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2民终304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宁波市镇海唐歌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宁波市镇海区蛟川街道东生路219号2幢D座2层。 法定代表人：吴萍，该公司经理。 上诉人（原审被告）：吴萍，女，1992年1月8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镇海区蛟川街道临江。 上述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芳，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晶晶，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宁波市鄞州邱隘琴琴制衣厂。住所地：宁波市鄞州区邱隘镇回龙村。 经营者：李彰红，男，1965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标，宁波市鄞州区诚尽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宁波市镇海唐歌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唐歌公司）、吴萍因与被上诉人宁波市鄞州邱隘琴琴制衣厂（以下简称琴琴制衣厂）加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2020）浙0212民初30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0日立案后，依法独任审理，经阅卷并询问当事人，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唐歌公司、吴萍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事实与理由：一审对加工款金额的认定错误。一审法院据以认定加工数量和金额的送货单系琴琴制衣厂恶意变造。原始的送货单上仅有“唐歌服饰、2020年1月16日、DD624B530款加工成衣、件、1134”和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唐水清”的签名，其他文字内容均系琴琴制衣厂事后添加，同时，琴琴制衣厂还将1134变造为2734。一、一审法院认定的加工数量错误。一审法院明知琴琴制衣厂修改了关键的数量联，且明显并非出于同一支笔的笔迹，合计金额与数量、单价明显与送货单货号、名称及规格、单位、签名不一致，却无视唐歌公司、吴萍提出的异议和提供的证据，未经认真审查，无视客观事实。2020年1月16日，双方因数量问题发生争吵，在110出警民警见证下双方对数量进行了清点，第一辆车数量为送货单上的1134件，唐水清在该送货单上签字，在清点第二辆车时发生争吵，并未完成清点，更遑论在送货单上确认数量和单价了，双方约定次日至邱隘派出所调解，调解中双方发生争论，对数量就2543件和2546件有过争论，但无论怎样，琴琴制衣厂提交的送货单与实际情况不符，系事后恶意变造，并对法院作出了虚假陈述，一审在发现送货单存在异议，唐歌公司、吴萍提交书面意见和录音后仍拒绝调查真相。二、一审判决认定的单价错误。1.单价由12元变为18元明显不符合逻辑。送货单上单价“18”明显由“12”变造而来，如果说双方对于清点数量存在争议存在一定合理性，但金额从12元涂改为18元明显不符合逻辑，且服装加工属于微利行业，虚增6元明显超出合理空间。2.唐歌公司与案外人的同款加工单价为10元，18元的单价明显超出成本，唐歌公司此款订单共计5400件，分三个颜色，合同价40元，包含面料价格，其中面料采购、裁剪、整烫均由唐歌公司自己完成，缝制的步骤进行了外包，其中委托琴琴制衣厂缝制的为白色和黄色款共计2543件。珊瑚红色由案外人宁波珑颖服饰有限公司完成，委托的外包价格为10元，该公司已经完成交货，唐歌公司也完成付款，而琴琴制衣厂造成单价高达18元，比同款高出8元，显然超出市场行情，而如果缝制工艺高达18元，整单货物唐歌公司将亏损，因此，18元的单价不可能是双方的合意。 琴琴制衣厂辩称：一、唐歌公司开了3辆车到琴琴制衣厂处提货，并非是一辆车，送货单有三联。二、当时实际做了3000多件内裙，加上2734件成衣，加起来做了5924件内裙，2734件成衣。三、在邱隘派出所时说的单价15元是让对方先付15元，唐歌公司与案外人的加工费与琴琴制衣厂无关。货单修改是因为数量加错了，先前的数字写的不清楚，就涂改了一遍，总金额、数量单价都是用同一只笔写出来的。 琴琴制衣厂以唐歌公司拖欠加工款为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唐歌公司支付加工款55592元；2.吴萍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琴琴制衣厂、唐歌公司存在加工合同关系。2020年年1月16日，唐歌公司工作人员唐水清到琴琴制衣厂处取已加工好的货物。琴琴制衣厂提供的送货单载明，624B530款成衣数量2734件、单价18元，加工费金额为49212元，内裙3190件、单价2元，加工费金额为6380元，合计55592元。唐水清在送货单的收货单位处签字确认。另查明：唐歌公司为一人有限公司，吴萍为唯一股东。以上事实由琴琴制衣厂提供的送货单、唐歌公司工商登记信息及琴琴制衣厂陈述等证据予以证明。 