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民终123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哈大铁路客运专线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和平北大街**。法定代表人：刘伟平，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勇，辽宁成功金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勇，辽宁成功金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振林，男，汉族，1966年3月3日出生，住址：辽宁省灯塔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茹云飞，辽宁三燕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太原北街**法定代表人：单立军，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明珅，该公司法律顾问。上诉人哈大铁路客运专线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哈大客专）因与被上诉人李振林、原审被告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阳局公司）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纠纷一案，原审法院于2017年12月28日作出（2014）铁中民一初字第00034号民事判决书。李振林、哈大客专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9月29日作出（2018）辽民终127号民事裁定书，以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裁定撤销沈阳铁路运输中级法院（2014）铁中民一初字第00034号民事判决，发回原审法院重审。原审法院于2019年6月24日作出（2018）辽71民初4号民事判决书。哈大客专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哈大客专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勇、崔勇，被上诉人李振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茹云飞以及原审被告沈阳局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明珅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哈大客专上诉的诉讼请求：1.依法撤销沈阳铁路运输中级人民法院（2018）辽71民初4号民事判决书，改判驳回李振林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鉴定费、鉴定人出庭费用全部由李振林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未依法正确认定证据效力，认证意见严重错误。（一）李振林一审提交证据以及原审法院调取证据不合法，不具有证据效力，证据内容相互矛盾、严重不真实，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李振林提交证据1-20，原审法院调取证据1-6（见（2018）辽71民初4号民事判决书附案件证据目录），证明诉争羊场经营时间、诉争羊场发生种羊流产死亡、以及种羊流产死亡与哈大客专产生噪音之间存在关联。如题所述，这些证据或不具有合法性，或严重不真实，依法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具体按李振林拟证事实归纳说明如下：1.证明诉争羊场经营时间的证据（1）李振林提交证据7灯塔市畜牧兽医局、灯塔市烟台动物卫生监督所出具的《证明》，证据20山岳堡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实》，属于单位出具的证明材料，其中无负责人或制作人签字，原审法院亦未要求出具证明材料的单位出庭接受质证，不符合证明材料的法定形式要求，不具有合法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之规定，证明材料须同时具有单位负责人或制作人的签字和单位加盖公章，否则不具有证据效力，依法应予排除。（2）证据13《土地转包协议》，第一，协议主要事项（土地位置、四至、价款等）无约定，土地亩数与诉争羊场实测面积相差巨大，协议不具有真实性；第二，如前述，山岳堡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实》，因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求，依法不具有证据效力，自然不能对《土地转包协议》形成佐证，即《土地承包协议》仅为不真实的孤证，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3）证据5《动物强制免疫证》、证据6《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首先，两份证据不真实、不合法，其中，证据5的免疫证数量栏记载1300只，备注则要求“免疫动物一禽一证”，二者自相矛盾；证据6的合格证，哈大客专已提交充分、有效证据，证明该合格证是李振林在哈大客专开通运营后申办，且李振林故意隐瞒了羊场距哈大客专不足500米、不符合畜禽养殖场选址要求的事实，其取得行为不合法。2.证明种羊流产死亡的证据（1）证据2《辽宁省牛羊强制免疫情况登记表》、证据3《鑫路羊场养殖生产记录档案》，首先，该两份证据均为李振林单方制作，严格言之，其属于李振林单方的陈述，根本不能视之为证据；第二，哈大客专作为反证，并非必须自己提供证据来否定李振林提交证据的真实性，李振林提交的证据亦可作为哈大客专用以反证的证据，具体而言，证据2的登记表中，防疫员杨守柱签字时间与免疫时间倒置，明显有违一般逻辑常识，同时证据2的登记表中记载的免疫数量、证据3的记录档案中记载的存栏数量，与李振林提交证据5《动物强制免疫证》、原审法院调取证据3《养殖户调查表》互相矛盾，足以否定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在本案原一审审理中，李振林对提交的该2份证据之造假行为无法解释，已被原一审合议庭予以排除证据效力。遗憾的是，一审合议庭对此明显矛盾、虚假的证据，熟视无睹，竟然再次将非法证据认定证据效力，严重错误。（2）证据8《当地兽医诊断书》、证据9《兽医从业人员资格证书》，首先，证据9为复印件，无原件核对，不符合书证的法定形式要求，依法不具有证据效力；第二，兽药店不具有诊断动物死因的资质，诊断书的制作人与资格证书持有人亦非同一人，从资格证书的发证时间来（2012年12月）看，持有人亦不可能在2012年10月出具诊断书，由此种种，两份证据本身即足以否定其证据效力，故原一审判决未予确认两份证据效力，但原审法院为掩饰己过，不以余力予以错误认定。（3）证据15《动物疫病检验报告》《两份临床诊断》，首先，两份临床诊断时间分别为2012年8月20日、2013年2月10日，动物疫病检验报告时间为2013年8月6日，依时间逻辑，后者不能成为前者的诊断依据，两者不能互为佐证；第二，两份临床诊断不具有真实性，诊断无化验数据佐证，且两份诊断相隔半年，“临床记载”及“诊断结果”记述却完全一致，如若属实，按通常认知，应立即采取措施应对，而李振林却放任这一事态持续，明显不符合常理，故该证据明显不真实。（4）原审法院调取证据1《灯塔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调取的笔录》、证据3《养殖户调查表》，首先，证据1的笔录为针对李振林提交证据15《两份临床诊断》的补充说明，证据3的调查表为李振林填报的存量数量，证据内容及拟证事实均不涉及国家及公众利益，不符合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的法定情形，证据的取得不合法。然而，原审法院却混淆概念、巧立名目，强调“受理法院认为‘该案涉及可能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况下’，依法依职权调查的证据予以采信”，其实质上保护了李振林的非法利益！第二，证据1的笔录，内容显示刘华昌的说明为李振林向其转述，且不能改变前述证据15《两份临床诊断》无化验数据佐证的事实；证据3的《养殖户调查表》，记载数据明显不真实，并且统计全部调查表，不同时间段均出现过存栏数量骤减的情形，如2009年12月存栏数量685只，至2010年3月降至435只（此时哈大客专尚未进行动态试验），2012年3月存栏数量700只（此时哈大客专进入动态运行试验），2012年6月存栏数量飙升至1400只，2012年9月维持1300只，此后一直维持1000只左右，至2013年9月降到498只（此时哈大客专已开通运营近一年），此情形与李振林诉称的损害事实相悖，也与其提交以及原审法院调取的其他证据内容相矛盾，不仅不能证明种羊流产死亡的事实存在，相反能够反证排除哈大客专产生噪音致种羊流产死亡的可能。3.