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434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宋路路，男，1987年1月15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郑州市。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泉屋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安业路229号君尚大厦2414室。法定代表人：宋宁宁。上述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怀新，广东天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浩然，广东天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建雄，男，1964年2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邹志垣，男，1968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上述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龙丽华，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宋路路、杭州泉屋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泉屋公司”）与被上诉人何建雄、邹志垣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两上诉人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4民初20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宋路路、杭州泉屋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本案所有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二被上诉人主张的合同欠款并不存在，一审判决未采纳一审被告证据1、2中所主张一审原告收到的款项，未查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货款已结清，不存在欠款等事实，且一审裁判遗漏本案关键收款人，被上诉人员工胡迪生，一审法院在没有依职权追加其作为本案第三人对买卖合同事实进行综合审查，属于对本案事实认定及适用程序错误，应当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后当庭补充上诉理由如下：本案有2份合同，是前后关联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5年开始服装销售合作。被上诉人约定打包给上诉人销售，上诉人支付2笔预付款。被上诉人陆续把货物送到上诉人处，被上诉人出货给上诉人的数量并非是上诉人全部需要的，有其自行添加的数量，目的是为了节省仓储费用，上诉人无意接受支付该部分货物货款。后来在2015年12月双方签了一份合同重新约定合作方式，一起销售上诉人仓库的库存。胡迪生负责卖场销售管理，上诉人提供卖场和仓库。胡迪生销售的每件货物都以进货价款折算给上诉人抵扣欠款直至合作结束。2016年年底因上诉人不想再经营服装生意，把剩余货品打包给被上诉人抵偿货款，这也与被上诉人一直未向我方追偿货款相呼应。一审法院未查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欠款已结清，不存在欠偿事实，也未追加胡迪生作为第三人，属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程序错误。请求依法改判。胡迪生是被上诉人的员工，负责卖场销售和仓库管理等，有证据证明其代为收取货款三点五万的事实，被上诉人确认胡迪生是发货人。一审法院也确认了胡迪生的存在。一审没有查清合作是在转账之前就开始了。结合一审相关说法，被上诉人提供上诉人的货物总价值为1035005元。根据我方有证据核实情况下，已付978914元，另加上诉人于2015年2月份支付了1万元，其中差额是46091元。未付款不多，不需要用钱款结算，可直接用货物冲抵。被上诉人何建雄、邹志垣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意见。该意见上诉人在一审从未提及，也与事实不相符合。一审法官开了五次庭，已经将事实查明清楚。上诉人欠被上诉人的货款不是判决书上那么少，其实是一百多万，由于部分证据缺失，已经被判少了，受了巨大损失。何建雄、邹志垣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宋路路、泉屋公司连带向何建雄、邹志垣支付货款人民币1196000元及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止利息（利息以货款人民币11960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宋路路、泉屋公司连带赔偿何建雄、邹志垣经济损失人民币50000元；3.本案的诉讼费由宋路路、泉屋公司负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5月24日，宋路路（甲方）与邹志垣（乙方）签订《买卖合同》，约定邹志垣委任宋路路在有效期限内销售邹志垣所提供货品，宋路路经营渠道包括但不限于实体店、互联网（含手机移动端）上的批发、零售；合作期限自2015年4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每月根据实际销售数量结算货款，次月15日前，经双方对账确认后，宋路路于每月20日前付款；乙方（邹志垣）的收款账户为何建雄银行账户等。