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民再46号上诉人（一审原告）：贺云，男，1945年1月5日出生，汉族，北京市龙庆峡旅游发展有限公司退休职工，住北京市延庆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贺欣荣（贺云之女），女，1971年1月15日出生，汉族，北京市延庆区惠美商厦员工，住北京市延庆区。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刘春燕，女，1975年4月14日出生，汉族，延庆区百泉街道社会保障所职员，住北京市延庆区。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余显瑞，男，1974年7月5日出生，土家族，北京市延庆区税务局干部，住北京市延庆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桂吉，北京创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北京建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延庆区八达岭经济开发区康西路2290号（中关村延庆园）。法定代表人：蒋卫国，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冉德志，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贺云因与被上诉人刘春燕、余显瑞、北京建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延房地产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9民初131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0日立案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之规定，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贺云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9民初13194号民事判决书；2.依法确认刘春燕与建延房地产公司之间签署的《搬迁安置补偿协议（房屋安置）》无效；3.依法确认刘春燕、余显瑞因北京市延庆区延庆镇百眼泉村东二区20号宅院宅基地拆迁获得的330平方米安置房源归上诉人贺云所有，判令北京市建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按照公布的拆迁政策对上诉人贺云予以安置；4.依法确认北京市延庆区延庆镇百眼泉村东二区20号宅院宅基地的拆迁安置补偿款归上诉人贺云所有，判令刘春燕、余显瑞将已经取得的拆迁安置补偿款1032827元返还给上诉人贺云，建延房地产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5.依法判令刘春燕、余显瑞将按照《搬迁安置补偿协议（房屋安置）》约定新获得的临时安置费137835元返还给上诉人贺云，建延房地产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事实与理由：1.现有证据显示刘春燕是被相关政府部门认定的被搬迁人，余显瑞从未被认定为被搬迁人；2.建延房地产公司的档案中没有《购房协议书》、《授权委托书》及《关于刘春燕代理余显瑞被登记为被搬迁人的情况说明》，一审法院仅凭当事人陈述认定余显瑞为被搬迁人、刘春燕是余显瑞的代理人错误；3.一审法院依据刘春燕及余显瑞伪造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复印件，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认定涉案宅院登记在余显瑞名下，登记时间为1998年12月9日错误；4.无论是刘春燕本人还是刘春燕代表余显瑞签署《搬迁安置补偿协议（房屋安置）》，法院均应进行审理；5.贺云是涉案宅院的合法宅基地使用权人，无论建延房地产公司是否与刘春燕或余显瑞之间存在恶意串通，建延房地产公司均应对贺云作出补偿安置；6.贺云追加的主张应予以支持，《搬迁安置补偿协议（房屋安置）》无效，余显瑞、刘春燕因无效协议而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给实际权利人贺云；7.一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未总结焦点问题，未组织双方围绕焦点问题进行举证质证，严重侵犯贺云的合法权利；8.贺云已在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起诉余显瑞农村房屋买卖纠纷一案，另案审理结果与本案相关，且延庆区法院现已受理，本案应中止审理。