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知民终33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四川天空之境影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香木林路7号1幢1层附23号。 法定代表人：聂宇辰，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铮，四川智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鑫岳影视传播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松江区富永路425弄212号2楼3522室。 法定代表人：孙岳，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景博文，北京国标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克枫，北京国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霍尔果斯鑫岳影视传媒有限公司，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州霍尔果斯市国际边境合作中心中心区B4地块东方劲秀11层1108室。 法定代表人：孙岳，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景博文，北京国标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克枫，北京国标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四川天空之境影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空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上海鑫岳影视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鑫岳公司）、霍尔果斯鑫岳影视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岳公司）著作权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01民初15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天空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铮，被上诉人上海鑫岳公司、鑫岳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景博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天空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01民初1520号民事判决；2.判令上海鑫岳公司、鑫岳公司连带给付天空公司《诡梦凶铃》影片影院票房收益374万元；3.判令上海鑫岳公司、鑫岳公司连带给付天空公司《诡梦凶铃》影片独家电视播映权和独家信息网络传播买断费100万元；4.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及保全费用由上海鑫岳公司、鑫岳公司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一、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电影资金办）出具的票房收入具有合法性和唯一性，在鑫岳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该票房数据有误的情况下，上述证明当然有效。二、合同约定宣传发行预算不等于结算金额及实际使用金额。双方未按合同约定结算，鑫岳公司也无实际支出宣传发行费用的证据。三、2016年8月19日签订补充协议不能作为200万元宣传发行预算已经实际支出的事实依据。签订补充协议是因为原预算中没有召开发布会和路演的预算名目，所以有“增加”一词。四、上海鑫岳公司、鑫岳公司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明确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其财产独立于一人有限公司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上海鑫岳公司、鑫岳公司共同辩称：1.关于实际的票房收入，我方已提供证据证明为三百多万元。天空公司提交的票房证明没有原件，加盖印章的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四川省管理委员会无法确定，证明上也没有负责人签字，不应当采信。同时该票房证明上统计的时间为2016年至2018年，不符合常理，正常上映时间是我方提供证据的30天，故应以30天的票房计算收入。2.关于发行成本，双方合同已经明确约定，对方也已盖章确认，预算200万实际并不够，还超出了40万，我们将另案主张。3.天空公司先是与上海鑫岳公司签订合同，后来变更为由鑫岳公司承担上海鑫岳公司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上海鑫岳公司与本案无关，要求其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依据。