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5民终464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重庆捷安吊装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九龙坡区石小路222号1单元2-2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678689972J。法定代表人：张清，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双，重庆盛全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别兆虎，男，1973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伟，四川度每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林军，四川度每文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唐家勇，男，1959年8月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上诉人重庆捷安吊装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捷安公司”）因与上诉人别兆虎、原审被告唐家勇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2019）渝0107民初85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捷安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请。事实及理由：双方之间系附生效条件的合同，别兆虎拖欠租金并退回承租车辆，导致合同未能正常履行，无法触发分割条款，该责任不在捷安公司。一审法院在确认对方违约的情况下，既下调租金又未主张违约金，显失公平。别兆虎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捷安公司的诉请并支持别兆虎的全部反诉诉请；2、捷安公司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事实及理由：一审法院未查明捷安公司经营状况严重恶化、已被列入失信人名单的事实，别兆虎依法享有合同解除权，一审法院未查明案涉车辆残值，捷安公司应向别兆虎返还案涉车辆40%的剩余价值。唐家勇未作答辩。捷安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二被告连带支付租金3,714,331.51元；2．被告支付违约金400,000元。审理中，原告明确违约金以欠付租金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2倍为标准，从2016年1月1日起计算至2017年11月30日。别兆虎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请求解除双方之间于2013年6月3日签订的合作协议；2．捷安公司向别兆虎报告合作事务执行情况、财务状况，并分配合作期间的经营利润、车辆残值等财产；3．捷安公司向别兆虎支付违约金600,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6月3日，捷安公司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别兆虎、唐家勇签订了《合作协议》。该协议主要内容载明：第一条约定：甲乙双方自愿合作经营吊车租赁业务，由甲方向乙方提供吊车设备（具体见《车辆明细及费用一览表》），由乙方独立进行对外租赁经营。对一览表的车辆股份分配按甲方60%、乙方40%；第二条约定：乙方单方依法成立具有吊车租赁或吊装业务的公司，并以该公司名义对外进行经营，甲方不参与乙方公司的经营业务，但是有义务协助乙方公司在所在区域开展业务并提供相关公司资质，真正达到双方共赢。乙方自聘有相应资格的司机操作所租赁的吊车设备。第三条约定：甲方提供给乙方的吊车设备，在协议生效后五日内由乙方向甲方支付该吊车设备的原值1%作为合作保证金（具体见《车辆明细及费用一览表》），合作期满后，乙方无违约行为，甲方退还该保证金本金，不计算利息，如果乙方在合作期内存在违约行为，甲方不予退还乙方保证金。第四条约定：乙方在本协议生效后五日内按甲方提供的吊车设备原值的1%作为车辆首付款（具体见《车辆明细及费用一览表》），但该1%的首付款乙方先不支付给甲方，作为乙方向甲方的借款，乙方向甲方出具书面借条，此借款在解除或终止合作后的十日内归还给乙方。第五条约定：因甲方所购车辆是徐工分期车辆，甲方收到乙方支付的租金后，甲方确保所收租金转付给徐工重型公司。资金由甲方自行安排，原则上每年与乙方就支付徐工重型公司的分期付款结算一次，甲方和乙方各自承担应承担的责任，如乙方未按时支付租金给甲方，责任由乙方承担；如乙方已支付租金给甲方但甲方未支付给徐工重型公司，责任由甲方承担。