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20）粤刑终698号原公诉机关广东省深圳市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秦滨城，男，1988年1月26日出生于广东省普宁市，汉族，中专文化，务工人员，户籍地广东省普宁市。因本案于2013年1月5日被取保候审，后在取保候审期间逃跑；2019年7月17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深圳市第一看守所。辩护人陈明杰、罗红，广东国智律师事务所律师。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广东省深圳市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秦滨城犯走私普通货物罪一案，于2020年3月20日作出（2020）粤03刑初21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人秦滨城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决定以不开庭方式进行审理。通过阅卷、讯问上诉人、听取辩护人的意见，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判认定，2012年初至2013年初，杨某豪、高某丹（均已判决）等人结伙将其在香港订购的手机通过“水客”携带的方式走私到深圳。被告人秦滨城明知上述情况，仍然听从杨某豪指挥，负责接收走私入境的手机并进行销售，并提供个人银行账户给杨某豪用于向走私通关团伙支付报酬。经计核，杨某豪等人采用上述方式走私入境的手机偷逃应缴税款共计人民币（下同）4032726．67元。原判认定上述事实，有经一审庭审举证、质证的书证、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和辩解、鉴定意见等证据证实。原判认为，被告人秦滨城的行为已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秦滨城在共同犯罪中系从犯，且自愿认罪认罚，依法可减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秦滨城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上诉人秦滨城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认为：原判没有认定秦滨城有自首情节；秦滨城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较小，认罪认罚，家庭困难，原判量刑过重。请求从宽处罚。经审理查明，2012年初至2013年初，深圳华强北明某数码城商户杨某豪（已判决）伙同高某丹（已判决）等人将其在香港订购的手机通过“水客”携带的方式走私到深圳销售，杨某豪向高某丹支付走私带工费作为报酬。上诉人秦滨城明知手机系走私入境，仍受杨某豪雇请为其在档口销售上述手机，并时常帮忙接收高某丹团伙送来的走私手机；秦滨城还提供个人银行账户给杨某豪，用于杨某豪向走私通关团伙支付报酬。经计核，杨某豪团伙委托高某丹团伙走私入境的手机偷逃应缴税款计4032726．67元。2013年1月4日，侦查机关抓获秦滨城并对其讯问，秦滨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侦查机关于当日对其取保候审，而后秦滨城弃保潜逃，侦查机关随后对其网上追逃。2019年7月14日，秦滨城自动到侦查机关投案并再次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以上事实，有下列证据证实：（书证）1.侦查机关调取的户籍材料，证明：秦滨城的个人身份信息。2.侦查机关制作的立案决定书、接受刑事案件登记表、取保候审及逮捕决定书，出具的到案经过，证明：2013年1月4日，深圳海关缉私局根据情报线索发现杨某豪纠集人员自2012年1月开始，从深圳沙头角中英街、罗湖口岸、皇岗口岸走私手机入境并在境内销售。当日，深圳海关缉私局将此案立为杨某豪团伙走私案进行侦查。同月5日，深圳海关缉私局统一开展“HS01”查缉行动，抓获杨某豪、高某静、林某锰、秦滨城等多名犯罪嫌疑人，查获账册、作案手机和走私入境手机一批。抓获当日，秦滨城被蛇口海关缉私分局取保候审。同月22日，办案人员多次拨打秦滨城留下的联系电话均无人接听。次日，侦查人员到秦滨城位于深圳市福田区振兴路红荔村10栋605房住所查找，确认其已弃保潜逃。蛇口海关缉私分局遂于同月29日对其网上追逃，2月4日被批准逮捕。2019年7月14日，秦滨城到蛇口海关缉私分局投案，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同日，蛇口海关缉私分局对秦滨城执行逮捕。3.侦查机关调取的银行流水，证明：秦滨城、杨某豪、高某丹等人名下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其中，秦滨城交通银行账户于2013年5月至9月，分11次转账给“方某彬”账户计2111113元。4.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刑事判决书，证明：同案人杨某豪、高某丹等人已被判刑。（鉴定意见）5.深圳海关出具的涉嫌走私案件偷逃税款计核证明书，证明：涉案走私货物偷逃税款共计4032726.67元。（证人证言、辨认笔录）6.证人林某青（杨某豪的妻子）的证言，证明：杨某豪有在香港订货，后委托水客走私入境，再在档口销售。秦滨城、陈某彬、方某勉三人负责打理铺面，销售手机，每月工资1000多元。他们把每天销售的手机数量、价格、型号报给我，我就记下来。这些手机都是走私进来的。高某丹是罗湖那边当水客帮人走私的，我不知道她和杨某豪是否有业务往来。经混杂辨认，林某青辨认出方某勉、杨某豪、陈某彬、秦滨城、高某丹。7.证人陈某彬（杨某豪员工）的证言，证明：我在明某数码城A3**8威某公司上班，老板是杨某豪。我负责卖手机壳、保护膜以及接货送货、打包、发快递等事情，方某勉、秦滨城做的事情和我差不多。2012年11、12月，每周有三天有人送货，我就接货交给杨某豪。我的工资每月1500元，由林某青发。经混杂辨认，陈某彬辨认出方某勉、林某青、杨某豪、高某静、秦滨城、高某丹。