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3民终239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段会芹，女，1973年4月3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淄博市临淄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洪刚，北京市盈科（淄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玉兰，女，1971年2月8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淄博市临淄区。 原审被告：姚泽成（系被上诉人王玉兰之夫），男，1963年3月9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下落不明。 上诉人段会芹因与被上诉人王玉兰、原审被告姚泽成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法院（2019）鲁0305民初16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段会芹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洪刚、被上诉人王玉兰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姚泽成经本院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段会芹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法院（2019）鲁0305民初1627号民事判决并改判段会芹与姚泽成在2019年2月20日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有效，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涉案房屋上诉人属于善意取得，上诉人已经取得并实际占有后不应当再返还。原审被告姚泽成自从2019年1月21日开始就与上诉人协商买卖涉案房屋之事，直到2019年2月2日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姚泽成以27万元价格将涉案房屋卖给上诉人，并于当天通过微信支付定金一万元，并出具收据。定金交了之后，上诉人就开始忙着从农村信用社贷款，2月12日、2月15日姚泽成多次问上诉人银行贷款办的怎么样了，上诉人告诉他贷款手续正在办着，很麻烦，都得走流程。上诉人提示姚泽成叫被上诉人一起签字，姚泽成说“不用，她让我办”。直到2月19日上诉人的银行贷款就办好了，上诉人于中午12：41分微信告知姚泽成并协商去公证处公证，下午13：35分上诉人叫姚泽成联系枣园书记找他办个手续（因涉案房屋在枣园村土地上，买卖都去该村办理登记备案手续）。2月20日上午8：48分开始姚泽成提供了多个银行账号，上诉人给其转款没有成功，开始上诉人以为是上诉人的账号不行，就用上诉人妹妹的账号转款，也没有成功，直到下午2：00左右姚泽成重新办理了一个账号转款成功。综合以上所述，原审被告姚泽成是从2019年1月21日开始与上诉人协商买卖房屋并支付定金，直到2019年2月20日支付全款时签订《房屋转让协议》，并有朱台镇会盖章见证。被上诉人在《民事起诉状》中陈述2019年2月19日向临淄区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2019年2月20日临淄区法院向原审被告姚泽成送达了开庭传票。被上诉人的这个陈述在没有提交证据证实的情况下得到了一审法院的认定。按照习惯和法律规定，法院收到被上诉人的起诉材料后还要进行审查，不可能2月19日起诉离婚，20日就将开庭传票送达姚泽成。再说姚泽成20日这一天一直和上诉人在一起办理签订《房屋转让协议》和到盖章见证以及办理银行卡，他怎样收到的开庭传票。如果被上诉人2月19日起诉离婚，2月20日就收到开庭传票属实，那么，上诉人有理由相信这是被上诉人与原审被告恶意串通侵害上诉人合法利益。因为在2月19日之前和当天上诉人就告诉了姚泽成款下来了，2月20日付款交房签订《房屋转让协议》，难道有这样巧合的事；为什么他们那么快就拿到了开庭传票。