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6民终523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原审被告）：刘丽玲，女，1981年3月5日出生，汉族，住栖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德欣，山东德衡（烟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原审原告）：烟台华茂电子有限公司，住所地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华山路**。法定代表人：林园，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辛豪明，山东鲁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丽玲因与被上诉人烟台华茂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茂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20）鲁0691民初27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丽玲上诉请求：撤销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20）鲁0691民初2751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刘丽玲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认定“刘丽玲同意与华茂公司办理解除劳动关系的事实。双方劳动关系于2019年4月29日经双方协商一致解除”的结论，不能从华茂公司提供的所谓微信聊天记录中得出。1.用以证明华茂公司观点的微信聊天记录缺乏微信号使用人的到庭，无法作为证据使用。因为连微信使用人都无法确定，无法确定其真实性。华茂公司提供的所谓微信聊天记录没有使用人到庭，该内容是否真实无法核实。即使该微信聊天记录属实，那么也仅仅能证明刘丽玲询问该工作人员，解除劳动合同本人用不用去签字，并无认可解除劳动合同系个人原因的表述。2.华茂公司制作的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从未送达给刘丽玲，刘丽玲也从未认可系个人原因解除劳动合同，华茂公司提交的伪造签名的解除劳动合同证明恰恰证明华茂公司从未与刘丽玲就解除劳动合同的原因达成一致。本案中，华茂公司的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从未送达给刘丽玲，在一审中，刘丽玲也当庭要求华茂公司提供。但华茂公司从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已经将记载有刘丽玲个人原因而解除劳动合同的证明送达给了刘丽玲，说明刘丽玲对该解除劳动合同的理由从不知情。3、在劳动争议案件中，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地位相差悬殊，所以，本案才有了刘丽玲另行通过邮政快递邮寄解除劳动合同理由的方式解除劳动合同。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如果按照一审判决的认定，本案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那么华茂公司也应该支付刘丽玲经济补偿金。2、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和烟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的《关于劳动争议案件裁审衔接问题的处理意见》第十六条明确规定，双方对解除劳动合同无异议，但对解除原因有争议的，应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除了空白理由的辞职申请外，华茂公司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辞职系刘丽玲个人原因提出，相反刘丽玲确有通过邮政快递方式邮寄的因华茂公司违法解除合同通知。综上，刘丽玲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错误理解法律规定，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审理本案，判决支持刘丽玲的一审诉请。华茂公司辩称，一、从刘丽玲一审提交的其于2019年4月29日签署辞职单的事实来看，其于2019年4月29日已经以个人原因为理由辞职。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烟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劳动争议案件裁审衔接问题的处理意见》第十六条规定：劳动者辞职时未说明原因与理由，在仲裁或诉讼阶段主张因用人单位存在第三十八条规定的情形迫使其解除劳动合同，若用人单位确实存在第三十八条规定的情形，劳动者请求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一般不予支持，但是劳动者证明解除劳动合同时存在欺诈、胁迫、重大误解等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情形的除外。辞职单载明“辞职人员请按以上顺序找相应主管签字后交于前台”。因此，辞职单的形成过程，是刘丽玲先口头提出辞职，再到人事部门领取辞职单，其后再按上述要求，找各部门的主管人员签字。之后，华茂公司再根据该辞职单，到人社部门为刘丽玲办理了解除劳动关系的手续。辞职单中虽未载明辞职原因，从公司各部门主管已经签字，且公司已经依据该辞职单为刘丽玲办理了解除劳动关系手续的事实来看，刘丽玲系因个人原因辞职。