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566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金某，女，1988年7月5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1，男，2012年6月5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法定代理人金某，女，1988年7月5日出生，汉族，系王某1母亲，住杭州市余杭区。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游建峰，北京东卫（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国浩，男，1963年2月22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2，男，1989年4月29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上述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金忠华，浙江巨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孙国美，女，1967年11月3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委托代理人金忠华，浙江巨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金某、王某1因与被上诉人王国浩、王某2，原审被告孙国美分家析产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20）浙0110民初22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8日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由审判员韩昱使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王国浩与孙国美于××××年××月××日登记结婚，婚后共同生育一子王某2；2008年3月19日，王国浩与孙国美离婚，且孙国美于2011年1月12日迁出王国浩户而单独列户；因遇政府征用拆迁，孙国美于2017年10月31日代表孙国美户与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办事处签订《集体所有土地房屋征迁补偿安置协议书》，获得征用各项补偿款合计1297802元、安置房建筑面积105㎡；2019年9月4日，王国浩与孙国美复婚，同年11月27日双方又离婚。王某2于××××年××月××日与金某登记结婚，且婚后与王国浩一起生活；××××年××月××日，王某2与金某共同生育一子王某1；2014年7月4日，金某户口迁移至王国浩户，成为王国浩户常住户口家庭成员；2019年3月15日，王某2与金某离婚，王某1由金某负责抚养。2017年10月31日，经杭州创源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王国浩代表王国浩户（乙方）与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办事处（甲方）签订《集体所有土地房屋征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主要约定：乙方房屋坐落于杭州市余杭区，总建筑面积1118.21㎡，常住在册家庭人员计4人即王国浩、王某2、金某、王某1；甲方支付乙方征迁房屋补偿费679293元、装修（含附属物）费1099692元、未突击搭建和装修奖120000元、搬家费3000元、在规定时间内评估奖10000元和签约奖40000元、出租损失80000元、房屋基础和拼墙费40000元、按时腾空奖22364元、农具补助费3000元、多高层奖80000元、配合拆迁奖300000元、提前签约奖25000元、按时腾空交付房屋奖30000元、按时入住奖20000元、物业补贴费30000元、过渡费43200元，总计人民币2625549元，甲方给予乙方安置房总建筑面积400㎡，含独生子女增加1人的建筑面积80㎡，应预付购房款合计480000元，前述各项补偿款合计2625549元，扣留购房预付款480000元后，余款2145549元由王国浩于2018年7月5日底前领取。与此同时，王国浩于2018年2月12日领取王国浩户土地征收补偿款176115元，该款户内每人35223元，王某1按双份即可得70446元；2018年6月8日，王国浩领取王某1的安置补助费25000元；2020年1月20日王国浩领取王国浩户南庄兜村17组组级资产及签约奖励61000元，其中5000元属按户奖励、户内每人11200元、王某1按双份即可得22400元。而王国浩先后于2017年12月20日、2019年3月13日、7月12日、8月31日通过支付宝向金某转款80000元、15000元、5000元、1000元，合计101000元，但金某辩称前述80000元属归还先前借款、15000元属借款但王国浩不要求归还了、其余6000元属王某1的培训和餐费；同时，在2017年10月征用拆迁开始，王国浩与王某2居住一起，而金某与王某1开始在外租房居住，为此王国浩替金某与王某1支付了2017年10月1日-2018年9月30日期间的租房租金42000元、支付2018年9月15日至2020年3月15日期间的租房租金72000元。 