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302民初7839号原告：范险峰，男，1968年6月4日出生，汉族，住温州市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金燕（系范险峰之妻），1967年2月13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被告：周轩南，男，1949年12月7日出生，汉族，住温州市鹿城区。被告：姜荣妹，女，1942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被告：周毅，男，1971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被告：周承策，男，1978年9月12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被告：周旭萍，女，1963年3月23日出生，汉族，住温州市鹿城区。被告：周萌芽，女，1965年3月16日出生，汉族，住温州市鹿城区。上述六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成森，温州市龙湾区永强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范险峰与被告周轩南、姜荣妹、周毅、周承策、周旭萍、周萌芽排除妨害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2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范险峰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金燕、被告周轩南、周毅及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成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范险峰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确认温州市鹿城区花园巷30号道坦，即不动产证地址:鹿城区花园巷××号（浙2019温州市不动产权第0××9号）北面道坦归属于原告，原告拥有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2.判令六被告排除对原告通行权的妨碍:拆除花园巷30号道坦被告的私锁以及搭建的违法建筑等，恢复原状，并立即向原告归还案涉道坦，使原告正常使用；3.判令六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和测绘费用。事实和理由：范险峰系原花园巷4号业主范志远房屋的继承人系公园路花园巷居民。不动产证：浙2019温州市不动产权第0××9号，该证书可以表明，该房屋的唯一出户通道，必须经过北面道坦出入（范险峰从小和奶奶也一直由此道坦出入）。1983年由于国家落实政策，范险峰奶奶收回了南面靠近公园路的另外一间房子，那几年范险峰和奶奶就近南面出入。1992年长辈析产，南面房子归外地姑妈所有，所以近几年范险峰一直借道姑妈家出入。现她有卖房意向，所以范险峰必须从自己房屋的北门原通道出入。现北面道坦被周家安装了门锁，搭建了违法建筑，周家以北面道坦范家在1953年己经卖给他们为由不让原告出入。从被告提供的卖契文字表述上很清楚地可以看出卖契上所有交易范围只限于637地块上的房屋、物件和637地块这块土地。周家强辩卖契上的屋内水井道坦就是屋外的水井和道坦，这绝对是错误的。因为屋外的水井、道坦属于636地块，于1951年己由温州市人民政府颁发的房地产权益证书予以确认的，房管64图卡也证明了这一点。如果屋外道坦在卖契的交易范围之内，按过去民间卖契的书写习惯必定会在卖契上注明“636地块的水井道坦和平方面积”现卖契上没有636地块上的任何物件的表述，所以可以肯定屋外道坦必定不在当年交易范围之内；从被告提供的房屋卖契买卖交易的历史上可以得知：1942年9月（民国31年）范志远先生向诸葛松福购买了一块土地面积为215.67平方米（0.3235亩）于1944年重新改建（房管64图卡可以得知），解放后1952年6月范志远先生向温州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缴纳了税款，此地块被命名为637地块。1953年范志远先生把637地块卖于被告（周家）。由此可以得知：1953年的交易跟1941年前范家就已经拥有的1幢房屋南北2个道坦，合计364.40平方米（0.5466亩）的土地面积无关，由此可以证明原告屋外的北面道坦（争议道坦），不在1953年的交易范围之内，争议道坦的产权与被告(周家)无关。北面道坦是属于636地块的，原告拥有无可争议的所有权(使用权）。根据温州市人民政府1951年颁发的房地产权益证书记载原告祖父范志远拥有636地块0.5466（亩）的土地面积，折364.4平方米（产权证记载的面积和温州房管64图卡档案土地面积完全一致）。并且64图卡清楚记载636地块4间房屋（建筑面积为182.80平方米）和前后南北2个道坦，其中北面道坦77.50平方米属于范志远636地块的地积线之内。而周家提供的卖契637地块面积为0.3235（亩）折215.67平方米。