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456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新同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金山区兴塔镇兴福利路168弄38号7厅6室。法定代表人：刘军，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烨，上海勤周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平，上海勤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陆旻骅，男，1990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杨浦区，现住上海市嘉定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波，上海众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雪妍，上海众华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上海新同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同方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陆旻骅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19）沪0104民初207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新同方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三项，改判1.新同方公司与陆旻骅在2014年6月1日至2019年1月1日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2.新同方公司无需支付陆旻骅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151,074元（人民币，以下币种相同）；3.新同方公司无需支付陆旻骅2018年未休年休假工资余额2,778.34元。事实和理由：1.陆旻骅所工作的惠普专卖店，系案外人上海市A经营部（以下简称A经营部）从新同方公司处承包经营，陆旻骅系为案外人A经营部提供劳动，陆旻骅平时直接受A经营部法定代表人刘某的管理，并由刘某妻子每月向陆旻骅支付工资，因此，陆旻骅系与案外人A经营部建立劳动关系，与新同方公司间不存在劳动关系。2.如前所述,新同方公司与陆旻骅间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且新同方公司亦未做出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意思表示，新同方公司无需支付陆旻骅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3.如前所述，新同方公司与陆旻骅间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当然也无由需新同方公司支付陆旻骅未休年休假折算工资。陆旻骅辩称：不同意新同方公司的上诉请求，认可一审判决。陆旻骅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1.确认于2014年6月1日至2019年1月1日期间其与新同方公司存在劳动关系；2.要求新同方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151,074元；3.要求新同方公司支付2015年至2018年未休年休假折算工资24,128.42元。一审认定事实：新同方公司于2004年4月5日经工商登记核准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刘军，有刘军、杨某两名自然人股东。A经营部于2012年10月22日经工商登记成立，住所地为上海市杨浦区XX路XX号（XX市场），法定代表人为刘某。陆旻骅名下2014年6月至2018年12月银行交易明细显示，杨某每月向陆旻骅转账金额不等的工资。2019年5月6日，陆旻骅向上海市徐汇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新同方公司：1.确认双方于2014年6月1日至2019年1月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支付2018年12月1日至同年12月31日的工资11,000.80元；3.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158,970元；4.支付2015年度至2018年度未休年休假20天的折算工资共计28,660元。2019年5月15日，新同方公司向仲裁委员会提交书面《答辩书》，相关内容显示：“……陆旻骅于2014年6月经过员工王某介绍加入刘某负责的黄浦区XX广场XX店工作，与上海新同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没有任何劳务或劳动关系。