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394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陆某，女，1973年7月29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孙志华，女，1947年2月16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轶攀，女，2000年1月27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某，女，2007年11月1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法定代理人陆某，身份信息同上，系陈某母亲。 上述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国锋、潘盈，浙江湘湖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某2，男，1978年4月5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女，1981年1月23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某1，女，2004年10月4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法定代理人徐某2、王某，身份信息同上，系徐某1父母。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松根，男，1950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小冬，女，1953年6月19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上述五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海剑，浙江王建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陆某、孙志华、陈轶攀、陈某因与被上诉人徐某2、王某、徐某1、徐松根、赵小冬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9民初191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9日受理后，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由审判员姚炜强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于2020年5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陆某及四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国锋、潘盈，被上诉人徐某2及五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海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死者陈伯焕从事木工装修工作。2018年间，王某因看到其表姐家的木工装修不错，了解到是陈伯焕做的，故与陈伯焕取得联系，拟由陈伯焕为其在萧山区××镇××村××组××户的农村自建房进行木工装修。王某、徐某2与陈伯焕具体谈好装修方案和工钱计付标准，并明确装修范围是一楼、二楼及三楼的楼梯上方吊顶。后陈伯焕叫了在之前东家跟其进行木工装修的任某、沈某一起参与，并谈好工钱计付标准，由任某、沈某直接跟陈伯焕结算工钱。木工工具由陈伯焕等木工师傅自带自备，装修材料由王某、徐某2根据陈伯焕指示购买。2019年7月3日午饭后，陈伯焕与沈国庆搭班一组在案涉装修房屋的二楼以上工作，沈某在一楼工作，陈伯焕自转角楼梯脱空处坠落至一楼，经抢救无效死亡。 另查明，为了施工安全原在二楼与三楼之间的转角楼梯脱空处做过防护搁板，后由陈伯焕自行拆除。事发当天中午，即在后续开工前陈伯焕喝过酒。 陆某、孙志华、陈轶攀、陈某一审的诉讼请求为：徐某2、王某、徐某1、徐松根、赵小冬赔偿陆某、孙志华、陈轶攀、陈某各项损失：1、医疗费1118.97元；2、丧葬费32949元（65898元／年÷2）；3、死亡赔偿金1203640元（60128元／年×20年）；4、被赡养人生活费150032元（死者母亲孙志华37508÷2×8年）；5、被抚养人生活费112524元（死者二女陈某37508元／年÷2×6年）；6、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7、处理事故人员误工费、交通费等8000元；上述费用共计1558263.97元，扣除徐某2、王某、徐某1、徐松根、赵小冬已支付的160000元，剩余1398263.97元。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案件，根据法律与司法实践，提供劳务者包括雇佣关系中的雇员、承揽关系中的承揽人、帮工关系中的帮工人，故该案由之下又细分有不同的法律关系，不同具体法律关系对应有不同的法律适用具体规则。