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民终1067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董天吉，男，1998年7月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都江堰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严志金，成都市双流区 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成都市嘉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高新区机场路东侧。 法定代表人：刘祥鸿。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曾然，男，1981年4月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金堂县。 原审被告：四川华星锦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金牛区羊西线两河路1号。 法定代表人：杨桦。 上诉人董天吉因与被上诉人成都市嘉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运公司）、曾然、原审被告四川华星锦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星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川0191民初76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董天吉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嘉运公司、曾然双倍返还定金60000元；2.一审及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嘉运公司、曾然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不清。本案基本事实是：2018年12月21日，经朋友介绍，董天吉到嘉运公司营业场所，负责接待董天吉的是嘉运公司员工曾然，经与曾然商谈，双方确定董天吉购买奔驰GLA200时尚型轿车，以按揭方式购买，车辆销售价格为233800元，曾然代表嘉运公司与董天吉签订《新车预订合约》，《新车预订合约》由嘉运公司加盖合同专用章确认。董天吉支付首付款、手续费、购置税、保险、上户费、精品套装等费用共计102504.7元。《新车预订合约》签订后，董天吉于2018年12月23日支付购车定金10000元，12月24日支付购车定金20000元，嘉运公司于12月28日向董天吉出具定金30000元的收据。2019年1月17日，董天吉按曾然要求将购车余款75000元转到指定的帐户准备提车时，曾然却将首付款、手续费、购置税、保险、上户费、精品套装等费用提高到122433.29元，若董天吉不交足122433.29元，就不予提车。董天吉不同意涨价要求，经多次交涉，曾然代表嘉运公司承诺2019年1月底退还定金30000元，后来又承诺春节后退还，但均未兑现承诺。2.董天吉与嘉运公司签订《新车预订合约》，收取了董天吉的购车定金，构成了车辆买卖合同关系，嘉运公司在与董天吉确定了购车首付款金额后，又擅自提高首付金额，属于违约行为，嘉运公司应承担违约责任。3.一审法院没有尊重案件的基本事实，对董天吉提交的《新车预订合约》及定金收据全面否定，而是片面地采信嘉运公司、曾然及证人陈述，而所有口头陈述的事实，均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予以支持。能够反映案件基本事实的证据是书面证据，董天吉提供的书面证据，能够反映案件事实，却得不到一审法院的采信。《新车预订合约》的签订地点，是嘉运公司的营业场所的办公室，印章是嘉运公司的合同专用章。如果曾然、刘勇不是嘉运公司的员工，怎么可能在嘉运公司营业场所的办公室与董天吉商谈购车事宜，怎么可能他们能够用嘉运公司的合同专用章与董天吉签订《新车预订合约》。《新车预订合约》是2018年12月21日签订，定金《收据》是2018年12月28日嘉运公司向董天吉出具的，在不同的时间段，但同样都是盖的嘉运公司合同专用章，这说明嘉运公司已经收到曾然代为收取的定金。曾然为了规避定金30000元支付给嘉运公司的事实，在第2次庭审时称定金支付给了华星公司，而且还出具了转账凭据，由此董天吉在庭审后追加华星公司为被告参加诉讼。在第3次庭审时，华星公司到庭应诉，华星公司称未收到过曾然支付的董天吉定金30000元。此时，曾然也不再说董天吉的定金30000元支付给了华星公司。从整个案件3次庭审过程中，曾然、嘉运公司都在竭力规避案件基本事实。董天吉提供的《新车预订合约》《收据》及微信、支付宝转帐凭证，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能够充分证明董天吉与嘉支公司存在车辆买卖合同关系。 嘉运公司答辩称，本案争议与嘉运公司无关，其他应承担责任的主体二审均未出庭，请法庭作出公正判决，维持一审裁判结果。 曾然未出庭答辩。 华星公司未出庭陈述意见。 