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广元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8民终76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蒲正英，女，1954年12月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达县。 法定代理人：何险峰，男，1973年12月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与蒲正英系母子关系。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清平，四川同方正（广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远书，女，1963年4月8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璧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柯昌成，重庆柯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远芳，女，1959年3月27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璧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柯昌成，重庆柯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袁秀，女，1976年8月12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璧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柯昌成，重庆柯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蒲正英因与上诉人李远书、李远芳、袁秀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人民法院（2020）川0802民初12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蒲正英上诉请求：1、依法改判三被上诉人共同赔偿原告医疗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损失共计为235150.97元；2、改判三被上诉人共同赔偿上诉人精神抚慰金5万元；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三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承担次要责任的认定错误。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被上诉人明知债务人不在家，仍然强行进入上诉人家中不离开，客观上造成上诉人思想上、精神上的压力，并最终导致上诉人昏倒。在警察明确告知被上诉人离开上诉人家时，被上诉人仍不离开，最后才被警察强行带离至派出所进行调查。根据上述事实，本案发生的起因、过错责任完全在三被上诉人。因此，三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损害后果应当承担全部责任。二、一审法院判决被上诉人赔偿精神抚慰金20000元，明显过低。上诉人因照顾生病的老伴，到广元居住，但自从三被上诉人强行闯入上诉人家中，导致上诉人昏倒并入院治疗。期间，其老伴得知这一消息后，接受不了精神上的打击，导致病情急速恶化，不久去世。而上诉人至今都还在医院接受治疗，何时恢复都未知。一审法院已认定给上诉人造成的后果极其严重，其判决2万元精神抚慰金，明显过低。 李远书、李远芳、袁秀辩称，上诉人系因自身疾病原因造成的损害，并非被上诉人的侵权行为所致，双方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对于上诉人主张的精神抚慰金，没有法律依据，不应当支持。 李远书、李远芳、袁秀上诉请求：1、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上诉人不承担赔偿责任）；2、本案上诉人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没有查明被上诉人发病原因。被上诉人入院诊断为脑疝、脑出血、高血压等一系列并发症原因，是什么原因会引起血压升高，其血压升高一定会引起高血压的复发等，均没有查明。据咨询了解，突然出现血压升高可能有诱因，如熬夜、极度疲劳、剧烈运动、感染等。本案被上诉人为何突发血压升高发病原因未查明。二、被上诉人已自认是患病产生的医疗损失费，不是因侵权产生费用。一审法院查明被上诉人有高血压史，本案产生的医药费等均是因治疗高血压产生的，被上诉人已进行了医保报销30多万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有侵权行为，其与被上诉人自认疾病及医保报销相冲突，把被上诉人未报销的自费部分划分责任比例由上诉人承担不妥。三、被上诉人发病与上诉人进入房间等待何险峰，二者之间无因果关系，没有必然的内在联系，对被上诉人的发病，被告没有过错责任。1、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有高血压，不能预见，也不知晓被上诉人马上要去医院看病人。2、上诉人入厅仅为合理要债，没有向被上诉人施压催债，双方仅是简单言语交流，没有其他过激语言。3、上诉人进入被上诉人家，到被上诉人发病有几十分钟时间，被上诉人知晓上诉人目的，并没有恶意，根本不会引起其思想上、精神上的压力增大。