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3民终261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庆斌，男，1956年8月18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山东省高青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继舜，山东同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攀，山东同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青县高城镇大王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山东省高青县高城镇大王村。 法定代表人：王庆军，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波，山东盛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庆斌因与被上诉人高青县高城镇大王村村民委员会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高青县人民法院（2020）鲁0322民初1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庆斌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山东省高青县人民法院(2020)鲁0322民初126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求或发回重审；2.依法判决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占有使用被上诉人土地9.7亩，四至为：东至机站路，西至气站路，南至正南三号路，北至中农公司用地”存在事实认定错误。1.原审法院认定本案诉争土地9.7亩未通过现场勘验或委托有资质的机构进行测绘，被上诉人也未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据证实诉争土地的实际面积，在此情形下，原审法院认定诉争土地为9.7亩缺乏证据支持，系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2.原审法院确定的案涉土地四至远远超出上诉人占用的范围。因为在原审法院确定的四至范围内，不仅存在被上诉人村委会因开挖沟渠而占用的土地，同时还存在案外人承包的土地以及乡村公共道路的用地，而一审法院在没有查清前述事实的情形下，迳行认定“上诉人占用大王原酒厂及周边沟坡地共9.7亩”，从而判决上诉人“返还上述土地并清除地上附着物”，存在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形。二、原审法院以上诉人所签合同“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为由认定涉案合同无效，存在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1.上诉人提供的《大王原酒厂对外承包合同书》并非是上诉人作为发包人的法定代表人与其自己私自签订的，签订合同时由时任村民代表、小队队长及会计均在该份合同书上签字确认，证实涉案承包合同是通过公开协商的方式进行的，被上诉人十几年以来也没有提出过异议。一审判决虽未对该合同上其他人签字的事实进行认定，但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也说明双方签订的合同在“形式”上是合法的。上诉人承包原酒厂土地用于存放设备，并向村委会交纳承包费，不存在任何非法目的。从承包价格上看，早先蔡爱红承包该酒厂时用于生产白酒，每年承包费35000元，该价格包含村委会原有的厂房、场地、办公设施、酿酒机械设备、储存设备、生产资质、商标等，当时房屋比较新，能够用于正常生产经营，所以承包价格较高。而上诉人承包使用时，已经是杂草丛生、年久失修、几近倒塌的危房，从被上诉人提供的照片也能证实墙体严重倾斜，房顶部分坍塌。这样的房屋场地在农村没有人使用，毫无价值可言，每年8000元的费用就已经远远超过其利用价值，上诉人因此也只能存放机械设备，别无它用。因此，但从价格高低判断上诉人存在侵占集体利益的非法目的缺乏事实依据。从上诉人出借和给村委会垫付的款项累计高达90万余元至今未还的事实看，上诉人在任职期间为了集体利益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还会有什么非法目的值得去掩盖。因此，一审认定上诉人“掩盖非法目的”没有事实依据。2.上诉人有新证据证实已经交纳2007年6月16日至2010年6月16日的承包费24000元。在一审中，上诉人申请法院前往高青县高城镇农经站调取上诉人支付24000元承包费的记账凭证，但因年代久远且记账凭证繁多，法院未能调取到该证据。一审判决后，上诉人代理律师依法在高青县高城镇农经站调取了上诉人支付24000元承包费的记账凭证，证实了上诉人已经交纳24000元承包费的事实，并不存在一审法院认定的“没有交纳任何费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形。