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潍坊市潍城区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702刑初307号公诉机关山东省潍坊市潍城区人民检察院。被告人张某，男，1990年12月16日出生于山东省安丘市，汉族，初中文化，从事个体经营，住潍坊市奎文区（户籍所在地：山东省安丘市）。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9年6月19日被潍坊市公安局潍城分局刑事拘留，同年7月26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潍坊市看守所。辩护人闫翔宇，山东潍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辩护人高力章，山东泰琪律师事务所律师。潍坊市潍城区人民检察院以潍城检部一刑诉〔2019〕123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张某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9年12月6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审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潍坊市潍城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崔玉华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张某及其辩护人闫翔宇、高力章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依法延期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公诉机关指控，2018年9月至11月，被告人张某以山东福瑞堂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赚多多”网络平台的名义推销商品、提供服务为名，要求参加者以购买单价为3980元的手机及手机软件的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向社会宣称与百度、搜狐、网易、新浪、腾讯等各大搜索引擎合作，开展广告销售运营及广告推广服务工作，靠点击量和浏览量赚取广告费，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依据，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其发展下线层级达到八级，累计下线人数319人。被告人张某于2019年6月19日被抓获归案，到案后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针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公诉机关提供了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认为被告人张某的行为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请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处罚。被告人张某对起诉书指控的基本犯罪事实无异议，但辩解其三级以内的下线人数不足319人，且其不是领导者，在传销组织中系从犯。被告人张某的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是，被告人张某下线人数应为100余人。被告人张某系初犯，且系从犯，具有自首情节，归案后认罪态度较好，请求对被告人张某从宽处理。