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1民终326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魏某1，女，1985年6月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魏某2，女，1988年1月2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 俩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郝少松、徐秋霖，福建纵然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女，1939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魏某3，女，1958年9月17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 俩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金兰，福建诚真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魏某4，女，1963年8月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现住加拿大。 原审被告：魏某5，男，1969年12月7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 原审被告：陈某，女，1963年1月1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 上诉人魏某1、魏某2因与被上诉人王某、魏某3、原审被告魏某4、魏某5、陈某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2019）闽0111民初1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魏某1、魏某2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判决认定被继承人魏某容去世时未立有遗嘱，属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原判决以“魏某1、魏某2主张的魏某容死亡时间并非《福州市死亡人员证明书》载明的2006年4月4日，且未提供其它证据予以证明”为由认定“魏某容的死亡时间应以《福州市死亡人员证明书》载明为准”，并以上诉人的5个证人所表述的时间与《福州市死亡人员证明书》所载明的不一致而最终认定各证人所做的证言不具有客观性，故对该证言所证明的口头遗嘱不予采纳，实质上是仅选取证人证言中的个别内容来否认整个证人证言的真实性，未考虑《福州市死亡人员证明书》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未综合考虑魏某容当时的家境等情况，未综合认定证据已达到“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属于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1.《福州市死亡人员证明书》不能作为认定魏某容实际死亡时间的证据，魏某容实际死亡时间应以证人陈述为准。针对《福州市死亡人员证明书》，上诉人于2019年6月30日向一审法院提供的岳峰村委会出具的《证明》载明:“本村出具的村民死亡证明上填写的死亡时间是按照村民家属前来办理的时间填写，实际的死亡时间我村无法核实，也无法证明，只有相关家属知道”。因此，岳峰村委会是在未核实死亡时间的情况下出具《福州市死亡人员证明书》，其中关于村民具体的“死亡时间”是按照“办理时间”填写，不能作为认定村民实际死亡时间的证据。在农村，特别是在当时，此类情况普遍存在。因魏某1是在2006年4月4日其父亲去世后第二天去村委申请出具证明，村委会直接将办理日期填写为死亡日期，当时父亲死亡、母亲瘫痪在床，魏某1没有注意到死亡时间是否有误，拿了该死亡证明就去办理出殡仪式和火化手续。但原判决未采信上诉人提供的《证明》，就简单以《福州市死亡人员证明书》认定魏某容的死亡时间，属于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反观上诉人提供的证人证言已经过公证，且有2名证人出庭作证，并在法庭上接受被上诉人和法官的质询，证言内容明确、客观、相互一致，具有真实性、客观性。因证人参加了魏某容从医院病危出院到回家的相关过程，了解魏某容死亡的情况，较之未经核实填写的《福州市死亡人员证明书》更能反映真实情况。2.魏某容的火化时间是2006年4月5日上午，若其在4月4日死亡，这么短的时间内无法做到清理魏某容去世前留下的污秽物及其使用过的物品，全屋进行消毒，无法联络、准备、办理基督徒仪式和出殡等事宜，与常理不符。原判决认定魏某容在2006年4月4日死亡，也与基本习俗、常理和逻辑不符。