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黔0321行初97号 原告王淑昌，男，汉族，1963年8月11日出生，贵州省遵义市人，住遵义市红花岗区。 原告王静静，女，汉族，1986年9月29日出生，贵州省遵义市人，住遵义市红花岗区。 原告王子源，男，汉族，1988年11月12日出生，贵州省遵义市人，住遵义市红花岗区。 原告王子源、王静静共同委托代理人王淑昌（与王子源、王静静系父子、父女关系）。 被告遵义市红花岗区新蒲街道办事处，住所地：遵义市红花岗区新蒲街道政府大院。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2030200951557X0。 法定代表人冉剑波，主任。 出庭行政机关负责人梁毅，副主任（第一次开庭）。 出庭行政机关负责人陈华，副书记（第二次开庭）。 委托代理人徐勇。 委托代理人郑吉煜，贵州子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遵义市新蒲新区管理委员会（中共遵义市新蒲新区工作委员会），住所地：遵义市新蒲新区播州大道1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20300683991543A。 法定代表人冯俊峰，主任。 委托代理人吕凤弟。委托代理人宋冰山，贵州乾锋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王淑昌、王子源、王静静诉被告遵义市红花岗区新蒲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新蒲街道办）确认强制拆除行政行为违法及行政赔偿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2日受理后，因新冠肺炎疫情原因，本院依法中止审理。2020年7月6日，本院恢复诉讼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7月23日第一次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王淑昌、王子源、王静静，被告新蒲街道办副主任梁毅及委托代理人徐勇、郑吉煜到庭参加了诉讼。庭审后，本院依法追加被告遵义市新蒲新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新蒲新区管委会）参加诉讼，并于8月28日第二次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王淑昌、王子源、王静静，被告新蒲街道办副书记陈华及委托代理人郑吉煜，被告新蒲新区管委会委托代理人吕凤弟、宋冰山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淑昌、王子源、王静静诉称，原告是红花岗区新蒲街道办事处新华社区一组村民，是农业户口，全家原共有11人，王淑昌膝下有三个子女，于多年前起先后分为三户（户主：王淑昌一户共计5人，王静静一户共3人，王子源一户共计3人）。原告三户因无房居住，多年来依法多次申请宅基地建房居住，未得到有关部门批准。原告三户为了居住，迫于无奈在自家的荒地上，三户共同出资修建了三层共计729.38平方米的住房，三户平均各分得243平方米居住至今。 2019年8月29日早上，原告家人外出，被告在未通知原告和没有与原告签订任何协议的前提下，擅自将原告三户的住房共计729.38平方米进行拆除，原告知道后，赶到现场时，被告（副书记陈华）说：“你们的住房为729.38平方米，因政府需要，该区域内的房屋都要拆迁，拆迁后该区域内的房屋都按同一标准补偿，过后你们去找我们授权的代办公司签订补偿协议，如果你们阻止不让拆迁，到时政府就不会补偿你们了”。当时一边说，一边把原告三户的住房给全部拆除，其中包括大部分来不及搬走的家具和一部份生活用品全部挖在废墟中。 2019年8月30日，原告王淑昌来到被告授权的代办公司，代办公司的工作人员拿了一份空白的《遵义市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书》，上面没有面积，也没有单价，只有房屋装修和附属设施补偿金额53539.00元，其他金额645282.00元，共计金额698821.00元，见评估报告（至今原告都没有见到所谓的评估报告），原告王淑昌不同意签，要求就地还房（因原告三户在新蒲老家无任何住房），代办公司告知被告，被告（副书记陈华）说：“你的住房在2013年国土卫星图片上无房，就应该视为违章建筑，在2013年前修的我们就同意还房补偿。如果你不同意签，到时候我就通知综合执法局，你们就得不到补偿”。就这样原告王淑昌在受到威胁和欺骗的情况下，私下在不与全体家人商量的情况下，签订了这份只是赔偿王淑昌一户的补偿协议（因当时新蒲就地补偿还房的房价在3000.00元/平方米左右）。后来原告知道了在同一区域，同一时间内有本村村民杨子才、外地人黄兴华等修建的住房（无任何手续）都就地按还房补偿了。于是原告再次找到被告，要求补偿还房时，被告（副书记陈华）说：“你们去把无房证明开来，我就叫代办公司给你们二户签订就地还房补偿协议”。由于原告几年前在遵义市按揭有一套80多平方米的住房，只付了20%的首付，80%是银行贷款，原告无法开到无房证明，故被告拒绝赔偿原告二户就地还房。 