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07民终977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黄振林，男，1975年08月15日出生，汉族，居民，住灵山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归茜，广西桂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何源，男，1962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居民，住灵山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升庆，广西公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基业，广西公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被告：黄满开，男，1949年08月13日出生，汉族，居民，住灵山县。 一审被告：黄运文，男，1968年07月30日出生，汉族，居民，住灵山县。 一审被告：黄景庄，男，1971年03月27日出生，汉族，居民，住灵山县。 一审被告：李冬梅，女，1972年03月07日出生，汉族，居民，住灵山县。 一审被告：黄景茂，男，1974年04月14日出生，汉族，居民，住灵山县。 一审被告：黄景正，男，1974年08月18日出生，汉族，居民，住灵山县。 一审被告：罗海群，女，1980年4月4日出生，汉族，居民，住灵山县。 一审被告：何满，男，1971年09月03日出生，汉族，居民，住灵山县。 一审被告：黄秀萍，女，1972年8月10日出生，汉族，居民，户籍地：灵山县，现住。 一审被告：陈同潮，男，1986年01月03日出生，汉族，居民，住灵山县。 上诉人黄振林因与被上诉人何源、一审被告黄满开、黄运文、黄景庄、李冬梅、黄景茂、黄景正、罗海群、何满、黄秀萍、陈同潮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灵山县人民法院（2019）桂0721民初27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3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于2020年8月20日对本案进行询问。上诉人黄振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归茜，被上诉人何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基业，一审被告黄满开、黄运文、黄景庄、黄景茂、黄景正、罗海群、黄秀萍到庭参加询问，一审被告李冬梅、何满、陈同潮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询问，本院依法缺席审判。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黄振林上诉请求：1、撤销灵山县人民法院（2019）桂0721民初271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驳回被上诉人何源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何源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第12页第5-6行认定事实错误，遗漏案件主要事实认定。1、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5、6、7和庭审中自认均证实，其领取分红对应的车辆为桂Ｎ×××××；上诉人已经提交的证据4等证据同样证实被上诉人何源在本案中涉案车辆为桂Ｎ×××××。并且被上诉人在关联案件(2018)桂0721民初47号主张的对应份额为桂Ｎ×××××，一审法院在关联案件(2018)桂0721民初2154号判决莫云清向被上诉人返还涉案分红对应份额仍然为桂Ｎ×××××份额。而一审判决仅认定“涉案的桂Ｎ×××××和桂Ｎ×××××号车属原告和被告何满兄弟两人的股份车辆”，进而认定桂Ｎ×××××号车属被上诉人何源对应的股份，应由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返还2017年10月至2019年10月的股份利润分红款210337.59元，在被上诉人从未主张其对应份额为桂Ｎ×××××号车的情况下，一审判决径行判定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返还桂Ｎ×××××号车分红份额，显属认定事实错误、违反不告不理原则，依法应予撤销。2、从另一方面来说，一审判决既然认可黄景庄与黄振林、何满与黄秀萍、黄秀萍与陈同潮的转让行为，认可陈同潮与同案其他被告的新合伙行为，认可陈同潮受让涉案车辆桂Ｎ×××××、领取涉案车辆桂Ｎ×××××号车分红款的行为，对何满将桂Ｎ×××××转让给上诉人黄振林且经车辆所有人同意、上诉人黄振林领取对应的桂Ｎ×××××领取分红款的行为只字不提、属遗漏对案件主要事实，依法应予纠正。