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知识产权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73民终37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市原飞航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法定代表人：郭小平，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知明，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政，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迅邮(上海)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青浦区。法定代表人：刘静，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芬，男，1977年5月28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宁乡县横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彭东，男，1989年3月20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安康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俊明，女，1982年4月20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宁乡县横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静，女，1989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昆山市。上列五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怡，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张腊军，男，1975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原审被告：曾灯亮，男，1993年9月2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上列两原审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爱，上海嘉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深圳市原飞航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原飞航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迅邮(上海)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迅邮公司)、黄芬、彭东、李俊明、刘静、张腊军、曾灯亮侵害商业秘密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2018)沪0107民初111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两次不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原飞航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政，被上诉人迅邮公司、黄芬、彭东、李俊明、刘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怡，张腊军、曾灯亮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爱到庭参加了两次庭审，上诉人原飞航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知明到庭参加了第一次庭审。二审审理中，上诉人原飞航公司撤回对张腊军、曾灯亮的上诉，本院依法予以准许。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原飞航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1.迅邮公司、黄芬、彭东、李俊明、刘静立即停止侵犯原飞航公司商业秘密的行为；2.迅邮公司、黄芬、彭东、李俊明、刘静承担连带责任，共同赔偿原飞航公司的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以下币种相同)200万元；3.迅邮公司、黄芬、彭东、李俊明、刘静共同赔偿原飞航公司因本案支出的合理费用25万元；4.迅邮公司、黄芬、彭东、李俊明、刘静在《解放日报》刊登声明，消除影响。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的客户信息、报价及折扣体系内容，具有经济价值且无法通过公开渠道获得，属于上诉人的商业秘密。二、五被上诉人恶意串通、共同侵害了上诉人的商业秘密，取代了上诉人的交易地位，损害了上诉人的经济利益，扰乱了市场的竞争秩序，一审判决认定错误。被上诉人迅邮公司、黄芬、彭东、李俊明、刘静辩称：上诉人所列举的系统里记载的客户信息非常模糊，可以从公开渠道很容易获取，不构成商业秘密。上诉人主张的折扣体系是自行总结的，亦不构成商业秘密，被上诉人没有接触也没有掌握。上诉人丧失客户是因其自身服务问题造成的，属于正常的商业竞争现象。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故请求法院维持原判。原审被告张腊军、曾灯亮述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飞航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迅邮公司、黄芬、彭东、李俊明、刘静、张腊军、曾灯亮立即停止侵犯原飞航公司商业秘密的行为；2.