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331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曹杭锋，男，1989年9月1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峥、仇天昀，上海善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葛明芬，男，1980年1月1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曹国平，男，1978年5月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军、林玉晗，北京盈科（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原告杭州莎瓦笛咖足浴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转塘街道金街美地商业广场1号楼7层701室-7224室。 法定代表人葛明芬，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军、林玉晗，北京盈科（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曹杭锋因与被上诉人葛明芬、曹国平及原审原告杭州莎瓦笛咖足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莎瓦笛咖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6民初3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葛明芬、曹国平系莎瓦笛咖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2016年，葛明芬、曹国平与曹杭锋约定由曹杭锋联系15名泰国按摩技师至葛明芬、曹国平开办的莎瓦笛咖公司处工作。葛明芬、曹国平、莎瓦笛咖公司起诉时陈述其需支付给曹杭锋15名技师共计270000元的工作押金，还需承担技师工作签证等相关费用。2016年10月13日，曹杭锋出具收条，载明收到曹国平人民币拾万元整。2016年11月7日，葛明芬转账支付给曹杭锋50000元。2016年11月20日、12月16日、12月19日，曹国平分别转账支付给曹杭锋50000元、100000元、10000元。2017年1月6日、9日、14日，葛明芬、曹国平又通过支付宝共转账给曹杭锋94000元。以上共计404000元。庭审中，经双方确认，曹杭锋联系的15名泰国技师从2016年12月23日至2017年3月26日陆续在葛明芬、曹国平开办经营的莎瓦笛咖公司工作。15名泰国技师持有旅游签证，期间回过泰国。曹杭锋提供了2016年9月23日至2017年2月10日期间的订机票、订酒店的订单，金额共计117000元。其中包括2016年12月23日，2017年1月23日、2017年1月27日，15名泰国技师往返泰国至杭州的机票19350元、16090元、16800元，以上共计52240元。其余订单款项64760元系曹杭锋及案外人邵群凯、王德龙等人往返泰国、杭州以及在各地的住酒店等支出。此外，曹杭锋陈述因联系、招聘15名泰国技师，还支出了介绍费、办理签证、无犯罪记录证明、办理体检以及该部分技师在杭州的部分工资、食宿费用共计28多万元。 葛明芬、曹国平、莎瓦笛咖公司一审的诉讼请求：1.曹杭锋返还葛明芬、曹国平、莎瓦笛咖公司36万元款项并支付资金占用费（自曹杭锋实际收取之日至实际返还之日，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2.曹杭锋赔偿葛明芬、曹国平、莎瓦笛咖公司支付的机票及交通费等69059元；3.本案诉讼费等全部由曹杭锋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合同法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与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葛明芬、曹国平与曹杭锋之间就曹杭锋联系15名泰国按摩技师至葛明芬、曹国平开办的莎瓦笛咖公司处工作，双方之间未签订书面合同，但就该事项达成口头协议且庭审中双方对此予以认可，原审法院据此认定双方之间形成委托法律关系。根据双方的陈述，双方之间委托事项内容主要为曹杭锋联系、招聘15名泰国技师至葛明芬、曹国平开办经营的莎瓦笛咖公司处工作。至于葛明芬、曹国平主张要求曹杭锋提供15名泰国技师在杭州工作至少一年，且要求技师达到一定的培训时间，取得相应的资质证书，对此曹杭锋不认可，葛明芬、曹国平亦无其他证据佐证，对此原审法院不予认定。本案曹杭锋确实联系15名泰国技师至葛明芬、曹国平开办经营的莎瓦笛咖公司处工作过一段时间，应视为其履行了相关受托事项。目前泰国技师均已回国，葛明芬、曹国平要求曹杭锋返还多支付的款项，合法有据。关于具体数额，应根据双方支付的款项确定。本案葛明芬、曹国平共支付给曹杭锋404000元，该款项应视为其支付给曹杭锋完成委托事项的费用。根据曹杭锋提供的机票及订酒店的订单，曹杭锋为15名泰国技师往返泰国至杭州的机票支出52240元以及其个人为完成委托事项多次往返泰国、杭州以及在各地的住酒店等支出约20000余元，该部分款项共计72000余元应当计入曹杭锋完成受托事项的支出。