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4民终110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于锁顺，男，1961年5月4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现住辽宁省营口市鲅鱼圈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剑群，江苏剑群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晔，江苏剑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常州市海林稀土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良常东路89号。法定代表人：周海林，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章民，江苏融畅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江苏同大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良常西路308号。法定代表人：于锁顺。上诉人于锁顺因与被上诉人常州市海林稀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林公司）、原审被告江苏同大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大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法院(2018)苏0482民初55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并于2020年5月21日、2020年6月3日召集当事人听证，上诉人于锁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晔二次均到庭、张剑群第二次到庭、被上诉人海林公司法定代表人周海林第一次到庭、海林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章民二次均到庭、同大公司法定代表人于锁顺二次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于锁顺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判决，查清事实后予以改判或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海林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一、关于海林公司一审主张的借款数额及组成原审法院在未查清基本事实的前提下作出了错误的认定，理由如下：关于潘美琴债权转让的2000万元，原审法院未查清潘美琴对于锁顺是否享有有效债权，而事实上潘美琴的这2000万元系其用于澳门业务的投资款，该款在潘美琴与上诉人解除合作后双方已经做出了处理，由潘美琴受领从事澳门业务过程中所享有的2000万元债权折抵。虽然海林公司及潘美琴开庭过程中以“事后核实”“与本案无关”等托词回应，但是在一审过程中的前三次庭审，于锁顺向原审法院提交了与潘美琴的合作协议，以及与潘美琴就该2000万元处理意见的录音，这两组证据已经可以客观的反应这一事实。海林公司针对这两组证据的回复是庭审后给出书面意见，可是至今上诉人未看到海林公司的质证意见，原审法院也未对这两组证据做出认定。关于8724597.45元承兑，该款项系于锁顺使用海林公司承兑汇票，然后就相应的对价已经支付给了海林公司，针对港币158万元的收款明细原件已经交付给了海林公司，该凭证保存于海林公司账册内，海林公司应当提交该月份的财务账册。二、关于同大公司是否承担责任，原审法院未进行审查就作出判决，这显然不合理。印章是谁加盖，是否2014年2月28日加盖，原审法院未查清。仅以不支持海林公司要求同大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为理由而不予鉴定。同大公司不承担连带责任的理由是什么原审法院也未表述，于锁顺不清楚。上诉人作为同大公司法定代表人认为印章是谁加盖，是否2014年2月28日加盖，涉及到虚假诉讼及伪造证据的情形发生。三、关于本案利息的判决显然不合理。首先应当按海林公司主张了本金及利率将利息计算出来，然后按照本金支持与否予以判决，其次利率的适用应当作出认定。综上，现上诉二审法院，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请求。上诉人于锁顺补充上诉意见：一、海林公司向上诉人交付的2000万元款项系非法债权，不受法律保护，依法应驳回海林公司该项诉请。2012年10月23日,上诉人、潘美琴与澳门半岛国际娱乐博彩有限公司就投资澳门半岛国际娱乐贵宾会签署了一份协议，该协议对投资股份、签借条件、损益计算及结算方式等进行了约定，同日,上诉人与潘美琴签订《协议》作为附件，该《协议》约定：“协议双方各出资人民币2000万元，作为股本金共同经营澳门业务。合作期限为五年，自2012年10月15日起，至2017年10月30日止，期满各自撤回全部股本金。”为履行上述两协议，海林公司于2012年10月26日、2012年11月2日向上诉人交付2000万元款项，上诉人分别向潘美琴出具借条两张，均载明：“今借到潘美琴现金人民币壹仟万元，用于澳门半岛国际之业务。”后上诉人将该2000万元款项用于澳门洗码业务，且海林公司与上诉人依照约定计算澳门合作业务的分红，海林公司在其提交的《截止2013年12月30日于锁顺借款、结息明细》中亦载明12月14日两笔“周总通知调增托底”款项分别为341万元、320万元，“托底”是赌场中专业术语，是赌场赌台底的收益，该两笔款项即为澳门合作业务的分红。且2020年4月18日海林公司的财务徐芳熬在与上诉人的通话中明确表示澳门合作的2000万元在账上记为托底，是澳门合作两年的收益。潘美琴与上诉人的通话中也认可该2000万元是澳门业务的投资款。上述两协议、借条、海林公司提交的《截止2013年12月30日于锁顺借款、结息明细》以及通话录音足以证明该2000万元款项系履行双方签订的投资澳门洗码业务的相关协议，系上诉人与海林公司合作澳门赌博业务的投资款，而非借款。因该2000万元款项系用于非法活动，违反社会公序良俗，属非法债权，非法债权不受法律保护，其产生的利息亦不受法律保护，海林公司要求上诉人归还该2000万元借款及相应利息于法无据，依法应改判驳回海林公司的该项诉请。退一步讲，即便认定该2000万元款项系借款，海林公司明知该借款用于非法活动而出借，该借贷关系不受法律保护，依法仍应改判驳回海林公司的该项诉请。