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1民终617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万侯，男，1994年1月24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黔西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志阳（系刘万侯所在村委会推荐），男，1978年2月15日出生，布依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冯某2，男，1985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黔西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冯某1，女，2007年3月9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黔西县。法定代理人：冯某2（系冯某1父亲），男，1985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黔西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段元信，男，1960年7月19日出生，彝族，住贵州省黔西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沙明凤，女，1963年10月20日出生，彝族，住贵州省黔西县。以上四位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洁，贵州贵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松，男，1962年9月29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上诉人刘万侯因与被上诉人冯某2、冯某1、段元信、沙明凤、张松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2019）黔0102民初137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万侯上诉请求：1.撤销本案一审判决第一项；2.改判段娅的坠楼死亡与上诉人刘万侯无因果关系，刘万侯依法不应该承担任何赔偿责任；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书叙述内容重复、漏字、别字明显。2.一审判决认定身份、行为、因果关系的理由十分牵强。没有证据显示段娅和刘万侯之间存在特定的人身依存关系，纯属普通朋友关系，刘万侯作为共同饮酒人在不清楚段娅是否醉酒需要照顾和段娅没有发出需要照顾的意思表示的前提下对段娅不具有照顾义务，段娅的不明原因死亡与刘万侯之间没有因果关系。3.段娅与刘万侯之间没有特定的人身依存关系，段娅本身有合法的婚姻家庭，在附近有合法居住地点以及段娅没有向刘万侯发出要去刘万侯租住处的意思表示，酒后散场刘万侯与朋友刘长平先行离开，段娅在后面离开到底将去哪里刘万侯不具有预见性。4.一审判决不能主观臆断认定段娅的高坠死亡与刘万侯的照顾义务具有唯一性，具有因果关系。5.一审判决刘万侯承担段娅死亡25%的责任，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刘万侯不具有提供照顾的义务；照顾义务与段娅的死亡不具有因果关系；段娅的死亡不排除系故意高坠，责任应该由其个人完全独立承担；刘万侯家住在偏远农村，家庭经济非常困难，其不具有对段娅家属进行人道主义补助的义务和能力。6.一审判决段娅父母的抚养费分别都为45880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之规定，段娅父母为能正常劳动的成年人，一审中原告始终没有提供段娅父母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相关有效证据。7.一审适用法律推定逻辑错误。民事法律义务的产生依据，一是基于法律的规定；二是基于合同的约定；三是基于除合同约定之外的其他先前行为。本案中，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刘万侯必须履行照顾义务，也就没有违反因先前行为产生的法律义务。故刘万侯对段娅饮酒，以及段娅酒后的不明原因坠楼行为导致死亡不具有因果关系，不负有直接过错，依法不应承担任何法律和赔偿责任。冯某2、冯某1、段元信、沙明凤辩称，首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其次，针对上诉人提出的上诉理由中关于段娅与刘万侯的关系，答辩人认为，刘万侯在侦查机关做的陈述以及其他共同饮酒人的陈述已经表达得很清楚，无需再赘述。而且最重要的是，即使段娅与刘万侯只是普通朋友，刘万侯对段娅也有照顾义务，作为酒局的组织者之一刘万侯一起组织了宵夜，一起喝了大量的啤酒，此外还付了钱，在这些先行行为下，刘万侯应当对共同饮酒人尽到合理限度的安全照顾义务，如提醒、劝阻、扶助、护送等义务，但刘万侯在明知段娅大量饮酒的情况下未将段娅送回家，也未尽到照顾义务，存在明显过错，与段娅死亡结果存在客观上的因果关系，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最后，段娅父母住在农村，没有收入，是靠儿女供养，因此应当计算抚养费。张松辩称，其没有什么意见。冯某2、冯某1、段元信、沙明凤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二被告共同赔偿原告各项费用448965元（其中死亡赔偿金631840元、丧葬费31462元、被抚养人生活费184630元、精神损害赔偿金50000元，合计897932元，二被告承担50%的赔偿责任即448966元）；2.请求判决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段娅与被告刘万侯于2019年6月16日在贵阳市南明区上喝酒，后于2019年6月17日凌晨1时20分左右散场，段娅与被告刘万侯一前一后向被告刘万侯出租房走去，当被告刘万侯开门进入出租屋内并换上拖鞋后并未看见段娅进入出租屋，于是被告刘万侯出屋查看也未看见段娅，心急了便向一楼跑去，到一楼后发现段娅躺在地上嘴里冒着血，被告刘万侯就第一时间打急救电话，后经赶来的120医护人员检查段娅已经死亡，被告刘万侯便打电话报警。