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480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安徽凯和工程机械销售有限公司，住安徽省合肥市裕隆农机大市场C2-2。法定代表人：沈维国，董事长。委托讼诉代理人：刘亚飞，男，该公司工作人员。委托讼诉代理人：张颜，上海建纬（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凯斯工程机械（上海）有限公司，住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德堡路376号29号厂房西部位。法定代表人：LUCAMAINARDI，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葛海，上海恒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力伟，上海恒隆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凯斯纽荷兰（中国）管理有限公司，住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马吉路2号10楼。法定代表人：LUCAMAINARDI，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葛海，上海恒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力伟，上海恒隆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安徽凯和工程机械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凯和公司）因与上诉人凯斯工程机械（上海）有限公司（以下凯斯上海公司）、凯斯纽荷兰（中国）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斯中国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5民初35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安徽凯和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凯斯上海公司与凯斯中国公司赔偿安徽凯和公司损失合计2,160,000元（币种人民币，以下同）。事实与理由：若无凯斯中国公司授权，以及凯斯中国公司、凯斯上海公司对案外人杭州XX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XX公司）的销售支持，案外人杭州XX公司不可能于安徽市场销售10台挖掘机，而凯斯上海公司颁发给安徽凯和公司独家代理商授权牌授权有效期为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因此安徽凯和公司损失范围应包括杭州XX公司10台挖掘机的销售利润，经安徽凯和公司估算计2,160,000元。上诉人凯斯上海公司、凯斯中国公司共同发表意见，不同意安徽凯和公司上诉请求。两公司从未给予相关授权牌，故不认可对安徽凯和公司具有侵权行为。此外，在2017年安徽凯和公司与凯斯中国公司、杭州XX公司签署的备忘录中并无提及安徽凯和公司具有相应损失，安徽凯和公司亦从未主张损失。基于上述主张，凯斯上海公司、凯斯中国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安徽凯和公司一审全部诉讼请求。双方皆不同意对方的诉讼请求。安徽凯和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凯斯上海公司赔偿安徽凯和公司损失合计5,927,400元；2.判决凯斯中国公司在凯斯上海公司赔偿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判决凯斯上海公司、凯斯中国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及保全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2012年，安徽凯和公司与凯斯上海公司签订《经销协议》，约定：凯斯上海公司就凯斯上海公司或有关公司制造的凯斯大、中、小型挖掘机产品及相应附件，在安徽区域授权安徽凯和公司为其特许经销商；经销商为非独家性，不阻止凯斯上海公司在相关区域内指定其他经销人。2014年、2016年、2017年，安徽凯和公司与凯斯中国公司签订《经销商协议》，约定：凯斯中国公司指定安徽凯和公司成为安徽省的授权经销商，以便安徽凯和公司在地区内销售产品，并为产品提供服务和保修；凯斯中国公司同意非排他性地供应产品给安徽凯和公司在地区内转售，凯斯中国公司保留在地区内指定一个或多个其他经销商的权利。其中，2016年《经销商协议》约定的经销产品为凯斯工程机械挖掘机系列产品及备件和配件。