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钟山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1122民初825号 原告：潘敏捷，男，1979年1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西钟山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国敏，广西裕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朱文强，男，1970年8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西钟山县。 被告：欧仕新，男，1970年8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西钟山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廖纯七，广西宏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以上二被告共同代理。 原告潘敏捷与被告朱文强、欧仕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3日立案后，依法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国敏，被告朱文强、欧仕新以及两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廖纯七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潘敏捷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朱文强、欧仕新共同向原告偿还借款叁佰壹拾万元(¥3100000)及利息（利息计算：以310万元为基数，自2020年2月25日起，按年利率24%计算至两被告还清全部借款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被告欧仕新、朱文强因投资现在的悦城滨江小区所涉及的土地需要，于2017年6月6日、2018年1月29日分别以欧仕新的名义向原告借款50万元、150万元，上述两笔借款均是通过银行转账给被告欧仕新。虽列明担保人为朱文强，但实际上朱文强是以上借款的共同借款人。2017年6月6日的借款50万元，当时口头约定按照5分息计算利息，2017年7月5日的还款明细是29500元，有4500元是给董老师的，之后以25000元每月一直给到2018年1月6日；2018年1月29日的借款150万元，利息按照5万元月息计算，从借款之日起到2018年9月10日止的利息被告已支付。2019年2月4日的74万元借条由来：2018年9月至2019年2月（共5个月），按照月息3.5%计算，共计35万元，另外的39万元是两被告承诺给原告的购房福利。2020年2月24日的36万元借条由来：2019年8月至2020年2月共7个月，原告同意降息每月支付6万元（约3%月息），以200万元本金为基数，利息共计42万元，写借条的时候原告给被告减少了6万元，即36万元。2019年7月3日的50万元借条由来：2019年3月至2019年7月共5个月，按照200万元本金为基数，以月息5分计算利息，5个月共计50万利息。被告朱文强给付原告的27万元，是支付的74万元借条的，可以扣减。之后，两被告就不再向原告支付利息或本金。经原告多次催告，被告仍然不履行还款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有关规定，依法起诉,请求人民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朱文强、欧仕新辩称，一、2017年6月6日借款50万元，按月利率5%计息，截至2018年1月6日已付息179500元，尚欠借款本金应为413084元。二、2018年1月29日是借款15100000元，加上原借款413084元，截至2018年9月10日已付息408000元，还款59000元，尚欠借款本金应为1854084元。三、2019年7月3日朱文强还款270000元，写借款500000元。四、2019年2月4日借款740000元、2020年2月24日借款360000元，2019年7月3日借款500000元，是借款2000000元的利息写的，没有实际发生，不应支持其诉求。1.从被告与原告的交易习惯看，可证该三笔借款没有实际发生。原告之前出借的二笔借款500000元、1500000元，均是通过银行转账到被告的账户，没有理由后面的三笔借款不通过银行转账，唯一的事实就是该三笔借款没有发生；2.借款740000元、360000元、500000元的由来。①借款740000元系借款2000000元，从2018年9月10日至2019年8月10日11个月的利息770000元（2000000元×3.5%月利率×11个月）；②借款360000元系借款2000000元，从2019年8月10日至2020年2月24日6个月的利息360000元（2000000元×3%月利率×6个月）；③朱文强借款500000元系借款2000000元，从2018年9月10日至2019年8月10日利息770000元（2000000元×3.5%月利率×11个月）-270000元（2019年7月3日还款，朱文强账户转账）＝500000元利息。