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999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彭某1，男，1970年6月9日生，住江西省南昌市安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少明，北京市常鸿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2，女，1969年12月2日生，住江西省南昌市安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某1（刘某2之夫），男，1970年6月9日生，住江西省南昌市安义县。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1，女，1992年12月13日生，住江西省南昌市安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某1（刘某1之公公），男，1970年6月9日生，住江西省南昌市安义县。上诉人（原审原告）：彭某2，女，2013年1月11日生，住江西省南昌市安义县。法定代理人：刘某1，女，1992年12月13日生，住江西省南昌市安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某1（彭某2之祖父），男，1970年6月9日生，住江西省南昌市安义县。上诉人（原审原告）：彭某3，女，2017年1月25日生，住江西省南昌市安义县。法定代理人：刘某1，女，1992年12月13日生，住江西省南昌市安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某1（彭某3之祖父），男，1970年6月9日生，住江西省南昌市安义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白某，男，1968年7月10日生，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军，河北震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韩某，女，1988年4月14日生，户籍地山西省保德县。上诉人彭某2、彭某1、刘某2、刘某1、彭某3因与被上诉人白某、韩某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5民初290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彭某2、彭某1、刘某2、刘某1、彭某3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白某、韩某共同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对于“彭某4在××号房屋的作业认定为承揽，而非帮工”的定性存在错误，为主观臆断。1.在本案中并没有证据证实韩某直接与彭某4形成承揽合同关系，也没有其他书面的合同直接证明两者就是承揽合同关系。同时在（2016）京0105民初65010号判决第6页本院认为论述中确认了这个观点。2.韩某与刘某3的微信聊天不能直接、真实地还原韩某与彭某4的约定内容，两者不能简单地划等号，不能认为韩某与刘某3之间的谈话涉及到窗户维修，就以此认定彭某4负有维修窗户的工作任务。3.根据张某1提供的《情况说明》显示，彭某4此去××号房屋目的就是测量纱窗，“下楼后他问我纱窗多少钱，我说你自己谈，我也不知道你们纱窗的价格”，从这个《情况说明》中就可以看出彭某4的工作就是制作、安装纱窗，而不包括维修窗户，文中所指的钱款也只是纱窗的价格，并不包括维修价格。一审法院没有仔细地去查看该《情况说明》的具体内容，就以此推定彭某4具有维修窗户的工作内容不符合常理及实际情况。4.关于被上诉人提交的贺某2016年11月30日的《介绍人说明情况》，该证据在朝阳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5民初65010号案件审理过程中，由于贺某并没有出庭参加庭审，法院无法核实其证言的真实性，且贺某和白某是上下楼邻居，有一定的利害关系，上诉人在原庭审过程中就不认可该份证词的证明力。5.关于××室居住人甄某、靳某、韩某的询问笔录，由于是韩某与彭某4直接面谈的，甄某、靳某并不知道彭某4是来安装纱窗还是维修窗户的？因此她们并不知情彭某4具体的工作任务。而在韩某的询问笔录中，多次谈到“更换窗户”“将窗户的尺寸量好了”“还看了看他带来的窗纱”，从韩某的询问笔录中就可以充分得知彭某4的工作任务就是测量窗户大小，进而按照尺寸制作纱窗，安装纱窗，并没有体现需要维修窗户的工作内容。因此三人的询问笔录均不能直接显示彭某4的工作内容包括维修。6.韩某收取的刘某3的微信转款550元并没有支付给彭某4，也无法判断该550元是否包含维修窗户的报酬，不排除韩某与彭某4达成的安装纱窗的价格小于550元，即安装纱窗的价格与维修窗户的价格是独立分开的。