3、在已生效的关联案件(2018)桂0721民初47号第8页第6-8行中已经确认，涉案合伙的利益基础是“承包班线客车运输业务的经营权，并不是……内部股份”，而(2019)桂0721民初2710号判决又确认涉案合伙应按合伙股份分红，前后相互矛盾，依法亦应予撤销。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本案中，一审判决既然认定涉案合伙合法有效，应当按约定的股份分红，也就间接认可涉案合伙为合伙企业，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认定被上诉人及何满构成当然退伙，丧失分红请求权。而一审判决既认定涉案合伙为合伙企业，又适用民法通则第三十、三十二、三十四条，按个人合伙的规定判决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返还涉案分红，混淆合伙企业与个人合伙的法律关系，属适用法律错误。从公平公正的角度来看，涉案合伙获得分红的基础是涉案客运班线营运获得的利润，在被上诉人涉案车辆经营权已经依法转让的情形下，被上诉人分红请求的基础已经丧失。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判令涉案车辆经营权人即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涉案分红明显有失公平;从案结事了的角度来看，他日上诉人黄振林转让涉案车辆后又以同样的理由向涉案合伙其他合伙人主张分红，明显不合常理、有违相关法律规范，也有违相关法律规范的立法原意。由此可见，一审判决判令上诉人将领取的分红款返还被上诉人的判决，既显失公平，也有违最高人民法院的同案同判精神。由双方提交的证据和庭审中各方的陈述可知，涉案的《太平联营车队实行体制改革规定》是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为案涉合伙的出资、分红的基础为案涉客运班线车辆使用权经营权，有涉案客运班线使用权、经营权才有成为合伙人的权利。本案中，案涉合伙协议签订时、签订后、本案诉讼中，被上诉人都没有取得案涉客运班线的经营权，没有完成出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的规定和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可知，案涉合伙协议签订时、签订后、本案诉讼中，被上诉人都没有取得案涉客运班线的经营权，没有完成出资义务，因此不具备相应的合伙人资格，依法没有向案涉合伙请求分红的权利。其领取合伙分红的行为系基于车辆经营权人、合伙人何满的指示，并不等同于被上诉人取得合伙人资格。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具有合伙资格，有分红请求权，属适用法律错误。从另一方面来说，被上诉人签订涉案合伙协议后自始至终都没有完成出资义务，依法应当向涉案合伙的其他合伙人承担出资不能的违约责任。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遗漏案件主要事实、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撤销，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涉案事实并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何源辩称，一、一审法院综合双方的证据，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正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符合事实，应当驳回。1、太平南宁系被上诉人何源与上诉人黄振林及一审被告黄满开、黄运文、黄景庄、李冬梅、黄景茂、黄景正、罗海群、何满共10人于2016年元月10日签订《太平联营车队实行体制改革规定》成立的，从此太平南宁联营车队企业式进行管理改革、车队进行统一管理、现金统一收支、利润平均分配，全队共10个股东，从股东中选出管理员4人，个人合理分工，各项专人管理，其余股东有监督的权利，合伙还规定“实行企业式管理后，股东没有权利自行卖车，经10大股东商讨同意后可转股”。2、合伙企业的初始阶段，即从2016年元月10日签订股份制改革规定至2016年2月20日车队通过决议，向灵山县农村信用合作社太平信用社贷款购买新客车用于运输经营，至此车队共有15台车进行营运，每个股东各占1.5台的财产份额和产值。而涉案的桂Ｎ×××××、桂Ｎ×××××号车辆属于被上诉人何源和一审被告何满两兄弟的部分出资。之后车队每月分上中下旬进行结算，10大股东平均分配股份收益。3、于2017年1月1日，被上诉人何源与案外人莫云清签订了一份《股份转让合同书》，约定从2017年1月1日起，将被上诉人何源在太平南宁中所持有的股份转让给莫云清。