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吉07民终128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魏冬梅，女，1966年1月31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松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杰，吉林石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松原市富可达慧龙肥业化工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吉林省松原经济技术开发区。法定代表人：李桂英（已故未更换），系该公司董事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松原市富可达肥业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松原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法定代表人：高峰，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桂敏，公司股东。委托诉讼代理人：安波，北京市京翰（长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松原市东实经贸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松原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法定代表人：杜红，董事长。上诉人魏冬梅因与被上诉人松原市富可达慧龙肥业化工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可达慧龙公司）、松原市富可达肥业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富可达公司）、松原市东实经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东实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魏冬梅于2014年6月4日向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院于2014年11月5日作出(2014)宁民初字第1878号民事裁定，驳回魏冬梅的起诉。魏冬梅不服，提起上诉，本院作出(2015)松民一终字第71号民事裁定，指令宁江区人民法院审理本案。宁江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22日作出(2015)宁民初字第1076号民事裁定，驳回魏冬梅的起诉。魏冬梅不服，提起上诉，本院作出（2017）吉07民终48号民事裁定，驳回魏冬梅的上诉。魏冬梅不服，向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2月26日作出（2018）吉民再47号民事裁定，撤销宁江区人民法院(2015)宁民初字第1076号民事裁定及本院（2017）吉07民终48号民事裁定；指令宁江区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审理。宁江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3月16日作出（2018）吉0702民初1924号民事判决，驳回魏冬梅的诉讼请求。魏冬梅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上诉人魏冬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杰、被上诉人富可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安波、东实公司法定代表人杜红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富可达慧龙公司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魏冬梅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松原市宁江区人民法院（2018）吉0702民初1924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3.判令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共同承担本案一审、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及保全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转让合同虽签订于法院裁定查封之前，但合同生效，合同付诸履行及履行完毕即实现土地使用权转让登记，均在法院裁定查封之后。转让行为系触犯刑法的犯罪行为，且转让合同被上诉人多次当庭自认系“虚假合同”。（一）慧龙公司、富可达公司和东实公司三家公司依法无权分割富可达慧龙公司的财产，更无权以转让为名分割富可达慧龙公司的财产，其无偿分割土地的目的在于配合富可达慧龙公司非法转移对债权人依法承担民事责任，造成了富可达慧龙公司对债权人无财产可供执行的后果。