证明种羊流产死亡与哈大铁路客运专线产生噪音之间存在关联的证据，原审法院调取证据5大连博爱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据6河北农业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首先，据以作出两份鉴定意见书的重要鉴材《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经人民法院审查确认为虚假证据，由此，鉴定所依据的基础事实发生重大变化，因基础事实的虚假，鉴定意见自然不能成立，两份鉴定意见书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一审判决认为：两被告“未能举证证明河北农业司法鉴定中心在已经明知李振林提供的《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系虚假材料的情况下，而出具严重失实鉴定结论的事实”，上述认定显系“屁股决定脑袋”之谬论！作为鉴定机构，对于涉案重要鉴材不去依法核实，怎能认定是不明知的？一审判决将本应是鉴定机构、甚至是法院依法核实鉴材真伪的责任，转嫁给哈大客专更是本末倒置、荒谬至极！第二，河北农业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关于因果关系及损失的鉴定意见，均是建立在诉争羊场具备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这一基础事实之上，并在此基础上适用种畜禽养殖的相关标准作出，基础事实虚假，由此得出的结论绝非仅仅是一审判决认为的缺陷，而是严重失实，不符合可以通过补充鉴定、重新质证或补充质证可以解决的情形。河北农业司法鉴定中心的《说明》不是鉴定意见，其改变了原鉴定意见的依据及结论，不符合司法鉴定通则规定的程序要求，不具有合法性，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第三，河北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事项，不包括对损害事实的确认，其也不具备资质和设备条件对损害事实进行鉴定，在无法确认损害事实确实发生，或者即使发生、致死原因为何的情况下，河北司法鉴定中心仅凭无法确定来源、死因的800只羊头，认定因果关系明显依据不足。第四，河北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建立在推断之上，无事实依据。依鉴定意见书记载，并结合鉴定人出庭陈述，现场勘验时诉争羊场处于停业状态，另诉争羊场2013年12月取得动物卫生防疫条件合格证，在此之前诉争羊场是否满足畜禽养殖条件不明，鉴定意见仅凭羊场建筑面积及厂房情况推测得出存栏数量（基础母羊）500只，该推测毫无事实依据，经不起推敲。第五，河北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人未审查李振林提交《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的真伪，许可证有效期限应为最基本常识，鉴定人作为畜牧领域的专业人士应当立即识别，然而鉴定人在本次出庭时陈述“看过许可证原件，期限没有问题”，在哈大客专代理人再次提示下，后称“需要回去核实”，由此，鉴定人未尽审查义务，且明显不具有所属领域的专业知识，由其所作鉴定意见毫无可信性可言。以上，原审法院对于李振林提交证据及原审法院调取证据的认定及采信严重错误，以致本案事实认定错误。（二）哈大客专提交《新建铁路哈大客专沈阳至哈尔滨环境影响报告书》真实、有效，能够证明哈大客专线路公示在先，应予认定证据效力。哈大客专立项之初，依法履行环评影响评价程序，由铁道第三勘查设计院于2006年5月编制完成《环境影响报告书》，该环评报告由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以环审[2006]445号文批复通过。批复通过的环境报告原件保管于国家环保部档案馆，哈大客专及代理人客观上无法提供原件，哈大客专向原审法院提交的环评报告复印件节选自留存的送审稿（简稿）。首先，哈大客专为国家级战略工程，依法编制环评报告是毋庸置疑的，并且哈大客专提交证据2《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关于新建铁路哈大客专沈阳至哈尔滨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审[2006]445号），即是针对哈大客专环评报告的批复，足以证明环评报告的真实存在，两份证据相互印证，能够证明哈大客专的线路公示在先的重要事实。第二，一审中，哈大客专向法院如实说明，并表示如李振林对环评报告真实性有异议，愿申请法院调取，原审法院既未置可否，亦未同意如协助李振林那般以所谓“保护国家、社会公共利益”予以调取。第三，哈大客专环评报告的编制涉及沿线环境及居民的切身利益，其关乎国家利益和社会公众利益的程度，远甚于原审法院依职权为李振林调取的相关证据，故原审法院更应依职权调取。原审法院未予确认哈大客专提交的该份证据明显错误。原审法院对于哈大客专关涉国家、公共利益本应依职权调取的证据，百般苛刻、不予调取认定；相反对李振林并不涉及国家、公共利益的证据主动调取，百般庇护，个中缘由耐人寻味。二、一审判决书认定事实严重错误。（一）无证据证明李振林诉称的损害发生。李振林诉称自哈大客专2012年4月动态运行测试后，其经营的羊场种羊流产死亡。梳理本案事实及全部证据，不能证明李振林诉称的损害发生。李振林2014年11月诉至原审法院，距其诉称的损害发生时间超过两年，诉争羊场亦已荒废，客观上无法确认诉争羊场于哈大客专动态测试及开通运营后出现种羊流产、死亡的情况；李振林据以主张损害事实的800只羊头，无保存记录，无法确认来源、形成时间等，又因仅保存死亡后的羊头，客观上无法通过化验、检测确定死因，即是否为流产死亡；尤其是如此重要的事实，李振林在原一审举证中并未提及，称“因不懂法律规定，羊全部处理了，什么都没保留”，后竟又提出800只羊头，以致无法确定羊头来源、形成时间及死因等，导致损害事实无法查清，因此，应由李振林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另，李振林提供的证据，均不能直接证明损害的事实，如前述，这些证据或不具有合法性，不具有证据效力，或证据间互相矛盾，严重不真实，不能证明诉称的损害发生。一审判决书本院认为第（二）部分中，以河北农业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为据，认定李振林证明了损害事实存在，该认定依据错误，且存在逻辑矛盾：（1）如前述，《司法鉴定意见书》因基础事实虚假，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2）《司法鉴定意见书》的委托鉴定事项，明确为因果关系及损失数额鉴定，不包括对损害事实的确认，假设其有效，认定案件事实所依据的亦应限于鉴定意见部分，而不能以其作为证明损害事实的依据；（3）鉴定因果关系的前提是发生损害，只有确认损害后，才涉及通过鉴定确定损害原因，以在后的因果关系反推损害事实存在逻辑矛盾。（二）河北农业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不能作为认定因果关系及损失金额的依据。首先，无证据证明李振林诉称的损害发生，在不能确定损害事实的情况下，不具备鉴定因果关联的前提条件和必要。第二，（1）河北农业司法鉴定中心据以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重要依据《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经确认为虚假，由此，鉴定所依据的基础事实虚假，得出的鉴定意见自然不真实；（2）河北农业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说明》不是鉴定意见，因原鉴定意见的依据及结论发生重大变化，且该变化不符合可以通过补充鉴定、补充质证或重新质证可以弥补的缺陷，应当重新进行鉴定并出具鉴定意见书，否则该《说明》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3）鉴定意见不科学，结论依据明显不足，据以鉴定的重要鉴材800只冷冻羊头的来源、死因不明，无法确定是屠宰，还是流产，亦或是其他原因致死，即便流产致死，其成因亦有很多，不能排除诸如维生素摄取过量或不足，饲料成分、精粗配比不当，饲料霉变，饲养者管理不当，舍区不洁，母羊母体致病菌等导致的流产的可能，因此，河北农业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不能作为认定因果关系及损失金额的依据。（三）哈大客专批复立项、线路公布及建成通车先于李振林经营时间，哈大客专依法不应承担责任。哈大客专提交证据1《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哈尔滨至大连客运专线项目建议书的批复》发改交运[2005]2736号、证据2《关于新建铁路哈尔滨至大连客运专线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环审[2006]445号、证据10听证告知书、听证通知书及听证送达回证、哈大快客（灯塔段）失地农民听证签到簿、证据11《哈大快客（灯塔段）征地公告》、证据12《建设工程征地协议书》、证据13《新建哈尔滨至大连客运专线初步验收报告》，能够证明：哈大客专由国家发改委2005年批复立项；2007年3月灯塔市人民政府经过听证程序，发布《哈大快客（灯塔段）征地公告》，并与灯塔市万堡桥街道山岳村签订《建设工程征地协议书》；2007年8月哈大客专正式开工建设，2010年12月全线铺通，2012年10月通车试运行；另，哈大客专提交《新建铁路哈大客专沈阳至哈尔滨环境影响报告书》，该证据真实、有效，与证据2相互印证，能够证明哈大客专早在2006年4月就已确定线路走向，并通过征求意见、在公开、权威媒体上公示等方式，向包括沿线居民在内的社会公众进行了公示。