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980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马永生，男，1963年5月10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玉峰，北京市亚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萍，北京求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市密云区溪翁庄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北京市密云区溪翁庄镇溪翁庄村。负责人：杨建军，镇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海军，北京市檀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敏，北京市鑫宝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分公司，住所地天津市和平区君隆广场1、2号楼西安道2号901、1001。负责人：郑海阳，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晓东，男，1988年9月7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凯，男，1983年10月11日出生。原审第三人：内蒙古自治区基本建设咨询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哲里木路108号办公楼。法定代表人：赵云涛，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蓉，内蒙古蒙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马永生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市密云区溪翁庄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溪翁庄镇政府）、原审第三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信达天津分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基本建设咨询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内蒙基建公司）清算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2018）京0118民初9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马永生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支持马永生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溪翁庄镇政府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不能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海口会议纪要》）作出判决。《海口会议纪要》第三条虽然规定，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不良债权转让合同中订有禁止转售、禁止向国有银行、各级人民政府、国家机构等追偿、禁止转让给特定第三人等要求受让人放弃部分权利条款的，人民法院应认定该条款有效。但是《海口会议纪要》第十二条亦规定了适用范围，即不良债权转让包括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政策性和商业性不良债权的转让。政策性不良债权是指1999年至2000年上述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国家统一安排下通过再贷款或者财政担保的商业票据形式支付收购成本从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以及国家开发银行收购的不良债权；商业性不良债权是指2004年至2005年上述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政府主管部门主导下从交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收购的不良债权。涉案债权在2010年由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转让与信达北京分公司，非特定时期特指的政策性不良债权或者商业性不良债权，不属于《海口会议纪要》的适用范围。二、一审法院对信达天津分公司与内蒙基建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第9.2.5.2条的扩大理解是错误的，严重损害了马永生的合法权益。1.溪翁庄镇政府在注销溪翁庄镇企业总公司时隐瞒巨额外债，违法出具虚假证明，溪翁庄镇政府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而不是要求其承担直接偿还债务或者连带还款的责任。2.信达天津分公司与内蒙基建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中9.2.5.2条约定不能追究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的法律责任，依据《海口会议纪要》第三条，条款规定的是“放弃部分权利”，并非“任何法律责任”，结合《海口会议纪要》第六条，应理解为政府债务或政府承担担保责任，且该条文将债务人与担保人并列，此处的债务人并非广义的债务人，而是狭义的债务人，仅为直接债务人和合同债务人，不应解释为责任的最终承担者。3.内蒙基建公司强调其与信达天津分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是信达天津分公司出具的格式合同，9.2.5.2条约定只强调一方权利、加重对方责任，损害另一方权益，排除对方主要权利，应属无效。4.一审法院错误适用《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有关举证责任分担的规定，显然与本案判决认定不相符，适用法律错误。