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1民终500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福州佰优连进出口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东街33号武夷中心16楼西面。 法定代表人：陈存，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少东，福建瑞权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国建，福建瑞权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福州格林服纺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湖里路27号1#楼2-29Q室（自贸试验区内）。 法定代表人：陈德伟，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应秋，福建联政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福州佰优连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佰优连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福州格林服纺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林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9）闽0102民初124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佰优连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格林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格林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涉案债权债务关系的双方当事人为佰优连公司与案外人福州格林服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格林公司”），格林公司并非涉案债权债务关系的当事人，不是本案的适格诉讼主体，无权要求佰优连公司履行金钱给付义务。香港格林公司与佰优连公司之间存在其他未结算事宜（包括严重质量问题索赔、退货退款等等），亦欠佰优连公司相关款项，因主体已经注销导致佰优连公司无法向其主张。格林公司与香港格林公司存在一定关联（包括陈德伟及相关员工实际上都是香港格林公司员工），通过将香港格林公司债权混淆为格林公司债权的方式，导致对佰优连公司明显不公，故依法提出上诉，请求纠正一审错误判决。 一.本案事实情况为：香港格林公司与佰优连公司存在长期国际货物贸易代理合作关系，包括本案中所涉的结欠货款确认，均为当时佰优连公司向香港格林公司确认的结欠货款；而格林公司虽与佰优连公司签署所谓的《对外贸易合作框架协议》，但从未进行过实际合作（甚至佰优连公司都不记得曾签署过该协议）。格林公司利用当时的联系人陈德伟为其法定代表人，故意将香港格林公司的货款债权混淆成自己，企图谋取不当利益；一审法院未认真审查、区分上述事实，仅凭双方之间未实际履行合同和陈德伟为格林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原因，即认定“陈德伟系以格林公司名义向佰优连公司提出结算并催讨利润”，属于事实认定严重错误。1.香港格林公司与佰优连公司存在长期国际货物贸易代理合作关系，对此，佰优连公司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可予以充分证明，但一审对该事实缺乏认定。2.格林公司对香港格林公司与佰优连公司存在国际货物贸易代理合作关系的事实，是予以确认的！对此，其在一审庭审调查中主张：自2016年12月19日起，NTO公司业务从香港格林公司转移至格林公司，此后陈德伟、洪晓弘系代表格林公司。需注意的是：（1）该处之表述，与格林公司（原审原告）在起诉状中对事实的表述，是存在明显区别的。到底谁才是真正的供货方？该“业务转移”是否经过双方的认可?香港格林公司是否同意?有何客观证据可证明上述业务进行了转移?（2）根据上述证据并结合双方当事人陈述，已完全可以认定佰优连公司与香港格林公司之间存在货物贸易代理关系，但一审法院却仅凭佰优连公司提交的《合作协议》《补充协议》为复印件（实际上系清晰、难易伪造的合同扫描件）而非仅是复印件为由，不予认定佰优连公司与香港格林公司之间的业务合作关系，造成事实认定严重错误。3.陈德伟身兼两个身份，其既是格林公司(2016年成立）的法定代表人，但同时也一直是香港格林公司的业务代表。根据《福州市闽江公证处公证书》，陈德伟在2016年12月19日之后，仍多次通过QQ与倪剑丹（系佰优连公司员工）联系，代表香港格林公司向佰优连公司联系付款事宜，该事实亦有《汇款凭证》可予印证。