鉴于陆某、孙志华、陈轶攀、陈某经原审法院释明后，坚持以死者与徐某2、王某、徐某1、徐松根、赵小冬之间系雇佣关系向徐某2、王某、徐某1、徐松根、赵小冬主张权利，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陆某、孙志华、陈轶攀、陈某应当就死者在本案中与徐某2、王某、徐某1、徐松根、赵小冬之间构成雇佣关系的主张负有举证责任。根据以上对证据的认证和事实认定，陆某、孙志华、陈轶攀、陈某的这一主张，依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采信，进而对陆某、孙志华、陈轶攀、陈某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另外，根据以上认定的事实，死者陈伯焕在案涉事故发生过程中亦存在过错。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陆某、孙志华、陈轶攀、陈某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384元，减半收取8692元，由陆某、孙志华、陈轶攀、陈某负担。 宣判后，陆某、孙志华、陈轶攀、陈某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法院对本案事实查明不清、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由此导致判决结果错误。具体如下：一、原审法院对两位证人任某、沈某的证人证言存在以下解读错误。1、在原审判决中写到任某的陈述内容：“2、陈柏焕出事之前，任某与陈柏焕一起在其他房东家里做过20多天，钱也是陈柏焕给的，是陈柏焕承包下来的，任某等是临时工。”而在任某的调查笔录中审判员问道：“你们在其他地方干活也是自己负责的吗？是由陈柏焕承包下来的吗？”任某对此的回复是“我们做的都是临时的，我们和房东是不认识的。”纵观整个调查笔录根本没有“在其他房东家里是陈柏焕承包下来的，任某等是临时工”的意思表示。而事实上，任某、陈柏焕之间已经合作多年，都是相互介绍房东，几个人已经是松散的搭班合作状态，不存在都有陈柏焕承包下来，找几个临时工干活的关系。2、在原审判决中写到任某的陈述内容：“3、陈柏焕出事那天与任某是搭班同一组，具体从哪一层坠落的没看到，木工装修范围是一层、二层及楼梯上方的吊顶部分。”而在任某的调查笔录中根本没有提到“木工装修范围是一层、二层及楼梯上方的吊顶部分”。很显然，原审法院把被上诉人的陈述嫁接到证人的证人证言中，以至于认定事实错误。3、在原审判决中写到任某的陈述内容：“6、中午在房东家喝过酒。”而在任某的调查笔录中任某对喝酒的描述是“有喝酒的，但是具体喝了多少酒我不清楚的，我们喝酒都是各管各的。中午在东家吃的，我们都在东家吃饭的。但是也不是一起的，就是先到先吃。”从该描述来看，虽然任某有回答有喝酒的，但其并没有亲眼所见事发当天陈柏焕饮了酒，其并未有一起吃饭，饮酒仅是任某的推测而已。4、在原审判决中写到沈某的陈述内容：“3、防护搁板做在二楼的楼梯转角脱空处，陈柏焕坠落时已经拆掉了，是陈柏焕自己拆掉的。”而在沈某的调查笔录中，沈某对防护搁板的描述是“后来，陈柏焕说是他自己拆掉的。我也是看到陈柏焕掉下来的时候，才看隔板防护措施已经拿掉了。我问了国庆，这个防护措施谁拆掉的，国庆说是陈柏焕自己拿掉的。”从沈某的笔录中可见，沈某先是说陈柏焕说是他自己拆掉的，后面又说看到陈柏焕掉下来才看到隔板拿掉，这里存在矛盾之处。最后沈某又说，问了国庆，国庆说是陈柏焕自己拿掉的。从上述笔录中可见，沈某其实根本就不清楚谁拆掉了隔板，或者说沈某这里说的是陈柏焕自己拿掉的其实也是来源于任某的说法。5、在原审判决中写到沈某的陈述内容：“4、在东家吃中饭时陈柏焕是喝酒的。”而在沈某的调查笔录中沈某对喝酒的描述是“陈柏焕肯定要和东家说一下下午的情况的，所以我和国庆先去吃的……”从该描述来看，虽然沈某有回答有喝酒的，但其并没有明说其亲眼所见事发当天陈柏焕也饮了酒。二、原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并且避重就轻。1、原审法院认定：“王某、徐某2与陈柏焕具体谈好装修方案和工钱计付标准，并明确装修范围是一楼、二楼及三楼的楼梯上方吊顶。”然而该内容仅有被上诉人的单方陈述，上诉人对此无法进行认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六条：“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只有本人陈述而不能提出其他相关证据的，其主张不予支持。但对方当事人认可的除外。”故，该项内容不能被认定为案件事实。2、被上诉人与证人沈某均陈述工资的结算为270元／工，对此上诉人也没有异议。因此陈柏焕与被上诉人之间工资的计付标准按照270元／工进行结算应当作为事实予以认定，该项事实是区分陈柏焕与被上诉人之间形成的雇佣关系还是承榄合同关系的关键事实，而原审法院对此并未认定。3、原审法院认定“为了施工安全原在二楼与三楼之间的转角楼梯脱空处做过防护隔板，后由陈柏焕自行拆除。事发当天中午，即在后续开工前陈柏焕喝过酒。”然而，防护隔板到底由谁拆除，目前仅由任某的陈述，并未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不能作为事实认定。