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09民初15931号 原告：吴文松，男，1961年10月7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滨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佳佳，浙江博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严贤顺，男，1963年6月16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被告：朱玉英，女，1966年5月4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被告：严卓依，女，1994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三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杰，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吴文松诉被告严贤顺、朱玉英、严卓依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2月4日、2020年6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被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吴文松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被告严贤顺、朱玉英、严卓依返还原告借款6034082元，并支付该款自2015年1月20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月利率1.5%计算的利息。 事实和理由：2013年8月起至2014年7月5日止，严贤顺先后向吴文松借款人民币共计570万元。后无法归还该借款，2015年1月16日，严贤顺将杭州敦星娱乐有限公司的55%股份折价220万元抵偿给吴文松。抵偿部分债务后，尚欠吴文松350万元。之后，吴文松又借给严贤顺2534082元替严贤顺归还他人债务。2015年1月17日，吴文松与严贤顺、朱玉英、严卓依签订补充还款协议书，确认上述全部债务合计607.50万元（实际为6034082元）为三人的共同债务，并从2015年1月20日起按月息1.5%计算利息。现原告多次要求三被告归还借款，但三被告未能归还。 被告严贤顺辩称：没有欠这么多钱，我只欠了大概300多万，具体多少钱我记不清了。 被告朱玉英、严卓依辩称：签字是签的，借钱的事情不知道。 三被告共同辩称：2013年，被告严贤顺因经营杭州敦星娱乐有限公司（是KTV，现更名为杭州嘉豪娱乐有限公司）需要资金周转，经案外人童国祥介绍向认识专门放高利贷的原告并向原告借款。双方约定借款利息为月息10%，2013年6月，原告第一次向被告借款200万元，实际到手140万元，60万元被原告以现金方式作为砍头息收回。期间，原、被告之间多次发生借款，每次借款均出具了借条，但由于每次都是砍头息，被告实际收到款项为250万元左右。一开始，由于原告并非杭州敦星娱乐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借款时，原告要求以被告的拆迁款和在江苏昆山的房产为抵押。2014年5月，被告严贤顺成了敦星公司的股东，原告因此要求重新签署各类借条，要求原告以敦星公司股权做担保，原、被告为此重签过借条文件，但原告未能归还此前的借条。此后，由于被告无力偿还高利贷，原告又以各种名义要求被告签署各类借条、还款承诺书，垒高借款本金。目前，原告分两个案件起诉被告。另案中，原告主张借款本金250万元。2015年1月2日，被告兄弟严见任为被告还款50万元。2015年1月16日，被告严卓依向原告归还现金10万元。2015年1月17日，原告要求被告以公司股权抵债。双方签署了补充还款协议，以被告严贤顺持有的敦星公司55%的股权折抵220万元。至此，原告实际累计归还280万元。本案并非一般民间借贷案件，而是一起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假借民间借贷之名，通过制造虚假给付痕迹、隐匿还款证据等各种“套路”，侵害被害人财产的“套路贷”犯罪案件。就本案中原告提供的两张借条，2013年9月6日200万元的借条，实际就是原告在2019浙0109民初15936号案件中起诉的200万元。该张借条中记载的200万元的现金交付实际并没有发生，而是原告为了垒高借款本金以各种理由要求被告写的。该张借条中写到的2013年8月8日的30万元现金、2013年8月12日的10万元现金、2013年8月27日的10万元现金以及2013年9月6日的30万元和110万元的现金并非真实存在。2014年7月4日350万元的借条，实际并没有支付，借条中记载的所谓的现金支付并没有发生，而是原告为了垒高借款本金以各种理由要求被告写的。其中2014年6月29日的200万元、2014年7月2日的80万元、2014年7月4日的70万元均不是真实的，被告实际没有收到这么多钱。