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民终54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珠钢码头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经济开发区西基路9号。法定代表人：何金华，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顾非，湖北瑞通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文胜，湖北瑞通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亚洲钢铁（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香港特别行政区夏悫道18号海富中心一座17楼。法定代表人：马肇明，清盘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凤，北京大成（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洋，北京大成（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州珠钢码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钢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亚洲钢铁（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钢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鄂01民初43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9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珠钢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顾非、董文胜，亚钢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凤、李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珠钢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2.判令解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设备销售合同》（合同编号：AC11-001）；3.判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返还设备款人民币23664960元；4.判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赔偿金人民币7888320元（暂按2011年3月2日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中间价：1美元=6.5736人民币元计算；5.本案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及保全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如下：一、对于上诉人解除合同的诉请，一审法院依据诉讼时效的法律规定予以驳回，系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的规定，诉讼时效的适用对象是债权请求权。解除权作为形成权，能否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虽然没有具体的法律规定，但对于同属于形成权的撤销权，该规定第七条第一款明确规定：“享有撤销权的当事人一方请求撤销合同的，应适用合同法第五十五条关于一年除斥期间的规定。对方当事人对撤销合同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显然，撤销权不能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解除权作为形成权同样也不能适用诉讼时效制度，对此法学理论和司法实践已经取得共识。而且，一审法院也认为解除权在性质上属于形成权，不能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一审判决书第6页第2段第4行），但是，一审法院同时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二条中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以上诉人的起诉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为由，驳回上诉人的诉请（一审判决书第7页最后一段）。一审法院的认定不仅与判决自相矛盾，更重要的是适用法律错误。二、关于解除权的行使期限以及解除权的消灭，合同法第九十五条已有明确规定，本案事实也符合该条的规定，一审法院错误地认为本案不能直接适用该条的规定，系适用法律错误。合同法第九十五条规定：“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期限届满当事人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经对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该条是关于解除权除斥期间的规定。