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381民初6278号 原告（反诉被告）：陈伟建，男，1989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住瑞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项若森，北京盈科（温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叶小貌，男，1976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住瑞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蔡丰荣，瑞安市利民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反诉被告，下同）陈伟建与被告（反诉原告，下同）叶小貌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7日依法以简易程序立案受理。审理中，被告叶小貌向本院提起反诉，本院审查受理后决定合并审理。本院于同年7月3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伟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项若森、被告叶小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蔡丰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陈伟建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赔偿金500000元；二、本案诉讼费用、保全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20年2月20日，被告以瑞安市俊貌钩针编织机械厂的名义与原告订立机械购销合同，并通过微信向原告发送《购销合同》，合同价款700000元，约定原告向被告采购100台口罩（耳带）绳机，被告应在3月1日完成交货，并约定“供方如有违约不按时交货按订金双倍罚款”。同日，原告向《购销合同》中的被告银行账户汇入了250000元订金。然而，被告一直因部分零部件不足及机器调试无法成功而无力供应协议产品。原告多次要求被告加快生产进度，或及时解约并返还订金，无果。被告拖延履行交货义务，已经构成严重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经原告查询俊貌机械厂工商信息，发现该厂系被告设立的个人独资企业，已于2015年注销。原告认为《购销合同》的权利义务应由被告承受。 另外，在原告与被告签订购销合同的次日，原告与案外人订立购销合同，由案外人向原告采购口罩绳。同日，案外人向原告支付了100000元定金。因被告未按时向原告交付设备，导致原告预计难以完成对案外人的合同义务，为避免商誉受损及减少损失，原告与案外人协商解除采购合同，并双倍返还案外人200000元的违约金。据此，原告于诉讼中增加一项诉讼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因其违约而向案外人广州市番禺区洛浦糜氏纺织品厂支付的违约金100000元。庭审中，原告自认：一、在2月29日双方微信聊天时，双方均未明确要求解除合同关系，均同意继续履行合同，并均未明确具体的交货时间，原告只是要求被告能够尽快交货。二、在提出要处理部分涉案机器而被告提出价格不能低于6000元后，同意由被告自行处理，且在38台机器被被告拉走处理后，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约定的交货数量已经由原来的100台变更为61台，后续被告处理38台机器的行为已经与原告无关。 被告叶小貌答辩称：对原、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无异议，但原告的三项诉讼请求均不应得到支持，具体理由有：首先，被告的老婆是把之前已经注销掉的企业的合同样本发给原告看一下，让原告确认后再发回来签字，但被告没有在合同上签字确认，原告提交的是他自己单方打印出来并签字的合同，所以原、被告之间并没有书面签订合同，仅是有口头约定，也未约定何时付款和交付货物，双方口头约定的交付产品数量和单价均无异议，但违约条款不能按照合同样本上的载明执行，应按照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执行。第二，从合同的履行来看，合同中载明“预付款为50%”，但原告未履行付款义务，仅向被告支付了300000元（还包括另案原告主张的借款50000元）。第三，原告要求被告交付的产品100台，但未到齐时原告就违约了，并委托被告将另外的38台出卖处理，被告处理后扣除已交付给原告62台的货款，故原告还欠被告货款134000元。第四，关于原告增加的赔偿损失100000元的诉讼请求，原告与案外人订立合同是在原、被告还未订立合同时，当时的价格为80000元/吨，后来价格涨至130000元/吨，所以原告主动把与案外人的合同作解除处理，并非因被告而赔偿案外人。 被告叶小貌向本院提出反诉诉讼请求：一、判令原告陈伟建立即支付被告货款1340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从反诉之日起计算至履行完毕之日止）；二、本案反诉诉讼费用由原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因生产经营业务需要，于2020年2月份开始向被告购买无梭口罩织带机100台，双方约定每台价格7000元，计700000元。