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104民初8351号原告：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呼家楼京广中心商务楼401室。法定代表人：周建潮，理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匡秀娟，湖南豪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何雨，湖南豪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长沙市高新开发区百乐迪歌厅，住所地：长沙高新开发区麓谷街道东塘八组涉外19栋。经营者：陈武藩,男，汉族，1981年1月15日出生，住长沙市岳麓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姚艳，湖南唯君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湖南天合知识产权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书院路9号安玺雅苑B3栋802号房。法定代表人：刘佑明，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单关平，男，汉族，1983年7月29日出生，住湖南省衡东县，系公司员工。原告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以下简称音集协）与被告长沙高新开发区百乐迪歌厅（以下简称高新区百乐迪歌厅）、第三人湖南天合知识产权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天合公司）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30日作出（2019)湘0104民初12178号民事裁定书,之后原告提起上诉，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5月18日作出（2020）湘01民终3967号民事裁定：一、撤销本院（2019)湘0104民初12178号民事裁定；二、本案指令本院审理。本院于2020年7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匡秀娟、何雨与被告高新区百乐迪歌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姚艳、第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单关平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音集协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将原诉讼请求第一项变更为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47,825元（5元/包厢/天×1095天×27包厢）；二、判令被告承担原告的维权合理费用（取证消费款342元、公证费1,000元、律师代理费5,000元）共计6,342元；三、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保全费、公告费）。事实与理由：原告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是经国家版权局批准成立、民政部注册登记的我国唯一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原告有权代表广大权利人与使用者订立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并收取使用费，向权利人转付使用费并以自己名义进行涉及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权利的诉讼。原告已与广大权利人签订了著作权授权合同，对多达20万首音乐电视作品（包括涉案作品）享有复制权、放映权等著作权权利，并依法行使集体管理职责。被告在未与原告签订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未缴纳许可使用费的情况下，在其经营的卡拉OK场所向不特定消费者提供曲库中海量音乐电视作品的点播业务，在原告敦促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卡拉OK经营行业版权使用费标准》的规定与原告订立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并支付使用费后，没有履行向原告支付使用费的义务，主观上具有明显的侵权故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二十四条、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被告的行为已经严重侵犯了原告享有的著作权，应当立即停止侵权并赔偿原告的经济损失。关于赔偿金额。经查，被告成立于2014年10月9日，包厢数达到27间以上。被告作为卡拉OK经营者，以盈利为目的、以包房为空间，以使用海量作品的曲库供消费者点播来获得收益，是典型的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所针对的使用者，原告有权要求被告支付版权使用费。参照国家版权局2006年第1号公告颁布的卡拉OK著作权使用费标准12元/天/终端，并结合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2017年-2019年公告的湖南地区使用费收费标准8.3元/天/终端，被告应当向原告支付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的版权使用费147,825元。《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九条规定“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本案中，被告应付未付的版权使用费即为原告所遭受的实际损失，被告应当按照该实际损失金额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原告为制止被告侵权所支付的合理开支亦应由被告承担。