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4民终96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杜国亮，男，1973年3月28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黔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冉启龙，重庆市黔江区舟白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德举，男，1966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以下简称彭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运珍（系刘德举之妻），女，1973年6月15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彭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永福，重庆市黔江区城厢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上诉人杜国亮因与被上诉人刘德举保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黔江区人民法院(2020)渝0114民初26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上诉人杜国亮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冉启龙、被上诉人刘德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运珍、张永福进行了调查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杜国亮上诉请求：撤销重庆市黔江区人民法院（2020）渝0114民初2648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刘德举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导致判决不公。双方关于寄存的款项已于2015年2月在刘德举家进行对账，双方已表示钱账两清，不存在漏算的情形。一审判决重复认定32180元这笔款项，事实之间自相矛盾。2.刘德举举示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刘德举认为365000元不包括32180元，对此未提供证据证明。一审判决在刘德举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为其进行推理，属于主观假想推理，没有查清事实。3.刘德举提起的诉讼已过诉讼时效，应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刘德举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证据，应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德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杜国亮偿还私自取出的32180元及同期存款利息；2．判令杜国亮支付刘德举误工费3000元、交通费1000元；3．杜国亮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杜国亮系刘德举妹夫。刘德举于2009年农历9月外出浙江务工，临走前将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存折（一本通账号：40223XXXXXXXX16541）等物交给杜国亮保管，并约定将务工收入的钱交付给杜国亮保管。刘德举于2010年分六次向其前述银行存折中存钱，合计32000元。2010年11月17日，杜国亮分两次从刘德举的银行存折中取款合计32180元。至于取钱所需要的密码，刘德举陈述该银行存折系用于种粮直补，故密码为开户时统一设置的六个“0”，杜国亮通过其他方式获取的密码，而杜国亮则陈述系刘德举告知的密码，双方均无证据予以证明。在外务工期间，刘德举将务工收入转账汇款给杜国亮的多个银行账户，以交给杜国亮保管。杜国亮在庭审中提交自制的结算明细表一份，载明刘德举交钱给杜国亮保管的方式、时间、金额及利息，其中2011年与2012年转入杜国亮在重庆农村商业银行的账户共计107650元，2013年与2014年转入杜国亮在中国邮政银行的账户共计175650元。杜国亮在收到刘德举的钱后，以定期存款或活期存款等方式为刘德举保管，但未进行单独保管，与其自身的钱无法区分。杜国亮曾于2014年1月27日在中国邮政银行以理财方式存款200000元，期限一年，收益11800元。另查明，刘德举在2015年购房前汇款52000元给杜国亮保管，其中2015年2月9日汇款35000元。2015年2月13日，刘德举用杜国亮为其保管的钱购买商品房一套。买房后，刘德举妻子与杜国亮于2015年2月进行一次结算并进行了清账，根据刘德举、杜国亮认可的结算单显示杜国亮为刘德举保管的钱为365000元（210000元+35000元+120000元）。