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722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耿霞，女，1960年4月2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崔汝娟，北京雍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光，女，1934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丰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邢娜，北京市法大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耿霞因与被上诉人杨光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6民初141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耿霞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杨光诉讼请求；2.判令由杨光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本案事实是：2013年6月20日、6月27日、8月22日，杨光因谢睿结婚买房主动共计4次将20万汇款至耿霞个人账户，该20万元款项是谢祥生及杨光对孙子谢睿的赠与，并非杨光向耿霞出借的款项，耿霞从未向杨光提出过借款的请求。本案一审时，耿霞提交了一份2018年4月29日杨光与谢孟林的谈话录音证据，其中杨光明确表述“毛毛（谢睿）结婚买房，我又给20万”即本案款项性质是赠与而非借款。耿霞与杨光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杨光并未提交借款协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因此杨光根本就不具有债权人资格。本案杨光的主要证据之一来源系杨光非法窃取耿霞的个人银行信息所得，来源不合法；另一证据系与杨光有亲属关系的证人证言，其证明力不应被采信，且该证人证言也没有证明杨光和耿霞之间存在借款关系。一审法院将通过谢祥生及杨光账户转账到耿霞账户的款项认定为耿霞的借款，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且杨光提出涉案款项的诉请已超诉讼时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耿霞提供了该款项为杨光对其孙子谢睿赠与的证据，杨光没有提供其他有效证据证明借款的事实，一审法官仅凭杨光提供的银行转账记录就认定双方之间成立借贷关系，是适用法律错误。本案所涉款项是谢祥生、杨光赠与给其孙子谢睿结婚使用的，故在谢祥生在世期间从未向耿霞主张过，谢祥生去世后其继承人杨光也从未向耿霞主张过，如果真的是借款，杨光不可能不向耿霞主张。证人杨某2称只是听说，并未看见或帮助杨光向耿霞主张还款。案涉款项并非借款，且该款项无论是什么性质，都已超过诉讼时效。从2013年转账到2019年8月起诉，时间已过去六年，在此期间，杨光从未向耿霞有追要过此款，也没有向法庭提交任何其追要过此款从而导致诉讼时效中止或中断的证据，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一条的规定，本案中杨光的诉请早已超过诉讼时效。三、杨光提出其患癌症，诊断日期是2013年6月9日，其于2013年6月20日、6月27日、8月22日向耿霞转款，如果不是赠与的款项，此时其是不可能借款给耿霞的。通过杨光在2012年6月26日订立遗嘱一事可以证明，杨光非常清楚应该如何处置和处理自己的财产。如果真的是借款，必然让耿霞出具借条。而只有基于赠与款的性质，杨光才会在耿霞未出具任何手续的情况下给耿霞转款。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判如所请。杨光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事实和理由：一、杨光与耿霞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因家庭特殊关系，故杨光与耿霞之间并未签订借款协议，只是口头约定借款，但后来杨光发现耿霞与杨光之子谢孟林早于2010年就办理了离婚手续，杨光有三个子女和几个孙子女，作为工薪阶层杨光不可能将20万元赠与其中某一个孩子，而且谢孟林夫妻也没有尽到赡养义务。二、杨光曾有一套房子，在2012年6月杨光和谢祥生签订了自书遗嘱，并过户给了谢睿，不可能再赠与谢睿大额现金。杨某1是杨光的弟弟，在耿霞夫妻迟迟不归还这笔借款时，杨光对此有所抱怨，但基于家庭关系不想引起矛盾，杨某1说多沟通沟通。耿霞不仅向杨光借款，也向杨光的女儿谢婷借款，有（2019）京0106民初27289号民事判决为证，该判决谢婷胜诉后，始终未能执行到位。三、从款项流转看，耿霞收到20万元后是全部转给了耿霞的弟媳妇刘丹，并没有用于买房。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杨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耿霞返还杨光借款20万元及利息（以20万元为基数，计算期间为自2013年6月20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杨光与谢祥生于1953年11月20日登记结婚，婚后育有谢孟英、谢孟林、谢婷三子女，谢睿系谢孟林之子，耿霞系谢睿之母。谢祥生于2015年6月6日死亡。2013年6月20日，杨光通过谢祥生账户分两笔向耿霞转账汇款，每笔5万元，一共10万元。2013年6月27日，杨光向耿霞转账汇款5万元。2013年8月22日，杨光通过谢祥生账户向耿霞转账汇款5万元。杨光主张上述款项为耿霞向其借款，据此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在（2018）京0106民初26688号杨光、谢婷、谢孟英与谢睿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案件审理过程中，该案当事人谢睿出示杨光与谢祥生于2012年6月26日订立的自书遗嘱一份，该遗嘱载明：我们夫妻商定一方去世后所有共同财产归在世一方继承和分配，双双归天后，不动产杨光名下北京市丰台区蒲黄榆五巷五号楼1304由孙子谢睿继承，动产、存款等由谢孟英、谢孟林、谢婷三人均分，望儿等要互让。涉案当事人对于该遗嘱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杨光申请证人杨某1出庭作证，意在证明杨光与耿霞之间存在借款关系，耿霞对于证人陈述有异议，认为不真实，涉案款项并非借款，而是赠与。经询问，杨某1表示关于借款事实仅为听杨光所说，并未亲眼看见借款经过。杨光提交证人证言，意在证明杨光与耿霞之间存在借款关系，耿霞不认可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双方对于（2019）京0106民初32198号案件中的证据、举证质证意见、陈述等均无补充。在该案审理过程中，耿霞主张涉案款项并非借款，提交录音佐证。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杨光主张耿霞向其借款20万元，并提交银行转账记录为证。耿霞认可收到转账款20万元，但主张该20万元系杨光对谢睿的赠与，并提交录音为证，录音中有杨光说“毛毛（谢睿）买房我又给20万”的内容。当事人对赠与事实的证明，应达到使“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的证明标准，对于录音中的上述内容，在当时的语境下，难以认定已达到上述证明标准。综上，杨光已就其主张的借款关系提交初步证据，而耿霞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该款项为赠与，故一审法院对于耿霞的主张难以采信，据此认定涉案款项性质为借款。杨光支付借款后，双方虽未约定借款期限，耿霞应在杨光催告后偿还借款。因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可以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故一审法院确定耿霞自杨光起诉之日起应当偿还借款，逾期利息亦从此时间开始计算，按年利率6%标准计算。据此，判决：一、耿霞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给付杨光借款本金200,000元；二、耿霞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给付杨光利息（以借款本金20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7月18日起至全部清偿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三、驳回杨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根据已查明的事实，耿霞收到了杨光转账支付的20万元款项。耿霞主张该款项系杨光对耿霞之子谢睿的赠与款，但并无直接证据证明杨光有关赠与的明确意思表示，耿霞提出的录音证据中有杨光说“毛毛（谢睿）买房我又给20万”的内容，但结合该录音的上下文内容可以看出，系谢孟林与杨光谈家人房屋户口迁移并户与房屋过户给谢睿的处理关系问题，其中多处出现涉及钱款“给、还”的内容，按通常理解为支付的含义，尚不能认定杨光在此时清晰表达了其赠与谢睿20万元款项的意思表示，因此本院对耿霞以此证明杨光赠与款项的相关主张不予采纳。耿霞上诉另提出诉讼时效的问题，但本案并无证据证明双方明确约定了耿霞的还款期限，以表明杨光理应知道其权利受损从而计算诉讼时效的时间起点，故本院对耿霞此项主张亦不予采纳。综上所述，耿霞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耿霞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罗珊审 判 员 李丽审 判 员 郭菁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姜源书 记 员 朱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