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2民终325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胡富良，男，1952年3月5日生，汉族，住江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尚虎，北京市盈科（江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燕明，北京市盈科（江阴）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符凤金，女，1955年8月27日生，汉族，住江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尚虎，北京市盈科（江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燕明，北京市盈科（江阴）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胡德明，男，1963年4月12日生，汉族，住江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刚，江苏江成（江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曹玉芳，女，1962年6月30日生，住江阴市。上诉人胡富良、符凤金因与被上诉人胡德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阴市人民法院(2019)苏0281民初138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07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胡富良、符凤金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胡德明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仅从收据形式内容判定不能证明双方之间有转让工程款债权抵销借款的债权转让合意，一审错将收据作为孤立的事实看待，未结合交付收据前的结算行为、收据备注的内容情况、胡德明将收据交付胡德良的事实、胡德明拿到收据后从未告知胡富良未收到款或再向胡富良索要借款的一系列事实，并结合胡富良提交的原始账本记载情况进行综合认定，未排除胡德明的主张与其行为的相互矛盾，陈述违背常理的合理怀疑，导致最终对胡富良交付收据行为的法律性质认定错误。1、胡富良将收据交付胡德明之前，双方就借款本息进行了结算。截止2015年结欠利息6.9万元，胡德明和胡富良经过协商同意至2016年8月1日交付收据时利息按照5万元结算，加上本金23万元，共计28万元，即收据金额28万元的来源。按常理，如果双方之间不是为结清债务，仅是委托收款，不可能事先进行结算，更不可能减免利息。在当时胡德良实际控制企业结欠胡富良上千万元工程款的情况下，胡富良也不可能为讨要28万元委托胡德明去收款。如果是委托胡德明去讨要工程款，基于胡德明和胡德良的亲兄弟关系，根本没有必要出具收据。胡富良和胡德明进行结算并减让部分利息的目的就是要了结双方的债务。2、收据上备注的“转胡德明房款”是当时胡富良亲自书写，当时记载“房款”是因胡德明催要借款的理由是儿子要买房，所以记载为“房款”，是胡富良从胡德明索要借款的用途角度做的备注，后来符凤金做账时将“房款”划去，改为“借款本息”，这一修改虽然发生在交付收据后，但都是在2016年做的记载，胡富良自制账本记载的胡德明款项已结清的内容也是2016年做的记载，这些记载内容能印证胡富良交付收据的目的是为了归还胡德明借款，而非委托胡德明去收款，委托收款应当出具委托书。3、胡德明承认将收据交付给了胡德良，二人是亲兄弟关系，胡德良接受收据显然是已经支付了相应款项或者至少同意付款给胡德明。只有胡德良已经付款或者同意付款了，胡德明才能将收据交给胡德良，毕竟收据是收到款项的凭证，不是催要凭证。如果胡德明将收据交付给胡德良却没有拿到相应款项，他应向胡德良主张付款并在必要时采取法律措施，也会及时告知胡富良，但胡富良从未收到胡德明的任何告知。4、2016年8月1日胡德明拿到收据后，至2019年8月29日起诉，胡德明从未向胡富良提到没收到该28万元，也从未再向胡富良要过该借款。