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渝02民终158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国琼，女，汉族，1982年2月5日出生，住四川省南充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崇辉，四川斌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袁凯，男，汉族，1988年12月18日出生，住重庆市渝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谭中杰，重庆市开州区汉丰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审被告：杨何，男，汉族，1990年11月8日出生，住湖北省宜昌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崇辉，四川斌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杨国琼因与被上诉人袁凯、原审被告杨何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开州区人民法院（2019）渝0154民初65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二审查明，上诉人杨何未在法定期间缴纳上诉费，对于杨何的上诉，按照撤回上诉处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国琼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重庆市开州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渝0154民初6549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改判。2．诉讼费、保全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上诉人杨国琼的担保已超过担保时效，上诉人杨国琼不应对上诉人杨何的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2016年9月11日，上诉人杨何向被上诉人出具借条一张，上诉人杨国琼作为连带担保责任人在借条上签字，借条载明2017年1月20日至少偿还3万元，以后每年12月31日前至少偿还10万元并保证每月至少偿还2000元。在一审中，通过被上诉人袁凯及上诉人杨何的举证，证明上诉人杨何未按照借条的约定在2017年1月20日偿还被上诉人袁凯3万元，从2017年1月21日起应当开始计算债务履行期限，根据《担保法》第26条：“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6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内，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据此被上诉人袁凯要求上诉人杨国琼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应驳回袁凯要求杨国琼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的诉讼请求。 袁凯辩称，本案不存在上诉人主张的超过担保责任期限的问题，原审认定上诉人杨何应向袁凯承担还本付息的责任，并由上诉人杨国琼承担保证责任，符合法律规定。 袁凯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杨何、杨国琼立即偿还袁凯借款本金700,000元，截止2019年7月11日的利息357,000元。2．判令杨何、杨国琼立即偿还袁凯从2019年7月12日起至本金还清之日止的利息（利息以本金700,000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1.5%计算）。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由杨何、杨国琼承担。庭审过程中，袁凯变更第一、二项诉讼请求为：请求判决杨何、杨国琼立即连带偿还袁凯借款本金700,000元并以700,000元为基数从2016年9月11日起按月利率1.5%计算利息至清偿本金时止（已偿还利息45,5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袁凯通过银行转账方式于2013年10月25日向杨何转款150,000元，于2013年11月26日转款30,000元，于2013年12月26日转款20,000元，于2014年3月10日转款166,000元，于2014年9月10日转款79,900元，于2014年12月12日转款3,500元，于2015年9月23日转款100,000元；2014年3月15日，袁凯通过银行转款方式向杨国琼转款2,000元。 2015年3月24日，杨何作为借款人向袁凯出具借条一张，该借条载明：“今借到袁凯现金人民币400,000元（大写：肆拾万元整）。利息按月利率4%（大写：百分之肆）计算，每月支付。借款人：杨何身份证号码：×2015年3月24日”。同日，杨何另出具了一份200,000元的借条，该借条载明：“今借到袁凯现金人民币200,000（贰拾万）元整，月利率2%（佰分之贰）每月支付并于2016年1月30日前一次性归还全部本金借款人：杨何身份证：×2015.3.24”。 2015年9月23日，杨何作为借款人向袁凯出具借条一张，该借条载明：“今借到袁凯（×）人民币现金100,000元（拾万元）整，利息3%每月归还本金时一次性支付利息，若有争议，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袁凯可要求提前归还本金及利息，并且可依法向开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借款人：杨何×2015年9月23日”。 