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8民终150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大建，住淮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浪，住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金波，住淮安区。原审第三人：夏高，住淮安市淮安区。原审第三人：仇桂勇，住淮安市淮安区。原审第三人：蒋文明，住淮安市淮安区。原审第三人：陈坚，住淮安市淮安区。原审第三人：郭晓明，住淮安市淮安区。原审第三人：谷正军，住淮安市淮安区。上诉人周大建因与被上诉人徐金波及原审第三人夏高、仇桂勇、蒋文明、陈坚、郭晓明、谷正军合伙纠纷一案，不服淮安市淮安区人民法院（2019）苏0803民初24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6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大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有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之间不存在合伙关系，上诉人入伙无效，上诉人转给被上诉人徐金波的18万元，被上诉人应予退还。1、一审判决书第3页认定上诉人提出入伙，经协商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不属实；2、一审判决书第4页，股东一致决定用周大建新入伙出资的18万元购买厦门金龙新车一辆用于客运，周大建参与合伙经营管理不属实；3、一审采信夏高、蒋文明部分合伙人口头证言认定合伙关系是不可信的，因为两个第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很大的利益关系，如果证明是合伙关系，两个第三人就可以分得这18万元部分款项。徐金波答辩称,1、我们之间是合伙关系；2、上诉人给我18万元是用于合伙买车的，当时也未说好买新车还是买旧车，18万元是他入伙的投资款；3、原审第三人夏高、蒋文明所述是事实。郭晓明答辩称，1、上诉人周大建和我们不是合伙关系；2、上诉人出18万元买车的事情我不知道；3、原审第三人夏高、蒋文明一审出庭证言不属实，没有人和我说周大建合伙的事情，买车的事情更没有人跟我说。谷正军答辩称：1、上诉人周大建和我们不是合伙关系；2、上诉人出18万元买车的事情我不知道；3、夏高、蒋文明一审出庭证言不属实，没有人和我说周大建合伙的事情，买车的事情更没有人跟我说。夏高未予答辩。仇桂勇未予答辩。蒋文明未予答辩。周大建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双方委托合同，被告归还原告18万元，并按照年息6%支付资金占用利息，从2016年11月9日起算至还清本息为止；2、被告承担诉讼费。审理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判令原、被告之间不成立合伙关系，原告入伙无效；被告归还原告18万元，并按照年息6%支付资金占用利息，从2016年11月9日起算至还清本息为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主张其给付被告18万元，口头委托被告购买车辆，并待购车后协商合伙事宜，后并未合伙。被告认可收到原告18万元，但认为该款项系原告入伙的出资款。被告原和陈坚、夏高、蒋文明、谷正军、郭小明等6人合伙营运客车业务，后原告提出入伙，经协商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原告入伙，包括原告和被告在内共计7个合伙人，被告占有两个合伙份额，原告出资18万元，每个合伙份额盈利平均分摊，但未与原告及其他合伙人重新签订书面合伙协议，合伙人将依维柯苏Ｄ×××××号车辆（原告入伙前的原合伙人所有）交由原告用于合伙事务，且原告已两次分得合伙利润（第一次为6740元，第二次转账为2600元）。在2019年原告两次参与全体合伙人会议商讨合伙经营事宜。提供合伙情况说明（大概内容为徐金波、夏高、蒋文明、谷正军、陈坚、郭晓明6人股东自愿合伙经营，后周大建要求入伙，股东一致决定用周大建新入伙出资的18万元购买厦门金龙新车一辆用于客运。周大建参与合伙经营管理。2016年11月周大建开常州牌照依维柯负责将博里早晨乘客接到流均到南京的大客车上。2017年春节前每股东包括周大建分得合伙经营收入6740元，2018年春节前周大建又分得经营收入2600元。2019年大年初一周大建还打电话给七个股东要求开会商讨合伙经营事务。合伙人签名：陈坚、蒋文明、徐金波、谷正军、仇桂勇、夏高。2019年6月1日）、微信软件聊天截图。第三人夏高、蒋文明对被告陈述无异议，认可被告陈述的商讨开会事实，合伙情况中是本人签字。