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785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吴学舟，男，1971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徐汇区。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维京泰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长宁区仙霞路******。法定代表人：蒋山青，执行董事。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路少红，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兟，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石盈昌，男，1970年6月19日出生，苗族，住上海市闵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冬，上海宇钧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春建，上海宇钧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谢东霞，女，1970年8月9日出生，侗族，住上海市闵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冬，上海宇钧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春建，上海宇钧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蒋山青，男，1972年10月7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杨浦区。原审第三人：王文军，男，1970年2月18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杨浦区。上诉人吴学舟、上海维京泰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京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石盈昌、原审第三人谢东霞、蒋山青、王文军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19）沪0104民初102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吴学舟、维京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石盈昌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石盈昌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未查明当事人之间存在股权代持关系，导致基本事实认定不清。1.石盈昌为弥补吴学舟等人在上海A有限公司的投资亏损，将其名下上海B有限公司（以下简称B公司）的股权进行重新划分，按照吴学舟30%、蒋山青27.5%、石盈昌27.5%、王文军15%的股权比例享受股东分红。B公司30%的股权实际权利人为吴学舟，石盈昌仅为代持，15%的股权实际权利人为王文军，由谢东霞代持。《股权抵债及经营权补偿协议》（以下简称补偿协议）中约定谢东霞将其15%股权以1元转让给王文军，即是该代持关系的体现；2.蒋山青将其持有的B公司27.5%股权内部转让给吴学舟，故吴学舟实际持有57.5%的股权比例，后经各方一致认可对股权“取整”，据此作出石盈昌将B公司60%股权转让给吴学舟的安排。因吴学舟为该60%的实际权利人，故并不能以此抵偿石盈昌对吴学舟的剩余借款及利息，一审判决认定石盈昌将其持有的B公司85%股权中的60%股权变更登记为吴学舟属于基本事实认定错误。二、石盈昌与吴学舟之间系股权转让关系，不存在经营权补偿的客观事实。1.当事人所订立实际为“阴阳合同”。石盈昌为避税等原因，将股权转让价款约定以经营权补偿方式支付，并约定于适当时间将25%股权作价1元转让给吴学舟，该1元转让股权及相应《企业管理咨询协议书》即为“阳合同”，而根据股权估值对该部分股权进行转让方为“阴合同”。因此，石盈昌主张以其对经营权的放弃从而获得补偿款的观点和事实均不成立；2.一审庭审中，石盈昌对于25%股权同每月65,000元补偿款是否相关、补偿款性质、补偿范围的陈述相互矛盾，所做陈述缺乏依据，实际石盈昌在其起诉状中已经确认25%股权转让同补偿款之间互为对价，石盈昌在一审庭审中亦确认补偿款的测算依据为B公司的转租利润，因此石盈昌同吴学舟之间关于该25%股权实际为转让关系，不存在所谓经营权补偿的真实意思表示；3.