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民终702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魏云春，女，1955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博，湖北众勤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荣娟，女，1964年3月13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银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35号国际企业大厦C座。法定代表人：宋卫刚，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葳，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冰，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何云，女，1948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现服刑于湖北省武汉女子监狱。上诉人魏云春、中国银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河投资公司）与原审被告何云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2017）鄂0111民初31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魏云春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魏云春的一审诉请，一、二审诉讼费由银河投资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银河投资公司明知何云以其名义开展代客理财业务而未作否认表示，且实际收取了魏云春的40万元投资款，应当视为同意何云代理其开展代客理财业务；即使何云无代理权，银河投资公司的行为足以使魏云春确信何云有代理权，何云代理其开展代客理财业务的代理行为有效；假设何云与银河投资公司之间不存在代理关系，但是银河投资公司未经审核就应何云要求将魏云春的10万元转入何云的资金账户，属于违规操作，其应对该10万元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魏云春在确认案外人刘昌达使用何云给付的《代客理财委托投资凭证》可以兑付后，将30万元通过支票转账至何云向刘昌达兑付《代客理财委托投资凭证》的相同账户中，尽到审慎义务，但是银河投资公司在2004年前已经经历过投资者在其办公场所被骗事故，明知其产品或服务存在安全风险而未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反而推波助澜，积极兑付了何云向刘昌达销售的金额为100万元的《代客理财委托投资凭证》，致使魏云春确信何云具有代理银河投资公司办理代客理财业务的授权，银河投资公司存在过错，应对于魏云春30万元无法兑付产生的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针对魏云春的上诉，银河投资公司辩称请求驳回魏云春的上诉请求。银河投资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魏云春对银河投资公司的全部诉请，一、二审诉讼费由魏云春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银河投资公司未严格按照证券法规和证券交易业务操作流程的规定办理业务，与事实不符，并缺少审理涉及证券行业案件的基本常识，强行将魏云春被何云诈骗的财产损失转嫁给银河投资公司，事实认定错误；一审法院错误认定魏云春首次参与何云的所谓理财活动时间，无视魏云春将银河投资公司转账凭证客户留存联交给何云的事实及其所具有的意义，银河投资公司的涉案营业部入账行为符合操作流程，不违反任何当时的法律、法规；魏云春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损失的发生系因刘昌达兑付100万元而产生内心确信所引起，其在刑事案件中未提及刘昌达，只讲是左文介绍其认识的何云并担保何云可靠，何云是从资金账户中划转100万元给了刘昌达所属公司，该100万元非银河投资公司的涉案营业部资金。针对银河投资公司的上诉，魏云春辩称请求驳回银河投资公司的上诉请求。针对魏云春、银河投资公司的上诉，何云未答辩。