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747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市安嘉莉鞋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石马路松园街28号。法定代表人：安建芳。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月仙，广东正念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嘉怡，广东正念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阳国际鞋城王旭良鞋类批发部，住所地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文化路157号（市场1301号）。经营者：王旭良。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旭良，男，1964年6月26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沈阳市东陵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姜淑玲，女，1963年7月3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上诉人广州市安嘉莉鞋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嘉莉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沈阳国际鞋城王旭良鞋类批发部（以下简称王旭良批发部）、王旭良、姜淑玲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1民初24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安嘉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嘉怡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王旭良批发部、王旭良、姜淑玲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安嘉莉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为：王旭良批发部、王旭良、姜淑玲立即向安嘉莉公司支付货款987749元及利息(以所欠货款为本金，从起诉之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迟延付款期间的利息)；2.判令由王旭良批发部、王旭良、姜淑玲承担本案一审、二审全部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以撤销。（一）安嘉莉公司与王旭良批发部、王旭良、姜淑玲双方之间存在真实、合法有效的买卖关系，王旭良批发部、王旭良、姜淑玲拖欠货款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依法应予以支持。1.安嘉莉公司与王旭良批发部、王旭良、姜淑玲双方之间存在真实、合法有效的买卖关系。王旭良作为经营者于2010年登记注册经营批发部，自2011年开始王旭良以经营批发部为由向安嘉莉公司订货购买鞋子，双方之间已实际达成口头买卖协议。在双方交易往来中，通常是王旭良与安嘉莉公司接洽，其配偶即姜淑玲(又名姜雪)负责向安嘉莉公司下单、洽谈货物质量等细节及对账，其儿子王英明负责接收货物、支付货款。而安嘉莉公司一直按照王旭良批发部、王旭良、姜淑玲的订货要求提供相应的货物，并通过物流托运的方式将货物交付给王旭良批发部、王旭良、姜淑玲，履行提供货物的义务。安嘉莉公司与王旭良批发部、王旭良、姜淑玲之间关于买卖的意思表示是一致的，且实际中也发生真实的交易往来，双方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买卖关系。2.依据安嘉莉公司提供的对账单及银行交易明细清单显示，姜淑玲(又名姜雪)就拖欠安嘉莉公司货款事宜进行对账，并签名确认截止2016年5月31日拖欠货款金额为1231997元的事实。经对账无误后，王旭良与姜淑玲的儿子王英明分别在2016年7月4日和2016年11月22日向安嘉莉公司支付部分货款合计60万元。事后，安嘉莉公司按照王旭良批发部、王旭良、姜淑玲要求继续提供货物，至今王旭良批发部、王旭良、姜淑玲仍拖欠货款987749元尚未付清。由此可见，王旭良批发部系由王旭良与其配偶即姜淑玲(又名姜雪)及其儿子王英明共同经营的，一家三口作为批发部的共同经营者应对批发部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因此，安嘉莉公司己履行了提供货物的义务，但王旭良批发部、王旭良、姜淑玲却拖欠货款构成违约，理应承担相应的付款及违约责任。（二）根据双方之间的交易习惯，王旭良批发部、王旭良、姜淑玲在收到货物后应支付相应的货款，现因王旭良批发部、王旭良、姜淑玲逾期未支付货款己构成根本性违约。安嘉莉公司有权向王旭良批发部、王旭良、姜淑玲主张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迟延付款期间的利息，且不违反强制性法律规定，应予以支持。王旭良批发部、王旭良、姜淑玲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作出答辩。安嘉莉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王旭良批发部、王旭良、姜淑玲立即向安嘉莉公司支付货款987749元；2.王旭良批发部、王旭良、姜淑玲从本案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迟延付款期间的利息给安嘉莉公司；3.由王旭良批发部、王旭良、姜淑玲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王旭良批发部系2010年7月20日成立的个体工商户，经营者王旭良，登记状态：存续（在营、开业、在册）。诉讼中，安嘉莉公司为证明其主张，向一审法院提供下列证据：1.