4、上诉人对被上诉人的发病没有因果关系，没有管理、保护、服务的义务，上诉人也不存在过失或间接过错责任。四、根据侵权责任法规定，本案是有过错才会产生赔偿责任。上诉人私立救济讨债，没有超过合理的限度，不存在侵权行为。上诉人走进房屋客厅等待何险峰出现，无强行闯入行为，与被上诉人正常交流，没有过激的语言，被上诉人全程自由活动、打电话，上诉人行为不构成侵害其人身权利。五、判决上诉人赔偿精神抚慰金2万元不正确，在侵权案件中侵权责任人存在主要或全部过错责任下，才可能会负担精神抚慰金的赔偿，本案中上诉人是没有过错的，此项判决显然错误。 蒲正英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蒲正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三被告共同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共计1394821.63元,其中医疗费149114.97元、住院伙食补助15840元、营养费15840元、护理费79200元、交通费7500元、残疾赔偿金531456元、后期治疗费483250元、精神抚慰金100000元、其他支出12620.66元。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原告系四川达县人，其子何险峰在广元市从事建筑承包工作。2018年上半年，原告的丈夫因病到广元住院治疗，原告随行照顾，原告居住于其子何险峰位于的广元市利州区家中。2018年9月10日7时许，被告李远书、李远芳、袁秀因何险峰欠其建材租赁款，上门催债。三被告向原告打探到何险峰不在家时，表示不再离开，要与原告同吃同住。原告此时正欲到医院照顾病人，因三被告的到来而迟滞。原告遂电联在医院守夜的次子何创举（证人），何创举在电话里听闻事件后遂报警，期间也让何险峰与被告袁秀取得了联系。而后，何创举便回家查看，发现三被告坐在室内，一警官正与三被告交谈，原告坐在楼梯间，后倒地呕吐。110警官呼叫120，将原告送到医院，并将三被告带至雪峰派出所询问。 原告于2018年9月10日入院，被诊断为高血压脑出血，2018年12月28日出院，出院诊断：脑疝治愈，脑出血好转，高血压3级（极高危）好转，肺部感染好转，上消化道出血治愈，营养不良好转，颅骨缺损未愈，花去住院费用205555.73元。2018年12月29日至2019年4月22日原告继续住院，花去费用112509.03元。2019年4月23日至2019年6月20日，原告继续住院，花去费用41929.74元。2019年6月21日至2019年7月29日，原告继续住院，花去费用31071.47元。2019年7月30日至2019年9月6日原告继续住院，花去费用20476.43元。2019年9月7日至2019年10月10日、2019年10月11日至2019年11月13日、2019年11月14日至2019年12月16日，2019年12月17日至2020年1月19日、2020年1月20日至2020年2月24日原告分别办理入、出院手续，存续住院，分别花费住院费14996.95元、14079.17元、20657.13元、20463.25元、22123.69元。截止2020年2月24日共产生医疗费503832.59元。出院诊断：1、脑出血后遗症2、脑软化灶3、多发性腔隙性脑梗塞4、高血压3级（极危级）5、肺部感染、6、营养不良7、颅骨缺失8、气管造口状态9、尿路感染？诊疗小结：患者因脑出血术后1+年入院，查患者意识模糊状态，呼之不应，刺痛可睁眼定位，查体不合作…入院后行促醒、营养神经及康复理疗等诊疗，患者病情稳定，交入院时无明显变化。原告的陆续住院治疗中，医保支付的费用共为354717.62元，自费149114.97元。原告住院期间护工王玉兰出具收据6张，证实收到2019年7月31日前的护理费47050元。 庭审中原告自认有高血压史。 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受法律保护。本案中，三被告到原告及其子居住的家中催收欠款，本无不当。原告虽未能举出三被告实施不当的肢体接触或过激的言语等行为，但，根据三被告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公安机关的接报警记录及证人的证言证实，三被告在上门催债时，得知债务人（何险峰）不在家，就强行进入家中并扬言要同吃同住，不离开。且事实上不顾原告欲离家去医院的情况，坚持滞留在原告家中。客观上造成原告思想上、精神上的压力增大，导致本有高血压史的原告脑溢血突发。三被告虽无致害原告的故意，但三被告在向原告施压催债的同时，应当预见对年事已高的老人可能带来的伤害。三被告放任了这一结果的发生，其行为对原告受到的伤害有间接的、内在的联系，应当承担次要的过错责任。原告的自身疾病是其受害的主要的、本质的原因。故，三被告对原告的伤害损失应承担次要的赔偿责任，以20%为宜。其余损失，原告自行承担。三被告的行为共同导致损害后果，三被告应共同赔偿,并相互承担连带责任。原告的医疗费共计503832.59元，扣除医保支付的部分后原告自行垫付医疗费为149114.97元。原告住院期间“意识模糊状态，呼之不应”应属生活不能自理的情形。医院虽未出具需护理的证明、营养证明，但不能否认需护理和加强营养的事实。原告实际给付护理员每日150元的费用，已高于当地护理标准（37253元÷365天≈102元），超出部分，不予支持。截止2020年2月24日的护理费应为532天（原告仅主张528天），护理费应为53856元（102×528天）；营养费为15840元（528天×30元/天）。原告主张的住院伙食补助费也应为15840元（528天*30元/天）。原告的交通费应指原告入院或转院的交通费用，本案中，原告是通过120急救车入院，后并未实际真正的出院或转院（仅为医保报销，陆续办理了出院入院手续），故应仅认定该次交通费，由于原告未能举出该份证据，但交通费确已发生，故酌定为500元。