董天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嘉运公司返还定金60000元；2．华星公司连带双倍返还原告定金60000元；3.案件受理费由嘉运公司、华星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董天吉提交的《新车预订合约》（编号：2018012200127），载明：卖方成都佰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买方董天吉。车辆订单关于车辆型号为GLA200时尚型，销售价格233800元，精品套装4000元。买方选择按揭，买方在合同签订之日向卖方预付款30000元。备注：非经成都佰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核准及签署之合约概不生效。该《新车预订合约》加盖了嘉运公司真实印章。 董天吉提交《收据》，载明：收到客户董天吉购车定金30000元。该《收据》亦加盖了嘉运公司真实印章。 2018年12月23日，董天吉通过董益刚（董天吉父亲）的账户向曾然转账支付10000元。2018年12月24日，董天吉向曾然转账支付20000元。 曾然提交微信沟通记录拟证明董天吉及董益刚与其就购车事宜曾进行沟通。 曾然提交证人钟某证言，证人钟某陈述：我的朋友给我打电话说董益刚要买奔驰车辆，曾然给我的奔驰的价格还可以，我就把曾然给我的信息介绍给董益刚，曾然与董益刚有联系进行对接。2018年12月20日左右，曾然让董益刚到我办公室出份合同。付款时最开始是董益刚，董益刚强调没有与曾然见过面，也相信我，我们也说了曾然那边是没有什么问题，但是董益刚跟我说找不到曾然，我就让他来找我，我们办公室有几个员工也在，我打印了合同后他走了。过了几天董益刚说要补收据，我们说没有收据，董益刚说要补份收据。在12月20日左右的时候，中间有两周时间，1月份时董益刚给我打电话说与当初说的有出入，我就问曾然，曾然跟我说是他们在进行对接，所以我就建立了一个群。董益刚要求我给他盖章所以就盖了，在我们的办公室，盖的是销售合同章，当时我在嘉运公司工作。第二次董益刚过来的时候，不只我一个人，是其他人给他盖的，印章是销售人员均可以加盖，盖嘉运公司的章是因为拿错了。合同文本是曾然发给我的，合同是在嘉运公司的办公室打印的，印章是刘勇加盖的嘉运公司的章。刘勇当时是佰鹏公司的员工，嘉运有一个办公室是佰鹏公司租用的。 曾然提交的《新车预订合约》（编号：2018012241720），因系复印件，董天吉并不认可，故在一审法院不予采纳。 一审法院认为，董天吉要求嘉运公司双倍返还定金，应举证证明与嘉运公司依法成立新车买卖合同关系，且嘉运公司收取了买车定金后未履行买卖合同。董天吉为此提交了《新车预订合约》《收据》、转账电子回单等证据。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嘉运公司是否是案涉购车合同当事人的问题。经庭审查明，董天吉系为购买车辆经由证人钟某介绍认识曾然，董天吉就购车事宜均系与曾然沟通联系，而曾然并非嘉运公司的工作人员，曾然在庭审中自认其与董天吉有买卖车辆的合意，且双方一直就购车事宜进行联系磋商，曾然提交的证人证言亦说明了董天吉持有的《新车预订合约》《收据》中加盖有嘉运公司印章的事情经过，故一审法院认为，虽然《新车预订合约》《收据》中加盖了嘉运公司的真实印章，但该印章与合同上卖方公司名字不符，亦无其他证据证明嘉运公司与董天吉之间有其他就案涉购车合同开展的合同磋商、订立、履行等行为，故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嘉运公司存在与董天吉订立新车买卖合同的真实意思表示，即嘉运公司不是案涉购车合同当事人。其次，关于董天吉支付的定金的对象问题。董天吉和曾然在庭审中均认可30000元定金支付对象是曾然，董天吉的该笔定金并非支付至嘉运公司账户，董天吉亦并无证据予以佐证董天吉系属按被告嘉运公司作出的意思表示将案涉款项支付至曾然账户。综上，一审法院认为，董天吉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系与嘉运公司之间达成购买车辆的真实合意，支付曾然的30000元亦并不足以证明系属嘉运公司收到的定金。故，对董天吉要求嘉运公司双倍返还定金60000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对董天吉要求华星公司双倍返还定金60000元的诉讼请求，因无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董天吉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00元，由董天吉负担。 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二审查明：证人钟某系嘉运公司业务员，本案存在争议的《新车预订合约》《收据》均系董天吉在嘉运公司办公室取得。 《新车预订合约》首部打印字体载明卖方为“成都佰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该处同时加盖了嘉运公司合同专用章。合同下方亦加盖了嘉运公司合同专用章。 