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467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某1，男，1977年11月13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胜伟，天津砚朔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琼，北京市京开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1，男，2000年1月3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艳红，内蒙古宣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黄某1、张某1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双方均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5民初344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黄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胜伟、王琼，上诉人张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艳红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某1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在北京市朝阳区四季星河中街1号院×号楼22层×单元×号房屋（以下称涉案房屋）查封手续解除后，张某1继续履行《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自行成交版）》(以下简称《房屋买卖合同》)，配合办理房屋所有权移转登记手续。2.本案诉讼费用由张某1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以涉案房屋在法庭辩论终结以前尚未解除查封，认定黄某1要求办理涉案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的诉讼请求属于事实上不能履行，属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一、黄某1作为涉案房屋买受人和合法占有人，依法享有向任何人主张涉案房屋所有人能够主张的排他性权利，涉案房屋查封可依法予以排除。一审已查明2013年1月31日张某1作为出卖人与黄某1作为买受人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成交价格为3600万元。涉案房屋于2012年12月份交付黄某1，黄某1于2013年1月24日向广州星河湾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交纳了物业服务费，黄某1支付了购房款35985000元，并用物业服务费25312.8元折抵了剩余购房款。黄某1在《房屋买卖合同》签订后支付了全部购房款，对涉案房屋进行了装修，实际占有涉案房屋至今（补充证据一物业费发票），虽然并未办理过户登记，但黄某1作为合法占有人有权要求出卖人为其办理涉案房屋的过户登记手续。《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四十五条规定，占有的不动产或动产被侵占的，占有人有权请求返还原物；对妨害占有的行为，占有人有权请求排除妨害或者消除危险；因侵占或者妨害造成损害的，占有人有权请求损害赔偿。由此可见，黄某1作为涉案房屋的买受人，除依法享有要求办理过户登记的物权期待权之外，其作为合法占有人还依法享有向任何人主张房屋的所有人能够主张的排他性权利。同时，黄某1已支付全部房款，涉案房屋已不属于张某1责任财产范围，且黄某1的居住权应当予以优先保护。所以即使涉案房屋存在山西省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首封、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法院轮候查封、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轮候查封，黄某1亦有权依法排除前述查封。二、一审法院在明知黄某1已向涉案房屋首封法院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情况下，径自审理本案并驳回黄某1诉讼请求，违反法律规定，严重侵害了黄某1合法权利。（一）一审法院在黄某1申请中止审理的情况下，未予中止审理，法律适用错误。山西省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21日查封了涉案房屋，该日期晚于黄某1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时间。黄某1于2019年4月3日向山西省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了执行异议，执行异议被驳回后，黄某1依法提起了案外人异议之诉，目前案外人之诉的案件正在审理中，未作出二审判决。在本案一审审理期间，黄某1向一审法院说明了前述情况，并申请中止审理。黄某1认为，一审法院在明知黄某1已向涉案房屋首封法院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情况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五款规定，本案一审应中止审理，待黄某1就涉案房屋前手查封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审理完毕后再行处理。一审法院未予中止审理，属法律适用错误。（二）一审法院驳回黄某1要求办理过户登记诉讼请求，侵害了黄某1的物权期待权。《房屋买卖合同》合法有效，黄某1作为涉案房屋的买受人，依法享有要求办理过户登记的物权期待权。一审法院认定，涉案房屋存在查封，事实上无法办理产权移转登记手续，并以此为由判决驳回了黄某1的诉讼请求，但该判决并未确认黄某1待涉案房屋查封解除后，可以要求张某1办理过户登记的权利，而是直接驳回了黄某1的要求办理过户登记的诉讼请求。如此即使案外人异议之诉胜诉，解除涉案房屋查封，黄某1已无权再要求张某1办理过户登记，一审判决剥夺了黄某1要求办理过户登记的物权期待权。