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1民终212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廖某1，女，1946年2月1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廖晓平（曾用名廖小平），男，1948年3月1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廖某2（又名廖某5），男，1956年8月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廖某3（曾用名廖某6），男，1948年5月26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上列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廖晓平，男，1948年3月1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廖某4，女，1951年6月30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上诉人廖某1、廖晓平、廖某3、廖某2因与被上诉人廖某4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法院（2019）黔0103民初24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廖某1、廖晓平、廖某3、廖某2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判决撤销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法院（2019）黔0103民初2478号民事判决；2、依法判决廖某4收到的遗产房屋拆迁款（加上产生的利息并扣除劳务费）846388元由廖某1、廖晓平、廖某3、廖某2、廖某4共同继承均分；3、依法判决遗产房屋拆迁前二十年内，由廖某4收到的租金抵扣管理费后余款47800元，由廖某1、廖晓平、廖某3、廖某2、廖某4共同继承均分；4、案件受理费12742元、上诉费12742元和诉讼保全费3188元由廖某4负担。事实与理由：廖某1、廖晓平、廖某3、廖某2与廖某4的父亲廖金镛、母亲莫庆荣的五个子女，遗留有房屋一套，位于贵阳市云岩区，原产权人为莫庆荣，1991年、1993年父母去世后由廖某4管理并出租。2009年10月，为了管理方便，廖某1、廖晓平、廖某3、廖某2同意将产权人莫庆荣过户为廖某4，为免于以后纠纷，经商议后在2009年10月10日签订了《关于继承父母遗产的协议》，10月12日签订了《放弃继承权声明书》，后在廖某4家中，廖某1、廖晓平、廖某3在申办公证书的有关资料的空白表格签下名字，拟等廖某2来筑补签后五人去申办公证书，后来廖某4仅以“放弃声明”一人去申办，骗取了5570号公证书。随后遗留房产产权过户到廖某4名下，2015年房屋拆迁，廖某4将拆迁款80余万元据为己有。2015年11月21日，廖某3到廖某4家中了解遗产房拆迁情况，廖某4才拿出5570号公证书及有关资料，廖某1、廖晓平、廖某3、廖某2才知道“被公证”一事。随后提出五人继承均分，被廖某4以5570号公证书为由拒绝分配，近多年协商不成，廖某1、廖晓平、廖某3、廖某2于2017年9月30日提起诉讼，2018年8月24日收到（2017）7196号判决，廖某1、廖晓平、廖某3、廖某2不服上诉至贵阳中级人民法院，2018年12月14日收到（2018）7890号裁定书，发回重审。2019年12月23日收到云岩区法院（2019）2478号判决，廖某1、廖晓平、廖某3、廖某2认为重审法官在认定事实和彩信证据上有重大错误，现又提出上诉。廖某4申办的5570号公证书，是一份“严重违反公证程序”不真实、私自出具的公证书。根据《公证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现有两项相反证据足以推翻该公证书。一份是2018年1月5日贵州省公证协会发出的“关于（2009）筑黔立诚公字第5570号《公证书》的处理意见”，廖某1、廖晓平、廖某3、廖某2在2009年10月12日到该公证处亲自申办公证事项（录像、录音或照片），又根据《公证程序规则》第五十七条、二十二条、四十一条、四十六条，也举不出下列四项间接证据：应当永久保存的“公证登记薄”；应当保存三十年以上的公证费收取凭证；承办公证事项审批表；公证书送达签收回执。廖金镛所在云岩电影院的上级人事管理部门“贵阳市影业发展有限公司党总支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其子女共有五位，而办理公证所依据的云岩电影院出具的《证明》只填有子女四人。在该《证明》子女栏中要求填写“包括非婚子女、养子女、继子女等”。廖金镛、莫庆荣共生育子女五人，这是确定无疑的事实，至今没有任何人否认，五个子女填写成四个子女，故意遗漏廖某2一人，因此云岩区电影院《证明》是一份虚假的证明材料。对该材料，立诚公证处没有尽到审查核实的责任，所以5570号公证书就是一份不真实的公证书，因此5570号公证书没有公证效力和法律效力，公证结论：“特确认上述房屋遗产由廖某4一人继承”应当无效。“关于继承父母遗产的协议”是廖某1、廖晓平、廖某3、廖某2与廖某4真实意愿的表达，应当得到执行。廖某4在云岩区法院（2017）7196号判决书中已承认“被告签订了该份协议，……，并称该协议只有一份，已被销毁。”