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民终1128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四川蜀鼎律师事务所。住所地：成都市高新区锦晖西一街99号布鲁明顿广场2栋1907-1910。 负责人：梁光术，该所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彭育全，四川蜀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玉兰，女，1970年8月6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锦江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常富，男，1962年1月15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锦江区。 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小利，四川法典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四川蜀鼎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蜀鼎律所）因与被上诉人李玉兰、李常富诉讼、仲裁、人民调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2020）川0193民初15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蜀鼎律所上诉请求：1．撤销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2020）川0193民初1529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支持蜀鼎律所的诉讼请求；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李玉兰、李常富承担。事实和理由：1．李玉兰在收到（2019）川0104民初5762号案件起诉状副本后才与蜀鼎律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由彭育全律师代理发表答辩和辩论意见；2．彭育全律师于2019年6月28日代表李常富、李玉兰提交（2019）川0104民初8881案件起诉材料，其诉讼请求第一项已得到支持，江隆英的《遗嘱》有效，其第二项诉讼请求理应得到支持，然而李玉兰、李常富选择坚持调解方案，并得到了江隆英《遗嘱中》未处分财产的2/3；3．李玉兰、李常富将应得39.5%以上商铺份额恶意抵扣应分出给案外人的江隆英遗产，致使双方约定的支付条件不成就，损害蜀鼎律所的合法权益；4．李玉兰、李常富最终得到商铺份额的48%，大于双方代理合同约定的42.72%份额，其支付5万元代理费的条件已成就。 李玉兰、李常富答辩称，1．对蜀鼎律所代理进行反复或另案起诉的事实并无异议，且不是双方争议的焦点，因此一审法院没有必要进行过多的审查；2．李玉兰、李常富是在分家析产纠纷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因法官在庭审中释明案件关键证据遗嘱的形式和内容均存在重大瑕疵，江隆英的遗嘱未经法院采信、确认，基于诉讼风险考虑，才依法选择了与案外人调解结案，且未得到江隆英遗嘱中未处分的财产；3．蜀鼎律所的道德评判标准只在于其律师风险代理费的支付条件是否成就，不但不为李玉兰、李常富规避败诉风险，还为了积极促成风险代理费成就的目的，极力反对调解，让其承担败诉的风险；4．依据《原房屋拆迁后补偿安置所得房屋分配表》折算，所占份额分别为李玉兰7.14%，李常富7.14%，江隆英和李玉兰、李常富的商铺份额为57%，而其实际上只得到了48%，因此，5万元的风险代理费支付条件未成就。 蜀鼎律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李玉兰、李常富支付代理费200000元，并从2019年10月30日起以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标准支付未付本金的利息至付清之日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5月28日，李玉兰、李常富、李传麒（委托人、甲方）与蜀鼎律所（受托人、乙方）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约定：1．甲方因与李明生、李福蓉、李常珍、李娜、李莉分家析产、遗嘱继承纠纷一案，委托乙方为代理人，指派彭育全律师为甲方案件代理人，参与调解及诉讼活动等；2．该案无论调解、和解结案，均视为乙方的工作成果；3．本代理协议实行基础代理费加风险代理方式支付律师代理费，即合同签订后五日内甲方支付乙方基础代理费20000元。乙方通过诉讼和解、调解或判决书、调解书等形式确认江隆英分割的全部财产按遗嘱继承或按份共有取得的九套住房和三个商铺属于江隆英部分权益（扣除李莉部分）（手写按手印）由甲方继承的，甲方支付风险代理费200000元。若只确定商铺按份共有，部分按遗嘱继承归甲方，甲方只支付50000元代理费（手写按手印并加盖蜀鼎律所印章）。合同落款处，李玉兰、李常富在甲方处签名捺印，蜀鼎律所在乙方处加盖印章，彭育全在乙方代表处签名，李传麒未在合同上签名。合同签订后，李玉兰、李常富向蜀鼎律师支付基础代理费20000元。 