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2民终844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萍，女，1966年2月23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红斌(刘萍之夫)，男，1964年2月10日出生，住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娜娜，青岛城阳春雨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青岛九州商品现货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市南分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东海西路5号（华银大厦）903室、805室。 法定代表人：尚延程，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青岛九州商品现货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镇江北路81号337F。 法定代表人：赵林帆，董事长。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雪，女，汉族，1989年4月13日出生，住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徐州路81号甲。系公司工作人员。 上诉人刘萍因与被上诉人青岛九州商品现货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市南分公司（以下简称九州市南分公司）、被上诉人青岛九州商品现货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州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2020）鲁0202民初7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萍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曹红斌、孙娜娜，被上诉人九州市南分公司、被上诉人九州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刘萍向本院上诉请求：1、上诉人因不服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2020年4月30日作出的(2020)鲁0202民初777号民事判决书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2、请求依法确认上诉人与张九冬签订的和解协议非法无效（被上诉人在协议落款甲方张九冬签字手印处加盖印章）；3、请求撤销上诉人与张九冬签订的显失公平、存在重大误解等的和解协议（被上诉人在协议落款甲方张九冬签字手印处加盖印章）；4、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上诉人因追究被上诉人组织的超越经营许可范围开展的违法违规经营行为的民事责任，于2019年向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市南法院）起诉。一审法院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公司达成和解，未提交证据证明和解协议存在无效情形，也未申请撤销该和解协议为由，驳回上诉人的除确认“上诉人在被上诉人交易平台中发生的所有交易无效”以外的所有诉讼请求，上诉人认为市南法院的这一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故提起上诉。一、和解协议因被上诉人欺瞒并虚构协议甲方，而没有依法成立生效，并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依法无效。（一）和解协议客观事实上缺失了“和谁签订了协议”的合同甲方法定要件。上诉人在被上诉人谈判现场的录音证据证明，上诉人及丈夫要求被上诉人告知和解协议的甲方名称，但被上诉人却始终拒绝告知，说是保密。九州公司于2016年12月22日通知我们到其会议室填写一套他们的制式表格协议和他们事先拟好程序化的“感谢信”，说是以所谓“捐赠”“扶贫”的方式，退还我们以少部分（记得好像是本金的三成）钱款，同时邮币卡经纪商不来青岛会面，表格是一套空白表格、协议，其中没有任何经纪商的信息，包括公司名称人、地址等一概没有，他们拒绝让我们知道，只允许我们在空白协议里填写自己的相关信息……被上诉人霸道欺瞒，连和解协议的甲方名称都拒绝告诉，上诉人只得无奈在甲方空白的和解协议上签字，致和解协议客观事实上无甲方“当事人的名称或者姓名和住所”，缺失了合同甲方法定要件。