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民终313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执行案外人）：曹明，男，汉族，1964年11月1日出生，住武汉市江岸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瑀，湖北山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被执行人）：湖北福诚澜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东湖开发区高新大道666号武汉国家生物产业基地项目B、C、D区研发楼B1栋。法定代表人：丁凯，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汉荣，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申请执行人）：黄晓燕，女，汉族，1966年12月20日出生，住武汉市江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士杰，湖北卓道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垚，男，汉族，1986年5月31日出生，住武汉市江汉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被执行人）：丁凯，男，汉族，1966年3月25日出生，住武汉市江岸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汉荣，女，汉族，1965年1月2日出生，湖北福诚澜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财务，住武汉市江岸区鄱阳村2-1号2楼2号，公民身份号码420103196501020043。原审第三人：中金甲子（北京）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北二街8号6层710-297室。法定代表人：梁国忠，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明旭，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武汉市江岸区浩博容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江岸区洞庭街139号。法定代表人：彭品，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井军军，该公司职员。上诉人曹明因与被上诉人湖北福诚澜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诚澜海公司）、被上诉人黄晓燕、被上诉人丁凯、原审第三人中金甲子（北京）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甲子公司）、原审第三人武汉市江岸区浩博容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浩博容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鄂0102民初24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于2020年7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曹明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瑀，被上诉人福诚澜海公司、被上诉人丁凯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汉荣，被上诉人黄晓燕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士杰、王垚，原审第三人浩博容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井军军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中金甲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明旭通过远程视频参加诉讼。本案因疑难复杂，经报分管院长审批依法延长审限二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曹明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在查清事实基础上依法改判支持曹明全部诉讼请求，确认曹明为北京中关村互金创新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互金创新基金)的有限合伙人（持有福诚澜海公司转让的1.42%合伙份额），并不得执行该合伙份额；2、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福诚澜海公司作为合伙份额的出让方、中金甲子公司作为涉案合伙企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对曹明在本案中的债权转让、合伙份额转让、合伙人身份等事宜均作出明确确认，并有充分证据予以支持，足以表明曹明对本案诉争合伙份额享有足以阻止执行的实体权利。一审法院罔顾事实，故意忽视合伙份额转让中各参与方相互一致的意思表示和相关证据，在判决的事实查明部分只选择性地记述对黄晓燕有利的内容，漏记曹明的主张和证明内容，从而得出错误的裁判结论，明显判决错误。一、一审判决认为浩博容公司、福诚澜海公司与曹明之间的债权转让真实性存疑、合伙份额转让没有完成明显属于事实认定错误。第一，一审中，曹明提交了其与福诚澜海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浩博容公司与福诚澜海公司之间签订的《借款合同》、转账凭证、借款借据、民事调解书、浩博容公司与曹明的《债权转让协议》等证据，从债权的发生、转让以及合伙份额的转让、价款支付等全方位角度证明了上述合伙份额转让和债权转让事宜，前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得到了交易相关方福诚澜海公司、浩博容公司的当庭确认，足以印证前述债权转让、合伙份额转让行为的真实性，在交易各方均无异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竟然违背交易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否定债权转让和合伙份额转让的真实性，完全没有法律依据。