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民终989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江林，男，汉族，1970年8月10日出生，住四川省都江堰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璟，四川尚上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娟，四川尚上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多利（成都）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红光镇白云村。 法定代表人：张同贵，联席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永嘉，国浩律师（成都）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江林因与被上诉人多利（成都）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多利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人民法院（2020）川0124民初4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独任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江林上诉请求：1.依法对（2020）川0124民初459号民事判决书进行改判；2.依法改判多利公司发放2019年4月克扣的工资4752元；3.依法改判多利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经济补偿金，该笔补偿金为江林7个月工资，7*15840元=110880元。事实与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首先，一审判决没有查明多利公司存在有违反劳动合同法相关规定的事实，江林在2012年就入职多利公司工作，但是直到2015年双方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并且多利公司还存在有未给江林足额缴纳社保费用的情况；其次，一审判决对多利公司组织的关于《协信多利成都2019年绩效考核方案》的学习时间与《仓储物流部第一季度绩效考核表》的考核日期均未审理查明，对考核结果与考核结果的告知情况也未进行查明；再次，多利公司实行的《协信多利成都公司2019年绩效考核方案》以及《风控审计典型案例汇编手册》没有经职工代表大会通过；《风控审计典型案例汇编手册》中涉及的《问责管理办法（2018.12）》（节选）也未经过民主程序，未向职工公布完整版本。多利公司按《问责管理办法（2018.12）》对江林进行处罚程序也存在问题。另外，一审判决对案外人李某某、丁某某下班后收取红包行为的性质认定不清，实际上从李某某、丁某某的绩效考核结论可以看出，江林已经完全履行了岗位的职责。江林对李某某、丁某某的评分中纪律性占比分是按照“低于目标”80-84进行的评分，不存在包庇行为。2.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多利公司存在有未足额缴纳社保、无故克扣工资的行为，在江林离职后，其有权请求多利公司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之规定支付相应的经济补偿金。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在法律适用、事实认定上均存在重大问题，恳请二审法院维护江林的合法权益，依法进行判决。 多利公司辩称，1.一审判决对本案认定事实清楚。首先，多利公司与江林之间是否存在有劳动合同签订违法的情形、多利公司是否足额为江林缴纳社保费用与一审所涉诉讼请求及争议焦点无关，况且之前的劳动仲裁已经认定江林于2013年8月进入多利公司工作，江林并未对此提出异议。其次，多利公司收到投诉的时间是2019年3月，收到投诉的时间是在考核期内，一审判决认定并无不妥。后来多利公司的人事管理员通过电话方式告知了江林考核结果，江林也于2019年5月10日收到4月工资，也就是说江林最迟于当日就能知道最终绩效考评结果。最后，一审判决关于因案外人李某某、丁某某收受合作方50元款项引发投诉，而江林在知情的情况下仍对两人的绩效考评作出好评的评价，属于没有履行自己的职责的认定，认定正确。2.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征缴社会保险费属于社会保险行政法规调整的范畴，此争议不属于劳动争议的受案范围，也与江林的诉讼请求无关。多利公司并不存在无故克扣工资的行为，江林也未举证证明存在其他应当发放经济补偿金的情形存在，因此一审判决多利公司不支付经济补偿金法律适用正确。 多利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多利公司无须向江林支付2019年4月工资4752元以及经济补偿金86536.69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以一审判决书载明内容为准。 一审法院判决：一、多利公司无须支付江林2019年4月扣发的工资人民币4752元；二、多利公司无须支付江林经济补偿金人民币86536.69元。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元，由江林承担。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江林对案外人李某某、丁某某收取50元款项的性质认定有异议外，对其他一审认定的事实双方均无异议。对无异议的事实部分，本院予以确认。对有异议的事实，因不影响本案认定，本院对此不作认定。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多利公司是否无故克扣江林工资。多利公司主张应根据其《问责管理办法》第三条“违反公司相关制度由责任人承担责任后，对责任人及责任人的相关领导进行责任追究，或者对有符合本办法规定情形的人员进行问责”和第六条第（一）第15条“本部门或本单位出现两人以上吃拿卡要或一人以上因职务犯罪被司法机关处理的”的规定，并认为江林的行为构成包庇即明知下属有收取合作公司红包的行为并且收到投诉，但仍然在绩效考评时给下属A等级的评价结果，没有尽到部门主管的职责。对此，本院认为，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的规定“用人单位根据《劳动法》第四条之规定，通过民主程序制定的规章制度，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及政策规定，并已向劳动者公示的，可以作为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依据。”本案中，从制度制定程序看，多利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问责管理办法》系经多利公司职工代表大会的民主程序制定，不得当然作为处罚的依据。其次，即使多利公司提供的规章制度有效，但从其处罚程序看，多利公司提供的《问责管理办法》以节选形式载于《协信控股集团风控审计典型案例汇编手册》，其中，第八条问责程序均被略去。而多利公司在处罚江林过程中，也一直未告知对其处罚，而是在最后对江林进行绩效考核中先评为B+，又由总经理鲜某进行修改，整个过程没有给江林申辩的机会，整个处罚过程不透明。再次，从处罚的事实看，多利公司主张江林明知其下属违纪，却给予了A的考核等级，其性质存在包庇下属的情况，但包庇行为是指行为人以权势来掩护他人不正当的行为，使其秘密而不被告发，主观目的为故意隐瞒情况，使他人逃脱惩罚。在公司已经知晓投诉内容的前提下，公司根据投诉是否要惩罚李某某、丁某某与江林对他们的绩效考核评价无关，即江林作为李某某、丁某某的上级主管对其进行评价考核属于江林的职权范围，是一个江林依其职权对下属的主观自由裁量过程。多利公司并未举示证据其有相关制度规范、指导如何评价下属。从考核表得分看，两名职工的纪律得分均为80分，对应等级为C“低于目标、得分为80-84分”。江林并没有明显违背事实指鹿为马。事实上两名江林的下属中丁某某、李某某得分较高原因是因业绩指标、能力指标得分较高所致。因此，多利公司据此处罚江林扣发其工资报酬依据不足，应予补足其工资4752元，本院对江林的上诉请求予以支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以下简称《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四十六条第一项的规定“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二）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一）劳动者依照本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多利公司无故克扣江林4月工资进而导致江林辞职，符合《劳动合同法》规定的用人单位应当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情况。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江林离职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虽为15840元，但仲裁中江林仅主张86536.69元，仲裁裁决多利公司向江林支付经济补偿金86536.69元后，江林也未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视为对仲裁裁决的认可。即由多利公司向江林支付经济补偿金86536.69元。 综上所述，江林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人民法院（2020）川0124民初459号民事判决； 二、多利（成都）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江林2019年4月扣发的工资人民币4752元； 三、多利（成都）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江林经济补偿金86536.69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金额5元由多利（成都）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多利（成都）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担。多利（成都）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担的二审受理费10元在履行本判决支付义务时一并向江林予以支付。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罗健文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八日 书记员  许利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