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971民初1592号原告：东莞市中堂天悦制衣厂，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中堂镇江南工业东区**********,系个体工商户。经营者：郑一中,男，汉族，1968年9月17日出生，住四川省达县********，公民身份号码：513************919。原告：郑一中,男，汉族，1968年9月17日出生，住四川省达县********，公民身份号码：513************919。两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玉芝，广东群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黄富波，男，汉族，1978年12月23日出生，住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公民身份号码：512************899。被告：黄婵，女，壮族，1980年7月13日出生，住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公民身份号码：452************261。两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霞萍，广东宏普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覃春艳，女，壮族，1983年4月8日出生，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区**************，公民身份号码：452************023。原告东莞市中堂天悦制衣厂（以下简称天悦制衣厂）、郑一中诉被告黄富波、黄婵、第三人覃春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1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7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天悦制衣厂的经营者即原告郑一中及两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玉芝，被告黄富波及两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霞萍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覃春艳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天悦制衣厂、原告郑一中共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两被告向两原告支付货款673391元及利息（以673391元为本金，自2018年11月15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上浮50%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两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被告黄富波和被告黄婵为夫妻关系，共同经营“金叶松制衣厂”。两原告与被告黄富波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被告黄富波向两原告购买牛仔服装。第三人为被告黄富波的跟单员，参与了本案货物从下单生产到收货的全过程。2018年9月10日，被告黄富波向原告支付了定金50000元。2018年11月1日，原告向被告黄富波交付了货物，货款总额为813391元，并约定被告须于2018年11月15日前支付货款。但被告黄富波怠于履行付款义务，经原告多次催促，被告黄富波仅在2018年12月6日、12月23日向原告支付了货款70000元、20000元。扣除被告黄富波已支付的定金及部分货款后，被告黄富波仍欠原告货款673391元未付，原告再三催促无果，于2018年12月30日向东莞市公安局中堂分局东泊派出所报警。被告黄富波恶意拖欠货款的行为已严重侵犯了原告之合法权益。被告黄富波辩称，一、原告天悦制衣厂主体不适格。根据诉状中的事实与理由可知，买卖合同纠纷发生在2018年9月至2018年11月期间；原告天悦制衣厂工商登记信息显示成立于2019年6月27日，很明显，原告天悦制衣厂在2018年9月至2018年11月期间尚不存在，不可能参与本案交易。交易期间，原告天悦制衣厂尚不存在，虽然在其成立之后，原告天悦制衣厂的经营者是郑一中，但是在法律上是完全独立的两个主体，不能因为郑一中是经营者就将两个主体直接等同或混为一谈。综上，原告天悦制衣厂作为原告主体不适格。二、两原告起诉的依据和事实完全不符，不清楚两原告的80多万总额为何款项，对该款项的性质不清、组成不明。黄富波仅从原告郑一中处订购196128元的服装，黄富波已经支付140000元,目前双方尚未具体结算，黄富波大约尚欠款项56128元，因货物质量造成的黄富波的损失尚未扣除。1、双方为首次交易，主要是直接现场对接确认、电话沟通。黄富波亲自到现场进行挑选生产款，约定货物的单价数量等。2、黄富波亲自去收货，现场清点，当时郑一中也在现场。黄富波已经按照郑一中的要求签收货物165箱，对于该签收单，郑一中应该如实提交法庭，以便法庭查明事实。