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5民终113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神锐计量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苏州市虎池路85号。法定代表人：姜廷刚，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永堂，苏州市姑苏区胥江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原审被告）：胡春霞，女，1977年4月24日出生，汉族，住苏州市姑苏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永堂，苏州市姑苏区胥江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原审被告）：姜廷刚，男，1976年5月1日出生，汉族，住苏州市姑苏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永堂，苏州市姑苏区胥江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南京盈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南京江北新区新科二路2号南大软件学院415室。法定代表人：陆义保，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晨，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欣，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江苏神锐计量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锐公司）、胡春霞、姜廷刚因与被上诉人南京盈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盈放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2019）苏0508民初51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神锐公司、胡春霞、姜廷刚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并由盈放公司承担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等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案涉订购合同的订立并不符合商业逻辑，明显不属于买卖合同。首先，订购合同的标的为2318台电子秤，该数量无法与盈放公司下游客户600台的需求形成对应关系；其次，一审法院认定的已交货数量表明神锐公司明显不具备合同履行能力，但盈放公司却连续多次进行订购且不索要发票，有悖商业惯例；再次，订购合同内容比较粗糙，凑金额的痕迹比较明显，且四份合同均未明确盈放公司的定制化需求，也没有包括并购项目中神锐公司提供的包括显示屏在内的其他货物和价格；最后，方小峰系神锐公司原财务总监，其离职之后即进入盈放公司关联公司工作，方小峰在一审中的证言亦证实第四份订购合同的货款实际上只是为了平账。二、盈放公司支付的货款实际上是其为履行合作意向书中的合同义务而承担的部分项目运营成本和费用。合作意向书第1.8条、1.13条明确约定盈放公司负有承担合作意向书所涉的并购项目的经营成本和费用的义务。盈放公司法定代表人陆义保以及财务总监朱春泉的聊天记录可以证明第一份、第二份、第三份订购合同都是在双方讨论项目运营成本和费用的分担之后签订的，如实反映了双方真实的意思应当为履行合作意向书，而不是买卖合同。三、一审法院认定神锐公司的发货行为是履行订购合同错误；即便该认定成立，一审法院认定已交付的货物数量亦存在错误。首先，北京达官营市场智慧农贸项目属于合作协议书所述的并购业务，且依据合作协议书的约定已置于盈放公司名下，神锐公司的发货行为本质上是在履行合作意向书。盈放公司子公司工作人员孟亚洲于2018年10月5日通过微信和QQ发送至盈放公司的《衡阳所有市场设备清单》显示，一审法院未予采信的2018年9月7日运送的60台电子称和65台电子液晶屏均由盈放公司入库。四、盈放公司勾结神锐公司前高管，套取神锐公司经营资产，制造虚假债务。