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2民终295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临沂璟德水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临沂市临港经济开发区坪上镇后野泉村。 法定代表人：伦秀丽，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正，山东德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青岛大和永安服装有限公司，住所地青岛胶州市营海镇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宋庆海,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磊，男，系该公司职工。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宋庆海，男，汉族，1965年10月28日出生，住青岛市市南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清泉璟德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绮陌乡陡岩村。 法定代表人：周中南。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宝纯，山东润世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包晶艳，山东润世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翟静，女，汉族，1967年12月30日出生，住北京市东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宝纯，山东润世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包晶艳，山东润世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临沂璟德水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临沂水务”）与被上诉人青岛大和永安服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和永安”）、宋庆海、贵州清泉璟德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璟德置业”）、翟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2018）0202民初53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临沂水务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判令三被上诉人大和永安、宋庆海、璟德置业偿还上诉人借款本金120万元及利息（自2016年5月5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按照月息2%计算）；2.被上诉人翟静以北京市朝阳区户房产对本案借款本息提供担保，在上述房产价值范围内对上诉人的借款本息承担连带还款责任；3.一、二审诉讼费、保全费等由四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概况，2016年5月5日，被上诉人大和永安因公司经营资金周转需要，提出向上诉人临沂水务借款。双方就借款事宜达成一致，上诉人即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向被上诉人账户汇款人民币120万元，并在《汇款单》附言注明“其他应收款”被上诉人大和永安出具借条，约定借款时间自2016年5月5日至2016年5月14日，利息按照月利率2%计收。因被上诉人未如期还款，经上诉人多次催收，2018年1月30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大和永安、宋庆海、璟德置业签订《协议书》，约定被上诉人大和永安于2018年5月31日前还清借款本息，利息按月息2%计算，宋庆海、璟德置业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协议书》由上诉人、借款人及宋庆海在青岛盖章签订后，因保证人璟德置业公章在注册地贵州省毕节市，《协议书》文本由宋庆海带到贵州省毕节市，2018年春节后，璟德置业工作人员宋某将加盖了璟德置业公章的《协议书》文本交上诉人。因被上诉人一直未按期履行还款义务，后上诉人在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并申请人民法院对被上诉人璟德置业进行了财产保全措施。