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10民终86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鸿斌，男，1965年1月2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址：江西省抚州市南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梅建民，江西维尔正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华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南路17号B座16层G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08288585XU。法定代表人：曾文虎，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小亮，江西丰茂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原审第三人：江西省鸿远果业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抚州市南丰县曾巩大道延伸段，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1000759967225K。法定代表人：王鸿斌，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上诉人王鸿斌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华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集公司”)、原审第三人江西省鸿远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远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抚州市南丰县人民法院（2020）赣1023民初4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双方当事人庭询后书面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王鸿斌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江西省南丰县人民法院（2020）赣1023民初460号民事判决，并判令被上诉人立即向上诉人支付股权转让款59万元；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判决事实不清。1.本案共签订了三份涉及股权转让的协议；即2014年11月1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2015年8月25日签订的《股东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和2017年5月2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其中第一份股权转让协议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签订的；后二份补充协议是上诉人、被上诉人和第三人三方签订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实际履行的是第一份协议；而第三份协议纯为满足券商要求:股权转让不能仅有股权变更，而必须要有转让款的实际给付而补签的。其中签第二份协议是因虽然早在2014年12月15日就作了股权变更，将转让的16％的股权变更至被上诉人名下；但被上诉人并没实际给付完股权转让款(仅支付了43万元；其中向上诉人支付15万元，向第三人支付28万元)，而当时要做企业性质变更“由其他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由于被上诉人还有107万元转让款没支付，为了形成一个给付完毕的假象(有走账凭证)，才补签了这份补充协议，由被上诉人打款107万元至第三人账户；并按被上诉人要求原款返还至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曾文虎账户(这也是107万元备注为“还款”的原因)。而第三份协议是因券商认为:此前所签协议中，股权转让款都未明确应支付给上诉人，不符合相关规定；同时，以前的转让款(汇款凭证备注为“往来款”)中除15万元是汇入上诉人账户，其他都是汇入第三人的账户；为此，便将所有汇入第三人账户的往来款作为“借款”，扣除第三人返还给被上诉人的数额，再以“债权转让”的形式转为支付股权转让款，以符合券商的要求。原判决不顾此客观事实，主观地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履行的第二份协议；在被上诉人支付完107万元后，即视为股权转让款支付完毕。而对上诉人几天后汇给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曾文虎的107万元“还款”却视而不理。这是原判事实不清的表现之一；2.原判决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股权变更和转让股权交割日是2015年8月31日，实际上双方的股权变更和股权交割日是2014年12月15日。上诉人在原审提交的《企业变更信息》中明确的记载了企业历次的变更情况。其中，2014年12月15日的“投资人(股权)变更”栏中，已明确记载了北京华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出资192万元，占16.0％；同日，企业由“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变更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而2015年8月31日，是企业由“其他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企业名称由“南丰县微红果业有限公司”变更为“江西省鸿远果业股份有限公司”；同日还进行了“注册资本(金)变更”、“住所(经营场所)变更”和“主要人员变更(董事会成员、监事、经理变更)”等。因原判决误将2015年8月31日认定为“股权变更和股权交割日”，从而错误地推导出被上诉人支付完股权转让款后，被上诉人的“股东身份和持股比例被鸿远公司确认”的结论:并推导出第二份协议也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实际履行的协议这一错误的认定；3.华集公司一直声称(包括原一、二审和本次一审法庭调査中)上诉人2015年9月1日汇给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曾文虎的107万元，是归还曾文虎向上市中介机构支付(垫付)的相关费用，其中有合同款也有非合同款;而曾文虎之所以向中介机构支付(垫付)相关费用，是履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关于股权转让款支付方式的约定。