这数据与周家现提供的5本房屋产权证面积192.66平方米，（这数字还没有把水井道坦的面积、走道及637地块盖房屋时退让红线的面积计算在内）就可以证明屋外的道坦77.5平方（现被搭建后也还剩48多平方）不在当年的买卖范围之内。由此可以证明北面道坦的所有权是属于范家的（原告），被告（周家）原本只有通行北面道坦的权利，现在被告（周家）不顾客观事实，独家占用北面道坦不让原告正常出入，原告持有的房屋独立产权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管理部门颁发的，具有合法性，应受法律保护的。原告要求是正当的合理的诉求。故请法院以房产档案资料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判决原告具有北面道坦的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排除被告对原告通行权的妨碍，拆除被告在花园巷30号道坦（原告房屋北面道坦）的私锁，拆除被告在花园巷30号道坦（原告房屋北面道坦）搭建的违法建筑等，恢复原状，使原告能够正常使用。被告周轩南、姜荣妹、周毅、周承策、周旭萍、周萌芽共同辩称：诉争房产原系诸葛松福的私有产业。1942年9月，诸葛松福将其的全部房产（包括院子）转让给范志远（即范险峰的祖父）为业。1953年11月范志远将其北首一半转让给周伯泉（被告周轩南的父亲）与周伯诚（被告姜荣妹的丈夫）。卖契明确记载：“连同地基一片（指被告屋前院子）地号：公园段第六三七号，面积叁分贰厘三毫五丝。屋内椽瓦门窗板壁、横直隔山、水井、道坦、玻璃五金一应俱全。今凭中出卖周伯泉、周伯诚为业。”周伯泉、周伯诚受买上述房屋后，范志远即将院子门台门钥匙全部交给周伯泉、周伯诚，从此以后周家从院子西首门台（原花园巷14号，现在门牌花园巷30号）出入，范家祖孙三代从南门（原花园巷9号）出入。综上所述，范志远受买诸葛松福的房产后有坐北朝南前后2幢，每幢南首均有一个院子，范志远将房产的一半转让给周伯泉、周伯诚显然是包括了北首后一幢房屋及院子。且卖契上记载很清楚“横直隔山、水井、道坦”，横直隔山即指以范志远未有出卖的北首墙为隔山为界。卖契写明包含水井，水井至今仍在现场，可以实际查证，可以证明道坦已经出卖。卖契中载明的面积仅指房屋面积，不包括道坦水井，道坦和水井作为附属设施一并买受，所以卖契中特别写明道坦和水井。西门是周家唯一的出入口，周家买房子如果不买道坦，就无法出入，再傻的人都不会买这样的房子，故周家买房子时必定同时买了道坦。范志远出卖房屋后，双方独立出入。从此后，范家三代均没有在周家的院子出入、通行。原告的爷爷、原告的父亲均没有提出道坦问题，原告提出要求确认道坦使用权，不合情理。被告没有在道坦中搭建任何违章建筑，只是在屋内抬建卫生间，相关部门已经知悉并作过相应许可处理。原告要求排除妨碍的请求不成立。原告完全可以从自己家道坦出入，无需从被告家道坦出入，故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温州市鹿城区花园巷××号、18号、20号、22号、24号、28号（以上均指现门牌，老门牌为花园巷4号）房屋一座与30号房屋一座（老门牌先后为花园巷4号、花园巷6号、花园巷14号）南北相邻，其中9号、18号、20号、22号、24号、28号房屋位于南面，30号房屋位于北面。上述两座房屋均坐北朝南，每座房屋的南面均有道坦，南面一座房屋通过南面道坦通往市政道路。两座房屋之间为一面积为77.5平方米的道坦（即涉案道坦），道坦中有一水井。该道坦西面有一面墙与市政道路相隔，该面墙有扇门，该门系30号房屋与外界的唯一通道。南面房屋的北面开有三扇门与涉案道坦相连，其中一扇门对应的房屋为原告范险峰所有（不动产权证书编号为浙2019温州市不动产权第0××9号）。北面房屋登记地号为公园段637号，面积为0.3235亩；南面房屋及南北两个道坦合计面积为0.5466亩，登记地号为公园段636号。上述两座房屋于解放前建造，原属缪氏所有，后几经转让由原告范险峰的爷爷范志远购得。1953年，范志远与周伯权（被告周轩南之父）、周伯诚（被告姜荣妹之夫）签订《卖契》，《卖契》中载明：“立卖契范志远今因需要，愿将自置之业五间洋式平房一座、又左面灶房二间、厢屋一间、坐落温州市东区花园巷四号门牌(四至后立)，连同基地一片：地号公园段第六三七号，面积三分二厘三毫五丝。屋内椽瓦门窗板壁、横指隔山、水井道坦、玻璃五金一应俱全。今凭中出卖与周伯泉、周伯诚为业，议定卖价人民币一千八百八万元正，随契收足并无留存。自卖之后，其屋悉听周边使用改造，均无异议，如有关于产权纠葛情事概由卖方负责理直，与周边无涉，恐口难凭，立此卖契一纸，交由买方永远存照。四至：东至李姓界，南至范姓界，西至巷路界，北至庄姓界。”此后，范志远及其家人（以下简称范家）居住在南面一座房屋，周伯权、周伯诚家人（以下简称周家）居住在北面一座房屋。范家房屋后经社会主义改造以及买卖分割，属多人所有。温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于2019年9月20日向范险峰颁发不动产权证，载明范险峰系鹿城区花园巷××号不动产的权利人，土地使用权面积和房屋建筑面积均为22.09平方米，其土地使用权不包含涉案道坦土地。范险峰自认，与9号房屋相通的20号房屋权利亦登记在范险峰名下。9号房屋和20号房屋相通，9号房屋北边有门可以通往涉案道坦，20号房屋南面有门可通往南面道坦和南面市政道路。原告现将其上述房屋出租他人使用。周家房屋现分别登记在周轩南、周毅、周承策、周伯诚（姜荣妹之夫，周毅、周旭萍和周萌芽之父）名下。