2016年3月12日，凯斯上海公司工作人员张某与安徽凯和公司工作人员合影，双方人员手持“凯斯工程机械经销商授权”牌，该授权牌载明：兹授权贵司为凯斯挖掘机在安徽省独家代理商，授权有效期为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同年，凯斯中国公司授权案外人杭州XX公司为安徽地区的经销商，案外人杭州XX公司于2016年5月11日设立合肥办事处开展经营活动。案件审理中，凯斯上海公司、凯斯中国公司陈述称2016年至2017年系凯斯上海公司将其业务向凯斯中国公司转移过程中，其间销售和市场部门系凯斯上海公司负责，其他部门为凯斯中国公司负责；张某为销售部工作人员。2016年间，安徽凯和公司与凯斯上海公司、凯斯中国公司的业务往来联络情况如下：安徽凯和公司就挖掘机置换补贴的申请、挖掘机折扣申请、提车事宜联络、付款延期付款申请等事项与张某进行了多次电子邮件联络；张某于2016年7月14日、10月9日分别通过电子邮件向安徽凯和公司发送涉及凯斯中国公司的挖掘机返利和补贴政策；2016年6月6日的《凯斯C系列挖掘机经销商价格及零售促销方案》由陈某被告凯斯中国公司凯斯工程机械事业部总经理的名义签署并向经销商发布；涉及销售代表变更事宜的《人事变动通知》由陈某凯斯上海公司名义作出，该通知于2016年11月1日通过电子邮件向原告发送；安徽凯和公司购买挖掘机的《购货合同》相对方为凯斯中国公司，《购货合同》文本的发送和接收事宜由凯斯上海公司进行；2016年每季度的《销售奖惩确认单》由凯斯中国公司签署，并载明所涉奖惩结算包含与凯斯上海公司、凯斯中国公司的交易。2016年3月5日至10月8日期间，安徽凯和公司多次向凯斯上海公司投诉案外人杭州XX公司在安徽设立凯斯品牌销售门店以及低价恶意抢夺客户的情况。2016年8月5日，凯斯上海公司告知安徽凯和公司其作出了《关于安徽省挖掘机销售的通知》，决定由安徽凯和公司全面负责安徽市场的大型挖掘机销售；庭审中，凯斯上海公司、凯斯中国公司确认，该通知系为解决安徽凯和公司与杭州XX公司的冲突而出具，要求杭州XX公司停止销售。2017年3月24日，凯斯中国公司工作人员卢某向安徽凯和公司发送电子邮件，邀请安徽凯和公司至凯斯上海公司处就安徽省凯斯工程机械代理权调整的后续事宜确认相关内容；2017年3月30日，安徽凯和公司、凯斯中国公司、案外人杭州XX公司共同签署了《2017年关于安徽省凯斯工程机械代理权调整的后续事宜备忘录》，约定：自2017年1月1日起凯斯中国公司终止杭州XX公司在销售区域内的经销权，同时授予安徽凯和公司在安徽省内全省挖掘机代理的经销权；杭州XX公司停止在安徽省内销售凯斯系列整机产品及配件，不再以凯斯中国公司经销商名义从事经营活动；杭州XX公司对2017年前销售的客户的售后服务转移至安徽凯和公司，所售设备机身号分别为DAC075K3NGS3A7587、DAC210J6NGSFH1179、DAC210K5NFS5H5207、DAC210J6NGSFH1159、DAC210J6NGSFH1161、DAC210J6NGSFH1157、DAC380J6NGSFR1104、DAC210J6NGSFH1133、DAC210K5NES5H5005、DAC210K5NES5H4990；安徽凯和公司向杭州XX公司支付40万元补偿款用于杭州XX公司的网店裁撤、债权清收和人员清退。凯斯中国公司2016年6月6日的《凯斯C系列挖掘机经销商价格及零售促销方案》以及《2016年挖机零售支持政策及销售奖惩政策》，载明了凯斯系列挖掘机产品的经销商价格标准，以旧换新支持、市场活动支持、销售返利的执行政策及金额标准。另查明，凯斯上海公司与凯斯中国公司的股东均为XXN.V.，持股比例均为100%，法定代表人均为LUCAMAINARDI。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凯斯上海公司、凯斯中国公司是否存在侵权行为，以及如有侵权行为则其行为与安徽凯和公司所诉之损失是否具有因果关系。对此，一审法院认为，现有证据虽尚不足以证明凯斯上海公司、凯斯中国公司存在主体混同的情况，但在凯斯上海公司、凯斯中国公司的公司架构和业务存在较高关联度、对外联络中也存在交叉及模糊情形的情况下，凯斯上海公司工作人员2016年3月12日向安徽凯和公司交付明确记载“安徽省独家代理商”的经销商授权牌，2016年8月5日又以电子邮件形式告知安徽凯和公司其决定由安徽凯和公司全面负责凯斯在安徽市场的大型挖掘机销售，此种行为足以使安徽凯和公司对凯斯上海公司、凯斯中国公司形成合理信赖，且安徽凯和公司在前期业务合作中也与凯斯上海公司签署过经销商协议，凯斯上海公司对安徽凯和公司在经销商管理上的联络也长期持续，实难言凯斯上海公司无权作出相应经销商授权。商事主体在商事活动中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凯斯中国公司对凯斯上海公司向安徽凯和公司出具的授权牌系属明知或应知，故其授权案外人杭州XX公司在相同期限和相同区域内经销其产品，主观层面上存在具有可归责的过错，客观层面上侵害了安徽凯和公司基于凯斯上海公司授予的经销商授权牌所载明的权益以及基于诚实信用之基本原则的合理信赖利益，对安徽凯和公司造成的损失，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赔偿责任。