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932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1，男，1959年1月1日出生，汉族，烟台紫翔保温材料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住山东省烟台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江东，山东泰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丛某1，女，1963年11月4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通州区。法定代理人：袁某，男，1955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北京铁路局北京货运中心退休职员，住北京市通州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丛某2，女，1966年4月24日出生，汉族，长城艺术学校退休职员，住北京市朝阳区。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旭，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箫，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某1因与被上诉人丛某1、丛某2遗赠扶养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5民初236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某1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丛某1、丛某2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张某1实际扶养遗赠人丛某3夫妻多年，而后才签订的遗赠扶养协议。丛某3夫妻生前与丛某1、丛某2关系不和，常年不来往，致使丛某3夫妻常年在生活上无人照顾，生活孤独。张某1与丛某3夫妻很多年前就关系密切，相互来往频繁。张某1因为公司业务常年在北京和烟台居住。丛某3夫妻很喜欢海边生活，也喜欢和张某1一起生活。这为张某1照顾丛某3夫妻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多年来，丛某3夫妻大部分时间跟随张某1一起生活，基本都居住在烟台。多年来，遗赠人丛某3夫妻不论是在北京还是在烟台所需的生活费用，衣食起居、生活、医疗等均由张某1亲自负责和安排。为此丛某3夫妻感动不已，认张某1为干儿子。那时，丛某3夫妻就多次提出要与张某1签订遗赠扶养协议。张某1认为赡养老人是张某1应尽的义务，对丛某3夫妻的照顾并不是为了钱财，所以每当两位老人提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张某1都婉言谢绝。为此，崔某内心很是过意不去，就说在其有生之年多为张某1做几幅画，以弥补和报答张某1的照顾和损失。这也印证了丛某2在一审开庭时所说的，其母亲是为了张某1作画累死的。实际上是崔某老人自愿所为。自2016年，崔某老人去世后，丛某3又多次提出要与张某1签订遗赠扶养协议并进行公证。由于房产证是崔某的名字，被公证部门告知要将房产确权后方可办理。丛某3曾以分家析产继承为由起诉丛某2、丛某1，由于丛某3对丛某2地址联系方式均不知道，法院告知待确定联系地址后再行起诉。2016年底，丛某3多次催促与张某1先签订遗赠扶养协议，并提出公证手续等条件具备时再办理。张某1才与遗赠人丛某3签订了遗赠扶养协议。本案的基本事实是，虽然签订协议距丛某3死亡的时间仅10个月，但张某1与丛某3夫妻的实际扶养关系已经存续多年。2.丛某3夫妻虽一个人月收入8000多元，一个人月收入6000多元，但生活并不宽裕，退休金绝大部分都用来购买了保健品，生活拮据。崔某去世后，抚恤金、画作等被丛某2全部拿走。丛某3生活更加艰难，每月购买保健品的支出高达1万多元，债台高筑，每当丛某3发工资时，保健品推销人员都会封堵家门讨要赊欠的款项。为此，张某1经常为丛某3垫付欠债，丛某3还经常向其学生借钱。遗赠人丛某3考虑到所欠债务和躲避保健品推销人员等因素，提出将房屋出租后随张某1一起生活。