范志远将房屋出卖给周伯泉、周伯诚后，范家从其南面道坦出入，未使用涉案道坦，涉案道坦由周家管理使用。另查明，60年代，温州市房管部门对温州市城市房屋情况进行调查，根据调查情况制作了温州市房地产卡片以及平面图，即64图卡。根据64图卡平面图，涉案道坦归属于周家房屋范围内，周家房屋（当时门牌为花园巷6号）地号为公园段636号、637号；范家房屋（当时门牌为花园巷4号）仅有南面道坦，北面无道坦。1996年，周轩南进行二层扩建，扩建面积2.31平方米，规划部门于1997年对其进行了罚款处理。以上事实有《卖契》、温州市房屋档案馆档案材料、权利人为范险峰的不动产权证书、测绘报告、本院勘验笔录，规划部门的通知书和收据以及当事人陈述为证。原告提供的证人证言，因证人未出庭作证，其真实性无法确认，本院不予采用。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为涉案道坦是否已由范家出卖给周家。本院认为，涉案道坦已于1953年由范家出卖给周家，理由如下：第一，在温州本地，道坦是指房屋前面的庭院，天井指房屋内的空地。出卖的涉案房屋南面有道坦，道坦中有水井，有水井的道坦在636号地块、637号地块内是特定的、唯一的，即涉案双方争议的道坦。637地号房屋内的天井内无水井。范家与周家签订的《卖契》载明出卖部分含“水井道坦”，可以认定该“水井道坦”指637地号房屋南面的庭院，而不是指房屋内的天井。第二，从历史上对道坦的使用情况来分析。首先，从64图卡分析。64图卡系60年代房管部门对房屋现状及权利情况进行调查后绘制。64图卡中显示，涉案道坦在周家的房屋范围内，范家的房屋范围不含涉案道坦。该64图卡反映了在60年代房管部门调查时，范家、周家对对涉案道坦使用权的归属的认可，即认可涉案道坦归周家使用，范家对涉案道坦不享有使用权。由此可以推定，被告关于《卖契》签订后，范家即不再使用涉案道坦的陈述属实。其次，原告的祖母系出卖人范志远的妻子，应该也是涉案房屋买卖的经手人之一，对于道坦有无出卖给周家，应该非常清楚。原告自认从1983年开始，周家拒绝原告及原告祖母出入涉案道坦，如涉案道坦已出卖给周家，原告祖母对周家不让其出入道坦予以认可，显然不符合情理。从原告祖母对周家不让其出入使用道坦没有异议这方面，可以推断出涉案道坦已经出卖给周家。第三，从房屋结构来分析。636、637地块原有坐北朝南房屋两座，每座房屋的南边均有道坦。范家将房屋出卖给周家后，每座房屋南边均有道坦，更符合情理。周家只有经过涉案道坦才能出入，道坦西面的大门为周家的唯一出入口，周家在购买房屋时不买道坦，不符合情理。以此可以推定，周家买房时一并购买了道坦。综上，本院认定，范家1953年出卖房屋时，出卖房屋的范围不仅包括地号公园段637、地积0.3235亩的房屋，还包括地号公园段636、面积约77.5平方米的道坦。《卖契》中载明房屋地号为636、地积为0.3235亩，该面积虽未包含道坦面积，但《卖契》中同时清晰明确载明，出卖范围包含水井道坦。不能因为仅描述房屋的面积和地号而否认同时描述“水井道坦”的事实。涉案水井道坦虽仍登记在636地号，但不能因此否认涉案水井道坦已经由范家出卖给周家的事实。原告称涉案道坦未出卖，与事实不符，原告主张涉案道坦的使用权归原告所有，该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我国法律规定，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原告要求确认涉案道坦的所有权归其所有，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的第二项诉讼请求，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八十四条规定：“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原告的房屋南面有道坦可供出入，历史上也从南面道坦出入，被告拒绝原告从涉案道坦出入，并不会对原告的出行造成妨害。636号地块和637号地块房屋历史上属于同一户人家所有，在一户人家使用的情况下，其南边一座房屋朝北开门，通过涉案道坦进入北面房屋，有其必要。但在范家将房屋出卖给周家后，南北两座房屋分属不同人家，范家房屋南面有道坦，有出入门，范家从北门出入，非属必要。如原告刻意从涉案道坦出入，势必对周家的生活安宁带来不利影响，不利于处理好原被告之间的相邻关系。因此，不能以范家的房屋北边与涉案道坦之间有门，而作为范家有权使用道坦的依据。现被告拒绝原告从涉案道坦出入的要求，合情合理，被告的辩称本院予以采纳。被告对房屋的扩建已经政府部门处理，原告要求拆除相应建筑，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十七条、第八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范险峰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40元，测绘费用4788元，由原告范险峰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李琴仙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四日法官助理  项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