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191民初521号原告：李国义，男，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守贵，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沈阳分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鄂嘉琳，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沈阳分所律师。被告：赤峰市人民政府驻沈阳办事处，住所地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法定代表人：李英男，该办事处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树峰，内蒙古兴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李国义与被告赤峰市人民政府驻沈阳办事处（以下简称赤峰驻沈办）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24日作出（2019）辽0191民初810号民事判决，李国义不服上诉后，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0月25日作出（2019）辽01民终12904号民事裁定书，撤销本院作出的（2019）辽0191民初810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本院重审后，依法重新组成由审判员赵琳担任审判长、人民陪审员吴萍、人民陪审员吴东宇组成的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国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守贵，被告赤峰驻沈办的法定代表人李英男、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树峰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李国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借款197,312.3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利息81,796.5元（计算方式：借款本金×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365×延迟天数，延迟天数从2010年8月1日起算，暂计算至2019年1月14日，最终数额以被告实际支付之日为准）；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被告应当向原告偿还借款197,312.3元。被告曾是差额补贴的事业单位，因自身效益不好等问题，一直向职工筹借资金。筹借形式为：每次向职工发放工资时都扣除一部分作为单位资金，同时向职工出具相应金额的收据，并承诺按照不低于银行贷款利息向职工支付利息。如果职工有需要，随时可以向被告申请还款，被告根据职工申请的数额，回收相应金额的收据，然后返还借款。除申请外，被告并不偿还本金。因此，职工手中持有的收据，就是尚未偿还的借款的凭证。原告现持有6张收据，共计197,312.3元，现要求被告予以返还。二、被告应当向原告支付利息81,796.5元。在筹资过程中，被告承诺，所有从职工处筹得的借款，都按照不低于银行贷款利率的标准支付利息。在实际操作中，被告会在效益好的年份向职工一次性支付此前的利息。2010年8月，被告将原告遣返回家待业，此后再没有向原告支付过任何利息。因此，原告主张自2010年8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针对以上借款本金及利息，原告从未放弃主张权利，原告的诉讼请求未超过诉讼时效。因被告迟迟不予偿还，故原告诉至法院。被告赤峰驻沈办辩称，一、李国义与赤峰市政府驻沈办没有债权债务关系。2010年9月19日，赤峰市政府在沈阳召开由市委、市政府相关部门领导及市政府驻沈办相关人员参加的现场办公会议，就驻沈办移交及筹建工作进行了研究部署：经资产审核及移交领导小组审核原驻沈办不存在债权债务，新组建的驻沈办是市政府驻外办事机构全额事业单位等事项，第二天即9月20号印发了会议纪要。