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902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晶优（北京）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怀柔区。法定代表人：郭忠贤，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金华，北京市环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吕武茂，北京市环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富荣兴旺蛋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顺平路北侧（蛋制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林世辉，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巡礼，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倪良月，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郭忠贤，男，1953年4月12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德镇，北京同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晶优（北京）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晶优公司）因与上诉人北京富荣兴旺蛋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荣公司）及原审第三人郭忠贤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3民初234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独任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晶优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金华，富荣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巡礼、倪良月，郭忠贤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德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晶优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四项，改判富荣公司向晶优公司支付律师费380万元；2.一、二审诉讼费由富荣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为晶优公司主张的律师费过高且证据不足，依据晶优公司提交的发票认定为60万元，事实认定错误。一、富荣公司与郭忠贤《主债权及房屋抵押合同》约定担保范围包括“律师费”。2016年5月27日，晶优公司与富荣公司形成《和解笔录》，关于1600万元债权，因公司与公司之间不能设定抵押登记，富荣公司将名下房产抵押登记在第三人郭忠贤名下，债权仍归晶优公司。2016年6月6日，富荣公司与郭忠贤签订《主债权及房屋抵押合同》，主债权金额及币种：人民币1600万元，债务履行期限：2016年6月6日至2017年12月31日。房屋所有权证号：X京房权证顺字第XXXX号。抵押房屋坐落：顺义区××号院15幢-1至6层101。担保范围：主债权，自主债权届满之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企业同期贷款利率两倍支付利息及实现债权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执行费、评估费、公告费、公证费、律师费、交通费等）。北京市国土资源局于2016年6月15日作出《不动产登记证明》。二、晶优公司已按委托代理协议约定向北京××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费共计380万元。2018年8月7日，晶优公司、郭忠贤与北京市××律师事务所、北京××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协议》，前期费用按照标的额比例收费方式（财产类案件），北京××律师事务所前期律师费共计60万元，后期按照风险代理收费方式，从晶优公司、郭忠贤获得的财产利益中按20%比例向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费。2018年8月8日，晶优公司通过郭某民生银行户转账60万元至北京××律师事务所，客户附言：律师费。2019年9月18日，北京××律师事务所为晶优公司开具60万元律师费发票。2019年10月12日，晶优公司、郭忠贤与北京市××律师事务所、北京××律师事务所签订《解除/终止委托代理协议》，不再支付后续律师费。