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10民终103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北省龙孚房地产有限公司，住所地荆州市荆州区人民路4号第15栋2门4层3室。法定代表人：龚树良，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涛，湖北三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姚永海，男，1961年5月1日出生，汉族，住公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谢良桥，湖北蓝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龚树良，男，1978年6月3日出生，汉族，住荆州市沙市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涛，湖北三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毛洪文，男，1965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住荆州市荆州区。原审第三人：毛爱国，男，1974年8月29日出生，汉族，住公安县。以上两原审第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天涯，北京盈科（荆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湖北省龙孚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孚公司）、姚永海与被上诉人龚树良、原审第三人毛爱国、毛洪文因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荆州市荆州区人民法院（2019）鄂1003民初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湖北省龙孚房地产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龚树良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涛，上诉人姚永海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谢良桥，被上诉人龚树良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涛，原审第三人毛洪文、毛爱国及其委托诉讼代表人赵天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湖北省龙孚房地产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1、撤销（2019）鄂1003民初6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姚永海在一审中对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原审诉讼费和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程序违法。1、被上诉人姚永海变更诉讼请求超过了法律规定的举证期限，法院的准许行为严重违反了法律规定，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姚永海在本案审理中，多次变更诉讼请求。从最初请求准许退还变更为解除合同，到最后变成退还成本支付利润，法律关系随着诉讼请求的变更亦多次变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条、第34条第3款规定，提出增加、变更诉讼请求界定在一审举证期限内，否则，法院将不准许原告增加或变更诉求的申请。而《民事诉讼法》解释第232条的规定却是针对增加诉讼请求、被告反诉等情形。该条解释与证据规则第34条第3款规定不同，一是只言增加诉求，未言变更诉求，二是增加诉求的提出时间确定为“案件受理后，法庭辩论结束前”。根据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对于增加诉讼请求的，应依据民事诉讼法解释办理。对于新法没有规定的变更诉求的提出时间，因证据规则并未失效，还应适用。结合本案，被上诉人姚永海的数次变更诉讼请求超过了法律的时限规定，原审法院应当予以驳回。2、原审法院既然认定上诉人龙孚公司与被上诉人姚永海、原审被告龚树良、原审第三人毛爱国、毛洪文等4人形成合伙关系，则法院应当行使释明权，告知作为合伙人之一的原审被告龚树良也具有利润分配权，给予原审被告龚树良一定程度的司法救济，否则就丧失了人民法院客观、公正立场。二、认定事实错误。1、原审法院没有查清2013年1月23日签订的《个人合伙协议》到底有几个合伙人？或者说签约主体有几个？根据原审法院在判决书的认定，上诉人龙孚公司以其行为加入到被上诉人姚永海、原审被告龚树良、原审第三人毛爱国、毛洪文四人合伙开发房地产的法律关系中，与四人合伙体之间订立了合资合作开发虎渡河畔小区项目的合同。简单来说就是原审法院认为本案有两个法律关系，一是毛爱国、龚树良、毛洪文、姚永海四人的合伙关系；二是上诉人与上述4人形成合作开发合同关系。然而在本案中多方当事人在庭审中围绕的焦点是龚树良在2013年1月23日签订的《个人合伙协议》的签约行为到底是个人行为还是职务行为，即能不能代表上诉人龙孚公司与他们签订合伙协议。我们姑且不谈《个人合伙协议》的效力，多方当事人能一致确定的就是《个人合伙协议》是四方不是五方。合同作为一种民事法律关系，是当事人协商一致的产物，是两个以上的意思表示相一致的协议。原审法院无视合同的基本定义和原则，背离合同当事人的基本意愿，人为地在原《个人合伙协议》的基础上再另行设置一个法律合作开发合同关系，其行为完全丧失了“以事实为依据”这一基本审判原则。2、《个人合伙协议》原审被告龚树良的个人行为，与上诉人无关。不可否认原审被告龚树良为上诉人公司的执行董事，但原审法院不能以此作为依据推定上诉人龙孚公司同意以其名义开发房地产并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上诉人龙孚公司是依《公司法》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其出资1000万元为实缴资本。在之后的“招拍挂”中，上诉人取得项目的土地使用权，其产生的费用均为上诉人支付。反观《个人合伙协议》，毛爱国、龚树良、毛洪文、姚永海4人约定以现金方式出资，但在本案审理中，被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自始至终未提交证据证明上诉人账号收到所谓合伙人的“投资款”。