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648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曹健辉，男，1986年6月8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谢芳，广东九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曾繁灿，男，1982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克英，广东雅商（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广文，男，1967年2月22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敏，广东粤鑫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禄林，广东粤鑫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上诉人曹健辉因与被上诉人曾繁灿、李广文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1民初66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曹健辉委托诉讼代理人谢芳，被上诉人曾繁灿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克英，被上诉人李广文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敏、张禄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曹健辉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曹健辉无需向曾繁灿返还款项；2.案件诉讼费由曾繁灿、李广文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判决曹健辉全额返还购车款123000元严重错误。（一）曹健辉与曾繁灿在李广文的授意下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根据该协议第2条、第3条、第4条、第5条、第7条的约定可知，曾繁灿作为一个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签署协议时，就已经清楚涉案车辆的权属情况及抵押质押情况，但仍然选择与曹健辉签订协议，具有重大过错。涉案车辆当时的市场价为25万到30万左右，曾繁灿仅支付123000元根本不可能买到同品牌同型号的车辆，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曾繁灿应已知悉涉案车辆情况并愿意接受风险，而且根据上述协议第4条、第5条、第7条的约定，车辆交付给曾繁灿后，全部责任由曾繁灿自行承担。再退一步讲，涉案车辆已经由曾繁灿占有、使用一年左右，从公平以及诚实信用原则出发，一审法院判决曹健辉全额退还123000元，却不考虑曾繁灿占有使用车辆以及自身过错等因素，明显有失公平，应予以撤销。（二）曾繁灿在一审中称，曾繁灿与李广文是朋友关系，曹健辉和李广文是同事，李广文是做车辆买卖生意的，2017年12月份，曾繁灿通过微信朋友圈了解到李广文有辆丰田汉兰达出售，与李广文沟通后，于2017年12月20日支付了购车定金，之后李广文便指派曹健辉将车取回，于2017年12月26日，经李广文的授意，曾繁灿与曹健辉就购买该车辆签订了一份《债权转让协议书》。从上述陈述可知，李广文不是中介，而是合同相对方，虽然协议上没有李广文签名，但成立民事法律关系不能仅以书面合同为准，应综合考虑实际履行情况。本案中，李广文不仅牵头收取购车定金，而且大部分款项最开始也是由李广文收取的，在曾繁灿的认知中，李广文才是买卖合同的相对方，不能以曹健辉在协议中签字了就认为曹健辉是唯一的合同相对方。在整个购车过程中，曾繁灿一共支付了123000元，而曹健辉只收到了104000元，李广文收取了11000元，案外人黄新锋收取了8000元，一审法院却判决曹健辉向曾繁灿退还123000元，李广文和案外人享有权利却不承担义务，这明显违反公平公正原则。曾繁灿辩称，（一）李广文在朋友圈上发出动态，表示涉案车辆在出售，曾繁灿承诺要购买该车，之后曾繁灿便通过微信和银行转账向李广文支付了购车款，曾繁灿接收了涉案车辆。从证据上看，曾繁灿向李广文咨询的也是购买车辆的价格以及配置等信息，而不是询问该车的债权人是谁等有权债权的信息，双方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也未填写债务人名字、借款金额等信息，不符合债权转让关系的规则。因此，双方形成的是买卖合同关系。（二）曹健辉、李广文作为出售车辆一方，应当提供合法、符合使用目的且享有处分权的车辆，曾繁灿购买该车是希望取得该车的所有权。由于涉案车辆存在权利瑕疵被拖走，系曹健辉、李广文的过错，曾繁灿并无过错。曾繁灿的损失应按已支付的车款123000元计算。