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苏0404民初1795号原告：魏娟，女，1983年4月11日生，汉族，住常州市天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军，江苏常联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汪建波，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常俊，男，1973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住常州市天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春霞，江苏东银（常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聂海涛，男，1963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常州市新北区。被告：鑫时泰（扬州）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扬州市江都区小纪镇长海路4号。法定代表人：常俊。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春霞，江苏东银（常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魏娟诉被告常俊、聂海涛、鑫时泰（扬州）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鑫时泰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进行审理。原告魏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常俊立即归还借款本金50万元、利息11万元（暂自2018年11月21日计算至2019年10月20日止，要求按年息24%计算至实际还清之日止）；2、判令被告常俊承担律师费3万元；3、判令被告聂海涛、鑫时泰公司对被告常俊的上述两项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各被告共同承担。事实和理由：被告常俊于2018年11月20日向原告借款50万元，月利率2%，借款期限自2018年11月20日至2019年9月19日，上述借款汇至被告常俊的账户，该笔借款由被告聂海涛、鑫时泰公司提供连带担保责任。借款到期后，被告常俊未能按约还款，也未能支付分文利息，其余被告也未承担保证责任。原告为维护合法权益，诉至法院，要求判如所请。被告常俊、鑫时泰公司辩称，一、常俊自2019年3月18日起至2019年9月11日先后共计归还原告本息70.833万元，担保人聂海涛已于2019年7月31日代为归还135万元，合计归还205.833万元；计算利息的基数应根据借款归还情况进行分段计算。二、关于律师费，被告及担保人已经全部归还了原告的借款本息，律师费应该由原告本人自行承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规定，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借款协议已经约定年利率为24%，原告再行主张律师费没有法律依据。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对被告常俊、鑫时泰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聂海涛辩称，聂海涛在2019年7月31日已经向原告归还了135万元。经查，原告魏娟提供落款日期为2018年11月20日的《借款协议》一份，魏娟、常俊分别在甲方（出借方）、乙方（借款方）处签字，聂海涛、鑫时泰公司在丙方（担保方1）（担保方2）处签字。上述《借款协议》中约定：一、乙方向甲方借款50万元，借款入账账户名为常俊、开户行郑陆农行、账号为62×××79，借款期限自2018年11月20日起至2019年9月19日止；二、借款利息按月计息，月利率2%，还款方式为按月付息，付息日固定为每月的30日，每月利息乙方应与月供本金一并付清，不得拖欠；三、借款期限届满后，如乙方未能及时还款，乙方还应承担甲方由此产生的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代理费、评估费、拍卖等费用；四、协议所载明的乙方应承担的包括但不限于借款本金、利息、违约金、诉讼费用、律师代理费、评估费、拍卖费等由丙方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担保期限为自借款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原告魏娟提供的其招行电子回单显示,2018年11月21日其招行账户向常俊农行账户汇款50万元。