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12民终11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冬喜，男，汉族，住泰州市姜堰区。上诉人（原审被告）：钱金根，男，汉族，住泰州市姜堰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江苏姜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泰州市姜堰区姜堰大道128号。法定代表人：洪其华，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海月，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澄，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成霞，女，汉族，住如皋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薛卫华，男，汉族，住如皋市。上诉人张冬喜、钱金根因与被上诉人江苏姜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除判决主文外简称姜堰农商行）、郭成霞、薛卫华、泰州市宇涵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宇涵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人民法院（2018）苏1204民初7440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冬喜、钱金根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姜堰农商行对两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本案证据充分证实案涉贷款构成“以新贷偿还旧贷”。1.2017年3月15日，姜堰农商行向郭成霞发放贷款100万元后，立即划付给秦久林，秦久林将该款项划付给郭成霞企业的会计刘志华，刘志华划付给郭成霞丈夫薛卫华，薛卫华又将该款项划转给郭成霞，郭成霞将该款和其向案外人刘爱玲借如的35万元“过桥资金”一起用于偿还其在姜堰农商行到期旧贷款（姜堰农商行当日扣划了136.2万元）。上述贷款划转及最终还贷行为均在同一天1小时内完成。前述向刘爱玲借入的35万元，由郭成霞于2017年3月16日用新贷款进行了偿还。2.2017年3月16日，姜堰农商行向郭成霞发放贷款100万元后，立即划付给郭成霞企业的会计刘志华，刘志华又将该款项划付给郭成霞，郭成霞将该款项用于偿还前期的“过桥资金”，上述贷款、划转及还贷行为均在同一天1小时内完成。（二）姜堰农商行教唆、策划并参与实施案涉贷款的“以新贷偿还旧贷”行为。1.该行客户经理林晓龙从“以新贷偿还旧贷”方案设计到企业财务报表的制作，均和郭成霞商讨，甚至花了两个下午时间亲自参与制作企业财务报表。2.该行明知宇涵公司财务账册混乱而无法作出真实财务判断情况下，严重违反中国银监会制定的《流动资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故意制作虚假的《关于郭成霞申请贷款授信的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授信调查报告）。一审认定该报告是内部文件，不能证明郭成霞与姜堰农商行串通夸大企业净资产和虚构应收款，是错误的。3.姜堰农商行为促成和实现“以贷还贷”目的，违反《流动资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有关委托支付的强制规定，将案涉贷款恶意挪用支付。即案涉贷款用途约定为“畜禽加工”，郭成霞据以委托划付贷款款项的采购合同载明的用途分别是“购买大红枣瓶盖等”“购买黄金针菇”，姜堰农商行不应根据郭成霞的委托将案涉贷款支付他人。正是姜堰农商行的恶意违规支付，才得以完成“以贷还贷”的整个流程。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姜堰农商行违反《流动资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和郭成霞恶意串通，挪用案涉贷款进行“以贷还贷”，将风险转嫁给上诉人，并加重上诉人的负担，严重损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九条以及侵权责任法相关规定，上诉人不应承担案涉贷款的保证责任。（二）案涉《最高额个人担保借款合同》约定200万元的最高债权本金余额，包括本金、利息、违约金等在内的最高债权余额。一审判决保证人承担200万元本金外，还要承担利息等给付责任，超出最高额200万元的约定。庭审中，两上诉人补充陈述：一、两上诉人至今未收到《最高额个人担保借款合同》文本，姜堰农商行故意剥夺上诉人的知情权，切断上诉人作为担保人对借款人的监督管理权利和义务。当时签订合同时已要求姜堰农商行给合同原件，信贷人员说合同要等银行批准，郭成霞贷款用于其公司购买生产原料，有四份购销合同，且信贷人员用手机进行了录像。姜堰农商行出具虚假的情况说明，说已经交付合同原件的目的是掩盖其违规行为。二、授信调查报告中关于应收款，涉及杭州郝姆斯食品有限公司313万元应收款是虚假的。