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黑民再217号抗诉机关：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申诉人（一审被告）：刘振勇，男，1983年4月5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拜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肖黎华，黑龙江泰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诉人（一审原告）：九三集团（黑龙江农垦）金粮经贸有限公司，住所地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长江路386号。法定代表人：桑雷，该公司总经理。一审被告：崔文华，男，1968年7月12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克山县。一审被告：丁玉英，女，1972年4月13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克山县。申诉人刘振勇因与被申诉人九三集团（黑龙江农垦）金粮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粮公司）及一审被告崔文华、丁玉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黑龙江省农垦中级法院（2016）黑81民初40号民事判决，向检察机关申诉。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作出黑检民（行）监[2019]23000000212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作出（2019）黑民抗218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曹楠楠、刘冰出庭。申诉人刘振勇委托诉讼代理人肖黎华、被申诉人金粮公司法定代表人桑雷、一审被告崔文华、丁玉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黑龙江省农垦中级法院（2016）黑81民初40号民事判决以刘振勇在整个交易过程中存在过错为由，判令其承担返还借款的责任，适用法律确有错误。首先，并无充分证据证明刘振勇系借贷关系中的借款人。本案中，从各方当事人“合作”方式看，金粮公司只负责提供资金，并按大豆价格每月每吨上浮35元收取固定利息，而没有采购并向刘振勇出售大豆的真实意思。崔文华、丁玉英确有采购及出售大豆的真实意图，因缺少资金而引入金粮公司代垫，从而实现采购大豆的目的，再通过刘振勇与金粮公司签订的《大豆销售合同》向金粮公司还款。金粮公司与崔文华、丁玉英之间实质为借贷关系，而刘振勇与金粮公司签订《大豆销售合同》的目的是通过双方虚假的买卖行为，以刘振勇向金粮公司支付大豆款的方式实现崔文华、丁玉英向金粮公司偿还借款的目的。该合同虽然系以刘振勇名义签订，但内容并不体现金粮公司向刘振勇提供借款，金粮公司也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刘振勇参与实际借款事宜的磋商或者与崔文华、丁玉英共同经营，其提供的借款均转入崔文华账户。崔文华、丁玉英也主张其是借款人，只是通过刘振勇的账户向金粮公司还款。综上，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刘振勇系借贷关系中的借款人。其次，判决以刘振勇在整个交易过程中存在过错为由判令其偿还借款，错误认定了返还借款责任的法律性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金粮公司与崔文华、丁玉英的借贷关系因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而不产生效力，金粮公司提供的借款属于依法应由对方予以返还的财产，并非其“受到的损失”，该返还责任与各方当事人的过错无关，应由取得财产的当事人即崔文华、丁玉英全部予以返还。刘振勇并非因合同而取得财产的当事人，因此不应承担返还借款责任。判决以刘振勇在整个交易过程中存在过错为由，认定其当对金粮公司的借款承担还款责任，属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刘振勇称，同意检察机关抗诉意见。金粮公司辩称，刘振勇在本案中存在重大过错，应当对案涉借款及法定孳息承担返还义务。刘振勇系崔文华、丁玉英二人的女婿，明知崔文华、丁玉英使用其身份证、银行卡与金粮公司签订合同的情况下，向二人提供身份证、银行卡。