而实际交接的货物只有黄富波提交的清单列明的。3、郑一中提供的生产资料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而且生产资料均是复印件，来源又不明，其内容不清晰，没有黄富波的签名确认，特别是其上还有其他的电话号码，结合原告从其他案件中挪用证据的行为，不排除是其他案件资料挪用至本案。另外两原告提交的六张发货单黄富波从未见过，郑一中、黄富波两人一直都有面对面、电话沟通，郑一中明知黄富波本人来现场清点、确认，为何从来未向黄富波出示过该发货单？其所述的事实本身就存在疑点，严重违反生活常理，违背市场交易规则。4、黄富波预定货物与实际货物质量不符等情况，黄富波已经频繁在微信中向郑一中反映该质量情况，对此造成黄富波的损失应该由两原告承担，这也是造成本次交易尚未具体结算的原因之一。5、两原告对聊天记录进行删减，断章取义，歪曲事实，以期误导法庭相信黄富波默认货款、毫无异议。事实上，黄富波已于2019年6月22日明确回复郑一中货款尚未核对，不认可郑一中的货款金额，因此不存在默认郑一中货款的情况。6、第三人的聊天记录并不能证明黄富波下单、提货的全过程。提货和清点都是黄富波亲自去的，第三人完全没参与。从郑一中与第三人的聊天记录中可见，两者直接存在其他的业务往来，不排除第三人与郑一中有其他的交易。本案与毛小勇一案并无关联性，不可使用其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从判决书可见只有覃春艳单方提交答辩状称其为黄富波的跟单员，但是并没有参与庭审，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与黄富波建立劳动关系，法院也没有将覃春艳认定为黄富波的员工。事实上，覃春艳只是客户翻译，不是黄富波的员工，其同期也帮其他人翻译等，从本案原告郑一中与覃春艳的多处聊天记录可以证实同期覃春艳也在为其他人做业务。综上，根据《民事诉讼法》第64条规定谁主张谁举证原则，从证据上看，两原告所提交的证据不完整，两原告作为诉的发起者，应该对本案的基本事实予以积极、全面、正确、诚实地完成举证责任。在本案中，两原告应该承担举证不力的不利后果。三、本案交易与被告黄婵无关，黄婵不属于适格被告。黄婵一直在别的单位工作，黄婵从未跟黄富波一起工作过，交易全程都是黄富波操作，黄婵并不知晓，更没有共同经营金叶松制衣厂。根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婚姻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30条“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未经对方同意，擅自资助与其没有抚养义务的亲友所负的债务；一方未经对方同意，独自筹资从事经营活动，其收入确未用于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等，应视为个人债务，个人债务由个人承担清偿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法释[2018]2号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本案债务明显是超出日常生活的债务，若要作为夫妻共同债务必须是夫妻共同经营或共同意思表示，两原告对此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但两原告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被告黄婵辩称，一、原告天悦制衣厂主体不适格。根据诉状中的事实与理由可知，买卖合同纠纷发生在2018年9月至2018年11月期间；原告天悦制衣厂工商登记信息显示成立于2019年6月27日，很明显，原告天悦制衣厂在2018年9月至2018年11月期间尚不存在，不可能参与本案交易。交易期间，原告天悦制衣厂尚不存在，虽然在其成立之后，原告天悦制衣厂的经营者是郑一中，但是在法律上是完全独立的两个主体，不能因为郑一中是经营者就将两个主体直接等同或混为一谈。综上，原告天悦制衣厂作为原告主体不适格。二、两原告所述的“共同经营金叶松制衣厂”纯属虚构，黄婵作为被告主体不适格。1、经工商信息网查询，“金叶松制衣厂”于2015年8月31日进行工商登记，其全名为东莞市中堂金叶松服装加工厂，其法定代表人是陈荣彬，两原告在未查明事实的情况下张冠李戴，严重违反诚实诉讼的原则。2、从两原告提交的证据上看，黄富波是以个人名义与郑一中进行交易，并不是以“金叶松制衣厂”进行交易。黄婵不知晓，更从未参与涉案的交易，从未见过或者认识郑一中。两原告所提供的证据也与黄婵无关，涉案交易的主体是郑一中和黄富波。3、从黄婵提交的证据可知黄婵一直以来有独立的、稳定的工作直到2019年1月。而且在2018年9月至2018年11月期间，黄婵正在产子，哺乳期间，黄婵从未见过郑一中,更也不可能参与本案交易。结合本案所有证据，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黄婵与两原告存在任何联系。4、本案是商事经济买卖合同纠纷，并非家事婚姻债权债务纠纷，本案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而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为适应现实的需要，在立法和司法上，受合同效力影响的第三人范围越来越宽，合同相对性也做了相应的调整，称为对合同相对性的突破。