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17民终48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阮南阳，男，1957年4月25日出生，汉族，住东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檀玄，东至县胜利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江西振大机械制造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陈威江，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早春，安徽宏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阮南阳因与被上诉人江西振大机械制造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大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东至县人民法院（2019）皖1721民初32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阮南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檀玄、被上诉人振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威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方早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阮南阳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原判,改判驳回振大公司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或者发回一审人民法院重审;二、判决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振大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阮南阳欠振大公司货款60万元,不是依据有效的欠款凭据来认定的欠款事实,而是仅凭振大公司自认的欠款金额来认定,显然不符合法律规定。一审判决却偏听偏信,支持了振大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显失公平公正。二、一审判决认定振大公司提供的欠款凭据未超过诉讼时效,阮南阳支付振大公司货款并未确定是支付振大公司哪一次所欠货款,并且双方之后又有多次业务往来。这种认定不但没有事实依据,而且严重歪曲了事实真相。第一,尽管阮南阳与振大公司从2011年到2016年间发生过多次业务往来,但是从2012年8月17日到2016年1月25日三年多的时间内,仅有2016年1月25日阮南阳向振大公司出具了一份126800元的欠条。一审判决将这一份欠条与2012年以前的所有欠条联系在一起错误。第二,阮南阳与振大公司在2012年8月17日之后到2016年1月25日足足长达三年多的时间内,没有任何相关欠款和还款的事实证据存在,2016年1月25日以后阮南阳付款就是支付2016年1月25日欠条的欠款。振大公司未向法庭提供从2012年8月17日后到2016年1月25日前的任何催款、付款行为的证据。一审判决认定阮南阳在2016年1月25日之后支付的欠款，是支付2012年以前的欠款,真是草率荒唐。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法律原则,振大公司应对阮南阳欠付货款60万元的事实及欠条未过诉讼时效，依法承担举证责任。一审却将举证责任分配给阮南阳,显然不合理、不合法。四、一审判决对相关证据的认定,断章取义,有失偏颇。第一,振大公司在一审中向法庭提交的由阮南阳出具的欠条和一份说明,共有六份。其中有五份的出具时间分别是在2011年、2012年,只有一份是在2016年1月25日,欠款金额是126800元,该欠条注明是“由刘家华负责回收此货款”。第二,除2012年4月23日1597000元的欠条未注明还款期限外,另外几份都注明了还款期限。阮南阳针对这1597000元的欠条,已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入账付款的1597000元的增值税发票,振大公司既未提出异议,也未能举证推翻。一审判决以该欠条未约定还款期限,造成诉讼时效中断,与之后双方多次发生业务往来相联系,支持振大公司的诉讼请求,令人匪夷所思!1597000元已经支付,阮南阳提供本单位入账付款的增值税发票为证,真实可信。至于欠条上是否约定还款期限,这与是否造成诉讼时效中断并没有必然联系。只是根据有关法律规定,注明还款期限的欠条的诉讼时效从还款期限到期之日开始计算诉讼时效;没有注明还款期限的欠条,从欠条出具之日开始计算诉讼时效。一审判决认为没有注明还款期限的欠条就造成诉讼时效中断,注明还款期限的欠条就不造成诉讼时效中断,显然不符合法律逻辑和相关法律规定。从2012年8月17日之后到2016年1月25日之前,双方没有任何相关的催款、还款凭据,早已超过了《民法通则》规定的两年诉讼时效,根本就不存在造成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定情形,一审判决却认定造成了诉讼时效中断,明显错误。