陆旻骅提供的银行流水账目问题：是2014年之后杨某私人银行账户转账……陆旻骅提供的《收入证明》问题：根据调查，2015年9月20日，陆旻骅在嘉定购房时……拿来售房处的格式化《收入证明》，自己填写完全部内容后（包括经办人杨某名字）要求杨某在《收入证明》上加盖新同方公司公章，公司并不知晓，而且杨某犹豫后勉为其难的盖了公章……算是帮忙性质……”。2019年5月30日，仲裁庭审中，新同方公司对陆旻骅提供的新同方公司企业年度报告的真实性表示无异议，报告中显示的通信地址为上海市黄浦区XX路XX号。当被问及杨某与A经营部之间的关系时，新同方回答“杨某系新同方公司的股东、代理人（刘某）的配偶，杨某将淮海东路店承包给A经营部，代理人是该经营部的负责人。”同时确认新同方公司的公章系由杨某保管，陆旻骅的工资系由杨某发放。2019年7月1日，上海市徐汇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徐劳人仲（2019）办字第1928号仲裁裁决：一、陆旻骅与新同方公司在2018年5月1日至2019年1月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新同方公司于裁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陆旻骅2018年12月1日至同年12月31日期间的工资11,000.80元；三、新同方公司于上述期限内支付陆旻骅2018年5月1日至同年12月31日期间未休年休假的折算工资4,167.58元；四、对陆旻骅的其他请求不予支持。陆旻骅对此不服,起诉至一审法院。一审庭审中，陆旻骅确认新同方公司已支付仲裁裁决的2018年5月1日至12月31日未休年休假3天的折算工资4,167.58元，以及2018年12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的工资11,000.80元。新同方公司主张XX路XX号XX广场并非新同方公司的门店,而系刘某的A经营部门店；新同方公司的公章并非由杨某保管；XX广场也不是由杨某承包给A经营部的，是由新同方公司承包给A经营部；而陆旻骅每月的工资也并非由杨某转账，而是由刘某以A经营部的名义转给陆旻骅。新同方公司的代理人刘某在庭审中作为A经营部的法定代表人发表如下意见：陆旻骅系与A经营部之间虽未签订过劳动合同，但存在劳动关系。2019年1月1日，刘某与陆旻骅商谈社保缴纳及劳动合同的签订，但陆旻骅予以拒绝，当日即主动离职。之后A经营部曾要求陆旻骅继续上班，但陆旻骅坚持要求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双方未能达成一致。现陆旻骅已找到其他工作，其以实际行动解除了与A经营部之间的劳动关系。陆旻骅对此不予认可，坚持主张其系与新同方公司建立的劳动关系，刘某作为新同方公司的实际负责人于2019年1月1日在微信中作出了辞退陆旻骅的意思表示，双方劳动关系解除。陆旻骅为证明自己的主张，还提供了如下证据：1、2015年9月20日，新同方公司出具《收入证明》（复印件），证明陆旻骅在新同方公司销售部门担任经理一职，月收入为30,000元，经办人显示为杨某，落款处由新同方公司加盖公章。2、2018年12月28日，陆旻骅代表新同方公司与上海A有限公司签订《产品供货合同》照片打印件，合同首部显示联系人为陆旻骅、落款处有陆旻骅作为代表的签字及新同方公司加盖的公章。3、2018年12月11日，陆旻骅与刘某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屏打印件显示，刘：“……谈的好，可以签个用工合同，明确双方责任和义务后继续，如果你有合适的地方去，我这里也好另做安排……”2019年1月1日08:19，刘：“今天上班，不要到徐家汇店去了……谈好，达成书面意向，方可继续在我公司上班。”当日20:10，陆：“刘总，我来新同方4年半，也帮公司创造了不少收益，感谢你让我工作这么久。现在你要辞退我让我去找新的工作。我明天是不是就不用来上班了？”当日21:07刘回复：“……基于我们今天双方谈话的结果，建议你首选去找其他地方上班工作为好……有机会还是可以再合作的……后面工资方面的问题，等杨某回来，及时与你结算……”陆：“……现在因为和你一些私人原因及性格不合您要辞退我，我也没办法。那我明天就不用上班了对吗？”刘：“对的”。证明2019年1月1日，在陆旻骅向刘某问及是否被辞退时，刘某作为新同方公司的负责人明确作出了答复，故双方劳动关系于2019年1月1日解除。4、2019年1月21日陆旻骅发送给新同方公司的信函，相关内容为：“从2014年6月以来，我陆旻骅就被公司聘用为公司做事……但公司到今天为止没有与我签订任何劳动合同，也没有为我交过金……2019年1月1日，刘某不知为何，突然叫我不要来上班……我还去找了杨某，杨某说找刘某商量以后……现在我的要求如下：1、要求公司与我立即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2、要求公司在2019年2月1日前为我补缴自2014年6月以来的五险一金……”2019年2月15日，陆旻骅再次发送信函给新同方公司，相关内容显示：“请公司于收到本函件的15日内与我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2019年3月13日，陆旻骅第三次发送信函：“根据刘某经理的要求，现寄上我起草的劳动合同两份……”证明2019年1月1日被刘某解除劳动关系后，陆旻骅还是想回去工作。5、新同方公司2016年至2018年度企业年度报告，显示企业通信地址均为上海市黄浦区XX路XX号。证明该地址系新同方公司企业年报的地址，即陆旻骅的工作地点，陆旻骅系为新同方公司工作。新同方公司对上述证据1《收入证明》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公章是假的，并要求进行司法鉴定。