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153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崔某1，男，1986年5月1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东城区。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女，1960年10月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东城区。崔某1、王某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殿涛，山东兰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崔某2，女，1955年6月1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艳红，北京京翔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崔某3，女，1956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崔某4，女，1960年5月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崔某5，男，1964年2月29日出生，汉族，天津永清博大建设有限公司职员，住北京市大兴区。上诉人崔某1、王某因与被上诉人崔某2、崔某3、崔某4、崔某5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1民初127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崔某1、王某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依法分担。事实和理由：1.崔某5、崔某4提交的代书遗嘱，无论从形式、内容、形成过程以及崔某6行为能力的认定上均属无效，一审法院认定该遗嘱有效属事实认定错误。崔某4、崔某5提交的遗嘱中代书人并非遗嘱落款见证人之一，不符合继承法关于代书遗嘱的形式要求，应为无效。崔某5、崔某4把持崔某6，拒绝其他继承人探望，并向其他继承人及法院隐瞒崔某6已死亡事实，且视频资料显示，崔某6陈述有与事实不符情况，代书人通过诱导性语言形成所谓代书遗嘱，可知该遗嘱非崔某6真实意思表示，应为无效。2.崔某6已向崔某1完成赠与行为，赠与所涉款项不能再作为崔某6的财产列入遗嘱范围，一审法院否认已完成的赠与行为的效力属事实认定错误。崔某6已将59万及售房款赠与崔某1，并完成交付，赠与行为已完成，赠与所涉款项不能再作为崔某6财产列入所谓代书遗嘱，所涉遗嘱条款应属无效。3.本案继承的褚某2遗产包括登记在崔某6名下的银行存款以及房产，该存款及房产均由崔某6作出相应的处分，而崔某1接受崔某6赠与系二人之间的赠与关系，与本案无关，该赠与行为涉及的法律关系、财产数额、范围及当事人与继承案件均不相同，如存在纠纷应另案处理。崔某2、崔某3辩称，我方虽未上诉，但对一审法院认定的遗嘱我们不认可，对卖房款15万元尾款，我们要求分割。崔某4、崔某5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崔某1、王某的上诉请求及理由。崔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我继承褚某2和崔某6的银行存款和售房款共计768万元；2.诉费由法院判决。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崔某6和储某某系夫妻关系，二人生育子女五人，即崔某2、崔某3、崔某7、崔某4、崔某5。崔某7与王某生育一子崔某1，褚某2于2010年7月12日去世，崔某7于2017年12月去世，崔某6于2019年5月25日去世。一审期间，双方提交了派出所证明信、死亡证明、户口本，证明褚某2、崔某6、崔某7去世及亲属关系，双方均予认可，法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双方发表了如下诉辩和质证意见：1．崔某2提交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文件合订本，证明东城区广渠门内大街某号4号楼4层5单元某室房屋（以下简称某室房屋）为褚某2、崔某6夫妻共同财产，另证明售房款为600万元。崔某2主张因户口未迁出，尚有15万元买房人现未支付，应作为债权按法定继承。王某、崔某1认为售房款崔某6已赠与崔某1，故15万元应转化为崔某1的个人债权，不同意他人继承分割。崔某3、崔某4、崔某5主张15万元听由法院判决。2．