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2民终324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厦门杰富绅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泗水道597号1906室。 法定代表人：冯德栋，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施英东，福建远大联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超寿，男，1983年8月2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海佳，北京观韬中茂（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詹德淦，北京观韬中茂（厦门）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厦门杰富绅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杰富绅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黄超寿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2019）闽0206民初78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杰富绅公司上诉请求依法判令撤销原审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改判为驳回黄超寿全部诉讼请求。理由： 一、黄超寿未依法、依约提供劳动服务且给杰富绅公司造成严重损失，致使杰富绅公司停业，不应享有对应的劳动权利，无权主张劳动报酬和经济补偿金：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条第二款之规定：“劳动者应当完成劳动任务，提高职业技能，执行劳动安全卫生规程，遵守劳动纪律和职业道德”，显然依法、依约提供劳动服务并完成劳动任务是劳动者享有劳动合同项下权利的前提条件。本案中，杰富绅公司基于信任将公司所有事务全部交付给黄超寿全权管控，黄超寿在任职期间，却未尽到应有忠诚、勤勉、尽职等职责，伙同其配偶及其他高管掌控和侵害公司利益，致使杰富绅公司严重亏损，难以为继，最后不得不停业，显然黄超寿未依法、依约向杰富绅公司提供劳动服务，自然不应享有主张劳动权益的权利。更何况，黄超寿所主张的劳动利益根本无法抵消黄超寿给杰富绅公司造成经济损失或侵占利益，故其主张于法于理都不应得到支持。再者，因为黄超寿的恶意行为导致杰富绅公司账户至今尚被查封，不具备支付任何款项的能力，该责任归于黄超寿，故就此而言黄超寿也无权向杰富绅公司主张劳动权益。 二、原审法院认定的劳动合同解除时间为2019年3月19日，该认定显然是错误的，应依法予以纠正。 1.一审法院在严重混淆公司主体存续和公司停业两个概念的情况下，错误认为黄超寿自2018年11月1日至2019年3月19日期间依然给杰富绅公司提供劳动服务，进而支持黄超寿合同解除时间的主张，显然是错误的。用人单位主体是否存续，并不能否定用人单位已进入停业状态，而用人单位一旦进入停业状态，则劳动者根本不可能依法、依约向用人单位提供劳动服务，自然无权主张停业后的劳动权益。 2.杰富绅公司与黄超寿的劳动合同终止时间确应早于2018年10月31日，具体理由如下： 首先，黄超寿与员工终止劳动关系等事实，足以证明杰富绅公司已于2018年10月31日前停业，且从一审开庭中杰富绅公司询问黄超寿公司是否还有其他员工及其于2019年1月份为杰富绅公司提供什么劳动服务，黄超寿均无法回答，足以进一步佐证杰富绅公司确于2018年10月31日前停业。更何况，黄超寿作为杰富绅公司的股东和高管，当然知道杰富绅公司停业且与所有员工终止劳动关系的事实，自然而然其作为公司劳动者自然也在终止劳动关系的主体范畴之中，且其作为公司总经理，所有员工均已终止劳动关系，其也根本不具有履行职责的可能性，故理应认定杰富绅公司与黄超寿的劳动终止时间最迟不晚于2018年10月31日。 其次，就《股东会议纪要》所在内容，足以证明截至2018年9月份杰富绅公司经营已经完全陷入困境，需要对外筹集资金维持公司低成本运作，无力支付工资。在公司无法扭转困境的情况下，自然而然就是进入停业状态，而杰富绅公司无力向黄超寿支付劳动报酬也足以证明杰富绅公司确实已于2018年9月陷入难关，于2018年10月停业。 再次，黄超寿向法院提交的《公司清盘待结算预估费用清单》也足以证明杰富绅公司确实早已进入实质性的清算和停业状态。 三、即便需要支付经济补偿金，理应以3000元作为经济补偿金的计取依据。劳动仲裁和一审均已认可自2018年8月1日起黄超寿的劳动报酬按3000元计取，自然其经济补偿金的计算依据也应以3000元为计算依据，一审法院却仍以19000元作为计算依据，显然是错误的，应依法予以纠正。 黄超寿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杰富绅公司的上诉事实及理由并无事实和法律上之依据，请求二审维持原审判决。理由： 一、公司的经营状况是否健康良好、公司获利或者亏损根本上不是证明劳动关系是否存续的依据，即使公司资不抵债、申请破产清算，也不会因此自动产生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关系的法律后果。