新同方公司对上述证据2《产品供货合同》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主张系由A经营部委托新同方公司代收代发的。新同方公司对上述证据3的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无异议，新同方公司的代理人刘某表示其本人并无辞退陆旻骅的意思，只是要求其签订合同再上班，但陆旻骅对此予以拒绝，系主动离职。新同方公司对上述证据4陆旻骅邮寄给新同方公司的信函的真实性无异议，主张2019年1月20日A经营部曾要求陆旻骅来签订劳动合同，陆旻骅不愿意。新同方对上述证据5企业年报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主张公司的注册地址系杨浦区XX路XX号。新同方公司为证明自己的主张，还提供了如下证据：1、A经营部提供的《证明书》，相关内容显示：“陆旻骅提供的2014.6起—2018.11.30止，银行流水及工资发放明细，系A经营部（刘某）支付的工资，与上海新同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及刘某配偶杨某，没有任何关系……刘某非新同方公司主要负责人之一……杨某属新同方公司股东，是刘某配偶……在A经营部协助刘某工作……杨某也非新同方公司主要负责人之一……陆旻骅与新同方公司不存在劳务（动）关系，陆旻骅与A经营部存在有争议的劳务（动）关系。”证明陆旻骅与新同方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刘某与杨某均非新同方公司主要负责人。2、新同方公司与A经营部于2013年1月1日签订的《承包合同书》，相关内容显示：“甲方（新同方公司）提供给乙方（A经营部）承包经营的惠普专卖店位于上海市，现有门店：杨浦区XX广场惠普专卖店。（将来扩店，属于新同方的授权店均由乙方承包管理经营，本合同条款延续适用，不再另外订立新的承包合同……）”“第二条、甲方的权利义务……4、由于乙方不具备一般增值税纳税人资格，甲方可代为负责乙方处理仅限于销售中的公司业务中的增值税发票开具……”“第三条、乙方的权利义务……5、承担承包期内因乙方原因所产生的一切售前、售中与售后服务责任。承包经营期间如产生法律诉讼与甲方无关，一切事物由乙方负责。”“6、承担乙方所聘用人员的社保、医疗、伤亡、用工、计生、治安及福利等费用和劳动合同法规定的责任。”并当庭提供原件给法院核对。证明新同方公司与A经营部之间系承包关系，承包期间，一切法律事务均由A经营部负责，包括陆旻骅申请仲裁后，仲裁裁决的钱款，均系A经营部支付。3、陆旻骅2009年11月至2019年5月14日期间的社保信息及说明，显示上述期间陆旻骅曾由多家公司为其缴纳社保，包括由上海B有限公司、Z公司等单位为其缴纳社保。证明陆旻骅曾隐瞒社保情况，谎称没有缴纳过社保，蓄意敲诈新同方公司。4、2019年1月至2月期间，刘某与陆旻骅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屏打印件，证明当时陆旻骅在对话中曾表示要找新同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沟通，但刘某只代表A经营部，故新同方公司并未辞退陆旻骅。陆旻骅对上述新同方公司提供的证据1《证明书》不予认可，认为系刘某自行制作。陆旻骅对上述新同方公司提供的证据2《承包合同书》的真实性表示无法确认，认为与本案无关。另表示，在职期间对外开具的发票抬头，既有新同方公司的，也有A经营部的，确认A经营部只能开普通发票，而新同方公司则可开具增值税发票。陆旻骅对上述新同方公司提供的证据3陆旻骅2009年11月至2019年5月14日期间的社保信息及说明无异议，确认在进入新同方公司之后，确实有过两家公司为其缴纳社保，因为新同方公司不为自己缴社保,为了有保障,自己只能再补缴社保，2016年4月之后就未再缴纳社保。陆旻骅对上述新同方公司提供的证据4微信聊天记录截屏打印件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刘某系XX广场XX店的店长，是陆旻骅的主管，更是新同方公司股东杨某的配偶，刘某就是代表的新同方公司将陆旻骅辞退。一审法院认为，关于陆旻骅的第1项诉请，即要求确认2014年6月1日至2019年1月1日期间与新同方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现双方一致确认陆旻骅入职后的工作地点为黄浦区XX路XX号XX广场XX店，工作内容为销售。新同方公司在仲裁庭审中对陆旻骅提供的新同方公司企业年度报告的真实性表示无异议，确认陆旻骅每月收入由新同方公司的股东杨某通过私人账户支付。另，对于陆旻骅提供的《收入证明》上加盖的新同方公司公章，新同方公司在仲裁时确认系杨某加盖，并承认新同方公司的公章由杨某保管。《收入证明》上明确写明陆旻骅的单位名称为新同方公司、地址为XX路XX号XX，经办人为杨某；结合陆旻骅提供的其代表新同方公司与案外公司签订的《产品供货合同》，以及双方陈述的陆旻骅在对外销售工作中出具的增值税发票抬头为新同方公司，一审法院认定陆旻骅与新同方公司均系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劳动者及用人单位的主体资格，陆旻骅的工作地点本市XX路XX号即为新同方公司在2006年至2008年企业年度报告中登记的地址、从事的系与新同方公司经营业务相关的销售工作、其每月收入由新同方公司股东杨某通过私人账户转账支付、对外则以新同方公司的名义开展业务。故对此，一审法院采信陆旻骅的主张，确认其与新同方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新同方公司在仲裁庭审中，对企业年度报告的真实性无异议，而在本案中对此不予认可，但未能提供证据予以推翻，一审法院以其在仲裁庭审中的意见为准。