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6民终912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骆世贤，男，汉族，1979年2月20日出生，住广西平南县************，公民身份号码452************671。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芬，湖北昊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佛山市南海昌达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23。法定代表人：曹仲桥。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巧仪，女，汉族，1979年9月5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系该公司员工。上诉人骆世贤因与被上诉人佛山市南海昌达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达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20）粤0605民初1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了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审理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于2020年5月28日判决：“一、佛山市南海昌达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2019年9月工资差额1467元予骆世贤；二、佛山市南海昌达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高温津贴600元予骆世贤；三、佛山市南海昌达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年休假工资5977元予骆世贤；四、驳回骆世贤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免交案件受理费。”上诉人骆世贤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上诉的主要内容和上诉请求是：一、一审法院错误认定骆世贤的工资标准，错误认定昌达公司没有拖欠骆世贤劳动报酬,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进而导致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昌达公司庭后补充提交的不完整的骆世贤的2017年1月至5月期间的工资单可知，骆世贤2017年1月至5月期间的应发工资分别为人民币3737元、3304元、2978元、3262元、3755元，实发工资分别为人民币3418元、2940元、2614元、2903元、3396元。其中加班费分别是人民币2227元、1794元、1468元、1752元、2245元，加班费数额相对于每月1510元的基本工资明显偏高，特别是春节月份的加班费与非休假月份的加班费相比甚至更高，明显不符合常理，亦明显不符合用工规律。另外，2017年1月28日是法定春节假期，再结合昌达公司提交的2017年春节放假通知可知，2017年1月仅上班15天，但对应的加班费为2227元。根据相关规定，一月份的加班时长应当不超过18小时，或者至多不超过36小时，依据昌达公司提交的证据，折算出来加班时长远超合理范围。且工资表与纳税记录明显矛盾。因此，昌达公司并未提交骆世贤完整的工资单，属举证不能，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但一审法院却错误认定骆世贤的实际工资收入，属于认定事实不清。综上，骆世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主张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昌达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请求应当得到支持。二、一审法院认定昌达公司非因劳动者原因从2019年8月减产，至2019年9月16日骆世贤发出《解除劳动关系申请书》之日仍未恢复生产，但却认为未超过合理期限或者约定期限，一审法院属于适用法律有误。一审法院未查明昌达公司停工的原因，根据骆世贤收取的八月份工资一千多元的事实，足以证实昌达公司八月没有生产，再根据昌达公司提供的快递单及内容，昌达公司显然虚假陈述。事实上，昌达公司自八月停工后没有开工复产，骆世贤提供的视频也证实了昌达公司没有开工的事实。昌达公司提供的相关通告等内容亦足以证实在停工期间，仍然要求骆世贤等员工按时打卡上下班，否则构成旷工。昌达公司早己停了税务，在清算注销等过程，故从客观上来看，昌达公司停工的行为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停工待产期，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的情形，昌达公司采取软暴力手段达到其裁员目的。