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15民终238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软鱼，女，1946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河南省淇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凤琴，女，1969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员工，住河南省淇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楠楠，男，1991年8月4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河南省淇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亚菲，女，1995年2月28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河南省淇县。 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海文，河南奥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聊城市弘昌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聊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光岳北路江北汽车城112号。 法定代表人：张建磊，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哲，山东同心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郎付勇，男，1983年12月8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山东省冠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治远，山东鲁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杨软鱼、王亚菲、王凤琴、王楠楠因与被上诉人聊城市弘昌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昌公司）、原审被告郎付勇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2019）鲁1502民初24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软鱼、王凤琴、王楠楠、王亚菲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被上诉人弘昌公司返还上诉人不当得利保险金20万元。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一、一审法院认定车上人员(司机)责任险和机动车辆可乘人员团体意外伤害保险均系实际车主郎付勇投保明显错误，郎付勇和上诉人只知道投保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聊城市分公司车上人员(司机)责任险(保险金20万元)、第三者责任险、车损险等，而对在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公司石家庄中心支公司所投保的机动车辆可乘人员团体意外伤害保险，险种为“意外身故、伤害”，保险金50万元这一事实均不知情，而是弘昌公司偷偷私自以车主名义向太平洋人寿石家庄公司投保，以便发生事故后以欺诈、隐瞒保险金总额，乘人之危的方式向保险公司理赔，获取巨额差价。二、关于2018年5月14日三方签订的《赔偿协议书》系被上诉人弘昌公司故意隐瞒保险金总额70万元，以欺诈、乘人之危、恶意串通、损害上诉人利益，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且也是在违背真实意愿情况下所签订的。郎付勇作为协议乙方(实际车主)未在该协议上签字，保险理赔总金额毫不知情，也没收到该协议书，且该协议书第5条规定“本协议一式三份，经甲乙丙三方签字按章后生效，甲乙丙三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效力”，自始至终，该协议的协商、内容签订，郎付勇均不知情，也不在现场，如果郎付勇知道保险金可以获得70万元，一共赔偿上诉人462080元(含车上司机人员险20万元)，其根本不会先行赔偿47080元，保险20万元，余额20多万元作为向弘昌公司借款。故，该协议应为无效协议，且一审法院也未查明郎付勇、弘昌公司各自赔偿了上诉人多少钱，70万元保险金弘昌公司如何分配。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三、关于2018年6月8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交通事故赔偿协议书》也系无效协议，该协议书同样也是弘昌公司人员采用隐瞒事实、欺诈、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使上诉人在违背真实意愿下所签订的；如果弘昌公司明确告知或者在该协议上约定，车上人员险20万元、机动车可乘人员意外险50万元，共计70万元，赔偿50万元，20万元归弘昌公司，上诉人根本不可能签订该协议的，因为王凤琴、王楠楠是中国人寿保险公司的员工，懂得理赔程序，如果知道有这份保险，不可能让他去理赔的，被上诉人故意隐瞒这份保险，是当事人不知情的情况下签订的协议。根据合同法第52条、第73条、第80条以及保险法第34条第2款、合同法解释第12条等法律规定，该《交通事故赔偿协议书》既存在欺诈、乘人之危行为，又违反人身保险、人身伤害赔偿请求权不得转让等法律强制性规定，因此，该协议书也是无效的。