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103民初6357号原告：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呼家楼京广中心商务楼**。法定代表人：周建潮，理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匡秀娟，湖南豪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何雨，湖南豪宇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长沙市天心区邂逅相逢娱乐城，住，住所地长沙市天心区林大路**芙路林学院内）。经营者：张勇男，1981年4月9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湘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姚艳，湖南唯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以下简称音集协)与被告长沙市天心区邂逅相逢娱乐城（以下简称邂逅相逢娱乐城）侵害作品放映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音集协委托诉讼代理人匡秀娟、何雨，被告邂逅相逢娱乐城委托诉讼代理人姚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音集协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97100元；二、判令被告承担原告的维权合理费用（取证消费款595元、调查取证费1500元、律师代理费10000元）共计12095元；（上述两项金额共计209195元）三、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原告依法成立的著作权音像集体管理组织，与广大权利人签订了著作权授权合同，对多达20万首音乐电视作品（包括涉案作品）享有复制权、放映权等著作权权利，有权以自己名义向侵权者提起诉讼。被告在未与原告签订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未缴纳许可使用费的情况下，在其经营的卡拉OK场所向不特定消费者提供曲库中海量音乐电视作品的点播业务。在原告敦促被告订立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并支付使用费后，被告未予理睬，具有主观侵权故意，侵犯了原告的著作权，被告应当参照国家版权局2006年第1号公告颁布的卡拉OK著作权使用费标准12元/天/终端，并结合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2017年-2019年公告的湖南地区使用费收费标准，支付2017年1月1日-2019年12月31日期间的版权使用费。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被告邂逅相逢娱乐城辩称，答辩人未侵犯被答辩人的放映权，被答辩人无权要求答辩人支付使用费。目前KTV的点歌系统普遍采用局域网形式，点歌系统由统一服务器和多个电脑接收终端联网组成。答辩人在运营过程中将音乐电视作品存储于店面的服务器中，消费者在包厢的点歌屏选择歌曲，歌曲在服务器完成播放，再通过局域网传输到包厢播放。答辩人提供音乐电视作品播放行为的可能受信息网络传播权控制，但不受放映权控制，被答辩人未获得涉案音乐电视作品权利人信息网络传播权许可，无权要求答辩人支付使用费。放映权作为一种机械表演权，它所强调的是向现场公众传播存储于包厢本地的内容。多年前，KTV点歌系统是在每个包厢都设有专有的单片机用于存储歌库，消费者仅能点播所在包厢单片机中的歌曲，该点歌方式向现场公众传播的是存储于本地的歌曲。然而，现有的KTV的点歌系统是向公众传播位于远端的内容，而不是本地的内容，不符合放映权的构成。原告未举证证明被告的服务器有原告的音乐电视作品。第一，被告使用的VOD系统供应商有60多万首音乐电视作品，被告的服务器曲库歌曲量也已多达18余万首，在原告仅有16万余首音乐电视作品的前提下，被告的服务器曲库并不一定有原告的音乐电视作品；第二，首先，原告无法证明涉案《可信时间戳认证证书》所附附件的真实性，只有登陆时间戳服务中心网站验证时间戳所附附件，显示文件通过可信时间戳验证，才能证明文件自申请时间戳时起，内容保持完整，未被修改；其次，原告提交的视频无法证明拍摄于被告的经营场所，原告提交的消费清单可知，原告在被告处购买的都是酒水食品，无法证明在被告处开了包厢，从原告提交的视频的内容也无法证明涉案视频拍摄包厢是被告的经营场所。因此，原告现有的取证存在重大瑕疵，不能证明被告的经营场所可以点播原告的歌曲。三、如果法院认定答辩人应支付音集协使用费，被答辩人要求的使用费过高。第一，正如原告所述，许可使用费是原告的实际损失。然而，许可费用包含了音集协和音著协两者的使用费，使用费涉及音集协音乐电视作品的复制权和放映权，音著协音乐作品的表演权。本案因涉及音乐电视作品的放映权，因此，许可费用的三分之一才是原告曲库所有音乐电视作品放映权的使用费。第二，被告2019年已与原告签订著作权许可协议，在音集协和天合公司在北京知产法院的案件审结并确定合同解除之前，被告与原告签订的协议合法有效，原告无权提起侵权之诉。第三，侵权之诉的诉讼时效为三年，2017年上半年度的使用行为已超出诉讼失效，具体时间以本案立案日期为准，暂按照2020年7月1日立案计算赔偿金额，即原告可能的侵权时间为1.5年。第四，鉴于音集协的权利歌曲为16万多首（按16万计算），取证歌曲为100多首（按200计算），包厢数30，因此，音集协的损失应为包厢费用*包厢数量*时间/3（本案仅涉及音乐电视作品放映权）/音集协曲库数量*取证歌曲量：800*30*1.5/3/160000*200=15元。第二，KTV的经营受到疫情影响，正处于挣扎生存时期。以长沙地区为例，疫情过后，长沙的量贩式KTV已关停了数十家。KTV无能力支付过高使用费。第三，KTV经营者的经营除了需要使用点唱系统及内含的歌曲外，还需要配套的包房、硬件和服务，且点歌机中存储的歌曲数量众多，涉案歌曲对其经营所起的作用较小。第四，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诉讼请求二的律师费、交通费、食宿费等开支，应驳回原告的该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音集协是经国家版权局批准成立、民政部注册登记的音像集体管理组织，依法对音像节目的著作权以及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实施集体管理。