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人民法院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2019）鲁0304行赔初8号原告孙翠波，女，1963年11月9日出生，汉族，住博山区。原告梁佩峰（系原告孙翠波之夫），男，1961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博山区。上列两原告共同的委托代理人叶岳挺，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列两原告共同的委托代理人孟君，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淄博市博山区域城镇人民政府，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703040042188407。住所地：博山区西过境路北首。负责人崔建涛，镇长。出庭应诉负责人周彩凤，党委委员。委托代理人陈玺，山东博港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钱家栋，山东博港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孙翠波诉被告淄博市博山区域城镇人民政府行政赔偿一案，于2019年10月24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本院于2019年10月24日立案后，于2019年10月30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2月9日组织原、被告进行了证据交换，并送达了证据清单副本。后因全国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致使无法开庭审理，本院遂于2020年2月18日裁定本案中止诉讼。山东省疫情防控应急响应级别下调后，本院于2020年6月9日恢复审理，同时根据原告孙翠波的申请依法追加其丈夫梁佩峰作为本案共同原告出庭应诉。本院于2020年6月1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孙翠波、梁佩峰及共同委托代理人叶岳挺、孟君，被告淄博市博山区域城镇人民政府的负责人周某及委托代理人陈玺、钱家栋到庭参加了诉讼。因本案案涉房屋及附属物等财产损失的价值需要通过司法鉴定予以确定，故本院于2020年6月17日裁定本案中止诉讼。本院收到房地产评估机构出具的房地产评估报告后，依法恢复审理并向双方当事人送达评估报告和开庭传票，于2020年9月16日第二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孙翠波、梁佩峰诉称，一、原告房屋的基本情况及强拆经过。原告在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域城镇董家村有合法房屋。原告的房屋位于被征收范围内，由于补偿标准不合理，未与任何单位达成一致的补偿安置协议。2019年4月20日，在未签订补偿协议，未进行提前通知的情况下，被告组织大量人员强拆了原告的房屋及地上附着物，给原告造成巨大经济损失。二、被告强拆原告房屋的行为已经被淄博市博山区人民政府生效复议决定书确认违法。原告房屋被违法拆除后，原告认为被告的强拆行为违法，侵害了自己的合法财产权。针对被告强拆房屋的行为向淄博市博山区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2019年7月22日该府作出博政复[2019]第0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确认被告强制拆除原告房屋及地上附着物的行为违法。目前，该行政复议决定书已经生效。三、原告是适格的国家赔偿请求人，被告是适格的赔偿义务机关。被告强拆原告房屋的行为，给原告造成了巨大损失，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财产权。根据《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七条的规定，原告作为适格的国家赔偿请求人，有权请求赔偿；被告因实施了违法的行政行为侵害了原告的合法财产权，是适格的国家赔偿义务机关。四、被告应当对原告所遭受的损失承担国家赔偿责任。根据《国家赔偿法》第十一条、第三十六条的规定，被告应当赔偿原告因房屋被强拆造成的财产损失共计1002993元。后因为原告新发现古董等财产，原告追加赔偿数额7463800元。以上共计8466793元。五、原告已向被告提出国家赔偿申请（当时申请赔偿数额1002993元），但被告直至起诉之日也未对国家赔偿申请进行处理、赔偿。原告基于上述事实和理由，于2019年8月20日向被告提出国家赔偿申请，被告却一直推脱，甚至表示要原告起诉就起诉，他们不处理此案的赔偿问题。原告所有的建筑系合法建筑，被告违法强拆原告房屋及附属物，侵害了原告的合法财产权，应当对原告的损失予以赔偿。对于原告所列的赔偿请求，其损失系原告房屋被拆后的实际损失，因此，被告对原告的上述损失均应予以赔偿。综上所述，原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及其他相关法律规定向贵院提起诉讼，望贵院查明事实，依法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因强拆房屋以及相关附属物造成的财产损失共计8466793元。