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6民终506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邵恩杰，男，1966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农村居民，户籍地：山东省单县，现住莱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伯云，上海森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峰，上海森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莱州市三和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莱州市土山镇驻地。法定代表人：张新东，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曲颂军，山东君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杜云昆，山东君秋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邵恩杰因与被上诉人莱州市三和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和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莱州市人民法院（2019）鲁0683民初70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邵恩杰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多项事实认定错误，严重违背客观事实。1.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邵恩杰是杨洪胜的雇主。(1)邵恩杰并非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邵恩杰并未招聘劳务工人参与劳务施工。如三和公司主张邵恩杰是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应当提供劳务合同交底、施工图纸移交等证明文件，以及其他现场管理资料、施工资料、劳务款项支付凭证等证据予以证明，连基本的施工图纸都没有交给邵恩杰，邵恩杰是无法开展劳务施工的，再结合三个证人证言及相关笔录，均能看出邵恩杰并未参与案涉工程的施工。(2)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邵恩杰是杨洪胜的实际雇主，一审法院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直接认定邵恩杰雇佣了杨洪胜并参与了施工，属于重大事实认定错误，直接导致本案一审判决严重违背客观事实。一审判决书第11页第二段中，一审法院直接以莱州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调查笔录中邵恩杰所述：“杨洪胜出事后，安排工作人员拨打‘120’积极救治”，直接认定邵恩杰属于杨洪胜的雇主，属于重大的事实认定错误。案涉工程发生事故后，仅凭邵恩杰安排工作人员拨打救护电话，无法得出杨洪胜就是邵恩杰雇佣人员的结论。况且，邵恩杰的笔录与事实不符。案涉事故于2017年8月9日发生，安监部门介入后，第一个就找了黄启华做笔录，黄启华也承认其雇佣了杨洪胜，直到8月15日，三和公司两次电话催促要求邵恩杰配合做个笔录把责任主动承担下来，以避免三和公司被安监部门处罚，邵恩杰在此背景下配合三和公司做了询问笔录。因此，邵恩杰的笔录与事实不符。(3)从现有的证据来看，实际雇主应是黄启华。根据2017年8月11日王某在公安部门的询问笔录，由黄启华联系王某、杨洪胜前往案涉工程工作，而事发当天，王某与杨洪胜在工地现场搭档干活，因此王某对案发的过程最为了解，而且该笔录最早，其陈述最具真实性，结合三和公司项目经理徐秉东等人的笔录、三个证人证言等证据，均反应雇主应为黄启华，黄启华本人也在笔录里认可其是雇主。2.邵恩杰并未自认工地出事故由其本人负责。一审判决书第9页第二段中，一审法院从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调查笔录中直接认定“邵恩杰自认工地出事故由本人负责”属于重大的事实认定错误。根据2017年8月15日的调查笔录，调查人员询问邵恩杰合同中关于安全施工是如何规定的，邵恩杰回答：“出了安全事故由我负责。”因此，邵恩杰仅仅是回复调查人员关于合同中有关安全事故的约定，并不代表他认可合同约定的内容或该条款对他具有约束力，更不能得出本案事故由他承担责任的结论。3.即便邵恩杰是杨洪胜的雇主，在三和公司是事故主要责任人的情形下，一审法院判定杨洪胜承担80%的赔偿责任，与事实不符，严重有失公允。(1)结合莱州市人民政府对事故调查报告的批复以及相关证人证言、笔录，案涉事故造成的主要原因是：1)施工人员在进场时没有例行体检；2)施工人员入场前没有进行安全三级教育；3)项目经理安全检查不到位；4)施工作业前没有安全技术交底；5)作业人员没有配备合格的劳保用品；6)脚手架防护措施不到位；7)施工现场未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以上见王某的8月11日公安笔录，杨洪胜在事故发生当天伴有呕吐、头晕等症状；徐秉东的8月14日安监笔录】从以上七项事故原因来看，责任也应完全属于案涉工程的总承包单位，即三和公司。