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4民终170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顾惠康，男，1946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红斌，浙江秀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丽琴，女，1977年8月2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登富，浙江天程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顾惠康因与被上诉人高丽琴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2020）浙0402民初1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审理过程中，双方当事人申请庭外和解协商一个月，该期间不计入本案审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顾惠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高丽琴归还顾惠康借款本金470000元；支付利息180000元（以本金500000元为基数，自2014年3月起按月息0.5%起暂算六年，实际至付清借款之日止）；负担诉讼保全担保费用1750元，共计651750元；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高丽琴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关于起诉后还款问题。《借款合同》第四条证明顾惠康仅授权张静有催讨借款的代理权，但未授权其有收受还款的权力。2020年1月16日高丽琴支付给张静的30000元，事后经顾惠康认可并亲笔出具《收条》可以在本案借款本金500000元中扣除。但张静2020年1月13日出具的3万元《收条》与本案无关，未经顾惠康认可，且顾惠康一审中也补充提交了一份高丽琴于2013年7月20日向顾惠康另外借款10万元的《借条》，张静2020年1月13日出具3万元《收条》是用来抵销高丽琴上述10万元借款，该《借条》上记载了高丽琴用给张静代购货品、洗头等款项抵扣这10万借款等内容，与高丽琴在一审中提交张静2020年1月13日出具的3万元《收条》时所作陈述及提交的结算清单一致，且张静在2020年3月16日《情况说明》中也明确与本案无关，一审判决对该10万元借条未经庭审认证（或笔迹鉴定），仅以高丽琴否认就不予确认，严重侵害顾惠康的财产权，使其白白损失了3万元借款本金及相关利息。事实上，从2020年1月6日顾惠康提起诉讼后就等于撤销了张静催讨本案借款的代理权，高丽琴是明知的，且二人住在同一小区高丽琴也知道顾惠康的银行账号，没有必要通过张静，且张静至今未将3万元交给顾惠康，故高丽琴与张静有恶意串通之嫌。二、关于借款利息问题。双方的50万元借款从2013年12月1日就签有借款合同并约定有利息，本案《借款合同》第一条和第五条都可以看到，虽然第一条有被高丽琴划掉的痕迹，但还是能清晰地看到，双方约定的月息是1%；且高丽琴在一审中已认可支付过了三个月的利息共计15000元。另外《借款合同》第五条是独立条款，即如果每年3万元不付则需要履行第五条，一审判决以第一条利息约定被高丽琴划掉来否定第五条错误。至于顾惠康按月息0.5%主张利息，是考虑到高丽琴与张静之间的闺密关系及其偿付能力，是顾惠康对自己权利的合法处分作出的让步，不是一审判决否认双方有借款利息约定的理由。三、关于诉讼保全担保费用问题。本案是因高丽琴违约而引起的诉讼，一审判决也认定高丽琴的行为已构成违约。顾惠康的起诉是有事实依据的，申请诉讼保全也有法律依据，提供诉讼保全担保是法律的规定，故本案顾惠康支出的1750元保全担保费用是法定之债，理应由高丽琴负担，一审判决对顾惠康该诉请予以驳回完全错误。 高丽琴辩称，第一，顾惠康称张静没有代理收款权限与其提供的证据冲突。借款合同第四条约定张静有权处理涉案债务催讨事项。第二，顾惠康依据《借款合同》第五条认为高丽琴需要支付利息没有事实依据，第五条没有约定高丽琴付多少利息，没有约定就视为无利息。关于利息约定多少的问题，顾惠康一审起诉要求月息为0.5分，后来要求是月息1分，现在又说是月息0.5，从其主张的不断变化来看，足见双方没有约定利息。第三，《借款合同》第一条是顾惠康自己划掉的，当时借钱给高丽琴是顾惠康的妻子和高丽琴一起合伙开店，当时没有签订合同也没有约定利息，还款时间也没确定。四、高丽琴并没有违约，合同约定每年至少还3万元，实际上顾惠康的妻子张静一直在处理这件事，顾惠康起诉时，高丽琴已经还过两笔3万元共6万元。 