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8民终441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宁运河支行，住所地：山东省济宁市吴泰闸路39-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800865951614Q。负责人：王乃玺，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祝国平，山东宏易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孙玉行，男，1964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住济宁市任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杰，泰和泰（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宁运河支行（以下简称农业银行运河支行）、孙玉行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法院（2018）鲁0811民初143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农业银行运河支行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增加赔偿数额447435.6元，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孙玉行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农业银行运河支行无权处分造成损失进一步扩大，存在一定过错，系事实认定错误。1.农业银行运河支行处分涉案房屋并非擅自处分。农业银行运河支行拍卖涉案房屋时与孙玉行签有合法房屋买卖合同，并已实际占有、使用房屋六年，期间无任何争议。《合同法》第一条规定：“为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制定本法。”《合同法》重要的功能就是保障民事活动的动态秩序，即民事活动主体基于合同对将来民事活动作出计划。农业银行运河支行基于买卖合同对能够取得房屋所有权有合理信赖的基础。2.农业银行运河支行的无权处分系善意无权处分。第一，农业银行运河支行在拍卖房屋给案外人张申旺时已经明确表示系现状拍卖，没有恶意隐瞒房屋的权属状况。一审判决仅认定，农业银行运河支行在拍卖公告中没有明确表示拍卖标的无权属证书，但是张申旺在拍卖后亦没有要求农业银行运河支行办理权属登记，足以说明张申旺对涉案房屋的现状是明知的。第二，无权处分并不必然是否定性法律行为。在市场经济生活中，先卖出后买进已成为常态，在签订买卖合同时合同标的物甚至还未客观存在，显然卖方谈不上对标的物的所有权，此类无权处分合同不能对其作否定性评价。此类买卖合同的卖方在签订合同时是善意的，无权处分合同在合同效力方面是没问题的，唯有在履行方面需赖以权利人辅助。在本案中，农业银行运河支行基于与孙玉行之买卖合同，有权利要求孙玉行交付(此交付指办理过户登记)给农业银行运河支行，从而履行与张申旺之间的买卖合同。此过程正是《合同法》动态秩序保障的宗旨所彰显。3.孙玉行一房二卖的恶意违约行为导致农业银行运河支行无法向案外人张申旺履行买卖合同，系各方受损的根本、唯一原因。案外人张申旺与农业银行运河支行之所以产生纠纷，并非因为过户原因产生，是孙玉行要求张申旺返还房屋所致。依据合同相对性，张申旺只能向农业银行运河支行主张违约责任，而农业银行运河支行在承担违约责任后向孙玉行主张违约责任。孙玉行质疑农业银行运河支行能否基于与孙玉行的买卖合同取得涉案房屋的所有权(指办理权属登记)，更能说明其恶意违约的事实。根据买卖合同，农业银行运河支行取得房屋所有权是合同自然之意，若农业银行运河支行不能取得，则孙玉行构成根本违约。交付房屋是孙玉行的合同义务，而非农业银行运河支行的合同义务。4.农业银行运河支行在与孙玉行产生争议后一直积极与其协商，未果后立即通过诉讼来维权。而孙玉行却在诉讼过程中将涉案房屋出售并完成过户登记，导致合同在客观土已无法实际履行。综上，农业银行运河支行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没有过错，不存在因农业银行运河支行过错导致损失进一步扩大的情况。二、一审判决部分法律适用不当。因农业银行运河支行不存在过错，农业银行运河支行已经依照《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积极采取措施防止损失扩大，因此不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十条的规定。依据《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一条的规定，因第三方原因造成合同当事人违约，合同当事人承担违约责任后可向第三方主张权利。农业银行运河支行向张申旺承担违约责任后，有权向孙玉行要求赔偿全部因孙玉行违约所造成的损失。综上，农业银行运河支行在两个买卖合同履行过程中均不存在过错，恳请法庭查明事实后依法改判。孙玉行辩称：一、农行济宁分行对涉案房屋不属于善意无权处分，对拍卖造成的赔偿属于扩大损失，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涉案房屋2006年拍卖时，农业银行运河支行与孙玉行的纠纷也没有进入法律程序，孙玉行与农业银行运河支行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发生在2009年，不符合基于《物权法》第二十八条“特殊原因导致物权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取得房屋物权”的规定。2005年拍卖公告中显示该房屋状态为“无土地证、无房产证”，在这种前提下进行的拍卖不构成善意无权处分。本案农业银行运河支行上诉状中提到“农业银行运河支行的无权处分系善意无权处分”，在法律上仅有善意取得，本次拍卖应为擅自处分，系2006年的拍卖公告中隐瞒“无土地证、无房产证”的事实继续拍卖所导致。《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等情形进行认定。”以上情形明显看出，农行济宁分行不但不防止损失的扩大，反而继续违反拍卖法对产权不明确的房屋进行拍卖属于扩大的损失。本案一审判决也认定农行济宁分行对涉案房产为“无权处分”、也认定“实施了无权处分行为”(一审判决书p23-24)，故对于扩大损失不应当赔偿。农业银行运河支行上诉状中提到“张申旺对房屋状态是明知的，无权处分不必然否定法律行为”。可以看出张申旺在购买时是有重大过错的，对于农行济宁分行的无权处分是自身原因造成，与他人无关，这种损失同样是孙玉行无法预见到的。依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的规定，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法发(2009)40号)第10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在计算和认定可得利益损失时，应当综合运用可预见规则、减损规则、损益相抵规则以及过失相抵规则等，从非违约方主张的可得利益赔偿总额中扣除违约方不可预见的损失、非违约方不当扩大的损失、非违约方亦有过失所造成的损失以及必要的交易成本。