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13民终84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姜显明，男，1972年5月13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喀左县。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海霞，女，1971年12月6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户籍所在地喀左县，现住喀左县。二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宗仁，辽宁正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蔡雨芳，女，1977年3月5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喀左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盖淑新，辽宁晟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辽宁帮达森包装装潢印刷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喀左县南哨街道白音爱里村。法定代表人：袁庆忠，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宗仁，辽宁正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姜显明、张海霞因与被上诉人蔡雨芳、原审被告辽宁帮达森包装装潢印刷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帮达森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上诉人不服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8）辽1324民初26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姜显明及上诉人姜显明、张海霞、帮达森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宗仁，被上诉人蔡雨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盖淑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姜显明、张海霞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由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一审认定事实不清，经过核算上诉人多偿还了被上诉人1,599,976元。一审中上诉人向法院提交了还款核算的金额明细。经过核算，上诉人多向被上诉人偿还了1,599,976元。然而在一审庭审中，一审法院并未就双方借款和还款进行实质审查。被上诉人称双方之前存在经济往来，转给案外人邹鹏的款项与本案无关。这些都只是被上诉人的片面之词，一审法院并未就此进一步审理查明。2．一审中上诉人申请法院追加邹鹏、郑艳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一审法院没有通知，违反法定程序，邹鹏、郑艳作为接收上诉人还款的收款人，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法院应通知其参加庭审活动，发表答辩意见，同时接受法院询问，与上诉人进行法庭辩论，就这样才能更好地查明案件事实。上诉人在二审庭审中补充上诉意见称，1．本案还款计算结果不包括2017年1月25日上诉人方通过银行转付给出借方的2000万元，而且2000万上诉人给付的是邹鹏，并不是被上诉人蔡雨芳。2．一审对上诉人2017年1月25日通过银行转账的2000万元，究竟偿还给谁没有查清，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对上诉人方已经归还的款项没有分段计算利息，没有核实上诉人归还款项的余额，认定被上诉人主张的金额，认定事实错误。3．在2014年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借款之前，蔡雨芳在喀左县信用社有借款1200万元，直至今日信用社借款没有还清，在向上诉人出借时是被上诉人大规模借款的时间。根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14条规定和2015年全国民商事会议纪要第52条规定，被上诉人的出借行为属于高利转贷行为，应依法确认民间借贷行为无效。因此上诉人返还的责任仅限于出借本金的金额，超出本金的金额，被上诉人应该予以返还。蔡雨芳答辩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蔡雨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三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400万元；2．要求三被告按月利息1.5分计算支付利息，自2017年1月25日至还清之日止；3．罚息按利息总数的30％计算；4．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姜显明与被告张海霞系夫妻关系，被告姜显明系被告帮达森公司、喀左县丽洲庄园葡萄酿酒有限公司、喀左县万豪包装装潢印刷制品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据原告称，喀左金信银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是中介公司，案外人郑艳曾是该公司的工作人员，原告曾用郑艳的名和身份证办理过农行卡，该卡由原告管理使用。