顾惠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高丽琴归还借款本金500000元；支付利息180000元（以本金500000元为基数，自2014年3月起，按月息0.5%暂计算六年，实际至高丽琴付清借款之日止）；负担诉讼保全担保费用175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高丽琴负担。本案审理过程中，顾惠康于2020年3月27日将其第一项诉讼请求中关于利息的诉讼请求变更为：高丽琴支付利息360000元（以本金500000元为基数自2014年3月起按月息1%暂计算6年，实际计算至付清借款之日止）。后顾惠康又于2020年4月23日申请撤回了其所增加的诉讼请求，利息仍按原诉讼请求主张。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1月29日，顾惠康向高丽琴转账50万元。2019年1月11日，顾惠康作为出借人、高丽琴作为借款人、案外人张静作为见证人签订《借款合同》一份，约定：“一、高丽琴因为开店创业，需要资金，特向顾惠康借款人民币50万元整，借款期限暂不定。二、高丽琴同意用佳源都市19幢502室所购买的商品住宅房作为对顾惠康的资金担保（暂不抵押房产证件）。三、当出借人在若干年后，需要这笔资金使用时，可以向高丽琴讨回借款，高丽琴归还顾惠康这笔借款可以采取分批归还，也可采取一次性全款归还，可由双方协商确定。四、张静作为这次借款合同的见证人，并现在又是顾惠康的合法夫妻关系，故也可代理顾惠康处理这笔借款的催讨事务。五、如果当顾惠康向高丽琴催讨借款时，高丽琴不例行还款合同而发生纠纷，并经双方协商无果时，顾惠康有权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要求高丽琴从2013年12月1日实际借到这笔50万元资金起，支付合同约定的利息。六、以上借款合同经三方签字后生效，并一式三份，三方各执一份。”该合同由顾惠康、高丽琴及张静分别签字。同日，顾惠康又在该合同右上角手写注明：“经双方协商，从2019年至2020年、2021年，三年中每年最少归还叁万元。以后再协商。”顾惠康、高丽琴对此签字确认。另外，本案中，顾惠康、高丽琴分别提交了一份《借款合同》，两份合同除第一条存在不同以外，其他均一致。顾惠康提供的《借条合同》第一条用笔划掉了“按月息1%计算利息，乙方应在每年年底支付利息一次”的内容，又由顾惠康手写添加了“2013.12.1借款合同约定按月息1%计算利息”的内容，但上述内容未经高丽琴签字确认。高丽琴提供的《借款合同》第一条也用笔划掉了“按月息1%计算利息，乙方应在每年年底支付利息一次”的内容，但未添加其他内容。2020年1月13日，张静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高丽琴3万元整”。对该收条项下的3万元，高丽琴称系归还案涉借款，是通过代购商品货款抵借款及微信转账方式支付，具体为：2019年张静找高丽琴代购护肤品、衣服等赊欠2万元左右，1月13日张静又向高丽琴微信转账5000元、6800元，合计11800元，后经对账发现张静多付了1190元，故高丽琴同日又微信转账给张静1190元。2020年1月16日，高丽琴通过支付宝向张静尾号为9890的工商银行卡三次转账10000元，合计30000元。同日，顾惠康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高丽琴归还欠款人民币叁万元整。”本案审理过程中，顾惠康提交了张静于2020年3月16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载明：“顾惠康起诉后，高丽琴支付给我张静叁万元整，我在2020年1月13号出具过一份收条给高丽琴，这叁万元我没有交给顾惠康，我自己在用，另外我张静没有收到过高丽琴的钱，案件起诉后顾惠康和高丽琴没有碰过头，顾惠康没有收过高丽琴的钱。就这叁万元，顾惠康后来在2020年1月16日重新出具了一份收条，让我把2020年1月13日出具的收条换回来，所以我把顾惠康的收条给了高丽琴，我出具的那张叁万元收条收了回来，事情就是这样。”经查，2020年1月13日张静出具的收条、2020年1月16日顾惠康出具的收条原件均在高丽琴处，高丽琴于2020年3月27日庭审中提交法庭审查。另查，顾惠康和张静于2015年10月登记结婚，于2020年3月16日离婚。顾惠康起诉后申请财产保全，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市分公司提供诉讼保全责任保险，顾惠康支出保费1750元。另外，一审法院于2020年4月7日组织顾惠康、高丽琴双方进行调解，调解过程中，顾惠康、高丽琴均确认双方曾于2020年3月29日达成过一份协议，约定由高丽琴归还顾惠康借款本金等，高丽琴在出售其位于佳源都市的房产后将所欠款项还清。