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3民终153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汉祺，男，汉族，1957年5月1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442************619，住址：惠州市惠城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周薇薇，女，汉族，1987年7月9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441************428，住址：惠州市惠城区******。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长前，广东伟伦律师事务所律师。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文小龙，广东伟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惠州市结核病防治研究所，住所地：惠州市*********。法定代表人：彭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志强，广东商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惠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住所地：惠州市*********。法定代表人：方永平，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邝艳霞，广东宇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冯玖洲，广东宇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周汉祺、周薇薇与被上诉人惠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原审被告惠州市结核病防治研究所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8）粤1302民初5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原告周汉祺、周薇薇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一、撤销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粤1302民初519号民事判决书，并将本案发回重审；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在一审中已依法申请医疗损害鉴定，一审法院先后委托四家鉴定机构，前三家鉴定机构均以没有尸检为由退鉴，第四家鉴定机构依法受理后，又以人民法院没有对有争议的事实作出统一认定为由而终止鉴定，最终导致本案没有作出医疗损害鉴定意见，责任不在上诉人。1、本案一审审理过程中，经上诉人申请，一审法院先后委托广东中一司法鉴定所、广东通济司法鉴定中心、广东经纬司法鉴定所对本案进行医疗损害鉴定，但该三家鉴定机构均主要以本案受害人没有做尸检为由退鉴，上诉人认为其理由不成立。首先，现有的（卫生）法律法规，对于死亡病例是否需要做尸检，只有《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做出了规定。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患者死亡，医患双方当事人不能确定死因或者对死因有异议的，应当在患者死亡后48小时内进行尸检；具备尸体冻存条件的，可以延长至7日。尸检应当经死者近亲属同意并签字。”的规定，只有在“医患双方当事人不能确定死因或者对死因有异议的”才需要做尸检。而本案根据现有的病历资料，完全可以分析出患者的死亡原因，且患方对医疗机构作出的死者的死亡原因为“肝性脑病”是认可的，因此完全可以认定涉事的医患双方当事人确定了死因，双方对死因没有异议。其次，本案患者的病历资料完整、全面，鉴定机构完全有能力根据现有的病历资料，分析推断出患者的死亡原因，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认定各方当事人的责任。本案最后第四家鉴定机构（广东华生司法鉴定中心）依法受理了此案就能佐证。最后，根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的规定，对于医疗损害（过错）的司法鉴定也没有要求必须有尸检。司法实践有大量的没有做尸检而成功进行了鉴定的案例。2、本案只要一审法院依法对涉案的证据（2017年7月6日及7月12日手写处方单）作出（统一）认定就可以由广东华生司法鉴定中心继续进行医疗损害司法鉴定，从而分清各方当事人的责任。