一审法院未结合上述证据，对陈德伟在案涉货款确认问题上的身份予以认真分析、判断认定，即简单作出“作为格林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德伟出庭参加诉讼，可以确认其系以格林公司公司名义提出结算并催讨利润”的错误推定，造成事实认定严重错误。 二、佰优连公司举证的香港格林公司的《付款申请单》、《客户结算单（已核）》等，可清晰表明：包括本案150多万元在内的总涉案货款255万（业务编号为GR1716、GR1717），均系香港格林公司与佰优连公司的合作业务款项（包括业务编号、付款方式、业务员联系方式等在内，均与香港格林公司原有合作习惯保持一致）；格林公司主张上述业务自2016年12月19日起转移至格林公司，应负有举证责任，但至今格林公司未提供任何证明该业务自香港格林公司转移至格林公司的证据。1.佰优连公司的证据可以印证：涉案GR1716业务与格林公司无关。一审过程中，佰优连公司提供了：香港格林公司于2017年4月13日盖章确认的《付款申请单》、于2018年4月26日盖章确认的《客户结算单（已核）》。以上证据，能够反映陈德伟为香港格林公司指定的收款方，且香港格林公司认可陈德伟、倪剑丹的对账结果。更为重要的是，上述《客户结算单（已核）》项下包含GR1705、GR1707、GR1708、GR1709、GR1711、GR1717等几票业务。从业务编号来看，讼争GR1716业务是以上业务的延续。而涉案《客户结算单》也提及上述GR1716、GR1717两票亚务，格林公司更是在庭审时自认“GR1717中有一万余元结欠到GR1716中”。以上GR1716业务与香港格林公司盖章确认的《客户结算单（已核）》项下业务具有明显的牵连，为佰优连公司与香港格林公司之间发生的业务，而与格林公司无关。2.格林公司主张的“业务转移”，缺乏相关证据和法定要件。本案债权债务因GR1716业务而产生，而该业务是佰优连公司代理香港格林公司出口货物而产生的。但格林公司主张：自2016年12月19日起，该业务从香港格林公司转移至格林公司，此后陈德伟、洪晓弘系代表格林公司。佰优连公司认为，无论从事实角度还是法律依据角度，格林公司的以上主张，均不能成立：(1)没有任何证据可证明存在上述业务转移之行为：格林公司至今未提供任何转移之证据。（2）“业务转移”行为，应属于《合同法》第八十八条规定的“权利义务概括转移”，则本案之“业务转移”，是否经过香港格林公司同意?是否征得佰优连公司的同意?因此还可能产生此前的债务与责任谁来承担的问题?（香港格林公司欠佰优连公司的款项和应承担的责任，也一并转移吗?） 三、《对外贸易合作框架协议》未实际履行，与本案所涉的业务合作及货款结算问题，根本无关。1.《对外贸易合作框架协议》项下，并未约定双方合作的具体内容，不能凭借该协议得出佰优连公司与格林公司就NTO公司业务开展合作的结论。而涉案对外贸易业务所涉指令、款项接受均由陈德伟、洪晓弘实施，本案中亦无证据表明GR1716业务与格林公司存有关联性。2.在已有证据表明，陈德伟代表香港格林公司与佰优连公司之间进行业对接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仅以“格林公司提交了《对外贸易合作框架协议》用以证明其于佰优连公司存在对外贸易合作协议”即认定格林公司为适格诉讼主体，显然不妥。 四、本案在合作主体发生严重争议情况下，恳请二审法院对相关证据作进一步严格审查，综合业务流程、货款支付、联系方式、各方当事人之间是否达成明确的“业务转移”之合意等来判断，以免混淆主体造成事实认定错误、裁判不公。 综上，本案一审法院对事实认定严重错误，恳请二审法院在认真审查分析相关事实的基础上，特别对本案双方争议之焦点问题进行认真严格审查分析的基础上，依法对一审判决之错误予以纠正。 格林公司辩称，一、佰优连公司对所欠利润款1505176.62元的事实至今不持有任何异议，特别是在一审庭审过程中，佰优连公司是完全认可其差利息款1505176.62元未付清，只不过其认为是欠香港格林公司的利润款，而不是欠格林公司利润款。 二、格林公司就本案讼争款项具备诉讼主体资格，具体理由如下：第一、陈德伟、洪晓弘的行为是代表格林公司的行为，而不是代表香港格林公司的行为，从2016年9月两人就在格林公司处缴纳社医保。第二、格林公司是2016年1月就成立的公司，陈德伟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代表的是公司的行为。第三、香港格林公司于2017年11月24日委托香港卓信会计事务所办理公司撤销事宜。第四、佰优连公司与格林公司是2016年12月19日签订的《对外贸易合作框架协议》，本案讼争的业务GR1716的客户NTO公司于2017年12月26日才汇了第一笔款到佰优连公司的银行账户。第五、讼争业务都是陈德伟在和佰优连公司的工作人员进行结算，佰优连公司从未对陈德伟的身份提出过任何质疑。 综上，格林公司认为，本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格林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佰优连公司返还外贸利润款人民币1505176.62元及利息60207元（暂从2019年1月1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2019年8月31日止，共8个月），剩余利息按年利率6%计算至货款还清之日止；2.