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8民终225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于爱国，男，1970年5月9日出生，汉族，住淮安市洪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晓斌，江苏岸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凤林，男，1968年10月4日出生，汉族，住淮安市洪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业江，江苏天立言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伟，江苏天立言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于爱国因与被上诉人张凤林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淮安市洪泽区人民法院(2020)苏0813民初5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于爱国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张凤林承担。事实与理由：1.案涉水稻歉收系因张凤林未按照值保站要求进行防治，以及台风等多种因素影响导致，上诉人销售的农药质量没有任何问题，水稻歉收与上诉人销售农药之间没有关系，张凤林在领取政策性水稻种植险时也认可水稻歉收系自然原因导致；2.《调解协议》确定的共计35万余元的赔偿数额显失公平，调解前调解人员未对损失总额进行确定，而且保险公司对损失核定后仅向张凤林支付了10余万元的理赔款，这说明张凤林的实际损失远未达到35万元；3.《调解协议》是在张凤林胁迫以及参与调解人员强迫下达成的，调解前张凤林伙同其亲属多次用农业机械封堵上诉人门市，参与调解人员在调解过程中没有分清责任、确定损失数额，偏袒张凤林一方，强迫上诉人签订调解协议。张凤林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维持原判。于爱国一审诉讼请求：1.撤销2019年10月12日双方签订的《调解协议》及其出具给张凤林的16万元欠条；2.张凤林给付于爱国农药款193160元；3.张凤林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查明：于爱国在淮安市洪泽区经营黄集白马湖农技服务部从事农药、种子经营，张凤林在淮安市洪泽区承包土地。2019年8月，张凤林承包地种植的杂交稻出现病变，张凤林遂向于爱国咨询并从于爱国处购买农药进行治疗。2019年9月30日，张凤林发现水稻灌浆不良，要求于爱国赔偿，被于爱国拒绝后，张凤林于2019年10月9日、2019年10月12日组织人员、机械到于爱国经营的门市，采取堵门等方式向于爱国讨要说法，并向洪泽区农业农村局信访。2019年10月12日上午，洪泽区农业执法监察大队副大队长赵洪浪等人前往洪泽区黄集街道，会同黄集派出所、洪泽区黄集街道双涧村村干部到张凤林承包的土地查看张凤林种植杂交稻的受损情况，并到淮安市洪泽区村委会进行协调。于爱国（甲方）与张凤林（乙方）于当日中午在村委会达成调解协议，主要内容为“乙方张凤林诉甲方于爱国就2019年水稻后期白叶枯病害损失一事，经双方友好协商，达成一致意见，签订如下协议：一、乙方欠甲方农药等农资款（2019年10月12日之前欠款）壹拾玖万元一概免除。2.甲方一次性补偿乙方农田损失壹拾陆万元整，此款于2020年1月20日前付壹拾万元正，2020年2月10日付陆万元整。3.本协议双方签字后生效，甲乙双方不再就2019年1300亩水稻损失问题提出相关异议，不再向相关部门举报、投诉、向法院提出诉讼。4.本协议一式伍份，甲乙各一份，双涧村委会一份，黄集派出所一份，淮安市洪泽区农业执法大队一份”。上述协议由洪泽区农业执法监察大队工作人员倪某某书写，于爱国、张凤林在该协议上签名，并由洪泽区农业执法监察大队赵某某、倪某某、黄集派出所徐某某、双涧村村干部郭某1、徐某某、郭某2等六人作为见证人在该协议上签名。后因于爱国未按协议履行给付赔偿款义务，张凤林于2020年3月19日找于爱国索要赔偿款发生纠纷，于爱国报警。后于爱国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次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示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于爱国主张其与张凤林所签订的《调解协议》系在受到张凤林的胁迫和洪泽区农业执法人员的压力下，被迫签订该协议，该协议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而要求撤销。