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天空公司向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上海鑫岳公司、鑫岳公司连带给付天空公司《诡梦凶铃》影片影院公映票房收益374万元、独家电视播映权和独家信息网络传播权买断费100万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4月20日，天空公司与上海鑫岳公司签订《电影发行合同》，天空公司将《回头路》电影在中国大陆地区的全国影剧院放映权（胶片、数字）及其他公开放映权（农村数字、部队、二级市场）等授予上海鑫岳公司，期限三年；天空公司将该影片在中国大陆地区的广播权及以有线方式直接公开广播或传播作品的权利、信息网络传播权授予上海鑫岳公司，期限为2015年4月1日至该影片版权终止之日。当全国净票房小于1200万元，上海鑫岳公司获得的代理费=全国净票房的6%，结算方式均以中影数字电影发展（北京）有限公司出具的数字影片分账结算表为准。上海鑫岳公司负责与中影数字电影发展（北京）有限公司或各地电影院线公司签约并结算票房。影片宣传发行预算合计200万元（明细详见预算表），由上海鑫岳公司垫付，天空公司授权上海鑫岳公司该影片电视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版权收入，用于影片宣传发行费用的资金垫付。超出预算部分的费用需由天空公司书面确认方可执行。上海鑫岳公司所有垫付的宣传发行费用优先收回，在影片结算时在片款中扣除。在任何报表提交后三个月为止，若天空公司没有书面质疑该报告，该报表将被确立。该合同附有《回头路》预算表，记载了海报设计、预告片制作、媒体宣传、发行物料、阵地宣传、发行差旅费、公关费等事项即费用，合计预算金额200万元。 2016年5月10日，天空公司、上海鑫岳公司、鑫岳公司签订《电影合同变更协议》，协议载明《回头路》电影已更名为《诡梦凶铃》，并约定上海鑫岳公司将其在《电影发行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和义务一并转让给鑫岳公司承接。 随后，天空公司与鑫岳公司签订《电影补充协议》，约定鑫岳公司以100万元一次性买断《诡梦凶铃》独家电视播映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电视播映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发行收益，作为本片垫资发行的版权抵押，如鑫岳公司未能因院线发行收益后，回收所有宣发费用，则本片版权收益用作补齐宣发费用和收益项。 2016年8月19日，天空公司与鑫岳公司签订《电影补充协议》，约定双方确定增加发布会费用267600元、成都、肇庆、佛山三站路演费用132400元，总计400000元，所有机票费用按照实际支出结算，如若产生差额将另行说明；增加部分费用由天空公司承担，鑫岳公司先行垫付，待影片上映后从整体收益中优先回收此笔款项。该合同附有《诡梦凶铃》发布会预算（总计267600元）、成都、肇庆、佛山路演预算（分别为34200元、52100元、46100元），涉及活动场地、室内搭建、物料制作、人力费用等事项及金额，还包括12项机票支出，涉及金额86000元。上述预算表均载明，所有机票费用按照实际支出结算。 2016年9月6日，鑫岳公司与环球联影影视文化（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球公司）签订《数字版影片发行合同》，约定鑫岳公司将《诡梦凶铃》数字版在中国境内的影院放映权，在2016年9月23日（首映日）至2016年10月22日（下映日）期间以排他许可的方式，授予环球公司，上述放映期不可延长；鑫岳公司将与各院线沟通分成比例，环球公司根据鑫岳公司的反馈情况与各院线签署合同；原则上同意鑫岳公司可获得净票房的43%为分成所得，净票房收入=总票房收入-国家电影专项基金-增值税及附加，总票房收入以各院线出具的票房结算报告的数字总和为准；国家电影专项基金为总票房收入的5%，增值税及附加为总票房收入的3.3%；环球公司提取总票房的1%作为发行服务费；环球公司在本片正式下映之日（即密钥失效日）起第三十个自然日，依约向鑫岳公司支付第一次票房结算金额，第六十个自然日内，支付第二次票房结算金额，在收到各院线全部结算款完毕后结清鑫岳公司应得的票房分账款。鑫岳公司负责制作并发行影片数字硬盘，并应向环球公司告知硬盘的制作数量与发行范围是否匹配，对本片硬盘无法覆盖的院线，环球公司有权不与相应院线签署发行协议。鑫岳公司至少于影片首映日前十个工作日提供影片母密钥，环球公司负责制作子密钥。环球公司负责协调制作公司本片数字密钥的制作，并将本片数字密钥及时、准确提供给院线和影院。 2017年5月22日，鑫岳公司与环球公司签订《诡梦凶铃》电影票房分账最终结算函，确认《诡梦凶铃》于2016年9月23日开始公映，至2016年10月22日下映，根据电影资金办公布的票房数据，该片公映周期共30天，总票房3148836.04元，净票房共计2886575.36元。根据环球公司与各院线的约定，该部分票房院线应支付给环球公司票房分账款1233751.26元。环球公司可从中提取总票房的1%，计31488.36元作为发行服务费。环球公司收到鑫岳公司确认的本结算函及等额发票后五个工作日内，向鑫岳公司支付分账余款95952.81元。具体算法为，三次预结算金额分别为828158.56元、122769.79元、155381.74元，余款为95952.81元。该结算函还注明，双方同意本片的上述票房与结算数据仅供参考，如与最终各院线结算报告不一致，则全部票房分账结算以各院线出具的结算报告为准。 2019年1月9日，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四川省管理委员会在由电影资金办落款和签章的复印件上签注“此原件存四川省电影资金办”后加盖印章，该复印件记载内容为，影片《诡梦凶铃》自2016年9月1日至2018年12月25日，在电影资金办“全国电影票务综合信息管理系统”中显示的累计票房为10093948.04元。