第二，虽然一审法院认为债权转让发生后，民事调解书和申请执行时所载明的金额仍为原债权本金500万元，但在交易各方均无异议且浩博容公司也未双重受偿的情况下，曹明认为并不影响浩博容公司仅对福诚澜海公司享有转让后剩余债权的客观事实，也不影响曹明以受让债权的方式冲抵合伙份额转让对价的客观事实。第三，关于福诚澜海公司投资款由7703374元稀释至4836822元的问题，该问题属于互金创新基金与福诚澜海公司之间关于福诚澜海公司己投资金额的认定问题，与曹明以何对价受让合伙份额、是否享有合伙人的身份和权利完全无关；另外，曹明受让合伙份额所支付的对价实际为2418411元，而一审法院却认定转让对价为1705385.5元，完全没有事实依据。退一步讲，无论转让对价是哪个金额，曹明受让福诚澜海公司的合伙份额均支付了对价，该事实应无疑义。再退一步讲，即使不认可前述支付对价的行为，曹明和中金甲子公司提交的证据和作出的说明均表明曹明己受让福诚澜海公司的合伙份额而实际成为合伙企业的有限合伙人，并履行了合伙人的出资义务，福诚澜海公司与曹明之间转让合伙份额的事实也应得到确认。第四，涉案有限合伙合同存在两个版本，一个版本是真实约束合伙企业内部各合伙人权利义务的版本，即对内版本，一个版本是仅用于工商登记的版本，即对外版本。互金创新基金内部包括执行事务合伙人的权利义务、合伙份额转让等一切事宜均是以对内版本作为依据遵照履行。在曹明和中金甲子公司己证明前述事实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完全不顾前述协议版本的真实情况，认为曹明没有提交对内版本的协议，在事实查明部分也未记载对内版本协议的情况，完全没有事实依据。第五，根据对内版本的有限合伙合同的约定，执行事务合伙人中金甲子公司完全有权利豁免合伙份额转让的一系列冗杂程序，并直接确认受让份额的合伙人身份。曹明、中金甲子公司在一审中己提交充分证据证明了对内版本为互金创新基金内部实际遵照履行的版本，也证明了中金甲子公司与曹明联系办理合伙份额转让事宜的相关过程，同时也证明了曹明己实际缴纳投资款、履行合伙人义务并由互金创新基金出具书面《说明函》确认了曹明于2015年12月取得了合伙人身份，该时点明显早于黄晓燕查封时点。虽然曹明缴款的收据存在些微瑕疵，但收据上记载的缴款用途为“投资款”，而非一审法院判决载明的所谓“代垫款项”，而曹明缴款的流水、《说明函》的确认均证明缴纳投资款、履行合伙人义务行为的真实性，因此一审法院认为无法证明曹明认缴了出资，曹明不享有合伙人权利是完全没有事实依据的。第六，中金甲子公司豁免曹明受让合伙份额成为合伙人的一系列程序是属于互金创新基金的内部程序，而在对外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时，仍然必须依照行政部门的规定履行相应义务，即需要各合伙人履行行政部门要求的签字盖章手续，因此，配合行政部门履行相关手续与中金甲子公司的内部豁免权之间并不矛盾，一审判决以行政部门必然要求的外部手续否定中金甲子公司的内部豁免权的效力与真实性完全没有事实依据，也不符合正常逻辑；而工商登记并非取得合伙份额和合伙人身份的生效要件，因此，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也不必然影响对合伙人身份的认定。二、一审判决故意遗漏关键证据和事实，对曹明明显不公。第一，一审判决在记载曹明提交的证据时，并未完整记载曹明提交的证据目录中完整的证明内容和证明目的，而是仅摘抄对黄晓燕有利的部分，并刻意在相关证据名称后面擅自备注对曹明不利的表述。第二，一审判决在记载互金创新基金的《说明函》的证明内容时，故意遗漏该《说明函》中确认曹明己于2015年12月成为合伙人的内容和证明目的，而刻意片面的突出所谓的资金“垫付”。第三，一审判决完全没有记载涉案有限合伙合同存在对内版本和对外版本的事实，刻意回避互金创新基金内部以对内版本的有限合伙合同作为合伙人履行权利义务真实依据的情况。第四，在没有任何一方当事人提出的情况下，一审判决径直引用（2016）鄂0102执1428号执行案件的信息并据以作出对曹明不利的认定，却未交由各方当事人发表辩论意见，剥夺了曹明的辩论权利。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基本事实认定不清，程序违法，所作判决错误，严重损害了曹明的合法权益，现为维护曹明合法权益特提起上诉。被上诉人福诚澜海公司、丁凯共同辩称，我公司拥有互金创新基金2.84%份额，认缴金额2000万元，前期实缴7703374元。2015年7月28日，福诚澜海公司向浩博容公司借款500万元，因无力偿还，12月4日形成股东会决议，同意丁凯个人持有的互金创新基金50%股份(从决议上意思看登记在丁凯名下)转让给曹明。当时曹明是浩博容的法人，抵偿不了全部债务，协议数字为2418411元，因为市场因素变化出现价格差异，以丁凯代表福诚澜海公司出具确认函的1705385.50元为准。对于曹明主张的借贷关系及基金份额转让事实不持异议。我们与曹明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前以口头方式向互金创新基金的普通合伙人中金甲子公司履行了份额转让的通知义务，中金甲子公司对涉案份额转让知晓且同意。《股权转让协议书》签订后系由曹明与相关单位办理变更手续，我们没再参与。我们对曹明未能办理份额变更登记不具有任何过错，对基金份额的查封也没有过错。被上诉人黄晓燕辩称：曹明证据不足甚至有些证据存在虚假，曹明没有证据证明其在互金创新基金的财产份额。理由如下：一、关于曹明与福诚澜海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书》问题。1、福诚澜海公司向浩博容公司借款500万元，浩博容公司是出借人，福诚澜海公司是借款人。债权债务关系的主体应当是浩博容公司和福诚澜海公司，与曹明没有法律关系。2、曹明在一审提交了一份2015年12月15日《确认函》。曹明受让福诚澜海公司在互金创新基金的股权过程中，转让股权的主体应当是福诚澜海公司，不应当是丁凯个人，因为丁凯个人在互金创新基金没有个人股权，因此，曹明没有取得福诚澜海公司在互金创新基金中的份额。3、曹明知道在一审中提交的2015年12月15日《确认函》有瑕疵，于是在一审第二次开庭时又向法庭提交了一份2015年11月29日签字的《债权转让协议》，但根据该证据文本原件的成新度判定，显然是第一次开庭后制作的倒签文本，绝对不可能是2015年11月29日签订的。