判令迅邮公司、黄芬、彭东、李俊明、刘静、张腊军、曾灯亮承担连带责任，共同赔偿原飞航公司的经济损失共计200万元；3.判令迅邮公司、黄芬、彭东、李俊明、刘静、张腊军、曾灯亮共同赔偿原飞航公司因本案支出的合理费用25万元；4.判令迅邮公司、黄芬、彭东、李俊明、刘静、张腊军、曾灯亮在《解放日报》刊登声明，消除影响。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一、原飞航公司及迅邮公司的相关情况原飞航公司成立于2002年10月18日，经营范围为承办陆运、空运进出口货物的国际运输代理业务，包括：揽货、订舱、仓储、中转、集装箱拼装拆箱、结算运杂费、报关、报验、保险、相关的短途运输服务及咨询业务；国内货运代理；从事国际航线或香港、澳门、台湾地区航线、国内航线(除香港、澳门、台湾地区航线外)的航空货运销售代理业务(按许可证期限经营及危险品除外)。国内、国际快递；普通货运。迅邮公司成立于2016年2月17日，经营范围为物流科技领域内的技术服务、技术咨询，供应链管理，仓储服务(除危险化学品)，机械设备(除特种设备)的租赁服务，货运代理(除危险化学品)、搬运装卸服务。李俊明、刘静系自然人股东。二、黄芬、彭东、张腊军、曾灯亮与原飞航公司、迅邮公司之间的关系1.2013年12月13日，原飞航公司与黄芬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约定黄芬为上海区域副总，应当保守公司的商业秘密。2015年1月1日，原飞航公司与黄芬签订《雇佣合同》，自2015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聘请黄芬担任公司华东区总经理。其中关于保密条款约定：黄芬作为公司核心人员，工作中会接触到公司的经营商业秘密，同意遵守职业道德，在协议有效期和终止后两年内保守公司的商业秘密；商业秘密包括但不限于公司的客户资讯、运输报价、运营成本、运作流程与规范、公司高级人才的信息、公司财务信息、公司经营战略、海关资料信息等；黄芬同意上述商业秘密只能在公司经营中使用，不应用到任何与公司无关的经营活动中，更不能泄露到竞争对手及相关债权、债务人，也不利用所知晓的秘密为自身谋利，违者将依据造成影响追究相关责任；黄芬不论因何种原因离职，应当于离职时按照规定要求返还记录公司商业秘密的文件、资料、图表、笔记、磁盘等一切载体，不得擅自保留或者交给他人。2.2014年9月2日，原飞航公司与彭东签订《劳动合同》，自2014年8月27日至2017年8月26日聘请彭东为虹桥分公司销售部门业务主管。2017年1月1日，原飞航公司与彭东签订《2017年度分公司经理协议书》，聘任彭东为虹桥分公司经理，负责该公司所辖站点全面管理工作，合同期自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彭东的工作职责包括了分公司业务区域内的市场分析，制定应变策略，不得直接从事或间接参股合作从事或委托、协助亲人朋友从事与公司业务利益相冲突的经营活动，不得利用公司资源为己谋利。关于保密条款约定：公司提取彭东提成的五个点(5%)作为保密费，累计满五万元后不再提取；彭东不论因何种原因离职，应当于离职时返还记录甲方商业秘密的文件、资料、图表、笔记、硬盘等一切载体，不得擅自保留或者交给他人；离职后两年内(自离职之次日起计算)对公司商业秘密等事项负有保密义务，并不得在与公司提供同类服务的其他经济组织兼职、任职或独立从事同类行业，满两年后公司将全额发放保密费，否则公司将扣除保密费并保留进一步追赔损失的诉讼权利。2017年5月13日，原飞航公司与彭东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因彭东在劳动合同期间犯下从事与公司相同业务之原因，双方一致同意于2017年5月12日解除劳动合同；彭东需办理的交接手续包括但不限于项目的移交、资产的回收、工作的汇报、付清对公司应付的款项、提供客户信息；劳动合同解除后，彭东仍负有保守所知悉的公司商业秘密(包括本协议内容)的义务，不得泄露给任何第三方；解除劳动合同之日前的固定工资、业务提成、各种补贴等所有款项作为彭东对公司的赔偿，彭东不再因为原劳动合同的履行、解除，向公司要求支付其他任何费用、补偿或赔偿。3.2017年2月28日，原飞航公司与张腊军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约定未经公司事先书面同意不得泄露、传播、公布、发表、传授公司或者属于他人但公司承诺有保密义务的技术秘密和商业秘密，否则按照公司制度接受处罚；无论张腊军出于何种原因离职，离职后两年内仍负有按照公司制度保密义务和竞业禁止义务。4.2017年2月27日，原飞航公司与曾灯亮签订《劳动合同》，聘任曾灯亮为虹桥分公司销售部门业务员，合同期自2017年1月1日至2020年1月1日。约定未经公司事先书面同意不得泄露、传播、公布、发表、传授公司或者属于他人但公司承诺有保密义务的技术秘密和商业秘密，否则按照公司制度接受处罚；无论曾灯亮出于何种原因离职，离职后两年内仍负有按照公司制度保密义务和竞业禁止义务。5.2017年5月之后，黄芬、彭东的基本养老保险由迅邮公司缴纳。一审法院认为，根据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由于网络技术的发展，资源共享的途径在不断拓展，进入公知领域的信息不断丰富，一般的客户信息不能被轻易认定为商业秘密。商业秘密中的客户名单，一般是指客户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以及交易的习惯、意向、内容等构成的区别于相关公知信息的特殊客户信息，其承载了不为公众所知悉的经营信息，比如客户的需求类型、交易习惯、经营规律、价格承受能力甚至业务负责人的个人信息等。原飞航公司主张的商业秘密系客户信息，具体指货运业务负责人联系方式以及针对每家客户的价格和折扣体系，若要构成商业秘密，须符合以下构成要件：有关信息具有现实的或者潜在的商业价值，能为权利人带来竞争优势；有关信息不为其所属领域的相关人员普遍知悉和容易获得；权利人采取了保密措施。原飞航公司应当就其主张的客户名单构成商业秘密，以及迅邮公司、黄芬、彭东、李俊明、刘静、张腊军、曾灯亮实施了侵犯其商业秘密的行为进行充分举证。本案中，尽管原飞航公司与黄芬、彭东、张腊军、曾灯亮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有保密条款、竞业禁止条款，但条款本身不代表商业秘密的存在，原飞航公司仍需证明合同中涉及的信息符合法定的商业秘密构成要件。