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665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高某1，女，1955年6月30日出生，汉族，北京电力电容器厂退休职工，住北京市丰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左丽，北京市仁人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哲，北京市仁人德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高某2，女，1959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北京第一建筑构件厂退休职工，住北京市东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左丽，北京市仁人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哲，北京市仁人德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高某3，女，1962年12月9日出生，汉族，北京市毛线厂退休职工，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左丽，北京市仁人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哲，北京市仁人德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高某4，女，1965年1月26日出生，汉族，北京东方中原科技有限公司退休职工，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左丽，北京市仁人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哲，北京市仁人德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某5，男，1968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北京公交集团客运第二分公司职工，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施晓娇，辽宁法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高某1、高某2、高某3、高某4因与被上诉人高某5遗嘱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6民初360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某1、高某2、高某3、高某4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高某1、高某2、高某3、高某4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部分关于遗嘱真实性问题存在重大遗漏，高某5虽不认可遗嘱中的字迹，但其在第一次庭审中明确表示“上面的字不是我父亲写的，按手印应该是两位老人按的”，这一关键事实法院应予认定。2.一审法院对高某1、高某2、高某3、高某4是否申请鉴定认定错误。高某1、高某2、高某3、高某4的真实意思表示是补充提交检材申请鉴定，并非不申请鉴定。一审法院在2020年4月20日庭审时，要求高某1、高某2、高某3、高某4对鉴定机构的退案函发表质证意见，高某1、高某2、高某3、高某4明确表示要补充提交检材，但一审法院没有给高某1、高某2、高某3、高某4足够合理时间补充，并于开庭后四天作出了一审民事判决。二、一审法院对遗嘱真实性的证明责任应由谁承担问题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认定高某1、高某2、高某3、高某4未能就遗嘱的真实性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无法按照遗嘱继承来处理遗产，存在适用法律错误。1.被继承人有五个子女，生前将大部分拆迁款分给了儿子，随后因无房居住，两人不得不买房。高某5未提供任何支持，而四个女儿出了将近一半购房款10万元。老人表示该房屋以后由四个女儿继承，合情合理。2.张素花虽不会写字也不识字，但她认识自己的名字，高某5虽不认可遗嘱中的字迹，但认可遗嘱中的手印是二被继承人所按。遗嘱中有三个手印，成三角排列，在按手印纸上伪造遗嘱难度很大，不具备可操作性。3.该遗嘱基本符合自书遗嘱的法律要求，即遗嘱由被继承人高玉臣所写，夫妻二人均在遗嘱上签字并按手印，虽然遗嘱上没有明确房子的地址，但因为登记在被继承人名下的仅有这一处房产。一审中提到的固安县的房屋，属于农村房屋，没有登记在高玉臣名下。该房屋属于农村宅基地，无法继承。4.