按照农村习俗，在魏某容过世后，魏某1等人需要完成的事项至少有:通知亲戚、去村委开具死亡证明、为魏某容净身穿衣、联系一条龙丧葬服务、联系殡仪馆、联系酒楼、联系乐队、购置相关丧葬所需的白布红布、布置灵堂、安排前来送别的亲友们的告别饭，这些事宜均需相关服务团队的配合，还需洽谈服务时间、服务价格等，这当中更涉及相关服务团队自身的时间安排等等。尤其是殡仪馆的灵堂及火化时间并不是随时可以安排，需要预约排队。当时，魏某容的妻子瘫痪在床生活无法自理，因其家庭信仰与家族中的众多长辈不一，魏某1、魏某2两姐妹仅在其姨夫的帮忙下料理后事，人手本就不足，加上原本混乱不堪的家庭，根本无法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全部的丧葬事宜。此外，除正常的丧葬事项，魏某容一家信仰基督，还安排教会的人进行特殊的仪式，这当中包括牧师祷告、献诗、牧师证道、合唱诗歌、其他成员祷告、瞻仰遗容、家属致谢等一系列的流程，仅该项流程就需一个多小时方可完成，而且在该仪式过程中，魏某1、魏某2作为家属也需从中参与（参与过程就无法安排联系丧葬事宜）（关于被继承人魏某容4月3日去世至4月5日送往火葬期间其身后事的具体安排过程详见魏某1本人回忆书写的材料，该材料已于2019年6月30日提供至一审法院）。3.原判决仅以证人陈述的魏某容的死亡时间，与不能作为认定魏某容死亡时间证据的《福州市死亡人员证明书》不符为由，就否认口头遗嘱，属于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案涉口头遗嘱符合口头遗嘱有效要件。关于口头遗嘱证人所陈述的魏某容的死亡时间的事实认定问题，应适用“高度盖然性”标准。如上所述，村委会出具的《福州市死亡人员证明书》已因村委会后来出具的《证明》而不能作为认定魏某容死亡时间的唯一证据，结合证人证言的陈述，并考虑魏某容死亡时因盖房、自己治病、妻子长期卧床丧失劳动能力且需服用药物和子女都在就学的家境情况，根据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应认定其在临终前作出案涉口头遗嘱。4.被继承人魏某容在医院接到病危通知的情况下订立口头遗嘱，后即出院，不论是2006年4月3日死亡还是4月4日死亡，均不影响口头遗嘱在紧急情况下订立和口头遗嘱的真实有效性。 二、案涉房屋均在被继承人婚后取得，应全部属于被继承人和上诉人母亲的夫妻共同财产。原判决关于诉争房中204.28平方米建筑面积都属于魏某容婚前个人所得，系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1.原判决对福州市晋安区房屋征收工程处的相关证据的认证错误。根据福州市晋安区房屋征收工程处的证据:《公示》《房屋面积核对通知书》《房屋征收丈量评估表》《房屋丈量平面图》等，案涉房屋产权部分（登记）面积为174.69平方米，但未载明建设年代，该产权证办理时间为1990年，属于魏某容与陈某婚后共同财产:未登记部分包括3部分:××××年1月5日前建造29.59平方米、××××年1月5日至2004年10月26日建造102.14平方米，2004年10月26日至2006年8月26日建造102.14平方米。但是，原判决“经福州市晋安区房屋征收工程处确认……一至两层建于××××年前”及“诉争房屋中××××年1月5日之前建造的一、二层共计204.28平方米建筑面积（产权建筑面积174.69平方米及××××年1月5日前建筑面积29.59平方米）属于魏某容婚前个人所得，系魏某容遗产”，明显超出前述在案证据的范围，且与事实不符。2.原判决认定案涉房屋中29.59平方米是在××××年1月5日之前建造，缺乏证据支持。案涉房屋中29.59平方米在福州市晋安区房屋征收工程处出具的《具结书》及《公示》上，虽载明为××××年1月5日前建造，但该载明的建造时间系征收拆迁确权时按照1988年的航拍图所做的推定。因福州市从1988年开始才有航拍图，故在征收拆迁过程中认定房屋建造年代时将1988年航拍图当作××××年航拍图使用，即凡是1988年航拍图上存在的房屋都视为××××年1月5日之前建造，此次岳峰村房屋征收范围内的所有被征收房屋年代的认定亦是如此。故关于该部分房屋的建造时间，本案中仅有航拍图这一客观证据，该证据仅能证明该部分房屋在1988年已存在，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被上诉人作为原告主张该部分房屋是被继承人的婚前财产，就应对该29.59平方米房屋是被继承人婚前建造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但被上诉人无法举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3.若法院认定如上部分房屋属于上诉人父亲魏某容的婚前个人财产，依照实体从旧的法律适用规则，上诉人父母于××××年登记结婚，正处于1993年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有效期间，应适用该意见。上诉人父亲魏某容的婚前财产已符合该意见第6点“6、一方婚前个人所有的财产，婚后由双方共同使用、经营、管理的，房屋和其他价值较大的生产资料经过8年，贵重的生活资料经过4年，可视为夫妻共同财产”之规定，案涉房屋即使存在原属于上诉人父亲婚前的部分，由于上诉人父母亲在1993年之时婚姻关系存续已满8年，也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 三、魏某容生病住院期间所需的医疗费等费用均由魏某1、魏某2所在学校募捐，向亲戚借钱支付，魏某1、魏某2与魏某容共同生活并照料魏某容，依法应酌情多分。