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278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建德市大同镇大同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住所地：建德市大同镇大同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82773592984B。 法定代表人：李旭平，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夏忠勤，浙江杭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建德市大同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建德市大同镇永平西路**。 主要负责人：杨成军，镇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储立，浙江杭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邱福江，男，1960年2月12日出生，汉族，住建德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邱福明，男，1964年9月19日出生，汉族，住建德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邱福龙，男，1962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建德市。 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建明、戴丽丽，浙江天建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吴伟平，男，1966年8月6日出生，汉族，住建德市。 上诉人建德市大同镇大同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大同村经合社）、上诉人建德市大同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大同镇政府）与被上诉人邱福江、邱福明、邱福龙、原审第三人吴伟平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建德市人民法院（2018）浙0182民初50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邱福江、邱福明、邱福龙系大同村村民，三人父亲为邱根富，邱根富已于1996年去世。邱根富妻子李菊英也已于2017年1月22日去世。邱根富户在坐落于××村××村石岩山背有一块林地，登记面积为10亩。林权证号：建林证字（2006）第××号。 2015年2月12日，大同镇政府与大同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大同村村委会）、大同村经合社签订了《土地征用协议书》（大同村南一矿1号）一份，约定由大同镇政府一次性征用大同村村委会位于洞山村集体土地合计199.22亩，其中林地170.55亩，旱地28.67亩（含原矿主已经征用土地及分权到组到户的土地，以实际测绘清单为准）……二、补偿标准及付款方式：征地补偿依据是《关于调整建德市征地区片综合价标准的通知》（建政函﹝2014﹞119号），林地亩均价24000元，旱地亩均价48000元，亩均青苗补偿价格1000元。以上总计5668580元。 2015年2月12日，大同镇政府与大同村村民委员会、大同村经合社签订了《土地征用协议书》（大同村南一矿2号）一份，约定由大同镇政府一次性征用大同村村委会位于大同镇洞山集体土地合计91.5亩（以实际测绘清单为准）。二、补偿标准及付款方式：征地补偿依据是《关于调整建德市征地区片综合价标准的通知》（建政函﹝2014﹞119号），亩均单价24000元，亩均青苗补偿价格1000元。以上总计2287500元。 根据建德市大同村镇农村三资管理服务中心的明细账：2015年2月28日，大同村经合社收取款项5668580元，摘要：大同镇政府下拨南一矿房征用土地款。 2015年6月30日，大同村经合社支出款项22800元，摘要：支付秦香姣洞山矿山征用土地款，同日，大同村经合社支出款项77847元，摘要：支付翁志平洞山矿山房屋征用补偿款。 2015年7月31日，大同村经合社支出款项199680元，摘要：支付秦香姣洞山征用土地款。 2016年8月31日，大同村经合社支出款项65500元，摘要：支付余晓云洞山征用土地款。 2016年12月31日，大同村经合社支出款项30600元，摘要：支付赖小琴洞山房屋拆迁补偿款。 2017年1月31日，大同村经合社支出款项2204750元，摘要：退回大同镇人民政府洞山征地款。 2017年1月31日，大同村经合社支出款项300000元，摘要：支付陈丽英洞山征用山地款。 2017年5月31日，大同村经合社支出款项12000元，摘要：支付余彩娥洞山房屋拆迁补偿款。 2017年7月31日，大同村经合社收取款项2045201元，摘要：大同镇政府下拨洞山寺家逢矿山征用款。 2017年7月31日，大同村经合社支出款项2142671元，摘要：支付农户洞山寺家逢矿山征用款。 2017年8月31日，大同村经合社支出款项2000元，摘要：支付尹爱花洞山坟墓迁移费。 2017年9月30日，大同村经合社收取款项500000元，摘要：大同镇政府下拨大同村南一矿一号征地补偿款。同日，大同村经合社支出款项5238元，摘要：支付陈丽英安联矿业坟墓征迁款。同日，大同村经合社支出款项400000元，摘要：支付舒国祥洞山征地预付款。 2017年11月30日，大同村经合社收取款项50000元，摘要：大同镇政府下拨洞山寺家蓬石矿征地款。 2017年12月31日，大同村经合社收取款项1650000元，摘要：大同镇政府下拨洞山寺家蓬石矿征地款。同日，大同村经合社支出款项485500元，摘要：支付舒新祥洞山征用土地款。同日，大同村经合社支出款项259584元，摘要：支付农户洞山征用土地款。