金某、王某1于2020年3月3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王国浩、孙国美、王某2支付金某、王某1补偿款合计人民币997950.7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金某、王某1申请财产保全而支出保全担保费800元、保全申请费3020元。 在诉讼中，查明前述《集体所有土地房屋征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中的装修补偿费1099692元，该装修补偿费包含附属物以及计为附属物的彩钢瓦在内，而杭州创源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的评估值为1029367元，综合诉争双方举证包括评估报告及协商后确定，王某2与金某结婚后的王国浩户（1）增建主房（评估报告中的Ｓ1）二楼阳台上的装修为包铝合金，计8272.8元（Ｓ1二层13456.8元-Ｓ1三层5184元），金某可分得评估金额2757.6元，（2）增建主房后的三间平房（评估报告中的Ｓ4）的墙体，王国浩、王某2与金某双方同意分配金某评估金额计5000元，（3）主房室外铺设瓷砖50㎡、添建泥围墙是5ｍ、增设不锈钢护栏4ｍ、增设一个石桌子，合计评估金额4261元，按照王国浩、王某2、金某共建平分为每人1420.33元，至此，前述（1）（2）（3）金某可得装修评估金额合计9177.93元，同时依据《集体所有土地房屋征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中关于给予15%的奖励性补偿70325元的约定，酌情金某可得对应的装修补偿费金额为9764.86元（9177.93元＋70325元÷1099692元×9177.93元）。 原审法院认为：金某与王某2已离婚，王某1亦由金某抚养，金某、王某1与王国浩、王某2双方作为王国浩户的家庭成员关系已消灭，家庭财产共有基础丧失，因而金某、王某1要求与王国浩、王某2分割原王国浩户家庭共有财产，有理有据，依法应获支持。金某、王某1诉请的家庭财产，具体可分割为：（1）房屋补偿费679293元，金某、王某1因并无参与建造而无权分得；（2）装修费1099692元，依据王某2与金某结婚后实际实施的装修项目，以及双方在诉讼中的确认，其中金某可得金额为9764.86元，而王某1因无参与而无权分得；（3）未突击搭建和装修奖120000元，因被征迁之前，王国浩户有经济能力实施的成员是王国浩、王某2、金某，因而应由金某分享三分之一即40000元，而王某1无资格分得；（4）搬家费3000元、在规定时间内评估奖10000元和签约奖40000元、出租损失80000元、房屋基础和拼墙费40000元、按时腾空奖22364元、农具补助费3000元、多高层奖80000元、配合拆迁奖300000元、提前签约奖25000元、按时腾空交付房奖30000元、按时入住奖20000元、物业补贴费30000元、过渡费43200元，合计726564元，前述各项费用均系王国浩户在征用拆迁过程中需家庭成员共同完成，因而由户内王国浩、王某2、金某、王某1均等享有，即金某、王某1各分享181641元（726564元÷4人）；（5）王国浩户的土地征收补偿款176115元，该款户内每人35223元，王某1按双份，即金某可得35223元、王某1可得70446元；（6）王国浩领取王某1的安置补助费25000元，应归王某1享有；（7）王国浩领取王国浩户南庄兜村17组组级资产及签约奖励61000元，其中5000元属按户奖励、户内每人11200元、王某1按双份，即金某可得12450元、王某1可得23650元；（8）扣留王国浩户预付购房款480000元，暂按户内人口分摊，每人分摊120000元，金某、王某1应每人扣留120000元。至此，前述（1）至（8）项，金某、王某1分别可得金额为159078.86元（9764.86元＋40000元＋181641元＋35223元＋12450元－120000元）、180737元（181641元＋70446元＋25000元＋23650－120000元）。与此同时，在2017年10月征用拆迁开始，王国浩与王某2居住在一起，而金某与王某1在外租房居住的前提下，王国浩先后（1）在2017年12月20日至2019年8月31日期间已向金某转款合计101000元，经查，2019年3月13日的15000元属金某借款性质，不属支付补偿款，而2019年7月12日、8月31日合计6000元属王某1的培训和餐费，（2）替金某与王某1支付了2017年10月1日-2018年9月30日期间的租房租金42000元，（3）支付2018年9月15日至2020年3月15日期间的租房租金72000元。因而予以从金某与王某1的可得补偿款159078.86元作相应扣减80000元、21000元、36000元与180737元中作相应扣减6000元、21000元、36000元，并据此而酌情分割给金某与王某1财产补偿款额分别为人民币22000元、117000元。至于金某与王某1诉请分割孙国美所获的孙国美户征迁补偿款，因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关于金某诉称2017年12月20日转款80000元属归还借款，以及王国浩与王某2辩称其交付金某现金20000元，均因无直接或间接证据予以证实，故均不予采信和认定。综上，金某与王某1的诉讼请求，其合理、合法部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九条、第一百零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王国浩、王某2支付金某补偿款人民币22000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履行完毕。