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659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宓建华，女，1953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上城区。 委托代理人叶丰铭、俞伟斌，浙江五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顾柏华，男，1957年11月1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顾柏妙，女，1962年12月9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王忠，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王怡舟，浙江泽大（嵊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宓建华因与被上诉人顾柏华、顾柏妙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20）浙0106民初26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3日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李国标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1995年3月31日，宓建华作为集资购房人与三墩镇中心学校签订《集资建房协议书》，约定宓建华参与集资建房，后宓建华支付了集资购房款四万多元，宓建华集资购买的房屋位于杭州市西湖区××镇××号××宿舍××单元××室。宓建华称收房后于1997年将案涉房屋借给同事陈慧君（顾柏华妻子）使用。顾柏华辩称宓建华于1997年10月将案涉房屋以60000元价格转让给顾柏华夫妻，顾柏华现金交付给宓建华，宓建华将房屋钥匙交给顾柏华，因宓建华认为房屋交易已完成，有无协议无所谓，宓建华当场将房屋买卖协议撕毁。顾柏华、顾柏妙均陈述1998年3月顾柏华夫妻将案涉房屋以现金70000元转让给顾柏妙。案涉房屋宓建华及顾柏华均未居住使用，自1998年3月份起至2019年5月拆迁前由顾柏妙居住使用、出租案涉房屋，房屋水、电、有线电视等生活缴费均在顾柏妙名下并由其承担相关费用，期间宓建华均无异议亦未向顾柏华、顾柏妙主张权利。2006年6月15日，三墩镇中心小学出具证明，载明“顾柏妙老师现住于××镇××宿舍××幢××单元××室，此房产证正在办理中。”因三墩镇五里塘老街区改造项目建设，案涉房屋被政府列入征收拆迁范围，2019年5月6日，杭州市西湖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范围内未登记建筑认定工作小组作出杭西征认（2019）第092号未登记建筑认定书，认定案涉房屋搭建单位为三墩镇中心学校，属集资建房，集资建房人为宓建华，现受让人为顾柏妙，该房产未登记建筑面积，按实际建筑测绘面积81.19平方米可参照合法建筑补偿标准予以补偿。同年5月25日，顾柏妙作出承诺“现顾柏妙与三墩镇五里塘老街区改造项目收购指挥部签署收购补偿协议，若该房屋出现诸如存在其他权利主张人等法律风险，由顾柏妙自行承担，均与收购部门、收购实施单位及收购指挥部无涉。”案涉房屋已于2019年5月被拆迁。因宓建华认为拆迁违法及要求撤销未登记建筑认定书，分别于2019年9月9日、11月14日起诉杭州市三墩镇人民政府及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政府，案号分别为（2019）浙0106行初203号、（2019）浙01行初682号，因该两起案件均应需明确案涉房屋权属，现该两起案件均中止诉讼。宓建华于2020年5月7日起诉请求判令：1、确认杭州市西湖区××镇××号××宿舍××单元××室房屋归宓建华所有；2、确认杭州市西湖区××镇××号××宿舍××单元××室房屋征用补偿利益全部归宓建华所有。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案涉房屋系宓建华借给陈慧君夫妻使用，还是宓建华转让给陈慧君夫妻，陈慧君夫妻再转让给顾柏妙。