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2民终326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江录飞，女，1970年7月12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奉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任雨梦，女，1995年2月27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奉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淑美，宁波市奉化区武岭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胡静飞，女，1966年5月29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奉化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竺清根，男，1947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奉化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亚波，女，1969年2月6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奉化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竺圣，女，1992年3月10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奉化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竺添晟，男，1998年6月4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奉化区。 上述五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烨，浙江欧硕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江录飞因与被上诉人胡静飞、竺清根、吴亚波、竺圣、竺添晟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2019）浙0213民初53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3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并询问当事人，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江录飞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本案合伙关系并非共同共有，而是按份共同。一审中，胡静飞、竺清根、吴亚波、竺圣、竺添晟认可了江录飞制作的对账单，根据该些对账单的记录，除苗木种植的租金未进行平均分摊之外，剩余的化肥、除虫及人工费均是三家平摊，唯独田地租金单独计算，胡静飞单独应付的田地租金是647元，按照2011年12月11日《租田协议》的约定，总租金为2100元，则可计算得出胡静飞实际承租的田亩数为2.155亩。但胡静飞自2016年开始并未支付任何费用，苗木自2011年开始一直仅由江录飞一方负责打理。一审法院明知两份土地租赁协议记载的田亩数量不一致的情况下，无视书面记载内容，仅凭推断就认定双方共同经营8亩；二、江录飞对苗木的毁损没有过错。涉案苗木系由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政府岳林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岳林街道办）执行铲除，虽江录飞于2018年7月19日出具了一份《承诺书》，但该《承诺书》并未约定放弃迁移的时间节点，而根据涉案《金海站配套项目圣墩村征地区域内江录飞花木迁移补偿协议》的约定，迁移的最终时间为2018年8月7日。根据涉案地块的挂牌公告（挂牌时间为2018年7月23日），土地必须以“净土”出让，这说明涉案地块的苗木至少在2018年7月23日已经被岳林街道办铲除，该时间远远早于江录飞承诺拆除的时间点，也即是岳林街道办违反协议约定，提前铲除涉案苗木，其应对涉案苗木的毁损承担全部责任；三、胡静飞的代理人在一审中陈述胡静飞每年、每个月都会去照看花木，则为何在2018年12月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政府发布拆迁公告后，胡静飞没有向岳林街道办进行登记，又为何不在花木被铲除时提出异议。胡静飞在2019年第一次起诉时自认其在2018年10月从电话中得知涉案苗木被铲除，这与其代理人的当庭陈述相矛盾。 