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3民终100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顺达，男，1965年10月20日生，汉族，身份证码532225196510202130,现住麒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云南大格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天星，云南元度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原审被告）：肖国锋，男，1980年1月4日生，汉族，身份证码532201198001046019，住曲靖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秦瑜、杨富，重庆坤源衡泰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授权代理。上诉人杨顺达因与上诉人肖国锋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麒麟区人民法院（2018）云0302民初63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院二审中，双方当事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均到庭接受了询问。本案经报经批准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杨顺达上诉请求：1、撤销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人民法院2019年11月29日作出的(2018)云0302民初6341号民事判决书；2、重新认定本案事实，认定杨顺达与肖国锋2016年7月4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杨顺达受让曲靖华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昌公司）98%的股权归杨顺达所有；3、改判肖国锋协助上诉人杨顺达到曲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将其华昌公司98%的股权变更登记到杨顺达名下。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肖国锋将其华昌公司的全部出资额1568万元按560万元一次性转让给受让方杨顺达”转让份额是35%，而非98%，认定事实错误。1、肖茶芬诉杨顺达及第三人肖国锋合同无效一案，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8)云03民终553号判决，认定杨顺达与肖国锋于2016年7月4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有效，本案一审判决也认定该股权转让协议有效。肖茶芬、肖国锋之所以诉求认定股权转让协议无效，是因为否认560万元转让其持有的华昌公司全部股权即98%的股权的约定。一审判决认定股权转让协议有效，但又否认该协议中双方的意思表示，错误理解协议内容，逻辑矛盾。2、就该股权转让协议字面解释，“肖国锋将其华昌公司的全部出资额转让”解释，肖国锋实际没有出资，他代持的是肖茶芬的98%股份，工商登记肖国锋全部出资额1568万元占有的股权比例是98%，肖国锋将其华昌公司的全部出资额转让，就是转让全部持有股份，这是合同文字解释的常识理解。3、一审判决认定转股比例是35%的依据的证据是非法证据。一审法院依据从公安机关调取的股东会决议作为证据，调查程序不合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条，“人民法院调查收集的书证，可以是原件，也可以是经核对无误的副本或者复制件。是副本或者复制件的，应当在调查笔录中说明来源和取证情况。”一审法院调取的该证据无原件，但未说明取证情况。4、一审法院认定2010年12月8日杨顺达与肖茶芬签订合伙协议，约定对华昌公司投资，肖茶芬出资4030万元，占股65%，杨顺达出2170万元，占股35%。该合伙协议虽真实，但杨顺达已经实际出资，而肖茶芬并没有实际出资，故该协议没有实际履行，一审判决依据该事实认定上诉人的出资比例，依据的事实错误。关于为何双方达成560万元收购1568万元全部出资额的解释。一审判决认定2012年8月9日股东会决议增加注册资本增加到1600万元，肖国锋持有98%股份出资额度1568万元。事实上，肖国锋没有出资，被代持的肖茶芬也没有实际出资，增加的注册资本，资金来源是上诉人杨顺达出资的2357.3万元。基于肖国锋、肖茶芬没有实际增资，故同意从杨顺达出资的2357.3万元中划拨560万给肖国锋，受让肖国锋持有的全部华昌公司股份，即98%的股权。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依据的证据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肖国锋辩称：第一，杨顺达所依据的关键证据并非肖国锋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受到杨顺达20余人被迫签订。从案涉新股东证明、股东会决议、杨顺达自己出具的承诺书，杨顺达自己所承认转让股权都是35%。第二，退一步说，即便法庭不能认定胁迫的事实，股权转让协议也未取得其他股东的同意所以无效。