显然，毛洪文等三人的款项进入到龚树良的私人账号中。龚树良的收款行为或借款或分配，均与上诉人无关。3、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毛爱国、龚树良、毛洪文、姚永海4人形成“合作开发合同关系”明显错误。原审法院认定形成新的“合作开发合同关系”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的第22条。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断章取义，错误理解上述司法解释。根据上述解释第14条明确规定，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是指当事人订立的以提供出让土地使用权、资金等作为共同投资，共享利润、共担风险合作开发房地产为基本内容的协议，明确了当事人中的一方需提供出让土地权。而形成本案诉讼的毛爱国、龚树良、毛洪文、姚永海4人发生个人合伙纠纷。如前所述，土地款是上诉人中标出资所得，后又以发包方的名义发包给金隆公司，其对应的工程款也是直接支付给金隆公司，在开发项目过程中与被上诉人等4人无关。特别是结合2016年5月6日的《会议纪要》，毛爱国、龚树良、毛洪文、姚永海4人再一次用书面形式确定为合伙承建，即4人分别以金隆公司的名义建设1-6号楼。而这种承建建设行为与上诉人的房地产开发行为属于两个独立的行为，两者之间就是工程承包合同关系。原审法院把这两个独立的关系合二为一，认定为合作开发关系，显然违背了上述司法解释关于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关系的规定。4、退一步而言，就算形成合作开发合同关系，原审法院也应当查明上诉人龙孚公司和原审被告龚树良的实际投资占比。原审法院查明的姚永海的实际投资占比是以《个人合伙协议》为基础，即以约定投资20%的比例为基础计算实际投资。但又在判决中认定上诉人、毛爱国等4个合伙人形成的5方合伙开发合同关系。既如此，原审法院又以《个人合伙协议》为依据，依据约定的出资比例计算实际占比，这显然自相矛盾。就算形成新的合作法律关系，那上诉人龙孚公司和原审被告龚树良应投资比例多少？实际出资是多少？实际投资占比又是多少呢？这些疑问均未一一查明或解答，如果按照原审法院这种计算方式，5方当事人的投资比例累计之和岂不是超过了100%。5、原审法院对房地产开发项目的成本、支出等认定明显违背常识。从房地产企业的会计科目上看，房地产开发项目的成本、费用列项基本包括以下几个一级科目：（一）开发成本，主要包括土地征用及拆迁补偿费、前期工程费、基础设施费、建筑安装工程费和公共配套设施费。（二）开发间接费用，所属直接组织和管理开发发生的费用，包括：管理人员的工资、职工福利费用、折旧费用、修理费、办公费、水电费、劳动保护费、周转房摊销等。（三）管理费用。（四）财务费用。（五）销售费用。（六）营业税金及附加。在以上成本构成项中，开发成本虽是开发项目中的关键性支出，但并不能对其他的支出进行否定。原审法院在判决中遗漏诸多成本是对房地产开发项目认识的缺乏，又对成本构成缺乏常识性的了解，其计算方式粗暴简单，必然导致判决结果不公。6、在合作项目没有进行清算的情况下，原审法院直接判令上诉人给付被上诉人利润违反法律规定，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原审法院混淆了盈利模式和盈利状态的概念。状态是人或事物表现出来的形态，原审法院对项目盈利的认识是基于主观，而主观认识又受认知者本身的条件、兴趣、动机、知识经、心境、个性特征等重要因素的影响，是一种动态。盈利模式指按照利益相关者划分的企业的收入结构、成本结构以及相应的目标利润，是一种静态。原审法院在没有经过科学审计的情况下，偷换概念，以静态的盈利模式取代盈利状态，片面的认定项目的总市值和成本，在楼盘没有出售的情况下，直接认定利润，完全违背了商业运行规则。被上诉人诉请是要求直接支付利润，根据《企业会计准则一般规则》的规定，利润是指企业在一定会计期间的经营成果，其计算方式有专门的法规规章所规定。法院作为审判机构，其工作职责本身就不在财务审计、核算之列。原审法院对利润的认定就好比裁判官对着医疗书记依葫芦画瓢的对一个病人作出了所谓的专业医疗诊断。利润是一个会计专业词语，人民法院对利润的认定应当聘请第三方中介机构对合作开发项目的财产进行清查、估价、变现、清理债权、债务、分配剩余财产等清算。否则原审法院毫无根据的一个主观推定既侵害了投资者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也违反了企业财务制度和有关法则对清算的有关规定。综上，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判决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上诉人姚永海的上诉请求：一、撤销（2019）鄂1003民初6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湖北省龙孚房地产有限公司及龚树良向上诉人姚永海支付人民币10524858元（该金额包括投资成本人民币5793092.4元及利润人民币4731765.6元）；二、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由被上诉人湖北龙孚房地产有限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姚永海为购买涉案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资2275000元和因购买弥市粮管所A区资产出资444000元，有事实依据及相关证据证明，一审法院仅认定上诉人出资金额为346080元，系认定事实不清，更是认定事实错误，且与逻辑不符。2011年，位于弥市粮管所的涉案宗地由上诉人（占20%份额，出资44.4万元）、被上诉人（占40%份额，出资88.8万元）及第三人毛爱国、毛洪文（各占20%份额、各出资44.4万元），合资人民币222万元竞买成功后，该宗地又于2012年9月28日被区收储中心以人民币3350400元收储，上诉人基于其所占项目20%的份额，其应得的款项为人民币670080元。为竞拍及开发上述宗地，2013年1月23日，龚树良、姚永海、毛洪文、毛爱国四人签订《个人合伙协议》，即各方共同出资竞拍、开发关于涉案宗地，其中约定上诉人的出资比例为20%、龚树良的出资比例为40%、毛洪文和毛爱国各占20%。2013年3月22日，湖北省龙孚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孚公司）与荆州市国土资源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土地出让合同》，以人民币960万土地出让金取得涉案土地使用权，加税费共计人民币1000万元（于竞拍成功后三周内支付）。