两原告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1、孙翠波身份证复印件；2、博集建（1991）字第44454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土地使用者梁佩峰）；3、孙翠波与梁佩峰的结婚证；4、梁佩峰身份证复印件；5、梁佩峰户口本；6、行政赔偿申请书；7、总体损失明细表、室内物品明细表、附属物明细表、树木损失明细表（各项损失共计1002993元）；8、孙翠波正常上班时工作量单据照片一宗、总体价格表1张、明细表3张；9、绿森林家具售货单1张及部分家具照片一宗；10、被损树木等相关照片一宗；11、毛某像（徽章）照片1张；12、案板等杂物照片一宗；13、炉子及暖气片照片2张；14、补充损失明细表1张（新增损失合计7463800元）、复印费单据1张、古董照片、鉴定资质、微信聊天截屏照片一宗、鉴定公司宣传片光盘1张、发现古董过程的照片一宗；15、EMS邮件交寄单（收据）；16、EMS官网快递查询信息截图；17、博政复[2019]第0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18、学林雅苑、学府名苑、佳和花苑等楼盘的房屋售价材料及原告到学林雅苑询问价格的录音光盘；19、（2017）最高法行再101号行政判决书和（2018）豫14行赔初147号行政判决书；20、第一次庭审中当庭补充提供拆除当日原告孙翠波被抬出的视频光盘1张。被告淄博市博山区域城镇人民政府辩称，原告的赔偿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一、两原告已经新批宅基地并建设房屋居住，按照《土地管理法》规定的“一户一宅”原则，涉案空闲房屋的旧宅基地应由域城镇董家村村民委员会收回，拒不交回的，按照非法占用土地处理，且涉案空闲房屋的旧宅基地在董某棚户区改造项目范围内。1、域城镇董家村村民委员会已经于1990年之后在董家村为两原告新批宅基地一处，且两原告已经在新批的宅基地上建设房屋居住，涉案旧宅基地及房屋已经空闲多年。根据《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涉案空闲房屋的旧宅基地应当在1990年由域城镇董家村村民委员会收回，因此涉案旧宅基地的权利人应为域城镇董家村村民委员会。自1990年开始，经董某委等单位多次动员两原告自行交回涉案空闲房屋的旧宅基地，但其不予配合，两原告拒不交回旧宅基地的行为违反了《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应按照非法占用土地处理。2、根据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山东省财政厅、山东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公布2016年棚户区改造任务分解落实项目的通知》（鲁某住字[2015]25号），涉案空闲房屋的旧宅基地在董某棚户区改造项目范围内。经董某委等单位多次动员两原告自行交回涉案空闲房屋的旧宅基地，但其拒不交回，其行为违反了《土地管理法》的规定且严重阻碍了董某棚户区改造项目的进行。二、鉴于两原告拒不交回旧宅基地，违反了《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规定的“一户一宅”原则，属于非法占用土地，该宅基地及房屋不受法律保护。在董某委及我单位多次通知两原告未果的情况下，2019年4月20日，我单位配合对涉案旧宅基地上的空闲房屋进行了拆除，而且拆除时，旧宅基地上的空闲房屋内及房屋外根本没有两原告提供的《总体损失明细表》中的任何物品。因此，两原告的赔偿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两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依据：1、《关于公布2016年棚户区改造任务分解落实项目的通知》（鲁某住字[2015]25号）；2、域城镇董家村村民委员会证明1份；3、拆除案涉房屋时的录像光盘1张。法律依据：4、《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五十九条、第六十二条、第七十六条、第七十七条、第八十三条。经庭前证据交换及庭审质证，双方当事人质证意见如下：对两原告提供的证据：1号、2号证据，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认为其中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证明原告有一处宅基地，但不能证明两原告是房屋所有权人，该证不是房屋产权证明，且土地登记在梁佩峰名下使用，不存在共有，不能证明孙翠波主体适格；此外，该证中明确注明图号0261是该宅基地的平面图，但是原告没有提供。3-5号证据，被告无异议。6号证据，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对所述内容有异议，认为该申请书陈述的内容与事实不符，具体意见同答辩意见。7号证据，被告对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该总体损失明细表系原告自制的，没有任何证明力，在涉案房屋拆除时，旧宅基地房屋内外根本没有该表中的任何物品；此外，对于房屋面积也有异议，认为房屋实际面积应该是低于原告主张的73平方米。8号证据，被告对真实性有异议，认为不符合误工费证据的举证要求，也与本案无关，且并没有提供相应的诊断证明、住院病历来佐证，对该证据不认可。9-13号证据，被告对真实性有异议，不予认可，认为涉案房屋拆除时并没有原告所列物品。14号证据，被告有异议，认为第一，该表格所列物品照片来源不明，无法确定原告确有这些物品，因为每件物品都是单张照片，像这样的物品照片通过网络搜索就可以获得，既然原告称这些物品价值连城，那么为何在其7号证据总体损失明细表中并未列明，足见这些物品是根本不存在的，现原告仅以单一的一张照片的形式来举证证明其拥有所谓古董的物品，不符合证据规则的要求，因此这些物品照片应为无效证据，不具有任何证明力；第二，该证据中所列的被褥、开关等财产损失，同9-13号证据的质证意见；第三，对复印材料费单据真实性有异议，且与本案无关；第四，追加的损害补偿与本案无关，没有法律依据；第五，当庭提供的发现古董过程的照片，不符合证据规则要求，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也不能证明所主张的内容。