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3民终82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先怀，男，1976年1月9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南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永强，重庆百哲千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如霞，重庆百哲千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韦翠碧，女，1975年6月29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南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谭众书，重庆春意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先怀因与被上诉人韦翠碧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法院(2019)渝0119民初7071号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王先怀上诉请求撤销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法院(2019)渝0119民初7071号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韦翠碧的诉讼请求，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一审、二审受理费及保全费。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被上诉人于2016年11月19日通过其兄韦会开向上诉人转账50000元属实，但上诉人已将该款取出交被上诉人，上诉人并不欠被上诉人借款。二、本案双方之间有多笔款项往来，被上诉人在法庭中自认上诉人已经归还其借款12万元整，应视为其自认上诉人已归还了涉案的5万元。三、被上诉人主张总借款金额为17万元，且都是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进行支付，但实际情况是被上诉人仅支付了上诉人6.9万元。四、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不应当支付被上诉人资金占用利息。韦翠碧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王先怀返还借款50000元，并以50000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的标准计付利息。二、由王先怀负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先怀与韦翠碧双方认识不久就于2016年11月份开始以男女朋友相处，嗣后，双方以夫妻名义在南川区南平镇租房共同生活，后双方又在王先怀工作的贵州花溪工地共同居住生活。2016年11月19日，韦翠碧通过其哥哥韦会开的银行账户向王先怀转账50000元（该50000元即为韦翠碧诉请王先怀偿还的50000元）。庭审中，王先怀称该50000元已于同年11月24日从自己的银行卡中取出还给了韦翠碧，且该款是韦翠碧为了骗王先怀加入“三株药业”主动转到王先怀账户的。2018年10月，韦翠碧向王先怀发送短信，要求王先怀偿还借款50000元。一审庭审中王先怀称自己因未向韦翠碧借款故未回复该短信。2019年1月30日，韦翠碧与王先怀在南川区城北路工商银行门口相遇，韦翠碧遂要求王先怀还钱，双方因此发生争执。韦翠碧提交的当时的录音资料显示：韦翠碧问“你借我的钱，好心好意借给你”，王先怀回复“你觉得好心好意借给我，你觉得我没有吃亏吗，我哪样没有吃亏吗”，韦翠碧又问“王先怀，你借我的5万块钱，你还有理由吗……你欺人太甚”，王先怀回复“……你打110来就是，我们去谈就是”。韦翠碧随后拨打了110。2019年10月29日，重庆市南川区公安局向韦翠碧出具重庆市公安局案（事）接报回执，其中简要报警信息写明：韦翠碧于2019/1/3010:18:21报称：在北街工商银行门口，报警人称以前的朋友王先怀借其钱不还，还要打她。接警后，004将警情移送至我所。经了解，报警人韦翠碧称其朋友王先怀之前找其本人借了5万元钱，现王先怀不归还该钱。王先怀称该5万元钱是其之前与韦翠碧做生意一起投资的钱，后二人生意未盈利，不承认退还5万元，双方因此发生纠纷。本案一审中，韦翠碧与王先怀双方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显示双方还存在其他经济往来：2016年11月6日韦翠碧向王先怀转账19000元，2016年12月15日王先怀向韦翠碧转账4000元，2016年12月25日王先怀向韦翠碧转账1000元（备注：保险）。王先怀申请的证人周秀英（系王先怀前妻）到庭作证称其最初并不认识韦翠碧，2018年6月其接到孩子电话说有个叫韦翠碧的到家里凶神恶煞，证人遂赶回家中，回家后未在家中见到韦翠碧，故向王先怀要了韦翠碧的电话，后打电话将韦翠碧约出，要求韦翠碧不要到家中吓到孩子，当时韦翠碧称王先怀借了韦翠碧的钱。韦翠碧质证称自己是与证人进行过交谈，但当时就表示并未到王先怀家中，证人要求韦翠碧直接找王先怀要钱。