后被告刘万侯接受了贵阳市南明分局云关派出所的询问，被告刘万侯在询问笔录中陈述段娅与其及其他人员一共喝了大概有30多瓶雪花啤酒，且称与段娅系男女关系，并且有时候段娅也在其出租屋内过夜。2019年6月17日02时45分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到现场进行勘验，并认定案发现场6楼过道围栏高80ｃｍ未见防护栏。2019年8月12日原告冯某2向贵阳市公安局南明分局提出关于段娅高坠死亡一案的控告，经贵阳市公安局南明区分局审查认为无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故决定不予立案。并于当日作出筑南公刑不立字［2019］48号不予立案通知书。现原告以被告刘万侯未尽到照顾义务以及被告张松的出租屋不符合国家建筑规范安全标准为由，认为二被告应对段娅的死亡承担责任，故提出诉请如前。上述事实有贵阳市南明分局云关派出所询问笔录、现场勘验笔录、贵州中一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段娅居住证等相关证据材料以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卷佐证，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为，民事主体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受到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犯。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就本案而言，本案所争议的焦点有以下几点：1.段娅坠楼死亡与被告刘万侯、张松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2.被告刘万侯、张松与段娅之间过错责任如何区分。因此为了查清案件事实，现对上述争议焦点进行分述。1.关于段娅坠楼死亡与被告刘万侯、张松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根据原告所提交的关于被告刘万侯的询问笔录来看，被告刘万侯与段娅在贵阳市南明区二戈寨喝完酒散场后便一前一后回到被告刘万侯出租屋处，且被告刘万侯也认可段娅与其作为男女关系曾在其出租屋内过夜的事实，因此被告刘万侯就段娅从其居住的出租屋处坠落并致其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关于被告张松与段娅坠楼死亡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根据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公安司法鉴定中心所出具的现场勘验笔录所认定的事实即6楼过道围栏高80ｃｍ并且也未见防护栏以及根据《住宅设计规范》、《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之规定被告张松的房屋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因此被告张松就段娅坠楼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2.被告刘万侯、张松与段娅之间过错责任如何区分。段娅系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应对自己的一切行为承担责任。根据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来看，段娅与原告冯某2之间系夫妻关系并孕育一女儿即本案原告冯某1，且共同居住在贵阳市南明区。而被告刘万侯在贵阳市南明区娅与其等人一共喝了大概有30多瓶雪花啤酒，且称与段娅系男女关系，并且有时候段娅也在其出租屋内过夜的陈述。因此段娅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日常生活及休闲娱乐时，应遵循公序良俗、遵从自我性别、服从于家庭角色、服务于社会角色。更应该清楚的认识到在休闲娱乐活动中不能饮酒过量。所以段娅就此次事故的发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应承担主要责任。对于被告刘万侯的过错责任应该如何区分，被告刘万侯对于段娅去其出租屋应有预见性，因此段娅在过量饮酒后前往其出租屋时被告刘万侯应当对段娅尽到照顾义务，但是被告刘万侯却对段娅过于疏忽未尽到照顾义务，因此被告刘万侯就段娅死亡应当承担次要责任。对于被告张松的过错责任应当如何区分，被告张松作为承租房屋的所有者，其应当就房屋的安全性能尽到保障义务，但是根据现场勘验笔录来看，被告张松房屋6楼过道围墙栏高80ｃｍ未见防护栏。其修建房屋并不符合《住宅设计规范》以及《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之规定，因此被告张松就段娅死亡也应当承担相应的次要责任。综上，段娅就此次事故所造成的损失承担65%的责任，被告刘万侯就此次纠纷所造成的损失承担25%的责任，被告张松就此次纠纷所造成的损失承担10%的责任。对于被告刘万侯辩称：1.其对段娅的死亡不存在过错，因此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的辩称，从查明的事实及相关证据来看被告刘万侯并未用相应的证据证明自己完全无过错，故对此辩称，不予采信。2.对于被告刘万侯认为事发当晚一起喝酒的十人，原告只追究被告刘万侯共同饮酒和照顾的责任明显不公平的辩称，由于无证据证明段娅是因饮酒而直接导致其死亡，故对于该辩称依法不予采纳。3.对原告将被告刘万侯与本案另一被告张松列为共同侵权责任人，且共同承担50%的责任，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这一辩称。