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515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桐庐大众旅行社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桐庐县桐庐经济开发区春江东路30号。 法定代表人包立新。 委托代理人陈发燕，浙江光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巧妹，女，1952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桐庐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平，女，1978年2月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桐庐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湧，男，1979年7月1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桐庐县。 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李玉秀，北京炜衡（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桐庐大众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桐庐大众旅行社”）因与被上诉人周巧妹、徐平、徐湧旅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桐庐县人民法院（2020）浙0122民初1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2日受理后，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由审判员孔文超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判，于2020年7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桐庐大众旅行社委托代理人陈发燕,被上诉人周巧妹、徐平、徐湧共同委托代理人李玉秀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2019年12月23日，徐玉庆参加桐庐大众旅行社组织的旅行，在上车后等待出发过程中，突发意识丧失，经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同年12月26日，周巧妹系徐玉庆的妻子（甲方）、徐平系徐玉庆的女儿（甲方）、徐湧系徐玉庆的儿子（甲方）与桐庐大众旅行社（乙方）签订《桐庐县××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协议书》（以下简称“《调解协议书》”）一份，协议约定：“一、甲、乙双方对徐玉庆猝死于旅游出发过程中之事实无异议；二、甲、乙双方共同确认：徐玉庆之死造成可计算损失为587555元（死亡赔偿金：55574元×9年＝500166元、丧葬费33216元、医疗费4173元、精神抚慰金50000元）”；三、甲、乙双方根据本起事件相关客观事实，一致认同由乙方承担30%赔偿责任，给付甲方总额176266元整作为一次性赔偿，于2019年12月26日支付3万元整，余款146266元分二期支付：1、于甲方提起诉讼并获法院立案之日起三日内付46266元；2、于乙方保险理赔办结之日起三日内支付10万元……；四、乙方所投旅游责任保险由乙方操作理赔、所获理赔利益全部归于乙方享有，甲方应根据乙方和保险公司要求给予一切应有的协助和配合；五、因保险理赔之需要，甲方必须在本协议签署生效之日起的10个工作日以内，就徐玉庆死亡民事责任赔偿对乙方另行提起诉讼。……”后桐庐大众旅行社赔偿周巧妹、徐平、徐湧76266元。另查明，桐庐大众旅行社在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桐庐县支公司投保旅行社责任保险。周巧妹、徐平、徐湧的一审诉讼请求为：1、判令桐庐大众旅行社赔偿周巧妹、徐平、徐湧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及其它合理费用236312.5元（附计算清单）；2、诉讼费由桐庐大众旅行社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系桐庐大众旅行社是否应当赔偿周巧妹、徐平、徐湧100000元。桐庐大众旅行社抗辩称其与周巧妹、徐平、徐湧签订的《调解协议书》系在受胁迫下签订的，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然桐庐大众旅行社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该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原审法院认为周巧妹、徐平、徐湧与桐庐大众旅行社之间签订的《调解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应认定有效。依照双方协议约定，桐庐大众旅行社应在保险理赔办结之日起三日内支付周巧妹、徐平、徐湧100000元赔偿款。根据原审法院对案外人中国人寿财险业务部经理张晓雯的谈话笔录及大众旅行社当庭陈述，可得中国人寿财险要等本案审理终结后才决定是否对桐庐大众旅行社投保的责任险进行理赔。因此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双方关于“桐庐大众旅行社保险理赔办结之日”的条件无法成就，属于履行期限不明确，周巧妹、徐平、徐湧可依法随时要求履行。