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407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爱萍，女，1971年2月7日生，汉族，住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邹松生，上海通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永稠，女，1970年6月8日生，汉族，住浙江省文成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冬颖，上海博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爱萍因与被上诉人陈永稠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8）沪0115民初418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爱萍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王爱萍的全部一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对于《合作经营协议书》所对应的酒店项目租赁合同被解除的原因和责任认定有误。《合作经营协议书》对双方投入资金的用途及分工等做了明确约定，即被上诉人陈永稠投资中的800万元是用于后期租金支付，上诉人投资1,600万元则用于租赁房屋的装修装潢，故被上诉人向酒店项目出租方安排租金支付是被上诉人要履行和完成的合同义务。被上诉人声称未支付租金是Z公司（以下简称Z公司）违约，不是被上诉人违约显然是试图混淆前述两个不同法律关系。若被上诉人未履行向出租方安排租金支付的《合作经营协议书》项下义务，同样会涉及违约。出租方Y公司（以下简称Y公司）以Z公司未支付租金违约为由解除了项目租赁合同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故就《合作经营协议书》履约这一对内关系而言，被上诉人确实违反了合同义务，构成违约。此外，《合作经营协议书》中虽然涉及Z公司股权转让内容，但该项股权转让实际并未完成，即便完成，本案也非公司法或合伙意义上的清算法律纠纷，而是合同违约纠纷，该纠纷源起在于被上诉人违反《合作经营协议书》约定，导致合作项目租赁合同被解除，租赁合同项目丧失的责任在于被上诉人而非上诉人。故本案系因被上诉人违反《合作经营协议书》约定造成合同项目丧失、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所致，并非涉及公司解散或清算纠纷。鉴于此，上诉人依照合同法第94条之规定行使法定解除权并要求被上诉人返还400万元款项及赔偿上诉人各项损失的法律依据充分。陈永稠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合作经营协议书》确定了双方就Z公司酒店项目共同投资的合作经营关系，合作经营过程中的盈亏及投资结算问题皆由公司法进行调整，上诉人要求退赔投资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此外，被上诉人在《合作经营协议书》履行过程中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故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王爱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王爱萍、陈永稠于2017年6月15日签订的合作经营协议书；2.判令陈永稠退赔王爱萍实际投资款人民币5,759,210元；3.判令陈永稠支付违约金暂计40万元；4、判令陈永稠承担一审诉讼费用。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6月15日，王爱萍、陈永稠签订《合作经营协议书》，约定合作经营Z公司、共同经营管理酒店住宿业务。协议载明，Z公司设立于2014年12月16日，注册资金1,000万元，股东陈某出资100万元，占公司10%股份，陈永稠出资900万元，占公司90%股份；约定，王爱萍出资1,600万元（其中400万元作为股权转让款，1,200万元作为投资借款，合计1,600万元用于XX路XX号酒店项目）受让Z公司40%股权，达到享有该公司项下租赁合同项目1（该公司在2016年11月28日与Y公司签有房屋租赁合同，享有上海市浦东新区XX路XX号XX大厦6-26楼20年的租赁使用权，时间2016年12月1日至2036年11月30日，总建筑面积24,373平方米，具体面积以Y公司提供的租赁合同附件1为准）、租赁合同项目2（该公司在2017年3月27日与Y公司签有房屋租赁合同，享有上海市浦东新区XX路XX号XX大厦地下一层、地上一至三层14.54年的租赁使用权，时间2017年5月15日至2031年11月30日，总建筑面积8,792.46平方米，具体面积以Y公司提供的租赁合同附件1为准）共同开发业务，创造经济效益，按股权比例分享经济收益、分担经济责任和亏损。