被上诉人璨德置业法定代表人周中南与翟静到青岛，与有关债权人、债务人进场了洽谈，上诉人临沂水务及宋清泉、相其云、临沂润泽水务有限公司作为甲方，宋庆海、贵州东海及青岛大和永安服装有限公司、青岛东海伟业实业有限公司作为乙方，被上诉人璟德置业作为丙方，翟静作为丁方，周中南作为戊方）于2018年9月18日签订《协议书》（下简称五方协议）一份，约定：为和解解决债权债务纠纷，尽快解除对被上诉人璟德置业的保全措施，并在未来三年内不对其经营造成影响，翟静自愿以其北京市朝阳区户房产提供担保，置换查封的被上诉人璟德置业名下的房地产，并愿在上述房产价值范围内承担担保责任。截至2018年5月31日，各方均认可11案乙方、丙方共欠甲方借款本金6638万元、利息4305万元，本息合计109,430,000元；2021年8月30日前，丙方、丁方、戊方有权选择代为向甲方支付3000万元而解除上述房产的担保，若未能支付款项解除担保，则上述房产作价3000万元抵给甲方：戊方负责接盘丙方经营，承诺于2021年5月31日前以绮墨华城项目第二期利润为乙方代偿在甲方的剩余借款本金3638万元，具体时间根据项目进展情况确定；若丁方配合法院查封及调解，则甲方应解除对丙方的全部保全措施，并且不得在2021年5月31日前对丙方采取任何保全措施。五方协议签订后，上诉人申请解除了对被上诉人璟德置业的财产保全措施，翟静带领办案法官查封了担保财产--北京市朝阳区弘燕山水文国x号楼x层x单元x户房产。后因被上诉人璟德置业恶意毁约，拒绝按照五方协议与上诉人调解解决还款问题，不履行其在五方协议下的义务，导致本案诉讼继续进行。二、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2018年1月30日上诉人临沂水务与被上诉人大和永安、宋庆海、璟德置业签订的《协议书》合法有效。首先，上诉人临沂水务作为独立的法人单位，具有独立的法人财产权及支配权，2016年5月5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大和永安双方就借款事宜达成一致，上诉人即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向被上诉人账户汇款人民币120万元，并在《汇款单》上附言注明“其他应收款”，双方之间借款性质非常明确。因被上诉人未如期还款，经上诉人多次催收，2018年1月30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大和永安、宋庆海、璟德置业签订《协议书》，该《协议书》性质上属于各方对债权、债务的确认及还款的保证，其内容并不违反我国法律、法规的规定，该《协议书》合法有效。虽然担保人璟德置业盖章时间与签订《协议书》时间不是同步进行，那是因担保人璟德置业的公章在注册地贵州省毕节市，盖章时间不同，不影响合同的法律效力。其次、上述《协议书》项下保证人璟德置业的担保责任问题，根据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2019]鉴字第276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璟德置业在《协议书》上的印章为真实的，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应承担担保责任，且璟德置业连续二任法定代表人均对其担保行为进行了确认，在2018年1月30日签订《协议书》时，保证人璟德置业的时任法定代表人邢柏龙对保证人璟德置业在《协议书》项下的保证责任进行了盖章确认：保证人璟德置业现任法定代表人周中南在2018年9月18日的五方协议中，仍然对保证人璟德置业在《协议书》项下的保证责任进行了确认。既然璟德置业连续二任法定代表人均先后对璟德置业在《协议书》项下的保证责任进行了确认，璟德置业应履行其还款保证责任。2、人民法院在原审判决中认定2018年9月18日签订的五方协议是在胁迫、乘人之危的情况下签订，因此，原审原告（即上诉人）要求璟德置业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不仅没有任何证据，而且也曲解了“胁迫”、“乘人之危”的法律含义。（1）、上述五方协议签订过程中，是周中南及翟静亲自来青岛，与上诉人时任法定代表人宋清泉、宋庆海、相其云等当事人友好协商后签订的。在此期间，各方除友好洽谈外，上诉人时任法定代表人宋清泉还多次宴请周中南及翟静、丁合梅（系五方协议中的债权人，电话185××××9832）等人。此外，因周中南声称为启动璟德置业的绮墨华城项目急需资金，宋清泉还介绍青岛朋友秦嗣清（电话：139××××7626）借给周中南人民币300万元（现因周中南未按期还款，秦嗣清诉周中南的诉讼案正在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审理过程中，由此证明周中南一贯具有违约行为）。（2）、从五方协议内容来看，所有的借款《协议书》及付款凭证等与债权、债务有关的文件、资料均经过协议各方，包括周中南的审查、核定，五方协议中债权、债务数额与本诉讼案的数额完全一致。