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苏02民终282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沈建江，男，1957年11月4日生，汉族，住无锡市梁溪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依红，江苏金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陆斌，男，1963年3月30日生，汉族，住无锡市滨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万**波，江苏博事达（无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友芳，男，1963年4月18日生，汉族，住无锡市滨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浦添添，上海精诚申衡（无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晖，江苏拓鸿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沈建江因与被上诉人陆斌、王友芳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2019)苏0211民初49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沈建江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其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上诉费由陆斌、王友芳承担。事实及理由：无锡联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联运公司）的股份从2013年10月起发生过两次大的股份转让，第一次是2013年11月11日联运公司38位股东与陆斌签订38份股权转让协议，陆斌借钱购买股份，沈建江等股东没有优先购买权，第二次转让是2016年6月20日陆斌与王友芳签订《委托持股（隐名股东投资）协议书》，约定王友芳实际出资1950万元受让陆斌所持有的联运公司股份39%，该协议的基础《合作协议书》效力存疑，故沈建江等股东相对于非股东王友芳依法享有优先购买权。对此，一审法院遗漏关键证据材料，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合作协议书》发生在2013年10月21日陆斌向王友芳借款购买联运公司股份后，但王友芳起草该合作协议书刻意提前签约日期，可能导致股份转让不真实。具体表现为，1.《合作协议书》中涉及股东会决议，该股东会在2013年11月11日召开，签注《合作协议书》之时尚不存在股东会决议；2.《合作协议书》载明“本协议书签订之日前，陆斌已完成了第一轮股权收购工作（联运公司股份60%，股权受让款3000万元）的协议签订工作······”，该第一轮股权购买的时间点也是2013年11月11日后才发生。3.2013年10月21日陆斌与王友芳签订《资金借款协议书》及银行出借单据，可反映王友芳支付陆斌1500万元系民间借贷款，与《合作协议书》中已发生的股权受让款3000万元非同一性质的款项。二、一审遗漏重要事实，1.陆斌与王友芳于2013年10月21日签订《资金借款协议书》及银行出借款单据、会计凭证；2.联运公司2013年11月11日《股东会决议》及38位股东在该日统一与陆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3.《合作协议书》中保密条款约定王友芳与陆斌的协议内容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泄露。三、一审认定基于股权转让关系下，沈建江不享有优先购买权错误。1.一审依据《董事会决议》并结合《合作协议书》判断与王友芳签订的协议均已得到沈建江在内的董事会同意和授权，没有行使优先购买权错误。2.一审依据陆斌与王友芳之间信件《至王友芳先生的函》推定沈建江不同意转让但又不购买，视为同意错误。3.一审依据《董事会决议》及每股5元的转让价格、陆斌与王友芳之间信件《至王友芳先生的函》认定沈建江等股东丧失优先购买权错误，4.一审认定王友芳长期行使管理权、知情权，沈建江等股东长期予以默认、配合错误。四、一审认定基于股份代持关系下，沈建江已不享有优先购买权错误。《董事会决议》当时允许股份可对非股东转让，而实质2013年11月11日没有发生股份对非股东转让，《股东会决议》及《股份转让协议》购买股份的主体是陆斌，而非王友芳，沈建江等股东根本不知道存在《合作协议书》，也不存在股权代持的问题。2016年6月20日王友芳与陆斌签订的《委托持股（隐名股东投资）协议书》及其项下的相关内容，沈建江等股东之前并不知晓，直到诉讼后才知道相关转让的具体事项并第一时间要求优先购买权。