在上述《个人合伙协议》及《国有建设用土地出让合同》签订前后，上诉人分别于2013年2月27、28日通过王某2代其向龚树良分别支付投资款20、50万元，2013年2月27日通过王某1代其向龚树良支付投资款50万元，同时上诉人还向龚树良支付出资款现金52.5万元，向龚树良借款55万元用于涉案宗地的竞买开发出资，共计227.5万元。2013年6月18日，区收储中心将上述3350400元收储补偿款中的222万元支付给龚树良。合作人商议分配该222万元，按上诉人的20%份额比例，其分配上述款项的金额为人民币44.4万元。为解决上诉人姚永海与龚树良之间关于竞拍款项的经济往来，上诉人此时与龚树良进行结算：即在上诉人分得的该44.4万元补偿款中，上诉人姚永海在清偿其欠龚树良55万元借款的25万元的同时，其还支付了龚树良办证费7.4万元。此时，上述44.4万元的补偿款中上诉人姚永海出具证明“原粮站补偿款中姚永海的款项总额剩余12万”。后龚树良于2013年9月18日领取了余下收储补偿款1130400元，其均未向包括上诉人在内的其他合作人说明，直至本案审理中上诉人和其他合伙人才得知该事实。按上诉人20%的份额其应分得款项为人民币226080元。因此2013年6月30日龚树良给姚永海出具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四项规定，以上《证明》及其他证据可以推定：1、姚永海第一次购买工业用地使用权的投资款444000元，第二次购买出让地使用权投资款2275000元已付清；2、2013年3月下旬姚永海在第二次购买出让地时，姚永海向龚树良借款55万元；3、龚树良从姚永海应得的44.4万元中扣减借款25万元；4、龚树良从姚永海应分得的44.4万元中扣减办证费用7.4万元；5、姚永海还欠龚树良30万元系另一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6、姚永海在投资款中还剩12万元；7、若姚永海未付清两次购地款，其他合资人不会让其继续投资；8、第二次购买土地使用权时，姚永海通过银行转账120万元，共出资227.5万元。二、在取得案涉宗地后，上诉人姚永海为进行建设而平整场地、打桩、加油、水电等开支费用378826.39元，一审法院仅认定4860元，系认定事实错误，应予纠正。原审未认定金额如下：1、汽油发票6万元；2、销货计数单390元；3、赵荆桥出具条据1950元；4、吴艳华出具的《领条》750元；5、汪显兴《条据》53220元；6、李卫《条据》41100元；7、《收据》10000元；8、《收据》140元；9、《恒通工艺制作中心结算单》400元；10、《水电专用发票》1081元；11、龚树良《证明》3500元；12、《销货技术单》570元；13、荆州区户外行用品店《收据》260元；14、荆州区弥市镇佳佳家具经营部《收据》4200元；15、高福培《证明》400元；16、荆州区弥市镇明珠超市《收据》100元；17、《江陵县弥市供销社销货发票》540元；18、《弥市弥联家电超市销售凭证》150元；19、弥市加油站押金《收条》300元；20、弥市加油站加油小票58475.39元；21、赵世娥四张《收条》10300元；22、荆州市金成新型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开具加气块提货单2359块、荆州市金发建材有限公司标砖6300块《出库存单》等。均有证据证明。上述姚永海负责拆迁、平整场地、打桩所支付的加油、水电等费用378826.39元。证据上反映的明细是948826.39元，减利息6万元，减12万元，减证据办理开工费用39万元（或者说减去证据28中的20万元、证据29中的25万元、证据26中的12万元），余下378826.39元系姚永海所支付的凭证场地、打桩、加油、水电等费用。原审只认定4860元，系认定事实错误。三、上诉人姚永海为办理开工手续而出资的人民币39万元，应依法予以认定。1、上诉人姚永海为办理开工手续支出19万元。2013年11月24日龚树良收到姚永海用于办开工手续费用25万元（扣减借款利息6万元，实付19万元），该19万元经龚树良本人签字认可，应依法予以认定。2、张国荣代表龚树良向上诉人姚永海收取了开工手续费用20万元，张国荣已出庭证明。四、上诉人姚永海为合资建房出资金额为2403186.01元，原判仅认定1705677.1元，系认定事实错误。原审未认定金额为：1、吴昌义《水电费专用发票》1012元；2、证据32中的32张收据；3、证据38中落款时间为2013年1月5日、16日的开支720元；4、吴昌义电费发票106.59元；5、证据39中夏文军领取的50万元劳务工资；6、证据40、41中2014年项目部生活费10150元；7、证据40、41中2014年1月至2015年3月工资2050元；8、姚永海工资160000元；9、姚永海主张的其他小型开支27000元等，以上所列费用均是建设四号楼的开支，且有证据证明，应予认定。有关夏文军领取了50万元劳务工资，其作为项目工地的施工人员，夏文军已出具证明，且是客观事实，也符合建设作业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关于34150元工程项目部生活费、工资。吕学平系工地的炊事员，李世标与何诗文系工地的保管员、高工（监理）、唐工（项目经理）、张超（工地值班人），他们在工地上的生活费、工资等为实际垫付的投资款。关于姚永海工资160000元工资。姚永海是经过三位股东讨论决定安排在工地上负责拆迁、平整土地、打桩、做工棚等工作，应当给付工资。关于27000元四号楼工地小型开支。开支是李世标、何诗文（工地保管员）经手，并在发票上签了字，应予认定。五、被上诉人龚树良应予被上诉人龙孚公司共同向上诉人承担给付责任。被上诉人龚树良作为龙孚公司股东，通过本案涉案项目的开发明确显示其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应当对龙孚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原审第三人毛洪文述称：对一审判决无异议。原审第三人毛爱国述称：对一审判决无异议。姚永海一审诉讼请求：1.请求准许姚永海退伙；2.请求判令被告龙孚公司、龚树良退还姚永海合伙时投入的财产份额5567012.4元；3.请求对合伙期间积累的财产按20%的股份分配给姚永海；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龙孚公司、龚树良承担。案件发回重新立案后，原告姚永海变更诉请为：1.请求判令解除原告姚永海与被告龙孚公司、龚树良，第三人毛洪文、毛爱国的合同；2.请求判令被告龙孚公司、龚树良退还原告姚永海合伙时投入的财产份额5793092.4元；3.请求判令被告龙孚公司、龚树良对合伙期间积累的财产按20%的比例折算合人民币9152738元（未含税）支付给原告姚永海；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龙孚公司、龚树良承担。