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929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富强,男,1963年12月12日出生,住北京市通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田东来，男，1973年6月17日出生，住北京市通州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市通州区县镇李辛庄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北京市通州区漷县镇李辛庄村183号。法定代表人:李井安,村主任。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深,男,1953年8月23日出生,住北京市通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作江(李深之子),1986年8月24日出生,住北京市通州区。上诉人李富强与被上诉人李深、北京市通州区漷县镇李辛庄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李辛庄村委会)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2民初135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富强上诉请求：1.依法裁定撤销原判,改判支持李富强的一审诉讼请求即:判决李深和李辛庄村委会连带给付李富强土地流转费45666元。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李深和李辛庄村委会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原审判决认定李深持有李富强位于陆坟东粮田5.16亩的土地经营权证书。实际是每块土地有且只有一个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该证书在李富强手中，证明李富强是该土地的合法承租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条规定,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第三十九条规定,承包方可以在一定期限内将部分或者全部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或者出租给第三方,承包方与发包方的关系不变。可以得知李富强是该土地的承包方。李辛庄村委会明知该土地的承包方为李富强,有(2018)京0112民初36999号生效判决为证。2013年7月1日李辛庄村委会与李深签订该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书时就是错误的。原审法院对李富强和李深签订的土地流转合同的本意理解错误。原审法院认为李富强在将土地转包给李深时未对转包费及再流转作出任何约定,就否认了承包人李富强的受益权,与土地承包法立法宗旨相违背。事实上李富强和李深均是本村村民,李富强仅依法获得5.16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李深拥有本村11.46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如果李深转包李富强的5.16亩土地用于按照土地用途使用如种植蔬菜、粮食等取得的收益归李深所有,但是基于土地本身的价值如征收获得的补偿等应当归承包方所有。否则,无法保证土地承包方的合法权益。综上,特请求法院依法支持李富强的上诉请求。李辛庄村委会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李富强的上诉意见，李富强说李辛庄村委会恶意串通没有依据。李深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李富强的上诉意见，李深在转包期的收入应该由李深所有。李富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李深、李辛庄村委会于2013年7月1日签订的《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书》无效；2.判令李深、李辛庄村委会连带给付李富强土地流转费45666元；3.判令李深、李辛庄村委会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8年5月6日，北京市通州区觅子店乡李辛庄村经济合作社（甲方、发包方，以下简称：李辛庄经济合作社）与李富强（乙方、承包方）签订《粮田承包经营合同书》，约定：甲方将位于陆坟东粮田5.16亩，承包给乙方。承包期限共30年，从1998年7月1日起至2028年6月30日止。乙方依据有关政策对承包土地有使用权、转让权。乙方对承包项目转让、退包时，必须经甲方同意、备案。李富强在乙方处签字，李辛庄经济合作社在甲方处加盖公章。1998年5月15日，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政府向李富强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内容载明：“觅子店乡（镇）李辛庄村经济合作社经与社员李富强同志平等协商，并经签约，将5.16亩土地承包给该社员经营。该社员对所承包的土地自1998年7月1日起至2028年6月30日止的30年承包期内享有经营权、转包权。”其中转包记录记载：“经村经济合作社同意，本人将所承包土地5.16亩，自2000年7月1日至2028年6月30日，转包给社员李深经营。”李富强在转包人处签字，被告李深在接包人处签字，李辛庄村委会在村经济合作社处加盖公章。2004年8月24日，就上述5.16亩土地李深与李辛庄村委会签订了《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确权确地）》一份，内容记载：李辛庄村委会为发包方、甲方，李深为承包方、乙方，承包经营项目粮食作物，土地面积16.62亩，地理位置陆地4.3亩，坟边3.66亩，关坟3.5亩，陆坟东5.16亩。承包期限自2004年8月1日至2028年6月30日止，期限为24年。甲方将集体所有的土地面积16.62亩，依照法律确定给乙方承包经营权。乙方必须维持土地农业用途，不得用于非农建设，不得粗放经营，不弃耕，不撂荒，不得改变土地使用性质。法院于2019年1月22日作出（2018）京0112民初3699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认北京市通州区漷县镇李辛庄村村民委员会与李深于2004年8月24日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确权确地）》中关于陆坟东5.16亩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约定无效。2013年7月1日，李深（流转方、甲方）与李辛庄村委会（受让方、乙方）签订《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书》（以下简称流转合同书），约定，流转土地面积5.16亩，地理位置陆坟东，四至情况，东至×，西至×，南至×，北至×。流转期限从2013年7月1日至2028年6月30日止，期限为15年。流转费每年每亩1500元，共计7740元，并按照10%递增率每5年递增一次。土地的用途花卉产业，设施农业。此外，合同约定了其他内容。李深在甲方处签字，李辛庄村委会在乙方处加盖公章。庭审中，三方认可李深与李辛庄村委会签订的合同书中约定的5.16亩土地即李富强转包给李深的5.16亩土地。关于签署流转合同书时李深及李辛庄村委会是否向李富强告知，李辛庄村委会称2013年流转当时，全村通过扩音喇叭进行通知，宣传了一个月的时间，李富强在村中居住，不可能不知道诉争土地需要流转的事实，且李辛庄村委会在收到第一笔流转费之后没有直接发放给李深，而是一年半以后等到李深出示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得知李富强将土地转包给李深之后才将流转费发放给了李深。李深称其转包了李富强的5.16亩土地后负责缴纳农业税直至国家取消农业税，并提供北京市农业纳税人登记表予以证明。李深称2013年将诉争土地流转给李辛庄村委会时并未联系李富强征求李富强的意见，但认为李富强明知。