归纳原审法院认定的诉争羊场经营时间，2007年1月28日签订《土地转包协议》；2007年2月进驻开始绒山羊种羊养殖；2010年2月4日办理“灯塔市鑫路羊场”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2013年12月17日取得《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首先，如前述，李振林提交并拟证明羊场经营时间的证据7灯塔市畜牧兽医局、灯塔市烟台动物卫生监督所出具的《证明》、证据5《动物强制免疫证》、证据6《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或不具有合法性，或严重不真实，不具有证据效力，证据2《土地转包协议》仅为存疑的孤证，而且无论李振林单方制作的养殖生产记录档案、免疫档案薄，还是原审法院调取的《养殖户调查表》，搁置证据是否合法、真实不论，仅从证据记载内容，显示最早的养殖记录为2009年3月，不能证明李振林于2007年2月入住诉争羊场、以及在诉争羊场养殖绒山羊的事实；第二，兴办畜禽养殖场，应当取得动物卫生防疫条件合格证等，两者并非一个连续状态下的相连行为，从事前者的经营活动须以取得后者的许可或合格证为条件，原审法院认定李振林的养殖事实错误；第三，即便哈大客专提交证据不能否认李振林于2007年入驻诉争羊场开始种畜禽养殖的事实，对比哈大客专与诉争羊场的各时间节点可知，哈大客专在2006年4月履行环境评价程序时即已确定线路走向，并向沿线居民进行了公示，即哈大客专的线路公示时间明显早于原审法院认定的诉争羊场经营时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第二十七条的规定，李振林在知晓哈大客专途经于此，可能对其种畜禽养殖产生影响的情况下，仍入驻经营，由此造成的损害系李振林选址过失或不作为所致；而且在哈大客专建设过程中，李振林未选择迁址，仍继续经营并办理个体工商户执照，更在哈大客专开通运营近一年，且出现李振林诉称的种羊流产死亡的情况下，仍申办动物卫生防疫条件合格证，并在申办过程中故意隐瞒事实，再结合李振林向原审法院提交虚假的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的不诚信行为，李振林诉称的损害即使实际发生，亦是其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哈大客专依法不承担责任。（四）李振林违法经营的事实清楚，一审判决书变相认定李振林违法收益。根据《畜牧法》的规定，从事种畜禽生产经营的单位或个人必须取得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否则成立违法经营。根据李振林在原一审、本案一审中的陈述，其经营的“鑫路羊场”2010年2月办理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主要从事种用辽宁绒山羊的生产销售，河北农业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意见书》推测羊场基础母羊存栏数高达500只，是典型的规模养殖经营行为，区别于一般农户的自繁自养，须取得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另《辽宁省种畜禽生产经营管理办法》第四、五、二十二条规定，农户一年内出售自繁的仔畜，羊羔超过100只的，应当办理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否则应按照《畜牧法》的规定处罚。《鉴定意见书》认定李振林羊场2012年4-12月间流产、死亡羔羊800只，并据此认定损失，明显超过前述办法规定的数量标准。李振林原一审提交《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已经确认为虚假，其违法经营的事实清楚，违法收益不受法律保护。行政管理机关未对违法行为进行查处，不能据此肯定李振林违法经营的事实，行政机关不作为，不能成为人民法院放任违法事实的理由。原审法院推卸责任，变相肯定李振林的违法经营行为，致李振林违法收益受到保护，哈大客专及国家、社会公众利益受到损害，恳请二审法院予以纠正。三、原审法院审理程序违法。（一）原审法院应当中止本案审理。李振林于本案原一审提交虚假、伪造的《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涉嫌刑事犯罪，本案一审过程中，沈阳市铁路公安处以涉嫌犯诈骗罪对李振林立案侦查，目前案件正在侦办过程中。李振林是否伪造、或参与伪造《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应由公安机关行使侦查权查明，本案为民事案件，一审合议庭无权对李振林是否参与犯罪作出认定，哈大客专亦无义务提供证据证明。另公安机关以涉嫌犯诈骗罪对李振林立案侦查，可以预料到公安机关将对李振林是否存在虚构事实骗取公私财物的犯罪行为进行侦查，侦查范围将包括是否虚构损害事实的发生或损失金额，是否故意造成损害等，这些都将对本案的定性、损失金额的确定、以及责任承担等产生重要影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五）项、《最高法院关于审理民事纠纷案件中涉及刑事犯罪若干程序问题的处理意见》第一条第二项的规定，本案应当依法中止审理。（二）原审法院主动提示李振林撤回虚假证据，调取、认定证据设定双重标准，审理程序严重不公。李振林原一审提交、鉴定机构及原审法院据此认定事实的重要证据《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经确认为虚假，该《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是本案关键证据，关乎李振林诉称的损害是否真实、经营行为是否合法、利益应否受保护、鉴定意见的因果关系是否成立等重要事实的确定。一审举证环节，李振林明确坚持提交包括虚假证据《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在内的原一审提交全部证据，一审法官数次提示李振林是否全部提交，更明示是否继续提交虚假的《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在一审法官的提示下，李振林撤回该证据。哈大客专对此明确提出反对，原审法院坚持由李振林撤回虚假的《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以致本案在重要事实认定方面严重错误。另，如前述，原审法院对于哈大客专关涉国家、公共利益本应依职权调取的证据，百般苛刻、不予调取认定，相反对李振林不涉及国家、公共利益的证据主动调取、百般庇护，明显设定双重标准，不符合人民法院居中、公平公正裁决的审判原则。四、哈大高铁线路设立运行关系到国计民生，本案判决势必对全国高铁线路设立运营产生重要影响，吁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公正判决。哈大客专为国家高铁“四纵四横”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贯彻落实国家战略的重要使命。人民法院为国家战略依法保驾护航亦应是审判工作宗旨之一。一审中，李振林诉称损害及赔偿请求无确凿证据支持，原审法院对国家战略置之不顾，对哈大客专正当合法权益苛求之至，对李振林不合法权益过度保护，有失法院居中、公平公正裁决的原则。本案判决势必对全国高铁线路设立运营产生重要影响，哈大客专吁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公正判决。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严重错误、程序违法，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正确适用法律，依法改判驳回李振林的全部诉讼请求。李振林答辩称：首先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哈大客专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没有任何依据，不同意哈大客专的上诉请求。（一）关于该案关键时间点问题，李振林的养羊场经营在先，铁路建设通车在后。李振林一审提供的证据证明李振林在此地养羊的时间为2007年2月份，虽然哈大客专提供的铁路立项时间是2005年，但是该立项是李振林作为普通平民百姓不可知的，因此该案件的时间点应该以2007年8月23日开工建设时间来确定，那么李振林养羊场存在在先，铁路开工建设在后属实。（二）对于李振林的损失哈大客专存在过错。从开始考察、拆迁，建设、验收，哈大客专均忽视了李振林养羊场的存在。李振林不知道、不了解铁路噪音会对自己的羊有危害以及会造成什么样的损害后果，作为哈大客专，对铁路噪声污染所带来的损害后果这方面更专业，但是李振林的养羊场就在那里，哈大客专却视而不见，无论立项、拆迁、补偿均没有涉及过李振林。因此，哈大客专没有尽到足够的注意义务，从开始到结果发生，即使在李振林告知后仍没有答复及采取任何应有的措施来防范和制止损害的发生，更没有进行挽救和补偿，仍是视而不见。因此，在这一损害事件中，哈大客专存在过错，应对李振林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三）李振林的损失与哈大客专所有的铁路噪音造成的环境污染存在因果关系。