综上，请求人民法院支持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以维护最广大的权利人在卡拉OK经营行业的正当权益。被告高新区百乐迪歌厅辩称，一、被告未侵犯原告的放映权，原告无权要求被告支付使用费。目前KTV的点歌系统普遍采用局域网形式，点歌系统由统一服务器和多个电脑接收终端联网组成。被告在运营过程中将音乐电视作品存储于店面的服务器中，消费者在包厢的点歌屏选择歌曲，歌曲在服务器完成播放，再通过局域网传输到包厢播放。被告提供音乐电视作品播放行为的可能受信息网络传播权控制，但不受放映权控制，原告未获得涉案音乐电视作品权利人信息网络传播权许可，无权要求被告支付使用费。放映权作为一种机械表演权，它所强调的是向现场公众传播存储于包厢本地的内容。多年前，KTV点歌系统是在每个包厢都设有专有的单片机用于存储歌库，消费者仅能点播所在包厢单片机中的歌曲，该点歌方式向现场公众传播的是存储于本地的歌曲。然而，现有的KTV的点歌系统是向公众传播位于远端的内容，而不是本地的内容，不符合放映权的构成。其次，被告在2017年与原告的委托收款单位为湖南天合公司全额支付版权费，原告无权就2017年的版权费提起侵权之诉。二、原告未举证证明有权对涉案公证作品有权以自己名义起诉。根据原告提交的证据五，著作权授权合同已到期，虽在合同中约定了，双方如无异议，自动续期，但原告未提交证据证明双方未提异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原告未举证证明有权对涉案公证作品有权有自己的名义起诉。三、原告未举证证明被告的服务器有原告的所有音乐电视作品。第一，被告使用的VOD系统供应商有60多万首音乐电视作品，被告的服务器曲库歌曲量也已多达18余万首，在原告仅有16万余首音乐电视作品的前提下，被告的服务器曲库并不一定有原告的音乐电视作品；第二，北京传畅2O19年3月26日与音集协签约；福建海媚于2018年7月30与音集协签约；厦门前沿2019年1月1日与音集协签约；四川音创2019年3月14日与音集协签约；星网视易、阳光视翰2019年1月1日与音集协签约；涉案经营场所购买VOD设备时，设备供应商并未获得音集协授权，因此该证据无法证明涉案经营场所使用了原告管理的所有作品。第三，即使设备供应商获得了音集协的授权，设备供应商也不必然将音集协管理的歌曲拷贝到ktv本地曲库，小权利人的大量起诉可以证明存在大量非音集协授权管理的作品。四、如果法院认定被告应支付音集协使用费，原告要求的使用费过高。第一，正如原告所述，许可使用费是原告的实际损失。然而，许可费用包含了音集协和音著协两者的使用费，涉案音乐电视作品即俗称的伴唱作品是在获得了词曲作者的许可后，才能制作涉案伴唱作品，这并不意味着在未经词曲作者授权的前提下，涉案伴唱作品的权利人有权替其维权，并要求ktv支付使用费。本案在词曲作者和音著协均未授权音集协维权，仅伴唱作品的权利人授权音集协维权的前提下，二合一收费模式下许可费用的二分之一才是原告曲库所有音乐电视作品放映权的使用费。第二，鉴于音集协的权利歌曲为16万多首（按16万计算），取证歌曲为16首，包厢数27，因此，音集协的损失应为包厢费用×包厢数量×时间／3（本案仅涉及音乐电视作品放映权）／音集协曲库数量×取证歌曲量：800×27×2/3/160000×16=1.44元。第三，KTV的经营受到疫情影响，正处于挣扎生存时期。以长沙地区为例，疫情过后，长沙的量贩式KTV已关停了数十家。KTV无能力支付过高使用费。第四，KTV经营者的经营除了需要使用点唱系统及内含的歌曲外，还需要配套的包房、硬件和服务，且点歌机中存储的歌曲数量众多，涉案歌曲对其经营所起的作用较小。第五，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诉讼请求2和3的律师费、交通费、食宿费等开支，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湖南天合公司辩称，天合文化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年8月，受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及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共同委托成为中国大陆地区唯一的代收卡拉OK版权使用费机构，开展卡拉OK版权使用费收取和交付提供服务，公司致力于推动中国音乐作品、音乐电视作品保护进程，促进卡拉OK行业健康有序发展。湖南天合公司成立于2008年6月，公司成立至今一直受天合文化集团授权对湖南地区的卡拉OK经营场所开展卡拉OK版权使用费的版权收费工作。在成立至今的10年间从KTV经营者不认可此项收费工作到积极努力配合缴费工作是湖南天合和卡拉OK行业主管部门，及卡拉OK行业协会共同的艰辛劳动成果。在这10年间湖南天合公司一直遵循着版权收费工作是一种市场行为，一方面要考虑到每个场所的实际经营状况又要完成权利方下达的收费指标。天合文化集团与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合作10年，足额上交版权费十几亿元，在为广大会员单位带来商业回报的同时也给广大卡拉OK经营者解决了实际问题，促进了整个行业的和谐稳定，湖南天合的工作也得到了相关主管部门和整个卡拉OK行业的认可，起到了权利人和音乐使用者版权交易的桥梁作用稳定了整个行业版权交易的秩序。2018年音集协以天合集团及二十家子公司为被告提起诉讼（但不包括湖南天合公司），要求解除合作【法院受理案号为：(2018）京73民初904-905号】，目前案件正在法院审理之中。法院并未作出天合集团与音集协相关合作协议解除的生效判决，湖南天合与卡拉OK经营者洽谈《著作权许可合同》签署工作是负责的履约行为，所签署的《著作权许可合同》应合法有效。然而音集协在法院就与天合集团是否合作解除法院未作出生效判决之前对湖南地区以签署并履行了《著作权许可合同》的卡拉OK经营者提起侵权诉讼并索要高额赔偿的行为不但使全省歌舞娱乐行业深受版权诉讼纠纷困扰，严重浪费宝贵的司法资源，也给政府部门带来了很大的麻烦，目前已严重影响到了卡拉OK行业的营商环境，阻碍了行业的繁荣发展，危及了社会和谐安定，全省卡拉OK行业因版权诉讼纠纷其害，从而引发了当前我省卡拉OK行业一场严重的生存危机。本案涉及的是原被告因涉案曲目放映所引起的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件，首先湖南天合公司并未参与涉案作品的放映行为，也并非音像作品的许可方或被许可方，湖南天合公司是根据相关授权及各方签署的《著作权许可合同》约定开展卡拉OK版权收费业务并按合同约定履行诸如为办理许可使用手续、业务咨询、查证相关经营信息等服务机构；其次各方己签署《著作权许可合同》应按合同约定履行。