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浙0105民初911号 原告：蒋某，女，2011年9月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 法定代理人：朱某，女，1986年1月1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系原告母亲。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朱勇熠，浙江吴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杭州市拱墅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上塘分指挥部，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小河街道古运路9号。 法定代表人：王兵。 被告：杭州上塘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城发天地大厦2111室。 法定代表人：林辉。 以上两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叶子、江斌，浙江宏昊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杭州市拱墅区上塘街道房屋征收与补偿管理实施中心，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沈半路3号。 法定代表人：宋建华，主任。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徐徐、王世勇，、实习律师。 第三人：蒋建明，男，1985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 第三人：金国子，女，1960年11月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 原告蒋某与被告杭州市拱墅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上塘分指挥部（以下简称城中村改造上塘分指挥部）、杭州市上塘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塘发展公司）、杭州市拱墅区上塘街道房屋征收与补偿管理实施中心（以下简称上塘管理实施中心）、第三人蒋建明、金国子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院于2020年6月11日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原告蒋某的法定代理人朱某及委托代理人朱勇熠，被告城中村改造上塘分指挥部及上塘发展公司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叶子、被告上塘管理实施中心的委托代理人徐徐、王世勇，第三人蒋建明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金国子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进行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蒋某诉称：原告母亲朱某与原告父亲蒋建明于2013年5月31日经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主持调解，双方自愿离婚，原告蒋某由母亲朱某抚养。原告蒋某于2011年9月8日出生，其母亲于2012年5月30日领取独生子女证，后也未生育过子女。2017年，上塘街道皋亭村开展棚户区改造，原告为皋亭新苑160号户内人员，按照征迁政策，有独生子女证的可以增加一个安置人口，按照拆迁安置补偿实施办法可以安置110平方米，原告母亲便向村里、上塘街道、上塘分指挥部等多处提交蒋某的独生子女证。因房屋补偿安置协议书签订的主体是户主（即金国子），原告母亲并不知道协议书内容，以为提交独生子女证后便会按照110平方米安置。直至2019年6月14日蒋某诉金国子、蒋建明分家析产纠纷一案（案号为2019浙0105民初5811号）立案后，委托律师调取了拱墅区上塘街道皋亭村棚户区改造项目集体土地房屋补偿安置协议书后，原告母亲才知道补偿安置协议书中蒋某并未被列为独生子女，以及2019年8月20日该案件在开庭审理后，金国子、蒋建明提交了一份另行签订的安置协议书作为证据，原告母亲才知道蒋某只安置了55平方米。根据《杭州市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补偿条例》第二十条的规定：安置人口按照被补偿人家庭常住户口人数确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增加一个安置人口：（一）已婚尚未有子女的；（二）已领取独生子女证的。在征迁过程中，原告母亲曾多次向补偿人及动迁实施机构提出针对蒋某增加一个安置人口的要求，并提供了独生子女证等相关材料。但时至2019年8月20日原告母亲调取材料后才知道原告被无故剥夺了增加一个安置人口面积的权利，三被告的行为明显违反了杭州市现行的地方性法规中就征收集体土地房屋补偿方面的规定。现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朱某作为原告的法定监护人代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三被告为原告增加一个安置人口，为原告分配110平方米（高层）安置房（上塘街道铁路北站神龙桥安置地块）；2、本案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 被告城中村改造上塘分指挥部及上塘发展公司共同答辩称：1、原告不是独生子女优惠奖励政策的权利人，主体不适格。