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850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占英，女，1971年1月20日出生，满族，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磊，北京市立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海涛，北京市京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马晓星，女，1980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梦迪，女，住北京市海淀区，北京市海淀区燕园街道中关园社区居民委员会推荐。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晓庆，女，住北京市海淀区，北京市海淀区燕园街道中关园社区居民委员会推荐。上诉人刘占英因与被上诉人马晓星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2民初279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占英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驳回马晓星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马晓星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刘占英并未代收购案涉售房款，该房款本质上是马晓星自己收取并实际掌控。刘占英已经将房屋收款银行卡交给马晓星，且马晓星知晓该银行卡密码，马晓星已经从实质上对售房款有了支配权、掌控权，刘占英并未实际控制和占有该售房款，亦不存在交付义务。1.马晓星本人实际占有并掌控案涉购房卡。2.银行所预留手机号码为马晓星手机号码，用于接收账户变动信息。3.《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链家版）》、交易方留存信息表、《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经纪成交版）》三份文件中所留存电话均为马晓星电话，马晓星会第一时间知道买房人的付款信息。4.马晓星之前与刘占英关系好，长期共用同一银行密码。5.马晓星通过录像及书面证明材料明确其已经收到了售房款。综上，刘占英认为，上述事实及相关证据已经构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刘占英本身未占有案涉银行卡，也不是第一时间知悉售房款到账信息，马晓星实际掌控着案涉银行卡，即实际掌控并占有售房款，且马晓星亦通过书面证据证明其收到售房款。二、即便认定刘占英代收购房卡，且未将售房款交付给马晓星，但是马晓星已经通过《补充证明》将售房款用于偿还了所欠刘占英之债务。通过《补充证明》可以看出双方已经达成了债权债务的清偿协议，刘占英亦无须将售房款再行给付至马晓星。1.《补充证明》中，马晓星明确说出“269万元用途：其中180万元用于归还2012年购买蔡志杰宣武门东大街4号楼1门505室的欠款。另外，89万元用于归还这三四年欠刘占英的房租、装修费、物业费、水电费、煤气取暖费、委托代理费、各种中介费、损坏物业赔偿费、医疗费、药费、伙食费、营养费、车费、油费、专人陪护费、对他人伤害费、误工费等多项费用。”2.即便认定刘占英未将售房款交付给马晓星，但是通过有马晓星签字的《补充证明》，其内容已经能确认马晓星将上述售房款偿还了拖欠刘占英及其母亲的欠款。3.如真如马晓星所言，其名下房产被卖4年之久，交易金额达200多万元，委托人未将房款交付给本人，且马晓星从未向刘占英主张过或者索要过售房款，与常理明显不符。三、一审法院对于《补充证明》的内容事实认定错误，即便法院不认可还款约定，刘占英亦有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主张其与马晓星之间的债权债务相互抵销。1.《补充证明》本质上应当是刘占英、马晓星之间关于双方债权债务的一个总体性及概括性的清偿协议，双方已经通过《补充证明》达成了一个总体性的清偿协议。2.由于刘占英、马晓星已经通过《补充证明》达成了概括性的清偿协议，且该协议中的债务亦明确为金钱债务，数额明确具体。同时，《补充证明》中有明确的“归还”字样。即便认定刘占英未归还马晓星收房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刘占英有权向马晓星主张抵销。四、一审法院关于刘占英所代为收取的售房款数额认定错误。一审法院根据马晓星的起诉金额认定刘占英实际未偿还马晓星售房款269万元，这与事实严重不符。无论是根据马晓星提供的银行流水证据还是根据刘占英提交的证据，仅仅显示转移至刘占英账户的资金总额为257万元。五、一审法院认定诉讼时效错误，马晓星起诉的期限已经远远超过诉讼时效，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尽管马晓星与刘占英针对马晓星所提证据《补充证明》是否为马晓星的真实意思表示存在分歧，但双方已经在一审庭审中达成了共识：（1）本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之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2）2015年3月25日，马晓星对于269万元售房款的所有权从马晓星转给刘占英的事实是知情的。故，马晓星诉讼时效应当从2015年3月25日算起，截至其起诉时间，已经远远超出诉讼时效。六、如按照一审法院判决认定，对于《补充证明》之债权债务不予认定，而是通过另行诉讼解决，将对刘占英严重不公。1.刘占英已经按照《补充证明》中的约定，将部分原始债务的凭证交付给了马晓星，如果刘占英重新提起诉讼，在丧失债权债务原始凭证的基础下，将会大大增加刘占英的诉累。