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1民终823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朱常君。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继红。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殿双，辽宁平正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正隆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原正隆（北京）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法定代表人:蹇宏，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晨，北京隆安律师事务所沈阳分所律师。上诉人朱常君因与上诉人正隆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2019）辽0103民初73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朱常君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正隆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承担合同无效的全部责任，返还全额理财产品投资款10万元及逾期给付的违约金（2015年4月至今的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息29500元（5.9%×100000×5年），并由正隆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根据案件性质应认定为单位犯罪，法律后果是追究直接责任人的刑事责任，并由法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正隆（北京）保险经纪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与辽宁正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关系，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经营范围一致。朱常君按照**光及正隆（北京）保险经纪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财务人员的指令将10万元理财投资款汇入其指定的财户，出具的收据发票加盖的财务专用章却是正隆（北京）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足以证明其是两位一体的法人。一审不应将本案的“甬江**号理财计划保单”与辽宁正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发售的“昆仑信托”投资产品混为一谈。朱常君已经获得的合理利益10500元属于理财合同约定的14%年息部分，符合法律规定不应扣除。2、朱常君并不是刑事判决书列举的被害人。一审判决以朱常君没有向正隆（北京）保险经纪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索要正隆集团及冰晶集团的担保合同而让朱常君承担审慎不当的责任证据不足。正隆（北京）保险经纪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疏于监管，在选人用人方面也存在过错，且该过错导致了朱常君的损失，应当承担合同无效的赔偿责任。因正隆（北京）保险经纪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已注销，应由总公司即正隆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承担责任。朱常君不是专业法律人员，不具备识破公司所设下骗局圈套的能力，故不存在过错。正隆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辩称：1、本案涉及的“甬江系列理财产品”的保险，则自然应该先存在“甬江系列理财产品”，才能存在对于该“理财产品”的“保险”，但本案中，朱常君从未举证证明过曾经签订过“甬江系列理财产品”，则当然不存在对理财产品进行“保险”的可能。朱常君对正隆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在2009年成立时曾在网站上宣传的资料进行过调查，则从其调查的内容分析，根本没有提及正隆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可以作为“保险人承保”的事实，则可知对于正隆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不能从事“保险人承保”的事实是明知的。朱常君称：“正隆（北京）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做过一期真的《昆仑信托—甬江稳优系列证券投资资金》”，那么应将“真的《昆仑信托—甬江稳优系列证券投资资金》”与本案的“甬江系列理财产品”进行对比，首先，从名称上二者不一致，其次从前者分析根本不“包含”保险的业务，最后从发行方分析，前者是“证券公司”，而答辩人是“保险经纪公司”，主体也存在根本性的不同，至于其他的收款收据的开具、汇款转入的账户、收益的区别等就不用细说了。“甬江系列理财产品”不是答辩人的常规业务，答辩人是“保险经纪公司”，从事“保险经纪服务”，答辩人的常规业务不可能是“理财业务”，更不可能是“保险承保业务”。答辩人与辽宁正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不存在所谓的“一套人马、管理统一、财务统一、业务归总公司统一领导、公开挂牌、统一经营”的事实，这一点在一审审理时通过查询工商信息即已明确。辽宁正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系由被判决犯罪的孙建光个人出资设立的，用于犯罪的公司，这一点一、二审刑事判决书已经确认。2、朱常君对于本案所涉“被骗”的过程中存在未尽到注意与审慎的责任，应自行承担“被骗”的后果。上诉人既然已经通过网站等方式对于答辩人公司、高管进行过了解，那么就应该完全知道答辩人公司从事的经营范围，更能知道答辩人不能作为保险人承保的基本事实。