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6民终206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绍兴曼臻纺织品有限公司，住所地绍兴市柯桥区钱清街道联合国贸中心2幢1201室。法定代表人：洪利兴，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阮晓燕，浙江楷立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绍兴富鑫元纺织品有限公司，住所地绍兴市越城区城南大道336号。法定代表人：裘爱珠，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叶一春，浙江纳森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洋，浙江纳森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陶吉生，男，1964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叶一春，浙江纳森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洋，浙江纳森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绍兴曼臻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曼臻公司）因与上诉人绍兴富鑫元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鑫元公司）、被上诉人陶吉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2019）浙0603民初108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和询问当事人，不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曼臻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阮晓燕，上诉人富鑫元公司及被上诉人陶吉生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叶一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曼臻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富鑫元公司、陶吉生向曼臻公司支付货款788752.59元及利息。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对曼臻公司向富鑫元公司交付的货物总金额的事实认定存在错误，曼臻公司向富鑫元公司交付的货物总金额为28825183.04元，并开具了相应价格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并非一审认定的28629871.95元。双方交易期间，对于货物发货数量、单价均通过微信群沟通，富鑫元公司从未向曼臻公司提出过发货数量不足的异议，且陶吉生在担保书中明确“本人自愿对在贵司的货款余额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担保，欠款余额根据对账单欠款金额或开具发票金额与贵司已收款项差额来确定。”该表述中明确了欠款余额计算依据为“开具发票”，而不是收到的发票，不能因为富鑫元公司未将双方交易开具的最后一张发票进行抵税认证就推定曼臻公司没有交付货物及发票。富鑫元公司、陶吉生辩称，一审法院没有认定2019年8月9日这份发票，这份发票富鑫元公司没有收到，曼臻公司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已经交付该发票项下的货物，一审法院没有支持该发票项下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请求驳回曼臻公司的上诉请求。富鑫元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曼臻公司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本案中曼臻公司未提供送货单据，而提供的微信记录等也无法证明已经完成交货义务，仅凭增值税发票无法支持其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一、曼臻公司未能对已经履行交货义务进行举证。富鑫元公司对曼臻公司提交的发票中的二份发票（一份为2018年10月30日票号为28444031、金额为548674.56元；另一份开具日期为2019年8月9日，该发票未被法院认定）项下的货物否认已收到，按照最高法院关于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八条规定，曼臻公司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已交付标的物的事实。曼臻公司提供了微信聊天记录用以证明每次交易都是通过微信群确认，提供了富鑫元公司对账表用以证明双方的交易明细及欠款金额。经核对，从有微信记录的时间2017年11月30日开始，对账单中有41笔交易明细在微信记录中无法找到，还不包括2016年9月至2017年11月30日期间未能核实的。微信聊天记录中的交易记录明显少于发票金额，曼臻公司提供的聊天记录、对账表等不能证明其已经履行了交货义务。二、担保书无法证明曼臻公司开具的发票均已经履行了交货义务。三、本案当事人间是合伙关系，至少不是普通的买卖合同关系。1.曼臻公司登记的客户都是富鑫元公司销售的客户，销售价格也都是富鑫元公司销售给客户的价格，而如果是普通买卖关系，曼臻公司的客户就是富鑫元公司，富鑫元公司也不可能将自己的客户及销售价格告诉给曼臻公司；2.从微信聊天记录看，有很多业务是曼臻公司直接开票给客户并由曼臻公司自己直接收款，但是曼臻公司均发到微信群告诉富鑫元公司；3.曼臻公司为陶吉生印制了名片，名片上陶吉生身份为曼臻公司工作人员；4.担保书也载明“富鑫元公司与贵司的业务合作关系”。双方具体的合伙关系就是曼臻公司提供资金及货源，富鑫元公司提供销售渠道，双方合伙卖棉纱，在扣除相关费用后利润五五开。事实上，不仅双方利润未进行结算，富鑫元公司还垫付了仓储费、装卸费、运费、人工工资等费用。