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云26行终62号上诉人（一审原告）农文瑞，男，1971年7月14日生，壮族，住富宁县。上诉人（一审原告）何正全，男，1948年8月26日生，壮族，住富宁县。上诉人（一审原告）农恩如，男，1967年8月11日生，壮族，住富宁县。上诉人（一审原告）农跃林，男，1957年12月3日生，瑶族，住富宁县。上诉人（一审原告）农跃金，男，1962年10月3日生，壮族，住富宁县。上诉人（一审原告）曾凤莲，女，1959年3月18日生，壮族，住富宁县。上诉人（一审原告）农绍敏，男，1973年8月19日生，壮族，住富宁县。上诉人（一审原告）赵玉美，女，1974年9月11日生，壮族，住富宁县。上诉人（一审原告）农跃明，男，1964年9月23日生，壮族，住富宁县。上诉人（一审原告）农跃生，男，1956年5月13日生，壮族，住富宁县。上诉人（一审原告）邓廷高，男，1954年8月29日生，壮族，住富宁县。上诉人（一审原告）赵彬，男，1967年1月7日生，壮族，住富宁县。上诉人（一审原告）黄洪兵，男，1965年5月4日生，壮族，住富宁县。上诉人（一审原告）赵普，男，1969年8月10日生，壮族，住富宁县。上诉人（一审原告）黄廷刚，男，1952年6月14日生，壮族，住富宁县。上诉人（一审原告）赵金，男，1971年8月3日生，壮族，住富宁县。上诉人（一审原告）黄福荣，男，1967年9月14日生，壮族，住富宁县。上诉人（一审原告）农文波，男，1968年7月14日生，壮族，住富宁县。上诉人（一审原告）黄洪志，男，1953年6月17日生，壮族，住富宁县。上诉人共同诉讼代表人：农文瑞，男，1971年7月14日生，壮族，住富宁县。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富宁县林业和草原局（以下简称富宁县林草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326280152168324。住所地：富宁县新华镇文华社区普厅南路18号。法定代表人何跃峰，局长。被上诉人（一审第三人）富宁县花果山国有林场（原富宁县国营花果山林场，以下简称富宁花果山林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32628000000889。住所地：富宁县新华镇团结社区马市街122号。法定代表人：卢治昆，场长。被上诉人（一审第三人）卢治昆，男，1973年5月26日生，壮族，住富宁县。被上诉人（一审第三人）陆武忠，男，1977年7月29日生，汉族，住富宁县。上诉人农文瑞等十九人因与被上诉人富宁县林草局、富宁花果山林场、卢治昆、陆武忠林业行政管理行政许可一案，不服云南省富宁县人民法院（2019）云2628行初27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判决根据当事人的举证并经庭审质证认定，（一）富宁县城关国营林场是富宁花果山林场的前身，1991年8月20日经富宁县人民政府批准更名为富宁县国营花果山林场，富宁县机构改革后，2017年12月29日经富宁县机构编制委员会同意又更名为富宁县花果山国有林场。（二）1962年4月21日，富宁县城关国营林场作为甲方与乙方马市街大队、团结街大队、平桑大队、各甫大队、坡油大队在县林业局等单位协调的基础上达成一致，签订了《山界划分合同书》，协议对各方的山界界线、林权权属作出了约定，其中，《山界划分合同书》第一条第2款对本案涉案林区“安岗坡”林地界限范围约定：“从工区四道班住地顺山梁跨公路直到山顶交马市山界为止，东顺安毛山分水岭直下，到外排底小路为止，西从四道班起顺公路直至安岗丫口交旧腮界为止，公路以上属于林场，公路以下属于团结街大队，又从安岗丫口顺山梁直上到大哥伦山顶，然后从山顶直下底平木水沟，水沟以西属于旧腮，以北属于平木各生产队，以南属于林场，又以水沟直下底蒙古河，又从蒙古河顺光辉寨地头平过，到外排沟为止，以上属于林场，以下属于马市街光辉生产队”，参加《山界划分合同书》签字的还有马市街、灿烂街、光辉寨、平桑、安好、安里、上平木、下平木、坡油九个生产队。