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639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市增城韩淑盈制衣厂，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久裕村裕丰路1号C2档。责任人：贺东华。委托诉讼代理人：郑鹏辉，广东国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大刚，男，1977年12月6日出生，住河南省新野县，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小雪，女，1985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安阳市内黄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升，广东百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书亮，女，1988年9月22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安阳市内黄县。上诉人广州市增城韩淑盈制衣厂（以下简称“韩淑盈制衣厂”）因与被上诉人张小雪、被上诉人李书亮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8民初52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韩淑盈制衣厂向本院上诉请求：1.撤销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8民初5267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张小雪、李书亮支付韩淑盈制衣厂的货款338525元，逾期利息应按照年利率6%从2019年4月4日开始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现暂计计算至2019年6月4日为：338525*6%/12*2=3385元；2.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张小雪、李书亮承担。事实和理由：1.对于张小雪主张的退货问题，就事实来说，韩淑盈制衣厂收到的退货就是2019年4月5日向张小雪所送的6包和2019年4月6日送货的5包（该货物韩淑盈制衣厂尚没有开具送货单）；该批货物因为没有张小雪签收而退货；收到退货后韩淑盈制衣厂已经在4月7日给张小雪发微信确认。依据双方的交易过程和交易习惯，双方发货退货都是通过微信确认的。而张小雪说4月3日和4月4日退货，却没有发任何信息反馈给韩淑盈制衣厂，不符合双方的交易习惯。对于徐某的通话录音，应予排除，录音中关于退货数量的表述并不是徐某所说，是在张小雪的引导下确认存在退货，为查明本案关键事实，可传唤证人徐某到庭说明情况。2.对于应付款的金额问题，原审法院认定未付款部分按照单价25.5元/件进行计算缺乏依据。韩淑盈制衣厂在交易过程中，多次与张小雪沟通，若存在质量问题可要求退货，但其未要求退货，仅在未付款数额太大的时候以质量存在问题要求降低单价。虽双方存在协商，但是最终未达成同意降低单价处理的口头或书面协议。货物成本价已达到32元/件，韩淑盈制衣厂不可能以如此低的折价给张小雪处理。张小雪一直未退货但在所有货物卖完的情况下反过来要求降低单价，是其为不付货款找的借口。原审中张小雪出具了一张便条主张双方协商一致按照25.5元/件结算，但该便条是两部分的，韩淑盈制衣厂原本是与张小雪就剩余的货物进行清单，签字确定的是右边的数量统计部分，而左边价格协商部分，在签字之后形成的，是张小雪自行添加的，从该证据的字迹上明显可以看出，左右两边的内容并非出自同一人书写，不能作为本案事实认定的依据。3.李书亮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因交易过程中，部分货款是李书亮的支付宝账户支付的，张小雪、李书亮举证的《淘宝网店铺借用协议》并不能完全反应该账户实际使用人就是张小雪，且张小雪在交易过程中明确其存在合伙人。被上诉人张小雪辩称，1.原审认定事实清楚，物流人员徐某的证词可以证明退货事由，价格变更有事实依据。2.我方认可李书亮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原审被告李书亮述称，李书亮与张小雪并非合伙关系，仅是淘宝网店铺借用关系，与韩淑盈制衣厂未存在买卖协议。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韩淑盈制衣厂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张小雪、李书亮向韩淑盈制衣厂支付货款338525元及逾期利息（按年利率6%从2019年4月4日起计至清偿之日止，暂计至2019年6月4日为3385元）共34191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张小雪、李书亮承担。