3.上诉人另外承包的土地10.026亩，连同其他村民的承包地由被上诉人以村委会的名义整体出租给淄博大王花卉园艺有限公司使用，花卉公司将每年的租赁费支付给村委会，村委会再支付给各户。村委会收取的上诉人2017年至2019年的租赁费36093.60元后，以折抵大王酒厂承包费为由，没有支付给上诉人。该事实证实上诉人以抵销方式交纳了部分承包费。4.因被上诉人2006年4月30日借用上诉人140149.02元，被上诉人一直没有偿还，在双方互负债务的情况下，依据《合同法》第九十九条，上诉人有权主张抵销。一审中，上诉人主张抵销部分债务，但一审法院却以与本案无关为由不予认可。虽然案由为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但上诉人主张抵销债务与本案定性存在关联，故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且适用法律错误，请二审查清事实，依法支持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 高青县高城镇大王村村民委员会辩称，上诉人的两个上诉理由均不成立。一、关于一审认定涉案土地亩数9.7亩是否准确的问题，本案涉案的标的物是大王酒厂场地，在双方对大王酒厂场地坐落的位置和四至无异议的情况下约定的9.7亩对本案的事实和裁判没有多大关联性，即使亩数稍有差距，也不影响裁判结果，且在一审庭审时我方主张的是大王酒厂场地及周边附属物，故上诉人第一个上诉理由认为一审认定事实不清不成立。二、一审双方提供的证据证明上诉人时任村主任，其以自己发包给自己的形式暗箱操作发包给自己涉案土地，不具有公开性、不具有合法性，另，上诉人伪造承包事实后并未向村里实际交纳其所称的承包日至2010年的承包费，更未交纳2010年至今的承包费，很明显侵犯了被上诉人的集体财产利益，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属于严重侵犯集体利益的伪承包。故一审认定上诉人主张的承包无效，并判决其返还涉案土地、清除周边附属物，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综上，上诉人的上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高青县高城镇大王村村民委员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被告王庆斌返还大王村酒厂地9.7亩，并清除涉案土地上及周边的附属物；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4年至2011年春，被告为高青县高城镇大王村村民委员会主任，即原告的法定代表人。被告手中有一份《大王原酒厂对外承包合同书》，该合同约定：被告承包原告的大王原酒厂地，期限为30年，承包费为每年8000元。该合同的落款日期为2007年6月16日，合同上有原告的公章。被告在承包人处盖上了自己的个人印章，被告还作为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在发包方处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该土地被告一直占有使用至今。该土地的东边沟坡及南边沟坡，被告自述是案外人王洪平转包给他的，亦由被告占有使用。合同上的土地及周边沟坡地就是本案讼争土地，面积约9.7亩，四至为：东至机站路，西至气站路，南至正南三号路，北至中农公司用地。被告自述上述合同签订时，村委没有召开任何会议，只是在村里的喇叭里吆喝过，村委其他成员没在合同上签字。被告主张“被告交纳了2.4万元承包费”的事实一审法院不予确认。理由如下：1.该主张原告不予认可，故被告应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但被告仅有一份收款收据，并无其他证据，而收款收据已被一审法院认定为无效证据，相当于被告没有任何证据证实其已交纳了2.4万元承包费，故被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2.原告提供的“2010年现金日记账”、“2016年审计报告（涉及2005年1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原告财务收支情况）”等证据，均体现不出被告确实交纳过该2.4万元承包费；3.签订土地承包合同系2007年6月，但是被告却在2010年12月才补交承包费，而此时被告马上就要卸任原告村主任，故被告是否真正交纳了2.4万元承包费非常可疑。被告主张“剩余承包费与欠款相互折抵了”的事实，一审法院亦不予确认。因为该主张原告不予认可，而被告仅有口头陈述，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实该事实成立。综上，被告主张其已经履行合同的事实一审法院不予确认。 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双方争议焦点有二：一是原告起诉是否已超诉讼时效；二是被告应否返还原告土地。 对于争议焦点一，诉讼时效问题。