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兴宁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481民初1674号原告：曾宪忠，男，汉族，1963年5月19日出生，住广东省兴宁市*************，公民身份号码：441************87X。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东平，广东诚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巧琼，女，汉族，1971年3月24日出生，住广东省兴宁市*************，公民身份号码：441************888。系原告曾宪忠的妻子。被告：曾宝新，男，汉族，1970年4月1日出生，住广东省兴宁市*************，公民身份号码：441************892。被告：兴宁市*******曾屋之三经济合作社。负责人：曾汉光，男，汉族，1943年10月13日出生，住广东省兴宁市**************，公民身份号码：441************872。原告曾宪忠与被告曾宝新、兴宁市*******曾屋之三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大曾屋之三经济合作社）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1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曾宪忠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东平、谢巧琼，被告曾宝新及大曾屋之三经济合作社负责人曾汉光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曾宪忠向本院提出的诉讼请求：1、确认两被告签订的《农业土地承包合同》无效；2、判令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承包地块面积任意扩大，大曾屋之三经济合作社将原告曾宪忠的土地一并承包给了被告曾宝新。1、涉案承包地块中的0.4亩原为原告曾宪忠及被告曾宝新母亲王二肽的承包地。在1980年第一轮土地承包和1994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以母亲王二肽为户主的3兄弟（曾宪忠、曾宝新、曾宪怀）家庭共同承包的耕地，面积为0.51亩。上述0.51亩土地原不在棚葡坑，1984年原告跟同村村民互换土地，用家庭责任地与曾建中0.51亩、曾宪堂0.21亩、欧凤娣0.04亩、曾汉光0.21亩，互换成棚葡坑土地。母亲王二肽在世时由其管理0.51亩（王二肽承包份额为0.4亩）土地，其余归原告曾宪忠所有和管理，1994年6月王二肽去世时并未明确承包地由谁继承承包。1998年原告用王二肽承包地0.4亩及毗邻自家地块一起挖了面积为0.73亩的池塘，池塘边上为原告菜地，原告在周围砌了围墙，将池塘和菜地一起围起来，边上安装大门上锁，形成封闭式院落，距今已经21年，曾宝新一直未提出过异议，现大曾屋之三经济合作社将原告土地一并承包给了曾宝新。2、曾宝新在曾宪忠诉兴宁市人民政府撤销案涉地块权证行政诉讼中答辩称，案涉地块原系其母亲承包地，面积为0.4亩，母亲去世后由其承包，加上自己的承包地0.11亩为0.51亩。可知，曾宝新也承认案涉承包地原为其母亲承包地，面积为0.4亩。王二肽去世后，原告从未同意承包地全部归曾宝新承包，曾宝新也没有0.11亩土地在棚葡坑。退一步讲，即使曾宝新所述属实，面积也应为0.51亩，而不是承包合同上的0.73亩。大曾屋之三经济合作社将承包地扩大为0.73亩，将原告承包地一并承包给曾宝新，该行为损害了原告的利益。3、《承包方基本信息表》显示棚葡坑为曾柳霞名下，二轮合同面积为0.5亩，大曾屋之三经济合作社负责人曾汉光称当时卫星拍摄面积为0.73亩，所以承包合同面积为0.73亩。卫星拍摄只是一种技术辅助手段，曾汉光作为大曾屋之三经济合作社负责人应该提供二轮承包台账作为权利依据，而不是完全依靠卫星拍摄面积来确定承包面积。4、曾宝新陈述承包地原为0.51亩，周边田埂开阔有0.5至0.7米宽，故确权面积为0.73亩。按照《确权方案》第10条的约定，若田埂宽度大于0.5米，应按照田埂内测进行划分。故案涉土地周边田埂不应划入到该地块中，承包面积违反《确权方案》的约定，应属无效。况且实际上不是将田埂划入案涉地块，而是将原告承包地一并承包给曾宝新。二、案涉土地承包合同未经法定程序签订。