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浙民申2378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上海吉祥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康桥东路8号。法定代表人：王均金，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钟景勇，上海市建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邱争，男，1983年2月1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茅玮民，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上海吉祥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祥航空公司”）为与被申请人邱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浙01民终78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吉祥航空公司申请再审称，（一）二审法院对二审期间申请人递交的证据作出错误的判断，并在原审认定事实的基础上径直作出判决。二审期间，申请人向法庭递交了5份证据：（1）被申请人原同事与申请人签署劳动合同及三方协议；（2）申请人与其他签署《意向书》的飞行员在法院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3）申请人与其他签署《意向书》的飞行员达成的还款协议等。但二审法院错误认为，申请人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本案劳动合同未能签署的真正原因在于被申请人。凡是按照涉案《意向书》的约定，向申请人提交原单位盖章的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证明文件的飞行员，均已与申请人及原单位签署《飞行员流动补偿协议》。而且由于签署《意向书》的大部分飞行员去长龙航空工作，导致申请人只能招聘尚未签署《意向书》的其他飞行员。一审证人华某、王某与被申请人系同事关系，均与申请人签署涉案《意向书》，且系蔡文福录音的制作者。他们两人不仅与申请人达成了调解协议或还款协议，而且华某还是带领其他飞行员主动与申请人签署还款协议的人员。（二）二审法院错误认为，一审法院对于蔡文福的录音证据认定并无不当。1.一审法院违反最高院关于民诉法司法解释的规定，采信与被申请人具有类似情况的其他飞行员非法采集的蔡文福录音证据，且对该录音内容作出错误的解读。第一，蔡文福的录音系严重违背公序良俗的方式形成或获取的；第二，蔡文福的录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第三，蔡文福的录音严重侵害了蔡文福的合法权益。2.退一步讲，即使蔡文福的录音系真实、合法的，亦能进一步证明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原因在被申请人，而非申请人。涉案《意向书》条款的设计，有一个前提条件，即第四条所述：被申请人在解除与原单位劳动关系后，被申请人应及时通知申请人，并将相关解除劳动关系的书面文件（例如解除劳动关系的证明）的复印件提交给申请人。继而才具有履行双方当事人签订劳动合同的可能性，且以申请人获得被申请人原单位盖章的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证明为准的被申请人离职证明文件作为签约的必要条件。二审庭审期间，被申请人确认其未向申请人提供在2013年10月25日取得原单位盖章的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证明，因此，《意向书》约定的前提条件不成就的情况下，并不存在申请人拒绝与被申请人签订劳动合同的可能性。（三）二审法院还错误认为，一审的两位证人综合各种因素与申请人达成调解协议或还款协议，两位证人的证言具有较高可信度。蔡文福录音制作者华某、王某分别与申请人在法院主持下调解结案或自行与申请人达成庭外和解，更进一步证实，蔡文福的录音不能作为判定申请人违约的证据，本案双方当事人未能签署《劳动合同》的违约方系被申请人。（二）二审法院故意增加申请人《意向书》以外的义务，错误认定，申请人除和最终建立劳动关系的两位飞行员之外，与其余十几位飞行员未进行主动联系，这与申请人关于当时急需飞行员的陈述显然不符，亦不合常理。按照《意向书》约定，被申请人具有自觉履行《意向书》的义务，当其获得原工作单位解除劳动关系的书面文件后，应将原件递交给申请人，申请人在收到该文件后30日内与被申请人完成签署《劳动合同》。而申请人并不具有督促被申请人履行上述义务的责任，且事实上也并不知晓其何时能获得该文件。综上所述，本案系被申请人的违约而导致双方当事人的劳动合同未能签署，被申请人应归还申请人的借款，并承担违约责任。原审法院裁判系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撤销原判重新审理。综上，再审申请人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六项规定申请再审。被申请人辩称，二审法院对本案认定事实清楚，法律关系定性及适用准确。（一）二审期间，申请人递交的证据均不能证明本案劳动合同未能签署的原因在于答辩人，二审法院对申请人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判断无误。本案以外的人员与申请人签订的调解书及还款协议均为双方综合考虑众多影响因素（包括当时对法律的误解、申请人作为强势一方给予的压力、飞行员工作繁忙精力有限希望早日摆脱讼累等）后所作的决定，不能广泛适用于其他主体。在诉讼中，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和解的目的作出妥协所涉及的对案件事实的认可，不得在其后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答辩人于2006年6月10日开始就职于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申请人劝说答辩人解除原劳动合同后就职于其公司，双方就相关事项达成一致意见。