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11民终72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汤伟中，男，1971年7月2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俊涛，浙江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南省永兴县人民政府。住所地：湖南省永兴县城关大桥路13号。 法定代表人：刘朝晖，该县县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兴，男，1972年10月16日出生，住湖南省永兴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海飞，湖南人和人（郴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永兴银都投资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永兴县便江街道永兴大道491号。 法定代表人：周碧祥，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朝晖，男，1968年5月4日出生，住湖南省永兴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淑贞，湖南人和人（郴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汤伟中、湖南省永兴县人民政府因与被上诉人永兴银都投资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合同一案，不服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2019）浙1102民初70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汤伟中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2019)浙1102民初701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依法改判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投资溢价款人民币8769860元整，并按银行同期利率支付投资溢价款利息至投资溢价款支付完毕止。2、将判决第一项的投资收益变更为财务费用和滞纳金。3、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合同纠纷一案，在关键事实认定方面存在严重错误，导致错误适用法律并最终错误判决。第一，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永兴县人民政府签订的《永兴县汽车南站及配套项目建设协议书》第四条约定定性为“损害了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从而做出无效认定是错误的。首先，判断该协议有效与否，必须以《合同法》第52条的五项规定为标准，该五项标准为：（1）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2）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3)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4）损害社会公共利益；（5）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对照以上五种情形，上诉人认为，第（1）、（2）、（3）不属于双方协议内容约定的情形，双方没有以“欺诈或者胁迫”以及“恶意串通”等方式损害国家利益，判决书认定“损害国家利益”的前提就不存在，故对于“损害国家利益”的事实认定明显错误。判决书基于认定该协议无效是根据合同法第52条的第（4）、（5）两项，那么，双方所签订的协议是不是存在这两项规定的情形呢?就第（4）项而言，“社会公共利益”其核心内容是指公序良俗，即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是公益，核心价值是指社会公共道德。公共利益是一定社会条件下特定或不特定多数主体利益的一致方面，它不同于国家利益或集团利益。判决书将协议第四条内容以“违背公共利益”为由主张无效，明显错误。就第(5)项而言，判决书认定协议违反了“法律规定和通知要求”因而无效，也是错误的。《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14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所谓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是指相应法律、行政法规明确规定违反了该规定就是无效的，或者该法律指向的相对应法律规定是无效的，才可以适用，否则不得以此认定合同无效。判决书列举上诉人签订的协议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十九条、《关于加强国有土地资产管理的通知》，显然不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范围。在相关法律、法规中，像这样的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到处都是，如果以此来认定协议无效，将是对协议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全盘否定。其次，政府与第三方签订的合作协议，与普通主体之间签订的协议，合同相对人会更加相信，因为政府是有公信力的，对诚信要求更加严苛，除非有更加明确的效力性强制性规范加以规定，否则是不能轻易认定合同无效的，不然，整体社会的诚信大厦都会随之崩塌。