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8民终221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学田，男，1950年7月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承德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贺雷，河北胡国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承德县下板城镇大杖子村第八村民组，住所地承德县下板城镇大杖子村。 法定代表人：王海林，职务：组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齐子郡，承德县金池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徐学田因与被上诉人承德县下板城镇大杖子村第八村民组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承德县人民法院（2020）冀0821民初13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徐学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贺雷；被上诉人承德县下板城镇大杖子村第八村民组组长王海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齐子郡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徐学田上诉请求：1、撤销承德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冀0821民初1325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安置补偿费（人头钱）15391.00元。3、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上诉人于2018年4月20日与被上诉人组民王秀荣登记结婚，于2018年5月8日将户口迁入被上诉人处，而被上诉人分配西区路网2号路、景观路项目及棚改回迁楼项目的补偿款所依据的分配方案，是在经多次村民会议协商未通过的情况下，于2018年11月份，以八组村民挨家签字的方式形成的，当时上诉人妻子王秀荣因被上诉人不同意上诉人徐学田享受经济分配而未在此方案中签字。此分配方案通过之时，上诉人已经成为了被上诉人的组民，即已经是被上诉人的小组成员，根据此生效的分配方案第二条“现有人口以本分配方案表决通过日在册户口为准”、第四条“全组山场（土地）补偿款，50%由有地（有山）人口平均分配，另50%由现有人口平均分配（自留山按政策执行）”的规定，补偿款分配理应有上诉人的份额。2、上诉人与王秀荣登记结婚，并将户口迁入王秀荣家，是上诉人的合法权利，任何人不应以任何理由剥夺上诉人的这一权利。而被上诉人下板城镇大杖子村第八村民组代表赵春东却拒绝上诉人将户口迁入大杖子村八组，要求上诉人必须在其打印好的协议书上签字，承诺放弃在八组的经济分配才同意上诉人落户。上诉人“放弃在八组的经济分配”的协议，是在其他四位小组代表同意，而小组代表赵春东、靳素梅不同意落户的情况下签订的，不是小组代表集体商议的结果，这一点在法院一审中，大杖子村八组村民代表赵春东、靳素梅均已承认。上诉人为了将户口迁入王秀荣家，只得在违背真实意愿的情况下签署协议。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在违背真实意愿的情况下签订的协议应属无效。上诉人按照正常的法律程序结婚落户，却被强加上不平等的落户协议，一审法院置《婚姻法》的相关规定不顾，以“原被告双方签订的结婚入户协议符合当地的村规民约，又符合当地的公序良俗”为由，不支持上诉人“主张该结婚入户协议无效的理由”，且不说这样的判决有悖法律，就是当地也没有制定这样的村规民约，难道在按照法定程序结婚落户时，对上诉人强加上一条不平等的入户协议才是符合“公序良俗”？故一审事实不清，不尊重法律，判决有误。3、原审判决认为上诉人不具备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小组居住生活，户籍又在被上诉人小组，已经属于被上诉人组织成员。上诉人在与王秀荣结婚前是承德县村民，上诉人在原籍是分得了土地，但上诉人在2005年即与王秀荣办理了结婚仪式，并同时在被上诉人处生活，至今已经长达15年之久。上诉人原籍土地没有收回是国家政策原因，土地承包年限到期后必然会被收回，也不再享有原籍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4、上诉人原审请求给付的是安置补偿款（人头钱）并不是土地补偿款，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处并未分得土地，但上诉人属于因结婚户口迁入，应享有与其他村民平等的权益。在《大杖子村八组土地及山场分配方案》中，明确规定“有地人口以1999年二轮土地延包时有地人口为准。有山人口以1982年大包干后实际分山人口为准”。“现有人口以本分配方案表决通过日在册户口为准”，“全组土地（山场）补偿款，50%由有地（有山）人口平均分配，另50%由现有人口平均分配（自留山按政策执行）。以后全组土地山场补偿分配均以此分配方案为准”。方案中没有规定任何附加条件，且第四条明确提出是按“现有人口平均分配”。这就表明，在本次分配中，在原迁出地仍有土地，在被上诉人八组有户口的人都可以享受本次补偿分配，但是在实际分配中，那些在上诉人小组内有户口、在原迁出地仍有土地的人都已经享受本次利益分配，唯独把徐学田除外，是何道理？而一审法院以“《大杖子村八组土地及山场实际分配方案》中‘户口、人口、在册户口’的真实意思是具有本村村民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为由，驳回诉讼人的诉讼请求，这一判定又与被上诉人大杖子村八组的实际分配相矛盾。