请求依法认定本案扩大损失及预见损失。二、农业银行运河支行混淆了合同关系与物权的概念。即便孙玉行与农业银行运河支行之间存在房屋买卖关系，签订合同与取得房屋物权不属于同一法律概念。房屋为不动产标的物，《物权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物权，是指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即便拍卖时对房屋的状态对张申旺告知，恰恰印证了该拍卖行为违反《拍卖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委托人委托拍卖物品或者财产权利，应当提供身份证明和拍卖人要求提供的拍卖标的所有权证明或者依法可以处分拍卖标的证明及其他资料”。房屋在没有物权确认的情况做出的拍卖有违《拍卖法》的规定，也应无效。法院即便认定了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但不能以此对抗物权设立的原则。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六条的规定，该拍卖及拍卖产生的行为不具有法律效力。综上对农行济宁分行事实的无权处分行为，其自身应对张申旺产生相应的合同责任。三、孙玉行是否一房两卖，与农行济宁分行向张申旺履行房屋买卖合同无因果关系，系自身重大过错造成。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鲁08民终1056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即便孙玉行、宋秀荣不将涉案房产另行出售给案外人，农业银行运河支行也不可能取得涉案的房产。在法院的认定中看出，农业银行运河支行对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房屋仅与夫妻一方签订买卖合同，自然不能取得涉案房产的物权，农行济宁分行依据合同对外拍卖自然也不可能实现合同目的。这种情况下的处分，也说明自身无处分权，不属于善意无权处分，农行济宁分行具有重大过错。四、农行济宁分行对张申旺的赔偿造成的损失，由农业银行运河支行向孙玉行主张，违反合同相对性原则。农业银行运河支行陈述依据合同相对性，张申旺只能向农业银行运河支行主张违约责任。强调一下，本处上诉状中所列上诉人为农业银行运河支行，事实上与张申旺发生纠纷的是农业银行济宁分行，对该事实不能混淆。既然农业银行运河支行认可合同相对性，农行济宁分行对张申旺的赔偿自然与农业银行运河支行无关，进而不能对他人的损失向孙玉行主张。（2017）鲁08民终1056号民事判决书也更好的释明了合同相对性原则：《房屋买卖协议》的效力仅对孙玉行和农业银行运河支行具有法律约束力。根据《中国农业银行财务管理制度》第三条规定看，农行实行分级管理的财务制度，农业银行运河支行与农行济宁分行都为基本核算单位，财务各自独立、并不混同，在法律上具有独立的诉讼主体资格。农业银行运河支行无权就上级行造成的损失要求孙玉行承担赔偿责任，农行济宁分行的损失不能等同于农业银行运河支行的损失。五、农业银行运河支行依据《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一条的规定要求孙玉行承担赔偿责任，其表述曲解立法本意，农业银行运河支行与孙玉行之间的纠纷应单独解决，与农行济宁分行对张申旺的赔偿无关。孙玉行在房屋买卖协议违约后对农业银行运河支行责任承担问题，明显不是等同于农行济宁分行对张申旺的赔偿数额，孙玉行对农业银行运河支行的违约与农行济宁分行对张申旺的赔偿之间不存在关联性，一审法院混淆了合同相对性。孙玉行即便违约，双方也应按照下列方式处理：1.依约定：房屋买卖协议第三条约定的产权过户时间为付清全部借款三日内办理房屋确权等手续。假设农业银行运河支行支付孙玉行的50万元为购房款，其于2002年3月8日向孙玉行支付完毕，故农行济宁分行与孙玉行双方合同纠纷的时间应为2002年3月11日，之后对没有取得的物权不得处置，对于2006年滥用处分权利造成的的赔偿自然与孙玉行无关。2.按法定：参照《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1年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因出卖人的原因导致合同解除的，买受人请求出卖人赔偿损失的范围是纠纷发生时诉争房屋的现实价值与合同约定价格之间的差价。归于本案，即便赔偿，也应当依照双方的房屋买卖合同纠纷2009年作为时间点，不能依据任城法院（2016）鲁0811民初11636号案件中的房屋鉴定依据对张申旺的赔偿数额作为本案赔偿依据。六、农行济宁分行与张申旺一案产生的诉讼费、评估费和租金损失等属于间接费用，不能作为损失金额予以认定。七、即便赔偿，农业银行运河支行对张申旺的赔偿具有过错，应减轻孙玉行的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十条规定：“买卖合同当事人一方违约造成对方损失，对方对损失的发生也有过错，违约方主张扣减相应的损失赔偿额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1.对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房屋仅与夫妻一方签订买卖合同，自然不能取得涉案房产的物权。农行济宁分行依据合同对外拍卖自然也不可能实现合同目的，这种情况下的处分，农行济宁分行具有重大过错。不能取得涉案房产物权，进一步说明对张申旺的赔偿属于扩大损失责任，孙玉行不应当赔偿。2.即便农业银行运河支行2000年与孙玉行存在房屋买卖协议，协议签订后也应当及时要求办理过户。然而农业银行运河支行直到2009年对孙玉行提起诉讼，近九年的时间才要求确认合同效力，期间农业银行运河支行也没有要求孙玉行过户或者主张权利，其怠于行使权利，自身具有重大过错。孙玉行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农业银行运河支行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农业银行运河支行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农业银行运河支行就农行济宁分行对张申旺的赔偿有向孙玉行请求追偿的主体资格，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错误，违反合同相对性原则。农行济宁分行与张申旺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鲁08民终2256号民事判决书，该案判决农行济宁分行对张申旺进行赔偿。2256号案件当事人并不涉及孙玉行及农业银行运河支行，赔偿款也是农行济宁分行向张申旺支付，与农业银行运河支行无关。