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对一审查明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董天吉在二审中提出了要求曾然、嘉运公司承担双倍返还定金的责任的上诉请求，而在一审中，董天吉并未向曾然提出该项诉讼请求，因此董天吉在二审中对曾然提出的诉讼请求不属于本案二审审理的范围，本院不予处理。 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嘉运公司是否应当向董天吉双倍退还购车定金60000元。现评析如下：董天吉欲购买奔驰车与曾然、钟某进行了微信联系，各方对购买车辆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协商，最终形成正式书面合同，即《新车预订合约》。因此，不论前期与董天吉进行微信沟通的具体人员是谁，最终买卖合同的双方应根据《新车预订合约》进行判断。《新车预订合约》卖方处虽记载为“成都佰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但嘉运公司在卖方栏加盖了其合同专用章。该加盖印章的行为具有法律意义，应视为对卖方主体为嘉运公司的确认。在合同尾部嘉运公司同样加盖了其合同专用章，应视为对合同约定的交车义务的确认。特别应指出的是，董天吉系在嘉运公司办公室取得的《新车预订合约》，钟某系嘉运公司业务员，在嘉运公司授权下保管合同专用章。钟某在法庭中陈述《新车预订合约》上的印章系由其加盖。董天吉在嘉运公司办公室，就新车买卖事宜取得由嘉运公司员工加盖的《新车预订合约》，其认定交易对象为嘉运公司，符合一般买卖交易主体对合同相对方的认知。《新车预订合约》签订后，董天吉及其父亲将购车款30000元汇入曾然的账户，嘉运公司在曾然收到车款后，向董天吉出具了收据。嘉运公司出具收据的行为应视为认可曾然代其收取新车预付款的行为。至于曾然是否将该笔车款交给钟某或嘉运公司，系嘉运公司与钟某、曾然之间的法律关系，对外与购车方董天吉无关。一审庭审过程中，钟某作为曾然的证人出庭，其陈述《新车预订合约》系根据曾然的要求出具，《收据》系根据董天吉要求出具，上述两份文件上加盖的嘉运公司合同专用章系其误拿加盖。本院认为，钟某系嘉运公司员工，且与曾然存在一定的业务联系，其证言的证明力应低于书证，不能单独作为定案证据使用。经审查，《新车预订合约》形成的时间为2018年12月21日，而《收据》并非同一天形成，而是形成于2018年12月28日，《收据》形成的时间为董天吉支付30000元购车款之后。在现实生活中，错拿印章存在一定的可能性，但在时隔多日的两天时间均错拿印章，并且在订立合同时，特意在卖方处加盖印章的行为，在正常情况下均系操作失误而实施的可能性极低。本案书证显示的事实与证人钟某向法庭陈述的事实存在差异。本院认为，钟某的证言存在重大瑕疵，不应作为本案证据采信。董天吉作为买受人，要求订立书面合同及在支付货款后要求收款方出具收据系符合交易常理的行为，《新车预订合约》《收据》具有法律效力。基于上述事实和理由，本案中嘉运公司具有向董天吉出售案涉奔驰车的意思表示，且通过曾然实际收取了董天吉支付的30000元，现双方未实际按照《新车预订合约》支付车款及交付车辆，董天吉要求嘉运公司应退还已支付的款项具有合同及法律依据。至于董天吉在本案中提出嘉运公司双倍返还30000元的请求，经本院审查，双方约定的车款支付方式为贷款。现董天吉未举证证明已经向卖方提交用于办理购车贷款的资料，仅口述认为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的原因为卖方单方面提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之规定，本院对其关于卖方单方提价，构成根本违约应当双倍返还定金的主张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董天吉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本院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四川省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川0191民初7659号民事判决； 二、成都市嘉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董天吉返还购车款30000元； 三、驳回董天吉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300元，由成都市嘉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承担550元，董天吉承担7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300元，由成都市嘉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承担550元，董天吉承担75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冷 雪 审判员 唐欣欣 审判员 仇 静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六日 书记员 唐 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