1、就目前由于音集协以歌曲侵权之名状告卡拉OK经营者索要巨额赔偿的行为给全国卡拉OK行业造成的行业乱象音集协应全面整改现行收费机制和行为，制定公开、公平、公正的版权收费和服务管理体系，积极和当地行业主管部门、湖南天合公司及行业协会建立良好的沟通关系，在诉调机制的框架内开展工作，立即停止一切“钓鱼式”取证行为，立即暂停和撤回所有诉讼。2、音集协应停止假借请求侵权赔偿之名，行强制天价收费之实。音集协计算侵权赔偿的方式是建立在娱乐场所实际侵犯了全曲库音像作品放映权的基础上，而娱乐场所并未侵犯全曲库音像作品的放映权，但音集协在娱乐场所未侵犯其全曲库作品的情况下，坚持以其对外公布的《著作权使用费收取标准公告》为标准向娱乐场所请求侵权损害赔偿，其意图十分明显。音集协作为民间组织无权强制性向娱乐场所收取任何费用，故音集协企图假借侵权赔偿之名，行强制收费之实。应停止利用司法资源当做其强制收费手段。3、音集协及其他权利人在起诉书中应提供原创作者所有的合法有效的授权书，以及向所有原创作者已支付的版权费的证明文件，彻底公开版权费的收取、转付、管理费提取明细和去向，真正将所收的版权费用于激发原创作者的创作热情，用于版权保护工作。4、音集协应公开其权利的完整证明，包括不限于提供完整视频文件，积极解决自身是否具有广泛代表性问题，积极协调处理各小权利人关系，兜底小权利人诉讼，切实尊重和维护已交费卡拉OK场所的合法权益，立即停止单方面要求广大经营业主“删歌”的违法、霸凌行为。5、音集协应向相关政府部门和行业协会提供其建立地方联络站的合法性手续，告知其与各地联络站的实际关系究竟是雇佣关系，还是代理关系，甚至是层层转包关系。综上，请求驳回原告一切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经审理认定如下事实：音集协是经国家版权局批准成立、民政部注册登记的音像集体管理组织，依法对音像节目的著作权以及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实施集体管理。原告与滚石国际音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滚石公司）、经台湾索尼音乐娱乐股份有限公司授权的索尼音乐娱乐（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索尼公司）、中国唱片总公司（以下简称中唱公司）、北京华谊兄弟音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谊公司）订立了《音像著作权授权合同》，同意将其依法拥有的音像节目的放映权、复制权（前述二者仅限卡拉OK经营场所）授予音集协管理并维权，音集协有权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等。索尼、滚石、中唱、华谊公司为《很爱很爱你》、《伤心太平洋》等15首涉案音乐电视作品的著作权人。2007年12月27日，音集协委托天合集团对卡拉OK场所收取著作权使用费。随后，天合集团将湖南省的收费工作委托给第三人。2018年11月6日，原告在其网站上发布音集协字[2018]第80号《关于终止委托天合集团著作权许可收费资格的告知函》，向各卡拉OK经营者、各VOD运营商、各地区娱乐行业协会告知其于同月5日正式公告终止天合集团及其各子公司的收费资格，并告知：凡2018年11月5日（含）前已与我会签订《著作权许可合同》并完成付款的卡拉OK经营场所，所签合同继续有效直至合同约定期届满。自2018年11月5日起，卡拉OK经营者不得再通过天合集团及所有子公司签署向我会缴纳著作权使用费的合同，凡签订如本函所示版本及编号的合同，未于2018年11月5日前将著作权使用费支付到账至该合同印制账户，均视为未经我会许可，该合同无效。具体作废合同编号在我会官网查询区公示等。2019年5月28日，原告向被告送达音集协《关于卡拉OK营业场所支付版权使用费事宜告知函》、《关于2019年卡拉OK著作权使用费收取标准的公告》、《关于终止委托天合文化集团著作权许可收费资格的告知函》、《关于成立湖南省联络处的公告》等文件，被告接收上述文件并签署《签收回单》,在《签收回单》中记载：“包厢数量27个”。2019年7月16日，湖南省长沙市华湘公证处出具（2019）湘长华证内字第2389号《公证书》，载明：2019年7月3日，原告的委托代理人李飞在公证人员监督下，来到长沙市岳麓区家招牌标有“百乐迪量贩ＫＴＶ欢唱热线83999108”等字样的营业场所，李飞在询问消费价格后通过微信支付方式支付本次取证消费费用342元。随后，一行人进入Ｂ307包间，该包间内张贴的消防疏散图显示该层的包厢数量。李飞在标有“ＫＦＵＮ”字样的点歌系统上查找歌手、选取作品，并对《很爱很爱你》等15首涉案音乐电视作品进行了播放。公证人员对上述查看部分歌手页面和音乐电视的整个播放过程进行了摄像。在上述保全过程中，公证人员对ＫＴＶ营业场所的内外观部分现场情况、微信付款详情页面及现场取得的单据进行了拍照。事后，将上述影像资料刻录至全新未拆封的光盘中。兹证明与本公证书相粘连的《歌曲清单》与保全时现场所点播歌曲相符，公证书相粘连的其他附件均与保全现场实际情况相符。此次公证，原告支付公证费1000元。另查明，被告长沙高新区百乐迪歌厅成立于2014年10月9日。2017年12月8日，被告高新区百乐迪歌厅通过微信转账向案外人苏宁转账20,000元。经比对，被告KTV包厢内放映的作品与原告主张保护的同名作品画面、演唱、词曲作者及歌词信息均一致，被告和第三人未提出异议。本院认为：原告是依法成立的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根据原告与滚石、索尼、中唱、华谊等公司签订的《音像著作权授权合同》以及相关法律规定，可以推定原告管理了市场上相对较多的作品。原告根据《音像著作权授权合同》的约定以及《著作权管理条例》的规定取得滚石、索尼、中唱、华谊等公司音乐电视作品的放映权、复制权的管理权限，有权以自己的名义对侵权行为提起诉讼，为此原告的诉讼主体适格。我国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第一项规定,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表演、放映、广播、汇编、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作品的,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均属于侵犯著作权的行为,应当承担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根据（2019）湘长华证内字第2389号公证书记载的内容，音集协在被告经营场所处查找、选取、点播了15首音乐电视作品，并取得相关消费凭证，足以证明被告在其经营场所放映被诉侵权作品的事实。