第三人仇桂勇陈述其在原告周大建之后入伙，对之前的情况不清楚，认可被告陈述的商讨开会事实，合伙情况中是本人签字。原告对被告等6人原合伙情况无异议，但认为情况说明并非所有合伙人签字，对真实性不认可。微信记录真实性无异议，但原告并未在记录中明确是合伙关系，6740元是2017年春节分红的，是原告从被告处接手用于经营，但是依维柯保险费用和修车钱一直是原告交，被告没有认账，2600元被告分给我,我不同意要，垫付钱还欠着，2018年7月原告从微信里拿了2600元。2019年初，合伙人开会事实，原告去是向被告要钱，第二次会议是原告主动打电话给被告及第三人集中开会，主要是要18万元，第三人作证，不是商讨合伙经营事宜。经质证，确认下列事实：2016年11月之前，被告及第三人夏高、蒋文明、陈坚、郭晓明、谷正军合伙经营赣Ｄ×××××、赣Ｇ×××××跑博里、流均至南京大巴，苏Ｄ×××××依维柯在淮安接送客人，苏Ａ×××××面包车在南京接送客，合伙为七个份额，被告占有两个合伙份额，其他合伙人各占一个合伙份额。2016年11月，经原告与被告及第三人夏高、蒋文明、陈坚、郭晓明、谷正军协商，原告出资18万元加入合伙占一个份额，合伙增加一个合伙份额共计为八个份额，合伙人口头约定合伙事宜，未签订书面协议。2016年11月9日，原告将18万元交被告，合伙人将苏Ｄ×××××依维柯交原告在淮安接送客人并负责该车运营，该车一直由原告占有和运营。经合伙人决定，2017年初，合伙组织用18万元和贷款新买的苏Ａ×××××号大客车用于跑旅游。后合伙人二次分红，原告先后收取分红款6740元和2600元。2017年8月前后，被告徐金波将合伙一份额转让给第三人仇桂勇，原告及其他合伙人均无异议，未签订新的合伙协议。2019年初，原告与被告等合伙人就合伙发生矛盾，合伙人先后二次开会讨论合伙事宜，均无书面决议。现合伙人没有散伙。一审法院认为，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合伙人投入的财产，由合伙人统一管理和使用。合伙经营积累的财产，归合伙人共有。在合伙经营过程中增加合伙人，书面协议未约定的，须经全体合伙人同意，未经全体合伙人同意的，应当认定入伙无效。未起字号的个人合伙，合伙人在民事诉讼中为共同诉讼人。被告及第三人夏高、蒋文明、陈坚、郭晓明、谷正军合伙经营博里、流均至南京大巴客运业务(合伙为七个份额，被告占有两个合伙份额)，经被告及第三人夏高、蒋文明、陈坚、郭晓明、谷正军同意，原告出资18万元为一个份额加入合伙（合伙增加一个合伙份额为八个份额，被告占有两个合伙份额，其他合伙人各占一个合伙份额），虽无书面合伙协议，因被告及第三人夏高、蒋文明、陈坚、郭晓明、谷正军均认可原告出资加入合伙，苏Ｄ×××××依维柯交原告用于合伙事务和运营，合伙人二次分红，原告先后收取分红款6740元和2600元，2019年初，合伙人先后二次开会讨论合伙事宜，充分证明原告加入合伙组织并参加合伙经营，故原告加入合伙口头协议合法有效。后被告将合伙中的一个份额转让给仇桂勇，其他合伙人均无异议，八人合伙口头协议亦合法有效，后八人共同合伙经营车辆客运。原告主张原、被告之间不成立合伙关系，原告入伙无效，因原告系出资18万元加入被告及第三人夏高、蒋文明、陈坚、郭晓明、谷正军合伙经营博里、流均至南京大巴客运业务合伙，并非与被告之间合伙，其主张加入合伙未得到被告之外的其他合伙人同意，与事实不符，原告该主张无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原告要求被告归还18万元，并按照年息6%支付资金占用利息，因18万元系原告加入合伙的出资款，加入合伙后，该款为合伙人统一管理和使用，原告已丧失该款所有权，原告按合伙协议享有合伙人的权利和承担义务；原告主张被告返还18万元无事实依据，原告亦无权要求合伙人返还18万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5条、第51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周大建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980元（原告已预交3980元），由原告周大建负担。二审审理中，被上诉人徐金波陈述，大约2016年10月份，我与蒋文明、郭晓明、谷正军四个人经营淮安市淮安区博里镇到南京的客运班车，四人合伙买了一辆申龙大客车，郭晓明只出钱不出力，在外面做生意，谷正军、蒋文明还有我都是开大客车也带售票。开车的每天当日结算一次驾驶员工资（160元/天），谁售票谁发钱，郭晓明不在车上就没有工资。后来夏高、陈坚、我又合伙买了辆申沃大客车、长安面包车，跑流均到南京的线路。2016年11月份左右周大建说要入伙，我说入伙有风险，你需要投资买一辆厦门金龙大客车增加运营收入，购车款是周大建付首付，剩下做贷款，贷款从车辆营业额中扣除，我跟其他合伙人说八个人合伙再买一辆厦门金龙大客车，只是没有跟郭晓明讲，郭晓明在外做生意，以后就是八个人合伙（从2016年年底新车购买回来），营运中的大客车一共三辆。从2016年年底到2019年年底分红就分过两次，2017年年初一次，2018年初一次，总共每人分8000多元。