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宓建华主张系将房屋借给陈慧君夫妻使用，但宓建华未提供任何借用的口头或书面协议，以及相关知情人证明双方属于房屋借用关系的证据。特别是案涉房屋一直由顾柏妙居住使用管理，且出租收益，宓建华从1998年至2019年5月房屋拆迁前的长达20多年时间均未提出异议，也没有要求顾柏华、顾柏妙返还，完全违反人之常理。故宓建华主张系房屋借用关系，明显依据不足。关于案涉房屋是否属于宓建华转让给顾柏华夫妻，再由顾柏华转让给顾柏妙。由于本案缺乏房屋转让协议、房款收取凭证，致使双方产生重大分歧导致诉讼，但根据顾柏华、顾柏妙提供的证据及顾柏华、顾柏妙居住使用多年的实际情况，案涉房屋通过转让权利人为顾柏妙更符合客观事实。具体分析如下：首先，案涉房屋从交付至拆迁20多年均由顾柏妙居住、管理、使用、出租收益，宓建华、顾柏华、顾柏妙均予以认可，证人任某、陈某1、沈某均证明房屋一直由顾柏妙居住使用，期间，宓建华从未向顾柏华、顾柏妙主张权利。符合房屋所有权人对房屋享有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行使特征。其次，证人出庭证言亦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案涉房屋属于买卖的事实。问：顾柏妙为什么会在此居住。证人任某答：顾柏妙说她哥哥把房子卖给她的。问：宓建华有没有和你说过房屋出售情况。证人沈某答：听说是卖给顾柏华、顾柏妙，具体是谁我不知道。而证人陈某1作为时任园长，陈述宓建华当时有意将案涉房屋转让，并转让给陈慧君的事实。上述三位证人证言较客观反映案涉房屋转让的事实。再次，三墩镇中心小学作为当时的集资建房单位，在案涉房屋没有纠纷前的2006年6月15日出具证明给顾柏妙，证明顾柏妙居住于案涉房屋，房产证正在办理中。亦能一定层面上证明顾柏妙系案涉房屋权利人的事实。结合本案查明的事实和证据，案涉房屋宓建华转让给顾柏华夫妻，再由顾柏华转让给顾柏妙，更符合案件实际情况，房屋转让的证据及事实明显优于房屋借用的证据及事实。故宓建华要求案涉房屋权属及征用补偿利益属于宓建华所有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本案是否超过二十年最长诉讼时效问题，本案属于确认物权请求权，依法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故宓建华提起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宓建华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7600元，减半收取13800元，由宓建华负担。 宣判后，宓建华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上诉人认为，在缺乏证据支持双方间存在房屋转让意思表示的情况下，一审判决认定本案案涉房屋发生过第一次转让属于认定事实错误。而在已有证据证明被上诉人伪造《转让协议》形成时间情况下，认定本案案涉房屋发生过第二次转让也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一）一审法院在证据认定上存在错误，是导致其事实认定错误的根本原因。1.对三位证人证言的认定“证明……以及房子出售的相关情况”属于认定错误。三位证人证言中均未直接确认案涉房产“出售”的事实，且证人都是明确不知晓房屋“交易”细节，因此不能依据证人证言得出房屋交易的事实。1）在判决书第6页倒数第2行，“问：顾柏妙为什么会在此居住，证人任某答：顾柏妙说她哥哥把房子卖给她的。”该证言不仅是传来证据，还是被上诉人的单方陈述，且其时间不确定，不排除在被上诉人已商量好了用已转让的借口损害上诉人权利的可能，因此不能作为认定房屋“转让”事实的依据。2）在判决书第7页第1行，“问上诉人有没有和你说过房屋出售情况。证人沈某答：听说是卖给被上诉人，具体是谁我不知道。”此处证人证言作为传来证据，既不能说出具体出处，又不能说出具体时间，该证言不具有证明力，原审法院根本不能作为证据认定，以达到形成间接证据链的证明目的。3）在判决书第7页第2行，“而证人陈某2作为时任园长，陈述上诉人当时有意将案涉房产转让，并转让给陈慧君的事实”认定也是错误的。对于证人陈某1的证言，其内容存在前后不一致，当庭证言也和被上诉人提供书面证言不一致，其称案涉房屋卖给陈慧君不具有证明力及关联性。其书面证言称“（宓建华）将房子卖给了陈慧君”，但最后一句又是“至于双方买卖情况本人确实不明。”