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 西 省 西 安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陕01民终562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何某某，女，1990年8月30日出生，汉族，维克文艺培训中心教师，住西安市雁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亚礼，陕西智冠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姚茹，陕西智冠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甲，女，1986年4月16日出生，汉族，黄河上中游管理局工程师，住西安市雁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韩传波，陕西丰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何某某因与被上诉人李某甲继承纠纷一案，不服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2019）陕0113民初149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何某某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为支持其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李某甲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其与李某乙系继父女关系，其一直与李某乙共同居住生活直至李某乙去世，在李某乙生病期间进行照顾赡养，李某乙去世时未满60周岁，有劳动能力，有固定收入，无需其进行定期定额物质扶养。因其与李某乙共同生活居住，对李某乙精神上的扶养从未中断，李某乙病危抢救到丧事办理都是其亲自负责并承担了相关费用，故一审增加其举证义务是错误的。其与李某甲曾就李某乙遗产分配协议诉至法院，西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李某甲与案外人黄某某就李某乙遗产达成的分配协议因侵犯其权益而无效的判决。依据继承法规定及生效判决认定，其有权继承李某乙的遗产。李某甲辩称，何某某并非李某乙的继承人，就本案而言对何某某不具有适用继承法司法解释第33条的前提条件。李某乙不需要何某某赡养，何某某认可自己未赡养李某乙。何某某不是李某乙的女儿，何某某的生母黄某某与李某乙于2016年8月1日离婚，李某乙于2016年8月17日去世，而继父母子女关系是基于婚姻关系的缔结而形成的拟制父母子女关系，该拟制关系随着生父母与其他异性婚姻的缔结而建立，解除而解除，所以在李某乙在死亡时，何某某不是李某乙的继女，更不是继承人，不享有继承权。何某某称其一直与李某乙共同居住且在李某乙生病住院期间对其照顾赡养，与事实不符。李某乙在与黄某某离婚后便搬至其他地方独自一人居住，离婚第三天，李某乙因离婚时被何某某母女拿走了全部收入向其要了5000元维持生计。李某乙从生病住院至去世仅有两个小时，不存在生病住院照顾一说。何某某称李某乙病危抢救到丧事办理是自己亲力而为并承担费用，属于捏造事实。李某乙医药费、丧葬费来源于李某乙单位发放而被黄某某领取的近8万元丧葬费、抚恤金。一审并未加重何某某的举证责任。法院对于协议书效力的认定均不是基于继承权，而是基于合同成立并有效的法定条件。何某某在该协议书签订后提起的对该协议书确认无效的诉讼以及何某某提起的本案诉讼，属于恶意串通，利用要挟的手段，试图霸占李某乙的财产，有违公序良俗。何某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何某某、李某甲均等继承被继承人李某乙遗产，位于西安市雁塔区电子城街道办事处的拆迁安置房三套，面积共计325平方米（暂估1625000元）；2.诉讼费用由法院依法判决。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继承人李某乙系何某某继父，李某甲生父。2016年8月17日，李某乙因病死亡。1995年6月9日，何某某母亲黄某某与被继承人李某乙登记结婚，婚后何某某母亲带何某某与被继承人李某乙共同生活。2015年2月4日，被继承人李某乙与雁塔区城中村改造办公室签订《西安市城中村（棚户区）改造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被继承人李某乙获赔拆迁安置房三套，其中120㎡两套，85㎡一套。2016年8月1日，被继承人李某乙与何某某母亲黄某某协议离婚。离婚协议约定：一、男方李某乙与女方黄某某属于再婚，各自子女已经成人，二人结婚后无子女，不存在子女抚养问题，二人因感情破裂自愿离婚；二、夫要共同财产的分割：1.