三份《转让协议》依法应认定为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十四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发生效力”。富可达慧龙公司的土地档案中载明该公司于2009年8月16日以出让方式经登记依法取得57,600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基于上述物权法定的法律规定，富可达慧龙公司对57,600平方米土地使用权依法享有完整的物权。即便富可达公司、东实公司及另案中的慧龙公司对以富可达慧龙公司名义取得57,600平方米土地使用权的客观事实存在，以富可达慧龙公司名义支付了全部出让金和其他合法费用的客观事实存在，其所支付的款项依法对富可达慧龙公司享有相应的债权，而不享有57,600平方米土地使用权这一物权中的任何物权及物权派生的权利。况且，富可达慧龙公司土地档案中缴款单位为富可达慧龙公司的土地出让金专用票据体现富可达慧龙公司交款的时间为2006年12月30日，如富可达公司有充分证据证明由其实际支付了部分或者全部出让金，其性质最多也只能认定为代富可达慧龙公司支付，形成债权债务关系。而慧龙公司的工商档案载明该公司于2008年5月9日成立，东实公司的工商档案载明该公司于2007年5月16日成立，基于法律关于企业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始于成立的规定，慧龙公司、东实公司不可能存在以富可达慧龙公司名义代为支付土地出让金的事实。另外，富可达公司、慧龙公司、东实公司所谓名为转让实为出让的观点，不能成立。三个受让人各自的土地档案登记簿显示，三家公司土地使用权的取得，依物权法定的规定，唯一符合法律规定的认定，形式上只能是从富可达慧龙公司57,600平方米土地使用权中转让取得，依法不可能存在57,600平方米土地上三家各自以名为转让实为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路径和法律事实。既然富可达公司、慧龙公司、东实公司依物权法定规则，不享有原始出让取得57,600平方米土地使用权，三家公司依法当然不享有分割他人（富可达慧龙公司）依法取得的57,600平方米土地使用权这一物权的权利。（二）对于富可达慧龙公司而言，在损害包括上诉人作为债权人合法权益，造成对上诉人无财产可供执行后果的情况下，富可达慧龙公司无权为达到分割土地的目的与三家公司非法转移（分割）公司对债权人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的法定责任财产。公司法第一条规定：“为了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保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制定本法”，公司法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关于合同无效的规定，第五十八条、五十九条关于因无效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的规定，表明法律对实施无效合同是否定的。基于这些法律制度，富可达慧龙公司作为企业法人依法取得独立享有的57,600平方米土地使用权这一物权，是富可达慧龙公司的全部土地财产，是富可达慧龙公司对债权人承担责任近乎全部的最重大的责任财产。本案通过各方提供的证据证实的案件事实是，富可达慧龙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将该土地使用权以公司名义与其他法人通过三份《转让协议》以有偿转让合同的合法形式，共同实施了实质是非法无偿转移富可达慧龙公司名下全部土地使用权57,600平方米责任财产的行为，造成了包括本案上诉人在内的债权人对富可达慧龙公司无财产可供执行的损害结果，实现了逃避债务的目的，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和法律秩序。而被上诉人的行为动机依法只能认定为是恶意的。对于依公司法第一条明确规定受法律保护的富可达慧龙公司、公司股东、公司债权人的相关各方而言，富可达慧龙公司无偿转移（分割）公司合法取得的全部57,600平方米土地使用权，致使公司名下没有了任何土地使用权和可以执行的财产，损害了公司利益和股东利益的同时，损害了公司债权人权益，而其他三家公司没有合法依据却获得了土地使用权及地上附着物等财产利益，富可达慧龙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在三家公司配合下，以转让为名行分割之实，转移公司包括全部土地使用权和地上附着物等全部财产，这与富可达慧龙公司作为营利法人应有的以营利为目的正常思维逻辑和行为逻辑大相径庭，其主观故意依法律逻辑和生活常识只能认定为，为转移（分割）财产而恶意串通，富可达慧龙公司控制人另行获得非法利益，否则无法合理解释被上诉人的行为动机。富可达慧龙公司与三家公司之间的《转让协议》，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第（三）项关于合同无效的规定一致，因此，富可达慧龙公司依法无权以转让为名，行无偿转移（分割）土地使用权之实。《转让协议》依法应认为无效。