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3民终414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袁某3，男，1977年9月29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赤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庆国，赤水市中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代华英，女，1979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赤水市，系袁某3之妻。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袁应芬，女，1976年7月14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赤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戴勇，贵州正江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袁洪先，男，1952年5月17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赤水市，系袁某3之父。原审第三人：丁光英，女，1958年1月21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赤水市，系袁某3之母。原审第三人：袁莉，女，2000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赤水市，系袁某3之女。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某3，系袁莉之父。原审第三人：袁某1，女，2005年2月21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赤水市，系袁某3之女。法定代理人：袁某3，系袁某1之父。原审第三人：袁某2，2013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赤水市，系袁某3之女。法定代理人：袁某3，系袁某2之父。上诉人袁某3、代华英与被上诉人袁应芬及原审第三人袁洪先、丁光英、袁莉、袁某1、袁某2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赤水市人民法院（2020）黔0381民初7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袁某3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袁某3家1981、1984年山林土地承包时全家人口六人，以袁洪先为户主，按六人划地人口承包，其中承包了田5.76亩、土0.13亩、自留山3亩，计8.89亩。1998年第二次承包时,新增加高洞口1.61亩、大田上4.82亩两片土地即7.23亩。第二次土地承包后，袁某3与代华英1999年结婚，并将户籍落户到袁某3家，到2017年土地承包经营确权时，代华英正式成为袁某3家共同承包土地的家庭成员，又增加了24.73亩，共计37.85亩。二、一审法院将袁洪先、丁光英列为第三人不当，依法应列为被告参加诉讼。袁某3与袁洪先、丁光英于2013年分家另居生活，并将户口分开，2017年政府征用土地后，由袁某3代表两家进行土地征用补偿，共领取土地征用补偿费、青苗赔偿费等2717834.00元的事实存在，数额准确，但袁某3领取款后，已按人口平均补偿款分给了袁洪先、丁光英，因此，一审法院判决在袁某3的补偿款中给付袁应芬30余万元不当，应更正判决由袁某3和袁洪先、丁光英共同支付袁应芬的补偿款才正确。三、袁某3认为袁应芬不应分得征地补偿款，属政策产生变化，应依法驳回袁应芬的诉讼请求。四、一审判决认定青苗补偿费的数额不准确，计算错误。一审判决书认定青苗赔偿费、地上附作物为548260.50元不准确，根据上诉人所签订的四份补偿款协议及附表印证，少算了青苗赔偿费、地上附作物费85505.05元，其青苗赔偿费、地上附作物费应为633766.00元。五、一审判决认定的270余万元补偿费中，没有将袁应芬出嫁、户籍迁出后，上诉人及家庭成员新增开垦集体荒地林的土地进行种植，退耕还林等24.73亩的征地补偿款。六、一审判决载明袁应芬是1998年土地承包后，因婚嫁户籍迁到丙安村团结组的事实认定错误。如果二审法院认为袁应芬有权参与分配，仅能按照1998年山林、土地承包时所承包亩积数额为准进行分配，但不能分配青苗补偿款、地上附作物费，余下征地费按现有户籍人口和袁应芬平均分配。代华英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在土地补偿费中包含了新增加的21.54亩在内，并且土地确权证已经载明了代华英与袁某3系共同承包人，代华英应当分得其土地征收补偿费。二、代华英与袁某3共同所承包的山林土地被国家征用，所产生的征地补偿费，应按现有人口和划地人口共同进行分配。三、因政策变化而失去了土地，代华英应当在袁某3的征地补偿费中分得一份补偿费，一审法院对以代华英未出具是否划有土地的证明为由，剥夺了代华英的权利。