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铜陵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皖07民终41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铜陵皖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铜陵市义安区五松镇人民大道5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700798146104Y。法定代表人：戴南利,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丁伟力，该公司总行副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钱利，安徽铜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游明，男，1961年1月3日出生，汉族，住安徽铜陵市铜官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龚秀凤，安徽景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陆珂，安徽景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铜陵皖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皖江银行）因与被上诉人游明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区人民法院(2020)皖0705民初7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皖江银行委托诉讼代理人丁伟力、钱利、被上诉人游明委托诉讼代理人陆珂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皖江银行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被上诉人返还上诉人为其代扣代缴的税款16.2万元；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以2016年10月24日为上诉人主张权利的诉讼时效计算起点实属错误。2016年9月5日至2016年11月1日，原铜陵市地方税务局稽查局对上诉人2013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期间涉税情况进行检查，发现上诉人存在漏报、漏缴营业税金及附加、房产税、个人所得税等税款，上诉人于2016年10月24日主动预缴了查补税款；2017年6月1日原铜陵市地方税务局稽查局向上诉人下达了《税务处理决定书》，明确告知上诉人须于15日内将上述税款及滞纳金交纳入库。上述事实表明，上诉人于2016年10月24日主动代替被上诉人缴纳个人所得税，该行为系预交查补税款，上诉人需要交纳税款的最终数额应以税务部门的处理决定为依据，因此，本案诉讼时效的计算起点应为2017年6月1日，而非一审认定的2016年10月24日，上诉人于2019年11月14日起诉，并未超过三年诉讼时效期间。二、被上诉人未依法纳税严重违反了《个人所得税法》和《税收征收管理法》等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税务机关有权无限期地对其进行追缴。上诉人为被上诉人垫付了其应当缴纳的税款16.2万元，使得上诉人利益受损，而被上诉人获利没有法律上的依据，应当返还不当得利。综上，请求二审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游明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上诉人的起诉超过三年诉讼时效法定期限，应当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上诉人是被上诉人应缴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人，其未履行代扣代缴义务，税务机关在稽查中发现并予以处罚，上诉人于2016年10月24日主动进行缴纳，其对纳税义务人系被上诉人以及代扣代缴款项的性质、金额均非常明确清楚，不存在不知情的情形，一审认定诉讼时效应从2016年10月24日开始计算正确。三、2017年6月1日税务机关作出的税务处理决定属于具体行政行为，与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追偿其代扣代缴的税款，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二者之间没有任何因果关系，且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并未约定因资本转公积产生的个人所得税的承担主体。综上，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返还个人所得税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皖江银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返还原告为其代扣代缴的税款人民币162000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游明原系皖江银行的股东。2013年，皖江银行以配股的形式向游明发放分红款81万元，但未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游明本人亦未交纳个人所得税。