1、承包地块在原告的院落里面，与原告菜地毗邻，原告直至2018年曾宝新要求土地恢复原状才得知案涉地块确权给曾宝新的事实，曾汉光作为指界人，从未通知原告对相邻地界进行界限划分和明确四至。2、大曾屋之三经济合作社负责人曾汉光与原告有过节，借用这次登记颁证工作故意报复原告。综上，两被告签订的承包合同面积与事实不符且程序不合法，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土地承包经营权，违反了《农村土地承包法》《合同法》等规定，依法应判令无效。被告曾宝新辩称：一、案涉承包地原由曾建中承包，1984年曾宝新、曾宪忠、曾宪怀三兄弟与母亲王二肽生活在一起时，用冇塘里0.31亩和上坝里0.2亩的承包地与曾建中置换成案涉棚葡坑地块，面积为0.51亩。曾宪忠在1989年结婚后分家，分家时没有分到案涉棚葡坑地块，曾宪怀在1990年成家后分家，分家时也没有分到案涉地块，这块地分给母亲0.4亩及曾宝新0.11亩，整体为一块田，由曾宝新及母亲王二肽共同耕种。曾宪忠在1990年已另成了一个承包户，其承包地块编码、地块名称与案涉地块没有关系。母亲王二肽于1994年5月去世，当时三兄弟同意将案涉土地中母亲的份额分给曾宝新，母亲去世后案涉土地的农业税也一直是曾宝新缴纳的，种植补贴也在曾宝新名下，地块面积也在曾宝新名下，与龙田镇财政所的资料是一致的。所以，曾宝新是合法耕种案涉地块，也证明《农村承包合同》是有效的。二、案涉地块形状为长方形，位于其他人的田地最上方，四周有田埂和排水沟，田的两边田岸宽阔，一边开垦种植了荔枝树和几条龙眼树，另一边种了蕉树，还有空地可种菜，其他两边田埂有0.5米至0.7米宽，一边田埂靠后是约有0.7米宽的排水沟。由于原告在曾宝新的承包地块上建房，将案涉田地一边田岸上种值荔枝树、龙眼树的地方挖成现在的道路，其后在曾宝新不知情的情况下将案涉田地和四周种植蕉树的地方和田埂、排水沟挖成池塘，现在这口池塘确权面积为0.73亩。当曾宝新知道案涉田被曾宪忠挖成鱼塘后，曾宪忠曾提出换田的想法，但曾宝新及家人不同意，因当时曾宝新小孩还小，加上老婆身体不好，在家耕种不过来，就同意由曾宪忠代耕，约定曾宝新需要耕种的时候要归还给曾宝新。由于原告在案涉田上建房居住，怕东西被盗，近几年砌了围墙，并安装了大门。因为曾宝新一直在外工作很少回家，原告砌围墙、安装大门的时候也没有告知曾宝新，等到曾宝新知道的时候事情已成定局。原告在曾宝新外出工作不知情的情况下，将案涉田地挖成鱼塘、砌围墙、安装大门侵害了曾宝新的权益。原告称曾宝新没有提出异议是错误的。现曾宝新提出要复耕，原告不肯归还，还认为《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无效也是错误的。被告大曾屋之三经济合作社辩称：承包合同是否有效我们不清楚，但承包地块政府已经确权了，我们是按照政府的要求签订合同的，合同中确定的面积和条款都是政府统一格式的，不是合作社自己制作的。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曾宪忠与被告曾宝新是兄弟，均是被告大曾屋之三经济合作社的社员。1982年间，曾宪忠、曾宪怀、曾宝新三兄弟与母亲王二肽尚未分家，当年将位于冇塘里和上坝里的两块责任田与曾建中位于棚葡坑的一块责任田进行了置换，置换面积为0.51亩。1989年大曾屋之三经济合作社开始对土地进行第二次调整，由于曾宪忠已经结婚，1990年2月进行了分家，分家后母亲王二肽、曾宪怀、曾宝新为一家，依旧由王二肽为户主，曾宪忠夫妻独立成另一家，曾宪忠为户主，分家后责任田也进行了一定的调整。根据《兴宁县******石3队1989年农业税征收入库登记账册》，显示分家前王二肽一家的责任田面积为1.57亩，《兴宁县******石3队1990年农业税征收入库登记账册》则显示分家后王二肽一家的责任田面积为1.23亩，并增加了曾宪忠一家的责任田，面积为0.71亩。后来曾宪怀成家后又进行了分家，曾宝新继续与母亲王二肽分为一家，分家后，位于棚葡坑面积为0.51亩的责任田一直由王二肽耕种。1994年王二肽去世后，在大哥曾宪新的主持下，包括曾宪忠、曾宪怀、曾宝新三兄弟在内的其他兄弟一致同意将棚葡坑那块责任田中母亲王二肽名下的份额分配给曾宝新耕种。曾宝新耕种了几年以后，由于一家长期在外居住，便将责任田交由曾宪忠一家代耕，曾宪忠在耕种过程中将棚葡坑那块责任田挖成鱼塘用于蓄水，并在周围砌了围墙，将池塘和附近的菜地围了起来，形成封闭式院落。2016年，政府组织实施农村土地确权工作，为完善农村二轮土地承包，完善集体经济组织与承包农户的承包手续，明确承包地块、面积、合同、证书落实到户，2016年1月3日，大曾屋之三经济合作社开始实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方案。