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韩淑盈制衣厂持有收货单位为“张小姐”的《送货单》二十九份及收货人为“张小姐”的广鑫物流托运单若干份，主张与张小雪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请求张小雪清偿货款338525元及逾期利息，并由李书亮承担共同清偿责任。依照上述《送货单》记载的收货地址为十三行打石街30号309，制单人为程大刚，交易期间从2019年3月3日至4月4日，内容主要分别记载每次送货的日期、品名规格、单价、数量和合计金额等具体事项，并对期间产生的相应货款和已付款进行累计及扣减，其中截止2019年4月1日累计货款283302.5元、4月3日累计货款322707.5元、4月4日累计货款355545元-17020元=338525元送货单。而物流托运单则主要记载托运时间、收货人地址、托运价格等事项，并无有关相对人签收等情况反馈。根据韩淑盈制衣厂提交物流人员徐某及相关制衣加工人员的书面证言及身份证复印件，显示由徐某在2018年12月至2019年4月，负责对广州市增城韩淑盈制衣厂向和平东路鸡栏街15号及十三行打石街30号309的批次发货进行亲自送货；以及相关加工业人员在2018年12月至2019年4月期间曾承接广州市增城韩淑盈制衣厂外包的成衣生产业务等情况。依照双方提交的张小雪与案外人程大刚的微信通讯记录打印件，显示双方自2018年12月份开始联系交易沟通，程大刚自报档口地址为“新塘镇久裕大道二街C2档”，并在涉案发货后将有关送货单进行传送，其中于2019年4月5日上传4月4日送货单，称：“张小姐，昨晚发了五个包，你忙完了看一下洗水颜色，是我前天拿了最早的大货对比的”；2019年4月6日再上传日期为4月5日送货单一张，称：“6个包”，2019年4月7日称：“张小姐，包怎么退回来了；我这里真的放不下了”。张小雪：“昨天铁希军不是跟你说了吗，颜色差别太大；你今天几点过来，我没在十三行那边，你过来我叫铁军过去十三行那边”。又依照张小雪提供的《淘宝网店铺借用协议》一份，当中是以张小雪为乙方（承借方）、李书亮为甲方（出借方），记载本协议由甲方与乙方就淘宝网店铺借用事宜，经友好协商达成如下协议；主要约定甲方将其创立名称为子悦家、ID为李书亮922、支付宝账号为920×××＠ｑｑ.ｃｏｍ的淘宝网店无偿借用给乙方，期限为2015年2月7日至2025年2月7日，乙方在承借期间全权承担此淘宝网店铺管理、民事及刑事等一切风险，甲方不承担任何因淘宝经营而产生的一切法律风险。落款日期为2015年2月7日。根据张小雪提交的《张小雪与程大刚协商（2019年4月11日）录音》光盘、在场人张桂生、铁希军书面证言以及剩货价款确认凭条等各一份，其中录音反映因涉案交易货物存在严重色差等质量问题而由双方现场进行协商处理；并由张桂生、铁希军分别作出书面陈词均予确认其与张小雪于2019年4月11日与程大刚就存有质量问题的衣服价格协商，后确认价格为25.5元/件的情况；以及由张小雪、张桂生和程大刚签字确认的书面凭条，内容记载为：自3月13日以来剩货，发出的货全部按25.5元/件，3月13日发来24259件+925件=25184件，转给工厂72万元（15184件），并列明剩余10110件的清点数量等。对此，韩淑盈制衣厂对录音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确认单价为25.5元/件的事实不予认可，主张当时程大刚只是对清点存货数量的签字确认，在签名时并未记载有单价25.5元的内容，且若双方是对大额变更进行确认也不会以便签纸的形式制作。依照张小雪出示的《张小雪与徐某通话录音》光盘，反映物流人员徐某向张小雪承认曾在2019年4月5日早上退回邮件6包及5包共11包给发货方的情况。对此，张小雪主张是退回4月3日、4日两次的邮件货物；而韩淑盈制衣厂则不予认可，主张按双方微信反映是仅退回4月5日的货物邮包。根据张小雪补充提交的《仓库到货数量、金额明细》及支付宝转账电子回单、二维码付款记录等，显示经张小雪自行统计从2019年3月3日至4月4日收到货物合计29795件，其中扣除4月3日、4日退货并从3月13日起按单价25.5元/件计算，计得金额为759392.5元。以及通过张小雪及李书亮名下支付宝账户，从2019年3月5日至3月31日向程大刚及韩淑盈制衣厂付款合共72万元。韩淑盈制衣厂的商事类型为个体工商户，组成形式为个人经营，经营者为贺东华；贺东华与案外人程大刚为夫妻关系。2019年7月17日，韩淑盈制衣厂向原审法院申请财产保全并提供担保，经原审法院审查并作出（2019）粤0118民初526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冻结被申请人张小雪、李书亮的银行存款341910元或查封、扣押其等值财产。为此，韩淑盈制衣厂预交保全费2229.55元。原审诉讼中，韩淑盈制衣厂述称涉案与张小雪、李书亮交易是由其经营者的丈夫及职员程大刚进行业务联系负责，实际交易人为韩淑盈制衣厂；承认涉案向张小雪、李书亮供应的成衣货物确存在部分质量次品，也曾前往进行协商处理，但对张小雪主张自3月13日以来的货物单价按25.5元/件计算不予认可，应按交易单价35.5元/件计算；对张小雪所称的退货实际是4月5日送货单的6包货物因张小雪未签收而退货，至于4月3日、4日货物的退回并未在微信通讯记录中反映，故不真实；主张涉案利息从最后一次送货即4月4日起计算；认为李书亮与张小雪是合伙经营淘宝网店铺，且涉案货款也曾由李书亮的支付宝账户支付，应对涉案货款承担共同清偿责任。