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6民终239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汤东穆，男，1974年1月1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泵林，男，1968年12月5日出生，住福建省南靖县，由漳州市丰田超限运输检测站推荐。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漳州市汇弘达轮胎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弘达公司”），住所地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石亭镇景清小区9幢7-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602567341527T。 法定代表人：林辉龙，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颖瑜，福建闽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游东臻，福建闽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汤东穆因与被上诉人汇弘达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2020）闽0602民初30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汤东穆上诉请求：1、撤销（2020）闽0602民初3069号民事判决，改判汤东穆少支付汇弘达公司货款63640元；2、本案一审部分诉讼费、二审诉讼费由汇弘达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审对汤东穆支付给汇弘达公司的三笔款项不予以抵扣本案货款，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1、对汤东穆支付的50000元和1640元两笔款项，原审全部采信汇弘达公司的微信聊天记录和语音，汤东穆对此提出异议。汇弘达公司在举证期满第一次开庭后又提供的证据（公司收据、公司日记账、银行流水）没办法佐证微信中聊天记录和语音的关联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手机存储、微博等网络应用服务的通信信息，如果存在疑点又无其他证据证明，不能作为定案依据。2、汇弘达公司提供的2019年4月6日13时37分微信聊天记录拍照内容显示“3月18日78600元、3月21日7180元、3月25日1700元，合计102780元，4月1日转50000元，余欠52780元”。微信中拍照的销售单是汤东穆与漳州市万申轮胎有限公司（当时汇弘达公司法定代表人林辉龙是该公司的业务员）的货物买卖关系，况且“余欠52780元”与“2019年3月8日的51220元欠条”不吻合，双方自2019年3月8日起就没有货物买卖关系，汇弘达公司认为还存在买卖关系应当提供其他货单加以佐证，否则汤东穆于2019年4月1日支付给汇弘达公司的50000元依法应当抵扣2019年3月8日的欠条中的货款。3、关于2019年7月13日汤东穆支付给汇弘达公司的1640元的争议，汇弘达公司提供的公司日记账里无记账“1640元货款账单”，因此汤东穆主张该款项系尚欠的轮胎款项的可信度较高，该款项应抵扣2019年7月9日欠条的货款。4、关于2019年10月22日，汤东穆支付给汇弘达公司的12000元的争议，结合汇弘达公司的诉状及公司日记账里无记账“2019年10月22日的12000元货款账单”，因此，汇弘达公司无法证明“2019年10月22日的12000元”与“2019年10月29日的12000元”系同一笔货款，汤东穆以转账还是现金方式支付2019年10月29日的12000元并不影响对事实的认定，该款项应抵扣2019年7月9日欠条中的货款。 汇弘达公司辩称，原判决法律适用正确，事实查明清楚，应予维持。具体如下：1、关于争议的“5万元款项”。根据现有证据可以显示，汤东穆主张的50000元款项已在另外的欠款中抵扣，并且另外的欠款抵扣50000元之后，合计欠款59580元（见2019年4月6日13:37的聊天记录），合计的59580元再由其他项目合计欠款65440元（见2019年5月28日11:58和2019年6月13日16:47的聊天记录）和汇弘达公司的第二张欠条金额一致。因此汤东穆主张的50000元款项不应在本案中抵扣。2、关于争议的“1640元款项”。根据汇弘达公司提供的证据，汤东穆通过微信转账1640元后，马上通过微信发了“2条”，根据双方的业务关系可知该笔款项是汤东穆向汇弘达公司购买两条轮胎的价格，和汤东穆主张的还款不一致，因此该笔款项不应在本案中抵扣。3、关于争议的“12000元款项”。2019年10月29日汤东穆并未向汇弘达公司支付12000元，而且2019年10月22日至2019年10月29日的实际流水和做账中仅存在一笔12000元的数目，结合财务做账习惯，汇弘达公司主张2019年10月22日的12000元因财务做账的时间差，导致做成2019年10月29日的说法更为符合事实，理应采信，因此该笔款项不应在本案中抵扣。 