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6民终5517号上诉人(一审被告)：王某1，男，1956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烟台高新区。上诉人(一审被告)：王某2，女，1952年8月12日出生，汉族，住烟台高新区。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锋、杜勇，山东德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王某3，男，1958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住烟台高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莎莎，山东霖鑫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某1、王某2因与被上诉人王某3继承纠纷一案，不服烟台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20年7月21日作出的(2020)鲁0692民初4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8日立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某1、王某2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庭审中两见证人未出庭作证，不足以证明代书遗嘱是真实、合法、有效的。一审认定“遗嘱两见证人及代某与原告无利害关系”，但在庭审中只有代某于某出庭作证，而两见证人沙某、孙某均未出庭作证，因此无法确定两见证人的身份以及与继承人是否有利害关系。根据《继承法》第十八条之规定，与继承人有利害关系的人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因此在两见证人未出庭、无法确定两见证人身份以及与继承人是否有利害关系的情况下，不足以证明一审原告提交的代书遗嘱是真实、合法、有效的。2、遗嘱代某于某与原告有利害关系，其证言不足以采信。虽然庭审中遗嘱代某于某出庭作证，但代某于某原是本案原告王某3的代理人，虽因被告提出异议未能作为原告代理人出庭，但因其和原告具有委托代理合同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条“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三)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陈述的证言”的规定，代某于某由于与原告有利害关系，其陈述的证言不应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根据，不足以证明王全枝立遗嘱时神志清楚，能完全表达自己的意愿。3、庭审中原告未提交录像原始载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条“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五)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制件、复制品”的规定，一审法院调解时原告提交过两段录像复制件，但庭审中原告未提交录像的原始载体，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求，不具有法律效力，因此该录像复制件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根据。该两段录像复制件即使是真实的，也未能完整体现王全枝立遗嘱的全过程，无法体现见证人见证遗嘱和代某代书遗嘱的全过程，无法反映出遗嘱上王全枝签名及手印是其本人书写加盖而成，更无法体现出王全枝完整、真实的处分遗产的意思表示。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认为“因涉案遗嘱中载明，王全枝去世后国家政策补偿的款项由王某3所有，故本案中由社保部门发放的抚恤金及丧葬费47000元，应归于原告所有”，并判决由原告王某3继承王全枝抚恤金及丧葬费47000元。但本案中社保部门发放的抚恤金及丧葬费为57600元，且原告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王全枝殡葬的实际花费。《继承法》第三条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根据该规定，本案中社保部门发放的抚恤金及丧葬费57600元在王全枝死亡时尚未由其所有，不属于遗产，王全枝无权在遗嘱中对不是由其所有的财产作出处分。因此，一审判决由原告王某3继承王全枝抚恤金及丧葬费47000元是错误的，违反了《继承法》相关规定，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王某1二审当庭提交书面补充意见，称涉案遗嘱虚假、于某与王某3有利害关系、涉案房产系其出钱买的、王某3虐待王全枝等。王某2二审当庭提交书面补充意见，称王某3一直说没有遗嘱却在王全枝去世一年以后拿出了遗嘱、王某3不养王全枝、王全枝不可能把全部财产给王某3等。被上诉人王某3答辩称，首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第一、涉案遗嘱的其他两位见证人(沙某、孙某)未出庭作证，不影响该遗嘱的效力。