如果双方之间是胡德明主张的委托向第三人要款，其作为受托人在没有要到款又将收款凭证交给债务人的情况下，应该及时告知胡富良。如果双方借款债务没有在2016年8月1日结清，胡德明也不会在要不到款的情况下，在接下来的三年多时间里再也不提借款的事，这显然是违背常理的。胡富良从1999年开始向胡德明借款，到2012年都是按年付息，从未出具过利息收条，两人都不具备法律专业知识，又是旁系堂兄弟，不应该从形式上苛求双方之间必须有明确的、书面的债权转让合意，而应结合已有证据综合认定双方之间的行为。二、关于诉讼时效问题。一审认为借条未载明还款时间，本案不应起算诉讼时效的观点不成立。借条虽未载明还款期限，但在2012年之前每年都有还款行为。2012年之后没有还款，直至2016年8月1日双方进行结算后交付了收据。在交付收据时双方经过协商减让部分利息，将借款债权锁定为28万元。即使不考虑交付收据转让债权抵销借款的性质，退一步至少能得出此时借款到期的结论。更何况胡德明在拿到收据后交给了胡德良，此时其应当清楚只有拿到钱才能交付收款凭证，否则不管是他的利益还是胡富良的利益必然面临损害，诉讼时效都应当起算。从2016年8月1日结算交付收据后，至2019年8月29日胡德明起诉期间，胡德明从未向胡富良提起未收到28万元款项的事，也从未再向胡富良索要借款。在胡德明起诉后，双方的谈话录音中胡富良、符凤金多次质问胡德明“既然没拿到钱，为什么三年来从未提过”，胡德明并未作出任何反驳或辩解，证明胡德明庭审中所称的“每年都要的”系虚假陈述。三、符凤金仅经手过3万元借款手续，未参与其余20万元借贷，该20万债务不应作为共同债务处理。四、退一步讲，不管胡富良与胡德明之间是否转让债权抵销借款，也不管胡德明是否从胡德良或江苏爱多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多公司）处收到相应款项，仅凭胡德明将收据交付给胡德良这一事实，其就无权再向胡富良主张债权。假若胡富良与胡德明之间的本意是委托胡德明收款，胡德明在没有收到款项的情况下将收据交给胡德良损害了胡富良的利益，并且他在长达三年多的时间内没有告知胡富良这一情况，甚至在起诉前明知胡富良与胡德良就双方之间债权债务进行一次性结算的情况下，仍没有告知胡富良，显然具有恶意。五、本案胡德明有恶意发起虚假诉讼的嫌疑。胡富良多年来为胡德良实际控制的鼎阳置业、万沅置业、爱多公司等单位施工，期间胡德良随意压价工程款并且长期拖欠，至2019年上半年尚结欠工程款五六百万元。后因胡德良及其控制的企业资金链断裂、停业，实际控制人涉嫌刑事犯罪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普通债权面临巨大风险，收款无望。胡德良曾将万沅置业开发的周庄一品花园2套房产作为工抵房抵偿给胡富良之子，并办理了网签备案手续，但其又将该2套房产转让给其合作者曹万清从事经营。另外，胡德良曾安排以胡富良之子名义借名购买蟠龙湾花园2套房产以取得银行贷款，该2套房产登记在胡飞名下。在胡德良及其企业名下资产都被司法机关查封、冻结后，该2套房产因登记在胡飞名下而逃脱查封。本案起诉前，一方面胡德良不想支付胡富良工程款，但却想要回蟠龙湾花园及周庄一品花园房产，不得已同意商议支付部分房款及工程款，另一方面胡富良面临正常情况下收不到工程款的困境，为尽量减少损失，胡富良不得已与胡德良商议，双方经过长时间激烈争吵、交锋后商定以200万元结清双方全部债权债务，该200万元由胡德良的合作伙伴曹万清出资，胡富良的所有工程款债权转让给曹万清，上述房产全部过户给曹万清。胡德明对上述商议过程是明知的，胡德明的代理人参与了胡富良与胡德良工程款争议的解决，在双方商议过程中，胡德明完全有机会告诉胡富良该28万元未收到的事，这样胡富良可以借相关房产仍在其控制下的时机要求胡德良额外支付该笔款项，但胡德明没有进行告知，而是在胡富良将上述房产过户给曹万清前夕提起本案诉讼。此充分说明其与胡德良恶意串通，以损害胡富良、符凤金利益。胡德明答辩称：一、2016年8月1日的收据不能作为债权转让的凭证。双方办理结算并减让利息并不等于双方的债务了结。收据是胡富良委托胡德明向胡德良催讨工程款的凭证，收据载明的金额是委托催讨的金额。收据上备注的“转胡德明房款”和“转胡德明借款本息”，均系胡富良、符凤金事后自行添加，胡德明不予认可。收据上的“转胡德明借款本息”中的“借款本息”是符凤金添加，表明符凤金对该笔借款是明知的，属夫妻共同债务。二、胡德明虽已将收据交给胡德良，但之后爱多公司从未明确向胡德明表示是否支付钱款或支付多少钱款。至本案诉讼后，胡德明才知道胡德良并未将收据交给爱多公司财务人员入账，导致爱多公司未能向胡德明交付收据载明的款项。