综上，《合作协议书》并非2013年10月21日签订，而是在2013年11月11日股东会召开及陆斌个人购买股份完成后，王友芳才起草该《合作协议书》，并将签订日期刻意提前至2013年10月21日，还要求陆斌补签，该《合作协议书》真实性存疑，王友芳另案提起的股份转让有重大瑕疵，王友芳与陆斌私下签订的多份协议都有保密条款，严格约定协议内容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泄露，直到两人因矛盾产生诉讼后，才知晓股份转让及其事项，一审剥夺沈建江等股东的优先购买权错误，二审应予纠正。 陆斌辩称，一、案涉法律关系法院依法认定，其还原本案事实。《合作协议书》不是2013年10月21日签订，刚转制公司处于亏损状态，股份没有价值，无人购买，主管部门交通产业集团要求陆斌接收，故陆斌当时向王友芳借款1500万元，该款于2013年10月28日收到，2013年11月11日召开股东会，并就陆斌购买股份形成决议，同日38位股东与陆斌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将60%股份转让给陆斌，并在工商部门完成了股份登记手续，两三个月后，陆斌未向王友芳还款，王友芳委托律师起草了《合作协议书》，为规避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刻意将签订日期虚构到陆斌购买股份之前2013年10月21日，并在协议中约定保密条款，要求陆斌对协议内容不得对外公布，把陆斌个人购买的股份改变为合作购买股份，并要求陆斌再继续进行第二轮购买剩余的股份，该部分股份登记到王友芳及其指定人名下，后剩下股东不同意再转让股份，第二轮陆斌未买到股份，双方又在2015年6月16日形成《合作协议书的补充协议书》，该协议书仍由王友芳委托律师起草，2016年6月20日还起草了《委托持股（隐名股东投资）协议书》，将此前借款进行调整，600万元作为借款，450万元作为对陆斌奖励，1950万元作陆斌的股份款，为规避其他股东的权利，暂将股份代持在陆斌名下，并让陆斌私下安排王友芳的两名人员进入公司工作，还私下将公司报表交给王友芳，造成王友芳参与公司管理的假象，至此为规避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作提前准备。二、王友芳将《合作协议书》的时间虚构到陆斌购买股份之前，企图将陆斌已购买并登记为自己的股份非法变为王友芳购买，损害陆斌的利益，也非法规避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损害其他人利益，实质上《合作协议书》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依据《合同法》第52条规定，该《合作协议书》符合法定无效情形，此后签订的《合作协议书的补充协议书》及《委托持股（隐名股东投资）协议书》自然也无效，故陆斌与王友芳之间的股份转让应属无效。沈建江主张的优先购买权自然也不成立，二审法院应查明事实后予以改判。 王友芳辩称，一、关于《合作协议书》的签署问题，第一、《合作协议书》落款时间标注为2013年10月21日，无论陆斌还是沈建江均在一审中及其他案件中对《合作协议书》的真实性从未否认过，也未对落款日期提出异议，现以未查清签署日期为由上诉，显然前后矛盾。第二、《合作协议书》载明双方将另行签订《资金借款协议书》，合作协议书的编号为2013-10-87，《资金借款协议书》的编号为2013-10-87-1，可见该《资金借款协议书》作为《合作协议书》附件存在，沈建江、陆斌不否认《资金借款协议书》形成于2013年10月21日，附件不可能早于《合作协议书》形成，《合作协议书》形成日期应为2013年10月21日。第三、沈建江、陆斌上诉中提出《合作协议书》时间倒签理由不能成立，一是错误理解鉴于2013年11月11日股东会决议精神，完整内容应为鉴于董事会和股东会决议精神，保持联运公司在股权收购及股份重组以后企业的持续稳定发展，该处应以2013年8月31日《董事会决议》为时间点，与《合作协议书》的表述保持一致。二是联运公司完成了第一轮股权收购工作，该处并非2013年11月11日《股权转让协议》载明的金额，该协议仅用于办理工商变更之需，应以联运公司财务账册所附真实的《董事会决议》为准。二、关于一审判决遗漏2013年11月11日的《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的问题。首先，一审及其他案件审理中沈建江均举证上述证据，谈不上遗漏之说，其次，陆斌早与其他股东协商一致，各股东已在《公司股权转让及溢价情况汇总表》上确认签字，等同于草签了股权转让协议，如2013年11月11日的《股东会决议》及《股权转让协议》真实存在，也只是办理工商变更登记需要签署的工商统一模板，上述《股东会决议》及《股权转让协议》并没有附在联运公司财务账册中，附录的正是《公司股权转让及溢价情况汇总表》及《董事会决议》，以此得到印证。三、关于王友芳款项的性质是借款还是股权款的问题，第一，《合作协议书》约定“为了规范必要的财务手续，依照上述资金的安排，双方将另行签订一份《资金借款协议书》，但《资金借款协议书》与本《合作协议书》内容有抵触的，应以本《合作协议书》所约定内容为准”，可见《资金借款协议书》仅是《合作协议书》约定的财务手续。第二、《合作协议书的补充协议书》及《委托持股（隐名股东投资）协议书》中，陆斌多次确认了王友芳款项的性质为股权款。