而在医生宣布魏某容病危随时可能过世的情况下，其父母、兄弟姐妹在收到该通知后却拒绝到医院见其最后一面。 王某、魏某3辩称：一、被继承人魏某容生前未立有口头遗嘱，上诉人主张按口头遗嘱继承的主张不能成立。1.村委会开具的死亡证明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死亡证明由下列的单位开具：（1）死于医疗卫生单位的，由医疗卫生单位开具《死亡医学证明》；（2）对公民正常死亡无法取得医院出具的死亡证明的，由居（村）委会或卫生站（所）出具的证明；（3）非正常死亡或卫生部门不能确定是否是正常死亡者，凭公安机关出具死亡证明。案涉《福州市死亡人员证明书》是魏某1去开的，该证明书上内容有死亡日期、死亡地点、死亡原因、死者所在住址、死者常住户口所在地等多个信息栏目。《福州市死亡人员证明书》载明的魏某容死亡时间2006年4月4日、死亡原因病故、死者所在住址台中118号等信息，均是按魏某1当时的陈述填写的。否则上述如此多的信息，开具证明的工作人员怎会知道。魏某1辩称是按去办理的日期填写的死亡时间更是不合常理，魏某1系大学文化，不会不知道其父亲死亡时间。2.魏某容2006年4月3日从医院回来后，上诉人魏某1、魏某2怕传染不敢照顾，由答辩人王某（魏某容的母亲）照顾，魏某容于第二天2006年4月4日中午去世，答辩人王某当时还拿鞭炮去放，全村人都知道。魏某容的弟弟魏某5在一审陈述：我大哥那天下午回来后我一个下午都没有看到他吐血，人也清醒，第二天吐血就去世了，4月5日清明节火化，因为是清明节所以记得特别清楚。魏某4也陈述魏某容出院后并非当天去世，从医院回来后由母亲照顾。答辩人王某作为魏某容的母亲，白发人送黑发人，自己儿子什么时候去世不会不知道。魏某容死亡的第二天2006年4月5日早上，教会来了一些教友做了十几分钟的祷告后，殡仪馆一条龙服务全包完成了出葬的全过程。魏某容因为属于烈性肝癌和肝××，又加福州天气热、气温高怕被传染。加之魏某容47岁年纪轻轻就死亡为短命不吉利，按风俗得尽快出葬。当时连死者唯一的亲舅舅王幼光及女儿王蓉一家人在福州市仓山区都没有来得及通知。如果依照福州习俗，寿终正寝的人死后需要5—7天在家停尸祭拜后才出殡。 二、魏某1、魏某2主张被继承人曾立有口头遗嘱缺乏相应的事实基础。1.证人是与继承人有利害关系的人，五个证人系继承人的近亲属，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魏某1提供证人证言的目的是为证实魏某容存在口头遗嘱，但证人与继承人间系亲属存在利害关系，也无其他证据（如无录音、录像，或证人书面现场记录并由在场证人签字等）予以佐证。假设被继承人魏某容病危濒临死亡，按常理会有医生、护士在场，但本案没有医生、护工等第三方在场证明，可以反证被继承人魏某容当时并非濒临死亡的情况。2.证人证言存在虚假陈述，不能作为案件认定事实的依据。（1）如：证人魏某6出庭时说是魏某9告诉他的（有庭审同步录音录像为证），该证言属传来证据，与证人证言所应具备的法定要件（亲眼所见亲耳所听）不符。如：证人魏某7陈述，“魏某容恐怕到不了家，人就不行了，结果到家后一两个钟头人就走了”；证人魏某8陈述“到家后他很快就死了”；证人魏某9陈述，“然后就把我侄儿拉回家，个把小时后他就死了”；证人魏某6陈述，“然后就马上把他拉回家，到家后没多久人就死了”。证人魏某10陈述，“然后就赶紧回家，回家后我侄儿很快就走了”。事实上，根据医院病案记载的出院时间，及魏某容死亡时间为出院后第二天才去世，很明显证人均在作虚假陈述，且具串供之嫌。（2）见证人见证口头遗嘱，其中一人要对口头遗嘱所立的时间、地点、见证人作出记录，并且由现场的见证人和记录人签字。作为本案，并非在战场，并非发生在交通工具的事故，并非遭受突如其来的侵害生命安全事故，本案根本不属于危急时刻，完全有条件具备记录条件。（3）本案大部分证人没有出庭作证，证人依法都应出庭接受询问。证人知道到公证处进行证据保全，可见其已知道如何固定见证人所见证的事实，试问在被继承人死亡后的十几年为何没有进行证据保全，答辩人王某也没有听证人和魏某1、魏某2提到魏某容立有什么口头遗嘱。而本案在上诉人起诉后，时过境迁，公证处也无法证实证人证言所述事件是否真实。3.当时魏某容如果真的马上就要去世濒临死亡，其为何没有通知最亲的亲人魏某容的父母到医院看魏某容最后一面。魏某容出院系自行出院回家，魏某5一审中提到，其要去医院看魏某容，被告知不要去了，魏某容当天就出院回家。魏某容当时回家也没有想到自己那么快会去世。当时帮忙办理出院手续的只有魏某9一人。 三、讼争房屋中××××年1月5日之前建造的一、二层共计204.28平方米建筑面积（产权建筑面积174.69平方米及××××年1月5日前建筑面积29.59平方米）系魏某容婚前个人财产。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认为全部属于魏某容夫妻共同财产没有事实依据。1.福州市晋安区岳峰镇岳峰村台中118号（原地址：郊区）《房屋所有权证》上明确记载该房屋权利来源于1981年受自建产业，该房在1981年就已建成，该房屋产权登记一层房4间建筑面积102.1平方米，二层三间建筑面积72.2平方米，合计产权面积174.7平方米。事实上该房屋为魏德南（原告王某的配偶）与王某出资所建后，给魏某容结婚使用。