既然上诉人知道“真的《昆仑信托—甬江稳优系列证券投资资金》”是什么样的？那么就更应该知道孙建光用于“骗”的“甬江系列理财产品”的诸多破绽，从而辩识其高度的风险性。既然上诉人知道同时存在辽宁正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答辩人（辽宁分公司），也知道二家公司的办公场所，那么更应该结合工商登记信息与办公现场进行核对比较，这样也能够发现二者的不同。既然存在“理财产品”，那么上诉人是否与理财产品发行人签订合同了？没有理财产品怎么会有对理财产品的保险呢？综合以上理由只能说明，朱常君甘于承担“被骗”的风险，而在事实“被骗”发生后，却找出种种“无辜”的理由，并试图通过诉讼“转嫁”其被骗的损失。3、本案的刑事判决已经确定，朱常君是刑事案件的被害人，且刑事判决书已明确了被告人“退赔”的法律责任，一审法院在未查明“退赔”的事实，及未对刑事判决判决被告人“退赔”的责任进行明确的前提下，判决答辩人承担赔偿责任明显错误。4、朱常君主张的依据是其持有的“甬江系列理财产品”及“保险单”、“保险发票”，这些已经被刑事判决书认定为被告人孙建光为实施犯罪而伪造，则上述证据均不具备“客观性、合法性、真实性”，上诉人的诉讼没有事实依据，应向其汇入款项的“孙建光”及“辽宁正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主张权利。综上，请求驳回朱常君的上诉，改判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正隆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驳回朱常君的诉讼请求；2、诉讼费用由朱常君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结果与刑事判决书存在矛盾，依法应裁定驳回原告起诉。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2016）辽01刑初11号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第二项为：扣押款物根据各被害人损失数额按比例退赔被害人，不足部分，继续追缴并责令被告人孙建光退赔。依此可知，作为受害人之一的朱常君的损失已由刑事判决书确认了赔偿责任，该刑事判决书是人民法院执行的依据。而一审判决又判决了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则事实上造成了一审民事判决书与刑事判决书在民事赔偿部分的矛盾，既“一损失，二赔偿”，故基于本案被上诉人朱常君的损失已通过刑事判决书予在确认赔偿的事实上，其起诉的民事案件应依法裁定驳回起诉。2、一审法院对于被上诉人损失数额认定错误，不能作为裁判依据。本案的合同为孙建光为实施犯罪行为而伪造的合同，不具有合同的基本属性，为无效的合同，依据法律规定，无效的合同不受法律保护，原告的损失应为原告支付的本金，扣除原告已取得的孙建光返还的款项，并扣除刑事追偿程序已赔偿的款项后方能计算损失。一审法院对于刑事判决执行情况及孙建光的退赔能力均未能查实，就草率的确定了被上诉人的损失数额，对于损失数额认定错误，有失公平。故本次诉讼中被上诉人的损失不能确定，依法应驳回诉讼请求，待被上诉人损失确定后再进行诉讼。3、我公司在朱常君与孙建光签订的所谓“保险合同”中被骗并没有过错，不应该承担责任。正隆（北京）公司并非保险公司，从事的是保险经纪业务，这从公司的名称上就可以直观的看出来，依据保险行业管理的规定，保险经纪公司不能从事保险业务，不能收取保险费，而被上诉人所举的证据中承保人为上诉人，并有以上诉人名义出具的发票，这显然是违背常识。尤其是被上诉人将所谓的保险费汇到与合同名称不符的“辽宁正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这是被上诉人被骗的直接原因。所以上诉人在被上诉人被骗的过程中没有任何过错，不应承担责任。另，被上诉人提供的保险合同中明确载明为“理财保险计划”，那么从字面推测，也应该是先签订一个“理财”协议，然后再由保险公司对理财协议进行“保险”，而本案中根本没有“理财”，可见随后的“保险”更是不存在的。本案的被上诉人系以其财产通过“投资”、“理财”来实现“财产经营的高收益”的目的性，对于被上诉人的行为应依据其是“投资”、“理财”来判定，正是被上诉人丧失了一个“投资者”应有的“谨慎”、“注意”、“审查”的义务，并贪图高息而甘愿冒险，才导致其被孙建光诈骗钱款的事实。因此，上诉人在被上诉人与孙建光签订的所谓“保险合同”中被骗并没有过错，不应该承担责任。朱常君辩称：刑事判决列举的被害人不包括朱常君，朱常君并没有投资刑事判决书中认定的昆仑信托理财项目，也不是和辽宁正隆资产公司发生的业务。一审判决认定正隆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对其辽宁分公司的设立、负责人的选任存在严重过错、监管不利，不能以其负责人**光已被追究刑事责任为由减轻公司的过错责任。正隆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只是对赔偿比例不认可，强调刑事执行情况及**光的退赔能力足以说明认可承担民事责任。朱常君是理财投资保险的投资人，已按合同履行义务，正隆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应当承担合同无效的全部过错责任。正隆（北京）保险经纪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与辽宁正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关系，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经营范围一致。朱常君按照**光及正隆（北京）保险经纪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财务人员的指令将10万元理财投资款汇入其指定的财户，出具的收据发票加盖的财务专用章却是正隆（北京）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足以证明其是两位一体的法人。朱常君与正隆（北京）保险经纪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约定的年息14%并未超出法律规定的民间借贷利率。