随后，原驻沈办主任张某向李国义、张军等工作人员传达了该会议纪要。李国义、张军等人对原驻沈办与他们不存在债权债务未提出过任何异议。另外，2010年10月27日，原驻沈办向新组建的驻沈办就驻沈办法人证书、公章、法人章、财务专用章、转账收讫章等证章进行了移交。与上述证件、公章（含财务章、法人章）、账号相关发生的任何业务在2010年10月27日（交接日）以前发生的相关事项，由原驻沈办张某负责处理。李国义向法院提交的“收据”最晚时间为2007年1月16日，李国义应当找张某解决，与现在的驻沈办没有关系。二、从诉讼时效的角度说，李国义起诉赤峰市政府驻沈办也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法院应判决驳回李国义诉讼请求。2010年9月，赤峰市政府新组建的驻沈办由差额补贴变为全额拨款事业单位，李国义、张军等人不再是驻沈办的工作人员。李国义在2010年8月1日起至2019年1月28日提起民事诉讼期间从未向赤峰市政府驻沈办提出偿还借款及其利息事宜，已超过法律规定的民事诉讼时效，法院应判决驳回李国义诉讼请求。三、李国义起诉赤峰驻沈办涉嫌虚假诉讼，应追究李国义虚假诉讼的法律责任。李国义用2000年5月30日“壹拾捌万陆仟元，上款系返还赤峰借款”的“收据”，起诉被告偿还。该“收据”是原驻沈办向其经营的赤峰中原驾校开具的，是两个单位的往来款，不是向李国义出具的，李国义也没有将18.6万元借给原驻沈办，更与其所述每次向职工发放工资时都扣除一部分（李国义自1994年5月入职原驻沈办工作至2000年5月期间的工资总额远远不足18.6万元，明显不具备出借能力）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明显不符合常理，李国义用不属于自己的“收据”起诉被告涉嫌虚假诉讼，应追究李国义虚假诉讼的法律责任。综上所述，原告李国义起诉赤峰驻沈办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事实一：案涉借款形成情况。被告赤峰驻沈办原为赤峰市人民政府驻外办事机构差额补贴事业单位，2010年9月改组后转为全额拨款事业单位。改组前，被告曾向其工作人员进行集资借款。原告李国义自1994年5月起至2010年8月止在被告处工作并参与了集资。1999年12月16日，被告赤峰驻沈办向原告李国义出具了《收据》一张，载明：“今收到李国义交来张学良还（后又借给苗玉忠）款人民币（大写）伍佰元整，收款单位赤峰驻沈阳办，收款人达古拉，￥500元”，《收据》签章为“赤峰市人民政府驻沈阳办事处财务专用章”。1999年12月22日，被告赤峰驻沈办向原告李国义出具了《收据》一张，载明：“今收到李国义交来集资款人民币（大写）壹仟伍佰元整，收款单位赤峰驻沈阳办，收款人达古拉，￥1500元”，《收据》签章为“赤峰市人民政府驻沈阳办事处财务专用章”。2000年5月30日，被告赤峰驻沈办出具了《收据》一张，载明：“人民币壹拾捌万陆仟元整，上款系此款返还赤峰借款（此款已返还赤峰，未出据收据，以此条为对换收条凭据），经手人凌宇”，《收据》签章为“赤峰市人民政府驻沈阳办事处财务专用章”。2001年12月31日，被告赤峰驻沈办向原告李国义出具了《收据》一张，载明：“今收到李国义交来集资款人民币（大写）壹仟肆佰肆拾元整，收款单位赤峰驻沈办，收款人达古拉，￥1440元”，《收据》签章为“赤峰市人民政府驻沈阳办事处现金收讫”。2006年1月12日，被告赤峰驻沈办向原告李国义出具了《收据》一张，载明：“今收到李国义交来集资款人民币（大写）陆仟叁佰零捌元整，收款单位赤驻沈办，收款人李振云，￥6308元”，《收据》签章为“赤峰市人民政府驻沈阳办事处现金收讫”。2007年1月16日，被告赤峰驻沈办向原告李国义出具了《收据》一张，载明：“今收到李国义交来集资款人民币（大写）壹仟伍佰陆拾肆元叁角，收款单位赤峰驻沈办，收款人王敬梓，￥1564.3”，《收据》签章为“赤峰市人民政府驻沈阳办事处现金收讫”。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上述六张《收据》的原件，涉及款项金额总计197,312.3元。庭审中，被告质证：“1.对于1999年12月16日‘收据’，有异议。这不是原告向被告交的集资款，是张学良的还款，没有原告向被告交的集资款的字样。2.对于1999年12月22日‘收据’，有异议。该收据左上角注明‘查账以后处理，额尔敦2011年6月10日’，因原告知道他与额尔敦等人一样在2010年9月底以后已不再是原赤峰市政府驻沈办主任张某聘任的人员，原告持该收据找额尔敦而不找被告，说明被告不欠原告该笔集资款。3.对于2000年5月30日‘收据’，有异议。