另外，对于被告在补充还款协议中提到的257万元的原告替被告归还款项问题，实际上其中的绝大部分是当时被告严贤顺向外号为“钱多多”的非法高利贷人员借的高利贷，本身就是不受法律所保护的。由于当时的高利贷涉及大量的虚增借款本金、高额利息、利滚利的情况，因此，这些借款中究竟多少是法律保护的需要原告提供证据。另外，据被告了解，钱利灿因涉嫌诈骗罪于2019年3月被杭州市公安局萧山分局城厢派出所刑事拘留。对于这些债务中与KTV经营有关的债务，被告当时已经还清了其中绝大多数的款项，原告仅提供第三方的单方承诺书，属于证人证言，证人没有到庭，且原告没有进一步提供债权凭证，原告对此不予认可。综上，本案并非普通的民间借贷案件，而是一起套路贷犯罪，请求法院依法将本案移交公安机关处理。 原告为支持其主张的事实，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材料： 1.2013年9月6日的借条及银行凭证，证明被告严贤顺于2013年8月8日至2014年9月6日期间向原告借款200万元。经质证，三被告对“三性”有异议，没有收到相关款项。 2.2014年7月4日的借条及银行取款交款凭证，证明被告严贤顺于2014年6月29日至2014年7月4日期间向原告借款350万元。经质证，三被告对“三性”有异议，没有收到相关款项。 3.补充还款协议书，证明三被告归还部分债务后还欠原告借款6034082元。经质证，三被告对“三性”有异议，是原告为了虚增借款让被告所写。 4.吴文松代债务人、杭州敦星娱乐有限公司偿还债务清单，证明被告为偿还债务向原告借款2534082元。经质证，被告严贤顺认为，该债务清单中的借款都是高利贷，其中跟KTV经营有关的欠款，严贤顺已经支付了其中绝大多数，故对此不予认可。被告朱玉英、严卓依对证明对象有异议，无法证明原告通过债权转让取得对被告严贤顺253万的债权，且被告严贤顺称其中涉嫌高利贷，需原告进一步举证上述借款属受法律保护的合法借款。 5.通话录音文字整理稿，证明被告朱玉英、严卓依认可借款的事实以及借款金额，并同意以安置面积抵偿部分债务。经质证，被告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 6.聊天截图、承诺书，证明被告多次恳求原告处理债务。经质证，被告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 7.借款协议、承诺书，证明自2013年8月起至2014年7月，被告向原告借款570万元。经质证，被告对证据中签字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内容的真实性有异议，是原告要求被告重复出具的借款凭证，不能反映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 8.还款协议、补充还款协议，证明原、被告商议，其中250万元借款以房屋安置面积抵债，其中570万元以敦星公司股权抵债。经质证，被告对证据中签字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内容的真实性有异议，款项没有如实交付，不能反映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 9.以物抵债协议书，证明被告确认欠款总金额，并同意以安置面积抵债，除此之外，原告也预留70平米作为债务人的生活保障。经质证，被告对证据中签字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内容的真实性有异议，包括了大量虚构债权，对债权的处置安排也是无效的。 10.承诺书，证明被告再次确认欠款金额并承诺以安置房屋面积抵债。经质证，被告对证据中签字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内容的真实性有异议。 11.2013年9月26日的借条，证明2013年9月26日确认80万元借款的事实。经质证，被告对证据中签字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内容的真实性有异议，借条记载的80万元现金借款没有发生。 12.收款收据，证明2013年8月-2014年1月期间，被告向原告借款对外处理债务。经质证，被告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收款收据载明的款项是被告在经营KTV过程中的日常支出，不能证明全部这些钱都是来源于原告。收款收据中的款项共计160万元左右，第一次借款的借条载明200万元，实际收到是160万元。 13.严贤顺短信聊天记录，证明原告在2015年2月、2015年6月又应被告要求替其转钱（未包含在诉讼金额之内）。经质证，被告对“三性”无异议，但原告在另案中曾称双方间无其他债务。 14.用水用电确认书、证明，证明吴文松替被告处理债务（未包含在诉讼金额内）。经质证，被告对用水用电确认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明是被告严贤顺所欠。