之后，由于设备有很大的跌落，原告仅购买被告62台，计货款434000元。嗣后，原告要求被告替他销售38台，计货款266000元。在此期间，原告仅支付预付款300000元（包括原告另案主张的借款50000元），因此原告至今尚欠被告货款134000元。庭审中，被告自认：被告交付给原告的均非整机，尚缺一重要配件机头。 原告陈伟建答辩称：一、被告仅提供了机器的零部件，未交付一台完整的机器，而原告承担了机器的组装、调试工作及其所有费用，被告根本没有履行合同，无权向原告主张货款，原告同意按零部件成本利润（占机器销售价的35%）与被告结算。原告支付给被告的250000元已经超过了应支付给被告的成本价（5600元/台*99台*35%），但不再要求其返还超过部分。二、若法庭认定被告有权主张合同货款。1.原告利用被告提供的机器零部件共组装了99台机器，原告仅留用了61台，而非被告所称的62台。2.被告交付的机器架子和零部件不符合合同约定的规格，每台机器成本和产能均下降了20%，且被告仅提供了机器的零部件，未曾交付一台整机，被告向原告主张整机尾款明显不合理，合同价款应予以调整：首先，7000元的机器价格是市场价的两倍，是原告为抢抓市场机遇和基于被告承诺十天内交货而达成的，现被告未在限期内交货，机器的价格应调减一半。其次，口罩绳机规格不符合合同要求，导致每台机器产能下降20%，且被告零部件成本有约20%的减少，价格应从7000元相应调整为5600元。第三，原告承担的99台机器的场地租金、工人工资、防疫人员工资等成本应先冲抵相应的货款。具体以销售价格为基准，由原告占65%、被告占35%的比例计算各自的机器制造成本和利润。按99台机器，每台5600元，被告占35%，被告应收货款194040元，现已经收取货款250000元，应向原告返还55960元。3.被告代销的38台机器，未与原告结算货款，被告应将相应的价差还给原告，但无证据证明价差。 原告陈伟建提供了如下证据： 证据1.原告的身份证、被告的户籍信息、企业信用信息公示信息，证明原、被告的诉讼主体资格； 证据2.微信聊天记录（2020年2月20日）、《购销合同》、光盘，证明原、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已经合法生效及约定违约赔偿条款的事实； 证据3.银行支付记录、代付款证明，证明原告已向被告支付250000元订金的事实； 证据4.微信聊天记录（2020年2月25日至28日、3月7日），证明被告无法按期交货的事实； 证据5.《协议书》、原告交通银行账户明细、杨一琛民生银行转账凭证、代付款证明，证明原告因被告供货不及时向案外人支付违约金的事实。 被告叶小貌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 证据6.微信聊天记录（完整），证明原告有于2月29日提出不要机器、还有陈述到不要出卖机器及被告有向原告催款的事实。 上述证据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质证如下：对证据1的证据三性无异议；对证据2中的聊天记录的证据三性无异议，合同文本是电子版，形式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当时是被告的老婆用被告的手机发出去的一个样本，不是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没有协商确认好，对光盘内容无异议；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有收到该250000元，但是预付款，不能证明是订金；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是因为原告没有按约付款，被告才无法交货；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与被告无关，系原告自愿解除。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6的证据三性无异议。 本院认为，证据1-3，6均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证据4不完整，应综合双方完整的聊天记录过程进行认定；证据5能够证明原告向案外人支付违约金的事实。 经审理，本院认定如下事实： 2020年2月20日，被告叶小貌通过微信发送一份购销合同电子版给原告陈伟建，合同中载有“供方：瑞安市俊貌钩针编织机械厂，法定代表人叶小貌。产品名称口罩（耳带）绳机，型号及规格6针*4厘10位，数量（T）100，单价（元）7000，总价（元）700000。质量要求技术标准，供方对质量实行三包，保质期一年。交货时间3月1号。结算方式：预付款50%，余款款到发货，供方如有违约不按时交货按订金双倍罚款。违约责任：按经济合同法有关条款执行”。原告于当日向被告支付了货款250000元。 随后，原、被告通过微信就涉案产品的组装、配件购买、生产进程等问题交流。 同年2月29日晚上18时48分，原告微信询问被告“涉案机台的有些配件到底何时能够到货，如果没有则被告向原告退款、原告向被告返还机台”。 同年3月3日上午10时35分，原告微信告知被告在原告处的8个头的机台如果有人要可以卖掉，并且明确要求卖50台。 同年3月4日凌晨1时03分，原告微信询问被告“你所有配件什么时候可以到齐，我帮你卖一些好了，我估计你的机器肯定还有几百台卖不出去了，时间应该赶不上了”。 同年3月6日，双方在微信中确认原告不要把机器低于9000元/台的价格出卖给他人；如果原告不要，被告可以以6000元/台的价格包掉。 同年3月7日晚上23时许，被告发微信给原告“MONSTER，明天电机要到一批，钱不够转点钱给我”。