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民终457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蒋小荣，女，1953年8月20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邬勇刚，湖北圣青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祝军，男，1992年5月3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洪山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彭红霞，女，1994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洪山区。上诉人蒋小荣因与被上诉人祝军、彭红霞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法院（2019）鄂0107民初5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蒋小荣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法院（2019）鄂0107民初570号民事判决书；2、改判两被上诉人共同返还上诉人借款人民币55,000元，并自起诉之日起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向上诉人支付利息，至其还款完毕时止；3、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本案不属于民间借贷关系，其认定的判断依据完全错误。1、本案的客观事实是，2016年4月18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谈及彭红霞在中国海峡文化产权交易厦门万宝阁艺术有限公司投资购买产品后返利一事，随后彭红霞提出向上诉人借款，上诉人同意借款后，按彭红霞要求，上诉人在招商银行新开个人账户并存入钱款，随后，彭红霞便使用上诉人手机将上诉人招商银行账户内钱款55,000元转账至厦门万宝阁艺术有限公司法人代表邱晓珍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在手机转账附言中显示“蒋小荣预购艺术品”，“中国海峡”向手机号为137××××7651（上诉人手机号）的手机发送了密码验证码。2016年4月19日，上诉人担心此事说不淸楚，便要求彭红霞、祝军写个借条，为此，祝军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蒋小荣￥55,000元，伍万伍千元整，八月九日归还。祝军2016.4.18”。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出，整个转款过程都是被上诉人彭红霞操作的，正是由于彭红霞使用了上诉人的手机，所以上诉人的手机才收到了相关验证码信息，至于彭红霞怎么填写转款留言，上诉人也不知情，对此过程上诉人从未参与。另外，要说明的是，借条是款项汇出后出具的，由于款项是对第三方支付，上诉人为此还担心，便要求彭红霞、祝军写个借条，即明确向两被上诉人表示，要求他们确认款项性质为借款，被上诉人祝军明知借条的法律含义，且明知款项已向第三方支付完毕的客观事实，仍向上诉人出具借条的行为，即对款项属于借款性质进行了书面的确认。特别要说明的是，本案中，祝军为逃避其法律责任，在明知借条是其书写的情况下，仍向一审法庭作虚假陈述，当庭表示该借条是上诉人伪造的，最后，经鉴定，该借条是祝军亲笔书写无疑。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祝军夫妻恶意逃债的主观故意非常明显，同时其为了达到恶意逃债的目的，其所作陈述都可以编造虚假事实，由此可以推断，祝军在本案中陈述的其他事实均有可能是为达到逃避责任而编造的，故其在本案中的陈述不可信。2、一审判决仅以案涉款项未实质汇入被上诉人账户，而否认本案属于借贷关系，完全不符合当前交易习惯多样性的客观规律。现在是一个交易习惯、交易目的繁杂、多样的时代，借贷关系的债务人完全有可能为了简便汇款过程，从而直接指定第三方收款，实际上借贷关系中，第三方直接收款的现象非常普遍，并非个案。但一审判决仅以款项未实质汇入被上诉人账户，而否认款项的交付，完全不符合客观实际。本案中，借条是在款项汇出后出具的，借条中的款项与汇款金额一致，结合事后出具借条的事实，就可以看出，双方对款项性质属于借款，是达成了一致合意的。如果本案款项属于投资款，那怎么可能在款项汇出的第二天，上诉人还会要被上诉人出具借条？如果被上诉人与上诉人达成的合意是上诉人投资，那被上诉人怎么可能会向上诉人出具借条？实质上，本案中缺少的，是被上诉人以上诉人名义汇出款项后，双方应签订一个借名投资的协议，然后被上诉人再向上诉人出具一份借条，那么本案的法律关系就会十分清楚。二、本案是一起在现今社会中非常常见的向第三方转款的民间借贷纠纷，且是被上诉人夫妻二人的共同行为（两被上诉人一个转款，一个出具借条），由于款项已向第三方支付完毕，被上诉人在转款后，书面确认了款项性质为借款（而非投资款），因此，本案应认定双方构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本案应按民间借贷关系来处理，才符合现今的客观实际，符合书面证据大于言词证据的证据处理规则。请二审人民法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祝军、彭红霞共同辩称，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借款证据不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一审判决是正确的。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借款不是事实，实际上，上诉人于2019年4月18日直接将55,000元打入了厦门万宝阁艺术品有限公司的账号上。上诉人是自行投资行为。上诉人把自行投资风险自担的行为说成是民间借贷，想把损失转嫁给被上诉人的做法是违法行为，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蒋小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祝军、彭红霞共同向蒋小荣返还借款55,000元，并自起诉之日起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利息；2、本案全部诉讼费由祝军、彭红霞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祝军、彭红霞系夫妻关系。2016年4月18日，原、被告双方谈及被告彭红霞在中国海峡文化产权交易厦门万宝阁艺术有限公司投资购买产品后返利一事，后原告蒋小荣以自己名义在招商银行新开个人账户后存入钱款。在原、被告双方商谈后，由被告彭红霞使用原告手机将蒋小荣招商银行账户内钱款55,000元转账至厦门万宝阁艺术有限公司法人代表邱晓珍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在手机转账附言中显示“蒋小荣预购艺术品”，“中国海峡”向手机号为137××××7651（原告蒋小荣手机号）的手机发送了密码验证码。事后，原告要求被告确认该项转款，被告祝军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蒋小荣“55,000元，伍万伍千元整，八月九日归还祝军2016.4.18”。