代华英已提交了其娘家的农村土地承包证，证明其不属娘家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故未对土地承包进行确权。袁某3提供的农村土地承包证证明代华英已成为其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共同承包土地。袁应芬辩称，一、虽然我国农村土地政策发生多次变化，但从80年代第一轮土地承包政策确立后，农村土地家庭承包的政策基本未发生大的变动。1984年第一轮土地承包和1981年山林三定时，袁应芬作为袁洪先家庭的划地人口之一，共同承包了位于马草内、高洞口等几幅田土和山林。到1998年土地续包时，其原承包田土、山林的四至界均未发生任何改变，这既是客观事实，也是土地续包工作期间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政策要求。从第一次土地承包后，原承包土地未发生过任何调整的情况,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上诉人以原承包证记载面积分割补偿款的理由不应得到支持。首先，原承包证记载的面积并不是真实丈量填写的数据，该数据是根据土地的贫瘠情况或粮食产量估计的数据，因此不应以该数据作为答辩人分割补偿款的依据。另外，上诉人称多出原承包证记载面积部分，是上诉人自己开荒增加的。其诉称事实完全不实，从第一次土地承包起，其承包的土地、山林四至界都以固定，集体的荒山荒地都承包到户，四周根本没有集体荒山荒地存在，这一事实在几次的承包依据中均能证明，在四周无集体荒山荒地的情况下，何来上诉人新开垦集体荒山荒地增加土地面积一事，因此上诉人诉称自己开荒增加的，完全不是事实。二、袁应芬虽然外嫁到邻村，但在夫家并未取得土地，且袁应芬在娘家的承包地续包期限为50年，从1994年1月起至2043年12月，袁应芬是在该续包期内结婚，并且发包方也没有收回袁应芬的承包地。另外，2017年的土地确权工作，并不是对原承包合同的重新签订，袁洪先为家庭代表与发包方续签的《土地承包合同书》仍然有效，袁应芬作为当时的划地人口依然享有承包经营权。现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所载成员，只能说明现有承包农户家庭人口情况，而不能以此得出当事人取得或丧失承包地的结论。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原审第三人袁洪先、丁光英、袁莉、袁某1、袁某2述称意见同二上诉人。袁应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袁某3支付袁应芬应得征地补偿款356874.00元；2.案件受理费由袁某3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袁应芬与袁某3系同胞姐弟，袁洪先、丁光英系袁应芬、袁某3的父母，代华英系袁某3之妻，袁莉、袁某1、袁某2系袁某3之女。1984年第一轮土地承包时，袁洪先为家庭代表承包了田5.76亩、土0.13亩、自留山3亩，其中划地人口为6人，包括袁洪先、袁洪先的父母、丁光英、袁应芬、袁某3。第一轮承包地的田3幅，位于马草内，上万跃明田、下岩崙、左万跃明田，右水沟；土位于高洞口，上岩崙、下岩崙、左吴加荣土、右曹大倫柴山，自留山位于马脚吉。1998年土地续包时，袁洪先为家庭代表与发包人赤水市丙安乡清河村村民委员会续签了《土地承包合同书》，划地人口为6人，水田5.89亩，旱地0.13亩，承包地面积共计5.89亩。上述《土地承包合同书》中载明的地块在马草内下塝、子担田、黄角树弯、高洞口、堯田、大田上。2018年12月23日，赤水市丙安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丙安政府）、丙安镇三佛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三佛村村委会）和袁某3就右岸大坝临时公路（水淹区）、右岸上坝临时公路（枢纽区）分别签订《赤水市丙安水库征地和移民安置补偿协议书》，选择安置方式为一次性货币补偿安置。水淹区的补偿费用为358962.50元，包括旱地38750.00元×4.8200亩＝186775.00元和竹林地31250.00元×5.5100亩＝172187.50元。枢纽区的补偿费用为212737.50元，包括旱地38750.00元×5.4900亩＝212737.50元。2019年5月13日，丙安政府、三佛村村委会、袁某3就水库大坝（枢纽区）签订《赤水市丙安水库征地和移民安置补偿协议书》，选择安置方式为一次性货币补偿安置。补偿费用为41462.50元，包括旱地38750.00元×1.0700亩＝41462.50元。2019年5月17日，丙安政府、三佛村村委会、袁某3就水库大坝枢纽区（左岸）签订《赤水市丙安水库征地和移民安置补偿协议书》，选择安置方式为一次性货币补偿安置。补偿费用为2104671.50元，包括旱地38750.00元×12.3800亩＝479725.00元，初产期43250.00元×10.2500亩＝443312.50元，盛产期45870.00元×1.0000亩＝45870.00元，竹林地31250.00元×33.2700亩＝1039687.50元，其他土地17050.00元×2.1700亩＝36998.50元。零星树木五年生及以上30000.00元×1.9026亩＝57078.00元，石坟2000.00元×1座＝2000.00元。