合作期间为：100吨以下吊车合作期为72个月，100吨及以上吊车合作期为96个月；以上合作时间从2013年6月1日起开始计算（具体每台设备的合作期限详见《车辆明细及费用一栏表》）。第六条约定：合作期内乙方实行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第八条约定：乙方应最迟在每月30日前固定向甲方支付设备租赁费，每月支付的设备租赁费具体金额另见《车辆明细及费用一览表》。租赁费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开始收取，考虑乙方前期经营周转资金，第一个月的租赁费推迟至第三个月支付，以后每月滚动支付。在合作期内，若乙方延期支付租金3个月以上（含3个月）6个月以内，需支付甲方的资金占用利息，利息按同期银行贷款年利率两倍计算，若乙方延期支付租金或未足额支付租金累计达六个月，甲方有权单方终止本合作协议，并收回吊车设备，保证金不予退还，同时乙方承担律师费用。第十条约定：合作期内，如乙方需使用该设备进行融资贷款，需征得甲方同意，并以甲方的名义统贷统还。如甲方需上述业务，同样需告知乙方借贷时间；在借贷期间因甲方原因造成设备停机或拖机而带来的一切损失由甲方承担。第十一条约定：本合作协议到期前，该设备的所有权归甲方所有，合作协议期满后，如乙方没有违约行为，到期时该设备的剩余价值归甲乙双方按股份共有，甲方占60%，乙方占40%，并根据协议到期时该设备的市场价值按上述比例进行分配，由需要占有设备的一方向另一方支付相应比例的金额和费用。如双方还需继续合作，则另行协商合作事宜，另行签订合作协议。合作期满时，乙方应停止对该设备的使用，如乙方仍继续使用该设备，产生的收益甲方应享有60%，且不低于每期应付租金的150%。合同第十二条约定：如出现下列情形之一，本协议终止：1、一方合作者违反本合作协议，另一方有权解除本协议；2、双方协商同意解除；3、协议期满解除。第十三条违约责任约定：本协议生效后……如一方违约应根据其违约程度和后果向另一方支付该吊车设备原值的2—10%的违约赔偿金。合同第十八条约定：本协议自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合同另对车辆使用等事宜进行了约定。案涉合同尾部甲方落款处有捷安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清签名，乙方落款处有别兆虎、唐家勇签名，落款时间均为2013年6月3日。合同附件部分载明：1、《车辆明细及费用一览表》；2、乙方身份证复印件；3、吊车资料凭证及保险复印件；4、5月31日前的结算清单；5、吊车及吊车附件清单。合同签订当日，捷安公司向别兆虎、唐家勇交付了渝AXXXXX（自编号：251吊车）、渝CXXXXX（自编号为：253吊车）、渝CXXXXX（自编号为：501吊车）、渝BXXXXX（自编号为：705吊车）、渝BXXXXX（自编号为：706吊车）、渝BXXXXX（自编号为：1303吊车）6台车辆。同日，双方通过《车辆明细及费用一览表》一致确认：渝AXXXXX号车辆的租赁费为每月9,400元，购买原值为450,000元，合作期限（月数）48个月；渝CXXXXX号车辆的租赁费为每月11,900元，购买原值为860,000元，合作期限（月数）72个月；渝CXXXXX号车辆的租赁费为每月20,100元，购买原值为1,450,000元，合作期限（月数）72个月；渝BXXXXX号车辆的租赁费为每月25,700元，购买原值为1,850,000元，合作期限（月数）72个月；渝BXXXXX号车辆的租赁费为每月25,700元，购买原值为1,850,000元，合作期限（月数）72个月；渝BXXXXX号车辆的租赁费为每月55,200元，购买原值为5,300,000元，合作期限（月数）96个月；乙方也即别兆虎、唐家勇每月合计应付租赁费为148,000元；同时明确，别兆虎、唐家勇应付的1%比例的保证金为104,500元、首付款为104,500元。别兆虎、唐家勇分别在《车辆明细及费用一览表》及《车辆整体交接清单》上签字确认。2015年7月31日，捷安公司与别兆虎对上述车辆的合作开始时间、合作期数、车辆原值、保证金金额、首付款金额、承包月租、车辆退回时间等进行了对账确认，并形成了《别兆虎涉及车辆资产对账》单。该对账单载明：渝AXXXXX号车辆于2104年9月21日退回原告，并由257#号车（也即渝BK0307号车）顶替，其他条款按照2013年6月3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不变。渝CXXXXX号车辆与渝CXXXXX号车辆，已于2014年9月1日转给别兆虎，双方针对该两辆车的合作协议终止。渝BXXXXX号车辆于2015年4月20日退回捷安公司，渝BXXXXX号车辆于2015年4月4日退回捷安公司。别兆虎在该对账单尾部予以了签名确认，并加盖了成都安捷立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印章。