另外，曾繁灿并非借用或者租车，曹健辉称应扣减使用费无法律依据。至于曹健辉、李广文、黄新锋是如何分配购车款的问题，属于三人内部关系，与本案无关，应当另案处理。（三）曾繁灿一直与李广文对接，购车要约也是李广文向曾繁灿发出，购车款也是转给了李广文，故李广文应是购车合同的相对方。而曹健辉作为购车合同的实际签署方，也收取了购车款，应对曾繁灿的损失应当承担责任。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本案案由属于买卖合同并无不当，曹健辉是车辆买卖合同的相对人，应返还购车款123000元。同时李广文也是合同的相对人，也应当承担责任。李广文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曹健辉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曹健辉关于李广文不是中介的主张没有依据。2017年12月曾繁灿找到李广文请求李广文帮其寻找抵押车，李广文将该信息告知案外人黄新锋及曹健辉并将曾繁灿的订车押金转给了黄新锋，黄新锋及曹健辉二人在石家庄找到鲁Ｂ×××××丰田汉兰达，并将车辆所有真实信息全部反馈给曾繁灿，经过曾繁灿同意并支付相关款项后，曹健辉与案外债权人张帅签订了车辆转（质）押协议，之后曹健辉与曾繁灿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书》并将涉案车辆交付给了曾繁灿，曾繁灿清楚了解车辆信息及抵押情况，交付了债权转让款，李广文也将从曾繁灿处收取的债权转让款转给了曹健辉，微信聊天记录等均可证明李广文系中介。（二）曹健辉关于李广文需退还中介费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李广文作为中介，促成了曾繁灿和曹健辉之间的车辆转让交易，完成了中介服务，理应收取相应的中介费。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曹健辉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曾繁灿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曾繁灿与曹健辉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书》；2.曹健辉、李广文返还曾繁灿全部购车款123000元，曹健辉与李广文承担连带责任；3.案件诉讼费由曹健辉、李广文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广文在其微信朋友圈中发布车辆信息，内容为“抵押到期，13年10月丰田汉兰达，2.7排量，5座两驱，美丽石家庄提，12.19售：12。”2019年12月19日，李广文通过微信向曾繁灿发送另一辆12年丰田汉兰达车辆信息。同日，曾繁灿称：“15年那台呢？其实抵押车找年份不要太长的，三年以内是比较保值的。”李广文在微信中向曾繁灿推荐一款2015年丰田汉兰达抵押车，曾繁灿表示：“资金不够，我付6至7万左右给你，剩余的我做分期。”曾繁灿表示：“12年这台我嫌款式较旧，13年10月那台我正在考虑中。辛苦你再找找，我明天定哪台。”李广文称：“我们服务。”之后，曾繁灿决定购买“13年10月丰田汉兰达”，即涉案车辆。李广文表示：“我的账户，或者何丽妍她的账户都可以。”2017年12月19日，曾繁灿向李广文微信转账5000元。2017年12月20日，曾繁灿通过支付宝向李广文转账30000元。2017年12月25日，曾繁灿向李广文银行账户转账47000元。2018年1月2日，曾繁灿向李广文银行账户转账10000元。2018年1月23日，曾繁灿向何丽妍银行账户转账31000元。合计转账123000元。2017年12月26日，曾繁灿（乙方）与曹健辉（甲方）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甲方将债权全部转让给乙方，该债权项下的抵押（或质押）权及转押权、使用权、所有权一并转让给乙方。自本协议签订后，由债务人直接向乙方偿还，该债权项下的抵押（或质押）权转押权、使用权、所有权全部由乙方享有；抵（或质押）物基本信息为：丰田牌汽车一辆，车牌号鲁Ｂ×××××，型号丰田牌GTM6481ADS，车架LVGDC46A7DG479284，发动机号H236549，颜色黑；甲方保证该车辆是车辆所有人抵押的，甲方保证该债权的真实性，并保证该车辆不是盗、抢、租赁、走私、套牌车辆；乙方在使用过程中，如盗抢、交通违法、行车安全或国家车辆管理法律、法规发生变化，导致车辆灭失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同日，曾繁灿接收上述车辆实际使用。曾繁灿提交的车辆行驶证载明：鲁Ｂ×××××小型普通客车，车辆型号丰田牌GTM6481ADS，车辆识别代号LVGDC46A7DG479284，发动机号H236549，登记权属人于学永。2018年12月14日，曾繁灿向广州市公安局花都区分局城东派出所报案。同日，曾繁灿与李广文通过微信联系，曾繁灿向李广文发送短信截图，显示因于学永贷款逾期，涉案车辆被案外公司暂扣。曾繁灿问：“这个什么回事？点解我会收到这条信息。”李广文回复：“于学永是车主名字？你方便时，把行车证及债权转让的文件拍照给我看看。