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291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某1，男，1962年9月7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某2，女，1965年4月1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上述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涛，广东芳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某3，男，1959年2月26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之一。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宽，广东执政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钟伯兴，广东执政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黄某1、黄某2因与被上诉人黄某3遗嘱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6民初412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某1、黄某2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位于广州市天河区××路××房（以下简称XXX房）由黄某1、黄某2、黄某3按照法定继承分配；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黄某3承担。事实与理由：1.母亲胡某是限制行为能力人，其于2014年8月3日出具的遗嘱无效。2013年9月22日，胡某就因记忆力减退加重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住院，入院诊断为血管性痴呆、2型糖尿病、多发陈旧性脑梗死，病史里也载明胡某在2007年、2011年两次因脑梗死住院治疗，并在2011年住院接受治疗后家属发现胡某出现记忆力减退，亲属交代的事情容易忘记，并于××××年确诊为“阿尔茨海默病”，此后开始服用药物，但其记忆力减退症状逐渐加重，不能回忆自己的生日、结婚日期，外出易迷路。因此可以看出，胡某在立遗嘱之日2014年8月3日前，已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以及其他疾病，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属于限制行为能力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其所立的部分遗嘱无效。2.关于黄某1、黄某2在遗嘱上签名确认的问题。黄某1、黄某2是在2015年1月18日在遗嘱上签字确认的，当时是在春节期间家庭聚餐的场合，黄某3突然拿出来交由黄某1、黄某2签字，此时胡某因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已经被送往广州市天河区龙洞养老院生活，黄某1、黄某2在签名确认时完全没办法和胡某核实该遗嘱是否属于其真实意思表示。此外，胡某所立遗嘱属于代书遗嘱，该遗嘱并无两个以上见证人的签名确认，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二条关于代书遗嘱的法定形式。该条文关于代书遗嘱的规定用的是“应当”有两个以上的见证人，而非“可以”，该条文为法律强制性规定，如有违反，应当认定该代书遗嘱无效。黄某1、黄某2之所以在该所谓的遗嘱上签名确认，是顾虑父亲与黄某3夫妇在同一屋檐下生活，朝夕相对，担心不写黄某3夫妇会对父亲摆脸色，甚至将父亲赶出家门，希望日后黄某3夫妇能尽心照顾父亲，故在遗嘱加注签字。3.继承开始后，201房处理前，黄某3已作出放弃按遗嘱继承的意思表示，并主动提出法定继承分配方案，故201房应按法定继承办理。胡某、黄某5故去后，XXX房未进行处理，直至2019年9月末，黄某3主动联系黄某1、黄某2，告知其已准备好材料，预约了时间办理房产继承手续，要求配合。2019年10月8日，黄某1、黄某2与黄某3到天河区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继承登记。在办理的全过程，黄某3主动提出按法定继承手续办理，以三兄妹作为共同继承人提交登记申请，主动提出其占XXX房的60％、黄某1和黄某2各占20％的分配方案，签署了如《天河区不动产登记中心受理回执》上面记载的材料，上面明确记载了各方关于分配方案的内容。黄某3的前述行为有登记中心工作人员的见证，黄某3的家人也陪同办理，黄某1、黄某2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任何欺诈、胁迫黄某3的情形。因此，黄某3的行为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已明确表达其放弃按遗嘱继承并按法定继承处理的意思表示。