被告在同一区域，同一时间内，就本村村民杨子才，修建了1000多平方米的住房（无任何手续）及外地人黄兴华，修建了几百平方米的房屋（无任何手续）及更多的本村村民及外地人同样修建了更多的住房（无任何手续），都按照就地还房的标准给予了他们的补偿。因此，原告认为，这对原告的补偿显失公平，原告王淑昌所签订的《补偿协议》未得到原告其他人的授权，被告在没有通知原告和没有与原告签订任何补偿协议的前提下，就擅自拆迁了原告的住房，是违法行为。 根据有关政策及《土地管理法》第62条之规定，农村村民每一户应拥有一宅基地的修房居住生存权利，原告三户依法有权使用宅基地修房居住，原告三户没有审批手续的原因是政府相关部门不依法审批，另外，依照《土地管理法》及《遵义市农村村民建房管理办法》之规定，并没有禁止的条款规定农村村民购买有商品房的就不能拥有宅基地修房居住。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认真做好城镇房屋拆迁工作维护社会稳定的紧急通知》规定，由于历史原因或者是由于相关政府的过失，才导致无证的情况，则征收方不能直接将被征收人的房屋认定为违建，应为建造合法，这种建筑完全可以通过补办或者及时重新申请办理相关合法手续，在征收时也应当按照合法建筑给予补偿。原告修房时，不知道该区域要被政府征收，也不存在获得不当利益，目的就是为了居住。 综上，请求：1、依法确认被告2019年8月29日擅自拆除原告的房屋违法；2、判决被告参照赔偿王淑昌的赔偿金额698821.00元，同样按此金额赔偿给原告王静静、王子源，或者赔偿原告王静静、王子源住房各243平方米；3、判决被告拆除原告房屋内损失的家具和生活用品共计5万元。 被告新蒲街道办辩称：一、本案背景情况。王静静等人诉称房屋位于新蒲街道新华社区一组，测量面积为729.38平方米，系2013年以后建设房屋，没有施工许可证等手续。为建设小沟还房小区项目，经对王淑昌砖混房屋评估，2019年8月30日，王淑昌与被告签订《遵义市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书》（以下称《协议书》），协议约定被告补偿王淑昌房屋装修及附属设施53539.00元，房屋（因无建房手续，按照水泥砖厂附属设施评估）645282.00元，共计698821.00元。2019年9月11日，被告已经将补偿款698821.00元支付给王淑昌。现被告已经按照双方签订《协议书》拆除了房屋。 二、王静静、王子源与本案并无利害关系，其提起诉讼，没有法律依据，应当驳回其起诉。涉案房屋系王淑昌房屋，王静静、王子源并无涉案房屋权属，其提起行政诉讼，不符合行政诉讼法上的主体资格，行政诉讼法上的原告应当系行政行为的相对人或者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就本案原告王静静、王子源而言，其与被告的行为并无任何利害关系，原告主体资格不适格，依据《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应当驳回其起诉。 三、被告与王淑昌之间签订的协议书真实有效。2019年，被告与王淑昌签订《协议书》，作为协议书的当事人，王淑昌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以自己的名义签订《协议书》。签订《协议书》时，鉴于王淑昌房屋并无建房手续和土地手续，在经对王淑昌房屋进行评估后，经双方协商一致后，签订《协议书》，《协议书》真实有效。 四、被告系依安置补偿协议拆除，并不存在违法事实，王静静等人诉称，被告系违法行为没有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2019年8月，被告已经与王淑昌就涉案房屋（729.38平方米)补偿问题达成一致意见，签订《协议书》，并支付了王淑昌补偿款共计698821.00元，被告依法已经享有涉案房屋的权利，被告当然可以就房屋进行处分，甚至是拆除，并不存在王静静等人诉称的违法的事实。 五、被告已经履行补偿款义务，王淑昌再次请求支付或交付房屋无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2019年9月11日，被告已经通过遵义长征村镇银行将补偿款698821.00元支付给王淑昌，已经履行了协议书约定的义务，符合《合同法》第六十条之规定，王淑昌请求再次支付无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同时，王静静、王子源与被告之间并无任何的协议，被告对二人也没有任何履行义务，按照协议相对性原则，其请求支付补偿款没有法律依据。 六、行政赔偿应当以确认违法为前提，本案王静静等直接提起诉讼，不符合行政赔偿义务机关先行处理原则，应当驳回其起诉。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之规定，行政赔偿应当先行确认违法为前提。结合本案，被告行为并未被确认违法，王静静等人直接提起诉讼，应当驳回其起诉。 综上，依法驳回王淑昌的诉讼请求和驳回王静静、王子源的起诉。 