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15民终268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大宗商品交易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东路6号望京国际研发园B座3层。 法定代表人：任国强，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秀海，上海市信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光，上海市信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永海，男，1970年4月12日生，汉族，自由职业，住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霞，河北世纪方舟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聊城分行。住所地：山东省聊城市兴华西路中通时代豪园49号。 负责人：董经庆，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昕宇，山东舜翔（聊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燕，山东舜翔（聊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北京大宗商品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大宗所）因与被上诉人王永海以及原审被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聊城分行（以下简称交通银行聊城分行）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2019）鲁1502民初79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北京大宗所的诉讼代理人蒋秀海，被上诉人王永海及其诉讼代理人李晓霞，原审被告交通银行聊城分行的诉讼代理人胡昕宇，到庭参加诉讼。上诉人北京大宗所的诉讼代理人赵光、原审被告交通银行聊城分行的诉讼代理人丁燕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北京大宗所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改判驳回王永海对其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采用未经出示、质证的证据，认定王永海的实际交易方是北京大宗所，无事实依据，且违反程序法规定。1.一审据以确定王永海交易对手的证据，系王永海提交的银行流水明细及大连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连大宗公司）向大连金普新区财政金融局提交的报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三条第一款“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由当事人互相质证。未经当事人质证的证据，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的规定，因大连大宗公司向大连金普新区财政金融局提交的报告并不属于法律规定无须证明的事项，故一审未经出示、质证，直接将其作为查明事实的依据，违反程序法的规定，应予纠正。2.该证据从其提供方来看，并非法院有关大连大宗公司与北京大宗所收购协议及效力的判决裁定，也非共同一级行业主管部门对平台业务收购的居中认定，而是大连大宗公司这一与收购协议效力及客诉处置存在利益冲突的案外人的内部报告，该证据的证明力存在天然的瑕疵、事实描述难以客观真实。因此，在北京大宗所已经提供了其与案外人依法缔结的《商品现货挂牌交易业务收购协议》（以下简称收购协议），以及大连大宗公司关于业务收购的公证等证据时，一审法院不得在收购协议未经解除，未经合法有效判决认定无效、可撤销的情形下，径行否认收购协议的效力，依据一内部报告错误地认定合同交易相对方及合同提供方。3.从该证据内容来看，该证据仅声称“北京大宗所没有按照收购协议约定进行业务移交，始终实际控制现货挂牌业务”，并未否认大连大宗公司系交易平台的提供方，更无法据此认定北京大宗所系实际交易方。因此，一审错误地认定案涉业务的不同法律关系，将王永海与其他交易商的交易合同法律关系，王永海与大连大宗公司的平台服务法律关系，王永海与北京领航天下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领航公司）的法律关系混为一谈，北京大宗所作为交易平台提供方，在业务收购前，系为参与交易买卖的各方提供交易平台服务，本身并不参与交易，在业务收购后，北京大宗所已非交易平台的提供方，故一审认定北京大宗所系王永海的交易对手，无任何依据。