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2民终296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宁波满吉进出口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钱湖北路958号2010－2013室。 法定代表人：张春懿，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康丽，浙江合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龙飞，浙江合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苏州昇艺纺织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盛泽镇工厂街西白洋市场路北侧。 法定代表人：滕佳佳，该公司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平湖市海川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平湖市独山港镇聚福村聚福佳苑93号。 法定代表人：王连观，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宠根，浙江威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宁波满吉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满吉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苏州昇艺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昇艺公司）、平湖市海川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川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2019）浙0212民初89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满吉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昇艺公司对满吉公司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事实认定存在遗漏、错误。1.满吉公司与昇艺公司之间从未达成面料买卖的合意，现有证据足以证明昇艺公司明知海川公司系面料的采购方，其应与海川公司签订书面合同。在本案庭审及一审判决中，昇艺公司对于满吉公司所提供第一份证据是明确予以认可的，而在第一份证据中可以明显看出：在2017年4月10日满吉公司法人张春懿与昇艺公司法人滕佳佳的微信聊天中，已经明确要求其在面料出货之前与海川公司签订书面合同，而滕佳佳也在微信中答应签订书面合同。这足以表明：（1）满吉公司从未有过向昇艺公司采购面料的意思，海川公司对此也是明知的。（2）海川公司明知面料采购方和需要签订合同的相对方是海川公司。（3）满吉公司与海川公司之间并不存在合同订立的法定“要约”、“承诺”流程，双方之间并未订立合同。而对于该份关键性证据，一审判决在事实认定部分（一审判决书第10页、第11页）予以遗漏。2.满吉公司向昇艺公司询价行为仅仅为了辅助昇艺公司与海川公司之间面料买卖合同的履行，同时也在为满吉公司与海川公司之间的服装大货成品的价格确定做准备，海川公司对满吉公司所询价的结果是认可的。首先，只有明确了面料的单价，昇艺公司与海川公司之间采购面料的货值才能最终确定，满吉公司的询价行为显然对昇艺公司与海川公司之间履行面料买卖合同意义重大。其次，虽然满吉公司询价过程中，海川公司未参与其中，但满吉公司与海川公司之间的长期合作模式以及海川公司在与满吉公司进行服装大货买卖过程中的行为足以证明其对满吉公司询价的面料价格是认可的，且不会提出异议。具体而言，在满吉公司与海川公司长期的合作中，满吉公司所采购服装大货的每一款式的价格均系由满吉公司将其代为询价的各家面辅料商的面辅料单价价格发送给海川公司之后，由海川公司根据每一款式的服装大货面辅料用量多少，乘以相应面辅料单价，加上海川公司加工服装的加工费后整理出来最后发送给满吉公司的。因此，对于满吉公司所询价得来的面辅料单价高低，海川公司本身是不关心的，因其最终会将相关面料价格算入最终的服装成品大货中，而大货成品的货款系由满吉公司向其全额支付的。最后，在本案服装大货价格确认的往来邮件中（见上诉状证据清单，该证据满吉公司提交给了一审法院，但一审法院未组织质证）也能够看出，满吉公司与海川公司之间在确定该批服装大货价格时，仅对加工服装的工价存在争议，而对于满吉公司所询价的面料单价，海川公司是未提出过异议的。