2019年10月12日，晶优公司与北京市××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北京市××律师事务所按照案件审理结果判决生效后确定给付晶优公司金额的20%作为律师代理费用，合同签订后晶优公司向北京市××律师事务所预付律师代理费320万元，根据判决结果计算代理费用多退少补。2019年10月15日，晶优公司通过郭某民生银行账户转账320万元，客户附言：代付晶优律师费。北京市××律师事务所于当日为晶优公司出具《收据》。三、一审判决认为，“晶优公司主张律师费过高，证据不足，依据其提交的发票认定为60万元”认定事实错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晶优公司与北京市××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律师费，与晶优公司与北京市××律师事务所、北京××律师事务所解除代理的后续律师费约定相同。不存在晶优公司与××律师事务所另行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增加律师费情形。根据《北京市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6、7、8条规定，本案并不在实行政府指导价的法律服务范畴内，因此晶优公司与律师事务所可以协商确定律师费金额，不存在律师费过高的情形。晶优公司与北京市××律师事务所约定按照案件审理结果判决生效后确定给付晶优公司金额的20%作为律师代理费用，包括诉讼请求中1600万元债务、应付款项双倍贷款利息自2018年1月1日至实际付清日止。因暂不能计算利息金额，因此晶优公司预交1600万元债务的20%律师费，待判决书生效后，另行计算利息金额需支付的律师费用，同时开具发票。北京市××律师事务所为晶优公司出具《收据》，载明为律师代理费预收款。综上，晶优公司提交的《委托代理合同》、转账记录、发票及收据，均可以证明其向律师事务所已支付合理合法的律师费380元，该项律师费应按照《主债权及房屋抵押合同》由富荣公司承担。富荣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起诉，或驳回晶优公司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诉讼费用由晶优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不应受理本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六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之规定，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在执行中双方自愿达成的和解协议，对方当事人要么申请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要么就履行和解协议向执行法院提起诉讼，两者只能选择其一。一旦选择就不能改变或任意切换选择。本案中，晶优公司在选择申请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之后，又选择继续履行执行过程中达成的和解内容，就和解协议起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本不应受理，其不但受理并且判决支持了晶优公司的诉讼请求，是典型的适用法律错误。二、合法有效的和解内容并非不能解除，并非自始至终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2016年5月23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富荣公司在顺义法院执行过程中达成的富荣公司以2600万元收回涉案建筑物的和解内容，业已通过合法途径解除，已于2018年4月3日起对双方当事人不再具有约束力。解除行为也经过法院相关裁判文书确定。本案中，晶优公司以行为明确表示不再执行和解笔录内容，富荣公司坚持要求执行和解笔录内容却被法院驳回。现一审判决依据已经解除且对双方不具有约束力的和解笔录内容判决富荣公司承担付款义务，属于确定民事责任明显违背法律规定。晶优公司在顺义法院（2018）京0113执异××号案件审理过程中就以富荣公司未在执行和解协议约定的履行期限内履行全部付款义务，晶优公司在富荣公司未完全履行协议的情况下，选择申请恢复执行，亦即表明其选择解除执行和解笔录内容，且解除通知至迟已于一审庭审过程中通知了富荣公司，执行和解笔录应自解除通知到达富荣公司之日解除。富荣公司对解除提出了异议，但是被法院驳回。2016年5月23日××公司与富荣公司在顺义法院执行过程中达成的富荣公司以2600万元收回涉案建筑物的和解内容，经晶优公司解除，已于2018年4月3日起对双方不再具有约束力。三、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被解除，从合同亦解除。一审判决第二、三、四项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2016年6月6日郭忠贤与富荣公司签订的《主债权及房屋抵押合同》，是以2016年5月23日的执行和解内容成立、合法有效且仍未解除具有约束力为前提的，其性质上属于担保合同，系2016年5月23日的执行和解内容的从合同。