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宜阳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327民初750号原告：刘爱红，女，汉族，1973年5月23日生，住河南省宜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楚科伟，河南从晏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代理权限为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调解、和解等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尤双琳，河南从晏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代理权限为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调解、和解等特别授权。被告：刘红涛，男，汉族，1976年3月18日生，住河南省宜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幸恩，河南金晖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被告：刘红杰，男，汉族，1970年1月1日生，住河南省宜阳县。第三人：于中霞，女，汉族，1969年5月13日生，住河南省宜阳县。被告刘红杰与第三人于中霞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西川，河南金晖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丹丹，河南金晖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原告刘爱红诉被告刘红涛、刘红杰，第三人于中霞物权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2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爱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楚科伟、尤双琳，被告刘红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幸恩、刘红杰、第三人于中霞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西川、王丹丹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爱红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确认原告刘爱红对位于宜阳县城关镇××院××层的房屋（原老宅子部分）享有所有权；2、请求法院依法确认原告刘爱红对位于宜阳县城关镇××院××层新扩建的部分以及三、四层房屋享有居住使用权；3、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刘红杰立即搬离原告位于宜阳县城关镇××院××层的房屋；4、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原、被告父亲刘银珠原在位于宜阳县××××号拥有私有房产一处，一、二层房屋面积共计196.3平方米。2002年4月5日在宜阳县房地产管理局办理了（2002）字第私007376号房屋所有权证，登记房屋所有权人刘银珠，共有人：刘红杰、于中霞（系刘红杰之妻）、刘红涛。2010年3月4日，在原、被告父亲刘银珠的主持下，原、被告姊妹四人达成一致，共同签订《宅院调整协议》，对位于城关镇中街村新建××号宅院的所有权进行调整。协议第一条约定：“刘红杰离开本宅院，原属宅院面积划归刘爱红所有，刘爱红给刘红杰人民币叁万伍仟元作为补偿。今后房如何建，全由刘爱红自定。”协议第二条约定：“现宅院刘爱红与刘红涛所有，宅院全长21米，两方各半，南一半属爱红，北一半属红涛。…如果拆建在后，爱红建房在前，有关事宜双方协商。如红涛也准备建房，按南北各半定位。”2011年9月22日，在原、被告父亲刘银珠、大哥刘红军的见证下，原告刘爱红与被告刘红涛签订《建房协议》，对位于新建××号宅院扩建事宜作出约定。协议中第一条约定：“原有房屋面积200平方米，为每人一半100平方，由刘爱红一人出资新增加面积600平方米加原有200平方米，总计面积800平方米，其分四层，每层200平方米”。第二条约定：“一层二层共400平方米，新盖二层200平方米，共花费资金10万元，刘爱红、刘红涛每人承担5万元，刘红涛欠刘爱红建房资金5万元，已付1万元，爱红让红涛1万元，剩余3万元从刘红涛工资中扣除，什么时候把3万元扣完，一层二层房子所有权归二人共同所有，也就是说每人200平方米，在没扣完中间房子被拆除按实际扣除金额计算刘红涛应得房屋面积。”第三条约定：“三层四层房屋产权为刘爱红个人所有（建设资金由刘爱红全部承担）与刘红涛无关”。上述房屋扩建后，被告刘红涛一直在二层居住，原、被告父亲刘银珠在一层居住，其余房屋归原告刘爱红居住使用。2017年11月22日，原、被告父亲刘银珠去世，其居住的房屋按照《建房协议》的约定归原告所有。2020年3月6日，被告刘红杰把原告刘爱红一层的房屋门锁撬开，将屋内东西清理。3月10日，被告刘红杰第二次将房屋门锁撬开，擅自将床、沙发等物品李金屋内强行摘由原告房屋。在原、被告各方协商的过程中，被告刘红涛无视之前所签订的《建房协议》中的约定，主张一、二层房屋全归其所有。原、被告无法就涉案房屋的归属达成一致。原告认为，根据《宅院调整协议》、《建房协议》的约定及出资建房的情况，二被告的行为已经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现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诉至贵院，请法院依法判决。