1990年11月20日被魏某容登记在自己名下，当时魏德南还向房管部门反应。魏某容与陈某于××××年××月××日登记结婚。案涉房屋有产权部分产权面积174.7平方米早在1981年就已建成，属于魏某容的个人财产，不属于魏某容与陈某的夫妻共同财产。××××年1月5日前建造二层29.59平方米无产权面积系魏德南与答辩人王某所建。有拆迁办《具结书》、塔头新区七期项目集体土地项目征收房屋面积核对通知书、公示、房屋征收丈量评估表为证，均有魏某1签字确认，表明魏某1对该事实予以确认，上述29.59平方米无产权面积是属于魏某容婚前个人财产。福州市在1988年才有航拍不代表29.59平方米系在1988年才建造。2.案涉房屋第三层实际为魏某容1993年所建，建筑面积102.14平方米，当时魏某1才七岁。从调取的福州市勘测院房屋建筑物航空摄影测量（测量说明、1998年影像图、1998年矢量图）证实1998年航空摄影测量房屋高度达10.2米，为三层楼房建筑物。被上诉人魏某3出资给魏某容装修房屋用于出租。案涉房屋第三层属于魏某容与陈某的夫妻共同财产。案涉房屋第四层实际为魏某容2004-2005年所建，建筑面积102.14平方米，当时魏某1还在读大专。拆迁办《具结书》、塔头新区七期项目集体土地项目征收房屋面积核对通知书、公示、房屋征收丈量评估表均有魏某1签字确认。案涉房屋第四层建筑面积102.14平方米属于魏某容与陈某的夫妻共同财产。3.魏某容与陈某××××年××月××日结婚，被继承人魏某容于2006年4月4日死亡，魏某容与其配偶陈某的婚姻关系持续到2006年4月4日即到2006年4月4日魏某容死亡之日婚姻关系才自然终止。魏某容死亡时间为2006年4月4日并非在1993年，本案对房产性质的认定应适用2001年新《婚姻法》第十八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夫妻一方的财产：（一）一方的婚前财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三十三条：“婚姻法修改后正在审理的一、二审婚姻家庭纠纷案件，一律适用修改后的婚姻法。此前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相关司法解释如与本解释相抵触，以本解释为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本解释自2004年4月1日起施行，本解释施行后，人民法院新受理的一审婚姻家庭纠纷案件，适用本解释。”根据这两个司法解释，适用法律的依据不是以实体法律事件发生的事件为标准，而是以法院审理的时间为衡量准则。更何况被继承人魏某容的死亡时间发生在新《婚姻法》颁布之后，所以本案涉案房产应适用2001年新《婚姻法》进行认定。因此讼争房屋中××××年1月5日之前建造的一、二层共计204.28平方米建筑面积（产权建筑面积174.69平方米及××××年1月5日前建筑面积29.59平方米）系魏某容婚前个人财产，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 四、被继承人魏某容在2006年3月检查出患有肝癌，其看病费用是答辩人和丈夫魏德南出钱，还有魏某4出面向朋友借款。当时魏某容出院回家吃草药治疗根本没有通知答辩人王某和配偶魏德南。魏某容回到家，年轻人怕传染，都是答辩人王某照顾魏某容，给魏某容揉腹部，第二天魏某容去世，还是答辩人王某拿鞭炮去放。答辩人王某已81岁高龄，早年遭受车祸留下病根，今年儿子魏某5又患病住院，答辩人无人照顾，连口饭都吃不上。上诉人魏某1、魏某2作为孙女且不说赡养，连基本的慰问都没有。 魏某4、魏某5、陈某未陈述意见。 王某、魏某3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被继承人魏某容所有的坐落于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房屋（建筑面积408.56平方米，以下简称诉争房屋）的征收安置补偿权益由双方共同继承，其中：王某继承25％的份额，魏某3、魏某4及魏某5各继承5％的份额，陈某、魏某1及魏某2各继承20％的份额。双方相互配合办理诉争房屋征收拆迁安置的各项手续及产权变更登记手续。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某与魏德南（别名魏云南，于××××年××月去世）共生育四个子女：长子魏某容（别名魏秀榕）、次子魏某5、长女魏某3、次女魏某4。魏某容与配偶陈某于××××年××月××日登记结婚，共生育两女：魏某1、魏某2。陈某于1998年因高位瘫痪生活不能自理，长期由母亲蔡宝俤、丈夫魏某容共同照顾。因长期患病治疗，生活困难，自2009年1月起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 魏某容因患原发性肝癌等疾病于2006年3月25日至2006年4月3日在福州市××医院入院治疗，2006年4月3日在医院对魏某容下达病危通知后，魏某1、魏某2在案外人魏某9（魏某容的堂叔）等人协助下将魏某容送回家中（王某、魏德南、魏某5、魏某3及魏某4未到医院协助办理出院手续及护送魏某容回家），魏某容出院后病逝。经魏某1申请，福州市晋安区岳峰镇岳峰村民委员会于2006年4月4日出具《福州市死亡人员证明书》载明，魏某容因病于当日在诉争房屋中死亡。