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浙民申2477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余元高，男，1966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丹萍，浙江后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王爱武，女，1971年4月3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杭州同家农林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中泰街道中桥村6组船桥湾。 法定代表人：王爱武。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余杭支行，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南苑街道南大街386号1-2层。 负责人：陈先秦。 委托诉讼代理人：兰孟杰，浙江海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燕晨，浙江海浩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一审被告：浙江**野景观绿化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仁和街道东心村。 法定代表人：帅新武，该公司董事长。 一审被告：浙江美伦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教工路23号百脑汇科技大厦16楼1611-1615室。 法定代表人：张锡统。 一审被告：浙江**旅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中泰街道南湖村南湖花城1号楼。 法定代表人：陈郭琴。 一审被告：浙江**凯市政环境艺术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仁和镇东山村1幢。 法定代表人：帅峰，该公司董事兼总经理。 一审被告：杭州岛石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锦北街道环北路399号。 法定代表人：帅新武。 一审被告：杭州美伦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余杭街道金星村。 法定代表人：张锡统。 一审被告：杭州电声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教工路23号。 法定代表人：张锡统。 一审被告：帅新武，男，1963年7月2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一审被告：陈郭琴，女，1965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一审被告：张锡统，男，1965年7月1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再审申请人余元高、王爱武、杭州同家农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家公司）因与被申请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余杭支行（以下简称招商银行余杭支行）及一审被告浙江**野景观绿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野公司）、浙江美伦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旅商贸有限公司、浙江**凯市政环境艺术发展有限公司、杭州岛石集团有限公司、杭州美伦实业有限公司、杭州电声有限公司、帅新武、陈郭琴、张锡统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浙01民终44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余元高、王爱武、同家公司（以下简称余元高等）申请再审称，落款方载有余元高等的《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系招商银行余杭支行工作人员在其签字或印章的空白合同上填写，与《授信协议》载明的担保人不符，仅以签字或印章不能认定余元高等具有为案涉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帅新武方为时任法定代表人为王爱武的杭州同树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树公司）向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额度为500万元，据对等原则，余元高等为华野公司向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额度亦应为500万元，原审判决认定余元高等总计为华野公司案涉银行贷款提供1500万元的担保错误。同树公司向招商银行余杭支行贷款时的材料以及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银行保险违法行为举报调查意见书》（浙银保监举复〔2020〕6号）（以下简称《调查意见书》）均显示，招商银行余杭支行掌握华野公司办理贷款时的承兑申请书、借款合同、采购苗木购销合同、承兑汇票等资料，但其未予提交，原审法院亦未准许余元高等的调查取证申请，所作判决缺乏依据。华野公司与杭州澳盛园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澳盛公司）间的苗木买卖合同虚假未实际履行，《调查意见书》亦显示澳盛公司在招商银行余杭支行签发承兑汇票的次日即在该行办理贴现并将贴现资金通过网上银行划转至华野公司，该行其后又以同样的方式签发诉争承兑汇票，且未索取相关发票，属明知贷款用途虚假或者放任贷款用途变更而发放贷款的行为，该行未履行审查职责，存在重大过错，应自行承担损害后果；华野公司借款主合同因违反贷款专款专用规定无效，案涉《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作为从合同及因载有“担保书的独立性”条款亦属无效。