对涉及金额50万元的证明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是本案外的债务，而是本案内的债务。对涉及金额5.5万元的点播系统欠款证明的真实性有异议，吴文松在还款协议中和还款清单中说点播系统欠款是6万元，但现在是5.5万元，说明还款清单和实际债务存在不一致。 15.超声报告、处方笺，证明原告2013年2月份诊断为直肠恶性肿瘤后，对被告的家庭充满了同情，故在被告恳求下不断帮助其家庭。经质证，被告对关联性有异议。 16.浦发银行转账凭证，证明2014年7月7日转账30万元，2014年9月12日转账50万元，被告称返还原告的50万元实际是原告去付租金的钱，补充还款协议中总计570万元，其中20万元是支付租金的。经质证，被告对涉及30万元的转账凭证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明是严贤顺向吴文松所借。对涉及50万元的转账凭证的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是案外债务。 17.现金缴款单，证明2014年6月11日替严贤顺支付30万元，2014年7月4日金额为350万元借条中，2014年6月29日200万元现金交付中包括了该30万元。经质证，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明原告替被告严贤顺交付现金。 18.收条，证明2014年7月4日金额为350万元借条中的70万元包括收条所涉40万元。经质证，被告对签字的真实性认可，合法性和内容的真实性不认可，借款没有实际发生。 19.朱玉英出具的证明，证明被告家庭在2012年开始对外负债，严贤顺在前次庭审中称装修公司的钱都是自己的钱，不符合客观事实。三被告生活在一起，共同举债具有合理性。经质证，被告认为该证明系在刑事案件中应原告要求所写，与事实不符。 20.借据、借款协议书、敦星KTV股份转让协议，证明严贤顺、朱玉英共同对外举债。经质证，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 21.收条，证明严卓依归还的10万元用于偿还严贤顺对外欠款，没有包含在本案向原告的欠款之中。经质证，被告对“三性”有异议，系证人证言。 经审查，本院认为：1.对上述证据1-14、16-21的真实性、关联性予以确认，至于证据所涉债务是否合法，将在本院认为部分进行阐述。2.证据15与本案无关，故不予采纳。 被告为支持其主张的事实，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材料： 1.（2018）浙01民终8608号判决书，证明童国祥在其与吴文松的案件中同样提出吴文松存在“主张借款金额不符合事实，隐瞒了童国祥已向其还款的事实”以及取现凭证中的现金未交付，与本案中吴文松采用的套路一致。经质证，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 2.（2018）浙0109刑初606号判决书，证明严贤顺为了归还欠吴文松的巨额债务与晏艳梅一起假结婚诈骗。经质证，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 3.严贤顺农商银行流水，证明严贤顺农商行卡全部银行流水中存在大量的现存现取的不合理之处。经质证，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 4.60万元还款凭证，证明被告通过案外人严正法归还50万元，通过严卓依归还10万元借款。经质证，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 5.（2019）浙0109民初15936号案件起诉状及部分证据材料，证明第一张200万元借条约定到期日为2014年6月12日，期间没有利息，逾期利息月息10%；第二张50万元借条约定到期日为2014年1月20日，期间没有利息，逾期利息月息10%。经质证，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 6.借条详情与流水对应情况表，证明吴文松提供的借条存在种种不合理之处。经质证，原告对“三性”均有异议。 7.敦星公司工商登记材料，证明敦星公司于2014年2月28日成立，吴文松说2013年的借款没有写利息是为了敦星公司的分红与事实不符。经质证，原告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对象有异议，被告严贤顺在庭审中承认2013年3月敦星公司开始装修，试营业是2013年9月，敦星公司给原告分红有极大合理性。 8.（2019）浙0109民初15936号案件庭审笔录，证明原告在庭审过程中称除该两案外没有其他案件，这60万是先拿到钱再还款，现又称2015年给的50万、10万用于支付2014年9月的汇德隆租金和钱利灿的10万元，跟前案中的陈述自相矛盾。经质证，原告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2019）浙0109民初15936号案件审理中，原告当庭陈述在该案中不需要扣除该60万元。除两案外有无其他债权债务，当时问的是有无其他债权凭证，原告称账目清楚，但不排除有其他材料的情况。