其行为表明了其对满吉公司询价结果的追认，一审判决仅以满吉公司的询价行为未经海川公司的授权为由，认定满吉公司是合同相对方，显然属于断章取义。3.满吉公司向昇艺公司发送面料数量，系为了让其大概知道海川公司所采购面料数量，帮助其早做生产准备，以加快海川公司的服装大货生产进程。而在实际发货的过程中，满吉公司除提醒昇艺公司与海川公司签订书面合同外，曾反复向昇艺公司强调过涉案面料采购的最终数量以海川公司发送与提供的为准，满吉公司并非涉案面料的下单方。因满吉公司向海川公司所采购服装大货系向外商销售，交期比较紧，故满吉公司一直在帮海川公司联系面辅料商，帮其询价，同时，因服装大货数量明确，以及每一款式服装所需面辅料也基本明确，因此，满吉公司可初步估算出全部大货所需有关面辅料数量，将该数量发送给海川公司完全是为了其能够早做生产准备。最为重要的是，昇艺公司以及一审判决明确认可真实性的2017年5月11日（见判决书第11页）的聊天记录中也明确表明：满吉公司反复向昇艺公司强调最终采购面料的数量应由海川公司发送给昇艺公司，以避免“他（海川公司）说是我（满吉公司）下的（面料订单）”的结果。这一证据明确了涉案面料的采购数量系以海川公司所发送的为准这一事实。可见一审认定面料的数量系由满吉公司商定（判决书第15页倒数第9行），系对案件事实的歪曲。另一方面，这一证据印证了前述的关于合同相对方的论述，满吉公司再次向昇艺公司明确了自己并非面料下单方的事实。4.由上可知，昇艺公司明确知道合同的相对方系海川公司，涉案面料的规格、采购数量也由海川公司最终确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规定：“合同当事人对合同是否成立存在争议，人民法院能够确定当事人名称或者姓名、标的和数量的，一般应当认定合同成立。”显然，认定面料的买卖合同依法在昇艺公司与海川公司之间成立，这也是符合上述司法解释精神的。除上述事实与规定外，在本案面料买卖合同的履行过程中，现有证据已经充分证明了涉案面料款支付、发票开具、面料发货交付均在昇艺公司与海川公司之间进行，与满吉公司并没有任何直接的关联。前述所有事实以及法律规定都表明：涉案面料买卖合同系在昇艺公司与海川公司之间成立，满吉公司并非合同的相对方，其只是向海川公司采购服装大货的买家而已，与面料的买卖无关，也不直接支付面料款项，而对于剩余未支付的面料款，因海川公司已经收到相关面料，其显然应当对未付款部分的面料承担继续付款的责任。二、现有生效判决书已经明确了满吉公司与海川公司之间的服装大货买卖关系，涉案面料全部由海川公司采购用于生产上述服装大货。一审判决却认定满吉公司为面料采购方，与上述生效判决存在矛盾，将导致满吉公司两次重复付款。满吉公司与海川公司之间存在服装大货买卖关系。虽然海川公司一审庭审中否认其与满吉公司之间存在服装大货买卖关系，认为其仅仅是为满吉公司加工服装。但其与满吉公司之间的服装大货买卖关系已经经生效判决书确认（2019浙04民终3417号、2020浙04民终247号，见上诉证据清单）。满吉公司系向海川公司购买三万余件服装大货，而非委托其加工服装大货，在双方买卖服装大货的基础上，海川公司为生产服装大货，才需要向包括昇艺公司在内的面辅料商采购面辅料，这是涉案面料买卖合同产生的前提。涉案面料由海川公司采购，被全部用于生产上述服装大货。满吉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4中“大货订单里料、面料用料确认往来邮件”中可以看出，昇艺公司在本案中所供货的面料全部用于生产满吉公司与海川公司之间的服装大货。满吉公司向海川公司支付的服装大货款包含了涉案面料款。在本案一审提交的证据4中“付款凭证”中的“银行汇票”可以看出，满吉公司向被满吉公司所支付的服装大货款项中，明确包括了海川公司向昇艺公司通过银行汇票背书支付的45万元款项，海川公司在与满吉公司之间的服装大货买卖合同中明确认可该款项为服装大货款。而同时，该银行汇票也在本案一审中，由昇艺公司作为起诉材料的证据提出，用以证明海川公司付款的事实。这充分表明，满吉公司所向海川公司支付的全部服装大货款，已经包括海川公司向面辅料商支付的面料款。也即满吉公司先向海川公司支付服装大货款，再由海川公司向包括昇艺公司在内的面辅料商支付面辅料款。在平湖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浙0482民初599号、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浙04民终3417号判决书中，判决满吉公司需向海川公司支付货款626926.95元，该款项为上述服装大货款中未付部分，而该大货款已经包含了海川公司应向昇艺公司支付的面料款项。因此，本案中昇艺公司所诉请的面料款，应由海川公司在收到满吉公司支付的剩余大货款后，直接支付给昇艺公司。