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987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北京吴少博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甲6号SK大厦906室。负责人：吴少博，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大伟，北京吴少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李国远，男，1964年10月13日出生，住天津市武清区。上诉人北京吴少博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吴少博律所）因与被上诉人李国远诉讼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5民初564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刘茵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吴少博律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大伟，被上诉人李国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吴少博律所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5民初56469号民事判决书。2．请求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改判支持吴少博律所的诉讼请求,驳回李国远的诉讼请求。3．请求李国远承担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关于《委托代理协议》第七条第一款属于格式条款、无效条款的论断错误。1、该条款不符合《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的的构成要件。本案中,不退还律师费的协议虽为吴少博律所制定的,但李国远作为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民事主体,对外签订书面合同从事商业活动,对于其权利、义务均应谨慎审查,并合理预知商业风险。吴少博律所与所有客户签订《委托代理协议》之前都会向客户出示一份合同范本,向客户详细解释合同的条款,并进行充分的协商,在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后,再签订正式的《委托代理协议》。这说明在缔约前双方有协商的过程,李国远对《委托代理协议》中约定的权利义务明确知晓。因此《委托代理协议》第七条第一款不符合格式条款的要件。李国远在详细了解《委托代理协议》范本的条款之后,可以签字确认合同内容,合同就此成立并生效,亦可与吴少博律所再行协商,更改合同内容,以达成双方合意。而李国远选择了签字同意并接受了合同内容,合同成立并已生效,协议的签署体现了双方自由意志。李国远接受了合同条款,就应当受到合同条款的约束。2、该条款亦不符合《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的无效情形。《委托代理协议》第七条第一款中约定的律师代理费不予退还条款并未加重李国远的责任、排除李国远的主要权利。加重对方责任是指格式条款含有对方当事人在通常情况下不应当承担的义务,本案中,代理协议的第七条第一款并未排除李国远协商与撤诉的基本权利,亦没有加重李国远的责任。二、一审法院对“委托合同任意解除权”的适用错误。1、《委托代理协议》约定的委托事项,吴少博律所已经处理完毕。2019年3月6日,吴少博律所接受李国远的委托,代理其企业拆迁纠纷案件,帮助其争取合法权益。在吴少博律所律师的不懈努力之下,案件取得了很大进展,李国远与政府、李国凯已经达成了补偿协议,李国远已经获得了较大的经济利益,合同目的已经达成。虽然吴少博律所无法取得李国远的补偿协议来予以证明,但从以下几点可以推断。第一,李国远在未通知委托律师的情况下,自行撤回了对李国凯的起诉和向礼贤镇人民政府要求信息公开的申请。李国远的撤回说明委托律师提起的诉讼和信息公开的申请都已经起到了作用,促使对方与李国远达成补偿协议,作为达成补偿协议的条件,李国远必须撤回起诉和信息公开申请。第二,李国远在一审中自述其是考虑到是家庭内部纠纷,没必要太僵才撤回的,与常理不符。如果李国远担心家庭关系太僵,当初就不会委托律师起诉李国凯。对礼贤镇人民政府的信息公开属于与政府之间的纠纷,根本不涉及家庭纠纷。第三,李国远当初委托律师维权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助其争取合法权益,提高在征收中的补偿数额,在合同目的没有达到的情况下,李国远不会毫无原由的撤回起诉和信息公开申请。2、在委托事项已经完成的情况下,李国远不得行使任意解除权。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及法理,委托合同当事人行使任意解除权的期限为合同成立后至委托事务处理完毕之前。在委托事务已处理完毕的情况下,任何一方不得再行使合同解除权。已处理完毕之委任,不得再终止之,已成立之请求权,不因终止而被排除。因为委托事务已经处理完毕,受托人实际已经履行了合同义务,委托合同的目的已经实现,当事人再行使合同解除权终止合同已无实际意义。本案中,吴少博律所已经帮助李国远争取到了合法权益,提高了在征收中的补偿数额,与政府及李国凯达成了补偿协议。李国远委托的事项,吴少博律所已经完成,在此情况下,李国远不得行使合同的任意解除权,而应当继续履行其在合同中未完成的义务,向吴少博律所支付剩余二十万元的代理费用。三、一审法院在判决中未指出李国远的违约行为,并在判决中未考虑吴少博律所的积极履约和李国远的违约行为,不能体现法律的公平正义。