同日，大同村经合社支出款项150000元，摘要：支付东雪文洞山寺家蓬征用土地款。 2018年1月31日，大同村经合社支出款项84518.40元，摘要：支付农户洞山征用土地款。同日，大同村经合社支出款项9052.80元，摘要：支付许菊莲洞山寺家蓬安联石矿征地款。同日，大同村经合社支出款项18110.40元，摘要：支付马水兰洞山安联矿业征用土地款。同日，大同村经合社支出款项27168元，摘要：支付舒樟根洞山寺家蓬安联石矿征地款。 2018年2月28日，大同村经合社收取款项300000元，摘要：大同镇政府下拨洞山寺家蓬土地征用款。同日，大同村经合社支出款项134750元，摘要：支付农户许大军安联矿业征用土地款。同日，大同村经合社支出款项50000元，摘要：支付余忠洞山寺家蓬征用土地款。同日，大同村经合社支出款项100000元，摘要：支付舒国祥洞山寺家蓬征用土地款。同日，大同村经合社支出款项125000元，摘要：支付陈丽英洞山寺家蓬征地款。 2018年6月30日，大同村经合社支出款项20000元，摘要：支付许大元洞山坟墓征迁费。 2019年2月28日，大同村经合社支出款项96750元，摘要：支付马水兰洞山安联矿业征地款。同日，大同村经合社支出款项200000元，摘要：支付陈丽英洞山安联矿业征山款。 2019年4月30日，大同村经合社支出款项75000元，摘要：支付农户洞山寺家蓬茶叶山征地款。 2015年10月23日，安联矿业公司通过网上招拍，从建德市国土资源局受让了位于建德市××村××村村××村××村寺家蓬溶剂用石灰岩矿采矿权。2015年10月30日，建德市国土资源局与安联矿业公司签订了《浙江省采矿权有偿出让合同》一份，双方约定建德市国土资源局将建德市××村××村村××村××村寺家蓬溶剂用石灰岩矿采矿权出让给安联矿业公司，矿区面积为0.56平方公里。出让期限为28年。双方还就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 2017年5月18日，大同村经合社与邱福江、邱福明、邱福龙签订了《林权收回补偿协议》一份，双方约定因安联矿业公司土地征用，邱福江、邱福明、邱福龙位于××村××村四处林地被征用，并收回使用范围的林权证（其中一处7690平方米，一处5821平方米，一处556平方米，一处46平方米）。该合同同时确认了收回林地的面积和补偿标准，即13665平方米×37.5元／平方米＝512438元。邱福江、邱福明、邱福龙认可以上款项已经收到。邱福江、邱福明、邱福龙与大同村经合社、大同镇政府均认可该《林权收回补偿协议》所涉邱福江、邱福明、邱福龙位于洞山村石岩山背的林地范围只包含了地貌未被破坏的部分，对于洞山村石岩山背地貌被破坏的林地，双方并未进行测量，也未就补偿事宜达成过一致意见。 原审审理中，经邱福江、邱福明、邱福龙申请，该院委托了杭州市房地产测绘公司针对邱福江、邱福明、邱福龙具有使用权的林权证号为建林证字（2006）第××号所涉的位于大同村洞山自然村石岩山背的林地四至范围内的林地面积进行测量，杭州市房地产测绘公司经测量确定为56422.72平方米，合84.63亩。邱福江、邱福明、邱福龙为该次鉴定支付鉴定费用12万元。 原审另查明，邱福江、邱福明、邱福龙具有使用权的位于大同村洞山自然村石岩山背的林地在被征用之前已经有偿交付给大同镇黄龙石矿和吴伟平使用。《林权收回补偿协议》所涉的邱福江、邱福明、邱福龙具有使用权的林地有两处（一处556平方米，一处46平方米）并不在大同村洞山自然村石岩山背林权证四至范围内，但邱福江、邱福明、邱福龙同意在洞山村石岩山背林地范围内扣除。邱福江、邱福明、邱福龙名下并无其他的林地，户内的林地均登记在父亲邱根富名下，林权证号为建林证字（2006）第××号林权证上所涉的三块林地，另两块均未被征用，只有石岩山背的林地被包含在目前安联矿业取得采矿权的红线范围内。 2018年8月31日，邱福江、邱福明、邱福龙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大同村经合社、大同镇政府依法支付邱福江、邱福明、邱福龙经济损失（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安置补助费）160.3350万元及利息22.2272万元（利息从2015年10月23日开始计算，暂计至2018年7月31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从2018年8月1日起至付清之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另行计算）。2、诉讼费用、鉴定费用由大同村经合社、大同镇政府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中的争议焦点：一、案涉林地的经营权属于谁。二、《林权收回补偿协议》所涉的款项是否包含了邱福江、邱福明、邱福龙在石岩山背林地被征用的所有费用。 关于争议内容第一项：根据三份合同，对于邱福江、邱福明、邱福龙将林地使用权交付给吴伟平使用的是“转给……吴伟平开矿”“因开矿需要征用山地”“一次性征用”等字眼，原审庭审中，邱福江、邱福明、邱福龙、大同村经合社、大同镇政府与吴伟平均认可邱福江、邱福明、邱福龙主张损失赔偿的64.134亩林地，在被征用之前已经交付给吴伟平使用，用于开采矿石，地貌已经被破坏，吴伟平也并非大同村的村民。大同村经合社、大同镇政府认为邱福江、邱福明、邱福龙已经丧失了该部分林地的经营权，吴伟平认为其已经取得了该部分林地的经营权，该院认为，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土地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林地承包的承包人死亡，其继承人可以在承包期内继续承包。案涉的林地原系邱福江、邱福明、邱福龙的父亲邱根富户从大同村承包，1983年7月8日建德县人民政府出具的自留山使用证、与2006年8月20日建德市人民政府出具的林权证中均包含了洞山村石岩山背的林地，四至范围一致，说明在邱根富户承包该林地时，邱福江、邱福明、邱福龙均已经属于户内成员，均享有该林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后邱根富死亡，大同村经合社并未收回该承包地，邱福江、邱福明、邱福龙在承包期内继续承包该林地，故邱福江、邱福明、邱福龙具有案涉林地的承包经营权。