原告与滚石国际音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滚石公司）、经台湾索尼音乐娱乐股份有限公司授权的索尼音乐娱乐（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索尼公司）、中国唱片总公司（以下简称中唱公司）、北京华谊兄弟音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谊公司）订立了《音像著作权授权合同》，同意将其依法拥有的音像节目的放映权、复制权（前述二者仅限卡拉OK经营场所）授予音集协管理并维权，音集协有权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等。索尼、滚石、中唱、华谊公司为《倒带》《假面的告白》《好想你》等174首涉案音乐电视作品的著作权人。2018年11月6日，原告在其网站上发布音集协字[2018]第80号《关于终止委托天合集团著作权许可收费资格的告知函》，向各卡拉OK经营者、各VOD运营商、各地区娱乐行业协会告知其于同月5日正式公告终止天合集团及其各子公司的收费资格，并告知：凡2018年11月5日（含）前已与我会签订《著作权许可合同》并完成付款的卡拉OK经营场所，所签合同继续有效直至合同约定期届满。自2018年11月5日起，卡拉OK经营者不得再通过天合集团及所有子公司签署向我会缴纳著作权使用费的合同，凡签订如本函所示版本及编号的合同，未于2018年11月5日前将著作权使用费支付到账至该合同印制账户，均视为未经我会许可，该合同无效。具体作废合同编号在我会官网查询区公示等。原告向被告送达音集协《关于卡拉OK营业场所支付版权使用费事宜告知函》通知原告在收到函件后五日内与原告湖南联络处商谈具体版权费缴费事宜。关于被告的侵权事实，长沙市华湘公证处出具（2019）湘长华证内字第2428号公证书载明：申请人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的委托代理人刘凯军于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七日向本处称: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简称“音集协”）发现国内部分ＫＴＶ、歌厅等营业场所未经许可授权擅自使用该协会管理的音乐电视／音像作品,为维护该协会的合法权益,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特委托申请人拟采取诉讼等方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申请人为调查取证需要,特向本处申请办理保全证据公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公证程序规则》的规定,本处受理了申请人的申请。二〇一九年七月一日,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刘凯军与本公证员、公证人员殷某一同来到长沙市天心区林大路附近一家招牌标有“邂逅南城量贩ＫＴＶ”等字样的营业场所,公证人员殷某使用自己的手机（华为手机,型号:ＬＹＡ-ＡＬ10）微信位置定位功能进行定位并对位置信息进行截图,取得截屏图片一张（见附件二）。上述一行人进入该场所二楼,刘凯军以微信方式向该场所支付了本次消费的相关费用,共计人民币叁佰玖拾捌元（小写:398元）,并现场取得一张单号为ＣＳ201907010100009的挂单、一张收据号码为6600715且加盖“长沙市天心区邂逅相逢娱乐城”印章的收款收据,该场所工作人员将上述一行人引导至标有“邂逅ＫＴＶ502”的包间,包间内张贴的消防图显示该层的包闻数目。在本公证员及公证人员殷某的监督下,委托代理人刘凯军在该包间内的页面左上方标有“ＴＨＵＮＤＥＲＳＴＯＮＥ”等字样的点歌系统上查找相应的歌手及其相应的歌曲页面,然后在点歌系统上查找、选取、并对点播的音乐电视作品进行了播放（歌曲清单详见附件一）,其中附件一内第一到第十首为整首播放,第十一到第十四首为部分播放。在上述保全过程中,本公证员及公证人员殷某对使用的摄像设备（华为手机,型号:ＤＵＫ-ＡＬ20）进行检查,确保该摄像设备内没有与本次保全相关的内容后,公证人员殷某于当日十九时十四开始对上述查看部分歌手页面和音乐电视／音像作品的整个播放过程进行了摄像。摄像于当日二十时八分结束。在上述保全过程中,公证人员殷某使用自己的手机（华为手机,型号:ＬＹＡ-ＡＬ00）对该ＫＴＶ营业场所的内外观部分现场情况、委托代理人刘凯军在上述过程中的微信支付账单、取得的挂单、收款收据进行了拍照。事后,本公证员及公证人员殷某将上述过程中取得并保存在上述摄像设备中的照片、影像资料导入至本处的电脑中,并将上述照片进行打印,将上述影像资料进行刻录。照片内容未进行任何编辑,共打印一式三份,二份附公证书,一份留存于本处。刻录的光盘系本处提供的全新未拆封的光盘,共刻录一式三份,二份附公证书,一份留存于本处。兹证明与本公证书相粘连的《歌曲清单》（见附件一）,与保全时现场所点播歌曲相符;与本公证书相粘连的打印的纸质照片（见附件二）,为公证人员殷某现场截屏、拍照取得,内容与保全时现场实际情况相符;与本公证书相粘连的密封袋中的光盘中的影像资料（见附件四）,为公证人员殷某现场拍摄取得,内容与保全时现场实际情况相符;与本公证书相粘连的挂单、收款收据的照片打印件（见附件三）与原件相符,原件属实,原件由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刘凯军收执。2020年4月1日，原告派工作人员来到被告处，进入506包厢点播了《倒带》《假面的告白》等160首涉案音乐电视作品，对该娱乐场所和点播过程进行了录音录像，并通过联合信任时间戳服务中心权利卫士进行证据固定，形成可信时间戳认证证书两份。证书载明：本证书时间戳由国家授时中心负责授时和守时保障的联合信任时间戳服务中心签发，证明文件（或电子数据）自申请时间戳时起已经存在且内容保持完整、未被篡改；时间戳文件以（*.tsa）附件形式保存在本证书中；申请时间分别为2020年4月1日15时19分17秒、2020年4月1日16时07分11秒；文件名称分别为TSA_VIDEO_20200401143229.mp4、TSA_VIDEO_20200401151929.mp4。经播放原告的取证光盘比对，被告KTV包厢内放映的作品与原告主张保护的同名作品画面、演唱、词曲作者及歌词等信息均一致，被告未提出异议。