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浙04行终18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朝洪，男，1959年8月26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系周啟春之父。上诉人（原审原告）俞美芝，女，1962年1月29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系周啟春之母。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某2，男，1975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永善县，系周啟春之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光星，男，1999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永善县，系周啟春之子。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某1，男，2008年2月26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永善县，系周啟春之子。法定代理人杨某2，男，1975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永善县，系上诉人杨某1之父。五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小勇，浙江和光律师事务所律师。五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沈丽梅，浙江和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嘉兴市养老保险服务中心秀洲分中心，住所地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成秀路328号。法定代表人牛犇，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钱强寒，浙江兴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嘉贤，浙江兴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凯米光学（嘉兴）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嘉兴经济开发区昌盛东路。法定代表人李承容，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崔杨菁，浙江登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佳音，浙江登恒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周朝洪、俞美芝、杨某2、杨光星、杨某1因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给付一案，不服海宁市人民法院于2020年5月26日作出的（2019）浙0481行初88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查明，周啟春系原审第三人凯米光学（嘉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米公司）职工。2018年1月25日，舒国旗驾驶浙Ｆ9××××号的“奇瑞牌”小型轿车沿320国道上海往杭州方向行驶至109ＫＭ（嘉兴市三桥港桥西堍）路段时，与前方同向在右侧机动车道内由周啟春驾驶的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造成周啟春受伤经医院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车辆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经交警部门认定，舒国旗负事故主要责任，周啟春负事故次要责任。经凯米公司申请，原嘉兴市社会保障事务中心（以下简称嘉兴社保中心）作出嘉人社工伤认定3（2018）76号《工伤认定决定书》，认定周啟春的死亡事故，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的规定，属于工伤认定范围，予以认定为工伤。2018年6月29日，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浙0411刑初226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确认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周朝洪、俞美芝、杨某2、杨光星、杨某1就周啟春的交通事故所诉请之物质性损失，可以认定的有：1、医疗费765.89元，2、死亡赔偿金1025220元，3、丧葬费30332.50元，4、交通费2000元，5、亲属处理事故误工费用2772元，6、被扶养人生活费143658元，上述1-6项合计1204748.39元；肇事车辆保险公司已支付赔偿款611151.01元，其中交强险111151.01元，结合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及被害人周啟春的过错程度，考虑双方驾驶车辆的性质，酌定被告人舒国旗对原告人超出交强险部分的损失承担80%的赔偿责任即874877.90元，扣除保险公司已经赔付的第三者责任险500000元后，判决被告人舒国旗赔偿损失余额374877.90元。前述判决生效后，原告方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19年2月15日，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浙0411执1845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认定被执行人舒国旗暂无可供执行的其他财产，故裁定终结该次执行程序。2019年8月，凯米公司向原嘉兴社保中心提交案涉工伤保险待遇申请表，原嘉兴社保中心经核定后认为，就周啟春死亡事故，其中属于一次性给付的工伤保险待遇数额合计为759269.50元（包括丧葬补助金31349.50元、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为727920元），经总额补差，扣除其近亲属已获得的属于工伤保险基金拨付范围内的交通事故赔偿款608730.25元，其近亲属还应享受工伤保险待遇数额150539.25元。上述款项于2018年10月16日支付至凯米公司指定账户，后由凯米公司支付至上诉人指定账户。另，周啟春的儿子杨某1、母亲俞美芝符合领取工伤供养亲属抚恤金条件，自2018年2月起以955.20元／月的标准享受工伤供养亲属抚恤金，该款项自2019年10月起按月支付，并补发相应月数数额。