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11民初3494号 原告（反诉被告）：胡春霞，女，1992年2月2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重天，浙江浙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杨娟，女，1971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善会，湖南金锦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追加）：胡兰珍，女，1952年5月2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浦沿街道东冠社区蔡何家6号2单元。 第三人（追加）：胡某1，男，1954年12月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三联村里厂72号。 原告（反诉被告，以下统称原告）胡春霞与被告（反诉原告，以下统称被告）杨娟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19日立案后，2020年7月9日被告提起反诉，本院经审查予以受理并决定与本案合并审理。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7月23日、8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2020年8月17日，本院依法追加胡兰珍、胡从玉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于2020年9月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胡春霞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重天，被告杨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善会均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胡兰珍、胡从玉到庭参加第三次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胡春霞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确认原告与被告于2020年5月9日签订的《协议》有效；2.请求判令被告协助原告办理杭州市富阳区三联嘉苑34号楼605室房屋（以下简称案涉房屋）产权证（原告单独所有）；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事实和理由：富阳区富春街道三联村里厂村民胡某2户因高教园区建设于2011年被搬迁，原告系胡某2女儿，被告系胡某2妻子即原告继母。2018年2月11日，胡某2签署安置房协议书，确认安置房为案涉房屋和杭州市富阳区××号楼××室，其中三联嘉苑33号1404室为原告及其女儿安置房。2019年10月17日，胡某2因病去世。后因案涉房屋办理产权登记手续，原告与被告于2020年5月9日在三联村村书记的见证下签订《协议》一份，确认胡某2拆迁安置面积归原告所有，原告对被告有赡养义务。《协议》签订后，原告与被告前往杭州市富阳区公证处办理公证手续，但被告反悔不愿配合。原告认为，2020年5月9日签订的《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国家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双方作为胡某2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已对胡某2的遗产进行了约定。原告已按《协议》约定先行交付被告100000元，被告应当履行《协议》配合原告办理案涉房屋产权为原告所有。故特提起诉讼，望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杨娟辩称，《协议》表面是养女愿意承担对养母的赡养义务，事实是养女利用《协议》霸占养母的合法财产，剥夺养母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权，剥夺养母对丈夫财产的继承权，属违反国家法律且显失公平的协议，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并撤销《协议》，理由如下： 1、原告利用被告文化程度低，没有法律常识的弱点，采取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违反国家法律且显失公平的协议，应当予以撤销。 （1）签订《协议》的过程原告有欺诈胁迫行为：原告欺骗被告，花言巧语的说是为了保证被告利益签订《协议》，使文化程度低、没有法律常识的被告信以为真，在被告因为不懂而犹豫不肯在《协议》上签字的时候，是被原告强行拖到村委签字。