在宇涵公司破产清算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中已经证实没有该公司313万元的应收款，只有31万元应收款，还是虚构的事实。三、姜堰农商行工作人员违规违法发放贷款，其明知郭成霞提供虚假的贷款资料，未按规定对贷款人的贷款用途、还款能力等情况进行严格的审查，也未对担保人的身份、条件进行实际调查，其中张冬喜因受过刑事处罚不具备担保条件，钱金根虽然是公务员但没有能力担保300万元。姜堰农商行答辩称：一审认定案件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在未仔细查看合同条款的情况下，找各种理由拒不还款、拖延还款，拒绝承担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一、一审庭审中，两上诉人在姜堰农商行提交充足的证据后一次又一次要求姜堰农商行提交无关的材料，致一审经过7、8次庭审长达一年的时间才得以审结。一审对借款人郭成霞上次贷款归还时间、本次贷款发放时间及发放后去向等问题，已经调查的十分清楚。二、案涉贷款经过审慎的贷前调查、贷中管理、贷后监督，姜堰农商行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发放贷款。贷款发放后，借款人如何使用贷款，是否按照合同约定使用贷款，姜堰农商行没有权利核实核查，故合同中才有借款人未按合同约定使用贷款的违约责任。借款人是否按照合同约定用途使用贷款，并非担保人不承担担保责任的理由。三、两上诉人称姜堰农商行员工存在操作企业财务报表、制作虚假授信调查报告、违规发放贷款等问题，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两上诉人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主张应不予采纳。至于其认为借款借据与采购合同中用途不一致的问题，借据中的借款用途是银行工作人员在系统中选择的，借款人郭成霞经营的宇涵公司经营范围有肉制品加工，所以选择了畜禽加工的类别，其并不影响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四、合同中明确约定最高额为借款本金的最高额，而担保人的担保数额包括本金、利息、逾期利息、复利等，并未载明最高额中包括利息等其他金额。郭成霞、薛卫华未有答辩意见陈述。姜堰农商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郭成霞、薛卫华立即偿还贷款本金200万元，自2017年8月22日起至2018年1月19日止的利息计69000元及自2018年1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期内按年利率8.28%计算，期外按年利率12.42%计算）；2.张冬喜、钱金根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郭成霞、薛卫华、张冬喜、钱金根承担案件诉讼费、保全费。一审经审查认定如下事实：一、2017年3月12日，姜堰农商行（贷款人）与郭成霞（借款人）、张冬喜（担保人）、钱金根（担保人）签订《最高额个人担保借款合同》一份，编号为姜堰农商银行高保个借字【2017】第1250037102006号。约定：借款人向贷款人申请借款，担保人自愿为借款人自2017年3月12日起至2018年3月15日止，在贷款人处办理的最高本金余额不超过200万元的借款提供担保；每笔借款的金额、期限、利率、还款方式、借款用途等以借款凭证为准，借款凭证为本合同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贷款人根据借款凭证约定的时间、金额，将借款金额划入借款人在贷款人处开立的账户内，账号为62×××83；担保方式为保证担保；担保的范围包括借款本金、利息、逾期利息、复利、实现债权的费用等；保证期间为二年；借款人未按合同约定期限归还借款本金的，贷款人对逾期借款从逾期之日起在借款执行利率基础上上浮50%计收罚息；借款人违反合同项下义务，贷款人有权提前收回已发放的借款；等等。同日，姜堰农商行与郭成霞、宇涵公司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一份，约定宇涵公司为前述合同中郭成霞的债务提供保证担保，担保的方式、期间以及范围均与前述合同约定相同。同日，薛卫华向姜堰农商行出具《借款人家庭财产承担连带清偿贷款责任承诺书》一份，载明：借款人郭成霞于2017年3月12日向贵行取得授信贷款200万元，我们作为该借款人郭成霞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愿以家庭财产（包括个人所有、夫妻共有、家庭共有财产）对该笔贷款承担无限连带清偿责任。二、2017年3月15日、16日，姜堰农商行分别向郭成霞出借资金100万元，合计200万元。两份借款借据均载明借款年利率为8.28%，每月20日结息，到期日为2018年3月15日，贷款用途为畜禽加工。借款汇入郭成霞在姜堰农商行处开立的账号为62×××83的账户。借款发放后，郭成霞归还了截至2017年8月21日的利息，后未再偿还本金及利息。三、2017年3月15日，郭成霞向姜堰农商行出具《贷款资金受托支付委托申请书》，申请姜堰农商行将当日根据案涉编号为姜堰农商银行高保个借字【2017】第1250037102006号《最高额个人担保借款合同》约定发放的100万元借款划入秦久林账户。