审理中，捷安公司明确：渝AXXXXX号车租金从2013年6月3日开始计算至2014年9月20日，租金为9,400元/月，共计474天，合计金额为148,520元；渝BK0307号车租金从2014年9月21日开始计算至2015年10月25日，租金为9,400元/月，共计399天，合计金额为125,020元；渝CXXXXX号车租金从2013年6月3日开始计算至2014年8月30日，租金为11,900元/月，该期间租金为178,500元；渝CXXXXX号车租金从2013年6月3日开始计算至2014年8月30日，租金为20,100元/月，该期间租金为303,510元；渝BXXXXX号车租金从2013年6月1日开始计算至2014年4月22日，租金为25,700元/月，共计688天，合计租金金额为589,386.67元；渝BXXXXX号租金从2013年6月3日开始计算至2014年4月4日，该期间租金金额为565,400元；渝BXXXXX号车租金从2013年6月1日开始计算至2015年12月1日，租金为55,200元/月，该期间合计租金金额为1,656,000元；捷安公司另陈述，合同履行中，别兆虎通过现金等方式陆续向捷安公司支付款项共计300,000元，同时认可别兆虎通过其他款项抵扣等方式支付了租金1,507,482.49元。别兆虎对捷安公司主张的上述案涉车辆租金计算标准均有异议，认为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远远高于市场价，但市场价则需通过鉴定才能明确；对渝AXXXXX号车、渝CXXXXX号车、渝CXXXXX号车及渝BXXXXX号车的计算时间无异议；且同时认为，由于渝BK0307号车顶替的渝AXXXXX号车，故渝BK0307号车存在顶替的过渡期，该车租金计算时应扣除一个月的过渡期；渝BXXXXX号车租金应从2013年6月3日开始结算，对截止时间无异议；渝BXXXXX号车的截止时间，双方未明确；别兆虎同时认为，其向捷安公司支付的款项已经超过了300,000元，但无付款凭证，认可捷安公司主张的别兆虎已通过其他款项抵扣等方式支付了租金1,507,482.49元。另查明，查询日期为2019年5月31日的机动车信息查询结果单载明：渝BXXXXX号车登记所有人为杨冬梅。2015年4月28日，该车办理了抵押登记。查询日期为2019年5月28日的机动车信息查询结果单载明：渝BXXXXX号车登记所有人捷安公司。2014年8月11日，该车办理了抵押登记。查询日期为2019年5月28日的机动车信息查询结果单载明：渝BXXXXX号车登记所有人捷安公司。2014年8月11日，该车办理了抵押登记。庭审中，别兆虎为证明其反诉的诉讼请求，还向一审法院举示了三方协议以及来源于中国裁判文书网的（2015）云商初字第1432号、1428号民事判决书，（2016）苏0303执2238号、1239号执行裁定书，拟证明捷安公司通过分期方式购买案外人徐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起重机5台，别兆虎已将租金支付给捷安公司，捷安公司未支付给徐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截止到2014年7月底捷安公司逾期款项共计2,282,000元，捷安公司挪用款项已违反合同约定，原告享有合同解除权；同时捷安公司已被法院列为失信公司，别兆虎基于不安抗辩权才未支付租金。捷安公司经质证后认为，三方协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且别兆虎并未按法律规定行使不安抗辩权，本案也不符合不安抗辩权的行使条件。针对《合作协议》第一条所约定的“车辆股份分配按甲方60%，乙方40%”如何理解的问题。捷安公司对此陈述，《合作协议》第十一条已经对车辆股份分配进行了明确，也即《合作协议》到期后，乙方无违约行为情况下，车辆的剩余价值由甲、乙双方按股份共有，甲方占60%，乙方占40%，《合同协议》并未约定对租金按股份予以分配。别兆虎则认为，即包括《合作协议》第十一条的约定又包括对租金的分配。针对《合作协议》第二条所约定内容也即设备交付乙方后，乙方如何经营使用，捷安公司是否参与了乙方经营的问题。捷安公司对此陈述，设备实际由别兆虎、唐家勇使用，设备出租后捷安公司未参与设备的经营使用，唐家勇未与捷安公司办理过解除或变更《合作协议》的手续。别兆虎对此陈述，《合作协议》履行过程中，设备大部分是以其公司也即成都安捷立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为主体对外经营，捷安公司对此情况是知悉的，对账单也是捷安公司与其司也即成都安捷立机电设备有限公司进行的对账，其与唐家勇之间是解除了合作关系的，但唐家勇是否与捷安公司解除合作关系，完善手续，其不清楚。审理中，别兆虎认为，案涉车辆约定的租赁价超出了市场价，为此申请对案涉车辆在合作期间的市场租赁价以及车辆残值予以鉴定或询价。一审法院认为，结合捷安公司与别兆虎的庭审意见，以及庭审举示的证据材料，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在于以下七方面：一是、捷安公司是否为本案适格主体；二、别兆虎所称其未依约支付租金是行使不安抗辩权是否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三、《合作协议》的性质以及租赁费用金额的认定问题；四、唐家勇在本案中的责任承担问题；五、捷安公司是否存在违约行为，案涉《合作协议》是否应当予以解除的问题；六、别兆虎是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的问题；七、别兆虎是否有权对捷安公司在本案中主张的租赁费以及案涉车辆残值分配的问题。