本案中，廖某1、廖晓平、廖某3、廖某2提供的“继承协议”是两份，一份是影印件（2015年11月21日在廖某4家中照相所得）、另一份是观山湖法院的复印件（上面写明：“与原件核对无异”并盖有公章）。根据2020年5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的规定，此份复印件与原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重审法院在判决书中认定：“《关于继承父母遗产的协议》系复印件，未能确定其真实性”实属认定事实不清。先后签订的《继承协议》和《放弃声明》，法律地位明显不同，《继承协议》是五人所签（廖某2同意补签），真实完整，约定五人继承；《放弃声明》是三人所签，三人放弃；从内容看，《继承协议》否定《放弃声明》而反过来并不成立。根据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的《民法通则》第146条的规定，《放弃声明》是虚假的、无效的，而《继承协议》是隐藏的民事行为，并不违反法律规定，是真实有效的，而应当得到执行。廖某2是“寄养”而非“收养”在其四川岳池县叔父家，根据《继承法》有关规定，对父母遗产仍有合法的、适当的继承权。经查阅在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第222号判决书中并没有依据《继承法》判定廖某2没有继承权。廖某1、廖晓平、廖某3、廖某2认为该（2014）第222号民事判决结果是相对公平的。遗产房中廖某4本来就应继承五分之一。当时廖某1、廖晓平、廖某3、廖某2还知道廖某4掌控她家中的现金几十万元并未参加分割。本案重审在（2019）2478号判决书中认为：“本院对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22号民事判决中认定的‘中华北路219号1层房屋系莫庆荣的遗产，由廖某4一人继承’的事实予以采信。”但在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第222号判决中并没有这样的认定。“廖某4一人继承“与”归廖某4所有”是两个法律概念完全不同的判决！前者适用《继承法》，后者适用《婚姻法》。廖某4答辩称，原贵阳市中华北路219号3单元1楼1号房屋是在父母去世后，廖某4婚姻存续期间购买的，其他人未出任何钱，其中1460元是以廖某1的名义交的，因当时廖某1名下没有房产，根据当时政策一人名下只应由一套房屋。后经房产部门核实，廖某1的丈夫在化工厅分了一套房屋，所以不认可她的购房身份，现房屋收据原件还在廖某4这里，其他原件已用于办理房产证。办理上市证时除补交现金15925元外，还使用了廖某4前夫的存量补贴9708元；购房合同是廖某4签的，当时为了得到父母的工龄优惠，是以廖某4母亲莫庆荣的名义签的合同，是贵阳市文化局和住房管理中心同意的。根据廖某1、廖晓平、廖某3的放弃继承权声明，立诚公证处出具了5570号公证书，确认将该房屋作为遗产由廖某4一人单独继承，产权处根据该公证书将该房屋产权转移至廖某4名下；后来廖某4与前夫的离婚后财产纠纷诉讼中，法院亦将该房屋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判给了廖某4；贵阳云岩电影院出具的《廖金镛亲属证明》是廖某4去办理的，表也是廖某4填的，经过廖某4父亲单位核实认可后才加盖的公章；廖某4父亲单位也证实廖某2一岁多时就被廖某4叔叔抱走（因廖某4叔叔无子女），后几十年一直在廖某4叔叔家生活，并在四川工作、成家，应是廖某4叔叔收养的；廖某1、廖晓平、廖某3、廖某2谎称没有参加廖某4与前夫离婚后财产纠纷案的两次诉讼，所以对判决书不知情，但廖某1、廖晓平、廖某3、廖某2在二审时均作为证人到庭，法庭亦有廖某1、廖晓平、廖某3、廖某2等证人证言在卷，并经庭审质证，法院予以确认；另廖某2在二审中证实其5岁多在叔叔家读书，之后一直在四川；廖某3亦证实因廖某4叔叔没儿子，就将廖某2抱走，相当于收养；《关于继承父母遗产的协议》实际是廖某4为了在与前夫离婚后财产纠纷诉讼中多争取财产而作假的，廖某1、廖晓平、廖某3、廖某2是知道的，为了支持廖某4，廖某1、廖晓平、廖某3、廖某2在协议上签字并到法庭作证；如果该协议是一份正常的协议，为什么廖某1、廖晓平、廖某3、廖某2没有原件，而是用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人民法院提供的复印件，廖某4作的那份在诉讼终审后已销毁；立诚公证处办理公证时只出具2份公证书，每增加一份公证书需另外交纳20元，廖某1、廖晓平、廖某3、廖某2认为没有必要保留，所以只出具了2份5570号公证书，其中一份用于到产权处办理产权，另一份在廖某4处，因此廖某1、廖晓平、廖某3、廖某2没有该公证书。如果廖某1、廖晓平、廖某3、廖某2未到场签字，公证处岂不是违法了。而根据《公证程序规则》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公证书自出具之日起有效。5570号公证书至今未撤销，仍具有法律效力；公证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经过法定程序公证证明的法律事实和文某，人民法院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但有相反的证据足以推翻公证证明的除外。廖某1、廖晓平、廖某3、廖某2与立诚公证处的公证损害纠纷一案，以廖某1、廖晓平、廖某3、廖某2失败而告终。廖某4的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一审判决涉案房屋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归廖某4所有；二审判决维持原判。