尤其是《债权转让协议》与一审法院（2015）鄂江岸民商初字第01849号《民事调解书》的内容明显矛盾。4、一审法院（2015）鄂江岸民商初字第01849号《民事调解书》，证明：第一，2015年12月25日，案件的主体（原告）是浩博容公司，与曹明无关，假使存在《债权转让协议》，那么浩博容公司的权利主张不应当仍然是500万元的数额，应当扣减所谓的转让给曹明的金额。第二，福诚澜海公司在案件中，也没有就浩博容公司已转让部分债权给曹明的事实进行抗辩，更没有以转让的部分债权冲抵了互金创新基金中50%的份额作为事实进行抗辩。这充分证明互金创新基金的份额转让始终没有得到曹明与福诚澜海公司以及浩博容公司的认可。这是一份生效文书，我们认为效力是很强的。第三，浩博容公司于2016年7月26日依据生效的一审法院（2015）鄂江岸民商初字第01849号《民事调解书》申请了强制执行，执行标的本金为500万元。对比曹明提交的《债权转让协议》，不可能同时为真，必有一假，换句话来讲《债权转让协议》是不成立的。二、关于曹明与福诚澜海公司之间就互金创新基金份额转让的对价问题。1、根据一审法院（2017）鄂0102执异74号《执行裁定书》，曹明自称，福诚澜海公司用一处房产冲抵了部分债务。那么到底冲抵了多少，福诚澜海公司未结债务还剩多少，曹明又是以多少债权数额受让股权转让交易价格的，曹明始终不能自圆其说，该项事实没有证据支撑。2、曹明分别提供了两份股权转让的对价证据，一份是2015年11月29日《债权转让协议》，另一份是曹明在一审的2015年12月15日《确认函》。两份证据的对价明显矛盾。3、曹明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书》载明：福诚澜海公司在互金创新基金已投资人民币7703374元，基金股权稀释后实际投资金额为人民币4836822元，曹明受让50%股权后的对价为人民币2418411元。而《债权转让协议》所转让的金额刚好也是2418411元，这明显是曹明想在本案中自圆其说而“量身定制”的一份书面证据，对比一审法院（2015）鄂江岸民商初字第01849号《民事调解书》证据，这两份证据矛盾明显，从书面证据的证明力和证据内容来看，一审法院（2015）鄂江岸民商初字第01849号《民事调解书》证明力必然高于《债权转让协议》。同时，曹明《债权转让协议》确认的金额2418411元，而2015年12月15日的《确认函》确认的转让的对价又是人民币1705385.5元，另外，还没有扣减福诚澜海已用一处房产抵债的金额，总之，曹明的整个证据体系充满了矛盾。三、关于曹明支付给互金创新基金的款项性质问题。1、曹明的两次款项支付行为，无论是曹明的银行流水中的备注，还是《提款通知书》，还是《关于福诚澜海公司投资情况的说明函》均明确表示：款项支付的主体是福诚澜海公司，曹明的付款行为是帮助福诚澜海公司的垫付行为，因此，对于款项性质的这几份文件难道都认识错误了，况且“垫付”的含义只要是有正常阅读理解能力的人，都不可能有其他的理解。2、从《提款通知书》中要求付款的金额来看，这是互金创新基金要求有限合伙人在一定时间内履行的一个支付义务，尤其要强调的是：两次的款项支付数额是指该阶段由福诚澜海公司应当履行的全部的金额数，假使按照曹明的辩解逻辑，那么曹明应当是支付《提款通知书》中所确定金额的50%，而不应当由曹明对全部金额进行支付。240万是福诚澜海公司在时间内支付的款项，数额支付与客观行为是符合情理的，包括管理费在内，应该出一半。3、至于曹明为何有转款行为，是由于曹明与福诚澜海公司、丁凯之间还一直存在经济联系，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至今也未结清。因此，曹明帮助福诚澜海公司垫付有关款项，也符合情理。四、关于曹明与福诚澜海公司的股权转让的程序性问题。1、曹明一审提交的《公司股东会决议》决议：同意股东丁凯以其个人在互金创新基金中所对应的50%股权份额转让给曹明，并同意其将应收的转让价款用于冲抵借款。基于前述理由，丁凯个人不拥有互金创新基金的股权，该决议内容无效。2、根据《合伙企业法》第73条规定，以及黄晓燕提交的截止到2016年4月11日前，互金创新基金在北京市工商登记部门备案的全部对外公示的工商信息资料，其中互金创新基金在工商备案的《北京中关村互金创新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有限合伙协议》第14条第6款：“有限合伙人向合伙人以外的第三方转让其在本合伙企业中的权益，应当提前四十个自然日通知其他合伙人，并得到普通合伙人的同意。权益转让的具体程序由普通合伙人另行确定”。但福诚澜海公司没有向互金创新基金的其他合伙人履行股权转让的通知义务。3、根据《合伙企业法》第73条：“有限合伙人可以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向合伙人以外的人转让其在有限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但应当提前三十日通知其他合伙人。”显然，该条款中的但书，是转让人的法定义务，不能约定排除。有限合伙人向合伙人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提前30日通知其他合伙人，是转让人的法定义务。因此，假使福诚澜海公司有转让行为，但其不符合法定和约定程序，其转让给曹明的行为也无效。五、关于有限合伙合同的内部版本和公示版本的问题。1、黄晓燕对曹明的所谓有限合伙合同内部版本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也无法认可，况且也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2、假使有所谓的内部版本有限合伙合同，但曹明至今也没有与中金甲子公司签订该合同，没有书面的证据。曹明虽然提交的电子打印版《认缴出资确认书》，但双方并没有进行签署，也没有生效，不能作为证据。况且曹明也自认没有与中金甲子公司签订过《认缴出资确认书》，所以，该证据显系无效证据。事实上，本案无论是否存在内部版，都不构成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法定依据。3、曹明在不能自圆其说的情况下，又提交一份案外人“徐惠君”个人的所谓“内部版”的《有限合伙合同》、《认缴出资确认书》。没有证据证明曹明与徐惠君的关系。该证据既无原件又没有在北京工商行政部门备案公示，对其真实性有异议，况且现有证据也不能证明“徐惠君”已成为互金创新基金的有限合伙人，同时，从该证据的形式要件和内容来看：案外人“徐惠君”的行为完全是一个独立的投资认缴民事行为，而不是通过一个股权转让或受让的民事行为而产生的法律结果。