盈放公司辩称，第一，神锐公司二审中的观点在一审中已经多次提出，一审法院亦进行了审查。第二，神锐公司陈述合同不符合商业惯例，但未提交证据证明。第三，神锐公司将多个不同主体之间的不同法律关系互相混淆以掩盖其占用资金不归还的事实。盈放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盈放公司与神锐公司于2018年4月至7月签订的四份《订购合同》，即2018年4月11日签订的编号为YF201804101288的《订购合同》、2018年5月18日签订的编号为YF2018051811289的《订购合同》、2018年6月15日签订的编号为YF20180061501311的《订购合同》、2018年7月6日签订的编号为YF2018070601315的《订购合同》；2.判令神锐公司向盈放公司退回货款合计3406200元及资金占用损失（自2018年7月23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息计算）；3.判令胡春霞、姜廷刚对上述债务承担股东未实际缴纳出资的补充清偿责任；4.判令神锐公司、胡春霞、姜廷刚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4月11日，盈放公司（甲方）与神锐公司（乙方）签订编号为YF201804101288的《订购合同》一份，约定甲方委托乙方生产制造智能农产品溯源电子秤系列产品合计1000台套，含税单价为1700元，具体设计参数等要求详见乙方已经提供的样品及其书面材料。以上单价为到达甲方指定现场价格，税率为17%或16%，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乙方收到甲方预付款20个工作日内完成第一批200台交货，其余按约在本年6月底前全部交货，交货时由甲方确认，并在乙方的送货单上签字。乙方免费运送至甲方指定国内用户现场。2018年4月15日前甲方一次性支付订金170万元。乙方延长交货日期须经甲方书面盖章同意，否则乙方应该在收到订金一周内向甲方无条件退回订金。同日，盈放公司向神锐公司转账170万元，备注为衡器采购订金。2018年5月18日，盈放公司（甲方）与神锐公司（乙方）签订编号为YF2018051811289的《订购合同》一份，约定甲方委托乙方生产制造智能农产品溯源电子秤系列产品合计178台套，含税单价为1700元，乙方收到甲方预付款20个工作日内交货，交货时由甲方确认，并在乙方的送货单上签字。2018年5月20日前甲方一次性支付订金30万元。其余内容与前述合同一致。同日，盈放公司向神锐公司转账30万元，备注为订货款。2018年6月15日，盈放公司（甲方）与神锐公司（乙方）签订编号为YF20180061501311的《订购合同》一份，约定甲方委托乙方生产制造智能农产品溯源电子秤系列产品合计235台套，含税单价为1700元，乙方收到甲方预付款20个工作日内完成第一批200台交货，其余按约在本年6月底前全部交货，交货时由甲方确认，并在乙方的送货单上签字。2018年4月15日前甲方一次性支付订金40万元。其余内容与前述合同一致。同日，盈放公司向神锐公司转账40万元，备注为订货款。2018年7月6日，盈放公司（甲方）与神锐公司（乙方）签订编号为YF20180061501311的《订购合同》一份，约定甲方委托乙方生产制造智能农产品溯源电子秤系列产品合计905台套，含税单价为1700元，乙方收到甲方预付款20个工作日内完成第一批500台交货，其余按约在本年7月底前全部交货，交货时由甲方确认，并在乙方的送货单上签字。2018年7月15日前甲方一次性支付订金120万元。其余内容与前述合同一致。2018年7月16日，盈放公司向神锐公司转账120万元，备注为支付货款。上述合同签订后，盈放公司自认收到电子秤114台，2018年4月26日神锐公司通过苏州旭恩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旭恩公司）发货26台电子秤至北京项目，2018年7月13日神锐公司通过旭恩公司发货85台电子秤至湖南项目，另有3台样品是神锐公司人工携带至项目的。神锐公司、胡春霞在一审庭审中陈述：除了盈放公司陈述的旭恩公司运送的111台电子秤以外，神锐公司于2018年10月24日运送90台显示器至衡阳，2018年9月7日运送60台电子秤、65台显示器到衡阳市，2018年5月24日运送61寸显示器（具体数量不详）到北京。其中，衡阳市地址是当时湖南深锐智慧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深锐公司）和湖南衡贸农贸市场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衡贸公司）共用的办公场所地址，发货至办公地点后员工会通知各农贸市场领取电子秤。