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940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市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甘露园甲3号。法定代表人：田巍，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毅，北京市汉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白勇，北京市汉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包峥峰，男，1976年11月17日出生，住北京市丰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昉（包峥峰之妻），1977年4月20日出生，住北京市丰台区。上诉人北京市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装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包峥峰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5民初483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北装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北装公司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二、本案诉讼费由包峥峰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对于包峥峰领取的121.8万元款项的性质认定错误，属于对案件事实认定不清。1.一审法院认定北装公司应向包峥峰支付涉案工程前期招投标费用20万元及招投标报酬30万元，证据不足。包峥峰挂靠在北装公司名下，北装公司并不实际参与涉案工程的招投标事宜，北装公司不可能委托包峥峰就涉案工程进行招投标并向其支付报酬，包峥峰对其主张未提供任何证据加以证明；2.一审法院认定包峥峰支付71.8万元属于履约反担保金并由北装公司返还，属于事实认定不清。对于该71.8万元的构成，姜某及肖某均出庭作证，北装公司在本案一审期间也出具了肖某向国信联宏（北京）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联宏公司）转账518176元的凭证，证明该笔钱系用于支付履约反担保金。从法律关系的角度来说，履约反担保金系由包峥峰及安徽东冉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冉公司）支付给国信联宏公司，再由国信联宏公司支付给长安保证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安担保公司），故该笔款项的退还事宜应由包峥峰向国信联宏公司主张，不应由北装公司承担该义务。故一审法院认定包峥峰从北装公司领取的71.8万元系涉案工程的履约反担保金并实际应由北装公司退还，属于事实认定不清。二、包峥峰从北装公司领取的2970285元，性质均为北装公司支付给东冉公司的劳务费。包峥峰投标承揽涉案工程并将该工程转包给东冉公司，因包峥峰挂靠在北装公司名下，转包事宜必须以北装公司的名义作出，相关款项亦需要以北装公司的名义支付。包峥峰作为实际转包人，其从北装公司领取工程款并转交给东冉公司，从而达到控制工程款之目的。包峥峰在涉案工程施工过程中一共领取空白抬头支票14张，总金额7100765元，包峥峰将其中8张共计2970285元据为己有或者交付他人，将其中6张共计4130480元交付给了东冉公司。从北装公司向东冉公司支付工程款的交易习惯来看，北装公司将空白抬头支票交付给包峥峰，再由包峥峰交付给东冉公司，具有一贯性。从事建筑行业的公司，存在频繁交易，因空白抬头支票可以无需背书直接转让，故出具空白抬头支票亦是该行业的常规做法。包峥峰违背常理，将175万余元的支票支付给案外人周俊，其应当作出合理说明，关于该支票款项流转的举证责任，应当由包峥峰承担。包峥峰辩称，不同意北装公司的上诉请求及理由，服从一审判决。