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浙04民终3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向勇，男，1959年12月12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现住上海市杨浦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松华，浙江国傲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建中，浙江国傲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冯文明，男，1968年2月1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卢月红，女，1970年9月2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上述二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青航，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向勇因与被上诉人冯文明、卢月红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2019）浙0402民初46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6日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张涛、杨剑、舒珊珉组成合议庭，后因工作安排原因，合议庭成员变更为刘坤、杨剑、舒珊珉。本案分别于2020年5月27日、2020年7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向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松华、李建中，被上诉人冯文明、卢月红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青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向勇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冯文明、卢月红向向勇返还股权转让款200万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以200万元为基数向向勇支付自2015年11月2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损失。主要事实和理由：一、2015年11月2日，向勇通过农业银行向卢月红转账100万元，通过招商银行分两次向卢月红转账各50万元；三次转账合计200万元（以下简称讼争200万元）。在上述三次转账过程中，向勇均在凭证摘要中注明上述款项系买入嘉兴循环经济研究院（以下简称循环研究院）的股份款。因此一审判决认定讼争200万元系支付嘉兴市清洁生产促进中心（以下简称生产促进中心）的股权转让款，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向勇及案外人潘海龙、常莎在进驻生产促进中心后，发现生产促进中心实际价值不大，循环研究院还有一定价值。为此，卢月红与向勇、常莎就循环研究院的股权转让问题进行了多次磋商，同时参加谈判的还有苗伟（共同出资购买人），双方初步达成一致，即向勇方受让循环研究院的35%股份，转让价为350万元。因为卢月红催得紧，向勇在未签订书面转让合同的情况下，先期将200万元予以支付。但后来由于卢月红、冯文明提出主管部门不同意转让循环研究院而导致该次转让搁浅，并最终导致生产促进中心转让常莎事宜也未实施。上述事实可由相关证据予以佐证，一方面，向勇于2015年7月10日、14日两次支付给冯文明各50万元时，也都注明了款项用于“嘉兴市清洁生产促进中心，向”。另一方面，卢月红于2015年11月23日发短信给向勇，“向教授你好，请月底前把余款打到我账上，谢谢”。由此可知，向勇支付讼争200万元时，与卢月红谈妥的款项尚未付清，还有余款，如果讼争200万元是常莎受让生产促进中心的股权的对价，则200万元已付清，不可能存在余款的问题。而且在冯文明、卢月红尚欠100万元未付向勇的情况下，即使向勇代付200万元的假设成立，其也只需再付100万元。因此双方实际谈妥的是循环研究院35%的股份，350万元的价格，故确还有余款150万元未付。综上，讼争200万元系用于买入循环研究院股份。由于双方最终并未签订循环研究院的转让协议，也未实际履行转让股份的义务，故向勇有权要求冯文明、卢月红返还支付循环研究院股权转让款的讼争200万元。二、一审判决将向勇与冯文明、常莎在2015年10月29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说明》（以下简称《协议说明》）认定为冯文明与向勇、常莎、潘海龙于2015年6月30日签订的《转让协议》及其后履行过程中发生变更的继续，为事实认定错误。冯文明与常莎并未签订冯文明、卢月红提交的关于生产促进中心转让事宜的日期载明为2015年10月28日的《股份转让协议》,《协议说明》并不能代替《股份转让协议》的作用。《转让协议》已于2015年10月底终止。