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627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永贤，男，汉族，1957年8月22日出生，住杭州市滨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钱思洋，北京炜衡（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润泽，北京炜衡（杭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利想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塘子堰社区马龙山22号。 法定代表人：王宝青。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宝青，男，汉族，1963年3月4日出生，住杭州市萧山区。 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朝晖、王诗涵，浙江都杭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孙永贤因与被上诉人杭州利想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想公司）、王宝青公司减资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8民初67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3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的规定，依法指定审判员袁正茂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孙永贤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孙永贤的原审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上诉费用由利想公司、王宝青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孙永贤退出公司之原因系利想公司收购其股权用于减资。从本案实际履行情况看，利想公司收购孙永贤的股份并用于减资，又向孙永贤支付了股权回购款，对此，利想公司在庭审过程中也明确认可。且诉讼中，利想公司对于“利想公司收购了孙永贤所持有的股份，并应支付收购股份的对价”的事实是认可的，只是认为收购股权的款项已经付清了。根据《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因减少注册资本，公司可收购本公司股份。本案中利想公司定向减资的过程中发生了两个法律关系，一是利想公司收购孙永贤、邓伟才的股份，二是利想公司减少注册资本。利想公司股权收购行为系各股东真实意思表示，具有法律效力。现孙永贤、邓伟才均不再持有利想公司的股份，股权转让的行为已履行完毕。原审判决未区分股权收购行为和公司减资行为，故该判决中“本院认为”第二部分的末句，“原告要求公司支付减资款条件不成就”的说法系适用法律错误。二、利想公司应按实缴出资额向孙永贤支付股权收购款。既然股权收购行为有效，利想公司自然应为收购的股权支付价款。利想公司应按孙永贤全部实缴出资款，收购孙永贤所持有的利想公司的全部股权，因2016年12月股东三方已明确约定，同意按照实缴出资额收购股东所持有的股份。既然利想公司应向孙永贤支付股权收购款，股权收购款的数额就应是判决书的重要内容，但原审判决对该事实并未予以查明。故原审判决的重要内容存在缺失，没能达到明确权利义务、定纷止争的裁判效果。综上，原审判决存在内容前后矛盾、适用法律错误、未明确权利义务的问题，导致孙永贤的合法权利受损。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改判或发回重审。 被上诉人利想公司、王宝青答辩称：原审认定的事实清楚。首先，根据公司资本维持原则的要求，公司在存续过程中，应维持与其资本额相当的实有资产，为使得公司的资本与公司资产基本相当，切实维护交易安全和保护债权人利益，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随意抽回出资。孙永贤缴纳的出资款已为利想公司独立享有的法人财产，孙永贤也无权要求抽回对利想公司的出资。其次，《公司法》对于公司减资过程中是否必须对股东的股权进行回购并无强制性规定，具体到本案，在利想公司的减资决议中，并没有形成要求公司回购股权的内容，工商部门登记的减资手续系形式上的减资。孙永贤与利想公司之间并不存在关于实际减资需要支付减资款的相关约定，并不存在孙永贤所谓的“2016年12月股东三方已明确约定，同意按照实缴出资额收购股东所持有的股份”的说辞。再次，公司减资往往伴随着股权结构的变动和股东利益的调整，特别是在公司采用非同比例减资的情况下，更是如此。随着股东投入到公司的资金用于公司经营行为，股东持有的公司股权对应的价值将会发生变化，因此在股东减资时不能直接主张减资部分股权对应的原始投资款归自己所有。尤其在公司亏损的情况下，如果允许公司向股东返还减资部分股权对应的原始投资款，实际是未经清算程序通过非同比例减资的方式变相向个别股东分配公司剩余资产，不仅有损公司其他股东的利益和公司的财产权，还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应属无效。本案中，利想公司减资时也是根据各方口头约定，按照先弥补亏损后对剩余的所有者权益按照出资比例向股东返还减资股权额度所对应的财产权益。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理由充分，适用法律准确，孙永贤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孙永贤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利想公司返还减资款107万元，并支付从2017年3月10日起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起诉日2019年9月24日的利息损失131941.3元（2019年9月25日后的利息损失继续按此主张，直至法院判决确定的日期）；2、王宝青对上述全部款项承担连带支付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依法由利想公司、王宝青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4年6月12日，孙永贤、王宝青以及案外人邓伟才三人共同出资设立利想公司。