之后案外人莫云清从车队领取了2017年1月至9月的分红，后因股份转让问题双方发生纠纷，案外人莫云清起诉被上诉人何源，请求法院确认转让合同无效，经灵山县人民法院判决之后，被上诉人何源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后经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虽然莫云清已领取2017年1月至9月的分红款，但是合伙组织执行合伙事务的行为不等于对合伙人退伙，新的合伙人入伙的表决，属于合伙人权利范围，合伙组织并不能代其他合伙人行使表决权的权利，没有证据证实其他合伙人同意何源与莫云清双方转让行为的情况下，不能认定莫云清取得股东资格，而何源、何满与车队以及其他合伙人之间并未对合伙的相关事宜进行清算，也不宜认定何源退伙、莫云清入伙，判决驳回被上诉人何源的上诉请求。4、被上诉人何源仍然不服一、二审判决，向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经高院审理后，同样认为被上诉人何源的转股行为未取得其他股东的同意，裁定驳回何源的再审申请。5、本案上诉人称“股东领取分红的前提是与钦州市钦州湾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签订《安全生产责任合同书》取得经营权”，与事实不符，因为车队的客运班车登记在钦州市钦州湾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名下并签订《安全生产责任合同书》，是车队车辆营运的前提。车队的15台客运车辆为了能营运，就必须要挂靠有运营资质的钦州市钦州湾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也即系15台客运车辆的所有权人登记在钦州湾公司是为了能营运的需要，并不是实质车辆所有人。而安全责任人，仅是为了车队方便管理，把车队车辆的安全责任登记在某个股东名下，并与钦州湾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签订《安全生产责任合同书》，是为车队在营运过程中需要接受钦州湾公司的检查及学习，假设每一台车都分配责任人到每个股东，那么每次接受钦州湾公司检查、学习必须全部股东到场，那么车队当日就不可能正常营运。综上，自从太平南宁成立股份制合伙企业之后，车队的15台客车属于车队所有的财产，禁止股东转让客运车辆，只能转让自己所持有的股份，前提必须经其他股东同意，那么被上诉人何源在没能成功转让自己股份给莫云清的情况下，必然没能退伙，被上诉人仍然属于太平南宁的股东。并且被上诉人除开把自己股份转让给莫云清之外，没有转让给其他人。二、一审法院在综合全案证据，查清本案事实的情况下，适用法律正确、判决正确。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符合事实、没有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上诉人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一审被告黄满开、黄运文、黄景庄、黄景茂、黄景正、罗海群、黄秀萍述称，股东之间转让股份和车辆不用经过其他股东的同意，股东有权出卖股份。 一审被告李冬梅、何满、陈同潮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也未提交书面答辩状，视为其放弃在本案中诉讼的权利。 何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被告黄满开、黄运文、黄景庄、黄景正、李冬梅、黄景茂、黄振林、罗海群、何满连带向原告支付属于原告从太平至南宁中分红所得的收益款408000元（以每月平均分红所得约17000元为基数，从2017年10月至2019年10月份，共24个月，具体收益数额以法院调查核实为准），往后原告领取以实际经营收益分红；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上述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原告与被告黄满开、黄运文、黄景庄、李冬梅、黄景茂、黄景正、黄振林、罗海群、何满共10人于2016年元月10日签订《太平联营车实行体制改革规定》一份，约定太平南宁从2016年元月10日起实行企业式车辆管理改革，车队进行统一管理、现金统一收支，利润平均分配，全队共10个股东，从股东中选出管理员4人，各人合理分工，各项专人管理，其余股东有监督权力，其中第五条规定“实行企业式管理后，本股东没有权利自行卖车，经10大股东商讨同意后可转股”。太平南宁改革后，原告与签订体制改革规定的9个被告共10个股东，每个股东带一台客车作为股份车入伙，车队共有桂Ｎ×××××号、桂Ｎ×××××号、桂Ｎ×××××号、桂Ｎ×××××号、桂Ｎ×××××号、桂Ｎ×××××号、桂Ｎ×××××号、桂Ｎ×××××号、桂Ａ×××××号、桂Ａ×××××号、桂Ａ×××××号、桂Ａ×××××号、桂Ａ×××××号、桂A590212号、桂Ｎ×××××号15辆客车进行营运，每个股东各占1.5台的财产份额和产值，案涉的桂Ｎ×××××、桂Ｎ×××××号车辆属原告和被告何满兄弟两人的股份车辆，该客车登记车主均为钦州市钦州湾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灵山县客运分公司，车辆登记的安全生产责任人为何满。