但当庭陈述又称“是借是卖不清楚”、“对于后面有没有卖不清楚”。关于是否亲自从宓建华处听到房屋要卖给陈慧君的事实，其也是前后不一致，最后一次回答原审法庭提问也是说“可能说过这么一句”。同时，证人陈某2已经80多岁高龄，从常理判断根本不可能清晰准确的记住二十多年前与她没有直接关系的随口一句话或者一个提问，并且其并未参与所谓的房屋从上诉人转让至陈慧君的交易，其证言已否认了知道第一次交易的事实，因此其证言不能得出案涉房屋已转卖给陈慧君夫妇的事实。其证言对于发生过第一次交易的内容不具有证明力。上述三位证人证言，根本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2条证人证言的客观性要求，无法满足客观证明案涉房产“转让”的事实，三位证人之间的证言也无法相互印证所要证明的待证事实。2.对被上诉人“提供的三墩镇中心小学出具的证明系原件，原审法院予以确认”也属于认定错误。1）该《证明》本身存在证据瑕疵。原审质证时，上诉人就对该份证据提出过异议。该《证明》仅有盖章而无经办人签字，有形式瑕疵。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2017）最高法民申2096号民事裁定书，最高法的裁判观点支持了这一规定，排除了仅有单位盖章但无人员签名的书证证据效力。因此上诉人认为该《证明》依法不能作为证据使用。2）该《证明》不能证明案涉房屋的所有权情况。《证明》从内容表述上，为“此房产证正在办理中”并未确定所有权人为谁；同时，三墩镇中心学校也不是法定的认定物权权属的机构。原审庭审已查明顾柏妙为三墩镇中心学校教师，与学校有利害关系。因此该《证明》无法证明案涉房屋物权归属于被上诉人顾柏妙的法律和事实依据。3）基于本案被上诉人存在不诚信诉讼行为，对于《证明》表述的“此（房屋）产权证正在办理中”应慎重认定，且在内容表述不明确的情况下不能直接证明房产证办理结果为权利人为顾柏妙。4）经上诉人了解，有新证据证明该《证明》存在形成时间与落款时间不一致的重大可能，结合被上诉人不诚信的伪造《转让协议》形成时间的事实，该《证明》也存在伪造形成时间达到让法院误判的重大嫌疑。上诉人在原审庭审后，经有关知情人处得知，该份证据很可能是去年拆迁时2019年4月左右才形成的《证明》，如果《证明》形成时间也是伪造，可以认为是被上诉人利用被上诉人与学校的教职关系，通过不正当手段取得的非法证据。其目的显然为了应对上诉人向拆迁部门主张其为案涉房产所有权人，而为了侵占上诉人的合法财产。案涉房产的集资建房单位为三墩镇中心学校，在2019年3月4日向上诉人提供了《集资建房协议书》，并在集资建房协议书的最下方签字（情况属实）并加盖相关单位公章，通知到上诉人本人去领取原件。假如上述《证明》在2006年时就证实案涉房产权利人已经变更为顾柏妙的话，那在2019年3月拆迁时，为何又要通知上诉人去拿集资建房协议书，并盖章确认“情况属实”，配合上诉人去办理拆迁事宜，这完全不符合常理。从逻辑上印证了《证明》的形成时间在2019年3月以后的可能性很大。同时，经上诉人多方了解，当时同一批1997年集资建房的教职工中，均没有任何人在这二十年里办理过房产证的情况，更没有从三墩镇中心学校取得过任何一张“房产证正在办理中”的《证明》。当时三墩镇中心学校是出于什么原因，会单独只给顾柏妙一人出具此份《证明》。因此，为了查清本案事实，上诉人提出对该份《证明》原件进行形成时间的司法鉴定。3.一审判决对其他使用权证据直接认定为所有权人证据属于认定错误。一审判决中“首先，案涉房屋从交付至拆迁20多年.....符合房屋所有权人对房屋享有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行使特征”，该认定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一十七条“用益物权人对他人所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原审法院混淆了用益物权与物权所有权的权利特点。用益物权是由所有权派生的物权，是在他人所有权的财产上所设立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被上诉人所提供的证据及顾柏妙居住使用多年的实际情况，仅能证明被上诉人享有用益物权的各项权利，该证据根本无法证实被上诉人享有案涉房产所有权。上诉人认可顾柏妙居住、管理、使用、出租收益，仅仅只是上诉人认可顾柏妙的用益物权，上诉人从未认可过被上诉人享有所有权，仅享有用益物权不能得出享有所有权的法律结论。