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潮州市湘桥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5102民初812号原告：东莞市启豪电线电缆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东莞市虎门镇怀德社区*********。法定代表人：陈婷，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靖扬，广东莞港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周秀芬，女，汉族，1973年8月16日出生，住潮州市湘桥区*******之6，公民身份号码440************34X。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旭东，广东新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东莞市启豪电线电缆实业有限公司（下称“启豪公司”）诉被告周秀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1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7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启豪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靖扬，被告周秀芬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旭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启豪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周秀芬向启豪公司支付货款319630元；2.判令周秀芬向启豪公司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以319630元为基数从2018年6月11日开始按每月3%的利率计至付清之日止，至起诉之日暂计为229174.71元）；3.判令周秀芬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保全费。事实和理由：周秀芬自称系深圳市益盛行塑胶制品有限公司（下称“益盛行公司”）实际控制人。2017年11月至2018年1月期间，启豪公司应益盛行公司要求向其供货，货值共604765.40元，后退货210835元，尚欠393930元未付，为此，周秀芬与启豪公司签订《协议书》，约定由周秀芬承担上述债务，后周秀芬支付了74300元，尚欠319630元未付。为维护合法权益，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启豪公司为其起诉的事实提供了如下证据：1．协议书。证明周秀芬尚欠启豪公司货款393930元未付。2．2017年11月、12月及2018年1月《请款明细》及《送货单》。证明启豪公司将案涉货物交付给周秀芬，货值604765.40元。3．2018年5月、11月《请款明细》及《送货单》。证明周秀芬向启豪公司退还了部分货物，退还货物的货款金额为210835元，此外周秀芬支付了启豪公司货款74300元，尚欠货款319630元。4.刘珂的身份证、结婚证复印件、启豪公司、益盛行公司的信用信息查询资料。证明刘珂的身份及其与启豪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婷的婚姻关系，以及启豪公司、益盛行公司的信用信息情况。周秀芬庭前没有提供答辩状，当庭辩称：其是益盛行公司员工，自2017年3月份入职负责公司采购业务，并非实际控制人，本案债务与其无关：首某1，2018年4月24日启豪公司的债权人刘珂威胁当时负责采购的她代为处理益盛行公司的还款事宜，其因担心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故在刘珂事先准备好的连其签名和身份证号码均填写好的《协议书》上予以签名，以期息事宁人，《协议书》是其在受胁迫的情况下签订的，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其次，其不清楚启豪公司与益盛行公司之间货值的具体金额，也不清楚双方是否有结算，其无权代表益盛行公司确认货款金额，《协议书》上货款金额至今未经益盛行公司追认，故《协议书》上货款金额不能用以认定启豪公司对益盛行公司的债权金额，刘珂无权代表启豪公司，其也无权代表益盛行公司签订涉案的《协议书》，本案《协议书》不具备法律效力，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再次，《协议书》中记载的是其全权负责债务，是全权代理，属于法律规定的第三人代为履行，真正债务人是益盛行公司，启豪公司应向益盛行公司主张权利，其在本案中无法律责任。最后，《协议书》约定的货款利息请求过高，应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请求查明事实，驳回启豪公司的诉讼请求。周秀芬为其辩称的事实没有提供证据。经过开庭质证，周秀芬对启豪公司提供的证据的质证意见是：对证据1提出《协议书》除了右下角周秀芬的签名是其所书写外，其余内容均由刘珂所写，其是在受到胁迫的情况下签名的，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协议书》的甲乙双方都不是发生买卖关系的双方当事人，都无权签订这份《协议书》，所以这份《协议书》不具备法律效力，是甲乙双方都无权进行代理的行为。《协议书》里面没有启豪公司所说的其欠启豪公司货款的意思表示，欠款人是益盛行公司，其没有自掏钱包还款的意思表示。对证据2的真实性有异议，这些证据都没有经益盛行公司确认，货物也不是启豪公司将货物交给她，证据里面显示的启豪公司一方的未收金额截止至2018年1月25日是599082元，而不是启豪公司所主张的60多万元，所以这份证据的三性都不能进行认定，不能作为证据采纳。对证据3提出没有经益盛行公司确认，并且2018年5月份的《请款明细》显示的未收金额是389424.50元，但是在2018年11月份的《请款明细》显示的上月未收金额是393930元，两个金额完全不相符。从这两份《请款明细》可知退货金额是278957.50元，完全不是启豪公司所主张的退货20多万元。综合第2、3份证据可知，启豪公司本身财务混乱，其自己制作的没有经过相对方确认的《请款明细》多处存在不一致的情况，并且与其所主张的各项金额不符，在这种情况下，启豪公司对于本案自身的货款金额多处存在矛盾，意味着与益盛行公司之间没有对货款进行结算，其在《协议书》里签名，里面显示的货款金额在没有得到益盛行公司确认的情况下，不能认定为启豪公司与益盛行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金额。启豪公司在本案中提交的三组证据都不能作为本案货款的依据。对证据4没有意见。经审理查明:启豪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法定代表人为陈婷，股东为刘珂、陈婷。益盛行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均为熊献伟。启豪公司于2020年6月15日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周秀芬支付其货款及该货款的逾期付款违金等，为此其向本院提交了《协议书》，《协议书》的抬头甲方为启豪公司、刘珂，乙方为益盛行公司、周秀芬，其内容为“甲、乙双方就乙方欠甲方2017年11月、2017年12月、2018年1月份货款共计陆拾（万）零肆仟柒佰陆拾伍元肆角正，通过友好协商，现达成如下协议：（1）乙方退回甲方材料29275kg，共计贰拾壹万零捌佰叁拾伍元，抵扣上述乙方部分欠款，从2018年4月24日开始退回；（2）余下叁拾玖万叁仟玖佰叁拾元欠款由周秀芬全权负责此债务，由周秀芬负责归还此债务给刘珂，抵消东莞市启豪电线电缆实业有限公司的货款。