被告新蒲新区管委会辩称，原告王静静、王子源、王淑昌因确认行政行为违法及行政赔偿纠纷一案将新蒲街道办诉至人民法院，在原告王静静、王子源、王淑昌提交的行政起诉状第2页第2自然段中载明“2019年8月29日早上，由于原告家人外出，被告在未通知原告和没有与原告签订任何合同的前提下，就擅自将原告三户的住房共计729.38平方米进行拆除”，王静静、王子源、王淑昌并没有起诉我管委会，我管委会也没有对王静静、王子源、王淑昌的住房实施行政强制拆除行为，我管委会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 三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并说明其证明目的。 1、新蒲街道办事处新华社区一居组部分村民及邻居的《证明》。证明王子源，王静静、王淑昌、王廷廷是一居组村民，在新蒲新区范围内没有住房，没有得到过宅基地修房居住的批准。 2、光盘两张及光盘整理的文字说明（来源：王淑昌手机录音）。证明原告与被告在二次协商中，被告承诺在中桥村批宅基地给原告三户修住房，或者只要原告开出无房证明就补偿原告住房。 3、2019年8月29日被告擅自拆除房屋时家具和生活用品的损失清单。证明原告房屋被拆除时房屋内家具的损失。 4、王淑昌、王子源、王静静、王廷廷（王淑昌女儿）共同出资修建鸡母岩住房及平均分配的《协议书》。证明被拆除房屋是共同出资修建，系共同享有。 5、一居组村民樊新科于2015年在鸡母岩下修建的简易房，被被告按砖混结构进行补偿的卫星图片。证明樊新科的房屋都按照该标准得到了补偿，而且比原告被拆除房屋修建的时间还要晚。 6、一居组村民杨子才和外地人黄兴华在2013年的卫星图片。证明当时黄兴华只有几十平方的简易棚，和杨子才只有100多平方的简易房，他们都全部都得到了房屋安置。 7、王淑昌、王子源、王静静、王廷廷等户在鸡母岩住房的房屋图片。证明被拆除的原告房屋质量比樊新科、杨子才、黄兴华修建的房屋质量好。 8、2020年8月19日曹廷义的《证明》和新蒲新区新华社区居委会《证明》。证明三原告的户口是独立户主，在新蒲无固定住房，原告三户2012年底在自家荒地上修建住房。 经举证、质证，被告新蒲街道办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是：对1号证据“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理由是证明人均为王子源、王廷廷、王静静本人，其证明内容是其待证明的事实，作为是否有宅基地、是否存在一户一宅的问题，应当向房屋部门或者土地管理部门出具无房或者无宅基地证明，同时作为证据的签名人，应当到庭陈述该事实，接受双方的提问。对2号证据“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视频无制作人，制作时间及制作目的，在未经许可或者向被录制方释明的情形下拍摄，属于非法证据，视频并无谈话人正面影像，无法核实是否系被告工作人员，若视频为真实的，也不能明确看出对王淑昌房屋的拆迁进行商谈，不能证明向王淑昌承诺或者保证过任何事项，同时，从视频可以听出有人向王淑昌释明，需要房屋证明才能还房安置；双方沟通、商谈的记录未经双方签字确认，不得作为一方对另一方的不利证据。对于音频“三性”及证明目的同样也不予认可。对3号证据“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清单损失是其单方作出，无相关照片、购买的发票及视频予以佐证，无法核实所列物品的真伪，对4号证据“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本案所涉房屋为王淑昌已经签订协议的房屋，而分家协议中当事人为王静静、王子源及王廷廷，效力及真实性无法核实，同时该协议存在伪造之嫌。5、6号证据与本案无关。对7号证据真实性我方现在无法核实。对7号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其中曹建义的《证明》作为证人证言，其应当到庭接受法院的调查，作为个人不能证明本村民组有哪些人，应当以官方的户籍证明为依据，关于第二份《证明》，证实人作为个人证人证言应当到庭接受法庭的调查，无法核实其证言的真伪，作为有无房居住，应当以房屋登记机关的为准。 被告新蒲街道办为证明其行政行为合法，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并说明其证明目的。 第一组： 1、遵义市新蒲新区管理委员会发展和改革局关于新蒲新区改造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遵新发改投资〔2019〕7号）； 2、遵义市新蒲新区管理委员会发展和改革局关于新蒲新区改造项目立项批复（遵新发改投资〔2019〕6号）; 3、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 4、使用林地审核同意书（黔林资地许准〔2019〕606号）; 5、省发展改革委关于遵义市新蒲新区改造建设项目节能报告的审查意见（黔发改环资〔2019〕709号 6、遵义市新蒲新区扶贫开发办公室（生态移民局）关于新蒲新区改造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的复函（新扶（移）复（2019）16号）； 7、遵义市新蒲新区管理委员会自然资源局关于新蒲新区老街棚户区改造建设项目用地的预审意见（遵新自然资源预字〔2019〕6号）； 8、遵义市新蒲新区管理委员会关于对新蒲老街征地拆迁安置还房小区项目征收补偿安置方案的批复（遵新管函〔2019〕138号）、征收补偿安置方案及附件1至11。 