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民终824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宇进，女，1980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金牛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舟，重庆竞豪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贤彬，重庆竞豪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桂蓉，女，1977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金牛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兆云，北京宝盈（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宇进与被上诉人何桂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2020）川0106民初6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由审判员姚兰公开开庭独任审理本案。上诉人刘宇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叶舟、曹贤彬，被上诉人何桂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兆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宇进上诉请求：撤销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2020）川0106民初691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何桂蓉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是成都金融海龟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龟公司）的雇员；二、何桂蓉从2015年1月至2018年5月共五笔的款项并非民间借贷，而是其投资在海龟公司的理财产品；三、上诉人是海龟公司员工，以职务行为与何桂蓉产生本案中的经济往来，上诉人职务行为的后果依法须由雇佣单位法人承担；四、2018年1月1日，上诉人出具与何桂蓉的《借条》记载的合同内容没有实际履行，《借条》项下的债权并不存在。 何桂蓉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何桂蓉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刘宇进偿还借款本金400000元；2.刘宇进按年利率12%自2019年1月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支付利息；3.诉讼费由刘宇进承担。 一审查明事实如下：2015年1月1日，刘宇进出具《收条》，记载：“收到何桂蓉160000元，约定年利率为12%（一年利息为19200元），取款日2016年12月8日。”2017年1月24日、3月27日、8月31日，何桂蓉通过银行账户向刘宇进转账200000元、150000元、50000元，上述转款共计400000元。2017年8月31日，刘宇进通过银行账户向何桂蓉转账50000元。2018年1月1日，刘宇进出具《借条》，记载：“今借到何桂蓉400000元，约定年利率为12%（一年利息为48000元），取款日2019年1月23日。”一审庭审中，刘宇进为证明其已向何桂蓉支付部分借款本金及利息，向法庭提交其微信聊天记录及短信聊天记录，何桂蓉认可其于2018年11月30日收到刘宇进委托案外人赵耀君向其支付的159000元，但表示该159000元为刘宇进向其偿还的2018年5月17日借款150000元及利息，并提交何桂蓉于2018年5月17日向刘宇进转账150000元的银行明细作为证据，刘宇进表示该150000元并非借款，而系何桂蓉向其支付的投资款，且其已将该150000元转账给案外人包王伟；何桂蓉认可其于2019年2月2日收到刘宇进委托案外人赵耀君向其支付的48000元，并表示该48000元即为案涉400000元借款2018年度利息，其在本案中已将该部分利息扣除，仅主张自2019年1月1日起计算的利息。 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双方当事人是否形成借贷关系，应当从双方当事人是否达成了借款合意，以及是否履行了出借义务进行认定。关于借款本金，一审法院认为，刘宇进于2018年1月1日出具《借条》，该借条明确借款金额为400000元，何桂蓉提交的银行明细能够证明其已向刘宇进支付上述400000元借款。刘宇进提出其在出具《借条》之前已偿还部分借款，出具《借条》时并未进行扣减的抗辩理由，一审法院认为，刘宇进虽提交证据证明其于2017年8月31日向何桂蓉转账50000元的银行明细，但何桂蓉提交的刘宇进于2015年1月1日出具的《收条》证明双方之间存在案涉400000元借款之外的其他债权债务，且刘宇进出具400000元《借条》的时间在其向何桂蓉转账50000元之后，故刘宇进应当承担出具《借条》的法律后果，故本案中的借款金额应当为《借条》上记载的400000元，刘宇进的该项抗辩理由不能成立。关于案外人赵耀君向何桂蓉支付的两笔款项是否为案涉400000元借款的还款，一审法院认为，对2018年11月30日支付的159000元，何桂蓉表示该款项为刘宇进偿还的2018年5月17日借款150000元，并提交相应银行明细，刘宇进提出该150000元为投资款，但未提交相关证据，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之规定，刘宇进不能证明该150000元并非借款，刘宇进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一审法院认定案外人赵耀君于2018年11月30日向何桂蓉支付的159000元，系代刘宇进支付的2018年5月17日借款150000元的本金及利息，与案涉400000元借款无关；对2019年2月2日支付的48000元，何桂蓉表示为案涉400000元借款2018年度利息，该表示与《借条》约定相符合，一审法院确认该48000元为刘宇进支付的2018年度利息。因此，刘宇进抗辩其委托案外人赵耀君偿还借款本金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何桂蓉要求刘宇进偿还借款本金400000元，并自2019年1月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12%支付利息的诉请符合法律规定及双方约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对何桂蓉的诉请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一审判决如下：刘宇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何桂蓉偿还借款40000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40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1月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12%计算。