第一、该‘收据’不是被告向原告出具的，没有原告的名字；第二、该‘收据’不是原告向被告交付的集资款，没有‘集资’二字；第三、原告没有将18.6万元借给被告，这与其诉状中所述每次向职工发放工资时都扣除一部分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明显不符合常理，原告自1994年5月入职原驻沈办工作至2000年5月6日期间的工资总额远远不足18.6万元，明显不具备出借能力；第四、该‘收据’是原驻沈办向其经营的赤峰中原驾校开具的，是两个单位的往来款，不是向原告出具的；第五、原告用不属于自己的‘收据’起诉被告涉嫌虚假诉讼，应追究原告虚假诉讼的法律责任。4.对于2001年12月31日‘收据’，有异议。第一、该收据左上角注明‘查账以后处理，额尔敦2011年6月10日’，因原告知道他与额尔敦等人一样在2010年9月底以后已不再是原赤峰市政府驻沈办主任张某聘任的人员，原告持该收据找额尔敦而不找被告，说明被告不欠原告该笔集资款；第二、因被告没有‘赤峰市人民政府驻沈阳办事处现金收讫’章，该‘收据’上的‘赤峰市人民政府驻沈阳办事处现金收讫’章是假的，被告没有收到该笔集资款。5.对于2006年1月12日、2007年1月16日的‘收据’，有异议。因被告没有‘赤峰市人民政府驻沈阳办事处现金收讫’章，该‘收据’上的‘赤峰市人民政府驻沈阳办事处现金收讫’章是假的，被告没有收到该笔集资款。”原告解释称：“1.针对原告提出的1999年12月16日的收据的意见，张学良是赤峰某一公司的员工，其到沈阳办事时资金不够了，从被告处借了500元，还款的时候是让原告带回现金返还给被告的，返还时被告主任张某又将该笔款项借给了赤峰某公司的员工苗玉忠，苗玉忠的钱迟迟没有返还给被告，被告就将原告的500元直接扣掉了，因此该500元被告应当给予偿还。2.1999年12月22日的收据，左上角标注的是‘查帐以后处理’，额尔敦是当时驻沈办的会计，原告找到被告要求偿还该笔借款，被告让原告找时任会计额尔敦去核实，才会有额尔敦在该收据左上角标注的这句话。在2011年的时候，额尔敦还在处理驻沈办遗留账目问题。3.2000年5月30日的收据，是被告向原告出具的，故原告一直持有该收据。在本案原一审庭审中，证人张某也证实原告是驻沈办的业务处长，负责被告的业务经营，当时被告的性质属于差额补贴的事业单位，一直从事商业经营，并且收益非常好，被告利用员工的集资款以及经营所获收益购得近3000平的办公大楼以及锦州笔架山处的财产。原告作为业务主管，当时的奖金和提成非常高，具备出借能力，该收据并不是向赤峰中原驾校开具的，原告也不是中原驾校的控制人，如果收据是向中原驾校开具的也不会到原告手中。4.关于2001年12月31日的收据，左上角标注的是‘查帐以后处理’，额尔敦是当时驻沈办的会计，原告找到被告要求偿还该笔借款，被告让原告找时任会计额尔敦去核实，才会有额尔敦在该收据左上角标注的这句话。在2011年的时候，额尔敦还在处理驻沈办遗留账目问题。‘赤峰市人民政府驻沈阳办事处现金收讫’章是真实的，如果被告认为是虚假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5.关于2006年1月12日、2007年1月16日的收据，‘赤峰市人民政府驻沈阳办事处现金收讫’章是真实的，如果被告认为是虚假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事实二：2010年9月19日，赤峰市委常委、市政府常务副市长李学玉在沈阳主持召开了由市委、市政府相关部门领导及赤峰市人民政府驻沈阳办事处相关人员（原驻沈办主任张某）参加的现场办公会议。会后于2010年9月20日形成的《会议纪要》中载明：“会议听取了资产审核及移交领导小组对资产清理情况的汇报，经审核原驻沈办不存在债权债务……”。事实三：2010年10月27日，赤峰驻沈办进行了由原主任张某向改组后的新任负责人移交证件、公章（含财务章、法人章）、账号等的内部交接手续。庭审中，被告提交《移交书》一份，证明目的：“2010年10月27日（交接日）当时进行移交时列明的12项内容中没有留存印鉴图形，只有文字上的表述。原、新赤峰市人民政府驻沈阳办事处移交事项中没有‘赤峰市人民政府驻沈阳办事处现金收讫’章，移交书中移交的印鉴，其中‘赤峰市人民政府驻沈阳办事处财务专用章’形状为椭圆形，而原告举证的收据中的财务专用章为圆形。说明原告提交的‘收据’上的‘赤峰市人民政府驻沈阳办事处现金收讫’章是假的，且被告没有收到该笔集资款。2010年10月27日（交接日）以前发生的相关事项，由原驻沈办负责处理；交接日以后发生的相关事项，由新驻沈办负责。说明即使存在原告所诉集资款事项，也已由原驻沈办处理完毕”。