1977年7月18日，富宁县城关公社党委主持召开有关大队和生产队干部座谈会，经充分协商、实地勘界后，1977年7月19日东方红大队、头塘生产队、平桑生产队、各甫大队、安里生产队、上平木生产队、永红生产队、团结一队、团结二队、城关国营林场、县林业局、安广畜牧场、光辉生产队签订了《关于确定山界林权发展林业生产的合同》，合同第一条第3款约定：“安岗坡，东南面由土产公司后背小路直到野猫山，从野猫山山沟跨过马安山丫口抵公路为止，西面顺公路直上抵董必丫口，北面从董必丫口起顺水沟直下，抵各甫小河为止。在整个范围内荒山荒地划归城关国营林场所有”。1982年7月20日富宁县人民政府向富宁县国营城关林场颁发了证林字第3528号《山林权证》，该《山林权证》记载座落安岗坡的四至界限为：东至土产公司后背山小路直到野猫山，南至从野猫山山沟跨马安山丫口抵公路，西至顺公路直上低苳必丫口，北至苳必丫口起水沟抵各甫河，面积5542亩，与1977年签订的《关于确定山界林权发展林业生产的合同》安岗坡四至界限基本一致。上述合同签订后，在实际经营管理过程中因富宁县国营城关林场与坡油、同毕两小组对安岗坡土地权属发生争议，1983年5月30日，经县林业三定工作组和城关公社党委主持下，城关林场（县林场）、坡油大队、坡油生产队、同毕大队同毕生产队协商一致，签订了《关于城关林场与坡油、同毕的协议书》，协议约定：①经过协定，从安岗坡的小哥伦山顶，顺小哥伦山梁直下到小河沟为止，水流南面属于林场的山权林权，水流西北面属于坡油、同毕两队畜牧场，而后又从小哥伦山顶直往西面的山梁到三角山，又从三角山转向西南面的公路，顺小山梁直下到公路拐弯处的土坎上为界，东南面山权林权归林场所有，西北面归坡油、同毕所有。②凡属于林场在同毕丫口到三角山的范围内造的杉树林权归林场，山权和松木、杂木归同毕、坡油所有，在林区内有坡油、同毕的经济林木归两队所有。协议签订后安岗坡林地内确定给第三人富宁花果山林场所有的杉木一直由第三人富宁花果山林场管理，2012年富宁花果山林场实施上述林地抚育间伐，砍小杉树留大杉树，同毕、坡油两小组未提出异议。2018年初坡油村集体要求富宁花果山林场将涉案的南沙坡林地杉木全部砍伐后将林地返还给坡油村集体经营管理使用，富宁花果山林场于2018年4月18日以富花请〔2018〕4号文件向富宁县林业局请示请求对安岗林区栽种在坡油村群众土地上的杉树进行采伐（皆伐）后退还土地给群众，富宁县林业局同意该请示，2018年6月5日富宁花果山林场向一审被告提出采伐申请，经富宁县新华镇坡油村委会及富宁县新华镇林业站、富宁县林业局资源林政股审查所申请砍伐的杉树林木无权属争议后，一审被告于2018年7月17日向第三人富宁花果山林场法定代表人卢治昆颁发富宁县采字〔2018〕0717001号《林木采伐许可证》，许可富宁花果山林场对位于富宁县南沙坡的杉树进行砍伐，经作业设计，其采伐面积为60亩，设计采伐蓄积量418.85立方米。2018年7月10日，富宁花果山林场将涉案南沙坡伐区杉树以50000元的价款卖给李某、周某，由周某、李某自行砍伐销售，后李某、周某又将该片杉树转让给陆武忠进行砍伐，陆武忠受让该片杉树后对伐区道路进行开挖通达后，对伐区内的全部杉树及部分松树进行了砍伐，一审原告以陆武忠所砍伐的林木属于其所有为由，阻止陆武忠将所砍伐的杉木松木运出林区销售，陆武忠向富宁花果山林场报告，富宁花果山林场多次找坡油村集体协商，但都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富宁花果山林场向一审被告及富宁县人民政府要求派人出面协调，经多方调解仍无果。一审原告于2019年10月16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一审法院判决确认一审被告向富宁花果山林场颁发的富宁县采字〔2018〕0717001号《林木采伐许可证》违法。一审判决认为，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采伐林木必须申请采伐许可证，按许可证的规定进行采伐；……。”第二款“国有林业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部队、学校和其他国有企业事业单位采伐林木，由所在地县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依照有关规定审核发放采伐许可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二条“除森林法已有明确规定的外，林木采伐许可证按照下列规定权限核发：（一）县属国有林场，由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核发；（二）……。”