15号、16号证据，被告有异议，认为其未收到该邮件，且无法证明邮寄的就是原告主张的国家赔偿申请。17号证据，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行政复议决定书的申请人孙翠波主体不适格，根据原告的2号证据，案涉房屋在孙翠波的丈夫梁佩峰名下，因此案涉房屋的复议申请人应该为梁佩峰，故该行政复议决定书不应作为本案证据使用。18号证据，被告有异议，认为与本案无关，不能作为定案依据。19号证据，被告有异议，认为我国不是判例法国家，各地、各级法院在判决时是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来分析案情最后进行法律适用，故该证据并不具有指导性。20号证据，被告有异议，认为不能证明原告孙翠波主张的因拆迁而受伤的情况。对被告提供的证据、依据：原告均有异议。对1号证据，原告认为第一，征收项目未按法律规定作出征收决定和补偿安置方案，违反《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之规定；第二，原告未签订安置补偿协议，被告未经任何征收法定程序，法律未赋予被告强拆的权力，该行为违反先补偿后搬迁的法律规定。对2号证据，原告认为第一，该证明是村委会为配合被告违法强拆所制作的证据，村委会和被告存在利害关系，证明内容不具有真实性；第二，原告房屋经合法审批建造，持续居住至被强拆之日，期间村委会从未通知收回案涉宅基地，更未履行任何收回原宅基地的程序，涉案宅基地及房屋为两原告的合法财产。对3号证据，原告认为第一，存储内容不具有连续性，无法显示房屋室内物品的全部内容；第二，原告清单中所列明的内容符合当地一般家庭中所必备的全部物品内容；第三，被告违反法定征收程序未依法公证或制作证据清单，造成原告举证困难。且被告无法举证证明实际损失金额。原告所提供的证据能够初步证明原告主张的损失金额，法院应当给予认可。对法律依据，原告认为其合法审批取得建设土地使用权证，不违反《土地管理法》任何规定，被告适用法律错误。本院对上述证据、依据认证如下：关于两原告提供的证据：1-5号证据能够证明两原告的身份信息、户籍信息及两原告系夫妻关系等事实，以及原告梁佩峰取得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的事实，确认为有效证据。根据上述证据亦可认定案涉房屋及附属物归两原告共同所有，故对被告提出的上述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不能证明两原告是房屋所有权人、不存在共有及原告孙翠波主体不适格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6号、7号、15-17号证据能够证明被告强制拆除原告孙翠波房屋的行为，业经淄博市博山区人民政府复议决定确认违法的事实，以及原告孙翠波以邮政特快专递的方式向被告提出行政赔偿申请（附相关财产损失明细表、行政复议决定书等材料）的事实，确认为有效证据。虽然被告主张未收到上述行政赔偿申请书等材料，但是在原告提交的邮件交寄单（收据）的收件人信息中，载明了收件人姓名、联系电话、被告单位名称和地址，其中收件人崔建涛即被告单位负责人、联系电话经被告当庭确认系被告党政办的办公电话，虽然原告提交的邮件查询回执中显示该邮件于2019年8月21日“退回妥投”，但是在原告孙翠波准确填写了收件人姓名、联系电话、被告单位名称等基本信息，并通过邮政特快专递进行邮寄的情况下，该邮件被退回的法律后果应由被告承担，不能据此否定原告孙翠波向被告提出行政赔偿申请的事实，故对被告的上述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关于被告提出的原告孙翠波不具有行政复议申请人主体资格的主张，复议机关在行政复议决定书中已经予以回应，对被告的该主张不予采纳，本院亦认同复议机关的决定，故对被告据此提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不应作为本案证据使用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关于证明原告各项损失的8-14号证据，本院将在本院认为中综合认证。18号证据中涉及的商品房并非案涉被拆除房屋的类似房屋，对本案不具有参考价值，故该证据确认为无效证据。19号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确认为无效证据。20号证据的录像光盘，经当庭播放，能够看出被告实施强制拆除时，相关工作人员将原告孙翠波从案涉院落中抬出后放下，此时原告孙翠波能够自行站立行走，并未看出其身体受到伤害的情况，庭审中原告孙翠波亦认可该录像光盘中没有看到其受伤，故该证据不能证明被告在实施强制拆除时致原告孙翠波受伤的事实，确认为无效证据。虽然原告孙翠波当庭辩称其挣扎时受伤了，因为挖掘机挡着而没看到，但录像光盘记录了其被抬出、放下直至其自行走开的经过，并未显示其受伤，其主张身体受到伤害无有效证据佐证，故对其上述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关于被告提供的证据、依据：1号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确认为无效证据。2号证据仅能证明博山区域城镇董家村村民委员会在1990年曾给原告梁佩峰划批一处宅基地的事实，但不能据此证明原告梁佩峰对案涉相关土地所享有的集体土地使用权被依法收回的事实，确认为无效证据。3号证据系关于案涉房屋被拆除时基本情况的部分录像片段，虽然不足以全面反映案涉房屋被拆除时的基本情况，但是能够反映案涉房屋内外的部分现状，对本案的处理具有一定参照价值，故确认为有效证据。关于法律依据，因原告梁佩峰现依法持有案涉被拆除房屋所使用土地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故其依法享有案涉集体土地的使用权，该集体土地上所涉房屋及附属物亦归其合法所有；因被告既未提供证据证明案涉集体土地使用权业经法定程序收回，也未提供证据证明有权部门认定案涉被拆除房屋违反“一户一宅”规定属非法占用土地建住宅，故被告提供的上述关于非法占用土地建住宅等相关法律规定不适用于本案。