根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关于劳动人事争议仲裁与诉讼衔接若干意见》第五条的规定，停工停产的合理期限应当不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而昌达公司停工停产距离骆世贤提出解除劳动关系已近两个工资支付周期，一审法院认定未超过合理期限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故骆世贤上诉请求：1.判令昌达公司向骆世贤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37500元；2.判令昌达公司向骆世贤支付2017至2019年度6至10月的高温补贴费2250元;3.判令昌达公司向骆世贤支付2016年10月15日至2019年10月15日期间带薪年假工资7500元；4.判令昌达公司向骆世贤支付2019年9月工资2667元5.由昌达公司承担本案上诉费。针对骆世贤的上诉，被上诉人昌达公司答辩称：一、关于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的问题。由于市场竞争力压力大，昌达公司的生产订单严重减少，一直处在严重亏损的状态。昌达公司于2018年12月至2019年7月期间三次作出通知告知全体员工关于公司的经营状态。骆世贤在昌达公司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并没有与公司一起共度难关，而是煽动其他员工闹事，不听从公司安排等。骆世贤在2019年7月-9月期间曾多次不服从工作安排并在没有办理任何请假休假手续情况下不回公司上班。昌达公司主管和厂长曾多次对骆世贤进行诫勉谈话，但骆世贤屡教不改。2019年9月17日下午3点，昌达公司主要负责人约谈了骆世贤，对骆世贤的行为作出批评教育，此有昌达公司的会议记录和旷工相片为依据。但骆世贤依然连续旷工，就其旷工行为，昌达公司曾多次以电话、书面警告及全厂通报批评等方式告知骆世贤，其旷工行为属严重违反劳动纪律。2019年10月15日，昌达公司根据骆世贤的严重违纪行为作出书面解除劳动关系决定。因此，昌达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关系是合法有据的，法院应予以支持，并驳回骆世贤要求昌达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诉讼请求。关于骆世贤的辞职行为。昌达公司于2019年9月23日才收到骆世贤单方面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申请书，但骆世贤提出的理由全部不成立。1.昌达公司已经依法为骆世贤缴纳了社会保险费，骆世贤本人自愿放弃购买公积金，并非昌达公司不购买，且未购买公积金也不是法定解除条件。2.昌达公司并非停产，只是订单减少，仍处于正常运营生产状态，且在有正常上班的情况下，昌达公司按照劳动合同约定依法足额发放工资。员工的工资降低是因为没有加班工资。3.根据规章制度第三条第6点的规定，员工辞职必须提前30天以书面形式提出，但骆世贤没有按照公司的相关制度办理。4.昌达公司已依法支付高温补贴并在每年春节期间统一安排员工休年休假。昌达公司于2019年9月29日对骆世贤单方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理由已作出书面回应，有违纪警告及通报批评为依据。骆世贤的辞职理由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三十八条所规定的情形。综上，骆世贤要求经济补偿金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予以驳回。二、关于2017年至2019年度高温补贴问题。根据2017年9月至10月的工资表显示，昌达公司已向骆世贤支付了高温补贴，故骆世贤要求高温补贴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请求法院予以驳回。三、关于2016年10月15日至2019年10月15日期间带薪年休假工资的问题。1.2017年的带薪年休假工资已超出仲裁时效，也超出用人单位保存两年工资台账期限，但仲裁裁决和一审判决将举证责任归于昌达公司承担，属严重错误，该举证责任应由骆世贤承担。2.根据昌达公司的春节放假通知可知，昌达公司每年春节放假23天左右，员工应休未休的年休假都会在春节期间作出统一安排休假。同时，根据2018年2月及2019年1月-2月的工资表显示，骆世贤放假当月的工资并没有因年休假或春节假期而减少，但仲裁裁决和一审判决直接否认骆世贤已休年休假的事实，明显与事实不符。综上，骆世贤要求昌达公司支付带薪年休假工资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请求法院予以驳回。四、关于2019年9月份工资的问题。昌达公司提交的工资表有骆世贤的本人签名确认，足以证明骆世贤的实际收入，且工资是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此外，双方《劳动合同》约定骆世贤正常工作时间工资为1720元/月，故昌达公司已足额支付骆世贤2019年9月的工资。综上，骆世贤要求昌达公司支付2019年9月工资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请求法院予以驳回。上诉人骆世贤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了录音光盘及其录音文字记录，拟证明骆世贤提出离职前，跟昌达公司进行沟通，昌达公司承认有停工停产事宜，昌达公司存在消极停工、逼迫员工辞职的情形。