汇弘达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汤东穆偿还货款103460元，并从2019年7月9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月利率20‰计付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汤东穆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1、2019年3月8日，汤东穆向汇弘达公司出具一张欠条，载明“兹欠（漳州市汇弘达轮胎贸易有限公司）货款人民币51220元。若因本欠条而引发纠纷，欠款人需每月按欠款的20‰计算利息并且同意由债权人户籍所在地法院管辖。”汤东穆在该欠条空白处注明“2019.2.13￥16700，2.15￥22100，2.18￥12420”。 2019年7月9日，汤东穆向汇弘达出具一张欠条，载明“兹欠（漳州市汇弘达轮胎贸易有限公司）货款人民币65440元。如因本欠条而引发纠纷，欠款人需每月按欠款的20‰计算利息并且同意由债权人户籍所在地法院管辖。” 2、汇弘达公司提供其公司法定代表人林辉龙与汤东穆的微信聊天记录，欲以此证明汤东穆承认尚欠货款金额为两张欠条总金额扣去12000元。汤东穆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其认为，汤东穆回答“知道”只是知道两张欠条，并没有核实具体的尚欠金额。 该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20年1月23日11时40分，林辉龙通过微信将案涉两张欠条拍给汤东穆，林辉龙语音内容为“反正两张欠条扣去12000元，剩下就是你欠我的”，并发文字“有多少赶紧先转过来”，汤东穆回答“知道”，林辉龙继续说“你现在总的还差104660元，你赶紧弄”。 3、汤东穆提供一份中国民生银行电子银行业务回单，欲以此证明其于2019年4月1日向汇弘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林辉龙转账50000元，用于偿还落款日期为2019年3月8日的欠条所载货款。汇弘达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其主张汤东穆该50000元货款是用于支付其他货款，与本案无关，对此，汇弘达公司提供一份林辉龙与汤东穆的微信聊天记录，欲以此证明2019年4月6日，汇弘达公司通过微信将提货情况拍给汤东穆看，汤东穆分别于2019年3月18日提货78600元、2019年3月21日提货7180元、2019年3月25日提货17000元，合计102780元，汤东穆于2019年4月1日转给汇弘达公司的50000元，是用于偿付上述货款，汤东穆主张的50000元与本案无关。 该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9年4月6日13时37分，林辉龙通过微信将货款情况拍照发给汤东穆，该拍照内容显示“3月18日78600元、3月21日7180元、3月25日17000元，合计102780元，4月1日转50000元，余欠52780元”，汤东穆回答“知道”。汤东穆对汇弘达公司提供的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其对汇弘达公司的证明内容不予认可，其仍主张该50000元是用于偿还2019年3月8日欠条所载欠款。 4、汤东穆提供一份其与汇弘达公司法定代表人林辉龙的微信聊天记录，欲以此证明汤东穆分别于2019年7月13日、2019年10月22日通过微信转账给林辉龙1640元、12000元，用于偿还落款日期为2019年7月9日的欠条所载欠款。汇弘达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其认为该1640元是汤东穆买两条现货支付的货款，与本案无关，该12000元货款与汇弘达公司主张的汤东穆于2019年10月29日偿还12000元是同一笔。对此，汤东穆主张该1640元是双方在2019年4月1日至2019年7月9日之间的买卖过程中，经盘点，汇弘达公司少给汤东穆两条货，所以汤东穆才又支付给汇弘达公司1640元，应从65440元货款中予以抵扣。 该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9年7月13日，汤东穆转账给林辉龙1640元并附言“2条”。 5、汤东穆提供一份其与汇弘达公司法定代表人林辉龙的于2019年6月13日的微信聊天记录，欲以此证明案涉落款日期为2019年7月9日的欠款实际上是双方于2019年6月13日前货款结欠的欠条，且系汤东穆与林辉龙之间的买卖关系，汇弘达公司主体不适格。汇弘达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其认为林辉龙的行为代表公司，是公司行为。 6.诉讼过程中，经一审法院询问，汤东穆承认案涉两张《欠条》上的手写文字均系其本人书写，对于汤东穆主张的2019年10月29日还款12000元，汤东穆于答辩状陈述系“转账”，于庭审询问时陈述系“现金支付”。 经一审法院询问，汇弘达公司陈述其于起诉状所述的“2019年10月29日转账12000元”指的是“微信转账”，与汤东穆所主张的“2019年10月22日转账12000元”是同一笔，因做账时间差导致2019年10月29日才登记，所以汇弘达公司于起诉状陈述“2019年10月29日转账12000元”。