自2014年4月16日始，原告陆续向被告账户打款。分别为：2014年4月16日通过原告丈夫邹吉福用原告名下的农行卡分别向被告姜显明打款189万元、400万元；2014年8月19日原告用此卡向被告打款427.5万元；2014年11月12日以后原告用案外人郑艳的名和身份证办理的银行卡向被告打款122.2万元；2014年11月19日向被告打款200万元；2014年11月28日向被告打款180万元；2014年12月11日向张进忠打款192万元；2014年12月20日向被告打款180万元；2015年1月20日向张淑贤打款200万元；2015年1月21日向袁庆利打款80万元；2015年4月22日向任玉飞打款20万元。前述原告向被告和被告指定账户打款金额合计2190.7万元。除任玉飞20万元汇款外，被告对其他汇款金额均表示认可并承认收到相应汇款。原告称2015年8月20日与被告对前述借款利息进行清算后，就被告尚欠原告的2000万元借款本金，双方签订了编号为金信KZ2015借字第0820062、0820063号700万元和1300万元的借款合同各一份，两份合同借款期限均为2015年8月20日至2015年11月19日，共计3个月，借款利息为月利率千分之十五。借款到期后，因被告未偿还借款，2016年8月20日，双方又重新续签了编号为金信KZ2016借字第0820062、0820063号借款本金为700万元和1300万元借款合同各一份，两份借款合同借款期限均为2016年8月20日至2016年11月19日，借款利息为月利率千分之十五。两份借款合同中共同还款声明一页均有被告张海霞的签名。被告帮达森公司、喀左县丽洲庄园葡萄酿酒有限公司、喀左县万豪包装装潢印刷制品有限公司为该两笔借款提供担保，并与原告签订保证合同。其中1300万元借款合同未载明债权人。借款到期后，被告未依约履行还款义务。原告及喀左金信银通投资有限公司于2017年1月25日与被告签订合同一份。内容为，“甲方：姜显明；乙方：喀左金信银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蔡雨芳个人。因经营需要，姜显明、张海霞个人及其实际控股企业（帮达森公司、喀左县万豪包装装潢印刷制品有限公司、喀左县丽洲庄园葡萄酿酒有限公司）在乙方处借款，经甲乙双方协商达成一致:1、2017年1月25日，帮达森公司汇入乙方控股企业（绥中金通鑫昊商贸有限公司）账户2000万元，自汇款之日起，甲方及其所有控股企业以及张进忠个人借款200万元在乙方处所有借款及担保手续全部作废，2017年正月末前，甲方再支付乙方400万元。合同尾部盖有喀左金通天兑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印章。合同签订后，被告汇入绥中金通鑫昊商贸有限公司账户2000万元，原告在庭审中承认已收到该笔2000万元汇款。因被告未依约支付合同中约定的400万元欠款，原告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另查明，喀左金通天兑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出具说明一份，内容为喀左金通天兑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6月27日。喀左金信银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是金信银通（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加盟店，营业执照办理的名称是喀左金通天兑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原告蔡雨芳于2017年6月19日与喀左金通天兑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签订协议书一份，内容为原告蔡雨芳单独享有涉案400万元债权。一审法院庭后联系到案外人郑艳并对其进行询问，据其陈述其与原告蔡雨芳系朋友关系。2013年下半年至2015年年末期间，案外人郑艳在喀左金信银通咨询有限公司工作。案外人郑艳在该公司工作期间，原告用郑艳的名和身份证办理了网银和银行卡（卡号为：62×××77），网银和银行卡捆绑在一起，银行卡由原告保管，密码由原告设置，银行卡绑定的信息为原告的身份信息。该银行卡的实际使用人是原告蔡雨芳。郑艳每次用该银行卡向外转款均是原告蔡雨芳在场并由原告蔡雨芳授意，其在询问笔录中的陈述与原告在庭审中的陈述一致。被告姜显明共计向案外人邹鹏、郑艳还款20笔。分别为：2014年6月13日向郑艳转款1000万元；2014年6月18日向郑艳转款54.83万元；2014年8月18日向郑艳转款10万元；2014年8月21日向郑艳转款30万元；2014年9月19日向郑艳转款10万元；2014年9月26日向郑艳转款5万元；2014年10月18日向邹鹏转款20万元；2014年11月18日向郑艳转款22.5万元；2014年11月19日向郑艳转款32万元，2014年12月5日向郑艳转款15万元；2014年12月8日向郑艳转款5万元；2014年12月19日向郑艳转款240.3万元；2014年12月20日向郑艳转款12万元；2015年3月13日向郑艳转款8万元；2015年6月19日向郑艳转款5万元，2015年7月17日向邹鹏转款70万元；2015年7月23日向邹鹏转款400万元；2015年8月24日向郑艳转款100万元；2015年8月25日向郑艳转款200万元；2016年2月6日向喀左金通鑫昊装饰装修有限公司转款190万元。转款合计金额2429.63万元。前述转给郑艳的所有款项的收款卡均为上述原告用郑艳的名和身份证办理的银行卡，原告对收到款项的事实表示认可，但原告称之前原、被告就有经济往来，转到该卡上的款项是偿还以前被告欠原告的欠款，转给邹鹏的款项和本案无关。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原、被告间的借贷关系成立。被告应负偿还借款本息的义务。本案中，原告提交的1300万元借款合同未载明债权人，被告对原告的债权人资格提出抗辩，结合原告向被告打款的记录，庭审中被告也认可收到相应款项的事实，原告的债权人资格能够得以确认。被告认可原告提交的2015年和2016年的四份借款合同是由其本人签订，但辩称，借款合同签订之后，没有打款事实，借款合同未生效。