两次分红都是我们8人一起结算后分现金的，没有签字。我到2017年3月因生病就没有再跟车，车上由谷正军、蒋文明、仇桂勇三人负责，一直到2019年年三十晚上都是他们三个人负责。春节过后到现在因疫情就没有营业，也没有结算，车辆在郭晓明处。周大建陈述：徐金波所述不属实，18万元不是合伙钱，是我给徐金波用于购买二手车合伙的，但是徐金波没有买二手车，买了一辆新车，新车我就不认可是我出钱合伙的，我就跟徐金波要钱了。徐金波所述分两次红8000多元数额是事实（第一次6000多元我拿着的，第二次2000多元当时我没有要），第一次拿6000多元，我不认可是分红钱，是我垫付的车辆维修费，拿6000多元后，我就找徐金波要钱的，后来我也一直盯着他要。我不承认这是分红钱，我还有垫资款徐金波没有给我。2019年春节时我打电话让所有人跟徐金波要钱。原审第三人郭小明陈述：我是2018年知道周大建入伙的，有一次跟车周大建也在车上，周大建跟我说的。2016年年底我在外地，他们怎么商量周大建入伙的事情我不知道。博里车和流均车是两帮人，我是跑博里车的，算2017年年三十分过红，算2018年年初分红，一年才分2000多元，我没要钱。原审第三人仇桂勇陈述：2019年大年初一算账的时候，周大建到场一会就走了。原审第三人谷正军陈述：2019年大年初一算账的时候，周大建到场一会就走了。徐金波陈述，2017年大年初一算账，周大建来了一会儿就走了。原审第三人夏高一审庭中陈述：当时徐金波告诉我周大建要入伙，还出了18万元资金入伙，用于购买车辆，不存在购买二手车的情况，徐金波、周大建和第三人之间的合伙关系成立。原审第三人仇桂勇一审庭中陈述：我是后加入的，我加入时他们已经是合伙人了。原审第三人蒋文明一审庭审中陈述：周大建18万元是入的股份，当时我同意的。二审经审理除确认一审查明的事实外，另查明，被上诉人徐金波2019年6月1日起草的合伙情况说明，载明徐金波、夏高、蒋文明、谷正军、陈坚、郭小明6人经商，自愿合伙经营淮安市淮安区博里镇至南京、流均镇至南京班线的大客车客运，共七个股份，其中徐金波一人两份…，2016年周大建出资18万元用于购买厦门金龙客车一辆用于客运，从2016年开始，周大建一直开合伙体的依维柯做生意，两年多以来，没有分给其他股东一分钱收入…，2017年年底，每人分得6740元、2018年春节前，每个人又分得2640元，2019年大年初一，周大建一一打电话给七个合伙人在食堂开会，商量合伙经营事务。徐金波、陈坚、蒋文明、谷正军、仇桂勇、夏高、郭小明在该说明上签名确认。原审第三人夏高、仇桂勇、蒋文明均认可徐金波所述关于合伙及分红的事实。本院认为，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合伙人投入的财产，由合伙人统一管理和使用。合伙经营积累的财产，归合伙人共有。在合伙经营过程中增加合伙人，书面协议未约定的，须经全体合伙人同意，未经全体合伙人同意的，应当认定入伙无效。未起字号的个人合伙，合伙人在民事诉讼中为共同诉讼人。本案中，上诉人周大建、被上诉人徐金波、原审第三人夏高、仇桂勇、蒋文明、陈坚、郭晓明、谷正军之间是合伙关系。理由如下：1、2016年10月开始，徐金波、原审第三人夏高、蒋文明、陈坚、郭晓明、谷正军合伙营运淮安市淮安区博里镇、流均镇到南京的客车业务，徐金波、原审第三人夏高、蒋文明、陈坚、郭晓明、谷正军对该事实陈述一致，原审第三人仇桂勇一审时陈述其是后入伙的，其入伙前的合伙体成员是七个人；2、2016年11月份，周大建付18万元入伙，原审第三人夏高、仇桂勇、蒋文明陈述与徐金波一致，周大建主张付18万元是购买二手车入伙，但徐金波却买了新车，故其不认可入伙的事实，因周大建没有证据证明18万元是购买新车就不算其入伙，对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3、虽然郭晓明认为不知道周大建入伙的事实，但其在合伙情况说明签名，表明其认可周大建入伙的事实，其陈述不知道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以持；4、上诉人周大建与被上诉人徐金波一致认可2017年初分过红、2018年初分过红，虽然周大建当时对2018年年初分红2600元的利润不认可，但后来又从徐金波跟前拿了该笔钱；5、上诉人周大建给付18万元入伙经营客车营运2017年初第一次分红时，周大建并未要求合伙清算，表明其认可合伙分红的模式，2018年年初分红时，周大建对分红有异议，但未提出退伙清算。上诉人周大建在合伙账目未结算的情况下，只要求返还投资款不应得到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980元，由上诉人周大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加雷审 判 员 黄春丽审 判 员 孙 洁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七日法官助理 董 杰书 记 员 徐 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