针对争议焦点一。本案中，别兆虎认为捷安公司没有涉案车辆的处分权而将该车辆交付给别兆虎，故捷安公司并非适格主体。一审法院认为，依据庭审查明的事实，查询日期为2019年5月31日的机动车信息查询结果单虽载明渝BXXXXX号车登记所有人为杨冬梅，但该信息查询结果单仅能证明2019年5月31日查询时渝BXXXXX号车的所有人信息，无法证明在双方合作期间渝BXXXXX号车的所有人状况；且依据《车辆整体交接清单》载明的内容，捷安公司已于2013年6月3日将渝BXXXXX号车交付给别兆虎、唐家勇使用，别兆虎未举证证明在捷安公司将该车辆交付使用后，因第三人对车辆主张所有权而影响其正常使用案涉车辆，同时别兆虎也未举证证明2015年12月1日该车辆退回捷安公司，系第三人对车辆主张所有权的因素所致，故别兆虎无证据证明在合作期间捷安公司对涉案车辆不享有相应的处分权，对别兆虎的该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由于《合作协议》系捷安公司与别兆虎、唐家勇的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规定，对捷安公司与别兆虎、唐家勇均具有法律约束力。针对争议焦点二。一审法院认为，所谓不安抗辩权是指应当先履行债务的当事人，有确切证据证明对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中止履行：（一）经营状况严重恶化；（二）转移财产、抽逃资金、以逃避债务；（三）丧失商业信誉；（四）有丧失或者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的其他情形。当事人没有确切证据中止履行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当事人在行使不安抗辩权时，应当及时通知对方。对方提供担保时，应当恢复履行。中止履行后，对方在合理期限内未恢复履行能力并且未提供适当担保的，中止履行的一方可以解除合同。由此可知，行使不安抗辩权的当事人应当仅限于先履行债务的一方，本案中，捷安公司在与别兆虎、唐家勇签订协议后，即将案涉车辆交付给了别兆虎、唐家勇，别兆虎、唐家勇即对案涉车辆享有占有、使用、收益的权能，且应当妥善保管、使用租赁物，但同时应当按照协议约定向捷安公司支付相应费用，故此难以认定已经处于对案涉车辆占有状态的别兆虎、唐家勇为先履行债务的一方。此外，别兆虎所举示的证据亦不足以充分证明捷安公司处于前述可以中止履行的情形之一，并且别兆虎也没有向一审法院举示充分证据证明其在暂停支付相应费用时及时通知了捷安公司或者要求捷安公司提供担保。因此，一审法院对于别兆虎所提出其未依约向捷安公司支付租赁费用系行使不安抗辩权的意见，依法不予采纳。针对争议焦点三。本案中，捷安公司主张双方为租赁合同关系，别兆虎则认为，双方为合作经营吊车租赁业务关系，双方为此各执一词。一审法院认为，租赁合同是出租人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使用、收益，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在租赁合同中，承租人的目的是取得租赁物的使用收益权，出租人也只转让租赁物的使用收益权，而不转让其所有权；租赁合同终止时，承租人须返还租赁物。本案中，从《合作协议》的有关条款来看。首先，协议第十一条主要约定，也即合作协议到期后，别兆虎等无违约行为情况下，案涉车辆的剩余价值由双方按股份共有也即捷安公司占60%，别兆虎等占40%。该条的约定系双方对于别兆虎等人可以就涉案车辆在合作期满后取得车辆部分残值而设定的条件，只有在所设定条件实现后，别兆虎等人才能够取得涉案车辆的相应残值。也即别兆虎等人按约足额支付完毕合作期间的全部租赁费用后，无须另行支付对价。从该项约定内容来看不完全符合单纯的租赁合同的特征。其次，协议第一条、第二条以及第六条、第七条等主要约定，由乙方依法成立的公司名义独立进行对外租赁经营，合作期内，乙方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但协议并未约定乙方对外租赁经营后的收益是否由双方分配的内容，且在合同实际履行中别兆虎也主要是以成都安捷立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为主体对外经营，捷安公司并未实际参与别兆虎等人的租赁经营业务，捷安公司也未对别兆虎对外租赁经营后取得的收益参与分配。故双方之间关系并不完全符合共同合作经营的特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本法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合同，适用本法总则的规定，并可以参照本法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最相类似的规定。”因此，双方之间签订的《合作协议》，该合同的类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分则中没有明文规定，应属于无名合同，故对双方因《合作协议》产生的纠纷，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总则，并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关于租赁合同等有关规定予以处理。