双方为约定采购的机器的交付、价款计算等问题进行了沟通，原告表示自己已经支付被告预付款250000元、赔偿广东案外人100000元、购买材料20余万元等计50余万元，付给被告的预付款已经差不多够被告运转，而且自己已经在运转的300个头都是原告自己组装的；被告确认原告处的机器是由原告自行组装，计算成本时可以将组装费予以扣减，如何算让原告讲；如果原告要100台全部到位就要必须继续付款，而且出卖给原告的价格已经低了。双方未达成明确一致意见，亦未进行结算。 同年3月9日凌晨，原告微信被告“这几天回血一点再给你打个十万先”，被告回复“就是这几天钱不够，再等几天机器交出去我也不缺钱”，原告回复“这几天我就支付宝收了几万块，要的话明天转给你五万好了，你支付宝给我”，被告回复“就是这几天在外面下了二百个机架子，买了几吨钢材真的是缺钱了，不然不会找你借”。随后，被告将自己的支付宝账号发给原告。原告分别于当日的1时19分通过支付宝给付被告27000元、于10时04分通过支付宝给付被告13000元、于10时05分通过微信给付被告10000元，合计50000元。 后续，双方继续在微信中就机器生产使用过程中需要更换的针、弹簧等相关细节问题交流。 同年3月16日晚上20时，原告微信被告“机器你看下，如果能够卖出都帮我卖掉”。 同年3月27日下午13时25分，原告微信被告“湖北市场杀的很厉害，你的机器要留心了，剩余的要全款，不然搭起来就当废铁了”。被告回复“是的，差不多了，要快点卖出去”。 同年3月29日凌晨1时，原告微信被告“你后面这些机器有没有人要，没人要给我算了，我工人过几天没事干了”。被告没有回复。 庭审中，原告自认共留用的安装完成的机器99台（8个头），其中第一台是在3月1日安装完成；在3月5日至6日，安装完成了20台左右；至3月20日，全部完成安装。后期，原告自愿同意将原来约定的交货数量由100台变更为61台，并由被告自行拉走处理了38台。 双方至今未进行结算。 另查明：原告陈伟建于2020年3月7日与案外人广州市番禺区洛浦糜氏纺织品厂签订协议书一份，协议书载明“双方于2020年2月21日订立购销协议，约定案外人向原告采购10吨的圆口罩带，约定交货日期为20天，单价为8万元/吨，合同总价为80万元。后因原告无力供应造成违约，双方协商解除购销协议，原告双倍返还定金200000元”。原告分别于同年3月6日、3月7日向案外人支付合计200000元。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第一，关于买卖合同的成立及生效问题。虽然被告抗辩称双方未正式订立书面合同，却又称双方仅为口头约定、不认可购销合同书面约定内容。但原告收到被告发送的涉案的购销合同电子版后，双方不仅在微信聊天中对机器的外观、产能进行了交流确认，而且在原告向被告支付了250000元后，被告即着手开始生产组装约定机器，双方通过微信陆续就涉案产品的组装、配件购买、生产进程等环节中的问题频繁交流。结合庭审中原、被告对双方之间形成的原告按单价7000元/台向被告采购100台口罩绳带机、合同总价700000元的买卖合同事实均没有异议的陈述，本院认定原、被告间的买卖合同于2020年2月20日成立并生效。 第二，关于原告是否有权要求被告支付违约金500000元及赔偿损失100000元问题。原告主张被告未按合同约定于3月1日前向原告履行交货义务，故要求被告依约双倍返还原告预付款计500000元，并赔偿原告由此赔偿案外人的损失100000元。如前所述，本院认定原、被告间的买卖合同于2020年2月20日成立并生效，购销合同载明的交货时间为2020年3月1日，同时载明预付款50%，余款款到发货。在庭审中，原告自认双方在2月29日的微信聊天时均未要求解除双方之前的合同关系，均同意继续履行原先的合同和将履行期限延期，并且未对机器的交付时间进行明确，只是要求被告能够尽快交货。原告还在庭审中自认，原告共实际留用了安装完成的99台机器，其中第一台是在3月1日安装完成；在3月5－6日时，安装完成了20台左右；至3月20日，全部完成安装。另外，原告还自认后期自愿同意将原来约定的交货数量由100台（10位）机器变更为61台（8个头），并同意由被告自行拉走处理了38台，而且被告自行处理这38台机器的行为及后果与双方的合同无关。直至本次诉讼前，双方亦未进行结算。因此，双方已经均同意变更原先在2月20日的购销合同中约定的交货及付款方式，双方的后续行为更是印证了这一事实。故原告现要求依据2月20日的购销合同中约定的交货时间请求判令被告承担违约责任，支付原告500000元违约金和100000元损失赔偿款的请求与事实不符，且显失公平。但被告未能保证在原先约定的交货时间履行交货义务的行为客观上确实给原告造成了一定的经济损失，本院综合兼顾涉案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并结合当时的实际市场状况，酌情支持50000元。 第三，关于原告结欠被告的货款金额问题。被告反诉称原告实际留用的机器有62台，但无证据证实，本院不予采信。原告自认实际留用的涉案机器计61台，依照双方约定的产品单价，原告应付被告货款427000元。鉴于被告自认原告已经实际向被告支付了货款300000元（包含原告另案主张的50000元借款），故原告仍欠被告货款127000元。庭审中，被告自认这些机器均系原告自行组装并同意扣减组装费用。虽然双方均无证据证明涉案机器的实际组装费用金额，综合全案的证据和事实，本院按双方约定的机器单价的20%予以酌情支持，共计85400元。因此，原告仍需支付被告货款41600元。故被告叶小貌要求原告支付其货款134000元的请求与事实不符，本院按41600元予以支持。 原告关于本诉和被告关于反诉的其他诉讼请求及相关抗辩意见均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均不予以采信。