原告质证：“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被告赤峰市人民政府驻沈阳办事处并不存在新旧之分，被告的主体资格一直没有变化，只是相关的领导人员有变化。被告欠原告的集资款项应当由被告进行偿还。移交书中只是列明了‘赤峰市人民政府驻沈阳办事处财务专用章’，但没有列明该印鉴的图形，无法确认被告所说的财务专用章是否发生过变更。移交书上没有列‘赤峰市人民政府驻沈阳办事处现金收讫’章，并不代表被告不存在该印章，驻沈办和赤峰市人民政府的交接至今还没有最终完成”。事实四：本案重审庭审中，原告提交了如下信访材料：1、《关于合理解决张军等人事业编制及经济补偿等问题的请求》（2011年6月11日，致赤峰市人民政府）；2、《关于合理解决张军等人事业编制及经济补偿等问题的请求》（2011年11月7日，致赤峰市时任常务副市长包振玉）；3、《关于合理落实张军等人事业编制及经济补偿等问题的请求》（2011年12月10日，致赤峰市人民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时任局长李振国）；4、《关于合理解决张军等人事业编制及经济补偿等问题的请求》（2012年6月15日，致赤峰市人民政府）；5、《关于合理落实张军等人事业编制及经济补偿等问题的请求》（2013年3月26日）及挂号信回执，（致赤峰市人民政府时任秘书长孟昭君）；6、《关于解决原赤峰市政府驻沈办员工安置问题及制止国有资产流失的请求》（2014年11月6日，致赤峰市纪律检查委员会）；7、《关于解决原赤峰市政府驻沈办员工安置问题及制止国有资产流失的请求》（2015年8月24日，致赤峰市纪律检查委员会）；8、《关于解决原赤峰市政府驻沈办员工安置问题及制止国有资产流失的请求》（2015年8月24日，致赤峰市时任市委书记王程熙）；9、《关于解决原赤峰市政府驻沈办员工安置问题及制止国有资产流失的请求》（2015年8月24日，致赤峰市人民政府时任市长毕力夫）；10、《关于解决原赤峰市政府驻沈办员工安置问题及制止国有资产流失的请求》（2015年8月24日，致赤峰市人民政府时任常务副市长郑洪学）；11、给赤峰市人民政府现任市长孟宪东的挂号信（2016年3月31日）及挂号信回执单；12、给赤峰市人民政府时任常务副市长郑洪学的挂号信（2016年5月6日）及挂号信回执单；13、《举报信》（2016年5月12日，致内蒙古自治区纪律检查委员会）；14、《举报信》（2016年11月10日，致赤峰市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郑东波）；15、《举报信二》（2017年1月11日，致赤峰市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郑东波）；16、《关于解决原赤峰市政府驻沈阳办事处职工安置等问题的请求》（2016年11月13日，致赤峰市人民政府现任副秘书长崔景峰）；17、《举报信》（2017年7月6日，致内蒙古自治区纪委巡视组）；18、给内蒙古自治区纪检、监察委员会赤峰巡视组的查询函（2018年4月8月）及挂号信回执单；19、给内蒙古自治区纪检、监察委员会驻赤峰巡视组的查询函（2018年8月13日）；20、给中共赤峰市现任市委书记段志强的挂号信（2018年8月7日）及挂号信回执单；21、给内蒙古自治区纪检、监察委员会的查询函（2018年8月7月）及挂号信回执单等共计21份信访信件。原告李国义称，上述信访材料证明目的：自2010年8月被告赤峰市人民政府驻沈阳办事处进行人事变动后，原告等人一直以信访、信件等方式就职工安置和集资款返还等问题与被告赤峰市人民政府驻沈阳办事处、赤峰市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进行协商沟通并等待安排，期间历经多任分管市长、政府秘书长和办公厅主任等领导，其承诺尽快解决并出台了相关文件。被告赤峰驻沈办质证：21份举报材料被告办事处没有收到，是李国义自己保存的，是否邮寄给相关单位不清楚，但赤峰驻沈办没有收到。相关单位也没有出具相关材料证明收到过这些材料。本案重审庭审中，原告李国义提交赤峰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于2015年11月16日下发的《关于尽快处理原驻沈办遗留问题的通知》一份，载明：“为妥善处理原驻沈办遗留问题，加快工作进度，按照市政府有关领导指示要求，原驻沈办人、财、物应于2015年11月20日前全面移交给现市政府驻沈办。有关移交内容如下：一、原驻沈办人员聘用基本情况。二、原驻沈办资产……。三、原驻沈办各种证件……。四、原驻沈办档案材料：包括会计档案、文秘档案和各种电子档案等。五、工作涉及到的表单、文件、合同、协议等材料。