对此，汇弘达公司提供了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微信账单记录、公司收据、公司日记账、银行流水，欲以此证明汇弘达公司于2019年10月29日并没有收到汤东穆的转账12000元。汤东穆主张汇弘达公司上述证据系逾期提交的证据，不应采纳，其附条件质证认为，微信账单记录的真实性无异议，微信记录上的其他转账与本案无关。汤东穆对汇弘达公司提供的公司收据、公司日记账的真实性有异议，其认为该两份证据均由汇弘达公司单方出具，公司收据上还存在部分涂改，证据无效。银行流水不能体现是汇弘达公司账户的流水，无法证明汇弘达公司的主张。 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争议焦点为：1、汤东穆于2019年4月1日向汇弘达公司法定代表人林辉龙转账50000元，是否可用于抵扣落款日期为2019年3月8日的欠条所载欠款；2、汤东穆于2019年7月13日向汇弘达公司法定代表人林辉龙转账1640元是否可用于抵扣落款日期为2019年7月9日的欠条所载货款；3、汤东穆主张的2019年10月29日还款12000元是否属实，该12000元与2019年10月22日的12000元是否为同一笔还款。 对此，一审法院作出如下分析评判： 1、关于争议的“5万元款项”。汤东穆提供一份2019年4月1日的电子银行业务回单予以证明，汇弘达公司对此不予认可并提供一份2019年4月6日的微信聊天记录予以反驳，汤东穆对汇弘达公司提供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根据微信聊天记录显示，汤东穆主张的50000元款项确已在另外的欠款中抵扣，汤东穆仍主张该50000元款项应在本案欠款中抵扣，缺乏依据，不予采信。 2、关于争议的“1640元款项”。汤东穆主张该1640元款项系双方经盘点发现2019年4月1日至2019年7月9日之间的买卖过程中汇弘达公司少给汤东穆两条货，所以汤东穆才又于2019年7月13日支付给汇弘达公司1640元，应从65440元货款中予以抵扣，汤东穆该说法不符合交易习惯，汇弘达公司关于“现货”付款的说法更符合常理，故对汤东穆的主张，不予采信。 3、关于争议的“12000元款项”。汤东穆主张其于2019年10月22日归还12000元并提供了微信转账证据，汇弘达公司对该微信证据真实性无异议，故该12000元款项应从落款日期为2019年7月9日的欠条所载欠款中抵扣。关于汤东穆是否于“2019年10月29日”偿还汇弘达公司12000元的问题。汤东穆辩称其于2019年10月29日转账12000元，但其在开庭询问时陈述该12000元系现金支付，且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汤东穆主张汇弘达公司在起诉状中对2019年10月29日还款12000元构成自认，汇弘达公司对此作出解释并提供微信账单记录等证据证明其于2019年10月29日确未收到汤东穆的转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二十九条规定，汇弘达公司对其在起诉状中陈述的事实提出不同意见，有说明理由并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经审查，汇弘达公司关于起诉状所载“2019年10月29日转账12000元”与2019年10月22日汤东穆转账给汇弘达公司的12000元系同一笔款项的意见合理有据，汤东穆关于其于2019年10月29日还款12000元给汇弘达公司的陈述前后矛盾且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一审法院结合当事人的陈述、诉讼能力、证据和案件的具体情况进行审查后认为，汤东穆关于其于2019年10月29日偿还汇弘达公司12000元的主张缺乏依据，故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为，汇弘达公司提供的《欠条》可以证明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依法成立，受法律保护。汤东穆应偿还汇弘达公司货款103460元。汤东穆辩称本案实际上是其与汇弘达公司法定代表人林辉龙的买卖合同关系，汇弘达公司主体不适格，该主张缺乏依据，不予采纳。根据《欠条》的约定，“若因本欠条而引发纠纷，欠款人需每月按欠款的20‰计算利息”，故汇弘达公司主张利息合法有据，汇弘达公司以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方式主张权利，汤东穆应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还清款项之日止按月利率20‰计付利息。汤东穆辩称双方未因本案欠条引发纠纷，故汇弘达公司利息的诉求不应支持，该主张缺乏依据，不予采纳。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判决：一、汤东穆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汇弘达公司货款103460元，并自2020年4月17日起至实际还清款项之日止按月利率20‰计付利息；二、驳回汇弘达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769.2元，减半收取计1384.6元，由被告汤东穆负担。 