对此，爱多公司已在诉讼中出具了情况说明。胡德明在逢年过节与胡富良一起吃饭时，都会向胡富良提到没有从爱多公司拿到钱的事，并不如胡富良、符凤金所说在三年中从未提起。三、本案不存在虚假诉讼的问题。胡德明与胡富良之间借贷关系真实合法。胡德明对胡富良与胡德良、曹万清之间的往来情况不清楚，也未参与他们之间的结账事宜。胡德明是在知晓胡富良有工程款可收取的消息，但胡富良拒绝向胡德明还款的情况下，才提起了本案诉讼。胡德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胡富良、符凤金偿还借款本金23万元及利息（至2016年8月1日为5万元；自2016年8月2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本金2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8%计算；以本金3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0%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5年2月6日，胡富良向胡德明出具借条1份，内容为：“兹有胡付良今借到胡德明现金贰拾万元正，年息捌厘。借款人：胡付良”。2008年2月6日，胡富良向胡德明出具借条1份，内容为：“今借胡德明现金叁万元正（30000），年息壹分计算。借款人：胡富良。”一审中，胡德明陈述该份借条系由符凤金书写并代胡富良签字，符凤金认可该份金额为3万元的借条系由其书写。关于已支付利息的情况，胡富良提交如下证据：1、记账凭证10份，内容主要为胡富良记录的其与包括胡德明在内的他人的借款往来及利息计算情况。胡德明认为记账凭证属于胡富良自书证据，对真实性没有发表意见，对于胡富良陈述的已支付利息17.92万元不予认可，两张借条共已支付12.4万元利息，其只认可最后两份借条，之前的账目不清楚。2、证人王某、李某的证言，主要内容为胡富良向王某、李某的借款及胡富良向王某、李某支付利息的情况。对于胡德明和胡富良之间的借款往来，王某、李某均表示不清楚。胡富良认为证人证言能够反映其每年支付利息，且在出借人收到利息时无需签字或者出具收条的情况，佐证记账凭证的真实性，记账凭证上的出借款基本已在2017年全部还清。胡德明认为证人证言仅是反映证人与胡富良之间的资金往来，证人对于胡德明与胡富良之间的借款往来不知情，所以证人证言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一审中，双方一致确认经过协商，截止至2016年8月1日的利息按照5万元结算。关于已还款情况，胡富良提交如下证据：1、编号为0277460的收据1张，内容为“入帐时间2016年8月1日，交款单位：爱多光伏，收款方式：现金，人民币（大写）贰拾捌万元正（280000元），收款事由宿舍改建工程款，2016年8月1日。”收据下方单位盖章处书写有“胡富良，转胡德明（划去房款）借款本息”字样。收据内容为胡富良书写，收据是存根联原件。对该份证据，胡德明称：对于收据真实性有异议，该收据中胡富良书写的“转胡德明借款本息”应该是胡富良在2019年添加的，对于其他的内容，给爱多公司的一联胡德明在2016年8月1日收到的，但是该一联中没有上述“转胡德明借款本息”，当时是胡德明向胡富良要借款，因为利息在2012年开始就没有支付，所以胡德明向胡富良要款，胡富良提出爱多公司结欠他工程款。胡德明和爱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胡德良系亲兄弟关系，让胡德明代胡富良问爱多公司索要会比较方便，所以胡富良开具收据给了胡德明。该收据的取得，仅仅是第三方支付的行为而不是债权转让行为，胡德明收到收据以后没有让爱多公司财务入账，也没有收到爱多公司支付的款项，所以胡德明与胡富良之间的借款关系没有消灭。关于该份收据，胡富良陈述：出具收据的真实意思是胡德明陈述和胡德良讲好可以拿钱，所以胡富良书写这份收据，因为凭收据可以拿钱；收据上单位盖章处只要有胡富良的签字，爱多公司凭收据付钱，收据不管给谁，只要有收据，爱多公司就应当付钱；收据仅是出具给胡德明，并没有给爱多公司的胡德良；给胡德明收据时收据上没有“转胡德明借款本息”这行字，是胡富良事后添加的；当时胡德明要给儿子买房子，所以当时添加了“房款”二字，后来胡富良老婆符凤金说不合适，是借款不是房款，就把“房款”划去。2、胡富良的账本1份，记载主要内容为胡德明本金23万元，胡富良写收条胡德明，直接问胡德良拿本息28万元的条。