至于邱福江、邱福明、邱福龙与吴伟平签订了三份合同，将案涉的林地交付给吴伟平开矿使用，因《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三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而邱福江、邱福明、邱福龙将该土地交付给吴伟平是用于开矿，该合同的内容明显违反国家法律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无效合同，故吴伟平主张其根据该三份合同取得了案涉林地的承包经营权，无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 关于争议内容第二项：大同村经合社、大同镇政府认为，在与邱福江、邱福明、邱福龙签订《林权收回补偿协议》所涉的款项是按照2.5万元一亩计算的补偿款，顶格计算补偿款的理由就已经综合考虑地貌已经被破坏的林地面积，该院认为，根据《林权收回补偿协议》内容，明确载明林地的面积合计是13665平方米，按照每平方米37.5元计算的补偿款金额，并无法解读出大同村经合社、大同镇政府陈述的内容，故对于大同村经合社、大同镇政府陈述的该项观点，该院亦不予采信。 综上，邱福江、邱福明、邱福龙以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提起诉讼，针对已经被实际征用的地貌被破坏的部分林地面积，要求大同村经合社、大同镇政府按照《林权收回补偿协议》的补偿标准进行赔偿。该院认为，根据各方当事人庭审陈述的内容，该部分范围的林地确实属于被征收范围，邱福江、邱福明、邱福龙与大同村经合社、大同镇政府有争议的是案涉的林地邱福江、邱福明、邱福龙是否仍有土地承包经营权，邱福江、邱福明、邱福龙以该案由提起诉讼并无不当。至于支付赔偿款的主体，按照目前该院查明的事实，案涉地貌被破坏的林地已经被征用，现已交付至安联矿业公司使用。虽大同镇政府与大同村经合社都称该部分款项在对方处，但根据《土地征用协议书》（大同村南一矿1号）和《土地征用协议书》（大同村南一矿2号）的内容，该院无法判断邱福江、邱福明、邱福龙地貌被破坏的林地部分包含在哪一份协议书的林地中，两份协议涉及的总补偿款数额为7956080元，根据建德市大同村镇农村三资管理服务中心的明细账，大同镇政府已经合计支付大同村经合社的涉及“洞山”“寺家蓬”“征地补偿款”等字样的费用扣除已经退回大同镇政府的2204750元后为800余万元，而大同村经合社已支付给各农户征地补偿款等才500余万元，故对于大同村经合社陈述的大同镇政府支付的征地款均已支付至各农户的意见，该院不予采信，对外仍由大同镇政府与大同村经合社共同承担支付义务，对内由大同镇政府与大同村经合社自行结算。大同村经合社与邱福江、邱福明、邱福龙就地貌未被破坏的部分已经达成了合同并已经按照合同支付款项，因邱福江、邱福明、邱福龙与大同村经合社、大同镇政府就地貌被破坏的林地承包经营权的权属有争议，大同村经合社并未对地貌被破坏部分的林地范围进行测量，也未就该部分林地与邱福江、邱福明、邱福龙达成补偿协议，但邱福江、邱福明、邱福龙的承包地被征用属实，邱福江、邱福明、邱福龙对该部分林地享有承包经营权，其有权依法获得相应的补偿，现根据大同村经合社与大同镇政府就补偿达成的协议，林地按照每亩2.4万元，青苗补偿费按照每亩1000元计算，邱福江、邱福明、邱福龙主张的赔偿标准（每亩2.5万元）并未超过该协议的标准，其要求大同村经合社、大同镇政府将该部分林地被征用的补偿款直接支付给邱福江、邱福明、邱福龙，于法有据，该院予以支持，但考虑到邱福江、邱福明、邱福龙主张的林地范围地表地貌已经被破坏，实际上并未种植农作物，每亩1000元的青苗补偿费不宜再主张，故该64.134亩林地按照每亩2.4万元计算合计为153.92万元。邱福江、邱福明、邱福龙要求大同村经合社、大同镇政府支付利息损失（自2015年10月23日起至款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该院认为，邱福江、邱福明、邱福龙主张赔偿损失的标准是按照《林权收回补偿协议》的补偿款标准，又同时主张利息损失，该部分林地双方并未达成征用补偿协议，也未约定付款期限，且双方就案涉林地的承包经营权有争议，故邱福江、邱福明、邱福龙主张该项损失于法无据，该院不予支持。邱福江、邱福明、邱福龙要求大同村经合社、大同镇政府支付鉴定费损失合计12万元，该院认为，案涉林地的林权证上登记的林地面积是十亩，该四至范围内地貌未被破坏的林地面积已经远超过该数额，双方均知晓该十亩的面积与实际面积不符，若双方自行对案涉地貌被破坏的林地进行测量可避免该笔支出，但因双方一直对该范围内林地的承包经营权归属有争议，导致邱福江、邱福明、邱福龙若不申请鉴定无法明确诉讼请求，故虽邱福江、邱福明、邱福龙支付鉴定费属于举证费用，但该院仍酌情确定12万元的鉴定费由大同村经合社、大同镇政府承担6万元。吴伟平在本案中提出诉讼请求，但因其在本院依法送达交纳诉讼费用通知后，未在规定期限内预交案件受理费，对其诉讼请求，该院裁定按照撤诉处理。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之规定，判决：一、建德市大同镇大同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建德市大同镇人民政府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支付邱福江、邱福明、邱福龙补偿款合计1539200元。二、建德市大同镇大同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建德市大同镇人民政府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支付邱福江、邱福明、邱福龙鉴定费损失60000元。三、驳回邱福江、邱福明、邱福龙其他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收取计22310元，由邱福江、邱福明、邱福龙负担2574元，由建德市大同镇大同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建德市大同镇人民政府共同负担19736元。 