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新01民终243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马福贵，男，1973年3月10日出生，回族，无固定职业，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米东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靳仁，男，1962年12月3日出生，汉族，新疆美洲鸵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法务部主任，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子方，新疆四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马福贵因与被上诉人靳仁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2020）新0102民初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9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马福贵、被上诉人靳仁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子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马福贵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马福贵一审的诉讼请求，不服标的120,000元。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古牧地镇太平渠村村民委员会只出具过一份靳仁作为我的代理人参与诉讼的证明。我后续诉讼案件的庭审中靳仁使用的公函，均系其伪造。靳仁以律师身份与我洽谈代理事务，实际以公民代理参与庭审，向我隐瞒非律师身份。按照法律规定，公民代理不应收取代理费，故已收取的代理费应返还。二、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作出裁判，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我的上诉请求。靳仁辩称，一、马福贵与我之间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委托合同关系，双方之间的委托合同并未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委托合同有效。我按照委托合同的约定完成了代理义务。二、我代理马福贵案件的法律文书中均显示我是以公民身份代理，并不存在隐瞒、伪造公民身份代理的情形。故不应返还代理费。马福贵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靳仁返还代理费120,000元；2、本案诉讼费、邮寄送达费由靳仁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6月15日（16日），靳仁向马福贵出具《收条》一份，载明收到代理费100,000元，用于支付郭成荣诉马福贵、王治国一案的一审、二审费用（包括王治国的代理费），以及马福贵诉郭成荣一案的一审、二审费用。2016年12月19日，靳仁又向马福贵出具《收条》一份，载明收到马福贵劳务费20,000元。2016年9月16日，马福贵向靳仁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靳仁在马福贵与郭成荣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作为委托代理人参与诉讼。2017年2月16日，马福贵向靳仁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靳仁在马福贵与郭成荣返还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中作为委托代理人参与诉讼。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古牧地镇太平渠村村民委员会先后两次出具了靳仁作为马福贵的代理人参与诉讼的证明。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法院（2016）新0109民初3013号马福贵与郭成荣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的一审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法院（2016）新0109民初2405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新01民终3497号郭成荣与马福贵、王治国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的一审和二审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新01民终2201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8）新民申7号郭成荣与马福贵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的二审和再审中，马福贵均委托靳仁作为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参与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马福贵与靳仁之间的委托合同是否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二、马福贵要求靳仁返还代理费120,000元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对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即马福贵与靳仁之间的委托合同是否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的问题。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本案中，马福贵与靳仁虽未签订正式的委托代理合同，但双方提交的证据可证实，马福贵委托靳仁作为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参与了多起诉讼案件，庭审中，马福贵、靳仁对此亦无异议，故双方之间形成了委托合同法律关系。马福贵主张，靳仁系公民代理，没有收费依据，双方之间的委托合同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靳仁认为，其接受马福贵委托，以公民代理的身份参与诉讼，未违反法律规定，双方之间的合同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但是该强制性规定不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人民法院不能直接援引部门规章来认定合同无效，且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行政法规中的强制性规定”应当是效力性强制性规定。200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十三条规定：“没有取得律师执业证书的人员，不得以律师名义从事法律服务业务；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从事诉讼代理或者辩护业务。”已经删除了1997年律师法第十四条中的“不得为牟取经济利益从事诉讼代理或者辩护业务”规定。另外，《司法部关于公民个人未经批准不得从事有偿法律服务问题的批复》（司发函〔1993〕340号）及《司法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法律服务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司发通〔1992〕062号）不属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且均已废止。