原飞航公司主张的客户名单仅限于有业务往来的公司部门、人员名单及联系方式，内容简单，缺乏交易习惯等信息，即使相关信息系经汇总形成，但并无证据证明与原飞航公司处于同一市场领域的他人不能或不易获悉，故上述经营信息无法构成区别于相关公知信息的特殊客户信息，不构成商业秘密。关于价格体系和折扣体系，原飞航公司根据业务量大小以及对价格敏感度不同而给予客户不同的价格折扣，这是业内普遍的报价规律，且原飞航公司对同一家客户给予的折扣幅度区间很大，原飞航公司对于其报价如何体现原飞航公司特有的经营信息、形成秘密点并未充分举证固定，故其主张价格体系、折扣体系构成商业秘密不能成立。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原飞航公司主张的经营信息尚不构成具有商业秘密属性的原飞航公司特有的经营信息；退一步讲，原飞航公司现有的举证亦无法证明黄芬窃取并使用其商业信息；彭东、张腊军、曾灯亮的《劳动合同》中对保密条款的约定模糊，无法证明彭东、张腊军、曾灯亮可以接触到原飞航公司的商业信息；从彭东的《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的内容来看，即使其违反竞业禁止的约定，并不意味着必然构成商业秘密侵权；李俊明、刘静分别是黄芬、彭东的妻子，但原飞航公司并未举证两人通过黄芬、彭东取得并使用原飞航公司的商业信息；原飞航公司并无证据证明张腊军、曾灯亮在迅邮公司工作过，未能举证证明迅邮公司与上海波迪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波迪公司)、浙**月铝业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月公司)、Anglo-AsianTechnicalSolutionsLimited(以下简称AATS公司)之间存在合作关系，亦未能举证证明迅邮公司在与美国布朗乔顿国际有限公司上海代表处(以下简称布朗乔顿公司)、上海欧切斯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切斯公司)、域华电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域华公司)建立合作关系的过程中使用了原飞航公司的商业信息；迅邮公司成立于2016年2月，并无证据证明其成立与原飞航公司2017年之后的业务量锐减之间存在关联关系，即使相关单位后续与其建立合作关系亦不足以证明是因其使用原飞航公司商业信息的缘故；原飞航公司的员工与原飞航公司之间存在利害关系，且其出具的情况说明难以证明商业秘密的存在及迅邮公司、黄芬、彭东、李俊明、刘静、张腊军、曾灯亮使用了商业秘密；迅邮公司运单号与上海筑潮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筑潮公司)、原飞航物流单号一致的情况以及面单上写有“远大”等字样，亦无法证明商业秘密的存在及迅邮公司、黄芬、彭东、李俊明、刘静、张腊军、曾灯亮使用了商业秘密。综上，原飞航公司现有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迅邮公司、黄芬、彭东、李俊明、刘静、张腊军、曾灯亮实施了侵犯原飞航公司商业秘密的行为，一审法院对于原飞航公司主张迅邮公司、黄芬、彭东、李俊明、刘静、张腊军、曾灯亮侵犯其商业秘密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以下简称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对原飞航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一审案件受理费24,400元，由原飞航公司负担。二审中，迅邮公司提交了下列证据：1.汪某某、张某、杨某某书面的证人证言并申请证人出庭，证明布朗乔顿公司、欧切斯公司、域华公司的业务员主动与黄芬或迅邮公司联系进行合作。2.网页截屏，用以证明域华公司、欧切斯公司、布朗乔顿公司的地址、固定联系电话及联系人均系公开信息，不构成商业秘密。上诉人对迅邮公司提交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对于证据1的证人证言，以及杨某某出庭作证陈述内容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对于证据2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该些信息与获取交易机会无关，不能等同于上诉人主张的商业秘密。本院通知三位证人出庭作证，仅杨某某出庭，汪某某、张某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证人杨某某出庭作证陈述：其系2007年10月15日至域华公司工作，域华公司与原飞航公司已经合作了六七年，对接人员一直是黄芬。之后，大概于2016年下半年至2017年上半年间，由于原飞航公司内部管理出现问题，域华公司与原飞航公司间的合作不畅。2017年下半年，其知道黄芬已经离开了原飞航公司，于是向域华公司老板建议将业务交由黄芬处理，后续双方发生交易。本院对于迅邮公司提交上述证据的认定意见如下：1.证人汪永宏、张宇无正当理由未出庭，本院无法核实其实际身份，以及证言内容的真实性，故对该两份证人证言不予采纳。对于杨某某出庭陈述的内容，本院认定如下：一方面杨某某系以个人身份出庭，其证言并未得到域华公司的确认，另一方面根据迅邮公司的自认，以及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证据，域华公司与迅邮公司的合作在2017年3月即已开始，与证人杨某某所陈述的建立合作时间存在矛盾。因此，本院对该证人证言不予采纳。2.对于证据2的真实性确认，该证据可以证明域华公司、欧切斯公司、布朗乔顿公司的地址、固定联系电话及联系人均系公开信息，不构成商业秘密。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事实认定基本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根据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及当事人的陈述，本院另查明：2014年至2017年间，上诉人与域华公司、欧切斯公司、布朗乔顿公司间的交易金额分别为X元、X元、X元。