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反诉原告）叶小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反诉被告）陈伟建支付赔偿金50000元； 二、原告（反诉被告）陈伟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被告（反诉原告）叶小貌支付货款41600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三、驳回原告（反诉被告）陈伟建的其他诉讼请求； 四、驳回被告（反诉原告）叶小貌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的本诉诉讼费9800元，依法减半收取4900元，诉讼保全费3020元，合计7920元，由原告陈伟建负担6875元，被告叶小貌负担1045元；反诉诉讼费2980元，依法减半收取1490元，由原告陈伟建负担420元，被告叶小貌负担107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张浩杰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四日 （代）书记员  陈盈瑜 ? 附文： 一、不履行裁判惩戒后果警示 1.【追究刑事责任告知】义务人拒不报告财产、虚假报告财产、违反限制消费令，义务人或其他相关人员拒不腾退涉案房屋、土地，或具有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虚假诉讼、拒不交出执行标的或财产等抗拒执行行为的，法院将视情予以罚款、拘留；情节严重的，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权利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自诉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2．【报告财产义务、拒不履行后果告知】执行期间，义务人必须向执行法院如实报告财产，拒不报告又不履行的，法院将视情节轻重采取纳入失信名单、限制出入境、罚款、拘留等措施；义务人报告财产不实的，法院将予以罚款、拘留；单位为被执行人，可视情同时对该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 3.【交付车辆义务告知】义务人应当将名下的车辆等动产移交执行法院。拒不移交的，法院将予以罚款、拘留；确有正当理由无法移交的，义务人应当向执行法院书面报告车辆等动产的权属和占有、使用等情况。 4．【限制消费、强制执行措施告知】案件立案执行后，人民法院将对义务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及非生活或者经营必需的有关消费措施（含禁止乘坐飞机、G字头高铁、在星级以上酒店消费、旅游度假、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等），并有权对义务人的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性措施。 5．【特殊身份执行措施告知】义务人具有中共党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公职人员等特殊身份，执行立案后拒不履行义务的，人民法院将向其所在单位及纪律监察部门、组织人事部门通报失信行为，并严格采取惩戒、制裁措施。 6．【迟延履行债务利息、执行费用告知】案件立案执行后，义务人除应当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外，还需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或迟延履行金，直至债务清偿完毕之日止，并应承担执行费和因执行程序产生的申请执行费、评估费、保管费等。 7．【强制执行信用污点告知】义务人未在法律文书确定的期限内自动履行，一旦案件立案执行，义务人的被执行信息将成为信用污点，并被人民银行征信系统、各级信用信息平台记录在案。 二、执行风险告知 1．【申请保全、提供线索告知】权利人在诉讼过程中可以申请对义务人的财产采取保全措施，并尽可能地调查了解义务人的财产状况以及下落情况，积极向法院提供义务人的财产、下落线索，以提高财产保全和送达效率，提升生效法律文书的实际执行效果。 2．【申请破产权利告知】权利人发现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可以直接向企业住所地法院提出破产重整或者破产清算的申请。 3．【权利人申请执行期限告知】义务人未按期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内容的，权利人应在法律文书生效之日或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内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4．【执行不能风险告知】申请执行具有执行风险，权利人应当有执行风险意识。人民法院依照法定程序执行，如义务人已丧失履行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能力，且权利人又无法对义务人进行财产举证，将可能导致案件无法执行到位。这种后果是法院与权利人都不愿意发生的，但这是当事人商业风险、交易风险在执行阶段的继续，权利人应知悉并理解此类执行不能的风险。 注：义务人是指应当履行生效法律文书内容的债务人、被执行人；权利人是指享有生效法律文书赋予权利的债权人、申请执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