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1民终609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昌美，女，1965年12月3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忠霆，贵州合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贵州乌当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新添大道北段164号附9号臣功新天地15幢。法定代表人：韩迪，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毅，北京市中银（贵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科虎，北京市中银（贵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被告：贵州鸿图兴和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中华中路98号金凤凰大厦1单元14层2号。法定代表人：周建贵，该公司总经理。上诉人刘昌美因与被上诉人贵州乌当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乌当农商行）、原审被告贵州鸿图兴和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鸿图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黔0112民初26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昌美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驳回乌当农商行的起诉；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乌当农商行承担。事实及理由：原判认定事实不清，主体不适格，本案是由案外人张梅、周建贵、周凯以建立“资金池”的形式，利用太慈桥汽配城商户的名义向银行借款，借款当日，借款人均未得到相关款项及银行卡，款项均流入张梅等人手里，本案无论从贷款行为、贷款目的、资金用途等均非贷款合同约定，贷款的资料也可能涉嫌伪造，故本案应属于刑事案件侦查范围，且本案所涉及的款项以及相关犯罪事实已经由贵阳市公安局经开区分局立案受理，相关资金的最终流向都是明确的，且经相关生效文书予以载明，原判将另一案件的事实用作本案事实，有违客观事实；本案涉及的金融机构包括农商行矿山支行、浦发银行等多家金融机构，涉案人员多，金额特别巨大，涉诉已达30多起，且本案不排除乌当农商行作为金融机构是否尽到合理审查借款等相关材料的义务以及是否有相关人员参与了相关犯罪行为，根据“先刑后民”的原则，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之规定，应驳回乌当农商行的起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十二条之规定，本案借款合同印章及相关合同均加盖贵州乌当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野鸭支行（以下简称乌当农商行野鸭支行）印章，乌当农商行野鸭支行应当依法具有诉讼主体资格，其内部的管理规定不能对抗法律规定，本案主体不适格。乌当农商行辩称，本案债权债务关系明确，贷款过程和事实均没有违反任何法律法规，贵阳市公安局经开区分局立案受理的案件与本案无关，截至现在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本案涉及刑事犯罪，借款人在取得借款后出借资金的过程是否涉及刑事犯罪并不影响本案债权债务的成立，至于借款人在取得贷款后出借贷款的过程是否涉及刑事犯罪，与本案无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十四条规定，乌当农商行野鸭支行作为乌当农商行依法设立的分支机构，可以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其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产生的民事责任由法人即乌当农商行承担，根据权利义务对等原则，乌当农商行承担了民事责任，也应享有乌当农商行野鸭支行从事民事活动所享有的民事权利，故乌当农商行的主体资格适格。鸿图公司未到庭陈述。乌当农商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刘昌美立即向乌当农商行偿还借款本金1797815元、利息157904.78元、罚息205662.3元、复利33190.99元，共计2194573.07元（暂算至2019年6月4日，以后应付罚息、复利按照借款合同约定计算至全部本息清偿之日）；2、判令刘昌美向乌当农商行支付逾期违约金10000元、律师费71137.19元；3、判令鸿图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判令本案受理费、保全费、公告费等相关费用由刘昌美、鸿图公司共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7月24日，刘昌美与乌当农商行野鸭支行签订个人借款合同，约定刘昌美向乌当农商行借款2000000元用于偿还刘昌美在乌当农商行处编号为筑乌农商野鸭个贷字第20160066号借款合同项下所欠款项。贷款期限自2017年7月24日至2018年7月23日。贷款利率为每月6.525‰，利息从贷款实际发放之日起计算，按季结算，结息日为每季的第20日；还款方式为按季付息，按期还本。刘昌美贷款逾期的，罚息利率为在合同载明的贷款利率基础上加收50%。合同同时约定，借款人不能按期付息，则自次日起计收复利。刘昌美违反涉案借款合同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义务，乌当农商行有权按贷款本金的5‰向刘昌美收取违约金。刘昌美违约致使贷款人采取诉讼、仲裁等方式实现债权的，刘昌美应承担乌当农商行方为此支付的诉讼费、仲裁费、公告费、律师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同日，鸿图公司与乌当农商行签订《保证合同》，为本案所涉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合同签订后，乌当农商行于2017年7月25日将借款2000000元转入刘昌美的银行账户。由于刘昌美未按约定还款付息。乌当农商行经催收未果后，遂诉至法院，请求判决准予其如前诉讼请求。庭审后，经法院核实，案涉借款旧贷款发放情况如下：2016年7月22日，刘昌美与乌当农商行签订《个人借款合同》，约定刘昌美向乌当农商行借款2000000元用于购汽车配件。合同签订后，乌当农商行于2016年7月25日将2000000元借款发放至刘昌美账号为20×××99的银行账户，刘昌美向乌当农商行出具借款借据予以确认。另，针对刘昌美关于本案案涉借款可能涉嫌骗取贷款犯罪，应裁定驳回乌当农商行起诉的抗辩，法院依职权于2019年12月到贵阳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调查核实相关情况，经核实了解如下情况：2018年，案外人杨建国、吴晓翠、李思勇等10人向贵阳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递交报案材料称周建贵及其妻子张梅以报案人身份伪造贷款资料骗取贵阳农商银行矿山支行的贷款，涉嫌骗取贷款犯罪。