综上所述，黄某1认为一审法院存在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规定，依法应发回重审或予以改判，请求贵院依法查清案件事实，支持黄某1的上诉请求。张某1辩称，黄某1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当驳回其一、二审诉讼请求。张某1不认可黄某1提供的涉案房屋买卖合同中张某3签名的真实性，并且在二审中提出笔迹鉴定申请，在鉴定作出之前不能确认张某3签名的真实性，即便是其签名，张某1为限制行为能力人，签订合同的行为严重损害了张某1的权益，张某1没有收到过房款，没有授权张某3收取过房款。本案的房屋买卖合同即便是张某3签订，也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合同无效。涉案房屋涉及三法院的查封，黄某1要求办理过户的诉讼请求是不能实现的，排他权不成立。张某1上诉请求：一、请求判决撤销一审民事判决，驳回黄某1的诉讼请求；二、案件受理费由黄某1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张某2、邢某1和张某3无权处分张某1房屋，黄某1与张某3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一）根据黄某1提供2012年12月31日张某1及其法定代理人（监护人）张某2、邢某1向张某3出具了《委托书》，委托“张某3代为办理涉案房屋的出租、出售、以及房产抵押等的相关手续的事宜”,同时该《委托书》经过太原市城南公证处的公证。2012年张某1年仅13岁，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对自己的财产没有处分能力，对上述授权委托行为没有完全的认知，因此该出具委托的行为应当是无效的。张某1现已成年，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明确表示对上述委托行为以及房屋出售行为不予追认。（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监护人的职责是代理被监护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十五条第一款，监护人应当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履行监护职责。监护人除为维护被监护人利益外，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一审法院认为张某2、邢某1出售其子房屋是为了将涉案房屋变现资金送张某1出国留学，该行为不必然导致张某1利益受损。而真实情况是张某1出国留学仅一年，留学期间费用不足3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不足30万元的留学费用而出售3600万元的房屋是为了张某1的利益，且不必然导致张某1利益受损，显然荒谬。因此张某1监护人张某2、邢某1出具《委托书》的行为以及张某3出售涉案房屋的行为属于无权处分的情形，因此应当认定上述《委托书》及黄某1与张某3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涉案房屋为张某1所有。（三）张某1及其法定监护人未委托张某3收取房屋转让价款。根据黄某1提供的所谓的《委托书》，张某3的被授权范围为“房屋的出租、出售、以及房产抵押等的相关手续的事宜”,张某3并没有代收房款等实体权利，黄某1明知张某3没有代收房款的权利，依然将购房款汇给张某3，黄某1应当对此承担责任。基于张某1未收到任何款项即张某1并未在该房屋出售行为中有任何获益，因此一审法院以监护人张某2、邢某1为张某1利益出售房屋为由认为房屋买卖合同有效显然不合理。二、一审法院就张某3“代表”张某1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是否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予以核实。黄某1与张某3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同时，黄某1之母同时与其签订了一份《抵押借款合同》，借款金额同为3600万元，以该《抵押借款合同》为主合同签订了《抵押合同》，同时在涉案房屋上设立了抵押登记。根据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5行初531号行政判决及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7）京03行终342号行政判决书，判决认可了《抵押借款合同》的有效性及真实性，而一审法院（2018）京0105民初34483号民事判决书也同样认可了房屋买卖合同的真实性及有效性，同一法院针对同一笔付款行为出现了两个截然不同法律关系，极其不严谨、不负责任。一个付款行为存在两个合同、两个法律关系，显而易见，其中一个是虚假的意思表示、一个是真实的意思表示，请求对此予以确认。合同有效是指法律对当事人签订的合同予以肯定评价，可以发生当事人订立合同时所预期的法律效果，当事人各方都应受合同约束，承受依据合同约定产生的相关权利义务。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1)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2)意思表示真实；(3)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但是张某3“代表”张某1与黄某1的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并不具备民事法律行为有效的任一条件，第一，签订合同时张某1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不具备处分房屋的民事行为能力；第二，针对同一笔付款行为张某3“代表”张某1与黄某1既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又签订了《抵押借款合同》，其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真实性不能确定；第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十五条第一款，监护人应当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履行监护职责。