此外，五方协议不仅准确约定了本诉讼案的债权、债务数额，而且在五方协议第七条还约定了对丁合梅900万元借款、万盛恒辉小额贷款290万元、李胜林80万元借款及工程款、地勘费、监理费、设计费等其他债权、债务。由此证明各方是在细致对账后，被上诉人璟德置业、周中南及翟静签订了五方协议。因此，在签订五方协议时，既没有乘人之危，更没有胁迫行为。这一点，当时参与对账的人员孔振等人均可作证。（3）、翟静系受周中南邀请，提供诉讼保全置换的当事人。她不仅签订了五方协议，而且还陪一审法院工作人员查封了其担保房产。（4）、一审法院认定五方协议是在“胁迫”、“乘人之危”的情况下所签订而否定五方协议的法律效力，是对我国法律规定的在签订合同时“胁迫”、“乘人之危”含义的曲解。我国《合同法》规定，因“胁迫”订立合同，是指以将要发生的危害（包括精神危害）或以直接施加危害（包括精神危害）相威胁，使对方产生恐惧而订立的合同。“乘人之危”订立合同，是指行为人利用他人的危难处境或者紧迫需要，强迫他人接受某种明显不公平的条件而订立的合同。原审法院将人民法院根据上诉人的请求，对被上诉人璟德置业所采取的财产保全措施这一执法行为，作为被上诉人璟德置业受到胁迫或乘人之危的情形而否定五方协议的法律效力，是对法律规定的“胁迫”、“乘人之危”含义的曲解。（5）、原审法院将公司法人人格与法定代表人的人格混同，《协议书》中璟德置业本身就是担保人，而非因五方协议确认其担保人地位，璟德置业法定代表人周中南在五方协议中是作为璟德置业的债权人（其已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起诉璟德置业）出现，五方协议目的是为了保障各方债权人的利益（包含周中南、丁合梅等），共同盘活璟德置业，以确保璟德置业提供担保的相关债权的实现，故五方协议不存在上诉人胁迫璟德置业一说，璟德置业的担保责任也非基于五方协议而存在。原审法院认定璟德置业系在不清楚借款人与出借人之间的债务关系，为尽快恢复被查封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建设的情况下签订五方协议，系认定事实错误，将璟德置业的法人人格与法定代表人的人格混同。3、原审判决认定因出借款人与借款人之间具有密切关系，而否定相互之间证言的效力不符合我国法律的规定。我国《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法律没有禁止具有密切关系的人出庭作证义务。因此，即使关系密切的人，其证言属实也应作为判案的依据。本案中，一审过程中证人证言只有“保证人璟德置业的原法定代表人宋某出庭作证，证明璟德置业在《协议书》中作为保证人是璟德置业法定代表人邢柏龙在职权范围之内决定的，且加盖保证人公章的时间及《协议书》文本的传递过程。”其证言与其他书面证据互相印证，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条，人民法院应采纳其证人证言的法律效力。至于其证言与事实矛盾的地方，也应分别处理，不应因证人证言具有矛盾之处，就全部否定证人证言的效力。此外，一审判决中，将案件当事人的陈述作为证人证言，以当事人之间关系密切为由，否定当事人陈述的法律效力，也是错误的。4、原审法院已经查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贵州东海之间的借款合同关系，最终却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综上，上诉人润泽水务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对所签订的《协议书》性质、五方协议效力认定错误，且适用法律不当，导致一审判决存在错误。上诉人临沂水务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正确适用法律，做出公正裁决。 大和永安、宋庆海答辩称：同意上诉人意见。 翟静、清泉璟德答辩称：一、上述五起案件以及答辩人提起上诉的（2020）鲁02民终2708号案件均涉嫌虚假诉讼。上诉人以答辩人为保证人，共向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起诉十一起民间借贷案件（一审案号分别为（2018）鲁0202民初5357号、5358号、5359号、5360号、5361号、5362号、5363号、5364号、5365号、5366号、5367号，后上诉人对其中的5365号案撤诉），上述十一起案件中原告（出借人）与被告（借款人）虽然各有不同，但是出借人与借款人之间均存在紧密联系，其中原告（出借人）均是上诉人宋清泉或宋清泉的关系人或者是宋清泉实际控制的公司，被告（借款人）均是宋庆海或宋庆海实际控制的公司，而宋清泉与宋庆海是亲兄弟关系。十一起案件中唯一不变的是答辩人，且十一起案件都把贵州清泉璟德置业有限公司列为保证人。借款期间自2011年8月10日（详见（2018）鲁0202民初5358号案证据）至2017年6月7日止，长达六年之久，借款本金总金额高达近7000万元。