第一次庭前会议后，原告姚永海再次变更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龙孚公司、龚树良按照合同约定退还原告姚永海合资开发建设虎渡河畔商品房建设项目投资成本5793092.4元，并支付利润8933631元（未含税）；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龙孚公司、龚树良承担。一审认定：2013年1月23日，龚树良、毛洪文、毛爱国、姚永海签订《个人合伙协议》，约定：共同出资竞拍、开发位于荆州××××路南侧面积为8763.2平方米商住土地（以下简称涉案土地）使用权，并共同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四方同意以龙孚公司名义参与上述土地使用权的竞拍，若竞拍成功，以龙孚公司的名义进行开发；各合伙人均以现金方式出资，其中龚树良出资比例为40%，毛洪文、毛爱国、姚永海出资比例各为20%；在竞拍、开发上述土地使用权过程中，涉及应交纳保证金等相关款项的，各合伙人应按公告规定期限或流程时间按照其出资比例，将相应出资金额汇至龚树良账户内，由其统一安排事务；利润分配以出资额为依据，按百分比例分配利润。如经营亏损亦按出资比例承担风险责任；合伙的经营活动由合伙人共同决定；涉及挂牌、竞拍、开发事务的公告等相关法律文书均为本协议附件，如有未尽事宜，应由合伙人集体讨论补充或修改。此外，还对入伙、退伙、出资的转让进行了约定，但未约定合伙经营负责人。2013年3月22日，荆州市国土资源局与龙孚公司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以9600000元的价格出让了涉案土地的使用权。龙孚公司取得该涉案土地使用权后，先后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用以开发建设虎渡河畔小区项目，并就小区桩基础工程、土建安装工程分别与荆州市城市建设集团工程有限公司、金隆公司签订《湖北省建设工程施工承包合同》；与湖北省泰立消防系统工程有限公司荆州分公司签订《消防施工合同》；与湖北天成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签订《建设工程委托监理合同》；与荆州市福达水务有限公司签订《供用水管道施工协议书》《供用水合同》。2014年1月至2015年1月期间，姚永海为修建虎渡河畔小区及4号楼支付各项开支共计1710537.1元。2014年6月20日，荆州市房产管理局颁发的鄂荆州商预（2014）022号《商品房预售许可证》载明：“虎渡河畔小区销售面积为20799.95平方米，住宅、商业用途，预售均价（住宅）3396元/平方米。”2016年5月6日，龚树良、毛洪文、毛爱国、姚永海在荆州盟达大酒店召开会议，形成《会议纪要》：“自2011年以来，龙孚公司（弥市虎渡河畔小区）四位股东从购地到开发基本完成，由于股东之间有小的分歧，到2016年5月没有开过股东会，也没有正规的财务报表，现经过四位股东共同协商，就公司账目及股东之间的内部账目、预算达成以下条款：一、四位股东一致通过同意于2016年5月9日开始，将龙孚公司（弥市虎渡河畔小区）的公司账及股东内部账全部清算（清算地点暂定盟达大酒店）；二、股东比例为龚树良40%、毛洪文20%、毛爱国20%、姚永海20%，经过股东算清楚弥市虎渡河畔小区投资款后，按实际投入分配商品房；三、四位股东当时达成，由龚树良、毛洪文二位股东合作修建虎渡河畔小区1号、2号、3号、5号、6号楼，毛爱国、姚永海二位股东合作修建4号楼，价格四位股东共同协商定价，价格同起同降；四、如有争议，四位协商解决，解决不了可以通过当地法院解决。”2016年5月9日，由于龚树良未出席股东会进行对账，其余三方对出资凭证及金额协商通过诉讼方式予以认定。截止一审诉讼过程中，虎渡河畔小区项目已经修建完毕，尚未通过验收，但部分房屋已由龙孚公司对外出售并交付使用。另查明，2011年8月21日，龚树良、毛洪文签订《共同投标弥市粮管所A区的联合竞买协议》，约定由龚树良出资60%，毛洪文出资40%，联合竞买、共同投资弥市粮管所A区项目，双方按照出资比例享有权利、承担义务。在实际出资中，姚永海为龚树良名下的隐名出资人，龚树良名下60%的出资中有20%由姚永海支付；毛爱国为毛洪文名下的隐名出资人，毛洪文名下40%的出资中有20%由毛爱国支付。2011年8月30日，龚树良、毛洪文以荆州市融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名义与荆州市荆州区弥市粮油管理所签订《国有产权交易合同（A区）》，以2220000元的价格竞拍到弥市粮油管理所A区资产（土地使用权面积9704.3平方米地，地上建筑物面积4395平方米），但一直未办理过户手续。2012年9月28日，荆州市荆州区土地收购储备中心与荆州市荆州区弥市粮管所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地上附属物收购补偿协议》，以3350400元的价格将上述土地进行收储。2013年3月，荆州市国土资源局将收储的上述土地性质转为国有建设用地，即为涉案土地。2013年6月18日，荆州市荆州区弥市粮管所将2220000元补偿款通过荆州市荆州区土地收购储备中心返还给龚树良。2013年6月30日，龚树良向姚永海书面证明其应享有的补偿款份额剩余120000元在龙孚公司账面。2013年9月16日，荆州市荆州区土地收购储备中心受荆州市荆州区粮食局的委托将剩余补偿款1130400元打入荆州市荆州区军粮供应站的账户。2013年9月18日，龚树良从荆州市荆州区弥市粮油管理所领取补偿款1130400元。再查明，2012年10月24日，龚树良与李元珍（龚树良的母亲）共同投资并依法登记设立龙孚公司，龚树良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占股90%，李元珍占股10%。该公司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销售，对国家政策允许、法律法规未禁止或者限入的行业和领域进行投资。”截至一审诉讼过程中，该公司仅开发了虎渡河畔小区项目。一审法院认为，一审的争议焦点为：一、一审的案由定性问题，即毛洪文、毛爱国、姚永海、龚树良与龙孚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二、龚树良与龙孚公司是否应退还姚永海投资款5793092.4元，并支付利润8933631元（未含税）。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的规定，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是指当事人订立的以提供出让土地使用权、资金等作为共同投资、共享利润、共担风险合作开发房地产为基本内容的协议。