宣判后，上诉人大同村经合社、上诉人大同镇政府均不服，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 大同村经合社发表上诉意见称：一、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判决适用的法律和裁决结果缺乏应有的逻辑关系和针对性。一审判决依据的法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前述法律规定无法得出支持邱福江、邱福明、邱福龙诉求的理由。（二）根据一审认定的案由相对应的法律规定，也无法得出在大同村经合社未实际获取案涉土地补偿款项、未经村集体民主议定程序确定分配额前可以由司法裁决直接分配的结论。一审判决以土地承包经营权为案由，该案由为三级案由，其下一级的四级案由有三个：（1）土地承包经营权确认纠纷；（2）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3）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纠纷，其中与本案邱福江、邱福明、邱福龙诉求比较接近的四级案由应是“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就用于分配的土地补偿费数额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第二十二条“承包地被依法征收，承包方请求发包方给付已经收到的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的，应予支持。承包方已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以转包、出租等方式流转给第三人的，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青苗补偿费归实际投入人所有，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归附着物所有人所有”。第二十二条“承包地被依法征收，放弃统一安置的家庭承包方，请求发包方给付已经收到的安置补助费的，应予支持。”第二十四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请求支付相应份额的，应予支持。但已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备案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地方政府规章对土地补偿费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分配办法另有规定的除外。”可见，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案件判决发包人向承包人支付青苗费、地上附着物补偿款、安置补助费的义务必须具备的前提条件是“发包人已经收到”，请求分配土地补偿费必须具备的前提条件是“已经收到土地补偿费”且“经民主议定程序已确定了内部分配方案”。具体到本案，并不具备适用上述法律所必须具备的条件。2、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一审判决将土地补偿费纳入司法裁判直接分配的范围，明显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征收集体土地补偿款项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和农村村民住宅、其他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等补偿费用。一审中，大同镇政府提供的《关于调整建德市征地区片标准的通知》，足以证实建德市地区片价2.4万元／亩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该文件第二条第三款明确规定“征地综合价中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构成比例按1:1.8确定”。据此，上述2.4万元／亩区片价中土地补偿费为8571元／亩，安置补助费15429元／亩。一审判决对此未作区分，而是直接沿用了大同村经合社和邱福江、邱福明、邱福龙针对地表地貌未被破坏面积而签约商定的补偿标准予以下判，侵犯了大同村经合社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民主自治权。本案中，大同村经合社认为基于邱福江、邱福明、邱福龙擅自流转用于采矿造成林地毁损而承包经营权实际灭失的事实而主张邱福江、邱福明、邱福龙不应再获取补偿款项的观点，无论在法律上是否成立，均不影响大同村经合社在类似特殊情形下对土地补偿费该项仍享有经民主议定程序可以作出区分对待的权利。3、一审判决结果超越了邱福江、邱福明、邱福龙的诉讼请求。邱福江、邱福明、邱福龙变更后的诉讼请求为：“请求大同经合社、大同镇政府依法支付邱福江、邱福明、邱福龙经济损失（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安置补助费）160.3350万元及利息……”。可见，邱福江、邱福明、邱福龙请求给付标的为：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并未包括土地补偿费，而一审判决却超越邱福江、邱福明、邱福龙诉讼请求扩大了给付项目，明显违法。二、一审判决认定案涉林地实际面积所依据的鉴定结论是建立在违法指界基础上，证据采信严重失当，认定事实不清。根据一审判决认定主文表述，一审判决认定（2006）第××号林权证号关于“石岩山背”地块的四至范围内的面积为56422.72平方米，合84.63亩，上述认定来源于杭州房地产测绘公司的测绘结论。以下事实足以证明该次测绘指向的区域范围并不能与（2006）第××号林权证号关于“石岩山背”地块的四至完全对应：1、（2006）第××号林权证号关于“石岩山背”地块的四至中的“北至”记载为“许正福自留山”。2、邱福江三弟兄提供的自行委托建德鑫农林业勘察设计有限公司测绘图中，许正福于2018年7月19日对北至范围内进行过指界。