第三,2016年1月25日的欠条起因,系推销员刘家华向阮南阳推销“轮蛋”产品,阮南阳不好拒绝,接受了该产品,故振大公司提交的该份欠条原件上振大公司注明“由刘家华负责回收此货款”。尽管刘家华已从振大公司单位离职多年,但是一直在催讨该笔债务,阮南阳也一直讲究诚信,直到2019年1月24日还通过微信转账3000元给刘家华,至今尚欠25800元。除了该笔欠款以外,振大公司根本就不能证明刘家华还在帮其催讨其他欠款,刘家华催讨的该笔欠款与其他所谓欠款并无关联,不能以此作为2012年以前的所谓欠款诉讼时效中断的依据。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导致错判。 振大公司辩称，1、振大公司按照实际欠款数额提起诉讼，一审在阮南阳未提供充分的还款凭证的情况下认定欠款数额60万元符合法律规定；2、阮南阳对其出具欠条的事实无异议，但认为欠款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振大公司提供了刘家华最后一笔收款3000元，最后一笔付款当然导致整个诉讼时效的中断，本案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振大公司亦提交了阮南阳最近几年支付给振大公司其他人员的转账记录。综上，请求二审驳回阮南阳的上诉请求。 振大公司一审诉讼请求：1、阮南阳立即支付振大公司设备款60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阮南阳承担。 一审查明事实：2011年4月10日振大公司与阮南阳注册登记的东至县联合建材厂签订了买卖合同，阮南阳在振大公司处购买生产设备价款合计1597000元，阮南阳于2011年4月23日出具给振大公司欠条一张，注明：今欠到江西振大机械制造科技有限公司设备款壹佰伍拾玖万柒仟元（￥1597000元）上述欠款是实。具欠人：东至县联合建材厂，法人代表阮南阳。2011年4月25日、2011年5月3日、2011年5月4日振大公司给付阮南阳税票17张，票款1597000元。2011年8月17日阮南阳在振大公司处购买轮担柒拾陆担阮南阳出具欠条一张。2011年12月6日阮南阳在振大公司处购买机械设备欠款307500元，阮南阳出具欠条注明争取年内归还，如有困难开年2012年3月份一次性付清。2012年3月19日，阮南阳出具欠条保温棉吊顶款肆万壹仟叁佰元整，此款属总工程欠款，此款壹月内付清，已付壹万叁仟元，下欠叁万元整。2012年9月20日阮南阳出具给振大公司说明一张，**民吊棉款叁万元整，请公司按此款结算。2016年1月25日阮南阳出具给振大公司欠条一张，注明：今欠到振大机械公司轮担及配件款壹拾贰万陆仟捌佰元整￥126800元,2016年3月20日左右付清，并注明由刘家华负责回收此货款，附有阮南阳签收的收货清单两张。2016年10月11日阮南阳通过农信存入邓志芳账户1890元，2017年5月3日阮南阳通过农信存入万桂英账户1350元，2017年11月16日阮南阳通过农信存入万桂英账户30000元，2017年12月15日阮南阳通过农信存入万桂英账户20000元。2019年1月24日阮南阳通过微信转账给刘家华3000元。 一审认为，阮南阳在振大公司处购买机械设备，双方形成买卖合同关系，双方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阮南阳在2011年至2016年期间多次在振大公司处购买设备及配件并出具条据，现双方争议的焦点是阮南阳是否已清偿所欠货款，振大公司的请求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问题。首先对阮南阳出具的欠款是否已清偿问题，因阮南阳未提供给付振大公司货款证据，该举证责任在阮南阳方，阮南阳无给付货款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后果，阮南阳出具给振大公司的1597000元欠条，振大公司给付阮南阳1597000元票据，但阮南阳无已付振大公司1597000元货款相关证据，故阮南阳提出已清偿该货款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应以振大公司自认已付数额确定，振大公司要求阮南阳偿还货款600000元，予以支持；其次关于诉讼时效问题，阮南阳提出阮南阳出具的欠条有一张是由刘家华回收此货款即该债权已转让给了刘家华，因阮南阳出具的欠条是欠振大公司货款，由刘家华回收货款是振大公司收回货款的方式方法，而不是债权转让，阮南阳在支付振大公司货款并未确定阮南阳是支付所欠振大公司的那一次所欠货款，阮南阳出具1597000元欠条并未约定偿还该货款期限，并且双方在之后又有多次业务往来，阮南阳亦多次通过个人账户及微信转账断续支付振大公司货款已引起诉讼时效中断，故阮南阳提出的振大公司的请求超过了诉讼时效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阮南阳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江西振大机械制造科技有限公司货款600000元。如果被告未按判决确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800元，减半收取4900元，由阮南阳负担。 