北装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包峥峰返还劳务费2970285元，并以此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自2016年8月9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包峥峰受北装公司委托参与北京金秋莱太房地产开发公司（以下简称金秋莱太公司）开发的位于北京市朝阳区×××项目（以下简称涉案工程）竞标事务。2010年4月28日，金秋莱太公司向北装公司出具《中标通知书》，确定北装公司为涉案工程的中标单位。2010年7月13日，北装公司（甲方）、包峥峰（乙方）签订《工程施工协议书》，约定包峥峰承揽莱太大厦项目，设立莱太工程项目部，包峥峰任项目经理，项目部以北装公司名义对外签订有关施工合同，并负责招聘施工管理人员和成建制的施工队伍，按规定办理外包队的劳务合同，并与外包队签订劳务分包合同。本工程不得再次转包。北装公司按公司规定扣除上缴的管理费（含税金）8%之后，每月按工程进度以实际工程量支付包峥峰工程进度款，余款待工程竣工后一次性支付。后，针对涉案工程施工事宜，北装公司（发包人）、东冉公司（承包人）另行签订《北京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劳务分包合同》（以下简称《劳务分包合同》），该份合同文本落款时间栏为空白，仅有各方签章及签字，未见手写落款时间；该份合同文本封面显示“二〇一〇年九月”字样。经一审法院询问，北装公司称该份合同文本系后补形成，具体签约时间无法核对。包峥峰称不知晓该份合同文本的具体签约时间，对签约的事实亦不知悉，但认为北装公司在之前诉讼中曾认可该份合同文本系2010年9月签订。上述《劳务分包合同》约定，北装公司将涉案工程室内装饰装修工作分包给东冉公司，工期为2011年4月15日至2011年9月30日，并对东冉公司劳务作业范围进行约定。后东冉公司负责施工。2014年2月18日，北装公司与东冉公司签订《结算协议》，确定全部劳务费结算价9477245.2元。东冉公司认可已收到北装公司支付的劳务费及材料款共13334896元（其中含劳务费6214880元）。北装公司则认为实际已完成付款16305181元（含劳务费及材料款），认为仅欠劳务费292080.2元未结清，认为在已付款中有2970285元系包峥峰代为领取，但未向东冉公司交付。经一审法院询问，包峥峰、北装公司均认可包峥峰自北装公司处累计领取支票14张，款项金额累计710余万元，除了2970285元系争议款项外，其余款项均已交付东冉公司。关于包峥峰自北装公司领取的2970285元，北装公司提交包峥峰签字的8张中国银行支票根、中国银行转账支票及相应发票予以证明。其中，2010年9月3日票号为×××、2010年9月7日票号为×××、2010年9月9日票号为21422803、2011年5月3日票号为×××、2011年7月5日票号为×××、2011年8月17日票号为×××、2011年10月21日票号为×××的七张支票累计金额1218000元，收款人均为包峥峰，均存入包峥峰名下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商务中心区支行账户；其中2010年9月9日票号为×××支票，金额为1752285.91元，收款人为“个体户周俊”，款项存入周俊在北京农商银行南磨房支行账户内。针对包峥峰领取的2970285元是否应向东冉公司转付的问题，系包峥峰、北装公司之间争议的焦点。就此，双方及东冉公司先后经历数次诉讼，现将历次诉讼情况予以说明：2014年10月14日，一审法院针对东冉公司诉北装公司、包峥峰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作出（2014）朝民初字第27692号民事判决书，判令北装公司给付东冉公司劳务费292080.2元；判令包峥峰给付东冉公司劳务费2970285元。包峥峰不服上述判决，上诉至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北装公司与东冉公司之间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约定的项目经理并非包峥峰，东冉公司与包峥峰之间也无书面合同，根据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包峥峰系涉案工程的转包人，故东冉公司依据其与北装公司的合同向包峥峰主张支付款项，缺乏合同依据，属于当事人不适格。