第一组证据证明目的：证明老街棚户区改造项目系手续齐全，项目合法，可以就项目建设范围内房屋进行征收；证明被告系受遵义市新蒲新区管委会委托，在项目范围内实施房屋征收拆迁，系房屋拆迁实施主体。 第二组： 1、遵义市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书； 2、新蒲新区老街拆迁安置还房小区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处理细则； 3、房屋现场照片； 4、房产调查表； 5、新蒲新区新蒲老街拆迁安置还房小区项目建设房征收附属物及装修补偿清单； 6、王淑昌身份证、常住人口登记卡复印件； 7、承诺书； 8、遵义市金信房地产估价事务所报告书； 9、遵义市新蒲新区新蒲组团建设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审批表。 第二组证据证明目的：证明王静静、王子源并无涉案房屋产权的事实，其作为本案原告主体不适格；证明王淑昌房屋系经评估并签订安置协议书的事实，被告不存在违法拆除的事实；证明王淑昌房屋经评估面积729.38平方米，评估价值645828元；证明补偿款装修、附属设施及房屋补偿共计698821元。 第三组：遵义长征村镇银行业务受理单。 第三组证据证明目的：证明被告已经按照协议约定支付了相应的补偿款698821元的事实，王淑昌请求支付没有事实依据。 被告新蒲街道办在庭审后向本院提交了（1）2018年6月21日贵州省人民政府黔府用地函〔2018〕302号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红花岗（新蒲新区）2018年度第三批次城市用地的批复；（2）2018年8月10日贵州省人民政府黔府用地函〔2018〕541号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红花岗（新蒲新区）2018年度第七批次增减挂钩建设用地的批复；（3）征收补偿安置方案附件12。（4）2020年6月16日遵义市人民政府关于中心城区2020—新—13号等十三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方案的批复。以证明其征收拆迁行为合法。 经举证、质证，原告对被告新蒲街道办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是：对被告提供的第一组证据“三性”及证明目的无异议，对第二组证据中的1号证据有异议，当时王淑昌对此不满意，他们就让王淑昌去找陈华书记，在拆除的时候找陈华书记，然后他打了电话给综合执法局，综合执法局的蒋世强就打电话给王淑昌，告诉王淑昌不配合就将房屋按照违章建筑拆除，对第二组证据中的8号证据评估报告，原告并不知晓，对此也不认可，对7号证据承诺书，是在签协议的同时也要求我签该承诺书，所以就签了该承诺书，对第二组证据中其余证据没有意见。对第三组证据没有异议。原告对被告新蒲街道办庭审后提交的证据“三性”没有异议。 被告新蒲新区管委会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是：对1号证据“三性”不予认可，对2、3号证据“三性”不予认可，这两份证据是原告单方制作，对4号证据真实性由法院依法核查，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5号、6号证据与本案无关，对7号证据因为我方不清楚，所以由法院依法进行核实。对8号证据的意见与新蒲街道办一致。 被告新蒲新区管委会对被告新蒲街道办提供的全部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予以认可。 被告新蒲新区管委会未提供任何证据。 经庭审举证、质证，综合全案证据并结合当事人陈述，本院认证如下：对原告提供的第1号证据与第8号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原告于2012年修建住房，被告没有提供相应证据予以否定，故本院对该两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予以确认。对2号证据结合当事人庭审陈述，对其真实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对3号证据损失清单，因为财物已经毁损，应当由被告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对4号证据，因为王子源、王静静、王淑昌分别为户主，故可以确认该房屋系三原告共有，对5、6、7号证据，可以清楚的反映现场的情况，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被告提供的第一组证据三性及证明目的予以确认，对第二组中的1号证据补偿安置协议，因为该协议属于格式合同，没有具体内容，只有补偿金额，故对其合法性不予确认，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对2、3、4、5、6、7号证据“三性”予以确认，对8号证据，因为系被告单方委托，原告在庭审中不予认可，对其“三性”予以确认，但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对9号证据“三性”及证明目的予以确认；第三组证据“三性”及证明目的予以确认。