双方之间不能依据增值税发票进行结算，富鑫元公司希望双方对利润及费用进行结算。曼臻公司辩称，双方是买卖合同关系，并非合伙关系，富鑫元公司没有证据予以佐证。对于五五开分成仅为其单方陈述，微信中陶吉生所称是其单方说法，并没有证据证明。如果是五五开，陶吉生可以自行扣减50%的费用，但是多年来的交易没有扣减过。如果双方是合作关系并不会开具增值税发票。对账表是曼臻公司单方制作，但富鑫元公司在一审中已经进行了自认，富鑫元公司在交易中从未提出过异议。曼臻公司也开具了增值税发票，而富鑫元公司也进行了认证抵扣。一审法院结合上述一系列证据形成的证据链认定双方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一审中富鑫元公司提交的第一项证据后面有备注，备注每一项发往的公司，曼臻公司的货物发往哪个公司都是其自认的，双方的交易是富鑫元公司向曼臻公司采购，然后发往第三方公司，曼臻公司提交的证据不仅仅只有增值税发票，应该结合全部证据认定本案事实。请求驳回富鑫元公司的上诉请求。陶吉生认同富鑫元公司上诉意见。曼臻公司于2019年10月9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变更后）：1.判令富鑫元公司支付曼臻公司货款785241.90元及逾期利息3510.69元，自2019年8月24日起暂计至2019年9月30日共计37天，自2019年10月1日起的利息及判决生效后逾期付款的罚息计算至款清之日；2.陶吉生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曼臻公司与富鑫元公司有买卖交易往来。曼臻公司向富鑫元公司交付了28629871.95元货物，并开具了相应价税金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开票期间2016年9月20日至2019年6月29日）。期间，富鑫元公司向曼臻公司出售货物价值323170元，并开具了相应增值税专用发票。富鑫元公司已支付货款27716771.14元。曼臻公司在诉讼中确认，前述应支付富鑫元公司的货款323170元已可用于抵扣本案货款。据此，富鑫元公司已付款金额应为28039941.14元,富鑫元公司尚欠货款589930.81元未付。2018年5月29日，陶吉生向曼臻公司出具担保书一份，确认其系富鑫元公司实际控制人，自愿对2016年9月19日至2020年12月31日期间富鑫元公司欠款余额承担连带责任担保，欠款余额根据对账单欠款金额或开具发票金额与曼臻公司收款金额的差额确定，担保至所有债务清偿完毕为止。诉讼过程中，富鑫元公司、陶吉生均确认陶吉生系富鑫元公司实际控制人。一审法院认为，双方争议焦点在于曼臻公司与富鑫元公司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如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则欠款金额的确定以及陶吉生是否需要承担保证责任。针对第一个争议焦点。该院认为，富鑫元公司、陶吉生虽辩称认为富鑫元公司与曼臻公司存在合作关系而非买卖合同关系，而富鑫元公司提交的微信内容仅能反映出曼臻公司与富鑫元公司对于发货、结款等进行过协商、联络，但不足以证明该协商、联络内容指向合作关系。事实上，合作关系并非法律上的概念，大量的双务合同关系都可理解为合作关系，故富鑫元公司、陶吉生并未就曼臻公司与富鑫元公司存在何种合同关系充分举证。相反，曼臻公司与富鑫元公司开具、收取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及富鑫元公司的付款凭证，是证明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最直接证明，富鑫元公司、陶吉生所举证据并不足以推翻。另需说明的是，富鑫元公司、陶吉生均确认陶吉生系富鑫元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陶吉生出具的担保书不仅对其自身有约束力，对富鑫元公司亦有约束力。在该担保书中，陶吉生明确“本人自愿对在2016年9月19日至2020年12月31日期间富鑫元公司所欠贵司的货款余额承担连带责任担保，欠款余额根据对账单欠款金额或开具发票金额与贵司已收款项的差额来确定”，该陈述已明确根据发票所产生的款项为货款。至于曼臻公司与富鑫元公司有无其他法律关系，并不影响本案处理。据此，该院确认曼臻公司与富鑫元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针对第二个争议焦点。富鑫元公司、陶吉生虽认为仅根据增值税专用发票不足以认定交易事实，但发票开具、收取及付款的行为使发票对于其项下货物的交付具有推定力。同时，陶吉生出具的担保书中又认可按发票结算，故根据发票金额确定货款总额为28629871.95元。对于富鑫元公司、陶吉生认为未收到2019年8月9日的发票，因该发票未认证，曼臻公司亦未提交证据证明该发票已交付，对该辩称予以采纳，该发票项下金额未计入货款总额。富鑫元公司、陶吉生还认为，2018年10月30日曼臻公司曾开具两份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均为548674.56元，虽富鑫元公司予以抵扣，但其中一份发票项下的货物曼臻公司并未交付，事实上曼臻公司也未在起诉时提供，说明也认可未交付的事实。对于该辩称，曼臻公司已在庭审中补充提交了该份发票，且事实上根据曼臻公司举证及陈述的付款金额、欠款金额反映，曼臻公司在计算时已一并计入该份发票金额，故在富鑫元公司、陶吉生未提交充分证据情况下，对该辩称不予采纳。对于付款金额。富鑫元公司、陶吉生认为另有富鑫元公司向曼臻公司出售货物的货款323170元及雄劲公司的货款均可予扣减，该院在证据认定中已做说明，不再重复阐明。2017年1月26日，富鑫元公司方人员通过个人账户向曼臻公司方人员支付100000元，曼臻公司已将该笔款项计入富鑫元公司已收款，但该行为不足以认定个人间的付款均可推定为支付公司间债务。该院作如下分析：1.公司间交易，应当以公司间支付为常态、个人间支付为非常态。2.个人间支付认定为公司间结款行为，应当存在约定或交易习惯。在本案中，2017年1月26日的100000元虽然系个人间支付，但曼臻公司以公司名义出具了收条予以确认。而其他付款，虽显示为个人间支付，但无公司出具的收条等形式进行过确认，不能直接认定为用于公司间结款。3.如将个人间付款全部计入，则付款金额远超货款金额，与交易常态相悖。据此，该院仅确认2017年1月26日的100000元系用于公司结款，该款曼臻公司已计入已付款。综上，欠款金额应为589930.81元。针对第三个争议焦点。