2016年9月11日，杨何作为借款人，杨国琼及案外人杨本元作为保证人向袁凯出具借条一张，该借条载明：“今借到袁凯（×）现金人民币700,000元大写柒拾万元整利息1.5%/月每月先按1%支付，剩余0.5%/月待本金归还完后一次性支付，保证人为借款人连带担保…”，同日，杨何作为借款人与杨国琼作为保证人签订了附加协议一份，主要内容为：“还款计划借袁凯总金额共计700,000元，2017年1月20日至少归还30,000元，以后每年12月31日至少归还100,000元并保证每月至少2,000元，且每年的还款总额减去每年的总利息即为还款本金，直至还清为止”。 借款发生后，杨何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袁凯转款情况如下：于2014年6月9日转款20,000元，于2015年1月29日转款50,000元，于2015年2月24日转款6,990元，于2015年3月3日转款5,000元，于2015年3月9日转款7,000元，于2015年4月22日转款10,000元；杨何于2016年11月15日至2019年7月10日通过微信向袁凯共计转账45,500元。2019年7月26日，袁凯通过微信通知杨何解除双方之间的借款合同。 一审另查明，1．第一次庭审时，杨何罗列了一份与袁凯之间的款项明细，上面载明共计还款321,500元，对此袁凯予以认可，但不认可是偿还的借款本金，有一部分是双方其他的经济往来。2．庭审中，袁凯明确表示不向杨本元主张保证责任。3.2019年7月17日晚上20：06分，袁凯向杨何发送内容为“杨何在吗，你看按照还款现在本金已经有三期到期了，本息你都没有付给我。你想看名下还有没资产或者你姐姐亲戚这些有没资产可以再给我提供一个担保不嘛？至少让我和家人放心点”，20：31发送“按照还款计划”等内容，同日晚上22：39，杨何回复“大哥，放心嘛，我又不会跑，又还活起的，担心啥子嘛”；“2019年7月26日上午11：41，袁凯通过微信向杨何发送内容为“杨何，现在我们约定的最后期限已经到了，我通知你我们的借款合同解除了，请你立即偿还所有的本息”的信息，杨何于同日中午12：09回复“哦”。4、2020年5月6日，袁凯向一审法院提交一份情况说明，内容为“袁凯与杨何、杨国琼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双方于2015年3月24日出具的两份借条：40万借条约定月利率4%，20万元借条约定月利率2%，现原告自愿放弃超过2%的月利率，统一按照月利率2%计算……”。 一审再查明，2019年8月13日，袁凯向一审法院申请诉中财产保全，该院于2019年8月14日作出裁定对杨何、杨国琼的银行存款1,067,000元予以冻结，由于银行存款不足，袁凯又请求对杨国琼所有的位于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清风南路10号16栋1单元13楼4号房屋予以查封，并提供担保，后该院依法予以了查封，为此，袁凯预交了保全申请费5,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本案杨何虽对借款金额存在异议，但对于其向袁凯借款的事实不持异议，袁凯亦提交了借条及银行账户明细予以佐证，对此，一审法院依法确认双方之间形成了合法有效的借贷法律关系，袁凯的合法债权部分应予保护。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涉案借款本金及利息的认定；二、杨何承担的责任如何认定；三、杨国琼是否承担保证责任的认定。 针对焦点一：涉案借款本金及利息的认定。 1．借款本金的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该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属于实践合同。实践合同的特点，决定了双方当事人除意思表示一致外，还需实际交付标的物，从而使得合同生效。因此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还款，应当证明出借款项已实际交付。就本案而言，袁凯依照杨何于2016年9月11日出具的借条中载明的700,000元借款本金主张债权，其还应当举证证明其已经实际履行了700,000元的资金出借义务。袁凯诉称，该700,000元借款本金由其向杨何银行转款571,400元、现金交付100,000元及其他零碎借款组成，即是由2015年3月24日的两张借条及2015年9月23日的借条中载明的借款本金结算而来。对此，一审法院认为： （1）对于银行转款部分，即袁凯通过银行转账方式于2013年10月25日向杨何转款150,000元，于2013年11月26日转款30,000元，于2013年12月26日转款20,000元，于2014年3月10日转款166,000元，于2014年9月10日转款79,900元，于2014年12月12日转款3,500元，于2015年9月23日转款100,000元。对此，袁凯提交了银行转款明细予以佐证，一审法院予以认可。对于2013年11月26日的30,000元转款，杨何辩称系袁凯的合伙入股资金，但其无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合伙关系，且在庭审中亦陈述该笔款项已偿还，前后矛盾，故对于杨何之辩称，一审法院不予采信，该笔款项应计入涉案借款本金。对于2014年3月15日袁凯向杨国琼转款的2,000元，该笔款项杨何陈述系其自有资金，因当时有事，而委托袁凯帮忙转给杨国琼，鉴于双方之间系同学兼朋友关系，且曾一起租住房屋，该辩称具有高度可能性，另从双方之间的借款往来来看，除3,500元为租房时借款，其余袁凯的转款均为较大金额，综合考量，该笔2,000元不应计入涉案借款本金。对于2015年9月23日转款的100,000元，杨何辩称该款项不系借款而只是过账，袁凯举示了转款当天杨何出具的借条，其已就该笔借款完成举证，并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杨何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该知晓在该借条借款人一栏签名捺印之后果，虽在转款当天，杨何取出款项，但无证据证明其将取出的款项交由袁凯，故对于杨何之辩称，一审法院不予采信，该100,000元应计入涉案借款本金。对于袁凯所称于2014年6月9日向杨何转款的20,000元，但通过银行转款明细可以看出该笔20,000元系杨何转给袁凯，而非由袁凯转给杨何，故对于该笔款项，该院不予认定为借款。 （2）对于袁凯诉称的100,000元现金交付借款及零碎借款部分。