即便是亲兄弟之间，在长达六年之久的时间，如此巨额借款不偿还，也不可能继续借款。答辩人认为上述案件是宋清泉、宋庆海、相其云等人恶意串通，将已经早已偿还的借款或者是其他用途款项以借款为名捏造事实，提起虚假民事诉讼。为此，答辩人在一审审理期间就向法院提交申请，请求将案件移交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但一审法院没有支持。答辩人只好自己向青岛市公安局市南分局报案，要求依法追究宋清泉、宋庆海、相其云等人的刑事责任，市南分局也已经受理。假设推定上述五起案件是真实的，答辩人的担保责任，依法应属于无效担保，答辩人不应当承担任何民事责任。上述案件的原告均是宋清泉或者是宋清泉实际控制的公司，同时宋清泉也是答辩人的股东，依据《公司法》第16条之规定，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决议。在一审法院没有查清具体是谁加盖答辩人公章及未经股东会决议情况下，显然属于未经授权擅自为他人提供担保，构成越权代表，答辩人的担保应认定无效。答辩人的担保期限已超过诉讼时效，答辩人的担保责任依法应予免除，不应当承担担保责任。依据法律规定，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6个月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在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即便上诉人与借款人之间的债权债务是真实的，但依据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显示，上诉人均是在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6个月之后才向法院提起诉讼，已超过答辩人应承担担保责任的期限，因此，答辩人的担保责任依法应予免除。综上，一审判决对上诉人起诉的十起案件中的九起案件判决驳回诉讼请求，而上诉人仅对其中的案号为（2018）鲁0202民初5357、5360、5362、5366、5367号五起案件提起上诉，由此可见，十起案件中确实存在疑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将全案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临沂水务向原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偿原告借款本金1200000元及自2016年5月5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按照月息2%计算利息；2、被告翟静就上述借款本息在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户房产价值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3、被告负担诉讼费用及保全费。 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1、2016年5月5日，临沂水务向被告大和永安转账1200000元。原告提交借条复印件一份，载明今借临沂水务有限公司1200000元，时间为2016年5月5日至2016年5月14日，月利率2%，借款人为被告大和永安。经询问，原告未出示《借条》原件。 2018年1月30日，临沂水务与被告大和永安、被告宋清泉、被告璟德置业签订《协议书》，约定2016年5月5日被告大和永安向原告借款1200000元，借款期限自2016年5月5日至2016年5月14日，月息2%，承诺于2018年5月31日前还清借款本息，被告璟德置业对上述欠款及利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原告于庭审中明确该《协议书》中被告璟德置业的盖章形成于2018年1月30日。 被告璟德置业提交转账凭证及宋庆海出具的证明复印件一份，2018年3月7日，璟德置业向原告临沂水务转账1500000元，欲证明本案借款已还清。经原告质证，其认可收到上述1500000元，但该款项系偿还2016年4月22日出借的5000000元的款项，并提交其自制的原告与大和永安款项往来明细表，其陈述2014年4月15日之前的借款均已还款，原告于2016年4月22日、2016年5月5日又出借5000000元、1200000元，大和永安于2017年7月31日、2017年9月28日、2018年3月7日分别转给原告400000元、200000元、1500000元，按照借款顺序，大和永安所还款项应为偿还5000000元的借款，该笔5000000元借款尚欠2900000元，原告未起诉。 经询问，被告宋庆海认可大和永安向临沂水务所转1500000元系还款，但不是具体偿还某一笔，大和永安尚欠临沂水务多少钱，被告不清楚；被告宋庆海及贵州东海、青岛东海、大和永安一共向原告等借款6000多万元，有钱就还不是特定还某一笔。 