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303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俞国炜，男，1968年10月3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诸暨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海宁市红宝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海宁农业对外综合开发区春潮路11号。 法定代表人：俞国炜。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宋泽军、胡光辉，浙江泰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叶忠，男，1970年8月2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 委托代理人：韩琪，浙江瑞坤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俞国炜、海宁市红宝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下称红宝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吴叶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9）浙0110民初49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俞国炜、红宝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归还借款本金1463000元；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吴叶忠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一）一审法院未根据俞国炜的申请审查吴叶忠是否为职业放贷人。根据俞国炜在裁判文书公开网上查询的信息，吴叶忠曾先后与钟锦宝（案涉金额630000元）、高军勇（三起、立案后撤诉）、李玉龙（案涉金额6000000元）、尚建杭（案涉金额2500000元）、肖红（案涉金额2000000元）发生借贷关系。俞国炜无法查明吴叶忠是否存在相关调解结案的案件，故向一审法院申请查明，然一审法院在没有查明事实的情况下就认定双方借款协议合法有效，属于放纵职业放贷人的错误行为。（二）一审法院未依法查明俞国炜已经归还大部分案款的事实。2015年11月12日，沈田华与俞国炜共同去浙江尚坤建设有限公司领取了4000000元的承兑汇票，其中2800000元由沈田华拿走并用于支付案涉借款，根据沈田华书写在《888便笺》上的账单，其中归还案涉借款金额为2033800元的本金以及503200元的利息。根据便笺内容显示，可以明确看出吴叶忠与沈田华是共同出借人。2018年8月19日的还款协议系俞国炜基于错误的认识，误以为违法高利仍然受到法律保护所以同意按照高利进行结算的最终数额。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本案因吴叶忠系职业放贷人，签署的借款协议应当认定为无效，其中关于担保的条款自然无效。（二）公司未经股东会决议为股东提供担保的行为无效。在本案中，俞国炜是红宝公司的法人及股东，红宝公司在本案中对吴叶忠承担的是担保责任。根据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又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十七条，为防止法定代表人随意代表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给公司造成损失，损害中小股东利益，公司法第十六条对法定代表人的代表权进行了限制。根据该条规定，担保行为不是法定代表人所能单独决定的事项，而必须以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等公司机关的决议作为授权的基础和来源。法定代表人未经授权擅自为他人提供担保的，构成越权代表，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条关于法定代表人越权代表的规定，区分订立合同时债权人是否善意分别认定合同效力：债权人善意的，合同有效；反之，合同无效。及第十八条，前条所称的善意，是指债权人不知道或者不应当知道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订立担保合同。公司法第十六条对关联担保和非关联担保的决议机关作出了区别规定，相应地，在善意的判断标准上也应当有所区别。一种情形是，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关联担保，公司法第十六条明确规定必须由股东（大）会决议，未经股东（大）会决议，构成越权代表。在此情况下，债权人主张担保合同有效，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其在订立合同时对股东（大）会决议进行了审查，决议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即在排除被担保股东表决权的情况下，该项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签字人员也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另一种情形是，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以外的人提供非关联担保，根据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规定，此时由公司章程规定是由董事会决议还是股东（大）会决议。