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703民初1920号 原告：王珍良，男，1974年9月8日出生，汉族，住金华市金东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荣华，金华市金东区金鹰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基鹏，浙江振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何初一，男，1967年2月9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建德市。 被告：仰国娟，女，1964年4月14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建德市。 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包余，北京德恒（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王珍良诉被告何初一、仰国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6月24日、2020年7月16日、2020年8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王珍良及其委托代理人郑荣华、何基鹏（第一、二次未到庭）、被告何初一、仰国娟（未到庭）的委托代理人包余（第三次未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珍良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154135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支付自2018年7月10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的利息，2019年8月19日之前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计付；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付）；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被告是经过朋友介绍后，被告上门来谈业务这样熟悉的。从2011年开始，被告就从原告处购买制砂配件，期间一边购配件一边付款，有时也未能及时结清货款，就欠着。到2019年4月1日的最后一笔交易，被告共欠原告货款154135元，原告多次向被告催讨，被告总是答应付款，但总是不兑现，拖欠至今。原告迫于无奈，只能诉请法院解决。综上所述，原告认为被告的行为已触犯我国法律的有关规定，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向法院起诉，请求支持原告诉请。 原告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 1、原告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 2、送货单18张（共计264935元，含借条43205元，欠条16000元，被告已支付110700元，被告尚欠154135元）、欠条、借条原件各一份，证明被告向原告购买制砂配件尚欠原告的货款共计154135元事实。 补充提交证据： 1、送货单四张、原告与何初一2017年10月12日微信聊天记录2张，证明被告何初一提供的转账凭证中2018年6月12日转账17300元系支付2018年6月12日编号5880644送货单上所记载的17360元货物；2014年11月11日转账的5200元系支付2014年11月10日编号2840087送货单上所记载的5210元货物；2017年10月12日转账的28200元系支付；2017年9月19日编号为4975851送货单上所记载的13130元货物和2017年10月6日编号为4975852送货单上所记载的15100元货物。这四张送货单的货款并没有在本案中一并主张，故被告这三张合计50700元转账凭证不能证明已支付本案所诉争的货款； 2、原告与被告何初一2020年1月24日的微信聊天记录一张、通话录音一份及文字资料一份，证明至2020年1月24日被告尚欠原告16万多元； 3、原告与被告何初一2018年1月15-20日的微信聊天一张，证明被告何初一所主张的2017年12月12日与2018年1月3日的货款已经当场支付的观点不能成立； 4、原告与被告仰国娟2018年6月12日的微信聊天一张，证明两被告系共同经营，应对本案的货款共同承担支付货款的责任； 5、原告与被告何初一2018年7月9日的微信聊天记录一张、2018年7月9日编号5880645的送货单一张、微信转账凭证一份，证明原告与被告最后一次交易的时间为2018年7月9日，本案的逾期付款违约金从按照《合同法》第161条从收到货物之日的次日起算，本案是连续供货，断断续续付款，即从最后一次交易日的次日起算逾期付款违约金。违约金标准依据《合同法》解释第24条规定。 