2015年11月24日，何建雄（甲方）与泉屋公司（乙方）签订《合同》，约定：何建雄将“太平鸟男装”“GLM男装”一批铺货给泉屋公司销售，经双方协定太平鸟男装所有种类统一价格为45元人民币一件，GLM男装所有种类统一价格为35元一件（总数量见附件清单）；在泉屋公司销售期间，泉屋公司必须保证全权负责甲方货物的安全及货物的完整，如在此期间泉屋公司的货物受到任何的损失及损坏，泉屋公司将负全部责任及全额赔偿何建雄的所有损失；泉屋公司必须从开始销售时每一天按销售的品牌数量及种类列出销售清单，并按品牌相应的单价结算给何建雄；如泉屋公司在此期间因自身问题不能履行本合同（即泉屋公司铺货货品未进行实际销售），经双方协商无效，则泉屋公司将赔偿何建雄的经济损失共计5万元，泉屋公司须买断附件清单80%货品，并按品牌统一单价买断等。《合同附件》载明双方约定由泉屋公司销售“太平鸟”18908件，销售“GML”53961件。宋路路作为担保人均在该《合同》及《合同附件》签名确认。何建雄、邹志垣提供《出货清单》6份，证实宋路路收到何建雄、邹志垣方案涉男装货值共计1035005元，具体如下：1.2015年6月6日宋路路确认收到“太平鸟男装”3028件，应付货款136260元；GLM男装4548件，应付货款159180元。两项总金额294440元未付。2.2015年6月10日宋路路确认收到GLM男装1000件，应付货款35000元；“太平鸟男装”1000件，应付货款45000元。两项总金额80000元未付。3.2015年7月25日宋路路确认收到“太平鸟男装”3836件，应付货款172620元；GLM男装5087件，应付货款178045元。两项总金额350665元未付。4.2015年9月15日宋路路确认收到“太平鸟男装”3513件，总金额158085元未付。5.2015年9月22日宋路路确认收到GLM男装3022件，总金额105770元未付。6.另宋路路确认收到“太平鸟男装”1001件，应付款45045元未付。宋路路提供银行转账记录并结合何建雄、邹志垣方提供的银行转账记录，证实其在签订《买卖合同》或《合同》后，其向何建雄、邹志垣方支付货款556911元，具体如下：1.2015年8月26日付何建雄268756元；2.2015年11月13日付何建雄90600元；3.2015年12月4日付何建雄48470元；4.2016年1月26日付何建雄20000元；5.2016年1月26日付何建雄44085元；6.2016年1月26日付何建雄30000元；7.2016年1月28日付何建雄20000元；8.2015年5月20日付何建雄50000元；9.2015年12月22日付胡迪生20000元；10.2015年12月24日付胡迪生15000元。宋路路提供银行转账记录称其在签订《买卖合同》或《合同》前向何建雄、邹志垣方支付货款148230元，具体如下：1.2015年4月15日付邹志垣88230元；2.2015年4月18日付邹志垣10000元；3.2015年5月20日付何建雄50000元。另，宋路路提供由其单方制作的门店零售表，拟证明其在2016年1月至2016年11月期间，由何建雄、邹志垣方员工胡迪生收款182983元。根据何建雄、邹志垣方提供的退货清单显示，2015年9月7日宋路路向何建雄、邹志垣方回2015年8月27日批次货物货值28195元；于2015年9月7日退回2015年7月25日批次货物价值款项62665元。另查明，何建雄、邹志垣方确认何建雄、邹志垣在本案中为合伙关系，胡迪生系何建雄、邹志垣方派驻泉屋公司销售工作人员。根据工商登记资料显示宋路路系泉屋公司股东，占50%股份。一审法院认为：何建雄、邹志垣向宋路路或宋路路投资经营的泉屋公司送货价值1035005元，有何建雄、邹志垣与宋路路、泉屋公司分别签订的《买卖合同》《合同》及附件、宋路路签名确认的《出货清单》6张等为证，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双方签订买卖合同后，宋路路向何建雄转账521911元，向胡迪生转账35000元，共计556911元，有银行转账记录等为证，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在交易的过程中，宋路路于2015年9月7日向何建雄、邹志垣方退回2015年7月25日批次货物价值62665元，有退货清单为证，一审法院亦予以确认。宋路路认为何建雄、邹志垣方的工作人员胡迪生另已收取门店货款182983元，但宋路路提供的门店零售表由其单方制作，何建雄、邹志垣方对此不予确认，宋路路提供的该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对此一审法院不予确认。宋路路认为其在《合同》签订前以转账的方式向邹志垣支付2笔货款共计98230元，向何建雄付款1笔50000元，因上述支付的货款均在《合同》签订前及案涉6张《出货清单》出具前，且宋路路在6张《出货清单》均注明为未付款，宋路路称上述3笔款项为支付本案货款，与《出货清单》记载的内容，一审法院不予采纳。2015年9月7日宋路路向何建雄、邹志垣方退回2015年8月27日批次货物货值共计28195元，因该批次退货不属于案涉6笔出货的任何一笔，故宋路路要求扣减该退货货值，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何建雄、邹志垣认为宋路路于2015年8月26日向何建雄转账268756元为另案货款，并提供由其单方记录的《账簿记录》拟予以证实，因何建雄、邹志垣方没有提供该笔交易的相关证据，其提供的该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对此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何建雄、邹志垣认为宋路路于2015年12月向胡迪生转账2笔共计35000元为另案货款，但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对此，一审法院亦不予采信。