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6民终431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瑞芹，女，1968年4月8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保定市蠡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杜丹，河北达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刚，河北达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树言，男，1952年5月2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保定市蠡县。 上诉人李瑞芹因与被上诉人李树言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蠡县人民法院（2020）冀0635民初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瑞芹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杜丹、程刚、被上诉人李树言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瑞芹上诉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撤销蠡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冀0635民初30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李树言返还李瑞芹股权转让款360750元；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保全费等一切费用均由李树言负担。事实和理由：李瑞芹系原河北大华胶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华公司）的隐名股东，占各股东出资总额的4.81%，该事实已经有李树言向法庭提交的《2011年利润分配表》这一客观书证，以及李树言的当庭自认，并经蠡县人民法院、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书予以确认，可谓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不存在任何异议。但一审法院却不顾这一切，对上述事实完全予以否认，从而驳回李瑞芹的诉讼请求，实属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明显枉法裁判，偏袒一方，请二审法院予以纠正，具体理由如下：一、李瑞芹系原大华公司的隐名股东，且占各股东出资总额的4.81%，这是不容争辩的法律事实。大华公司于2013年6月21日股权转让时，各股东出资总额为208万元，李瑞芹出资10万元。认定这一事实的重要证据是：（1）李树言提交的2011年《利润分配表》明确载明了李瑞芹的出资为10万元。该表中载明：“玉淑”（指刘某）股金240000元，“进章”（指李进章）股金为320000元，“小琴”（指李瑞芹）股金100000元。上述分配表中所说的“小琴”就是本案李瑞芹，此表证明李瑞芹出资10万元。（2）李树言在（2018）冀0635民初2358号案件的庭审笔录中均有其自认，内容为：“李树言：李进章与李小芹不是刘某名下的隐名股东，他们是大华公司的隐名股东，是以个人名义向大华公司进行的出资......在2011年分配表当中，分别单独分配金额。刘某为24万元，李进章由19万元变更为32万元，李小琴是10万元......”（见蠡县法院2358号案件第一次庭审笔录第5-6页）、“法官：公司转让时，属于本人出资的，刘某是24万元，李进章是32万元，李瑞芹10万，三人一共66万，公司总股金208万元，以上内容双方有无争议？李树言：有争议，刘某李进章李瑞芹是各自出资，对三人各自出资认可，不承认算在一起......”（见蠡县法院2358号案件第二次庭审笔录第9-10页）。李树言的当庭自认，充分证实了李瑞芹是大华公司的隐名股东，大华公司转让时，各股东出资总额为208万元，李瑞芹出资10万元，占各股东出资总额的4.81%的客观事实。（3）本案事实不仅由以上书证及李树言的自认证明，而且也已经被蠡县人民法院、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书所确认。蠡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冀0635民初2358号民事判决书、保定市中级法院作出的（2019）冀06民再80号民事判决书、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冀06民再81号民事判决书均依据李树言提交的《利润分配表》以及其当庭自认认定：“刘某承认2011年其与李进章、李瑞芹出资分开，三人出资既已在公司账目中分开，则不宜认定李进章、李瑞芹出资在刘某名下，故对李树言关于李进章、李瑞芹是大华公司的隐名股东，其出资不在刘某名下的主张予以采纳”（见2358号判决书第4页、81号判决书第10页），保定市中级法院作出的（2019）冀06民再80号民事判决书认定：“李树言在一审中认可按总股金208万元，以各股东实际出资比例分配过一次转让款，故一审法院再审据此认定大华公司转让前，各股东出资总额208万元并无不当”（见80号判决书第6页），上述判决书均已生效，且明确认定李瑞芹是大华公司的隐名股东，大华公司转让前，各股东出资总额208万元。因此上述判决书应当作为认定李瑞芹是大华公司隐名股东，大华公司转让前，各股东出资总额208万元的法定依据，无可驳辩，是无需再举证证明的。综上所述，以上证据已经充分证实李瑞芹系大华公司的隐名股东，大华公司转让时，各股东出资总额为208万元，李瑞芹出资10万元，占各股东出资总额的4.81%。二、一审法院称：大华公司转让前股东仅为“李树言、刘某、张集凯”，而将李瑞芹等人这些隐名股东排除在外，这是违背事实的。李树言、刘某、张集凯仅系大华公司的显名股东，大华公司除上述三名显名股东外，还存在李进章、李瑞芹等隐名股东。