而本案一审判决满吉公司与海川公司共同支付昇艺公司面料款，将直接导致满吉公司既要支付服装大货款（该款项已经包含了面料款），又要向昇艺公司支付面料款，最后的结果是，就同一批面料，满吉公司需要重复支付两次款项。对于同一批面料，一审判决通过反向排除推理的方式认定了两个合同相对方，忽视了相关司法解释的明确规定，也混乱了三方之间法律关系。且该判决将导致满吉公司与海川公司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混乱，对满吉公司严重不公平，无法实现案结事了的法律效果。 昇艺公司未作答辩称。 海川公司答辩称：满吉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但一审认定海川公司也系买卖关系的相对人也是错误的，请求驳回对海川公司的诉讼请求。海川公司、满吉公司之间只是定作合同关系，满吉公司提供的报价单栏中，明确写明加工费多少元，如果是买卖合同关系直接写每个款式衣服多少钱就可以了。事实上，服装原辅料的价格、数量、质量要求、交付日期等都是满吉公司向昇艺公司直接洽谈的，本案面辅料买卖与海川公司无关。满吉公司为了出口退货需要，将服装原辅材料的发票开到海川公司处，货款又通过海川公司背书转让的方式支付昇艺公司，这只是外贸出口退税所需，造成海川公司与昇艺公司发生买卖合同关系的假象。海川公司接受面辅料只是为了加工服装所需，一审认定海川公司也是本案面辅料买卖关系的相对方错误。 昇艺公司向一审法院诉讼请求：1.满吉公司、海川公司支付昇艺公司价款675395.6元；2.满吉公司、海川公司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暂计20000元，从起诉之日起，按同期银行贷款年利率4.3%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审理中，昇艺公司变更第1项诉讼请求为：满吉公司、海川公司支付价款543724.1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满吉公司向昇艺公司询问各种规格面料的价格。2017年2月28日，昇艺公司向满吉公司发送电子邮件，明确各种规格的面料的单价，其中12008压光涂层13.1元/米、300T订织春亚纺压光压花7.3元/米、300T订织春亚纺压光植绒12.7元/米、桃皮绒30D针织复合13.9元/米、290T涤塔夫压花4.4元/米、210T涤塔夫印花水洗4.6元/米。满吉公司收到昇艺公司的报价后，对210T涤塔夫印花水洗4.6元/米修改为4.5元/米，并加注290T涤塔夫素色4元/米，210T涤塔夫素色3.1元/米，并发微信给昇艺公司，昇艺公司在微信中表示认可。2017年3月8日－3月11日，满吉公司向昇艺公司发送电子邮件及微信，明确各种规格面料的具体数量。2017年3月21日，满吉公司发电子邮件给昇艺公司，要求将面料发货至海川公司。2017年4月7日，海川公司也发送电子邮件给昇艺公司，明确各种规格面料的具体数量。2017年5月11日，昇艺公司法定代表人与满吉公司法定代表人在微信聊天中，满吉公司法定代表人要求昇艺公司法定代表人不要将面料数量给海川公司，应由海川公司将面料数量给昇艺公司，以免海川公司认为是满吉公司下的订单。昇艺公司向海川公司交付面料为：2017年4月16日，290T涤塔夫压花378米，单价4.4元/米、210T涤塔夫印花8748米，单价4.5元/米、210T涤塔夫1558米，单价3.1元/米，合计价款45859元。2017年4月19日，290T涤塔夫压花15212米，单价4.4元/米、210T涤塔夫印花10782米，单价4.5元/米、210T涤塔夫3849米，单价3.1元/米，“12008”11933米，单价13.1元，合计价款283706元；2017年4月23日，210T涤塔夫10627米、单价3.1元/米，计价款32943.7元；2017年4月30日，210T涤塔夫7607米、单价3.1元/米，290T涤塔夫压花384米，单价4.4元/米，共计价款25271.3元；2017年5月6日，昇艺公司向海川公司交付210T涤塔夫4909米、单价3.1元/米，300T春亚纺压花RH5000米、单价7.3元/米，合计价款51717.9元；2017年5月6日，昇艺公司向海川公司交付“12008压花”2523米，2017年5月10日，海川公司退还昇艺公司“12008压花”2523米；2017年5月9日，昇艺公司向海川公司交付300T春亚纺压花RH、PS10999米、单价7.3元/米，合计价款80292.7元；2017年5月14日，昇艺公司向海川公司交付“12008”6828米、单价13.1元/米，290T涤塔夫压花1286米、单价4.4元/米，“12008压花”2491米、单价13.5元/米，290T涤塔夫526米、单价4元/米，合计价款130837.7元；2