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643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文顺，男，1984年3月2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刘赛珠，女，1957年12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韶关市武江区。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曾英，广东力诠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恺瑞星广告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江南大道中路180号3304自编之二。破产管理人：广东连越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晓玉，广东连越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左涛，广东连越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上诉人陈文顺、刘赛珠因与被上诉人广州恺瑞星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恺瑞星公司）清算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5民初152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陈文顺、刘赛珠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曾英、被上诉人恺瑞星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晓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文顺、刘赛珠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恺瑞星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用由恺瑞星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广州市晋闻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晋闻公司）向恺瑞星公司共计付款188万元，已经全面履行了合同义务，一审法院忽略晋闻公司付款金额大于双方合作金额的事实，错误地将举证责任归咎于晋闻公司，认定事实错误。1.根据恺瑞星公司提供的合同，晋闻公司应向恺瑞星公司付款1601050元，为此恺瑞星公司开具了总金额为9740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2.银行流水显示，晋闻公司共向恺瑞星公司付款1880000元。3.晋闻公司已经提交银行流水、收据证明其司已经履行付款义务，应由恺瑞星公司举证证明晋闻公司未履行合同义务。4.晋闻公司付款方式是支票付款，故无法对款项用途进行备注。5.一审法院仅以晋闻公司未标注款项用途，而忽视上述事实并错误分配举证责任。（二）恺瑞星公司与广州英诺传媒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诺公司）属于同一控制人下的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存在恺瑞星公司收取款项但以英诺公司出具收据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恺瑞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持股99.9%的股东陈敬生，同时是英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持股87.66%的股东。2.涉案合同约定的恺瑞星公司联系人赖锡光，在合同履行时实际以英诺公司的销售总监身份与晋闻公司沟通联系。3.赖锡光、魏应昌多次代表恺瑞星公司出具收据并收取款项共计188万元，该款项实际兑付至恺瑞星公司账户。4.2016年2月29日，赖锡光代表恺瑞星公司收取向晋闻公司50万元合同款项，并于3月2日兑付支票，但该笔款项以英诺公司的名义出具收据。5.恺瑞星公司存在多笔上述类似收款操作。2016年11月2日，魏应昌代表恺瑞星公司收取晋闻公司8万元合同款项，并于11月16日兑付支票至恺瑞星公司账户，但是以英诺公司的名义出具收据。（三）一审法院仅依据2018年10月10日恺瑞星公司登报催收106万元债务，即认定晋闻公司未履行合同义务，属重大错误。1.恺瑞星公司登报催收债务仅能影响诉讼时效，不能直接证明债务的真实性以及履行情况。