魏云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银河投资公司赔偿魏云春损失40万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诉讼过程中，魏云春增加一项诉讼请求：判令银河投资公司支付存款利息（自存款之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按年利率7.2%计算）。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4年5月27日，魏云春以转账支票方式将10万元转入银河投资公司花桥营业部在建行武汉江岸支行惠济办开立的客户交易结算资金账户（账号85×××03），何云向魏云春给付《代客理财委托投资凭证》。凭证载明：2004年5月31日投资金额10万元整，投资期限一年，年收益率7.2%，实际分红800元，凭证上备注“由银行转账划入”，并加盖圆形的“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湖北证券营业部业务专用章”和长方形的“代客理财汉口投资部”印章。此后魏云春在银河投资公司花桥营业部交付何云现金15万元，何云向其给付《代客理财委托投资凭证》，凭证载明：2004年3月23日投资金额15万元整，投资时限一年，年收益率7.2%，实际分红1050元，本户因故变更户名，原开凭证号“0001253”同步作废；2004年9月1日、2004年11月18日魏云春又分两次在银河投资公司花桥营业部向何云交付现金10万元和5万元，何云向其给付两份《代客理财委托投资凭证》，凭证上载明投资时限一年，年收益率为7.2%，实际分红为800元和400元，上述三份《代客理财委托投资凭证》均加盖圆形的“中国银河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武汉花桥证券营业部业务专用章”和三角形的“代客理财花桥投资二部”印章。投资凭证到期后，魏云春到银河投资公司花桥营业部进行兑付，该营业部以投资凭证虚假为由拒绝兑付。一审审理期间，一审法院向银河投资公司发出《举证通知书》，要求银河投资公司提交何云、陈世荣的开户资料及资金账户自开户以来截至2005年3月10日的资金对账单及相应的原始凭证等证据。银河投资公司提交何云（上海证券账户A35×××94、深圳证券账户80×××76）、陈世荣（上海证券账户A44×××03、深圳证券账户01×××65）的开户资料、证券交易记录、资金对账单，未提交与资金对账单相对应的电脑打印的资金存、取款原始凭证。魏云春多次向一审法院申请调查收集证据，经一审法院调查，相关部门出具如下查询结果：（1）上海证券交易所法律部出具的查询结果反馈函结论为“A44×××03、A35×××94自开户以来无交易记录”；（2）交通银行湖北省分行营业部的查询结果为“未调阅到何云银证转账协议文本”；（3）交通银行武汉天安支行的查询结果为“何云在三方存管系统里无资金账户，无符合条件的签约关系”；（4）建行武汉世贸支行的查询结果为“陈世荣在三方存管系统无资金账户”；（5）建行武汉电力支行的查询结果为“陈世荣卡号43×××99（旧卡号42×××22）的开户日期为2003年1月24日，余额为零元，状态为封存，证券系统显示该账户无签约信息，根据身份证号查询，系统除43×××99账户外，无其他账户存在”；（6）建行武汉江岸支行出具《情况说明》，载明“经查询我行2003年7—8月份用印审批记录，未发现陈世荣、中经信公司武汉证券营业部、建行武汉江岸支行签订的《证券资金电话委托转账业务三方协议书》的用印记录”，并提供2003年同期公章印模复印件，出具“陈世荣在我行未开立账户，未查询到银证签约记录”的查询结果；（7）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查询结果为“陈世荣未在我公司开立股东账户”。一审法院另查明：何云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05年3月3日被刑事拘留，存款人申建辉等人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北监管局投诉，2005年7月21日该局出具《群众来信来访答复函》，答复函中载明：“……3、营业部存在内控制度不严问题。经调查，客户存款大都通过转账完成，由犯罪嫌疑人何云持转账支票回执要求营业部将外部打入资金存在何云名义开立的账户。政策法规未就证券营业部相关票据流程进行明确规定，但从严格意义上讲，由于出票人与资金所上账户名称不符，营业部应要求持票人提供授权委托书方可上账，从而可避免给犯罪分子提供可乘之机”。2005年12月20日武汉市人民检察院向本院提起公诉，案件审理期间魏云春等被害人提出附带民事诉讼，要求何云及银河投资公司花桥营业部赔偿经济损失，本院于2006年2月22日裁定驳回魏云春等被害人起诉，2007年3月29日作出（2006）武刑初字第51号刑事判决，判决何云犯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公安机关追回的赃款人民币5445.49元，由该机关依法予以发还受害人；尚未追回的涉案赃款人民币1077.5万元继续予以追缴，发还受害人。