该事实足以证明：邱福江、邱福明、邱福龙与许正福对于北至以“许正福自留山”为界应无异议，案涉地块的指界应由村集体、许正福、邱福江三弟兄共同一致指界为准。3、案涉鉴定过程中，测绘公司及法院均未通知许正福户到现场指界。鉴定报告所附的实测图显示实测地块的北面均和邱福江三兄弟自己的地块相接，实测图北面红线范围外仍是邱福江三弟兄的林地，北面指界是由法院和邱福江三兄弟自已指界（其中Ｊ6-Ｊ7、Ｊ7一Ｊ8、Ｊ8-Ｊ9是由承办法官指界，Ｊ9-Ｊ10是由邱福江三兄弟指界）。4、杭州市房地产测绘公司制作的测绘图的北面形态与建德鑫农林业勘察设计有限公司制作的测绘图，从肉眼直接就可以看出差异明显，北面所指向的区域不一致。5、《司法鉴定检验报告书》中的《【建林证字（2006）第××号林权证】项目指界范围面积实测图》，围绕“许福龙自留山究竟在何处？是在红线内还是在红线外”这一问题剖析，就足以得出鉴定报告错误、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的结论：若许福龙自留山在红线内，那么该鉴定测绘范围明显已超出“石岩山背”四至范围；若许福龙自留山在红线范围外，那么鉴定测绘范围只是针对“石岩山背”四至范围内的部分土地，而并非全部。另外，法院作为北面指界者，确有不当。指界并不可简单等同为现场勘查，一般不可依职权积极作为。三、一审判决以“无法判断三原告地貌被破坏的林地部分包含在哪一份协议书的林地中”结合大同镇政府已拔付大同村经合社的款项总额和大同村经合社已支付给农户征地补偿款存有差额为由，对大同村经合社主张相关款项均已拔付给农户的主张不予采信，故判决大同村经合社与大同镇政府承担共同支付责任，实体处理上缺乏法律依据。大同村经合社与大同镇政府为独立的民事法律主体，人格独立，财产独立，权利与义务独立，对邱福江、邱福明、邱福龙不负“共同”之义务。即使在征用集体土地中，大同镇政府为支付补偿款的债务人，大同村经合社为收取补偿款的债权人，双方并无共同向邱福江、邱福明、邱福龙承担责任的前提条件。就本案而言，大同镇政府与大同村经合社签订关于大同矿南一矿2号《土地征用协议书》指向的是村集体所有未分到户承包的土地，该协议所指向的征用补偿款项应全部归村集体所有，剔除合同约定面积与实测面积的差异、地上附着物地上构筑物（房屋、坟墓）补偿未计入合同价款之内、尚有因纠纷未发放到户等因素外，就大同村经合社收到大同镇政府拔付款总额扣除发放到户款项总额的帐面余额2802321.40元，首先应当提留矿南一矿2号土地征用归村集体所有的合同价款2287500元，剩余款项532821.4元只有在判定大同村经合社应向邱福江、邱福明、邱福龙承担给付义务的情况下方可纳入承担民事责任的范围。一审法院将大同村经合社和大同镇政府捆绑为共同给付义务主体，于法无据，明显不当。四、一审判决显失公允。案涉林地已被采矿毁损，系邱福江、邱福明、邱福龙与吴伟平之间擅自改变用途的结果，在邱福江、邱福明、邱福龙从非法流转中实际已获取对价的同时，林地已实际移交用于采矿，承包经营权益实际已经非法转让。虽然，因土地征用导致大同村经合社在法律上和事实上均无再启动终止林地承包合同、收回林地、请求林地损毁赔偿等程序的必要。但是，邱福江、邱福明、邱福龙违法失信将林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吴伟平且林地被损毁的事实已经实际发生，邱福江、邱福明、邱福龙在法律上及事实上已不可能恢复或延续林地承包经营权原有的收益权，对违反公序良俗、诚信原则提出过份诉求的应予拒绝给予过度司法保护，这样才能彰显司法裁决的正能量。最高院民九会议纪要第32条确定之裁决原则，实质上也是基于对公序良俗、诚信原则的考虑，本案应予参考。综上，一审判决证据采信有误，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司法裁判价值取向与公序良俗、诚信原则相悖。故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改判驳回邱福江、邱福明、邱福龙对大同村经合社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邱福江、邱福明、邱福龙承担。 针对大同村经合社的上诉，邱福江、邱福明、邱福龙发表答辩意见称：大同村经合社的上诉请求既没有事实依据，也没有法律依据，应当驳回上诉请求。一、大同村经合社的上诉请求是要求撤销原审发回重审。但大同镇政府和大同村经合社的上诉请求和上诉理由是认为原审审理的结果不公正，并非法定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的理由。据此，二审法院应当直接根据法律规定驳回其上诉请求。二、大同镇政府和大同村经合社上诉理由第二项是认为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条规定，判断法院适用法律是否错误的标准总共有6个六种情形。但大同镇政府和大同村经合社认为原审法院适用法律缺乏应有的逻辑关系和针对性，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情形。邱福江、邱福明、邱福龙认为原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三、关于鉴定报告。原审法院对鉴定报告的采信正确，鉴定人的资格、鉴定的程序、鉴定的方符合法律规定。且鉴定机构现场勘查时，各方当事人以及所在的村委、镇政工作人员都到了现场。四、原审判决符合公序良俗原则，邱福江、邱福明、邱福龙已经穷尽各种方式，争取合法权利，但未能实现。故起诉至法院，要求大同镇政府和大同村经合社支付相应的补偿款。 针对大同村经合社的上诉，大同镇政府发表意见称：对于征收补偿款是否已实际拨付到村，双方各执己见，大同镇政府坚持上诉意见。对大同村经合社其他上诉意见，予以认同。 针对大同村经合社的上诉，吴伟平未发表意见。 大同镇政府上诉称：一、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判决适用的法律和裁决结果缺乏应有的逻辑关系和针对性。一审判决依据的法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前述法律规定并无法得出支持邱福江、邱福明、邱福龙诉求的理由，缺乏逻辑关系和针对性。