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8民终83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叶德武，男，1978年3月2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江山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火旺，浙江南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少华，男，1979年12月7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江阴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可炜，江苏漫修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武汉恒安数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神墩五路76号3号楼B座。 法定代表人：蒋永亮，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陶云刚，重庆百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叶德武因与被上诉人朱少华及原审第三人武汉恒安数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安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江山市人民法院（2020）浙0881民初4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叶德武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朱少华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1.一审法院就证据认定、采信的选择、取舍标准存在严重错误。叶德武就其主张的88万元借款有汇款给朱少华的转账凭证作为直接证据，朱少华抗辩贵州省中安长啸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啸公司）向恒安公司支付100万元商业承兑汇票，案涉88万元是叶德武给朱少华的汇票贴现款，并无直接证据。一审中，恒安公司已提供相关证据证明100万元汇票是长啸公司支付给恒安公司的消防设备买卖货款，但一审判决对此未予认定，却推断案涉88万元是叶德武向朱少华支付的汇票贴现款。2.朱少华的一审抗辩理由逻辑上不成立。长啸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相互矛盾，长啸公司与朱少华都无法证明恒安公司同意或确认与长啸公司进行100万元汇票的贴现交易。长啸公司无权单方面主张是叶德武代恒安公司向朱少华支付贴现款，其无权界定恒安公司与叶德武之间关于支付贴现款的代理或委托关系。朱少华与长啸公司是独立的两个主体，其无权主张100万汇票是叶德武代表恒安公司向朱少华支付的免息贴现款。叶德武也并非恒安公司的授权代表，其无权代表恒安公司向长啸公司或朱少华支付任何款项或进行任何交易。3.叶德武向朱少华出借88万元的借款关系真实、有效。2018年11月初，朱少华为周转资金向叶德武借款。双方达成口头约定，叶德武向朱少华出借88万元，借款期限一年，利息按1.2%计算。朱少华也无法证明就该88万元借款进行过任何偿付。两张商业承兑汇票是长啸公司支付给恒安公司的货款。4.长啸公司和恒安公司之间的消防设备销售合同关系真实存在，并已基本履行完毕。两公司于2018年9月26日签署第一份《武汉恒安数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销售合同》，恒安公司向长啸公司位于钦州恒大御景半岛的项目提供消防设备，合同金额为79.482619万元。根据恒安公司提交的多份《销货清单》显示，在长啸公司于2018年10月24日向恒安公司背书两张金额分别为46.354269万元、100万元商业承兑汇票之前，恒安公司已向长啸公司就第一份合同发货11批，共计金额超过约60万元。因长啸公司没有资金无法依约在恒安公司发货前支付30%预付款，故开始口头协商，最终于2018年10月24日达成一致：长啸公司将上述两张金额共计146.354269万元的汇票背书给恒安公司作为货款，其中约24万元作为支付第一份合同下的第一笔30%的货款，余款约122.35万元中约56万元作为第一份合同的后续预付款，其余62.35万元作为再签订合同的预付款；长啸公司承诺后续再签订销售合同从恒安公司采购金额不低于146.354269万元的货物。按此约定，长啸公司于2018年10月24日向恒安公司背书两张商业承兑汇票，恒安公司于同日向长啸公司开具了15张增值税发票，发票总金额亦为146.354269万元。