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3民终79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育林，男，1979年9月2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瑞安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胡阿懒，女，1973年9月27日出生，汉族，住瑞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湘君、白璐瑶，浙江泽商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育林与被上诉人胡阿懒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2020）浙0381民初32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育林上诉请求：一、撤销瑞安市人民法院（2020）浙0381民初3297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胡阿懒承担。事实和理由：一、王育林已偿还涉案借款40000元，一审法院又判令王育林偿还胡阿懒40000元，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虽然胡阿懒提供了借条，但王育林已进行答辩，并提供了转账记录予以证明。涉案债务并非都是借款，其中30000元系王育林向胡阿懒的借款且约定月利率1.2%，其中10000元系胡阿懒为王育林加工产品而产生的报酬。王育林已于2015年12月25日通过其母亲王美英的银行账户向胡阿懒转账40000元用以清偿该债务，该债务已不再存在。二、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存在合伙法律关系，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不能据此认为上述40000元是其他经济往来。（一）王育林跟胡阿懒不存在合伙关系，2015年12月左右，跟胡阿懒存在合伙关系的是王育林的公司即瑞安市温琪工艺品有限公司，胡阿懒提供的补充证据《收款收据》上盖的也是公司章，王育林只是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当时合伙做的是圣诞礼物蝴蝶结的加工生意，王育林给胡阿懒汇了60000元出资，具体生产经营账目均是由胡阿懒记账。胡阿懒称王育林妻子因进货向其借款，是不可能的事情，王育林妻子并不认识胡阿懒，也不需要进货，且胡阿懒也没有提供进货凭证。在接受一审法院法官电话询问时，一审法官询问的较为模糊，王育林回答的也不够明确，一审法官径自认定王育林与胡阿懒存在合伙关系是事实认定错误。2017年1月25日王育林和胡阿懒就合伙事宜结账，因胡阿懒经营不善，一半的货物没有卖出，胡阿懒告知王育林总亏损为78000元左右。王育林表示78000元可以帮胡阿懒填补，胡阿懒要求签个条子，王育林就签了个条子给他。（二）《收款收据》的出具时间是2017年1月25日，时间上与付款的2015年12月25日也对不上。因此，一审法院错误认定了双方存在合伙关系，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不能因此将该40000元认定为其他经济往来。三、一审判决书中记录的胡阿懒的补充陈述是不准确的、是错误的。当时胡阿懒关于“2015年12月25日王育林汇给胡阿懒的款项”的说法是：之前，王育林的妻子在外地做生意时，因资金周转，向胡阿懒借了100000元，所以在2015年12月25日回款偿还。胡阿懒并没有陈述称该笔款项是合伙经营圣诞礼物蝴蝶结的经济往来。四、关于2015年12月25日的一笔40000元、一笔60000元的银行交易记录，其中40000元是偿还涉案借款。胡阿懒认为该40000元是王育林偿还胡阿懒其他欠款、不是偿还本案诉争债务的说法不能成立。如果王育林当时确实欠胡阿懒其他款项100000余元，王育林直接单笔转帐就可以，没必要在同一日分两笔（一笔4万、一笔6万）分开支付，胡阿懒的说法不合理。另外，王育林于2013年向胡阿懒借款后，每年均支付4320元利息给胡阿懒，从2015年12月之后，便不再支付利息，如果王育林尚欠胡阿懒借款应当仍要支付利息。且若涉案40000元还没有还清，却没有在2017年和78000元一并出具条子，不合常理。退一万步讲，即使王育林欠胡阿懒多笔债务，诉争40000元中的3万元是有利息的，属于有负担的债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该40000元也应当认定为抵充涉案40000元。二审期间，王育林补充陈述，王育林原来出资的60000元，要求胡阿懒先归还给王育林。胡阿懒辩称,一、对于涉案40000元欠款事实双方没有争议，但王育林认为其已经偿还涉案款项。胡阿懒认为2015年12月25日王育林通过其母亲支付的40000元是偿还胡阿懒为其垫付的原材料款而不是偿还涉案款项。二、王育林与胡阿懒之间存在合伙关系，王育林在一审法院对其的电话询问中已经承认。胡阿懒和王育林一直有合作，开始是加工合作，2015年至2016年之间双方有合伙合作关系。