综上，扣除宋路路向何建雄、邹志垣方支付的货款及退货后，一审法院核算宋路路（同时为泉屋公司的担保人）、泉屋公司还应支付何建雄、邹志垣方货款415429元（1035005元-556911元-62665元）。何建雄、邹志垣要求超过一审法院核算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宋路路、泉屋公司未及时支付货款，造成何建雄、邹志垣的利息损失，故现何建雄、邹志垣起诉要求宋路路、泉屋公司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一审法院亦予以支持。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及本案的实际情况，结合何建雄、邹志垣的起诉，一审法院确定逾期付款利息的计算方式：以未付货415429元为计算基数，从起诉之日即2019年1月29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至2019年8月19日；从2019年8月20日起改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至付清款日止。何建雄、邹志垣要求与一审法院核定部分不一致的，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泉屋公司进货后已进行实际销售，且仅仅根据本案6张《出货清单》，泉屋公司进货额已接近附件清单80%货品，何建雄、邹志垣要求宋路路、泉屋公司赔偿5万元，不符合《合同》约定，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泉屋公司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不按时到庭参加诉讼，违反法律的规定，一审法院依法作缺席判决。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宋路路、杭州泉屋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于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连带支付货款415429元给何建雄、邹志垣；二、宋路路、杭州泉屋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于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连带支付上述第一项未付货款逾期付款利息（逾期付款利息的计算方式：以上述第一项未付款项为计算基数，从2019年1月29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至2019年8月19日；从2019年8月20日起改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至付清款日止）给何建雄、邹志垣；三、驳回何建雄、邹志垣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上述欠款，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1618.50元，由何建雄、邹志垣负担5445.50元，由宋路路、杭州泉屋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负担6173元。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有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期间，上诉人提出《调查取证申请》，请求调查胡迪生名下微信账号、支付宝账号收取货款的事实。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本院针对上诉人的上诉意见，一一回应如下：针对上诉人提出的胡迪生已收取的门店货款182983元的问题。因上诉人所提交的门店销售表为其单方制作，而该表并未得到被上诉人的确认，故上诉人的该主张因举证不能而未被一审法院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至于上诉人提出的调查取证申请，因上诉人并未举证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就货物的销售模式已变更为被上诉人的员工胡迪生销售并收取货款，故即便胡迪生的支付宝账号、微信账号有收取款项的记录亦不能证明收取的就是涉案合同项下的货款，故上诉人在二审期间申请向腾讯公司、支付宝公司等调查胡迪生名下的微信账号、支付宝账号的往来情况于其待证事实无实际意义，故本院对其该申请不予准许。针对上诉人提出的已向邹志垣支付2笔货款共计98230元，向何建雄付款1笔50000元的问题。因上述款项的支付时间发生在涉案合同及涉案出货清单之前，且出货清单上亦明确载明为未付款，现上诉人主张上述款项为支付本案合同项下的款项与上述证据载明的内容不符，一审法院据此不予采纳其主张并无不当，本院亦予以维持。关于上诉人提出的退回2015年8月27日批次货物价值28195元的问题。因被上诉人系主张6笔出货清单上的货款，而上述批次退货并非涉案6笔出货中的任何一笔，故上诉人主张从本案货款中抵扣依据不足，本院对此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泉屋公司、宋路路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531.43元，由上诉人宋路路、杭州泉屋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琦审判员 庞智雄审判员 刘 欢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何美婷书记员吴嘉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