双方共同经营的公司名称为Z公司，经营场所为上海市浦东新区XX路XX号XX大厦，经营项目为酒店住宿，合作期限自2017年6月15日至2037年6月14日。关于出资额、方式、期限，双方约定，确认Z公司原股东已发生租赁合同项目费用1,300万元（其中1,000万元为注册资金，300万元为对外借款）；王爱萍、陈永稠共同出资4,000万元，其中陈永稠以现金出资2,400万元，王爱萍以现金出资1,600万元，装修装潢工程总包垫资计1,500万元；王爱萍出资2,400万元（原股东出资1,000万元和对外借款300万元用于前期租金押金（554.5210万元）及管理费），300万元用于公司流动资金使用，800万元用于后期租金支付（租金每月25日之前支付）；王爱萍出资1,600万元用于租赁房屋的装修装潢；陈永稠已出资1,300万元（支出清单附件），余款1,100万元在6月25日前到账100万元，7月至11月每月25日之前各到账200万元，王爱萍在本协议签订后两天内到账400万元，此款为王爱萍支付股权转让款（用于工程款预付），8月25日前到账200万元，9月至12月每月25日前到账250万元，上述款项全部汇入Z公司账户，按上述约定用途支付使用；陈永稠（含原股东陈某）持有合作企业股份60%，王爱萍持有合作企业股份40%，双方同意在6个月内办理股权转让事宜，由陈永稠负责Z公司的股权转让事宜；装修装潢工程总价暂定预算3,000万元，其中承包方垫资1,500万元，双方承诺并同意自酒店开业之日起算，按18个自然月优先清偿承包方的垫资款1,500万元，若因合作公司经营未达盈利目标，造成不能足额归还约定金额，另外不足部分陈永稠（含原股东陈某）和王爱萍需按持有股权比例自行垫付，直至还清；如在经营过程中有债务产生，先由公司财产偿还，公司财产不足清偿时，以各投资人的出资为据，按比例承担；公司注册资金仍以1,000万元不变，超出1,000万元部分为投资借款，陈永稠（含原股东陈某）2,400万元中1,800万元作为投资借款，王爱萍1,600万元中1,200万元作为投资借款，上述投资借款在按期支付装修装潢承包方1,500万元垫资款时在公司当季的盈余中按股权比例逐步归还；陈永稠（含原股东陈某）、王爱萍同意双方最终都可以公司的名义受让XX酒店股权。协议还约定，公司设立董事会，陈永稠和王爱萍各指派1名董事，公司设监事1名；公司由陈永稠负责经营，王爱萍有权参与管理、听取业务情况的报告、检查账册及经营情况、共同决定合作重大事项（非酒店常规运营的各类事项需以双方签字为准，双方有一票否决权）等权利，王爱萍、陈永稠各指定财务人员1名；是否另行设立项目公司待后定夺。协议还约定，股东未按期缴纳或未缴足出资的，每逾期一天，按欠付金额1%支付违约金，若违约金不足以偿付合资公司损失的，应当按实际损失赔偿合资公司的损失；股东应维护公司利益，若因严重违反本协议而给公司造成经济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协议签订后，王爱萍于2017年6月19日向Z公司汇款400万元，Z公司于同日出具收款收据，载明收到王爱萍支付的400万元股权转让款。庭审中，陈永稠表示该400万元即是股权转让款，陈永稠将400万元出借给了Z公司。2017年6月26日，陈永稠向Z公司汇款100万元，2017年7月24日，陈永稠向Z公司汇款200万元，2017年8月23日，陈永稠向Z公司汇款200万元。2017年8月23、24日，陈永稠发微信给王爱萍，提醒王爱萍在25日前汇投资款200万元。2017年8月25日，王爱萍表示资金会晚一周安排过去，陈永稠则回复“宋总工程款一直不支付，大家已经很担心，你的款如果也拖后，那工程是很难做下去！请你体谅，今天务必汇款”。2017年8月27日，陈永稠又发微信给王爱萍，提及付款并询问王爱萍能否在第二天办理股权转让手续，王爱萍回复股权转让晚一些再变更。2018年9月3日至9月10日，王爱萍、陈永稠陆续通过微信联络，陈永稠提出王爱萍投资不到位、装修队造假问题，王爱萍则对陈永稠行为提出异议。王爱萍曾于2017年向一审法院就一审提起诉讼，案号（2017）沪0115民初74609号，一审法院于2017年9月20日立案。该案审理中，经王爱萍申请，一审法院于2017年10月9日裁定冻结陈永稠银行存款6,159,210元或查封、扣押相应价值财产。一审另查，2017年9月14日，Y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Z公司，案号（2017）沪0115民初74191号。