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鲁10行终10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绰，女，1954年6月22日出生，汉族，住威海市环翠区。上诉人（原审原告）范黎，男，1982年8月31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委托代理人李绰，信息同上，系上诉人范黎之母。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威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住所地威海市文化中路99号，社会统一信用代码113710000043590455。法定代表人李大伟，局长。委托代理人黄倩雯，该局不动产登记中心科长。委托代理人鲁嘉慧，山东时中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范占春，男，1963年5月13日出生，汉族，住威海市环翠区。上诉人李绰、范黎因诉被上诉人威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房屋行政登记一案，不服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2020）鲁1002行初13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认定，范占春原有房屋位于威海市××××家疃镇XXX村，建筑面积为102.4平方米，1996年办理了房屋所有权证（证号为：威房地字第××号）。2008年，该房屋拆迁。2018年，范占春与开发商威海市望海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望海公司）签订了《威海市房屋拆迁产权调换补偿安置协议书》，协议约定范占春将前述房屋交由望海公司拆除，望海公司为范占春提供拆迁安置房屋两套，其中一套即为涉诉房屋，位于XXX室，建筑面积为77.72平方米。2018年7月，范占春与望海公司共同向威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申请办理涉诉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提交了威海市不动产登记申请书、《威海市房屋拆迁产权调换补偿安置协议书》、范占春身份证明、威房权证字第××号产权证等。经审查后，威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于2018年7月17日作出鲁（2018）威海市不动产权第XXX号《不动产权证书》，将座落于威海市觐益路-2-24号-405室房屋的所有权人登记为范占春。李绰、范黎对该登记行为不服，向原审院提起行政诉讼。另查明，原审法院于2013年3月25日作出（2010）威环民一初字第1316号民事判决书（二上诉人与XXX居委会、威海市XXX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范某某、范占春所有权纠纷），判决认定涉案拆迁房屋的拆迁补偿利益归范某某、范占春所有；范某某支付李绰、范黎差价款人民币425318.40元，范占春支付李绰、范黎差价款人民币429312元。范某某、范占春不服上诉，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威民一终字第485民事判决书，维持原判。范某某、范占春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25日作出（2018）鲁民再323号民事判决书，认定范某某、范占春对拆迁的原房产和原房产的拆迁利益即涉案拆迁安置房产享有所有权，范某甲、李绰为范某某、范占春支付款项的行为仅是一种投资行为，只能享有债权利益，李绰、范黎因其支付涉案原房地产款项而享有拆迁安置房产或相应拆迁利益的主张于法无据，至于其为范某某、范占春支付原宅基地款及房产建设款项而产生的相应债权可另行主张。又查明，自2016年9月26日起，威海市房管局停止办理不动产登记业务，由威海市国土资源局负责威海市区范围内不动产登记工作，行使不动产登记职权。威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是于2018年12月由威海市国土资源局和威海市规划局组建的行政机关，承继涉案不动产登记职权。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其本身须是具体行政行为的相对人或者与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本案中，李绰、范黎对威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为范占春拆迁安置房屋办理不动产权登记行为不服而提起行政诉讼，但根据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生效民事判决书，范占春对拆迁的原房产和原房产的拆迁利益即涉案拆迁安置房产享有所有权，范某甲与李绰为范占春支付款项的行为仅是一种投资行为，只能享有债权利益，李绰、范黎为范占春支付原宅基地款及房产建设款项而产生的相应债权可另行主张。因此，威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根据范占春和开发商望海公司的申请，为范占春办理了涉案拆迁安置房产的转移登记的行为与李绰、范黎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未对其实体权利义务产生实质影响，亦未侵犯其合法权益，李绰、范黎不具有提起本案行政诉讼的主体资格，对于李绰、范黎的起诉，依法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李绰、范黎的起诉。