2016年2月20日，太平南宁通过决议，约定由部分股东向灵山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太平信用社贷款购买新客车用于运输经营，向信用社贷款后于2018年10月17日偿还结清贷款本息。2017年1月1日，原告与案外人莫云清签订了一份《太平至南宁客运车营运班线股东转让合同书》，约定从2017年1月1日起，将原告在太平南宁持有的股份转让给莫云清，转让价款为1000000元，莫云清先支付转让款500000元，余款500000元于2018年1月13日前付清。达成协议后，莫云清从车队领取了2017年1月-9月的分红款共计79473元，后因转让股份问题双方发生纠纷，莫云清于2018年1月4日起诉本案的原告何源，请求解除双方签订的转让合同书及退还股权转让款500000元，该院经审理于2018年5月7日作出（2018）桂0721民初4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认莫云清与何源于2017年1月1日签订的《太平至南宁客运车营运班线股东转让合同书》无效，何源退还给莫云清转让款500000元。何源不服一审判决，向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何源与莫云清股份以及车辆转让未经其他合伙股东同意，虽然莫云清已领取2017年1月至9月的分红款，但合伙组织执行合伙事务的行为不等于对合伙人退伙、新的合伙人入伙的表决，属于合伙人的权力范围，合伙组织并不能替代其他合伙人行使表决权的权利，在没有证据证实其他合伙人同意何源与莫云清双方转让行为的情况下，不能认定莫云清取得股东的资格，而且何源、被告何满与车队以及其他合伙人之间并未对合伙的相关事宜进行清算，也不宜认定何源退伙、莫云清入伙，所以，一审法院对双方合同的效力的认定是正确的，二审予以维持。2018年9月11日，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桂07民终73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遂后，原告因要求莫云清返还车队分红款的问题发生纠纷，于2018年11月14日诉至该院，请求判决莫云清返还不当得利款153000元给原告何源。该院经审理于2018年12月25日作出（2018）桂0721民初215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莫云清返还给原告何源股东分红款79473元。 另查明，2017年1月9日，被告黄景庄与被告黄振林签订了《车辆股份转让协议》和《车辆使用权转让协议》，被告黄景庄将其在太平南宁车辆使用权转让给被告黄振林。2017年6月29日，被告何满与被告黄秀萍签订《太平至南宁客车营运班线股东转让合同书》和《车辆使用权转让协议》，被告何满在太平南宁股份车辆（当时双方约定的是桂Ｎ×××××号客车）转让给被告黄秀萍，原告在该股东转让合同书中见证签名。之后，因太平南宁的各个股东对何满转让其股份的意见不一，未同意黄秀萍入伙到车队的合伙中，黄秀萍从2017年10月起将桂Ｎ×××××号客车带离车队，独自经营客运至2018年8月20日。2018年8月21日，被告黄秀萍与被告陈同潮签订《车辆使用权转让协议》一份，被告黄秀萍将桂Ｎ×××××号客车经营权转让给被告陈同潮，陈同潮取得车辆经营权后独自经营该车辆的客运至2018年12月31日，2019年1月1日，被告陈同潮与太平南宁的股东黄振林、黄满开、黄景茂、黄运文、罗海群签订《合伙协议书》一份，同意被告陈同潮带桂Ｎ×××××号客车入伙车队进行合伙经营，约定陈同潮入伙后服从车队统一经营，统一管理，统一负责联营收支（包括车辆加油、保险、司机工资等一切由车队支出）、盈利分配及管理、退伙的相关事宜，其中第二项约定“乙方（注：陈同潮方）以一台车的产值形式加入乙方的联营车队，甲方（注：太平南宁）原本有九个股份，每股为1.5台车辆，另加0.5台为九个股份共同拥有，乙方加入后拥有1台车的产值股份，加入后联营车队为10个股份，乙方分配方式为每股的三份之二。收入与支出为三分之二结算”，在诉讼中，本案的各被告对陈同潮入伙的事项予以确认。经核查，太平南宁从2017年10月至2019年10月的利润分别为：2017年10月164283元、2017年11月36308.05元、2017年12月-65961.50元、2018年1月33464.65元、2018年2月387307.35元、2018年3月73859.24元、2018年4月161445.55元、2018年5月-45889元、2018年6月127454.86元、2018年7月17321.66元、2018年8月142529.45元、2018年9月97676.70元、2018年10月166587.84元、2018年11月-83927.80元、2018年12月-21717元、2019年1月74392.55元、2019年2月302461.05元、2019年3月-54759.85元、2019年4月167493.27元、2019年5月17708元、2019年6月107322.11元、2019年7月22337.14元、2019年8月154496.51元、2019年9月40887元、2019年10月-4762元。在庭审中查明，各被告自认从2017年10月至2018年12月按其股份分配车队的利润分红，其中被告黄满开、黄运文、黄景茂、罗海群各分配一份股份的利润分红，被告黄振林自认分配余下五份股份的分红，余下还有0.5台车股份的利润分红为九个股东平均分配。