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530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诸暨市华新电镀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诸暨市次坞镇吕家村。 法定代表人：沈士堡，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晓菲，浙江**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莫干山路****。 负责人：郦晓东，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杰，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上海恒量保险公估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住所地浙，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富亿商业中心****v> 负责人：胡金钟，总经理。 上诉人诸暨市华新电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新电镀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以下简称太平洋保险浙江分公司）、上海恒量保险公估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以下简称恒量公估杭州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6民初82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22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的规定，依法指定审判员赵魁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华新电镀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6民初8202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华新电镀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太平洋保险浙江分公司、恒量公估杭州分公司承担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太平洋保险浙江分公司已支付的920万元保险赔偿款存在未按保险法和案涉保险合同约定履行的错误，错误主要原因在于恒量公估公司出具9201546.03元理算金额错算少算了1894010元，但一审法院没有对公估报告的准确性进行调查就错误认定了该事实。一审庭审中，华新电镀公司数次向一审法院提出恒量公司公估报告第21页中机器设备重置价值与其第16-18页中机器设备重置金额不一致,存在数据错误并必然导致计算理赔款出现错误的事实,可一审法院未做调查认定,华新电镀公司也提交了评出鉴定申请,可法院委托的泛华公估机构收取鉴定费用后却拒绝出示结果,华新电镀公司获知杭州地区公估机构包括泛华公估公司与太保公司之间皆有业务往来。无奈自行委托了宁波的浙江鼎宏保险公估公司就正确计算过程出具了评估结果，并再次申请法院另行指定公估机构进行评估鉴定,可一审法院不仅不另行指定评估鉴定,还对华新电镀公司口头书面陈述的可证实恒量公司公估报告存在错误的事实熟视无睹,导致一审没有对恒量公司公估报告9201546.03元理算金额的准确性予以调查就错误认定了该事实。华新电镀公司、太平洋保险浙江分公司皆提交了保单作为保险合同的依据,根据保单特别约定“机器设备的保险价值为出险时的重置价值”和我国《保险法》55条的规定“投保人和保险人约定保险标的的保险价值并在合同中载明的,保险标的发生损失时，以约定的保险价值为赔偿计算标准。“可恒量公司作为共同受托人却并没有依法依约进行理算而是在实际定损中,将重置价值与不含税单价比较,以低者为准核定,然后按照每台设备的成新率(按5年使用寿命)核定最终定损金额,得出92O1546.03元理算金额,和重置价值计算结果相比较差额为1894010元,即错误计算少算了近190万元理算金额。二、一审法院对投保单(要约)和保单(承诺)实际形成时闸的事实认定前、后矛盾,一错再错,从而做出的“仅差2天”等内心判断至今仍然不一致,而且一审法院在太平洋保险浙江分公司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已在保险合同订立时或订立之前履行了法定的“明确提示”和“说明义务”的情况下，无视证据规则以“仅差几天”、几月的内心确信作出了有利于被上诉人太平洋保险浙江分公司的判断和判决,与保险法的相关规定相悖,系适用法律不当。一审法院判决书第7页与第8页分别认定“华新电镀公司就其厂房、机器设备、存货,”向太平洋保险浙江分公司投保财产综合险。2015年9月24日,太平洋保险浙江分公司出具保险单。”“华新电镀公司曾在《财产综合险投保单》中盖章,落款日期为2015年10月26日。