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吉01民终457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1，女，1997年6月14日出生，汉族，住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2，男，1972年9月11日出生，汉族，住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唐某，女，1973年8月6日出生，汉族，住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某，男，1994年2月25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公主岭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春英（赵某母亲），女，1965年1月25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公主岭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文，吉林亿特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唐某、王某2、王某1因与被上诉人赵某婚约财产纠纷一案，不服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吉0191民初27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唐某、王某2、王某1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王某2与唐某不承担返还赵某5万元彩礼的法律责任；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赵某承担。事实和理由：一、起诉王某2及唐某为被告属于诉讼主体错误，判决承担返还彩礼属于认定事实错误。王某2和唐某与本案无任何法律关系，起诉为本案被告不符合法律规定，属于诉讼主体错误。对此，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在（2015）津高民申字第1517号案件认为，返还彩礼之诉的当事人应系订立婚约的男女。王某2和唐某没有收取或者支配彩礼款。依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赵某没有出示证据证明是王某2和唐某收取了8万元彩礼。同时，王某1收取的彩礼并没有用于王某2和唐某家庭共同生活。依据权利义务一致原则，对于涉案彩礼不应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一审判决以媒人戴某证言“两次彩礼均是将钱放到三被告家中桌上，属于三被告控制范围内”为由判决由王某2及唐某承担返还彩礼属于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婚约彩礼纠纷案件应以婚约当事人作为承担责任主体。本案返还彩礼起诉主体应当是婚约当事人一方及接收一方王某1。二、一审判决返还彩礼5万元不合理，请求依法改判。彩礼仅指基于婚约、按照当地风俗习惯、给付对方数额较大的财物。其构成特征有以下几个方面：1.订立婚约为前提条件和基础。婚约一般认为是男女双方以将来结婚为目的所作的事先约定，俗称订婚。订婚后，男方就要给付女方一定数量的金钱和其他物品，这就是通常所指的彩礼。2.需基于当地的风俗习惯。双方订立婚约的过程中或者订立婚约之后，给付财物的行为要根据当地风俗习惯。给付双方当事人及其家庭成员都清楚该财物就是为订立婚约而给付的彩礼。3.所给付财物的价值数额较大且具有担保履行婚约的作用。双方订立婚约后，根据当地风俗习惯需要给付一定数额或价值财物。该彩礼具有婚约的担保性质。给付一方保证真诚对待，认真履行违婚约，否则，解除婚约收受彩礼一方无过错，对所收受的彩礼不予返还。基于彩礼具有的约定俗成特征可以看出，结婚彩礼是男女双方订婚后，结婚前男方给付女方彩礼，保证履行婚约缔结百年好合保证婚约的效力。本案2017年1月结婚前赵某给付王某1的8万元应当认定为彩礼款。而对于2016年定亲时赵某给付女方父母的2万元不属于彩礼。此款是按习俗进行相亲、订婚、认门给付的礼金。是男方或其近亲属为取悦女方及女方近亲属礼节性交往的赠与行为，故不能认定为彩礼。也就是说本案彩礼款为8万元，一审认定彩礼10万元属于认定事实错误，请求查明事实。一审庭审中，赵某明确表态，不能办理结婚手续，可以印证其违反婚约，有错在先。彩礼依据风俗习惯具有担保严格履行婚约的作用，且给付彩礼一方违反婚约，解除婚约时，无过错女方不予返还彩礼，这是婚俗彩礼的真正含义，是彩礼风俗习惯的社会价值所在。结合本案彩礼款收取及使用具体事实，依法改判王某2及唐某不承担返还彩礼5万元法律责任。综上，赵某违反婚约，对王某1非打即骂导致严重精神伤害病症，酌情王某1适当返还彩礼金额或者判决不返还彩礼，以维护社会公序良俗和公平公正。赵某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正确，双方订婚时、以及双方办理结婚仪式之前赵某通过媒人向唐某、王某2、王某1给付的钱款共计10万元均系彩礼。