一审法院对上诉人提交的两份协议未予认定，遗漏重要事实，仅依据上诉人出具的两份借条认为2000万元款项不足以认定为合伙开办澳门业务的投资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二、暂不论案涉2000万元债权是否合法，上诉人已将该2000万元债务转移给案外人沈留春，海林公司无权就该2000万元款项再向上诉人主张权利。2013年11月6日，上诉人将该2000万元债务转移给沈留春，沈留春向周海林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到周海林人民币贰仟万元，归还时间为2014年11月6日，其中所产生的利息本人与于锁顺结算。”2019年1月27日、2020年4月18日、2020年5月19日潘美琴在与于锁顺通话中多次提及沈留春的2000万元借款，表示沈留春出具的借条原件在周海林处，现周海林要将该借条退还给上诉人，由上诉人向沈留春主张权利。上述借条以及潘美琴电话录音能印证上诉人将该2000万元债务转移给案外人沈留春的事实，且上诉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已过，海林公司无权就该2000万元款项再向上诉人主张权利。三、案涉190万元、810万元借款均为海林公司利用信贷资金高利转贷，借贷合同无效，利息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013年12月3日的190万元借款以及2013年12月6日的810万元借款系海林公司利用银行信贷资金转借给上诉人牟利，相关证据材料上诉人已申请二审法院调取。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同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的规定以及《九民会议纪要》第52条关于“高利转贷”的认定，海林公司与上诉人之间的借贷合同应属无效，且该借款的利息只能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一审法院判决按照月息2分计算上述两笔借款的利息显属不当，应依法予以纠正。上诉人就上述两笔借款向海林公司出具的两张借条中均未约定利息，仅海林公司提交的《截止2013年12月30日于锁顺借款、结息明细》、《于锁顺借款、结息明细从2014年1月1日-2月28日如下》两张表中就1000万元借款计算了自借款之日至2014年2月28日期间的利息。上诉人认为1000万元借款借条中未约定利息则该借款不应计算利息，上诉人仅就其确认的自借款之日至2014年2月28日期间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承担责任。四、案涉748万元借款未约定利息，应按照无利息借款处理。2013年12月16日，王夕珍向潘美琴出具748万元的借条，该748万元包含王夕珍向潘美琴借款本金500万元加上结算至2013年12月16日，以500万元借款本金为基数，按照月息两分计算的利息应为200万元，因此，王夕珍债务转移给上诉人的金额应为700万元，上诉人承接债务后重新向海林公司出具借条，其中未约定债务利息，且海林公司已接受借条，并以此借条进行了本案诉讼。显然，上诉人与海林公司之间就该转移的债务500万元自债务转移之日起并未约定利率和利息承担，应当按照无利息处理。况且，双方在《截止2013年12月30日于锁顺借款、结息明细》中也进一步确认该借款无利息的事实。五、关于案涉8724597.45元，上诉人已归还全部款项，港币158万元（折合人民币126万元）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已提交收款明细予以证明，且该笔借款借条出具时间为2013年12月14日，在《截止2013年12月30日于锁顺借款、结息明细》中未反映该笔借款，明显不合理由，一审法院不支持上诉人主张158万元已偿还给海林公司属事实认定错误，依法应予以纠正。被上诉人海林公司口头答辩称，第一，一审法院对潘美琴债权转让2000万元借款的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于锁顺在上诉状中陈述该款由潘美琴受领从事澳门业务过程中所享有的2000万元债权折抵没有事实依据。关于上诉状中所述的与潘美琴的合作协议和录音证据，因在一审法院开庭时上诉人均是当庭提交的新证据，海林公司在庭后均向法院提交了书面质证意见。在这里可以复述一遍。1、于锁顺一审第一次开庭承认收到潘美琴的2000万元借款，后补充与潘美琴的合作协议作为证据，也仅能够证明于锁顺2000万元的借款用途。2、关于上诉人与潘美琴的录音证据，从录音的内容看，沈留春的2000万元债权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另外在海林公司提交的证据2013年12月30日的对账单，于锁顺也对该2000万借款予以签字确认。即使该笔借款的用途是于锁顺与潘美琴合作进行澳门投资，也不影响借贷关系的成立。第二，500万元的借款利息从实际借款之日起起算，一审法院利息计算适用法律正确。对于港币158万元的还款，一审法院对该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审审理中于锁顺应当对已经还款的事实负有举证义务。于锁顺在开庭时因未能提供原件，也未能够证明海林公司实际收取了158万元港币，因此一审法院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综上，一审法院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于锁顺的全部上诉请求。海林公司针对于锁顺的补充上诉意见答辩如下：第一，海林公司向于锁顺交付的2000万元款项系借款，并非投资。从于锁顺与潘美琴签订的协议中可以看出他们作为股东在澳门投资跟海林公司没有关系。第二，于锁顺陈述的托底就是投资利润的说法纯粹是没有依据的。从2013年的对账单当中，也可以看到在出借2000万元之前，双方也是有托底业务的，一个是转账托底，一个是承兑托底的款项。第二，于锁顺陈述已经将该2000万元的债务转移给了案外人沈留春，这也并非是事实。其先说是赌博业务的投资款并非借款，后又说这个是债务进行转移，这说法本身就自相矛盾。第三，于锁顺陈述涉案190万元和810万元是高利转贷，没有事实依据，这个都是双方以承兑的方式进行支付的。第四，748万借款没有约定利息是不符合事实的，因为双方之前是有约定的。第五，港币158万，于锁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已经还款。综上，于锁顺陈述的理由均并非客观事实，其目的是为了恶意规避债务。原审被告同大公司没有意见陈述。