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1002民初224号原告：崔健，男，1956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住荆州市沙市区团结村139号4单元202室，现住荆州市沙市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大虎，湖北楚韵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崔凌，男，1952年8月2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荆州市沙市区，现住武汉市东西湖区。被告：余秋艳，女，1956年8月22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荆州市沙市区，现住武汉市东西湖区。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崔梦旎，女，1984年4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系崔凌、余秋艳之女。原告崔健诉被告崔凌、余秋艳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8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崔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大虎，被告余秋艳及其与被告崔凌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崔梦旎到庭参加诉讼，原告崔健申请的证人刘某到庭作证。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崔健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判令二被告共同返还原告征收补偿款14.5万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如下：2019年8月，原告与被告之母冯鹰名下位于沙市区××街团结村××栋的房屋被依法征收。由于母亲冯鹰已于2000年去世，拆迁部门便与原告、被告、崔云（冯鹰之女）协商拆迁补偿事项。为方便办理相关手续，拆迁部门建议原告等人委托一人办理拆迁手续。原告及崔云便委托被告崔凌全权代表原告办理相关手续及征收款项的领取，并出具了委托书。被告崔凌接受委托后于2019年8月10日代表其本人及原告、崔云与征收部门签订了补偿协议。被告崔凌领取征收补偿款项后，迟迟不向原告告知征收补偿款项已经被被告全部领取。为此原告多次要求被告返还全部征收款项中属于原告的份额，但被告态度蛮横，拒绝返还。原告认为崔凌的行为严重的侵害了原告的合法财产权益。崔凌与余秋艳系夫妻关系，本案争议发生在其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崔凌不当获利的财产可能与其夫妻共同财产混同，故两被告在其家庭共同财产中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为此原告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崔凌、余秋艳辩称：荆州市沙市区××单元××室的涉案房屋是母亲冯鹰单位的福利房，母亲冯鹰在世时曾承诺谁出钱买房，房子就属于谁。原告家庭条件不好，姐姐崔云家庭条件好不需要房子，当时谁都不愿意出钱购买，母亲冯鹰就劝我们出钱购买，此事实是众所周知的，我们就出钱购买了房屋。虽然房屋所有权登记在母亲冯鹰名下，但涉案房屋本来就是我们出钱买的，相关房屋拆迁款本应属于我们，不存在不当得利。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原告身份证，拟证明原告身份情况；2．被告身份证，拟证明被告身份情况；3．情况说明两份，拟证明原被告与拆迁人冯鹰的关系，原被告及崔云均系冯鹰的合法继承人；4．承诺书、委托书，拟证明原告应拆迁部门的建议，委托被告办理征收手续，并向被告出具了委托书；5．房屋征收补偿明细单、征收搬迁补偿资金审批单，拟证明被告取得原告委托后以其自己名义和征收部门签订征收补偿协议；6．领款单、建设银行单位客户专用回单，拟证明被告已将全部征收补偿款领取；7．证人刘某的证言，拟证明被告崔凌与原告、崔云办理拆迁事宜之前就本案涉案房屋的征收补偿款项的分配已经达成一致意见。被告余秋艳为支持其抗辩理由，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拟证明被征收房屋征收补偿面积为71.68㎡，房屋价值补偿款286852.56元，被征收房屋补助为57370.51元，其他不属于房屋本身价值。被告崔凌未向本院提交证据。证人刘某的证言归纳如下：我是2018年3月份任荆州市沙市区解放路街办绿化村棚改指挥部一般征收人员，现在已经转到迎喜街棚改指挥部做一般征收人员。崔健向法院提交的“承诺书、委托书、房屋征收补偿明细单、征收搬迁补偿资金审批单、领款单、建设银行单位客户专用回单”是荆州市沙市区解放路街办绿化村棚改指挥部办理冯鹰有关房屋征收时形成的材料。因冯鹰已经死亡，指挥部根据墓碑照片或者户口本确定继承人后，需要所有继承人达成口头一致意见，然后由其中两名继承人向另外一名继承人出具委托书，并向指挥部出具承诺后才能办理。互相信任的不在承诺书上标注金额，如不信任就会由承诺人把金额写上去。授权委托书，崔凌的签名不确认是其本人所签，但确认捺印其本人所为。三人协商一致后具体为崔健14.5万元，崔云11万元，剩余部分由崔凌所得，指挥部根据崔健、崔云的授权，将全部征收款项交给了崔凌。