何云不服判决，提起上诉，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7年9月13日作出〔2007〕鄂刑三终字第92号刑事裁定，查明：1998年至2005年初，何云为骗取钱财，冒充原中经信公司湖北证券营业部和银河投资公司花桥营业部的工作人员，并伪造了两单位的业务印章及《代客理财委托投资凭证》，谎称上述营业部委托其开展代客理财业务，并以支付高息为诱饵，骗取了魏云春等共计54人的信任，骗得受害人以直接给付现金或转账的方式将资金交给何云办理存款，欲获取高息；认定何云的行为已构成诈骗罪，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此后魏云春与存款人康纪凤、申建辉等人向武汉市委政法委信访接待中心投诉，该中心于2009年8月7日向本院发出信访事项受理转送单。本院（2006）武刑初字第51号案件卷宗中存有2004年2月4日银河投资公司转账（划款）通知单第一联记账联，该通知单载明：经办部门交易部，用途为股民取款，收款单位武汉市海纳照明器材设计工程有限公司，金额36万元，何云在通知单上会计复核栏处签字，银河投资公司认为是笔误，何云签错了位置，但该通知单系证券公司内部记账凭证，无证券公司外部人员收款签字栏。（2006）武刑初字第51号案件中何云供述：“2004年2月，因为我的股票转到银河投资公司花桥营业部，所以我后来都是在这个营业部收钱的。我告诉他们柜台不能办，要存钱直接打电话找我，我们就在电话中约好时间在中经信或银河证券营业部大厅见面，她们一般是将现金交给我，我让她们在大厅等，我就上楼在我炒股的大户室里为她们开具《代客理财委托投资凭证》”。该案中银河投资公司出具存、取款凭证等书证证实至案发前，何云在原中经信及银河证券股票资金账户及其母亲陈世荣的股票资金账户有多次存、取现金或转账存款的情况，银河投资公司花桥营业部出具《关于何云及相关账户情况说明》证实何云于2000年5月30日在中经信公司武汉营业部开户，资金账号6927，该账号于2004年7月21日内转至银河投资公司花桥营业部，账号为13×××06，何云于2003年7月29日用其母亲陈世荣的身份证在中经信公司武汉营业部开户，账号为20×××26。2003年12月30日，案外人刘昌达以转账支票方式将100万元从武汉市中经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账户转入中经信公司武汉证券营业部在交通银行湖北省分行营业部开立的客户交易结算资金账户（账号86×××89），何云给付《代客理财委托投资凭证》，凭证载明2004年1月3日投资金额100万元，投资期限一年，年收益率7.2%，凭证上加盖圆形的“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湖北证券营业部业务专用章”和长方形的“代客理财汉口投资部”印章，该凭证的版本、凭证上加盖的印章与何云给付魏云春2004年5月31日的《代客理财委托投资凭证》一致。此后刘昌达要求提前兑付凭证，2004年3月10日，银河投资公司花桥营业部以转账支票方式将100万元从其在建行武汉江岸支行惠济办开立的客户交易结算资金账户（账号85×××03）转入武汉市中经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账户。2005年8月31日武汉市公安局向刘昌达进行了询问，刘昌达陈述：“我在左文上班的旁边有一个项目“和盛世家”，左文在银行上班，我和她打交道多，大概2001年左右就认识她了。2003年底，左文跟我说有个机会，存一笔钱，可以有一个很好的回报，具体多少我记不清了，但是比银行要高点，合算些，当时我们公司账上正好有100万，我觉得存左文说的地方不错，我就同意了。这件事具体操作我叫会计办的，我问过会计，我们在2003年12月份把钱存进去的，是支票存的，打到一个开发区的什么证券，具体名称要查一下支票头子，当时是会计开的100万的转账支票，交给左文进的账，左文当时就给了2000元现金，说是存一年的利息。后来到了2004年3月份，因为公司等资金用，我就跟左文说想把钱撤回来，她同意了，就把支票直接交给了会计，支票出票方是银河证券。这件事中我们公司存了100万，左文付了2000元利息，存钱时有一个存单样的东西，后来钱拿回来左文就把原件收走了，我们还有一个复印件可以提供”。一审法院再查明：2002年6月21日，中经信公司清算组发布第二号公告，内容为：经有关部门批准，自公告之日起，中经信公司所属的证券总部及14家证券营业部（包括资产和人员）整体移交给银河投资公司，其证券交易在银河投资公司的管理下正常进行。