2.履行《补充证明》的时间，距离一审判决出具时，已过将近四、五年的时间，存在诉讼时效超期的问题，败诉风险在所难免。3.《补充证明》原本为马晓星所书写，亦是其对自身权利的处理与认可，在马晓星未提供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以刘占英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债权债务真实存在为由，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关于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定。综上，刘占英认为一审法院对于刘占英是否代收购房卡，是否交付售房款项、《补充证明》的性质及债权债务事实、诉讼时效等多方面存在重大认定错误，更重要的是在举证责任分配错误及适用法律错误等问题，刘占英恳请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维护刘占英的合法权益。马晓星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一审判决认定刘占英未向马晓星交付案涉售房款的事实正确，刘占英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案涉银行卡始终由刘占英实际占有、使用。即使马晓星持有刘占英名下的该银行卡并知道密码，也并不等同于售房款的“交付”。二、没有证据能证明《补充证明》中的债权债务关系真实存在，刘占英提出的此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已经释明，如果刘占英有充分的证据，可以针对该等债权另案主张。三、刘占英已经自认收到售房款269万元，一审法院关于刘占英代为收取的售房款金额认定正确。案涉269万元售房款中除257万元的银行转账外，含预付款10万元，物业切割保证金2万元。在由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受理的刑事自诉案谈话记录中，刘占英已经自认实际收到269万元房款。四、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双方未明确约定交付售房款的期限，马晓星可以随时要求刘占英履行其交付售房款的义务，诉讼时效从马晓星主张权利之日起计算。马晓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刘占英返还其代为收取的售房款269万元，并支付利息（以269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自2017年11月30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诉讼费由刘占英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马晓星提供的北京市精诚公证处所作（2014）京精诚内民证字第0455号公证书证明，马晓星于2014年4月26日来到公证处在公证员的面前在《委托书》上签名。该《委托书》载明，“委托人：马晓星……受托人刘占英……我马晓星拟出售我个人单独所有的以我马晓星名义购买的坐落在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外东大街4号楼5层①-5-505建筑面积为41.95平方米的一套房产【房屋所有权证号：X京房权证西字第XXXX号】，需到相关部门办理上述房产的出售、过户等手续，现因我工作繁忙，故不能亲自前去办理上述房产出售、过户等事宜，现委托我的朋友刘占英作为我的受托人，全权代表我办理如下事项：1、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包括网签合同）；2、到相关部门办理房屋产权的出售及过户登记手续；3、代缴相关税费、土地出让金，并签署相关文件；4、代收售房款；5、协助购房方到相关银行办理与购买房屋贷款相关的事宜；6、受托人无转委托权。受托人在其权限范围内签署的一切有关文件，我均予承认。本委托书有效期从2014年2月26日至2016年2月25日止。”2014年10月31日，马晓星（出卖人）在刘占英的代理下，经北京链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提供居间服务，与案外人林成（买受人）签订《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经纪成交版）》及《补充协议》，约定所售房屋坐落为西城区宣武门外大街4号楼5层①-5-505，成交价格为88万元，房屋家具、家电、装饰装修及配套设施设备等作价181万元，购房款中含定金10万元，物业交割保证金2万元。同日，三方签订居间服务合同，约定居间代理费59180元由林成承担。2015年3月18日，刘占英代理马晓星与林成共同向不动产登记部门申请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房屋总价款269万元由刘占英实际收取。刘占英主张马晓星欠其290余万元，卖房款269万元系马晓星向其偿还债务。为此其提供了马晓星签署的欠条、借条，卖房款收条、补充证明、录像光盘、古堡插图、用户热费缴纳明细表等证据。其中，卖房款收条内容为：“今收到宣武门东大街4号楼1门505号的卖房款269万元。特此证明。马晓星，2015年3月25日。”2015年3月25日，马晓星签署的“补充证明”内容为：“269万元用途：其中180万元用于归还2012年购买蔡志杰宣武门东大街4号楼1门505时的欠款。另外，89万元用于归还这三四年欠刘占英的房租、装修费、物业费、水电费、煤气取暖费、委托代理费，各种中介费、损坏物业赔偿费、医疗费、药费、伙食费、营养费、车费、油费、专人陪护费、对他人伤害费、误工费等多项费用。至今为止还欠刘占英40万元购买茶马北街1号院2号楼2单元0622时借款未还，特此证明，待出售时还清。”