刘振勇提供身份证、银行卡行为对案涉购销合同的签订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金粮公司基于对刘振勇信任与刘振勇签订案涉购销合同，故刘振勇在本案中存在重大错误，应承担返还责任。崔文华、丁玉英述称，刘振勇对借款的事实确实不知情，请再审法院依法予以确认。金粮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崔文华、丁玉英、刘振勇共同偿还欠款13,344,498.41元；2.判令崔文华、丁玉英、刘振勇共同支付自2013年3月11日起至实际给付日止违约金4,113,858.83元（暂计算至2016年5月23日）；3.诉讼费用由崔文华、丁玉英、刘振勇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3月9日、3月16日、3月25日，刘振勇与金粮公司分别签订了三份《大豆销售合同》（合同编号依次分别为47号、49号、50号），每份合同中均约定金粮公司将1000吨蛋白豆以4888元/吨的价格出售给刘振勇，合同金额为4,844,000元；刘振勇需按合同金额10%交定金；双方所定价格只限双方认定入库之日起30日内，超过此时间每一个月价格上浮48元/吨，不足整月按天计算（已交定金折算的数量，不再承担上浮价格）。47号合同有效期限为2013年3月9日至2013年8月31日，49号合同有效期限为2013年3月16日至2013年8月31日，50号合同有效期限为2013年3月25日至2013年8月31日。刘振勇与金粮公司在以上三份合同的基础之上，于2013年8月31日又分别签订了三份《补充协议》（合同编号依次分别为47-1号、49-1号、50-1号），均约定将合同有效期限截止日2013年8月31日延期至2013年12月30日；原合同销售价格为4888元/吨，由于商品市场价格下跌，导致与刘振勇的合同严重亏损，现将合同销售价格更改为4875元/吨（双方价格只限双方认定入库之日起30日内，超过此时间每个月价格上浮35元/吨，不是整月按天计算）。同年12月30日，刘振勇与金粮公司再次签订三份《补充协议》（合同编号分别为47-2号、49-2号、50-2号），约定将合同有效期限截止日2013年12月30日延期至2014年3月30日。2013年4月1日，刘振勇与金粮公司签订第四份《大豆销售合同》（合同编号为53号），约定金粮公司将1000吨蛋白豆以4860元/吨的价格出售给刘振勇，合计合同金额为4,860,000元；刘振勇需按合同金额10%交定金；双方所定价格只限双方认定入库之日起30日内，超过此时间每一个月价格上浮40元/吨，不足整月按天计算（已交定金折算的数量，不再承担上浮价格），合同有效期限为2013年4月1日至2013年8月31日。同年8月31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合同编号为53-1号），约定将合同有效期限截止日2013年8月31日延期至2013年12月30日；原合同销售价格为4860元/吨，由于商品市场价格下跌，导致与刘振勇的合同严重亏损，现将合同销售价格更改为4855元/吨（双方价格只限双方认定入库之日起30日内，超过此时间每个月价格上浮35元/吨，不是整月按天计算）。同年12月30日，刘振勇再次与金粮公司签订《补充协议》（合同编号为53-2号），约定将合同有效期限截止日2013年12月30日延期至2014年3月30日。同时查明，2013年3月11日至同年4月7日，金粮公司分十三次共计向崔文华银行卡号为62×××13的账户汇款19,340,000元。2013年3月12日至同年5月29日，刘振勇共计向金粮公司回款5,995,501.59元。再查明，金粮公司与崔文华、丁玉英、刘振勇之间的合作方式为金粮公司为崔文华、丁玉英提供资金，由其二人为金粮公司收购大豆，金粮公司再将收购的大豆以与刘振勇签订《大豆销售合同》的方式，出售给崔文华、丁玉英、刘振勇，由崔文华、丁玉英对外自行销售，在该交易过程中所涉大豆并不在金粮公司与崔文华、丁玉英、刘振勇之间流转，而是由崔文华、丁玉英自行收购并组织销售。金粮公司支出资金的方式为金粮公司将款项直接汇入崔文华的银行账户，再由刘振勇依《大豆销售合同》向金粮公司支付货款的方式，在每份《大豆销售合同》约定的合同总金额中均包含以每月每吨上浮35元的固定利息，已完成回款。另查明，2012年11月7日至2013年1月17日，金粮公司与崔文华、丁玉英、刘振勇以上述交易方式进行大豆贸易，共计涉及六份与本案相同的《大豆销售合同》，自2012年11月12日至2013年1月21日，金粮公司共计出借资金29,060,000元，崔文华、丁玉英、刘振勇共计还款31,128,137.98元，其中利息数额2,068,137.98元，以上六笔贸易所涉款项双方庭审核对后，均认可已全部结清。