2020年5月9日，原告要求在外玩耍的被告在《协议》上签字，被告不同意，从外面跑到家里将自己房门关闭反锁和回避，之后原告邀约多人追来喊门，原告边骂边敲门说年纪那么大就是做不通工作，其他人也在敲门，被告仍然不同意开门、不同意签字长达半个多小时，被告被他们吵得鸡犬不宁，开门想往外跑时，原告及第三人胡兰珍一边一人，将被告拉出屋直至村委，当时被告仍不同意签字，并声明这几天发病头脑痛，此时原告乘人之危强行要被告签字，被告无奈在重大误解情况下被迫签字，之后被告当场反悔不同意，签了字也没有用。 （2）签订《协议》的过程，被告存在重大误解。由于被告文化程度低，对《协议》看不懂，是原告先写好《协议》，再给被告解说，当时说的意思并不一样，使被告产生重大误解，误以为原告真的是为了被告好，是为了保障被告的合法权益。正因如此，原告知道该《协议》具有违法性，剥夺了被告的法定继承权，所以原告不敢轻易处置。几天后原告将被告骗到富阳公证处办理确认该《协议》公证效力。公证员给被告解说该《协议》，问是不是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时，被告才知道此《协议》的真实意思，此《协议》哪里是保障被告的合法权益，完全是剥夺被告的合法权益。 （3）此《协议》显失公平。《协议》第一条表面说原告自愿承担对被告的赡养责任，但只在被告生病或失去劳动能力之时承担赡养义务，一般情况下不尽赡养义务；《协议》第二条剥夺被告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权利和继承胡某2遗产的权利，胡某2的安置房有案涉房屋、三联嘉苑33号楼二单元1404室，属于胡某2与被告的夫妻共同财产，被告因先分一半，再与原告一起继承胡某2遗产；第三条说明原告不愿承担对被告的赡养责任，不仅已经通过第二条侵占了被告的担保法合法权益，还要把被告仅余的少部分利益享有安置补偿500000元剥夺，用《协议》的合法形式对抚养过她的养母进行强抢强夺；第四条、第五条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等法律规定，干涉婚姻自由、不尽赡养义务；第六条将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三联村里厂50号地址户主改为原告，是以合法的形式掩盖原告侵占被告合法权利的实质。 2该《协议》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 综上，该《协议》①显失公平。胡某2拆迁安置面积及胡某2继承部分归原告所有；胡某2案涉房屋产权归原告单独所有；50号地址户主改为原告。②具有违法性。被告与他人另行组建家庭，则不得在居住该房屋，原告不再对被告有赡养义务。③控制安置费，被告安置费500000元，作为被告安度晚年的备用金，并附条件在被告生病需要相关费用时，由原告从余款400000元中支取。所以原告未有支付被告任何赡养费，其备用金还是被告本人的拆迁安置费。④该《协议》贫富差别：原告有地、有房、有安置补偿款和享受国家的补偿；被告净身出屋，无地、无房、无钱，被养女甩锅出家门、老锅端，过西北风。这样的《协议》显示公平、无道德，为此原告提起确认《协议》有效即案涉房屋单独所有的请求不能成立。 杨娟向本院提出反诉诉讼请求：1.判决撤销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协议》；2.反诉诉讼费由原告承担。 事实和理由：被告与胡某2于2017年5月31日登记结婚，在胡某2去世后有权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继承胡某2的财产的权利，在原告欺骗和胁迫的情况下，签订的《协议》存在重大误解，显示公平。被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利，特提起反诉，要求依法判决。 胡春霞针对杨娟的反诉辩称，《协议》是基于双方平等自愿的原则，在村书记见证下达成的，不存在任何欺诈或胁迫的情形。《协议》基于原、被告特殊关系，遵循公平原则的前提下达成。理由如下： 一、被告与前夫唐邦元于1993年7月2日登记结婚，1994年3月14日生育女儿唐慧珍，2002年9月21日生育儿子唐玉龙，2017年4月18日被告与前夫唐邦元经会同县人民法院调解离婚。2017年5月31日，被告与胡某2登记结婚。原告作为胡某2女儿，对于胡某2与被告的来往不便多加评论。但根据以上时间节点，被告实际是否对原告的生活和教育尽到了抚养的责任是存疑的，至少在2017年4月18日之前，被告仍是他人的合法配偶，而原告早已成年。关于被告陈述“被告在1999年就与胡某2以夫妻名义生活在一起”是子虚乌有。 二、被告在与胡某2结婚后，胡某2一直对被告及其家人照顾有加。被告在与前夫离婚时需要支付的30000元抚养费是由胡某2支付的，胡某2也为被告购买了金器等首饰。2018年5月18日，在胡某2拿到拆迁安置费后，就为被告一次性支付了134204元养老保险费，为其晚年生活提供了保障。在此期间，胡某2以出借的形式借给被告娘家人约150000元。