但对该份庭审后双方自行达成的协议，顾惠康、高丽琴均表示不认可其效力，也未作为证据提交法庭。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顾惠康提供的《借款合同》及银行转账凭证，可证明顾惠康、高丽琴之间存在借贷合意且高丽琴已于2013年11月29日收到借款50万元的事实，故顾惠康、高丽琴之间的借贷关系合法成立。本案中，双方的主要争议焦点为：一、高丽琴有无归还过案涉借款；二、双方有无就借款约定利息；三、顾惠康可否主张**琴归还全部借款。关于争议焦点一，高丽琴有无归还过案涉借款。《借款合同》第四条约定，“张静作为这次借款合同的见证人，并现在又是顾惠康的合法夫妻关系，故也可代理顾惠康处理这笔借款的催讨事务。”根据该约定，顾惠康有授权张静处理案涉借款催讨事务的意思表示，在顾惠康该授权未予撤销，且张静与顾惠康仍系夫妻关系的情况下，应认为高丽琴可通过向张静付款的方式归还案涉借款。因此，2020年1月13日、1月16日两份收条项下的6万元均应视为高丽琴向顾惠康偿还借款。顾惠康认为1月13日收条项下的3万元系归还其他债务，但对此顾惠康无充分证据证明，对其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顾惠康又认为1月16日收条项下的款项并未收到，但该笔还款有高丽琴向张静的转账记录和顾惠康本人出具的收条作为证据，应认定高丽琴于1月16日归还了案涉借款3万元。关于争议焦点二，双方有无就借款约定利息。《借款合同》第一条打印部分虽原有“按月息1%计算利息，乙方应在每年年底支付利息一次”的内容，但该内容已经用笔划掉，依法不产生法律效力。顾惠康提供的《借款合同》中由顾惠康手写了“2013.12.1借款合同约定按月息1%计算利息”的内容，但该内容未经高丽琴签字确认，且高丽琴提供的合同文本中并无相关内容，该内容依法亦不产生法律效力。因此，应认定顾惠康、高丽琴未就借款约定利息。《借款合同》第五条另写明，“……要求高丽琴从2013年12月1日实际借到这笔50万元资金起，支付合同约定的利息。”因该《借款合同》第一条中有关利息的约定已划掉，顾惠康据此主张自2013年12月1日起按月利率1%计算利息无事实依据。顾惠康另认为2013年借款时双方约定了按月利率1%计息，但顾惠康该意见无相应证据证明，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关于争议焦点三，顾惠康可否主张**琴归还全部借款。《借款合同》约定，“经双方协商，从2019年至2020年、2021年，三年中每年最少归还叁万元。以后再协商。”根据该约定，高丽琴应在2019年至2021年每年至少归还3万元，三年至少归还9万元，其他款项另协商。本案中，高丽琴虽于2020年1月13日、1月16日归还了借款，但其还款行为显然已逾期，且逾期金额已超过约定的全部最低分期金额（即9万元）的五分之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七条、第一百七十四条之规定，应认为高丽琴已构成违约，顾惠康可主张**琴归还剩余全部分期借款。至于除该最低9万元之外的借款，因双方未约定还款时间，现顾惠康要求高丽琴一并归还，其主张于法不悖，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高丽琴尚欠顾惠康借款本金44万元，顾惠康可主张**琴归还尚欠的全部借款本金。关于顾惠康主张的利息，如前所述，因双方未就利息作出约定，顾惠康要求按月利率1%自2014年3月起计算利息于法无据，但顾惠康可主张自其起诉之日即2020年1月6日起以未还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的利息，其中计算至2020年1月16日为807.12元。关于顾惠康主张的诉讼保全担保费用，因双方并未对此作出约定，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六十七条、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二百零六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高丽琴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归还顾惠康借款本金440000元并支付利息807.12元（利息暂计算至2020年1月16日，此后以未还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二、驳回顾惠康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上述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309元，由顾惠康负担1353元，高丽琴负担3956元；保全申请费4020元，由高丽琴负担，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顾惠康提供张静于2020年5月31日出具的《情况说明》1份，用以证明涉案借款情况，即2013年约定借款期限2年，月息1%，高丽琴支付过3个月利息共15000元，后来没钱想要免除利息，顾惠康也同意，因高丽琴一直没有还本金，双方于2019年签订《借款合同》约定如果高丽琴按约归还借款可免除利息，如违约则按照第五条处理。