……”曾繁灿表示：“车是这个拖走的，在深圳。”李广文称：“曹健辉说他一直给你短信通知的手机号码打电话，但是无法接通，你晚点可以再直接催他一下。我刚刚和曹健辉沟通了，他说和你联系上了，他正在和对方协调，让你等等。”同日，2018年12月15日，曾繁灿发送报警回执图片，称“我报左案了。”现曾繁灿认为涉案车辆被其他抵押权人强行拖走，导致其购买车辆使用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曹健辉、李广文未返还车款，诉至一审法院。诉讼中，李广文为证实其系中介，未实际参与债权转让，曾繁灿知晓涉案车辆是抵押车的事实，提交了如下证据予以佐证：1.与“黄新锋”微信转账记录，显示2017年12月20日，李广文向“黄新锋”转账2000元，备注为“13年10月汉兰达留车定金”，并在微信中表示：“给我查档资料，债权合同及凭证照片，了解保险。”2017年12月21日，“黄新锋”称：“你还要给3成，8.8万的3成，加提车费。”李广文表示：“我们一起确定没有问题了，再转三成款给你。”2017年12月22日，“黄新锋”称：“在中山提车。”李广文表示：“你让他单独把账号给我一下，明天早上我即转账到他的账上。”微信转账记录显示2017年12月21日李广文向“黄新锋”转账3000元、3000元。2.与曾繁灿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李广文称：“4.关于退订：非我方原因，原则是定金不退的，我们一直惯例是10000元的。作为中介，收取这个留车定金除开支出的给供应方的留车定金，也包括我们的寻车等服务费用，例如档案审查。其是交易不成功，大家都损失，还请谨慎考虑一下。”曾繁灿回复：“如果可以做分期，那就按之后的约定去做吧。分期可能是五万，也可能是4万，反正我尽量凑齐。”3.与曹健辉的转账记录，显示2017年12月23日微信转账10000元，2017年12月23日通过苏勇金转账17000元，2017年12月26日通过苏勇金转账27000元，2017年12月26日银行账户转账50000元，总转给曹健辉104000元，加上转给黄新锋的8000元，即李广文已支付112000元，李广文合计收取中介费11000元。4.照片，显示车辆转（质）押协议一份、张帅身份证及手持该协议的照片，其中记载的转让方为“张帅”，转让车辆为鲁Ｂ×××××丰田汉兰达，拟证实涉案车辆是由张帅转给曹健辉，当时曹健辉向李广文提交了该车辆转押协议及曹健辉与张帅的照片，曹健辉并要求李广文将照片转发给曾繁灿。经质证，曾繁灿对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系不认可，一直都是李广文与曾繁灿沟通，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证据2三性认可，但曾繁灿也向何丽妍转账31000元是受李广文的指示，不认可李广文仅是中介；证据3与本案无关；证据4没有原件，三性无法核实，其提交的车辆转（质）押协议只有一方签字，无法生效。曹健辉表示不清楚李广文与黄新锋之间的交接情况；对李广文与曾繁灿的转账也不知道；证据3没有意见，不记得实际收到李广文给其的金额，但是确认跟李广文之间的车款已经结清；证据4没有印象，不予确认，其去山东提车时候，没有见过车辆车主，当时只知道买机票跟黄新锋一起去山东，山东公司那边的价格、修车都是黄新锋跟李广文交接的，其完全没有参与车辆价格协商及上一手的债权。李广文叫其跟曾繁灿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庭审中，曾繁灿表示曾繁灿与曹健辉、李广文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不是债权转让，系无效合同，无处分权，其购买车辆一直与李广文对接，而且相应款项支付给李广文，因此李广文应当返还收取的购车款；其在购买涉案车辆前知道涉案车辆存在抵押，也知道无法过户，但是车辆应当可以正常使用；李广文承诺车辆不会被拖走，即使拖走也可以追回；不知道李广文是中介，根据曹健辉、李广文陈述可知，李广文之前有向其他人购买涉案车辆再转手出售给曾繁灿。曹健辉抗辩称涉案协议是债权转让，涉案车辆的债权转让给其，其再将上一手债权转让协议及抵押资料交给李广文，没有跟上一手的款项记录；123000元是曾繁灿与李广文买车款，李广文作为中介赚了不止3000元，不清楚黄新锋与李广文之间的成交价，李广文向其转账后，其将去山东提车时帮李广文垫付的款项扣留，再将剩余款项转给黄新锋，其不是车辆的实际买手，也不是中介，没有赚取任何利润；存在抵押权的车辆都有可能存在被拖走的风险，其在与曾繁灿签订涉案协议时没有将风险告知曾繁灿，因为是李广文与曾繁灿沟通，确认现在车辆不在曾繁灿控制中。李广文抗辩称涉案协议是债权转让，合同有效，曾繁灿知悉抵押车的所有风险；其只是中介，涉案车辆是抵押车，价格不透明，中介方完全是自己收款，这是行业惯例，收款后扣除中介费再将转让价格支付给上一手。以上事实，有债权转让协议书、转账凭证、报警回执、微信聊天记录、照片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一审法院认为，一审法院根据曾繁灿与曹健辉、李广文的诉辩意见及提交的证据，本案争议焦点如下：一、涉案《债权转让协议书》的性质及合同效力问题；二、涉案《债权转让协议书》是否具备解除条件，以及责任承担问题。