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赣01民终245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曾学锐，男，汉族，1995年6月6日出生，住江西省抚州市南丰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欧阳文华，江西听讼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星，江西听讼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西陶宸广告装饰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南昌市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湖韵天成小区综合楼524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106MA35JBT3XA。 法定代表人：孙陶，系该公司经理。 上诉人曾学锐因与被上诉人江西陶宸广告装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陶宸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20）赣0191民初9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通过阅卷、询问等方式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曾学锐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20）赣0191民初909号民事判决书；2、请求依法改判被上诉人支付拖欠上诉人2019年6月1日至2019年11月13日的工资20350元、2019年4月1日至2019年11月13日期间未签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24350元及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3700元；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述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显系劳动关系，原审法院不顾双方劳动关系以及被上诉人拖欠上诉人工资报酬、未签书面劳动合同、拖欠工资报酬并关门停业导致上诉人离职之事实，错误地适用法律驳回上诉人的诉请，有违法律、有失公允。一、上诉人与被上述人之间显系劳动关系，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材料足以认定此事实，但原审法院却不顾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材料，举证责任分配不公，明显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有误。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完全符合劳动关系的构成要件。根据《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首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符合《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其次，从上诉人提供的收账记录、微信工作群聊记录、劳动监察询问笔录、工资转账记录、视频等等材料，足以证明上诉人需要遵守被上诉人的各项规章制度，受被上诉人的劳动管理，从事被上诉人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最后，从被上诉人的注册信息来看，其经营范围正是广告设计与安装，而上诉人提供的微信工作群聊天记录，也足以证明上诉人提供的劳动是被上诉人业务的组成部分。故本案中双方完全符合劳动关系的构成要件。虽然被上诉人发放上诉人工资的金额和时间不固定，但不能因此否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劳动关系；更何况被上诉人发放工资的金额和时间不固定，也正是被上诉人拖欠上诉人工资报酬的直观体现。原审法院未全面审查和考量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材料，仅以此现象就推断出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岂不武断。2、原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不公，有失司法公正。虽然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举证原则，上诉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但是本案中上诉人已经就与被上诉人存在劳动关系、被上诉人拖欠其工资报酬等提供了充足证据，并且各项证据材料之间已经完全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达到法律规定的证明标准，此时证明责任应当发生转移，但被上诉人却无法提供充足的证据予以反驳，就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另外在劳动争议案件中，劳动者在实际用工关系中，本身处于弱势地位，许多证据材料往往由用人单位制作并掌握，而劳动争议案件中本身就存在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但原审法院却将证明责任完全地、绝对地分配给上诉人，明显有失公允。因此、原审法院既未综合审查上诉人提交的所有证据材料，也不顾上诉人在劳动关系中的弱势地位，反而一味地苛求上诉人需要提供“充足证据”，这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而言，岂不是有失司法公正。二、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合法合理，应当得到支持，应当依法予以改判。1、被上诉人拖欠上诉人2019年6月1日至2019年11月13日的工资，应当依法补发。上诉人自2019年2月28日入职被上诉人处从事广告牌安装工作。被上诉人未与上诉人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也未依法为上诉人缴纳社保，双方仅口头约试用期为3个月，每月基本工资2000元，2019年6月1日转正后每月基本工资3000元，加班补贴700元。自2019年6月起被上诉人就未再发放上诉人任何工资。按照法律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时足额支付劳动者工资。故被上诉人应当依法补发上诉人自2019年6月1日至2019年11月13日的工资，合计20350元（3700元/月ｘ5.5个月）。