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920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寿海，男，1953年2月5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2（刘寿海之子），1981年4月17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宁泽，北京泰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城建兴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仁和镇燕京街11号。法定代表人：董慧文，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单伟鸣，北京允宏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志鹏，北京允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市顺义区仁和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顺平西路9号。负责人：李光明，镇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单伟鸣，北京允宏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志鹏，北京允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寿红，女，1957年4月24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慧霞，北京智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佳媛，北京智勇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寿海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城建兴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建兴顺公司）、北京市顺义区仁和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仁和镇政府）、刘寿红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3民初268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寿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2、周宁泽，被上诉人城建兴顺公司、仁和镇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单伟鸣，被上诉人刘寿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慧霞、刘佳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寿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城建兴顺公司、仁和镇政府与刘寿红签订的《北京市集体土地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书》）无效；3.本案诉讼费用由城建兴顺公司、仁和镇政府、刘寿红承担。事实和理由：北京市顺义区××7号宅院（以下简称涉诉宅院）系刘寿海所有，在被违法强拆前一直由刘寿海居住。《协议书》明确载明刘寿红系以委托代理人的名义签字。城建兴顺公司、仁和镇政府与刘寿红均未提供任何授权委托书证明刘寿红系涉诉宅院所有权人的委托代理人，亦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刘寿红对涉诉宅院具有代理权。城建兴顺公司、仁和镇政府明知涉诉宅院系刘寿海所有，由刘寿海一直居住使用，明知刘寿红未取得代理权也未在此居住，刘寿红明知自己未取得授权及涉诉宅院系刘寿海所有，仍然签订《协议书》，双方系恶意串通，严重侵害了刘寿海的合法权益。城建兴顺公司、仁和镇政府明知刘寿海对拆迁安置人口、安置面积、补偿金额等有重大异议的情况下，恶意盖章。涉案《协议书》的签订不符合拆迁政策，根据《中华人民法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五十二条规定，应被确认无效。城建兴顺公司、仁和镇政府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刘寿海的上诉请求及理由。刘寿红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刘寿海的上诉请求及理由。涉诉宅院有刘寿红自建房，签署拆迁协议符合规定。拆迁利益已经固定，刘寿红也没有取得拆迁利益，不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况。