被上诉人确认上诉人对其业务处理系统进行过加密设置，而且进行了分级加密限制，即黄芬、彭东可以看到自己管理区域范围的客户信息。迅邮公司与布朗乔顿公司自2017年2月开始交易，与欧切斯公司自2017年5月开始交易，与域华公司的交易开始不晚于2017年3月。对于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电子证据，本院二审期间组织各方当事人当庭进行勘验下列内容：1.登录原飞航物流业务处理系统，系统中录入有客户基本信息，包括客户名称、寄件联系人、商务电话、专线电话、移动电话、公司传真、电子邮件等信息。此外，该系统中还存有上诉人与域华公司、欧切斯公司、布朗乔顿公司间每一单交易信息，包括重量、价格、业务类别、服务方式、付款方式、结算方式、中转渠道、报关方式等。2.联邦快递官网中有关运费报价的内容。被上诉人对上述勘验内容的意见如下：1.该系统中内容与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在形式上一致，但上诉人可以自行修改系统，故对其内容的真实性不予认可。2.联邦快递官网中有关运费的报价与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报价有所上浮。对于当庭勘验的内容，本院认定意见如下：1.该系统中所反映的内容与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内容基本一致，且与银行交易流水账单吻合，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修改系统，但未提供相应反证，基于民事诉讼高度可能性的证明标准，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纳。2.被上诉人确认联邦快递的报价相较一审中上诉人所提交的报价有所上浮，上诉人在本案中主张的商业秘密的内容包括其针对不同客户相较联邦快递的报价有不同的折扣，该证据与本案审理具有一定关联，故本院对于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联邦快递的报价予以确认。基于上述勘验内容，本院再查明：上诉人建立有业务处理系统，系统中录入有客户基本信息，以及域华公司、欧切斯公司、布朗乔顿公司间每一单交易信息，包括计费重量、基本运费、业务类别、服务方式、付款方式、结算方式、中转渠道、报关方式等。其中有关域华公司交易的主要单据内容显示：付款方式：寄件客户月结；业务类别：国际空运；服务方式：国际空运件；报关方式：快件报关；中转渠道：国际空运件。有关欧切斯公司交易的主要单据内容显示：付款方式：寄件客户月结；业务类别：国内普通快递；服务方式：国内快递件；中转渠道：国内快递件。有关布朗乔顿公司交易的主要单据内容显示：付款方式：寄件客户月结；业务类别：国际空运；服务方式：国际空运件；报关方式：快件报关；中转渠道：国际空运件。相对于联邦快递公司的报价，上诉人与域华公司间的交易价格的折扣约为X%；与布朗乔顿公司间的交易价格的折扣约为X%。相对于德邦快递的报价，上诉人与欧切斯公司间的交易价格的折扣约为X%。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主要争议焦点为：一、上诉人主张的经营信息是否构成商业秘密；二、如上诉人主张的经营信息构成商业秘密，被上诉人的行为是否侵犯了原飞航公司的商业秘密；三、如被上诉人的行为构成对上诉人商业秘密的侵犯，应当如何承担民事责任。对此，本院评述如下：一、上诉人主张的经营信息是否构成商业秘密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的规定，本法所称的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具有商业价值并经权利人采取相应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经营信息等商业信息。关于涉案的域华公司、欧切斯公司、布朗乔顿公司三家公司的客户名单是否构成商业秘密，本院认定如下：首先，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域华公司、欧切斯公司、布朗乔顿公司与其存在长期稳定的交易关系，且有关的交易信息存储于上诉人的加密管理系统中。其次，上诉人在本案中主张的商业秘密主要为客户的交易习惯、意向和内容，包括货运方式、报价折扣、服务方式、付款方式、结算方式等。本院认为，根据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可以反映出上诉人与域华公司、欧切斯公司、布朗乔顿公司间货运方式、服务方式、付款方式、结算方式等交易习惯，以及有关的报价与同行间的折扣比例。综合上述因素，本院认为上诉人所主张的域华公司、欧切斯公司、布朗乔顿公司三家客户名单，其内容包含有区别于相关公知信息的交易习惯、折扣比例等特殊客户信息，具有商业价值，且上诉人对此采取了合理的保密措施，该些信息构成商业秘密。此外，对于上诉人主张其余公司的客户名单，因上诉人未举证证明被上诉人有实施侵犯上诉人该些客户名单的行为，故对该些客户名单是否构成商业秘密，本案中并无必要审查，对于上诉人的相关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二、被上诉人的行为是否侵犯了原飞航公司的商业秘密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的规定，违反保密义务或者违反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商业秘密的，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第三人明知或者应知前述违法行为，仍获取、披露或者使用他人的商业秘密，视为侵犯商业秘密。本院认为，域华公司、欧切斯公司、布朗乔顿公司为上诉人虹桥站的客户，黄芬作为上诉人上海区域副总经理、彭东作为上诉人虹桥分公司销售部门业务主管，其有条件接触到涉案客户信息。本案中，迅邮公司成立时，黄芬和彭东尚未从上诉人处离职，而迅邮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刘静、股东李俊明分别系彭东、黄芬的配偶，黄芬、彭东两人离职后的社保由迅邮公司缴纳。