但是判决书第11页据以做出判决的说理部分却写道“虽然上述材料的落款时间2015年5月26日晚于太平洋保险浙江分公司出具保险单的时间2015年5月24日,但二者仅相差2天以及(2018)浙O1**民初8202号民事裁定之一修改为“虽然上述材料的落款时间2015年1O月26日晚于太平洋保险浙江分公司出具保险单的时间2015年5月24日”显示一审法院对投保单（要约）和保单（承诺）实际形成时间的事实前、后矛盾，一错再错，至今仍然不一致，而且一审法院上述引用和说明的事实仅差几天、几月的表述，说明法官内心判断也是错的离谱,证明一审法院对上述事实仍未审清。上诉人经保险代理人俞根凤推荐后向太平洋保险浙江分公司投保并交缴保险费用履行了投保人的法定义务,太平洋保险浙江分公司在2015年9月24日出具了保险单,保单上保险期间为2015年9月25日至2016年9月24日,故案涉保险合同于2015年9月24日成立生效。根据《保险法》17条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太平洋保险浙江分公司作为保险人法定的“明确提示”和“说明义务”也应当于2015年9月24日保险合同成立时和之前依法履行，可一审时太平洋保险浙江分公司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已履行了上述法定义务,一审法院无视证据规则,以仅差几天、几月的内心确信作出了有利于太平洋保险浙江分公司的判断和判决，违反保险法的相关规定,系适用法律不当。三、华新电镀公司在2017年2月9日在恒量公司提供的《接受书》上盖章,是基于对恒量公司与太平洋保险浙江分公司的信任,该《接受书》仅有920万元赔款金额，华新电镀公司作为初次投保且初次涉足保险理赔的非专业人员,对保险理赔的相关规定一无所知。华新电镀公司无从知晓也无法判断该赔款其明细组成是否依照保险合同的约定作出。一审法院却以华新电镀公司在《接受书》上盖章行为,来认定华新电镀公司与太平洋保险浙江分公司已就赔偿达成一致意见,华新电镀公司认为该盖章行为并不表示对“有错的赔偿理算金额”表示认可和接受,更不能据此就免除或取代太平洋保险浙江分公司应当依据案涉保险合同约定完全履行赔款责任的合同义务,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华新电镀公司2017年6月才收到恒量公司的公估报告,距离《接受书》已有3个多月,所以申请人对赔款依据公估报告的知情权以及提出异议的权利被违法剥夺。从太平洋保险浙江分公司的答辩内容中也可印证,太平洋保险浙江分公司从未向华新电镀公司提供过理赔依据和赔款明细组成,也从未与华新电镀公司就案涉赔款金额达成过书面协议,但一审法院无视太平洋保险浙江分公司和恒量公司违法违约事实,以华新电镀公司在《接受书》上盖章行为来认定华新电镀公司与太平洋保险浙江分公司已就赔偿达成一致意见，并对恒量公司公估报告不依法指明赔款金额所依据的保险条款的事实,认定为“仅属于形式瑕疵。”根据合同法相应规定,太平洋保险浙江分公司理应向华新电镀公司按案涉保险合同的约定完全履行赔款责任并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基于上述事实和理由,华新电镀公司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法院直接予以改判,支持华新电镀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太平洋保险浙江分公司辩称，一、诉争保险合同已经到期，终止合同期间内所发生的保险事故经双方协商已经实施了协议赔付，华新电镀公司无权再次提出保险索赔的主张，诉争保险合同约定保险期间为2015年9月25日到2016年的9月24日，合同到期后，双方没有续约，保险关系已经终止，在保险期间内，2016年的4月份发生了案涉的保险事故，经双方及委托的第三方公估单位提供的定损核损和理赔的协助工作，诉争双方在2017年2月9日和2017年3月2日分别以接受理赔建议920万元数额的方式，签订各自的接受书，从而形成了920万元的案涉保险事故赔付协议生效后。太平洋保险浙江分公司已经按照协议足额履行了保险赔款的支付义务，因此，经双方分别盖章签字认可的理赔接受书在法律形式上构成双方所认可的书面赔付协议，是对双方经协商所形成的保险赔付事宜所形成的最终结算文件。因此案涉事故理赔的处理方式，以及通过协商方式达成理赔的过程，经浙江省保监局审核，也确认为合法有效。对于诉争保险事故的理赔工作争议，双方已经通过协商方式达成理赔协议，并且保险赔款已经支付完成，除非有法定的理由不能推翻，已经形成了赔付协议和赔付协议的执行效果。二、案涉事故理赔协议生效并执行完毕后，华新电镀公司没有在法定期间内提出异议或者撤销的主张。因此，该协议具有终结案涉保险事故理赔的确定的法律后果。无论920万元的赔付金额的形成，是基于书中双方自行协商，或者是基于保险公估单位的建议，甚至是华新电镀公司所述的其为了尽快完成恢复生产，这些理由都不能否认的是，诉争双方以接受书的方式所形成了保险赔付协议，是合法有效的。进一步的按照华新电镀公司的上诉主张，2017年2月9日，华新电镀公司签字签章，认可理赔金额和理赔协议文件在2017年6月才收到诉争的第三方提供的公估报告最终报告，但是至今为止，华新电镀公司没有对理赔协议本身提出撤销主张，因此即使按照华新电镀公司的说法，其存在对于实际赔付金额是否错误的理解，在合同法上所具有的撤销权也已经超出了一年的法定除斥期间而丧失。所以理赔协议没有经司法程序被撤销或变更的情况下，具有确定的不可撤销的，这样的法律后果华新电镀公司无权置已生效的理赔协议于不顾而重新提出保险赔付。三、华新电镀公司在上诉状中所提出的关于保险条款效力以及公估方式的异议，不属于本案需要审理审查的事实。第三人公估单位为本案保险事故进行公估服务，并且提供事故的理赔建议。无论是公估报告或者其方法以及公估报告中具体的计算数字是否绝对准确。