朱文强还款后，本应将740000元借款拿回，但朱文强没有拿回，因而出现二张关于2018年9月10日至2019年8月10日利息的借条，被告认为740000元借条是重复的借条，不能予以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本案原告一是无法提供转账凭证或其它证据证实其已交付上述借款；二是从常理说，70万元、36万元、50万元均是大额交易，原告不可能以现金交易来完成，不符合被告与原告一直以来的交易习惯，原告交付借款现金、被告给付利息和还款，均采用是银行或手机银行转账，从未有现金交付的记录；三是原告无法提供其账户变动的情况；四是原告夫妇均为无职业居民，从其经济能力考查，原告无法出借如此巨大借款3600000元，该借款来源不合法；从原告提供的银行流水明细，均可证明原告有非法放贷和非法集资的嫌疑，其交易流水有固定人员打月利息和借贷大笔资金出现。故被告有充分理由和证据证实原告没有实际出借此三笔借款。本案被告自2017年6月6日借款始至2018年9月10日已支付利息807500元，已还款63500元。五、经查，原告于2017年7月31日在农行钟山县支行有贷款35000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以及《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52点指导意见，被告与原告2018年1月29日1500000元的借款合同无效，对利息的约定也无效。因此，被告从2018年2月5日后所支付的利息678000元（408000元+270000元）应抵扣借款本金。被告只需支付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资金占用费。截至2018年9月10日止，被告尚欠原告借款本金1176084元＝763000元（1500000元－678000元-59000元）+413084元。六、被告朱文强对借款740000元、借款360000元不承担还款义务，因其没有在借条上签字，不是共同借款人，原告亦无证据证实被告朱文强是上述二笔借款的共同借款人和使用人；被告朱文强对借款1500000元的担保义务因原告的高利转贷行为而丧失。被告欧仕新与原告之间的借款合同无效，担保合同亦无效。七、被告朱文强的借款500000元，因欧仕新不是共同借款人，原告亦无证据证实欧仕新为共同借款人或共同使用人，欧仕新不对此借款承担还款义务。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被告欧仕新资金周转，于2017年6月6日向原告借款500000元，口头约定利息按月利率5%计算，被告朱文强为该笔借款提供担保。当日，原告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被告欧仕新交付500000元。同日，被告欧仕新、朱文强向原告出具借条，载明：“借条，欧仕新因生产经营和家庭生活需要现向潘敏捷借到人民币伍拾万圆整（¥500000.00元）。此据，借款人：欧仕新，133××××1886，2017年6月6日，担保人：朱文强，2017年6月6日”。借款后，被告欧仕新于2017年7月5日、2017年8月5日、2017年9月5日、2017年10月5日、2017年11月4日、2017年12月5日、2018年1月6日分别向原告支付利息25000元，共7期，175000元。2018年1月29日，被告又向原告借款1500000元，双方口头约定利息（实际利率为月利率3%－5%之间调整），被告朱文强为该笔借款提供担保。当日，原告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被告欧仕新交付1500000元。同日，被告欧仕新、朱文强向原告出具借条，载明：“借条，欧仕新因生产经营和家庭生活需要现向潘敏捷借到人民币壹佰伍拾万圆整（¥1500000.00元）。此据，借款人：欧仕新，133××××1886、181××××9517，2018年元月29日，担保人：朱文强，2018年元月29日”。借款后，被告欧仕新于2018年2月5日至2018年9月10日，共支付利息8期，除2018年2月5日这期支付利息58000元，其余每期支付50000元，共408000元。 2018年9月10日后，因两被告未按时支付利息及归还借款，2019年2月4日，原潘敏捷与被告欧仕新对尚欠本息进行结算。对此，被告欧仕新于当日向原告出具借条，载明：“借条，欧仕新因生产经营和家庭生活需要现向潘敏捷借到人民币现金柒拾肆万元整（¥740000.00元正）。此据，欧仕新，133××××1886、181××××9517，2019年2月4日”。 2019年7月3日，被告朱文强向原告支付利息270000元，并对尚欠本息进行结算，对此，被告朱文强于当日向原告出具借条，载明：“借条，朱文强因生产经营和家庭生活需要现向潘敏捷借到人民币现金伍拾万元整（¥500000.00元正）。此据，借款人：朱文强，133××××2600，2019年7月3日”。 2020年2月24日，原潘敏捷又与被告欧仕新对尚欠本息进行结算。对此，被告欧仕新于当日向原告出具借条，载明：“借条，欧仕新因生产经营和家庭生活现向潘敏捷借到人民币现金叁拾陆万元整（¥360000.00元正）。此据，欧仕新，181××××9517，2020年2月24日”。 本院认为，一、关于原告是否高利转贷以及“职业放贷人”的问题。其一、原告是否高利转贷。首先，原告于2017年08年10日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钟山县支行贷款70万元，该贷款由农业银行转账给案外人董明保。原告主张70万元贷款系原告将其与其妻子共同共有的位于钟山县的房屋抵押而来，系购房装修贷款。