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辽0293民初1519号 原告：常宗春，女，1971年3月14日出生，汉族，住大连市甘井子区。 被告：大连鹏龙腾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浩川园**，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231089091817M。 法定代表人：张雪梅，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左浩天，辽宁昭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晓晨，辽宁昭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常宗春与被告大连鹏龙腾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龙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2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常宗春，被告鹏龙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左浩天、朱晓晨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常宗春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被告赔偿原告损失146125.9元。事实与理由：2018年9月18日，原、被告签订购车买卖合同及委托服务协议书，被告的销售代理人张某某代表被告在合同上签字。2018年9月19日，张某某让原告转账95000元缴纳车辆购置税，再转账29735.75元用于缴纳保险。原告在被告单位处通过微信转账方式将上述两笔款转给张某某，在此期间被告没有任何提示规定转账形式。2018年9月26日，张某某通知原告去被告店里提车，并告知被告为回馈全款买车没享受到优惠额度的客户，可以以保险名义先交55962元后返64962元，让原告参加此活动。2018年9月28日，张某某联系原告，告知如果重新交购置税的话被告可以为原告办理购置税补贴，即重新交83739.9元会享受返还93900元。原告出于对被告的完全信任，并延续同被告之间一贯操作的转款方式将上述款项共计264437.65元分三次转账给张某某，其在职期间确认已收到相应款项。后被告向原告告知没有补贴优惠等活动项目，是张某某私自发布，其只是将所收款项中的93900元用于缴纳车辆购置税，23311.75元用于缴纳车辆商业保险，其余146125.9元并未存入被告账户。原告认为，张某某是被告的销售人员，享有被告授权，且原告的转款行为发生在被告店内及提车时，故原告有充分理由相信张某某系履行职务行为，其由此给原告造成的直接损失146125.9元应由被告承担赔偿责任。故原告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 被告鹏龙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一、案外人张某某的行为不构成职务行为，被告不应因其诈骗行为承担责任。认定雇主承担替代赔偿责任应满足三个要件，即侵权行为人系该雇主的雇员、雇员行为属履行职务行为、受害人的损害后果与雇员履行职务行为有因果关系。在雇员实施不法行为情况下，认定雇主是否承担赔偿责任，应当以该雇员行为是否与履行职务相违背为依据进行判断。本案中，张某某出于骗取他人财物的目的，要求原告向其账户重新转账车辆购置税、店内玻璃保险金的行为是基于其自身的犯罪故意，与其履行雇佣事务的客观需要无关，且与被告雇佣其的利益期待缺乏必要的客观联系，故张某某所实施的诈骗行为不属于履行职务行为。二、原告损失系因张某某诈骗行为导致，被告不存在侵权行为。本案系侵权赔偿之诉，案涉争议系因张某某诈骗行为导致，根据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人民法院（2019）辽0293刑初XX号刑事判决书，已经确认张某某犯诈骗罪，并确认其如下犯罪事实：“15.2018年9月18日、9月26日、9月28日，被告人张某某以公司购车返车款、购买店内玻璃险、购置税退税为由，三次骗取被害人常宗春人民币146125.9元”，并判决“责令被告人张某某向各被害人退回赃款”。故被告不存在侵害原告权益的行为，且原告诉讼请求已经通过刑事途径予以救济，被告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三、被告对原告损失不存在过错，更不具备因果关系。首先，在原、被告签订的《销售合同》第二条项下有特别提示：“乙方支付车价款时，应当到甲方经营场所内的财务部门支付，并索取加盖甲方发票专用章的收款凭证（如乙方以汇款方式支付合同价款的应当支付到甲方指定账号，甲方指定账号信息如下……）”，第四条第4项下方亦有特别提示：“甲方的雇员或代理人均无权做出超越本合同所载的任何保证或做出任何未经甲方书面同意的更改”。原告认可并知晓上述条款，合同中已经确定原告就涉案车辆需支付的价款。被告已经就相关款项的支付方式进行了充分提示，并不存在张金科所称的“优惠活动”。其次，原告委托张某某申报购置税、办理保险，系其单方授权行为，与被告无关。被告没有为消费者代扣代缴税款的权利、义务，也没有强制要求原告必须在被告店内办理保险。与购置税、保险有关的款项，被告始终未经手，更未获取利益。再次，张某某对原告实施诈骗行为的同时，被告没有正在进行的类似优惠活动，在此期间，政府也没有针对原告所购车型的购置税减免活动，不存在对原告的任何引诱、误导。且依汽车市场交易习惯，为帮助银行拓展金融业务、增强车辆市场覆盖率，并获得当时存在的“金融服务费”作为收入，汽车销售行业鼓励贷款购车，不存在鼓励全款购车的情况。原告面对以上疑点和不合理，作为有能力参与较大金额的市场经济活动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对上述事宜具备基本的注意意识，原告之所以受骗，其本人主观上存在重大的过失。