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民终897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莫治生，男，1960年3月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阆中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鲜光辉，四川泰典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利蓉，阆中市七里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原审被告）：胡明前，男，1965年7月1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阆中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鲜光辉，四川泰典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利蓉，阆中市七里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原审被告）：蒲树琴，女，1962年2月1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阆中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鲜光辉，四川泰典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利蓉，阆中市七里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仕龙，男，1972年9月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阆中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夏洪斌，男，1967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简阳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勇，四川得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雷三春，四川得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莫治生、胡明前、蒲树琴、杨仕龙因与被上诉人夏洪斌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简阳市人民法院（2019）川0180民初33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莫治生、胡明前、蒲树琴上诉请求：1.撤销四川省简阳市人民法院（2019）川0180民初3392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夏洪斌的全部诉讼请求；2.二审诉讼费由夏洪斌承担。事实和理由：1.阆中绿洲沃土农牧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洲沃土公司）为阆中天滋农业沼气工程项目（以下简称天滋沼气项目）收款的行为是显名的间接代理。即天滋沼气项目委托绿洲沃土公司收取夏洪斌的投资款，法律后果应由天滋沼气项目的合伙人承担，一审法院将绿洲沃土公司代为收款的行为认定为绿洲沃土公司向夏洪斌借款的行为属于认定事实不清。2.本案应为合伙纠纷，收据载明内容为投资款，有分红约定且分红利润明显高于民间借贷，收据不符合民间借贷行为的通常表现形式。3.一审法院程序违法，一审法院通知对收据中收款人李某1的笔录质证，但庭审结束一审法院都未出示笔录内容。4.夏洪斌已放弃了自己的债权，绿洲沃土公司已经注销，且在注销期间进行了公示，夏洪斌未在公告期间主张债权，表示默认放弃了债权。 被上诉人夏洪斌答辩称，首先，案涉收据载明资金用途、约定还款时间、约定到期连本带息偿还24.8万元，不承担风险，说明用款时间固定、收益固定符合借款合同特征；其次，莫治生、胡明前、蒲树琴上诉主张是合伙关系，但案涉收据不能体现出合伙应当具有的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担收益的特征，本案不属于合伙纠纷；再次，收据由绿洲沃土公司加盖公章并由当时的法定代表人签字，不违反法律规定。该笔款项转入时任绿洲沃土公司财务人员李某1名下，是公司指定账户，夏洪斌已完成款项交付。2016年9月30日的《投资公告》性质为内部约定，不能对抗第三人；最后，由于绿洲沃土公司未经清算办理注销登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规定》第二十条，夏洪斌作为债权人有权要求绿洲沃土公司未缴纳出资的股东以及公司设立时的发起人在未缴纳出资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 针对莫治生、胡明前、蒲树琴的上诉请求，杨仕龙述称，其于2016年12月才到绿洲沃土公司，进入公司之前的事情不清楚，同意莫治生、胡明前、蒲树琴的上诉请求。 杨仕龙上诉请求：1.撤销四川省简阳市人民法院（2019）川0180民初3392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夏洪斌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本案诉讼费由夏洪斌、莫治生承担。