贵阳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于2018年9月对杨建国等人的报案予以立案侦查，由于该案尚未侦查终结，该局仅向法院提供了杨建国等人的报案材料复印件。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的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本案中，乌当农商行与刘昌美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乌当农商行与鸿图公司签订的《保证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双方基于上述合同所形的金融借款合同关系受法律保护。因乌当农商行已根据《个人借款合同》的约定履行了向告刘昌美发放借款的义务，而刘昌美未按照约定的时间履行向乌当农商行还款付息的义务。故对乌当农商行要求刘昌美偿还本金1797815元、利息157904.78元、罚息205662.3元、复利33190.99元的诉请，符合双方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的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第二百零七条“借款人未按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的规定，对乌当农商行该诉请，法院予以支持。对于乌当农商行要求刘昌美向其支付违约金10000元的诉请，因双方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中对违约金及违约金计算方式及标准均作出明确的约定，且该约定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对乌当农商行的该诉请，法院亦予以支持。对于乌当农商行要求刘昌美承担本案律师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等相关费用的诉请，虽双方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中有关于刘昌美、鸿图公司违约时应承担乌当农商行因诉讼产生的律师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等相关费用的约定，但乌当农商行在本案中并未提交证据证实其确已支付了前述费用，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的规定，对乌当农商行的该诉请，法院不予支持。对于乌当农商行要求鸿图公司对刘昌美所欠乌当农商行的借款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的诉请，因鸿图公司与乌当农商行签订有《保证合同》，自愿对刘昌美的涉案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与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为连带责任保证。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的规定，对乌当农商行的该诉请，法院亦予以支持。对于刘昌美关于本案涉案贷款涉嫌犯罪并已以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诉请，因其提交的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法院（2018）黔0111民初5396号《民事裁定书》与本案涉案借款并无关联性，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对刘昌美的该抗辩，法院不予采信。对于刘昌美关于本案《个人借款合同》系其与乌当农商行野鸭支行签订，故本案乌当农商行主体不适格的抗辩，从乌当农商行提供的黔乌商办发[2018]341号文件的内容可以看出，野鸭支行系乌当农商行为开展金融业务设立的分支机构，属乌当农商行的内设机构，其在开展金融业务过程中系受乌当农商行直接管理，且乌当农商行下设各支行的经营状况直接影响到乌当农商行的整体经营情况，本案的审理与乌当农商行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乌当农商行的起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规定，故对刘昌美的该抗辩，法院亦不予采信。对于刘昌美关于本案涉案贷款涉嫌犯罪应当驳回乌当农商行起诉并移交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抗辩，一方面，贵阳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侦查的案件仅涉及贵阳农商行矿山支行的贷款，并没有证据证明该局侦查的案件与案涉贷款有关；另一方面，从经开分局立案侦查的案件看，贵阳农商行矿山支行并不是报案人，该局系根据借款人的主动报案行为进行立案侦查。该批案件的报案人在明知周建贵等人的借款行为存在违法可能的情况下仍配合周建贵以自己的名义贷款，并实际取得了乌当农商行的贷款，其单方的欺诈行为并不能导致乌当农商行基于真实的借贷意思向马荣宏、刘九燕发放贷款的民事法律关系产生的法律效力，双方之间的借款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马荣宏、刘九燕实际取得借款之后即具有偿还借款本息的义务。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的规定，即使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立案侦查的案件与本案有牵连，但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侦查的该案件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也不应影响本案的审理。故对刘昌美的该抗辩，法院不予采信。由于本案中当事人双方提交的证据均未表明案涉借款的发放过程中存在涉嫌犯罪的线索，故法院不宜主动移送公安机关侦查。若刘昌美认为自己在取得案涉借款过程中确有犯罪行为，可自行到公安机关自首，主动接受法律的惩处。乌当农商行作为贷款发放人，若认为刘昌美在案涉借款的取得过程中具有骗取贷款的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也可自行搜集证据向公安机关报案处理。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的规定，判决：一、刘昌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乌当农商行偿还借款本金1797815元、利息157904.78元、罚息205662.3元、复利33190.99元；并从2019年6月5日起按涉案《个人借款合同》约定的计算标准及计算方式向乌当农商行支付利罚息、复利直至全部借款本息清偿之日止。