（三）《转让协议》所附生效的条件还没有成就，合同依法还没有生效时，人民法院的查封裁定即已依法发生了强制阻却案涉土地使用权转让等法律效力，因土地局是协助执行人，没有向土地局送达，依法不影响裁定对土地使用权转让人和受让人的法律约束力，对名为转让实为恶意串通、转移、分割富可达慧龙公司财产的《转让协议》，依法认定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应认定为无效，一审认定案件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二审法院予以纠正。富可达公司、慧龙公司、东实公司各自土地档案中的《转让协议》均载明：与富可达慧龙公司于2009年8月20日分别签订《转让协议》。三份《转让协议》第八条均约定：“本合同自双方签订后，出让土地使用权转让经市国土资源局登记后生效”。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关于“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的规定，三份《转让协议》是附“本合同自双方签订后，经市国土资源局登记后”的条件成就时才生效的合同。富可达公司、慧龙公司、东实公司各自土地档案中《土地登记申请书》载明申请登记的时间均是2010年1月4日，登记卡载明登记的时间均是2010年1月20日。上诉人在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于2009年8月18日提起诉讼，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向富可达慧龙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桂英送达查封裁定的时间是2009年9月3日，即松原中院查封案涉在建工程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等规定，查封效力及于土地使用权时，三份《转让协议》所附生效的条件还没有成就，合同依法还没有生效时，人民法院的查封裁定即已依法发生了阻却案涉土地使用权转让等法律效力，没有向土地局送达依法不影响裁定对土地使用权转让人和受让人的法律约束力，各被上诉人不顾查封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先于《转让协议》生效的事实，于2010年1月4日申请土地使用权转让变更登记，其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四条，涉嫌构成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罪，其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六）项的禁止性规定；其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关于“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和第二十一条关于“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的禁止性规定。鉴于被上诉人的行为违反刑事法律、民事诉讼法律、民商事法律的强制性、禁止性的规定，松原中院曾致函松原市公安局，建议立案侦查，公安局立案后以富可达慧龙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桂英死亡为由撤销了刑事案件。因此，被上诉人之间的《转让协议》符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三）、（五）项的规定，依法应认定无效。一审判决认定的“本院认为，被告富可达慧龙公司与被告富可达公司、被告慧龙公司、第三人东实公司……，签订的《转让协议》是在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向被告富可达慧龙公司送达查封裁定前，双方不存在恶意转移法院已经查封的财产，所以，双方签订的《转让合同》合法有效”，依据认定事实的法律规范，属认定法律事实错误，同时错误适用法律。（四）有关恶意串通、违法转移财产的证据本案历次庭审，原审各被告和第三人均自认相应的《转让协议》没有支付协议中约定的转让价款，自认《转让协议》是虚假的，签订《转让协议》的目的是为分割57,600平方米土地使用权使用，自认转让人与受让人的真实意思是《补充转让协议》和《协议》。本案历次庭审各原审被告和第三人均举出土地档案中没有的《补充转让协议》，作为其有权分割土地使用权的证据。但三个受让人土地档案中的《松原市国土资源局土地登记会审记录表》土地权属来源资料里不包括《补充转让协议》和《协议》，即《补充转让协议》和《协议》不是土地局依法审批土地转让登记的依据。依据法律规定的证据证明规则，《补充转让协议》和《协议》不但不能证明被上诉人拟证明的内容；相反，与其他证据一并，充分证明了被上诉人无权共同以转让为名分割富可达慧龙公司财产，充分证明了《转让协议》是恶意串通的产物。1.《补充转让协议》载明：“本合同项下土地使用权转让金额处为人民币（大写）万元”，即大写之后至万元之间是空白的，万元之后书写的内容是“不是实际协议数额，是为办理土地分割手续用的”。这是被上诉人之间恶意串通，无偿非法转移土地使用权，损害第三人利益的铁证，并且原审被告当庭自认。2.富可达公司、慧龙公司、东实公司向法庭提供的加盖三家公章的《协议》。《协议》载明签署时间为2006年12月31日，证明以富可达慧龙公司名头开具土地出让金票据，三家分别交纳土地费用。富可达慧龙公司土地档案中缴款单位为富可达慧龙公司的土地出让金专用票据载明缴款的时间为2006年12月30日。