2。为何恺瑞星公司登报金额是106万元债务，起诉金额却是32.8万元？3.恺瑞星公司登报催收金额远远大于双方争议金额，且提供的证据部分无原件，其陈述及证据的可信度存疑。4.5064494号收据最初由晋闻公司财务人员保管，公司注销后财务人员离职，目前晋闻公司无法得知收据是否被涂改以及涂改的原因，不能以此认定晋闻公司未履行付款义务。5.上述收据存在涂改并不足以推翻恺瑞星公司于2016年6月27日实际收到该收据所记载的40万元这一事实。综上所述，晋闻公司已经全面履行合同付款义务，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恺瑞星公司辩称，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当予以维持。恺瑞星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陈文顺、刘赛珠支付广告发布费328000元及利息（以328000元为本金，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起诉之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陈文顺、刘赛珠负担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2月底，晋闻公司（甲方）与恺瑞星公司（乙方）签订《候车亭广告发布合同》（合同号：GZ1511298），约定：双方就乙方向甲方提供的广州候车亭广告牌广告发布有关事宜达成如下协议：发布内容为珠江啤酒春节广告—齐添大胜；发布城市为广州，发布形式为候车亭，装数量为40平装，发布时间为2016年1月2月8周，最终优惠价为4100元／月，折后总费用为328000元；费用已包含40个亭首次上画安装等服务费用（具体以实际产生费用为准，按乙方规定价格标准收取）；广告发布后没有发现乙方有违约情形，收到乙方开具合法有效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监测报告后，2016年3月25日前支付50％的发布费，合计164000元；广告发布后没有发现乙方有违约情形，收到乙方开具合法有效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后，2016年5月25日前支付余下发布费164000元；等。恺瑞星公司为证明其已按约定进行广告发布，提交了《广告发布情况》。陈文顺、刘赛珠确认该证据的真实性，但认为只表明恺瑞星公司的广告发布安排，不能证明恺瑞星公司已按约定发布了广告。恺瑞星公司提交了开票日期为2017年1月11日的增值税专用发票3张，金额均为10万元，注明购买方为晋闻公司，项目为广告发布费。陈文顺、刘赛珠认为晋闻公司已足额支付该3张发票的金额。晋闻公司成立于2012年9月21日，法定代表人为刘赛珠，股东为陈文顺、刘赛珠。该公司于2019年5月13日决议解散，清算组发布的公告载明：清算组成立日期为2019年5月5日，清算组备案日期为2019年5月10日，清算组成员为陈文顺、刘赛珠，清算组负责人为刘赛珠，“2019年5月13日，广州市晋闻广告有限公司因决议解散，拟向公司／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请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债权申报联系人为刘赛珠，债权申报联系电话为138××××2788，债权申报地址为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坑头村西线路28号B01，公告期为2019年5月13日－2019年6月27日。恺瑞星公司提交的照片显示，上述债权申报地址在2019年6月20日仅剩部分杂物，无人办公。2019年6月25日，恺瑞星公司根据公告的债权申报地址分别向晋闻公司和刘赛珠寄送邮件，均被退回。晋闻公司于2019年7月8日由工商管理部门核准注销。2018年10月10日，恺瑞星公司在广州日报刊登《催款函》，向晋闻公司催收包括涉案《候车亭广告发布合同》在内的广告发布费106万元。晋闻公司（甲方）与恺瑞星公司（乙方）签订的《户外广告发布合同》（合同编号：GZ1602025）约定：发布时间从2016年3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共10个月，按乙方自有候车亭资源套装发布（广州）（每期投放4周），具体以实际发布时间及套装点位最终与确认函为准；按实际发布点位上画，广州发布价格为4100元／块／月，每期发布不少于10大；当甲方在乙方候车亭资源投放达到100万元（以实收为准）时，乙方奖励甲方10％候车亭资源；等。2016年7月27日，晋闻公司（甲方）与恺瑞星公司（乙方）签订《珠江啤酒“候车亭”广告返点、补漏协议》，约定：补漏、返点合计181600元；以上返点款、补漏额度只作广州候车亭资源返点，不计现金结算；等。陈文顺、刘赛珠为证明晋闻公司已实际向恺瑞星公司支付30万元，已履行完合同相关义务，提交了收据、银行流水，证实晋闻公司分别于2017年2月24日、2月28日、4月26日向恺瑞星公司各支付10万元，合计30万元。