和解协议没有成立生效。（二）后填写的“和解协议”甲方张九冬与上诉人无经济纠纷，是虚构法律纠纷的合同甲方。上诉人直到一审开庭才从律师处拿到被上诉人向法庭提交的和解协议扫描件，发现和解协议后填写的甲方是没有身份信息的“张九冬”。（三）被上诉人资金支付不具有合法性。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及会员单位通过个人账户支付的和解协议资金不合法。上诉人提交的银行收款证据显示，一笔与和解协议相当的资金，来自于名叫陈燕的个人账户，而不是来自被上诉人或会员单位的合法账户，而被上诉人的支付凭证却隐去了支付方。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提供完整的能看清支付方名称的银行支付凭证，并提供证据证明该资金来自被上诉人及会员单位的合法账户。（四）被上诉人及会员单位组织非法期货交易，赚取违法资金。暗藏虚假甲方的和解协议，掩盖着非法目的。被上诉人组织非法期货交易的事实和证据已经在一审代理意见中详细陈述，也被包括市南法院、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内的各地法院裁定组织非法期货交易成立。上诉人在虚假宣传的诱导下，开户入金，并被诱骗高位接盘，购买的660061吉祥花卉片邮币卡连续十六个跌停无法卖出。投诉后，被上诉人拖延组织会员单位谈判，以所谓回购、人道主义捐款的形式退还部分本金，但套取了上诉人的大部分本金。被上诉人及经纪商通过签订所谓和解协议掩盖违法事实真相。要不是上诉人通过诉讼，还不知其暗藏了虚构的甲方，显然是被上诉人及会员单位策划的套路，以掩盖其非法目的。《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显然，和解协议存在上述无效的情形。二、和解协议存在依法变更和撤销的情形。（一）和解协议显失公平，依法可以撤销。退一万步讲，就算上诉人与九州公司会员单位已经达成和解协议，和解协议有效也并不是不可撤销的。上诉人因被上诉人方及会员单位经营非法期货造成损失，上诉人仅仅取得损失金额的45%；另外，同样情况一起来的受害者，有的拿5成以上，有的拿7.5成+1万元，其他还有拿全额的，对上诉人而言是显失公平的。已被证监局认定的非法期货交易的组织者即始作俑者九州公司，无须承担任何责任，甚至一分钱的诉讼费都无须承担，显然与法律的公平原则相违背。（二）和解协议是上诉人迫于无奈违背意愿签的，依法可以撤销。1、和解协议违背本人意愿。上诉人丈夫的手机视频原件证据也看出，签了协议后回家，在青岛高铁站青岛-南京驶出的动车座位上的，上诉人流着泪，擦拭眼泪，后蒙头抽泣，一家人伤心地离开了美丽的青岛……签订和解协议理应高兴，至少不应在公共场所情绪失控，如此悲伤的事实能说的理由只能是上诉人对和解协议的委屈、无奈、违心。2、和解协议附加了被上诉人的强加意志。上述录音中，上诉人泣诉曾被迫在打印好的“感谢信”上签字，并手持“感谢信”拍照，受尽屈辱。而上诉人丈夫苹果手机原件录音证据显示，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签订和解协议的同时，还必须填写并手持打印好的“感谢信”拍照，不拍不给办手续，拍照成了和解协议履行的必要构成部分。3、和解协议体现了被上诉人的霸道。（三）上诉人在签订和解协议时，对九州交易性质存在重大误解，依法可以撤销。退一步，就算和解协议合法，和解协议等也是建立在各方认为九州公司组织的交易是合法有效的基础上的，九州口口声声说合法经营，要上诉人填写的一套资料都是上诉人过错的内容，但现在证明错在被上诉人非法经营期货，上诉人与九州公司之间的协议的基础已经不存在了，说明上诉人在签署协议书等的那个时刻，对交易的性质是存在重大误解，因此本协议书属于可撤销的协议。而非法期货的认定，依法只有有权机构才能认定，而证监局已经出具了九州公司及其分公司组织了非法期货交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撤销权的除斥期自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因此本案上诉人拥有对该等协议书的撤销权。这也是和上诉人在诉状中首先确认交易无效、其次为要求九州公司赔偿的原因。《合同法》第三条，合同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一方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上述事实足以证明和解协议存在撤销的情形，依法可以撤销。三、和解协议甲方张九冬与被上诉人或其会员单位是不同的法律主体，张九冬不能代表被上诉人主体。从和解协议书证看，“和解协议”抬头和落款甲方处都白纸黑字写着张九冬，并按有手印。