对于结算是否包含杜国亮从刘德举银行存折里面取的32180元，刘德举认为不包括，杜国亮认为包括，但双方均没有直接的证据予以证明。杜国亮提交了中国邮政银行存折（一本通账号500XXXXXXXX957）的存取款记录（2011年11月22日现存32880元及2014年1月26日支取35136.78元）拟证明已将从刘德举银行存折中取出的32180元用于给刘德举买房，结算单中载明的“35000元”即为此钱的本金及利息。刘德举陈述于2017年底从杜国亮处将银行存折取回后发现钱被取走，杜国亮陈述于2015年2月对账后就将银行存折交还给了刘德举，双方对此无直接的证据予以证明。2017年底，刘德举发现账户中的钱被取走后，与杜国亮进行对账及协商无果，于2019年查明系杜国亮取款。刘德举为弄清与杜国亮之间的账务往来及进行诉讼，曾到原务工地浙江等处收集证据。一审法院认为，保管合同是保管人保管寄存人交付的保管物，并返还该物的合同。本案中，基于亲戚关系，刘德举与杜国亮约定将刘德举的银行存折及在外务工收入的钱交由杜国亮保管，双方并实际履行了该约定，虽然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双方属于保管合同关系。本案争议焦点有四：一、刘德举是否将存折中的钱交付给杜国亮保管；二、杜国亮是否将从存折中取出的钱已经交还给刘德举；三、交通费、误工费如何认定；四、刘德举要求还钱的主张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结合当事人当庭陈述及在案证据，该院作如下评述：一、刘德举是否将存折中的钱交付给杜国亮保管。杜国亮首先为刘德举保管的是银行存折，该院对在保管期间杜国亮从银行存折中取出32180元的行为作如下分析：首先，杜国亮从银行取钱需要密码，对于杜国亮如何知晓银行存折密码刘德举、杜国亮各执一词，存折密码本身为刘德举设置，杜国亮并不知晓，在双方无证据证明的情况下，该院推定杜国亮知晓存折密码系刘德举告知；其次，杜国亮取钱时间紧临刘德举存钱时间，杜国亮虽然保管银行存折，其知道银行存折中有多少钱的可能性较小，故杜国亮陈述系刘德举告知取钱的可能性较大；再次，刘德举对于银行存折中的钱系谁存入在诉讼初始阶段尚记不清楚，诉讼过程中通过到浙江查询才明确，故不排除刘德举对告诉杜国亮密码及要求杜国亮取款保管的事情亦出现记忆差错；再次，刘德举、杜国亮现有的证据显示在2010年刘德举未转账给杜国亮，而2011年至2015年刘德举每年均有转账给杜国亮，刘德举未说明2010年未交付钱给杜国亮保管的原因，这与双方保管钱的约定及常理不符；最后，刘德举在外出务工前就约定将务工收入交由杜国亮保管，杜国亮取钱的行为符合刘德举、杜国亮之间的约定。综合以上分析，该院认为刘德举将银行存折中的钱交付给了杜国亮保管。二、杜国亮是否将从存折中取出的钱已经交还给刘德举。杜国亮作为保管人负有交还保管物的义务，进而言之，如杜国亮认为已经将案涉的32180元交还给刘德举，则其负有举证义务。当然，由于刘德举、杜国亮进行过结算并清账，刘德举对结算中不包含案涉的32180元负有举证责任。由于刘德举、杜国亮双方证据意识不强，资金往来的相关原始证据大多灭失，双方对保管钱的总额及具体明细均已无法举证，该院根据刘德举、杜国亮的现有证据及当庭陈述对钱是否已经交还作以下分析：首先，根据已查明的刘德举、杜国亮之间的银行流水及杜国亮提交的结算明细表，在双方于2015年2月对账前，刘德举直接交付给杜国亮保管的钱为335300元，加上案涉的32180元，不含存款利息，总额已经超过双方认可的365000元，且双方均不确定保管的钱的全部银行流水均已出示完毕，故结算中包含案涉的32180元的可能性较小。其次，杜国亮认为结算单载明的35000元即案涉的32180元通过中国邮政银行存款后的本金及利息，由于杜国亮存入银行的32880元与32180元定期存款一年的本息之和不相符，杜国亮也未提交32180元定期存款一年的证据，加之取款时间相隔买房时间一年之久，故不能确定从中国邮政银行所取的35136.78元就是结算单中的35000元，且刘德举于2015年2月9日交付35000元给杜国亮，不排除结算单中的35000元即该笔钱。再次，杜国亮于2014年1月26日取款35136.78元与杜国亮于2014年1月27日存款200000元的时间很近，35136.78元已存入200000元中的可能性较大，而200000元存款本金加利息为210000多元，结算单中的210000元即为该笔款的本金及利息的可能性也较大，这与杜国亮陈述的结算单中的35000元即32180元的本金及利息相矛盾。最后，杜国亮将保管的钱与自己的钱进行混合使用，导致账务查明难度较大，杜国亮作为保管人未尽到妥善保管保管物的义务及违反保管人不得使用保管物的规定。综合以上分析，杜国亮认为已经将案涉的32180元交还给刘德举，因缺乏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力的法律后果；刘德举虽无直接证据证明结算中不包含32180元，但从该笔款项的存取、结算单载明金额、杜国亮提交的结算明细表中利息等情况及双方的当庭陈述，可以认定结算中不包含该笔款项，故对刘德举要求杜国亮返还32180元的诉讼请求，该院予以支持。刘德举主张的利息实为主张的法定孳息，虽然双方没有约定，但是根据杜国亮给刘德举计算保管现金的存款利息可以看出，杜国亮保管钱产生的法定孳息属于刘德举所有，故对刘德举主张的利息该院予以支持。因该笔钱原系刘德举在重庆农村商业银行的活期存款，故该院仍按重庆农村商业银行的活期存款利率计算利息。三、交通费、误工费如何认定。