被上诉人陈述不知道姚泽成卖房是在撒谎，姚泽成卖房前后操作了近40天，她不可能不知道。上诉人支付全款后，涉案房屋就交付了，上诉人就对房屋进行了装修，花费了十几万元。现在被上诉人以“不知情”为由要求确认合同无效，既不合法，也不合理。根据《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上诉人取得涉案房屋属于善意取得，善意取得所需要的条件上诉人均具备，上诉人受让房屋时是善意的，不知道被上诉人是否知情，在出卖人姚泽成提交的材料中所显示的就是姚泽成本人的名字；上诉人支付27万元价格是合理的；转让的不动产是属于小产权房依照法律规定是属于不需要登记的，这种不需要登记的交付给受让人即可。根据《婚姻法》第十七条第（二）项规定：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关于被上诉人王玉兰“平等处理权”，上诉人认为姚泽成出售房屋的行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二、涉案房屋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还是姚泽成个人财产一审没有审查清楚。一审时，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5“综合经营部营业执照”一份，证明由综合经营部的收入分期还的房款。该证据只能证明曾经办理过营业执照，不能证明收入用来分期还款，再说被上诉人也无证据证明涉案房屋不是全款支付，属于分期付款。从边洪海与姚泽成同意转让的协议书上看并未载明分期付款事宜，如果不是全款支付，协议书上不载明不符合交易习惯。如果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根据前述理由和法律依据，姚泽成出卖房屋的行为属于表见代理，前后协商近40天，被上诉人没有提出异议，并且姚泽成多次说明被上诉人知道，在付款交房当天姚泽成说给被上诉人打电话核实，上诉人虽然听不清说的内容，但是能够听到是一个女人在和姚泽成通电话。作为买房人已经尽到了注意义务，上诉人没有理由不相信姚泽成属于表见代理。关于被上诉人陈述的夫妻感情不好离婚之事，上诉人在前面已经提出了质疑。根据涉案房屋交付时姚泽成提供给上诉人的关于涉案17号房屋，从第一次买卖到姚泽成购买的一宗合同及单据可以看出涉案房屋以27万元买卖是合理的。与朱恒军的《房屋销售合同》和收款凭证显示是15.5万元。朱恒军与边洪海2007年10月21日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显示价格为16.8万元，边洪海也不是枣园村人，也是外村的。该证据上同时显示2008年5月3日涉案房屋转让给原审被告姚泽成，该证据上仅显示姚泽成名字，并没有显示被上诉人王玉兰名字，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不清楚。三、上诉人与姚泽成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没有违反《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临淄区朱台镇政府和枣园村为了繁荣经济市场，建设了部分小产权房，包括涉案房屋在内，最初建成后就是面向不特定的人出售，并不是只卖给枣园村民，涉案房屋最初购买的朱恒军和第二个购买人边洪海、第三个购买人姚泽成都不是枣园村民。一审判决认为“被告段会芹系外村人，对涉案的小产权房并无买卖的法定权利”是错误的。如果按照这个思路，涉案房屋应返还到所有，法院判决返还给被上诉人是不合法的。“夫妻共同财产的平等处理权”以及“外村人对小产权房的购买权”不属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被上诉人与姚泽成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也不属于“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因此一审依据五十二条判决无效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一审判决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王玉兰辩称，答辩人不认可上诉人的上诉，上诉人陈述均不属实，答辩人一月份就搬出去了，也有不在场的证据，证据一审中答辩人已经提交；合同上没有答辩人的签名及捺印，合同中第三条已经载明，在甲方即姚泽成出现问题的情况下，可以按照市场价抵顶房屋，证明上诉人对答辩人与姚泽成有矛盾是知情的，答辩人在派出所有报案记录，答辩人去涉案房屋时里面的东西都没有了，现在上诉人已将涉案房屋装修，属于恶意行为，涉案房屋市价42万元，上诉人与姚泽成买卖房屋的价格低于市场价30%。 