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3民终516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洛阳仁大医院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洛阳市伊川县滨河新区志高路1号。法定代表人：申建芳，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改军，河南首正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博耳能源江苏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无锡惠山经济开发区创惠路1号4026室（开发区）。法定代表人：王赟，系公司董事长。上诉人（原审被告）：宜兴博艾自动化成套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宜兴市万石镇工业集中区（大尖村）。法定代表人：钱毅湘，该公司董事长。上诉人（原审被告）：博耳（无锡)电力成套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无锡惠山经济开发区洛社配套区洛杨路。法定代表人：钱毅湘，该公司董事长。上诉人（原审被告）：博耳（无锡）软件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无锡市惠山经济开发区洛社配套区洛杨路。法定代表人：钱毅湘，该公司董事长。博耳能源江苏有限公司、宜兴博艾自动化成套设备有限公司、博耳（无锡）软件科技有限公司、博耳（无锡)电力成套有限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强晓钟，江苏法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洛阳仁大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仁大医院）与上诉人博耳能源江苏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耳能源公司）、宜兴博艾自动化成套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艾设备公司）、博耳（无锡）软件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耳软件公司）、博耳（无锡)电力成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耳电力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河南省伊川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2日作出（2017）豫0329民初2247号民事判决，仁大医院、博耳能源公司、博艾设备公司、博耳电力公司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8日作出（2019）豫03民终3585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重审。一审法院经审理，于2020年6月1日作出（2019）豫0329民初4386号民事判决。双方当事人均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仁大医院上诉请求：依法改判博耳能源公司、博艾设备公司、博耳软件公司、博耳电力公司向仁大医院支付违约金50万元。事实与理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法发〔2009〕40号）第8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当事人主张违约金条款继续有效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八条的规定进行处理。”《合同法》第九十八条规定：“合同权利义务终止，不影响合同中结算和清理条款的效力。”该指导意见肯定了违约金条款属于“合同中结算和清理条款”，且不因合同解除而失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12〕8号)第二十六条规定：“买卖合同因违约而解除后，守约方主张继续适用违约金条款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此，仁大医院在一审中依据该《解除协议书》第八条主张博耳能源公司、博艾设备公司、博耳软件公司、博耳电力公司承担违约金50万元应予支持。博耳能源公司、博艾设备公司、博耳软件公司、博耳电力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的解约协议签署时间有误，判决解除解约协议错误，以解约协议解除为前提得出的结论也是错误的。如果按照一审判决的逻辑，解约协议解除后按照原来的总供应合同履行，自然也不可能继续适用解约协议中的违约责任条款，而应当适用总供应合同中相关违约条款来主张权利。仁大医院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判决驳回仁大医院的上诉请求及诉讼请求。博耳能源公司、博艾设备公司、博耳软件公司、博耳电力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仁大医院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解约协议书》的签署日期为7月5日，博耳能源公司、博艾设备公司、博耳软件公司、博耳电力公司不存在违约情形。