海林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于锁顺和同大公司立即归还借款本金46724597.45元（1000万元+1000万元+300万元+190万元+810万元+8724597.45元+500万元），并支付自2014年1月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其中，截止2018年7月30日的利息为51397057.2元）；2、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由于锁顺和同大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2年10月26日，于锁顺向潘美琴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到潘美琴现金人民币壹仟万元，用于澳门半岛国际之业务”，潘美琴于当日通过马鞍山市星浩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浩公司）银行账户向于锁顺转账1000万元。2012年11月2日，于锁顺向潘美琴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到潘美琴现金人民币壹仟万元，用于澳门半岛国际之业务”，潘美琴于当日通过葛锁庆的银行账户向于锁顺转账500万元，通过星浩公司的银行账户向于锁顺转账500万元。2018年7月25日，潘美琴出具债权转让通知书一份，将2012年10月26日、2012年11月2日的两笔借款2000万元转让给海林公司，并于2018年7月25日通过EMS将债权转让通知书邮寄给于锁顺。2018年8月3日，星浩公司出具证明一份，证明以上汇款共计1500万元均为海林公司委托代为支付，星浩公司与于锁顺无任何经济往来，产生的法律后果由海林公司承担。2013年6月3日，于锁顺向海林公司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到海林公司（周海林）现金人民币柒百万元”，海林公司于当日支付了300万元。2014年1月22日，于锁顺通过银行转账方式返还了该笔借款300万元。2013年12月3日，于锁顺向周海林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到周海林现金人民币贰佰万元”，借款以承兑汇票方式支付了190万元。2013年12月6日，于锁顺向周海林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到周海林现金人民币捌佰万元”，借款以承兑汇票方式支付了810万元。2013年12月14日，于锁顺向海林公司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到海林公司（周海林）承兑汇票人民币壹仟万元”，借款以承兑汇票方式向于锁顺支付了8724597.45元，于锁顺向海林公司出具了收到上述款项的11份承兑汇票明细表一份。2013年12月16日，于锁顺向海林公司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到海林公司（周海林）现金人民币柒佰肆拾捌万元（注：王夕珍转）”。对于该笔借款，海林公司提交2012年4月16日王夕珍出具的借条一份（该份借条载明“今借潘美琴现金伍佰万元整，借期为半个月，利息为月息2分”，该款由海林公司于2012年3月16日向王夕珍转账支付500万元）以及2013年12月16日王夕珍出具的借条一份（该份借条载明“今借潘美琴现金柒佰肆拾捌万元”）用来证明王夕珍向潘美琴借款本金500万元，后王夕珍将该笔借款还款义务转移给于锁顺。海林公司在本案中诉请该笔借款本金为500万元。2013年12月30日，海林公司与于锁顺进行对账，形成借款、结息明细表一份，载明：合计借款7671.5万元，日利率0.001，计息1126.50万元，其中包含本案所涉的6笔借款：2012年10月26日借款1000万元、2012年11月2日借款1000万元、2013年6月3日借款300万元、2013年12月3日借款190万元、2013年12月6日借款810万元、2013年12月14日王夕珍转借款748万元，未载明2013年12月14日借款8724597.45元；借款、结息明细表共载明23笔借款，有利息约定的16笔，无利息约定的7笔；于锁顺在“借款人”处签字确认。2014年2月28日，海林公司与于锁顺对2014年1月1日至2月28日期间的借款进行对账，形成借款、结息明细表一份，载明：上年结转7671.5万元，2014年1月16日借款600万元、2014年1月29日借款500万元；于锁顺在“借款人”、“担保人”处均签字确认，在“借款人”及“担保人”中间居上处加盖了同大公司公章。因借款归还事宜协商未果，海林公司诉至一审法院处理。诉讼中，海林公司申请潘美琴作为证人出庭作证，潘美琴陈述：我在2014年之前是海林公司财务工作人员，以我的名义向于锁顺出借的款项均是出自海林公司，不是我个人借款；我从2013年12月3日开始是同大公司股东，公司公章在我处保管，但是2014年2月28日对账单上的公章不是我加盖的，是对账当天加盖的，是谁盖的我不清楚，因为该公章在2014年2月28日对账之前就已在海林公司保管。诉讼中，对于2013年12月14日8724597.45元的借款，于锁顺辩称已还清，并于第二次庭审后提交了银行明细清单复印件一份、海林公司法定代表人周海林出具的收款明细复印件一份，用来证明其通过葛锁庆账号于2014年1月11日、1月13日、1月23日共还款人民币700万元（300万元+200万元+200万元）和海林公司收到港币158万元（折合人民币126万元）的事实。海林公司对于锁顺提交的银行明细清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三笔款项合计700万元系于锁顺归还海林公司的其他借款，非案涉借款；对周海林出具的收款明细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该份收款明细的原件应在于锁顺处，不在海林公司。诉讼中,同大公司于2019年1月29日向该院提出申请，要求对2014年2月28日结算单上公章形成时间进行鉴定，证明盖章时间是在2014年2月28日之后的时间。一审法院认为，结合本案查明事实及海林公司、于锁顺、同大公司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于锁顺借款数额问题。二、同大公司是否承担还款责任。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一）关于2012年10月26日、2012年11月2日的两份借条：于锁顺向潘美琴出具了各1000万元的两张借条，双方达成了借款合意，提供的转账汇款回单载明两次转账支付款项合计2000万元。虽然借条上载明借款人是潘美琴，但实际出借人系海林公司，且于锁顺在2013年12月30日对账时对该两笔借款予以了确认，故对于海林公司诉请于锁顺返还两笔借款合计2000万元的主张，该院予以支持。