根据不动产登记中心的回执记载，该不动产登记事项预定在2019年11月18日办理完毕，黄某1、黄某2已经签订了授权委托书委托黄某3于2019年11月18日代为领取不动产登记证。但在领证之前2019年11月1日，因黄某2乳名登记错误，出现了一名“黄某4”的法定继承人，不动产登记中告知需要补充材料核实“黄某4”与黄某2为同一个人这一事实。该房产登记未能在2019年11月18日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成功是由于意外因素导致，但在登记机关发证之前，黄某3失信毁诺，向法院提起诉讼，对放弃遗嘱继承的反悔是背信弃义、严重伤害弟妹感情的行为，黄某3已申请房产登记过程中已经用实际行动向黄某1、黄某2明示了其愿意放弃按照遗嘱继承的意思表示。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黄某3辩称：不同意黄某1、黄某2的全部上诉请求，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予以维持。1.胡某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于2014年8月3日出具的遗嘱真实有效。胡某在2014年一直与黄某3同住，并由黄某3照顾，精神状态良好，没有其他问题，生活完全自理，2014年8月3日后身体出现了糖尿病、高血压等症状，黄某3曾带其到龙洞人民医院检查，由于胡某听说该医院有养病、护理以及养老服务，在胡某本人的要求下将其送至养老院，胡某至2015年2月23日临终前精神状态一直良好，其出具遗嘱时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清楚认识到黄某5名下的不动产系由黄某3出资购买，应由黄某3继承，黄某5与胡某曾就案涉遗嘱前往公证处办理公证，因房屋性质受到当时政策影响，未能办理成功，但该公证行为是胡某与黄某5的真实意思表示，对此黄某1、黄某2均签名予以确认。2.黄某3并未口头、书面做出过放弃遗嘱继承的意思表示。2019年10月8日，黄某1、黄某2谎称父亲黄某5的房产需要三兄妹签名，共同办理才能登记过户至黄某3名下，黄某3出于对黄某1、黄某2的信任，与黄某1、黄某2一起前往办理手续，在办理现场材料均由黄某1、黄某2与相关工作人员沟通取得，黄某3以为办理手续后，房屋能够按照遗嘱约定登记到黄某3名下，黄某3发现受到欺骗后就提起本案诉讼，黄某1、黄某2发现后再次欺骗黄某3遗嘱无效，要求黄某3撤销。3.黄某1、黄某2在一审中的陈述相互矛盾，与上诉事实、理由不符。本案一审庭审中黄某1、黄某2均主张黄某3办理过户登记行为是黄某3对黄某1、黄某2的赠与，在一审确认遗嘱有效后，为了谋取自身利益改口称该行为是黄某3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该陈述相互矛盾。黄某3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黄某5、胡某于2014年8月3日共同出具的遗嘱合法有效；2.XXX房由黄某3一人继承，黄某1、黄某2配合办理相应的转名手续；3.诉讼费用由黄某1、黄某2承担。一审法院查明：被继承人胡某于2015年2月24日因死亡注销户口，其父母均先于其死亡；被继承人黄某5系胡某配偶，于2017年8月25日死亡，其父母均先于其死亡。二人共生育子女三人，即黄某3、黄某1、黄某2。XXX房登记在黄某5一人名下，登记时间为2009年5月4日，系经济适用房，无抵押亦无被法院查封。2019年10月8日，黄某3、黄某1、黄某2三人共同前往广州市天河区不动产登记中心申请办理XXX房的继承登记事宜。在诉讼过程中，一审法院依申请向广州市天河区不动产登记中心调取复制了黄某3、黄某1、黄某2向该中心提供的相关登记资料，具体包括房地产权证、户口注销证明、遗体火化证明、证明、关于胡某的档案记录说明、继承（受遗赠）不动产登记具结书、广州市不动产继承登记询问笔录（法定继承）、承诺书（法定继承）、公证书，现该继承登记事宜处于退补状态。其中，广州二运集团有限公司退管所出具的《证明》载明“兹证明我单位已故职工黄某5，男，1927年11月4日出生，于2017年8月25日死亡，根据其本人档案资料记载：其父亲黄某6，母亲叶某，妻子胡某，育有子女黄某3、黄某1、黄某2”；广州市越秀区退休职工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出具的《关于胡某的档案记录说明》载明“现有胡某，女，胡某人事档案内有如下记载：1.1978年3月1日《职工履历表》：姓名胡某，出生年月日1937年2月，爱人黄某5，儿黄某3，儿黄某1，女黄某2，母亲王某”；继承（受遗赠）不动产登记具结书载有“申请人黄某3、黄某1、黄某2因继承（受遗赠）被继承人（遗赠人）的不动产权……并保证以下事项的真实性：二、被继承人（遗赠人）的不动产坐落于天河区××路××房。三、被继承人（遗赠人）的不动产权由黄某3、黄某1、黄某2继承（受遗赠）”等内容，落款处有黄某3、黄某1、黄某2签名捺印；广州市不动产继承登记询问笔录（法定继承）中载有“其他登记机构认为必要的询问事项。1.继承人中有无表示放弃继承的：无。2.被继承人生前有无遗嘱或者遗嘱扶养协议，有几份：无。3.