自认行为必须是在本案诉讼活动中形成，博耳公司在另案起诉状中的内容只能作为仁大医院的证据在本案中使用，不能认为该描述构成博耳公司的自认行为。《解约协议书》明确约定了“经有权代表签字盖章生效”的内容，协议书上打印日期为6月20日，落款处手写时间为7月5日，当事人签字盖章时间就是7月5日。博耳公司于7月6日申请解押没有超过七天。二、即便有解除权，仁大医院也已经放弃。当解除条件成就时，权利人无直接具体的解除行为而有继续履行的表现，则可推定其有放弃解除权而继续履行合同的意愿。假设双方是在6月20日签订合同，博耳公司没有在6月28日前办理股权解押手续的，假设合同有超过七天的解除条件条款，仁大医院也没有在逾期后的合理时间内解除合同，而是接受了博耳公司在7月8日办理解押手续。仁大医院以实际行为接受应视为放弃解除权。三、《解约协议书》中除仁大医院付款外，其他内容都已经履行完毕，即便博耳公司存在未及时解押的违约行为，也未导致仁大医院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从仁大医院的举证情况可以看出，仁大医院并没有任何值融资计划，更没有相关融资计划因为股权质押没有及时解除而落空的情况，即便真的耽搁几天也不会导致解除原总供应合同的目的不能实现。四、一审判决认为《解约协议书》解除后，合同双方可以根据《总供应合同》及相关分项合同行使权利义务的观点错误。仁大医院于2018年11月28日才以请求法院判决解除合同的方式表达解除合同的意思，《总供应合同》早已没有恢复的可能。仁大医院和原来与博耳公司签订供货合同的供应商重新签订了合同，目前，项目早已完工，《解约协议书》中除仁大医院付款外，其他内容都已经履行完毕，《总供应合同》及相关配套采购供应合同没有继续履行的可能。仁大医院辩称，博耳公司没有按照解约协议约定将仁大医院的股权解除质押，已构成违约，按照协议约定，仁大医院享有对该协议的解除权。按照协议第八条约定，违约方应当承担50万元的违约金。博耳公司没有按照协议约定在协议生效后七日内解除对仁大医院股权的质押已构成违约，一审判决没有支持仁大医院要求博耳公司承担50万元违约金错误，应予纠正。仁大医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原告与四被告于2016年6月20日签订的《解约协议书》无效；2.由四被告共同赔偿原告损失946万余元；3.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原一审中，仁大医院变更诉求为:解除2016年6月20日的解约协议书。重审时变更诉讼请求第二项“要求四被告赔偿损失946万元”为“要求四被告承担违约金50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投资建设洛阳仁大医院项目期间，在进行到机电工程采购安装阶段时，遇到资金困难。2015年9月25日，双方经协商一致，签订了《洛阳仁大医院项目机电工程设备与服务总供应合同》，约定由四被告向原告以赊销并申请保理融资的方式，提供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的机电产品与服务。此合同签订后，原告解除了已经与其他设备供应商签订的系列机电工程设备与服务合同。四被告为保证其债权安全，要求原告股东申建芳与博耳（无锡）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被告关联企业）签订《最高额借款合同》与《最高额抵押合同》，将原告所欠设备货款及服务费转化为短期借款，并以申建芳所持仁大医院65%股权及派生权益作质押。2015年10月10日，申建芳将其价值约13000万元的股份质押给博耳（无锡）融资租赁公司，并办理了登记。为解决融资问题，原告建设期间将仁大医院项目作为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示范项目（PPP项目）申报，该PPP项目于2015年9月25日获得批准，被财政部列入第二批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项目启动实施后，原告与相关银行进行融资洽谈，申请融资。银行审核原告的资料时发现原告的股权设定有质押，银行提出申请企业的股权必须是无他项权的干净股权，要求原告尽快解决股权质押问题。《洛阳仁大医院项目机电工程设备与服务总供应合同》履行一段时间后，原告认为被告不能按约定的时间提供相关设备与服务，从2015年9月25日合同签订到2016年上半年仅提供了约1500余万元的设备，影响到项目建设进度，所以决定解除与被告订立的《洛阳仁大医院项目机电工程设备与服务总供应合同》，按银行对PPP项目融资的要求，解除股权质押及收费权质押问题，消除PPP项目融资过程中的障碍。2016年6月20日，原告作为甲方，四被告作为乙方，双方经协商签订了《解约协议书》，协议第一条约定：“双方同意就上述合同执行及协商解除事宜互不追究违约责任，但相互免责不包括因本协议书执行过程中出现违约情形的责任追究。”第三条约定：“原根据《最高额借款合同》及相关的担保合同，甲方的关联方申建芳将在甲方的65%股权质押给了博耳融资租赁公司，甲方将医院收费权质押给了博耳融资租赁公司。本合同生效后七日内，乙方负责博耳融资租赁公司解除并释放全部股权及医院收费权的质押手续，超出约定时间本协议无效。”第五条约定：“甲方提供医院收费权进行质押，在本合同书确定的债权人范围内向乙方博耳电力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双方签订医院收费权质押合同……”第八条约定：“双方均应严格按照本协议及后续的协议执行，若有违反应向另一方承担违约金50万元外，并应承担一方为主张权利而发生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保全担保费、律师费、差旅费等支出。”《解约协议书》还对原告偿还被告赊销货款等事项做出了约定。同日，原告按《解约协议书》第五条约定，与被告博耳电力公司订立了《医院收费权质押协议》，约定将医院收费权质押给被告博耳电力公司，以保证《解约协议书》的履行。