刘寿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城建兴顺公司、仁和镇政府与刘寿红签订的《协议书》无效；2.诉讼费由城建兴顺公司、仁和镇政府、刘寿红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某某与于某某系夫妻关系，二人均已去世，二人生育一子刘寿海及一女刘寿红。刘寿海与何某芳系夫妻关系，二人生育一女刘某1及一子刘某2。涉诉宅院登记的宅基地使用权人为刘某某，2006年8月14日，刘寿海的户口从他处迁至涉诉宅院内，户籍性质为非农业家庭户。2017年9月2日，刘寿红将涉诉宅院交付给拆除公司。2017年9月12日，涉诉宅院内所有建筑物被拆除。刘寿海提交《协议书》复印件，拆迁人（甲方）为城建兴顺公司、仁和镇政府，被拆迁人（乙方）为刘某某（已故），约定：甲方因顺义区仁和镇临河村棚户区改造土地开发A片区项目工程建设，需要拆迁乙方在拆迁范围内的顺义区仁和镇临河村宅基地及其地上房屋和附属物；乙方在拆迁范围内的合法宅基地面积为282.54㎡，乙方家庭人口共3人，分别是刘寿海、何某芳、刘某1、刘寿红（备注：刘寿红仅享有本项目安置房署名资格，不享受各项拆迁补偿补助及奖励费）；甲方应支付乙方拆迁补偿补助款共计人民币1790768元；甲方应当在乙方提交完整的相关资料且完成搬迁，并经审核完毕后7个工作日内，将上述款项一次性支付给乙方；乙方应当在2017年（空白）月（空白）日前完成搬迁，并将原宅基地及其上房屋和附属物交甲方拆除；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乙方加按指印之日起生效，本协议式四份，甲方各持一份，乙方持一份，报区主管部门备案一份，具有同等效力等内容。甲方落款处无签字或盖章，乙方委托代理人签字处有刘寿红签字加按手印，落款处日期为空白。刘寿海表示《协议书》复印件来源于（2018）京0113行初374号案件中北京市顺义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以下简称顺义区住建委）提交。刘寿红认可《协议书》是其本人所签，但表示是向城建兴顺公司确认其有签字资格后才签订，刘寿红处并无《协议书》原件。城建兴顺公司、仁和镇政府对《协议书》复印件不认可，表示根据拆迁工作流程由拆迁服务公司协助被拆迁人填写完善合同内容，被拆迁人或委托代理人先行签字确认，经过拆迁服务公司、管理公司、审计公司审核，由审计公司出具审计报告后最终报送，但城建兴顺公司、仁和镇政府至今未收到《协议书》，无法签字盖章。经查，（2018）京0113行初374号案件系刘寿海、何某芳、刘某2、刘某1诉顺义区住建委不履行查处违法拆迁法定职责一案，在该案中，刘寿海、何某芳、刘某2、刘某1要求：1、依法撤销顺义区住建委于2018年9月7日作出的《刘寿海、何某芳、刘某1、刘某2行政判决处理意见》；2、依法判令顺义区住建委依法履行法定职责，依法调查处理刘寿海、何某芳、刘某2、刘某1所申请的非法暴力拆迁行为，并将最终处理结果告知刘寿海、何某芳、刘某2、刘某1；3、判决顺义区住建委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在顺义区住建委针对刘寿海、何某芳、刘某1、刘某2的申请进行调查过程中，顺义区住建委从被调查人处调取了《拆迁入户调查登记表》、评估报告、刘寿红签署的《承诺书》《交房验收单》及《协议书》等证据。案件审理过程中，城建兴顺公司、仁和镇政府提交《协议书》，其中甲方落款处盖有城建兴顺公司、仁和镇政府公章，表示因缺少被安置人的身份证明，在与相关部门核对被安置人身份信息后，《协议书》已于2019年12月27日经审计公司审计通过，故城建兴顺公司、仁和镇政府于当日在甲方落款处盖章，现拆迁款未发放。现刘寿海主张《协议书》无效，理由为：1、刘寿海认为涉诉宅院及房屋、附属物均为刘寿海家庭所有（即刘寿海、何某芳、刘某2、刘某1），刘寿红签订《协议书》系无权处分，事后刘寿海家庭并未对此进行追认，故《协议书》无效；2、刘寿海认为刘寿红及拆迁人在清楚拆迁流程不符合签订协议条件的情况下，拆迁人恶意找刘寿红协商谈判，刘寿海对《协议书》确定的拆迁款金额不予认可，侵害刘寿海的利益；3、刘寿海认为刘寿红与城建兴顺公司、仁和镇政府系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达到快速非法拆迁的目的。城建兴顺公司、仁和镇政府认为刘寿海、刘寿红均系刘某某的法定继承人，刘寿海对涉诉宅院并非享有全部的所有权，根据拆迁政策，刘寿红有权签订《协议书》，且《协议书》不存在法律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故城建兴顺公司、仁和镇政府认为《协议书》有效。刘寿红认为涉诉宅院内有刘寿红的自建房，除此之外系刘某某和于某某的遗产，刘寿红是在征得拆迁公司的同意后签订《协议书》，故《协议书》有效。刘寿海主张涉诉宅院内有前后两排房屋，其中前排房屋由刘某2、刘某1出资建设，后排房屋由刘寿海、何某芳于1979年出资建设。刘寿红主张前排房屋由于某某于2003年所建，后排房屋由刘某某、于某某、刘寿红于1977年所建。刘寿海、刘寿红均表示刘某某、于某某去世时未留有遗嘱。2017年5月19日，刘某2、刘某1将刘寿红、何某芳、刘寿海诉至法院，要求确认位于涉诉宅院前院内正房东数共计4间60平方米以及门楼、院墙归刘某2所有，西数共4间60平方米归刘某1所有。法院于2017年10月23日作出（2017）京0113民初9487号民事裁定书，认为涉诉宅院内所有建筑物已被拆除，故刘某2、刘某1主张确认已拆除房屋之产权归属不符合法律规定，裁定驳回刘某2、刘某1的起诉。