两份借条载明“用于澳门半岛国际的业务”，仅是借款的用途，不足以认定为于锁顺与潘美琴合伙开办澳门业务的投资款，故对于于锁顺辩称该两笔款项不是借款而是与潘美琴合伙办澳门业务投资款的意见，该院不予采信。关于利息，两张借条未载明利息约定，但2013年12月30日对账单上载明日利率0.001，现海林公司诉请按年利率24%支付自2014年1月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利息的主张，并不违反法律规定，该院予以支持。（二）关于2013年12月3日、2013年12月6日的两份借条：虽然于锁顺向海林公司出具了200万元、800万元的两份借条，但海林公司交付的承兑汇票实际金额是190万元、810万元，故该两笔借款金额应为190万元、810万元。关于利息，两张借条未载明利息约定，但2013年12月30日对账单上载明日利率0.001，现海林公司诉请该两笔借款按年利率24%支付自2014年1月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利息的主张，并不违反法律规定，该院予以支持。（三）关于2013年12月16日借条：虽然于锁顺向海林公司出具了748万元的借条，但该笔借款系王夕珍于2012年4月16日向海林公司（以潘美琴名义）所借500万元，海林公司于2012年3月16日转账支付王夕珍500万元，后王夕珍将该笔借款还款义务转移给于锁顺，于锁顺向海林公司出具了2013年12月16日借条，海林公司收取了借条,表示海林公司对债务转移表示同意,当事人之间的债务转移关系成立，应对债务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故海林公司诉请于锁顺返还借款500万元的主张，该院予以支持。关于利息，王夕珍将债务转移给于锁顺，原债务利息约定月息2分，现海林公司诉请该笔借款500万元按年利率24%支付自2014年1月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利息的主张，符合法律规定，该院予以支持。对于上述第（二）、（三）项的三笔借款，于锁顺辩称是潘美琴实际购买同大公司股权的出让金而不予返还的意见，对此该院认为，于锁顺就该三笔款项分别向海林公司出具了三份借条，达成了借款合意；对于190万元、810万元的借条，海林公司提供了承兑汇票证明了该公司履行了款项交付的义务，且于锁顺庭审中陈述收到了上述款项；对于500万元的借款，海林公司提供了转账给原借款人王夕珍500万元的银行凭证，后王夕珍将债务转移给于锁顺，于锁顺向海林公司出具了借条，且于锁顺在2013年12月30日与海林公司对账时对该三笔借款予以了确认，可以证明海林公司与于锁顺之间存在上述三笔借贷关系，即使该三笔借款的用途是股权转让款，也不影响三笔借贷关系的成立，故对于于锁顺的该项辩称意见，该院不予采信。对于于锁顺所述的使用上述三笔借款购买了同大公司45%股权，股权享有者是潘美琴，涉及到名义出资人与实际出资人的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与本案民间借贷纠纷无关，于锁顺可另行主张。（四）关于2013年6月3日借条：虽然于锁顺向海林公司出具了700万元的借条，但实际转账支付300万元，故该笔借款金额应为300万元。于锁顺辩称该笔借款300万元已归还，并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海林公司亦予以认可，故对于海林公司主张返还借款300万元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该院不予支持。（五）关于2013年12月14日借条：于锁顺向海林公司出具了1000万元的借条一张，双方达成了借款合意，海林公司通过承兑汇票方式实际交付的金额是8724597.45元,故该笔借款金额为8724597.45元。对于该笔借款,于锁顺辩称已还清，并在第二次庭审后提交了银行明细清单、周海林出具的收款明细用来证明已还款人民币700万元、港币158万元（折合人民币126万元）。海林公司陈述700万元还款已收到，但归还的不是案涉借款，对收款明细的真实性有异议。关于700万元还款，海林公司认为系于锁顺返还的其他借款，因双方存在多笔借款往来，无法明确归还的具体哪笔借款。对此该院认为，在借款人对同一出借人存在多笔借款的情形下，借款人还款时没有明确归还哪一笔借款，且还款数额不足清偿全部借款，需要认定归还哪一笔借款的，首先应按照双方的约定来认定，在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时，应按照借款到期的时间顺序来认定偿还先到期的借款。本案中，双方对700万元归还的哪一笔借款没有约定，因海林公司陈述无法明确归还的具体哪笔借款，无法按照借款到期的时间顺序来认定偿还借款是否到期、是否存在担保、担保数额多少，故700万元返还的借款应以于锁顺陈述的为准，即于锁顺已归还海林公司2013年12月14日借款8724597.45元中的700万元。关于收款明细，于锁顺主张收款明细原件现在海林公司并要求海林公司提交至法院，而海林公司陈述收款明细的原件不在其处。根据一般规则，海林公司收取了于锁顺158万元的港币，出具了收款明细，该份收款明细的原件应由于锁顺持有，于锁顺也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该份原件在海林公司控制之下，故其要求海林公司提交收款明细原件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因于锁顺提交的收款明细为复印件，真实性无法认定，故于锁顺主张海林公司收到港币158万元（折合人民币126万元）的意见，无事实依据，该院不予支持。关于利息，2013年12月14日借条未载明利息，从2013年12月30日对账单载明内容来看，有的借款有利息约定，有的借款无利息约定，从双方交易习惯来看，海林公司出借给于锁顺的借款，并非全部约定利息，海林公司也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该笔借款有利息约定，故海林公司诉请利息的主张，无事实依据，该院不予支持。因此，于锁顺还应返还该笔借款1724597.45元（8724597.45元-700万元）。综上，于锁顺应返还海林公司借款36724597.45元（1000万元+1000万元+190万元+810万元+1724597.45元+500万元）及以借款本金350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计算自2014年1月1日起至2018年7月30日止的利息3899万元，并承担自2018年7月3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利息。