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1民终896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春杰，女，1967年2月18日出生，满族，住沈阳市于洪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岩，女，与刘春杰系母女关系。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贤，辽宁瀛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阳宏发经龙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沈阳市于洪区。法定代表人：李全全，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涛、徐朋恩，辽宁同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全全，男，1986年8月7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于洪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涛、徐朋恩，辽宁同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彦章，男，1977年3月24日出生，满族，住辽宁省开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涛、徐朋恩，辽宁同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姚智腾，男，1992年5月26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丹一，辽宁易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国义，男，1963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铁西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丹一，辽宁易简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春杰因与被上诉人沈阳宏发经龙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发物业）、李全全、王彦章、姚智腾、孙国义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于洪区人民法院（2019）辽0114民初188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春杰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等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中认定“原告不具有股东资格”是错误的。2017年1月25日，上诉人刘春杰与被上诉人李全全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2017年1月25日宏发物业《股东会决议》均证明刘春杰系宏发物业的股东，出资额30万元，持股10%。且宏发物业已于2017年2月3日在于洪市场监督管理局将刘春杰变更登记为公司股东，依法进行了公示，故一审法院认定刘春杰不是宏发物业的股东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二、孙国生不是本案当事人，其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为宏发物业的股东，有关联关系的几个被告不能证明其为宏发物业公司的股东，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案外人孙国生不能提供其向宏发物业出资的证据，宏发物业的工商登记也没有显示孙国生是或曾经是公司股东，孙国生也不能提供其和刘春杰之间的股权代持协议，孙国生与各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利益关系，一审法院仅凭被上诉人的陈述就认定孙国生是宏发物业的股东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三、2018年11月29日、2019年8月20日的两份《股权转让协议》无效，2018年11月29日、2019年8月20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章程修正案》不成立，一审法院认定协议有效没有法律依据。2018年11月29日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在上诉人刘春杰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上诉人伪造刘春杰签名形成的，签订该《股权转让协议》系被上诉人的无权处分行为，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一条规定，该《股权转让协议》无效。2019年8月20日的《股权转让协议》，被上诉人姚智腾系案外人孙国生的继子、被上诉人孙国义系案外人孙国生的兄弟，姚智腾与孙国义有亲属关系，签订该《股权转让协议》系姚智腾与孙国义恶意串通侵害刘春杰合法权益的行为，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该《股权转让协议》无效。退一步讲，即便刘春杰不是宏发物业股东，各被告也不能伪造刘春杰签字，被伪造签字的股权转让协议因不具有协议生效要件，必然是无效且不成立的。另外，宏发物业并未实际召开股东会就上述决议事项进行表决，2018年11月29日《股东会决议》上的刘春杰签字系被上诉人伪造，根据《司法解释（四）》第五条的规定，上述《股东会决议》、《章程修正案》不成立。