而慧龙公司工商档案载明该公司于2008年5月9日成立，东实公司工商档案载明该公司于2007年5月16日成立。基于法律关于企业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始于成立的规定，慧龙公司和东实公司成立的时间均晚于《协议》签署的时间。因此，三家公司共同出资取得57,600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难以自圆其说。相反，《协议》的内容充分证明了受让人为将分割土地合法化，恶意串通的客观事实和法律事实。包括他们向法庭提供的在缴款单位为富可达慧龙公司的土地出让金专用票据上，加盖三家公章的证据，是被上诉人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合法权益且无法抵赖的铁证。3.基于慧龙公司于2008年5月9日成立，东实公司于2007年5月16日成立的这一不容否定的客观事实，慧龙公司、东实公司向法庭提供的在公司成立前包括支付征地费用票据、在富可达慧龙公司土地出让金票据复印件上书写关于出让金三家分别支付金额、项目批文、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等证据，都是为了将分割富可达慧龙公司包括57,600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及地上附着在建设工程在内的财产合法化提供的虚假的不合法的恶意串通的铁证。4.富可达慧龙公司与富可达公司和慧龙公司之间达成《转让协议》，与三公司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密不可分的证据。5.富可达慧龙公司的股东是彭顺志、李桂英、王秀文，2009年彭顺志被通缉，三份《转让协议》、三份《补充转让协议》和载明2006年12月31日签署的《协议》是李桂英、王秀文背着彭顺志一手操办的。三份《转让协议》同时损害了股东彭顺志的合法权益，李桂英、王秀文以富可达慧龙公司名义与自家关联的富可达公司、慧龙公司及东实公司实施《转让协议》的恶意显而易见。通过松原中院对李桂英、彭顺志的调查笔录可以证实。6.其它证据。二、一审判决的“另查明……”当中，对于彭顺志证实的9000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归东实公司所有的案件事实的认定是错误的。富可达慧龙公司的工商档案显示，富可达慧龙公司于2006年12月7日成立，当时股东只有李桂英和王秀文，李桂英是法定代表人，2007年12月10日彭顺志入股，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彭顺志，2009年9月27日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彭顺志变更为李桂英。鉴于《转让协议》《补充转让协议》和载明2006年12月31日签署的《协议》是由李桂英代表富可达慧龙公司签署，而不是彭顺志，彭顺志本人又没有到庭参加本案庭审，他在松原中院的调查笔录中关于东实公司9000平土地的陈述是孤证，与案件《转让协议》《补充转让协议》《协议》等书面证据证明的事实不吻合，而书证对案件事实的证明力更大，因此用对彭顺志在调查笔录中的陈述，认定9000平土地属于东实公司，并认定为查明的案件事实，属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三、本案一审诉讼过程中，富可达公司向法庭提交了其向松原市开发区土地局行贿的证据，包括2009年12月26日富可达公司、慧龙公司、东实公司达成的《协议》《收据》和富可达公司行贿购置办公家具的六张合计金额51万元的发票。一审未能应原审原告的要求将案涉犯罪证据移送有关司法机关，现上诉人除自己将提出控告外，要求二审法院依法将前述犯罪证据移送有关司法机关。综上，分割与转让是完全不同的二个法律关系，非法分割是侵权行为，本案一审原告主张《转让协议》确认无效，同时在原审被告、第三人也自认《转让协议》是虚假合同，是为分割土地使用权的目的而签订的情况下竟然如此裁判，上诉人认为是人为非法干预的结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制裁规避执行行为的若干意见》第20条关于：“……有充分证据证明被执行人通过……关联交易、财产混同等方式恶意转移财产规避执行的，执行法院可以通过依法变更追加被执行人或者告知申请执行人通过诉讼程序追回被转移的财产”的规定，示明上诉人自2014年5月29日提起本案诉讼，至今已三次一审、将要发生三次二审、已发生一次再审的情形下，如果包括之前的民间借贷纠纷案已十一年的情形下，上诉人恳请二审法院纠正一审判决的错误，对本案依法正确认定案件事实，正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第五十九条等规定，依法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依法作出终审判决或者主持调解结案。富可达慧龙公司未到庭，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称，一、一审法院驳回诉讼请求正确。魏冬梅起诉的目的是为了民间借贷案件的执行。按照法律规定应当通过执行程序解决。如果真的属于非法转移财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制裁规避执行行为的若干意见》第20条的规定，执行法院可以通过依法变更、追加被执行人的程序追回被转移的财产。