李振林提供的证据证明，李振林在此处养的羊从未发生过死亡及流产现象，但自从铁路通车后才开始发生大量死亡、母羊流产现象，以为是××，经过咨询当地畜牧部门得知没有疫情发生，猜测是否与铁路运行有关，李振林找到哈大客专说明情况，哈大客专不予理睬，李振林于是进行上访，亦为解决问题，无奈提起诉讼和因果关系、损失数额的司法鉴定，结果也证明了损害结果是由铁路运行产生的环境污染导致损失。因此，李振林的损失与哈大客专铁路运行有因果关系，哈大客专负有赔偿责任。（四）李振林提供的《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不是司法鉴定结果的依据，司法鉴定中所涉母羊并没有按照种羊的标准和价格来认定和计算，该《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是否撤回以及真假都不影响鉴定结果的合法有效性。因此，鉴定意见作为定案依据正确。（五）关于李振林羊损失数量的确定，根据李振林提供的收据以及相关档案等均可以证明，原审法院的认可正确。（六）哈大客专提供的环评报告没有涉及李振林的羊场，属于对李振林权益的漠视，因此对李振林不发生法律上的效力，甚至应该说环评报告是一份不合格、不负责任的报告，没有反映铁路周边的真实情况，没有将现实存在的李振林养殖场纳入其中，因此哈大客专不能以此为依据作为抗辩理由，且该环评报告没有合法出处，不具有合法性。（七）哈大客专是该铁路的所有者及受益者，对因该铁路运行过程中发生的损害负有赔偿责任。（八）哈大客专没有任何理由提出的上诉无疑是为了迟延给付李振林的赔偿金，其身后有强大的财团来支持诉讼，而李振林是平民百姓，因为养殖场的损失已经水深火热，无论其精神上、经济上均已陷入困境，其不仅要周旋在无休止的诉讼中不能得到赔偿，同时还要努力的挣扎、拼搏去让自己和家人活着。实际上李振林的损失还不止于此，其索赔之路漫漫其修远。综上，李振林认为哈大客专的上诉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正确，李振林尊重一审判决，故请求二审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沈阳局公司陈述意见：我方同意哈大客专的上诉意见。（一）哈大客专对哈大高铁的建设立项运营均是依法合规，相关环境影响文件已经取得政府相关部门的许可。李振林若认为环境影响未对其告知，那么实际上其是对政府相关部门行政行为的不满，与本案哈大高铁项目的环评文件无关，且环评的时间早于李振林经营羊场的时间。（二）本案的诉讼标的是环境污染侵权法律关系，适用无过错原则，但李振林对损害结果的发生存在明显的过错，对损害结果的数额应当承担较大比例的责任。首先其承包相应的地块时应当对涉案的土地周边环境情况进行调查，相关土地承包的发包人有义务对相关羊场附近的情况进行告知，因承包合同双方的过错导致任何的环境污染问题，其自身应当承担较大比例责任问题。（三）关于原审法院审理案件中鉴定报告的问题，哈大客专陈述的内容我方表示认同，鉴定机构相关鉴定人员可能涉嫌了帮助毁灭证据，应当依法调取相关的询问笔录，该份证据真实性明显存在问题。（四）关于经营许可证的问题。这份许可应当认定为行政许可，那么李振林在未取得行政许可的情况下非法经营行为，取得的利益应当是非法利益。请法院充分考虑此部分内容因为李振林的违法行为造成了巨额损失，其自身应当承担较大比例责任。李振林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按照河北农业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鉴定结论确认经济损失，并由沈阳局公司、哈大客专赔偿损失；2.沈阳局公司、哈大客专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李振林于2007年1月28日与崔成硕签订《土地转包协议》，该协议约定崔成硕自愿将其剩余年限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李振林经营。双方在该协议上签字确认，灯塔市万宝桥街道办事处山岳堡村民委员会在该协议上盖章确认。2007年2月，李振林进入到双方协议中所确定的承包地块灯塔市距沈营公路650米处建立灯塔市鑫路羊场开始绒山羊种羊养殖。2010年2月4日，李振林办理“灯塔市鑫路羊场”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经营场所为“灯塔市”，经营范围及方式为“养饲业”，执照有效期至2014年2月4日。2013年12月19日李振林申请变更个体工商户登记，于当日取得变更后的“灯塔市鑫路羊场”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2013年12月17日，涉案羊场取得了《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灯塔市鑫路羊场”于2014年5月16日被吊销营业执照，目前状态为“吊销，未注销”。2007年８月23日，哈大铁路客运专线正式开工建设。2008年５月19日，灯塔市哈大铁路客运专线建设领导小组成立。2012年4月，哈大铁路客运专线进行动态实验。2012年10月８日，哈大铁路客运专线全线试运行。2012年12月１日哈大铁路客运专线正式开通运行。李振林经营的灯塔市鑫路羊场距离哈大铁路客运专线边界62米。哈大铁路客运专线进行动态实验后，李振林经营的羊场出现母羊流产、羔羊死亡的情况。灯塔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防疫科科长刘华昌于2012年8月20日、2013年2月10日到李振林家两次，确认羊场母羊有流产、死胎、大量死亡情况，通过现场诊断、化验室化验排除疫病等重大疾病死亡原因。2013年李振林向铁道部反映因哈大铁路客运专线噪音造成羊场损失问题。铁道部于2013年7月30日向李振林作出来访事项告知单，告知其反映的因哈大铁路客运专线噪音造成损失等问题，按照《信访条例》“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请向当地环保部门反映。2014年11月24日，李振林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沈阳铁路局赔偿直接损失1,700万元。2015年３月13日，李振林申请追加哈大客专为本案被告。根据李振林的申请，原审法院委托大连博爱司法鉴定中心对哈大铁路客运专线运营对涉案羊场的噪声污染进行测试。2016年7月25日，大连博爱司法鉴定中心对涉案羊场进行了环境噪声测试。2016年９月5日，大连博爱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噪音司法鉴定报告》，鉴定意见：按照《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附录Ｃ噪声敏感建筑物监测方法要求，对灯塔市鑫路羊场西墙外１米处测试点进行环境噪声测试，测试结果：昼间噪声测试３次，等效声级（Leq）分别为67.8dB（A）、66.0dB（A）和68.4dB（A），昼间突发噪声最大声级（Lmax）为99.0dB（A）；夜间噪声测试1次，等效声级为59.7dB（A），夜间突发噪声最大声级（Lmax）为83.0dB（A）。在鉴定异议期内，哈大客专对《噪音司法鉴定报告》提出异议，认为：1．报告依据《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防治污染法》及《声环境质量标准》适用对象不包括动物，羊场不属于噪声敏感建筑物；2．李振林所主张损害发生时车辆通车时长和频率与测试时差异较大，现场周边车辆影响及该监测数据中是否排除其他动物突发噪音未见有说服力说明及依据；3．报告中有多处不规范之处，如：未附监测单位资质，监测结果无测量人、校对人、记录人签字，测量时间应为时间段，而非时间点。针对哈大客专提出的异议，大连博爱司法鉴定中心作出书面解释：1．现场笔录已经明确本次鉴定方仅对涉案羊场环境噪声进行测试，选择测试点由双方指定认为是噪声影响较大的敏感点作为测试点。鉴定中心依据国家《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的规范和要求进行测试，仅对其测试的环境噪声质量负责，不负责对其噪声测试的使用对象和声环境功能区类别进行评价；2．鉴定方对测试现场周边环境已勘察，鉴定方要求申请人、被申请人、法院三方人员现场跟踪监督，在噪声测试全过程中已避开包括周边现场人员及其他动物的突发性噪音影响，根据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噪声测量值修正方法，噪声测试人员每次噪声测试对其背景噪声都进行了相应测试，对噪声测量值修正结果作出判定（噪声测量值与背景噪声值的差值大于10dB时，噪声测量值不做修正）；3．鉴定方提供的“噪声现场监测原始记录”上已有测试人、当事人、复核人签字，测量人和记录人为同一现场测试人员；监测单位具备监测资质，具有辽宁省质量技术监督局颁发的“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证书编号：15061205B023），噪声测试人员具有辽宁省环境监测实验中心颁发的“环境监测人员技术考核合格证”，具备技术人员持证上岗要求，测试设备经技术检定并颁发检定合格证书，测试设备在检定合格有效期内使用。另外，测量时间为每次噪声测试的开始计时点，并在“噪声现场监测原始记录”上已记录测量时长为１小时。根据哈大客专申请，鉴定人刘某出庭接受质询。博爱司法鉴定中心收取李振林鉴定费用12万元，李振林垫付鉴定人出庭费用2,000元（实际已按两名鉴定人出庭垫付费用4,000元，需由鉴定中心退还李振林2,000元）。根据李振林申请，原审法院委托河北农业司法鉴定中心对哈大铁路客运专线对李振林所经营的灯塔市鑫路羊场产生的噪音是否与羊场种羊流产死亡具有因果关系及损失数额进行鉴定。2017年8月28日，河北农业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1．