上诉人对原嘉兴社保中心就案涉工伤保险待遇作出的核定及拨付行为不服，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上诉人周朝洪、俞美芝、杨某2、杨光星、杨某1分别系周啟春的父亲、母亲、丈夫及两儿子。原判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八条、《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三款、第四十六条第（五）项的规定，原嘉兴社保中心作为嘉兴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具体承办工伤保险事务，具有按规定核定和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法定职责。同时，根据中共嘉兴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发布的嘉编［2019］13号、嘉编［2019］24号文件及中共嘉兴市秀洲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发布的秀洲编［2019］15号文件要求，原嘉兴社保中心现已分设为嘉兴市养老保险服务中心和嘉兴市医疗保险服务中心，并分别在南湖区××秀洲区设立分中心；秀洲区范围内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机关事业养老保险、被征地居民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等经办职责划入嘉兴市养老保险服务中心秀洲分中心，故嘉兴市养老保险服务中心秀洲分中心系本案适格被告。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职工因工死亡，其近亲属按照下列规定从工伤保险基金领取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一）丧葬补助金为6个月的统筹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二）供养亲属抚恤金按照职工本人工资的一定比例发给由因工死亡职工生前提供主要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的亲属。标准为：配偶每月40%，其他亲属每人每月30%，孤寡老人或者孤儿每人每月在上述标准的基础上增加10%。核定的各供养亲属的抚恤金之和不应高于因工死亡职工生前的工资。供养亲属的具体范围由国务院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规定；（三）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标准为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本案中，周啟春于2018年1月25日因工死亡，原嘉兴社保中心依照上述规定，以2017年度嘉兴市市区全社会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及2017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标准作出涉案工伤保险待遇拨付单中核定的丧葬补助金与一次性工亡补助金金额，并依据周啟春本人工资的一定比例核定供养亲属的抚恤金，依据充分，所核定数额并无不当，本院予以认定。本案的争议焦点系，原嘉兴社保中心在核定和支付工伤保险待遇时，应否扣减肇事者（包括其投保的保险公司）已实际支付费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法律和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为依据；地方性法规适用于本行政区域内发生的行政案件。根据《浙江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因第三人的原因造成工伤，工伤职工可以先向第三人要求赔偿，也可以直接向工伤保险基金或者用人单位要求支付工伤保险待遇；工伤职工先向第三人要求赔偿后，赔偿数额低于其依法应当享受的工伤保险待遇的，可以就差额部分要求工伤保险基金或者用人单位支付；工伤职工直接向工伤保险基金或者用人单位要求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工伤保险基金或者用人单位有权在其支付的工伤保险待遇范围内向第三人追偿，工伤职工应当配合追偿；法律、行政法规对因第三人原因造成工伤的赔偿作出明确规定的，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执行。本院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五章虽然规定了“工伤保险待遇”的主要内容，但未对职工人身损害赔偿与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竞合情况下如何处理作出具体规定，由此，《浙江省工伤保险条例》作为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地方性法规，本院在审理行政案件中予以适用，既未与上位法律法规相抵触，也符合浙江省的实际，合法且合理。本案中，原嘉兴社保中心根据上述条例规定核定上诉人方应享有的一次性给付工伤保险待遇数额（包括丧葬补助金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合计759269.50元，另有供养亲属抚恤金按月享受，儿子杨某1供养到年满18周岁，母亲俞美芝供养到死亡，并根据刑事附带民事判决确定的交通事故侵权方赔偿数额及双方事故责任，在核减第三方已实际支付的608730.25元后，决定予以发放差额150539.25元，并已实际支付。故原嘉兴社保中心就案涉纠纷作出的核定和支付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上诉人的诉请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原判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周朝洪、俞美芝、杨某2、杨光星、杨某1的诉讼请求。