一审法院判词“在该协议落款的甲方处，加盖九州市南分公司的印章”，但忽视和解协议抬头和落款甲方清楚写着张九冬并按有手印的书证事实，属书证事实认定错误。就算被上诉人在张九冬签字按手印处加盖了印章，但因协议甲方写着张九冬而非被上诉人或其会员单位，仅能证明被上诉人见证了张九冬的所为。所以，被上诉人提交的和解协议证据，不能证明和解协议就是被告或其会员单位所有。四、和解协议等签订的前提是被上诉人组织的交易有效，上诉人仅在此前提下有条件地免除九州公司的民事责任。退一步讲，根据九州公司向法院提交的补偿协议书、声明书、陈述与保证、协议书等我们可以看到，签订这些协议书等文件均是建立在协议双方均认可九州司的组织的交易是合法有效的前提下的，并没有建立在双方认可九州公司组织的交易是非法交易、交易应当是无效的前提下的。而现在，上诉人参加的交易是已经被证监局认定为组织非法期货交易，自然签订这些协议成立的前提已经不存在。显然就九州公司组织的非法期货交易这一行所导致的法律后果，上诉人与九州公司、上诉人与九州公司之间并没有达成有效的和解协议，该协议仅仅是在相关交易有效的前提下免除九州公司的民事责任。因此一审法院误读了该等协议书。再退一步，即便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代表之间签署的补偿协议书、声明书、陈述与保证、协议书等和解协议，也是被上诉人组织的非法交易的一部分，是该交易的延伸，在主合同和主交易被认定是无效的情况下，其附属合同和行为也是无效的。五、上诉人无权免除九州公司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也不是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据《关于做好商品现货市场非法期货交易活动认定有关工作的通知》（证监办发[2013]111号）、《商品现货市场交易特别规定（试行）》（商务部3号令）等相关规定，个人或者公司并没有认定非法期货交易的权限，只有人民法院、证监会等有权机关才有权力确定交易的性质和效力。因此，在九州公司组织的案涉交易是非法无效的情形下，上诉人与九州公司会员单位显然是无法通过签署协议书等民事意思自治表示来确认九州公司组织的非法期货交易是合法有效。因此上诉人与九州公司会员单位之间免除九州公司民事责任的协议有效的前提亦应是九州公司组织的交易有效。在九州公司组织的交易是无效的情况下，上诉人无权免除九州公司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并且这也不是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六、适用法律错误。法院既然以上诉人与九州公司之间的和解协议为理由，免除九州公司的相应的民事责任，那么上诉人与九州公司会员单位之间的和解协议的相关情况显然是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显然需要九州公司签订代表作为第三人参与案件的审理，明确和解协议签署以及履行的各种情况。但市南法院在九州公司代表未加入案件审理的情况下，以上诉人与九州公司会员单位之间的和解协议等判决免除九州公司的民事责任，驳回上诉人对九州公司的起诉，也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况。七、一审法院有关“现刘萍未提交证据证明和解协议存在无效情形”的判词与事实不符。上诉人提交了刻录的现场录证据光盘等证据，并将原始手机带上法庭播放了录音证据。（一）一审法院未对上诉人提交的手机原始录音证据进行充分质证，忽视了可以还原现场客观事实真相的最重要的录音证据。庭审中上诉人提供了原始手机录音证据，证明该和解协议签订存在被上诉人故意欺瞒协议甲方的事实，导致上诉人只能在甲方空白的和解协议上签字；上诉人提供了原始手机录音证据，显示上诉人签订协议时痛哭、泣诉违心、屈辱、社会不公，显然，签订的和解协议并非出于上诉人的真实意愿。被上诉人虽然否认录音证据，但庭审后也没有提出录音证据非法无效的证明。作为可以还原当时事实真相的最重要的原始现场录音证据，在被上诉人没有有效反证证据的情况下，现场录音证据依法应裁定真实有效，予以采信，但却被忽视。（二）一审法院未对“和解协议”的合法有效性书证进行充分质证，对上诉人指出和解协议甲方张九冬是虚构的案外人的质证意见没有说明，未查明事实真相。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故上诉人提起上诉，请贵院撤销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做出的（2020）鲁0202民初777号民事判决书，依《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确认上诉人与张九冬签字按手印（被上诉人在落款甲方张九州签字按手印处加盖印章）的和解协议非法无效，直接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或依《合同法》第五十四条撤销上诉人与甲方名为张九冬签的和解协议（被上诉人在协议落款甲方张九冬签字手印处加盖印章），或者发回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重审。 