刘德举主张的交通费1000元及误工费3000元均系刘德举举证产生的费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举证系当事人的诉讼义务，在刘德举、杜国亮无特别约定的情况下，该笔费用应由刘德举自行承担。本案的保管合同关系基于亲情产生，且系无偿保管，望刘德举、杜国亮仍念及亲情，特别是刘德举应感念杜国亮为保管付出的辛苦，心怀感恩，不以恶意揣测杜国亮。由于保管已长达十年之久，涉及金额很多笔，双方在庭审中均出现明显的与事实不符的陈述，不排除刘德举、杜国亮记忆错误的可能，双方均有责任还原事实，明确真相，故刘德举为查明事实产生的费用自行承担为宜。四、刘德举的主张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刘德举、杜国亮未约定保管期限，刘德举有随时要求杜国亮返还保管物的权利，由于刘德举、杜国亮于2015年2月进行了结算，故诉讼时效应从结算次日起算，至今虽然超过五年，但是刘德举曾于2017年底找杜国亮要求核实银行存折中取款的情况，故刘德举的主张未超过诉讼时效。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六十五条、第三百六十九条、第三百七十六条、第三百七十七条、第三百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由杜国亮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刘德举32180元及利息（以32180元为基数，按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活期存款利率从2010年11月17日计算至返还完毕之日止）；二、驳回刘德举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04元，减半收取计302元，由杜国亮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刘德举举示了一本通主卡号6215XXXXXXXX6105对私客户账户明细一份作为二审中新的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本院二审查明：1.刘德举将卡号为6215XXXXXXXX6105（账号40223XXXXXXXX16541）种粮直补卡交付给杜国亮保管时的2009年农历9月间，该账号的账户余额仅有8余元。2.刘德举称，除了交给杜国亮保管的种粮直补卡上的钱以外，还有三笔钱，即一审法院查明的打入杜国亮银行卡上的107650元、175650元和52000元。3.刘德举称在2015年2月进行结算时，结算的都是本金，并无资金利息。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余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同，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刘德举自己认可除了交给杜国亮保管的种粮直补卡上的钱以外，还有三笔钱，即一审法院查明的打入杜国亮银行卡上的107650元、175650元和52000元。刘德举在把种粮直补卡交给杜国亮保管后，分六次共向该卡打入了32000元钱。前述四笔款项共计367300元（107650＋175650＋52000＋32000）。2015年2月刘德举的妻子与杜国亮进行了结算，结算结果是365000元，刘德举认可结算的是本金。367300元与365000元之间的差额是2300元，而刘德举请求杜国亮支付的是32180元，那么也就是说刘德举将种粮直补卡交给杜国亮保管时，该卡上应当存有29880元（365000＋32180－367300）。然而从刘德举提交的种粮直补卡的明细来看，刘德举将种粮直补卡交给杜国亮保管时即2009年农历9月间，该卡上余额仅有8余元。刘德举请求杜国亮向其支付32180元，无事实依据。杜国亮称，在为刘德举保管钱财期间，曾有为刘德举支出的开支，故在结算时有扣减。刘德举对此不予认可，但刘德举、杜国亮在2015年2月间进行结算并清账，刘德举未能举证证明结算有误并及时申请撤销。故本院认定，在2015年2月结算清账后双方债权债务关系已经终止。在债权债务关系终止后，刘德举请求杜国亮再向其支付款项，不能得到支持。刘德举因本案诉讼产生的误工费、交通费，自行承担。综上，杜国亮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九十一条、第三百六十五条、三百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撤销重庆市黔江区人民法院（2020）渝0114民初2648号民事判决；驳回被上诉人刘德举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604元，减半收取302元，由被上诉人刘德举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604元，由被上诉人刘德举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丁咏梅审 判 员 徐婷婷审 判 员 王军峰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 秦清华书 记 员 程方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