恺瑞星公司认为上述证据无法证明该30万元系支付恺瑞星公司主张的广告发布费。陈文顺、刘赛珠为证明晋闻公司已全面履行与恺瑞星公司之间的全部合同付款义务，提交了收据、银行流水，证实：2016年3月2日向英诺公司支付50万元；2016年6月27日向恺瑞星公司支付40万元；2016年8月16日向恺瑞星公司支付40万元；2016年8月30日向恺瑞星公司支付20万元；2016年11月16日向英诺公司支付8万元。其中，2016年8月16日40万元的收据（号码5064404）注明“16年费用结清”，“6”字有涂改痕迹。恺瑞星公司认为该收据存在变造，并提交了存于恺瑞星公司电脑的该收据的照片，显示注明内容为“15年费用”。陈文顺、刘赛珠称，晋闻公司注销后，财务人员已离职，故无法得知该收据被涂改的真实原因。对于其余付款事实，恺瑞星公司认为：部分款项系支付给英诺公司而非支付给恺瑞星公司，与本案无关；支付给恺瑞星公司的部分系2015年的费用，并非支付涉案费用。陈文顺、刘赛珠为证明恺瑞星公司与英诺公司系关联公司，提交了该两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显示陈敬生均系该两公司的股东，成为恺瑞星公司股东的时间为2018年8月7日，成为英诺公司股东的时间为2017年11月22日。恺瑞星公司在庭审后提交了向晋闻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多张（含上述起诉时提交的3张），拟证明恺瑞星公司就2016年费用已开具100多万元发票。陈文顺、刘赛珠认为其已全面履行合同义务，另恺瑞星公司因“上错画及漏迟”等违约行为，自愿降低合同应付款至30万元，该款陈文顺、刘赛珠于2017年2月24日、2月28日、4月24日已向恺瑞星公司支付。恺瑞星公司在2019年6月27日提起本案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恺瑞星公司与晋闻公司签订的《户外广告发布合同》、《候车亭广告发布合同》、《珠江啤酒“候车亭”广告返点、补漏协议》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其内容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恺瑞星公司为证明其已按约定进行广告发布，提交了《广告发布情况》，陈文顺、刘赛珠虽然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恺瑞星公司已按约定发布了广告，但陈文顺、刘赛珠没有证据证明晋闻公司曾催告恺瑞星公司履行合同或对恺瑞星公司履行合同的行为提出异议，故认定恺瑞星公司已按约定履行了发布广告的义务，晋闻公司应按约定向恺瑞星公司支付费用。恺瑞星公司在本案中请求的是《候车亭广告发布合同》约定的费用328000元，陈文顺、刘赛珠提交了收据、银行流水等拟证明晋闻公司已履行了付款义务，但是，双方之间是长期的合同关系，晋闻公司付款时并未对款项用途作出说明，不能证明系支付涉案《候车亭广告发布合同》的款项。在陈文顺、刘赛珠主张的付款事实中，晋闻公司最后一次付款发生在2017年4月26日，而恺瑞星公司直到2018年10月10日还登报催收包括《候车亭广告发布合同》在内的费用106万元。晋闻公司有部分款项支付给了英诺公司，虽然陈敬生同时系恺瑞星公司和英诺公司的股东，但该两公司在法律上是彼此独立的主体，现也没有证据证明恺瑞星公司委托英诺公司收款，况且，陈敬生成为该两公司股东是在2017年11月22日和2018年8月7日，发生在晋闻公司付款之后，故陈文顺、刘赛珠将晋闻公司支付给英诺公司的款项主张为是支付给恺瑞星公司的款项，显然不能成立。此外，5064404号收据被晋闻公司由“15年费用”涂改为“16年费用结清”，陈文顺、刘赛珠未能作出合理解释，难免令人对晋闻公司诚信经营产生合理怀疑，进而降低陈文顺、刘赛珠抗辩意见的可信度。综上分析，认定晋闻公司尚未支付《候车亭广告发布合同》约定的费用328000元，对陈文顺、刘赛珠相关抗辩意见不予采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一条规定：公司清算时，清算组应当按照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的规定，将公司解散清算事宜书面通知全体已知债权人，并根据公司规模和营业地域范围在全国或者公司注册登记地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进行公告。清算组未按照前款规定履行通知和公告义务，导致债权人未及时申报债权而未获清偿，债权人主张清算组成员对因此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晋闻公司是涉案合同关系的相对方，但其于2019年7月8日由工商管理部门核准注销，作为法律上的主体已不存在。