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海林公司以同大公司在2014年2月28日对账单上加盖公司公章为由要求其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同大公司法定代表人于锁顺辩称其对谁在2014年2月28日对账单上盖章的事情不清楚。海林公司申请证人潘美琴出庭作证,其陈述海林公司在双方对账期间掌管和持有同大公司公章，该掌管和持有公章行为除非是基于同大公司的授权，否则应属非法持有，海林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其盖章行为是基于同大公司的授权，故案涉盖章行为不能代表所属单位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对同大公司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因此，对于海林公司诉请同大公司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的主张，无事实依据，该院不予支持。关于同大公司申请鉴定问题：根据相关规定，当事人申请鉴定，对于待证事实负有举证责任，在待证事实涉及专门性问题需要鉴定的，该当事人负有申请的义务。而当事人申请的行为，应当遵守举证期限的限制，于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由于人民法院委托鉴定在性质上是向法院申请调查收集证据，因此当事人申请鉴定应当遵守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要求。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的证据与待证事实无关联、对于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以及其他无调查收集必要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当事人的申请。本案立案受理后，向同大公司送达了传票、举证通知书等材料，该公司于2018年9月4日收到上述材料，该院分别于2018年10月10日、2019年1月17日进行了两次公开开庭。自同大公司收到举证通知书等诉讼材料之日至2019年1月19日提出鉴定申请，相距已四月有余，举证期限已届满。海林公司以2014年2月28日对账单上加盖同大公司公章作为担保人承担责任为由诉请该公司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现该院对海林公司的该项诉请未予支持，故同大公司申请鉴定的事项对于证明案件事实无意义，属于没有必要进行鉴定的情形，故该院不予准予同大公司的鉴定申请。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四条、第八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遂判决：一、于锁顺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向海林公司返还借款36724597.45元，支付利息3899万元，合计人民币75714597.45元，并以借款本金350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承担自2018年7月3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利息。二、驳回海林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3180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人民币536800元，由海林公司负担111427元，于锁顺负担425373元。本案二审期间，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听证。上诉人于锁顺提供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包括四份证据，第一份证据，2019年1月27日于锁顺与潘美琴通话录音以及文字整理稿，在一审中已经提交过。第二份证据，2020年4月18日徐芳熬的电话录音以及文字整理稿。该录音中反映于锁顺与海林公司澳门合作的2000万元的收益在海林公司的账上记为托底，是澳门合作两年的收益。证明案涉2000万元款项系于锁顺与海林公司合作澳门业务的投资款，海林公司从中获取投资收益。第三份证据，2020年4月18日于锁顺与潘美琴电话录音以及文字整理稿。第四份证据，2020年5月19日于锁顺与潘美琴电话录音以及文字整理稿。该两份录音证据中潘美琴认可2000万元系投资款，且多次提及沈留春的2000万元，表示沈留春出具给周海林借条原件在周海林处，现周海林要将该借条退还给于锁顺，印证于锁顺将案涉2000万元债务转移给案外人沈留春的事实。证据二：海林公司财务账簿照片打印件一份，该财务账簿中载明2013年12月14日，上诉人借承兑8724597.45元，截止至2014年1月29日包含该笔8724597.45元借款在内，财务账簿反映上诉人共结欠海林公司8771.5万元，与海林公司提交的《于锁顺借款、结息明细从2014年1月1日-2月28日如下》，该份明细当中合计金额一栏所记载的金额一致，证明该笔872万余元借款于锁顺已全部偿还。被上诉人海林公司质证意见：对第一组录音证据，首先是节选的录音内容不完整，不能真实客观的反映事实。其次，括号内的内容都是于锁顺自己添加上去的，目的就是为了恶意歪曲事实。中间提到的两年的收益，第一次庭后，代理人特地去找徐会计问了这个情况，她说那天她不在公司，是打电话给她的，她年龄又大，于锁顺问她的时候，她以为说的是托底，她根据自己的印象，确实公司账上两笔确实是有托底，她是回答的说对的是托底，但是她陈述她只是一个财务，只知道这笔账，根本不可能知道这笔钱性质是什么，根本不可能知道是利润收益这些，所以仅仅凭这一句话不能够认定这两笔钱是收益，而且于锁顺本身在澳门做投资业务，对于托底的真实含义相信其本人应该是清楚的，不可能是利润。对第二组证据账册的照片，予以认可，跟财务核实过，确实是有。后面总的金额跟我们2014年的对账单的总的金额是一致的，都是8771.5万元。同时也证明了2014年、2013年对账单的真实性。其次，因为于锁顺的欠款，跟公司的还款，他都是按照统账的方式来还的，并不是借一笔还一笔的方式，从账册上也能够清楚地反映出来。于锁顺提出872万元这笔款项为什么不在2013年的对账单当中，从这张照片我们可以看出其实不仅仅是这一笔，一共有四笔不在2013年的账单当中。