张某1才将丛某3带在身边，负责老人的生活起居等。张某1在北京和烟台分别租房让老人居住。在烟台居住的是一个高档小区，张某1很多朋友亲戚的父母均居住在该小区，经常与遗赠人丛某3一起喝茶聊天，有利于避免老人孤独寂寞。张某1还为丛某3配备了专职保健护士，负责其身体保健和起居生活。3.遗赠人不单纯需要工资收入，还需要陪伴关心照料，以及心理上的关爱。这是张某1一直和遗赠人生活在一起的主要原因。4.张某1对于遗赠人生前的照顾以及临终时的医疗抢救等，也是张某1对于遗赠人生养死葬义务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一审判决无视上述事实，片面认定张某1未完全履行遗赠扶养协议，剥夺了张某1继承遗赠人财产的权利。二、一审判决对张某1提交的多项证据都没有予以质证和确认，重要证据未予认定。张某1提供的遗赠人丛某3学生的电话录音，一审法庭以未提供书面文字为由，不予认定。三、一审法庭违反诉讼程序，无故拖延审理，致使案件从2017年12月张某1起诉，到2020年4月30日才结案，历时长达二年多。多次更换审判员、陪审员。丛某1、丛某2辩称，一、张某1所述缺乏证据支持，与遗赠扶养制度的初衷相悖。1.张某1提出多年实际扶养丛某3夫妇事实在先，而后才签订的遗赠抚养协议，此主张有悖事实且与遗赠抚养制度立法初衷不符。2.一审庭审中，每当被问到丛某3老人高额的退休金和涉案房屋租金等收益的去向，张某1均辩称都用来购买保健品、艺术品、还债，却始终未提供任何有效证据支持。3.丛某3老人生前最后阶段，张某1并未陪伴在身旁给予老人关怀，其为老人所提供的最后居所，实际造成老人人身自由受限，断绝了同亲人和外界的一切联系，病危之际未能得到及时救治。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准确，涉案遗赠抚养协议签订后，张某1未能按照《继承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充分履行对丛某3生养死葬的义务，因而无权对等取得丛某3的遗产。三、一审法院审理案件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对于张某1提交的证据不予质证的情形。张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张某1依据遗赠扶养协议受赠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红庙北里×房屋的2／3份额或相当于涉案房屋2／3份额的折价补偿款；2.丛某1、丛某2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丛某3与崔某系夫妻，二人育有两个女儿，即丛某1、丛某2。丛某1生于1963年11月4日，被北京市朝阳区残疾人联合会认定精神残疾贰级，八里庄街道红庙社区指定其配偶袁某作为其监护人。丛某2自2012年6月起到澳大利亚生活，现居住于墨尔本。崔某生前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副教授，1991年7月退休，2016年2月25日因肺炎、感染性休克在北京市第一中西医结合医院去世，去世时退休收入为每月6618.7元。丛某3生前系首都经贸大学（原北京经济学院）副教授，1992年10月退休，2017年11月1日2时14分在烟台市芝罘区富顺苑西区36号楼内2号死亡，去世时退休收入为每月8152.9元。崔某生前留有涉案房屋一套，建筑面积69.28㎡，该房屋系其生前工作单位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福利分房。1994年4月25日，崔某将该房屋购至其个人名下。丛某3、崔某夫妇生前在该房屋居住，直至崔某去世。张某1称，其与丛某3、崔某夫妇生前多年关系要好，且长期与其共同生活；崔某去世后，丛某3对张某1多年的照料很是感动，并称百年后将上述房屋中属于丛某3的部分由张某1继承。张某1提交了一份《遗赠抚养协议》，该协议除落款签名、落款日期的月、日部分及正文修改部分为手写字体外，其余均为打印字体。该协议全文内容为：“遗赠抚养协议遗赠人：丛某3，男，汉族，一九三二年八月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红庙北里×号，身份证号：×××，抚养人：张某1，男，汉族，出生于一九五九年一月一日，住：烟台市芝罘区新海阳街55号内2号，身份证号：×××。因遗赠人年老，患病，身体衰弱。