对被告新蒲街道办庭审后提交的(1)、(2)、(3)证据的“三性”予以确认，但不能证明强制拆除原告房屋合法，第（4）号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经审理查明，原告王淑昌、王子源、王静静是红花岗区新蒲街道办事处新华社区一组村民，属于农村居民。王淑昌生育有三个子女，2012年，原告在其管理使用的土地范围内修建了三层砖混结构住房共计729.38平方米。2014年5月和2017年4月，王静静、王子源先后分别立户，三户平均各分得243平方米房屋居住至今。 2018年，经贵州省人民政府对遵义市红花岗区（新蒲新区）城市建设用地批复，2019年6月25日，被告新蒲新区管委会依法向被告新蒲街道办作出遵新管函〔2019〕138号《关于对新蒲老街征拆安置还房小区项目征收补偿安置方案的批复》，该批复其中载明：为了加快推进新蒲老街拆迁安置还房小区项目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工作，需征收新蒲新区老街拆迁安置还房小区项目红线范围内的房屋及附属实施，结合新蒲街道实际，制定本方案。一、征收主体：新蒲新区管委会；二、委托实施单位：新蒲街道办；其中还对征收补偿范围、基本原则、征收安置方式及补偿标准、临时安置费发放标准及方式、优惠措施及奖励等作出具体明确规定。该征收方案对房屋征收补偿标准明确住宅砖混结构2580.00元/平方米、砖瓦结构2480.00元/平方米。另该批复征收安置方案附件12实施细则其中第二项规定：凡2010年1月1日至2013年1月1日期间修建的房屋（住房），房主能够提供建房手续或者所在村（社区）证明，可按实测建筑面积的40％至60％进行补偿安置。原告王淑昌、王子源、王静静修建的住房共计729.38平方米在该项目征收范围内。 2019年8月29日上午，被告新蒲街道办在未与原告王淑昌、王子源、王静静达成协议，且在原告家无人的情况下，将三原告住房共计729.38平方米予以强制拆除，其中家具和生活用品部分被毁损和部分被搬走，但未与原告办理任何交接手续。诉讼中，原告王淑昌、王子源、王静静称，被新蒲街道办征拆房屋的家具和生活用品的损失如下：床3张价值9000.00元；立柜3个6000.00元；洗衣机2台3000.00元；空调3台12000.00元；北京炉3个1000.00元；木工板125张3750.00元；木沙发3组4500.00元；茶几3张4500.00元；木椅12把1200.00元；书桌3张6000.00元；洗手盆3个900.00元；冰箱1个2000.00元；生活用品等10000.00元，共计63850.00元。 次日，原告王淑昌到被告新蒲街道办要求按照征拆标准进行补偿，被告新蒲街道办与原告王淑昌签订一份“格式合同”《遵义市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书》（被告新蒲街道办提供的“格式合同”），该协议书条款共计九条，其中没有记载房屋面积、补偿标准等任何具体内容，仅仅其中第五条载明：房屋装修及附属设施补偿53539.00元，其他645282.00元（见评估报告）；第七条载明：上述各项总计新蒲街道办应付王淑昌人民币698821.00元。另附一份有房屋征收装修和附属设施：围墙、钢条防盗门、地板砖、木质包门、包门套、钢板防盗门、室内墙砖、木地板、刮瓷等补偿金额53539.00元。2019年9月11日，被告新蒲街道办通过遵义长征村镇银行支付原告王淑昌补偿款698821.00元。此后，原告多次要求被告新蒲街道办按照同区域、同时间无手续修建的房屋的征收标准予以补偿未果，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另查明：2019年8月29日，遵义市金信房地产估价事务所受被告新蒲街道办委托，对三原告被征拆房屋的修建成本价值进行评估为645282.00元。 诉讼期间，本院根据原告申请，要求被告新蒲街道办提供杨子才、黄兴华、周开元、董安清、汤正横、宋发明等户征拆安置补偿协议及有关材料，但被告新蒲街道办以与本案无关拒绝提供该证据。 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一是被告新蒲街道办的征拆行为是否违法及被告新蒲新区管委会是否承担责任；二是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 一、关于被告新蒲街道办的征拆行为是否违法及被告新蒲新区管委会是否承担责任问题。 （一）根据《新蒲老街拆迁安置还房小区项目征收补偿方案》，新蒲老街拆迁安置还房小区项目范围内的房屋及土地等的征收主体是新蒲新区管委会，委托实施单位是新蒲街道办。故被告新蒲街道办是受被告新蒲新区管委会委托，依法对新蒲老街征拆安置还房小区项目范围内的房屋实施征收补偿安置是其职责，但被告新蒲街道办在实施征收补偿安置工作期间，其中没有与原告签订征收补偿安置协议或者经其许可情况下，对原告房屋予以强制拆除，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有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强制执行决定前，应当事先催告当事人履行义务。