包峥峰是否代领了北装公司给付东冉公司的款项，不属于本案的要件事实，北装公司与包峥峰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应当另诉解决。关于包峥峰从北装公司领取支票的行为与北装公司应付东冉公司劳务费的行为属于不同法律关系的意见，本院予以采纳。”2015年5月18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三中民终字第03970号民事判决书，维持一审法院（2014）朝民初字第2769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撤销（2014）朝民初字第2769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驳回东冉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2015年12月2日，一审法院就北装公司诉包峥峰不当得利纠纷作出（2015）朝民初字第36593号民事裁定书，认为“包峥峰与北装公司之间签订了《工程施工协议书》，双方就涉案工程存在合同关系，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之情形”。故驳回北装公司的起诉。北装公司对上述裁定书不服，上诉至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6年1月28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京03民终1424号民事裁定书，认为“北装公司应依据双方的基础法律关系另行起诉”。故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2015年12月2日，一审法院就东冉公司诉北装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作出（2015）朝民初字第41757号民事判决书，判令北装公司给付东冉公司劳务费2970285元及利息。北装公司针对上述判决书上诉至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6年3月30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京03民终1423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包峥峰就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京03民终1423号民事判决书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2017年12月27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京03民撤14号民事裁定书，驳回包峥峰的起诉。包峥峰针对上述民事裁定书，上诉至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8年3月23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京民终145号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案中，北装公司要求包峥峰返还2970285元。包峥峰存异议，并就该款项的构成进行了说明，认为其中一部分系北装公司应给付包峥峰的相应投标费用20万元、酬劳30万元、履约阶段反担保保证金718176元，以上共计1218176元，另一部分系案外人周俊收取的1752285.91元，此部分与包峥峰无关。双方针对上述两部分款项的具体争议事实，具体情况如下：一、围绕北装公司应否负担包峥峰参与投标阶段的成本费用20万元、报酬30万元的问题。包峥峰称北装公司应向其交付投标阶段的成本费用20万元及报酬30万元。北装公司对该陈述不认可，认为双方不存在成本费用及报酬结算的约定和事实。