判令本案诉讼费由佰优连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2月19日，佰优连公司（甲方）与格林公司（乙方）签订《对外贸易合作框架协议》，约定甲方与乙方达成外贸合作协议，货物名称服装类产品；需要开票处理的甲方按出口报关金额的0.05元/美元向乙方收取手续费；甲方负责办理结汇及退税等手续，在收到乙方外汇2个工作日内将货款以人民币形式汇给乙方指定户头（按银行当天汇率折算）；本协议有效履行期截至2018年2月10日，期满双方无异议，可顺延一年。 2018年8月8日格林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德伟通过QQTIM与佰优连公司员工倪剑丹联系对账事宜，2018年9月4日，倪剑丹向陈德伟发送GR1716结算单，同时表示尚有部分需要改动；2018年9月14日，倪剑丹向陈德伟发送正式的GR1716结算单，该结算单含GR1717的人民币收入11736元，共计2555176.62元。陈德伟收到结算单后，于次日通过微信告知佰优连公司员工杨其林结算金额，并请杨其林安排提现，此后多次通过微信要求支付款项，佰优连公司于2018年9月29日通过杨其林向陈德伟转账30万元，于2018年10月16日通过洪文教向陈德伟转账30万元，通过李良财向格林公司转账25万元，于2018年11月15日通过李良财向陈德伟转账20万元，经格林公司催讨，余款至今未付，产生纠纷。 一审法院认为，格林公司与佰优连公司签订的《对外贸易合作框架协议》为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同双方当事人均应恪守履行。佰优连公司主张该协议上佰优连公司的公章系陈德伟向其申请用印的过程中私自加盖的，但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同时佰优连公司未说明陈德伟在何情况下可以申请私自使用佰优连公司合同专用章，作为佰优连公司交易方可接触并使用佰优连公司合同专用章亦与交易习惯不符，故佰优连公司该答辩意见不予采纳。关于格林公司诉讼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经陈德伟催告，佰优连公司员工向陈德伟发送结算单，确认尚欠2555176.62元，作为格林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德伟已出庭参加诉讼，可以确认其系以格林公司名义向佰优连公司提出结算并催讨利润。佰优连公司对此提出异议，应提交反驳证据予以证明，但其提交的与案外人香港格林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补充协议》等证据均为复印件；其提交的与NTO的转账凭证等证据无法证明与案涉交易存在关联性，亦无法证明案涉交易款项系佰优连公司、香港格林公司及NTO的业务合作款；佰优连公司主张陈德伟系代表香港格林公司向佰优连公司发送订单，但未提交相关授权委托材料；佰优连公司提交香港格林公司向其催讨货款的《申请单》、《付款申请单》等如系真实的，亦可说明如要求佰优连公司向陈德伟付款，香港格林公司会通过书面形式确认陈德伟账户为收款账户，同时香港格林公司会通过书面形式向格林公司催讨外贸利润款，但佰优连公司并未提交证据证明香港格林公司有向其催讨案涉外贸利润款。经一审法院询问佰优连公司“香港格林公司是否向佰优连公司催款”，佰优连公司无法当庭答复，庭后提交书面意见称系陈德伟代表香港格林公司通过微信催讨后将款项付至陈德伟账户。一审法院认为该交易方式与佰优连公司提交的香港格林公司通过《申请单》等书面方式催讨不符。同时佰优连公司称其要求香港格林公司提供担保函，但香港格林公司未提供，故暂停支付剩余款项，亦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综上，因佰优连公司未能提交证据证明案涉款项系其与香港格林公司及NTO的业务合作款，同时其辩称的理由亦不合理，故佰优连公司的答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格林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德伟具有代表格林公司进行相关交易的权利，同时格林公司亦提交了《对外贸易合作框架协议》用以证明其与佰优连公司存在对外贸易合作协议，故格林公司诉讼主体适格，可依据佰优连公司向其出具的结算单向佰优连公司主张权利。 关于佰优连公司需向格林公司支付的货款及违约金问题。一审法院认为，2018年8月8日，陈德伟通过QQTIM与佰优连公司员工倪剑丹联系对账事宜时，倪剑丹回复：“我先发你吧，就是差一点港杂还没清，以及权尚的款，黄色部分是没清的，可能会有点变动”。2018年9月7日倪剑丹再次回复：“在等堆场结算8月份的场装费用，有一部分打单费是船开后收取，打单费没出来，已经在催了”，直至2018年9月14日，倪剑丹才将正式的结算单发送给陈德伟，在倪剑丹发送的结算单中，亦列明了2018年9月4日至2018年9月13日支出的货款、报关费、港杂费、产地证、外费等费用已经扣除，可以说明倪剑丹发送的结算单金额系最终需支付给格林公司的金额。