因此，在胡某2与被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被告得到了充分的尊重和照顾，对此作为女儿的原告没有过任何异议。 三、胡某2在生病住院后，一直由原告承担所有的医疗费用，包括胡某2去世操办殡葬的费用均由原告承担。胡某2去世后，被告一人居住在案涉房屋，该房屋的水、电、天然气一直由原告支付，保证了被告的生活，在生活上也是多加照顾。被告住院期间，也是由原告送午饭和晚饭，对其照顾。因此，对于被告及其代理人在反诉状上将原告描绘成一个忘恩负义、奸诈的继女形象，明显与事实不符。 四、在三联嘉苑安置房能够做房产证后，关于案涉房屋涉及到两名被继承人死亡后的继承与转继承，原告与被告多次协商，因为任何一个人的不配合就将导致无法完成不动产的登记。被告在2020年5月8日协商时提出要原告支付700000元，放弃房产，因此原告才会在2020年5月9日联系好村委干部。在5月9日上午去找被告时，被告采取了不接电话不出面的消极态度。后原告与其姑姑（第三人胡兰珍）再次与被告联系，被告同意在下午去三联村委会二楼会议室再次协商，在协商过程中被告多次表示她要在案涉房屋居住，因此原告也尊重被告的选择，更改协议至被告满意为止。在整个协商过程中，是充分尊重被告本人意愿的。但被告在签字后至公证处办理公证时又再次反悔。 综合以上事实，结合原告与被告于2020年5月9日签订《协议》的前因后果，原告认为双方的《协议》是在充分考虑了各自对家庭的贡献及保证了被告今后的生活质量的前提下达成的公平合理并且合法的《协议》，被告应当按照《协议》履行其义务。要求法院依法裁判。 第三人胡兰珍陈述称，第三人胡某1入赘时与胡某2签订过协议，当时没有多少财产，现在应当适当分一点给第三人胡某1。父亲胡希林说过他的80平方米（安置面积）要给原告，父亲的住院费用、丧葬费都是原告及胡某2负担的。如果第三人胡某1不放弃继承，我也不放弃；如果第三人胡某1放弃继承，我也放弃继承。要求法院依法裁判。 第三人胡某1陈述称，开始原告与我商量，给我10000元我不同意，后来给我150000元我同意了。以前不打官司，我也就算了，现在打官司了，我要拿回自己的份额。1992年我与父亲签订过协议，也不是放弃财产，就是这个房子给我父亲住。要求法院依法裁判。 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本诉提供的证据1居民户口簿，证据2《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证据3《富春街道高教园区“三联嘉苑”安置房确权协议书》，证据4《通知》，证据5胡希林《注销户口证明》、《家属关系证明》，证据6胡某2《注销户口证明》，证据9《协议书》，被告、第三人胡兰珍、胡某1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原告本诉提供的证据7《协议》1份，以证明2020年5月9日，原、被告签订《协议》，约定胡某2拆迁安置面积（包括胡某2继承部分）归原告所有，被告享有居住权的事实。被告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该《协议》剥夺了被告的继承权及原告应当赡养被告的义务，将被告赶出案涉房屋；第三人胡兰珍、胡某1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予以认定，合法性在判决理由部分阐述。 证据8明细详情，以证明2020年5月12日原告转账给被告100000元的事实。被告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第三人胡兰珍、胡某1表示不清楚。本院认为，该证据发生在原、被告之间，被告无异议，本院对证据予以认定。 证据10《协议》1份，以证明2020年5月11日第三人胡兰珍放弃继承份额，第三人胡某1放弃继承份额并由原告补偿其150000元的事实。被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内容有异议，认为对《协议》第四条约定胡希林的安置面积由原告代位继承有异议；第三人胡兰珍、胡某1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本院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 原告反诉提供的证据1《民事调解书》1份，以证明被告与前夫唐邦元于1993年7月2日登记结婚，1994年3月14日生育女儿唐慧珍，2002年4月18日生育儿子唐玉龙。2017年4月18日，被告与唐邦元在会同县人民法院协议离婚的事实。被告认为证据1与本案无关；第三人胡兰珍、胡某1表示不清楚。本院认为证据与本案无关。 证据2收款收据1份，以证明胡某2为被告支付134204元保险费的事实。被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钱是被告自己交的；第三人胡兰珍、胡某1表示不清楚。本院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 证据3收条1份，以证明胡某2为被告支付抚养费30000元的事实。