姚泽成未到庭，未答辩。 王玉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两被告于2019年2月20日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无效；2.依法判令被告一（即上诉人）返还临淄区朱台镇枣园村东头沿街房17号楼；3.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当事人围绕其诉讼请求和答辩意见提交了证据，一审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其中原告提交证据如下：1.被告二与被告一签订的房屋协议书复印件一份，证明协议书上的出生年月日书写错误，证实原告不在场且没有签字及手印，协议书第三条中载明若因姚泽成原因导致协议取消，应当赔偿另一方房屋价款，被告一知道原告与被告二夫妻之间对房屋有争议；2.第三人郭强出具的2016年买卖同一地块的沿街房的成本价420000元说明一份，证明原告与被告一交易价格不真实，是恶意交易；3.朱恒德出具的书面证明一份，证明款项是2019年2月20日一天打到姚泽成的账户中；4.边洪海出具的房屋证明一份，朱恒军出具的卖房给边洪海的证明一份，结婚证复印件一份，边洪海的证明是将涉案房屋卖给了原告，边洪海是原告姐夫；5.王玉兰综合经营部营业执照一份，证明由综合经营部的收入分期还的房款；6.派出所出具的原告租赁房屋的证明，朱台镇大夫店村的租房证明，证明签订合同时原告不在场，该两份证据庭后提交（未提交）。被告段会芹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1.对证据一，无异议；2.对证据二，郭强说的房子有合法全部手续，包括已建好的院落和15米长，六七米宽的土地，该房屋位置好于涉案土地，被告购买的房子只有房子手续，没有土地院落的合法手续，房子也是违建的，只有村里出具的手续；3.对证据三，不认识朱恒德，但被告在2019年2月20日一次性付清了房款；4.对证据四，原告与证明人是亲戚关系，被告不清楚他们之间怎么交易的；5.对证据五、六，被告均不清楚，我与原告并不熟悉。被告段会芹围绕其答辩意见在庭审中提交：1.被告与姚泽成交易的聊天记录，证明被告要求姚泽成让原告出面，姚泽成说不用，原告已经同意了；2.原告与被告姚泽成的电话录音一份，证明王玉兰知道卖房子的事（当庭播放被告提供的录音）。原告对被告庭审中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1.对证据一，不知情，姚泽成没有跟原告商量；2.对证据二，没有原告的声音，没有原告的讲话，原告不知道卖房的事，当时姚泽成没有跟原告商量，2019年2月20日没有电话跟原告说卖房子的事。 对原、被告提交的证据，一审法院依法综合认定如下，原告提供的证据1、5可以证实，原告从他人手中购买了涉案房屋并在房屋中从事超市生意，后被告姚泽成和被告段会芹签订协议单方在卖方协议中签字，将涉案房屋以27万元的价格卖给了被告段会芹的等基本事实，对其客观性和关联性及相应的证明力予以确认，原告提供的2.3.4系书面证言，被告对前述证据均持有异议，证人均未出庭证实，故对该组证据依法不能认定其证明力，但被告段会芹认可2019年2月20日一次性付清了房款。故仅对其相应证实已支付房款的证明力应予确认。对被告段会芹提供的和被告姚泽成的微信聊天记录虽有其要求被告姚泽成和原告一起签字，被告姚泽成答复不用，原告让其办理的内容；并有被告段会芹质疑被告姚泽成，其老婆已同意卖房了，怎么又起诉买房人的内容，被告段会芹用手机录制的被告姚泽成的电话通话录音，被告提供的书面录音材料亦注明听的不太清楚，隐约是这样说的。原告在庭审中明确表示当时姚泽成没有跟其商量，2019年2月20日没有打电话跟其说卖房子的事。对被告段会芹的微信和电话录音主张的卖房已征得原告一致同意的证明力依法不能确认。 