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2民终591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谢某1，男，1955年8月30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艳，辽宁宪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于美霞（上诉人妻子），女，1956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谢某2，男，1965年7月22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亓渤，辽宁律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谢某3，女，1957年8月28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丛君书，女，1984年3月14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谢某4，男，1959年4月26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于某，男，1986年11月8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上诉人谢某1因与被上诉人谢某2、谢某3、谢某4、于某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2020）辽0202民初18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谢某1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艳、于美霞，被上诉人谢某2及委托诉讼代理人亓渤、被上诉人谢某3的委托代理人丛君书、被上诉人于某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谢某1上诉请求：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驳回谢某2的诉讼请求,张福兰在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份额由上诉人及被上诉人共同继承,份额均等。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案涉代书遗嘱非合法有效。因此,张福兰在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份额应按法定继承,由上诉人及被上诉人共同继承,各自继承的份额均等。代书遗嘱的见证人修志敏、丛某与继承人谢某2具有利害关系，见证人身份不合法,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代书遗嘱无效。二、依据继承法所规定的代书遗嘱性质,系要求遗嘱人口述遗嘱内容,由见证人代替遗嘱人书写遗嘱。本案涉案代书遗嘱不符合该情形及要求。三、被上诉人无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代书遗嘱的形成时间为2013年10月6日。一审法院仅依据无录像原始载体佐证的录像光盘内容中的属性显示修改时间为2013年10月9日,创建时间为2013年10月10日,访问时间为2020年5月13日,即推定该录像原始拍摄时间应该为2013年10月6日,这是错误的。综上,原审原告所提供代书遗嘱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均存在高度疑点,不具有排他性,且形式及实质要件均不符合法律规定。请法院依法公正判决。谢某2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一审判决。1、上诉人认为代书医嘱见证人丛某是被上诉人谢某2的朋友，见证身份不合法，缺少法律依据。见证人与立遗嘱人及立遗嘱人的家人相识符合生活常识，在现实生活中任何人都不会找一个素不相识的人作为遗嘱见证人的。2、本案代书遗嘱的形成过程，均有录像予以佐证。通过录像可以看到立遗嘱人在整个立遗嘱过程中神智清楚，与见证人有问有答，表达顺畅，见证人将代书遗嘱向被继承人宣读后，立遗嘱人没有表示任何异议，并且按指印对遗嘱内容进行了确认。3、代书人以及见证人在一审均作为证人出庭作证，二人证明了遗嘱见证的整个过程，结合录像内容以及证人证言，可以证明整个代书遗嘱的过程符合法律规定，代书遗嘱的内容是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遗嘱的内容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4、代书遗嘱形成过程采用的是相机录像，录制时间是遗嘱所显示的2013年10月6日，录像形成后的第三天录像人对录像内容进行了转存，将录像存入电脑，之后由于搬家等原因，相机丢失，一审中向法庭提交的录像是从电脑中拷贝而来的。录像内容连贯，与证人证言以及遗嘱可以相互印证，因此录像作为证据之一被法院采信是完全正确的。谢某3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请求维持原判。于某辩称：同意谢某3、谢某2的意见。谢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被继承人张福兰于2013年10月6日所作出的代书遗嘱合法有效；2.判令张福兰对大连市中山区房屋的所有权份额由原告继承；3.判决大连市中山区房屋全部归原告所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被继承人张福兰因病于2016年12月12日死亡，张福兰的配偶谢瑾昌因病于2012年4月4日死亡。