朱常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合同无效，立即返还原告本金及利息共103500元；2、请求法院判令二被告支付原告从双方合同到期至实际返还之日的利息；3、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5月24日，原告朱常君与被告正隆（北京）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签订《甬江24号保本理财计划保单》，保险费为10万元，满期日期为2015年5月24日，满期给付金额为114000元。2014年5月23日，原告将10万元汇至辽宁正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至2015年4月15日，原告收到返息10500元。2015年4月27日，原告委托代理人朱继红经沈阳市公安局经侦支队通知，到公安机关配合调查辽宁正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经询问，朱继红陈述其于2014年5月23日购买了正隆的理财产品，并于2014年5月23日，将资金汇入案外人**光提供的辽宁正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银行账户，该账户系案外人孙建光私自设立的账户。2016年2月29日，案外人孙建光因涉嫌集资诈骗罪、诈骗罪被诉至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法院调查，2012年10月31日至2014年8月31日，孙建光为正隆（北京）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负责人，2014年9月离职。包括原告在内的被害人投资购买的《甬江24号保本理财计划保单》使用的是虚假印鉴、虚假发票，本案二被告均未收到上述保单的保费。2017年6月12日，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辽01刑初11号刑事判决书，判处孙建光犯集资诈骗罪、诈骗罪，并判处扣押款物根据被害人损失数额按比例退赔被害人。不足部分，继续追缴并责令被告人孙建光退赔。后孙建光不服该判决上诉至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年8月30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辽刑终289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5年，原告朱常君曾将本案二被告诉至本院，主张二被告返还保费。本院于2015年12月15日作出2015沈河民四初字第1650号民事裁定书，经审理认为该案不属于经济纠纷案件有经济犯罪嫌疑，裁定驳回朱常君的起诉。朱常君不服上诉至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维持原判。后朱常君申诉至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年8月25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辽民申306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朱常君应在刑事案件作出认定后，根据本案事实与刑事犯罪事实的牵连程度，确定是否应当另行提起民事诉讼。正隆（北京）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经营范围为为投保人拟定投保方案、选择保险公司以及办理投保手续；协助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进行索赔；再保险经纪业务；为委托人提供防灾、防损或者风险评估、风险管理咨询服务；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该公司已于2018年12月核准注销。辽宁正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于2013年10月8日成立，孙建光为法定代表人兼执行董事，工商登记住所地为沈阳市沈河区。被告辽宁分公司的原工商登记住所地为沈河区，后变更为沈河区小西路87-1号。2018年12月25日正隆（北京）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已注销，2019年3月5日被告正隆（北京）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出具《承诺书》，载明若正隆（北京）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仍存在未结债权债务，将依法由正隆（北京）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承接。现原、被告产生纠纷，原告诉至法院。本院于2018年8月21日作出（2018）辽0103民初1137号民事判决书，判令被告正隆（北京）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二十日内一次性赔偿原告朱常君损失17900元，驳回原告朱常君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原告朱常君不服该民事判决，上诉至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撤销本院（2018）辽0103民初1137号民事判决书，将该案发回我院重审，理由是：朱常君在一审审理时的诉讼请求是要求正隆（北京）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及正隆（北京）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履行涉案合同义务，返还本金及利息。而一审法院在未向朱常君释明的情况下，即按合同无效的情形进行了判决，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剥夺了双方当事人对合同无效后果的诉辩权利。一审法院重审时，应当首先审查朱常君与正隆（北京）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正隆（北京）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是否存在合同关系，如果存在合同关系，但属合同无效的情形，还应当向朱常君释明，然后根据朱常君是否变更诉讼请求及变更后的诉讼请求，结合相关生效刑事判决的审理结果，根据本案事实与刑事犯罪事实的牵连程度，正确适用法律，依法作出判决。