二、驳回金某其他诉讼请求。三、王国浩、王某2支付王某1补偿款人民币117000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履行完毕。四、驳回王某1其他诉讼请求。五、王国浩、王某2支付金某、王某1因本次诉讼而支出的财产保全担保费、申请费合计人民币3820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6890元，由金某、王某1负担5930元，王国浩、王某2负担960元。 宣判后，金某、王某1不服，共同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审判决严重违反了家庭财产共同共有的原则，严重违反了国家保护妇女儿童权益的基本原则，严重曲解了拆迁安置补偿以人为本的原则。两上诉人作为家庭二分之一的成员（加上虚拟安置人口则占五分之三），在总计269万的补偿款中，一审判决仅认定两上诉人可分配413046.86元，判决严重不公，且多项事实认定错误。一、一审判决认定两上诉人因没有参与建造房屋，因而无缘参与分配房屋补偿费和装修费事实认定错误。1、上诉人虽然没有参与建造家庭共有房屋，但根据拆迁协议，拆迁房屋补偿款金额与两上诉人有事实上的直接因果关系。首先：拆迁时，家庭共有1118.21平方米房屋，包括两上诉人在内在册人口4人（加上虚拟安置人则5人）。根据人口数，被认定为大户，大户才能拥有520平方米的合法产权。认定大户与两上诉人有直接因果关系，也与520平方米合法产权有直接因果关系。从拆迁的合法面积而言，根据政策只能认定为小户，涉案房屋只有320平方米可以认定为合法面积，与大户相差的200平方米房屋的拆迁权利应当归属于两上诉人所有。反之，从拆迁的违法面积而言，超过合法面积在500平方米以内的有补偿，违法面积超出500平方米以上的没有补偿。如按照小户计算，只有820平方米（320平方米合法面积＋500平方米违法面积）有补偿，但将有398.21平方米房屋得不到任何补偿。而实际上有1020平方米的房屋得到了补偿，只有98.21平方米没有得到补偿。因两上诉人的参与，新增了300平方的房屋补偿。综上，无论从合法面积认定，还是违法面积补偿，都与两上诉人有直接因果关系，一审判决仅从建造角度就完全排除两上诉人的权利，而没有从拆迁协议的整体出发，毫无道理。1、一审判决多项事实认定不清，前后矛盾，或者存在错误。（1）一审认定上诉人王某1要么没有经济能力实施，要么没有实际参与，从而无资格分“房屋补偿费”、“装修费”、“未突击搭建和装修奖”，但又认为王某1有资格分“搬家费”、“在规定时间内评估奖签约奖”、“按时腾空奖”、“配合拆迁奖”等其他奖励，是自相矛盾的表现。王某1既然有能力腾空、有能力配合拆迁，有能力在规定时间内评估签约，不会没有能力去装修、去突击搭建。按照一审判决的逻辑，民法上的法定代理人制度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并不能混为一谈。（2）一审认定王国浩在2017年12月20日至2018年8月31日期间已向上诉人金某转款101000元，其中80000元是拆迁补偿款，6000元是上诉人王某1培训费和餐费，15000是借款；并且认定王国浩为两上诉人支付了2017年12月20日至2020年3月15日的两笔租金112000元。一审判决认定上述费用均要在补偿款中扣除，系事实认定不清，关于转账的101000元发生在家庭共同生活期间，财产混同，相互转账是都有的事情。上诉人也有过向被上诉人转账，所以转账不能被认定为是借款。转账也不可能是安置款分配，因为当时拆迁安置款还没有发放，而且上诉人曾多次向村里人打听有关拆迁补偿款何时下来，包括村里会计，可见当时被上诉人根本没和上诉人确认此款是拆迁补偿款。关于房屋租赁，首先：外出租房发生在家庭共同生活期间，发生在拆迁安置协议签订前。并非如一审判决所说的是因为拆迁原因而外出租房；其次，外出租房并非两上诉人主动为之，而是两被上诉人的补偿之举。因为被上诉人王某2背负赌债，被上诉人王某2提出将上诉人金某与王某2婚房变卖还债。作为补偿，两被上诉人将另外租房供两上诉人居住，既然如此，就没有让两上诉人承担房租的道理。再者，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交的虚假租房合同以及上诉人提交的房东证人证言，亦证明并非两上诉人委托被上诉人租房。另外，一审法官在判决中认定被上诉人提交的租房合同效力不予以确认的情况下，仍将此笔款项从两个上诉人的拆迁补偿款中扣除，判决前后自相矛盾。两被上诉人为给王某2偿还赌债，将弱小妻儿从家中骗出租房，变卖妻儿赖以居住的房屋。现在又反过来要妻儿自己承担房租，是没有天理的。上诉人王某1还是未成年人，今年才8周岁，一审判决让8岁的未成年人承担租房并没有依据。（2）一审法院遗漏了两上诉人2018年10月至2020年10月的两年过渡费43200元。根据安置规定，每人每月有900元过渡费，每年有10800元。一审判决只判了两上诉人2018年前的过渡费，对2018年10月至2020年10月的两年过渡费没有裁判，严重影响了两上诉人权益。二、一审判决违反了我国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违反了农村房屋确权登记的相关规定。依照法律法规，两上诉人是案涉房屋的共有产权人，一审判决仅以两上诉人没有参与就基本排除了共有权，违反了法律规定。首先，两上诉人系被拆迁农村集体经济的当然成员，依法享有宅基地权利。依照房地一体原则，依法对案涉房屋享有共有权利。