事实与理由：1.杨仕龙从未与莫治生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请求对《股权转让协议》的签字进行笔迹鉴定。杨仕龙对2017年2月20日股东会议从未知晓，系莫治生工商变更登记时一手而为，不能作为杨仕龙与莫治生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依据。2.夏洪斌当时认识了罗仕勤，夏洪斌了解阆中有天滋农业沼气项目，在这种情况下，夏洪斌对天滋农业沼气项目进行投资，才向李某1打了20万元款项，证明夏洪斌支付的20万元是投资款，不是借款。3.杨仕龙实际只购买公司3万元原始股，全部出资完毕，不应承担连带责任。 被上诉人夏洪斌答辩称，1.杨仕龙作为股东对《股权转让协议》清楚，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受让人，对相应的《股权转让协议》产生的法律效力应清楚，并对此承担相应责任；2.绿洲沃土公司出具了收据，并约定了利息及还款时间，是借款。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 针对杨仕龙的上诉，莫治生、胡明前、蒲树琴述称，《股权转让协议》的真实性与本案无关。夏洪斌在本案有虚假诉讼的行为，夏洪斌需要向法庭说明该事实。天滋沼气项目与案外人形成了投资合伙的关系，不应对绿洲沃土公司的股东提出诉讼。 夏洪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莫治生、杨仕龙、胡明前、蒲树琴连带偿还夏洪斌本金200000元及从2016年10月12日起至实际还清之日止的利息，按年利率24%计算。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绿洲沃土公司系2016年9月8日登记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2100万元，发起人为莫治生、胡明前、蒲树琴，其中莫治生认缴资本840万元，胡明前认缴资本630万元，蒲树琴认缴资本630万元。该公司2016年9月7日的股东会决议，由莫治生担任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联络员、财务负责人，胡明前为公司监事。2016年9月30日，该公司作出《项目投资公告》，内容为“本公司环保部门承接了阆中市农牧局管辖的阆中市天滋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大型沼气工程施工项目，并签订了施工承包合同，计划工期三个月。公司董事会讨论决定，将该工程项目优先承包给公司内部股东，由股东筹集资金投资施工建设，公司收取管理费用10万元。公司股东为该项目工程承包牵头人，由环保部门单独核算、自负盈亏。本公告有效期从2016年9月30日至2016年10月10日止。股东有意愿投资者与公司环保部门罗仕勤联系（联系电话182××××7122）。注：请投资人将投资款打入公司工程项目部专用账户，开户名：李某1，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阆中分行，账户号：62×××51”。2016年10月11日，该公司向夏洪斌出具收据一份，内容为“今收到夏洪斌交来阆中天滋农业沼气工程项目投资款20万元，大写贰拾万元整，双方约定，保底分红4.8万元，大写肆万捌千元整，此款用期4个月，即2016年10月12日—2017年2月11日止，连本带息共计付清24.8万元，大写贰拾肆万捌千元整，此投资款不承担风险由莫治生收回此款。注：此款汇入：建行卡号62×××51，姓名李某1。收款人：莫治生”。该收条加盖了绿洲沃土公司的公章。当日，夏洪斌将20万元转入李某1银行账户。该公司2016年10月24日的文件显示，罗仕勤为工程部经理，蒲树琴为生技部经理助理，李某1为出纳，夏洪斌为特勤队队长。本案收条中所记载的天滋沼气项目全称为南充阆中市天滋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养殖场大型沼气工程，系阆中市天滋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滋农业公司）所有，该工程项目于2017年1月9日由山东国安石化建安有限公司中标，于2017年1月13日发出开工令。2016年11月2日，杨仕龙与绿洲沃土公司签订了股份认购协议书，约定杨仕龙以现金方式认购30000元，占该公司原始股本1%。2016年11月8日，杨仕龙转账30000元到绿洲沃土公司银行账户该公司为杨仕龙出具收据一份，款项内容注明为“股金”。蒲树琴提交的《绿洲沃土公司股金缴纳情况》记载胡明前30万元、蒲树琴3万元、李某118万元、张頠锋6万元、杨仕龙3万元、何金玉3万元、赵小惠6万元，莫治生未实际出资。2017年2月20日，该公司股东会决议，将注册资本减少到500万元，莫治生将100万元出资转让给杨仕龙。同日莫治生与杨仕龙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2017年2月23日，该公司通过《南充日报》发布减资公告，内容为“绿洲沃土公司决定原公司注册资本贰仟壹佰万元人民币，现减至伍佰万元整，自公告登报之日起45日内所有债权债务的单位和个人前来公司办理手续，逾期责任自负”。2017年4月11日，该公司减资变更登记，注册资本由2100万元减为500万元，股东出资变更为胡明前300万元、杨仕龙100万元、蒲树琴100万元，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胡明前，由胡明前担任执行董事，蒲树琴担任监事。