被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钱是自己交的；第三人胡兰珍、胡某1表示不清楚。本院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关联性不予认定。 证据4案涉房屋水、电、燃气清单，以证明原告一直为被告支付水、电、燃气费的事实。被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被告的钱都在原告处，所以没有钱去交纳水、电、燃气费；第三人胡兰珍、胡某1表示不清楚。本院对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予以认定。 证据5微信转账记录，以证明胡某2生病住院后，一直由原告承担医疗费等一切费用的事实。被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这是被告的钱；第三人胡兰珍、胡某1表示不清楚。本院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但转账信息中没有记载病人姓名，关联性不予认定。 被告本诉、反诉提供的证据1身份证、常住人口登记卡，以证明被告具有应诉主体资格，原告具有被答辩人主体资格。原告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第三人胡兰珍、胡某1表示不清楚。本院对证据予以认定。 证据2《结婚登记审查处理表》、照片、胡某2《注销户口证明》、墓碑记载，以证明1、2017年5月31日，被告、胡某2登记结婚，系夫妻关系；2、三联嘉苑33号楼1404室、案涉房屋，是被告、胡某2所有，被告对三联嘉苑33号楼1404室、案涉房屋有继承权；3、胡某2因其他死亡，于2020年1月6日注销户口；4、胡某2父亲胡希林2016年8月27日去世时，其墓碑刻制记载子媳：子胡某2、媳杨娟，被告与胡某21999年初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家庭及家族将被告列入子媳等家庭成员，有权继承胡某2所有财产；2017年10月17日胡某2去世，墓碑记载妻子杨娟。原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1、3无异议，证明目的2有异议，认为不能反映被告与胡某2具体共同生活时间，被告于2017年4月18日才与前夫离婚，此前都是他人合法配偶，因此，对《结婚登记审查处理表》关联性有异议；第三人胡兰珍、胡某1表示不清楚。本院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 证据3《协议》，以证明①原告有欺诈行为，无故剥夺被告与胡某2的财产继承权；②《协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③严重损害被告的利益；④原告未将胡某2三联嘉苑33号楼2单元1404室房屋写进《协议》，为此《协议》无效，从行为开始就没有法律约束力；原告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不能证明《协议》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况，《协议》是在三联村书记见证下在村委办公楼三楼签订；第三人胡兰珍、胡某1表示知道《协议》内容。本院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 证据4医疗费票据、出院记录、微信聊天记录1组，以证明被告在签订《协议》时是在住院期间，被告住院动手术需要钱，原告以疫情为由不付钱的事实。原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被告平时生病也正常。第三人胡兰珍、胡某1表示不清楚。本院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 证据5医疗费发票2份、聊天记录1组，以证明被告身体长期不好，需要服药；2019年医疗费为8803.5元，2020年1月至今医疗费为15439元的事实。原告对医疗费发票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聊天记录有异议，认为是被告在庭后刻意制作，拿菜的照片以前就有重新发了一遍，医疗费庭后制作。本院对证据中医疗费发票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维信聊天记录的形式真实性予以认定。 被告为证明本案争议标的物及被告与胡某2共同生活等事实，申请证人王某、胡某1出庭作证。经本院通知，证人王某、胡某1出庭作证。 王某作证称，被告与胡某2结婚的时候，原告还很小，被告肯定抚养过原告；案涉房屋和三联嘉苑33号楼1404室房屋是拆迁安置房；被告有拆迁补偿款，一共是六七十万，补给被告多少不知道；证人从某与胡某2一起长大，一起上班，没有其他关系；拆迁的时候不能选择面积按照或者货币安置，被告是选择面积安置。 