起诉请求确认土地转让无效的目的是撤销富可达公司、慧龙公司和东实公司的土地使用权证。土地使用权证是行政机关颁发的，能否撤销不是通过民事程序可以解决的，可以向行政机关申请撤销。二、魏冬梅主张非法转让土地的事实不成立，转让是形式，实质是出让取得。富可达慧龙公司从来就没有取得土地，转让土地纯属是配合政府项目调整的行政行为，并非无效的民事行为。富可达公司、慧龙公司、东实公司实际是出让取得的土地使用权，并非转让取得。1.转让合同之前三家公司已经实际取得了土地；2.形式上的转让合同发生在法院查封之前；3.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民间借贷案件执行中查封的5个富可达慧龙公司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是伪造的，查封并不合法；4.土地局为三家公司颁发土地证并不违法，形式上的转让合同并不违法。所以确认转让合同有效正确。富可达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案涉土地的申请者和实际使用者是慧龙公司、富可达公司和东实公司，土地管理部门应当为他们办理土地审批手续。2006年前后，吉林省正处于大力招商引资的高潮期，尤其强调“亿元项目”“三千万元以上项目”，政府各部门紧紧围绕招商引资项目开展行政审批工作，允许“边办手续边建设”。案涉土地的申请、办理及有关部门的项目立项、规划许可（原在规划局）、建设许可等审批，均是富可达公司、慧龙公司、东实公司以自己的名义办理的，特别是土地出让金、征地补偿款、土地出让契税也是富可达公司、慧龙公司及东实公司分别缴纳。2007年4月，土地管理部门也实际将土地交付富可达公司、慧龙公司及东实公司，由富可达公司、慧龙公司及东实公司分别垫土施工、开工建设。富可达慧龙公司及其“年产30万吨复合微生物肥项目”是松原经济技术开发区主导包装的项目，但没有运作成功。虽然出让合同是由富可达慧龙公司签订，但实质是在为富可达公司、慧龙公司及东实公司办理土地审批手续，土地管理部门只是配合项目动作。最后分割土地也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批准，并依照规定办理了土地登记，已发生法律效力，非经法定程序不可撤销。案涉土地转让协议、补充协议仅仅是作为土地审批的形式要件。因此，案涉土地的申请者和使用者是富可达公司、慧龙公司及东实公司，其履行了缴费义务，土地管理部门也履行了土地交付义务，依法应当为富可达公司、慧龙公司及东实公司办理土地审批手续。二、虽然在土地管理部门的土地登记档案中没有富可达公司、慧龙公司及东实公司的有关项目建设审批手续，但在相关部门档案中却有土地管理部门手续。富可达公司、慧龙公司、东实公司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的档案中，分别有土地管理部门出具的《宗地图》，这是在土地征收或者土地出让审批前，确定建设项目实际用地的位置、四至的勘测定界图纸，并盖有“松原市土地管理综合服务公司勘测定界专用章”。这三张宗地图与《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所载规划用地位置、面积一致，与土地转让审批表附图，土地登记档案所存档宗地图是一个，更加证实土地管理部门实际是在为富可达公司、慧龙公司及东实公司办理土地审批手续。这是本案最重要证据。没有土地审批手续（宗地图），有关部门不会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建设工程开工许可。三、本案所谓“转让”的真正原因是签订了转让协议并经土地管理部门批准，并不是因土地登记而转让。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我国实行不动产登记公示制度，不动产物权变动是法律行为及其他法律事实的产物，不是登记机关登记行为的产物，不动产登记是不动产物权变动的“要件”而非“原因”。因此，2009年8月30日，土地管理部门批准土地“转让”时，案涉土地已实际完成交易，事后的土地登记仅仅是公示结果。四、案涉土地转让协议、补充协议并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不宜认定无效。按照土地管理部门办理土地审批的要求，富可达公司、慧龙公司及东实公司与富可达慧龙公司签订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并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不是恶意串通的意思表示，特别是补充协议详细记载了富可达公司、慧龙公司及东实公司土地申请和税费缴纳的过程，且在2009年8月30日通过土地管理部门审批。综上，魏冬梅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驳回上诉。东实公司辩称，东实公司与富可达慧龙公司没有关系，不存在恶意串通，东实公司办理的土地相关手续都是兴原乡政府及开发区土地管理局办理的。转让合同有效，本案依法应予以维持。魏冬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富可达慧龙公司与富可达公司、东实公司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无效；富可达公司、东实公司向富可达慧龙公司分别返还因无效转让合同取得的24,300平方米、9000平方米土地所有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魏冬梅诉被告富可达慧龙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6月19日作出的（2013）吉民一终字第57号民事判决，判决被告富可达慧龙公司给付原告魏冬梅欠款人民币266万元及利息。