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文山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2601民初1504号原告：史文华，女，汉族，1967年8月15日生，云南省文山市人，住文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姚传伟，云南谠言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友平，云南谠言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特别授权）。被告：刘笛，女，汉族，1997年7月8日生，云南省文山市人，住文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加宁，云南诚鸽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段朋军，云南法务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特别授权）。原告史文华与被告刘笛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史文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姚传伟，熊友平、被告刘笛的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加宁、段朋军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史文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刘笛返还不当得利363250元；2、本案诉讼费由刘笛承担。事实和理由：原、被告双方于2015年签订《委托投资协议》，约定刘笛向史文华委托投资230000元，该行为名为委托投资，实为借贷。2019年12月，原告核查己方银行账户流水，发现刘笛并未将上述借款交付给史文华，而史文华自2014年4月1日起至2017年5月9日止已向刘笛账户内转入363250元。为此，史文华多次请求刘笛核账，刘笛均予拒绝。综上所述，史文华认为，刘笛所获应属不当得利。为维护史文华的合法权益，为此起诉要求判决上述所请。刘笛辩称，史文华所诉既无事实依据，也无法律依据。具体理由如下：史文华诉称双方存在借贷关系属实，但史文华诉称"2019年12月，史文华核查己方银行账户流水，发现刘笛并未将上述借款交付给史文华”，这与事实不符。2015年5月31日，刘笛将现金180000元交付史文华，史文华出具了《收据》，并在此收据上签名按印。史文华出具并签名按印的《收据》在案可查实为证。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1条“没有约定利息但借款人自愿支付，或者超过约定的利率自愿支付利息或违约金，且没有损害国家，集体和第三人利益，借款人又以不当得利为由要求出借人返还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借款人要求返还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除外”的规定，从2015年5月31日起至2020年5月5日止，计59个月，按年利率24％计息，每月3600元，利息共计212400元，本息合计392400元，扣除史文华所付款项，还剩29150元未付；若按年利率36％计息，每月5400元，利息共计318600元，本息合计498600元，扣除史文华所付款项，还剩135350元未付。另外，2016年5月16日，原、被告双方经协商，史文华对2015年5月31日前的欠款180000元，承诺于7月31日还90000元，8月31日还90000元，并双方约定对该180000元的利息不再支付。对以上事实，史文华出具文书并签字按手印确认，且刘笛的委托代理人即刘笛的母亲郑上京也在文书上签字。因此，如果刘笛2015年5月31收取的180000元，按年利率24％计息，史文华还剩29150元未付，再加上2016年5月16日承诺还款的180000元，史文华还欠刘笛209150元；如果史文华2015年5月31收取的180000元，按年利率36％计息，史文华还剩135350元未付，再加上2016年5月16日承诺还款的180000元，史文华还欠刘笛315350元。刘笛认为，史文华借款并出具了收据或文书，都分别签字按印确认，且文义清楚明确，刘笛的权益应依法受法律保护，为此要求判决驳回史文华的诉讼请求。史文华针对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明史文华的诉讼主体信息；2.《委托协议书》复印件一份、《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存款业务回单》复印件五份、《中国农业银行云南省分行历史数据查询报告》复印件二份、《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复印件二份、《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复印件一份，证明刘笛并未向史文华如约交付借款，但史文华已向刘笛转款363250元，该款项构成不当得利，刘笛应返还该款项给史文华的情况。经质证，刘笛对史文华提交的第1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对第2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理由是：史文华向刘笛借款，且刘笛已经将所借的款项交付给史文华，而相关的利息均是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计算支付，所以原、被告之间不构成不当得利。本院认为，史文华提交的第1组证据，客观、真实，且能证明本案法律事实，本院予以采信；第2组证据，能证明原、被告双方于2015年3月11日签订《委托协议书》和双方银行账户交易记录的事实部分，本院予以采信，其余部分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采信，另外，史文华认为该组证明其向刘笛多偿还363250元的待证观点，因未能提交其他合法、有效的证据与之印证，本院不予采纳。