蒋山青系补偿协议的见证人，一审中其已明确说明25%股权的估值，同吴学舟所陈述的1,105,000元股权转让对价亦相契合，石盈昌所主张的8,905,000元的补偿款明显背离正常生活经验和商业习惯，一审法院对此未予查明存在错误。三、补偿协议中关于经营权补偿的内容显失公平，继续履行将严重损害吴学舟的合法权益。一审法院对经营权补偿的事实认定错误，将补偿期限与转租合同期限关联存在逻辑错误，对经营权进行补偿并无事实基础。因B公司60%股权的实际权利人为吴学舟，因此石盈昌同吴学舟之间实际为25%股权的股权转让关系，股权转让价款应依据25%股权的估值公平确定。一审中，石盈昌、谢东霞均对蒋山青所作25%股权估值为1,105,000元及其计算依据表示认可，在此基础上一审判决仍认定股权转让对价为8,905,000元，明显超过股权价值，导致石盈昌同吴学舟之间严重的利益失衡。另，一审判决仅判决支付款项，对25%股权如何处置未作处理，属于遗漏处理，存在不当；同时，补偿协议第四条约定，吴学舟违约的需以现金方式支付全部补偿款，该条款为合同约定的违约条款，但该8,905,000元款项严重高于违约行为可能造成的损失，因此应当予以调减。综上，请求支持其上诉请求。石盈昌辩称，不同意吴学舟、维京公司的全部上诉请求。关于股权代持问题，本案系争标的公司股权清晰，吴学舟同石盈昌之间不存在代持关系。且一审中吴学舟称60%股权系用于抵债，同其二审所做陈述相互矛盾。实际60%股权并非用于抵债，石盈昌同吴学舟之间并不存在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60%股权系全部转让给吴学舟。关于25%股权的对价问题，石盈昌并非仅转让25%股权，而是将全部股权均予转让。双方在补偿协议中就经营权进行区分并明确约定价格、支付时间等条款，此为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就此认定协议有效并无不当。关于25%股权的处理问题，依据补偿协议约定，要求石盈昌转让股权是吴学舟所享有的权利，其未予行使同石盈昌无关。关于显失公平问题，一审法院对补偿款由来、计算方式均已查明，吴学舟、维京公司虽称显失公平但亦未主张撤销合同。关于违约责任问题，补偿协议约定若吴学舟、维京公司违约，则应一次性支付全部剩余补偿款及50万元违约金，因考虑到违约责任的情形，石盈昌已经对违约金诉请予以撤销，并不存在应予调减的情形。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谢东霞述称，同意石盈昌意见。蒋山青述称，同意吴学舟、维京公司的上诉请求。双方均确认不存在股权抵债情形，故一审判决事实未予查明。王文军述称，同意吴学舟、维京公司的上诉请求。另，当时因王文军需出国以及为避免刑事案件的影响，故由谢东霞代王文军持有15%股权，因谢东霞系将该代持股权归还给王文军，故补偿协议中约定转让价格为1元。石盈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吴学舟向石盈昌一次性支付补偿款8,905,000元；2.判令维京公司对吴学舟向石盈昌支付补偿款及违约金的行为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石盈昌与谢东霞系夫妻关系。2018年7月5日，石盈昌（甲方）、谢东霞（乙方）、吴学舟（丙方）、王文学（丁方）、维京公司（戊方、担保方）、蒋山青（见证方）共同签订补偿协议，约定：一、甲方将其所持有的B公司85%股权中的60%转让给丙方，以此清偿甲方于2008年4月以来向丙方的借款至今尚未归还的全部剩余借款及利息；二、乙方将其所持有的B公司15%的股权全部转让给丁方，作价1元人民币；三、基于B公司的主要收益来自于长期（自2009年-2029年）包租上海XX大厦B1、B2层并转租的获利，甲方及丙方在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考虑按比例将上海XX大厦B1、B2层租约分拆各自经营，但因为分拆不便，只能由B公司统一经营，为此，甲方将其所持有的剩余25%B公司股权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先委托丙方代管，然后于适当时间将该部分股权全部作价1元转让给丙方，放弃在B公司的经营权等一切权利，也不承担经营风险，丙方同意按每月陆万五千元向甲方支付补偿费，支付期限自2018年8月1日至2029年12月31日，支付方式由B公司与甲方指定的公司（暂定为上海C有限公司）签订咨询服务合同，按每月支付咨询服务费陆万五千元，期限自2018年8月1日-2029年12月31日；四、自本协议生效后，公司经营甲方不再参与，包括但不限于经营状况等任何原因都不影响本协议确定的补偿费标准及支付，如果B公司不按与甲方所指定公司签订的合同支付本协议约定的补偿费的，超过30天即视作丙方违约，丙方要以现金方式支付补偿费，戊方（担保方）对本协议约定的全部利益提供履约担保，如丙方、戊方均未履行按约付款的义务超过30天时甲方除可追偿全部剩余补偿费外，丙方、戊方另须支付甲方违约赔偿金50万元；五、本协议由戊方维京公司及丙方吴学舟个人提供履约担保。