崔某2提交崔某6中国银行账户明细及判决书，证明褚某2去世时夫妻有共同存款168万元，崔某2主张其中59万元在2013年转到崔某1名下，剩余109万元除用于崔某6正常生活支出2万元左右，其余1071468.59元转给崔某2，但后来崔某6起诉并经法院判决崔某2返还。崔某2另提交银行明细证明585万元售房款汇入崔某6账户后，又转到崔某1和其妻子名下。现因崔某6死亡，崔某6起诉期应付款项应在本案中抵扣。王某、崔某1认为59万元转给了崔某1，即是对崔某1的赠与，585万元也是赠与。崔某3、崔某4、崔某5对崔某2证据均表示认可，对王某、崔某1赠与之说均不认可。3．王某、崔某1提交《遗赠书》，书中记载：“本人崔某6自己原将北京市东城区广汇门内大街某号楼5单元某号＊房产全部全交孙子崔某1负责400016号崔某620178月2月份”，落款处周某某、王某签名。王某、崔某1另提交周某某、王某询问崔某6的视频光盘，就此，王某、崔某1主张崔某6明确表示将上述房屋赠予崔某1，《遗赠书》上有周某某、王某两个见证人签字，后崔某6将房产卖掉并将钱给了崔某1，因此赠与行为已经完成。崔某2对《遗赠书》真实性不认可，认为视频中是他人发问引导崔某6而形成的《遗赠书》，并非崔某6自述形成，且书面形式表示为遗赠书，而视频中显示是赠与，法律关系不相符，房屋系夫妻共同财产，崔某6对该房屋并无处分权，崔某1亦不构成善意取得，赠与应为无效。崔某5认为遗赠书上只是记载崔某1负责，并没说过卖房。崔某4认为遗赠书上并未体现崔某6让崔某1卖房。崔某3表示由法院认定。4．崔某4、崔某5提交代书遗嘱、录像光盘及谈话笔录，证明2019年1月16日，崔某6找了司法工作人员到家里来做代书遗嘱，其中崔某6表示将售房款给崔某4、崔某5二人。崔某2认为该遗嘱代书人未在见证人处签字，故不符合代书遗嘱形式，崔某4、崔某5亦未提交崔某6意识清楚的健康证明，视频中崔某6没有阐述自己的真实意思，全部是由代书人、见证人进行引导，故崔某2不认可该份遗嘱。王某、崔某1同意崔某2意见，另指出崔某5、崔某4长时间把持崔某6，隐瞒崔某6的去世时间，所以王某、崔某1怀疑这份遗嘱是否是崔某6的真实意思。崔某3也表示对崔某6签字有怀疑。5．崔某5提交崔某6的《声明》、社区和普仁医院尚斌的证明，主张崔某6生病后没人管，全是由崔某5和崔某4接走照顾。对此崔某4认可，崔某3、崔某2、王某、崔某1均不认可。6．王某、崔某1提交丧葬费发票及墓地专用单，主张崔某1支付了部分丧葬费用8128元，崔某6支付了98582元，崔某1要求该项支出应从遗产中扣除。崔某2、崔某5、崔某4认为丧葬费用都是崔某6支付，故不同意扣除。崔某3表示不清楚钱是谁支付的。褚某2生前和崔某6共同存款168万元，2013年，其存款59万元转到崔某1名下，崔某1主张该款系崔某6对其赠予，但未举证证明。2017年7月崔某2分多笔从崔某6名下中国银行取走1086468.59元，2018年2月崔某6就该款起诉崔某2返还不当得利，同年12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出具（2018）京0105民初20269号判决书，判决崔某2返还崔某61071468.59元及利息。褚某2和崔某6另有某室房屋一套，褚某2去世后，崔某6与崔某1一起生活，崔某6曾写下《遗赠书》，其中载明：“本人崔某6自己原将北京市东城区广汇门内大街某号楼5单元某号＊房产全部全交孙子崔某1负责400016号崔某620178月2月份”，崔某6捺印，落款处另有周某某、王某签名，就此崔某1提交了录相。2017年8月崔某6签字并委托崔某1经办与北京盛坤邦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坤邦公司）签订协议，将某室房屋售与盛坤邦公司，后售房款585万元汇至崔某6账户，另有15万元因户口未迁出与盛坤邦公司另有约定至今未付，此后585万元又转至崔某1及其妻账户。卖房后崔某6被崔某5、崔某4接走照顾。2019年1月16日，崔某6找司法所工作人员来到家里做了代书遗嘱，内容为：“我日常生活全部由崔某4崔某5照看，我年世已高，为免百年后子女因财产争执，现请人立遗嘱如下，望全体子女遵守，1．北京朝阳法院（2018）京0105民初20269号判决二审确定后，委托我女儿崔某4申请执行。该案款由崔某4崔某5处分，剩余全部由崔某4崔某5继承，与他人无关。2．北京广渠门内大街某号5单元某号楼房被崔某7之子崔小迪卖掉。该房款委托崔某4依法追回。该房所涉权利全部由崔某4崔某5继承，与他人无关。3．我银行帐户内现金权利，在今日之前之后受到侵害的，委托女儿崔某4维权，进行追偿。权利由崔某4崔某5继承与他人无关。立嘱人：崔某6代书人：冯增满见证人：郑新梅、张新成日期：2019年1月16日代书地点：上河湾2号院11栋2单元102号。”崔某6在该遗嘱上捺印。就此崔某4崔某5提交了录像光盘及谈话笔录。庭审中，王某、崔某1提交褚某2丧葬费用发票，票据上显示付款人崔某1，殡葬服务费7000元，付款人崔某6，殡葬服务费共计98582元，王某、崔某1另提交褚某2墓地业务专用单，其显示经办人崔某1，收款额为1128元。