一、涉案《债权转让协议书》的性质及合同效力问题。曾繁灿主张涉案《债权转让协议书》系车辆买卖合同，曹健辉、李广文则认为系债权转让关系。从交易目的看，曾繁灿交付车款以取得对涉案车辆进行占有、使用、处分的权利，虽然签订的协议名为债权转让协议书，但协议各缔约方之间除了本案的车辆买卖交易关系外，不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更不存在质押合同关系，各缔约方在交易时并未有债权（抵、质押）转让的意思表示。因此，综合考虑交易目的和行为看，可确认涉案《债权转让协议书》名为债权转让，实为车辆买卖合同，双方并已履行完毕，故本案应为买卖合同纠纷。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依据上述司法解释规定，出卖人对涉案车辆是否享有所有权、处分权不影响涉案《债权转让协议书》的效力，该合同成立且有效。二、涉案《债权转让协议书》是否具备解除条件，以及责任承担问题。从曾繁灿提交的微信记录可见，涉案车辆被他人拖走的原因是涉案车辆登记车主有其他经济纠纷。现曾繁灿与曹健辉、李广文均确认曾繁灿没有再继续使用涉案车辆，而车辆至今无法追回，致使曾繁灿无法对涉案车辆进行使用、收益，其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因此曾繁灿请求解除涉案《债权转让协议书》的主张，应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因此，曾繁灿要求曹健辉向其返还购车款123000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曹健辉抗辩称其不是涉案车辆买卖关系的相对方，其不需要承担责任。但是涉案《债权转让协议书》明确记载甲乙双方为曾繁灿及曹健辉，虽曹健辉在签约前并未直接与曾繁灿沟通，但是曹健辉作为一名有着工作经验的成年人，对自己所签协议应负相应法律责任。故一审法院对于曹健辉的上述抗辩意见不予采信。对于李广文是否需要与曹健辉承担共同付款责任的问题。曾繁灿主张涉案《债权转让协议书》的合同相对方包括李广文，且其购买车辆一直与李广文对接，相应车款也是支付给李广文，因此李广文应当返还收取的购车款，李广文抗辩称其仅是中介。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曾繁灿与李广文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李广文在微信中向曾繁灿推销车辆，发送车辆具体信息，曾繁灿表示：“12年这台我嫌款式较旧，13年10月那台我正在考虑中。辛苦你再找找，我明天定哪台。”李广文回复：“我们服务。”且李广文在微信中曾明确表示其作为中介，需向供应方留车定金，其会产生寻车等服务费用。李广文收款后亦向他人支付了留车定金及其他车款。在涉案车辆被拖走，曾繁灿与李广文联系时，李广文也是表示由曹健辉处理沟通，并未陈述由其负责。综上，本案现有证据已经达到盖度盖然性的证明效力，可以认定李广文系为曾繁灿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提供购车的媒介服务，并从中收取居间费用。故一审法院对于李广文的陈述予以采信。李广文并未在涉案《债权转让协议书》上签名，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其无需就涉案车辆买卖合同向曾繁灿承担民事责任。因此，曾繁灿基于其购买车辆一直与李广文对接，车款支付给李广文为由，要求李广文承担车款返还责任，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百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解除曾繁灿与曹健辉于2017年12月26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书》；二、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曹健辉向曾繁灿返还购车款123000元；三、驳回曾繁灿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760元，由曹健辉负担。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曹健辉将其应承担的一审受理费向一审法院交纳。二审中，各方均没有向本院提交新证据。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曹健辉在二审中称，曹健辉与案外人张帅签订车辆质押协议，受让涉案车辆后，才与曾繁灿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将涉案车辆出让给曾繁灿；黄新锋支付了定金一两千给张帅，剩余款项均是由曹健辉支付。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曾繁灿要求返还全部购车款是否具有法律依据。