家中无人照料，长期以来依靠抚养人照顾。经双方邀约，愿意签订遗赠抚养协议，并请徐某作证，双方承诺履行以下协议：1.愿将自己的楼房一套（房产所有人为遗赠人已故老伴崔某）归遗赠人所有部分，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红庙北里×号，建筑面积为69.28平方米，房产证朝私更成字第（64167）以及房屋中的一切家具、杂物，全部赠给。在遗赠人去世后抚养人即受领上述全部财产。2.抚养人保证继续细心照顾，让老人安度晚年。至去世之前供给衣、食、住、行、医疗等全部费用，并保证的生活水平保持全市平均水平以上。遗赠人的饮食起居的一切照顾由抚养人承担。遗赠人去世后由负责送终安葬。3.抚养人应在甲方去世后3个月内，办理赠与财产的所有权转移手续。逾期不办的，视为拒绝接受遗赠，其遗产可按法定继承处理。4.如果抚养人有违反协议的行为，遗赠人可以解除此遗赠抚养协议，收回所以（遗）赠遗产。5.如果遗赠人把所以增产（遗赠财）产又处置给他人，构成对此遗赠抚养协议的违反，抚养人可以追回为遗赠人所支付的全部抚养费用。6.本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本协议一式五份，双方各执一份，证人各保存一份。遗赠人（签字盖章）：丛某3，抚养人（签字盖章）：张某1，证明人（签字盖章）：徐某，二〇一七年一月九日”。丛某1、丛某2不认可上述协议的真实性，认为无法核实是否是丛某3的签字，并曾向法院申请了笔迹鉴定，后又申请撤回鉴定。为证明《遗赠抚养协议》的真实性，张某1提交了徐某的书面证言，内容为：“我叫徐某，女，汉族，一九五九年十月十八日出生，住：山东省烟台市奇山东街×，身份证号：×××，联系电话：152XXXXXXXX，因张某1与丛某1、丛某2遗赠抚养协议纠纷，证明张某1与丛某3、崔某的关系及遗赠抚养协议签订前后过程情况。我和张某1是同学关系。张某1与丛某1、丛某2父丛某3、母崔某很多年前就关系很好。因为大家都喜欢美术艺术，所以双方交往频繁。张某1常住北京，见他们夫妻年迈体弱，就经常前去照顾。后来，丛某3、崔某夫妻很喜欢烟台的海边生活环境和清新的空气。张某1就每年多次专车陪同他们夫妻到烟台度假修养。每次来烟台我基本上都作陪。在和丛某3、崔某夫妻交往过程中，他们夫妻多次透露出：他们的两个女儿与父母关系疏远，对父母漠不关心，尤其是丛某2从国外回来，也不去探望父母，丛某3夫妇对他们的子女很失望。在我们的交往过程中，丛某3夫妇多次提出与张某1签订遗赠抚养协议。都被张某1婉言谢绝了，自从崔某去世后，丛某3生活上由于购买保健药品，使外债累累，生活无着落。张某1无奈替丛某3付清外债。并将其带在自己身边，负责其日常的生活起居，衣食住行。丛某3对于张某1的悉心照顾很是感动，曾多次对我和其他朋友说没有张某1就没有他的今天，又多次提出要求我作证要与张某1签订遗赠抚养协议。因为自从崔某老师去世后，他们的子女把家里的字画及她们母亲的抚恤金都拿走再也没管他们的父亲，老人很失望。直到二〇一七年一月份才签订了协议。当时，我亲眼见证了丛某3在遗赠抚养协议上签字的。并让我作证明人也在协议上签了字。以上情况属实。我特此证明。证明人：徐某，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日。”丛某1、丛某2不认可上述书面证言的真实性。法院依法通知徐某于2018年3月22日到庭接受质询，徐某未出庭，张某1解释称徐某父亲病重住院，孩子年幼，不能到庭。2018年3月29日下午3点，徐某经法院传唤出庭接受质询。本院在庭审中，就张某1与徐某进行了分别询问。就张某1提交的《遗赠扶养协议》起草及签订的相关细节，张某1称该协议系2016年年底由其在本案的诉讼委托代理人杨江东律师起草的；2017年1月9日早上，丛某3在×室拿出上次杨江东律师起草的《遗赠扶养协议》，因该草稿有些部分被划了，不整齐，也折过，丛某3让张某1拿出去重新排版打印；张某1出门打印的时候，丛某3一个人在家，张某1回到5号房屋时不到上午9点，记不清楚徐某什么时候到的；张某1在签字的前一天就在5号房屋里，徐某不在该房屋里居住；丛某3说徐某要回烟台，让徐某过来当见证人；徐某那天也是因为丛某3刚搬过去，就去看了一下丛某3住的延静东里的房子；协议是2017年1月9日上午11点前签署的，是丛某3先签，然后徐某签字，最后张某1才签字。