2017年4月17日的移交清单记载，公司营业执照、天滋农业公司沼气合同等相关材料由胡明前接交。2018年8月18日，该公司申请注销登记。2018年9月5日，阆中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准予该公司简易注销登记。夏洪斌以该公司登记的股东为莫治生、胡明前、蒲树琴、杨仕龙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如其诉讼请求。该案一审过程中，夏洪斌明确表示对《绿洲沃土公司股金缴纳情况》记载的张頠锋、何金玉、赵小惠等人不认识，借款发生时只认识莫治生，不同意追加李某1、张頠锋、何金玉、赵小惠为本案一审被告，只向绿洲沃土公司在登记机关登记的股东莫治生、胡明前、蒲树琴、杨仕龙主张责任。 一审法院查明以上事实，有工商登记信息、工商登记档案材料中的2016年9月7日和2017年2月20日莫治生、胡明前、蒲树琴三名股东的股东会决议、《项目投资公告》、绿洲沃土公司（2016）4号文件、移交清单，减资公告，公司银行账户流水、《股份收购协议书》、收据及银行存款明细、《绿洲沃土公司股金缴纳情况》等证据及庭审笔录在案为证。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有三：一是案涉的该笔债务性质，是民间借贷还是合伙投资产生的纠纷？二是该笔债务的相对人是否为绿洲沃土公司？三是若该笔债务的相对人为绿洲沃土公司，那么该公司原股东是否应当承担清偿责任以及承担责任的范围？针对争议焦点一，莫治生、胡明前、蒲树琴、杨仕龙主张本案系夏洪斌与其他自然人合伙投资产生的纠纷，一审法院认为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因此，个人合伙的基本法律特征应当包括：合伙人为两个或以上的公民，以合伙协议为成立前提，合伙投资人必须共同出资，合伙人合伙经营或共同劳动，合伙人必须分享收益，合伙人共同承担责任。合伙投资的合伙人应当对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订立书面协议。而借款合同是指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借款合同的主要内容包括借款种类、币种、用途、数额、利率、期限和还款方式等条款。本案最关键的证据是绿洲沃土公司向夏洪斌出具的收据，首先，该收据不具备书面投资合伙协议的基本要素，仅载明了资金用途系用于阆中天滋农业沼气工程项目，缺乏“合伙投资人有哪些”及“分别投资多少钱”等合伙投资的基本要素。其次，该收据约定用款时间4个月，保底分红4.8万元，连本带息共计付清24.8万元，不承担风险。说明用款时间固定，收益固定，更符合借贷双方约定借款期限及利息，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借款合同特征，尤其该收据明确约定不承担风险，不符合投资行为共负盈亏、共担风险的构成要件，而符合借贷合同的特征，故该收据的性质应认定为借贷协议，对莫治生、胡明前、蒲树琴、杨仕龙抗辩本案不属于民间借贷关系的意见，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针对争议焦点二，绿洲沃土公司向夏洪斌出具的收据上载明的资金用途是用于天滋沼气项目，而绿洲沃土公司的《项目投资公告》也明确阆中天滋沼气项目由绿洲沃土公司环保部门承接，并收取管理费10万元，而绿洲沃土公司的环保部门并非独立的对外担责的主体，也就是说，绿洲沃土公司承揽的项目，内部由谁承包经营，如何分配利润，如何承担风险等，都属于其公司内部的管理行为，不能对抗第三人。莫治生辩称公司只是代为出具收据，但没有证据证明其主张，也不能明确是代谁出具收据，莫治生的抗辩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该收据上加盖了绿洲沃土公司公章，明确了该份收据了相对人是绿洲沃土公司公章，公章是公司意志的体现，根据法律规定，该公司加盖公章时，合同生效，况且该份收据上还有当时的法定代表人莫治生签名。该收据约定的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存在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事项，应当认定是合法有效的。该款虽未转入公司对公账户，而是转入李某1账户，但也是公司指定的账户，且李某1的身份也是该公司的财务人员，莫治生、杨仕龙、胡明前、蒲树琴辩称该笔款未进入公司账户，不是公司债务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故该笔债务的相对人应认定为绿洲沃土公司。针对争议焦点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条“公司解散应当在依法清算完毕后，申请办理注销登记。公司未经清算即办理注销登记，导致公司无法进行清算，债权人主张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以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债务承担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公司未经依法清算即办理注销登记，股东或者第三人在公司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时承诺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债权人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绿洲沃土公司未经清算即经简易程序注销登记，导致公司无法进行清算，夏洪斌作为债权人有权要求公司股东承担清偿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二条“公司解散时，股东尚未缴纳的出资均应作为清算财产。