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1民初12494号原告（反诉被告）：朱资政，男，1995年7月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樊璐，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北京新锐移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张自忠路10号3层1-3119。法定代表人：姜虎，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传雷，北京雍文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反诉被告）朱资政与被告（反诉原告）北京新锐移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朱资政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樊璐，被告（反诉原告）新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传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反诉被告）朱资政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原被告双方签订的《经纪协议书》、《经纪协议书补充协议》于2018年5月10日已解除；2、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收入2.58万元；3、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以2.58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5月10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2019年8月20日之前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4、被告新锐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事实和理由：2016年期间，被告多次联系原告，以承诺可以在韩国出道、每年出四张迷你专辑、开办演唱会、出演电影等为条件，与原告达成合作意向，并于2016年7月29日，双方签订《经纪协议书》，原告成为被告的签约艺人，与应智越、赵琦、万鑫、朱资帅四人组成“Catchers组合”，于2016年12月21日正式出道。此后，被告无法保证原告的基本生活条件，2017年2月13日，双方进一步签订了《经纪协议书补充协议》。上述合同签订后，被告多次严重违反相关约定，从未按照约定对相关收益和支出进行清算，从未向朱资政出示过任何财务报表，更未分配过任何收入。自2017年7月起，被告未再安排任何培训来提升原告演艺能力，从未向原告提供音乐创作及演艺活动上的便利条件，且未给予必要条件的支持。被告多次延迟发放原告的生活补助，且于2017年11月9日强制要求原告搬出通州居住地并自行解决用餐问题，被告目前的经济状况已无法保证原告的基本生活条件。被告的上述行为严重违反合同约定，构成根本违约，致使原告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为维护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被告（反诉原告）新锐公司辩称，一、双方《经纪协议书》签订后，我公司除了承担原告培训费、宣传推广费等费用外，还承担了原告衣食住行等全部费用，并额外向其支付了每月3000元的补助费，此外，公司为男团成员投资的费用高达600余万元，根据新锐公司提供的证据，履约期间男团活动成本支出223万余元，而活动产生的收入仅几万余元，根据经纪协议书第七条，并不存在新锐公司应向原告分配收益的情况；二、原告所述自2017年7月起被告未再提供提升能力的培训，也不再提供音乐创作及便利条件支持等，明显与事实不符，被告所提交的证据，可充分证明我方已按约定履行了义务，为原告提供了培训便利条件，并且给予了远超合同约定的支持，反而是原告在受益后，由于知名度、演绎能力、经济价值提升，想单方毁约拒不履行合同义务，存在严重违约行为；三、原告声称被告经济困难、无法保证生活条件与事实不符，明显属于故意歪曲事实，原告于2016年11月中旬自韩国培训归国后，新锐公司就为其提供了住房，租期至2017年11月10日，房屋到期后，又为其在通州怡乐园提供了住房，租赁期限自2017年11月12日至2018年11月11日；四、新锐公司并无违约行为，朱资政恶意提出解除合同，但其并没有合同解除权，故双方合同尚未解除。鉴于合同已缺乏继续履行的基础，我方现同意解除合同。综上，原告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依法予以驳回。