陈柏焕在事发当天喝酒也并未由两名证人亲眼所见，仅是推测，亦不能作为事实认定。另外，目前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隔板、喝酒和陈柏焕的坠落、死亡有任何因果关系。三、原审法院对举证责任认定错误，从而导致对核心争议焦点的认定错误。原审法院认为：“对于本案争议核心事实，原告就死者陈柏焕与被告之间存在雇佣关系负有举证责任，而被告对其与死者陈柏焕之间系承榄合同关系的事实主张也负有举证责任。”对于该项认定，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认定正确。然而，上诉人认为陈柏焕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雇佣关系已经由相关事实进行证明，上诉人已经完成举证责任。雇佣关系系指受雇人向雇佣人提供劳务，雇佣人支付相应报酬形成权利义务关系。因此“仅就本案死者为被告房屋进行装修及由被告向死者支付装修费用，以及死者系在为被告房屋装修作业中坠亡的事实”已足以证明死者陈柏焕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雇佣关系。尤其是双方约定的装修费用标准为“270元／工”，即仅按工作时间作为双方计算费用的标准，可以证明陈柏焕向被上诉人提供的是计费时间内的“劳务”，而非“工作成果”，以与承榄关系区分开来。更是由于因时计费，必然要求被上诉人对陈柏焕等工人是否在工作时间内勤勉工作、当天的出勤时间是否合理等予以监督，实施了对陈柏焕等工人的人身性管理，符合雇佣关系的又一特性。反而，被上诉人欲证明陈柏焕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承榄关系，应当证明双方之间符合承榄关系中“承榄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特性。然而，被上诉人明明作为举证的优势方（陈柏焕已过世），却无法举证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定作要求、工作成果，例如工作范围、工期、施工要求、验收标准等约定，应当对此承担举证不力的后果。另外，陈柏焕虽说因工作需要帮本案被上诉人介绍了两个工友，但根据两个工友及被上诉人的陈述，被上诉人给的工资是270元／天，两工友获得的报酬也是270元／天，陈柏焕并未从两个工友身上赚取任何差价，可见，陈柏焕所获得的报酬都是来自于其自身的劳动，也可以推翻本案被上诉人所说的陈柏焕是承包该工程的说法。综上，一审法院在审理中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判决结果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一、撤销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9民初19103号民事判决；二、判令五被上诉人赔偿四上诉人因此次事故造成的医疗费、误工费、营养费等合计1398263.97元；三、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徐某2、王某、徐某1、徐松根、赵小冬答辩称：上诉人坚持认为死者与上诉人之间存在雇佣关系，并以此为由要求被上诉人承担法律责任，但未就该待证事实提供任何相关证据材料，应当承担对应不利后果，原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第九十一条之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规定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三条之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将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作为焦点问题进行审理。但法律关系性质对裁判理由及结果没有影响，或者有关问题已经当事人充分辩论的除外。本案中，上诉人坚持主张存在雇佣关系，上诉人应当承担相应举证责任，原审法院将相应举证责任分配给上诉人符合民事诉讼规则及相应法律规定。同时，原审法院经审查，上诉人主张与认定事实不一致，且该法律关系对审判理由及结果存在巨大影响，已将法律关系作为焦点进行审理，主持双方当事人对此展开了充分辩论，并向上诉人进行了释明，上诉人的诉讼权利已经得到充分的保障。而且，原审过程中，被上诉人为便于法庭查明事实，节约司法资源，尽快化解纠纷，已就双方之间存在承揽关系的事实予以了认可，并说明了本案的实际情况，提供了相应证据。具体意见被上诉人已在一审答辩状及庭审辩论过程中充分阐述，这里就不再赘述。但结合原审证据材料及双方陈述，案涉法律关系系承揽关系而非雇佣关系这一事实十分明确，因此，被上诉人在原审中也同意双方按照实际法律关系进行审理或调解。但上诉人还是坚持要求按照劳务关系提起诉请，原审法院尊重上诉人的处分权利，依法对双方是否存在劳务关系进行了认定，并以此作为基础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合法有据。