胡富良认为，其在2016年还清款项之后就在账本上做了相应的记录，账本上的记录的形成时间是在2016年8月份。符金凤陈述，在2015年结欠利息是69000元，双方商量按照5万元，加上本金一共28万元，给胡德明收据就结清了借款。胡德明对账本的真实性不予认可。3、胡德明儿子胡凯与胡富良儿子胡澄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及胡德明与胡富良家人在2019年9月25日在周庄法庭商量时的谈话录音。其中，胡凯在微信聊天中回复“利息拿到了，后面的没有拿到，的确有这回事，但是爱多没有入账，也没有扣你父亲的钱，这些都可以查明，调解我爸只要本金”。录音的主要内容为胡德明认可在2016年收到胡富良书写的付款单一张，付款单在胡德良处但是胡德良没有付款。庭审中，胡德明认可收到2016年8月1日形成的收据一张，且收据已经由胡德明的儿子交给胡德良，但是胡德良没有付款。一审中，胡德明提交情况说明1份，出具人为爱多公司，出具时间为2019年9月25日。爱多公司在该份情况说明中陈述：1、爱多公司并未收到收款人为“胡富良”、金额“280000元”、编号为“0277460”、出具时间为“2016年8月1日”，备注“转胡德明借款本息”的收据；2、爱多公司也没有按照收据内容向胡德明支付28万元；3、假设收据原件留存在外（或者胡富良未收回的），爱多公司不认可收据内容，该收据自动作废。若爱多公司按上述收据对外付款，付款行为对胡富良亦不产生任何效力。爱多公司在该情况说明下方落款处盖章确认。对于该份情况说明，胡富良认为：1、胡德明与爱多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胡德良是亲兄弟关系，存在利害关系；2、胡德明在拿到收据后没有从爱多公司收到该款项，也与胡富良无关，当时爱多公司结欠胡富良的工程款金额远大于该收据金额，收据是胡德明主动提出的该付款方式。一审法院就情况说明向爱多公司进行了调查，并制作了调查笔录。被调查人为爱多公司的主办会计卞洁，其在调查笔录中陈述：1、2019年9月25日的情况说明是爱多公司出具的；2、爱多公司没有收到2016年8月1日的收据；3、28万元没有支付给胡德明，爱多公司与胡德明之间没有往来；4、对于胡富良是否在爱多公司有应收工程款无法确定，胡富良没有拿凭证和爱多公司结账。胡富良对调查笔录中卞洁陈述有异议，其认为：1、爱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胡德良与胡德明系兄弟，双方之间有利害关系，且胡德良与胡富良之间曾因结算款项发生过激烈的争吵，所以胡富良对调查笔录中的内容不予认可；2、胡富良以个人名义及其挂靠的东方建筑公司与胡德良名下包括爱多、鼎阳在内的多家公司之间有工程款往来，当时东方建筑公司与爱多公司之间的工程往来仅是部分，胡德良当时有上千万元的工程款没有向胡富良支付；3、庭审中，胡德明也已确认将收据交给爱多公司，而爱多公司现在却不认可收到收据，与实际情况不符。江阴市华宏村村民委员会于2019年10月28日出具证明1份，内容为“兹有胡富良，符凤金系我村居民，双方为夫妻关系，存在事实婚姻，未办理结婚登记。双方育有两个儿子，长子胡飞，在江阴市中医院工作，次子胡澄，在江苏华宏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财务科工作”。以上事实，有借条、情况说明、调查笔录、记账凭证、收据、录音、微信聊天记录、账本、证人证言、证明，以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卷佐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2016年8月1日形成的收据性质如何认定，胡富良是否已清偿借款本息？2、本案起诉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3、胡德明主张借款系胡富良、符凤金夫妻共同债务，是否应当得到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一，债权转让的构成要件必须满足以下条件才具有效力：一是有效存在债权，二是债权的转让人与受让人就债权让与达成合意，三是转让债权具有可让与性，四是必须具有让与通知。首先，本案2016年8月1日形成的收据中，仅有胡富良事后书写的“转胡德明借款本息”字样，该字样在胡富良转让收据时并未存在。除此以外，该份收据中并无其他内容体现胡德明及胡富良就转让胡富良享有的对爱多公司的债权达成明确合意的意思表示。