反诉原告新锐公司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1、判令反诉被告朱资政支付违约金2690512.2元，2、判令朱资政承担本案本诉和反诉费用。事实与理由：2016年9月8日双方签订《经纪协议书》，约定朱资政加盟新锐公司成为签约艺人，协议期内，新锐公司为朱资政从事演艺事业的独家及唯一经纪公司，协议期限七年，自2016年9月8日起至2023年9月7日止，协议期内，朱资政将所有音乐和表演活动的独家经纪权益委托予新锐公司，所有活动在双方商议后进行，协议同时对双方权利义务、活动收益及分配、违约责任等进行了明确约定。协议签订后，新锐公司为包括朱资政在内的五名艺人组合，打造成为国内首支新概念元气少年组合Catchers男团，并持续提供了专业的培训、包装、发展指引、宣传推广，积极忠实履行了协议义务，并为此投入了巨额资金。2016年底，包括反诉被告朱资政在内的Catchers男团成员不断提出超出双方《经纪协议书》约定的其他要求，新锐公司考虑到公司打造一个艺人不容易，且已经投入大量资金、人力、时间、创意和感情，2017年2月13日，双方签订《经纪协议书补充协议》，约定所有与男团有关的费用由我方作为投资全部承担，在公司提供的原有生活基础上，额外为每人每月发放定额生活补助3000元。但即使在我公司做出上述努力的情况下，对方仍消极履行协议，日益不尊重公司意见，就相关演艺活动拒绝与新锐公司协商，不服从安排，致使男团无法正常开展演艺活动。2018年5月，对方委托律师致函新锐公司，要求单方解除双方合约，新锐公司针对反诉被告的解约要求进行了回复，本着合作共赢原则，催促反诉被告尽快履行合约。自双方签约至今，因出道时间较短，男团相关演出尚不能产生收入，绝大部分活动是新锐公司为了宣传推广男团所安排的免费活动，不仅没有收入，新锐公司还为此支付了宣传推广费用，核算后并无收益进行分配。朱资政在新锐公司的巨额投资孵化培养下，获得了较大的个人利益，不仅顺利出道，还取得了一定的社会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其在合约期内不履行合约的行为以及单方要求解除合约的行为，已严重违反《经纪协议书》的约定，应按照协议约定承担违约责任。综上，新锐公司为维护合法权益，特提出反诉，请求法院依法支持我公司反诉请求。反诉被告朱资政针对新锐公司的反诉辩称，不同意新锐公司全部反诉请求，希望法院予以驳回。关于双方合同问题：第一、根据法律规定、合同约定及合同特性，朱资政有权单方解除涉案《经纪协议书》及《经纪协议书补充协议》。新锐公司从未按照合同约定对相关收益和支出进行清算，从未向我方出示过任何财务报表，更未分配过任何收入；自2017年7月起，新锐公司即未再安排任何培训，以提升朱资政的演艺能力；从不为朱资政提供音乐创作及演艺活动上的便利条件；无法保证朱资政的基本生活条件。我方签约的根本目的是倚赖对方的包装、培养、宣传、推广、支持而取得较高知名度、演艺事业的发展、个人能力的提升以及经济收入。但在签订协议后长达近两年的时间内，对方仅为我方制作一首歌曲，安排了几次没有任何宣传度的、纯粹为新锐公司取得经济收入的活动，且不提供任何后备支持与服务。到目前为止，我方知名度与签约时并无差别，演艺事业未得到任何发展，也未能取得经济收入，签订合同的根本目的无法实现。朱资政依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款、第三款、第四款之规定解除涉案协议，合法有据。第二、新锐公司出现了协议第十条第2款规定之情形，朱资政有权单方解除合同。《经纪协议书》第十条第2款约定“甲方破产、合并或者发生其他情形无法维持现状的，需要向乙方履行的义务无法继续的，本协议终止”。我方证据10可反映新锐公司目前存在经济困难。新锐公司原安排朱资政居住于通州别墅内且提供用餐，后2017年11月9日强制要求朱资政搬出通州居住地，并自行解决用餐问题，且不再为朱资政提供合同所约定的培训、宣传、推广、制作歌曲等义务。因此，朱资政可依据上述约定单方解除合同。第三、双方协议已无继续履行之可能及必要。《经纪协议书》本身具有极强的人身属性，且《经纪协议书》第四条第1款约定，所有活动在双方商议一致后进行。现双方已相互丧失信任，将无法在活动方面达成一致。同时，自朱资政向新锐公司发出解约律师函后，新锐公司再未给朱资政发放生活补助，安排任何培训、活动，也再未履行提供住宿、饮食等义务，双方已经处于解约状态。因此，双方合同已无存在之基础，符合《合同法》第110条所规定的法律或事实上不能履行、债务的标的不适于强制履行、债权人在合理期限内未要求履行等不宜继续、强制履行的情形。关于违约金问题。朱资政无需向新锐公司支付任何违约金，理由如下：其一，朱资政基于新锐公司违约事实合法行使解除权，不存在违约情形；其二，新锐公司无权依据协议第11条第3款计算违约金，该条约定适用的前提是新锐公司单方行使解除权，而新锐公司现主张继续履行合同，其违约金的计算无合同依据；其三，根据我国法律规定，违约责任为补偿性原则，一般仅补偿守约方因为违约行为所受到的实际损失，即使朱资政存在违约行为，涉案协议所约定的违约金过高；其四，朱资政自合同签订后至合同解除时，始终依据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在此期间新锐公司的支出并不存在损失，即使朱资政解除合同属于违约行为，新锐公司将其计算为违约金无任何依据；其五，新锐公司未提交任何真实、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其所遭受的损失；其六，涉案协议系新锐公司提供的格式合同，该协议书中仅约定我方违约时所应承担的责任，显失公平，故该违约条款应属无效。