Y公司诉称，其与Z公司于2016年11月28日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Z公司租赁“XX大厦”6层至26层的房屋，合同签订后，Y公司按约交付了房屋；但Z公司未按约定进行装修；由于Z公司还拖欠“XX大厦”地下一层、地上一至三层房屋的租金，在催告后仍不支付，Y公司了解到Z公司已陷入财务困境，已无力支付相关费用，遂通知Z公司解除《房屋租赁合同》，Z公司已于2017年9月9日将租赁房屋交还予Y公司；Y公司认为，Z公司的行为已违反合同约定，故诉请要求：Z公司向Y公司支付拖欠租金563,249.46元（计算方式：共计430套房屋，其中415套房屋以日租金59,647.5元为标准自2017年9月1日起计算至2017年9月9日止；11套房屋以日租金2,386.86元为标准自2017年9月1日起计算至2017年9月9日止；2套房屋以日租金292.26元为标准自2017年9月1日起计算至2017年9月9日止；2套房屋以日租金256.66元为标准自2017年9月1日起计算至2017年9月9日止）；Z公司向Y公司支付免租期的租金11,064,675.24元（计算方式：共计430套房屋，其中415套房屋以月租金1,789,424.86元为标准自2017年1月1日起计算免租期6个月；11套房屋以月租金71,605.87元为标准自2017年5月1日起计算免租期4个月；2套房屋以月租金8,767.7元为标准自2017年6月1日起计算免租期3个月；2套房屋以月租金7,699.76元为标准自2017年7月1日起计算免租期2个月）。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7年8月30日，Y公司向Z公司发出《解除房屋租赁合同通知书》，主要内容为：双方于2016年11月28日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合同履行期间，贵司无正当理由拒不支付房屋租金，经我司多次催告后，仍拒不履行支付租金的义务，根据合同法相关规定，通知你方：1.自本通知函发之日起，双方之间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解除，请在收到本书面通知后2日内（最迟在2017年9月1日24时前）搬出上述房屋。2.……。2017年9月5日，双方就合同履行问题进行协商。Z公司实际控制人陈永稠表示，Z公司承租涉案房屋后找到施工队进场装修，被合伙人诈骗工程款400万元，现在施工队占据系争房屋，Z公司已经报警，希望Y公司帮忙解决清退施工队，然后再考虑合同后续履行事宜。Y公司则表示Z公司与施工方没有合同关系，清退施工队是Z公司责任，Y公司可以适当协助，而且施工方的问题不影响Z公司履行给付租金的义务。2017年9月9日，现场交接人徐某与现场接收人XX酒店签署《XX大厦现场交接书》，主要内容为：鉴于XX酒店无力承租XX路XX号房屋，现经双方协商，决定于2017年9月9日晚7点向XX酒店进行现场清场交接，交接内容包括现场安保人员及XX酒店于XX大厦现场所有员工私人物品。另，为房屋租赁事宜，Z公司于2016年11月18日向Y公司支付租赁意向书定金100万元，于2016年12月29日支付租赁押金300万元，于2017年1月18日支付租赁合同租金押金1,358,840元，于2017年4月27日支付804-2513共9套租金和押金192,186.10元，于2017年5月31日支付1504、1512室租金和押金26,303.13元，于2017年6月12日支付1206、1213室租金和押金23,099.28元，于2017年7月4日支付617、618室租金和押金22,631.49元，于2017年7月25日支付6-26层8月份租金1,786,280元，于2017年7月26日支付1215室租金押金（付二押二）12,578.20元。该案审理中，Y公司和Z公司一致确认双方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于2017年9月9日解除。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合同于2017年9月9日协议解除，截止当日，Z公司并不欠Y公司租金，故对Y公司要求支付拖欠租金563,249.46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但Z公司工作人员徐某签署的XX大厦现场交接书明确载明系因Z公司无力承租涉案房屋，且在涉案房屋配套地下一层至地上三层房屋的另案诉讼中，Z公司亦因拖欠租金被Y公司发函通知解除租赁合同，2017年9月5日双方商谈时Z公司亦承认在涉案项目进行中遇到困难，致使项目进展受阻，故Z公司对本案房屋租赁合同的解除应当承担主要责任，而Y公司在本案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的解除权尚未成就的情况下，直接向Z公司发函解除合同，其对本案房屋租赁合同的解除亦应承担一定责任。系争房屋中的绝大部分于2017年1月即交付给Z公司，至双方合同解除未能实际产生收益，确实存在空置损失，根据实际情况，将Z公司应承担的房屋空置损失酌情确定为900万元。一审法院于2018年9月12日判决Z公司向Y公司赔偿900万元，并驳回Y公司其余诉讼请求。Z公司不服判决，以Y公司违约解除合同、徐某无权代表Z公司处理解约事宜等理由上诉，2019年6月28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2018）沪01民终12418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Z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Y公司、许连斌等，一审法院于2018年1月9日立案，案号（2018）沪0115民初250号。