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11民终60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林海康，男，1933年5月2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缙云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建龙（上诉人林海康儿子），男，1964年7月1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缙云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缙云县五云街道黄龙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浙江省缙云县五云街道黄龙村（原村小学）。 法定代表人：林建明，任村民委员会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顶军，缙云县政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林海康因与被上诉人缙云县五云街道黄龙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黄龙村委会）农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缙云县人民法院（2019）浙1122民初20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林海康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第二项、第三项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关于上诉人修建机耕路出资80000元，被上诉人是否应予补偿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修机耕路完全是上诉人自身出于发展需要，已被林业行政管理机关认定违法并作出相应的处罚决定。且未提供证据证明，故不予支持。被上诉人也确认修建、拓宽机耕路的事实。上诉人认为，修建机耕路完全是为了运输生产工具，收获承包农产品，完全是为了方便生产、管理承包林地的需要。虽然合同中没有修路的约定，但完全符合合同的目的。再者，修建机耕路也惠及周边林地承包人、被上诉人，方便大家生产。上诉人修建机耕路的行为虽受到林业部门处罚，但也没有被要求恢复原状，也就相应确认了机耕路的合法性。既然被上诉人在合同未到期的情况下提前解除合同，上诉人作为承包人对相应的投入，有权获得相应补偿。二、上诉人投入了大量的人、财、物，被上诉人提前解除合同，合同期待收益无法实现，上诉人有权要求补偿。首先，被上诉人承包的林地属于荒山（当时的乡林业站可以证明该事实），合同约定免交前八年的承包费，用以垫资培育成林，该合同约定除雷竹生产外，还可以发展其他农林副产品。上诉人承包后，种植了其他林木和药材。众所周知，林木生长周期长，产出收益需要更长的时间。上诉人承包林地是为了取得承包收益，承包之初投入大量资金，在尚未取得收益的情况下，被上诉人解除合同，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承包利益。其次，承包林地转为公益林后，上诉人的采伐、移植等收益行为均受到严重影响，也就等于影响上诉人承包林地的收益取得。再次，被上诉人提前解除合同，以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三、《承包雷竹山合同》第五条约定，每亩平均留雷竹150株以上。按该条整体理解，言下之意是其他林木归承包人所有，并非约定不明，即使约定不明，依承包合同的互利互惠精神，上诉人也应获得相应的补偿。上诉人前期投入，没有收益就将全部利益收归被上诉人，不符合合同的精神，也不符合公平原则。四、一审中，上诉人也提出过鉴定申请，但一审法院认为“检材不足无法通过鉴定得出案涉山场内林木种植时间及生长年限的结论，从而无法获得所需的判决依据，故原告申请林木价格评估与本院诉争无直接因果关系，对原告的申请鉴定不予准许。”上诉人认为一审程序错误，鉴定并非不能而不予许可。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修建机耕路符合合同的目的，应当补偿。