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5民终357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左东，男，汉族，1968年6月11日出生，住重庆市长寿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光永，重庆长弘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彭裴，重庆长弘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渝中区大昌建筑机械租赁站，经营场所：重庆市渝中区。经营者：王凤荣。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后选，重庆诚捍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昌兵，重庆诚捍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左骑龙，男，汉族，1968年9月19日出生，住重庆市九龙坡区。上诉人左东因与被上诉人渝中区大昌建筑机械租赁站（以下简称“大昌租赁站”）、原审被告左骑龙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2019)渝0107民初52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左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光永、彭裴，被上诉人大昌租赁站的经营者王凤荣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后选、刘昌兵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左骑龙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左东上诉请求：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审法院对于上诉人于2018年2月11日向被上诉人支付20000元的付款性质认定错误，该20000元付款已由被上诉人及原审法院在判决中确认，实为上诉人支付与被上诉人案外款项；原审法院对事实认定前后矛盾，逻辑不清，错误将上诉人于2018年2月11日支付20000元的行为认定为被上诉人在保证期间向上诉人主张了权利；上诉人的保证责任已经免除，根据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没有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在上述法定期间向上诉人主张过任何权利，故上诉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已过。大昌租赁站辩称，被上诉人在2017年、2018年、2019年均向上诉人提起了诉讼，因此上诉人的保证责任不能免除，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左骑龙未到庭参加诉讼。大昌租赁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左东、左骑龙连带支付租金100,000元和利息117,000元，诉讼费由左东、左骑龙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2月27日，大昌租赁站作为出租方（甲方）与作为承租方（乙方）的左骑龙，双方签订了《施工升降机租赁合同》。该合同主要约定大昌租赁站将施工升降机出租给左骑龙使用，由左骑龙支付租金及进出场费用，合同同时对租赁时间、进出场费、租金支付方式、安拆、维修、保养、违约责任等进行了约定。2014年10月8日，大昌租赁站的经营者王凤荣与左骑龙就“石桥铺双巷子还建房B座”施工升降机租金进行对账，并形成了对账单，该对账单载明的未付款金额为264,800元。同日，左骑龙出具借条一张，记载：“今借到王凤荣现金264,800元，大写贰拾陆万肆仟捌佰元整，于2014年11月30日开始计息，月息是总额的3%，利息每月结清。若于2014年12月30日前还清，则2014年12月30日前不计利息。”左东在该借条尾部担保人处署名。2016年12月30日，左骑龙就上述欠付的租金又向大昌租赁站的经营者王凤荣出具了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到王凤荣现金175,000元，大写壹拾柒万伍仟元整。于2017年12月30日前还清。在借款期间借款人承担每月2%的利息，利息按季支付。”左东未在该借条尾部担保人处签字。一审审理中，大昌租赁站与左骑龙一致确认：2016年12月30日，双方经过结算明确剩余租金本金为100,000元，利息为72,000元（该利息是以100,000元为基数，从2015年1月1日起，按照月息3分计算至2016年12月30日共计72,000元，大昌租赁站自愿放弃2014年12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的利息），还有3,000元为左骑龙向大昌租赁站的借款，与双方的租赁无关；后左骑龙于2017年2月16日、2018年2月28日向大昌租赁站分别支付了1,000元。大昌租赁站与左东一致确认：左东因科技金融中心一号楼项目欠付大昌租赁站146,000元租金费用，2015年12月30日左东向大昌租赁站支付了100,000元后，左东对大昌租赁站仅有46,000元债务，双方无其他债权债务。后左东分别于2017年2月16日、2018年2月11日、2019年1月31日分别向大昌租赁站转款50,000元、20,000元、26,000元，共计96,000元。一审审理中，大昌租赁站认为，左东支付的96,000元，其中50,000元系代左骑龙支付的案涉款项。左东则陈述，第一笔支付的50,000元为履行其对大昌租赁站的债务，后续两笔支付款系因为其财务人员休假，账目不清楚导致。一审审理中，大昌租赁站陈述：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2月1日期间合计26个月的利息，按照本金100,000元为基数，以月利率2%的标准计算利息为52,000元，加上之前欠付的利息75,000元，利息共127,000元，抵扣左东、左骑龙已经支付的52,000元之后剩余利息为75,000元，故本案中诉讼请求利息一项变更为75,000元。一审另查明，2017年1月3日，一审法院受理了本案大昌租赁站诉本案左东、左骑龙的（2017）渝0107民初180号案件，该案中本案大昌租赁站要求本案左东、左骑龙连带支付租金100000及利息75,000元。2017年2月17日，大昌租赁站撤回了对该案的起诉。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有以下四点：一是左东是否应当对案涉款项承担连带责任；二是2016年12月30日后，左东向大昌租赁站支付的96,000元，扣除左东欠付大昌租赁站的46,000元，剩余50,000元是否为左东代左骑龙支付的欠款；三是若该50,000元为支付的案涉款项，那么应当抵扣欠付款的本金还是利息；四是左骑龙于2016年12月30日出具的借条的性质及法律效果。