至于60万元，被告严贤顺的兄弟说好帮他还70万，后面先转了50万，又给了10万现金，原告到起诉后才知道10万是被告严卓依给的。被告严贤顺的外债是总体处理的，先拿到钱再去处理是事实，原告把这个钱处理掉之后，2014年9月10日的50万，包括钱利灿的钱，250多万加上60万总共是300多万的外债，但是没有累积计算。 9.（2015）杭萧商初字第5854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吴文松重复主张欠款，判决书载明周天祥转给吴文松150万元，要他去还外债。吴文松在两次开庭中确认外债共计259万元，显然不包括周天祥转的150万元。经质证，原告称对该案不清楚。处理KTV时被告严贤顺欠原告800多万元，欠周天祥200多万元。被告严贤顺和原告商量，要求把一部分股份转给周天祥。KTV估价400万元，原告只拿到了55%的股权，周天祥借了200多万元却拿到45%的股份，原告对此肯定不同意。所以，原告就跟周天祥商量，由周天祥补偿给原告120万元，给周天祥45%的股份，周天祥实际也只给了原告100万元。到了2016年初，KTV一直亏损，周天祥退出了，原告又还给周天祥70多万。 经审查，本院认为：1.证据1-5、7、8、9符合有效证据的“三性”特征，故予以采纳。2.证据6的真实性无法确认，故不予采纳。 本院为查明本案事实，调取并当庭出示吴文松、严贤顺诈骗案中对以上二人的询问笔录。经质证，原、被告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纳。 根据对以上证据的认证和法庭调查，本院认定如下事实：杭州嘉豪娱乐有限公司（原杭州敦星娱乐有限公司）于2014年2月28日登记成立，注册资本50万元，严贤顺曾系该公司持股比例100%的股东。2015年2月26日，经工商登记变更股东为吴文松持股55%、周天祥持股30%、彭国云持股15%。2015年9月30日，经工商登记变更股东为吴文松持股85%、晏艳梅持股15%。2015年12月15日，经工商登记变更股东为吴文松持股100%。2017年2月3日，经工商登记变更股东为陈泉海持股20%、杨利萍持股40%、杨文灿持股40%。杭州嘉豪娱乐有限公司（原杭州敦星娱乐有限公司）设立期间及经营初期，因资金周转需要，严贤顺曾陆续向吴文松、周天祥等人借款。 2013年6月13日，严贤顺、朱玉英、严卓依向吴文松出具借条1份，载明：“今由严贤顺、朱玉英、严卓依向吴文松借款200万元整，借款期限一年，自2013年6月13日至2014年6月12日归还，如到期不还有城北村拆迁安××房280平方米做折价抵押，包括昆山开发区中茵广场1号楼1207室和1208室房产证抵押，逾期还款按10%月息计算作为违约金支付给吴文松。2013年6月13日收到70万元整，2013年6月24日收到130万元整。” 2013年7月25日，严贤顺、朱玉英、严卓依向吴文松出具借条1份，载明：“今由严贤顺、朱玉英、严卓依向吴文松借款50万元整，借款期限半年，自2013年7月25日至2014年1月24日归还，如到期不还有城北村拆迁安××房280平方米做折价抵押，包括昆山开发区中茵广场1号楼1207室和1208室房产证抵押，逾期还款按10%月息计算作为违约金支付给吴文松。2013年7月17日收到转账10万元整，2013年7月25日另到承兑汇票327770元整，2013年7月25日另收到现金计72230元整。” 2014年6月29日，吴文松作为甲方，严贤顺、朱玉英、严卓依作为乙方，签订还款协议1份，约定：“乙方于2013年6月13日向甲方借款200万元，于2013年7月25日向甲方借款50万元，合计借款250万元。甲方同意延期到2015年6月11日归还。经双方协商一致，订立以下协议。一、严贤顺、朱玉英、严卓依欠吴文松250万元，乙方承诺在2015年6月11日归还。二、若乙方不能如期归还，有朱玉英、严卓依自愿以城北村拆迁安置可得房屋指标280平方米折价抵债，不足部分由严贤顺、朱玉英、严卓依以现金归还。三、如到期不还自2015年6月12日起，严贤顺、朱玉英、严卓依自愿按月利率5%支付利息，利息按约支付不得拖欠。” 2019年10月10日，吴文松持上述两份借条及相应银行转账凭条、承兑汇票等向本院提起（2019）浙0109民初15936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要求被告严贤顺、朱玉英、严卓依承担还款付息责任。 2013年9月6日，严贤顺向吴文松出具借条1份，载明：“今由严贤顺向吴文松借款200万元整，其中分别为2013年8月8日现金30万元整，2013年8月13日现金10万元整，2013年8月18日现金10万元整，2013年8月27日现金10万元整，2013年9月6日现金30万元整，2013年9月6日转账110万元。借款期限到2014年1月30日还清，如到期不还有杭州敦星娱乐有限公司折价抵押，逾期还款按10%月息付算作违约金支付给吴文松。”当日，严贤顺银行账户内现金存入款项110万元。 2013年9月26日，严贤顺向吴文松出具借条1份，确认向其借款80万元，承诺于2014年1月25日还清。 2014年6月11日，吴文松代严贤顺向浙江汇德隆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支付租赁费30万元。 