同年3月16日，郭成霞再次向姜堰农商行出具《贷款资金受托支付委托申请书》，申请姜堰农商行将当日根据案涉编号为姜堰农商银行高保个借字【2017】第1250037102006号《最高额个人担保借款合同》约定发放的100万元借款划入刘志华账户。后姜堰农商行根据郭成霞的申请将案涉借款分别划入了秦久林、刘志华的账户。另查明，2017年3月，除案涉借款外，郭成霞另向姜堰农商行借款。2019年3月15日，姜堰农商行在本案一审审理期间以宇涵公司进入破产程序为由，申请撤回对宇涵公司的起诉，一审法院经审查后于当日依法裁定准许姜堰农商行撤回对宇涵公司的起诉。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1.姜堰农商行与郭成霞、张冬喜、钱金根签订的最高额个人担保借款合同有否生效；2.薛卫华在讼争纠纷中应否承担相应的责任；3.是否存在主合同当事人双方串通，骗取保证人提供保证的情形，以及是否存在主合同当事人双方协议以新贷偿还旧贷的情形。关于争议焦点1，张冬喜、钱金根均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应当知道在最高额个人担保借款合同中签名的法律后果。张冬喜、钱金根对于当日签署合同是为郭成霞向姜堰农商行借款提供保证担保的目的是清楚的，即使二人签名时合同为散页、内容为空白，但其在明知是散页、空白合同的情况下仍以保证人的身份在合同上签字，视为其授权对方当事人补记合同空白部分内容，产生法律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现姜堰农商行提交的合同为胶装成册，张冬喜、钱金根对合同中签名真实性无异议，其无证据证明签合同时提出异议或签名系受胁迫，故其辩称其与姜堰农商行的担保合同未生效的抗辩主张，不予采信。关于争议焦点2，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2017年3月12日，薛卫华作为郭成霞的配偶向姜堰农商行出具《借款人家庭财产承担连带清偿贷款责任承诺书》一份，其中载明“借款人郭成霞于2017年3月12日向贵行取得授信贷款200万元，我们作为该借款人郭成霞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愿以家庭财产（包括个人所有、夫妻共有、家庭共有财产）对该笔贷款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该承诺书清晰表明薛卫华具有以个人财产、夫妻共有、家庭共有财产对该笔贷款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意思表示，且出具时间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故该笔借款应认定为郭成霞、薛卫华夫妻共同债务，薛卫华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关于争议焦点3，（1）案涉借款合同及担保合同均不存在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张冬喜、钱金根系应郭成霞的要求提供担保，其对签署合同的目的和法律后果是清楚的；张冬喜、钱金根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签订合同时姜堰农商行对其实施了欺诈行为，其辩称姜堰农商行与郭成霞恶意串通，骗取其提供保证，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相应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应由其承担。（2）姜堰农商行对郭成霞提供的采购合同表面审查无瑕疵即可，如要求其对采购合同作实质审查，则加重了姜堰农商行的义务，并且也不具有现实可能性。本案中姜堰农商行已经举证证明案涉借款按照借款合同约定汇入借款人在姜堰农商行处开立的账户，后根据借款人的申请划入其交易对手的账户，即便交易对手将款项转回给借款人，交易对象对自己账户中的资金进行支配并非姜堰农商行所能控制，姜堰农商行亦无权进行控制。故钱金根、张冬喜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主合同当事人双方协议以新贷偿还旧贷。综上，姜堰农商行与郭成霞、张冬喜、钱金根签订的《最高额个人担保借款合同》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姜堰农商行依约发放款项后，郭成霞归还了截至2017年8月21日的利息，其后的本息再未归还。姜堰农商行依据前引合同第七条第二款“借款人出现足以影响借款安全的重大不利情形，贷款人可以停止发放借款、提前收回已发放借款或采取其他资产保全措施，并提前行使担保权”，要求郭成霞返还借款本金及其利息，张冬喜、钱金根承担保证责任，符合合同约定，予以支持。薛卫华作为郭成霞的配偶向姜堰农商行出具《借款人家庭财产承担连带清偿贷款责任承诺书》，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张冬喜、钱金根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郭成霞追偿。郭成霞、薛卫华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应视为放弃了对姜堰农商行诉讼请求进行反驳及对证据质证的权利。