（二）根据一审认定的案由相对应的法律规定，无法得出在大同镇政府应当成为共同被告的结论，也无法得出在土地补偿费未经民主议定程序确定分配额前可以由司法裁决直接分配的结论。一审判决以土地承包经营权为案由，该案由为三级案由，其下一级的四级案由有三个：（1）土地承包经营权确认纠纷；（2）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3）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纠纷，其中与本案邱福江、邱福明、邱福龙诉求比较接近的四级案由应是“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款、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四条之规定，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案件的当事人应当是承包方和发包方，且土地补偿费未经村集体组织民主议定程序确定内部分配方案前不应纳入司法管辖范围。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将不是承包合同当事人的大同镇政府作为被告并判决承担民事责任，显然背离了此类案由应适用的法律规定。虽然大同镇政府与大同村经合社对于征地款是否实际拨付存在争议，但此类争议并不能作为大同镇政府与大同村经合社在承包征地补偿费用分配纠纷案件中承担共同支付责任的理由，缺乏法律依据。且若认定大同镇政府未完成举证责任而在法律事实上被认定未足额支付相应的征地补偿款，邱福江、邱福明、邱福龙寻求救济的途径应是行政途径而非民事途径。2、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一审判决将土地补偿费纳入司法裁判直接分配的范围，明显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征收集体土地补偿款项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和农村村民住宅、其他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等补偿费用。一审中，大同镇政府提供的《关于调整建德市征地区片标准的通知》，足以证实建德市地区片价2.4万元／亩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该文件第二条第三款明确规定“征地综合价中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构成比例按1:1.8确定”。据此，上述2.4万元／亩区片价中土地补偿费为8571元／亩，安置补助费15429元／亩。一审判决对此未作区分，而是直接沿用了大同村经合社和邱福江、邱福明、邱福龙针对地表地貌未被破坏面积而签约商定的补偿标准予以下判，显然侵犯了大同村经合社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民主自治权。本案中，大同村经合社认为基于邱福江、邱福明、邱福龙擅自流转用于采矿造成林地毁损而承包经营权实际灭失的事实而主张邱福江、邱福明、邱福龙不应再获取补偿款项的观点，无论在法律上是否成立，均不影响大同村经合社在类似特殊情形下对土地补偿费该项仍享有经民主议定程序可以作出区分对待的权利。3、一审判决结果超越了邱福江、邱福明、邱福龙的诉讼请求。邱福江、邱福明、邱福龙变更后的诉讼请求为：“请求被告大同经合社、被告大同镇政府依法支付三原告经济损失（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安置补助费）160.3350万元及利息……”。显而易见，邱福江、邱福明、邱福龙请求给付标的为：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并未包括土地补偿费，而一审判决却超越邱福江、邱福明、邱福龙诉讼请求扩大了给付项目，明显违法。二、一审判决认定案涉林地实际面积所依据的鉴定结论是建立在违法指界基础上，证据采信严重失当，认定事实不清。根据一审判决认定主文表述，一审判决认定（2006）第××号林权证号关于“石岩山背”地块的四至范围内的面积为56422.72平方米，合84.63亩，上述认定来源于杭州房地产测绘公司的测绘结论。以下事实足以证明该次测绘指向的区域范围并不能与（2006）第××号林权证号关于“石岩山背”地块的四至完全对应：1、（2006）第××号林权证号关于“石岩山背”地块的四至中的“北至”记载为“许正福自留山”。2、邱福江三弟兄提供的自行委托建德鑫农林业勘察设计有限公司测绘图中，许正福于2018年7月19日对北至范围内进行过指界。该事实足以证明：邱福江、邱福明、邱福龙与许正福对于北至以“许正福自留山”为界应无异议，案涉地块的指界应由村集体、许正福、邱福江三弟兄共同一致指界为准。3、案涉鉴定过程中，测绘公司及法院均未通知许正福户到现场指界。鉴定报告所附的实测图显示实测地块的北面均和邱福江三兄弟自己的地块相接，实测图北面红线范围外仍是邱福江三弟兄的林地，北面指界是由原审承办法官院和邱福江三兄弟自已指界（其中Ｊ6-Ｊ7、Ｊ7一Ｊ8、Ｊ8-Ｊ9是由承办法官指界，Ｊ9-Ｊ10是由邱福江三兄弟指界）。4、杭州市房地产测绘公司制作的测绘图的北面形态与建德鑫农林业勘察设计有限公司制作的测绘图，从肉眼直接就可以看出差异明显，这两张图的北面所指向的区域根本不是一回事。5、事实上，《司法鉴定检验报告书》中的《【建林证字（2006）第0××6号林权证】项目指界范围面积实测图》，围绕“许福龙自留山究竟在何处？是在红线内还是在红线外”这一问题剖析，就足以得出鉴定报告错误、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的结论：若许福龙自留山在红线内，那么该鉴定测绘范围明显已超出“石岩山背”四至范围；若许福龙自留山在红线范围外，那么鉴定测绘范围只是针对“石岩山背”四至范围内的部分土地，而并非全部。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确属不清。