经审理查明，2018年9月至11月，被告人张某以山东福瑞堂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赚多多”网络平台的名义推销商品、提供服务为名，要求参加者以购买单价为3980元的手机及手机软件的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向社会宣称与百度、搜狐、网易、新浪、腾讯等各大搜索引擎合作，开展广告销售运营及广告推广服务工作，靠点击量和浏览量赚取广告费，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依据，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其发展下线层级达到八级，累计下线人数300余人。另查明，被告人张某到案后如实供述基本犯罪事实。上述事实，有经当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予以确认：1、证人证言：（1）刘某8的证言，证实2018年7月，其及战国辉、高某1、姜某、马某1等人商议建立“赚多多”平台，平台实质就是通过拉人头的方式来销售广告机，以此获得利润，经营模式由姜某设计，通过购买3980元的手机及软件注册成为会员，完成注册的会员可以推荐新会员，“赚多多”平台盈利模式分为设备自主盈利即浏览广告获利、市场推广佣金、广告推广分润、团队建设奖励等。平台人员架构情况为战国辉为法人，是平台的总负责人，姜某负责后勤，高某1为公司副董，后来加入的赵泳翔负责客服及业务部门，马某4负责业务部门，其负责后台技术维护及手机采购，其一共为该平台采购3万块手机，盈利20万左右等情况。（2）秦金伟的证言，证实2018年10月，其通过购买3980元的手机及软件的方式，加入“赚多多”平台，其作为被告人张某的下线注册成为会员，平台的盈利模式包括自主分润、市场推广奖、团队建设奖，后期平台更名为“广告联盟”，其帮助被告人张某发展下线李某6、田某1、董某、郭某1等十余人，其帮助被告人张某发展一个会员，张某给其200元等情况。（3）张某8的证言，证实2018年10月，其通过被告人张某加入“赚多多”平台，其与秦金伟共用以其名字注册的两个账号，作为被告人张某的下线注册成为会员，平台的盈利模式包括自主分润、市场推广奖、团队建设奖，后期平台更名为“广告联盟”，获取收益时由庞某1、范某或战国辉的银行账户转款到其绑定的银行卡中等情况。（4）王某7的证言，证实2018年10月，其通过被告人张某加入“赚多多”平台，通过购买3980元的手机及软件，作为被告人张某的下线注册成为会员，平台的盈利模式包括自主分润、市场推广奖、团队建设奖，后期平台更名为“广告联盟”，获取收益时由庞某1、范某或战国辉的银行账户转款到其绑定的银行卡中，其又发展郑某、单某1、张某1、常某、王某1等人加入这个平台，并在微信朋友圈宣传“赚多多”平台，共计获利三、四万元等情况。（5）张某1的证言，证实2018年9月，其通过王某7加入“赚多多”平台，通过购买3980元的手机及软件，作为王某7的下线注册成为会员，平台的盈利模式包括自主分润、市场推广奖、团队建设奖，后期平台更名为“广告联盟”，获取收益时由庞某1、范某或战国辉的银行账户转款到其绑定的银行卡中，其又发展仲家宝、单某2、张某2等人加入这个平台，并在微信朋友圈宣传“赚多多”平台等情况。（6）郭某2的证言，证实2018年11月，其通过单某2加入“赚多多”平台，通过购买3980元的手机及软件，作为单连超的下线注册成为会员，单连超告诉其通过每天浏览广告能赚80块钱左右，后期平台更名为“广告联盟”，获取收益时由战国辉的银行账户转款到其绑定的银行卡中等情况。（7）王某1的证言，证实2018年11月，其通过王某7加入“赚多多”平台，通过购买3620元的手机软件，作为王某7的下线注册成为会员，平台的盈利模式包括自主分润、市场推广奖、团队建设奖，后期平台更名为“广告联盟”，获取收益时由庞某1或战国辉的银行账户转款到其绑定的银行卡中等情况。（8）张某2的证言，证实2018年11月，其通过张某1加入“赚多多”平台，其听说“赚多多”平台的内部人员有战国辉，其通过购买3980元的手机及软件，作为张某1的下线注册成为会员，平台的盈利模式包括自主分润、市场推广奖、团队建设奖，后期平台更名为“广告联盟”，获取收益时由庞某1、范某或战国辉的银行账户转款到其绑定的银行卡中，其发展王涌文作为其下线会员加入这个平台等情况。