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之规定，作出判决：一、郭成霞、薛卫华于该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姜堰农商行借款本金200万元及其利息（自2017年8月22日起至2018年3月15日止，按年利率8.28%计算；自2018年3月16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12.42%计算）。二、张冬喜、钱金根对该判决第一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张冬喜、钱金根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郭成霞追偿。案件受理费23353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28353元，由郭成霞、薛卫华、张冬喜、钱金根共同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张冬喜、钱金根提供以下证据材料并申请相关证人出庭：1.授信调查报告，证明宇涵公司并没有533万元的应收款；2.宇涵公司清算组发给杭州郝姆斯食品有限公司的《债务限期清偿通知书》及邮寄单据；3.宇涵公司破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资料，上述2、3证据材料证明宇涵公司的财务账册上没有该公司313万元应收款，其中31万元应收款也是虚构的。4.包德兵、孙伟、王梓、刘爱玲的书面证言以及包德兵、孙伟、刘爱玲三人出庭证言，证明郭成霞向他们借“过桥资金”用于偿还在其姜堰农商行2016年的旧贷款。5.宇涵公司员工申碗兰、王凯、于海洋分别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宇涵公司从来没有畜禽加工，约定的贷款用途是虚假的。6.泰州市姜堰区公安局对陈荣生、吴健、何华、薛涛、冒萍的询问笔录以及泰州市姜堰区公安局城东派出所民警章晓东出具的两份情况说明，证明宇涵公司对外签订的涉案四份购销合同是委托支付的必备条件，没有这些合同委托支付，姜堰农商行如何能够发放贷款。姜堰农商行质证认为：1.对证据1的来源和合法性不予认可，该材料属于姜堰农商行内部审查审批资料，严禁除经办客户经理及档案管理以外的人员查阅复印，更严禁外传，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退一步讲，即使该材料能够给予本案一些参考，也不能达到上诉人要证明的目的。2.对证据2、3，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应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债权人会议资料记载的是宇涵公司2019年5月相关财务情况，与贷款发放时间点不一致，正因为其资不抵债才申请破产的。3.对证据4，上诉人提交与本案无关联的案外人的情况说明，不符合法律规定，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根据三位到庭证人陈述，均与郭成霞有经济往来，且借钱给郭成霞用于偿还其在姜堰农商行到期贷款，即使该证据能够作为参考，也可以看出郭成霞是自筹资金还贷，并非“借新还旧”。4.对证据5，首先，证人证言呈现方式不符合法律规定，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均不予认可；其次，本案争议焦点并非借款借据中贷款用途是否书写正确的问题，借款人是否按照贷款用途使用贷款，不是担保人是否承担担保责任的条件；最后，借款借据的用途不能手打，而是在系统中选的选项，借款人郭成霞经营的宇涵公司营业范围中有肉制品加工，所以选择了畜禽加工的类别，具体贷款用途是依据借款合同。5.对证据6，对五份询问笔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与本案没有关联，不应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被上诉人对购销合同只能做形式审查，不需要更没有权利对合同内容、签字的真实性等方面深入调查，且购销合同真实与否并非担保人不承担担保责任的理由，本案争议焦点也不是购销合同真实性的问题。本院认证认为：关于证据1，该证据一审期间已提交，该调查报告系被上诉人对借款人的信用等级以及借款的合法性、安全性、盈利性等情况进行的调查，核实抵押物、质物、保证人情况，测定贷款的风险度，系商业银行内部贷款风险管控的方式，且目前亦无法判定该调查报告存在虚假情形。关于证据2、3，系宇涵公司破产过程中形成的材料，与本案并无关联性。关于证据4，被上诉人对包德兵等人出具的情况说明不予认可，但相关人员已出庭陈述，相关陈述与情况说明内容一致，其陈述的资金流向亦有相关银行流水记录印证，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反映出郭成霞为偿还贷款而向包德兵等人筹借款项的情况。关于证据5，被上诉人不予认可，且证人未出庭说明情况；关于证据6，被上诉人对其真实性认可，但其与本案争议是否系“新贷还旧贷”的争议事实无关联；商业银行对借款人的主体资格是否尽到审慎审查的注意义务，以及是否履行了贷款资金流向、用途等风险控制条款的跟踪调查和检查等问题，不影响借款合同和保证合同的效力，本院对证据5、6的证明力依法不予确认。