新同方公司同时否认由杨某向陆旻骅每月转账支付工资的事实、又否认《收入证明》上加盖的公章及杨某的签字的真实性，但均未能对此提供证据予以推翻，一审法院亦以其在仲裁时的陈述为准，鉴于新同方公司在仲裁时确认公司公章由杨某保管，《收入证明》上的公章由杨某加盖，其现要求对《收入证明》上公章进行鉴定的申请，一审法院不予准许。关于新同方公司提出的位于本市XX路XX号的XX广场XX店系由新同方公司承包给A经营部的主张，虽然新同方公司为此提供了《承包经营书》予以证明，但现并无证据证明新同方公司与A经营部之间的承包关系已告知过陆旻骅或向其明确过劳动关系的主体，而陆旻骅入职后在XX广场XX店的主管刘某又与新同方公司股东杨某系夫妻，现新同方公司据此否认与陆旻骅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而主张其系与A经营部之间建立劳动关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现双方一致确认陆旻骅系于2014年6月1日开始工作，陆旻骅主张在2019年1月1日与刘某的微信聊天中对方明确告知其不用再来上班，而刘某则表示陆旻骅系主动离职。可以认定双方对陆旻骅于2019年1月1日结束劳动关系的事实并无异议。同时，新同方公司未对仲裁裁决的双方自2018年5月1日至2019年1月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裁决内容提起诉讼，视为服从，故综上，陆旻骅要求确认与新同方公司于2014年6月1日至2019年1月1日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诉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陆旻骅的第2项诉请，即要求新同方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151,074元。陆旻骅主张新同方公司于2019年1月1日通过微信将其辞退。根据陆旻骅与刘某当日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当陆旻骅问及：“现在因为和你一些私人原因即性格不合，您要辞退我，我也没办法，那我明天就不用来上班了对吗？”刘某当即回复“是的。”新同方公司代理人刘某表示其并无辞退陆旻骅的意思表示，其只代表A经营部。同前所述，一审法院已经认定陆旻骅与新同方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双方亦在庭审中一致确认刘某系陆旻骅入职后的上级主管。且新同方公司并未以任何方式将其与A经营部之间的承包关系告知过陆旻骅或向其明确过劳动关系的主体。故一审法院认定刘某在上述微信聊天记录中的表述即为新同方公司的意思表示，确认双方劳动关系的结束系因新同方公司的单方解除。因新同方公司未能对解除劳动关系做出合理解释，属于违法解除，应向陆旻骅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关于赔偿金的具体金额，现双方一致确认陆旻骅离职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为15,107.48元，同前所述，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在2014年6月1日至2019年1月1日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现陆旻骅要求按在本单位工作年限为5个月计算赔偿金，于法无悖，其要求新同方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151,074元的诉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陆旻骅的第3项诉请，即要求新同方公司支付2015年至2018年未休年休假24,128.42元。因陆旻骅于2019年5月6日提出仲裁申请，其可追溯的未休年休假折算工资应自2018年1月1日起算。故陆旻骅要求新同方公司支付2015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期间未休年休假折算工资的诉请，已超过申请仲裁的一年时效，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陆旻骅2018年未休年休假情况，陆旻骅主张其每年应休年休假为5天、2018年5天未休年休假折算工资的金额按当年年收入181,289元除以12个月后按正常出勤21.75天的标准计算得出每天工资为694.59元、5天年休假工资为3,472.96元的2倍，即6,945.92元。新同方公司对陆旻骅陈述的上述未休年休假折算工资的计算方法及金额无异议，陆旻骅亦确认新同方公司已支付仲裁裁决的2018年未休年休假3天折算工资4,167.58元，故新同方公司应向陆旻骅支付2018年未休年休假折算工资余额2,778.34元（6,945.92元-4,167.58元）。陆旻骅未对其余仲裁裁决提起诉讼、新同方公司未对仲裁裁决提起诉讼，均视为服从，其中有执行内容部分，因新同方公司已全部实际履行，本案不再予以处理。