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1民终840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济南赛诺丽涂料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104084046187T。法定代表人：单永杰，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海英，山东创鑫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济南鑫伟达化工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102728597081C。法定代表人：荆香伟，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海涛，山东圣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齐霞，山东圣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济南赛诺丽涂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诺丽公司）因与上诉人济南鑫伟达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伟达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2019)鲁0105民初65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8日立案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适用普通程序，依法由审判员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赛诺丽公司上诉请求：1.改判支持赛诺丽公司要求鑫伟达公司按照付款金额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诉求；2.改判鑫伟达公司应当承担的违约金金额为69216.7元；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鑫伟达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鑫伟达公司应向赛诺丽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这是鑫伟达公司应履行的合同义务，一审认为这不属于受案范围没有法律依据。2014年9月16日，赛诺丽公司和鑫伟达公司签订《产品购销合同》约定的主要事项为货款的给付方式和增值税专用发票开具时间，合同约定的结算方式：每次结上次货款，款到发货，供方开具17%增值税专用发票，因此，赛诺丽公司付款后，鑫伟达公司作为供方应向赛诺丽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这是合同约定的义务。现鑫伟达公司不履行向赛诺丽公司开具发票的义务构成违约，赛诺丽公司要求鑫伟达公司开具发票具有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一审认定不属于受案范围于法无据。二、一审法院认定的赛诺丽公司的付款金额有误，付款金额应为346083.5元，而不是一审认定的291083.5元。赛诺丽公司与鑫伟达公司发生业务往来后，双方发生了多笔业务，付款方式为现金、银行转账，微信支付、银行承兑汇票等多种方式，双方发生业务的货款总金额是90万左右。由于保留的书面证据有限，根据赛诺丽公司一审中提交的法定代表人单永杰与鑫伟达公司法定代表人荆香伟的银行转账记录、微信转账记录和赛诺丽公司的股东孙丽萍与鑫伟达公司法定代表人荆香伟的银行转账记录，赛诺丽公司向鑫伟达公司累计支付的金额为326083.5元。赛诺丽公司同时还向鑫伟达公司提供了赛诺丽公司未背书的银行承兑汇票一张，所以赛诺丽公司付款金额应为346083.5元，而不是291083.5元。法院可以要求鑫伟达公司提供其法定代表人荆香伟的个人账户流水，也同样可以证明赛诺丽公司向其支付的货款金额。三、双方约定的20%的违约金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鑫伟达公司在庭审和答辩时均未提出违约金过高，也未提出证据予以证实，应按照双方约定的20%的比例计算违约金，一审自行调低违约金比例没有依据。1.在双方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中，合同主要约定事项违约责任：如一方违约按本次货款总额的20%支付违约金。该条款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由于鑫伟达公司未按照合同约定向赛诺丽公司出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已经构成违约，应该按照合同约定的货款总金额的20%支付违约金。2.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号50.【违约金过高标准及举证责任】认定约定违约金是否过高，一般应当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的损失为基础进行判断，这里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除借款合同外的双务合同，作为对价的价款或者报酬给付之债，并非借款合同项下的还款义务，不能以受法律保护的民间借贷利率上限作为判断违约金是否过高的标准，而应当兼顾合同履行情况、当事人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因素综合确定。