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内01民终2867号上诉人（一审起诉人）：刘爱兰，女，原呼和浩特农业生产资料公司职工韩万明（已去世）的妻子，住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岳文魁，男，住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系呼和浩特市回民区中山西路街道办事处吕祖庙街社区居委会推荐。上诉人刘爱兰因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呼和浩特市回民区人民法院（2020）内0103民初2493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刘爱兰上诉请求：请求法院依法撤销呼和浩特市回民区人民法院（2020）内0103民初2493号民事裁定书，发回立案审理。事实和理由：一、本案的基本事实：2001年呼和浩特市农牧业生产资料公司和刘爱兰丈夫韩万明签订劳动合同《呼和浩特市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协议书》。根据《协议书》呼和浩特市农牧业生产资料公司从2001年6月至2003年5月为刘爱兰丈夫韩万明发放下岗生活费。生活费经银行打入个人存折，但存折未发给本人，资金留存在企业账户，致使刘爱兰至今未拿到依据劳动合同应领取的生活费。呼和浩特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呼市农资公司）不履行劳动合同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扣留存折侵占资金的引为严重侵犯刘爱兰合法权益。二、呼和浩特市回民区人民法院立案庭作出的（2020）内0103民初2493号民事裁定违反法定程序，二审法院应予纠正。1.现在实行的是立案登记制，只要原、被告主体适格递交的相关诉讼材料齐全，符合立案标准，立案庭就应当予以接收。至于涉及案件中的实体问题，以及客观事实的认定都应由审判庭审理，经过法庭调查举证、质证以及辩论环节，经当事人双方充分发表意见后认定。现呼和浩特市回民区人民法院立案庭违反法定程序越权审查，越权代审判庭做出审查结果，并出具不予了受理的民事裁定书的行为违法，二审法院应予纠正。2.本案是否属于企业转制过程中引发的争议，是一个实体审查的过程，并不属于单纯的程序审查范围。只有经过庭审，听取当事人的意见，以及大量的证据，最终作出认定。呼和浩特市回民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却阻断该案件正常进入审判庭审理的过程，作出不予受理的民事裁定，不仅是越权审查的行为，更是违反法定程序的体现，从而侵犯了丈夫韩万明的合法权益。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三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或民事行为效力与人民法院依据案件事实做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将法律关系性质或民事行为效力做为焦点问题进行审理。在庭审过程中尚要将此做为焦点进行审理，而本案未经审理就做出法律关系性质不同的认定，是明显的违法行为。4.2019年和刘爱兰的丈夫韩万明同为下岗职工的于艳萍、韩登升以支付内退生活费、置换身份款提起诉讼，呼和浩特市回民区人民法院以“劳动合同纠纷”立案受理，庭审中又增加了支付下岗生活费的诉求，法庭由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多次开庭审理。下岗生活费和内退生活费、置换身份补偿款，均是企业依据劳动合同给劳动者的工资待遇和经济补偿法律关系性质完全相同。于艳萍、韩登升的起诉“立案受理”，本案却“不予受理。”同为劳动合同纠纷为何一个受理，另一个不予受理。这是典型的同案不同“判”。三、呼和浩特市农牧业生产资料公司和刘爱兰2001年签订固定期劳动合同《呼和浩特市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书》），为下岗职工发放生活费是呼市农资公司的责任和义务。2001年呼市农资公司申报129名职工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刘爱兰丈夫韩万明是其中之一），并与职工签订劳动合同《协议书》，《协议书》明确规定甲方（呼市农资公司）以“三三制”原则筹集资金，按月按规定为乙方（刘爱兰丈夫韩万明）发放基本生活费。下岗生活费本质上就是下岗职工的工资待遇。为下岗职工发放生活费是用人单位呼市农资公司依据劳动合同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四、因“下岗生活费”引发的纠纷就是劳动法意义上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在履行劳动合同过程中发生的纠纷。呼市农资公司表面上按合同规定和发放程序按月把生活费经银行打入刘爱兰丈夫韩万明存折，但不把存折发给本人，致使刘爱兰未拿到生活费，这引发了下岗职工联名上访。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岳文魁等人信访的复核意见》（内政信复字﹝2018﹞57号）查明的事实是:“生活费打入个人存折，但存折未发给本人，资金留存在企业账户”。并要求“呼市农资公司及其锡林商店要尽快将拖欠的下岗生活费足额补发到位。”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因“生活费”发生的纠纷，并不属于“转制而引发的纠纷”，而是劳动法意义上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在履行劳动合同过程中发生的纠纷，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调整，必然属于劳动争议案件的受案范围。五、扣留生活费的行为人是呼市农资公司，责任主体明确，法律关系明确。本案件中呼市农资公司不履行劳动合同扣留生活费，是被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查明认定的事实。从因果关系的角度看，只有实行行为与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才能将损害结果归属于行为人，也就是损害结果由谁造成就由谁承担责任。呼市农资公司扣留刘爱兰丈夫韩万明生活费，造成刘爱兰未拿到生活费的损害结果，就构成了民法上的因果关系，呼市农资公司就应承担责任。呼市农资公司经理承认扣留生活费的事实，并给职工写下承诺:“下岗生活费一事，在10个工作日内查清解决。”供销社主任李浩书在承诺书上批示：“请生资公司履行承诺。”六、把本案认定为是政府主导的转制引发的纠纷，与客观事实不符，缺乏证据支持，是认定事实错误。事实和证据如下：1.中共中央国务院（98）10号文件明确：为尚未与企业解除劳动关系的下岗职工发放生活费是企业的责任。