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6民终223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耿同根，男，1983年12月8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庆甫，枣阳市吴店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湖北黄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樊汉明，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柳明，男，该公司防损处处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尹志刚，湖北文赤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耿同根因与被上诉人湖北黄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黄商集团）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枣阳市人民法院（2020）鄂0683民初13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耿同根上诉请求：1.二审人民法院依法撤销枣阳市人民法院（2020）鄂0683民初1378号民事判决书的判决，并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系买卖合同关系，其认定事实错误。其情况是：该公司职员徐玉涛通过刘建峰的介绍，请上诉人帮忙联系购买额温抢。后来便联系到马文凤那里。期间，因马文凤一直未给发货，该公司联系人刘建峰打电话叫上诉人联系马文凤，让她将货款转给一个叫杨政中的人给他们供货。后来马文凤便将货款转给了杨政中。上诉人和马文凤都不认识杨政中，也没有任何联系，而杨政中又是被上诉人直接联系的供货人，以此，当货款转给了杨政中后，被上诉人与杨政中即已形成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且原审毫无任何依据地认定上诉人与其形成买卖合同关系，系认定事实错误。二、原审判决书中所述“被告耿同耿答辩称：……马文凤又联系杨政中购货，后来杨政中也没有购买到货物”。且上诉人在答辩中根本未作此答辩内容，故此，并致认定事实错误。三、原审认定：“徐玉涛与耿同根通过微信联系后，约定由耿同根向徐玉涛提供额温枪600把，单价每把280元，款到当日发货”。与事实不符，上诉人从来也没有与徐玉涛进行过这些约定。当时，上诉人也只是作为中间联系人，从中协调被上诉人与马文凤之间的买卖交易，并不是实际的供货方。四、原审认定：“……耿同根联系杨政中通过支付宝转账向原告退还50000元”认定事实错误，杨政中是直接向被上诉人退款的，不是上诉人联系的，因上诉人根本不认识杨政中，该认定并没有事实依据。五、原审判决“其与刘建峰、马文凤、杨政中之间的合同关系属另一个法律关系，应另行解决”的判定，无事实依据。上诉人只是中间介绍人，与他们都不存在任何合同关系。六、原审认定“后耿同根因故未能向原告提供所需货物，经双方协商一致，同意解除合同并退还支付的货款”与事实不符。在原审中，被上诉人也是清楚地知道上诉人只是给联系货源的，并已联系到马文凤那里，期间，也是因被上诉人的联系人刘建峰又联系到杨政中，受其安排，并已将货款又转到杨政中处的，以此应由杨政中向其负责提供货物。且认定上诉人未能向其提供所需货物与事实不符。综上，原审原判认定事实不清，其判不正确，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查清事实，结合本案的实际，作出公正、合理、合法的判决。黄商集团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判决结果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驳回。黄商集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耿同根返还货款一十二万元整；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耿同根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20年2月3日，黄商集团因疫情防控需要，急需采购一批额温枪。黄商集团综超事业部工作人员徐玉涛通过刘建峰介绍，联系到耿同根。徐玉涛与耿同根通过微信联系后，约定由耿同根向徐玉涛提供额温枪600把，单价每把280元，款到当日发货。当日，黄商集团的职员余芳按照耿同根提供的身份证及银行卡，通过手机网银向耿同根的银行账户转账16.8万元。同年2月7日，经徐玉涛与耿同根微信联系，耿同根提出因原材料上涨，致额温枪涨价，需要420元一把。黄商集团同意后将订单调整为500把，又于同年2月8日通过余芳的手机网银向耿同根的银行账户转账4.2万元，二次共计向耿同根支付款项21万元。后耿同根因故未能向黄商集团提供所需货物，经双方协商一致，同意解除合同并退还支付的货款。耿同根分别于2020年2月21日、2020年3月3日通过微信向黄商集团工作人员徐玉涛、余芳退还款项30000元、10000元共计40000元，耿同根联系杨政中通过支付宝转账向黄商集团退还50000元，共计退还货款9万元。剩余12万元货款经黄商集团多次催要，耿同根以种种理由拖延未予返还，故引起纠纷。黄商集团于2020年4月16日来院起诉，提出上述诉请。上述认定的事实有黄商集团举证的银行转账记录、电子回单、微信聊天记录、开庭审理笔录等证据在卷予以证实。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因本案当事人之间系口头合同，双方对合同的标的、数量、价款、履行期限等合同基本内容无争议，双方争议的焦点为合同的出卖方是否系本案耿同根？