以上四笔费用（358962.50元＋212737.50元＋41462.50元＋2104671.50元）已由袁某3领取。另查明，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时，袁某3作为承包方代表以家庭承包方式参与登记，登记的承包方家庭成员包括袁某3、代华英、袁洪先、丁光英、袁莉、袁某1、袁某27人；李易书作为承包方代表以家庭承包方式参与登记，登记的承包方家庭成员包括李易书、袁应芬等6人；代云富作为承包方代表以家庭承包方式参与登记，登记的承包方家庭成员包括代云富、方天珍、罗群英、代华海、代柠元。代华英原系丙安乡丙安村村民，现嫁到丙安乡三佛村。还查明，2019年7月21日丙安村村民委员会出具证明，证明内容为：“兹证明丙安村团结组村民：袁应芬；女；汉族；身份证号码：5221311976××××××××；本人未在本村划有土地。特此证明”。一审法院认为，法律规定国家实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依法承包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剥夺和非法限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承包土地的权利。法律还规定，承包期内，妇女结婚，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1998年，本案袁应芬、袁某3父亲袁洪先与赤水市丙安乡清河村续签了土地承包合同书，对所承包的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对该承包土地所产生的收益享有分配的权利。贵州省实行的是“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土地承包政策。对于承包合同签订以后袁应芬因婚嫁户籍迁到丙安村，但在丙安村团结组未重新划有土地，故不影响其享有袁某3承包经营户承包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同理，代华英从丙安乡丙安村嫁到丙安乡三佛村，未举证证明其在丙安村未能享有土地承包权利的事实，亦未举证证明其在三佛村划分有土地，故不享有袁某3承包经营户承包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袁应芬起诉的征地补偿款为358962.50元＋212737.50元＋41462.50元＋2104671.50元＝2717834.00元的部分，从《赤水市丙安水库征地和移民安置补偿协议书》中可知，在水库大坝枢纽区（左岸）补偿款2104671.50元中包含有青苗费、地上附着物费共计548260.50元（初产期443312.50元、盛产期45870.00元、零星树木五年生及以上57078.00元、石坟2000.00元），袁应芬未对承包地进行经营管理，故不能对青苗费、地上附着物费进行分配。综上，袁应芬所得款项应为土地征收补偿款2717834.00元-548260.50元＝2169573.50元的部分，即袁某3、袁应芬、袁洪先、丁光英、袁莉、袁某1、袁某2等七人应平均分配土地征收补偿款2169573.50元，即每人应得款项309939.07元。现因土地征收补偿款2717834.00元全部袁某3持有，故袁应芬应得款项应由袁某3承担支付责任。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条、第十六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袁某3在本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袁应芬征地补偿费309939.07元。二、驳回原告袁应芬兰的其余诉讼请求。已减半收取的案件受理费3327.00元，由袁应芬承担427.00元，袁某3承担2900.00元。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袁某3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第一组：证实材料，证明1.1984年土地承包后到1998年土地续包前村民小组有一片属于集体的荒地，没有分给农户耕管，在2008年集体将该集体林地以户籍人口的形式分给了农户进行耕管。2.从2000年起，生产组的村民对荒地进行开垦，种植退耕还林等，到2008年林改中，通过村民小组会议确定由谁开垦，谁种植、谁管护的原则，以本组村民开垦的面积为准进行山林确权。3.一部分没有边界争议的农户获得了林权证，上诉人等人因边界争议未获得林权证。但是此次征地时仍然按谁开垦就属于谁的原则进行征收。被上诉人袁应芬对该证据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证据并未举证证明袁洪先集体的林地在何处，本次征收林地和土地并不包括在内，袁某3一家未取得林权证，没有确定袁某3有承包的林地。其余各方当事人对该证据无异议。第二组：2份林权证（郭花文、曹大平），证明其中承包期的70年的集体承包林地，剩下的部分为使用年限为长期的为自留山。被上诉人袁应芬对该证据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与本案无关。其余各方当事人对该证据无异议。