无论章程是否对决议机关作出规定，也无论章程规定决议机关为董事会还是股东（大）会，根据《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第三款关于“法人章程或者法人权力机构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的规定，只要债权人能够证明其在订立担保合同时对董事会决议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进行了审查，同意决议的人数及签字人员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就应当认定其构成善意，但公司能够证明债权人明知公司章程对决议机关有明确规定的除外。债权人对公司机关决议内容的审查一般限于形式审查，只要求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即可，标准不宜太过严苛。公司以机关决议系法定代表人伪造或者变造、决议程序违法、签章（名）不实、担保金额超过法定限额等事由抗辩债权人非善意的，人民法院一般不予支持。但是，公司有证据证明债权人明知决议系伪造或者变造的除外。因此红宝公司未经公司股东会会议擅自为公司股东借款对外担保，该担保行为无效。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吴叶忠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俞国炜、红宝公司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俞国炜、红宝公司借款众多，负债累累，司法导向的变化，不应该成为其逃废债的一个手段。俞国炜仅以吴叶忠有民间借贷的案件，就主张是职业借贷人，据此得出借贷无效的结论。但是俞国炜列明的几个案件均是2014年、2017年的案件，当时根本就没有职业放贷人的规定。而且对于款项通过民事诉讼追讨，也是作为出借人的一个基本权利，在不是高利贷、套路贷等情况下，法律对于借款本金应予保护。反观俞国炜掩饰自己负债累累、到处借贷的事实，而且对多次在诉讼当中，动辄就要求移送公安，以此为手段达到逃废债务的目的的情况避而不谈。据查询，2015年至今，仅公开途径查询可知的情况，俞国炜与红宝公司就有19件被诉的案件（不包含调解结案无法查询的案件），其中很多民间借贷的案件，距今比较近的是（2019）浙0681民初2833号民间借贷案件，目前尚未履行的金额还有4260000元，其余的案件当中，借款金额是几百万的并不少见。俞国炜是利用了司法的变化逃避还本付息的义务。俞国炜在欠有巨额债务的情况下，隐瞒真相、虚构事实向他人借款，致使巨大金额的借款客观上无法归还，应以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浙江省高院之前也有案例对此予以确认【（2010）浙刑终字第167号】。二、案涉借款合法有据，俞国炜并未归还。案涉借款合法有据，双方签署了借款合同，吴叶忠分两次共计4000000元，通过银行转账交付给俞国炜，原来约定的短期拆借经多次催讨无果，后于2018年形成还款协议。上述事实，一审法院已经清楚地查明。俞国炜所主张的已经归还款项的情况，无论是从上诉状中的相关陈述来看，还是从俞国炜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来看，均与吴叶忠无关。关于4000000元的承兑汇票及《888便签》，一审中吴叶忠提供了相关证据证明该承兑汇票系俞国炜本人领取；且一审法院已认定“因未提供证据佐证，其证明力不予认定”。俞国炜和沈田华之间的借贷关系非常频繁（一审中已经提供借款合同、银行凭条等，十几笔共计6030000元）。仅吴叶忠能获取的部分银行存款凭条就显示从2012年到2016年期间，少则一两个月，多则间隔半年，俞国炜持续向沈田华借款，借款记录清晰明了。至于吴叶忠与沈田华系共同借款人纯属无稽之谈，双方之间没有共同出借的合意，故无共同出借行为，更无从体现合同相对性原则。向谁借钱就该还给谁，这是一个普通人都应该明白的道理。俞国炜的目的在于把归还给沈田华的款项和本案借款混为一谈，对其向沈田华多次借款的事实避而不谈。不能仅因为吴叶忠与沈田华认识就认为两者是共同出借人。俞国炜因吴叶忠起诉便抗辩称钱是通过沈田华还给吴叶忠的，那么如果是沈田华起诉，俞国炜是否又会抗辩称钱是还给吴叶忠的。同一笔钱，到底是还给谁的应结合客观证据确定，不能仅凭俞国炜一家之言选择性地适用。俞国炜在这个上诉状所称“误以为高利贷仍然受到法律保护，所以同意按照高利进行结算”的说法缺乏说服力。俞国炜是借款累累、借款经验非常丰富的“职业借款人”。俞国炜本人在2019年4月15日第一次开庭时对于借款的事实是认可的，但在2019年12月23日第二次开庭时，俞国炜的代理人在庭审中却称借款协议无效，担保无效等等。三、公司为股东担保，未经股东会决议的，不影响担保的效力。公司法已经明确规定其立法本意是限制公司主体的行为，防止公司实际控制人或高管损害公司、小股东或其他债权人的权利，故其实际是内部控制程序，不能以此约束交易相对人。第三人无义务审查是否开过股东会，亦无义务审查股东会决议。客观上也是没有操作性的，故此规定应理解为管理型强制性规范，对于违反该规定的，原则上不宜认定为合同无效，上述原则已经由最高院多个案例所确定。结合红宝公司的股权结构，俞国炜持股52%，其妻子俞杏女持股48%，红宝公司是一个典型的夫妻店。而且所有的资金运作、对外交易全部是俞国炜操盘，俞杏女甚至在部分的借款中直接作为担保人签字。综合上述情况，可确认俞国炜对于公司具有完全的控制力，不能仅以没有股东会决议抗辩。综上，吴叶忠认为一审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吴叶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俞国炜归还吴叶忠借款4381000元及逾期还款利息175240元（按年利率24%计算，自2018年12月29日起暂计算至2019年2月28日，此后按上述计算方式计付至判决生效之日止）；2、俞国炜支付吴叶忠为实现债权支付而产生的律师费120000元；3、红宝公司对上述两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案诉讼费由俞国炜、红宝公司共同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0月30日，俞国炜以资金需要为由向吴叶忠借款2000000元，并签订了借款合同一份，主要约定：借款期限为2013年10月30日至2013年11月13日，利息为月息6分；借款期限期满，逾期未还款付息，应当承担未还款总额的日万分之三违约金以及实现债权发生的差旅费、律师费等；同时约定由红宝公司对上述借款提供连带保证责任。