涉案羊场损害的发生不能排除哈大铁路客运专线产生噪声对涉案羊场造成不利的影响因素；根据畜牧养殖的技术规范和行业内多数专家认可的应激反应影响判定方法，判断哈大铁路客运专线对李振林所经营的灯塔市鑫路羊场产生的噪音与羊场种羊流产死亡应具有因果关系；2．参照现行标准和生产实践经验，按涉案羊场基础建设的实际情况，推算羊场的基础母羊可存栏量应在450～568只，司法鉴定人分析认为，该羊场存栏500只基础母羊较为合理。根据涉案羊场养殖承载能力，结合辽宁绒山羊生长特性，按照500只基础母羊，9个月为一个生产周期，产羔率115%，羔羊成活率97%的标准，计算涉案羊场在2012年4月～2013年12月期间内（2.3个生产周期）正常羔羊可存栏量约为1283只。司法鉴定人分析认为，妊娠期母羊流产及羔羊死亡率以60%进行计算较为合理。2012年4月～2013年12月期间的妊娠期母羊流产以及羔羊死亡的数量以实际勘验的冷藏保存的死胎羊头和羔羊羊头的数量800只作为母羊流产及羔羊死亡的损失进行计算。该阶段羊场未取得《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销售羊只应当按照商品羊的市场参考价格进行计算：800×1,000元/只＝80,000元。2014年1月～2014年12月，涉案羊场已经取得《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销售羊只应当按照种羊的市场参考价格进行计算。该阶段损失包括受到噪声损害造成妊娠期母羊流产及羔羊死亡的损失以及基础母羊失去种用价值全部淘汰成商品用成年羊的损失：妊娠期母羊流产及羔羊死亡数量为500只×115%×97%×1.3个周期×60%≈435只；妊娠期母羊流产及羔羊死亡的损失为435只×5,500元/只＝2,392,500元；500只基础母羊失去种用价值淘汰成商品用成年羊的损失为500×（8,600－2,000）元/只＝3,300,000元。综上，司法鉴定人采用该专业领域的技术标准、技术规范和技术方法，核算涉案羊场损失约为6,492,500元。在鉴定异议期内，哈大客专对《司法鉴定意见书》提出异议，认为：1．河北农业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哈大铁路客运专线产生噪音与涉案羊场种羊流产死亡具有因果关系的鉴定意见缺乏有效证据支持，不能成立。哈大铁路客运专线国家发改委立项在先，涉案羊场经营在后。鉴定人认为涉案羊场2007年建场到2012年2月底没有出现批量母羊流产和羔羊死亡等异常现象，2012年３月至４月起开始出现大量流产和羔羊死亡的损害事实属于鉴定人的片面说法，系鉴定人在没有任何现场记载有效直接证据的情况下作出主观片面结论，依据鉴材有严重瑕疵；2．鉴定人推算羊场损失数额6,492,500元不能成立。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李振林冷藏保存的羊头系2012年至2014年底涉案羊，鉴定人的推算没有依据。针对哈大客专提出的异议，河北农业司法鉴定中心作出书面答复：1.《司法鉴定意见书》第一条鉴定意见应是科学的、合理的。司法鉴定意见是基于司法鉴定人现场勘验、询问了解情况以及涉案羊场与哈大铁路客运专线直线距离、委托人提交的大连博爱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噪音司法鉴定报告》，参照相关标准和行业内多数专家认可的技术方法判断哈大铁路客运专线产生的噪音与羊场种羊流产死亡应具有因果关系。理由如下：（1）根据绒山羊生物学特性分析，绒山羊胆小，神经敏锐，对外界反应敏感，容易产生应激反应。受到噪音侵害，产生应激反应后，母羊极易出现流产或不孕，羊只生长缓慢，容易多发疾病，严重的可引起死亡；（2）涉案羊场与哈大铁路客运专线直线距离约62米，不符合《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规定的相关要求；（3）哈大铁路客运专线在动态验收、试运行及通车运行过程中会产生一定噪音，噪声最大声级超过《种羊舍区、场区、缓冲区环境质量》（DB/T428-2007）规定的限值要求，该噪声可引起畜禽应激，会对畜禽健康造成不利的影响；（4）自2007年至2015年9月，涉案羊场当地未发生能够导致批量妊娠期母羊流产以及羔羊死亡的重大疫情。本鉴定不对“哈大高铁客运专线国家立项在先，涉案羊场经营在后”的事实进行任何判断。针对的仅是哈大铁路客运专线与涉案羊场的直线距离和产生噪音的事实。鉴定过程中，鉴定人不仅通过现场勘验、现场询问，而且走访了解当地养殖情况和市场价格，鉴定人反复论证才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羊场现场存在的基础建设设施、哈大铁路客运专线与涉案羊场的直线距离和产生噪音、灯塔市畜牧局出具的《证明》等材料均是本次鉴定过程的重要鉴材。本次鉴定司法鉴定人并未将《养殖户调查表》《生产记录档案》《诊断书》直接作为鉴定材料使用。本鉴定意见是按照现场勘验和询问了解情况以及哈大铁路客运专线动态验收、试运行、通车运行等基础事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疫法》《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辽宁省畜禽养殖场和养殖小区备案管理办法》等相关法规，参照《畜禽场场区设计技术规范》（NY/T682-2003）、《辽宁省畜禽养殖场和养殖小区备案管理办法》《辽宁绒山羊》（GB/T4630-2011）、《绒山羊生产技术规范》（DB/T398-2006）、《种羊舍区、场区、缓冲区环境质量》（DB/T428-2007）、《农业环境污染事故司法鉴定经济损失估算实施规范》（SF/ZJD0601001-2014）等技术标准和行业内多数专家认可的技术方法。2．《司法鉴定意见书》第二条鉴定意见是参照相关标准和行业内多数专家认可的技术方法，基本能够反映和体现涉案羊场受损害后的一般经济损失。《司法鉴定意见书》是按一般养殖技术和经验，根据涉案羊场的基础设施规模，对涉案羊场在正常养殖生产情况下因受噪音侵害造成的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的鉴定。为科学公正进行损失鉴定，司法鉴定人主要考虑以下因素：（1）受损害的持续区间，结合本案鉴材看，涉案羊场受损害发生的时间在2012年4月至2014年12月底期间；（2）涉案羊场的实际生产能力情况，从涉案羊场的基础设施建设情况看，该羊场的基础母羊数量为500头比较合理，羊群中公羊所占比例为1：20-1：30。按照一般养殖技术产羔率115%，羔羊成活率97%，生产周期9个月计算，涉案羊场正常可存栏量约为1245只左右，未超过《养殖户调查表》显示的最大存栏量；（3）羊受到噪音侵害产生应激反应后，会对畜禽健康造成不利影响，容易造成羊群生产性能降低、免疫力下降、抵抗力减弱，妊娠期母羊出现流产，羊只生长缓慢，严重的甚至会引起死亡；（4）关于羊场性质的说明，涉案羊场为种羊场，于2013年12月27日取得《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5）在损失计算时还应考虑羊只受到噪声刺激后，为救治需增加的药物、人工等投入成本因素。综上，司法鉴定人认为：凭现有的养殖技术和经验，无法确定母羊淘汰的具体时间与数量，因此，按停止养殖行为的2014年12月底进行统一淘汰处理。另外，除种公羊在羊群中所占比例较小，没有单独计算外，羊只受噪音损害产生应激后的救助措施也没有计算在内。本次损失核算的范围主要是妊娠期母羊流产、羔羊死亡和基础母羊淘汰的损失。从涉案羊场的基础设施规模，参照相关标准推算基础母羊数量为500头，妊娠期母羊流产及羔羊死亡率60%计算其一般损失也比较合理，现场勘验时羊场有冷藏8**只羊头，这与母羊流产及羔羊死亡率60%对比也较为合理。本次鉴定中，损失价格是参照《农业环境污染事故司法鉴定经济损失估算实施规范》中的相关要求，通过实地走访、现场询问等方法，对羊只的市场参考价格进行询问了解，并以该羊场取得《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的时间分阶段对涉案羊场进行鉴定。涉案羊场为种羊场，虽然在取得该证之前繁育的新生羊从技术上讲也应该为种羊，作为自繁自育使用，但依据相关法规规定，在没有取得《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前，不得生产经营。因此，在损失计算时，取得该证之前的新生羊只按商品羊处理，取得该证之后的新生羊只按种羊处理。根据哈大客专申请，鉴定人杨某、何某出庭接受质询。河北农业司法鉴定中心收取李振林鉴定费用36万元，李振林垫付两名鉴定人出庭费用6,000元。本案在重新审理过程中，因李振林撤回《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原审法院向河北司法鉴定中心发出书面《通知书》，要求鉴定单位针对《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对于《司法鉴定意见书》（冀农司［2017］农鉴字第198号）鉴定结论中关于因果关系及相关损失的鉴定结论是否具有决定性影响进行专业说明，对李振林鑫路羊场实际经济损失做出解释说明。河北农业司法鉴定中心作出了《关于对沈阳铁路运输中级法院〈通知书〉中相关问题的说明》，分析说明：一、从养殖技术分析，是否具有《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对于哈大高铁客运专线产生的噪音对李振林所经营的灯塔市鑫路羊场种羊流产死亡具有因果关系的鉴定结论不会产生影响，该证对鉴定结论不具有决定性作用。具体说明如下：关于“哈大高铁客运专线产生噪音与羊场种羊流产死亡具有因果关系”的结论，是司法鉴定人根据涉案羊场与哈大高铁客运专线之间的直线距离以及哈大高铁客运专线运行产生噪音的事实进行的综合判定。