一审中，为竞拍及开发涉案土地，毛洪文、毛爱国、姚永海、龚树良四人签订了《个人合伙协议》，同意以龙孚公司的名义参与竞拍及开发，四方“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虽然龙孚公司没有作为一方当事人在该协议上盖章，但并不能仅以该协议来简单、片面地认定一审的法律关系，还应结合一审所查明的事实全面进行审查。合同的订立并非只有书面形式一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条规定：“当事人未以书面形式或口头形式订立合同，但从双方的民事行为能够推定双方有订立合同意愿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是以合同法第十一条第一款中的‘其他形式’订立的合同。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从一审查明的相关事实可以推定龙孚公司存在与四自然人订立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的意愿，理由为：1.龙孚公司知晓该《个人合伙协议》的存在，并认可该协议的内容。四人合伙之一的龚树良作为龙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公司任执行董事一职，其在《个人合伙协议》上签字的行为，足以对外产生龙孚公司同意以其名义开发房地产并承担相应责任的法律后果。2.龙孚公司对虎渡河畔小区的开发与四人合伙密不可分，是在以其行为履行合伙协议和实现合伙目的。（1）根据《个人合伙协议》的内容，能够认定四人合伙的目的就是为了共同开发房地产获利，但四人均为自然人，要通过有资质的房地产开发公司即龙孚公司来实现开发目的；（2）龙孚公司开发的虎渡河畔小区用地范围，与四人合伙事项指向同一标的；（3）四个自然人因合资购买的弥市粮管所A区资产被收储后所取得的补偿款，由龚树良领取后，除姚永海分得部分款项外，剩余款项用于了对虎渡河畔小区项目的开发；（4）根据龚树良出具给毛洪文和毛爱国的收条所记载的内容、2016年5月6日的《会议纪要》、其他三人建房的出资证明材料，能够认定毛洪文、毛爱国、姚永海的出资用于了虎渡河畔小区项目的开发与建设；（5）龙孚公司未对其开发虎渡河畔小区项目资产情况进行举证。根据上述事实，并结合房地产开发过程中实际存在的习惯做法综合判断，龙孚公司主张其系独立开发虎渡河畔小区、与四人合伙无关的理由不能成立。3.龙孚公司具有与四人合伙一起“共同投资、共享利润、共担风险”的意思表示。一审中，龙孚公司并非是将其房地产开发的经营资质出借给四人合伙，而是全程参与了虎渡河畔小区项目的开发建设，在开发活动中涉及的一系列合同均由其对外签署，根据《个人合伙协议》第八条的约定，上述合同亦成为四人合伙协议的附件，所产生的权利义务对内应由龙孚公司和四人合伙共同承担。综上，龙孚公司以其行为加入到四人合伙开发房地产的法律关系中，与四人合伙体之间订立了合资合作开发虎渡河畔小区项目的合同，由于龙孚公司具有房地产开发资质，而龚树良和龙孚公司至今亦未提出证据证实该项目的开发违反了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等，因此，龚树良和龙孚公司提出协议无效的理由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根据姚永海所提交的相关证据，应认定其在一审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关系中共出资2056617.1元，具体如下：1、因购买的弥市粮管所A区资产被收储所应分得的补偿款346080元（120000元＋1130400元×20%）转为投资款；2、为修建虎渡河畔小区项目前期出资4860元（4330元＋530元）；3、为修建虎渡河畔小区4号楼出资1705677.1元（15012.1元＋108345元＋32580元＋434070元＋222680＋256554元＋81995元＋266966元＋17765元＋59780元＋24000元＋180000元＋5930元）姚永海主张为购买涉案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项目开发出资1200000元（200000元＋500000元＋500000元）（证据18-21、51、52）：2013年3月18日，姚永海通过王某2账户向龚树良汇款200000元；2013年3月27日姚永海通过王某2账户向龚树良汇款500000元、通过王某1账号向龚树良汇款500000元。由于没有龚树良出具的收条予以印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姚永海另主张其以现金形式向龚树良支付投资款525000元，并向龚树良借款550000元用以支付投资款，但没有相关证据予以印证，不予支持。对于第一笔出资346080元。根据姚永海提交的《共同投标弥市粮管所A区的联合竞买协议》、龚树良领取补偿款的凭证（证据13-16），龚树良2013年6月30日出具给姚永海的证明（证据11），毛洪文、毛爱国、龚树良三人之间的谈话录音（证据8）以及毛洪文、姚永海的当庭陈述，可以证明龚树良在合资合作期间分两次领取了因四人合资购买的弥市粮管所A区资产被收储所获得的补偿款共计3350400元，龚树良除在第一次领取2220000元土地补偿款后，与姚永海进行了对账，认可龙孚公司的账目中还有其出资120000元外，对其余补偿款并未按照前期约定的出资比例进行清算，剩余款项均在龙孚公司账户，大部分用于支付虎渡河畔小区项目的配套费。故姚永海除在龙孚公司账目中的120000元转为投资款外，其对龚树良第二次领取的地上附着物补偿款1130400元，按照出资比例20%，还应享有226080元转换为投资款。虽然龚树良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对此提出异议，认为龚树良将上述补偿款用于了其他开支，与龙孚公司开发虎渡河畔小区项目无关，但并未提出相关证据予以证实，龚树良本人亦未出庭说明情况、接受质询，故其异议不能成立。对于第二笔出资4860元。龚树良和龙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认为姚永海主张其为虎渡河畔小区项目开发建设，前期支付的各项开支378826.39元，与一审无关。