另查明，原告向北京传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北京雷石天地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北京雷客天地科技有限公司、北京镭海易墅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福建海媚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厦门前沿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四川音创伟业科技有限公司、福建星网视易信息系统有限公司、北京阳光视翰科技有限公司等公司发放《授权书》，授权上述公司在其设备和系统中使用音集协管理的音乐电视作品制作卡拉OK曲库，向实体卡拉OK歌厅发放，以满足卡拉OK营业性需要（取得曲库的卡拉OK歌厅，应另行按法律规定取得放映权许可，并交纳著作权使用费）。音集协关于卡拉OK著作权使用费收取标准湖南地区为8.3元/天/终端。音集协在长沙地区授权费用标准为1500元/间/年。2019年6月14日，湖南豪宇律师事务所向被告邮寄律师函通知被告停止侵权。经原被告双方确认，被告经营场所共有包厢27间，实际使用25间。另查明，被告成立于2016年6月14日，类型为个体工商户，经营范围为歌舞厅、娱乐场所经营。被告主张2019年8月6日，其向案外人天合文化集团有限公司支付了2019年的著作权许可费用，根据其提交的转账记录显示支付金额为700元。再查明，原告两次取证花费595元。公证费1000元，并提供了发票。其他维权及合理开支费用未提交相应票据。本院认为，本案系侵犯作品放映权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项规定,放映权系通过放映机、幻灯机等技术设备公开再现美术、摄影、电影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等的权利。被告在其营业场所,未经著作权人或其他权利人许可,以营利为目的,通过放映机等技术设备公开再现他人音乐电视作品,供不特定消费者点播播放,其行为已经构成对原告管理的涉案作品放映权的侵犯。原告是依法成立的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其与滚石、索尼、中唱、华谊公司签订的《音像著作权授权合同》依法取得滚石、索尼、中唱、华谊公司音乐电视作品的放映权、复制权，并有权以自己的名义对侵权行为提起诉讼，诉讼主体适格。《倒带》《假面的告白》等174首涉案音乐电视作品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制作,画面内容与音乐主题相互配合,凝聚了导演、演员、摄影、剪辑、灯光、合成等创造性劳动,包含了创造者独特的个性，均属于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被告未经原告许可，在其经营的KTV场所点歌系统中使用原告享有著作权的涉案音乐电视作品，未支付报酬，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利，应承担赔偿损失、支付合理维权费用的侵权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作为委托人，其有权解除或终止委托事项，解除通知到达相对人时即发生法律效力。2018年11月6日，原告在其网站上发布《告知函》，终止天合集团及其各子公司的收费资格。故从2018年11月6日起，作为涉案音像作品的权利人，其不再委托天合集团及其子公司为其管理的音像作品收取版权费，卡拉OK经营者在知晓该通知后，即不应再与被解除授权的天合集团及其子公司签订相关著作权许可合同。被告虽主张其向案外人天合文化集团有限公司支付了2019年著作权许可费并提交了转账凭证，原告早在2018年通过公开有效途径终止了与案外人天合公司的委托收费关系，被告仍于2019年7月4日与第三人签订《著作权许可合同》，其主观恶意明显，损害音集协合法权益，被告不能以该抗辩理由来对抗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损失的主张。并且，对于2017年及2018年的版权费交纳问题，被告无任何证据证明自己已交纳版权费。因此，被告侵权时间应认定为2017-2019年。因被告版权费欠付而侵权从2017年持续至2019年，故2017年的侵权行为应从原告主张的2019年末开始起算，并未超过诉讼时效。《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第二条规定:“著作权集体管理,是指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经权利人授权,集中行使权利人的有关权利并以自己的名义进行的下列活动:(一)与使用者订立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许可使用合同(以下简称许可使用合同);(二)向使用者收取使用费;(三)向权利人转付使用费;(四)进行涉及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诉讼、仲裁等。”根据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的目的,以及基于KTV经营者的经营安定性考虑,本院认为,作为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音集协所遭受的实际损失其实就是邂逅相逢娱乐城未缴纳的2017-2019年度版权使用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九条“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不能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五十万元以下的赔偿”之规定,以及音集协在长沙地区的收费标准即每间包厢收费1500元,根据涉案作品流行度、市场价值、被告成立时间、场所位置、主观过错、经营规模、侵权情节等因素，本院酌定本案被告赔偿原告的标准为1400元每年每包厢,故被告邂逅相逢娱乐城赔偿原告为1400*25*3=105000元。