根据当事人陈述及经审查确认的证据，一审法院依法认定事实如下：原告与被告姚泽成系夫妻关系，在2005年2月3日登记结婚，后双方从第三人处购买了位于临淄区用做超市，原告在2019年2月19日向临淄区法院提起与被告姚泽成的离婚诉讼。二被告经前期协商后在2019年2月20日签订了上述房屋转让协议。协议约定将涉案房屋以27万元的价格卖给被告段会芹，被告段会芹在2019年2月21日向被告姚泽成付清了购房款并占有了涉案房屋至今。二被告的房屋转让协议还约定，被告姚泽成承诺保证对转让的房屋拥有处分权，该房屋不存在法律上的障碍，并约定签订协议前，如果房屋有纠纷，一切后果及产生的费用由被告姚泽成负担。还约定因被告姚泽成引起的争议，导致协议解除，由被告姚泽成承担全部责任，赔偿被告段会芹的损失，并按市场评估价返还房屋价款和其它费用，并约定协议自房屋所在村委会签字盖章立刻生效。该房屋买卖协议上加盖了临淄区朱台镇枣园村村委会的公章。又查实，原告主张在明知原告提起离婚的情况下，被告姚泽成私自变卖婚后房产，系恶意转移，房屋转让时，原告并未在场，也没有原告的签字，主张涉案房屋买卖协议无效。但被告段会芹认为在买房过程中多次要求被告姚泽成让原告出面，但被告姚泽成说不用，说是和原告协商好的，还曾当面给原告通话，因不知原告的电话，没理由不相信。合同上也有村委的盖章，属正常交易，且涉案房屋也是二手房，且房子已住了十几年，破烂不堪，不比新毛坯新房，交易属于正常市场价格。原告现在反悔，应找被告姚泽成，与被告段会芹无关。 一审法院认为，涉案房产系原告和被告姚泽成婚后取得共同财产，原、被告作为夫妻双方对夫妻共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对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作出重要决定时，应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后一方才能行使处置权。但本案中，一是原告和被告姚泽成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中并未有作为夫妻另一方的妻子的原告的签字，二是被告应知悉涉案房产买卖的重要性，其花费较大开支27万元购买外村的沿街房，对原告和被告姚泽成作为夫妻双方对涉案房屋出卖是否达成全面一致，其作为买方应自始至终充分全面尽到谨慎注意义务，确保其财产不受损失。但其仅提示被告姚泽成要求作为夫妻另一方的原告在协议中签字，但却轻信被告姚泽成仅在微信聊天承诺的原告让其办理。被告段会芹未再进一步予以采取充分有效措施，继续采取确保涉案房产的处置确实已有原告和被告姚泽成作为夫妻对涉案房产的出卖和价格已取得共同合意并对合同价款等取得完全一致的有效途径和有效措施。被告段会芹没有充足证据证实涉案房产的买卖已取得原告的同意。且原告在庭审中明确表示姚泽成没有跟其商量出卖涉案房产，且原告在2019年2月20日已提起与被告姚泽成的离婚诉讼可以证实夫妻关系已恶化，综合上述，被告段会芹未提供充足证据证实涉案房产的出卖确实已有原告和被告姚泽成作为夫妻对涉案房产的出卖和价格等处分已取得共同合意并对合同价款等取得完全一致和其取得涉案房屋的有效证据，且被告段会芹系外村人，对涉案的小产权房并无买卖的法定权利。综上，即使价格合适也应依法应认定为被告姚泽成出卖作为共同夫妻共同财产即涉案房屋给被告段会芹的行为没有取得作为夫妻一方的原告同意或事后的追认，侵犯了原告作为夫妻双方的一方对夫妻共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的法定权利。二被告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依法应认定为无效。被告段会芹认为协议有效的意见于法无据，不能采纳。在该协议依法被认定为无效的情况下，协议双方应当相互返还，以恢复协议订立前的状态。被告姚泽成应向被告段会芹返还购房款，同时，被告段会芹亦应向被告姚泽成履行返还涉案房屋的义务。因涉案房屋系不动产，不动产的返还即搬离房屋、恢复原状。综上，仅对原告诉求合法部分，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段会芹与被告姚泽成在2019年2月20日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无效。二、被告姚泽成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向被告段会芹返还购房款27万元。