综上，希望法院依法驳回新锐公司的全部反诉请求。双方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争议的事实与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本案双方提交的证据和案件事实，本院认定如下：2016年7月29日，朱资政（乙方）与新锐公司（甲方）签订《经纪协议书》，双方就乙方加盟甲方，成为甲方签约艺人相关事宜约定，甲方在本协议有效期内，为乙方从事演艺事业的独家及唯一经纪公司；演艺是指乙方的表演活动以及为了乙方演艺事业的发展，乙方参与甲方安排的活动。协议期限为7年，自签订之日起算。在本协议有效期内，乙方所有音乐和表演活动的独家经纪权益委托予甲方，所有活动在双方商议后进行。甲方拥有乙方所有活动相关的线上、线下信息管理经营权、演出交涉、签约交涉、签约、宣传以及广告、第三方的款项收取和管理等权利。第七条，收益及分配规定。通过演出和放送所获得的所有收益，由甲方收取，乙方活动产生的所有相关经费（包含但不限于交通、食宿等所有相关费用）甲方根据先扣除且支付之后再进行分配的原则，按照甲方70%，乙方组合参与者30%的比例（即乙方的收益为30%除以乙方所在组合参与活动的人数）进行分配。甲方收益分配账目应每月清算并且公开，在次月10天之内，代扣代缴相关税金后支付给乙方。（1000元以下的单次活动除外，全部费用由乙方组合参与活动人数平均分配。）如果每月清算之后支出大于收益，发生巨大损失时，损失部分滞纳至下个月进行再次清算。……第八条，权利与义务。甲方作为乙方的代理人，有义务为乙方做艺人方面的指引和能力提高的促进，并且提供相关的培训。甲方应当为乙方在音乐创作和演艺活动上提供便利的条件，并且在相互协商后，对乙方予以必要条件的支持。甲方按照本协议，将乙方相关的收益和支出内容每一期进行清算，并且向乙方出示财务报表。乙方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的才能和实力，尊重甲方的意见，乙方作为公司专属艺人，所有的相关活动计划都要事前跟甲方进行协商。乙方在未与甲方协商的情况下，不得以本人名义或通过第三方进行活动，乙方获得第三方邀请时，需要经过甲方的同意方可参加，并且告知甲方邀请和活动前后细节。乙方清楚并了解甲方有权针对乙方在合约期内的各方面表现进行评估，并制定评估标准，乙方应保证严格遵守甲方制定的培训制度及各类规章制度。如乙方严重违反培训制度、甲方规章制度或者评估不合格的，甲方有权单方和乙方解约，并追究乙方的违约责任。第十条，协议解除或终止。甲方破产、合并或者发生其他情形无法维持现状的，需要向乙方履行的义务无法继续的，本协议终止，甲方所有权利自动移交给乙方，甲方没有经过乙方同意的情况下，无权移交、转让任何权益给第三方。第十一条，违约责任。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内容或者存在纷争的情况下，甲乙双方应在30日内进行协商，对本协议采取变更或者废止的方式，如果30日之后协议内容变更或者废止的约定无法执行的，任何一方均可采取法律手段进行诉讼，并有权获得损害赔偿。本协议有效期内，未经甲方事前许可，乙方与第三方存在协议或者违反本协议的约定时，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的组成为甲方对乙方已投资的直接、间接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制作费、人力费或日常支出等）总和的2倍金额。在本协议有效期内若乙方发生以下任何一种情况或作出任何一种行为，则视为乙方违约，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同时乙方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的组成为甲方对乙方已投资的直接、间接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制作费、人力费或日常支出等）总和的2倍金额：1、乙方单方面提出终止本协议，2、乙方违反本协议第八条、第九条项下的保障义务，3、导致本协议无法继续履行的乙方其他违约行为。2017年2月13日，双方签订《经纪协议书补充协议》，约定：双方确认在签署正式经纪协议书后，所有与男团有关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培训费、餐费、住宿费等）由甲方作为投资全部承担，甲方未曾向乙方收取任何费用；根据公司发展计划，在公司提供的原有生活基础上，额外为每人每月发放定额生活补助，每月每人3000元；如有严重违反规章制度，不服从工作人员安排，以及训练态度不端正以致影响整个团队正常工作进行的，将被认定为违反协议，关于协议违反具体处理细则详见经纪协议书第十一条，甲方对此有最终解释权。