2、原告临沂水务的原法定代表人宋清泉与被告宋庆海系亲兄弟。被告璟德置业成立之初，宋清泉、案外人陈锋、证人宋某各持有15%、10%、75%的股权，宋某系其法定代表人，2017年12月26日，其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邢柏龙，2017年12月，其股权质押给周中南，2018年8月9日，周中南成为其法定代表人，证人宋某将其75%股权转让给周中南。原告称宋某的75%股权系替宋庆海代持，后证人宋某、被告宋庆海否认系替他人代持。宋清泉、宋庆海系宋某的舅舅。 3、被告璟德置业申请对（2018）鲁0202民初5358号、5361号、5362号、5363号案件中涉及的《协议书》及《借款协议》的真伪、是否分别为落款时间形成、形成时间是否一致及宋清泉、宋庆海签名字迹、红色押名指印形成时间双方一致进行鉴定，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2019]鉴字第276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为：（1）签约日期分别为“2014年10月15日”、“2016年6月6日”、“2018年1月30日”的三份“协议书”及签约时间为“2015年1月6日”的《借款协议》上加盖的“贵州清泉璟德置业有限公司”红色印章印文与送检的同名样本印文是同一枚公章所盖印；（2）上述三份《协议书》及《借款协议》原件上加盖的共四枚“贵州清泉璟德置业有限公司”红色印章印文系同期盖印形成，其加盖时间应晚于2016年8月之后；（3）不能判断上述三份《协议书》及《借款协议》原件上的“宋清泉”“宋庆海”签名字迹的形成时间是否一致、签名字迹处红色押名指印的形成时间是否一致。 原告对鉴定意见书的真实性及结论均无异议，因涉案合同中当事人系青岛、贵州两地，盖章时间不可能与签字同步，原告不清楚被告璟德置业的具体盖章时间，并申请签订合同时担任被告璟德置业法定代表人的宋某出庭说明具体情况。 被告璟德置业、翟静对鉴定意见书没有异议，认为上述《协议书》及《借款协议》系原告伪造，请求将上述十案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另外，上述印章形成时间晚于206年8月是因为所调取的比对样本的最晚形成时间为2016年8月。 4、在（2018）鲁0202民初5358号、5361号、5362号、5363号案件中，经原告申请，宋某作为证人出庭，证人陈述被告璟德置业成立之初，因资金缺乏向贵州东海借款，双方一直有资金拆借及担保的共识，担保款项的出借人是宋清泉、其名下的几个水务公司及公司的高管，自2013年底或2014年初陆续进行担保，具体担保多少笔不清楚；双方就借款事宜谈好后，有时候是我们拿着合同找宋清泉，有时寄到贵州，证人参与了大部分的借款担保过程，被告璟德置业的章都是拿回贵州去盖，因证人工作很多，合同拿回去后没有及时盖章；2017年春节，宋清泉去贵州有事说起担保手续不全，证人统计后统一盖章给宋清泉和水务公司；因宋庆海在贵州成立贵州东海公司，宋庆海代表璟德置业与织金县人民政府签订土地出让协议，璟德置业才能成立，宋庆海对璟德置业的成立有贡献，为其提供担保很正常；2017年底，为了帮宋庆海的公司，证人将名下持有的璟德置业的股权质押给周中南；为了给宋庆海名下公司向宋清泉、丁合梅及小额贷款公司抵账将股权转让给周中南，周中南承诺承接其债务，但转让后，周中南跑了。 在鉴定过程中，证人曾某与法庭组织的对比对样本的质证过程。 5、2019年12月16日，被告宋庆海来到原审法院，经询问，被告陈述其已看过原告提交的（2018）鲁0202民初5357号、5358号、5359号、5360号、5361号、5362号、5363号、5364号、5366号、5367号案件的证据并认可；上述案件中的协议书或借款协议是被告借款时签订的，原、被告之间的借款已明确分清借款人、出借人，但还款没有分清是还哪一笔；被告已记不清具体何时开始向宋清泉等人借款、借款时是否出具过借条，具体手续都是财务办理的；从原告向被告出借款项开始，被告几乎没有还过，只还过小额，具体记不清；被告只是联系向原告借款，具体约定均不清楚，签字时也未具体看，利息大约在月息1.5%；原、被告各方在2018年9月18日签订《协议书》时对过账。 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如下： 原告提交各方当事人（原告宋清泉、相其云、临沂润泽水务有限公司、临沂水务有限公司作为甲方，被告宋庆海、青岛大和永安服装有限公司、贵州东海伟业实业有限公司、青岛东海伟业实业有限公司作为乙方，被告贵州清泉璟德置业有限公司作为丙方，被告翟静作为丁方，周中南作为戊方）于2018年9月18日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为和解解决债权债务纠纷，尽快解除对被告贵州清泉璟德置业有限公司的保全措施，并在未来三年内不对其经营造成影响，被告翟静自愿以北京市朝阳区户房产提供担保并在上述房产价值范围内承担担保责任；截至2018年5月31日，各方均认可11案乙方丙方共欠甲方借款本金66380000元、利息43050000元，本息合计109430000元；2021年8月30日前，丙方、丁方、戊方有权选择代为向甲方支付30000000元而解除上述房产的担保，若未能支付款项解除担保，则上述房产作价30000000元抵给甲方；戊方负责接盘丙方经营，承诺于2021年5月31日前以绮陌华城项目第二期利润为乙方代偿在甲方的剩余借款本金36380000元，具体时间根据项目进展情况确定；若丁方配合法院查封及调解，则甲方应解除对丙方的全部保全措施，并且不得在2021年5月31日前对丙方采取任何保全措施。