原告提供的转账凭证均为借款合同签订之前的转款记录，被告已经偿还完毕。原告称其与被告在签订借款合同之前就有经济往来，2015年签订的借款合同是对之前的借款进行结算后形成的。原、被告最初签订的两份合计金额为2000万元借款合同的时间是2015年8月20日，因借款到期后被告未偿还借款，双方又于2016年8月20日续签了两份合计金额为2000万元的借款合同。四份借款合同除时间外其他内容均一致。被告最后一笔向原告打款的时间是2015年8月25日，按照被告的说法，如果被告已将借款偿还完毕，其不应与原告签订借款合同，因2016年8月20日的两份借款合同是由2015年8月20日的两份借款合同续签而来，被告称2016年8月20日的借款合同没有打款事实，如果被告的说法成立，2015年8月20日的借款合同也不存在打款事实，在不存在打款事实的情况下，被告于2016年8月20日又与原告续签了借款合同，且还用其实际控制的三个企业和原告签订了保证合同，被告的说法显然是矛盾的。且通过原、被告双方相互打款的交易记录来看，原告最初向被告打款的时间是2014年4月16日，截至2016年6月13日（应为2014年6月13日），原告汇入被告账户的资金总额为589万元，而被告最初向原告打款的时间是2016年6月13日（应为2014年6月13日），打款金额为1000万元。通过两个数据来看，被告在向原告借款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偿还原告的借款超过借款本金400余万元，有悖常理。另被告称2017年1月25日签订的合同是受人胁迫签订的，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综上，被告的辩称理由，该院无法采信。虽双方最后签订的合同中载明的债权人为原告和喀左金信银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但依据法律规定，债权人或者债务人一方人数为二人以上的，依照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的约定，享有连带权利的每个债权人，都有权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故原告单独向被告主张权利，并无不当。因此，原告要求被告偿还400万元的诉讼请求，该院予以支持。双方最后签订的借款合同应视为对之前债权债务进行协商后作出的真实意思表示，对400万元欠款的性质未作约定（是否转为本金），对罚息亦未作约定，因此原告对利息及罚息的请求，于法无据，该院不予支持。另虽依据合同约定，被告偿还2000万元欠款后，被告在原告处的所有借款手续全部作废，因原合同的还款声明一页中均有被告张海霞的签字，该债务应视为夫妻基于共同意思表示所负之债，应为夫妻共同债务，因此被告张海霞亦应对该款项承担偿还责任。因被告已偿还原告2000万元借款，按合同约定被告帮达森公司的担保责任应予以免除，因此，原告要求该公司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的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该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七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被告姜显明、张海霞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偿还给原告蔡雨芳欠款人民币400万元。驳回原告蔡雨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7,500元，由被告姜显明、张海霞负担，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蔡雨芳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姜显明、张海霞申请本院调取了蔡雨芳在喀左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贷款记录，用以证明蔡雨芳出借资金系高利转贷，不应支持上诉人与蔡雨芳之间的利息约定，上诉人不应支付蔡雨芳利息。姜显明、张海霞申请本院调取了2017年1月25日上诉人向绥中金通鹏达商贸有限公司转账2000万元后该公司的账户流水明细，用以证明2000万元的资金走向，该笔款与邹鹏存有利害关系，与蔡雨芳没有关系，本案应追加邹鹏参加诉讼。蔡雨芳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对一审查明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上诉人姜显明、张海霞与被上诉人蔡雨芳间的借贷关系成立。上诉人应负偿还借款本息的义务。本案中，被上诉人提交的1300万元借款合同未载明债权人，上诉人对被上诉人的债权人资格提出抗辩，结合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打款的记录，庭审中上诉人也认可收到相应款项的事实，被上诉人的债权人资格能够得以确认。关于上诉人提出的邹鹏为实际出借人，要求追加邹鹏、郑艳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的上诉意见。本案通过现有书面证据和合同履行过程看，并不能证明邹鹏为借款合同的相对方，对于上诉人向邹鹏账户转账的款项，蔡雨芳否认与本案有关，对此，上诉人如有争议，可另行向邹鹏主张权利。而对于郑艳，通过一审查明的事实可知，其也非贷款合同的一方主体，上诉人的此点上诉意见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认可被上诉人提交的2015年和2016年的四份借款合同是由其本人签订，但辩称，借款合同签订之后，没有打款事实，借款合同未生效。被上诉人提供的转账凭证均为借款合同签订之前的转款记录，上诉人已经偿还完毕。被上诉人称其与上诉人在签订借款合同之前就有经济往来，2015年签订的借款合同是对之前的借款进行结算后形成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最初签订的两份合计金额为2000万元借款合同的时间是2015年8月20日，因借款到期后上诉人未偿还借款，双方又于2016年8月20日续签了两份合计金额为2000万元的借款合同。