当日，吴叶忠以转账方式将上述借款2000000元交付给了俞国炜。2013年11月14日，俞国炜又以资金需要为由向吴叶忠借款2000000元（款项按俞国炜要求转入指定账户），并签订了借款合同一份，主要约定：借款期限为2013年11月14日至2013年12月10日，借款期限期满，逾期未还款付息，应当承担未还款总额的日万分之三违约金以及实现债权发生的差旅费、律师费等，并约定由红宝公司提供连带保证责任。2018年8月19日，俞国炜、红宝公司向吴叶忠出具了名为还款协议的承诺书，主要载明：“俞国炜于2013年10月30日和2013年11月14日向吴叶忠借款4000000元，截止2017年8月31日，尚欠本息4381000元，俞国炜承诺于2018年12月28日前归还600000元，2019年6月28日前归还600000元，2019年12月28日前归还681000元，剩余的2500000元，待红宝公司与浙江省建材集团有限公司混凝土第七分公司签订续租合同或和其他单位签订租赁合同后，将租金同步支付吴叶忠，如未能按上述约定还款的，吴叶忠有权按原借款合同约定追究俞国炜、红宝公司的违约责任”。另查明，除了本案二次借款外，吴叶忠与俞国炜之间也曾发生账户之间资金往来，即吴叶忠于2012年10月10日转入俞国炜账户资金600000元，俞国炜分别在2014年9月19日、2014年8月5日二次共转给吴叶忠账户款项626000元；吴叶忠因本次诉讼而支出律师代理费120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吴叶忠与俞国炜、红宝公司先后签订了二份借款合同，系三方之间形成的借款担保合同关系，并不存在法定无效的情形，应属有效。其中2013年10月30日的借款合同中约定借款利息月息6分，超过了法定的借贷利率标准的部分无效，应当按月息不超过2分计算。审理中，俞国炜主张2013年10月30日、2013年11月14日二次借款发生后其分别在2014年9月19日、2014年8月5日二次已归还吴叶忠共计款项626000元，而吴叶忠认为上述款项系俞国炜清偿2013年10月30日借款发生前的其他借款本息，并提供了2012年10月10日交付俞国炜相应款项的银行客户回单联，因吴叶忠提供的该回单联载明的款项往来可以支持其抗辩事由，故对上述俞国炜主张已归还的款项不予采信。关于俞国炜、红宝公司主张沈田华系共同出借人，且借款本息累计已支付3163000元，对此吴叶忠予以了否认，且俞国炜、红宝公司提供的相关间接证据，并不能证实其主张，故不予认定。对于吴叶忠主张截至2017年8月31日俞国炜结欠借款本息4381000元，是基于俞国炜、红宝公司自愿向俞国炜出具的还款协议中所载明，根据案涉借款发生的时间，以及法定范围内利息的计算标准，结合目前双方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认定利息超过法定范围的计算标准，故对吴叶忠的该项事实主张予以认定。由于俞国炜未按其出具的还款协议承诺履行还款义务，形成纠纷，责任在于俞国炜。因此，吴叶忠要求俞国炜归还借款以及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理由正当，予以支持。另，吴叶忠要求由俞国炜支付因本案诉讼而支出的律师代理费的诉讼请求，符合双方借款协议中的约定及法律的规定，也予以支持。红宝公司为俞国炜向吴叶忠借款提供了保证，依法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俞国炜归还吴叶忠借款4381000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二、俞国炜支付吴叶忠借款利息（自2018年12月29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以借款4381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计算），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三、俞国炜支付吴叶忠因本案诉讼而支付的律师代理费120000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四、红宝公司对上述第一、二项给付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4210元，由俞国炜、红宝公司共同负担。 二审期间，俞国炜、红宝公司与吴叶忠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俞国炜与红宝公司向吴叶忠出具的还款协议与两份借款合同及转账凭证的内容印证，可以证明吴叶忠主张的款项交付事实及俞国炜、红宝公司欠款事实。而俞国炜、红宝公司关于大部分款项已归还的主张，与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以及合格商事主体签署的还款协议内容不符，亦无有效证据佐证，一审法院未予采信并无不当。至于红宝公司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基于红宝公司股权结构，并不足以认定系俞国炜超越法定代表人代理权作出，故其主张担保无效亦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4210元，由俞国炜、海宁市红宝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祖 辉 审判员 朱晓阳 审判员 赵 魁 二〇二〇年九月九日 书记员 韩 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