应收派件费与东辉公司微信实收派件费之间存在差额。因王兴掌控中通快递系统，东辉公司自合作以来只有支出没有收入，而东辉公司亦不清楚高国臣、吕宗峰、黄毅三人作为东辉公司员工是否将其收取的派件费交给王兴，故起诉王兴、高国臣、吕宗峰、黄毅不当得利纠纷。王兴、高国臣、黄毅、吕宗峰均不同意东辉公司的诉讼请求，王兴否认其与东辉公司系合作关系，主张双方系中通速递业务的转让关系。王兴亦否认其掌控中通系统账户，称其将中通速递业务转让给曲东辉后，已将系统账号和密码交给曲东辉，系统由曲东辉掌控，但王兴可以登录。王兴表示：中通系统内的派件费用本身就是财产，但根据中通公司规定该系统内超过10万元时才可提取，不足10万元不能提取但可用于支付工服等其他业务的费用，东辉公司错误的将系统费用作为应收费用，将微信收取费用作为实收费用的计算方式错误。吕宗峰称其仅负责天津到怀柔的货物运输工作，根本不接触钱款。高国臣、黄毅二人均表示派件费都打入中通系统，不存在不当得利的事实。此外，高国臣、吕宗峰、黄毅认为东辉公司恶意起诉导致其误工损失应当予以赔偿的问题，法院已当庭明确告知：高国臣、吕宗峰、黄毅所提误工费不构成本案的反诉，对其要求误工损失的问题不予处理。东辉公司对其主张出示下列证据：1.中通快运特许经营（加盟）合同、网点加盟信息采集表、企业安全承诺书，证明东辉公司拥有中通怀柔快递特许经营权；2.中通货运管理系统，证明东辉公司2019年5月至7月应收的派件费数额；3.微信截屏，证明东辉公司实际收取的派送费数额；4.黄毅、高国臣、吕宗峰三人的民事判决书、东辉公司与王兴签订的公司安全责任书、办公室照片，证明东辉公司与王兴是合作关系，黄毅、高国臣、吕宗峰是东辉公司的员工；5.购车发票、完税记录、油费，证明东辉公司经营期间的支出及投入；6.网点详细信息，证明被告王兴对中通系统账号享有实际控制权；7.中通后台登陆页，证明东辉公司不能实际控制中通系统账号；8.怀柔法院审理黄毅等三人劳动争议案件的庭审笔录，其中吕宗峰曾陈述“……我既提速通货又提中通货……我在7月14日跟他签订的安全责任书以及保险上的是负责人王兴定的”，证明黄毅、吕宗峰、高国臣在中通怀柔点工作，王兴是实际负责人；9.王兴在2019年3月6日出具的收条，内容为“2019年3月6日，收到曲东辉现金伍万元整为中通快运押金配合兑换押金条”，证明王兴收取的5万元是押金，东辉公司与王兴不存在转让关系；10.王兴在2019年6月1日出具的证明，内容为“中通所有办公用品及设备归北京东辉飞鸿国际速递有限公司所有”，证明东辉公司是中通公司加盟主体，对所有办公用品及设备享有所有权。王兴除否认2019年3月6日收条中“为中通快运押金配合兑换押金条”系王兴书写外，对其余证据的真实性未提出异议，但对证据的证明目的提出异议。王兴的具体异议为：1.东辉公司以中通货运管理系统和微信截屏之间的差额作为其应收而未收款额的计算方式错误，因系统中的钱款和微信中的钱款都是东辉公司派件费总额。系统中的钱款也是东辉公司的钱款，谁也动不了系统中的钱款，只有在系统中钱款达到10万元后才可提取。但是，东辉公司可用系统中的钱款购买工服等其他项目开支。因此，东辉公司以系统中的钱款与微信中的钱款之间的差额作为东辉公司应收而未收派送费，其计算方式是不对的；2.网点详细信息不能证明系统只有王兴一人控制，曲东辉和财务都有账号和密码。网点信息上登记为王兴是因中通怀柔点业务原由王兴经营，在王兴转让给东辉公司后，曲东辉设置了权限不让王兴访问。如果这个系统只能由王兴控制，那么曲东辉就无法从系统中倒出来一万余元，因此不认可东辉公司无法登陆中通系统的主张；3.高国臣等人的保险只是由王兴负责登记；4.王兴确实为东辉公司出具收款5万元的收条和证明，但收条后半部内容“为中通快运押金配合兑换押金条”不是王兴书写；5.对东辉公司出示的购车发票等投入支出的关联性提出异议，东辉公司的投入支出与本案不当得利没有关联性。高国臣、吕宗峰、黄毅除对三份民事判决书无异议外，均表示其余证据与高国臣、吕宗峰、黄毅无关，高国臣、吕宗峰、黄毅对所有证据的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鉴于东辉公司主张其与被告王兴之间系合作关系，法院询问东辉公司起诉被告王兴不当得利纠纷的适当性问题，东辉公司回答为：可以变更案由为合作经营或者合伙纠纷；鉴于变更后的案由不涉及高国臣、吕宗峰、黄毅三人，法院询问东辉公司在合作经营或合伙纠纷中，高国臣、吕宗峰、黄毅三人的被告主体适格性问题，东辉公司回答为：坚持起诉高国臣、吕宗峰、黄毅；就法院关于东辉公司将不同的法律关系在同一个案件中起诉的恰当性问题，东辉公司回答为：坚持以不当得利为案由共同起诉王兴、高国臣、黄毅、吕宗峰，不再变更案由。此外，东辉公司称中通速递怀柔点在2019年7月28日已经关闭，不再运营。一审法院认为，构成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要件事实是，王兴等人获得利益、东辉公司受到损失、东辉公司受损与王兴等人获利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王兴等人获利没有法律依据。