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粤13行终33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于永涛，男，住甘肃省宁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公安局。法定代表人方少宏，局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法定代表人王滨，主任。委托代理人张晓燕，广东宝晟（大亚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李健，广东宝晟（大亚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于永涛因与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公安局（以下简称区公安局）、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管委会）公安行政处罚及行政复议一案，不服广东省博罗县人民法院（2020）粤1322行初114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9年10月23日9时许，于永涛因与余*林发生争执导致受伤。区公安局下属的龙山派出所接到警情后处警，并对于永涛和余*林的伤情进行了现场拍摄。同日，于永涛到惠州市中大惠亚医院就诊，诊断结果为1.头部外伤；左侧头面部软组织挫伤；2.左耳创伤性鼓膜穿孔。2019年10月24日，于永涛再次前往惠州市中大惠亚医院就诊，诊断结果为左耳创伤性鼓膜穿孔；头部外伤。同日，区公安局将于永涛和余*林传唤至龙山派出所进行调查并制作询问笔录，于永涛拒绝在询问笔录上签名。区公安局在对于永涛作出行政处罚前告知了其享有的权利义务和作出处罚的事实理由。2019年10月24日，区公安局作出（大）行罚决字[2019]0109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决定对于永涛处以行政拘留三日。执行方式和期限即日起龙山派出所民警送于永涛到惠阳区拘留所代为执行行政拘留（时间：2019年10月24日至2019年10月27日）。于永涛于当日收到该处罚决定。2019年12月18日，于永涛不服上述处罚决定向管委会申请行政复议。2020年2月26日，管委会作出惠湾行复[2019]2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维持区公安局作出的（大）行罚决字[2019]0109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并告知于永涛如不服复议决定，可在收到决定书后之日起15日内向博罗县人民法院起诉。2020年3月4日，管委会将惠湾行复[2019]2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邮寄送达于永涛。2020年3月7日，于永涛收到该复议决定书。2020年3月27日，于永涛因不服上述行政处罚决定和行政复议决定，向法院提起诉讼。另查明，于永涛的行政拘留已执行完毕。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服复议决定的，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复议机关逾期不作决定的，申请人可以在复议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于永涛已于2020年3月7日收到管委会作出的惠湾行复[2019]2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于永涛应当于2020年3月23日前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但于永涛于2020年3月27日才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不符合上述法律的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情形的。本案中，于永涛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明显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情形，对于于永涛的起诉，原审法院依法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裁定驳回于永涛的起诉。于永涛不服原审裁定，向本院上诉称，原审裁定书存在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情形，依法应撤销纠正。事实理由为：我原为贝*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下称贝*公司)的保安员，工作区域大亚湾西区世纪城。2019年10月23日9时许，我在二号岗位停车场值班。当时有工人在地面搞地砖维修施工，因停车场来往车辆较频繁，且工人施工地点没有任何安全设施，非常不利于安全。为维护施工现场安全，我在微信工作群请求巡逻岗位同事拿来几个铁马(铁护栏)用来遮挡施工现场，一会儿巡逻岗队员林某和余某拿来了几个铁护栏，我从余某手中接过护栏去挡施工现场，余某开口骂我，双方由此发生口角，余某操起现场一个铁锹向我挥动，扬言打死我，后被人拦住夺下铁锹。余某又冲向我，在我头上用对讲机和拳头用力击打。后我受伤倒地，同事随后拨打了110电话报警。下午我被120救护车送往惠亚医院就诊。当日我被医院诊断为1.头部外伤；左侧头面部软组织挫伤。2.左耳创伤性鼓膜穿孔。