监护人除为维护被监护人利益外，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张某1监护人张某2、邢某1为不足30万元留学费用出售了张某1价值3600万元的房产，显然严重损害了张某1的利益，其授权张某3出售房产的行为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综上所述，张某1认为张某3“代表”张某1与黄某1的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是无效的。黄某1辩称，张某1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涉案房屋买卖合同签订时，张某1虽然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但其父母代表其行使法律民事行为是合法有效的，涉案公证书已经经过生效判决书认定，公证流程合法，没有损害张某1的利益，张某3与黄某1签订买卖合同是有权处分，黄某1已经支付了3600万购房款，此价格符合市场价格，没有损害张某1的利益，该行为合法有效。黄某1依据合同记载将房款支付到指定账户，房款交付6年，张某1没有收到款项却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关于是否真实意思表示的问题，一审庭审中张某1已经明确表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是房屋买卖合同关系，签订抵押合同是为了保障防止一房二卖作的担保行为，同时结合房屋的占有使用状态看，买卖合同签订后，房屋交付给黄某1，且有黄某1使用至今，房屋一直在使用状态，而不是空置状态，结合付款和使用情况来看，房屋买卖是真实意思，黄某1实际履行的也是房屋买卖合同。黄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黄某1与张某1于2013年1月31日签订的《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合法有效；2.判令张某1继续履行《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并配合办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张某2系张某1之父，邢某1系张某1之母。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四季星河中街1号院×号楼22层×单元×号房屋（以下称涉案房屋）于2012年8月23日所有权登记至张某1名下。2012年12月31日，张某2、邢某1作为张某1（委托人）的法定监护人向张某3（受托人）出具《委托书》，委托事项：“我们的儿子张某1在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四季星河中街1号院×号楼22层×单元×号（建筑面积：703.13平方米；房屋产权证号：X京房权证朝字第XXXX号）有房屋一套。我们作为张某1的法定监护人，为了方便工作，故委托受托人张某3代为我们办理上述房屋的出租、出售以及房产抵押等的相关手续的事宜。受托人在办理上述事宜所签署的相关文件，委托人都予以承认，并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受托人无转委托权。”委托期限：自2012年12月31日至办理完上述事宜止，《委托书》落款处显示“张某1”“张某2”“邢某1”签名字样。同日，山西省太原市城南公证处作出了（2012）并南证民字第5472号《公证书》，公证事项为委托，内容为兹证明张某1的法定监护人张某2和邢某1于2012年12月31日来到公证处，在公证员的面前，在前面的《委托书》上签名、按指印，并表示知悉委托的法律意义和法律后果；张某2和邢某1的委托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的规定。2013年1月31日，张某1作为出卖人（法定代理人：张某2、邢某1，委托代理人：张某3）与黄某1作为买受人签订《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自行成交版）》（以下称房屋买卖合同），约定张某1向黄某1出售涉案房屋，该房屋规划设计用途为住宅，性质为商品房，未设定抵押，成交价格为3600万元；买受人采取自行交割方式付款，具体付款方式及期限的约定见附件四；该房屋买卖合同附件四载明：买受人应将款项汇至如下银行账户：户名为张某3，开户行为中国工商银行山西省长治市南街支行，账号为：×××；附件六载明：当事人双方同意，买受人可随时通知要求出卖人办理房屋权属转移登记手续，如买受人不符合住房限购政策，待买受人符合住房限购政策或住房限购政策取消后，买受人亦可随时通知要求出卖人办理房屋权属转移登记手续，买受人向出卖人发出通知后五日内，双方共同向房屋权属登记部门申请办理房屋权属转移登记手续。该房屋买卖合同落款出卖人委托代理人处显示“张某3”签名字样，买受人委托代理人处显示“张某4”签名字样。黄某1称张某4系其母亲。涉案房屋于2012年12月份交付黄某1。黄某1于2013年1月24日向广州星河湾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交纳2012年10月至2013年3月期间物业服务费25312.8元；黄某1于2013年1月31日分三笔向张某3转账1000万元、500万元、500万元；于2013年5月9日分三笔向张某3转账300万元、300万元、500万元；于2013年5月10日向张某3转账4985000元。黄某1称其向张某3转账支付购房款35985000元，因2012年10月至2013年3月期间物业服务费应由张某1负担，故黄某1代张某1交纳的上述期间物业服务费25312.8元折抵了剩余购房款。张某1认可张某3收到了黄某1转账的上述款项，认可黄某1交纳的25312.8元物业服务费折抵了购房款，称张某3系张某2的朋友，但张某3未向张某1及其父母给付涉案房屋的购房款，且《委托书》中没有委托张某3收取购房款。2016年6月17日，张某1以公证损害责任纠纷为由将山西省太原市城南公证处诉至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称其父母将房屋委托给张某3进行处分，是为了将房屋变现资金送张某1出国留学，但张某3却音讯全无，致使张某1监护人目的无法实现，要求：1.依法确认山西省太原市城南公证处所作的(2012)并南证民字第5472号《公证书》违法；2.山西省太原市城南公证处赔偿张某1因违法公证而侵害张某1合法利益5万元。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晋0105民初3222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张某1的诉讼请求。