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苏04民终369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溧阳市特种变压器电器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溧阳市昆仑经济开发区正昌路南侧2幢。法定代表人：杨亚平，该公司董事长。上诉人（原审原告）：杨亚平，男，汉族，1966年9月16日生，住溧阳市。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文凌，男，汉族，1990年4月2日生，住溧阳市。上诉人（原审原告）：杨迪博，男，汉族，1993年8月6日生，住溧阳市。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蒋为民，江苏天目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常州市民生担保有限公司（原名称：常州市民生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住所地常州市新北区通江路311号鸿飞大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400714971247Q。法定代表人：刘征鸿，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国荣，江苏乐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溧阳市特种变压器电器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特种公司）、杨亚平、杨文凌、杨迪博因与被上诉人常州市民生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公司）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2017）苏0411民初73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0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二审审理中，特种公司、杨亚平、杨文凌、杨迪博向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提起了撤销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2017）苏0402民初6033号民事判决，请求确认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以下简称江苏银行常州分行）与江苏天目湖土特产连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土特产公司）于2012年4月25日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无效；请求民生公司、江苏银行常州分行于2012年4月25日签订的《保证担保合同》无效（案号为：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2018）苏0402民初5729号）。特种公司、杨亚平、杨文凌、杨迪博据此向本院申请中止本案审理。本院经审查后裁定对本案中止审理。之后，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2018）苏0402民初5729号案件经本院二审终审，故本案继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四上诉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撤销四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于2012年4月25日签订的《反担保保证合同》。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四上诉人构成重大误解证据确凿充分;借款人、贷款人以及被上诉人恶意串通损害上诉人的利益，有事实可循、有据可查。1、生效的（2015)溧刑二初字第194号《刑事判决书》明确查明了借款人两次借款均非为了满足贷款用途，而是归还借款；也查明了上诉人在签订《反担保保证合同》时受到了王宇鹏的欺骗。该欺骗足以导致上诉人在签订《反担保保证合同》时存在重大误解。借款人和贷款人在主合同中约定的用途为：流动资金周转，用于向大林蔬菜购买溧阳特种蔬菜系列产品。根据《反担保保证合同》第1.2条重点划出的约定，四上诉人是基于对借款人借款用于主合同的用途而实施的反担保。可实际借款人与贷款人签订的主合同仅仅是犯罪行为的幌子，借款人的二次借款也根本没有将该借款用于“流动资金周转，用于向大林蔬菜购买溧阳特种蔬菜系列产品”，而是以犯罪手法挪作他用，严重背离了上诉人反担保的初衷，背离了反担保人提供反担保的真实意思。四上诉人对《反担保保证合同》的签订存在重大误解。2、根据法律规定，因欺诈而致合同变得可撤销与因重大误解而致合同变得可撤销有不同之处：①因欺诈而可撤销的合同，欺诈方应是合同的相对方；而因重大误解而可撤销的合同，重大误解无须是合同相对方造成。②因欺诈而致可撤销的合同，欺诈无须达到重大标准；而因重大误解而致可撤销的合同，误解应达到重大标准。对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71条的规定：“行为人因为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的错误认识，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并造成较大损失的，可以认定为重大误解。”四上诉人进行的上述反担保行为，完全符合重大误解的法律定义。《民法通则》和《民法总则》均规定有效民事法律行为的基本条件之一是：意思表示真实。