原告欲证明原、被告双方已对还款金额、还款方式、还款责任及担保责任予以确认并达成和解协议。被告璟德置业、翟静对协议书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上述2018年9月18日签订的《协议书》系乘人之危签订的，宋某将其持有的璟德置业的75%股权转让给周中南后，由周中南接盘经营璟德置业开发的楼盘，但直到2018年11月14日，宋庆海才将璟德置业的财务账目交给周中南，签订协议书时，周中南对璟德置业当时的债权债务等财务状况及经营状况完全不知情，原告等人查封璟德置业名下的土地及在建工程，致使该房地产开发项目被迫停工，周中南在未见到原告所诉案件的诉状及证据材料的情况下，为尽快恢复房地产开发项目的建设，被迫签订上述《协议书》。 原审法院认为，在（2018）鲁0202民初5357号、5358号、5359号、5360号、5361号、5362号、5363号、5364号、5367号案件中，出借人与借款人虽各有不同，但其之间均存在紧密联系，不宜以个案单独判断，应综合案情予以处理。 关于被告璟德置业的担保责任，被告璟德置业系作为担保人为借款人贵州东海、宋庆海、青岛东海、大和永安提供担保，原告于庭审中明确涉案《协议书》或《借款协议》中被告璟德置业的盖章均系显示的签约日期形成，但经鉴定，（2018）鲁0202民初5358号、5359号、5361号、5362号、5363号、5364号案件中涉及的《协议书》或《借款协议》中被告璟德置业的盖章均系同一时间形成且形成时间晚于2016年8月之后，与原告所述不符；鉴定结论送达原告后，原告提出不清楚被告璟德置业盖章的时间，并申请璟德置业的原法定代表人宋某出庭，宋某陈述璟德置业的公章系2017年春节后统一加盖，原审法院认为，涉案借款金额较为巨大，5358号-5359号案件中的协议书显示签订时间为2014年10月1日、5363号-5364号案件中的借款协议显示签订时间为2015年1月6日，在借款发生两至三年后原告才向璟德置业询问担保协议是否盖章，明显不符合常理；另外，在5360号案件中借款发生时间为2016年9月27日，证人宋某称借款发生后一周左右，璟德置业即作为担保人在协议书中盖章，而该案协议书中显示签订时间为2018年1月30日，原告与证人所述存在矛盾之处；本案涉及的被告璟德置业提供担保的协议书虽未经过鉴定，但原告的时任法定代表人宋清泉与被告大和永安的法定代表人宋庆海系兄弟关系，两公司存在紧密联系，综合上述案件案情，原告在协议书的形成上存在虚假陈述，证人与原告时任法定代表人宋清泉、被告宋庆海具有亲属关系，证人宋某的证人证言不足以采纳。另，被告璟德置业虽签订了2018年9月18日的《协议书》，但其认为系在不清楚借款人与出借人之间的债务关系、为尽快恢复被查封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建设的情况下签订，系原告乘人之危签订，原审法院认为，被告璟德置业虽签订了上述协议书，但综合上述鉴定结论及查明的事实，不足以认定为借款人承担担保责任是璟德置业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原告要求璟德置业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被告翟静的担保责任，因其系以自己名下房产为被告璟德置业提供担保置换，因被告璟德置业未承担担保责任，故原告要求被告翟静承担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被告大和永安、被告宋庆海的还款责任，原告提交了向被告大和永安转账的转账凭证，原告虽仅提交借条复印件，或确认借款金额的协议书中被告璟德置业的盖章时间与显示的签订时间不一致，但被告大和永安及被告宋庆海认可其签字及盖章的真实性，鉴于双方关系紧密且往来账目众多，借款人被告大和永安及担保人被告宋庆海对原告所诉借款金额无异议，原告与被告大和永安、被告宋庆海之间无争议，双方可自行处理，原审法院不予处理。 被告大和永安、被告宋庆海经原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依法可缺席判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临沂水务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600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大和永安、宋庆海负担。 