陈文顺、刘赛珠是晋闻公司清算组成员，其未按上述规定将公司解散清算事宜书面通知作为债权人的恺瑞星公司，也未按规定在报纸上进行公告，公告的债权申报地址在公告期间无人办公，恺瑞星公司根据债权申报地址向晋闻公司和刘赛珠寄送的邮件均被退回，陈文顺、刘赛珠也没有提交通话记录等证据证明债权申报联系电话在公告期间能正常使用，导致恺瑞星公司无法申报债权，故陈文顺、刘赛珠应对因此造成恺瑞星公司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关于恺瑞星公司的损失问题，虽然晋闻公司应付的款项不等同于恺瑞星公司“因此造成的损失”，但陈文顺、刘赛珠是晋闻公司的股东，其在本案中没有举证证明其在晋闻公司清算后所分配的剩余财产的价值，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恺瑞星公司请求陈文顺、刘赛珠支付广告发布费328000元及自起诉之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利息，予以支持；利息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应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一条的规定，于2019年12月19日判决如下：陈文顺、刘赛珠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328000元及利息给恺瑞星公司（利息以328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6月27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付，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6220元，由陈文顺、刘赛珠共同负担。本院二审期间，陈文顺、刘赛珠提交：1.赖锡光以“英诺传媒销售总监”名义发出的邮件截图。2.赖锡光、魏应昌出具的收据，拟证明该两人是恺瑞星公司员工，代表恺瑞星公司收取晋闻公司的款项，并以英诺公司或“红太阳公司”名义出具收据。3.银行流水明细，拟证明晋闻公司已向恺瑞星公司支付188万元。4.赖锡光以英诺公司销售总监名义发送的有关候车厅广告的邮件截图。5.魏应昌以“红太阳公司”销售助理名义发送的广告资源邮件截图。证据4和5拟证明恺瑞星公司、英诺公司和“红太阳公司”存在人格混同，其司有理由相信英诺公司开具收款收据等于是恺瑞星公司收款。6.赖锡光与陈文顺之间的电话录音（2019年12月25日），拟证明赖锡光确认其司已付清所有广告款。恺瑞星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法确认，邮件内没有收件人信息，发件人信息也不一致，且邮件内的备注可任意编辑，不能反映客观事实；证据2除了注明是其司收款的收据外，其他均不确认，其中一个收据是陈文顺、刘赛珠变造，其证据可信度存疑；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关联性有异议，其支付的款项是2015年的费用，与涉案合同无关；证据4和5无法确认，因为发件人地址不一致，收件人身份也不一致，而且无法证明恺瑞星公司、英诺公司、“红太阳公司”财产混同，从工商资料看三个公司各自独立。对证据6不确认，无法确认通话人的身份和通话的真实性，而且也是“陈”在引导“赖”进行对话。此外，恺瑞星公司确认赖锡光在其司担任销售经理，魏应昌担任销售助理，其司未发现该两人在其他公司任职；涉案合同的履行是业务员通过微信进行对接。庭询时，陈文顺、刘赛珠陈述称双方存在长期合作；双方的业务往来账是1601650元，晋闻公司之所以付款高达188万元是因为双方未结算才导致多付款项；其认为晋闻公司在2016年6月27日支付的40万元即为涉案广告费，虽然与合同款项有出入，但其的支付习惯都是取整数进行支付。此后，陈文顺、刘赛珠称经向当事人核实，更正上述陈述为：双方签订的期限是2016年3月1日-12月31日的合同属于框架合同，每月双方会签订广告发布确认协议来确定当月的广告发布费用，确认恺瑞星公司一审时提交的广告发布确认协议；确认2016年的协议已经全部履行完毕，后来更正称双方实际仅在4月、10月和11月履行了合同，故当年的合同金额就以恺瑞星公司在一审提交的该月的三份广告发布确认协议为准；其提交的编号为5064404收据中有结清二字，至于为何与恺瑞星公司提交的收据不一致，其也不清楚；根据恺瑞星公司提供的证据看，2015年涉及的广告费是817950元，晋闻公司在2016年3月2日向英诺公司支付了50万元，在6月27日向恺瑞星公司支付了40万元，此时2015年的费用已经结清，接下来从2016年8月16日开始支付的费用就是2016年产生的广告费，8月16日支付的40万元就包括了涉案广告费，之所以超出了328000元是因为按照交易习惯是凑整支付的。另查明，一审时，恺瑞星公司提交：1.双方于2015年12月底签订的候车厅广告发布合同，约定广告发布时间是2016年1月、2月，金额是328000元。2.双方签订的户外广告发布合同，约定发布时间从2016年3月至12月。3.