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1002民初4115号原告：汪某1，男，汉族，1984年10月20日出生，南昌市青山湖区人，住南昌市青山湖区。原告：汪某2，女，汉族，1988年12月24日出生，南昌市青山湖区人，住南昌市东湖区。共同委托代理人：张欢、罗云凤，北京大成（南昌）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代理。被告:付某1，女，汉族，1989年12月30日出生，临川区人，住抚州市临川区。被告：钟某，女，汉族，1966年10月20日出生，临川区人，住址同上，系付某1之母。被告：付某2，男，汉族，1968年6月24日出生，临川区人，住址同上，系付某1之父。共同委托代理人：周宜发，临川区民众法律事务所法律工作者，代理权限：特别授权。原告汪某1、汪某2诉被告付某1、钟某、付某2婚约财产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汪某1、汪某2及其委托代理人张欢，被告付某1、钟某、付某2及其委托代理人周宜发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汪某1、汪某2向本院提出的诉讼请求如下：1、依法判令三被告共同向原告返还彩礼人民币23.2万元及金项链一根、金耳环一对、金戒指一枚、金手镯一个（总价值2.29万元）；2、案件受理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7年5月经媒人介绍互加了微信，双方通过微信聊天。2018年2月18日双方第一次见面，2月20日原告及家人一起到被告家中，按被告要求先行支付了彩礼2.2万元，同时还给付了见面礼4200元，2月26日，原告与三被告一同购买了“四金”交付被告，2月27日，双方在原告家中举行订婚仪式，原告再次支付彩礼3万元，同时还给付了见面礼4200元，订婚当天，原告汪某2向被告钟某的账户转账支付了18万彩礼，3月1日，双方开始同居，同居刚开始一年感情还好，之后发现付某1对我隐瞒了很多事情，包括学历、婚史，我们就经常吵架。2019年7月3日两人发生打架是事实，是因为付某1不能受孕的事情，而且是付某1先动手的，平时她也会动手打我，目前没有证据。另外付某1母亲带她去医院检查，检查结果对我隐瞒，后来我才知道付某1是子宫内膜太薄。订婚之后，被告付某1也不肯跟我去打结婚证。2019年7月3日，被告付某1离开，我们就分手了。之后原告方就退回彩礼的事情多次与被告方协商无果，故起诉至法院。被告付某1、钟某、付某2辩称：1、原告实际得到彩礼18万元，四金的具体价值多少没有核实，另外的5.2万元原告没有提供证据证实。只另外收到2.2万元属于打发钱，不在彩礼范畴。2、原、被告同居时间长达一年半，彩礼返还应当根据同居时间及过错大小酌定，彩礼返还数额应在20％以下。3、原告存在重大过错，彩礼返还比例应该偏低。4、四金属于原告的赠与，不在返还之列。5、村委会证明不能证明原告的家庭经济情况，原告人户分离已经很久，没有证明效力，即使原告父母住在村里，也和本案无关。6、2018年5月份汪某1说我吃了他们家东西要赶我走，7月份又要赶我走，我没有对他隐瞒学历，婚史我没有对他说，他也没有问过我。去医院检查的事，男方母亲也在场，我的检查结果是有子宫内膜太薄，我叫男方也去检查，男方就是不去。7月3日因男方的生活开支都是我来承担的这件事打架，我就离开了男方家。双方同居期间的大部分开支都由被告承担，原告对家庭付出少，因为经济原因导致双方打架，分手的过错在于男方。原告汪某1、汪某2为证明其诉请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原、被告身份证，被告户籍信息，证明主体资格以及被告付某1存在婚史，恶意骗取原告彩礼，对原告存在隐瞒和欺诈行为。证据2、银行转账流水、支付宝转账及金店照片两张，证明原告汪某2以转账形式向被告母亲转账18万元，及购买四金花费了2.29万元。证据3、村委会证明一份，证人证言及证人身份证、通话记录一份，证明原告因订婚支付高额彩礼导致家庭经济困难，还有彩礼数额及被告方承认收到上述彩礼。被告付某1、钟某、付某2对原告汪某1、汪某2提供的证据质证如下：1、对第一组证据第一条三性无异议，能够达到证明目的，第二条不能达到证明目的；2、对第二组证据无异议，3、对第三组证据的村委会证明有异议，原告已离开村委会很多年，人户分离很多年，这项证据不具关联性及真实性，对第三组证据的第二项和第三项有待核实，得到2.2万元属实，但不属于彩礼，是用于看人家、打发女方家的正常开支，3万元不属实，没有得到。对证明目的4不能达到证明目的。被告付某1、钟某、付某2为支持其答辩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照片四张，证明2019年7月3日晚上12点，原告殴打了被告付某1，被告付某1才离开。原告汪某1、汪某2对被告付某1、钟某、付某2提交的证据质证如下：对照片三性均有异议，但不能证明被告一是如何受伤及是谁致伤的。