被上诉人九州市南分公司、九州公司答辩称：一、双方签署的和解协议合法有效，并且双方都已经履行完毕，不存在无效的法定情形。上诉人刘萍与被上诉人青岛九州商品现货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市南分公司于2017年1月19日在九州市南分公司位于市南区签署。协议中的甲乙双方通过签字和加盖公章的方式予以确认，主体明确，不存在虚构甲方的情形。协议甲方处签字的张九冬代表九州市南分公司具体进行与刘萍的协议事宜，并且在签署和解协议之后九州市南分公司加盖了公章予以确认了以上事实。因此，不管张九冬是否与刘萍存在经济纠纷、是否是九州公司的员工都不影响和解协议的法律效力，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和解协议中约定的金额为111549元，上诉人刘萍予以手写确认并表示满意，并且被上诉人于2017年1月20日即和解协议签署的第二天就支付了和解款项，至此双方已经履行完毕该协议。因被上诉人的对公账户在其他案件中涉及司法冻结，所以通过个人陈燕的账户向刘萍支付了和解款项。支付的数额、支付的时间均与和解协议一致，上诉人在一审中也认可收到了和解款项，现又依据支付不具有合法性上诉，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逻辑，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二、和解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达，不存在胁迫和显失公平的情形，也超过了在一年内行使可变更可撤销权的法定时间。上诉人的录音真实性被上诉人无法确认，不是完整的，存在截取剪辑的可能，无法反应真实的情况，无法证明存在胁迫行为，并且经过与公司核实，公司确实无康姓、牛姓工作人员。如果上诉人认为存在胁迫和显失公平可拒绝收取款项、当时或者事后立即报警，甚至在事后一年之内都可以行使撤销权申请人民法院撤销该份协议。但是上诉人并没有退还款项，没有报警，也没有在一年之内行使撤销权，说明上诉人是认可签署的协议的，因此不存在所谓的胁迫和显示公平。三、上诉人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上诉人组织了期货交易，目前也没有具体的行政机关下发正式的文件、决定、处罚通知来认定上诉人的交易是非法无效的；并且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已签署和解协议，原有的法律关系灭失，即使交易无效上诉人也不得再另行主张其他权利。被上诉人在上诉人的开户过程中进行个各项风险告知，并签署了《客户自主承担风险承诺书》已充分尽到风险告知义，上诉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自愿签署《入市协议》后进行交易，其在追求收益的同时理应承担相应的交易风险。被上诉人相信，假如上诉人投资获利将不会起诉交易无效。被上诉人九州分公司的证据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其与上诉人之间形成的是网络服务合同关系，上诉人并无证据证明被上诉人是其买卖相对方，通过双方于2017年1月19日签署的《和解协议》，原始的网络服务合同关系灭失，形成新的合同协议关系。签署的《和解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达，不存在无效的法定情形，且双方都已经履行完毕，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已经了结。那么原始网络服务合同关系的有效与否与上诉人已经无关，上诉人不得再另行主张其他权利。同时依据合同无效谁占有谁返还，被上诉人不具备返还上诉人货款的前提。综上，上诉人的上诉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正确，理应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 上诉人刘萍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称：1、确认刘萍在九州市南分公司、九州公司交易平台的开户和全部交易无效；2、九州市南分公司、九州公司返还资金135039元，并按照刘萍资金占用利息，自刘萍最后一次结束交易日2016年12月24日18905.46元（按照年利率百分之六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两项合计153944.46元；3、九州市南分公司、九州公司支付因维权产生的差旅费及餐费3000元；4、本案诉讼费由九州市南分公司、九州公司承担。