关于租赁费的金额问题。1、渝AXXXXX号车辆的租赁费：从2013年6月3日也即车辆交付之日计算至2014年9月20日，共计474天，按协议约定的9,400元/月标准，计算该期间租赁费为148,520元。2、渝BK0307号车辆的租赁费：从2014年9月21日也即顶替渝AXXXXX号车辆之日计算至2015年10月25日也即车辆退回之日，共计399天，参照协议约定的9,400元/月标准，计算该期间租赁费为125,020元。别兆虎虽抗辩称应扣除一个月过渡时间，但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一审法院对此不予采信。3、渝CXXXXX号车辆的租赁费：从2013年6月3日也即车辆交付之日计算至2014年8月31日也即车辆权利义务转让给别兆虎前一日，共计454天，按协议约定的11,900元/月标准，计算该期间租赁费为180,087元，现捷安公司主张该期间租金为178,500元，一审法院对此予以尊重。4、渝CXXXXX号车辆的租赁费：从2013年6月3日也即车辆交付之日计算至2014年8月31日也即车辆权利义务转让给别兆虎前一日，共计454天，按协议约定的20,100元/月标准，计算该期间租赁费为304,180元，现捷安公司主张该期间租金为303,510元，一审法院对此予以尊重。5、渝BXXXXX号车辆的租赁费：从2013年6月3日也即车辆交付之日计算至2015年4月20日也即车辆退回之日，共计686天，按协议约定的25,700元/月标准，计算该期间租赁费为587,673.33元。6、渝BXXXXX号车辆的租赁费：从2013年6月3日也即车辆交付之日计算至2015年4月4日也即车辆退回之日，共计670天，按协议约定的25,700元/月标准，计算该期间租赁费为573,966.67元，现捷安公司主张该期间租金为565,400元，一审法院对此予以尊重。7、渝BXXXXX号车辆的租赁费：从2013年6月3日也即车辆交付之日计算至2015年12月1日也即车辆退回之日，共计911天，按协议约定的55,200元/月标准，计算该期间租赁费为1,676,240元，现捷安公司主张该期间租金为1,656,000元，一审法院对此予以尊重。前述租赁费合计3,564,623.33元（148,520元+125,020元+178,500元+303,510元+587,673.33元+565,400元+1,656,000元）。本案中，捷安公司与别兆虎、唐家勇签订的《合作协议》合法有效，对双方具有法律拘束力，该协议明确约定了乙方也即别兆虎、唐家勇应向甲方也即捷安公司支付设备租赁费，同时对案涉车辆的租赁费明细通过合同附件《车辆明细及费用一览表》的形式予以了固定和明确，别兆虎、唐家勇也在《车辆明细及费用一览表》中予以了签字确认，因此别兆虎、唐家勇应按协议约定向捷安公司支付相应期间的租赁费。对于别兆虎辩称，合同约定租赁费标准超出市场价，为此申请鉴定或询价的抗辩意见。一审法院认为，对案涉车辆租赁费价格进行鉴定或询价也只能对当时交易的市场价格进行确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求各种交易中按照评估价值进行交易，达到完全对等的给付是不可能的，任何交易风险都是当事人应承担的，故对于别兆虎的该项鉴定或询价申请本院不予准许。本案中，别兆虎虽作为自然人与作为法人的捷安公司签订合同，但别兆虎不仅是从事吊车租赁经营的自然人，同时还成立了成都安捷立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专门从事相关的设备租赁经营，故双方签订合同之时，别兆虎不存在缺乏交易经验的情形，且别兆虎也未举示证据证明捷安公司在双方签订合同及确定租赁费标准时具有利用了自己的优势地位或利用了别兆虎的轻率、无经验等而与其签订显失公平合同的故意。故对别兆虎的该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公平原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这一原则的具体要求，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当事人在签订合同时，应当根据公平原则，约定双方之间的权利与义务。第二，当事人在签订合同时，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合理分配合同履行过程中可能产生的风险责任。第三，当事人在签订合同时，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违反合同约定义务的违约责任。