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高安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赣0983民初3829号 原告：熊某2，男，汉族，江西省高安市人。 原告：熊某1，女，汉族，江西省高安市人。 法定代理人：熊某2，系熊某1父亲。 原告：谢某某，男，汉族，湖北省襄阳市人。 上述三原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李谱，江西雪辰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被告：江西某某绿化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邓某某，系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徐锦秀，江西建成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委托代理人：朱某某，女，汉族，1970年1月25日出生，江西省高安市人，住高安市，系该公司经理，代理权限：一般代理。 原告熊某2、熊某1、谢某某与被告江西某某绿化有限公司生命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熊某2、谢某某及三原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李谱与被告江西某某绿化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徐锦秀、朱某某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熊某2、熊某1、谢某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三原告因其家属谢某2溺亡产生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共计286581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20年2月24日，原告熊某2与死者谢某2携女儿熊某1前往被告江西某某绿化有限公司进行观光游玩。在原告熊某2照顾女儿之时，死者谢某2看见漂亮风景也四处游玩。过了一会，当原告熊某2发现死者谢某2已离开身边有一会儿时，便到处寻找死者，最终在被告江西某某绿化有限公司内设的池塘内发现死者谢某2已跌入池塘内溺水身亡。因被告江西某某绿化有限公司对自己管理的场所疏于管理，在疫情期间国家明令禁止对进入公众场所需严格登记的情况下，任由他人进入到其场所而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同时对自己的构筑物没有尽到安全管理义务，涉案池塘四周没有任何警示标志，对死者谢某2的死亡具有重大过错，故被告江西某某绿化有限公司应当承担赔偿三原告因死者谢某2死亡产生的各项损失的责任。现因原、被告之间就赔偿事宜协商处理未果，为维护三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希望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江西某某绿化有限公司辩称：首先，本案发生时，正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疫情非常时期，江西某某绿化有限公司为了执行政府政策，停止对外经营活动，并在大门贴出告示，禁止游客进入园区。且园林大门一直是封闭式，外人无法从大门进入，由于熊某2等人是杨圩镇大寨村委会大寨村的当地村民，绕过园林大门，擅自非法进入园区，所产生的后果应当由其自行承担。其次，死者患有焦虑症精神分裂。事发前一天即2020年2月23日9点左右，死者不想活了，拿干燥剂泡水喝，被其丈夫熊某2发生并劝阻。当天下午4、5点左右，死者用刀割脉自杀，被其丈夫熊某2发现。事发当天，死者的情绪激动，声音很大，自己跳水自杀。后另一个女的在池塘亭子里叫“有人吵架跳水，请你们帮我报警”。其丈夫熊某2于2020年2月24日11点58分13秒打120电话称：其老婆跳水自杀这一事实。那天死者亲属将尸体运回时，心情平静，没有抱怨园林的言辞或过激行为，离开时死者亲属给园林工作人员陈某一包烟及饮料表示感谢，但被拒绝了。第三，邓某某园林池塘中亭子塔的桥子两边设有警示牌子。面对这起悲剧事件，邓某某园林表示对死者在园林池塘跳水自杀身亡而深表遗憾，但谈到赔偿损失时，邓某某园林不能接受，认为死者跳水自杀行为，与园林不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邓某某园林不存在过错，已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综上所述，死者患有焦虑症精神分裂，事发前一天二次自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疫情非常时期，园林停止对外经营活动，且园林大门一直是封闭式。由于其丈夫熊某2等人是当地村民，绕过园林大门，擅自非法闯入园区。在邓某某园林池塘北门园林公路恐龙处玩，死者在与其丈夫熊某2吵架后，情绪激动自己跳水自杀。其本身存在重大过错。且邓某某园林证照齐全，经营合法合规，在池塘中亭子塔的桥子两边设有警示牌子。事故发生后积极救助，已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不存在过错。