一审判决查明的赵某与王某1经人介绍相识、相处直至办理结婚仪式后共同居住均系事实，赵某家分别于2016年初双方订婚通过媒人即一审证人戴某向唐某、王某2、王某1给付2万元、2017年双方办理结婚仪式通过戴某向唐某、王某2、王某1给付8万元，上述10万元均系彩礼，其中没有赠与，通过媒人戴某的证言可以看出，这些钱都是给女方家里了。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本案应由唐某、王某2、王某1共同返还彩礼。赵某与王某1未进行结婚登记是客观事实，直到本案一审庭审前，王某1也未曾协助赵某办理结婚登记，该情形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一款之规定的内容，但一审法院充分考虑了赵某与王某1虽然未进行结婚登记，已共同生活的事实，仅判决唐某、王某2、王某1返还部分彩礼，这一判决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根据一审证人戴某的叙述，赵某在订婚时、结婚前分两次给付的彩礼，均系通过戴某给付，戴某直接放在了唐某、王某2、王某1家中的桌上，一审判决基于此认定彩礼在唐某、王某2、王某1控制范围内并无不妥，且唐某、王某2、王某1确实不能证明上述彩礼由其中一人收取。根据《最高人民法关于审理彩礼纠纷案件中能否将对方父母列为共同被告的答复》即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1385号建议的答复意见中“一般习俗是父母送彩礼，也是父母代收彩礼，故将当事人父母列为共同被告是适当的。”来看，本案将王某1父母列为共同被告起诉是适当的。请求维持一审判决，维护赵某合法权益。赵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王某1、王某2、唐某返还给赵某彩礼款10万元；2.诉讼费由王某1、王某2、唐某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1月28日，经媒人戴某介绍赵某与王某1相识。2016年初双方订婚，赵某经介绍人戴某将2万元给付王某1、王某2、唐某。当年开始王某1不定期到赵某家居住一段时间。2017年双方办理结婚仪式前，赵某经戴某将彩礼8万元给付王某1、王某2、唐某。赵某两次给付共计10万元均是由介绍人戴某将钱放于王某1、王某2、唐某家中桌上。2017年2月起赵某与王某1开始共同生活，因当时王某1未达到结婚法定年龄未登记。2018年下半年王某1与赵某产生纠纷后分居。另查，结婚王某1购买了手镯、项链、戒指、皮草等，为赵某及家人购买衣物，为赵某购买手表一块。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彩礼的金额：本案中双方对2017年办理结婚仪式前给付彩礼8万元并无异议，原审法院予以确认。对于2016年定亲时赵某曾给付2万元，王某1主张该部分为赵某赠与，但根据习俗订婚给付的金钱性质应认定为彩礼，而非赠与。故赵某共计给付彩礼10万元。二、关于应否返还及返还的数额：当事人请求返还按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本案中赵某与王某1并未办理结婚登记，故应当返还彩礼。关于返还彩礼的数额，结合双方已经按习俗举办了婚礼且已经共同生活的情况，酌情认定应当返还彩礼5万元。三、关于彩礼的返还义务主体：根据权利义务相统一原则，彩礼的接收主体应承担彩礼返还的义务。本案中王某1虽主张彩礼系自己收取，与父母无关，且已经消费殆尽。但根据媒人戴某出庭作证，两次给付彩礼均是将钱放到王某1、王某2、唐某家中桌上，属于王某1、王某2、唐某控制范围内；并且王某1并无证据证明10万元彩礼已经全部由其个人使用，故应当由王某1、王某2、唐某共同承担返还彩礼的责任。综上，王某1、唐某、王某2应向赵某返还彩礼5万元。原审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王某1、唐某、王某2于判决生效后立即返还赵某彩礼5万元；二、驳回原告赵某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赵某负担1,150元；王某1、王某2、唐某负担1,150元。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并结合案件相关事实，双方当事人未办理结婚登记，给付彩礼一方有权请求接受彩礼方返还彩礼。一审庭审中，赵某提交相关证据支持其返还彩礼的诉请，结合赵某所举证据进行分析评判，赵某将王某1父母列为本案当事人并无不当。同时，对于2016年定亲时赵某给付的2万元钱款，根据习俗及钱款数额等综合考虑，原审判决对该笔钱款性质认定并无不当。王某2、唐某、王某1虽对彩礼返还相关问题提出异议，但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因此，综合以上论述及双方共同生活等实际情况，原审判决确定彩礼返还义务主体及返还彩礼款数额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唐某、王某2、王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上诉人唐某、王某2、王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高云燕审 判 员 曾范军审 判 员 张 聪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韩易轩书 记 员 李艳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