徐某出庭陈述称其与张某1系小学同学，后来在张某1的公司工作，2015年底因照顾小孙女从该公司离职；经张某1介绍其认识了丛某3夫妇，张某1称他与此二人关系很好，徐某自己也感觉他们关系很好；徐某称自己不会用电脑，之前张某1提交的书面证言系徐某在烟台出去打印的；张某1在北京没有房子，经常住北京的朋友家或者宾馆，一年来北京好几次，少则住十几天，长了住几个月；关于书面证言中提到的丛某3负债累累，生活无着落的表述，徐某解释称，其因有一次在丛某3北京的家中，碰到卖保健品的上门要钱，累计欠好几万，故此认为丛某3负债累累，生活无着落；关于协议的签署过程，徐某称其是元旦后来的北京，待了一周回的烟台，这次来北京一直在丛某3在延静东里的房子里住，签协议当天也在；当天是丛某3在《遗赠抚养协议》上写的房屋坐落位置，然后张某1拿去打印的，打印的时候是张某1自己去的；协议的签署时间是2017年1月7日，记不清是上午还是下午；协议是丛某3先签，然后张某1再签字，最后是徐某签字的。张某1未对徐某的证人证言发表质证意见。丛某1、丛某2则认为张某1与徐某关于此案遗赠抚养协议签订前后的描述前后多处相互矛盾，表述不一致，且徐某的证言大多是道听途说，不客观、不真实，不应被采信。为证明其履行了《遗赠抚养协议》中约定的生养死葬义务，张某1提交照片、信函、委托书、收入证明、便签、死亡证明，证明张某1与丛某3夫妇生前关系融洽和谐，早在《遗赠抚养协议》签署之前，张某1就已经开始帮助丛某3处理房屋有关事宜；丛某3对张某1的照顾十分满意，并对其十分信任和依赖；2017年3月至2017年11月，丛某3在烟台居住期间，张某1为其聘请了24小时护工，月薪6000元；丛某3发病时，张某1全力抢救，在丛某3去世后，帮其穿寿衣，并通知其单位办理后事；并基于人道考量通知了丛某1、丛某2，丛某1、丛某2在未通知张某1的情况下，私自将丛某3的遗体火化，综上，张某1已尽到了全部生养死葬的义务。丛某1、丛某2认可照片的真实性，但主张几张照片不足以证明张某1尽到了生养的义务，对委托书、信函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收入证明和便签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也不认可其证明目的。丛某1、丛某2提交了遗体存放证明、火化证、殡葬火化费用票据、墓地证明、安葬、墓碑刻字等费用发票及明细，证明丛某3的后事均由丛某1、丛某2完成，张某1并未尽遗赠抚养协议之死葬义务。张某1认可丛某3的火化和安葬不是其办理的，因为张某1通知丛某1、丛某2办理丧事后，就不知道丛某3火化的情况了，也没有得到丛某1、丛某2的通知参加火化。丛某1、丛某2主张其父母生前被张某1蒙骗，在其母亲去世后，张某1为达到控制其父亲丛某3经济自主权，借涉案房屋年久失修、需重新装修之名，将涉案房屋以崔某之名委托北京爱家营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对外出租，租金7000元/月，租期六年，截至目前租金收益全由张某1控制。而后将丛某3安排在延静东里的出租房内，该房屋系案外人张学军从北京天泰置地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承租的。后因拖欠房租，丛某3于2017年3月被房东赶出该房屋。经丛某1、丛某2申请，法院调取了涉案房屋在北京我爱我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及延静东里房屋在北京天泰置地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相关房屋租赁的档案资料。北京我爱我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反馈的档案资料显示，2016年9月21日，张某1以崔某之名将涉案房屋交由北京爱家营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并签订《北京市房屋出租委托代理合同》，约定涉案房屋的委托出租价格为7000元/月，出租代理期自2016年9月23日至2019年9月22日。出租方指定的收取房租的账户为张某1名下在中国银行烟台南大街支行营业部的卡号为×××的银行账户，就此案的相关出租人及出租方委托代理人签字处均显示“张某1”。2016年9月21日，“崔某”作为声明人致北京爱家营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委托打款声明》，该声明显示，涉案房屋的租金、押金、定金及其他费用的款项均打入指定的张某1的上述银行账户中。2016年9月22日，“崔某”作为委托人，向张某1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张某1代收房屋租金，代办房屋交验手续及在交验单上签字，租赁房屋时签署相关文件，代办该房屋租赁过程中的其他事宜。