严贤顺另向吴文松出具收条1份，确认收到人民币40万元。 2014年7月4日，严贤顺向吴文松出具借条1份，载明“由严贤顺向吴文松2014年6月29日借到200万元整，2014年7月2日借到80万元，2014年7月4日借到70万元，合计向吴文松借到350万元，到2014年12月30日还清。若不能如期归还自愿以杭州敦星娱乐有限公司折价抵债给吴文松，到期不还自愿按月利率5%支付利息给吴文松。”就上述借款事实，严贤顺分别在对应的吴文松账户现金取款银行凭条上书写“现金收到，严贤顺”进行确认。 2014年7月5日，严贤顺、杭州敦星娱乐有限公司向吴文松出具承诺书1份，载明：“杭州敦星娱乐有限公司为发展需要，多次向吴文松借款，共计借款570万元，承诺到2014年12月30日还清。如不能按时还清，承诺根据《借款协议》条款按月利率5%每月支付给吴文松，不得拖欠。如拖欠借款与利息，承诺由评估公司对杭州敦星娱乐有限公司资产评估折价抵债给吴文松，不足部分由我法人严贤顺个人以现金补足归还清。同时承诺所有涉及到杭州敦星娱乐有限公司的债权债务都由我法人严贤顺个人承担，并承担法律责任。”严贤顺作为承诺人，杭州敦星娱乐有限公司负责人王梦颖作为证明人在承诺书中签字确认，杭州敦星娱乐有限公司在承诺书中加盖公章。 2014年7月5日，吴文松作为甲方，杭州敦星娱乐有限公司（法人严贤顺）作为乙方，签订借款协议1份，约定：“乙方因发展杭州敦星娱乐有限公司需要，于2013年8月份起到2014年7月5日止向甲方合计借款570万元。甲方已共计借给乙方570万元，经双方协商一致，订立以下协议：一、乙方向甲方共借款570万元，到2014年12月30日还清。二、若乙方不能如期归还，自愿以杭州敦星娱乐有限公司折价抵债，不足部分由法人严贤顺个人以现金补足归还。三、乙方在未还清借款前，不得将杭州敦星娱乐有限公司转让或以此公司名义抵押借款。包括所有杭州敦星娱乐有限公司债权债务均由法人严贤顺个人承担。四、自2015年1月1日起，乙方自愿按月利率5%支付利息给甲方，利息按月支付，不得拖欠。五、若乙方不按本协议规定归还借款，甲方有权接管杭州敦星娱乐有限公司经营，并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甲方为实现债权造成的损失（包括代理费、诉讼费等）由乙方承担。以上借款都有我法人严贤顺现金收到，有法人严贤顺担保。”朱玉英、严卓依作为担保人，杭州敦星娱乐有限公司负责人王梦颖作为证明人，均在借款协议中签字确认。 2014年9月12日，吴文松代杭州敦星娱乐有限公司向浙江汇德隆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支付租赁费、水电费、管理费等共计50万元。2014年11月、12月期间，杭州敦星娱乐有限公司产生水电费用共计2975.50元，该款由吴文松支付。 2015年1月2日，严贤顺通过案外人向吴文松支付50万元。 2015年1月16日，严卓依自银行卡取现99900元。此后，以现金方式向吴文松支付10万元。 2015年1月17日，严贤顺、严卓依向吴文松出具承诺书1份，载明：“因我严贤顺欠债累累，无法生存下去，现有吴文松帮我偿还债务，列债务清单：欠钱利产、钟玉龙、任军、钱国强、何林立、李东建合计180万元，欠汇德隆租赁费68.70万元，欠韩伟20万元，汽车抵押20万元，木工费5万元，贴砖工费2.50万，瓷砖款10万元，铝合金9万元，广告灯箱费7.50万元，广告印刷费3万元，沙发2万元，系统费6万元，酒水费13.50万元，空调安装费7万元，员工工资21.90万元，合计374万元。除上述债务，如另外还有对杭州敦星娱乐有限公司债权、债务，由我严贤顺、严卓依承诺承担，负一切法律责任，与吴文松无关。” 2015年1月17日，吴文松作为甲方，严贤顺、朱玉英、严卓依作为乙方，签订补充还款协议1份，约定：“一、因乙方严贤顺在2013年8月份起到2014年7月5日共计向甲方吴文松借得人民币570万元，有朱玉英、严卓依担保人，约定在2014年12月30日还清否则有杭州敦星娱乐有限公司折价抵债，不足部分由严贤顺担保人朱玉英、严卓依以现金归还甲方吴文松。二、现因乙方严贤顺、杭州敦星娱乐有限公司及朱玉英、严卓依债务缠身，在2014年12月30日止根本无任何还款能力，经过甲方与乙方三人多次商讨，乙方严贤顺将杭州敦星娱乐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给甲方吴文松55%股东（抵债220万元整），仍欠350万元整。三、甲方以解救乙方生存困难再替乙方严贤顺、朱玉英、严卓依替还债务（附债务明细）。钟玉龙55万元整；任军60万元整；钱国强33万元整；钱利产10万元整；何林立10万元整；李东建15万元整；韩伟20万元整；汽车抵押借款20万元整；木工费5万元整；贴砖工费2.50万整；铝合金9万元整；广告印刷费3万元整；沙发费2万元整；系统费6万元；空调安装费7万元整。合计替还债257.50万整，加原欠甲方吴文松350万元。现乙方严贤顺、朱玉英、严卓依合计共欠甲方吴文松计人民币607.50万元。四、乙方欠甲方607.50万元的本金，乙方三人自愿从2015年1月20日起按月息1.5%支付甲方吴文松，到还清本金债务止。”补充还款协议附有吴文松代债务人、杭州敦星娱乐有限公司偿还债务清单，载明吴文松替严贤顺、朱玉英、严卓依实际偿还的债务金额计2534082元，严贤顺、朱玉英、严卓依对此签字予以确认。 