经审查姚永海提交的证据25，一审法院对该异议，部分予以支持，具体认证如下：其中支付荆州市鸿达水务有限公司经理部4330元的收据，符合形式要件，能够达到证明目的，予以认可；其中共计39640元的条据为单方手写记账单，不符合证据形式要件，不予采信；其中一张金额为530元的用餐手写记账单，上面有龚树良的签名，予以采信；其中共计60000元的汽油发票、金额为390元的《销货计数单》、收货人为赵荆桥金额为1950元的条据、吴艳华出具的750元的《领条》、收款人为汪显兴共计53220元的条据、收款人为李卫共计41100元的条据、金额为10000元的《收条》、金额为140元的《收据》、金额为400元的《恒通工艺制作中心结算单》、金额为1081元的《水电费专用发票》、龚树良出具的灰沙砖3500块的《证明》、金额为570元的《销货计数单》、荆州区户外行用品店盖章的金额为260元的《收据》、荆州区弥市镇佳佳家具经营部盖章的金额为4200元的单据、高福培出具花费400元的《证明》、荆州区弥市镇明珠超市盖章的金额为100元的《收据》、金额为540元的《江陵县弥市供销社销货发票》、金额为150元的《弥市弥联家电超市销售凭证》、弥市加油站出具的金额为300元的押金《收条》和共计58475.39元的加油小票，因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达不到证明上述费用是对虎渡河畔小区前期进行建设投入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其中赵世娥出具的共计10300元的四张《收条》，虽写明为收弥市工地水泥款，但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不予采信；其中荆州市金发建材有限公司开具的标砖6300块《出库单》（收货联）、荆州市金成新型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开具共计2359块《加气块提货单》，仅能证明两公司向虎渡河畔小区的供货数量，不能证明姚永海对上述材料进行了支付及支付的金额，达不到证明目的，不予采信。姚永海另主张其为办理虎渡河畔小区项目开工手续出资390000元，依据为龚树良于2013年11月24日向其出具的《收条》（证据26）和张国芬于2014年1月3日向其出具的《收条》（证据27）。龚树良出具的《收条》载明：“今收到姚永海贰拾伍万元正，注明此款中有陆万元为7-11月借款利息，另壹拾玖万元为姚永海早期于公司账户支取的部分款项。”因龚树良收到姚永海的190000元是用于归还其早期于龙孚公司账户中支取的部分款项，不能达到证明姚永海为办理虎渡河畔小区项目开工手续支付190000元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张国芬出具的《收条》载明：“今收到姚永海转账龚树良，金额贰拾万元整。备注（借款）”因该收条并不是由龚树良出具，且备注为借款，不能达到证明姚永海为办理虎渡河畔小区项目开工手续支付200000元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对于第三笔出资1705677.1元。龚树良和龙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辩称该笔出资系姚永海等四个自然人挂靠在金隆公司名下作为承建商的施工出资，不能认定为项目开发出资，其主要依据为2016年5月6日的《会议纪要》。虎渡河畔小区1-6号楼施工建设的承包方为金隆公司，这点各方均无异议，上述会议纪要也仅是姚永海等四个自然人对前期各方为修建虎渡河畔小区1-6号楼合作出资情况的进一步确认，并无其他证据显示金隆公司与姚永海等四个自然人之间存在挂靠关系，龚树良和龙孚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的该项辩称意见不能成立。龚树良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认为姚永海提交的相关凭证来自于其他的项目建设或不具有真实性，不应予以认定，经审查姚永海提交的相关证据，一审法院对该异议，部分予以支持，具体认证如下：对证据28中户名“吴昌义”金额总计为1012元的七张《水电费专用发票》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户名“虎渡河畔”金额总计为15012.1元的十一张《水电费专用发票》予以采信。证据29中盖有公安县齐氏水泥有限公司调拨专用章，可以证明姚永海为修建虎渡河畔小区4号楼购买水泥108345元，对此予以采信。证据30中盖有葛洲坝松滋水泥有限公司销售章，可以证明姚永海为修建虎渡河畔小区4号楼购买水泥32580元，对此予以采信。证据31中盖有华新水泥（宜昌）有限公司宜昌销售处和公安县正恒建材有限公司印章，可以证明姚永海为修建虎渡河畔小区4号楼购买水泥434070元，对此予以采信。证据32中盖有荆州市兴晟新型材料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可以证明姚永海为修建虎渡河畔小区4号楼购买加气块222680元，对此予以采信。证据33中盖有鑫福星万发钢材经营部印章，可以证明姚永海为修建虎渡河畔小区4号楼购买钢材开支256554元，对此予以采信。证据34中的三张收据无收款单位签章，不予采信。证据35中盖有荆州市金发建材有限公司印章，可以证明姚永海为修建虎渡河畔小区4号楼购买砖块开支81995元，对此予以采信。证据36中盖有荆州市弥市镇七星砂石料厂印章，可以证明姚永海为修建虎渡河畔小区4号楼购买砂石料开支266966元，对此予以采信。证据37中金额为17765元的《收据》与三张《收据》和赵世娥出具的十一张《收条》相互印证，予以采信。证据38中落款时间分别为2013年1月15日、16日的两笔金额总计720元的开支，明显不是发生于姚永海、毛爱国合作出资修建虎渡河畔4号楼期间，不能达到证明目的，不予采信；对户名“吴昌义”金额总计为106.59元的《湖北省电力公司普通电费发票》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其余金额总计59780元的条据上均有由姚永海、毛爱国分别聘请的作为虎渡河畔小区4号楼工地材料采购保管员的李仕标、何诗文的签字，结合各笔费用的支出时间和用途，予以采信。证据39夏文军出具的《证明》，没有其他证据相佐证，且夏文军未出庭接受质询，不予采信。证据40、41分别为姚永海支出的2014年虎渡河畔小区项目部生活费领取表和2014年1月至2015年3月工资表，生活费领取表显示姚永海支付张超、高工（监理）、李世（仕）标、唐工（项目经理）、何诗文生活费合计34150元；工资表显示姚永海支付吕学平、李世（仕）标、张超及其本人工资合计300000元。考虑到上述人员均在工地工作，且张超、李仕标、何诗文均出庭证实其每人从姚永海手中领取生活费8100元，张超、李仕标证实每人从姚永海手中领取工资60000元，对姚永海主张其支付工地工作人员生活费24000元，工资180000元予以认可，对姚永海主张支付其本人工资160000元不予认可。证据42的《送货清单》上有荆州市城南佳居装饰防水涂料厂的盖章和李仕标、何诗文的签名，结合该笔费用的支出时间和用途，对该笔支出5930元予以采信。姚永海另主张其支付其他小型开支27000元，因无证据证明，不予支持。一审法院根据姚永海的申请，委托湖北惠泽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对虎渡河畔小区项目净资产进行鉴定。