魏某容的遗体于2006年4月5日上午火化，魏某容的户口于2006年5月24日注销。 另查，王某因晋安区岳峰镇岳峰村台中46号的老宅被征收获得房屋安置补偿，同时王某每月领取岳峰村村民福利金1480元并享受本村民退休老人医疗报销福利待遇。 经福州市晋安区房屋征收工程处确认，诉争房屋为五层砖混结构建筑（一到四层建筑面积均为102.14平方米、五层建筑面积为9.42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417.98平方米；一至两层建于××××年前，三至五层建于××××年之后）。魏某容于1990年10月20日将一层102.1平方米及二层72.6平方米建筑面积的房屋（房屋所有权证为：榕郊Ｓ字第020508号、权利来源于1981年自建产业）登记在个人名下。诉争房屋由魏某1办理相关征收手续，并于2018年11月18日将诉争房屋交付给福州市晋安区房屋征收工程处，现诉争房屋已被依法拆除。 一审对于双方争议的事实与证据认定如下：一、魏某容去世前是否立有口头遗嘱？魏某1、魏某2提供（2019）闽证内字第1291、1292、1293、1294、1295号公证书，证明魏某容于2006年临终前曾在堂叔魏某7、魏某10、魏某8、魏某9、魏某6等人的见证下立下口头遗嘱，将诉争房屋份额留给其二人。同时申请证人魏某6、魏某9出庭作证。王某、魏某3认为魏某容所患肝癌，不属于危急情况，不适用于口头遗嘱，且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有异议：1.魏某容订立口头遗嘱时没有医生、或护工等第三方在场证明，也没有录音、录像，且证人也没有书面现场记录并由在场证人签字，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不能单独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2.证人在魏德南去世后，曾与王某吵架，并已交恶多年没有往来，存在利害关系。魏某容去世已有十三年之久，在本案起诉后，各证人于同一时间到闽江公证处作证人证言公证且证言内容高度一致，存在串供嫌疑；3.魏某容自行出院取消用药，且出院医嘱心肺无异常，不存在打强心针的事实,魏某容出院回家休养，魏某容直到第二天才死亡，证人证言存在虚假陈述。魏某4、魏某5主张魏某容并非当天去世，从医院抬回家后由母亲照顾。一审认为，双方当事人对于魏某容具体死亡日期陈述不一致，魏某1、魏某2主张的魏某容死亡时间并非《福州市死亡人员证明书》载明的2006年4月4日，且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证明，故魏某容的死亡时间应以《福州市死亡人员证明书》载明为准。魏某7、魏某10、魏某8、魏某9、魏某6等人在（2019）闽证内字第1291、1292、1293、1294、1295号公证书中表述的魏某容死亡日期与《福州市死亡人员证明书》载明不一致，各证人所作的证人证言不具有客观性，不予采信，综上，魏某1、魏某2关于证明魏某容临终前曾在魏某10等人的见证下留下口头遗嘱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不予支持。二、诉争房屋是否全部属于魏某容的遗产？王某、魏某3、魏某4、魏某5认为诉争房屋全部属于魏某容的遗产。魏某1、魏某2主张诉争房屋于1990年11月20日办理产权登记（榕郊Ｓ字第020508号，确认的产权面积174.7平方米）系魏某容、陈某登记结婚之后，属于父母的夫妻共同财产，其中一半的份额属于魏某容的遗产。鉴于双方均未提交诉争房屋实际建造时间及建造人的证据，结合福州市晋安区房屋征收工程处确认的诉争房屋建造时间。一审认定，诉争房屋中××××年1月5日之前建造的一、二层共计204.28平方米建筑面积（产权建筑面积174.69平方米及××××年1月5日前建筑面积29.59平方米）属于魏某容婚前个人所得，系魏某容遗产。诉争房屋中××××年1月5日之后建造的二至五层共计204.28平方米建筑面积（期中：××××年1月5日至2004年10月26日期间建造102.14平方米建筑面积、2004年10月26日至2006年8月26日期间建造102.14平方米建筑面积），属于魏某容与陈某的夫妻共同财产，其中一半的份额系魏某容遗产。 一审法院认为，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魏某容去世且未立有遗嘱，故诉争房屋属于魏某容遗产的份额应由其法定继承人王某、魏德南、陈某、魏某1、魏某2共同继承，魏德南去世且未立有遗嘱，其继承魏某容遗产的份额依法应由其法定继承人王某、魏某容（由魏某1、魏某2继承）、魏某3、魏某4、魏某5共同继承，故王某、魏某3主张双方当事人共同继承诉争房屋，于法有据，予以支持，但应以法院认定的魏某5的遗产为限。鉴于陈某生活有特殊困难且缺乏劳动能力，分配遗产时，应当予以照顾，故酌定魏某5的遗产中10%的份额优先分配给陈某。据此诉争房屋中××××年1月5日之前建造的共计204.28平方米建筑面积的房屋征收补偿权益由王某、魏德南、魏某1、魏某2各继承18%，由陈某继承28%。魏德南继承的上述房屋征收补偿权益的18%的份额由王某、魏某3、魏某4、魏某5各继承3.6%的份额，由魏某1、魏某2各继承1.8%的份额；诉争房屋中××××年1月5日之后建造的共计204.28平方米建筑面积的房屋征收补偿权益的50%份额由王某、魏德南、魏某1、魏某2各继承9%，由陈某继承14%。