四份借款合同除时间外其他内容均一致。按照上诉人的说法，如果上诉人已将借款偿还完毕或即将偿还完毕，通常情况，其不应与被上诉人在2015年8月20日签订借款合同。而在2016年8月20日上诉人又与被上诉人续签了借款合同，且还用其实际控制的三个企业和被上诉人签订了保证合同。随后，2017年1月25日，上诉人又与被上诉人签订确认上诉人尚欠被上诉人400万元的合同，上诉人称签订此合同系受胁迫，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此外，通过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相互打款的交易记录来看，被上诉人最初向上诉人打款的时间是2014年4月16日，截至2014年6月13日，被上诉人汇入上诉人账户的资金总额为589万元，而上诉人2014年6月13日打款金额为1000万元。通过两个数据来看，上诉人在向被上诉人借款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偿还被上诉人的借款超过借款本金400余万元，有悖常理。本案被上诉人主张借款利息为书面约定的月息1.5分，而上诉人主张利息为5分，并表示可通过还款推算出其所主张的借款利息，但作为借款使用人，上诉人在本院限定的期限内，未能说清所还每笔款项的性质，证明其主张，此点亦有悖常理。综合以上几点，现上诉人主张多偿还了被上诉人1,599,976元，要求核对双方往来账，计算实际欠款数额，对此上诉人负有举证责任。因本案涉及双方当事人三十左右笔交织往来的大额借贷款项，双方当事人存在较大争议，本案需要通过专业会计审计核对双方往来账，以合理推算本案真实的借款利息及上诉人是否存在超额还款事实。但经本院多次释明，上诉人指定期间内未提出鉴定申请，致使待证事实无法查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一条规定，“当事人申请鉴定，应当在人民法院指定期间内提出，并预交鉴定费用。逾期不提出申请或者不预交鉴定费用的，视为放弃申请。对需要鉴定的待证事实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在人民法院指定期间内无正当理由不提出鉴定申请或者不预交鉴定费用，或者拒不提供相关材料，致使待证事实无法查明的，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本案应由上诉人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被上诉人及喀左金信银通投资有限公司于2017年1月25日与上诉人签订的合同应为相关当事人对之前债权债务进行核算后作出的结算协议，本案此种情况下，应确认该协议的效力，相关当事人应遵照履行，本院对上诉人提出的其他上诉意见不予支持。对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偿还400万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相关当事人对400万元欠款的性质未作约定（是否转为本金），对罚息亦未作约定，因此被上诉人对利息及罚息的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另虽依据合同约定，上诉人偿还2000万元欠款后，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处的所有借款手续全部作废，因原合同的还款声明一页中均有上诉人张海霞的签字，该债务应视为夫妻基于共同意思表示所负之债，应为夫妻共同债务，因此张海霞亦应对该款项承担偿还责任。因上诉人已偿还被上诉人2000万元借款，按合同约定帮达森公司的担保责任应予以免除，因此，被上诉人要求该公司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被上诉人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对于上诉人庭审后提出的被上诉人为职业放贷人的抗辩意见。职业放贷人是指未经批准，以经营性为目的，通过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资金以赚取高额利息，擅自从事经常性贷款业务的法人、非法人组织和自然人。职业放贷行为，违反了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等法律，按照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应认定无效。目前辽宁省地区尚未制定具体职业放贷人认定标准，但为依法惩治非法放贷犯罪活动，维护国家金融市场秩序与社会和谐稳定，防范因非法放贷诱发涉黑涉恶以及其他违法犯罪活动，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于2019年10月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其中第1条规定，“经常性地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发放贷款”，是指2年内向不特定多人（包括单位和个人）以借款或其他名义出借资金10次以上。参照上述刑事司法解释的标准，经本院审查，本案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蔡雨芳属职业放贷人。综上，姜显明、张海霞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8,800元，由上诉人姜显明、张海霞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玉华审判员  汪 江审判员  姜永涛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张 多（法官助理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