本案中，于爱国、张凤林双方都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并在农业执法人员、派出所和村居工作人员的调解下达成调解协议。于爱国主张系胁迫并没有充分证据证明，于爱国、张凤林在《调解协议》上签字，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于爱国要求撤销该协议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鉴于涉案调解协议无可撤销的法定情形，于爱国要求张凤林支付农资款193160元诉讼请求，与调解协议相悖，亦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于爱国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597元,减半收取3298.50元，由于爱国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于爱国提交如下证据：1.洪泽区植保站2019年8月14日五（3）代稻纵卷叶螟防治技术意见、2019年8月16日水稻穗期病虫防治技术意见，证明张凤林没有按照植保站要求进行病虫害处理；2.照片5张，证明张凤林从上诉人处购买的是除草剂不是农药，张凤林减产的是1000亩杂交稻，承包的300亩粳稻没有受到影响；3.录音一份，证明涉案协议是在调解人员强制下达成的；4.经营户刘某、吕某某、蒋某某、孙某某、赵某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农药经营许可证以及于爱国的进货单、淮安市昌宏植保服务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农药经营许可证以及于爱国的进货单。张凤林的质证意见是，上述证据都不是新证据。证据1，张凤林只要收到植保站的技术意见都是交给于爱国的，于爱国统一根据水稻情况配置农药；证据2真实性不清楚；证据3真实性不清楚，于爱国在一审中已经提交一份录音，从录音内容来看，调解人员多次讲如果不同意调解随时可以离开。综上，调解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欺诈、胁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能达到证明目的；证据4不予认可，进货单显示的进货时间都是在2019年8月、9月，而张凤林在2019年10月12日之前已经欠上诉人农药款19万元，进货明细不足以证明上诉人进货全部来源于上诉人提供的上家，且进货明细与张凤林实际使用的药物明细明显不符。本院认证意见是，证据1因是洪泽县植保站出具，且张凤林未对真实性提出异议，故对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张凤林是否按照植保站建议进行病虫害防治、案涉稻田受损原因等无从反映，该证据不能达到于爱国的证明目的。证据2中有2张照片显示的是农药产品图片，无法认定与本案存在关联性；另3张照片拍摄的是稻田，是否是案涉受损稻田不能确认，但鉴于张凤林认可，故于爱国陈述的受损稻田只有1000亩杂交稻的主张可以成立。证据3从内容上看，是当时调解人员进行相关调解工作的音频，真实性可以确认，能否实现于爱国的证明目的将在本院认为部分阐释。证据4可以反映于爱国所售农药的部分来源，但张凤林在本案中主张的是于爱国对案涉水稻用药不当，这里既可能包括药的问题，也可能包括是否对症下药的问题，因此该证据不能证明于爱国对案涉水稻减产没有责任。根据于爱国申请，本院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淮安市分公司调取了被保险人为张凤林的两份投保单及所附证明材料，农业保险出险及索赔通知书、洪泽区2019年水稻损失鉴定报告等材料。于爱国的质证意见是，真实性没有异议，上述证据可以证明涉案水稻减产是因为稻瘟病，不是白叶枯，张凤林在向保险公司理赔时没有主张水稻减产与于爱国销售的农药有关；从损失数额来看，保险公司认定损失在15万元左右，张凤林已经获得理赔，而涉案调解协议约定的赔偿数额达到35万元，显失公平。张凤林的质证意见是，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损失鉴定报告中将减产原因认定为稻瘟病不成立，我方总损失有120多万元，系由于于爱国配置农药不当导致，所以才在多方调解下形成了案涉调解协议，张凤林的损失远远大于调解协议赔偿金额。为核实案件事实，本院依职权分别向参与调解的村干部徐某某、郭某1、郭某2、洪泽区农业农村局赵某某进行了调查并形成谈话笔录，上述人员陈述，调解当天的早上，大家一起到张凤林承包地查看水稻损失情况后，在村委会进行的调解，调解过程不存在胁迫，一直到当天下午2点才达成调解协议，双方是自愿签订的。