为证明包峥峰负担了投标阶段的费用，包峥峰提交王国忠与王飞宇书面证词、邮件往来记录、包峥峰向王飞宇转账银行凭单佐证所述。北装公司对上述证据均不认可，认为王飞宇作为证人从未出庭作证，且包峥峰与王飞宇之间的银行交易不能证明二者之间的关系。二、围绕25万元投标保证金的实际付款主体究竟是包峥峰抑或东冉公司的问题。包峥峰称在竞标阶段原定交纳30万元投标保证金，但由于包峥峰和发包方关系较好，固发包方同意实交25万元即可。北装公司认可投标阶段保证金为25万元，但认为该款项系东冉公司交纳。包峥峰提交《全程履约委托保证担保合同》、2010年3月12日长安担保公司出具的收到城乡欣瑞公司交纳25万元保证金收据（No.0914594）及银行进账单、包峥峰名下银行交易明细，佐证包峥峰与2010年5月20日-5月21日先后取款20万元用于交纳投标保证金，并称尚欠5万元经长安担保公司同意可待支付履约阶段保证金时一并支付。北装公司对《全程履约委托保证担保合同》真实性不认可，认为该份合同文本上未见任何单位签章，系空白合同。对银行凭单、收据、银行交易明细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上述证据不足以证明投标保证金系包峥峰交纳。北装公司提交2010年3月5日城乡欣瑞公司（收款单位）收款25万元的银行凭单、2010年3月12日长安担保公司收到城乡欣瑞公司25万元的银行进账单，证明东冉公司向城乡欣瑞公司付款25万元，用于向长安担保公司缴纳投标保证金，中标后，该款项退回城乡欣瑞公司，后由该公司与东冉公司结算。包峥峰对该上述银行凭单的真实性均认可，但不认可证明目的，认为从城乡欣瑞公司收款银行凭单上可以看出，在款项来源一栏载明“货款”，所以，该款项系“货款”，并非投标保证金。综合各方举证，一审法院可以认定，长安担保公司收取的25万元投标保证金系以城乡欣瑞公司名义交纳，但各方均未充分举证证明城乡欣瑞公司交付的上述25万元系包峥峰实交抑或东冉公司实交。三、围绕履约阶段反担保保证金中518176元的实际付款主体究竟是包峥峰抑或东冉公司的问题。涉案项目中标后，2010年7月14日，北装公司（委托人、甲方）、长安担保公司（受托人、乙方）签订《全程履约委托保证担保合同》（合同编号：长保营全履（委）字[九都汇-精装修]2010170），约定甲方根据金秋莱太公司（发包方）的要求，委托乙方为保证甲方严格履行×××承包义务，向发包方提供全程履约保证担保。乙方承担履约阶段担保金额2393919.80元、承担保修阶段担保金额1196959.90元。甲方以交付保证金的方式向乙方提供方按担保，其中履约阶段反担保保证金718176元（其中，由于甲方已向我方办理编号为长保营函（修）字[太阳宫装修]2009013的保修保函，已交纳保证金20万元，该笔保证金与本项目共用，自动转为本履约保函反担保保证金的一部分，该笔保证金在两个项目任意一个未到期前均不得退还。甲方还应补交518176元作为履约阶段保证金。），保修阶段反担保金598480元（待保函到期进入保修期后交纳）。针对前述“长保营函（修）字[太阳宫装修]2009013的保修保函”所载“20万元保证金”，北装公司、包峥峰均认可系包峥峰在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太阳宫“裘马都”项目中交付的全程履约阶段反担保金。针对前述“长保营全履（委）字[九都汇-精装修]2010170”《全程履约委托保证担保合同》所载“甲方还应补交518176元作为履约阶段保证金”。包峥峰称该518176元由以下几部分构成，即2010年3月份前缴纳投标阶段保证金25万元现金后转抵25万元履约阶段保证金、于2010年7月交付姜某现金168176元、于2011年向姜某转账10万元。北装公司自认未实际付款，但对包峥峰所称付款事实不认可，北装公司认为该部分履约阶段保证金系东冉公司向国信联宏公司付款后，由国信联宏公司代替北装公司交付，故在退保申请中写明该款项退至国信联宏公司账户，之后再由国信联宏公司与东冉公司结算退款事宜。北装公司认为不存在投标阶段保证金25万元可以折抵履约阶段保证金的说法，认为这一点在合同中也未体现。为证明各自主张，北装公司提交2010年7月2日，肖某（汇款人）向国信联宏公司（收款人）电汇凭证及银行业务凭单，证明肖某付款518176元，用于交纳履约阶段保证金的事实。包峥峰亦提交2010年7月13日长安担保公司出具的收据（No.0303795）、提交2010年7月14日银行进账单，证明长安担保公司收到国信联宏公司交纳的518176元。