1、接受委托之后,吴少博律所积极履行合同义务。2、李国远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严重的违约行为。李国远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以下违约行为,第一,在未通知被委托人的情况下,擅自撤回起诉和信息公开申请,未履行合同履行中的告知义务;第二,在合同目的已经达到的情况下,不与被委托人联系,不接被委托人的电话;第三,在委托事项已经完成的情况下,拒不履行给付剩余代理费的义务;第四,如李国远想解除合同,应当先与被委托人协商,不应直接起诉至法院,不与被委托人做任何的沟通。综上所述,吴少博律所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支持吴少博律所的上诉请求。李国远辩称：同意一审法院判决，不同意吴少博律所的上诉请求及事实理由。吴少博律所收了律师费后什么都没有做，给李国远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关于吴少博律所做的工作，就是去拆迁办一趟，吃了一次饭，都没有超过两个小时，没有提供其他的任何法律服务，没有起到作用。李国远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双方签署的《委托代理协议》；2．吴少博律所返还李国远律师费20万元。吴少博律所向本院提出如下反诉请求：1．李国远给付吴少博律所剩余律师费20万元；2．诉讼费由李国远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3月8日，甲方李国远与乙方吴少博律所签署《委托代理协议》，第一条约定，乙方代理甲方的企业拆迁纠纷案件进行谈判、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等维权事项。被拆迁房屋位于：北京市大兴区礼贤镇礼贤一村村委会东200米。第二条约定，基本代理费40万元，先付20万元，半年内再付20万元。第七条第一款约定，甲方要求解除协议时，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乙方所收取费用不予退还：1．甲方未通知乙方律师，单独与对方达成协议或撤诉的；2．乙方律师开始就委托进行调查或通知对方当事人的，或以其他方式介入案件工作的。该协议落款处有李国远签字，有吴少博律所加盖的合同专用章。同日，李国远付律师费20万元，吴少博律所认可收到该笔款项。2019年3月21日，吴少博律所以李国远名义向北京市大兴区礼贤镇人民政府寄送《北京市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记载申请人：李国远，受理机关名称：北京市大兴区礼贤镇人民政府，所需政府信息：申请人公司所在地块（礼贤镇礼一村村委会东200米）的征地公告、补偿安置方案、被拆迁人名称、入户登记调查资料。用途：自用。申请人签名处有张大伟的签名。2019年，李国远以李国凯为被告，以玉林科技公司为第三人向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提起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诉讼。起诉状记载，诉讼请求：1．李国凯向李国远返还玉林科技公司公章一枚、合同章一枚、财务章一枚、法定代表人章一枚；2．李国凯赔偿李国远损失暂定800万元。事实与理由：李国远系玉林科技公司的控股股东、执行董事、总经理兼法定代表人，持股80%，公司在北京市通州区永乐店购买工业房产1800平方米，作为玉林科技公司拆迁备用车间。近期，由于玉林科技公司地址被拆迁，直接涉及股东重大利益，李国凯作为公司小股东兼公司监事，利用职务之便，私自占用公司印章，并与政府负责拆迁部门直接协商，并在2016年将李国远持有玉林科技公司80%股权变更为20%，将李国凯持有玉林科技公司20%股权变更为80%，严重损害了李国远利益，故提起本案诉讼。庭审中，李国远表示，李国凯系其姐姐，二人作为玉林科技公司股东，因玉林科技公司拆迁利益发生纠纷，而吴少博律所表示其能为李国远索要800万元，故李国远委托吴少博律所处理拆迁纠纷。之后考虑到纠纷系家庭内部纠纷，没必要太僵，故自己撤回了对李国凯的起诉，同时撤回了向北京市大兴区礼贤镇人民政府要求信息公开的申请。庭审中，吴少博律所表示其履行了下述义务：赴拆迁指挥部与政府部门工作人员谈判、沟通；向北京市大兴区礼贤镇人民政府寄送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了解拆迁政策；撰写对李国凯的起诉状并安排律师陪同李国远立案。吴少博律所提交了其所律师与李国远的微信记录，表示积极与李国远沟通解决问题，草拟了起诉状并派工作人员陪同李国远立案。李国远认可吴少博律所草拟了起诉状但立案是李国远自己到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立案的。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格式条款具有本法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规定情形的，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第四百一十条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本案中，双方签署的《委托代理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属合法有效合同，双方当事人均应依约履行合同义务。该协议第七条第一款约定了吴少博律所不退还律师费的情形：1．甲方未通知乙方律师，单独与对方达成协议或撤诉的；2．乙方律师开始就委托进行调查或通知对方当事人的，或以其他方式介入案件工作的。