该委托人处，崔某的联系电话及地址的登记与张某1的联系信息一致，均为联系电话132XXXXXXXX，地址：山东烟台市新海阳街55-2号。2017年4月10日，“崔某”作为委托人与北京爱家营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签订《委托收款账户变更之补充协议》，协议将原收取涉案房屋房租的账户由张某1的前述银行账户变更为丛某3名下在北京银行八里庄支行卡号为×××的账户。该补充协议载明的委托人“崔某”的信息如下：身份证号×××联系电话132XXXXXXXX，通讯地址：山东烟台市新海阳街×号。同日，“崔某”还出具了《委托打款声明》，其主要内容仍系将涉案房屋的租金收取账户打入丛某3的上述账户中。2017年4月30日，“崔某”作为委托人向丛某3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丛某3代收房屋租金，代办房屋交验手续及在交验单上签字，租赁房屋时签署相关文件，代办该房屋租赁过程中的其他事宜。代收房屋租金的账户为丛某3名下的上述北京银行账户。崔某的联系电话登记为159XXXXXXXX，丛某3的联系电话为132XXXXXXXX，二人联系地址均为：山东省烟台市新海阳街×号。同日，“丛某3”作为“崔某”之委托代理人与北京爱家营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签订《北京市房屋出租委托代理合同》，及《家具家电配置及装饰装修协议》等文件，约定涉案房屋的委托出租价格为7000元/月，出租代理期自2019年9月23日至2022年9月22日。续签合同原账户不变。另查，丛某3名下的上述北京银行账户开户日期为2017年3月20日，该账户的流水明细显示，2017年3月20日开卡当天，该商户存款收入30.07元，2017年5月3日，该卡收入来自北京爱家营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的汇款216元，2017年9月22日，该卡收入来自北京爱家营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的汇款73500元。自2017年9月23日至2017年10月18日，该卡共分18次取现，金额每次1200元、2000元、2500元、3000元、5000元、10000元不等，另发生取现手续费扣除次数18次，每次2元。直至2017年10月18日，该卡取现及扣除手续费后余额为10.37元。上述取现显示，2017年9月27日、29日，在烟台市芝罘区分三次取现共2.5万元，2017年10月12日两笔共计1万元亦发生在山东省内取现。北京天泰置地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反馈的租赁档案资料显示，2016年9月5日，案外人张学军作为承租人从北京天泰置地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租赁×室用于居住，租期为2016年9月5日至2017年9月4日，租金为5750元。支付方式为按季支付，第二次租金支付时间为2016年11月5日，第三次为2017年2月5日，第四次为2017年5月5日。张某1认可上述材料的真实性，但不认可与本案的关联性。经询，张某1认可其代理丛某3将涉案房屋委托北京爱家营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出租，第一年的租金由张某1取出，全部交由丛某3用于购买字画、古玩和保健品；第二年的租金打入了丛某3的卡中，不是张某1办理的，现也不知道这张卡在哪里。就丛某32016年9月至2017年11月的居住情况，张某1表示具体时间说不清楚，基本都与其一起生活；2017年春节本来打算与丛某3一同到烟台过春节，但后来丛某3表示因亲戚拜访要留在北京；2017年3月份，丛某3到烟台找张某1，没找到后投奔了其弟弟，后又联系上了张某1，张某1将丛某3安排在朋友的一处住房内，并配备了24小时的护工与其共同居住，直至丛某3去世。就出租涉案房屋，另租×号房屋给丛某3居住的原因，张某1称出租涉案房屋是丛某3的意愿，第一，涉案房屋年久失修，需要维修，第二，配偶的离世让丛某3在涉案房屋内触景伤情，第三，涉案房屋楼层较高，没有电梯对丛某3这种年岁高的老人来说不方便；第四，丛某3一年中大部分时间在烟台度过，涉案房屋常年闲置；第五，丛某3夫妻常年赊购保健品，出租房屋也是为了躲避保健品推销人员，并通过租金支付保健品的钱。