发货是由神锐公司原财务总监方小峰负责的，2018年11月15日起盈放公司不让胡春霞继续在湖南项目上了，领取电子秤的材料即使有，也在胡春霞湖南办公室内，无法提供。2018年8月15日，盈放公司（卖方）与新合作供销一家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买方、以下简称新合作公司）签订《智能电子秤采购框架协议》一份，约定新合作公司向盈放公司采购电子秤600台，型号为神锐-SR200，数量为预测的采购参考数量，实际数量按订单的采购数量为准，预估采购货物总金额为155万元。同日，新合作公司向盈放公司转账155万元，摘要为GX邻里中心设备购置。2019年7月18日，盈放公司向新合作公司转账1203885.20元，摘要为退款。盈放公司在一审庭审中陈述：该笔退款即为因神锐公司未按约交货，其在《智能电子秤采购框架协议》项下退还新合作公司的货款，其他违约责任双方仍在协商中。一审法院另查明，2018年3月26日，盈放公司股东陆义保（甲方1）、吴微（甲方2）与神锐公司、苏州深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锐公司）股东胡春霞（乙方1）、姜廷刚（乙方2）、深锐公司（乙方3）签订《合作意向书》一份，约定甲方促使盈放公司向乙方合计定向增发700万股，用于收购神锐公司100%股权、专利、知识产权等。定向增发股份的前提是乙方将所有智慧农贸农批行业全部业务（包括信息化及其增值业务）与资源统一置入盈放公司，并将以往以神锐公司、深锐公司名义签订并正在履行或正在签订的智慧农贸农批行业业务合同主体变更为盈放公司；前述相关业务置入后，乙方向盈放公司承诺在2018年实现不低于8000万元人民币的营收收入、1200万元人民币合并报表后扣除非经营性损益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6400万元人民币销售回款。甲方促使盈放公司为智慧农贸农批信息化业务提供预算范围内正常的流动资金支持。鉴于乙方的智慧农贸智慧农批行业全部业务统一转让至甲方名下，经尽职调查的专业机构依据收支配比的原则进行新旧业务划断鉴别后转至盈放公司名下的项目，其正常运营管理、资金支持统一由甲方负责。若各方就本次合作达成正式协议或本意向书项下合作方案获得正式通过，则自2018年3月1日起至工商登记正式变更确认之前，乙方开展正常经营、工作所产生的生产成本及费用支出经尽职调查的专业机构确认后由盈放公司在业务合理范围内予以承担。本意向书仅为各方达成的合作意向，本次合作准备工作如尽职调查、审计、评估、收购条件谈判等就绪后，各方将正式签订相关交易合同。本意向书仅表明各方合作意向，除第二条（保密和信息披露）外，本意向书条款对各方不具有法律效力。后双方并未签订正式的合作协议，神锐公司、深锐公司并未在2018年实现8000万元以上的营收收入。神锐公司、胡春霞、姜廷刚在一审庭审中陈述，涉案4份《订购合同》的付款行为均是因为在《合作意向书》签订后，经胡春霞、盈放公司法定代表人陆义保、盈放公司财务总监朱春泉三人协商，盈放公司通过此方式来负担神锐公司的日常开支及智慧农贸湖南、北京项目的投入资金。意向书签订后，胡春霞、深锐公司将其作为股东的湖南深锐公司的股权全部转让给盈放公司，即将湖南项目转给盈放公司，双方已开始履行《合作意向书》。一审法院还查明，湖南深锐公司于2018年3月16日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姜廷刚，股东为胡春霞、深锐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均为认缴出资。2018年6月5日，股东变更为盈放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陆义保，工商登记的股权转让对价为0元。盈放公司法定代表人陆义保在调查笔录中陈述：胡春霞介绍自己是农贸管理的专家，她说2018年就能做出8000万元到1个亿的业绩，《合作意向书》是双方签订的对赌协议意向，但该意向书不是正式协议。签订本案《订购合同》的背景是其公司的客户新合作公司有2、3年内在全国范围内开设2、3千家农贸市场的发展计划，新合作公司需要大量信息化设备。签订4份《订购合同》是因为胡春霞说电子秤有生产周期，需要提前备货，采购的货是用于北京的农贸市场、湖南农贸市场，且新合作公司有收购湖南项目的意向，所以当时其公司就预定了很多台。