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646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鲍某，男，1963年10月10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唐超，北京京师（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王某，女，1969年3月27日出生，住河北省三河市燕郊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顺涛，北京市中产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樊璐璐，北京市中产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鲍某1，男，1997年1月16日出生，住河北省三河市燕郊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顺涛，北京市中产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樊璐璐，北京市中产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鲍某与上诉人王某、鲍某1因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5民初35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鲍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唐超、上诉人王某、鲍某1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顺涛、樊璐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鲍某上诉请求：1.维持一审判决第三项；2.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项，改判王某、鲍某1返还北京××连锁酒店（以下简称××酒店）名下中国民生银行账户内的存款280644.36元、北京农商银行账户内的存款167326.07元及鲍某2名下中国工商银行尾号4404号银行账户内的存款6.45元；3.一、二审诉讼费由王某、鲍某1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改判。1.原审判决对《协议书》第4条的含义认定明显错误，王某、鲍某1不享有协议的单方解除权，该条两个假设的前提应是“协议期满”。2.原审判决将鲍某向王某发送的短信认定是鲍某要求解除《协议书》明显错误。鲍某向王某发短信是因为王某于2017年11月22日擅自强行取走××酒店的营业执照、卫生许可证、公章、财务章等，并擅自从酒店账户划走营业收入至其个人账户，致使鲍某无法正常办公经营。鲍某的原意是收回自己四家宾馆的控制权和经营权，而后通过法律手段解决纠纷，而非要求解除《协议书》。3.《协议书》无论解除与否，鲍某作为《协议书》解除前的合法经营者拥有对相关财产合法占有权，王某擅自强行划走上述银行账户的营业收入，理应返还。退一步讲，由于当时是处于合作期间，所有酒店的账目是统一管理的，即便是按照酒店数量来算，这些营业收入中的三分之二也应属于鲍某。4.本案一审审理期限远超过法定期限，一审法院未予说明合法理由。王某、鲍某1针对鲍某的上诉请求辩称：不同意鲍某的上诉请求。双方之间《协议书》已经解除，是由鲍某通知解除的，事实上双方也已将两家的店分离，协议在事实上已经解除。王某转走的款项不属于鲍某个人，其要求返还本属于××酒店的款项，没有依据。根据协议约定，鲍某只能获得每月一万元的工资及附条件的每年一百万元的收益，其他资产与其无关。王某、鲍某1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改判鲍某向鲍某1支付206万元，向王某支付36万元。2.一、二审诉讼费由鲍某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表现为：依据我方提交的《嘱托》、《协议书》，明确了鲍某需要支付给王某、鲍某1的款项金额，鲍某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已经支付给王某、鲍某1，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不能仅依据王某、鲍某1与鲍某2具有配偶、子女关系，就当然认为鲍某向鲍某2支付的款项视为向王某、鲍某1支付款项。即使存在向鲍某2支付的款项，也与王某、鲍某1依据《嘱托》、《协议书》主张的款项无关。