另外，曹明提交的案外人“徐惠君”的《认缴出资确认书》第3.6条：“自行持有，除已明确披露并为普通合伙人所接受的情形外，投资人系为自己的利益持有合伙权益，该等合伙权益之上不存在委托、信托或代持关系”、第3.7条：“投资人的类型：投资人类型为个人?法人机构?有限合伙企业?。（请根据实际情况在?内打勾）……,该有限合伙企业的投资人（即徐惠君）系为自己的利益持有该有限合伙企业的权益，该等权益之上不存在委托、信托或代持关系，并且在本合伙企业的存续期限内该等情况不会发生变化”。因此，根据第3.6条和第3.7的规定，案外人“徐惠君”是一个独立的民事主体，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更不能据此确认曹明就已成为互金创新基金的所谓内部有限合伙人的法律地位。尤其要强调的是：曹明始终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徐惠君”就是代表曹明，而且曹明一方面提供“徐惠君”版的《有限合伙合同》和“徐惠君”个人的《认缴出资确认书》，另一方面又提供一个没有签字的曹明电子版《有限合伙合同》和《认缴出资确认书》，这两份证据既不能自圆其说，又前后矛盾，对此，曹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六、黄晓燕申请查封后，以及互金创新基金在2016年4月1日在北京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投资人入伙）变更的有关问题。1、黄晓燕申请财保查封的时间是2016年4月7日，而曹明就查封的法律行为，在长达1年的时间里始终没有对查封提出过异议，当黄晓燕申请强制执行时，才提出了执行异议，曹明采取如此方式的权利救济不符合常理。曹明说在2015年12月就开始了，一直没有进行过变更。2、根据黄晓燕提交的截止到2016年4月7日前，互金创新基金在北京工商行政部门备案的全部对外公示的工商信息资料中，互金创新基金曾于2016年4月1日指定委托“牛建永”办理了一次“投资人”（合伙人）《变更决定书》的信息公示登记工作，其中本次变更登记新增加了“厦门珑耀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前海荣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郑州君麟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湖北开拓科技集团有限公司”4方为合伙人，同时，同意“彭山珑曜投资有限公司”、“重庆澳华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百瑞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湖北华融嘉和投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4方退伙。但这次办理变更公示登记工作中，根本就没有涉及曹明受让登记的任何资料内容。假使曹明是股权受让人，此时办理变更登记是没有任何限制与障碍，可是互金创新基金这次根本就没有提交曹明受让股权的任何变更资料，从而交给“牛建永”一起去办理。显然，曹明所谓受让福诚澜海公司在互金创新基金中的部分股权，根本就不存在，或根本就没有得到中金甲子公司或互金创新基金的认可。中金甲子公司说变更不知道，我们认为这个陈述也是不真实的。七、关于豁免权的问题。1、无论曹明与福诚澜海公司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股权转让，其行为首先应当遵循中金甲子公司或互金创新基金在工商公示的有限合伙协议等法律文件，其次才应提交给互金创新基金的普通合伙人办理受让的相关法律手续。而曹明与福诚澜海公司之间实施的股权转让行为时，就已经违背了经公示的有限合伙协议中关于转让的程序性要求。另外，由于曹明还没有向互金创新基金提交股权转让的文件，或者说互金创新基金的普通合伙人还根本没有与曹明签署《有限合伙合同》和《认缴出资确认书》，因此，普通合伙人行使豁免权的基础尚未成就，何谈普通合伙人依据内部规定，行使豁免权。2、假使按照曹明的辩解，内部版本豁免权的约定也是对工商公示的《有限合伙协议》中第14条第6款规定的重大突破，显然必须得到全体合伙人的一致同意，但曹明与中金甲子公司没有提供已提交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的证据，因此，假使存在所谓内部版《有限合伙合同》单方面赋予普通合伙人相应豁免权也是不成立的。综上所述，曹明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不足以排除强制执行，一审判决事实清楚，判案依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驳回曹明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中金甲子公司述称：一审没有判决我公司承担义务，我方没有上诉。对一审意见：第一，互金创新基金性质是有限合伙，一审对有限合伙表述为股权，是错误的。互金创新基金的组织形式是有限合伙，包括福诚澜海公司是合伙人，不是股东，合伙人对于合伙事务有决定权；第二，曹明与福诚澜海公司基金份额的转让在12月底得到中金甲子公司的同意，工商登记不影响转让的效力，工商部门要求办理变更登记及签章是不合理的。互金创新基金在2016年8月17日办理过变更登记，不存在2016年4月1日办理变更的事实。本案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是，2014年4月7日一审法院前往工商局办理了冻结手续，互金创新基金在4月8日办理变更登记时，获知冻结事实，在此前，没有得到法院冻结股权的通知，不存在藐视法院的通知。一审判决虽然没有判令我公司承担相关责任，但一审认定有关事实存在一定的错误。第三人浩博容公司述称：曹明原是我公司法人及实际控制人，我公司2015年11月29日将福诚澜海公司的债权2418411元转让给曹明。