（1）在前三家鉴定机构退鉴后，经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协商确定了第四家鉴定机构（广东华生司法鉴定中心），人民法院委托后，广东华生司法鉴定中心依法受理了此案，并于2019年1月29日组织了听证会，并根据听证情况要求各方当事人补充材料，并发函要求人民法院对补充的鉴定材料组织各方当事进行质证。其中，特别要求对上诉人提交的被上诉人一主诊医师手写的2017年7月6日及7月12日两处方单反映何种事实作出认定。但一审法院仅组织各方当事人发表质证意见，在各方当事人意见不一致时，并没有根据民事诉讼法的原则对该证据所证事实作出（统一）认定，而仅将各方当事人的意见提供给鉴定机构。于是，广东华生司法鉴定中心于2019年8月28日给一审人民法院发出《终止鉴定函》。该鉴定中心终止鉴定的理由是“材料中并无对此处方单（2017年7月6日及7月12日手写处方单）的统一意见”，并表示“如贵院之后能提交新证据，或对手写处方单能作出统一意见，本中心可重新受理。”据此，上诉人认为，对于该2017年7月6日及7月12日手写处方单经人民法院组织，各方均己发表了质证意见，并提交了相应的其它证据材料佐证，虽然各方的意见不统一，但人民法院完全可以结合本案的其它证据，并根据证据规则，对上述证据进行分析及综合判断，对该证据材料作出统一意见，则本案便可继续鉴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委托医疗损害鉴定的，当事人应当按照要求提交真实、完整、充分的鉴定材料。提交的鉴定材料不符合要求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当事人更换或者补充相应材料。在委托鉴定前，人民法院应当组织当事人对鉴定材料进行质证。”的规定，这也是人民法院的法定职责。（2）上诉人认为，根据现有的证据材料完全可以认定该2017年7月6日及7月12日手写处方为当时被上诉人一（惠州市结核病防治研究所）黄文胜医生开具的当天真实全部用药处方。首先，如果是被上诉人一辩称的只是想说明是患者既往用药的情况的话，其应该将患者从开始治疗到的全部用药写清楚，而不是只写一部分，更没有必要分开两个日期来书写。其次，上诉人另外也提交了被上诉人一黄文胜医生亲笔手写的指定院外药店买药的单据，可以佐证其在为患者的诊疗过程中确有除开具在其本院用药的处方，还会另外开具让患者院外买药的处方。最后，被上诉人一也承认该2017年7月6日及7月12日手写处方所写药物是患者既往曾用的药物，但其无法提供在这之前在其本院有开具相应处方的证据，应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从而推定应是当天所开具的处方。三、本案有初步证据证明两被上诉人存在过错。1、2017年7月12日，被上诉人一的黄文胜医生在明知受害人有肝炎病史，且从2016年12月27日发病（肺结核）抗结核治疗以来，肝功能（转氨酶、胆红素）多次出现异常的情况下，在没有明确适应征，且有明显禁忌的情况下，为受害人开具了对肝功能有损害的“福多司坦片”等药，并且没有按规范严密观察病情，如详细交待患者出现什么症状需要返院复查，或更严密的定期复查肝功能等，是导致受害人此后肝功能损害并发展成肝衰竭的根本原因。并且，等到受害人出现了肝功能损害的症状（乏力、食欲下降、腹胀、恶心等）后，仍没有引起高度重视，且误诊为肠胃不适，又错失了采取及时有效治疗的挽救机会。被诉人一的上述行为违反了诊疗规范、常规存在明显的过错。2、被上诉人二的门诊医生，没有详细询问受害人病史（既往有肝炎病史，进行了半年多的抗结核治疗，期间肝功能数次出现异常，近期又吃了对肝功能有损害的“福多司坦片”等），并进行细致全面的查体，及进行必要的辅助检查，误将受害人的肝功能损害（肝衰竭）误诊为一般的胃肠疾病，误诊误治，使受害人失去了获得及时有效治疗的机会，导致受害人发展成亚急性肝衰竭，没有尽到一家三甲医院应尽的诊疗义务，存在明显的过错。四、上诉人愿意承担鉴定的相关风险，上诉人只想要一个明明白白的结果。上诉人完全明白死者已逝，永不能复生，但做为家属，对患者本次治疗过程及死亡的原因心中存在太多的疑问，而被上诉人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上诉人不想让亲人死得不明不白，需要一个明明白白结果，以告慰死者。所以，对于鉴定机构根据现有资料及鉴定规则对患者死亡原因的分析、判断、认定，并在此基础上做出鉴定意见，可能对上诉人不利的后果等等，上诉人自愿承担相关风险。五、希望人民法院考虑本案的社会效果。在现今医患关系如此紧张的情况下，上诉人愿意理性的通过司法途径来解决纠纷，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是应当予以认可和肯定的。只要有可能，人民法院及鉴定机构，甚至包括医疗机构，都应对患者的理性维权提供便利性。如果每一个理性维权的患方，都能通过司法途径得到高效的、公平、公证的结果，才能对医疗纠纷的解决有良性的指引作用，这应该也是相关单位及机构的社会责任。否则，有可能倒逼患者采用非理性的方式维权。