而且，刘丽玲与华茂公司人事部门工作人员陈学梅的微信聊天记录，足以证明陈学梅为避免刘丽玲多跑腿，根据刘丽玲的意愿，代其在《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上签了字，结合辞职单更加能够证明，该代签行为，是经过刘丽玲同意的。微信聊天记录的内容可以清楚显示是刘丽玲与华茂公司工作人员的对话，而且刘丽玲已经当庭认可，至于对话内容，也清楚显示是关于办理刘丽玲离职手续的事。华茂公司提供了聊天记录的原始载体，已经完成了举证责任。刘丽玲主张“对话内容记不清了”，根据证据规则，刘丽玲应提供双方的真实对话反驳该证据。二、刘丽玲以个人原因辞职并在华茂公司为其办理完解除劳动关系手续后，再向华茂公司邮寄解除劳动关系通知，此时双方的劳动关系已经解除，其以邮寄方式重复解除劳动关系的行为本身也是不能成立的。首先，刘丽玲先提出辞职，并签署辞职单后，双方劳动关系已经解除，华茂公司也根据刘丽玲的辞职要求办理了劳动关系解除手续。刘丽玲提交辞职单辞职后，再向华茂公司邮寄解除劳动关系通知，这种重复辞职行为，显然是在事后刻意寻找公司漏洞，捏造辞职原因，为获得高额补偿金刻意为之，这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不应得到法律的支持。其次，刘丽玲辞职后邮寄的“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中载明的辞职理由也不成立，不存在华茂公司未依法为其缴纳社保和不足额支付工资的情况。而且，刘丽玲向公司邮寄的“解除劳动关系通知”，华茂公司并未收到。刘丽玲的邮寄单载明的签收人系冷海丽，而冷海丽并非华茂公司员工，无权代公司签收邮件，刘丽玲需举证证明，冷海丽与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比如社保缴费证明或劳动合同等，不能仅凭冷海丽在华茂公司，就认定其有签收邮件的资格。刘丽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华茂公司支付刘丽玲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人民币115000元；2、华茂公司支付刘丽玲2017年、2018年防暑降温费1600元；3、华茂公司支付刘丽玲2017年、2018年、2019年带薪年休假工资13793元；4、华茂公司支付刘丽玲2019年2月克扣的工资4885元。华茂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不支付刘丽玲防暑降温费1600元；2.诉讼费由刘丽玲承担。一审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一审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刘丽玲向一审法院提交如下证据：1、刘丽玲于2019年5月6日向华茂公司寄出的邮政快递的快递详情单及回执，证明刘丽玲于2019年5月6日以华茂公司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未依法缴纳社保为由提出解除劳动合同。2、称系刘丽玲与郭莉、林娜的电话录音两段，证明刘丽玲自1996年入厂，但是华茂公司并没有给刘丽玲缴纳社保。3、刘丽玲的社保缴费明细，证明华茂公司自2006年7月为刘丽玲缴纳社保。经质证，华茂公司对证据1的真实性和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体现签收人并非华茂公司，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称签收人冷海丽不是华茂公司员工，系外来单位向华茂公司派驻人员，华茂公司不向其发放工资，也未给其缴纳社保，与其不存在劳动关系，故冷海丽不能代表华茂公司签收文件。对证据2有异议，称该录音所说的内容也并非华茂公司的意思表示，刘丽玲所说的郭莉和林娜曾在华茂公司工作，现均已离职，华茂公司无法确认录音中与刘丽玲对话的是否是该2人。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可以证明华茂公司已经为刘丽玲缴纳社保。华茂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如下证据：1.工资表和考勤表，证明刘丽玲的工资已经按照其实际出勤天数足额发放，不存在克扣工资的问题。2、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06民特142号民事裁定书，证明刘丽玲主张的关于克扣工资和带薪年休假工资的请求涉及的仲裁裁决已经被撤销。3、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和辞职单各1份。以此证明刘丽玲向华茂公司提出辞职系其个人原因。4、微信聊天记录1份。称系刘丽玲与华茂公司人事部门员工陈学梅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中“刘丽玲”签名系刘丽玲授意华茂公司工作人员代签。经质证，刘丽玲对证据1中工资表无异议，对工资发放的金额予以认可，对考勤表的真实性不认可，称考勤表没有刘丽玲签名，且即使考勤表属实，根据《山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的规定，在一个工资支付周期内，非因劳动者的原因停产歇业等，用工单位应支付全额工资。对证据2的真实性不清楚，称刘丽玲一直没有收到该裁决书。刘丽玲对证据3中的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的真实性有异议，称该证明书中“刘丽玲”签名不是其本人书写，对辞职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称系华茂公司逼迫其签名。对证据4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聊天记录的原始载体即手机的持有人未出庭，刘丽玲无法确认聊天双方的身份，假设确系陈学梅与刘丽玲的聊天记录，在聊天记录中，刘丽玲未授意华茂公司在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上签名，只是询问对于解除劳动合同，刘丽玲是否需要去签名，对方答不用了，故该证据不能证明刘丽玲授意或认可他人代签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刘丽玲认可陈学梅系华茂公司员工并认识该人，一审法院要求刘丽玲提供其手机进行核对，其称手机更换，无法提供并核对，且记不清聊天内容。