丛某1、丛某2提交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箫律师及丛某1的法定代理人袁某于2018年2月8日下午3时到北京天泰置地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金台路主管张某2的谈话录音，显示张某2称租赁协议是两位山东张姓的租客承租的，租完后张某1不在里住了，他弟弟在里经商，放了八个大冰柜，雇人包饺子往外卖，后来因邻居投诉，其到房屋了解情况，当时老人在屋里住，后来因为拖欠房租，其与公司其他同事三人又去该房屋，正好碰见老人，即所谓的张某1的干爹丛某3，老人住在隔出的小屋里，满屋是药，有个座机电话；张某1住在正规的卧室里，里面有四五个大冰柜，由于人不在，东西都腐烂了；因为拖欠房租，丛某3也不得不离开，一个自称是丛某3孙女的小女孩要把他带到山东去，因为房子里有很多遗留物品要处理，小女孩还代丛某3签字确认；听小女孩说老人有一套三居室租给了我爱我家，租期六年，但没钱交房租；后来张某1来找过，索要室内物品，曾说起过丛某3的闺女在国外，不养他，张某1是丛某3的干儿子，给他养老送终。丛某1、丛某2提交丛某3的亲笔信一封，内容为：“2016年春，我曾写过一张委托书给张某1，由于我年事已高，房子之事委托张某1先生代管。以后我听说张某1曾找到朝阳区公证处公证。我的房子是在朝阳区红庙北里8号楼4单元×（小三居）以后张某1借口说红庙北里的房子要装修，他就让我搬到朝阳区延静东里6号楼14-5号两居室居住（我住一间，他与他的女友住一间）。一直住到阴历年的前一天，张与他的女友返回烟台过春节，说是十五以后回来，但至今也未见他回来，打电话他也不接。我现住的延静东里×号张某1与中介和房主共同协商租的房租金是由张某1出的，春节之后，张一直拖欠房租，中介和房主来催要房租，张始终未露面。后房主要收回房子，我无奈之下才来到了烟台我弟弟处。另外，张某1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与中介把我的房子租了的租金7.8万全归张某1私人所有，一个也没给我。为此我声明（朝阳区八里庄派出所处有）取消房子让张某1代管的委托，由丹参滴丸厂牛某同志代管（牛某同志为丹参滴丸厂的职工，一次该厂为加大该厂的知名度找到一些老客户一起聚会，小牛作为工作人员与她相识的，她见我孤身一人就很关心我，照顾我，在她休班时有空她就来我家帮我做饭，我需要什么她就帮我买，待我像亲爹一样，她所做的一切使我十分感激和赞赏）。丛某32017年3月26日”。丛某1、丛某2主张该信系丛某3因拖欠房租被赶出×室后，去烟台找到其弟弟丛某4前留下的亲笔信；该亲笔信可以显示，张某1不仅未按照《遗赠抚养协议》尽到生养之义务，还蒙骗丛某3，图谋其财产。张某1不认可该亲笔信，称该信件是被他人欺骗下所写，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但未提交有效证据反驳。丛某2称，丛某3去世后，张某1急于火化遗体，并于去世当日即2017年11月1日10时，将遗体存放在烟台芝罘殡仪馆，因其并非家属，无法办理火化手续，才联系丛某2，且借口向殡仪馆交纳停尸费押金向丛某2索要4到5万元。为此，丛某1、丛某2提交了双方的微信记录，其主要内容为张某1联系丛某2回国处理丛某3后事，沟通中，丛某2表示事发突然，希望见丛某3最后一面，委托张某1将遗体存放至其回国；张某1表示要丛某2先打款4万到5万押金，否则11月4日就火化，同时在微信中还向丛某2发送了《遗赠扶养协议》的抬头截图，双方就等丛某2回国一事协商未果。张某1认可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主张内容不完整，但其未提交相应反证。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张某1与丛某3签订的《遗赠扶养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丛某1、丛某2主张，签订该协议并非丛某3真实意思表示，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采纳。根据协议内容，扶养人所承担的义务为“细心照顾，让老人安度晚年，至去世之前供给其衣、食、住、行、医疗等全部费用，并保证其生活水平保持在全市平均水平以上，遗赠人去世后由扶养人负责送终安葬。”