关于山东国晟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房地产评估报告》：被告无异议，两原告对北屋、东厨房、西屋、南屋的评估单价有异议，对其他项目的数量和评估单价无异议。两原告认为北屋、东厨房、西屋、南屋的评估单价过低，低于案涉地块的拆迁补偿标准（第二次庭审中当庭提供博山区域城镇董家村村民委员会分别与魏某、崔某签订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也低于周边商品房的均价（证据交换中提供了学林雅苑、学府名苑、佳和花苑等楼盘的房屋售价及原告到学林雅苑询问价格的录音光盘）。本院认为，第一，两原告提供的上述《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虽系复印件，但是在本院（2020）鲁0304行初2号行政案件（即原告魏冠军诉被告淄博市博山区域城镇人民政府、第三人博山区域城镇董家村村民委员会确认拆除行为违法一案）中，淄博市博山区域城镇人民政府曾将上述魏某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作为证据提交本院，当时魏冠军和博山区域城镇董家村村民委员会对真实性均无异议；另外，在本院（2020）鲁0304民初572号民事案件（即原告崔政泉诉被告博山区域城镇董家村村民委员会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中，崔某曾向本院提交过其签订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并请求确认协议无效，但被法院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综上，本院对上述两份《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第二，两原告提到的相关商品房并非案涉被拆除房屋的类似房屋，其按相关商品房售价确定案涉被拆除房屋价值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第三，房屋评估机构在评估过程中，曾询问本院评估价格是按照一般市场价格还是征收价格进行评估鉴定，为体现对被告违法强拆行为的惩戒，本院告知房屋评估机构应按照评估价值更高的方法进行评估，之后房屋评估机构在此估价要求上出具评估报告，在评估报告第8页最后一句话中亦明确载明“该价值一般高于用成本法评估的市场价值”，经审查，本院未发现《房地产评估报告》有应当不予采纳的情形。但是鉴于博山区域城镇董家村村民委员会与两原告同村的其他人员签订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中协商确定的房屋单价要高于上述《房地产评估报告》中的房屋单价，考虑到被告系违法强制拆除两原告的房屋及附属物，所以被告对两原告的赔偿标准不应低于上述《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中协商确定的价格，故本院将参照上述《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房地产评估报告》综合确定被告应当赔偿两原告房屋及附属物损失的具体数额。经审理查明，原告孙翠波、梁佩峰系夫妻关系，两人于1985年7月15日登记结婚，为淄博市博山区域城镇董家村村民。原告梁佩峰现持有淄博市博山区人民政府为其颁发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证号为博集建（1991）字第44454号、填发机关为淄博市博山区土地管理局、填发时间为1991年12月10日，该证中载明的土地使用者为梁佩峰、地址为淄博市博山区蕉庄镇董家村（现为域城镇董家村）、用地面积为142平方米、其中建筑占地为73平方米、用途为住宅。在上述《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用地范围内，建设有相关房屋及附属物。2019年4月20日，被告淄博市博山区域城镇人民政府组织人员对上述《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用地范围内所建设的相关房屋及附属物进行了强制拆除。原告孙翠波对被告的强制拆除行为不服，向淄博市博山区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请求确认被告强制拆除其房屋的行为违法。2019年7月22日，淄博市博山区人民政府经审查，作出博政复[2019]第0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确认被告强制拆除房屋具体行政行为违法。2019年8月20日，原告孙翠波通过邮政特快专递向被告邮寄行政赔偿申请书、相关财产损失明细表及行政复议决定书等材料，要求被告向其赔偿因违法强拆造成的各项损失1002993元。但被告未在两个月内就是否应当赔偿作出决定。2019年10月24日，原告孙翠波向本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要求被告向其赔偿因违法强拆造成的各项损失1002993元。诉讼中，原告孙翠波向本院申请追加其丈夫梁佩峰为本案共同原告，本院经审查后，追加梁佩峰为本案共同原告。诉讼中，两原告又主张发现了新的财产损失，追加索赔数额7463800元，加之起诉时主张的索赔数额1002993元，共计向被告索赔8466793元。在庭审中，两原告最终确定提出以下行政赔偿请求：第一，请求被告赔偿被拆除房屋（北屋三间）及附属物（北屋后挡土墙、院落硬化的地面、东橱房、西屋及地下室、南屋及地下室、地窖、大门楼、院墙）的相应损失。对该项赔偿请求，在被告提出司法鉴定申请后，本院已委托山东国晟土地房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上述财产损失价值通过司法鉴定予以确定，故对两原告主张的该项具体损失数额，本院不再逐一列明。