本案中，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合同中没有约定解除权的行使期限、被上诉人也未催告上诉人行使解除权这两个事实（一审判决书第6页倒数第6行），因此上诉人行使解除权的期限尚未经过，其解除案涉《设备销售合同》的权利并未消灭。解除权属于形成权而非债权请求权，其行使期限受除斥期间的规制，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解除权超过权利行使期限时在本源上消灭，因此该期限的确定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具有重大影响，一审法院应严格依照法律、司法解释的明文规定进行确定。但一审法院并没有依据合同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来认定上诉人行使解除权的期限尚未经过、其解除案涉《设备销售合同》的权利并未消灭，而是认定案涉合同没有约定解除权的行使期限，也没有证据表明亚钢公司催告过珠钢公司行使解除权，因此本案并不能直接适用合同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在合同法第九十五条有明确规定的情形下不适用该条规定，显然是有法不依，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三、上诉人主张解除合同的同时诉请返还货款、赔偿损失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一审以提起本案诉讼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为由，判决不予支持该项诉请系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诉请返还货款、赔偿损失是基于解除合同而享有的债权请求权，适用诉讼时效的法律规定，但在案涉合同未解除前，并不发生返还、赔偿损失的问题，只有合同被确认解除后，才产生返还义务及赔偿责任，因此，该请求权应从合同解除之日起开始计算诉讼时效期间。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第二款规定：“合同被撤销，返还财产、赔偿损失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合同被撤销之日起计算。”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案涉合同自一审法院向被上诉人送达诉请解除合同的书面起诉状副本之日解除，一审法院送达时间应该晚于2018年9月25日案件受理之日，因此上诉人要求返还货款、赔偿损失的诉请显然没有超过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的4年诉讼时效期间。四、上诉人及时主张权利，并未怠于行使合同解除权，原审认定上诉人“怠于行使合同解除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上诉人公司章程规定，上诉人码头分两期进行改造，第二期目前还未改造完成，本案合同中所采购设备用于码头的第二期改造。虽然合同约定了交货期，但因为码头第二期改造进度受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影响，一直拖延，尚无法确定合适的时机继续采购设备，这也是案涉合同迟迟没有解除的主要原因。同时，被上诉人自上诉人成立之初，至2018年8月24日其股权被司法拍卖，一直是上诉人的股东（占比45％）。因上诉人多年经营盈利，滚存待分配利润较多，如果确定不需要继续采购设备，不必担心被上诉人不退还合同预付款及赔付损失，上诉人主观上不存在漠视自身权利的想法。在得知2018年8月24日被上诉人所持上诉人的股权被司法拍卖后，上诉人确定不可能再从被上诉人处继续采购设备，遂及时于2018年9月25日诉请法院要求解除合同。因此，上诉人并不存在怠于行使合同解除权的情形，而是根据公司经营的实际需要，择机行使合同解除权，并且在继续采购不能的情况下，及时行使了合同解除权。原审以上诉人没有在合理期限内主张权利为由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上诉人认为该“合理期限”既没有法律规定又不符合客观事实，系原审过度行使自由裁量权，系主观臆断。五、原审查明事实后认定本案的守约方和违约方，但却判决驳回守约上诉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请求，违约方不仅没有得到制裁，反而因违约行为获得巨额的不义之财，有违公平公正原则。本案之所以成讼，系因被上诉人在履行案涉《设备销售合同》中的违约行为，这是本案的主要矛盾。原审没有分清主次矛盾，对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守约方过于严苛，放纵违约者的违约行为，导致国有资产面临2300万元损失的巨大风险。不仅违背诚实信用和公序良俗等民法的基本原则，而且树立不好的导向，即守约方的权益不被保护，违约方的违法行为竟然可以获得不义之财。综上，上诉人解除合同属形成权而非债权请求权，不应适用诉讼时效制度，上诉人诉请返还货款、赔偿损失是基于解除合同而享有的债权请求权，适用诉讼时效制度，只有合同被确认解除后，返还义务及赔偿责任由此产生。因此，该请求权应从合同解除之日起开始计算诉讼时效期间，上诉人主张返还货款、赔偿损失的诉请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请求二审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予以改判，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利，保护国有资产不被非法侵吞。亚钢公司辩称，一、珠钢公司要求解除合同，已超过解除权存续期间（除斥期间），解除权已消灭，其要求解除合同的请求，应予驳回。