综上，请求依法驳回廖某1、廖晓平、廖某3、廖某2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审判决。廖某1、廖晓平、廖某3、廖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廖某4将其于2015年10月23日所收到的，应当由廖某1、廖晓平、廖某3、廖某2、廖某4姐兄妹弟五人共同继承父母遗留房屋的拆迁款811017元及至今产生的银行利息，在扣除拆迁的劳务费用后846388元均分；2.判决房屋拆迁前的1994年至2014年的20年期间内，廖某4在管理期间所收租金及扣除正常支出和管理费用后余47800元均分；3.诉讼费由廖某4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廖金镛与莫庆荣生前系夫妻关系，共生育子女五人，分别为：廖某1（长女）、廖晓平（长子）、廖某3（次子）、廖某4（次女）、廖某2（三子）。廖金镛于1991年1月17日去世，莫庆荣于1993年4月17日去世，廖金镛、莫庆荣的父母均先于廖金镛、莫庆荣死亡。廖金镛生前系贵阳市云岩电影院退休干部，其与莫庆荣生前居住在贵阳市文化局的公房即涉案房屋。1993年12月至2000年8月期间，廖某4以莫庆荣的名义参加单位房改，并以成本价购买了涉案房屋，其中交纳购房款共计9833.48元、土地收益金15925元，另调剂使用了廖某4丈夫刘正刚的房屋存量补贴9078元。后该房办理了所有权证和市场准入许可证，产权人登记为莫庆荣，建筑面积42.82平方米。2009年10月12日，立诚公证处出具5570号公证书，该公证书载明：“申请人廖某4、廖某3、廖晓平、廖某1四人因继承父母廖金镛、莫庆荣所留房屋遗产事宜，于二00九年十月十二日向本公证处申请办理继承权公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的规定，本处对申请人提交的权利证明及相关证据材料进行了审查核实，并对申请人及有关证人进行了询问，现查明如下事实：一、被继承人廖金镛、莫庆荣系夫妻，两人分别于一九九一年一月、一九九三年四月因病死亡，廖金镛死亡后莫庆荣未再婚。二、被继承人廖金镛、莫庆荣遗留有住房一套，位于贵阳市云岩区（筑房权证云岩字第××号，建筑面积：42.82平方米），依据《婚姻法》的规定，确认上述房产为被继承人廖金镛、莫庆荣夫妻的共有财产，现为该夫妻的遗产。三、被继承人廖金镛、莫庆荣生前均未就上述遗产立有遗嘱，也未与他人及组织签订《遗赠抚养协议》。四、被继承人廖金镛、莫庆荣有子女四人：廖某4、廖某3、廖晓平、廖某1；被继承人廖金镛、莫庆荣各自的父母均已于其本人之前死亡。五、被继承人的子女廖某3、廖晓平、廖某1三人已于二00九年十月十二日在本公证处声明放弃对上述遗产的继承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第十条、第二十五条的规定，被继承人廖金镛、莫庆荣夫妻的上述房屋遗产应由其子女廖某4、廖晓平、廖某3、廖某1四人共同继承；因廖某3、廖晓平、廖某1均已声明放弃继承权，为此，特确认上述房屋遗产由被继承人的女儿廖某4一人继承。上述继承属实、合法。”该公证书后附廖某3、廖晓平、廖某1的《放弃继承权声明书》一份，载明：“声明人：廖某1、廖晓平、廖某3我（们）的父母廖金镛、莫庆荣分别于一九九一年一月、一九九三年四月因病死亡，遗留有住房一套，位于贵阳市云岩区（筑房权证云岩字第××号，建筑面积：42.82平方米），依据法律规定，该房系我（们）父母的遗产，我（们）是该遗产的法定继承人之一，现我（们）郑重放弃继承权，全部给廖某4继承。特此声明！”声明人落款处有廖某1、廖晓平、廖某3的亲笔签名及捺印。2009年11月23日，廖某4将涉案房屋过户至其名下，并办理了房屋产权证。2014年12月25日，廖某4与云岩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管理局（以下简称“云岩区征收局”）签订《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主要约定：云岩区征收局征收涉案房屋，给付廖某4房屋征收补偿款811017元。2015年10月23日，廖某4领取了该款。2018年，廖某1、廖晓平、廖某3、廖某2向法院起诉立诚公证处公证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主张依法确认立诚公证处出具的5570号公证书“违反公证程序，应予作废、自始无效”，云岩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10日作出（2018）黔0103民初9160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廖某1、廖晓平、廖某3、廖某2的诉讼请求。廖某1、廖晓平、廖某3、廖某2不服该判决，上诉至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1日作出（2019）黔01民终4829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另查明：2013年，刘正刚起诉廖某4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观山湖区法院作出（2013）筑观法民初字第11号民事判决，其中认定涉案房屋系廖某4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因继承所得，属于刘正刚与廖某4的夫妻共同财产，并判决该房归廖某4所有。