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一致，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一、2016年郭成霞分别从姜堰农商行贷款200万元、100万元、100万元合计400万元，三笔贷款均于2017年3月15日到期。对于该三笔贷款，郭成霞的还款情况如下：贷款账号3212840374010000010189的贷款（以下简称尾号10819贷款），郭成霞尾号3483账户分别于2017年3月15日偿还136.2万元、同年3月16日偿还64.8万元；贷款账号3212840374010000012032的贷款（以下简称尾号12032贷款），于2017年3月14日从薛卫华账户上偿还50万元，同年3月15日又偿还了50万元；贷款账号3212840374010000012906的贷款（以下简称尾号12906的贷款），于2017年3月14日通过薛卫华偿还100万元。二、本案案涉贷款200万元，其中2017年3月15日姜堰农商行发放合同约定的100万元贷款，并根据郭成霞的申请支付给秦久林，秦久林同日转账100万元给刘志华，刘志华同日转账100万元给薛卫华，薛卫华同日转账101.2万元到郭成霞尾号3483账户；2017年3月16日，姜堰农商行又发放合同约定的另外100万元贷款，并根据郭成霞的申请支付给刘志华，刘志华同日转账100万元至郭成霞尾号6098账户。三、2017年3月15日，刘爱玲转账35万元到郭成霞尾号9711账户，同日郭成霞该账户转账35万元至郭成霞尾号3483账户，郭成霞尾号3483账户于同日偿还姜堰农商行尾号10819贷款中的136.2万元。2017年3月16日，孙伟转账65万元至郭成霞尾号3483账户，郭成霞该账户同日偿还尾号10819贷款中剩余的64.8万元。四、郭成霞与姜堰农商行编号为【2017】第1250037102007号（以下简称007号）借款合同金额为100万元，姜堰农商行于2017年3月16日受托支付给薛涛，薛涛同日转账100万元给刘志华，刘志华同日转账100万元给吴桂霞，吴桂霞同日转账100万元给郭成霞尾号6098账户。五、郭成霞尾号6098账户于2017年3月16日转账给孙伟共计30万元，转账给薛卫华共计70万元；于2017年3月17日转账给刘爱玲共计35万元，转账给孙伟共计35.6万元。根据各方当事人的陈述，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本案是否存在借款主合同当事人协议“以新还旧”的情形，两上诉人应否免除担保责任；二、案涉最高额保证的具体范围，即最高债权限额内的债权余额内容及数额。关于争议焦点一，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九条规定：“主合同当事人双方协议以新贷偿还旧贷，除保证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外，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新贷与旧贷系同一保证人的，不适用前款的规定。”认定借款人和出借人是否系“以新贷偿还旧贷”，应当从新旧贷款债权债务主体是否有将新贷偿还旧贷的行为、主观上是否存在合意等方面进行审查。本案中，案涉200万元贷款分两次发放，两次资金流向不同，本院分别分析如下:第一，2017年3月15日姜堰农商行发放案涉贷款中的100万元，同日经过多人账户流转，最终转入郭成霞尾号3483账户，且该账户显示同日郭成霞尾号9711账户转账35万元，随后该账户即于同日偿还姜堰农商行尾号10819贷款中的136.2万元。综合来看，姜堰农商行在郭成霞400万元旧贷款还未到期时，与郭成霞签订了包括案涉借款合同在内总额400万元的新贷款合同。该笔100万元贷款发放前，郭成霞在姜堰农商行还有200万元的旧贷款未偿还，该笔100万元贷款虽然经郭成霞申请委托支付给案外人并经多人账户流转，但相关转账时间在同一天且紧密衔接，该贷款资金流向明确，即被郭成霞用于偿还之前其200万元旧贷款的一部分，且姜堰农商行亦在相关款项进入郭成霞贷款账户后立即扣划。因此，可以认定2017年3月15日姜堰农商行发放案涉贷款中的100万元贷款，存在以新贷偿还旧贷的情形。其次，2017年3月16日，郭成霞尾号3483账户收到孙伟转账65万元后随即偿还尾号10819贷款中剩余的64.8万元。随后，姜堰农商行向郭成霞发放了案涉贷款中剩余的100万元贷款和007号借款合同中的100万元贷款。案涉贷款剩余的100万元同日经过刘志华账户亦流转至郭成霞尾号6098账户。007号借款合同中的100万元贷款受托支付给薛涛后，同日经多人账户流转，最终进入郭成霞尾号6098账户。郭成霞该账户于同年3月16日、3月17转账给孙伟和刘爱玲共计100万元。从处理案件的便利性考虑，本院将案涉借款合同中的剩余100万元贷款认定为郭成霞用于偿还其向孙伟、刘爱玲所借款项的资金。两上诉人上诉称，该100万元系郭成霞用新贷款偿还“过桥资金”，应认定为以新贷偿还旧贷。对此，本院认为，该100万元贷款最终均转账至郭成霞尾号6098账户，但此时其在姜堰农商行的旧贷款已经偿还完毕，其也未将该款项用于偿还其在姜堰农商行的任何一笔旧贷款。虽然郭成霞将该100万元贷款用于偿还其向孙伟、刘爱玲所借款项，但也仅系郭成霞擅自改变上述贷款的用途，且市场交易中使用“过桥资金”情形比较普遍，亦未被法律法规所禁止。因此，在债务人使用“过桥资金”偿还旧贷款后再用新贷款偿还“过桥资金”的情形下，应从严认定债权人和债务人主观上是否存在合意。本案中，现有证据不能充分证实姜堰农商行与郭成霞协议或知晓并同意郭成霞用“过桥资金”偿还旧贷款、再用新贷款偿还“过桥资金”，故不能据此认定该100万元贷款中存在以新贷偿还旧贷的情形。