一审法院审查认为，琴琴制衣厂提供的送货单中，624B530款成衣单价、数量处虽存在涂改，琴琴制衣厂对此作出了合理说明，且该款成衣的加工费总额，并无涂改之处。唐歌公司称唐水清签字时，送货单上仅填写了624B530款成衣的数量（1134件），无其他内容，其余内容均为琴琴制衣厂事后添加，无证据证实，该院不予采信。琴琴制衣厂请求唐歌公司支付加工费55592元，该院予以支持。唐歌公司为一人有限公司，吴萍为该公司唯一股东，吴萍未向该院提供证据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其自己财产。琴琴制衣厂请求吴萍对唐歌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符合法律规定，该院予以支持。唐歌公司、吴萍经该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该院依法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6月19日作出判决：一、唐歌公司支付琴琴制衣厂加工款55592元，限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二、吴萍对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一审案件受理费1190元，减半收取595元，由唐歌公司、吴萍负担。 琴琴制衣厂未提交新的证据。唐歌公司、吴萍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以下证据：一、2019年11月28日与绍兴辰艺纺织品有限公司两份邮件内容、唐歌服饰报价表、数量确认单、情况说明、绍兴彬发纺织品有限公司发货单、唐歌公司与宁波鄞州明盈购销合同及送货单、唐歌公司与宁波珑颖服饰有限公司成衣加工合同及送货单。拟证明，唐歌公司接单货物单价为40元，数量为5400件，宁波珑颖服饰有限公司加工的部分成衣单价为10元，如果扣减面料、辅料价款及裁剪、整烫费用后,按照琴琴制衣厂18元计算，明显不符合清理。本院组织双方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琴琴制衣厂表示，上述证据系唐歌公司与案外人之间发生的关系，琴琴制衣厂未参与，对情况并不清楚。至于费用问题，唐歌公司与案外人之间的费用与琴琴制衣厂无关。本院对上述证据形式真实性予以认定，对证明目的将结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认定。 当事人二审争议事实主要是加工的数量及单价问题，本院对此认定如下，琴琴制衣厂提交的送货单存疑，不能作为定案依据。首先，该送货单涂改明显，数量、单价涂改尤其严重，从涂改前、后的内容对比看，并非是记载不清加重书写，而是进行了变更改写，但在此情况下，成衣的总金额却完整无误，显然不符合常理；其次，根据双方陈述及一审提供的录音，双方在提货时发生争议，并报警，争议即是因为数量和单价问题导致，如果唐水清对送货单上载明的内容已经确认，在此情况下双方显然不会产生争议；再次，由于双方发生争议，并进行报警，双方交货并未按照正常程序走下去，而之后唐歌公司将装货车辆拉走，导致具体货物数量、品名现已难以确定。最后，虽然不能以琴琴制衣厂提交的送货单来认定双方之间加工数量和价格，但根据双方在报警时的录音，琴琴制衣厂表示加工数量为2546件，唐歌公司称加工数量为2543件，琴琴制衣厂称价款为15元，唐歌公司称为12元一件，当时双方并没有提到内裙问题，而且根据琴琴制衣厂所述，内裙实做5924件，明显超出了合同总数。故本院认定，琴琴制衣厂实际为唐歌公司加工成衣2546件，加工单价按照每件15元计算。 本院认为，唐歌公司与琴琴制衣厂之间存在加工合同关系，双方对此均无异议。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加工的数量及单价问题。双方之间并未签订加工合同，琴琴制衣厂提交送货单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根据双方在报警时录音中对加工数量、价款的陈述，本院认定，琴琴制衣厂实际为唐歌公司加工成衣2546件，按照每件15元计算，唐歌公司实际应付琴琴制衣厂38190元。 综上，唐歌公司、吴萍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鄞州区人民法院（2020）浙0212民初3022号民事判决； 二、上诉人宁波市镇海唐歌服饰有限公司支付被上诉人宁波市鄞州邱隘琴琴制衣厂加工款38190元，限在判决送达后十日内履行完毕； 三、上诉人吴萍对上述第二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四、驳回被上诉人宁波市鄞州邱隘琴琴制衣厂其余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190元，减半收取595元，由宁波市镇海唐歌服饰有限公司、吴萍承担377.5元，由宁波市鄞州邱隘琴琴制衣厂承担217.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190元，由宁波市镇海唐歌服饰有限公司承担955元，由宁波市鄞州邱隘琴琴制衣厂承担23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杜海平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董佳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