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645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树平，男，1993年1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倩雅，广东维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家伦，男，1991年3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富强，广东法全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陈树平因与被上诉人黄家伦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5民初3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陈树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倩雅、被上诉人黄家伦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富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树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陈树平无需向黄家伦支付返还保证金30000元；3.判令黄家伦承担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陈树平与黄家伦之间形成买卖合同关系错误。陈树平一审中多次提出要追加黄东杰作为本案的第三人参加诉讼，一审法院在庭审过程中并未对陈树平追加第三人参加诉讼的申请不予理会，也没有向陈树平释明相关原因，在陈树平提出的证据可以证明黄东杰与本案相关的情况下，不追加黄东杰作为本案的当事人是严重的程序错误。陈树平与黄家伦形成的不是买卖合同关系，其只是帮黄东杰收取款项，而且在收取款项后也把相关资金转入到黄东杰账户。一审法院仅仅以一份陈树平被欺骗的情况下出具《货物延迟交付情况说明书》就认定陈树平与黄家伦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而不查清该份情况说明书形成的原因和过程，仅仅以“上家”这两个字眼就认定买卖合同关系。一审法院认定即使陈树平受黄东杰委托代收黄家伦款项的说法属实，黄家伦也有权依据合同法选择作为被告相对人主张权利。这是严重的法律适用错误，陈树平仅仅帮黄东杰收取货款，而后将货款统一交给黄东杰，一审法院无视这一基本事实，在不查明案件事实的情况下，草率地按照买卖合同纠纷判决此案。而且在黄东杰在刑事口供中确认其以诈骗的方式在手机家电群收取保证金的事实，仍然无视这一事实，判决陈树平在被诈骗后承受巨大损失后再承担不该承担的责任，明显不公。陈树平与黄家伦达成的情况说明书，不是陈树平的真实意思表示，也不是客观事实的真相，是在陈俊杰的欺骗下误导的。黄家伦辩称，双方当事人是成立买卖合同关系，从微信聊天记录及情况说明书等材料予以证实，从合同相对性原则来看，本案不存在所谓的案外第三人，请求驳回陈树平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黄家伦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陈树平立即归还黄家伦购货保证金30000元；2.陈树平支付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查明事实：黄家伦于2019年10月24日分别通过支付宝转账方式、微信转账方式向陈树平支付合计30000元。陈树平曾向户名为***的银行账户转账20000元，还于2019年10月26日向昵称为“心灵曲靖”的微信用户转账10000元。诉讼中，陈树平主张其转出的前述款项即为黄家伦向其支付的30000元。诉讼中，黄家伦主张，翟展豪与黄国锋在交谈时提到了黄东杰和陈树平，翟展豪与黄国锋还提及有一个手机、家电报价群有比市场价格便宜的手机可以出售，翟展豪声称入群需要交30000元保证金给陈树平，让黄家伦去找陈树平，陈树平也表示需要向其交30000元保证金并称购买手机的款项先从该30000元保证金中扣除，至于谁是黄东杰黄家伦并不清楚。黄家伦另主张，翟展豪和黄国锋还表示在黄家伦加入微信群之前两天他们一直是和黄东杰进行交接，但是在黄家伦加入的时间段前后就开始转由与陈树平交接。为证明案涉的30000元属于己方向陈树平购买手机的保证金，黄家伦提供了《货物延迟交付情况说明书》予以证明。《货物延迟交付情况说明书》由陈树平于2019年10月31日作为说明人出具，载明“本人在2019-10-20/2019-10-21/2019-10-22/分别在本人微信号（P-q59420）和支付宝号码：134××××5127，收取了黄家伦两笔购买二手手机的保证金共30000元（大写：肆万肆仟陆佰元八千八百元）其中微信转账20000元，支付宝转账10000元，由于购货款已转交上家售货人黄东杰（证件号440181198711013011）但现在黄东杰失去联络，导致答应交付黄家伦的货物无法暂时退还及保证金无法，现说明人已经报警处理，并向黄东杰追诉，待追诉成功一并返还黄家伦购货款项保证金30000元。”