被继承人有五个子女，高某1、高某2、高某3、高某4为四个女儿，高某1、高某2、高某3、高某4对遗嘱的形成及获取情况表述一致，事实上相互印证了该遗嘱的真实性，可以与其他证据形成证据链。5.高某1、高某2、高某3、高某4在一审中提供了证人证言，也能够对遗嘱的真实性进行佐证。高某5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高某1、高某2、高某3、高某4的上诉理由和请求。遗嘱的真实性应当由高某1、高某2、高某3、高某4举证证明。一审庭审中，法庭询问过是否要申请重新鉴定，高某1、高某2、高某3、高某4称不需要。自书遗嘱需要本人亲自手写，但张秀花不会写字，可见遗嘱不真实。被继承人有五个子女，有他们的份额，父母出钱没有证据证明。证人不了解事实，对其证言不予采纳很正常。手印与字迹不一定产生于同一时间，手印有可能是事后按的。高某1、高某2、高某3、高某4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照高玉臣、张素花的遗嘱，判决北京市丰台区大红门建欣苑四里4号楼1门303号房屋由高某1、高某2、高某3、高某4按份继承，四人各享有四分之一份额。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高玉臣与张素花系夫妻，共同生育四女一子，即长女高某1、二女高某2、三女高某3、四女高某4、儿子高某5。张素花于2018年2月9日去世，高玉臣于2019年2月11日去世。北京市丰台区建欣苑四里4号楼3层1-303号房屋（下称建欣苑四里303号房屋）登记在高玉臣名下，系高玉臣与张素花之夫妻共同财产。一审庭审中，高某1、高某2、高某3、高某4提交2007年3月20日的《遗嘱》一份，内容为：遗嘱我和你妈百年后不回老家房子给闺女，立字人高玉臣张素花2007年3月20日。高玉臣与张素花签名处摁有手印。高某5不认可该遗嘱真实性，认为字不是父亲高玉臣的，父亲也不可能在爷爷去世不到百天的时候给自己立遗嘱，母亲不认识字。高某5申请对上述遗嘱的主文内容与尾部高玉臣签名的书写一致性、遗嘱中张素花的签名真实性及遗嘱中遗嘱的书写年限是否为2007年3月进行鉴定。因双方无法提供张素花的书写比对样本，故对遗嘱中张素花的签名真实性无法做鉴定。经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摇号确定中天司法鉴定中心对高某5的申请事项进行鉴定。该中心于2019年12月16日向一审法院发出退案函，认为提供的样本手写电话上的字迹（铅笔打√）与检材遗嘱上相同字迹较少，不满足开展鉴定条件。因双方无法提供其他鉴定样本，此案做退案处理。高某1、高某2、高某3、高某4未就该遗嘱真实性提交其他证据材料，经一审法院当庭询问，各方均表示不再申请鉴定。另，本案诉讼过程中，一审法院询问高某1、高某2、高某3、高某4是否要求协助办理建欣苑四里303号房屋的所有权变更登记手续，高某1、高某2、高某3、高某4表示要求。另查，高某1、高某2、高某3、高某4向一审法院提交了高玉臣名下北京银行交易明细及高某1名下中国建设银行的交易明细，欲证明高某1曾于2005年11月9日在上述建设银行账户内支取99950元，当天存入高玉臣上述北京银行账户内，第二天高玉臣就从他账户内转出20多万元用于支付购房款，该10万是四姐妹平均所出，后来父母又给了4万，等于四姐妹一共出资6万。高某5不认可，认为两笔钱款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无法证明高某1、高某2、高某3、高某4所取钱款就是父亲高玉臣账户内所入钱款。高某1、高某2、高某3、高某4针对其出资主张还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吴淑贞的证明，内容为：我叫吴淑贞，和张素花系邻居和朋友，由于关系很好，多次她和我讲自构件厂拆迁后，安置费给儿子买了两居室后，自己买房就不够钱了，没办法让四个女儿凑了陆万元才买上了一个一居室。高某5不认可，认为吴淑贞未出庭作证，且其不是购房当事人，钱款来源情况她并不知情，证言的内容亦与高某1、高某2、高某3、高某4交的银行明细相矛盾。再查，高某5向一审法院提交了《房屋买卖协议》及高玉贤的证明，主张父母生前在固安县高铺头村有房屋属于遗产，2017年2月25日高某1代高玉臣以三万元卖给了高玉贤，要求分割该房屋卖房款。高某1、高某2、高某3、高某4主张签协议是父亲生前的事儿，因为高玉贤在高玉臣家不知情的情况下把高铺头村的房和地改成他的名字，高玉臣家不乐意，于是高玉贤给了3万元，写下了这个房屋买卖协议，当时叫高某5，高某5不去。这都是父母在世时的事儿，父母收了这3万元。高某5未就该笔钱款尚存在提供证据。一审法院认为，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有遗嘱的，按照遗嘱处理，没有遗嘱的，按法定继承办理。本案高某1、高某2、高某3、高某4所主张的建欣苑四里303号房屋系张素花与高玉臣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应为其二人之夫妻共同财产。综合双方诉辩主张及查明的事实，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2007年3月20日遗嘱真实性的证明责任应由谁承担。