故一审法院以分配方案中“户口、人口、在册户口’的真实意思是具有本村村民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为判定案件事实，明显有误。5、被上诉人小组组长与代表协商形成的所谓“补偿款分配决议”在2020年7月2日一审庭审过程中并未提交，这之前没有对分配补偿方案中的“户口、人口、在册户口”进行释明，故应按书面意思予以理解，即应为户口本上登记的本村民小组的人，户口本上的登记更为权威、更具直观性。且所谓“补偿款分配决议”并未经村民会议通过，而是被上诉人组长与代表打印具体内容后部分村民签的字，真实性无法确认。一审法院在2020年7月14日组织的庭外调查中，被上诉人小组组长承认所谓“补偿款分配决议”是其在2020年7月9日晚村民会议无法形成决议后，与小组代表赵春东商量而非经过小组代表会决定的，没有书面决议。而一审法院据此认定案件事实，明显有误。6、原审判决认为2018年3月12日，承德县人民政府发布冻结公告，拟征收胡杖子、大杖子的土地。自发布之日起，在拟征地区域内，未经批准，禁止任何单位、企业、个人承包、租用或买卖土地，严禁各种私搭乱建等违法行为。而公告既未冻结户口，也未不允许结婚落户，且被上诉人小组在上诉人结婚落户时，也没有关于结婚落户不享受小组利益分配时间结点的方案或规定，故一审法院以承德县人民政府发布冻结公告作为认定案件事实，明显有误。 承德县下板城镇大杖子村第八村民组答辩称，一、一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判决结果公正。一审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庭审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向法庭提交了证据，法庭根据双方当事人在法庭中的举证、质证、辩论情况，综合认证后查明了本案案件事实，进而作出判决。特别是一审开庭审理中，法官当庭调查核实，上诉人在其老家满杖子乡松树沟村三组有承包地、宅基地和山场，一直在持续经营，明确了××人仍然××松树沟村××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更进一步证实一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公正。二、上诉人现在仍然是承德县满杖子乡松树沟村三组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在第二轮土地承包时，从满杖子乡松树沟村三组承包了2.03亩土地，该情况有满杖子乡松树沟村土地承包台账予以证实，同时承德县农村经济经营管理局于2018年9月1日为上诉人颁发了统一制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述事实确认了××人仍然××松树沟村××组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答辩人从承德县满杖子乡人民政府调取的《2019年松树沟村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公示》表，证明上诉人一直以承德县满杖子乡松树沟村三组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的身份享受国家粮食补贴。在农村土地权属固定且短缺的情况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或者资格不能重复享受，在一地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即不允许在其它集体再行取得。本案上诉人现在仍然是承德县满杖子乡松树沟村三组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因此，其无权要求分配答辩人村民组的征地补偿款。三、上诉人2018年4月将户口迁入答辩人村民组时，明确承诺迁入户口后，不参与大杖子村第八生产组的经济分配，此事实有上诉人本人书面《结婚入户协议》予以证实，同时当时在该协议上签字的村民组代表均能证实这一事实。上诉人公然违背承诺，起诉要求村民组给付征地补偿款，违背了法律规定的诚实守信原则，人民法院对此违法违规的诉求，不应予以支持。四、答辩人此次分配的征地补偿款，是承德县人民政府于2018年3月12日发布的征地《冻结公告》确定征收的土地，征地补偿计算截止日期为2018年3月12日，这时，上诉人还没有与答辩人村民组村民王秀荣结婚，户口更没有迁入该组，因此其要求给付征地补偿款没有依据。同时，上诉人现在与王秀荣在户口本上属于一户，答辩人村民组《大杖子回迁楼占地土地补偿表》、《大杖子村西区基础设施2号路、景观路占地土地补偿表》，王秀荣这一户已经同意村民组对土地补偿款的的分配，并实际领取了上述征地补偿款，上诉人作为这一户的一个成员无权单独对补偿款分配提出意见，其诉讼请求不符合土地承包法的相关规定，人民法院亦不应当支持。综上，请求中级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徐学田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徐学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给付安置补偿费（人头钱）15,391.00元；2．被告承担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3月12日，承德县人民政府发布冻结公告，拟征收胡杖子村、大杖子村的土地约13000亩。自发布公告之日起，在拟征地区域内，公证机关予以公证保全，未经批准，禁止任何单位、企业、个人承包、租用或买卖土地；严禁各种私搭乱建等违法行为。