2012年5月7日，答辩人向国航公司提交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申请人基于答辩人已经提出辞职的事实基础后，于2012年7月25日与答辩人签署了《意向书》。6年前，正是因为申请人在意向书中承诺了生活保障费用等，才促使答辩人承担了巨大心理压力，支出律师费、仲裁费用及诉讼费用，花费一年多的时间经历了仲裁、一审及二审程序，最终在承担了高昂的赔偿金的条件下解除了与原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动合同。申请人在长达6年的时间内从未主张自己所声称的借款及返还，正是因为其心知肚明支付给答辩人80万款项又无法要求返还的真实原因。（二）二审法院对录音证据的采信未存在任何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六条规定，对以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严重违背公序良俗的方法形成或者获取的证据，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司法实践中，非通过窃听、未在对方当事人的私密场所录制、不涉及窃取商业秘密的录音证据均属于合法证据。在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提字第213号张文武与陈志雄合同纠纷申诉民事判决书中，最够人民法院认为，“根据2002年4月1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八条的规定，法复［1995］2号批复所指的‘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制其谈话，系不合法行为’应当理解为系对涉及对方当事人的隐私场所进行的偷录并侵犯对方当事人或其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一百零六条关于‘对以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严重违背公序良俗的方法形成或者获取的证据，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的规定明确了该司法精神。本案中，张文武与陈志雄的谈话系在宾馆大厅的公共场所进行，录音系在该公共场所录制，除张文武的女儿外也未有其他人在场，并未侵犯任何人的合法权益，故对该录音证据应予采纳，并作为认定本案相关事实的依据。”答辩人提供的录音证据材料完全可以作为认定案件相关事实的依据，在录音证据中当事人之间的对话，完全可以印证答辩人的主张。（三）二审法院对答辩人一审提交的证据三《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的判断无误。申请人主张的该证据的存在证明了答辩人有预谋的选择长龙航空作为新就业单位纯属主观臆断。答辩人与原用人单位于2013年9月25日取得二审判决。答辩人拿到二审判决后积极履行自己的合同义务，但再审申请人的相关负责人电话很难接通，即便接通也是各种推脱。申请人一直不按照意向书的约定履行聘用义务，足以证明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原因不在答辩人。而非申请人在申请书中所说答辩人2013年10月30日与长龙公司签署劳动合同属于有预谋的选择。（四）二审法院认为申请人递交的证据无法证明本案的答辩人申请出庭的证人华某与王某与本案有利害关系，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定性准确。华某及王某虽然与申请人之间签署过调解书，但该调解书在后续诉讼中都不能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五）二审中，申请人自己陈述与答辩人同期离职的二十余名原国航飞行员均曾与吉祥航空公司签订意向书，但后来均未与吉祥航空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吉祥航空公司主张均系对方违约，这与常理不符，二审法院认定正确。当年签署意向书的二十多位飞行员同期向国航公司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请求后，国航公司迫于离职潮带来的压力给申请人设置了障碍迫使其当时无法录用国航离职的飞行员，说明了答辩人未能与申请人签订劳动合同的原因不能归因于答辩人。综上，二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请求驳回申请人的再审请求。本院经审查认为，再审事由应当限于原裁判的诉讼资料存在重大瑕疵或者诉讼程序存在妨害当事人基本诉讼权利的重大缺陷等事项，再审事由具有重大性的特征。立法通过明确规定再审事由，指引当事人正确行使申请再审权，只有在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成立时，才能对生效裁判启动再审。本案中，其一，关于邱争提供的录音证据，系聊天时录制，录音内容能够与证人证言等相互印证，原审法院经过综合审查判断，对录音证据予以认定。其二，王某、华某并非本案当事人，且各自与吉祥航空公司达成调借协议或还款协议，原二审法院认为“王某、华某均应按照各自签订的协议履行，本案判决结果与王某、华某不具有直接利害关系”，符合实际。二审法院主要依据上述理由，在综合审查判断的基础上，认为申请人提交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其行使解除权的条件已成就并驳回相应的诉讼请求，具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申请人上海吉祥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海吉祥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王雄飞审判员  梅 冰审判员  王晓波二〇二〇年九月三十日书记员  吕 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