根据《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三款之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有代某、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本案的代某不单单是遗嘱代某，也是遗嘱的见证人，其和其他两位见证人共同为立遗嘱人进行遗嘱见证，并且在一审庭审中代书见证人于某也出庭作证，证实了遗嘱的内容及形成过程。代书见证人的证言足以证实遗嘱的真实性、合法性，法律并未规定所有见证人均需出庭作证，其他两位见证人未出庭作证，不影响该遗嘱的效力。第二、上诉人主张代书见证人于某与答辩人有利害关系，其证言应不予采信是对法律及事实的错误理解。根据《继承法》第十八条之规定，下列人员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一)无行为能力、限制行为能力人；(二)继承人、受遗赠人；(三)与继承人有利害关系的人”。该条规定的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的情形是指见证人在为立遗嘱人进行见证时存在上述情形，而非在出现争议诉至法院，需要见证人出庭作证时，而且，无论是立遗嘱人进行见证时，抑或是作为证人出庭作证时，均不存在不能见证和不能作证的法律情形。本案的事实是，代书见证人于某对自己在本案的身份已做出选择，其退出本案的代理，明确了其证人的身份，并接受了主审法官及原、被告双方的询问，足以证实立遗嘱人立遗嘱时神志清楚、能完全表达自己的意愿。第三、被上诉人一审中未提交录像原始载体不足以否定遗嘱的效力。《最高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条第五款指的是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制件、复制品的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证据使用，本案，虽然一审中答辩人因客观原因未提交录像原始载体与该录像复制品进行核对，但也并非作为案件的唯一或单独证据提交法庭接受质证，该录像复制品与书面遗嘱书、代书见证人证言等一系列证据，组成的证据链，足以证实涉案遗嘱的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及实质要件，一审法院将该证据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并不违背法律规定。第四、涉案遗嘱合法有效，上诉人认为的在遗嘱见证过程的存在的小瑕疵并不足以否定该遗嘱的法律效力，上诉人对遗嘱效力有异议，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应提交充分证据证实该遗嘱存在无效情形，否则应承担败诉风险。其次、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理由不当，应予驳回。第一、对于诉争数额为47000元在原一审庭审中原、被告均予以确认，不存在任何争议。虽然上诉人对殡葬花费数额有异议，但在一审卷宗53页庭审记录中明确载明了双方均确认诉争的费用按照村委证明中载明的47000元为准。第二、一审法院并未将诉争款项认定为遗产，且最终判归答辩人所有符合法律规定，不存在上诉人所述的适用法律错误。立遗嘱人去世后，国家按规定发放给的抚恤金及丧葬费虽然不属于王全枝老人的遗产，但关于抚恤金的分配方式，应参照《继承法》的相关规定并考虑死者与权利主体的生活密切程度、远近亲疏进行处理。本案，王全枝老人的生养死葬都是答辩人责任的，老人生前遗愿将其所有的财产及该部分款项全部留给答辩人即是答辩人与老人关系亲近且密切的最好证据，而上诉人丝毫未对其与老人的生活紧密程度举证证实，一审法院综合双方情况，最终判定答辩人受领全部款项并无违法及不当之处。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据以认定事实的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恳请二审法院维持原判，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王某3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原告依法继承父亲王全枝房产及存款476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被告系同胞兄妹。涉案房产位于高新区。1985年，原被告父亲王全枝购买了涉案房产并与原房主订立《立契书》一份，此后原被告父母在涉案房产中共同居住。1999年，原被告母亲祝庆业去世。后涉案房产办理产权登记，登记于王全枝个人名下。2017年1月25日，王全枝委托烟台牟平文化法律服务所主任于某代其书写遗嘱一份，载明：愿将其对涉案房产所享有的份额、家中财产及百年后国家政策补偿的款项全部留归原告王某3所有。该遗嘱由立书人王全枝、在场见证人沙某、孙某签字按手印确认，代某于某签字确认。遗嘱两见证人及代某与原告无利害关系。对订立遗嘱的主要过程，原告提交录音录像予以佐证。两被告认为王全枝在订立涉案遗嘱时神志不清，代书遗嘱系代某诱导王全枝所写，并非王全枝真实意思表示。对此，代某于某出庭作证时称，王全枝在立遗嘱时神志清醒，能完全表达自己的意愿。另查，2018年12月25日王全枝去世后，社保部门发放抚恤金及丧葬费，去除王全枝殡葬实际花费后，剩余47000元现存放于日头泊村民委员会。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私有财产的继承权受法律保护，继承开始后，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三款：“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某、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本案中，王全枝在生前委托于某代为订立涉案遗嘱，于某接受委托后，根据其意思表示制作了代书遗嘱并对订立遗嘱主要过程进行录音录像。