虽然解除权在性质上属于形成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但解除权的行使是有时限规定的，而且该除斥期间比诉讼时效短，不能像诉讼时效那样可以中止、中断或延长。当事人解除合同时，必须在除斥期内行使，超过该期限，其解除权消灭。根据合同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期限届满当事人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经对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本案中，双方签订《设备销售合同》的时间是2011年3月2日，约定最迟交货期限为2013年3月3日，珠钢公司向法院起诉要求解除合同、返还财产的时间是2018年9月25日。也就是说在最迟交货期限届满，上诉人的权利受到侵害5年之后才行使权利。既超过了解除合同的合理期限，又超过了请求返还财产、赔偿损失的诉讼时效期间。被上诉人是否催告，并不影响上诉人解除权的行使，上诉人漠视自身权利，在合理期限内怠于行使解除权，应视为对解除权的放弃。双方在合同中虽然没有约定解除合同的期限，但法律规定解除权应在合理期限内行使。如何理解解除权的合理期限，双方存在很大争议。按照上诉人的观点，解除权的合理期限属于除斥期，不受诉讼时效规定的调整，只要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合同的期限，不管权利被侵害多少年，当事人都有权利解除合同。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的观点是错误的。其一，从立法本意分析。法律之所以规定除斥期间，就是督促当事人及时行使权利，维护交易的稳定和安全，不让当事人躺在权利上睡大觉，怠于行使权利，使合同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如果将解除权的合理期限理解为无限期，显然与立法本意背道而驰。其二，从司法实践选择分析。司法实践中，关于合同解除权的判解不一，但无论如何，解除权的行使不仅要考虑解除权行使的原因、情形、责任等，而且要考虑权利被侵害的时间长短。一般情形下广泛被接受的合理期限为一年。除非特殊情况，鲜有超过诉讼时效的期间，否则法律规定的合理期限价值何在？其三，从诉讼时效与除斥期间的关系分析。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其目的都是督促当事人在合理期限内积极行使权利。如果允许当事人不受时间的限制解除合同，那么权利被侵害超过20年的，也可以基于解除合同要求返还财产，这样势必造成诉讼时效与除斥期间的冲突，使诉讼时效与除斥期间的规定失去意义。其四，从各国立法取向和理论分析。各国立法都倾向于合同解除权行使的合理期限不超过诉讼时效。原因在于，在请求权诉讼时效已经经过的情形下，如果行使解除权，合同当事人则可以基于诉讼时效经过提出抗辩，从而使解除权行使失去意义，因此合同解除权行使的合理期限比诉讼时效更短，才符合解除权的行使逻辑和经济原则。合同解除权行使期限在性质上属于除斥期间，而非诉讼时效。对于合同解除权的行使，适用除斥期间的规定，不适用诉讼时效规则，在我国不仅在学理上而且在实务中都得到认可。但为了避免合同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不确定，通常情形下除斥期间都会比诉讼时效更短。其五，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立法导向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自解除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解除事由之日起一年内不行使，或者经对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该规定已经将解除权未经催告的合理行使期限确定为一年，作出明确指引，尽管尚未正式实施。综上，上诉人主张解除合同的请求，已经超出法律规定的合理期限，其解除权已经消灭，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二、珠钢公司主张返还财产、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应予驳回。案涉《设备销售合同》约定最迟交货期限为2013年3月3日，而上诉人要求返还财产、赔偿损失的时间是2018年9月。也就是说，上诉人在权利被侵害5年之后才主张权利。不管是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的3年诉讼时效计算，还是按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的4年诉讼时效计算，上诉人均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二条条第一款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届满的，义务人可以提出不履行义务的抗辩。据此，被上诉人可以不履行相关义务。三、案涉《设备销售合同》是为走账和转移资产而伪造的，双方没有买卖设备的意愿，上诉人涉嫌恶意诉讼。其一，从控制公司的董事看，签订案涉合同时，秦志威既是上诉人的董事，又是被上诉人的董事，而且控制着这两个公司的资金流向。所谓《设备销售合同》是其一手策划安排的，其目的就是利用虚假合同转移、循环和回收资金。其二，从设备预付款资金去向看，上诉人打给被上诉人的案涉款，在进入被上诉人账户的第二天，就直接全额转给了中环钢铁（澳门离岸商业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环澳门公司）账户，而中环澳门公司系中国金属再生资源（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再生公司）的间接全子公司，被上诉人并未得到一分钱。被上诉人与中环澳门公司没有经济业务往来，为什么将设备预付款转给该公司，其中缘由不言而喻。