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9民终439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林英俊，女，1973年5月1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乐陵市，现住山东省乐陵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春增，男，1968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沧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国旗，河北铭鉴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崔长河，男，1970年2月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乐陵市。 上诉人林英俊因与被上诉人王春增以及原审被告崔长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沧县人民法院（2019）冀0921民初5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3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林英俊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原判；2.请求依法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诉讼请求；3.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审对本案事实未查清，认定事实错误，法律关系定性不准确，对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审核认定不正确，缺乏全面的调查分析，显然与事实不符，判决理由均不能成立，案件认定显失公平，明显偏袒被上诉人一方。一、法律关系定性不准确。“买卖合同纠纷”之案由系被上诉人起诉时法院确定的案由，是原审法院给上诉人邮寄送达起诉状副本时送迗回证、开庭传票中及裁定书和判决书所确定的案由，上诉人仅是针对某个案进行答辩，并非是上诉人确定的案由及法律关系。原审法院认定：原告与被告崔长河系合作关系，原审法院认为：原告多次给被告崔长河供应大枣，双方的买卖合同合法有效，“供应”并非等于或必然就是买卖关系，因被上诉人始终未能提供书面买卖合同，若是口头约定是大枣买卖之法律关系，从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其买卖合同关系，原审对于认定的所谓的买卖合同关系没有从合同一般性法律规定就其合同标的数量、质量、价款、履行期限、地点、方式、违约责任等问题予以查明，仅从上诉人不知情、不认可的所谓证明材料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承担偿还责任于理不通，于法无据。二、认定被上诉人诉讼主张的金额38万元，与被上诉人原审提供证明材料与证人证言或是证明不能，或是自相矛盾。首先是从被上诉人原审申请出庭的两证人证言来看。原审判决认为：“原告申请出庭的两个证人与本案并无利害关系、证言通顺、可信度高，因此，本院对两位证人的证言予以采纳”。原审法庭调查阶段证人纪某说“我是给王春增干活的，听王春增说崔长河欠他钱，我陪王春增去过临沂要账未曾见到崔长河，去过崔长河老家也未曾见到崔长河，去过青岛未见到崔长河”。通过证人纪某以上的证言可以说明证明人纪某与被上诉人王春增的关系并非简单的雇佣关系，原审认为证人纪某与王春增无利害关系不能成立；证人纪某听被上诉人王春增说崔长河欠他钱，并非崔长河的意思表达，不能证明原审被告崔长河及上诉人林英俊欠被上诉人货款及金额问题。原审法庭调查阶段证人王某说：“我是给王春增加工货的，我不能证明崔长河欠王春增钱，我加工完货发货时王春增说让写谁的名就写谁的名，我家里还有崔长河的专版箱子”。证人王某的证言依然不能证明原审被告崔长河及上诉人林英俊欠被上诉人货款及金额问题。从原审判决书第二页最后一行至第三页第一、二、三、四、五、六、七行内容：“原告申请证人王某出庭作证，证明原告的枣在王某处加工完毕后，由王某代为发货给被告崔长河，最后一次发货时间是2018年3月21日，欠款数额大概38万元。王某称原告和配货站联系好后，车去她家里拉货，开单子，发货有回单。原告称，自己与被告崔长河的聊天记录清楚地记载了崔长河认可欠原告38万元的基本事实，同时，2018年3月28日，被告林英俊的账户给原告打款100000元”。从以上原审法院的认定来看，原审判决原审被告及上诉人偿还被上诉人货款380000元不能成立。既然认定在2018年3月21日原审被告崔长河欠被上诉人货款380000元，2018年3月原审被告通过上诉人的银行账号为被上诉人打款，按照原审法院的推断货款金额仅为280000元;况且被上诉人提供所谓的与原审被告崔长河微信聊天记录中的款项金额38万元仅仅是被上诉人单方说词。被上诉人的单方说词作为证据使用缺乏其真实性，另在被上诉人提供的所谓的与原审被告崔长河的聊天记录中被上诉人自称：头两天去找你又花了两千多，这钱你也得出，加一起就三十八万了”，由此也印证了被上诉人主张的380000元不能成立。