因戊方的法人代表现由谢东霞担任，本协议中戊方作为担保方以加盖公章为准，本协议生效后由丙方在三个月内安排合适人选接替谢东霞的戊方法人代表，丙方确认戊方公司公章、财务章、银行U盾及经营管理权在本协议签订前已由丙方接管；六、B公司根据本协议与甲方指定的公司（暂定为上海C有限公司）所签订的咨询合同（以下简称该合同）是为实现本协议规定的丙方应支付甲方的放弃经营权补偿费而订立的，该合同的履行与否视同于本协议丙方应付甲方放弃经营权补偿费的支付与否，该合同如有违约视同为本协议违约。本协议履约期间B公司如需依据本协议与甲方指定的公司签订咨询新的合同时，须同时以本协议补充协议的方式予以确认；七、本协议经协议各方签字、盖章即行生效，本协议为不可撤销之协议；八、《企业管理咨询协议书（B公司-XX）》作为本协议的附件须与本协议一同签订后共同生效；九、各方之间发生争议的，任何一方均可向人民法院起诉；十、本协议一式六份，协议六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同日，为配合补偿协议的履行，目标公司B公司（甲方）与石盈昌指定的上海C有限公司（乙方）、维京公司（丙方、担保方）及吴学舟（丁方、担保方）共同签署了《企业管理咨询协议书》，约定甲方聘请乙方为甲方提供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服务时间自2018年8月1日至2029年12月31日，服务费每年收费标准为780,000元，于签约后每月按65,000元支付，本协议在签约后生效，本协议为不可撤销之协议，甲方逾期支付咨询费达30天的视作甲方违约，乙方向甲方及担保方追偿本协议约定的全部利益，并处赔偿金50万元，担保方丙方及丁方对此无异议，并同意为本协议的履行提供担保。但落款的签署日期改成2018年7月25日。经石盈昌与吴学舟商定，由石盈昌与蒋山青办理B公司的交接手续，2018年7月5日蒋山青出具一张收条，载明：今收到B公司资料原件：1.公章；2.社保登记证及IC卡；3.机构信用代码证；4.开户许可证；另外说明营业执照因到期申请延长在工商办理中。2018年7月10日，石盈昌将其持有B公司85%股权中的60%股权变更登记为吴学舟，谢东霞将其持有B公司的15%股权变更登记为王文军。2018年7月16日，石盈昌（交出方）与蒋山青（接收方）签署了一份《上海B公司有限公司交接清单》，载明：1.公章一枚，财务章一枚，发票专用章一枚；2.社保登记证及IC卡；3.营业执照正副本各一；4.机构信息代码证；5.开户许可证；6.工商银行U盾两枚；7.支票密码器；8.账本及历年会计凭证（现有部分。因进出过检察院，待全面核实）；9.租户合同原件一套。2018年7月20日，吴学舟向石盈昌发出《关于暂缓执行有关协议内容的通知》，称2018年7月5日各方签订的补偿协议中条款一、条款二、条款五因符合客观事实，已顺利执行，但条款八所涉及的《企业管理咨询协议书》（B公司-XX）》显失公平，且签约日期此时尚未生效已被通知终止，同时本人对B公司的未来经营信心不足，特通知暂缓执行协议条款三以及派生出来条款四、条款六，也就是本人不再受让你拥有的25%股权，也不再受托管理。抄送：谢东霞、王文军、维京公司。同日，B公司也向上海C有限公司发出《关于终止执行》，称我司与贵司签订的《企业管理咨询协议书》因显失公平，且签约日期也因贵司要求定在2018年7月25日，此时尚未生效，故通知终止执行《企业管理咨询协议书》。抄送：维京公司、吴学舟。2018年8月2日，石盈昌、谢东霞向吴学舟发出《关于催告要求履行协议的告知函》，不同意吴学舟发出的《关于暂缓执行有关协议内容的通知》，并表示石盈昌和谢东霞已根据协议完全履行相关义务，吴学舟及王文军业已获得B公司的部分股权及经营权，理应按约履行相关义务，鉴于目前情况，石盈昌名下仍持有B公司剩余25%的股权无任何意义，故要求吴学舟履行协议，立即受让石盈昌持有的25%股权，并按约定于2018年8月1日开始向石盈昌支付每月65,000元的补偿款。抄送：王文军、维京公司。同日，上海C有限公司也回复B公司，不同意终止执行《企业管理咨询协议》，要求B公司按期履行付款义务。同年8月27日石盈昌委托其律师向吴学舟发出《律师函》，要求吴学舟及时履行义务。因无着，遂引发诉讼。一审审理中，蒋山青提供关于B公司25%股权估值计算表，根据计算表显示，月租金收入合计221,100元，增值税及附加金额为11,581.43元，租金支出合计64,000元，租金收支毛利145,518.57元，运营管理费29,677元，公司最大利税115,841.57元，税后最大利润86,881.18元，25%股权对应21,720.29元，自2018年8月至2029年，合计2,975,680.37元，折现收益率10%后净现值1,637,725元，风险折扣10%即163,772.50元，股东借款补回434,200元，25%股权净现值1,039,752元，对应17个月（每月）：61,162元，对应17个月X6.5万合同。