《合同法》也仅仅在第229条、第403条、债的保全制度、债权人撒销权、债权人代位权等八种情形中才突破合同相对性，夫妻共同之债并不在对合同相对性突破的范围，无法突破合同的相对性原则。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合同约定的权利与义务仅约束合同缔约方，虽然黄婵与黄富波系经依法登记的夫妻关系，但黄婵不是本案买卖合同的缔约一方，故不应承担买卖合同的权利、义务，两原告要求黄婵承担偿还货款的诉求，无法可依。明显违背了合同相对性原则和《民事诉讼法》第108条的规定。黄婵与黄富波并没有共同经营的合意，该案是黄富波在黄婵不知晓、未经过黄婵同意的情况下所产生的交易，也未用于与黄婵的夫妻共同生活。根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婚姻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30条“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未经对方同意。擅自资助与其没有抚养义务的亲友所负的债务；一方未经对方同意，独自筹资从事经营活动，其收入确未用于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等，应视为个人债务。个人债务由个人承担清偿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法释[2018]2号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本案交易明显是超出日常生活的开支，若要作为夫妻共同债务必须是夫妻共同经营或共同意思表示，两原告对此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但两原告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5、毛小勇一案与本案没有关联性。黄富波于2018年的4月25日至2018年6月16日被拘留，毛小勇无法联系黄富波，因为毛小勇与黄富波、黄婵是认识多年的老乡，所以毛小勇向黄婵说该交易，黄婵才知晓。实际上黄富波、黄婵并无共同经营。毛小勇一案中，法院是根据具体案件的证据材料进行的推认，其推认的结果与本案无关，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第三人覃春艳未作答辩，亦未提交任何证据。经审理查明，关于案涉诉讼主体的关系。原告天悦制衣厂为个体工商户，于2019年6月27日成立，其经营者为原告郑一中。原告郑一中认为在案涉交易发生期间，原告天悦制衣厂并未登记成立，但是一直以天悦制衣厂的名义与被告进行交易，案涉发货单上均写着“天悦制衣厂发货单”，故郑一中主张其与天悦制衣厂共同对本案诉讼的货款享有权利。被告黄富波认为，原告天悦制衣厂在2019年6月27日方登记成立，本案纠纷发生在2018年，故原告天悦制衣厂主体不适格。又，被告黄富波与被告黄婵为夫妻关系；两被告均认为没有共同经营的合意，案涉交易由黄富波与郑一中形成，被告黄婵对此不知晓，交易所得也没有用于两被告的夫妻共同生活。在本案中，被告黄富波还认为，其没有雇请过第三人覃春艳作为员工，第三人覃春艳为黄富波客户的翻译。但是，关于原告东莞市中堂金恒制衣厂（经营者为毛小勇）诉被告黄富波、黄婵、第三人覃春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即案号为（2019）粤1971民初19192号的民事判决书中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包括：一、原告东莞市中堂金恒制衣厂主张其于2018年11月11日向两被告交付牛仔裤产生货款合计538082元；二、第三人覃春艳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状称，“我是被告黄富波雇请的工作人员，原告东莞市中堂金恒制衣厂与被告黄富波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与我没有关系，我只是从事被告黄富波与原告等制衣厂之间的生产信息传达的工作，将相关的样板的版型、样板发送给原告等生产厂家”；三、原告东莞市中堂金恒制衣厂提供如下证据拟证明其主张，包括：6、覃春艳与毛小勇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第三人覃春艳自2018年8月始参与了双方交易的全过程，其对被告欠原告案涉货款的事实是知悉的，其中第三人覃春艳于2018年10月29日要求向原告向其发送装箱单，原告当天向其发送了案涉装箱单；两被告对该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对原告证明的内容有异议，称从原告给第三人的备注名称可以看出，第三人覃春艳只是一个跟单员，负责向原告提供生产信息，但对货物的数量、质量以及货款的结算并不清楚。7、名片，拟证明两被告以“金叶松制衣厂”的名义对外经营，但该厂并未经工商登记；两被告称对该名片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并称若确实存在该厂，也只是被告黄富波对外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一种方式，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该民事判决书中本院认为部分载明：原告东莞市中堂金恒制衣厂已提供一张抬头为“金叶松制衣厂”的名片佐证被告黄富波是以该厂的名义与原告进行交易，而被告黄富波并未明确否认该名片的真实性，且原告通过微信向被告黄富波发送的送货单亦明确载明客户名称为“金叶松制衣厂”，故法院对原告关于被告黄富波是以“金叶松制衣厂”的名义与其交易的主张依法予以采信。