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在于：一、如何认定金粮公司与崔文华、丁玉英、刘振勇之间的法律关系性质及相关协议效力。本案中，金粮公司与崔文华、丁玉英、刘振勇之间，于2012年度至2013年度期间共计签订十份大豆贸易合同，在本案诉讼中涉及四份大豆贸易合同。金粮公司依据银行转账凭证及《大豆销售合同》主张实为借贷法律关系，崔文华、丁玉英对此无异议，而刘振勇则认为其并非该借贷法律关系中的还款主体，金粮公司持《大豆销售合同》向其主张借贷法律关系错误。一审法院认为，从各方当事人在实际合作期间交易方式及结算内容看，金粮公司在“合作”期间主要承担托盘融资“影子银行”的角色，金粮公司只希望收取每月每吨上浮35元的固定利息，而无与崔文华、丁玉英、刘振勇共同承担经营风险的意思表示，也不承担市场价格波动的风险。由崔文华、丁玉英具体负责大豆的采购及销售、运输等一系列的事宜，再通过刘振勇与金粮公司签订的《大豆销售合同》向金粮公司完成回款。各方在此种交易模式中，崔文华、丁玉英确有采购及出售大豆货物的真实意图和货物需求，只是因资金紧缺无力直接采购大豆，故而引入金粮公司代垫资金从而实现采购大豆的目的。因此，各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应属于融资性买卖，其实质系民间的借款法律关系，而刘振勇与金粮公司签订的《大豆销售合同》应系该融资性买卖中的一个环节。金粮公司提起诉讼的四份《大豆销售合同》的效力，因金粮公司并不具备从事融资贷款业务的资质，且综合各方之间的多次交易，十份《大豆销售合同》流转的资金高达48,400,000元，本案所涉四份《大豆销售合同》流转资金也达19,340,000元，故各方以合作形式开展的借贷活动，违反了国家相关金融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行为，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关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无效”的规定，应认定案涉四份《大豆销售合同》为无效协议。二、崔文华、丁玉英是否应向金粮公司承担还款责任及数额如何确定。本案中，金粮公司向崔文华、丁玉英主张偿还借款本金为13,344,498.41元，并按《补充协议》约定每月每吨上浮35元而折算年利率为8.7%为标准，自2013年3月11日起至2016年5月23日止计算利息为4,113,858.83元。但由于双方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无效，故应按合同无效的处理原则，由崔文华、丁玉英返还占用金粮公司的资金并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法定孳息。经核对，按照崔文华、丁玉英的最后一笔回款时间即2014年5月29日止，其二人尚欠金粮公司本金13,344,498.41元，故其应按该数额予以返还，同时应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从双方确定欠款数额之日即2014年5月29日起至全部款项实际给付之日止，支付货币占用期间产生的法定孳息。崔文华、丁玉英认为应按《大豆销售合同》约定的销售大豆吨数乘以每吨加价35元，作为固定利息的支付依据，该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三、刘振勇是否应向金粮公司承担上述欠款及法定孳息的偿还义务。本案中，刘振勇与金粮公司签订的《大豆销售合同》系该融资性买卖中的一个环节，且因各方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无效，应按合同无效的处理原则，而产生的责任在性质上属于缔约过错责任，故责任的大小应根据责任主体在整个交易中的过错程度予以确定，无过错的即可以免予承担责任。庭审中，崔文华、丁玉英称该贸易行为均系其二人的行为，只因为了完成交易的闭合而以刘振勇的名义签订了多份《大豆销售合同》，但刘振勇自认是其自行将本人身份证及本人的银行卡交由崔文华、丁玉英持有，且鉴于刘振勇系崔文华、丁玉英的女婿，故可以认定刘振勇对该贸易行为应知晓且并不反对，同时也正因刘振勇提供的帮助才使崔文华、丁玉英与金粮公司之间的融资行为得以完成，故应认定刘振勇在整个交易过程中存在过错，不应免予承担责任。刘振勇应对本案所涉欠款及法定孳息承担偿还义务。