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希望二审法院依法纠正一审法院的错误判决，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惠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当予以维持。理由如下：一、尸检需经患者家属同意并签字方能进行，而答辩人惠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已经告知患者家属尸检的必要性、时间限制及可能产生的后果，已经履行了告知义务，被答辩人作为患者家属明确未同意尸检，影响了对死因的判定，不能确定死因及因此不能进行医疗损害鉴定的后果应由被答辩人自行承担。2017年8月28日，患者在答辩人处经答辩人全力抢救无效死亡，答辩人依法向被答辩人告知确定死因需要经过尸体解剖，并向被答辩人发出《尸体解剖告知书》，告知被答辩人：“……2、如家属对死者的死因有异议，应在48小时内提出尸检申请。我院具有尸体冷冻条件，尸检可以延长至7天……。3、如因拒绝或拖延尸检，超过规定时间，从而对死因的判定产生了影响，自行承担责任。……”。《尸体解剖告知书》对尸检事项进行了详细告知，但被答辩人在《尸体解剖告知书》签字确认，明确“不同意尸检”。本案被答辩人向人民法院提出医疗损害过错鉴定，先后委托了广东中一司法鉴定所、广东通济司法鉴定所和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进行鉴定，但均因以未进行尸检、无法确定死因而不予受理。根据《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第二十六条：“患者死亡，医患双方对死因有异议的，应当在患者死亡后48小时内进行尸检；具备尸体冻存条件的，可以延长至7日。尸检应当经死者近亲属同意并签字，拒绝签字的，视为死者近亲属不同意进行尸检。不同意或者拖延尸检，超过规定时间，影响对死因判定的，由不同意或者拖延的一方承担责任。”及《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十八条：“患者死亡，医患双方当事人不能确定死因或者对死因有异议的，应当在患者死亡后48小时内进行尸检；具备尸体冻存条件的，可以延长至7日。尸检应当经死者近亲属同意并签字。……拒绝或者拖延尸检，超过规定时间，影响对死因判定的，由拒绝或者拖延的一方承担责任。”之规定，本案被答辩人未同意进行尸检或拖延尸检，超过规定尸检，影响了本案死因判定及医疗过错鉴定，责任应当由被答辩人承担。二、案涉证据2017年7月6日、2017年7月12日两天的手写处方单非答辩人出具，与答辩人无关，对两份处方单无法统一意见的责任不在答辩人，答辩人不应承担责任。案涉医疗损害司法鉴定先后委托广东中一司法鉴定所、广东通济司法鉴定所和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进行鉴定，因以未进行尸检、无法确定死因而不予受理后，答辩人为了解决争议，促进医患关系良好发展，节约司法资源，一直积极配合被答辩人进行司法鉴定，并且同意协商再次确定广东华生司法鉴定中心对本案进行司法鉴定。2019年8月28日，广东华生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终止鉴定函》，以鉴定材料2017年7月6日、2017年7月12日两天的手写处方单反映何种事实，无统一意见，受鉴定材料限制，无法得出明确司法意见为由而终止鉴定。然而，上述所涉的该处方单非答辩人出具，与答辩人无关，反映何种事实答辩人根本不知情，对两份处方单无法统一意见的责任不在答辩人，答辩人不应对此承担任何责任。三、答辩人针对患者临床表现等病情变化，予以相应治疗；在紧急情况下，答辩人对患者的抢救积极、及时，且措施正确，答辩人已经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在整个治疗过程中不存在过错。患者病情的后续恶化与答辩人的诊疗行为无因果关系，答辩人不应承担责任，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2017年7月27日，患者吴春梅因“纳差、上腹部不适、恶心感”到答辩人消化内科就诊。接诊医师经询问患者病史，了解到患者曾患结核病，自服用抗结核药物以来一直是有规律的在检测肝功能，但就诊前已经停止服用抗结核药物，在2017年7月6日检测肝功能时处于正常范；经检查，患者无皮肤黄染、尿黄、厌油等明显的肝病特征围，现患者表现为“纳差、上腹部不适、恶心感”，根据其体征考虑消化问题，并予以护胃、调节胃动力药物对症处理。医师考虑到既往病史，开具的药物均不存在肝病用药禁忌症，并且还嘱咐患者如病情变化，请随时随诊，进一步调整诊疗方案。可见答辩人在接诊后，详细的了解、检查了患者体征，符合诊疗规范，尽到了相应的诊疗义务。2017年8月3日，患者来到答辩人消化内科复诊，答辩人对其进行了检查，根据患者的临床表现及家属的意愿，对肝功能进行检查。