故周巧妹、徐平、徐湧要求桐庐大众旅行社赔偿100000元的诉请，于法有据，原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桐庐大众旅行社有限公司支付周巧妹、徐平、徐湧赔偿款100000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或者其他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或者支付迟延履行金。案件受理费2300元，减半收取1150元，由桐庐大众旅行社有限公司负担。 宣判后，桐庐大众旅行社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本案《调解协议书》系在受胁迫的情形打印下签订，认定上诉人承担30%的责任显失公平，上诉人对于徐玉庆的意外死亡没有责任。2019年12月23日，上诉人组织义乌一日游老年团出游活动，徐玉庆自愿报名参加，当日早晨5：40时许徐玉庆登上浙Ａ×××××号大巴车等待出发，约5：49时许，其突发意识丧失，上诉人随行带队业务员梅云平即刻拨打120急救车呼救，随行游客协助大巴车驾驶员将徐玉庆从车上背下，由梅云平在路边陪护等待急救车，5：59时许急救车接到徐玉庆后即送县第一人民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诊断结论为猝死。根据本案相关事实，徐玉庆突发意识丧失系导致其猝死的原因，上诉人的工作人员当时立即采取必要、及时的救护措施，已履行紧急情况下的救助义务。意外发生后，徐玉庆的家属即被上诉人组织多人在上诉人公司门口闹事，阻碍上诉人正常经营，给上诉人带来极大的压力。在城南街道调解时，被上诉人采取堵门等措施，上诉人迫于无奈才在调解协议书上签字。因此，该《调解协议书》系在受胁迫的情形下签订的，认定上诉人承担30%的过错责任显失公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一方或者第三方以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胁迫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的，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二、一审判决关于“被告保险理赔办结之日”的条件无法成就的认定是错误的，本案被上诉人拒绝配合上诉人进行理赔，一审判决应当认为付款的条件不成就，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本案上诉人投保了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公司的旅行社责任保险，徐玉庆的意外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之内。即使法院认为上诉人对于被上诉人仍然有赔偿义务，但是按照《调解协议书》第三条约定“于乙方保险理赔办结之日起三日内支付10万元”，以及第四条“甲方根据乙方和保险公司要求给予一切应有的协助和配合”，被上诉人应当配合上诉人递交委托书和相关的理赔材料，根据调解内容中加入对保险理赔办结的约定，上述条款应理解为对付款时间的约定，原审判决关于条件无法成就的认定是不成立的，本案不能适用《合同法》中“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权人可以随时要求履行”的规定，原审判决支持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立即支付10万元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三、本案一审未追加随车驾驶员童国金参加诉讼，导致认定事实不清。涉案大巴司机童国金与本公司存在租车关系，事发当天其按时出车到达指定上车地点，徐玉庆突发意外后，其与本公司带队的业务员梅云平共同处置，原审判决未查明童国金是否存在过错，是否应当承担责任，导致本案认定事实不清。童国金也是本案责任主体之一，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桐庐大众旅行社的二审诉讼请求为:1、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周巧妹、徐平、徐湧答辩称：一、本案中，徐湧、徐平、周巧妹与桐庐大众旅行社经桐庐县××街道调解委员会调解确认，签订的调解协议书。《调解协议书》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真实合法有效，不存在被胁迫的情形。双方对百分之三十的责任分担的问题，也是双方不停协商最终达成一致意见的过程。并且街道调解委员会也认为，因为上诉人在提供旅游服务的过程中，未尽到安全告知义务，也没有配备随行医护人员，也没有配备急救药品与急救设施，事故发生时也没采取急救措施，因此存在过错，所以最终确定桐庐旅行社有限公司应当承担百分之三十的责任。二、被上诉人从始至终一直积极配合上诉人进行理赔，也向上诉人提交了各项资料，包括但不限于死亡证明、户口手续、委托手续等材料。但是上诉人违反调解协议的内容，拒不支付相应款项。三、本案中，随车驾驶员童国金是否存在过错与本案无关。本案为旅游服务合同纠纷，而非侵权责任纠纷。如果上诉人认为童国金需要承担责任，上诉人应另行起诉，进行主张。四、关于“保险理赔办结之日”到底是附条件还是附期限的问题。“保险理赔办结之日”是附期限，是对付款的期限进行的约定。原因如下：1、民事法律行为附条件，是在意思表示当中附有决定该行为发生或者消灭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本案中，双方对应付款项的数额已达成书面一致意见，《调解协议书》已经生效，付款的内容是确定的。“保险理赔办结之日”的条款并不是附条件，因为本案中被上诉人是否已经完成协助桐庐大众旅行社办理理赔的义务并不能决定桐庐大众旅行社向其付款的义务是否生效。