上诉人李绰、范黎不服原审裁定，上诉称，上诉人是买地基人和全额投资的建房人，完全具备主体资格。范占春是用欺诈非法卑劣的手段，建房买原材料都是上诉人全额出资，范占春没出一分钱，XXX居委会(拥有国有土地的单位)盖着公章给房管局出具的更正房证的手续，均在房管局备了案，并按照谁交钱谁受益的原则，将欺诈非法取得的威房地字第××号房证变更至范黎名下，房管局答应给更正，最好回迁时更正。没料到2016年9月26日原房管局不再承担办理市区房屋产权登记职能，由不动产登记中心统一办理不动产登记业务，2018年不动产登记职权又改成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由于办证人员被范占春老婆贾明红收买，就将非法没出资一分钱骗取的两套老房证变成了四套回迁房产证。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一、依法改判撤销范占春鲁(2018)威海市不动产权XXX号《不动产权证书》或将该案发回审理；二、依法改判判令该房屋归范黎所有，任何人无权侵犯。被上诉人威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上诉人自始未取得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原审第三人范占春原有房屋位于XXX镇XXX村，建筑面积为102.4平方米，并于1996年取得了房屋所有权证（证号为：威房地字第××号）。2018年，原审第三人与望海公司签订了《威海市房屋拆迁产权调换补偿安置协议书》，协议约定原审第三人将前述房屋交由望海公司拆除，望海公司为原审第三人提供安置房屋两套，其中一套即为涉诉房屋，位于XXXX，建筑面积为79.96平方米。后原审第三人与望海公司共同向被上诉人申请办理涉案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被上诉人为原审第三人颁发了涉诉不动产权证书。根据物权法之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系权利人享有相关不动产权益的凭证。本案中，涉案房屋原属于开发商所有（产权证号：威房权证字第××号），后开发商以产权调换的方式转移给原审第三人，上诉人从未取得过涉案房屋的产权登记，其提供的XXX村委会和威海市XXX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均不属于不动产物权凭证，不能证实其与涉案房屋具有利害关系。2、涉案房屋系原审第三人因原有房屋拆迁安置取得，上诉人实际是对原审第三人原有被拆迁房屋的产权存有异议，而并非对此安置房屋的产权存有异议，不具有提起本诉的主体资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其本身须是具体行政行为的相对人或者与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本案中，二上诉人对被上诉人为原审第三人拆迁安置房屋办理不动产权登记行为不服而提起行政诉讼，但根据生效民事判决书，原审第三人对拆迁的原房产和原房产的拆迁利益即涉案拆迁安置房产享有所有权，范某甲与李绰为原审第三人支付款项的行为仅是一种投资行为，只能享有债权利益，相应债权可通过民事诉讼另行主张。因此，被上诉人根据原审第三人和开发商望海公司的申请，为原审第三人办理了涉案拆迁安置房产的转移登记的行为与二上诉人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未对二上诉人的实体权利义务产生实质影响，亦未侵犯二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二上诉人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一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被诉登记行为合法。原审第三人与望海公司向被上诉人提起转移登记时，提交了《威海市不动产登记申请书》、申请人身份证明、《威海市房屋拆迁产权调换补偿安置协议书》、威房权证字第××号产权证、税费缴纳凭证、宗地图、房产分户图等材料，经被上诉人审核符合《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八条、《不动产登记操作规范（试行）》第9.3.3条之规定，被上诉人依法为原审第三人颁发涉案鲁（2018）威海市不动产权第XXXX号不动产权证的行为合法。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本案中，李绰、范黎并非被诉不动产登记行为的相对人亦非涉案拆迁安置房产及原被拆迁房产的原登记权利人。且生效民事判决书已经确认，范占春对原被拆迁房产和涉案拆迁安置房产享有所有权，范某甲与李绰为范占春支付原被拆迁房产款项的行为仅是一种投资行为，只能享有债权利益，李绰、范黎因其支付原被拆迁房产款项而享有拆迁安置房产或相应拆迁利益的主张于法无据，故被诉不动产登记行为与李绰、范黎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未对李绰、范黎的实体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李绰、范黎不具有本案原告主体资格，原审法院裁定驳回其起诉符合法律规定，依法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当，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毕海燕审判员  宫晓燕审判员  王 慧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汤静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