且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在没有约定双方履行先后顺序情况下，我方可以要求对方对等履行。杨顺达未向我方交付560万，我方行使同时履行抗辩权。肖国锋上诉请求：1.撤销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云0302民初6341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肖国锋与杨顺达未签订转让35%的股权转让协议，肖国锋不具有协助杨顺达办理变更35%股权转让手续的义务，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导致错误判决。原审法院不能依据双方未达成转让98%的合意，就判决肖国锋应当履行转让35%股权的义务。首先，因案涉协议是杨顺达胁迫肖国锋签订，且根据杨顺达出具的《告知书》，以及杨顺达向公安机关提供的新股东主体资格证明以及在(2017)云0302民初2852号案件中，杨顺达自认是双方协商转让的是35%的股权，因此，杨顺达与肖国锋无转让98%股权的合意。其次，民事法律行为成立的要件需要有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双方根据意思表示并作出一定的行为，虽然杨顺达与肖国锋有商谈转让35%股权事宜，但是双方未达成最终合意，双方也未签订转让35%的股权的协议。因此原审判决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即使原审法院认为杨顺达受让了35%的股权，但因杨顺达未支付肖国锋股权转让款，肖国锋享有同时履行抗辩权，杨顺达未支付股权转让款前，肖国锋有权拒绝履行义务。原审法院在认定杨顺达自己确认未支付56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前提下，又认为杨顺达向肖国锋不具有实际支付义务，认定事实错误，导致错误判决。首先，转让98%股权并非杨顺达与肖国锋双方达成的真实表示，因此，杨顺达提交的2016年7月4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不能成立。其次，股权转让完毕证明不能证明杨顺达已经向肖国锋支付了股权转让款。该股权转让完毕载明：根据华昌公司股东会决议及股权转让协议，受让人（杨顺达）已将现金人民币560万元支付给了转让人肖国锋，转让协议履行完毕。不管是从杨顺达无支付证据的角度还是杨顺达在另案(2018)云03民终553号案中的陈述，该股权转让完毕证明没有对应的合同依据。其三，据杨顺达在2017年7月17日出具的告知书，载明“杨顺达实际注册入股华昌公司的人民币2357.3万元划出人民币560万元作为杨顺达所占华昌公司35%的股权”，这是杨顺达的单方主张，杨顺达支付给华昌公司的钱，属于其与华昌公司的债权债务关系，而股权转让款的收取主体是公司股东肖国锋，华昌公司与肖国锋属于两个独立的主体。且肖国锋也未与杨顺达达成将杨顺达支付给华昌公司的钱划转560万元作为支付给肖国锋的股权转让款的合意。因此，杨顺达主张将其支付给华昌公司的钱划转560万元作为支付给肖国锋的股权转让款无法律和事实依据。原审认定杨顺达向肖国锋不存在实际支付义务明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综上，杨顺达并未支付肖国锋股权转让款。根据《合同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当事人互负债务，没有先后履行顺序的，应当同时履行。一方在对方履行之前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一方在对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时，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因此，即使原审人民法院认为转让了35%的股权，但杨顺达未向肖国锋支付股权转让款，肖国锋享有同时履行抗辩权，在杨顺达支付股权转让款之前，肖国锋也有权拒绝履行股权转让义务。综上，原审人民法院判决杨顺达受让了华昌公司35%的股权，要求肖国锋履行转让35%股权的义务，属于严重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导致错误判决。恳请法院依法撒销曲靖市麒麟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云0302民初6341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杨顺达辩称：第一，该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经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确认，560万一次性转让不可能引申出其他的含义，所以该560万元为转让98%的股权应当得到法院的确认。关于为何没有支付560万元的问题。本案有证据证明，且经生效判决认定的杨顺达实际出资2300多万，杨顺达的证据证明肖国锋和肖茶芬一分钱都没有出，华昌公司的唯一出资人是杨顺达，为什么是560万转让前有增值税，无论写560万还是5万或6万，根据双方的沟通，公司已经交给了杨顺达。如果按照肖国锋的观点560万元只是35%，杨顺达的2300万只扣除560万无法解释，本案查明的事实不可能是债权债务关系。