上诉人作为承包人投入大量人力、财力，为林业生产作了基础投入，被上诉人解除合同，上诉人无法实现合同目的，理应获得相应补偿。一审法院没有听取上诉人意见，认定部分事实错误，以致错判。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被上诉人黄龙村委会辩称，一、上诉人称“修建机耕路完全是为了运输生产工具，收获承包农产品，完全是为方便生产、管理承包林地的需要。”对此，答辩人认为，上诉人的该上诉理由完全不符合事实。首先，修建机耕路是完全谈不上的，充其量也只是整理一下，或是个别地方加宽一些而已。从330国道通往黄龙庵后山的现有道路并非上诉人修建。山上原本就有山脊裸露在外，原来就有历史形成的道路，虽然不太平坦，但也是可以通行的。上诉人诉称的所谓机耕路大部分其实只是上诉人在原有山脊路的基础上适当进行一些平整，或者用泥土进行加宽，小部分道路由上诉人修建，整体上不存在花费，只是其自身所投的几个工。其次，整理道路并非是因承包林地的需要，而是为非法经营餐饮和非法养殖。上诉人根本不存在运输生产工具，运输也只不过是非法搭建简易房的需要，并非承包林地的生产需要。2005年9月14日，因上诉人与儿子在林地上建造房屋用于餐饮经营及搭建鸡棚，在原路基础上整理了道路，被林业局认定为擅自改变林地用途，被处以罚款34875.80元。上诉人拓宽山路仅仅是其为了便于通往与儿子共同开发的非法建筑之需，显然是不合法的，该修路费用不应该由答辩人来承担。第三，修路并非合同义务。原承包人李少敏与答辩人签订的《承包雷竹山合同》及上诉人与李少敏签订的《转让承包雷竹山合同》均没有道路的相关约定。事实上承包的是山，生产管理本身不需要道路。就算确实修建、加宽了小部分山体泥路，但根本不属于合同目的范畴，完全是为了其父子非法经营餐饮和非法养殖之需。二、上诉人称“上诉人修建机耕路的行为虽受到林业部门处罚，但也没有被要求恢复原状，也就相应确认了机耕路的合法性。”对此，答辩人认为上诉人完全是歪理，是其错误认识所致。缙林罚书字（2006）第38号林业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处罚内容为罚款及限上诉人之子林建平于2006年12月底前恢复原状。且（2007）缙行初字第3号行政判决，驳回了上诉人之子林建平的行政诉讼请求，维持了缙林罚书字（2006）第38号林业行政处罚决定书，只是违法行为人至今没有恢复。现答辩人还是要求其恢复原状，并保留诉权。因此，上诉人所谓“确认了机耕路的合法性”，是毫无道理的，不符合逻辑的。三、上诉人关于“被上诉人提前解除合同，上诉人作为承包人对相应的投入，有权获得相应补偿。”的观点也是不能成立的。首先，提前解除合同是由于上诉人未按合同约定缴纳承包款，无法实现合同目的而由法院判决解除。根据合同约定，承包期限从1998年3月至2026年3月，2006年3月以前共8年免交承包款，自2006年4月1日起至2026年3月底，每年每亩承包款为50元，共计每年3000元。转让合同签订后，上诉人于2007年3月缴交了3000元承包款后，2008年4月1日起的承包款一直未交，因其违约，答辩人于2015年通过起诉由（2015）丽缙民初字第1031号民事判决及（2016）浙11民终444号民事判决判决解除承包合同。其次，上诉人承包后根本没有什么投入，雷竹也是村里栽植后再承包的。承包后，前8年是免交承包款的。此后要交承包款，但多年来，上诉人仅在头一、二年交过承包款，两年后就一直未交，其连合同的主要义务，且仅是每年3000元的承包款都不想交了，还有多少心思经营承包山？其根本不想继续经营，故根本谈不上什么投入，而原先已种植的雷竹，倒是不管理也有新笋可采，加上其利用承包的山场让他人做广告牌，以此获得额外收益，因此，其收益远远大于其前期的实际投入。上诉人根本就是坐享其成。四、上诉人称“上诉人承包后，种植了其他林木和药材。”对此，必须指出的是：第一，种植的林木就是上诉人之子林建平于2005年年初到村其它山场采挖樟树移植到承包山场为非法经营餐饮和非法养殖而“美化环境”，也因此受到林业部门处罚。这是非法移植，不应得到补偿。第二，所谓的“药材”及其它一些树木，是在2014年答辩人起诉上诉人林海康要求解除合同时，即（2014）丽缙民初字第392号民事判决审理期间，上诉人抢种的，当时经办法官胡伟革到现场拍了视频。这种在诉讼期间抢种的行为是不合法的，不应得到保护。况且，客观地说，山场的植物就算没有管理，它也可以自生自长。根本不能视为上诉人的劳动成果。五、上诉人称“承包林地转化为公益林后，采伐、移植等收益受到严重影响。”这与事实不相符。首先，转化为公益林，是在上诉人儿子当村干部期间。如转化为公益林对其有害，根本不可能转为公益林。