关于授信调查报告虚假问题，本院认为，关于贷款相关审查的规定均属于要求商业银行内部加强风险控制的管理型规范，且目前相关法律法规并未对商业银行未履行上述义务对外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作出明确规定。换言之，商业银行是否对借款人的主体资格尽到审慎审查的注意义务，以及是否履行了贷款资金流向、用途等风险控制条款的跟踪调查和检查等问题，不影响借款合同和保证合同的效力。本案中，两上诉人未能充分证明授信调查报告存在虚假情形，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实双方存在恶意串通情形；且姜堰农商行履行相关贷款审查义务仅是其作为债权人对贷款风险进行防范和控制的手段，其如果不履行该义务将导致其贷款不能收回的风险加大，并不影响郭成霞作为债务人的利益，也没有超出两上诉人作为保证人承担责任的预期。关于贷款用途变更问题，两上诉人均未提供任何证据证实郭成霞与姜堰农商行就借款用途变更达成合意，且姜堰农商行已按照案涉借款合同的约定履行了贷款发放义务，此后该款项由借款人郭成霞实际掌控，其是否按照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用途使用，仅涉及郭成霞是否违约的问题，不影响借款合同的效力。虽然郭成霞未按照约定使用案涉贷款，该行为亦不同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条所规定的借款数量、价款、币种、利率等内容的变更，未加重郭成霞的债务，两上诉人的保证责任亦不能因该条法律规定而免除。综上，案涉贷款中的100万元系“以新贷偿还旧贷”，因姜堰农商行、郭成霞等人未能证明将该情形告知两上诉人，故两上诉人对该笔100万元贷款不承担担保责任；对于案涉贷款剩余100万元不宜认定为“以新贷偿还旧贷”，两上诉人作为该笔贷款的担保人，担保的意思表示真实，且该笔贷款及相关担保协议符合法律规定，合法有效，两上诉人应当对该笔100万元贷款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二，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规定，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不特定债权确定后，保证人应当对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就一定期间连续发生的债权余额承担保证责任。本案中，双方当事人争议的核心在于案涉最高额担保系本金最高额担保还是债权最高额担保，即：本金最高额保证虽以本金纳入最高债权额限度，但利息、违约金等可以在最高债权额限度之外再加入保证担保的债权范围，故最终保证人所承担的保证责任的范围有可能超出最高债权限额；债权最高额保证以本金、利息、违约金等一并纳入最高债权额限度，保证人承担的保证责任范围以该最高债权额限度为限。实际上，姜堰农商行与两上诉人签订的最高额个人担保借款合同约定了担保人为借款人最高本金余额不超过200万元的借款提供担保，同时约定了担保范围包括全部借款本金、利息、逾期利息、罚息、复利、手续费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等。基于此，结合上述两上诉人担保的本金数额的认定，姜堰农商行与两上诉人约定的系本金最高额保证，两上诉人应当对债务人在约定期间内实际发生的100万元限额内的贷款本金及相应的利息等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案涉200万元贷款均不存在“以新贷偿还旧贷”情形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张冬喜、钱金根的上诉请求其他部分没有法律依据，应予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泰州市姜堰区人民法院（2018）苏1204民初7440号判决主文第一项；二、变更泰州市姜堰区人民法院（2018）苏1204民初7440号判决主文第二项为：“张冬喜、钱金根对本判决第一项中的100万元及其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张冬喜、钱金根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郭成霞追偿。”三、驳回江苏姜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郭成霞、薛卫华、张冬喜、钱金根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3353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28353元，由郭成霞、薛卫华负担14566元，张冬喜、钱金根负担1378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3353元，由郭成霞、薛卫华负担12066元，张冬喜、钱金根负担11287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冒金山审 判 员 俞爱宏审 判 员 陈霄燕二〇二〇年九月七日法官助理 方明航书 记 员 徐莉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