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沪01行终45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孟青林，男，1965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杨浦区。委托代理人李晓茂，上海中夏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翁越华，上海中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市静安区司法局，住所地上海市静安区大统路199号。法定代表人凌淑蓉，局长。行政机关负责人吴群，上海市静安区司法局二级调研员。委托代理人贾一凡，上海市静安区司法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王昊东，上海市沪中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孟青林因行政答复一案，不服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20）沪0112行初237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9月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孟青林的委托代理人李晓茂，被上诉人上海市静安区司法局（以下简称：静安区司法局）的二级调研员吴群及其委托代理人贾一凡、王昊东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查明，孟青林与案外人周某XX，2004年12月，孟青林被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六年，后两人经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2005)杨民一（民）初字第2036号《民事调解书》调解XX。2007年3月13日，上海市闸北区公证处（以下简称：闸北公处证）分别作出（2007）沪闸证字第362号《公证书》（以下简称：362号《公证书》）、（2007）沪闸证字第363号《委托书公证书》（以下简称：363号《委托书公证书》），其中362号《公证书》主要内容为：兹证明孟青林和周某于2007年3月12日在上海市，在公证员面前，在前面的《财产分割协议书》上签名。363号《委托书公证书》主要内容为：兹证明孟青林于2007年3月12日在上海市，在公证员面前，在前面的《委托书》上签名，两份公证书均记载公证员为黄某。当时，孟青林在青浦监狱服刑。2019年3月13日，孟青林就前述两份公证书向闸北公证处提出复查申请，闸北公证处于同年4月12日作出《不予撤销公证书决定书》。之后，孟青林向上海市公证协会提出投诉，上海市公证协会于2019年7月8日出具《公证复查争议投诉处理意见书》，对孟青林的投诉不予支持。为此，孟青林向上海市司法局邮寄投诉信件，反映其出狱后发现名下所有两套位于上海市静安区XX路XX弄XX号XX室、XX室房屋被XX周某串通闸北公证处公证员黄某出具《公证书》，无故剥夺了孟青林对该两套房屋的合法产权，对闸北公证处出具的所谓公证书，其表示:从来没有见到过也不认识这个公证员，其没有在任何的委托书上签过字，其从来没有收到公证处按法律规定必须送达我本人的公证书。2019年7月26日，静安区司法局收到上海市司法局转交的投诉信后，当日作出《分类处理告知书》，告知孟青林将按照相关法定程序处理，并于当月29日邮寄孟青林。之后，静安区司法局开展调查取证，收集了相关材料，调阅了公证卷宗，并由公证员黄某对办理涉案公证的情况作了说明，期间，闸北公证处委托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对涉案公证涉及的“《财产分割协议》《委托书》《公证申请表》”中“孟青林”的签名进行笔迹鉴定。经对比“2002年11月21日《上海市商品房预售合同》、1995年4月27日孟青林与周某的结婚登记资料、2005年3月17日《法庭审理笔录》”样本资料，鉴定机构于2019年8月29日作出司鉴院[2019]技鉴字第118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结论为前述检材上需检的“孟青林”签名均是本人所签。静安区司法局经调查查明，2007年3月12日，闸北公证处公证员在征得周某、孟青林以及青浦监狱同意后前往青浦监狱为孟青林办理公证手续，在对申请人的身份及公证内容进行审查后，现场制作了询问笔录，并让申请人孟青林在需要公证的《财产分割协议书》《委托书》及《公证申请表》《询问笔录》上签名确认，孟青林表示因在服刑故公证书由周某领取等。为此，静安区司法局于2019年9月11日作出编号为沪静司公投[2019]第7号《公证执业投诉处理答复书》（以下简称：被诉答复），认为孟青林提出关于公证的情况并不属实，闸北公证处出具的362号《公证书》、363号《委托书公证书》没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以下简称：《公证法》）及公证程序规则的规定。静安区司法局向孟青林送达了被诉答复。孟青林不服，诉至原审法院，请求撤销静安区司法局作出的被诉答复，并重新作出答复。