关于湖南项目，深锐公司和另一家湖南公司中标了10个农贸市场改造项目，后胡春霞成立了湖南深锐公司，胡春霞没有资金继续做中标项目，而盈放公司不熟悉农贸市场，其带新合作公司去考察，新合作公司有购买意向，其即与胡春霞办理湖南深锐公司的股权转让手续，边投入边等待客户正式收购。因湖南深锐公司当时成立实缴出资为0元，故胡春霞转让股权亦为0元转让，转让后其公司陆续向湖南深锐公司投入注册资本，用于湖南项目开支，胡春霞在湖南项目上待至2018年10月底左右离开。本案双方是真实的买卖合同，不存在胡春霞说的三人协商确定以买卖合同名义转账的事情。微信聊天记录中，胡春霞单方面提到神锐公司的支出工资等，但其并未承诺付款，且微信中胡春霞有意将湖南项目上开支与苏州公司开支搅在一起，其公司向湖南项目上的投资都是通过盈放公司打款至湖南深锐公司账上进行的，从未通过向神锐公司打款来对项目投资。盈放公司财务总监朱春泉在调查笔录中陈述：胡春霞的神锐公司是生产电子秤的，当时考虑到新合作公司发展计划涉及2000到3000家农贸市场连锁集团，电子秤需求量很大，所以公司陆续向神锐公司采购电子秤。公司向湖南项目的投入是从打到湖南深锐公司注册资本进行开支投入的，没有通过神锐公司转账投入的。不存在胡春霞说的三人协商确定以买卖合同为名，实际是支付投资款的事情，盈放公司从未向神锐公司转款用于神锐公司的开支。湖南深锐公司股权转让是0元转让，是在受让股权后陆续向该公司打入注册资本的。神锐公司、深锐公司原财务总监方小峰出庭作证陈述：当时盈放公司和北京一家公司谈了数量较多的合同，所以盈放公司第一次采购数量就是1000台，且当时采购数量多会给予优惠单价，且在第一笔钱到位以后其去过几次南京，因为神锐公司资金链已经断了，其去南京让盈放公司追加采购，这样通过支付定金，神锐公司可以继续运营生产。合同签订后神锐公司没有足额发货，盈放公司口头催过货，但不是特别急，因为北京项目延后了很多，农贸市场尚未开始运营。电子秤都是由其发货的，2018年9、10月份，其作为代表与朱春泉对账，朱春泉说北京收到26台，湖南收到85台，但其发往湖南的数量不止这些。当时神锐公司在湖南有一个仓库，收货人也是神锐公司员工，胡春霞名下的公司在湖南衡阳市除了农贸市场项目，还有其他的客户，货物到底有没有到盈放公司的农贸市场项目里其没有继续核实。湖南项目转手给盈放公司后，盈放公司没有通过神锐公司打款投资在湖南项目上，但2018年5-7月，湖南深锐公司曾经打款给神锐公司、深锐公司，总额大概70万元左右。2018年7月，盈放公司财务总监朱春泉说要平账，双方就协商再签订订货合同，要盈放公司再预付120万元采购款，朱春泉要求这笔钱付给神锐公司后要优先用于两家公司与湖南深锐公司平账，需要将款项归还给湖南深锐公司。一审法院再查明，神锐公司于2016年12月30日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姜廷刚，股东为胡春霞（占30%股权）、姜廷刚（占70%股权），注册资本1000万元，认缴出资期限为2040年12月31日。2017年4月20日，股东变更为胡春霞（占17%股权）、姜廷刚（占51%股权）、周雷（占32%）。2019年2月2日，股东又变更回胡春霞（占30%股权）、姜廷刚（占70%股权）二人。现神锐公司、胡春霞、姜廷刚作为被执行人涉及一审法院数起执行案件，目前均未能履行执行款项。胡春霞在一审庭审中陈述：谈合作意向时，神锐公司、深锐公司账目上就亏损了2000多万，当时其把该情况如实告知盈放公司。在公司缺乏资金时，其个人在外借款，其和姜廷刚名下确有多套房产和店面，但在公司运营过程中，房产多用于流动资金贷款抵押了。目前其和姜廷刚、神锐公司的资金都很困难。一审法院认为，盈放公司与神锐公司签订的四份《订购合同》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履行各自义务。神锐公司在签订合同后仅履行了部分供货义务，致使盈放公司订立合同的目的无法实现，盈放公司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退还剩余未供货的货款。合同解除时间应以解除通知到达对方时确定，神锐公司于2019年3月27日收到本案一审起诉状等应诉材料，即涉案四份《订购合同》于2019年3月27日解除。关于退款金额，涉案合同中约定电子秤单价为1700元/台，盈放公司自认收到114台电子秤。神锐公司虽提供了物流公司出货单，但2018年9月7日运送的60台电子秤是送至胡春霞的湖南办公地点，由其员工签收，神锐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已将该60台电子秤交付给盈放公司或盈放公司指定用户，故一审法院认为涉案合同已供货数量为114台，已供货金额为114台×1700元/台＝193800元。