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868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何红梅，女，1974年1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彭骥，北京市炜衡（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培韡，北京市炜衡（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谢兆民，男，1967年7月30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越秀区。上诉人何红梅因与被上诉人谢兆民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4民初185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何红梅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谢兆民向何红梅返还借款本金200000元及借款利息（利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为标准，自出借之日起计至清偿之日止，暂计至2019年4月10日为4362.22元）；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谢兆民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何红梅出借款项给谢兆民，谢兆民虽然未出具借条等债权凭证，根据法律规定，除非谢兆民举证证明转账系偿还其他债务或构成其他法律关系，否则应认定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何红梅于2011年4月8日通过银行转账150000元给谢兆民，于2011年4月9日从银行取款49900元交付给谢兆民。何红梅依据150000元银行转账凭证及49900元的银行取款记录提起民间借贷诉讼。但一审法院仅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七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而没有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是错误的。本案中，因何红梅与谢兆民系好朋友，何红梅在未与谢兆民签订书面借款凭证的情况下，将20万元借给谢兆民。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本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二、一审法院应认定何红梅主张的何红梅借20万元给谢兆民，谢兆民至今未返还该笔借款的事实成立，谢兆民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出借人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的，先由借款人决定是否抗辩，如抗辩该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时，则借款人应当对该主张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如借款人没有举证或证据不足以证明该主张的，则由借款人承担不利后果，出借人无需就借贷关系的成立举证证明；只有在借款人已经提供充分证据足以证明其主张后，出借人才承担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具体而言，在何红梅提出金融机构转款凭证的情况下，出借人对双方之间借款合同关系的存在完成了初步举证责任，此时应进一步结合谢兆民的答辩情况，对双方是否存在借款合同关系进行分析和认定。本案中，谢兆民在公告期、答辩期、举证期均已届满的情况下，仍未到庭应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本案中何红梅已就交付款项的事实进行举证，且已合理陈述借贷发生的原因是谢兆民想投资大上海夜总会而向何红梅借款20万元。且在何红梅借款给谢兆民后，何红梅一直催谢兆民还款，但谢兆民至今仍未还款。何红梅提供了微信聊天记录加以证明何红梅借20万元给谢兆民，谢兆民至今未还该笔借款的事实，再结合何红梅于2011年4月8日向谢兆民转账15万元和2011年4月9日从银行提款49900元的事实，可以认定何红梅完成了初步举证责任且已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而谢兆民经合法传唤拒不出庭，放弃抗辩权利，未能举证证明该款项系因双方之间的其他法律关系而发生，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三、何红梅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已进一步证明谢兆民向何红梅借款20万元事实客观存在。何红梅在一审中提交的何红梅与谢兆民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有多条记录提到何红梅要求谢兆民返还20万元借款内容，这说明何红梅一直在催谢兆民返还20万元借款。比如：1.2018年10月1日的微信聊天记录：“你挣到钱了我希望你可以慢慢还我的20万”；2.2019年1月18日的微信聊天记录：“老大，大上海那个20万这么多年，考虑一下吧”；3.2019年1月31日的微信聊天记录：“大上海我信任你，借钱给你入大上海，这么多年了。还查我20万，那是我辛苦钱呀”；4.2019年3月25日的微信聊天记录：“老大，只能给你说声对不起啦，我现在也很困难，借这个20万一直没还，只能法院见了，起诉你”；5.2019年8月21日的微信聊天记录：“如果每年还我一些钱，慢慢还后面20万，我也不会起诉你”。谢兆民对于何红梅返还借款的要求，其从未否认过该20万元是借款。同时，谢兆民也在2019年1月18日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回复何红梅：“大上海我都亏了一百多万了，现在还给人家告了”、在2019年1月31日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回复何红梅“跟你算一下，别以为我挣了很多钱……”。说明谢兆民对该20万元属于借款也从未否认。对于何红梅在不同时间多次催谢兆民还款，谢兆民的回复内容中也没有反驳其向何红梅借款20万元的事实。这足以说明谢兆民向何红梅借款20万元，谢兆民未还该笔借款的事实是客观真实的。四、何红梅在微信聊天记录中使用“分一分钱”字眼不影响本案是民间借贷纠纷的认定。“还”字在微信聊天记录中多次出现，如前所述，谢兆民从未否认过本案的借款事实，而“分一分钱”的字眼仅出现在2018年10月1日的唯一一次微信聊天记录中。何红梅不是法律专业出身，她不知道采用哪种方式表达更能准确的表达其要求谢兆民还款的诉求。何红梅使用“还”“分一分钱”字眼的目的都是为了催谢兆民尽快还款。一审法院仅凭非法律人士一次的“分一分钱”的字眼，就认定本案不属于民间借贷纠纷，于法无据且过于武断。被上诉人谢兆民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亦未答辩。何红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谢兆民向何红梅支付借款本金人民币200000元及利息（利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为标准，自出借之日2011年4月9日起计至清偿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谢兆民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根据何红梅提交的中国工商银行个人业务凭证，显示2011年4月8日何红梅转账150000元给谢兆民。根据何红梅提交的银行流水明细，显示何红梅于2011年4月9日现金支取49900元。诉讼中，何红梅明确谢兆民没有归还过本息，没有约定利息。何红梅主张其提交的转账凭证、银行流水以及双方2019年1月18日微信聊天记录（何红梅：“老大，大上海那个20万这么多年，考虑一下吧，我现在很困难，信用卡都还不起了”谢兆民：“大上海我都亏了一百多万了，现在还给人家告了”）、2019年1月31日微信聊天记录（何红梅：“大上海我信任你，借钱给你入大上海，这么多年了。还查我20万”），可以证明本案为借贷关系，“大上海”是谢兆民当时的投资项目，谢兆民投资该项目向何红梅借了20万元。