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1民终194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尹相元，男，1967年9月26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日照市东港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健，日照东港弘德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葛常理，男，1954年4月26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日照市岚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付新，山东世纪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尹相元因与被上诉人葛常理渔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20)鲁1191民初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尹相元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判决上诉人不给付被上诉人养殖物搬迁费116827元；2.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判决错误。1、养殖承包合同第五条约定：“被上诉人承租期间如国家、集体占用该车间。车间内养殖产品的赔偿款由被上诉人占有60%。”、第七条约定“到期后，被上诉人无能力使用，可带走自己买的用品(水泵、发电机、抽水机、抽水管、加料机、冰柜、变压器)”。因此，按照养殖承包合同约定，合同只是约定承包期间的赔偿款被上诉人占有60%，合同到期后被上诉人只能带走属于自己的上述用品。另外，合同没有约定搬迁费之说，故，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给付被上诉人搬迁费116827元系认定事实不清，判决错误。2、2017年1月1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只签订了自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1月1日承包期一年的《养殖承包合同》。承包合同到期后，被上诉人未与上诉人续签合同。因此，合同到期前被上诉人应自行搬离，自行承担搬迁费，合同到期后的赔偿款与被上诉人无任何关系。3、2018年3月18日，村委会下发拆迁通知，此时养殖承包合同早己到期，被上诉人没有搬出，不仅构成违约，而且还有违法骗取搬迁费嫌疑。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判决上诉人给付被上诉人养殖物搬迁费116827元显失公平、公正。葛常理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依法维持原判。葛常理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尹相元给付养殖物搬迁费116827元；2.判令尹相元返还租金11233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尹相元承担。根据当事人陈述以及经审查确认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1.2017年1月1日，葛常理与尹相元签订《正正养殖承包合同》一份，双方约定，尹相元将其位于日照市东港区东南方向的两个车间（面积约4亩）交由葛常理承包经营，承包费每年10万元。合同第二条约定，付款时间为1年，即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1月1日。承包期满后，在同等条件下葛常理有优先承包权。合同第五条约定，在葛常理承包期间，如国家、集体占用该车间，车间赔偿事宜由尹相元负责出面结算。其中车间赔偿款及因车间赔偿衍生的一切权利由尹相元享有，车间内养殖产品的赔偿款由尹相元占有40%，葛常理负责占有60%。双方在合同中另约定了其他事项。2.因涉案“车间”影响傅疃河（夹仓四段）河道安全等因素而被催告拆除，2017年11月20日，日照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傅疃河河道治理）项目组出具了涉案车间的房屋及地上附着物清查评估表，其中涉及到鸦片、多宝鱼养殖物搬迁的费用为三组，一组为51884×2元、一组为45472×2元、一组为12168元×2元，鸦片、多宝鱼养殖物搬迁三组总费用共计为219048元。庭审过程中，葛常理陈述其承包尹相元的“车间”进行鱼类养殖，尹相元对葛常理该陈述表示认可。3.2018年3月18日，日照市东港区村民委员会向尹相元下发通知书，要求其在2018年3月20日前自行拆除养殖棚钢梁以及养殖附属设施。2018年3月26日，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防汛抗旱指挥部亦向尹相元下发行政强制催告书，再次催告其自接到催告书之日起五日内自行清除在河道范围内建设的4处养殖雨棚、4处简易平房等妨碍行洪的障碍物。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生效的合同，对合同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双方在涉案《正正养殖承包合同》上签字、捺印确认，视为双方就承包事宜达成一致，应按照该承包合同的约定享有各自的权利和承担各自的义务。