无论依据《种羊场舍、场区、缓冲区环境质量》中规定的“舍区≤60dB，场区≤70dB和缓冲区≤75dB”的技术要求，还是依据《无公害食品畜禽场环境质量第3部分：羊场环境质量》中规定的“羔羊≤60dB，成羊≤70dB”的技术要求，噪音可以引起涉案羊场种羊产生应激反应，造成种羊流产、死亡等不利影响。二、在其他相关事实及送检材料未发生变化的情况下，《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的真伪不能推翻《司法鉴定意见书》中“五、（一）和五、（二）1.2.3”的鉴定结论。具体说明如下：《司法鉴定意见书》中“哈大高铁客运专线通车运行产生的噪音是否与羊场种羊流产死亡具有因果关系的技术分析”详见《说明》第一部分。《司法鉴定意见书》中关于“辽宁绒山羊养殖技术要点”“涉案羊场基础母羊的可存栏量”“涉案羊场妊娠母羊及羔羊死亡率的分析”采用的是常规养殖技术，该技术均适用于种用绒山羊和商品用绒山羊的养殖。三、依据相关法规规定，从事种畜禽生产经营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取得《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因此，在涉案羊场未取得《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对损失的计算方法有一定影响，具体如下：在实践中，养殖户在未取得《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通过购买种羊进行自繁自育的养殖活动是客观存在的。涉案羊场在引进基础母羊时为种羊。作为自繁自育使用；其基础母羊无论是否取得《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都具有种用价值。故《司法鉴定意见书》中基础母羊淘汰的损失以6,600元/只计算是合理的。新生羊只的损失，如涉案羊场未取得《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在损失计算时，应不再考虑其是否为自繁自育的种用价值，应以商品羊的价格（1,000元/只）进行计算较为合理。计算以上两项的损失数额为：500只×6,600元/只＋1235只×1,000元/只＝4,535,000元。另查明，2005年国家发改委对哈尔滨至大连客运专线项目批复立项，2006年9月5日，国家环境保护总局针对哈大铁路客运专线公司筹备组《关于报送〈新建铁路哈尔滨至大连客运专线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函》作出《关于新建铁路哈尔滨至大连客运专线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批复中称：该项目符合《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在全面落实报告书提出的各项防治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措施及投资前提下，环境不利影响能够得到一定的缓解和控制。因此同意筹备组进行项目建设；项目运营后要适时开展环境影响后评价，根据结果增补、完善防噪措施；按照《铁路边界噪声限值及其测量方法》（GB12525-90），距铁路外轨中心线30米处的噪声应达到昼间70分贝、夜间70分贝的铁路边界噪声限值标准，应结合工程征地和城市规划对30米以内已有的居民住宅进行改造、迁出或改变使用功能。对30米以外预测超标的噪声敏感建筑物，应区别不同情况，分别采取拆迁、改变建筑物使用、设置声屏障、安装通风隔声窗等措施，确保达到相应声环境功能区标准要求。2007年7月，辽宁省发展改革委与哈大铁路客运专线公司筹备组签订《新建哈尔滨至大连客运专线辽宁省境内拆迁实施协议》，确定辽宁省发展改革委代表辽宁省人民政府统一组织实施辽宁省境内的拆迁工作。沿线市政府为本市拆迁工作的组织主体、协调主体、实施主体和责任主体。2012年10月10日，辽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向生态环境部办公厅作出《辽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承诺做好哈大客专相关征迁工作的函》，提出辽宁省将克服一切困难，按照哈大客专环评报告及环评批复要求，结合工程征地和城市规划对哈大客专30米以内的居民住宅进行改造、迁出或改变使用功能；对哈大客专30米以外预测超标的噪声建筑，区别不同情况，与哈大建设公司配合，分别采取拆迁、改变建设使用功能、设置声屏障、安装通风隔声窗等措施，确保达到相应声环境功能区标准要求。同时，负责妥善处理项目运行环境影响带来的信访问题。在（2014）铁中民一初字第00034号审理过程中，合议庭要求李振林说明死亡羊只的处理情况，李振林提出羊死后，羔羊羊头和胎体保存在灯塔市天福农贸市场冷库中，羔羊身体李振林自行作无害化处理。该案承办法官到灯塔市天福农贸市场冷库中实地查看，冷库中存有大量冷冻羔羊羊头和胎体。庭审中，哈大客专和沈阳局公司认为冷冻的羔羊羊头和胎体是李振林单方保存，不同意以此计算损失数量。河北农业司法鉴定中心在鉴定过程中组织双方当事人对灯塔市天福农贸市场冷库中保存的冷冻羔羊羊头和胎体进行勘验，确定冷冻羔羊羊头和胎体约800只。还查明，哈大客专于2007年8月10日成立，由沈阳铁路局、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原哈尔滨铁路局）、辽宁哈大铁路客运专线投资有限公司、吉林省交通投资开发公司、黑龙江省哈大铁路客运专线投资有限公司分别作为铁道部、辽宁省人民政府、吉林省人民政府、黑龙江省人民政府的出资人代表设立，依法注册，具有企业法人资格。根据公司章程，哈大客专作为哈大铁路客运专线项目的企业法人对项目资金筹措、建设实施、工程建设、生产经营、债务偿还和资产保值增值实行全过程负责。2012年10月30日，哈大客专与沈阳铁路局签订《新建铁路哈尔滨至大连客运专线委托运输管理协议书》，协议约定：哈大客专完全拥有投资所形成的新建铁路哈尔滨至大连客运专线及设备、设施等各项资产所有权和使用权，是新建铁路哈尔滨至大连客运专线筹资建设、经营管理及债务偿还的责任主体。哈大客专将新建铁路哈尔滨至大连客运专线的运输组织、运输设施、运输移动设备、运输安全生产等铁路运输工作以及与铁路运输工作密切关联的铁路用地管理、旅客延伸服务、物业等业务委托沈阳铁路局管理。再查明，2017年11月13日，沈阳铁路局名称变更为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公司类型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原审法院认为：根据诉讼双方当事人的起诉状及答辩意见，归纳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李振林在案涉地点养殖绒山羊的时间；（二）李振林养殖的绒山羊种羊流产死亡的事实是否存在；哈尔滨至大连客运专线运营过程中产生的噪音与损害结果是否具有因果关系，以及各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三）哈大客专、沈阳局公司是否应当承担李振林损失的连带赔偿责任；（四）李振林经济损失的确定标准及具体金额。（一）关于李振林何时开始在案涉地点养殖绒山羊的问题。根据现有证据《土地转包协议》、山岳堡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实》，可以确认2007年2月李振林进入到案涉地块灯塔市距沈营公路650米处建立养殖场开始绒山羊种羊养殖的事实。法律并不禁止农户自繁自育的养殖行为，养殖户在未取得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或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时，通过购买种畜禽进行自繁自育的行为客观存在，其合法权益应受法律保护。虽然李振林办理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和取得《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的时间与其养殖绒山羊的时间不同步，但其养殖行为与办证行为系处于一个连续状态下的相连行为，具有一定关联性，不能因此否定其先于办理相关证照前的种畜禽养殖事实客观存在。哈大客专虽然提供证据证明国家对哈大高铁立项的时间以及征地拆迁行为的推进时间，但其所提供的证据仅与高铁建设过程中因拆迁征地等行政行为引发的事实具有关联性，不能否定李振林作为养殖户于2007年已经在灯塔市开始养殖种畜禽的事实。故哈大客专提出的此项抗辩理由不能成立，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二）关于案涉新建铁路哈尔滨至大连客运专线开通运营后，李振林的损害事实是否存在；案涉高铁运营过程中产生的噪音与损害结果是否具有因果关系，以及各方当事人应当负担的举证责任等问题。本案系因噪声污染引起的侵权责任纠纷，李振林对于其所受到的损害事实负有举证责任，因此其针对此部分事实涉及的专门性问题提出鉴定申请符合法律规定，尽到了其应负的举证责任。根据河北农业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冀农司［2017］农鉴字第198号）的鉴定结论，可以证明李振林养殖的绒山羊种羊流产死亡的损害事实存在，哈尔滨至大连客运专线运营过程中产生的噪音与损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的规定，被侵权人李振林提供的大连博爱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大博环鉴［2016］第001号），证明了案涉的哈大客专在运营过程中噪音超过声测标准，存在噪声污染。