如前所述，被上诉人辩称域华公司、欧切斯公司、布朗乔顿公司基于信赖主动与其进行交易不能成立，基于民事诉讼高度可能性的证明标准，在黄芬、彭东实际接触到上述涉案三家客户名单的情况下，在案证据足以证明黄芬、彭东向迅邮公司披露涉案商业秘密，而迅邮公司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与黄芬、彭东系夫妻关系，其亦应知晓所披露的信息为上诉人的商业秘密，且迅邮公司与上述三家公司实际发生交易，使用了涉案商业秘密。由于黄芬、彭东与迅邮公司股东间的特殊关系，以及迅邮公司为两人缴纳社保，该些行为的实施主体应有共同的意思联络，故本院认定迅邮公司、黄芬、彭东、李俊明、刘静的行为构成共同侵害上诉人商业秘密。三、关于被上诉人民事责任的承担迅邮公司、黄芬、彭东、李俊明、刘静实施了侵害上诉人商业秘密的行为，其应当承担停止侵害的民事责任。关于消除影响。本院认为，消除影响是指行为人因侵害公民或法人的人格权，在影响所及范围内消除不良后果，各被上诉人虽实施了侵害上诉人商业秘密的行为，但并未对上诉人的商誉造成损害，故不应承担消除影响的民事责任。关于损害赔偿。本案审理中，本院书面通知要求迅邮公司提交与域华公司、欧切斯公司、布朗乔顿公司之间交易金额的证据，迅邮公司拒不提供。上诉人因侵害商业秘密所受到的实际损失，以及被上诉人实施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获利均难以计算，在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上，本院综合考虑下列因素：首先，涉案商业秘密的价值。上诉人与域华公司、欧切斯公司、布朗乔顿公司三家公司具有持续稳定的交易，且交易金额较高。其次，侵权的恶意程度。黄芬、彭东在上诉人处就职期间，即由其配偶成立了迅邮公司，并与上诉人的客户发生交易，其主观上的侵权故意明显。再次，侵权期间。迅邮公司与涉案三家客户发生交易的时间均为2017年2月至5月，且持续至今。对于上诉人为维权所支出的律师费等合理费用，本院根据案件的难易程度、律师的工作量、证据的采纳情况等因素酌情予以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事实认定基本清楚，但遗漏部分事实，法律适用错误，本院依法予以改判。一审案件受理费计收有误，本院依法予以调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二款、第三款、第四款、第十七条、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一项、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商业秘密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款、第三款、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六条第一项、第五项、第七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一项、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判决如下：一、撤销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2018)沪0107民初11168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迅邮(上海)物流有限公司、黄芬、彭东、李俊明、刘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立即停止侵害涉案商业秘密；三、被上诉人迅邮(上海)物流有限公司、黄芬、彭东、李俊明、刘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上诉人深圳市原飞航物流有限公司经济损失人民币50万元，以及维权所支出的合理费用人民币10万元；四、驳回上诉人深圳市原飞航物流有限公司其余上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4,800元，由上诉人深圳市原飞航物流有限公司负担人民币9,093元，被上诉人迅邮(上海)物流有限公司、黄芬、彭东、李俊明、刘静负担人民币15,70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4,800元，由上诉人深圳市原飞航物流有限公司负担人民币9,093元，被上诉人迅邮(上海)物流有限公司、黄芬、彭东、李俊明、刘静负担人民币15,707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何 渊审 判 员  邵 勋审 判 员  范静波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六日法官助理  陈蕴智书 记 员  周 颖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经营者不得实施下列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三）违反保密义务或者违反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商业秘密；经营者以外的其他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实施前款所列违法行为的，视为侵犯商业秘密。第三人明知或者应知商业秘密权利人的员工、前员工或者其他单位、个人实施本条第一款所列违法行为，仍获取、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该商业秘密的，视为侵犯商业秘密。本法所称的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具有商业价值并经权利人采取相应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经营信息等商业信息。