且因预见发生损坏可能性小而无法认定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请求人民法院查明本案事实后，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于当事人无异议的如下证据：1、原告方提供的居民户口簿、企业登记信息表、2020年2月24日的死亡证明；2、被告提供的《宜春市关于加强村（社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关于进一步强化疫情防控十条措施的公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疫情防控法律风险提示》、杨圩镇人民政府出具的《证明》；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于双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 一、对于原告提供的如下证据：（一）高安市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死亡证明，证明死生谢某2在位于高安市邓某某园林绿化有限公司的水塘中因溺水身亡的事实。被告经质证提出异议，认为证明中说到2020年2月24日谢某2被发现死于园林的水塘中，这个内容部分不真实，事实上是谢某2在与其丈夫吵架之后自己跳水自杀。这个司法鉴定中心所作出的证明，不能作为公安机关对死者的一个死亡结论，且杨圩派出所到了现场，即使要做出死亡结论，也是由杨圩派出所或者高安市公安局做出，而不是由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结论，司法鉴定中心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是溺水身亡，因此该证据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经本院审查，该份死亡证明上有高安市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盖章，故本院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二）对原告提供的照片九张、光盘一张，证明被告邓某某园林绿化有限公司对自己管理的场所疏于管理，在疫情期间国家明令禁止对进入公众场所需严格登记的情况下，任由他人进入到其场所而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同时对自己的构筑物没有尽到安全管理义务，涉案池塘四周没有任何警示标志及救护装备，对死者谢某2的死亡具有过错，应当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被告经质证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该照片不是事发当天所拍摄的，而是原告在事发后带人到公司闹事，强烈要求公司打开大门时所拍摄的照片和摄影，因为事发时是2月24日，是疫情期间，景区的大门是封闭的，而且贴有告示。其中有一张是池塘景区的警示牌，当时池塘景区旁边是有两块警示牌的，该照片不是池塘周围环境的全部照片，稍后我们会提供证据。该摄影及照片的时间是2020年2月26日。该组证据不能证明园林存在疏于管理，对死者存有过错的证据。经本院审查，杨圩镇政府出具的证明载明：“志平园林在疫情期间积极响应政府号召，被告认真配合政府工作，对景区采取封闭式的管理，并张贴了闭园《告示》，封锁了景区大门，禁止游客进入园区活动”，原告对该证明亦认可，故对于大门的照片，虽显示无告示牌，但系事故发生后拍摄，原告于2020年7月份起诉，因此无法确认该照片是否景区恢复开放后拍摄，故本院不予采纳；对于其他照片、光盘，因事故发生时处于闭园期间，此时园区属于私密性场所，故园区内的构造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亦不予采纳。 二、对被告提供的如下证据：（一）证人邓某1、朱某1、陈某《调查笔录》及身份证，共9页，证明：1、2020年2月24日那天上午11点多钟，有二男二女带着一个小孩在邓某某园林池塘北门园林公路恐龙处玩，有一男一女在吵架，女的情绪激动，声音很大；2、看到一个女的在池塘亭子里叫“有人吵架跳水（跳塘），请你们帮我报警”；3、中午1点左右，看到一个男的仅穿了一条内裤，他的衣服放在池塘西边一棵树树底下，一具女尸在池塘亭子里，旁边有个男的，小孩被一个女的牵着上了小车。120急救车来了，医生进行抢救说没用，人死了；4、那个时候正是疫情非常时期，园林大门一直是封闭式，外人无法从大门进入，并在大门贴出告示，禁止游客进入园区活动，他们是杨圩镇大寨村委会大寨村村民；5、那天他们一伙是步行的，池塘边未停留任何车辆；6、池塘中亭子塔的桥子两边设有警示牌子，上面写了一些注意安全事项；7、那天死者亲属将尸体运回时，心情平静，没有抱怨园林的言辞或过激行为，离开时死者亲属给园林工作人员陈某一包烟及饮料表示感谢，被拒绝了。原告方经质证对三份调查笔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调查笔录是以律师的名义所做，需要证人出庭予以质证，该份证明才有效，且证人所描述的内容与事实不符。事发当天，我方进行园林的只有一男两女，也即死者、死者丈夫、死者女儿。陈某所说的陈述“当时我拿手机准备报警，就听到警报声我就没有报”不符合常理，从原告方某女性叫陈某报警，陈某在没有来得及拿手机报警时就听到了警报声，试问该救护车或者警车能否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到达现场，显然不符合常理。同时根据我方回忆，并没有给过陈某一包烟及饮料，如需核实，我方需要陈某当庭质证。经本院审查认定，三位被调查人均系被告的员工，与本案当事人之间存在利害关系，而被告的待证事实除了证人证言之外，无其他任何相关佐证证据，故本院对三份调查笔录及证人证言均不予采纳。