就本案而言，若视之为附条件，可能产生两种后果：条件成就时，桐庐大众旅行社须履行付款义务；条件不成就时，桐庐大众旅行社将永远免责，不需负担付款义务，被上诉人的实体权利消灭。这显然是不符合调解协议的本意，也不符合实际情况。2、履行期限只是对实际履行合同义务的规定，并不是对合同效力的规定。履行期限是指双方当事人约定的履行合同义务的时间，在履行期限到来之前，当事人双方不需要实际履行合同义务，债权人也不能请求债务人实际履行债务，否则债务人有权拒绝。本案中，双方对款项的内容已经通过调解协议进行了确认，也就是说，桐庐大众旅行社对于剩余款项的付款义务是必然的，只是何时付款而已。因此，《调解协议书》中关于“保险理赔办结之日”的约定不是10万的款项支付时间的附条件，而是关于履行期限的约定。若“保险理赔办结之日”视为履行期限，只产生一种后果，那就是桐庐大众旅行社当然负有付款义务，只是履行时间早晚的问题。3、结合一审法官对案外人中国人寿财险业务部经理张晓雯的谈话笔录及上诉人在一审中的当庭陈述，本案中所约定的“保险理赔办结之日”是一个不明确的时间概念，属于当事人对履行期限约定不明的情形。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权人可以随时要求债务人履行。因此，上诉人应当向上诉人支付赔偿款100000元。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二审期间，上诉人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打黑除恶举报中心平台截图，杭+新闻客户端新闻打印件，证明本案人民调解协议书系上诉人受胁迫后签订的。2、旅行社责任保险单，证明根据《旅行社责任 保险单》第一部分第十六条的规定，除诉讼外，责任险还可以通过“被保险人和向其提出损害赔偿请求的旅游者协商并经保险人确认”以及“保险人认可的其他方式”进行理赔，保险公司并未拒赔，调解协议中的付款条件并未成就。被上诉人质证称：对证据1举报平台的截图，三张截图第一张能从手机中显示，但是无法看到举报的时间，第二张和第三张完全不能从手机中查到，并且上诉人代理人说是上诉人的妻子在签订协议之后投诉举报的，因此对真实性、合法性不认可，且与本案无关，并不能证明其是被胁迫的。对杭+新闻客户端新闻打印件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不能证明调解员受到被上诉人语言过激的电话威胁，而且按照调解员的说法可以理解为调解双方都达成了满意的结果；对证据2保险单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且不能证明其是附条件的，而是附履行期限的问题。付款的内容是明确的，只是付款的日期不明确。本院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证据1中扫黑除恶举报中心平台截图无法体现举报人的身份、时间，对其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予认可，新闻打印件亦无法证明案涉协议书是上诉人在受到胁迫状态下签署，故对证据1均不予采信；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是否达到证明目的将在论理部分一并阐述。被上诉人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调解协议书》的效力问题，及上诉人是否应按该协议书约定立即向被上诉人支付赔偿款10万元。关于协议书效力，案涉《调解协议书》系双方于事发后在桐庐县××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经协商签订。上诉人主张其系在受到被上诉人胁迫情形下签署该协议，但上诉人所提交的证据均不足以证明该节主张，且庭审中上诉人对于其已向被上诉人支付两笔款项共计76266元一节并无异议，亦证明上诉人认可该协议内容并按照协议约定的赔偿金额履行了部分付款义务，故《调解协议书》应视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该协议书第三条约定，余款10万元应由乙方（桐庐大众旅行社）于“保险理赔办结之日”起三日内支付甲方（周巧妹、徐平、徐湧），现双方就此条的理解存在分歧。本院认为，对于合同条款的理解应当按照所使用的词句，结合相关条款、行为的性质和目的、习惯以及诚信原则确定意思表示的含义。从该协议书第三条的前半部分“甲、乙双方根据本起事件相关客观事实，一致认同由乙方承担30%赔偿责任，给付甲方总额17266元整作为一次性赔偿，于2019年12月26日支付3万元整，余款14266元分二期支付”的表述来看，双方已经确定由上诉人就徐玉庆死亡事件一次性赔偿被上诉人17266元。再结合第五款“因保险理赔之需要，甲方必须在本协议签署生效之日起的10个工作日内，就徐玉庆死亡民事责任赔偿对乙方另行提起诉讼”，可见双方明确以本案诉讼结果作为保险公司理赔的依据，原审法院向相关保险公司所作的笔录亦印证了保险公司需以本案判决结果为理赔依据。上诉人虽主张保险公司认可本案可通过其他方式实现理赔，但并未提供有效证据加以佐证。因此，在本案判决前，“保险理赔办结”无法实现，如依上诉人所述此时视为条件不成就应驳回被上诉人之诉请，则被上诉人将无法获赔该10万元，明显与双方签署《调解协议书》之时的真实意思表示不符。故原审法院认定“保险理赔办结之日”应视为履行期限不明，被上诉人可依法随时要求履行并无不当。关于上诉人主张本案应追加驾驶员参加诉讼，本院认为，本案系合同纠纷，驾驶员并非合同的相对方，上诉人的该节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桐庐大众旅行社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孔文超 二〇二〇年九月七日 书记员  毛胜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