但包峥峰认为该款项仅系以国信联宏公司名义交纳，实际由包峥峰负担。为进一步证明东冉公司实际交纳履约阶段保证金的主张，经北装公司申请，姜某、肖某分别出庭作证。其中，姜某出庭作证称“在华远集团女人街项目（涉案项目）装修工程开始前一个月内(具体时间记不清了），我将70万元保证金以国信联宏公司的名义，以支票的形式转给了华远集团指定的招标代理公司（具体名称记不得了）。这笔钱是东冉公司项目负责人肖某在这段时间内转账给我的，到账后才通过支票形式完成了付款。当时我们和包峥峰是合作关系，共同想把项目拿下来。保证金是招标代理公司提出的要求，凡是中标单位都需要交纳保证金。当时，包峥峰从他之前的一个华远公司项目（裘马都项目）中转账了约20-30万元（具体数额记不清了），剩下的一部分需要我方提供。因为东冉公司是我们拟选定的劳务公司，所以，就由东冉公司支付这笔70万元款项。我是国信联宏公司的股东，这个公司在该项目做完后就卖掉了。包峥峰向我转账10万元的事实真实性认可，但我记不得这笔钱是用来做什么的了。我和包峥峰之间金钱往来不多。投标保证金这个事情是我负责，交纳保证金都由我来统筹完成，投标保证金一共不到100万元，除了25万元是包峥峰之前一个项目转过来的以外，其余都是我来交纳。我和包峥峰只就涉案项目招投标事宜有过金钱往来，我从来没有收到过包峥峰给我的168000元现金。涉案项目的履约阶段保证金也是我负责交的，肯定大于10万元。履约阶段保证金的钱要么是东冉公司交纳，要么是包峥峰交纳，我没有交过这笔钱。履约阶段保证金是在2010年7月-9月交纳的，若迟延就无法进场。”包峥峰向姜某提问“我在2011年4月份向姜某付款10万元是因为之前我资金紧张，就委托姜某垫付了10万元，所以才在2011年4月份还钱给姜某。”姜某认可包峥峰上述陈述。肖某出庭作证称“我以前是东冉公司的项目经理，在涉案工程中，东冉公司对我有授权。涉案工程需要交纳保证金20万元，这笔钱本应该由我来出，正好包峥峰在招标公司名下另外一个项目中有20万元保证金未退还，所以就转到了涉案工程保证金中。项目开工后，我又给了包峥峰20万元的支票，折抵这部分款项。涉案工程是北装公司中标的，本应由北装公司交纳，但东冉公司是拟定的实际施工方，所以这笔钱就由东冉公司负担。我和姜某是朋友。包峥峰是北装公司的人，我和他是通过别人介绍认识的，我对包峥峰不太了解，害怕受骗，就把70万元投标阶段保证金交给了姜某，再由姜某向招标代理公司交纳，如果当时不交这笔钱，就不能招投标。至于姜某是通过何种形式交纳的这笔钱我就不清楚了。后来，项目完工，我公司支付的70万元保证金又退了回来。”针对上述两位证人的陈述，北装公司无异议，包峥峰对姜某所称的10万元收款事实、裘马都项目保证金20万元转抵涉案项目保证金的事实无异议，但对其他陈述不认可。综合上述各方举证，一审法院可以认定，履约阶段反担保保证金中涉及20万元系包峥峰在“长保营函（修）字[太阳宫装修]2009013的保修保函”中所付保证金，用以折抵涉案工程20万元履约阶段反担保保证金；可以认定剩余518176元履约阶段反担保保证金系以国信联宏公司名义交付；但各方对国信联宏公司所付上述518176元实际付款方究竟是包峥峰抑或东冉公司，未充分举证。此外，一审法院可以认定，姜某与包峥峰之间存在资金往来，包峥峰曾委托姜某垫付10万元，后还款。四、针对履约阶段保证金中的200000元和518176元是否退还给包峥峰一节，双方存在争议。北装公司称200000元的履约阶段保证金在退保后已由包峥峰领取，但就此未举证。包峥峰则称该部分款项至今未向其退还，称该款项应退至北装公司账户。根据北装公司申请的证人肖某出庭作证所称，该款项已由肖某代表东冉公司向包峥峰开具了现金支票，已与包峥峰结清，故款项应由东冉公司享有。另外，针对518176元履约阶段保证金退还事宜，北装公司曾出具一份《×××项目全程履约保函退还保证金申请书》、《证明》，称北装公司交纳的518176元保证金收据原件不慎丢失，故申请长安担保公司办理在办理退保事宜时将该笔保证金518176元以支票方式退至国信联宏公司。综合各方举证，一审法院可以认定，履约阶段反担保保证金中的518176元已退至国信联宏账户，东冉公司亦认可已自国信联宏账户领取该款项；但针对剩余200000元保证金是否已退还及退还给包峥峰、北装公司亦或其他单位，各方均未举证。五、针对票面金额为1752285.91元的票号为21422804支票因何付至“个体户周俊”名下的问题。包峥峰称该支票为抬头空白的支票，系其自北装公司领取后，交由北京城乡欣瑞建设有限公司装饰分公司出纳员“晓华（音读）”，并在东冉公司在场的情况下，将该款项付至周俊名下，故此可以认定东冉公司对周俊收取款项的事实知晓。