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4民终149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朱建华，男，1973年6月1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桐乡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丽霞，浙江学正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魏国锋，男，1987年4月1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浙江省东阳市,现住浙江省桐乡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立新，浙江子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月芳，浙江子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朱建华因与上诉人魏国锋加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桐乡市人民法院（2019）浙0483民初75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经双方当事人申请，本院给予双方一个月和解期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朱建华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朱建华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并重新确定诉讼费负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其一，魏国锋提交的录音系其2020年1月份复录，不需要进行司法鉴定，一审法院认定该录音的三性显然有误。其二，魏国锋称2019年2月1日系双方最终对账，但是又认可朱建华提交的2019年2月26日、2月28日、3月6日和3月9日的四份销货清单，前后矛盾。若2019年2月1日系最终对账，朱建华不可能会继续向魏国锋送货，即使送货魏国锋也无需签收，因为按照魏国锋所说，该数量已经包含在2019年2月1日双方结算时讲到的库存毛衫中。因此，该52件毛衫的加工费应当另算。其三，2019年2月1日，魏国锋并未与朱建华本人进行对账，其认为的最终金额系魏国锋单方计算的结果。其四，加工费按照朱建华发给魏国锋的报价单进行计算，但在魏国锋提交的报价单中，由于朱建华失误，很多款衣服中遗漏了一些成本及费用的明细，由此可见最终的计算金额是错误的。其五，即使按照魏国锋提交的2019年2月1日录音为准，该录音中，魏国锋在计算毛纱使用量时并没有计算双方约定的13%损耗。其六，一审庭审过程中，朱建华曾向魏国锋发问，魏国锋自述2019年7月31日，其不仅从朱建华处运走了三千多件毛衫，另运走了五百多公斤毛纱。由此可见，2019年7月31日魏国锋不仅装走了毛衫，还运走了大量的毛纱。事实上，2019年7月31日魏国锋从朱建华处运走了三千多件毛衫，外加7375.18公斤毛纱。魏国锋辩称：关于本案中双方之间是否存在羊毛衫款拖欠的问题，在魏国锋提供的录音中已经明确。2019年2月1日，就羊毛衫的加工费用以及损失双方做了明确的约定，朱建华所称的销货清单以及对账单存在矛盾，与证人证言的矛盾等来否定双方作为最终结算的录音证据，与事实不符。一审判决以双方2019年2月1日的对账来作为依据是符合事实的。魏国锋上诉请求：撤销原判第一项，改判驳回朱建华的诉讼请求，并重新确定诉讼费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关于朱建华为魏国锋加工的羊毛衫数量。双方在2019年2月1日结算的录音和2019年10月14日在桐乡市濮院司法所调解室的录音均证实朱建华实际为魏国锋加工羊毛衫的数量为27926件。对于2019年7月31日魏国锋签收的521件羊毛衫，不可能包括在魏国锋委托朱建华加工的羊毛衫数量里。对账录音证明双方确认的加工羊毛衫数量为27926件（包括当时尚在朱建华处的3000多件库存），并计算了总加工费1906575.39元，至此双方的加工合同关系终止，不可能存在魏国锋另行委托朱建华加工521件羊毛衫的事实。朱建华称魏国锋收到的521件羊毛衫是原来的次品经修补后再交给魏国锋的，既然是次品，魏国锋不可能按正品的价格结算。2、关于朱建华为魏国锋加工羊毛衫缺损的毛纱数量、金额。2019年2月1日结算时双方己经达成了一致，朱建华自愿承担53万余元的毛纱缺损损失。一审判决对朱建华承担的毛纱缺损数量、金额予以调整不符合事实。