六、工作涉及的其他应移交内容和事项。八、原驻沈办各项移交工作由原驻沈办主任张某负责……”，证明目的：在2015年以前，原告等原职工一直没有放弃主张权利，最终得到赤峰市人民政府的回应。2015年11月16日，为处理原告等职工的遗留问题，赤峰市人民政府办公厅特出具本文件，要求张某负责移交被告赤峰市人民政府驻沈阳办事处的人、财、物等各项材料。被告赤峰驻沈办质证：对该通知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通知不涉及本案有关集资款的事项，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原告李国义解释称：“该通知第一、二、三、四、五、六项有提到赤峰驻沈办应当向赤峰市人民政府移交的材料。结合李国义提交的其他证据，赤峰市人民政府向原告承诺先移交，后解决遗留问题。其中包括会计档案、文件合同等等材料也是为了解决集资款返还问题，据李国义所了解的，最近财产才移交完毕，但是其他驻沈办的聘用人员问题还没有解决，政府也正在处理当中”。事实五：本案发回重审前的一审庭审中，被告赤峰驻沈办申请其原主任张某出庭作证，张某于庭审中作证陈述“我在职期间，有扣除集资款的事实，但涉及多少笔多少人，我不清楚，因为有会计财务人员，有的时候盖章签字，有的时候没有。；向员工收取的集资款按照银行利息有定人定时的返还，也有不定人定时的返还。”。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收据》、信访信件、《关于尽快处理原驻沈办遗留问题的通知》、《会议纪要》、《移交书》等证据，经庭审质证，本院予以确认，在卷佐证。本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本单位内部通过借款形式向职工筹集资金,用于本单位生产、经营,且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本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的情形,当事人主张民间借贷合同有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原告李国义与被告赤峰驻沈办之间因集资而形成的民间借贷合同关系依法成立、有效。一、关于被告赤峰驻沈办提出“李国义在2010年8月1日起至2019年1月28日提起民事诉讼期间从未向赤峰市政府驻沈办提出偿还借款及其利息事宜，已超过法律规定的民事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本院经查后认为，原告李国义已经提供了多份信访材料，就赤峰驻沈办欠款问题一直向有关部门反映，故应当认为李国义一直在主张权利，而赤峰驻沈办作为政府派出机构，本应秉持人民政府一贯坚持的为人民服务、切实解决老百姓实际问题的态度，对李国义诉讼中所主张的权利应予以认真的核实并予以解决。故，对于赤峰驻沈办提出的诉讼时效抗辩，本院不予认可。二、关于被告赤峰驻沈办提出“李国义与赤峰市政府驻沈办没有债权债务关系”的抗辩意见，本院经查后认为：（一）关于1999年12月22日、2001年12月31日、2006年1月12日、2007年1月16日被告赤峰驻沈办向原告李国义出具《收据》的四笔金额共计10,812.3元的案涉款项认定问题。首先，李国义诉讼请求赤峰驻沈办偿还的上述10,812.3元集资借款均提供有经赤峰驻沈办财务部门盖章及其财务人员签名的相应《收据》原件，收款事宜均载明“李国义交来集资款”，且被告原驻沈办主任张某于本案重审前的原一审案件[(2019)辽0191民初810号]庭审中所作证言亦可认定,赤峰驻沈办存在向其员工收取集资款并盖章签字的事实，在本案中并无其他相反证据的情况下，真实性应当予以认可。按照日常往来习惯，如赤峰驻沈办已向李国义清偿全部债务，亦应收回全部《收据》原件，赤峰驻沈办应对其未收回《收据》原件的事实及理由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次，形成于2010年9月的《会议纪要》中载明：“会议听取了资产审核及移交领导小组对资产清理情况的汇报，经审核原驻沈办不存在债权债务……”的内容，仅是赤峰驻沈办及其主管部门的内部认定结论，该认定结论所依据的理由并不明晰，结合赤峰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于2015年11月16日下发的《关于尽快处理原驻沈办遗留问题的通知》第一、二、四、五项内容，赤峰驻沈办自2010年9月《会议纪要》形成前已开始改组，但直至2015年11月16日仍未就改组前的人员聘用情况、资产情况、会计档案、合同、协议等完成交接，本案中，赤峰驻沈办亦未向本院提交案涉集资借款的相关会计档案，故赤峰驻沈办应对其此项抗辩主张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对于前述四笔金额共计10,812.3元的集资借款，赤峰驻沈办提出其未收到集资款项、与李国义之间没有债权债务关系的主张均与在案证据相矛盾，本院对于赤峰驻沈办该部分抗辩意见不予认可，故，对于李国义要求赤峰驻沈办偿还10,812.3元集资借款的诉讼请求，依法予以支持。