本案中，考虑到《合作协议》第十一条约定了协议到期后的车辆残值由双方按比例分配，故别兆虎等一方应支付的租赁费用中应包含了正常租赁费用之外意欲将来取得对应比例车辆残值的相应对价，由于现已不符合《合作协议》第十一条约定的车辆残值按比例分配的条件，在别兆虎等一方无法取得案涉车辆相应残值的情况下，如认定别兆虎等人仍完全按照约定的标准支付租赁费，既不符合合同之目的，亦不符合权利义务一致原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确定的公平原则，参考案涉吊车原值、合作协议约定租赁费标准、案涉吊车折旧年限等因素综合考量，一审法院酌定别兆虎应向捷安公司支付的租赁费为3,029,929.83元（3,564,623.33元×85%），抵扣捷安公司自认的别兆虎已经支付的租赁费金额（300,000元+1,507,482.49元）后，剩余租赁费为1,222,447.34元。针对争议焦点四。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八条规定：“当事人一方经对方同意，可以将自己在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一并转让给第三人。”本案中，唐家勇既未举示证据证明其在案涉《合作协议》履行中，经双方协商一致已将其在《合作协议》中的主体身份予以了变更，也未举示证据证明已经捷安公司同意将其权利义务概况转让给他人，且捷安公司庭审中也不认可唐家勇已退出了案涉合同的履行，故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唐家勇作为合同的相对方应当承担合同责任。别兆虎虽陈述，其与唐家勇之间已经解除了合作关系，但捷安公司作为案涉车辆的提供方，捷安公司将案涉车辆交付别兆虎、唐家勇后，别兆虎与唐家勇之间如何约定关于案涉车辆租赁经营合作以及唐家勇是否实际使用案涉车辆，系别兆虎与唐家勇之间的内部约定，不能据此对抗捷安公司。如唐家勇认为其仅为名义上的合同相对方，并未实际使用案涉车辆也未取得相应收益，其可在承担相应合同责任后进行相应的追偿。针对争议焦点五。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该条系协议解除与约定解除的规定。所谓协议解除是指合同成立后，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前，当事人双方通过协商而解除合同，使合同效力消灭的行为，故协议解除以当事人双方自愿协商且均同意解除合同为前提；所谓约定解除，是指当事人双方在合同中约定，在合同成立以后，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之前，由当事人一方在出现某种情况后通过行使解除权，使合同关系消灭。本案中，捷安公司作为合同相对方，庭审中明确表示不同意别兆虎反诉请求，故本案不符合协议解除的条件。《合作协议》第十二条约定：一方合作者违反本合作协议，另一方有权解除本协议。别兆虎现依据该条约定行使合同约定解除权的关键在于捷安公司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是否存在违约行为。首先，在案涉合同履行过程中，捷安公司将渝BXXXXX、渝BXXXXX号车设置抵押登记是否违约。案涉合同第十条约定，捷安公司如需对案涉车辆进行融资贷款，需告知别兆虎、唐家勇借贷时间，在借贷期间因捷安公司原因造成设备停机或拖机而带来的一切损失由捷安公司承担。通过该约定可知，捷安公司在合同履行中，可以对案涉车辆进行融资贷款，只需向别兆虎、唐家勇履行告知义务，并不需要征得别兆虎、唐家勇同意，故捷安公司将案涉车辆设置抵押登记的行为本身并未违反合同约定。同时，别兆虎、唐家勇也未举示证据证明，因案涉的渝BXXXXX、渝BXXXXX号车设置了抵押登记，造成了车辆无法正常使用；捷安公司虽未向别兆虎等人履行告知借贷时间的义务，但该行为并非根本性违约，并不足以导致双方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其次，别兆虎能否以捷安公司未履行其与徐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之间关于案涉车辆的合同为由，主张捷安公司违约而解除合同。案涉合同第五条约定了捷安公司所购车辆是徐工分期车辆，甲方收到乙方支付的租金后，甲方确保所收租金转付给徐工重型公司。通过该约定可知，双方签订合同时，捷安公司并未隐瞒案涉车辆为徐工分期车辆的事实。在合同履行中，别兆虎一方未举示证据证明已按约足额向捷安公司履行了支付租赁费义务，也未举示证据证明因捷安公司未向徐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支付相应费用导致案涉车辆被收回等影响使用的情形。故本案不符合约定解除的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本案中，捷安公司将符合约定的案涉车辆交付给别兆虎、唐家勇使用后，已经履行了前期的合同义务，别兆虎没有证据证明捷安公司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的违约行为，故本案不符合法定解除的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非金钱债务或者履行非金钱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对方可以要求履行，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法律上或事实上不能履行；（二）债务的标的不适于强制履行或者履行费用过高；（三）债权人在合理期限内未要求履行。