崔凌说过类似将之前领取的原本属于崔云、崔健的有关补偿款项给崔云、崔健的话。对上述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质证，有关质证意见已记录在卷。被告所提交的证据《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本院已当庭核对原件，且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其证据效力依法予以确认。原告提交的证据1-6虽均为复印件，但证据5的内容与被告余秋艳提交的《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内容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其证据效力；证据1、2、6的真实性被告予以认可，本院依法确认其证据效力；证据3、4中情况说明及授权委托书中的签名是否为崔凌本人所签，并不影响本案的处理结果，本院对其证明效力不予作出认证，承诺书是否能够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将本院认为部分具体阐述。原告提交的证据7，即证人刘某的证言，证人刘某有关拆迁过程的陈述中与崔云、崔健陈述一致的部分本院予以采信，至于该证言能否达成原告的证明目的将本院认为部分具体阐述。另，原告当庭提交了案外人崔云在案涉房屋被征收时向征收部门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及《承诺书》复印件。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让旁听的崔云辨认了上述证据，并让其陈述出具《授权委托书》及《承诺书》的经过。崔云陈述如下：上述《授权委托书》及《承诺书》是我本人所签，我签字的时候只有拆迁办的办公人员在，崔健已经签好了承诺书，补偿数额是12万元，拆迁办说房屋拆迁补偿款总价值33万元，我继承1/3，就是11万元，后续情况就不清楚了。原告崔健对案外人崔云陈述的崔健曾经签署的承诺书中的金额为12万元，作了如下补充说明：我第一次填写承诺书时没有带身份证，填的12万元。因工作人员说要带身份证，我第二次带身份证填写承诺书时，了解到拆迁款为四十几万元，就填写的14.5万元，并申明12万元的承诺书作废。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本院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崔健、被告崔凌及案外崔云系案外人崔岚和冯鹰的子女。崔岚早于冯鹰去世，冯鹰于2000年去世后，留下位于荆州市沙市区××单元××室××房产××套。2019年8月10日，被告崔凌作为被征收人冯鹰的委托代理人与荆州市沙市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与补偿办公室、荆州市沙市区人民政府解放路街道办事处及沙市区绿化村棚户区改造项目分指挥部就上述房屋签订《荆州市沙市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约定被征收房屋补偿总金额为470107.71元，并约定货币补偿安置方式。2019年9月18日，被告崔凌在领款单上签字，沙市区绿化村棚户区改造项目分指挥部向被告崔凌中国建设银行账户转账支出征收补偿款470107.71元。在上述房屋征收的过程中，原告崔健曾二次向沙市区绿化村棚户区改造项目分指挥部出具《承诺书》，第一次在承诺书上手书的补偿金额为12万元，第二次在承诺书上手书“补偿金额：14.5万元壹拾肆万伍仟元”；案外人崔云也曾出具《承诺书》，并在承诺书上手书“补偿金额11万元壹拾壹万元整”。被告崔凌领取上述470107.71元补偿款后，未与原告崔健进行分割，原告崔健认为依据其向沙市区绿化村棚户区改造项目分指挥部出具的承诺，被告崔凌将其应得的14.5万元领走不予返还，构成不当得利，侵害了其合法财产权益，故而起诉至本院。另查明，被告崔凌与被告余秋艳于1981年3月8日登记结婚，现仍处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本院认为，在办理案涉房屋有关征收手续时应征收部门办理拆迁补偿手续之需，原告崔健向被告崔凌是否出具过《委托书》，不影响案涉房屋系冯鹰的遗产和原告崔健、被告崔凌及案外人崔云作为子女系冯鹰的继承人的法律事实。从庭审时原告崔健及案外人崔云有关出具承诺书过程的陈述，可知原告崔健、被告崔凌及案外人崔云三人就有关征收补偿款的分割并未达成一致意见，承诺书中有关补偿金额实际上是由承诺人自行决定。即便原告崔健、被告崔凌及案外人崔云三人就有关拆迁补偿款的分割达成了一致的协议，就履行该协议发生争议的，亦不属于不当得利纠纷。综上，位于荆州市沙市区××单元××室的房屋系原告崔健、被告崔凌及案外人崔云三人的母亲冯鹰的遗产，原告崔健与被告崔凌之间因该房屋的拆迁补偿款而引发的争议，应适用我国继承法的有关规定。故，原告以不当得利为由起诉被告崔凌，并要求崔凌之妻即本案被告余秋艳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崔健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200元及财产保全费1270元，共计4470元，由原告崔健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菊红人民陪审员  周文静人民陪审员  杜 曼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七日法官助理曹露芸书记员徐雪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