关于争议焦点一。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未约定保证期间的连带责任保证，债权人有权在主债务履行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本案中，左骑龙于2014年10月8日出具的借条中担保人处有左东的签字，且双方当事人在该借条中未对保证方式予以明确，故左东对上述借条载明的债务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同时，由于大昌租赁站与左东就上述债务未约定保证期间，故大昌租赁站有权在上述债务履行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左东承担保证责任。因此，左东是否承担保证责任主要在于主债务履行届满时间以及保证期间的确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保证期间，债权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数量、价款、币种、利率等内容作了变动，未经保证人同意，如果减轻债务人债务的，保证人仍应当对变更后的合同承担保证责任；如果加重债务人的债务的，保证人对加重的部分不承担保证责任。第二款规定：债权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履行期限作了变动，未经保证人书面同意的，保证期间为原合同约定的或法律规定的期间。本案中，左骑龙于2014年10月8日出具的借条中未明确还款时间，2016年12月30日，大昌租赁站与左骑龙对前述借条载明的租金本金及利息等进行了再次结算并明确了还款时间，结算后无论是本金还是利率等内容虽有变动，但均未超出前述借条的金额，也未加重债务人的债务，保证人应依约承担保证责任。故本案的保证期间应为主债务履行届满之日计算六个月也即从2017年12月31日起计算6个月。依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左东于2018年2月11日也即在保证期间内向作为债权人的大昌租赁站支付了20,000元，左东该付款行为的解释明显不符合常理，应视为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内向保证人主张了权利，故左东关于已经超出保证期间免除保证责任的抗辩意见，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关于左东支付的50,000元的性质。一审法院认为，大昌租赁站与左东仅有46,000元的债权债务，而左东于2017年2月16日就向大昌租赁站支付了50,000元，在第一笔付款已经超出左东所欠付大昌租赁站款项的情况下，后又分两笔共向大昌租赁站支付了46,000元。左东则认为该款非代左骑龙支付，但左东既未就该多付行为作出合理说明，也未举证以证明该多付行为的合理性，且该多付行为的时间跨度以及支付的金额明显不符合常理，故一审法院认定，该50,000元系左东代左骑龙向大昌租赁站支付的案涉款项。关于左东、左骑龙向大昌租赁站支付的52,000元，应当抵扣租金本金或是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规定：“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本案中，双方并未约定上述款项的偿还顺序，现大昌租赁站主张该笔款项用于抵扣利息，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关于2016年12月30日借条的性质及法律效果。一审法院认为，该借条虽然载明了借到王凤荣175,000元，但双方均未举示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借款的事实，结合双方的租赁关系和结算以及双方的陈述，一审法院认定该借条仅是对双方因租赁产生债权债务的确认，并非实质意义上的借贷关系。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上述借条载明的175,000元款项中，本金为100,000元，利息为72,000元（2015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0日期间的利息）。左东、左骑龙于上述期间届满后向大昌租赁站支付了52,000元，该款应当先用于抵扣在此期间产生的利息；因双方确定的该期间利息标准未超过年利率36%，且左东、左骑龙已经实际支付52,000元，一审法院依法予以确认。经计算，左东、左骑龙已经按3%/月的标准支付利息至2016年6月11日。对于左骑龙未实际支付的该期间利息，应按照2%/月的标准予以计算。鉴于上述借条中双方未约定2017年12月31日之后的利息，一审法院对于大昌租赁站主张在此之后产生利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故按2%/月的标准，以100,000元基数，从2016年6月12日计算至2017年12月30日，利息合计为37,200元。对于大昌租赁站、左东、左骑龙一致确认的借款3,000元，因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一审法院对此不予处理，双方当事人可协商解决或另案主张权利。综上，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条、第三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左骑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渝中区大昌建筑机械租赁站支付租金100,000元及利息37,200元；二、被告左东对被告左骑龙的上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三、驳回原告渝中区大昌建筑机械租赁站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4,554元，由被告左骑龙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其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质证。上诉人左东举示的证据：证据1、2017年2月16日重庆渝北银座村镇银行回兴支行付款回单一张，金额50000元，附言载明左东代左骑龙付款；证据2、2018年2月11日重庆渝北银座村镇银行回兴支行付款回单一张，金额20000元，附言载明：提升笼租金，一审法院将该20000元付款行为认定为左东承担了保证责任，是认定事实错误；证据3、微信聊天记录，2019年1月初，左东联系大昌租赁站王凤荣，王凤荣添加了左东的财务滕静的微信，王凤荣与滕静沟通，确认左东应支付案外租金尾款26000元。按照双方沟通结果及王凤荣提供的六名收款人员账户，滕静分别向包括王凤荣在内的六名人员拆分支付了26000元尾款。