更何况，本案当中的这份协议，是有被上诉人永兴县人民政府的红头文件《永政办发(2008)70号》作为协议基础而再行签订的协议，公信力更加明显。当前，中共中央、最高人民法院连续下发通知，要求严禁地方政府毁约，保护民营企业家的财产权益和其他权益。但原审判决并没有这方面认识。综上，原审判决以《永兴县汽车南站及配套项目建设协议书》违反了《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十九条和《通知》为由认定协议条款无效是错误的，依据《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无效合同的处理方法来处理双方协议约定权益是错误的，恳请二审法院依法纠正。第二，原审判决按照月利率1.8%来计算投资收益，把投资合作按借资对待，是对上诉人投资汽车南站的投资行为的错误理解。首先，上诉人当时筹集投资款的财务成本就已经远远超过月利率2%的标准，部分资金筹集月利率达到3%以上。按1.8%月利率的收益来进行投资，显然不符合常理。在双方的协议约定第五条，也只是在投资期满，甲方未按照约定退还投资款的，以月1.8%的标准来计算财务费用和滞纳金。这是考虑到一方面有投资回报，另一方面有可能会项目招拍挂出现拖延而采取的暂时措施。但原审判决即以此来计算投资回报，是对协议条款的错误理解。其次，投资款于2009年6月10日到位，至2009年12月9日，为期半年是投资期，应按土地拍卖的溢价来计算投资回报，而不是按月利率1.8%来计算所谓投资收益。自2010年12月10日起，投资期满仍未退回投资款的，才按月1.8%标准来计算财务成本和滞纳金，这是协议明确约定的，但原审判决没有尊重双方的合意，按原审判决对协议的理解，至少其他条款是有效的，但却又不按其他条款的约定内容来判决，把“财务费用和滞纳金”变更为“投资收益”，实属不当。再次，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永兴县人民政府协议约定的汽车南站配套设施拍卖过程中，因为上诉人的科学营销和其他人力物力投入，政府获得巨额土地收益，远远超过其他地块平均价格，如果认定上诉人投资收益仅仅是月利率1.8%的收益，势必使被上诉人永兴县人民政府因合同被认定无效而获得巨额利益，这无疑是鼓励地方政府恶意撕毁协议，有违立法和司法的公正本意。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协议部分无效的判决是错误的，以固定利率来计算投资回报也是错误的。并因此而导致适用法律错误，做出错误判决，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同权益。为此，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永兴县人民政府针对汤伟中的上诉请求辩称：第一，对于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认定，首先应当按照九民会议纪要关于合同纠纷中明确指出的涉及到金融安全、市场秩序、国家宏观政策就应当按照效力强制性规定进行认定合同条款无效。本案中对于土地出让金的返还分成，一审法院已经认定违反了土地管理法和国务院相关规定。第二，土地出让金的性质属于国家宏观政策的规定，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所有，各级政府对于土地出让金的处理应当按照中央政府对土地出让金的相关规定进行处理，也就是国务院的规定。第三，本案的法律关系应该是名为投资实为借贷。从本案的合同来看，所有的合同条款约定违反了投资的共享利润、共担风险的基本特征。按照投资的常理理解，应当是你投资什么地方，就应当从什么地方产生收益。根据本案合同的约定，本案所谓的上诉人汤伟中的投资应当是永兴县汽车南站的投资，但是合同里所确定的收益确是来自于汽车南站旁边的所谓抵押地块的收益。我们认为这不符合对投资一般常理性的理解。第四，合同第四条对于溢价分成的计算方式应当是上市底价，而不是合同里所约定的收益底价。上市底价依据永兴县人民政府的文件规定，应当是土地招拍挂之前，政府相关部门对于招拍挂保留底价的规定。合同中所约定的收益底价与本案溢价分成没有任何关联，收益底价的约定按照合同的解释来看，应当是为本案借款1000万元所做的抵押担保，收益底价的约定，实际上就是一种担保性质与土地分成没有任何关联。 永兴银都投资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辩称，本案为合同纠纷。汤伟中将永兴银都投资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列为本案被告属于主体不适格。案涉协议签订方为汤伟中与永兴县人民政府。永兴银都投资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并非合同当事人，本案与永兴银都投资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无关，不应将永兴银都投资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列为本案被告。且本案所发生的资金和其他项目均与永兴银都投资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无关。 永兴县人民政府上诉请求：1.撤销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2019)浙1102民初707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并改判驳回汤伟中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逻辑和判决理由错误导致作出了错误的判决。