刘占英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卖房款269万元以何种方式支付给马晓星，结合一审庭审陈述，一审法院确认刘占英代为收取卖房款269万元后未交付给马晓星，故对卖房款收条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本案中，马晓星委托刘占英出售房屋，代为收取售房款，刘占英亦实际处理了委托事项，双方委托合同关系成立，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受托人刘占英在代收269万元售房款后，负有将售房款转交委托人马晓星的义务。刘占英未向马晓星交付代收的售房款，而以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为由拒绝交付。马晓星对相关债权债务的真实性予以否认，主张相关欠条、收条、证明等书面材料系其在受胁迫的情形下签写的，但未提供有效证据予以佐证。结合刘占英提供的相关证据以及双方当事人的一审庭审陈述，双方争议涉及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民间借贷纠纷等多起纠纷，且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不宜在一案中予以处理。刘占英提供的现有证据亦不足以证明相关款项的实际交付，在本案中无法确认相关债权债务关系的真实存在，故对于刘占英认为269万元售房款系用于还款的相关意见，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其主张的相关债权债务可另行提起诉讼。综上，对于马晓星主张刘占英返还其代为收取的售房款269万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马晓星主张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因双方并未约定利息，亦未明确约定交付售房款的期限，故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亦因双方未明确约定交付售房款的期限，对于刘占英认为马晓星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的意见，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六十二条第（四）项、第四百零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刘占英向马晓星交付售房款269万元；二、驳回马晓星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基于双方均确认的马晓星委托刘占英出卖其自有房屋的事实，表明马晓星与刘占英之间成立委托合同关系。该法律关系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为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刘占英受托将马晓星的房屋出卖后，应将房屋价款返还马晓星。现刘占英拒不返还，则一审法院判令其返还，具有相关事实和法律依据。刘占英上诉提出其已将存有房屋价款的银行卡交付给了马晓星，一审法院的相关认定错误。对此本院认为，虽然刘占英举示了马晓星出具的《卖房款收条》，但鉴于上述银行卡系在刘占英名下，且刘占英对其所述将上述银行卡交付马晓星且能为马晓星所用没有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同时，本院注意到，刘占英将上述银行卡中的资金悉数转至自己的银行账户。故一审法院据此情形并结合庭审陈述，确认刘占英代为收取的房屋价款未交付马晓星，“对卖房款收条不予采信”，并无不当。刘占英上诉提出马晓星将房屋价款给付刘占英，系其对欠付刘占英的债务所进行的清偿，如果不认定刘占英已将房屋价款交付马晓星，此也可作为案涉债务的抵销。为此刘占英提供了马晓星签署的借条、欠条、《补充证明》等材料。马晓星对此不予认可，主张上述材料均是刘占英对其进行非法拘禁、控制下被迫出具，并提出报警、刑事自诉等情节予以佐证。对此本院认为，刘占英主张的马晓星对其所负的债务涉及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民间借贷纠纷、损害赔偿纠纷等多个法律关系，关涉十数笔费用。如在本案中一并审理，并不便于当事人诉讼权利的行使、不利于相关案件事实的查清。有鉴于此，一审法院认为双方争议涉及多起纠纷，“且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不宜在一案中予以处理”，从而作出“刘占英主张的相关债权债务可另行提起诉讼”的认定，亦无不当。刘占英上诉还提出一审法院关于刘占英收取的购房价款数额认定错误，认为购房人将房屋价款中的10万元直接给付给了马晓星，故实际转移至刘占英账户的资金总额为257万元。然本院注意到，刘占英在刑事自诉案中对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曾作出“预付款的10万元转给我妈妈2万，给了我8万元现金”的陈述，此与上述陈述相左。故刘占英的此项上诉主张，本院亦不予采信。关于刘占英所提诉讼时效问题，一审法院已作出相关认定。本院持相同观点，在此不再赘述。综上所述，刘占英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8320元，由刘占英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邢 军审 判 员  种仁辉审 判 员  钱丽红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余周祺书 记 员  宋卫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