因原告请求被告返还侵占的土地，若侵占土地的事实存在，此该事实属于持续存在状态，侵占事实一直存在，则显然不会超过诉讼时效。故被告抗辩已超诉讼时效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争议焦点二，被告应否返还原告土地。原告主张“被告侵占原告土地9.7亩，要求被告返还土地并清除地上物”，而被告拿出双方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进行抗辩。被告主张承包合同合法有效，被告使用涉案土地属于享受合同权利，不属于侵占；原告以“承包费过低、未经法定程序对外发包、损害了村集体利益”为由主张合同无效。故该争议焦点转变为“承包合同是否有效”。一审法院据此确认本案案由为确认合同无效纠纷。着重论述涉案合同是否有效。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条第二款“农村土地承包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不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地，可以采取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的规定，农村土地承包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家庭承包，俗称的口粮田；二是其他方式的承包。家庭承包的原则和程序，《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中有非常详细的规定和要求，如承包方案需要依法经过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然而，采用其他方式承包的原则和程序，该法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是，通过已列举出的三种方式“招标、拍卖、公开协商”来看，采用其他方式承包的必须公开进行。不公开发包，就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原则和精神，从而可能导致合同无效。涉案合同，被告自认没有召开任何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被告也未能提供证据证实确实通过村里的喇叭公开吆喝过，故涉案合同并非公开进行的。其次，涉案合同具有非常特殊之处，被告个人是承包方，被告还是发包方（即原告）的法定代表人，也即被告同时代表了合同的甲乙两方，这显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精神相悖。再次，被告自2007年占有使用涉案土地以来，一直没有交纳承包费，没有履行合同主要义务，这能够反映出被告只是利用职务便利签订虚假的土地承包合同，以达到侵占原告土地的目的，即“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综上，涉案合同因为未公开进行、被告同时代表合同甲乙双方、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的规定认定合同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依据该规定，被告应返还原告合同所涉土地，即大王原酒厂地，并清除地上附着物。该土地的东边沟坡及南边沟坡，被告认可由其占有使用，但被告未能提供任何占有使用的合法根据，故被告应一并返还，并清除地上附着物。 综上所述，原告要求被告返还涉案土地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第五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被告王庆斌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返还原告高青县高城镇大王村村民委员会大王原酒厂地及周边沟坡地共9.7亩，并清除地上附着物。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王庆斌负担。 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新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王庆斌提交证据：1.高青县高城镇农村集体经济管理站提供的记账凭证一份、收款收据记账联一份，证实王庆斌已经交纳2007年6月16日至2010年6月16日的承包费2.4万元，并不存在一审法院认定的“没有交纳任何费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形。2.诉争土地周边照片一宗，证实原审法院确定的大王酒厂四至范围内，不仅存在被上诉人因开挖沟渠而占用的土地，同时还存在案外人承包的土地以及乡村公共道路的用地，一审法院对该项事实存在认定事实不清。3.高青县高城镇农村集体经济管理站提供的高青县高城镇大王村明细账一份、财务传递表一份，载明应付王庆斌借款140149.02元，证实被上诉人借用王庆斌现金140149.02元未偿还的事实。