一审时魏国锋提供了朱建华实际收到毛纱的数量明细，相关的证人也向法庭证明魏国锋购买的毛纱全部送至朱建华处。一审判决将有色差的200公斤毛纱和部分因为魏国锋否认收到的毛纱扣除，与录音所证明的事实相矛盾。一审判决以58元/公斤计算“被告多计算部分的毛纱价值”是错误的，毛纱规格不同，价格也不同。521件羊毛衫的表格是朱建华制作，表中单价由毛纱成本和加工成本组成，其中的毛纱重量显然是指毛纱的成本量（包括13%的损耗），一审判决在计算该521件羊毛衫所用的毛纱量时在表格中所列明的用量的基础上再增加13%，违背常识。二、一审判决违背双方达成协议的真实意思表示。一审判决采信了魏国锋举证的录音，该录音完整记录了双方结算的过程，最终双方达成魏国锋再支付37万元的一致意思表示。该录音证明，魏国锋一方面提出毛纱缺损损失应由朱建华承担，另一面对于朱建华报价的加工费中每件毛衫4.7元的额外费用也有异议，最终双方协商，达成朱建华承担53万余元的毛纱缺损责任、魏国锋同意给予每件毛衫4.7元额外费用的一致意见。三、一审判决违反程序法规定。本案争议焦点之一是双方于2019年2月1日达成的结算是否成立，一审在双方均未提出要求撤销或变更结算协议的情况下变更结算协议内容。本案争议焦点之二是521件羊毛衫是魏国锋委托朱建华加工的还是朱建华委托魏国锋销售。按一审判决，该521件羊毛衫的价格为82205.42元，超过了朱建华主张的金额。一审对上述争议的判决，违背了民事诉讼法不告不理的原则。朱建华辩称：朱建华为魏国锋加工的服装是28992件，该数量是由魏国锋写在对账单上，朱建华从未确认双方加工费1937513.11元。关于毛纱问题，双方已于2019年7月21日结清，不存在朱建华管理不当导致魏国锋毛纱53万元损失的情况，魏国锋一审自认从朱建华处运走7吨多毛纱。朱建华不认可双方于2019年2月1日已经就毛纱进行了结算，魏国锋提供的录音也没有记录完整的结算过程，该过程是魏国锋及其配偶完成的，朱建华没有参与也没有签字。反观朱建华提供的录音，该录音中魏国锋对于尚欠朱建华货款没有异议，并且在调解中也没有提出异议，这一行为与2019年2月1日双方进行结算自相矛盾。按照常理，如果2019年2月1日结算完毕，魏国锋必然会将结算完毕的毛衣及毛纱从朱建华处运走。朱建华对于一审认定的521件毛衣不包含在27926件毛衣中没有意见。关于每件4.7元的成本是双方在订立加工合同之前达成的合意，由魏国锋承担所有成本，除此之外给朱建华每件10元的利润，并非双方在朱建华统一扣除53万元毛纱款基础上达成的，这一点在2019年7月底8月初双方已经达成一致意见。朱建华对一审法院以证人证言以及录音作为认定毛纱数量的关键证据不认可。朱建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魏国锋支付加工费831144.54元；2、魏国锋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朱建华从事羊毛衫加工（经营场所桐乡市梧桐街道南港小区东苑88号）。2018年7月底，朱建华为魏国锋加工羊毛衫，魏国锋提供加工所需毛纱，朱建华负责加工全流程（制版、横机织片、平车套口、缩绒整烫、成衣检验、钉扣包装）并负责管理毛纱。魏国锋联系飞杰纱业、隆兴纱业、佳鸣纱业门市部提供毛纱，并告知门市部“其采购的毛纱型号颜色数量听从于朱建华，由朱建华向门市部下指令，毛纱直接送到朱建华处加工。毛纱款由魏国锋结算”。双方约定以加工价格、每件利润10元及其他费用4.7元的总和结算加工费。魏国锋承担成衣加工中毛纱合理损耗13%，超出13%损耗的毛纱损失由朱建华承担。双方未订立书面加工合同。朱建华将横机织片、平车套口、缩绒整烫业务外包他人。毛纱门市部按朱建华指令送毛纱至朱建华处或朱建华指定加工点，朱建华共收到毛纱55807.3公斤（其中飞杰纱业8591.1公斤、隆兴纱业37998.2公斤、佳鸣纱业9218公斤）。至2019年2月春节前，双方加工业务结束。期间，魏国锋已向朱建华提取成衣24875件。2019年2月1日经对账，确认“朱建华总加工成衣27926件（剩余3051件存放朱建华处），加工费1906575.39元，毛纱缺损损失535760元，扣除魏国锋已付款100万元，魏国锋尚应支付加工费37万元”。2019年7月31日魏国锋来朱建华处提取库存羊毛衫3572件（其中之前加工次品羊毛衫521件朱建华经修补后交给魏国锋，该521件在2019年2月1日对账时未计入，该部分加工费30937.72元）。朱建华为魏国锋加工羊毛衫共28447件（27926件+521件）、加工费1937513.11元（1906575.39元+30937.72元）。朱建华在加工过程中，因管理不善导致毛纱缺损，实际缺损毛纱损失412176.84元。魏国锋已付款138万元，朱建华赔偿魏国锋毛纱损失，魏国锋尚应支付朱建华加工费145336元（计算附后）。