三、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判令上诉人承担连带偿还责任没有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依据2018年3月28日原审被告崔长河使用上诉人的账户为被上诉人转款100000元，认定上诉人与原审被告崔长河系合伙关系移花接木，不能证明原审被告与上诉人系合伙经营。同样被上诉人提供所谓的崔尔庄物流证明内容来源没有事实根据，另从被上诉人提供的四份发货单均不能体现上诉人系收货人，且四份发货单没有托运人、承运人、经办人的签字、印章等，其中一张发货单除了以上情况外就连发货时间及签收人都没有，且所谓的崔尔庄临沂物流出具证明与发货单之间也是相互矛盾。且在原审庭审期间被上诉人自认2018年12月中旬以前从未见过上诉人、也不认识上诉人。假设原审被告与上诉人存在合伙经营关系，也不能等同原审认定原审被告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不能承担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中的权利与义务；基于原审被告崔长河没能到庭、且2018年7月11日其离婚协议没有与上诉人之间存在夫妻共同债务，而非存在夫妻共同债务未分割的问题，结合本案上诉人提供的其它证明材料，认定被上诉人主张380000元款项的夫妻之债替代所谓的合同之债，于理不通，于法无据，其原审简单机械将缺乏真实性、客观性、关联性的单一材料组成所谓的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链，缺乏证明效力，由此判令上诉人承担连带偿还责任是错误的。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真相，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王春增辩称，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裁判结果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属于滥用上诉权利拖延诉讼的表现，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崔长河未陈述意见。 王春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给付原告货款380000元，并自2018年9月29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罚息利率的1.5倍计算利息至货款本息全部履行完毕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与被告崔长河系合作关系，2017年开始原告为被告崔长河供应新疆大枣。二被告原系夫妻关系，2018年7月11日二被告协议离婚。2018年3月28日，被告林英俊的账户给原告打款100000元。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为被告崔长河对原告欠款的数额及所欠债务是否属于二被告的夫妻共同债务。原告称二被告是合伙做生意，欠原告的欠款是在二被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产生并用于家庭生活支出的，故二被告应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原告申请证人纪某出庭作证，证明原告给被告崔长河供应红枣，大量供货时间为2017年11月份到2018年2、3月份，在2018年2、3月份的时候，原告曾带证人纪某去山东临沂找被告崔长河要账，但都没见过被告崔长河。2018年6、7月份时，证人听原告说被告欠原告货款38万多。原告申请证人王某出庭作证，证明原告的枣在王某处加工完毕后，由王某代为发货给被告崔长河，最后一次发货时间是2018年3月21日，欠款数额大概38万元。王某称原告和配货站联系好以后，车去她家里拉货，开单子，发货有回单。原告称，自己与被告崔长河的微信聊天记录清楚的记载了被告崔长河认可欠原告货款38万元的基本事实，同时，2018年3月28日，被告林英俊的账户给原告打款100000元，证明了二被告共同合伙做大枣生意，二被告在2018年7月11日离婚，而原告主张的债务是在二被告离婚之前，二被告应承担连带责任。原告向法庭提交送货单7份、沧县崔尔庄临沂物流公司出具的证明一份、原告与被告崔长河的微信聊天记录一份、崔长河的身份证复印件一份、银行转账记录一份。被告质证称，证人纪某称听说欠款的时间为2018年7月份左右，那时二被告已经离婚，证人纪某的证人证言不能证明二被告的欠款事实，也不能证明二被告系共同经营。证人王某的证言不能证明原告的货发给了谁，需要证据证明系崔长河收货，且证言说发给了崔长河，并没有说发给林英俊，证明不了二被告系共同经营；原告提交的发货单没有被告签字，证明不了被告收到发货单所显示的相关货物，也证明不了被告欠款的事实；沧县临沂物流出具的证明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用蓝色圆珠笔书写，不具有证明效力；微信截图是在2018年9月14日到12月4日，是在二被告离婚后产生的，且聊天记录证明不了微信是崔长河的微信，上面也没说是货款还是借的款；2018年3月28日二被告早已分居，被告崔长河掌握着被告林英俊的银行卡以及相关手机号等，现实生活中很多夫妻一方都对另一方的银行卡、手机号进行相关业务等等，林英俊根本不知道这100000元是什么钱，仅通过一次转账，证明不了钱的用途，也不能证明二被告系共同经营关系。被告提交业务凭证一份、离婚证一份、离婚协议一份。 