第三、联运公司财务凭证注明借款，因股权款本应直接打给股东，但本次收购由联运公司董事会通过，《董事会决议》明确由公司财务总监周卓超统一经办，相当于联运公司主导的股权收购，故操作上先付到联运公司，扣缴所得税后统一打给股东，也就是股权款通过联运公司走了下账。四、关于存在保密条款，陆斌不能泄露的问题，一方面协议约定了违约责任，意味着合同相对方不可能发生违约行为，另一方面从《致王友芳先生函》等证据反映沈建江等小股东早从陆斌处知晓相关的合作事宜，据此该等保密问题缺乏基本的逻辑。五、关于王友芳行使股东权利等问题，沈建江系联运公司副总经理，周卓超系联运公司财务负责人，又是公司股东和董事，经办股权事项，且王友芳行使股东权派驻两名人员进入公司，担任财务出纳和总经理助理重要职务，不可能不知情，又沈建江称陆斌欠王友芳借款才提供联运公司财务资料，但个人借款提供公司财务资料不能作为合理解释。综上，沈建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 沈建江一审的起诉请求：1.判令陆斌、王友芳签订的《委托持股（隐名股东投资）协议书》终止履行，沈建江具有优先购买权（即由陆斌向沈建江以1950万元的价格转让联运公司39%股权）；2.本案诉讼费用由陆斌、王友芳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8月31日，联运公司召开董事会，陆斌、沈建江、周卓超、王齐鸣等参会。《董事会决议》第3条载明，联运公司依法拟将出资人拥有的股权，以自愿的原则，以公司2012年12月31日净资产为依据（2012年经审计确认的公司净资产为2728万元），扣除2012年分红后按照每股5元的价格在股东之间或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同等条件下公司股东有优先购买权），但对外转让的股权不得超过此次股权转让数的50%。第4条载明，为保持股权转让后企业持续稳定发展，董事会提议，公司现有最大股东能增持股份，继续持有公司最大股份，转让后公司法定代表人不变，经营管理模式基本不变，经营层和职工队伍基本保持稳定，股权调整到位后，外部股东按公司章程可进入公司董事会和经营层，参与公司经营决策和管理。第5条载明，董事会建议，股东大会全权委托公司财务审计部经理周卓超、法律顾问吴建新两位同志具体负责公司股东股权转让相关事宜。 2013年10月21日，陆斌与王友芳签订《合作协议书》。鉴于：根据联运公司董事会、股东会的决议精神，为了保持联运公司在股权收购及股份重组以后企业的持续稳定发展，双方合作完成对联运公司原股权收购及股份重组的工作；在完成联运公司原股权收购及股份重组以后，联运公司的股权比例为陆斌持股52%、王友芳持股48%。约定：王友芳在额度4000万元范围内向陆斌提供收购资金，具体为2013年10月28日前提供1500万元，2013年12月31日前提供1500万元，剩余的1000万元根据陆斌需要提前一个月通知王友芳；在前述4000万元中，其中1600万元为陆斌向王友芳的借款，其余的2400万元为王友芳为履行本《合作协议书》所约定的内容先期支付的联运公司的股权受让款；为了便于联运公司原股权收购工作的推进，依照本《合作协议书》所约定的内容，前期的股权收购工作（第一轮及第二轮）统一以陆斌名义对外进行；本协议书签订之日前，陆斌已经完成了第一轮的股权收购工作（联运公司股份60%，股权受让款3000万元）的协议签订工作，双方确认在第一轮的股权收购工作完成后三年内，陆斌立即将联运公司的股份（35%）登记到王友芳或王友芳指定的任何第三方名下；陆斌在完成第二轮股权收购工作（联运公司股份20%，股权受让款1000万元）以后，陆斌应立即将联运公司的股份（13%）登记到王友芳或王友芳指定的任何第三方名下，第二轮的股权收购工作应不迟于2016年11月1日完成。 2013年10月28日，王友芳向联运公司支付1500万元。 2013年11月，联运公司用该款代陆斌向原股东支付了股权转让款。联运公司在财务做账时，将2013年8月31日的《董事会决议》置于财务账册，附于上述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凭证之后。经过本轮转让，陆斌持股比例从17%提升到78%。 2014年10月，陆斌经受让再取得联运公司1%的股权。 2015年6月16日，陆斌与王友芳签订《合作协议书的补充协议书》。鉴于：双方在2013年10月21日签订《合作协议书》，就联运公司的原股权收购及股份重组作出了约定，截止于2016年1月2日，王友芳共计交付给陆斌款项3000万元，其中2400万元为先前支付的联运公司股权转让款，按照《合作协议书》的约定，该2400万元的持股比例为持有联运公司48%，600万元为陆斌对王友芳的借款；依据现有情况，陆斌无法按照《合作协议书》的约定，在2016年11月1日前完成第二轮的股权收购工作。