2019年1月以后，由于被告陈同潮带车入伙，车队按10份股份进行利润分红，被告陈同潮按三分之二份股份分配利润。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第一个争议焦点为：原、被告的诉讼主体是否适格？原告是否已经退出合伙?如果原告已退出合伙，双方是否已经清算?被告是否按约定履行了义务? 合伙协议是指两个以上的自然人为明确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所订立的协议。从本案各方当事人签订的《太平联营车队实行体制改革规定》并结合当事人的陈述、意思表示进行分析，该合伙协议是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协议内容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该协议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协议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原、被告虽未按照协议约定进行登记，但双方之间已经形成合伙关系，并且已经由各人出资及进行了运输运营。本案的原告何源与案外人莫云清签订的《太平至南宁客车营运班线股东转让合同书》已依法被确认为无效合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原告何源依法未被认定为退伙，且2017年10月以后至今，原告何源也没有将其在车队中的股份转让给他人的情况，所以，原告的诉讼主体适格。本案的被告黄满开、黄运文、黄景庄、李冬梅、黄景茂、黄景正、黄振林、罗海群、何满系车队的原始股东，虽然被告黄景庄在本案纠纷发生前已将其车队中的股份转让给黄振林，被告何满又将其股份转让给黄秀萍，黄秀萍再而转让案涉的车辆使用权给陈同潮，但为查清案件合伙事实过程，故将上述被告追诉到本案中，符合法律规定，故上述被告的诉讼主体适格。由于原告依然系太平南宁的股东，被告黄满开、黄振林等人管理的合伙组织太平南宁未按约定履行股东分红的义务，已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则依法承担违约责任，应由现在太平南宁占有股份的股东按股份占有的份额及取得的分红收益，以不同时段的股权变动情况向原告承担返还分红收益款的义务。 本案的第二个争议焦点：原告请求被告支付从2017年10月至2019年10月的分红款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原告何源与被告黄满开、黄运文、黄景庄、李冬梅、黄景茂、黄景正、黄振林、罗海群、何满共10人于2016年元月10日签订的《太平联营车队实行体制改革规定》协议，太平南宁共有协议签名的10个股东，15台车辆，每个股东各持1股份，车队实行统一管理、现金统一收支、利润平均分配，此后车队的合伙管理组织也按协议统计车队每月的收支盈余及分红情况，原告从2017年10月份起，因股份转让纠纷问题，被太平南宁停止分红（即分配利润），且以原告已没有股东资格无权向车队查询车队的经营收益情况，故损害了原告的合法利益，应由车队在该诉争时段占有股份的股东按其所取得的收益份额向原告支付相应的分红款。基于以上调查的事实，被告黄景庄已于2017年1月9日将其股份转让给被告黄振林，则被告黄振林占有车队中的两个份额的股份，被告何满将其股份及车辆使用权转让给黄秀萍，虽然黄秀萍未能最终入伙到太平南宁，但在后来陈同潮取得桂Ｎ×××××号客车经营权，独自经营一段时间后，继而在2019年1月再入伙到太平南宁的合伙经营中，经太平南宁与陈同潮签订的合伙协议书中核算的陈同潮占有股份比例（十份股份中的一份股份的三分之二）可以判断，被告何满所占的股份转让给黄秀萍已事实上得到被告黄满开、黄运文、李冬梅、黄景茂、黄景正、黄振林、罗海群（共7人）的事后确认，陈同潮受让该桂Ｎ×××××号客车也不等于取得原车队中一个股份的股份权利，被告黄满开等7人未予分配收益给黄秀萍，从2017年10月起至2018年8月20日止，黄秀萍独自经营桂Ｎ×××××号客车，自负盈亏，实际上黄秀萍将其一台车占有股份强行退出合伙，但黄秀萍按每个股份所占有1.5台客车中尚有0.5台客车的权益被告黄满开等7人未予退伙清算，所得的收益也未分配黄秀萍，而是由被告黄满开等7人约定该0.5台车为九个股份共同拥有。所以，从2017年10月至2018年12月，太平南宁实际有九份和三分之一份的股份，原告及被告占有股份比为：何源（1股份）、黄满开（1股份）、黄运文（1股份）、李冬梅（1股份）、黄景茂（1股份）、黄景正（1股份）、黄振林（2股份）、罗海群（1股份）、黄秀萍（三分之一份股份），2019年1月以后，陈同潮入伙，按约定增加股份的为三分之二份股份，共计10份股份。