这一事实也是李树言一直主张和认可的事实，而且已经有上述证据予以证实。因此，一审法院这一认定违背事实。三、一审法院对于以上法律事实，完全予以否定，认定李瑞芹及其代理人提交的上述所有证据不能证实其具备股东资格，这是完全错误的，根本站不住脚。一审法院称：“李瑞芹称2011年之前隐名在刘某名下，之后单独分出成为大华公司隐名股东，但大华公司并未就李瑞芹单独分开修改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中有关股东及出资额度的记载”。按照此种理论，就等于说李瑞芹要成为大华公司的隐名股东不仅要修改公司章程，还要在股东名册中有记载，否则就不予认定。这一观点显然犯了逻辑错误，毫无依据。根据《公司法》第十一条规定：“设立公司必须依法制定公司章程”、第十二条规定：“......公司可以修改公司章程，......，但是应当办理变更登记。”由此可知，公司章程应当在工商行政机关进行登记备案，如修改公司章程，亦需要在工商行政机关进行变更登记。但是，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在工商行政机关登记备案的是显名股东，而隐名股东是不可能在工商行政机关登记备案的，亦不会记载于公司章程，如果将隐名股东记载于公司章程对外公示，那还叫什么隐名股东？一审法院这一认定，违背公司法的规定，显然犯了逻辑错误，毫无依据。另，一审法院认为要成为公司隐名股东，就需要记载于股东名册，这一认定，也同样毫无法律依据。股东名册，是指公司记载有关股东及其股权状况的簿册，系公司的内部文件，法律并没有强制性规定公司必须备置股东名册。有的公司有股东名册，有的公司根本就没有股东名册，股东名册并非认定股东资格的必要条件。大华公司就属于没有备置股东名册的情况，所以，一审法院这一认定错误，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四、一审法院认定：“李瑞芹虽提交大华公司2011年利润分配表、（2018）冀0635民初2358号及（2019）冀06民再80号民事判决书证实其向大华公司出资320000元（应为100000元），但无大华公司签发的出资证明书及李瑞芹与大华公司股东之间的代持股约定予以佐证，无法确定李瑞芹出资真实意思目的，故不能确定股金投入。”按照这一逻辑，就是说李瑞芹提交了法院的生效判决书以及李树言认可的2011年利润分配表等证据，还不能认定李瑞芹是大华公司的隐名股东、股金投入10万元的事实，还要有出资证明和李瑞芹与大华公司股东之间的代持股约定，并且还要确定李瑞芹出资的真实意思目的。一审法院这一要求完全错误，既违背逻辑，又无法律依据。首先，一审法院所说的出资证明书并不是认定股东资格的必要条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三条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编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司法解释（三）、清算纪要理解与适用》的观点，出资证明书具有证明股东资格的效力，证明股东已向公司出资，但本身并无设权效力，不能仅以出资证明书认定出资人具有股东资格。持有出资证明书不是认定股东资格的必要条件，没有出资证明书的也可能被认定为股东，故出资证明书在认定股东资格时无决定性的效力。因此，一审法院不顾其他充足而确凿的证据，仅以无出资证明书认定李瑞芹不是大华公司的隐名股东，实属认定错误，于法无据。其次，一审法院认为李瑞芹没能提供其与大华公司股东之间代持股约定予以佐证，因而就不是大华公司的隐名股东，这是完全错误的。生效判决已认定李瑞芹是大华公司的隐名股东，那么李瑞芹就不隐名在其他股东名下，李瑞芹也就不可能与其他股东有代持股约定。故此，一审法院上述观点是错误的。再次，一审法院认为无法确定李瑞芹出资的的真实意思目的，因而不是隐名股东，毫无逻辑，于法无据。李瑞芹2011年隐名在刘某名下，2011年之后李瑞芹的出资与其母亲刘某分开记载，其向大华公司实际出资100000元，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既然其作为股东出资，其目的就是为了享有股东的权利和义务，并且享有分配利润的权利，公司股权转让后享有按照持股比例分配股权转让款的权利。2011年利润分配表中的记载，也可以证实李瑞芹的出资就是股金投入，所以才享有了分配利润的权利，李瑞芹是股金投入的事实及获取相应利润的目的非常明确，因此，一审法院以这个“真实意思目的”来否认李瑞芹的股东身份，于法无据，请二审法院予以纠正。五、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李瑞芹系大华公司的隐名股东，不存在李瑞芹与其他名义股东的代持关系，上述事实已经有蠡县人民法院、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书予以确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四）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对于生效的判决书已经认定的事实，李瑞芹无需再举证证明。一审法院依据《最高院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规定，认定李进章（应为李瑞芹）提交的现有证据不能证实其具备股东资格，违背了上述法律规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请二审法院予以纠正。六、蠡县法院对同一事实，作出截然相反的判决，自相矛盾，是完全错误的。本案李瑞芹起诉李树言返还股权转让款纠纷一案，与刘某起诉李树言返还股权转让款所依据的事实，是同一事实，李瑞芹以及刘某、李进章均原来一直认为，他们隐名在刘某名下，三人在大华公司转让时的出资加起来共计66万元，李进章、李瑞芹均系通过其母亲刘某按照66万元的持股比例向李树言主张返还股权转让款，但是蠡县人民法院以及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均认定李进章、李瑞芹没有隐名在刘某名下，不应通过刘某主张权利，而是认定李进章、李瑞芹系大华公司的隐名股东，其应当以隐名股东的身份来主张权利。现李瑞芹以自己隐名股东身份来主张权利，但一审法院却又反过来认定李瑞芹不具有股东资格，这不是完完全全自相矛盾吗？