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2002民初715号 原告：于超，男，1979年6月29日生，汉族，住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维彬，资阳市雁江区东安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清兵，资阳市雁江区东安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何红霞，女，1988年4月24日生，汉族，住四川省遂宁市安居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飞，四川舟楫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刀素萍，四川舟楫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于超与被告何红霞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维彬、被告何红霞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姚飞、刀素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于超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900,000元，并从2018年3月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计算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被告系朋友关系。2015年5月被告以做生意为由向原告借款，原告在农业银行转账借给被告200,000元，口头约定年底归还。2017年被告再次因资金周转困难与原告协商借款，原告于2017年4月12日通过银行转账交付500,000元，给付现金200,000元。被告于2017年4月14日向原告出具借条载明：何红霞借到于超转账700,000元、现金200,000元，共计900,000元，于2018年2月底前还清。借款到期后，被告未履行还款义务，经原告多次催收无果，故诉至人民法院。 被告何红霞辩称，该借条原件是被撕毁了的，被撕毁的借条应该认定无效，且借条上签字时间“2017年4月14日”也是不真实的，是原告自己加上去的，借条中还有个添加部分“双方争议由于超户籍所在地法院管辖”也是原告自己加上去的，故从形式上来看借条是不真实合法的。原告主张的款项900,000元其实是原、被告共同经营服装店铺的出资行为，不是原告主张的民间借贷关系，原告主张转账交付700,000元，现金交付200,000元，但从现有证据可以看出双方转账记录只有500,000元，因此被告认为原告主张的金额与实际不符。原告主张2015年5月向被告出借200,000元，口头约定年底归还，该笔借款至2018年的12月31日已经届满3年，原告于2020年3月2日主张该笔借款，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另，2015年转账支付的200,000元款项，因当时双方属情人关系，该笔款项系双方分手时原告给予被告的经济补偿，不应当认定为借款。原告主张以现金方式向被告交付200,000元款项，但既未说明资金来源，也未说明交付时间、地点，被告对此不予承认。借条实际形成时间是2018年8月1日，此时双方系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是在被告遭受原告家暴（性虐待）情况下提出离婚时原告要求经济补偿，并拿出一张写有字的纸强行让被告签字，被告并未看清楚内容，后被告让原告将字条拿出来看时上面并没有“借条”字样，也没有借款时间落款和“借款人”的内容，身份信息也不完整，更没有关于管辖的补充内容，被告看后即将字条揉成一团撕了一下丢进垃圾桶去了。综上，被告在借条上的签字并非其真实意思，且借条已被撕毁，原告主张民间借贷关系没有事实和合法依据，借贷关系不能成立。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对原告于超提供的借条，被告何红霞质证认为已被其撕毁，借条内容存在添加，签名并非其真实意思，是在原告于超实施家暴的情况下强迫所为，故对借条的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该借条系以笔记本纸张书写形成，借条内容系原告于超书写，内容中对借贷关系、借款金额、款项交付方式、还款时间表述明确，被告何红霞承认其在借条上签名并用口红捺印的事实，其捺印处涵盖中部、尾部“900000元整、玖拾万元整、账务无关、何红霞”共4处，被告何红霞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签名、捺印系受胁迫的情形下所为，故出具该借条应为被告何红霞的真实意思表示。借条中关于借条、身份证号、落款时间、管辖的内容是否系添加不能确定，且即使系添加也不影响对借贷关系的认定。关于该借条存在一条“Ｕ”型撕毁痕迹及揉捏痕迹的问题，被告何红霞陈述系其本人事后对借条不予认可所为，原告于超休庭后提供书面说明称系其自身从笔记本上撕下该页纸张时及放于裤兜内保存几天形成，不论何种情形，该借条事实上并未灭失，被告何红霞的行为也仅是对借贷关系事后的否认并消灭证据，在缺乏充分证据足以推翻原告于超主张的事实的情况下，本院不能以此否认借条的真实性、合法性。综上所述，本院认定借条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依法予以采信。2.对被告何红霞提供的门面转让协议（租赁合同）、进货单、中国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证人证言，原告于超质证认为不能证明其支付与被告何红霞的款项500000元系共同参与经营的投资款，门面转让协议（租赁合同）、进货单、证人证言的真实性持异议。本院认为，被告何红霞提供上列证据待证明其与原告于超系合伙共同经营，2017收取的款项500000元系原告于超的出资款而非借款，2015年收取的款项200000元系分手补偿款，但门面转让协议（租赁合同）、进货单均未经原告于超签字确认，更主要的是缺乏关于合伙共同经营及出资的书面约定，证人证言关于共同经营及原告于超有家暴行为的证明力不足。综上所述，被告何红霞提供的前述证据的证明力不及原告于超所提供的借条，不足以推翻原告于超主张的事实，本院不予采信。根据以上对有争议证据的分析认定，结合无争议的证据及当事人的陈述，本院认定案件事实如下：原告于超于2015年5月13日、2017年4月12日、2017年4月14日三次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分别向被告何红霞支付款项200000元、200000元、300000元，合计700000元。2017年4月14日，被告何红霞向原告于超出具借条载明：“借条今何红霞身份证号5109021988××××××××借到于超身份证号5110261979××××××××转账700000元整（柒拾万元整），现金200000元整（贰拾万元整），共计900000元整（玖拾万元整）支付给何红霞。上述借款于2018年2月底前还清。此款属于何红霞个人借支，与婚姻账务无关。双方约定争议之处由于超户口所在地法院管辖、仲裁。借款人：何红霞2017年4月14日”。原告于超与被告何红霞于2017年7月27日登记结婚，2018年8月9日登记离婚。离婚协议中未涉及前述借款的处理，并约定原告于超在离婚后给付被告何红霞现金500000元，原告于超已按照协议约定履行给付义务。2020年3月4日，原告于超向本院提起诉讼。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主要为借贷关系是否成立，借款本金及利息如何认定。被告何红霞对双方在婚前交往期间原告于超向其支付的款项出具借条，该借条中对借贷关系、借款金额、款项交付方式、还款时间均作出明确约定，原告于超出借的款项除转账方式交付700,000元外，另200,000元系以现金方式交付，被告何红霞虽对现金方式交付的款项予以否认，但根据双方的资金往来情况，原告于超具备相应的经济能力，其休庭后提交的书面说明对现金交付的原因、地点、经过等情形作出了合理解释，且借条中也明确了该笔款项系现金方式交付，故本院认定双方民间借贷关系成立且合法有效。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借条中载明的借款金额900,000元，本院认定为借款本金。被告何红霞作为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期限向出借人即原告于超履行偿还借款的义务，原告于超主张被告何红霞偿还借款本金900,000元的诉讼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因借贷双方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原告于超主张自逾期之日即2018年3月1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逾期利息的诉讼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被告何红霞的抗辩主张缺乏充分证据证明，其举证不力，应承担对其不利的后果。 综上所述，原告于超的诉讼请求成立，本院予以全部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何红霞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于超借款本金900,000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以本金900,000元为基数，从2018年3月1日起按照年利率6%计算，至付清之日止）。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2,80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17,800元，由被告何红霞负担（原告于超已预交，被告何红霞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将此款给付与原告于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文 科 人民陪审员  李慧琳 人民陪审员  刘 毅 二〇二〇年九月一日 书 记 员  张榆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