主张违约金过高的违约方应当对违约金是否过高承担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根据上述法律规定，鑫伟达公司在庭审和答辩时均未提出违约金过高的抗辩，也未对违约金是否过高举证；由于鑫伟达公司未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导致赛诺丽公司多缴纳税费，税费的比例就是17%，所以双方约定的20%并不过高，一审法院直接调整违约金比例为5%没有依据。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后改判。鑫伟达公司辩称，答辩意见同其上诉请求及理由。鑫伟达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赛诺丽公司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赛诺丽公司负担。事实与理由：一、本案的事实是2014年9月16日，鑫伟达公司与赛诺丽公司签订了购销合同，约定每次结清上次货款，款到发货，违约责任：如一方违约按本次货款总额的20%支付违约金，但赛诺丽公司每次都没有足额支付，且相关发票已按照赛诺丽公司指示开具，2015年7月后，赛诺丽公司未再从鑫伟达公司处进货，其后货款一直未付清，2017年就找不到赛诺丽公司及其法人。2018年12月1日，鑫伟达公司找到赛诺丽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赛诺丽公司法定代表人无奈才将57000元货款支付鑫伟达公司，还有14723.35元未付，两公司法定代表人协商免去剩余货款，鑫伟达公司法人为此在收到条上确认“帐全清”。赛诺丽公司违反约定拖延付款是本案的违约方，现赛诺丽公司起诉鑫伟达公司属于恶意诉讼，企图通过诉讼手段获取非法利益。二、一审法院认定鑫伟达公司一直未给赛诺丽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违反合同约定，应承担违约责任，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首先，鑫伟达公司与赛诺丽公司2014年9月16日签订了购销合同，鑫伟达公司应赛诺丽公司要求，在2014年10月通过莱州市鑫丰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丰公司）和在2015年2月通过济南澳昆化工有限公司向赛诺丽公司出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在2015年7月后，双方就在没有业务往来，一直到鑫伟达公司接到起诉状，赛诺丽公司从来没有要求过增值税专用发票事宜。如果鑫伟达公司没有出具发票，赛诺丽公司是不可能到现在才要求。其次，赛诺丽公司主张双方合同履行到2018年12月份，在庭审中，赛诺丽公司承认欠鑫伟达公司的货款，称因为鑫伟达公司没有开具发票，所以欠款。赛诺丽公司说法前后矛盾明显在说谎。如果如赛诺丽公司所说因为鑫伟达公司没有开具发票，所以欠款，那就可以说明在2018年12月1日，赛诺丽公司支付所欠货款时，双方已经没有发票争议了，因为赛诺丽公司支付了所欠货款。再者，赛诺丽公司在庭审中否认曾通过鑫伟达公司的上游企业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为此鑫伟达公司在一审中提交了调取证据申请书，但未获支持。鑫伟达公司确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依法申请一审法院对上述材料向国家税务总局槐荫区分局予以调取，以利于案件的审理。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第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可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本案一审法院未认可鑫伟达公司的调取证据申请书，导致认定事实不清。三、一审法院认定赛诺丽公司诉称货款金额为346083.5元并提交了相关证据，其中收条载明57000元，银行卡交易明细单和银行交易打印件相互印证的234083.5元，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对其他部分，赛诺丽公司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确认。以上一审法院确认赛诺丽公司支付鑫伟达公司的货款为291803.5元。属于认定事实不清。赛诺丽公司提交的银行交易银行卡交易明细单和银行交易打印件均无法显示与本案有关联性，且不符合证据的有效形式，在庭审中，赛诺丽公司主张庭后补充证据，但未补充证据和也未质证，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货款为291803.5元属于认定事实不清。赛诺丽公司辩称，一、赛诺丽公司按照合同约定付款，不构成违约。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的供货数量是约30吨，价格是按照当时的市场价格，所以在合同中约定的付款方式是每次结上次款，款到发货，方便确定每次应付款的具体金额。在2017年7月，鑫伟达发货时也没有明确说是最后一次供货，赛诺丽公司本想等下次供货时再结算本次货款。由于鑫伟达公司供应的甲醇存在质量问题，鑫伟达公司一直未解决，所以双方才解除合作关系，不再供货。2018年12月，双方针对应付款项减去存在质量问题的货物后的金额进行结算。赛诺丽公司付清57000元后双方之前的账目结清。赛诺丽公司不存在违约。二、赛诺丽公司提交的相关证据能够证实赛诺丽公司实际向鑫伟达公司付款的金额是346083.5元，证据与本案具有相关性，符合证据的有限形式，应当予以认定。在赛诺丽公司向鑫伟达公司付款的证据中，2016年7月27日、10月27日、9月19日从赛诺丽公司法定代表人单永杰的账户向鑫伟达公司法定代表人荆香伟转账3万元，2016年6月3日、2017年1月26日，单永杰向荆香伟微信支付15000元，自2014年11月15日至2017年6月28日从赛诺丽公司股东孙丽萍账户共享荆香伟账户转账为224083.5元，2018年12月1日支付现金57000元，2016年7月5日向鑫伟达支付承兑汇票一张，金额为2万元，累计支付货款346083.5元。赛诺丽公司提交的证据符合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应当予以认定。