曹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我为互金创新基金原福诚澜海公司持有50%股权的实际持有人，要求立即停止对上述股权强制执行并解除查封；2、福诚澜海公司、丁凯、黄晓燕负担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曹明原系浩博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5年11月3日，一审法院审理另案原告浩博容公司诉被告福诚澜海公司、丁凯、胡洁、胡欣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同年12月11日，当庭达成调解协议：一、经各方确认，福诚澜海公司差欠浩博容公司500万元，福诚澜海公司于2016年3月11日前一次性偿还浩博容公司；二、福诚澜海公司于2016年3月11日前支付浩博容公司利息、罚息，以500万元为本金，按年利率12%计算，从2015年9月28日起至清偿之日止；三、丁凯、胡欣、胡洁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3400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28400元由福诚澜海公司负担，丁凯、胡欣、胡洁对此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015年12月30日，一审法院送达了(2015)鄂江岸民商初字第01849号民事调解书。2016年7月26日，浩博容公司依据该民事调解书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被执行人为福诚澜海公司、丁凯、胡洁、胡欣，执行标的为500万元及利息、罚息，执行案号为(2016)鄂0102执1428号。另一审法院依据黄晓燕的诉前保全申请，于2016年4月7日和12日，分别向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和互金创新基金送达了(2016)鄂0102财保136号民事裁定书，依法冻结了福诚澜海公司持有互金创新基金的股权(认缴出资额2000万元，持股比例为2.84%)。同年4月25日，一审法院审理黄晓燕诉丁凯、方耀明、方向、福诚澜海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同月29日，送达该案(2016)鄂0102民初2228号民事调解书。调解协议：一、各方共同确认丁凯、方耀明、方向差欠黄晓燕借款本金460万元及利息(以460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11月1日起，按月息2%计算)；二、丁凯于2016年8月29日前向黄晓燕偿还上述第一项借款本息；三、若丁凯按照上述第二项约定履行了还款义务，则黄晓燕放弃对方耀明、方向的诉讼请求；若丁凯未按上述第二项约定履行还款义务，则方耀明、方向仍应承担还款责任；四、若丁凯未在2016年8月29日前清偿借款本息，则应从2016年8月30日起至清偿之日止以差欠本金为基数，按月息2%的标准计算利息；五、福诚澜海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六、案件受理费47864元减半收取23932元、保全费5000元、邮寄费160元，共计29092元，若丁凯在2016年8月29日前清偿借款本息，则由黄晓燕负担14546元，丁凯、福诚澜海公司负担14546元；若丁凯未在2016年8月29日前清偿借款本息，则全部由丁凯、福诚澜海公司负担。黄晓燕依据该民事调解书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中，曹明对查封上述股权提出执行异议。2017年9月6日，一审法院作出(2017)鄂0102执异74号执行裁定，驳回了案外人曹明的异议。庭审中，曹明提交证据：1、①《借款合同》、转款凭证及借款借据，主要内容：2015年7月28日，浩博容公司向福诚澜海公司出借500万元；②《债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2015年11月29日，浩博容公司将福诚澜海公司的债权2418411元转让给曹明，用于冲抵受让福诚澜海公司在互金创新基金股权份额的转让款；③一审法院(2015)鄂江岸民商初字第01849号民事调解书，主要内容：福诚澜海公司欠浩博容公司500万元及利息；④《股权转让协议书》(无落款日期)，主要内容：福诚澜海公司在互金创新基金认缴出资20000元，已投资金额7703374元，目标基金股权稀释后实际投资金额4836822元，自愿将50%股权转让给曹明，转让价格2418411元。以上拟证明曹明受让浩博容公司的债权，接受福诚澜海公司的股权转让。2、①案外人徐惠君签名的《认购出资确认书》《北京中关村互金创新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有限合伙合同》(均无落款日期)及邮件；②《北京中关村互金创新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有限合伙合同》(落款处除有印刷体“曹明”字样外，无落款日期及其他签名签章)。以上拟证明曹明委托徐惠君签署文件，并得到中金甲子公司认可。3、①《提款通知书》2份，主要内容：互金创新基金通知福诚澜海公司分别于2015年12月7日前和2016年1月8日前，电汇2843239元和403463元至指定账户；②曹明的银行流水，主要内容：曹明分别于2015年12月15日和2016年3月8日，汇出资金2843239元和201731.50元；③《收据》2份，主要内容：互金创新基金分别向曹明出具，2015年12月15日金额为2843239元的收据(NO.0119646)和2016年3月8日金额为201731.50元的收据(NO.0119645)；④《说明函》，主要内容：互金创新基金说明，福诚澜海公司2015年2月2日前实缴出资4836820元。转让后曹明和罗铁建作为受让方已实缴出资3246704元，截至2016年4月18日，福诚澜海公司、曹明、罗铁建累计实缴出资8083524元，其中，2843240元为曹明替福诚澜海垫付。以上拟证明曹明支付了投资款履行了合伙人义务。4、《北京中关村互金创新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有限合伙协议》，主要内容：福诚澜海公司为互金创新基金承担有限责任的合伙人之一，认缴出资额2000万元，认缴期限2024年6月16日。质证中，黄晓燕对以上证据的证明目的均有异议。黄晓燕提交《互金创新基金的工商登记信息》，拟证明截至2018年3月7日，工商部门登记福诚澜海公司仍然为互金创新基金的合伙人之一，福诚澜海公司和曹明的转让行为无效，不能对抗第三人。曹明和中金甲子公司对真实性和关联性均无异议，曹明和福诚澜海的转让获得认可，中金甲子公司已经在办理工商变更手续，取得了其他合伙人的签字，文件已经办好，后因查封无法办理。