故而杰富绅公司在上诉中多次重复、强调的公司经营状况均与是否解除劳动关系无关。 1.且如原审判决查明事实，无论是厦门市商事主体登记及信用信息公示平台、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查询结果或是厦门市社会保险管理中心出具的社会保险参保缴费情况，均可以看出，杰富绅公司当时处于正常经营状态且一直为黄超寿缴纳社会保险至2019年1月。并且杰富绅公司于2018年9月已召开股东会，以股东会纪要的方式明确公司未来经营方向、并确认增资人民币100万元，黄超寿也已实际支出该笔增资款。在公司刚刚获得一笔大额增资的情况下，与其始终强调的停业、清算更是完全不符。 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114号）第十三条之规定，杰富绅公司主张其于2018年10月31日起停业并与黄超寿解除劳动关系，然而杰富绅公司既没有证据证明其停业，也没有证据证明其向黄超寿发出了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或终止劳动关系的意思表示。依法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二、杰富绅公司依法应当向黄超寿支付劳动报酬。 1.如前所述，双方劳动关系解除时间应为2019年3月19日，一审中也已查明杰富绅公司存在欠付工资的事实，一审判决认定杰富绅公司应当依法向黄超寿支付2018年6月1日至2019年3月19日期间工资外，还应支付经济补偿金，于理于法有据。 2.杰富绅公司在上诉状中所列理由，既无事实依据，在法律上也不能成为其拒绝履行支付劳动报酬义务的理由。 首先，黄超寿作为总经理，工作职责是根据股东会和执行董事的决策执行经营任务，并非法定代表人，并没有决策权，且作为公司的小股东，黄超寿不能也不可能全权掌握公司所有事务。因此，杰富绅公司主张得所谓“基于信任将公司所有事务全部交给黄超寿掌控”既与事实不符也不符合常理。 其次，杰富绅公司对于其杜撰的“黄超寿存在主观恶意，伙同他人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况，自始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杰富绅公司不能以其捏造的事实来对抗支付劳动报酬的法定义务。 最后，杰富绅公司账户被查封的原因系因其未能及时足额清偿对冯晓芳（法定代表人冯德栋的姐姐）所负债务，黄超寿也因杰富绅公司的违约行为被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承担连带责任，并因此被列入被执行人名单。可见，杰富绅公司完全是因为自身原因导致公司陷入困境，与黄超寿无涉，更不能成为杰富绅公司拖欠劳动报酬的理由。 杰富绅公司一审诉讼请求：1.判令确认杰富绅公司与黄超寿的劳动关系于2018年10月31日解除；2.判令杰富绅公司无需向黄超寿支付黄超寿2018年6月1日至2019年3月19日期间的工资60838.71元；3.判令杰富绅公司无需向黄超寿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47500元。 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如下： 一、入职时间：2016年11月15日。 二、签订劳动合同时间：2017年3月29日。 三、合同期满时间：2020年3月28日。 四、劳动者工作岗位：总经理。 五、实发工资情况：入职后至2018年7月31日期间月固定工资19000元。 六、社保缴交情况：杰富绅公司为黄超寿缴纳了2017年3月至2019年1月的社会保险费。 七、申请仲裁时间：2019年3月25日。 八、仲裁结果：厦门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5月15日作出厦劳仲案[2019]1219号裁决书，裁决如下：一、确认黄超寿自2019年3月19日起解除与杰富绅公司的劳动关系；二、自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杰富绅公司应一次性支付给黄超寿2018年6月1日至2019年3月19日期间的工资合计60838.71元；三、自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杰富绅公司应一次性支付给黄超寿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47500元；四、自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杰富绅公司应为黄超寿办理解除劳动关系手续；五、驳回黄超寿的其他仲裁请求。 九、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1.2018年8月2日，杰富绅公司召开股东会议，参会人员包括法定代表人冯德栋、黄超寿、冯德俊、姚梦澜、钟*忠、王律师，记录人黄超寿，会议主题为公司未来发展方向、如何解决公司至今困难的问题。会议决议：1.推进公司与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研发合作，寻求高校技术作为企业发展依托，降低公司研发成本，提高公司技术竞争能力，为公司持续发展寻求依托；2.如实向员工说明公司资金状况，动员员工以工资入股，共度难关，同意降低工资标准为3000元，包括黄超寿在内的股东在《股东会议纪要》上签名。