常莎与冯文明并未签订新的转让协议，冯文明、卢月红也未向法庭提供双方签名的《股份转让协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协议说明》系用于确认在生产促进中心股权转让事宜中由向勇代替常莎支付20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内容，并不是以这份说明去证明《股份转让协议》是否存在及是否履行。合同需要诸多核心要素，例如价款、标的、期限、违约责任等，根据《协议说明》的文字表述并不能当然得出双方已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的结论，一审判决据此认定双方实质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依据不足。三、一审判决根据《股份转让协议》《协议说明》以及付款时间，相互行为紧密且连贯，无视转账凭证备注信息，进而依据高度可能性得出讼争200万元款项性质系支付生产促进中心股权转让款的事实认定有误。首先，《协议说明》签署时间并非落款的2015年10月29日；其次，即使《协议说明》形成时间为2015年10月29日，因向勇支付讼争200万元的时间为2015年11月2日，应以后发生行为的意思表示为准。四、一审判决认为“冯文明在向勇代常莎支付转让款后，虽仍担任生产促进中心的法定代表人，但该中心的日常运行由常莎负责，相关财务凭证需由常莎签字确认，结合常莎已接收该中心公章、签字权及财务的事实，可以认定冯文明已将生产促进中心的举办权和经营权转移给常莎”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一审判决的上述认定，混淆了案涉各事件发生的先后基本顺序，且忽略了《转让协议》终止后，2016年起生产促进中心重新回到冯文明掌握的事实。梳理案涉各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常莎自2015年6月起接手生产促进中心的经营管理至2015年年底，这个行为过程的合同基础是2015年6月30日的《转让协议》，且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但不能视为是向勇及常莎对后一份未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的确认。且时至今日，生产促进中心一直在冯文明的控制和经营管理中。五、生产促进中心属于民办非企业单位，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公司，不存在公司股权或股份，且双方之间并没有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卢月红没有理由收取讼争200万元。六、一审诉讼程序不当，本案虽为向勇起诉冯文明、卢月红返还转让款纠纷，且在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对冯文明与常莎之间的生产促进中心的股权转让是否成立，以及是否履行进行了审理，并作出与常莎具有实质性利害关系的事实认定，但一审法院却并未追加常莎为案件当事人，甚至未通知其出庭作证，完全剥夺了常莎正当的诉讼权利。综上，一审判决已严重损害了向勇的合法权益，显属错案。冯文明、卢月红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讼争200万元系生产促进中心之转让款，《协议说明》是《转让协议》及其后履行过程中发生变更的继续，该认定正确无误。（一）在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之前，向勇与冯文明之间已就转让生产促进中心的事宜签订了《转让协议》，向勇、潘海龙分别向冯文明支付100万元。2015年8月3日，冯文明与常莎签订《嘉兴市清洁生产促进中心移交手续》，其中包括移交签字权、公章及财务。2015年10月16日，冯文明与潘海龙、向勇签订《补充协议》1份，约定冯文明仍然担任生产促进中心的法定代表人，但不再参与生产促进中心的经营和具体工作，生产促进中心的日常运行由常莎负责。（二）2015年10月28日前，潘海龙、向勇、常莎因为工作上的不同意见，签订了《关于终止嘉兴市清洁生产中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终止协议》），决定终止生产促进中心的转让，并将《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作废，将已经打入冯文明卡的款项相应退还。冯文明同意该《终止协议》系因潘海龙与向勇、常莎之间分歧较大。但冯文明同意潘海龙与向勇、常莎之间购买生产促进中心的《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作废，且愿意通过退还转让款的方式配合潘海龙退出生产促进中心，并不意味着冯文明同意其与向勇、常莎之间转让生产促进中心的交易终止，该交易事实上也并未终止。（三）潘海龙退出后，向勇、常莎与冯文明又就转让生产促进中心事宜重新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和《协议说明》，作为《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的变更和继续。2015年10月28日，冯文明与常莎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约定冯文明以200万元将生产促进中心转让给常莎，由冯文明继续担任生产促进中心的法定代表人，但冯文明不参与生产促进中心的经营和具体工作，日常运行由常莎负责。该协议约定由卢月红的交通银行卡收款。