其次，由于被告黄婵有多次通过银行转账以及微信转账的方式向原告支付货款的行为，而付款是交易中的重要环节之一，且“金叶松制衣厂”未经工商登记，两被告又是夫妻关系，故在被告黄富波未能就其存在委托被告黄婵付款的行为进一步举证的情况下，法院认为原告关于“金叶松制衣厂”是由两被告共同经营的主张较为可信，法院予以采信。综上，原告东莞市中堂金恒制衣厂主张被告黄婵应对被告黄富波的案涉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合法有据，法院依法予以支持。黄富波、黄婵对（2019）粤1971民初19192号的民事判决书不服，提起上诉，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了（2019）粤19民终14072号民事判决书，该民事判决书中在经审理查明部分载明，对一审查明事实予以确认；在本院认为部分载明，从黄富波、黄婵二审举证的黄婵与毛小勇的微信聊天记录亦可印证黄婵是与黄富波共同经营，一审判决认定黄婵应对案涉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的处理正确，二审法院予以维持。（2019）粤19民终14072号民事判决书已于2020年5月18日生效。关于案涉交易的查明情况。原告主张，原告与两被告共同发生案涉交易往来，原告向两被告提供牛仔服装，双方没有签订过书面买卖合同，双方从2018年8月份开始，被告黄富波与第三人覃春艳一同到原告处下单，当面约定货物的单价、数量、交货时间、付款时间，后被告黄富波或者第三人覃春艳把生产通知单、图纸等交给原告，由原告按要求制作牛仔服装，其中面料、辅料、洗水均由原告负责，因此，在原告郑一中与第三人的微信记录中，会提及到辅料的订购、小金额的来往，小金额的转账是用于购买辅料的；在2018年10月30日，被告黄富波与第三人覃春艳一同到原告处查货、验货；在2018年11月1日下午，被告黄富波到原告处收货。原告对其诉讼主张提供的相关联证据情况包括：1、生产通知单，证明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生产通知单是原告发给被告以及第三人的，原告郑一中与第三人2018年10月19日下午2:06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反映原告将生产通知单通过微信发送过给第三人覃春艳。两被告均不认可生产通知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被告黄婵主张其不知晓更未参与交易；被告黄富波则认为生产通知单是原告单方制作，没有原告的签名确认，其未见过，不符合交易订单的要求，且标记的电话号码“133*****885”亦并非原告诉状上写明的诉讼参与人的电话号码。2、牛仔服装生产图纸，证明牛仔服装生产图纸是第三人通过微信发给原告的，在原告郑一中与第三人2018年8月22日上午11:16、原告郑一中与被告黄富波2018年9月18日下午6:21的微信聊天记录有显示。两被告均不认可牛仔服装生产图纸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被告黄婵主张其不知晓更未参与交易；被告黄富波则认为该证据仅仅是牛仔服装的照片，不属于生产图纸。3、天悦制衣厂发货单（即装箱单），证明2018年11月1日，原告向被告交付了货物，货款总额为813391元，并约定被告须于2018年11月15日前支付货款，被告却怠于履行支付货款的义务；该发货单在原告与第三人覃春艳2018年10月31日下午4:39的微信聊天记录有显示发送过给第三人，该组证据与原告提交的QQ邮箱网页截图及附件印证，该收件邮箱就是第三人在微信上向原告发送的邮箱1041320131@qq.com，微信发送时发的是图片，后来第三人要求电子版，所以原告通过邮箱又发送了一次给第三人。两被告均不认可天悦制衣厂发货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被告黄婵主张其不知晓更未参与交易，其与第三人并未建立雇佣关系，原告未能举证证明原告郑一中与第三人覃春艳的微信聊天记录是和被告黄富波的交易，也未能充分证明其已向被告黄富波如数供货；被告黄富波则认为该发货单为原告单方制作，没有被告黄富波的签名，原告未能充分举证证明微信聊天记录涉及的交易已经实际发生，也未能证明原告郑一中与第三人覃春艳的微信聊天记录是和被告黄富波的交易。4、外单，证明2018年11月1日，原告向被告交付了货物，货款总额为813391元，被告黄富波与原告郑一中2018年11月14日下午7:53的微信聊天记录有显示原告发送此外单给黄富波，但是被告黄富波并未微信回复原告，外单等同于结算单。天悦制衣厂发货单与外单计算的数量总数是对应一致的，均是26737件。两被告均不认可外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被告黄婵主张其不知晓更未参与交易，其与第三人并未建立雇佣关系，原告未能举证证明原告郑一中与第三人覃春艳的微信聊天记录是和被告黄富波的交易，也未能充分证明其已向被告黄富波如数供货；被告黄富波则认为该外单为原告在交易完成半个月之后即2018年11月14日单方制作的一张巨额手写货单，反映的内容并非真实交易内容，不能作为已发货和结算货物的依据；且被告黄富波有回复“我们的账也还没有算”，证明其是明确否认了原告郑一中发送的外单的。