二审中，被上诉人提交《受案回执》，因涉案11起案件涉案虚假诉讼，周中南已经向青岛市公安局市南分局报案，公安机关受案，案号为青南公（湛）受案字（2020）144号，本案应中止审理。被上诉人质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涉案回执只是证明周中南到公安机关进行了报案，其不是立案通知，不具有立案侦查的法律效力。本院认为，公安机关的受案证明，不能证明本案涉嫌犯罪。 被上诉人提交宋庆海出具的证明一份及电子银行转账业务回单一份，证明：宋庆海作为青岛大和永安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于2018年3月7日向上诉人归还了借款本金150万的事实。被上诉人质证称：对真实性不予认可，即使是真实的，与本案也没有任何关系。本院认为，本案借贷事实发生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上诉人未举证证明案外人的资金流转与本案争议事实具有关联性，其证明事项不成立。 上诉人临沂水务提交账目载明：2016年5月5日，上诉人临沂水务第14号《记账凭证》及中国农业银行《客户收付款入账通知》。其中《记账凭证》“摘要”部分注明“借出款”，“总账科目”部分注明“其他应收款”，“明细科目”部分注明“大和永安”，金额为120万元，《客户收付款入账通知》载明付款方户名：临沂德水务有限公司，收款方户名：大和永安，金额为120万元，附言：其他应收款。2、上诉人临沂璟德水务有限公司《2016年1-12月账簿》。在第71页《其他应收款明细账》中记载：明细科目（122105）其他应收款-大和永安，日期：2016-5-5，凭证字号：记-14，摘要：借出款，借方金额1，200，000.00。3、2020年4月29日山东省莒南县公证处出具的（2020）鲁莒南证民字第348号《公证书》。载明上诉人临沂水务作为申请人，上诉人临沂璟德水务有限公司为诉讼需要，请求对上诉人临沂水务“金蝶KIS迷你版”财务办公软件中的“会计分录序时簿”内容进行保全证据。《公证书》第9页“会计分录序时簿”记载：单位名称：临沂璟德水务有限公司，日期：2016-5-5，凭证字号：记-14，摘要：借出款，科目代码：122105，科目名称：其他应收款-青岛大和永安服，借方金额1，200，000.00。4、2020年6月23日山东省莒南县公证处出具的（2020）鲁莒南证民字第544号《公证书》。载明上诉人临沂水务作为申请人，为诉讼需要，请求对上诉人临沂水务“金蝶KIS迷你版”财务办公软件中的“明细账”内容进行保全证据。《公证书》中“明细账-其他应收款-大和永安”记载：1221其他应收款-122105青岛大和永安服装有限公司2017年1-12月余额560万元；1221其他应收款-122105大和永安2018年1-12月余额410万元；1221其他应收款-122105大和永安2019年1-12月余额410万元；1221其他应收款-1221004大和永安2020年1-5月余额410万元；注：因进行了账目调整，2017年7月青岛大和永安服装有限公司还款40万元（实际还款日期2017年7月31日，证据《收款回单》一审已经提交）、2017年7月青岛大和永安服装有限公司还款20万元（实际还款日期2017年9月28日，证据《收款回单》一审已经提交），至2017年12月，上诉人临沂水务对被上诉人大和永安其他应收款借方金额均为5600，000.00。因2018年3月大和永安还款150万元（实际还款日期2018年3月7日，证据《收款回单》一审已经提交），至2018年12月，上诉人临临沂水务对被上诉人大和永安其他应收款借方金额均为4100000.00。2019年12月、2020年5月上诉人临沂水务对被上诉人大和永安其他应收款借方金额均为4100，000.00（大和永安尚有410万元借款未偿还上诉人临沂水务，包含本案上诉的标的额120万元）。 大和永安提交账目载明：1、2016年5月5日，上诉人临沂水务第0021号《收款凭证》及齐鲁银行青岛分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收款凭证》记载：收临沂璟德款，摘要：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的现金，凭证载明：借方金额处显示为借方金额120万元；《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记载：大和永安收到临沂璟德水务有限公司金额120万元。2、2016年度青岛大和永安服装有限公司明细账本。明细账本108页《其他应付款明细账》显示：科目：其他应付款/其他应付单位款/临沂水务，摘要为2016年5月5日收临沂璟德款120万元，凭证号：收-0021，载明大和永安为贷方。 璟德置业、翟静对临沂水务、大和永安的账目质证称：对于收到款项没有异议，上述账目系单方制作，对真实性不认可。但是该款在收到后转给了宋庆海本人及案外人，因为当时的璟德置业的实际控制人是宋庆海，无法提交帐目，宋庆海没有将账目交接。