胡静飞、竺清根、吴亚波、竺圣、竺添晟共同辩称：一、根据我国物权法的相关规定，胡静飞、“竺均波”（已故）和江录飞对涉案苗木没有明确约定为按份共同还是共同共有，应视为按份共同，但三人亦未对份额作出过约定，出资额也无法确定，则应认定为等额享有。胡静飞认为，根据江录飞制作的记账单，田租费要和其他费用一并计算，而不能仅凭田租费认定出资比例。一审法院认定三人对涉案苗木等额享有，其本质就是按份共有，而江录飞混淆了“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两者的法律概念；二、三人共同承租的土地是8亩而非7亩。江录飞在一审第一次庭审中已经承认涉案1995株苗木是三人共同种植，且整个庭审中均未提出过其中有1亩地的苗木是单独种植的，并在一审第二次庭审中承认8亩地上的所有苗木都是“竺均波”负责购买并种植，既然该1995株苗木均种植在8亩地上是三方确认的事实，则不论是7亩还是8亩，均不影响涉案苗木迁移补偿款的分配以及灭失赔偿款的认定；三、江录飞对涉案苗木的损毁存在过错。因涉案土地系江录飞向案外人徐国君承包，所以岳林街道办先通知徐国君迁移苗木，徐国君则向岳林街道办披露了江录飞。但江录飞并未向岳林街道办披露胡静飞、“竺均波”系共同承包人的事实，也未通知苗木迁移一事，导致胡静飞、竺清根、吴亚波、竺圣、竺添晟在花木被铲除前对岳林街道办要求拆迁花木一事并不知情。但江录飞瞒着胡静飞等单方承诺放弃迁移苗木，致使涉案苗木被任意处理，导致胡静飞、竺清根、吴亚波、竺圣、竺添晟的财产权益受到损失，应当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胡静飞、竺清根、吴亚波、竺圣、竺添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江录飞赔偿胡静飞苗木价值损失款179806.667元；2.判令江录飞赔偿竺清根、吴亚波、竺圣、竺添晟苗木价值损失款179806.667元；3.判令江录飞向胡静飞支付苗木迁移补偿金53942元；4.判令江录飞向竺清根、吴亚波、竺圣、竺添晟支付苗木迁移补偿金53942元；5.判令江录飞向胡静飞支付以233748.667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自2018年8月7日起至款清之日止计算的利息损失；6.判令江录飞向竺清根、吴亚波、竺圣、竺添晟支付以233748.667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自2018年8月7日起至款清之日止计算的利息损失。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12月11日，江录飞与徐国君签订《租田协议》一份，约定江录飞承包位于徐马陈后畈的土地8亩用于栽种苗木，租金为300元一亩，租期十年。同日，江录飞与胡静飞签订《租田协议》一份，载明：“今向甲方江录飞租田7亩，坐落于徐马陈后畈，用于栽种苗木，租田价格为300元一亩，租10年，租金一年一付。如政府征用土地，乙方（江录飞、胡静飞）所种苗木的赔偿金由乙方（江录飞、胡静飞）定价，苗木赔偿金归乙方（江录飞、胡静飞）所得。”“竺均波”系胡静飞亲戚，因胡静飞与江录飞二人不懂苗木种植，由“竺均波”共同参与合伙经营，负责苗木采购、种植事宜。三人之间未签订书面协议，但三人均对2012年至2014年期间的土地租金及苗木成本等费用进行了分摊，胡静飞与江录飞亦承认涉案紫薇苗木系由“竺均波”种植。2018年5月，涉案种植的苗木土地被岳林街道办征迁用作金海站配套项目用地。经宁波正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江录飞所属苗木（紫薇1995株）评估金额为539420元，苗木迁移价格为161826元。2018年7月19日，江录飞出具《承诺书》一份，承诺对涉案苗木放弃迁移，由土地征用方随意处理。2018年8月7日，江录飞与岳林街道办签订《金海站配套项目圣墩村征地区域内江录飞花木迁移补偿协议》一份，约定江录飞同意将该区域内的花木作物进行迁移，岳林街道办应支付给江录飞补偿金161826元，江录飞必须在2018年8月7日前将花木迁移完毕，否则岳林街道办有权对这些作物等任意处理。2018年8月23日，江录飞通过银行转账形式领取了由岳林街道办支付的苗木迁移费161826元。 一审另认定，2014年1月15日，“竺均波”去世。竺清根、吴亚波、竺圣、竺添晟系“竺均波”的合法继承人。 一审法院认为：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胡静飞与江录飞及“竺均波”虽未签订书面合伙协议，但江录飞在（2019）浙0213民初514号案件上诉期间提出“竺均波”系涉案花木的合伙经营人之一，且胡静飞认可江录飞该主张，故对涉案花木由胡静飞、“竺均波”与江录飞三人合伙经营的事实，一审法院予以认可，现“竺均波”已去世，竺清根、吴亚波、竺圣、竺添晟作为继承人有权取得合伙财产的相关权益。