2、被上诉人应当依法支付上诉人2019年4月1日至2019年11月13日期间未签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根据法律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应当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否则应当从第二个月起开始向劳动者支付双倍工资。本案，上诉人自2019年2月28日入职被上诉人处从事广告牌安装工作，然而被上诉人未依法与上诉人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故被上诉人应当依法支付上诉人2019年4月1日至2019年11月13日期间未签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合计24350元（2000元/月ｘ2个月+3700元/月ｘ5.5个月）。3、被上诉人应当依法支付上诉人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根据法律规定，因用人单位拖欠劳动报酬或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保导致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依法支付经济补偿金。本案被上诉人拖欠上诉人2019年6月1日至2019年11月13日期间的劳动报酬，也从未依法为上诉人缴纳社保，加之被上诉人关门停业，导致上诉人离职，故被上诉人应当支付上诉人1个月的经济补偿金，合计3700元。综上所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完全符合劳动关系的构成要件，被上诉人拖欠上诉人劳动报酬，应当依法支付；被上诉人未依法与上诉人签订劳动合同，应当自第二个月起依法支付双倍工资；上诉人因被上诉人拖欠工资、未交社保、门店关门停业离职，被上诉人依法应当支付经济补偿金。原审法院在上诉人提供充足证据证明上述事实的基础上，驳回上诉人的请求，明显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依法予以改判。 被上诉人江西陶宸广告装饰有限公司答辩称，被答辩人主张其与答辩人之间具有事实劳动关系，毫无疑问，举证责任在被答辩人的一方。由于答辩人不承认双方有事实劳动关系，故不存在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如果存在举证责任分配问题，那是指双方已经建立了劳动关系或用工方已承认双方具有事实劳动关系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出现某些用工证据因掌握在用工单位手上，故法庭责令由用工单位提供证据的情形。而现在答辩人不承认双方具有事实劳动关系，这又如何让答辩人去提供双方具有事实上的劳动关系证据？如果坚持要答辩人提供双方具有事实的劳动关系证据，这等同于在刑事诉讼中，法庭责令被告人提供有罪证据，显然，其要求与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悖。第二，认定是否具有事实劳动关系，只能参照《关于确定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规定的三要素去认定。而被答辩人目前提供的现有证据来看，是远远不能同时满足三要素规定的认定事实劳动关系的条件。根据“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的规定，被答辩人不能提供答辩人向其支付工资的证据，既答辩人在没有向被答辩人支付过任何工资款项时，被答辩人凭什么认定被答辩人是从事答辩人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被答辩人称其提供的劳动是答辩人的业务组成部分，其理由是被答辩人从事的是广告业务工作，而答辩人的名称也是广告业务，既双方是同一类别的业务，故认定其提供的劳动是答辩人的业务组成部分。对此认定，答辩人不禁要问，这是什么逻辑？在南昌市，设立广告装饰业务的公司至少有几百家，这是否意味着被答辩人提供的劳动均是这几百家公司的业务的组成部分吗？这是否是这几百家公司都要承担为其支付劳动待遇的责任？第三，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只要被答辩人无法举证证明其与答辩人有事实劳动关系，此时答辩人是无需对双方之间没有事实劳动关系进行举证。但为了让被答辩人心服口服，答辩人在一审时提供了三组关键证据来重点证明其提供的劳动不是答辩人的业务组成部分。这三组证据分别是1，答辩人在仲裁庭上对反方证人蒋某的问话记录证据，该证据表明，被答辩人的雇主蒋某承认，其没有将经营款项打向答辩人的账户上。2，答辩人2019年全年公账流水，而该公账流水表明，答辩人全年的业务款项只有十多万。然而，这十多万并不是蒋某的经营款项，而是答辩人的法定代表人孙陶帮其朋友过账的款项。为证明该十多万是帮朋友过账的款项，答辩人同时向法庭提交了孙陶与该十多万款项的权利人就关于帮助其过账事宜的微信谈话记录证据。3，答辩人向法庭提交了孙陶和蒋某分别于2018年及2019年的两次离婚协议书证据。该两份离婚协议书证据表明，双方均对家庭共有财产进行了分配和处理，但唯独没有对双方的公司进行任何安排和处理。这种反常的现象只能说明一个问题，这个公司没有价值。而在公司没有价值的情况下，也进一步印证蒋某没有将其经营款项打向公司的事实，不然公司怎么会没有价值。根据以上论证，答辩人提供的上述三组证据是能充分的说明被答辩人的雇主蒋某是没有将其经营款项打向答辩人账户上的事实。而答辩人在没有收到被答辩人的雇主的分文经营款项时，又怎么能认定被答辩人提供的劳动是答辩人的业务组成部分呢？答辩人在没有享有收款的权利时，又怎么有义务去承担支付劳动待遇的责任呢？被答辩人在一审时强调说，被答辩人对其雇主没有将其经营款项转向答辩人的情况是并不知情，对其辩解，答辩人权当认同。但问题是，法律是不会因为你不知情，而认定你提供的劳动是答辩人的业务组成部分。综上，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是没有事实劳动关系，因此，对于被答辩人的所有诉讼请求，理应予以全部驳回。如被答辩人确有劳动损失，其追索的对象是其雇主蒋某，而不是本答辩人。 曾学锐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决被告支付拖欠原告2019年6月1日至2019年11月13日的工资20350元（3700元/月×5.5个月）；2.依法判决被告支付原告2019年4月1日至2019年11月13日期间未签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24350元（2000元/月×2个月+3700元/月×5.5个月）；3.依法判决被告支付原告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3700元。