其中40万元用于归还案外人董明保的借款，其余款项由案外人转给上述房屋原所有人陈小双，有《房地产转让协议书》、案外人董明保工商银行及农业银行历史明细为证。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以及《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52点指导意见，被告构成高利转贷，应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出借人在签订借款合同时存在尚欠银行贷款未还的事实；二是出借人将该贷款转贷给借款人以获利。本案中,原告的贷款为房屋抵押贷款，且不论该贷款是否为信贷资金，原告已举证证明该贷款并非用于本案借款，该贷款与本案借贷并不存在必然联系。另外，关于原告出借款项是否自有资金，是否影响借款合同效力的问题。新修改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一）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的；（二）以向其他营业法人借贷、向本单位职工集资、或者以向公众非法吸收存款等方式取得的资金转贷的；（三）未依法取得放贷资格的出借人，以营利为目的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借款的；（四）出借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提供借款的；（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六）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明确了民间借贷合同无效的情形。因此，对《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52条：“民间借贷中，出借人的资金必须是自有资金……”的理解，应是指出借人出借的资金来源不能违反新修改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的无效情形。再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0〕18号）第一条的规定：“……未向社会公开宣传，在亲友或者单位内部针对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不属于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本案中，原告出借第二笔借款150万元之前，其账户存款虽有部分属个别自然人向其转账而来，但亦不能在本案中作出原告出借的资金来源违反上述法律规定的必然认定，且被告提供的证据尚不能证明原告出借的资金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而得。再者，原告与被告欧仕新系多年的朋友关系，双方之间的借款数额巨大，且在利息利率执行过程中，原告多次变更降低利息计算标准，说明原、被告双方的借贷基于朋友间的相互信任和帮助，并非单纯以获取高利息为目的。因此，被告的该项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其二、关于是否“职业放贷人”的问题。“职业放贷人”是指出借人未经批准，擅自从事经常性的贷款业务，通过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资金以赚取高额利息，出借行为具有反复性、经常性，借款目的具有营业性等特点，属于从事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本案中，被告主张原告为“职业放贷人”的理由为：1.原告的银行来往流水有固定人员打月利息和借贷大笔资金出现；2.案外人廖杰、董明保、董森文、潘爱玲等人经常向原告提供借款资金；3.原告也经常向杨瑛、吴文等不特定多人出借资金并谋取高额利息。首先，被告主张的具体案外人与原告资金往来数额相对于原告银行流水数额较小，案外人数量不能达到“社会不特定对象”要求。其次，经本院查询，原告作为当事人的案件，仅为与本案借贷关系有关的两件民事案件。最后，被告亦未能提交相关有权机关对原告“职业放贷人”身份认定的证据。综上，对于原告银行流水笔数较多的情况，不能排除其合法资金往来可能性，亦不能在本案中作出原告行为属于“职业放贷人”的必然认定，被告亦不能提供充分有效证据证明，其该项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借款主体的问题。 本案中，2017年6月6日以及2018年1月29日的借条的借款人落款处均有欧仕新的签名，担保人落款处均有朱文强的签名。且从借款合同的履行情况来看,两笔款均是通过原告的银行账户直转账到被告欧仕新的银行账户。此外，原告提供的由其收执的被告朱文强的身份证复印件中亦载明，该证件作为欧仕新借到潘敏捷款项担保用，对朱文强担保人的身份约定因是借贷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被告朱文强并非共同借款人，而是担保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的规定：“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因此,本案借款的借款人应为欧仕新，被告朱文强作为担保人应对被告欧仕新上述借款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三、关于本案借款本金数额及是否约定利息的问题。 （一）本案借款本金数额。2017年6月6日、2018年1月29日，原告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分别向被告欧仕新交付50万元、150万元，有银行转账记录为证，且原、被告在庭审过程中均予认可，本院予以确认。关于2019年2月4日的74万元借条、2020年2月24日的36万元借条、2019年7月3日的50万元借条，原告在庭审过程中，亦自认系由上述200万借款的利息结算而来，故应认定本案借款本金为200万元。（二）本案借款是否约定利息。从原告提供的其钟山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43×××25账号2017年6月11日至2019年7月25日历史明细看，原、被告对2017年7月5日至2018年1月6日每月25000元的付息转账记录以及2018年2月5日至2018年9月10日每月50000元付息转账记录无异议，且被告在答辩状及庭审中虽对该利息结算数据不认同，但对2019年2月4日、2020年2月24日、2019年7月3日的借条系200万元借款利息的结算而并非实际借款以及已支付利息的事实亦进行了陈述，故对被告关于本案借款未约定利息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 四、关于尚欠本金及利息问题。 被告主张2017年7月5日、2017年10月21日、2018年1月20日、2018年4月23日还款每笔4500元以及2018年8月3日还款50000元。在原告提供的43×××25账号的历史明细中，2018年1月20日欧仕良向原告转款4500元的交易摘要载明：“还董老师借款”；2018年8月3日欧仕良向原告转款50000元的交易摘要载明：“董老师”。可以证实被告上述款项并非其归还原告本案款项。且从被告支付利息的记录看，该4500元与本案利息计算金额不相符。本案借款金额较大，借款次月及后续偶尔数月归还本金4500元，亦不符合一般交易习惯。故对被告上述还款主张，本案不予采信。 关于被告主张已支付超过年利率36%部分利息应抵扣本金的抗辩意见，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经核算，①2017年7月5日付息25000元后，尚欠本金490000元＝500000元－（25000元－500000元×3%）；②2017年8月5日付息25000元后，尚欠本金479700元＝490000元－（25000元－490000元×3%）；③2017年9月5日付息25000元后，尚欠本金469091元＝479700元－（25000元－479700元×3%）；④2017年10月5日付息25000元后，尚欠本金458164元＝469091元－（25000元－469091元×3%）；⑤2017年11月4日付息25000元后，尚欠本金446909元＝458164元－（25000元－458164元×3%）；⑥2017年12月5日付息25000元后，尚欠本金435316元＝446909元－（25000元－446909元×3%）；⑦2018年1月6日付息25000元后，尚欠本金423375元＝435316元－（25000元－435316元×3%）。此外，根据原、被告关于上述三笔利息结算的诉、辩意见，被告朱文强于2019年7月3日向原告支付的270000元，系以月利率3.5%为标准支付的利息，该利息约定超过月利率3%的部分应为无效。因此，按月利率3%计算，该270000元应折算为5【270000元/（1923375元×3%）】个月的利息，即被告支付利息至2019年2月10日止。综上，被告尚欠借款本金1923375元，利息支付至2019年2月10日止。 根据原告的诉讼请求，其利息主张是2020年2月25日起之后的利息。因此，2019年2月4日的74万元、2020年2月24日的36万元、2019年7月3日的50万元，应是由2019年2月11日至2020年2月24日的利息结算而来。按年利率24%计算，2019年2月11日至2020年2月24日的利息应为478051元【1923375元×24%×（1年+13天/365天）】，超过部分约定无效，本院亦不予支持。原告主张2019年2月4日的74万借条中有39万元系被告承诺给其的购房福利，但其未能提供充分有效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不予以采信。自2020年2月25日起的利息，原告主张按年利率24%计付，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欧仕新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潘敏捷借款1923375元及利息（2020年2月24日前的利息为478051元，自2020年2月25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以1923375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计算）； 二、被告朱文强对第一项规定的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5800元（原告潘敏捷已预交），保全费5000元，共计20800元，由原告负担元4687元，被告负担16113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陶修筠 二〇二〇年九月九日 书记员  严昱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