二、王永海交易明细虽然显示王永海向北京大宗所专用账户入金，但该入金行为并非王永海向北京大宗所支付交易价款，北京大宗所并非交易对手方，且案涉业务实际上在2016年9月30日已被大连大宗公司收购，北京大宗所也非案涉业务的平台提供方，北京大宗所并非适格被告。1.根据王永海的银行流水，其将款项汇入北京大宗所专用账户之后，仍享有资金的所有权及控制权，资金流水记录也进一步显示其可随时操作出金、入金或使用资金进行买卖交易，该资金并非王永海向北京大宗所支付交易价款，且从王永海提供的交易明细来看，其交易记录远多于资金转账记录，故一审仅依据资金流水记录即认定北京大宗所系王永海的实际对手方，无事实与法律依据。相反，结合王永海补充提交的证据，能够充分证明北京大宗所作为交易商系与其他交易商在“易商联合”交易系统上进行交易的，故北京大宗所并非王永海交易的合同相对方，交易平台为确保在平台上开展交易的客户资金安全及便利交易结算，进而与银行合作，开立交易资金专户的行为，系交易所提供平台结算服务的表现，王永海向北京大宗所原交易资金专用账户汇入资金，并非王永海向北京大宗所支付交易价款，王永海仍然享有资金控制权。因此，王永海无权基于“案涉交易无效”这一请求权基础，针对北京大宗所提起确认之诉，更不具有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以合同无效为由，要求北京大宗所返还投资出金入金差额。2.一审认为“北京大宗所未在指定的期限内提供北京大宗所与领航公司有现货交割能力的证明、王永海亏损资金的流向明细记录等证据”，与事实不符。实际上，北京大宗所在一审答辩中即在证据四中以霍山石斛商品为例向一审法院提供了案涉交易标的物系实物商品，具备质检、仓储、物流设施，案涉交易标的物在交易前均已办理入库仓储。北京大宗所在庭后2020年4月10日邮寄的补充证据一，已证明王永海系与其他交易商成立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一审遗漏了该事实，应予纠正。3.王永海提供的收购协议、大连大宗公司官网公证书等证据证明，就案涉商品现货挂牌业务，于2016年9月26日与大连大宗公司签订收购协议，且该收购协议已经履行。双方亦都在各自官方网站以及“易商联合”交易系统中予以公告，就收购事项、业务安排进行了充分告知，王永海此后继续在“易商联合”交易系统中进行交易，应当推定其完全知悉并且同意该项业务收购事宜，且同意大连大宗公司作为平台提供方，继续提供平台服务。虽然，在业务收购初期，为了交易商交易业务能够平稳过渡，存在大连大宗公司借用北京大宗所资金通道的短暂行为，但案涉资金流入北京大宗所的专用银行账户，系业务收购期间有关结算渠道的过渡性安排。因平台服务系包括设计交易模式、组织交易品种上市、提供软件及平台服务、资金结算、会员管理、出库提货等一系列服务的体现，不能因业务收购后，前述资金通道的短暂借用事实，否认大连大宗公司的交易平台地位。4.从时间及业务交易实际情况来看，虽然案涉交易业务在王永海买入商品初期系由北京大宗所运营，但是根据交易记录显示，王永海在2017年4月份起开始卖出相关商品，由于买入商品后即实现了商品所有权的转移，故只有卖出交易达成后才会出现王永海所谓亏损。很明显，王永海产生亏损均发生在大连大宗公司收购案涉业务之后，故无论案涉交易性质及效力如何，其要求北京大宗所对交易亏损承担责任，均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不应支持。三、一审适用法律错误，案涉交易并未采取保证金杠杆制度、当日无负债结算制度、买空卖空制度等期货交易的核心风控制度，且案涉交易也不具有期货交易套期保值和价格发现的核心功能。1.本案中，一审援引中国证监会办公厅发布的《关于认定商品现货市场非法期货交易活动的标准和程序》的相关规定，得出案涉交易行为符合非法期货交易特征的结论，该认定存在严重的法律适用错误。一审一方面错误且片面地理解并适用了上述文件的规定，另一方面又脱离了效力级别更高的《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的规定来认定案涉交易的性质。2.根据北京大宗所在一审中举证所证明的相关事实，一审依据《关于认定商品现货市场非法期货交易活动的标准和程序》的规定得出案涉交易属于期货交易的结论，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案涉业务并不符合该文件所列明的关于认定期货交易的特征，一审的推导存在错误。而且，上述文件属于管理性规范性法律文件，而关于案涉交易是否属于期货交易的认定，应当全面结合效力更高的《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的规定进行判断。3.