魏德南继承的上述房屋征收补偿权益的9%的份额由王某、魏某3、魏某4、魏某5各继承1.8%的份额，由魏某1、魏某2各继承0.9%的份额。陈某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依法缺席判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坐落于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房屋中××××年1月5日之前建造的共计204.28平方米建筑面积房屋（包括登记在被继承人魏德南名下房屋所有权证为榕郊Ｓ字第020508号的房屋）的征收补偿权益，由陈某享有28%的份额，由王某享有21.6%的份额，由魏某1、魏某2各享有19.8%的份额，由魏某3、魏某4、魏某5各享有3.6%的份额；二、坐落于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房屋中××××年1月5日之后建造的共计204.28平方米建筑面积的房屋征收补偿权益，由陈某享有64%的份额，由王某享有10.8%的份额，由魏某1、魏某2各享有9.9%的份额，由魏某3、魏某4、魏某5各享有1.8%的份额；三、驳回王某、魏某3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中，关于一审已经认定的事实，魏某1、魏某2提出：1.一审遗漏认定被继承人立有口头遗嘱；2.被继承人于2006年4月3日出院当日死亡；3.案涉房屋一、二层产权部分174.69平方米系1990年登记、××××年之后建造，总共有200多平米；王某、魏某3提出：对认定“魏某1、魏某2在案外人魏某9（魏某容的堂叔）等人协助下将魏某容送回家中”有异议，认为只有案外人魏某9一人协助。本院认为，关于魏某1、魏某2提出的案涉房屋一、二层产权部分的异议，一审法院系对福州市晋安区房屋征收工程处确认的内容进行客观复述记载，并无错误，该项异议不予采纳。关于王某、魏某3提出只有案外人魏某9一人协助魏某1、魏某2将魏某容送回家中的异议，一审综合当事人陈述及证人证言印证的事实后得出“魏某1、魏某2在案外人魏某9（魏某容的堂叔）等人协助下将魏某容送回家中”的概括表述并无不当，对王某、魏某3提出的该项异议不予采纳。根据本案现有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双方无争议的其他事实部分予以确认，其他争议事实与上诉理由待后一并予以评判。 魏某1、魏某2提交：福州市12345诉求回复（截图）诉求编码ＦＺ20030600428《请问福州市台江区房屋征收工程处如何对被征收的无产权房屋进行建造年限的认定》、诉求编码ＦＺ20040201005《请问福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福州市岳峰镇岳峰村最早的航拍图是哪一年的》，共同证明福州市无产权房屋的征收补偿原则上以福州市勘测院历年的航拍图为依据，福州市晋安区岳峰镇岳峰村最早的航拍图是1988年的，由福州市勘测院组织产生。因此，对福州市晋安区岳峰镇岳峰村的无产权房屋进行年代认定，最早也仅能认定1988年前建造，在拆迁时视为××××年1月5日前建造。王某、魏某3质证意见：对该福州市12345诉求回复（截图）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诉求编码ＦＺ20030600428《请问福州市台江区房屋征收工程处如何对被征收的无产权房屋进行建造年限的认定》是台江区的，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诉求编码ＦＺ20040201005《请问福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福州市岳峰镇岳峰村最早的航拍图是哪一年的》，该证据与本案也无联性，1988年的航拍图不能证明建筑物的实际建造年限，只能证实1988年的时候该建筑物是存在的。本院认为，经当事人当场登录网站核实，魏某1、魏某2提交的福州市12345诉求回复（截图）诉求编码ＦＺ20030600428《请问福州市台江区房屋征收工程处如何对被征收的无产权房屋进行建造年限的认定》、诉求编码ＦＺ20040201005《请问福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福州市岳峰镇岳峰村最早的航拍图是哪一年的》的真实性可以确认。诉求编码ＦＺ20030600428《请问福州市台江区房屋征收工程处如何对被征收的无产权房屋进行建造年限的认定》的答复部门虽系福州市台江区房管局，但福州市台江区房管局答复的依据是榕政办【2013】《福州市房屋征收补偿实施细则》的规定，且福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亦依据榕政办【2013】《福州市房屋征收补偿实施细则》的规定进行了答复，共同证明福州市无产权房屋的征收补偿，原则上以福州市勘测院历年的航拍图为依据，以上证明内容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应予采信。