刘春燕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贺云的上诉请求和事实理由不成立，应依法予以驳回。1.被搬迁房屋的权属清晰明确，权属人是余显瑞；2.1998年9月6日贺云与余显瑞签订的《购房协议书》并不违反当时的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禁止性规定，根据法不溯及既往原则，合法有效；3.刘春燕与余显瑞系夫妻关系，刘春燕代理余显瑞签订《搬迁补偿协议（房屋安置）》，属合法代理行为，涉案《搬迁补偿协议（房屋安置）》合法有效。余显瑞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贺云的上诉请求和事实理由不成立，应依法予以驳回。1.贺云与余显瑞签订《购房协议书》，将涉案宅院房屋卖给余显瑞，在贺云和余显瑞之间完成了房屋、权证交付并入住，也完成了房款支付，《购房协议书》已实际履行完毕，余显瑞是涉案宅院的合法权利人；2.贺云与余显瑞之间签订的《购房协议书》成立时间为1998年9月6日，双方之间的房屋买卖行为不违反当时的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禁止性规定，根据法不溯及既往原则，合法有效；3.《搬迁安置补偿协议（房屋安置）》签订依据是《购房协议书》，而非《买卖房字据》，贺云以《买卖房字据》无效为依据起诉要求确认《搬迁安置补偿协议（房屋安置）》无效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4.刘春燕代理余显瑞被登记为被搬迁人，已经过初步认定、公示、复核、再公示等程序，经政府部门核审为涉案宅院的被搬迁人，合法有据；5.余显瑞是涉案宅院合法权利人，且一直占有、使用涉案宅院，期间又对涉案宅院房屋进行增建，贺云对诉争拆迁标的没有任何权利；6.现《搬迁安置补偿协议（房屋安置）》已履行完毕，未侵害村集体及社会公共利益。建延房地产公司辩称，同意一审判决，对贺云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不发表意见。贺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刘春燕与建延房地产公司之间签署的《搬迁安置补偿协议（房屋安置）》无效；2.确认刘春燕、余显瑞因北京市延庆区延庆镇百眼泉村东二区20号宅院宅基地拆迁获得的330平方米安置房源归贺云所有，判令建延房地产公司按照公布的拆迁政策对贺云给予安置；3.确认北京市延庆区延庆镇百眼泉村东二区20号宅院宅基地的拆迁安置补偿款归贺云所有，判令刘春燕、余显瑞将已经取得的拆迁安置补偿款1032827元返还给贺云，建延房地产公司承担连带责任；4.判令刘春燕、余显瑞将按照《搬迁安置补偿协议（房屋安置）》约定新获得的临时安置费137835元返还给贺云，建延房地产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事实与理由：贺云与刘春燕签订《买卖房字据》，由贺云将位于北京市延庆区的集体土地百眼泉村东二区20号院出售给刘春燕，因该《买卖房字据》违反国家法律规定，于2016年12月23日被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中院）、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市高院）判决确定为无效合同。百眼泉村东二区20号院仍由贺云所有。2016年11月1日，建延房地产公司成立，负责延庆区南辛堡、民主村、百眼泉地区的棚户区改造。贺云多次向相关拆迁部门提出百眼泉村东二区20号院系贺云名下的宅基地，刘春燕并非本村村民，无权就百眼泉村东二区20号院签订《搬迁安置补偿协议（房屋安置）》。2017年9月8日，建延房地产公司与刘春燕无视贺云正当、合理诉求，恶意串通，签订《搬迁安置补偿协议（房屋安置）》，其行为属于“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严重损害了贺云的合法权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贺云原为北京市延庆县下屯乡百眼泉村村民，1962年参军将户口迁出，1973年退役后在内蒙古自治区集宁市从事公安工作，1987年调回家乡延庆县工作。1988年4月经当时延庆县下屯乡人民政府批给贺云位于该乡百眼泉村宅基地一块，贺云在该宅基地上建北房六间、东房两间。1994年贺云领取该宅院《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证》。后因行政区域变更，该处宅院变更为延庆县延庆镇百眼泉村东二区20号。1998年刘春燕和现役军人余显瑞恋爱。同年9月6日余显瑞与贺云签订了《购房协议书》，协议书约定：贺云将使用房产196平方米，包括所属建筑、配套设施卖给余显瑞，价款40000元；房产使用证过户手续费、公证费由余显瑞承担；付款方式为二次分期付款，第一次付25000元，其余部分第二次付清，时间另行商议，余显瑞已付押金100元。合同签订后，刘春燕于1998年9月底入住该宅院，同年10月底贺云迁出；同年10月31日刘春燕与余显瑞登记结婚，同年11月底贺云将《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交予刘春燕。