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和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如下：刘丽玲提供的证据1显示相应邮件签收人为冷海丽，经当庭拨打电话确认，冷海丽在华茂公司工作，故不论是否属于华茂公司员工，相应邮件投递至华茂公司由冷海丽签收，应认定为华茂公司收到该邮件，一审法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对于证据2，没有证据证明相应通话对方系郭莉和林娜，即使确系该二人，该二人陈述内容属于证人证言，刘丽玲未申请二人到庭作证，一审法院无法确认其真实性，故对该证据不予采信。华茂公司提供的证据1与本案解决争议不存在关联性，故一审法院在本案中不予采信。证据2，已由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并送达给了刘丽玲，一审法院予以采信。证据3中的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华茂公司认可其签名不是刘丽玲本人书写，但是否是刘丽玲授意他人代签，需结合其他证据予以认定。对证据4，刘丽玲否认系其与华茂公司员工陈学梅的聊天记录，应当提供其手机中聊天记录内容进行反驳，但其未向一审法院提供，一审法院对该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予以认定，该证据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刘丽玲曾系华茂公司员工，系操作工，华茂公司自2006年7月1日起为其缴纳社会保险。2019年4月29日，刘丽玲向华茂公司递交辞职单，申请辞职，辞职单中辞职原因一栏为空白，5月1日以后，刘丽玲未再到华茂公司上班。自2019年5月份起华茂公司未再为刘丽玲缴纳社会保险。2019年5月6日，刘丽玲向华茂公司邮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称因公司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未依法缴纳社保，现提出解除劳动合同，要求华茂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华茂公司于5月7日收到。2019年，刘丽玲作为申请人向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其请求为：1、华茂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115000元；2、华茂公司支付2017年、2018年防暑降温费1600元；3、华茂公司支付2017年-2019年带薪年休假工资13793元；4、华茂公司支付2019年2月克扣的工资4885元。2019年7月3日，该委作出烟开劳人仲案字（2019）第264-1号裁决书，裁决：1、华茂公司支付刘丽玲2019年2月工资差额2898.67元；2、华茂公司支付刘丽玲2017年至2019年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报酬6373.74元。上述款项限华茂公司自本裁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同日，该委作出烟开劳人仲案字（2019）第264-2号裁决书，裁决：一、华茂公司支付刘丽玲2017年、2018年防暑降温费1600元，自本裁决生效之日十日内履行完毕；二、驳回刘丽玲关于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的申请请求。刘丽玲和华茂公司不服烟开劳人仲案字（2019）第264-2号裁决，均向一审法院起诉，一审法院立案号（2019）鲁0691民初2751号和（2019）鲁0691民初3504号，并合并审理。另查明，华茂公司向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烟开劳人仲案字（2019）第264-1号裁决书，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23日作出（2019）鲁06民特142号民事裁定书，以该裁决违反法定程序为由裁定撤销该裁决。刘丽玲和华茂公司对以下事实存在争议：1、刘丽玲到华茂公司处工作的时间；2、刘丽玲与华茂公司解除劳动关系的原因。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1、刘丽玲到华茂公司工作的时间。华茂公司提供的解除劳动合同证明载明刘丽玲于2006年4月3日被华茂公司录用，并于2006年7月1日与华茂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可以证明双方自2006年4月3日起存在劳动关系。刘丽玲主张双方劳动关系始于1996年的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信。2、双方解除劳动关系的原因。刘丽玲于2019年4月29日向华茂公司提出辞职，其递交的辞职单中辞职原因一栏空白，刘丽玲主张当时要求填写辞职原因为华茂公司违法缴纳社保和扣发工资，华茂公司拒绝其填写，未举证证明，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华茂公司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载明聊天一方系“华茂刘丽玲”，该聊天内容显示，2019年5月4日，“华茂刘丽玲”问：“我的辞职单在你那里吗？”对方答：“嗯。”“华茂刘丽玲”说：“我在网上找了个工作要求复印一张原来单位的辞职单，能帮我复印一张吗？”对方：“行啊。”“华茂刘丽玲”问：“我去下一个单位是不是还要一份解除劳动合同的证明。”