所以，根据上述2017年10月至2019年10月车队每月利润收益情况及股东分红数额，原告每月应得的利润分红为：2017年10月17601.76元、2017年11月3890.15元、2017年12月-7067.31元、2018年1月3585.51元、2018年2月41497.36元、2018年3月7913.52元、2018年4月17297.80元、2018年5月-4916.70元、2018年6月13655.93元、2018年7月1855.90元、2018年8月15271.07元、2018年9月10465.40元、2018年10月17848.76元、2018年11月-8992.30元、2018年12月-2326.83元、2019年1月7439.25元、2019年2月30246.11元、2019年3月-5475.99元、2019年4月16749.33元、2019年5月1770.8元、2019年6月10732.21元、2019年7月2233.71元、2019年8月15449.65元、2019年9月4088.70元、2019年10月-476.20元，以上各月利润分红款合计为210337.59元。本案中，由于被告黄振林领取包括原告及其他股东股份的利润分红，其他被告黄满开、黄运文、李冬梅、黄景茂、黄景正、罗海群、黄秀萍、陈同潮并未领取原告的股份分红，因此，根据权责相当原则，依法应由被告黄振林返还给原告的股份利润分红款共计210337.59元。原告所占有股份的以后利润分红，可以按车队的实际经营收益按协议约定分配，原告如对收益分红有争议的，可另行主张。被告黄满开、黄振林等人以原告没有取得合伙资格，或者在本案诉争的时间前已将其股份转让、退伙出合伙组织的抗辩，没有充分的证据证实其抗辩主张成立，与本案事实不符，依法不予采纳。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黄振林返还给原告何源2017年10月至2019年10月的股份利润分红款210337.59元；二、驳回原告何源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420元，由原告何源负担元3339元，被告黄振林负担4081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上诉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如下证据：1、民事判决书，拟证明被上诉人的股份车辆为桂Ｎ×××××号；2、询问笔录、《股东转让合同书》及《车辆使用权转让协议》，拟证明被上诉人的股份车桂Ｎ×××××号及全部股份已转让给黄秀萍的事实；3、证明，拟证明被上诉人的股份车从2017年6月30日起转让给黄秀萍经营的事实；4、《车辆使用权转让协议》，拟证明黄秀萍又将股份车桂Ｎ×××××号及全部股份再转让给陈同潮的事实。 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质证如下：对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不能证实车辆的股份转让情况，两台车是何源、何满两人共同拥有，并继续出资到车队购买股份，股份中不单是两台车的问题，当时成立车队是十股份，车队共有十五台车辆，其中何源、何满带两台入股，其他五台车股东共同拥有。按计算，两兄弟共三台，其中桂Ｎ×××××何源转给莫云清，何满将其股份转给黄秀萍，但转股份不转车，因为车是转不出的。对证据2-4，真实性无异议。 一审被告黄满开、黄运文、黄景庄、黄景茂、黄景正、罗海群、黄秀萍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无异议，各合伙人都是占1.5台车股份，以前共有15台车辆，后来由十个人收购，何源、何满两兄弟是后来加入的，其两人的股份都卖完了，所以没有权利分红。 被上诉人围绕答辩请求依法提交如下证据：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8）桂民申4231号民事裁定书，拟证明何源不服案外人莫云清诉何源确认股份转让合同无效的一、二审判决，向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后经审理同样认为何源与莫云清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没经车队其他股东的一致同意，转让不成立，何源拥有车队股东的资格，有权要求莫云清返还已经领取七个月的分红（已经返还）及要求车队继续分红给何源。 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桂Ｎ×××××车属何源所有，不是两兄弟合伙共同出资的。该车卖给莫云清被确认无效，但卖给黄秀萍是成立的，因此该车已卖出。 一审被告黄满开、黄运文、黄景庄、黄景茂、黄景正、罗海群、黄秀萍对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同意上诉人的质证意见。 本院对上诉人提交的民事判决书、询问笔录、《股东转让合同书》及《车辆使用权转让协议》、被上诉人提交的民事裁定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根据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认定，被上诉人何源的股份车辆为桂Ｎ×××××，一审被告何满的股份车辆为桂Ｎ×××××。何源将桂Ｎ×××××车卖给莫云清，包含了车辆及车队股份。双方签订的《太平至南宁客车营运班线股东转让合同书》被确认为无效后，法院判决何源返还莫云清转让款500000元。