2015年1月至2月期间，吴文松按上述补充还款协议载明的人员陆续代严贤顺、朱玉英、严卓依偿还对外所负债务。其中，2015年2月16日，案外人钱利灿出具收条1份，确认：“收到吴文松替严贤顺还债90000元，所有严贤顺、杭州敦星娱乐有限公司债权债务全部结清。注：KTV充卡1万元整。” 2015年2月、6月期间，严贤顺数次通过短信方式请求吴文松向其汇款，并称“老板我真的没有办法谢谢你”。 2018年6月29日，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浙0109刑初606号刑事判决书，查明：2013年年底，被告人严贤顺因拖欠被告人吴文松巨额债务，二人经商议决定利用严贤顺的杭州市萧山区北干街道城北村单身拆迁户身份，找人与严贤顺假结婚，以骗取70平方米的拆迁安置房和相关拆迁补助款，并约定将来卖掉安置房偿还拖欠吴文松的债务。后被告人吴文松与其女友被告人晏艳梅商量，决定由晏艳梅和被告人严贤顺假结婚以骗取拆迁安置房和拆迁补助款。2014年1月22日，被告人严贤顺和被告人晏艳梅在杭州市萧山区民政局登记结婚，但二人无实质婚姻关系。同年7月，被告人晏艳梅的户籍迁入杭州市萧山区北干街道城北村。2015年1月份起，杭州市萧山区北干街道城北村村民委员会陆续将拆迁安置过渡费等钱款转入被告人晏艳梅的银行账户内，至案发止，晏艳梅非法获利46976.7元。现城北村安置房正在建造中，尚未进入实物分配阶段（2017年北干街道货币化安置单价为20500元/平方米），该批安置房的建筑成本每平米约3500元，70平米拆迁安置房建筑成本价约为245000元以上。后被告人严贤顺因新增百余万元的外债而被起诉，被告人晏艳梅为避免承担债务，二人遂于2015年12月14日登记离婚。2017年3月22日，被告人吴文松、晏艳梅主动至公安机关投案，被告人严贤顺、吴文松、晏艳梅到案后均如实供述上述诈骗事实，后被告人晏艳梅退缴违法所得46976.7元。判决：一、被告人严贤顺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四个月，并处罚金8000元。二、被告人吴文松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6000元。三、被告人晏艳梅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 2018年12月25日，朱玉英、严卓依分别向吴文松出具承诺书，载明：“严贤顺、朱玉英、严卓依从2013年6月13日起向吴文松多次借钱，到今共欠吴文松本金计8534082元整（不含利息）……现我承诺等城北村安置房可分配时一定马上配合取号领房，将我名下安置房按当时市场价抵债给吴文松，并承诺等政府可办房产证时立刻配合吴文松办理房产证，证件齐全以后，立刻转到吴文松名下。” 2019年5月11日，吴文松作为甲方，严卓依作为乙方，签订以物抵债协议书1份，约定：“严贤顺、朱玉英、严卓依多次向吴文松借款，双方签订有多份还款协议书，乙方对此完全认可，无任何异议。截至2018年，甲乙双方又一次对账确认债权债务，乙方尚欠甲方债务本金8534082元（不含利息）并对乙方用其房产抵偿债务作了承诺。严贤顺、朱玉英、严卓依三人共享有安置房屋280平方米，本次房屋抵债中，预留70平方米作为债务人生活保障，不在本次抵债范围内，如日后该70平方米权利人自行处置的，与甲方无关。乙方同意将其位于城北村拆迁安××房的属于自己的份额部分140平方米房屋，抵债给甲方，以抵偿其欠甲方的借款。抵债财产共折价350万元，以等额对价方式抵销乙方尚欠甲方的债务350万元。抵债房屋可分配时，乙方在领房后立即将房屋及附属物交付甲方，并由甲方实际占有使用。”同日，吴文松作为甲方，朱玉英作为乙方，签订以物抵债协议书1份，约定：“……乙方同意将其位于城北村拆迁安××房的属于自己的份额部分70平方米房屋，抵债给甲方，以抵偿其欠甲方的借款。抵债财产共折价175万元，以等额对价方式抵销乙方尚欠甲方的债务175万元。” 另查明，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于2017年10月27日对严贤顺进行讯问，严贤顺述称如下：“我是很多年前认识吴文松，我2013年在萧山汇德隆家电广场开了个KTV，问吴文松借了500万元，2013年年底我和吴文松讲起我是离婚的，我说我想找个女的结婚，吴文松给我介绍了一个，是他的女朋友，他给我介绍的时候说是他的女友，就是情人，说跟了他十多年了，说让我和这个女子登记结婚，实际是假结婚，只是把他女友的户口迁进来，这样我们村里拆迁分到房子，他女友就可以分到房子，我也想我分到房子可以卖掉还外面我拖欠的债务。我欠吴文松500万元左右，欠其他人几万的也有，十多万的也有，我就答应吴文松了。” 再查明，自2014年起至今，吴文松陆续通过微信方式与严卓依进行沟通联系，严卓依曾称“您的恩情我和我妈妈这辈子也是还不清了，您是在救我们的命，我现在也只能口头上的谢谢您，我真的也不知道该如何感谢您了”，吴文松称“我现在也只能说尽量尽力而为，如何解脱你们的穷尽”，严卓依称“嗯，我了解，吴伯伯您真的也尽心尽力的帮我们在弄了”，吴文松称“依依，你们是不是一开始就都在骗我？