017年5月20日，昇艺公司向海川公司交付300T春亚纺压花RH5210米、单价7.3元/米，“12008”2607米、单价13.1元/米，合计72184.7元；2017年5月26日，昇艺公司向海川公司交付300T春亚纺压花RH2642米、单价7.3元/米，“12008”7400米、单价13.1元/米，合计116226.6元；2017年6月9日，昇艺公司向海川公司交付“12008”4284米、单价13.1元/米，300T春亚纺压花RH1412米、单价7.3元/米，合计价款66428元；2017年6月16日，昇艺公司向海川公司交付植绒6565米、单价12.7元/米，“12008”4888米、单价13.1元/米，300T春亚纺（压光）764米、单价6.9元/米，合计价款152679.9元。上述，共计价款1058147.5元。满吉公司、海川公司支付价款情况为：2017年5月25日，海川公司支付昇艺公司15万元（银行转账）；2017年6月28日，满吉公司支付海川公司20万元（银行汇票）；2017年7月22日，满吉公司支付海川公司10万元（银行汇票）；2017年8月4日，满吉公司支付海川公司15万元（银行汇票），上述银行汇票均由海川公司背书给昇艺公司；共计已支付价款为60万元。2017年6月28日、7月21日，昇艺公司开具了金额为55万元品名为涤伦布、春亚纺、涤塔夫的增值税发票给海川公司。另查明：海川公司与满吉公司就服装买卖合同发生纠纷，起诉至平湖市人民法院，要求满吉公司支付货款。满吉公司也向平湖市人民法院起诉海川公司，要求海川公司损失。 一审法院认为：就涉案的面料买卖，昇艺公司既未与海川公司签订过合同，也未与满吉公司签订合同，故就面料买卖合同的相对人，应从双方的洽谈和交易过程分析确定。本案中，满吉公司先就面料事项向昇艺公司进行询价，昇艺公司将价格发给满吉公司，满吉公司对价格进行部分修改后再发给昇艺公司，昇艺公司与满吉公司在微信中进行了确认，后满吉公司也向昇艺公司确定了面料的规格、数量，故昇艺公司与满吉公司已完成要约、承诺的过程，故满吉公司为涉案面料买卖合同关系中的相对方。在合同的履行中，海川公司也向昇艺公司确定面料的规格、数量，接受昇艺公司交付的面料和昇艺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并向昇艺公司支付价款，故也应认定海川公司为涉案面料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方。综上，就涉案面料买卖关系，对昇艺公司而言，应认定是满吉公司、海川公司共同向昇艺公司采购面料，满吉公司、海川公司均为面料买卖的相对方。海川公司辩称与昇艺公司从未发生过买卖关系，本案所涉的面料买卖关系是昇艺公司与满吉公司之间发生，海川公司只为满吉公司加工服装；因海川公司与满吉公司之间存在服装买卖关系，而非加工关系，且就具体数量下单给昇艺公司，事后已接受昇艺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并向昇艺公司支付价款，故海川公司的辩称与事实不符，该院不予支持。满吉公司辩称向昇艺公司进行询价、沟通数量的行为，只是帮助海川公司履行服装采购合同，且已向昇艺公司明确告知满吉公司并非面料的下单方，面料数量要以海川公司确定的为准，昇艺公司要与海川公司签订书面合同，在与昇艺公司的面料买卖关系中仅起辅助作用，并不是合同的相对方。因与昇艺公司的面料买卖洽谈过程中，就面料的规格、数量、价格等主要合同条款，均由满吉公司与昇艺公司商定，相反海川公司从未与昇艺公司商定具体价格，故满吉公司的行为，并不是辅助行为，而是决定性的行为。此行为满吉公司也没有证据证明已获得过海川公司的授权，故满吉公司的辩称不符合事实，不予支持。满吉公司、海川公司欠昇艺公司价款为458147.5元，昇艺公司诉称满吉公司、海川公司尚欠价款为543724.1元，因昇艺公司部分计算错误，部分没有依据，故该院应予纠正。因双方对价款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故满吉公司、海川公司应在收到标的物的同时支付。满吉公司、海川公司拖欠不付，已构成违约，应赔偿昇艺公司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昇艺公司要求从起诉日起支付利息损失，系昇艺公司对自己权利的处分，不予干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的规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6月11日作出如下判决：一、满吉公司、海川公司共同支付昇艺公司价款458147.5元。