刘笛针对其辩称，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委托协议书》复印件一份，证明2016年5月16日，原、被告双方经协商，史文华对2015年5月31日前的欠款180000元，承诺于7月31日还90000元，8月31日还90000元，双方并约定对该180000元的利息不再支付的事实；2.《收据》复印件一份，证明2015年5月31日，刘笛将现金180000元交付史文华，史文华出具了《收据》，并在此收据上签名按印的事实。经质证，史文华对刘笛提交的第1组证据的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理由是：史文华已经在协议中明确将180000元的投资款全部返还给刘笛，并载明剩余的利息不再支付的事实；对第2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理由是：史文华并未收到刘笛的现金180000元的事实。本院认为，刘笛提交的第1、2组证据，客观、真实，且能证明本案法律事实，本院予以采信。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3月11日，原、被告双方签订《委托协议书》，约定：刘笛同意在协议有效期内将其自有资金230000元委托史文华进行投资；刘笛不承担投资项目风险，按约定收益率计取收益；委托投资期限为1年，自2015年3月11日起至2016年3月31日止；并约定了其他合同权利义务内容。2015年5月31日，原、被告双方签订《委托协议书》，约定：刘笛同意在协议有效期内将其自有资金180000元委托史文华进行投资；刘笛不承担投资项目风险，按约定收益率计取收益；委托投资期限为1年，自2015年5月31日起至2016年5月31日止；并约定了其他合同权利义务内容。2015年5月31日，史文华向刘笛出具一份《收据》，载明：今收到刘笛现金人民币大写壹拾捌万元整，小写￥180000元，期限12个月，此据，收款人史文华。2016年5月16日，刘笛的母亲郑上京在原、被告双方于2015年5月31日签订的《委托协议书》中第1页上部空白处书写“2016年7月31日退90000元，2016年8月31日退90000元，未支付的利息不再支付”的字样，并由郑上京与史文华在该空白处签字按印。史文华分别于2014年的4月1日、6月3日、7月1日、11月3日、12月1日，共计五次以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刘笛转款33000元（6000元+6000元+6000元+7500元+7500元=33000元）。史文华分别于2015年的4月1日、5月2日、6月2日（两次）、7月1日、7月16日、8月4日、9月2日、10月9日、11月16日、12月7日、2016年的1月13日、2月25日、4月22日、5月9日、2017年的5月9日，共计十五次以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刘笛转款331250元（8400元+8400元+1800元+50000元+6900元+6900元+49250元+5400元+5400元+5400元+5400元+5400元+5400元+5400元+1800元+160000元=331250元）。本院认为，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而获得利益并使他人利益遭受损失的事实。依法律规定，取得不当利益的一方应将所获利益返还于受损的一方，双方因此形成债权债务关系，即不当得利之债，不当得利之债与侵权行为之债、无因管理之债同属法定之债，其特点在于，它既不像合同之债那样基于当事人的合意而成立，也不像侵权行为之债那样因不法行为而发生，或像无因管理之债那样因合法的事实行为而发生，而是基于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发生不当变动的法律事实（事件）而发生，且发生的法律后果都与当事人的意志无关，也就是说，要构成不当得利之债必须包括以下四个要件，一是一方获得利益，二是他方受有损失，三是一方获益和他方受损之间有因果关系，四是获益无法律上的原因。本案中，依据史文华起诉要求刘笛返还不当得利款项363250元的事实和理由即“原、被告双方于2015年签订《委托投资协议》，约定刘笛向史文华委托投资230000元，该行为名为委托投资，实为借贷。2019年12月，原告核查己方银行账户流水，发现刘笛并未将上述借款交付给史文华，而史文华自2014年4月1日起至2017年5月9日止已向刘笛账户内转入363250元”，显然史文华认为向刘笛偿还了共计363250元的法律后果是基于史文华与刘笛之间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该法律后果与史文华的意志有关，史文华认为向刘笛偿还了共计363250元的法律行为致使刘笛可能获益，具有法律上的原因，另外，依据史文华作为原告提供的证据，史文华从2014年的4月1日起至2017年的5月9日期间共向刘笛还款共计364250元（其中2016年5月16日之后史文华以银行转账方式向刘笛还款160000元），而依据刘笛作为被告提供证据，史文华于2015年5月31日收到刘笛的借款共计180000元，且在2016年5月16日刘笛的母亲郑上京与史文华对之前的交易往来进行了结算即2016年7月31日退90000元，2016年8月31日退90000元，未支付的利息不再支付，故此，史文华未能提交合法、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与刘笛形成不当得利之债的法律关系，对此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1条“没有约定利息但借款人自愿支付，或者超过约定的利率自愿支付利息或违约金，且没有损害国家、集体和第三人利益，借款人又以不当得利为由要求出借人返还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借款人要求返还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除外”的规定，史文华要求刘笛返还不当得利36325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史文华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750元，由史文华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吴国欣审判员  曹春园审判员  刘胜娟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日书记员  李姜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