约定：就联运公司第二轮的股权收购合作工作不再进行，王友芳支付给陆斌的股权转让款2400万元中超过联运公司股权35%的部分，计650万元；对其中200万元，陆斌将持有的联运公司的股份4%转让给王友芳，该200万元为该4%股份的股权转让款；对450万元部分，视作给予陆斌的奖励；陆斌确认，王友芳已经取得联运公司合计39%的股份，且陆斌已经收到了上述联运公司39%的股份的全部股权转让款，计1950万元；对39%的股份中的19%，由王友芳或王友芳指定的任何第三方持有，陆斌承诺原则上在2016年12月30日前将陆斌所持有的联运公司19%的股份过户登记到王友芳或王友芳指定的任何第三方；对39%的股份中的20%，由王友芳委托陆斌持有，王友芳为隐名及实际持有人，双方另行签订《委托持股（隐名股东投资）协议书》；陆斌承诺，自本协议书签署之日起届满两年后，陆斌应无条件的立即配合王友芳及联运公司将登记在陆斌名下的代持股份（联运公司股份20%）转让给王友芳或王友芳指定的任何第三方；为了确保王友芳对联运公司的管理运行的知情权和管理权，王友芳将向联运公司派驻相关管理人员，王友芳的派驻人员为两名，分别为财务人员（出纳）和总经理助理。 2016年3月，陆斌经受让再取得联运公司3.2%的股权。2016年5月，陆斌经受让再取得联运公司1.6%的股权。 2016年6月20日，王友芳、陆斌、联运公司签订《委托持股（隐名股东投资）协议书》。约定：王友芳实际出资1950万元受让联运公司股东陆斌持有的联运公司股份39%，王友芳同意隐名持有联运公司20%的股份；王友芳、陆斌约定，在本协议书签署之日起两年内，王友芳持有的联运公司股份（39%）中，19%的股份由王友芳或王友芳指定的任何第三方持有，20%的股份由王友芳委托陆斌持有；王友芳、陆斌一致确认，就该代持股份，王友芳有权且实际均由王友芳以股东身份参与公司管理或者以股东名义向目标公司主张权利；本协议签署之日，王友芳对联运公司的出资行为（或受让股份行为）所涉及的出资款项（或股份受让款）均已经履行完毕，陆斌已经收悉了全部的股权转让款，陆斌向王友芳出具出资证明文件；未经王友芳同意或知情，就该代持股份，陆斌不得以联运公司股东的身份作出任何的意思表示；王友芳可以以陆斌的名义签署任何形式和任何内容的股东会决议文件；陆斌依据本协议书代持股份期间，若因陆斌自身的因素导致或以其他方式使王友芳实际出资人权益受到限制或损害，陆斌应当赔偿王友芳的一切损失；自本协议书签署之日起届满两年后，陆斌应无条件的立即配合王友芳及联运公司将登记在陆斌名下的代持股份转让给王友芳或王友芳指定的任何第三方。 2017年3月，陆斌经受让再取得联运公司0.4%的股权。2018年3月，陆斌经受让再取得联运公司2%的股权。至此，陆斌取得86.2%的股权。 孙芳华从2016年10月起经王友芳指派到联运公司上班，担任公司财务出纳。龚晶慧从2017年2月起经王友芳指派到联运公司上班，担任公司总经理助理，协助陆斌进行公司管理。 2018年3月2日，联运公司修订公司章程。新修订后的公司章程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必须书面通知执行董事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会议，在会议上征得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受让股权的新股东必须书面承诺自愿放弃受让股权所享有的表决权。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两个以上股东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协商确定各自的购买比例；协商不成的，按照转让时各自的出资比例行使优先购买权。 2019年4月15日，陆斌向王友芳发出《致王友芳先生函》。载明：由于公司在与你合作投资建设维也纳酒店到撤资过程发生的不愉快，以及你突然发来通知函的一些无理要求和做法等导致了其他股东认为你为人蛮横霸道、反复无常、不守信用，担心你加入公司后会影响到公司的正常经营和发展，所以其他股东目前一致反对我将股份转让给你，并要求我与你协商退回所转让并代持的股份；待以后条件成就时，本人一定积极配合你完成显名手续，如果你对本人和企业已丧失信心，缺少信任，我们也可以通过协商，在保证你合理的投资收益的前提下退出；前段时间，根据你的要求将公司的相关合同、经营情况等公司机密资料给你，已超越了股东待遇；之前本人按你的要求私自把你的两个指定人员强行安排到公司已经违反了公司规章制度，导致其他股东的质询；如你还是坚持你的不同意的看法，那本人也可以基于股东身份提议再开股东会讨论，但事先也和你说一下，依据股份过半的原则估计依旧会通过，但可能招致其他股东的不满；只有大家配合好了，股东一条心，公司才能蒸蒸日上，股份才能进一步增值，其他股东才能改变看法，相信今后对你的股份显名有很大帮助。 2019年5月16日，法院立案受理王友芳与陆斌、联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以下简称前案），王友芳并追加李飞、周卓超、沈建江、王齐鸣为该案第三人。在该案中，法院依申请于2019年5月查封了陆斌名下在联运公司39%的股权。 2019年6月6日，陆斌向沈建江、李飞、周卓超、王齐鸣发出《股权转让征求意见通知书》。载明：陆斌与王友芳在2016年6月20日私下签订协议，王友芳以1950万元出资款受让本股东陆斌持有的联运公司39%的股权；现因股权受让人王友芳提起诉讼，故陆斌就所持有的联运公司39%的股权在之前私下以协议方式作价1950万元转让给王友芳的股权转让一事根据公司法规定征求意见，你是否同意该股权转让给王友芳及是否同意优先购买权购买。沈建江、李飞、周卓超、王齐鸣均签署答复意见：不同意转让，要求享有股东优先购买权。 