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09民初7816号 原告聂中见，男，1986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阜南县。 委托代理人王万林，浙江泽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高巍，男，1982年12月1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安陆市。 委托代理人孙玄铉，杭州市萧山区商海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聂中见诉被告高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2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杜欢庆适用简易程序于同年8月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聂中见及其委托代理人王万林、被告高巍及其委托代理人孙玄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聂中见诉称：2018年3月，被告因资金周转所需向原告借款50万元，借期一年，未约定利息。原告委托梁某以银行转账方式于2018年3月15日、3月19日、4月25日分别向被告支付38万元、2万元、10万元。后被告还款10万元，剩余40万元未还。诉讼请求：被告返还原告借款40万元，支付该款在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5.1万元（以40万元为基数，按每年6％的标准自2018年3月25日起计算至起诉日2020年5月20日）。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原告变更利息损失部分的诉讼请求为：被告支付40万元借款自2019年8月9日起至2020年5月20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损失18805.50元。 被告高巍辩称：对收取原告40万元的事实无异议，但该款的性质非借款，而是原告的投资款。因案外人李某与杭州东誉轴承有限公司（下称东誉公司）间有投资入伙协议。原告和梁某分别向被告交付40万元、10万元，共计50万元，被告收款后当天就转给了李某，并作为李某和东誉公司合伙的投资款。现原告无权起诉要求被告返还借款，请求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 原告为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1.委托书，证明原告委托梁某向被告转账交付款项。2.银行交易明细，证明原告向被告交付40万元。3.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双方的交涉过程。经质证，被告认为：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仅证明原告委托梁某向被告转款，但未明确款项性质。证据2，对梁某转款50万元的事实无异议，但被告转款给梁某10万元，并未转款原告，实际系梁某投资10万元、原告投资40万元。证据3，对原告主张的利息起算点无异议，但对款项性质不予认可。 被告为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合作协议》及附件，证明李某与东誉公司于2018年2月9日签订投资协议。2.网上电子回单，证明高巍收到40万元后立即转给李某。3.微信群聊记录，证明聂中见、高巍、梁某存在合伙经营企业的事实。经质证，原告认为：证据1，李某与东誉公司是否存在合作入股关系，仅凭该协议无法确认，且东誉公司现有股东仅两人，无法证明李某投资入股。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该证据仅体现被告与李某间的款项往来，无法看出款项性质，且原告支付给被告38万元，而被告转给李某40万元，无法对应。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三人的微信群建立时间是2019年春节前，当时被告承诺只要能从东誉公司拿回钱，就愿意将公司部分股份转给原告，故原告为了对于公司经营及被告所作情况有所了解，提前认为自己是股东建群，但不能证明三人是公司股东。 本案审理过程中，被告申请证人李某证明以下事实：证人系东誉公司的隐名股东，由其堂弟李磊代持股并担任法定代表人。证人出资的股份里，由高巍以个人名义出资100万元，其中已付70万元，余款30万元由证人垫付。证人听说高巍的出资里包含原告和梁某的投资，金额大约30万元，原告和梁某也曾到过东誉公司。李某与李磊之间并无代持协议，原告也未与李某、李磊或东誉公司间签订入股协议，原告的名字并未在公司股东中体现。证人在合作之前的2017年就认识原告，原告并未向李某披露过其与被告共同出资意识。目前东誉公司已不正常经营。经质证，被告对以上事实无异议。原告认为：有关被告与原告、梁某等合作入股一事，均由被告告知证人，原告并未说过。原、被告间是否入股都是以口头方式提出，没有具体的入股、合作的书面协议。证人提到原告曾去过东誉公司好几次，但均是以朋友的身份前往，而非股东。原告去东誉公司最早一次是在2018年3月15日之前，因被告向原告借款金额较大，原告需要对被告的投资进行了解。至于原告多次去东誉公司，是因为原告的亲属在东誉公司工作。 对原、被告提供的以上证据，本院经审查认证如下： 原告提供的证据1，对证据“三性”予以确认，委托书中并未明确款项性质。证据2，确认证明力。证据3，真实性予以确认，关联性及证明效力的认证意见将在后一并阐述。对被告提供的证据2，确认证明力。证据1、3，对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关联性及证明效力的认证意见将在后一并阐述。证人李某的证言，并不存在明显偏向一方当事人的言辞，结合《合作协议》及东誉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本院认为其内容基本属实，对其证据“三性”予以确认。 经审理，本院查明事实如下： 2018年3月15日，原告向梁某出具委托书，其委托梁某代为向被告转账50万元。2018年3月15日、3月19日，梁某分别向被告转账交付38万元、2万元。同年3月20日，被告向梁某转账交付10万元。同年4月25日，梁某向被告转账交付10万元。2018年3月15日，被告向李某转账交付40万元。 另查明，李某与东誉公司于2018年2月9日签订《合作协议》，主要载明：李某于2018年3月5日前向东誉公司注资200万元，资金到位后李某占公司股份的49%，在3个工作日内办理好法定代表人及股权变更手续；本合作开始后的盈利与风险东誉公司原股东与李某各自承担50%。 2019年3月20日8时49分，原告邀请被告及梁某加入群聊，并陈述：“1.个人建议我们成立一个群。2.发现的问题如果将厂继续经营下去存在很多问题需要解决……每个大小股东有权利了解厂里的信息。厂里的一切财产要公平透明化。……4.不得有任何人和任何借口挪用厂里资金。如有发现有个人再没有通过各位股东同意的情况下擅自挪用公款我将第一个站出来摔盆子要求退股……5.厂里员工互相监督股东……”。同年4月2日，原告陈述：“厂里干了一年了竟然没有人知道亏了一年了。好不容易大家聚一块居然告诉外面欠了还有一大笔钱。我就怀疑把我当股东了吗？厂里出现那么多问题谁告诉我了”。2019年8月9日，原告陈述：“我的钱什么时候还我”、“小孩要上学房租要交”。同日，被告陈述：“如果是问我，我想问你是指跟我一起借给东誉的110万中你打给我的10万，还是你之前问我入股到东誉的30万？”同年8月10日，原告陈述：“你在开什么玩笑，我当然问你要了。打给谁我问谁要了。你入什么股我就不知道了”。 本院认为：原、被告对款项交付的事实并无异议。原告通过梁某交付给高巍40万元的性质如何认定，是本案的首要争议焦点。原告出具给梁某的委托书中，并未明确代为交付的款项为借款，双方提交的其他书证及证人证言也均无法明确认定款项性质。但根据原、被告及梁某在三人微信群的交谈记录，原告在2019年上半年曾明确以公司股东的身份发表意见。但在同年下半年的交谈中，原告开始向被告主张还款，且对其本人入股一事作出否定的意思，但被告的回复并无对该款的性质确认为借款的意思表示。综上，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案涉款项的性质为借款，就其主张的事实，原告应承担结果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原告基于错误的请求权基础提起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双方间已产生的纠纷，原告可另行向被告主张权利。被告的抗辩意见合理，本院予以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聂中见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8066元，减半收取4033元，由聂中见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杜欢庆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沈鸿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