它都只是保险合同，双方处理保险事故理赔的参考，并不具有强制性的依据和强制性的效力计算。按照华新电镀公司的说法，华新电镀公司是在2017年2月9日签署并认可理赔方案的。当时他认为自己还没有收到第三方的公估报告，公估报告并不是华新电镀公司接受本案920万元一次性赔付的理赔方案的一个依据，所以该公布报告是否存在错误或者瑕疵。案涉事故通过协商方式处理保险理赔后，华新电镀公司在本案针对保险条款的效力，以及保险公估方事实提出的异议。无论是否成立，都不影响已经达成，并且履行完毕的保险理赔协议的有效性，以及保险理赔协议已经终结，案涉保险事故理赔争议的确定的法律后果。本案无需对所谓的保险条款和计算方式，以及公估报告的具体内容，再做任何的审查，进一步的对于保险条款的效力，以及公估报告的效力。这个方式和内容的准确性，也已经经过监管单位，浙江省保监局的书面决定文件的认可，只是存在不影响被保险人的实质性权利的一些内部管理流程瑕疵。综上所述，华新电镀公司在本案保险赔偿的主张，没有法律和合同依据，一审判决事实查明准确，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恒量公估杭州公司未提交书面的答辩意见。 华新电镀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太平洋保险浙江分公司赔付华新电镀公司保险赔偿款差额190万元及利息损失133520元（按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自2017年3月9日起暂计至2018年8月31日，实际计至赔付之日）；2.太平洋保险浙江分公司支付应付赔偿款总额中因免赔率扣除的20%赔偿款277万元及利息损失194659元（按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自2017年3月9日起暂计至2018年8月31日，实际计至赔付之日）；3.诉讼费由太平洋保险浙江分公司承担。后华新电镀公司变更第1项诉讼请求为：太平洋保险浙江分公司赔付华新电镀公司保险赔偿款差额1894010元及利息损失133100元（按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自2017年3月9日起暂计至2018年8月31日，实际计至赔付之日）。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华新电镀公司就其厂房、机器设备、存货，向太平洋保险浙江分公司投保财产综合险。2015年9月24日，太平洋保险浙江分公司出具保险单，载明：保险金额分别为厂房15032000元、机器设备11167000元、存货2000000元；全部风险每次事故绝对免赔额为2000元或损失金额的20%，两者以高者为准；本保单的保险金额按估价投保；固定资产—厂房的保险价值为出险时的重置价值，固定资产—机器设备的保险价值为出险时的重置价值，流动资产—存货的保险价值为出险时的账面余额。同日，华新电镀公司向太平洋保险浙江分公司支付保险费。华新电镀公司曾在《财产综合险投保单》《财产保险特别约定书》《财产综合险责任免除明确说明书》《非车险保险单证送达签收单》中盖章，落款日期均为2015年10月26日。《财产综合险投保单》中载明“每次事故决定免赔额2000元或核定损失金额的20%，二者以高者为准”，华新电镀公司对该内容盖章确认。《财产保险特别约定书》以加大加黑的字体载明：“每次事故决定免赔额2000元或者核定损失金额的20%，二者以高者为准。”《非车险保险单证送达签收单》载明：“对于保险合同中的特别约定、免责条款、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的含义和法律后果，保险公司已经向本投保人作明确说明，本投保人已经全面理解、没有异议并愿意遵守。”2016年4月5日，华新电镀公司工厂发生火灾，厂房、机器设备、存货受损。2016年4月13日，原、太平洋保险浙江分公司共同委托第三人进行保险公估，委托项目包括：损失程度及损失金额鉴定、评估，赔案理算。2017年2月9日，华新电镀公司签署《接受书》，同意接受920元作为全部和最终的损失赔偿金额。2017年3月2日，太平洋保险浙江分公司签署《接受书》，同意接受920万元作为全部和最终的损失赔偿金额此后，第三人出具公估报告，结论为：定损金额为11856932.54元，理算金额为9201546.03元，经被保险人同意取整为920万元。2016年7月28日，太平洋保险浙江分公司已预赔付华新电镀公司400万元；2017年3月9日，太平洋保险浙江分公司赔偿华新电镀公司520万元，共计920万元。2017年12月1日，华新电镀公司委托律师向太平洋保险浙江分公司发送律师函，对公估报告中的计算方式、赔付时间等提出异议。2018年1月18日，华新电镀公司向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以下简称浙江省保监局）投诉，认为太平洋保险浙江分公司、第三人涉嫌违反有关保险监管的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保监会规定，损害保险消费者合法权益。2018年4月12日，浙江省保监局作出《保险消费投诉处理决定告知书》，对华新电镀公司的投诉事项，作出如下处理：“经查，保单AHAZ81602915Q001128L的保险销售从业人员并非俞根凤。现有证据认定太保财险浙分公司已履行明确说明免赔额的相关义务。