龙孚公司、龚树良以龙孚公司的开发收益与毛洪文、毛爱国、姚永海无关为由，明确表示不同意对龙孚公司的开发净资产进行鉴定，亦拒绝将其持有的龙孚公司账目等相关资料作为鉴定依据。在此情况下，评估公司以缺乏审计资料，无法进行鉴定为由将鉴定委托退回。由于缺乏鉴定结论，一审法院只能根据现有证据作为对虎渡河畔小区项目开发收支情况的参考。根据龚树良提交的《造价咨询报告书》（证据4），虎渡河畔小区项目经荆州市同仁建设咨询有限公司预评估的造价为29267888.31元。虽然该预评估是单方委托，三原告对此持有异议，但三原告和被告均未主张重新对项目的工程造价进行评估。可以将此数据作为虎渡河畔小区项目总支出的参考。结合为购买涉案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资9600000元，一审法院认定开发虎渡河畔小区项目的总支出为38867888.31元（29267888.31元＋9600000元）。对于虎渡河畔小区项目的市值，各方均认可依据鄂荆州商预（2014）022号《商品房预售许可证》载明的情况进行计算，目前市值70636630元（20799.95平方米×3396元/平方米）。由于龙孚公司、龚树良未对该项目负债情况进行举证，应视为处于盈利状态，即虎渡河畔小区项目利润为70636630.2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约定仅以投资数额确定利润分配比例，当事人未足额交纳出资的，按照当事人的实际投资比例分配利润。”一审中，《个人合伙协议》约定利润分配以出资额为依据，按百分比例分配利润。按照约定，姚永海的投资比例为20%，但根据上述查明的事实，其实际出资额为2056617.1元，实际投资比例仅占项目总支出的5.29%（2056617.1÷38867888.31元），并未足额交纳出资，应按照实际投资比例分配利润。故姚永海应分配利润3737597元（70636630.2元×5.29%）。因姚永海的投资成本已经转化为利润，对利润应当分割，而姚永海主张退还投资成本的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由于项目利润均登记在龙孚公司名下，姚永海主张龚树良亦应承担支付其项目利润的诉请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经合议庭评议，并报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一十条、第二百二十一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第二百五十一条、第二百五十二条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湖北省龙孚房地产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给付原告姚永海利润3737597元；二、驳回原告姚永海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龙孚公司提交一份新的证据:姚永海于2013年10月12日出具的金额为114000元的收条一张。证明目的：在建设过程中，龚树良前期给付姚永海的相关费用114000元。姚永海的质证意见为：是我写的，属实，是平整场地、打桩、加油、挖机的378000元中的费用，该款项用于涉案项目建设中。龚树良的质证意见为：证据属实。毛洪文、毛爱国的质证意见为：是龙孚公司与姚永海之间的账目，我们不清楚。本院认证意见为：该证据利害关系人姚永海对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对真实性予以认可。该证据仅注明收到款项，龙孚公司未提供该收条所载款项的用途，本院无法判断是否应当从投资款中扣除，该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可。二审中姚永海向本院提交以下新的证据：证据1、夏文军户口页，证明目的：上诉人姚永海曾支付夏文军工程款人民币50万元。证据2、李卫、李耀新身份证信息、证明、情况说明及收条。证明目的：上诉人姚永海因开发建设虎渡畔小区曾向李耀新支付了服务费53220元，向李卫支付了服务费41100元。证据3、情况说明、王友军身份证。证明目的：上诉人姚永海因开发建设虎渡畔小区曾向弥市加油站购买柴油6万元及该柴油系由王友军托运至案涉小区工地使用的事实。证据4、高福培身份信息及证言、王某2及王某1的身份信息和证言。证明目的：上诉人姚永海曾通过证人王某1、王某2向龚树良支付投资款人民币120万元的事实；湖北天成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高福培等监理人员的生活等方面费用，均系上诉人姚永海支出及虎渡畔小区系上诉人等共同投资建设的事实。证据5、夏文军的视频资料、通话录音及情况说明。申请李卫、李耀新、王友军出庭作证。因李卫未携带身份证，本院无法核实证人身份，未实际出庭作证。龙孚公司的质证意见为：证据1一审中已经提交，不属于新证据，与一审质证意见一致。证据2证明身份的法定机关是公安机关，无法显示汪显兴的身份证号是否与李耀新身份证号一致。李耀新的情况说明在一审中也提交过，同一审质证意见。对证据3形式要件无异议，对内容有异议，无法说明姚永海购买柴油是否分为时间段，根据王友军的证词，柴油款是姚永海与王友军结算，与中石油出具的说明相矛盾。证据4不属于新证据，在一审中已经提交，同一审质证意见。与案外人张国荣的聊天记录，没有出庭作证，无法确定其身份。其之间涉及本案的记录无法认定事实。证据5夏文军没有出庭作证，无法证实夏文军是否收到姚永海款项，案外人江伟也未出庭作证，也无法证实夏文军说明是否真实，且江伟与龚树良之间也有债权债务关系。对二审出庭证人李耀新的证言质证意见同一审质证意见。对二审出庭证人王友军的证言质证意见，其作出的证词与姚永海提交的证据3中石油出具的证明内容相互矛盾，且无法确定具体购买金额。龚树良的质证意见为：同龙孚公司质证意见。毛洪文、毛爱国的质证意见为：没有异议。本院认证意见为：证据1、证据4在一审中已经提交，不属于新的证据。证据2李耀新与汪显兴是否为同一人，村委会无权证明该事项，本院不予采信。证据3证人王友军对金额模糊不清，对如何知晓柴油用于工地没有陈述合理理由，其仅能证实向姚永海出售柴油的事实，不能达到证明目的。证据5夏文军没有出庭作证未到庭作证，本院不予采信。毛洪文、毛爱国二审中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在二审中对相关投资款项的事实进行了调查和询问，在庭审中，对于王某1、王某2的汇款120万元，龚树良陈述：“钱收到了，是买土地的，他们打的钱算姚永海的”。对于姚永海向龚树良借55万元作为投资款的事项，龚树良委托代理人陈述：“有借钱，借的钱至今没有还，不算为投资款”。龚树良本人陈述：“钱没有给姚永海。