一审另查明，曹明提交的甲方福诚澜海公司与乙方曹明(无落款时间)《股权转让协议书》第7.1条载明，甲乙双方一致确认，自目标基金股权的变更登记办理完毕之日起，乙方享有目标基金股权并行使目标基金股权相关的权利。一审还查明，2014年6月26日，互金创新基金登记设立为有限合伙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为中金甲子公司。互金创新基金在工商行政管理机构备案并公示的《有限合伙协议》载明“有限合伙人向合伙人以外的第三方转让其在本合伙企业中的权益，应当提前四十(40)个自然日通知其他合伙人，并得到普通合伙人的同意。权益转让的具体程序由普通合伙人另行确定”。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曹明对互金创新基金的涉案股权是否享有能够足以阻却强制执行的实体权利。案外人曹明在黄晓燕与福诚澜海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执行中，对冻结福诚澜海公司持有互金创新基金的股权提起执行异议之诉，除需证明转让债权、股权有双方合意、转让对价，还需兼顾普通合伙人和其他有限合伙人对股权转让的态度，曹明是否取得了涉案股权的相关权利。首先，2015年11月3日，浩博容公司起诉福诚澜海公司偿还借款500万元，同年12月11日，双方当庭达成调解协议，确认诉讼标的为500万元及利息、罚息，直至同月30日，一审法院送达该案民事调解书时，双方均未提及同年11月29日，曹明作为浩博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与浩博容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再至2016年7月26日，浩博容公司依据上述民事调解书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时，执行标的仍然为500万元及利息、罚息。曹明所称转让债权的真实性存疑。其次，对于福诚澜海公司在互金创新基金投资款由7703374元稀释至4836822元，曹明再以1705385.50元受让其中50%权益一节，曹明、福诚澜海公司和中金甲子公司均没有作出合理解释，亦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曹明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无落款时间)明确载明，自目标基金股权的变更登记办理完毕之日起，曹明享有目标基金股权并行使相关的权利。庭审中，福诚澜海公司称《股权转让协议书》签订后，系由曹明与相关单位办理变更手续，其并未再参与。作为股权转让方的福诚澜海公司没有参与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该股权变更登记如何完成。又因曹明提交无落款日期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亦不能够证明其早于本院冻结股权的时间。在作出判决前，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曹明，没有提交其与互金创新基金间书面形式的《有限合伙合同》等相关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事实，由其承担不利的后果。再次，曹明曾两次向互金创新基金转款，该《收据》付款摘要均载明该款系曹明为福诚澜海公司代垫款项。且两次转款时间相隔近3个月(分别为2015年12月15日出具的收据(NO.0119646)和2016年3月8日出具的收据(NO.0119645)，不仅收据号码相连，且与时间顺序相反，更与常理相悖。同年4月18日，互金创新基金的《说明函》仍然载明：“其中2843240元为曹明替福诚澜海垫付”，亦不能证明曹明认缴了出资。截至2018年3月7日，福诚澜海公司仍然登记为互金创新基金的合伙人之一，曹明不享有股权权利。另外，一审法院分别于2016年4月7日、4月12日，前往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和互金创新基金冻结了福诚澜海公司持有的股权（基金份额）。对此，中金甲子公司却称“不知晓查封事实，一直在为曹明合伙份额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事宜联系互金创新基金其他有限合伙人办理相关签字盖章手续事宜，赴北京市工商局准备办理曹明合伙份额变更登记时，才知晓查封事宜并告知曹明”。对此，一方面说明互金创新基金及执行事务合伙人中金甲子公司漠视法律，拟将被法院冻结的股权进行转移登记，另一方面说明股权份额变更登记，需要互金创新基金其他有限合伙人的签章确认，且变更登记手续并未完成，更与中金甲子公司和曹明关于通过豁免受让条件而获得股权权利的说法自相矛盾。综上，曹明提交的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其在一审法院冻结福诚澜海公司股权前，完成了股权转让而享有涉案股权的民事权益，并足以排除强制执行。故曹明的诉讼请求，与事实不符，于法无据，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驳回曹明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9410元、邮寄费60元，合计19470元，由曹明负担。本院二审期间，黄晓燕向本院提交《责令提交书证申请书》申请本院责令中金甲子公司提交2015年至2019年度《北京中关村互金创新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基金审计报告》书面证据，经审查，本院认为该证据与本案审理有关联，向中金甲子公司发出《限期提交证据通知书》，责令中金甲子公司限期提交2015年至2019年度《北京中关村互金创新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基金审计报告》。中金甲子公司向本院提交了：《关于限期提交证据的回复意见》及（2020）京海诚内民证字第08835号《公证书》一份。对上述证据，曹明质证意见：对《公证书》真实性无异议，《公证书》证实了《股权转让协议书》并非伪造，且在黄晓燕查封前已经存在，合伙份额转让的时间点早于黄晓燕的查封时间，也进一步证明浩博容公司、曹明、丁凯、福诚澜海公司、中金甲子公司关于合伙份额转让的陈述都是真实的，没有故意串通。