一审判决根据《永兴县汽车南站及配套项目建设协议书》第五条的约定，判决上诉人以1000万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1.8%自2009年6月10日起计算至2011年10月17日止支付被上诉人投资收益，另一方面对认定被上诉人的投资收益如何计算时，又认为“合同无效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上诉人应对条款无效所造成的损失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但在本案中，被上诉人从未能证明其资金占用期间的损失，而在被上诉人未证明其损失金额的前提下，一审判决径直按照案涉协议第五条的标准确定被上诉人的损失，这种跳跃性逻辑直接免除了被上诉人证明自己损失的证明责任，转而由一审判决自动认定被上诉人的损失。根据证据法规定，当事人应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义务，如不能证明自己的主张，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被上诉人不能证明自己的损失，应视为没有损失。如果一定要计算，也应以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其次，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造成合同该条款的无效有较大过错”，但是在判决时又让上诉人承担了全部的赔偿责任，未对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在损失赔偿上按过错责任分比例承担，相当于所有的后果均由上诉人承担，对上诉人十分不公平。二、一审判决对1000万元本金的定性错误，1000万元本金应为借款而非投资，不存在投资收益的说法。按照协议约定，被上诉人投资的是永兴县汽车南站，但收益却产生于汽车南站旁的一块土地上，且被上诉人这1000万元本金完全没有风险，这与投资的特性不符，反倒是符合借款的特性，所以，涉案的1000万元本金应被认定为借款，在未约定利息的情况下，应视为没有利息。三、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被上诉人的诉请不应被支持。被上诉人的诉请已过诉讼时效，被上诉人的1000万元本金上诉人已于2011年11月18日返还，而一审判决的投资收益是基于1000万元投资而产生的，本身就是从权利，自上诉人只返还1000万元本金之日起，被上诉人就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所以，滞纳金的时效应该自返还本金的次日起算，但自2014年后，被上诉人就一直未向上诉人主张过该权利，因此，被上诉人的诉请已超过诉讼时效。四、按照一审判决所认定的事实和理由，对于判决书所判决的第一项的起算时间不应当是2009年6月10日，根据合同约定对于1000万元有半年的免费使用期限，所以期限即使按照一审判决的逻辑，也应当是从2009年12月10日才开始计算。综上所述，被上诉人的诉请不应得到支持，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后依法改判。 汤伟中辩称，鉴于本案双方都上诉，我们上诉状里面所阐述的大部分内容可以作为答辩意见，针对上诉人的上诉意见，再补充几点。一是双方关于投资的协议与永兴县人民政府所提到的金融安全、公序良俗等情况是无关的，不应该按照九民纪要来认定合同无效。二是双方所签订的协议是关于汽车南站及附属配套设施的投资协议，并不能由一方随意变更性质将其认定为借贷关系。投资也是有风险存在的，正如永兴县人民政府补充的一点1000万元的款项有六个月免费使用期，实际上就可以理解成我们投资所存在的风险。三是汽车南站本身是公益性的项目，投资这个项目本身也不会创造多少投资价值。所以在协议当中约定以抵押地块的挂牌成交价格的溢价比例进行分成，实际上是对投资收益分红的约定。四是底价的确定问题。永兴县人民政府提到是以上市底价作为计算依据，根据合同约定是很明确的，受益底价是1000万元相对应的35亩抵押地块等值，换算单价应为428.56元每平方米，这就是受益底价作为计算投资分红的一个依据。五是诉讼时效问题。自案涉土地于2011年的9月14日挂牌出让后，双方一直在协商投资溢价分成及支付问题。永兴县人民政府也从没有明确表示拒绝支付的意思，双方一直处于协商的过程。永兴银都投资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作为永兴县国资局全资投资的国有企业，案涉投资项目的后续问题的协调处理都是其责任范围，所以他代表永兴县人民政府，永兴银都投资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与汤伟中在2018年就收益问题进行过协商，只不过是协商未果。所以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六是关于永兴县人民政府提到的1000万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1.8%从2019年6月10日起算的问题,以上诉状中提到的意见为准。 永兴银都投资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辩称，对于上诉人汤伟中提到的诉讼时效问题，在返还本金的时候，永兴银都投资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已经非常明确的告知汤伟中不存在溢价分成，对于2018年的接洽事项都是信访事项，与本案的合同之诉没有关联，故本案早就超过诉讼时效。 汤伟中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两被告共同支付原告投资收益、滞纳金等费用共计人民币29197038元整；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8年，被告永兴县人民政府为招商引资，印发永政办发（2008）70号文件即《关于印发〈永兴县城市基础设施和储备土地前期开发等项目投资回报试行办法〉的通知》，原告作为被招商引资方（协议中称乙方），于2009年6月2日与被告永兴县人民政府（协议中称甲方）签订《永兴县汽车南站及配套项。目建设协议书》一份约定：乙方出资1000万元投资甲方永兴县南站路工程项目，该地块暂定面积35亩；甲方以南站项目规划范围内双方约定的待出让商业服务性质用地地块作为偿还乙方投资的抵押保证。抵押地块具体位置为永兴大道（往郴州方向）的东侧，邻新汽车南站南侧。