杨顺达一审起诉请求：请求法院依据原、被告于2016年7月4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将登记在被告肖国锋名下的华昌公司98％的股权协助原告杨顺达到曲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进行变更登记为杨顺达持有华昌公司98％的股权；诉讼费由被告肖国锋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曲靖华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由肖茶芬出资98万元占股98%、胡丽仙出资2万元占股2%，共出资100万元，于2010年7月13日登记成立。2010年12月8日原告杨顺达与肖茶芬签订合伙协议书，约定对华昌公司投资，由肖茶芬出资4030万元（65%）、杨顺达出资2170万元（35%）。2013年12月19日由华昌公司会计代晓红、肖茶芬、杨顺达一起对原告杨顺达出资情况结算，原告杨顺达出资额为2357.3万元。2012年3月20日肖茶芬将98%的股份转让给肖国锋代持股。2012年7月26日被告肖国锋与肖茶芬补签代持股协议确定，因被告肖国锋对股份没有出资，约定被告肖国锋代持股的收益等均归肖茶芬所有。2012年8月9日股东会议决议增加注册资本增加到1600万元，被告肖国锋持有98%股份出资额度为1568万元，胡丽仙持有2%股份出资额度为32万元，合计增加注册资本1500万元，其中肖国锋1470万元、胡丽仙30万元，均由华昌公司账户转入，个人对增资部分实际未出资，并对注册资本进行了相应的变更登记。2016年7月4日，被告肖国锋与原告杨顺达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协议内容为：华昌公司经股东会议同意变更股东，现经转、受让方双方决定，达成协议“转让方被告肖国锋将其华昌公司的全部出资额1568万元，按560万元一次性转让给受让方杨顺达”。2016年7月4日原、被告签订股权转让完毕证明，内容为：根据华昌公司股东会决议及股权转让协议，受让人已将现金人民币560万元支付给了转让人肖国锋，转让协议履行完毕。案外人肖茶芬、胡丽仙、被告肖国锋分别提交身份证复印件，均载明此“复印件仅用于华昌公司肖国锋与杨顺达股权转让曲靖市工商局备案所用”。2016年7月4日原告杨顺达向华昌公司出具承诺书，内容为基于2010年12月8日杨顺达和肖茶芬所签订的合伙协议，华昌公司股东肖国锋将其名下98%的股权转35%给杨顺达，因股权转让产生的税、费由杨顺达承担。被告肖国锋与股东胡丽仙于2016年7月4日签订的股东会决议载明：……股东肖国锋将其出资56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金的35%的股权转让给原告杨顺达，内部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因被告肖国锋于2016年7月5日到曲靖市工商局否定转让协议是自愿签订，原告杨顺达的股权转让登记未成。2016年7月17日原告杨顺达出具告知书，明确其先后出资11次2357.3元（万元），肖国锋转让其所占华昌公司98%的股权中的35%归杨顺达，股东肖国锋、胡丽仙召开股东大会同意杨顺达实缴华昌公司2357.3万元划出560万元作为杨顺达所占华昌公司35%的股权...。一审法院认为，案外人肖茶芬诉原告杨顺达、第三人肖国锋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经本院作出（2017）云0302民初2852号民事判决。原告杨顺达提起上诉，经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云03民终553号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肖国锋与原告杨顺达于2016年7月4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为有效协议，驳回案外人肖茶芬的诉讼请求（确认转让协议无效）。本案中，被告肖国锋与原告杨顺达是双方2016年7月4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对其内容“转让方被告肖国锋将其华昌公司的全部出资额1568万元，按560万元一次性转让给受让方杨顺达”从字面上理解存在转让股权98%的可能性，但双方没有明确约定的转让股权份额，现双方当事人就转让35%或98%发生争议；对合同没有约定转让价款560万元如何支付（给付时间、方式）、560万元的转让款是否需要实际向被告肖国锋支付以及与此前原告杨顺达出资2千余万元是否有关联发生争议，本案是双方当事人对合同约定内容的理解发生争议。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原因、基础为2010年10月8日原告杨顺达与肖茶芬签订合伙协议书，约定对华昌公司由原告杨顺达出资2170万元（35%）。原告杨顺达实际出资额为2357.3万元。被告肖国锋对华昌公司实际未出资。原告杨顺达主张的2016年7月4日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转让股权为98%，其所主张的证据不能充分证明双方约定转让股权份额为98%。被告肖国锋主张的证据充分证明了2016年7月4日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约定转让股权为35%。在转让协议签订后，案外人隐名股东肖茶芬、胡丽仙及被告肖国锋均出具股权转让变更登记的股权转让完毕证明、用于登记的所需身份证复印件，在股权转让完毕证明中明确560万元“已支付”；告知书上载明“...杨顺达实缴华昌公司2357.3万元划出560万元作为杨顺达所占华昌公司35%的股权...”