（9）仲家宝的证言，证实2018年11月，其通过张某1加入“赚多多”平台，其通过购买3980元的手机及软件，作为张某1的下线注册成为会员，平台的盈利模式包括自动浏览广告一天获得80元左右和推广获利，后期平台更名为“广告联盟”，获取收益时由庞某1、战国辉的银行账户转款到其绑定的银行卡中等情况。（10）赵某1的证言，证实2018年11月，其通过单某2加入“赚多多”平台，“赚多多”平台是福瑞堂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旗下的一个平台，法人是战国辉，其通过购买3620元的手机软件，作为单某2的下线注册成为会员，平台宣称广告来源于“58同城”、“百度”等网络平台，事实上广告都是虚假广告，广告的内容是平台内部工作人员自行编辑，平台的盈利模式包括自动浏览广告一天获得80元左右，后期平台更名为“广告联盟”，其没有发展他人加入这个平台等情况。（11）单某2的证言，证实2018年11月，其通过张某1加入“赚多多”平台，其通过购买单价为3980元的手机及软件，作为张某1的下线注册成为会员，平台宣称广告来源于“58同城”、“百度”等网络平台，事实上广告都是虚假广告，广告的内容是平台内部工作人员自行编辑，平台的盈利模式包括自动浏览广告一天获得80元左右，后期平台更名为“广告联盟”，其发展王某2、郭某2、赵某1加入平台，并通过和朋友聊天的方式宣传“赚多多”平台等情况。（12）单某1的证言，证实2018年10月，其通过王某7加入“赚多多”平台，其通过购买单价为3980元的手机及软件，作为王某7的下线注册成为会员，平台宣称广告来源于“58同城”、“百度”等网络平台，事实上广告都是虚假广告，广告的内容是平台内部工作人员自行编辑，平台的盈利模式包括自动浏览广告一天获得80元左右，后期平台更名为“广告联盟”，其发展李桂林加入平台，并通过和朋友聊天的方式宣传“赚多多”平台等情况。（13）郑某的证言，证实2018年10月，其通过王某7加入“赚多多”平台，“赚多多”平台的内部人员有战国辉，其通过购买单价为3980元的手机及软件，作为王某7的下线注册成为会员，平台的盈利模式包括自主分润、市场推广奖、团队建设奖，可以通过浏览广告和推广用户的方式获得利润，其中推广和团队奖获利更快，后期平台更名为“广告联盟”，获取收益时由庞某1、范某或战国辉的银行账户转款到其绑定的银行卡中，其发展孟艳青作为其下线会员加入这个平台等情况。（14）孟艳青的证言，证实2018年10月，其通过郑某加入“赚多多”平台，“赚多多”平台的内部人员有战国辉，其通过购买单价为3980元的手机及软件，作为郑某的下线注册成为会员，平台的盈利模式包括自主分润、市场推广奖、团队建设奖，可以通过浏览广告和推广用户的方式获得利润，其中推广和团队奖获利更快，后期平台更名为“广告联盟”，获取收益时由庞某1、范某或战国辉的银行账户转款到其绑定的银行卡中，其发展彭某、王某3、王某4作为其下线会员加入这个平台等情况。（15）王某4的证言，证实2018年11月，其通过孟艳青加入“赚多多”平台，“赚多多”平台的内部人员有战国辉，其通过购买单价为3980元的手机及软件，作为孟艳青的下线注册成为会员，平台的盈利模式包括自主分润、市场推广奖、团队建设奖，可以通过浏览广告和推广用户的方式获得利润，其中推广和团队奖获利更快，后期平台更名为“广告联盟”，获取收益时由庞某1、范某或战国辉的银行账户转款到其绑定的银行卡中，其没有发展下线会员等情况。（16）常某的证言，证实2018年10月，其通过王某7加入“赚多多”平台，“赚多多”平台的内部人员有战国辉，其通过购买单价为3980元的手机及软件，作为王某7的下线注册成为会员，平台的盈利模式包括自主分润、市场推广奖、团队建设奖，可以通过浏览广告和推广用户的方式获得利润，其中推广和团队奖获利更快，后期平台更名为“广告联盟”，获取收益时由庞某1、范某或战国辉的银行账户转款到其绑定的银行卡中，洪东升作为其下线会员注册加入平台等情况。（17）洪东升的证言，证实2018年10月，其通过王某7加入“赚多多”平台，“赚多多”平台的内部人员有战国辉，其通过购买单价为3980元的手机及软件，作为常某的下线注册成为会员，平台的盈利模式包括自主分润、市场推广奖、团队建设奖，可以通过浏览广告和推广用户的方式获得利润，其中推广和团队奖获利更快，后期平台更名为“广告联盟”，获取收益时由庞某1、范某或战国辉的银行账户转款到其绑定的银行卡中，其没有发展下线会员等情况。