除余显瑞在签订《购房协议书》时给付贺云押金100元外，后刘春燕在1999年9月22日前，分7次给付贺云购房款39900元。2000年1月9日就该宅院买卖事宜贺云又与刘春燕签订了《买卖房字据》，内容为：“兹有贺云与刘春燕两家自己协商，贺云自愿将自家的家宅一处卖于刘春燕所有，家宅东西宽20.8米、南北长20.75米，地上有建筑物北房六间、东房二间，院内有几棵小果树，还有东、西、南三面围墙。北房后边有苫水一条，以上所有一切双方协商作价肆万元。其他过户一切花费由刘春燕负担。家宅四邻以94年村委会丈量后发给的建设用地使用证为准。空口无凭，立字为据，双方各持一份。卖方签字贺云、买方签字刘春燕，证明人：祁万才、张文举。2000年1月9日。”该字据上盖有北京市延庆区延庆镇百眼泉村民委员会印章。当时刘春燕系北京市延庆区刘斌堡乡周四沟村农民。2005年3月1日余显瑞从部队转业到延庆区工作。2005年7月8日刘春燕转为居民户口。刘春燕与余显瑞的户口现均落在北京市延庆区延庆镇燕水佳园8号楼312室（该楼房于2003年购买）。刘春燕、余显瑞购买贺云的宅院后，于2010年将该宅院中的两间东房拆除，并在该宅院中部建房。因延庆区南辛堡村、民主村、百眼泉村棚户区改造，2017年9月8日，建延房地产公司与刘春燕签订了《搬迁安置补偿协议（房屋安置）》。2014年8月11日，贺云诉至法院，要求确认其与刘春燕之间签订的《买卖房字据》无效；腾退房屋并返还《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法院于2014年12月4日作出（2014）延民初字第0499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了贺云的诉讼请求。贺云对该判决不服，向一中院提起上诉。一中院于2015年5月7日作出（2015）一中民终字第0123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1.撤销一审判决；2.发回原审法院重审。因此，法院又于2016年7月6日作出（2015）延民初字第0443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贺云与刘春燕于2000年1月9日签订的《买卖房字据》无效；二、驳回贺云的其他诉讼请求。该判决作出后，贺云与刘春燕均不服，上诉至一中院。一中院经审理后维持了原判。后刘春燕向北京市高院申请再审，2017年5月31日北京市高院作出（2017）京民申171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了刘春燕的再审申请。刘春燕对此依旧不服，向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申请监督，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经审理后于2017年9月29日作出京一分检民监[2017]118XXXXXXXX号决定书，决定不支持刘春燕的监督申请。贺云于2017年9月19日将刘春燕、建延房地产公司诉至法院，要求确认刘春燕与建延房地产公司签订的《搬迁安置补偿协议（房屋安置）》无效，法院作出（2017）京0119民初8161号民事判决书，判令刘春燕与建延房地产公司于2017年9月8日签订的《搬迁安置补偿协议（房屋安置）》无效。后刘春燕不服上诉至一中院，一中院审理后作出（2018）京01民终4421号民事判决，维持了原审判决。刘春燕仍不服向北京市高院申请再审。北京市高院作出（2018）京民申4452号民事裁定，指令一中院再审本案。一中院再审后作出（2019）京01民再105号民事裁定书，认为对于涉案原宅院房屋是否系刘春燕、余显瑞夫妻购买等基本事实，应在余显瑞参加诉讼的情况下予以审查。因此裁定撤销原审判决，将该案发回法院重审。法院重审期间，依职权追加余显瑞作为本案共同被告参加诉讼。审理过程中，刘春燕提交了一份《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复印件，该证显示涉案宅院登记在余显瑞名下，登记日期为1998年12月9日。法庭要求其提供《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的原件，刘春燕称原件根据相关拆迁协议已被销毁。贺云对此证的真实性予以否认。刘春燕提交了余显瑞向其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及《关于刘春燕代理余显瑞被登记为被搬迁人的情况说明》，余显瑞在上述委托书及说明中称，其因工作繁忙，特委托妻子刘春燕全权代理其办理房屋搬迁相关事宜。本案审理过程中，刘春燕与建延房地产公司均认可，《搬迁安置补偿协议（房屋安置）》中约定的补偿款已经履行，房屋正在建设中。上述事实，有《购房协议书》，收条，《房屋买卖字据》，《搬迁安置补偿协议（房屋安置）》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刘春燕与建延房地产公司签订的《搬迁安置补偿协议（房屋安置）》的效力问题。