中经信公司武汉证券营业部于2003年7月25日注销，银河投资公司花桥营业部系银河投资公司的分支机构，2007年5月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批准，中国银河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更名为银河投资公司。银河投资公司提交的《银河投资公司证券营业部证券交易业务操作流程》第六条规定：现金存入保证金操作流程为客户填写保证金存单，填写内容必须包括姓名、资金账号、身份证号码、金额（大小写）等；资金柜经办人员审核客户填写的存单要素是否齐全，当面清点存入的现金并唱票核对，审核无误后输入电脑，并在存单上加盖私人印鉴，打印二联存款凭证后，将存款凭证、现金交出纳；出纳复核无误后，配点现金、存款凭证加盖私章后将现金入柜、存款凭据交经办柜员，经办员将一联凭据交给客户，另一联与保证金存单一起留存。上述操作流程第七条规定：转账提取保证金流程为客户通过转账方式提款须提供身份证、证券账户卡、有效公证书、单位出具的提款证明、法人授权书，填写保证金取款单；柜员审核预留印鉴并查验资料后，即输入证券账户卡卡号或保证金账号，提示客户输入密码，无误后进行电脑扣账，打印保证金提取单，并签章确认；保证金提取单交客户签名后，柜员将身份证、证券账户卡、有效公证书和保证金提取单客户联交回客户；柜员将保证金提取单转出联连同保证金取款单一并交予财务部转账；收市后柜员进行结账对账处理，并将保证金提取单存根联交财务部；客户提款时，以转账存入的，提取时只能以相同方式转出，不得提现。一审法院认为，本院（2006）武刑初字第51号刑事判决判令涉案赃款继续予以追缴，但魏云春的财产损失经追缴未能弥补，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经过追缴或者退赔仍不能弥补损失，被害人向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受理”的规定，本案符合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理的范围。根据查明的事实，并结合双方的理由以及相关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将案件归纳争议为：银河投资公司花桥营业部在办理业务过程中是否违反证券法规和证券交易业务操作流程的规定，其行为与魏云春的损害后果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本案损失如何分责的问题。一、关于银河投资公司花桥营业部在办理业务过程中是否违反证券法规和证券交易业务操作流程的规定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银河投资公司花桥营业部未严格依照证券法规和证券交易业务操作流程的规定办理业务，理由如下：第一，1999年7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证券公司办理经纪业务，必须为客户分别开立证券和资金账户，并对客户交付的证券和资金按户分账管理，如实进行交易记录，不得作虚假记载”，案件审理期间魏云春提交（2012）鄂江天内证字第7672号《公证书》，证明通过网上中国银河证券行情交易通道“海王星”栏目查询，结果为银河投资公司提供的何云上海证券账户A35×××94、深圳证券账户80×××76、资金账号31×××01、陈世荣的资金账号31×××01不存在。银河投资公司未提交何云、陈世荣电脑打印的资金存、取款原始凭证，其提交的何云、陈世荣开户资料、证券交易记录、资金对账单与一审法院调查核实的结果不符，表现为：1、银河投资公司提交的何云开户资料中显示2000年5月15日上海证券账户A35×××94，《开户合约》、《开户协议书》上乙方中经信公司武汉证券营业部未签字盖章，《银证转账三方协议书》上乙方、丙方落款签章处均为空白，《委托交易协议书》、《自助委托交易协议书》、《代理新股配售协议书》、《指定交易协议书》中乙方银河投资公司花桥营业部未签字盖章；《委托交易协议书》中第六条规定“甲方开户后，须存入一定资金作为证券交易保证金”，但银河投资公司未提交何云开户时存入证券交易保证金电脑打印的原始凭证，一审法院到交通银行湖北省分行营业部、交通银行武汉天安支行的查询结果分别为“未调阅到何云银证转账协议文本”、“何云在三方存管系统里无资金账户，无符合条件的签约关系”。2、银河投资公司提交的陈世荣开户资料中显示2003年7月29日上海证券账户A44×××03的开户机构为长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2003年7月29日深圳证券账户01×××65的开户机构为武汉证券登记中心，2003年7月29日《开户合约》上乙方中经信公司武汉证券营业部落款处为空白，2003年8月1日《建行武汉江岸支行、中经信公司武汉证券营业部与股民证券资金电话委托转账业务三方协议书》上盖有“中国建设银行武汉市江岸支行”公章，但证监函[2001]88号文件《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清理地方证券登记公司有关事项的函》第四条规定“地方登记公司的开户代理业务自2002年1月1日停止”，2002年6月21日中经信公司所属的证券总部及14家证券营业部（包括资产和人员）整体移交给银河投资公司，2003年7月25日中经信公司武汉证券营业部已注销。