综上所述，原告请求被告赔偿其损失146125.9元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经审查，当事人提供的《销售合同》、《委托服务协议书》、发票、微信转账记录、微信聊天记录、车辆购置税纳税申报表、车辆保险单、交车记录单、专用收款收据、银行流水、刑事判决书等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经审查确认的证据及当事人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7年5月2日，原、被告签订《销售合同》，约定原告在被告处购买奔驰2996CC越野车一台，总价为1070000元，同时在合同的特别提醒中约定，原告支付车价款时，应当到被告经营场所内的财务部门支付，并索取加盖被告公司发票专用章的收款凭证，被告的雇员或代理人均无权做出超越本合同所载的任何保证或做出任何未经被告公司书面同意的更改。2018年9月18日，原、被告签订《委托服务协议书》，约定原告委托被告代办保险、上牌、汽车用品装潢事宜，代办费1000元。上述合同签订后，原告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被告支付购车款1070000元及机动车饰品款11600.25元，被告向原告开具发票二张。2018年9月19日，被告向原告交付车辆。 根据前述两份合同中的记载，被告的销售顾问为案外人张某某。2018年9月19日，原告通过微信向张某某分两笔转账95000元、29735.75元，其中93900元为车辆购置税（张某某于2018年9月28日将多支付的车辆购置税1100元通过微信转账返给原告），23311.75元为保险费（张某某未将多支付的保险费6437元返给原告）。2018年9月26日，张某某通过微信向原告发送消息：“55962-返64962。”原告于当日通过微信向张某某转账55962元。2018年9月28日，张某某通过微信向原告发送消息：“先出83739.9返给你93900。”原告于当日通过微信及手机银行向张某某转账83739.9元。 另查，张某某担任被告销售顾问期间，以公司有高额购置税退税等理由，骗取原告等26名被害人款项合计655023.09元。基于上述犯罪事实，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人民检察院于2019年8月28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经审理查明“15.2018年9月18日、9月26日、9月28日，被告人张某某以公司购车返车款、购买店内玻璃险、购置税退税为由，三次骗取被害人常宗春人民币146125.9元”等事实，并于2019年12月26日作出(2019)辽0293刑初XX号刑事判决：一、张某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二、责令张某某向各被害人退回赃款。张某某实施诈骗行为期间，被告公司并无多返购置税等优惠活动。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案中，原告因案外人张某某的犯罪行为被诈骗146125.9元，原告主张被告对该损害后果的发生存在过错，其负有相应的举证责任。首先，原告主张被告对付款方式未尽提示义务与案涉《销售合同》中特别提醒中的约定不符，在原告已按该付款方式向被告支付购车款及车辆饰品款的情况下，可以确认原告对该付款方式的约定系明确知晓的，故原告主张被告未尽提示告知义务与事实不符。其次，张某某要求原告向其个人账户转款的行为，发生在案涉《销售合同》已全部履行完毕之后，此时，被告已将车辆交付给原告，且车辆购置税及保险事宜均已办理完毕。张某某的侵害行为既未发生在其向原告提供汽车销售顾问服务期间，被告公司亦不存在相关优惠活动，故张某某所实施的侵害行为不属于履行职务行为。第三，根据案涉《销售合同》中的特别提醒事项，被告已告知车辆买受人被告的雇员或代理人无权做出超越合同所载的任何保证或做出任何未经被告公司书面同意的更改。张某某出于骗取他人财物的目的，要求原告向其账户重新转账车辆购置税等侵害行为是基于其自身的犯罪故意，与被告对其销售顾问的履职需求不具有关联性。而原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案涉合同权利义务均已履行完毕的情况下，在张某某未作合理说明、解释的情况下，也在未到被告单位进行核实的情况下，即向张某某个人账户转款，其自身未尽到谨慎、注意的义务，存在过错。第四，根据本院作出的(2019)辽0293刑初XX号刑事判决书，已明确认定张某某诈骗公民财物，其行为构成诈骗罪，并责令张某某向各被害人退回赃款。可见，原告作为刑事案件被害人，其合法权益已通过刑事途径予以救济。第五，张某某要求原告直接向其个人账户转账的诈骗过程，显然与正常的交易习惯相悖。其所实施的侵害行为已为雇主自身的风险控制能力所不及，超出了被告作为汽车销售经营商对员工管理的合理范围。综上所述，原告所受损害并非是因被告雇员履行职务行为所致，且原告亦无证据证明被告在管理中存在过错，故被告的行为不构成侵权，与原告的损害后果之间并无直接、必然的因果关系。综上，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损失146125.9元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常宗春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223元、减半收取计1611.5元，由原告常宗春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刘博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谷郁 附相关法条： 最高人民法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诉讼请求依据事实证据法律证明责任《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所的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加以证明，但另有规定的除外。 最高人民法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诉讼请求依据事实证据法律证明责任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