提供的河北农业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冀农司［2017］农鉴字第198号）、《关于对沈阳铁路运输中级法院〈通知书〉中相关问题的说明》，证明了被侵权人李振林的损害事实，证明了哈大客专在运营过程中产生噪音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以及造成了李振林实际经济损失的事实。因此李振林尽到了该条款规定的举证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的规定，哈大客专未能举证证明哈大客专在建设运营过程中所产生的噪音没有造成李振林养殖场中的种羊因应激性反应流产死亡的损害结果的可能性，也不能证明哈大高铁在运营过程中产生的噪音不会传播影响到李振林的养殖场的事实，无法举证证明李振林的养殖场发生的损害是在哈大高铁建设运营前即已经发生的事实，以及可以推翻司法鉴定结论中关于因果关系成立的鉴定结论的其他法定情形。李振林向法院申请鉴定，对其负有举证责任的损害事实及具体的经济损失等相关事实已经尽到了举证责任，哈大客专、沈阳局公司为反驳李振林所主张的事实负有举证证明责任，而其未能举证证明污染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李振林实际经济损失等待证事实真伪不明，且未向法庭申请重新鉴定，故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诉讼后果。（三）关于哈大客专、沈阳局公司是否应当承担李振林损失的连带赔偿责任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第一条的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不论污染者有无过错，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污染者以排污符合国家或者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为由主张不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根据哈大客专、沈阳局公司签订的《委托运输管理协议书》的约定，被沈阳局公司与哈大客专之间系委托运输管理关系，哈大客专完全拥有投资所形成的新建铁路哈尔滨至大连客运专线及设备、设施等各项资产所有权和使用权，是新建铁路哈尔滨至大连客运专线筹资建设、经营管理及债务偿还的责任主体。本案系因哈大客专运营过程中产生的噪声污染而引起侵权责任纠纷，故哈大客专作为本案的侵权行为的赔偿责任主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符合法律规定，李振林提出的要求哈大客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予以支持。沈阳局公司提出的其不是本案环境污染侵权责任法律关系的适格被告，不应承担本案的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抗辩理由成立，原审法院予以支持。李振林提出的要求沈阳局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四）关于李振林经济损失计算标准及具体金额的确定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的相关规定，对于农户的饲养种畜禽行为的监督管理机构是当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以上行政管理部门具有国家赋予的对于农户饲养种畜禽的行为作出违法认定以及处罚决定的行政职权。哈大客专、沈阳局公司未能提交证据证明李振林2007年2月开始养殖绒山羊后，至取得灯塔市羊场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和《动物防疫条件许可证》期间，存在非法养殖经营获利行为，或者李振林的鑫路养殖场被当地相关行政管理部门认定为非法养殖并受到行政处罚的事实。《司法鉴定意见书》中对于李振林经济损失的鉴定标准是按照农户自繁自养畜禽的商品价格而非种畜禽的市场价格计算，即鉴定结论中对于李振林的经济损失的计算结果中未包括种畜禽的市场经营利益，因此哈大客专、沈阳局公司认为李振林在取得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之前的绒山羊养殖行为属于违法行为，其非法利益不受法律保护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河北农业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冀农司［2017］农鉴字第198号）及《关于对沈阳铁路运输中级法院〈通知书〉中相关问题的说明》对李振林鑫路羊场实际经济损失作出了分析说明和损失金额的核算。原审法院认为，该鉴定结论中计算得出李振林经济损失包括该羊场存栏基础母羊淘汰的损失和新生羊只的损失这两项的损失，分为（2012年4月－2013年12月、2014年1月－2014年12月）两个时间阶段进行计算。司法鉴定人分析后得出的该羊场存栏500只基础母羊的结论是在有相关基础证据的前提下通过现场踏勘后及相关数据计算得出的结论，原审法院认为此部分鉴定结论因有证据支持，故较为合理。因未取得《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基础母羊淘汰的损失以商品价格即6,600元/只计算，故基础母羊淘汰的损失共计3,300,000元，根据鉴定结论以及鉴定人于某中接受各方当事人及法庭质证时的解答，原审法院对基础母羊淘汰的损失计算结论予以支持。新生羊只的损失，2012年4月－2013年12月期间的妊娠期母羊流产以及羔羊死亡的数量以实际勘验的冷藏保存的死胎羊头和羔羊羊头的数量800只作为母羊流产及羔羊死亡的损失进行计算，销售羊只应当按照商品羊的市场参考价格进行计算：800只×1,000元/只＝800,000元。这部分损失系依据以实际勘验的冷藏保存的死胎羊头和羔羊羊头的数量800只作出，有证据支持，原审法院对此部分损失计算结论予以支持。2014年1月－2014年12月，鉴定部门以500只基础母羊为计算基础推算出2014年全年的新生羊只的损失约为435只。根据鉴定人于某中接受各方当事人及法庭质证时的解答，羊场新生羊只数量是依据相关数据推算得出。李振林在起诉状中提出的要求对羊场经济损失的赔偿请求，在2016年11月9日庭审过程中自述其所提出的经济损失赔偿部分计算至2014年4月，庭审后变更为2014年8月，所主张的经济损失的赔偿范围仅为2014年1月－8月，但是李振林未能举证证明其于2014年1月至8月间仍然存在实际养殖行为，也未能举证证明此期间存在损害事实，故其应承担举证不利的诉讼后果。鉴定结论中关于2014年全年新生羊只损失只是在理论上进行的测算，因李振林未能举证证明此期间的损害事实，该测算没有事实依据，故对于《司法鉴定意见书》中计算得出的435只新生羊只的损失，原审法院不予确认。原审法院确认李振林的经济损失共计410万元（330万元＋80万元＝410万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第一条的规定，被告哈大客专作为产生噪音污染的新建铁路哈尔滨至大连客运专线资产所有权人和使用权人及债务偿还的责任主体，对噪声污染侵权行为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综上所述，李振林提出要求污染者赔偿因污染造成的财产损失的诉讼请求，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第十五条的规定，原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六条、第七条、第九条、第十五条、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七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零五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款、第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七十一条之规定，判决：一、哈大客专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赔偿李振林经济损失410万元；二、驳回李振林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7,247元，由李振林负担17,647元，由哈大客专负担39,600元。大连博爱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费用12万元，河北农业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费用36万元，合计48万元由哈大客专负担。大连博爱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人出庭费用2,000元、河北农业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人两次出庭费用14,000元（6,000元＋8,000元），合计16,000元，由哈大客专负担。法院已经收取的案件受理费123,800元，返还李振林66,553元。