诉求编码ＦＺ20040201005《请问福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福州市岳峰镇岳峰村最早的航拍图是哪一年的》答复称：福州市晋安区岳峰镇岳峰村最早的航拍图是1988年的，由福州市勘测院组织产生，该答复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予以采信。以上证据可以证实上诉人魏某1、魏某2主张的本案中房屋征收部门对案涉房屋××××年建造部分的确权实系依照1988年航拍图作出确权补偿的主张能够成立。 关于魏某1、魏某2申请本院向晋安区房屋征收工程处出具调查令，调查核实案涉房屋××××年前建造部分的确权补偿认定依据实际是1988年航拍图的事宜，因上述事实已经当事人举证确认，故已不存在是否准许的问题。关于魏某1、魏某2申请证人魏某7、魏某10、魏某8在二审出庭作证的事宜，王某、魏某3提出反对意见，认为不属于新证据，且该三证人无特殊原因在一审未出庭作证，现在该案经一审审理后，证人对整个案情已经很清楚了，无法保证证人再次出庭陈述的客观性；本院认为，王某、魏某3反对意见合理，故对该项申请不予支持。 本院认为，关于被继承人魏某容死亡时间的争议焦点。上诉人魏某1、魏某2认为，被继承人魏某容在2006年4月3日出院回到家后当日死亡，并提交了案外人魏某9（魏某容的堂叔）等五位证人证言予以证明；被上诉人王某、魏某3认为被继承人魏某容从医院回到家后第二日才死亡，被上诉人王某、魏某3并提交了经魏某1申请的福州市晋安区岳峰镇岳峰村民委员会于2006年4月4日出具的《福州市死亡人员证明书》，该证明书载明魏某容因病于当日在诉争房屋中死亡，还载明了魏某容的年龄、身份证号码、死亡原因等信息。分析上述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以及《福州市死亡人员证明书》，本院认为，被继承人的死亡时间应当是唯一且确定的，但上诉人魏某1、魏某2系被继承人的女儿，被上诉人王某系被继承人的母亲，均系被继承人生前的至亲，现在各方因继承纠纷对被继承人死亡时间出现了不同的陈述，或者有时间久远记忆偏差等原因，仅凭当事人陈述委实难以判断。上诉人魏某1、魏某2认为应当采信其提供的证人关于被继承人出院当日死亡时间的证言，但被上诉人王某、魏某3关于被继承人魏某容于2006年4月4日死亡的陈述得到了经魏某1本人申请并经由福州市晋安区岳峰镇岳峰村民委员会出具的《福州市死亡人员证明书》的证实，故一审根据在案证据认定被继承人魏某容2006年4月4日死亡无误；而魏某1、魏某2关于魏某1本人去申请出具死亡证明时村委会工作人员填写的被继承人死亡时间是申请当日时间而非真实死亡时间的辩解，本院对此实难采信，对上诉人魏某1、魏某2有关被继承人死亡时间的异议及上诉主张，不予支持。 关于被继承人魏某容去世前是否立有口头遗嘱的争议焦点。上诉人魏某1、魏某2在一审中提交（2019）闽证内字第1291、1292、1293、1294、1295号公证书公证的证人证言，证明魏某容于2006年临终前曾在其堂叔魏某7、魏某10、魏某8、魏某9、魏某6等人的见证下立下口头遗嘱，将诉争房屋份额留给其二人，证人魏某6、魏某9并出庭作证。被上诉人王某、魏某3则认为被继承人魏某容所患肝癌不属于危急情况，不适用于口头遗嘱，且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有异议：1.被继承人魏某容订立口头遗嘱时没有医生、或护工等第三方在场证明，也没有录音、录像，且证人也没有书面现场记录并由在场证人签字，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不能单独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2.证人在魏德南去世后，曾与王某吵架，并已交恶多年没有往来，存在利害关系；魏某容去世已有十三年之久，在本案起诉后，各证人于同一时间到公证处作证言公证且内容高度一致，存在串供嫌疑；3.被继承人魏某容自行出院取消用药，且出院医嘱心肺无异常，不存在打强心针的事实,魏某容出院回家休养，直到第二天才死亡，证人证言存在虚假陈述。魏某4、魏某5主张被继承人魏某容并非当天去世，从医院抬回家后由母亲王某照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本案中，上诉人魏某1、魏某2主张的以及其提出的证人证言关于被继承人的死亡时间未被采信。被继承人魏某容是否立有口头遗嘱以及是否属于在危急情况下立口头遗嘱的待证事实，尚未排除合理怀疑，魏某1、魏某2对此举证不足，应依法对此负担举证不利的后果，故对魏某1、魏某2的有关该项上诉主张不予支持。 关于被继承人魏某容遗产范围的争议。上诉人魏某1、魏某2上诉主张案涉房屋经福州市晋安区房屋征收工程处确认的一、二层共计204.28平方米建筑面积（产权建筑面积174.69平方米及××××年1月5日前建筑面积29.59平方米）均系原审被告陈某与被继承人魏某容婚后取得，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被上诉人王某、魏某3则认为上述案涉房屋一、二层共计204.28平方米均系被继承人魏某容婚前个人财产，其中产权建筑面积174.69平方米在1981年就已经建成，二层29.59平方米系被继承人之父母王某与魏德南在××××年1月5日前所建。