2019年10月29日，原告魏娟与江苏常联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一份，约定江苏常联律师事务所指派张晓军、汪建波律师作为本案原告代理人，代理费3万元；原告魏娟并提供了江苏常联律师事务所出具的3万元的代理费发票一份。另查明，原告魏娟名下招行账户62×××98在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的交易明细显示该账户与被告之间的往来主要为：2018年的9月26日、10月19日、11月21日，该账户分别向常俊汇款50万元、50万元、50万元，均备注“借款”；2018年11月16日该账户向常俊汇款4万元，也备注“借款”；2019年2月18日、3月18日、4月22日、6月17日、7月23日分别汇入该账户4.1666万元、4.1666万元、4.1666万元、4.1666万元、4.1666万元，汇款人为常俊，未作备注；2019年5月14日该账户分别汇入5万元、5万元、3万元、1.1666万元，汇款人为常俊，未作备注；2019年7月2日该账户分别汇入5万元、5万元，汇款人为常俊，均备注“往来款”；2019年7月31日，该账户分别汇入100万元、35万元，合计135万元，汇款人为聂海涛，备注“还款”；2019年8月12日，该账户分别汇入5万元、5万元、5万元，汇款人为常俊，第一、三笔均备注“租金”，第二笔未作备注；2019年8月13日，该账户汇入5万元，汇款人为常俊，备注“税金”；2019年9月11日，该账户分别汇入5万元、5万元，汇款人为常俊，未作备注。再查明，上述魏娟名下招行账户62×××98账户自2018年6月15日开始发生交易往来，其中在2018年9月26日前该账户的收入金额主要分别来自于2018年的：张红英6月15日、7月30日汇款21.8万元、100万元；刘文琴6月15日、7月31日、9月21日汇款10万元、80万元、8.9万元；潘兆兴6月15日、8月28日、9月21日68.2万元、400万元、95万元；马兰7月30日、7月31日、7月31日汇款100万元、180万元、95万元；盛怡7月30日、7月31日汇款100万元、93万元；赵云7月31日汇款112万元；刘琳8月3日汇款6396574.12元、6393985.43元、5484631.18元；“常州弗朗西斯自***”8月30日“还款”400万元；王宇兰9月22日汇款28.6965万元“息”，沙晶9月25日汇款3万元，9月26日“钟楼区北港青枫***”汇入“往来款”100万元。上述账户在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的交易明细其支出金额中显示向刘永忠等人支付工资，向“常州弗朗西斯自***”、肖东青、徐惠新、“钟楼区北港青枫***”、“徐晖”、“刘佰龙”等人出借款项。刘文琴为常州优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优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潘兆兴为优顺公司的监事；潘兆兴、刘琳、马兰在优顺公司参保企业基本养老保险。刘永忠为常州市银商电子支付清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银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王琴芳为银商公司的监事。本院于本案立案受理的同日还立案受理了原告魏娟就另外于2018年9月26日、10月19日两笔50万元与被告常俊、聂海涛、郭文英、谢亚芬、鑫时泰（扬州）科技有限公司的（2020）苏0404民初1793号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与原告魏娟与被告常俊、聂海涛、郭文英、鑫时泰（扬州）科技有限公司的（2020）苏0404民初1794号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主要证据与本案证据基本相同，只是《借款协议》的落款日期、担保人的人数有别。本院分别于2020年8月11日、8月27日合并审理本案与该两案，2020年8月11日庭审中，关于三案出借资金来源，原告魏娟陈述：大概100万元左右是魏娟在妈妈那里的；还有20万元是魏娟向亲戚刘琴借的，向刘琴出具借款协议；还有30万元是朋友陈月归还魏娟的钱，通过银行汇款给魏娟的。关于原告魏娟与潘兆兴、马兰、刘永忠、张红英、刘琳及优顺公司、银商公司的关系，魏娟陈述：潘兆兴是魏娟的姨父，刘永忠是魏娟的舅舅，刘琳是魏娟的表妹即刘永忠的女儿，马兰是刘永忠公司的员工，魏娟不认识张红英；涉诉招行账户虽然是魏娟的，但该账户都是由优顺公司与银商公司在使用；2018年9月26日之前的具体交易往来不清楚，该银行账户中2018年10月18日汇款人刘琴所汇入的190万元需要说明的是，刘琴就是原告魏娟的母亲，原告所有的私房钱都存在母亲那里。关于2019年8月12日与8月13日备注“租金”的两笔5万元与“税金”的5万元，原告魏娟陈述：该三笔款项及江都农村商业银行的款项往来是被告与刘永忠之间其他往来，不能作为被告还款的证据，刘永忠与常俊之间还有其他的协议。