按照被上诉人的这一陈述，该107万元即与本股权转让款纠纷有关，应属本案的审理范围。合议庭对该107万元所谓“还款”应予核实；即应查明曾文虎是否依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向中介机构支付(垫付)过相关费用?实际支付(垫付)过多少，是什么时候支付(垫付)的，有何凭证?如果有证据证明曾文虎确实依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向中介机构支付(垫付)过107万元费用，那么该107万元是归还曾文虎的“垫付款”；如果曾文虎所说的依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向中介机构支付(垫付)过107万元相关费用的说辞无证据支持，纯属子虚乌有;则可以证明上诉人所陈述的该107万元确属“走账款”；实际上就是少还被上诉人2015年8月26日的汇款。107万元不是一笔小数目，不能随口一说就予以确认。特别是华集公司在短短的二个月内(与中介机构签订合同的时间是2015年6月底，王鸿斌汇款给曾文虎的时间是2015年9月1日，)就垫付了107万元，这也太奢侈了而且正好是107万，一分不多，一分不少，这也太巧了，太不符合逻辑和常理了。华集公司口口声声说有证据，但就是一直不能提供，显然是虚张声势，自欺欺人。原判决对此关键问题不予审理和评判，也是事实不清的重要表现；（二）本案的核心问题应该是如何对双方的资金往来进行认定和结算，并根据结算结果认定股权转让款是否支付完毕。由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都对公司与公司法定代表人存在着概念上和财产上严重混同的现象。虽然被上诉人特别授权的诉讼代理人在法庭调查中陈述:“被上诉人是上市公司，曾文虎作为法定代表人不可能把个人资产与公司混同”。但依据双方合同的签订和履行的相关事实，可以证明这种将个人与公司混同的现象确实存在:a，事实上是应该公司上市，合同却写成甲方(即股权转让人)上市。这是将公司与个人视为一体的概念混同；b，股权转让是上诉人的个人行为，转让的也是上诉人个人持有的股份，转让款本应支付给上诉人个人。合同却约定将转让款支付给帮助公司上市的中介机构，作为公司的上市中介费。这是将公司与个人视为一体的财产混同；c，被上诉人股权转让款支付对象既有个人，也有公司，这更是将公司财产与个人财产严重混同的重要表现。尽管由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对公司与公司法定代表人存在着概念上和财产上严重混同的行为，导致了本案股权转让款在支付方面比较混乱。但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除发生了股权转让外，无其他业务往来；而第三人(原称:南丰县微红果业有限公司)则只是充当了收、付款的账户作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上诉人方含第三人即原南丰县微红果业有限公司，被上诉人方含其法定代表人曾文虎)之间的资金往来是清晰的、且都有汇款凭证为据；其中上诉人方向被上诉人方的汇款分别为:2015年9月1日的107万元(王鸿斌汇给曾文虎)，2015年11月26日汇款49万元，2016年9月1日汇款150万元，合计306万元。被上诉人方向上诉人方汇款分別为:2015年5月13日汇款15万元(汇入上诉人个人账户)，2015年8月11日汇款28万元，2015年8月25日汇款107万元，2015年10月15日汇款97万元，2016年6月6日汇款150万元，合计397万元(被上诉人汇款全部注明为:往来款)。双方汇款的数额差为被上诉人多汇出91万元；但上诉人的股权转让价款约定为150万元。用被上诉人应付款150万元减去被上诉人多汇出的91万元后，还差59万元。因此，被上诉人还应该支付59万元股权转让款。综上所述，根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上诉人方含第三人包括原南丰县微红果业有限公司，被上诉人方含其法定代表人曾文虎)的资金往来的实际发生额计算，被上诉人确实尚有59万元股权转让款没有支付。而被上诉人所提的股权转让款已全部付清的主张，与事实不符，所提交的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因此，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应该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而原判决事实不清，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实际发生的资金往来进行粗暴地割裂，从而作出被上诉人股权转让款已全部支付完毕的错误认定。为此，特请求上级人民法院依法查明事实，撤销原判，并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判令被上诉人立即向上诉人支付股权转让款59万元，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华集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王鸿斌与华集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与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协议签订后华集公司按照约定分3次支付了股权转让款，双方完成了16%的股权交割。王鸿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华集公司立即向王鸿斌支付股权转让款74万元（后调整为59万元）；2、本案诉讼费由华集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2014年11月18日，王鸿斌与华集公司之间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合同约定：王鸿斌以150万元的价格，将其拥有的南丰县微红果业有限公司（现更名为江西省鸿远果业股份有限公司）16%的股权转让给华集公司。合同签订后，王鸿斌依约将16%股权转让给了华集公司，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但华集公司仅支付了股权转让款91万元，剩余59万元款项至今未向王鸿斌支付，故提起本次诉讼。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鸿斌系南丰县微红果业有限公司（后变更为江西省鸿远果业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华集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曾文虎。2014年11月18日，王鸿斌与华集公司签订了一份《股权转让协议》，甲方为王鸿斌（转让方），乙方为华集公司（受让方）。