我认为：从事情的起因上来说，是侵权人余*林(下称余某)言语挑衅辱骂我在先，且口角发生后又手持铁锹，向我头部挥动，企图打我，虽我闪避开，没有被打到，但他已经对我的人身安全形成严重威胁。当时我为躲避铁锹击打后退数米，余某又追上来继续对我施暴，有劝架的同事林某夺下余某手中铁锹，之后余某又一边不停骂我，一边对我挥动拳头、打我的头部及身体，致我头受伤昏倒在地。我倒地之后，同事打电话报警，当日下午在龙山派出所干预下才送往惠亚医院救治。余某及公司管理人员为求推卸责任和减轻自身过错，先是坚决不同意为我作详细检查，只在急诊对我作了个头部CT，就说我什么事都没有。余某在急诊科检查后提出给我200元私了。我说耳朵痛的厉害、想作进一步检查，余某嫌要多花钱不同意，就抛下我离开了医院。我只好在医院休息了一阵，去五官科作了耳镜检查，结果显示为我的左耳创伤性鼓膜穿孔。第二天(10月24日)我把受伤情况通知公司，公司随即宣布我因打架斗殴被开除了。10月24日下午，我去龙山派出所讲明了我受伤情况，派出所叫来了余某，对双方进行了数次调解，因余某不愿合理赔偿我而没有达成调解。当日晚龙山派出所宣布因殴打他人(余*林)对我进行拘留三天的行政处罚，我申辩说这不符合事实，请求重新调查，加上昨天刚受到余某殴打，有伤在身，请求暂缓执行拘留，均遭派出所拒绝，10月24日晚被采取强制措施，押送至惠阳拘留所拘留了三天。综上，我因维护工作场所地砖施工受到余某的殴打致伤，虽有出于本能用手推开余某的行为，实属受余某殴打，而决非双方打架斗殴。主要理由有四点:首先，从事情起因上来讲，我维护施工现场，属于正常的履行工作职责，余某当时为巡逻岗，嫌我呼叫巡逻岗拿工具影响了他休息，就对我言语辱骂、挑衅，发生口角后又先动手打我，导致冲突升级，甚至拿起施工现场的铁锹企图对我行凶，虽被人夺下铁锹没打上，但又继续用拳头打我，故意伤害我的身体且造成较严重的后果，我属于被殴打，且没有殴打他人；其二，从客观上整个事件产生的后果来看，我当时头部受余某击打后昏倒在地，经医院诊断为头部外伤、左侧面部软组织挫伤、左耳创伤性鼓膜穿孔，虽经医院治疗，于六周后左耳鼓膜穿孔伤初步愈合，被法医鉴定为轻微伤。但左耳从此听力严重下降不及平时一半，有可能造成终身残疾。余某对我的故意伤害造成了严重后果。而余某自始至终毫发无损，经公安法医鉴定没有任何伤情。区公安局在其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认定的余某左脸软组织挫伤纯属虚构事实，捏造伤情，因而区公安局对我的行政处罚决定非法无效；其三，从逻辑推理上来看，我身高1.85m，体重200斤，而余某不论身高体重、体力等都远低于我，如果我当时动手殴打了余某的话，余某应该多少有点伤情，但事发之后余某身无任何伤情，甚至连一点受伤的痕迹都没有，从侧面足以证明是余某殴打了我，而我没有殴打余某。将此事件定性为打架斗殴，实属对我不公平，严重侵犯了我的合法权益。其四，我与余某之前工作的单位同为贝*公司，因该公司没有按规定给我购买社保，又没有和我订劳动合同，为此我以前曾多次要求买社保订合同，但均遭贝*公司拒绝，从而发生与贝*公司过争吵和矛盾，加上我在工作中受伤有可能被认定为工伤，该公司因管理失误、用人不当，录用有暴力倾向的人员余某作为工作人员，将工作场所正常履职的我打伤，面临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为推卸责任，贝*公司故意教唆其员工向公安机关作对我不利的陈述，目的就是为了陷害我殴打他人，以方便找借口开除我。故贝*公司的员工林保信作为利害相关方，其有关证人证言依法不具备法律效力。余某为了替自己开脱责任，殴打我致伤反诬陷我殴打他，完全不符合事实，其陈述或证言也完全不能作为我殴打他人的依据。我认为：我因维护施工现场受到他人殴打致伤反而被陷害为殴打他人，其间虽有用手推开对方的行为，但因当时情况紧急:余某手拿铁锹向我挥动并口头威胁要打死我，我自身的身体及生命安全皆受到严重威胁，出于防卫及本能驱使，我试图推开施暴者以排除危险，是完全正当且符合情理的举动。当时也没有对余某造成任何伤害，更谈不上区公安局所讲的社会危害性。区公安局将我定性为殴打他人，完全不符合事实，是对事实的严重歪曲。推开他人和殴打他人行为有本质上的区别。区公安局在认定关键事实时，故意偏向了殴打我的违法行为人余某。区公安局称余某被我殴打致左脸软组织挫伤、脸部红肿，并称有当时出警的现场照片作为证据。但区公安局在拘留我前后至两次庭审一直没有向我出示该伤情照片的原件。事实上从10月23日事发时起至10月27日，我与余某一同去医院检查、后同在惠阳看守所关押长达五天的时间里，二人多次近距离接触，包括几次同监室关押，我均有仔细观察余某；都看到余某头面部没有任何异常，完全没有区公安局所称的脸部红肿情况。区公安局所称的余某伤情也没有任何医学诊断和检查结果证明；由区公安局委托的公安法医鉴定结果，也证明余某无伤。区公安局仅凭余某故意陷害我的口供及贝*公司(与我因社保等问题素有矛盾)员工林某证言就认定我殴打余某，属虚构事实、虚构伤情，失去了区公安局作为行政司法机关的公正立场。区公安局罔顾事实，在无任何客观证据的情况下把我拘留三天，是对行政处罚权的滥用，严重侵犯了我的合法权益。综上：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区公安局在其行政处罚决定书中查明的我把余某殴打致左脸软组织挫伤无事实依据。区公安局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其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我于2019年12月18日向管委会提出了行政复议。但管委会经审理后，没有对区公安局的错误行政行为进行有效监督及时纠正，维持了区公安局的行政处罚决定，仍未能作出公正处理。为此我于2020年3月26日向博罗县法院提出行政诉讼，经该院审理，以我超过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为由，驳回了我的起诉。但实际我收到《行政复议决定书》的时间为2020年3月23日，3月26日就向博罗法院寄出了起诉材料。