其三，从香港高等法院判定中金再生公司财务造假案看，被上诉人系中金再生公司的全资控股子公司，实际控制人是秦志威。香港高等法院原讼法庭公司（清盘）案2013年第210宗判决认定，秦志威具体操控中金再生公司及其直接或间接控股的子公司进行资金安排和财务造假，大部分交易不是真实的，而中环澳门公司是造假资金循环和回收的窝点。在此期间，秦志威是中金再生公司董事会主席，也是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的董事，控制着公司的资金。我们有理由相信，所谓《设备销售合同》就是上述造假案的翻版和缩影。其四，从案涉《设备销售合同》履行情况看，被上诉人收到设备预付款的第二天就转给中环澳门公司，如果合同是真实的，那么上诉人应当在被上诉人逾期交货后及时主张权利，但上诉人直到起诉前从来没有要求被上诉人交货，也没有提出解除合同返还预付款。因为案涉《设备销售合同》只是为了走账转移资金才签订的，根本不需要履行，所以上诉人才一直未主张权利。其五，从合同上加盖的印章看，两份合同加盖被上诉人的印章是不一样的，上诉人持有的合同原件显示被上诉人的印章为椭圆形，而被上诉人持有的合同原件显示其印章为长方形。合同中被上诉人签字是秦志威。如果签订合同是真实的，那么印章应该是一致的，不可能签订合同时被上诉人盖不同的印章，这说明案涉《设备销售合同》是事后为了走账转移资金而杜撰伪造的。其六，从上诉人起诉的原因来看，本来《设备销售合同》是虚假的，双方均没有买卖设备意愿，其真实目的就是将上诉人的资金通过被上诉人账户转移到第三方中环澳门公司账户，谁也不欠谁的钱，这一点上诉人应该是清楚的，所以双方相安无事多年，上诉人在交货期届满后5年多也从未主张权利。但2018年8月上诉人获悉被上诉人在上诉人持有的45％的股权被司法拍卖，2800余万元拍卖款留存于法院账户后，见财起意，欲利用虚假的《设备销售合同》获利。如果单独请求返还财产、赔偿损失，因诉讼时效已过，无胜诉可能，于是上诉人利用法律对解除权的合理期限没有明确规定，钻法律空子，企图用解除合同的除斥期间，规避财产请求权的诉讼时效。综上，所谓《设备销售合同》是事后为了走账转移资金而伪造的，上诉人以虚假合同为依据提起诉讼，图谋非法利益，涉嫌恶意诉讼。退一万步讲，即使合同是真实的，因上诉人怠于行使权利，超过解除合同的合理期限和债权请求权的诉讼时效，被上诉人依法可以拒绝履行义务。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珠钢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珠钢公司与亚钢公司签订的《设备销售合同》（合同编号：AC11-001）；2.判令亚钢公司向珠钢公司返还设备款人民币23664960元；3.判令亚钢公司向珠钢公司支付赔偿金人民币7888320元（暂按2011年3月2日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中间价：1美元=6.5736人民币计算）；4.本案诉讼费用由珠钢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珠钢公司与亚钢公司于2011年3月2口签订《设备销售合同》（合同编号：AC11-001），约定珠钢公司向亚钢公司购买起重机、集装箱叉车等设备，合同签订后，珠钢公司即按约支付首笔货款3600000美元（折合人民币23664960元），而亚钢公司并未按合同约定期限交付设备，后经多次沟通要求其履约，均无果。珠钢公司认为案涉《设备销售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严格遵守。现亚钢公司逾期交货行为己构成严重违约，珠钢公司有权依据《设备销售合同》第9条第（1）项约定解除本合同，亚钢公司应退还珠钢公司设备款人民币23664960元并按合同约定设备总价12000000美元的10%向珠钢公司支付赔偿金人民币7888320元。因亚钢公司持有珠钢公司45%股权的拍卖款，该可供扣押财产所在地在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珠钢公司原系台港澳与境内合资企业，成立于2003年2月。亚钢公司系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注册登记的公司，成立于1999年。自珠钢公司成立时起，亚钢公司即为珠钢公司股东，持有珠钢公司45%的股份。2011年3月2日，亚钢公司作为卖方与珠钢公司作为买方签订《设备销售合同》（编号：AC11-001）一份，约定卖方向买方销售三台科尼集装箱岸边门式起重机postpanamax，两台KalmarDCD250-12LB集装箱叉车，两台KalmarDRF450-60SSK集装箱正面吊，合同总价款为12000000美元。合同第4条付款方式约定：（1）买方须于签订合同后七天内以电汇支付合同总价30%的预付款即3600000美元至卖方账户；（2）买方须在卖方提交已完成设备的船务文件给买方当日以电汇支付该设备合同价30%至卖方账户；（3）买方须在设备安装及签订验收单据后三天内以电汇支付该设备合同价40%至卖方账户。合同第5条交货期约定：（1）科尼集装箱岸边门式起重机postpanamax，从收到预付款之日起二年内运抵珠钢码头；（2）KalmarDCD250-12LB集装箱叉车，从收到预付款之日起一年内运抵珠钢码头；（3）KalmarDRF450-60SSK集装箱正面吊，从收到预付款之日起一年内运抵珠钢码头。合同第9条违约责任第1款约定：卖方如非因不可抗力原因未能按期交货，每延期一周，按违约的设备总价款的1%赔付给买方，不足一周按一周计算，最高赔付可达设备总价的10%。如逾期达半年以上，买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卖方赔偿一切经济损失。合同最后还约定，本合同的订立、生效、解释、变更和争议的解决以中国法律为依据。合同签订当天，珠钢公司向亚钢公司电汇3600000美元。亚钢公司于次日出具《收条》，载明收到珠钢公司美元汇款360万元整，该款系合同号AC11-001项下的机器预付款。