被上诉人昌达公司对上述证据质证意见为：文字记载的内容与录音内容是不一样的，对该录音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本院对骆世贤提交的新证据材料，认证如下：上述证据非一审判决后新发现新产生的证据，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二审期间的新证据，且上述证据亦不能证明骆世贤拟证明的内容，故对上述证据本院不予采信。被上诉人昌达公司在二审期间没有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材料。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劳动争议。昌达公司没有上诉，视为服判。结合各方的诉辩、举证、质证意见及已查明的事实，本院对本案在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进行如下综合分析。一、关于昌达公司是否应向骆世贤支付2017年至2019年高温津贴2250元的问题。根据昌达公司提交的有骆世贤签名确认的工薪表显示，除2018年6月及2019年6月昌达公司没有向骆世贤支付高温津贴外，其它月份均有向骆世贤支付高温津贴，故昌达公司还应向骆世贤支付高温津贴300元，但仲裁裁决昌达公司向骆世贤支付高温津贴600元，昌达公司对此向本院提出撤销仲裁裁决申请，但一审法院审理后判决昌达公司向骆世贤支付高温津贴600元，而昌达公司对此没有提起上诉，视为服判，故本院予以维持。二、关于昌达公司是否应向骆世贤支付2016年10月15日至2019年10月15日期间带薪年休假工资7500元的问题。根据2017年春节放假通知、2018年春节放假通知及2019年春节放假通知可知，2017年至2019年昌达公司安排骆世贤在春节期间休假二十天以上，扣减国家法定的春节放假7天，昌达公司放假期间已超过骆世贤当年可享受的年休假天数；且在放假期间，骆世贤的工资数额并无明显减少，故骆世贤主张昌达公司应向其支付带薪年休假工资7500元，没有依据。但仲裁裁决昌达公司向骆世贤支付2017年至2019年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5977元，昌达公司对此向本院提出撤销仲裁裁决申请，但一审法院审理后判决昌达公司向骆世贤支付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5977元，而昌达公司对此没有提起上诉，视为服判，故本院予以维持。三、关于昌达公司是否应向骆世贤支付2019年9月工资2667元的问题。昌达公司与骆世贤在劳动合同中约定骆世贤的正常工作时间工资为1720元，骆世贤上班至2019年9月16日，昌达公司发放正常工作时间工资1200元、高温津贴150元，已足额发放工资，骆世贤主张昌达公司应向其支付2019年9月工资2667元，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但仲裁裁决昌达公司应向骆世贤支付2019年9月工资差额1467元，昌达公司对此向本院提出撤销仲裁裁决申请，但一审法院审理后判决昌达公司向骆世贤支付2019年9月工资差额1467元，而昌达公司对此没有提起上诉，视为服判，故本院予以维持。四、关于昌达公司是否应向骆世贤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的问题。经查，2019年9月16日，骆世贤向昌达公司发出《解除劳动关系申请书》，以昌达公司未足额购买社会保险，未购买住房公积金，从2019年8月开始，昌达公司不能继续提供劳动条件、变相降低骆世贤的工资水平，且存在克扣工资，未支付高温补贴、带薪年休假工资等福利为由提出解除劳动关系，并提起仲裁要求昌达公司向其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即本案应审查骆世贤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理由是否符合昌达公司应当支付经济补偿的情形。首先，昌达公司为骆世贤缴纳了社会保险费，而以未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为由请求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金的，不应支持。其次，骆世贤以昌达公司没有为其缴纳住房公积金而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理由并不属于昌达公司应当支付经济补偿的情形。再者，根据相关规定，用人单位未按照法律规定或者劳动合同的约定及时足额向劳动者发放年休假工资或者高温津贴，劳动者以用人单位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为由主张解除劳动合同的，不予支持，故骆世贤以昌达公司未及时足额向其发放年休假工资或高温津贴要求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经济补偿金的，应不予支持。最后，昌达公司从2019年8月开始减产，至骆世贤9月16日申请辞职，其停产限产并没有超过合理期限或约定期限，故骆世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主张经济补偿金，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骆世贤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庆莉审判员  黄健晖审判员  黄春英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八日书记员  禤丽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