石盈昌、谢东霞质证意见为，从未见过该计算表，对金额大致无异议，但不是对应的25%股权的估值测算，缺少B1、B2的物业费。吴学舟和维京公司认可该计算表。王文军表示，蒋山青作为专业财务人员，认可其测算25%股权估值数据。一审审理中，石盈昌提供《租赁合同》5份，拟证明B公司自2013年3月起承租XX大厦B1和B2层，租期至2029年12月31日止，以及B公司承租的房屋在各方签订案涉协议时，已全部转租给案外人上海D有限公司、陶某、王某、郑某等，租期均约定至2029年12月31日。吴学舟认可《租赁合同》的真实性。石盈昌还提供了2018年7月4日晚上21:23-2018年7月5日中午12:33，其与吴学舟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8年7月4日晚上21:23，石向吴发送“股权转让协议（XX）.docx”“企业管理咨询协议书（XX实业-XX）2018…”“三方债务债权协议.doc”“股权抵债协议.doc”；2018年7月4日晚上21:44吴：“看过了，就这样吧”“和老蒋也沟通过了”；2018年7月5日凌晨00:07，石向吴发送“股东会决议（章程修正案）.docx”“股权转让协议.docx”；2018年7月5日早上10:57，石：“最后定稿，过目下，有意见赶紧！”“股权抵债及经营权补偿协议（XX）（4）.doc”“股东会决议（章程修正案）.docx”“章程修正案.doc”“股东会决议（股份转让）.doc”“股权转让协议.doc”“企业管理咨询协议书（XX实业-XX）2018…”“三方债务债权协议（3）.doc”，吴：“没有问题”“看完了”。一审审理中，吴学舟、维京公司以抗辩方式提出系争补偿协议中涉及“经营权补偿费”的支付周期条款，如按协议标准支付到2029年12月，远远超过了当初测算的受让25%股权对应可获得的利润分配，不符合常理，显失公平，故不同意支付。对此，一审法院向其释明需明确其主张，吴学舟表示，若石盈昌同意将其B公司剩余25%股权转让给吴学舟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吴学舟愿意按每月65,000元的标准支付到2019年年底，共计17个月，合计1,105,000元，若支付到2029年，则不再受让该25%股权。一审法院又查明，2018年7月5日，石盈昌（甲方）、吴学舟（乙方）、王文军（丙方）还签订了一份《三方债权债务协议》，内容为：甲乙丙就三方间涉及委托理财、XX股权投资、B公司、维京公司、购车等事项的往来债权债务经相互抵扣后达成一致，订立本协议：一.甲方应支付丙方160,000元，自2018年9月起，每月归还1万元，直至还清；二.甲方代收乙方通过XX公司支付的银行消费贷款500万元，除现金转付乙方470万元外，借予李某30万元，已全部结清；三.乙方应支付给丙方25,000元，自2018年9月起，每月归还1万元，直至还清；四.丙方合计应收到甲乙双方支付的185,000元；五.本协议涉及的债权债务与《股权抵债及经营权补偿协议》约定的债务相互独立，互不相干；本协议履行完毕后，甲、乙、丙三方之间涉及本协议所列明事项的全部债权债务即全部清偿；六.本协议一式三份，经三方签字后立即生效，本协议另有清单附件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再查明，B公司成立于2007年10月12日，2018年7月10日，B公司的股东由石盈昌、谢东霞变更为石盈昌、吴学舟、王文军。维京公司成立于2011年10月10日，系B公司全资子公司，B公司100%控股，2018年7月16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谢东霞变更为蒋山青，2019年1月29日维京公司的股东由B公司变更为陈某。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主要争议在于石盈昌、谢东霞、吴学舟、维京公司、王文军等各方当事人签订的补偿协议中条款三的内容性质以及该条款的约定周期是否存在显失公平。首先，一审法院认为，该条款内容包含两层意思：既有石盈昌移交B公司经营权交予吴学舟，放弃对B公司的一切权利，吴学舟按每月65,000元支付补偿款，又有石盈昌于适当时间将剩余B公司25%股权作价1元转让给吴学舟，而对于将公司的股权价格与经营权补偿款区分约定价格，现行法律法规并未明确禁止，故该约定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其次，对于该条款约定的支付周期，吴学舟认为若按每月65,000元支付到2029年12月，远远超过25%股权对应可获得的利润分配，显失公平。