就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分析认定如下：第一，曾繁灿与曹健辉签署的协议名为《债权转让协议书》，但协议主要条款均是围绕车辆相关情况进行约定，不仅涉及车辆号牌、型号等信息的完整描述，还明确订明车辆权属、事故责任、风险承担等各方面内容。由此充分反映双方在签署协议时着重关注于车辆的状况而非主债权标的情况，对于主债权的客观真实性、实现可能性等均未作实质审查，协议内容明显有别于一般债权转让合同的权利义务特征。因此，双方真实交易目的并非转让特定债权，而是转让具有一定权利瑕疵的车辆，一审认定曾繁灿与曹健辉之间的法律关系名为债权转让，实为车辆买卖，依据充分，本院予以维持。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处理。”本案中，根据前文分析，双方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书》属虚假的意思表示，故依据该协议所实施的债权转让行为当属无效。至于双方所隐藏的车辆买卖合同关系，涉案交易标的为机动车辆，机动车辆作为道路交通运输工具在其运行期间具有高度危险性，故国家对于机动车辆的登记、流通各环节均制定了严格的监督管理措施。其中对于二手车辆的交易行为，我国商务部已制定《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该办法第六条规定：“二手车直接交易是指二手车所有人不通过经销企业、拍卖企业和经纪机构将车辆直接出售给买方的交易行为。二手车直接交易应当在二手车交易市场进行。”该办法第十二条规定：“二手车卖方应当拥有车辆的所有权或者处置权。二手车交易市场经营者和二手车经营主体应当确认卖方的身份证明，车辆的号牌、《机动车登记证书》、《机动车行驶证》，有效的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合格标志、车辆保险单、缴纳税费凭证等。”第二十条更明确规定：“下列车辆禁止经销、买卖、拍卖和经纪：……（二）在抵押期间或者未经海关批准交易的海关监管车辆；（三）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行政执法部门依法查封、扣押期间的车辆……”。因此，本案当事人双方通过订立《债权转让协议书》的方式转让涉案车辆，明显是为规避国家对二手车交易的管理规定，严重扰乱了车辆流通经营的市场秩序，对正常交易秩序和交易安全造成冲击，实质损害了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该协议依法应当认定为无效。虽然本案双方当事人均未主张协议无效，但协议效力问题属于法院主动审查范围，故本院可以依职权主动审查。一审判决解除《债权转让协议书》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第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因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书》无效，故曹健辉依据该协议收取的价款应予以返还。鉴于曾繁灿明知涉诉车辆为抵押车辆，仍希望通过签订所谓债权转让协议书的形式获取涉诉车辆使用权，放任车辆可能无法有效使用的风险，存在明显过错。另外，从2017年12月接收涉案车辆，至2018年12月丧失涉案车辆的使用权，曹健辉已实际使用涉案车辆一年，享受了相应的使用利益。因此，一审判决全部返还购车款不当，本院酌定按照80%比例进行返还，即返还98400元（计算方式：123000×80%）。第四，涉案车辆由曹健辉从案外人张帅处受让，然后再转让给曾繁灿。李广文并未在曹健辉与张帅、曹健辉与曾繁灿的合同中签名，并非合同的相对方。同时，李广文在与曾繁灿的微信聊天中明确表示其作为中介，按照惯例收取10000元，用于寻车等服务。因此，从上述证据来看，曹健辉主张李广文为涉案车辆买卖合同相对方的依据并不充分。李广文、曹健辉以及案外人之间如何分配车款，属于三人内部关系，本案不予调处。综上所述，曹健辉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1民初668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三项；二、变更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1民初668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曹健辉向曾繁灿返还购车款98400元；三、驳回曾繁灿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760元，由曾繁灿负担552元，曹健辉负担220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760元，由曾繁灿负担552元，曹健辉负担220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易超前审判员  国平平审判员  汤 瑞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王祥瑞何冠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