关于上述北屋装饰装修的木质墙围和天花板、地面砖以及上述房屋和附属物所含门窗的损失，本院在委托鉴定时已经列明，由鉴定机构在评估房屋价值时综合考虑。上述鉴定的委托材料主要是两原告庭审中陈述的上述房屋及附属物的建设时间、建筑面积、建筑结构、建筑材料、建设高度等描述，结合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及被告提供的视频光盘中所反映的房屋被拆除时的部分现状情况。第二，请求被告赔偿以下室内物品损失共计42240元，具体明细如下：电视组合柜一套总价2600元；角橱柜总价300元；桌子两张，单价300元，总价600元；大床一张总价4600元；厨具（电热锅、茶具等）一套1300元；铁炉、暖气片等总价4800元；卫星小锅一套360元；空调一台3300元；大吊扇两台，每台200元，总价400元；单人沙发两个，单价300元，总价600元；大衣柜一组总价3000元；大方桌椅一组总价2600元；摇椅一把总价360元；钢铁床一张总价500元；大陶瓷缸三个，单价150元，总价450元；簸箕、簸箩、篮子等总价400元；面板、擀面杖一套总价400元；电暖气一个总价160元；小陶瓷缸一个总价60元；梧桐树木板二方，单价1500元，总价3000元；毛某头像纪念章一百个（有瓷的、铝的、塑料的），单价50元，总价5000元；棉花九十斤，单价15元，总价1350元；块煤三吨，单价1500元，总价4500元；农具一组总价1600元。三、请求被告赔偿水磨一套的损失，总价2000元。四、请求被告赔偿家庭4口人的搬迁过渡费共计6400元（1600元/人乘以4口人）。五、请求被告赔偿树木损失共计13000元，具体明细如下：梧桐树20年树龄2棵，每棵500元，总价1000元；石榴树20年树龄2棵，每棵1500元，总价3000元；巨峰葡萄树14年树龄1棵，总价1000元；桃树10年树龄1棵，总价1000元；槐树20年树龄4棵，每棵500元，总价2000元；金某树20年树龄3棵，每棵600元，总价1800元；樱桃树13年树龄3棵，每棵500元，总价1500元；香椿树15年树龄17棵，每棵100元，总价1700元。两原告主张樱桃树、梧桐树、石榴树、桂花树（共计10棵树）种植在院落内，其余树木种植在院落外。六、请求被告赔偿原告孙翠波的误工损失费共计23000元（约260元/天乘以90天，自2019年4月20日起算）。原告孙翠波主张被告2019年4月20日实施强制拆除时将其抬出的过程中致其腿部受伤，故请求被告赔偿上述误工损失。七、请求被告赔偿原告孙翠波的精神补偿费（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原告孙翠波主张被告的强拆行为给其造成人身伤害及精神打击，故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八、请求被告赔偿142平方米宅基地的补偿费约320000元。两原告主张一律师（非本案的代理律师）向其提供了宅基地补偿费的计算公式，即10×（宅基地面积142平方米÷100）×（区位系数1＋规划系数1）＋建筑面积73平方米×0.05≈32，两原告认为补偿费的单位应为万元，故要求被告赔偿该项费用约为32万元。以上各项赔偿请求中，除院落地面面积及院落硬化地面相应的损失总额、石榴树的数量及相应的损失总额等损失情况，两原告当庭进行调整外，其他各项赔偿请求与原告孙翠波向被告申请行政赔偿和本案立案及证据交换时主张的赔偿请求基本一致。在本案诉讼中，两原告追加以下赔偿请求：第一，请求被告赔偿古董损失7437000元，具体明细如下：1、大明万年制清花瓷响缸1个，总价580万元；2、齐某画虾挂件1个，总价60万元；3、唐李某诗画挂件1个，60万元；4、彩画珠宝箱1个，16万元；5、鲁传统工艺马氏长寿砂壶2件，单价10万元，总价20万元；6、酒盅1个，3万元；7、紫砂壶1个，1.3万元；8、紫砂茶碗1个，1万元；9、古油灯0.9万元；10、青花瓷茶碗5个，单价3000元，总价1.5万元。第二，请求被告赔偿其他物品损失共计6000元，具体明细如下：1、床上用品棉花被褥2床，单价1500元，总价3000元；2、电线、开关、灯具合计3000元。第三，请求被告赔偿材料复印费800元。第四，请求被告增加赔偿精神补偿费20000元。两原告主张其之前并不知道家中有古董，是原告孙翠波在2020年4月29日中午10点左右到被拆除房屋附近摘槐花时，在被拆除房屋的废墟中发现一个袋子，拆开袋子后发现里面有古董。同时两原告主张因被告对被拆除房屋的赔偿问题一直未处理完毕，加之又新发现了古董，所以追加赔偿精神补偿费20000元。2020年9月1日，山东国晟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房地产评估报告》，该报告对案涉被拆除房屋及附属物（含北屋、院子地面、东橱房、西屋、西屋地下室、南屋、南屋地下室、地窖、大门楼、院墙、北屋后挡土墙）在价值时点2019年4月20日（即现场拆除日）的评估总值为98473.50元。其中，房屋（三间北屋）的评估单价为800元/平方米，总价58400元；院子地面、东橱房、西屋、西屋地下室、南屋、南屋地下室、地窖、大门楼、院墙、北屋后挡土墙等每项附属物的单价有所不同，各项附属物总价为40073.50元。另查明，2017年10月3日、2019年7月19日，博山区域城镇董家村村民委员会分别与崔某、魏某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在该两份协议中确定的房屋单价均为1460元/平方米，附属物及附属设施总价分别为10777.20元和6764.34元。同时查明，除被强制拆除的房屋外，两原告在本村他处尚有宅基地并建设了房屋居住。本院认为，本案中，两原告以被告违法强制拆除其房屋给其造成损失为由，提出各项行政赔偿请求，即要求被告向其赔偿被拆除房屋及附属物的相应损失、室内外相关财物损失、家庭人口搬迁过渡费、孙翠波误工损失、精神补偿费、宅基地补偿费、复印费等各项损失，故本案的争议焦点即两原告主张的各项行政赔偿请求是否成立。现就两原告提出的上述行政赔偿请求是否成立，逐一阐述。