原告徐学田原籍系河北省承德市承德县满杖子乡松树沟村三组村民，2018年4月20日，原告徐学田与承德县下板城镇大杖子村第八村民组村民王秀荣登记结婚。2018年4月26日，原告徐学田与时任小组长王小远，时任小组代表赵春东、王鹏、靳秀梅、李松、王彦松签订结婚入户协议书一份，结婚入户协议内容为：“本人河北省承德市承德县村民徐学田，与河北省承德市承德县下板城镇大杖子村八组4号村民王秀荣，于2018年4月20日登记结婚。婚后需将本人户口迁入女方户口，成为下板城镇大杖子村八组村民。本人承诺，入户后不参与大杖子村第八生产组的经济分配。”因在签订结婚入户协议时原告徐学田本人承诺入户后不参与大杖子村第八生产组的经济分配，所以当时大杖子村第八村民组当时未召开小组大会进行集体讨论徐学田的入户问题，只是由时任小组长和小组代表在结婚入户协议上签字确认。2018年5月8日，原告徐学田将其户口从原籍迁至承德县下板城镇大杖子村第八村民组户主为王秀荣的常住人口登记卡中。原告徐学田户口迁入被告村民小组后，承德县大杖子村第八村民组村民制定了大杖子村八组土地及山场补偿款分配方案，并报承德县下板城镇人民政府备案。分配方案内容为：“1、有地人口以1999年二轮土地延包时有地人口为准。有山人口以1982年大包干后实际分山人口为准。2、现有人口以本分配方案表决通过日在册户口为准。3、全组自留地补偿款全部归各户所有。4、全组土地（山场）补偿款，50%由有地（有山）人口平均分配，另50%由现有人口平均分配（自留山按政策执行）。以后全组土地及山场补偿款分配均以此次分配方案为准。”原告徐学田妻子王秀荣因不同意该分配方案，未在分配方案上签字。2020年4月29日，下板城镇大杖子村第八村民组向下板城镇人民政府申请拨付征地补偿款，被告承德县下板城镇大杖子村第八村民组收到下板城镇人民政府拨付土地补偿款后按前述分配方案于2020年5月对小组村民进行了发放，其中人头费发放标准为每人15391.00元，在发放过程中对原告徐学田的人头费未予发放，其余符合条件的村民均已发放完毕。另查明，原告徐学田的户口迁入被告承德县下板城镇大杖子村第八村民组后，原告徐学田在原籍承德县的耕地及山场均由原告经营管理至今，原告徐学田至今仍以承德县满杖子乡松树沟村第三村民组成员身份享受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被告村民小组现有94户，在诉讼过程中，被告村民小组于2020年7月9日晚组织召开小组各户村民会议，再一次研究原告徐学田的土地补偿款发放问题，会议期间有5-6户明确提出不应给予原告分配，其他参与人员保持沉默，未发表意见，因会议无法形成决议，会议期间有个别农户提出通过签字方式形成具体意见。会后被告小组长与小组代表经协商形成补偿款分配决议，决议内容为：“1、《大杖子村八组土地及山场补偿款分配方案》中“户口、人口、在册户口”的真实意思是具有本村村民组集体经济组织资格的人，而不是在户口本上记载为本村民组的人。2、徐学田将户口迁入本村民组时，在《结婚入户协议》上本人承诺入户后不参加大杖子村第八生产组的经济分配，当时的意思也是其本人不加入本小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同时因为徐学田在满杖子乡松树沟村有承包地和山场，是满杖子乡松树沟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并一直在经营其土地山场有经济收入。上次本组村民会已经表决本组分配征地补偿款时，因徐学田不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资格，不能分给其征地补偿款，这次会议决定经过表决，徐学田因没有资格参加分配，所以仍然不能分给其征地补偿款。”决议形成后，被告小组长分别到各户签字，其中有69户在该决议上签字，包括原告在内的其余25户未在该决议上签字。 一审法院认为，国家征收土地补偿的目的在于解决失地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款。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请求支付相应份额的，应予支持。但已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备案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地方政府规章对土地补偿费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分配办法另有规定的除外。”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确定，则成为解决农村土地补偿款分配纠纷的前提和基础。在具体认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时应遵循法律和政策、坚持尊重群众意愿、民主决策原则，坚持尊重历史，承认现实原则。实践中，判断农民是否具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时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综合考虑：一是保障公民最基本的生产生活权利；二是尊重村民对自己成员资格的处分；三是尽量符合当地村规民约及公序良俗；四是坚持唯一性原则。有鉴于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应当以是否形成较为固定的生产、生活，是否依赖于农村集体土地作为生活保障为基本原则，并结合是否具有依法登记的集体经济组织常住户口作为判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为一般原则。本案中，首先，承德县人民政府在原告结婚前就对案涉征用土地发布冻结公告，虽然原告在案涉土地补偿款分配方案确定时已将户口迁入被告村民小组，从分配方案第二条的字面表述来看原告应属于分配方案中“现有人口”范畴，但是原告在入户前与被告签订结婚入户协议这一重大事项时，被告方并未按照村民组织法的规定召开小组成员会议决定，被告方负责人及小组代表是基于原告在结婚入户协议中承诺“入户后不参与大杖子村第八村民小组的经济分配”的前提下与原告签订的结婚入户协议。