第十七条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受到不正当竞争行为损害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因不正当竞争行为受到损害的经营者的赔偿数额，按照其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确定；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按照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确定。经营者恶意实施侵犯商业秘密行为，情节严重的，可以在按照上述方法确定数额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确定赔偿数额。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经营者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经营者违反本法第六条、第九条规定，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权利人五百万元以下的赔偿。第三十二条在侵犯商业秘密的民事审判程序中，商业秘密权利人提供初步证据，证明其已经对所主张的商业秘密采取保密措施，且合理表明商业秘密被侵犯，涉嫌侵权人应当证明权利人所主张的商业秘密不属于本法规定的商业秘密。商业秘密权利人提供初步证据合理表明商业秘密被侵犯，且提供以下证据之一的，涉嫌侵权人应当证明其不存在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一）有证据表明涉嫌侵权人有渠道或者机会获取商业秘密，且其使用的信息与该商业秘密实质上相同；……（三）有其他证据表明商业秘密被涉嫌侵权人侵犯。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商业秘密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与经营活动有关的创意、管理、销售、财务、计划、样本、招投标材料、客户信息、数据等信息，人民法院可以认定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第四款所称的经营信息。前款所称的客户信息，包括客户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以及交易习惯、意向、内容等信息。第二条当事人仅以与特定客户保持长期稳定交易关系为由，主张该特定客户属于商业秘密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客户基于对员工个人的信赖而与该员工所在单位进行交易，该员工离职后，能够证明客户自愿选择与该员工或者该员工所在的新单位进行交易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员工没有采用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第三条权利人请求保护的信息在被诉侵权行为发生时不为所属领域的相关人员普遍知悉和容易获得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第四款所称的不为公众所知悉。第五条权利人为防止商业秘密泄露，在被诉侵权行为发生以前所采取的合理保密措施，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第四款所称的相应保密措施。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商业秘密及其载体的性质、商业秘密的商业价值、保密措施的可识别程度、保密措施与商业秘密的对应程度以及权利人的保密意愿等因素，认定权利人是否采取了相应保密措施。第六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在正常情况下足以防止商业秘密泄露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权利人采取了相应保密措施：（一）签订保密协议或者在合同中约定保密义务的；……（五）对能够接触、获取商业秘密的计算机设备、电子设备、网络设备、存储设备、软件等，采取禁止或者限制使用、访问、存储、复制等措施的；……。第七条权利人请求保护的信息因不为公众所知悉而具有现实的或者潜在的商业价值的，人民法院经审查可以认定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第四款所称的具有商业价值。生产经营活动中形成的阶段性成果符合前款规定的，人民法院经审查可以认定该成果具有商业价值。第十条当事人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所承担的保密义务，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第一款所称的保密义务。当事人未在合同中约定保密义务，但根据诚信原则以及合同的性质、目的、缔约过程、交易习惯等，被诉侵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获取的信息属于权利人的商业秘密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被诉侵权人对其获取的商业秘密承担保密义务。第十一条法人、非法人组织的经营、管理人员以及具有劳动关系的其他人员，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第三款所称的员工、前员工。第十二条人民法院认定员工、前员工是否有渠道或者机会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可以考虑与其有关的下列因素：（一）职务、职责、权限；……。第十六条经营者以外的其他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侵犯商业秘密，权利人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七条的规定主张侵权人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十七条人民法院对于侵犯商业秘密行为判决停止侵害的民事责任时，停止侵害的时间一般应当持续到该商业秘密已为公众所知悉时为止。……。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