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青01民终178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军，公民身份号码×××，男，1987年8月9日出生，汉族，自由职业，住青海省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瑞芳，公民身份号码×××，女，1972年4月23日出生，汉族，现服刑于青海省女子监狱。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国元，公民身份号码×××，男，1968年1月10日出生，汉族，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通支行公司员工，住青海省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启林，青海德坤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军因与被上诉人张国元、李瑞芳民间借贷纠纷第三人撤销之诉一案，不服青海省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8）青0121民撤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军上诉请求：1、撤销青海省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8）青0121民撤1号民事判决；2、撤销青海省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8）青0121民初159号民事调解书；3、本案诉讼费及鉴定费由被上诉人张国元、李瑞芳负担。事实和理由：1、刘军具有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因刘军在申请强制执行青海省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8）青0121民初325号民事调解书时发现张国元与李瑞芳民间借贷的青海省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8）青0121民初159号民事调解书存在错误故而提起本案诉讼，因早在2017年9月李瑞芳向刘军借款的借条中就已写明其中汇花园房产作为抵押并交付房产证及土地证，刘军在2018年1月起诉李瑞芳、张国元，2月即申请保全上述房产，但原审法院以房产在张国元名下为由未予保全，误导刘军与李瑞芳达成分期还款协议；2、李瑞芳关于其与张国元2015年离婚后，张国元保管房产证，其未经张国元同意擅自将房产证交于刘军的答辩与客观事实不符；3、经司法鉴定，李瑞芳、张国元于2015年12月12日签订的30万元借条时间与实际签订时间不符，据李瑞芳、张国元关于30万债务系现金交付的辩称及李瑞芳家园卡的账户流水显示内容，不能证明双方借款的真实发生，故（2018）青0121民初159号民事调解书不具有法律效力；4、李瑞芳转移土豆变卖款，与张国元隐瞒事实真相，恶意损害刘军合法权益，故二审查明事实后应予改判。张国元辩称，1、刘军不具有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李瑞芳向刘军借款33万元，并在借条中注明愿意以中汇花园房产作为抵押，但并未办理抵押登记，刘军未取得案涉房屋的抵押权。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的功能设计，是为了保护非因本人原因未参加诉讼而受错误生效裁判损害的第三人的合法权益，提起撤销之诉的主体必须符合本应作为第三人参加原诉的主体资格，刘军既不是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也不是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故其不具有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另因刘军对李瑞芳仅享有一般性债权，应当排除在第三人撤销之诉范围之外，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2、(2018）青0121民初159号民事调解书的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亦完全正确，不存在可撤销之事由；3、刘军的起诉也已超过6个月的起诉期限，故二审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李瑞芳辩称，对刘军上诉的答辩意见与张国元二审答辩意见一致，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军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撤销张国元与李瑞芳民间借贷纠纷案号为（2018）青0121民初159号的民事调解书；2.本案诉讼费及鉴定费由张国元、李瑞芳承担。原审法院查明，自2017年8月起，李瑞芳以承包地种植特产急需钱为由向刘军陆续借款330000元，并于2017年10月24日向刘军出具借条，愿意在2017年11月24日前还清。因李瑞芳到期未还，刘军于2018年1月17日起诉李瑞芳、张国元后，以青海省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8）青0121民初325号案件立案后，经调解，达成由李瑞芳偿还刘军借款29万元的协议。2018年1月8日，张国元起诉李瑞芳于2015年12月至2017年9月期间，以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多次向其借款高达55万元，经多次催促，李瑞芳同意以位于大通县桥头镇建国西路44号11栋1单元32室房屋抵押借款55万元。但李瑞芳未付诸实践，张国元请求“将位于大通县桥头镇建国西路44号11栋132室房屋用于抵押张国元的借款55万元过户给张国元”。以青海省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8）青0121民初159号案件立案后经调解，双方达成了“李瑞芳同意以位于大通县桥头镇建国西路44号11栋1单元132室房屋过户给张国元”的协议。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刘军是否具有本案起诉李瑞芳、张国元的主体资格；2.刘军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3、是否撤销青海省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8）青0121民初159号民事调解书。关于“刘军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问题”，张国元、李瑞芳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与刘军和李瑞芳、张国元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虽然是同一法官承办，但是并不能证明刘军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民事权利受到了侵害，张国元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刘军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其关于超过诉讼时效的主张不能成立。关于“刘军是否是具有本案起诉张国元、李瑞芳民间借贷案件主体资格”及“是否撤销青海省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8）青0121民初159号民事调解书”的问题。原审法院认为，提起撤销之诉的主体，限于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和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第二款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从当事人的诉讼标的来看，对张国元、李瑞芳的诉讼标的，刘军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有独立的请求权，所以刘军不符合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从案件处理结果同刘军是否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来看，刘军没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张国元与李瑞芳解决的纠纷与刘军所主张的法律关系的诉讼标的不同，不是单独针对刘军解决纠纷的，处理结果对刘军主张的法律关系有影响，但同刘军没有法律上的直接利害关系。所以青海省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人民法院生效的（2018）青0121民初159号民事调解书的处理结果与刘军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能作为确定第三人撤销之诉原告资格的条件，因此法院在处理张国元与李瑞芳的诉讼标的时，没有将刘军列为生效裁判文书的当事人；刘军也没有提出参加诉讼的请求。