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4民终261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邵纪立，男，1967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住常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袁益强，江苏律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家立，男，1944年3月9日出生，汉族，住常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磊，江苏源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墨清，江苏源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王萍，女，1968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常州市。上诉人邵纪立因与被上诉人黄家立、原审被告王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2019)苏0411民初10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邵纪立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存在错误。一、首先，1995年借条对58万元款项的出借主体很明确，出借方为新桥办事处（农行新桥办事处）而非本案被上诉人，被上诉人1995年接受该借条并在一审时作为证据向法院提交，说明被上诉人对当时58万元借款的出借方为新桥办事处而非其个人的事实是确认的。其次，上诉人虽在该借条上签名，但借款方也非是上诉人，借款方是上诉人当时挂靠经营的企业（武进邹区龙潭实业有限公司），该款作为银行贷款由银行直接发放至企业。再次，该58万元并非一次性贷款，该款系1995年之前，龙潭公司分次向银行贷款及分次还款后的累计结欠款。二、58万元金额在1995年无异是一笔巨款，而被上诉人作为一个普通工薪阶层在当时情况下并无出借该款的能力，况且1995年被上诉人作为新桥办事处的主任系从事金融业务的专业人士，如果该出借资金系被上诉人个人出借，被上诉人当时肯定是不会接受上诉人向第三方新桥办事处出具的借条，为此被上诉人陈述向上诉人出借58万元明显违背常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从未商谈过借款事项更没有形成借款合意，上诉人也没有收到被上诉人支付的任何出借资金，该大笔资金也不可能现金交付，虽被上诉人一再强调其向上诉人出借58万元，但被上诉人至今未能提供任何向上诉人交付资金的凭据，即使是部份款项的交付凭据也没有，事实上被上诉人未向上诉人出借款项也根本无法提交所谓的款项交付凭证。一审法院审理本案过程中没有对借款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等进行审查，更没有查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是否存在真正的借贷关系，仅以单简的表面证据即双方签订的还款协议及被上人向上诉人几次汇款13万元的事实，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借款关系显见错误。三、至1995年上诉人挂靠经营的企业确实结欠新桥办事处58万元，因被上诉人当时是新桥办事处的主任，其要求上诉人写一张借条，所以上诉人就写了一张并且注明了结欠新桥办事处58万元的借条给被上诉人。至于之后的几份还款协议虽是上诉人所签，但该还款协议是在上诉人受被上诉人胁迫及欺骗的情况下所签订，本案中涉及的58万元借款系新桥办事处出借，被上诉人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己取得该银行债权，被上诉人无权向上诉人主张。退一步即使被上诉人取得该银行债权，则该贷款系企业贷款，被上诉人也无权向上诉人个人主张。双方协议中所涉的58万元款项的权利人系银行，未经第三方权利人银行同意即对该权利进行处置应属无效，为此双方所签订的所有还款协议应属无效，被上诉人应向上诉人返还所支付的13万元。四、本案所涉的借款是1995年发生，当时己是巨款，如果真是被上诉人个人向上诉人出借，上诉人一直未还款，被上诉人却在20年多年后才向法院提起诉讼，并且在本次诉讼之前不久被上诉人曾诉讼但又撤回诉讼，被上诉人之所以会有如此违背常理行为，系被上诉人不敢诉讼，因其明知该款权利人为银行，其行为是侵吞国有银行资产的行为。黄家立辩称，原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虽然上诉人主张1995年出借的58万元的出借方是新桥办事处，但双方通过之后的三份借款协议书以及被上诉人提供的双方聊天记录等可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且通过上诉人还款的行为也证明双方实际在部分履行还款协议。上诉人所有的陈述均没有相应的证据证明，被上诉人所主张的法律关系有相应的书证证明，书证的效力大于当事人的陈述。上诉人的陈述自相矛盾以及不合常理的地方很多，比如上诉人说是受到胁迫签订了还款协议，没有证据证明，而且后面签订还款协议的时候被上诉人已经是高龄老人，根本不可能胁迫上诉人。王萍二审未发表意见。黄家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邵纪立、王萍归还黄家立借款本金45万元以及从按6%的年利率从2001年1月15日起计算至实际还清之日止的利息;2.