管委会称3月7日向我送达《行政复议决定书》不符合事实。从管委会向我送达《行政复议决定书》，到我向法院起诉只用了三天时间，并没有超过法律规定的15天起诉期限。故原审裁定存在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情形。为此，特向二审法院提出上诉，请求查清事实，依法改判，支持我的诉请。上诉请求：1.请求重新查清事实并依法撤销原行政裁定、行政处罚决定及行政复议决定；2.依法改判，本案的诉讼费由区公安局、管委会承担。区公安局答辩称，一、本案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公平公正。本案于2O20年2月26日由管委会作出复议决定，并于同年3月4日邮寄送达给于永涛，于永涛在同年3月7日签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服复议决定的，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于永涛应当在3月23日前向提起诉讼，但是于永涛直到同年3月27日才向博罗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已经超过了法定的诉讼时限，丧失了胜诉权。一审法院作出驳回起诉的裁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公平公正。二、于永涛庭审提交的证据无效，违背事实提起诉讼另有目的。于永涛补充提交的仲裁决定书及微信聊天记录截图与本案无关，反而证明其因其违反公司规定被辞退表示不满，于是违背事实及依据，想通过恶意复议及诉讼的方式撤销对其的处罚决定，以达到更有利于控告其公司的目的。综上所述，我局认为本案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量罚适当，由此作出的处罚决定完全符合法律规定，原审裁定公平、合法，为此，恳请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维持原审裁定。管委会答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以维持。一、于永涛于2020年3月7日收到《行政复议决定书》，但2020年3月27日才向博罗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明显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且无《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依法应驳回于永涛的起诉。因此，于永涛请求撤销原审法院作出的（2020）粤1322行初114号《行政裁定书》没有任何事实上和法律上的依据，依法应予以驳回。首先，于永涛于2019年12月18日因不服区公安局作出的（大）行罚决字【2019】第0109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向管委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管委会于2020年2月26日依法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惠湾行复【2019】24号），并于2020年3月4日向于永涛送达，于永涛于2020年3月7日签收，上述事实有EMS快递单据、中国邮政速递物流信息予以证实，且于永涛在原审庭审中已明确承认其于2020年3月7日收到该《行政复议决定书》。现于永涛却称其收到该《行政复议决定书》的时间为2020年3月23日，与其在原审庭审中所述自相矛盾，且无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其主张，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原则，于永涛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次，管委会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惠湾行复【2019】24号）已明确告知于永涛如不服管委会的复议决定，可在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博罗县人民法院起诉。而于永涛于2020年3月27日才向博罗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明显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且无《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依法应驳回于永涛的起诉。因此于永涛请求撤销原审法院作出的（2020）粤1322行初114号《行政裁定书》没有任何事实上和法律上的依据，依法应予以驳回。二、于永涛有殴打他人的违法行为，于永涛请求撤销惠湾行复【2019】2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和（大）行罚决字【2019】第0109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没有任何事实上和法律上的依据，依法应予以驳回。首先，于永涛在询问中曾陈述双方有动手，自己被打后有还手，推了余*林身上一下，余*林在询问笔录中陈述于永涛用右手拳打在其左脸上，证人林保信的证言证实于永涛是用拳头打在余*林的身上，同时在出警现场拍摄的照片中也证实余*林脸上有红肿的情况。上述证据相互印证，证明了于永涛有殴打他人的事实。对于于永涛提出的其身高体壮，只要还手，余*林必定受伤的推论，依法不能作为本案证据。