二、白某所属××号房屋窗户护栏安装有缺陷，膨胀螺丝没有固定，是彭某4坠亡的另一直接原因。在本案中，护栏墙体上做有保温材料，护栏安装的膨胀螺丝并没有完全实际钻入墙体，因此该护栏并不是完全固定在墙体上的，该窗户护栏的不牢固直接导致彭某4的坠亡。而在该（2019）京0105民初29057号民事判决书中，原审法院并没有核实该情况，也未在判决中进行相关的解释和说明，只是在庭审中驳回了白某要求追加其他第三人的申请。三、原审法院不仅在本案的定性方面存在问题，同时在对彭某4、白某在本案中的责任比例分配也明显不公，对于彭某4的过错责任认定过重，对于白某的责任认定畸轻。两份判决书均出自朝阳区人民法院，但在责任分配上却明显不一致。白某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韩某未到庭进行答辩。彭某2、彭某1、刘某2、刘某1、彭某3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白某、韩某赔偿彭某2、彭某1、刘某2、刘某1、彭某3死亡赔偿金13598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665353元、丧葬费63552元、急救费400元；2、判令白某、韩某向彭某2、彭某1、刘某2、刘某1、彭某3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元。以上各项赔偿由白某、韩某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彭某4，男，1991年1月6日生，生前身份证号×××，系彭某1与刘某2之子，刘某1之夫，彭某2（2013年1月11日生）、彭某3（2017年1月25日生）之父。彭某4生前从事门窗安装、修理、纱窗、五金件，系个体户，无相关认证资质。白某与刘某3系夫妻，二人于1998年3月2日登记结婚。2002年12月4日，××号房屋（建筑面积62平方米）所有权登记至白某名下，该房屋所在楼层为六层。2016年6月13日，韩某（乙方）从刘某3（甲方）处承租了××号房屋，并签订租赁合同，该合同第六条载“房屋维护及维修……（二）租赁期内，甲乙双方应共同保障房屋及其附属物品、设备设施处于适用和安全的状态：1、对于房屋及其附属物品、设备设施因自然属性或合理使用而导致的损耗，乙方应及时通知甲方修复。……”2016年9月23日，韩某在承租××号房屋期间通过微信联系刘某3，称冰箱不制冷、主卧空调不能用，厨房窗户一直开不了，询问其能否找人修理。刘某3回复：“亲我不确定谁能修，你问问503吧，我可以付钱没有问题。冰箱可以让他来看看空调是大金的吗？你能直接给厂家打电话吗。如果修不了就给你们换一个”韩某回复：“麻烦楼下阿姨好多次了，很不好意思，想着明天周末附近就有修的，叫来看看吧”刘某3回复：“好的，谢谢”2016年9月24日，韩某微信给刘某3：“桂红姐，冰箱和空调都修了，现在可以使用，窗户约了人改天过来修顺便装窗纱，总费用五百多，我想自己来付，房租我一直知道，比附近的租金都要便宜很多，特别感恩您。以后有维修的事情就我自己来修就好。您工作也忙，我这边您就别费心了，您看这样可以吗？”刘某3当天微信转账550元给韩某，并回复：“没事的，谢谢”韩某收款。白某对刘某3出租管理××房屋及其与韩某沟通维修事宜知晓。韩某称，2016年9月23日，其与房东沟通后按照指示找到503室贺某，咨询维修事宜，贺某帮忙联系了维修人员。次日，张某1与彭某4到××房屋查看、测量。后，彭某4与韩某商定了价格。2016年9月25日下午13时许，彭某4独自至××号房屋，进行该房屋内厨房窗户维修及纱窗安装，在作业时连同该窗户外的防护栏一同坠落。经报120后，由北京急救中心抢救并送往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急救。当日，彭某4于该院急诊室死亡。后经北京盛唐司法鉴定所鉴定并出具京盛唐司鉴所［2016］病鉴字第796号司法鉴定意见书，意见为彭某4符合高坠致颅脑损伤死亡。诉讼中，彭某2、彭某1、刘某2、刘某1、彭某3提交署名为张某1的《情况说明》，内容为：“9.24号吃过中饭，我跟他说：'有个纱窗你做吗？'他说做，但他又说他我找不到地方，他说你没事就带我去呗。我想了想说好吧。事情经过是这样子的：××3单元503号老大爷打电话给我，打电话说：'我这有一隐形纱窗要换，还有一个窗户不太好使，来帮我们看看。'我就带着他去了（这里的他就是彭某4）当时上楼也是503老爷子带上去××的，进去后，屋内有两名女性，一个在做饭，另一名女性接待我们的。就进去量了纱窗、看了下窗户，我们就下楼了，下楼后他问我纱窗多少钱，我说你自己谈，我不管的，我也不知道你们纱窗的价格，后来是彭某4自己打电话给她谈的价格，具体多少钱只有他（她）们俩自己知道，之后我自己回来了，他告知我它去酒仙桥。132XXXXXXXX。”白某不认可该证据真实性，称是2016年9月23日韩某找贺叔，贺叔让张某1去××房屋，张某1不知道韩某需要做纱窗，张某1没有理由打电话给彭某4询问是否安装纱窗。