2019年6月10日，沈建江、李飞、周卓超共同出具《股东主张权利推举书》，载明：针对陆斌与王友芳私下协议方式转让受让联运公司股权行为，从未按照《公司法》及《公司章程》履行书面通知义务，严重侵犯同为联运公司其他股东的我们的权利，一致推举沈建江提起诉讼，以代表我们股东依法维权，诉讼成本大家分担以使维权负担减少到最低。另一股东王齐鸣未参加该推举，也未自行提出行使优先购买权的诉讼。 2020年1月21日，法院就前案作出（2019）苏0211民初3880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确认陆斌持有的联运公司39%的股权归王友芳所有；陆斌、联运公司于该判决生效后15日内办理公司登记手续，将王友芳登记为联运公司股东（出资额195万元，占39%股权）。判决作出后，李飞、周卓超、沈建江、王齐鸣不服，已上诉至上级法院。 当前，联运公司经登记的股东有：陆斌（出资额431万元）、沈建江（出资额40万元）、王齐鸣（出资额10万元）、周卓超（出资额11万元）、李飞（出资额8万元）。 上述事实，有《合作协议书》、《合作协议书的补充协议书》、《委托持股（隐名股东投资）协议书》、《股权转让征求意见通知书》、《股东主张权利推举书》、《致王友芳先生函》、《董事会决议》、公司章程、公司登记资料、（2019）苏0211民初3880号民事判决书等书证予以证实，有当事人陈述在卷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鉴于陆斌与王友芳之间因相关协议引发的纠纷，已作出（2019）苏0211民初3880号民事判决书。沈建江等不服，已上诉至上级法院尚在审理中。在本案中，法院不宜对陆斌与王友芳之协议所指向的法律关系予以定性。但无论陆斌与王友芳之间是股权转让的法律关系亦或者是股权代持的法律关系，相关协议均属有效。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沈建江现能否主张优先购买权。 一、在陆斌与王友芳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认定为股权转让的情况下，沈建江已不享有优先购买权。 1.根据《董事会决议》并结合《合作协议书》，可以说明包括股权对外转让、与王友芳签订相关协议等，均已得到沈建江在内的联运公司董事会的同意和授权。首先，根据《董事会决议》的第3条，已明确同意向股东以外的人按照每股5元的价格转让股权。仅是限制对外转让的股权不得超过此次股权转让数的50%。也正如此，《合作协议书》中陆斌与王友芳约定的股权比例是52:48。其次，根据《董事会决议》第4条，董事会提议由最大股东陆斌增持股份，继续持有公司最大股份，股权调整到位后，外部股东按章程可进入公司董事会和经营层，参与公司经营决策和管理。根据第4条，能够反映出：一是沈建江等其他股东不谋求按照每股5元的价格购买；二是沈建江等其他股东已经知晓存在外部股东，并同意股权调整到位后外部股东参与到公司权力机构。再次，根据《合作协议书》“鉴于”部分载明的“根据联运公司董事会、股东会的决议精神”，可见陆斌签署《合作协议书》便是在履行《董事会决议》。最后，从这份《董事会决议》在联运公司财务账册中所附位置，可见该《董事会决议》是联运公司股东进行转让股权的依据，是王友芳向联运公司打款及联运公司向原股东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依据。事实上，从该《董事会决议》以来发生的所有股权转让，在工商档案也均显示系按照这一稳定的价格进行，也即联运公司的股权转让长期以来遵照该次《董事会决议》执行。综合以上，上述证据相互印证，能够推断陆斌当时实际是根据《董事会决议》，也即在得到联运公司董事会授权同意后，才与王友芳合作收购股权，才与王友芳签订《合作协议书》，沈建江等其他股东对此完全同意，也并没有要求行使过优先购买权。 2.根据《致王友芳先生函》，也能够推断沈建江等其他股东早已知晓陆斌与王友芳之间的股权转让。根据该份函件载明的内容，可以反映出存在两个事实：一是其他股东知晓王友芳发送的通知函内容，其他股东知晓两人之间的股权转让/代持事宜，知晓王友芳安排2名人员进入公司；二是其他股东知晓王友芳欲登记为股东，其他股东对此不同意，但又不要求购买该股权，而是要求陆斌向王友芳协商退回股权。《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十七条规定，不同意的股东不购买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视为同意转让。因此，沈建江等其他股东不同意转让但又不购买，已视为同意转让。 3.哪怕沈建江等享有优先购买权，也已超过法定期限。如果至迟从《致王友芳先生函》的落款时间（2019年4月15日）起算沈建江等知晓股权转让的时间点。那么，沈建江等直至2019年6月6日才提出了优先购买权的主张。《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二十一条规定，其他股东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同等条件之日起三十日内没有主张，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针对同等条件：一是《董事会决议》明确规定按照每股5元的价格对外转让，工商资料也显示联运公司之后历年来的股权转让价格均为每股5元，且联运公司的资产价值亦逐年升值，故沈建江等其他股东应知道两人之间的转让价格最低为每股5元。