合同第5条约定的交货期届满后，亚钢公司未向珠钢公司交付约定设备，珠钢公司也未向亚钢公司发送催促函或解除合同通知，直至本案诉讼。另查明，亚钢公司于2017年10月23日进入清盘程序，清盘方式为债权人自动清盘。截至本案一审诉讼时，该公司尚未完成清盘程序。因涉及另案诉讼，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23日至24日对亚钢公司持有的珠钢公司45%股权进行司法拍卖，并于8月24日成交。2019年2月1日，亚钢公司所持珠钢公司股权变更登记至案外人名下。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珠钢公司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其诉请解除合同及返还设备款请求应否获得支持。本案系涉及香港特别行政区企业的买卖合同纠纷案件。根据双方合同有关法律适用的约定，本案应适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因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和技术进出口合同争议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期限为4年，自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之日起计算。因其他合同争议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期限，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从上述规定可见，合同法对有关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纠纷规定较普通合同纠纷更长的诉讼时效期间。但从本案事实看，珠钢公司的起诉仍超过4年的诉讼时效。根据双方合同第5条有关交货期的约定，双方约定的最迟交货期限应为2013年3月3日。在亚钢公司未按约交货的情况下，珠钢公司作为买受人在该日即应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因此其最迟应在2017年3月3日之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以主张权利。而其直至2018年9月才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显然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一款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届满的，义务人可以提出不履行义务的抗辩。亚钢公司主张不予退还设备款和赔偿损失具有法律依据，应予支持。本案中，珠钢公司认为其诉讼请求第一项为判令解除案涉《设备销售合同》，而解除合同系行使形成权，不应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因此其可以基于解除合同而要求返还已付设备款并主张损失赔偿。对此，一审法院认为，解除权在性质上虽属于形成权，不能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但当事人在诉请解除合同时仍应遵守法律有关解除权行使期限的规定，解除权仍应在合理期限内行使。合同法第九十五条规定，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期限届满当事人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经对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本案中，合同并没有约定解除权的行使期限，也未有证据表明亚钢公司催告过珠钢公司行使解除权，因此本案并不能直接适用合同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对此种当事方未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相对方也未曾催告行使解除权的情形，该院认为并不能在不考虑守约方行使解除权的时间节点情况下，一概认定其仍享有解除合同之权利。此时，守约方仍应在合理期限内行使解除权，超过合理期限未行使的，其权利应归于消灭。首先，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九条和合同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分析，我国法律对解除权的行使规定了除斥期间。法律之所以规定解除权的行使期限，其目的在于督促当事人积极行使权利，维护社会交易秩序的稳定。倘若将双方未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且相对方也未催告行使解除权的情形一概认定为守约方不论行使解除权的时间点均享有解除权，将导致双方合同关系始终被置于不稳定状态之中，也使法律对除斥期间的规定失去意义。其次，如果对此种情形认定为守约方不论经过多长期间均可以行使解除权，将造成除斥期间与诉讼时效制度的冲突。除斥期间与诉讼时效在性质上虽有一定区别，但其目的均在于督促当事人在合理期限内行使权利，避免因迟延行使权利而造成社会交易秩序不稳定。在守约方行使解除权明显迟延的情况下，倘若认定其仍可以行使解除权，并可以基于解除合同要求对方返还财产或赔偿损失，将导致法律对诉讼时效的规定失去意义，进而造成法律体系内部的冲突。具体到本案，珠钢公司在合同约定的交货期届满后逾五年之久均未主张权利，而直至亚钢公司持有的珠钢公司45%股权被司法拍卖后方才提起诉讼，可见其一直怠于行使合同解除权，其在本案诉讼中主张行使解除权显然已超过合理期限，对其要求解除合同的请求，该院自然不予支持。至于亚钢公司有关涉案合同系虚假交易的主张，该院不再予以评判。