2015年10月29日，冯文明与向勇、常莎签订了《协议说明》，确认了冯文明与常莎于2015年10月28日就生产促进中心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且转让款200万元由向勇代替常莎支付。（四）根据《协议说明》，应该由向勇代替常莎支付200万元生产促进中心转让款，故讼争200万元系购买生产促进中心的转让款，向勇的支付系履行《协议说明》的行为。（五）向勇、常莎与冯文明之间已经实际履行了《股份转让协议》《协议说明》，根据《股份转让协议》的约定，生产促进中心在转让后由常莎负责日常运行，冯文明担任法定代表人。目前冯文明仍然是生产促进中心的法定代表人。另由于向勇、常莎与冯文明之间转让生产促进中心的交易自2015年6月就已经开始，《股份转让协议》签订之时，生产促进中心实际已经处于常莎实际控制之下。2015年10月至2016年2月，常莎的社会保险由生产促进中心缴纳。2015年12月，常莎仍在生产促进中心相关财务凭证上签字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三十六条，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根据《合同法》第三十七条，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在签字或者盖章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由于向勇、常莎、冯文明均已按约履行了《股份转让协议》《协议说明》，因此上述两份协议已经成立并生效。二、向勇的上诉主张毫无证据支持。（一）向勇声称讼争200万元系购买循环研究院的款项，但并未提供任何可信证据。向勇在转账凭证摘要中注明款项用于买入循环研究院股份的行为系向勇的单方陈述，不能作为定案依据。除此之外，向勇未提供任何其他可信证据证明讼争200万元与循环研究院有关联。冯文明与潘海龙、向勇在2015年10月16日签订《补充协议》，向勇与冯文明、常莎在2015年10月28日之前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在2015年10月29日签订《协议说明》，以及向勇在2015年11月2日支付讼争200万元，上述行为关系密切，且均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一审判决认定冯文明有权受领讼争200万元的事实认定完全正确。（二）向勇否认《协议说明》是《转让协议》及其后履行过程中发生变更的继续，违背客观事实。（2016）浙04民终2133号民事判决书、（2018）浙民申1513号民事裁定书均已认定《协议说明》与双方在2015年6月30日进行的生产促进中心转让交易之间的实质联系。向勇在不提供充分反证的情况下，试图否认已被生效裁判所确认的事实，违背基本的诉讼证据规则。而且，根据冯文明、卢月红提交的相关财务凭证可知，冯文明已经将生产促进中心的举办权及经营权转让给常莎，冯文明、向勇、常莎之间就《股份转让协议》相关的交易已经实际履行，该合同成立。（三）向勇认为一审判决不能依据高度可能性认定讼争200万元系支付生产促进中心的股权转让款，该意见不能成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向勇主张讼争200万元系购买循环研究院的款项，则对该事实负有举证证明责任。在向勇未举证证明其主张事实的情况下。一审判决根据本案的相关证据，运用高度可能性的证据规则，认可了冯文明、卢月红所主张的事实，并无不当。（四）一审判决认定“冯文明在向勇代常莎支付转让款后，虽仍担任生产促进中心的法定代表人，但该中心的日常运营由常莎负责，相关财务凭证需由常莎签字确认，结合常莎已接受该中心公章、签字权及财务的事实，可以认定冯文明已将生产促进中心的举办权和经营权转移给常莎”正确。冯文明、卢月红提交的报销单及发票、《嘉兴市清洁生产促进中心工资发放表》、常莎的《浙江省社会保险参保证明（个人专用）》、借条等多项证据，充分证明了生产促进中心已经在常莎的实际控制之下，冯文明担任法定代表人系履行双方协议的行为。（五）向勇认为生产促进中心属于社会团体，不存在公司股份或股权，不能进行“股权转让”，所以无须付款，该意见于法无据。生产促进中心系民办非企业单位，一方面，《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未对民办非企业单位的转让行为作出规定，《股份转让协议》并不存在因违反强制性法律法规而无效的情形，应属合法有效。另一方面，民办非企业单位作为一类经营实体，当然可以转让。《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向勇和冯文明、卢月红在《股份转让协议》中使用了“股份”一词，系因为双方均不是专业的法律人士，对协议文字的掌握并不准确。双方实际上是对生产促进中心的举办权及经营权进行转让。在《股份转让协议》签订后，常莎实际上已经取得了生产促进中心的举办权及经营权，因此冯文明已经履行了协议义务。向勇仅仅因为“股份”一词用语不准确请求返还讼争200万元，于法无据。（六）本案程序合法，并无不当。向勇在起诉时未申请常莎作为第三人，常莎在诉讼过程中也未提出作为第三人参加到诉讼中来，因此一审法院未追加常莎作为第三人程序合法。综上，恳请驳回向勇的上诉请求。向勇在一审中起诉请求：冯文明、卢月红返还其合同款200万元；并以200万元为基数，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5年11月2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6月30日，冯文明与向勇、常莎、潘海龙签订《转让协议》，约定冯文明以200万元的价格将生产促进中心转让给向勇、常莎、潘海龙。