故案件的争议焦点有四：第一，胡静飞、“竺均波”与江录飞对涉案苗木共有形式；第二，胡静飞与江录飞、“竺均波”三人共同承租用来种植苗木的土地亩数是7亩还是8亩；第三，岳林街道办支付的苗木迁移补偿金161826元，如何分配；第四，江录飞是否需要就苗木灭失向胡静飞、竺清根、吴亚波、竺圣、竺添晟承担赔偿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一，按照相关法律规定，三人对涉案苗木没有约定为按份共有还是共同共有，应视为按份共有；三人亦未对共有份额作出过约定，出资额也无法确定，且胡静飞提供的由江录飞记录的“记账单”中的分摊费用“÷3”，有理由相信涉案苗木的相关费用由三个合伙人平均分摊，故应认定为三人对涉案苗木为等额享有。江录飞主张通过胡静飞负担的田租费647元推算出胡静飞所有的苗木占地2.155亩及“竺均波”由胡静飞介绍入伙，“竺均波”所占份额应挂在胡静飞名下的辩称，胡静飞、竺清根、吴亚波、竺圣、竺添晟不认可，江录飞也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佐证，故一审法院对此辩解意见，不予采纳。关于争议焦点二，一审法院认为，涉案苗木1995株均由胡静飞、竺均波及江录飞共同合伙种植、经营，各方当事人对此均无异议，江录飞主张其中1亩土地上的花木系其个人种植经营，胡静飞、竺清根、吴亚波、竺圣、竺添晟不认可，江录飞也无具体的证据佐证其主张，从江录飞记录的记账单及一审庭审中当事人陈述，涉案苗木从种植到灭失，江录飞从未对胡静飞、竺清根、吴亚波、竺圣、竺添晟提出过哪1亩土地上的哪些苗木系其个人种植、所有的意思表示，且案涉苗木的种植经营费用在2012年至2014年期间均由三方当事人平均分摊，故对江录飞辩称8亩中的1亩苗木系其所有的意见，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另外涉案争议系各方对涉案1995株苗木迁移补偿款如何分配及苗木灭失损失款是否要赔偿的问题，并不是对土地补偿款的分配纠纷，故涉案苗木种植面积8亩，并不影响1995株苗木系胡静飞、“竺均波”、江录飞合伙共有的事实。关于争议焦点三，岳林街道办支付给江录飞的161826元系胡静飞、“竺均波”、江录飞三方共同合伙种植的1995株苗木迁移补偿金，胡静飞、“竺均波”、江录飞三方系合伙关系，故胡静飞、“竺均波”、江录飞三方对该款项享有等额共有。即胡静飞有权享有53942元苗木迁移补偿金，竺清根、吴亚波、竺圣、竺添晟有权享有53942元苗木迁移补偿金。关于争议焦点四，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共有人处分共有财产的，应当经占份额三分之二以上的按份共有人同意。江录飞辩称已通知胡静飞涉案苗木将被毁损，胡静飞不认可，江录飞亦无相应证据佐证，故江录飞在未取得胡静飞等人同意的情况下，擅自与岳林街道办签订放弃苗木迁移的承诺书致使苗木被铲除、导致胡静飞等人财产权益受到侵犯，江录飞对涉案苗木的灭失存在过错，江录飞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但胡静飞、竺清根、吴亚波、竺圣、竺添晟作为合伙人及合伙财产的继承人对合伙财产即涉案苗木存在着管理义务，且按照胡静飞的说法，其每月都会去打理苗木，理应对涉案土地征用及苗木迁移事项及时察觉、知晓，胡静飞、竺清根、吴亚波、竺圣、竺添晟未尽到合伙人应尽的合理注意义务，其自身对苗木灭失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考虑到评估报告确定的苗木价格539420元尚应考虑扣减相应的苗木迁移费，且该款江录飞亦未实际取得，一审法院酌情认定江录飞赔偿胡静飞苗木损失款76971元、赔偿竺清根、吴亚波、竺圣、竺添晟苗木损失款76971元，对胡静飞、竺清根、吴亚波、竺圣、竺添晟诉请要求江录飞按苗木评估金额等额赔偿，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仅支持合理诉求，对多余的诉请，不予支持。江录飞辩称苗木灭失其无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意见，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此外，虽然江录飞的逾期付款行为对胡静飞、竺清根、吴亚波、竺圣、竺添晟造成了一定的利息损失，但因双方未约定苗木补偿金、赔偿款的支付时间，故该损失的起算时间应从胡静飞、竺清根、吴亚波、竺圣、竺添晟一审起诉后计算，即江录飞应分别支付胡静飞及竺清根、吴亚波、竺圣、竺添晟从2019年1月25日起至款清之日止以130913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损失。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七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三条、第一百零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江录飞应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给胡静飞苗木价值损失款76971元、支付苗木迁移补偿金53942元，并支付以130913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自2019年1月25日起至款清之日止的利息损失；二、江录飞应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给竺清根、吴亚波、竺圣、竺添晟苗木价值损失款76971元、支付苗木迁移补偿金53942元，并支付以130913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自2019年1月25日起至款清之日止计算的利息损失；三、驳回胡静飞、竺清根、吴亚波、竺圣、竺添晟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313元，由胡静飞、竺清根、吴亚波、竺圣、竺添晟负担4656元，江录飞负担3657元。 