诉讼中，何红梅明确双方没有签订借条等书面字据，表示因当时是在同一个单位工作，谢兆民是何红梅的上司，双方关系很好，所以没有签借条等书面字据。另，何红梅主张涉案款项分两笔交付，第一笔是何红梅在2011年4月8日通过银行转账15万元给谢兆民，第二笔是何红梅在2011年4月9日取现49900元，当天21:00左右，在白云区××××号公馆夜总会把5万元现金直接交给谢兆民。根据双方2018年10月1日微信聊天记录，何红梅称“你挣到钱了我希望你可以慢慢还我的20万。不管怎么样你给我一点希望也好，那些钱当时我是借来的，自己有一点闲钱，可是几年没有分一分钱，答应还我也还了5万给我，那些钱我用命喝出来的……”，对此，何红梅表示其借20万元给谢兆民投资大上海夜总会时，谢兆民曾向何红梅承诺若经营状况好，将从大上海夜总会取得的分红中来优先偿还20万元借款，但谢兆民一分钱都没有偿还给何红梅，所以何红梅才说“可是几年没有分一分钱”，是指谢兆民违背承诺，这么多年既没有偿还借款，更没有从分红中拿出钱来优先偿还借款。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七条规定：“借款合同采用书面形式，但自然人之间借款另有约定的除外。借款合同的内容包括借款种类、币种、用途、数额、利率、期限和还款方式等条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何红梅、谢兆民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何红梅主张其转账给谢兆民的款项为谢兆民向何红梅所借，虽然提交了转账记录、微信聊天记录等作为证据，但何红梅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未能显示双方就涉案款项达成借贷合意，何红梅亦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进一步佐证其主张，无法证明何红梅、谢兆民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且何红梅在微信聊天记录中针对涉案款项有时用“还”、有时用“分一分钱”的字眼，存在矛盾之处，故何红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根据目前的证据和何红梅的陈述，何红梅的诉讼请求缺乏充分依据，故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一百九十七条，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何红梅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365元，由何红梅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确认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本院认为，何红梅提起本案诉讼要求谢兆民支付借款本金200000元及利息，本案是民间借贷纠纷。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一、何红梅2011年4月8日向谢兆民转账的150000元是否谢兆民向何红梅借款；二、谢兆民是否在2011年4月9日向何红梅借款50000元。针对焦点一，根据查明的事实，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何红梅未能提交谢兆民出具的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但何红梅提交的中国工商银行个人业务凭证证实其于2011年4月8日向谢兆民转账150000元。而谢兆民未到庭抗辩对上述150000元转账款的性质提出异议，视为放弃其诉讼权利。而且，何红梅在一审中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及其在本案中的陈述，也不足以证实双方已约定上述150000元转账款的性质是投资款或其他款项而非借款。据此，依照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对何红梅主张上述150000元转账款是谢兆民向其借款，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对上述150000元转账款的性质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在此前提下，因谢兆民未提供其已偿还上述借款150000元的证据，本院对何红梅要求谢兆民清偿借款本金150000元予以支持。而何红梅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双方对上述借款150000元支付利息进行了约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的规定，视为不支付利息。但根据何红梅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何红梅从2019年1月18日起已要求谢兆民偿还借款，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的规定，何红梅有权要求谢兆民自2019年1月18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基于本案何红梅的诉讼请求是要求谢兆民支付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但因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遇节假日顺延）9时30分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故本院认定谢兆民应当支付的上述借款150000元的利息应自2019年1月18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款项清偿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且当利率标准超过年利率6%时应按年利率6%计算。针对焦点二，本院认为，首先，虽然何红梅提交的银行流水明细显示其于2011年4月9日现金支取49900元，但不足以证实何红梅已将上述款项交付谢兆民。其次，何红梅未能提交谢兆民就上述款项出具的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最后，何红梅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中，也没有谢兆民确认在2011年4月9日收到何红梅借款50000元的内容。综上，何红梅主张谢兆民在2011年4月9日向其借款50000元，未提交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对该部分诉请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何红梅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相应支持。谢兆民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视为放弃其诉讼权利，本院依法作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4民初18518号民事判决；二、谢兆民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何红梅清偿借款本金150000元及利息（利息以150000为本金，自2019年1月18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款项清偿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当利率标准超过年利率6%时按年利率6%计算）；三、驳回何红梅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365元，由何红梅负担915元，谢兆民负担34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365元，由何红梅负担915元，谢兆民负担345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吴 湛审判员 许雪芳审判员 李璐思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陆艳婷吴云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