即便孙玉行与农业银行运河支行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有效，其合同主体为孙玉行与运河支行双方，一审判决混淆了买卖合同主体关系，孙玉行与农行济宁分行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鲁08民终1056号民事判决也认定：“《房屋买卖协议》仅对孙玉行(孙玉行)及农行运河支行(农业银行运河支行)具有法律约束力”。即便处置涉案房产，其权利人应当为农业银行运河支行，农行济宁分行无权委托拍卖。农行济宁分行造成的损失应自行承担，无权要求他人承担，农业银行运河支行更无权就农行济宁分行的损失向孙玉行主张，一审判决关于农业银行运河支行主体资格的认定在事实及适用法律上错误，违反合同相对性原则。二、涉案房产被农行济宁分行拍卖违反《拍卖法》，其拍卖行为应当无效。即便孙玉行与农业银行运河支行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有效，孙玉行与农行济宁分行对张申旺的赔偿无因果关系。《拍卖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委托人委托拍卖物品或者财产权利，应当提供身份证明和拍卖人要求提供的拍卖标的的所有权证明或者依法可以处分拍卖标的的证明及其他资料”。即便孙玉行与农业银行运河支行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存在违约，其违约行为仅约束孙玉行与农业银行运河支行。2006年涉案房产由农业银行运河支行的上级银行农行济宁分行委托山东银星拍卖有限公司拍卖进行处分，本案一审法院也认可拍卖时农行济宁分为“无权处分”行为。涉案房产拍卖时在没有所有权证明，也没有判决文书的前提下就进行了拍卖，更能说明农行济宁分行在拍卖时明显违反拍卖法的相关规定，应当无效，农行济宁分行应自行承担无权处分、违法拍卖的后果。农行济宁分行对张申旺进行的赔偿，并非农业银行运河支行进行的赔偿，农业银行运河支行并没有损失，就农行济宁分行对张申旺的赔偿农业银行运河支行无权向孙玉行主张。故农行济宁分行无权处分行为及违法拍卖对张申旺造成的赔偿与孙玉行无任何因果关系。三、农业银行运河支行与农行济宁分行财务各自独立，并不混同。根据中国农业银行关于印发《中国农业银行财务管理制度》的通知第三条的规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行、直属分行，地(市)分、支行，县(市、区)支行为基本核算单位。”上述规定可见，农行实行分级管理的财务制度，农业银行运河支行与农行济宁分行都为基本核算单位，财务各自独立、并不混同，农行济宁分行对张申旺的赔偿不能等同于农业银行运河支行的损失。且本案中对张申旺的赔偿是农行济宁分行承担，与农业银行运河支行无关，更能说明主体资格不同、财务独立。四、即便农行济宁分行就张申旺的赔偿，农业银行运河支行可以向孙玉行主张，但农行具有重大过错，应免除或减轻孙玉行的责任。依据《买卖合同解释》第三十条的规定，买卖合同当事人一方违约造成对方损失，对方对损失的发生也有过错，违约方主张扣减相应的损失赔偿额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1.农业银行运河支行就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房屋仅与孙玉行一方签订房屋买卖协议，明显具有过错。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鲁08民终1056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即便孙玉行、宋秀荣不将涉案房产另行出售给案外人，农行运河支行也不可能取得涉案房产。农行济宁分行在不是合同相对人的前提下无权处分、违法拍卖涉案房产导致的责任，其具有重大过错，应免除孙玉行的责任。2.即便农业银行运河支行2000年与孙玉行存在房屋买卖协议，协议签订后也应当及时要求办理过户，然而农业银行运河支行直到2009年才对孙玉行提起诉讼，近九年的时间才要求确认合同效力，期间农业银行运河支行从没有要求孙玉行过户或者主张权利，怠于行使权利，自身具有重大过错。3.农行济宁分行对其无权拍卖造成的损失更属于扩大损失。《合同法》第119条规定：“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一审法院认为农行济宁分行的拍卖为无权处分，2006年拍卖公告中明确显示该房屋状态为“无土地证、无房产证”，一审法院判决认可农行济宁分行对涉案房产为“无权处分”行为，在这种前提下就进行了拍卖，农行济宁分行具有重大过错。委托拍卖造成的损失属于扩大损失，农行济宁分行、农业银行运河支行均不得就农行济宁分行造成的扩大损失及自身过错导致的赔偿向孙玉行主张。4.农行济宁分行违法违规拍卖房屋给张申旺造成损失，属于孙玉行无法预见到的损失，对无法预见损失不应赔偿。《合同法》第113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本案中农业银行运河支行购买房屋的目的是营业用房，用于经营，对于农行济宁分行违法违规委托拍卖，给张申旺造成的损失是孙玉行无法预见到的，也是不可能预见到的，孙玉行对此不承担责任。农业银行运河支行辩称，一、一审法院判决的是孙玉行向农业银行运河支行承担违约损害赔偿责任，而非农业银行运河支行就济宁分行向张申旺的赔偿直接行使追偿权。(一)孙玉行的第一条上诉理由曲解了一审法院的裁判理由。1.济宁中院(2017)鲁08民终1056号民事判决认定：“《房屋买卖协议》仅对孙玉行及农行运河支行具有法律约束力”。该认定的背景是济宁中院分析孙玉行的配偶宋秀荣并非该合同当事人，而非分析农业银行运河支行与农行济宁分行的主体问题。2.一审判决在事实认定方面没有混淆买卖合同主体关系。一审判决阐述的是农行济宁分行的损失能否作为农业银行运河支行向孙玉行主张违约损害赔偿依据的问题。虽然孙玉行与农行济宁分行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但是农行济宁分行与农行运河支行之间存在着监督、管理的上下级关系。而且农行济宁分行作为农业银行运河支行的上级管理分行，有权处分下级支行的财产，才连接了农业银行运河支行与孙玉行之间的买卖关系，与农行济宁分行与张申旺之间的买卖关系。一审判决阐述的是农行济宁分行的损失产生是否与孙玉行对农业银行运河支行违约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这与主体关系没有太大关系。(二)孙玉行的第三条上诉理由存在以偏概全的逻辑错误。财务独立不是区分主体是否具有同一性的唯一标准。农业银行运河支行与农行济宁分行均是财务基本核算单位，财务独立，从而推出两者主体的绝对独立是不对的。首先，两者的财务是相对独立，农行总行下发的《中国农业银行财务管理制度》并非法律，系企业内部管理规章制度，仅是为了方便开展业务、经营管理而赋予各分支机构相对独立的财务核算权。根据《商业银行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商业银行对其分支机构实行全行统一核算，统一调度资金，分级管理的财务制度。该条规定足以说明，两者的财务是相对独立，最终为农行总行的统一核算。第二，农业银行运河支行系农行济宁分行的直属分支机构，法人的分支机构系法人为经营业务在某一区域设立的业务活动机构，二者主体具有同一性。不管是《民法总则》《公司法》《商业银行法》等实体法，还是《民事诉讼法》，均只是赋予法人分支机构程序上的诉讼主体资格，而不赋予其实体的独立的权利能力。