东冉公司作为案外人兼旁听人员参加了本案历次庭审，经询，东冉公司对包峥峰所述事实不认可。此外，在（2016）京03民终1423号案件审理中，经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取证查询“个体户周俊”名下银行交易明细，显示2010年6月13日，“个体户周俊”账户入账80000元，系城乡欣瑞公司鹿泉分公司转入。除此以外，周俊账户未见包峥峰及其他当事人之间的转账记录。包峥峰主张据此可见，姜某作为负责人的城乡欣瑞公司与个体户周俊之间很早就存在经济联系，而姜某自述与包峥峰不熟，所以，可以进一步排除包峥峰与个体户周俊之间存在经济关系，可以认定东冉公司与姜某、城乡欣瑞公司、周俊之间存在经济关系。一审法院认为，北装公司、包峥峰及案外人东冉公司之间先后经历数次诉讼，如何认定包峥峰自北装公司处领取的涉案款项应否返还，首先应考察双方是否存在合同关系及何种性质的合同关系，然后再审定包峥峰收取相关款项是否存在事实和法律上的依据。就此，一审法院作如下分析：一、从北装公司与包峥峰之间是否存在建设工程是施工合同关系角度看。北装公司与东冉公司针对涉案工程的装修施工分包事宜签订了《劳务分包合同》，后该工程由东冉公司实际施工，经法院生效判决认定，包峥峰并非该项目的分包人，亦非东冉公司的合同相对方，所以，北装公司与东冉公司存在劳务合同关系，北装公司应向东冉公司付款，包峥峰虽代领款项，但其并非北装公司的合同相对方，北装公司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由向包峥峰主张款项退还，缺乏合同基础。但是，鉴于北装公司曾委托包峥峰参与涉案工程的竞标事宜，且竞标成功后，二者还签订了《工程施工协议书》，约定涉案工程相关的装修施工分包事宜，虽然该《工程施工协议书》并未实际履行，但可以认定，包峥峰受托参与竞标并非无事实和法律上的依据，针对该行为应否由北装公司给付相应款项的问题，系北装公司与包峥峰之间争议的焦点，也是二者存在分歧的基础法律事实之一。针对该争议焦点，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第一，从款项的数额上看，北装公司主张的款项总额与包峥峰抗辩意见中对款项的分项构成高度吻合，包峥峰的抗辩意见中对款项的分项构成具有较高的可信度。第二，北装公司出具的8张银行支票中，共有4张均发生在2010年9月7日之前，而截止当日，北装公司与东冉公司之间所签《劳务分包合同》尚未签订或者即使签订也尚未实际进入施工期，北装公司称当日或之前即向该单位支付劳务费，此事实与常理不符，而且，经一审法院询问，北装公司并未对该份合同文本形成的具体时间进行回应，仅表示该份合同系后补形成，该陈述缺乏逻辑性，也未见其他证据佐证，故一审法院对此难以支持。第三，涉案8张支票仅系包峥峰自北装公司处领取的14张支票中的一部分，且在涉案8张支票出具后，包峥峰还自北装公司处领取过其他支票，若北装公司对包峥峰之前领款行为存在异议，依常理，应拒绝再向包峥峰开具支票，但截至包峥峰领取完毕14张支票之日，未见北装公司举证证明曾对此提出异议。所以，北装公司在此后再行就包峥峰领取款项提出异议，需予充分举证，否则，举证不能的责任应由北装公司负担。二、针对实际付至周俊名下的1752285.91元应否由包峥峰返还的问题。第一，涉及案外人周俊、东冉公司利益。第二，从北装公司付款的意图看，北装公司在本案中表示开具盖章支票意在向东冉公司支付劳务费，而非向包峥峰给付劳务合同价款，而是委托其代为转交给东冉公司，但如上所述，该支票的付款时间为2010年9月7日，截止该日，北装公司与东冉公司之间所签合同尚未进入施工期限，难以认定北装公司在此之前即先行支付劳务费的事实。第三，该款项并未转入包峥峰账户，而是转入“个体户周俊”账户，从现有“个体户周俊”名下银行交易明细可见，包峥峰与其并不存在经济往来，难以认定包峥峰与“个体户周俊”之间存在该笔款项的划转，而针对该笔款项，北装公司出具了抬头空白的支票，违背了财务制度，应承担款项流转的举证责任，故一审法院对北装公司向包峥峰主张该部分款项的意见不予支持。所以，如上所述，北装公司并未就其主张完成充分举证责任，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一审法院对包峥峰提出其参与竞标阶段的费用开支、报酬应由北装公司负担的意见，一审法院予以采纳，具体数额以包峥峰主张为准。