催告应当以书面形式作出，并载明下列事项：（一）履行义务的期限；（二）履行义务的方式；（三）涉及金钱给付的，应当有明确的金额和给付方式；（四）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和申辩权。根据该规定，被告强制拆除原告房屋前，应当先以书面形式进行催告，并告知原告依法享有陈述权和申辩权，被告没有依法告知原告享有的法定权利，剥夺了原告依法享有的陈述权、申辩权。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经催告，当事人逾期仍不履行行政决定，且无正当理由的，行政机关可以作出强制执行决定。强制执行决定应当以书面形式作出，并载明下列事项：（一）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地址；（二）强制执行的理由和依据；（三）强制执行的方式和时间；（四）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五）行政机关的名称、印章和日期。根据该规定，被告强制拆除原告房屋前，应当以书面形式作出强制拆除执行决定，但被告没有依法作出书面强制拆除执行决定，即采取强制执行措施。综前所述，被告新蒲街道办强制拆除原告住房存在：（1）未依法进行催告并告知原告享有陈述权、申辩权，未充分听取原告意见；（2）未依法书面作出强制执行决定等法定程序即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故被告新蒲街道办强制拆除原告住房的行为程序违法。被告新蒲街道办辩称系依安置补偿协议拆除，并不存在违法事实，其辩称理由不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二）根据《新蒲老街拆迁安置还房小区项目征收补偿方案》，被告新蒲街道办是受新蒲新区管委会委托，对新蒲老街征拆安置还房小区项目范围内的土地、房屋等实施征收。但征收方案中对被告新蒲街道办在征拆过程中违法征拆行为导致的后果及责任没有明确规定，故被告新蒲街道办对新蒲老街拆迁安置还房小区项目范围内的房屋等的违法征拆行为，应视为被告新蒲新区管委会的概括委托范围内从事的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五条第二款关于“征收实施单位受房屋征收部门委托，在委托范围内从事的行为，被征收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房屋征收部门为被告”的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据赔偿法》第七条第四款关于“受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或者个人在行使受委托的行政权力时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委托的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的规定，新蒲街道办强制拆除原告房屋的违法行为后果应当由被告新蒲新区管委会承担责任。新蒲新区管委会辩称其不是适格被告，不应当承担责任，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二、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或者其损失如何认定。 （一）根据《贵州省加强农村住房规划建设管理的实施意见》规定，农村住房可以采取独栋、联排建方式建设。每户建筑面积控制在240平方米以内。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其宅基地的面积不得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标准。本案原告在其自己管理使用的土地范围内修建住房符合前述有关规定。居住权是人最基本的生存权，原告修建的房屋虽未取得合法权证，但符合“一户一宅”建设标准，其房屋被征收的补偿安置，应当按照居住水平不降低原则。考虑原告修建房屋的年限、辖区范围内住房的市场购买力水平，并结合征收补偿安置方案附件12实施细则其中第二项规定标准：凡2010年1月1日至2013年1月1日期间修建的房屋（住房），房主能够提供建房手续或者所在村（社区）证明，可按实测建筑面积的40％至60％进行补偿安置，同时考虑被告新蒲街道办的强制拆除行为性质及后果。本院认为，本案按原告房屋实测建筑面积60％进行赔偿安置计算具有合理性，即为729.38平方米×2580.00元/平方米×60％＝1129080.24元。扣除房屋建筑面积被告已经支付的645282.00元，被告还应当支付实测建筑面积补偿款483798.24元。被告新蒲街道办辩称其已经履行补偿款支付义务，王淑昌再次请求支付或要求交付房屋无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其辩称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原告诉称被告新蒲街道办在同一区域、同一时间内，就本村村民杨子才、黄兴华及更多的本村村民修建的住房也无任何手续，都按照就地还房的标准给予了他们的补偿，要求被告同样予以补偿。本院认为，房屋征拆工作具有其特殊性、复杂性、艰巨性等特征。