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10民终105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崔玉梅，女，1974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荆州市荆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倪**，荆州市荆州区光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朱红梅(原审被告)，女，1976年5月6日出生，汉族，住荆州市江陵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汉生，荆州市沙市区复兴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崔玉梅及上诉人朱红梅因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荆州市荆州区人民法院(2019)鄂1003民初18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崔玉梅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倪**，被上诉人朱红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汉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崔玉梅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予以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由对方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主要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对方当事人向上诉人出具的欠条是对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法律关系变为了债权债务关系。一审认定对方当事人向上诉人出具的欠条无效没有事实基础，也无法律依据。珍菌堂公司在荆州市的经营行为是否属于传销活动，没有相关机关的认定，双方当事人的行为发生在2016年6月和7月，当时没有任何国家行政机关认定珍菌堂公司为传销组织，一审对上诉人未尽充分注意义务的认定没有事实依据。朱红梅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对方当事人一审的诉讼请求，由对方当事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主要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上诉人是在对方当事人逼迫的情况下写下了欠条，而实际上对方当事人从2016年6月至2018年7月已收取现金116000元左右，其本金无任何损失，还盈利1万余元，一审判决由上诉人承担23240.67元不合常理。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案涉欠条不是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一审按我国《担保法》判决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属于适用法律不当。原告崔玉梅向一审提出诉讼请求：一、请求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105000元；二、本案诉讼费及其他相关费用由被告承担。被告朱红梅辩称，一、原、被告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二、原告利用社会闲杂人员逼迫被告写下欠条，还更改欠条内容。三、原告在2018年12月19日索要欠款时，当着警察的面殴打被告。综上，原、被告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一审认定：原、被告系同学关系，在被告朱红梅的介绍下原告崔玉梅与珍菌堂公司签订牛樟芝培植协议，原告分别于2016年6月17日、2016年6月19日、2016年7月10日签订上述协议，该协议约定原告按照珍菌堂公司规定培植椴木，珍菌堂公司每周向原告发放培植补贴等内容。原告分别于2016年6月15日转账给被告朱红梅21000元，2016年7月10日转账给谭金钊（系珍菌堂公司的员工）24000元，2016年7月11日转账给谭金钊30000元。被告朱红梅于2016年6月15日向原告出具一份附件合同，约定“兹有培植户崔玉梅与珍菌堂公司签订牛樟芝培植协议，若培植户在培植期内其本金有任何风险时，本金差额部分将由朱红梅承担，特此补充。椴木七个分三次来货（加单分三次入单）。7个本金拾万零伍仟。承诺人：朱红梅”。原告崔玉梅与珍菌堂公司签订协议后，珍菌堂公司的员工杨前宝每周向原告崔玉梅发放培植补贴，从2016年6月27日至2017年3月6日共计向原告崔玉梅转账35278元，此后再未转账。因珍菌堂公司再未向原告崔玉梅发放培植补贴且协议书的两年期限已到，2018年7月19日，原告崔玉梅与被告朱红梅商谈后，被告朱红梅向原告崔玉梅出具一份欠条，载明“今欠崔玉梅人民币壹拾万零伍仟元整（105000），欠款人：朱红梅，还清日期：2018年7月19日—2018年12月19日，还注明见证人李某、陈某等内容”。一审另查明，2017年11月3日，珍菌堂公司被沙洋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沙工商处字[2017]12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为传销组织，该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出现与本案有关人员即谭金钊、杨前宝和公司即荆州市珍菌堂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等内容。2018年7月18日，珍菌堂公司被龙岩市新罗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新工商专处[2018]1350802180014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公示）认定为传销组织。一审认为，本案中原告崔玉梅虽然以被告朱红梅向其出具的欠条为由提起民间借贷诉讼，但是被告抗辩本案并非民间借贷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之规定，结合本案查明的案件事实，本案应当按照合同纠纷进行审理。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原告崔玉梅与珍菌堂公司签订的牛樟芝培植协议书，是国家明令禁止的传销活动，该合同因违反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被告朱红梅为使原告崔玉梅放心投资，而签订的《附件合同》应属于担保合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担保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担保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债务人、担保人、债权人有过错的，应当根据其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之规定，因主合同即协议书无效，担保合同即附件合同无效。原告崔玉梅实际投资105000元，已收回35278元，实际损失为69722元。被告朱红梅的担保行为与原告崔玉梅的投资行为有一定的因果关系，且原告崔玉梅亦未尽充分注意义务，双方均有过错，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主合同无效而导致担保合同无效，担保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之规定，故告朱红梅应当依法承担原告崔玉梅的损失23240.67元（69722元的三分之一）。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朱红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崔玉梅23240.67元；二、驳回原告崔玉梅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00元，由原告崔玉梅负担1010元、被告朱红梅负担190元。二审中双方当事人没有新证据向法庭提交。二审认可一审对本案事实的认定。本院认为，关于案涉欠条的效力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本案中，上诉人朱红梅虽然于2018年7月19日向上诉人崔玉梅写下了105000元的欠条，但二人之间并不存在民间借贷的民事法律关系，该款是上诉人崔玉梅投资福建珍珠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牛樟芝培植产品的行为，且上诉人朱红梅是在对方逼迫的情况下写下的欠条，应依法认定无效。关于上诉人朱红梅民事责任的承担。本案中，上诉人朱红梅介绍上诉人崔玉梅与珍菌堂公司签订牛樟芝培植协议书，而珍菌堂公司被依法认定从事国家明令禁止的传销活动，对此，该合同因违反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上诉人朱红梅为使上诉人崔玉梅放心投资，而签订的《附件合同》属于担保合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担保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担保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债务人、担保人、债权人有过错的，应当根据其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之规定，因主合同即协议书无效，担保合同即附件合同无效。上诉人崔玉梅实际投资105000元，已收回35278元，实际损失为69722元。上诉人朱红梅的担保行为与上诉人崔玉梅的投资行为有一定的因果关系，且上诉人崔玉梅亦未尽参加传销活动之风险的充分注意义务，上诉人双方均有过错。一审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主合同无效而导致担保合同无效，担保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之规定，判决上诉人朱红梅承担上诉人崔玉梅的损失23240.67元（69722元的三分之一）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43元、381元，分别由上诉人崔玉梅、朱红梅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时中审判员  谢成勇审判员  全 华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六日书记员  程 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