其次，除上述收据外，胡德明与胡富良未就债权转让达成其他协议，胡富良、符凤金书写的借条并未收回销毁，并不存在凭收据抵销胡德明对胡富良享有的债权的意思表示。再次，爱多公司出具情况说明陈述未收到该份收据，且未支付胡德明28万元，胡富良也未举证证明胡德明已在爱多公司处收到款项。综合上述观点，不能认定胡富良出具收据即还清了借款。关于争议焦点二，借款合同纠纷的诉讼时效应自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开始起算。本案中，由胡富良、符凤金出具的借条中并未明确还款时间，且2016年8月1日出具的收据仅是截止当日胡德明与胡富良之间的债权债务结算，收据上双方也未明确约定履行期限，胡富良结欠胡德明借款本息的行为存续至今，故胡德明起诉要求胡富良归还借款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关于争议焦点三，符凤金对借款利息的结算和胡富良28万元收据内容的书写及出具情况均清楚，2008年2月6日的借条也系由符凤金代胡富良书写，胡富良、符凤金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负本案债务，应为夫妻共同债务。符凤金未有充分证据证明该债务非夫妻共同债务，对符凤金的抗辩意见，不予支持。故胡富良、符凤金应承担共同还款之责。综上所述，公民之间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的保护。根据借条、收据等证据，结合胡德明、胡富良、符凤金于庭审中的陈述，对胡富良、符凤金向胡德明借款23万元及截止至2016年8月1日结欠利息5万元的事实予以认定。对2006年2月6日出具的借条约定利息按年息捌分计算，2008年2月6日出具的借条约定利息按年息一分计算，予以确认。债务应当清偿，故胡富良、符凤金应承担偿还借款本金23万元、结欠利息5万元、以20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8月2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8%计算的利息，及以3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8月2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10%计算的利息。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胡富良、符凤金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偿还胡德明借款本金23万元，及利息（截至2016年8月1日利息为5万元、以20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8月2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8%计算，以3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8月2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10%计算）；案件受理费已减半收取2750元、保全费3020元，合计5770元，由胡富良、符凤金负担。二审经审理，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胡富良、符凤金提交由胡德良、胡富良、曹万清签订的协议，主要内容为胡富良与胡德良所有业务合同结算工程余款全部转移给曹万清；胡澄、胡飞名下的五套房产全部转移至曹万清或曹万清指定的人名下；曹万清代胡德良向胡富良支付200万元；胡富良及其相关利益人的结算视为胡德良已全部结清。胡富良、符凤金提供该证据以证明胡德明的起诉具有恶意。其认为胡德良及其关联企业结欠胡富良五六百万元工程款无力归还，但胡富良控制了胡德良五套房产，后双方协商以200万元了结债权债务，胡富良将房产还给胡德良；因胡德明未将爱多公司未给付其收据载明的28万元的事告知胡富良，导致胡富良在与胡德良结账时未将该28万元计算在内；上述结账协议签订后，胡德明即提起本案诉讼，明显存在恶意。胡德明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其未参与该结账协议的协商和签订，对协议不知情，且胡德良结欠的工程款有五六百万元，28万元不会左右双方之间的结算。