因不符合侵权责任法的相关法律规定，依法不予采纳。4.对被告刘万侯辩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经常居住地在城镇的农村居民因交通事故伤亡如何计算赔偿费用的复函》之规定，原告提供的相应证据无法证明死者段娅是在城市经商、居住，其经常居住地和主要收入来源均为城市，原告方诉求按照城镇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无相应的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原告冯某1的扶养费按照城市标准计算只凭不具有开具居住证明权限的居委会证明无法予以佐证。根据“统筹城乡社会救助体系”“改革人身损害制度，统一城乡居民赔偿标准”的要求，以及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政策框架基本构建完成，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全面建立，各地取消了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人身损害赔偿标准继续区分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将与户籍制度改革不相适应，更与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相悖离。因此，被告的上述辩称因与“统一城乡人身损害赔偿标准”的法律思想相违背，不予采纳。故，原告的赔偿标准应按照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城乡统一的原则进行。5.对于被告刘万侯认为原告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交通费、误工费等无相应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因不符合侵权责任法的相关法律规定，依法不予采纳。6.对于被告刘万侯认为段娅不排除故意高坠死亡，仅凭主管臆断推断段娅系醉酒（大量饮酒）意外死亡，并推定被告刘万侯应承担责任违背“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的辩称，对此辩称因已经在前述认定事实中进行论述，不再进行论述。被告这一辩称依法不予采信。对被告张松的辩称：1.张松对案涉事故的发生不存在过错，张松将房屋提供给被告刘万侯的行为与案涉事故不存在因果关系，张松亦对段娅不负有安全保障义务，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被告张松修建房屋并不符合《住宅设计规范》以及《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之规定，因此被告张松应对段娅的死亡存在因果关系，即被告张松对段娅的死亡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故对于被告张松这一辩称，依法不予支持。2.被告张松认为段娅对案涉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应由其承担相应的责任。因已经在前述认定事实中进行论述，故不再进行论述。对被告这一辩称依法不予采信。因此对于原告冯某2、冯某1、段元信、沙明凤诉讼请求的各项费用综合认定如下：一、对于原告主张的死亡赔偿金人民币63184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以及《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已经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的性质区分，且原告方提供段娅居住证明用以证明段娅居住在城镇，故段娅的死亡赔偿金应参照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标准进行计算。根据贵州省统计局2019年发布的《2018年贵州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8年度贵州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1592元，因此段娅的死亡赔偿金额为：31592元／年×20年＝631840元；二、对于原告主张的丧葬费人民币31462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之规定。根据贵州省统计局2018年发布的《2017年贵州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7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为：62924元／年，因此丧葬费为：62924元／年÷12月×6月＝31462元。三、对于原告主张被扶养人生活费154124元（原告冯某1扶养费为：20788元／年×6年÷2＝62364元；原告段元信扶养费为：9170元／年×20年÷4＝45880元；原告沙明凤扶养费为：9170元／年×20年÷4＝4588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根据贵州省统计局2019年发布的《2018年贵州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8年贵州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为：20788元／年，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为：9170元。原告提供南明区八公里居委会于2019年7月19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用以证明原告冯某2、冯某1从2015年5月21日至今居住其辖区，因此对于原告的抚养费的标准应按照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20788元／年进行计算，即原告冯某1扶养费为：20788元／年×6年÷2＝62364元，依法予以支持。