此数据为统计数据，不可作为会计结算和法律诉讼依据，仅供参考。 一审法院认为，天空公司与上海鑫岳公司、鑫岳公司先后订立的诉争合同合法有效，当受法律保护。协议履行过程中，上海鑫岳公司将其合同权利、义务一并转让给鑫岳公司，且天空公司予以同意，故天空公司与鑫岳公司为诉争合同关系的相对人，双方应依约履行其合同义务。 根据合同约定内容及最终通过环球公司代理发行的事实，电影《诡梦凶铃》院线发行收益的分配标准为，天空公司应获得收益=总票房收入－国家电影专项基金－增值税及附加－院线分成－鑫岳公司代理费（全国净票房小于1200万元，代理费按净票房的6%计）。对于该计算方式，双方争议在于环球公司应收发行服务费是否由鑫岳公司承担。按照鑫岳公司与天空公司的发行合同约定，鑫岳公司负责发行并收取代理费，除合同或预算表中有约定的宣传发行费用外天空公司无需承担其他发行费用，故鑫岳公司应当承担代理发行包括转委托他人发行的成本。因此，环球公司实际收取的31488.36元发行服务费应由鑫岳公司承担，无需从天空公司应得分账金额中予以扣除。天空公司、鑫岳公司应当在确定全国总票房的基础上按照上述标准核定各自收益。对收益的计算，双方的分歧还在于《诡梦凶铃》是否在2016年10月22日下映，10月22日之后总票房是否一直在增长。天空公司主张，诉争影片在2016年10月22日后依然在公映，甚至在本案诉讼中，该片仍在二三线城市上映。按照《电影管理条例》的规定，国家建立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电影资金办为上述专项资金的管理部门，其有权力且能实际监管数字电影放映的全国票房收入情况，因此电影资金办所证实的《诡梦凶铃》自2016年9月1日至2018年12月25日累积票房10093948.04元，应作为双方核算收益的基础数据。鑫岳公司认为，现有证据足以表明，影片已于2016年10月22日下映，在30日的公映期内共产生3148836.04元的总票房，对此天空公司也是认可的。此后影片下映，不可能再有新票房产生。同时，电影资金办的说明已经明确指出该数据是统计数据，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对于电影资金办的说明，其明确记载“此数据为统计数据，不可作为会计结算和法律诉讼依据，仅供参考”。所谓统计数据，通常是指通过科学的抽样、分析、计算所得出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客观真实的一种数据。当然，该表述也不排斥据实汇总所得数据，能够直接反映客观真实的含义。但如果数据提供者明确指出数据不可作为会计结算和法律诉讼依据，那么提供者应当选择的是前一种理解。因此，天空公司所证明的票房数据仅具有统计学意义，不能当然据此认定客观事实。对此，天空公司也未对票房事实进一步证明或补强，特别是没有任何证据能够直接证明影片在持续上映。结合天空公司与鑫岳公司在影片发行中明确区分胶片与数字两种版本或放映方式的约定，以及环球公司只针对数字放映进行代理发行，并且双方在代理合同中对控制放映的硬盘密钥进行了严格约定，且密钥的时限要求与结算函中的公映时间相吻合的情况来看，鑫岳公司证明公映期间及票房金额的证据证明力更具优势，故一审法院对鑫岳公司关于30日的公映时间和3148836.04元全国总票房金额的主张予以支持，对天空公司的相反主张不予支持。 基于上述认定以及双方对环球公司出具最终结算函所记载的该30日公映期内所发生的总票房、净票房和院线分成金额的一致确认，可以进一步在总票房3148836.04元的基础上，认定净票房为2886575.36元，在扣除院线分账金额后，可供天空公司与鑫岳公司分配的分账金额为1233751.26元。按照鑫岳公司与天空公司的合同约定，因总票房未超过1200万元，鑫岳公司只能从净票房中提取6%，即173194.52元作为代理费，剩余1060556.74元应由鑫岳公司支付给天空公司。同时，鑫岳公司还应向天空公司支付买断费100万元，两笔合计2060556.74元。 由于鑫岳公司还应从票房收入中收回垫付的宣发费用，故上述款项应在扣除鑫岳公司垫付款后支付。对于垫付款的具体金额，鑫岳公司主张按照合同约定和预算表所记载的预算金额予以确定，天空公司主张应按照鑫岳公司对实际发生的宣发费用的证明情况予以认定。双方2015年4月20日签订的发行合同及2016年8月19日的补充协议，均约定宣发行为需先预算、确认预算再执行，并无预算费用即结算费用的意思表示，故鑫岳公司应当证明其请求的宣发费用是否实际发生。对于鑫岳公司主张的两笔宣发费用，其中第一笔200万元系双方于2015年4月1日预算和确认预算，开支活动涉及海报设计、预告片制作、媒体宣传、发行物料、阵地宣传、发行差旅、公关等事项。按照鑫岳公司与环球公司的合同约定，应由鑫岳公司与各院线联系、协商票房分成事宜，加之该协议签订时已附有四十余家负责上映的院线名单，故可以认定该预算表中记载的宣传、发行工作已经开展。由于双方两次策划宣传、发行工作，并明确约定超出预算部分的费用需由天空公司书面确认方可执行，故天空公司于2016年8月19日，在增加预算费用的协议及预算表上盖章的行为，即表明天空公司确认原200万元预算费用已经开支完毕。因此，鑫岳公司关于第一笔200万元宣发费用已经实际发生，应由其先行回收的主张成立，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天空公司的相反主张不予支持。对于第二笔40万元的宣发费用，既无证据直接证明全部活动实际举行、预算费用实际支付，也无证据表明天空公司对预算执行情况予以认可，更何况预算表还明确记载相关费用中的机票费应据实结算。因此，对于鑫岳公司关于在票房收入中扣除第二笔40万元宣发费用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天空公司的相反主张予以支持。