关于维权合理开支，原告音集协主张了律师费、取证费、劳务费、交通费、食宿费票，除取证费外没有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因原告确有维权行为及合理开支，故本院酌定支持5000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八条第一款、第十条第一款第十项、第十一条、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四十八条第一项、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二十五条第一至二款、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长沙市天心区邂逅相逢娱乐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105000元；二、被告长沙市天心区邂逅相逢娱乐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合理开支共计人民币5000元；三、驳回原告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4438元，减半收取2219元，由被告长沙市天心区邂逅相逢娱乐城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彭丁云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余航书记员唐丹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八条著作权人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可以授权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行使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被授权后，可以以自己的名义为著作权人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主张权利，并可以作为当事人进行涉及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诉讼、仲裁活动。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是非营利性组织，其设立方式、权利义务、著作权许可使用费的收取和分配，以及对其监督和管理等由国务院另行规定。第十条著作权包括下列人身权和财产权：（十）放映权，即通过放映机、幻灯机等技术设备公开再现美术、摄影、电影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等的权利；第十一条著作权属于作者，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创作作品的公民是作者。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主持，代表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意志创作，并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责任的作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视为作者。如无相反证明，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作者。第十五条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的著作权由制片者享有，但编剧、导演、摄影、作词、作曲等作者享有署名权，并有权按照与制片者签订的合同获得报酬。第四十八条有下列侵权行为的，应当根据情况，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同时损害公共利益的，可以由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销毁侵权复制品，并可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还可以没收主要用于制作侵权复制品的材料、工具、设备等；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表演、放映、广播、汇编、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作品的，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第四十九条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不能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五十万元以下的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当事人提供的涉及著作权的底稿、原件、合法出版物、著作权登记证书、认证机构出具的证明、取得权利的合同等，可以作为证据。在作品或者制品上署名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视为著作权、与著作权有关权益的权利人，但有相反证明的除外。第二十五条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无法确定的，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请求或者依职权适用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确定赔偿数额。人民法院在确定赔偿数额时，应当考虑作品类型、合理使用费、侵权行为性质、后果等情节综合确定。第二十六条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包括权利人或者委托代理人对侵权行为进行调查、取证的合理费用。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和具体案情，可以将符合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律师费用计算在赔偿范围内。《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