案件受理费7824元，减半收取3912元，由刘宇进承担（该费用已由何桂蓉垫付，刘宇进在履行判决时一并向何桂蓉支付）。 本院二审期间，刘宇进提交以下新证据：证据1.成都金融海龟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拟证明海龟公司是合法独立的营利法人，法定代表人是赵耀君。证据2.刘宇进2008年1月至2018年12月，海龟公司为其交的养老保险缴费信息，拟证明刘宇进在2008年至2018年期间与海龟公司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刘宇进是该公司的业务员。证据3.2018年11月15日至2019年3月29日，刘宇进与何桂蓉微信聊天截图，拟证明刘宇进以职务行为收取何桂蓉投资理财款，何桂蓉知晓该款项是委托海龟公司投资理财。证据4.刘宇进与赵耀君的微信聊天截图，拟证明刘宇进是海龟公司员工，以职务行为收取何桂蓉投资理财款，海龟公司支付何桂蓉2017年收益28567元及1万元的本金的事实。证据5.刘宇进个人银行账户明细，拟证明刘宇进收取何桂蓉等人投资款后转交给海龟公司指定账户的事实。证据6.2019年2月1日平安银行电子转款成功单、2017年12月15日成都银行电子付款回单，拟证明何桂蓉的40元投资款的2018年收益是48000元，该收益是郭婉玲转账给何桂蓉的，郭婉玲是公司法定代表人赵耀君的亲戚，何桂蓉的40万投资款是刘宇进以职务行为收取后交海龟公司支配，以及之前赵耀君支付何桂蓉19200元的投资收益的事实。证据7.包王伟银行卡明细，拟证明海龟公司通过支配的员工包王伟的银行账户支付何桂蓉159000元投资款及收益的事实。证据8.刘丽媛与赵耀君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刘宇进收取何桂蓉等人的投款是职务行为，是代海龟公司收取，该款项是由海龟公司支配的事实。证据9.专户明细确认单，拟证明何桂蓉是海龟公司的投资理财客户，刘宇进是代表公司将其发展为客户，何桂蓉将投资款通过刘宇进转账给海龟公司代为投资理财的事实。证据10.何桂蓉在海龟公司的参保明细，拟证明该证据与证人证言一起证明何桂蓉知晓海龟公司的基本情况，以及经营业务等事实。证据11.刘丽媛、舒密的证人证言，拟证明上诉人所工作的海龟公司的主要经营业务是受客户的委托代为投资理财，上诉人是该公司的业务员，负责为公司介绍客户，帮公司收取客户的投资理财款项，并负责与客户联络。上诉人收取客户的投资理财款是职务行为，上诉人没有在被上诉人处借款的事实。 何桂蓉质证认为，对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关联性不予认可；对证据2真实性、关联性均不认可；对证据3真实性和关联性予以认可，但不能达到对方的证明目的，双方的聊天记录内容是刘宇进指定第三方支付48000元的利息，一审已经确认；对证据4真实性、关联性均不认可，对方称的是赵老师，无法确认其身份，159000元在一审当中何桂蓉也证实已经收到，以一审法院认定为准；对证据5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以认可，刘宇进收到借款后用于何种用途由其本人决定，与何桂蓉没有关系；对证据6款项的性质和何桂蓉的转款以一审法院认定的为准；对证据7中15.9万元也以一审的认定为准；对证据8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无法确认对方身份；对证据9真实性予以认可，对于关联性不予认可，这个借款是16万元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10不清楚；对证据11的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对于舒密的证言其先后陈述是2011年到2018年离职，而本案的借款是发生在2017年之后。对于刘丽媛的证言，根据其陈述何桂蓉取得收益的时间是2014年或者是2015年，与本案的借款并无关联性。 本院认为，证据1、2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仅能证明刘宇进系海龟公司员工；证据3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从聊天内容反映出双方聊天系针对2018年5月17日的15万元转款，故达不到刘宇进的证明目的；证据4、8系案外人之间的聊天记录，真实性不予确认；证据5真实性予以确认，仅能证明刘宇进账户的情况，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证据6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不能达到刘宇进证明目的；证据7真实性、关联性予以确认；证据9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仅能证明何桂蓉曾在海龟公司有投资，但并不能由此推定本案40万元系何桂蓉在海龟公司的投资；证据10的真实性何桂蓉既不认可，也不否认，但何桂蓉是否曾在海龟公司购买过社保与双方是否有借贷关系没有关联性；证据11的证人证言仅能证明刘宇进系海龟公司员工，海龟公司接受投资人委托进行投资，何桂蓉曾在海龟公司投资，但不能证明案涉40万元系何桂蓉委托刘宇进在海龟公司投资，故达不到刘宇进的证明目的。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案涉借款是否系刘宇进和何桂蓉之间的个人借款；二、刘宇进的收款行为是否系履行职务行为。对此本院综合评述如下： 首先，何桂蓉要求刘宇进偿还借款，向法庭提交了刘宇进出具的“借条”，还提交了向刘宇进转款40万元的转账凭证，而刘宇进在一审中认可案涉40万元系借款，只是已归还36.4万元，二审中主张案涉40万元系何桂蓉在海龟公司的投资，自己的收款行为仅系履行职务行为，但对自己为何一、二审陈述不一致及为何向何桂蓉出具“借条”没有作出合理的解释；其次，刘宇进虽为海龟公司员工，何桂蓉在海龟公司也曾有投资，但刘宇进并未向法庭提交证据证明案涉40万元款项系何桂蓉委托其在海龟公司的投资，刘宇进自己向何桂蓉出具“借条”的行为表明双方建立了实际的借贷关系；第三，刘宇进收到款项之后将款项转给海龟公司的其他相关人员仅仅系其对款项的用途，也不能由此推定案涉40万元款项系何桂蓉在海龟公司的投资，同理刘宇进委托海龟公司的其他相关人员向何桂蓉转款也不能推定案涉40万元款项系何桂蓉在海龟公司的投资。综上，刘宇进所举证据不足以推翻其在一审认可案涉款项系借款及何桂蓉提交的书面证据，其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刘宇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824元，由刘宇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姚兰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八日 书记员  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