一审法院判决：一、崔文华、丁玉英、刘振勇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金粮公司借款本金13,344,498.41元及相应法定孳息（自2014年5月29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13,344,498.41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计算）；二、驳回金粮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6,554元，由崔文华、丁玉英、刘振勇负担。本院再审期间，刘振勇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2份新证据。证据一：黑龙江新讼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意在证明2013年3月9日、3月16日、3月25日，金粮公司与刘振勇签订的三份《大豆销售合同》上的签名不是刘振勇本人书写。证据二：黑龙江新讼司法鉴定中心出具收据一份。意在证明刘振勇向黑龙江新讼司法鉴定中心缴纳鉴定费5400元。金粮公司质证认为，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崔文华、丁玉英质证认为，对上述证据没有意见。本院认证认为，证据一鉴定意见书为刘振勇单方委托，鉴定检材未经双方当事人质证，金粮公司对该鉴定意见书关联性亦不予认可，本院不予采信。证据二系证据一的收费凭证，因证据一未予采信，该证据与本案事实亦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一致。另查明，刘振勇系一审被告崔文华、丁玉英的女婿。2012年11月7日至2013年4月1日期间，金粮公司与崔文华、丁玉英、刘振勇共计签订十份《大豆购销合同》，刘振勇名下建设银行卡、工商银行卡及合同约定的农业银行卡均多次向金粮公司偿还借款。原一审诉讼期间，刘振勇于2016年11月7日向北京岳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党东月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权限为代为承认、变更、放弃诉讼请求，代为提起反诉请求，代为参加调解，进行和解，代为签收法律文书。2016年11月8日，党东月向原一审法院出具情况说明，载明“九三集团（黑龙江农垦）金粮经贸有限公司诉崔文华、丁玉英、刘振勇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由贵院受理，现已经过两次庭审，在两次庭审后经本律师与当事人核实后，确认被告刘振勇对崔文华、丁玉英借款行为及其二人持有其银行卡的行为是知晓的，刘振勇实际参与了与九三集团（黑龙江农垦）金粮经贸有限公司的借款”。本院再审认为，金粮公司与崔文华、丁玉英、刘振勇签订《大豆购销合同》，在案涉购销合同履行过程中金粮公司并未如通常的购销合同实际购买及售出货物，而仅是通过签订购销合同的形式向崔文华、丁玉英、刘振勇提供资金，并收取固定收益。金粮公司与崔文华、丁玉英、刘振勇签订的诸份购销合同，均系以合法形式掩盖金粮公司出借贷款的非法目的，故均应认为为无效合同。2012年11月7日至2013年4月1日期间，金粮公司与崔文华、丁玉英、刘振勇共计签订十份《大豆购销合同》，案涉借款金额共计48,400,000元，崔文华、丁玉英、刘振勇已偿还六份案涉购销合同借款29,060,000元。双方当事人产生争议的四份购销合同所涉借款金额19,340,000元，崔文华、丁玉英履行案涉购销合同期间曾使用过刘振勇名下建设银行卡、工商银行卡、农业银行卡进行还款。刘振勇与崔文华、丁玉英系翁婿关系，刘振勇向崔文华、丁玉英提供其本人身份证及三张银行卡，上述三张银行卡在2012年至2013年期间发生多笔、大额汇款，刘振勇对此并未提出异议，亦未向金粮公司披露其本人不同意签订并履行案涉购销合同，且刘振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于一审诉讼期间说明刘振勇知晓并实际参与了案涉借款行为，上述事实可以证实刘振勇对案涉借款行为系明知并实际参与款项借入，故刘振勇应认定为案涉借款的共同借款人。刘振勇主张案涉购销合同非其本人签名，其本人对案涉借款并不知情，与本案事实及一审时自认相悖，本院依法不能支持。原审判令刘振勇对案涉借款承担还款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维持黑龙江省农垦中级法院（2016）黑81民终40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宏宇审判员  赵洪波审判员  娄威巍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林琪书记员高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