文件指出：“凡是有下岗职工的企业都要建立再就业服务中心或类似机构。”“再就业服务中心负责为本企业下岗职工发放基本生活费和代下岗职工缴纳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的对象主要是实行劳动合同制以前参加工作的国有企业正式职工，但尚未与企业解除劳动关系，没有在社会上找到工作的人员。”中央10号文件明确了为下岗职工发放生活费是企业的责任，明确了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了下岗生活费是职工和企业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待遇。2.职工分流安置、下岗生活费的发放是农资公司主导操作进行的，并不是转制过程中政府主导操作的。企业股份制改造（即企业转制）主要完成两项任务：一是企业资产评估划转，二是职工分流安置。呼市供销社《关于呼市农资公司原职工委托岳文魁上访事项的答复意见》（2015年7月7日）明确了这两项工作的责任主体:“三、企业转制资产值的认定市社委托中介机构对市社直属企业包括农资公司资产负债及所有者权益进行评估鉴定。”“五、关于转制过程中由企业操作的职工分流安置，下岗生活费和失业金发放等细节及职工个人诉求，由企业详查分别不同情况负责答复解决。”呼市供销社做为农资公司转制的政府主管部门只负责资产评估鉴定以及划转，而职工分流安置、下岗生活费发放等涉及劳动关系的则是由企业自主处置。既然政府主导的转制根本没有管下岗生活费发放的事，那政府就不是造成职工未领到生活费的责任人，二者之间根本没有法律关系。政府主导的转制与下岗生活费未发放的损害结果没有引发与被引发的关系。呼市农资公司自主操作了职工分流安置、下岗生活费发放等涉及劳动关系的具体事务，呼市农资公司是行为人、责任人，权利义务关系明确，责任主体明确，法律关系明确。二者之间界线清晰不能混淆。把企业行为造成的劳动合同纠纷，说成是政府主导的转制引发的纠纷，与客观事实不符，是认定事实错误。七、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二条为依据，属于适用法律错误。1.本案是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因“下岗生活费”引发的劳动合同纠纷，是两个平等民事主体在企业产权制度改造中发生的民事纠纷，并不是政府主管部门对国有资产进行行政性调整、划转过程中发生的纠纷。因“下岗生活费”引发的劳动合同纠纷和“国有资产调整划转”过程中发生的纠纷，是法律关系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案件。“下岗生活费”和“国有资产调整划转”风马牛不相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显然是适用法律错误。2.《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二条“企业自主转制引发的争议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并不等于“政府主导的转制引发的争议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更何况本案根本不是政府主导的转制引发的争议。八、本案是劳动合同纠纷，是两个平等民事主体之间在企业改制中发生的民事纠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因“下岗生活费”引发的劳动合同纠纷，并不会因发生在转制过程而发生改变，也不会因是“政府主导”或“企业自主”进行转制而不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十七条劳动者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有权要求有关部门依法处理或者依法申请仲裁提起诉讼。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一）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在履行劳动合同过程中发生的纠纷，人民法院应予受理。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人民法院受理平等民事主体之间在企业产权制度改造中发生的民事纠纷案件。综上所述，本案是刘爱兰和呼市农资公司因“下岗生活费”发生的劳动合同纠纷。纠纷发生在转制过程中，但政府主管部门并未管理处置职工分流和下岗生活费发放等涉及劳动关系的事务，因此与政府无关，政府不是行为人责任人。是呼市农资公司扣留生活费，造成损害结果，法律关系明确，责任主体明确。把因“生活费”引发的劳动合同纠纷认定为是政府主导的转制而引发的纠纷，与客观事实不符，缺乏事实和证据支持，是认定事实错误。劳动合同纠纷和国有资产调整划转过程中发生的纠纷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案件，二者界线清晰，不能混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劳动合同纠纷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呼市农资公司不履行劳动合同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扣留侵占刘爱兰生活费，严重侵犯刘爱兰合法权益。请求二审法院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以充分的证据依据做出公正的裁判，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本院认为：根据本院于2020年4月9日作出的（2020）内01民终644号民事裁定书，于艳萍与呼市农资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中于艳萍的诉讼请求即包括判令呼市农资公司支付于艳萍下岗生活费及利息损失的内容，经两级法院实体审理后以该案系政府主导企业改制引发的争议为由驳回起诉。本案中刘爱兰的诉讼请求为支付刘爱兰丈夫韩万明下岗生活费及利息损失，其诉讼请求及事实理由与于艳萍案基本相同，故本案涉及的呼和浩特市农牧业生产资料公司企业改制系政府主导的行为，并非企业自主进行改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二条之规定，政府主导企业改制引发的争议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故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综上，刘爱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姜 怡审判员 蔡世杰审判员 张蒙江二〇二〇年九月九日（法官助理 齐兴宇书记员 翟 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