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15民终311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占阁，男，1991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无业，住阳谷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俞正文，阳谷谷山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雪菲，女，1992年1月20日出生，汉族，住茌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建升，山东舜翔（聊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陈占阁因与被上诉人杨雪菲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茌平区人民法院（2020）鲁1523民初15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陈占阁上诉请求：撤销(2020)鲁1523民初1596号民事判决，改判撤销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的协议或发回重审；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基础法律关系和基本事实错误。首先，关于案涉协议的基础法律关系和性质。《婚姻法》明确了夫妻双方对个人财产、共同财产的自由处分原则。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规定：“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条款或者当事人因离婚就财产分割达成的协议，对男女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本案中，被上诉人、上诉人于2019年4月30日办理离婚登记时，双方签订《离婚协议》，就自愿离婚、共同财产及债权债务处理作出了明确约定，协议作了分割，并亲笔签署了“我自愿离婚，完全同意协议书的各项安排，亦无其他不同意见”。具体到本案所涉补充协议，是双方解除婚姻关系数月后形成，该协议不具有夫妻人身关系及夫妻财产关系的性质，不涉及双方离婚后的财产分割，且明确表述主体标的为“欠款及经济帮助”，不属于夫妻双方共同财产且依法享有的权利，也不同于夫妻共 同财产的分割。据此，一审判决认为案涉协议属于对离婚协议在财产方面的补充，系认定基础法律关系和基本事实错误。其次，协议所述“欠款”应属于债权债务关系范畴。本案中双方自2019年4月30日办理离婚登记时，已对债权债务进行清算和分割，并明确约定“任何一方如对外负有债务，由负债方自行承担”。此后，被上诉人、上诉人未发生欠款交易及欠款事实，并且被上诉人没有离婚后上诉人对其发生和负有欠款的事实依据及证据支持。再次，离婚后原婚姻一方对另一方并无经济帮助的义务。被上诉人不存在任何身体残疾和生活障碍，没有婚生子女需要抚养，离婚时分得了个人和夫妻共同财产，依靠自身教育背景、就业技能完全能够维持当地基本生活水平，同时，被上诉人没有需要每月经济帮助2万元的客观事实，上诉人也不具有给付上述经济帮助的能力及客观条件。《婚姻法》对离婚后的问题并没有进行规定，所以离婚后原婚姻一方对另一方并没有经济帮助的义务。具体到本案中的“经济帮助”则属于法律上的赠与协议条款，且不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义务性质，上诉人依法享有随时可以撤销的权利。另外，婚姻法中的生活帮助与扶助，及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具有本质区别，即帮助是短期的，且在帮助人的能力范围内，并非法定义务。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每月向被上诉人给付2万元经济帮助的条款不可撤销，显然是混淆了上述概念，将经济帮助赠与转化为了扶助义务。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给付被上诉人经济帮助的行为属于无偿赠与，该赠与行为可以撤销。首先，上诉人给付被上诉人经济帮助的行为属于无偿赠与。赠与是指赠与人没有给付义务而将自己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与人的行为，赠与合同是双方法律行为，为无偿、单务合同。《婚姻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夫妻双方在离婚时，如有一方生活困难，另一方应给予适当的帮助，而法律并没有规定离婚后一方有给另一方经济帮助的义务，因此离婚后上诉人并没有法定义务给付被上诉人每月2万元的定额经济帮助，案涉协议中给付经济帮助的行为应认定是无偿赠与，具体到本案中的给付经济帮助条款可以视作赠与合同约定，上诉人依法享有撤销的权利。其次，上诉人的赠与行为可以撤销。根据《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案涉协议不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义务性质而且未经过公证，并且赠与合同原则上是实践性合同，上诉人作为赠与人可依意思表示任意撤销赠与合同。本案中，被上诉人通过更换门锁而独占房产，并通过诉讼查封冻结了上诉人的银行账户及房产，上述行为已经严重侵害赠与人及近亲属对所有房产的居住使用权，并且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基本生活权。另外，上诉人通过本案诉讼将不愿继续履行协议而撤销赠与之意思告诉被上诉人，故一审法院不应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进而致使判决结果处理不当。