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2民终716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影响力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徐汇区。法定代表人：易发梨，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苏杰，上海明庭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德清，上海明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市华诚律师事务所(上海影响力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管理人)，住所地上海市徐汇区。负责人：杨军。委托诉讼代理人：蔡炳辉，上海市华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郁叶，上海市华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上海影响力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影响力咨询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上海市华诚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华诚所)破产撤销权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2019)沪0106民初192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影响力咨询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华诚所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影响力集团各公司内部框架协议》(以下简称《内部框架协议》)调取自华诚所在上海影响力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影响力科技公司)破产清算案件中接收的材料，证明涉案款项发生的合理性。从证据来源看，也应视为华诚所的自认。如证明效力有瑕疵，应由华诚所提供证据加以推翻。在无证据证明的情况下，一审错误分配举证责任，不认可《内部框架协议》的效力属事实认定错误。影响力咨询公司在2020年4月17日审理时就出示了影响力科技公司和影响力咨询公司的记账凭证，且由华诚所质证，并在审理后的2020年4月24日提交记账凭证复印件。一审法院以影响力咨询公司未将两份记账凭证移交管理人和在2020年4月才作为证据提交，以及两张记账凭证和对应的银行转账凭证均系影响力咨询公司自行制作为由否定该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力违规违法。2．华诚所一审起诉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以下简称《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一条行使破产撤销权，但在影响力咨询公司举证证明案涉款项不属于无偿转让的情况下，经一审主动提示后补充了《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的撤销个别清偿行为作为诉请依据，损害了影响力咨询公司的诉权和实体权利。3．影响力咨询公司已经不掌握破产企业资料，而华诚所作为管理人有条件核实破产企业员工身份。况且，影响力咨询公司已举证证明代破产企业垫付资金远超118，000元(币种为人民币，以下同)。故一审法院将相关财务事实的举证责任分配给影响力咨询公司明显不公。华诚所辩称，在本案一审中，华诚所出于善意提供了《内部框架协议》，并不代表认可该协议的真实性。该协议的签订主体、签订时间都存在巨大瑕疵，影响力咨询公司没有作出合理解释，应由其进一步举证该协议真实且实际履行。影响力科技公司的财务资料实际由影响力咨询公司保管。影响力科技公司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后，影响力咨询公司有义务向管理人移交该些财务资料，但是影响力咨询公司自始至终没有移交2015年以后的记账凭证。2018年5月的记账凭证并未装订成册，且原件目前仍在影响力咨询公司。关于华诚所追加的事实与理由部分，是因为在一审审理过程中，影响力咨询公司坚持主张划拨的118，000元是用于偿还破产企业欠其的款项，且几乎在每次庭审时都要提交新的证据。但对于该118，000元对应的债务如何形成、具体对应哪些款项，始终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且对于债务的形成作出了不同的解释，难以自圆其说。华诚所作为破产企业管理人，出于推进破产程序和债权人利益的考虑，对起诉状中的事实与理由部分进行了补充，以免影响破产程序的推进。关于举证责任分配需要说明的是，华诚所并没有接管到破产企业的员工名册，接管到的部分劳动合同基本上都是在2015年或之前就已经到期的，并没有接管到影响力咨询公司所述的该些员工在2017年与破产企业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据。