2019年10月29日，案外人李明生、李福蓉、李常珍、李娜、李莉与李玉兰、李常富分家析产纠纷一案，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2019）川0104民初5762号民事调解书，载明各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一、根据（2007）第拆14146号的《拆迁安置合同》安置的位于柳江新居（四期）A地块3号楼5号（面积为31.92平方米）的营业商铺合同项下权益（含停产停业损失过渡费）由李明生、李福蓉、李常珍、李莉各享有5平方米份额，李娜享有11.92平方米的份额，各方领取江隆英未领取的过渡费；二、根据（2007）第拆14146号的《拆迁安置合同》，安置的位于柳江新居（四期）A地块3号楼4号（面积为16平方米）的营业商铺合同项下权益（含停产停业损失过渡费）由李玉兰、李常富享有；三、根据（2007）第拆14146号的《拆迁安置合同》安置的柳江新居（四期）B地块农贸市场9号（面积为13.04平方米）的营业商铺合同权益（含停产停业损失过渡费）由李玉兰、李常富享有；四、上述三套农贸市场的过渡费，李明生、李福蓉、李常珍、李莉、李娜分得52%，李玉兰、李常富分得48%；五、江隆英《遗嘱》中未处分的其他财产由李玉兰、李常富继承，归其所有；六、双方各自提起诉讼并由法院分别立案受理的（2019）川0104民初5762号、（2019）川0104民初8881号案件所产生的纠纷全部了结，双方均不得据此再向对方主张任何权利；七、李明生、李福蓉、李常珍、李莉、李娜自愿放弃本案其他诉讼请求；八、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3413元，由李明生、李福蓉、李常珍、李莉、李娜负担1706.5元，李玉兰、李常富承担1706.5元，其应于2019年10月25日前向李明生、李福蓉、李常珍、李莉、李娜支付。 一审另查明，2018年4月18日，被继承人江隆英立下代书《遗嘱》，载明：江隆英与李玉兰、李福蓉、李常珍、李常富、李明生、李娜、李莉共同签订的拆迁合同，取得了位于柳江新居（四期）A地块3号楼4、5号及B地块农贸市场9号三间营业商铺（待建中），经共同协商签订《分家析产协议》决定，三间商铺归江隆英单独所有，由于李莉因故未签字，为此江隆英取得了三间营业商铺87.5%产权份额。在江隆英享有三间商铺87.5%或全部份额的情况下，位于柳江新居（四期）A地块3号楼5号面积为31.92平方米的营业商铺由李常富单独继承；位于柳江新居（四期）A地块3号楼4号面积为16平方米与位于B地块农贸市场9号面积为13.04平方米的两间营业商铺由李玉兰单独继承。 一审再查明，蜀鼎律所在代理前述分家析产、遗嘱继承纠纷案件过程中制作《原房屋拆迁后补偿安置所得房屋分配表》，依据原房屋共有份额面积，加临建后折算共有份额面积，计算出若按份共有，江隆英在三个商铺中所占份额为42.72%，李玉兰、李常富所占份额分别为7.14%、7.14%。庭审中，双方均认可（2019）川0104民初5762号民事调解书中确认李玉兰、李常富实际共分得三间商铺份额为48%。 一审法院认为，蜀鼎律所与李玉兰、李常富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合同各方均应严格履行其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八条：“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附条件，但是按照其性质不得附条件的除外。附生效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自条件成就时生效。”之规定，本案支付风险代理费系附生效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争议焦点为支付风险代理费的条件是否成就。对此，一审法院评析如下： 关于200000元风险代理费支付条件是否成就。案涉《委托代理合同》中约定“乙方通过诉讼和解、调解或判决书、调解书等形式确认江隆英分割的全部财产按遗嘱继承或按份共有取得的九套住房和三个商铺属于江隆英部分权益（扣除李莉部分）（手写按手印）由甲方继承的，甲方支付风险代理费200000元”，由此可见，支付条件有二：一是江隆英取得的三间商铺87.5%产权份额由李玉兰、李常富继承；二是江隆英按份共有应取得的九套房屋和三间商铺权益由李玉兰、李常富继承。而该案调解结果为李玉兰、李常富共计分得三间商铺份额为48%，故200000元风险代理费支付条件并未成就。至于蜀鼎律所主张李玉兰、李常富为了占有被继承人江隆英未处分的遗产，不正当地阻止200000元风险代理费支付条件成就。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二款：“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条：“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原则，按照自己的意思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规定，李玉兰、李常富就其与他人的民事纠纷达成调解协议，是法律赋予李玉兰、李常富的合法权利，是李玉兰、李常富对其权利的处分，并无不正当阻止生效条件成就的情形，故对蜀鼎律所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50000元风险代理费支付条件是否成就。案涉《委托代理合同》中约定“若只确定商铺按份共有，部分按遗嘱继承归甲方，甲方只支付50000元代理费”，蜀鼎律所主张该条约定应理解为李玉兰、李常富取得的商铺份额只要大于25%，就应当支付50000元。李玉兰、李常富则认为50000元的支付条件为李玉兰、李常富取得商铺份额57%（包含按照按份共有处理后江隆英应分得份额42.72%，李玉兰、李常富应分得14.28%）。本案系部分风险代理，指委托人不必事先支付代理费用（或仅支付部分费用），与代理人约定法律服务应达到特定目的，根据代理成果决定给付代理费数额的收费方式。由于本案合同的费用条款“若只确定商铺按份共有，部分按遗嘱继承归甲方”约定不明确，以致双方对合同费用支付条件产生分歧。一审法院认为，应根据合同上、下条款的含义以及中心内容来分析和解释，客观还原当事人签订合同时的真实意思表示。综合《委托代理合同》第五条的内容分析，该合同本意说明本委托合同代理费用的计取，是将代理费用与代理成果直接挂钩的收费方式，根据蜀鼎律所在前案分家析产、遗嘱继承纠纷中的代理行为，以及在本案《代理词》中的陈述可见，蜀鼎律所追求的代理成果是李玉兰、李常富继承江隆英在三间商铺中按份共有享有的份额，即42.72%，加之李玉兰、李常富本应享有的份额14.28%，50000元风险代理费的支付条件应是李玉兰、李常富取得商铺份额57%。而该案调解结果为李玉兰、李常富共计分得三间商铺份额为48%，故50000元风险代理费支付条件亦未成就。 