本案中，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案涉最后一辆车也即渝BXXXXX号车已于2015年12月1日退回捷安公司，如果继续履行合同则需别兆虎等人继续使用案涉车辆，现别兆虎已经明确表示不再履行合同，故继续履行所需的财力、物力可能超过合同双方基于合同履行所获得的利益，合同不具备履行基础，为平衡双方当事人的利益，故本案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条之规定，确认双方之间的《合作协议》已于2015年12月1日也即最后一辆车退回之日解除。综上别兆虎以此为据，主张要求捷安公司承担违约责任的反诉请求，理拒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针对争议焦点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本案中，别兆虎确实存在未按合同约定支付相应租赁费的违约行为，但鉴于双方在合同履行中，对合同性质、合同相关条款存在理解分歧，且捷安公司没有举示充分证据证明其因别兆虎的违约行为尚存在其他损失，故一审法院对于捷安公司关于违约金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针对争议焦点七。本案中《合作协议》第一条约定了“对一览表中的车辆股份分配按甲方60%，乙方40%”，由于该条并未对车辆股份予以明确，因此双方对车辆股份分配等产生争议。别兆虎则认为，所谓车辆股份分配既包含车辆残值的分配也包括合作期间捷安公司收取车辆租赁费的分配；捷安公司则认为车辆股份分配仅指合同第十一条所约定的内容。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按照这一规定，解决当事人之间对合同条款理解上的争议，核心是确定争议条款的真实意思，具体方法是通过对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等多个因素进行分析，然后进行综合判断，最终确定争议条款的真实意思。本案中，从《合作协议》的有关条款来看，第十一条对双方争议的事项予以了明确，也即合作协议到期后，别兆虎等无违约行为情况下，案涉车辆的剩余价值由双方按股份共有也即捷安公司占60%，别兆虎等占40%，且该条同时约定，协议到期后，别兆虎等如继续使用案涉车辆，则产生的收益捷安公司仍享有60%等。通过该条约定可知，首先，只有在所设定条件实现后也即合作期满，且别兆虎无违约行为的情况下，才能够取得涉案车辆的相应残值，依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合作期间尚未届满，双方未再继续履行合同，且合同履行过程中，别兆虎确实存在未按合同约定支付相应租赁费的违约行为，因不符合该条所约定的车辆残值分配条件，故对别兆虎申请对案涉车辆残值予以评估鉴定的申请，一审法院不予准许，对于别兆虎主张分配案涉车辆残值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其次，该条中并未约定别兆虎享有对捷安公司收取的案涉车辆租金的分配权，且该条约定了合同到期后，捷安公司仍享有对案涉车辆相应的收益权，故别兆虎反诉要求对捷安公司收取的案涉车辆租赁费予以分配的请求，无合同依据。再次，如按照别兆虎对车辆股份分配的理解，那么无法解释在2013年6月3日，双方签字确认的《车辆明细及费用一览表》中为何又明确了别兆虎一方每月应缴租赁费金额。即使按别兆虎所述，双方确为合作经营吊车租赁关系，双方也应该是对因合作经营对外产生的收益予以分配，也即捷安公司将案涉车辆交付别兆虎后，别兆虎据此对外进行经营产生的相关收益予以分配。故别兆虎的该项反诉请求，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被告唐家勇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与诉讼，视为放弃相应诉讼权利，本院依法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六十八条、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七条、第八十八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反诉被告）重庆捷安吊装运输有限公司与被告（反诉原告）别兆虎以及被告唐家勇于2013年6月3日签订的《合作协议》已于2015年12月1日解除；二、被告（反诉原告）别兆虎及被告唐家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内支付原告（反诉被告）重庆捷安吊装运输有限公司租赁费1,222,447.34元；三、驳回原告（反诉被告）重庆捷安吊装运输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被告（反诉原告）别兆虎的反诉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本诉案件受理费39,714元，反诉案件受理费4,900元，合计44,614元，由原告（反诉被告）重庆捷安吊装运输有限公司负担6,692元，由被告（反诉原告）别兆虎、被告唐家勇共同负担37,922元。”