但患者拿到检查结果后，未返回答辩人处，也未到答辩人处治疗，答辩人不存在误诊误治。2017年8月26日，被答辩人在拒绝中山大附属第三人民医院治疗到答辩人处治疗，依然拒绝治疗抢救建议，放弃所有有创、药物及有利于患者的检查和治疗，最终导致了患者的死亡。可见，答辩人在对患者就诊过程中实施的诊疗行为，符合诊疗规范，不存在过错，患者病情的后续恶化与答辩人的诊疗行为无因果关系。答辩人在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下已经尽到合理诊疗义务，依法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被答辩人应自行承担死亡的后果。四、答辩人已经就答辩人没有错过、答辩人诊疗行为与患者损害没有因果关系完成了举证责任，被答辩人未就答辩人存在过错、答辩人医疗行为与患者损害存在因果关系进行举证，依法应当承当举证不利的后果。原审法院据此判决，适用法律正确。本案为医疗损害责任纠纷，答辩人已经在诉讼中提交了由其保管的患者吴春梅的全部病历资料，被答辩人等人也并未对病历资料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同时，在一审法院四次委托鉴定过程中，鉴定单位均未以病历资料存在瑕疵等为由拒绝鉴定，其中三个鉴定单位明确是因为“本案死亡病例未作尸检，无法明确死因”、“因未进行尸体解剖，导致死者肝昏迷病因不详”和“未进行死因鉴定”等导致缺乏鉴定基础为由不予受理。被答辩人等人也确认不同意尸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一款第（八）项“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以及《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第二十六条及《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十八条之规定，答辩人提交病历资料后，其对诊疗行为无过错及诊疗行为与吴春梅死亡不具有因果关系的主张已穷尽能力完成了举证证明责任，被答辩人应对反驳答辩人的主张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被答辩人未能就答辩人过错、过错与损害后果存在因果关系进行举证，被答辩人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何况，在原审法院已经根据原告申请出具调查令的情况下，原告依然无法调取2016年至2017年的患者购药清单，过错不在答辩人；因导致本案无法对吴春梅死亡与答辩人诊疗行为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等事项进行鉴定的事由也不可归责于答辩人，因此，其不利后果不应当由答辩人承担。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维持。惠州市结核病防治研究所辩称，第一，一审法院依法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司法鉴定以确认上诉人及两被上诉人各方应当承担的责任，一审法院委托多达四次，耗时2年，最终未能鉴定的责任在于上诉人未能按照程序进行尸检，一审法院无义务对争议资料处方单方认定，一审程序完全合法，不存在任何错误。第二，鉴于最终未能鉴定，一审法院既而认定现有证据无法确认被上诉人一方所存在任何过错而驳回了上诉人对于我方的诉讼请求，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极大体现公平正义合法社会效果，并非上诉人所说的只有在维护其所谓权利的情况下才能体现社会效果。原审原告周汉祺、周薇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医疗费：37338.92元；2、护理费：3910元；3、亲属处理死者丧葬等事宜所需费用：（1）误工费：酌定2000元；（2）交通费：酌定1000元；4、住院伙食补助费：2300元；5、丧葬费：41433元；6、死亡赔偿金：753686元；7、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以上合计人民币：941667.92元。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变更第一诉讼请求为：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赔偿款人民币1042461.42元（详见赔偿清单）。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患者吴春梅，1962年1月9日出生。第一顺序继承人为其丈夫及女儿即本案两原告。2016年12月27日，吴春梅在惠州市**人民医院呼吸内科处被诊断为肺结核，经惠州市**人民医院开具转诊证明转至被告惠州市结核病防治研究所接受针对性的治疗。