袁凯称杨何因需交纳工程保证金100,000元向其借款，袁凯现金交付给杨何，但从双方的交易习惯看，袁凯出借给杨何的资金多为银行转款，且有较小几笔借贷均系银行转款，另从其提供的银行流水亦无相应资金变动情况，对其所称的借款金额亦未举示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资金来源，从本案现有证据无法予以认定，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对于该笔款项一审法院认定不予计入涉案借款本金。袁凯陈述除银行转款及100,000元现金借款外，另有零碎借款或代杨何偿还借款，但其亦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该院无法予以认定。 综合现有证据及上述本院认定之事实，一审法院依法确认，双方之间的借款本金共计为549,400元。 2．本案借款利息的认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之规定，除2015年9月23日100,000元借款之外的各笔借款，本案双方对于其中数笔借款出借时就利息是否有约定存在争议，对其中数笔借款的利息有过约定但对利息的利率标准各执一词，双方之争议均属于利息约定不明的情形，再则袁凯未举示证据证明各笔借款在出借时约定了利息及利息标准，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故在双方出具借条之前的期间内应视为不支付利息。双方于2015年3月24日对借款进行结算，且出具两份借条，该两份借条中明确载明了“月利率4%”（400,000元的借条）及“月利率2%”（200,000元的借条），虽袁凯无法对上述两份借条对应的系何笔借款进行举证说明，但能够确认双方对于利息及利率标准进行了明确约定，现袁凯自愿放弃超过月利率2%的部分利息，系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且该利率标准符合法律规定，故一审法院对于2015年3月24日至2016年9月10日的利息统一按照月利率2%予以计算。对于2015年9月23日的100,000元借款，在借款当天，杨何出具了借条，该借条明确载明了“利息3%每月”，根据上述一审法院对于该借款的真实合法性予以认定，故对于该100,000元借款的利率标准该院予以确认即月利率3%，但应按法律允许范围内的月利率2%予以计算。2016年9月11日，双方对于所有借款予以结算，并由杨何出具了借条，该借条载明“利息1.5%/月”，对此该院依法予以确认，即2016年9月11日起各笔借款应按月利率1.5%计算利息。 针对焦点二：杨何承担的责任如何认定。 1．对于杨何还款金额及性质的认定。综合上述认定之事实，杨何于2014年6月9日转款的20,000元，于2015年1月29日转款的50,000元，于2015年2月24日转款的6,990元，于2015年3月3日转款的5,000元及于2015年3月9日转款的7,000元，合计88,990元应该认定为偿还的借款本金，截至2015年3月9日，杨何尚欠袁凯借款本金共计360,410元。其后之还款，综合一审法院认定的利率标准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之规定，应按先息后本予以冲抵。2015年3月24日起至2015年4月22日止的利息以借款本金360,41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计算应为6,967.93元，杨何于2015年4月22日支付10,000元，应首先冲抵利息，冲抵后余下的3,032.07元应视为偿还的借款本金，故截至2015年4月22日，杨何尚欠借款本金共计357,377.93元。从2015年4月23日起至2016年9月10日止的利息，以借款本金357,377.93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计算应为120,555.49元。另对于2015年9月23日的100,000元借款，双方虽约定为月息3%，但其后双方于2016年9月11日对所有借款进行结算并变更利率，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在此期间，2015年9月23日的100,000元借款，因杨何未支付过任何款项，故应当按照月利率2%予以计算，从2015年9月23日起以借款本金100,000元为基数计算至2016年9月10日，该期间杨何尚欠的利息为23,533.33元。截至2016年9月10日，杨何尚欠的借款本金应为457,377.93元、尚欠的利息应为144,088.82元。2016年9月11日，双方对所有借款进行结算并明确了利息标准即月利率1.5%，杨何应按约支付利息。2016年11月15日至2019年7月10日，杨何通过微信向袁凯共计转账45,500元，对此双方并无争议，一审法院依法予以确认。对于杨何辩称的于2017年9月向袁凯支付的177,000元，袁凯第一次庭审时自认收到杨何向其还款的321,500元，该321,500元包含了杨何所称的177,000元，但袁凯在后两次庭审中均予以否认；第一次庭审中袁凯承认对己不利的事实已构成自认，在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亦无胁迫或重大误解之情形下，对于其后撤销自认的行为一审法院不予准许。故对于该事实一审法院依法予以认定。综合上述之情况，从2016年9月11日起至2019年7月10日止，以借款本金457,377.93元为基数，按月利率1.5%计算，利息应为236,007.01元。在此期间，杨何共计向袁凯还款222,500元，按先息后本原则予以抵充后，截至2019年7月10日，杨何尚欠袁凯借款本金共计457,377.93元，尚欠利息157,595.83元（144,088.82元+236,007.01元-222,500元，因前期欠付利息金额较大，该期间不存在还款后抵扣本金的情形）。 2．对于杨何承担的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任未履行的…”，2018年杨何未按附加协议的约定“每年12月31日至少归还100,000元，每月至少2,000元”的约定，迟延履行债务，在袁凯提出提供相应担保的情况下，亦未作出表示，基于此，袁凯有理由相信其无法履行主要还款义务，袁凯有权解除双方之间的借款合同。袁凯于2019年7月26日向杨何发出解除借款合同通知，同日杨何回复“哦”，并未对解除借款合同事项提出异议，故一审法院依法确认双方之间的借款合同于2019年7月26日解除，杨何应该返还尚欠的借款本金457,377.93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之规定，袁凯有权向杨何主张利息损失，故杨何还应支付截至2019年7月10日尚欠的利息157,595.83元并从2019年7月11日起以借款本金457,377.93元为基数，按月利率1.5%支付利息至还清借款本金457,377.93元时止。 