影响力咨询公司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故不同意影响力咨询公司的上诉请求。华诚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撤销影响力科技公司于2018年5月15日向影响力咨询公司划拨118，000元的行为；2．判令影响力咨询公司返还影响力科技公司款项118，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1月26日，案外人徐凤珠以影响力科技公司作为被申请人向上海市普陀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2013年12月25日，上海市普陀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普劳人仲(2013)办字第4060号调解书。2014年4月9日，因影响力科技公司未按上述调解书内容履行付款义务，徐凤珠遂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2014年10月8日，因被执行人影响力科技公司目前无财产可供执行，一审法院作出(2014)闸执字第971号执行裁定：本次执行程序终结。2018年5月31日，一审法院执行局经徐凤珠同意，将影响力科技公司移送破产审查。2018年6月1日，一审法院受理影响力科技公司申请破产清算一案，案号为(2018)沪0106破申3号。2018年8月22日，一审法院就(2018)沪0106破申3号一案对影响力科技公司进行谈话，影响力科技公司在陈述公司现状时表示，公司已停止经营达数年，自2015年左右起已无财务账册。2018年8月28日，一审法院裁定受理影响力科技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案号为(2018)沪0106破3号。2018年9月12日，一审法院作出(2018)沪0106破3号决定书，指定华诚所作为影响力科技公司管理人。后华诚所依法接管影响力科技公司的部分财务资料及证照等，鉴于管理人接管到的财务资料不全，故其向一审法院申请调取影响力科技公司的全部银行账号往来流水，后一审法院依法予以调取。根据影响力科技公司开立在中国工商银行上海联合大厦支行、账号为XXXXXXXXXXXXXXXXXXX的银行流水显示，2018年5月15日，影响力科技公司向影响力咨询公司划转118，000元，备注为“拨款”。截至一审开庭之日，经多次交接，华诚所接管到的影响力科技公司的财务账册所涉期间为2009年5月至2009年12月以及2011年1月至2015年12月。2020年4月23日，华诚所至影响力咨询公司处清点影响力咨询公司现存的全部财务账册，所涉期间为2009年1月至2010年12月、2013年1月至2014年12月以及2015年1月至2015年7月。一审审理中，影响力咨询公司确认：影响力咨询公司与影响力科技公司均未制作2018年度成册的财务账册。一审另查明，一、影响力科技公司成立于2009年3月16日，成立时法定代表人为易发久，股东为易发久和影响力咨询公司，占股比例分别为10％、90％。2011年8月，影响力科技公司的股东变更为影响力咨询公司、上海影响力教育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博课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及易发久，占股比例分别为60％、20％、10％、10％。2012年9月6日，影响力科技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易发久变更为易殷之，股东及其占股比例均未发生变化。2015年5月22日，影响力科技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易殷之变更为史青龙，股东及其占股比例均未发生变化。二、影响力科技公司曾委托上海诚汇会计师事务所对其2010年度、2012年度、2013年度和2014年度的财务资料等进行审计，上海诚汇会计师事务所分别作出诚汇会审字(2011)第0678号、诚汇会审字(2014)第0876号、诚汇会审字(2014)第0876-1号、诚汇会审字(2015)第1028号《审计报告》。在诚汇会审字(2015)第1028号《审计报告》后附《上海影响力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2014年1月至2014年12月年度财务报表附注》中，“预付账款主要明细”一栏记载的单位名称为影响力咨询公司，金额为25，269，327.07元；“其他应收款主要明细”一栏第一行记载的单位名称为影响力咨询公司，金额为27，492，233.52元；“其他应付款主要明细”一栏第一行记载的单位名称为影响力咨询公司，金额为25，877，379.06元。审理中，影响力咨询公司明确表示，未对影响力科技公司2014年度之后的财务资料等进行过审计；华诚所表示，未接管到影响力科技公司2014年度之后的审计报告。三、在影响力科技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的债权申报期内，共有6家债权人向管理人申报债权，具体是：第一顺位劳动债权徐凤珠32，500元，第二顺位债权上海市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106，917.82元、上海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30，274.40元，第三顺位普通债权宋志远1，796，657.69元、上海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10，387.92元，以及第四顺位惩罚性债权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4，556.20元。