经采集承包方基本信息、承包地块调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公示、确权地块确认后，2017年8月26日，大曾屋之三经济合作社与曾宝新签订编号为441************020J的《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确认将枯除下、棚葡坑、冇塘里三块承包地共计1.15亩给曾宝新承包，承包期限从1994年12月31日至2024年12月30日，其中棚葡坑地块编号为441*************037，四至为东至旱地、西至旱地、南至旱地、北至道路，面积0.73亩。2017年8月26日当天，大曾屋之三经济合作社也与曾宪忠签订了《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确认将大曾屋河背段、棚葡坑、河边三块承包地共计0.82亩给曾宪忠承包，其中棚葡坑地块面积0.22亩。2017年8月30日经曾宝新申请，于2018年1月12日领取了兴宁市政府颁发的020J承包经营权证。曾宝新拿到承包经营权证后，要求曾宪忠归还棚葡坑那块责任田遭到拒绝，便向法院提起侵权之诉。在诉讼过程中，曾宪忠于2019年5月17日提起了行政诉讼，要求确认兴宁市政府将涉案地块颁证给曾宝新的行政行为违法，并要求撤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中的涉案地块。经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于2019年9月10日作出（2019）粤14行初32号行政判决，判决中明确曾宪忠与曾宝新争议的涉案地块为020J承包经营权证中的棚葡坑地块，双方对该地块的四至没有异议，只是对面积是0.73亩还是0.51亩有异议，同时该判决认为兴宁市*******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中，依照法定程序给曾宝新颁发020J承包经营权证，并无不当，故判决驳回了曾宪忠的诉讼请求。因曾宪忠不服判决，上诉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3月11日作出（2019）粤行终1623号行政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了原判决。此后，曾宪忠又提起了本案诉讼，要求确认两被告签订的《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中编号441*************037的棚葡坑地块无效。庭审中，各方对于两被告签订的承包合同中涉案的棚葡坑地块是否包含了曾宪忠的责任田及合同签订过程中程序是否违法存在较大争议。原告认为棚葡坑地块原有面积0.51亩中其母亲王二肽名下只有0.4亩，剩余0.11亩是其责任田，并认为承包合同中棚葡坑地块面积0.73亩中超过0.51亩的部分也是其责任田，并认为承包合同签订过程中程序违法，故坚持认为合同无效。被告曾宝新认为当时原告曾宪忠已经分家，责任田已经分出，棚葡坑地块原有面积0.51亩中除母亲王二肽名下的0.4亩外，剩余0.11亩也是自己的责任田，并认为承包合同中棚葡坑地块的四至从未改变，无论面积是0.51亩还是0.73亩均是原有那块土地，没有侵占原告的地方，同时认为承包合同签订过程的程序合法。被告大曾屋之三经济合作社则认为涉案棚葡坑地块的四至从未改变，面积之所以从原来的0.51亩变成现在的0.73亩，只是由于测量方法不同，并认为这次确权使用的测量方法使得各家的土地面积都有所增加，整个生产队的土地面积增加了30%以上，同时认为合同的具体内容是政府统一提供的，具体程序也是按照政府的要求做的，合同是有效的。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交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承包方基本信息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方案、确权地块确认图等证据，有被告提交的2008年度补贴面积登记明细表、2018年度补贴资金明细表、行政判决书、农业税收征收账册、承包地块调查表、公示无异议声明书、公示结果归户表、承包合同、承包经营权登记申请书、承包经营权确权方案、承包方基本信息表等证据，及本院庭审时的开庭笔录附卷佐证予以证实。