协议约定的与本案审理有关的内容如下：王鸿斌将其持有的南丰县微红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微红果业公司”）16%的股份转让给华集公司，转让价款150万元，华集公司为微红果业公司在新三板上市和融资支付150万元的中介费，该款项作为华集公司应支付的股权受让款。协议还约定了其他内容。此次股权转让经微红果业公司于2014年11月18日召开股东会议表决通过。2015年8月25日，以王鸿斌为甲方，华集公司为乙方，签订了一份《之补充协议》。该份补充协议与本案审理有关的约定如下：1.甲乙双方就2014年11月1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第二条“股权转让价格、价款的支付方式及交割期”第2款，补充签订条款；2.乙方合计为甲方在新三板上市和融资全程支付共计150万元的上市中介费，已经由乙方向王鸿斌支付15万元，向微红果业公司支付28万元，乙方未向甲方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为107万元，乙方确认将于本补充协议签订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付至微红果业公司；3.甲方确认该补充协议变更的付款安排，且确认乙方按该份补充协议完成付款后，即视为乙方完成了股权转让款支付义务；4.该份补充协议为2014年11月1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补充协议，不影响协议其他条款的内容和效力，未在本补充协议中约定的事项，仍适用《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5.该份补充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2015年8月25日，王鸿斌在该份补充协议上签名确认，华集公司加盖公章确认。2015年8月26日，华集公司向微红果业公司支付了107万元，在此之前华集公司于2015年5月13日向王鸿斌支付15万元，同年8月11日，向微红果业公司支付28万元。2015年8月30日，华集公司法定代表人曾文虎作为股东在《江西省鸿远果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上签字，该章程确定华集公司持股比例为16%。2015年8月31日，微红果业公司向抚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办理了变更登记，变更登记后，微红果业公司名称变更为鸿远公司，企业类型从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华集公司董事长曾文虎为公司董事。王鸿斌和华集公司及鸿远公司一致认可2015年8月31日为转让股权交割日。为使鸿远公司获得进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交易的资格，按提供企业挂牌前期辅导、挂牌推荐服务中介机构的要求，2017年5月20日，以鸿远公司为甲方、华集公司为乙方，王鸿斌为丙方签订了一份《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协议约定的主要内容如下：1.鉴于王鸿斌于2014年11月向华集公司转让其持有的微红果业公司16%的股权（出资额192万元），双方最终确认股权转让价款为198万元，华集公司已经向王鸿斌支付了15万元，华集公司尚需支付183万元。同时，鸿远公司向华集公司借款尚未归还；2.甲乙丙三方一致同意，华集公司将对微红果业公司183万元债权转让给王鸿斌，与华集公司尚未支付给王鸿斌的183万元股权相抵销，等同华集公司向王鸿斌支付完毕股权转让款。由此三方确认，华集公司持有鸿远果业16%的股权合法有效；3.甲方承诺在2017年12月31日之前归还王鸿斌个人欠款。《股权转让补充协议》还约定了其他事项。另查明：1.微红果业公司系一家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是王鸿斌，该公司希望通过股改，获得进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交易的资格（俗称上“新三板”）。华集公司的住所地在北京市朝阳区，其在微红果业公司完成股改并申请进入新三板的过程中提供指导和建议，在华集公司的介绍下，微红果业公司为完成股改获得证券公司推荐上新三板，先后签订了四份合同：分别是与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改制及推荐挂牌财务顾问协议书》，合同约定的服务费为80万元；与北京兴华会计事务所签订了《审计业务约定书》，合同约定的服务费为30万元；与北京市天拓律师事务所签订了《法律服务合同》，合同约定服务费为30万元；与中瑞国际资产评估（北京）有限公司签订了《评估业务约定书》，合同约定评估费5万元，以上四份合同总额为107万元；2.2015年9月1日，王鸿斌通过其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丰支行的账户向曾文虎6225880171760425的账号（开户行为北京市招商银行十里河支行）汇款107万元，用途及附言一栏记录为“还款”；3.王鸿斌、微红果业公司、鸿远公司与华集公司之间还存在其他出借款项往来；4.华集公司从王鸿斌受让16%股权的目的是希望通过资本运作让微红果业公司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并实现在新三板的上市，让受让股权增值获利。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有二个：一、王鸿斌转让微红果业公司16%的股权给华集公司是依哪份合同进行交易的？二、华集公司是否支付了全部股权转让款？结合查明的事实，一审法院作如下认定：一、王鸿斌转让微红果业公司16%的股权给华集公司的是依哪份合同进行交易的？王鸿斌和鸿远公司认为是依2014年11月1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进行股权交易。华集公司认为是依2014年11月1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和2015年8月25日签订的《之补充协议》进行股权交易。一审法院支持华集公司的观点，理由如下：首先2017年5月2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补充协议》是王鸿斌、华集公司与鸿远公司三方签订的，三方在庭审中均认可该份协议并非缔约三方真实意思表示，故该协议不能作为确定股权交易双方权利义务的依据。其次王鸿斌、华集公司和鸿远公司均认可2014年11月1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该次股权转让得到了微红果业公司股东的同意，股权转让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股权转让协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可以作为确定王鸿斌和华集公司股权转让交易权利义务的依据。