Z公司诉称因Y公司提前解除上述合同，要求判令Y公司返还押金等款项7,421,918元、许连斌等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于2018年9月20日判决支持Z公司的诉讼请求。许连斌不服，提起上诉，后又撤回上诉。Y公司另于2017年9月14日向一审法院起诉Z公司，案号（2017）沪0115民初74189号。Y公司诉称，Y公司和Z公司于2017年3月27日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Z公司租赁“XX大厦”地下一层、地上一至三层的房屋，合同签订后，Z公司拖欠租金，经Y公司催告后仍不支付，Y公司遂通知Z公司解除《房屋租赁合同》，Z公司已于2017年9月9日将租赁房屋交还Y公司。Y公司认为，Z公司的行为已构成违约，故要求判令Z公司支付拖欠的租金1,156,189.70元，支付违约金共计8,911,942.56元，将水、电、燃气等缴费用户名变更至Y公司名下。经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7年4月5日，Z公司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Y公司1,805,975.50元，用途一栏载明：租赁费-1至3楼2个月的押金。2017年4月14日，双方签署《房屋/场地交接书》，载明：“（双方）于2017年4月14日在租赁现场对房屋/场地地下一楼、一楼（除日本料理外）进行现场交接。现乙方确认甲方交付内容完全符合合同约定条件，乙方已谨慎查验，予以认可。”2017年4月20日，Z公司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508,262.04元，用途载明一栏载明：租赁费-1至1楼2个月的租金。2017年6月8日，双方在《会议既要》上盖章，会议主题为“需业主方配合等事宜”，议题包括供水过户、电信协议转让、员工宿舍、二楼物业费、前期支付票据不齐全、装修保函、一楼日本料理的租赁手续交接、小业主付款及免租期确认后议、租赁备案登记，答复主要为“暖暖跟进配合”。2017年6月9日，双方签署《房屋/场地交接书》，载明：“甲乙双方根据2017年3月27日签署的《XX大厦项目房屋租赁合同》第4.1条约定的交房时间、附件X约定的交房物业标准，于2017年6月9日在租赁现场对房屋/场地二楼、三楼进行现场交接。现乙方确认甲方交付内容完全符合合同约定条件，乙方已谨慎查验，予以认可。甲乙双方确认此房屋/场地二楼、三楼起租日为2017年7月1日。乙方在此房屋/场地二楼、三楼需敲墙的时候，甲方在接到乙方通知3天内必须清场。”2017年8月20日，Y公司致函Z公司，载明：“本月25日前，请贵司将XX大厦二、三楼租金提前做好准备并及时支付给我司，以免造成违约；关于一层日料区域租期未到事宜，经我司与圣莎、日料方积极沟通已达成一致，特此通知贵司可自行安排；关于日料部分区域的实际起租日，按照我司近期通知贵司交接并实际交接之日起算。特此函告提示。”2017年8月30日，Y公司向Z公司发出《解除房屋租赁合同通知书》。2017年9月9日，Y公司打印《XX大厦现场交接书》并在该交接书上盖章，该交接书上打印部分载明：“鉴于Z公司无力承租XX路XX号房屋，现经双方协商，决定于2017年9月9日晚7点向Y公司进行现场清场交接，交接内容包括现场安保人员及Z公司于XX大厦现场所有员工私人用品。”Z公司工作人员徐某在交接书上签字并手写以下文字：“现场部分办公及私人物品于9月9日20：00现场封存。位于一楼临时物业办公室。”一审法院认为，地下一楼及一楼的交付日期为2017年5月15日，在2017年6月9日以直接签署了房屋/场地交接书的方式完成了对二楼、三楼的实际交接。根据合同约定，Z公司应在交付日7日之前支付给首期租金，Z公司仅支付地下一楼及一楼的租金，未支付二楼、三楼的租金，属于违约；但由于存在交接日起四个月的免租期，因此，截止Z公司搬走，尚处免租期内，因此，Y公司要求Z公司支付欠租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但Z公司违约，应当承担违约金。一审法院于2018年9月11日判决Z公司支付违约金100万元、配合办理相关过户手续、Y公司退还Z公司已交的租金508,262.04元。