一审法院这明显是对同一事实，作出截然相反判决，是完全错误的。这种判决，使李瑞芹无所适从，完全剥夺了李瑞芹作为一名隐名股东取得股权转让款的权利，保护了李树言一直霸占本不属于他份额的股权转让款的侵权行为，请二审法院予以纠正。七、李树言应当向李瑞芹返还股权转让款360750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2013年6月21日，大华公司各股东股权全部转让，股权转让款共7500000元全部打入李树言个人账户，该事实李树言本人已予以承认。李树言给李瑞芹的母亲刘某的880000元的股权转让款中并不包括李瑞芹的份额，该事实已由蠡县法院作出的（2018）冀0635民初2410号生效判决书予以认定。因此，李树言应当按照持股比例4.81%向李瑞芹返还股权转让款360750（7500000×4.81%）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请二审法院予以支持。 李树言辩称，一、诉讼主体不适格。上诉人自称是隐名股东就应该知道隐名股东是未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法律上称为实际出资人。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24条，第26条，公司法第32条第三款等相关法律规定，隐名股东不能对抗第三人，对第三人既不承担义务也不享有权利，它的权利和义务是由名义股东代位行使的，它只能向谁履行了出资义务签订了代持合同向谁主张权益。上诉人既没有向被上诉人履行出资义务更没有签订代持合同向被上诉人主张权利既无事实证据更无法律依据，法无授权不可为。二、公司财产在不经清算，未按规定清偿前不得分配给股东。依据公司法第3条，第186条规定，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在没有按186条规定清偿前不得分配给股东，大华公司没有清算不能分配，刚审结生效的（2020）冀06民终1991号就是因没有清算驳回的这是同案也应驳回。依据公司法解释四第13条，第15条股东请求分配利润的案件，应当列公司为被告，不能提交清算后的分配方案理应驳回。三、已超过了诉讼时效应予驳回。公司分配转让款是在2013年6月份，提供分配数据就是其婆母刘某，上诉人称少分了几十万，这对一个农村家庭是天大的事，为什么不去找公司和提供数据的人，如果真少分了会不要命的找。可上诉人从未主张过权益，其婆母刘某在（2014）蠡民初字1231案，（2015）蠡民初字455号案，（2016）冀0635民初899号中从不承认其有出资，上诉人也从未有过异议和主张过权利，特别是在发回重审的（2015）保民四终字330号判决要求增加遗漏的诉讼主体，既然没有分红为什么不参加诉讼，致使历经了这么长时间，出了这么多错案。这么反常怎么解释，只有一种可能李瑞芹所称全是假的。代新丑（2017）冀0635民初1801号和（2020）冀06民申29号相同案件中已判超过诉讼时效，现在已是2020年更是超过了诉讼时效，法律是平等的也应予驳回。四、应遵照高院同案必须同判，类案必须检索进行审判。依据最高法在2020年7月31日试行的同案必须同判，类案必须检索的要求，此案和刚审结生效的（2020）冀06民终1991号案，案由相同，上诉人是同一家人，一审判决相同，上诉状相同，上诉代理人，被上诉人，审判人员完全是1991号案的相同人员，违反的都是相同的不经清算不得分配的法律规定，这么高度相同的案件，相隔时间这么短不能有两种判决，同案必须同判，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李瑞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李树言向李瑞芹返还股权转让款360750元；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一切费用均由李树言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7年6月22日，李树言、证人刘某、案外人张集凯设立了河北大华胶带有限公司，李树言任执行董事，系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证人刘某任现金会计。2013年6月21日，李树言、证人刘某与案外人赵江海、任春波等人签订协议书，将大华公司转让，转让款7500000元付至李树言账户。依李瑞芹申请，一审于2020年1月9日作出（2020）冀0635民初30号之二民事裁定书，冻结李树言银行存款360750元，期限为一年。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应为李瑞芹是否为大华公司隐名股东，从而确定能否向李树言主张返还股权转让款360750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认定是否为隐名股东的前提在于隐名股东与名义股东之间是否签订代持股协议，且协议内容是否明确约定隐名股东实际出资或同意认缴出资、投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依据查明事实，大华公司转让前股东为李树言、刘某、张集凯，李瑞芹称2011年之前隐名于刘某名下，之后单独分出成为大华公司隐名股东，但大华公司并未就李瑞芹单独分出修改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中有关股东及出资额度的记载，李瑞芹虽提交证据证实其向大华公司出资10万元，但无大华公司签发的出资证明书及李瑞芹与大华公司股东之间代持股约定予以佐证，无法确定李瑞芹出资真实意思目的，故不能确定为股金投入。综上所述，李瑞芹所提交的现有证据不能证实其具备大华公司股东资格，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李瑞芹要求李树言返还股权转让款360750元的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李瑞芹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711.24元，诉讼保全费2324元，由原告李瑞芹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李树言提交（2020）冀06民申29号、（2020）冀06民终1991号民事判决书，证明目的为民申29号证明同样案件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本案也是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1991号民事判决书是相同案件，同案必须同判。