原告在结婚入户协议中的承诺属于原告对自己不享有被告集体经济成员资格的处分，原、被告双方在大杖子村土地被征用前提下所签订的结婚入户协议既符合当地的村规民约，又符合的当地的公序良俗习惯，予以确认。对于原告主张该结婚入户协议无效的诉辩理由，不予支持。其次，根据法律规定，农民只能在一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享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不能同时享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原告将户口迁至被告小组后，并未在被告处承包经营土地，并未放弃原籍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原告仍在原籍享受农村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由此可见，原告并不依赖于被告的农村集体土地为生产、生活基本保障，原告在原籍仍享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原告以在被告处享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为由主张土地补偿款分配的请求，违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唯一性原则，对于原告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第三，户口是证明公民住所、身份的依据，但并不是确立农民享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唯一标准。虽然原告的户口已迁入被告村民小组，但原告的生活保障、就业渠道并不依赖于被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因此，原告并不当然享有被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综上所述，原告不具有被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对于原告请求分配土地补偿款的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为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徐学田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84.78元，减半收取92.39元，由原告徐学田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供新证据两份，1．大杖子村委会的证明一份，拟证明上诉人有资格参与分配。2．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两份判决书，拟证明没有土地只有户口也享有补偿款分配，也确实参加过选举。2005年至今上诉人就在被上诉人那里生活了。被上诉人质证认为选票上没有人名，是空白的，上诉人没有选举权，不符合证据规则规定，只有盖章，没有负责人签字。上诉人没有放弃原籍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应该享受原籍的地利保护补贴，不是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相一致。 本院认为，2018年4月20日，徐学田与承德县下板城镇大杖子村第八村民组村民王秀荣登记结婚。2018年4月26日，徐学田签订结婚入户协议书一份，承诺入户后不参与大杖子村第八生产组的经济分配。而承德县人民政府在徐学田与王秀荣结婚前就对案涉征用土地发布冻结公告，同时徐学田在原籍承德县满杖子乡松树沟村三组有承包地、宅基地和山场，一直在持续经营享受农村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虽然2018年5月8日徐学田将其户口从原籍迁至承德县下板城镇大杖子村第八村民组（户主为王秀荣），但仍于2018年9月1日领取了原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现徐学田上诉要求被上诉人支付安置补偿费（人头钱）15,391.00元，既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又违反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唯一性原则。徐学田不能同时享有两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即所谓“两头占”。故一审法院根据双方诉辩意见及提供的证据认定的本案事实，作出的相应判决，并无不当。上诉人徐学田提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徐学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84.80元，由上诉人徐学田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小健 审 判 员  陈晶洁 审 判 员  吴国庆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三日 法官 助理  马 克 代理书记员  马 克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