针对无建房手续的房屋征拆问题，被告新蒲街道办向本院提供了征收补偿安置方案附件12实施细则，这在实际工作中解决复杂的具体问题具有其行政合理性，本院予以支持。原告要求被告按照杨子才、黄兴华等村民的就地还房标准同等对待，其没有提供有关证据证明其主张，故对原告的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二）被告新蒲街道办违法强制拆除原告房屋过程中，未依法对房屋内的家具及生活用品等物品作登记保全及保管，也未制作物品清单交原告签字确认，致使原告无法对房屋内的家具及生活用品等物品的受损情况举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关于“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该损失是否存在及具体损失情况等依法由被告举证，但被告对原告房屋内的家具及生活用品的有关情况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其依法应当承担对其不利的后果。原告主张的物品损失均系普通人必备的生活用品，符合一般家庭实际情况，但被告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这些物品存在，故对原告主张的房屋内物品种类、数量应予认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四十七条关于“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案件中，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就损害情况举证的，应当由被告就该损害情况承担举证责任。对于各方主张损失的价值无法认定的，应当由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申请鉴定，但法律、法规、规章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时依法应当评估或者鉴定的除外；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拒绝申请鉴定的，由其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当事人的损失因客观原因无法鉴定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的主张和在案证据，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生活常识等，酌情确定赔偿数额”的规定，本案结合当事人的主张和在案证据，运用逻辑推理和遵循生活经验、生活常识等，酌情确定被告新蒲街道办的强制拆除行为致使原告房屋内的家具及生活用品损失共计36000.00元。 综前所述，原告诉讼请求确定赔偿内容的事实、证据和依据明确，确定赔偿项目和赔偿金额应结合违法行为的类型与违法情节的轻重，并参照补偿安置方案规定的补偿方式、补偿项目、补偿标准，赔偿金额应包括被征收房屋的价值、违法强制拆除造成的物品损失等，故原告诉讼请求有其事实和法律依据，被告应当赔偿原告损失共计519798.24元。 三、关于被告新蒲街道办辩称理由是否成立问题。 （一）被告新蒲街道办辩称：（1）被告新蒲街道办与原告王淑昌之间签订的协议书真实有效。（2）原告王淑昌与新蒲街道办签订《遵义市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书》，新蒲街道办已经将补偿款698821.00元支付给原告王淑昌，才按照双方签订《协议书》拆除了房屋。 本院认为，被告新蒲街道办与原告王淑昌签订的《遵义市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书》是被告提供的格式合同，且该合同没有载明有关具体内容，仅有补偿款金额。不具备合同成立的基本要件。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该法条是对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要求，为了限制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当事人滥用其优势地位，本条第一款对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当事人的义务，作了以下规定：第一，遵循公平原则确定权利义务。即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也就是说，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当事人，不能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在拟订的格式条款中约定不公平的条款欺负对方当事人，而是应当按照公平的原则，合理确定双方之间的权利与义务。该协议没有约定双方的权利义务，故该协议未成立。第二，提请注意的义务。