而且，三和公司举证的《劳务分包合同》明确约定承包方式为“包清工”，即承包方只负责提供人工，脚手架、建筑设备机具、工程所需物资等均由三和公司提供。从这个角度讲，上述七项事故原因均由三和公司导致，应由三和公司承担全部责任。(2)根据莱州市人民政府对事故调查报告的《批复》中的“(一)对事故责任单位的处理”，三和公司应当对事故负主要责任。而在“(二)事故责任人员的处理”中，三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新东对事故负有主要领导责任，案涉工程项目经理徐秉东、三元中学校长以及邵恩杰仅对事故负有相应的管理责任。(3)根据事故第一现场的见证人王某的笔录显示，杨洪胜从2层脚手架跌落，且该脚手架只有2.5米高。因头部安全帽破裂导致头部受伤，从而抢救无效死亡。结合项目经理笔录，安全帽由三和公司配备，但三和公司未配备安全带等其他防护用品，且杨洪胜从2米高的脚手架坠落就导致安全帽破裂，引起其最终的死亡，该安全帽存在重大质量瑕疵，三和公司对杨洪胜的死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4)三和公司作为案涉工程的施工总承包单位，根据法律规定，应当对施工现场的安全生产管理负总责。且三和公司将工程分包给没有资质和用工主体的自然人，已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其作为有资质的施工单位及有经验的承包人，理应知晓案涉工程可能因违法分包等情形而导致安全事故，其更应当严格落实现场的安全责任，定期组织安全生产培训，并在现场加强安全防护措施，但三和公司并未落实以上任何安全生产措施，由此导致事故的发生，三和公司应当负有最直接、最主要的责任。综上，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邵恩杰是杨洪胜雇主的情况下，一审法院直接认为邵恩杰雇佣了杨洪胜，并由此认定邵恩杰应承担赔偿责任，与客观事实不符，并大大增加了邵恩杰的责任，相应判决应予以撤销。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案涉工程劳务合同存在违法分包，应属于无效合同，邵恩杰并非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根据《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违法行为认定查处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违法分包：(一)承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工程分包给个人的”，因此，三和公司作为案涉工程的施工总承包单位，与没有资质和用工主体资格的邵恩杰签订《建筑工程劳务分包合同》，属于违法分包的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的规定，该劳务分包合同应当无效。且当前无其他证据可以证明邵恩杰实际履行了合同，因此邵恩杰不是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且因劳务合同无效，三和公司无权要求邵恩杰承担合同约定承担工伤赔偿责任。2.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条第一款第(四)项、第3条第二款的规定，支持三和公司的部分诉求，适用法律错误。前述法律规定的适用前提是邵恩杰雇佣的职工产生因工伤亡的，则三和公司在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后可进行追偿。但如前所述，杨洪胜并非邵恩杰的雇员，该法律规定不存在适用的前提和基础，因此三和公司对邵恩杰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基础，邵恩杰依法也不应当对杨洪胜的伤亡承担赔偿责任。按照该司法解释规定，三和公司只能向黄启华追偿。三、鉴于三和公司存在违法分包的客观事实，应将三和公司违法分包的线索移送至莱州市住建局。根据《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违法行为认定查处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的规定，法院在审理建设工程案件时如发现违法分包线索的，可将相关线索移送至当地住建局。鉴于本案发生了安全事故，且存在违法分包的事实，应将违法分包的线索移送至莱州市住建局。本院审理中补充上诉事实与理由：建筑行业按照项目缴纳工伤保险是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建筑业工人合法权益保护的体现。根据2014年12月住建部和人社部等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建筑业工伤保险工作的意见，其中明确规定建设项目使用的建筑业职工，特别是农民工，应当按项目参加工伤保险。