一、关于两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其被拆除房屋及附属物损失的赔偿请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一）违法实施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的；（二）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的；（三）违法征收、征用财产的；（四）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本案中，根据两原告提供的结婚证、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等证据材料，能够证明案涉被拆除房屋和附属物为两原告共同所有，上述房屋和附属物系两原告的合法财产。而被告强制拆除案涉房屋的行为，业经淄博市博山区人民政府复议决定确认为违法行为，故被告应当对其强制拆除案涉房屋和附属物所给两原告造成的财产损失进行赔偿。关于被告提出的两原告早已获批新的宅基地，并在新的宅基地上建房居住，案涉房屋所占土地应由董某委会收回，两原告拒不交回土地违反了《土地管理法》规定的“一户一宅”原则，属非法占用土地，该宅基地及房屋不受法律保护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具体理由在对被告提供法律依据的认证部分已做论述，在此不再赘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四项、第八项规定，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应当返还的财产灭失的，给付相应的赔偿金；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十七条规定，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案件中，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就损害情况举证的，应当由被告就该损害情况承担举证责任。对于各方主张损失的价值无法认定的，应当由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申请鉴定，但法律、法规、规章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时依法应当评估或者鉴定的除外；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拒绝申请鉴定的，由其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当事人的损失因客观原因无法鉴定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的主张和在案证据，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生活常识等，酌情确定赔偿数额。本院根据上述规定，结合查明的事实，要求负有举证责任的被告对两原告被拆除房屋及附属物的相应损失申请鉴定。被告在本院规定的期限内提交鉴定申请并缴纳鉴定费用，本院依法委托山东国晟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进行鉴定。经山东国晟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依法评估，案涉被拆除房屋及附属物在价值时点2019年4月20日（即现场拆除日）的评估总值为98473.50元。但是鉴于同一时期、同一村内，博山区域城镇董家村村民委员会与其他村民签订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中确定的房屋单价为1460元/平方米，高于《房地产评估报告》中的房屋单价800元/平方米，基于被告系违法强制拆除两原告的房屋及附属物，所以被告对两原告房屋的赔偿标准不应低于上述《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中确定的价格，故对案涉被强制拆除的房屋即73平方米的三间北屋，被告应按照1460元/平方米的标准予以赔偿，赔偿总价为106580元（即73平方米×1460元/平方米）。而上述《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中对所涉附属物及附属设施系整体作价补偿，没有单价可供参考，但该两份协议中的附属物及附属设施作价仅为10777.20元和6764.34元，而本案《房地产评估报告》对两原告各项附属物的评估总价为40073.50元，故对案涉被强制拆除的附属物，应按照有利于两原告的原则，由被告以《房地产评估报告》中的评估总价进行赔偿。综上，对于两原告的该项赔偿请求，被告应当向两原告赔偿146653.50元（房屋总价106580元+附属物总价40073.50元），同时应赔偿相应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为：以146653.50元为基数，自2019年4月21日起，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赔偿款付清之日止）。此外，两原告就案涉被拆除房屋及附属物的损失，要求以货币形式进行赔偿，符合相关规定，并无不妥。况且，两原告无论是在向被告提出行政赔偿时，还是在本案赔偿诉讼中，也一直是要求被告对被拆除房屋及附属物进行货币赔偿，根据其该主张，本院还依法就房屋及附属物价值进行了司法鉴定。故两原告在本案最后陈述中将要求被告对其货币赔偿的请求变更为要求被告恢复原状，缺乏正当理由，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七十条之规定，本院不予准许。