陈树平则主张，《货物延迟交付情况说明书》系由自称系黄家伦律师的案外人陈俊杰打印，陈俊杰表示只要陈树平签署该说明书，事情就与陈树平无关，黄家伦等人就会去追究黄东杰，陈树平遂签署了该说明书，该说明书是在黄家伦欺骗下作出的，而且其中的保证金大写金额有误。黄家伦对陈树平关于《货物延迟交付情况说明书》出具过程的说法不予认可。另查明，为反驳黄家伦主张，陈树平提供了黄家伦所加入的微信群的对话记录、其与黄家伦之间的微信对话记录、其与群成员翟展豪之间的微信对话记录以及其与昵称为“心灵曲靖”的微信账户之间的微信对话记录以及作为证据。微信群对话记录显示：对话记录从2019年10月12日开始，止于2019年10月25日。黄家伦在2019年10月24日成为群成员，在此之后的对话内容则仅有其他群成员于2019年10月25日问“早上好，今日有任务吗”、陈树平回应“暂停，几时开通等通知”以及其他部分群成员表示“收到”。陈树平与黄家伦之间的微信对话记录显示：黄家伦与陈树平于2019年10月24日成为微信好友，黄家伦随即向陈树平微信转账20000元，陈树平除接收转账外未与黄家伦作任何交谈。陈树平与“心灵曲靖”之间的微信对话记录显示：“心灵曲靖”与陈树平于2019年10月18日成为微信好友，当日“心灵曲靖”表示“明天安排多1位加入团队，明天任务13手机，2家电，手机到货时间1-3天，因调货距离远。有问题或者建议，可以直接联系我，我会上报老板那边。”陈树平回应“好的，收到！”在后续对话中，“心灵曲靖”又对陈树平就报表制作、工资发放、报价、货款转交等问题发出指示。“心灵曲靖”于2019年10月19日指示陈树平将货款转账至户名为何文斌的银行账户。“心灵曲靖”后还指示陈树平将向他人收取的保证金转账至户名为***的银行账户。诉讼中，陈树平主张，其是直至黄东杰诈骗事发才知道“心灵曲靖”是黄东杰。陈树平另主张，黄家伦系经翟展豪介绍入群，翟展豪会告知黄家伦微信群的合作模式以及陈树平在其中的对接角色，黄家伦向陈树平支付保证金前还特地询问过是否与翟展豪一样都是和黄东杰一起做，是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才支付的保证金。黄家伦则主张，陈树平所称的前述询问和答复均未发生，翟展豪未向其介绍过微信群中其他成员的身份而只是介绍其认识了陈树平。再查明，黄东杰因涉嫌诈骗已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于2019年11月2日被刑事拘留。黄东杰在对公安机关所作供述中承认其诈骗方式之一系通过组建微信群并向群成员谎称其认识做手机、家电推广的大老板，可以从该大老板处低价采购手机、家电，实际则通过高买低卖手机、家电的方式骗取群成员信任，进而骗取群成员交纳的保证金。黄东杰另供述其解散自己组建的微信群后由陈树平组建了另一微信群，而且，在前期系由群成员直接将购买手机、家电的货款支付至其昵称为“Sam”的微信账户，后期则由其使用昵称为“心灵曲靖”的微信账户在陈树平组建的微信群中伪装成财务进行收款，通过陈树平统一收款后再转账给“心灵曲靖”或是转入两个银行账户，其中一个银行账户户名为何文斌。黄东杰还供述翟展豪、陈树平均系其诈骗对象。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本案争议焦点在于，陈树平是否为与黄家伦进行交易的相对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的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对于黄家伦所支付的30000元，陈树平系直接收款人，黄家伦还提供了陈树平出具的表示黄东杰系陈树平“上家售货人”的《货物延迟交付情况说明书》。虽然该说明书中记载的付款日期、大写金额与事实存在出入，但与其中陈树平表示黄东杰系其“上家售货人”的内容无关。至此，黄家伦就陈树平系其交易相对方的主张已经尽到基本的举证证明责任。陈树平对黄家伦的主张予以否认，应当提供足以反驳的相应证据。从陈树平提交的证据来看，首先，微信群中的对话记录绝大部分发生在黄家伦成为群成员之前，无论是微信群对话记录还是黄家伦与陈树平之间的微信对话记录，均无关于陈树平曾就自己与黄东杰或“心灵曲靖”之间是何关系对黄家伦进行明确告知的内容。至于陈树平与包括“心灵曲靖”在内的其他人之间私下进行的微信对话内容，也无证据证明黄家伦此前已经知晓。其次，陈树平未就其关于翟展豪有向黄家伦告知微信群的合作模式以及陈树平在其中的对接角色的说法提供相应证据。再次，前述微信对话记录发生在前，而陈树平向黄家伦出具《货物延迟交付情况说明书》在后，陈树平在《货物延迟交付情况说明书》中将黄东杰解释为其上家售货人即已经明确了其相对于黄家伦和黄东杰的交易地位。至于陈树平声称《货物延迟交付情况说明书》系其在黄家伦欺骗下出具的说法，也无相应证据证明。因此，陈树平的证据不足以推翻黄家伦的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此外，即使陈树平提出的关于其仅系受黄东杰委托代收黄家伦款项的说法属实，如前所述，陈树平并无证据证明黄家伦在付款时对此知情，其嗣后方才披露，黄家伦亦有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的规定选择陈树平作为相对人主张权利。故一审法院对黄家伦提出的陈树平系与其进行买卖交易的相对方的主张予以采纳。至于黄东杰涉嫌诈骗一案，与本案分别属于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刑事诉讼并不能够解决陈树平是否需要对黄家伦承担民事责任的问题。