经一审法院调查，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查询结果为“陈世荣未在我公司开立股东账户”，建行武汉世贸支行的查询结果为“陈世荣在三方存管系统无资金账户”，建行武汉电力支行的查询结果为“证券系统显示陈世荣账户无签约信息”，建行武汉江岸支行未查询到《证券资金电话委托转账业务三方协议书》的用印记录，出具“陈世荣在我行未开立账户，未查询到银证签约记录”的查询结果。3、一审法院到上海证券交易所法律部查询的结果为“A35×××94、A44×××03自开户以来无交易记录”。第二，2004年5月27日魏云春将10万元转账至银河投资公司花桥营业部在建行武汉江岸支行惠济办开立的客户交易结算资金账户（账号85×××03），银河投资公司主张应何云的要求于2004年5月31日将10万元转入何云的资金账户6927，其所称的转款行为违反证券交易业务操作流程规定，表现为：1、银河投资公司提交的《银河投资公司证券营业部证券交易业务操作流程》规定现金存入保证金操作流程为客户填写保证金存单，资金柜经办人员审核客户填写的存单要素是否齐全，当面清点存入的现金并唱票核对，审核无误后输入电脑，并在存单上加盖私人印鉴；转账提取保证金操作流程为客户提款时，以转账存入的，提取时只能以相同方式转出，不得提现。故现金存入保证金金额应输入电脑，魏云春转账10万元的款项提取时只能以转账方式转出，不得提现，但银河投资公司提交的2004年5月31日《银河投资公司委托买卖证券（资金专户）存款凭单》上委托人填写栏处手书载明何云存入现金10万元，资金账号6927，营业部填写栏户名、账号、取款金额处和经办人、复核处均为空白。魏云春提交2001年11月14日存款人李亦可的丈夫申慎俭的《银河投资公司委托买卖证券（资金专户）取款凭单》上营业部填写栏处户名、账号、取款金额均为电脑记账，并有经办人、复核人的盖章。2、（2006）武刑初字第51号案件中银河投资公司花桥营业部出具《关于何云及相关账户情况说明》，证实何云的资金账号6927于2004年7月21日内转至银河投资公司花桥营业部，账号为13×××06，故2004年5月31日该营业部无法将10万元划入何云的“6927资金账户”，一审法院到交通银行武汉天安支行的查询结果为“何云在三方存管系统里无资金账户，无符合条件的签约关系”，建行武汉江岸支行惠济办出具的银河投资公司花桥营业部客户交易结算资金账户对账单反映2004年5月31日该账户未转出10万元资金。3、魏云春转账10万元至银河投资公司花桥营业部客户交易结算资金账户，该营业部依法负有保障资金安全的义务，魏云春在银河证券花桥营业部未开立证券和资金账户，未出具授权委托书要求将10万元划入何云的资金账户。2005年7月21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北监管局出具的《群众来信来访答复函》对此也写明“从严格意义上讲，由于出票人与资金所上账户名称不符，营业部应要求持票人提供授权委托书方可上账，从而可避免给犯罪分子提供可乘之机”。第三，2003年12月30日刘昌达将100万元从武汉市中经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账户转账至中经信公司武汉证券营业部在交通银行湖北省分行营业部开立的客户交易结算资金账户（账号86×××89），何云给付《代客理财委托投资凭证》，2004年3月10日银河投资公司花桥营业部从其在建行武汉江岸支行惠济办开立的客户交易结算资金账户（账号85×××03）转账支付刘昌达100万元，银河投资公司主张应何云的要求从何云、陈世荣的资金账户付款100万元，此付款行为违反证券法规与证券交易业务操作流程规定，表现为：1、银河投资公司提交的《银河投资公司证券营业部证券交易业务操作流程》规定转账提取保证金流程为客户通过转账方式提款须提供身份证、证券账户卡、有效公证书、单位出具的提款证明、法人授权书，填写保证金取款单；柜员审核预留印鉴并查验资料后，即输入证券账户卡卡号或保证金账号，提示客户输入密码，无误后进行电脑扣账，打印保证金提取单，并签章确认。刘昌达、武汉市中经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在银河投资公司花桥营业部未开立证券和资金账户，未出具授权委托书要求将100万元划入何云的资金账户，银河投资公司未提交2003年12月30日将100万元转入何云资金账户的原始凭证，亦未提交2004年3月10日电脑打印的何云、陈世荣提取保证金100万元的单据。