鲍某针对王某、鲍某1的上诉请求辩称：不同意王某、鲍某1的上诉请求。《协议书》是鲍某2和鲍某签订的，鲍某2当时在世，仅是处于生病期间，其可以决定将钱支付给谁。鲍某已经按照约定向王某、鲍某1支付了款项，已完全履行了协议，请求驳回王某、鲍某1的上诉请求。鲍某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王某、鲍某1继续履行鲍某与鲍某22015年9月26日签订的《协议书》；2.判令王某、鲍某1返还北京××连锁酒店、北京××连锁酒店定福庄店及北京××连锁酒店刘家窑店的营业执照、卫生许可证、公章及财务章；3.判令王某、鲍某1返还北京××连锁酒店名下中国民生银行尾号5577号银行账户内的存款280644.36元、北京农商行尾号5652号银行账户内的存款167326.07元及鲍某2名下中国工商银行尾号4404号银行账户的存款6.45元；4.判令王某、鲍某1赔偿鲍某无法继续经营的损失（自2017年11月24日起至实际恢复经营权之日止，按27778元/月标准计算）。王某、鲍某1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确认鲍某2与鲍某2015年9月26日签订的《协议书》于2017年11月23日解除；2.判令鲍某给付鲍某1206万元；3.判令鲍某给付王某36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9月23日，鲍某2因身体原因手书《嘱托》，内容为：1.鲍某2名下有××新居602等房产共四套，归王某名下；2.鲍某2名下三套宾馆（广院××酒店、定福庄××酒店、双桥××酒店）由儿子继承，并担任法人及总经理（改营业执照），妻子王某占30%的股份，儿子鲍某1占70%的股份，王某及鲍某1正式接手管理之前拥有企业的知情权，并每月领取1.5万元工资；3.聘请鲍某为执行总经理处理公司日常业务及管理，工资每月1万元；4.授权鲍某经营××连锁酒店4年，并每年给鲍某1打入银行卡100万元。同年9月26日，鲍某2作为甲方与乙方鲍某签订《协议书》，载明：将乙方所属四家宾馆（北京××宾馆、北京××宾馆、北京××宾馆定福庄店、北京××宾馆定福庄店）并入甲方所属北京××连锁酒店，以北京××连锁酒店的名称共同经营4年（自2015年11月1日至2019年10月30日），乙方负责经营，月薪1万元，乙方负责结清四家宾馆并入之前的所有债务及费用；乙方每年获得100万元的固定收益（包括乙方自有的北京××宾馆的房屋租金）；甲方于授权书（即《嘱托》）中授权乙方每年向甲方的儿子鲍某1和妻子王某所支付的款项，乙方完全接受并无条件履行，如与本协议中乙方每年所得100万元的收益条款发生冲突，乙方将优先保障和履行对甲方的承诺；协议期满，如甲方或其指定人有意，双方可另行协商继续合作事宜。如甲方或其指定人决定终止协议，乙方将立即将乙方的四家宾馆与甲方的酒店分离，并将甲方的酒店现状完整的交还甲方或其指定人，并确保交还给甲方或其指定人的酒店没有任何债务。后鲍某接管了鲍某2的部分门店，但工商登记未变更，仍使用原各店营业执照进行经营。诉讼中，就接管时间和接管内容双方陈述不一。2017年11月22日，王某取走北京××连锁酒店的营业证照、公章、财务账簿、法定代表人人名章、银行账户的U盾等手续。诉讼中，鲍某称系王某未经允许自行取回前述手续导致《协议书》无法继续履行；王某则称系经过鲍某同意后、由会计石某交还的，王某还于当日另行结算了员工工资等北京××连锁酒店的其他应付款项。2017年11月23日，鲍某向王某发送手机短信，载明：鉴于王某已经于事实上剥夺鲍某在《协议书》中赋予的经营权，告知王某自当日开始终止与北京××连锁酒店的合作经营，收回鲍某所属的4家宾馆的控制权和经营权。2018年3月19日，王某就前述短信内容申请证据保全公证，北京市方圆公证处作出2867号公证书。诉讼中，双方确认：2017年6月14日、6月26日、7月1日、7月31日、9月6日，石某通过中国民生银行个人跨境汇款业务分别购汇1500美元、500美元、500美元、4000美元、1000美元，随后境外汇款转至鲍某1名下美国银行账户。2017年7月24日，北京××连锁酒店向其会计张某分6笔转账支付28万元。次日，张某将该28万元转至石某的银行账户。石某随后于当日通过中国民生银行个人跨境汇款售汇业务购汇40867美元，随后通过境外汇款转出，对方户名记载为“××UNIVERSITY”。石某到庭证实前述购汇转账事实，称该款项系为鲍某1支付留学费用，王某、鲍某1对前述款项的收取予以确认。鲍某提交的相关银行流水显示：2015年11月2日至2017年11月22日期间，鲍某使用北京××连锁酒店名下民生银行账户向鲍某2、鲍某1、王某转账，并向案外人王某1转账36000元，前述款项共计2978789.49元；鲍某另使用工商银行账户向鲍某2转账26万元，使用中国农商行账户向鲍某2转账1万元。鲍某称：向王某1转账系应王某要求为王某1偿还房贷。