广告发布确认协议，显示发布时间分别是2015年3月、5月、6月上旬、7月、8月、9月，除了6月上旬（发布费用75850元）和7月（发布费用135300元）外发布费用均为151700元，合计是817950元；2016年4月、10月，11月，发布费用均为151700元。4.发票10份，拟证明其司已开具约百万元的发票，并移交给了晋闻公司。5.5064404号收据，显示其司收到晋闻公司的款项40万元，“缴付”内容是“15年费用”。对此，陈文顺、刘赛珠质证认为：确认证据1；确认证据2的真实性；对证据3的真实性和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恺瑞星公司未说明来源，而且也不在本案诉争款项的时间范围内；对证据4不确认，认为仅为打印件，无法确认真实性，且与本案无关；对证据5不确认，因为是打印件，而且该收据并非本案争议焦点，而且在2018年8月16日其已经实际支付了该40万元。同时，陈文顺、刘赛珠辩称涉案合同因恺瑞星公司的违约行为，恺瑞星公司自愿降低合同价款至30万元，其于2017年2月24日、2月28日和4月24日支付了涉案合同款项30万元。陈文顺、刘赛珠提交：1.双方于2016年7月27日签订的候车厅广告返点、补漏协议。2.5064402号、5064404号、5064405号、5064406号、5064408号、5064411号收据，显示时间分别是2016年2月26日、6月22日、8月5日、8月25日、10月28日、2017年3月22日，数额分别是50万元、40万元、40万元、20万元、8万元、10万元。其中5064404号收据在“缴付”内容是“16年费用结清”，其中“6”存在涂改。3.银行流水，拟证明晋闻公司在2016年3月2日、6月27日、8月16日、8月30日和11月16日合计支付了158万，在2017年2月24日、2月28日和4月24日合计支付了30万元。恺瑞星公司质证确认证据1；对证据2和3中有关2017年30万元的收据和银行流水确认，但对其他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确认，认为其中向英诺公司支付的收据和银行流水与本案无关。同时，恺瑞星公司确认晋闻公司已经结清了2015年的费用，但未支付2016年的费用。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同，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中，双方对陈文顺、刘赛珠应承担本案清算责任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二审的争议焦点是陈文顺、刘赛珠是否应向恺瑞星公司支付涉案合同价款328000元及利息。陈文顺、刘赛珠上诉主张晋闻公司已经支付了涉案合同款项，但本院不予采纳其的上诉主张，理由如下：首先，陈文顺、刘赛珠提交的5064404号收据显示“16费用结清”，但一方面该收据的数字存在更改的情况，与恺瑞星公司提交的收据照片不一致，对此陈文顺、刘赛珠并无合理说明，另一方面根据上述双方确认的广告发布合同和广告发布确认协议，2016年的合同尚在履行期内，收据上书写“16年费用结清”不合常理，故本院采纳恺瑞星公司提交的该编号收据和相应主张，即该收据针对的是2015年的广告费用。其次，陈文顺、刘赛珠关于对涉案广告费用的支付陈述多次矛盾，且均不合理：其一审时称晋闻公司在2017年支付的30万元即为涉案广告费，但与涉案广告费的数额不符，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双方已经协商将涉案广告费的金额降低，故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并无不当；二审时其又称晋闻公司在2016年6月27日支付的40万元为涉案广告费，但与涉案广告费的数额亦不符，而且根据上述查明的事实，在此日之后即2016年8月16日支付的款项针对的还是2015年的广告费用，故其的该项主张亦不合常理；此后其又变更陈述称在2016年8月16日支付的40万元为涉案广告费，与涉案广告费的数额亦不符，而且该笔费用的收据还注明是2015年费用，故其的该项主张亦不成立。因此，双方签订涉案广告发布合同，恺瑞星公司已经履行了广告发布义务，陈文顺、刘赛珠并无提交证据证明晋闻公司已经支付了涉案合同款项，一审法院认定陈文顺、刘赛珠作为晋闻公司的股东，应当承担向恺瑞星公司支付涉案合同款项及利息的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陈文顺、刘赛珠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维持原判，驳回上诉。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6220元，由陈文顺、刘赛珠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崔利平审判员  陈珊彬审判员  曹 玲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王 敏何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