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民终613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向运萍，女，1967年1月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昱霖，四川恒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施政，四川恒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纪瑶蓉，女，1978年9月1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栋，四川百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余五州，男，1968年2月1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平昌县，系纪瑶蓉的同居男友。 原审被告：余五州，男，1968年2月1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平昌县。 上诉人向运萍因与被上诉人纪瑶蓉、原审被告余五州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郫都区人民法院（2019）川0124民初12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向运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施政、李昱霖，被上诉人纪瑶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余五州、原审被告余五州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向运萍上诉请求：撤销成都市郫都区人民法院（2019）川0124民初127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改判纪瑶蓉归还借款本金630500元以及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纪瑶蓉负担。事实与理由：本案系向运萍与纪瑶蓉、余五州分别发生的借款关系，一审只按照余五州的自述，认定向运萍与余五州的借贷关系，未认定向运萍与纪瑶蓉的借贷关系，属于认定事实不清。向运萍与纪瑶蓉的银行账户之间存在款项往来，但一审认为尚不足以证明二者间系借贷关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被上诉人纪瑶蓉、原审被告余五州共同答辩称，一审只判决余五州还钱正确。纪瑶蓉确实未向向运萍借钱，向运萍向纪瑶蓉的银行卡转款，实际是余五州借用纪瑶蓉的银行卡收取余五州在向运萍处的借款。 向运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纪瑶蓉归还借款630500元及利息（利息自出借之日起按月息2%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2.判令余五州归还借款本金33万元及利息(上述借款利率按照每月2%计算）；3.本案诉讼费用由纪瑶蓉承担。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一审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如下：1.向运萍以向纪瑶蓉的银行卡转款的银行流水记录信息作为凭据，向纪瑶蓉主张还款。纪瑶蓉主张未与向运萍建立借款合同关系，向运萍提交的银行流水记录信息，是余五州使用纪瑶蓉银行卡收取向运萍款项用于借贷经营活动的记录。余五州承认其与向运萍建立借款合同关系，并陈述其向向运萍出具了74万元本金及利息的欠条。合议庭评议认为，（1）纪瑶蓉申请余五州参加诉讼，就其银行卡被余五州用于开展借贷经营活动的事实，尽到了举证责任。（2）案涉借款事实发生在余五州与纪瑶蓉同居期间，纪瑶蓉的数张银行卡被用于收取向运萍的款项，应认定纪瑶蓉知晓其银行卡被用于开展借贷经营活动。但余五州陈述案涉借款是用于转贷经营，排除了案涉借款用于余五州与纪瑶蓉同居期间生活开支，不属于余五州与纪瑶蓉同居期间的共同债务；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的规定，向运萍应当承担其主张的其与纪瑶蓉民间借贷合同关系成立的举证责任。在余五州参加诉讼，合议庭查明其使用纪瑶蓉银行卡开展借贷经营活动的事实后，向运萍没有举出证据证明案涉借款是纪瑶蓉单独借款或与余五州共同借款。（3）向运萍提交其委托张余转账《委托书》，拟证明向运萍与纪瑶蓉成立民间借贷合同并委托张余向纪瑶蓉银行账户转款。合议庭评议认为，向运萍委托张余向纪瑶蓉转款并无出具书面《委托书》必要，张余与向运萍具有亲属关系，该《委托书》形成时间无法确定为《委托书》上打印的日期2013年9月3日。因此，该证据对向运萍主张的其与纪瑶蓉成立民间借贷合同关系的事实，证明力较弱。综上，向运萍应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承担不利后果。2.余五州陈述其向向运萍出具了74万元本金及利息的欠条，与合议庭责令向运萍提交的2014年5月1日《借条》相吻合。向运萍认为《借条》载明余五州借到向运萍款项为现金，同时提交向运萍《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以该清单记载2011年11月20日现金支取3万元、2011年11月25日现金支取49900元、2011年12月28日现金支取49999元、2012年2月29日现金支取20万元，合计329899元。