；对2016年7月4日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对560万元未具体约定任何支付。据以上事实及双方所举涉及本案的相关证据，该院予以认定原告杨顺达对560万元向被告肖国锋不存在实际支付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的规定，判决：一、原告杨顺达与被告肖国锋2016年7月4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原告杨顺达受让曲靖华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35%的股权归原告杨顺达所有，由被告肖国锋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协助原告杨顺达到股权登记部门办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手续。二，驳回原告杨顺达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1000.0元，由被告肖国锋承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另查明，依照（2019）云03民终467号民事判决认定，2016年7月4日，肖国锋、胡丽仙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股东会决议原股东肖国锋将其出资56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金35%的股权转让给杨顺达，内部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认定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核心争议焦点为：杨顺达与肖国锋实际转让股权的份额是多少？（一）本案中，杨顺达与肖国锋于2016年7月4日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为：“华昌公司经股东会会议同意变更股东，现经转、受让双方协商决定，达成如下协议：一、转让方肖国锋将其在华昌公司的全部出资额1568万元人民币，按560万元人民币一次性转让给受让方。”肖国锋和杨顺达分别在转让方和受让方处签字确认，华昌公司进行签章。因该《股权转让协议》已被另案（2018）云03民终553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为有效。因此，双方关于股权转让份额的争议属于对协议条款的理解争议。前述《股权转让协议》中虽有关于金额的表述，但从表述词句看，表述并不足够明确。且该份协议中亦并未明确具体股权转让的份额。因此，仅从该份协议看，不能确定双方股权转让的实际份额。对于双方股权转让份额的确定，应结合其他证据进行综合判定。（二）对双方股权转让份额应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认定。其一是杨顺达出具的《承诺书》中杨顺达认可肖国锋将其名下98%的股权转35%给杨顺达。其二是杨顺达于2016年7月17日出具的《告知书》中明确记载了杨顺达和肖茶芬签订《合伙协议书》的事实，以及2016年7月4日肖国锋转让其名下所占华昌公司98%的股权中35%归实际入股人杨顺达，杨顺达实缴注册入股华昌公司的人民币2357.3万元划出人民币560万元作为杨顺达所占华昌公司35%的股权的事实。其三是肖国锋、胡丽仙召开股东会作出决议中确定原股东肖国锋将其出资56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金35%的股权转让给杨顺达，内部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的事实。综上事实，能够确定本案杨顺达和肖国锋股权转让的事实，实质上是双方将肖国锋所持98%的股权中35%转让给杨顺达。关于杨顺达认为华昌公司所增资的资金完全是来自于其投资款，因此本案《股权转让协议》确定的转让股权份额即是转让肖国锋所持98%的主张，与本案查明的事实及杨顺达自认的事实不符，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三）基于杨顺达和肖茶芬原签订的《合伙协议书》中确定并由杨顺达实际向华昌公司投资2357.3万元的事实，以及肖茶芬为案涉肖国锋所持股权的隐名股东且肖茶芬同意股权变更转让的事实，能够确认杨顺达受让肖国锋名下35%的股权后，并不需要进行转让款的另行支付。肖国锋关于杨顺达受让股权后并未实际支付转让款560万元，因此转让不成立的主张，一审不予支持并无不当。针对诉讼费的承担，一审判决分担不妥，本院依照判决结果中对杨顺达诉请支持的比例进行分担。综上所述，上诉人杨顺达和上诉人肖国锋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虽有不足，但判决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51000元，由杨顺达承担32786元，由肖国锋承担1821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1000元，由杨顺达承担32786元，由肖国锋承担18214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夏 尧审判员 刘招银审判员 廖 锐二〇二〇年九月三日书记员 张雪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