盈放公司已付货款订金总额为360万元，故神锐公司应退还货款金额为360万元-193800元＝3406200元。根据合同约定，乙方（神锐公司）延长交货日期须经甲方（盈放公司）书面盖章同意，否则乙方（神锐公司）应该在收到订金一周内向甲方（盈放公司）无条件退回订金，盈放公司最后一次订金支付日期为2018年7月16日，盈放公司主张以3406200元为基数，自2018年7月23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资金占用利息损失，符合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胡春霞、姜廷刚、神锐公司辩称的涉案买卖合同并未真实交易关系的意见，一审法院认为，其提交的证据并不能证明涉案买卖合同并非真实交易，《合作意向书》中未约定意向书签订后盈放公司要开始负担神锐公司的日常开支，且湖南深锐公司的股权转让后已成为盈放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盈放公司亦无需通过转账给神锐公司来支付湖南项目的投资款。故上述答辩意见，缺乏事实依据，且不符合商业逻辑，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对于盈放公司主张的胡春霞、姜廷刚对神锐公司的债务承担补充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在注册资本认缴制下，未届出资期限的股东依法享有期限利益，但是本案中胡春霞、姜廷刚、神锐公司目前资金困难，涉及数起执行案件存在未履行执行款项的情形。据胡春霞陈述，神锐公司在《合作意向书》签订前即存在巨额账面亏损，在公司运营中需要股东个人对外借款、抵押房产。综上，现神锐公司已资不抵债，为了保护债权人利益，应当将股东出资加速到期，胡春霞、姜廷刚应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神锐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故对盈放公司该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盈放公司主张的诉讼请求，符合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胡春霞、姜廷刚、神锐公司提出的答辩意见，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之规定，判决：一、盈放公司与神锐公司于2018年4月11日签订的编号为YF201804101288的《订购合同》、2018年5月18日签订的编号为YF2018051811289的《订购合同》、2018年6月15日签订的编号为YF20180061501311的《订购合同》、2018年7月6日签订的编号为YF2018070601315的《订购合同》于2019年3月27日解除；二、神锐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退还盈放公司货款3406200元并赔偿资金占用利息损失（以3406200元为基数，自2018年7月23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三、胡春霞、姜廷刚分别在未出资金额300万元、700万元本息范围内对神锐公司上述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案件受理费34814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39814元，由神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新的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和质证。神锐公司、胡春霞、姜廷刚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一、胡春霞与陆义保、朱春泉的聊天记录，证明第一份、第二份、第三份《订购合同》签订前，双方沟通了并购项目的成本和费用并根据沟通情况签订了《订购合同》，双方签订合同的目的不是为了买卖货物，而是为了履行《合作意向书》。二、孟亚洲通过微信、QQ向胡春霞发送的《衡阳所有市场设备清单》，证明神锐公司发送至衡阳的货物的种类和数量，一审法院认定该事实错误。三、衡阳项目所涉市场视频，证明双方合同中未约定电子屏，但神锐公司发送了电子屏，该事实表明双方之间的《订购合同》只是双方履行《合作意向书》的形式。