四、一审未组织笔迹鉴定，程序违法。上诉人刘春杰已经向一审法院申请对伪造签字的《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进行笔迹鉴定，一审法院未组织笔迹鉴定，仅凭案外人一言之词便作出认定，明显是程序违法的。所以，上诉人申请二审法院依法组织对以上材料进行笔迹鉴定。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贵院依法查清事实，对本案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各被上诉人均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不具有股东资格是正确的，上诉人不是宏发物业的实际股东，本案争议的10%的股权原来登记在李全全名下，是李全全代孙国生持有，李全全与上诉人没有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更名至上诉人名下是应孙国生的要求，本案上诉人不是公司实际股东，未参与公司实际经营，也没有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更没有参加过本案中主张的股东会，也没有享有过公司的股东权益和参与公司的红利分配。一审法院组织了双方进行鉴定，但由于上诉人提供的检材不合格，鉴定机构予以退鉴。尽管没有出具鉴定结果，一审法院已经认定刘春杰的签字非本人签字，所以无鉴定的意义。刘春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2018年11月29日、2019年8月20日的两份股权让协议无效；2、确认宏发经龙物业公司于2018年11月29日、2019年8月20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章程修正案不成立；3、确认宏发经龙物业公司的10%股权归刘春杰所有；4、判令宏发物业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依法办理相应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将企业信息恢复至2018年11月29日变更前内容；5、判令各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保险保费及刘春杰因维权而支出的全部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月25日，刘春杰与李全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一份，协议主要内容为:李全全将其持有的宏发物业公司30万元股权转让给刘春杰。刘春杰同时提供一份宏发物业于同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主要内容为：将公司股东由李全全、王书伟变更为李全全、王彦章、刘春杰。2017年2月3日，于洪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将刘春杰登记为宏发物业的股东，并进行公示。宏发物业、李全全、王彦章、姚智腾、孙国义均称2017年1月25日的《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和章程修正案都不是李全全本人签字，李全全与刘春杰没有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没有将股权转让给刘春杰。事实上李全全根本不认识刘春杰，李全全取得股权时，其承诺将10%的股份给付孙国生，因此李全全10%的股份实际为孙国生所有，应孙国生的要求将10%的股份于2017年1月25日变更登记为刘春杰。刘春杰也没有向李全全支付任何股权价款，股权转让协议书中的内容不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刘春杰陈述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时没有支付对价款，谁都没有支付对价款，后期是一起经营的。宏发物业陈述，李全全和孙国生有约定，李全全名下的宏发物业10%的股份归孙国生所有。2018年11月29日，刘春杰与姚智腾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以及宏发物业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记载：刘春杰同意将其持有的宏发物业30万元股权转让给姚智腾；股东会决议记载经股东研究决定，1、将公司股东由李全全、王彦章、刘春杰变更为李全全、王彦章、姚智腾；2、同意公司股东刘春杰在本公司的30万元股权转让给姚智腾。同日，公司通过章程修正案。刘春杰称上述股权转让协议及股东会决议中的签字并非刘春杰本人所签，并申请对上述股权转让协议及股东会决议中的签字进行司法鉴定。经依法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因五被告对检材有异议，鉴定机构以“无案件当事人共同认可的比对样本”为由，不予受理该项鉴定。2019年8月20日，姚智腾、孙国义签订《股转转让协议》，约定姚智腾将其持有的宏发物业的30万元股权转让给孙国义，孙国义按照出资比例在本公司享有相应的权利和义务。同日，各股东将上述事宜通过股东会决议，宏发物业修改了公司章程。宏发物业、李全全、王彦章称2018年10月29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李全全和王彦章并不知情，虽然此后公司应孙国生的要求配合办理的工商登记，但刘春杰与姚智腾何时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具体约定内容均未实际参与。该股权转让协议与宏发物业、李全全、王彦章无关，是否转让股权实际权利人有权自行决定。关于2019年8月20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与刘春杰无关，刘春杰也无权要求确认该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姚智腾称2018年11月29日的决议、修正案、转让协议属实。