人社部2017年3月发文《关于进一步做好建筑业工伤保险工作的通知》，再一次重申建设项目应按项目缴纳工伤保险，以保证农民工的主体权益。因此，三和公司作为案涉项目的总承包单位，应当为项目缴纳工伤保险费。因三和公司未按项目缴纳工伤保险，导致杨洪胜因工伤死亡，因此产生的责任与上诉人无关。被上诉人三和公司辩称，一、上诉人主张：一审判决存在多项事实认定错误，导致本案一审判决严重违背事实。该主张没有依据。1、（1）一审判决认定邵恩杰是案涉工程劳务分包人的证据有：A、争议双方真实性无异议、于2017年7月11日签订的《建设工程劳务分包合同》，该合同明确邵恩杰为案涉工程劳务分包人；B、上诉人在原审中提供的唐某、王某、杨某三位证人出庭证言，证实三位证人都是黄启华找的才参与到案涉工程中；C、黄启华在莱州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笔录，证实其在案涉工程中与邵恩杰是合伙关系；D、莱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莱州市新建餐厅“8.9高处坠落事故调查报告”》的批复中明确邵恩杰是该工程的劳务分包人；E、邵恩杰在莱州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笔录，证实其参与案涉工程。上述证据相互印证，能够证实邵恩杰为案涉工程劳务分包人的客观事实。至于，三个证人称系黄启华找的、工地上没有见过邵恩杰，但三个证人没有证明邵恩杰与黄启华在案涉工程中不是合伙关系。因此，三个证人证言不能否定邵恩杰与案涉工程的关系，反而是上述证据链中的组成部分。（2）一审判决并没有直接表述“邵恩杰雇佣了杨洪胜并参与施工认定”，而是认定：邵恩杰在莱州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笔录中称，杨洪胜出事后，其安排工作人员拨打“120”积极救治，杨洪胜在该工程工地干活是不争的事实；邵恩杰是否认识杨洪胜不影响其是案涉工程的劳务人员，不予采信邵恩杰不是其雇佣人员的说法。因邵恩杰与黄启华是案涉工程劳务分包合伙人，黄启华雇佣包括杨洪胜在内的劳务从业人员，实际也就是邵恩杰参与了劳务雇佣。至于邵恩杰所称安监部门的笔录系被上诉人要求去做的，根本不是事实，也没有证据。双方所签《建设工程劳务分包合同》明确邵恩杰承担安全生产责任，根本不需要被上诉人主动要求；至于邵恩杰做了笔录、承担了责任就可避免被处罚更是与事实不符，被上诉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最终被处罚并实际缴纳罚款23万余元。（3）即便一审出庭的三个证人以及杨洪胜皆为黄启华所雇佣，但因黄启华与邵恩杰在案涉工程中系劳务分包合伙关系，邵恩杰也认可参与案涉工程，因此，邵恩杰是不是直接雇佣杨洪胜并不是判定其是否应该承担责任的唯一依据。2、邵恩杰不仅在安监部门的笔录中认可“出了安全事故我负责”，更是在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建设工程劳务分包合同》中第七条第2款明确约定其承担事故责任和发生费用。3.（1）莱州市人民政府事故调查报告的批复共计3页，内容涉及同意报告分析、对事故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三部分内容，通篇没有上诉人所谓的七个事发原因。王某在2017年8月11日公安机关笔录中称是黄启华找他干的活，他又找了杨洪胜，杨洪胜事发前有呕吐、头晕的症状，杨洪胜工作时头上戴有安全帽，工地上没有其他防护措施。徐秉东是被上诉人案涉工程的项目负责人，他在2017年8月14日安监部门的笔录中称黄启华是案涉工程包工头，三个公司是与黄启华的合伙人邵恩杰签订的建筑工程劳务分包合同，现场施工人员配备了安全帽、配备了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叫曲焕庆。上述证据中没有任何内容涉及上诉人所谓的事发7个原因。7个原因是上诉人杜撰的事由，根本没有证据予以证实。（2）上诉人主张莱州市人民政府事故调查报告的批复中界定三和公司负事故主要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负主要领导责任，徐秉东以及三元中学校长及邵恩杰负事故相应管理责任。对此主张被上诉人无异议。但该界定属于安全生产事故中行政责任的界定，而非适用于本案民事责任的界定。（3）王某在2017年8月11日公安机关笔录第4页上数19行的讲述是“杨洪胜的安全帽也跌破裂纹了”，而上诉人却将这句再明白不过的话撰写成了“因头部安全帽破裂导致头部受伤”。被上诉人相信，即便是抢救杨洪胜的专业医师也不会得出如此高深的结论。而杨洪胜跌落受伤的真正原因是王某所称的事前出现呕吐、头晕的症状，却仍然带病登高作业，作为其雇主黄启华、邵恩杰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4）案涉工程属于平层（一层）的餐厅，王某在2017年8月14日在安监部门的笔录中曾讲到涉案餐厅长27米、宽7米、高4.45米。可见，案涉工程并非多层或高层建筑，现行法律法规及规章对于该类工程施工人并无强制性的资质要求。而且，被上诉人只是将劳务分包给了上诉人，并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被上诉人提供了安全帽，采取了一定的施工安全防护措施，如上所言，杨洪胜事发前出现呕吐、头晕病状，才是导致其跌落脚手架的主因。