本案中，刘寿海提交《分家协议》（内容为刘寿海、何某芳、刘某2、刘某1就涉诉宅院前院房屋的分割协议）及王某某等人出具的《证明》，拟证明涉诉宅院的所有权归刘寿海家庭。城建兴顺公司、仁和镇政府、刘寿红对此不予认可，认为刘寿海无权处分刘某某的财产。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第一、刘寿红在《协议书》上签字的行为是否构成无权处分；第二、刘寿红与城建兴顺公司、仁和镇政府是否构成恶意串通损害刘寿海利益；第三、刘寿红与城建兴顺公司、仁和镇政府签订《协议书》是否构成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关于争议焦点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除非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否则该合同无效。涉诉宅院宅基地使用权人系刘某某，宅基地登记卡显示建房日期为1965年6月。刘寿海主张涉诉宅院内房屋由其家庭所建、刘寿红主张部分房屋由其出资所建，对此双方均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故刘寿海主张涉诉宅院及附属物的所有权人系刘寿海家庭的意见，法院难以采信。刘某某、于某某去世时均未留有遗嘱，故刘寿红作为继承人签订《协议书》符合相关拆迁政策，不构成无权处分。关于争议焦点二，恶意串通指行为人之间需存在通谋及旨在损害第三人的利益的主观恶意，且行为人客观上损害了国家、集体或第三人的合法权益。根据本案查明事实及现有证据，无法得出城建兴顺公司、仁和镇政府与刘寿红有主观上的恶意串通，且所涉拆迁补偿款亦经过了第三方评估机构进行评估作价，故《协议书》不能以“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而认定无效。关于争议焦点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是指当事人订立的合同在形式上是合法的，但在缔约目的和内容上是非法的，其通常以合同双方均存在共同规避法律的故意为条件。本案中，城建兴顺公司、仁和镇政府与刘寿红签订的《协议书》是对涉诉宅院拆迁进行的货币补偿，其内容并不违法，刘寿海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城建兴顺公司、仁和镇政府与刘寿红存在共同规避法律的故意，故《协议书》不能以“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而认定无效。综上所述，《协议书》不存在法律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刘寿海要求确认《协议书》无效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判决如下：驳回刘寿海的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刘寿海提交：1.照片，拟证明实际居住人尚未搬家，房屋及屋内被毁坏；2.（2018）京0113行初374号行政裁定书及庭审笔录，拟证明建委代理律师已承认，涉诉宅院系违法拆除，未与实际居住人、被拆迁人签订协议，建委多次责令城建兴顺公司与刘寿海等四人签订协议；3.何某芳诊断证明，拟证明按照实施方案应给付被拆迁人大病补偿10万元，在《协议书》中未体现，未补偿；4.北京芳海佳琦五金销售中心营业执照，拟证明按照实施方案应给被拆迁人给付补偿，在《协议书》中未体现，未补偿;5.电费发票，拟证明刘寿海一家在此实际居住。城建兴顺公司、仁和镇政府的质证意见为：1.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跟拆迁公司核实他们说屋内不存在物品；2.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建委代理人只是陈述意见，并不能确认这个违法的事实；3.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根据当时进行的宣传，刘寿海不属于补偿范围；4.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刘寿海不符合停产停业的要求；5.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这个电费不是正常使用下的电量。刘寿红的质证意见为：1.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拆迁时没有人在涉诉宅院居住；2.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不属于二审新证据；3.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与本案无关联性；4.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北京芳海佳琦五金销售中心已于2010年11月23日吊销;5.真实性、证明目的不认可。