本院查明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案由为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不论污染者有无过错，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污染者以排污符合国家或者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为由主张不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李振林诉请哈大客专和沈阳局公司承担环境污染的赔偿责任。经过二审审查，原审法院对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了详细的审查，认证意见符合证据规则，具有合法性，本院予以确认。关于哈大客专上诉主张河北农业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依据前述认定事实，李振林于法定期限内向受理法院提出鉴定申请，经原审法院审查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一条的规定，准许其鉴定申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一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六条的规定指定鉴定机构。河北农业司法鉴定中心系原审法院在有资格的鉴定人中确定，河北农业司法鉴定中心以及鉴定人均具有鉴定资质，故原审法院准许当事人鉴定申请及指定鉴定机构的程序均合法。原审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通知了各方当事人，各方当事人对于鉴定人身份、鉴定过程、送鉴材料等与鉴定内容及鉴定结论相关的事项均未提出异议。故河北农业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合法有效。哈大客专认为河北农业司法鉴定中心据以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重要依据《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经确认为虚假，鉴定所依据的基础事实虚假，得出的鉴定意见不真实，河北农业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说明》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鉴定意见结论依据不足。依据前述认定事实，李振林在原审法院重审过程中，撤回该份《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不作为证据提交。原审法院即向河北农业司法鉴定中心发出《通知书》，要求河北农业司法鉴定中心对于《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是否对鉴定结论产生直接影响，即对于羊场实际损害事实、噪声污染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的确定是否具有决定性作用等专门性问题进行说明解释。河北农业司法鉴定中心作出《关于对沈阳铁路运输中级法院〈通知书〉中相关问题的说明》认为：《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对于哈大高铁客运专线产生的噪音对李振林所经营的灯塔市鑫路羊场种羊流产死亡具有因果关系的鉴定结论不具有决定性作用。在其他相关事实及送检资料未发生变化的情况下，《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的真伪不能推翻《司法鉴定意见书》中的鉴定结论；对《司法鉴定意见书》中的损失计算方法有一定影响，损失的计算方法和损失数额，以本《说明》为准。并具体针对损失赔偿标准及具体赔偿金额进行了重新核算。原审法院又对该《说明》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了质证，河北农业司法鉴定中心派出的鉴定人出庭接受了询问，并就此专业性问题作出明确解答。因此，河北农业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原审法院对该《司法鉴定意见书》予以认定正确。河北农业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中认定李振林诉称的损害事实发生，哈尔滨至大连客运专线运营过程中产生的噪音和损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故哈大客专提出的此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哈大客专上诉主张哈大客专批复立项、线路公布及建成通车先于李振林经营时间，哈大客专依法不应承担责任。依据前述认定事实，李振林于2007年2月开始在灯塔市距沈营公路650米处建立养殖场开始绒山羊养殖，此时李振林未取得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或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以普通农户的身份养殖。2010年2月4日，李振林办理“灯塔市鑫路羊场”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2013年12月17日，该羊场取得了《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哈大铁路客运专线于2007年８月23日正式开工建设，2012年4月动态实验。2012年10月８日全线试运行。2012年12月１日正式开通运行。从上述时间节点上看，李振林先是以普通农户的身份进行绒山羊养殖，后办理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和取得《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在此过程中其养殖行为一直在持续，即办理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和《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前的养殖事实一直客观存在，其以普通农户身份进行的养殖发生的损害也应予以保护。哈大客专主张哈大铁路的批复立项、线路公布及建成通车早于李振林经营时间，并以此为由认为哈大客专依法不应承担责任与事实不符，也不符合侵权责任法的法律精神。故哈大客专提出的此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哈大客专上诉主张李振林违法经营的事实清楚，一审判决书变相认定李振林违法收益。《司法鉴定意见书》中关于李振林经济损失的鉴定结论中李振林经济损失的计算结果中未包括种畜禽的市场经营利益。因此，哈大客专认为李振林违法经营，一审判决书变相认定李振林违法收益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哈大客专上诉主张原审法院审理程序违法，认为李振林于本案原一审提交虚假、伪造的《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沈阳铁路公安局沈阳公安处以涉嫌诈骗罪对李振林立案侦查，原审法院应当中止本案审理。依据前述认定事实，本案原审判决对于李振林损失赔偿范围的判项与李振林是否构成刑事犯罪没有必然联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纠纷案件中涉及刑事犯罪若干程序问题的处理意见》第一条“同一公民、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因不同的法律事实，分别涉及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嫌疑的，经济纠纷案件和经济犯罪嫌疑案件应当分开审理。”哈大客专引用该条主张本案应当依法中止审理，不符合本条的法律宗旨，本院不予支持。哈大客专主张原审法院主动提示李振林撤回虚假证据，审理程序严重不公。正如哈大客专上诉主张李振林原一审提交、鉴定机构及原审法院据此认定事实的重要证据《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是本案关键证据，原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询问清楚李振林是否继续提交该《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也是人民法院为了依据当事人的举证情况，居中公平公正地查明认定案涉事实，符合审理查明事实的程序，符合法律规定，不存在审判程序不公。综上所述，哈大客专的上诉理由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能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9,600元，由哈大铁路客运专线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秀军审判员  苏本营审判员  蒋 策二〇二〇年九月一日书记员  张博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