综上所述，珠钢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对其诉讼请求不应予以支持。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一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广州珠钢码头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99566.4元和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广州珠钢码头有限公司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认定的案件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根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院归纳本案争议焦点：珠钢公司主张解除案涉合同并返还设备款、支付赔偿金的诉请应否得到支持。现评析如下：一、本案应适用内地法律。本案一方当事人系香港特别行政区企业，案涉《设备销售合同》第10条第二款约定，“本合同的订立、生效、解释、变更和争议的解决以中国法律为依据”。故原审适用合同法等相关内地法律，于法有据。二、关于珠钢公司主张解除案涉《设备销售合同》的诉请应否得到支持。该争点涉及解除权的行使期限问题，双方各执一词，实践中争议颇大，各地判解不一。合同法第九十五条规定：“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期限届满当事人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经对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本案中，合同并没有约定解除权的行使期限，也没有证据表明亚钢公司对珠钢公司行使解除权进行过催告，因此本案不能直接适用该条规定。本院认为，即便该情形下，守约方也应当在合理期限内行使解除权。原审对此已经予以详细评述，本院补充以下意见：其一，合同解除权应当在合理期限内行使。否则，将会使法律关系长期处于不确定状态，从而影响交易安全和稳定，造成交易秩序紊乱，而秩序是法追求的价值目标之一。一方面，解除权长期不行使表明权利人怠于行使权利、漠视自身权利，可视为对自身权利的放弃；另一方面，解除权长期不行使将会损害合同相对人基于权利人长期默示不作为而可能引发的合理的信赖利益。其二，合同解除权行使的合理期限不宜过长。合理期限意味着在符合解除条件的情况下，解除权人应当在较短的时间内及时行使解除权。根据权利义务一致原则，守约方既享受一定的权利，也要科以及时行使权利的义务；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和禁止权利滥用原则，解除权人享有解除权并不意味着可以无限期地享有解除权，解除权人不可滥用权利损害相对方的利益；根据利益衡平原则和公平原则，合同解除权行使的合理期限既要考虑守约方的合法权益，也要顾及违约方基于法律应得到的权益，即要衡平债权人权利、权益与债务人的正当利益，以及交易确定和稳定的需求等多方面利益。只有如此，方能增进法益和全社会福利，方符合基于成本收益分析的法经济原理。其三，合同解除权行使的合理期限不宜超过诉讼时效。主流观点认为，合同解除权行使期限在性质上属于除斥期间，而非诉讼时效。对于合同解除权的行使，应适用除斥期间的规定。如果在请求权诉讼时效已经届满的情形下解除权人还可以行使合同解除权，对方当事人此时则可以基于诉讼时效经过或者届满提出抗辩，从而使解除权行使失去意义。且，合同解除权行使后附随的返还请求权往往出现在同一诉讼中，合同解除与返还财产等存在前后关联关系，若行使合同解除权不受任何期间的限制，会导致当事人以解除权的行使作为规避诉讼时效的事由，也会使得请求权的诉讼时效规定落空，不符合诉讼时效的立法目的。因此，合同解除权行使的合理期限应该比诉讼时效更短，方能逻辑自洽。其四，上述结论和意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即将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自解除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解除事由之日起一年内不行使，或者经对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该规定已经将解除权未经催告的合理行使期限确定为一年，尽管尚未实施，但其相关立法精神和法理可以作为本案判决参考。三、关于珠钢公司主张返还设备款、支付赔偿金的诉请应否得到支持。珠钢公司主张返还设备款、支付赔偿金的诉请系基于合同解除而提出的，如前所述，由于珠钢公司无权请求解除合同，故对其提出的返还设备款及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最后，本院需要指出的是，珠钢公司在亚钢公司没有按照合同约定交货，严重违约从而导致自身权利可能受到严重损害之日起，逾5年没有向亚钢公司发出任何通知行使解除权，不管其中缘由如何，均不影响本院基于逻辑推理和三段论得出的上述结论和意见。且，基于日常生活经验法则，亚钢公司作为珠钢公司的股东持有股权，并不意味着亚钢公司对案涉债务提供了担保。至于上诉人的其他事实主张，原审已经予以述评，本院于此不赘。综上，珠钢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99566.4元，由广州珠钢码头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邢 勇审判员 邬文俊审判员 卫逊敏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陈银华书记员何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