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本案中，被继承人褚某2未留遗嘱，故夫妻共同遗产中属于褚某2的份额应按法定继承办理，即存款及售房款的一半应由崔某6、崔某2、崔某3、崔某4、崔某5、王某和崔某1按法定继承。关于夫妻共同遗产中属于崔某6的部分，崔某6曾写下《遗赠书》，但其将某室房屋交由崔某1“负责”而非“继承”“所有”的表述并不明确，落款年月日亦不准确，故该《遗赠书》不符合法律形式要件的规定，该遗赠书应属无效。此后崔某6又将某室房屋卖掉，继而在崔某1转走售房款后又委托崔某4向其追偿。由此考量，崔某1关于收取售房款系崔某6生前对其赠予的主张，既无有效证据支持，亦与事实相悖，对其主张不予采信。崔某1另主张59万元存款转至自己名下系崔某6的赠予，但未举证据证明，而崔某6则表示“我银行帐户内现金权利，在今日之前之后受到侵害的，委托女儿崔某4维权，进行追偿。”据此可以判定，崔某1关于59万元赠予之说不能成立，不予确认。庭审中，崔某4、崔某5提交了代书遗嘱，并附有录像光盘、谈话笔录予以佐证，该遗嘱书写形式合法，全程录像真实，录像中崔某6表达清楚，但遗嘱所涉房产及存款中，有部分属褚某2份额，崔某6无权处分，故法院认为该代书遗嘱部分有效。根据该遗嘱，共同财产中属于崔某6享有的部分遗产应由崔某4、崔某5共同继承。崔某2、崔某3、王某、崔某1虽对崔某6神志状况、意思表达及其遗嘱签字均有怀疑，但未提交有效证据，不予支持。另有，某室房屋售房款尚欠15万元未收到，此款因涉及崔某6与盛坤邦公司尚待解决的事项，现难以确定为崔某6必能享有的债权，故该15万元暂不认做遗产，待双方确定该款事宜后继承人可再行处理。庭审中，王某、崔某1主张崔某1支付了褚某2丧葬费用，要求在遗产中扣除返还，根据提交的票据，其中只显示崔某1经办交纳了费用，但未显示其出资情况，故其扣除主张不能采纳。依据（2018）京0105民初20269号判决，崔某2应返还崔某61071468.59元及利息，该款虽为崔某6和褚某2的共同遗产，但考虑该存款原是从崔某6账户转走，现该笔债权亦系崔某6通过诉讼而取得，崔某6亦在遗嘱中对该款处分做出安排，故依据其遗嘱且为了方便今后申请执行，判决该债权归崔某4和崔某5所有，其中褚某2享有的权益份额在其他财产中折算并分割各方。另，王某之夫崔某1之父崔某7在储某某去世之后去世，所以崔某7应继承的储某某的遗产转由其配偶和子女即王某和崔某1平均继承。王某、崔某1主张曾与褚某2生前一直共同生活，对其照顾较多，故就银行存款中属于褚某2的部分要求多分。对此王某、崔某1未提交证据，且其他各方不认可其说法，对于王某和崔某1的主张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判决：一、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崔某1分别给付崔某2、崔某3银行存款和售房款62.75万元，崔某1分别给付崔某4、崔某5银行存款和售房款209.05万元，崔某1给付王某银行存款和售房款37.65万元；二、崔某6基于（2018）京0105民初20269号判决书享有的债权由崔某5和崔某4共同继承，崔某5和崔某4各享有50％的份额；三、驳回崔某2、王某、崔某1、崔某5、崔某4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崔某1提交银行转账凭证、个人大额交易核实记录及个人大额转账汇款业务管理授权审批表、银行交易明细，用以证明59万元及某室房屋售房款466万余元系崔某6赠与的，该证据载明：已与客户本人联系，同意委托武芳芳代办转账业务，已核实相关信息，核实信息一致。崔某2对59万元转账认可，但称系崔某6借给崔某1，对466万元转账认可，但对证据真实性不认可，称无法核实。崔某3对崔某1主张认可。崔某4、崔某5同意崔某2意见。关于除上述466万余元转账外的售房款，各方均认可买房方尚有15万元购房款未支付、90万元由崔某1购车支出，崔某1称其余购房款已零散花费。崔某2称崔某1在一审时明确585万元购房款均在其手中。崔某2提交其个人生活记录复印件，欲证明59万元系崔某6借给崔某1，且崔某1还过3万元利息。崔某1对该证据不认可。崔某5、崔某4提交崔某62018年3月4日书写的授权委托书及2018年5月20日书写的声明，用以证明除崔某5、崔某4外对其他子女不信任，并将自己的生活、财产处理权委托崔某5、崔某4负责。崔某1对此不认可，称崔某6生前已将59万元存款及售房款赠与崔某1并交付完成，崔某1不存在可撤销赠与的行为，故该款项不应作为遗产在本案中处理。崔某2对上述证据均不认可。另，本案原系崔某2作为原告，以崔某6、崔某3、崔某1、王某、崔某4、崔某5为被告，以分割褚某2遗产为由提起的诉讼。本案一审立案时及审理初期，崔某6尚在世，但在之后的审理期间，崔某6死亡，崔某5、崔某4对此情况予以隐瞒。一审法院就此对崔某5、崔某4进行了批评并责令其进行了书面检查，后一审法院在本案中就崔某6、褚某2的遗产一并进行了审理及处理。