管理人核查上述债权并提交债权人会议审核后，向一审法院申请确认债权，一审法院于2019年10月8日确认上述债权。四、2015年1月9日，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就宋志远诉影响力科技公司其他合同纠纷一案作出(2014)长民二(商)初字第2466号民事判决：影响力科技公司返还宋志远钱款1，000，000元、利息406，027.39元及违约金。后因影响力科技公司未履行上述生效判决，宋志远于2015年3月26日向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申请执行。2015年9月22日，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长执字第1295号执行裁定：本次执行程序终结。2016年11月21日，宋志远与影响力科技公司签订还款协议。2017年7月17日，宋志远以影响力科技公司未按约履行上述还款义务为由向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申请恢复执行。2017年7月31日，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沪0105执恢215号执行裁定：本次执行程序终结。一审法院认为，涉案划拨行为发生在破产案件受理之日前六个月内，该行为的性质只存在两种可能：一是无理由无偿转让财产，二是基于对外负债而支付款项。前者属于无偿转让财产的行为，系破产撤销权纠纷；后者属于个别清偿行为或其例外，系请求撤销个别清偿行为纠纷。二者适用条件有所不同，但均属广义上的撤销权，其法律后果均为撤销涉及债务人财产的相关行为并由相对人返还债务人财产，只是在构成后者的情况下，存在例外情形以阻却撤销权的行使。现华诚所根据《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一条第(一)项、第三十二条的规定，认为系争划拨行为构成无偿转让财产或者个别清偿，要求撤销影响力科技公司于2018年5月15日向影响力咨询公司划拨118，000元的行为，并要求影响力咨询公司返还上述款项；而影响力咨询公司则抗辩认为该款项系用于归还影响力咨询公司为影响力科技公司对外垫付的款项，且构成个别清偿的例外情形，不应予以撤销。据此，本案争议焦点为：影响力科技公司于2018年5月15日向影响力咨询公司划拨118，000元的行为是否应基于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一条第(一)项规定的无偿转让财产行为或第三十二条规定的个别清偿行为而予以撤销；如系争划拨行为构成个别清偿，是否属于《破产法司法解释二》第十六条规定的个别清偿的例外情形。首先，对于系争划拨行为是否应基于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一条第(一)项规定的破产撤销权予以撤销。一审法院认为，破产撤销权是指债务人在破产申请受理前一定时期内，实施有害于债权人整体利益的行为，管理人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该行为，并使该行为转让的财产或利益回归债务人财产的权利。破产撤销权的目的在于恢复债务人财产上的损失，系法律所规定的债权人撤销权在破产法上的扩张适用。对此，《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一条第(一)项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一年内，债务人无偿转让财产的，管理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企业破产法》第三十四条进一步规定，因此取得的债务人的财产，管理人有权追回。因此，管理人依据《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一条第(一)项规定撤销无偿转让财产的行为，需满足三项要件：一是清偿行为发生在受理破产申请前一年内；二是无偿转让财产；三是该转让行为有害于债权人整体利益。本案满足第一项构成要件，争议焦点在于第二项和第三项构成要件。具体而言，对于第二项构成要件，即涉案划拨行为是否为无偿转让财产。华诚所认为，涉案划拨行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系无偿转让财产；影响力咨询公司则抗辩认为，涉案118，000元系影响力科技公司用于归还影响力咨询公司为其对外垫付的款项，而对于该垫付的款项内容，影响力咨询公司前后陈述不一致，即影响力咨询公司在2020年4月24日之前向一审法院明确涉案款项系影响力科技公司用于归还影响力咨询公司为其垫付的七项内容的款项，金额为711，991.53元，其中一项为十一名员工的工资与社保费用等；影响力咨询公司于2020年4月24日又以书面方式辩称，涉案118，000元款项系偿还用于归还影响力咨询公司为其垫付的2017年7月17日发生的七名员工的工资与社保费用，金额总计124，414.26元；具体以何意见为准，影响力咨询公司经一审法院释明后仍未明确。