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666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东方妈咪家政服务（北京）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农展南路5号12层1201内12922。法定代表人：胡敏，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辰，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懿丹，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翠霞，女，1976年5月9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国，北京市国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东方妈咪家政服务（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妈咪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高翠霞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5民初567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郑吉喆独任审判，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东方妈咪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辰、张懿丹，被上诉人高翠霞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东方妈咪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事实和理由：1．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东方妈咪公司的规章制度不适用于高翠霞，高翠霞不受东方妈咪公司劳动管理，报酬并非东方妈咪公司发放。2．双方形成居间关系。东方妈咪公司居间为高翠霞提供需要保姆的客户服务机会，由客户支付报酬，第一个月报酬在东方妈咪公司收取居间费用后转付给高翠霞。高翠霞按客户指令工作，东方妈咪公司无法插手对高翠霞进行管理。不符合劳动关系中员工与用人单位间管理与被管理，收入主要来源于用人单位等特征。高翠霞不符合劳动争议的主体条件。高翠霞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东方妈咪公司的上诉请求及理由。东方妈咪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东方妈咪公司与高翠霞于2016年9月1日至2019年1月16日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高翠霞就本案劳动争议向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朝阳仲裁委）提出仲裁申请，朝阳仲裁委作出京朝劳人仲字〔2019〕第08751号裁决书，裁决：确认双方于2016年9月1日至2019年1月16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东方妈咪公司不服，诉至一审法院。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一审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如下：关于高翠霞工作情况，东方妈咪公司主张高翠霞是2016年8月主动找到其公司，要求介绍工作，2016年11月4日高翠霞第一次为雇主提供保姆服务，双方之间不是劳动关系，仅是中介关系。东方妈咪公司就其主张提交了员工名册、考勤记录、办公室管理细则、微信聊天记录、收据（显示编号2×0，入帐日期：2017年10月22日，交款单位：高翠霞，收款方式：工资里扣除，收款事由：小儿推拿证书全款，单位盖章：胡……编号1×3，入账日期：2018年3月18日，交款单位：于某、包某，收款事由：2018年2/4-2019年1/4服务费，单位盖章：胡……），对于收据，东方妈咪公司主张其提供的培训是非强制性的，且向社会公开，高翠霞有偿选择参加，另外的收据系雇主认可东方妈咪公司提供的是中介费并支付的款项。高翠霞对员工名册、考勤记录、办公室管理细则真实性均不认可，对微信聊天记录、收据真实性认可。高翠霞主张因看到东方妈咪公司招聘故于2016年8月1日到东方妈咪公司处开始工作，双方建立劳动关系，至其申请仲裁之日双方仍存在劳动关系。高翠霞主张其是现场服务，实行弹性工作制，不需要考勤。客户把工资给东方妈咪公司，东方妈咪公司给高翠霞发放工资，如果没有发放工资，是公司来与客户沟通。高翠霞就其主张提交了《合同变更单》（显示：……现介绍我公司育儿人员高翠霞（女士/先生）前往贵处替换刘某合同约定的育儿人员，提供家政服务，服务期限为2016年11月4日至2017年8月21日，工资为5000元人民币/月……，雇主签字：张某，2016年11月2日，公司盖章处显示东方妈咪公司公章）、《家政服务合同》、胸牌、微信聊天记录、银行流水等证据予以佐证，东方妈咪公司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均认可，但主张高翠霞并非其公司指派，是雇主选择了高翠霞，胸牌是其公司给高翠霞制作的，只是搞活动做宣传用的，工资是其公司按高翠霞要求发的。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为双方之间是否系劳动关系。