股东尚未缴纳的出资，包括到期应缴未缴的出资，以及依照公司法第二十六条和第八十条的规定分期缴纳尚未届满缴纳期限的出资。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时，债权人主张未缴出资股东，以及公司设立时的其他股东或者发起人在未缴出资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的规定，绿洲沃土公司设立时发起人莫治生未实际出资，其他股东也未足额缴纳出资，其中莫治生认缴资本840万元，实际出资0元，胡明前认缴资本630万元，实际出资30万元，蒲树琴认缴资本630万元，实际出资3万元。该公司减资后，胡明前认缴资本300万元、实际出资仍为30万元，蒲树琴认缴资本100万元、实际出资仍为3万元，应认定胡明前、蒲树琴未足额出资。关于莫治生、胡明前、蒲树琴、杨仕龙的责任问题。第一，关于莫治生是否应当承担责任的问题。绿洲沃土公司在办理减资登记时，莫治生、胡明前、蒲树琴召开股东会作出决议，将注册资本减少到500万元，并将莫治生的100万元出资转让给杨仕龙，杨仕龙也与莫治生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受让莫治生的股份100万元，自此，莫治生在自始自终未履行出资义务的情况下退出了绿洲沃土公司。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八条“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受让人对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公司请求该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债权人依照本规定第十三条第二款向该股东提起诉讼，同时请求前述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受让人根据前款规定承担责任后，向该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追偿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的规定，莫治生在完全未履行出资义务的情况下将股权转让给杨仕龙，债权人有权要求莫治生在未出资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因该公司未经清算已注销登记，无清偿能力，故莫治生对公司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责任，实际就是对公司债务承担直接责任。莫治生辩称自己已经不是公司股东了便不需要承担责任，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莫治生辩称绿洲沃土公司向夏洪斌出具的收据上记载“此投资款不承担风险由莫治生收回此款”的意思是莫治生不承担风险，但此款系夏洪斌支付，资金风险在夏洪斌方，莫治生的辩解不符合常理，根据文意，该文字应理解为夏洪斌不承担风险，由莫治生负责收回，一审法院对莫治生的抗辩理由不予采信，莫治生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第二，关于杨仕龙是否应当承担责任的问题。绿洲沃土公司减资时，莫治生在未履行出资义务的情况下将股份100万元转让给杨仕龙，而受让人杨仕龙实际向绿洲沃土公司出资3万元。根据前述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八条的规定，债权人有权要求受让人杨仕龙在莫治生应当承担责任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杨仕龙承担责任后，有权向莫治生追偿。杨仕龙不认可与莫治生的《股权转让协议》，辩称自己不清楚自己如何被登记为公司股东，但未提交足以反驳的证据，且莫治生、胡明前、蒲树琴2017年2月20日的股东会决议记载了将莫治生的100万出资转让给杨仕龙，故一审法院对杨仕龙的该抗辩理由不予采信，杨仕龙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第三，关于胡明前、蒲树琴是否应当承担责任的问题。绿洲沃土公司2016年9月7日的股东会明确由唐子茹办理工商登记，2017年2月20日的股东会决议明确了减资以及将莫治生的100万出资转让给杨仕龙，而工商登记档案中相关材料由朱树仁受托办理，胡明前和蒲树琴参加了股东会，作出减资的决议，又以自己不知情为由否则减资登记的真实性，与客观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信。胡明前在减资前担任公司监事，减资后担任公司执行董事及法定代表人，且与莫治生办理了交接手续，结合2017年4月17日的移交清单，可见胡明前接收了公司营业执照、南充阆中市天滋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沼气合同等相关材料，胡明前在这种情况下辩称自己对公司注销不知情，不符合客观事实，一审法院对其抗辩意见不予采信。胡明前、蒲树琴未足额履行出资义务，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第四，对于未出资金额的认定问题。