此后两公司于2019年3月又签署了三份合同，恒安公司分别向长啸公司位于北海恒大御景半岛二期的项目、北海恒大海上帝景二期项目、梧州恒大绿洲(首期)项目提供消防设备，合同金额分别为45.993764万元、43.647915万元、66.271853万元。按照全部四份销售合同，恒安公司陆续向长啸公司供货约198万元，恒安公司接受退货价值约70.5万元，实际销售金额约128.5万元。而两张汇票金额与实际销售金额之间的差额约18.8万元。两公司就此尚未完成结算，但恒安公司至少主张，由于长啸公司退货，导致恒安公司多向长啸公司开具约18.8万元的发票，额外税负3万元应由长啸公司承担，及长啸公司逾期付款应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承担的违约金。5.长啸公司不承认100万元商业承兑汇票是货款的主张无效，如有争议，长啸公司应另案起诉恒安公司，其无权单方面主张其中100万元商业承兑汇票是票据贴现款。长啸公司或朱少华主张其中100万元商业承兑汇票是票据贴现款与事实不符。6.一审法院用“符不符合常理”进行推断来认定相关事实存在错误。一审判决提及长啸公司在2018年10月24日与恒安公司只发生79万余元的买卖业务，且仅需支付30%的预付款，却支付146万余元的两张商业承兑汇票给恒安公司，不符合常理。对此，根据上述列明的理由，是符合常理的。一审判决还提及如果案涉88万元是借款，为何2019年2月18日朱少华出借10万元款项给叶德武时，叶德武未将该10万元抵扣。因为叶德武与朱少华是朋友关系，除案涉88万元款项之外，叶德武还向朱少华出借其他款项，均为口头约定。2019年2月18日叶德武因急用向朱少华借款10万元，但当日用途原因消失，而朱少华也需用该笔款项，故叶德武于当日返还。二、一审法院法律适用错误。一审判决认为，主张民间借贷关系应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的证据，但叶德武仅提供了转账凭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朱少华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该88万元并非借款，朱少华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88万元是票据贴现款。三、一审判决粗糙。判决书没有页码，未列朱少华对恒安公司提供证据的意见，未归纳案件的争议焦点为100万元商业承兑汇票是货款还是用作票据贴现业务。 朱少华辩称，本案非2020年8月20日新受理的一审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仍应适用2015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其中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该规定中被告需提供的证据仅需达到合理的地步，此后即需要原告进一步就借贷合意进行举证，原告无法进一步举证的应承担举证不力的不利后果。一、叶德武庭审陈述前后矛盾且存有诸多不合常理之处。根据上述规定，朱少华现已提供微信记录、情况说明、工商记录等诸多证据能够充分否定叶德武转账非借款，而叶德武两次庭审均未能提供借贷合意证据，应当承担举证不力的不利后果。且叶德武在第一次庭审中的陈述前后矛盾，存有诸多不合常理之处：1.涉案借款金额、利率、借期的不一致。叶德武在2019年12月23日的微信聊天中明确提及“100万是借款，用几个月随时还，100万借款现在只需你还88万就可以了”。在标注时间为2019年12月9日的本案诉状中主张借款88万元，借期1年，月利率1.2%并主张自2019年12月9日起的利息。庭审中又改口为借款100万元，月利率1%，预扣一年利息，实际支付88万元。2.借款到期后表现矛盾。2019年11月8日，按照叶德武主张，朱少华已经逾期还款，但其不仅不催款反而提及此前100万元商业承兑汇票到期事宜，而该100万元到期商业承兑汇票正是朱少华经营的长啸公司向恒安公司超额支付的100万元商业承兑汇票。叶德武主张系朱少华没有现金付恒安公司货款，但有100万元承兑汇票要到期才有钱付货款，但2019年11月12日，叶德武就在微信中告知朱少华恒安公司结欠长啸公司货款187211.92元。再加上承兑汇票一般都是以背书日视为完成付款的现实状况，可见叶德武该项陈述前后矛盾。3.存有借款却反向借款的不合理性。按照叶德武的庭审陈述，朱少华在2019年2月9日前结欠其多笔借款，但叶德武却在2019年2月18日反向朱少华借款10万元，并于当日归还朱少华，该行为历经两次庭审均未有合理解释，其行为的不合理性恰恰说明朱少华并不结欠叶德武借款。4.有无其他借款往来的陈述前后矛盾。在询间叶德武除本案借款外还有无其他借款往来时，叶德武先表述另一笔2018年11月的借款60多万外没有其他借款。但在朱少华补充证据后，叶德武又称2019年2月4日的款项也系出借朱少华的借款用于发放过年前农民工工资。在叶德武经提醒发现2019年2月4日已系春节后，又改口需要核查。在接下来的法庭询问中，叶德武又表述其记得借款次数为四次，又不包含2019年2月4日、2月8日的款项往来。一个正常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不可能对与朱少华间的借款次数、金额都发生如此大的概念错误。