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基于B公司的主要收益来自于长期包租后转租的获利，而签订涉案协议时，B公司已与案外人签订了数份《租赁合同》，将B公司承租的物业全部转租，租期均约定至2029年12月底，故对B公司的收益情况，各方当事人均知晓，至于之后租约发生变化，属于正常的商业风险，并不存在利益失衡，且案涉协议的缔约，经石盈昌、吴学舟反复磋商后达成一致意见，吴学舟仅凭现有证据尚不足以构成显失公平的事由，故一审法院难以采信。关于维京公司为吴学舟提供担保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尽管案涉补偿协议签订时，未提供维京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等公司机关的决议，但因协议签订之时维京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谢东霞，股东为B公司，而B公司的股东即为石盈昌、谢东霞，石盈昌和谢东霞对维京公司享有绝对控制权，可视为维京公司为吴学舟的履约提供担保符合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故该担保行为有效。综上，石盈昌、谢东霞、吴学舟、维京公司、王文军等各方当事人签订的补偿协议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属合法有效，各方均应按约履行各自义务。石盈昌已按协议约定将其名下B公司85%股权中的60%转让给吴学舟，且将B公司经营所需的相关证照、财务专用章、开户许可证、工商银行U盾、支票密码器等资料移交给吴学舟，但吴学舟却以若履行案涉协议双方收益存在巨大差额为由主张显失公平，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现因吴学舟未支付月付款的义务超过30日，故石盈昌依据协议要求吴学舟支付全部剩余补偿费，符合协议之约定，于法不悖。同时，维京公司为吴学舟提供履约担保，故维京公司应当承担担保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吴学舟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支付石盈昌补偿款8,905,000元；二、维京公司对判决第一项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维京公司履行本判决第二项确定的全部义务后，有权向吴学舟追偿。一审案件受理费77,634元，由石盈昌负担3,499元，由吴学舟负担74,135元。二审中，吴学舟、维京公司围绕其上诉请求提交B公司工商内档，通过结合石盈昌所涉刑事案件讯问笔录来证明吴学舟实际享有B公司60%股权，并由石盈昌代持，补偿协议中所约定的60%股权转让实际是将股权归还给吴学舟。石盈昌、谢东霞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工商登记材料中并不能体现股权代持关系的存在，所谓股权代持亦无事实依据。蒋山青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真实性、证明目的均认可，股权代持关系真实存在。王文军未发表质证意见。石盈昌围绕其辩诉理由亦提交2015年11月25日石盈昌同王文军、谢东霞所订立《股权转让协议》一份，证明吴学舟、维京公司所称的股权代持关系并不存在，股权变更仅是为足浴店补偿款所提供的担保，股权变更亦从未支付过相应对价。吴学舟、维京公司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该《股权转让协议》系石盈昌欺骗王文军所签署，用以同石盈昌刑事讯问笔录的内容相互印证，从而使石盈昌在刑事案件中获得有利处理，王文军为不受刑事案件影响从而签订该协议，协议中所称的以股权转让作为履约担保也明显违背常理。谢东霞质证认为，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蒋山青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对证明内容不予认可，王文军系被迫签订该协议，对协议中所提及的以股权转让作为履约担保的事由亦不予认可。王文军未发表质证意见。本院认证认为，因当事人对该工商内档及《股权转让协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故本院对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均予认可。本院认为，当事人提供该两份证据的目的均在于证明案涉60%股权是否存在股权代持，该问题亦是本案所涉争议焦点，故本院将在后续说理部分一并予以阐明。