二、刘昌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乌当农商行支付违约金10000元。三、鸿图公司对前述第一、二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贵州乌当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5006元由乌当农商行负担782元；由刘昌美、鸿图公司负担24224元。本院二审期间，刘昌美提交贵阳市观山湖区立案告知书，主要内容为:袁德志等人：观山湖区鸿图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一案，我局认为符合立案标准，现立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侦查。拟证明本案涉嫌刑事犯罪。乌当农商行野鸭支行质证对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不予认可。另查明，2017年7月24日，刘昌美（甲方）与乌当农商行野鸭支行（乙方）签订《个人借款合同》（合同编号：2032017072400050）约定刘昌美向乌当农商行野鸭支行借款2000000元用于偿还在该支行合同编号为筑乌农商野鸭个贷字第20160066号借款合同项下所欠款项,双方在《个人借款合同》（合同编号：2032017072400050）第四条约定贷款利率、罚息利率，第十二条二、违约救济条款（四）约定“借款到期前，对甲方未按时还清的利息按本合同第四条约定的贷款利率和结息方式计收复利。”双方还约定，刘昌美未按期归还债务本息，乌当农商行有权按贷款本金的5‰向刘昌美收取违约金。同日，鸿图公司与乌当农商行野鸭支行签订《保证合同》，为本案所涉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合同签订后，乌当农商行野鸭支行于2017年7月25日将借款2000000元转入刘昌美的银行账户。截至2019年6月4日，刘昌美尚未偿还的本金为1797815元、利息157904.78元、罚息205662.3元、复利33190.99元。此外，二审查明的其余事实与原判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乌当农商行野鸭支行与刘昌美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与鸿图公司签订的《保证合同》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未违反国家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各方当事人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乌当农商行基于其野鸭支行与刘昌美借款合同关系向刘昌美主张相应合同权利，刘昌美则提出本案应属于刑事案件侦查范围，应驳回乌当农商行的起诉的上诉理由。但刘昌美提交的立案侦查材料中并未明确提及与本案借款有关的内容，且涉嫌刑事犯罪的行为人与刘昌美并非同一主体，其所称案件目前尚未形成任何定案结论，公安机关并未对刘昌美立案侦查，即便刘昌美为有关刑事案中的受害人，也并不影响乌当农商行寻求民事救济的权利，故刘昌美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刘昌美还提出本案主体不适格的上诉理由。虽然乌当农商行野鸭支行具有诉讼主体资格，但以其名义从事经营活动系基于法人即乌当农商行的授权，其属于乌当农商行的组成部分，乌当农商行作为原告提起本案诉讼并无不当，故刘昌美的该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刘昌美未按时偿还贷款本息，根据乌当农商行野鸭支行与刘昌美在《个人借款合同》（合同编号：2032017072400050）的约定，乌当农商行有权按贷款本金的5‰向刘昌美收取违约金，故本院对原判判决刘昌美向乌当农商行支付违约金10000元的结果予以维持。各方当事人对原判认定尚未偿还的借款本金1797815元无异议，根据乌当农商行野鸭支行与刘昌美在上述借款合同第四条中约定的贷款月利率6.525‰、贷款逾期罚息利率（即在合同载明的贷款利率基础上加收50%），以及借款到期前对刘昌美未按时还清的利息按本合同第四条约定的贷款利率和结息方式计收复利的约定，截至2019年6月4日的尚欠利息为157904.78元、罚息205662.3元、复利33190.99元，原判对此认定正确，但原判对判项“2019年6月5日起按涉案《个人借款合同》约定的计算标准及计算方式向乌当农商行支付利罚息、复利直至全部借款本息清偿之日止”表述不清，本院予以纠正，自2019年6月5日起，罚息以未还本金1797815元为计算基数，按照月利率9.7875‰的标准计算至本金还清之日止，复利以未还利息157904.78元为计算基数，按照月利率6.525‰的标准计算至利息还清之日止。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人民法院（2019）黔0112民初267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四项；二、撤销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人民法院（2019）黔0112民初2673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三、变更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人民法院（2019）黔0112民初267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刘昌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贵州乌当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偿还借款本金1797815元、利息157904.78元、罚息、复利（罚息截止2019年6月4日为205662.3元，之后的罚息以尚欠本金1797815元为计算基数，按照月利率9.7875‰的标准计算至本金还清之日止；复利截止2019年6月4日为33190.99元，之后的复利以未还利息157904.78元为计算基数，按照月利率6.525‰的标准计算至利息清偿之日止）；四、贵州鸿图兴和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对本判决第一项、第三项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5006元由贵州乌当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负担782元；由刘昌美、贵州鸿图兴和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负担2422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5006元，由刘昌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唐有临审判员  李 蓉审判员  李婷婷二〇二〇年九月七日书记员  王正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