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一审认定事实不清，今后必将引发案涉林权证上的“石岩山背”地块是否全部纳入安联矿业征用红线范围的争议。尤其是，一审采信的鉴定结论与邱福江、邱福明、邱福龙自行委托的建德鑫农林业勘察设计有限公司鉴定结论多出了17.63亩。另外，客观地说，一审法官作为北面指界者，确有不当。指界并不可简单等同为现场勘查，一般不可依职权积极作为，因为法官不可能有先知先觉。再者，案中邱福江三弟兄对Ｊ9-Ｊｌ0单独指界，界内界外均认为是其承包土地，那么其指界不具有意义和对应性。三、一审判决以“无法判断三原告地貌被破坏的林地部分包含在哪一份协议书的林地中”结合大同镇政府已拔付大同村经合社的款项总额和大同村经合社已支付给农户征地补偿款存有差额为由，对大同村经合社主张相关款项均已拔付给农户的主张不予采信，故判决大同村经合社与大同镇政府承担共同支付责任，缺乏法律依据。大同村经合社与大同镇政府为独立的民事法律主体，人格独立，财产独立，权利与义务独立，对邱福江、邱福明、邱福龙不负“共同”之义务。即使在征用集体土地中，大同镇政府为支付补偿款的债务人，大同村经合社为收取补偿款的债权人，双方并无共同向邱福江、邱福明、邱福龙承担责任的前提条件。就本案而言，大同镇政府与大同村经合社签订关于大同矿南一矿2号《土地征用协议书》指向的是村集体所有未分到户承包的土地，该协议所指向的征用补偿款项应全部归村集体所有，剔除合同约定面积与实测面积的差异、地上附着物地上构筑物（房屋、坟墓）补偿未计入合同价款之内、尚有因纠纷未发放到户等因素外，就大同村经合社收到大同镇政府拔付款总额扣除发放到户款项总额的帐面余额2802321.40元，首先应当提留矿南一矿2号土地征用归村集体所有的合同价款2287500元，剩余款项532821.4元只有在判定大同村经合社应向邱福江、邱福明、邱福龙承担给付义务的情况下方可纳入承担民事责任的范围。一审法院将大同村经合社和大同镇政府捆绑为共同给付义务主体，于法无据，明显不当。三、一审判决与公序良俗、诚信原则相悖，裁决结果显失公允。案涉林地已被采矿毁损，这是邱福江、邱福明、邱福龙与第三人之间擅自改变用途的结果，在邱福江、邱福明、邱福龙从非法流转中实际已获取对价的同时，林地已实际移交用于采矿，承包经营权益实际已经非法转让。虽然，因土地征用导致大同村经合社在法律上和事实上均无再启动终止林地承包合同、收回林地、请求林地损毁赔偿等程序的必要。但是，邱福江、邱福明、邱福龙违法失信将林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第三人且林地被损毁的事实已经实际发生，邱福江、邱福明、邱福龙在法律上及事实上已不可能恢复或延续林地承包经营权原有的收益权，此点已不可逆，并不因林权证未作变更登记而可作改变。对违反公序良俗、诚信原则提出过份诉求的应予拒绝给予过度司法保护，这样才能彰显司法裁决的正能量。最高院民九会议纪要第32条确定的之裁决原则。综上，一审判决证据采信有误，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司法裁判价值取向与公序良俗、诚信原则相悖。故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邱福江、邱福明、邱福龙对大同镇政府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邱福江、邱福明、邱福龙承担。 针对大同镇政府的上诉，邱福江、邱福明、邱福龙发表答辩意见称：同关于大同村经合社的答辩意见。 针对大同镇政府的上诉，大同村经合社发表答辩意见称：对于征收补偿款是否已实际拨付到村，双方各执己见，大同村经合社坚持上诉意见。对大同镇政府其他上诉意见，予以认同。 针对大同镇政府的上诉，吴伟平未发表答辩意见。 二审期间，大同村经合社提交如下证据：1、村民（代表）会议记录（复印件），拟证明大同村经合社于2020年6月1日经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形成书面决议：对涉及原矿山已开采部分或农户擅自非法转让用于开矿而导致破坏地貌的，政府支付的土地综合片区价（安置补助费、土地补偿费）和青苗费不予补偿分配到户，由村集体享有；2、照片（复印件），拟证明上述村民（代表）会议记录已张贴公示，对村民自治管理发生法律效力。对大同村经合社提交的证据，邱福江、邱福明、邱福龙发表质证意见称：上述证据已经超过举证期限，不能作为本案证据，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具体意见如下：1、真实性有异议，村民代表会议没有真实召开，会议记录上签字是否真是无法确定；2、合法性有异议，（1）内容违法，大同村经合社提交的对地貌破坏不予支付征收补偿款的内容，违反《物权法》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的规定。（2）程序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涉及到征地补偿费的问题在村民会议没有授权村民代表会议决定的前提下，需要召开村民会议来表决通过，因此程序违法。3、该两份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该份违法的会议记录形成的时间是2020年6月1日，但案涉的征收行为发生在2015年，因此该违法内容对本案的邱福江、邱福明、邱福龙没有约束力。对大同村经合社提交的证据，大同镇政府发表质证意见称：无异议。对大同村经合社提交的证据，吴伟平未发表质证意见。对大同村经合社提交的证据，本院经审查后认为，该证据形成于2020年6月1日，系案涉纠纷发生后，故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该证据不予采信。邱福江、邱福明、邱福龙、大同镇政府、吴伟平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案涉《土地征用协议书》（大同村南一矿1号）及《土地征用协议书》（大同村南一矿2号）均约定：“甲方（大同镇政府）负责将补偿资金足额尽早拨付相应村；乙方（大同村村民委员会）负责处置本村对组、村民及原矿主的征用事宜，并及时将补偿款拨付到位。”