而现有证据非常明确地证明了四上诉人是为合法的“流动资金周转，用于向大林蔬菜购买溧阳特种蔬菜系列产品”的贷款进行的反担保，四上诉人根本没有为犯罪行为进行反担保，如果要四上诉人为犯罪行为进行反担保，那与四上诉人反担保的意思完全相反。3、根据生效的（2015)溧刑二初字第194号《刑事判决书》显示：王宇鹏的骗取450万元贷款的行为最初起始于2011年8月31日。2011年8月31日贷款人（江苏银行）及被上诉人就为王宇鹏以企业名义提供了450万元的贷款服务，期限自2011年8月31日始至2012年4月30日止，且该贷款当时王宇鹏就没有用于约定的“流动资金周转，用于向大林蔬菜购买溧阳特种蔬菜系列产品”，对此，作为贷款人（江苏银行）及从事专业担保业务的被上诉人理应在第二次放贷时对该贷款的第一次使用情况进行审查。根据江苏银行工作人员潘明在公安调查时反映，（一审对此没有予以查明）在第二次放贷时（即本案2012年4月25日签订反担保合同时放贷）实质为转贷，这说明贷款人（江苏银行）和被上诉人在第二次放贷时，已明知王宇鹏不可能将所贷450万元用于“流动资金周转，事实上也没有用于向大林蔬菜购买溧阳特种蔬菜系列产品”，却仍然让毫不知情的四上诉人提供反担保，并且被其要求作为反担保人之一的杨迪博当时刚满18周岁，根本没有反担保能力，而作为专业从事金融业务的被上诉人却仍将刚满18周岁的杨迪博纳入反担保人行列。根据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2017)苏0402民初6033号《民事判决书》显示：被上诉人和贷款人（江苏银行）存在紧密型业务合作关系：即由被上诉人向贷款人（江苏银行）推荐贷款业务。因此在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进行反担保时，作为专业从事担保业务且推荐本次贷款的被上诉人和贷款人（江苏银行）一样有责任监督借款人王宇鹏将借款用于正当用途。被上诉人为了自己担保业务的创收，将不良客户推荐给贷款人（江苏银行），自始至终疏于审查，自己却连续二次收取担保费用，从而放任王宇鹏犯罪行为的得逞，造成贷款无法收回的严重后果。因此，本案借款人、贷款人、担保人有明显恶意串通行为且存在过错。4、本案贷款人、被上诉人在本次贷款操作过程中均有受益（贷款人收取利息、被上诉人收取担保费），他们量身订做，为自己套上了“合法外衣”，唯独上诉人没有受益，被他们设计套上沉重的“金钟罩”。如果《反担保保证合同》不被撤销，不能认定他们有过错，那么本次贷款造成的所有损失，就有可能全部落到毫无受益、毫无过错、又被欺骗的四上诉人一方身上，这也将造成社会严重的不公平！这与现在法院系统向全社会强调的“要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都感到公平和正义”的承诺完全背道而驰。司法完全应当主动干预该不公平。综上，四上诉人认为，四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签订的《反担保保证合同》系四上诉人在受到王宇鹏欺骗的情况下订立，不符合四上诉人的真实意思，构成了重大误解，属于可撤销的民事行为。一审判决认定不构成重大误解，系认定事实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撤销四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于2012年4月25日签订的《反担保保证合同》，还社会公平、正义。被上诉人民生公司二审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四上诉人上诉陈述的事实和理由均不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四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撤销杨亚平、杨文涛、杨迪博、特种公司和民生公司于2012年4月25日签订的《反担保保证合同》；2、诉讼费用由民生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2011年8月31日，土特产公司王宇鹏以需要购买经营材料为名，虚构了与其关联企业溧阳大林蔬菜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大林蔬菜）的购销合同，向江苏银行常州分行骗取贷款人民币450万元，由民生公司为其提供有偿担保。2012年4月25日，土特产公司王宇鹏又以同样的扩大再生产经营等名义的欺骗方式向江苏银行骗取贷款人民币450万元，在民生公司仍然为其有偿担保的情况下，又骗取了不知情的杨亚平、杨文涛、杨迪博、特种公司为其无偿提供反担保。上述事实经溧阳市人民法院审理得以确认。杨亚平、杨文涛、杨迪博、特种公司认为，杨亚平、杨文涛、杨迪博、特种公司与民生公司之间签订的《反担保保证合同》系杨亚平、杨文涛、杨迪博、特种公司在受到欺骗的情况下订立，违背了杨亚平、杨文涛、杨迪博、特种公司的真实意思，不符合我国《民法通则》、《合同法》规定的合法民事行为的基本构成要件，属于可撤销的民事行为。杨亚平、杨文涛、杨迪博、特种公司在2017年11月明确知悉其欺骗行为的成立，故杨亚平、杨文涛、杨迪博、特种公司有权提起撤销之诉，请求法院依法判决。一审庭审中，杨亚平、杨文涛、杨迪博、特种公司增加一条理由：其对反担保主债权450万元合同的性质存在重大误解。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2012年4月25日，土特产公司与江苏银行常州分行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一份，由土特产公司向江苏银行常州分行借款450万元；同日，江苏银行常州分行与民生公司签订《保证合同》一份，由民生公司为《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借款人土特产公司提供保证；同时，杨亚平、杨文涛、杨迪博、特种公司与民生公司分别签订《反担保保证合同》四份，由杨亚平、杨文涛、杨迪博、特种公司为民生公司的担保提供反担保；当日，江苏银行常州分行向土特产公司放贷45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2年4月25日至2013年1月13日。