二审期间，江录飞向本院提交征地告知书、村民（代表）会议纪要、奉政告（2018）6号文件（均下载自浙江省征地信息公开平台网），奉土出告字（2018）01042号宁奉城际铁路金海路站03—02地块信息（下载自土地乐居网）共1组，拟证明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政府于2017年7月28日已公开告知土地使用人要征用涉案土地，并于2018年4月24日向社会公开发布信息的事实。此外，胡静飞、竺清根、吴亚波、竺圣、竺添晟向本院提交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政府官网打印页（2020年8月25日打印），拟证明奉政告（2018）6号文件并未在网站上公开的事实。以上证据经双方相互质证后，胡静飞、竺清根、吴亚波、竺圣、竺添晟认为，江录飞提供的证据材料不能证明涉案土地属于宁奉城际铁路金海路站03—02地块，因江录飞和岳林街道办签订的补偿协议的项目名称是“金海站配套项目”，而公告的项目名称是“宁奉城际铁路金海路站03—02地块”，故涉案土地不属于宁奉城际铁路地金海路站03—02地块。且奉政告（2018）6号文件未对外公开，胡静飞、竺清根、吴亚波、竺圣、竺添晟均非圣墩村居民，对该村的征地告知书及村民会议纪要无法知情，政府公告亦不同于法院公告，不管时间多长，都不能视为送达，江录飞在一审的两次庭审中均未提及此事，足以证明即便政府公告了，胡静飞、竺清根、吴亚波、竺圣、竺添晟也不一定能知情。江录飞则认为，涉案土地是在什么时候被征用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并不能因胡静飞、竺清根、吴亚波、竺圣、竺添晟不知道或者没有看到就能否认该事实。本院经审查认为，鉴于双方对于对方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故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 据此，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诉辩双方的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一、胡静飞、“竺均波”、江录飞三方共同经营的土地亩数是多少及三人共有的份额如何确定；二、胡静飞、“竺均波”、江录飞三方对涉案苗木的灭失是否均有过错及损失赔偿额如何确定；三、涉案苗木的迁移费是否应该进行分配及如何分配。关于第一个争议点，虽于同日签订的两份《租田协议》所载的土地亩数并不相同，但江录飞已经明确三人共同种植的苗木数量为1995株，且该1995株均种植在8亩地上，鉴于胡静飞等诉请的系苗木迁移费及灭失赔偿款而非土地补偿款，三方均未明确每亩地的种植数量，且无证据表明三方当初对出资款进行过约定，故一审法院认定胡静飞、“竺均波”、江录飞共同经营8亩土地并等额享有涉案苗木，于法有据。关于第二个争议点，胡静飞、“竺均波”、江录飞作为合伙人共同经营涉案苗木，则应当各自承担起经营管理责任。但因三方并未签订书面的协议，而涉案土地系江录飞向徐国君承租所得，且岳林街道办的联系对象亦是江录飞，故江录飞应被视为合伙事务执行人，其对合伙财产的管理责任较大。虽江录飞辩称其向岳林街道办出具《承诺书》及签署《金海站配套项目圣墩村征地区域内江录飞花木迁移补偿协议》之时，已经取得了另两方的同意，但因缺乏证据印证，故一审未予采信，并无不当。基于此，一审法院区分三方的过错程度并综合考量涉案苗木的评估价值、已毁损的事实及苗木迁移费用等，酌情确定江录飞分别向胡静飞及竺根清、吴亚波、竺圣、竺添晟赔偿损失76971元，应属合理。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如前所述，因三方等额享有涉案1995株苗木，现该些苗木已经灭失，且江录飞亦实际取得了相应的迁移补偿款161826元，故该笔补偿款应作为合伙财产由三方等额分享。 综上所述，江录飞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227元，由上诉人江录飞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梅亚琴 审判员  徐梦梦 审判员  施 晓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李军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