在继承人以外有无依靠被继承人扶养的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人或者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有无需要为其保留遗产份额的胎儿：无”等内容，落款处“被询问人本人或被询问单位代理人（签名、按手印）”一栏有黄某3、黄某1、黄某2签名捺印；承诺书（法定继承）载明：“本人现对相关事实作出承诺如下：一、登记申请的内容属实，申请材料真实有效；二、不存在遗漏继承人或者隐瞒、遗漏被继承人遗嘱的情况……六、本承诺书及对登记机构受理人员所作询问的填报内容真实，并且是本人真实有效的意思表示。如有任何虚假，由此引致的法律责任，概由本人承担”，落款处有黄某3、黄某1、黄某2签名捺印；公证书载有“经调查核实结果显示，被继承人黄某5、胡某均为一次婚姻，婚后共生育的子女四人：黄某3、黄某1、黄某4、黄某2；黄某5、胡某的父母亲均先于其去世。调查结果与当事人的申请情况不一致”。黄某3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认为询问笔录记载的内容证明该次法定继承申请的内容不合法，不是黄某3的真实意思表示，黄某3并没有依法作出放弃遗嘱继承的意思表示；证据中所记载的两被继承人生前无遗嘱的情况与本案证据所证明的两老有遗嘱的客观事实不符；在递交申请后，黄某3发现不对，故提起本案诉讼，黄某3若是明确放弃遗嘱继承，应现明确告知存在遗嘱的客观事实，再明示放弃对该遗嘱的继承权利，这样才能依法产生法定继承的法律后果。黄某1、黄某2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认为201房的产权证掌握在黄某3手中，要申请办理法定继承，应由持房产证的黄某3主动提出申请，而并非黄某1、黄某2；双方在笔录时均称无遗嘱，是因为当时黄某3、黄某1、黄某2在私底下达成了一致，按照法定继承处理，所以做笔录时各方都没有承认有遗嘱存在。2019年11月1日，天河区不动产登记中心出具《补充资料通知书》，载明“经核查，被继承人黄某5子女黄某4未提供相关申请材料，请补充”。庭审中，各方均确认xxx房未成功办理继承事宜的原因系天河区不动产登记中心需要双方补充提交“黄某4”的相关身份材料，并称“黄某4”即黄某2，黄某2称当时其父亲在档案中填写“黄某4”的时候，黄某2刚出生不久，还没有去办户口登记，这个名字是黄某2的乳名。一审法院认为，关于被继承人黄某5、胡某的第一顺序继承人范围。根据广州二运集团有限公司退管所出具的《证明》及广州市越秀区退休职工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出具的《关于胡某的档案记录说明》，可以认定被继承人黄某5、胡某育有三个子女，分别为黄某3、黄某1、黄某2，两被继承人的父母均先于被继承人死亡，故两被继承人的第一顺序继承人应为黄某3及黄某1、黄某2共三人。公民可以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被继承人黄某5、胡某死亡，继承开始。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黄某5、胡某于2014年8月3日出具的遗嘱，内容无违反法律规定，虽均由黄某5书写、签名并注明年、月、日，胡某仅捺印，存在一定的瑕疵，但从黄某1、黄某2书写的内容“黄某5、胡某百年归老后房屋由长子黄某3继承”并签名可知，该份遗嘱确为两被继承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黄某1、黄某2对此亦知悉，未有证据表明黄某1、黄某2对此曾提出异议；黄某1、黄某2主张胡某在立遗嘱时为限制行为能力人，然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上述主张，故对其抗辩不予采纳。后，黄某3、黄某1、黄某2三人共同前往广州市天河区不动产登记中心申请办理XXX房的继承登记事宜，虽双方出具和签订的文件材料标题及内容中有“法定继承”等字样，但文件材料中均未出现明确的继承份额，该继承登记事宜亦未能成功办理，故不能据此认为黄某3已放弃按遗嘱内容进行继承，黄某1、黄某2的相关抗辩缺乏依据，不予采纳。根据黄某5、胡某的遗嘱内容，201房应由黄某3一人继承。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于2020年5月25日判决：201房由黄某3继承，黄某1、黄某2于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协助黄某3办理上述房屋的产权变更手续。二审中，黄某1、黄某2提交如下证据：1.天河区龙洞养老院出具的情况说明，拟证明胡某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2.授权委托书，拟证明黄某1、黄某2已经委托黄某3代为办理产权登记手续，双方同意按照法定继承办理。3.广州市不动产登记申请书，拟证明黄某1、黄某2与黄某3已明确约定了产权分配份额。4.龙洞人民医院病案，拟证明黄某1、黄某2于2015年1月18日在遗嘱上签名确认时，被继承人胡某已经处于病重的状态，并于几日后病故，黄某1、黄某2没有可能去向胡某确认该遗嘱是否其真实意思表示。5.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病案，拟证明被继承人胡某所患阿尔兹海默病已经非常严重，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黄某3质证认为：1.