根据上述法条规定，一审被告富宁县林草局是本案被诉行政行为的执法机关，其为一审第三人富宁花果山林场颁发《林木采伐许可证》是法律授权行为，其作为本案一审被告主体适格。二、位于富宁县新华镇坡油村委会坡油小组南沙坡（安岗林区）的伐区杉树的权属在1983年5月30日的《关于城关林场与坡油、同毕的协议书》中已经明确约定归一审第三人富宁花果山林场所有，且多年来一直由富宁花果山林场经营管理，一审被告据此许可一审第三人富宁花果山林场及其法定代表人卢治昆采伐南沙坡伐区杉树的行为并无不当，所实施的行政行为证据确凿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颁证程序合法，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一审原告农文瑞等十九人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安岗林区南沙坡伐区的杉树属于其所有，因此，一审原告起诉要求确认一审被告颁发富宁县采字[2018]0717001号《林木采伐许可证》行为违法，其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一审原告农文瑞、农跃林、农跃金、农跃生、农文波、黄洪志、赵彬、赵金、赵玉美、赵普、黄廷刚、何正全、农恩如、曾凤莲、农绍敏、农跃明、邓廷高、黄洪兵、黄福荣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00元，由一审原告农文瑞等十九人承担。上诉人农文瑞等十九人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一、案件事实经过。2018年年底，被上诉人陆武忠将上诉人具有林权的位于富宁县南沙坡72亩的杉木林进行砍伐，并在开路、砍伐过程中毁坏了上诉人的杂木、八角林等。随后，上诉人就该纠纷多次与被上诉人陆武忠交涉未果。2019年6月经上诉人多方反映，并从新华镇林业站获得《采伐申请书》、《采伐许可证》等复印件资料，上诉人方知悉：2018年6月5日被上诉人富宁花果山林场向被上诉人富宁县林草局提交《采伐申请书》，申请采伐位于上诉人林权证范围内的杉木林，被上诉人富宁县林草局受理申请后却于2018年7月ｌ7日向被上诉人卢治昆颁发富宁县采字［2018］0717001号《采伐许可证》。被上诉人富宁县林草局颁发的《采伐许可证》许可被上诉人卢治昆采伐上诉人林权范围内4公顷计418.85立方米的杉木林，随后被上诉人卢治昆又将杉木林转让与被上诉人陆武忠实施采伐施工。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富宁县林草局未确定林权、未经上诉人同意、未经法定程序审核的情况下，将富宁花果山林场申请的采伐许可颁发给卢治昆，并转由被上诉人陆武忠对上诉人林权证范围内的杉木林进行采伐，该违法的行政许可行为给上诉人造成严重损害。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起（2019）云2628行初27号行政诉讼，诉求确认被上诉人富宁县林草局颁发富宁县采字［2018］071700ｌ号《采伐许可证》行政许可违法。2020年2月26日一审法院以被上诉人富宁县林草局行政许可合法，上诉人诉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为由驳回上诉人诉求，上诉人不服一审判决，提起本案诉讼。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l、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提交的《林权证》系坡油小组发包给上诉人的权利凭证，属村小组单方行为，实属错误。上诉人《林权证》是富宁县人民政府依据《森林法》、《云南省林地管理办法》等的规定，经被上诉人富宁县林草局按照程序审核，对上诉人林权确认权属并登记造册后，颁发的权证。坡油村未向上诉人发《林权证》，也无权发《林权证》。2、一审法院认定1983年形成的《关于城关林场与坡油、同毕的协议书》效力高于上诉人2007年取得的《林权证》，且《林权证》不作为定案依据，实属错误。上诉人《林权证》是依法经被上诉人富宁县林草局审核，由富宁县人民政府颁发，由上诉人持有的确认林权归属的法律凭证。