上了账，打了条子。钱算是给他了”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一、原审原告姚永海最后变更诉讼请求是否程序违法。二、原审认定毛洪文、毛爱国、姚永海、龚树良与龙孚公司之间存在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关系是否不当。三、原审对投资比例计算及实体处理是否不当。关于焦点一原审原告姚永海最后变更诉讼请求是否程序违法。一审法院于第一次庭前会议后，姚永海请求变更诉讼请求，一审法院重新确立了举证期限和开庭时间，因此姚永海最后变更诉讼请求系在一审法院开庭审理前，一审法院相应重新确立了举证期限，未影响当事人行使辩论权利，故一审法院准许姚永海变更诉讼请求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一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三条、五十五条的规定，上诉人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关于焦点二原审认定毛洪文、毛爱国、姚永海、龚树良与龙孚公司之间存在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关系是否不当。其一，毛洪文、毛爱国、姚永海、龚树良四人于2013年1月23日签订《个人合伙协议》，约定四方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同收益、共担风险，以龙孚公司的名义开发案涉项目，毛洪文、毛爱国、姚永海、龚树良四人之间形成合伙关系。其二，四人在《个人合伙协议》中虽未约定合伙经营负责人，但毛洪文、毛爱国、姚永海将出资金额汇入龚树良账户，由龚树良统一安排事务，龚树良实际上系四人合伙的合伙事务负责人，且四人对此均予以认可。其三，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要求当事人以提供出让土地使用权、资金等作为共同投资，并且具有合作开发房地产的合意。本案中，《个人合伙协议》中并未约定龙孚公司的出资方式和出资比例，现有证据亦不足以证明龙孚公司在案涉项目开发中存在出资。四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均是以龙孚公司名义进行开发，并非与龙孚公司共同合作开发房地产。四人签订《个人合伙协议》时龙孚公司已经成立，龙孚公司成立以来除了案涉项目外未开展其他经营活动。且2016年5月6日《会议纪要》载明：“自2011年以来，龙孚公司（弥市虎渡河畔小区）四位股东从购地到开发基本完成……”，确认了案涉项目基本上是由四人合伙经营体完成。因此本案实质上是四人合伙经营体挂靠龙孚公司即以龙孚公司名义进行案涉房地产开发。故一审认定毛洪文、毛爱国、姚永海、龚树良与龙孚公司之间存在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关系不当，本案案由系合伙协议纠纷。关于焦点三原审对投资比例计算及实体处理是否不当。一般情况下，在合伙事务终结后，合伙各方应对合伙财产进行清算并处理。本案中，案涉项目建成后，四人于2016年5月6日达成《会议纪要》并约定于2016年5月9日开始将龙孚公司案涉项目的公司账目及合伙内部账目进行清算，龚树良作为四人合伙事务的负责人及龙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缺席2016年5月9日的会议，此后四人也未达成一致协议。在一审诉讼中，龙孚公司、龚树良不同意对龙孚公司的开发净资产进行鉴定，并拒绝将其持有的以龙孚公司名义开发案涉项目的账目等相关资料作为鉴定依据提交一审法院，致使龚树良的实际出资额、案涉项目总资产及负债情况均无法查清，一审依据龚树良提交的《造价咨询报告书》及案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金额认定案涉项目总支出为38867888.31元并以此作为四人相应的出资总额，以各方认可的《商品房预售许可证》载明的情况认定案涉项目市值70636630.2元并以此作为可分配的合伙财产并无不当。此外，一审查明姚永海的实际出资额为2056617.1元，在二审中，当事人对收到王某150万元、王某270万元的汇款表示认可，并陈述“算姚永海的”，应当认定上述120万元作为姚永海的投资款。对于姚永海向龚树良借55万元作为投资款的事项，龚树良委托代理人陈述与龚树良本人陈述不一致，应当以当事人本人陈述为准，姚永海向龚树良借钱用于投资，龚树良没有将钱给姚永海，但明确表示上了账，打了条子，钱算是给他了，符合简易交付的特征，应当认定该款为姚永海的投资款，本院二审认定姚永海的投资总额为3806617.1元（2056617.1元+1200000元+550000元），本院二审核算姚永海的实际投资比例为9.79%（3806617.1元÷38867888.31元）。四人虽在《个人合伙协议》中约定了出资比例和出资方式，但写明：“利润分配以出资额为依据，按百分比例分配利润”，又在2016年5月6日《会议纪要》中约定：“经过股东算清楚弥市虎渡河畔小区投资款后，按实际投入分商品房”，且四人在二审庭审中均陈述其真实意思表示是按实际投资为分配依据，一审按实际出资额计算实际投资比例并分配合伙财产符合本案事实，本院二审核算姚永海应分配利润为6917962.77元（9.79%×70636630.2元）。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有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荆州市荆州区人民法院(2019)鄂1003民初6号民事判决；二、湖北省龙孚房地产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给付姚永海利润6917962.77元；三、驳回姚永海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湖北省龙孚房地产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10160元，保全费5000元，由姚永海负担61063元，龙孚房地产有限公司负担5409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6011元，由龙孚房地产有限公司负担75688元，由姚永海负担20323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郭元亮审判员  谢成勇审判员  全 华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邱 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