在知道最低价每股5元的情况下都没有提出购买，则更加不可能会在高于5元的情况下提出购买。因此，如果最终的实际价格高于沈建江等其他股东知道的每股5元价格，并不会损害到其优先购买权。而从《致王友芳先生函》可以反映出沈建江等其他股东也知晓股权转让的对象、数量等其他要素。二是沈建江等系管理层，周卓超还具体经办股权转让，对于股权转让对象、价格、数量等不可能不知道，否则何谈要求陆斌与王友芳协商退回股份，本身即属于推定应当知道。综上，沈建江等其他股东超过三十日的法定期限，已丧失优先购买权。 4.根据现有证据，显示王友芳已长期行使对联运公司的管理权、知情权等股东权利，沈建江等其他股东长期予以默认配合，故已不会损害有限公司的人合性。第一，王友芳长期以出资人的名义参与了联运公司的经营管理。陆斌、联运公司在《委托持股（隐名股东投资）协议书》中确认王友芳实际以股东身份参与公司管理或者以股东名义向公司主张权利。联运公司执行董事陆斌，长期向王友芳汇报联运公司工作，征求王友芳意见。王友芳委派的孙芳华长期在联运公司担任财务出纳，控制联运公司的财务开支，委派的龚晶慧长期在联运公司担任总经理助理，协助陆斌对联运公司进行日常管理。王友芳长期行使股东知情权，联运公司将每月的财务资料交王友芳，陆斌还将联运公司的相关合同、经营情况等公司机密资料交王友芳。第二，联运公司的其他股东对陆斌与王友芳之间的关系及王友芳在行使股东权利的情况均属明知且长期以来予以默认配合。沈建江等其他股东的态度，从《致王友芳先生函》中可以充分反映。如该函载明：如你还是坚持你的不同意的看法，那本人也可以基于股东身份提议再召开股东会讨论，但事先也和你说一下，依据股份过半的原则估计依旧会通过，但可能招致其他股东的不满。据此反映，其他股东甚至知晓王友芳委派陆斌在行使表决权等股东权利。另如该函载明：只有大家配合好了，股东一条心，公司才能蒸蒸日上，股份才能进一步增值，其他股东才能改变看法，相信今后对你的股份显名有很大帮助。据此也能反映，其他股东知晓王友芳在公司的身份。另外，陆斌在联运公司处于一股独大的地位，并任联运公司执行董事，完全能够控制联运公司。其他股东仅持有极其微少的股权，无法与陆斌形成任何对抗，在通常情况下是不可能会对大股东的安排提出异议。尤其周卓超作为联运公司的财务负责人，经办股权转让事宜，定期将公司资料交王友芳，其显示出的是完全配合。 二、在陆斌与王友芳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认定为股权代持的情况下，沈建江更不享有优先购买权。 1.股权代持关系中的隐名股东显名，不适用股权对外转让的相关法律规则。隐名股东的显名过程，实质系股权的转移行为。由于实际出资人与代持人之间并不存在买卖的意思表示，缺乏价格等要素，故属于无偿的、非交易目的的转移。本案中，陆斌将股权转移给王友芳，如果属于王友芳实现显名的过程，则并非法律意义上的股权转让。《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二十四条规定，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可见，公司法及司法解释没有规定在隐名股东显名过程中其他股东享有优先购买权。因此，沈建江等其他股东对陆斌将股权转移给王友芳显名的行为不存在任何优先购买权。 2.在股权代持关系中，其他股东依法可以对王友芳以陆斌名义受让原股东股权的行为主张优先购买权。鉴于沈建江在案件审理中明确向法院表示该转让行为与其毫无关系，故在此不再赘述，对此问题法院不再理涉。 综上，无论陆斌与王友芳之间构成何种基础法律关系，沈建江依法均已不享有优先购买权。沈建江提起的本案诉讼，法院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十七条、第二十一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沈建江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8800元，由沈建江承担。 本院经二审审理，对一审查明的基本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中，沈建江提供证据：1.2013年11月11日《股东会决议》及38位股东签订的38份《股权转让协议》，证明股东会决议和第一轮转让是在2013年11月11日完成，而非王友芳和陆斌签订《合作协议书》中所谓的2013年10月21日，2013年10月21日是不可能完成该两项工作。陆斌质证认为，对《股东会决议》及《股权转让协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均发生在2013年11月11日，即在《合作协议书》之后所签注。王友芳质证认为，第一、对《股东会决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份《股东会决议》仅为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之用，非合作协议书及其补充协议书中提及的《股东会决议》，该决议内容应为同意外部股东按公司章程可进入公司董事会和经营层，参与公司经营决策和管理等，根据证据规则只有对方掌握的证据但对方拒不提供的，应对对方进行不利的推定。