2018年9月19日，杰富绅公司再次召开股东会议，参会人员为冯德栋、黄超寿、姚梦澜、钟*忠，记录人黄超寿，会议主题为公司资金出现短缺，经过股东会讨论，决定是否继续增资和探讨经营方向。会议记录：1.黄超寿阐述增资运营2种方案（第一种，增资100万元，扣除员工工资及其他费用后，剩余资金进行公司申请政府补贴，如高新和中小微企业认证，研发部分等待客户订单，再回收研发成果和后续销售；第二种，增资200万元，除员工工资部分外，继续进行技术研发，同期也进行公司申请政府补贴）；2.由钟*忠提出，员工薪资按照上一次股东会议决议执行，从8月1日起，在职人员先以领取3000元的生活费维持公司低成本运作，待公司有营收度过难关后，再补齐原先工资；3.人员岗位调整讨论。钟*忠出任总经理，黄超寿任研发副总。会议决议：股东一致通过，按照第一种增资运营方案执行，股东按照股份比例增资100万元，在职人员签署3000元生活费协议。岗位调整：钟*忠出任总经理，黄超寿任研发副总。包括黄超寿在内的股东在《股东会议纪要》上签名。 一审法院对争点分析如下： 一、杰富绅公司与黄超寿解除劳动关系的时间。 杰富绅公司主张及证据：2017年3月29日，杰富绅公司与黄超寿双方签订《劳动合同》，约定：黄超寿担任杰富绅公司总经理职务；合同期限自2017年3月29日起至2020年3月28日止。杰富绅公司基于信任将公司所有事务全部交付给黄超寿全权管控，黄超寿在任职期间，却未尽到应有忠诚、勤勉、尽职等职责，伙同其他高管掌控和侵害公司利益，致使杰富绅公司严重亏损，难以为继。为改变困局，杰富绅公司于2018年8月2日、2018年9月19日召开股东会议，形成相关股东会议纪要。杰富绅公司虽经各方努力欲盘活公司，然终因积重难返，于2018年10月31日起开始停业并将公司员工遣散，黄超寿自该日起便不可能向杰富绅公司提供任何服务，双方的劳动关系应于2018年10月31日解除。 黄超寿抗辩及证据：黄超寿于2016年11月15日入职杰富绅公司并担任杰富绅公司总经理职务，双方于2017年3月29日签订一份《劳动合同》，约定合同期限自2017年3月29日至2020年3月28日。2019年9月19日，杰富绅公司召开股东会，黄超寿改任研发副总。因杰富绅公司拖欠黄超寿2018年6月1日之后的工资，黄超寿于2019年3月19日与杰富绅公司解除劳动关系。 杰富绅公司在诉讼请求中主张双方的劳动关系于2018年10月31日解除，理由是杰富绅公司于2018年10月31日起已开始停业并已将公司员工遣散，黄超寿不可能向杰富绅公司提供劳动。但事实上，根据厦门市商事主体登记及信用信息公示平台和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查询结果，杰富绅公司于2019年6月26日提交了2018年年度报告且至今仍处于正常营业状态；根据厦门市社会保险管理中心出具的黄超寿社会保险参保缴费情况证明，杰富绅公司2018年11月后仍为黄超寿缴交各项社会保险直到2019年1月，与杰富绅公司主张的已经停业并已将公司员工遣散不符；杰富绅公司主张已将公司员工遣散，但至今黄超寿未收到杰富绅公司的任何单方解除劳动关系或协商解除劳动关系的书面通知，杰富绅公司也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表明黄超寿已同意解除劳动关系。 综上，杰富绅公司主张公司已经停业并已将员工遣散的主张与事实不符，杰富绅公司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已和黄超寿解除劳动关系，因而其主张“与黄超寿的劳动关系于2018年10月31日解除”没有依据，不足以采信，应当予以驳回。 原审法院认定及理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杰富绅公司主张其于2018年10月31日起停业并将员工遣散，然其并无证据证明其停业的事实，也没有证据证明其向黄超寿发出了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自行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黄超寿主张其于2019年3月19日与杰富绅公司解除劳动合同，依法予以采信。 二、杰富绅公司应否向黄超寿支付2018年6月1日至2019年3月19日期间的工资60838.71元。 杰富绅公司主张及证据：双方的劳动关系于2018年10月31日解除，其无需向黄超寿支付后续的工资。 黄超寿抗辩及证据：根据双方的《劳动合同》和2018年8月2日、9月19日股东会的会议纪要，2018年8月1日前黄超寿的月工资为19000元，每月15日支付上个月工资，2018年8月1日后月工资暂按3000元发放。因此杰富绅公司应当支付黄超寿2018年6月1日至2019年3月19日的工资合计60838.71元，其中2018年6月、7月的工资为38000元（19000×2=38000），2018年8月1日至2019年3月19日的工资合计22838.71元（3000×7+3000÷31×19=22838.71）。 原审法院认定及理由：如前所述，双方的劳动关系于2019年3月19日解除。杰富绅公司没有证据证明黄超寿未提供正常劳动，也没有证据证明其已经足额支付2018年11月1日前的工资，自行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依法应向黄超寿支付该期间的工资。黄超寿请求杰富绅公司支付该期间的工资60838.71元符合劳动合同以及会议纪要的约定，依法予以采纳。 三、杰富绅公司应否向黄超寿支付经济补偿金 杰富绅公司主张及证据：黄超寿担任总经理期间，未依法依约提供劳动服务，严重失职、营私舞弊，致使杰富绅公司停业，不应享有主张劳动权益的权利。