李瑞芹质证称，对民申29号判决文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跟本案无关，因各案有各案的具体情况，是否过诉讼时效，是由法院审核的，并非由某个案件去证实。对1991号裁判文书，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判决结果我们正在提出申诉，我们认为原审法院对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明显错误。所以在这种情况，作为法院，我们认为应当是依据事实，重新考虑适用法律问题，以免出现不应有的错误。本院认证如下：对李树言提交的（2020）冀06民申29号、（2020）冀06民终1991号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定。 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2013年6月21日，李树言、刘某作为甲方代表，赵江海、商立柱、任春波作为乙方代表，签订的协议书中明确约定：（1）甲方同意将（河北大华胶带有限公司）转让给乙方永久为业，转让费（柒佰伍拾万元整）7500000元人民币。（2）本协议在签订之日，甲方胶厂、土地、厂房及机器设备、办公生活用品等一切固定资产永久归乙方所有。……（5）本协议签订前的所有债权、债务、工商税务、环保、水电、工人工资及所遗留的一切事物及费税均由甲方负责，乙方概不承担。（6）本协议签订生效后，甲方胶厂所有权有形资产、无形资产永久归乙方所有。……。保定市中级中院作出的（2019）冀06民再81号民事判决书已载明“对李树言关于李进章、李瑞芹是大华公司隐名股东，其出资不在刘某名下的主张予以采纳。”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二审庭审中，诉讼双方均认可原大华公司转让后没有进行过清算。 本院认为，2013年6月21日，李树言、刘某作为甲方代表，赵江海、商立柱、任春波作为乙方代表，签订的协议书中明确约定：（1）甲方同意将（河北大华胶带有限公司）转让给乙方永久为业，转让费（柒佰伍拾万元整）7500000元人民币。（2）本协议在签订之日，甲方胶厂、土地、厂房及机器设备、办公生活用品等一切固定资产永久归乙方所有。……（5）本协议签订前的所有债权、债务、工商税务、环保、水电、工人工资及所遗留的一切事物及费税均由甲方负责，乙方概不承担。（6）本协议签订生效后，甲方胶厂所有权有形资产、无形资产永久归乙方所有。……。由上述协议内容可以看出，协议转让的内容涉及大华公司的全部财产（有形实物资产及无形财产），也涉及协议签订之前大华公司的所有债权债务及税费等归属问题，由此可见该转让款并非单纯的股权转让款。 《公司法》第三条规定，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有限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第四条规定，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公司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清算组在清理公司财产、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后，应当制定清算方案，并报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人民法院确认。公司财产在分别支付清算费用、职工工资、社会保险费用和法定补偿金，缴纳所欠税款，清偿公司债务后的财产，有限责任公司按照股东的出资比例分配，股份有限公司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公司财产在未依照前款规定清偿前，不得分配给股东。从转让协议可以看出，转让款7500000元包括了原大华公司的“所有权有形资产、无形资产”的转让及“债权债务、工商税务、环保、水电、工人工资及所遗留的一切事物及费税”的承担，这与《公司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内容亦是相符合的。原大华公司转让后对原公司账目、债权债务没有进行过审计清算。李瑞芹并未举证证明7500000元转让款是扣除原大华公司所有债务的公司纯利润，在此情况下，李瑞芹所应分得的前公司转让收益数额不能确定，李瑞芹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一审判决驳回李瑞芹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予以维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冀06民再81号民事判决书已载明“对李树言关于李进章、李瑞芹是大华公司隐名股东，其出资不在刘某名下的主张予以采纳。”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在此情况下，一审判决否认李瑞芹的原大华公司隐名股东身份，与生效法律文书认定的事实不符，显属不当，对此依法予以纠正，但一审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711.24元，由李瑞芹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舒淼 审 判 员 王洪月 审 判 员 陈 宁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 董 军 书 记 员 于 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