为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请贵院查清事实，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庭审补充上诉理由：关于案由，在立案中没有直接撤销合同明确表述的案由，所以以确认合同效力的案由进行立案。一审判决中关于信用卡非法套现的论述，因为信用卡套现违反法律规定，不应作为定案依据。依照合同法124条，无名合同在法律适用上，首先应适用与其目的和性质最接近的有名合同的规范，合同法总则的规范也应适用，案涉协议在性质和功能上与赠与合同最接近，我方认为应当适用于合同法186条的规定。 杨雪菲答辩称：第一，本案案由为确认合同效力纠纷，而根据民法总则和合同法的规定，只有在具备法定可撤销、可变更事由的情形下，双方签署的协议的效力才有可能被撤销或变更，但本案在一审中上诉人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双方在2019年8月26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书存在可变更和可撤销的事由，因此一审裁判正确，应予维持。第二，上诉人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对其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承担与之对应的民事责任，2019年8月26日双方签订的关于离婚后财产分割的补充协议书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基于自愿诚信的民法原则，即使上诉人不想履行协议内容，也必须有法定的可变更及可撤销的事由，否则补充协议的内容应为法律所保护，其上诉状中陈述的该协议书产生的基础法律关系、上诉人没有给予被上诉人经济帮助的事由，并不是本案审理的焦点内容，况且在一审中被上诉人也提供了充分证据进行反驳，从高度盖然性的标准来判断，补充协议书的内容有其产生的基础原因，而对于协议书中数额的确定则是双方均认可的，无需再考察30万元的来源，因此上诉人的第一个上诉事由不能成立。第三，关于上诉人的第二项上诉事由，并未在一审中提及，该理由也已超出原一审的审理范围，因此二审不应审查，但上诉人即使提到该事由同样不能达到证明主张，首先如上诉人所述为无偿赠与行为，但无偿赠与行为的前提是自愿，而上诉人在一审起诉状中却陈述给付行为不是真实的意思表示前后陈述相互矛盾，无法印证上诉人的陈述哪些是真实的，其次合同法第11章规定，赠与合同为有名合同，但本案所涉的补充协议书为无名合同，并且协议书中也没有明确的赠与人、受赠人以及赠与的财产，因此不应当认定该补充协议书为有赠与内容的赠与合同，而作为无名合同，其适用的法律规则与有名合同是不同的，有名合同可直接适用具体的法律规定，而无名合同则应当适用合同法以及民法总则的一般规则，本案中上诉人没有提交证据证明补充协议书存在合同法以及民法总则规定的可变更、可撤销的情形。第四，结合一审被上诉人提交的录音材料以及目前由上诉人经营的登记在被上诉人名下的店面可以证实两人在离婚时未涉及财产分割问题，而对于信用卡透支问题，在一审中是为了反驳上诉人陈述给付的款项是无偿给予，而实际上是为了偿还店面经营而透支的被申请人名下信用卡的款项，综上，上诉人上诉请求不成立，请求维持原判。 陈占阁一审诉讼请求：依法撤销双方于2019年8月26日签订的补充协议；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杨雪菲于2015年在聊城市东昌府区。后二人相识确定恋爱关系。2018年1月份原告陈占阁在聊城市东昌府区城区注册成立聊城市东昌府区卡斯特汽车装饰服务中心。原告陈占阁在聊城嘉明工业园万豪臻品小区有住房一套（18号楼1单元5楼东户）。2018年7月31日，双方登记结婚，无子女，婚后在原告房屋内共同居住。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被告杨雪菲多次用支付宝或信用卡在原告名下店铺消费大额款项，其中部分款项办理分期还款（被告方称系为原告店铺购买设备等或刷卡套现、非真正消费）；原告经营店铺期间也曾向被告的姥姥（王维香）借款（一直未偿还）。2019年4月30日，二人因故在阳谷县民政局办理离婚手续，签订离婚协议并领取离婚证。离婚协议约定，婚后无共同存款，无共同财产（不存在财产分割问题），婚前各自名下的财产、房产、车辆归各自所有，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无共同债务（任何一方如对外负有债务，由负债方自行承担）。后被告一直在原告所有的楼房内自己居住至2020年4月份。 2019年8月26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书”，约定：“男方：陈占阁…。女方：杨雪菲…。…一、男方向女方支付欠款及经济帮助共计30万元整（含8月份已支付的15000元），男方每月月底前向女方支付20000元，直至付清。如男方未按上述约定支付款项，女方有权就全部款项向男方主张权利。二、男方同意女方在男方所有的位于聊城市嘉明工业园万豪臻品小区18号楼1单元5楼东户居住，居住时间至本协议第一条约定的款项全部付清之日。…男方：陈占阁（签名捺印）女方：杨雪菲（签名捺印本协议签订时间：2019年8月26日”。 离婚之后不久，自2019年5月8日至2019年9月10日前原告多次向原告转款（数额不等），被告称8月之前的款项系因原告用被告的支付宝、信用卡购买店铺设备而发生的偿还支付宝或信用卡欠款（不包括8月6日的转款14917元，该款系被告在原告店铺内刷卡套现、扣除手续费后应支付给自己的金额），8月份、9月份的转款则是双方协商签订补充协议书（包括履行补充协议）的款项；原告予以否认，双方对上述款项的说法不一。 2019年11月份，杨雪菲在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以陈占阁未完全履行补充协议为由，要求陈占阁支付补充协议约定的剩余款项27万元（因陈占阁提出管辖权异议，该案已被移送至阳谷县人民法院审理）；2020年2月份，陈占阁在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以签订补充协议书非己方真实意思表示、原告不欠被告款项、被告也不符合经济帮助条件、该协议侵害原告房屋使用权为由，要求撤销案涉协议，杨雪菲提出管辖权异议，故本案移送至聊城市茌平区人民法院审理（2020年6月19日移送至法院）。