2016年9月5日至2016年11月1日，铜陵市地方税务局稽查局对皖江银行2013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期间的涉税情况进行了检查，发现多处违法事实，其中，皖江银行2013年度转增自然人股本6466914元，应代扣代缴利息股息红利所得个人所得税1293382.80元，实际未代扣代缴。检查期间，皖江银行于2016年10月24日向铜陵市义安区地方税务局交纳了税费并补扣了个人所得税，税务机关向皖江银行出具了税收完税证明。2017年7月27日，铜陵市义安区地方税务局依据皖江银行的申请并提供2016年10月24日申报补缴2013年度个人所得税-其他利息、股息、红利所得1293382.80元明细清册，开具了纳税人为游明、金额为162000元的税收完税证明。2019年11月14日，皖江银行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本案中，游明作为原皖江银行的股东，从皖江银行获得分红应交纳个人所得税，皖江银行负有代扣代缴义务。皖江银行2013年以配股的方式向游明发放分红时未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后于2016年被税务机关查处。2016年10月24日，皖江银行向税务机关缴纳了多项税款，其中即包括代游明缴纳的个人所得税162000元，该费用应由游明负担。皖江银行代缴税款后有权要求游明返还。游明认为皖江银行的起诉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从皖江银行的代缴税款情况来看，皖江银行实际代缴税款的时间是2016年10月24日，税务机关亦于当天向皖江银行出具了税收完税证明。该税收完税证明虽未载明具体的代缴情况，但皖江银行作为代缴人，对其代缴的具体费用情况应当知晓。虽然皖江银行2017年7月27日才去税务机关开具纳税人为游明的税收完税证明，但并不能否认其自2016年10月24日起即已知道代游明缴纳了个人所得税162000元的事实。依据民法总则的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故本案诉讼时效应从2016年10月24日开始计算。皖江银行于2019年11月14日提起诉讼，已超过法定的三年诉讼时效期间。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规定，判决：驳回铜陵皖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540元，减半收取1770元，由铜陵皖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新的证据：税务机关2016年10月24日开具的（141）皖地证07647119完税证明一份，拟证明：该完税证明备注栏上明确载明：“正常申报查补预收税款”，即2016年10月24日上诉人的缴纳行为属于预交税款，且税务机关当时不能开具被上诉人游明个人的税收完税证明，直至2017年6月1日税务机关开具税务处理决定后，2017年7月27日税务机关才开具游明个人的完税证明，因此，应当从2017年6月1日起开始计算上诉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损的时间节点。对于上述证据，被上诉人发表质证意见如下：一、此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一审中上诉人明确向法庭陈述2016年10月24日税务机关当时是开不了完税证明，上诉人在二审期间提交该份证据，属于证据突袭。二、不认可上诉人的证明观点，所谓的查补预收税款系税务部门对该笔款项性质的认定，而非上诉人对该笔款项性质的认识，上诉人对该笔款项系针对2013年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所发生的应缴而未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的性质是明知的，对游明属于纳税义务人以及纳税金额也是清楚的，所以不存在上诉人在税务处理决定下发后才对款项性质及义务人才清楚的情形。根据被上诉人的申请，本院责令上诉人出示了“铜陵市地方税务局稽查局稽查意见反馈书”，对该稽查意见反馈书，被上诉人发表质证意见如下：一、该份证据出具时间为2016年10月18日，所载明的涉税问题，补缴各项税款的金额与2017年6月1日税务处理决定书内容完全一致。二、该意见反馈书在最后载明“你单位对上述涉税问题进行认真核实，对涉税问题及拟做的处理决定有何意见，请在接到本反馈书之日起三日内到铜陵市地税局稽查局书面反馈”，结合2016年10月24日上诉人主动按照意见反馈书的内容主动补缴税款，说明其对税务稽查反馈意见没有异议，对补缴的事项是明知的，所以不存在上诉人不知道其利益受损的情形。三、从该意见反馈书与一审中被上诉人申请法院调查令从义安区税务局调取的“说明”中的内容，可以看出申报补缴税款系上诉人主动行为，其后，税务机关在上诉人提供代扣代缴明细清册后，根据上诉人的申请才补开了游明个人完税证明，此补开行为不能否认上诉人补缴税款时就已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损的事实。对于上述证据，上诉人发表质证意见如下：税务机关2016年10月18日作出的反馈意见书与2016年10月24日开具的完税证明以及2017年6月1日作出的税务处理决定书是一脉相承、循序渐进的，符合正常税务稽查处理流程，即：税务机关税务稽查后，形成反馈意见，本案中，上诉人依据该意见反馈书主动缴纳了税款，税务机关在当日出具完税证明，并在其上明确载明该主动缴纳税款行为系查补预收，正式的处理决定没有实际发生，上诉人主动代缴税款是根据税务稽查意见反馈书要求缴纳的，上诉人可以在接到税务处理决定之日起15日内，到铜陵市地方税务局办税大厅缴纳税款及滞纳金，也即在2017年6月1日后；上诉人之所以主动缴纳税款，主要是为了避免缴纳大量的滞纳金，且主动缴纳属于“查补预收”。