因此，不能仅因为农业银行运河支行与农行济宁分行财务上的相对独立，就否定二者的财务统一核算，更不能无视商业银行上下级分行之间系特殊关联性的主体。(三)涉案房产被农行济宁分行拍卖处分合法有效，且农行济宁分行不存在过错。第一，农行济宁分行拍卖涉案房产时能够提供买卖合同，并且农业银行运河支行已经实际占有、使用该房产。根据《拍卖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并非仅指拍卖时必须提供所有权证书，还包括“其他资料”。第二，《拍卖法》第四十一条不是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即使拍卖行为违反了该条规定，并不必然导致拍卖行为无效。根据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的规定，无权处分的买卖合同亦为有效合同。无权处分仅影响合同的履行，但不影响合同的效力。第三，农行济宁分行在拍卖涉案房产时已经明确告知竞拍人无权属证书、现状拍卖。农业银行运河支行基于与孙玉行之间有合法的买卖合同，并且已经实际占有、使用了涉案房产达6年之久。虽然在程序上没有办理不动产权属登记，没有不动产所有权的权利外观，但是已经实际享有了涉案不动产所有权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实质，并且基于买卖合同享有物权期待权。在此背景下，农行济宁分行作为上级分行处分下级支行的闲置资产，拍卖行为有效，主观上并不存在过错。第四，农行济宁分行的拍卖行为合法有效已是经两级法院审理且认定的事实，孙玉行就已决问题重复纠缠，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四)应综合考虑本案纠纷产生的各个因素来衡量一审判决的合理性。一审法院判决以农行济宁分行向张申旺赔偿的数额为基础来判定运河支行的实际损失合法、合理。1.本案的房屋买卖关系与农行济宁分行和张申旺之间的买卖关系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第一，买卖标的为同一房屋。第二、农行济宁分行为农业银行运河支行的上级分行，对于农业银行运河支行的资产有管理、处分的权力。具体本案来讲，涉案房屋作为运河支行的固定资产，在营业网点迁址后，成为农业银行运河支行的闲置资产，农行济宁分行根据农业银行管理规章有权统一处置。第三，农行济宁分行向张申旺履行合同义务有赖于孙玉行向农业银行运河支行履行合同义务。而孙玉行向农业银行运河支行履行合同义务是依法必须履行的义务。第四，农行济宁分行之所以在与张申旺的买卖合同中违约，其根本原因是孙玉行在与农业银行运河支行的合同中违约。孙玉行的违约与农行济宁分行的违约存在引起与被引起的因果关系。2.孙玉行只强调农业银行济宁分行与农行运河支行是不同的合同主体这一点因素，无视本案中两个买卖合同之间诸多的事实上的关联性。如果按照孙玉行的观点，农行济宁分行的损失自行承担，而违约方却可以通过一房二卖来获利，这显然不符合公平原则。一审判决关于“原告是否是本案适格的主体、农行运河支行因不能取得涉案房产物权所遭受的损失金额”这两个焦点问题所进行的说理，充分衡量了本案的农业银行运河支行与农行济宁分行之间的主体相对独立的特殊性，农业银行运河支行就农行济宁分行对张申旺承担违约责任这一损失存在直接利害关系，孙玉行违约是导致农行济宁分行向张申旺违约的根本原因等因素而作出有利于农业银行运河支行的判决，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二、农业银行运河支行在与孙玉行的买卖合同关系中不存在过错，不应免除或减轻孙玉行的责任。一审判决认为农业银行运河支行就损失的产生存在一定过错，农业银行运河支行亦对此问题提出上诉，具体理由同农业银行运河支行的上诉状。农业银行运河支行需要说明的是，农业银行运河支行在上诉状中陈述“上诉人处分涉案房屋”未区分农业银行运河支行与农行济宁分行，为避免影响二审法院对事实的认定，农业银行运河支行说明拍卖涉案房屋系农业银行运河支行的上级分行基于对下级支行的管理职权统一进行的拍卖，与张申旺签订合同的主体是农业银行济宁分行。农业银行运河支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违约损失1737178.2元；2.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案涉房屋坐落于济宁市任城区首复兴居住组团4号楼南数第1号营业房，房屋建筑面积为212.4平方米，该房屋原登记房权所有权人为被告孙玉行，房权证号：济宁市房权证中区字第××号。2000年12月29日、2001年1月11日、2001年1月20日、2001年2月23日、2002年3月8日，农业银行运河支行分别向被告支付10万元、20万元、5万元、10万元、5万元，合计50万元。2001年初，农业银行运河支行以上述房产开办金桥储蓄所办公场所。2005年11月，农业银行济宁分行委托山东银星拍卖有限公司对涉案房产进行拍卖，山东银星拍卖有限公司于2005年11月9日在济宁日报刊登鲁银拍字[2005]第115号拍卖公告，载明拍卖标的名称：济宁市金桥储蓄所营业用房，位置：市中区（现任城区）草桥口批发市场裕荣大酒店西，建筑面积约286m2，证件状况：无房产证无土地证，拍卖时间定于2005年11月20日上午9:00，后该房产流拍。2006年6月，农业银行济宁分行再次委托山东光彩银星拍卖有限公司对涉案房产进行拍卖，山东银星拍卖有限公司于2006年6月16日在济宁日报刊登鲁银拍字[2006]第50号拍卖公告，载明：拍卖“太东储蓄所营业用房（金桥所）”，位置：市中区（现任城区）草桥口批发市场裕荣大酒店西，房产面积286平方米，拍卖时间定于2006年6月24日。该拍卖公告未标注证件状况。拍卖当天，张申旺以600000元价款获拍，并与山东光彩银星拍卖有限公司签订《成交确认书》。2006年6月26日，张申旺向拍卖公司支付成交价款600000元及佣金18000元，农业银行济宁分行将涉案房屋交付张申旺，张申旺随即对房屋进行装修，花费38600元。装修完毕后，张申旺与文巨签订《房屋租赁协议书》，将涉案房产出租于文巨使用，租赁协议约定：每年税后租金为29600元。出租期限为5年，自2006年7月20日起至2011年7月20日止。如文巨提前解除协议，原交押金不退还作为违约金支付（违约金为一万元整）。五年内张申旺不得将房屋另出租他人，如张申旺违约，除退还乙方押金外，应向文巨支付一万元违约金。2009年，孙玉行向张申旺主张返还涉案房屋，并否认与农业银行运河支行存在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在此情形下，农业银行运河支行于2009年2月24日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双方于2000年12月21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有效，并要求孙玉行协助其办理涉案房产过户手续。本院经审理作出（2009）任民初字第46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涉案房屋归农业银行运河支行所有，孙玉行协助农业银行运河支行办理房产过户手续。