综上，争议双方依据《建设工程劳务分包合同》确立的承揽合同关系，上诉人作为案涉工程劳务分包人、杨洪胜的实际雇主，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十一条之规定，定作人不承担承揽人自身损害；雇主承担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的赔偿责任。因此，一审法院判定上诉人承担杨洪胜的死亡损失并无不当。二、1.如上所言，案涉工程没有对施工人资质的强制性要求，不存在上诉人所谓的违法分包之说。莱州市人民政府事故调查报告的批复中也没有界定案涉工程劳务分包属于违法，反而明确将邵恩杰列为劳务分包人，可见，政府将上诉人确定为案涉工程合法的参与者。至于双方所签劳务分包合同是否属于无效合同，按照法律规定，无效合同的确认权属于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上诉人无权对此作出认定。至于邵恩杰是否履行了所签劳务分包合同，有上述证据足以证明，上诉人关于“邵恩杰并非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说法属于狡辩，没有证据证实。2.因案涉事故属于安全生产事故，被上诉人依照工伤标准赔偿了杨洪胜家属，依照相关司法解释规定享有追偿权。既然上诉人认可并主张被上诉人只能向黄启华追偿，那么，被上诉人追偿作为案涉工程劳务分包人、杨洪胜实际雇主的邵恩杰则毫无悬念。三、案涉劳务分包是否属于违法分包，不是上诉人能够主观臆断的，需要相关部门作出认定。根据莱州市人民政府事故调查报告的批复以及原审庭审调查可知，案涉劳务分包并非违法，所谓的违法分包只是上诉人为逃避其法律责任的辩解之词，该主张没有任何证据予以证实。针对上诉人补充上诉事实与理由，被上诉人辩称，按照规定给杨洪胜缴纳工伤保险，也应该是案涉工程的分包人即上诉人缴纳。三和公司是否为杨洪胜缴纳了工伤保险，与三和公司在本案中是否应承担责任、承担多少责任无关。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原告三和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给付原告垫付的赔偿款580000元，行政处罚款223535元，执行费2450元，合计805985元，并判令被告以805985元为基数给付原告自起诉之日起至生效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利息，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围绕诉讼请求双方当事人各自提交了证据，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并认定，原告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1.建设工程劳务分包合同一份4页，证实：2017年7月11日，原、被告签定建设工程劳务分包合同，被告以包清工的方式承包由原告承建的莱州市新建餐厅工程的土建及装饰部分的劳务。根据合同第七条规定：1.乙方（被告）应当遵守工程建设安全生产有关管理规定，严格按安全措施组织施工。2.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消除安全隐患。由于乙方安全措施不力，造成事故的责任和因此发生的费用，由乙方承担与甲方（原告）无关。本案中，被告对其招募的施工人员杨洪胜没有尽到安全管理责任，没有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导致杨洪胜从脚手架上坠落抢救无效死亡，应当由被告承担赔偿责任。这是原告起诉主张权益的合同依据。证据2.工亡赔偿协议书一份4页，证实2017年9月9日，原告与死者杨洪胜配偶周玉英、女儿杨晓菊达成工亡赔偿协议，双方约定一次性支付死者家属赔偿金58万元。证据3.2017年9月11日死者家属周玉英、杨晓菊出具的收条一份；证据4.中国农业银行客户收付款入账通知一份。证实2017年9月11日原告依据上述《工伤赔偿协议书》将赔偿款58万元通过中国农业银行转账给死者女儿杨晓菊。证据5.莱州市程郭镇小滩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居民死亡证明一份；证据6.莱州市人民医院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一份；证实2017年8月9日杨洪胜在莱州市新建餐厅工地坠落造成脑外伤,经莱州市人民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的事实；证据7.结婚登记申请书一份；证据8.身份证复印件三份；证据9.常住人口登记卡复印件四份；证据10.莱州市程郭镇小滩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据7.8.9.10共同证实周玉英系死者杨洪胜的配偶，杨晓菊系死者的女儿，二人系死者杨洪胜仅存的近亲属，原告与二人达成工亡赔偿协议并将赔偿款给付二人，符合法律规定。证据11.原莱州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现莱州市应急管理局）于2017年10月24日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二份；证据12.