本案中，东辉公司与高国臣、吕宗峰、黄毅原系劳动关系，但在双方劳动关系解除后，双方之间形成的是平等的民事法律关系，故东辉公司可以不当得利为由起诉高国臣、吕宗峰、黄毅，但东辉公司对其受到损失、高国臣、吕宗峰、黄毅获得利益、东辉公司受损与高国臣、吕宗峰、黄毅获利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三个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负有举证责任。但根据法庭调查，东辉公司不能就此提供相应的证据，且东辉公司明确表示其对高国臣、吕宗峰、黄毅是否获利的事实不清楚。在此情形下，东辉公司要求高国臣、吕宗峰、黄毅返还其派件费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关于东辉公司起诉王兴不当得利纠纷的问题，因东辉公司主张其与王兴之间系合作或合伙关系，与本案不当得利纠纷不属于同一个法律关系，东辉公司可按与其所主张法律关系对应的案由另行起诉，本案对此不予处理。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北京东辉飞鸿国际速递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402元，由北京东辉飞鸿国际速递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东辉公司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中通货运管理系统截屏打印件，证明东辉公司成本支出情况及王兴通过支取系统款项17700元；证据2.照片、证据3.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上证据证明王兴、高国臣、黄毅、吕宗峰不服从公司管理；证据4.曲东辉与王兴微信聊天记录，证明王兴、高国臣、黄毅、吕宗峰应将收取的运费全部交给东辉公司，但实际没有上交，王兴可以从系统中支取款项，其实际掌握相关款项；证据5.曲东辉与王兴微信聊天记录，证明部分快递费直接支付给王兴、高国臣、黄毅、吕宗峰，但该四人未将收入录入系统，四人占有相关款项60400.56元，东辉公司与王兴之间是代管关系，并非合作关系；证据6.东辉公司内部群截屏，证明王兴、高国臣、黄毅、吕宗峰知晓收取了不当得利款项。王兴、高国臣、黄毅、吕宗峰未向本院提交证据。经本院组织质证，王兴对证据1、3、4、5、6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据2真实性不认可，其对全部证据的证明目的均不认可；高国臣对东辉公司提交的全部证据均不认可；黄毅、吕宗峰未发表质证意见。根据本院审查的情况，本院对东辉公司提交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其证明目的，本院结合审查的案件事实情况予以认定。东辉公司另书面申请追加中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为本案第三人，本院认为其申请不符合法律规定，不予准许。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本院认为，不当得利是指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的情形。构成不当得利应当具备一方受损、另一方获利、受损与获利之间具有因果关系、获利方取得利益无法律根据等要件。本案中，东辉公司主张王兴、高国臣、黄毅、吕宗峰返还不当得利，应当就前述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是否成立承担举证责任。东辉公司主张不当得利成立的主要理由是基于在系统中其应收款项与其实际收到的款项之间存在差额而所做出的推断，但其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该差额款项由王兴、高国臣、黄毅、吕宗峰实际取得，亦不足以证明其中因果关系的成立。同时，东辉公司在一审中主张其与王兴系合作关系，在本案二审中又表示其与王兴系代管关系，非合作关系。一审法院根据东辉公司的主张，认定其与王兴之间可按东辉公司主张的法律关系另行起诉，本院不持异议。故东辉公司要求王兴、高国臣、黄毅、吕宗峰返还不当得利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东辉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402元，由北京东辉飞鸿国际速递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孙 妍审 判 员 张印龙审 判 员 江锦莲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王永基法官助理 何 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