再，经本院核查，本案现有证据均无法体现出褚某22010年7月12日去世时及其后合理期间内，其与崔某6共同存款的情况。本院查明的其它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无异，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经本院主持调解，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审法院对涉案款项性质的认定及所做分配是否恰当的问题。首先，关于买房方已支付给崔某6的售房款585万元。某室房屋系崔某6与褚某2的夫妻共同财产无疑，但涉案证据显示该房屋已在2017年由崔某6本人依法办理相关手续出售，该售房款亦系买房方支付到崔某6本人账户内。后崔某6通过银行转账给崔某1之妻武芳芳及将其本人银行卡交付归崔某1的方式，将售房款585万元交付给崔某1及武芳芳。现崔某1主张该款系崔某6的赠予；崔某3在二审中称崔某6自己的钱想给谁给谁，其没意见；崔某2、崔某5、崔某4则均不认可，主张售房款应作为褚某2与崔某6的遗产予以分割。本院认为，从法律意义的角度看，该售房款585万元作为种类物已由崔某6在其生前进行处分并完成交付。本案双方对前述崔某6的处分及交付行为的性质意见相左，且崔某6留有见证遗嘱委托崔某4依法追回并继承，故在该款项的性质未经法定程序明确之前，一审法院在本继承案件中直接将该款认定为褚某2与崔某6的遗产进行分割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对此予以纠正。另，各方均认可某室房屋售房款尚欠15万元未收到，此款因涉及崔某6与盛坤邦公司尚待解决的事项，故现难以确定为崔某6享有的债权，故该15万元应待确定该款事宜后再行处理。其次，关于崔某6账户于2013年转至崔某1名下的59万元，崔某1主张系崔某6的赠予，崔某2、崔某5、崔某4等主张系借款，双方对各自主张均未提交有效证据予以证明。本院认为，该款项从法律意义的角度看，亦为崔某6在其生前进行处分并完成交付，且时间距本案已达6年之久，而本案崔某6留有见证遗嘱委托崔某4对其账户内受到侵害的现金维权进行追偿并继承，故该款项性质未经法定程序明确之前，一审法院在本继承案件中直接认定为褚某2与崔某6的遗产进行分割亦有误，本院对此予以纠正。再次，关于崔某6基于（2018）京0105民初20269号判决书享有的债权，褚某2于2010年去世，崔某2自崔某6账户的取款行为发生在2017年，距褚某2去世时间较远，且结合崔某2在一审时提交的崔某6银行账户明细可知，在褚某2去世后，崔某6个人银行账户存在频繁的大额钱款交易，且本案证据尚无法确定褚某2去世时其与崔某6的夫妻共同存款数额，故亦无法认定（2018）京0105民初20269号判决确定的崔某2应返还崔某61071468.59元及利息中包含褚某2的遗产。本案崔某6留有遗嘱对该债权委托崔某4申请执行，并该由崔某4崔某5处分、继承，故一审法院依据崔某6遗嘱并为方便申请执行考虑，判决该债权归崔某4和崔某5所有，并无不当，本院二审予以确认。综上所述，崔某1、王某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对事实认定有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1民初1276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撤销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1民初1276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三项；三、驳回崔某2、崔某5、崔某4、崔某3、崔某1、王某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2,150元，由崔某2负担2150元（已交纳），由崔某1、王某共同负担100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由崔某5、崔某4各负担10000元（已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64,300元，由崔某1、王某共同负担40000元（已交纳），由崔某2负担43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由崔某5、崔某4各负担100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宋 光审 判 员  陈广辉审 判 员  张 鹏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刘盼盼书 记 员  何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