徐某某、郭某2另外还陈述，张凤林与于爱国之间不仅是农药买卖关系，于爱国还提供相关技术服务。另外本院还向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洪泽支公司的农业保险主管周某调查并形成谈话笔录。针对本院出示的张凤林农业保险投保单及索赔通知单等材料，周某陈述如下：出险原因稻瘟病是根据本地大部分稻田当年流行的病种确定，与张凤林承包的水稻不能完全对应；理赔中认定的损失，是根据洪泽区植保站出具的病害报告，结合保险条款，根据现场勘查情况，与张凤林协商一致确定的赔付方案，不是针对张凤林的实际损失。于爱国的质证意见是，其不认识徐某某、郭某1、郭某2，对该三人陈述内容均不认可；对赵洪浪陈述内容不认可，调解当日不是上诉人把这些人带过去的，而是在现场查看后他们坐上诉人的车回去的；郭兆和陈述一千多亩地大部分绝收，与张凤林自己的陈述都不一致；调解达成的赔偿额是调解方确定的，是强制调解。周沫的谈话笔录，根据保单最高保额是550元一亩，张凤林最高保额可以有70多万元，虽然保险公司称专家是现场估算的，无法精确计算，但估算的损失与实际损失应该相差不大；应当以保险公司相关理赔材料为准，周沫证言不能作为认定损失数额依据；理赔材料中注明的水稻病因是稻瘟病，张凤林与保险公司均在单据上予以了确认，于爱国提供的农药是治疗白叶枯的，上诉人不应当承担责任。张凤林对上述谈话笔录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认证意见是，徐某某、郭某1、郭某2均是案涉纠纷发生地的村干部，赵某某是洪泽区农业农村局农业执法大队工作人员，上述人员根据单位指派参加了案涉纠纷的调解，且与本案无利害关系，再结合于爱国一、二审阶段提交的调解过程录音，可以证明案涉调解协议的达成不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周某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洪泽支公司的农业保险主管，对案涉稻田存在政策性保险、张凤林申请理赔以及损失鉴定报告形成过程都是清楚的，证明效力较高，其陈述应予采信。经审查，一审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案涉纠纷发生后，洪泽区农业农村局农业执法大队、案涉纠纷发生地的派出所、村委会指派工作人员共同参与调解，后经于爱国与张凤林签字确认，达成案涉具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的调解协议，该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现于爱国主张撤销，应围绕该协议是否存在法定的可撤销事由进行审查。关于是否存在胁迫。从于爱国提交的调解当时的录音来看，在调解过程中，参与调解人员为于爱国分析了调解与否的利害得失，同时也多次强调，如果于爱国不同意调解，可以终止调解，双方可以选择诉讼途径解决。另外，关于张凤林稻田受损与于爱国是否存在关联问题。张凤林主张双方不仅存在买卖关系，而且还存在技术指导关系。张凤林系当地种粮大户，让农药销售方在销售时一并提供技术指导符合通常的交易习惯；而且，从于爱国提交的双方交易明细来看，很多都是以“亩”为计量单位，而不是以具体的规格、数量确定，由此也印证了张凤林陈述的平时都是于爱国根据防治病虫害需要调制好农药后由其安排工人直接播洒的主张。综上，于爱国关于案涉稻田损失与其无关、其是被胁迫签订调解协议的主张，无证据证明，本院对该主张不予采信。关于是否存在欺诈、显失公平。首先，在调解当天，调解人员、于爱国等共同到案涉受损稻田，在现场查看后才到村委会进行调解，于爱国等各方通过现场查看，对稻田实际受损情况是清楚的。其次，调解录音内容显示，调解人员基于当时受损稻田尚未收割，提出了是否要待稻田收割、精确计算损失数额后调解，而于爱国最终还是选择了在调解协议上签字。最后，关于保险公司在政策性保险理赔过程中出具的损失鉴定报告能否作为认定张凤林实际损失依据问题。从鉴定报告内容来看，系针对洪泽区2019年水稻整体损失情况出具，保险公司负责该事项的农业保险主管周沫也称，鉴定报告是根据保险条款、现场勘查、张凤林意见等综合确定，不是针对张凤林的实际损失。因此，该鉴定报告不能作为认定实际损失的依据。综上，于爱国主张的调解协议存在欺诈、显失公平不能成立。综上，上诉人于爱国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597元，由上诉人于爱国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孙 坚审 判 员  孙 艳审 判 员  蒋其举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孙祚伟书 记 员  赵晓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