两人共育有子女五人，按长幼排序分别为被告谢某1、被告谢某3、被告谢某4、被告于某之母谢连红、原告谢某2。谢连红于2012年6月5日死亡，育有婚生子于某。2.2016年10月13日，大连市中山区公证处出具（2016）大中证民字第2740号《公证书》，谢某2申请继承谢瑾昌与张福兰在大连市中山区警卫街6-4-1号遗有的夫妻共有财产即已动迁的私房一处（回迁安置协议书：N00000214）。公证处经调查，被继承人谢瑾昌的在世第一顺位法定继承人张福兰、谢某1、谢某3、谢某4、于某均放弃对上述遗产的继承权，故而出具公证书证明谢瑾昌的遗产（上述动迁房产）由其三子谢某2继承。谢某2继承上述房产后，占该房产权50%的份额。3.2016年10月26日，谢某2与张福兰作为被拆迁人与拆迁人大连市中山区城区改造办公室就中山区警卫街6-4-1号房屋签订了《回迁房屋投资代建协议书》，回迁安置房屋坐落于中山区警卫街2号2单元13层4号，建筑面积87.05平方米。4.2013年10月6日，原告谢某2的工友修志敏、丛某作为见证人，由丛某按照原告谢某2事先拟好的遗嘱在被继承人张福兰的住处当面抄写，对遗嘱进行了见证。原告提交的现场录像显示：修志敏在场与老人聊天，张福兰在聊天过程中有问有答、思路清楚、表达清晰。因张福兰不会写字，丛某将抄写的遗嘱内容向张福兰进行了宣读，张福兰当场捺印，两位见证人亦当场签名、捺印。整个遗嘱的形成过程，由在场的谢某2全程进行录像；庭审时原告表示因录像的相机时间过久未能找到，故而当庭播放的录像系其自相机导入电脑后又导入U盘后形成的。当庭播放的U盘在电脑操作时属性中显示修改时间为2013年10月9日，创建时间为2013年10月10日，访问时间为2020年5月13日。案涉代书遗嘱的内容为：立遗嘱人姓名张福兰，女，1936.7.13，民族，汉，住址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身份证号2102021936××××××××。为了防止产生遗产继承纠纷，特请修志敏和丛某作为见证人并委托其中丛某代书遗嘱如下：一、本人与老伴谢瑾昌（已于2012年4月4日）去世，共有的房屋坐落于中山区警卫街6号4-1，产权证号（1998019249）已于2010年10月25日经中山区城区改造办公室拆迁改造，并签订了回迁安置协议书，约定由政府回迁安置一套房屋。我对该房屋享有大部分的所有权。二、本人对上述房屋享有的所有权份额全部由我的小儿子谢某2继承。三、希望大家尊重我的遗愿和平处理遗产继承事宜。本遗嘱一式四份，由我本人、见证人、谢连林各保存一份。立遗嘱地点：南山路107号3-2-1。立遗嘱时间2013年。立遗嘱人（手印）。见证人：修志敏（签名、手印）。见证人：丛某（签名、手印）。代书人：丛某（签名、手印）。2013年10月6日。5.上述遗嘱的见证人修志敏、丛某作为原告的证人出庭作证。被告谢某1对于遗嘱的真实性和见证人的出庭证言均表示异议，主要理由是：其一，该代书遗嘱未体现被继承人张福兰本人表述、他人代书的过程；亦未体现代书人对张福兰进行询问，张福兰进行回答的过程；张福兰未在代书人向其宣读遗嘱后，对遗嘱所涉房产以及由原告继承的事项进行确认。其二，两位见证人与遗产继承人谢某2均系工友及多年朋友关系，客观上与原告存在利害关系；并且继承人谢某2作为利害关系人亦不应在场。其三，见证人丛某的当庭陈述与被告谢某1对其录音中的陈述自相矛盾。在录音中见证人对于其见证的时间表述为老人在铁路医院出院后。根据相关时间判断，被告有理由相信代书遗嘱实际形成于2016年张福兰出院后，此时老人的健康状况存在问题，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其四，按照原告的主张，案涉代书遗嘱形成于2013年10月，远在案涉公证书做出之前。但在公证机关对谢瑾昌的遗产份额进行公证时，张福兰和原告谢某2均未提起过该份遗嘱。并且原告在能够对张福兰的房产份额或遗嘱本身进行公证的情况下而没有公证，被告有理由怀疑遗嘱的真实性。对此，原告谢某2主张代书遗嘱未事先告知被告谢某1是张福兰本人的意思；未对张福兰的房产份额进行公证，是因为当时房屋未取得产权证，经咨询，公证处不接受公证，律师亦不接受见证。被告谢某3和于某均对遗嘱的真实性无异议，并表示张福兰老人生前曾多次说过因原告和妻子在其生病期间一直负责照顾，该房产留给原告。对于案涉代书遗嘱形成时张福兰的身体状况，该两被告表示老人虽然有病，但头脑是非常清楚的；对于案涉房产的处分，老人当面表达过要把房产留给原告谢某2。被告谢某4对遗嘱的真实性无异议，表示同意老人的处理意见。6.被告谢某1提交了其对见证人丛某的录音，在该录音中见证人表述：张福兰当面向其表达想将房子留给小儿子谢某2。对于代书遗嘱的形成时间，见证人前后表述存在矛盾之处，曾数次表述时间记不清楚了，还做出如下表述：“咱说实话，你们家大哥对我有恩，连琳跟我是朋友，你说我怎么去说，人家老太太说什么咱就听什么”。7.被告谢某1提交了张福兰的三次住院病历显示，张福兰第一次于2014年1月3日至1月10日在大连医院住院，被诊断为糖尿病及并发症、血脂异常、双下肢、颈动脉硬化、颈椎病；其中住院病历既往史中载明：平素健康状况良好，无手术史、无外伤史、无过敏史；第二次于2015年11月7日至11月17日在大连医院住院，被诊断为心脏病和糖尿病；第三次于2016年12月5日至12月10日在大连医院住院，被诊断为心脏病、糖尿病、甲状腺功能减退症、肺内感染。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案涉代书遗嘱是否合法有效。如果该遗嘱合法有效，则应按遗嘱继承依法处理；如果该遗嘱无效，则应当依照法定继承依法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三款之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第十八条第三项规定，与继承人有利害关系的人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综合本案的证据进行分析，应认定案涉代书遗嘱合法有效，理由如下：其一，从遗嘱形成的过程分析，应认定案涉代书遗嘱的内容是张福兰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1.