协议第四条对于“投资的本金偿还和回报方式”约定为：乙方有权参加案涉地块公开招拍挂竞买，若乙方或他人以乙方受益底价竞得建设用地使用权的，甲方只返还乙方投资的本金，原则上不再另计回报；若乙方或他人超出乙方受益底价竞得土地使用权的，甲方负责从上市交易的地价款中优先偿还乙方的投资本金，并按下述办法确定乙方溢价比例分成：1、上市底价溢价50%以内的给予溢价部分的60%回报；2、51%至100%的部分，给予45%的回报；3、100%的部分，给予30%的回报，以上均为累进计算。协议第五条约定：甲方使用乙方资金，以半年为限，若甲方超过半年仍未偿还乙方投资款，甲方须按0.6‰的标准，计付占用乙方资金滞纳金。协议还约定了双方其他相关的权利义务。协议签订后，原告依约于2009年6月10日向永兴县会计核算中心（南站搬迁办）汇入人民币1000万元。2011年9月，案涉地块面积（2.3358公顷）以成交价3176.688万元的价格出让成交。《永兴县国土资源局国有土地使用权招拍挂出让成交公示》载地块位置为永兴县永兴大道、土地面积（公顷）2.3358。2011年10月18日，被告永兴县人民政府偿还了原告人民币1000万元。嗣后，原、被告双方就投资收益持续协商。2013年，原告就案涉投资收益事宜向郴州市行政效能投诉中心投诉，该中心转到被告永兴县人民政府回复，承诺理清相关事宜后协商解决。2018年5月26日，原告方就案涉投资收益向被告永兴银都投资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刘训才主张并交涉。2018年5月30日，刘训才向原告微信发送案涉投资利息计算表，原告方未予认可，据此提起诉讼。 另查明：《永兴县城市基础设施和储备土地前期开发等项目投资回报试行办法》中对于“投资的本金偿还和回报方式”内容的表述为“投资商参加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招拍挂竞买，并以上市底价竞得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政府除全额返还投资的本金外，原则上不再另行计回报。”被告永兴银都投资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系永兴县国有资产管理局100%持股投资的国有企业，经营范围为：城镇、园区、交通道路等基础设施的投资、开发、建设和经营。案涉地块项目开发之后的后续问题曾由该公司在经营范围内行使协调处理职能。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如下：一、《永兴县国土资源局国有土地使用权招拍挂出让成交公示》所载地块是否是原告投资指向地块。二、案涉协议中对于原告投资回报的相关约定是否有效。三、原告的投资收益应如何计算。四、被告永兴银都投资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是否应向原告支付相应款项。五、本案纠纷是否过诉讼时效。对于焦点一，首先，《永兴县国土资源局国有土地使用权招拍挂出让成交公示》所载地块的位置与案涉投资地块相符（公示信息为永兴大道，协议中写为永兴大道东侧）；面积也基本一致（公示信息为23358㎡，折合约35亩，而协议写明暂定35亩）；被告永兴县人民政府退还本金时间与上市挂拍时间前后衔接（公示信息显示2011年9月上市，本金2011年l0月18日退还），再结合电话录音中代表被告永兴县人民政府进行协商的人员亦明确原告投资地块已经拍掉的事实，在没有其他相反的证据的情况下，可作出同一性认定，即《永兴县国土资源局国有土地使用权招拍挂出让成交公示》所载地块就是原告投资指向地块。被告永兴县人民政府辩称土地未出让，无事实依据，不予采信。被告永兴县人民政府辩称的编号2012G07地块的情况与原告投资地块有多处不符，比如宗地面积与案涉协议约定不符，又如土地用途为交通运输用地，而协议约定地块中至少包括有商服性质用地，故对该抗辩不予采信。对于焦点二，对于案涉协议第四条约定的投资回报条款的效力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十九条规定：“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应当全部上缴财政，列入预算，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土地开发。土地使用权出让金上缴和使用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强国有土地资产管理的通知》中明确要求“要进一步加强国有土地收益的征收和管理，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减免和挤占挪用土地出让金、租金等土地收益。”案涉协议第四条约定中涉及土地出让金溢价分成条款因违反前述法律规定和通知要求，损害了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应认定无效。对于案涉协议第五条约定的投资回报的效力问题。协议第五条约定以资金占用期间计付利息的方式实际为借贷。就协议全文整体内容看，既没有择一适用的约定，亦不存在互相排斥适用的文意，且未超民间借贷的法定利率标准，故应认为协议第五条系双方达成之有效合意，可作为计算投资收益的依据。对于焦点三，由争议焦点二的分析的可知，案涉协议第四条约定的投资回报方式因违法而无效。但该溢价分成的办法源自被告永兴县人民政府的相关招商文件，应认为永兴县人民政府对造成合同该条款的无效有较大过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均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规定，被告永兴县人民政府应当对原告因该条款无效所造成的损失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对于损害赔偿金额的确定，本院结合资金被占用的时间，参照双方对类似情况下已有之合意（协议第五条的约定）予以确定。基于以上分析，本院根据案涉协议第五条之约定、结合本案合同履行情况、双方对合同部分条款无效的过错程度及本案具体情形，综合认定被告应以1000万元本金为基准按照月利率1.8%的标准自2009年6月10日起至2011年10月17日计算投资收益给原告。