向运萍拟以此证明，《借条》载明的74万元中向运萍借给余五州现金33万元，剩余41万元为借款发生的结算利息，《借条》记载向运萍借给余五州现金与向运萍通过银行转款给纪瑶蓉的借款无关。合议庭评议认为，（1）根据《借条》记载借款现金74万元和月利息37000元内容，以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可以认定向运萍借给余五州本金33万元，双方约定的月利率为5%。（2）向运萍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记载的现金取款记录，不能直接证明其向余五州交付现金的事实，该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其向余五州交付了所取现金的证据。3.合议庭综合分析审查判断2014年5月1日《借条》记载内容和当事人的陈述，认定以下事实：（1）2014年5月1日《借条》是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并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2）借款人是余五州，出借人是向运萍。（3）向运萍、余五州双方约定借款月利率5%。合议庭评议确认，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月利率超过3%部分约定无效、月利率超过2%部分不受法律保护。（4）借款本金33万元。前期按月利率5%计算利息合计446000元。合议庭评议确认借款本金33万元及前期月利率按2%计算利息178400元受法律保护，前期受法律保护本息合计508400元。（5）合议庭根据当事人陈述和《借条》，认定向运萍、余五州前期借款本息合计776000元，向运萍、余五州双方结算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借条》借款金额74万元。合议庭评议确认，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借条》载明借款金额74万元中属于前期月利率2%计算利息178400元计入后期借款本金，超过月利率2%计算利息不应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则2014年5月1日《借条》记载借款本金74万元及按本金74万元月利率5%计算利息37000元／月中，受法律保护本金为508400元、受法律保护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为10168元／月。4.向运萍在一审庭审中承认，2014年5月1日余五州向向运萍出具《借条》之后，余五州清偿欠款32万元。向运萍认为32万元属于清偿借款利息，余五州认为属于清偿借款本金。余五州提供户名余五州（62×××378）银行账户交易信息复印件，证明2015年6月19日转款5万元给向运萍、2015年6月20日转款5万元给向运萍；余五州提供周树建《情况说明》复印件，证明2016年6月18日周树建受余五州委托由周树建（62XXX75）农行卡转入向运萍（62XXX10）农行卡15万元；余五州提供《收条》复印件，证明2017年1月25日向运萍收到余五州现金55000元；余五州陈述2016年通过银行ＡＴＭ还款15000元，向运萍承认2016年底手机短信提示收到该笔款。合议庭评议认为，（1）向运萍、余五州没有对本金、利息还款顺序进行约定，按照交易习惯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的规定，认定利息清偿顺序在本金之前。（2）2016年6月18日余五州委托由周树建清偿15万元利息、2017年1月25日清偿55000元利息，虽部分超出受法律保护范围，但未超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利息约定无效范围，未达到应当返还利息的标准。因此，余五州2015年6月19日清偿5万元、2015年6月20日清偿5万元、2016年6月18日清偿15万元、2016年底清偿15000元、2017年1月25日清偿55000元均应认定为清偿借款利息，且未达到应当返还利息的标准。 一审法院认为，1.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向运萍未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对纪瑶蓉提起民间借贷诉讼，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在纪瑶蓉同居配偶余五州参加诉讼并自认与向运萍建立民间借贷关系，并陈述其使用纪瑶蓉银行卡向向运萍借款开展借贷经营活动的情形下，向运萍仍应就与纪瑶蓉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向运萍所举证据仅证明其与纪瑶蓉银行账户之间有款项往来，尚不足以证明其与纪瑶蓉建立民间借贷关系。2.余五州参加诉讼后所出示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2014年5月1日出具的债权凭证《借条》已经涵盖纪瑶蓉银行账户收取向运萍款项。合议庭评议认为，该《借条》具有前期借款本息结算性质，但对向运萍与纪瑶蓉银行账户往来款是否纳入进行结算的事实不具有证明力。 综上所述，余五州向向运萍出具的《借条》可以证明，余五州与向运萍成立民间借贷合同。向运萍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纪瑶蓉成立民间借贷合同。向运萍主张向纪瑶蓉银行账户转款与余五州出具借条借款，分属各自民间借贷合同的事实，缺乏足够证据证明。纪瑶蓉不应承担其银行账户收取向运萍的转款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项下的还款义务。