胡某1作证称，证人与胡某2是亲兄弟，被告来的时候，原告只有14、15岁，后来证人不知道具体情况，也不知道被告与胡某2同居多少年；三联嘉苑33号楼1404室是分给原告，案涉房屋是被告和胡某2住的；三联嘉苑33号楼1404室名义上是胡某2的，装修好后给原告居住；拆迁安置面积为每人80平方米。被告属于货币安置；签订《协议》时证人在场，但没有参与协商。 原告对证人王某的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王某对原告户拆迁情况不清楚，不能反映拆迁安置情况和被告有无抚养原告的情况，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 原告对证人胡某1的证言真实性无异议，认为证言证明原告陈述符合客观事实，证明原、被告是在自愿合理的情况下签订《协议》。 本院认为，被告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待证事实是本案争议标的物及被告与胡某2共同生活等，证人王某的证言无法证明上述事实，本院不予认定；胡某1已被本院追加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与本案审理结果有利害关系，证言不予认定。 第三人胡兰珍、胡某1未向本院提供证据。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胡希林系胡某2、胡兰珍、胡某1父亲，胡春霞祖父；陈莲英系胡某2、胡兰珍、胡某1母亲，胡春霞祖母；杨娟与胡某2于2017年5月31日登记结婚。陈莲英于1999年3月24日去世，胡希林于2016年9月27日去世，胡某2于2019年10月17日去世。 2011年，富阳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高教园综合体项目分公司与胡某2签订《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载明： 被搬迁房屋坐落富春街道三联村里厂50号，被搬迁房屋建筑面积436.31平方米，附房建筑面积97.49平方米；胡某2选择调产安置方式；被搬迁房屋补偿金额396066元，附属房屋补偿金额30632元，被搬迁房屋装饰补偿金额188295元，室外附属物补偿金额56042元，ＣＰＩ上涨系数补助金额33046元，小计704081元。胡某2在册安置人口3人，临时安置补助费金额42000元，搬家费补助金额2000元，有线电视、电话机等迁移费用补助金额958元，小计44958元；评估奖5000元，签约奖25000元，腾空奖30000元，回迁奖24000元；入住多高层公寓鼓励奖60000元，优惠奖对允许每人按成本价再购买30平方米或40平方米高层安置房的被搬迁人，给予按安置人口400元／平方米的购房价格奖励；按成本价选择购买30平方米或40平方米小高层安置房的被搬迁人，给予按安置人口300元／平方米的购房价格奖励；对选择多层公寓安置的被搬迁人，因户型不可分割的因素，造成实际购房面积超过规定面积的，在5%（含）范围内成本价购买的安置房面积部分，给予按安置人口250元／平方米的购房价格奖励；小计144000元；胡某2符合多（高）层安置房安置人口4人，最多可享受多（高）层公寓楼安置面积为200平方米，按重置价740元每平方米安置。如果选择多层公寓安置的，允许按成本价2400元每平方米购买高层或按2200元购买小高层公寓楼面积为120平方米；如果选择高层或小高层公寓楼安置的，允许按成本价2400元每平方米购买高层或按2200元每平方米购买小高层公寓楼面积为160平方米，楼层差价根据省市有关规定进行结算；……；富阳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高教园综合体项目分公司应支付给胡某2609039元，其中70%计426327元，在本协议签订后十个工作日内付清，剩余30%计182712元，在胡某2腾空房屋，富阳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高教园综合体项目分公司验收合格并出具房屋腾空登记证明后十个工作日之内付清。 2018年2月7日，杭州富阳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政府富春街道办事处向胡某2发出《通知》，载明： 根据《富春街道高教园区三联嘉苑安置房分配实施细则》的相关安置人口规定，你户经核实后调产安置人口4人，货币安置人口2人。调产安置面积320㎡，父母与子女调剂合法安置面积/㎡，扣减享受国家福利分房面积/㎡，合计调产安置总面积320㎡（安置和购买面积按每人80㎡计算）。 2018年2月11日，杭州富阳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胡某2签订《富春街道高教园区“三联嘉苑”安置房确权协议书》，载明： 胡某2选定的安置房位于“三联嘉苑”34号楼605室，房屋建筑面积为164.55平方米（建筑面积以实际测绘面积为准）。 《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中在册安置人口3人为胡希林、胡某2及胡春霞；《通知》中调产安置人口4人为胡希林、胡某2及胡春霞（独生子女，按2人计算）；货币安置2人为杨娟及胡春霞女儿陶泽优。 