因原告段元信与沙明凤并未居住在城镇，因此，对于原告段元信、沙明凤的抚养费标准应按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9170元进行计算，即原告段元信的扶养费为：9170元／年×20年÷4＝45880元；原告沙明凤扶养费为：9170元／年×20年÷4＝45880元。故原告这一主张，依法予以支持。四、对于原告主张的精神抚慰金人民币5000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之规定“精神损害抚慰金包括以下方式：（一）致人残疾的，为残疾赔偿金；（二）致人死亡的，为死亡赔偿金；（三）其他损害情形的精神抚慰金”，因原告已经主张死亡赔偿金，且也依法予以认定。故对于原告这一主张，依法不予支持。五、对于原告主张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交通费人民币5000元、误工费人民币25506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之规定“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虽然原告并未提供相关交通费发票予以支撑其主张，但是考虑到段娅死亡后其亲属为其办理丧葬事宜时所必要开销的交通费用，因此酌情考虑交通费费用人民币2000元。对于原告方所主张误工费人民币25506元，因原告方并未提供相关证据材料用以证明其亲属在办理段娅丧葬事宜时所造成的误工损失。因此，对于原告这一主张，实难支持。上述费用死亡赔偿金631840元、丧葬费31462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54124元、交通费2000元，共计人民币819426元。因段娅（死者）对此次事故承担65%的责任，被告刘万侯对此次事故承担25%的责任，被告张松对此次事故承担10%的责任。被告刘万侯应承担赔偿费用为：（631840元＋31462元＋154124元＋2000元）×25%＝204856.5元；被告张松应承担赔偿费用为：（631840元＋31462元＋154124元＋2000元）×10%＝81942.6元。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第四条、第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条、第八条、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判令被告刘万侯在本案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冯某2、冯某1、段元信、沙明凤支付各项赔偿费用共计人民币204856.5元；二、判令被告张松在本案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冯某2、冯某1、段元信、沙明凤支付各项赔偿费用共计人民币81942.6元；三、驳回原告冯某2、冯某1、段元信、沙明凤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017元，由被告刘万侯承担人民币1833元，被告张松承担人民币733元，原告冯某2、冯某1、段元信、沙明凤共同承担人民币1451元。本院二审期间，被上诉人冯某2、冯某1、段元信、沙明凤提交黔西县协和镇新丰村村民委员会于2020年7月14日出具的证明两份，拟证明段娅的父母即沙明凤、段元信没有收入来源，靠子女抚养，家庭生活困难，应予计算抚养费。经质证，上诉人刘万侯对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认为该证据在一审时未提交，不属于新证据，不具有证明力。被上诉人张松表示没有什么意见。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证明力在本院认为中予以阐述。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上诉人刘万侯在公安机关2019年6月17日对其所做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当时离开时我先买单后就和叫长平的男子走在前面，段娅和吉琴及吉琴的男朋友以及琴燕和她男朋友他们5人就走在后面，走到大概100米左右，我就只看见段娅一个人走过来，然后我和段娅及长平过马路，过完马路之后我和长平走在前面进梨树巷，段娅就跟在后面，具体离我们有多远也没有注意，我和长平进梨树巷之后长平就直接回家了，我走到我租住房屋楼下时当时也没有注意段娅在我后面离我多远，我就直接上楼了，在走到六楼我租住房屋门口时我停留了大概1到2分钟左右，就看见段娅上来了，当时也没有和段娅说话也没有争吵之类的，我就直接拿钥匙开门，在我开门之后进屋换鞋转身没有看到段娅进来，然后我就出屋也没有看见段娅的人，心急了就往楼下跑……当时我们一共喝了有30多瓶雪花啤酒……我和段娅是男女关系，有时候在我租住屋过夜……。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上诉人刘万侯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2.被上诉人段元信、沙明凤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是否应当得到支持。关于争议焦点1，由于共同饮酒人实施饮酒在先行为，产生一种在后的保护义务，即共饮人之间对相互的人身安全应当负有合理的注意义务，包括相互提醒、劝告、通知、协助、照顾等义务，以减少安全风险。如果共饮人疏于履行这种义务，则存在客观上的过失，应当对其他共饮人的人身损害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但这种责任又是有限的，因为共饮人的安全保障义务不能够取代饮酒人自身的安全意识和注意义务。