余五州承认向向运萍借款，应承担还款责任，向运萍在法律保护范围内要求余五州清偿借款本金及利息的诉讼请求，应当予以支持。向运萍坚持要求将其向纪瑶蓉银行账户转款作为借款进行清偿的诉讼请求，不应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余五州在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偿还向运萍借款本金33万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按时间分段表述如下：截止2019年8月9日应支付利息为274200元。从2019年8月10日起，应付利息以33万元借款本金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计算至判决指定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向运萍要求纪瑶蓉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的诉讼请求。本案由向运萍负担案件受理费12356元、保全费5000元，计17356元。余五州负担案件受理费9842元。 向运萍为支持其上诉主张，二审中向本院提交中国银行客户回单、农业银行转款记录、工商银行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拟证明其本人以及侄女张余于2013年陆续向纪瑶蓉的银行账户转款合计630500元。经质证，余五州与纪瑶蓉对中国银行客户回单及工商银行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农业银行转款记录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并称纪瑶蓉农业银行账户上的款项系由纪瑶蓉自己存入以及由案外人周树建转入。本院认为，向运萍二审出示的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 本院经二审查明，余五州与纪瑶蓉于2012年12月开始同居，并共同生育一个孩子。 向运萍于2013年4月6日、2013年4月24日、2013年6月16日分别向纪瑶蓉尾号为5415的银行账户转款95000元、47500元、54500元；于2013年9月21日、2013年9月25日、2014年4月9日、2014年4月10日分别向纪瑶蓉尾号为0769的银行账户转款28500元、2万元、5万元、5万元。2013年9月4日，张余向纪瑶蓉的银行账户转款28.5万元。纪瑶蓉尾号为0769的账户分别于2013年5月20日、同年6月15日、10月8日、10月24日、11月13日、11月22日、2014年1月23日、同年4月4日、4月5日陆续向向运萍的银行账户转款7500元、5000元、15000元、1500元、15000元、1500元、4万元、3万元、2万元，上述转款合计135500元。 2014年5月1日，余五州作为借款人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到向运萍现金74万元正，大写柒拾肆万元正。该《借条》尾部载明：利息为37000元（月）。 二审中，张余到庭陈述，其是向运萍的侄女，2013年9月4日自己转给纪瑶蓉的28.5万元是向运萍借给纪瑶蓉的款项，自己不会再因该笔转款另行向纪瑶蓉主张权利。 本院经二审查明的其余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向运萍与纪瑶蓉是否建立了合法有效的民间借贷关系，是本案在二审中的争议焦点。向运萍诉请纪瑶蓉归还借款本金630500元，其提交了本人以及其侄女张余向纪瑶蓉的银行账户转款的证据予以证明。而纪瑶蓉称自己并未与纪瑶蓉建立合法有效的民间借贷关系，自己名下收到转款的银行卡均在办理后交给同居男友余五州使用，案涉银行卡收到的转款是余五州借用纪瑶蓉的银行卡收取的余五州在向运萍处的借款。余五州认可纪瑶蓉的陈述，并称自己因收到案涉转款而向向运萍出具了《借条》，且在陆续归还款项。向运萍对此不予认可，称余五州出具的《借条》是独立的现金借款，与案涉转款无关。对此本院认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之规定，因向运萍仅凭向纪瑶蓉银行卡转款的凭证作为证据，诉请纪瑶蓉归还借款，纪瑶蓉称转款系余五州利用纪瑶蓉的银行卡收取的借款，应由余五州归还，余五州对纪瑶蓉的主张表示认可，且有余五州出具的《借条》证明余五州与向运萍之间确实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故纪瑶蓉已举证证明了自己的抗辩主张，而向运萍未继续提交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与纪瑶蓉之间达成了建立民间借贷关系的合意，应由向运萍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据此判决驳回向运萍对纪瑶蓉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依法应予维持。向运萍的上诉主张证据不足，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一审审判程序合法，判决结果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诉讼费负担方式不变。二审案件受理费10105元，由上诉人向运萍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黄 寅 审判员 李婧杰 审判员 魏云霞 二〇二〇年九月八日 书记员 高小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