（18）张某9的证言，证实2018年10月，其通过被告人张某加入“赚多多”平台，通过购买单价为3980元的手机及软件，作为被告人张某的下线注册成为会员，平台的盈利模式包括自主分润、市场推广奖、团队建设奖，其中推广和团队奖是获利主要来源，后期平台更名为“广告联盟”，获取收益时由庞某1、范某或战国辉的银行账户转款到其绑定的银行卡中，其又发展王某5、刘某1等21人加入这个平台，并在微信朋友圈宣传“赚多多”平台等情况。（19）田某1的证言，证实2018年9月，其通过秦金伟加入“赚多多”平台，“赚多多”平台的内部人员有战国辉，其通过购买单价为3980元的手机及软件，作为张某的下线注册成为会员，平台的盈利模式包括自主分润、市场推广奖、团队建设奖，可以通过浏览广告和推广用户的方式获得利润，其中推广和团队奖获利更快，后期平台更名为“广告联盟”，获取收益时由庞某1、范某或战国辉的银行账户转款到其绑定的银行卡中，其发展下线会员有邢某1、陈某1、任某李某1、朱某1、张某3、崔某2、张某4等人，通过微信朋友圈及聊天的方式宣传该平台等情况。（20）李某1的证言，证实2018年10月，其通过田某1加入“赚多多”平台，“赚多多”平台的内部人员有战国辉，其通过购买单价为3980元的手机及软件，作为田某1的下线注册成为会员，可以通过浏览广告和推广用户的方式获得利润，后期平台更名为“广告联盟”，获取收益时由庞某1、范某或战国辉的银行账户转款到其绑定的银行卡中，其发展下线会员有陈某2、刘某2等情况。（21）朱某1的证言，证实2018年10月，其通过田某1加入“赚多多”平台，“赚多多”平台的内部人员有战国辉，其通过购买单价为3980元的手机及软件，作为田某1的下线注册成为会员，可以通过浏览广告和推广用户的方式获得利润，后期平台更名为“广告联盟”，获取收益时由战国辉的银行账户转款到其绑定的银行卡中，其没有发展下线会员等情况。（22）陈某1的证言，证实2018年10月，其通过田某1加入“赚多多”平台，“赚多多”平台的内部人员有战国辉，其通过购买单价为3980元的手机及软件，作为田某1的下线注册成为会员，平台宣称广告来源于“58同城”、“百度”等网络平台，事实上广告都是虚假广告，广告的内容是平台内部工作人员自行编辑，平台的盈利模式包括自动浏览广告一天获得80元左右，后期平台更名为“广告联盟”，其没有发展下线会员等情况。（23）邢某1的证言，证实2018年10月，其通过秦金伟加入“赚多多”平台，“赚多多”平台的内部人员有战国辉，其通过购买单价为3980元的手机及软件，作为田某1的下线注册成为会员，平台的盈利模式包括自主分润、市场推广奖、团队建设奖，可以通过浏览广告和推广用户的方式获得利润，其中推广和团队奖获利更快，后期平台更名为“广告联盟”，获取收益时由庞某1、范某或战国辉的银行账户转款到其绑定的银行卡中，其发展下线会员有邢某2、张某5、邢某3、张某6、马某2、刘某3等情况。（24）邢某2的证言，证实2018年10月，其通过邢某1加入“赚多多”平台，“赚多多”平台的内部人员有战国辉，其通过购买单价为3980元的手机及软件，作为邢某1的下线注册成为会员，通过浏览广告赚钱，平台宣称广告来源于“58同城”、“百度”等网络平台，让别人相信这个平台，广告实际是虚假广告，广告的内容是平台内部工作人员自行编辑，其没有发展下线会员等情况。（25）马某2的证言，证实2018年10月，其通过邢某1了解并加入“赚多多”平台，“赚多多”平台的内部人员有战国辉，其通过购买单价为3980元的手机及软件，作为邢某1的下线注册成为会员，通过浏览广告赚钱，其为了赚钱发展了刘吏明、陈某3、刘某4三个下线会员，通过微信朋友圈宣传该平台等情况。（26）陈某3的证言，证实2018年10月，其通过邢某1加入“赚多多”平台，“赚多多”平台的内部人员有战国辉，其通过购买单价为3980元的手机及软件，作为马某2的下线注册成为会员，通过浏览广告赚钱，平台的盈利模式包括自主分润、市场推广奖、团队建设奖，可以通过浏览广告和推广用户的方式获得利润，后期平台更名为“广告联盟”，获取收益时由庞某1、范某或战国辉的银行账户转款到其绑定的银行卡中，其没有发展下线会员等情况。（27）张某3的证言，证实2018年10月，其通过田某1加入“赚多多”平台，“赚多多”平台的内部人员有战国辉，其通过购买单价为3980元的手机及软件，作为田某1的下线注册成为会员，平台可以通过浏览广告和推广用户的方式获得利润，其为了赚钱发展下线会员范友民，没有宣传过该平台等情况。