2018年5月9日，朱资政向新锐公司发出律师函，通知新锐公司：因新锐公司存在未按照《经纪协议书》的约定对相关收益和支出进行清算、自2017年7月起未再安排任何培训提升朱资政的演艺能力、未向朱资政提供音乐创作及演艺活动上的便利条件且未给予必要条件的支持、新锐公司目前经济困难无法保证朱资政的基本生活条件等严重违约行为，故自律师函送达新锐公司之日起，双方签订的《经纪协议书》及《经纪协议书补充协议》即时解除。新锐公司收到该律师函后，复函要求朱资政继续履行相关协议。本案中，朱资政提交了百度百科截图，合作协议书、大型活动合约、公证书一组、微博截图照片等证据，新锐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不认可原告的证明目的，认为上述证据可以证明其对活动收入是知情的，新锐公司均进行了告知和清算，清算后没有可分配的收益，除上述活动外，男团参加的其他活动均为没有收入的推广和宣传活动，是新锐公司为给男团进行宣传推广，增加曝光率而组织参加的活动，不仅没有收入，还支出了相关的活动费用。朱资政提交了被告公司员工潘登的证人证言，用以证明新锐公司曾作出一些口头承诺，新锐公司不认可该证言内容，认为潘登只是公司的员工，没有权利代理公司作出承诺，双方权利义务应当以双方签订的合同约定为准。新锐公司提交了微信及微博截图、律师函，用以证明朱资政存在违约的事实和违反合同约定单方解除合同的事实，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朱资政对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新锐公司提交了生活补助发放凭证、房屋租赁合同、车位租赁合同及费用支出凭证、男团日常生活费用支出凭证、男团赴韩国培训费用支出凭证及相关合同、男团活动费用支出凭证及相关合同、男团演艺活动相关合同，用以证明新锐公司依照合同履行义务的事实、为朱资政付出的成本以及不存在未结算收益的情况，朱资政对除生活补助发放凭证和形成于中国境内的发票以外的证据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对上述证据的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新锐公司提交经纪部员工工资发放证明和经纪部人员劳动合同，用以证明其为打造男团和履行合同支出的直接人工成本，朱资政不认可该证据的关联性和证明目的，认为上述员工系为公司工作，而非仅为男团工作。新锐公司提交新闻媒体关于男团演艺情况的报道，朱资政认为即使参加了该活动也是在其解除合同后参与的，并不需要同新锐公司进行协商。庭审中，各方均认可自朱资政向新锐公司发送律师函之日起，朱资政未再参加过新锐公司组织的任何培训或活动。关于参加活动情况。朱资政主张在协议签订期间，其所在组合先后共参加了“上海凯德龙之梦闵广场宣传签唱会”、“山庄皇家窖藏12年中国皇家酒文化之夜”、“乐多港游乐园十一演出”、“三福时尚25周年庆典”、“美拍推广活动”、“校花风云之直播江湖”等15项节目及活动，除“美拍推广活动”系朱资帅和朱资政二人参加、“校花风云之直播江湖”系朱资政一人参加外，其余活动均为五人参加。其中“上海凯德龙之梦闵广场宣传签唱会”和“山庄皇家窖藏12年中国皇家酒文化之夜”活动新锐公司各取得收入2万元，“三福时尚25周年庆典”新锐公司取得收入4万元，其他活动按照每项2万元的标准，朱资政按照比例分配后应获收益2.58万元。新锐公司对朱资政参加上述活动认可，但主张“上海凯德龙之梦闵广场宣传签唱会”和“山庄皇家窖藏12年中国皇家酒文化之夜”活动新锐公司共取得收入2.2万元，其他活动系新锐公司为推广男团所安排的免费活动，新锐公司不仅没有收入，还为此支付了相应的推广宣传费用，上述费用与新锐公司为此所支付的宣传推广费用相核算后，并无收益可用于分配。经查，“山庄皇家窖藏12年中国皇家酒文化之夜”活动所签订的《大型活动合约》中，约定的服务费条款存在自相矛盾之处，结合上下文比对，实际金额应为2000元。经询，新锐公司无法提供证明上述其他项目不存在收入的证据，亦未提交男团每月的收益分配清算账目。关于新锐公司为男团支出情况。新锐公司主张在与朱资政签约后，向朱资政等五人提供了培训、开展演艺活动等经纪服务，支出的直接、间接费用共包括发放生活补助费、租赁房屋及车位费、生活费用、培训费用、活动费用、经纪部员工工资费用等，朱资政认可截至2018年4月新锐公司共向其发放了5万元生活补助，并认可在新锐公司租赁的通州区的房屋居住过，但仅使用其中一间房屋的五分之一，自2017年11月8日起新锐公司便不再提供用餐等基本生活条件。对其他费用均不予认可。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关于合同解除问题。