本案中，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以及上诉人刘万侯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可知，有时候段娅会在刘万侯租住的房屋内过夜，而是在事发当天，刘万侯与死者段娅系共同饮酒人，饮酒后刘万侯亦是知道段娅跟随其一起前往其租住的房屋，基于此两点，上诉人刘万侯对死者段娅的人身安全应当负有合理的注意义务，但上诉人刘万侯当天在开门前仅是“就看见段娅上来了”，就直接拿钥匙开门，在开门进屋换鞋之后没有看到段娅，才出门寻找，故上诉人刘万侯未能履行合理的注意义务，对段娅的死亡后果应当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一审判决在综合本案案情及各方过错的情况下，认定由上诉人刘万侯承担25%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当。上诉人刘万侯认为其不具有提供照顾义务、照顾义务与段娅的死亡不具有因果关系等，其不应当承担任何赔偿责任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其主张段娅的死亡不排除系故意高坠的上诉理由，未提供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争议焦点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之规定，被上诉人段元信、沙明凤系死者段娅的父母，则二人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应当得到支持的前提是二人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段元信、沙明凤系死者段娅父母，在段娅死亡之时，段元信为58周岁，沙明凤为55周岁，沙明凤已到达我国目前规定的女性法定退休年龄，其主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应当得到支持。但段元信并未达到我国目前规定的男性法定退休年龄，其提交的村委会证明亦不能证明其已丧失了劳动能力，故其达不到主张被扶养人生活费的法定条件，即段元信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不应当得到支持。上诉人刘万侯关于沙明凤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不应得到支持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但一审判决在计算该费用时将“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书写9170元/年错误，金额应为9176元/年，但其计算结果正确，故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刘万侯关于段元信的被扶养人生活费的不应得到支持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依法予以改判。综上所述，上诉人刘万侯关于段元信的被扶养人生活费的上诉理由成立，一审判决支持段元信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事实认定错误，本院依法予以改判；其余上诉理由不成立，依法应予驳回。另，张松虽未对本案提起上诉，但其赔偿金额系在本案总损失的基础上计算得出，现因上诉人刘万侯提起上诉，本院对被上诉人段元信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不予支持，即被上诉人冯某2、冯某1、段元信、沙明凤在本案中的总损失予以减少，即张松在本案中的赔偿金额亦应当相应予以减少，故本院依法应予改判。对一审认定的其余损失，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本院予以维持。即，本案被上诉人冯某2、冯某1、段元信、沙明凤因段娅死亡造成的损失为：死亡赔偿金631840元、丧葬费31462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08244元、交通费2000元，共计人民币773546元，上诉人刘万侯应承担赔偿费用为：773546元×25%＝193386.5元，被上诉人张松应承担赔偿费用为：773546元×10%＝77354.6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2019）黔0102民初13738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二、变更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2019）黔0102民初13738号民事判决一项为：刘万侯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冯某2、冯某1、段元信、沙明凤支付各项赔偿费用共计人民币193386.5元；三、变更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2019）黔0102民初13738号民事判决二项为：张松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冯某2、冯某1、段元信、沙明凤支付各项赔偿费用共计人民币77354.6元；四、驳回冯某2、冯某1、段元信、沙明凤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017元，由刘万侯负担1730元，张松负担人民币692元，冯某2、冯某1、段元信、沙明凤共同负担159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373元，由刘万侯负担4128元，冯某2、冯某1、段元信、沙明凤共同负担24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龚国智审判员  喻 兰审判员  汪 静二〇二〇年九月七日法官助理陶海峰书记员谢立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