一审法院认为，影响力咨询公司称涉案118，000元款项系影响力科技公司用于归还影响力咨询公司为其对外支付的垫资，该事实成立的前提为：在涉案款项划拨行为发生时，影响力科技公司尚对影响力咨询公司负有金额至少为118，000元的债务未清偿，但根据影响力科技公司最后一期(即2014年度)《审计报告》显示，影响力咨询公司对影响力科技公司尚存在27，492，233.52元的其他应收款和25，877，379.06元的其他应付款，亦即影响力科技公司对影响力咨询公司享有1，614，854.46元的债权，现影响力咨询公司并未提供充分有效证据证明在涉案划拨行为发生时，影响力咨询公司不仅已经向影响力科技公司清偿上述债务，而且影响力咨询公司还对影响力科技公司享有金额至少为118，000元的债权，因此，对于影响力咨询公司所称的涉案118，000元款项系影响力科技公司用于归还影响力咨询公司为其对外垫付的款项的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退一步讲，即便如影响力咨询公司所述，涉案118，000元款项系影响力科技公司用于归还影响力咨询公司为其对外垫付的款项，但对于垫付的内容，系711，991.53元的七项垫资还是124，414.26元的员工工资与社保费用的垫资，影响力咨询公司陈述前后矛盾，且不能作合理解释；况且影响力咨询公司据以证明其主张的证据亦基本为银行流水，或是与银行流水无法对应的财务记账凭证，且相关备注均系影响力咨询公司自行作出，而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备注的真实情况，一审法院难以采信。值得说明的是，影响力咨询公司在本案中存在多处前后矛盾的陈述：如员工的工资与社保费用，影响力咨询公司陈述前后不一致，况且，无论是十一名员工还是七名员工，影响力咨询公司均未提供证据证明上述员工系影响力科技公司的员工；又如影响力咨询公司所称的其代影响力科技公司支付易殷之的报销费用，转款时间均发生于2017年，而此时易殷之已不是影响力科技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不在影响力科技公司任职，影响力咨询公司亦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系影响力科技公司委托影响力咨询公司垫付该报销款。综上，一审法院认为，涉案划拨行为系无偿转让财产的行为，应基于《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一条第(一)项规定的情形而予以撤销；同时，因划转行为已被撤销，对于涉案118，000元的款项，影响力咨询公司应予以返还。对于第三项构成要件，即涉案划拨行为是否系有害于债权人整体利益的行为，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已满足该构成要件，具体见后文一并分析。其次，退一步讲，涉案划拨行为即便如影响力咨询公司所称并非无偿转让，则是否应基于《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的个别清偿行为而予以撤销，以及是否构成个别清偿的例外。一审法院认为，法律规定个别清偿行为的意义在于，当债务人出现破产原因时，为确保全体债权人按照一定顺序和债权比例公平受偿，债务人应当通过破产程序保全财产并集中清理债权债务关系，不得对个别债权人进行清偿而使其他债权人利益受到损害。若债务人在进入破产程序之前，明知其已经达到破产界限，仍然对个别债权人清偿，导致债务人可分配财产不当减少，系违反债权公平清偿原则。对此，《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六个月内，债务人有本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仍对个别债权人进行清偿的，管理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企业破产法》第三十四条进一步规定，因该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的行为而取得的债务人的财产，管理人有权追回。因此，管理人依据《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二条请求撤销个别清偿行为，需满足四项要件：一是清偿行为发生在受理破产申请前六个月内；二是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三是对个别债权人进行清偿；四是个别清偿并未使债务人财产受益，其中第四个条件是为了排除适用相关司法解释关于个别清偿的例外的规定。涉案款项的支付发生在受理破产申请前六个月内，即本案能够满足第一项，争议焦点在于第二项、第三项和第四项构成要件。对于第二项构成要件，因系争划拨行为发生时，影响力科技公司即已对徐凤珠、宋志远等债权人负有债务，且所涉执行案件均因未执行到款项而终结本次执行。据此，影响力科技公司在涉案划拨行为发生时已符合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的条件。对于第三项构成要件，如前所述，影响力咨询公司证据不足以证明在涉案划拨行为发生前，影响力科技公司对影响力咨询公司负有至少金额为118，000元的债务未清偿，即影响力咨询公司证据不足以证明影响力咨询公司系影响力科技公司的债权人。但假设影响力咨询公司系如其所称的影响力科技公司的债权人，则属于对个别债权人进行的清偿。对于第四项构成要件，即涉案划拨行为是否有害于债权人的利益。