孙玉行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10月28日作出（2010）济民五终字第108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撤销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法院（2009）任民初字第467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原告对该判决不服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7月26日作出（2011）鲁民提字第208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原一、二审判决，发回本院重审。期间，孙玉行及其配偶宋秀荣于2011年4月2日将涉案房产以99万元价款出售卖给孟祥东，并办理房产过户登记手续。因农业银行运河支行要求孙玉行协助办理房屋过户登记手续陷入履行不能，故农业银行运河支行向本院申请撤回上述案件第二项诉讼请求，本院予以准予。2013年11月18日，本院作出（2012）任民一重字第2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原告与被告孙玉行房屋买卖关系成立，双方于2000年12月21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合法有效。被告孙玉行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2月10日作出（2014）济民再终字第5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5年,宋秀荣向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要求撤销（2014）济民再终字第56号民事判决书及（2012）任民一重字第25号民事判决书，裁定将案件指定法院重审并参加诉讼。后该院作出（2015）济民初字第16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宋秀荣的诉讼请求。宋秀荣不服该判决，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要求撤销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济民初字第160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8月15日作出（2016）鲁民终97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作出后，宋秀荣又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21日作出（2016）最高法民申357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宋秀荣的再审申请。2015年4月22日，农业银行运河支行向本院起诉孙玉行、宋秀荣，并将张申旺列为第三人，要求撤销农业银行运河支行与孙玉行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并要求孙玉行、宋秀荣退还购房款50万元，并连带赔偿各项损失暂定为150万元。本院于2016年10月27日作出（2015）任民初字第278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解除农业银行运河支行与孙玉行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孙玉行、宋秀荣连带返还农业银行运河支行购房款50万元及赔偿各项损失1025244元。孙玉行、宋秀荣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在此期间，张申旺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解除与山东光彩银星拍卖有限公司签订的房屋成交确认书，并要求农业银行济宁分行、山东光彩银星拍卖有限公司返还购房款、佣金，并赔偿各项损失。2017年4月20日，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鲁08民终1056号民事判决书，认定根据合同相对性，农业银行运河支行仅能追究孙玉行的违约责任，宋秀荣不应承担返还房款及赔偿损失的责任；原审法院以房屋增值认定为农业银行运河支行损失属事实认定错误，应于纠正。农业银行运河支行向张申旺承担的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可作为农行运河支行的损失，但张申旺诉农业银行案件正在审理过程中，农业银行承担的违约损失尚不能确定，即农业银行的损失尚未实际发生，其向孙玉行主张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条件尚未成就，该损失可待农业银行获得生效裁判后另行主张。故判决：维持解除农业银行运河支行与孙玉行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的判决，撤销宋秀荣承担连带责任的判决，并变更判决孙玉行返还农业银行运河支行购房款50万元。2016年11月17日，张申旺以农业银行济宁分行、山东光彩银星拍卖有限公司为被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解除与山东光彩银星拍卖有限公司签订的房屋成交确认书；判令农业银行济宁分行返还成交价款600000元，被告山东光彩银星拍卖有限公司返还拍卖佣金18000元；判令农业银行济宁分行、山东光彩银星拍卖有限公司赔偿房屋差价损失1093568.2元、房屋装修费用38600.00元、房屋面积差价利息赔偿108549.17元、房屋预期可得租金房屋法定孳息赔偿506015元、佣金利息赔偿12654.25元；判令农业银行济宁分行、山东光彩银星拍卖有限公司承担案件的诉讼费及评估费。本院于2017年12月29日作出（2016）鲁0811民初1163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解除张申旺山东光彩银星拍卖有限公司于2006年6月24日签订的“成交确认书”；二、农业银行济宁分行返还张申旺房款600000元；三、农业银行济宁分行赔偿张申旺房屋增值损失1093568.2元、租金损失474994元；四、农业银行济宁分行支付张申旺评估费20000元；五、驳回张申旺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5819元，由张申旺负担1511元，由农业银行济宁分行负担24308元。农业银行济宁分行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6日作出（2018）鲁08民终225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4309元，由农业银行济宁分行负担。