（28）刘某7的证言，证实2018年9月，其通过被告人张某加入“赚多多”平台，通过购买单价为3980元的手机及软件，作为被告人张某的下线注册成为会员，平台的盈利模式包括自主分润、市场推广奖、团队建设奖，其中推广和团队奖是获利主要来源，后期平台更名为“广告联盟”，获取收益时由庞某1、范某或战国辉的银行账户转款到其绑定的银行卡中，其又发展于某、刘某5、李某2、杨安国、孙某1、高开加入这个平台，并在微信朋友圈宣传“赚多多”平台等情况。（29）高某3的证言，证实2018年10月，其通过被告人张某加入“赚多多”平台，通过购买单价为3980元的手机及软件，作为被告人张某的下线注册成为会员，平台的盈利模式包括自主分润、市场推广奖、团队建设奖，其中推广和团队奖是获利主要来源，后期平台更名为“广告联盟”，获取收益时由庞某1、范某或战国辉的银行账户转款到其绑定的银行卡中，其又发展李某3、李某4程、高某2加入这个平台，并在微信朋友圈宣传“赚多多”平台等情况。（30）李某3的证言，证实2018年10月，其通过高某3加入“赚多多”平台，该平台是山东福瑞堂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旗下的一个平台，法人是战国辉，通过购买单价为3980元的手机及软件，作为高某3的下线注册成为会员，平台的盈利模式包括浏览广告和推荐发展人员，后期平台更名为“广告联盟”，获取收益时由庞某1、范某或战国辉的银行账户转款到其绑定的银行卡中，其没有发展别人加入这个平台等情况。（31）张某10的证言，证实2018年10月，其通过被告人张某加入“赚多多”平台，通过购买单价为3980元的手机及软件，作为被告人张某的下线注册成为会员，平台的盈利模式包括自主分润、市场推广奖、团队建设奖，其中推广和团队奖是获利主要来源，后期平台更名为“广告联盟”，获取收益时由庞某1、范某或战国辉的银行账户转款到其绑定的银行卡中，其又发展田某2、马某3、杨某泽、曹某、张某7、刘某6加入这个平台，并在微信朋友圈宣传“赚多多”平台等情况。（32）石某的证言，证实2018年11月，其通过被告人张某加入“赚多多”平台，通过购买单价为3980元的手机及软件，作为被告人张某的下线注册成为会员，平台的盈利模式包括自主分润、市场推广奖、团队建设奖，其中推广和团队奖是获利主要来源，后期平台更名为“广告联盟”，获取收益时由庞某1、范某或战国辉的银行账户转款到其绑定的银行卡中，其又发展奇延民、李某5、王某6加入这个平台，并加入宣传该平台的微信群等情况。（33）邓某的证言，证实2018年10月，其通过被告人张某加入“赚多多”平台，通过购买单价为3980元的手机及软件，作为被告人张某的下线注册成为会员，平台的盈利模式包括自主分润、市场推广奖、团队建设奖，其中推广和团队奖是获利主要来源，后期平台更名为“广告联盟”，获取收益时由战国辉的银行账户转款到其绑定的银行卡中，其没有发展别人加入这个平台等情况。（34）郭某1的证言，证实2018年9月，其通过秦金伟加入“赚多多”平台，通过购买单价为3980元的手机及软件，作为被告人张某的下线注册成为会员，平台的盈利模式包括自主分润、市场推广奖、团队建设奖，其中推广和团队奖是获利主要来源，后期平台更名为“广告联盟”，获取收益时由庞某1、范某或战国辉的银行账户转款到其绑定的银行卡中，其没有发展下线加入这个平台等情况。（35）李某6的证言，证实2018年9月，其通过秦金伟加入“赚多多”平台，通过购买单价为3980元的手机及软件，作为被告人张某的下线注册成为会员，平台的盈利模式包括自主分润、市场推广奖、团队建设奖，其中推广和团队奖是获利主要来源，后期平台更名为“广告联盟”，获取收益时由庞某1、范某或战国辉的银行账户转款到其绑定的银行卡中，其发展高连超作为下线加入这个平台等情况。（36）高连超的证言，证实2018年10月，其通过李某6加入“赚多多”平台，通过购买单价为3980元的手机及软件，作为李某6的下线注册成为会员，平台的盈利模式包括浏览广告收益，其没有发展下线加入这个平台等情况。（37）王某8的证言，证实2018年10月，其通过被告人张某加入“赚多多”平台，通过购买单价为3980元的手机及软件，作为被告人张某的下线注册成为会员，平台的盈利模式包括自主分润、市场推广奖、团队建设奖，其中推广和团队奖是获利主要来源，后期平台更名为“广告联盟”，获取收益时由庞某1、范某或战国辉的银行账户转款到其绑定的银行卡中，其发展王祥加入这个平台等情况。