8.证人方某勉（杨某豪员工）的证言，证明：我的老板是杨某豪，我主要是帮忙看档口，负责维修有质量问题的手机。一起做事的还有陈某彬、秦滨城。陈某彬负责收货，秦滨城做什么我不清楚。我们收的是别人送来的手机，具体什么手机不清楚，我只知道其中一个送货的是高某静，每次她送过来都是交给陈某彬，陈不在的时候我就打电话通知他来收货。我听说高某静的手机是水客走私进来的，具体方式不清楚。她通常是一两天就送一次。9.证人方某2（水客）的证言，证明：我通过杨某豪认识秦滨城，我帮秦滨城带过手机。他明确告诉我他是本人在做，不是他老板的手机。秦滨城在香港订好货，然后电话通知我去取货。我亲自带到华强北给秦滨城。这些手机都是HTC，每次一两百台，总数不超过一千台。秦滨城收到货款后通过他交通银行账号转货款到我叔叔方某彬的交通银行卡上，我再取出交给香港的供货商。带工费也一起转给我。经混杂辨认，方某2辨认出秦滨城、杨某豪。10.证人杨某豪的证言，证明：我在2011年至2013年雇请高某丹等人从香港帮我以水客方式走私手机入境，再雇请秦滨城等人在深圳华强北数码城二期某商铺销售。秦滨城主要负责在档口接受走私进来的手机，并且在档口负责销售。有时候收货我不在，我也把货款现金留在档口，让秦滨城帮我转交送手机来的人。我有用秦滨城的身份证办过一张交通银行卡，因为一张卡每天只能取2万元现金，支付货款现金不够时我会把钱转到秦滨城等人的银行卡上，然后再取现出来。我是2012年初，在我和高某丹合作后开始雇请秦滨城的。经混杂辨认，杨某豪辨认出秦滨城。11.证人高某丹的证言，证明：我和杨某豪从2012年初开始有生意往来，杨某豪是在华强北明某数码城做手机销售的。每次在香港有手机需要带过来就通知我，我就找以前认识的一些“水客头”，把杨某豪告知的拿货地址告诉他们，让他们找水客去香港带货。水客将手机带入境后，交给我表姐夫林某锰，林某锰再将手机转交给我妹妹高某静，由高某静将手机送到杨某豪的档口。带工费是杨某豪通过其在交通银行的账户转账到高某静在交通银行账户的。货款也是我找人帮杨某豪带到香港的。一部分是高某静送手机到杨某豪的店面后，由杨某豪或他的工仔交港币现金给高某静；一部分是杨某豪转账到罗湖口岸一叫“车女”的账户上，再通知高某静去取港币现金。高某静每次收到货款后就交给我，由我将钱交给王某周带到香港支付货款，每5万港币现金的带工费是20元。高某静收到杨某豪的货款后会不定期用手机短信告知我数额。林某锰在国内帮忙接货，每个月工资3000元。高某静没有工资，平时没钱就找我要。经混杂辨认，高某丹辨认出杨某豪、秦滨城。12.证人高某静（高某丹妹妹）的证言，证明：我们是2012年开始帮杨某豪走私进口手机的，主要是HTC手机。都是由高某丹找到水客头，水客头再找水客在香港提货，然后从罗湖海关带过关交给我和林某锰，并由我将手机送到杨某豪的档口。手机的带工费是一台港币20到35元，货款的带工费是每5万元港币现金给20元。13.证人林某锰的证言，证明：我的工作是帮高某静收取从香港带过来的手机裸机或者手机盒，收货地点在罗湖一号香江明某休闲中心后面的一排小店门口。收的手机有苹果、三星和HTC，收到之后交给高某静。（被告人供述和辩解）14.上诉人秦滨城的供述，供认：杨某豪是我的老板，华强北明某数码城A3**8的档口是他租的。杨某豪是做进口手机生意的，主要品牌有苹果IPHONE、HTC、三星等。我的工资是一个月1300元，是杨某豪支付给我的。我主要是销售手机和外壳，偶尔有进手机时，帮助清点手机，或者按杨某豪交代支付货款现金。档口还有陈某彬、方某勉也帮助销售手机和外套，以及支付货款现金。据我所知，杨某豪的手机主要通过两部分进口：一部分是高某丹帮助进口的；一部分是方某2帮助进口。首先是杨某豪向香港市场询价、定价，然后通知高某丹和方某2将手机从香港走私进来，最后送到我们档口。高某丹是专做带货生意的，“带货”的意思就是找水客走私。杨某豪主要联系高某丹。高某丹有个妹妹叫高某静，送手机来过我们档口，是陈某彬和方某勉接的，我们也按杨某豪的要求支付过港币现金货款给她带走。高某丹是如何走私的，我不清楚，只知道是叫水客带的。高某静把手机送过来后，我和陈某彬、方某勉应杨某豪要求向她支付过港币现金。高某静送来的手机数量我不清楚，是陈某彬和方某勉接收的。方某2方面的货款我不清楚。杨某豪叫我开了交通银行账户，并吩咐我将走私手机货款转给交方某彬的人。方某2和方某明两兄弟和杨某豪有生意往来，也是帮杨某豪走私手机进来的，流程类似于高某丹两姐妹。我认识方某明后，也让他帮我私下带手机上来，大概是2012年7月，他帮我带过Z715手机200台，进来后我把手机卖给一个姓朱的客户。2013年1月5日，我被深圳海关缉私局抓获，后对我取保候审。因为其他同行都说老板会把所有责任都推给我，我由于害怕就跑了，在普宁老家打工并住在工厂里。后来我觉得应该面对这个问题，就来投案自首了。针对上诉单位、上诉人所提上诉理由和辩护人所提辩护意见，根据本案的事实和证据，依照法律规定，本院评判如下：关于上诉人秦滨城是否有自首情节的问题。经查，秦滨城因涉嫌本案被侦查机关抓获，经讯问后被取保候审；而后秦滨城弃保潜逃，后又投案。就其行为性质分析如下：第一，根据刑法规定，成立自首应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犯罪以后自动投案；二是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自动投案的时间节点是尚未受到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之时。取保候审是对未被逮捕或逮捕后需要变更刑事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责令其提出保证人或者缴纳保证金，并出具保证书，保证随传随到，对其不予羁押或暂时解除其羁押的一种刑事强制措施。本案中，秦滨城在已被采取取保候审的刑事强制措施后逃跑，不符合刑法关于自动投案时间节点的规定，不具备自首的前提条件，不应认定为自首。《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自动投案法律适用问题的答复》（法研[2013]10号）进一步明确，对于行为人原不具备自动投案情节，在被取保候审期间逃跑后主动归案的情形，不能认定为自动投案。第二，自首制度的宗旨是鼓励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一方面促使犯罪嫌疑人悔过自新；另一方面节约司法资源，使案件得以及时侦办处理。