二、关于两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其室内外相关财物损失[包括两原告主张的室内物品损失（42240元）、室外水磨（2000元）、树木损失（13000元）及诉讼中增加的古董（7437000元）、被褥（3000元）、电线、开关、灯具（3000元）等物品损失]的赔偿请求。本案中，若案涉被拆除房屋室内外存在相关财物，亦属两原告的合法财产，被告在实施强制拆除行为时若对两原告的室内外财物造成损害，亦应进行赔偿。被告虽主张其实施强制拆除行为时，被拆除房屋内外没有两原告主张的任何物品，但其并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提供的反映拆除时基本情况的部分录像片段，虽能反映案涉房屋内外的部分现状，但不足以全面反映案涉房屋被拆除时的内外财物存在情况，无法证明案涉房屋内外确无任何物品。此外，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十七条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但此处的两种举证责任在证明目的、证明对象、不利后果等方面并非完全一致，具体而言，对于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无法认定巨额损失是否存在时，原告仍应承担初步证明责任，否则主张消极事实的被告将无从举证。而对于损失数额，人民法院应当综合案件实际情况，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结合当事人诉求，合理酌情确定，而非直接支持原告所有赔偿请求。具体到本案而言，两原告主张的上述室内外相关财物损失高达750万余元，其应当对该项巨额损失承担初步的证明责任。关于两原告主张的古董损失。两原告主张的该项损失高达740余万元，但其在向被告申请行政赔偿、提起本案诉讼及本案证据交换中从未提起过，其当庭陈述的之前不知道家中有古董，其系在案涉房屋被拆除一年多之后才偶然从废墟中发现家中有古董亦不符合常理。况且即使其陈述发现主张的古董的经过属实，鉴于其主张的古董价值巨大，其应当对主张的古董的真实性和价值提供证据，而两原告提供的古董照片、有关拍卖公司营业执照等证件和文件照片、与有关人员的微信聊天截屏照片无法证实其主张的古董及残片确系古董，更无法证实其主张的古董价值达740余万元。本院认为鉴于两原告主张的古董及残片仍由两原告持有，所以两原告主张的古董的真实性和价值可通过司法鉴定予以确定，但庭审中本院询问两原告是否就其主张的古董申请司法鉴定时，两原告明确表示不申请司法鉴定，故两原告应当对其主张的古董损失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本院对两原告主张的古董损失的赔偿请求不予支持。关于两原告主张的树木损失。本案中两原告主张的院落内外树木损失多达33棵，庭审中两原告陈述除去房屋、附属物等占地面积，其院子占地面积仅为27.58平方米，但两原告却主张院子内有20年树龄梧桐树2棵、石榴树2棵、金某树3棵、13年树龄樱桃树3棵，共计10棵树，显然不符合常理。两原告提供的树木损毁照片虽然能够反映相关树木被损毁的情况，但无法证明被损毁树木的数量等情况，鉴于两原告主张的树木损失中存在不合常理之处，本院将对两原告的该项损失依法合理酌情确定。关于两原告主张的室内物品、室外水磨及诉讼中增加的被褥、电线、开关、灯具等物品损失。对该部分损失，两原告提供家具售货单照片、相关家具照片及部分物品损失照片证明其主张，但是：第一，被告的拆除行为发生于2019年4月20日，而两原告提供的家具售货单的日期为2019年9月19日，该售货单不能证明被告实施拆除行为时两原告已购置了售货单载明的家具，也就无法证实被告实施拆除行为时毁坏了上述家具；第二，庭审中两原告陈述称上述部分物品照片系被告实施拆除行为之后其拍摄的，但上述照片中相关橱柜、桌椅等家具及铁炉、暖气片、擀面杖等物品未见有损坏情况。此外，根据被告提供的反映案涉房屋被拆除时基本情况的部分录像片段，能够看出录像所拍摄的房屋现状中，未见有两原告主张的相关物品，虽然该部分录像片段不足以全面反映案涉房屋被拆除时的基本情况，但是两原告主张的物品损失多达数十件，其中还有很多大件物品，却在视频片段中未有任何显示，亦不符合常理。但因被告提供的视频录像未能全面反映两原告房屋及附属物内外的基本情况，故不能排除两原告房屋内外尚有相关财物的可能性。综上，本院将对两原告的该项损失依法合理酌情确定。综合上述分析，本院结合原被告双方的主张和在案证据，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生活常识，酌情确定被告赔偿两原告室内外财物损失20000元，同时应赔偿相应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为：以2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4月21日起，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赔偿款付清之日止）。三、关于两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家庭人口（4人）搬迁过渡费的赔偿请求。两原告主张的搬迁过渡费，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但是2019年8月26日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八条第四款规定，在征收农用地以外的其他土地时，对其中的农村村民住宅，应当对因征收造成的搬迁、临时安置等费用予以补偿，保障农村村民居住的权利和合法的住房财产权益。该规定虽系2020年1月1日起开始施行的新增条款，但是倘若两原告的房屋被依法征收，两原告本可能获得相应的搬迁、临时安置等费用，现因被告违法拆除案涉房屋，致使两原告已无法获得相应补偿费用，对此被告应当向两原告赔偿相关费用。经本院全面检索相关规定，并咨询辖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未能确定上述条款中搬迁、临时安置等费用的补偿标准，在此情况下，本院认为应当参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的相关补偿标准。