6、送货单存根原件43张、交易明细表一份，证明从2013年4月7日到2018年7月9日总共货款399636元，加2013年4月7日的欠条16000元，合计应付货款是415636元，扣除被告已经支付的261435元，尚欠货款金额154201元。 被告何初一答辩称，被告与原告确实存在买卖合同的关系，但是原告所诉的货款是不对的，原告在诉讼中存在将已经结清的货款重复计算，我已经还款十多万，存在虚假诉讼的问题。实际上被告到目前为止，尚欠6850元，2014年9月15日的5585元是结掉的，11张送货单2013年4月7日9400元，2013年5月26日是1000元，2013年5月7日是3420元，2013年5月26日是1170元，2013年6月9日是680元，2013年11月13日是10000。2013年11月13日是1099，2013年11月23日是5550.5元，2013年12月11日9880元。2017年12月10日日13880元。这11张送货单是当场现金结清的，共计80585元。未当场结清的6张送货单，共计74345，双方未对账借款的，2013年4月17日经对账尚欠16000元，又于2017年1月25日对账尚欠43205元。3月17号汇款3万元，17号汇款3万元，2017年6月24日汇款2万元，2017年10月10日汇款28200元、2018年6月10日汇款是17300元，共计110700元，综上，被告实际尚欠原告货款为6850元。在第三次庭审中答辩称，交易货款总额415636元，已经支付436031元，多支付20395元。 经对账，在我手里有票据的已经付清了，我手里有24张票据，共计436031元，没有票据的是打款付的，付了10万多，货款已经付清了，不存在继续支付。 被告何初一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1、送货单11张，证明该11张送货单被告与原告当场即时结清的事实； 2、电话录音光盘、文字整理稿，证明原告与被告的电话录音，系被告送货单双方当时结清的事实； 3、汇款凭证6份，证明被告已汇款给原告共计110700元的事实。 补充提交证据： 1、送货单2张（4975851/4975852），证明原告反驳证据认为4975851、4975852送货单共计28230元，系被告2017年10月12日转账的28200元的结算单，而事实上，原被告双方的交易习惯一直是：被告付现金、原告给送货单原件，故该2张送货单系被告付现金给原告，原告将送货单给被告的，原告提供的此二张送货单金融与原告提供的汇款28100元无关联； 2、付款凭证一份，证明被告于2018年6月30日支付原告17430元现金，此单系被告结清2018年6月12日5880644号单17360元（运费70）的事实，于原告提供的反驳证据2018年6月12日转账的17300元无关联； 3、送货单5张94975848/4975850/4975853/4975854/4975855；证明原被告双方交易的习惯一直是被告付现金，原告给送货单原件；原告起诉的4975844/4975849/49755847送货单号与上述被告提供的7张送货单序号相连，而这3张被告没有支付现金，结合双方的电话录音，故可证实双方确实存在这样的交易习惯。 经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18张送货单总计是214135元，其中有11张送货单是当场现金结清的，结清后原告已经将单据给了被告，其中2014年9月15日是时候汇款结清的，2017年4月25日到2019年1月3日的6张送货单，被告尚欠原告是68000元，17年对账时已经把借条涵盖了，未结清的是68760元加43805元，共计116965元，2017年3月份以后被告汇款共计110700元，实际尚欠原告6465元。24张票据是原告给我，我钱已经付给他了，合计支付436031元，多支付了20395元。 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对送货单真实性无异议，对回单联不能证明货款已经付清，被告手上所持有的客户联可以证明货款已经付清，送货单有三联，签字是在存根联上的，送货的时候我们是给客户回单联，如果是当场付清的是不需要签字的，付清以后原告会将客户联给被告，所以被告方所递交的编号1-9都是回单联，款项是没有付清单，10-15是款项未付清，但是原告已经把客户联给被告了，该款项已经写成借条，就是原告所递交的明细表中的第19-24的货款43205元，而且上述票据中所填写的已支付并非是原告的签名，而是被告自行添加，所以不能证明被告方的待证事实。 对录音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录音中所讲的票是指客户联的票，并非是所有的票据，被告手上持有全部回单联的票，所以被告主张其手上持有票据不能证实其已经将货款全部付清。另外，2018年5月（6月）30日的付款凭证真实的发生时间是2018年5月30日，所支付的货款对象是2018年5月30日，票据为17430元，该票据中的6是被告方自行篡改，有明显的篡改痕迹，其中运费70元也系被告自行添加，是为了拼凑2018年6月12日货款17360元。 本院认证如下：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本院予以确认；证据2及补充证据1、6即原告提供的所有票据、欠条、借条均已统计在明细清单中，本院将结合双方的质证意见予以综合认定；对证据2、3、4、5原告提供的聊天记录，双方的表意不明确，不能证明原告的待证事实。 