2015年8月3日，冯文明与常莎签订《嘉兴市清洁生产促进中心移交手续》，其中包括移交签字权、公章及财务。2015年7月10日、2015年7月14日，向勇向冯文明各转账汇款50万元。潘海龙亦向冯文明支付100万元。2015年10月16日，冯文明与潘海龙、向勇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冯文明仍然担任生产促进中心的法人，但不再参与生产促进中心的经营和具体工作，生产促进中心的日常运行由常莎负责。其后（2015年10月28日之前），潘海龙、向勇、常莎签订《终止协议》，载明：冯文明、常莎、潘海龙、向勇四人在2015年6月30日就生产促进中心转让一事签订了《转让协议》，继后于2015年10月16日又签订了《补充协议》，转让过程中，彼此由于工作上的不同意见，存在较大的分歧，经友好协商，决定终止生产促进中心的转让，《转让协议》《补充协议》均作废，因转让而打入冯文明的款项也相应退还。冯文明同意《终止协议》。潘海龙支付的100万元已退还；向勇支付的100万元经判决亦已退还。2015年10月29日，冯文明与向勇、常莎签订《协议说明》，载明：“冯文明、常莎在2015年10月28日就嘉兴市清洁生产促进中心转让一事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向勇教授愿意代替常莎支付给冯文明贰佰万元。特此说明”。同日，卢月红通过短信向向勇提供了汇款账户。2015年11月2日，向勇向卢月红转账200万元。卢月红系2015-2016年浙江省清洁生产审核机构推荐名单中生产促进中心的联系人。2015年1月至6月，卢月红作为生产促进中心委托代理人与多家单位签署了清洁生产审核咨询合同书。2015年8月起，生产促进中心工资发放、财务报销由常莎签字确认。2015年10月至2016年2月，常莎的社会保险由生产促进中心缴纳。上述四节事实已为（2016）浙04民终2133号民事判决书所认定。向勇不服该判决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2018）浙民申1513号民事裁定书驳回向勇的再审申请，同时认为涉案款项可在有关生产促进中心的《转让协议》履行的纠纷中解决。一审法院认为，向勇系在内地有居住地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本案系含涉港因素的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对案件具有管辖权。本案系合同纠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之规定，适用内地法律作为处理案件的准据法。向勇、常莎、潘海龙与冯文明签订生产促进中心的《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并办理移交手续；后各方又签订《终止协议》，终止了生产促进中心的转让，《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均作废，冯文明已退还了相应的款项。2015年10月29日，冯文明与向勇、常莎签订《协议说明》确认2015年10月28日冯文明与常莎就生产促进中心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向勇愿意代替常莎支付给冯文明200万元。《股份转让协议》是2015年6月30日冯文明与向勇、常莎、潘海龙就生产促进中心签订《转让协议》及其后履行过程中发生变更的继续。冯文明在向勇代常莎支付转让款后，虽仍担任生产促进中心的法定代表人，但该中心的日常运行由常莎负责，相关财务凭证需由常莎签字确认，结合常莎已接收该中心公章、签字权及财务的事实，可以认定冯文明已将生产促进中心的举办权及经营权移转给常莎，冯文明有权受领200万元的转让款。因此，对向勇主张冯文明、卢月红返还该款并支付利息的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向勇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280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27800元，由向勇负担。本院审理查明，2016年3月3日，向勇以卢月红未退还其用于购买循环研究院的200万元款项为由向一审法院起诉要求卢月红返还向勇200万元并赔偿损失20万元，该案经一审、二审，本院于2017年10月30日作出（2016）浙04民终2133号终审民事判决，以向勇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汇给卢月红的200万元系为购买循环研究院而支付的诚意金，该200万元系向勇根据《协议说明》代替常莎支付的生产促进中心转让款为由，驳回向勇的全部诉讼请求。向勇仍不服该判决，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再审申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23日作出（2018）浙民申1513号民事裁定，审查认为，2015年10月29日冯文明与向勇、常莎签订的《协议说明》确认2015年10月28日冯文明与常莎就生产促进中心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向勇愿意代替常莎支付冯文明200万元。