依据《合同法》第九十九条规定，对于王庆斌2010年6月17日之后未支付的承包费部分，有权主张抵销，且王庆斌在一审答辩中已经表明抵销的意思，村委会也未在三个月内提出异议，故上诉人王庆斌主张抵销权成立，王庆斌已经不欠村委会大王酒厂承包费。4.高青县人民法院（2020）鲁0322民初127号案件庭审笔录第10页复印件一份，证实被上诉人认可扣掉了该案中应收2018年承包费12312元抵顶了本案中土地承包费，从而证实村委会认可双方签订的合同有效，以及王庆斌不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问题。高青县高城镇大王村村民委员会质证认为，对四份证据均有异议。对证据1，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收款收据的收据联一审中上诉人已经提交，并经过被上诉人充分质证，一审确认为无效证据，二审中上诉人将记账联贴到记账凭证上作为新证据提交，改变不了证据的证明内容，该记账凭证盖有的公章是作废的公章，收据的存根记账联和收据联是上诉人在任时自己留有的盖有作废章的票据，这些收据的形成是2016年纪委责令上诉人提交2010年12月份的账目时上诉人制作提交的，这些票据不具有原始性，被上诉人收村民正常的承包费无需加盖公章，盖的是村民理财小组的章和法定代表人的印章，这种合法的收据交到镇财政经财政审核无误后，财政再加盖已审核的章，上诉人提供的证据1中印章是作废的章，没有盖有财政已审核的章，且不符合常理开具票据的形式，并且是2016年补的2010年的一个收据，不具有收款收据应有的原始性、合法性和真实性，应不予采信。另，一、二审上诉人始终提供不出2010年至今10年时间交过租赁费的证据，原因是2011年村委换了法定代表人，上诉人自己无法再开具。对证据2，与本案争议的事实无关联性，被上诉人诉求的是大王酒厂的场地，且大王酒厂四周有院墙大门，是一个封闭空间，该空间之外的与其他人或物的毗邻并非被上诉人一审主张的标的物范围，故该证据无论真伪，对本案的事实无任何证明力。对证据3，与本案也无关联性，本案争议的是双方是否存在承包合同，即上诉人所主张的承包关系是否成立、是否有效，对于被上诉人是否欠上诉人的钱，与本案所争议的所有事实均无关联性，从常理上讲，顶账也是你情我愿，并非强行进行，况且被上诉人是否真正欠上诉人的钱，该事实还有待司法确认，故该份证据对本案事实无任何证明力。对证据4，上诉人持该份证据证明涉案合同有效，在法律适用和逻辑上均有错误，首先，合同无效是指当事人所订立的合同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合同订立后，可能进行履行，但履行的事实不能证明原合同有效，故撇开上诉人证据所主张的内容不谈，上诉人主张合同曾经履行过来证明其主张的合同是有效的，法理上不通。逻辑上讲，合同在司法确认无效之前，因合同当事人可能取得一些利益，但利益的取得不能逻辑推定合同就是有效的，故上诉人的证据4与本案无关联性，与法律适用也无关联性。综上，上诉人的四份证据既不能证明涉案承包关系曾经公开过，也不能证明涉案承包关系没有构成合同法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更不能推翻一审认定的基本事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且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论理详细。王庆斌针对高青县高城镇大王村村民委员会的质证意见补充意见为：关于一审上诉人提供的收据上印章作废的问题，该收据是时任村会计邹象礼出具，当时是邹象礼为了工作方便在印章作废之前，事先盖好了一部分空白收据，在上诉人交纳款项时邹象礼向上诉人出具了该收据，且将该项收费的记账联做了入账处理，上诉人是2011年3月卸任村委会主任，在2016年上诉人不担任村委职务的情况下，邹象礼是不可能帮助上诉人伪造收据的，上诉人提供的证据1能够证实上诉人已经实际交纳了2007年至2010年的承包费24000元。关于涉案土地的亩数问题，被上诉人强调争议的标的是原大王酒厂院内的土地，而被上诉人在一审提供的高青县人民政府土地使用记载文件中载明原大王酒厂的土地面积为8.56亩，并非一审认定的9.7亩，因此一审认定该项事实无法律和事实依据。被上诉人所称是上诉人自己和自己签订承包合同，但本案事实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涉案合同是公开进行的，从上诉人提供的承包合同书中显示上诉人是代表村委会而非代表自己，另，该合同书中有时任会计邹象礼及王庆才、王心才、张洪军、王同林（四人为当时各小队队长）在上面签名，能够证实涉案合同并非上诉人自己与自己签订。上诉人所承包的土地范围是原酒厂周围边界，墙外2米范围之内，这是合同约定的。上诉人提供的证据2证实上诉人承包的范围之内有案外人承包的土地及乡村公共道路占用及村委会开挖的沟渠和占用的土地，因此对该项事实存在认定事实不清的问题。被上诉人主张证据4与本案无关联性，该证据是一审法院审理时的法庭记录，与本案事实关联，能够证实被上诉人扣掉了上诉人的应收款，上诉人支付了费用。高青县高城镇大王村村民委员会提交证据：1.