廖某4不服该判决，上诉至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涉案房屋属于莫庆荣的遗产；廖某3、廖晓平、廖某1经5570号公证书证明的《放弃继承权声明书》放弃了涉案房屋的继承权，由廖某4一人继承；虽廖某2未在放弃继承声明上签字，但由于其从小被叔叔抱走，并与其叔叔在四川生活，且廖某2生于1956年，其到四川生活时尚未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参照1991年12月29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养子女与生父母及其他近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收养关系的成立而消除。”规定，廖某2未在放弃继承声明上签字，不影响其他继承人放弃继承的效力，故该房由廖某4一人继承；因廖某4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继承该房，所以该房屋属于廖某4与刘正刚的夫妻共同财产。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遂于2014年3月24日作出（2014）筑民一终字第222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9年4月9日，廖某1、廖晓平、廖某3、廖某2就廖某4与刘正刚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立案审查。2019年4月16日，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黔民申329号民事裁定，裁定驳回廖某1、廖晓平、廖某3、廖某2的再审申请。本案审理过程中，廖某1、廖晓平、廖某3、廖某2提交廖某1、廖晓平、廖某3、廖某4于2009年10月10日签订的《关于继承父母遗产的协议》复印件一份，拟证明廖某1、廖晓平、廖某3、廖某2未放弃继承权，房屋应由廖某1、廖晓平、廖某3、廖某2、廖某4共同继承。该协议载明：“我们的父亲廖金镛（1991年逝世），母亲莫庆荣（1993年逝世），生前居住在贵阳市云岩区单位分配的房屋内，此房在房改出售时由廖某1出资6086.52元购买，产权登记在母亲莫庆荣名下，我们兄弟姐妹五人又于2005年10月共同出资25003元购买了该房上市权，该房为父母遗产，应由我们共同继承。由于现在只有廖某4一人居住在贵阳，为方便房屋管理，经我们协商达成以下协议条款：一、决定将产权转移登记在廖某4名下，但是变更产权后廖某4不得私自变卖、转移、抵押该产权；二、租金收取由廖某4负责，并于每年进行分配，扣除发生的费用后平均分配给大家；三、为变更产权所作的公证，不作为我们放弃遗产继承权的依据。为避免纠纷，影响兄妹感情，特订立此协议。”廖某4对此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但主张权益主体应当提供相应证据佐证，否则承担对其不利后果。本案中，因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廖某1、廖晓平、廖某3、廖某2就廖某4与刘正刚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申请再审已裁定驳回其再审申请，则观山湖区法院作出的（2013）筑观法民初字第11号民事判决及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筑民一终字第222号民事判决仍为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且廖某1、廖晓平、廖某3、廖某2起诉立诚公证处公证损害责任纠纷一案经一审、二审判决被驳回诉请，则5570号公证书仍然具有法律效力；另廖某1、廖晓平、廖某3、廖某2在本案庭审中提供的《关于继承父母遗产的协议》系复印件，未能确定其真实性，且廖某1、廖晓平、廖某3、廖某2主张5570号公证书遗漏继承人廖某2问题亦在（2014）筑民一终字第222号民事判决中予以认定，而廖某1、廖晓平、廖某3、廖某2现亦未能提供其他足以推翻上述（2013）筑观法民初字第11号民事判决、（2014）筑民一终字第222号民事判决以及5570号公证书中所确定事实的相反证据，故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93条“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五）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七）已为有效公证文某所证明的事实……第五项至第七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规定，对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4）筑民一终字第222号中所认定的“中华北路219号1层房屋系莫庆荣的遗产，由廖某4一人继承”以及5570号公证书所载明的涉案房屋作为被继承人廖金镛、莫庆荣的遗产由女儿廖某4一人继承的事实予以采信。由于涉案房屋由廖某4一人继承，则该房租金以及房屋被征收时所获得的征收补偿费也应由廖某4享有。