案经本院审理，对一审认定的事实，汤东穆认为，一审认定的“被告分别于2019年3月18日提货78600元、2019年3月21日提货7180元、2019年3月25日提货17000元，合计102780元，”系林辉龙作为漳州市万申轮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申公司”）的业务员与汤东穆代表惠龙公司发生的买卖，并非本案的买卖货款。惠龙公司系汤东穆妻子的公司。其余没有异议。汇弘达公司对一审认定的事实没有异议。 本院认为，对一审认定的事实，双方无异议的部分本院予以确认，有异议的部分结合争议焦点的分析进行认定。 二审期间，双方对于以下事实没有争议：2019年3月8日汤东穆出具欠条结欠汇弘达公司货款51220元；2019年7月9日汤东穆出具欠条结欠汇弘达公司货款65440元；2019年10月22日汤东穆微信转账还款12000元；2019年10月10日汤东穆退轮胎，货款1200元。 二审期间，汤东穆提供证据如下：1、万申公司销售单，证明：2019年3年18日交易的78600元，2019年3月21日交易的7180元；2019年3月25日交易的17000元，系林辉龙代表万申公司与惠龙公司所做的买卖，并非本案的买卖货款，原审认定的事实有误。2、汤东穆与林辉龙的微信转账共五笔，证明：汤东穆另外支付林辉龙货款合计47000元。 汇弘达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有异议，该材料没有原件核对，无法核实真实性，且没有万申公司盖章。汤东穆的陈述与一审也存在矛盾，其在微信中确认了借贷事实，二审时汤东穆提出的观点不应予以采信。汤东穆二审提出万申公司系在混淆本案主体，该主张应予驳回。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微信的头像及备注内容与一审中林辉龙的头像不一致，该微信不代表汇弘达公司。且微信聊天记录仅是对货款及买卖的描述，没有还款的描述。 本院认为，汤东穆提供的证据1销售单无原件核对，真实性无法确认；证据2聊天记录的对象“万申轮胎林辉龙”，与本案主体不符，且无其他证据佐证聊天记录所体现的往来款项系支付本案欠款，因此该份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予确认。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汤东穆尚欠汇弘达公司的货款数额是多少。具体包括：1、2019年4月1日汤东穆转账给汇弘达公司法定代表人林辉龙的50000元是否用于归还本案欠款？2、2019年7月13日汤东穆微信转账给林辉龙的1640元是否应抵扣欠款？3、汤东穆是否于2019年10月29日还了12000元欠款？对此，本院分析、认定如下： 1、关于2019年4月1日汤东穆转账给汇弘达公司法定代表人林辉龙的50000元是否用于归还本案欠款的问题。汤东穆主张其于2019年4月1日转账给林辉龙的50000元系偿还2019年3月8日欠条的欠款。汇弘达公司认为该50000元系偿还其他欠款，并提供了2019年4月6日下午13时37分的微信聊天记录为证，该聊天记录显示，在其他欠款的核算过程中确有一笔4月1日的50000元还款。汤东穆二审时主张该聊天记录体现的买卖关系非本案买卖关系，综合本案一、二审双方提供的证据及陈述，可以确认除本案外，汤东穆与林辉龙之间确实存在其他钱款往来，在此情况下，汤东穆作为主张已还款的一方，应提供证据证明该50000元系偿还本案欠款，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故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因此，汤东穆主张该50000元系偿还本案欠款依据不足，不予支持。 2、关于2019年7月13日汤东穆微信转账给林辉龙的1640元是否应抵扣欠款的问题。汤东穆主张因汇弘达公司在之前的买卖中少给两条货，所以其才于2019年7月13日支付汇弘达公司1640元，该款项已包含在2019年7月9日的欠条款项之中。本院认为，汤东穆在认为该款项已包含在已结算的欠条款项中的情况下，又重复支付货款，与交易习惯及常理不符，故其主张该款项应抵扣欠款依据不足，不予支持。 3、关于汤东穆是否于2019年10月29日还了12000元欠款的问题。汤东穆在其一审答辩状中称2019年10月29日转账支付还款12000元，后又称系现金支付，但均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其主张于2019年10月29日偿还欠款12000元依据不足，不予支持。 综上，汤东穆尚欠汇弘达公司的货款应为51220元+65440元-12000元-1200元=103460元。汤东穆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可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91元，由上诉人汤东穆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孟庆彩 审 判 员 戴 旭 审 判 员 王梓聪 二〇二〇年九月七日 法官助理 施清杭 书 记 员 曾晓宇 执行申请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