鉴于执行和解笔录已经解除，从属于执行和解笔录的《主债权及房屋抵押合同》亦应解除。一审法院基于上述从合同判决富荣公司支付双倍利息、律师费等，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另，晶优公司提交的发票60万元系富荣公司为（2019）京03民初××号民事判决案件支付的律师费，而非本案的律师费，不应在本案中判决由富荣公司承担。在履行执行和解笔录内容过程中是晶优公司违约在前，现晶优公司重新选择履行执行和解笔录。一审判决未查清、未考虑晶优公司的违约和过错，使晶优公司扩大了损失，一审判决支持其关于双倍利息的主张亦显失公平。四、一审判决以除非在本案中支持晶优公司全部诉讼请求，否则晶优公司将彻底丧失救济途径为由，支持了晶优公司的请求，违反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之审判原则。本案的执行和解协议已经解除，富荣公司据此也调整了经营方向，一审判决根据已解除的执行和解协议判决，未能达到一揽子解决双方争议之目的，未考虑富荣公司之损失，不能定分止争，对富荣公司极其不公平。一审判决认为晶优公司在（2019）京03民初××号民事判决书生效后已经不能再据此主张权利，如果不在一审判决中支持其诉求，那么晶优公司将彻底丧失解决纠纷的途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条规定，晶优公司能不能通过其他途径解决其纠纷，并非法院审理范围，法院亦不能因为晶优公司没有途径解决纠纷就判决支持其诉求。晶优公司与富荣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系合作建房关系，权利义务关系在2010年2月8日的《房地产合作开发协议》《合作投资开发协议书》及2011年4月21日和2011年9月26日签署的两份《补充协议》中约定的十分清楚。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7日作出的（2018）京0113民再××号民事判决书和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京03民再××号民事判决书中，都释明了晶优公司与富荣公司可以通过另案起诉方式处理纠纷。人民法院亦不能因为一方当事人自称没有救济途径就判决其胜诉。一审判决的依据为富荣公司与晶优公司之间达成的执行和解协议。富荣公司与晶优公司的（2019）京03民终××号案（下称××号案件）的判决依据亦是如此，但富荣公司已就××号案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富荣公司有证据证明其与晶优公司达成的和解协议已由双方解除，不再具有约束力，应当被再审法院裁定认可。因此，该再审案件的结果与本案息息相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五款的规定，富荣公司申请中止审理本案。晶优公司辩称，不同意富荣公司的上诉意见。（2019）京03民初××号、（2019）京0113民初××号、（2020）京03民终××号的民事判决书均已生效，而且法院均认定执行和解笔录是合法有效的，应当按照执行和解笔录履行。（2019）京03民初××号案件中晶优公司是以合作开发协议提起的民事诉讼，但是已经被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予以驳回，现在晶优公司只能起诉要求执行和解笔录。晶优公司和富荣公司的执行和解笔录从来没有自行解除过。虽然抵押权人是郭忠贤，但是根据双方的笔录，因为公司之间不能做抵押手续，所以抵押在当时的法定代表人郭忠贤名下，但是债权仍是由晶优公司享有。××律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都参与了本案的一审诉讼，所以会出现两个律师事务所代理合同以及费用支付的明细。富荣公司辩称，不同意支付晶优公司律师费，本案也不应当由富荣公司向晶优公司支付律师费。一审法院依据2016年6月6日的主债权及房屋抵押合同判决富荣公司承担律师费没有法律依据和合同依据。一、晶优公司主张的律师费的主债权及房屋抵押合同及和解笔录，已经于2018年1月10日在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执行庭确认解除，不再履行了。2016年6月6日的主债权及房屋抵押合同是在第二条第五项担保范围当中约定的，律师费是指实现抵押权，也就是主债权及房屋抵押合同过程当中产生的费用，包括律师费，应当是由抵押人承担。晶优公司并不是在履行实现抵押权过程当中产生的费用，而是依据已经解除了的双方表示不再履行的和解笔录主张权利，因此，本案的律师费判决和主债权及房屋抵押合同约定的律师费并非同一事实。晶优公司的一审代理人是孙某、吕某，两位代理人是北京市××律师事务所律师，但是一审法院是依据开给北京××律师事务所的发票判定本案的律师费，并且晶优公司在其上诉状中也自认其和北京市××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费尚未清算，所以律师费尚未确定数额。富荣公司对晶优公司与北京市××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合同的真实性不认可，律师费并未产生。