综上所述，刘军不具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和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即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青海省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人民法院生效的（2018）青0121民初159号民事调解书的处理结果与刘军不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刘军认为“张国元与李瑞芳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和解除婚姻关系的行为存在恶意转移财产致使其合法权益无法实现”的主张及“撤销青海省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8）青0121民初159号民事调解书”的诉讼请求不成立；张国元关于“刘军不具有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应当驳回刘军的起诉”的抗辩主张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请求不成立的，驳回诉讼请求。”刘军“关于撤销张国元与李瑞芳民间借贷纠纷案号为(2018)青0121民初159号的民事调解书”的诉讼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应予驳回。遂判决：驳回刘军的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对原审认定的事实无异议，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故本院对原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上诉人刘军二审提交如下证据：涉案房屋房产证原件及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青01刑初2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其与李瑞芳的民事债务纠纷发生于张国元与李瑞芳之间的债务纠纷之前，张国元在159号民事案件诉讼之前就对刘军向李瑞芳要房抵债一事知情，张国元起诉李瑞芳借款案系双方恶意串通形成，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2019）青01刑初2号案件时对张国元所作笔录可以证实。张国元质证认为，刘军二审提交的房产证原件已被登报声明作废，属无效证据。房管部门向其重新核发的房产证合法有效，可证明张国元单独享有涉案房屋所有权。在刑事案件中，张国元仅对其与李瑞芳之间纠纷以及以房抵债的事实进行了陈述，并未认可其明知刘军债务而故意与李瑞芳串通，且刘军的债权29万元已计入李瑞芳诈骗金额，刑事案件笔录不能证实其与李瑞芳恶意串通，刘军不具备本案原告主体资格。李瑞芳质证意见与张国元质证意见一致。据各方诉辩主张，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刘军是否具备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二）、（2018）青0121民初159号民事调解书内容是否合法，是否侵害刘军合法权益应否撤销。（一）、关于刘军是否具备第三人撤销之诉主体资格的问题。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据此，对原诉有权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必须在原诉形成之前或进行期间对该诉讼标的有独立请求权或原诉处理结果与其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经查证，（2018）青0121民初159号民事案件处理的是张国元、李瑞芳之间的借款纠纷，调解书最终确认了张国元对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刘军所持借条中李瑞芳虽承诺以涉案房屋抵押，但事后未在房产管理部门办理抵押登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八十七条之规定，不动产抵押权的设立应当办理抵押登记，抵押权自登记时生效。据此，刘军对涉案房屋不享有抵押权，故其与李瑞芳之间系普通债权，不能对涉案房屋享有全部或部分独立请求权。另，该案的处理结果虽间接影响刘军对李瑞芳的执行利益，但刘军的实际权益并未因该159号民事调解书的生效而减少，故该案件的处理结果与刘军并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刘军不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的第三人的身份，无权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因此，刘军在本案中的原告主体资格不应予以确认。（二）、关于（2018）青0121民初159号民事调解书内容是否合法有效，是否存在侵害刘军合法权益应否撤销的问题。本院认为，首先，关于（2018）青0121民初159号民事调解书内容的有效性问题。经查，该案当事人张国元与李瑞芳于2015年10月协议离婚，并在离婚协议书上确认涉案房屋归李瑞芳所有。2015年12月10日，李瑞芳向张国元出具借款30万元的借条，写明：“若六个月期满不能还款，协议离婚后的大通县建国西路44号（中汇花园）11号楼1单元132室房产归张国元所有”。双方认可，张国元替李瑞芳偿还三十万元家园卡，系该债务的起因。关于该款项的实际支付情况，经原审核实银行交易明细，可以确认张国元已实际支付三十万元，证明张国元与李瑞芳债权债务的真实性。上诉人刘军原审对159号民事案件中借条的形成时间申请司法鉴定，鉴定结论为“未发现是标称时间形成的迹象”该结论具有不确定性，不能直接证明该借条系张国元与李瑞芳恶意串通形成，内容虚假。且李瑞芳对刘军所负的29万元债务是其除159号民事案件债务之外的另一笔债务，该案“以房抵债”的调解结果并未侵害刘军的实体债权。因此，刘军无有效证据证明159号民事调解书内容违法，存在应当撤销的事由。故该调解书的效力应予确认。其次，关于刘军与159号民事案件诉讼标的的法律关系问题。关于159号民事案件诉讼标的即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原于2007年8月由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房产局登记在张国元名下，虽2015年10月张国元与李瑞芳协议离婚时确认该房屋归李瑞芳所有，但未过户。2017年10月李瑞芳向刘军借款时擅自将该房当时的房产证交于刘军作为抵押，但未办理抵押登记。2017年11月张国元将该房房产证登报作废申请重办。2018年1月10青海省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就张国元诉李瑞芳民间借贷纠纷案作出（2018）青0121民初159号民事调解书，确认李瑞芳将涉案房屋过户给张国元。2018年1月12日张国元就涉案房屋领取新房产证。另查，刘军在2018年1月起诉李瑞芳的325号案件中未就该房屋主张权利，其在该案件中被确认对李瑞芳享有29万元的债权，因系普通债权，其对涉案房屋并无优先受偿权。因此，刘军对159号案件的诉讼标的即涉案房屋无独立请求权，且该案件的处理结果仅在客观上可能影响到刘军债权的实现，并未影响其与李瑞芳之间的实体权利义务关系，不属于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再查，李瑞芳对刘军的29万元债务已在（2019）青01刑初2号案件中被确认为诈骗金额，刘军亦可通过追赃程序保护自己的权利。因此，刘军关于涉案159号调解书损害其合法权益应当撤销的主张不能成立。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规定，刘军不符合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其起诉应予驳回。刘军关于涉案159号调解书应予撤销的上诉理由亦无证据证明，不能成立。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对“第三人撤销之诉”进行了专项规定，故原审法院依据该解释第三百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判决驳回刘军诉讼请求，适用法律并无不当，原审判决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刘军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付元泰审判员 刘 红审判员 马秀芬二○二○年九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杨 雪附：审理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