而张小雪则承认2019年4月3日前的送货单货物均收到，但抗辩4月3日、4日送货单的货物是已退回，且自3月13日之后的供货均存在质量问题，经4月7日及11日两次与程大刚协商并在11日当日双方签订了单价按25.5元/件计算的书面凭据；对韩淑盈制衣厂主张的利息不认可，因双方并未约定付款时间，即使计算利息也应从判决确定支付之日起计算。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及争议焦点，首先对涉案韩淑盈制衣厂的主体适格问题。张小雪抗辩从涉案送货单、微信聊天及支付宝付款对象均为案外人程大刚，且根本不知道韩淑盈制衣厂的存在，故韩淑盈制衣厂不是适格主体；对此，依照涉案送货单中程大刚是以“制单”的身份签名，微信通讯中程大刚所报称的档口地址与韩淑盈制衣厂登记的档口编号相符，支付宝付款记录中也存在以“韩淑制衣厂（*大刚）”为收款方等情况；并结合涉案发货物流人员“徐某”作出的书面证言中承认对韩淑盈制衣厂所发出的货物由其负责运送的情形，以及韩淑盈制衣厂经营者与程大刚为夫妻关系等事实，可相互印证韩淑盈制衣厂主张程大刚实质代表其进行业务联系的事实存在；则对本案实际交易人为韩淑盈制衣厂，原审法院予以认定。对张小雪的该项抗辩意见，原审法院不予采纳。其次，对涉案交易货物数量及金额问题。对数量问题；庭审中张小雪承认2019年4月3日之前送货单的货物均收到，但抗辩对4月3日及4月4日送货单的货物已退回，不应再计算货款，并提供了其与物流人员“徐某”的通话录音予以佐证。对此，虽然韩淑盈制衣厂对该份录音不予认可，但该通话对方“徐某”与韩淑盈制衣厂提交证人证言中的物流人员一致，且该“徐某”为涉案货物往来的发送负责人，所作出的陈述具有可信性；依照录音中反映“徐某”承认在4月5日早上负责退回共11包邮件给发货方，但并未清晰说明所退包裹的编号或对应的邮寄日期，而根据双方的微信通讯中程大刚先后于2019年4月4日、5日及6日，分别向张小雪发送上传了日期为2019年4月3日、4日及5日的送货单三份，并补充说明日期为4月4日送货单为昨晚发的5个包，日期为4月5日送货单为6个包，于4月7日称“张小姐，包怎么退回来了”等情况；据此，对涉案货款所退包裹为对应4月4日及5日送货单的货物，原审法院予以认定。则双方实际交易的货物数量不包括4月4日送货单中的货物，故对韩淑盈制衣厂请求张小雪支付2019年4月4日送货单的货款，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金额问题。张小雪主张从3月13日起对收到的货物应按25.5元/件计算，并提供了《张小雪与程大刚协商（2019年4月11日）录音》光盘及剩货价款确认凭条等予以佐证；而韩淑盈制衣厂对双方曾因服装质量问题进行现场协商的事实及凭条中程大刚签名的真实性均予认可，但主张协商未果且签名时凭条中无单价25.5元/件的内容，故该部分货款应按35.5元/件计算。对此，鉴于韩淑盈制衣厂承认部分货物确存在质量问题，则对存有质量问题的货物仍然按原价格35.5元/件计算显然欠妥；现张小雪主张经双方协商达成按单价25.5元/件，符合因质量问题作出价款下浮的一般交易惯例，且韩淑盈制衣厂既认可程大刚作为代表的签字真实，也未能举证证明存在受胁迫或单价内容为捏造、恶意添加的情形，故对张小雪主张双方存在协议单价为25.5元/件的事实，原审法院予以采信。又因双方是在停止交易后针对剩余货物的质量问题进行价款协议，而截止当日张小雪已支付涉案货款72万元，按照前债先偿的债务清偿惯例，该部分付款应对产生在前的货款作出清偿；结合双方微信记录中的送货单记载的货款金额，即该付款已清偿至2019年3月24日货款并余29852元；虽然张小雪持有的确认凭条中记载“发出的货全部按25.5元/件”，但对已履行价款支付的部分货物再协商变更按单价25.5元/件计算，显然与一般交易常理不符，应以未付款部分货物为限进行理解较为合理；故对张小雪主张双方协商从3月13日以来全部按协议下浮单价计算的意见，原审法院不予采纳。而根据送货单记载从2019年3月24日（余29852元）至4月3日的货款合计305687元，则张小雪仍需支付货款为219578元（305687元÷35.5元*25.5元）。对韩淑盈制衣厂请求的超过部分，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涉案货款逾期付款利息问题。鉴于涉案交易中双方并未约定明确的付款日期，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据此，韩淑盈制衣厂起诉请求涉案货款逾期利息从2019年4月4日起计算至付清款日止，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又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故韩淑盈制衣厂请求逾期利息按年利率6%计算，未违反上述规定，原审法院亦予照准。对于李书亮的承责问题。