本案在缺少上诉人对案涉房产存在转让的意思表示和受让人支付了对价的关键性证据情况下，就不能得出案涉房屋发生转让的法律结论。（二）一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清。1.一审判决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观点进行了分列，在事实认定部分分列争议当事人观点而无直接明确的认定事实，不符合《人民法院民事裁判文书制作规范》第五条第10款“要说明事实认定的结果”的要求。2.一审判决认定“2006年6月15日，三墩镇中心小学出具证明”部分，如上诉人前述意见，该证明不应作为有效证据，且出具时间是否真实还需进一步核实，并由被上诉人进一步举证。3.关于判决“期间上诉人均无异议亦未向两被上诉人主张权利。”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这一认定是不准确的。首先，上诉人与两被上诉人之间并不熟悉，上诉人认可的是房屋出借给陈慧君使用。其次，上诉人曾经在退休后向陈慧君提出过归还房屋，但由于陈慧君又要求继续借用，因此碍于情面且听闻了房屋要拆迁，因此上诉人就没有继续主张而是等待拆迁。（三）一审法院在案涉房屋是否发生过两次转让的事实认定上存在错误。一审判决“但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及被上诉人居住使用多年的实际情况，案涉房屋通过转让权利人为顾柏妙更符合客观事实。”本案被上诉人一审提供的关于存在两次转让的证据存在重大疑点。1、关于第一次转让的疑点：第一次转让是仅凭顾柏华的《情况说明》，且该《情况说明》既有证人任某的否定证明，从内容看也违反正常人认知。首先，顾柏华的《情况说明》中提及任某老师当时在房屋转让过程中在场并说出“办好了一件大事”如此细节性情况，但任某老师明确证明顾柏华的该说明内容不符实际，顾柏华第一次交易细节性描述均属于杜撰。其次，《情况说明》上也没有另一个重要参与人陈慧君的签字。上诉人一直认可其借房给陈慧君，为何陈慧君会一直不予出面。如果真如顾柏华《情况说明》所说，从常理看陈慧君必定要出面对质。再次，《情况说明》提到“双方签有一份房屋买卖协议”“宓建华当场将该协议撕毁”，该陈述不合常理。一般房屋交易，均有合同一式两份，买卖双方各执一份，因此，不可能只签一份协议。而如果宓建华签完协议后马上要撕毁协议，那为啥要签协议。而且，宓建华要撕毁的也只会是自己的协议，怎么可能撕毁被上诉人的协议。被上诉人作为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个人，作为重大交易的一方，负有基本的保护交易安全的义务，从个体自利的角度看，被上诉人也有保护其支付房屋对价、保护交易凭证的义务和正常思维。因此，被上诉人《情况说明》不可信。而其他的所谓证人，均不可能参与到不存在的交易当中，作为道听途说的传来证据，不具有证明第一次交易的证明力。2、第二次转让的疑点：第二次转让的主要证据是顾柏华与顾柏妙的《转让协议》。1998年3月2日即转让，该次转让同样疑点重重。首先，顾柏华宣称房屋于1997年10月转让给其，为何在半年不到就转让给了其妹妹。其次，顾柏华与顾柏妙均为三墩镇教育系统内教师，对本次集资建房应当是了解的，顾柏妙应当知道集资建房人为宓建华以及集资建房不得转让。因此，如果真是转让房屋，顾柏妙为何不直接找宓建华签署转让协议而是与其哥哥顾柏华签署。再次，两被上诉人为兄妹，转让协议中只有兄妹签字确没有陈慧君这个嫂子签字也不符合常理，因为在房屋转让这样重大的财产处置事情上嫂子不签字，即意味着交易的不稳定。第四，如果转让协议真实，那么说明被上诉人有一定的法律意识，知道需要签署协议来保护自己的权利，那么为什么顾柏华却不能提供其与宓建华的协议。第五，毕竟转让协议涉及的金额在当时也不是个小数字，交易的价款是如何支付的，按被上诉人庭审回答提问，其系通过银行取款完成交易，在上诉人已咨询了当地银行可调取取款记录的情况下，为何其不能提供取款或存款记录。第六，经上诉人代理人庭审追问，两被上诉人已当庭承认其签署的《转让协议》系2019年拆迁时补签，那么其第二次转让真实性更值得怀疑。且可以证明两被上诉人为诉讼中不诚信一方。3、被上诉人称的两次转让还有一个重大疑点就是陈慧君的沉默，其作为本案房屋争议最核心的当事人，无论是借用还是转让，均和其直接相关。上诉人多次要求向陈慧君核实。但两被上诉人始终回避这个问题，不主动让陈慧君出庭，这分明是两被上诉人为了隐匿对其不利的事实，而不愿意陈慧君出庭对质。