贺云认为刘春燕与其签订的《买卖房字据》已被生效判决确认为无效，故百眼泉村东二区20号院是贺云的房屋及院落，刘春燕无权签订搬迁安置协议。刘春燕称与房地产公司签署协议是基于余显瑞与贺云的《购房协议书》，为此刘春燕提交了余显瑞向其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及《关于刘春燕代理余显瑞被登记为被搬迁人的情况说明》。按照法律规定，民事主体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余显瑞委托刘春燕办理房屋拆迁相关事宜，刘春燕与建延房地产公司签订《搬迁安置补偿协议（房屋安置）》的效力应及于余显瑞本人。余显瑞依据其与贺云签订的《购房协议书》占有、使用百眼泉村东二区20号院多年，2017年适逢百眼泉村拆迁，其委托妻子刘春燕代为签订《搬迁安置补偿协议（房屋安置）》并不不当。因此刘春燕签订的《搬迁安置补偿协议（房屋安置）》未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贺云与余显瑞签订的买卖合同效力待定，贺云亦无其他证据证明双方恶意串通，因此贺云主张建延房地产公司与刘春燕签订《搬迁安置补偿协议（房屋安置）》存在恶意串通行为，法院不予支持。贺云要求刘春燕、余显瑞返还相关拆迁利益的诉讼请求，与本案非同一法律关系，法院不予处理。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贺云的诉讼请求。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二审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及认定的证据予以确认。上述事实，除一审法院认定的证据外，还有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在案佐证。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贺云认为建延房地产公司与刘春燕恶意串通签订《搬迁安置补偿协议（房屋安置）》，诉请确认刘春燕与建延房地产公司之间签署的《搬迁安置补偿协议（房屋安置）》无效，但贺云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双方存在恶意串通行为。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余显瑞依据其与贺云所签订的《购房协议书》占有、使用百眼泉村东二区20号院多年，期间曾与其妻刘春燕将该宅院中两间东房拆除并建房，在房屋拆迁时，刘春燕依据余显瑞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及《关于刘春燕代理余显瑞被登记为被搬迁人的情况说明》代余显瑞签订《搬迁安置补偿协议（房屋安置）》系合法有效的代理行为，其效力应及于余显瑞本人，一审法院认定刘春燕代余显瑞签订的《搬迁安置补偿协议（房屋安置）》未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合同并无不当。综上，对贺云关于确认刘春燕与建延房地产公司签订的《搬迁安置补偿协议（房屋安置）》无效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贺云要求确认刘春燕、余显瑞因北京市延庆区延庆镇百眼泉村东二区20号宅院宅基地拆迁获得的330平方米安置房源归贺云所有，判令建延房地产公司按照公布的拆迁政策对贺云给予安置；确认北京市延庆区延庆镇百眼泉村东二区20号宅院宅基地的拆迁安置补偿款归贺云所有，判令刘春燕、余显瑞将已经取得的拆迁安置补偿款1032827元返还给贺云，建延房地产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判令刘春燕、余显瑞将按照《搬迁安置补偿协议（房屋安置）》约定新获得的临时安置费137835元返还给贺云，建延房地产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上诉请求，由于贺云要求刘春燕、余显瑞返还相关拆迁利益的诉讼请求，与本案非同一法律关系，一审法院不予处理亦无不当。由此，对该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贺云提出其已于本案一审判决作出之后起诉余显瑞农村房屋买卖合同无效案件，应中止审理本案的意见，本院结合案件具体情况，综合审查认为并非属于必须中止审理的情形，故对本案不予中止审理。综上所述，贺云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贺云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 都审 判 员  王颖君审 判 员  刘宇红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  杨 薇书 记 员  谭新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