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13民终438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兰东，男，1956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山东省莒南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怀兵，山东广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言周，男，1961年3月2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山东省莒南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武江涛，山东仁圣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兰东因与被上诉人王言周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莒南县人民法院（2020）鲁1327民初3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李兰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怀兵、被上诉人王言周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武江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兰东上诉请求：1、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王言周一审诉讼请求或将案件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王言周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基本事实。李兰东与王言周是同村村邻关系，李兰东经常在附近村居从事生猪经纪业务。2013年2月5日，经李兰东介绍，韩成聚到王言周处购买生猪，买卖双方达成买卖意向后，韩成聚拉走了王言周的生猪，韩成聚出具了收据一份，之后韩成聚仅付款10,000元，尚欠27,934元，经李兰东和王言周多次催要，韩成聚一直未付款。2013年8月6日，王言周将韩成聚和李兰东列为共同被告向法院提起了起诉，起诉状中王言周明确陈述李兰东只是经纪人，是韩成聚收购了生猪。后来由于韩成聚下落不明无法送达法律文书，王言周撤回了起诉。在此期间王言周一直未向李兰东主张权利。2020年1月9日，王言周向李兰东提起了诉讼，竟然诉称是李兰东收购了生猪，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作出了错误的判决。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庭审中，李兰东提供的证据足以认定李兰东在生猪买卖关系中，只是经纪人的身份，王言周在（2013）莒十商初字第203号一案中陈述了他是通过经纪人李兰东的介绍将生猪卖给了韩成聚的事实，在本案一审庭审中，王言周再次明确陈述，他的生猪是被韩成聚拉走的，李兰东在介绍卖猪时，每头生猪收取5元或6元不等的经纪费，因此李兰东作为经纪人这是不争的事实。一审法院不顾以上查明的事实，竟然将以上事实和过程认定为两个买卖关系，一是李兰东同王言周之间发生了生猪买卖关系，然后是李兰东又同韩成聚之间又发生了买卖关系，这一认定完全与客观事实不符。 王言周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王言周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调解或判令李兰东向王言周支付生猪款17,934元；2、依法调解或判令李兰东向王言周支付所欠付生猪款的利息（自欠款清偿期限届满之日起即2013年3月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言周与李兰东均系莒南县十字路街道王家结庄村村民，王言周从事生猪养殖。2013年2月5日，李兰东带领收猪户到王言周处收购生猪，经现场称重，生猪毛重合计为4381斤，皮重合计为528斤，净重为3853斤，双方确定生猪价格为7.25元/斤，计款27,934元，未即时付款。后收猪户为李兰东出具收据，该收据主要载明：“客户名称：李兰东13年2月5日4381-528=3853×7.25=27934”。同年3月份，李兰东向王言周支付生猪款10,000元，并在该收据中添加“付10000”字样，后李兰东将该收据交由王言周。剩余生猪款17,934元，经王言周多次索要未果。2020年1月9日，王言周诉至一审法院，要求李兰东支付生猪款17,934元及利息。庭审中，王言周变更诉讼请求为要求李兰东支付生猪款17,758元及利息（以17,758元为基数，自2013年3月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另查明，王言周以李兰东、韩成聚为被告，于2013年8月6日向莒南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李兰东、韩成聚支付生猪款17,934元，后因韩成聚下落不明，王言周于同年11月20日撤回起诉。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有二：一、王言周与李兰东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二、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 关于焦点一、合法的买卖关系受法律保护。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买卖合同以转移标的物所有权为目的，标的物所有权自标的物交付时转移。本案中，由收猪户出具的载有生猪数量及总价款的涉案收据中“客户名称”一栏为李兰东，证明对收猪户而言，买卖关系发生在其与李兰东之间。该收据一直由李兰东持有，以上事实证明该收据系收猪户与李兰东之间的结算凭证。李兰东与收猪户之间形成案外的买卖合同关系。另，根据庭审双方关于交易习惯的陈述，李兰东向王言周作出收购生猪的意思表示，由李兰东带领收猪户到王言周处对生猪过磅、称重、拉货，随后由李兰东向王言周支付相应的生猪款，如果李兰东仅仅是介绍人，因王言周与收猪户并不相识，则不存在收猪户赊购王言周生猪的现实基础，亦与常理不符。李兰东向王言周支付生猪款10000元后在涉案收据中添加“付10000”字样，并将收据交给王言周，该收据又成为王言周与李兰东之间的结算凭证。作为本案涉及的买卖合同形成过程中的要约引诱、要约、承诺及最终买卖合同的签订与履行，均是李兰东作为买方作出的意思表示，双方之间形成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因此，王言周、李兰东之间因买卖生猪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明确，李兰东应按照收条中双方约定的价款向王言周履行支付义务。庭审中，王言周变更诉讼请求为要求李兰东支付生猪款17758元（17934元-22头×8元／头），系其对自身权利的自由处分，并不加重李兰东的义务，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关于逾期付款利息，王言周、李兰东并未就涉案生猪款约定支付时间，不存在逾期付款利息问题，故对王言周要求李兰东赔偿逾期付款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李兰东辩称涉案买卖合同的相对方为案外人韩成聚，其为生猪经纪（介绍人），不承担支付生猪款的义务，并提交王言周2013年8月6日向法院起诉时提交的起诉状及申请证人李某、卢某出庭作证，但王言周于2013年8月6日向法院提交的起诉状中关于案外人韩成聚的身份信息不详，并因案外人韩成聚下落不明，王言周于同年11月20日撤回起诉，能够印证王言周所称的不认识案外人韩成聚的主张。另，证人李某、卢某的证言未涉及案外人韩成聚与王言周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因此，上述证据无法证实案外人韩成聚系涉案买卖合同的相对方，与待证事实无关联性。王言周提交的证据的证明力明显大于李兰东提交的证据，达到了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故对李兰东的上述辩解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 关于焦点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王言周申请证人张某、刘某出庭作证，证明本案未过诉讼时效。张某、刘某出庭作证，并接受双方当事人的质询。一审法院认为，李兰东向王言周出具的具有结算性质的收据，双方就生猪款履行期限约定不明确，亦未达成补充协议，致使履行期限不能确定，则王言周有权随时要求李兰东履行付款义务，王言周于2020年1月9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李兰东履行付款义务符合法律规定，且未超过20年最长诉讼时效。王言周虽然于2013年8月6日向法院起诉要求李兰东、案外人韩成聚履行支付生猪款的义务，但王言周于同年因案外人韩成聚下落不明撤回起诉，即在王言周第一次向李兰东主张权利之时，李兰东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诉讼时效期间并未从2013年开始起算。故对李兰东辩称本案已过诉讼时效的辩解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十五条、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规定，判决：一、李兰东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支付王言周生猪款17758元；二、驳回王言周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48元，减半收取计124元，由李兰东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合法的买卖关系受法律保护。李兰东向王言周支付生猪款10,000元后在涉案收据中添加“付10000”字样，并将收据交给王言周，以此作为双方之间的结算凭证，应视为其作为买方作出的意思表示。同时，该收据中并未载明李兰东系生猪经纪人或经办人身份。故，原审认定双方当事人之间形成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关于本案的诉讼时效问题。涉案收据未就生猪款履行期限进行约定，则王言周有权随时要求李兰东履行付款义务，原审依据王言周提供的证人证言认定王言周于2020年1月9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李兰东履行付款义务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所述，李兰东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48元，由上诉人李兰东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怀峰 审判员  李兴波 审判员  杨敬国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李桂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