一审法院认为，退一步讲，即便影响力科技公司在涉案划拨行为发生前对影响力咨询公司尚负有债务未清偿，即涉案划拨行为构成个别清偿，但该行为亦并未使债务人财产受益，不符合个别清偿的例外，理由是影响力科技公司于2015年即基本停止经营，涉案划拨行为并非维持影响力科技公司经营所必须，且影响力咨询公司对其垫付的员工工资与社保费用等款项所涉人员范围及费用实际发生时间的陈述前后矛盾，其提供的证据亦无法证明系争款项的划拨用途是垫付影响力科技公司的员工工资与社保费用及水电费等。因此，涉案划拨行为并非使得影响力科技公司的财产增加，反而直接导致影响力科技公司的财产减少，客观上损害了全体债权人的利益，不构成个别清偿的例外。综上所述，涉案划拨行为符合《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一条第(一)项规定的无偿转让财产的行为，退一步讲，即便不属于无偿转让财产的行为，亦构成个别清偿，依法应予以撤销。故华诚所的诉讼请求均于法有据，应予以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九条第一款、第十二条、第十六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撤销影响力科技公司于2018年5月15日向影响力咨询公司划拨118，000元的行为；二、影响力咨询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影响力科技公司款项118，000元。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660元、保全费1，110元，均由影响力咨询公司负担。二审中，影响力咨询公司没有提交新的证据。华诚所提交其作为管理人于一审中接收到的安徽天奕会计师事务所于2012年3月28日对影响力科技公司2009—2011年度所作的审计报告，证明审计报告中记载的影响力科技公司与上海砺志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签署的《合作协议》中约定的业绩分成比例和实际履行情况与《内部框架协议》不一致。影响力咨询公司确认其真实性，认为一是证明了《内部框架协议》实际履行，二是具体业务分成比例在实际履行中作了调整，但不能证明《内部框架协议》不真实。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企业破产法》赋予管理人撤销请求权旨在恢复破产债务人的责任财产，维持债务人的财产状况，保证债权人的公平受偿。本案中，在一审法院裁定受理影响力科技公司破产清算案前不足四个月时，由影响力咨询公司操作，从影响力科技公司银行账户划转了118，000元，影响力咨询公司应对此行为存在合法正当事由及其对价负有举证责任。《内部框架协议》虽包含在管理人已接收到的债务人资料中，并不当然代表该协议真实、有效和已经实际履行。一审判决从该协议中涉及的北京影响力环球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成立时间和协议落款时间不一致等角度出发否定了该协议的真实性并无不当。即使该协议真实，也难以证明本案系争款项的划拨与该协议约定内容之间存在关联性。由于划转款项的行为实际由影响力咨询公司实施，其应当且能够对转款事由和明确的对价进行举证。但影响力咨询公司一审中先举证并解释其为影响力科技公司垫付款项远大于118，000元，之后又陈述系为影响力科技公司垫付七名员工工资、社保费用12万余元，而该些垫付款项的事实依据也不足，故本院认为，影响力咨询公司的举证不能达到系有偿获取影响力科技公司118，000元款项这一事实的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依法应当认定系争款项属于无偿转让财产。此外，双方当事人存有争议的两张记账凭证确实是影响力咨询公司在2020年4月17日一审谈话审理中作为证据提交，但由于不是在影响力科技公司破产清算案中一审法院指定管理人后及时移交的材料，且影响力咨询公司明确陈述两家公司2018年度财务记账凭证均未按照财务制度装订成册，故其真实性确实存有很大疑问，本院亦认同一审判决对两张记账凭证的真实性不予采信的认证结果。因此，根据《企业破产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华诚所作为管理人有权追回系争款项。退一步而言，即使款项划拨是基于影响力咨询公司所享有的债权，但根据影响力咨询公司的陈述可知，在其2018年划转款项时，影响力科技公司账上没有资金或资金不足以偿付债务，说明在影响力咨询公司为转款行为时就明知影响力科技公司不能清偿全部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但其仍在2018年5月以集团内部协议为据划拨具备破产清算条件的债务人账上款项，也同时符合了《企业破产法》关于管理人请求撤销个别清偿规定的构成要件。因此，虽然破产撤销权和请求撤销个别清偿行为系两个不同请求权基础的案由和纠纷，但就结果而言，无论从哪个请求权角度出发，系争118，000元划拨行为的效力都应予以否定，影响力咨询公司应当返还所得款项，归入债务人影响力科技公司的破产财产后依法进行清算。故一审判决结果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影响力咨询公司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660元，由上诉人上海影响力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晓宇审判员  高增军审判员  赵 炜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卞耀辉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