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2、3，补充证据1、2、3所有票据、欠条、借条均已统计在明细清单中，本院将结合双方的质证意见予以综合认定。 经审理查明，原告王珍良与被告何初一自2011年起发生业务关系，即原告为被告提供制砂产品，如大锤、钢筋、轴承等。当时双方均无注册登记自己的企业。没有签订合同。2013年4月7日，双方经结算，被告共欠原告货款16000元，被告仰国娟出具了欠条。2013年4月7日至2018年7月9日，双方共产生业务43笔（含2017年1月25日借条43205元），共计货款415636元。上述货款中，原告自认被告已经通过转账收到货款162260元、微信收款10480元、现金收款88695元，合计收到货款261435元。尚欠货款154201元。原告诉请154135元。被告对在上述期间产生的货款为415636元没有异议。但认为已经通过转账支付货款179460元、微信支付7230元、现金支付268300元、支付后没有凭证的19785元，合计474775元，没有收到货的有29990元应当扣除，在与原告的买卖业务中，货款已经多支付了。 本院查明，被告通过转账支付的货款有凭证的共六笔。该六笔转账的货款均在原告自认的转账当中，且原告自认已经支付的货款多于被告计算的；通过微信支付的被告少算2017年9月6日的3250元；被告认为其手里虽然没有凭证，但已经支付货款的有三笔，共计19785元，此三笔原告均已自认收到货款；被告认为没有收到货的有五笔，共计29990元应扣除。此五笔中除了2017年9月6日的10550元中只有3250元微信收款外，其余货款原告自认均已收到；被告认为通过现金支付的除原告自认的外，被告手里有票据的（包括回单联9张、客户联5张和存根联2张）共有十六笔已经支付，共计128790元。其中五张客户联虽然写过借条，但被告认为其手里有客户的票据，认为已经支付；9张回单联中除了2013年5月7日的8420元中原告自认有5000元已经收到货款外，其余被告均未支付（详见本院2020年9月16日清单）。 本院认为：原告王珍良与被告何初一、仰国娟的买卖关系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各方均应按约全面及时履行自己的义务。原告交付了货物，被告应当支付货款。但因双方买卖关系时间长、没有签订合同、没有遵守通常的交易习惯，账目混乱。根据双方在庭审中的对账清单查明，双方自2011年至2019年的交易中共产生货款415636元。被告辩称的通过转账支付的共有12笔，但能提供转账凭证只有六笔，另六笔因被告不能提供已经支付的有效凭证，本院不予确认；被告辩称的货未收到应当扣除的和虽然没有支付凭证但货款已经支付的基本上原告已经自认。本案争议焦点为被告手里的票据（包括客户联、存根联、回单联）能否作被告已经支付货款的有效凭证。本院认为，送货单系交易双方发生买卖关系后确认货物已经交付（或收到货物）的凭据，而非支付货款的凭证。送货单上的“已付”、“未付”均为各自标注，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且被告手里持有的票据5张客户联合计43205元结算后被告已经出具了借条。票据形成时间为2016年7月30日至2017年1月7日，借条形成时间在2017年1月25日。被告不能提供在借条形成时间后归还借款的证据。双方交易中共产生货款415636元，被告辩称已经支付474775元，也与通常的交易习惯不符。据此，本院认定，被告尚欠原告的货款为415636元－162260元－10480元－88695元＝154201元，原告起诉标的额为154135元，本院予以确认。两被告系夫妻，且送货单上多有仰国娟的签名，共同参与经营了买卖，原告要求两被告共同支付货款的意见本院予以采纳。原告诉请要求被告支付自2018年7月10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利息，本院认为，被告最后的付款时间在2019年2月4日，自2018年7月10日起算利息本金不同。为统一起算日，原告的利息损失的起算自2019年2月5日开始。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由被告何初一、仰国娟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王珍良货款人民币154135元及利息（支付自2019年2月5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的利息，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2020年5月22日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付）。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691元，由被告何初一、仰国娟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章 敏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翁君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