因此上诉人补缴税款确定的时间应以2017年6月1日税务机关作出处理决定为时间节点。对于上述证据，本院将在审理认为部分予以综合评判。对于一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双方当事人的证明目的以及质证意见同于一审。本院二审另查明：一、游明原系皖江银行的股东，2013年，皖江银行以配股的形式向游明发放分红款81万元，根据《个人所得税法》游明应缴纳20%的个人所得税即16.2万元，皖江银行作为代扣代缴机关未履行代扣代缴义务，游明亦未主动缴纳。2016年2月26日游明将股权转让，不再是皖江银行股东。2016年9月税务机关对皖江银行稽查时，发现皖江银行存在涉税违法问题，拟对皖江银行进行处罚，因游明股权已经转让，皖江银行无法代扣，遂代游明补缴了税款16.2万元。二、“铜陵市地方税务局稽查局稽查意见反馈书”载明：“。二、拟作出的处理决定及依据。（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一条。责令你单位限期改正并补扣其应扣未扣的个人所得税4583344.8元。（八）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对你单位少代扣代缴的个人所得税4583344.8元拟处50%的罚款，即罚款2291672.4元”。2017年6月1日“铜陵市地方税务局稽查局税务处理决定书”载明：“。二、处理决定。（八）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责成你单位将上述未代扣代缴的个人所得税4583344.8元限期补扣入库。（九）你单位于2016年10月24日主动缴纳了上述税费并补扣了个人所得税。”。三、税务机关2016年10月24日开具的（141）皖地证07647119完税证明备注栏上明确载明：“正常申报查补预收税款”。本院查明的其它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二、本案如未超过诉讼时效是否构成不当得利。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诉讼时效期间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本案中，皖江银行根据税务机关出具的稽查意见反馈书于2016年10月24日向税务机关缴纳应扣未扣的个人所得税4583344.8元，其中包括游明应缴的税款等；但皖江银行主动补缴税款属于“查补预收税款”，预收行为意味着多退少补，也即应扣未扣的个人所得税税款以及罚款是否缴纳、缴纳多少等数额还处于不确定状态，2017年6月1日铜陵市地方税务局稽查局作出的税务处理决定书正式明确了皖江银行应补缴个人所得税税款的数额，并且未予以罚款，故皖江银行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的时间应当认定为2017年6月1日，一审认定诉讼时效期间从2016年10月24日开始计算错误。因此，皖江银行于2019年11月14日起诉，并未超过三年诉讼时效。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得利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的，受损失的人可以请求得利人返还取得的利益。本案中，游明系涉案个人所得税的缴纳义务人，皖江银行系税款代扣代缴义务人，皖江银行未能履行代扣代缴义务，根据税务机关的稽查处理意见代替游明缴纳了税款，自身利益受损，游明的纳税义务因皖江银行的代缴行为而被免除，财产利益得到消极增加，且其获利没有法律上根据，故游明构成不当得利。虽然皖江银行明知纳税主体是游明仍然代其缴纳税款，但皖江银行代缴税款行为系根据税务稽查机关的要求而作出，且其代缴税款行为没有增加游明的纳税义务负担，相反减轻了游明的纳税负担，即游明滞纳个人所得税应予加收的滞纳税款滞纳金被税务机关免除，故游明返还不当得利的责任不能免除。综上，皖江银行要求游明返还代缴的税款16.2万元的诉讼主张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依法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皖江银行的上诉请求成立，依法应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因二审出现新的证据而发生改变，本院依法对一审判决结果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区人民法院(2020)皖0705民初727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游明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上诉人铜陵皖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司代缴的个人所得税税款人民币16.2万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所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540元，减半收取177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540元，均由被上诉人游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文胜审判员  周 卉审判员  珠 容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梁 弈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