其次，涉案合同的山场划定为公益林并未改变合同内容，未改变合同性质，不影响承包经营，不属违约行为，合同中也没有限制划为公益林的约定，更不会“因案涉山场被划定为公益林后受到严重影响，导致其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这一事实在生效的（2014）浙丽民终字第326号民事判决第7页中已作出了认定。事实上，雷竹山的雷竹笋在解除合同后，上诉人还是擅自采挖，发展雷竹山也是为了食用雷竹笋。六、关于鉴定问题。首先，正如一审认定，缺乏承包前后检材对比的依据，确实无法鉴定。其次，鉴定无现实意义。上诉人要求鉴定是一审时为支持其第三个诉讼请求而提出的。上诉人的第三个诉讼请求是“确认位于承包山场60亩雷竹、桂花树、樟树、栗树、松树、药材及其中30亩雷竹山中除每亩150株雷竹以外的雷竹归上诉人所有或折价给付上诉人”。对此，答辩人认为，第一，如前所述，承包山场所涉树木，是原先就有的，或者是上诉人父子非法采挖答辩人其它山场树木而移植的，或是诉讼期间抢种的，这些行为依法不能得到保护。第二，150株雷竹以外的雷竹归上诉人，合同中无此约定，上诉人要求归其所有缺乏合同依据。第三，承包的前8年系免交承包款，其目的就是对雷竹种植的扶持，相当于是答辩人出资让承包方种植了雷竹。在合同未期满被依法解除承包合同情况下，不能按合同约定确定所留株数。况且，合同中约定是留150株以上，并非指留150株。第四，在案涉合同约定的28年承包期中，承包人享受了前8年免交承包款和合同权利后，在需要开始交承包款时，仅交了头两年的承包款，此后，一直违约未交。正是由于上诉人一直未交承包款构成根本性违约，才导致合同解除。基于前面四点，鉴定已无实际意义，在这种情况下，鉴定徒增当事人的负担，一审根据实际情况综合判断，作出不予鉴定的决定，体现了实事求是精神和现实主义精神。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完全是无理的，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确保村集体利益不受损害。 上诉人林海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2004年至2015年间的公益林补助款6720元；2.被告向原告支付出资修建从330国道通往黄龙庵后山机耕路的费用80000元；3.确认位于黄龙村地名官塘山、付岩山直至荷池弄底、黄龙庵后山至荷池弄底、东山岭至郎树脚的60亩雷竹、桂花树、樟树、栗树、松树、药材及其中30亩雷竹山中除每亩150株雷竹以外的雷竹归原告所有或折价给付原告。 一审法院查明，1998年3月18日，被告黄龙村委会将位于黄龙村地名为官塘山、付岩山直至荷池弄底、黄龙庵后山至荷池弄底、东山岭至郎树脚的60亩林地，发包给案外人李小敏种植雷竹，可发展其他农林副产品。被告与李小敏签订了《承包雷竹山合同》，约定承包期限为1998年3月至2026年3月；2006年3月底前共8年免交承包款；自2006年4月1日至2026年3月底止每年每亩承包款为50元，每年共计3000元，款于每年的3月底前付清。 2002年12月31日，李小敏与原告林海康签订《转让黄龙村承包雷竹山合同》，将合同中的所有权利义务一并转让给原告，并将承包期限延长到2028年3月止。原告之子林建龙时任村党支部书记并主持村委会工作，在合同上签署“同意转包”的意见，并加盖了村委会公章。转让合同签订后，李小敏依约将案涉山地交由原告经营、管理和收益。 2004年，案涉山地因林业规划被划为公益林。依据缙云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对该院的调查复函说明，2004年度至2013年度的公益林补助款合计为6720元。同时，按浙江省林业部门文件规定，2004年至2011年间的公益林补助款对象为承租人，2012年起按合同约定确定补助受益人，如无约定则由双方协商确定。 2005年6月，原告之子林建平在案涉公益林地建造平房和铁棚，用于经营饮食业、养鸡。为此，缙云县国土资源局、林业局相继于同年9月、10月对林建平作出限期拆除违章建筑、罚款、限期恢复原状等行政处罚。 2007年5月，被告黄龙村委会认为原告林海康随意改变山地用途、未缴纳承包款向该院提起解除合同之诉。经审理，该院作出（2007）缙民初字第524号民事判决：驳回黄龙村委会的诉讼请求。2013年4月，因林海康未实际缴纳承包款，黄龙村委会经召开村民代表大会作出解除合同收回承包经营权的决议后经书面形式通知林海康。同月23日，被告黄龙村委会再次向该院提起解除合同、支付欠付承包款并赔偿利息损失之诉。