鲍某提交相关转账记录及缴费凭证显示：2017年12月19日，北京××宾馆向案外人华某某转账支付49000元，附言记载为“盛通租金”；2017年12月25日、2018年1月12日，北京××宾馆向案外人华某某转账支付6笔款项，金额分为8256元、5352元、9567元、11171元、4700元、6373元，附言分别记载为“西街××”6-11月份水电费。2018年3月12日，北京××宾馆向案外人胡某某转账支付11800元，附言记载为“2017年10月份××电费”。鲍某称：前述款项均为2017年11月23日之后鲍某通过北京××宾馆名下银行账户支付为北京××连锁酒店支付的部分应付款项。诉讼中，鲍某称：合作经营期间内，鲍某累计向鲍某1、王某支付的款项金额已超过《协议书》约定；鲍某还曾应鲍某2要求向案外人杨某转账13327元用于购汇美元后电汇给鲍某1，两项金额共计49327元。鲍某1、王某则称：前述双方合作期间内，鲍某1共收到鲍某支付的337462.64元，王某共收到鲍某支付的267944.4元，鲍某述称的其他付款均非《协议书》项下鲍某应支付的款项。另查明，北京××宾馆、北京××宾馆、北京××连锁酒店均为个人独资企业，北京××宾馆定福庄店、北京××宾馆定福庄店、北京××连锁酒店定福庄店、双桥店分别为前述个人独资企业的分支机构。截至判决作出之日，北京××宾馆及北京××宾馆定福庄店、北京××宾馆及北京××宾馆定福庄店的法定代表人均登记为鲍某；北京××连锁酒店及北京××连锁酒店定福庄店、北京××连锁酒店双桥店的法定代表人均登记为鲍某1。一审法院认为，鲍某2与鲍某签订的《协议书》系二人就各自酒店合并经营管理情况下对权利义务处置所签订的书面合同，无相反证据推翻，应认为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上也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应属合法有效。当事人应全面履行各自义务。我国合同法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一方依照前述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首先，依据《协议书》约定，鲍某2及其指定人王某、鲍某1有权终止协议，终止后鲍某应将北京××连锁酒店按当时状况完整交还。依据我国合同法，合同解除时合同权利义务终止。综合《协议书》的语义表述，王某、鲍某1应在《协议书》项下享有协议的单方解除权，解除后，各方在《协议书》项下的权利义务终止。2017年11月22日，王某取回北京××连锁酒店经营所必需的手续、证照等，应视为王某以实际行动表明不再继续履行《协议书》，该终止协议的行为符合约定。次日，鲍某向王某发送要求解除《协议书》的短信，提出解除双方酒店的合作经营，王某收悉短信后未提出异议，应认为双方就《协议书》的解除达成一致。现王某、鲍某1在诉讼中以提起反诉方式请求确认《协议书》自其收到鲍某短信之日解除，有事实和合同依据，法院予以支持。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按《协议书》的内容，系鲍某将其名下的四家宾馆（北京××宾馆、北京××宾馆、北京××宾馆定福庄店、北京××宾馆定福庄店）并入鲍某2名下的北京××连锁酒店经营4年。期间鲍某履行经营合并后的酒店经营管理义务、清偿鲍某2名下酒店债务及向王某、鲍某1支付固定收益的义务，享有一定条件下分别按月、按年收取固定收益的权利。证照、银行账户等均为酒店经营所用，协议解除后，北京××连锁酒店与鲍某名下四家酒店联合经营的模式相应解除，北京××连锁酒店应交由现法定代表人鲍某1经营管理，鲍某应将北京××连锁酒店按当时的状况完整交还王某、鲍某1，并确保该酒店没有任何债务。《协议书》确认解除后，鲍某有关继续履行《协议书》、交还相应证照、银行账户及相应存款并赔偿不能继续经营的损失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我国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针对鲍某1、王某要求鲍某支付的款项。双方对合作期内收支的款项金额各执一词，《嘱托》《协议书》明确鲍某要给付王某、鲍某1的款项金额，但未就支付方式、收款账户及收款人等信息予以明确指定。结合双方提交的证据，鲍某主张其于合作期间向鲍某2、王某、鲍某1及案外人支付的款项共计2978789.49元，其中鲍某关于向案外人王某1及杨某付款系履行《协议书》项下的付款义务的主张无其他证据佐证，法院不予采信。《协议书》并未约定鲍某需向鲍某2支付款项，前述款项中2869462.79元鲍某陆续转入鲍某2名下银行账户中，鲍某主张该款项即为其履行《协议书》约定义务向王某、鲍某1给付的款项。考虑到鲍某2、王某、鲍某1婚姻家庭关系，各方之间存在配偶、父母子女的特殊身份关系，无相反证据予以推翻，法院采信鲍某的主张，确认《协议书》履行期间鲍某向鲍某2支付的款项系向王某、鲍某1履行《协议书》约定的付款义务，该款项金额另与王某、鲍某1认可收到的款项金额汇总后已超出《协议书》项下鲍某应付款项金额。