三、被告段会芹于被告姚泽成履行上述第二项义务的同时，搬离临淄区朱台镇枣园村东头沿街房17号。四、驳回原告王玉兰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400元，由被告段会芹、姚泽成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提交了新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段会芹提交证据：1.2019年2月2日上诉人与姚泽成定金收据一份，证明2019年2月2日双方协商买卖涉案房屋时姚泽成已经收到定金1万元，证明2月20日之前上诉人与姚泽成已经在协商买卖房屋，当时被上诉人王玉兰就在涉案房屋中居住，不可能不知道在交易涉案房屋。2.与朱恒军房屋销售合同、售房补充合同以及收款凭证各一份，证明涉案房屋卖给第一个买受人时的价格是15.5万元，售房补充合同证明在朱恒军购买商品房后不准建设后院，否则属于违法行为。3.朱恒军与边洪海房屋转让协议一份，证明朱恒军与边洪海买卖涉案房屋的价格为16.8万元，边洪海与朱恒军都不属于枣园村村民，在该证据上同时显示边洪海转让给姚泽成的相关信息，由边洪海签署同意转让给姚泽成，转让日期为2008年5月3日，边洪海与姚泽成之间未签订房屋转让协议，该证据上并未显示涉案房屋是由姚泽成分期付款相关事宜，也未显示被上诉人的名字。4.2020年7月24日上诉人代理人与姚泽成的通话录音一份，为姚泽成在2019年2月20日签订房屋协议时给被上诉人王玉兰所拨打的电话，证明被上诉人王玉兰对买卖房屋是知情的。被上诉人王玉兰质证认为，对所有的证据不认可，都能推翻，被上诉人元月一号就搬出涉案房屋了，不知道上诉人与姚泽成的交易行为，上诉人提交的证据都是伪造。被上诉人王玉兰提交证据一宗，证明被上诉人王玉兰从涉案房屋搬出，在外面租赁房屋住，不知道涉案房屋的交易，有证人证言证明，还有临淄法院的受理案件通知书，证明被上诉人起诉姚泽成离婚。上诉人段会芹质证认为，对被上诉人提交的所有证据及证明内容上诉人均不知情，其中的复印件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证人没有出庭，证言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即使被上诉人在2019年2月14日租赁房屋居住，上诉人也不知道，不能排除被上诉人对涉案房屋买卖不知情。本院经审查，上诉人提交的证据1，与其在一审中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中记载的2019年2月2日双方转账记录相对应，能够证实上诉人向姚泽成支付款项10000元的事实，但无法证实王玉兰对案涉房屋交易是否知情，故，对该证据的证明效力，不予采信；上诉人提交的证据2、证据3与一审中相关证据相互印证，证实在案涉房屋上所发生交易的相关事实，但无法证明段会芹与姚泽成就案涉房屋的交易是否符合市场价格，对证据的证明效力，不予采信；上诉人提交的证据4通话双方为段会芹的代理律师与姚泽成，对于姚泽成在该通话中所述其给王玉兰打电话的事实系姚泽成单方陈述，无法认定姚泽成当时给王玉兰打电话及王玉兰知道案涉房屋交易的事实，对该证据的证明效力，不予采信。对王玉兰二审提交的证据一宗，其中部分证据材料系其一审已经提交用以证实案涉房屋在本案所涉交易之前的交易情况，但因系证人证言，而证人无法定情形未出庭作证，因此，对证据的证明效力不予采信；其中朱刚强、郭洪喜等四人出具的四份证明均系证人证言，证人无法定情形未出庭作证，对证据的证明效力，不予采信；其中的王玉兰与姚泽成离婚纠纷一案的相应诉讼材料和裁判文书证实王玉兰姚泽成离婚诉讼的相关事实，对证据的证明效力，予以采信；王玉兰提交的其租赁房屋的《合同书》等证据无法证实其对案涉房屋买卖是否知情，对证据的证明效力，不予采信。 