庭审中，原告汪某1、汪某2申请证人汪某3出庭作证,欲证明汪某1、汪某2与付某1给付了现金礼金钱的事实。被告方对证人质证意见如下：1、证人汪某3与原告汪某1是亲属关系，证据效力比较低。2、证人汪某3陈述也不知道这3扎钱是多少，由谁给谁的，具体日期也不清楚，该证人证言不具有真实性。原告提供的证据中，张建军的证人证言因证人未到庭接受质询，不符合举证规则。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如下：原告汪某1与汪某2系兄妹关系，被告钟某、付某2系被告付某1的父母。2017年5月，原告汪某1与被告付某1经媒人介绍相识。之后双方通过微信聊天。2018年2月18日，双方第一次见面。同年2月20日，原告及家人一起到被告家中商量婚事，并给付了被告家人2.2万元。同年2月26日，原告与三被告一同在金店花费2.29万元购买了“四金”(金项链一根、金耳环一对、金戒指一枚、金手镯一个)交付被告方。同年2月27日，原告汪某1与被告付某1在原告家中举行订婚仪式，原告汪某2当天向被告钟某的账户转账支付了18万彩礼。同年3月1日，原告汪某1与被告付某1开始同居。同居刚开始一年感情还好，也会发生吵架。2019年7月3日原告汪某1与被告付某1发生打架后，被告付某1回到娘家生活，双方正式分开。另查明，原告汪某1自2007年后将户口迁出，大学毕业后在外租房居住，未在村委会居住。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的规定，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给付彩礼的金额；2、同居时间的长短；3、原、被告分手重大过错方在于谁。一、关于原告方给付彩礼金额问题。本案中，原、被告均确认原告汪某2向被告钟某的账户转账支付了18万彩礼的事实，且有转账记录为凭，本院予以确认。另原告陈述还分别给付了被告方2.2万及3万元彩礼，但被告方只确认收到2.2万元打发钱。根据农村习俗，男方第一次上门谈及婚事时给付的少量的钱财符合农村见面看人家给付打发钱的习俗。原告未能提交相应证据证明被告还收到3万元及5.2万元款项性质为彩礼。故本院确认原告方给付被告方的彩礼金额为18万元、打发钱为2.2万元。另外，原告方花费2.29万元购买给被告付某1的金项链一根、金耳环一对、金戒指一枚、金手镯一个，双方均确认在被告处。二、关于原告汪某1与被告付某1同居时间问题。原、被告均确认双方于2018年3月1日开始同居生活，2019年7月3日原告汪某1与被告付某1发生打架后，双方正式分开。双方同居时间有一年四个月有余。三、原、被告分手重大过错在于谁。原告汪某1认为被告付某1在婚前故意隐瞒之前存在过婚史以及谎报学历是导致无法继续生活的主要原因，且订婚之后，被告付某1也不同意与原告汪某1办理结婚登记。但是被告付某1辩称未谎报学历，也未隐瞒过婚史，只是原告未曾问过，且提出双方同居期间的大部分开支都由被告付某1承担，原告对家庭付出少，2019年7月3日双方因此发生争执导致打架，分手的过错在于男方。本院认为，被告以原告未问为由而未主动向原告方坦白婚史，确有所不当。但原被告双方同居生活一年四个月有余，双方均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无法达成婚约系对方的过错，故本院对过错问题不作认定。综上，本院综合考虑彩礼给付数额、同居时间、分手情况、农村风俗及当地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酌定被告付某1、钟某、付某2返还彩礼人民币6万元以及“四金”。另外，因原告多年未在村中居住，故村委会的证明无法证明其给付彩礼导致家庭困难的情况。据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付某1、钟某、付某2在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返还给原告汪某1、汪某2彩礼款人民币6万元；二、被告付某1、钟某、付某2在本判决书生效之起七日返还原告汪某1、汪某2金项链一根、金耳环一对、金戒指一枚、金手镯一个或者给付相对应的价款2.29万元。三、驳回原告汪某1、汪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124元减半收取2562元，由原告汪某1、汪某2负担1625元，被告付某1、钟某、付某2负担937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对方当事人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之规定，在二年内向本院申请执行。审判员  蔡芳芳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潘毅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