（二）关于1999年12月16日被告赤峰驻沈办向原告李国义出具的《收据》应否予以认定的问题，本院经查后认为：首先，该《收据》载明的内容为：“今收到李国义交来张学良还（后又借给苗玉忠）款人民币（大写）伍佰元整，收款单位赤峰驻沈阳办，收款人达古拉，￥500元”，《收据》签章为“赤峰市人民政府驻沈阳办事处财务专用章”。关于该《收据》中载明的“张学良还（后又借给苗玉忠）”文字内容，李国义本人对此在本案重审前原一审案件庭审中陈述“此笔款是张学良在办事处借的钱，我当时是跑业务的，我把此笔款从张学良要回来，当时正好赶上苗玉忠缺钱，就把此笔款直接借给苗玉忠了。”原告方在本案重审后庭审中陈述“该500元是张国良欠办事处的，是原告带回的现金还给了办事处，后来办事处主任张某又将该笔现金直接借给了苗玉忠。”根据原告方的上述陈述，该《收据》的形成系李国义代赤峰驻沈办收取案外人张学良偿还赤峰驻沈办的借款500元，意味着案外人张学良与被告赤峰驻沈办就金额为500元债务的了结；关于该《收据》中载明的“（后又借给苗玉忠）”内容，即被告赤峰驻沈办将其收回的500元又出借给苗玉忠，是赤峰驻沈办作为权利人如何行使权利的问题。其次，被告赤峰驻沈办对该份《收据》持有异议并提出质证意见：“此款不是原告向被告交的集资款，是张学良的还款”。综上，在原告李国义未能举出其他充分证据的情况下，本院根据该《收据》的内容无法得出原告李国义与被告赤峰驻沈办形成了500元的债权债务关系。故，对于李国义要求赤峰驻沈办偿还该《收据》所涉500元借款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三）关于被告赤峰驻沈办于2000年5月30日出具的《收据》应否予以认定的问题。原告李国义依据该《收据》主张其与赤峰驻沈办之间成立借款合同关系，赤峰驻沈办对李国义的该项主张在质证意见中抗辩称：“第一、该‘收据’不是被告向原告出具的，没有原告的名字；第二、该‘收据’不是原告向被告交付的集资款，没有‘集资’二字；第三、原告没有将18.6万元借给被告，这与其诉状中所述每次向职工发放工资时都扣除一部分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明显不符合常理，原告自1994年5月入职原驻沈办工作至2000年5月6日期间的工资总额远远不足18.6万元，明显不具备出借能力；第四、该‘收据’是原驻沈办向其经营的赤峰中原驾校开具的，是两个单位的往来款，不是向原告出具的……”。本院经查后认为：首先，原告李国义提交的该《收据》虽为原件，但该《收据》中并未载明出借人、出借事由、款项来源等借款合同的要件事实；其次，原告李国义主张该《收据》所涉18.6万元款项来源系多年的工资、奖金、提成，但本案中其他以工资款集资并载明“集资款”的《收据》显示集资借款金额年均低于两千元，被告赤峰驻沈办于1999年12月22日向原告李国义出具的集资款《收据》金额仅为1500元，与2000年5月30日《收据》记载的18.6万元款项差额巨大，原告李国义虽主张其为出借人并且有出借能力，但并未提供任何证据加以证明；关于该《收据》中所载18.6万元金额的来源，原告方于本案重审前的原一审案件起诉状中载明“被告曾是差额补贴的事业单位，因自身效益不好等问题，一直向职工筹借资金。筹借形式为：每次向职工发放工资时都扣除一部分作为单位资金，同时向职工出具相应金额的收据”；原告本人于本案重审前的原一审案件庭审中陈述“因为被告长期欠我们集资款没给，我们手中攒了很多集资款的条，被告以其要回赤峰对账为由把这些条子收回去，我们为了留下凭证，张某领着我去找被告当时的财务人员凌宇给我出具的这张条子，累计的数额就是这个数，上面有原驻沈办主任张某的签字。”被告原驻沈办主任张某于本案重审前的原一审案件庭审中出庭作证“有可能当时存在往来账，但不是某个人的，该份收据上的签字是我本人的。因为当时工资非常低，所以集资款都是数额不等，几十、几百到几千不等，没有18.6万元这样的大数额。准确的说该笔款肯定不是李国义个人的”；该《收据》载明的“此款返还赤峰借款”，该句从广义解释来看，有“持据人已向赤峰返还借款，赤峰已收款”之意，亦与原告主张的借款事实不符。