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处分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以及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作重大修缮的，应当经占份额三份之二以上的按份共有人或者全体共有人同意，但共有人之间另有约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第二项规定：“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一方未经另一方同意出售夫妻共同共有的房屋，第三人善意购买、支付合理对价并办理产权登记手续，另一方主张追回该房屋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案涉房屋购买于姚泽成和王玉兰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系姚泽成和王玉兰夫妻共同财产，双方对于案涉房产系共同共有，而对夫妻共同共有的房产的出售并非日常生活需要，因此，夫妻一方出售共同所有的房屋应当与另一方协商，取得一致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能否认定案涉房屋交易系姚泽成和王玉兰共同意思表示。根据段会芹与姚泽成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及二人的微信聊天记录，段会芹明确知道案涉房屋系姚泽成与王玉兰的夫妻共同财产，在此情形下，其购买案涉房屋，应当由姚泽成和王玉兰共同在该转让协议签字捺印表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但是该《房屋转让协议》已明确列明房屋出卖人为姚泽成和王玉兰且明确写明二人身份证号的情形下，王玉兰并未在该协议上签字捺印，王玉兰在案涉房屋交易过程中亦未出面；而王玉兰在案涉《房屋转让协议》签订后一个月内即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要求确认该协议无效，且在诉讼中否认其知情；段会芹所陈述的其与姚泽成协商案涉房屋买卖及支付房款事宜的时间为2019年1月21日至2019年2月20日，王玉兰起诉姚泽成离婚纠纷一案2019年2月19日即已在一审法院立案，即在临近王玉兰起诉姚泽成离婚之日的期间内，姚泽成与段会芹协商房屋买卖事宜，因此，依据现有证据，难以认定王玉兰知晓姚泽成的上述行为。 段会芹主张其有理由相信出售案涉房屋系姚泽成和王玉兰的共同意思表示，即其系善意购买人（善意第三人）。对此，段会芹应当提供证据证实。但是，据前述分析，在案涉《房屋转让协议》已经明确分别列明出卖人为姚泽成和王玉兰两位共有人但王玉兰并未签字捺印、且王玉兰在此过程中亦未出面参与房屋买卖事宜的情形下，段会芹主张在付款交房当天姚泽成当着段会芹面与王玉兰通话核实出卖案涉房屋事宜，但无法据此认定与姚泽成通话的是王玉兰；段会芹通过微信要求姚泽成让王玉兰在案涉《房屋转让协议》上签字，姚泽成回复“不用，她让我办”仅系姚泽成的单方陈述。从上述事实无法认定王玉兰明确知晓且同意案涉房屋买卖事宜，亦不能形成王玉兰已经授权姚泽成处分双方共同共有的案涉房产的外观，即段会芹主张其有理由相信出售案涉房产系姚泽成与王玉兰的共同意思表示、姚泽成的行为系表见代理的上诉理由，无证据证实，依法不成立。段会芹还主张王玉兰与姚泽成系恶意串通，但是，从王玉兰与姚泽成离婚诉讼的过程看，难以认定段会芹主张的上述事实，且段会芹并未提供证据证实其该主张。段会芹还主张一审并未查明案涉房产是夫妻共同财产还是姚泽成个人财产，对此，案涉房产购买于姚泽成与王玉兰婚后，二人对案涉房产的权属又未作出特别约定，且段会芹在与姚泽成协商房屋买卖事宜的过程中亦提出要求王玉兰签名或经过王玉兰同意，因此，能够认定段会芹知晓案涉房产系姚泽成和王玉兰夫妻共同财产。段会芹的该项上诉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 综上，无法认定姚泽成出卖案涉房屋经过共有人王玉兰同意以及段会芹购买案涉房屋构成法律上的善意第三人，因此，一审认定案涉《房屋转让协议》无效并对协议无效后段会芹和姚泽成应负义务予以确认并无不当。 关于上诉人上诉中主张其对涉案房屋进行了装修，花费了支出的问题，对此，被上诉人王玉兰认可上诉人对案涉房屋的装修，但上诉人因为在本案一审中未提出反诉和举证，故本案中不予处理，上诉人可以另行主张。 综上所述，上诉人段会芹的上诉请求不成立，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段会芹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玉杰 审判员  徐连宏 审判员  杨继生 二〇二〇年九月九日 书记员  周京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