Z公司不服判决，提出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28日作出（2018）沪01民终13013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另，案外人夏某、宋某向一审法院起诉Z公司，一审法院于2017年12月1日受理，案号（2017）沪0115民初92795号，夏某、宋某诉称，2017年6月18日，Z公司与北京XX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X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Z公司将其承租的上海市XX大厦整改工程发包给XX公司，工程造价暂定3,000万元，由夏某、宋某实际施工，2017年9月7日，Y公司以Z公司未付租金为由禁止施工，而Z公司以其与XX公司之间的合同无效为由拒绝支付工程款，经司法鉴定，二人施工的工程款为6,010,068.69元，并垫资65万元，Z公司仅付款400万元，故要求Z公司支付工程款2,010,068.69元及垫资65万元。一审法院审理查明，宋某以XX公司名义与Z公司、王爱萍（担保方）签约，2017年6月24日进场开工，二人并以XX公司名义要求Z公司支付400万元至W公司，经审价，二人施工工程造价为6,010,068.69元。Z公司曾于2017年8月21日向XX公司发函提出开具收据等要求，因之后XX公司否认与Z公司的合同关系，Z公司曾于2017年8月30日向公安部门以合同诈骗报案。一审法院认为，合同关系为二人和Z公司之间形成，因资质原因为无效合同，工程款按审价结果结算，垫资款缺乏依据，一审法院遂于2018年8月29日判决Z公司支付夏某、宋某工程款2,010,068.69元。Z公司不服，提起上诉，2018年12月28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2018）沪01民终12212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予以证明。王爱萍提起一审诉讼的依据系认为陈永稠违约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因此，一审的争议焦点在于：1.王爱萍、陈永稠合同目的是什么，是否已无法实现；2.陈永稠是否存在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违约行为。关于争议焦点1，王爱萍认为双方合同实为合伙协议、合同目的就是要实现共同经营涉案酒店租赁项目，陈永稠不认可王爱萍意见、认为王爱萍、陈永稠系股权转让关系和基于股东身份的投资关系，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合作经营协议书》约定的双方权利义务，不单纯仅有公司股权转让之内容，首先双方约定的出资金额远大于Z公司的注册资本，超过注册资本部分双方约定为对Z公司的借款，其次，双方另约定经营过程中有债务产生、公司财产不足清偿时、由各投资人出资为据、按比例承担，该种约定使王爱萍、陈永稠的义务超越了公司股东应当承担的义务，王爱萍、陈永稠之间更接近于合伙关系；而从《合作经营协议书》的文字表述来看，双方系就“共同经营管理酒店住宿业务”达成合作，王爱萍出资、受让股权、“达到享有该公司项下的租赁合同项目……共同开发业务”，因此，可以看出，该份合同的目的是为了共同经营Z公司的酒店项目。而酒店项目系依托Z公司承租的XX大厦房屋进行，现租赁合同已被解除，该项目显然已无法继续经营，因此，《合作经营项目协议书》的合同目的已无法实现。关于争议焦点2，王爱萍认为根据约定陈永稠负责支付租金、租赁合同被解除是由于陈永稠未履行该义务、故陈永稠行为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陈永稠则认为陈永稠依据双方协议向Z公司投入了资金、并无违约之处、反而是王爱萍在工程装修方面存在问题、且未按约定投入资金、存在违约。一审法院注意到，《合作经营项目协议书》中对于双方出资的约定中，约定陈永稠出资2,400万元（原股东出资1,000万元和对外借款300万元用于前期租金、押金及管理费）、300万元用于公司流动资金、800万元用于后期租金支付，王爱萍出资1,600万元用于装修装潢，协议另约定了出资期限，陈永稠的出资期限为6月25日前到账100万元，7至11月每月25日前到账200万元，陈永稠的出资期限为协议签订后2日到账400万元，8月25日到账200万元，9至12月到账250万元，而从实际缴付情况来看，陈永稠在6月26日汇款100万元、7月24日汇款200万元、8月23日汇款200万元，在王爱萍9月20日起诉陈永稠之前，陈永稠基本按照约定进行了出资，相反，王爱萍在第一笔400万元到账后，第二笔200万元的款项屡经催促未能缴付；仅从出资义务来看，陈永稠并无明显违约之处。王爱萍认为陈永稠未能及时支付租金，一审法院认为，协议之中只是约定了陈永稠的出资义务，并未直接约定租金支付义务由陈永稠负担，从双方陈述和另案判决来看，租赁合同的支付义务人亦非陈永稠，因此，王爱萍认为陈永稠未支付租金导致租赁合同被解除的意见，缺乏依据。从（2017）沪0115民初74189、74191号两案查明的情况来看，在Z公司和Y公司解除租赁合同关系之日，Z公司承租的房屋尚处免租期内，（2017）沪0115民初74191号所涉合同更是明确没有欠租情况，因此，租赁合同的解除更多的是源于Z公司的经营决策。根据王爱萍、陈永稠协议的约定，王爱萍应变更为Z公司的股东，双方以Z公司的名义对外经营、实现双方合作，但在陈永稠予以催促的情况下，王爱萍对办理相关手续予以推脱，这也使王爱萍在对外关系中游离于Z公司的责任和风险之外。