关于养殖物搬迁费问题。葛常理主张其承包尹相元大棚进行鱼类养殖，对于涉案车间的房屋及地上附着物清查评估表中载明的鸦片、多宝鱼养殖物搬迁费应按照承包合同第五条约定的比例享有60%。尹相元主张评估表载明的系搬迁费，合同约定的是赔偿款，葛常理无权占有鸦片、多宝鱼养殖物搬迁费的60%。承包合同载明的“养殖产品的赔偿款”与葛常理主张的“养殖物搬迁费”是否同一类费用，是处理问题的关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的规定，应从以下考虑：（一）合同条款的文义。在双方签订的承包合同第五条中写明了“车间内养殖产品的赔偿款由尹相元占有40%，葛常理负责占有60%”，从该句文义来看，赔偿款应是指养殖产品的所有赔偿款，具有广义性，而养殖物搬迁费的产生是养殖产品搬走所花费的费用，具有特定性，养殖产品的赔偿款应包含养殖物的搬迁费用；（二）合同有关条款及合同目的。葛常理承包尹相元的“车间”进行鱼类养殖，并向尹相元缴纳承包费，同时在合同中双方又约定了如遇拆迁、占用的对车间内养殖产品的赔偿款事宜，可以说双方为了保证合同目的的顺利实现进行了各自相应的权利义务划分，双方应切实承担其各自所应履行的义务；（三）合同权利义务的对等性及公平性。葛常理承包尹相元“车间”进行鱼类养殖，并交纳承包费，对于该“车间”内养殖的鱼类应享有全部权益，现因涉案“车间”拆迁，对其自身所有的养殖鱼类所产生的相关费用理应由葛常理享有，但因双方约定了占有比例，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应受其约束。综上，承包合同第五条载明的“车间内养殖产品的赔偿款”与葛常理主张的“养殖物搬迁费”应系同一类费用，葛常理要求尹相元给付养殖物搬迁费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认可。三组鸦片、多宝鱼的搬迁费用共计219048元，依据双方的约定，葛常理应享有219048元×60%=131428.80元，现葛常理向尹相元主张养殖物搬迁费116827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关于租金11233元。庭审中葛常理主张租金11233元自2017年11月20日起至2018年度剩余的天数/年/365天计算得出，尹相元认为涉案车间在2018年3月20日前仍存在，且双方的实际承包租金为每年8万元而非合同载明的10万元，对于葛常理主张的上述租金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计算剩余租金首要问题在于租金的起算时间，葛常理主张租金自2017年11月20日开始计算，陈述其依据系政府下达指令的时间，根据葛常理提供的相关材料仅有房屋及地上附着物清偿评估表载明价值时点为2017年11月20日再无其他相关证据予以证实该起算点，从实践来看，房屋及地上附着物的拆迁往往首先发布拆迁公告、进行价值评估、然后限期拆除，并非在价值评估出具后立即搬离，同时结合尹相元庭审提供的所在村委会、有关行政部门出具的限期拆除相关资料来看，可以确定在2018年3月份之前涉案车间仍然存在。在涉案车间确定拆迁后，葛常理的正常养殖的确会受到相应影响，但依据现有相关证据来看，对于葛常理主张返还剩余租金的起算点暂无法明确界定计算，故对于葛常理主张尹相元返还剩余租金11233元的诉讼请求，不予认可，葛常理可在补强相应证据后再另行与尹相元协商解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尹相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葛常理给付养殖物搬迁费116827元；二、驳回葛常理本案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生效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案件受理费2861元，减半收取1431元，由葛常理负担431元，尹相元负担1000元。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涉案《正正养殖承包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亦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合同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因涉案“车间”影响傅疃河（夹仓四段）河道安全等因素而被催告拆除，2017年11月20日，日照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傅疃河河道治理）项目组出具了涉案车间的房屋及地上附着物清查评估表，其中涉及到鸦片、多宝鱼养殖物搬迁的费用共计219048元。一审根据涉案合同第五条约定及涉案合同的目的以及合同权利义务的对等性、公平性原则，认定承包合同第五条载明的“车间内养殖产品的赔偿款”与葛常理主张的“养殖物搬迁费”系同一类费用，并支持葛常理的该项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尹相元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尹相元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861元，由上诉人尹相元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红审判员 王春燕审判员 刘丽艳二〇二〇年九月七日书记员 宋 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