胡某2选定安置房屋为案涉房屋和三联嘉苑33号楼1404室房屋，案涉房屋由胡某2与杨娟居住，三联嘉苑33号楼1404室房屋由胡春霞及其女儿等居住。 2020年3月4日，杨娟因宫颈炎性疾病、高血压病在杭州富阳东吴医院住院治疗，2020年3月9日出院，出院诊断为宫颈炎性疾病、高血压病、贫血。出院后，2020年5月初杨娟又住院治疗，2020年5月1日、2020年5月26日原告购买治疗高血压、胸痹心痛病药物。 2020年5月8日，胡春霞等到杨娟家中协商办理房产证等事宜，胡春霞答应给杨娟700000元等。庭审中，胡春霞陈述当天杨娟同意拿700000元，放弃房产，次日到村委大楼签订协议；杨娟陈述其不同意签订协议。 2020年5月9日上午，胡春霞打电话要求杨娟到村委办公楼签订协议，杨娟不接电话回避。下午，胡春霞、胡兰珍及村干部等去杨娟家中，胡春霞与村干部等敲门，杨娟反锁门不肯开门。胡春霞在门外骂，胡兰珍在门口哭了好长时间，杨娟才开门。杨娟开门后倒在地上，胡兰珍将杨娟扶起，后胡春霞进入屋内。胡兰珍、胡春霞搀扶杨娟到楼下，乘车到村委办公楼，胡春霞与其丈夫当场拟定《协议》，并由杨娟看过。胡春霞、杨娟在《协议》上签字。《协议》载明： 兹有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三联村里厂50号村民胡某2（公民身份证号码：33012319671008491Ｘ），因病于2019年10月17日去世。胡某2仅有一女胡春霞（公民身份证号码：330183199202××××）。胡某2与杨娟（公民身份证号码：433029197111××××）于2017年5月31日在杭州市富阳区婚姻登记处登记结婚。因胡某2去世，现有杭州市富阳区××幢××室房屋产权问题，协议人双方达成协议如下： 一、胡某2与杨娟在结婚登记前已共同生活，对胡春霞尽到了一定的抚养责任，虽然胡某2已过世，但胡春霞自愿承担对杨娟的赡养责任，在杨娟生病或失去劳动能力之时，承担赡养义务。 二、杭州市富阳区××幢××室房屋为拆迁安置房，房屋面积164.55平方米。拆迁时，杨娟获得货币安置（没有面积补偿）。双方协议，胡某2的拆迁安置面积（包括胡某2继承部分）归女儿胡春霞所有，杨娟共计享有按照补偿费500000元，支付方式见本协议第三条。 三、杨娟承诺无条件配合胡春霞办理房屋产权登记手续，产权为胡春霞单独所有。在杭州市富阳区××幢××室房屋产权办理完毕之时，胡春霞支付杨娟100000元，余款400000元作为杨娟安度晚年的备用金，在杨娟确有需要时由胡春霞支付（如杨娟生病需要，相关费用优先从400000元余款中支付）。 四、因胡某2与杨娟的夫妻关系，杨娟对杭州市富阳区××幢××室房屋有居住至百年的权力，但不得将他人带进该房屋居住。 五、若杨娟与他人另行组建家庭，则不得再居住该房屋，胡春霞应在杨娟与他人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后一个月内将本协议第三条约定的余款交付给杨娟，同时胡春霞不再对杨娟有赡养义务。 六、本协议签订后，杨娟应配合胡春霞办理户主更改手续，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三联村里厂50号地址户主更改为胡春霞。 七、本协议一式三份，双方各执一份，三联村委会存档一份。 胡春霞、杨娟在《协议》上签名、捺印。 此后，胡春霞代胡某2与胡某1签订《协议》，载明： 协议人：胡希林、胡某1、胡春霞（代胡某2） 兹有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三联村里厂50号村民胡希林（2016年去世），妻子陈莲英已去世二十余年，两人育有二子一女，大女儿胡兰珍（1952年5月20日出生），大儿子胡某1，小儿子胡某2。2011年10月因三联村涉及拆迁，胡希林户被拆迁，胡希林个人安置面积80平方米。2019年10月17日小儿子胡某2因病去世。现杭州市富阳区××幢××室房屋面积中包含胡希林拆迁面积80平方米，为明确产权，协议人签订协议如下： 一、胡希林拆迁安置面积80平方米，胡兰珍、胡某1、胡某2为第一顺位继承人。 二、胡兰珍自愿放弃继承份额。 三、胡某1自愿放弃继承份额，胡春霞以现金方式补偿胡某1150000元，在2020年5月11日转账至胡某1账户。款项交付后，胡某1无条件配合胡春霞办理房屋产权登记手续。 四、胡希林个人安置面积全部由胡春霞个人代为继承。 《协议》还约定其他相关条款。胡某1、胡春霞签名、捺印。 2020年5月12日，胡春霞、杨娟等到杭州市富阳区公证处办理遗产继承公证，杨娟拒绝签字，致本案纠纷产生。 另查明，2018年4月底5月初，杨娟及胡春霞女儿陶泽优的货币安置款1358517.15元由搬迁人汇入胡某2账户，该账户对应银行卡现有胡春霞持有。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2020年5月9日胡春霞与杨娟签订的《协议》是否可撤销？