莱州市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27日作出的行政裁定书一份；证据13.原莱州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出具的非税收通用票据二份；证据14.莱州市人民法院出具的资金往来结算票据二份；证据15.中国农业银行客户收付款入账通知一份。证据11至证据15共同证实因本次安全事故，原莱州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对原告及法定代表人张新东分别处以罚款20万元及23535元。原告及法定代表人张新东于2017年10月24日，分别缴纳了罚款3万元及23535元。剩余17万元罚款，原莱州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向莱州市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后，原告于2019年5月17日通过农业银行转账给莱州市人民法院，并缴纳执行费2450元。经质证，被告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是原、被告双方签订的，但合同签定后双方并没有履行，被告没有进行劳务施工，该工程实际是由原告自己找人进行施工；对证据2的被告不知情，被告也没有参与工亡赔偿，该赔偿协议并没有被告的签字，协议中并不涉及被告，无法证实原告所主张的死者杨洪胜系被告的雇工；对证据3.4因被告从未参与赔偿事宜赔偿数额与被告无关，被告不应该承担任何责任；对证据5.6因原告所提供的是复印件，我方不予认可，原告应提供公安机关的相关证明予以证实；对证据7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8.9.10原告提供的均是复印件，被告不予认可且被告与杨洪胜并不认识与被告无关；对证据11至证据15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该组证据均是体现了安监部门因原告的安全防护措施不完善，造成的安全事故进行的处罚与被告无关，也无法证实死者杨洪胜系被告的雇工。综上原告所提供的所有证据证实不了原告的诉讼主张，被告不应该承担任何赔偿责任。通过质证，被告对证据1.7.11.12.13.14.15真实性无异议，法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据2.3.4.5.6.8.9.10，被告以不知情、赔偿事宜及赔偿数额与被告无关、原告提交的手续为复印件等理由不予认可，但原告赔偿的受害人损失是不争的事实，被告仅以与自己无关的答辩意见是不恰当的，受害人死亡一些身份信息证据出处是有关部门和组织，是客观的、真实的，其效力应予认定。被告否认莱州市餐厅建设工地涉案工程是被告承包，并否认受害人杨洪胜系被告雇佣，为此提供证人唐某、王某、杨某到庭作证，证明莱州市餐厅的活是案外人黄启华承包的。证人唐某称：2017年8月份左右，我在驿道汇源建筑公司干钢筋制作，黄启华就给我说“三元学校餐厅”这里有块活，黄启华让我去干，我就去了。证人王某称：黄启华电话联系的我，说“三元学校餐厅”有块活问我干不干，我去看了看，就在那干了，2019年我在开发区工程认识的邵恩杰，“三元学校餐厅”的活早。证人杨某称：我在老家收完麦子，黄启华打电话给我说莱州接了活，让我回来干活，到莱州后黄启华让我到“路旺学校餐厅”工地帮邵恩杰干了三、四天活，然后又让我到“三元学校餐厅”工地干活。路旺学校的活是莱州三和建筑公司的。三元学校的活也是莱州三和建筑公司的。三证人均称没在“三元学校餐厅”工地看到过被告邵恩杰，是黄启华告诉三证人“三元学校餐厅”的活是其承包的。经质证，原告对证人证言部分有异议，三证人称被告从未在涉案工地出现过与事实不符，被告到过涉案工地，另外原、被告就路旺学校的餐厅工程也签订了与本案内容一致的劳务分包合同，两工程施工期交叉同步推进，证人杨某先后参与两个工程的施工，也证实了被告在两个工程中的关联性；三证人不清楚原、被告签订劳务分包合同、不了解被告与黄启华在涉案工程中是合伙关系。但证人证明的内容与被告在安监局的笔录部分存在冲突，证人证言部分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被告认为，三证人真实反映了被告不是涉案工程劳务工作的实际承包人，该工程的实际承包人系案外人黄启华，原告应向案外人黄启华另行主张权利。通过证人证言及当事人发表的质证意见，反映出三证人认为“三元学校餐厅”是黄启华的，一是工地没见过邵恩杰；二是三证人到“三元学校餐厅”工地干活是黄启华找的。证人杨某反映的情况可看出“路旺学校餐厅”工地和“三元学校餐厅”具有一定关联性，不排除黄启华是“三元学校餐厅”工地负责人。因此，涉案工地实际承包人不足以认定是黄启华。根据原告申请，法院调取了莱州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对莱州市餐厅工程安全事故调查笔录7份。经质证，原告认为被告以及黄启华的笔录证实了以下问题1.被告参与了涉案工程，并承包了劳务；2.被告与黄启华在涉案工程中是合伙关系；3.死者杨洪胜是被告与黄启华雇佣的涉案工程从事木工施工的劳务人员；4.被告自认承担涉案工程安全事故责任；5.