其余当事人二审中均未提供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均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在于补偿协议是否存在显失公平，这一问题可具体细分为补偿协议中60%股权的性质以及8,905,000元价款是否过高两个问题。本院对此作如下分析：关于补偿协议中所涉60%股权。吴学舟、维京公司上诉主张，补偿协议中60%的股权实际权利人为吴学舟，石盈昌实际系将该60%股权予以归还。对此本院认为，当事人应当对自己的主张提供相应证据加以证明，无法证明的将依照法律规定承担相应不利的法律后果。本案中，吴学舟、维京公司为证明其主张提供B公司工商内档，用以同石盈昌刑事案件讯问笔录中陈述的内容相互印证，结合石盈昌曾向其分红的事实，从而证明石盈昌为吴学舟代持股权关系的存在。对此本院认为，B公司工商内档并不能体现出有吴学舟所称代持关系的存在。至于吴学舟、维京公司所欲印证的石盈昌刑事案件讯问笔录，本院亦注意到，石盈昌在多份讯问笔录中对B公司的投资及持股情况确曾多次作出陈述，但其所述内容并不一致，吴学舟、维京公司亦认可讯问笔录中的陈述存在多次变化。同时，最终生效的刑事判决书中亦未涉及和认定过股权代持，石盈昌向吴学舟所支付的款项除行贿款40余万元外，剩余钱款则被认定为投资补偿款，亦并非吴学舟、维京公司所称分红。因此本院认为，吴学舟、维京公司所做举证并不能证明吴学舟同石盈昌之间存在代持关系，其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关于8,905,000元款项是否明显过高。吴学舟、维京公司上诉称，因60%股权系归还实际权利人吴学舟，其同石盈昌之间仅存在25%股权的转让关系，并不存在所谓经营权补偿，对该部分股权应当以股权的估值计算股权转让对价，故8,905,000元的价款明显过高，继续履行将严重损害吴学舟的合法权益，存在显失公平。石盈昌则主张，8,905,000元对应的是B公司全部100%股权，款项金额亦是双方共同协商的结果。对此本院认为，民事主体之间基于真实意思所订立的合同，应当得到遵守和履行。补偿协议系当事人基于各自商业判断而共同协商一致的结果，其所约定内容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应当合法有效。补偿协议中明确转让对价为8,905,000元，并未约定将股权价值确定为计算标准，因此吴学舟、维京公司称应以25%股权估值计算转让对价的主张，缺乏相应合同依据。与此同时，吴学舟称其同石盈昌之间仅有25%股权转让关系，然而二审中吴学舟、石盈昌均已确认并不存在60%股权抵偿债务，前已述及吴学舟所称的股权代持关系亦并不成立，因此吴学舟、维京公司所称8,905,000元作为25%股权转让对价明显过高的观点亦缺乏事实依据。至于吴学舟、维京公司所称并不存在经营权补偿的事实，本院认为，二审中吴学舟、石盈昌均确认分别约定股权转让与经营权补偿是为实现避税，该约定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且客观上石盈昌确已移交公司章证、会计凭证等材料退出公司经营，故吴学舟、维京公司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吴学舟、维京公司另称，约定8,905,000元转让价款实际系因石盈昌在签约时将付款截止时间改写为2029年所致，然而对此并未能提供相应证据证明。与此同时本院亦注意到，二审中蒋山青、吴学舟均确认同石盈昌之间曾进行过当面协商，结合微信聊天记录中吴学舟确认看过补偿协议文本的表述，以及《企业管理咨询协议书》中亦约定服务时间至2029年这一情形，可以认定吴学舟、维京公司所称的付款截止时间被篡改的主张亦不能成立。结合以上本院认为，吴学舟、维京公司关于补偿协议显失公平的上诉请求难以成立，本院不予采信。至于吴学舟、维京公司另称，依据补偿协议第四条之约定，石盈昌诉请8,905,000元款项一次性支付属于违约责任，应当予以调减，对于25%股权的处置一审判决遗漏处理亦存在不当。对此本院认为，8,905,000元实际系石盈昌依据补偿协议第四条之约定，在吴学舟、维京公司违约情形下要求提前支付的全部剩余款项，性质上并非违约金，故不应予以调减。至于25%股权的处理，要求对该部分股权办理转让系吴学舟所享有的合同权利，一审中吴学舟并未对此提出过独立诉请，一审判决未予处理并无不当。综上，本院认为，吴学舟、维京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4,135元，由上诉人吴学舟、上海维京泰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陆文芳审判员  敖颖婕审判员  王 敬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金 鑫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