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八条之规定，一审法院经审理后遂于二○二○年一月九日作出判决：一、陆旻骅与上海新同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在2014年6月1日至2019年1月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上海新同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陆旻骅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151,074元；三、上海新同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陆旻骅2018年未休年休假折算工资余额2,778.34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计5元，免予收取。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认定事实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二审中，新同方公司提供下列证据：1.产品订购单、发票及陆旻骅与A经营部财务的微信聊天记录，旨在证明陆旻骅是在为A经营部工作并与之建立劳动关系；2.《收入证明》公章对比图，旨在证明陆旻骅所提交的《收入证明》系其自行伪造的；3.陆旻骅社保信息，旨在证明陆旻骅于2009年11月至2016年3月期间曾在九家公司处上班并缴纳社保，直至2015年2月才与案外人Z公司解除劳动关系；4.陆旻骅在XX公司门店的销售合同、发票及相关微信记录，旨在证明陆旻骅实际系与案外人A经营部建立关系，与新同方公司无任何关系；5.陆旻骅于2019年1月1日与刘某的部分微信记录，旨在证明案外人刘某系与案外人XX公司建立关系，与新同方公司之间无任何关系；6.陆旻骅于2019年1月1日与同事徐某的聊天记录，旨在证明陆旻骅妄图同同事勒索XX公司的财务。陆旻骅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1.认可证据1的真实性，但对关联性不认可，发票是根据老板娘的指示开的，不能证明陆旻骅跟XX之间存在劳动关系。2.对证据2的关联性不认可，新同方公司曾在仲裁阶段提交答辩书，自认《收入证明》上的公章系新同方公司负责人杨某加盖，其公司也于仲裁庭审时自认公章是由杨某保管，新同方公司的陈述存在前后不一致、自相矛盾，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3.对证据3的合法性和关联性有异议，新同方公司从未出示过该截图原件，也从未告知该截图由何处取得。材料上所载社保信息大多为劳动关系建立前，2009年开始的交金均与本案无关。在本案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仅有两段社保缴纳记录，一段是2015年1月至3月XX人力资源和2015年10月至2016年4月国泰（中晋）。这两段交金记录陆旻骅一审时已经提交过，是因为新同方公司不给陆旻骅交金，陆旻骅才托朋友临时找其他公司交金，特别是在中晋合伙人的交金，陆旻骅是买理财后才勉强能交金，事后还被中晋骗取了一大笔理财。4.对证据4的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明陆旻骅与XX建立劳动关系，更不能证明与新同方公司没有关系。陆旻骅对外工作以新同方公司、A经营部都开过发票，其开票的抬头都是按照新同方公司的要求，给对应的客户开对应的发票。5.对证据5的关联性有异议。第一，陆旻骅从来没有“于2019年1月1日拒签合同”。第二，从聊天记录本身来说，新同方公司提交的聊天记录不完整，并不能证明其没有辞退陆旻骅。陆旻骅在新同方公司的上级刘某以微信的形式于2019年1月1日单方面解除了与陆旻骅之间的劳动关系。第三，新同方公司在解除劳动合同后并没有解决问题的诚意和任何实质行为。从聊天记录来看，如果新同方公司想恢复与陆旻骅之间的劳动关系，应满足陆旻骅多次致函提到的签订劳动合同及缴纳社保的合法、合理要求，但新同方公司没有实质回应。特别是陆旻骅共四次致函，包括在这些聊天记录发生之后，也致函过新同方公司两回，以此是要求签合同和交社保，新同方公司没有回应。另一次是要求新同方公司至少给付一下拖欠的2018年12月工资，亦没有得到回应。这些都从侧面说明新同方公司已经辞退陆旻骅。6.对证据6的关联性有异议。陆旻骅与徐某所说，让其防范公司是出于同事关心，不要做下一个莫名被辞退的人，对于新同方公司的劳动纠纷，陆旻骅也只是想通过法律途径保护自己的权益，包括最后一页聊天内容所载，陆旻骅也只是表明要去劳动仲裁，这与敲诈勒索有本质区别。陆旻骅则未提交新证据。对于新同方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本院认为，鉴于陆旻骅认可证据1的真实性，亦认可其对外工作以新同方公司、A经营部都开过发票，其开票的抬头都是按照新同方公司的要求，给对应的客户开对应的发票，故本院对证据1、证据4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因证据3、证据6与本案争议缺乏关联性，证据5不足以证明其公司所主张的待证事实，本院对此不予认定。二审中，新同方公司再次申请就陆旻骅提交的《收入证明》所盖公章及笔迹进行鉴定，并主张该《收入证明》上所盖公章并非新同方公司公章，文字内容笔迹非经办人杨某亲笔签署。新同方公司再次申请陆旻骅社保调查令，并称陆旻骅有双重劳动关系，一审对陆旻骅是否系由新同方公司非法辞退的认定出现重大失误，工龄和工资计算出现错误。