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吉07民申51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陈波涛，男，1979年1月27日生，汉族，住吉林省前郭县前郭镇。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孙旭杰，女，1970年5月2日生，汉族，住吉林省宁江区。被申请人（一审被告）：刘志，男，1979年5月18日生，汉族，住吉林省前郭县。再审申请人陈波涛因与被申请人孙旭杰、刘志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20）吉07民终4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陈波涛申请再审请求：1.请求撤销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年12月30日作出的（2019）吉0721民初2603号民事判决书，以及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年5月19日作出的（2020）吉07民终477号民事判决书，依法启动再审驳回被申请人孙旭杰的诉讼请求，改判陈波涛与孙旭杰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不承担支付货款的责任。2.请求改判被申请人孙旭杰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以及鉴定费。事实与理由：一、再审申请人陈波涛与被申请人孙旭杰之间的关系不属于买卖合同关系，陈波涛的行为属于职务代理行为，不应承担支付货款的责任。第一，陈波涛与被申请人刘志系雇佣关系。2006年至2008年，陈波涛通过刘志受雇于以刘志为法人代表或者刘志实际经营控制的大安市金泰物资经销处、大安市金禾物资经销处、铸诚物资经销处等单位，从事取、送货工作。因刘志与吉林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油田公司）之间存在合同，需要采购五金电料。起初，刘志领着陈波涛多次到孙旭杰经营的五金电料商店购货并告知孙旭杰以后由陈波涛一人来取货。后来,陈波涛便独自一人取货送往油田公司，并在取货时在孙旭杰出具的销售明细上签字，孙旭杰也明知陈波涛受雇于刘志并从事取货工作。第二，陈波涛在销售明细上签字取货的行为属于职务代理行为，其与孙旭杰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陈波涛在销售明细上签字取货的行为不应评价为购买行为，该行为在刘志与孙旭杰之间只是起到证明货物买、卖的来源与去向的作用.另外,陈波涛主观上也没有与孙旭杰订立买卖合同的意思表示，根据合同法等民事法律相关规定，陈波涛的行为属于职务代理行为，其与孙旭杰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不存在支付本案货款的责任。第三，孙旭杰与刘志之间买卖合同标的与本案属于同一标的。孙旭杰称与刘志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货款已结算完毕、申请人陈波涛一直辩称二者属于同一标的，申请法官要求孙旭杰提供与刘志买卖标的物的具体明细以此确认或排除与本案不属于同一标的。根据2019年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45、46、47、48条的规定,孙旭杰应当提供其控制的书证,其没有提供该证据，应当依法支持陈波涛的主张，认定孙旭杰与刘志之间买卖合同标的与本案属于同一标的，陈波涛并不是本案买卖合同的主体。然而,在孙旭杰未提交控制书证的前提下,判决书就确认陈波涛与孙旭杰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判令其承担支付货款的责任，明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陈波涛的行为属于职务代理行为，其与孙旭杰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以及民法总则条文理解与适用关于第一百七十条职务代理的构成要件，陈波涛签字收货的行为属于职务代理行为,职务代理以及有关法律后果对于作为个体工商户的被代理人可以类推适用，即陈波涛签字的法律后果对刘志发生效力。另外，本案与孙旭杰所称的与刘志存在另外的买卖合同系同一标的，孙旭杰辩称与刘志已结清货款，因此，应当依法再审，改判驳回孙旭杰的诉讼请求。二、被申请人孙旭杰的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原审判决认定未过诉讼时效，属适用法律错误。原审判决以双方没有约定涉案货款给付期限，可以在20年最长时效内随时主张给付货款的权利属法律适用错误。根据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以及合同法第六十一条、六十二条的规定，本案属于能够确定履行期限、确定价款的条件和情形。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3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侵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孙旭杰2006年1月5日-2008年5月20日向刘志供货，2006年9月16日收刘志货款4万，说明孙旭杰早已知道偿还的义务主体是刘志，货物交付就应该支付对价，2008年孙旭杰就知道有收取货款的权利。全部票据由孙旭杰持有，应支付的总价也是明确的。