涉案遗嘱订立时在场的两名见证人及代某与原告均无利害关系，且从录音录像中可以清晰完整的反映出王全枝立遗嘱时的精神状态、语言及行为均比较良好，亦能反映出遗嘱上王全枝的签名及手印系其本人书写加盖而成。综上，涉案遗嘱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及实质要件，该遗嘱合法有效。两被告对遗嘱效力有异议，但未有充分证据证实该遗嘱存在无效情形，法院对其异议不予认可。涉案房产于原被告父母婚姻存续期间购买并用于夫妻居住生活使用，虽仅登记在王全枝名下，但属于原被告父母夫妻共同财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九规定“因继承或者受遗赠取得物权的，自继承或者受遗赠开始时发生效力”，故自1999年原被告母亲死亡时开始，原被告及其父亲王全枝即共同共有涉案房产，其各自享有所有权份额为：王全枝62.5%、原被告三人每人12.5%。根据涉案遗嘱，王全枝对涉案房产享有所有权的部分由原告王某3继承，故王某3对涉案房产享有份额共计为75%。因涉案遗嘱中载明，王全枝去世后国家政策补偿的款项由王某3所有，故本案中由社保部门发放的丧葬费47000元，应归于原告所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第十六条第二款、第十七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七条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7月21日判决：一、原告王某3依法继承登记于王全枝名下位于烟台高新区%的份额，被告王某1及被告王某2各自依法继承12.5%的份额。二、原告王某3依法继承王全枝丧葬47000元。案件受理费1990元，减半收取995元，由被告王某2、王某1共同负担。二审期间，上诉人申请沙某出庭作证。沙某称，当天9点多，……我没有仔细听，老人说他有栋房子要给小儿子，这是第一段视频，录完后老人有点不爱说了，又停了一会，我一开始不想做证人，因为于某律师是亲戚，所以我就做了证人并签了字；签字时不了解（遗嘱）内容、不知道签字的遗嘱与老人（意愿）是否相符；不知道签字是什么意思，因为是和于某律师是亲戚关系，本来不想签的，受亲戚压迫；在于某律师的事务所，从9点到11点左右，整个见证都在现场；于某律师没有告诉我去见证；长达2个小时里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于某律师没有告诉我去干什么，就告诉我签个字当个证人；签字后也不知道自己签字是干什么，为什么签字。上诉人对证人沙某陈述真实性无异议，称通过证人陈述可以证明遗嘱内容并不是老人真实意思表示，王某3的丈夫和儿子告诉立遗嘱人“就说房子给小儿子王某3，王某3回去后再和其他兄弟姐妹分”，可以看出遗嘱内容是老人受欺骗所立，因此遗嘱对房产处分是无效的，应当按法律处理；见证人陈述其并不知道自己的见证人身份，因此不符合代书遗嘱的相关法定要件，因此该遗嘱从形式和内容上都不符合法律规定。被上诉人对证人证言真实性有异议，称视频中直观展示了老人的精神状态及真实意思表示，证人作为成年人，在长达2个小时的见证过程中全程参与，并在遗嘱书上签字见证，并且在一审也想出庭作证，今天到庭的陈述明显不符合常理，强调一点，证人讲的第一段录像，老人清楚地讲了房子给小儿子王某3，已经可以证实老人的意思与录像和遗嘱内容一致，证人后某讲的被上诉人的儿子所说的“房子给小儿子王某3，回去后其他兄弟姐妹分”指的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兄弟姐妹三人对涉案房产均有份额，与遗嘱内容并不矛盾。上诉人提交村委2020年9月2日出具的证明一份，载明：村委2019年11月11日出具的证明与事实不符，王全枝去世后，由社保部门发放的抚恤金和丧葬费实际共计57700元(伍万柒仟柒百元正)，用以证实涉案57700元是社保部门发放的抚恤金和殡葬费。被上诉人主张，对于村委证明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首先，剩余的抚恤金及丧葬费用实际数额为4.7万元，该事实系双方在一审庭审中予以确认的；其次，对于该款项的性质，一审法院从未认定为遗产，也并非是按照遗嘱内容判定被上诉人继承，而是老人生前将其所有财产以及该部分款项均属意被上诉人所有，最直接地证实了被上诉人与老人的关系最为密切和亲近。本院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是，涉案遗嘱的效力；王全枝的补贴（抚恤金、丧葬费等）如何处理。二审庭审中沙某陈述自己见证了遗嘱的全过程，但称自己不知道为何去见证、不知道自己为何签字等，均与常理不符，本院不予采信。经二审当庭播放一审中播放过的视频，可以清楚地看到王全枝神志清醒，语言表达正常，且在涉案遗嘱上签字。涉案遗嘱符合法定要件，且系立遗嘱人王全枝的真实意思表示，遗嘱的真实性合法性应予认定。上诉人主张遗嘱不是真实有效的，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王全枝的补贴，一审中双方对补贴的具体项目主张不一，二审中上诉人主张数额应为57700元，一审法院未认定为遗产，而是根据王全枝的遗嘱，结合本案实际，判给王某3，合法，未侵害上诉人的权益。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二上诉人分别交纳1990元，由二上诉人王某1、王某2各负担99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殷连泽审判员  张莉莉审判员  刘海波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吕冠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