溪翁庄镇政府辩称，马永生认为不应该适用《海口会议纪要》，但是其理由里却又适用《海口会议纪要》，前后矛盾。关于诉讼时效，本案所有债权转让通知都是通过报刊公示方式送达，如果不适用《海口会议纪要》，则因不符合法律规定的送达方式而违法，本案就应该过了诉讼时效。一审法院判决没有对合同作扩大解释，双方主要约定是权利转移之日起，内蒙基建公司自动全部放弃追究任何法律责任的权利，这一项双方有争议，对合同条款有争议的，应该按照文意解释，一审法院解释准确。《海口会议纪要》所提及的债务人或者担保人为国家机关，信达天津分公司与内蒙基建公司签订合同9.2.5.2条约定没有任何关系，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并未限定是债务人债务责任或者是担保责任。马永生上诉主张涉案合同属于无效的格式条款，理由不能成立。信达天津分公司和内蒙基建公司均为国有公司，不存在一方利用强势地位强迫另一方接受条款的情形，该条款是双方协商的结果。信达天津分公司与内蒙基建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不仅涉及本案的债权转让，还有其他债权，并非排斥一方主要权利，只是对其中权利的形式加以限制。此种约定符合《海口会议纪要》精神，保护国有资产不流失。关于法律适用问题，一审法院在适用法律上不存在错误。内蒙基建公司述称，就本案而言比较认同马永生的意见。信达天津分公司述称，对马永生的上诉请求不发表意见。9.2.5条是信达天津分公司对外签订所有债权转让合同都存在的条款，这是针对债权本身的约束，是缩小解释而非扩大解释。马永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溪翁庄镇政府赔偿马永生31263863.53元（贷款本金19997000元及利息11266863.53元，利息截至2012年12月20日，其后的利息按约定利率计付至本金全部还清日止）；2．判决马永生对抵押物即坐落于密云区溪翁庄镇环湖路北国有土地（面积为10042.69平方米，国有土地证号：京密国用（2003出）字第01582号及地上1-5幢房屋（建筑面积4743.55平方米，房屋所有权证号：密XXXX号）享有优先受偿权；3．诉讼费用全部由溪翁庄镇政府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涉案债权债务情况2003年9月24日，北京市密云县溪翁庄农村信用合作社作为贷款人（甲方）、北京市密云县溪翁庄镇企业总公司（以下简称溪翁庄总公司）作为借款人（乙方）签订编号为2003年借字1034号的《借款合同》，其中载明，借款金额为549.7万元，借款期限为2003年9月29日至2005年9月29日，借款利率为6.3‰等。同日，北京市密云县溪翁庄农村信用合作社作为债权人（甲方）、华都公司作为保证人（乙方）签订编号为2003年保字1034号的《保证合同》，其中载明，为确保溪翁庄总公司与甲方签订的2003年借字1034号《借款合同》的履行，乙方自愿为主合同项下债权人的全部债权提供保证，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等。溪翁庄总公司于同年9月29日收到该笔借款。2008年2月29日，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溪翁庄支行就2003年借字1034号《借款合同》向借款人溪翁庄总公司、担保人华都公司分别发送《债权催收通知书》，其中载明借款展期协议书编号为2005年展字3056号，借款到期日为2006年9月29日，并要求借款人尽快筹措资金进行还款、担保人履行担保责任。同日，溪翁庄总公司签章确认“以上通知已收悉，我方予以确认并采取措施，积极归还”；华都公司签章确认“以上通知已收悉”。后溪翁庄总公司未依约还款，华都公司亦未承担保证责任。2004年12月22日，北京市密云县溪翁庄农村信用合作社作为贷款人（甲方）、溪翁庄总公司作为借款人（乙方）签订编号为2004年借字1152号的《借款合同》，其中载明，借款金额为250万元，借款期限为2004年12月30日至2005年12月30日，借款利率为6.6‰等。溪翁庄总公司于同年12月30日收到该笔借款。同日，北京市密云县溪翁庄农村信用合作社作为债权人（甲方）、华都公司作为保证人（乙方）签订编号为2004年保字1152号的《保证合同》，其中载明，为确保溪翁庄总公司与甲方签订的2004年借字1152号《借款合同》的履行，乙方自愿为主合同项下债权人的全部债权提供保证，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等。2008年2月29日，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溪翁庄支行就2004年借字1152号《借款合同》向借款人溪翁庄总公司、担保人华都公司分别发送《债权催收通知书》，其中载明借款展期协议书编号为2005年展字3096号，借款到期日为2006年12月28日，并要求借款人尽快筹措资金进行还款、担保人履行担保责任。同日，溪翁庄总公司签章确认“以上通知已收悉，我方予以确认并采取措施，积极归还”；华都公司签章确认“以上通知已收悉”。后溪翁庄总公司未依约还款，华都公司亦未承担保证责任。2005年9月30日，北京市密云县溪翁庄农村信用合作社作为贷款人（甲方）、溪翁庄总公司作为借款人（乙方）签订编号为2005年借字3053号的《借款合同》，其中载明，借款金额为220万元，借款期限为2005年9月30日至2007年9月30日，借款利率为7.2‰等。溪翁庄总公司于当日收到该笔借款。同日，北京市密云县溪翁庄农村信用合作社作为债权人（甲方）、华都公司作为保证人（乙方）签订编号为2005年保字3053号的《保证合同》，其中载明，为确保溪翁庄总公司与甲方签订的2005年借字3053号《借款合同》的履行，乙方自愿为主合同项下债权人的全部债权提供保证，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等。2008年2月29日，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溪翁庄支行就2005年借字3053号《借款合同》向借款人溪翁庄总公司、担保人华都公司分别发送《债权催收通知书》，要求借款人尽快筹措资金进行还款、担保人履行担保责任。同日，溪翁庄总公司签章确认“以上通知已收悉，我方予以确认并采取措施，积极归还”；华都公司签章确认“以上通知已收悉”。后溪翁庄总公司未依约还款，华都公司亦未承担保证责任。2007年12月10日，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溪翁庄支行作为贷款人（甲方）、溪翁庄总公司作为借款人（乙方）签订编号为2007年借字1145号的《借款合同》，其中载明，借款金额为990万元，借款期限为2007年12月10日至2010年12月10日，借款利率为8.0925‰等。