经比对，音集协主张权利的歌曲内容及音源与被诉侵权歌曲的内容及音源一致，同时根据公证书中所记载在查找歌手所显示的曲库目录，可以推断被告在其经营场所提供的音乐电视作品大量为原告管理的音乐电视作品，故可以认定被告未经权利人许可,以营利为目的在经营场所提供了大量原告管理的音乐电视作品的点播业务的行为构成侵权,音集协据此主张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的侵权责任,具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为此本院予以支持。因被告在诉讼中未能举证证明其对该曲库歌曲依法享有作品放映权、复制权,故无论其所属的点唱系统设备向何人购买,均不影响对案涉侵权事实的认定。关于损失赔偿。原告有权以国家版权局公告的许可使用费标准为基础与被许可人协商后按包厢数收取许可费。因此，对于音集协为原告的涉KTV行业著作权侵权案件，以包厢数为基础计算许可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根据《著作权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许可费应由音集协与被许可人协商确定。本案中，音集协提供的每个包厢的收费标准系其单方出具，未经原、被告充分协商，为此本院综合以下事实，认定本案的赔偿标准，即:1、被告于2014年10月9日办理了工商登记，原告主张被告侵权时间为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被告未举证证明其未曾营业。被告虽然提交与案外人苏宁转账记录，但不能证明该笔费用系被告向原告交纳的使用费，故被告的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其与原告订立2017、2018和2019年的《著作权使用合同》以及向原告交纳使用费，被告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为此侵权时间应当认定自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2、关于包厢数的问题，原告于2019年5月28日向被告送达相关文件时，在《签收回单》中记载被告的包厢数为27个，被告未提交相关证据证实其自开业以来至今的包厢使用状况，为此本院认定被告包厢数为27个。综上，本院进而根据被告成立时间、场所位置（位于长沙市高新开发区）、主观过错、经营规模、侵权情节、维权支出等因素，本院酌定本案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88,695元（含各项合理开支），超过部分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八条第一款、第十条第一款第十项、第十一条、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四十八条第一项、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二十五条第一至二款、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长沙高新区百乐迪歌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经济损失（含各项合理开支）人民币88,695元；二、驳回原告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383元，由被告长沙高新区百乐迪歌厅承担2,017元，原告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承担1,366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朱 令人民陪审员  易建辉人民陪审员  张莲芳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闫曼书记员王璐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八条著作权人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可以授权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行使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被授权后，可以以自己的名义为著作权人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主张权利，并可以作为当事人进行涉及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诉讼、仲裁活动。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是非营利性组织，其设立方式、权利义务、著作权许可使用费的收取和分配，以及对其监督和管理等由国务院另行规定。第十条著作权包括下列人身权和财产权：（一）发表权，即决定作品是否公之于众的权利；（二）署名权，即表明作者身份，在作品上署名的权利；（三）修改权，即修改或者授权他人修改作品的权利；（四）保护作品完整权，即保护作品不受歪曲、篡改的权利；（五）复制权，即以印刷、复印、拓印、录音、录像、翻录、翻拍等方式将作品制作一份或者多份的权利；（六）发行权，即以出售或者赠与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的原件或者复制件的权利；（七）出租权，即有偿许可他人临时使用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计算机软件的权利，计算机软件不是出租的主要标的的除外；（八）展览权，即公开陈列美术作品、摄影作品的原件或者复制件的权利；（九）表演权，即公开表演作品，以及用各种手段公开播送作品的表演的权利；（十）放映权，即通过放映机、幻灯机等技术设备公开再现美术、摄影、电影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等的权利；（十一）广播权，即以无线方式公开广播或者传播作品，以有线传播或者转播的方式向公众传播广播的作品，以及通过扩音器或者其他传送符号、声音、图像的类似工具向公众传播广播的作品的权利；（十二）信息网络传播权，即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十三）摄制权，即以摄制电影或者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将作品固定在载体上的权利；（十四）改编权，即改变作品，创作出具有独创性的新作品的权利；（十五）翻译权，即将作品从一种语言文字转换成另一种语言文字的权利；（十六）汇编权，即将作品或者作品的片段通过选择或者编排，汇集成新作品的权利；（十七）应当由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著作权人可以许可他人行使前款第（五）项至第（十七）项规定的权利，并依照约定或者本法有关规定获得报酬。