本院经审查，临沂水务账目载明2016年7年31日大和永安还款500万元，临沂水务作出解释称：该款项系记账错误，已于2017年1月11日订正，并提交2016年7月31日记账明细载明调账。本院认为，临沂水务与大和永安的账目均记载本案借款，本院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及证明事项予以确认。 本院对一审认定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双方当事人之间是否借贷事实是否成立；如果借贷事实成立，大和永安、翟静、璟德置业、宋庆海应承担责任的问题。民间借贷中，债权人应当就借贷双方存在借贷合意、款项交付等法律要件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于2016年5月5日，临沂水务向大和永安转账120万元的事实均认可；临沂水务虽仅提交大和永安出具的借条复印件未出示原件，但大和永安的账目亦载明其未归还借款，且在本案一审诉讼过程中，双方当事人签订五方协议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故该协议合法有效，对各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翟静、璟德置业主张系被胁迫签订2018年9月18日《协议书》，但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2018年9月18日《协议书》载明“截止2018年5月31日，各方均认可11案，宋庆海，璟德置业共欠宋清泉借款本息合计10943万元”，该约定表明各方对于临沂水务与大和永安的债务予以确认，宋庆海、璟德置业自愿承担还款责任为债务加入，债务加入并未免除原债务人大和永安的还款责任，故璟德置业、宋庆海、大和永安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大和永安、宋庆海、璟德置业双方约定的利息给付比例未超出相关法律规定，故应判令大和永安偿还临沂水务借款本金120万元自借款之日即2016年5月5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按月息2%计算的利息。翟静应按约定承担保证责任，因该协议未约定保证责任方式，故依据《担保法》第十九条“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之规定，翟静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翟静、璟德置业主张系被胁迫签订2018年9月18日《协议书》，但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翟静以北京市朝阳区户房产的价值在人民币3000万元价值范围内，对大和永安、璟德置业、宋庆海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翟静、璟德置业所主张“虚假诉讼”问题，翟静、璟德置业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如其发现线索，可以依法向公安机关报案。 综上，原审认定事实错误，本院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2018）鲁0202民初5366号民事判决； 二、青岛大和永安服装有限公司、贵州清泉璟德置业有限公司、宋庆海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临沂璟德水务有限公司借款本金1200000元及该款项自2017年5月5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按月息2%计算的利息； 三、翟静对本判决第二项确定的债权，在2018年9月18日《协议书》约定的借款本息109430000元中的3000万元范围内，以其在北京市朝阳区户房产的价值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翟静承担连带责任后，有权向青岛大和永安服装有限公司、贵州清泉璟德置业有限公司、宋庆海追偿； 四、驳回临沂璟德水务有限公司其他诉讼。 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本判决上述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5600元、保全费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3600元，由青岛大和永安服装有限公司、宋庆海、贵州清泉璟德置业有限公司、翟静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晓静 审判员  林伟光 审判员  刘昭阳 二〇二〇年九月七日 书记员  翟国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