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01民终698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杜爱仓，男，1966年10月3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童春华，安徽原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军玲，男，1984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新蔡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简振，河南良策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杜爱仓因与被上诉人周军玲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2019）皖0102民初125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24日立案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杜爱仓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周军玲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二审诉讼费用由周军玲承担。事实与理由：1．杜爱仓并非本案适格主体。杜爱仓个人不能销售挖掘机，也不能开具发票，只能以公司名义销售挖掘机及开具发票。周军玲是与河南南亚工程机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河南南亚公司）而非杜爱仓发生的买卖合同关系。首先，杜爱仓当时是河南南亚公司及安徽南亚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的股东、法定代表人，代理销售成都神钢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在河南和安徽地区的挖掘机产品销售。其次，根据代理商与成都神钢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的代销协议，代理商不能跨省区域销售，即河南的代理商只能向河南的客户销售挖掘机，而周军玲是河南人，只能从河南南亚公司购买挖掘机。再次，从周军玲起诉状及撤回对河南南亚公司的起诉看，其已经将河南南亚公司列为被告，其明知杜爱仓系河南南亚公司的董事长。最后，本案中杜爱仓的账户登记地是河南郑州，并非安徽省，表明杜爱仓并非私自收款，个人使用。6228490710014113411（以下简称农行3411账户）由河南南亚公司财务掌握使用，包括周军玲的40万元，都是用于河南南亚公司经营。另外马振山购买的挖掘机也是从河南南亚公司购买，介绍人自己都不存在与杜爱仓个人的挖掘机交易，何来马振山介绍周军玲同杜爱仓个人私自交易？2．周军玲从2015年4月13日至2017年4月11日期间未向杜爱仓主张过任何权利。3．杜爱仓提交的河南南亚公司开具的收据及补充证据即银行流水能够证明杜爱仓已将40万元交给了河南南亚公司，而杜爱仓在当时是河南南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证据链是完整的。4．一审法院认定杜爱仓没有证据证明40万元是河南南亚公司收取系错误认定。 周军玲辩称，1．杜爱仓称其收取周军玲转款是职务行为，周军玲起诉杜爱仓是主体不适格，其理由明显是不能成立的。本案首先是周军玲向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起诉，最终被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2018）豫0105号民初12005号裁定移送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管辖，双方均未就该裁定上诉，故该裁定属于生效法律文书，该文书认定事实部分表述：“本案虽系买卖合同纠纷，但是原、被告双方的买卖合同并没有实际履行”，说明该份生效法律文书已经认定了周军玲和杜爱仓之间是合同主体，而非周军玲和河南南亚公司之间是合同主体；再者从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2017）豫0105号民初12502号判决虽未生效，但认定事实部分也是认定是杜爱仓和周军玲之间是买卖主体，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豫01民终486号裁定书认定是程序错误，不是主体错误，也可以证明杜爱仓和周军玲之间是买卖主体。至于杜爱仓上诉理由中称杜爱仓是职务行为，自己的账号被河南南亚公司使用，但均不能证明周军玲这笔40万元的汇款是转账给河南南亚公司。杜爱仓所谓补充的“产品代销协议”，其真实性既无法核查，也未向周军玲告知过，不能作为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杜爱仓是职务行为将收款转给公司，即使后来真正转给了公司，也是杜爱仓的与公司之间的行为，与杜爱仓与周军玲之间的买卖行为也没有关系。2．杜爱仓的上诉理由前后矛盾。杜爱仓在第一条上诉理由中称杜爱仓是职务行为，自己的账号被河南南亚公司使用，在第三条上诉理由中又表述（上诉状第四页）其已将40万元交给了河南南亚公司。既然是职务行为，账户又被河南南亚公司使用，款到杜爱仓账户就是公司收款了，还用说杜爱仓将40万元交给了河南南亚公司吗？既然是杜爱仓将40万元交给河南南亚公司，明显其已经认可了是杜爱仓个人收款。所以杜爱仓上诉的理由前后矛盾，其表述足以证明是杜爱仓本人收款。杜爱仓个人收款后是否转给河南南亚公司与周军玲无关，不影响周军玲向杜爱仓主张权利。 周军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杜爱仓返还挖掘机款40万元，并支付违约利息45916元（自2017年4月12日起按年利率4.75%计息，暂计算至2019年9月12日，款清息止），以上合计445916元。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周军玲经朋友马振山介绍向杜爱仓购买挖掘机，每台单价1500000元，周军玲于2015年4月13日向杜爱仓转机器预付款400000元。后双方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周军玲多次要求杜爱仓退还预付款，并曾于2017年4月12日在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就该案提起诉讼，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做出一审民事判决后，杜爱仓不服判决向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原审法院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为由，裁定案件发回重审。杜爱仓提出管辖异议，案件被移送至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因周军玲未能按时参加开庭，合肥市瑶海法院作出周军玲按撤诉处理的裁定。现周军玲再次向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周军玲因购买挖掘机，向杜爱仓转交预付款400000元，后双方没有形成买卖合同，杜爱仓也未交付机器，故应向周军玲退还预付款。杜爱仓关于400000元是周军玲支付给河南南亚公司购买挖掘机的定金，钱是由河南南亚公司收取的，并不是由杜爱仓收取的辩称，无证据加以证明，故依法对其辩称不予采信。关于周军玲主张的利息，因周军玲于2017年4月12日就该纠纷向法院提起诉讼，故其要求自2017年4月12日起按年利率4.75%计算至款清时止的主张，符合法律规定，应予以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杜爱仓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周军玲购挖掘机款40万元及利息（利息以40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4月12日，按年利率4.75%标准计算至款清时止）；案件受理费7990元，减半收取3995元，由杜爱仓负担。 二审期间，杜爱仓于庭后补交情况说明一份，证明其在2017年5月11日前是河南南亚公司法定代表人，其农行3411账户及光大银行郑州红专路支行62×××12账户系被河南南亚公司用作收款，2015年4月13日，农行3411账户进账的40万元系杜爱仓的职务收款行为，并非个人收款。周军玲质证认为，该情况说明不能证明杜爱仓系职务行为。杜爱仓之前陈述收款后将钱款转给了河南南亚公司，但现在又说是河南南亚公司在使用期银行卡，前后矛盾。情况说明属于言辞证据，不能对抗转款凭证的证明效力，且该证明没有负责人签字，形式存在瑕疵。且该证据属于庭后提交，程序不合法。本院经审查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该情况说明仅加盖河南南亚公司印章而并无河南南亚公司负责人及经办人签字，不符合法定形式要件，本院不予确认。 对一审法院查明的而为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周军玲向杜爱仓个人账户转款40万元用于购买挖掘机，但杜爱仓收取40万元购机款后，至今既未与周军玲实际订立买卖合同，也未交付挖掘机，其占有该40万元不予退还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认定杜爱仓应返还40万元购机款及支付资金占有期间利息并无不当。杜爱仓辩称其系代表河南南亚公司收款，系职务行为，但案涉款项系支付至杜爱仓个人账户，该账户由谁实际控制、使用与周军玲无关，对周军玲来说其款项就是支付给了杜爱仓，且河南南亚公司也未实际与周军玲订立买卖合同，其是否认可杜爱仓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都不得对周军玲行使权利产生不利影响。且滥用个人账户代替公司账户收款严重违反公司财务制度的规定，此类违规行为不得成为对抗第三人主张权利的正当事由。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990元，由上诉人杜爱仓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朱斌斌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三日 法官助理张明武 书记员刁春晖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