我在急救你们的命，你们倒要我的命了，天底下还要这样可笑的事吗”，严卓依称“吴伯伯，如果我们在骗您，我不会一听到二伯要百分之二十的股份就立刻打电话给您，今天是新年第一天，我就用我和我妈妈的性命发誓，我们如果有骗过您，我们俩不得好死。吴伯伯我今天会去我二伯家一趟，我会尽我自己所有的努力，也对得起您，对得起我自己”，吴文松称“你号码换了吗”，“我不希望你们全家都怎样，我救你们全家，我自己垫进去了，你就可以打算不联系我了，我希望你们不要都做不是人的事”。 2018年5月8日，吴文松与严卓依进行电话联系。其中，吴文松称“这么个烂摊子，这么些朋友，谁真心实意帮过他，有吃有用的时候都来了，有困难了都走开了。只有我文松这个傻子，那么困难，我站出来帮他。这么多钱帮你们，你们的良心在哪里。你父母这年纪死活无所谓了，但是你还年轻，我到今天吃这样的苦，你想想，今天不是我跟他一起合伙做生意亏了，又是情有可原是不是，可现在我是实实在在的现金捧出来帮你们的，你们从没有电话打一个，或年底了电话打一个”，严卓依称“这件事我心里也记挂着，我也是这么想的”，吴文松称“欠我那几百万元大不了跟别人一样没有还么算了，跟别人一样起诉的话，到今天哪会有这样的事”，严卓依称“嗯嗯”。 2019年5月8日，朱玉英与吴文松通过电话就以房抵债事宜进行沟通。其中，朱玉英称“你发给我们的协议书，我们都看过了，我们也同意的，就按照你这样来好了”、“是的，我也看了这个协议，我说吴老板做得好的，还顾着我们母女俩”，吴文松称“我们协议是给外面的人看，严贤顺另外还有债务的，要维护我们自己的利益，要让他们知道我们有这样的凭证，以免后顾之忧。律师也这么说，你们只要商讨好然后签字，就可以作为依据。别人不像我们实实在在，社会上各种人都有，万一有个情况那不是更烦？”朱玉英称“是的，是的”，吴文松称“现在不仅牵涉到债权债务，律师认为，若维护我自己的权利，还是起诉最妥当。但我说若是起诉，她们母女要吃苦了，不仅仅是钱的问题了。这你是知道的，我跟律师这么说。律师就说只要你有把握，你要做好人就这么做吧”，朱玉英称“好的好的，反正我们心里也知道，你也是帮我们的，实事求是的讲，为我们母女俩着想的”，吴文松称“这也是没有办法，事情已经发生了”，朱玉英称“事情已经发生了，你也是可怜我们，做好人”。 本院认为：自然人之间的民间借贷合同的生效要件有二，其一是当事人间存在借贷的合意，其二是存在借款的交付。落实到本案，一、关于借贷合意。严贤顺因经营杭州敦星娱乐有限公司（KTV）及对外偿债所需，曾陆续向吴文松借款。朱玉英作为严贤顺的前妻，严卓依作为严贤顺的女儿，二人与严贤顺共同在补充还款协议、偿还债务清单、承诺书、借款协议、还款协议、以物抵债协议书等借款凭证中签字确认还款，据此应认为严贤顺、朱玉英、严卓依与吴文松之间存在借贷之合意。二、关于借款之交付。案涉当事人之间的借款金额由以下几部分组成，其一系2013年6月13日借条所涉200万元及2013年7月25日借条所涉50万元，因该2份借款涉及以物抵债协议，吴文松持上述借条已另案提起诉讼；其二系2015年7月5日的借款协议及2015年1月17日的补充还款协议所涉570万元（含2013年9月6日借条所涉200万元、2014年7月4日借条所涉350万元）；其三系2015年1月17的补充还款协议所涉由吴文松代为偿还之外债金额2534082元。其一所涉250万元吴文松已另案起诉，故在本案中不作相关认定。其二所涉570万元及其三所涉2534082元吴文松有无实际交付是本案的争议焦点，本院经审查后认为三被告关于吴文松未实际交付款项的抗辩意见不能成立，理由如下：1.借条等债权凭证系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和借贷金额的直接证据。严贤顺、朱玉英、严卓依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严贤顺系经营KTV的经商者，朱玉英系严贤顺的前妻，严卓依系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员，该三人理应知晓出具借条、借款协议、还款协议等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在无证据证明三人存在受胁迫、欺诈等的情形下，应认为该三人出具上述债权凭证属其真实意思表示，对其具有法律约束力。2.关于570万元。严贤顺、朱玉英、严卓依通过出具借条、补充还款协议、借款协议、承诺书、以物抵债协议书等，多次对吴文松出借款项570万元的事实进行了确认。吴文松在庭审中也就570万元款项的交付情况作出了相对合理之说明，并提供了部分证据予以补充证实。3.严贤顺关于借款金额的陈述存在前后矛盾和不合理之处。其中，本案的第一次开庭审理是在浙江省东郊监狱，严贤顺当时仍在服刑。庭审中，承办法官要求严贤顺就案涉借条的出具、款项交付等情况进行说明，严贤顺以“只上过小学”为由表示“不清楚了”。事实上，严贤顺系经营KTV的经商者，其知晓且应当知晓本案中如此大额的借款事实，严贤顺各种“不清楚了”的陈述，显然不符合常理。本案的第二次开庭在本院进行，庭审中，严贤顺又明确表示“2013年6月13日金额为200万元的借条实际拿到140万元，2013年7月25日金额为50万元的借条实际拿到42万多，2013年9月6日金额为200万元的借条没有收到任何款项，8月8日收到20万元港币，2014年8月份还有点现金什么的都算在一起的话是4、50万元，2013年期间实际借到200万元左右，2014年总共借的就是8月份的4、50万元，还有吴文松接手KTV的外债，2015年没有借款”。