关于凯斯上海公司，分析其行为，一方面其在案外人杭州XX公司经销凯斯品牌产品时未予以及时阻止而处于放任状态，另一方面，其在经销商管理中实施了涉及凯斯中国公司的销售政策传达、购货合同文本收发、接受经销商销售奖励申请等多项工作，与凯斯中国公司在同一经销商的管理上承担了部分管理职责，其行为已经超出了与安徽凯和公司之间基于经销商授权牌形成的合同关系，应认为与凯斯中国公司构成共同侵权，应对安徽凯和公司的相应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关于损失范围，安徽凯和公司主张的损失包括2016年杭州XX公司抢夺销售的10台车的利润2,160,200元，以及2016年、2017年因杭州XX公司在安徽市场低价恶意竞争给安徽凯和公司造成的利润损失3,767,200元。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安徽凯和公司主张的损失应当与侵权行为具有相当因果关系，该等相当因果关系考虑条件性和相当性两个方面，即若无此行为则必无此损害，若有此行为则通常情况下足以导致此损害。就条件性而言，如果无凯斯中国公司对案外人杭州XX公司的授权，则安徽凯和公司将不受有其主张的损失，条件性显然可以满足。就相当性而言，安徽凯和公司证据不足以证明凯斯中国公司授予案外人杭州XX公司经销权在通常情况下足以导致其主张的该等损失。具体来说，一是凯斯中国公司虽授权案外人杭州XX公司经销权，但凯斯中国公司、凯斯上海公司并未参与安徽凯和公司所称的杭州XX公司实施的恶意竞争行为，恶意竞争造成的利润损失与凯斯中国公司、凯斯上海公司无关；二是凯斯上海公司向安徽凯和公司出具经销商授权牌的时间为2016年3月12日，此前凯斯中国公司、凯斯上海公司并不存在侵权行为；三是凯斯上海公司于2016年8月5日通知杭州XX公司停止在安徽地区的销售，后续案外人杭州XX公司继续销售给安徽凯和公司造成的损失完全归咎于凯斯中国公司、凯斯上海公司并不合理；四是安徽凯和公司计算设备进价成本与出售价格差额时用于确定出售价格标准的“零售限价”，并非设备的实际售价，从安徽凯和公司出售相同型号的设备并未实际达到“零售限价”，安徽凯和公司计算利润损失的“置换补贴”、“市场支持”和“返利”、“返利奖励”等，均具有相应的给付条件，安徽凯和公司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实际条件均已具备。综合上述考量，同时考虑到相同地区存在竞争关系的经销商客观上会对经营利益造成影响，一审法院酌情确定，安徽凯和公司因凯和中国公司、凯和上海公司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失为12万元，安徽凯和公司主张的剩余损失，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凯斯纽荷兰（中国）管理有限公司、凯斯工程机械（上海）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安徽凯和工程机械销售有限公司赔偿损失12万元；二、驳回安徽凯和工程机械销售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3,291.8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58,291.80元，由安徽凯和工程机械销售有限公司负担57,308.80元，凯斯纽荷兰（中国）管理有限公司、凯斯工程机械（上海）有限公司共同负担983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经本院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安徽凯和公司另案向一审法院起诉判令解除其与凯斯中国公司2018年安徽及江苏地区《经销商协议》及授权经销关系，凯斯中国公司赔偿安徽凯和公司经济损失4,291,970.50元（安徽地区损失：2,688,611.50元，江苏地区损失：1,603,359元）。一审法院酌定，以安徽凯和公司2018年1月至8月的平均毛利润，确定合同解除后2018年9月至12月安徽凯和公司的预期利润及经营损失总额，认定合同解除后，安徽凯和公司2018年9月至12月的损失总额为743,143元，一审法院遂作出（2019）沪0115民初3570号民事判决，判令：一、解除安徽凯和公司与凯斯中国公司之间2018年安徽地区的《经销商协议》；二、凯斯中国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安徽凯和公司赔偿损失743,143元；三、驳回安徽凯和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凯斯中国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本院，本院二审对一审判决予以维持。本院认为，本案中，凯斯上海公司与凯斯中国公司业务开展具有较高关联性，两公司与安徽凯和公司经营过程中意思联络也具有交叉性和模糊性，又鉴于本案中凯斯上海公司、凯斯中国公司对一方如应向安徽凯和公司承担责任即另一方应同时承担的表述，本院对于凯斯上海公司、凯斯中国公司责任承担（若有）的共同性予以确认。