《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高某1、高某2、高某3、高某4作为遗嘱持有人和遗嘱获益人，主张按照2007年3月20日遗嘱的内容进行继承，其应当对该遗嘱的真实性承担证明责任。鉴于遗嘱人笔迹的真实性直接影响遗嘱效力，故遗嘱持有人的证明责任不能仅以提供符合法定形式要件的书面遗嘱即告完成，该证明责任的内容还应包括在其他当事人对遗嘱笔迹真实性提出质疑时，遗嘱持有人须进一步提交证据对遗嘱真实性予以证明，否则应当承担不利后果。现因双方无法提供足够的比对样本导致鉴定程序未能进行，意味着高某1、高某2、高某3、高某4未能就高某5对遗嘱笔迹真实性的质疑做出有效回应，亦即高某1、高某2、高某3、高某4未能就遗嘱的真实性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故对建欣苑四里303号房屋应当按照法定继承处理。另，高某1、高某2、高某3、高某4主张购买建欣苑四里303号房屋时曾出资6万元，但未向一审法院提交充分证据，且即便出资，亦无法证明该笔钱款与本案房屋所有权有关系，故对高某1、高某2、高某3、高某4该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信。高某5主张遗产还有卖房款，但未就此提交充分证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当事人的其他主张，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登记在高玉臣名下的北京市丰台区建欣苑四里4号楼3层1-303号房屋由高某1、高某2、高某3、高某4与高某5按份继承，五人各继承该房屋百分之二十份额，高某1、高某2、高某3、高某4、高某5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相互协助办理该房屋的所有权变更登记手续；二、驳回高某1、高某2、高某3、高某4、高某5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无异。在二审中，高某1、高某2、高某3、高某4提交高玉臣的人事档案，作为在一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并获取的鉴定样本，申请对遗嘱重新鉴定。还提交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结果告知单，证明建欣苑四里303号房屋是被继承人名下唯一房产，遗嘱中所指房产即为该房产。高某5认为按照法律规定不能鉴定了，且遗嘱中没有说明是哪个房子，鉴定遗嘱没有意义。本院认为，高某1、高某2、高某3、高某4持遗嘱起诉，主张按照遗嘱继承涉案房屋，其应当承担遗嘱真实性的证明责任。经高某5申请，一审法院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后因样本与检材上相同字迹较少，不满足开展鉴定条件，被鉴定机构退案处理。在2020年4月20日一审法院庭审笔录中，经一审法官当庭询问，中天司法鉴定中心受理的鉴定已经退案，是否申请重新鉴定，高某1、高某2、高某3、高某4表示不申请重新鉴定，法官同时告知其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高某1、高某2、高某3、高某4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遗嘱的真实性，一审法院据此作出判决并无不当。高某1、高某2、高某3、高某4在二审期间补充提交样本，申请对遗嘱进行重新鉴定。对此本院认为，遗嘱中“百年后不回老家房子给闺女”的内容，并不能排他性地指向建欣苑四里303号房屋。高某5一审中提交的2017年2月25日《房屋买卖协议》中载明，高玉臣（高某1代）将高铺头村房产出卖给高玉贤，价款3万元，高某1、高某2、高某3、高某4认可该协议及高玉臣收到高玉贤给付的3万元。虽然该房屋性质不明确，但是在遗嘱时间“2007年3月20日”之后，高某1确实代理高玉臣签订了《房屋买卖协议》并收取3万元，结合遗嘱中“房子给闺女”的表述系在“不回老家”之后，因此不能排除遗嘱中的“房子”系指向《房屋买卖协议》中房屋的可能性。综上，因高某1、高某2、高某3、高某4所持遗嘱中“房子”的指向不明确，本院对高某1、高某2、高某3、高某4二审中提出的鉴定申请不予准许。一审法院综合本案情况，判令高某1、高某2、高某3、高某4、高某5按照法定继承，各继承房屋百分之二十的份额，处理恰当。高某1、高某2、高某3、高某4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582元，由高某1、高某2、高某3、高某4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饶林生审 判 员 李 琴审 判 员 卫 华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祁哲洋书 记 员 王 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