依法持有了《林权证》，权利人就排他性地拥有了该林权证所记载范围内的林权。《森林法实施条例》第三条规定：“国家依法实行森林、林木和林地登记发证制度，依法登记的森林、林木和林地的所有权、使用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因此，上诉人依法取得《林权证》就应到法律保护，可以主张自己的权利。一审法院以1983年的“协议书”否定2007年的《林权证》，实属错误。3、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富宁县林草局实施行政许可，颁发《林木采伐许可证》前已经审核确认无权属争议，实属错误。按照申请林木采伐程序，申请人提交的材料应当包括林权权属证明材料。被上诉人富宁县林草局作为林权管理机关完全可以通过林权登记、采伐设计等查明采伐区域范围内的林权权属情况，但是，其却在申请人未提交林权权属证明、未审查核对林权登记、未明确林权、未进行公示等的情况下，违反程序颁发林木采伐许可证。上诉人作为林木采伐许可范围内拥有合法《林权证》权利人，在完全不知情、不同意、不认可的情况下被许可采伐。一审法院却认定采伐许可前无权属争议，实属错误。4、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富宁县林草局依据被上诉人富宁花果山林场采伐申请，将林木采伐许可颁发予被上诉人卢治昆的行政许可行为合法有效，实属错误。行政许可系行政机关根据申请人申请，经依法审查准予其从事特定活动的行为。被上诉人富宁县林草局作为行政许可机关，依据被上诉人富宁花果山林场的申请，却将林木采伐许可予被上诉人卢治昆。作为行政许可机关颁发许可证应当依法严格按照法定程序严格审查，但本案中完全背离程序规定、张冠李戴的违法行政许可行为，却又匪夷所思地得到一审法院“并无不当”、“证据确凿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有效”的认定，实属错误。5、一审法院以上诉人诉求确认被上诉人富宁县林草局颁发富宁县采字[208]071700l号《采伐许可证》行政许可违法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据《行政诉讼法》第69条规定，驳回上诉人诉求，实属错误。上诉人依法于2007年经被上诉人富宁县林草局按照程序审核，对上诉人林权确认权属并登记造册后，由富宁县人民政府颁发的权证。国家实行林权登记发证制度，就是保护林权证持有人的合法权益，为调处林权纠纷、申请林木采伐、明晰产权的依据。本案中，被上诉人富宁县林草局在申请人未提交林权权属证明、未审核林权登记及林权归属等的情况下，违反程序颁发林木采伐许可证，违法事实清楚，且无法律依据；同时，该行政许可行为致使上诉人在完全不知情、不同意、不认可的情况下合法权益遭受严重侵害。被上诉人富宁县林草局颁发富宁县采字[2018]0717001号《采伐许可证》的行政许可行为与上诉人具有利害关系，虽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了重大损失。一审法院却依据《行政诉讼法》第69条规定驳回上诉人诉求，实属错误。综上事实和理由，富宁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云2628行初27号行政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诉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请求：一、撤销富宁县人民法院（2019）云2628行初27号行政判决书；二、判令确认被上诉人富宁县林草局于2018年7月l7日颁发的《林木采伐许可证》（富宁县采字[2018]071700l号）行为违法。三、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富宁县林草局在二审中未提交书面答辩材料。被上诉人富宁花果山林场、卢治昆、陆武忠在二审中未提交书面答辩材料。