在庭审中，原告亦自认借条系2016年4月19日由被告祝军补写。原案审理过程中，被告祝军于2019年3月28日对原告提交出的证据借条中“祝军”的签名是否是被告祝军签名提出司法鉴定。原审法院委托湖北三真司法鉴定中心进行了司法鉴定，湖北三真司法鉴定中心于2019年10月10日出具三真司鉴定中心文鉴字076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落款日期为“2016.4.18”的《借条》中“祝军”签名笔迹与提供的“祝军”样本笔迹是同一人书写。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原告蒋小荣主张为民间借贷纠纷，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成立需符合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形式要件即达成合意的外在形式，如借条、借款合同、口头约定以及其他可以表明双方借款合意的形式；实质要件即款项的实际交付。本案中，原告蒋小荣作为出借方不仅要提供借款合同或借据、借条等证明借贷关系存在的依据，同时还要提供借款交付的凭证，才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原告蒋小荣于2016年4月18日在招商银行新开个人账户后，再通过该招商银行向厦门万宝阁艺术有限公司法人代表邱晓珍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转账55,000元，此款并未汇入被告账户。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蒋小荣应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原告虽然提交被告出具的借条，但提交的银行转账凭证，仅能证明其向案外人邱晓珍转账55,000元的事实，尚不足以证明该款项系被告向其借款。原案转款款项的性质不明确，汇款凭据不足以证明原、被告之间的借款合同关系成立，现原告仅据此主张原、被告之间的借贷关系，证据不足。综上所述，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借款55,000元及利息的诉请，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蒋小荣的诉讼请求。一审减半收取的案件受理费588元，由原告蒋小荣负担；鉴定费2,500元，由被告祝军负担。本院二审期间，蒋小荣提交一份招商银行转账明细表，拟证明2016年4月16日蒋小荣在招商银行开户，存入金额1元，4月18日由彭红霞持手机操作转账55,000元，蒋小荣对转账对象不清楚。祝军、彭红霞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55,000元是转账给第三人，不是转给祝军、彭红霞。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但相关事实一审判决已予认定。祝军、彭红霞二审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蒋小荣与祝军、彭红霞之间是否成立借款合同关系。自然人之间的借贷合同是实践性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故民间借贷仅有借贷双方当事人的合意不能成立，必须要有实际的交付行为方能生效。但对于借款实际的交付并不仅仅限定于出借人向借款人的直接交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五）项规定“出借人以与借款人约定的其他方式提供借款并实际履行完成”也属于实际交付的行为。本案中，蒋小荣于2016年4月18日由彭红霞持手机操作转账55,000元，祝军又于事后向蒋小荣补写借条一份，蒋小荣的实际付款行为在前，虽收款人系案外人邱晓珍而非祝军本人，但祝军在出具借条时对借条载明的55,000元款项支付情况是明知的，其仍然出具借条则表明其对借款支付的方式予以了认可，故祝军向蒋小荣出具借条，双方的借贷合同关系即成立且生效。关于借贷意思表示的真实性问题，祝军在一审中对借条上其本人签名的真实性提出异议，认为系蒋小荣伪造其签名，经一审法院委托鉴定机构鉴定，结论为借条上的签名为祝军本人的签名。二审中祝军承认其向蒋小荣出具过借条，但又称与本案中的借条内容不符，且是在彭红霞怀孕、分娩期间因蒋小荣到家里闹，为保证彭红霞的安全不得已而出具。对此，本院认为，祝军否认本案借条的真实性，但一审鉴定机构已鉴定确认该借条上祝军签名与其本人签名一致，祝军二审中又称其所写借条内容与案涉借条不一致，但并无相应证据证实，故祝军无法否定案涉借条的证据效力。至于祝军所称出具借条系为避免彭红霞怀孕、分娩期间蒋小荣到家里闹，该情形也不属于法律所规定的胁迫、乘人之危等可撤销民事行为的情形，且即便属于可撤销的情形，祝军也未在法定期间内行使撤销权。故祝军否认案涉借条的辩称理由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也有违民事诉讼的诚实信用原则，本院不予支持。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蒋小荣所支付的55,000元款项实际用于了艺术品投资，双方当事人对于蒋小荣是自行投资还是借款给祝军、彭红霞投资存在争议，但无论双方最初本意是何种情形，祝军在事后向蒋小荣出具借条的行为，则表明了祝军具有承担债务的意思表示，确定了蒋小荣与祝军之间的借款法律关系，祝军应当按照借条的约定向蒋小荣偿还55,000元款项。案涉借条系由祝军一人签名出具，彭红霞未在借条上签名，但本案债务的产生源于彭红霞在中国海峡文化产权交易厦门万宝阁艺术有限公司投资购买产品，且彭红霞参与了蒋小荣对案外人邱晓珍的转款，其对债务的形成完全明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因此，本案借款虽非用于祝军、彭红霞共同生活或共同生产经营，但祝军出具借条可以认定系祝军、彭红霞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彭红霞应当与祝军承担共同偿还责任。综上所述，蒋小荣的上诉请求成立。祝军、彭红霞应共同偿还蒋小荣出借的资金55,000元，并支付自蒋小荣起诉之日起的占用资金银行利息。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法院（2019）鄂0107民初570号民事判决；二、祝军、彭红霞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向蒋小荣返还借款55,000元，并支付自2019年1月23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的利息（2019年8月20日前的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之后的利率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一审案件受理费588元，鉴定费2,5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176元均由祝军、彭红霞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兵审判员  潘捷审判员  张剑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