首先，东方妈咪公司主张其只是为雇主和高翠霞提供中介服务，雇主和高翠霞都需缴纳服务费给东方妈咪公司，但东方妈咪公司就高翠霞是否缴纳过服务费未提交证据。其次，东方妈咪公司认可高翠霞提交银行流水真实性，主张其是按照高翠霞要求将雇主的工资按月发放给高翠霞，但就此亦未提交证据。最后，高翠霞提交的《合同变更单》显示高翠霞为其公司育儿人员，且有东方妈咪公司与高翠霞的确认，具有较高的证明力，且双方均认可东方妈咪公司给高翠霞安排岗前培训。综上考虑，东方妈咪公司就双方存在中介服务关系未提交充足证据，而高翠霞提交的证据形成较为完整的证据链，故一审法院对东方妈咪公司关于双方非劳动关系的主张不予采信，其应承担不利后果。结合双方关于高翠霞于2018年8月到东方妈咪公司的陈述，一审法院采信高翠霞关于双方系劳动关系及存续期间之主张，确认双方于2016年9月1日至2019年1月16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东方妈咪家政服务（北京）有限公司与高翠霞于2016年9月1日至2019年1月16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驳回东方妈咪家政服务（北京）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二审中，东方妈咪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客户、东方妈咪公司、高翠霞签订的家政服务合同，用以证明高翠霞的工资由客户支付，东方妈咪公司仅在第一个月扣除中介费和服务费。2．转账记录，用以证明客户将工资转给东方妈咪公司，公司再转给高翠霞。工资并非东方妈咪公司发放。3．高翠霞与东方妈咪公司法人的微信记录截图，用以证明在高翠霞的请求下，公司帮助高翠霞向客户要工资。4．东方妈咪六群微信截图，用以证明东方妈咪公司仅提供一个平台，为月嫂、保姆介绍客户，是居间关系。高翠霞对上述证据真实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二审中，高翠霞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高翠霞与东方妈咪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首先，本案中高翠霞与东方妈咪及客户签署的家政服务合同是三方合同，在诉争期间高翠霞曾多次与不同的客户及东方妈咪公司签署三方合同，而非用人单位管理性质的双方劳动合同。从高翠霞的工作情况来看，高翠霞认可东方妈咪公司一审中提交的上户时间统计表，显示高翠霞的六段工作，以及每次的劳务费、雇主支付中介费、服务费等内容。对于每段工作间的间隔期，高翠霞称间隔时间是需要东方妈咪公司另行安排工作，间隔期不上户没有工资。因此高翠霞是为客户提供非稳定性的、不固定期的、或即时性的工作，并非持续性的为东方妈咪公司工作，其报酬亦根据实际工作时间发放，在高翠霞没有客户服务的期间就没有收入。而高翠霞的工作时间和报酬，选用及辞退均由客户决定，东方妈咪公司为高翠霞提供客户资源、工作机会，不宜视为用人单位对劳动者进行的管理。其次，从高翠霞的工资发放情况来看。一审中东方妈咪公司提交了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高翠霞与公司沟通称客户还未将工资打给公司，希望公司和客户沟通，另提到“宝爸先给了我一个月的工资”“宝爸那还有一个月工资没有给，郭老师那天说客户工资可以直接给我，但是客户还没有回音，我们公司能不能跟他家沟通一下呢”。高翠霞认可聊天记录的真实性，称客户把工资支付给东方妈咪公司，东方妈咪公司给高翠霞发放工资。由此可见，高翠霞的报酬来源于客户，且从聊天记录来看，高翠霞在未及时收到工资时，要求公司与客户沟通，让客户尽快支付，亦非要求公司给付欠付工资。高翠霞亦认可工资支付没有固定约定，不上户期间没有收入。因此不能仅以东方妈咪公司代收、代发报酬的行为，认定公司为工资发放主体。此外，东方妈咪公司称其从客户支付的第一个月的工资中扣除中介费和服务费等，剩余金额发放给高翠霞。东方妈咪公司一审提交了部分收据，显示其向客户收取工资、服务费，高翠霞上户时间统计表中亦记载了每位雇主支付的中介费及服务费情况。高翠霞认可收的费用是工资和服务费，其虽认为收取中介费是公司的营业模式，但亦不能否认东方妈咪公司存在从中收取部分服务费用的行为。高翠霞所称的业务培训、购买商业保险、提供宿舍等内容，均是东方妈咪公司有偿提供给高翠霞，不能仅以此认定为是用人单位对员工的管理。综合上述情况，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双方之间具有劳动隶属关系及人身依附性，不宜认定为劳动关系。高翠霞如认为其受伤与提供的劳务有关，可就其损失依据其他法律关系向有关主体另行主张权利。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有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5民初56760号民事判决；二、确认东方妈咪家政服务（北京）有限公司与高翠霞于二○一六年九月一日至二○一九年一月十六日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一审案件受理费5元，由高翠霞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高翠霞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郑吉喆二〇二〇年九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武 菁书 记 员 马梦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