《村民代表----认知情况》一份及高城镇人民政府大王管理区出具证明辖区内大王村民代表名单的证明一份，补强证明上诉人所持有的合同，系上诉人王庆斌利用职权私自而为，系以合法的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符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合同无效的条件，一审认定其合同无效，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2.《原大王酒厂房屋场地等承包合同》一份，证明涉案地本应年承包费45000元被私自改成了8000元，上诉人所持有的合同又是恶意串通自己承包给自己，严重损害了集体经济利益，符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的合同无效条件，应认定合同无效。该证据在一审被上诉人提交过，因复印不全被一审判决未予确认。在此提供完整的合同，补强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涉案合同无效的证明力。王庆斌质证认为，两份证据不属于二审期间的新证据，且无法律效力。对证据1，大王管区出具的证明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依据民诉法的规定，单位出具证据应当有出具人、经办人或负责人签字确认，该份证据仅有大王管区的印章，无相关负责人签字，故该份证据无法律效力。证据1中村民代表的签名属于证人证言，因上述证人未到庭作证，不能证明证据上的签名是其本人所签，故该份证据也无法律效力。对证据2，该证据与本案争议标的无关联，从承包价格上看，早先蔡爱红承包涉案酒厂时用于白酒生产，虽然承包费价格略高，但该价格包含了村委会酒厂所有的厂房、场地、办公设施及酿酒设备、储存设备和生产资质及商标，当时的房屋较新，能够用于正常生产经营，而之后上诉人承包使用时已经杂草丛生、年久失修，从被上诉人一审提供的照片能够看出，房屋已经几近倒塌状态，属于危房，墙体已严重倾斜，部分房屋已经坍塌，这样的房屋场地在农村属于闲置、无人使用的，毫无使用价值，上诉人承包过来也仅是存放了一点其它设备，没有其它用途，每年8000元的承包费用远超过大王酒厂原房屋的利用价值，因此，但从承包费价格由高到低不能证实上诉人存在侵占集体利益的非法目的，一审认定上诉人掩盖非法目的无事实依据。 本院经审查，上诉人王庆斌提交的证据1中收款收据记账联载明的收款收据与其一审中提交的收款收据系同一的，该收款收据中加盖的被上诉人公章当时已经失效，而上诉人亦认可该收款收据上公章是事先盖好的；王庆斌提交证据1中的记账凭证中有部分涂改的笔迹，不能确认该记账凭证的有效性，故，对王庆斌提交证据1的证明效力，不予采纳。王庆斌提交的证据2所载明的地段无法确认系被上诉人所主张的予以返还的土地的范围之内，即无法认定包括在本案诉争土地中，故，对上诉人提交证据2的证明效力，不予采信。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3，上诉人据该证据所主张的被上诉人欠其款项的事实，被上诉人未予以明确认可，且是否符合法定抵销的条件亦无法确定，故，对该证据在本案中的证明效力，不予采信。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4，因王庆斌占有使用案涉场地，因此，承包费抵顶不能证实本案合同效力，即该证据与本案待证事实无关联，对该证据的证明效力，不予采信。对被上诉人提交证据1中的《认知情况》系证人证言，根据法律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被上诉人并未提交证据证实在该认知情况中签字的人存在法律规定的不能出庭作证的情形；证据1中高青县高城镇人民政府大王管理区出具的《证明》系单位出具的证明材料，应当由单位负责人、经办人签字并有单位盖章，但该《证明》中并无相关负责人和经办人签字，因此，该证据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的形式要求，综上，对被上诉人提交证据1的证明效力，不予采信。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2，一审中已经存在，该证据不属于二审新证据的范畴，故对该证据在二审中的证明效力，本院不予采信。 二审查明其他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是一审认定的上诉人返还被上诉人土地的范围是否正确；二是案涉2007年6月16日《大王原酒厂对外承包合同书》的效力。 关于焦点一。双方在2007年6月签订的《大王原酒厂对外承包合同书》载明：甲方（大王村村委会）提供原酒厂的场地，厂房其他房屋及装酒设备一套，所有房屋及物品明列清单，承包到期后按清单甲方收回，修理费用由乙方（王庆斌）承担，原酒厂周围边界为2米为乙方所有使用权。即，王庆斌所使用的案涉土地并非仅政府批件载明的8.56亩；而被上诉人就其提起本案诉讼请求上诉人返还大王酒厂地9.7亩在一审庭审中详细说明了该地块的范围：即高青县人民政府1994年征用、出让（使用、划拨）土地批件载明的大王酒厂使用的5707.5平方米即8.56亩土地，以及酒厂东和南坡总长154.1米，宽5米，折合1.156亩土地。综上，一审认定上诉人返还被上诉人土地的范围并无不当。上诉人上诉主张原审法院确定其返还的土地范围存在被上诉人开挖沟渠占用的土地，还存在案外人承包的土地及公共道路用地。