晶优公司与北京××律师事务所签订的《解除/终止委托代理协议》中并没有就60万元律师费的收取和退还问题作出明确约定。晶优公司与北京××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律师费包括20起诉讼，本案是否包括在内从合同中无法体现，不能将60万元的律师费全额让富荣公司在一个案件中承担。320万元风险代理的约定是在诉讼过程当中变更增加的，是恶意扩大诉讼成本的行为。郭忠贤述称，同意晶优公司的上诉意见，富荣公司应该支付律师费380万元。不同意富荣公司的上诉意见，具体意见与晶优公司的答辩意见一致。晶优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富荣公司向晶优公司支付1600万元债务；2.判令富荣公司向晶优公司支付应支付款项的双倍贷款利息，期限自2018年1月1日起至实际付清日止；3.确认主债权中X京房权证顺字第XXXX号的房产在担保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4.判令富荣公司基于《主债权及房屋抵押合同》的约定承担本案律师费用，前期60万元及后期应支付的20%；5.由富荣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2月8日，富荣公司与××公司就富荣公司厂房及附属设施用房翻建项目签订《房地产合作开发协议》。同日，富荣公司与××公司签署了《合作投资开发协议书》，该协议书对涉诉建筑物面积数约定为15512平方米，其中地上部分13122平方米，地下部分2400平方米。富荣公司用地上三、四、五、六层（等同比例）房屋按每平米5000元作价给××公司抵扣投资，或地上三、四、五、六层房屋双方按楼层均分。该协议其他内容与《房地产合作开发协议》基本一致。富荣公司与××公司分别于2011年4月21日和2011年9月26日签署两份《补充协议》，对未尽事宜进行补充约定。涉案建筑物完工后，富荣公司于2014年5月29日就涉诉地上建筑物所有权单独办理了房屋所有权证书，产权证号为《X京房权证顺字第XXXX号》。富荣公司将涉诉涉案建筑物办理了抵押贷款。××公司与富荣公司于2015年3月31日自行签订《和解协议书》一份并附有附件1和附件2。《和解协议书》主要内容有：1、2010年2月8日，甲乙双方签订《合作投资开发协议书》、《房地产合作开发协议》，并于2010年4月21日、9月26日签订两份《补充协议》。2、××公司依照合同约定在富荣公司土地上投资建房。3、富荣公司已于2014年5月4日取得上述房屋产权证书，并以土地和该建筑物为抵押财产在北京银行××分行办理银行贷款。4、双方因合作建房及产权分割发生纠纷，互诉至顺义区人民法院。为减少双方损失，尽快解决纷争，双方就继续履行合作建房协议、为××公司办理应得面积的房屋产权证书，达成如下协议……后双方到一审法院，达成调解协议，后一审法院据此作出（2014）顺民初字第××号民事调解书。2015年8月7日，××有限公司变更为××有限公司。2015年10月27日，××有限公司变更为××有限公司。2016年2月17日，××有限公司变更为晶优（北京）商贸有限公司。2016年3月3日，富荣公司法定代表人由付某变更为荣某。2017年8月21日，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杨某。2017年8月29日，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郑某。2018年5月30日，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林某。其后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还进行过变更。2015年10月29日，××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要求富荣公司为其办理产权分割登记，案号为（2015）顺执字第××号。2015年11月26日，富荣公司针对（2014）顺民初字第××号民事调解书中第十一项的款项申请强制执行。在执行过程中，政府相关部门均称该调解书中房屋产权分割无法进行，因与土地政策相悖。2016年5月23日，就涉诉调解协议中房屋产权无法过户问题，××公司与富荣公司在一审法院执行过程中达成一项和解内容，即富荣公司以2600万元收回涉案建筑物，付款方式之一是以当时的法定代表人荣某自有房产即本案涉诉房产抵款1000万元，其二是在2017年12月31日前付清剩余1600万元。此和解即本案涉诉《执行和解协议》。2016年5月27日，荣某书写一份同意将涉诉房产过户给郭忠贤的承诺书。2016年12月30日，荣某与晶优公司之代理人王某就涉诉房产过户税费达成和解。2017年1月6日，涉诉房产由荣某名下过户到郭忠贤名下。2016年6月6日，第三人郭忠贤与富荣公司达成《主债权及房屋抵押合同》，约定就X京房权证顺字第XXXX号涉诉房产设立抵押权，担保金额为1600万元，担保范围为主债权及利息、实现主债权的其他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执行费、公告费、律师费及交通费等。2018年1月12日，因双方就支付1600万元如何出具发票未能达成一致，晶优公司申请恢复（2015）顺执字第××号案件强制执行程序。2018年1月20日，一审法院以（2018）京0113民初执恢××号恢复顺执字第××号案件强制执行程序。