此外，曹杭锋因联系、招聘15名泰国技师，支付相应中介费，办理技师来杭州的签证、无犯罪记录证明、办理体检等支付的相应费用，均应属于曹杭锋为完成委托事项的合理支出。以上费用均应由委托人承担。葛明芬、曹国平在起诉状及庭审时的陈述，其支付的款项包括押金270000元及曹杭锋办理签证等费用。曹杭锋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支出费用的具体数额，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原审法院考虑葛明芬、曹国平的自述已付款由押金270000元及其余签证等支出组成的陈述，结合曹杭锋为完成委托事项支出的实际情况，确定曹杭锋返还葛明芬、曹国平款项270000元。葛明芬、曹国平主张的该部分款项的利息损失，缺乏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葛明芬、曹国平为泰国技师支付的机票费用及相关款项，系其为员工返程应当支付的款项，其要求曹杭锋承担，缺乏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莎瓦笛咖公司提供的合同无曹杭锋签字确认，曹杭锋亦不认可，该公司亦无支付给曹杭锋相应款项，故对莎瓦笛咖公司的主张，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三百九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曹杭锋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归还葛明芬、曹国平款项270000元；二、驳回葛明芬、曹国平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莎瓦笛咖公司的请求。如果未按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736元，由莎瓦笛咖公司、葛明芬、曹国平负担2868元，由曹杭锋负担4868元。 宣判后，曹杭锋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请求权基础认定有误。1、一审中葛明芬、曹国平、莎瓦笛咖公司以合同纠纷为由起诉上诉人，基于该起诉的请求权基础的核心，即系争合同，由于并无上诉人的签字，一审法院也对该合同不予认定，那么就应当驳回莎瓦笛咖公司对上诉人的起诉。2、该系争合同的主体是莎瓦笛咖公司和上诉人曹杭锋，并不包含被上诉人葛明芬、曹国平，故两被上诉人并非适格的合同主体和起诉主体。一审法院将两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的纠纷和莎瓦笛咖公司与上诉人的合同纠纷混为一谈，在一份判决中判决请求权基础之外的其他法律关系的纠纷，于法不合。上诉人认为，法院应当向一审原告及两被上诉人释明后，由其另行起诉为妥。二、一审判决认定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在一审判决书第四页第三段第三行中认定葛明芬、曹国平、莎瓦笛咖公司起诉时陈述其需支付给曹杭锋15名技师共计270000元的工作押金，还需承担技师工作签证等相关费用。该节表述仅为两被上诉人及莎瓦笛咖公司的表述，并无上诉人确认，也无其他任何证据加以佐证，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对此予以采信，并要求上诉人返还该所谓押金，毫无事实和法律的依据。三、一审判决遗漏查明重要事实。一审法院在一审判决书第六页第二段的认定，本案葛明芬、曹国平共支付404000元，该款项应视为其支付给曹杭锋完成委托事项的费用。根据曹杭锋提供的机票及订酒店的订单，曹杭锋为5名泰国技师往返泰国至杭州而机票支出52240元以及其个人为完成委托事项多次往返泰国、杭州以及在各地住酒店等支出约20000元，该部分款项共计72000余元应当计入曹杭锋完成受托事项的支出。此外，曹杭锋因联系、招聘15名泰国技师、支付相应中介费、办理技师来杭州的签证、无犯罪记录证明、办理体检等支付的相应费用，均应属曹杭锋为完成委托事项的合理支出，以上费用均应由委托人承担。以上说明一审法院也认定上诉人为完成所谓委托事项，有大量的合理支出。事实上，除一审法院的上述认定之外，上诉人还根据约定为泰国技师的护照、相关资质证书的公证办理有大量支出。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了大量相关证据，一审庭审时法院要求上诉人把相关支出制作成表并随附证据提交法院，上诉人提交该等材料后，一审法院在判决作出前也未再组织开庭质证，也未告知被上诉人的质证意见，以及相关证据是否需要公证，就认定上诉人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支出费用的具体数额，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请求权基础有误，两被上诉人不是适格的诉讼主体，且一审认定与事实不符，遗漏查明相关重要事实，以致错判。故上诉人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依法向贵院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6民初306号民事判决；2、判令上诉人不支付两被上诉人款项270000元。 二审中，上诉人曹杭锋补充上诉意见称：一审法院对补充证据没有组织质证，二审开庭前上诉人才得知被上诉人进行过书面质证，一审法院未将此情况告知，上诉人的补充证据虽然被上诉人未认可，但也让上诉人在质证过程中失去了证据补强的权利，同时，由于本案所涉的相关证据，有部分是牵涉到境外即泰国方面的证据。