限在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履行完毕；二、满吉公司、海川公司共同赔偿昇艺公司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458187.5元为基数，自2019年6月4日起算至2019年8月19日，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起至本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限在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履行完毕；三、驳州昇艺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9437元，由昇艺公司负担965元，由满吉公司、海川公司负担8472元。 本院二审期间，昇艺公司、海川公司未提交新的证据。满吉公司提供如下证据： 1.满吉公司、海川公司之间关于服装大货报价往来电子邮件及附件一份，拟证明满吉公司协助海川公司向昇艺公司询价后，将询价结果发送给海川公司，海川公司并无异议，并将该价格作为其向满吉公司服装大货报价的附件组成部分向满吉公司报价，印证海川公司对满吉公司向昇艺公司的询价结果予以认可的事实。 2.（2020）浙04民终247、3417号判决书各一份，拟证明满吉公司与海川公司之间服装大货买卖合同关系，满吉公司应向海川公司支付服装大货货款，该款项已包括了本案中所争议的面料款，现一审法院再决满吉公司再支付争议的面料款，导致满吉公司双重付款，对满吉公司不公。 昇艺公司未发表质证意见，海川公司质证认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对关联性均有异议，证据1反映的价格是满吉公司直接与昇艺公司谈的，如果是海川公司向昇艺公司购买的话，用不着满吉公司去谈价格，海川公司与满吉公司之间只是定作合同关系；证据2二份判决书反映的实际应该是定作合同关系，原辅材料均系满吉公司自己采购，只不过了为外贸的方便，将面辅料商的发票开给海川公司，造成与海川公司买卖交易的假象，但海川公司收的就只是加工费，判决书认定的金额应该是加工费。本院认为，满吉公司提供的证据1、2的真实性海川公司无异议，且与本案具有关联，本院予以认定。 经审理，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1.海川公司、满吉公司之间有服装买卖业务关系。因满吉公司尚欠海川公司货款626926.95元未支付，海川公司诉至平湖市人民法院，该院作出（2019）浙0482民初599号民事判决，判决如下：满吉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海川公司货款626926.95元及利息损失（以626926.95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2018年4月10日起计算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满吉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后，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14日作出（2019）浙04民终3417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2017年3月、4月期间，满吉公司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向海川公司下订单采购服装，并在邮件附件中列明了服装的款式和数量，其中服装的单价需要双方根据面料、里料等用量、单价和工价等确定。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对服装价格、交货期限、付款期限、违约责任等亦未明确约定。双方在服装买卖过程中，满吉公司未足额支付海川公司已交货款项，海川公司未完全按照满吉公司邮件中的款式、数量交付服装，亦未及时足额开具满吉公司已付款金额对应的发票。2017年4月至9月期间，满吉公司向海川公司支付货款2338694.25元，其中海川公司已开具浙江增值税专用发票1151574.90元。2018年12月29日，海川公司向满吉公司开具642631.35元发票。2019年1月18日，海川公司向满吉公司开具544430.40元发票，后满吉公司退回海川公司。平湖市人民法院审理期间，海川公司向满吉公司重新开具了544430.40元发票，并已交付满吉公司。双方因对货款支付、服装交付等产生争议，两方为此均诉至法院，满吉公司要求海川公司赔偿已开票增值税退税差额损失及未交货部分的预期可得利润、税款损失及外商索赔款，而海川公司起诉要求满吉公司支付货款(已另案处理，详见浙0482民初599号民事判决书)。