本案中，秦滨城弃保潜逃，进而被侦查机关网上追逃，已严重妨碍了刑事诉讼活动的正常进行，浪费了司法诉讼资源，其行为不符合自首的立法本意。第三，取保候审期间逃跑本身就违反了法律关于取保候审的规定，如果取保候审期间逃跑后再进行所谓的“投案”行为被认定构成自首，那么就等同于犯罪嫌疑人因其不法行为获得了法律上的额外利益，违背了“任何人不得从自己的错误行为中获益”的基本法律原则，这对同样被取保候审、遵守相关法律规定没有逃跑的犯罪嫌疑人而言，也是不公平的。综上，秦滨城投案的行为不应认定为自首。因此，秦滨城及其辩护人辩称秦滨城有自首情节理由不成立，不予采纳。关于原判量刑是否适当的问题。经查，第一，上诉人秦滨城受他人安排指使参与犯罪，现有证据未反映其在走私利润中分成，其在走私共同犯罪中确系从犯，原判已作此认定并已在量刑时予以考虑。第二，秦滨城伙同他人共同走私普通货物入境，偷逃应缴税额达400余万元，属数额特别巨大，论罪本应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并处偷逃应缴税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原判根据其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在下一个量刑档次按底处刑，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已属减轻处罚。尽管秦滨城提出认罪态度好、家庭困难等理由，但原判量刑在公诉机关量刑建议范围内，不属量刑畸重，且已无下调空间。因此，秦滨城及其辩护人辩称原判量刑过重理由不成立，不予采纳。本院认为，上诉人秦滨城违反海关法规，逃避海关监管，伙同他人走私普通货物入境，偷逃应缴税额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秦滨城在走私共同犯罪中系从犯，且认罪认罚，依法应减轻处罚。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秦滨城及其辩护人请求从宽处罚理由不足，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一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张 莉审判员 陈亦光审判员 黄玉良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六日书记员 肖耀峰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七条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第一百五十三条走私本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三百四十七条规定以外的货物、物品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一）走私货物、物品偷逃应缴税额较大或者一年内曾因走私被给予二次行政处罚后又走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偷逃应缴税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二）走私货物、物品偷逃应缴税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偷逃应缴税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三）走私货物、物品偷逃应缴税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偷逃应缴税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对多次走私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走私货物、物品的偷逃应缴税额处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走私普通货物、物品，偷逃应缴税额在十万元以上不满五十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偷逃应缴税额较大”；偷逃应缴税额在五十万元以上不满二百五十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偷逃应缴税额巨大”；偷逃应缴税额在二百五十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偷逃应缴税额特别巨大”。走私普通货物、物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偷逃应缴税额在三十万元以上不满五十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偷逃应缴税额在一百五十万元以上不满二百五十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一）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二）使用特种车辆从事走私活动的；（三）为实施走私犯罪，向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贿的；（四）教唆、利用未成年人、孕妇等特殊人群走私的；（五）聚众阻挠缉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二）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三）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原审人民法院对于依照前款第三项规定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作出判决后，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或者裁定，不得再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