即便按照判决认定本案没有约定货款给付期限，但2015年孙旭杰给陈波涛打电话主张货款时,陈波涛就明确表示是刘志购买的货物应找刘志主张货款,自己不应当支付货款，可认定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根据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的规定：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综上，至本案起诉之日2019年4月17日止，本案已超过3年诉讼时效。原判决认定未超过诉讼时效，属适用法律错误，应依法再审驳回孙旭杰的诉讼请求。三、被申请人孙旭杰可能涉嫌诈骗犯罪，法院未将案件移交公安机关既放纵了犯罪，也损害了申请人陈波涛的合法权益。申请人陈波涛认为被申请人孙旭杰可能涉嫌诈骗犯罪，请求法庭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因为，孙旭杰起诉主张2006-2008年期间发生的全部货款，但是，陈波涛代刘志取货后，刘志已于2006年9月16日曾支付过4万元货款，二审期间提供了该收据。同时，2015年孙旭杰与陈波涛的通话录音中孙旭杰也承认刘志已经结过70万元的货款,根据现有证据,基本可以认定刘志购买的货物和陈波涛签字代取的货物是同一批货物，开庭时孙旭杰却称与刘志存在另外的货物买卖并且货款已经结清，其也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说明其在撒谎。孙旭杰明知刘志已经给付部分货款的情况下，依然起诉主张已偿还的货款，涉嫌诈骗犯罪。因为陈波涛在孙旭杰处取货清单与送往刘志合作的吉林油田单位收货数量清单都是一一对应的，公安机关依职权调取油田的相关账目就能够查清事实。所以，开庭时建议法庭移交公安机关，而法庭没有移交公安机关就草率地下发判决,既放纵了犯罪,也严重损害了申请人陈波涛的合法权益.综上所述，申请人陈波涛受雇于刘志，在孙旭杰处取货的行为性质是职务代理行为，与孙旭杰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原审判决认定陈波涛与孙旭杰之间系买卖合同关系属于案件定性错误，导致适用法律错误。而且最高法发布的19起合同纠纷典型案例之六已明确职务行为不承担责任。本案已过诉讼时效，原审判决违反法律规定认定未过诉讼时效，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孙旭杰可能涉嫌诈骗罪，应当移交公安机关调查。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将此案再审，并依法驳回孙旭杰的诉讼请求，陈波涛不承担支付货款的责任，由孙旭杰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及鉴定费。涉嫌犯罪的线索应当移交公安机关。孙旭杰辩称，刘志2006年时在我这取过货，但是都结清了。刘志结账时把条都抽回去了。陈波涛从2006年到2008年在我这儿拿货，陈波涛也没说过他是替刘志取货，他取完货我不知道送哪儿去了，陈波涛在我这拿货属于个人行为，与刘志无关，谁拿货谁付款。本院经审查认为，孙旭杰以买卖合同纠纷起诉陈波涛，陈波涛对销售明细表中的签字予以认可，并称自己取走上述货物时未支付货款。但陈波涛辩称自己是替刘志取货，是职务行为，孙旭杰据以提起诉讼的销售明细表中的货物就是刘志以大安市金泰物资经销处名义出售给吉林油田的五金电料商品，所以自己不应承担还款责任。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明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陈波涛未提交自己取走的案涉五金电料全部交付给刘志的证据；刘志也未确认其已收到陈波涛取走的案涉五金电料。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孙旭杰向陈波涛主张权利并无不妥。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依照《民法通则》第八十八条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双方未约定给付期限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向债权人履行义务，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债务履行义务，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因3年的诉讼时效是从债权人主张权利而债务人拒绝履行义务时开始计算。本案中买卖关系发生在2006年到2008年，双方未约定给付货款的期限，孙旭杰向陈波涛主张权利时，陈波涛一直称由刘志支付，并未明确表示拒绝给付货款，因此，孙旭杰主张权利未超出诉讼时效。关于是否应当称交公安机关处理的问题，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的规定，如果在审理中发现有经济犯罪嫌疑的或者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认为有经济犯罪嫌疑的案件，本院才能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处理。本案中孙旭杰持销售明细表向陈波涛主张权利，仅从证据来看不存在经济犯罪嫌疑，本院已示明陈波涛，如其坚持认为孙旭杰涉嫌犯罪的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综上，陈波涛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其再审申请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陈波涛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翟会青审判员  徐 芳审判员  于 航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于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