法院对王某、鲍某1未足额收取鲍某给付的《协议书》项下款项的答辩意见不予采信，该项反诉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于2019年12月1日判决如下：一、确认涉案签署时间为二〇一五年九月二十六日的《协议书》于二○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解除；二、驳回鲍某的全部诉讼请求；三、驳回王某、鲍某1的其他反诉请求。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8035元，由鲍某负担（已交纳）；反诉案件受理费13504元，由鲍某1、王某负担（已交纳）。二审中，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鲍某2与鲍某签订的《协议书》系二人就各自酒店合并经营管理情况下对权利义务处置所签订的书面合同，在双方当事人均予认可且无相反证据推翻的情况下，应认定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当事人应全面履行各自义务。根据双方诉辩主张及查明的事实，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一审判决对解除涉案《协议书》的认定是否正确；2.鲍某向王某、鲍某1支付款项义务是否履行完毕；3.鲍某是否有权要求王某、鲍某1返还××酒店名下及鲍某2名下账户存款。关于焦点一，《协议书》第四条约定“协议期满，如甲方或其指定人有意，双方可另行协商继续合作事宜。如甲方或其指定人决定终止协议，乙方将立即将乙方的四家宾馆与甲方的酒店分离。并将甲方的酒店现状完整的交还甲方或其指定人，并确保交还给甲方或其指定人的酒店没有任何债务。”从《协议书》的断句及文义表述来看，鲍某2或其指定人王某、鲍某1应有权决定终止协议。根据《协议书》约定，鲍某2系将其所属××酒店委托鲍某经营，鲍某2或其指定人作为委托人有权决定解除委托。此外，2017年11月22日，王某取回××酒店经营所必需的手续、证照等，应视为王某以实际行动表明不再继续履行《协议书》。次日，鲍某向王某发送短信，表示自2017年11月23日开始，终止与××酒店的合作经营，收回自己所属的四家宾馆的控制权和经营权。上述内容体现出鲍某不再继续履行《协议书》项下的义务，应视为其要求解除《协议书》的意思表示。王某收悉短信后未提出异议，并要求确认涉案《协议书》于2017年11月23日解除，其诉请具有事实和合同依据，应予支持。关于焦点二，《协议书》明确约定了鲍某要给付王某、鲍某1的款项金额，但未就支付方式、收款账户及收款人等信息予以明确指定。王某、鲍某1主张，根据协议的相对性，应由鲍某向其二人支付《协议书》项下的款项，而非通过××酒店账户支付。对此，本院认为，鲍某向王某、鲍某1支付款项的义务，来源于其与鲍某2签订的《协议书》以及鲍某2手写的《嘱托》，资金来源应为鲍某2委托鲍某经营××酒店所得收益。且王某、鲍某1于一审时提交的收款明细中，其自认双方合作期间内，王某共收到鲍某支付的267944.4元，鲍某1共收到鲍某支付的337462.64元，上述款项亦是通过××酒店账户支付。故对王某、鲍某1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鲍某主张其于合作期间向鲍某2账户转入的款项属于其履行《协议书》约定义务向王某、鲍某1给付的款项。考虑到鲍某2的身体状况、书写《嘱托》及签订《协议书》的背景以及其与王某、鲍某1之间存在配偶、父母子女的特殊身份关系，在无相反证据推翻的情况下，一审法院采信鲍某的主张，确认《协议书》履行期间鲍某通过××酒店账户向鲍某2账户支付的款项系向王某、鲍某1履行《协议书》约定的付款义务，处理适当。经本院核算，该款项金额与王某、鲍某1认可收到的款项金额汇总后已超出《协议书》项下鲍某应付款项金额。故王某、鲍某1要求鲍某支付款项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焦点三，鲍某主张王某擅自转走××酒店及鲍某2名下账户存款，应予返还。对此，本院认为，上述款项系从××酒店及鲍某2名下账户转出，鲍某无权主张返还。如鲍某认为王某的行为侵犯其经营利益，应属于双方就合作经营酒店产生的收益分配问题，非本案审理范畴，双方可另行解决。综上，鲍某、王某、鲍某1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4180元，由鲍某负担8020元（已交纳）；由王某、鲍某1负担26160元（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马立红审 判 员 万丽丽审 判 员 玄明虎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 郑 芳书 记 员 席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