白某提交了署名为贺某的《介绍人说明情况》：“2016年9月22日，韩某找我去她家（租住地××）看看窗户并找人修理厨房窗户一事，当时的窗户打不开，（窗户已坏）我说：我有熟人给你看看。我回家当天就给张某2打了电话，并把窗户情况刚告诉他，他说我去看看实际情况。9月23号来了俩人，一个是张某2，另一个是小伙子，（小伙子我不认识）当时我想可能是张的助手，我把他俩领到××室，当时韩某在家。我们四人（韩、张、小伙子和我）到厨房看窗户，厨房小我站在门口外面，小伙子到窗前面排查了一会，韩某说修好了要装一个纱窗，小伙子排查完了并用尺子量了尺寸，做了记录，然后，小伙子记下了韩某的联系电话，韩某并说最好周六日来修，这时大家都分别离开了。后来，9月25日来几个人修理，和发生的意外事故，我不在现场。备注：我和张某22012年认识，他租××阳台开门面，大约有两年左右，因租金高搬到朝阳公园东门（具体地址不详）做防护栏，钢窗等业务，门面前摆好多护栏，活多红火，为人热情，活做的好，有专业水平，施工时一般是他和助手一起干活，室外作业有安全带。我家护栏是他做的，本单元301室602室也是我介绍由他承做的。贺某2016年11月30日110×××”。关于2016年9月25日彭某4到××室维修时的事发现场情况，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在事发后当天下午对××室的居住人甄某、靳某、韩某进行了询问，三人的询问笔录反映：此前因厨房窗户一直打不开，由韩某联系找人维修。事发当天三人各自在自己房间。维修工人（指彭某4）当天下午13时许独自一人带窗纱至××室。入户时，由甄某开门，并告知其他两位同居人维修人员已到，后回自己房间。后彭某4自己到厨房对厨房窗户进行维修作业。韩某称其到厨房时已看到彭某4站在窗台上了，当时提醒他小心点，后准备出门回自己房间收拾东西，不久便听见巨响，随后发现彭某4坠落楼下。之后拨打120及110报警。经询，彭某4在作业时未采取系安全带等安全防护措施。彭某2、彭某1、刘某2、刘某1、彭某3认为彭某4事发时至白某的××号房屋是安装窗纱，维修窗户属于帮工行为，白某、韩某认为维修窗户加制作安装窗纱是一个整体承揽关系。另，诉讼中，彭某2、彭某1、刘某2、刘某1、彭某3提交了《北京市急救车收费收据》，证明因急救彭某4支出医疗费400元。白某认可。诉讼中，彭某2、彭某1、刘某2、刘某1、彭某3还提交了北京市朝阳区平房派出所颁发的《暂住证》，显示彭某4于2008年6月2日来本市，暂住地址为北京市××号，有效期为2015-12-15日至2016-12-14。一审法院认为，法院对彭某4的离世致以深切哀悼，并对其亲属致以诚挚的慰问。案件事发至今虽已三年有余，但各方围绕白某、韩某是否应担责及承担何种程度的民事责任仍争议较大。本案在审理过程中，虽经多次调解，仍差距较大。从法律上而言，为明确各方责任，主要需明确三个问题：一、事发时，彭某4至白某的××号房屋作业属于承揽还是帮工？二、彭某4、白某、韩某在本案中是否有责任及责任比例；三、彭某2、彭某1、刘某2、刘某1、彭某3主张的各项赔偿项目及数额有无合理依据。现就此分析如下：一、事发时，彭某4至白某的××号房屋作业属于承揽还是帮工？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承揽包括加工、定作、修理、复制、测试、检验等工作。在承揽合同中，承揽人必须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一定的工作，但定作人的目的不是工作过程，而是工作成果，承揽合同的标的物具有特定性，是为了满足定作人的特殊要求而订立的，承揽人以自己的设备、技术、劳力等完成工作任务。这些均有别于单纯提供劳务的合同。本案中，结合韩某与白某之妻刘某3的微信聊天记录、事发时××号房屋的居住人在事发后第一时间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可以看出，修窗户并非是事发当天临时提出的需求，彭某4至白某的××号房屋作业内容主要包括厨房窗户维修及纱窗测量、定制及安装。彭某4于事发前一天至××号房屋实地查看，了解××号房屋厨房窗户的状况及客户需求后，进行相关排查及测量，并于次日携带纱窗再次到该房屋内进行现场作业，这一系列行为明显具有定制的特性，同时，就定作人而言，追求的目标不是彭某4在厨房窗户处排查、测量的过程，而是将无法打开的窗户修好并装上纱窗的效果。故此，彭某4在××号房屋的作业内容应看做一个连续的整体。就此而言，彭某4在××号房屋的作业应认定为承揽，而非帮工。二、彭某4、白某、韩某在本案中是否有责任及责任比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的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中，就彭某4的责任情况，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号房屋位于六层，事发时彭某4在××号房屋厨房窗户作业属于高空作业，其不仅未取得相应资质，在作业时又未能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彭某4作为承揽人，对相关风险及自身安全防护未能尽到相关从业人员应尽的审慎注意和保护义务，自身存在重大过错，应对这一不幸后果承担主要责任。