四、神锐公司、湖南深锐公司、盈放智能称重设备（江苏）有限公司、衡贸公司的工商信息，证明湖南深锐公司是双方签订合作意向书之前胡春霞设立的，该公司是在中标12个总额近3000万元的市场后设立的，该公司并不是零资产，后来该公司被以0元转让给盈放公司，盈放公司以0对价获得了神锐公司、胡春霞、姜廷刚的经营资产；其他公司的工商信息表明神锐公司的前高管等核心团队成员已经至盈放公司的关联公司进行任职，盈放公司抽空了神锐公司的核心经营团队。五、朱春泉与石敏、胡春霞与陆义保、胡春霞与朱春泉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石敏、陆义保等五人的微信群聊天记录，证明盈放公司自认投入的1160万元的构成，盈放公司要衡贸公司签订虚假合同，将政府进度款汇至盈放公司。六、湖南深锐公司银行对账明细，证明盈放公司自认投入的1160万元的构成以及158万元政府进度款汇至盈放公司。盈放公司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无法确认记录是否经过删减编辑，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证据二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孟亚洲当时是神锐公司员工，且神锐公司在湖南不仅与湖南深锐公司合作；对证据三不予认可；对证据四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五真实性无异议，但可能存在删减编辑；对证据六真实性无异议。本院认证意见：盈放公司对证据一、五的真实性无异议，且未就其主张的聊天记录经过删减编辑提供证据，故本院对该两份证据予以采信；证据二仅复印件，缺乏原始载体，本院不予采信；盈放公司对证据三不予认可，视频内容亦不足以证实神锐公司履行了案涉合同项下的交付义务，故本院对该证据的关联性不予确认；盈放公司对证据四、证据六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神锐公司、胡春霞、姜廷刚申请陈莺、石敏出庭作证。陈莺陈述，其是神锐公司财务，方小峰拿案涉合同找其盖章时，其曾询问方小峰“盈放公司不是收购我们了吗，怎么承担费用还要签订采购合同”，方小峰回复“盈放公司是上市公司，要走一下流程，只是个形式而已”。石敏陈述，神锐公司发往衡阳项目的相关设备并非盈放公司向神锐公司采购货物，是盈放公司与神锐公司并购的资产调配，项目运作过程中不存在买卖关系。神锐公司、胡春霞、姜廷刚认为，两位证人的证言可以证实双方自2018年3月26日签订《合作意向书》以后，已进入到了合并的实质阶段，本案所涉款项只不过是盈放公司履行合作意向书约定的承担资金支持、成本和费用义务的一种形式。盈放公司则认为，陈莺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且其职级比较低，也不负责与盈放公司联系，不能根据其证言认定相关事实；石敏与胡春霞关系密切，其陈述没有其他证据印证，只是其主观说法，不应采信。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以下事实：2018年4月11日，胡春霞通过微信向陆义保发送“陆董中午好，我在长沙转车了。昨天商量的生产采购款的事情，一早朱总联系我了，问题是今天明天陆续设备不发款，22号设备出不了的，您看怎么处理？我心里挺着急，北京的市场设备也要采购，还有十五天要发货的，过了今天基本来不及供货的。作为神锐公司和盈放公司的供应商合同，从合作关系转化为并购也是可以梳理清楚的，也是业务互补的重要环节。”2018年6月12日，胡春霞通过微信向陆义保发送“陆董，打扰您！衡阳公司着急先行变更也是出于这两周衡阳项目推动需要流动资金，两百万的费用都是急需按时支付的，小峰发了近期的整体流动资金需求，大概是600到800万之间，办理变更后您及时落实了100万，但没有解决急需按时支付的200万，在衡阳项目上流动资金需求还是很急迫的……”。陆义保回复“胡总，我把你的意见转给朱总了，让他与方总衔接后按步骤落实好”。2018年6月15日9时5分，胡春霞通过微信向陆义保发送“陆董，抱歉一早又打扰您！明天就放假的，员工工资、社保、租赁等几笔拖不了的，想您那里能先落实好，放假这几天我们再碰下，把后续手续制度再沟通下。1.池路潇湘街两个市场要付36万租赁费，后续就能回收；2.衡阳员工和苏州工资不可滞后40万，下个月调整到20号发；3.公司社保10万（上月社保未支付）；4.个税两万；5.神锐厂房屋租金15万；6.