二审中，胡德明提供落款署名为“胡德良、胡勤安”的情况说明，内容为：胡德良虽收到胡德明交付的收据，但被其遗失，其未将收据交给爱多公司财务入账，导致爱多公司未将工程款支付给胡德明；此事胡德良对胡德明有愧，所以在和胡富良、曹万清协商并签订结账协议过程中曾多次告知胡富良，要求其拿到曹万清支付的工程款后立即归还胡德明借款，胡富良也同意收到工程款后会立即归还胡德明借款；胡富良亲兄弟胡勤安也参与了协议的商谈。胡富良对该情况说明真实性不认可，并认为胡勤安虽与胡富良是亲兄弟，但胡勤安为胡德良工作，与胡德明有利害关系。胡富良、符凤金并提交由“胡勤安”在上述情况说明复印件上署名的说明，内容为“本人受曹万清委托支付给胡澄本票贰佰万元正，其余事项本人不知情”。一审及二审过程中，胡德明均表示因为其与胡富良是堂兄弟，所以每年碰头时，包括逢年过节聚餐时，胡富良到胡德明家看望胡德明母亲时，胡德明均向胡富良提及其在胡德良处没有拿到钱。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胡富良向胡德明交付收据的行为系转让工程款债权以偿还借款债务，还是约定由第三人向胡德明归还借款；二、胡德明主张本案借款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三、本案借款中的20万元是否为胡富良、符凤金夫妻共同债务；四、本案是否属胡德明恶意提起的虚假诉讼。本院认为，关于争议焦点一，胡富良向胡德明交付收据，但双方对于该行为系债权转让还是约定第三人履行未作明确。胡富良留存的收据上虽记载了“转胡德明借款本息”，但此系事后由胡富良及符凤金加注，胡德明对此并不知晓，故不能依此认定胡富良与胡德明对债权转让达成合意。如构成债权转让，则因胡德明获得了胡富良的工程款债权，故胡德明对胡富良享有的借款债权因履行完毕而归于消灭，可见是否构成债权转让对胡德明的借款债权具有重大意义，因此必须征得胡德明的同意，而本案现有证据并不足以证明胡德明同意接收胡富良的工程款债权。胡德明接受胡富良交付的工程款收据的行为应认定为胡富良与胡德明约定由第三人爱多公司向胡德明支付相应款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五条规定，当事人约定由第三人向债权人履行债务，第三人不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债务人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根据该条法律规定，如爱多公司未向胡德明交付款项，则胡富良仍应向胡德明归还借款。胡德明虽已将收据交给胡德良，但胡德良表示未将收据交给爱多公司，爱多公司亦表示其未收到本案所涉收据，亦未向胡德明支付款项，因此胡富良仍负有向胡德明归还借款本息的义务。关于争议焦点二，胡德明与胡富良是堂兄弟，且是邻居，故胡德明所作其与胡富良每年碰头时，包括逢年过节聚餐时，胡富良到胡德明家看望胡德明母亲时，其均向胡富良主张权利的陈述符合常理，本院予以采信，胡德明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关于争议焦点三，本案借款发生在胡富良与符凤金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本案部分借条由符凤金代胡富良书写，对其余借款情况，及交付本案所涉收据的情况，符凤金亦均知情。胡富良从事建筑工程施工业务，符凤金为其管理账目，亦可认为符凤金参与了共同经营。因此本案所涉债务为胡富良、符凤金夫妻共同债务。关于争议焦点四，如上所述，胡德明与胡富良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并未消灭，胡德明提起本案诉讼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属于恶意的虚假诉讼。综上所述，胡富良、符凤金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500元，由胡富良、符凤金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徐 冰审判员 贾建中审判员 龚 甜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姜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