溪翁庄总公司于同年12月27日收到该笔借款。同日，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溪翁庄支行作为抵押权人（甲方）、溪翁庄总公司作为抵押人（乙方）签订编号为2007年抵字1145号的《抵押合同》，其中载明，为确保2007年借字1145号《借款合同》的履行，乙方愿意提供抵押担保，抵押物为溪翁庄总公司名下位于密云县溪翁庄镇环湖路北的房产和地产，并分别办理了编号为京房密集他字第10415号《房屋他项权证》和编号为京密他项（2007抵）第00119号《土地他项权利证明书》。2008年12月10日，溪翁庄总公司还款10万元，剩余款项至今未还。二、债权转让情况2010年12月29日、2011年1月10日，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密云支行作为甲方、信达北京分公司作为乙方分别就以上四笔债权及利息即本案涉诉债权签订两套《分户债权转让协议》及《分户债权转让清单》，约定将涉诉债权转让给信达北京分公司。2011年2月1日，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密云支行与信达北京分公司就涉诉债权在《金融时报》发布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2011年9月14日、16日，信达北京分公司作为甲方、信达天津分公司作为乙方分别签订两套《资产划转协议》及《分户资产划转清单》，约定将涉诉债权自2011年8与31日起转让给信达天津分公司。2011年9月29日，信达北京分公司与信达天津分公司就涉诉债权在《金融时报》发布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2013年2月21日，信达天津分公司作为甲方、内蒙基建公司作为乙方签订《债权转让合同》以及《债权转让合同附件清单》。《债权转让合同》中约定信达天津分公司将包括本案涉诉债权在内的债权本金104451344.72元、利息78284027.58元转让给内蒙基建公司，转让价款2300万元等。其中9.2.5.2条约定，乙方同意并保证，如果标的债权中存在能够追究中国各级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任何法律责任的权利，乙方承诺自权利转移日起自动全部放弃该等权利，并不以任何方式向中国各级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追究任何法律责任，同时保证不对外披露及做出有损于中国外债偿还信誉的行为，且保证其后手遵循该规定。2013年2月28日，信达天津分公司作为甲方、内蒙基建公司作为乙方签订《分户债权转让协议》及《分户债权转让清单》，约定将涉诉债权自2013年2月27日起转让给内蒙基建公司。2013年3月13日，信达天津分公司与内蒙基建公司就涉诉债权在《金融时报》发布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2014年1月15日，内蒙基建公司作为甲方、马永生作为乙方签订了《债权转让合同》《分户债权转让协议》以及《分户债权转让清单》。《债权转让合同》约定内蒙基建公司将包括本案涉诉债权在内的债权本金35627000元、利息22560202.52元转给马永生，转让价款800万元等。2014年3月5日，内蒙基建公司和马永生以邮政特快专递形式向溪翁庄总公司邮寄了《债务转让暨催收通知》和《债权转让暨催收通知回执》各一份。另查明，2018年5月24日，溪翁庄镇政府向一审法院起诉要求确认信达天津分公司与内蒙基建公司于2013年2月28日签订的《分户债权转让协议》及相应债权转让合同、马永生与内蒙基建公司于2014年签订的《分户债权转让协议》及相应债权转让合同均无效。2019年4月1日，一审法院作出（2018）京0118民初565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溪翁庄镇政府全部诉讼请求。溪翁庄镇政府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2019年10月28日，本院作出（2019）京03民终789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又查明，溪翁庄总公司成立于1992年8月17日，2009年2月24日申请注销登记，溪翁庄镇政府作为主办单位（主管部门）在申请书中承诺“债权债务已结清，没有对外投资项目，未设立分支机构，各项税款、职工工资已付清，同意注销”，并加盖公章。溪翁庄总公司遂于2009年2月24日注销。再查明，2006年3月17日经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密云分局核准，北京市密云县溪翁庄农村信用合作社名称变更为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溪翁庄支行。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溪翁庄支行为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密云支行下属单位，由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密云支行直接管理。一审法院认为，马永生第一项诉讼请求的主张依据为溪翁庄镇政府作为溪翁庄总公司的主管单位，在注销工商登记时出具了虚假清算证明，故应对溪翁庄总公司的债务承担赔偿和清偿责任。根据一审法院审理查明，涉诉债权系自信达天津分公司转让给内蒙基建公司，再由内蒙基建公司转让给马永生。根据信达天津分公司与内蒙基建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中9.2.5.2条的约定，内蒙基建公司承诺放弃追究中国各级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任何法律责任的权利。庭审中，各方当事人对于“任何法律责任”的理解存在分歧，马永生认为仅指各级政府作为债务人或保证人承担的情形，而溪翁庄镇政府认为包括但不限于清偿责任、担保责任或清算责任等任何法律责任。内蒙基建公司认为是指政府部门直接承担的一些债务责任，不适用于本案情形。根据合同解释的基本原理，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时，应按照文义解释、体系解释、目的解释、习惯解释、诚信原则解释等方法进行解释。而且上述解释方法有先后顺序，首先使用文义解释，以此解释之后，如果仍得出两种以上合理的结果，则再依次使用体系解释等方法。