2020年4月份原告陈占阁已将杨雪菲赶出案涉楼房。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本案案由问题。原告提起诉讼请求撤销案涉补充协议书，依据的是合同无效事由及可撤销事由，故本院将全面审查合同案涉协议书（合同）是否具有无效事由以及当事人主张的可撤销事由，因本案诉讼实为对合同效力提起的诉讼，故本案案由应确定为确认合同效力纠纷。 关于案涉补充协议书的签订过程，是否存在威胁、欺骗的问题。原告陈占阁称签订案涉补充协议是在自己受威胁、胁迫（被告及其家人多次纠缠）及欺骗（签订协议只是给被告家人一个交代）的情况下签订，被告方予以否认，原告亦未对己方的主张提供相应证据，也未对所谓“给家人一个交代”给予合理的解释，结合在签订协议后双方的通话录音中，原告明确认可并打算履行协议内容的事实，可显示双方签订案涉协议并不存在原告所称的威胁、胁迫及欺骗的事实，故对于原告方的该项主张，法院依法不予采信。 关于案涉补充协议书的效力问题。虽原告方主张签订案涉补充协议书非己方真实意思表示，但未提供相应证据支持自己的主张，且签订协议时只有原、被告二人在场签订，并无其他人在场，结合签订协议后原告仍履行了部分协议内容的事实，故对于原告方的该项主张，法院依法不予采信。法院依法认定签订案涉协议书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在民政部门办理协议离婚之时，已签订离婚协议对财产进行了处理（双方约定无共同财产、无共同债务），该离婚协议对双方具有约束力；但双方在时隔后4个月后又签订补充协议书，该补充协议书针对欠款及经济帮助进行约定，属于对离婚协议书在财产方面的补充，二者并不冲突（当然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原告方确实欠被告姥姥的款项，也是签订补充协议书的一个基础）；因该补充协议书属于双方自愿签订，且不存在欺诈、胁迫、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等合同法及民法总则规定的无效情形，故该补充协议依法成立，在出现可撤销事由、依法被撤销之前合法有效。 关于案涉补充协议书是否存在可撤销事由的问题。关于可撤销事由，法律规定有两种情形，一是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是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首先从重大误解方面分析，重大误解的民事行为必须符合三个特征:行为人实施的民事行为与其产生的误解有因果关系、行为人产生的误解是重大的、由于行为人的误解而造成较大的经济损失。补充协议书约定原告自愿支付给被告欠款及经济帮助30万元及原告自有的楼房让被告居住（在履行补充协议第一条之前），均属于原告对自有财产权利（包括房屋使用权）的处分，原告作为成年人应考虑到签订案涉补充协议书并履行的后果，也不能详实阐述误解了什么、如何误解，故不能认定案涉补充协议存在重大误解的情形；其次从显失公平方面分析，从双方的通话录音中可看出确实存在原告欠被告方（被告的姥姥）款项尚未偿还的事实，而且原告也未提供出被告杨雪菲离婚后有其余经济来源和住所的证据，给予经济帮助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因此原告给予被告经济帮助不属于显失公平的情形。除了上述情况，原告也不能提供证据以证实签订案涉补充协议存在乘人之危的情形；而且在杨雪菲提起要求陈占阁一次性履行补充协议的诉讼前，原告一直认可补充协议内容（也履行了部分内容），并声称“…我既然签这个东西了我肯定想着给你钱…，…我当时愿意签它就是想着给钱…”，陈占阁也未采取过其余补救措施（诸如向公安机关报案等），因此案涉补充协议不存在可撤销事由。法院依法认定双方于2019年8月26日签订的案涉补充协议合法有效，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故对于原告陈占阁要求撤销案涉补充协议的诉讼请求，法院依法不予支持。关于双方离婚后的几个月内，原告分多次向被告转款（除履行补充协议约定的款项外）的问题，及被告婚前注册成立的店铺是否一直由原告经营的问题，双方陈述不一，均未提供出有效证据证实己方主张或给出说服对方的理由，且对于本案的处理无实质性影响，故法院依法不予一并审查。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陈占阁要求撤销案涉补充协议书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0元，减半收取100元，由原告陈占阁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涉案补充协议书是否合法有效。经审理认为，涉案补充协议书系上诉人陈占阁与杨雪菲就欠款及经济帮助的约定，不属于对共同财产的约定，上诉人主张离婚协议中已将共同财产处理完毕与涉案补充协议书的内容并无矛盾。一审判决已经结合当事人在一审的举证质证情况，充分论证了在上诉人没有证据证实涉案补充协议书存在无效或者可撤销的法定事由的情况下，应认定双方协议有效，进而驳回陈占阁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上诉人主张本案系赠与合同不是本案审理范围，本院对其该部分上诉理由不予评价。综上，上诉人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00元，由上诉人陈占阁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文峰 审判员  范晓静 审判员  贾 琼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王巧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