2、银河投资公司提交2004年3月10日经办人签名为何云的《保证金取款转账委托书》，委托书载明“兹委托银河投资公司花桥营业部，将客户（单位）武汉中轻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资金账号6927、20×××26所有的保证金壹佰万元转入本人（单位）指定收款账户，收款人武汉中轻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但（2006）武刑初字第51号案件中银河投资公司花桥营业部出具《关于何云及相关账户情况说明》，证实何云的资金账号6927于2004年7月21日内转至银河投资公司花桥营业部，账号为13×××06，故2004年3月10日该营业部无法从何云的“6927资金账户”付款。3、1999年7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一百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客户的交易结算资金必须全额存入指定的商业银行，单独立户管理”、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证券公司办理经纪业务，必须为客户分别开立证券和资金账户，并对客户交付的证券和资金按户分账管理，如实进行交易记录，不得作虚假记载”，银河投资公司提交的《银证转账三方协议书》上载明何云交通银行太平洋卡账户与证券资金账户之间互转，其提交何云的资金对账单上反映2004年3月10日银行资金转入证券50万元，分两次支票取款5万元和45万元，但未提交原始凭证予以印证，一审法院到交通银行武汉天安支行的查询结果为“何云在三方存管系统里无资金账户，无符合条件的签约关系”，交通银行湖北省分行营业部出具的中经信公司武汉营业部客户交易结算资金账户对账单反映该账户2004年3月10日无交易记录。故对于银河投资公司提出2004年3月10日从何云、陈世荣的资金账户支付刘昌达100万元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魏云春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魏云春在（2006）武刑初字第51号案件中提出附带民事诉讼，要求何云及银河投资公司花桥营业部赔偿经济损失，本院于2006年2月22日裁定驳回魏云春的起诉，2007年3月29日作出刑事判决，同年9月13日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维持原判，此后魏云春与存款人康纪凤、申建辉等人向武汉市委政法委信访接待中心投诉，该中心于2009年8月7日向本院发出信访事项受理转送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对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但对下列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一）支付存款本金及利息请求权；（二）……。”第十五条规定“权利人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报案或者控告，请求保护其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从其报案或者控告之日起中断。上述机关决定不立案、撤销案件、不起诉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立案、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之日起重新计算；刑事案件进入审理阶段，诉讼时效期间从刑事裁判文书生效之日起重新计算”。根据上述规定，一审法院对银河投资公司提出的诉讼时效抗辩，依法不予采纳。2004年3月10日银河投资公司花桥营业部从其在建行武汉江岸支行惠济办开立的客户交易结算资金账户（账号85×××03）转账支付刘昌达100万元。2004年5月27日魏云春转账10万元至该账户，何云给付《代客理财委托投资凭证》。该凭证的版本、凭证上加盖的印章与何云给付刘昌达的《代客理财委托投资凭证》一致。上述收款、付款行为客观上使存款人魏云春对银河投资公司花桥营业部出具凭证并兑付凭证产生内心确信，魏云春也进而在银河投资公司花桥营业部又陆续向何云交付现金30万元。（2006）武刑初字第51号案件中银河投资公司证实何云在原中经信及银河证券股票资金账户及其母亲陈世荣的股票资金账户有多次存、取现金或转账存款的情况。但在本案审理期间，银河投资公司未按一审法院指定的举证期间提交何云、陈世荣电脑打印的资金存、取款原始凭证，其提交的何云、陈世荣开户资料、证券交易记录、资金对账单与一审法院调查核实的结果也不相符。