第三组：李易书的农村土地承包证及退耕还林林权登记表、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证、赤水市林权证登记申请表、林权登记申请表（内表）、1981年赤水县社员自留山证等。证明袁应芬外嫁之户口迁到户主为李易书的家庭后，其承包土地发生变化，从1998年5.15亩到2017年确权时增加为7.29亩，其人口也发生了变化，1998年续包的家庭人口为7人，2017年的家庭人口为6人。有1人丧失了土地承包经营权。面积发生变化，地块也增多了。自留山林地面积及地块也发生变化。被上诉人袁应芬对该证据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其余各方当事人对该证据无异议。本院二审另查明，一审判决查明事实部分的李易书作为承包方代表以家庭承包方式参与登记，登记的承包方家庭成员包括李易书、袁应芬等6人；代云富作为承包方代表以家庭承包方式参与登记，登记的承包方家庭成员包括代云富、方天珍、罗群英、代华海、代柠元，二审查明李易书为袁应芬丈夫的父亲，代云富为代华英的父亲。一审判决主文第二项“二、驳回原告袁应芬兰的其余诉讼请求。”应为：“二、驳回原告袁应芬的其余诉讼请求。”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余基本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各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为：一、袁应芬、代华英能否作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承包方家庭成员参与涉案征地补偿费的分配；二、若能参与分配，其金额应为多少。关于焦点一，袁应芬外嫁到丙安村后，丙安村村民委员会出具证明，证明袁应芬本人未在该村划有土地，故一审认为不影响其享有袁某3承包经营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其应参与涉案征地补偿费的分配，本院认为妥当，予以确认。代华英嫁入三佛村后，在以夫家袁某3为承包方代表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其作为承包方家庭成员，并且代华英在娘家以代云富为承包方代表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其已经不是承包方家庭成员，足以证明其在娘家已不再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而在夫家即袁某3承包经营户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从本案的实际情况，其应参与涉案征地补偿费的分配，较为合情合理。故本院认为袁某3、代华英上诉认为代华英应参与涉案征地补偿费分配的主张有理，本院予以支持。关于焦点二，从现有证据，仅能证明在水库大坝枢纽区（左岸）补偿款2104671.50元中包含有青苗费、地上附着物费共计548260.50元，包括初产期443312.50元、盛产期45870.00元、零星树木五年生及以上57078.00元、石坟2000.00元，因袁应芬未对承包地进行经营管理，不能对上述青苗费、地上附着物费进行分配，故袁应芬所得征地补偿费应为土地征收补偿款2169573.50元（2717834.00元-548260.50元）中袁某3、代华英、袁应芬、袁洪先、丁光英、袁莉、袁某1、袁某2等8人平均分配的271196.69（2169573.50元÷8人）。现因土地征收补偿款2717834.00元由袁某3领取，故由袁某3支付袁应芬征地补偿费271196.69元。至于袁某3上诉称应将袁洪先、丁光英列为本案一审被告的问题，因袁洪先、丁光英已是本案第三人，是否为被告，并不影响本案的审理，其主张的事实和理由不充分，不属于本案审理的范围，故本院对该主张不予采纳。一审判决主文第二项“二、驳回原告袁应芬兰的其余诉讼请求。”应为：“二、驳回原告袁应芬的其余诉讼请求。”本院对此予以一并改判纠正。综上所述，袁某3、代华英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结果错误，本院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贵州省赤水市人民法院（2020）黔0381民初738号民事判决；二、袁某3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袁应芬征地补偿费271196.69元；三、驳回袁应芬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327.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3308.00元，共计16635.00元，由袁应芬负担2079.00元，由袁某3负担13724.00元，由代华英负担832.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蔡一雷审判员  李玉振审判员  罗小龙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陶晓梅书记员黎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