《股权转让协议书》是在2015年12月份左右签署，之所以用公证的邮件，是因为黄晓燕一直认为《股权转让协议书》是我们后面补的，并非发生在查封之前，那么这份邮件的时间是2016年3月29日（曹明将《股权转让协议书》发给中金甲子公司的时间，曹明的邮箱：cming1101@126.com，段欣欣的邮箱：duanxinxin@ciccalpha.com，段欣欣是基金一方指定联系人，在2015年12月25日的《提款通知书》上有段欣欣的名字和邮箱）早于黄晓燕的查封时间，恰恰能够印证这份《股权转让协议书》在黄晓燕查封之前是真实存在的。认可《关于限期提交证据的回复意见》，并且认为本案已提交的相关证据能充分证明曹明在黄晓燕查封前取得合伙人的身份和权利。福诚澜海公司、丁凯质证意见：对《公证书》的真实性无异议。黄晓燕质证意见：对《公证书》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不能证明曹明与福诚澜海公司之间存在股权转让，理由是：《公证书》的申请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该电子数据的原始载体是否真实存在无法核实，该《公证书》也不能证明系本案有关当事人之间的文书往来的事实情况，该《公证书》无法确认收、发件人的身份，也不能证明曹明与福诚澜海公司之间签署该文书的客观事实。另外，不能孤立的看收件人和发件人，不能确认电子邮箱的主体身份，无法确认段欣欣的身份。对于《关于限期提交证据的回复意见》，中金甲子公司拒不向法庭提交2015年至2019年度《北京中关村互金创新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基金审计报告》没有法定依据，根据证据规则的规定，因该证据对查明本案事实，尤其是认定曹明是否在互金创新基金内部确定为有限合伙人的身份至关重要，如果该证据中没有认定曹明的合伙人身份，说明曹明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依据。中金甲子公司以黄晓燕要求这些资料对中金甲子公司不利之举动，是无中生有，中金甲子公司以该证据涉及商业秘密为由不予提交，没有法律依据。如果中金甲子公司不提交该份证据，应当支持黄晓燕的主张，即曹明不是互金创新基金的有限合伙人。原审第三人浩博容公司质证意见：对《关于限期提交证据的回复意见》及（2020）京海诚内民证字第08835号《公证书》均无异议。原审第三人浩博容公司在庭审后向本院提交补充证据：《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浦发武汉江岸支行）贷记通知》一张、《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浦发武汉沿江支行）贷记通知》一张、《结案通知书》、《情况说明》、公司股东会决议、丁凯确认函（上述材料来源于一审法院执行案件档案材料），拟证明浩博容公司将对福诚澜海公司的500万债权中的2418411元转让给曹明后，剩余的债权以丁凯支付2015000元的方式清偿完毕。浩博容公司没有双重受偿，并以此在一审法院执行结案。前述事实证明了债权转让的真实性和曹明以受让债权的方式支付合伙份额价款的真实性。曹明质证意见：对浩博容公司提交的补充证据的真实性、证明目的均无异议，这份证据正好证明，虽然浩博容公司对曹明进行债权转让后仍然以500万元申请执行，但该500万元只是形式上的金额，实际执行金额仅为扣除2418411元转让债权后的2015000元，两项相加4433411元，虽不到500万元，但也认可其清偿完毕，并且在一审法院执行结案。浩博容公司提交这份证据，是告知法院浩博容公司执行结案的一个过程，丁凯和福诚澜海公司、曹明和浩博容公司，公司的债务和个人债务都交织在一起，起诉后通过对账就认可了原来丁凯支付的200多万元实际上是代福诚澜海公司向浩博容公司支付，因此对福诚澜海公司的剩余债权进行了冲抵，并且向执行法院提交了支付凭证，告知法院债权执行完毕，通过对执行案件的阅卷得知，当时实际上浩博容公司除了支付凭证外，还提交了丁凯确认函（证明债权转让和合伙份额转让事实）以及福诚澜海公司的股东会决议等证据。福诚澜海公司、丁凯质证意见：对浩博容公司提交的补充证据的真实性、证明目的均无异议。黄晓燕质证意见：《情况说明》是单方制作的，不构成证据形式要件。对《结案通知书》的真实性无异议，正好证明了浩博容公司与福诚澜海公司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与曹明无关。本案执行完毕，可能是福诚澜海公司向浩博容公司支付了500万元执行款项，不能证明该500万元中有部分款项转让给曹明，更不能证明曹明用该部分款项支付了股权对价。《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浦发武汉江岸支行）贷记通知》交易时间是2015年9月28日、《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浦发武汉沿江支行）贷记通知》交易时间是2015年9月25，对真实性、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该复印件没有提交相关原件，无法核实真实性。该款项不能证明是福诚澜海公司向浩博容公司就500万元借款予以了清偿行为，主体不对，主体是丁凯和浩博容公司之间，但基础法律关系是福诚澜海公司和浩博容公司之间的500万元；时间也不对，2015年9月份就有资金往来，按照曹明的表述，2015年12月份有股权转让意思表示，500万元的形成和支付股权对价之间是相互矛盾，申请执行时间是2016年7月26日，如果500万元和支付股权对价已经清偿，不应该主张并且达成调解协议并申请执行。公司股东会决议、丁凯确认函，在原审中已质证，同原审质证意见。第三人中金甲子公司的质证意见：对浩博容公司提交的补充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无异议。该组证据与中金甲子公司提交的补充证据，即2016年3月9日曹明发送给段欣欣的邮件能够相互印证，即能够证明2015年12月曹明受让福诚澜海公司持有的互金基金50%的份额，已经得到福诚澜海公司股东会同意。段欣欣是中金甲子公司下属中金熙诚（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员工，当时根据中金甲子公司的安排负责与互金基金的投资人进行联系等工作。现段欣欣已离职，其工作邮箱由中金甲子公司相关工作人员管理。本院认证认为：对中金甲子公司提交的《关于限期提交证据的回复意见》是单方制作，不符合证据形式要件，不作为本案证据采信。