对此，本院认为：关于新同方公司的鉴定申请，仲裁阶段，就该份《收入证明》，新同方公司称“是陆旻骅自己填写完全部内容后（包括经办人杨某名字）要求杨某在《收入证明》上加盖新同方公司公章，公司并不知晓，而且杨某犹豫后勉为其难的盖了公章，算是帮忙性质……”新同方公司于仲裁阶段认可公章系杨某所盖，并确认其公司公章由杨某保管，现其公司又于二审中主张该《收入证明》上所加盖的公章并非其公司公章，与其仲裁阶段的陈述不一致，故对新同方公司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对其公司的上述鉴定申请，本院不予准许。基于上述理由，其公司提交的证据2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本院对该份证据的证明力不予认定。关于新同方公司的调查令申请，因与待证事实缺乏关联性，本院亦不予准许。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之一为新同方公司与陆旻骅在2014年6月1日至2019年1月1日期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首先，陆旻骅于2014年6月通过朋友介绍至位于上海市黄浦区XX路XX号的XX广场XX店从事销售工作，而新同方公司2016年至2018年企业年度报告中显示其公司通讯地址亦为上海市黄浦区XX路XX号，与陆旻骅的工作地点一致。其次，根据陆旻骅提供的银行流水可以看出，2014年6月至2018年12月陆旻骅每月的收入均由新同方公司的股东杨某通过私人账户支付。再次，2015年9月20日，新同方公司出具《收入证明》，载明“兹有我公司员工陆旻骅......任职销售部门经理......单位名称：上海新同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单位地址：XX路XX号XX经办人：杨某”，落款处由新同方公司加盖公章。综合上述，结合陆旻骅代表新同方公司与案外公司签订的业务合同等，能够相互印证，故本院确认陆旻骅和新同方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新同方公司虽抗辩称陆旻骅系与A经营部而非新同方公司存在关系，并为此提供了《承包经营书》、销售合同、发票及相关微信记录等，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待证事实，亦不足以证明其公司就与A经营部的承包关系告知过陆旻骅，故本院对新同方公司的该项事实主张不予采信。关于陆旻骅与新同方公司之间劳动关系的起始时间，一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已经充分阐述了判决理由，本院经审核，并无不当。据此，新同方公司要求确认其公司与陆旻骅在2014年6月1日至2019年1月1日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本案争议焦点之二为新同方公司应否支付陆旻骅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151,074元。陆旻骅主张新同方公司于2019年1月1日通过微信将其辞退。根据陆旻骅与刘某当日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当陆旻骅问及：“现在因为和你一些私人原因即性格不合，您要辞退我，我也没办法，那我明天就不用来上班了对吗？”刘某当即回复“是的。”新同方公司则主张其与陆旻骅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故无需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同前所述，本院已经认定陆旻骅与新同方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双方在一审庭审中一致确认刘某系陆旻骅入职后的上级主管，新同方公司在一审提交的答辩状中亦称刘某负责黄浦区XX广场XX店，鉴于新同方公司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公司就与A经营部的承包关系告知过陆旻骅、刘某系代表A经营部对陆旻骅进行用工管理，故一审法院认定刘某在上述微信聊天记录中的表述即为新同方公司的意思表示，确认双方劳动关系的结束系因新同方公司的单方解除，并无不当。鉴于新同方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其上述解除行为的合法性，应当承担不利后果，双方一致确认陆旻骅离职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为15,107.48元，一审法院因此判令新同方公司支付陆旻骅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151,074元，亦无不当。至于陆旻骅2018年未休年休假工资余额2,778.34元，一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已经充分阐述了判决理由与法律依据，本院经审核，并无不当。新同方公司坚持原辩称意见，又无新的事实与依据，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新同方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上海新同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剑平审判员  郑东和审判员  周 寅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钟嫣然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