分别是2013年12月14日的8724597.45元的这一笔，还有三笔分别是2013年12月19日4336027.45元和1015000元、1924374.69元，这四笔账不在2013年的对账单当中，是因为这四笔账总共的金额是1600万，四笔一共还1000万，从对账单上是可以看出来的，然后剩下的600万就是在2014年的对账单当中的2014年1月16日的借款600万，就是剩余的没有还的款项。上诉人一审的时候陈述有一个158万港币的还款，不是事实，在这一张照片中也没有反映出来。原审被告同大公司对上诉人于锁顺提交的证据没有异议。被上诉人海林公司提供以下证据：两份证据，一笔是101.5万元，交付的承兑，一笔是4336027.86元，交付的承兑，一笔是1924374.69元是银行转账，转账记录暂时没找到。证明除了8724597.45元这笔不在2013年对账单当中，另外还有三笔也不在2013年对账单中。另外再补充一下，这个照片当中也能看得出来，于锁顺的几笔还款，还的确实是有700万，但是因为于锁顺跟海林公司的结账都是统账计算的，所以在一审的时候海林公司都是认为700万元还的是之前的欠款。一审判决之后，海林公司对这个也没有提出上诉，海林公司觉得还款冲了这笔钱，其他的也还可以另外起诉，所以没有就700万元上诉。其实海林公司的意见是这700万元是还的之前的款项，这个没有在2013年对账单中体现，在2014年的对账单中就是1月16日的600万元。上诉人于锁顺对海林公司证据的质证意见：对海林公司提交的借条、承兑汇票、借承兑明细，这几份证据与本案无关。其次针对海林公司刚才陈述的意见，就海林公司财务做账问题，怎么做账是海林公司的内部做账问题。从该份财务账簿照片打印件中反应记载了2013年12月14日借承兑872万余元，且该财务账簿最后结欠的总额和海林公司作为证据提交的2014年于锁顺借款结息明细当中所载明的合计金额一致，足以证明于锁顺已经偿还该872万余元的款项。原审被告同大公司对被上诉人海林公司的证据未发表质证意见。二审庭审后，海林公司提供了交通银行常州金坛支行收款通知书一份、记账凭证一份、记账回执14份。于锁顺发表书面质证意见：一、对证据真实性无法确认。因于锁顺提交的上述证据均为复印件，海林公司对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请求法庭依法核实其真实性。二、根据九民会议纪要第52条关于“高利转贷”的认定，是否构成高利转贷应当注意三点：一是要审查出借人的资金来源，借款人能够举证证明在签订借款合同时出借人尚欠银行贷款未还的，一般可以推定为出借人套取信贷资金。二是从宽认定“高利”转贷行为的标准，只要出借人通过转贷行为牟利的，就可以认定为是“高利”转贷行为。三是对该条规定的“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要件，不宜把握过苛。实践中，只要出借人在签订借款合同时存在尚欠银行贷款未还事实的，一般可以认为满足了该条规定的“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这一要件。本案中海林公司出借的资金来源于银行信贷资金，其在出借款项时尚欠银行贷款未还，且海林公司在其提交的《截止2013年12月30日于锁顺借款、结算明细》中载明的借款利率明显高于银行贷款利率，海林公司的行为系高利转贷。海林公司提交的证据仅能反应其向交通银行常州分行缴纳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及承兑汇票到期后扣款的相关情况，并不能证明海林公司出借给于锁顺的资金来源非银行信贷资金。综上，海林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真实性无法确认，且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无法证明其出借资金非银行信贷资金，海林公司的行为系高利转贷。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除关于2013年12月14日于锁顺向海林公司出具的1000万元的借条项下的还款情况外，其余查明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关于2013年12月3日于锁顺向周海林出具的200万元的借条，出借款项以11份承兑汇票交付了190万元，承兑汇票的出票人均非海林公司。关于2013年12月6日于锁顺向周海林出具的800万元的借条，出借款项以7份承兑汇票交付了810万元，承兑汇票出票人均为海林公司，付款行交通银行常州金坛支行，出票日期2013年12月9日，收款人均为马鞍山市国鑫贸易有限公司。关于2013年12月14日于锁顺向海林公司出具的1000万元的借条，出借款项以11份承兑汇票向于锁顺交付了8724597.45元，其中4份承兑汇票出票人为海林公司，付款行交通银行常州金坛支行，出票日期2013年12月12日和12月13日、12月13日、12月13日，收款人为马鞍山市国鑫贸易公司，金额分别为10万元、200万元、200万元、200万元。于锁顺提供的海林公司的财务账册照片，海林公司予以认可。照片中的财务账册记载的其中4笔往来款项，分别是2013年12月14日的8724597.45元、2013年12月19日的4336027.86元，另二笔分别1015000元和1924374.69元，在2013年12月30日于锁顺与海林公司《截止2013年12月30日于锁顺借款、结息明细》中没有体现。海林公司在二审庭审中陈述，该四笔款项合计为1600万元，于锁顺已归还1000万元，尚结欠的600万元，该600万元体现在海林公司与于锁顺于2014年2月28日签署的《于锁顺借款、结息明细从2014年1月1日-2月28日》中的2014年1月16日的借款600万元。于锁顺认为通过葛锁庆账号于2014年1月11日、1月13日、1月23日共还款人民币700万元和海林公司收到港币158万元，这些款项是归还上述8724597.86元借款。一审中，于锁顺提供了其和潘美琴与落款为澳门半岛国际娱乐博彩有限公司代表王馨于2012年10月23日签署的一份协议，协议内容包括：公司贵宾会拥有威尼斯人御扁会7张百家乐台，属轮杀厅。贵宾会将给予股东转码最高可得12.5‰回佣。股东可签借其入股金额80%的额度，供客人在本集团所属之贵宾厅投注，还款期限为15天，逾期按月息计算5%利息。签单码佣由承借方与签借方自行商议。当月全额利润预留20%作资金拨备，以作日后发展需要，另余80%一半按股份分成一半按业绩分成。于锁顺提供了其（甲方）、潘美琴（乙方）、王馨（鉴证方）于2012年10月23日签订的《协议》一份，协议内容包括：甲、乙方双方各出资人民币2000万元，合计人民币4000万元，作为股本金共同经营澳门业务。甲方负责整体运作并承担其全部责任，乙方负责监管。合作期限为五年，自2012年10月15日起至2017年10月30止。期满各自撤回全部股本金。本协议属澳门半岛国际娱乐博彩中介有限公司之附件同等的法律效力。本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应当承担不利的后果。