假如陈慧君所作出的证言对两被上诉人有利的话，按常理早就应该出面了，也根本不需要两被上诉人还要冒着违法的风险，伪造转让协议形成时间等。按顾柏华说法，第一次交易的6万元是上诉人与陈慧君确定的，如果第一次交易存在，第二次交易涉及到陈慧君的共同财产处分，为何陈慧君会一直默不作声。既没有签字，也没有任何说明。在案涉房屋征收过程中，陈慧君也一直保持沉默，如果真有房屋转让交易的事实，这一点极不符合常理。因此，一审法院认定的两次转让存在重大疑点，但一审法院却把疑点利益归于了不诚信的被上诉人一方，导致其事实认定错误。二、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在举证分配责任上的不公，直接导致认定事实上的错误。从举证责任角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条规定，上诉人原本就是案涉房产因合法建造所依法取得房屋原始产权的持有人。从借用与转让的举证责任分配大小方面，借用并不发生物权即所有权的变动，仅仅只是用益物权的让予。而转让是物权即所有权发生了重大变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法定要求，物权的变动则是需要买卖合同、房款收取凭证、物权登记等等事实依据。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立法目的，要求对主张物权变动方承担更重的举证责任。（一）、关于主张房产“转让”的两被上诉人举证分配责任过轻。1.根据原审庭审情况，已有充分证据证明两被上诉人为本次诉讼中的不诚信一方，因此对其主张应给予更严格的举证证明标准。在关于两被上诉人之间《转让协议》真实形成时间时，两被上诉人当庭承认《转让协议》形成于2019年3月或4月。对此，上诉人认为，两被上诉人为何不能实事求是的按真实时间写一份关于过往的《情况说明》，而是要伪造一个形成1998年3月这么个时间的这样一份《转让协议》。如果上诉人不追问形成时间，不申请鉴定，是否就会真的让大家以为案涉房产1998年3月在两被上诉人之间形成了转让合意并完成了转让。1998年时间，还可以完美的制造一个已经过去21年交易的假象，从而提出时效抗辩。所以，在两被上诉人无法提供1998年3月转让房屋交付房款等证据的情况下，应当认定其《转让协议》内容不能成立。两被上诉人行为其目的就是为了让裁判者确信《转让协议》确实是形成于1998年3月，而形成于20多年的协议自然会让裁判者高度盖然的确认其转让真实性。2.上诉人认为，两被上诉人伪造《转让协议》形成时间的行为是有违诚信原则的，被上诉人顾柏华《情况说明》的细节性描述也是不符合事实有违常理且不诚信的，但原审判决书内，对此却只字未提，没有一丝客观评价，有违司法公正。这样的裁判，极易产生不良的社会行为指引。上诉人认为对于存在不诚信行为的一方当事人，应对其诉讼中的其他陈述和主张严格审查，并让其承担更多的举证责任。3.本案原审法庭调查过程中，两被上诉人均提到其买房房屋交易资金来源于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三墩支行（以下简称“三墩支行”），且提出因时间久远，无法拉取取款证明。但上诉人认为，对与案件审理结果直接相关并能直接判断出事实真伪有关的重要事实（两被上诉人是否分别在1997、1998年从三墩支行取过款）。原审中，上诉人曾建议由原审法庭直接向三墩支行询问并调取或核实两被上诉人是否存在取款记录，以保证裁判者内心确认的事实更接近客观真像。经上诉人庭后电话咨询，三墩支行答复可以凭合法证明调取存取款记录的。因此，从客观公正角度为查明本案事实，应当对该事实进行必要的核实。但两被上诉人没有对自己的主张进一步的提供必要的证据加以举证，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二）、关于分配上诉人的举证责任过重。上诉人主张的是发生在其与陈慧君之间的房屋借用事实，从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判断，对于不收费的房屋借用关系，当事人订立书面协议的可能性明显要小于要支付对价的房屋转让合同。而本案目前的证据显示的事实是，既没有借用房屋的书面协议，也没有第一次转让的房屋转让协议。按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如果上诉人不能提供证据证实，就要采纳被上诉人的观点，让上诉人承担丧失物权的风险，这显然违背了举证责任分配上的公平性原则，是对上诉人的不公。