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基于重大误解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行为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第一百五十条规定：一方或者第三人以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胁迫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的，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 认定重大误解需满足以下几个条件：一是行为人主观上存在错误认识，这种错误可以是关于行为的性质，也可以是关于行为的相对人、交易标的的质量、数量等；二是行为的结果与行为人的意思相悖；三是行为人的错误认识与行为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即如果没有这种错误认识，将不会产生该行为后果；四是行为人在客观上遭受了较大损失，如果没有损失或者损失较小，也不能构成重大误解。 关于欺诈，《民法总则》规定欺诈系由民事法律行为的一方当事人实施，而相对人因此欺诈行为陷入错误判断，并进而作出了意思表示。换言之，如果没有行为人的欺诈行为，相对人将不会作出这种意思表示，民事法律行为不会成立。第二，欺诈的构成并不需要受欺诈人客观上遭受损害后果的事实，只要受欺诈人因欺诈行为作出了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的意思表示，即可成立欺诈。第三，欺诈的法律后果为可撤销，享有撤销权的是受欺诈人。 所谓胁迫，是指行为人通过威胁、恐吓等不法手段对他人思想上施加强制，由此使他人产生恐惧心理并基于恐惧心理作出意思表示的行为。包括两项要件：一是，主观上民事法律行为的一方当事人利用了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这意味着，一方当事人主观上意识到对方当事人处于不利情境，且有利用这一不利情境之故意。所谓危困状态，一般指因陷入某种暂时性的急迫困境而对于金钱、物的需求极为迫切等。所谓缺乏判断能力，是指缺少基于理性考虑而实施民事法律行为或对民事法律行为的后果予以评估的能力。二是，客观上民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此处的显失公平是指双方当事人在民事法律行为中的权利义务明显失衡、显著不相称。 本案中，杨娟与胡某2于2017年登记结婚系夫妻关系。2016年因胡希林去世，胡某2作为胡希林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之一，对胡希林的遗产即安置面积80平方米房屋享有继承权；2019年10月胡某2去世后，上述胡某2继承取得的财产作为胡某2的遗产，应由杨娟与胡春霞继承。胡某2因拆迁取得的安置面积80平方米的房屋即案涉房屋，系2018年2月选定，系胡某2与杨娟夫妻共同财产，胡某22019年10月去世后，其中40平方米安置面积应归杨娟所有，另40平方米安置面积由胡春霞、杨娟继承，即一般情况下，杨娟可分得60平方米。杨娟因选择货币安置，可取得67万余元安置款。即使不考虑杨娟转继承胡希林遗产部分，杨娟因继承遗产和货币安置取得的财产价值至少在1300000元以上。在胡春霞欲与杨娟签订协议前，杨娟即采取不接电话、回避的态度，表明杨娟不愿意与胡春霞签订协议；在杨娟不愿与胡春霞签订协议而闭门在家时，胡春霞即与胡兰珍等在门口哭骂，在杨娟开门倒在地上的情况下，仍搀扶杨娟到村委办公楼签订协议。且《协议》约定杨娟仅享有安置补偿费500000元，并附条件支取；享有案涉房屋附条件的居住权。显然与杨娟可得的货币安置款及可的安置面积所有权明显失衡、显著不相称，该情形符合《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条、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的情形，杨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因此，杨娟反诉要求撤销《协议》，理由正当，本院予以支持。同时，胡春霞要求确认《协议》有效，并基于《协议》有效要求胡春霞协助办理案涉房屋产权证的诉讼请求，缺乏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条、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驳回胡春霞的诉讼请求； 二、撤销胡春霞与杨娟于2020年5月9日签订的《协议》。 案件受理费11800元，减半收取590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40元，合计5940元，由胡春霞负担。 原告胡春霞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被告杨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戚利尧 二〇二〇年九月九日 书记员  李 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