一审法院于2018年1月29日作出（2018）京0113民初执恢××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查封涉诉建筑物部分房屋。富荣公司对此提出执行异议，要求撤销恢复执行，双方按照执行和解协议履行。2018年4月3日，一审法院作出（2018）京0113执异××号裁定书，驳回富荣公司的执行行为异议。2018年8月23日，第三人向一审法院申请实现涉诉建筑物的担保物权，一审法院以（2018）京0113民初民特××号裁定书驳回第三人的申请。2019年1月7日，一审法院作出（2018）京0113民再××号民事判决书，因××公司要求富荣公司协助其办理房屋产权变更手续，但是依据房地一体的原则，工业用地须整宗出让，地上房屋亦仅能办理单独的产权登记，涉案建筑物无法办理产权分割登记，故判决撤销一审法院（2014）顺民初字第××号民事调解书，驳回晶优（北京）商贸有限公司（原××公司）的诉讼请求。富荣公司不服上诉，后本院作出（2019）京03民再××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维持（2018）京0113民再××号民事判决结果，驳回上诉。2019年1月14日，晶优公司就建房工程款问题将富荣公司诉至本院，富荣公司提起反诉要求晶优公司就工程质量和损失进行赔偿，该案案号为（2019）京03民初××号。后本院作出（2019）京03民初××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双方全部诉讼请求。2019年7月18日，晶优公司不服上诉至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后晶优公司撤回上诉。（2019）京03民初××号民事判决书现已生效。2019年4月17日，郭忠贤、晶优公司就荣某过户房产费用问题将荣某、富荣公司诉至一审法院。2020年3月6日，一审法院作出（2019）京0113民初××号民事判决书，认为（2014）顺民初字第××号民事调解书虽然被（2018）京0113民再××号民事判决书予以撤销，但撤销原因是因法律法规的规定不能给双方办理单独的产权登记。而双方自愿达成的《和解协议书》除此部分的其余内容以及执行和解笔录和关于税费和解笔录都没有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故对郭忠贤的主张，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该案宣判后，富荣公司不服上诉至本院。2020年6月8日，本院作出（2020）京03民终××号民事判决书，其认为一审法院支持郭忠贤、晶优公司的主张符合法律规定，故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现双方就执行和解笔录中未付的1600万元发生纠纷，晶优公司诉至一审法院。富荣公司对此提出管辖权异议，一审法院经审查后驳回其管辖异议。一审审理中，富荣公司提出反诉，一审法院给其开具诉讼费用缴纳通知。因富荣公司在法定期限内未缴纳反诉诉讼费用，一审法院作出裁定，对富荣公司的反诉按其撤诉处理。一审审理中，郭忠贤认可由晶优公司行使抵押权人的权利，认可晶优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审理中，双方围绕2016年5月23日执行和解协议和《主债权及房屋抵押合同》的效力问题进行了举证和辩论。就第二项诉讼请求，晶优公司明确为：利息按照LPR来计算。时间从2018年1月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其中LPR实施之前按照双倍的中国人民贷款利率计算，在LPR实施之后，按照2倍的LPR来计算利息。就第三项诉讼请求，晶优公司称其理由依据为：和解笔录和主债权房屋抵押合同、不动产登记证明，都证明了主债权及房屋抵押合同是作为1600万的抵押，晶优公司是有权实现这个抵押权的。富荣公司则称：首先不认可主债权存在。主债权及房屋抵押根本没有履行可能性，违反政策性规定，因为抵押是房加地本抵押的，地是很大一块地。抵押的是一半的地。合同没有履行的可能性。就第四项诉讼请求，晶优公司称：依据主债权及房屋抵押合同第2条第5项，已付60万，郭忠贤与××律师事务所前期约定的60万，后期按照判决结果来支付律师费用，预付了320万元律师费。已付380万律师费，其中包括了付给了××律师事务所的60万已开发票。费用是通过郭某2的弟弟的账户付的，支付的时候也写明了是代付律师费。晶优公司该项诉讼金额明确为380万元。富荣公司则称：对于60万律师费，晶优公司签代理合同又解除代理合同，支付的律师费并没有相关的关系。律师费并非必然发生的费用，晶优公司高额聘请律师是自己的行为，与富荣公司无关。双方关于律师费的承担在和解笔录中并未约定。而在《主债权及房屋抵押合同》中约定的律师费，富荣公司认为与1600万的主债权没有关系，不应由富荣公司承担。对于320万的律师费，富荣公司认为并没有实际发生。一审法院认为：案件争议焦点在于2016年5月23日《执行和解协议》和《主债权及房屋抵押合同》的效力问题。（2014）顺民初字第××号民事调解书虽然被撤销，但双方基于《和解协议书》和《补充协议》而后在执行过程中达成的《执行和解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双方已经据此部分履行。同时，在（2019）京0113民初××号民事判决书中一审法院已经确定上述协议的效力，并且得到本院的支持确认。