魏云春经济损失由两部分组成，一笔为其以转账支票方式向银河投资公司花桥营业部转账的10万元，其他三笔为在银河投资公司花桥营业部内向何云交付的共计30万元现金。何云从该营业部二楼大户室取出上述凭证交付给在营业部大厅等候的魏云春。上述行为的发生均与银河投资公司存在关联。何云实施的诈骗犯罪行为一方面利用了受害者对金融证券机构的信赖，以及受害者缺乏防范意识、疏忽大意和自身逐利的心理。另一方面，银河投资公司在业务流程上的违规行为和对其经营场所管理上的疏漏，也为何云实施诈骗犯罪提供了极大的便利。银河投资公司花桥营业部在办理业务过程中一系列违反证券法规与证券交易业务操作流程规定的行为与魏云春遭受的财产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何云以相同手段实施诈骗犯罪，受害人众多。银河投资公司应当预见上述违规行为和管理疏漏会造成损害结果的发生，其对魏云春损害的发生存在一定的过错。银河投资公司应当赔偿魏云春的经济损失，赔付范围为魏云春受损的本金。一审法院结合各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依法酌定银河投资公司承担30%责任。魏云春实际收取分红共计3050元，该款项应冲抵存款本金，魏云春受损金额应为396950元（400000元-3050元）。根据上述赔偿比例，银河投资公司应赔偿魏云春119085元（396950元×30%）。魏云春因自身亦有过错，对其提出银河投资公司按投资凭证载明的年利率7.2%标准计算利息的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本案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七）项、《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一百零五条、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银河投资公司赔偿魏云春经济损失119085元；二、驳回魏云春的其他诉讼请求。上列应付款项，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魏云春负担5110元，银河投资公司负担2190元。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生效的刑事判决认定何云冒充原中经信公司湖北证券营业部和银河投资公司花桥营业部的工作人员，伪造该两单位的业务印章及《代客理财委托投资凭证》，骗取魏云春的涉案40万元，故魏云春的损失是何云通过实施诈骗犯罪的方式造成的，其损失应由何云予以承担，魏云春要求银河投资公司承担100%的赔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从现已查明事实可知，银河投资公司花桥营业部对经营场所管理不严，存在疏漏，且在办理业务过程中，违反证券法规和证券交易操作流程规定，具体表现为，银河投资公司花桥营业部未经审慎审核将魏云春转账的10万元转入何云尾数为6927的资金账户；何云及魏云春可以随意进出银河投资公司花桥营业部的经营场所，魏云春在该营业部内向何云交付30万现金，何云更可以使用该营业部二楼的大户室，从该大户室取出加盖公章的《代客理财委托投资凭证》交付给魏云春，使魏云春相信何云具有代理理财授权，为何云实施诈骗提供便利。故一审法院认定银河投资公司花桥营业部违法违规行为及管理疏漏与魏云春遭受财产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银河投资公司存在一定的过错，酌定银河投资公司承担30%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当，银河投资公司关于其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上诉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魏云春、中国银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上诉人魏云春负担3650元，上诉人中国银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负担365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丹红审判员  叶 钧审判员  王 阳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宋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