如果法院认定人身保险、人身伤害赔偿请求权可以依法转让，且合法有效，则正如社会上、网络上所热议的扬州市一家公司隐瞒投保事实，为在职员工投保累计保险金160余万元，一旦员工发生工伤死亡事故，打着伪善人的名义，赔偿受害人家属130余万元，并让家属签订协议，死者的所有公司投保的保险金全部归公司所有，而赚取伤残、死亡员工的巨额保险赔偿金，被社会和网民所痛恨。如果法院支持这种观点和行为，则许多公司就势必会效仿，大量大额度为员工购买保险，不注重安全教育和加强安全措施，放任事故的发生，“员工伤亡越多，公司赚得越多”这种恶性后果，当然是社会和法律所不允许的。因此，被上诉人基于上述协议书取得的不当利益应当予以返还。三、原审判决程序违法，一审适用简易程序，明显超出简易程序规定的审理期限3个月。故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程序错误，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清事实后改判，以维护法律之公平正义。 被上诉人弘昌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一、上诉人对其享有的保险权益完全知情，案涉赔偿协议的签订不存在任何欺诈、胁迫或者趁人之危的情形，完全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事故发生后，上诉人曾两次与弘昌公司及实际车主沟通协调，两次达成相关赔偿的约定，并最终按照所达成的协议进行了履行。之所以多次沟通，也恰恰证明各方是在充分沟通后作出的真实意思表示。完全是上诉人在获知保险公司赔偿的具体数额后，为了尽快拿到赔偿金，自愿与弘昌公司等达成的协议。在一审庭审中，上诉人提交了赔偿费用计算书以及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中心支公司领款通知书各一份，并以上述证据用以证明因王某发生交通事故在保险公司的保险赔偿金为20万元和50万元。另外，其还提交了中行淇县支行流水交易明细一份，用以证明其收到了石家庄支公司转入的50万元保险金，并将该笔保险金转入了弘昌公司授意的种春丽账户的事实。以上情况完全可以证明，上诉人对其所享有的保险权益是完全知情的。其在接到石家庄人寿保险公司转来的50万元保险赔偿金后，又转入弘昌公司授意的账户的行为均是自愿做出的符合其真实意思表示的行为，是对其与弘昌公司签订的《交通事故赔偿协议书》所约定内容的一种履行，是上诉人对自己权利的一种自愿处分，真实、合法、有效。况且，在事故发生后，保险公司也曾去上诉人家中核实相关情况。现在协议履行完毕后，上诉人却又以无中生有的“不知情”为理由向弘昌公司索要保险金，完全是一种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无理做法。上诉人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二、案涉《交通事故赔偿协议书》不违反任何法律规定，合法有效。人身保险属于商业险，其与国家强制交纳的保险价值取向并不相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弟24条虽然规定“当事人主张交强险人身伤亡保险金请求权转让或者设定担保的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上述规定仅禁止“交强险”人身伤亡保险金请求权的转让，而本案所涉的保险不属于强制投保的险种，而是属于自由投保的商业险。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商业保险金请求权属于纯财产性质的债权，不具有人身依附性，可以自由转让。结合本案情况，弘昌公司与上诉人签订的《交通事故赔偿协议书》即是对商业险性质的请求权转让达成的意思表示，不具有人身依附性，上诉人的受益权己经转化为确定的财产权益，具有可转让性。案涉赔偿协议所涉内容完全不会因为违反法律规定而无效。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均不能成立。--审判决公正合法，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郎付勇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杨软鱼、王凤琴、王楠楠、王亚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被告返还车上人员险20万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月19日，王某驾驶鲁Ｐ×××××（鲁Ｐ×××××）号车与他车相撞，致王某死亡。山西省公安厅交通警察高速六支队一大队作出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王某负事故的主要责任。王凤琴系王某之妻，二人生育一子一女，儿子王楠楠，女儿王亚菲。杨软鱼系王某母亲。鲁Ｐ×××××（鲁Ｐ×××××）号车的实际所有人为郎付勇，该车挂靠在弘昌公司名下经营。郎付勇为该车投保了车上人员责任险（司机）和机动车辆司乘人员团体意外伤害保险各一份，保险限额分别为20万元、50万元。2018年5月14日，弘昌公司作为甲方，郎付勇作为乙方，杨软鱼、王凤琴、王楠楠、王亚菲作为丙方，三方签订《赔偿协议书》一份，内容：“1.甲乙两方共同一次性赔偿因本次交通事故造成丙方的近亲属王某死亡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处理丧事人员误工费、交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462080元，甲乙方先期预付给丙方47080元，剩余415000元直接打入丙方指定账户（中国农业银行淇县支行王楠楠名下卡号：62×××19），丙方将保险公司需要的索赔材料经公证的复印件交由甲乙双方（原件由丙方保留），由甲乙双方代为向承保的保险公司索赔。丙方向交通事故的黑Ｍ×××××号车主张交通事故侵权责任甲乙两方不再干涉。2.丙方收到该款项后，应积极提供甲乙两方向保险公司索赔材料，材料包括但不限于：权益转让书、继承人的身份证、户口本、事故认定书、家属关系证明、城镇居住证、死亡证明、火化证明、户口注销证明、银行卡等。3.本协议为一次性终结赔偿协议，丙方不再以任何理由和方式向甲乙双方主张权利，丙方应向保险公司追偿的权利转由甲、乙两方。