5、黄富波的微信账号截图及与郑一中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证明案涉交易是从被告黄富波与原告当面商谈开始的，后双方互相加了微信，在微信上沟通交易事宜。被告黄婵不认可该组黄富波的微信账号截图及与郑一中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认为其不知晓更未参与交易；被告黄富波则确认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但其认为其一直有与原告协商货物货款的事宜，但是双方因存在争议并未结算，被告黄富波不认可原告单方主张的货款。6、覃春艳的微信账号（yan151*****918）截图及与郑一中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证明第三人为被告的跟单员，参与了本案货物从下单生产到收货的全过程。两被告均不认可该组覃春艳的微信账号截图及与郑一中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被告黄婵认为其不知晓更未参与交易；被告黄富波则主张在第三人未对该微信聊天记录进行确认的情况下，原告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辅助证明该聊天记录中的内容已经实际发生，不排除第三人与原告存在本案以外的其他交易。7、中国农业银行个人明细对账单，证明被告分别于2018年9月10日、12月6日、12月23日向原告支付了定金50000元、货款70000元、货款20000元，以上合计140000元。被告黄婵对该中国农业银行个人明细对账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认为其不知晓更未参与交易；被告黄富波对中国农业银行个人明细对账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确认，其主张已经支付140000元，尚欠5万多未支付。8、郑一中的报警回执，证明原告就被告的恶意行为，于2018年12月30日向东莞市公安局中堂分局东泊派出所报警。被告黄婵对该郑一中的报警回执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认为其不知晓更未参与交易；被告黄富波则对郑一中的报警回执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其认为该份材料并未显示报警的原因及报警的内容，仅能证明郑一中曾经报警。关于案涉货款的利息问题。两原告主张以未付款673391元为本金，第一段利息自2018年11月15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上浮50%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第二段利息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两原告认为，2018年11月15日是原、被告双方在微信上约定的付款时间，在郑一中与黄富波2018年11月14日下午7:53的微信记录中有原告的相应催款记录，原告要求被告黄富波于15号前一定要将货款到位。另查明，由于被告黄富波对原告提供的覃春艳的微信账号截图及与郑一中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不予确认，根据原告的申请，本院向财付通支付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调查，该两家公司回函反映：微信号yan151*****918变更为QQ150*****717，而QQ150*****717微信号实名认证为覃春艳，身份证号码452************023。原告郑一中于2018年12月30日，以黄富波诈骗其26737条成品牛仔裤为由向东莞市公安局中堂分局东泊派出所报案。在派出所的询问笔录中，郑一中称：2018年8月中旬的一天，黄富波就来到天悦制衣厂来找郑一中，黄富波当时拿了37条牛仔版裤，并让郑一中按照这些牛仔版裤生产26737条成品牛仔裤；这批货的货款总共813391元，扣除黄富波支付的50000元定金，另外2018年12月支付了90000元货款，至今黄富波一共还欠673391元；且郑一中认为货款数额是在黄富波验好货准备出货前计算出来的，郑一中发微信告诉过黄富波。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供的四川省人口信息（户籍）证明、常住人口详细信息表、育龄妇女登记卡、子女信息、两被告经营的“金叶松制衣厂”名片、生产通知单、牛仔服装生产图纸、天悦制衣厂发货单、外单、黄富波的微信账号截图及与郑一中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覃春艳的微信账号截图及与郑一中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中国农业银行个人明细对账单、郑一中的报警回执、（2019）粤1971民初19192号民事判决书、毛小勇的报警回执、（2019）粤19民终14072号民事判决书、生效证明书、QQ邮箱网页截图及附件、另案覃春艳的微信号截图及与毛小勇