综上，廖某1、廖晓平、廖某3、廖某2主张继承房屋拆迁款（即征收补偿款）以及利息、房屋租金之诉请于法无据，不予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三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廖某1、廖晓平、廖某3、廖某2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742元及诉讼保全费3188元由原告廖某1、廖晓平、廖某3、廖某2负担（原告已预交）。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了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查明如下：二审中，廖某4向法院提交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黔01民终4829号民事判决书一份，拟证明廖某1、廖晓平、廖某3、廖某2与贵州省贵阳市立诚公证处公证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二审驳回廖某1、廖晓平、廖某3、廖某2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审判决。廖某1、廖晓平、廖某3、廖某2认为就该案已申请再审，现在正在申诉中。廖某1、廖晓平、廖某3、廖某2在二审庭审结束后提交一份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案件受理通知书，该通知书载明：“案号（2020）黔民申1208号。廖某1、廖晓平、廖某3、廖某2：你因与贵州省贵州市（应为贵阳市）立诚公证处公证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黔01民终4829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已立案审查。2020年5月6日。”廖某4在二审诉讼中向本院提交贵州省高级人民于2020年7月21日作出的（2020）黔民申1208号民事裁定书一份，该再审裁定书驳回廖某1、廖晓平、廖某3、廖某2的再审申请。廖某1、廖晓平、廖某3、廖某2认为，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裁定书没有按照人民法院审案原则，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进行再审，对再审申请人十多份证据进行隐匿，枉法审理，没有法官应有的职业道德，对此将向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廖某1、廖晓平、廖某3、廖某2同时在二审中提交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人民法院（2013）筑观法民初字第11号民事判决书、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筑民一终字第222号民事判决书、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法院（2017）黔0103民初7196号民事判决书、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法院（2019）黔0103民初2478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该四份判决书都认定廖金镛、莫庆荣生育有子女五人，而（2009）黔筑立诚公字第5570号公证书载明廖金镛、莫庆荣生育有子女四人，与事实不符，人民法院不应采信。廖某4对父母遗产分配态度与继承协议前后矛盾。另查明，廖某1、廖晓平、廖某3、廖某2在诉讼中提交的《关于继承父母遗产的协议》是其在贵阳市观山湖区人民法院调取的刘正刚与廖某4离婚纠纷一案中调取的，上面盖有“与原件核对无异议”，并同时加盖了贵阳市观山湖区人民法院档案室印章。而2015年11月21日在廖某4家中照相所得《关于继承父母遗产的协议》影印件上没有任何盖章。除此之外，二审经审理查明的其余事实与原判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公证书效力问题。廖某1、廖晓平、廖某3、廖某2在诉讼中主张廖某4申办的贵阳市立诚公证处（2009）黔筑立诚公字第5570号公证书，是“严重违反公证程序”私自出具的公证书，立诚公证处没有尽到审查核实的责任，所以（2009）黔筑立诚公字第5570号公证书就是一份不真实的公证书，因此（2009）黔筑立诚公字第5570号公证书没有公证效力和法律效力，公证结论“特确认上述房屋遗产由廖某4一人继承”应当无效。因廖某1、廖晓平、廖某3、廖某2与贵州省贵阳市立诚公证处公证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中经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法院（2018）黔0103民初9160号民事判决、本院（2019）黔01民终4829号民事判决已经确认（2009）黔筑立诚公字第5570号公证书的合法性。虽然廖某1、廖晓平、廖某3、廖某2不服上述判决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但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7月21日以（2020）黔民申1208号民事裁定驳回了廖某1、廖晓平、廖某3、廖某2的再审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三十六条“经公证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某，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该项公证的除外”的规定，该（2009）黔筑立诚公字第5570号公证书仍然具有法律效力，亦可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故本院对廖某1、廖晓平、廖某3、廖某2的该项上诉主张不予采信。