绿洲沃土公司成立时的注册资本为2100万元，后减资为500万元，该公司与夏洪斌的债务发生在2016年10月11日，减资行为发生在2017年2月20日，债务在前，减资在后，且减资时仅在当地报纸发布公告，未通知债权人，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七条“公司需要减少注册资本时，必须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公司应当自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议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三十日内在报纸上公告。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的规定，债权人有权请求该公司股东莫治生、胡明前、蒲树琴在减资范围内对减资前的公司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本案中，胡明前减资330万、蒲树琴减资330万，减资后，胡明前的未出资金额为270万，蒲树琴的未出资金额为97万，现公司已注销登记，胡明前应在270万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蒲树琴应在97万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若存在不足部分，则由胡明前、蒲树琴在减资的330万范围内承担补充责任。该公司减资为500万后，莫治生将其100万股权转让给杨仕龙，也就是说，莫治生的认缴资本由840万减至100万，减资金额为740万元，莫治生向杨仕龙实际转让股权的金额为3万元，该3万元为实际出资金额，莫治生在减资后的未出资金额为97万元。现公司已注销，莫治生应在97万元的未出资范围内对债权人承担责任，若有不足，则应在减资的740万元范围内承担补充责任，杨仕龙对莫治生在97万元范围内应承担的责任负连带责任，杨仕龙承担责任后，有权向莫治生追偿。综上，绿洲沃土公司未经清算即已注销登记，股东胡明前、蒲树琴未足额履行出资义务，故胡明前、蒲树琴尚未缴纳的出资均应作为清算财产，在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时在未出资的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股东莫治生未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给杨仕龙，莫治生应在未出资的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赔偿责任，杨仕龙对该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对夏洪斌要求支付200000元的诉请予以支持。至于利息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借款金额20万元，用款期限4个月，约定利息4.8万元，夏洪斌主张按照年利率24%计算，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至于利息计算期限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七条规定“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本案约定的借款期限为四个月，莫治生、胡明前、蒲树琴、杨仕龙逾期未偿还，夏洪斌主张利息计算至实际还清之日止，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八条之规定判决：一、莫治生、胡明前、蒲树琴、杨仕龙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连带偿还夏洪斌本金200000元并利息（自2016年10月12日起按照年利率24%计算至实际还清之日止）；二、对于上述第一判项的债务，莫治生在未缴纳出资金额97万元范围内、蒲树琴在未缴纳出资金额97万元范围内、杨仕龙在97万元范围内、胡明前在未缴纳出资金额27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案件受理费6340元，由莫治生、胡明前、蒲树琴、杨仕龙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莫治生、胡明前、蒲树琴为证明其上诉主张举示了以下证据：证据1.证人李某1本人对收到夏洪斌20万元的资金说明（证人证言）、证人李某1身份证复印件一份，拟证明夏洪斌20万元入账在天滋沼气项目，由罗仕勤管理支配；证据2.李某1向罗仕勤银行转账30万元的银行流水（其中包括夏洪斌20万元、本人投资款10万元）、罗仕勤收据、财务报表、转账明细，拟证明根据绿洲沃土公司出具的收条上的内容载明了款项是打入李某1的个人账户，款项没有进入到绿洲沃土公司的账户中。该款项由李某1转入了罗仕勤，罗仕勤是天滋沼气项目的负责人，夏洪斌的款项没有进入绿洲沃土公司，其款项打入了天滋农业公司。夏洪斌的20万元用于天滋农业沼气项目，其中李某1本人还补足了10万元，罗仕勤、杨仕龙、蒲树琴、李某1、夏洪斌共同投资经营天滋农业沼气项目且与2016年9月30日项目投资公告相互印证；证据3.2017年6月22日天滋农业公司决议内容（微信截图复印件），拟证明夏洪斌与罗仕勤、杨仕龙、蒲树琴、李某1合伙承接了天滋沼气项目，该四人是天滋沼气项目的股东、投资人，该项目是由其投资管理经营，莫治生代表绿洲沃土公司代收了20万元出具了收条，绿洲沃土公司没有使用夏洪斌的款项，绿洲沃土公司也未投资案涉项目，夏洪斌的借款与绿洲沃土公司股东没有关联性。