本院认为：本案为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的规定：“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具体到本案，由于两被告均具备签订合同的主体资格，且意思表示真实，本案的关键在于两被告签订的合同是否损害了原告曾宪忠的合法利益以及是否违反了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对于是否损害了原告曾宪忠合法利益的问题。首先，涉案棚葡坑地块是在曾宪忠与曾宝新未分家前从他人处置换而来，置换过来时为0.51亩，其中0.4亩是母亲王二肽的责任田，在王二肽去世后归到曾宝新名下，该事实曾宪新、曾宪忠、曾宝新三人均予以认可，该部分责任田与原告无关，不存在损害原告利益的问题。其次，即使刚开始承包时涉案棚葡坑地块的0.51亩中有0.11亩是指定到曾宪忠名下的，也不代表曾宪忠最终对该责任田具有权利，由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是以户为单位进行的，该0.11亩是否归曾宪忠涉及到分家时有无具体分到曾宪忠一家，从曾宪忠1990年分家后的责任田登记情况来看，在《兴宁县******石3队1990年农业税征收入库登记账册》上可以看出，分家后该0.11亩并未从整块的0.51亩中划归曾宪忠，曾宪新、曾宪忠、曾宝新三人亦认可仍由母亲王二肽一直耕种至去世，从该事实来看，整个0.51亩包含其中的0.11亩应归王二肽一家，曾宝新与王二肽同属一家，在王二肽去世后其中的0.11亩必然归曾宝新，曾宪新、曾宪忠认为分家时约定其中0.11亩归曾宪忠的意见与实际耕种的情况不符，且无任何证据予以佐证，加上曾宝新否认，本院不予采信，不能证实会损害原告的合法权益。再次，涉案棚葡坑地块的四至从未改变，无论是0.51亩还是0.73亩均是同一块责任田，只是由于测量方法不同才导致承包合同约定的面积与原有面积不符，该事实除曾汉光的陈述外，经审查曾宪忠一家的面积原为0.71亩，现为0.82亩，该事实与曾汉光的陈述的内容相一致，可以证实此次确权整个生产队每户的责任田面积都有所增加，即棚葡坑地块面积变为0.73亩是测量方法改变导致，并无证据显示是侵占了原告的土地导致。综上，现有证据无法证实曾宪忠的土地包含在涉案棚葡坑地块中，曾宝新与大曾屋之三经济合作社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并未损害原告曾宪忠的合法权益。对于是否违反了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问题。从本案两被告签订的合同来看，虽然签订时间是在2017年8月26日，但从承包期限来看，是从1994年12月31日至2024年12月30日，可见土地并不是签订合同时才发包，而是对第二轮土地调整时已经发包的土地补充签订合同，合同中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也不是从补充签订的日期开始产生，而是在1994年12月31日开始已经产生，承包的程序也应按实际承包时规定的程序来进行，现在补签合同只是在政府的组织下进一步完善相关手续，而原告认为程序不合法，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法律在第二轮土地调整时尚未颁布，以这些法律规定来归置第二轮土地调整时的程序，明显不符合规定。此外，即使双方签订合同的程序违法了法律规定的程序，也并不必然导致合同无效，法律条款有管理性规定和效力性规定之分，只有违法了效力性规定的法律规定，才能导致合同无效，原告所依据的合同无效的法律规定，基本属于管理性规定，并不会导致合同无效。因此，两被告签订的合同并未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综上所述，原告认为涉案棚葡坑地块包含了其土地，但未提供充足的证据证实其在该地块中有土地，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两被告签订的合同未损害原告曾宪忠的合法利益，也未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百五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曾宪忠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为50元由原告曾宪忠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魏鉴宏二〇二〇年九月四日书记员  张 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