本案的诉讼费由邵纪立、王萍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5年1月1日，邵纪立出具借条一张，言明“今借到新桥办事处合计人民币伍拾捌万元正，从一月一号起，待后一次结清”，借款人署名为“邵纪律”。黄家立在借条下方添加标注利息、还款期限等。后黄家立通过短信息、电话等方式多次催要借款。2001年1月15日，双方签订归还借款协议书一份，其中甲方为黄家立，注明身份为债权人（原在农行新桥分理处任职）；乙方为邵纪立，注明身份为债务人；丙方为镇志方，注明身份为见证人（原在农行新桥分理处任职）。该协议载明，“邵纪立在1994年经营钢材等生意，缺乏资金问当时在农行新桥分理处任职的黄家立借款。由于信贷资金困难，乙方提出要求甲方个人资金上想办法借款以帮助解决困难。甲方向乙方提出个人资金必须利息高一些，乙方愿意承担，并保证按时归还本息”。协议中经双方协商，拟定了五年归还的计划，同时注明邵纪立与“邵纪律”是同一人。至2005年10月10日，邵纪立未按照协议归还借款，于是双方又重新签订了归还借款协议书，约定了新的还款计划。2010年5月20日，黄家立和邵纪立再次签订归还借款协议书，约定分期还款，至2017年底全部还清。上述协议签订后，邵纪立通过向黄家立个人银行账户转账的方式陆续归还130000元。余款至今未付，黄家立遂起诉来院，要求处理。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但同时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双方于1995年形成的借条尽管对于出借人的主体情况存有争议，但黄家立提供的三份归还借款协议书，均是邵纪立对于借款的事实、金额、归还期限等的确认，并且邵纪立于2013年至2015年期间数次向黄家立个人银行账户归还借款的行为亦间接证明了双方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黄家立的一系列证据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可以证明黄家立与邵纪立之间存在借贷关系。邵纪立庭审中确认收到借款580000元，但陈述该款是当时经营的公司向银行办理的贷款，从而与黄家立之间没有直接的借贷关系，对于这一抗辩主张，邵纪立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亦未有相关银行或金融机构向邵纪立主张权利，邵纪立也未提供相关贷款已核销的证据，而第一份归还借款协议书中的见证人与黄家立系同一银行工作人员，其证实了该款为黄家立与邵纪立之间的个人借款。对于邵纪立已经归还了130000元借款本金的事实，法院予以确认，故邵纪立还应归还借款450000元。关于利息部分的主张，最后一份借款归还协议书应当是双方对于借贷情况的重新约定，其中约定的归还金额为本金580000元，未约定利息，但邵纪立的第一期还款为2011年底，而邵纪立分文未付构成违约，应当从2012年1月1日起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逾期还款的利息较为适宜。考虑到该借款时间久远，当初的借款用途无法完全查证，黄家立也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邵纪立、王萍之间在借款当时的身份情况、生活状态、经济关系等，之后签订的数份归还借款协议书也均未涉及到王萍，故对于黄家立向王萍提出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邵纪立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黄家立借款450000元，并支付自2012年1月1日起至实际还清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逾期利息；二、驳回黄家立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050元，保全费3520元，合计11570元，由邵纪立负担。二审中，双方未提交新的证据。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未提出异议，二审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被上诉人提交的三份归还借款协议书详细载明了借款的主体、经过及还款计划，上诉人虽未按照还款计划确定的时间和金额还款，但也向被上诉人个人账户陆续归还了13万元，同时结合双方之间的短信往来记录，一审认定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借款关系并无不当。上诉人主张案涉款项的出借人为农行新桥办事处，其证据仅为被上诉人在此前诉讼中提交的1995年1月1日上诉人出具的借条中载明的“今借到新桥办事处……”，对此后续的三份归还借款协议书对借款经过已进行了详细说明，上诉人的还款行为和短信内容也能证明其已认可出借人为被上诉人个人，故本院对上诉人的该项上诉主张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50元，由上诉人邵纪立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文俊审判员  李银芬审判员  沈超彦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陈茹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