被告刘红涛辩称，原告刘爱红对位于宜阳县中街新建××号院一层的房屋（原老宅子部分）不能享有所有权，理由如下：第一、原告诉状中已经讲的很清楚，该房屋系答辩人与原告父亲在世时共同所建，且已经在房管局登记备案，该房屋现仍然登记在答辩人父亲刘银珠名下，房产证共有人为答辩人和答辩人哥哥刘红杰及嫂子于中霞，故原告对该房屋不享有所有权。第二、对于原告诉状中所述的2010年3月4日所签订的《宅院调整协议》，答辩人虽然知道有该协议，但协议内容是什么，答辩人并不知情，该协议系原告提供，答辩人父亲让答辩人回家签的，答辩人当时喝了好多酒，只知道是让我姐夫出资加盖房屋后拆迁时取得补偿房屋，对一楼原有的房屋所有权和使用权并没有协商。答辩人签字时也没看到哥哥刘红杰在场。答辩人与原告是亲姐弟，原告居住在宜阳县印刷厂家属院，因为答辩人居住的房屋可能会拆迁，原告为了能将来分一套拆迁房，答辩人父亲同意原告在新建××号院进行扩建。原告一层进行了扩建以及加盖二、三、四层房屋，因该扩建及加盖后，答辩人按和原告约定购买了新建二层南面的房屋，房款于2014年已经付清，但二层南面房屋一直有原告占有使用至2019年春节后才交给答辩人。原告和答辩人之间不存在纠纷。答辩人和刘红杰及嫂子对该宅基地享有共同使用权，对该房屋享有共同所有权。综上所述，原告对所诉房屋并无所有权，也无使用权，故请求法庭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刘红杰辩称，原告刘爱红对位于宜阳县中街新建××号院一层的房屋（原老宅子部分）不能享有所有权，理由如下：首先，原告诉状中已经表述的很清楚，该房屋系答辩人与原告父亲在世时共同所建，且已经在房管局登记备案，该房屋现仍然登记在答辩人父亲刘银珠名下，房产证也由答辩人持有，且共有人为答辩人和答辩人妻子于中霞、答辩人弟弟刘红涛，故原告对该房屋不享有所有权。其次，对于原告诉状中所述的2010年3月4日所签订的《宅院调整协议》，答辩人对该协议并不知情，该协议也并非答辩人所签，也从未收到过原告所谓的三万五千元补偿款。该协议系原告单方制作，答辩人也从未在协议上签名按指印，故该协议并不能对答辩人产生法律效力，房屋所有权及宅院的使用权并不能发生转移。最后，即使该《宅院调整协议》系答辩人所签，那么从协议内容表述上来看，该协议性质属于赠与。依据《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和第一百八十七条：“赠与的财产依法需要办理登记等手续的，应当办理有关手续。”的规定，赠与人在财产权利转移前享有撤销赠与的权利，并且本案中的房屋为不动产，依据《物权法》的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依法登记，发生法律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本案房产现仍在答辩人父亲及答辩人名下，并未办理变更登记，从上述可以看出本案的房产并未发生物权变动，故原告并不能对本案争诉的房屋享有所有权。原告在没有经过答辩人及其他共有人同意的情况下，私自对宜阳县中街新建××号院一层进行了扩建以及三、四层加盖了房屋，因该扩建及加盖行为没有经过答辩人及其他共有人的同意，且其对该宅基地并没有使用权，故原告不能对该房屋享有居住权、使用权。再者，根据《城乡规划法》的规定，在城镇规划区内修建、扩建、建筑加层必须向政府部门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经规划行政部门批准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后，方可施工，而原告在加盖房屋时，并未向政府部门申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也未经审批，故原告的加盖行为系违法行为，该建筑为违法建筑，该行为是不应当受到法律保护的，故法院不应对其违法行为予以确认。答辩人对该宅基地享有使用权，对该房屋享有所有权，有权自主支配，故原告无权要求答辩人搬出本属答辩人的房屋。综上所述，原告对该房屋并无所有权，也无使用权，其主张的诉讼请求依法不应得到支持，故请求法庭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于中霞辩称，对原告诉状中宅院协议并不知情，该协议不能对第三人发生效力，该协议中共有人于中霞，该处分为无权处分，且未办理房产登记，故原告不能取得房屋所有权，其他意见同刘红杰。本院经审理查明事实如下：1985年刘银珠在宜阳城关镇中街新建××号自建房屋一所，2002年办理房产证，共有人为刘红杰、刘红涛、于中霞，发证时间为1994年。2010年3月4日，在刘银珠主持下，刘红杰、刘爱红、刘红涛达成《宅院调整协议》，约定内容：“现有新建三街宅院，原归红杰与红涛所有。今红杰新买一所，且房已建成。鉴于我县城镇改造已经开始，故宅院归属明确一事已不容推迟。现通过协商，并经说合，明确事宜如下：（一）红杰离开本宅院，原属宅院面积移归爱红所有。爱红给红杰拿人民币叁万伍仟元作为补偿。今后房如何建，全由爱红自定。（二）现宅院归爱红与红涛所有，宅院全长21米，两方各半南一半属爱红，北一半属红涛。假如建房之前县里拆房改建，并按面积折价，所算价额，双方均分。如果拆建在后，爱红建房在前，有关事宜双方协商。如红涛也准备建房，按南北各半定位，但必须留前出通路。（三）不论已建成或待建房者，作为子女都必须给两位老人留出合适的住处。（四）对老人的生活、医疗费用等，由三男一女均担。这是诸子女应尽的和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以上事宜，务必严格遵守，不准另生异议，本协议经签字后生效，永不反悔，复印若干份，各执为凭。签字主持人：刘银珠，当事人：刘红杰、刘爱红、刘红涛，涉及人：刘红军，在场人：杨改良，2010年3月4日立”。之后，刘爱红在原宅院基础上加盖房屋，共计四层，2011年9月22日主体竣工。