黄商集团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黄商集团的工作人员徐玉涛通过微信向耿同根发出购买额温枪的要约，耿同根作出承诺，双方就价款及交付期限达成了一致的意思表示，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即成立。且黄商集团向耿同根履行了交付价款的合同义务，耿同根接收了价款，后又向黄商集团退还了部分货款，其以自身的行为印证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综上，耿同根符合买卖合同中出卖方的法律特征，其与黄商集团之间的买卖合同成立并生效，应当向黄商集团承担合同责任。鉴于双方之间已就解除合同、退还货款达成一致意见，耿同根应当履行退还剩余货款的后续合同义务。故黄商集团诉请成立，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当事人约定由第三人向债权人履行债务的，第三人不履行或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债务人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故耿同根辩称黄商集团应向他人主张权利的观点于法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其与刘建峰、马文凤、杨政中之间的合同关系属另一法律关系，应另案解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十五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五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之规定，判决：被告耿同根返还原告湖北黄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货款1200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付清。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50元，由耿同根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交纳。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二审中，耿同根提交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对象为杨政中是黄商集团联系的供货人。黄商集团的质证意见为，有异议，不属于新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的证明目的，上诉人说的都不是客观事实。本院认为，该证据不足以证实耿同根的主张成立，故本院对该证据依法不予认定。本院查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一审法院认为，耿同根与黄商集团之间的买卖合同成立并生效，耿同根应当向黄商集团承担合同责任，耿同根应当履行退还剩余货款的后续合同义务，其具体理由是，因本案当事人之间系口头合同，双方对合同的标的、数量、价款、履行期限等合同基本内容无争议，双方争议的焦点为合同的出卖方是否系本案耿同根？黄商集团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黄商集团的工作人员徐玉涛通过微信向耿同根发出购买额温枪的要约，耿同根作出承诺，双方就价款及交付期限达成了一致的意思表示，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即成立，且黄商集团向耿同根履行了交付价款的合同义务，耿同根接收了价款，后又向黄商集团退还了部分货款，其以自身的行为印证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综上，耿同根符合买卖合同中出卖方的法律特征，其与黄商集团之间的买卖合同成立并生效，应当向黄商集团承担合同责任，鉴于双方之间已就解除合同、退还货款达成一致意见，耿同根应当履行退还剩余货款的后续合同义务。本院认为，一审法院的上述裁判意见说理充分，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依法予以维持。耿同根上诉提出，原审判决认定耿同根与黄商集团系买卖合同关系，其认定事实错误，黄商集团与杨政中已形成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原审认定“徐玉涛与耿同根通过微信联系后，约定由耿同根向徐玉涛提供额温枪600把，单价每把280元，款到当日发货”与事实不符，耿同根只是中间联系人，并不是实际的供货方，原审认定耿同根联系杨政中通过支付宝转账向黄商集团退还50000元没有事实依据，原审判决“其与刘建峰、马文凤、杨政中之间的合同关系属另一个法律关系，应另行解决”的判定，无事实依据，耿同根只是中间介绍人，与他们都不存在任何合同关系，原审认定“后耿同根因故未能向原告提供所需货物，经双方协商一致，同意解除合同并退还支付的货款”与事实不符，该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对耿同根的上诉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耿同根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50元，由耿同根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守军审判员  张 杨审判员  刘媛媛二〇二〇年九月七日书记员  康宁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