被告自认事发后让现场人员送杨洪胜到医院救治，并与死者家属进行过赔付事宜的协商。被告及黄启华的笔录内容与原告主张的事实一致，被告的自认与被告书面答辩不一致，按照民诉法以及新的证据规则，被告的自认应作为认定本案关键事实的证据。被告对上述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被告的询问笔录名字确实是本人所签，但情况与实际情况不符。当时死者家属告到安监局，张新东给我打电话说：工地出事了死了个人，安监局的来做笔录，我说这个活我没干，我不能去做笔录，张新东说合同是你签的，你帮个忙把笔录做了，打电话后的第三天，张新东又给我打电话，让我帮忙去做笔录，我就去了。我以前和三和建筑公司合作好几次了，还欠我工程款，我要是不帮这个忙，我怕他不给我工程款，所以我就去做了笔录。询问笔录的内容与事实不符，死者家属处理这个事情从开始到结束我一直没有参与，我只知道死人了也没有人让我去，我与死者也不认识也不是我找的人施工。这个活的合同是我签的，因为当时我的工人紧张，我就没安排工人去，三和建筑公司就自己找黄启华干的，我与黄启华没有合伙。通过质证莱州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调查笔录可证实如下事实：1.受害人杨洪胜进入工作场所正式工作前身体就有“不适症状”如呕吐；2.莱州市三和公司有限公司承建了莱州市餐厅工程；3.黄启华自称与邵恩杰合伙，合伙人邵恩杰与莱州市三和公司有限公司签定了莱州市餐厅部分工程；4.邵恩杰认可莱州市餐厅部分工程是其参与，并与工程承包人莱州市三和公司有限公司签定合同；5.邵恩杰自认工地出事故由本人负责；安全事故发生后其安排人员报了“120”，后和受害人家属商量善后事宜。根据当事人陈述及双方提交的证据，结合证人语言及法院依法调取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莱州市三和公司有限公司承建了莱州市餐厅工程，2017年7月11日莱州市三和公司有限公司与邵恩杰签定建筑工程劳务分包合同一份，2017年8月9日工人杨洪胜施工过程中坠落致死，2017年9月9日莱州市三和公司有限公司与杨洪胜的家属达成工亡赔偿协议一份，双方确认按照法律规定杨洪胜的工亡待遇应为70万元左右，现杨洪胜家属同意一次性支付各项赔偿款项58万元，余款放弃。赔偿结束后，原告莱州市三和公司有限公司依据与被告邵恩杰达成的建筑工程劳务分包合同，要求被告邵恩杰给付原告垫付的赔偿款580000元，行政罚款223535元，执行费2450元，合计805985元及利息。一审法院认为，莱州市三和公司有限公司与邵恩杰签订建筑工程劳务分包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审理过程中原、被告双方对该合同均予认可，但被告否认自己没有实际上履行，是案外人黄启华实际履行的。审理中，被告人邵恩杰提供了三个证人到庭作证，证明莱州市餐厅工程实际承包人是黄启华，三证人均称到莱州市餐厅干活是黄启华找的，黄启华是该工程的承包人是出自黄启华口述，该组证人证言不能排除黄启华是该工地负责人，除原、被告双方的劳务分包合同有邵恩杰签字外，莱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莱州市新建餐厅“8.9”高处坠落事故调查报告》的批复，邵恩杰是该工程的劳务分包人；法院调取的莱州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笔录中邵恩杰、黄启华均能体现邵恩杰是莱州市餐厅的劳务分包人。被告邵恩杰申辩是黄启华实际履行的合同，但该申辩不能对抗其与莱州市三和公司有限公司签定的合同，黄启华在笔录中自称是与邵恩杰合伙履行，邵恩杰在履行义务后可向黄启华另行主张权利。对于邵恩杰主张的自己不是莱州市餐厅工程劳务分包人，法院不予采信。对于被告邵恩杰所称不认识杨洪胜主张，莱州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笔录中邵恩杰明确述称，杨洪胜出事后，安排工作人员拨打“120”积极救治，杨洪胜在该工程工地干活是不争的事实，邵恩杰是否认识杨洪胜不影响其是莱州市餐厅工程的劳务人员，对于被告称杨洪胜不是自己雇佣人员的说法，法院不予采信。对于被告邵恩杰申辩的按照《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4条，建筑施工、矿山企业等用人单位将工程（业务）或经营权发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自然人，对该组织或自然人招用的劳动者，由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发包方承担用工主体责任的观点。受害人杨洪胜显然与莱州市三和公司有限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莱州市三和公司有限公司也承担了用工主体责任并进行了赔偿，该案进行前置的劳动仲裁和工伤认定已无必要。原告主张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条第4项、第3条第二款的规定，用工单位违反法律、法规将承包业务转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自然人，该组织或自然人聘用的职工从事承包业务时因工伤亡的，用工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单位承担赔偿责任或者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从工作保险基金支付工作保险待遇后，有权向相关组织、单位、个人追偿。