当时刘春杰只是代孙国生代持股份，在2018年11月29日，姚智腾作为孙国生的儿子代其持有宏发物业的相应股份，将股权进行了变更。孙国义认为2018年11月29日的决议、修正案、转让协议属实。当时刘春杰只是代孙国生代持股份，在2018年11月29日，姚智腾作为孙国生的儿子代其持有宏发物业的相应股份，将股权进行了变更。2019年8月20日的修正案、决议、股权转让协议是姚智腾与孙国义之间的真实的意思表示，孙国义已向姚智腾支付了股权转让款。并且该三份证据来源于工商部门的书档内容，可以证明孙国义现在是宏发物业的股东，并已经过公示。修正案决议和股权转让协议形成形式和实质内容均符合法律规定。姚智腾提供民事起诉状及民事裁定书，证明姚智腾的母亲刘丽萍曾就孙国生与曾岩之间存在男女关系期间，孙国生赠与曾岩的财物，要求其返还进行过诉讼，后又撤回起诉的相关事实。刘春杰对该裁定书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认为起诉书形成时间是2018年12月3日。股权变更登记及工商登记的时间是2018年11月29日，在侵占刘春杰股权之后，起诉的相关事项与本案无关。中国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显示在姚智腾与孙国义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孙国义于2019年8月22日依据协议向姚智腾支付了30万元股权转让款。刘春杰对此不予认可。双方有亲属关系，该笔转帐不能排除双方系恶意串通，侵害刘春杰合法权益。况且，签署的股转协议、股东会决议等因绝大部分股东并未签字，姚智腾取得公司股权本身就是通过违法手段取得的。再结合与孙国义之间的关联关系，所以该次股权转让也不发生效力。一审法院于2020年5月28日对案外人孙国生进行询问，关于本案争议的10%的股权，孙国生陈述，其在宏发物业享有10%的股权，因公司经营不好，其将10%的股权给了李全全，是曾岩的母亲刘春杰担了其的名持有股份，但是每年的分红还是由公司直接把现金交付给孙国生。一审法院询问刘春杰名下的股权如何变更至姚智腾名下，孙国生陈述，其是姚智腾的继父，让公司的人去将股权变更了，由刘春杰变更到姚智腾的名下。通过以上孙国生陈述股权变更的过程以及对笔迹鉴定的不予配合，一审法院认定刘春杰并未参与2018年11月29日的股权转让以及股东会决议，上述文件中的签名非其本人所签。刘春杰对孙国生的询问笔录不予认可。第一、根据宏发物业的工商登记，孙国生既不是宏发物业现在的股东，也不曾是宏发物业的历史股东；孙国生与各被告之间存在利益关系，不能仅凭口头之词认定孙国生为宏发物业的股东；第二、孙国生不能提供其和刘春杰的股权代持协议，也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向宏发物业出资，所以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孙国生是宏发物业的股东；第三，孙国生所陈述的与证言的情况均不是事实，并且与本案无关。当时是于洪管委会拆迁办主任刘丽萍以帮公司办事，拿到公章，协助儿子姚智腾更改的。孙国胜和刘丽萍是夫妻，想帮刘丽萍承担责任，所以做了虚假证言；第四，孙国生已经认可2018年11月29日伪造刘春杰签字，将刘春杰享有的股权变更登记至姚智腾名下；即孙国生承认2018年11月29日的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均非刘春杰本人签名，也没有得到刘春杰的授权，所以伪造签名的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均无效；姚智腾也无权根据无效的协议取得宏发物业公司的股权；第五，伪造签名的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既涉及到程序违法，也涉及到内容违法，本质上属于侵害了股东的表决权，伪造了公司的意思表示，应依法认定为无效。宏发物业、李全全、王彦章对孙国生陈述的内容没有异议。10%股权原系李全全为孙国生代持，实际所有人为孙国生，后更名至刘春杰名下，由刘春杰代表孙国生持有，代持期间公司分红直接给付孙国生。姚智腾、孙国义认为孙国生询问笔录对宏发物业股权所持有情况及代持的相关陈述与宏发物业、李全全、王彦章的当庭陈述一致。该笔录所记录的内容，结合刘春杰女儿曾岩与孙国生的关系，刘春杰没有实际支付股权转让款，以及公司股东李全全没有在股东转让协议上签字等诸多事实来看，可以得出刘春杰并不是实际出资购买公司股份。其不参与公司经营，没有取得公司分红，也没有承担公司亏损风险，故其并没有取得公司股东的身份和资格，其仅仅是替案外人孙国生代持股份的事实。且孙国义作为不知情的善意第三人，在实际支付正常价格股权转让款的情况下，已经实际取得公司股东身份，刘春杰在没有支付股权转让款代持股份的情况下，无权请求股权转让协议无效，股权并不归刘春杰所有。一审法院认为，刘春杰依据2017年1月25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主张其持有宏发物业公司10%的股份。宏发物业以及公司其他股东对刘春杰的的股东身份予以否认，故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为：刘春杰是否曾具有宏发物业的股东资格。宏发物业以及公司其他股东对刘春杰的股东身份均不予认可，均陈述刘春杰名下的股权为案外人孙国生所持有。孙国生的陈述与本案其他当事人的陈述一致。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一条之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方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依据上述法律规定，股东取得完整的股东资格和股东权利，必须符合两个要件，即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实质要件是以出资为取得股东资格的必要要件，形式要件是对股东出资的记载和证明，即由公司签发出资证明书并记载于股东名册。本案中，经庭审调查，刘春杰陈述其未实际出资或者认缴出资；刘春杰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曾参与过公司的经营活动。