在一审过程当中，一审法官也表示过，如果被上诉人对于上诉人提交的相关证据，认为是在境外形成，无法作为有效证据的，法庭会及时通知上诉人，由上诉人去境外进行公证质证，以保证这些证据在境内使用的合法性。但是一审法院并没有通知，或者向上诉人释明该些事实，导致在一审法院最后判决认定当中，以上诉人举证不能的理由，对于部分上诉人实际产生的费用未予采信。故上诉人请求二审法庭给予上诉人相应的时间来进行这方面的证据补强。同时，鉴于目前的疫情情况，泰国对于中国人员至泰国进行取证或者入境是存在相应的签证上的障碍。因此，考虑特殊情况，也请求二审法院能够将本案的上诉人的举证期限予以延长。 被上诉人葛明芬、曹国平及原审原告莎瓦笛咖公司共同答辩称：1、本案所涉及的莎瓦笛咖公司是明显的家庭成员组成的家族企业，只有两个股东，也就是两被上诉人，一个是法定代表人，另外一个是监事，是股东和高管双重身份公司。2、当时葛明芬、曹国平委托上诉人招募比较专业的泰国按摩技师来工作，不是来旅游。事实上，上诉人承诺的天花乱坠，但是第一次来的时候，15个人全部都是旅游签证。第二次来了几个人以后满一个月又回去，最后来了可能是3名或者4名。到第三个月最后三个人也就无法再来了，因为每次来去的费用和机票本身也是不小的开支。3、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的请求权基础认定有误是上诉人狭隘理解合同法、民事诉讼法关于诉讼主体及请求权相关方面的法律规定。莎瓦笛咖公司是一个家庭成员组成的企业，所以起诉的时候是葛明芬、曹国平、莎瓦笛咖公司共同进行起诉的。上诉人否认与莎瓦笛咖公司发生法律关系，一审法院考虑到支付款项主要是葛明芬、曹国平分别支付，所以最后认定是合同关系，对此葛明芬、曹国平、莎瓦笛咖公司认为是完全正确的，也符合法律的规定。同时，一审法院认定这是委托法律关系，符合本案真实的法律状态和法律事实。4、上诉人认为因为没有签字，所以认为没有合同，就应该驳回起诉或者驳回诉讼请求。葛明芬、曹国平、莎瓦笛咖公司认为这是对合同的错误理解，因为合同是双方谈好以后寄给上诉人，但上诉人签字后没有寄回，所以葛明芬、曹国平、莎瓦笛咖公司手上没有书面签过字的合同。但是合同的形式有多种，不论是电子合同还是口头合同，都是合同的形式，而且双方后面也是按照这种约定都在具体履行合同。因此，上诉人说不存在合同是一种不当的理解。5、关于诉讼主体的问题。正是因为莎瓦笛咖公司是一个家族企业，同时葛明芬、曹国平分别是股东加高管的身份，又分别向上诉人支付了款项，所以是葛明芬、曹国平、莎瓦笛咖公司共同进行起诉。最后根据上诉人否认与莎瓦笛咖公司发生关系，所以一审法院认定是与葛明芬、曹国平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合同关系。葛明芬、曹国平及莎瓦笛咖公司认为，葛明芬、曹国平具有合法的请求权，同时上诉人也接受了葛明芬、曹国平支付的总共404000元的款项，即葛明芬、曹国平、莎瓦笛咖公司完全具有请求权的合法基础，诉讼主体完全符合法律规定。6、关于认定事实的问题，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是清楚的，也认定了上诉人接受委托去招募15名按摩技师。同时，双方没有异议的就是上诉人也确认收到了404000元。所以证据中除了支付凭证，特别是被上诉人因为手机更换以后微信或者交流记录都找不到了，所以就无法再找到当时的意思表示，只有原始的意思交流的记录。基于该情况，一审法院根据上诉人提交的所谓支付费用的凭证，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各种费用72000元，但实际总额为404000元，最后支持的只是270000元，也就是还有134000元的款项没有判令返还。而上诉人提供的所有费用凭证总共才131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不要求上诉人返还的款项达到134000元，也是超过上诉人提供的费用凭证金额。所以葛明芬、曹国平、莎瓦笛咖公司认为并不存在错误或者不当。关于上诉人认为一审遗漏重要事实问题。事实上，一审法院已经充分考虑上诉人在履行受托事务过程中所产生的所有支出，并全部都已经认定，即一审法院认定各种费用72000元，而另外62000元也没有要求返还，这样已经完全覆盖了上诉人所说支出的所有费用，所以并不存在遗漏事实问题，无非就是有些细节上可能无法查的特别清楚。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提到支付了中介费、签证、无犯罪记录、办理体检支付的相关费用，但这些费用上诉人没有提供任何的证据证明。即使产生了这些费用，实际上周知泰国的签证没有多少费用，而且还是旅游签证。犯罪记录证明是政府开具相关证明，也不需要收费，如果要收的话，也只是行政收费，体检也不需要花费很多费用。关于这些费用上诉人没有提交任何证据，其次即使存在这些费用，加起来也还有62000元没有要求返还，葛明芬、曹国平、莎瓦笛咖公司认为完全足以覆盖。7、上诉人陈述提供了相关资质证书的公证文件，葛明芬、曹国平、莎瓦笛咖公司没看到。公证要通过使领馆的认证程序，且也与本案没有实质关联性。葛明芬、曹国平、莎瓦笛咖公司对15个人不否认，但是15个人应当是培训达到360小时以上的专业知识，且必须是工作签证，而不是旅游签证。就签证一项，就完全不符合规定。8、关于证据提交问题。本案一审是在2019年1月立案，立案以后第一次开庭是2019年6月。在此过程中一审法院已经表达可能会涉及境外待补充一些证据，所以中间有长达半年的时间，其实就是给了上诉人一个充分的指定举证期限。