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民终654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某1，女，1963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东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振立，北京市亚太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某（周某1之夫），1964年11月27日出生，住址同周某1。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某2，男，1955年8月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门头沟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某3，男，1957年2月2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门头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某（周某3之妻），1958年11月25日出生，住址同周某3。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某4，女，1991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门头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某（周某4之母），1966年6月11日出生，住址同周某4。上诉人周某1因与被上诉人周某2、周某3、周某4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9民初14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日立案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之规定，合议庭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后，不开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某1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位于北京市门头沟区X号楼X单元X1号房屋（以下简称X单元X1号）及位于北京市门头沟区X单元X2号房屋（以下简称X单元X2号）的相关权利由周某1继承享有，征收补偿款105000元由周某1继承。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刘某所立遗嘱无效没有法律依据，刘某在头脑清楚，具备判断力的情况下设立代书遗嘱，并由其认可的见证人及代书人为其代书并见证，并在立遗嘱人处捺印确认，其行为符合法律规定。一审中被上诉人对遗嘱不认可，但未申请鉴定，应认定捺印为真实的。一审法院认为刘某对一般的书面文义缺乏基本辩识能力，无法核实由他人代写的遗嘱是否如实记录其真实意思表示有误，因为刘某系文盲，不可能对书面文义进行辩识能力，但代书见证人当场对其宣读了遗嘱内容，刘某在每页遗嘱上捺印确认，足以认定其对遗嘱内容的认可确认。一审法院认为立遗嘱系刘某临时起意订立有误，因为该遗嘱系刘某经长期考虑后订立，是刘某真实意思表示。一审法院认为代书人、见证人均为周某1丈夫的朋友，二人作为遗嘱见证人的证明力较弱有误，因为刘某与两位见证人均认识，且两位见证人不属于利害关系人，不是法律规定的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的人员。一审认为刘某是在住院治疗期间时立的遗嘱，刘某对订立遗嘱的过程缺乏其他证据佐证有误，在生病住院期间立遗嘱符合我国习俗。一审法院认为拆迁在当时门头沟区属于极少见的事情，刘某设立遗嘱亦难预见房屋将来被征收无根据，因为当时门头沟要大面积拆迁已是人人皆知，且已有邻居的房屋已经被拆迁安置，刘某对此作出安排符合常理。被继承人刘某所立遗嘱为其真实意思表示，因刘某生前与周某1共同生活，养老由周某1负责，赡养费均由周某1支出，且其他继承人现居住的房屋均由刘某原有房屋拆迁取得，故刘某立遗嘱将拆迁利益留给周某1，遗嘱符合法定形式要件，应为有效遗嘱。周某2、周某3、周某4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周某1的上诉请求。周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X单元X1号房屋由周某1继承；2、X单元X2号房屋由周某1继承；3、现由周某4保管的征收补偿款105000元由周某1继承；4、刘某在工商银行的存款余额以及国库券本息由周某1继承。周某2在一审法院辩称，认可周某1就家庭成员身份关系及刘某留有上述遗产的陈述，但不认可遗嘱的真实性。