无论黄东杰的诈骗事实是否得到认定，均不影响黄家伦与陈树平之间合同的效力及合同义务的履行，刑事诉讼的进行不影响黄家伦通过本案救济其民事权利，本案无需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综上所述，黄家伦与陈树平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合法有效，双方应恪守履行合同义务，陈树平收取保证金后未交付货物，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黄家伦要求陈树平返还保证金30000元，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第四百零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规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7月8日判决：陈树平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黄家伦返还保证金30000元。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50元，由陈树平负担。二审中，陈树平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证据1.微信聊天记录，证明：陈俊杰作为黄家伦的代理人欺诈陈树平签订情况说明书；证据2.陈俊杰的微信头像和朋友圈，证明：陈俊杰的身份及承认其代理人的身份。黄家伦质证认为：对于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对于陈俊杰的身份无法确认，证据内容也无法确认，仅反映陈俊杰只是广州新義沙法律咨询服务人员，与黄家伦无关，微信聊天记录仅仅体现签订一份文件，并没有明确指向就是案涉说明，也不能证实黄家伦或者陈俊杰存在欺诈行为。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本院针对当事人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法律适用进行了审查。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陈树平与黄家伦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二、一审未追加黄东杰为本案第三人是否违反程序。一、关于陈树平与黄家伦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的问题。黄家伦主张向陈树平转账30000元作为购买低价手机的保证金，由于陈树平无法交付手机，黄家伦遂要求陈树平退还保证金。其主张的事实有微信聊天记录及微信支付宝转账记录佐证。此外，2019年10月31日陈树平也出具了《货物延迟交付情况说明书》，确认收取了黄家伦两笔购买低价二手手机的保证金共30000元，说明由于其上家售货人黄东杰失去联系导致货物无法交付无法退还保证金，其已报警，并向黄东杰追诉，待追诉成功一并返还黄家伦购货款项保证金30000元。陈树平上诉主张其是被欺骗的情况下出具的《货物延迟交付情况说明书》，但其提交的陈俊杰与其的微信聊天记录及陈俊杰的头像和朋友圈未能达到充分证明标准，未能达到其待证目的，本院不予采信。因此本院认为，陈树平与黄家伦是涉案交易的相对方，黄家伦提供的证据之间相互印证，构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黄家伦与陈树平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二、一审未追加黄东杰为本案第三人是否违反程序的问题。本案中陈树平主张其是受黄东杰委托代为收款，黄家伦一直不知道黄东杰的存在，陈树平在一审中也自认黄东杰与黄家伦没有接触过，综合本案的证据只能显示黄家伦与陈树平之间的交易磋商，无法显示整个交易过程是陈树平以黄东杰的名义实施，直到黄东杰涉嫌诈骗被立案后陈树平才披露其上家售货方是黄东杰。本案即使陈树平确实仅受黄东杰委托收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的规定，黄家伦亦有权选择陈树平作为相对人主张权利。黄东杰涉嫌诈骗一案，与本案分别属于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黄东杰是否构成诈骗罪并不影响本案的审理结果，一审未追加黄东杰为本案第三人依法有据，本院予以维持。另外，根据合同相对性的原理，若黄东杰确实收取了陈树平的购机款没有发货给陈树平，陈树平可以另行起诉黄东杰追诉货款。本案的判决不影响陈树平追诉货款的救济权。综上所述，陈树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50元,由陈树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丽华审判员  练长仁审判员  杨 凡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六日书记员  尤志华李玉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