关于李富强主张的土地流转费45666元，李富强称2013年7月1日至2014年6月30日，每年每亩土地流转费为1500元，2014年7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每年每亩土地流转费为1800元，2017年7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每年每亩土地流转费为1950元。李辛庄村委会称土地流转费每年每亩1500元，在流转的第二年村委会为村民争取到每年每亩土地300元的管理费，与流转费一起发放给了农民，2017年7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流转费为每年1650元，管理费300元，共计1950元。李深对李辛庄村委会的陈述认可，并称李辛庄村委会已将上述流转费及管理费转账至李深的银行存折。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2018年12月29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决定，于2019年1月1日起施行，对2009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进行了修改，本案中李富强将诉争土地转包给李深的时间为2000年6月17日，李深与李辛庄村委会签署流转合同书的时间为2013年7月1日，故本案应适用2009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该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主体是承包方，承包方有权依法自主决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否流转和流转的方式。《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受让方将承包方以转包、出租方式流转的土地实行再流转，应当取得原承包方的同意。本案中，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政府向李富强发放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2000年6月17日，李富强将涉案5.16亩土地转包给本村村民李深，双方建立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关系。故李深作为受让方有权对涉案土地再流转给李辛庄村委会。关于再流转如果未取得原承包方即李富强的同意，流转合同是否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系农业部颁布，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李富强不能以上述管理办法中的规定作为确认合同无效的依据。关于李富强要求确认李深与李辛庄村委会签订的流转合同书无效的理由为李深不具备承包方主体身份的前提下，无权与李辛庄村委会签订流转合同，李深与李辛庄村委会签订的流转合同符合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及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等情形致使其合同无效的意见，法院认为，按照双方当事人的陈述，2013年，诉争土地流转时，李辛庄村委会在村内进行了通知，而李富强亦认可在村中居住，其对土地流转的事实应当知情，但其并未提出任何异议，直至2019年4月提起诉讼。现李富强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李深与李辛庄村委会存在恶意串通及损害李富强合法权益的行为。李富强在将土地转包给李深时未对转包费及再流转作出任何约定。综合以上因素，李富强要求李深、李辛庄村委会于2013年7月1日签订的《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书》无效及返还流转费的诉讼请求，无法律依据，法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李富强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中,本院向北京市通州区漷县镇经管站询问涉案的5.16亩土地的土地性质等情况。经管站工作人员陈述：李辛庄村备案的口粮田是按照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上记载的承包地的亩数分批上报的。(2018)京0112民初36999号民事判决书生效后，李辛庄村委会于2020年7月16日又与李富强就涉案的5.16土地亩签订了新的承包合同。经管站根据该生效判决书结合现有政策，拟将涉案5.16亩土地重新备案并为李富强办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一审证据北京市农业纳税人登记表可以说明李深交纳了农业税，农业税2003年以后就取消了。对于土地流转收益应由谁享有的问题，经管站工作人员告知，土地流转的收益归属应由李富强和李深在转包时自行协商，一般来说收益应由签订土地流转合同的相对方享有。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上述事实，有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书、民事判决书、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及粮田承包经营合同书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当事人均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2009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主体是承包方，承包方有权依法自主决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否流转和流转的方式。《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受让方将承包方以转包、出租方式流转的土地实行再流转，应当取得原承包方的同意。本案中，根据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政府向李富强1998年5月15日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记载，李富强享有涉案5.16亩土地承包经营权，2000年，李富强将诉争土地转包给李深经营。此后，李富强与李深就涉案土地未签订其他合同。李深作为受让方，依法享有对土地的经营权。2013年7月1日，李深与李辛庄村委会就涉案5.16亩土地签署流转合同书，将涉案土地再流转给李辛庄村委会。李深与李辛庄村委会签订的流转合同书系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根据各方当事人的陈述，诉争土地流转时，李辛庄村委会在村内进行了通知，而李富强亦认可在村中居住，一审法院根据查明的情况认定李富强对土地流转的事实应当知情并无不当。李富强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本案提起诉讼前针对土地流转事宜向李辛庄村委会提出任何异议。其提交的证据亦不能证明李深与李辛庄村委会存在恶意串通及损害李富强合法权益的行为。故李深与李辛庄村委会签订的流转合同书不存在法定的无效的情形。因李富强主张的流转费用系基于李深与李辛庄村委会签订的流转合同书约定产生，该合同合法有效，且未约定李富强对流转费用享有权利，故李富强上诉主张李深与李辛庄村委会应向其返还流转费用，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李富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42元，由李富强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全奕颖审 判 员 王东军审 判 员 王 黎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赵 纳法官助理 张日广法官助理 林家诚书 记 员 刘 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