（二）证人朱某2、邓某2《调查笔录》及身份证、现场勘查图，共8页，证明：1、2020年8月13日，邓某2与朱某2二人对园林内的道路宽度、池塘的宽度深度、铁桥宽度等进行了测量数据；2、池塘两边设置了警示牌；3、2020年2月份的时候是旱季，当时的水面宽度及深度最多就是现在的一半，池塘浅处露出了沙滩，因前一段时间雨汛期导致现在池塘储水量稍大了许多，死者的身高有一米六多。原告方经质证对调查笔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份笔录所做的时间为2020年8月13日，并非案发后不久所做，同时根据两位证人所陈述其对园区内的池塘进行测量，均没有表明其测量的时间为哪一天，我方认为，其测量时间为2020年8月份。在从事发之日起到该份笔录做出时隔六个月，池塘的水虽历经旱季及雨季，但不能排除人工抽水的可能性，被告作为池塘的管理者，在这中间有大量的时间将池塘的水进行抽离，所以我方认为在后续对池塘进行测量，毫无意义。经本院审查，邓某2虽到庭作证，但其测量时间为2020年8月份，距离事故发生已经过了近六个月，此时的测量数据并不能准确反映当时的池塘情况，因此本院对该组证据的关联性不予认可。（三）照片33张，证明：1、2020年2月6日，园林大门贴出《告示》禁止游客进入园区活动，同时园林大门一直是封闭式；2、2020年2月25日，园林大门贴出《告示》禁止游客进入园区活动，同时园林大门一直是封闭式，池塘边上有二块警示牌，上面写了一些注意安全事项；3、2020年8月11日，园林池塘四周照片，其中包括恐龙及池塘边上有二块警示牌，上面写了一些注意安全事项；4、2020年8月13日，邓某2与朱某2二人进行测量数据照片。原告方经质证对被告提供的照片均有异议，认为被告对此前原告方提供的照片真实性没有异议，那么在同一位置拍摄的照片，在前一天有两张照片可以清楚的看出有警示牌，且有明显的警示注意安全事项，而在隔一天却没有警示牌警示安全事项。同时，从该照片反映池塘周边的马路石桥都非常老旧，而警示牌却十分清晰，不排除事后所做。对2020年2月6日的告示，据原告回忆，当时是不存在有该份告示。在被告提供的2020年2月25日的照片显示，池塘四周草丛茂盛，据我方提供的2020年2月26日视频所显示，池塘四周光秃秃的并没有任何植被。经本院审查，该组照片系事故发生后拍摄，无法还原事故发生当时的景区情况，故本院对该组照片不予采纳。 三、本院依法调取了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以及120的报案记录。原告方经质证对上述证据的没有异议；被告经质证对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提出异议，对120的报案记录的没有异议。经本院审查，该两份证据系本院依法调取，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上盖有高安市公安局刑事警察大队的公章，120报案记录上有高安市120急救中心的盖章，因此本院对这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 综上，结合原、被告各方在庭审中的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20年2月24日上午，原告熊某2携其妻子谢某2、女儿熊某1前往在高安市杨圩镇邓某某园林景区参观游玩。期间，谢某2在景区内的水塘中落水，熊某2发现后将谢某2捞出水面并向高安市120急救中心报案，称“我老婆跳水了，快点过来救呀”，急救车到达时谢某2已经死亡。同日，高安市公安局杨圩派出所出具死亡证明，其上载明死亡原因为溺水死亡。2020年3月5日，高安市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作出公（高）鉴（证）字［2020］005号死亡证明，载明：2020年2月24日，谢某2被发现死于高安市杨圩镇邓某某园林水塘内。 另查明，事发时正值新冠疫情防控期间，杨圩镇政府要求辖区内的旅游景区都闭园，采取封闭式的管理，封闭期间，被告张贴了告示，告示明确载明：禁止人员进入园区活动，否则后果自负。 再查明，死者谢某2患有焦虑症精神分裂，事故发生的前一天，死者谢某2有过两次自杀行为。事故发生当天，死者谢某2独自一人在湖边散步，原告熊某2并未陪同。 本院认为，本案事故发生在疫情防控期间，疫情期间非必要不出门，出门要遵守相关规定已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实。熊某2在明知被告经营的园林处于闭园期间的情况下，仍无视规定，擅自进入园区，且在明知死者谢某2患有焦虑症精神分裂，事故发生的前一天死者还有过两次自杀的行为的情况下，仍然放任死者独自一人到湖边散步，熊某2未尽到妥善照顾的义务，才导致本案事故的发生。被告虽存在园区内的警示牌内容不清晰，桥梁没有护栏的情形，但事故发生时园区处于闭园期间，被告亦明确张贴了告示禁止游客出入，后果自负。此时被告经营的园区属于一个封闭性、私密性的场所，而并非经营性、公共性的场所，被告张贴告示的行为已经尽到了合理的提醒义务，被告与死者谢某2的死亡之间没有因果关系。综上，原告方要求被告赔偿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熊某2、熊某1、谢某某的诉请请求。 案件受理费5599元，由原告熊某2、熊某1、谢某某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卢晓军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金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