4.本协议的内容甲乙丙三方已仔细阅读并充分理解，系三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显失公平、欺诈、胁迫等违法行为。5.本协议一式三份，经甲乙丙三方签字捺章后生效，甲乙丙三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效力。”同日，王凤琴出具收到郎付勇、弘昌公司款项462080元的收条一张。2018年6月8日，弘昌公司作为甲方与杨软鱼、王凤琴、王楠楠、王亚菲作为乙方签订《交通事故赔偿协议书》，内容：“1.甲方一次性赔偿乙方因本次交通事故造成乙方的近亲属王某死亡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处理丧事人员误工费、交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511080元。甲方在交通事故发生后已经赔付乙方47080元，2018年5月14日甲方付给乙方414000元。剩余50000元甲方向保险公司索赔后向乙方支付。2.乙方收到该款项后，应无条件提供甲方向保险公司索赔材料，材料包括但不限于：权益转让书、继承人的身份证、户口本、事故认定书、家属关系证明、城镇居住证、死亡证明、火化证明、户口注销证明、授权委托书、银行卡等。3.本协议为一次性终结赔偿协议，乙方不再以任何理由和方式向甲方及甲方的保险公司主张任何权利。4.本协议的内容甲乙双方已仔细阅读并充分理解，是在律师的见证下签订的，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显失公平、欺诈、胁迫等违法行为。5.本协议一式三份，经甲乙双方签字或盖章后生效，甲乙双方各执一份，见证人执一份，具有同等效力。附：乙方的收款证明。”杨软鱼、王凤琴、王楠楠、王亚菲均在该协议中签字、捺印。后弘昌公司将赔偿款50000元给付杨软鱼、王凤琴、王楠楠、王亚菲。杨软鱼、王凤琴、王楠楠、王亚菲将需要理赔的材料全部交付给弘昌物流。后弘昌公司向投保的保险公司进行理赔，获得车上人员责任险（司机）20万元、团体意外险50万元共计70万元。杨软鱼、王凤琴、王楠楠、王亚菲认为弘昌物流和郎付勇仅赔付50余万元，剩余的20万元应当付给原告，弘昌公司拒不退还，构成不当得利。 一审法院认为，人身保险合同属于商业险。保险金请求权是基于保险合同产生的请求权，非基于人身关系而产生的特殊权利。保险事故发生后，人身保险合同的保险金随即成为确定的、纯财产性质的债权，此时的保险金请求权不具有人身依附性，也不属于依据合同性质及法律规定不得转让的合同，当事人之间也未约定保险金请求权不得转让，故保险金的请求权可以转让。本案中，四原告与被告达成赔偿协议将其与本次保险事故相对应的全部保险金请求权转让给被告，是对其权利的合法处分，该转让行为亦不违反法律规定，原被告均已按照协议内容履行了各自的义务。原告主张被告构成不当得到，要求返还车上人员险20万元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七十九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杨软鱼、王凤琴、王楠楠、王亚菲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225元，由原告杨软鱼、王凤琴、王楠楠、王亚菲负担。 本院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上诉人主张2018年5月14日签订的《赔偿协议书》及2018年6月8日签订的《交通事故赔偿协议书》，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均属无效协议。上诉人主张弘昌公司采取隐瞒事实、欺诈的手段让上诉人签订的上述两份协议，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支持，本院不予采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当事人主张交强险人身伤亡保险金请求权转让或者设定担保的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上述规定仅禁止交强险人身伤亡保险金请求权的转让，并未禁止商业险人身伤亡保险金请求权的转让。人身保险合同属于商业险，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商业险保险金请求权属于纯财产性质的债权，不具有人身依附性，可以自由转让。故人身保险金请求权在事故发生后转让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为有效行为。本案中，上诉人与弘昌公司达成的保险金请求权转让协议，属于纯财产性质的债权转让，不违反法律规定，为有效协议。上诉人已与弘昌公司达成协议，且弘昌公司已经实际支付上诉人协议约定的数额，现上诉人再要求弘昌公司支付20万元，有违诚信原则。上诉人主张案涉协议存在欺诈、乘人之危、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等情形，但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实，对此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一审程序问题，经审查，本案一审立案时间为2019年3月12日，上诉人于2019年4月25日提交庭外和解申请一份，申请庭外和解6个月，一审于2019年8月28日结案，并未违反法定程序。 综上所述，杨软鱼、王亚菲、王凤琴、王楠楠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450元，由上诉人杨软鱼、王亚菲、王凤琴、王楠楠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郭召勇 审判员  石 鑫 审判员  孙久强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六日 法官助理王蕾 书记员姚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