《期货交易管理条例》（2017年修订）第十一条明确，期货交易所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立、健全以“保证金制度”“当日无负债结算制度”为核心的风险管理制度。同时，根据修订前的《期货交易管理条例》（2007年公布）第八十九条规定可知，任何机构或者市场，未经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采用集中交易方式进行标准化合约交易，同时采用以下交易机制或者具备以下交易机制特征之一的，为变相期货交易：（一）为参与集中交易的所有买方和卖方提供履约担保的；（二）实行当日无负债结算制度和保证金制度，同时保证金收取比例低于合约（或者合同）标的额20％的。可见，“保证金制度”和“无负债结算制度”系核心的期货交易制度，而现货交易中通常并不采取该等交易制度。4.即便参照《关于认定商品现货市场非法期货交易活动的标准和程序》关于“交易对象为标准化合约”的规定，其特征依然强调“交易者将此类合约作为交易对象，订立合约时，并非全额付款，而只缴纳商品价值的一定比率作为保证金，即可买入或者卖出”，故是否采取“保证金制度”和“无负债结算制度”应当作为法院审查判断案涉交易性质的依据。5.事实上，案涉交易中并不存在保证金制度以及无负债结算制度，包括王永海在内的交易商在交易过程中均是全款全货进行交易。《大连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商品现货挂牌交易规则（暂行）》第四十四条规定，“所有挂牌商品均采取全额货款交易。参与交易的交易商在交易前应存入足额的交易资金，以确保交易顺利进行”。第四十五条“交易流程”第二款规定，“发出买入指令时，交易客户端冻结相对应交易的挂牌商品全额货款及交易手续费；在发出卖出指令时，交易客户端冻结相对应交易的挂牌商品持有量”。显然，案涉交易不存在诸如保证金杠杆机制、当日无负债结算制度，买方交易商和卖方交易所在买卖交易前必须提供全额货款或商品实物，不存在通过支付保证金等方式进行信用交易，故不存在交易所为所有买方和卖方提供履约担保的情形。6.在期货交易下，由于交易标的物是标准化合约，故具有卖空的机制，交易商可以自由双向交易，故对冲平仓机制的操作包含了买入和卖出的手段，特别是对于不具有现货商品的交易商，在卖出期货合约后需要通过在合约到期前买进相同交割月份的合约来对冲平仓了结，而案涉交易模式是无法进行卖空的，交易商只能买入现货商品后，再选择是否对其具有所有权的商品进行卖出，实际上也就不存在期货交易下对冲平仓的必要性，与期货交易的对冲平仓机制完全不同。可见，案涉交易缺乏期货交易所具有的核心制度安排，两者之间存在本质区别。7.根据期货交易的基本理论和实务，期货交易的核心功能为“套期保值”和“价格发现”，这与期货交易以远期价格作为价格锁定目标以及期货合约关于“在将来某一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交割一定数量标的物”的基本特征相吻合。而在案涉交易中，商品交易的买卖价格为商品现在的价格，而非商品未来的价格，完全不具备价格发现与套期保值的功能，两者在功能和目的上差异巨大。因此，一审片面且错误地依据《关于认定商品现货市场非法期货交易活动的标准和程序》的相关规定对案涉业务性质进行认定，而不依据《期货交易管理条例》全面审查案涉交易是否存在期货交易的核心制度，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四、案涉交易的标的物系现货实物商品并非标准化合约，一审仅以王永海未办理实物出库提货之外观即主观推断案涉交易不以实物交收为目的，属于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仅根据王永海未申请办理实物出库提货，即简单地推断出案涉交易系不以实物交收为目的的结论，进而直接认定案涉交易具备期货交易的特征，该认定既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又存在严重逻辑错误，且与基本的社会经济现象相违背。2.事实上，如前所述，案涉业务在挂牌交易前，所有挂牌商品均已入库存储，交易商买入商品后，相关商品的所有权即发生转移，交易商完全可根据相关规则制度随时自由办理其买入持有的商品实物的提取或出库手续，不存在不可提货的情形。而且，截止王永海起诉之日，王永海交易账户项下仍持有其买入的大量商品现货实物，且上述商品现货实物均可随时办理实物提货，因此案涉交易系实物商品的交易，以实物交割为目的，同时也完全具备实物交割的条件。3.“是否实物交割”并非作为区分期货与其他交易业务的根本区别。几乎所有的交易品种均是以取得财产增值作为最终目的，并且即使在期货交易中，也存在为数不少的实物交收实践，是否进行实物交割并非期货交易的本质特征，因此，不能以“是否实物交割”作为区分期货与其他交易业务的根本区别，否则将严重割裂不同交易品种所具有的共性的交易功能和交易目的。