本案中，马福贵与靳仁之间的委托合同不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的情形。故对马福贵主张合同无效的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对靳仁认为合同有效意见予以采纳。二、对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即马福贵要求靳仁返还代理费120,000元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的问题。根据在案证据，靳仁先后两次从马福贵处收取款项共计120,000元，并出具了收条两份。其中，落款日期为2016年6月15日（16日）、落款人为靳仁的收条载明：收到马福贵付代理费100,000元整，用于支付郭成荣诉马福贵、王治国案的一审、二审（如有二审包括在内）在内及马福贵诉郭成荣返还100,000元及利息案件的诉讼（一审、二审，如有二审包括在内）执行程序。该款包括马福贵及王治国两人的代理费，不出具发票。该收条下方马福贵签字表示“收到该收条同意”。由此可见，双方对马福贵委托靳仁作为诉讼代理人参与两起案件的一审、二审程序达成了合意。2016年12月19日，靳仁又向马福贵出具收条一份，载明：收到劳务费20,000元。双方在庭审中均认可，靳仁接受马福贵与委托后，在与马福贵有关的多起案件中均作为马福贵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参与诉讼。马福贵提出，靳仁未参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法院审理的（2016）新0109民初3013号民事案件的调解。经审查，该民事调解书上载明靳仁系马福贵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作为委托诉讼代理人，其参与诉讼的行为应不限于参加调解，且双方亦未将参加调解作为支付酬劳的依据。故对马福贵所持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综合全案可看出，靳仁接受马福贵委托后，作为马福贵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参与了多起案件的诉讼活动，应认定靳仁完成了委托事项，且马福贵向靳仁支付酬劳的行为亦能予以印证。马福贵主张，靳仁欺骗马福贵称自己是律师，但事后马福贵得知靳仁并非律师或法律工作者，故靳仁没有收取相关费用的权利。靳仁称，其并未欺骗马福贵，一直是以公民代理的身份参与诉讼，收费是双方约定好的。对于双方所持不同意见本院综合论述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双方并未签订正式的委托代理合同，在双方提交的证据中，不能反映出靳仁是以律师或法律工作者的身份接受马福贵委托参与诉讼。而从法院的多份裁判文书中可看出，靳仁是以公民代理的身份参与诉讼，并未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因马福贵未能举证证明靳仁隐瞒非律师或法律工作者的身份接受委托，亦未举证证明靳仁未按照双方之间的约定完成委托事项，故对马福贵要求靳仁返还代理费120,000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靳仁所持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予以采纳。一审法院判决：驳回马福贵要求靳仁返还代理费120,00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马福贵提交：2016年6月19日的社区《证明》，用以证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古牧地镇太平渠村村民委员会总共出具了两份靳仁作为马福贵的代理人参与诉讼的证明，但该份《证明》不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古牧地镇太平渠村委会开具。靳仁自称是律师，却以公民代理的身份代理马福贵的案件，公民代理收费违反法律规定，故应予返还。靳仁质证认为，我依据该《证明》完成了马福贵（2018）新民申7号案件的代理，故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认可。本院认定：该份证据系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8）新民申7号郭成荣与马福贵离婚后财产纠纷案件中调取，虽然马福贵对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但是庭审中对靳仁在（2018）新民申7号作为其代理人无异议，且靳仁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故本院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马福贵在本案中主张的代理费明确约定为一、二审诉讼程序，并不包括申诉程序，故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关联性不予确认。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为靳仁以公民身份代理马福贵的案件收取代理费是否应当返还。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十三条：“没有取得律师执业证书的人员，不得以律师名义从事法律服务业务；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从事诉讼代理或者辩护业务。”马福贵主张靳仁隐瞒非律师身份，以公民身份代理诉讼，但靳仁代理的马福贵案件的裁判文书中显示靳仁均是公民代理，而非律师，且马福贵未能提交证据证明靳仁是以律师身份接受马福贵委托参与诉讼。其次，马福贵给靳仁出具授权委托书，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双方达成合意应受合同法的调整。按照《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的规定：“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故靳仁以公民代理的身份参与多起诉讼，马福贵亦未举证证明靳仁未按照双方之间的约定完成委托事项，马福贵应支付相应的报酬。本案中，马福贵对自己主张的事实未能提交有效证据证明，一审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裁判适用法律正确。故一审驳回马福贵要求靳仁返还代理费120,000元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马福贵主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古牧地镇太平渠村村民委员会只出具过一份靳仁作为马福贵的代理人参与诉讼的证明，其后续案件的庭审中靳仁使用的公函，均系其伪造。但在二审庭审中，马福贵又认可2016年6月16日与2016年12月16日的社区证明是其本人前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古牧地镇太平渠村委会开具，靳仁作为其代理人多次参与诉讼，马福贵前后意见不一致，与事实不符，故对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马福贵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700元（马福贵已预交），由马福贵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惠君审  判  员   蒋 欣审  判  员   王奕丁二 〇 二 〇 年 九 月 二 十 八 日书  记  员   杨文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