大同镇政府与大同村经合社二审均认可洞山寺家蓬的征用地块除案涉《土地征用协议书》（大同村南一矿1号）及《土地征用协议书》（大同村南一矿2号）外，无其他征地。 本院认为，2015年2月12日，大同镇政府与大同村村民委员会签订了案涉两份《土地征用协议书》征收位于洞山村的集体土地。2015年10月23日，安联矿业公司通过网上招拍的方式获得上述土地涉及的采矿权。邱福江、邱福明、邱福龙、大同镇政府、大同村经合社均认可林权证号为建林证字（2006）第××号林权证上所涉的石岩山背的林地被包含在目前安联矿业取得的采矿权的红线范围内，该部分林地面积经原审法院委托杭州市房地产测绘公司测量为86.63亩。大同村经合社与大同镇政府二审中虽对鉴定机构的测量指界问题提出异议，但测绘公司测量指界时，大同村经合社与大同镇政府均有派工作人员到场，其并未就指界问题提出异议，且在鉴定报告出具后，鉴定人员出庭接受询问的过程中，大同村经合社与大同镇政府也未就指界问题提出异议。故，原审法院采信杭州市房地产测绘公司出具的鉴定报告，认定建林证字（2006）第××号林权证中林地面积为84.63亩并无不当。而大同村经合社与邱福江、邱福明、邱福龙签订的《林权收回补偿协议》中仅涉及13665平方米。本院认为，剩余部分林地，三方均认可属于被征地范围内，虽地貌已经被破坏，但邱福江、邱福明、邱福龙对该林地具有使用权，现该林地被征收，应当予以补偿。关于补偿费标准问题，根据大同村经合社与邱福江、邱福明、邱福龙已签订的《林权收回补偿协议》的约定，补偿标准为2.5万元每亩。该部分涉及的林地为建林证字（2006）第××号林权证中林地未破坏部分，其中青苗补偿费为1000元每亩，而本案争议的林地为该林权证中地貌破坏部分，原审法院参照上述《林权收回补偿协议》约定的标准，扣除青苗补偿费认定本案补偿标准为2.4万元每亩，并无不当。大同村经合社作为补偿款项的领取方，其有义务组织召开民主议定程序确定补偿款的分配方案。且争议部分的林地与双方已签订的《林权收回补偿协议》的林地属于同一林权证内，该协议中的补偿标准已经确定，大同村经合社也向其他被征收林地的村民支付了补偿款，现大同村经合社与大同镇政府主张土地补偿费未经民主议定程序确定分配方案，亦未提供证据证明，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原审法院认定扣除已经补偿部分，邱福江、邱福明、邱福龙尚应获得153.92万元补偿费，并无不当。邱福江、邱福明、邱福龙的诉讼请求中虽未明确列明包含土地补偿费，但其诉讼请求是要求大同镇政府与大同村经合社共同支付经济损失160.3350万元及利息，原审认定应付补偿款金额并未超过邱福江、邱福明、邱福龙的诉讼请求。关于大同村经济合作社与大同镇政府是否应当共同承担付款责任的问题。大同镇政府作为土地征收人，应当向被征收人支付补偿款，大同村经合社应当就其收到的征地补偿款分配至享有林地使用权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案涉两份《土地征用协议书》中约定的征地补偿款为7956080元。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大同镇政府已经合计支付大同村经合社涉及“洞山”“寺家蓬”“征地补偿款”等字样的费用扣除已经退回大同镇政府的2204750元后为800余万元，而大同村经合社已支付给各农户征地补偿款等仅500余万元。二审期间，大同镇政府与大同村经合社均认可洞山寺家蓬除案涉两份《土地征用协议书》中的征地外，无其他征地项目。且案涉两份《土地征用协议书》均约定由大同村村民委员会负责将补偿款拨付到位，并未约定大同镇政府支付的征地补偿款需提留大同村经合社集体所有款项后，剩余款项再进行分配。故应当认定，大同镇政府已足额向大同村村民委员会支付了案涉两份《土地征用协议书》中的征地补偿款。邱福江、邱福明、邱福龙要求大同镇政府和大同村经济合作社共同向其承担支付义务，理由不成立。关于鉴定费，因双方对于案涉林地承包经营权范围有争议的，导致邱福江、邱福明、邱福龙需申请司法鉴定，原审法院酌定由大同村经合社承担6万元鉴定费，并无不当。综上，大同村经合社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大同镇政府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基于二审中当事人自认的新事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浙江省建德市人民法院（2018）浙0182民初5008号民事判决及诉讼费负担部分； 二、建德市大同镇大同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支付邱福江、邱福明、邱福龙补偿款合计1539200元； 三、建德市大同镇大同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支付邱福江、邱福明、邱福龙鉴定费损失60000元； 三、驳回邱福江、邱福明、邱福龙其他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22310元，由邱福江、邱福明、邱福龙负担2574元，由建德市大同镇大同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负担19736元。 二审案件受理费38386元，由建德市大同镇大同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负担19193元，由邱福江、邱福明、邱福龙负担19193元。邱福江、邱福明、邱福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补交应负担的诉讼费。建德市大同镇人民政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费。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亮 审 判 员  张一文 审 判 员  秦海龙 二〇二〇年九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  赵 勤 书 记 员  戚依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