安嘉莉公司制作的2016年4月、5月、6月、7月、8月、9月、11月的对账单7张、出货明细表5份，拟证明王旭良批发部、王旭良、姜淑玲欠安嘉莉公司货款且进行了对账，并签名确认拖欠货款金额为1231997元的事实。安嘉莉公司主张（上述对账单均是安嘉莉公司制作打印且通过顺丰邮寄给姜淑玲，只有2016年5月的1张对账单上有“姜雪”（即姜淑玲）签名并回寄给安嘉莉公司，其余都没有回寄也没有签名）。2.案外人安鑫的农业银行账户流水清单，拟证明2016年7月4日、2016年11月22日，王旭良批发部、王旭良、姜淑玲通过案外人王英明的账户向安嘉莉公司指定收款人“安鑫”账户支付货款合计60万元，证实王旭良、姜淑玲与王英明三人共同经营沈阳国际鞋城王旭良鞋类批发部的事实。3.物流托运单（复印件），拟证明2016年5月由姜雪签名确认拖欠安嘉莉公司货款后，安嘉莉公司按照王旭良批发部、王旭良、姜淑玲的要求继续向王旭良批发部、王旭良、姜淑玲提供货物，并将货物通过物流托运的方式交付给王旭良批发部、王旭良、姜淑玲的事实。安嘉莉公司称财务做账有保存复印件，但是原件已遗失了。庭审中，安嘉莉公司陈述：安嘉莉公司、王旭良批发部、王旭良、姜淑玲自2011年开始交易，至2016年9月结束，双方没有书面买卖合同，是口头约定买卖合同内容，王旭良批发部、王旭良、姜淑玲是通过电话、电子邮件的方式下单，货物交付约定为安嘉莉公司将货物交付至物流公司即视为交货完毕，运费是由王旭良批发部、王旭良、姜淑玲支付，双方无约定验收标准、质量异议期、付款期限、逾期付款违约责任。以上事实，有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对账单、出货明细表、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托运单及安嘉莉公司陈述等证据证明。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且应当及时提供证据。现安嘉莉公司对其诉请主张提供了对账单、出货明细表、托运单、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为证。分析如下：第一，安嘉莉公司主张2016年5月的对账单客户签名“姜雪”就是姜淑玲，对此并无提供证据证明，故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第二，安嘉莉公司提供的对账单及出货明细表均为安嘉莉公司制作，无王旭良批发部、王旭良、姜淑玲签名，不足以证明王旭良批发部、王旭良、姜淑玲与安嘉莉公司进行过货款对账。第三，安嘉莉公司提供的托运单是复印件，无原件核对，也无其他证据印证，故一审法院对该证据真实性无法认定，对该证据不予采信。第四，安嘉莉公司提供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显示案外人王英明分别于2016年7月4日转账40万元、2016年11月22日转账20万元给案外人安鑫属实。但安嘉莉公司无举证证明王旭良批发部、王旭良、姜淑玲与付款人王英明是委托支付货款的关系，以及安嘉莉公司和收款人安鑫是委托收取货款关系，或者是安嘉莉公司主张的共同经营关系。故该证据不足以证明王旭良批发部、王旭良、姜淑玲曾向安嘉莉公司支付过部分货款60万元。综上，根据安嘉莉公司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安嘉莉公司与王旭良批发部、王旭良、姜淑玲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及王旭良批发部、王旭良、姜淑玲拖欠安嘉莉公司货款情况。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依法由安嘉莉公司承担。对安嘉莉公司要求王旭良批发部、王旭良、姜淑玲支付货款987749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均不予支持，依法予以驳回。王旭良批发部、王旭良、姜淑玲下落不明经公告送达，逾期未到庭参加诉讼，一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一审法院于2019年6月14日作出判决：驳回安嘉莉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3677.4元，由安嘉莉公司负担。本院在审理本案过程中，安嘉莉公司主张存在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证据的情形，为调查姜淑玲的的微信号（尾号为422）、QQ号的注册登记信息及王旭良与姜淑玲的婚姻登记信息，向本院提交《调查令申请书》《调查取证申请书》，依法申请本院出具律师调查令及依职权调取上述证据。本院经审查后，依法向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辽宁省沈阳市公安局沈河分局万莲派出所发出了律师调查令，向财付通支付科技有限公司发出《协助调查函》。安嘉莉公司持令调查后，向本院提交了辽宁省沈阳市公安局沈河分局万莲派出所出具的《证明》。本院另收到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出具的《调查函回函》2份、财付通支付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协助查询复函》。《协助查询复函》载明前述调查的尾号为422的微信号的实名认证信息为王英明。安嘉莉公司质证认为，辽宁省沈阳市公安局沈河分局万莲派出所出具的《证明》，证明姜淑玲与付款人王英明之间是母子关系，进一步证实安嘉莉公司与姜淑玲存在真实、合法买卖关系。对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出具的《调查函回函》2份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财付通支付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协助查询复函》的三性没有异议，该复函证实安嘉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安建芳与姜淑玲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从姜淑玲与王英明之间的母子关系可见，姜淑玲实际是使用其儿子王英明的微信，与安嘉莉公司进行交易往来。结合安嘉莉公司提交的银行流水，可以形成一个交易往来的证据链，证实安嘉莉公司与王旭良批发部、王旭良、姜淑玲之间的存在真实合法有效的买卖关系。二审中，安嘉莉公司向本院补充提交：1.