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余元高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申请再审。 招商银行余杭支行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余元高等的再审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余元高等是否应当就华野公司的案涉贷款向招商银行余杭支行承担担保责任。余元高等于再审审查程序中提交了《调查意见书》、同树公司与招商银行余杭支行订立的《借款合同》。招商银行余杭支行对《调查意见书》真实性无异议，对前述《借款合同》与本案的关联性有异议，并应余元高要求，向本院提交了华野公司与该行订立的《借款合同》（编号为：2012年贷字第063号）、承兑申请书（编号为：2013年承字第171号）。经审查，本院对《调查意见书》及招商银行余杭支行提交材料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关联性在下文中予以综合评述；据同树公司与招商银行余杭支行订立的《借款合同》载明的时间，该材料不属再审新的证据，且同树公司向招商银行余杭支行贷款的合同形式及担保情况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无法依据前述《借款合同》形式及担保情况必然推导出本案事实，对前述《借款合同》不予采信。余元高等以此主张原审判决缺乏证据支持亦难成立。余元高还向本院申请调查令向公安机关调取许尔明举报帅新武涉嫌犯罪时提交的材料及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帅新武涉嫌职务侵占、挪用资金罪过程中形成的材料，公安机关以案件在立案侦查阶段为由，根据办案要求规定对相关材料不予提供。余元高在向本院交回调查令（回执）暨本院第二次组织当事人到庭调查后的次日，又向本院提交了其所谓的自行从许尔明处取得的报案材料。本院认为，帅新武因涉嫌职务侵占、挪用资金罪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属未决事项，不足以推翻原审生效判决，且该涉嫌犯罪内容同华野公司与招商银行余杭支行间的借贷关系及余元高等与该行间的担保关系并非同一法律关系，帅新武涉嫌职务侵占、挪用资金亦非招商银行余杭支行所能控制，不影响招商银行余杭支行向余元高等主张保证责任。因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对前述材料不予采信。余元高以前述涉嫌犯罪情况尚在侦查过程中为由主张中止本案审查的意见亦不能成立。 据原审在案证据，三份《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编号分别为：2013年授保字第085-2号、第085-13号、第085-14号）中的保证人落款处分别有同家公司印章及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王爱武签字捺印、余元高签字及捺印、王爱武签字及捺印。余元高等主张前述合同系招商银行余杭支行工作人员在其签字的空白合同上填写缺乏证据支持，且即使如其所述，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商事主体在空白合同上签字盖印亦属对相关合同内容的概括授权，系对自身权利的放弃，不能成为免除责任的理由。 据《调查意见书》，华野公司以向澳盛公司采购苗木为由向招商银行余杭支行申请签发银行承兑汇票，该行经审查相关材料，于2013年10月17日签发以华野公司合同相对人澳盛公司为收款人的银行承兑汇票，已履行了必要的审贷程序。虽然澳盛公司于次日即在该行办理贴现并将贴现资金划转至华野公司，但因招商银行余杭支行无权亦无法对作为商事主体的澳盛公司与华野公司间的款项往来的具体原由作出实质审查及判断，且在出票行已在承兑汇票中将贷款人的合同相对人载明为收款人的情况下，再行对出票行课以对票据后续流转的原因行为或者票据处置情况进行跟踪监管的责任过于严苛，况且招商银行余杭支行为签发该次承兑汇票垫付的款项已如期归还，故无法仅以票据收款人对票据的处分行为认定招商银行余杭支行明知或者放任贷款虚假。余元高等主张招商银行余杭支行其后再次应华野公司申请以同样方式签发诉争银行承兑汇票存在重大过错的主张难以成立。 鉴于余元高等未对《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中印章签字捺印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且现有证据不足以显示《授信协议》《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原审判决将前述材料作为案件处理的依据，符合民事诉讼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及证据的认证标准，适用法律亦无不当。《授信协议》的担保条款中虽未将余元高、王爱武等列为保证人，但该担保条款与《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并非互斥，该担保条款非系否定前述《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效力的正当理由。《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的“担保书的独立性”条款亦不能导致整个《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无效。即使华野公司存在骗取银行贷款或者擅自变更贷款用途的行为，在无证据证明招商银行余杭支行参与其中的情况下，招商银行余杭支行作为受欺诈方未主张撤销权，主合同及有关担保合同仍系有效合同，余元高等的担保责任亦难以免除。 因与本案缺乏关联性，原审法院对余元高等要求调取有关材料的申请不予准许并无不当。 综上，余元高等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再审事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余元高、王爱武、杭州同家农林科技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王晓波 审判员  梅 冰 审判员  伍华红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王曼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