故一审法院认为《和解协议书》、《补充协议》及《执行和解协议》应系统整体的对待，不应人为割裂区别，从整体上看，上述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一揽子解决了双方目前存在的困局，一审法院认定《和解协议书》、《补充协议》及《执行和解协议》为有效。同时，一审法院注意到，晶优公司要主张权利，一个途径是在不能分割获得涉诉房产所有权情况下，如晶优公司在本院起诉的（2019）京03民初××号案件主张权利，该案中晶优公司基于2010年《房地产合作开发协议》和《合作投资开发协议书》的约定主张权利；另外一个途径是要求继续履行《和解协议书》、《补充协议》及《执行和解协议》，晶优公司也可以主张权利。在（2019）京03民初××号民事判决书生效后晶优公司已经不能再据此主张权利，如果一审法院在该案继续驳回晶优公司的请求，那么晶优公司将彻底丧失解决纠纷的路径，对晶优公司来说无疑是不公平的。《主债权及房屋抵押合同》系富荣公司与郭忠贤达成的，郭忠贤也同意由晶优公司主张权利，且从该份合同达成过程来看，双方就是一揽子解决晶优公司与富荣公司上述纠纷而特别形成的。故对该份合同，一审法院予以认定。综上，故对晶优公司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和双方约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关于利息的计算标准，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遇节假日顺延）9时30分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人民法院裁判贷款利息的基本标准应改为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故2019年8月19日前的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后的利息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另外，晶优公司主张的律师费过高，且证据不足，该项一审法院依据其提交的发票认定为60万元。据此，一审法院于2020年6月24日作出判决：一、北京富荣兴旺蛋制品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给晶优（北京）商贸有限公司一千六百万元；二、北京富荣兴旺蛋制品有限公司向晶优（北京）商贸有限公司支付一千六百万元的双倍利息，期限自二〇一八年一月一日起至实际付清日止。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九日前的利息标准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日后的利息标准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三、确认主债权中X京房权证顺字第XXXX号的房产在担保范围内晶优（北京）商贸有限公司享有优先受偿权；四、北京富荣兴旺蛋制品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晶优（北京）商贸有限公司支付律师费六十万元；五、驳回晶优（北京）商贸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富荣公司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2016年5月23日在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执行法官主持下签订的《和解笔录》，证明富荣公司与晶优公司去顺义建委咨询政策后得知（2014）顺民初字第××号民事调解书中要求富荣公司把房产过户给晶优公司无法履行，双方于2016年5月23日达成和解协议：1.富荣公司以2600万元价格收回涉案建筑物第三至六层，自西向东的三十八间。2.富荣公司因目前经营困难，一时拿不出来钱，荣某愿意将她自住的房屋抵给晶优公司，抵款1000万。3.剩余1600万元于2017年12月31日前付清。4.富荣公司愿意再给付第二笔1600万元，并用富荣公司名下的房产做抵押，保障晶优公司债权的履行。如不能履行，法院可评估、拍卖房产。证据2，2016年5月27日在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执行法官主持下签订的《和解笔录》，证明富荣公司与晶优公司在履行2016年5月23日《和解笔录》的过程中，因公司与公司之间不能设立抵押登记，双方达成新的约定：富荣公司将1600万元的二次抵押登记在郭忠贤名下，抵押权人是郭忠贤，但债权仍归晶优公司。1600万元打到法院账户上，法院先解抵，再发款。证据3，2016年6月6日富荣公司与郭忠贤签订的《主债权及房屋抵押合同》，证明富荣公司与晶优公司因达成了证据2之《和解笔录》，签订抵押合同，办理了抵押登记，以保障证据1之《和解笔录》约定的1600万元的实现。证据4，2016年12月20日在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执行法官主持下签订的《和解笔录》，证明富荣公司与晶优公司因履行2016年5月23日的《和解笔录》产生了新问题（税费、发票等），重新达成约定：1.