自张某1与丛某3签订协议至丛某3离世，仅10个月时间，张某1多次转移丛某3的住处，客观上对丛某3的晚年正常生活造成了较大妨碍。且丛某3生前有着较为丰厚的退休收入，加上涉案房屋出租的收益，应当足以支付老人的日常开支。张某1主张丛某3生前购买古玩、字画和保健品导致入不敷出，缺乏客观证据予以证明，且其并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丛某3生前衣、食、住、行、医疗等全部费用均由其承担。丛某3离世后，丧葬事宜基本由丛某1、丛某2处理，张某1也未证明其履行了为丛某3送终安葬的义务，故张某1并未完全履行遗赠扶养协议，诉争房屋不应由张某1继承相应份额或分得折价款。判决：驳回张某1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8133元，由张某1负担（已交纳）。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张某1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遗赠人丛某3学生林某与张某1的通话记录。证明目的：1.林某在丛某3夫妇生前曾多次到北京和烟台看望过丛某3夫妇，对于张某1的精心赡养很是感动，并听到遗赠人对于张某1的评价。这证明张某1在遗赠扶养协议签署前就已经对遗赠人夫妇尽赡养义务；2.遗赠人丛某3曾向其学生借钱，证明虽然丛某3夫妇有退休金，但生活很拮据。证据2.张某2的证言，张某1在遗赠扶养协议签署前多年对于遗赠人夫妇的赡养照顾过程和感受。证明目的：1.张某1照顾遗赠人夫妇是多年如一的行为；2.也说明遗赠人夫妻的亲生女儿不赡养父母的事实。证据3.遗赠人夫妻在烟台所租住房屋的房主丁本利的证言。证明目的：张某1多年如一日，精心赡养，尽力满足遗赠人的生活，张某1不惜重金购置物品和车辆，为遗赠人提供更好的居住环境。证据4.遗赠人夫妻生前好友郝连斌的证言。证明目的：遗赠人虽然有收入，但因买保健品和器材，生活过得非常艰苦，已经到了抵押房产贷款的窘境。证明一审判决认定的丛某3生前有着较为丰厚的退休收入，加上涉案房屋出租收益应当足以支付老人的日常开支，与事实不符。丛某3生活拮据，入不敷出。证据5.烟台殡仪馆收款收据。证明目的：张某1在遗赠人病故后，为遗赠人购买的丧葬用品。证明张某1已经履行了为老人送终安葬义务。证据6.山东省烟台市烟台山医院门诊病历及CT检查和药费单据。证明目的：1.遗赠人在烟台及北京的医疗检查治疗均由张某1负责，并承担所有费用；2.遗赠人多年的生活起居，医疗检查、治疗均系张某1承担。证据7.中国建设银行遗赠人的存款账户及流水。证明目的：1.遗赠人的所有收入均在其自己银行账户上，支出也由其自行支配使用；2.丛慧珠的银行流水可以看出并没有什么款项，不是一审判决认定的收入丰厚。丛某1、丛某2质证意见为：对张某1二审中提交证据1-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以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不符合规范证据形式，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其中证据1名为通话录音，实为微信语音聊天记录并且明显进行了剪辑，不具备完整性，“林某”的身份也无法核实。该证据与本案待证事实缺乏关联，自称丛某3学生的“林某”只是陈述了丛某3夫妇在世时与两位老人素有来往，见过张某1，至于张某1对老人“如何好”“如何照顾”，均系张某1自己口述，“林某”也只是道听途说，并没有、也不可能亲眼所见，本案涉及的《遗赠扶养协议》以及丛某3生命最后一年所经历的种种事情，其应该不知道，否则其对张某1应该会是另一番评价，张某1接近丛某3是否别有目的，其根本无法做出客观判断。至于“林某”陈述丛某3生前曾向其借钱，未见任何借据、凭证，真实性更是无从考证。因此，此段语音记录与本案《遗赠扶养协议》履行情况无关，无法证明张某1对丛某3尽到了赡养义务。证据2、3、4中证人的身份无法核实，证据2、3证人与张某1明显存在利害关系。证言无法证明《遗赠抚养协议》签订后，张某1是否全面履行了涉诉协议，因而其证明内容与协议履行情况无关，不具有关联性。证据4中的证人属于推销以房养老投资项目的推销员，其曾多次对丛某3夫妻二人软磨硬泡，后向丛某2推销以房养老宣传材料。丛某3去世后，该证人主动联系丛某2，提出只要出钱，其可以出庭作证或者提供证据揭露事实真相，被丛某2严词拒绝。证据5并不属于新证据，张某1在一审时已经提交过该证据，此收据并非正规发票，无法证明款项收支情况，不具备真实性、合法性。