5.存有其他借款主张却不起诉的不合理性。叶德武主张2018年11月23日左右又借款朱少华60多万元，借期也是一年，也就是说在2019年12月23日时，按照叶德武主张，朱少华最少结欠160多万元，但其在当日微信催款时均仅主张100万元，该行为不合常理。如果朱少华真的结欠叶德武借款160多万元，其不一并起诉却自行扣除预扣利息仅主张借款88万元，该行为同样不合常理。6.对于借款原因的陈述前后矛盾。叶德武主张其不清楚长啸公司与恒安公司的业务情况，到后来才知道朱少华、长啸公司结欠恒安公司货款198万元，因朱少华未支付货款帮着恒安公司催款。后又主张其知道朱少华背书恒安公司140多万元商业承兑汇票才借钱给朱少华，而朱少华背书恒安公司140多万元商业承兑汇票时，朱少华根本不结欠恒安公司198万元，叶德武的上述两个陈述互相矛盾至少有一个属于谎言。7.对于朱少华与恒安公司货款情况的陈述前后矛盾。叶德武主张朱少华结欠恒安公司货款198万元，因朱少华未支付货款而催款。后又主张朱少华结欠恒安公司198万元，而朱少华仅支付不到50万元，朱少华支付的146万元商业承兑汇票中100万元是预付款，50万元是已发货款，所以帮恒安公司催款。在之后又主张知道恒安公司反结欠长啸公司货款。叶德武的陈述前后矛盾且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涉嫌虚假陈述，其主张不应被采信。二、恒安公司庭审陈述与事实不符。1.长啸公司与恒安公司签订的四份合同中三份都签订在长啸公司背书之后的2019年3月，而长啸公司付款在2018年11月，相隔近半年。长啸公司背书时仅签订一份总额79万元左右的合同，而且此时供货也未达到79万元，按照常理都不可能超付100万元来预付未知的业务。2.从合同的附属报价单也可以看出，长啸公司与恒安公司签订协议均需要恒安公司先报价，长啸公司认可方签订合同。2019年3月签订的3份合同在长啸公司背书时根本不清楚后续项目，100万元汇票背书与后续合同无关。3.从恒安公司提供的四份合同可以看到系恒安公司提供的格式合同，其均约定预付费30%，也就是说如果长啸公司支付的100万元系预付款，双方应该在较短时间内签订最少总价300多万元的购销合同，而不是时隔半年后才补充签订。恒安公司明确朱少华方支付146万元商业承兑汇票是双方约定好采购146万元产品，但如果按照双方约定，则朱少华方只需要支付146万元的30%即53.8万元，朱少华方没必要也不可能在没有订货意向情况下提前足额支付146万元的货款。综上，朱少华已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案涉款项并非借款，根据相关规定，朱少华已尽到了充分的反证义务，叶德武却未能进一步举证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合意，叶德武的主张于法无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驳回。 恒安公司陈述，同意叶德武的上诉意见。 叶德武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朱少华返还借款本金88万元及利息（利息从起诉之日起至还款之日止按月利率1.2%计算），并承担案件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叶德武与朱少华均从事消防工程安装，朱少华在2019年6月17日前系长啸公司监事。2018年11月7日，长啸公司背书给恒安公司电子商业承兑汇票两张，金额分别为463542.69元、100万元。2018年11月8日、11月9日、11月11日，叶德武分别转账给朱少华299999.99元、299999.99元、280000.02元。2018年11月23日、11月25日、11月26日、11月27日、11月28日，叶德武分别转账给朱少华29999.99元、27万元、299999.99元、299999.99元、29266.49元。2019年2月4日，叶德武转账给朱少华299999.99元。2019年2月8日，叶德武转账给朱少华176106.39元。2019年2月18日，叶德武向朱少华借款10万元，并于同日归还。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案件主要争议在于：叶德武与朱少华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首先，根据规定，叶德武主张其与朱少华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但叶德武仅提供了转账凭证。其次，朱少华主张案涉款项系电子商业承兑汇票的贴现款，虽然叶德武与恒安公司对此不认可，但恒安公司自认其收取长啸公司两张总金额为1463542.69元的商业承兑汇票时，双方仅发生了金额为794826.19元的买卖业务关系，且仅需支付30%的预付款，故恒安公司主张案涉两张承兑汇票系用于支付该笔货款及2019年3月长啸公司另行向其购货的货款，不符合常理。第三，根据叶德武陈述，除了案涉借款外，朱少华在2018年11月还向叶德武借了多笔款项未还，但其在2019年2月18日向朱少华借款10万元后未在尚欠款项中扣除而在当日予以归还，亦不符合常理。