针对焦点三：杨国琼是否承担保证责任的认定。 2016年9月11日，袁凯与杨何就借款进行结算并书写借条，杨国琼在该借条中保证人一栏签名并捺印，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该知晓签名捺印之后果，且该借条中明确书写有“保证人为借款人连带担保”，故对于杨国琼辩称其只是监督还款，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杨何、杨国琼还辩称借条系受胁迫而签订，但均无证据证明，对此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就本案而言，双方当事人未约定保证期间，保证期间的起算时间应从主债务届满之日起开始起算。本案当事人虽在签订的附加协议中约定了分期偿还，但该债务为同一债务，其保证期间应从约定的最后还款时间开始计算保证期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主合同解除后，担保人对债务人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仍应承担担保责任。但是，担保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虽袁凯袁凯与被告杨何之间的借款合同已解除，但杨国琼仍应就涉案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涉案借款合同于2019年7月26日解除，涉案债务应于2019年7月26日开始履行，袁凯袁凯于2019年8月1日起诉主张债权，其起诉要求杨国琼承担保证责任系在保证期间内，故杨国琼应对涉案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 一、杨何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返还袁凯袁凯借款本金457,377.93元；二、杨何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赔偿袁凯截至2019年7月10日尚欠的利息157,595.83元，并赔偿以借款本金457,377.93元为基数，从2019年7月11日起按月利率1.5%计算至还清借款本金457,377.93元时止的利息损失； 三、杨国琼对上述一、二项内容承担连带支付责任；四、驳回袁凯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998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4,998元，由杨何、杨国琼负担。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一审判决后，杨何依法提起上诉，但未在法定期限内缴纳上诉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条的规定，对于杨何提起的上诉应当按照撤回上诉处理。除此以外，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杨国琼是否应就案涉借款承担保证责任的问题。对此，本院认为，杨国琼作为案涉借款的连带保证人，袁凯有权依据《中国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在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其承担保证责任。本案中，2016年9月11日，从杨何作为借款人与杨国琼作为保证人向袁凯出具的《附加协议》上载明“还款计划借袁凯总金额共计700,000元，2017年1月20日至少归还30,000元，以后每年12月31日至少归还100,000元并保证每月至少2,000元，且每年的还款总额减去每年的总利息即为还款本金，直至还清为止”的内容来看，案涉借款还款时间虽约定了还款的不同时间节点，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当事人约定同一债务分期履行的，诉讼时效从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算”的规定，其性质应为同一笔债务的分期履行。按照以上《附加协议》的约定，在尚不考虑支付利息的情况下，杨何于2017年1月20日至少归还30,000元，以后每年12月31日至少归还100,000元并保证每月至少2,000元，也即是说，杨何至少每年应偿还金额为100，000元。因此，无论是以当时借款总额载明为借款本金70万元，还是一审法院最终判决的借款本金457377.93元作为基数进行推算，在袁凯于2019年8月1日向一审法院起诉时，并未超过杨何的最后还款期限的时间节点，由于案涉借款系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当事人约定分期还款也不能改变其法律性质，杨国琼也是为全部案涉借款提供担保，并非仅为案涉借款的其中一笔分期还款的款项提供担保，因此，不存在杨国琼所主张的超过保证期限6个月的问题，故杨国琼的此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由于杨何未按约还款，袁凯提出解除借款合同，符合法律的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主合同解除后，担保人对债务人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仍应承担担保责任”，杨国琼作为保证人，仍应当依法承担保证责任。 综上所述，杨国琼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696.00元，由上诉人杨国琼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 斌 审 判 员  柯 言 审 判 员  胡玉婷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二日 法官助理  马学文 书 记 员  王 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