庭审中，王先怀还提交了韦翠碧与王先怀的微信聊天记录，聊天记录显示韦翠碧曾多次向王先怀追要50000元借款，王先怀均未回复。一审法院认为，王先怀认可其收到韦翠碧50000元转款，主张已经支付给韦翠碧，其应对“已将该款支付给韦翠碧”承担举证责任。目前王先怀并未提交确切证据证明其已经将50000元支付给韦翠碧。另外，从审理查明的事实看，虽然双方确实因处男女朋友存在其他经济往来，但双方均陈述与本案的50000元无关。而韦翠碧曾多次通过短信、微信及当面向王先怀主张的方式要求王先怀偿还50000元借款，王先怀从未予以否认，以不回复的方式或仅以其吃亏为由予以反驳。即使双方确实参加过“三株药业”活动，目前的证据也不足以认定涉案的50000元由双方约定作为共同的投资款投资了“三株药业”。故一审法院对双方存在借贷关系的事实予以确认。王先怀因无证据证明已经偿还了该款项，故应当按照法律规定承担偿还借款本金及逾期还款利息的法律责任。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限王先怀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偿还韦翠碧借款本金50000元，并从2019年11月4日起至付清该款时止按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利息。本院二审中，王先怀提交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1.建设银行银行流水记录，拟证明上诉人尾号为6150的银行卡2016年11月24日取现5万元，该款已交给了韦翠碧；2.农商银行流水记录，拟证明2016年11月－12月期间上诉人经济状况良好，不需要借钱。被上诉人韦翠碧质证认为，上诉人举示的证据均不是新证据，不应采信。证据1即使是真实的，也只能证明上诉人自己取出自己的5万元钱，不能证明该款交给了被上诉人；对证据2，对真实性无异议，但并不能证明上诉人已归还了5万元，与本案无关联。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诉人举示的自己的银行流水记录，均不能证明其主张的待证事实，本院不予采信。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相同。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一致认可“2016年11月19日，韦翠碧通过其兄韦会开的银行账户向王先怀转账50000元”的事实，现争议焦点是：该款是否系韦翠碧出借给王先怀的借款，王先怀应否承担还本付息的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七条规定，借款合同采用书面形式，但自然人之间借款另有约定的除外。可见，民间借贷合同并非必须采用书面形式，自然人双方的借贷合意是否达成、是否形成借贷法律关系，应结合案件实际情况综合认定。本案中，结合双方当事人陈述的两人2016年11月期间处于同居关系的事实综合分析，韦翠碧主张因双方之间的特殊关系，故未形成书面借条的理由，符合常理。韦翠碧为证明该5万元款系其出借给给王先怀的借款，另举示了韦会开的银行转账记录、韦会开的证人证言、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短信、微信聊天记录、向公安机关的报警记录等，能够证明该款的性质系借款；王先怀抗辩认为该款不是借款，而是两人共同投资做生意的投资款，对其该抗辩，韦翠碧并不认可，王先怀也未举示充分的证据加以证明。故一审认定该笔款项系借款，并认定双方当事人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并无不当。上诉人王先怀上诉称其已于2016年11月24日取出该50000元交给被上诉人韦翠碧，对此，韦翠碧不予认可，王先怀应举证证明。但从王先怀举示的银行取款记录等证据看，仅能证明其取现的时间和金额，并不能证明此笔现金已归还给被上诉人。上诉人王先怀同时认为，其与韦翠碧之间有其他经济往来，其多数款项是通过现金方式交给韦翠碧，总体来看，其不欠韦翠碧钱。对此，其未举示任何现金支付的证据，而从一审查明的双方之间的往来转账记录“2016年11月6日韦翠碧向王先怀转账19000元，2016年12月15日王先怀向韦翠碧转账4000元，2016年12月25日王先怀向韦翠碧转账1000元（备注：保险）”看，王先怀向韦翠碧转账的总金额小于其对方向其转账的总金额。综上，王先怀上诉认为其已通过现金方式归还韦翠碧5万元的主张，证据不足，不能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未约定逾期利息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借款未约定借款期限和利息，韦翠碧可随时主张返还，其在多次要求王先怀返还未果的情况下向法院起诉，主张王先怀支付其自其起诉之日起至付清之日止逾期还款期间的资金占用利息，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并无不当。综上所述，王先怀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上诉人王先怀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贺付琴审 判 员 项江陵审 判 员 蒋家富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刘永集书 记 员 刘哲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