但是上诉人在在此期间并没有提供有效的证据。在二审期间，上诉人还要求给予补全证据的时间，葛明芬、曹国平、莎瓦笛咖公司认为完全不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在1年2个月的时间足够去取证了，但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面，并没有提供所谓的有效证据。所以葛明芬、曹国平、莎瓦笛咖公司对上诉人提出要求补全证据的时间和机会不予认可，也完全是不合法的要求。上诉人陈述是受疫情影响，上诉人一审中补交的证据大部分都是电子或者英文的，葛明芬、曹国平、莎瓦笛咖公司审核过，最后提供了书面的质证意见。所以上诉人提出的请求是完全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不应该得到支持和同意。程序上，一审法院没有不当或者不合法的问题。综上所述，葛明芬、曹国平、莎瓦笛咖公司认为一审判决对法律关系的认定符合法律规定，也是正确的。9、关于费用问题，上诉人作为受托人，在履行职务过程中产生费用的时候，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这些费用是完成受托事务所花费，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是经过委托的认可或者同意，或者事后告知了委托人并得到了委托人的认可或者确认。一审法院已经对上诉人最大限度的考虑在履行受托事物过程中所产生的所有费用的可能性，最后只要求判令返还270000元，已经是充分保护上诉人了。综上所述，请求驳回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维持原判。 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葛明芬、曹国平系莎瓦笛咖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2016年，葛明芬、曹国平与曹杭锋约定由曹杭锋联系15名泰国按摩技师至葛明芬、曹国平开办的莎瓦笛咖公司工作。2016年10月13日，曹杭锋出具收条，载明收到曹国平人民币拾万元整。2016年11月7日，葛明芬转账支付给曹杭锋50000元。2016年11月20日、12月16日、12月19日，曹国平分别转账支付给曹杭锋50000元、100000元、10000元。2017年1月6日、9日、14日，葛明芬、曹国平又通过支付宝共转账给曹杭锋94000元。以上共计404000元。一审庭审中，经双方确认，曹杭锋联系的15名泰国技师从2016年12月23日至2017年3月26日陆续在葛明芬、曹国平开办经营的莎瓦笛咖公司工作。15名泰国技师持有旅游签证，期间回过泰国。二审中，曹杭锋陈述其与葛明芬、曹国平存在委托合同关系，与莎瓦笛咖公司无合同关系。 本院认为，葛明芬、曹国平、莎瓦笛咖公司以合同纠纷为由起诉曹杭锋，因莎瓦笛咖公司与曹杭锋之间无有效书面合同，原审法院根据在案有效证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及葛明芬、曹国平与莎瓦笛咖公司的关系，认定曹杭锋与葛明芬、曹国平之间形成委托合同法律关系，并在本案中作出处理，既不违反法律规定，也不损害当事人权益，亦符合民事诉讼经济原则，故曹杭锋认为原审判决请求基础认定有误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葛明芬、曹国平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已提交证据证明其已支付曹杭锋款项404000元，曹杭锋认为该款项已用于招聘15名泰国技师的签证、翻译、往返中泰交通费等费用，曹杭锋对此应承担举证责任。但曹杭锋在原审开庭前并未提交全部证据，而是在原审庭审后补充提交了证据。原审法院为进一步查明案件事实，要求葛明芬、曹国平、莎瓦笛咖公司发表书面质证意见，并根据在案有效证据、当事人的陈述，结合曹杭锋为完成委托事项支出的实际情况，确定曹杭锋返还葛明芬、曹国平款项270000元，并无不当。关于曹杭锋认为原审法院对补充证据在葛明芬、曹国平、莎瓦笛咖公司进行书面质证后未将情况告知曹杭锋，曹杭锋失去了证据补强的权利问题。对此本院注意到，原审法院于2019年1月15日立案受理，于2019年6月6日开庭审理，于2020年2月25日作出一审判决。期间曹杭锋于2019年3月19日向原审法院提交申请，以大多相关证据来源于境外，采集、开具及邮寄均需耗费大量时间，加之证据来源泰国，需要翻译或办理公证、认证为由，要求延期举证和延期开庭，因此曹杭锋对本案需要收集哪些证据、如何收集证据是明知的，但曹杭锋在疫情前较长时间内，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支出费用的具体数额，由此产生的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应由曹杭锋承担。综上，原审判决实体处理适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868元，由曹杭锋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姚炜强 审判员  周志军 审判员  韩 昱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六日 书记员  逯遇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