订货合同（复印件），拟证明2016年3-5月期间，姜淑玲以姜雪名义通过电话方式向安嘉莉公司下达订单，安嘉莉公司根据姜淑玲的要求制定订货合同。2016年7月，安嘉莉公司在广州开展订货会，姜淑玲以姜雪名义下达订单，并签名确认订货合同。该组订货合同，结合安嘉莉公司提供的出货明细表（对账单）及物流托运单可见，安嘉莉公司与王旭良批发部、王旭良、姜淑玲之间存在真实、合法有效的买卖关系。2.微信聊天记录，是安嘉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安建芳与姜淑玲之间发生的，拟证明2016年3月17日开始，安嘉莉公司一直通过微信方式向姜淑玲推销不同款式的鞋子，双方之间关于买卖意思表示一致。2016年3月18日，姜淑玲同意下达订单，并要求安嘉莉公司邮寄提供鞋子，同时也在微信中确认拖欠安嘉莉公司货款。2016年3月26日，姜淑玲再次确认订购鞋子，要求安嘉莉公司邮寄送货。2017年3月2日，姜淑玲确认双方的买卖关系无法继续以及拖欠货款的事实，事后安嘉莉公司一直催收货款无果。3.微信聊天记录（提交光盘反映聊天记录），是安嘉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安建芳与王旭良之间发生的，拟证明2016年8月，安嘉莉公司与王旭良就买卖鞋子事宜进行洽谈，王旭良并要求安嘉莉公司进行打样的事实，证实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关系。4.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无法提供原始载体，是安嘉莉公司的业务员胡东仙与姜淑玲之间发生的，拟证明2016年10月，姜淑玲在安嘉莉公司开展订货会订购鞋子的事实。2016年11月21日下午4：11，姜淑玲告知业务员将于明天（2016年11月22日）支付货款事宜，以及2016年11月22日下午2:13姜淑玲向业务员要取公司银行账号，结合安嘉莉公司提供的银行流水可见，王英明于2016年11月22日支付货款20万元，这进一步证实姜淑玲与安嘉莉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关系及拖欠货款的事实。2017年3月开始，业务员一直向姜淑玲催收货款。5.代收货款情况说明、说明人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安鑫名下中国农业银行账户作为安嘉莉公司收取王旭良批发部、王旭良、姜淑玲货款的收款账户，确认在2016年7月4日和2016年11月22日代为收取王英明支付的款项属于安嘉莉公司的货款。6.（2020）粤广白云第10887号《公证书》，拟证明安嘉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安建芳分别与姜淑玲、王旭良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其中，姜淑玲用于与安建芳微信聊天的账号是姜淑玲的儿子王英明的。上述聊天记录证实安嘉莉公司与姜淑玲、王旭良之间存在交易往来。另，安嘉莉公司二审中提交《追加第三人申请书》，以姜淑玲、王旭良、王英明实际上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经营，与安嘉莉公司发生涉案交易，故王英明与本案纠纷存在必要关联性，具有法律上的直接利害关系，应对涉案债务承担清偿责任，故申请追加王英明作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安嘉莉公司主张其与王旭良批发部之间达成口头买卖协议，该批发部由王旭良、姜淑玲共同经营，王旭良批发部、王旭良、姜淑玲拖欠其涉案货款，应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安嘉莉公司对其诉请主张提供了对账单、出货明细表、托运单、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予以证明，一审法院已对上述证据予以了详细分析，本院不再赘述，予以确认。安嘉莉公司主张2016年3月17日开始，安嘉莉公司一直通过微信方式向姜淑玲推销不同款式的鞋子，姜淑玲同意下达订单并确认拖欠货款的事实，提供了安嘉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安建芳与姜淑玲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但经本院调查取证，并非姜淑玲的微信号，故该微信聊天记录并不足以证明姜淑玲与安嘉莉公司之间存在涉案买卖合同关系。且安嘉莉公司提供的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显示案外人王英明分别于2016年7月4日转账40万元、2016年11月22日转账20万元给案外人安鑫，安鑫虽确认其收取的该两笔款项属于安嘉莉公司的，但亦不能据此证明安嘉莉公司主张其与王旭良批发部、王旭良、姜淑玲存在涉案买卖合同关系。安嘉莉公司的主张并无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对安嘉莉公司的主张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对安嘉莉公司要求王旭良批发部、王旭良、姜淑玲支付货款987749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关于安嘉莉公司二审申请追加王英明作为本案的第三人参加诉讼的问题。本案系安嘉莉公司主张与王旭良批发部、王旭良、姜淑玲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王旭良批发部、王旭良、姜淑玲拖欠其货款，安嘉莉公司二审申请追加王英明作为本案的第三人参加诉讼，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安嘉莉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677.4元，由上诉人广州市安嘉莉鞋业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革花审判员  练长仁审判员  曹佑平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陶智斌韦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