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2民终549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长礼，男，1951年4月30日出生，汉族，住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国治（刘长礼儿子），男，1978年9月27日出生，现住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宋琴，女，1962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住大连市甘井子区。上诉人刘长礼因与被上诉人宋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2020）辽0211民初25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长礼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事实与理由：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原审法院仅以被上诉人所述作为依据，推理上诉人具备法律知识与风险意识，认为被上诉人有书写能力，非被上诉人亲笔书写《借条》，因此不予采信并驳回上诉人的诉请。上诉人为自己的主张提供了借条、存折为证据，充分证明借款事实，并且被上诉人没有证据否认借款事实，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上诉人举证证明借款事实，被上诉人没有提供相反的证据，且承认《借条》中签名是本人所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64条第1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条第1款的规定，恳请二审法院予以更正。宋琴辩称，当时被上诉人没有打这个借条，当时是委托刘长礼给被上诉人做代理人，让被上诉人在空白的A4纸上签字，钱是被上诉人和宫慧娟有一个借贷，是刘长礼代理宫慧娟和被上诉人打官司，钱是宫慧娟的，刘长礼就跟被上诉人要这个钱。请求法庭维持原判，驳回上诉人的上诉。刘长礼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偿还借款130,500元及利息（其中借款7,500元，自2018年7月20日起算；借款103,000元，自2019年3月1日起算；借款20,000元，自2019年5月29日起算，均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计算至借款还清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主张与被告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借贷金额共计130，500元。对此，原告提供了形成于2018年7月20日金额为7，500元的《欠条》，以及落款日期2019年3月1日金额为103，000元的《借条》和形成于2019年5月29日金额为20，000元的《借条》作为证据，证明自己主张的上述事实。经原、被告双方确认，2018年7月20日的《欠条》系因原告接受被告委托进行诉讼活动而产生的劳务费，该条的内容系原告书写，“欠款人”字样、被告签名、日期均为被告所写；2019年5月29日的《借条》主要内容为：被告向原告借款20，000元，还款时间为2019年6月30日。逾期不还利息按月利2分计算。该《借条》所有内容及签名、日期均为被告所写，被告对于该借条的真实性及借款事实均无异议。原、被告对于2019年3月1日的《借条》所涉借款103，000元是否真实发生存在争议。该《借条》的内容为“今借刘长礼人民币壹拾万零叁仟元整，月息2分计算”。经查，该借条中除被告签名之外，其他部分包括借款内容、“借款人”字样、日期均为打印。原告自述该笔借款均为现金支付，款项来源是原告自其儿子刘国治名下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银行存折(账号为60×××18)中分三次取出，并于取出当日支付给被告。具体取款交付时间及金额分别为2019年3月1日取款20，000元，同年3月23日自该账户中取款33，000元，同年4月30日自该账户取款49，000元，加之当日另行出借给被告现金1，000元。对于该《借条》的形成时间，原告自述于2019年4月30日在其向被告出借50，000元时，原告要求被告在原告提前打印好的《借条》上签的字。对于上述存折，原告称虽然办理在其儿子名下，但账户实际归原告所有并支配，存折内所有的进项均是原告自己的打工收入。第一次庭审中原告自述其打工的收入为每月6，000元至8，000元。经查，上述账户在2018年12月至2019年6月间，每月均有显著高于原告自述的月收入的款额入账，月收入一万元至十万元不等，该期间的入账总额达四十万余元。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应受法律保护。本案中，对于被告于2019年5月29日向原告借款20，000元的事实，有原、被告的陈述及被告书写的《借条》为案为凭，因此对于该笔借款事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被告借款后理应及时偿还，至今未还，显系无理，现原告要求被告偿还借款20，000元及在被告逾期还款的情况下，被告负有按照双方约定的利率支付逾期还款利息的义务，现原告要求被告偿还借款20，000元及逾期之日起(2019年7月1日起)至还清之日止的利息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因该《借条》中未明确约定借款期内的利息，因此，一审法院对于原告要求在借款期内支付利息的请求不予支持。对于2018年7月20日的《欠条》，原、被告均认可该条所涉款项系劳务费，而本案中的法律关系是民间借贷，因此《欠条》所涉事实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故一审法院对于该《欠条》所涉事实及金额在本案中不予审查，原告可另行提起诉讼。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2019年3月1日的《借条》所涉的103，000元借款是否真实发生。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应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原告主张向被告出借了103，000元，对此主张原告负有举证责任。原告向一审法院举证的证据有：落款时间为2019年3月1日的《借条》、账号为60×××18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银行存折及取款记录。原告的上述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实际向被告出借了103，000元款项的事实，理由如下：1.经过庭审调查可知，原告具有多年从事法律代理业务的经验，其是具备一定法律知识，并具有法律风险意识的完全行为能力人，在原、被告往来的过程中，对于金额为7，500元的劳务费原告尚且知道让被告出具书面欠条，但却主张在2019年3月1日及3月23日，在被告没有向其出具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原告就以现金方式支付给被告53，000元，且自被告于2019年5月29日向原告出具的《借条》看，被告完全具备亲笔书写借条的能力，在原告以挣取利息为目的的情况下，对于数额较大且以现金方式支付的借款，原告却并未让被告亲笔书写借条，而是仅让被告在已打印了包括金额、利息、时间等所有内容的借条上签字就出借了103，000元，该行为与原告应具备的法律知识与风险意识不符，于情理相悖，难以采信；2.原告主张103，000元借款的款项来源系其子名下账号为60×××18的银行存折中取得，该账户由原告实际所有并支配，账户中的进项均为原告的打工收入，但在第一次庭审调查时，原告陈述其月收入为6，000元至8，000元，而上述账户中的进项金额显著高于原告自认的收入情况，因此，对原告主张其子名下的上述账户是原告所有并支配，且该账户于2019年3月1日、3月23日、4月30日的取款记录是原告向被告出借款项的记录的意见，不予采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被告宋琴偿还原告刘长礼借款20，000元及逾期还款的利息(自2019年7月1日起至借款还清时止，按照年利率24%计算)。二、驳回原告刘长礼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执行。案件受理费1，455元(已减半，原告已预付)，由原告刘长礼承担1，253元，被告宋琴承担202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当事人二审争议的焦点是2019年3月1日《借条》所涉的借贷关系是否成立。上诉人依据《借条》、银行存折及取款记录主张其与被上诉人存在借贷关系。被上诉人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对上诉人提供的《借条》中的签字作出合理说明。作为具有法律知识和法律风险意识的上诉人，对于7500元的劳务费尚且让被上诉人出具书面欠条，而在支付出借款103000元现金时，上诉人却未让被上诉人出具收条等债权凭证，与其交易习惯不符，亦与情理相悖。另，2019年5月29日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具的《借条》系由被上诉人亲笔书写，而案涉的出借103000元现金的《借条》，上诉人却未让被上诉人亲笔书写，仅让被上诉人在打印好的包括金额、利息、时间等内容的借条上签字，上诉人的行为与其交易方式及常理不符。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上诉人提供的其子刘国治的银行存折财产变动情况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被上诉人间的借贷事实实际发生，故上诉人与被上诉人2019年3月1日《借条》所涉的借贷关系不成立。综上所述，刘长礼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910，由上诉人刘长礼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隋广洲审判员  于长江审判员  刘丽媛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张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