就白某与韩某而言，白某系××号房屋业主，事发时，韩某虽从刘某3处承租房屋，但刘某3与白某系夫妻，白某知晓刘某3对该房屋的出租管理及维修指示等内容，此处白某夫妻对××号房屋的出租管理维修指示等处分行为构成混同，据此，应认定白某与韩某二人系因××号房屋产生的租赁合同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二十一条之规定：“承租人在租赁物需要维修时可以要求出租人在合理期限内维修。出租人未履行维修义务的，承租人可以自行维修，维修费用由出租人负担。”双方在租赁合同第六条中对房屋及其附属设施、设备因自然属性或合理使用而导致的损耗，承租人应及时通知出租人修复亦有约定。由此可知，白某作为××室的出租人，对韩某提出的厨房窗户打不开等应承担维修责任。根据已查明的事实，白某也在积极履行维修义务，只是将维修一事包括维修人的选任等委托给韩某代办。从现有证据上看，白某对维修人的选任，虽向韩某提出了寻找途径的建议，但未作出审查维修人相关资质的提示，也存在一定的过失。结合日常经验法则，白某之所以找人维修窗户等，更多是基于对维修人员专业性的信任和依赖。基于此，对于维修人的不幸坠落，白某其作为定作人虽在选任上存在一定的过失，但也不应过分苛责。而关于韩某是否担责，《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之规定：“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本案中，韩某作为××号房屋维修的受托人，结合现已查明的事实，虽无证据表明韩某对彭某4的资质进行过审查，但其在接受××号房屋窗户等维修委托后，已按照白某夫人提供的建议即从503号房屋寻找到维修人，且从韩某收取业主维修款及其数额可以看出，所收到的价款与其实际将发生的款项基本持平，可以认定白某与韩某之间为无偿委托。就彭某4作业过程中坠落一事，因现场见证人有限，根据公安机关在事发后第一时间的询问，韩某自述进厨房看到彭某4已上窗台，并提示其注意安全。综合考虑上述情况，因无其他证据表明在选任维修人时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等过错，故韩某不应赔偿责任。有鉴于此，根据彭某4自身过错及白某的过失情况，考虑到本案所涉意外事件的确给彭某4家属带来了巨大痛苦和经济负担，但并非各方所愿等因素，结合本案实际情况，一审法院酌定由白某对彭某4的死亡承担15％的赔偿责任。三、彭某2、彭某1、刘某2、刘某1、彭某3主张的各项赔偿项目及数额有无合理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关于死亡赔偿金，《最高人民法院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本案中，彭某4户别系居民家庭户，另结合彭某1、刘某2、刘某1、彭某3、彭某2提交的彭某4的《暂住证》，可以显示彭某4生前的经常居住地为北京市城镇地区，应按照城镇标准计算相关赔偿项目。据此，一审法院按照2018年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7990元乘以20年再乘以15％的责任比例计算死亡赔偿金，由白某赔偿203970元。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最高人民法院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本案中，彭某4去世时彭某23岁，彭某3属遗腹子，二人除彭某4外，还有母亲刘某1为扶养人，一审法院按照北京市2018年城镇居民消费性支出42926元计算，彭某2的生活费（42926元乘以15年除以2=321945元）＋彭某3的生活费（42926元乘以18年除以2=386334元）=708279元，由白某按照15％的责任比例，赔偿共计106242元。一审法院依法将此数额计入死亡赔偿金中。关于丧葬费，《最高人民法院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本案中，白某对彭某4的死亡承担15％的赔偿责任，应当承担合理的丧葬费。一审法院按照北京市2018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7855元计算六个月再乘以15％得出7070元，由白某承担。关于急救费，本案中，彭某4坠楼后发生急救费400元，由白某按照15％的责任比例负担60元。