一审被告富宁县林草局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均为复印件）：1号证据富花请〔2019〕5号《关于请求县林业和草原局转报县政府给予安排工作组帮助解决安岗林区坡油村群众林权纠纷的请示》及其附件（花果山林场关于安岗林区林权纠纷的情况汇报）、《关于富宁县花果山国有林场举报黄鸿军、农文瑞涉黑涉恶线索核查情况报告》、富花请〔2019〕8号《关于请求县林业和草原局转报县政府给予安排工作组帮助解决安岗林区与坡油村群众林权纠纷的请示》及其附件（花果山林场关于安岗林区林权纠纷的情况汇报）、1962年4月21日签订的《山界划分合同书》、1977年7月19日订立的《关于确定山界林权发展林业生产的合同》、“政林字第3528号”《山林权证》、1983年5月30日签订的《关于城关林场、与坡油、同毕的协议书》、《杉活立木干包买卖合同》、《关于开发沙坡杉树林木材运输公路的证实情况》、《关于坡油南沙坡杉树木材砍伐办理手续的证实材料》、《施工情况说明》、《照片》，以证明：①一审第三人富宁花果山林场将属于其所有的位于沙坡杉树卖给李某、周某后，李某、周某又将杉木转卖给陆武忠，陆武忠受让后为了方便拉运杉木，与坡油村集体协商修路进入林区，坡油村集体召集村民代表大会，除一户以外，其他户村民代表都同意陆武忠修路进入林区，在陆武忠修路过程中坡油村集体还派人到现场指挥挖路，但在工程施工进入尾声时，坡油村集体因他人怂恿才提出林木属于其所有，并不允许陆武忠将已经砍伐的杉木拉运出来，双方为此发生纠纷，陆武忠请求富宁花果山林场出面协调，富宁花果山林场多次组织双方进行协调都未果，富宁花果山林场才向一审被告申请出面进行处理，经一审被告多次派工作人员到实地调查核实，并组织各方调解，都未调解成功；②经一审被告调查核实，富宁花果山林场在2012年曾经对林区林木进行过抚育以及砍小杉树留大杉树，当时坡油村集体没有任何人提出过任何异议；2号证据富林草报〔2019〕11号《关于“李某、周某信访反映花果山林场不作为问题”的办理情况反映》，以证明：对于一审原告与一审第三人之间的纠纷，一审被告已经多次到实地调查核实，收集相关证据，并组织各方调解，都因各方意见不一致而未调解成功的事实；3号证据林权证，以证明：一审原告农跃金持有的富林证字（2007）第××号林权证，地块编号为0532628011001Ｑ3ＤＹＭＳＹ00159、一审原告农跃林持有的富林证字（2007）第××号林权证，地块编号为0532628011001Ｇ3ＤＹＭＳＹ00154、一审原告农跃生持有的富林证字（2007）第××号林权证，地块编号为0532628011001Ｇ3ＤＹＭＳＹ00164、一审原告黄宏志持有的富林证字（2007）第××号林权证，地块编号为0532628011001Ｇ3ＤＹＭＳＹ00231全部不在富宁花果山林场的林木伐区范围内。一审原告农恩如持有的富林证字（2007）第××号林权证，地块编号为0532628011001Ｇ3ＤＹＭＳＹ00158只有三分之一在富宁花果山林场的林木伐区范围内，一审原告农跃明持有的富林证字（2007）第××号林权证，地块编号为0532628011001Ｇ3ＤＹＭＳＹ00156只有上半部分在富宁花果山林场的涉案林木伐区范围内；4号证据富花请（2018）4号《花果山林场关于请求对安岗林区栽种在新华镇坡油村群众土地上杉树进行采伐（皆伐）后退土地给群众的请示》、《山界划分合同书》、《关于确定山界林权发展林业生产的合同》、政林字第3528号《山林权证》、《关于城关林场、与坡油、同毕的协议书》，《富宁县花果山林场安岗林区杉树采伐更新作业设计说明书》、《采伐申请书》、身份证复印件、富宁县集体（个人）采伐报批表、富宁县花果山林场安岗林区杉树采伐设计位置图、云南省非税收入收款收据，以证明一审被告颁发给一审第三人富宁花果山林场的《采伐许可证》是经过富宁花果山林场申请，一审被告审查相关证据，确定南沙坡林地杉树系富宁花果山林场所有后，才按照法定程序派人到林区进行作业设计，富宁花果山林场缴纳相关费用并经相关部门批准才颁发《采伐许可证》给富宁花果山林场，一审被告颁发《采伐许可证》的程序合法。一审原告农文瑞等十九人向一审法院提交以下证据（均为复印件）：1号证据身份证、企业、机关统一信用登记证明，以证明一审原、被告诉讼主体资格；2号证据采伐申请书，以证明一审第三人富宁花果山林场向一审被告申请采伐位于一审原告林权范围内的杉木林；3号证据林木采伐许可证，以证明：①一审被告违法向一审第三人卢治昆颁发《采伐许可证》，许可卢治昆砍伐一审原告林权范围内的杉木林，侵犯了一审原告的合法权益；②一审被告许可采伐杉木面积为4公顷计418.8598立方米；4号证据采伐更新作业设计说明书，以证明：①一审被告许可采伐的杉木林位于一审原告林权范围内；②一审被告许可采伐杉木面积为4公顷计418.8598平方米；5号证据是林权证，以证明：①一审被告许可采伐的杉木林位于一审原告林权范围内；②一审被告违法向一审第三人卢治昆颁发林木《采伐许可证》，许可一审第三人卢治昆砍伐一审原告林权范围内的杉木林，侵犯了一审原告的合法权益。