据此，参照《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公布淄博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相关补偿补助标准的通知》（淄政办字[2019]95号）及附件《淄博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搬迁补偿费、临时安置补偿费、停产停业损失补偿费和一次性搬迁补助费标准》的规定，对被告违法拆除两原告住宅的行为，被告应赔偿两原告搬迁补偿费1168元（73平方米×16元/建筑平方米·次）、临时安置补偿费4279.26元（73平方米×9.77元建筑平方米·月×6个月）、一次性搬迁补助费7696元，合计13143.26元，同时应赔偿相应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为：以13143.26元为基数，自2020年1月1日起，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赔偿款付清之日止）。四、关于两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原告孙翠波误工损失的赔偿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规定，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根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本案中，两原告无任何有效证据证明被告实施强制拆除行为时将原告孙翠波抬出过程中致其腿部受伤的事实，故两原告主张孙翠波误工损失的理由不能成立，其该项赔偿请求缺乏事实根据，本院不予支持。五、关于两原告要求被告赔偿精神补偿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请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规定，有本法第三条或者第十七条规定情形之一，致人精神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该法第三条和第十七条规定针对的均是侵犯人身权的情形，即只有在侵犯人身权的情形下，才存在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可能。本案中，两原告并无任何有效证据证明被告实施强制拆除行为时侵犯其人身权，故其该项赔偿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六、关于两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宅基地补偿费的赔偿请求。本案中，两原告主张的宅基地补偿费及所谓的计算公式于法无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本院对其该项赔偿请求，不予支持。七、关于两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复印费的赔偿请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规定，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该规定中的直接损失，是指违法行政行为造成当事人的直接财产损失。本案中，两原告主张的复印费，不属于被告违法强制拆除行为所造成的损失，不属于国家赔偿的范围，故对两原告的该项赔偿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四项、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第四项、第八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八条第四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淄博市博山区域城镇人民政府应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赔偿原告孙翠波、梁佩峰被拆除房屋及附属物损失和室内外财物损失共计166653.50元（即被拆除房屋及附属物损失146653.50元+室内外财物损失20000.00元）及相应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为：以166653.50元为基数，自2019年4月21日起，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赔偿款付清之日止）。二、被告淄博市博山区域城镇人民政府应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赔偿原告孙翠波、梁佩峰搬迁补偿费、临时安置补偿费、一次性搬迁补助费共计13143.26元及相应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为：以13143.26元为基数，自2020年1月1日起，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赔偿款付清之日止）。三、驳回原告孙翠波、梁佩峰的其他赔偿请求。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 萍审 判 员  张 磊人民陪审员  胡云耕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赵昕渝书记员任晓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