在房屋征收过程中，周某1与周某2、周某3、周某6协商确定拆迁所得利益由每人得四分之一。要求依法分割刘某的遗产。周某3在一审法院辩称，认可周某1就家庭成员身份关系及刘某留有遗产的陈述，但不认可遗嘱的真实性。刘某有退休金，其收入足以满足实际需要，子女均对刘某尽了赡养义务，并非周某1所述由其一人负责刘某的养老。刘某子女间曾口头协商确定取得的征收补偿利益由四人平均分割，要求按照法定继承方式分割刘某的遗产。周某4在一审法院辩称，认可周某1就家庭成员身份关系及刘某留有遗产的陈述，但不认可遗嘱的真实性，要求依法继承刘某的遗产。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周某5与刘某系夫妻关系，二人生有三子一女，分别是长子周某2、次子周某3、三子周某6，女儿周某1。周某6与孙某原系夫妻，生育一女周某4。周某5于1994年去世，刘某于2015年3月16日去世。刘某的父母先于刘某去世。周某6与孙某于2010年离婚，周某6已于2018年8月去世。周某5去世后，刘某长期自行居住，冬天一般到周某6家中居住。自2010年7月至其去世，刘某一直居住在养老院，期间的手续办理及费用交纳主要由周某6负责。刘某有退休收入，其收入基本可以涵盖其个人生活、医疗及养老支出。刘某系北京市门头沟区X路X3号（以下简称X3号）的承租人，2012年该院房屋被列为征收范围。2012年6月4日，周某1作为刘某的代理人就上述房屋与征收单位订立了《北京市门头沟区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2015年5月25日，周某6受周某1、周某3、周某2委托以刘某（已故）周某6的名义与征收单位订立《北京市门头沟区房屋征收补偿安置补充协议》。根据上述协议约定，周某6将X3号院房屋交付拆除，选定两套一居室为安置房屋，取得征收补偿款100897元。因安置房屋未如期交付，征收单位又补发了周转费54000元，征收补偿款及补发的周转费均发放至周某6的账户。2018年10月8日，周某4受周某1、周某3、周某2委托选定X单元X1号房屋（实测面积41.66平方米）、X单元X2号房屋（实测面积41.69平方米）为安置房屋，两套房屋共补交差额面积房款15075元。同日，周某4向征收单位退还周转费5400元。现上述房屋均已交付，X单元X2号房屋由周某2居住使用，X单元X1号房屋由周某4居住使用，房屋尚未办理产权登记手续。当事人一致认可征收补偿款扣除房屋供暖费、物业费及简单装修等相关费用后剩余105000元，上述款项现由周某4管理。双方当事人均同意以该金额作为刘某遗留的征收补偿款予以分割。截至查询日，刘某在中国工商银行有1个活期账户、2张国库券，其中账号为×××的活期账户余额为248.18元，其中，周某1丈夫曾于2020年1月15日自该账户支取12000元；账号为×××、×××的两个国库券账户本金均为30000元，利息均为3357元。以上刘某遗留款项为78962.18元。刘某的活期账户及国库券原件现由周某1持有。案件审理中，双方当事人对于如何继承刘某的遗产存在争议并分别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周某1主张刘某生前长期与其共同生活，其对刘某尽到较多赡养义务，因此刘某于2009年9月10日设立代书遗嘱，将公房及将来的拆迁利益留给周某1，周某1则要负责刘某今后的养老；遗嘱见证人牛某与张某系其丈夫范某1（音）的朋友，刘某也认识，二人到医院看望刘某时，刘某提议订立遗嘱，之后其与范某1扶着老人到医院楼下的凉亭，因刘某不识字，刘某本人口述遗嘱后由牛某代书，经牛某宣读无误后按捺手印，遗嘱只有一份，订立遗嘱时没有录音录像，整个过程中周某6也在现场；设立遗嘱时，刘某已经康复，医生当时已经建议其出院。周某1提交代书遗嘱及证人牛某、张某的证言予以证明。代书遗嘱载明：“……一、本人去世后坐落于X路X4#-5的房产归我女儿周某1承租使用，如遇拆迁，与该房产相关的拆迁补偿款及安置利益均归我的女儿周某1所有和享有；二、本人现有存款6000元整，本人生前使用后如有剩余，在本人去世后，剩余存款归四子女共同所有”。立遗嘱人处有捺印无签名，落款处有代书人、见证人牛某和见证人张某的签名捺印。证人牛某当庭陈述：“我和周某1的爱人范某1关系不错，张某是给我开车的，之前我就知道老范的岳母刘某在周某1家，听老范说他岳母住院了，我就说去看看，张某开车带着我和老范去了医院；在医院我们和老太太聊天，她当时挺明白的，说要订立个遗嘱，之后就下楼到医院的一个小亭子里订立遗嘱，在场人有我、张某、范某1、周某1、周某6、刘某六个人，笔是我带着的，周某1叫三哥的人也就是周某6扶着老人下的楼，纸和印泥都是周某6拿的；订立遗嘱的时候是在2009年9月10日上午，老人口述了遗嘱内容，公房的门牌号是按照老人户口上的地址写的，存款是老人说的数字，具体我也不清楚老人有多少存款，没有提养老的问题；老人不识字，我写完遗嘱后给她念了一遍，老太太确认后按了手印，我和张某也都签名、捺印”。证人牛某出庭作证过程中，在被问及刘某设立遗嘱的具体时间时曾有他人声音称“就说是上午”。