3.鑫伟达公司未按照双方合同约定向赛诺丽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支付货款总额20%的违约金。赛诺丽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鑫伟达公司给付赛诺丽公司金额为346083.5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相对应的销货清单；2.支付赛诺丽公司违约金69216.7元；3.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费、律师费由鑫伟达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9月16日，赛诺丽公司与鑫伟达公司双方签订《产品购销合同》一份，合同主要约定：1.赛诺丽公司购买鑫伟达公司提供的甲醇，单价按当时的市场实价，数量月约30吨；2.结算方式：每次结上次货款，款到发货，供方开具17%增值税专用发票；3、违约责任：如一方违约按本次货款总额的20%支付违约金。合同另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合同签订后，鑫伟达公司于2014年9月16日至2015年7月，多次向赛诺丽公司供货，赛诺丽公司未能全部付清全部货款。2018年12月1日，双方经协商后，赛诺丽公司支付给鑫伟达公司货款57000元，鑫伟达公司向赛诺丽公司出具了收条，写明：“今收到单永杰货款57000元，从前账全清，2018.12.1”。双方法定代表人均在该收条上签字。鑫伟达公司一直没有给赛诺丽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关于赛诺丽公司所诉的货款金额346083.5元，赛诺丽公司提交了收条1份(57000元)、微信转账截图2张(15000元)、银行承兑汇票复印件1张(2万元)、银行交易打印件28张、银行卡交易明细单26张(234083.5元)等证据。上述证据进行庭审质证，鑫伟达公司除收条外均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赛诺丽公司与鑫伟达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鑫伟达公司一直没有给赛诺丽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违反了合同约定，应承担违约责任。赛诺丽公司要求鑫伟达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请求，不属于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范围，赛诺丽公司应到有权机关另行主张权利。赛诺丽公司要求鑫伟达公司给付销货清单，无合同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赛诺丽公司诉称货款金额为346083.5元并提交了相关证据，其中收条载明的57000元，银行卡交易明细单和银行交易打印件相互印证的234083.5元，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对其他部分，赛诺丽公司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确认。以上一审法院确认赛诺丽公司支付给鑫伟达公司的货款为291083.5元。赛诺丽公司要求鑫伟达公司按货款金额的20%支付违约金，虽然合同中对此有约定，但约定标准高于赛诺丽公司的实际损失，鑫伟达公司要求降低，故一审法院依法调整为5%。鑫伟达公司应按货款291083.5元的5%支付违约金14554元。赛诺丽公司另要求鑫伟达公司支付律师代理费1万元，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鑫伟达公司抗辩赛诺丽公司存在合同违约事项，不属于本案审理的范围，鑫伟达公司应另行主张权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一、鑫伟达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赛诺丽公司违约金14554元；二、驳回赛诺丽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30元，减半收取765元，由鑫伟达公司负担。二审期间，赛诺丽公司提交：1.单永杰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拟证明2016年7月27日、2016年9月19日、2016年11月27日共向荆香伟账户转账3万元，该3万元应计入赛诺丽公司向鑫伟达公司的付款金额；2.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再106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属于人民法院审理的范围；3.中国建设银行单位活期账户明细、赛诺丽公司开户许可证及互联网时代财税一体化管理软件查询系统打印件各1份，拟证明2014年10月13日，赛诺丽公司向鑫丰公司转账240320元，2014年10月鑫丰公司向赛诺丽公司开具20万元增值税专用发票，2014年11月开局以40320元增值税专用发票，该两张发票系赛诺丽公司向鑫丰公司直接转账的款项，与本案无关。鑫伟达公司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但不认可赛诺丽公司的证明目的，主张证据1系单永杰与荆香伟经营的茶叶店的业务往来，与本案无关，证据2与本案无关，证据3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系鑫丰公司受鑫伟达公司的委托向赛诺丽公司开具，付款系双方走账，赛诺丽公司与鑫丰公司无合同关系。鑫伟达公司提交：1.微信聊天打印件1页，2.鑫伟达公司法定代表人荆香伟与鑫丰公司法定代表人牛洪鑫的电话录音1份，两证据拟证明赛诺丽公司提交的发票系鑫伟达公司委托鑫丰公司开具；3.