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新昌县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浙0624行初26号 原告张亚玲，女，1965年6月5日出生，汉族，住嵊州市。 委托代理人陶文喜，江苏海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嵊州市三江街道办事处，住所地嵊州市三江街道杨港路**。 负责人徐有敏，主任。 出庭行政机关负责人邱梁锋，党工委副书记。 委托代理人丁小兰，浙江齐蓝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宓嫄，浙江齐蓝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第三人傅君铭，男，1975年1月5日出生，汉族，住嵊州市。 第三人相进江，男，1975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住嵊州市。 第三人谢胜利，男，1974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住嵊州市。 第三人谢国利，男，1983年7月25日出生，汉族，住嵊州市。 第三人姚喜萍，女，1969年12月4日出生，汉族，住嵊州市。 原告张亚玲诉被告嵊州市三江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三江街道”）其他行政行为一案，于2019年3月20日向嵊州市人民法院起诉，同时申请异地管辖，经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本案由本院管辖。本院于2019年4月16日立案受理，于2019年10月9日作出（2019）浙0624行初44号行政判决书，被告三江街道及五第三人不服该判决，上诉至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3月3日作出（2019）浙06行终611号行政裁定，撤销新昌县人民法院（2019）浙0624行初44号行政判决，并发回重审。本院于2020年3月19日立案，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8月2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张亚玲及其委托代理人陶文喜、被告三江街道的行政机关负责人邱梁锋、委托代理人丁小兰、宓嫄、第三人傅君铭、相进江、谢胜利、谢国利、姚喜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张亚玲诉称：傅君铭等五第三人是被告三江街道的机关干部。2018年4月1日上午11点左右，五人在信访接待室关门关监控，暴力殴打原告致伤。其中傅君铭是五人中的主要行凶人员。五第三人在上班期间殴打原告，系职务行为，应由被告承担责任。被告也承认“信访工作是职务行为。······应当由三江街道办事处来承担”。原告因信访被五第三人殴打致伤，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特提起本案诉讼，请求：1、确认被告工作人员上班期间殴打信访人员行为违法；2、要求被告在省级电视新闻栏目中向原告公开赔礼道歉；3、要求赔偿医疗费、护理费、营养费、误工费、交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117721.61元；4、判令第三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5、确认被告在原告住院期间派人实行24小时监视的行为违法。庭审中，原告撤回第二、三、四、五项诉讼请求，并增加一项诉讼请求：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三江街道辩称：一、五位行政工作人员并未殴打原告。2018年4月1日，因原告有信访诉求，被告安排第三人傅君铭等工作人员，在被告信访接待室对原告进行信访接待工作，过程中，原告情绪突然激动起来，沿凳子侧边滑到地面，然后躺在地面哭喊。在原告从凳子滑到地上的整个过程中，并没有任何被告的工作人员接触过原告。三江派出所的不予处罚决定书也印证了这一事实。二、原告提出的面部、臀部软组织挫伤的依据不足。从三江派出所2018年4月1日20时57分由原告本人签名认可的《体表原始伤情记录表》、照片等证据可以看出，原告当时并没有面部等部位的伤情。医院记录的初步诊断“头面部、左侧臀部软组织挫伤”仅仅是根据原告的“主诉”所作出的。软组织挫伤的诊断很大程度上是根据患者本人的主观诉述进行诊断，而主观诉述缺乏客观真实性。三、原告之前有自伤自残情形，本次其如有伤情，亦是其自身故意造成。原告在2018年4月1日之前，已有多次在被告办公场所以滚楼梯、躺在地上哭闹等自伤自残的行为。此次在被告工作人员与原告进行谈话时，原告情绪激动突然从凳子上滑到地面，之后即躺在地上长时间哭喊，其目的就是不择手段地给被告工作人员压力，以期多获得非法经济利益。四、从举证责任看，本案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原告负有证明其系被被告工作人员致伤的举证责任。但原告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待证事实。相反，被告有证据证明原告存在多次自伤自残的行为。五、本案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被告的接访工作人员并未对原告实施侵权行为，被告也不存在授意信访接待人员实施侵权行为。根据本案的相关事实和证据，被告认为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理范围。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傅君铭、相进江、谢胜利、谢国利、姚喜萍述称：一、第三人事实上不存在殴打原告的行为。2018年4月1日因原告有信访诉求，由被告安排第三人等五位工作人员，在被告信访接待室对原告进行信访接待工作，过程中，原告情绪突然激动起来，并沿凳子侧边滑到地面，然后躺在地面哭喊。这个基本事实从五第三人在公安机关的笔录中可以得到印证。另该接待室有两处出入口，分别连接办事大厅和办公室走廊，属于人来人往的频繁之地，和原告诉请的该处为封闭场所的描述不符。事情发生后，原告也及时拨打110，警察接警后认真询问了所有当事人，对现场进行勘查，后三江派出所根据以上事实作出的不予处罚决定书也印证了五第三人没有殴打原告的事实。二、原告无证据证明其被殴打致伤的事实。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提起诉讼应当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因此原告对其主张的五第三人有殴打行为负有举证责任，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但本案历经一审、二审，原告至今没有提供具有证明力的证据来证明其主张的殴打事实。