对此，上诉人在二审庭审中主张酒厂西边土地因其不在家村里把西边的地让别人承包了，但其并未提供证据证实；而对于开挖沟渠占用的土地及公共道路用地，其亦未提供证据证实，且并不影响其在本案中责任的承担。因此，对上诉人的该项上诉理由不予支持。 关于焦点二。案涉土地系高青县高城镇大王村集体所有的土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八条规定，土地承包应当遵循的原则包括：民主协商、公平合理；承包方案应当依法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承包程序合法。根据该法第十九条规定，承包土地应当按照以下程序进行：……依法召开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讨论通过承包方案；公开组织实施承包方案；签订承包合同。根据《山东省实施办法》第八条规定，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变更、解除和无效合同的认定，按照《山东省农村集体经济承包合同管理条例》的规定执行。《山东省农村集体经济承包合同管理条例》第四条第二款规定，发包方案（包括项目及发包方式、指标、期限、承包经营者等）应当广泛听取群众意见，经村集体经济组织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备案。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该《条例》第十三条规定，违反本条例第四条第二款规定的，承包合同无效。首先，从上述法律、法规规定看，对于农村土地的发包、承包，应当遵守法定的程序，即应当经过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如果承包合同未经过上述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及相应比例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或村民代表的同意，那么所签订的承包合同有损村民对村集体自己事务进行民主管理、民主决策的权利，民主管理、民主决策系村民自治制度的重要内容，因此，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程序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系对公共利益的一种损害，同时，违反上述法定程序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内容并未经过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充分讨论，不利于对集体利益的充分保障。其次，《山东省农村集体经济承包合同管理条例》亦明确规定违反上述程序签订的承包合同无效。本案中，上诉人并未提供证据证实案涉2007年6月《大王原酒厂对外承包合同书》经过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即上诉人承包案涉土地并未经过法定程序。另，从该承包合同内容看，对于所涉及的酒厂的场地、厂房其他房屋及装酒设备一套，约定的承包费为每年8000元，承包的内容和范围与承包的价格明显不相符，因此，事实上存在对集体利益的损害。综上，一审认定案涉2007年6月《大王原酒厂对外承包合同书》无效，并无不当。 上诉人王庆斌上诉主张承包费用合理，但是，案涉2007年6月《大王原酒厂对外承包合同书》明确约定了承包范围包括场地、房屋及设备，且此前案外人蔡爱红与被上诉人于2004年1月签订的承包范围为酒厂房屋、场地、工具等的承包合同约定承包费为每年45000元，两份承包合同相距仅3年时间，但承包费用差距明显；上诉人主张其承包时酒厂杂草丛生、年久失修，但无法确定其审理中提供的照片系其2006年承包时的状况，其亦未提供其他证据证实其承包时酒厂的状况与其主张相符，故，上诉人该项上诉请求不成立。上诉人还主张其已经交纳2007年至2010年承包费，据前所述，其一审、二审提交的证据均无法证实其该项主张。上诉人主张村委以折抵酒厂承包费为由未向上诉人支付其应获得的租赁费，证实其交纳了酒厂承包费即双方履行了案涉承包合同，且被上诉人欠上诉人款项，上诉人有权主张以其应交承包费予以抵销。对此，关于被上诉人欠上诉人款项即被上诉人对上诉人负有债务的事实，被上诉人在本案中并未予以确认；即使上诉人以折抵或者抵销的方式交纳了承包费即上诉人确实履行了承包合同，亦不影响根据法律规定对2007年6月《大王原酒厂对外承包合同书》的效力的认定。故，上诉人的该上诉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王庆斌的上诉请求不成立，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王庆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玉杰 审 判 员 徐连宏 审 判 员 杨继生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 王 卉 书 记 员 周京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