综上，李玉兰、李常富根据《委托代理合同》已支付了20000元律师代理费，其之后的风险代理收费部分，因支付条件未成就，故不发生风险代理部分的律师费。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条、第一百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百零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蜀鼎律所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150元，由蜀鼎律所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蜀鼎律所提交了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川01民终1499号民事判决书，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中第4页载明了遗嘱的内容，第6页载明“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所采信的证据有．．．．．．《遗嘱》复印件”，该《遗嘱》是案外人提供的遗嘱，拟证明确认合同效力纠纷案件的一审判决采信了遗嘱，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因而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二审判决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已予以确认。李玉兰、李常富质证认为：（2019）川01民终1499号民事判决书一审中并未组织质证，蜀鼎律所也称其在一审庭审后提交，所以一审中并未看到1499号判决书。该判决书仅陈述遗嘱的事实，但并未对遗嘱的效力进行认定，未确认是否处分了其他人的财产，且该判决书也载明了一审采信的证据系复印件，存在遗嘱和遗嘱是否有效属于两种概念，蜀鼎律所混淆了遗嘱有效的概念。而且该案子是关于分家析产纠纷的审理和判决，从一审和二审的分家析产的最终判决结果来看，该遗嘱中涉及到江隆英处分了其他继承人的财产，因为是江隆英去世前基于分家析产协议有效才立的该份遗嘱，从遗嘱记载的内容也能看出来，但判决最终的结果是分家析产协议未生效，所以江隆英的遗嘱实际上处分了其继承人的合法财产，这也是为什么其他继承人即案外人与本案的李玉兰、李常富还需要通过另外法律程序解决继承纠纷的原因，所以蜀鼎律所认为该判决书能够认定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采纳了遗嘱的效力是不成立的。本院认证如下：对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川01民终1499号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其关联性与证明目的将在本院认为部分予以阐述。 对于一审审理查明的事实，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关于20万元风险代理费的支付条件是否已成就；二、关于5万元风险代理费的支付条件是否已成就。 一、关于20万元风险代理费的支付条件是否已成就。 蜀鼎律所认为李玉兰、李常富本应得到商铺的87.5%以上份额，但李玉兰、李常富用自己应得份额抵扣案外江隆英《遗嘱》未处分财产，不正当地阻止风险代理费支付条件成就，应视为支付条件已成就。 本院认为，蜀鼎律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李玉兰、李常富必然能通过法院判决形式得到商铺的87.5%以上份额，李玉兰、李常富是否能通过法院判决形式得到商铺的87.5%以上份额并不确定，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条规定，认为李玉兰、李常富就其与他人的民事纠纷达成调解协议是李玉兰、李常富对其法定权利的处分而无不正当阻止生效条件成就的情形，并无不当。本院对蜀鼎律所关于李玉兰、李常富不正当地阻止风险代理费支付条件成就因而20万元风险代理费支付条件已成就的主张不予支持。 二、关于5万元风险代理费的支付条件是否已成就。 蜀鼎律所认为案涉《委托代理合同》中约定“若只确定商铺按份共有，部分按遗嘱继承归甲方，甲方只支付50000元代理费”应理解为李玉兰、李常富取得的商铺份额只要大于25%，就应当支付50000元，虽在合同中并未载明25%，即使理解为李玉兰、李常富取得的商铺份额为江隆英的按份共有份额42.72%，由于按份共有的各方当事人在得到了自己实际已占有的房子后就没有份额了，而该案调解结果为李玉兰、李常富共计分得三间商铺份额为48%，大于42.72%，则5万元的风险代理费支付条件已成就。李玉兰、李常富则认为50000元的支付条件为李玉兰、李常富取得商铺份额57%（包含按照按份共有处理后江隆英应分得份额42.72%，李玉兰、李常富应分得14.28%）。 本院认为，《委托代理合同》中并未载明25%，且李玉兰、李常富应分得份额是否应计入其最终取得的份额，双方存在争议，而蜀鼎律所作为专业法律服务机构，其出具的《委托代理合同》条款具有歧义，应作出不利于蜀鼎律所的解释。故一审法院认为蜀鼎律所追求的代理成果是李玉兰、李常富继承江隆英在三间商铺中按份共有享有的份额42.72%加上李玉兰、李常富本应享有的份额14.28%，即50000元风险代理费的支付条件应是李玉兰、李常富取得商铺份额57%，而该案调解结果为李玉兰、李常富共计分得三间商铺份额为48%，因而50000元风险代理费支付条件未成就，并无不当。本院对蜀鼎律所关于5万元的风险代理费支付条件已成就的主张不予支持。 综上，蜀鼎律所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四川蜀鼎律师事务所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 嫘 审判员 叶云婧 审判员 傅科文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徐尚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