荣春红将房产过户给晶优公司需交税60多万，荣某先付30万给郭忠贤，把户过了。2.晶优公司需将建房时的发票开给富荣公司，需将富荣公司征信撒了。3.上述第2项事务完成后，荣某把剩余约30万税费付清。4.1600万元在2017年年底付请。证据5，2018年1月10日在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执行法官土持下签订的《和解笔录》，证明根据2016年12月20日《和解笔录》，晶优公司需要开票给富荣公司，鉴于晶优公司给不了税票，晶优公司同意按照6%税点从1600万元中扣款，富荣公司由于营改增坚持要求按照13%低税，加上工程质量问题，富荣公司与晶优公司当庭表示不再继续履行证据1、2、4之《和解笔录》及证据3之《主债权及房屋抵押合同》，双方同意另诉。证据6，2018年1月12日晶优公司的《恢复强制执行申请书》，证明晶优公司明知（2014）顺民初字第××号民事调解书无法履行，仍申请恢复执行。核心意思是继续要富荣公司将公司的第三至六层，自西向东的三十八间房屋过户给晶优公司，不再履行证据1、2、4之《和解笔录》及证据3之《主债权及房屋抵押合同》。证据7，2018年1月20日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2018）京0113执恢××号《执行通知书》，证明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按照法律规定准予恢复执行后，向富荣公司送达执行通知。证据8，2018年7月10日晶优公司的《民事起诉状》，证据9，2018年7月10日晶优公司的《财产保全申请书》。证据10，2018年7月20日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京0113民初××号《民事裁定书》。证据8-10共同证明晶优公司表示不再履行证据1、2、4之《和解笔录》及证据3之《主债权及房屋抵押合同》后，向顺义法院立案起诉并申请财产保全，主张富荣公司应给付晶优公司2639.82736万元及利息。顺义法院予以立案，并采取了保全措施，晶优公司的起诉行为及诉状中关于应付款的计算方法，完全与证据1、2、4之《和解笔录》相悖。晶优公司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再履行证据1、2、4之《和解笔录》及证据3之《主债权及房屋抵押合同》。证据11，2019年1月10日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京0113民再××号《民事判决书》。证据12，2019年4月18日本院作出的（2019）京03民再××号《民事判决书》。证据11、12共同证明（2014）顺民初字第××号民事调解书的内容与国家土地政策相悖，无法执行，经再审被撤销。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和本院均释明，晶优公司对涉案建筑物享有的权利可依据双方所签订的《房地产合作开发协议》另行主张。证据13，2019年8月16日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京0113执××号《执行裁定书》。证据14，2019年8月16日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京0113执××号《执行裁定书》。证据13、14共同证明富荣公司履行了证据1、2、4之《和解笔录》的部分约定（将荣春红的房产进行过户、办理抵押登记（见证据3）等），晶优公司背信弃义不履行证据1、2、4之《和解笔录》，申请恢复执行后，又重新立案起诉，在（2014）顺民初字第××号民事调解书被撤销后，富荣公司亦申请执行回转，以实际行动表明不再接受《和解笔录》之约束。晶优公司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2、3、4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在2016年5月27日笔录中，富荣公司同意将涉案房屋抵押登记在郭忠贤名下，债权人仍归晶优公司。依据该笔录，2016年6月6日，富荣公司与郭忠贤签订《主债权及房屋抵押合同》，并办理抵押登记。对证据5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该笔录系富荣公司与晶优公司对税点抵钱、富荣公司要求扣维修款未能达成和解，并不是解除2016年5月27日笔录内容。晶优公司称“上一次调解，我方已做了几百万的让步，达成了2600万元的协议。现在对方又提出工程质量问题，要求折款，我方不同意”可以看出，晶优公司是认可2016年5月27日笔录内容的，只是不同意富荣公司和解后又要求折款的意见。晶优公司“达不成协议，只能另诉了”也是指税点扣款及富荣公司要求维修折款不能达成协议，只能另行起诉。对证据6、7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晶优公司申请恢复执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尚未实施，不能选择向法院诉讼或恢复执行，只能恢复执行。并且从晶优公司《恢复强制执行申请书》的事实与理由可以看出，晶优公司是因为富荣公司未履行执行和解协议剩余债务1600万元而申请恢复执行，执行的仍是1600万元及利息。