一审补充的《收款收据》中有加王育林公司的盖章，胡阿懒认为是王育林将合伙关系推到公司身上，擅自加盖公司章，导致胡阿懒无法向王育林本人追究责任。2017年1月25日的《收款收据》是双方合伙结算后由王育林出具，该事实王育林也是承认的。三、2015年12月25日王育林通过其母亲支付的款项是100000元，40000元是王育林偿还胡阿懒代为垫付的材料款，60000元双方在庭审中确认是王育林另向胡阿懒支付的合伙投资款。根据一审的庭审录音，胡阿懒一审陈述并不是王育林老婆向其借款，而是胡阿懒去义乌进货原材料，代王育林购买40000元材料。四、本案中胡阿懒已经完成举证责任，涉案款项并未清偿。根据双方一审陈述，可以证实双方存在其他经济往来，比如合伙关系。胡阿懒一审中提交的借条凭证及王育林承认拖欠款项，可以证明王育林欠款事实。王育林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其认为已清偿40000元的情况下应当取回借条。长时间未取回借条不符合日常交易习惯。王育林在一审中陈述胡阿懒称借条不在身边故未取回，但其可以要求胡阿懒出具收条以证明涉案款项已经偿还。但是王育林既没有取回借条也没有要求胡阿懒出具收条，不符合常理，可见涉案款项并未清偿。双方对40000元的充抵是有约定的，就是用于偿还胡阿懒垫付的原材料款，并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五、根据胡阿懒一审陈述，王育林是有支付过涉案款项利息至2018年，且最后一笔利息给了5000元。如果涉案款项已经偿还，王育林也不需要再支付利息。王育林在一审中称5000元是合伙补偿款，也是不符合客观事实及常理的。在王育林和胡阿懒之间存在其他关系的情况下，连欠款都没有偿还，不可能会支付补偿款。另78000元是合伙结算款，40000元是民间借贷结算款，属两种法律关系，没有写在一张条子上是合理的。胡阿懒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王育林支付胡阿懒借款本金40000元及利息损失(以40000元为基数，从起诉之日起按月利率1.2%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王育林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9月12日，王育林因向胡阿懒借款30000元而出具借条一份交胡阿懒收执，并约定月利率1.2%。同时，双方就王育林欠胡阿懒的加工报酬10000元经协商转化为借款由王育林补充书写在该借条上，但未约定利息。2015年至2016年期间，胡阿懒、王育林合伙做圣诞礼品加工生意。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反映，涉案借条出具之后，王育林支付胡阿懒的款项有：1.王育林于2015年12月25日通过王美英账户向胡阿懒分别转账40000元、60000元，胡阿懒认为该两笔款项系王育林偿还胡阿懒为其垫付的合伙投资款，王育林认为其中40000元用于清偿涉案债务，60000元系合伙投资款；2.王育林于2018年2月15日通过王美英账户向胡阿懒转账5000元，胡阿懒认为该款项系王育林支付的涉案借款利息，王育林认为该款项系其就合伙亏损自愿对胡阿懒作出的弥补；3.王育林于2018年11月26日通过王美英账户向胡阿懒转账20000元，胡阿懒认为该款项系王育林针对其于2017年1月25日出具的内容为“今收胡阿懒加工工资78000元正，分5年内付清”书面字据所涉债务进行清偿，王育林认为该款项系其就合伙亏损自愿对胡阿懒作出的弥补。一审法院认为，借条作为债权凭证系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和借贷关系实际发生的直接证据。本案中，王育林向胡阿懒借款30000元并出具借条、双方经协商又将其他法律关系所涉及的10000元债务转化为借贷法律关系在该借条上予以补充书写，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依法成立，应受法律保护，现胡阿懒持借条要求王育林偿还借款本金40000元，理由正当，予以支持。双方一致确认其中借款30000元的月利率为1.2%，遂对胡阿懒诉请其中以30000元为基数从起诉之日起按月利率1.2%计算利息，予以支持；其中借款10000元未约定利息，王育林本应在胡阿懒主张权利时及时偿还借款，逾期还款应赔偿胡阿懒利息损失且从起诉之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为宜，遂对胡阿懒诉请其中以10000元为基数从起诉之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利息的部分，予以支持；胡阿懒的诉请超出该标准的，不予支持。王育林抗辩已清偿借款并提供了其于2015年12月25日通过王美英账户向胡阿懒转账40000元的银行交易记录予以佐证，但胡阿懒、王育林一致确认当时双方还存在合伙法律关系且王育林于当日通过王美英账户另向胡阿懒支付60000元用于合伙投资款，而胡阿懒提供的其他银行明细清单、收款收据能够反映双方还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及经济往来，在双方存在合伙法律关系、其他债权债务关系及多笔经济往来的情况下，王育林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借款清偿后长时间未取回借条或让胡阿懒出具收条的行为显然既不符合一般民间借贷的交易习惯亦不符合一般常理，遂对王育林的上述抗辩意见，不予采信。