被上诉人大昌租赁站质证后认为，证据1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左东在一审中自己陈述该笔款项是支付自己欠大昌租赁站的款项，一审中只是说96000元中有50000元是代付，并没有具体说明是哪一笔；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左骑龙欠大昌租赁站的款也是提升笼租金，故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对证据3没有异议。上诉人左东申请证人滕静出庭作证。证人滕静陈述：自己在左东的公司做财务，2018年支付的20000元是承建五里店项目欠大昌租赁站的提升笼租金，在汇款单上作了备注，自己作为财务人员，转的每一笔款都会进行备注。自己经手的项目都是专款专用，与项目无关的款都不是通过我经手的。左东对滕静的证言予以认可。大昌租赁站认为证人陈述的2018年2月左东支付的20000元并不能说明是代左骑龙或代左东支付，只能说明是提升笼租金，证人说是专款专用，但证人与左东有利害关系，也没有证据证明证人是五里店项目的财务人员，其证言不应被采信，应当以左东在一审中的陈述为准。被上诉人大昌租赁站举示了：证据1、（2017）渝0107民初180号民事裁定书和（2018）渝0107民初4565号民事裁定书，证明大昌租赁站这两年均向上诉人左东主张了权利；证据2、（2018）渝0107民初4565号案件材料，证明法院已向左东寄出传票和裁定书；证据3、微信语音记录，证明大昌租赁站一直在向左东主张权利。上诉人左东质证后认为，对证据1法院裁定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第一份裁定时左东的担保期间还没有开始计算，与本案无关，第二份裁定是大昌租赁站没有缴纳诉讼费，法院按其撤诉处理的，所以左东并没有收到起诉状副本，不能证明大昌租赁站向左东主张过权利；证据2的真实性由法院核实，但左东并未收到裁定书，案件材料中也没有送达给左东的传票，不能证明左东知晓大昌租赁站对左东提起了诉讼，主张了权利，不能达到其向左东主张权利产生法律后果的证明目的；对证据3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聊天记录显示的时间为2019年2月，超出了左东承担担保责任的期限，左东的回复并没有说其愿意继续承担保证责任，而是说让左骑龙找王凤荣面谈，上诉人明确拒绝了重新履行担保责任；至于另一份聊天记录是王凤荣与左骑龙的对话，与左东无关，上诉人不发表意见。经本院审理查明，2017年2月16日，左东通过重庆渝北银座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银行账户向王凤荣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和平路支行银行账户转账50000元，附言为代左骑龙付款。2018年2月11日，左东通过台州银行有限责任公司银行账户向王凤荣在中国工商银行账户转账20000元，附言为提升笼租金。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保证期间，债权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数量、价款、币种、利率等内容作了变动，未经保证人同意，如果减轻债务人债务的，保证人仍应当对变更后的合同承担保证责任；如果加重债务人的债务的，保证人对加重的部分不承担保证责任。债权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履行期限作了变动，未经保证人书面同意的，保证期间为原合同约定的或法律规定的期间。根据2016年12月30日左骑龙出具给大昌租赁站的借条，并未加重债务人左东的债务，左东作为保证人仍应当承担保证责任。因前述借条载明的还款时间为2017年12月30日，故左东的保证期间应从2017年12月30日起计算6个月至2018年6月30日止。二审中，左东举示的2017年2月16日，左东转账50000元，附言明确载明为代左骑龙付款，2018年2月11日，左东转账20000元，附言明确载明为提升笼租金，可以认定2017年2月16日左东向大昌租赁站的付款为代左骑龙履行保证责任。2018年2月11日左东向大昌租赁站的付款回单上明确写明为“提升笼租金”，结合之前左东在向大昌租赁站的支付租金的付款回单上均写明“提升笼进出场费”、“升降机租金”，可以认定2018年2月11日，左东向大昌租赁站支付的20000元应为左东自己欠付大昌租赁站的租金，不能认定左东向大昌租赁站履行保证责任。大昌租赁站在二审中举示的（2018）渝0107民初4565号案件材料，因大昌租赁站未在七日内预交案件受理费，该案按大昌租赁站撤回起诉处理，大昌租赁站的起诉状副本尚未向左东进行送达，不能认定其向左东主张过权利，要求左东承担保证责任。大昌租赁站称因左东同意承担保证责任遂未交纳诉讼费的陈述，因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不予采信。至于2019年王凤荣与左东的微信聊天记录，因已超过6个月的保证期间，且左东在微信回复中也未明确表示愿意继续承担保证责任，大昌租赁站要求左东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其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左东因重大过失逾期提供证据，但该证据与案件基本事实有关，本院依法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司法解释》第一百零二条第一款，本院决定对左东进行训诫，并确定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左东负担。综上所述，左东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本院根据二审新查明的事实依法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2019）渝0107民初525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2019）渝0107民初525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三、驳回原告渝中区大昌建筑设备租赁站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554元，由左骑龙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4554元，由上诉人左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周海燕审 判 员 秦 敏审 判 员 倪洪杰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八日法官助理 陈园媛书 记 员 陈鹏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