根据案涉房屋所有权证（榕郊Ｓ字第020508号，填发日期1990年11月20日）及《房产登记总册》载明，案涉房屋产权面积为174.7平方米（拆迁确权为174.69平方米），为混合结构双层楼房，权利来源于1981年自建产业，可以证明案涉房产一、二层诉争产权部分174.69平方米为被继承人婚前个人财产，上诉人魏某1、魏某2关于该部分系被继承人婚后取得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魏某1、魏某2主张应按照已经失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的规定视为该部分房产已经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的主张，不符合法律规定，不予支持。关于案涉房屋二层诉争非产权部分29.59平方米，房屋征收部门确权为“××××年1月5日前建造29.59平方米”部分，魏某1在相关拆迁材料上签字，但在案证据只能证明1988年时该非产权部分29.59平方米已经存在，不能证明系何时建造；魏某1、魏某2二审提交的证据证明，该非产权部分29.59平方米系房屋征收部门按照福州市房屋征收相关办法依据1988年航拍图进行的政策性确权补偿，即在计算征收补偿时视为按照“××××年1月5日前建造”的标准进行征收确权补偿，因此，被上诉人王某、魏某3辩称魏某1在相关拆迁材料上签字确认该非产权部分29.59平方米系被继承人魏某容婚前个人财产的意见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共同所有的财产，除有约定的以外，如果分割遗产，应当先将共同所有的财产的一半分出为配偶所有，其余的为被继承人的遗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的规定，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定。目前在案证据仅能证明，案涉非产权部分29.59平方米在1988年即被继承人魏某容与原审被告陈某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已经存在，被上诉人王某、魏某3在一审中主张该部分系被继承人魏某容的婚前个人财产，但未提交有力证据予以证明，故该非产权部分29.59平方米依法认定为被继承人与原审被告陈某的夫妻共同财产。现分割遗产，按照一审确定的分配比例，该非产权部分29.59平方米房屋征收补偿权益，由陈某享有64%的份额，由王某享有10.8%的份额，由魏某1、魏某2各享有9.9%的份额，由魏某3、魏某4、魏某5各享有1.8%的份额。综上，魏某1、魏某2的上诉主张部分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2019）闽0111民初166号民事判决第三项； 二、变更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2019）闽0111民初16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坐落于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房屋中确权为“产权”部分建筑面积174.69平方米房屋的征收补偿权益，由陈某享有28%的份额，由王某享有21.6%的份额，由魏某1、魏某2各享有19.8%的份额，由魏某3、魏某4、魏某5各享有3.6%的份额； 三、变更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2019）闽0111民初16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坐落于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房屋中确权为“84年前”建筑面积29.59平方米以及“84-04年”、“04-06年”建造面积计204.28平方米的房屋征收补偿权益，由陈某享有64%的份额，由王某享有10.8%的份额，由魏某1、魏某2各享有9.9%的份额，由魏某3、魏某4、魏某5各享有1.8%的份额； 四、驳回王某、魏某3的其他诉讼请求； 五、驳回魏某1、魏某2的其他上诉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51490元，由陈某负担25028元，由魏某1、魏某2各负担7277元，由王某负担7939元，由魏某3、魏某4、魏某5各负担132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1490元，由陈某负担25028元，由魏某1、魏某2各负担7277元，由王某负担7939元，由魏某3、魏某4、魏某5各负担1323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郑 芳 审判员 刘茂元 审判员 纪得军 二〇二〇年九月七日 书记员 涂腾香 附：本案涉及的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执行申请提示 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