在涉案借款被认定尚未清偿而王育林未对利息支付进行举证的情况下，胡阿懒自认王育林已支付利息至2018年且主张王育林于2018年2月15日支付的5000元系偿还利息，而王育林认为该款项系其自愿弥补胡阿懒的合伙亏损，显然胡阿懒的自认与主张有利于王育林，予以采信。胡阿懒主张王育林于2018年11月26日支付的20000元用于清偿所欠的加工报酬，王育林认为该款项系其自愿弥补胡阿懒的合伙亏损，即双方一致确认该款项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遂不作处理。一审法院判决：一、王育林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胡阿懒借款本金40000元并支付利息（其中以30000元为基数自2020年3月16日起按月利率1.2%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其中以10000元为基数自2020年3月16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二、驳回胡阿懒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0元，减半收取250元，由王育林负担。二审期间，胡阿懒提供银行流水，拟证明王育林于2017年1月26日通过其母亲王美英账户向胡阿懒支付利息4200元。王育林质证认为，30000元借款按月息1.2%计算一年利息是4320元，该4200元不是支付利息。王育林提供库存货物照片，拟证明2017年1月26日支付给胡阿懒的4200元是双方之前合作后所剩库存产品出售后支付给胡阿懒的补偿款。胡阿懒质证认为，该4200元并非合伙清算后王育林支付给胡阿懒的补偿款，王育林在一、二审均未提到该笔补偿款。本院认为，双方提供的证据均不足以证明待证事实，本院不作为定案依据予以采信。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2013年9月12日，王育林向胡阿懒出具一份30000元借条，注明月利率1.2%。双方就王育林欠胡阿懒的加工报酬10000元由王育林补充书写在该借条上，但未注明利息。2015年12月25日，王育林通过王美英账户分别向胡阿懒转账40000元、60000元。2017年1月25日，王育林向胡阿懒出具一份收条，载明“今收到胡阿懒加工工资78000元正，分5年内付清”，落款处加盖了瑞安市温琪工艺品有限公司印章并有王育林签名。2018年2月15日，王育林通过王美英账户向胡阿懒转账5000元；2018年11月26日，王育林通过王美英账户向胡阿懒转账20000元。本院认为，各方对涉案2013年9月12日借条项下40000元债务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争议焦点主要在于该40000元债务是否已清偿完毕。王育林上诉主张2015年12月25日其通过王美英账户向胡阿懒支付40000元，已还清涉案债务，胡阿懒主张该40000元系支付胡阿懒垫付的材料款。本院认为，王育林并未就涉案借条项下款项本金及截至2015年12月25日的相应利息在2015年12月25日全部结清的过程作出详细解释并提供依据，且如果涉案债务已于2015年12月25日结清，王育林作为商事主体，应具有较强的风险防控意识，却长期未取回借条，尤其是双方在2017年1月结算合伙事务后另行出具78000元收条时，王育林亦未通过任何形式表明原借条项下债务已还清的事实，不符合常理。根据在案证据，双方存在民间借贷、加工承揽等多种经济往来，王育林亦认可2015年12月其所在公司与胡阿懒之间还存在合伙关系，在双方存在多种经济往来的情况下，胡阿懒主张王育林于2015年12月25日支付的40000元系偿还其他债务且对该债务的形成作了较为详细的陈述，其解释具有较高的可信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适用于清偿抵充顺序不明的情形，不适用于本案。主张法律关系消灭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消灭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现王育林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涉案债务已偿还完毕的事实，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其上诉主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王育林一审中未提反诉请求，二审中要求胡阿懒归还王育林出资款60000元，本院不予处理，王育林可另行主张。综上，王育林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0元，由王育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许良岳审 判 员 李 洁审 判 员 胡淑丽二〇二〇年九月九日本件和原本核对无异代书记员 陈刘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