浙政办发（2017）43号《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农村宅基地及住房确权登记发证工作的通知》中关于“严格统一权利主体”一节中明确规定：“在农村宅基地与住房权利主体不相符时，应当重新确定权利主体，权利主体相符后予以登记。按照房地不可分离的原则，农村宅基地与住房权利主体应当相符，不动产登记时以权利人或户主进行登记，权利主体的确定应当符合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农村宅基地与住房权利主体不相符时，应当重新确定权利主体，权利主体相符后予以登记”。《余杭区农村宅基地及住房确权登记发证工作实施意见》在基本原则一节中也明确规定：“房地主体一致原则。应当遵循产权明晰、房屋所有权人与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宅基地使用权人保持一致的原则，确定权利主体进行登记，农村宅基地及住房依法转移时，应当一并转移，确保房地权利主体相对应。”据此，两上诉人依法享有案涉房屋宅基地使用权利，也当然是案涉房屋的权利主体，与两被上诉人对案涉及房屋享有平等权利。其次，案涉房屋作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家庭共有财产，在依法分割时，应当以平均分割为基础，适当兼顾贡献大小。一审判决完全以贡献大小为原则来分割家庭共有财产，对房屋建设装修参与过的有得分，没有参与的就没得分，完全颠覆了我国关于婚姻家庭财产共有的基本原则，一旦该判决生效成为判例或者指导案例，将严重损害广大未成年人、老年人、家庭中无劳动能力人，居家无工作收入人群利益的基本利益，与我国的国体、男女平等、保护弱小、维护公平的基本原则背道而驰。综上，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部分事实不清，法律适用错误，造成判决严重不公，恳请二审法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撤销一审法院判决，依法改判。本案的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 上诉人金某、王某1在二审中共同提交的证据如下：1、上诉人金某和王国浩、王某2之间的转账记录，证明了上诉人向两个被上诉人通过微信支付宝转账10多万元。2、短信息一份，证明金某和王某2共同生活期间，作为家庭成员，共同居住、共同生活，有资金往来，王国浩转给金某的钱，并不是拆迁安置款分配。 被上诉人王国浩、王某2共同答辩称：1、保护妇女儿童、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具体体现在《婚姻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妇女权益保障法》中，但上述法律均没有婚嫁、出生户口申报，当然取得宅基地使用权的规定，况且，拆迁中并没有对宅基地使用权单独进行补偿。2、我国《婚姻法》第18条规定：“一方的婚前财产为夫妻一方的财产”。《婚姻法司法解释一》第19条规定：“婚姻法第十八条规定为夫妻一方所有的财产，不因婚姻关系的延续而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因此，金某与王某2结婚，依照法律规定，并没有取得他人婚前房屋及装修的所有权。王某1因没有参与房屋建造和装修，自然没有所有权。两上诉人当然无权分割房屋土建和装修补偿款。3、案涉房屋于2000年建造，当时宅基地使用申请人为王国浩、王某2、孙国美和王国浩母亲王阿毛4人，政府以建房时家庭人口认定合法建筑面积数量，因此，两上诉人的户口是否在案涉家庭户中并不影响合法建筑面积数量的认定。4、上诉人把王某1的经济能力、民事权利能力、民事行为能力混为一谈。王某1无论是自己还是他人代理，其在规定时间内签约、按时搬家、腾空、配合拆迁行为均已完成。但这并不等于王某1有经济能力出资建造、装修房屋，因此，一审分配给王某1“搬家费”、“按时评估奖”、“签约奖”、“配合拆迁奖”，与无权分割“房屋补偿费”、“未突击搭建和装修奖”并不矛盾。一审判决已经非常照顾两上诉人。5、2017年10月31日王国浩户与政府签订《征迁补偿安置协议书》。2017年12月13日取出第一笔补偿费1066894.75（1023674＋43200过渡费＋20.75利息）。支付两上诉人情况：2017年12月20日支付8万，2019年3月13日支付1.5万，2019年7月12日支付5000元，2019年8月31日支付1000元，支付两上诉人2017年10月1日-2018年9月30日房租金4.2万，支付2018年9月15日-2020年3月15日房租金72000元。（未成年人也没有免费使用他人房屋的权利）上诉人与王国浩、王某2没有共同生活，没有共同收入，从补偿款中列支，一审给予抵扣，合情合理。6、2018年11月至2020年10月两年的过渡费，上诉人一审没有提出，可另行主张。7、2017年5月22日发布实施的《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农村宅基地及住房确权登记发证工作的通知》规定：“农村宅基地与住房权利主体不相符时，应当重新确定权利主体”。2018年10月3日实施的《余杭区农村宅基地及住房确权登记发证工作实施意见》（拆迁时区文件未颁布）规定：“房屋所有权人、宅基地使用人保持一致原则”，这些规定与本案并不矛盾，因为两上诉人没有案涉房屋所有权，根据房地一体原则，也没有宅基地使用权，否则与婚姻法的规定相冲突。综上，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王国浩、王某2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如下：1、王正浩户《补偿安置协议书》，证明户籍2人也属于大户，因此两上诉人是否存在都按大户标准补偿。