2018年6月27日，农业银行济宁分行按照（2016）鲁0811民初11636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金额，通过其名下中国农业银行账户（账号：15×××45）向张申旺名下中国农业银行账户（账号：62×××12）转账2212870.2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农业银行运河支行是否具有原告主体资格；农业银行运河支行因不能取得涉案房产物权而遭受的损失金额；农业银行运河支行对损失的产生是否具有过错，孙玉行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一）关于农业银行运河支行是否具有原告主体资格。原告主张农业银行运河支行系农业银行济宁分行的直属分支机构，二者具有同一性，法律也仅赋予法人分支机构程序上的诉讼主体资格，而未赋予其独立的权利能力。《商业银行法》第二十二条也明确商业银行分支机构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总行承担。农业银行运河支行无权处分其固定资产，必须经上级分行统一处理，农业银行济宁分行向张申旺赔偿的损失与本案被告在履约中的违法行为存在事实上的因果关系。且生效裁判也释明农业银行运河支行在处理完与张申旺的房屋买卖纠纷后可以依据新的事实另行主张权利，故农业银行运河支行作为原告，主体适格。被告孙玉行则抗辩农业银行运河支行与农业银行济宁分行之间主体不能混同，即便农业银行运河支行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最终也应由农业银行总行主张权利。分行对内管理上仅有审批权，其财务应当独立，双方财产不能混同。原告在答辩中所引用的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生效日期在本案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之后，故不能适用该司法解释，孙玉行处分的是夫妻共同财产，依据物权法规定，农业银行运河支行不能取得涉案房产的物权，被告与原告损失无关。该院认为，本案法律关系为房屋买卖合同关系，故认定原告主体是否适格时，仅需根据双方之间是否具有有效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原告是否具有民事诉讼行为能力、双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是否存在违约行为进行判断。而原、被告在诉讼过程中将农业银行济宁分行处分涉案房产是否系有权处分、其处分财产所产生的损失是否应由农业银行运河支行主张权利作为争议焦点，显然是考虑了无关因素，该争议点应在认定农业银行运河支行遭受的损失时予以考虑。关于原、被告之间是否具有有效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第二款规定，对于上述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本案中，原、被告之间订立的《房屋买卖协议》已经三级法院审理，其效力已被生效裁判所确认，被告虽主张生效裁判认定事实不实，但其提交的证据仍为生效裁判所审查过的房屋租赁合同，且未对《房屋买卖协议》效力提出新的抗辩，根据上述规定，本院对原、被告之间存在真实有效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予以确认。关于原告是否具有民事诉讼行为能力，本院认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一类特殊的商业主体，同时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调整，农业银行济宁分行以及农业银行运河支行作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分支机构，也系公司法中规定的分公司，虽没有独立财产、不能独立承担责任，但被赋予在经营范围内独立缔约的能力及诉讼主体资格，具有民事诉讼行为能力。被告主张的应由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主张权利，否定了法律赋予分公司的民事诉讼行为能力，无事实基础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合同相对方履行合同过程中是否存在违约行为，根据生效裁判文书查明事实可以认定农业银行运河支行在合同签订后，先后分五次向被告支付了购房款，被告孙玉行虽向原告交付房屋，但未办理房屋过户手续，致使农业银行运河支行不能取得涉案房产的物权，后又以向他人出售涉案房产并办理房产过户登记的方式彻底剥夺农业银行运河支行取得涉案房产物权的权利，已构成根本违约，致使农业银行运河支行购房目的不能实现。虽原、被告之间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已被解除，但根据法律规定，并不影响清结条款的效力及违约责任的承担。综上所述，农业银行运河支行作为合同一方主体，具备民事诉讼行为能力，在合同相对方违约后依据双方订立的有效合同提起合同纠纷诉讼，主体适格。（二）关于农业银行运河支行因不能取得涉案房产物权而遭受的损失金额。原告主张被告孙玉行一房数卖导致其不能取得涉案房产物权，进而导致农业银行济宁分行处分房产时遭受损失，而农业银行运河支行及农业银行济宁分行主体同一，属于上下级隶属关系，农业银行济宁分行处分农业银行运河支行已经上级银行授权，故农业银行济宁分行向案外人赔付金额及因此遭受的诉讼损失应认定为农业银行运河支行的损失，并以此主张损失额为2237178.2元。被告孙玉行则抗辩农业银行济宁分行无权处置下级银行固定资产，商业银行各分支机构上下级之间最多只有审批权，而无处置权，农业银行运河支行并无损失，而农业银行济宁分行所遭受的损失系其无权处分所导致，与孙玉行无关。该院认为，农业银行济宁分行处分涉案房产所产生的损失已经生效裁判认定，且农业银行济宁分行也已实际履行。加之农业银行济宁分行因赔偿损失而花费的诉讼费，损失额共计2237178.2元。该房产虽由农业银行济宁分行具体处分，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在性质上与商业银行形成本公司和分公司的关系，又根据分公司与母公司一体财产原则，农业银行济宁分行处分涉案房产所遭受的损失应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损失，与被告抗辩一致。但同时，损失虽系公司整体损失，但农业银行济宁分行系基于有效的买卖合同所创设的取得涉案房产物权的期待利益而处分房产，而涉案房产的原物权人为孙玉行，后房产又被农业银行运河支行所管理、控制的固定资产，因此与该损失具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认定为农业银行运河支行。且《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对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民事责任问题的复函》规定，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在总行授权范围内开展业务时，与其他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发生纠纷引起民事诉讼的，应以分支机构作为诉讼主体，而不应以其总行作为诉讼主体。