二审期间阮南阳提供以下证据： 证据一，阮南阳与刘家华2020年6月30日通话录音一份，证明2016年1月25日刘家华经手的126800元欠款与之前振大公司债务无关，2019年1月24日阮南阳向刘家华微信转款3000元路费，与振大公司无关，刘家华向阮南阳仅催讨2016年1月25日的货款，振大公司未委托刘家华催讨其他货款； 证据二，阮南阳2015年向振大公司购买机械设备的产品购销合同一份、分期付款协议一份、2015年1月1日收据一份，证明双方2015年交易中未产生新的欠款事实，双方一直有交易行为，先付款后发货，振大公司不能证明其2015年之前向阮南阳催讨欠款的事实。 振大公司质证意见为，两份证据均不属于新的证据，对证据一三性均有异议，阮南阳的陈述相互矛盾，既然刘家华系最后一笔业务承办人员，就无法代表公司对之前的债务作出证人证言，刘家华收到3000元的次日就将此款转给了振大公司的会计；证据二真实性无异议，但达不到证明目的，因为阮南阳登记的建材厂设立时就与振大公司有长期的业务往来，恰巧也能证明诉讼时效的连贯性。 阮南阳提供的证据不属于二审的新证据,本院不予认定。 振大公司二审期间未提供新的证据。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振大公司在起诉状中主张阮南阳购买其200多万元的设备产品，余款600000元未付；2019年11月1日一审的证据目录中振大公司认为阮南阳总计欠款2186300元、一审庭审过程中振大认为阮南阳总计欠款2155572元、二审庭审过程中振大公司认为阮南阳总计欠款2064572元，陈述不一，前后矛盾。另振大公司不能明确陈述阮南阳已归还欠款的时间及金额，亦不能准确表述其主张600000元诉请的由来。阮南阳上诉认为除了振大公司主张的一笔126800元欠款未还清，其他欠条上的欠款均已还清，现尚欠振大公司25800元。但阮南阳不能陈述还款金额及时间，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还款情况。因振大公司不能准确陈述阮南阳欠款及还款数额，阮南阳亦不能陈述还款情况及提供其还款的相关证据，一审仅以振大公司自认阮南阳尚欠款600000元，判决阮南阳承担600000元的还款责任，实属不当，应予纠正。 阮南阳上诉又认为除了126800元欠款之外，其他欠款均已超过诉讼时效，其对超过诉讼时效的欠款无需承担还款责任。因双方均确认阮南阳在其出具欠条后陆续有现金及其他形式的还款行为，且二审庭审中阮南阳对振大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威江曾向其催讨欠款亦不持异议，故阮南阳认为振大公司主张的除126800元之外的欠款已超过诉讼时效的上诉理由，缺乏法律依据，不能成立。 鉴于双方均不能明确欠款、还款的数额，亦不能向法庭陈述还款情况并提供还款的相关证据，现只能依据双方提供的证据来认定双方的欠款、还款数额。虽振大公司提供了2011年4月23日1597000元的欠条，但是在阮南阳出具欠条之后，振大公司陆续开具17张税票共计票款1597000元，结合双方后期又有多次业务往来，1597000元的欠款应已付清，故阮南阳认为其已付清1597000元货款的上诉理由成立，予以采纳。振大公司提供的2012年9月30日说明,并非欠条，振大公司二审审理过程中确认2012年9月30日说明款项与2012年3月19日欠条款项为同一笔欠款,并同意扣除，故对2012年9月30日说明的款项3万元,不予认定为欠款。2011年8月17日阮南阳出具“欠轮担76担”的条据，未注明具体的欠款金额，结合阮南阳与振大公司2016年发货单轮担的价格，认定每担价格690元，合计52440元。振大公司主张的其他欠款，均有阮南阳出具的欠条为证，阮南阳应依据欠条上载明的欠款数额承担还款责任。综上，阮南阳欠款共计516740（52440+307500+30000+126800）元。 阮南阳认为除了126800元之外的欠款其已经付清，大多为现金还款，部分还款为转账形式还款；126800元欠款阮南阳已经还款101000元，尚欠25800元。阮南阳针对上述还款情况均未提供证据证明。振大公司认为阮南阳陆续有还款行为，现提供阮南阳通过银行及微信向振大公司工作人员转款合计56240元还款的相关证据，其他还款情况应由阮南阳提供证据证明。虽双方均确认有现金及其他方式的还款，但双方都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具体的还款情况，故阮南阳的还款金额现以振大公司提供的银行及微信转款的数额为准，认定还款金额为56240（1890+1350+30000+20000+3000）元。两比，阮南阳应偿还货款460500（516740-56240）元。 综上，阮南阳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予以支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安徽省东至县人民法院（2019）皖1721民初3242号民事判决； 二、上诉人阮南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被上诉人江西振大机械制造科技有限公司货款460500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9800元,减半收取4900元，由阮南阳承担3760元，江西振大机械制造科技有限公司承担114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800元，由阮南阳承担7520元，由江西振大机械制造科技有限公司承担228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阮敬东 审判员  余 玮 审判员  王 珺 二〇二〇年九月九日 书记员  包亚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