经质证，被上诉人夏洪斌认为，证据1恰好证明夏洪斌已经实际将借款支付给绿洲沃土公司，不能达到莫治生、胡明前、蒲树琴的证明目的；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足以证明夏洪斌已经将借款支付给绿洲沃土公司；证据3没有原件，经核对是夏洪斌本人的笔迹，夏洪斌非投资人，夏洪斌对决议内容没有异议，决议内容体现出夏洪斌参与该项目只是作为参会人员旁听，而非投资人的身份，不能达到莫治生、胡明前、蒲树琴的证明目的。杨仕龙认为，证据1、2发生当时杨仕龙还未进入公司，李某1向罗仕勤转账的30万元并不清楚；对于证据3，杨仕龙当时在旁听，并认可决议内容。在决议上签字时，夏洪斌当时称找罗仕勤、李某1协商如何在天滋沼气项目收回投资款，20万元是对天滋沼气项目的投资款。本院认为，证据1证人李某1未出庭作证，欠缺合法的证据形式，本院不予采信；证据2恰好印证夏洪斌履行了交付义务，将20万元转入绿洲沃土公司指定的收款账户，不能达到莫治生、胡明前、蒲树琴的证明目的；证据3是天滋农业公司股东决议内容的微信截图，落款处夏洪斌签署“我本人只是参会人员不是投资人”，不能证明案涉借款与绿洲沃土公司股东无关联性，不能达到莫治生、胡明前、蒲树琴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 上诉人杨仕龙为证明其上诉主张举示了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证据1.2019年11月5日胡明前、韩飞、蒲树琴、杨仕龙等人署名的《证明书》（该证据材料在一审中已举示，记载于一审纸质卷宗①卷第115页），拟证明莫治生并未和杨仕龙签订100万元《股权转让协议》，协议无效，杨仕龙不应承担连带责任，莫治生伪造了杨仕龙笔迹提供虚假变更注册资料。证据2.2017年4月26日绿洲沃土公司会议纪要〔第3份〕（该证据材料在一审中已举示，该证据记载于一审纸质卷宗②卷第190页），载明“莫治生（公司原董事长）在没有召开股东会议和签订股东转让协议，没有通知公司债权人进行债务清算前提下，将公司变更到胡明前、杨仕龙、蒲树琴名下，违背了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所有法律责任由莫治生承担。”，杨仕龙在会议中陈述“莫治生将我变为注册股东，没通过股东会议决议，没有和我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以后有什么法律纠纷，我可以起诉莫治生。”第二组证据，杨仕龙从2012年至2019年各种重要协议的签字与2017年2月20日《股份转让协议》中杨仕龙签名对比，拟证明杨仕龙从未与莫治生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第三组证据，2017年1月23日罗仕勤出具的《收条》，载明“今收到杨仕龙沼气工程代收代支投资款计7.5万元（柒万伍仟元整）其中2人工资4.5万元，夏洪兵：2万元，李某1：1万元。此据罗仕勤”，拟证明夏洪斌的20万元是天滋沼气项目的投资款。第四组证据，1.杨仕龙和莫治生在一起喝茶的视频录像（Ｕ盘），拟证明杨仕龙从来没有与莫治生签订100万元的股权转让协议，协议上不是杨仕龙本人签字；2.证人李某2的证言，拟证明前述视频录像的真实性。经质证，夏洪斌认为第一组证据是杨仕龙与莫治生之间的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杨仕龙拟以该证据证明其非公司股东，根据工商局查询的资料，有杨仕龙本人签字，即使《股权转让协议》不是杨仕龙本人签字的，绿洲沃土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中全体投资人承诺书以及2017年6月22日天滋农业公司的决议内容有杨仕龙本人签字进行比对，杨仕龙本人也称述其在会议现场，不能达到杨仕龙的证明目的；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无法核实，且与本案无关联性；第三组证据是罗仕勤出具给杨仕龙的收条，无法达到杨仕龙的证明目的，夏洪斌自始至终也未收到杨仕龙支付的2万元。因第四组证据是在第二次调查时杨仕龙补充举示，夏洪斌未到庭发表质证意见，也未向本院提交书面质证意见。莫治生、胡明前、蒲树琴质证认为，对《证明书》的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认可莫治生与杨仕龙之间的股权转让关系；对杨仕龙在股权转让协议上的签名与证明书的签名无法确认；罗仕勤作为天滋沼气项目的负责人通过杨仕龙收到的款项，可以看出夏洪斌所谓的投资、借款用于天滋沼气项目，而非用于绿洲沃土公司；对视频证据由法院审查并确认。本院认为，第一组证据中的证据1在一审中已经举示过，不属于二审新证据，该《证明书》从形式上属于当事人陈述及证人证言，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欠缺证明力，本院不予采信；第一组证据中证据2在一审中也已经举示过，不属于二审新证据，该证据形成时间为2017年4月26日，但杨仕龙在本案二审中陈述，其在本案一审审理时才知晓自己被登记为绿洲沃土公司的股东（详见本案二审调查笔录第19页第7-8行），杨仕龙在二审中的陈述与其举示的证据所反映出杨仕龙知晓被登记为股东的时间前后不一，不能达到杨仕龙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第二组证据签名比对材料系各种合同最末一页，均为彩色打印件，欠缺证明力，不能达到证明2017年2月20日莫治生与杨仕龙之间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无效