本院经审理查明：《临河村棚户区改造土地开发项目拆迁补偿安置方案》（以下简称拆迁安置方案）第九条房屋产权人、宅基地面积、房屋安置资格认定（一）产权人的认定中规定，本项目的产权人为顺义县土地管理局核发的《宅基地使用证临时证》（以下简称白本）《宅基地登记卡》（统称“有效文件”）等批准文件标明的宅基地使用人；（三）房屋安置资格认定中规定，2017年3月1日前户籍在册人员房屋拆迁安置资格具备以下条件之一的，享有房屋安置资格：1、持“有效文件”的产权人及其户籍在本址的亲属;2、……；（五）无法确定继承人的处理办法中规定，“有效文件”上标明的使用人已故或无法确定继承人的，由所有法定继承人共同委托其中一人办理该宗宅基地的拆迁补偿手续，法定继承人不能全部到场的情况下，由现宅基地使用者做出相关法律承诺后，可办理拆迁补偿手续。第十二条房屋安置（一）房屋安置面积标准载明，下列标准二选其一：1、被拆迁人可按符合安置资格的人员数量选择定向安置房，人均选房的建筑面积不超过50平方米；2、被拆迁人也可按宅基地面积70%的标准选择定向安置房。2017年7月29日，北京世纪朝开拆迁服务有限公司到涉诉宅院进行入户调查、测量登记，形成《拆迁入户调查登记表》一份，显示家庭人口包括刘寿海、何某芳、刘某1。刘寿海及其家人在场但未在该登记表上签字。2019年10月10日，刘寿海、何某芳、刘某2、刘某1向顺义区住建委申请履职。2019年11月7日，顺义区住建委向城建兴顺公司出具《关于对刘寿海等人房屋拆迁补偿的处理意见》一份，要求城建兴顺公司自收到处理意见之日起30日内与被拆迁人进行协商，协商一致后签署拆迁补偿安置协议。顺义区住建委还在该处理意见中对城建兴顺公司向被拆迁人给付拆迁补偿金额进行了建议，其中包括大病补助费10万元。该处理意见第（三）项主要内容为城建兴顺公司应向被安置人刘寿海、何某芳、刘某1提供定向安置房，可按具体安置人资格人均50平方米（即：刘寿海、何某芳、刘某1每人50平方米，共计150平方米）或合法宅基地面积70%（即：282.54平方米*70%，总计197.78平方米）的标准选取回迁安置房，二者任选其一（如被拆迁人按人均50平方米选取回迁安置房，拆迁人应当一次性向被安置人支付安置房补助费240000元，即1600/平方米*150平方米=240000元）。二审中，经本院询问，刘寿红表示其签署《协议书》、《承诺书》及《交房验收单》后没有对被拆迁房屋内物品进行腾退。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及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本案中，根据在案证据可以证明涉诉宅院宅基地使用权人为刘某某，刘寿红早已外嫁，其户籍不在被拆迁房屋内。刘某某去世后，家庭未进行析产继承。2017年临河村棚户区改造进行拆迁，刘寿红对刘寿海一家应为被安置人，及刘寿海未与城建兴顺公司、仁和镇政府就拆迁达成一致的事实应当明知，但其却在未接受刘寿海、何某芳、刘某1委托的情况下私自签订《协议书》，在安置房署名资格等问题上与对方进行恶意磋商，其行为明显不当。而城建兴顺公司及仁和镇政府委托的北京世纪朝开拆迁服务有限公司掌握涉诉宅院的户籍材料，也曾进行过入户调查，应当明知刘某某的继承人包括刘寿海和刘寿红，刘寿海、何某芳、刘某1为被安置人，刘寿红虽为刘某某的继承人但并不享有被安置资格，但其为达到快速拆迁的目的，放弃与刘寿海等三人协商或通过其他合法途径解决双方争议，违反拆迁安置方案中关于“由所有法定继承人共同委托其中一人办理该宗宅基地的拆迁补偿手续”的规定，直接与刘寿红签订《协议书》，其行为亦存有恶意。因该拆迁公司系接受城建兴顺公司及仁和镇政府委托进行拆迁，且城建兴顺公司及仁和镇政府在一审诉讼期间对《协议书》予以盖章确认，故该恶意磋商行为应归责于城建兴顺公司及仁和镇政府。根据拆迁安置方案，房屋安置标准可由被安置人在两种方式中选择，而上述选择除影响安置房面积外，亦影响安置房补助费数额，城建兴顺公司及仁和镇政府将该权利交予无被安置资格的刘寿红系对刘寿海等人权利的漠视。另外，《协议书》中亦未包括何某芳的大病补偿等，上述款项是否应当支付亦应根据拆迁政策进一步确定。综合上述情况，本院认为，《协议书》的签订损害了刘寿海的合法利益，现刘寿海要求认定该协议无效，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综上所述，刘寿海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错误，本院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2019）京0113民初26897号民事判决；二、确认北京城建兴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北京市顺义区仁和镇人民政府与刘寿红签订的《北京市集体土地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无效。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各70元，由北京城建兴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北京市顺义区仁和镇人民政府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薛 妍审 判 员  赵 霞审 判 员  张 弘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孙亚男法官助理  黄 蕾书 记 员  卢园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