张静于2020年1月13日出具的3万元收条是归还顾惠康另外出借给高丽琴的一笔10万元借款，由张静在高丽琴处消费抵扣，与本案无关。 经质证，高丽琴认为，该证据不符合证据三性，是顾惠康自己写的，张静没有文化有的字看不懂，故该证据形式内容不合法，且顾惠康未申请证人出庭也不符合常理，另外顾惠康所称2013年1月13日收条上的3万元系抵扣其他款项的相关内容系顾惠康自己所写，且与3万元的还款组成矛盾。 本院认证认为，该《情况说明》形式上属于证人证言，经本院向张静本人核实，其称《情况说明》系顾惠康书写，非其真实意思，其当时系因二人离婚及迁户口等事情被迫签字，故此，本院对该《情况说明》不予认定。 二审中，高丽琴未提交新证据。 经审查，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高丽琴对一审法院判决其归还顾惠康全部尚欠借款及相应利息没有异议，本案争议焦点有三：一、高丽琴已归还款项的认定，亦即张静于2020年1月13日出具收条确认收到的3万元能否认定系归还涉案借款；二、顾惠康主张以本金500000元为基数自2014年3月起按月息0.5%计算借款利息理由能否成立；三、顾惠康主张诉讼保全担保费用应由高丽琴承担的请求能否成立。 关于焦点一，高丽琴主张除了双方无争议的2020年1月16日的3万元还款外，其还曾于2020年1月13日通过微信转账给张静及张静2019年在其处消费所欠款项抵账归还了3万元，并提供了张静出具的3万元收条，顾惠康对该收条所涉款项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张静无权收取相关款项，且该3万元系高丽琴归还另外的10万元借款。对此，本院认为，涉案借款合同约定张静可代理顾惠康处理涉案借款的催讨事务，且张静出具涉案收条时与顾惠康仍系夫妻关系，故高丽琴可通过向张静付款的方式归还案涉借款。至于顾惠康称2020年1月13日3万元系归还另外的10万元借款，但其提供的证据中关于3万元系结清其他借款的内容仅系其单方书写，高丽琴亦不认可，故本院对顾惠康的该上诉理由不予采信，一审判决认定该讼争款项系归还涉案借款并无不当，二审予以确认。 关于焦点二，顾惠康主张**琴应支付其以本金500000元为基数自2014年3月起按月息0.5%计算的借款利息，主要依据为《借款合同》第五条，即高丽琴不例行还款发生纠纷，顾惠康有权向法院提起诉讼并要求高丽琴从2013年12月1日实际借到50万元资金起支付合同约定的利息。对此，本院认为，涉案借款合同中关于利息的约定内容已由双方确认划掉，应为双方就借款利息无约定，顾惠康亦无证据证明2013年12月1日双方就50万元借款约定了利息，故合同第五条关于逾期利率约定不明，再结合双方之间的关系、涉案借款合同签订及顾惠康起诉时间，顾惠康关于利息部分主张的反复以及高丽琴归还部分款项的情况，本院认为一审法院判决高丽琴应支付自顾惠康起诉之日即2020年1月6日起以未还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的利息，并无不妥，二审予以确认。 关于焦点三，本院认为，顾惠康主张的诉讼保全担保费用系因保险公司为其提供担保而向保险公司支付的费用，显然不属于当事人应向法院交纳的费用或法院代为收取的诉讼费用，且当事人在申请财产保全时可以选择多种形式提供担保，顾惠康并非必须通过购买保险的形式提供担保，即该保全保险费用并非其实现债权的必要支出费用，在双方就该费用的承担未明确约定由违约方承担的情况下，顾惠康主张由高丽琴承担明显缺乏依据，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顾惠康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450元，由顾惠康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宁建龙 审 判 员 黄 阁 审 判 员 王 浩 二〇二〇年九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 陈 蓉 书 记 员 王若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