王爱萍另曾作为施工人员的担保方，但恰恰是其担保的施工方在签署合同等方面采用了不诚信的手段，并导致陈永稠向有关部门报案，王爱萍另也延迟了应在8月25日支付的出资款，而相应的时间点均在Y公司和Z公司就房屋租赁合同发生争议之时。可以说，王爱萍的行为也导致了双方互信的不断丧失，而Z公司作出不支付租金、同意解除租赁合同等决策与王爱萍的行为不无关系。综上，王爱萍以陈永稠违约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为由要求解除合同的意见，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其相应的要求陈永稠进行赔偿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但鉴于陈永稠对王爱萍解除双方合同的诉讼请求，予以同意，一审法院亦予准许。双方解除合同之后，应当依法进行清算。王爱萍支付至Z公司的400万元，按照协议的约定，应当认定为王爱萍的出资，双方合同虽将该款冠以“股权转让款”的名义，但所谓的股权转让只是为了便于双方合作而约定的方式并非最终目的，在合同中该款也被明确约定为王爱萍的出资，如将该款认为是王爱萍支付给陈永稠的股权转让款，则该款将被视为陈永稠向Z公司的出借款，并进而推出400万元工程款系由陈永稠借给Z公司支付，此种结论显然与双方约定以及王爱萍的意见是矛盾的。王爱萍另提出的100余万垫付款的问题，按照王爱萍的意见，该些款项系为合作项目所垫付，故一审法院认为，该些款项即使属实，也应在清算中一并纳入，损失一说，目前难以成立。鉴于一审王爱萍表示系基于陈永稠违约、要求解除合同、请求赔偿，而非清算返还，因此，清算问题，一审不予处理。双方如有纠纷，可另行诉讼主张。一审法院审理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作出判决：一、解除王爱萍与陈永稠签订的《合作经营协议书》；二、驳回王爱萍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4,914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59,914元，由王爱萍负担。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经本院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王爱萍要求陈永稠向其退赔实际投资款人民币5,759,210元是否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王爱萍和陈永稠签订的《合作经营协议书》内容，双方之间应视为就建立合伙投资法律关系达成合意。在案证据显示，《合作经营协议书》签订后，双方均已陆续出资并将资金实际投入到合作项目中，其中陈永稠负责Z公司的日常经营，王爱萍参与公司管理，双方共同决定合作重大事项，可见，双方已经存在共同出资和共同经营行为，合伙关系已经形成且合伙协议已经得到履行。在《合作经营协议书》履行过程中，因租赁合同被解除导致《合作经营协议书》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因上诉人王爱萍提出要求解除《合作经营协议书》，而被上诉人陈永稠对解除《合作经营协议书》表示同意，故《合作经营协议书》因双方同意而解除。合伙协议解除后，合伙终止，因合伙协议已经履行，合伙人投入合伙事务的资金已经转化为合伙财产，由合伙各方共同共有，故合伙各方应对合伙项目的成本及费用、投资、收入、债权债务等各项进行清算，在全体合伙人未对合伙财产及合伙债权债务清算前，合伙人不能主张由其他合伙人直接退赔其原投入合伙事务的资金。具体到本案中，被上诉人陈永稠已初步举证证明其按约定入资，目前尚无其他证据足以证明陈永稠在负责Z公司日常经营过程中及在《合作经营协议书》履行过程中存在违约行为；同时，在案证据亦无法充分证明和确认在双方合作经营期间合伙项目的的具体盈亏情况以及投资款的具体使用情况。故综合以上事实，在未依照《合作经营协议书》约定或法律规定对合伙项目进行清算的情况下，王爱萍在本案中主张由陈永稠直接向其退赔已投入合伙项目的投资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若双方当事人在合伙清算过程中对包括财产分割、损失承担等问题产生纠纷的，均可另行提出诉讼主张。综上所述，王爱萍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4,914元，由王爱萍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福才审判员  任文风审判员  叶 兰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韩欣彦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