即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当事人，应当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该协议被告没有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原告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约定。故被告新蒲街道办辩称原告王淑昌与新蒲街道办签订《遵义市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书》，已经将补偿款698821.00元支付给原告王淑昌，才按照双方签订《协议书》拆除了房屋，其辩称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第三，予以说明的义务。即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当事人，应当按照对方的要求，对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予以说明。本案被告没有在其提供的格式合同上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约定。故被告新蒲街道办辩称其与原告王淑昌之间签订的协议书真实有效，于法无据，理由不成立。同时，被告新蒲街道办辩称其已经按照与原告王淑昌签订的《遵义市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书》将补偿款698821.00元支付给原告王淑昌，才按照双方签订《协议书》拆除了房屋。本院认为，被告新蒲街道办强制拆除行为在前，签订合同在后，其辩称不符合基本常识逻辑。原告房屋被拆除后，次日原告王淑昌前往被告新蒲街道办要求依法补偿，其称在不得以的情况下与被告新蒲街道办签订《遵义市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书》具有合理性。 （二）被告新蒲街道办辩称：原告王静静、王子源与本案并无利害关系，其提起诉讼，没有法律依据，应当驳回其起诉。本院认为，原告王淑昌与原告王静静、王子源与是父女、父子关系，且原告王静静、王子源在被告新蒲街道办强制拆除原告房屋时，已经是单独立户，其被拆除的房屋属于其共有财产，普通人都知道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被告辩称原告王静静、王子源与本案并无利害关系，不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三）被告新蒲街道办辩称：行政赔偿应当以确认违法为前提，本案王静静等直接提起诉讼，不符合行政赔偿义务机关先行处理原则，应当驳回其起诉。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九条关于“赔偿义务机关有本法第三条、第四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给予赔偿。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也可以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一款关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提起行政诉讼的同时一并提出行政赔偿请求的，人民法院应一并受理”的规定，原告选择在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赔偿请求，是其诉讼权利的选择及主张，符合法律规定，为了遵循行政高效和节约诉讼资源，原告在提起行政违法确认的同时提出行政赔偿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被告该辩称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三﹚项和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四）项、第七条第四款、第三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被告遵义市红花岗区新蒲街道办事处拆除原告王淑昌、王子源、王静静位于红花岗区新蒲街道办事处新华社区一组的住房行为程序违法。 二、由被告遵义市新蒲新区管理委员会（中共遵义市新蒲新区工作委员会）在本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王淑昌、王子源、王静静违法拆除其房屋及毁损家具、生活用品赔偿款519798.24元。 案件受理费50.00元，由被告遵义市红花岗区新蒲街道办事处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则发生法律效力。 审 判 长  钱朝友 人民陪审员  宋品忠 人民陪审员  谭正举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六日 法官助理邹玉琪 书记员李小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