一审法院对包峥峰交纳涉案工程履约阶段反担保保证金20万元的事实予以认定，并认定北装公司应向包峥峰予以返还。一审法院对包峥峰提出实际交纳涉案工程履约阶段反担保保证金518176元的意见予以采纳。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八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北装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审期间，北装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2010年8月25日中国银行入账通知书，用以证明金秋莱太公司向北装公司支付的工程款2392919.8元在扣除8%的管理费后为2202285元，与包峥峰于2010年9月3日、9月7日、9月9日领走的四张支票的金额一致，该笔款项的性质就是北装公司支付给东冉公司的工程款；证据2.2011年4月28日中国银行进账单，用以证明金秋莱太公司支付的工程款1375000元在扣除8%的管理费后为1265000元，与包峥峰于2011年5月3日领走的支票金额加上东冉公司自行领取的80万元金额一致，该笔款项的性质亦为北装公司支付给东冉公司的工程款；证据3.2011年5月20日中国银行进账单，用以证明金秋莱太公司支付的工程款1344000元在扣除8%的管理费后为1265000元，对应的是包峥峰于2011年6月2日领取的支票1236480元，该笔款项为北装公司支付给东冉公司的工程款；证据4.2011年6月29日中国银行进账单，用以证明金秋莱太公司支付的工程款1095000元在扣除8%的管理费后为1007400元，与包峥峰于2011年7月5日领走的支票金额加上东冉公司自行领取的854400元金额一致，该笔款项为北装公司支付给东冉公司的工程款；证据5.2011年7月27日中国银行进账单，用以证明金秋莱太公司支付的工程款120万元在扣除8%的管理费后为1104000元，对应的是包峥峰于2011年7月29日、8月17日领走的支票1148800元，该款项为北装公司支付给东冉公司的工程款；证据6.2011年8月9日中国银行进账单，用以证明金秋莱太公司支付的工程款140万元在扣除8%的管理费后为1288000元，东冉公司自行领走1243200元，剩余44800元，款项性质为北装公司支付给东冉公司的工程款；证据7.2011年8月15日中国银行进账单，用以证明金秋莱太公司支付的110万元工程款在扣除8%的管理费后为1012000元，对应的是包峥峰于2011年8月17日领走的支票50万元，剩余51.2万元，款项性质为北装公司支付给东冉公司的工程款；证据8.2011年8月15日中国银行进账单，用以证明金秋莱太公司支付的20万元工程款在扣除8%管理费后为18.4万元，对应的是包峥峰于2011年8月17日领走的支票743200元，此次包峥峰亦将上述证据6、证据7中的剩余款项一并领取，款项性质为北装公司支付给东冉公司的工程款；证据9.2011年10月21日中国银行进账单，用以证明金秋莱太公司支付的60万元工程款在扣除8%管理费后为55.2万元，对应的是包峥峰于2011年10月21日领走的支票55.2万元，款项性质为北装公司支付给东冉公司的工程款；证据10.2011年11月21日中国银行进账单，用以证明金秋莱太公司支付的10万元工程款对应的是包峥峰于2011年11月24日领走的支票10万元，款项性质为北装公司支付给东冉公司的工程款；证据11.《投标书》及投标文件，用以证明2010年4月20日，北装公司对涉案工程项目进行投标，投标金额为11969599元，发包方需要提前支付20%的预付款；证据12.《合同协议书》，与一审期间已经查明的《中标通知书》共同证明金秋莱太公司于2010年8月25日支付的2393919.8元系涉案工程项目的预付工程款，该款项在扣除8%管理费后，全部由包峥峰领走。包峥峰对北装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称：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及关联性。具体意见为：1.入账通知书仅能证明北装公司的入账情况，无法证明其后续的支付行为、涉案款项的性质及去向；2.