综上，叶德武应就双方存在借贷合意提供进一步证据。现叶德武未能提供充足证据证明其与朱少华之间存在借贷合意，故对其主张朱少华向其借款88万元的事实，不予采信，对其要求朱少华归还借款本金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亦不予支持。2020年6月23日，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叶德武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600元，由叶德武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叶德武向本院提供了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抵扣的列表一份，拟证明长啸公司已将恒安公司开具的金额为146.354269万元的增值税发票用于抵扣，案涉146.354269万元的商业承兑汇票是用于支付货款。经质证，朱少华认可该146.354269万元的发票已用于抵扣，但认为不能以此证明长啸公司与恒安公司存有买卖合同关系，因为双方仅签订了一份货款为79万元的销售合同，双方无146.354269万元的货物买卖，之后双方签订销售合同的货款金额也与146.354269万元不相符，根据司法解释的规定，提供发票不能证明双方具有买卖合同关系。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双方的争议焦点为叶德武通过银行汇款交付给朱少华的88万元款项是否为借款，而该增值税发票的买卖关系发生在恒安公司与长啸公司之间，两者之间的主体并不相同，且长啸公司也未参加本案诉讼，故本院就恒安公司与长啸公司之间买卖合同关系中涉及的该增值税发票在本案中不予审查。 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2015年9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叶德武依据其向朱少华汇款88万元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朱少华抗辩该转账系长啸公司向恒安公司背书商业承兑汇票后收到的贴现款，故朱少华首先应对其抗辩主张提供证据证明。一审中，朱少华曾提供长啸公司2020年3月13日出具的《情况说明》，因该《情况说明》仅为长啸公司单方陈述，所涉内容未经叶德武与恒安公司确认，且朱少华亦未举证证明叶德武代为支付贴现款、其本人代为收取贴现款及资金流向的相关事实，故朱少华提供的证据尚不能证明其抗辩主张。据此，本院对叶德武提出的其与朱少华就案涉88万元汇款形成民间借贷关系的主张，予以支持。长啸公司与恒安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尚未处理完毕，100万元商业承兑汇票作为长啸公司已付货款并不影响长啸公司的利益。相反，将100万元商业承兑汇票依长啸公司所言认定为已贴现返还，则长啸公司对恒安公司的未付货款势必增加，这将不利于长啸公司积极处理纠纷，也将使本案涉及四方之间的纠纷处理陷入僵局，不利于节约当事人诉讼成本和法院诉讼资源。至于2019年2月18日叶德武又向朱少华借款10万元后于当日归还的事实，与本案借款关系的认定无直接关联。一审判决认定叶德武主张民间借贷关系证据不足而不予支持，存有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债务应当清偿，对叶德武要求朱少华归还借款88万元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对其要求朱少华按月利率1.2%计付利息的请求，因其未提供证据证明对利息支付有约定，故对此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叶德武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浙江省江山市人民法院（2020）浙0881民初432号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朱少华归还上诉人叶德武借款88万元，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 三、驳回上诉人叶德武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26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2600元，均由被上诉人朱少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吴明军 审 判 员 姜秀莲 审 判 员 舒红胜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五日 法官助理 揭其勇 书 记 员 徐 铮 书 记 员 林柯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