案经该院审理后，认为林海康在经催讨后仍未缴纳承包款，已违反合同约定的主要义务，显属违约，黄龙村委会要求解除合同并支付承包款之诉，应予支持，遂作出解除黄龙村委会与林海康实际履行的《转让黄龙村承包雷竹山合同》；林海康自判决生效日支付黄龙村委会2008年度至2013年度的承包款18000元的判决。该案经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变更原判为：林海康自判决生效日支付黄龙村委会2008年度至2013年度的承包款18000元。黄龙村委会不服二审判决，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经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查后，作出（2015）浙民申字第1343号民事裁定，认为双方当事人的争议可另案解决。 2015年9月24日，黄龙村委会遂以林海康、李小敏为被告提起诉讼，诉请解除其与李小敏签订的《承包雷竹山合同》及解除两被告之间签订的《转让黄龙村承包雷竹山合同》；由被告林海康支付2014年度和2015年度的承包款共计6000元。经该院审理认为，因林海康未按合同约定期限缴纳2008年度至2013年度承包款的违约行为，导致原告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故对于原告要求解除与李小敏签订由被告林海康实际履行的《承包雷竹山合同》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判决：一、解除缙云县五云街道黄龙村民委员会与被告李小敏于1998年3月18日签订的《承包雷竹山合同》；二、被告林海康自本判决生效日即支付原告缙云县五云街道黄龙村民委员会2014年度（2014年4月1日至2015年3月31日）的承包款3000元；三、驳回原告缙云县五云街道黄龙村民委员会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原告黄龙村委会与两被告均不服，分别向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案经二审审理认为，李小敏与黄龙村委会于1998年3月18日签订《承包雷竹山合同》，约定将案涉山场承包给李小敏经营管理，2002年12月31日，经发包人黄龙村委会同意，李小敏与林海康签订《转让黄龙村承包雷竹山合同》，将其承包经营案涉山场的权利义务转让给林海康，至此林海康取代李小敏成为《承包雷竹山合同》的承包人。林海康应按《承包雷竹山合同》的约定支付承包款，但林海康未按约支付2008年度至2013年度的承包款，已构成了根本违约。二审同时认为，林海康享有的主要合同权利是对由其培育成林后的雷竹山享有经营收益的权利，同时可以发展其他农林副产品。但林海康未提供证据证实案涉山场划为公益林对其承包经营造成了严重影响，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另，案涉山场因划为公益林所得的补助款未明确享有的主体，即使产生争议，因该补助款与承包经营款相差较大，上诉人林海康也不能据此拒绝支付承包经营款。故上诉人林海康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现林海康向该院提出前述诉讼请求。 诉讼过程中，原告林海康向该院申请对案涉山场从330国道通往黄龙庵后山机耕路和位于黄龙村土名官塘山、付岩山直至荷池弄底、黄龙庵后山至荷池弄底、东山岭至郎树脚的60亩林地范围内的大毛竹、桂花树、樟树、栗树、松树、猫栗树、柏树、蓝莓、药材、鸡棚、其他阔叶林及其中30亩雷竹山中除每亩150株雷竹外的雷竹的价格进行鉴定。在该院向林业行政部门调取案涉山场承包期前后山场地形卫星图、案涉山场林地登记资料等鉴定所需材料无果的情况下，该院认为，因检材不足将无法通过鉴定得出案涉山场内林木种植时间及生长年限的结论，从而无法获得所需的判决依据，故原告申请的林木价格评估与该院诉争标无直接因果关系，对原告的鉴定申请不予准许。 该院对本案争议焦点归纳如下：一、原告诉请被告向其支付2004年至2015年间的公益林补助款是否成立以及补助款数额问题；二、原告请求被告向其支付出资修建从330国道通往黄龙庵后山机耕路费用80000元是否成立问题；三、原告关于位于黄龙村土名官塘山、付岩山直至荷池弄底、黄龙庵后山至荷池弄底、东山岭至郎树脚的60亩雷竹、桂花树、樟树、栗树、松树、药材及其中30亩雷竹山中除每亩150株雷竹外的其余雷竹及其他树种、药材为原告所有的主张是否成立问题。 