朱建华催讨不着，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1、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朱建华为魏国锋加工羊毛衫，加工合同合法有效，魏国锋提供加工所需毛纱，朱建华负责加工全流程并负责保管毛纱，朱建华将大部分加工业务外包他人，导致在加工过程中因管理不善毛纱严重缺损，实际缺损毛纱损失412176.84元，该毛纱缺损损失应由朱建华承担。朱建华新增521件加工羊毛衫加工费30937.72元，魏国锋应支付朱建华。两项折抵，魏国锋应支付朱建华加工费145336元。2、朱建华主张“加工过程中没有缺损毛纱及造成魏国锋缺损毛纱损失，魏国锋应付加工费831144.54元”缺乏有效证据证实，不予采信。对朱建华合理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朱建华其余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支持。2019年2月1日双方对账时，魏国锋对毛纱缺损损失计算偏高，酌情调整。魏国锋其余抗辩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二百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百零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六条、第七十条、第七十六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魏国锋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朱建华加工费145336元；二、驳回朱建华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2112元，财产保全费4720元，合计16832元，由朱建华负担13889元，魏国锋负担2943元（应于裁判文书生效后10日内缴纳，缴纳帐户户名：桐乡市非税收入结算户，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桐乡支行，帐号为：×××69，逾期缴纳将移送执行）。本院二审期间，朱建华申请证人高某、巩某、钟某出庭作证。高某作证称：其是魏国锋提交的2019年2月1日的录音中的老蒋，是朱建华的员工。2019年2月1日结算的时候高某在场。结算当时魏国锋夫妻、高某及朱建华工厂里的一个小姑娘在场。当时正值过年，魏国锋要过来要钱，对账后魏国锋说毛纱少了6、7吨，价值50多万元。对毛纱到底有没有少，高某不清楚。最终结算没有结果。魏国锋说毛纱少了，朱建华说过年给答复。2019年7月31日，魏国锋来装了7吨多毛纱。魏国锋和朱建华谈加工业务的时候高某在场，当时双方说除了成本每件有10元的利润。钟某作证称：钟某是魏国锋仓库的房东，魏国锋于2019年7月底至2020年1月租钟某的房子，用于放羊毛衫和毛纱。2019年7月31日，魏国锋运东西到其租赁处，但是不清楚是什么东西。因为钟某也是从事纺织行业的，以钟某的经验来看应该是服装和毛纱，至于这些毛纱和衣服是哪里来的，钟某不清楚。巩某作证称：巩某与朱建华认识十多年，曾经是朱建华的员工。巩某促成了本案双方交易，双方就加工事宜交谈的时候巩某在场，当时说好除去所有成本每件衣服另加10元的利润。2019年7月31日，魏国锋让巩某去朱建华处装毛纱和毛衣，巩某当天叫了三两三轮车五个人去搬运，从上午8点左右忙到晚上12点多。当天总共运了30多包毛衣、7吨半左右毛纱，运到桐乡××路××小区。当时看到朱建华老婆和一个小姑娘在记录。双方结账的时候巩某不在场。双方谈业务的时候说好除了成本，魏国锋还答应给每件10元的利润。魏国锋通过微信转账支付给巩某运毛纱衣服的工钱。一审因为疫情原因巩某无法出庭作证，出庭前魏国锋发过信息给巩某。对三人证言，朱建华质证认为：无异议。对三人证言，魏国锋质证认为：高某不具有证人资格。他承认与朱建华有利害关系，朱建华发问时提到事先给高某听过录音，很显然是诱导性作证。对另外两位证人陈述的事实没有异议，但是朱建华以2017年7月31日魏国锋从朱建华处拉了毛纱为由认为毛纱没少，是不成立的。当时计算的时候，毛纱的缺口有十几吨是客观存在的事实。魏国锋二审中提交了毛纱数量缺货情况说明和双方对账计算底稿。朱建华质证认为：魏国锋提交的材料均系其自行制作，对其三性均有异议。本院认证认为：对双方无争议的钟某、巩某的证言的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至于其与本案的关系，本院将于说理部分予以论述。高某系朱建华员工，故对其证言，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本院不予认定。魏国锋提交的证据系其自行制作，需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评判。