对中金甲子公司提交的《公证书》，因各方当事人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浩博容公司提交的补充证据中的《情况说明》是单方制作的，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结案通知书》是一审法院执行程序中制作的文书，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浦发武汉江岸支行）贷记通知》、《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浦发武汉沿江支行）贷记通知》是复印件，无其他证据与之相印证，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证明目的不予采信。公司股东会决议、丁凯出具的确认函，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不作为二审证据采信。一审查明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焦点为曹明在互金创新基金是否持有50%基金份额及是否是互金创新基金的有限合伙人，即曹明的实体权益是否能排除强制执行。本院评判如下：曹明认为，其在黄晓燕查封之前与福诚澜海公司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明确曹明以2418411元对价受让福诚澜海公司在互金创新基金50％的基金份额，成为互金创新基金的有限合伙人、其实体权益能排除强制执行。本院认为，案外人曹明就执行标的享有的民事权益不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理由是：第一，从本案的证据来看，不能证明曹明已经取得基金份额，成为互金创新基金的有限合伙人。对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应审查案外人就执行标的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的规定，对于是否存在能否排除执行的实体权益，案外人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从曹明向一审法院及本院提交的证据看，曹明与福诚澜海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后，曹明称其委托徐惠君签署《出资认缴确认书》，但是《出资认缴确认书》载明的投资人是徐惠君而不是曹明，根据“徐惠君”签署的《认缴出资确认书》第3.6条约定：“自行持有，除已明确披露并为普通合伙人所接受的情形外，投资人系为自己的利益持有合伙权益，该等合伙权益之上不存在委托、信托或代持关系”，曹明委托徐惠君签署《出资认缴确认书》的理由不能成立。曹明提交银行流水和两份收据，用以证明其已按约定履行了作为合伙人的出资义务，即曹明先后于2015年12月15日向互金创新基金转款2843239元、于2016年3月8日向互金创新基金转款201731.50元。但是，银行流水载明其中2843239元转款是替福诚澜海公司垫付，互金创新基金开具的两份编号为NO.0119645、NO.0119646的《收据》，收款事由虽载明是投资款，但两次转款时间相隔近3个月，但是收据号码相连，且与时间顺序相反。2016年4月18日，互金创新基金的《说明函》载明：“其中2843240元为曹明替福诚澜海垫付”，曹明缴款的银行流水、互金创新基金开具的《收据》和《说明函》不能证明曹明认缴了出资。虽然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中金甲子公司《说明函》中确认曹明己于2015年12月成为合伙人，但曹明未提交证据证明福诚澜海公司按照有限合伙协议的约定，通知了其他合伙人。且为查明曹明是否已成为互金创新基金的有限合伙人，经黄晓燕申请，本院向中金甲子公司发出《限期提交证据通知书》，责令中金甲子公司限期提交2015年至2019年度《北京中关村互金创新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基金审计报告》，但在本院规定的期限内，中金甲子公司以互金创新基金系私募融资基金、审计报告并非公开资料、且涉及该基金商业秘密为由不予提供相关资料。可见，曹明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对本案争议的标的即基金份额的受让时间点早于黄晓燕的查封时间及其已作为基金份额受让人已履行相应的出资义务。第二，根据商事外观主义原则，关于基金份转让的有限合伙协议的内部约定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曹明对未办理基金份额的变更登记有过错。即使福诚澜海公司与曹明之间转让合伙份额的事实成立，曹明与已达成合意受让福诚澜海公司在互金创新基金的基金份额，但曹明并未履行合伙份额的登记和公示的义务，查封时，福诚澜海公司仍然登记为互金创新基金的合伙人之一。《股权转让协议书》及《有限合伙合同》约定属于基金份额转让人和受让人之间的内部约定，不能对抗外作为善意相对人的外部债权人。曹明称根据《有限合伙合同》的内部约定，工商变更登记的义务不是曹明的义务，是由基金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处理，曹明对未办理变更登记无过错的理由不能成立。第三，从两种权利的性质来看，外部债权人黄晓燕的权利应优先保护。按照一般商事裁判规则，动态利益和静态利益之间产生权利冲突时，原则上优先保护动态利益。本案中，民间借贷关系中的债权人黄晓燕享有的利益是动态利益，而曹明作为内部基金份额受让人的利益是静态利益，黄晓燕享有的利益应优先保护。因此，曹明以对涉案标的享有实体权益为由，请求排除法院强制执行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曹明认为在黄晓燕查封前已经履行了义务、取得有限合伙人身份、对未办理变更登记没有过错，对本案诉争合伙份额享有足以排除执行的实体权利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曹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9410元，由上诉人曹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夏丽华审判员  陈 敏审判员  王日升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邬荣书记员丁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