关于《关于继承父母遗产的协议》的问题。廖某1、廖晓平、廖某3、廖某2在诉讼中主张“关于继承父母遗产的协议”是廖某1、廖晓平、廖某3、廖某2与廖某4真实意愿的表达，应当得到执行。根据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的《民法通则》第146条的规定，《放弃声明》是虚假的、无效的，而《关于继承父母遗产的协议》是隐藏的民事行为，并不违反法律规定，是真实有效的，而应当得到执行。因廖某1、廖晓平、廖某3、廖某2在诉讼中提供的《关于继承父母遗产的协议》系复印件，廖某4对此不予可。廖某1、廖晓平、廖某3、廖某2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了“关于继承父母遗产的协议”有两份，一份是影印件（2015年11月21日在廖某4家中照相所得）、另一份是观山湖法院的复印件（上面写明：“与原件核对无异”并盖有公章）。但影印件不是原件，廖某4不予认可。而观山湖法院的复印件上虽然于2018年3月7日标明了“与原件核对无异议”，并加盖了贵阳市观山湖区人民法院档案室印章，但该复印件系法院档案工作人员对复制所查阅的档案材料核对无误后加盖人民法院档案证明专用章，以证明该复印件与档案对应材料具有同等的效力，并不是证明该复印件和档案对应材料的真实性。且《关于继承父母遗产的协议》落款时间是2009年10月10日，而（2009）黔筑立诚公字第5570号公证书所附《放弃继承权声明书》落款时间是2009年10月12日，则《放弃继承权声明书》是对《关于继承父母遗产的协议》进行了实质上的变更，且（2009）黔筑立诚公字第5570号公证书并未被已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文某确认无效或撤销，经过公证的《放弃继承权声明书》效力明显大于未经公证的《关于继承父母遗产的协议》，故本院对《放弃继承权声明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廖某1、廖晓平、廖某3、廖某2该主张不予采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93条“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一）自然规律以及定理、定律；（二）众所周知的事实；（三）根据法律规定推定的事实；（四）根据已知的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出的另一事实；（五）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六）已为仲裁机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七）已为有效公证文某所证明的事实。前款第二项至第四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反驳的除外；第五项至第七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的规定，原判采信“中华北路219号1层房屋系莫庆荣的遗产，由廖某4一人继承”以及“（2009）黔筑立诚公字第5570号公证书所载明的涉案房屋作为被继承人廖金镛、莫庆荣的遗产由女儿廖某4一人继承”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虽然廖某2未在放弃继承声明上签字，但由于其从小被叔叔抱走，并与其叔叔在四川生活，且廖某2生于1956年，其到四川生活时尚未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参照1991年12月29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养子女与生父母及其他近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收养关系的成立而消除”规定，廖某2未在放弃继承声明上签字，不影响其他继承人放弃继承的效力，且廖某2亦未在诉讼中提供证据证明其对父亲廖金镛、母亲莫庆荣进行了较多的抚养，故“中华北路219号1层房屋”由廖某4一人继承，则该房租金以及房屋被征收时所获得的征收补偿费也应由廖某4享有，原判判决对廖某1、廖晓平、廖某3、廖某2主张上述房屋拆迁款（即征收补偿款）以及利息、房屋租金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廖某1、廖晓平、廖某3、廖某2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742元，由上诉人廖某1、廖晓平、廖某3、廖某2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邱兴权审判员  谌致华审判员  李婷婷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邢 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