当日，在刘银珠和刘红军的见证下，刘爱红与刘红涛签订了《建房协议》，约定：“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经双方协商特作楼房扩建协议，内容如下：一、原有房屋面积200平米，为每人一半100平方米，有刘爱红一人出资新增加面积为600平米加原有200平米，总计面积800平米，其分四层，每层200平方米。二、一层、二层共400平方米（原有200平方米，新增200平方米）新盖二层200平方米，共花费资金10万元（按毛成本每平米500元计算）刘爱红、刘红涛每人承担费用5万元，刘红涛欠刘爱红建房资金5万元，已付1万元，爱红让洪涛1万元，剩余3万元从刘红涛工资中扣除，什么时候把3万元扣完，一层二层房子所有权归二人共同所有，也就是说每人200平方米，在没扣完中间房子被拆迁按实际扣除金额计算刘红涛应得房屋面积。（按每平方米毛建筑成本500元计算，如果拆迁时一平方换一平方时刘爱红多让刘红涛50平方，如果每户按220平方时互不相让）。三、三层四层房屋产权为刘爱红个人所有（建设资金由刘爱红全部承担）与刘红涛无关。四、房屋出租所得资金归刘爱红所有，院内水电费用由刘爱红负责。五、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本协议双方签字生效。协议人：刘红涛、刘爱红，公证人：刘银珠、刘红军，时间：2011年9月22日”。房屋扩建后，刘红涛在二层居住，刘银珠在一层居住，其余房屋刘爱红在使用。2017年11月，刘银珠去世，2020年3月，刘红杰占用了扩建前原一层的房屋。双方发生纠纷，协商中刘红涛也对房屋归属提出了异议。另查明，刘红军、刘红杰、刘红涛、刘爱红系兄弟姊妹关系，刘银珠系四人父亲。刘爱红扩建房屋未取得相关部门的规划及许可。以上事实有《宅院调整协议》、《建房协议》、房产证、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等证据在卷佐证，可以认定。本院认为，由刘银珠主持签订的《宅院调整协议》与一般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不同，该协议由原、被告父亲刘银珠主持，老大杨红军参与，表哥杨改良见证，还对老人的赡养进行了安排，带有分家析产性质。被告刘红杰辩称未在协议上签字按印，对该协议不知情，但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申请了笔迹和指纹鉴定后因未缴纳鉴定费导致鉴定申请被退回，且被告刘红杰在案涉房屋建造和建成后多年从未提出异议，刘红军亦证明刘红杰参加协商并在协议上签字，故本院对被告刘红杰该辩称不予采信。第三人于中霞虽然系原老宅子部分房产的共同共有人，未在协议上签字，但其与被告刘红杰是夫妻关系，其在兄弟分家时未参与签字符合民间传统习惯，且在案涉房屋建造和建成后多年从未提出异议，原告有理由相信被告刘红杰签字是第三人于中霞的共同意思表示，故该《宅院调整协议》合法有效。《建房协议》是在《宅院调整协议》的基础上，在刘银珠、刘红军见证下，原告刘爱红与被告刘红涛之间关于房屋归属和建房事宜达成的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依法成立并有效。《建房协议》约定：“原有房屋面积200平米，为每人一半100平方米……；二、……一层二层房子所有权归二人共同所有……”，依据该协议，原宅基上的房屋归原告刘爱红与被告刘红涛共同所有，但未明确约定一层归原告刘爱红所有，故原告刘爱红请求对案涉房屋一层（原老宅子部分）享有所有权，理由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涉案房屋扩建部分未经合法审批建造，应当认定为违章建筑。原告刘爱红虽然事实上对扩建的一层、三层、四层占有和使用，但对其权属和内容的确认非属法院民事案件受案范围。原告刘爱红与被告刘红涛对案涉房屋被告刘红杰、第三人于中霞于《宅院调整协议》生效后已丧失对原宅基上房屋的权利，故原告刘爱红作为共同共有人要求被告刘红杰立即搬离案涉房屋，理由正当，本院予以支持。被告刘红杰是否收到原告刘爱红的补偿款，是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产生的债权债务纠纷，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双方若对是否支付补偿款有争议可另行处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限被告刘红杰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搬离位于宜阳城关镇中街新建三街10号一层的房屋；二、驳回原告刘爱红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3590元，由原告刘爱红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小飞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六日书记员  乔 贝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第三十三条因物权的归属、内容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第三十四条无权占有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权利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第三十五条妨害物权或者可能妨害物权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排除妨害或者消除危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