一审第三人富宁花果山林场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号证据：1977年7月19日订立的《关于确定山界林权发展林业生产的合同》、政林字第3528号山林权证、1983年5月30日签订的《关于城关林场与坡油、同毕的协议书》，以证明：①现伐区林地在1977年时已明确属于国有；②现伐区所采伐杉木林权属于国有，山权和松木、杂木归同毕、坡油所有；2号证据：付款凭证、工资、补贴报销花名册、借款单，以证明2012年至2014年富宁花果山林场一直在进行抚育间伐；3号证据：《施工情况说明》、证实材料，以证明在产生纠纷之前，群众是支持和认可采伐工作的。一审第三人富宁花果山林场还申请证人张某、李某、周某出庭作证。张某证实：我从1997年进入林场工作，2003年调整来管理安岗坡林区，按照老护林员的界限管理。从我管理安岗坡林区至今，没有群众来说过该林区杉木林是属于他们，包括我们抚育间伐期间，群众还来问我们为什么不砍完。李某证实：我与一审原被告及一审第三人都没有什么利害关系，我向花果山林场购买杉木，花果山林场叫我去问坡油村村民要林权证，我向坡油村干部赵玉美等收得了十多家的林权证，但是证没有办下来，就还回去了。后来我又把杉木转卖给陆武忠。我去跟赵玉美要林权证时她说这片杉木是林场的，让我去问林场，林场和村里有合同，如果林场同意，就把树砍了土地还给小组。周某证实：我是坡油村的村民，2017年我和李某想购买杉木，赵玉美、李某已经收了林权证交到林场同意砍树，后来又说办不了，2018年林场就自己办了手续给我和李某，我就来领证、付钱，后来又转给陆武忠。陆武忠已经砍树了，经过村里面开会协商后同意陆武忠修路拉木材。一审第三人卢治昆、陆武忠未向一审法院提交证据材料。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一审被告提交的1号至4号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能够证明一审被告的待证事实，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一审原告提交的1至4号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与本案有关联，能够证明一审原告的待证事实，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一审原告提交的5号证据《林权证》，因本案实质上是沙坡伐区杉树砍伐问题引发的纠纷，而该伐区内的杉树经当时的富宁县林业“三定”工作组、城关公社、县林场、坡油大队、、同毕小组共同协商多方见证下达成一致，于1983年5月30日签订了《关于城关林场与坡油、同毕的协议书》，该协议书是城关林场与坡油小组双方的合意行为，且明确现伐区内的杉树权属林场所有，林地权属及林地内的松木、杂木权属归属于坡油小组，而一审原告方提交的《林权证》是发包给一审原告承包的权利凭证，属于的单方发包行为，且不能排除一审原告所取得的该《林权证》存在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富宁花果山林场不知情的情形，结合本案实际，1983年5月30日林场与坡油小组双方合意形成的《关于城关林场与坡油、同毕的协议书》其证明效力要高于2007年单方发包行为原告方所取得的关于南沙坡《林权证》的证明效力，因此对一审原告提交的《林权证》一审法院不用作本案定案依据。一审第三人富宁花果山林场提交的1至3号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与本案有关联，能够证明富宁花果山林场的待证事实，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一审法院予以确认。证人张某的证言能够证明现涉案南沙坡伐区杉树权属属于富宁花果山林场的事实，与1983年5月30日的《关于城关林场与坡油、同毕的协议书》相互印证，证言客观真实，一审法院予以采信，证人李某的证言与证人周某的证言相互印证，共同印证了其购买该伐区林木过程中向了解情况，坡油村集体也认可南沙坡伐区杉树属于富宁花果山林场所有，证人证言客观真实，一审法院予以采信。