佰优连公司主张还需以结算款5%的标准扣除佰优连公司应获的业务分成，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不予采纳。《对外贸易合作框架协议》约定，佰优连公司收到外汇2个工作日内将货款以人民币形式汇给格林公司，但佰优连公司与格林公司结算后，仅支付了105万元，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继续履行合同赔偿损失的违约责任。现格林公司诉请要求佰优连公司向其支付余款1505176.62元及逾期还款利息，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一审判决：福州佰优连进出口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福州格林服纺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返还利润款1505176.62元并支付资金占用利息（以1505176.62元为本金，从2019年1月1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付）。 当事人在一审诉讼中向法院提交的证据均已随一审案卷移送至本院。 二审审理过程中，佰优连公司向本院提交5份证据:Ａ1.合作出口协议,证明2017年3月佰优连公司与香港格林公司签订《合作出口协议》，约定以佰优连公司名义向香港格林公司的客户ＮＴＯＣＯＮＳＵＬＴＬＴＤ出口服装类产品。与一审证据1《合作协议》共同证明，2014年2月至2019年3月期间，佰优连公司与案外人香港格林公司合作经营ＮＴＯ出口业务的事实；Ａ2.授权通知;Ａ3.申请单／付款申请单、客户回单;Ａ4.申请单、客户结算单;上述三份证据共同证明1.陈德伟系香港格林公司员工，2016年9月之后其仍代表香港格林公司与佰优连公司处理ＮＴＯ有关事宜及利润提取事宜；2.在2016年12月之后，香港格林公司仍在与佰优连公司合作经营ＮＴＯ出口业务，香港格林公司的ＮＴＯ业务并未转移至格林公司；3.ＮＴＯ业务的利润提取手续费（业务分成）为利润款的5%；Ａ5.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全部交易明细，证明2018年10月16日案外人李良财转账的250000元收款人系陈德伟，并非格林公司。格林公司向本院提交2份证据：Ｂ1.香港卓信会计事务所文件一份，证明关于香港格林公司印章的使用说明；Ｂ2.离岸业务网上银行服务合同，证明佰优连公司提供的出口协议、付款申请单上盖的印章是虚假的并不是香港格林公司的印章。格林公司另向本院申请证人余某出庭作证，证明本案讼争的两笔款项与香港格林公司的业务无关。本院经认证认为，证人余某系香港格林公司法定代表人，其对证据Ａ1-Ａ4中香港格林公司及其私人印章有异议，认为非香港格林公司及其本人印章，且上述香港格林公司印章与证据Ｂ2中印章存在明显差异，故本院认为证据Ａ1-Ａ4真实性存疑；同时证人余某确认案涉订单合同（合同号ＧＲ1716）与香港格林公司无关，陈德伟2016年年中已从香港格林公司离职，本院认为证人余某作为香港格林公司法定代表人，案涉款项如与香港格林公司有关，其无理由放弃债权，其证言较为可信，可以证明案涉订单合同（合同号ＧＲ1716）与香港格林公司无关，故本院对证据Ａ1-Ａ4不予采纳；证据Ａ5不能证明佰优连公司待证事实，本院不予采纳；证据Ｂ1系境外产生的证据，未经公证认证手续，本院对其真实性无法确认，不予采纳；证据Ｂ2不能证明格林公司待证事实，本院不予采纳。 经审理，本院确认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 本院认为，佰优连公司与格林公司存在合作关系，有双方签订的《对外贸易合作框架协议》为据，佰优连公司主张其未与格林公司签署上述协议，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2018年起案涉订单合同亦由格林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德伟与佰优连公司联系对账事宜，同时香港格林公司法定代表人余某亦确认案涉订单合同与香港格林公司无关、陈德伟于2016年已从香港格林公司离职，故佰优连公司上诉主张本案债权人为香港格林公司、陈德伟系代表香港格林公司进行结算，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格林公司诉讼主体适格是正确的，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佰优连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诉讼费用18888元，由上诉人福州佰优连进出口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林智远 审 判 员 谢 芬 审 判 员 易 艳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一日 法官助理 吴文俊 书 记 员 陈 钰 附：本案适用的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