周秀芬确认2018年5月份归还给刘珂一部分债务，余下部分2018年6月10日前全部还完。逾期未归完，按总货款的三分利息计算。甲方：东莞市启豪电线电缆实业有限公司刘珂乙方：周秀芬2018.4.24”。启豪公司还向本院提交了《请款明细》《送货单》，拟以证明其向周秀芬交付货物的事实，除2017年11月份《请款明细》体现启豪公司未收金额合计129663元及益盛行公司在“客户确认”处盖章确认外，其余《请款明细》未经益盛行公司盖章确认或追认，所有《送货单》的收货人与益盛行公司的关系不明且未经益盛行公司盖章确认或追认。启豪公司还向本院提交了《请款明细》《送货单》《出货单》，拟以证明其向周秀芬退回部分货物的事实，但《请款明细》未经益盛行公司盖章确认或追认，所有《送货单》《出货单》的收货人、签收人与益盛行公司的关系不明且未经益盛行公司盖章确认或追认。在诉讼过程中，启豪公司在其起诉状中诉称货款总额为604765.40元，退货货款为210835元，尚欠货款为393930元，在其提供的《协议书》中则体现货款总额为604765.40元，退货货款为210835元，尚欠货款为393930元，在其提供的上述《请款明细》中则体现货款总额为589082元，退货货款为274452元，尚欠货款为314630元，本院就低认定尚欠货款为314630元。启豪公司在起诉状中诉称周秀芬在签订《协议书》后支付了其货款74300元，周秀芬对此予以认可，启豪公司当庭又翻称周秀芬支付了其货款10000元，启豪公司对此没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19]19号）第三条“在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于己不利的事实，或者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的规定，本院予以认定周秀芬在《协议书》签订后支付了启豪公司货款74300元。相抵后，尚欠启货款为240330元。本院认为：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本案中，《协议书》的抬头甲方为启豪公司、刘珂，乙方为益盛行公司、周秀芬，虽然启豪公司没有在《协议书》上由其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人签名并加盖其公司的公章，但启豪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并以该《协议书》作为证据向法庭提交，表明其对刘珂代表启豪公司与周秀芬签订《协议书》行为予以追认并同意《协议书》约定的条款，刘珂在诉讼过程中声明其在《协议书》中的权利由启豪公司主张，因此启豪公司作为本案原告主体适格，益盛行公司没有在《协议书》上由其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人签名并加盖其公司公章，因此《协议书》的乙方应予认定为周秀芬，周秀芬作为本案的被告主体适格。周秀芬抗辩称《协议书》是其在受胁迫的情况下签订的、非其真实的意思表示，对此周秀芬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且周秀芬承认《协议书》签订后已付还启豪公司74300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周秀芬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所提上述抗辩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协议书》中约定“余下叁拾玖万叁仟玖佰叁拾元欠款由周秀芬全权负责此债务，由周秀芬负责归还此债务给刘珂，抵消东莞市启豪电线电缆实业有限公司的货款”，其意思应为益盛行公司所欠启豪公司的货款余额为393930元，该款由周秀芬负责清偿，并由其将该货款支付给刘珂，也即益盛行公司所欠启豪公司的货款由周秀芬负责清偿并支付给刘珂，该约定属于债务转移的约定，并经债权人启豪公司同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四条“债务人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第八十五条“债务人转移义务的，新债务人可以主张原债务人对债权人的抗辩”及第八十六条“债务人转移义务的，新债务人应当承担与主债务有关的从债务，但该从债务专属于原债务人自身的除外”及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规定，周秀芬应当履行《协议书》中的义务，向启豪公司清偿益盛行公司所欠启豪公司的货款240330元并支付该款逾期付款违约金。周秀芬抗辩称其不清楚启豪公司与益盛行公司之间货值的具体金额，也不清楚双方是否有结算，其无权代表益盛行公司确认货款金额，但周秀芬与启豪公司签订《协议书》，其作为新债务人确认了益盛行公司所欠启豪公司的货款数额，且其当庭又自认其在《协议书》签订后支付了启豪公司货款74300元，其已履行了《协议书》中的部分义务，因此对其所提抗辩本院不予支持。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由于《协议书》中约定“周秀芬确认2018年5月份归还给刘珂一部分债务，余下部分2018年6月10日前全部还完。逾期未归完，按总货款的三分利息计算”，上述约定没有明确是年利率、月利率还是日利率，因此应予认定双方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的规定，及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遇节假日顺延）9时30分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逾期付款违约金自2018年6月1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还清货款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周秀芬没有及时付还启豪公司货款，应负本案纠纷的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四条、第八十五条、第八十六条及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19]19号）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周秀芬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付还原告东莞市启豪电线电缆实业有限公司货款240330元并支付该款的逾期付款违约金（自2018年6月1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还清货款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9288元，减半收取计4644元，由原告东莞市启豪电线电缆实业有限公司负担2035元，被告周秀芬负担2609元。原告东莞市启豪电线电缆实业有限公司负担的受理费2035元已由其预交，被告周秀芬负担的受理费2609元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本院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潮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翁仕芳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四日书记员  陈少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