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应予赔偿，但彭某2、彭某1、刘某2、刘某1、彭某3的主张过高，对过高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判决如下：一、白某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赔偿彭某1、刘某2、刘某1、彭某2、彭某3急救费60元，死亡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310212元、丧葬费707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万元（以上共计337342元）；二、驳回彭某1、刘某2、刘某1、彭某2、彭某3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彭某4至白某的××号房屋作业属于承揽还是帮工，二、彭某4、白某、韩某在本案中是否有责任及责任比例。关于焦点一，彭某1、刘某2、刘某1、彭某2、彭某3以没有书面承揽合同、彭某4工作内容不包括维修窗户等理由认为彭某4是帮工而非承揽。但本案中，根据韩某与白某之妻刘某3的微信聊天记录、事发时××号房屋的居住人在事发后第一时间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可以看出，韩某联系刘某3的最初目的是因厨房窗户打不开需要修窗户，顺便更换窗纱，修窗户并非是事发当天临时提出的需求。彭某4于事发前一天至××号测量窗户尺寸，并于次日携带纱窗进行安装，这一系列行为明显具有定制的特性。彭某4在××号房屋的作业内容应看做一个连续的整体。韩某只需验收彭某4的工作成果，并不干涉彭某4的具体工作程序，双方之间更符合承揽关系法律特征。故一审法院根据现有证据分析认定彭某4在××号房屋的作业行为应认定为承揽，而非帮工并无不当。二、彭某4、白某、韩某在本案中是否有责任及责任比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的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中，事发时彭某4在××号房屋厨房窗户作业属于高空作业，其踩在并不具备载人功能的防盗护拦上作业本身是非常危险的行为，但其作业时未能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导致这一不幸后果的发生。彭某4作为承揽人，对相关风险及自身安全防护未能尽到相关从业人员应尽的审慎注意和保护义务，自身存在重大过错，应对这一不幸后果承担主要责任。白某系××号房屋业主，刘某3与白某系夫妻，应认定白某与韩某二人系因××号房屋租赁产生的租赁合同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二十一条之规定：“承租人在租赁物需要维修时可以要求出租人在合理期限内维修。出租人未履行维修义务的，承租人可以自行维修，维修费用由出租人负担。”白某作为××室的出租人，对韩某提出的厨房窗户打不开等应承担维修责任。根据已查明的事实，白某也在积极履行维修义务，只是将维修一事包括维修人的选任等委托给韩某代办。因此，韩某仅为代理人，彭某4与白某之间成立承揽关系。从现有证据上看，白某对维修人的选任向韩某提出了寻找途径，但未作出审查维修人相关资质的提示，也存在一定的过失。至于彭某2、彭某1、刘某2、刘某1、彭某3上诉提出的白某房屋窗户护栏安装缺陷是彭某4坠亡的原因一节，以常识而言，因房屋窗户护栏的作用仅为防盗，设计制作时没有供人踩踏的功能，彭某4应当知道踩在上面作业的危险性，提前做好防护措施。基于此，对于维修人的不幸坠落，白某应作为定作人承担选任上的过失责任。而韩某作为××号房屋维修的受托人，是无偿委托，同时无其他证据表明其在选任维修人时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等过错，故韩某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综上，一审法院根据彭某4自身过错及白某的过失情况，综合考虑本案实际情况，酌定由白某对彭某4的死亡承担15％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妥，对于各项费用的计算亦无不当。另二审期间，彭某2、彭某1、刘某2、刘某1、彭某3向本院申请司法救助，请求减免二审案件受理费，根据《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提供司法救助的规定》第三条第十四项规定，本院予以减交诉讼费。综上所述，彭某2、彭某1、刘某2、刘某1、彭某3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360元，由彭某2、彭某1、刘某2、刘某1、彭某3负担（其中5724元经本院批准减交，636元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付 辉审 判 员  孙 京审 判 员  周 易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  王玮玮书 记 员  何昕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