五、王永海应当接受正常投资亏损结果，即便合同被确认无效，也不应由北京大宗所承担主要过错，一审认定王永海出入金的差额应由北京大宗所赔偿并支付利息，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的，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一审认定北京大宗所承担主要过错，判决北京大宗所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并支付利息，该认定并未正确区分案涉交易各方过错，责任划分明显不妥。2.王永海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整个交易中，无论是开户、绑定银行卡、入金、出金，还是进行买卖操作，均是其本人亲自操作完成的，系王永海的真实意思表示，王永海对此系完全知晓相关规则制度及交易风险的。而北京大宗所作为业务收购前的交易平台提供方（王永海的亏损并非发生在该期间），大连大宗公司作为业务收购后的交易平台提供方，本身并不参与交易，仅为参与交易各方提供交易平台服务，并基于此收取一小部分交易手续费，故在本案中，即便合同无效，王永海亦存在过错，作为交易的实际操作者应对其损失负有主要责任。一审判决北京大宗所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明显不当，判决利息更是缺乏法律依据。3.一审以王永海的入金与出金差额作为损失的计算依据，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如前所述，王永海交易账户项下仍持有其买入的大量商品现货实物，相关商品业已通过指示交付完成了动产物权的变动，且上述商品现货实物均可随时办理实物提货，北京大宗所也愿意协助配合其办理提货手续，故王永海所主张的损失并不能以入金和出金的差额来计算，更不能要求北京大宗所对该差额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否则将严重违背公平原则。 王永海辩称，一、北京大宗所收取了王永海案涉全部交易资金，没有注销也不存在与大连大宗公司合并的情形，其承担民事责任的主体资格依然存在，不影响其承担返还资金及利息的民事责任，其诉讼主体适格。北京大宗所称在2016年9月26日与大连大宗公司签署“收购协议”，这是企业之间的商业运作行为，这种商业运作并没有导致北京大宗所注销或者与大连大宗公司合并的结果，北京大宗所作为独立的法人单位，其承担民事责任的主体资格依然存在，其与大连大宗公司的商业运作行为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且王永海的案涉交易的所有出入金结算均是通过北京大宗所的银行账户结算，王永海与大连大宗公司没有发生过任何交易行为。因此，无论“收购协议”是否存在以及双方如何约定，均与承担民事返还责任的主体无关。二、大连大宗公司“关于北大宗现货挂牌业务的报告”不是认定事实的关键证据，本案不存在程序问题。案涉交易的买入期间是2016年7月5日至7月19日，卖出期间是2017年的4月27日至7月5日，王永海提供的银行流水显示全部交易资金流入北京大宗所账户，与大连大宗公司没有发生过任何一笔资金结算。北京大宗所自称交易平台，不认可自己是交易相对方，但又不能提供与王永海交易的交易相对方的交易明细。北京大宗所声称案涉交易的业务已经转让给大连大宗公司，但不能提供其所谓转让业务的资金交接证明。北京大宗所是在利用平台所谓转让业务的声明在转嫁风险，逃避责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北京大宗所对其抗辩主张不能提供证据，应承担不利的后果。即使一审不采用“关于北大宗现货挂牌业务的报告”该补强的证据，北京大宗所承担返还资金的法律后果也不会改变。北京大宗所回避该证据的客观性、真实性、关联性，仅从程序上要求排除适用恰恰说明北京大宗所所谓的“业务转让”是虚假的，大连大宗公司根本没有接管交易资金。三、一审认定案涉交易行为无效事实清楚，判决结果正确。案涉交易标的霍山石斛是名贵中药，交易期间的现货市场价格一直稳定在70元至80元每克，北京大宗所卖出此类商品价格未经北京市物价部门批准，在本案中北京大宗所对其交易平台上与市场交易价格几十倍、几百倍的巨大波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合理性。这说明北京大宗所卖出价格是其电子平台自己设置的虚拟价格，北京大宗所作为经营现货的交易平台，提供商品的真实市场价格是其基本的义务，也是其收取交易手续费的劳动价值所在，但在本案中，北京大宗所并没有履行其提供真实价格的义务，而是与会员单位恶意串通提供的任意虚拟交易价格，迫使王永海在买卖标的一路狂跌的情况下不得不卖出，导致王永海巨额亏损。因此，北京大宗所与王永海的案涉交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一审依据该规定判决北京大宗所返还资金、赔偿损失，适用法律正确。综上，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交通银行聊城分行述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审驳回王永海对交通银行聊城分行的诉讼请求正确。 