因此，被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与陈柏焕不存在雇佣关系，在事故的发生过程中也不存在过错，不应因此承担赔偿责任。被上诉人家庭经济十分困难，上诉人也是心知肚明的。但即便如此，事故发生后，被上诉人一方面考虑到死者的离世确实不幸，出于感情与人道想对死者家属做出适当帮助；另一方面，也是死者离世后上诉人众亲属对被上诉人多方围追堵截，迫于压力，最后被上诉人同意尽己所能、四处奔走借款，已经向上诉人支付了16万元。本意是出于善良人的心态，就此了断。本案中，毫无疑问，死者的不幸离世是沉痛的，但恳请法庭注意，每一位被上诉人都同样是受害者，也是无辜的，同样因为此事饱受折磨。不能一味地因为怜悯，就抛开法律与事实，单纯苛责、强加责任于被上诉人，更不能出于单方面情感角度就要求被上诉人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恳请法庭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之上，依法判令驳回上诉人的所有上诉请求。 二审中，上诉人陆某、孙志华、陈轶攀、陈某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工友沈某、任某的证明，拟证明双方之间有出勤表，工资是270元一天，做工的工人也都是自带工具。2、死者给其他房东胡卓丽、丁立明、黄胜红做工的情况证明一组，拟证明从工作习惯上看死者都是做点工，不赚取差价，工价也是市场行情价。经质证，被上诉人徐某2、王某、徐某1、徐松根、赵小冬对证据1形式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内容的三性均有异议，一审法院已对沈某、任某进行调查，并有调查笔录，现提交的证据不一定是两位证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对证据2的三性有异议，不知道何时、什么原因出具。经审核，本院对证据1形式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其待证事实结合在案其他证据综合予以认定；对证据2不予确认。 二审中，被上诉人徐某2、王某、徐某1、徐松根、赵小冬向本院提交施水良出具的证明一份，拟证明死者陈伯焕在案发前在发包人施水良处抽取了5%的承头费。经质证，上诉人陆某、孙志华、陈轶攀、陈某对该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认为死者未收取过承头费，上诉人一审中也提到过施水良与被上诉人有一定的亲属关系，对证据证明效力不予认可。经审核，本院对该证据不予确认。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主要焦点在于一审判决对死者陈伯焕与徐某2、王某、徐某1、徐松根、赵小冬之间的法律关系认定是否正确，双方是承揽关系还是雇佣关系。承揽法律关系的本质特征是以完成定作物为标的，承揽人以自己或他人的设备、材料、技术和劳动力，自主完成工作任务，定作人不支配承揽人的劳动力，只接收承揽人的劳动结果。而雇佣法律关系的本质特征是以提供劳务为标的，雇主支配的是雇员的劳动力，雇员在雇主的支配下提供劳务，但不以劳务所产生的结果为前提。即：承揽法律关系主要是对工作成果的控制或约束，雇佣法律关系主要是对劳务行为的控制和约束。本案中，因死者陈伯焕与徐某2等人未签订书面合同，工作内容、方式，报酬计算、支付等均为口头协商，故只能根据双方的实际履行行为进行判断。从工作内容来看，陈伯焕接受的是萧山区××镇××村××组××户的农村自建房木工装修的工作任务，交付的是按照徐某2等人的要求完成木工装修的成果；从工作方式来看，木工工具由陈伯焕等木工师傅自带自备，装修材料由徐某2等人根据陈伯焕指示购买，参与装修工作的任某、沈某由陈伯焕召集，具体装修工序由陈伯焕等木工师傅决定；从报酬计算来看，装修费用按“270元／工”计算；从报酬支付来看，任某、沈某的工钱直接跟陈伯焕结算。因此，单从报酬计算方式来看，徐某2等人对陈伯焕等木工师傅的出勤工数必然会有监督和记录，但陈伯焕找多少木工师傅，陈伯焕等木工师傅之间如何分工、如何开展工作，陈伯焕与其他木工师傅之间如何分配报酬等方面，徐某2等人均不具有控制和支配的权利。综上分析，装修费用按“270元／工”计算仅是计价方式，徐某2对陈伯焕等木工师傅劳务行为并不控制和约束，只对陈伯焕等木工师傅的工作成果进行控制和约束，因此，陈伯焕与徐某2等人之间是承揽关系而非雇佣关系。至于陈伯焕为徐某2等人房屋进行装修及由徐某2等人向陈伯焕支付装修费用，以及陈伯焕系在为徐某2等人房屋装修作业中坠落身亡的事实，并非区分承揽关系与雇佣关系的本质特征。原审法院基于陆某、孙志华、陈轶攀、陈某在本案中按雇佣关系主张权利，驳回陆某、孙志华、陈轶攀、陈某的诉讼请求正确，本院予以认同。综上，陆某、孙志华、陈轶攀、陈某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7384元，经批准，准予陆某、孙志华、陈轶攀、陈某免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姚炜强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六日 书记员  逯遇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