（38）王祥的证言，证实2018年10月，其通过王某8了解并加入“赚多多”平台，通过购买单价为3980元的手机及软件，作为王某8的下线注册成为会员，平台的盈利模式是通过浏览广告赚钱，平台对外宣称广告来源于“58同城”、“百度”等网络平台，让别人相信这个平台，广告实际是虚假广告，广告的内容是平台内部工作人员自行编辑，其没有发展别人加入这个平台等情况。（39）高玉才的证言，证实2018年11月，其通过被告人张某了解并加入“赚多多”平台，通过购买单价为3980元的手机及软件，作为被告人张某的下线注册成为会员，平台的盈利模式包括浏览手机广告赚钱，获取收益时由战国辉的银行账户转款到其绑定的银行卡中，其没有发展别人加入这个平台等情况。（40）侦查人员出具的抓获经过和办案说明，证实本案的侦破等情况。2、书证：（1）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证实本案的刑事立案情况。（2）人口信息，证实被告人张某年龄、身份情况。（3）在逃人员登记、撤销表，在押人员基本情况登记表，证实被告人张某被公安机关上网追逃，并被抓获的情况。（4）平台数据，证实被告人张某通过“赚多多”平台发展下线层级达到八级，累计下线人数300余人等情况。3、被告人及同案人供述：（1）被告人张某的供述，2018年9月至11月，其在赵某2的介绍下加入由战国辉等人成立的“赚多多”的网络平台，以销售单价3980元的手机为幌子“招募会员”，向社会宣称与百度、搜狐、网易、新浪、腾讯等各大搜索引擎合作，开展广告销售运营及广告推广服务工作，靠点击量和浏览量赚取广告费，大量发展下线会员并从中获利，发展下线层级达到三级以上，累计下线人数超过600人，以及其发展的直接下线有高某3、刘某7、张某8、张某9、王某7、郭某1、张某10、高某4、李某6、石某、邓某、王某8等人的情况。（2）同案人战国辉的供述，福瑞堂公司于2014年成立，高某1于2017年买下福瑞堂公司，后其成为公司法人，2017年底其与高某1打算做“赚多多”平台，2018年7月，其及高某1、刘某8、姜某、马某4等人商议建立“赚多多”平台，其与刘某8先后在四个地方租房作为平台的办公地点，经营模式由姜某和马某4设计，通过购买3980元的手机及软件注册成为会员，完成注册的会员可以推荐新会员，“赚多多”平台的最上层是一个测试机，即一个虚拟号，第一层是马某1的账号，“赚多多”平台盈利模式分为设备自主盈利即浏览广告获利、市场推广佣金、广告推广分润、团队建设奖励等。平台人员架构情况为其为法人，是平台的总负责人，平台的财务出纳都使用其的银行账户，姜某负责广告机的发货、公司财务及联系软件开发，高某1负责管理人事部门、接待客户等，刘某8负责后台软件、会员注册、查看会员返利及批发手机，马某4负责市场业务推广，后来加入的有邵林翔，负责市场推广、担任过公司执行总裁，赵泳翔负责客服及市场推广培训，公司市场领导人为孙某2。公司对外宣称广告来源于“百度”、“58同城”等是为了取得会员信任、吸引会员加入，广告是从网站导出的，公司用其及范某、庞某2、宋某、朱某2的银行卡给会员返利，其通过销售广告机、赚多多软件及发展下线会员获利等情况。（3）同案人高某1的供述，其于2014年后买下福瑞堂公司，后战国辉成为公司法人，2018年5、6月年底其与战国辉打算做“赚多多”平台，2018年7月，其及战国辉、刘某8、姜某、马某4等人商议建立“赚多多”平台，平台以销售广告机进行广告推广为噱头，鼓励发展会员加入平台并购买手机，通过购买3980元的手机及软件注册成为会员，完成注册的会员可以推荐新会员，“赚多多”平台的最上层是一个测试机，由其注册，即一个虚拟号，第一层是马某1的账号，“赚多多”平台盈利模式分为设备自主盈利即浏览广告获利、市场推广佣金、广告推广分润、团队建设奖励等。平台人员架构情况为战国辉是平台的老总负责财务，其负责接待客户是平台的副总，马某1负责市场推广，刘某8负责后台技术维护和购进手机，姜某负责联系软件公司创建平台框架。后来加入的有邵林翔是行政总裁，赵泳翔负责客服，市场部门的团队长某、田某3、陈某4等，由马某1领导。公司对外宣称广告来源于“百度”、“58同城”等是为了取得会员信任、吸引会员加入，广告是从网站导出的，公司用战国辉或战国辉亲属的银行卡给会员返利，其推广“赚多多”平台，并发展尹涛作为下线注册成为会员等情况。