相反，从三江派出所2018年4月1日20时57分由原告本人签名认可的《体表原始伤情记录表》、照片等证据可以看出，原告当时并没有面部等部位的伤情，而医院记录的初步诊断“头面部、左侧臀部软组织挫伤”与上述情节不符。因此，举证不能的后果也应由其承担。三、原告之前有自伤自残的情形。原告在2018年4月1日之前，已有多次在被告办公场所以滚楼梯、躺在地上哭闹等自伤自残的行为，这些行为也已经由嵊州市人民法院在2019年作出的生效刑事判决中得到了确认。不难看出原告的这些行为具有一定的模式可寻，其目的就是不择手段地给被告工作人员压力，以期多获得非法经济利益。四、本案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被告的接访工作人员并未对原告实施侵权行为，被告也不存在授意信访接待人员实施侵权行为。根据本案的相关事实和证据，五第三人认为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理范围。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2018年4月1日上午，被告三江街道安排工作人员在上虞火车站将准备赴京信访的徐银仙和原告张亚玲劝返至三江街道，由傅君铭、相进江、谢国利、姚喜萍四第三人在一楼信访接待室对原告进行谈话。后相进江因故离开，谢胜利进入接待室。期间，原告倒在信访接待室地上，大声喊痛，并称被傅君铭等人打伤。经他人报警并拨打120后，原告被救护车送至嵊州市人民医院治疗。经医院诊断，原告头面部及左侧臀部软组织挫伤。 嵊州市公安局三江派出所于当日受案并开展调查，嵊州市公安局于2018年11月21日作出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傅君铭殴打张亚玲的情况证据不足，违法事实不能成立。 另，嵊州市公安局三江派出所于2018年4月2日向被告三江街道发出《调取证据通知书》，要求调取案发当日信访接待室的监控视频。被告出具《情况说明》一份，称“嵊州市三江街道办事处一楼接待室监控设备由于线路故障问题一直处于损坏状态，故2018年4月1日的监控记录无法调取”。 2018年4月11日，原告张亚玲向嵊州市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判令傅君铭赔偿医疗费等经济损失，向其赔礼道歉。2018年6月1日，嵊州市人民法院作出（2018）浙0683民初3223号民事裁定书，认为“原、被告间系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双方的纠纷不是民事诉讼的受理范围”，后原告张亚玲于2019年3月20日提起行政诉讼。 本院认为，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提起行政诉讼，应当符合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条件。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原告应对其符合起诉条件承担举证责任。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被告三江街道的工作人员是否实施了殴打行为及殴打行为与伤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原告张亚玲对此应当负有证明被诉行政事实行为存在的义务，但原告提供的门诊病历等现有证据仅能证明2018年4月1日事发当天其身体存在软组织挫伤的结果，尚不足以认定系被告的工作人员实施了殴打行为所致。本院经庭审充分调查，亦无法确认该行政事实行为的存在。对于案涉信访接待室监控设备当日处于损坏状态的事实，原告主张系被告故意毁坏，但根据嵊州市公安局三江派出所调取情况及证据持有人询问笔录，本院对原告张亚玲的主张不予支持。在原、被告双方基本穷尽举证手段仍事实不明的情况下，根据证据举证责任分配规则，举证责任人对此需承担不利后果。故原告的起诉，缺乏事实根据，依法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张亚玲的起诉。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俞 强 审 判 员  陈祥敏 人民陪审员  梁彩香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一日 法官 助理  章莉莎 书 记 员  张恩娣 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四十九条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二）有明确的被告； （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 （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 第六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 （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情形的； （三）错列被告且拒绝变更的； （四）未按照法律规定由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代表人为诉讼行为的； （五）未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的； （六）重复起诉的； （七）撤回起诉后无正当理由再行起诉的； （八）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 （九）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或者调解书所羁束的； （十）其他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 前款所列情形可以补正或者更正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期间责令补正或者更正；在指定的期间已经补正或者更正的，应当依法审理。 人民法院经过阅卷、调查或者询问当事人，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迳行裁定驳回起诉。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四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其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 在起诉被告不作为的案件中，原告应当提供其在行政程序中曾经提出申请的证据材料。但有下列情形的除外： （一）被告应当依职权主动履行法定职责的； （二）原告因被告受理申请的登记制度不完备等正当事由不能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并能够作出合理说明的。 被告认为原告起诉超过法定期限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