著作权人可以全部或者部分转让本条第一款第（五）项至第（十七）项规定的权利，并依照约定或者本法有关规定获得报酬。第十一条著作权属于作者，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创作作品的公民是作者。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主持，代表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意志创作，并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责任的作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视为作者。如无相反证明，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作者。第十五条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的著作权由制片者享有，但编剧、导演、摄影、作词、作曲等作者享有署名权，并有权按照与制片者签订的合同获得报酬。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中的剧本、音乐等可以单独使用的作品的作者有权单独行使其著作权。第四十八条有下列侵权行为的，应当根据情况，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同时损害公共利益的，可以由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销毁侵权复制品，并可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还可以没收主要用于制作侵权复制品的材料、工具、设备等；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表演、放映、广播、汇编、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作品的，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二）出版他人享有专有出版权的图书的；（三）未经表演者许可，复制、发行录有其表演的录音录像制品，或者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表演的，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四）未经录音录像制作者许可，复制、发行、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制作的录音录像制品的，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五）未经许可，播放或者复制广播、电视的，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六）未经著作权人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许可，故意避开或者破坏权利人为其作品、录音录像制品等采取的保护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技术措施的，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七）未经著作权人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许可，故意删除或者改变作品、录音录像制品等的权利管理电子信息的，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八）制作、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作品的。第四十九条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不能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五十万元以下的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当事人提供的涉及著作权的底稿、原件、合法出版物、著作权登记证书、认证机构出具的证明、取得权利的合同等，可以作为证据。在作品或者制品上署名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视为著作权、与著作权有关权益的权利人，但有相反证明的除外。第二十五条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无法确定的，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请求或者依职权适用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确定赔偿数额。人民法院在确定赔偿数额时，应当考虑作品类型、合理使用费、侵权行为性质、后果等情节综合确定。当事人按照本条第一款的规定就赔偿数额达成协议的，应当准许。第二十六条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包括权利人或者委托代理人对侵权行为进行调查、取证的合理费用。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和具体案情，可以将符合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律师费用计算在赔偿范围内。《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