因此，于永涛殴打他人的行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其次，于永涛认为惠州贝*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为了开除于永涛而故意唆使员工林保信向区公安局作出不利于于永涛的证言，从而提出证人林保信的证言不具有法律效力。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三十四条“凡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不能作为证人”的规定，案发时林保信一直在现场，属于知道案件情况的人，且不存在不能作为证人的情形，因此，林保信可以作为本案证人。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证人林保信所做的证言涉及案件事实情况，且该证言的调查取证符合法定程序，依法可以作为证据使用。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原则，于永涛至今无法提供证人林保信故意作出虚假证言的有关证据，依法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并且，证人林保信的证言有余*林左面部红肿的现场出警照片、余*林询问笔录等证据佐证，依法应当予以采信。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以维持。于永涛的上诉请求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查清，驳回于永涛全部上诉请求。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服复议决定的,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起诉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的,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本案中，于永涛对经过复议维持的行政行为不服提起诉讼，依法应当以复议决定送达时间确定起诉期限。在案证据显示，于永涛于2020年3月7日收到被诉《行政复议决定书》，对此于永涛在原审庭审时亦予以确认。而于永涛于2020年3月27日向博罗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明显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即便是如于永涛主张，其于2020年3月26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其亦超过上述法定期限。至于于永涛主张其于3月23日收到被诉行政复议决定，但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予以证明。因此，原审裁定驳回于永涛的起诉并无不当。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和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案免收受理费。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饶来新审 判 员 邱炜炜审 判 员 陈龚东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八日法官助理 黎芬妹书 记 员 林美娴附：相关法律、法规等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五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服复议决定的，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复议机关逾期不作决定的，申请人可以在复议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八十六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也可以不开庭审理。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情形的；（三）错列被告且拒绝变更的；（四）未按照法律规定由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代表人为诉讼行为的；（五）未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的；（六）重复起诉的；（七）撤回起诉后无正当理由再行起诉的；（八）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九）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或者调解书所羁束的；（十）其他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情形。前款所列情形可以补正或者更正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期间责令补正或者更正；在指定期间已经补正或者更正的，应当依法审理。人民法院经过阅卷、调查或者询问当事人，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迳行裁定驳回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