另查明，在重审过程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要求确认合同无效。一审法院认为，我国法律规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无效。合同无效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行为人私刻单位公章或者擅自使用单位公章、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进行的犯罪行为，单位有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单位对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保单系孙建光为诈骗而提供给原告，依法应为无效合同。故原告主张合同无效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予以支持。孙建光因私刻公章、出具虚假发票，承诺给付高额利息，通过经营理财产品等方式，吸收社会公众投资及集资群众个人投资，已经受到刑事处罚，刑事判决亦判令由其对受害人进行退赔。本案原告将购买理财产品的款项打入辽宁正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账户，导致被告未能对案涉款项进行监管；案涉《保单》无保险合同条款，实为理财产品，却远高于市场上的同期理财产品预期收益率，原告未能尽到应有的谨慎义务，原告对造成案涉合同无效的损失具有过错。孙建光自2013年10月8日起即在被告辽宁分公司住所地成立以犯罪为目的的辽宁正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担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距本案原告投保之日达半年之久。被告辽宁分公司多名工作人员涉孙建光案被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刑，被告对辽宁分公司疏于监管，且孙建光系分公司的负责人，被告在选人用人方面亦存在过错，且该过错导致了本案原告的损失，依法应对原告合理损失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鉴于原告已经收到返款10500元，该部分应当从损失中予以扣除，综合考虑刑事判决内容、执行情况及孙建光的退赔能力，以及原、被告双方的过错程度，法院酌定被告对原告截止目前的损失89500元（100000元-10500元）承担20%赔偿责任，为17900元。关于原告主张的利息，不符合法律相关规定，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2014年5月24日被保险人为原告朱常君的《甬江24号保本理财计划保单》（保险单号码：LN15004083，投保单号码：NO.LC12012349）无效；二、被告正隆（北京）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二十日内一次性赔偿原告朱常君损失17900元；三、驳回原告朱常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70元，由被告正隆（北京）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负担474元；由原告朱常君负担1896元。二审中，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朱常君提交情况说明一份。结合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和庭审陈述，本院对一审查明的相关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正隆（北京）保险经纪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于2019年7月16日变更为湖北正隆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又于2019年9月2日变更为正隆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本院认为，本案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合同，依法应认定无效。基于合同无效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孙建光私刻单位公章以签订合同的方法进行犯罪行为，吸收社会公众投资及集资诈骗，刑事判决判令由其对受害人进行退赔。本案上诉人朱常君将购买理财产品的款项打入辽宁正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账户，导致原正隆（北京）保险经纪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未能对案涉款项进行监管。孙建光为原告提供的保单上载明正隆公司与冰晶集团为担保方，却未要求孙建光提供担保人的书面担保承诺，甚至该保单中没有写明正隆公司与冰晶集团的全称，案涉保单具有明显缺陷。朱常君未能尽到应有的谨慎义务，对造成案涉合同无效的损失具有过错。上诉人正隆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对辽宁分公司疏于监管，且孙建光系分公司的负责人，总公司在选人用人方面亦存在过错，且该过错导致了本案的损失，依法应对合理损失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一审确定的比例范围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上诉人朱常君预交的2370元由朱常君负担；上诉人正隆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预交的2370元由正隆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葛 钧审判员 宋 喆审判员 林晓楠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陈凯书记员孙爱博本案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