钦州市钦州湾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灵山县客运分公司出具《证明》证实，桂Ｎ×××××、桂Ｎ×××××客车唯一经营责任人，自2017年6月30日起将桂Ｎ×××××转让给黄秀萍经营，2017年8月22日起将桂Ｎ×××××转让给黄振林经营，何源在公司没有经营车辆。2017年6月29日，何满与何启善、黄秀萍签订《太平至南宁客车营运班线股东转让合同书》，自2017年7月1日起，何满以900000元的价格将其在车队的股份转让给何启善、黄秀萍。同日，何满与黄秀萍签订《车辆使用权转让协议》，将其名下的车辆使用权属转让给黄秀萍，合同经钦州市钦州湾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灵山县客运分公司审核同意。2018年8月21日，黄秀萍与陈同潮签订《车辆使用权转让协议》，黄秀萍将其名下的车辆桂Ｎ×××××使用权属转让给陈同潮，合同经钦州市钦州湾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灵山县客运分公司审核同意。2018年8月21日，何满与黄振林签订《车辆使用权转让协议》，将其名下的车辆桂Ｎ×××××使用权属转让给黄振林，2018年8月22日，双方签订《车辆股份转让协议》，何满将其在车队的0.5股份转让给黄振林，合同经钦州市钦州湾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灵山县客运分公司审核同意，黄振林已将车辆投入车队进行经营。 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案件事实，各方无异议，二审予以确认。 综合诉辩双方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在联营车队中是否有股份，其请求参加分红是否有依据。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十七条第一款：“合伙人应当按照合伙协议约定的出资方式、数额和缴付期限，履行出资义务。”第四十四条：“入伙的新合伙人与原合伙人享有同等权利，承担同等责任。入伙协议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新合伙人对入伙前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本案中，太平至南宁原由被上诉人及上诉人、一审被告合伙成立，车队实行合伙企业式车辆统一管理、统一收支，车队的客运班车属于合伙企业联营车队的共有财产，车辆挂名在各股东名下，股东在合伙企业中享有相应股份，按相应股权分红。被上诉人在车队中车辆及股份挂名在其弟一审被告何满名下，钦州市钦州湾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灵山县客运分公司出具《证明》证实，车号分别为桂Ｎ×××××、桂Ｎ×××××，何满为唯一经营责任人。期间，被上诉人曾将桂Ｎ×××××车及车队股份出卖给莫云清，经法院判决确认买卖合同无效后，双方已解除合同。何满与何启善、黄秀萍签订《太平至南宁客车营运班线股东转让合同书》、《车辆使用权转让协议》证实，一审被告何满于2017年6月30日，将本案涉及桂Ｎ×××××车辆及在车队的股份均转让给黄秀萍经营，上诉人对上述转让协议未提出异议。一审被告何满与黄振林签订《车辆使用权转让协议》及《车辆股份转让协议》证实，一审被告何满于2017年8月22日将桂Ｎ×××××车辆及在车队的股份转让给黄振林经营。合同经钦州市钦州湾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灵山县客运分公司审核同意。2018年8月21日，黄秀萍与陈同潮签订《车辆使用权转让协议》，黄秀萍将其名下的车辆桂Ｎ×××××使用权属转让给陈同潮，并由陈同潮对入伙前车队的债权债务承担责任，合同经钦州市钦州湾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灵山县客运分公司审核同意。因此，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何满已将原在车队的车辆及股份均已转让，被上诉人在车队没有经营车辆及股份，其请求参加车队分红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十七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灵山县人民法院（2019）桂0721民初2710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被上诉人何源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742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455元，由被上诉人何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夏冰 审 判 员 阮 真 审 判 员 何 海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 杨雯民 书 记 员 班智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