根据《杭州市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补偿条例》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安置人口按照被补偿人家庭常住户口人数确定，已领取独生子女证的，可以增加一个安置人口。本案中，原告的母亲于2012年5月30日领取了独生子女证，原告目前暂为独生子女。根据相关的司法实践和判例，已领取独生子女证的，可以增加一个安置人口和相应的安置面积，但该独生女子优惠奖励政策系有关部门对于独生子女父母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奖励，应归属于原告的父母，即蒋建明和朱某。原告本人并非该独生子女优惠奖励政策的权利人，不具备起诉的主体资格。2、案涉补偿安置协议书并未损害金国子户的利益，金国子户最终的安置人口数量及分配的安置房面积以最终签订的回迁协议为准。2017年6月26日，案涉补偿安置协议书签订前，金国子户提出因原告母亲朱某与第三人蒋建明已于2013年5月31日经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调解离婚，故在签订回迁协议最终确定安置人口数量及安置面积前，第三人蒋建明存在再婚并生育子女的可能性。一旦蒋建明在上述期间再婚并生育子女，那么原告蒋某将不再是独生子女，且蒋建明再婚并生育的子女将作为安置人口进行安置。因此，经被告与金国子户协商一致，签订了案涉《集体土地房屋补偿安置协议书》，暂未在该协议中将蒋某作为独生子女进行安置。待回迁安置时，再根据届时的实际情况核定安置人口和安置面积，并签订最终的回迁安置协议。因此，在回迁协议签订前，并不能确认原告最终是否作为独生子女进行安置。金国子户最终的安置人口数量及分配的安置房面积应以最终签订的回迁协议为准。案涉《集体土地房屋补偿安置协议书》并未损害金国子户的权益。 被告上塘管理实施中心辩称：1、独生子女增加虚拟安置人口的政策，应当是由独生子女父母享受的优惠权利，而不是独生子女本人享受的利益。因此，对于原告诉请的权利不应当由原告本人享有。2、案涉被拆迁房屋的最终安置人口如何确定，目前尚未最终确认。除了进行货币安置的人口之外，调产安置尚未开始。案涉被拆迁房屋的安置面积最终是按照独生子女增加一个虚拟安置人口的面积还是按照新增人口来增加安置面积，目前尚未确定。 第三人蒋建明辩称：同意三被告的答辩意见。具体的安置内容以当时金国子与城中村改造上塘分指挥部、上塘发展公司、上塘管理实施中心签署的安置协议为准。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其所证明的事实予以认定。 根据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及以上有效证据，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 蒋某于2011年9月8日出生，系蒋建明与朱某之女。朱某于2012年5月30日领取独生子女证。2013年5月31日，蒋建明、朱某经本院调解离婚，蒋某跟随朱某共同生活。金国子系蒋建明母亲。 2017年6月26日，城中村改造上塘分指挥部（甲方、补偿人）、上塘发展公司（甲方、补偿人）、上塘管理实施中心（乙方、动迁实施机构）与金国子户（丙方、被补偿人）签订《拱墅区上塘街道皋亭村棚户区改造项目集体土地房屋补偿安置协议书》一份，约定：丙方房屋坐落皋亭新苑160号，房屋合法建筑面积为282平方米（包括户内另行安置人员面积）；丙方实行调产安置共2人，自行过渡；丙方家庭常住户口人数合计为3人，姓名为金国子、蒋建明和蒋某，合计安置人口为3人，另行签订安置协议人员为蒋某；根据暂定的高层安置标准，甲、乙安置丙方建筑面积310.2平方米，其中调产安置面积255.2平方米，选择调产安置人口合计为2人，选择货币化安置的人员为蒋建明。嗣后，蒋某以上述补偿安置协议书中未确认其独生子女身份并增加一个虚拟安置人口的面积为由提起本案诉讼。 另庭审中查明，金国子户并未与城中村改造上塘分指挥部、上塘发展公司、上塘管理实施中心签订最终的回迁安置协议。 本院认为，本案为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下列诉讼：（十一）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等协议的”。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2015年5月1日后订立的行政协议发生纠纷的，适用行政诉讼法及本规定”。本案中，蒋某基于金国子户与城中村改造上塘分指挥部、上塘发展公司、上塘管理实施中心于2017年6月26日签订的《拱墅区上塘街道皋亭村棚户区改造项目集体土地房屋补偿安置协议书》提起本案诉讼，且该协议系行政机关为了实现行政管理或者公共服务目标，与公民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据此，因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引发的本案纠纷属于上述行政法律法规调整的范围，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起诉必须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因此，原告蒋某的起诉不符合条件，依法应裁定驳回起诉。 综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蒋某的起诉。 蒋某预交的案件受理费7350元，予以退回。 如不服本裁定，可自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曾碧莲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八日 法官助理 邓 然 代书记员 项鸿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