综上，上诉人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全部诉请。 被上诉人顾柏华、顾柏妙答辩称：一、上诉人在一审声称1997年将案涉房屋借给同事陈慧君使用，但没有证据证明借用事实，仅仅是单方面陈述，而且二十多年来从未向陈慧君主张过户买房，与常理明显不符。二、一审判决事实清楚，不存在上诉人所谓事实认定不清的情况，不存在对案涉房产发生转让事实认定错误的情况，也不存在举证责任分配不公。上诉人在上诉理由中声称三位证人证言不符合证据规定，无法证明其待证事实，有关三墩镇中心小学存在瑕疵问题，不存在上诉人所称的将该证据伪造的情形。三、上诉人明明已经在1997年10月将案涉房产以6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陈慧君，陈慧君丈夫顾柏华已经支付对价的事实。上诉人提起一审真实的目的是想非法获得政府的拆迁补偿，所以不顾已经卖给陈慧君、顾柏华的事实，妄图通过诉讼来获得巨额的拆迁补偿。案涉房屋已被拆除，房屋客观上已不存在，因此上诉人提起的确权之诉也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上诉人宓建华在二审期间提供如下证据：1、司法鉴定申请书1份，要求对签署时间为2006年6月15日的证明由三墩镇中心小学出具的全部文字内容及盖章时间申请鉴定；2、调取证据申请书1份，要求调取两被上诉人1997年至1998年在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三墩支行的银行交易流水记录；3、2020年6月18日的情况说明1份，欲证明2006年学校证明的时间存有异议。 被上诉人顾柏华、顾柏妙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3的三性均有异议，该份材料名为情况说明，实质上属于证人证言，上面所体现的内容相关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各方质询，而不是以书面材料签字的形式，对真实性、合法性都不认可，该证据与本案争议焦点无关，对关联性也有异议。 两被上诉人无新证据提供。 本院的认证意见为：上诉人提供的证据3系证人证言，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故本院不予确认。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的规定，民事诉讼采用的是“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按此规定要求，在证据对某一事实的证明无法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情况下，对盖然性（可能性）较高的事实予以确认。原审法院结合本案的具体情况，根据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及提供的证据，依据优势证据原则采信了顾柏华、顾柏妙的主张，认定案涉房屋系宓建华转让给顾柏华夫妻，再由顾柏华转让给顾柏妙，并无不当，本院予以采信。因上诉人否认收到过被上诉人支付的款项，因此其申请调取被上诉人1997年至1998年在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三墩支行的银行交易流水记录，对本案不具有实质性的影响，故对其申请本院不予准许。三墩镇中心小学出具的证明仅佐证了被上诉人在案涉房屋居住使用的事实，且双方当事人对此均无异议，因此并无进行司法鉴定的必要，本院亦不予准许。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和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7600元，由上诉人宓建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李国标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六日 书记员  徐亚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