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原告曾学锐向南昌市青山湖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请求：1、依法对裁决陶宸公司支付拖欠曾学锐2019年6月1日至2019年11月13日的工资20350元（3700元/月×5.5个月）；2、依法裁决陶宸公司支付曾学锐2019年4月1日至2019年11月13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24350元；3、依法裁决陶宸公司支付曾学锐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3700元。2020年3月23日，南昌市青山湖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出具湖劳人仲字[2019]394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如下：驳回曾学锐的全部仲裁请求。原告不服该仲裁裁决，在法定期限内诉至一审法院。以上事实有湖劳人仲字[2019]394号仲裁裁决书及庭审记录予以佐证，一审法院予以确认。 一审法院认为，《劳动关系是指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为其成员，劳动者在用人单位的管理下提供有报酬的劳动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本案，原告曾学锐主张其与被告陶宸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且陶宸公司向其发放过工资，并提供了微信、支付宝转账记录，但该转账记录显示，转账金额及时间均不是固定的，无法证明是工资，更无法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故对原告该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原告曾学锐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与被告陶宸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故对原告诉请被告支付工资及经济补偿金，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曾学锐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原告曾学锐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曾学锐提交微信陶宸工作群微信聊天记录，证明被上诉人通过微信工作群对上诉人进行工作安排，被上诉人陶宸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上诉人其实是蒋某的雇员，与本案被上诉人没有关系，孙陶是上诉人雇主蒋某的配偶，可能有时候协助孙陶的配偶蒋某工作的情况，但不是代表陶宸公司的行为，和本案没有关联。 被上诉人陶宸公司提交下列证据：证据一：曹璐的两组聊天记录。证明：蒋某和上诉人有串通关系，曾学锐和黄运清等所签的工资已经都部分到位的事实。同时也证明了黄运清在法庭说和曹璐没有联系是虚假的事实。由于此时曹璐和蒋某和好，而曹璐此时的辱骂更进一步证明蒋某和黄运清、曾学锐是串通来坑害孙陶。证据二：（2020）赣01民终2206判决书。证明：该份判决书能证明如下事实，第一，和上诉人一起工作的且比上诉人更早被蒋某雇佣的黄运清与被上诉人之间没有事实劳动关系。第二，判决书对蒋某在劳动局里帮助黄运清的证言认定为不予采信，显然是间接的认定蒋某与黄运清有串通行为。在此情况下，又如何能认定蒋某在劳动局陈述其雇请上诉人行为证言的真实性？第三，判决书认定了蒋某的工作场地既没有挂我的营业执照，也没有挂被上诉人法人的招牌，仅是在玻璃门上有一个被上诉人名称贴花。证据三：微信记录，证明：曾学锐在那里之后还在曹璐和蒋某那干活，钱已经给你了。 上诉人曾学锐质证认为聊天记录三性均有异议，聊天记录内容看，前后矛盾，真实性存疑。曹璐不是本案的当事人也不是陶宸公司的员工，不清楚本案事实不能达到本案的证明目的。对判决书真实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达到被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对聊天记录三性均有异议，系复印件而且是案外人曹璐的对话，曹璐既不是员工也不是本案当事人，因此对聊天的关联性、真实性均有异议，达不到其证明目的。曹璐和本案没关系，创业路8号门店，曹璐开了一家类似的门店，曾学锐在曹璐那干活，结的是曹璐给的工资。 对上述证据，本院认证如下：上诉人曾学锐提交微信陶宸工作群微信聊天记录，被上诉人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但该组证据无法达成证实双方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目的。被上诉人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2020）赣01民终2206判决书，其证明力结合本案其他情况在本院认为予以综合阐述。 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本院对此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上诉人曾学锐主张其与被上诉人陶宸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提供的证据主要有仲裁裁决书、劳动监察局蒋某的询问笔录、微信转账记录、微信聊天记录、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等。对此，本院认为，上述证据包括劳动监察局询问笔录、微信转账记录主要与蒋某有关，蒋某虽系被上诉人股东，但鉴于蒋某与被上诉人陶宸公司法定代表人孙陶已经离婚，且双方离婚后还存在诸多矛盾，而蒋某与曾学锐又存在利害关系，故本院认为上述证据在缺乏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的情况下，不予采信。综上，因上诉人曾学锐未提供其他充分证据证明其与陶宸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对于其诉请，本院不予支持。故曾学锐要求陶宸公司支付2019年6月1日至2019年11月13日的工资20350元、2019年4月1日至2019年11月13日期间未签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24350元及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3700元，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曾学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曾学锐自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段 毅 审 判 员  刘卫平 审 判 员  李 恒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  宋 丽 书 记 员  杨乾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