张某1不服该判决上诉至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2日作出（2017）晋01民终1034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在（2016）晋0105民初3222号民事判决中认为，2012年12月31日，在张某2及邢某1向山西省太原市城南公证处申请对涉案委托书进行公证时，张某1年仅12岁，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张某2及邢某1作为张某1的法定监护人，具备向山西省太原市城南公证处申请公证的主体资格。对于委托公证的事项，张某2及邢某1将其儿子即张某1名下的房产委托张某3处分，根据张某1陈述，其将房屋委托给张某3进行处分，是为了将房屋变现资金送张某1出国留学，根据通常理解，该处分决定应当是为张某1的利益而作出。而该公证作出之后，张某1监护人与案外人的委托与交易风险应由委托方与受托方承担，与山西省太原市城南公证处并无直接关系，且该委托行为也不必然导致张某1利益受损，如果张某3合理利用受托权利、适当履行受托义务，张某3处分房屋的行为可能还会对张某1产生有利的后果。在山西省太原市城南公证处出具《公证书》以后，张某1因受托人张某3的行为而遭受损失，因山西省太原市城南公证处只是委托事项的公证方，而非委托事项的执行方，直接将该损失归责于山西省太原市城南公证处缺乏法律依据。综上，对张某1的诉求，法院不予支持。另查，涉案房屋于2013年1月31日登记设立一般抵押权，抵押权人为张某4，抵押人为张某1，被担保主债权数额为3600万元，债务履行期限为2013年1月31日至2018年1月30日止。黄某1称购买涉案房屋时其没有北京市购房资格，故未办理涉案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为了交易安全，就涉案房屋购房款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认可张某4实际上没有向张某1提供借款，现黄某1已具备北京市购房资格。张某1不服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上述房屋抵押登记，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一审法院依法通知张某4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2017年3月30日一审法院作出（2016）京0105行初531号行政判决，判决：驳回张某1的诉讼请求。张某1不服该判决，上诉至本院，本院于2017年6月14日作出（2017）京03行终342号行政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再查，山西省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21日查封涉案房屋，查封期限为2017年12月21日至2020年12月20日；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8日轮候查封涉案房屋，查封期限为2018年5月8日至2021年5月7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28日轮候查封涉案房屋，查封期限为2019年4月28日至2022年4月27日。黄某1在本案中申请财产保全，申请对张某1名下涉案房屋进行查封。一审法院于2018年4月11日作出（2018）京0105财保58号民事裁定，裁定：查封张某1名下涉案房屋。一审法院于2018年4月16日实际轮候查封了涉案房屋。一审法院认为，合同有效是指法律对当事人签订的合同予以肯定评价，可以发生当事人订立合同时所预期的法律效果，当事人各方都应受合同约束，承受依据合同约定产生的相关权利义务。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1）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2）意思表示真实；（3）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监护人除为维护被监护人利益外，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本案中，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时张某1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其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应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故张某2、邢某1作为张某1的法定监护人有权委托他人出售张某1名下涉案房屋。已有生效判决认定张某1曾陈述其父母将涉案房屋委托给张某3进行处分，是为了将涉案房屋变现资金送张某1出国留学，一审法院对此不持异议，父母送子女出国留学法律上不宜认定为有损他人利益的行为，该行为不必然导致张某1利益受损。本案中，张某1未就张某2、邢某1出售涉案房屋存在其他损害其利益的情形提交相应证据，且涉案房屋的出售价格并无不妥之处，因此一审法院认定，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及违背公序良俗的情形，应属合法有效。故对张某1关于房屋买卖合同无效的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黄某1要求确认双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合法有效的诉请，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法成立并生效的合同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出卖人转让房屋后，有权国家机关对房屋采取了查封等强制措施的，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时针对出卖人的强制措施仍未解除，买受人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办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经法院释明后仍坚持不变更的，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因涉案房屋于2017年12月21日被山西省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查封、于2018年5月8日被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法院轮候查封，于2019年4月28日被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轮候查封，截至本案一审法庭辩论终结以前，涉案房屋尚未解除查封。