本院经审理，对原审认定的双方交易流程、加工费总额、魏国锋已付款金额予以确定，对毛纱缺损情况，本院将结合在案证据于说理部分重新予以认定。本院认为：本案为加工合同纠纷，双方交易并无书面合同，也未进行书面对账，现依据现有证据认定以下事实：其一，加工费总金额。2019年2月1日的录音及2019年10月14日的录音的内容能够证明，截止2019年2月1日，双方确认之前生产的服装总计加工费为1906575.39元，朱建华称后续也有送货，但是不能排除后续送货系包括在2019年2月1日对账时所称的库存中。2019年7月31日拿货单反映的521件衣服，魏国锋认为系代为处理，但是没有依据，故该批衣服，魏国锋也需向朱建华支付加工费，该521件服装的加工费为30937.72元。至于朱建华所称的每件利润10元和4.7元的额外费用，魏国锋称在2019年2月1日对账时已经包括在内，朱建华并未提供有效证据反驳。故一审认定加工费总额为1937513.11元，并无不当。其二，毛纱缺损金额。魏国锋在一审中提交了录音证据、缺失毛纱数量及金额计算表。虽然魏国锋主张的朱建华收到的毛纱总量与庭审中的毛纱经营部的证言等证据反映的情况略有出入，但是魏国锋主张截止2019年2月1日对账时，毛纱总计缺损535760元，能与录音证据相对应，从双方加工的服装来看，该数字也属合理，朱建华也没有提供证据推翻该金额，故对魏国锋主张的截止2019年2月1日的毛纱缺损金额为535760元，本院予以确认。后续，朱建华交付了521件服装，该部分服装需要使用毛纱，且二审查明2019年7月31日魏国锋从朱建华处拉回部分毛纱，故该两部分毛纱所涉金额，应从2019年2月1日对账确定的毛纱缺损金额中扣除。对该两部分毛纱所涉金额，本院将分别评判。1、2019年7月31日拿货凭证对521件服装的各类毛纱含量均有记载。依该单据可得出该521件服装实际使用包芯纱11.07公斤、1.3毛纱41.05公斤、0.9毛纱663.83公斤、0.7毛纱63.30公斤。考虑到双方认可存在13%的合理损耗，该521件服装合理的消耗毛纱量应为包芯纱12.72公斤、1.3毛纱47.18公斤、0.9毛纱763.01公斤、0.7毛纱72.76公斤。依据双方陈述及拿货凭证所载价格，考虑到各类毛纱的价格有波动，一审法院酌定在计算该521件衣服所消耗的毛纱价值时，以包芯纱33元／公斤、1.3毛纱58元／公斤、0.9毛纱58元／公斤、0.7毛纱53元／公斤为准计算，也属合理。因此得出该521件服装合理使用毛纱金额为51267.06元。2、二审过程中，作为双方交易介绍人的巩某作证称其于2019年7月31日帮魏国锋从朱建华处拉回毛纱，对于毛纱数量，魏国锋自认拉回了5吨毛纱，该部分毛纱应从魏国锋主张的毛纱缺损中扣除。因该部分毛纱的规格双方均未明确，本院参照一审调整毛纱损耗时的价格，酌情确定平均每公斤50元，5吨毛纱共计250000元。故此，本案实际毛纱缺损金额为535760元-51267.06元-250000元＝234492.94元。因此，魏国锋应付朱建华加工费为1937513.11元-1380000元-234492.94元=323020.17元。该部分款项，魏国锋应予支付。综上所述，朱建华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魏国锋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案应予改判。本案二审改判系因出现新证据，导致对事实进行重新认定，故不属于一审裁判错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二百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百零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桐乡市人民法院（2019）浙0483民初7561号民事判决；二、魏国锋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朱建华加工费323020.17元；三、驳回朱建华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2112元，财产保全费4720元，合计16832元，由朱建华负担10186元，魏国锋负担664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2112元，由朱建华负担7330元，魏国锋负担4782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宁建龙审判员  王 浩审判员  黄 阁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吴跇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