王永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确认王永海在北京大宗所的全部交易无效；2.判令北京大宗所返还王永海交易损失1413585元及利息；3.判令交通银行聊城分行承担连带返还责任；4.诉讼费、保全费、保函费由北京大宗所、交通银行聊城分行承担。后王永海增加诉讼请求，要求其支出的律师费由北京大宗所、交通银行聊城分行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北京大宗所成立于2009年8月18日，系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经营范围包括组织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金属材料（含贵金属）、建材、机械设备、五金交电、电子产品交易服务、投资管理、项目投资等，但至今未获得中国证监会颁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2016年6月30日开始，王永海通过其在交通银行聊城分行开立的银行账号62×××00 397080开始入金交易，至2016年7月19日，王永海通过上述账号向北京大宗所入金总额为1500200元（9笔），出金总额为86615元，并通过该交易平台持仓购入“霍山石斛”（交易代码000015）。根据王永海提交的交易商账户显示，买入价格基本在68.72-83.11元每克，卖出价格为0.44-7.51元每克，交易次数61次。王永海实际累计亏损金额及北京大宗所收取的手续费合计1413585元。 北京大宗所称2016年9月30日北京大宗所被大连大宗公司收购，王永海在2016年9月30日之后还使用北京大宗所的账号进行交易是因为大连大宗公司重新开立账户需要时间过渡，是暂时借用北京大宗所的账户进行交易。 大连大宗公司在2018年9月26日向大连金普新区财政金融局提交的报告中称：“合同签署后，大连大宗公司按照北京大宗所的要求开立了银行监管账户并将该账户交给北京大宗所实际控制和使用，并对外宣传已经进行了义务转移，但实际上北京大宗所没有按照收购协议约定进行业务移交，始终实际控制现货挂牌业务。” 北京大宗所主张其只是电子交易平台并且具备现货交易的能力，领航公司为王永海提供经纪业务，但并没有提供在其平台交易双方的交易记录证明其主张。领航公司已于2017年注销。 北京大宗所未在指定的期限内提供北京大宗所与领航公司有现货交割能力的证明、王永海亏损资金的流向明细记录等证据。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一、王永海在北京大宗所交易平台上从事的交易为现货交易还是期货交易。二、王永海在北京大宗所交易平台上的交易是否有效。三、北京大宗所是否应退还王永海的交易资金。四、交通银行聊城分行是否应当对王永海承担连带责任。 关于焦点一，期货交易与现货交易区别有：1.买卖的直接对象不同，现货交易买卖的直接对象是商品本身，有样品、有实物、看货定价。期货交易买卖的直接对象是期货合约，是买进或卖出多少手或多少张期货合约。2.交易的目的不同。现货交易是一手钱、一手货的交易，马上或一定时期内获得或出让商品的所有权，是满足买卖双方需求的直接手段；期货交易的目的一般不是到期获得实物，套期保值者的目的是通过期货交易转移现货市场的价格风险，投资者的目的是为了从期货市场的价格波动中获得风险利润。3.交易方式不同，现货交易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均是一对一签订合同，期货交易是以公开、公平竞争的方式进行交易。4.交易场所不同，现货交易一般不受交易时间、地点、对象的限制，交易灵活方便，随机性强，可以在任何场所与对手交易。期货交易必须在交易所内依照法规进行公平、集中交易，不能进行场外交易。5.商品范围不同，现货交易的品种是一切进入流通的商品，而期货交易品种是有限的。主要是农产品、石油、金属商品以及一些初级原材料和金融产品。6.结算方式不同，现货交易是货到款清，无论时间多长，都是一次或数次结清。期货交易实行每日负债结算制度，必须每日结算盈亏，结算价格是按照成交价加权平均来计算的。北京大宗所主张王永海在北京大宗所平台上的交易均是现货交易，不是期货交易。但在王永海的交易过程中，北京大宗所采取的是以标准化合约作为交易对象，不以实物交收为目的，交易方式为集中交易，王永海的60多次交易无任何一笔进行了实物交收，北京大宗所亦不能提供王永海与交易相对方的交易记录，也不能提供其将交易资金转入相对应的卖方账户的情况。涉案交易行为符合中国证监会办公厅《关于认定商品现货市场非法期货交易活动的标准和程序》中列明的非法期货交易的特征，应属于期货交易。北京大宗所辩称涉案交易为现货交易而非期货交易，其抗辩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信。 