故以与实际损失具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分公司作为权利人也系上述规定的应有之意。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文件对于农业银行济宁分行是否有权处置农业银行运河支行财产的规定系公司内部管理制度规定，不具有外部性，不影响损失金额的认定。故农业银行运河支行因不能取得涉案房产物权而遭受的损失金额应为2237178.2元。原、被告双方所争议的孙玉行向孟祥东出售房屋价款，与本案损失的认定无关联性，且具体金额已经生效裁判认定，本院不予重复审查。（三）关于农业银行运河支行对损失的产生是否具有过错，孙玉行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原告农业银行运河支行主张处置涉案房产系通过公开拍卖形式出售，该拍卖行为不能称之为过错行为。尽管处置房产时尚未获得涉案房产的不动产登记证书，但原、被告就涉案房产订立了有效的房屋买卖协议，原告已支付房产的对价且已使用多年，处置房产系基于取得涉案房产所有权的信任，显然系善意处分。被告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一房数卖，已经构成严重违约。出售房产价格较高，其违约行为反而导致获利，违反公平原则。原告在纠纷产生后积极提起诉讼，防止了损失的进一步加大，亦不存在过错。被告孙玉行则抗辩原告并未实际取得涉案房产的物权，此时擅自处分，成立无权处分。在拍卖过程中，故意隐瞒其未取得涉案房产物权事实，对损失的造成具有重大过错，因此损失系农业银行济宁分行无权处分造成，与孙玉行无关。该院认为，原、被告均认可涉案房产原登记所有权人为孙玉行，也认可在处分房产时没有取得涉案房产物权。而擅自处分他人之物成立无权处分，故尽管农业银行运河支行主张处置房产系基于取得涉案房产所有权的信任，但不可否认其无权处分行为对损失的扩大具有一定过错。同时，还应意识到农业银行运河支行及农业银行济宁分行虽实施了无权处分行为，但其取得涉案房产所有权的期待利益应予保护，而农业银行运河支行遭受损失的主要原因还系孙玉行未能全面履行双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约定义务所致，孙玉行与农业银行运河支行签订房屋买卖协议后受领农业银行运河支行交付的购房款，但否认房屋买卖协议效力，后又一房数卖导致农业银行运河支行订立合同的目的无法实现，构成根本违约，严重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故其违约行为对损失的产生具有较大过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十条规定：“买卖合同当事人一方违约造成对方损失，对方对损失的发生也有过错，违约方主张扣减相应的损失赔偿额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原告农业银行运河支行虽对违约损失的产生具有一定过错，但孙玉行的违约行为仍系损失产生的主要原因，根据上述规定，本院酌定孙玉行对原告遭受的损失承担80%的责任，即孙玉行违约行为给农业银行运河支行造成的损失额为1789742.6元（2237178.2元×80%）。综上所述，该院认为，原、被告之间具有合法有效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原告依据双方签订的合同提起合同纠纷之诉，主体适格。履约过程中，农业银行运河支行在未取得涉案房产物权的前提下，处分涉案房产，对因此产生的损失具有一定过错，但该损失产生的主要原因仍系孙玉行根本违约所导致，故本院酌定孙玉行给农业银行运河支行造成的损失额为1789743元，因孙玉行已依照生效判决退还农业银行运河支行购房款500000元，冲减购房款后，孙玉行尚需赔偿原告农业银行运河支行1289742.6元（1789743元-500000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条、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三条规定，判决：一、被告孙玉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宁运河支行因其违约造成的损失1289742.6元；二、驳回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宁运河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0434.6元，由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宁运河支行负担5263.2元，由被告孙玉行负担15171.4元。二审中，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阶段争议的焦点问题是：1.农业银行运河支行是否是本案适格主体；2.孙玉行是否存在违约行为？如果存在，其应向农业银行运河支行赔偿损失的数额如何确定？关于焦点1，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对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民事责任问题的复函》，“专业银行（商业银行）设在各地的分支机构虽不具备法人资格，但属于“其他组织”，具有诉讼主体资格，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参加诉讼。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在总行授权范围内开展业务时，与其他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发生纠纷引起民事诉讼的，应以分支机构作为诉讼主体，而不应以其总行作为诉讼主体。”因此，农业银行运河支行属于其他组织的范畴，其具备诉讼主体资格，可以作为民事诉讼当事人参加诉讼。本院已经生效的（2014）济民再终字第56号民事判决，已经认定农业银行运河支行与孙玉行之间存在真实有效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农业银行运河支行作为合同的相对方，向孙玉行主张违约责任，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有权作为诉讼主体参加本案诉讼。孙玉行主张农业银行运河支行就农行济宁分行对张申旺的赔偿没有请求追偿的主体资格，这实质是涉及赔偿损失数额如何确定的问题，本院将在下一个焦点问题中详细予以阐述。关于焦点2，农业银行运河支行诉孙玉行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历经一审、二审、申请再审、发回重审等多次诉讼。