该条系吴少博律所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在订立合同之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属格式条款。协商与撤诉是当事人基本权利，律师亦应当积极参与诉讼调查工作，而不应以当事人与对方协商或撤诉，或律师介入了案件调查就不退还律师费，因此，该条款加重了委托人的责任，排除了委托人主要权利，属无效条款。《委托代理协议》属委托合同，委托方享有任意解除权，法院于2019年5月27日向吴少博律所送达了起诉状，故双方签署的《委托代理协议》自该日解除。合同解除后，因合同取得的价款应于返还，故吴少博律所应当返还李国远律师费20万元。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本案中，吴少博律所积极为李国远出谋划策、进行案件调查、申请政府信息公司并草拟起诉状，吴少博律所付出了时间成本、人力成本和知识成本，法院依据公平原则，结合案件具体情况，将吴少博律所损失酌定为5万元。因此，吴少博律所应当返还李国远律师费15万元。对于吴少博律所的反诉请求，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第四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第四百一十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2019年3月8日李国远与北京吴少博律师事务所签署的《委托代理协议》于2019年5月27日解除；二、北京吴少博律师事务所于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返还李国远律师费15万元；三、驳回李国远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北京吴少博律师事务所的反诉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吴少博律所向本院提交了10份2019年该所与其他客户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用于证明吴少博律所跟客户签订合同的时候是可以协商的，相应的条款也是可以修改的，并不是所谓的格式条款。李国远发表质证意见称，吴少博律所与其他的当事人签订的合同与本案没有关系，真实性无法确认，证明目的不认可。本院认为，吴少博律所提交的上述证据材料系其与案外人签订的协议，在案外人未到庭的情况下，真实性无法确定，且缺乏与本案的关联关系，故本院不予采信。李国远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吴少博律所上诉提出一审法院关于《委托代理协议》第七条第一款属于格式条款、无效条款的论断错误。缔约前双方有协商的过程,李国远对《委托代理协议》中约定的权利义务明确知晓，而李国远选择了签字同意并接受了合同内容,合同成立并已生效；该条款约定的律师代理费不予退还条款并未加重李国远的责任、排除李国远的主要权利。对此本院认为，吴少博律所认可委托代理协议系在吴少博律所一方提供的合同范本的基础上拟定的，其虽然主张就该限制责任条款与李国远已经进行了充分的事前协商，但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采用了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该条款和进行了充分的说明，且从合同该条款约定的内容来看，当事人与对方协商或撤诉，或律师介入了案件调查就不退还律师费的约定，明显加重了委托人一方的责任，排除了委托人的主要权利，一审法院据此认定该条款系无效条款，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吴少博律所上诉还提出，一审法院对“委托合同任意解除权”的适用错误。委托事项吴少博律所已经处理完毕，李国远与政府、李国凯已经达成了补偿协议,李国远已经获得了较大的经济利益,合同目的已经达成。受托人实际已经履行了合同义务,委托合同的目的已经实现,当事人再行使合同解除权终止合同已无实际意义。对此本院认为，吴少博律所并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李国远已经因其提供的法律服务与政府和李国凯达成了补偿协议，李国远已经实现了委托合同的目的；另根据吴少博律所的庭审自认，其完成的主要工作仅是赴拆迁指挥部与政府部门工作人员谈判、沟通；向北京市大兴区礼贤镇人民政府寄送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了解拆迁政策；撰写对李国凯的起诉状并安排律师陪同李国远立案。在委托合同尚未履行完毕的情况下，李国远出于个人原因要求解除委托合同，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亦考虑到吴少博律所付出的时间成本、人力成本和知识成本，依据公平原则，结合案件具体情况，酌定了吴少博律所的损失为5万元，亦并无不当。吴少博律所的该项上诉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吴少博律所上诉还提出一审法院在判决中未指出李国远的违约行为,并在判决中未考虑吴少博律所的积极履约和李国远的违约行为,不能体现法律的公平正义。对此本院认为，该主张缺乏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吴少博律所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北京吴少博律师事务所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刘 茵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沈 力书 记 员  张晓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