证人张某当庭陈述：“2009年9月10日上午，我和牛某、范某1一起去看望范某1的岳母刘某，到了病房后和老人聊了一会天，老人神志清楚，后来老人说要立个遗嘱，因为病房人多就到医院里的一个小亭子立的遗嘱，当时在场人有我、牛某、范某1、周某1、周某6、刘某六个人，周某1的三哥给拿的纸和印泥，牛某带了一支笔，写了没几个字就没水了，周某1的三哥又给拿了一支；老人说她有一处公房，归周某1所有，还有存款几千，几个子女分，牛某负责写遗嘱，写完之后给老人念了一遍，老人说可以之后就按手印，我和牛某也都签名捺印了，遗嘱只有一份；我知道老人在范某1家住，别的不清楚，当时立遗嘱的时候老人没有提养老的问题，至于老人当年在医院几层住院，怎么下的楼，小亭子的位置，因为时间太长，我已经不记得了”。周某4不认可遗嘱的真实性，称刘某在2009年时已经83岁，当时门头沟区还没有关于拆迁的信息，而且刘某不识字，作为83岁老人不可能预知房屋将来会拆迁，还将遗嘱内容说得如此完美，因此遗嘱上“如遇拆迁……安置享有……”，不可能出自刘某之口；遗嘱上提到刘某的存款数额是6000元，而实际上刘某在同年10月份去周某1家居住时有10余万元存款，当时刘某的存款由周某6管理，到周某1家居住的时候，周某1从周某4家拿走了这些钱；刘某2009年到X2医院住院，出院后又到门头沟区中医院继续住院，出院后在家居住，同年10月份到次年5月在周某1家居住，之后又再度住院，回家休养，后来在养老院居住至去世，在此期间，刘某实际一直由四个子女共同赡养，周某6和周某2、周某3都去看望、照顾，在养老院居住时的各项手续和费用交纳都是由周某6负责办理，不是周某1一人赡养的老人，而且公房被拆迁前，四个子女每家都出了4000元用于在X3号院盖房；刘某是因为脑梗塞、脑萎缩、冠心病于2009年8月21日在X2医院住院的，当时老人言语不利、不能与人正常交流，立遗嘱时缺乏行为能力，遗嘱不是老人的真实意思；X3号房屋是公房，不能通过遗嘱的形式处分其权属；周某6每天上午去上班，因此两位证人提到周某6当时在场不是事实，而且证人关于设立遗嘱的细节陈述不清楚，我对证言真实性有异议。周某4提交刘某在X2医院、X医院、X1医院的住院病历及相关材料予以证明，其中刘某在X2医院的出院总结显示，刘某住院日期为2009年8月21日，出院时间为2009年9月14日，总结记载：“……入院前3天轻度言语不利，不能与家人正常交流……经过治疗患者言语不利恢复，神清、双耳听力下降，言语流利，对答切题，定向力、自知力完全”。周某2、周某3认同周某4关于遗嘱及证人证言的意见，并补充陈述，如刘某设立遗嘱，周某6不可能自愿拿出纸笔给老人订立遗嘱，也不可能不告知其他的兄弟；老人住院期间，周某3每天都陪床，如果证人有去看望老人，周某3不可能不知道；证人不能说清楚老人住院时在几层，老人怎么下的楼，医院的小亭子在什么方位，而且牛某在作证时明显有人指示他说订立遗嘱的时间是在上午，因此两位证人的陈述是虚假的；刘某生病期间，四个子女都去照顾，但周某6上午要上班，不可能在设立遗嘱的现场，因此遗嘱是不真实的；周某1曾持遗嘱到征收单位要求就X3号房屋签订补充协议，但被拒绝，后周某1、周某6及其他二人协商，约定由周某1、周某2、周某3委托周某6签订补充协议，取得的两套一居室安置房屋由周某3和周某2共有一套房屋，周某6和周某1共有一套房屋，因此刘某的遗产应当按照法定继承方式分割。周某1认可其他继承人亦照顾刘某，认可其于2018年10月自周某6处拿到了刘某的部分存款，金额为10万余元，认可刘某在养老院居住时的各项手续主要由周某6代为办理，但强调刘某住院治疗及住养老院费用不足时，不足部分均由其负担，其将款项直接交给了周某6；刘某在X2医院的出院总结显示刘某言语流利，而且两位证人在与刘某聊天过程中判断出老人神志清楚，老人有行为能力能够处分自己的财产，至于证人关于老人下楼的方式、小亭子在哪、老人在几层住院等并非订立遗嘱的核心问题，不影响遗嘱效力的认定，遗嘱是刘某本人真实意思表示，遗嘱真实有效，刘某的遗产应当按照遗嘱继承。签订补充协议时确实是三兄妹委托周某6办理了相关手续，但委托书中已明确委托行为不涉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利益的归属事宜，亦不存在周某2、周某3、周某4主张的兄妹四人约定安置房屋四人平均分割的事宜，要求按照遗嘱分割刘某的遗产。另，经释明，周某2、周某3、周某4均不申请对刘某遗嘱的捺印进行指纹鉴定。当事人均认可，周某2、周某3、周某6均有房屋位于被征收范围，且已订立相关征收协议。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合法继承权受法律保护。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根据查明的事实，X单元X1号房屋、X单元X2号房屋以及尚存的征收补偿款105000元，均系刘某生前所承租的X3号公房被征收取得的征收补偿利益，应属于刘某的合法财产，在其去世后转化为刘某的遗产。刘某在工商银行的活期存款12248.18元及购买的国库券本息66714元系刘某的遗产，应列入刘某的遗产予以分割。继承开始后，没有遗嘱或遗赠的，按照法定继承办理。配偶和子女为第一顺位的法定继承人。本案中，刘某的上述财产如何分割，其关键在于周某1提交的遗嘱是否有效。结合本案证据及当事人陈述可知，刘某系文盲，无法自行书写本人名字，对一般的书面文义缺乏基本的辨识能力，无法核实由他人代写的遗嘱是否如实记录其真实意思表示，而且代书遗嘱系临时起意订立，代书人、见证人均为继承人周某1丈夫的朋友，二人作为遗嘱见证人的证明力较弱。况且刘某年事已高、文化程度低，且处于住院治疗期间，拆迁在当时的门头沟区属于极少见的事情，因此即使刘某设立遗嘱，其亦难以预见到X3号房屋将来面临被征收的事宜，更何况通过遗嘱的方式将房屋被征收后的利益归属进行处分。