但根据最终生效的我院（2014）济民再终字第56号民事判决，农业银行运河支行与孙玉行之间存在真实有效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孙玉行明知与农业银行运河支行之间存在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且在已经收取房款的情况下，又将涉案房屋转售他人谋取利益，构成根本违约。故孙玉行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根据本院已经生效的（2017）鲁08民终1056号民事判决，“由于孙玉行的无权处分导致农行运河支行不能根据《房屋买卖协议》取得案涉房产的物权，最终导致张申旺不能最终取得案涉房产的物权，张申旺已经另案提起诉讼，要求农行运河支行承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农行运河支行向张申旺承担的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孙玉行无权处分造成的，所以农行运河支行向张申旺承担的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可以作为农行运河支行的损失，向孙玉行主张权利。但是，张申旺诉农行运河支行的案件正在审理过程中，农行运河支行向张申旺承担的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还不确定，亦即农行运河支行的损失尚未实际发生，其向孙玉行主张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的条件尚未成就。农行运河支行根据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文书向张申旺承担违约责任后，可以根据新的事实和理由另行向孙玉行主张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上述内容存在明显的文字笔误，即存在将农业银行运河支行与农行济宁分行混淆的情况，因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张申旺诉农行济宁分行的案件正在审理过程中，张申旺从未起诉过农业银行运河支行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故根据上述判决，农行济宁分行向张申旺承担的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孙玉行无权处分造成的，所以农行济宁分行向张申旺承担的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可以作为农行运河支行的损失，向孙玉行主张权利。另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商业银行对其分支机构实行全行统一核算，统一调度资金，分级管理的财务制度；商业银行分支机构不具有法人资格，在总行授权范围内依法开展业务，其民事责任由总行承担。可见，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经营管理的财产权属于总行，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在经营管理过程中所遭受的损失亦属于总行的损失。因此，农行济宁分行因委托拍卖涉案房屋而遭受的损失属于农行总行的损失，该项损失是因孙玉行在履行其与农业银行运河支行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存在违约行为导致，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由农业银行运河支行向孙玉行主张权利，并无不当，应予支持。本案中，农行济宁分行因处理涉案房产而遭受的损失已经实际发生，且其已经按照生效判决履行完毕。根据我院已经生效的（2018）鲁08民终2256号民事判决，结合张申旺的诉讼请求，农行济宁分行承担损失的数额共计1568562.2元（房屋增值损失1093568.2元+租金损失474994元）。农行济宁分行支付的评估费和诉讼费系因诉讼而支出的必要费用，该项损失不属于孙玉行预见到或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而可能造成的损失，不应由孙玉行负责赔偿；农行济宁分行向张申旺返还的成交价款60万元，是房屋成交确认书解除后应当返还的价款，亦不属于农行济宁分行的实际损失。一审法院对损失的认定存在错误，本院予以纠正。关于上述损失应当如何分担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十条规定：“买卖合同当事人一方违约造成对方损失，对方对损失的发生也有过错，违约方主张扣减相应的损失赔偿额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根据我院生效的（2017）鲁08民终1056号民事判决，涉案房产系孙玉行、宋秀荣的共同共有财产，宋秀荣不是农业银行运河支行《房屋买卖协议》的相对人，《房屋买卖协议》仅对孙玉行及农业银行运河支行具有法律约束力。因此，即便孙玉行、宋秀荣不将涉案房产另行出售给案外人，农业银行运河支行也不可能取得涉案房产的物权。农业银行运河支行在没有取得涉案房产物权的情况下，处分涉案房产，对损失的产生存在一定过错，其应当自行承担部分责任。但因涉案损失产生的主要原因系因孙玉行“一房两卖”根本违约所致，故孙玉行应当承担主要责任。一审法院综合分析双方的过错程度，判令孙玉行承担80%的责任，农业银行运河支行自行承担20%的责任，在合理限度之内，应予支持。故孙玉行应当承担的损失数额为1254849.76元（1568562.2×0.8）。综上，农业银行运河支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孙玉行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法院（2018）鲁0811民初1436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法院（2018）鲁0811民初1436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孙玉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中国农业股份有限公司济宁运河支行因其违约造成的损失1254849.76元。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9434.6元，由孙玉行负担14760.9元，由中国农业股份有限公司济宁运河支行负担5673.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4420元，由孙玉行负担15964元，由中国农业股份有限公司济宁运河支行负担845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闫先东审判员  宋汝庆审判员  史海洋二〇二〇年九月二日书记员  刘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