现有证据无法认定太保财险浙分公司拒不依法履行保险合同约定的赔偿保险金义务的情况，但是在理赔过程中，太保财险浙分公司未与你公司签订《赔偿协议及权益转让书》、未向你公司提供该赔付依据，该行为违反了《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财产险理赔标准管理流程（SOP）手册（2015）版》第45条的相关规定，我局将针对该问题对太保财险浙分公司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并在实施完毕后另行告知。对于你公司提出的关于上海恒量保险公估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存在虚假和不公正等违法违规行为的情况，经查，现有证据认定恒量公估杭州公司不存在计算定损金额的计算方式违反保险合同条款的行为，现有证据无法认定恒量公估杭州公司采用的公估数据系没有合法依据。但是，恒量公估杭州公司出具的《公估报告》中未指明赔款金额所依据的保险条款，该行为违反了《保险公估机构监管规定》（2015年修订）第38条第2款的相关规定，我局将针对该问题对恒量公估杭州公司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并在实施完毕后另行告知。”2019年6月6日，浙江银保监会浙江监管局对第三人及其主要负责人潘在在作出行政处罚，理由是“保险公估报告中涉及赔偿金额的，未指明该赔款金额所依据的相应保险条款”。 一审法院认为，华新电镀公司与太平洋保险浙江分公司订立的保险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有效，双方应予遵守。关于赔付金额920万元是否有误的问题。首先，华新电镀公司与太平洋保险浙江分公司分别签署了《接受书》，同意以920万元作为赔偿金额，双方对赔偿金额已达成一致意见。其次，华新电镀公司与太平洋保险浙江分公司共同委托的第三人所作的《公估报告》中的理算金额为920万元。《公估报告》虽然未指明赔款金额所依据的保险条款，但仅属于形式瑕疵，并不必然影响公估结论。中国银保监会浙江监管局在《保险消费投诉处理决定告知书》中亦表示“现有证据认定恒量公估杭州公司不存在计算定损金额的计算方式违反保险合同条款的行为，现有证据无法认定恒量公估杭州公司采用的公估数据系没有合法依据”。现华新电镀公司并无证据证明该公估报告的理算方式错误。综合上述两点，华新电镀公司要求增加赔偿金额并赔偿利息损失的请求，缺乏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免赔率条款是否有效的问题。华新电镀公司签署的《财产综合险投保单》《财产保险特别约定书》《财产综合险责任免除明确说明书》等书面材料可以表明，太平洋保险浙江分公司就免赔率条款已经向华新电镀公司予以提示和明确说明。虽然上述材料的落款时间2015年10月26日晚于太平洋保险浙江分公司出具保险单的时间2015年5月24日，但华新电镀公司在签署上述材料后，直至发生保险事故，从未对此提出异议，更未提出解除合同，故应认定华新电镀公司认可上述免责条款作为合同条款的一部分。现华新电镀公司以太平洋保险浙江分公司未尽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认为免赔率条款无效，该主张不能成立。对华新电镀公司要求补足根据免赔率扣除的20%赔偿金额并赔偿利息损失的请求，法院亦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诸暨市华新电镀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6734元，由诸暨市华新电镀有限公司负担。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系：太平洋保险浙江分公司向华新电镀公司理赔920万元是否有误。 本院认为，华新电镀公司与太平洋保险浙江分公司分别签署的《接受书》，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对双方具有拘束力。该《接受书》中明确载明，920万元是对华新电镀公司2016年4月5日发生的厂房、机器设备、存货因火灾造成损失一案的全部和最终损失的赔偿金额。华新电镀公司在《接受书》上签章的行为是对《接受书》内容的确认，对于该《接受书》的法律后果和风险应该有明确的认知。尽管签署《接受书》后华新电镀公司就理赔依据，即案涉双方共同委托的第三人作出的《公估报告》的理算方式提出异议，但中国银保监会浙江监管局审查后认定，并无证据证明案涉《公估报告》的理算方式存在错误。华新电镀公司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案涉《公估报告》的理算方式存在错误，亦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最终定损金额少计算了1894010元。故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确定920万元的理赔金额，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确认。综上，华新电镀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6734元，由上诉人华新电镀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员  赵 魁 二〇二〇年九月九日 法官助理  吴 桐 书 记 员  周治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