第二、《股权转让协议》从工商登记反映没有完整提供，实际还涉及王启敏、范德生、杨海军，以此反映2013年9月8日和9月11日已就股权进行磋商，并非到了2013年11月11日才达成合意，进行股权转让。2.2013年10月21日《资金借款协议书》，证明王友芳借款给陆斌，陆斌购买股权，存在两个法律关系，王友芳与陆斌之间构成民间借贷关系。陆斌质证认为，陆斌的借款由王友芳夫人打款到联运公司账上，借款汇票上注明借款，联运公司财务账上注明陆斌借款，然后由陆斌按《股权转让协议》支付给38位股东。王友芳质证认为，王友芳支付股权款统一打入联运公司账上，财务总监经办，由联运公司再支付给被收购方，从中可说明当时收购行为是联运公司整体参与的行为。 陆斌就付款性质提供王友芳之妻贾丽娟打款给联运公司的凭证，及公司记账凭证记入其他应收款为陆斌，证明陆斌为了购买股份向王友芳借款1500万元，王友芳由其夫人按陆斌要求直接将借款支付到联运公司，用于联运公司代陆斌向股份出让人分别支付股份转让款。对此，王友芳质证认为，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理由是，《合作协议书》约定，为规范必要财务手续，依照资金安排，双方另行签订《资金借款协议书》，且该《资金借款协议书》与《合作协议书》内容有抵触的，以《合作协议书》所约定的内容为准，故该《资金借款协议书》仅是《合作协议书》约定的财务手续，用于支付股权转让款；被记录为借款该行为是联运公司所为；联运公司其他股权转让事项均通过收购方打款给联运公司，再由联运公司统一打款给相应股东，王友芳的股权转让款实质通过联运公司走账，被联运公司记为借款，并非王友芳要求记为借款。沈建江质证认为，证据真实，形成证据链可证明借款是当时的真实状态，是王友芳与陆斌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凭证属书证，若书证与推断不一致的，应以书证为准。 上述2013年11月11日《股东会决议》及38份《股权转让协议》、《资金借款协议书》、付款凭证等证据及其真实性，各方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该证据的证明力本院将综合案件事实进行评判。 本案的争议焦点案涉联运公司39%股权沈建江是否有权主张优先购买权。 本院认为，一、案涉股权转让的启动依据或基础是《董事会决议》，它确立联运公司股东之间或向股东之外的人转让股权的原则及其相关转让事项。2013年8月13日联运公司陆斌、沈建江、周卓超等在内的董事通过《董事会决议》，指导公司股权收购及股份重组工作。其内容为，“联运公司依法拟将出资人拥有的股权，以自愿原则，以公司2012年12月31日净资产为依据扣除2012年分红后按每股5元的价格在股东之间或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同等条件下公司股东有优先购买权），但对外转让的股权不得超过此次股权转让数的50%。”“公司现有最大股东能增持股份，继续持有公司最大股份，股权调整到位后，外部股东按公司章程可进入公司董事会和经营层，参与公司经营决策和管理”，“委托公司财务审计部经理周卓超、法律顾问具体负责公司股东股权转让相关事宜”等。鉴于出席董事会决议中的董事兼具股东身份，持有的股份比例已超过50%，而未出席的其余股东，正是要出让股权之人，故该《董事会决议》具有与股东会决议一致的法律效果，符合经出让股东以外股东过半数通过的要求。 二、履行《董事会决议》，签订《合作协议书》及《合作协议书的补充协议书》王友芳支付款项取得联运公司相应股权。 根据董事会、股东会决议精神，2013年10月21日，陆斌与王友芳签订《合作协议书》，约定王友芳在额度4000万元范围内提供收购资金，其中1600万元为借款，其余2400万元为股权受让款，为规范财务必要的财务手续，依照公司资金安排，双方另行签订《资金借款协议书》，确认《资金借款协议书》与本《合作协议书》内容有抵触部分，应以本《合作协议书》所约内容为准。第一轮收购工作（联运公司股份60%,股权受让款3000万元）完成后3年内，陆斌将联运公司股份（35%）登记到王友芳或王友芳指定第三人名下，陆斌完成第二轮股权收购权（联运公司股份20%,股权受让款1000万元）后，陆斌将联运公司股份（13%）登记到王友芳及其指定第三人名下，第二轮股权收购应不迟于2016年11月1日完成。截至2016年1月2日，王友芳已交付3000万元，其中2400万元为先前支付的联运公司股权转让款，按约持股比例为48%，600万元为陆斌对王友芳的借款。后因第二轮股权收购不再进行，双方签订《合作协议书的补充协议书》对原《合作协议书》内容作调整，约定2400万元股权转让款中王友芳已取得联运公司39%股份，陆斌已收到该上述全部股权转让款计1950万元，450万元为给予陆斌奖励。其中19%股份由王友芳或王友芳指定第三人持有，陆斌原则上于2016年12月30日前过户登记至王友芳或王友芳指定第三人，特殊原因，最迟不超过2017年6月1日。20%股份由王友芳委托陆斌持有，王友芳为实际持有人，另行签订《委托持股（隐名股东投资）协议书》确认双方的权利义务，特别明确为确保王友芳对联运公司的管理运行的知情权和管理权，王友芳派驻两名管理人员，分别为财务出纳和总经理助理。 