对于该笔宣传、发行费用是否实际发生，是否应当由天空公司承担，双方可在核实包括机票费用的在内的相关费用开支的情况下，按照合同约定在涉案影片后续电视播放或网络传播收益中予以结算，或另案主张。 综上，鑫岳公司在扣除其垫付的200万元宣传、发行费用后，应将剩余的票房收入60556.74元支付天空公司。由于没有证据表明鑫岳公司明显难以负担上述给付义务，故没有必要因鑫岳公司为一人有限公司，而在本案中审查鑫岳公司与上海鑫岳公司的财产独立情况，并对上海鑫岳公司课以连带责任。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之规定，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川01民初1520号判决：一、鑫岳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天空公司支付60556.74元；二、驳回天空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鑫岳公司未按照一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上述金钱给付义务，则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4720元，由鑫岳公司负担25000元，天空公司负担19720元。 二审中，天空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新证据： 第一组证据，《电影院票务系统（软件）管理事实细则》、全国电影票务综合信息管理系统截图、中国电影票房APP查询数据截图，拟证明电影资金办负责全国电影院票务数据的接收、统计和服务，其网站、APP查询得出的票房数据和其出具的票房证明真实有效，具有权威性。 第二组证据，国家专资委《关于“对新建影院实行先征后返政策”的补充通知》《四川省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预算管理办法》，拟证明四川管理委员会真实存在，票房证明是真实的。 第三组证据，工商信息查询截图，拟证明鑫岳公司为一人公司，上海鑫岳公司作为唯一股东应举证证明两公司财产独立，否则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上海鑫岳公司、鑫岳公司质证认为，第一组证据均不属于新证据，其中，对于《电影院票务系统（软件）管理事实细则》的真实性认可，但不能证明票房数据，与本案无关联性；对全国电影票务综合信息管理系统截图真实性不能确认，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中国电影票房APP查询数据截图真实性不予认可，其显示的票房数据是如何形成的没有依据和计算方式。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其内容不涉及主体证明，与本案无关，不能实现其证明目的。对第三组证据认为公司法关于一人公司的规定不适用于本案，合同权利义务已发生转移，上海鑫岳公司与本案无关，鑫岳公司的财产足够偿付。 本院经审查认为，对天空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真实性、合法予以确认，关联性结合全案情况予以认定。 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1.鑫岳公司于2015年9月21日成立，系法人控股的独资公司，股东为上海鑫岳公司。上海鑫岳公司曾于2016年4月1日将名称变更为上海鑫岳影视传播股份有限公司，后于2018年9月26日将名称变更为现名称。 2.中国电影数据信息网上“机构介绍”栏目载明：电影资金办是中央宣传部直属事业单位，作为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委员会的常设办事机构。电影资金办的主要职责是负责电影专项资金的收缴、使用与管理；全国电影信息系统的建设、管理，以及电影数据的统计、监管；指导、监督各省级电影专资委工作。经中编办批准电影资金办下设综合办公室、财务处、资金管理处、信息管理处四个部门。31个省（市、自治区）也相应设有省级管委会、省级电影资金办（设在各省电影主管部门）。 电影资金办制定的《电影院票务系统（软件）管理实施细则》中载明：电影资金办负责建立和管理全国电影院票务综合信息管理系统，负责全国电影院票务数据的接收、统计和服务，以及全国电影院计算机售票系统的管理工作。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诉争影片的票房总收入应当如何认定。2.鑫岳公司主张的200万元宣发费用是否应当扣除。3.上海鑫岳公司是否应就鑫岳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一、关于诉争影片的票房总收入应当如何认定的问题 天空公司上诉称，票房总收入应当依据电影资金办提供的票房数据作为依据。鑫岳公司则主张应当以其与环球公司的结算数据为准，诉争影片在公映期后影片已下映，不可能再产生新票房。对此，本院认为，对于诉争影片公映期间的票房数据，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于公映期后诉争影片是否产生票房的问题，本院认为，天空公司在本案中提交了两份电影资金办出具的票房证明，其统计数据显示诉争影片公映期后票房数据依然在增长，故天空公司对于其主张的票房数据已尽到了初步的举证责任。鑫岳公司提出，电影资金办的票房证明中明确记载“此数据为统计数据，不可作为会计结算和法律诉讼依据，仅供参考”，影片下映后继续产生票房不合常理，故该数据是不真实的。