判决生效后，原告申请执行。2013年9月3日，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向被告发出（2013）松民执字33号《执行通知书》，要求被告富可达慧龙公司向原告魏冬梅支付欠款人民币266万元及利息，承担各项费用。2014年3月18日，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执行此案中，调取被告法人李桂英的笔录，证明被告无财产可供执行。2016年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又作出（2016）吉07执恢29号《执行裁定书》确认，被法院查封的在建工程占用土地使用权已经由富可达慧龙公司分别转让给富可达公司、慧龙公司、东实公司，致使本案无财产可供执行。原告的诉讼及被告抗辩的证据2009年8月18日，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了原告魏冬梅起诉被告富可达慧龙公司民间借贷合同纠纷一案，同日法院向被告送达起诉状。8月20日，被告富可达慧龙公司将其出让取得的57,600平方米土地（2006年12月30日交土地出让金，2009年8月16日登记）以三份《转让协议》转让给被告富可达24,300平方米、慧龙公司24,300平方米、第三人东实公司9000平方米。此三份协议在土地局装档留存。9月3日，原告提起诉讼保全，申请保全被告名下编号为《松开GJ06063》，用地面积为48,600平方米土地上的5个在建工程许可下的工程及土地使用权，许可证编号分别为GJ08041-2、-4、-5、-6、-7项下的5个工程，面积合计11,412平方米。法院于同日作出（2009）松诉中保字第35-1号民事裁定书并向被告送达，被告法定代表人李桂英签收。在建工程于（2014）宁民初字第1878、1879号庭审中，由原告与被告富可达慧龙公司对法院查封的工程进行确认。2010年1月4日，被告富可达慧龙公司不顾法院已经查封的事实，与被告富可达公司、慧龙公司、东实公司共同向土地局申请变更登记，1月20日获得批准。被告富可达慧龙公司将其依法出让取得的57,600平方米土地及法院查封的在建工程，按照其与受让方签订的《转让协议》无偿的转让给被告富可达、慧龙、东实等三公司，并进行了变更登记，土地局为三个受让人分别核发土地使用证。根据工商登记，2009年8月20日即《转让合同》签订时，富可达慧龙公司三个股东，彭顺志持股35%，是法定代表人，李桂英、王秀文各持股32.5%。富可达公司三个股东，李桂英持股74%，李桂艳持股20%，李桂敏持股6%。李桂英既是“富可达慧龙公司”的股东，又是“富可达公司”的股东。而李晓林既不是富可达公司的股东，也不是法定代表人。李桂英与李晓林分别代表富可达慧龙公司和富可达公司签订《转让协议》。8月26日，李桂英任富可达慧龙公司法定代表人，将其在富可达的全部股份转让李晓林36%、李桂艳12%，李桂敏26%。李晓林任富可达公司法定代表人。而后，双方履行了向国土局申请土地变更登记的相应手续。李桂英、王秀文在东实公司不持有股份。在国土局的土地档案中，富可达公司、慧龙公司、东实公司的土地取得方式均为从富可达慧龙公司“转让取得”，依据富可达慧龙公司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2009年07×××××67号，转让合同及转让审批表”。另查明，在松原经济技术开发区规划处规划档案中，富可达公司、慧龙公司在2006年11月8日曾经各自取得24,300平方米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但未进行土地登记、交纳土地出让金；同年11月12日，富可达慧龙公司获得57,600平方米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不但将富可达公司和慧龙公司上述规划范围内的土地，而且还将2006年11月12日（与富可达慧龙公司同日）东实公司取得的规划用地9000平方米（也未进行土地登记、交纳土地出让金）全部规划在富可达慧龙公司用地范围内。并于同年12月30日交纳土地出让金979,200元，于2009年8月16日进行了登记，以出让的方式取得了土地使用权。而后，富可达慧龙公司在取得的48,600平方米的土地上，向开发区规划局申请了建设审批手续，开发区规划局审批了5个建设工程许可证即松开G.J08041-2、-4、-5、-6、-7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这5个许可证在开发区规划处没有存档）。被告在原审中自认这些工程分布在已经取得土地使用证的富可达公司和慧龙公司土地上。其中部分工程建设完成，并交付使用。在建工程没有一处在东实公司取得规划范围内的土地上。根据富可达慧龙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彭顺志的证实，东实公司与富可达慧龙公司没有关系，在其任富可达慧龙公司法人时，富可达慧龙公司具有使用权的土地就是48,600平方米，其余9000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属于东实公司所有。