以上事实，另有原、被告的当庭陈述在卷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多次给被告崔长河供应大枣，双方的买卖合同合法有效，原告履行了供货义务，被告应如约支付原告货款，双方已经形成合同之债。原告申请出庭的两个证人与本案并无利害关系，证言通顺，可信度高，因此，一审法院对两位证人的证人证言予以采纳。两位证人的证言可以证明原告的大枣确实发给了被告崔长河，且于2018年3月份最后一次发货，之后，原告开始向被告崔长河催账，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证实被告崔长河欠原告货款38万元，原告提交的送货单、微信聊天记录、及两个证人的证人证言相互印证，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条，能够证实被告欠原告货款38万元的基本事实，因此，被告崔长河应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早日偿还货款380000元。2018年3月28日，林英俊账户向原告账户打款100000元，应认定为被告林英俊参与了被告崔长河的红枣经营，被告林英俊辩称崔长河掌握着自己的卡和手机号码，自己对该笔转账并不知情。一审法院认为，林英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自己的银行卡和手机号码应掌握在自己手中，其辩称对该笔转账不知情但并未提供有关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因此，一审法院对被告林英俊的此项辩解不予采纳。庭审中，被告林英俊提交了离婚协议证明原告所诉债务与自己无关，但该协议书只是针对林英俊与崔长河的共同财产进行了分割，并未提到共同债务的分配，并不能证实被告的辩解。综上，被告崔长河直至2018年3月份共欠原告货款38万元，2018年3月28日，被告林英俊账户向原告账户打款100000元，证实被告林英俊参与了被告崔长河的红枣经营，2018年7月11日，二被告离婚，原告所诉货款发生在二被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原告所诉货款属于二被告的夫妻共同债务，二被告对此应承担连带责任。被告未即时结清货款，理应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原告所要求的利息，实际上就是逾期付款损失，故一审法院对原告所要求的利息损失，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并确定利率标准为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的1.5倍，起算时间为2018年9月29日。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崔长河、林英俊共同偿还原告货款380000元，待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二、二被告支付原告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为：以380000元为基数，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的1.5倍为标准，自2018年9月29日起直至清偿之日止。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000元，保全费2520元，由被告崔长河、林英俊共同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林英俊提交如下证据：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一份，用以证明在市场经营是崔长河个人经营，林英俊不参与经营；照片4张，用以证明林英俊离婚后五个多月才见过王春增，之前从未见过；提交消费票据若干张，用以证明从2017年7月到2018年1月林英俊一直在乐陵生活消费。王春增质证称，对林英俊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一审法院经过审查王春增提交的相关证据并结合案件事实，认定崔长河拖欠王春增货款38万元，并无不妥。一审判决后，崔长河未提起上诉。林英俊虽对案涉债务不认可，但未提交有效证据否定案涉债务的存在。2018年7月11日崔长河与崔长河离婚。案涉债务发生于崔长河、林英俊夫妻关系存续期间。2018年3月28日，即崔长河与林英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从林英俊账户向王春增账户转款100000元，应认定案涉债务用于崔长河、林英俊共同生产经营。案涉债务应为崔长河、林英俊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一审法院判决由崔长河、林英俊共同承担案涉债务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林英俊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000元，由上诉人林英俊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卫东 审判员  胡希荣 审判员  王兰英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李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