对方：“那个还没办理，等办理好了我告诉你姐。”5月5日，“华茂刘丽玲”问：“解除劳动合同，我用不用去签字。”对方：“不用了。”“华茂刘丽玲”回复“谢谢。”对方：“那样你还得再跑一趟，我这边办理完了告诉你哈。”“华茂刘丽玲”：“好的。”5月7日，对方：“姐，那个解除我帮你办理完了，有时间你过来拿吧”、“因为失业这块都是个人和公司申请的，我这块没有一个权限帮个申请哈。”华茂公司提供的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载明：兹有刘丽玲同志，于2006年4月3日被我单位录用，并签订了2006年7月1日起至2020年1月1日止的劳动合同，其在本单位从事工作岗位为操作工，本单位工作年限12.5年，因个人辞职原因，根据《劳动合同法》第37条规定于2019年4月29日解除（终止）劳动合同。以上聊天内容能够证明刘丽玲辞职后，要求华茂公司为其办理解除劳动合同证明，华茂公司员工为避免刘丽玲跑腿，自愿代刘丽玲办理了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尽管该证明书中“刘丽玲”签名不是刘丽玲本人书写，但能够认定刘丽玲同意与华茂公司办理解除劳动关系的事实，双方劳动关系于2019年4月29日经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刘丽玲主张其因华茂公司存在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以及克扣工资等情形而解除，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认为，刘丽玲和华茂公司自2006年4月至2019年4月存在劳动关系，2019年4月29日，刘丽玲因个人原因向华茂公司提出辞职，华茂公司也为刘丽玲办理了解除劳动关系手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之规定，双方的劳动关系因协商一致已于2019年4月29日解除。刘丽玲主张其提出解除合同系因华茂公司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克扣工资，并以此主张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115000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山东省《关于调整企业职工夏季防暑降温费标准的通知》规定，企业在岗职工夏季防暑降温费标准调整为：从事室外作业和高温作业人员每人每月200元；非高温作业人员每人每月140元。全年按6月、7月、8月、9月共4个月计发。本通知自2015年8月1日起施行。刘丽玲的工作岗位为操作工，华茂公司未举证证明刘丽玲从事的岗位不属于室外作业和高温作业岗位，故华茂公司应向刘丽玲发放2017年、2018年的防暑降温费自6月至9月每月200元，两年共计1600元。华茂公司主张2017年、2018年防暑降温费已随工资发放，未举证证明，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刘丽玲主张的2019年2月份工资差额和2017年至2019年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报酬,相应仲裁裁决已被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撤销，刘丽玲可另案主张，一审法院在本案中不予合并审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参照《关于调整企业职工夏季防暑降温费标准的通知》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华茂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刘丽玲防暑降温费1600元；二、驳回刘丽玲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华茂公司的诉讼请求。如果华茂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0元，由刘丽玲和华茂公司各负担10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事实同原审。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刘丽玲对其于2019年4月29日向华茂公司提出辞职的事实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刘丽玲虽主张其因华茂公司违法缴纳社保和扣发工资而提出辞职，辞职单中辞职原因一栏空白系华茂公司的胁迫导致，但在本案诉讼中并未提供充分证据佐证，华茂公司对此予以否认，本院也查无实据。故刘丽玲主张其因华茂公司存在违法行为而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主张，证据不足，本院依法不予支持。本院认定刘丽玲系因个人原因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华茂公司在刘丽玲提出辞职后，同意与刘丽玲解除劳动合同的证据充分，一审判决认定华茂公司与刘丽玲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不妥，本院予以纠正。刘丽玲要求华茂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的主张，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刘丽玲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刘丽玲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卫东审判员  王家国审判员  陈晓彦二〇二〇年九月九日书记员  张 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