对于焦点四，被告永兴银都投资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对县城内的投资项目在其经营范围内虽行使协调处理职能，但其并非案涉合同的签约主体，亦非收取投资款方，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本院驳回原告对被告永兴银都投资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的诉请。对于焦点五，被告永兴县人民政府始终未明确表示不偿付投资收益，应认为双方一直处于沟通协商之中，至2018年双方仍旧就收益计算问题进行着协商，应认为原告不存在怠于行使权利情形。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十九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湖南省永兴县人民政府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原告汤伟中投资收益（以1000万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1.8%自2009年6月10日起计算至2011年10月17日止）；二、驳回原告汤伟中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87778元，由原告汤伟中负担107502元，被告湖南省永兴县人民政府负担80276元。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永兴县汽车南站及配套项目建设协议书》第四条的约定是否有效。第四条约定：“乙方有权参加案涉地块公开招拍挂竞买，若乙方或他人以乙方受益底价竞得建设用地使用权的，甲方只返还乙方投资的本金，原则上不再另计回报；若乙方或他人超出乙方受益底价竞得土地使用权的，甲方负责从上市交易的地价款中优先偿还乙方的投资本金，并按下述办法确定乙方溢价比例分成：1、上市底价溢价50%以内的给予溢价部分的60%回报；2、51%至100%的部分，给予45%的回报；3、100%的部分，给予30%的回报，以上均为累进计算”。该约定的溢价实质是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双方的分配也是基于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的分配。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第五十六条均有规定,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应当全部上缴财政,列入预算,用于城市基础建设和土地开发,任何部门、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占用、挪用或拖欠。该条款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故该溢价分成条款因违反了上述条款规定,损害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应属无效。永兴县人民政府未严格执行上述法律规定和通知要求,将本应全部上缴财政的土地出让收益擅自处分,以土地溢价款作为汤伟中投资的回报方式,严重违反国家重大财政制度,亦损害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原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认定该条款无效,并无不当。如前所述,案涉《永兴县汽车南站及配套项目建设协议书》第四条有关土地溢价分成的约定因违反法律规定而无效,汤伟中依据该条主张土地溢价分成款的诉讼请求已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但因永兴县人民政府对造成该合同条款无效存在较大过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规定,永兴县人民政府应对汤伟中因该条款无效所造成的损失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一审法院综合本案合同履行情况以及双方对造成合同条款无效的过错责任大小,对汤伟中的损失,酌定按照《永兴县汽车南站及配套项目建设协议书》第五条中超过约定的资金使用期限计付利息的标准确定汤伟中的损失有其依据。汤伟中关于土地溢价分成条款应为有效,永兴县人民政府应支付其土地溢价分成款8769860元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永兴县人民政府主张应扣除合同约定的使用期内的资金使用费的上诉请求亦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关于本案的诉讼时效问题。鉴于永兴县人民政府始终未明确表示不偿付投资收益，双方一直处于协商沟通中，至2018年双方仍就案涉问题进行协商，虽然永兴县人民政府主张系对信访事项的处理，但并不能认为汤伟中怠于行使权利。故永兴县人民政府该上诉请求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上诉人汤伟中，上诉人湖南省永兴县人民政府的上诉请求均不成立，本院均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55132元，由上诉人汤伟中负担107254元，上诉人湖南省永兴县人民政府负担47878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朱永红 审 判 员 程允平 审 判 员 张 玲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四日 代书记员 邹剑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