据此，原告的主张，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原告主张的赔偿数额，应分为二部分，第一部分是行政处罚含对莱州市三和公司有限公司的罚款200000元和对公司主管张新东个人的罚款23535元，该部分罚款是莱州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对上述二被罚款人疏于安全生产管理造成安全事故，不应将工程发包给无资质的个人施工的一种处罚，该部分罚款应由上述二被罚款人承担，为此该案的执行费2450，二者不属于被告应赔偿的范畴，对于原告该部分主张，法院不予支持。第二部分是杨洪胜的工亡赔偿款580000元，首先说上述数额没有超出该受害人应该赔偿的数额，杨洪胜家属的放弃，是对自己权利的处分，不违反法律规定，这在赔偿协议中均有体现。在原告莱州市三和公司有限公司进行积极赔偿后，原告有权向被告进行追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有明确规定，被告邵恩杰在事故发生后也应积极赔偿，减少不必要的“讼累”，从审理可以看出杨洪胜是被告的雇佣人员，被告是直接雇佣关系的受益人，直接管理人，受害人杨洪胜在工作前就伴有呕吐症状，如被告多加注意阻却其继续工作或许能减少事故机率。据此被告应承担大部分的赔偿责任，原告应承担部分管理责任，况且原告为自己管理不到位行为也受到了严厉处罚，综合上述情形，原告应承担20%的赔偿责任，被告应承担80%的赔偿责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条第4项、第3条第二款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7月6日判决：一、被告邵恩杰给付原告莱州市三和建设有限公司垫付的赔偿款464000元（580000元*80%），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并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利息。二、驳回原告的其它诉讼请求。如被告未按照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859.85元，由原告负担5100.20元；由被告负担6759.65元,此款原告已交纳，限被告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法院；保全费4670元，由被告负担，被告于判决生效后直接给付原告。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上诉人邵恩杰与被上诉人三和公司签订建筑工程劳务分包合同事实清楚，且相关工程已经施工。上诉人邵恩杰在一审中抗辩主张其没有履行该合同，涉案工程实际由被上诉人三和公司另外安排施工人员进行。故上诉人邵恩杰主张的是被上诉人三和公司与其他人形成新的建筑工程劳务分包合同关系。上诉人邵恩杰在上诉状中称，其并非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并未招聘劳务工人参与施工。而根据莱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莱州市新建餐厅“8.9”高处坠落事故调查报告》的批复中载明的内容，上诉人邵恩杰系涉案工程的劳务分包人。结合上诉人邵恩杰、黄启华在莱州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笔录中的陈述等事实，能够确认上诉人邵恩杰系涉案工程的劳务分包人。上诉人邵恩杰主张其在莱州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笔录中的陈述与事实不符，但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推翻，上诉人邵恩杰的该主张，本院不予采信。杨洪胜在从事上诉人邵恩杰的雇佣活动过程中死亡，上诉人邵恩杰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一审法院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判令上诉人邵恩杰承担80%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当。至于上诉人邵恩杰与黄启华之间的法律关系，上诉人邵恩杰可另行主张权利。综上，上诉人邵恩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260元，由上诉人邵恩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殷连泽审判员  刘海波审判员  张莉莉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六日书记员  赵广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