最后落款时间为2015年8月25日《之补充协议》从内容上看是王鸿斌和华集公司针对《股权转让协议》第二条中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格、价款的支付方式及交割期”的一个变更，该变更是当事人协商一致的结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因此该份补充协议自王鸿斌和华集公司在协议上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即在2015年8月25日生效。双方也实际履行了该补充协议，即在补充协议签订后，华集公司按照该补充协议约定的付款时间、付款金额、收款人履行了付款义务。基于以上理由，一审法院认定王鸿斌和华集公司是依据2014年11月1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和2015年8月25日签订的《之补充协议》进行股权交易，上述两份合同应为确定双方权利义务的依据。二、华集公司是否支付了全部股权转让款？王鸿斌认为华集公司虽然在2015年8月26日向微红果业公司支付了107万元股权转让款，但是这107万元只是走账款，2015年9月1日，王鸿斌通过其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丰支行的账户，将107万元转至华集公司法定代表人曾文虎的个人账户上，所以实际上华集公司并未付清股权转让款。华集公司认为除了股权转让交易，鸿远公司（原微红果业公司）与华集公司还有其他款项往来，从汇款单上显示的用途来看，王鸿斌汇款给曾文虎是为了“还款”，因此不能认定华集公司支付的107万元是为了走账。一审法院认为，华集公司在2015年8月26日将107万元付至微红果业公司后，便履行完了全部股权转让款的支付义务，理由如下：1.华集公司将107万元付至微红果业公司是依据前文一审法院已经确认的《之补充协议》的约定而为之，且在上述补充协议的第1条第（2）项约定华集公司履行完补充协议第（1）项的付款安排，完成付款后，即视为完成了股权转让款的支付义务。107万元是华集公司最后一笔付款义务，华集公司付款完毕后即已经履行完了全部付款义务；2.在华集公司支付完107万元后，2015年8月30日，华集公司的股东身份和持股比例被鸿远公司章程确认，并在2015年8月31日在抚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变更登记，应视为在华集公司支付完股权转让款后，双方完成了股权交割；3.2015年9月1日，从王鸿斌个人账户上汇出的107万元，收款人是曾文虎，并不是华集公司，且汇款单注明的用途为“还款”，从王鸿斌举证的《北京华集与王鸿斌、南丰微红、江西鸿远资金往来表》来看，除这笔107万元的收款人是曾文虎个人账号，其它资金往来账户均是通过华集公司的公司账户进行资金往来，因此仅凭汇款数额相同，并不能认定这107万元是王鸿斌将107万元股权转让款返还给了华集公司。结合对二个焦点问题的认识，一审法院认为，王鸿斌和华集公司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之补充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依法成立，合法有效，双方均应当依约履行合同义务。协议签订后，华集公司已经分三次履行了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随后双方亦完成了16%股权在事实上和法律上的交割，王鸿斌依据双方的资金往来表结算出华集公司还应支付的股权转让款是混淆了股权转让法律关系和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其诉请一审法院判令华集公司支付59万元股权转让款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王鸿斌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9700元，由王鸿斌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经审理查明，除上诉人对原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中的“2015年8月31日，微红果业公司向抚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办理了变更登记，变更登记后，微红果业公司名称变更为鸿远公司，企业类型从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华集公司董事长曾文虎为公司董事。”有异议，其认为，2014年8月31日仅仅是公司名称和性质进行了变更，股权和股东并没有进行变更，鸿远公司股权变更的时间是在2014年12月15日，已经在工商登记做了变更，在2014年8月31日的时候将公司名称由南丰县微红果业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江西省鸿远果业股份有限公司，同一天还做了注册资本等的变更，双方当事人对原审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没有异议，本院对以上无争议事实予以确认。关于股权转让款是否履行完毕的问题。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都不认可2017年5月2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补充协议》，认定该份协议系为券商签订的虚假协议，故本案股权转让可排除该份协议。双方当事人对2014年11月18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均无异议。双方争议焦点为在2015年8月25日签订的《之补充协议》，上诉人王鸿斌主张该份协议也是虚假的，被上诉人认为该份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从该协议内容看，合同第一条即对已经支付款项43万元及尚欠款项进行了确认，其和鸿远公司在该协议签订前的已付银行流水记录相符，可认定该份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真实有效。从一审双方当事人提供的银行流水记录看，该协议约定的107万元已经由双方公司银行转账给付，按照以上协议约定可认定华集公司已经按协议履行完付款义务。至于王鸿斌在2015年9月1日将107万元另行通过银行转账至曾文虎个人账户并注明“还款”，不属于本案公司股权转让审查范围，也不能排除王鸿斌与曾文虎的其他经济往来可能性，王鸿斌可另行依法向曾文虎主张权利。王鸿斌主张华集公司实际并未给付107万元股权转让余款，股权转让协议并未履行完毕，与事实不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本院认为，上诉人王鸿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700元由上诉人王鸿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万燕飞审判员  王一敏审判员  黎 璆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四日法官助理董珍书记员鄢雅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