根据利想公司章程显示，公司认缴注册资本为600万元，其中王宝青以货币方式认缴出资300万元，邓伟才以货币方式认缴出资100万元，孙永贤以货币方式认缴出资200万元并于2014年6月26日将200万元实缴到位。2015年1月20日，孙永贤、王宝青、邓伟才等三股东达成股东会决议，将公司的注册资本从600万元增至2000万元，增资总额为1400万元，其中，孙永贤追加认缴投资466.60万元股权，共认缴出资666.6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33.33%；王宝青追加认缴投资700万元股权，前后共认缴出资10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50%；邓伟才追加认缴投资233.40万元股权，前后共认缴出资333.4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6.67%。决议做出后，孙永贤于2015年2月12日实缴出资92万元。2017年3月10日，孙永贤、王宝青、邓伟才等三股东达成利想公司股东会决议，同意采用非同比例减资的方法，减资1000万元，即注册资本由2000万元减资至1000万元，其中，孙永贤减少666.6万元股权，邓伟才减少333.4万元股权，减资方式均为货币，按此决议减资后利想公司变更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唯一股东为王宝青。2017年8月3日，利想公司的股东王宝青向公司登记机关作出公司债务清偿或债务担保情况的说明。2017年8月4日，利想公司在杭州市高新区（滨江）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了股东变更登记，将公司股东变更为王宝青一人。 另查明，减资决议作出后，利想公司向孙永贤陆续支付185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第一，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股东出资后，该出资即形成公司财产，由公司享有法人财产权，股东对该出资即丧失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本案中，孙永贤向公司出资的292万元已转化成利想公司的独立财产，其无权要求公司返还；第二，根据《公司法》的规定，股东可以采取股权转让或请求公司回购股权两种方式退出公司。本案中，依据利想公司的三名股东于2017年3月10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决议内容为股东孙永贤、邓伟才分别减资666.6万元股权、333.4万元股权，孙永贤、邓伟才减资后股权为0，公司变更为王宝青的一人公司，这其实是通过公司减资来实现股东退出。但根据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的规定“公司需要减少注册资本时，必须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本案中，双方均未向一审法院提交利想公司为减资而编制的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其减资程序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减资条件未成就，孙永贤基于公司减资法律关系要求公司支付减资款条件不成就；第三，在利想公司的三股东达成的减资决议中，并未形成要求公司回购股权的内容，孙永贤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利想公司就减资需要支付的相应减资款达成过协议。综上，孙永贤在减资决议作出后已收到利想公司支付的185万元的情况下，又基于其原始出资额要求利想公司退还其原始出资合计292万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对此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三十五条、第一百七十七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驳回孙永贤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618元，减半收取7809元，由孙永贤负担。 二审中，双方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公司减资是指公司依法对已经注册的资本在特定条件下通过一定的程序进行消减的法律行为。公司注册资本的减少，缩小了公司责任财产的范围，直接涉及到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权益，故公司减资必须按照法定程序和条件进行。本案中，孙永贤在一审中诉请利想公司返还减资款，但并未就利想公司已经履行了法定的减资程序进行举证，减资条件尚未成就。二审中，孙永贤认为其主张的是利想公司回购股权的股权转让款，但在案证据中并无利想公司应按照实缴出资额向孙永贤收购股权的内容。孙永贤的上诉理由和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5618元，由上诉人孙永贤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袁正茂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七日 书记员  张榕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