该票据也没有明确的出具日期，无法证明丧葬用品就是为丛某3所购买。退一步讲，即使张某1在丛某3去世后购买过少部分丧葬用品，也不等于其完全履行了《遗赠扶养协议》之中约定的“死葬”义务，从遗体告别、火化、寄存、购置墓地、入土安葬各个阶段，张某1再未露面，整个过程均由丛某1、丛某2亲手操办。证据6真实性、合法性无法核实，不认可关联性及证明目的。门诊病历只见封面，未见内容和医院签章，也没有载明就医时间，真实性无法核实，也不具备合法性，门诊收费票据无法反映出实际付款人情况，丛某3生前有医保和退休金、房租等收入，医疗费用完全能够自理，此证据不能证明张某1为丛某3看病支付医疗费用，与待证事实无关。对于证据7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不认可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从此账户开立时间来看，此银行卡是2017年6月由旧存折置换的新卡，其流水信息只反映了2017年近半年的流水情况并不完整，况且此卡并非丛某3生前的工资/退休金账户（退休金账户是工商银行账户）或收取涉案房屋租金的账户，不能反映出丛某3生前的真实收入情况。另查，一审中，张某1称2017年春节回烟台时留给丛某38000元房租款和一些生活费；二审中则称留给丛某36000元用于交房租，丛某3没交房租，不知道把钱花哪里了，张某1对于给付钱款事宜，未提交证据证明；张某1称没有证据证明其陈述的代丛某3偿还购买保健品欠款事宜；张某1称收取涉案房屋租金后都交给了丛某3，但对此没有证据证明；经法庭询问，在丛某3可以自行办理房屋租赁手续，存、取款，且生活能自理的情况下，为何指定张某1为租赁合同的收款人。张某1称系丛某3让其代为办理的，其只能听丛某3的；关于丛某3为何居住在×号房屋大厅的问题，张某1称丛某3愿意在大厅居住，是丛某3自己选择的。一审中，法庭询问2016年6月至2017年去世时，丛某3的身体状况，张某1称“心脏不太好，85岁了上楼爬不动。去过烟台三医院检查了，其他没什么大毛病。在北京没有去过医院检查，一直没什么大毛病”；二审中，法庭询问丛某3生前身体状况，张某1称“小脑萎缩、高血压、心脏病、腿脚疼痛厉害，还有很多小毛病，并称以前在北京、烟台有很多医院的单据可以证明”；关于既然丛某3生活能自理，为何请护工的问题，张某1称找护工就是负责按摩、护理、陪丛某3溜达等，并称从2017年4月开始找24小时陪护护工。一审中，张某1称丛某3在烟台居住的富顺园小区的房屋是借其朋友的；二审中则称每月租金约2000元。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根据张某1与丛某3签订的《遗赠扶养协议》内容，扶养人所承担的义务为“细心照顾，让老人安度晚年，至去世之前供给其衣、食、住、行、医疗等全部费用，并保证其生活水平保持在全市平均水平以上，遗赠人去世后由扶养人负责送终安葬。”自张某1与丛某3签订协议至丛某3离世，仅10个月时间，张某1多次转移丛某3的住处，客观上对丛某3的晚年正常生活造成了较大妨碍。且丛某3生前有着较为丰厚的退休收入，加上涉案房屋出租的收益，应当足以支付老人的日常开支。张某1主张丛某3生前购买古玩、字画和保健品导致入不敷出，缺乏客观证据予以证明，且其并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丛某3生前衣、食、住、行、医疗等全部费用均由其承担。丛某3离世后，丧葬事宜基本由丛某2、丛某1处理，张某1也未证明其履行了为丛某3送终安葬的义务，故一审法院认定张某1并未完全履行遗赠扶养协议，诉争房屋不应由张某1继承相应份额或分得折价款，并无不当。张某1二审中所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张某1已履行《遗赠扶养协议》所约定的内容，故本院对其相关上诉主张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张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8133元，由张某1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玄明虎审 判 员 万丽丽审 判 员 沈 放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 卢圆圆书 记 员 王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