被告富可达慧龙公司、富可达公司、慧龙公司、东实公司所提供的项目批件、规划许可证、出让合同、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均在松原经济技术开发区规划处档案中存档，但与各单位在松原市国土资源局的《土地档案》登记事项不符，在松原市国土局的土地档案中，富可达公司、慧龙公司、东实公司只有《转让协议》存档，三个公司取得土地使用权均为转让取得。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查封被告富可达慧龙公司土地上的5个在建工程的裁定没有向土地部门送达。为防止被告富可达公司、慧龙公司、东实公司擅自转移从被告富可达慧龙公司转让来的土地，原告于2018年5月29日向原审法院提出保全申请，要求对已经登记在被告富可达公司、慧龙公司东实公司由被告富可达慧龙公司转让取得的土地进行查封，并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市分公司担保，原告交付投保费人民币7500元（其中富可达和东实4340元、慧龙3160元)，原审法院依据原告的申请，对相应财产进行了查封。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富可达慧龙公司与被告富可达公司、被告慧龙公司、东实公司为达到分割土地的目的，签订的《转让协议》是在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向被告富可达慧龙公司送达查封裁定前，双方不存在恶意转移法院已经查封的财产，所以，双方签订的《转让合同》合法有效。被告关于松原市中级法院的查封裁定未向土地局送达，没有查封被告在建物所占用的土地，从而认为土地转让没有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予以支持。综上，经一审法院2020年第三次审判委员会会议决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三）、（五）项，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二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一、驳回原告魏冬梅的诉讼请求。二、保全担保费4340元由原告魏冬梅承担。诉讼费34,800元，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魏冬梅承担。本院二审查明，(2014)宁民初字第1878号、1879号案件庭审过程中，富可达公司提交宁江区兴原乡村账代管站收据3枚、慧龙公司提交兴原乡村帐代管站收据2枚，欲证实富可达公司、慧龙公司于2007年交纳了土地补偿款的事实。魏冬梅质证意见：“真实性无异议，能够证明交款单位及收款单位的债权债务关系，从债务关系当中仅凭收据不能证明和国有土地征收出让发生任何关系，更不能证明土地出让金是富可达公司（慧龙公司、东实公司）交纳的。另外，不能证明富可达公司、慧龙公司与国土资源部门以及村上形成了土地出让或者征地补偿的法律关系。征地和征地之后的转让是两个法律关系。富可达慧龙公司土地档案记载土地出让金是其向国家交的，是富可达慧龙公司与国土资源部门之间的法律关系，富可达公司、慧龙公司、东实公司代为向村上交的土地补偿款是代富可达慧龙公司支付相关款项，是合同法上的代为履行的行为”。(2015)宁民初字第1076号案件审理中东实公司亦提交了兴原乡村帐代管站收据2枚，欲证实东实公司于2007年交纳土地补偿款的事实。其他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为富可达慧龙公司分别与富可达公司、慧龙公司、东实公司签订的《转让协议》是否存在无效情形。魏冬梅以“富可达慧龙公司与富可达公司、慧龙公司、东实公司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由，主张富可达慧龙公司与富可达公司、慧龙公司、东实公司签订的《转让协议》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第三项以及第五项而无效，对此本院认定如下：关于富可达慧龙公司与富可达公司、慧龙公司、东实公司之间是否属于恶意串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三条第一款关于“发起人以设立中公司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公司成立后合同相对人请求公司承担合同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可知，公司成立之前属于设立中公司。本案中，2006年11月8日，富可达公司取得编号为GJ060063－1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慧龙公司取得编号为GJ060063－2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2006年11月12日，东实公司取得编号为GJ06077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富可达慧龙公司取得编号为GJ060063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2007年，宁江区兴原乡村账代管站收取东实公司土地补偿款27万元，收取富可达公司土地补偿款105万元，收取慧龙公司土地补偿款72万元。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东实公司成立于2007年5月，慧龙公司成立于2008年5月。