被告陈述：该三笔款项系支付案外人刘永忠的款项，刚才原告也自认涉诉招行账户不是其个人在用，但案外人刘永忠是否认可该三笔款项是被告给予其的款项，被告无法确认，但被告确实将款项汇入原告的账户，所以在刘永忠对上述三笔款项性质进行确认前，被告仍然作为还款扣除；其余款项均为还款。关于原告魏娟名下涉诉招行账户中显示的与其他人存在借款往来的情况，其表示不清楚；被告认为，其涉及多个不特定人的借贷关系。关于出借人问题，被告常俊、鑫时泰公司陈述：常俊与魏娟之间没有往来，而是与刘永忠存在借贷关系，但因借款、还款均是从魏娟账户上进行流转的，常俊、鑫时泰公司只要求刘永忠明确不重复要款即可。被告聂海涛陈述：聂海涛认为案涉借款是聂海涛与常俊一起向刘永忠借款用于经营鑫时泰公司，所借款项是从魏娟的账户上汇入常俊账户的，收到款项后才写的借条；但当时刘永忠要求聂海涛在借款协议上也签字，聂海涛与魏娟一共就见过两次，一次借钱、一次还钱均是在房管局做抵押、解押时见过魏娟，至于常俊何时与魏娟见面不清楚。在2020年8月27日庭审中，原告魏娟为证明其主张，还提供了如下证据：1、2019年4月15日，江苏成鹏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成鹏公司”）作为借款人出具的《借条》复印件一份，主要内容为：成鹏公司向刘永忠借款90万元，其中承兑33万元、现金转账57万元；还款方式为鑫时泰公司应付成鹏公司租金90万元，该款鑫时泰公司于2020年1月15日前直接支付刘永忠；如果鑫时泰公司到期不能归还刘永忠借款，由借款人成鹏公司并法人承担还款连带责任，担保期限自借款到期之日起两年；鑫时泰公司作为担保人在该《借条》中签字盖章。该《借条》主要证明鑫时泰公司应当向成鹏公司支付租金90万元，该款成鹏公司同意由鑫时泰公司直接给付刘永忠，期限是在2020年1月15日之前，魏娟名下招行账户62×××98账户交易明细中2019年5月14日常俊汇款5万元、5万元、2019年7月2日常俊汇款5万元、5万元、2019年8月12日常俊汇款5万元、5万元、5万元、2019年8月13日常俊汇款5万元、2019年9月11日常俊汇款5万元、5万元，共计10笔、每笔5万元），合计50万元就是鑫时泰公司向刘永忠支付的租金，不属于还款。2、2018年11月1日常州艾格玛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艾格玛公司”）作为出卖人与鑫时泰公司作为买受人签订的《年度买卖合同》复印件一份、2018年11月20日艾格玛公司与鑫时泰公司签订的《工作合作流程》复印件一份、2019年8月7日艾格玛公司与鑫时泰公司、常俊签订的《还款协议》及2019年6月28日鑫时泰公司向艾格玛公司出具的《承诺书》复印件各一份，主要证明艾格玛公司作为鑫时泰公司的供应方，根据鑫时泰公司的生产需求对外进行采购，在合作的过程中直至2019年8月7日鑫时泰公司共计欠款1425万元，艾格玛公司为了维护自身的权益对鑫时泰公司的原材料、成品、半成品进行监管措施，因此派驻了三名工作人员进入鑫时泰公司，魏娟名下招行账户62×××98账户交易明细中2019年2月18日、3月18日、4月22日、6月17日、7月23日常俊汇入的5笔4.1666万元以及2019年5月14日常俊汇入的3万元、1.1666万元系鑫时泰公司支付艾格玛公司的管理费用，也不属于归还原告的借款；2019年7月31日分两笔转账的共计135万元系归还原告的借款本息。被告常俊、鑫时泰公司对原告魏娟提供的上述证据经质证认为：上述证据真实性认可，但与本案没有关系，证据目的不认可，权利人可以另案主张相关权益；关于《借条》，鑫时泰公司作为成鹏公司向刘永忠借款的担保人，但鑫时泰公司与成鹏公司之间存在业务往来，成鹏公司欠鑫时泰公司货款，该货款由艾格玛公司代收，艾格玛公司收取货款后支付刘永忠冲抵房租，该《借条》涉及的90万元借款实际系鑫时泰公司欠付成鹏公司的房租，该90万元房租是每月与货款进行冲抵，但成鹏公司当时需要用钱，故其向刘永忠借钱，而刘永忠担心如提前将90万元的房租支付完毕会承担一定风险，故要求鑫时泰公司作为担保；但由于鑫时泰公司与成鹏公司仍然存在业务往来，双方每月以货款冲抵房租，若鑫时泰公司没有及时收到成鹏公司的货款，就由刘永忠去收取，所收取的款项作为刘永忠提前支付给成鹏公司的90万元；被告对《还款协议》中的金额有异议。被告聂海涛对原告魏娟提供的上述证据经质证表示，上述两份证据与本案没有关系。关于法庭询问的艾格玛公司与刘永忠、原告之间的关系以及被告汇入原告上述账户的款项为何称系支付艾格玛公司的款项时，原告魏娟陈述：艾格玛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及法定代表人为刘永忠，该公司共有2个股东即刘永忠和王琴芳，其中刘永忠占股95%，艾格玛公司与原告没有关系，但刘永忠系原告的舅舅，艾格玛公司与鑫时泰公司存在长期买卖关系，上述原告名下招行账户有时也被刘永忠使用；刘永忠为艾格玛公司以及银商公司、优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法庭询问三案所涉及的《借款协议》签订过程时，原告魏娟陈述：三份《借款协议》均是在怀德桥下的山国茶艺所签，魏娟签字时刘永忠、借款人常俊、聂海涛在场，没有其他人在场了。