（4）同案人马某1的供述，“赚多多”是福瑞堂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旗下平台，2018年6、7月创立，其于2018年7月去公司平台框架已经形成，负责平台创建的是战国辉和姜某，高某1、刘某8也在公司中，其主要负责公司的行政工作，负责会员登记、会员接待，平台主要经营广告宣传，在专门的广告机上浏览广告，可以获得利润，同时推广“赚多多”平台也可以赚钱，公司法人是战国辉。“赚多多”平台盈利模式分为设备自主盈利即浏览广告获利、市场推广佣金、广告推广分润、团队建设奖励等。其用自己的信息注册了两个“赚多多”平台账号，平台的最上层是测试号，其是“赚多多”平台的第一个注册会员，没有上级会员，这个账号由其及姜某、赵某3共同操作，盈利约定三人平分，其账户下级是赵某3，赵某3账户下级是吴春种，吴春种账户下级是鞠某、王某9，其还用吴春种、吴某、马某5、翟德凤、李某7、马士正等亲戚朋友的信息注册信息，由他们自己操作等情况。本院认为，被告人张某以推销商品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的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依据，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其行为符合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构成要件，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应予刑罚。潍坊市潍城区人民检察院指控的罪名成立。被告人张某犯罪情节严重，应在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幅度内量刑。鉴于被告人张某归案后如实供述基本犯罪事实，可依法对被告人张某从轻处罚。被告人张某的辩护人提出的被告人张某系自首，且下线人数应为100余人的辩护意见，与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被告人张某及其辩护人提出的被告人张某系从犯的辩解、辩护意见，于法无据，本院亦不予采纳。被告人张某的辩护人提出其他与查明事实相符的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张某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6月19日起，至2024年8月18日止。罚金于判决生效后两个月内一次性缴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 判 长  宋世强人民陪审员  李和友人民陪审员  洪德江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六日书 记 员  胡伟艳（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规定：组织、领导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传销活动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2、《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3、《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4、《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五十三条规定：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者分期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等原因缴纳确实有困难的，经人民法院裁定，可以延期缴纳、酌情减少或者免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