案涉遗嘱形成时，被继承人张福兰在与见证人修志敏聊天的过程中问有所答，回答问题虽然简洁，但能够听懂问题并明确进行回答，可以看出在与人交流过程中张福兰神志清楚、表达顺畅。2.因客观上张福兰不会写字，见证人将代书遗嘱的内容原文向其进行宣读后，老人并未表示任何异议，随即捺印进行了确认。正是由于其不会写字，客观上亦无法书写自己的姓名，而是以捺印的方式进行确认。3.遗嘱录像显示，见证人丛某宣读的遗嘱与原告当庭提交的遗嘱内容和形式完全一致。其二，从张福兰订立遗嘱时的身体状况分析，其具有定立遗嘱的民事行为能力。虽然客观上患有病症，但从2014年1月的住院病历分析，其平素健康状况良好，并未记载头脑存在问题，故而在2013年代书遗嘱形成时其应当具有独立思考、判断和表达的能力。在张福兰离世前两个月所做的公证书中，其尚能清楚表达放弃继承份额的真实意思，故而对于2013年10月形成代书遗嘱时其民事行为能力亦毋庸置疑。其三，代书遗嘱见证人的身份合法有效。1.从被告提交的其对丛某的录音证据分析，见证人丛某不仅与原告谢某2是朋友关系，而且与被告谢某1关系亦较为熟悉，其自述“大哥（谢某1）对我有恩”。因此，代书遗嘱的见证人与原、被告相识，其进行遗嘱见证符合生活常理，其与原告谢某2之间并不构成法律上的利害关系。2.见证人丛某对于代书遗嘱形成时间的表述，在被告谢某1对其进行录音时，因时间和记忆的关系，其本人也表示不是非常确定。因张福兰三次住院均在铁路医院，故而证人表述其在老人从铁路医院出院后立的遗嘱，客观上可能存在误记。因此，不能仅凭见证人丛某的表述不一致之处即否认案涉代书遗嘱的效力。其四，虽然案涉代书遗嘱形成于公证书之前，结合庭审中被告谢某3、于某对于张福兰夫妇生前原告谢某2尽了较多的赡养义务，以及老人曾明确表示要将案涉房产留给原告的表述，原告谢某2实际持有遗嘱而被告谢某1对此不知情亦属可能，不能因一方当事人不知情即否认代书遗嘱的客观性。其五，虽然案涉代书遗嘱形成过程中原始录像的相机已遗失，但从当庭播放的录像分析，U盘形成于代书遗嘱书写三日后，遗嘱现场的录像当事人及时进行了转存；并且录像内容前后连贯，并无矛盾之处。录像显示当场形成的遗嘱与原告当庭提交的遗嘱在内容和形式上均完全一致，因此，对该份录像证据一审法院依法予以采信。综上所述，我国继承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于代书遗嘱形成过程中继承人能否在场、代书遗嘱的内容是否必须由立遗嘱人口述、以及立遗嘱人对遗产如何进行确认等问题并未进行明确规定。对于代书遗嘱法律效力的判定，需要结合案情和全案证据综合进行判定，核心问题是判定遗嘱内容是否系立遗嘱人本人的真实意思。结合本案原、被告提交的证据，原告谢某2提交的代书遗嘱虽然系事先拟定，但对其内容被继承人张福兰全然知晓，并且按印确认，应当认定案涉代书遗嘱对其房产份额的处分，系张福兰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在代书遗嘱合法有效的前提下，案涉争议房产作为被继承人张福兰和配偶谢瑾昌的夫妻共有财产，已通过代书遗嘱和公证遗嘱的方式分别由原告谢某2取得相应的继承份额，现原告谢某2主张涉案房产由其一人继承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支持。此外，继承案件请求权基础为继承权，由于在行政机关更名过户的程序中，确认所有权征税标准与继承征税标准可能存在区别，为防止操作中出现认识差异，本案诉讼请求对应的标准判项不宜表述为确定房屋所有权。本案被告谢某1的辩称缺少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采信；在原告谢某2依法继承全部房产的情况下，本案诉讼费酌情全部由原告负担。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十七条第三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确认被继承人张福兰于2013年10月6日所作出的代书遗嘱合法有效；二、位于大连市中山区房屋被继承人张福兰享有的50%的房产份额由原告谢某2继承；三、位于大连市中山区房屋全部份额均由原告谢某2继承；四、驳回原告谢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400元，由原告负担。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被继承人所立代书遗嘱是否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三款之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本案的代书遗嘱有两个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并有代书人和见证人的签名，被继承人张福兰不会写字按了手印，符合代书遗嘱的法定要件，更有录像资料作为佐证，其他继承人谢某3、谢某4、于某均无异议。遗嘱见证人虽与谢某2是朋友，但上诉人在庭审中陈述其也认识见证人，遗嘱与录像资料相佐证，因此，应认定遗嘱有效。上诉人主张见证人与谢某2有利害关系代书遗嘱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案涉争议房产系被继承人张福兰和配偶谢瑾昌的夫妻共有财产，对于谢瑾昌的遗产份额张福兰、谢某1、谢某3、谢某4、于某均已放弃继承，故一审判决案涉房屋由谢某2全部继承并无不当。综上，谢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400元，由上诉人谢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艳波审判员  王 虹审判员  高明伟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陈彩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