黄超寿无权请求杰富绅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 黄超寿抗辩及证据：杰富绅公司主张黄超寿任职期间未尽到忠诚、勤勉、尽职等职责，伙同其他高管掌控和侵害公司利益，但杰富绅公司却未提供任何证据加以证明。且黄超寿作为总经理，在杰富绅公司经营困难，并已拖欠2018年6月1日之后工资的情况下，同意降薪至3000元并以自身资金增资，以帮助杰富绅公司度过困难期，已经尽到忠诚、勤勉和尽职等职责。杰富绅公司拖欠工资，黄超寿依法有权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杰富绅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黄超寿在杰富绅公司的工作期间为2016年11月15日至2019年3月19日。2018年8月1日前黄超寿的月工资为19000元，2018年8月1日后月工资虽暂按3000元发放，但会议纪要显示杰富绅公司度过难关后仍需补齐工资至19000元，故黄超寿于2019年3月19日解除劳动合同前十二个月工资仍为19000元。杰富绅公司依法应当支付经济补偿金47500元。 原审法院认定及理由：会议纪要显示“从8月1日起，在职人员先以领取3000元的生活费维持公司低成本运作，待公司有营收度过难关后，再补齐原先工资”，因此黄超寿离职前十二个月的月平均工资仍为19000元，其请求杰富绅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47500元，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予以采纳。 原审法院认为，杰富绅公司请求确认其与黄超寿的劳动关系于2018年10月31日解除，并判令其无需向黄超寿支付工资差额60838.71元以及经济补偿金47500元证据不足，依法不予支持。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时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并在十五日内为劳动者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双方于2019年3月19日解除劳动关系，杰富绅公司依法应为黄超寿办理解除劳动关系的手续。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四十六条第（一）项、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五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厦门杰富绅科技有限公司与黄超寿的劳动关系于2019年3月19日解除。二、厦门杰富绅科技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黄超寿2018年6月1日至2019年3月19日期间的工资60838.71元。三、厦门杰富绅科技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黄超寿经济补偿金47500元。四、厦门杰富绅科技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为黄超寿办理解除劳动关系的手续。五、驳回厦门杰富绅科技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二审期间，就原审查明的事实，双方均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中，双方均没有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认为，本案系劳动争议。根据查明的事实，双方于2016年11月15日建立劳动关系，黄超寿任公司总经理，合同期至2020年3月28日。从查明的事实看，2018年10月底11月初期间，杰富绅公司出现停业状态，但杰富绅公司并没有与黄超寿就合同继续履行或解除的相关事宜进行协商。这期间，尽管杰富绅公司为黄超寿缴纳的社保费用延续至2019年1月，但已停止向黄超寿支付工资。黄超寿为此提起劳动仲裁申请，请求裁决杰富绅公司支付工资并支付经济补偿金，符合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 关于杰富绅公司质疑的黄超寿工资标准问题。从查明的事实看，虽然双方在书面合同约定的月工资标准为3000元，但双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杰富绅公司一直按每月19000元标准核算并支付给黄超寿。一审法院在计算经济补偿金时以此为标准，并无不当。 至于杰富绅公司提出的有关“黄超寿未依法、依约提供劳动服务且给杰富绅公司造成严重损失，致使杰富绅公司停业”的主张，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杰富绅公司的上诉请求，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杰富绅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纪赐进 审 判 员 庄伟平 审 判 员 陈丽英 二〇二〇年九月八日 法官助理 李仁莹 书 记 员 郑媛妮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