一、关于潘美琴债权转让给海林公司的2000万元债权是否属于非法债权。于锁顺2012年10月26日、2012年11月2日分别向潘美琴出具借条一张，均载明“今借到潘美琴现金人民币壹仟万元，用于澳门半岛国际之业务”，潘美琴通过星浩公司和葛锁庆向于锁顺转账交付了2000万元。后潘美琴将该2000万元借款债权转让给海林公司，并通知了于锁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15年版）第十四条第（三）项规定，出借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提供借款的，民间借贷合同无效。此条款存在三层意思，第一违法犯罪活动应当是指常人一般认知就能知道相关活动属于违法犯罪活动，是显而易见的违法犯罪活动；第二出借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用于该违法犯罪活动；第三借款实际用于该违法犯罪活动。本案中，于锁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和潘美琴进行的“澳门半岛国际的投资业务”属于违法犯罪活动，也不足以证明潘美琴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澳门半岛国际的投资业务”是属于违法犯罪活动，即使潘美琴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于锁顺借款用于“澳门半岛国际的投资业务”这一违法犯罪活动，于锁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已将案涉借款用于“澳门半岛国际的投资业务”。综上，于锁顺认为案涉2000万元债权属于非法债权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潘美琴与于锁顺之间的借款合同成立且合法有效，潘美琴依法对于锁顺享有2000万元借款债权。于锁顺未提供证据证明潘美琴受领从事澳门业务过程中所享有的2000万元债权折抵案涉2000万元借款债权。潘美琴将该债权转让给海林公司，海林公司依法对于锁顺享有该2000万元债权。于锁顺于2013年12月30日签署的《截止2013年12月30日于锁顺借款、结算明细》、于2014年2月28日签署的《于锁顺借款、结息明细从2014年1月1日-2月28日如下》中均载明，海林公司对于锁顺享有该2000万元债权。于锁顺称已经将该2000万元债务转移给了案外人沈留春，海林公司无权就该2000万元款项再向于锁顺主张权利，于锁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本院不予采信。二、关于2013年12月3日、2013年12月6日的两份借条项下海林公司向于锁顺交付的承兑汇票，海林公司是否存在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高利转贷的情形。于锁顺于2013年12月3日、2013年12月6日分别向海林公司出具了200万元、800万元的两份借条。2013年12月3日借条项下交付的11份承兑汇票，票面金额190万元，承兑汇票的出票人均非海林公司；2013年12月6日借条项下交付的7份承兑汇票，票面金额810万元，出票人均为海林公司。《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15年版）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借款合同无效。本案中，海林公司向银行申请开立银行承兑汇票，银行签发承兑汇票后，海林公司以银行承兑汇票向于锁顺交付借款。首先，《贷款通则》第九条关于贷款种类规定，贷款种类有信用贷款、保证贷款、抵押贷款、质押贷款、票据贴现。票据贴现，系指贷款人以购买借款人未到期商业票据的方式发放的贷款。贷款种类中不包括银行签发承兑汇票业务。因此，银行签发承兑汇票不属于《贷款通则》规定的信贷业务。其次，金融机构信贷业务和银行签发承兑汇票适用的管理规范不同，前者适用《贷款通则》等管理规范，后者适用《支付结算办法》等管理规范。第三，银行承兑汇票是以银行信用作为担保，以银行承兑汇票为结算工具，银行签发承兑汇票，不发生银行资金的转移、发放，银行信贷业务发生资金的转移、发放。第四，在银行内部业务管理中，签发承兑汇票，不属于信贷业务管理。综上分析，向银行申请开立承兑汇票并将银行承兑汇票作为出借款项予以交付，没有明确规定属于套取银行信贷资金转贷，因此海林公司以银行向其签发的银行承兑汇票作为出借款交付项给于锁顺，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15年版）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的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转贷的情形，案涉2013年12月3日、2013年12月6日两笔借款合同成立且合法有效。于锁顺认为海林公司套取银行信贷资金转贷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三、关于2013年12月14日借条，于锁顺向海林公司出具了1000万元的借条一张，海林公司通过承兑汇票方式向于锁顺交付8724597.45元。通过二审庭审，海林公司已明确，该笔借款与另外三笔往来款，合计为1600万元，于锁顺已归还1000万元，尚结欠的600万元，体现为海林公司与于锁顺于2014年2月28日签署的《于锁顺借款、结息明细从2014年1月1日-2月28日如下》对账单中的2014年1月16日的借款600万元，故案涉8724597.45元借款已转化为另一笔借款，于锁顺对该8724597.45元借款在本案中不再承担还款责任。虽然海林公司没有提供1000万元还款的组成，但是于锁顺已明确通过葛锁庆于2014年1月11日、1月13日、1月23日共还款人民币700万元和海林公司收到港币158万元，这些款项是用来归还上述8724597.86元借款。因此，上述700万元和158万元港币，不再抵算于锁顺结欠海林公司的其他债务。综上，本案中，于锁顺尚结欠海林公司借款本金2000万元+190万元+810万元+500万元=3500万元。关于案涉借款的利息计算问题：（一）于锁顺于2012年10月26日出具的1000万元的借条、于2012年11月2日出具的1000万元的借条、于2013年12月3日出具的200万元的借条、于2013年12月6日出具的800万元的借条中，均未约定借款利息。于锁顺于2013年12月30日签署的《截止2013年12月30日于锁顺借款、结算明细》中，对上述4笔借款（合计3000万元）均明确利率为0.001，即每日1‰。