受害人在在第一被告处治疗期间，吴春梅听从第一被告医生的安排和建议，按时吃药，定期到所检查。事后，原告称吴春梅逐渐出现乏力、食欲下降、腹胀、恶心等症状，一开始因医生没有特别交待，吴春梅也没有太放在心上，认为是吃药的正常反应，但当症状逐渐加重后。2017年7月24日，经原告周薇薇电话联系第一被告医生，告知病情后，第一被告医生认为吴春梅是急性肠胃炎，建议暂时停吃其开具的全部药物，提议先把肠胃调理好后再到其办公室重新复查，根据复查情况重新调整药物，当时并没有特别怀疑是肝脏的问题。7月25日，吴春梅听从了第一被告医生的建议，前往惠州市**人民医院急诊内科就医，惠州市**人民医院医生在了解病情后开具了调理肠胃的药物，建议若服用完药物后无好转考虑行胃镜检查。吴春梅服用了中心医院的药物感觉无明显好转，于2017年7月27日便到第二被告惠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消化内科处求诊，因服用了药后症状还是无明显缓解。2017年7月31日，吴春梅在原告周薇薇陪同下到惠州市**人民医院消化内科就诊。2017年8月3日，吴春梅在周薇薇陪同下到第一人民医院就医，开具了化验单，吴春梅抽血化验后，当天下午周薇薇手机查询化验结果，结果显示多项指标异常，尤其是“谷丙转氨酶”检验结果1424，“谷草转氨酶”检验结果2230。吴春梅到惠州市**人民医院就诊，被建议住院治疗。吴春梅于2017年8月4日在惠州市**人民医院肝病科处住院治疗，住院通知书诊断为“亚急性肝衰竭”。2017年8月10日上午，惠州市**人民医院开具了“危急通知书”，吴春梅当天下午转院至广州市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天河院区），入院诊断“肝衰竭”等。2017年8月25日，吴春梅病情已是十分危重，且主诊医生告知原告在现有医学条件下，吴春梅病情已基本无法好转，继续治疗也意义不大，于是原告将吴春梅转院至第二被告处住院。吴春梅于2017年8月28日在第二被告处病逝。经原告申请，通过摇珠确定，原审法院先后委托广东中一司法鉴定所、广东通济司法鉴定中心、广东经纬司法鉴定所对各被告在对患者吴春梅的医疗行为是否存在医疗过错及过错参与度进行鉴定，2018年4月4日，广东中一司法鉴定所向原审法院出具《函》，载明“经初审材料：1、本案死亡病例未作尸检，无法明确死因；2、被申诉方过多责任主体不明确。不予受理。现将材料退回贵院”。2018年6月1日，广东通济司法鉴定中心向原审法院出具粤通司鉴（2018）医鉴字流第2018038号（1号函）《关于吴春梅医损案的退案函》，载明“因未进行尸体解剖，导致死者肝昏病因不祥，故对本案不予受理。”2018年7月7日，广东经纬司法鉴定所向原审法院出具《复函》，载明“因被鉴定人吴春梅未做尸体解剖，不明明确死因，从而增加了检验鉴定的难度。受限于我所的专业技术能力及此案的鉴定条件，难以完成此项鉴定任务，故不予受理。”2018年12月7日，经原告与各被告协商确定，原审法院委托广东华生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2019年1月29日，广东华生司法鉴定中心受理本案了鉴定并举行了听证会。2019年9月28日，该所向原审法院出具《终止鉴定函》，载明“本中心于2019年6月12日举行听证会，并于2019年6月13日函告贵院，核实鉴定材料中2017年7月6日，2017年7月12日两天的手写处方单反映何种事实。本中心于2019年8月7日收到贵院的补充材料，材料中并无正对此处方单统一意见。受限于现有鉴定资料，本中心无法得出明确的司法鉴定意见，根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十五条之规定，决定终止鉴定。如贵院之后能提交新证据，或对手写处方单能作出统一意见，本中心可重新受理。”2019年8月27日，原告认为因受害人吴春梅在本案第一被告惠州市结核病防治研究所治疗期间，该所医生黄文胜多次手写药单要求被害人或被害人的亲属到惠州市康弘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南湖连锁店处购买一些其他药物治疗。现鉴定机构要求提供该购药清单。因无法自行调查取证，故申请原审法院调取受害人吴春梅亲属张晓波在惠州市康弘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南湖连锁店2016年至2017年的购买药品的消费记录清单。原审法院向原告出具调查令。2019年9月10日，惠州市康弘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南湖连锁店出具《复函》，载明由于保存销售数据的电脑更换了新的电脑硬盘，原保存数据的硬盘由于损坏，导致相关数据丢失，经过技术手段均无法恢复旧硬盘的数据，且此前没有对旧硬盘的数据进行备份。另，拟调取的数据至今已超过两年之久，销售人员发生了变动，亦无法通过询问进行核实。据此，无法提供张晓波的购药记录清单。本案审理过程，原告申请撤回对惠州市**人民医院的起诉，原审法院予以准许。