2013年1月12日，溧阳市公安局对王宇鹏骗取贷款一案立案侦查。2013年1月15日、2013年1月25日江苏银行常州分行向民生公司发出督促履行保证责任通知书，要求民生公司为土特产公司向江苏银行常州分行的450万元借款及利息43287.7元承担保证责任。2013年3月4日，江苏银行常州分行扣划民生公司存款4604405.06元，并向民生公司出具代偿证明。民生公司于2013年7月向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江苏银行常州分行返还款项，该院以不应在刑事案件作出处理前再以民事案件受理为由驳回民生公司的起诉。2017年3月8日，溧阳市人民法院作出（2015）溧刑二初字第194号刑事判决书，认定“2012年4月25日，被告人王宇鹏以其名下的土特产公司需要购买材料为名，再次以虚构企业财务报表以及与关联企业大林蔬菜的购销合同，并以常州市民生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为保证人，又隐瞒真相、以扩大生产经营的名义骗取溧阳市特种变压器电器设备有限公司（即原告）为其贷款提供反担保，从江苏银行常州分行骗取贷款450万元”，判决：一、王宇鹏犯骗取贷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二、责令王宇鹏退赔相关单位贷款人民币700万元及其孳息。该判决生效后，民生公司又向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起诉江苏银行常州分行，要求江苏银行常州分行返还款项，该院于2018年3月29日作出（2017）苏0402民初6033号民事判决书，认为：借款人构成骗取贷款罪，但无证据证明债权人银行参与骗贷等不法行为，并不必然导致借款保证合同无效。江苏银行签订本案所涉借款合同时，是按照银行正常的放贷手续办理，其并未参与土特产公司骗取贷款等不法行为，江苏银行常州分行属于被欺诈的一方，江苏银行常州分行对借款合同享有撤销权，江苏银行常州分行并未主张撤销借款合同，故本案所涉《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和《保证担保合同》均为有效合同。遂判决驳回民生公司的诉讼请求。该判决已经生效。一审法院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杨亚平、杨文涛、杨迪博、特种公司在订立《反担保保证合同》过程中是否受到民生公司欺骗或是否存在重大误解？针对争议焦点，杨亚平、杨文涛、杨迪博、特种公司认为反担保合同是基于主合同借款正当性的前提下订立，现主合同构成骗取贷款罪，生效刑事判决已经确认主合同无效，杨亚平、杨文涛、杨迪博、特种公司签订反担保合同时不可能担保犯罪债务，后经法院判决明确主债务是犯罪行为，这与杨亚平、杨文涛、杨迪博、特种公司签订合同时的意思表示完全违背，这既是欺诈造成的，同时也构成杨亚平、杨文涛、杨迪博、特种公司的重大误解。民生公司认为，杨亚平、杨文涛、杨迪博、特种公司提供的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民生公司在与杨亚平、杨文涛、杨迪博、特种公司签订的反担保保证合同中存在欺诈行为和杨亚平、杨文涛、杨迪博、特种公司在签订该合同时有重大误解的情形。一审法院认为，该院（2017）苏0402民初6033号民事判决书已经认定土特产公司与江苏银行常州分行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和江苏银行常州分行与民生公司签订的《保证担保合同》均为有效合同，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本案中，杨亚平、杨文涛、杨迪博、特种公司无证据证明民生公司在与其签订《反担保保证合同》时存在欺诈行为，杨亚平、杨文涛、杨迪博、特种公司也明知签订《反担保保证合同》所要承担责任，无证据证明其在签订《反担保保证合同》时存在重大误解，故杨亚平、杨文涛、杨迪博、特种公司以签订《反担保保证合同》中民生公司存在欺诈行为和杨亚平、杨文涛、杨迪博、特种公司在签订该合同时存在重大误解为由主张撤销该《反担保保证合同》的诉讼请求，因证据不足，该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四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特种公司、杨亚平、杨文凌、杨迪博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2800元，由特种公司、杨亚平、杨文凌、杨迪博负担。二审中，四上诉人提交一份新证据，内容为溧阳市公安局民警对江苏银行常州分行的工作人员潘明的一份询问笔录，证明江苏银行常州分行在办理案涉的土特产公司的第二笔贷款时，知道这笔贷款是用于转贷。被上诉人对四上诉人二审提交的这份证据质证后认为：这份笔录是复印件，无法判断真实性，对于土特产公司向江苏银行常州分行的贷款，我方为土特产公司担保，要求土特产公司提供反担保主体，土特产公司要求本案的四上诉人向我方提供反担保。四上诉人对土特产公司向银行贷款是知情的，2012年4月25日四上诉人提供的反担保是第二次为土特产公司进行担保，反担保保证合同第一条第二款明确表明反担保人完全了解主合同借款人借款用途，因此，其向我方提供反担保是出于自愿的。四上诉人不能以该贷款用途性质来抗辩自己的反担保责任，其主张不能成立。二审中，本院作出了（2020）苏04民终2351号民事判决书。对于该证据，四上诉人质证后认为：对该份判决书的真实性无异议。被上诉人质证后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该份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客观公正。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二审中，被上诉人陈述：2011年8月31日土特产公司向江苏银行贷款450万元是由被上诉人担保。