关于焦点二，《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四条规定，期货交易应当在依据本条例第六条第一款规定设立的期货交易场所、国务院批准的或者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期货交易场所进行，禁止在前款规定的期货交易场所之外进行交易。《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六条规定，设立期货交易场所，由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审批。未经国务院批准或者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审批，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设立期货交易场所或者以任何形式组织期货交易及其相关活动。北京大宗所没有组织期货的交易资质，王永海在北京大宗所处开户从事期货交易违反了《期货交易管理条例》上述强制性规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王永海在北京大宗所交易平台的开户和交易行为应属无效。 关于焦点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因王永海在北京大宗所的开户及交易行为无效，北京大宗所应当将王永海投入的交易资金予以返还，王永海共投入交易资金1500200元，减去王永海已收回资金86615元，北京大宗所应当向王永海返还交易资金1413585元。北京大宗所在没有组织期货交易资质的情况下组织王永海进行期货交易，北京大宗所对涉案交易行为无效存在过错，应当向王永海支付该交易资金占用期间即自2016年7月19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北京大宗所辩称其已经于2016年9月30日被大连大宗公司收购，此后其不是涉案业务及相关平台的提供方，同时辩称王永海的账户中至今尚有大量商品现货实物，可随时办理实物提货，北京大宗所也愿意为其办理提货手续，故王永海主张的损失并不存在。根据王永海提交的银行流水明细及大连大宗公司向大连金普新区财政金融局提交的报告中的陈述，可以证实王永海实际交易方是北京大宗所而非大连大宗公司，且在涉案交易过程中，采取的是以标准化合约作为交易对象，不以实物交收为目的，故北京大宗所的上述辩解理由不成立，不予采纳。 关于焦点四，交通银行聊城分行不是王永海与北京大宗所之间的合同关系当事人，交通银行聊城分行也不是北京大宗所指定的提供结算服务的金融机构，王永海仅是通过在交通银行聊城分行开户的账户向北京大宗所的账户进行转账。故王永海请求判令交通银行聊城分行对北京大宗所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王永海申请财产保全支付保函费3200元，该项费用不是其必然产生的费用，对其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王永海增加要求支付律师费70000元的诉讼请求，因王永海未在法定期限内补缴案件受理费，按王永海撤回该项诉讼请求处理。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四条、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一、确认王永海在北京大宗所的开户及交易无效；二、北京大宗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王永海交易本金1413585元；三、北京大宗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王永海利息，利息以1413585元为基数，自2016年7月19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四、驳回王永海对交通银行聊城分行的诉讼请求；五、驳回王永海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9634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24634元，由北京大宗所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北京大宗所提交其向大连大宗公司转款的北京银行客户回单三份（2017年1月17日648478.29元、2017年2月8日36064.69元、2017年4月25日32987.6元），拟证明其与大连大宗公司签订的“收购协议”已实际履行，自2016年9月26日起，大连大宗公司系案涉交易的平台提供方。