另，公司具有一定的“人和”性质，宏发物业公司以及公司其他股东均否认刘春杰的股东身份，结合以上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刘春杰不符合公司法关于股东资格的认定，不具有股东资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一条规定：“公司股东、董事、监事等请求确认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无效或者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第二条规定，“依据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请求撤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的原告，应当在起诉时具有公司股东资格。”综合以上分析认定，因刘春杰并不具有宏发物业公司股东资格，登记在其名下的股权实为案外人孙国生所有，宏发物业公司经孙国生的指示，将上述股权变更至他人名下。故刘春杰要求确认2018年11月29日、2019年8月20日的股东会决议、《章程修正案》不成立，确认两份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之诉讼请求，属于无诉讼主体资格，应驳回刘春杰对该两项诉讼请求的起诉；刘春杰的第三、四项诉讼请求，即请求确认宏发物业公司10%的股权归其所有以及要求宏发物业恢复工商登记信息等诉讼请求，无相应的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一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刘春杰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刘春杰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提交交易对手打印单，证明2018年5月25日宏发物业给上诉人分红10万元。被上诉人宏发物业、李全全、王彦章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分红应当有股东会决议等证据佐证，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是宏发物业支付给上诉人的分红款。被上诉人姚智腾、孙国义对真实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证据本身不能体现转款方是被上诉人宏发物业，也不能证明该笔款项的性质为分红款。因该份证据对上诉人的主张缺乏证明力，本院不予采信。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二条规定，依据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请求撤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的原告，应当在起诉时具有公司股东资格。即本案上述人主张确认2018年11月29日、2019年8月20日的股东会决议、章程修正案不成立等诉请应具有股东资格。本案各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股东资格存有异议的情况下，应首先解决上诉人的股东资格问题。本案上诉人的股东资格源于其与被上诉人李全全于2017年1月2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即上诉人能否依据该股权转让协议取得公司股东资格。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一条之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方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虽然上诉人刘春杰依据该转让协议已经办理了股权的工商登记等事项，但根据本案二审中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双方均认可李全全与刘春杰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不是李全全本人签名。刘春杰亦认可取得股权过程中并未支付任何对价。其虽辩称未支付股权转让对价的原因在于受让股权时公司负债，是承担债务取得的股权，但并无任何证据予以佐证。同时也无证据证明刘春杰在取得股权后参与公司的实际经营或行使股东权利，其提交的交易对手打印单也不能证明宏发物业向其分红的事实，且其主张分红的事实也与其负债情况下受让股权的陈述彼此矛盾。综合以上因素，依本案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上诉人刘春杰完成了依据前述法律规定应负担的享有股权的证明责任，一审法院认定刘春杰不符合公司法关于股东资格的认定，不具有股东资格并无不当。上诉人刘春杰股东资格未能予以确认的情况下，其所提其他诉请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未予支持亦无不当。关于上诉人所提一审鉴定问题，一审法院已组织鉴定，系因无案件当事人共同认可的比对样本导致无法进行鉴定。且一审法院已经认定上诉人所提非本人签字的事实，被上诉人姚智腾亦认可非刘春杰本人签字的事实，亦无鉴定的必要。综上所述，上诉人刘春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上诉人刘春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忠星审判员  关宇宁审判员  李 妍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赵琳书记员闫玉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