衡阳市场进度款30万；7.红湘市场租金30万。6和7沟通说可以拖到下周，5是商量支付部分，约100万金额”。陆义保回复“不好意思，才看到信息，春泉应该在安排”。2018年6月15日12时51分，朱春泉通过微信向胡春霞发送“胡总好！刚刚跟方总讲了，湖南我们下午准备付40万注册资本过去，神锐公司付40万预订货款，还得补个合同，你盖个章回给我们就行……”。2018年7月16日，朱春泉通过微信向胡春霞发送“胡总，刚才付了神锐公司120万，这笔款请主要用于神锐公司归还湖南公司的款项，余下留在神锐公司。因为合并到盈放报表的湖南公司的款项尽可能不发生关联交易和借出资金等情况，否则审计和券商检查都会遇到麻烦。”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神锐公司、胡春霞、姜廷刚以盈放公司向神锐公司支付案涉款项系基于《合伙意向书》，双方不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为由主张不承担款项返还义务能否成立；二、如上述理由不能成立，则神锐公司、胡春霞、姜廷刚主张一审法院认定的已交付的货物数量错误能否成立。本院认为，关于争议焦点一，神锐公司、胡春霞、姜廷刚以不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为由主张不承担款项返还义务不能成立。理由如下：首先，神锐公司、胡春霞、姜廷刚主张盈放公司向神锐公司支付案涉款项系履行《合作意向书》第1.8条、第1.13条约定的义务不能成立。一方面，该意向书明确“本意向书仅表明各方合作意向，本意向书条款对各方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上述条款对双方并不具有约束力；另一方面，从约定内容来看，盈放公司依据第1.8条的约定“负责”的内容系“经尽职调查的专业机构依据收支配比的原则进行新旧义务划断鉴别后转至盈放公司名下的项目”的运营管理、资金，其依据第1.13条承担生产成本及费用的前提系“各方就本次合作达成正式协议或本协议书项下合作方案获得通过”，但本案中并无相应证据证明双方进行了相关尽职调查或签订正式协议。其次，在双方未正式签订合作协议，未能就合作内容达成一致的情况下，胡春霞多次向盈放公司提出资金需求，仅能表明双方有通过签订《订购合同》缓解神锐公司资金压力的动机，该签订合同的动机不影响合同意思表示真实性的认定。结合胡春霞在第一份合同签订前陈述的“昨天商量的生产采购款的事情……作为神锐公司和盈放公司的供应商合同，从合作关系转化为并购也是可以梳理清楚的……”，现有证据并不足以表明《订购合同》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最后，陈莺、石敏在上述合同签订时均为神锐公司工作人员，其对《订购合同》的理解不能代表盈放公司的意思表示，且因为其与神锐公司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言真实性亦不能确认。关于争议焦点二。神锐公司、胡春霞、姜廷刚主张一审法院认定的已交付的货物数量错误的主要理由为一审法院未认定其交付的显示器以及其于2018年9月7日运送的60台电子称，为此其主要提交了向旭恩公司支付运费的付款申请表及发票、孟亚洲发送的《衡阳所有市场设备清单》。对此争议，本院认为，神锐公司、胡春霞、姜廷刚的上述主张依据不足，理由如下：首先，显示器并非双方《订购合同》的内容，神锐公司、胡春霞、姜廷刚主张交付显示器系履行案涉合同，不能成立。其次，向旭恩公司支付运费的付款申请表及发票仅系神锐公司制作的财务凭证，并不足以证明运输的具体内容及收货主体。最后，孟亚洲发送的《衡阳所有市场设备清单》真实性无法确认。孟亚洲在案涉交易期间系神锐公司工作人员，《衡阳所有市场设备清单》仅系其关于入库、出库、库存情况的记录，清单内容涉及与本案无关的显示器情况且未体现双方无争议的2018年7月交付的85台电子称，故该证据内容亦与本案缺乏关联性，不足以证明交付事实。综上所述，神锐公司、胡春霞、姜廷刚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4814元，由上诉人江苏神锐计量设备有限公司、胡春霞、姜廷刚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俞水娟审 判 员 唐 蕾审 判 员 李 诚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 杨俊生书 记 员 周媚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