平湖市人民法院审理后，作出（2019）浙0482民初875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满吉公司诉讼请求。满吉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后，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17日作出（2019）浙04民终247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3.在2017年4月10日满吉公司法人张春懿与昇艺公司法人滕佳佳的微信聊天中，已经明确要求其在面料出货之前与海川公司签订书面合同，而滕佳佳也在微信中答应签订书面合同。 本院认为，双方二审争议焦点为涉案面料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人系满吉公司还是海川公司。 首先，虽然满吉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有权代表海川公司对涉案面料的规格、数量、单价等与昇艺公司磋商确定，但合同履行过程中海川公司对满吉公司的行为并未提出异议，同时海川公司与昇艺公司之间发生的收发货、开票、付款等履行义务的事实，可以视为海川公司对满吉公司的行为进行了追认。 其次，满吉公司已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告知昇艺公司面料购买方系海川公司，并要求昇艺公司在面料出货之前与海川公司签订书面合同，昇艺公司亦答应签订书面合同。其后，满吉公司还向昇艺公司说明应由海川公司将面料数量给昇艺公司，避免海川公司认为系满吉公司下的订单。上述事实可以证明满吉公司已经向昇艺公司披露涉案面料购买人系海川公司，故昇艺公司再主张满吉公司系涉案面料买卖合同相对人，依据不足。 最后，满吉公司与海川公司之间系服装买卖合同关系的事实，已经生效判决确认，满吉公司向海川公司采购的系服装，至于制作服装的面料应当由海川公司采购，不属于满吉公司应承担的义务，一审判决满吉公司与海川公司共同承担涉案面料款的支付义务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满吉公司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认定海川公司系涉案面料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人正确，但一审法院仅以涉案面料的规格、数量、单价等由满吉公司与昇艺公司磋商确定为由，认定满吉公司也是涉案面料买卖合同相对人、并判决满吉公司承担共同付款义务，依据不足，本院予以纠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第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2019）浙0212民初8941号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平湖市海川服饰有限公司支付被上诉人苏州昇艺纺织有限公司价款458147.50元，限在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履行完毕； 三、被上诉人平湖市海川服饰有限公司赔偿被上诉人苏州昇艺纺织有限公司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458187.50元为基数，自2019年6月4日起算至2019年8月19日，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起至本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限在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履行完毕； 四、驳回被上诉人苏州昇艺纺织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 一审案件受理费9437元，由被上诉人苏州昇艺纺织有限公司负担965元，被上诉人平湖市海川服饰有限公司负担847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437元，由被上诉人苏州昇艺纺织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魏金汉 审判员  叶剑萍 审判员  杜海平 二〇二〇年九月九日 书记员  王沂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