周朝洪、俞美芝、杨某2、杨光星、杨某1上诉称，原审法院针对被上诉人在核定和支付工伤保险待遇时，是否应扣减肇事者（包括其投保的保险公司）己实际支付费用时，认为《工伤保险条例》未对职工人身损害赔偿与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竞合情况下如何处理作出具体规定，故按照《浙江省工伤保险条例》规定，不支持上诉人诉请，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社会保险法》、《工伤保险条例》明确规定了构成工伤应享受相关待遇，没有规定因第三人侵权，工伤应当扣减第三人赔偿部分（除工伤医疗费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因第三人造成工伤或其亲属在获得民事赔偿后是否还可以获得工伤保险补偿问题的答复》（［2006］行他字第］2号）指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的规定，因第三人造成工伤的职工或其近亲属，从第三人处获得民事赔偿后，可以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向工伤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工伤保险待遇补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4］9号）第八条第三款规定，“职工因第三人的原因导致工伤，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以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己经对第三人提起民事诉讼为由，拒绝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第三人己经支付的医疗费用除外”。从上述答复和司法解释内容可以看出，因第三人原因导致职工工伤的，除医疗费不能重复主张外，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在获得民事赔偿后，仍然可以获得工伤保险待遇的其他全部补偿。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法律和行政法规为依据，参照规章。案涉问题，《工伤保险条例》、《社会保险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较《浙江省工伤保险条例》是上位法，原审中位阶较低的地方法规限制被第三人侵权的工伤职工只能得到一份赔偿或者补偿的做法，与法律、法规和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不一致，缺乏法律据。《工伤保险条例》在第五章规定了‘工伤保险待遇’的主要内容，并就条例未涉及的事项授权由统筹区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自行作出补充规定，如供养亲属抚恤金等，但一次性工亡补助金项目并不属于地方政府有权作出补充规定的范畴。上诉人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依法提起上诉，请求法院撤销（2019)浙0481行初88号行政判决书，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嘉兴市养老保险服务中心秀洲分中心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被上诉人依据《浙江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二条，及《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执行有关事项的通知》，依法出具《工伤保险待遇拨付单》，并按期向上诉人拨付，行政行为内容符合法律规定，程序合法。二、上诉人上诉请求于法无据。《浙江省工伤保险条例》并未与上位法相抵触，其实际是根据本省实际情况对上位法所做的补充规定，并未违反法律规定，按照法律规定应当予以适用。综上，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上诉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根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依法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凯米光学（嘉兴）有限公司未提交书面陈述意见。经审理，原审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九条规定，职工因工死亡，其近亲属按照下列规定从工伤保险基金领取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一）丧葬补助金为6个月的统筹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三）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标准为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浙江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因第三人的原因造成工伤，工伤职工可以先向第三人要求赔偿，也可以直接向工伤保险基金或者用人单位要求支付工伤保险待遇。工伤职工先向第三人要求赔偿后，赔偿数额低于其依法应当享受的工伤保险待遇的，可以就差额部分要求工伤保险基金或者用人单位支付。工伤职工直接向工伤保险基金或者用人单位要求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工伤保险基金或者用人单位有权在其支付的工伤保险待遇范围内向第三人追偿，工伤职工应当配合追偿。法律、行政法规对因第三人原因造成工伤的赔偿作出明确规定的，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执行。本案中，周啟春系因第三人原因造成工伤，其近亲属已获得的属于工伤保险基金拨付范围内的交通事故赔偿款608730.25元，在上位法《工伤保险条例》对补差原则未作明确规定的情况下，被上诉人适用本省地方性法规《浙江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二条之规定，一次性给付的工伤保险待遇数额合计为759269.50元（包括丧葬补助金31349.50元、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为727920元），经总额补差，扣除其近亲属已获得的属于工伤保险基金拨付范围内的交通事故赔偿款608730.25元，确定并实际一次性拨付周啟春近亲属工伤保险待遇数额为150539.25元，案涉核定及拨付行政行为并无不当。《浙江省工伤保险条例》作为我省地方性法规，明确规定因第三人的原因造成的工伤适用“总额补差单赔”的方式,上诉人主张《浙江省工伤保险条例》不适用于本案进而主张其可以同时获得民事赔偿金和工伤保险待遇，理由不能成立。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提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周朝洪、俞美芝、杨某2、杨光星、杨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许艳华审 判 员 孙 军审 判 员 李 平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王艳敏书 记 员 孔成捷书 记 员 张琳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