增值税专用发票与汇款单一宗，拟证明鑫伟达公司与鑫丰公司存在长期业务关系。赛诺丽公司对证据1微信聊天打印件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据2与证据3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据2的证明目的不认可，赛诺丽公司与鑫丰公司间的款项与增值税专用发票与本案无关，证据3与本案无关。经审查，本院认为，赛诺丽公司提交的单永杰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中国建设银行单位活期账户明细、赛诺丽公司开户许可证及互联网时代财税一体化管理软件查询系统打印件，鑫伟达公司提交的其法定代表人荆香伟与鑫丰公司法定代表人牛洪鑫的电话录音，具有真实性、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赛诺丽公司提交的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再106号民事判决书及鑫伟达公司提交的其与鑫丰公司间的转账及增值税专用发票虽具有真实性，但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鑫伟达公司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无法确认真实性，本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属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另查明，1.鑫伟达公司与赛诺丽公司间存在甲醇的买卖合同关系，均称因存在多次业务往来无法确认所涉货款的具体总额，但均认可相关货款已付清。鑫伟达公司法定代表人荆香伟认可案涉合同对应货款均未支付至鑫伟达公司账户，而是微信转账或银行转账至荆香伟个人账户；2.赛诺丽公司提交的银行承兑汇票，鑫伟达公司不予认可，且赛诺丽公司无其他证据佐证该汇票支付给了鑫伟达公司，本院不予采信。一、二审期间，赛诺丽公司提交的单永杰、孙丽萍向鑫伟达公司法定代表人荆香伟的银行转账记录共计254083.5元、微信转账15000元。单永杰、孙丽萍均认可上述转账系代表赛诺丽公司进行。此外，鑫伟达公司认可的收条57000元。赛诺丽公司共向鑫伟达公司支付326083.5元；3.鑫伟达公司称其系中间商，案涉增值税专用发票已通过上游供货商鑫丰公司与济南澳昆化工有限公司向赛诺丽公司出具完毕；4.赛诺丽公司于2014年10月13日向鑫丰公司转账240320元，2014年10月、11月鑫丰公司分两次向赛诺丽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计240320元。赛诺丽公司主张该增值税专用发票系赛诺丽公司向鑫丰公司直接转账的款项，与本案无关；5.鑫丰公司法定代表人牛洪鑫与鑫伟达公司法定代表人荆香伟的电话录音中表示，鑫丰公司与赛诺丽公司间并无直接的业务往来，双方间的款项及增值税专用发票均系赛诺丽公司与鑫伟达公司间的业务产生，赛诺丽公司向鑫丰公司的付款用以冲抵鑫伟达公司应向鑫丰公司支付的部分货款，并自赛诺丽公司向鑫伟达公司应付货款中扣除。本院认为，赛诺丽公司与鑫伟达公司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内容合法有效。赛诺丽公司主张其支付货款346083.5元，本院依据其提交的证据认定其共向鑫伟达公司支付货款326083.5元。赛诺丽公司提交的银行承兑汇票，鑫伟达公司不予认可，且赛诺丽公司无其他证据佐证该汇票支付给了鑫伟达公司，本院不予采信。鑫伟达公司主张款项系双方个人的其他交易，与本案无关，但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双方合同约定供方鑫伟达公司有义务向赛诺丽公司开具17%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鑫伟达公司主张其已通过案外人企业向赛诺丽公司开具足额增值税专用发票，但未提供足以证明其主张的证据，本院对此不予采信。鑫伟达公司应就上述326083.5元向赛诺丽公司开具17%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合同约定违约方应按当次货款的20%支付违约金。案涉合同的供货、支付价款等主要义务均已履行完毕，双方并无争议。赛诺丽公司因鑫伟达公司未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主张20%的违约金，明显过高一审法院将计算标准酌定调整为5%，并无不当。鑫伟达公司应支付赛诺丽公司违约金326083.5元*5%=16304元。综上所述，赛诺丽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鑫伟达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2019）鲁0105民初6527号民事判决；二、济南鑫伟达化工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济南赛诺丽涂料有限公司开具货款金额为326083.5元的17%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三、济南鑫伟达化工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济南赛诺丽涂料有限公司支付违约金16304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530元，减半收取765元，由济南鑫伟达化工有限公司负担105元，济南赛诺丽涂料有限公司负担66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530元，由济南鑫伟达化工有限公司负担210元，济南赛诺丽涂料有限公司负担132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高 静二〇二〇年九月十日书记员 赵文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