北装公司提交的上述10份进账单总额为1111.79万元，在其所称的扣除8%管理费后的总额应为1022.85万元，但北装公司自称在扣除管理费后向已支付的总金额为999.84万元；3.北装公司自称其已支付的总金额为999.84万元，但在一审中曾称其应向东冉公司支付的劳务费金额为9477245.2元；4.北装公司在上述证据中称东冉公司已经领取的款项为9笔，共计7028080元，与其在此前相关诉讼中的陈述不一致且缺乏证据支持；5.北装公司在上述证据2、证据4、证据6中称东冉公司自行领取了部分款项，但这三笔款项在此前相关诉讼中从未出现，且北装公司未就此提供证据支持；6.2010年4月20日是《投标书》的提交时间，但在此之前的三个月相关投标工作即已展开，2010年4月28日是《中标通知书》的发放时间，这两个时间点均属于涉案工程项目的投标阶段，北装公司根据投标阶段的文件无法证明其所称的包峥峰从北装公司领取的2970285元均为北装公司支付给东冉公司的工程款，金秋莱太公司与北装公司签订的《合同协议书》亦只能证明收取工程款的方式和金额，无法证明后续的支付行为及金额。经庭审质证本院认为，1.北装公司提交的银行入账通知书及进账单虽可体现北装公司曾收到相应款项，但结合包峥峰从北装公司处领取的支票来看，北装公司的入账金额即使根据其主张需要扣除固定比例的管理费，亦不能与包峥峰领取的支票金额形成完整对应，且北装公司主张东冉公司曾自行领取过部分款项，但未就此提交证据予以佐证；2.北装公司提交的《投标书》《合同协议书》及投标文件虽然载明金秋莱太公司应当按照约定的金额及方式向北装公司支付相应款项，但亦仅能体现金秋莱太公司与北装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无法证明包峥峰领取的支票确为北装公司主张的应当支付东冉公司的工程款。因此，北装公司提交的前述材料本院不予采信。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北装公司关于包峥峰应向其返还2970285元劳务费的主张能否成立。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北装公司诉请包峥峰向其返还劳务费2970285元，应当首先就包峥峰收取劳务费的有关事实提供充分证据加以证明。北装公司于一审期间提交了由包峥峰签字领取的8张中国银行支票根并据此主张相应款项系应支付给东冉公司的劳务费，但包峥峰领取后并未支付给东冉公司。包峥峰亦对前述8张支票的款项构成及理由作出了相应解释说明。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北装公司虽与包峥峰签订过《工程施工协议书》，但涉案工程项目实际履行的是北装公司与东冉公司之间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在案证据亦不足以证明包峥峰从北装公司领取的全部支票款项均属北装公司应向东冉公司支付的工程款或者劳务费；其次，北装公司以开具空白抬头支票的形式向他人付款，并称此种方式系解决支票需背书转让与频繁交易现实需求之间的矛盾且属于建筑行业的常规做法，然根据查明事实，其支票存根亦未记明款项支取用途，故在款项用途及走向发生争议的情况下，北装公司作为付款方应当承担相应不利后果；再次，北装公司虽提交款项进账凭证并结合包峥峰领取的支票以证明款项性质及走向，但北装公司的入账金额即使根据其主张需要扣除固定比例的管理费后，亦无法与包峥峰领取的支票金额形成完整的对应关系。据此，北装公司主张包峥峰领取的涉案8张支票均系应付东冉公司的劳务费而包峥峰在领取后未予支付，缺乏充分证据证明，一审法院综合全案事实及证据作出的认定，并无明显不妥，本院予以确认。北装公司关于包峥峰应当返还劳务费2970285元的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北装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563元，由北京市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尚晓茜审 判 员 胡新华审 判 员 郑吉喆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刘 衍法官助理 张 弛书 记 员 郑海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