法庭审理结束后刘萍向一审法院提出申请：1、宣告刘萍与张九冬签订的和解协议非法无效，解除显失公平的和解协议；2、九州市南分公司、九州公司因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并提供虚假甲方，违背诚实信用原则，赔偿刘萍全部诉讼标的。 一审法院根据双方庭审举证、质证及陈述意见，认定事实如下：九州公司成立于2014年4月21日，2016年11月16日，公司名称由青岛九州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变更为青岛九州商品现货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九州市南分公司系九州公司的分支机构，成立于2015年6月19日。2016年12月2日，该分公司名称由青岛九州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青岛邮币卡分公司变更为青岛九州商品现货交易中心有限公司青岛邮币卡分公司；2017年2月15日，该公司名称变更为青岛九州商品现货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市南分公司。《九州邮币卡现货交易管理办法（试行）》，载有：“现货托管交易是指交易商对其持有的公开发行的邮币卡商品，可向九州邮币卡申请托管，经过一定的封闭期且达到九州邮币卡上市交易条件后，九州邮币卡将该商品上市交易，交易商可以选择持有、转让或买入的交易模式”等内容。刘萍于2016年通过网络在九州市南分公司的官方网站上开户，注册账号81258307，并通过该账号在九州市南分公司的网站进行邮币卡交易。刘萍提交的网页截图显示，其持有吉祥花卉片数量1083。2017年1月19日，刘萍作为乙方签订《和解协议》一份，在该协议落款的甲方处，加盖九州市南分公司的印章。该《和解协议》载有“甲方基于对乙方人道主义考虑，以及对市场前景的分析，愿意给予乙方一定程度的帮助。在乙方履行本协议义务的前提下，甲方有意向乙方进行，具体方式如下：1、甲方双方误会消除，再无任何纠纷。2、甲方考虑乙方家庭困难的实际情况给予其人道主义款，具体方案如下：甲方以103元/枚的价格回购乙方交易账户中的吉祥花卉片1083枚，总价共计111549元，乙方表示愿意。”等内容。同日，刘萍申请销户。2017年1月20日，刘萍名下银行账号62×××79收取回购款111549元。 一审法院认为，刘萍在九州市南分公司所提供的交易系统开立了交易账户，并进行邮币卡交易，且在交易过程中产生了交易的盈亏。经刘萍与九州市南分公司协商，就本案所涉交易的相关问题达成和解，双方再无任何纠纷。和解协议签订后已履行完毕，刘萍也将其在九州市南分公司交易系统中开立的交易账户销户。无论刘萍、九州市南分公司在签订和解协议之前的行为是否涉嫌违法，法律并不禁止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行为，处分其权利。现刘萍未提交证据证明和解协议存在无效情形，也未申请撤销该和解协议，在其与九州市南分公司达成协议并履行完毕的情况下，刘萍又诉请返还交易资金，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在案件受理后，法庭辩论结束前，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被告提出反诉，第三人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可以合并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合并审理。”，本案刘萍在法庭辩论结束后申请增加诉讼请求，不符合上述法律关于增加诉讼请求的规定，依法无法合并审理，当事人可另案诉讼。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判决：驳回刘萍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439元，减半收取1719.5元，由刘萍负担。 二审审理期间，上诉人刘萍提交以下新证据：1、签订和解协议当天现场录音资料一套，证明签订和解协议不是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2、在返回途中火车上上诉人一直在流泪的录像，证明当时签订和解协议是迫不得已，并不是真实意思表示。同时要求赔偿金额超过50%，但实际只有45%。 被上诉人九州市南分公司、九州公司质证称：第一，对上诉人提交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即便录音是真实的，也不是完整的，无法还原当时完整场景。