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第三组证据是罗仕勤向杨仕龙出具的《收条》，不能证明案涉20万元的款项性质，欠缺证明力及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第四组证据的视频属于视听资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四条、第十五条，当事人以视听资料作为证据的，应当提供存储该视听资料的原始载体，但杨仕龙未能举示原始载体，该视频欠缺合法的证据形式；虽然证人李某2陈述该视频是其本人在场拍摄，但杨仕龙及证人李某2均未举证证明视频拍摄当时证人李某2在场，故证人李某2的证言欠缺证明力，不能证明视频的真实性，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一审法院向阆中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调取绿洲沃土公司工商登记资料，阆中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回函所附的11页工商登记资料中附有2017年2月20日绿洲沃土公司股东会决议，该决议同意公司注册资本减少到500万元。工商登记资料中显示股东出资情况为：胡明前，认缴出资300万元，出资比例60%；蒲树琴，认缴出资100万元，出资比例20%；杨仕龙，认缴出资100万元，出资比例20%。 二审中，杨仕龙申请对2017年2月20日其与莫治生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上的签名进行鉴定。对此本院认为，从杨仕龙在一审及二审中举示的2017年4月26日绿洲沃土公司会议纪要来看，杨仕龙在2017年4月26日就已知晓自己被登记为绿洲沃土公司的股东，但杨仕龙并未向工商登记机关提出异议或申请变更登记，工商登记对外具有公示效力，杨仕龙仅以股东变更登记材料中的《股份转让协议》非本人所签而否认其股东资格以及认缴出资100万元的主张不能得到支持。故，本院对杨仕龙的鉴定申请不予同意。 本院查明以上事实，有2017年2月20日绿洲沃土公司的股东会决议、一审法院向阆中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调取的绿洲沃土公司工商登记资料、当事人陈述及二审调查笔录在案为证。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主要争议焦点如下：一、案涉款项性质及借款主体；二、杨仕龙应否承担责任。现逐一评述如下： 关于案涉款项性质及借款主体。首先，案涉《收据》明确载明资金用途系用于天滋沼气项目并明确“双方约定，保底分红4.8万元”、“此款用期4个月”、“连本带息共计付清24.8万元”、“此投资款不承担风险由莫治生收回此款”，符合借贷双方约定借款期限及利息，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借款合同特征，明确约定不承担风险，不符合投资行为共同经营、共负盈亏、共担风险的构成要件，而符合借贷合同的特征。其次，莫治生、胡明前、蒲树琴上诉主张案涉款项系天滋沼气项目委托绿洲沃土公司收取夏洪斌的投资款，法律后果应由天滋沼气项目的合伙人承担，但案涉《项目投资公告》明确载明，天滋沼气项目是由绿洲沃土公司环保部门承接的项目并指定李某1的个人银行账户为收款账户，从案涉《收据》及《项目投资公告》中均不能得出天滋沼气项目委托绿洲沃土公司代为收取投资款的意思表示。再次，莫治生、胡明前、蒲树琴上诉认为，夏洪斌未在绿洲沃土公司注销公示期间主张债权应视为其默认放弃债权，该上诉主张缺乏法律依法。故，莫治生、胡明前、蒲树琴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杨仕龙应否承担责任的问题。首先，杨仕龙在二审中陈述其知晓被登记为绿洲沃土公司股东的时间是在一审时（本案一审立案时间为2019年8月21日），但从杨仕龙在一审及二审中举示的2017年4月26日绿洲沃土公司会议纪要来看，杨仕龙在2017年4月26日就已经知晓自己被登记为股东，杨仕龙向法庭的陈述与其举示的证据相互矛盾。其次，绿洲沃土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显示杨仕龙为股东，其认缴出资100万元，工商登记的股东对外具有公示效力，如果涉及公司以外的第三人因公司股东资格及出资比例而产生的外部争议，应以工商登记为准。再次，杨仕龙在知晓其被登记为公司股东后未向工商登记机关提出异议或申请变更登记，杨仕龙仅以股东变更登记材料非本人所签而否认股东资格及出资比例的主张不能得到支持。最后，莫治生在未履行出资义务的情况下将股份100万元转让给杨仕龙，而受让人杨仕龙实际向绿洲沃土公司出资3万元，债权人有权要求受让人杨仕龙在莫治生应当承担责任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杨仕龙承担责任后有权向莫治生追偿。故，杨仕龙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莫治生、胡明前、蒲树琴、杨仕龙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2680元，由莫治生、胡明前、蒲树琴负担6340元，杨仕龙负担634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姚 兰 审判员 莫 雪 审判员 马 雯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谢章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