但严贤顺于2017年10月27日接受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讯问时则称“我是很多年前认识吴文松，我2013年在萧山汇德隆家电广场开了个KTV，问吴文松借了500万元”、“我欠吴文松500万元左右，欠其他人几万的也有，十多万的也有，我就答应吴文松了”。严贤顺前后的陈述，显然自相矛盾。4.关于偿还外债2534082元。2015年1月17日的补充还款协议确定由吴文松代偿的债务金额为607.50万元，所附的吴文松代债务人、杭州敦星娱乐有限公司偿还债务清单中，严贤顺、朱玉英、严卓依对吴文松实际代偿的债务金额2534082元进行了确认。此后，严卓依、朱玉英于2019年5月11日又分别在以物抵债协议中对尚欠借款本金8534082元（含代偿外债2534082元和借款600万元）再次进行了确认。三被告虽辩称上述还款金额中包括了高利贷债务，但吴文松系按照三被告之指示偿还外债，三被告对上述还款金额亦予以确认。即便上述外债中包含了被告所借的高利贷，也不影响吴文松就实际支付的款项要求严贤顺、朱玉英、严卓依进行偿还。5.严贤顺、朱玉英、严卓依虽称吴文松存在虚构债务、垒高借款本金的情形，但严贤顺、朱玉英、严卓依在与吴文松协商达成以杭州敦星娱乐有限公司股权抵债的协议并实际履行以及达成以拆迁安置房抵债的协议的过程中，严贤顺、朱玉英、严卓依均未就协议所载的欠款金额提出过任何异议。甚至，严贤顺、朱玉英、严卓依在电话、短信、微信等沟通平台中曾多次向吴文松表示“老板我真的没有办法谢谢你”、“您的恩情我和我妈妈这辈子也是还不清了，您是在救我们的命，我现在也只能口头上的谢谢您，我真的也不知道该如何感谢您了”等等。若吴文松确为虚构债务之人，严贤顺、朱玉英、严卓依又怎会作出如此“感谢”之举？综上，根据各方提交之有效证据和法庭调查，本院可以认定案涉借条、补充还款协议等债权凭证均属当事人之真实意思表示，足以证明吴文松出借相应款项、代偿相应债务之事实，严贤顺、朱玉英、严卓依依约应承担还本付息之义务。至于目前尚欠之借款本金，根据补充还款协议及所附吴文松代债务人、杭州敦星娱乐有限公司偿还债务清单，可以确认严贤顺、朱玉英、严卓依尚欠吴文松借款本金350万元、代偿外债金额2534082元，合计6034082元。严贤顺、朱玉英、严卓依虽辩称其通过案外人于2015年1月2日支付50万元，通过严卓依于2015年1月16日支付10万元。对此，若上述款项确系用于偿还案涉债务，则理应在双方间于2015年1月17日达成的补充还款协议中得到体现并进行相应扣除。但事实上，补充还款协议中未提及该两笔还款，且吴文松就上述两笔款项系用于偿还严贤顺的其他案外债务已进行合理说明并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实。三被告的此项抗辩意见，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另，原、被告之间虽达成以拆迁安置房以物抵债之协议，但事实上该协议未得到实际履行，吴文松有权就原债务要求严贤顺、朱玉英、严卓依继续履行。综上，吴文松要求严贤顺、朱玉英、严卓依返还借款6034082元的诉讼请求，依据充分且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至于借款利息，补充还款协议虽约定严贤顺、朱玉英、严卓依自愿从2015年1月20日起付，但吴文松代偿的外债2534082元中有部分款项的支付时间在2015年2月，鉴于借款利息应自款项实际交付之日起算，本院酌情认定该2534082元的利息自2015年2月1日起计算。对吴文松超出部分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严贤顺、朱玉英、严卓依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吴文松借款6034082元，并支付该款按月利率1.5%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其中以3500000元为基数自2015年1月20日起算，以2534082元为基数自2015年2月1日起计算）； 二、驳回原告吴文松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被告严贤顺、朱玉英、严卓依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88535元，由被告严贤顺、朱玉英、严卓依负担。 原告吴文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被告严贤顺、朱玉英、严卓依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陈 龙 人民陪审员  冯农星 人民陪审员  李凤娟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朱炳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