虽然涉案部分货款曾由李书亮名下支付宝账户进行支付，但货款支付人并不能等同为交易人，且张小雪、李书亮提交了《淘宝网店铺借用协议》显示李书亮名下支付宝账户实际使用人为张小雪的情况；故韩淑盈制衣厂仅凭李书亮名下支付宝账户作出过付款为由而主张李书亮为合伙人并承担涉案货款清偿责任，理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李书亮经原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原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为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张小雪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广州市增城韩淑盈制衣厂支付货款219578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未付货款金额为基数，自2019年4月4日起按年利率6%计至付清款日止）；二、驳回广州市增城韩淑盈制衣厂的其他诉讼请求。原审案件受理费6428元、保全费2229.55元，合计8657.55元，由张小雪负担5616元，广州市增城韩淑盈制衣厂负担3041.55元。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另查明，张小雪向原审法院提供的剩货价款确认凭条为一张圆通快递的快递单，分为左右两联，右联记载了剩余货物数量统计并有程大刚字样的签名，左联记载着货物按25.5元/件等字样并有张小雪字样和张桂生字样的签名。本院认为，综合双方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是对涉案货物数量及应付货款的确定问题。关于涉案货物数量及金额的确定问题。首先关于涉案货物数量的确定问题，关键在于被上诉人张小雪主张的2019年4月3日和4月4日的退货是否能被认定的问题。本院认为，当事人双方的主要交易信息包括发货数量、支付货款及退货等是通过微信进行的，而涉案上述两次退货双方均没有微信交流记录，不符合双方的交易习惯。对于被上诉人张小雪在原审提供的其主张其与案外人徐某的电话录音，上诉人不予认可，案外人徐某亦没有出庭作证，该电话录音的内容依法不应采信，即便张小雪确实将货物交于徐某退货，按交易惯例，张小雪完全可以通过微信向上诉人请求确认，故在双方未有相关微信交流和上诉人不予认可的情况下，张小雪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原审的相关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上述两单货物应计入涉案货物的数量。其次，关于应付货款的确定问题，主要就是单价的认定问题。本院认为，涉案相关证据表明当事人双方确就货物单价问题进行过协商，但对于对于调低单价是否达成一致，双方各执一词，张小雪向原审法院提供的剩货价款确认凭条成为认定应付货款的关键，在该凭条上程大刚的签名与张小雪、张桂生的签名分别在不同的右左联，不符合交易双方共同确认之后签名的形式外观，故有张小雪、张桂生的签名的左联内容，不能认定是与上诉人协商确认的结果，被上诉人张小雪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相关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原审认定相关事实有误，本院予以纠正，货款的计算应按上诉人主张的惯常交易单价。因此，韩淑盈制衣厂认为张小雪应向其支付货款338525元及逾期付款利息的主张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关于李书亮是否应承担支付涉案货款责任的问题，原审法院已作出分析论述，合理合法，本院予以认同，不再赘述。综上所述，广州市增城韩淑盈制衣厂的上诉请求大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8民初5267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张小雪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上诉人广州市增城韩淑盈制衣厂支付货款338525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未付货款金额为基数，自2019年4月4日起按年利率6%计至付清款日止）；三、驳回上诉人广州市增城韩淑盈制衣厂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原审案件受理费6428元、保全费2229.5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679元，均由被上诉人张小雪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韩 方审判员 丁阳开审判员 林旭群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吴煜伦书记员周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