原告主张按一级伤残计算残疾赔偿金，因缺乏伤残鉴定，一审法院现不能予以支持。原告主张的后续治疗费也因无医嘱或鉴定证明必然发生，故不能支持。原告主张的其他费用，因缺乏证据，亦不予支持。由此，原告可确定的物质损失为医疗费149114.97元、护理费53856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5840元、营养费15840元、交通费500元，共计235150.97元。三被告应当赔偿47030.2元(235150.97元×20%)。原告的其余物质损失的请求，因缺乏证据支撑，不予支持。待原告取得相关证据后，可另行主张。三被告对原告的受害虽无重大过错，情节并不十分恶劣，但，后果极其严重，对原告及家人的精神损害巨大，应赔偿原告精神抚慰金2万元。原告过高请求，不予支持。被告主张原告的证人系原告之次子，其证明的效力不高，予以采信。但该证言除对原告倒地时间的表述外，其余表述与公安机关的调查和被告的陈述一致，该部分待证事实，予以采信。 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一、限被告李远书、李远芳、袁秀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赔偿原告蒲正英医疗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交通费损失合计47030.2元；二、限被告李远书、李远芳、袁秀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赔偿原告精神抚慰金2万元；三、被告李远书、李远芳、袁秀相互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四、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供新证据。 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各方当事人责任承担的认定；二、一审判决确认的精神抚慰金是否适当。 一、各方当事人责任承担的认定。李远书、李远芳、袁秀向债务人何险峰追索其合法债权本无不当，但其在得知债务人不在家的情况下，应当寻求合理合法途径解决纠纷，其仍强行进入蒲正英家中，并滞留至民警出警处理时才被带离现场。因蒲正英有高血压病史，在此过程中突发疾病，李远书、李远芳、袁秀的上述不当行为是引发蒲正英患病的诱因之一。一审判决基于蒲正英自身疾病是造成损害后果发生的主要、根本原因，李远书、李远芳、袁秀的不当行为属于间接原因，酌定由李远书、李远芳、袁秀承担20%的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 二、一审判决确认的精神抚慰金是否适当。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蒲正英未提供证据证明李远书、李远芳、袁秀对其有不当的肢体接触。同时，亦未有证据证实李远书、李远芳、袁秀在明知蒲正英自身有疾病的情况下，仍采取故意的过激言语刺激。如前所述，蒲正英因自身疾病是造成损害后果发生的主要原因，故蒲正英主张精神抚慰金，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蒲正英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李远书、李远芳、袁秀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其合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但处理结果不当，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人民法院（2020）川0802民初123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限被告李远书、李远芳、袁秀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赔偿原告蒲正英医疗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交通费损失合计47030.2元”；及第三项，即“被告李远书、李远芳、袁秀相互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二、撤销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人民法院（2020）川0802民初123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限被告李远书、李远芳、袁秀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赔偿原告精神抚慰金2万元”；及第四项“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三、驳回上诉人蒲正英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按一审判决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2396.00元，由上诉人蒲正英负担1826.00元，上诉人李远书、李远芳、袁秀负担570.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振茂 审判员  郁华冰 审判员  熊剑洪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曾梦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