案涉资金虽流入北京大宗所的银行账户，但系业务收购期间有关结算渠道的过渡性安排，本质上属于大连大宗公司借用北京大宗所资金通道的行为，所有留存在北京大宗所账户的应当归属大连大宗公司的手续费收入，均如数划转至大连大宗公司，北京大宗所未收取手续费，并非案涉业务的平台提供方，不是适格被告。 王永海质证认为：1.北京大宗所提交的是复印件，无法与原件核对，对证据的真实性、客观性、关联性不予认可。2.王永海在2016年的交易期间为7月5日至7月19日就已经完成全部的入金1500200元，在此期间大连大宗公司没有与北京大宗所签订协议。2017年的交易期间为4月27日至7月5日，全部为出金，均是赔本卖出的。北京大宗所提交的三份银行回单与案涉交易的任何一笔交易的数额，及交易的手续费总额均不相符，即使该三份银行回单属实，因没有发生在案涉交易期间，故与本案无关。3.北京大宗所收取案涉全部交易资金，其与大连大宗公司的经济往来不影响其对本案应承担的民事责任。 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案件事实同一审法院查明。 本院认为，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北京大宗所是否为本案适格被告。二、王永海在北京大宗所交易平台进行的交易的性质及效力。三、王永海在北京大宗所交易平台发生的亏损是否应由北京大宗所进行返还。 关于焦点一，王永海使用个人交通银行账户在北京大宗所交易平台上注册成为交易商，并将自有资金汇入北京大宗所账户进行交易，由此王永海与北京大宗所之间成为合同关系的相对方。北京大宗所在性质上是公司法上具有法人资格的有限责任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对外独立承担法律责任，一审认定其被告主体适格，并无不当。 关于焦点二，首先需要判断该交易的性质是现货交易还是期货交易，其次根据相关规定判定效力如何。 现货交易是买卖双方以实物交割为目的的商品交易方式，功能在于促进商品流通，交易参与者表现为对商品供给与需求不尽相同，具有个性化、非标准化的特点。期货交易是指采用公开的集中交易方式或者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方式进行的以期货合约或者期权合约为交易标的的交易活动。关于现货交易和期货交易的区别，一审判决已作出详细阐述，本院不再一一赘述。 具体到本案，关于王永海在北京大宗所交易平台进行的交易的性质认定，北京大宗所对外表现为现货交易的第三方平台，但其公布制定的交易规则，品种、数量、开盘价等要素均已在交易前确定，符合标准化合约的特征。王永海在交易中选择买、卖及数量，并不能对商品的其他交易参数进行选择，行为表现为标准化合约模式。从交易对象来看，现货交易旨在商品交换，而北京大宗所交易中均可以通过反向操作、对冲平仓方式了结各自的权利义务，交易商注册会员的目的亦在于实现差价的盈利，交易的标的物是以商品为基础设立的合约，非现货交易的交易对象。从本案交易方式来看，王永海成为注册会员在平台进行交易，可同时与其他会员在平台进行买入卖出的行为，构成了集中交易的结果。北京大宗所持续不断为客户提供买入和卖出的价格，并按其提供的价格接受客户的买卖要求，并没有实物交割的交易记录，交易实际采用的是期货交易规则，而非对外宣传的现货交易制度，系争交易属于期货交易。 根据《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四条和第六条关于期货交易场所的规定，北京大宗所并没有在交易平台组织进行期货交易的资质，未经国务院批准或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违反了《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四条、第六条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一审认定王永海在交易系统内的交易无效，并无不当。 关于焦点三，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关于王永海在交易平台产生的交易亏损，根据出入金差额对王永海的损失予以量化确定。北京大宗所因违反强制性规定导致交易无效，应对交易无效的后果承担返还差价的责任。一审对北京大宗所返还差价及利息的认定，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北京大宗所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适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7522元，由上诉人北京大宗所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家勇 审判员  闫 红 审判员  刘 颖 二〇二〇年九月三日 法官助理朱瑞云 书记员石瑞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