上述证据已随案移送本院。本院认为，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富宁县林草局、富宁花果山林场和上诉人农文瑞的十九人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认证正确，本院对被上诉人富宁县林草局、富宁花果山林场和上诉人农文瑞的十九人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作出的认证与一审相一致。经审查，一审法院审理程序合法。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一致，本院予以确认。对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的上诉主张，因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该主张的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2019年12月28日修订通过，自2020年7月1日起施行）第五十七条“采伐许可证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核发。”的规定，被上诉人富宁县林草局有权核发林木采伐许可证，主体适格。本案被诉行政行为即被上诉人富宁县林草局于2018年7月17日向被上诉人卢治昆颁发的富宁县采字［2018］0717001号《林木采伐许可证》许可的位于安岗坡林区沙坡伐区采伐蓄积为418.85立方米的杉木，上诉人农文瑞等十九人虽主张有权属争议，但被上诉人富宁花果山林场的在本案诉讼中提供了1983年5月30日《关于城关林场与坡油、同毕的协议书》等在案证据材料充分证明了富宁花果山林场对上述杉木享有林木所有权。富宁花果山林场对上述杉木的所有权的权属有1962年4月21日《山界划分合同书》、1977年7月18日《关于确定山界林权发展林业生产的合同》、1982年7月28日证林字第3528号《山林权证》、1983年5月30日《关于城关林场与坡油、同毕的协议书》为据，历史脉络来源清晰，且上诉人持有的林权证在富宁花果山林场对上述杉木管护多年后，才于2007年进行颁发是不争的事实。上述《林木采伐许可证》的被许可对象为何登载为卢治昆而不是申请人富宁花果山林场，富宁花果山林场对此已释明是颁发到法定代表人才能下账，且卢治昆和富宁花果山林场对此均未提出异议予以认可。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富宁县林草局的上述颁证行为证据确凿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颁证程序合法，农文瑞等十九人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安岗林区南沙坡伐区的杉树属于其所有，其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判决驳回农文瑞等十九人的诉讼请求，判决结果符合本案客观事实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农文瑞等十九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的上诉理由依法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判决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农文瑞、农跃林、农跃金、农跃生、农文波、黄洪志、赵彬、赵金、赵玉美、赵普、黄廷刚、何正全、农恩如、曾凤莲、农绍敏、农跃明、邓廷高、黄洪兵、黄福荣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何建兵审判员  郑茂丹审判员  王要师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四日书记员  李 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