（二）于顺锁在2013年12月16日向海林公司出具了748万元的借条，该笔借款系王夕珍于2012年4月16日向海林公司（以潘美琴名义）所借500万元，后王夕珍将该笔借款的还款义务转移给于锁顺，于锁顺向海林公司出具了2013年12月16日的借条。本案中，海林公司按潘美琴出借的借款本金500万元主张权利，这是海林公司对自己权利的处分，且不违反法律规定、不损害第三人利益，应予准许。王夕珍于2012年4月16日出具的借条上约定支付利息，于锁顺于2013年12月16日向海林公司出具的748万元的借条中没有约定支付利息，在于锁顺于2013年12月30日签署的《截止2013年12月30日于锁顺借款、结算明细》中，对该笔748万元的借款也未约定利率，但是，于锁顺于2013年12月30日签署的《截止2013年12月30日于锁顺借款、结算明细》中载明，包含上述748万元借款，于锁顺合计结欠海林公司的借款本金为7671.5万元；在于锁顺于2014年2月28日签署的《于锁顺借款、结息明细从2014年1月1日-2月28日如下》对账单中载明上年结转7671.5万元，利率为0.001，上年结转7671.5万元中包含了案涉500万元借款本金，因此，《于锁顺借款、结息明细从2014年1月1日-2月28日如下》对账单中对案涉500万元借款本金明确了借款利率0.001，即每日1‰。首先，虽然借条中未约定利息，但于锁顺签署的《截止2013年12月30日于锁顺借款、结算明细》和《于锁顺借款、结息明细从2014年1月1日-2月28日如下》对账单中，对案涉借款本金3500万元，均已明确约定了利率每日1‰，双方对账中对借款利率进行约定应予准许。其次，案涉借款本金3500万元确定的利息起算时间均为2014年1月1日。第三，双方在《截止2013年12月30日于锁顺借款、结算明细》和《于锁顺借款、结息明细从2014年1月1日-2月28日如下》对账单中约定的利率每日1‰过高，超过了法律规定。本案中，海林公司主张按年利率24%自2014年1月1日起计算利息，因双方对账确定案涉借款本金3500万元的利息起算时间均为2014年1月1日，且主张的年利率24%不违反法律规定，因此，对于上述借款本金3500万元，海林公司要求按年利率24%自2014年1月1日起计算利息的主张，依法有据，应予支持。第四，既然双方对账约定了借款利率，利息依法应当计算至还款之日。于锁顺认为，借条中没有约定利率，上述借款中的1000万元只承担自借款之日至2014年2月28日的利息、748万元应当按无利息约定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已确认，以借款本金350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计算自2014年1月1日起至2018年7月30日止的利息3899万元，于锁顺并应承担以借款本金350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计算自2018年7月3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利息。关于同大公司的责任。2014年2月28日《于锁顺借款、结息明细从2014年1月1日-2月28日如下》对账单上加盖了同大公司的公章，同大公司法定代表人于锁顺称其对2014年2月28日对账单上盖章的事情不清楚。潘美琴出庭作证,在2014年2月28日双方对账期间，海林公司掌管和持有同大公司公章，因此可以认定，在该对账单上加盖同大公司的公章，不是基于同大公司的授权，不是同大公司的意思表示。一审法院已认定对账单上加盖同大公司公章的行为对同大公司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对于海林公司要求同大公司共同承担责任的主张不予支持。于锁顺认为一审法院对同大公司不承担连带责任的理由原审法院未表述的上诉理由，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故同大公司申请鉴定的事项对于证明案件事实无意义，属于没有必要进行鉴定的情形。2014年2月28日的《于锁顺借款、结息明细从2014年1月1日-2月28日如下》对账单系于锁顺本人签署，对账单载明的内容与案件事实相符，本案不存在虚假诉讼及伪造证据。综上，上诉人于锁顺的部分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信。一审判决查明事实不清，本院结合当事人在二审中提供的证据及自认，依法认定本案事实并作出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变更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法院(2018)苏0482民初552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于锁顺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向海林公司返还借款36724597.45元，支付利息3899万元，合计人民币75714597.45元，并以借款本金350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承担自2018年7月3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利息”为“于锁顺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向海林公司返还借款3500万元，支付利息3899万元，合计人民币7399万元，并以借款本金350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承担自2018年7月3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利息”；二、驳回海林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3180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人民币536800元，由海林公司负担130789元，于锁顺负担406011元。二审案件受理费按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确定为345179元，由上诉人于锁顺负担335368元，被上诉人海林公司负担9811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时 坚审 判 员  刘敬兵审 判 员  翟 翔二０二０年九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戴 强书 记 员  童亦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