该院认为，担保法第十四条对于一时保证及最高额保证进行了定义，但并未排除其他形式的担保。陶吉生出具的文书抬头载明为担保书，其又在担保人处签字，其担保意思表示明确。担保书内容可明确反映债权人、债务人、担保人、结算期间、结算方式、担保期限，具备担保合同的主要条款，应当认为该担保合同已成立生效，陶吉生应当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至于是否符合保证的形式，该院认为，在其辩称的最高额保证中，担保法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就一定期间连续发生的借款合同或者某项商品交易合同订立一个保证合同，现债权人与担保人未约定该最高额，系当事人意思自治，并未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也无其他无效情形，陶吉生应当按约承担保证责任。陶吉生在出具该担保书时有明确的承担连带责任的意思表示，在诉讼中又以不符合保证的形式请求免除责任，有失诚信，对该辩称不予采纳。至于曼臻公司关于利息起算的主张，曼臻公司并未提交证明自2019年8月24日起算，该院调整自起诉之日，利息计算标准依最新规定调整。至于曼臻公司所诉称的判决生效后的罚息，属于执行罚，不属于起诉时可主张的权利。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四条、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富鑫元公司支付曼臻公司货款589930.81元，并支付该款自2019年10月9日起至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的利息损失，款限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二、陶吉生对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曼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曼臻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1.2019年8月曼臻公司全部报送发票的清单一份，拟证明2019年8月9日曼臻公司将金额为172841.67元，含税金额为195311.09元的增值税发票进行报送的事实。2.税收电子缴款书一份，拟证明曼臻公司2019年8月全月计税金额为1581170.55元，与当月全部报送发票合计金额一致的事实。富鑫元公司、陶吉生质证认为，对于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由法庭核实；本案中提交的证据超过了举证期限不属于新证据；缴税是曼臻公司自己依法履行纳税义务，与本案富鑫元公司没有任何关联，该证据并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认证认为，曼臻公司提供的证据1、2与本案事实缺乏关联性，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认定。富鑫元公司、陶生吉二审中未提交新的证据。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中的争议焦点为下列二点，一是曼臻公司与富鑫元公司之间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即双方之间是买卖关系还是合伙关系；二是如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关系，则富鑫元公司欠付曼臻公司货款金额的确定问题。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富鑫元公司上诉提出与曼臻公司之间不存在买卖关系，双方之间是合伙关系。对此，曼臻公司提供了开具给富鑫元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富鑫元公司向曼臻公司支付货款的凭证、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富鑫元公司对收到相应发票及支付款项的事实予以认可。曼臻公司还提供了富鑫元公司实际控制人陶吉生出具的担保书，载明鉴于富鑫元公司与曼臻公司的业务合作关系，陶吉生自愿对在2016年9月19日至2020年12月31日期间富鑫元公司所欠曼臻公司的货款余额承担连带责任担保。据此，曼臻公司与富鑫元之间的买卖关系由相关证据证实，且得到富鑫元公司实际控制人的认可，应予认定。富鑫元公司以有关业务的客户、价格等为由否认双方存在买卖关系，与本案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曼臻公司上诉要求富鑫元公司支付货款788752.59元，理由为一审未予认定的2019年8月9日开具的票号06959497的发票项下价税金额195311.09元的货物富鑫元公司已经收到。曼臻公司提出陶吉生在担保书中明确欠款余额根据对账单欠款金额或开具发票金额与曼臻公司已收款项的差额确定，即本案应按曼臻公司开具发票金额确定欠款金额。对此，根据我国相关发票管理制度的规定，结合商事交易实践，在真实的交易中，买受方收受、认证发票的行为对认定其收到发票项下货物的数量具推定作用，仅有出卖方开具发票和缴纳税款的事实，缺乏买受方收受、认证发票的事实，一般来讲，尚不足以认定出卖方主张的买受方收到相应货物的事实。本案中，虽然曼臻公司提供了担保书，但担保书中表述的开具发票应理解为富鑫元公司收到发票，一审法院对上述发票项下货物未予认定并无不当，曼臻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所述，曼臻公司、富鑫元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均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688元，由上诉人绍兴曼臻纺织品有限公司负担2922元，上诉人绍兴富鑫元纺织品有限公司负担876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安洁审判员  陆卫东审判员  王**斌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六日书记员  俞 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