被告常俊陈述：三份《借款协议》均是常俊与刘永忠在怀德桥下的山国茶艺谈的，但到了真正签字时，2018年9月26日的《借款协议》是先打款后由申晓伟带着聂海涛、郭文英到常俊天宁区郑陆镇东青青松大队常家头96号住处签订，当时有申晓伟、聂海涛、郭文英、常俊、谢亚芬在场，出借方、利息均是空白；另外两份《借款协议》的具体签订过程记不清楚了，但签订的地点均不同，其中一份是在钟楼区某广告公司签的，另一份不记得是不是在房管局签订的了，但两份《借款协议》均是由申晓伟带着聂海涛、郭文英、常俊签的字，没有其他人在场，签订时候出借方、利息也是空白的。被告聂海涛陈述：2018年9月26日《借款协议》的签订过程同常俊发表的意见；但印象中后两份《借款协议》是同一时间段签的。在本院要求双方签署《诚信诉讼承诺书》保证如实陈述并承担虚假陈述法律责任后，原告魏娟再次陈述：2018年9月26日《借款协议》是在魏娟舅舅刘永忠银商公司办公地点武进夏城北路附近签的字，魏娟签字时其余人均已签字，魏娟签字时只有魏娟与刘永忠在场；另外两份《借款协议》均是在怀德桥下的山国茶艺所签，魏娟、刘永忠、常俊、聂海涛及不认识的一两个女人在场，申晓伟是刘永忠公司的人，带去房管局做质押的，应该有一次在场，在山国茶艺那次。被告常俊表示与其上所作的签订过程陈述一致。被告聂海涛陈述：2018年9月26日《借款协议》签订过程同上陈述；但后面两次《借款协议》的签订过程并不是申晓伟带着去签字的，但三次《借款协议》签订时魏娟均不在场，聂海涛在签字时协议中借款时间、借款利息、甲方签名均为空白。关于魏娟名下招行账户62×××98账户交易明细中反映的双方往来款项，原告魏娟补充陈述：2019年8月12日3笔、8月13日1笔与魏娟提供的《借条》上所载明的资金性质是相一致的，并不能说明该款项是归还魏娟的借款；4.1666万元的数额来看与本案原、被告之间的借款没有关联，不可能在一个时间内出现同种数额的还款，而且与案件所计付的利息没有关系。被告常俊、聂海涛、鑫时泰公司陈述：4.1666万元是被告借款50万元分12期每月应归还的金额，但该内容均系被告与刘永忠商谈的，常俊汇款中时如果备注了艾格玛就是归还艾格玛的钱，若没有备注就是还款。原告魏娟并陈述：魏娟认可2019年7月31日聂海涛所汇135万元是归还魏娟借款的本息，因此案涉三案中（2020）苏0404民初1793号、（2020）苏0404民初1794号案件的本息已经还清，魏娟申请撤回该两案起诉，并向法庭当庭提交撤诉申请书。两次庭审结束后，被告聂海涛向本院寄送《情况说明》一份，主要载明：《借款协议》系刘永忠代表魏娟与其具体洽谈的，本案中被告认为魏娟系实际出资人和借款人，被告只和魏娟发生借贷往来；被告主张常俊向魏娟账户中转账的除有具体“备注”的三笔转账暂时不算外（由法院裁定），其他转账均为实际还款，扣除国家规定应付的利息，多余的款项应退回。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民间借贷的成立要件包括借贷双方应存在借贷合意与款项交付；并且出借人的资金必须是自有资金。本案中，虽然原告魏娟提供了《借款协议》与银行电子回单以证明双方借贷合意与款项交付；但是，通过双方对《借款协议》签订过程的陈述，可以表明双方对签字在场人员、签订地点、签订时间及是否面签等有关借贷合意形成要素的陈述均不一致，被告并陈述了其系与刘永忠洽谈借款事由，《借款协议》不能完全反映原、被告之间就涉诉借款进行商定，并形成借贷合意。同时，原告又自认其名下招行账户62×××98由案外人优顺公司、银商公司、艾格玛公司使用及刘永忠为该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被告又确系与案外人存在“租金”、“税金”等其他债权债务关系；故自该账户向被告所汇之款项不能当然认为系原告个人自有资金及向被告交付之借款，原告对此负有举证责任，但其并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法律后果。再者，原告所述之案涉借款资金来源与其名下招行账户62×××98交易明细所显示收入状况并不相符。综上所述，虽然被告庭后表示认可原告为出借人，但与其庭审中所作陈述不一致；且民间借贷案件中，即使系当事人之自认，也需要查明借贷真实性、借贷主体、借贷合意、款项交付等案件事实。故本院认为，本案涉诉《借款协议》虽记载的出借人是原告，但从上述所分析之借贷合意、款项来源、款项交付、案涉账户之使用状况等综合判断，可以认定原告并非实际出借人，原、被告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魏娟作为原告主体不适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三）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魏娟的起诉。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明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荆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