2016年6月20日的《解约协议书》订立后，被告未按约定在七日内解除并释放全部质押股权，直到2016年7月8日才办理了股权质押解除手续。2017年6月15日，原告以被告违反《解约协议书》第三条规定，造成其PPP项目融资失败及巨大经济损失为由，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订立的《解约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本案中原、被告争议的焦点在于被告是否在约定的期限内履行了解除股权质押的义务。原告主张《解约协议书》2016年6月20日订立生效，被告在2016年7月8日完成股权解押超出了约定的七日内期限而构成违约。被告辩称合同于2016年7月5日生效，被告2016年7月8日完成股权解押，未超出约定的七日内期限，没有违约。因而确定《解约协议书》的生效时间是本案的关键。首先，被告博耳电力公司2016年6月20日与原告订立的《医院收费权质押协议》载明：“甲方（本案原告）为担保与乙方（本案被告博耳电力公司）于2016年6月20日所签订的解约协议书的履行，自愿以其经营收费权作质押，在解约协议书中确定的债权违约金请求权的范围内向乙方提供担保。”该记载能够证明《医院收费权质押协议》形成前《解约协议书》已经形成，即当天双方先订立《解约协议书》，随后订立了《医院收费权质押协议》。其次，在四被告2017年3月1日给原告的工作联系函中记载：“贵我双方在2016年6月20日签订的《解约协议书》”，能够证明解约协议于2016年6月20日成立；第三，被告博耳电力公司在向无锡市惠山区人民法院起诉本案原告的诉状中也写明：“2016年6月20日原、被告签订解约协议书”，以上三项证据证明原被告之间《解约协议书》的成立时间为2016年6月20日。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故《解约协议书》的生效时间应该为2016年6月20日。《解约协议书》尾部签名及手写时间不足以否定被告以上书证及自认的效力，故被告合同于2016年7月5日生效的辩解不予采信。《解约协议书》第三条约定：“本合同生效后七日内，乙方负责博耳融资租赁公司解除并释放全部股权及医院收费权的质押手续，超出约定时间本协议无效。”此处“无效”应理解为对双方不产生法律约束力。被告未按《解约协议书》约定时间完成对质押股权的解押，故《解约协议书》对双方没有法律约束力，原告依法具有合同解除权，原告直接以提起诉讼的方式主张解除合同,于法有据。故原告要求解除《解约协议书》的诉讼请求，依法予以支持。关于原告主张的违约金50万元的诉讼请求，因《解约协议书》对双方没有法律约束力，且原告并未举证证明实际发生的损失，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解约协议书》解除后，双方可依据原《洛阳仁大医院项目机电工程设备与服务总供应合同》及相关分项合同，行使自己的权利。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判决：一、解除原告仁大医院与被告博耳能源公司、博艾设备公司、博耳软件公司、博耳电力公司之间2016年6月20日签订的《解约协议书》；二、驳回原告仁大医院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8020元，由原告仁大医院负担39010元，被告博耳能源公司、博艾设备公司、博耳软件公司、博耳电力公司共同负担39010元。本院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中，双方当事人签订的《解约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关于《解约协议书》生效时间的认定问题。《解约协议书》尾部手写时间“2016.7.5”与打印时间“2016/6/20”相互矛盾，公章加盖的具体日期无法确定，结合《医院收费权质押协议》载明《解约协议书》于2016年6月20日签订的内容，2017年3月1日工作联系函中记载2016年6月20日签订《解约协议书》的内容以及博耳电力公司在另案起诉状中写明双方于2016年6月20日签订解约协议书的事实，一审法院综合认定《解约协议书》的生效时间为2016年6月20日并无不当。《解约协议书》第三条明确约定：“本合同书生效后七日内，乙方负责博耳融资租赁公司解除并释放全部股权及医院收费权的质押手续，超出约定时间本协议无效”中的“无效”应理解为对双方当事人不产生法律约束力。鉴于《解约协议书》合法有效，博耳能源公司、博艾设备公司、博耳软件公司、博耳电力公司未按《解约协议书》第三条约定时间完成对质押股权的解押，根据合同约定，《解约协议书》对双方不再有法律约束力，该合同中的违约条款同时对双方不再有法律约束力，一审法院对仁大医院关于解除《解约协议书》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对其诉求的违约金50万元予以驳回并无不当。至于《解约协议书》解除后，双方在《洛阳仁大医院项目机电工程设备与服务总供应合同》及相关分项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并非本案的审理范围，本院对此不予审理。综上所述，双方当事人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8020元，由上诉人洛阳仁大医院有限公司负担4400元，上诉人博耳能源江苏有限公司、宜兴博艾自动化成套设备有限公司、博耳（无锡）软件科技有限公司、博耳（无锡)电力成套有限公司负担7362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邱平平审判员  苏晓明审判员  杨元卿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六日书记员  单晓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