上述《合作协议书》及《合作协议书的补充协议书》均是对《董事会决议》的履行，合作协议书项下的付款，陆斌与受让股东协商一致后，各股东在《公司股权转让及溢价情况汇总表》上确认签字，等同于草签了股权转让协议，并附《董事会决议》，未有2013年11月11日的《股东会决议》及《股权转让协议》，不排除该决议及协议用于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之需，对于付款性质，尽管存在《资金借款协议书》，仅为《合作协议书》约定的财务手续，《合作协议书的补充协议书》及《委托持股（隐名股东投资）协议书》均确认股权转让款。至于对《合作协议书》签订时间存疑，不足以否定上述协议书项下王友芳支付款项取得联运公司股份39%的事实，且王友芳受让联运公司股权也未超过《董事会决议》规定的“对外转让的股权不得超过此次股权转让数的50%”。 三、王友芳实际行使股东权利，参与公司经营管理。 《董事会决议》“股权调整到位后，外部股东按公司章程可进入公司董事会和经营层，参与公司经营决策和管理”。《合作协议书的补充协议》及《委托持股（隐名股东投资）协议书》签订后，王友芳以实际股东的身份参与公司管理并主张权利，联运公司执行董事陆斌向其报告联运公司工作，并征求王友芳意见，王友芳委派孙芳华从2016年10月起担任联运公司财务出纳，控制联运公司的财务开支，委托龚晶慧从2017年2月起担任联运公司总经理助理，协助陆斌进行联运公司日常管理。联运公司财务负责人定期向王友芳提交财务资料，公司相关合同、经营情况也交予王友芳，以供其行使股东知情权。上述内容也在陆斌于2019年4月15日向王友芳发出的《致王友芳先生函》中得到证实。 四、王友芳持有联运公司39%的股权应得到法律保护。 依据《合作协议书》及《合作协议书的补充协议书》王友芳受让联运公司的39%股份，其中19%股份陆斌原则上于2016年12月30日前过户登记至王友芳或王友芳指定第三人，但到期后仍由陆斌继续持有，20%股份由王友芳委托陆斌持有，王友芳为实际持有人。基础关系是股权转让，即或演变为股权代持，王友芳持有的股权都应得到保护。一是，《董事会决议》有关股东之间或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同等条件下有优先购买权等规定，沈建江等其他股东应知晓存在外部股东，并同意股权调整到位后外部股东参与到公司权力机构，公司股东优先于外部股东。王友芳作为股东之外的人为加入股权转让，签署《合作协议书》，承认并履行《董事会决议》，该《董事会决议》系其向联运公司打款及联运公司向出让股东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依据，此处其并非向陆斌个人打款，排除了非股权转让的可能性，至此沈建江未要求行使优先购买权。二是，王友芳签订并履行《合作协议书》及《合作协议书的补充协议书》，支付款项取得相应股权，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无效情形。三是，王友芳受让股权后，行使股东知情权参与公司管理，对此《致王友芳先生函》也有相应印证，该函载明“·····其他股东以前一致反对我将股份转让给你，并要求我与你协商退回所转让并代持的股份····”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四》规定，不同意的股东不购买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视为同意转让，沈建江等其他股东不同意转让但又不购买，已视为同意转让。四是，退一步讲，沈建江等股东仍享有优先购买权，若最迟从《致王友芳先生函》发出时间2019年4月15日起算知晓股权转让，至沈建江于2019年6月6日提出优先购买权的主张，也已超过法律规定的时效期间。《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二十一条“其他股东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同等条件之日起三十日内没有主张，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丧失优先购买权。五是，从代持关系角度，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二十四条规定，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公司法及司法解释未规定在隐名股东显名中其他股东享有优先购买权，仅有权不同意隐名股东显名。 综上，沈建江有关对王友芳持有联运公司39%股权享有优先权的上诉请求及其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并无不当，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8800元，由沈建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蔡利娜 审判员  费益君 审判员  王俊梅 二〇二〇年九月三十日 书记员  高欣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