朱资政与新锐公司签订的《经纪协议书》及《经纪协议书补充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根据现有证据，新锐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其已按照《经纪协议书》第七条收益及分配规定对男团成员参与活动的账目进行了每月清算并公开了收益分配账目，上述行为应认定构成违约，但新锐公司的该违约行为尚不构成根本违约，尚不足以达到导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的严重情形。此外，朱资政提交的证据亦不足以认定新锐公司已经发生重大经济困难，导致无法继续向朱资政履行义务的事实，朱资政亦不具有合同解除权。综上，本院认定朱资政并不享有解除合同的权利，其通过律师函方式向新锐公司提出解除合同的行为缺乏法律和合同依据，应属无效，故本院对原告要求确认双方合同签订的《经纪协议书》、《经纪协议书补充协议》于2018年5月10日已解除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但考虑到合同具有人身属性、原告要求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以及被告同意解除合同并反诉要求朱资政承担违法解除的法律责任，该合同已无继续履行的基础和可能，故本院认定双方签订的上述协议应予以解除。关于朱资政主张的收入分配问题。双方均认可朱资政参加了15项活动，但就活动是否存在收入、是否应当分配存有争议。朱资政主张的15项活动中，只提交了两项活动的合同，收入分别为2万元和2000元，另外三福时尚的活动现有证据可以反映活动收入为4万元，其余12项活动未提交相应合同。新锐公司认可包括朱资政在内的男团成员参加了上述活动，但主张除了有合同的两个活动外，其余均无合同和收入，即便有收入的两项活动也存在支出费用，无最终收益。经法院释明，新锐公司并未就其上述主张举证证明，故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原告朱资政按照每项活动2万元收益主张分配收入，并不明显高于正常活动的收入范围，具备合理性，故本院依法推定新锐公司在男团成员参加的上述其余12项活动的收入均为2万元。新锐公司抗辩称各项活动存在支出，且支出超过了收入，并提交了部分支出凭证，考虑到上述凭证均为新锐公司单方制作，缺乏客观性，产生当月也并未向男团成员公开，原告对此亦均不认可，故本院对新锐公司的抗辩意见不予采信。综上，本院根据双方合同约定的分配标准和参加活动男团成员人数，依法酌定朱资政应分配的活动收入总额为24720元。原告主张被告支付上述收入的违约金缺乏合同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新锐公司反诉主张违约金问题。朱资政在无合同解除权的情况下，向新锐公司发函解除合同，并于此后未再继续履行合同，该行为构成违约，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新锐公司提交的成本支出证据中，不少项目无法明确指向用于包括朱资政在内的男团支出，新锐公司相应人工成本全部计入男团支出亦不合理，朱资政亦主张合同约定的2倍违约金标准过高，希望法院予以调整，本院将综合考虑双方合同的性质、行业规律、新锐公司前期为原告投入的培训、生活和演艺方面的成本、推广活动开展情况、合同剩余期限、双方均存在违约等各种因素，依法酌定朱资政应当承担的违约金的数额为70万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朱资政与北京新锐移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签订的《经纪协议书》及《经纪协议书补充协议》；二、北京新锐移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朱资政支付活动收入24720元；三、朱资政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北京新锐移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支付违约金700000元；四、驳回朱资政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北京新锐移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其他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7元和反诉案件受理费14162元，由北京新锐移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负担10269元（已交纳），由朱资政负担44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冯晓光审 判 员 赵 飞审 判 员 游煜聪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朱迺迪书 记 员 王卓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