关于焦点一，原、被告诉争的案涉山场于2004年起划为公益林。在该院审理原、被告之间就合同解除提起的诉讼案件中，缙云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对该院的调查复函说明，2004年度至2013年度的公益林补助款合计为6720元，并按浙江省林业部门文件规定，2004年至2011年间的公益林补助款补助对象为承租人，2012年起按合同约定确定补助受益人，如无约定则由双方协商解决。本案中，原、被告之间对2012年起案涉山场因划为公益林所得的公益林补助款补助对象并未进行合同约定和明确，至本案法庭辩论终结前，双方对于补助款数额和享有主体仍未能协商解决。庭审中，经法庭释明后，原告对于补助款的诉讼请求事项明确为：从2004年度至2015年度，请求公益林补助款数额合计为6720元。被告对该请求数额当庭予以认可。为此，原告要求被告向其支付公益林补助款6720元的诉讼请求，该院予以支持。 关于焦点二，该院认为，李小敏与黄龙村委会1998年3月18日签订的《承包雷竹山合同》以及原告与李小敏之间签订的《转让黄龙村承包雷竹山合同》中，均没有关于出资修建通往承包山场机耕路的相关约定。原告在实际履行《承包雷竹山合同》过程中，在承包山场内对林间道路进行拓宽，是其自身出于发展需要而非履行合同义务，且其未经相关行政管理部门许可擅自拓宽道路的行为，已被林业行政管理机关认定违法并对其作出相应的行政处罚决定。同时，原告主张其修建机耕路出资80000元，并未提交相应证据。故原告的该项诉请，证据不足且缺乏合同依据，该院不予支持。 关于焦点三，该院认为，原、被告之间实际履行的《承包雷竹山合同》解除的原因在于原告未按《承包雷竹山合同》的约定支付2008年度至2013年度的承包款，构成了根本违约，导致被告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因此，原告的违约行为造成合同不能继续履行，由此造成的相应损失应由原告自行承担。本案中，李小敏与被告黄龙村委会于1998年3月18日签订的《承包雷竹山合同》虽约定在2026年承包期满时，每亩仅需平均留雷竹150株以上。但该合同中也并未约定150株雷竹以上部分的林木归属，结合合同中黄龙村委会自1998年至2006年期间给予承包方免交承包款，垫资8年培育成林的约定，该院认为，原告关于150株雷竹外的其余林木树种、雷竹归原告所有的主张，缺乏合同依据。同时，原告主张享有案涉山场内其他树种、药材权属的诉请，因其未能提供相关的种植依据，故其林木、药材所有权的主张，亦证据不足，不予支持。 综上，原告合理部分的诉讼请求，该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被告缙云县五云街道黄龙村民委员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向原告林海康支付公益林补助款6720元；二、驳回原告林海康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800元，减半收取900元，由原告林海康、被告缙云县五云街道黄龙村民委员会各负担450元。 二审中，被上诉人黄龙村委会提交了两份证据：1.缙林罚书字（2006）第38、39号林业行政处罚决定书，待证上诉人在承包期内并未管理好承包范围内的林地和山场，反而利用承包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滥挖树木，占用林地建造简易房及鸡棚，擅自拓宽道路，最终被处罚。2.（2007）缙行初字第3号行政判决书，待证上诉人受到前述行政处罚后，还曾起诉至法院，法院判决维持了行政处罚决定，进一步确认了上诉人行为的违法性。上诉人林海康质证表示，对行政处罚决定书真实性不清楚，行政判决书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被上诉人黄龙村委会在本案一审中已经提交了缙林罚书字（2006）第39号林业行政处罚决定书，一审法院已经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质证并予以认定，故该证据属于重复举证，本院不予认证；缙林罚书字（2006）第38号林业行政处罚决定书和（2007）缙行初字第3号行政判决书能够相互印证，且被上诉人黄龙村委会在本案一审中提交的缙林罚书字（2005）第92号林业行政处罚决定书亦能够佐证该两份证据待证的事实，故对该两份证据本院予以采信。 一审法院认定的“同月23日，被告黄龙村委会再次向该院提起解除合同、支付欠付承包款并赔偿利息损失之诉。”