故黄某1要求办理涉案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的诉讼请求属于事实上不能履行的诉讼请求。经过一审法院释明，黄某1仍然坚持不变更诉讼请求，故对于其要求办理涉案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判决：一、确认黄某1与张某1于二〇一三年一月三十一日签订的《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自行成交版）》合法有效；二、驳回黄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黄某1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材料：1.广州星河湾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物业服务费、代收电费发票、有限电视费等收据，旨在证明黄某1自2013年1月24日向广州星河湾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交纳涉案房屋物业服务费，黄某1及其母亲张某4自2012年12月起多次为涉案房屋购气、购电，黄某1在2012年12月之后一直实际占有涉案房屋。2.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晋民终213号民事判决书，旨在证明黄某1在涉案房屋查封之前已经长期占有使用涉案房屋。张某1的质证意见为：关于证据1，无论其真实性与否，涉案房屋由谁居住使用张某1均不知情。关于证据2，如果有原件则对真实性没有意见，对于该判决认定的事实张某1不认可，不认可黄某1的证明目的。本院另补充查明：在原告黄某1与被告程某1、第三人张某1、邢某1、张某2案外人执行异议一案中，黄某1起诉请求停止对涉案房屋的执行、解除对该房屋的查封，2020年6月28日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晋民终213号民事判决书，认定黄某1在法院查封之前未能办理涉案房屋的过户登记不能排除买受人自身方面的因素，故其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四项的规定，故黄某1诉请未能满足法律规定之全部要件，其请求依法不能得到支持。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结合双方诉辩意见，本案的二审争议焦点为二，即涉案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问题及黄某1要求办理涉案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能否成立的问题。关于争点一。张某1上诉主张涉案房屋买卖合同应属无效，理由包括张某2、邢某1系无权处分张某1财产，未审查涉案合同是否为张某3真实意思表示等。对此本院认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时张某1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其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应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故张某2、邢某1作为张某1的法定监护人有权委托他人出售张某1名下涉案房屋。而在另案中张某1陈述其父母将涉案房屋委托给张某3进行处分是为了将涉案房屋变现资金送张某1出国留学，张某2、邢某1的此种目的及行为并非必然损害张某1的利益，而张某1亦未就张某2、邢某1出售涉案房屋存在其他损害其利益的情形提交相应证据，加之张某2、邢某1针对其二人委托张某3处分涉案房屋的行为办理了公证手续，且涉案房屋的出售价格并无不妥之处，综合上述情形，涉案房屋买卖合同应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及违背公序良俗的情形，一审法院认定涉案房屋买卖合同合法有效是正确的，本院不持异议。关于争点二。依法成立并生效的合同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出卖人转让房屋后，有权国家机关对房屋采取了查封等强制措施的，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时针对出卖人的强制措施仍未解除，买受人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办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经法院释明后仍坚持不变更的，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结合业已查明的事实，涉案房屋被多法院采取查封措施且至今尚未全部解除，黄某1上诉主张支持其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的请求存在客观不能，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另，张某1在二审审理期间提出申请对涉案房屋买卖合同中张某3签字的真实性进行的笔迹鉴定，因在2019年3月5日一审法院开庭笔录中张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对涉案合同中张某3签字的真实性明确予以确认，但其本案二审审理期间对此又予以否认，违反了禁止反言原则，故本院对该此申请不予准许。综上所述，黄某1、张某1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43600元，由黄某1负担221800元（已交纳），由张某1负担221800元（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 黎审 判 员  何灵灵审 判 员  陈 静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六日法官助理  张日广法官助理  赵 纳书 记 员  高 媛书 记 员  田亚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