依据文义解释，信达天津分公司与内蒙基建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中9.2.5.2条包含如下四项内容：1．内蒙基建公司自权利转移日起自动全部放弃对中国各级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追究任何法律责任的权利；2．内蒙基建公司承诺不以任何方式向中国各级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追究任何法律责任；3．内蒙基建公司不对外披露及做出有损于中国外债偿还信誉的行为；4．内蒙基建公司保证其后手遵循以上规定。虽内蒙基建公司作为《债权转让合同》的签订主体之一，《债权转让合同》中所记载内容应体现的是信达天津分公司与内蒙基建公司当时的合意，但因9.2.5.2条涉及放弃对第三方起诉的权利，且文义解释不存在两种以上合理的结果，故不能仅仅依据合同签订主体在庭审中对条款的解释来确定签订合同当时的合意而应该采用对合同条款的文义解释，即任何法律责任包括但不限于直接清偿责任、保证责任等各种类型的法律责任。故本案中即使各项债权转让合同均有效且未过诉讼时效，由于内蒙基建公司已承诺放弃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追究任何法律责任的权利，马永生作为内蒙基建公司的债权受让方，其所受让权利不得超出前手的权利范围，故马永生亦无权起诉溪翁庄镇政府要求承担清算责任纠纷。马永生的第一项诉讼请求系清算责任纠纷，而第二项诉讼请求要求对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其与清算责任纠纷不属同一法律关系，本案不予处理。一审法院判决：驳回马永生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另补充查明：溪翁庄总公司系集体所有制企业。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马永生主张溪翁庄镇政府应对溪翁庄总公司的债务承担赔偿和清偿责任，理由是溪翁庄镇政府作为溪翁庄总公司的主管单位在后者注销工商登记时出具了虚假清算证明。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涉诉债权系自信达天津分公司转让给内蒙基建公司，再由内蒙基建公司转让给马永生。结合各方诉辩意见，二审争点应落脚为信达天津分公司与内蒙基建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中9.2.5.2条的理解问题。从本案各方约定的角度来看，信达天津分公司与内蒙基建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第9.2.5.2条约定，乙方同意并保证，如果标的债权中存在能够追究中国各级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任何法律责任的权利，乙方承诺自权利转移日起自动全部放弃该等权利，并不以任何方式向中国各级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追究任何法律责任，同时保证不对外披露及做出有损于中国外债偿还信誉的行为，且保证其后手遵循该规定。马永生虽上诉主张信达天津分公司与内蒙基建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第9.2.5.2条属于无效的格式条款，但该合同的当事人并未对该条款效力提出异议。而内蒙基建公司与马永生2014年1月15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第9.2.5条亦约定，鉴于甲方在从相应前手受让标的债权时，已承诺不向相应前手追究任何法律责任，为此，乙方同意并保证，如果标的债权中存在该等任何能够追究前手任何法律责任的权利，乙方承诺自权利转移日起自动全部放弃该等权利，并不以任何方式向相应前手追究任何法律责任，且保证其后手遵循该规定。结合在案合同约定通盘考量，可以认定马永生自身已经放弃追究前手任何法律责任的权利。而在案证据并未显示各方对“任何法律责任”有更进一步的解释，一审法院认定任何法律责任包括但不限于直接清偿责任、保证责任等各种类型的法律责任，不违反合同约定，本院不持异议。据此，马永生要求溪翁庄镇政府承担清算责任的主张因缺乏事实基础。马永生主张对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一审法院未予处理亦无不妥。关于本案的法律适用问题，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条明确规定“本法所称公司是指依法本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而溪翁庄总公司是依照1990年7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而设立的企业，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仍可适用于本案。《民法总则》第七十一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二条分别规定，“法人的清算程序和清算组职权，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没有规定的，参照适用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因公司法实施前有关民事行为或者事件发生纠纷起诉到人民法院的，如当时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没有明确规定时，可参照适用公司法的有关规定”。依据前述规定，非依照公司法规定而成立的法人企业亦可通过前述法律规范的引致功能而导致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在相关案件中的适用。综上所述，马永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98120元，由马永生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全奕颖审 判 员 潘 蓉审 判 员 王 黎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张日广法官助理 赵 纳书 记 员 田亚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