原审认为，根据《公证法》第五条之规定，静安区司法局具有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公证机构、公证员和公证协会进行监督、指导法定职责，并就被投诉人为公证处、公证员的投诉予以受理并作出处理的法定职权。本案中，静安区司法局收到孟青林投诉后，依法予以受理并及时开展调查取证，调阅了闸北公证处办理涉案公证的公证卷宗，收集了《不予撤销公证书决定书》《公证复查争议投诉处理意见书》《司法鉴定意见书》《询问笔录》及公证员黄某出具的办理公证过程的《情况说明》等材料，查明现有证据无法证明闸北公证处及其公证员存在违法违规行为，故在合理期限内针对孟青林投诉事项作出被诉答复，该行政行为并无不当，已依法履行了法定职责。孟青林提出公证员黄某办理公证时未到场，其从未在相关公证材料上签名等，与现有证据反映的事实不符，且孟青林亦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佐证，故难以采信。原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孟青林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孟青林负担。判决后，孟青林不服，上诉于本院。上诉人孟青林诉称，公证员黄某未曾前往青浦监狱与上诉人见面，办理公证事宜，闸北公证处工作人员从某与上诉人见面时未亮明身份。财产分割协议中涉及的房产已被司法机关查封，闸北公证处作出的相关公证系无效行为。闸北公证处2019年4月15日与周某制作的询问笔录中无法体现由周某代为领取公证文书的事实。闸北公证处对上诉人笔迹进行鉴定时未通知上诉人，鉴定结论不可信。被上诉人静安区司法局接到上诉人投诉后未开展任何工作，亦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公证员黄某陈述内容的真实性。故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原审诉讼请求。被上诉人静安区司法局辩称，2007年3月12日闸北公证处公证员黄某与工作人员从某共同前往青浦监狱会见上诉人孟青林，并制作了两份询问笔录，该两份询问笔录字迹不同，分别由黄某、从某担任记录，可以证明黄某本人为办理涉案公证，去青浦监狱会见过上诉人。财产分割协议中载明了相关房产处于司法限制状态，周某愿意出资解除司法限制，这一约定并不违反禁止性规定。闸北公证处出具362号《公证书》、363号《委托书公证书》时上诉人正在服刑，由另一位公证当事人周某代为领取公证文书符合常理，也是送达公证书的一种通常做法。鉴定机构作出的笔迹鉴定结论具有客观性，是否通知上诉人，不影响鉴定意见的证明效力。被上诉人在处理投诉过程中要求公证员黄某说明情况，并调取之前相关材料综合判断后形成调查结论，履行了法定职责。故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审判决。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公证法》第五条规定，司法行政部门依照本法规定对公证机构、公证员和公证协会进行监督、指导。被上诉人静安区司法局作为辖区内司法行政部门就针对公证处、公证员的投诉具有依法予以处理的法定职权。本案中，被上诉人静安区司法局于2019年7月26日收到上海市司法局转交的上诉人孟青林的投诉信。上诉人对闸北公证处出具的362号《公证书》、363号《委托书公证书》提出异议，认为从未见过黄某公证员，亦未在任何委托书上签过字，且没有收到上述公证文书。被上诉人收到该投诉后，要求闸北公证处协助调查，查阅了公证申请表、闸北公证处与周某制作的询问笔录、闸北公证处在青浦监狱与上诉人制作的询问笔录、财产分割协议、362号《公证书》、委托书、363号《委托书公证书》等公证卷宗材料，收集了上诉人向闸北公证处要求复查362号《公证书》、363号《委托书公证书》及向上海市公证协会提出投诉时形成的材料，包括闸北公证处作出的《不予撤销公证书决定书》、上海市公证协会作出的《公证复查争议投诉处理意见书》、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对上诉人进行笔迹鉴定而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闸北公证处为核实相关公证文书出具过程与公证申请人周某制作的《询问笔录》。被上诉人在调查中还要求公证员黄某说明办理相关公证的情况，黄某为此出具了《情况说明》。经过调查，被上诉人认定上诉人反映的情况不属实，闸北公证处出具的362号《公证书》、363号《委托书公证书》没有违反《公证法》及公证程序规则的规定，同时作出被诉答复，将审查认定意见告知上诉人，并无不当。另，被上诉人在二审中针对上诉人提出上诉意见所作的答辩意见与相关证据反映的事实相符，本院予以采信。综上，上诉人孟青林提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正确，本院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上诉人孟青林负担（已付）。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岳婷婷审判员  李 弘审判员  侯 俊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刘天翔附：相关法律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