该《协议说明》是2015年6月30日冯文明与向勇、常莎、潘海龙就生产促进中心签订《转让协议》及其后履行过程中发生变更的继续。卢月红与冯文明系夫妻关系，且参与了生产促进中心的工作，同日，卢月红通过短信向向勇提供了汇款账号的行为符合常理，向勇随即将涉案200万元汇入卢月红指定的上述账户，整个过程紧凑且符合逻辑，可以认定涉案200万元用于购买生产促进中心。向勇与卢月红并未就循环研究院的转让达成协议，向勇提出涉案200万元系购买循环研究院的证据不足，向勇以此为由主张卢月红取得并占有涉案200万元构成不当得利，缺乏充分的事实依据。本院认为，向勇系在内地有居住地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本案系具有涉港因素的民事纠纷。本案中，生产促进中心和循环研究院均位于嘉兴市范围内，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九条的规定，内地法律与本案具有最密切的联系，应予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当事人重复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向勇提起本案诉讼，与之前的向勇与卢月红合同纠纷一案[一审案号为（2016）浙0402民初1118号，二审案号为（2016）浙04民终2133号，再审案号为（2018）浙民申1513号，以下简称前诉]构成重复起诉。第一，本案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本案与前诉的一审原告均为向勇，一审被告均为卢月红，本案中，向勇增加冯文明为一审被告，但向勇在本案诉讼中强调讼争200万元系用于购买循环研究院的款项，而冯文明根据现有证据与循环研究院并无法律上的直接联系，故冯文明与本案主要争议事实不存在实质性关联，向勇有虚增被告以绕开禁止重复起诉的法律限制之嫌，此举并不影响本院对本案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的认定。第二，本案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本案中，向勇的诉讼请求是要求返还合同款200万元及相应利息；前诉中，向勇的诉讼请求是要求返还200万元并赔偿损失20万元。根据向勇在本案与前诉中的陈述，向勇在本案与前诉中的诉讼请求都明确指向其于2015年11月2日汇给卢月红的讼争200万元，至于向勇在本案中主张的利息以及在前诉中主张的损失均系由讼争200万元衍生而出，并不影响本院对本案与前诉的争议标的具有同一性的认定。第三，本案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本案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了前诉裁判结果。向勇与卢月红一方在本案与前诉中主要争议的就是讼争200万元是否应予返还的问题，向勇在本案与前诉中所提出的理由虽然不尽相同，但都是为了要求卢月红一方返还讼争200万元，两诉的诉讼请求相同。而且在前诉中，法院已以讼争200万元系用于购买生产促进中心，向勇与卢月红并未就循环研究院的转让达成协议，向勇提出讼争200万元系购买循环研究院的主张证据不足为由，驳回了向勇的诉讼请求。现向勇无论是以双方未就生产促进中心的转让达成一致意见为由，还是以双方未达成循环研究院的转让为由，要求卢月红返还讼争200万元，其实质上都是试图否定前诉的裁判结果。第四，虽然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浙民申1513号民事裁定指出讼争200万元“可以在有关生产促进中心的《转让协议》履行的纠纷中解决”，但由于向勇在本案中并不认可讼争200万元系购买生产促进中心的款项，而是坚持认为系购买循环研究院的款项，故其本案诉请显然不在“有关生产促进中心的《转让协议》履行的纠纷”的范围。综上，根据上述规定，本案与前诉的诉讼当事人、诉讼标的、诉讼请求均相同，本案也不具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八条规定的“发生新的事实”的情形，本案构成重复起诉，应驳回向勇的起诉。综上所述，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第二百四十八条、第三百三十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九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2019）浙0402民初4647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向勇的起诉。一审案件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向勇负担；一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退还向勇。向勇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予以退还。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刘 坤审判员 杨 剑审判员 舒珊珉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四日书记员 赵 瑾·18··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