刘某订立遗嘱的过程缺乏其他证据佐证，故该遗嘱不能作为遗产继承的依据，刘某所留遗产应当依照法定继承的规定由其法定继承人周某2、周某3、周某6和周某1依法继承。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没有表示放弃继承，并于遗产分割前死亡的，其继承遗产的权利转移给他的合法继承人。继承开始后，周某6没有表示放弃继承，其于遗产分割前死亡，其应继承刘某遗产的权利转移给他的合法继承人周某4。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刘某遗留的工商银行活期存款、国库券本息共计78962.18元，法院根据刘某活期账户、国库券的持有及周某1丈夫自活期账户支取存款的情况判定，刘某的上述遗产由周某1继承，由周某1给付其他继承人相应款项。对于安置房屋的继承，因房屋尚未办理产权登记手续，故本院仅对房屋的相关权利进行处理，周某4、周某2、周某3均同意每两人分得一套房屋，且当事人均同意按照尚存的征收补偿款数额分割遗产，故结合房屋的建筑面积及居住使用情况判定，X单元X1号房屋的相关权利归周某4和周某1共同享有，二人各占二分之一的份额；X单元X2号房屋的相关权利归周某2和周某3共同享有，二人各占二分之一的份额。遂于2020年7月27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十七条和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2条之规定，判决：一、位于北京市门头沟区X号楼X单元X1号房屋的相关权利归周某1和周某4享有，二人各占二分之一的份额；二、位于北京市门头沟区X单元X2号房屋的相关权利归周某2和周某3享有，二人各占二分之一的份额；三、周某4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分别给付周某2、周某3、周某1征收补偿款26250元；四、刘某（公民身份证号码×××）在中国工商银行活期账户中的存款及国库券本息均由周某1继承，周某1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分别给付周某2、周某3、周某4上述财产折价款19740元；五、驳回周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审认定事实正确。本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焦点为刘某于2009年9月10日所立代书遗嘱的效力问题。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同时，下列人员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一）无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二）继承人、受遗赠人；（三）与继承人、受遗赠人有利害关系的人。根据查明的事实，周某1持被继承人刘某的代书遗嘱主张按遗嘱继承，该代书遗嘱于2009年9月10日签订，遗嘱的代书人和见证人牛某、张某系周某1之夫范某的朋友，周某1称订立遗嘱时，除见证人牛某、张某外，其夫妇和周某6亦在场。对此，周某4、周某2、周某3均不予认可，否认该代书遗嘱的真实性和效力。因被继承人刘某系文盲，其在代书遗嘱上的签名以捺印代替，在场人中除周某1夫妇外，周某6已去世，故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遗嘱订立过程的情况下，见证人对代书遗嘱形成过程的陈述对遗嘱效力的认定至关重要。因牛某与张某作为证人在一审庭审中对刘某订立遗嘱过程进行作证时，不能还原刘某订立遗嘱的全部过程，且一审庭审中牛某就订立遗嘱的时间进行回答时，其通过接听电话，得到“你就说是上午”的提示后确定订立遗嘱的时间为上午，该行为使他人对订立遗嘱的整个过程及遗嘱的真实性产生合理存疑，故牛某、张某的证明不能真实地反映订立遗嘱的情况。综上，一审法院在周某1未提交其他证据对刘某所立遗嘱过程进行佐证的情况下，根据查明的事实，认定该代书遗嘱不能作为刘某遗产继承的依据，继而按照法定继承的原则对刘某遗产进行处理，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周某1上诉称刘某遗嘱有效，应按照其遗嘱内容对刘某遗产进行处理，依据不足，对其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周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958元，由周某1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国庆审 判 员 赵懿荣审 判 员 范红萍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张 梦书 记 员 朱雅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