房产:夫妻双方婚后购有坐落在陕西省雁塔区XX路XX号(建筑材料工业学校)楼房一套登记在男方名下，属夫妻共有财产。离婚后，该套房屋归女方所有（注:包括房内装修内附属设施及相关配套设施），双方相互配合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手续。因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手续所应支的一切税费等均由女方承担。2.机动车辆:2009年6月19日购有丰田牌汽车一辆，离婚后归男方所有。3.双方各自名下的其它私人财产（如首饰、衣服等）归各自所有。四、双方婚后无债权债务。五、上述协议事项，双方保证切实履行协议内容如有隐、欺骗、责任自负。另查，2016年8月23日，李某甲与何某某母女三方签订《协议书》对被继承人李某乙遗产及外债问题进行处理，因何某某认为该协议无效遂于2017年将李某甲及其母黄某某诉至西安市长安区人民法院，请求法院判令该协议无效。西安市长安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2016年8月17日，李某乙因病死亡。2016年8月23日，由马某某及石桂莲参与协商并作为公证人，原、被告就李某乙遗产及外债签订了协议书，内容为:1.房产问题，曹家堡祖遗三套房产归李某甲所有，其余房产归黄某某所有，即日黄某某将曹家堡三套房产手续及合同交于李某甲;2.外债问题:李某乙和黄某某借给李月英20万元，带息共26万元，归还给李某甲，由李某甲负责偿还李某乙所有外债，剩余部分归李某甲所有，如不够还债由李某甲负责补还，该借条需由黄某某交给李某甲;3.李某乙单位所有丧葬费、抚恤金、住房公积金由黄某某领取，用来支付李某乙丧事的一切费用，购买墓地、处理信用卡遗留问题，如有节余，由李某甲和何某某均分，此笔费用需列出明细;4.李某乙其余所有遗物如车、首饰归黄某某所有;5.李某乙身份证、离婚证等证件由黄某某暂保管，待办完有关房产手续，销信用卡等手续后交由李某甲保管。协议上有黄某某、李某甲及见证人马某某及石桂莲的亲笔签名，何某某在场但未签字，其签名由其母亲黄某某代签，何某某当场未提出反对意见。协议签订后，黄某某将三套房产的手续、安置协议及借条交给了李某甲，李某甲配合黄某某在李某乙的工作单位领取了李某乙的丧葬费3500元及抚恤金74740元。2017年2月23日，何某某以黄某某代其签字的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为由起诉至本院，要求确认2016年8月23日协议书无效。庭审中黄某某承认代何某某签字的事实，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李某甲认为何某某在签订协议时在场，并未对其母亲黄某某代为签字的行为提出异议，故协议有效，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该院经审查认为：“合同效力的认定应当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只有在具备该条规定的情形之一，人民法院方可确认合同无效。本案中，签订李某乙遗产及债务处理协议时，原、被告及两名见证人均在场，何某某的名字虽由其母亲黄某某代签，但何某某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其本人在场并未对其母亲代其签名的行为提出反对意见，且原告并无证据证明涉案协议的签订存在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故原告主张确认2016年8月23日的《协议书》无效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该院遂作出（2017）陕0116民初218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宣判后，何某某不服提起上诉，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案件中，双方当事人于2016年8月23日就李某乙遗产及外债进行协商时，李某甲与黄某某均在协议书签字，何某某因不同意协议书的内容而拒绝签字，黄某某在未取得何某某授权和同意的情况下代何某某在上述协议书上签字。但是何某某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在未取得其同意的情况下，即使作为其母亲的黄某某亦无权代表何某某签署涉及其重要利益的协议，因此，何某某要求确认该协议对其不发生法律效力，符合上述法律规定，依法应予支持。”遂作出（2017）陕01民终9067号判决书判决撤销西安市长安区人民法院(2017)陕0116民初2187号民事判决书并改判2016年8月23日黄某某代何某某签名与李某甲达成的协议书对何某某不发生法律效力。何某某另提交证明一份，该证明由陕西省XX学校XX中心出具，内容为：我校教师黄某某、李某乙于1995年6月结婚二人均系再婚，婚后无共同子女。结婚后二人共同抚养黄某某女儿何某某(1990年8月出生，时年5岁)，三人一起共同生活，居住在我校家属院(西安市雁塔区XX路XX号XX号楼XX号)。