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本案审理过程中，依照原告的申请，本院先后委托四家鉴定机构对被告是否存在医疗过错进行鉴定，由于死者未进行尸检及双方对于部分证据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等因素，先后被四家鉴定机构退回鉴定或终止鉴定。故，无法通过司法鉴定确定两被告是否存在医疗过错。同时，两被告已经证明其诊疗过程中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也及时向患者说明医疗风险，并取得患者的书面同意。鉴于原告主张两被告存在医疗过错，未能提供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故，原告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现原告请求两被告承担赔偿责任，缺乏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周汉祺、周薇薇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5712元（原告已预交2607元），由原告周汉祺、周薇薇承担。原告周汉祺、周薇薇应补交的费用，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直接向本院缴纳，逾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认定如下：一审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另查一，2017年8月28日，惠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向上诉人发出《尸体解剖告知书》，上诉人的决定是“不同意尸检。”另查二，一审中惠州市结核病防治研究所辩称：“答辩人在诊疗过程中为患者开具的‘福多司坦片’符合使用该药物的适用症且无使用该药物的禁忌症，……”。本院认为，本案系医疗损害责任纠纷，结合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本案二审中双方争议焦点是：本案是否符合医疗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具体评述如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之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根据该条规定，医疗损害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包括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诊疗行为、患者的损害事实、诊疗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及医务人员的过错四个方面。由于医疗行为具有高度的专业性，故对于医疗过错及诊疗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等事项的确定需要通过鉴定方式予以明确。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虽然上诉人申请法院针对医疗过错及过错参与度等事项进行鉴定，但由于患者尸体未进行尸检，因此广东中一司法鉴定所、广东通济司法鉴定中心、广东经纬司法鉴定所均以未行尸体解剖、无法明确其死亡原因为由表示不予受理此案医疗过错鉴定的委托，并退回所有资料。而后，原审法院委托广东华生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该所作出《终止鉴定函》，以双方未对处方单统一意见，受限于现有鉴定材料无法得出明确的司法鉴定意见为由决定终止鉴定。故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应承担医疗损害责任的要件事实并无证据加以证实。被上诉人惠州市结核病防治研究所在一审答辩中自认给患者开具过“福多司坦片”，但是上诉人无法证明在2017年7月12日有自行购买“福多司坦片”药的证明。被上诉人对其自行购药的陈述不予认可，现上诉人亦无法提交其他证据予以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此，一审法院对该主张不予采信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受理费5712元，由上诉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曾 莹审 判 员  卫书平审 判 员  于海砚二〇二〇年九月十日法官助理  雷彩霞书 记 员  叶碧莲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