一节事实有误，本院予以纠正。本院另查明，林海康之子林建平曾于2005年在其在案涉山场上修建的简易房周围栽种了樟树、柏树若干棵。2014年4月23日，黄龙村委会再次提起合同解除之诉。2014年左右，林海康在案涉山场上栽种了桂花树等树种苗木，现苗木周边已杂草丛生。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承包雷竹山合同》的约定，被上诉人作为发包人，免去承包人8年承包款，支持承包人培育雷竹成林；上诉人作为承包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积极培育雷竹成林，并在承包款免交期满后及时支付承包款。但从历次诉讼情况来看，上诉人自受让案涉山场后，除支付2007年度、2008年度承包款6000元外，从未支付过承包款。双方之间的承包合同关系因上诉人的根本违约行为而解除。 现上诉人诉请要求被上诉人支付机耕路修建成本、并主张樟树、桂花树等树种及每亩超过150株以外的雷竹归其所有或者折价补偿。对此，本院认为，首先，上诉人主张道路修建费用为80000元，但被上诉人对此并不认可，上诉人亦未能举证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上诉人主张其在案涉山场上栽种了樟树、桂花树、栗树、松树等树种，但被上诉人仅认可上诉人之子林建平于2005年在简易房周边种植了若干棵樟树和柏树、上诉人于2014年左右栽种了桂花树等树种苗木，并不认可栗树、松树系上诉人栽种，上诉人亦未能举证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其次，根据生效行政判决，案涉山场上原有山路，林建平因经营饮食业、养殖业需要将原有山路拓宽。上诉人主张其修建道路系出于履行合同的需要，缺乏依据。上诉人在其子林建平拓宽山路前，并未与被上诉人沟通，取得被上诉人同意。上诉人亦未举证证明拓宽山路不仅是其子林建平发展饮食业、养殖业的需要，也是其承包经营所必需。在此情况下，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承担道路修建费用缺乏合同和法律依据。第三，上诉人自2002年承包案涉山场后，并未按照合同约定积极履行合同义务，培育雷竹。上诉人之子林建平虽然于2005年左右在案涉山场上栽种了若干棵樟树、柏树，但均种植在其用于经营饮食业的违章简易房周边，故本院不认定林建平的栽种行为是上诉人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上诉人于2014年左右在案涉山场上栽种桂花树等树种苗木时，其已经多年未交承包款，案涉山场亦已荒废多年，被上诉人已经召开村民代表大会作出解除合同的决议并通知上诉人，此时上诉人应当预见其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承包关系即将终止，但上诉人仍然在案涉山场栽种桂花树等树种苗木，上诉人的行为存在恶意。因此，考虑到上诉人栽种的目的、支出的成本、自身过错程度及本案合同性质等，本院对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就樟树、桂花树等树木进行折价补偿的诉请不予支持。上诉人诉请要求确认樟树、桂花树等树木归其所有，因被上诉人在2019年4月20日已经通知上诉人清理腾空，故上诉人的该诉请并无诉的必要性。最后，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对每亩150株以外的雷竹归其所有或者折价补偿，从现场勘察情况看，案涉山场杂木丛生，雷竹并未成林，可见上诉人在承包期间并未投入人力、物力对雷竹进行培育，故上诉人的该诉请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另外，考虑到案涉山场现状及本案实际，一审对其鉴定申请不予准许并无不当，上诉人关于一审对其鉴定申请不予准许属于程序违法的主张不能成立。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800元，由上诉人林海康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毛向东 审 判 员 苏伟清 审 判 员 刘 斐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二日 代书记员 王 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