2011年7月全家搬迁至长安区XX街XX小区XX号楼XX室，直至2016年8月17日李某乙去世，李某乙的灵堂设在长安区XX街XX小区的家中。何某某为证明照顾赡养被继承人李某乙，提交被继承人生病住院时的部分医疗费票据。2016年12月22日，陕西省建筑材料工业学校出具《关于我校已故职工李某乙丧葬费、抚恤金领取情况的说明》，内容为：根据陕人社[2008]171号文件有关政策和精神，我校已故职工李某乙丧葬费为3500元整、抚恤金为74740元整;按李某乙亲属双方于2016年8月23日签订协议第三条:“李某乙丧葬费抚恤金、住房公积金等费用由黄某某领取”之内容。学校在双方达成协议的基础上，于2016年12月7日经学校党政办、财务科审核有关手续后，由黄某某经学校财务科领取李某乙丧葬费3500元整、抚恤金74740元整两项费用。何某某确认2012年大学毕业后工作，2018年结婚后从父母处搬走。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规定，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本法所说的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继子女和继父母之间是因姻亲关系而产生的一种拟制血亲关系，在姻亲关系解除后，继子女对继父母是否仍享有继承权，应通过双方是否仍然具有相互扶养的关系予以判断。而该种扶养关系包括继父母对继子女的抚养以及继子女对继父母的扶养。继子女继承继父母的遗产，其前提应当是继子女已经尽到了对继父母的扶养义务，而非单一的继父母对继子女进行过抚养。本案中，何某某母亲与被继承人的婚姻关系于2016年8月1日解除，双方姻亲关系解除后，何某某对被继承人遗产是否仍享有继承权，应通过双方是否仍然具有相互扶养的关系予以判断。被继承人李某乙死亡时不满60岁未到退休年龄，有劳动能力，有固定工作收入，尚未达到被何某某扶养的条件。何某某庭审中所提交的陕西省XX学校XX中心出具证明、医疗费票据等证据，无法证明何某某对被继承人生活提供了主要经济来源，或者在劳务上给予了主要的帮助，或者在日常生活中给予了主要的照料，何某某的证据无法有效证明其对被继承人已尽到了扶养义务，何某某不属于法律规定的与被继承人具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其主张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被继承人遗产的诉请，不符合法律规定，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何某某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9425元，由何某某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继父母子女在事实上形成了扶养关系，由直系姻亲转化为拟制血亲，从而产生法律拟制的父母子女间的权利义务。法律拟制的血亲，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解除。何某某五岁时，其母亲黄某某与李某乙再婚，三人共同生活，李某乙与何某某作为继父女形成了抚养教育关系。何某某的母亲黄某某与李某乙于2016年8月1日离婚后，继父母子女间是否具有法定继承人资格，以是否存在扶养关系为判断标准。判断是否存在扶养关系的时间点，应为继承发生之时。判断扶养关系是否存在，应以权利义务对等为考量，视具体案情，结合抚养及赡养情形的双向性为判断标准。李某乙与黄某某的婚姻关系于2016年8月1日解除，2018年8月17日，李某乙突发疾病去世，在去世时不满六十岁，未达退休年龄。李某乙生前有劳动能力，有固定工作收入。何某某与被继承人李某乙之间虽存在过抚养事实，但何某某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对李某乙履行了赡养义务，且李某乙亦未达到被何某某扶养的条件，故双方不存在具有相互扶养关系的继父女关系，据此，一审驳回何某某的诉讼请求，与法不悖，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何某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9425元，由何某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姜  亦  君                       审 判 员   赵  羽  嘉                           审  判  员  林      瀚 二○二○年九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     高  喜  平书 记 员  王  达  锐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