故，本案中仅依据被告赤峰驻沈办于2000年5月30日出具的《收据》，不能充分证明李国义与赤峰驻沈办之间存在18.6万元的借贷事实，对于李国义该部分诉讼请求，因理由和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三、关于李国义主张赤峰驻沈办支付借款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经查后认为，借贷双方对借贷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民间借贷合同的内容，并根据当地或者当事人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市场利率等因素确定利息。本案李国义主张自2010年8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遇节假日顺延）9时30分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故2019年8月20日之后的利息标准应改为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关于利息的计算基数问题，以本院上述认定的四笔本金总额共计为10,812.3元为计算基数。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五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被告赤峰市人民政府驻沈阳办事处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李国义借款本金10,812.3元；二、被告赤峰市人民政府驻沈阳办事处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李国义借款本金10,812.3元的利息（利息以10,812.3元为基数，自2010年8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三、驳回原告李国义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487元，由被告赤峰市人民政府驻沈阳办事处负担1457元，由原告李国义负担403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5487元，上诉于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赵 琳人民陪审员 吴 萍人民陪审员 吴东宇二〇二〇年九月九日书 记 员 刘 雪本案判决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本单位内部通过借款形式向职工筹集资金，用于本单位生产、经营，且不存在合同法法规标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制定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效力等级法律公布日期1999.03.15时效性现行有效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法信超链：国家法律24篇地方法规62篇案例867篇期刊764篇×关联法条、本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的情形，当事人主张民间借贷合同有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十六条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的，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存续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除自然人之间借贷的外，借贷双方对借贷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民间借贷合同的内容，并根据当地或者当事人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市场利率等因素确定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