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被告黄富波提供的东莞市中堂天悦制衣厂的工商登记信息、原告郑一中与被告黄富波的微信记录截图、收货对账清单、税务登记证、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东莞市中堂金叶松服装加工厂的工商登记信息、被告黄富波与原告郑一中的微信聊天记录，被告黄婵提供的东莞市中堂天悦制衣厂的工商登记信息、社会保险历史缴费明细、广州新市医院病历、东莞市中堂金叶松服装加工厂的工商登记信息、刘育峰的商事登记基本信息、拘留通知书、行政拘留家属通知书等证据以及本院向东莞市公安局中堂分局东泊派出所调取的郑一中报警一案的档案材料、本院于2020年7月15日向财付通支付科技有限公司调取的微信号为yan1507781918的微信实名认证信息及用手机号码151*****918注册的微信用户的实名认证信息材料，于2020年8月6日向财付通支付科技有限公司调取的用身份证号码452************023注册的微信用户及用电话号码151*****918注册的微信用户的实名认证信息、变更记录及注销情况材料，向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调取的微信号为yan1507781918的微信实名认证信息、变更记录及注销情况，用电话号码151*****918注册的微信用户的实名认证信息、变更记录及注销情况，用身份证号码452************023注册的微信用户的实名认证信息、变更记录及注销情况材料等材料和本院庭审笔录、问话笔录等附卷为证。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第一，与被告黄富波发生案涉交易的主体应是哪一原告；第二，关于案涉货款的总数额问题；第三，被告黄婵应否对案涉货款共同承担支付责任。关于焦点一。原告郑一中与被告黄富波虽未曾签订买卖合同，但双方均确认曾发生牛仔服装的买卖合同关系，本院对于原告郑一中为案涉交易的供货主体予以确认。原告郑一中主张案涉交易由原告天悦制衣厂参与，但是天悦制衣厂为郑一中于2019年6月27日成立的个体工商户，而案涉交易由郑一中于2018年11月1日向被告黄富波送货，原告天悦制衣厂主张其在成立之前已与被告黄富波形成案涉交易没有法律依据，故原告天悦制衣厂主张本案的诉讼请求依法无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关于焦点二。原告郑一中与被告黄富波未曾签订买卖合同，双方对货款总额各执一词。但是，原告在本案中已提供了生产通知单、生产图纸拟反映被告黄富波订货的数量；原告庭审中称双方对货物单价口头约定，但原告也提供了一份便条纸，拟反映各项货物的单价数额，并称改动的数额是被告黄富波书写的；原告提供了发货单，拟反映原告向被告黄富波送货的数量；原告提供了外单，拟反映原告向被告黄富波供货货款的结算总数额。另外，根据上述（2019）粤1971民初19192号、（2019）粤19民终14072号两份民事判决书经审理查明的事实，覃春艳为黄富波所聘请的跟单员，本院予以采纳；根据财付通支付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回函，案涉原告举证的微信号yan151*****918实名认证为第三人覃春艳，原告所举证的其与第三人覃春艳的微信聊天记录已有手机载体予以核实，本院对此予以采信。原告所举证的上述交易单据包括生产图纸、发货单、外单等等均在其与被告黄富波或者第三人覃春艳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向对方发送过，此与一般的交易常理能够相符吻合。被告黄富波对案涉货款的总数额813391元不予确认，但其仅提供一份自行制作的收货对账清单为证，被告黄富波未能提供任何证据反映其曾将上述收货对账清单与原告进行交流核对，被告黄富波该证据证明效力明显不足，本院对此不予采纳。结合以上论述，原告举证的上述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被告黄富波对各项证据的数额相互对应的情况并没有提出异议，即原告的举证能够形成证据链，共同证明了原告郑一中与被告黄富波、第三人覃春艳就案涉交易产生、送货、结算进行交流的整个流程；而且关于结算货款的外单，原告郑一中向被告黄富波通过微信发送并催款后，被告黄富波并没有提出异议，该情况与原告向东莞市公安局中堂分局东泊派出所以被告黄富波诈骗案涉货款报案所称的情形也相互对应一致，因此，原告郑一中主张其向被告黄富波送货813391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本院予以采信。原告与被告黄富波均确认，案涉交易中黄富波已支付货款共计140000元，故原告诉请被告黄富波支付货款673391元依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再，原告已提供相关的微信聊天记录反映，其于2018年11月14日向被告黄富波催收案涉货款，要求黄富波于2018年11月15日前将货款到位，被告黄富波至今未能偿还尚欠货款，故原告主张的利息应从2018年11月16日开始计算，原告诉请第一段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上浮50%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第二段利息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依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关于焦点三。