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关联性不予认可，养老院不是专业医疗机构，不能证明胡某是否为限制行为能力人。2.对证据2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从本案存在真实遗嘱情况看，房产的继承与黄某1、黄某2无关，因此这份授权委托书证明黄某3受到黄某1、黄某2欺骗，以为需要三人共同办理申请，才能将房屋过户给黄某3个人。3.对证据3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登记申请书上载明的分配比例是与黄某1、黄某2陈述的法定继承相矛盾，且在本案中一审法院已经向房产部门调取该次法定继承申请登记的相关材料，房管部门工作人员询问笔录记载，各方在回答是否双亲生前留有遗嘱这一问题时，直接回答无，这是与本案客观证据证明内容不符。4.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关联性不予认可，病危的材料发生在遗嘱签署后，与遗嘱签署无关。5.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关联性不予认可，其中主诉以及现病史是由就医者向医生根据自身情况做出的病情描述，但医生诊断内容显示神志清楚，查体时未发现患者患有幻想，时间、地点、人物定向力正常，记忆力、计算力明显减退，理解力正常，言语欠清，无失认及体象障碍听力、视力正常。出院记录显示患者一般情况良好，有时愿意回答问题，无大汗、意识障碍，证明胡某在2013年10月精神状态良好，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不存在黄某1、黄某2陈述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情形。黄某3提交出院记录一份，拟证明2014年7月9日至2014年7月16日期间，胡某因发热咳嗽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住院治疗，出院情况和治疗结果表明胡某意识清醒，精神正常。黄某1、黄某2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胡某患有老年痴呆，虽然出院记载患者意识清醒，但是短暂的。对于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规定继承开始后，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被继承人黄某5、胡某于2014年8月3日立下遗嘱，将XXX房指定由黄某3一人继承，遗嘱有黄某5的签名和胡某的指模，而且黄某1、黄某2于2015年1月18日在该遗嘱上手写确认XXX房由黄某3继承，并附有签名。关于黄某1、黄某2上诉主张胡某在立遗嘱时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胡某2013年10月8日的出院记录显示其入院时虽然近、远事记忆力减退，计算力下降，但是神清，能辨认亲属，且出院情况记载一般情况良好；2014年7月16日的出院情况及治疗结果亦显示其意识清楚，精神正常，黄某1、黄某2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胡某在2014年8月3日订立遗嘱时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且之后黄某1、黄某2亦在遗嘱上签名确认，故本院对该主张不予采纳。关于黄某1、黄某2上诉主张涉案遗嘱对于胡某而言属于代书遗嘱，虽然涉案遗嘱由被继承人黄某5一人所写，但遗嘱上有胡某指模，黄某5与胡某系夫妻关系，处分的又是双方的夫妻共同财产，应当认定黄某5与胡某基于处分XXX房的共同意思表示订立了一份遗嘱，而非黄某5为胡某代书遗嘱，不应当适用关于代书遗嘱的法律规定。关于黄某1、黄某2上诉主张黄某3放弃按照遗嘱继承，虽然黄某3与黄某1、黄某2曾共同到不动产登记中心申请对XXX房进行法定继承，并填写了相关的表格，但最终各方没有按照法定继承办理，黄某3亦表示是受到黄某1、黄某2的欺骗才去办理过户手续，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7条的规定，放弃继承须以明示的方式作出，因此，通过上述行为无法推断出黄某3已明确放弃按照遗嘱继承，故本院对该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黄某1、黄某2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受理费22800元，由上诉人黄某1、黄某2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苗玉红审判员  黄文劲审判员  彭国强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黄坚鑫陈秋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