2、银行回单，证明2017年12月13日取出第一笔拆迁补偿款，之后给了金某8万元等，对于该8万元等，应该予以扣除。 原审被告孙国美辩称：两上诉人的上诉事项与孙国美无关，要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孙国美在二审中未提交新的证据。 上诉人金某、王某1提交的证据1,被上诉人王国浩、王某2、原审被告孙国美认为金某转账给王某2的款项属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经营和生活的需要，属于夫妻内部经济互助，不属于家庭财产分割范畴，与本案无关。金某于2017年7月11日转账给王国浩的15000元，系王国浩向金某的借口，与一审2019年3月13日金某向王国浩的借口15000元持平，双方均可另案主张。本院认为，该证据与本案纠纷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 上诉人金某、王某1提交的证据2，被上诉人王国浩、王某2、原审被告孙国美认为王某2没有收到金某的15万元借口或者拖欠实质性款项，短信内容系双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内部承诺，至今已有八年多，无论是否存在都属于夫妻之间内部事项，不属于家庭财产分家析产范畴，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该证据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 被上诉人王国浩、王某2提交的证据1，上诉人金某、王某1对协议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有异议，上诉人自己家的拆迁合同是从政府里面调出来，而且有政府的印章、齐缝印章，而这个合同没有齐缝印章，上诉人不知道如何算大户、中户、小户，不清楚当时的拆迁政策是如何的。原审被告孙国美认为，对证据三性都予以认可。本院认为，该证据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 被上诉人王国浩、王某2提交的证据2，上诉人金某、王某1对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提出异议，不能证明该款项就是拆迁安置款，当时村里面进行拆迁，拆迁款都是以余杭农商银行的支票的方式给户主，根据拆迁合同，第一笔款是106万元，金额也对不上，该款项就和之前的8万元一样，没有进行备注，上诉人也不清楚到底是不是拆迁款项。原审被告孙国美认为，对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都予以认可。本院认为，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依据有效证据，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均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房屋补偿费系针对被拆迁房屋的补偿，属于房屋建造申请人和出资出力者享有，因金某、王某1既不是房屋建造的申请人之一，也未参与房屋的建造，原审法院认定金某、王某1不享有该部分权利，并无不当。金某、王某1以拆迁部门系依据包括其在内的人口数来确定合法产权面积的补偿费，以及金某、王某1系案涉被拆迁房屋的共有权利人为由，要求分配房屋补偿费的上诉请求，缺乏相应有效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装修费、未突击搭建和装修奖系针对装修的实际投入的补偿以及奖励不突击搭建和装修的行为，鉴于王某1尚年幼，未有经济能力和行为能力参与房屋的装修，故原审法院认定王某1不享有该款项的分配，并无不当之处。王某1认为其有权分得装修费、未突击搭建和装修奖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在2017年12月20日至2019年8月31日期间，王国浩先后向金某转款合计101000元，通过有效证据可以确定15000元系借款，其余款项原审法院认定为支付的补偿款，并无不当之处。另根据王国浩提交的有效证据可以证明王国浩替金某、王某1支付2017年10月1日至2020年3月15日期间两人单独在外租房的租金，因金某、王某1享有过渡费的用途系房屋被拆迁至获得安置期间的租房损失，故原审法院将上述租金从金某、王某1应获得的补偿款中相应扣除，也无不当之处。金某、王某1认为其获得的补偿款不应扣除王国浩上述已支付的款项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至于金某、王某1上诉提出2018年10月至2020年10月的过渡费，因金某、王某1在一审中未提出明确诉讼请求，故不属于二审审理范围，本院不作审查，金某、王某1可另案主张权利。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和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860元，由金某、王某1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韩昱 二〇二〇年九月九日 书记员  朱江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