二审中，别兆虎向本院提交以下新证据（均为复印件）：1、捷安公司列为失信人信息；2、渝BXXXXX号车辆行驶证，拟证实该车辆在合同履行期间的所有权人并非捷安公司；3、渝CXXXXX、渝CXXXXX、渝CXXXXX、渝CXXXXX四辆车的行驶证，拟证实别兆虎根据《三方协议》的约定取得了渝CXXXXX、渝CXXXXX两辆车的所有权。捷安公司质证不认可前述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三方协议》签订于2014年9月15日，而本案对账单签定于2015年7月31日，对账单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捷安公司诉请的渝CXXXXX、渝CXXXXX两辆车租金也是转让给别兆虎之前的2014年9月1日前的所欠租金。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合作协议》约定，捷安公司将案涉车辆设置抵押登记进行融资贷款无需经过别兆虎同意，只需向别兆虎告知，故捷安公司对案涉车辆设置抵押的行为并未违约。捷安公司虽未向别兆虎履行告知借贷时间的义务，但该行为并非根本性违约，并不足以导致双方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同时，依据双方当事人签定的《车辆整体交接清单》载明内容，捷安公司已将案涉抵押车辆交付给别兆虎、唐家勇使用，别兆虎未举证证明在捷安公司将该车辆交付使用后，因第三人对车辆主张所有权而影响别兆虎正常使用案涉车辆并导致将该车退回捷安公司，故捷安公司在合同履行期间对涉案车辆享有相应的处分权，捷安公司并未违约。根据《合作协议》约定内容以及捷安公司已按合同约定向别兆虎交付案涉车辆的情况下，别兆虎按照合同约定应当向捷安公司支付租金，但别兆虎并非应当先履行债务的一方当事人，且别兆虎也未在其所称因捷安公司经营状态严重恶化并丧失商业信誉的情况下而暂停向捷安公司支付相应费用时及时通知了捷安公司或者要求捷安公司提供担保，故别兆虎上诉称其停止向捷安公司支付租赁费用系行使不安抗辩权的意见，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别兆虎上诉称其根据《三方协议》的约定取得了渝CXXXXX、渝CXXXXX两辆车的所有权，但捷安公司诉请的前述车辆租金是在别兆虎取得所有权之前所欠，且双方对所欠的相应租金亦作出了书面确认，故别兆虎上诉请求扣减渝CXXXXX、渝CXXXXX两辆车租金的理由，因缺乏事实依据，依法不予支持。《合作协议》中关于车辆残值分配比例的约定，应根据合同文本释义、合同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等予以判断。根据合同约定，只有在所设定条件实现后也即合作期满，且别兆虎无违约行为的情况下，才能够取得涉案车辆的相应残值。而别兆虎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未按约定支付相应租赁费用的违约行为，故别兆虎不符合按照合同约定取得案涉车辆部分残值的条件，其要求取得捷安公司收取的案涉车辆租金的分配权，亦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合作协议》第十一条约定了协议到期后的车辆残值由双方按比例分配，故别兆虎等一方应支付的租赁费用中应包含了正常租赁费用之外意欲将来取得对应比例车辆残值的相应对价，由于现已不符合《合作协议》第十一条约定的车辆残值按比例分配的条件，在别兆虎等一方无法取得案涉车辆相应残值的情况下，如认定别兆虎等人仍完全按照约定的标准支付租赁费，既不符合合同之目的，亦不符合权利义务一致原则。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确定的公平原则，参考案涉吊车原值、合作协议约定租赁费标准、案涉吊车折旧年限等因素综合考量，酌定别兆虎应向捷安公司支付的租赁费按85%计算，该认定并无不当。本案中，别兆虎存在未按合同约定支付相应租赁费的违约行为，捷安公司虽未根本性违约，但其存在未向别兆虎履行告知抵押车辆借贷时间的过错，一审法院考虑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对于捷安公司关于违约金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该认定正确。综上所述，重庆捷安吊装运输有限公司与上诉人别兆虎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4328元，由上诉人别兆虎负担44614元，由上诉人重庆捷安吊装运输有限公司负担39714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 华审 判 员  苏致礼审 判 员  芦明玉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七日法官助理  康 佳书 记 员  张远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