根据上述（2019）粤1971民初19192号、（2019）粤19民终14072号两份民事判决书的认定，在原告东莞市中堂金恒制衣厂（经营者为毛小勇）诉被告黄富波、黄婵、第三人覃春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东莞市中堂金恒制衣厂主张其于2018年11月11日向黄富波交付牛仔裤（货款合计538082元）的交易中，上述已生效的民事判决书认定黄婵是与黄富波共同经营，黄婵应对案涉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五）项的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书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对此无须举证证明，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本案中原告郑一中所主张的案涉向黄富波供应牛仔裤的交易也是发生在2018年11月，被告黄富波、黄婵对（2019）粤19民终14072号民事判决书中所认定的黄富波与黄婵共同经营的情况并没有提供足够有效的证据予以推翻，故原告主张本案的交易也是黄富波、黄婵共同经营产生，黄婵应当对案涉上述确定的货款和利息承担共同清偿责任依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黄富波、被告黄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共同向原告郑一中支付货款673391元及利息（以673391元为本金，第一段自2018年11月16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上浮50%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第二段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东莞市中堂天悦制衣厂的全部诉讼请求；三、驳回原告郑一中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债务的利息。本案受理费10956.05元（已由原告预交），由被告黄富波、被告黄婵共同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翟静文人民陪审员  袁伟强人民陪审员  梁耀辉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一日书 记 员  黄燕霞书 记 员  陈思苏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第一百五十九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对价款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第一百六十一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买卖合同对付款期限作出的变更，不影响当事人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的约定，但该违约金的起算点应当随之变更。买卖合同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买受人以出卖人接受价款时未主张逾期付款违约金为由拒绝支付该违约金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买卖合同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但对账单、还款协议等未涉及逾期付款责任，出卖人根据对账单、还款协议等主张欠款时请求买受人依约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对账单、还款协议等明确载有本金及逾期付款利息数额或者已经变更买卖合同中关于本金、利息等约定内容的除外。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三条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一）自然规律以及定理、定律；（二）众所周知的事实；（三）根据法律规定推定的事实；（四）根据已知的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出的另一事实；（五）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六）已为仲裁机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七）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前款第二项至第四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反驳的除外；第五项至第七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