故东实公司、慧龙公司成立之前，均属于设立中公司，其分别以东实公司、慧龙公司名义交纳土地补偿款的行为应视为成立后的公司行为。2006年11月12日东实公司取得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标注用地面积9000平方米的土地四至，以及2006年11月8日慧龙公司、富可达公司取得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中标注的用地面积24,300平方米的土地四至均包含在2006年11月12日富可达慧龙公司取得的57,600平方米《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中标注的土地四至中，且富可达公司、东实公司、慧龙公司三块土地面积及位置与富可达慧龙公司《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标注的面积及四至完全重合。富可达公司和慧龙公司分别交纳土地出让金413,100元、东实公司交纳土地出让金153,000元，共计979,200元。根据富可达公司、东实公司财务账册显示，实际是三公司以富可达慧龙公司名义交纳的土地出让金979,200元。同时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可以认定案涉57,600平方米土地实际受让人分别为富可达公司、慧龙公司和东实公司，案涉土地系三公司借富可达慧龙公司名义受让，该借名行为发生在魏冬梅诉富可达慧龙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之前，富可达慧龙公司为恢复原状，通过签订《转让协议》的方式将原本属于三公司的土地归还给富可达公司、慧龙公司、东实公司，富可达慧龙公司与三公司签订《转让协议》未约定支付价款，恰恰是因为还原客观事实。富可达慧龙公司虽持有标注缴款单位系富可达慧龙公司的土地出让金专用票据，以及松原经济技术开发区规划局为其办理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等手续，但松原经济技术开发区规划局也为富可达公司、慧龙公司、东实公司办理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富可达公司、慧龙公司、东实公司提交的证据亦足以说明，因招商引资项目没有成功致涉案土地恢复原状的客观事实。2009年8月20日富可达慧龙公司与富可达公司、东实公司以、慧龙公司签订三份《转让协议》，《松原经济开发区经济发展局文件》松开经发【2006】212号载明，2006年东实公司已获批占地9000平方米年产2400万套家具生产线项目。根据三公司《国有土地使用证》记载使用权类型为出让而非转让，且土地补偿款及土地出让金系富可达公司、慧龙公司、东实公司自己缴纳。综上，结合本案具体案情可以认定被上诉人之间的土地转让行为系配合土地局办理相关手续的行为，不存在恶意串通转移财产逃避债务的事实。因此，富可达慧龙公司与富可达公司、慧龙公司、东实公司之间不存在恶意串通以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魏冬梅仅凭富可达慧龙公司持有的土地出让金专用票据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不足以证明涉案土地受让人系富可达慧龙公司，其关于富可达慧龙公司与富可达公司、慧龙公司、东实公司之间恶意串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侵害其合法权益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富可达慧龙公司与富可达公司、慧龙公司、东实公司签订《转让协议》行为，是否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的规定，只有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才无效。《转让协议》系在本院向富可达慧龙公司送达查封裁定前签订，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故魏冬梅此项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富可达慧龙公司与富可达公司、慧龙公司及东实公司签订《转让协议》是否生效问题。根据富可达慧龙公司与富可达公司、慧龙公司、东实公司签订《转让协议》第八条关于“本合同自双方签订后，出让土地使用权转让经市国土资源局登记后生效”的约定，富可达公司、慧龙公司、东实公司已于2010年1月20日取得土地使用权。魏冬梅关于《转让协议》因生效条件未成就而未生效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魏冬梅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驳回魏冬梅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4,800元，由魏冬梅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魏 巍审 判 员  牟凤桐审 判 员  张 蕊二〇二〇年九月七日法官助理  张 丽书 记 员  宁宏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