四上诉人陈述：2011年8月31日土特产公司向江苏银行贷款450万元是由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提供反担保。二审中，四上诉人对其在签订《反担保保证合同》时受欺诈的情况陈述如下：我们当时因为领导出面而且合同上也约定了是用于流动资金周转，向大林蔬菜购买特种蔬菜系列产品的用途，我们当时以为这个用途是正常用途，又有领导出面，被上诉人又说由他们担保，反担保没有责任，所以我们就签署了反担保协议。后来刑事案件生效后，我们发现情况并不是当初所说的情况，我们就有受骗的感觉，用途是用于非法用途，贷款风险就大大增加，我们认为被欺诈了。我们认为本案的被上诉人和王宇鹏都欺诈了我们，因为被上诉人和我们签订合同时说资金是用于正当用途，但是事实上并不是用于正当用途。我们受到了欺诈，这个欺诈也构成了法律上的我们签订合同时的重大误解。二审中，四上诉人陈述：2012年4月25日土特产公司与江苏银行签订的贷款合同的贷款是用于转贷。本院（2020）苏04民终2351号判决书载明：四上诉人与民生公司、江苏银行常州分行、土特产公司第三人撤销之诉，特种公司、杨亚平、杨文凌、杨迪博向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撤销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2017）苏0402民初6033号民事判决书；2、请求确认江苏银行常州分行与土特产公司于2012年4月25日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编号JK062512000081）无效；3、请求确认民生公司与江苏银行常州分行于2012年签订的《保证担保合同》（合同编号B2062512000122）无效；4、本案的诉讼费用由民生公司和江苏银行常州分行承担。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立案（2018）苏0402民初5729号进行审理，后判决：驳回特种公司、杨亚平、杨文凌、杨迪博的诉讼请求。特种公司、杨亚平、杨文凌、杨迪博不服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的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2020）苏04民终2351号进行审理，后本院作出生效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本院（2020）苏04民终2351号判决书还载明：常州市民生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于2019年8月9日核准变更名称为常州市民生担保有限公司。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四上诉人以被欺诈或者重大误解为由主张撤销其与被上诉人于2012年4月25日签订的《反担保保证合同》是否应予以支持。对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本案中，四上诉人主张撤销其与被上诉人于2012年4月25日签订的《反担保保证合同》，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四上诉人诉请的事由是土特产公司的王宇鹏和被上诉人欺骗四上诉人签订了本案的《反担保保证合同》，后四上诉人又以其对签订案涉《反担保保证合同》时存在重大误解为由，主张撤销案涉《反担保保证合同》。针对四上诉人提出的事实和理由，本院认为，可撤销的合同中的欺诈，一般是指合同一方当事人对另一当事人进行了欺诈，不包括案外人对合同当事人进行欺诈。因此，四上诉人诉称案外人王宇鹏对四上诉人进行欺诈，即使有证据予以支持，也不构成其主张的欺诈的构成要件。此外，四上诉人还主张被上诉人与王宇鹏共同对其进行了欺诈，但四上诉人未能提供相关的证据予以证实被上诉人对四上诉人进行了欺诈，故本院对其该项主张不予采纳。关于四上诉人主张的重大误解，一般来说，重大误解是指行为人对合同的重要内容产生错误认识而使意思与表示不一致而签订的合同，包括行为人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的错误认识，使行为的结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本案中，四上诉人对案涉《反担保保证合同》的主要要素，其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存在重大误解。故本院对四上诉人的该项主张亦不予支持。在本案二审审理过程中，四上诉人又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主张确认江苏银行常州分行与土特产公司于2012年4月25日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民生公司与江苏银行常州分行于2012年签订的《保证担保合同》无效，被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2018）苏0402民初5729号案件判决驳回诉讼请求。四上诉人不服上诉到本院，本院（2020）苏04民终2351号案件二审对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的（2018）苏0402民初5729号判决予以维持。则四上诉人希望通过确认主合同和担保合同无效来实现否定案涉反担保合同效力的方法亦不成立。综上，四上诉人上诉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2800元，由四上诉人杨亚平、杨文凌、杨迪博、特种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文俊审判员  赵德升审判员  邹玉星二〇二〇年九月九日书记员  宋 琪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五十四条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