第二，公司确实没有康姓和刘姓的正式工作人员。从录音中我方也无法看到有实质上的威胁恐吓胁迫行为。第三，如果上诉人认为在协商的过程中存在胁迫的话，上诉人完全可以拒绝签定协议。第四，金额在和解协议上是上诉人自己手写的，完全不存在胁迫或上诉人不情愿的情况。 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问题是：上诉人刘萍与九州市南分公司签署的《和解协议》是否合法有效。1、张九冬在甲方处签字的认定。2017年1月19日，刘萍作为乙方签订的《和解协议》中，甲方处有张九冬签字捺印，九州市南分公司认可张九冬系其工作人员，代表公司谈判并在甲方处签字，在该协议最后落款的甲方处，加盖九州市南分公司印章。本院认为，张九冬作为工作人员代表九州市南分公司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合法有效，张九冬在甲方处签字不影响九州市南分公司作为《和解协议》甲方的法律效力，该《和解协议》系九州市南分公司与刘萍签订。2、上诉人刘萍提交录音录像证据，但该录音及录像未显示被上诉人九州市南分公司及九州公司使用欺诈、胁迫手段，使刘萍违背真实意思表示签订《和解协议》，亦不存在利用上诉人刘萍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的情形，使得《和解协议》的签订显失公平或存在重大误解。除录音录像外，上诉人刘萍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其受到被上诉人九州市南分公司及九州公司的胁迫或欺诈。本院对于上诉人刘萍的该上诉理由不予支持。3、上诉人提交多项录音证据证明签订和解协议系被迫而非自愿签订，并以此为由确认和解协议无效或要求撤销。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委托张九冬与上诉人签订和解协议，签订协议时张九冬虽未明示其代表被上诉人，但涉及上诉人在青岛地区邮币卡业务的只有被上诉人。上诉人签订和解协议目的是解决邮币卡投资损失问题，明知谈判对方当事人系受被上诉人委托，否则，其他无关人员不可能与上诉人签订和解协议，并支付赔偿款。张九冬与上诉人签订和解协议，得到被上诉人的认可。因此，张九冬虽未明示其身份，但上诉人对张九冬代表被上诉人签订和解协议是明知的。和解协议是双方当事人对自己权利各自作出适当让步、利益平衡的结果。上诉人在签订和解协议过程中心情不甘、痛哭等情绪系对自己损失痛心、后悔投资的消极表达，并非证明被上诉人在欺骗、威胁上诉人签订和解协议。上诉人如果认为签订和解协议被欺骗或受到威胁，可以向公安部门报警处理，但上诉人至今未向公安部门报警。4、陈燕向刘萍账户转账111549元的认定。2017年1月19日刘萍与九州市南分公司签订《和解协议》约定：甲方（九州市南分公司）以103元/枚的价格回购乙方（刘萍）交易账户中的吉祥花卉片1083枚，总价共计111549元。2017年1月20日，陈燕向刘萍名下银行账号62×××79转账111549元。九州市南分公司称，因公司的账户有其他司法冻结，无法使用，故付款时用的是陈燕的个人账户。本院认为，通过陈燕账户向刘萍账户支付的款项数额与《和解协议》一致，且支付的时间为签订《和解协议》的第二天，结合双方在法庭调查中的陈述，本院认定该款项为被上诉人九州市南分公司支付上诉人刘萍的和解款项。综上，上诉人刘萍与九州市南分公司签署的《和解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具有法律约束力，且和解协议得到实际履行。上诉人刘萍在《和解协议》中承诺：“撤回对甲方、甲方的分支机构、甲方经纪商及甲方所在的交易平台的所有投诉，不再进行复议，也不再通过其他任何渠道（包括但不限于法律诉讼、行政诉讼、向任意政府部门、任意单位进行投诉、通过媒体进行宣传等）就该亏损主张权利。乙方对邮币卡存在误解，导致错误报案，现误解已经消除，双方再无任何纠纷。”九州市南分公司已按协议约定履行全部付款义务。据此，上诉人在收到全部补偿款后，双方就本案交易的补偿问题已全部履行终结。上诉人现要求九州公司及九州市南分公司返还资金并赔偿利息损失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刘萍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439元，由上诉人刘萍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解 鲁 审判员 胡金鳌 审判员 温 燕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六日 法官助理 郭婧雯 书记员刘欣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