因此，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一、凯斯中国公司、凯斯上海公司是否授予了安徽凯和公司2016年安徽地区独家代理权限，以及若安徽凯和具有独家代理权限，则凯斯中国公司允许杭州XX公司进驻经营是否对安徽凯和公司造成侵权损害。二、若安徽凯和公司确有侵权损害当如何确定赔偿责任范围。本院分述如下：争议焦点一，关于独家代理权限及凯斯中国公司、凯斯上海公司是否构成侵权问题，为证明确有授权，安徽凯和公司提供了凯斯上海公司工作人员于2016年3月12日向其交付的“安徽省独家代理商”的经销商授权牌及双方公司人员持授权牌合影的照片作为证据。凯斯中国公司、凯斯上海公司虽不认可授权的真实性，但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反驳。对此，本院有理由相信授权牌及授权照片的真实性。在此情形下，凯斯中国公司仍于2016年授权案外人杭州XX公司为安徽地区经销商，显然已构成对安徽凯和公司独家代理权益的侵权，鉴于凯斯中国公司与凯斯上海公司责任承担的共同性，两公司应承担对于安徽凯和公司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一审法院对于凯斯上海公司授权行为真实性，以及凯斯中国公司授权杭州XX公司经营行为的侵权责任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争议焦点二，关于损害赔偿范围，安徽凯和公司于二审中主张其损失范围应以2016年杭州XX公司销售的10台车的利润（共计2,160,200元）为依据。对此本院认为，在安徽凯和公司确已提交证据证明杭州XX公司于2016年于安徽市场销售10台车的情况下，杭州XX公司销售利润确与安徽凯和公司所受损失有一定关联性，但不能完全以安徽凯和公司所主张数额为据。具体而言，首先，杭州XX公司的销售利润不必然等同于安徽凯和公司的可预期收益。换言之，影响购买者选择杭州XX公司采购车辆的因素有很多，购买者可能基于经销商自身经营策略以及品牌优势等而作出选择。即使没有杭州XX公司的销售行为，也不必然导致该10部车的销售结果当然归属于安徽凯和公司。其次，安徽凯和公司所确定的利润标准计算公式（即“出售价格”减去“进价成本”，其中“出售价格”以“零售限价”为据）中“零售限价”，并非设备的实际售价，可能受“置换补贴”、“市场支持”和“返利”“返利奖励”等因素影响而不具有充分的客观性。再次，即使杭州XX公司所获得的销售利润应如安徽凯和公司所主张可以确定，但对杭州XX公司的销售行为，凯斯中国公司、凯斯上海公司的作用力仅在于授权其销售以及提供销售服务支持等，杭州XX公司实为真正销售主体。对于销售结果的原因力大小而言，凯和上海公司、凯和中国公司与杭州XX公司的作用比例大小难以确定。尤其是凯斯上海公司已于2016年8月5日通知杭州XX有限公司停止在安徽地区的销售，凯斯上海公司、凯斯中国公司对之后杭州XX公司的继续销售行为的影响程度更小。因此，安徽凯和公司该部分损失系由凯和上海公司、凯和中国公司与杭州XX公司共同造成，但责任分配难以确定。结合以上所述，安徽凯和公司所主张的损失金额缺乏相应依据，考虑到其所主张的损失计算公式具有一定参考性，以及（2019）沪0115民初3570号民事判决对于凯和上海公司、凯和中国公司因解除与安徽凯和公司经销协议造成后者损失数额的确定结果，本院对安徽凯和公司所受侵权损失酌定为40万元。综上所述，安徽凯和公司的部分上诉请求具有事实依据，本院依法予以支持；凯和上海公司、凯和中国公司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依据，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但对于损失范围酌定较低，本院依法改判。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5民初3568号民事判决；二、凯斯纽荷兰（中国）管理有限公司、凯斯工程机械（上海）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安徽凯和工程机械销售有限公司赔偿损失40万元；三、驳回安徽凯和工程机械销售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3,291.8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58,291.80元，由安徽凯和工程机械销售有限公司负担54,357.8元，凯斯纽荷兰（中国）管理有限公司、凯斯工程机械（上海）有限公司共同负担3,93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8,520元，由上诉人安徽凯和工程机械销售有限公司负担5,282元，由上诉人凯斯工程机械（上海）有限公司、凯斯纽荷兰（中国）管理有限公司共同负担23,23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毛海波审判员  吴慧琼审判员  刘丽园二〇二〇年九月七日书记员  陆俊伟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