对此，本院认为，首先，电影资金办系经中编办批准成立的中央宣传部直属事业单位，其职责之一为汇总统计电影票房，提供相关数据，故该机构统计的票房数据具有相应的依据；其次，鑫岳公司提交的其与环球公司共同确定的《电影票房最终结算函》中所依据的票房数据亦是电影资金办公布的票房数据，故电影资金办统计的票房数据亦为影视行业相关主体所认可。现鑫岳公司提出该统计数据与事实不符，其应当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本案中，鑫岳公司并未提供相反证据证明电影资金办统计的票房数与事实不符，故本案应当以电影资金办提供的票房数据认定诉争影片的票房总收入。天空公司的该项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为应当由天空公司对票房事实进一步证明，系对举证责任的分配不当，应予纠正。天空公司主张，案涉影片2016年公映期间的总票房3148836.04元，加上在中国电影票房APP上查询到的2017年至今的总票房867.71万元，项目影片的总票房应为11825936.04元。对此，本院认为，中国电影票房APP上查询的票房数据未明确显示其统计期间，无法与电影资金办出具的票房证明相印证，故本院以电影资金办出具的证明认定案涉影片票房总收入为10093948.04元。在此基础上，扣除5%的专项资金及3.3%的税费，净票房为9256150.35元。在扣除院线分账金额后，可供天空公司与鑫岳公司分配的分账金额为净票房的43%，即3980144.65元。按照鑫岳公司与天空公司的合同约定，因总票房未超过1200万元，鑫岳公司只能从净票房中提取6%，即555369.02元作为代理费，剩余3424775.63元应由鑫岳公司支付给天空公司。同时，鑫岳公司还应向天空公司支付买断费100万元，两笔合计4424775.63元。 二、关于鑫岳公司主张的200万元宣发费用是否应当扣除的问题 天空公司上诉称，鑫岳公司未提交其实际支出200万元宣发费用的票据，其主张的该项费用不应当扣除。对此，本院认为，鑫岳公司主张的200万元宣发费用，双方已于2015年4月1日预算和确认预算，后双方又于2016年8月19日签署了增加预算费用的补充协议并确认了新增的预算表，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天空公司确认原200万元预算费用已经开支完毕并无不当。天空公司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鑫岳公司在扣除其垫付的200万元宣传、发行费用后，应将剩余的票房收入2424775.63元支付给天空公司。 三、关于上海鑫岳公司是否应就鑫岳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 天空公司上诉称，鑫岳公司为一人公司，其股东上海鑫岳公司不能证明其财产独立于鑫岳公司，应当对鑫岳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对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针对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在股东设置、章程制定、公司决策以及财会制度方面的特殊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在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法人人格否认方面采取了举证责任倒置的举证原则。因此，本案应由上海鑫岳公司举证证明其财产独立于鑫岳公司财产，但上海鑫岳公司并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此，上海鑫岳公司应当就鑫岳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天空公司的该项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天空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处理结果有误，应当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01民初1520号民事判决； 二、霍尔果斯鑫岳影视传媒有限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四川天空之境影业有限公司支付2424775.63元； 三、上海鑫岳影视传播有限公司就霍尔果斯鑫岳影视传媒有限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四、驳回四川天空之境影业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霍尔果斯鑫岳影视传媒有限公司、上海鑫岳影视传播有限公司未在指定的期间履行上述金钱给付义务，则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44720元，由霍尔果斯鑫岳影视传媒有限公司、上海鑫岳影视传播有限公司共同负担24720元，四川天空之境影业有限公司负担20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4720元，由霍尔果斯鑫岳影视传媒有限公司、上海鑫岳影视传播有限公司共同负担24720元，四川天空之境影业有限公司负担200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韦  丽  婧 审 判 员 李    锋 审 判 员 张  天  天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 赵  文  文 书 记 员 赵文文（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