对证据8、9、10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2019年1月14日，晶优公司将富荣公司起诉至本院，请求判令富荣公司支付晶优公司房屋建设结算款，本院做出（2019）京03民初××号民事判决书，最终驳回晶优公司诉求。该判决书第24页倒数第5行法院认为“第五，本案双方当事人在已经知悉涉案建筑物无法进行产权分割登记的情况下，于2016年5月23日签订了执行和解协议，约定富荣公司以2600万元价格回收晶优公司享有的房屋份额。上述执行和解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晶优公司在本案中主张144536900元房屋建设结算款及利息，与执行和解协议直接冲突”，第26页倒数第6行“上述执行和解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对《房地产合作开发协议》部分内容的变更”，执行和解协议合法有效，是对《房地产合作开发协议》的变更，晶优公司应按执行和解协议履行。因此，晶优公司只能起诉富荣公司要求履行执行和解协议，支付剩余1600万元款项。晶优公司已无其他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对证据11、12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2019）京03民初××号民事判决书，已确认应按执行和解协议履行，而不能就《房地产合作开发协议》主张建设结算款。（2020）京03民终××号民事判决书第12页倒数第12行“（2018）京0113民再9号民事判决书虽撤销了以《和解协议书》为基础的（2014）顺民初字第××号民事调解书，但撤销的原因是因法律法规的规定不能给双方办理单独的产权登记。此与双方达成的执行和解的内容并不相悖，故本院认为执行和解笔录以及关于税费的和解笔录应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合法有效。”认定执行和解协议合法有效，支持晶优公司依据执行和解协议主张的内容。对证据13、14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具体意见同对证据8、9、10的意见。郭忠贤对富荣公司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同晶优公司一致。本院经审查认为，富荣公司提交的上述14份证据，均系诉讼中形成的相关材料，对其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对于其证明目的将结合本案事实综合予以认定。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一、晶优公司能否依据《执行和解协议》向富荣公司主张债务；二、晶优公司主张的律师费数额问题。关于争议焦点一，《执行和解协议》的效力问题。本院认为，法院（2018）京0113民再××号生效民事判决书已确认双方签订的《合作投资开发协议书》、《房地产合作开发协议》、《补充协议》并没有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均为有效合同。而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双方达成的《和解协议书》亦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除办理单独的产权登记之约定外，亦没有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属合法有效。其后，因房屋产权无法过户问题，双方达成了《执行和解协议》。（2018）京0113民再××号民事判决书虽撤销了以《和解协议书》为基础的（2014）顺民初字第××号民事调解书，但撤销的原因是因法律法规的规定不能给双方办理单独的产权登记。此与双方达成的《执行和解协议》的内容并不相悖，故本院认为《执行和解协议》应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合法有效。据此，晶优公司依据《执行和解协议》向富荣公司主张债务及双倍利息，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晶优公司诉讼主张富荣公司向其支付律师费380万元。本院认为，债权人为实现债权必然发生相应的费用，而作为理性的债权人，应当将该费用控制在合理限度内，以免滥用权利，从而引发道德风险。就本案而言，晶优公司为本案诉讼而产生的律师费有一定的合理性，考虑案件实际情况，一审法院认定为60万元亦无明显不当之处，但其过高部分，并非必要，应当认定属于其自行扩大的损失，无论其是否实际发生，本院均不予支持。综上，晶优公司、富荣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3000元，由晶优（北京）商贸有限公司负担32400元（已交纳），由北京富荣兴旺蛋制品有限公司负担140600元（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贾旭二〇二〇年九月三十日书记员  陈玥-24--1--2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