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602民再3号抗诉机关：浙江省绍兴市人民检察院。申诉人（原审被告）：嘉兴市大众汽车驾驶员培训中心，住所地浙江省嘉兴经济开发区320国道嘉兴机场对面。投资人：高月琴，系校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袁建勋，浙江凯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诉人（原审原告）：王文英，女，1971年8月8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王永刚，浙江越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徐菲，浙江点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诉人（原审被告）：沈亚群，男，1955年4月19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被申诉人（原审被告）：绍兴市城区轻纺物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绍兴（中国）染料城3-008号。法定代表人：沈亚群。被申诉人（原审被告）：沈巨峰，女，1982年2月24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申诉人（原审被告）嘉兴市大众汽车驾驶员培训中心（以下简称大众驾培中心）因与被申诉人（原审原告）王文英、被申诉人（原审被告）沈亚群、绍兴市城区轻纺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轻纺物资公司）、沈巨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本院于2018年11月3日作出的（2018）浙0602民初4733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4733号民事判决），向绍兴市人民检察院申诉。绍兴市人民检察院作出绍检民（行）监〔2019〕33060000163号民事抗诉书，向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浙06民抗31号民事裁定书，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于2020年1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绍兴市人民检察院指派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谢丽莉出庭。申诉人大众驾培中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建勋、被申诉人王文英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永刚、徐菲到庭参加两次庭审活动。被申诉人沈亚群、轻纺物资公司、沈巨峰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均不到庭应诉，本院依法缺席审理。审理中因我国出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浙江省启动重大公共突发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本案相关诉讼活动无法正常进行，本院于2020年2月28日裁定中止审理。2020年4月9日，本案恢复审理。因申诉人的申请，本案于2020年5月25日至2020年7月15日对涉案借条进行文印鉴定。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绍兴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称，经查明，大众驾培中心成立于2002年12月11日，系个人独资企业，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万元，2006年10月16日投资人变更为沈亚群。2014年4月1日，沈亚群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高月琴大众驾校转让款计叁佰万元正”。2014年4月7日，沈亚群与高月琴签订《嘉兴市大众汽车驾驶员培训中心企业转让协议》【以下简称《企业转让协议》】，约定沈亚群将大众驾培中心以50万元价格转让给高月琴，并于当日申请企业变更登记。2014年4月14日，大众驾培中心投资人由沈亚群核准变更登记为高月琴。另查明，案涉借条签订于2014年6月，借条载明“今借到王文英人民币贰佰伍拾万元正，每年返利壹佰万元具借人沈亚群、沈巨峰”，“沈亚群”和“沈巨峰”处均有捺印。该借条下方盖有“轻纺物资公司”“大众驾培中心”印章。借条上方载明“此借款由沈巨峰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沈巨峰”，“沈巨峰”处有捺印。还查明，本案所涉借条系用印有“大众驾培中心”字样及中心地址、电话、邮编的纸张所写。认定以上事实的证据有:签订于2014年6月的借条、沈亚群于2014年4月1日出具的收条、嘉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国际商务区)分局的档案资料。该院认为，本院(2018)浙0602民初4733号民事判决送达程序不当，致使当事人无法行使辩论权利，且现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审判决。理由如下:1、现有新的证据可以证明沈亚群无权代表大众驾培中心向王文英借款，大众驾培中心与王文英之间的借贷关系不成立，大众驾培中心不应承担相应的还款责任。首先，原判决认定大众驾培中心应承担还款责任的主要依据是案涉借条上盖有该中心的印章。但证据显示，大众驾培中心的投资人已于2014年4月14日由沈亚群核准变更为高月琴，案涉250万元借款的相关交易明细表载明，除2014年1月14日的5万元，其余245万元借款均发生于2014年6月12日及其之后，且该250万元借款均转入了沈亚群的个人账户，同时，案涉借条上加盖的“大众驾培中心”印章与2014年4月14日企业变更登记材料中的《企业转让协议》《个人独资企业变更登记申请书》上加盖的印章明显不一致。高月琴与沈亚群虽然就高月琴是否知悉借条所涉大众驾培中心印章的存在有所争议，但王文英、沈亚群均认可借条书写时高月琴并不在场、印章为沈亚群所盖，且沈亚群自认借条上所盖印章一直由其保管，并陈述高月琴仅知道其有向他人借款，而对其具体向谁借款、借款金额以及在案涉借条上加盖印章并不知情。高月琴亦陈述称，其不知沈亚群曾向王文英借款并在案涉借条上加盖印章。故而，在大众驾培中心的投资人已变更登记为高月琴的情况下，沈亚群以大众驾培中心名义借款的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不应由大众驾培中心承担，大众驾培中心与王文英之间并无借贷合意，双方不成立借款合同法律关系。其次，沈亚群有关其系大众驾培中心实际控制人的主张并无证据证明，也即其无权代表大众驾培中心向王文英借款。沈亚群主张其为大众驾培中心实际控制人主要基于两点理由，一是其将大众驾培中心转让给高月琴时，高月琴并未支付转让费;二是其在将大众驾培中心转让给高月琴后，又陆续将从王文英处借来的部分借款计100余万元转给高月琴用于大众驾培中心经营。对于第一点理由，沈亚群称申请企业变更登记时，登记机关不相信转让费仅50万元，才向高月琴出具了载明转让款为300万元的收条，以完成变更登记。该陈述与登记机关所保存的《企业转让协议》载明的内容不符。高月琴则陈述其是以承担大众驾培中心应支付而未支付的教练报酬的形式冲抵转让费，即在大众驾培中心转让之前，大量学员已经报名并缴纳学费，但尚未开始或完成培训，该部分学员的学费在转让时由沈亚群拿走，后续需根据培训进度陆续支付给教练的报酬由大众驾培中心承担。大众驾培中心在转让时，经双方估算需支付该部分学员的教练报酬达500余万元，减去当时大众驾培中心尚余的45万元左右现金、银行账户余额1万余元，以及沈亚群另答应高月琴退还的110万元学费，结算后大众驾培中心尚有债务300余万元，故双方同意大众驾培中心转让款为300万元。为此，沈亚群于2014年4月1日向高月琴出具收到转让款300万元的收条一份。至于沈亚群与高月琴于2014年4月7日签订的转让价格为50万元的《企业转让协议》，系出于办理企业变更登记需要而签订，与实际不符。高月琴为证明其主张，委托浙江中铭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大众驾培中心为投资人变更日(2014年4月14日)之前报名培训学员支付的后期(2014年4月14日至2019年4月30日)教练报酬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专项审计报告(浙中会专[2019]第1316号),审计结论为:2014年4月14日至2019年4月30日，大众驾培中心累计为该部分学员(2014年4月14日之前报名培训的学员)支付教练报酬6457501.00元。虽然该专项审计报告是在未对财务记录进行核查情况下，基于分析汇总大众驾培中心提供的相关证据资料得出，但是结合沈亚群自愿出具收到300万元转让款的收条以及将大众驾培中心投资人变更登记为高月琴的事实，可以认定沈亚群确已将大众驾培中心转让给高月琴。对于第二点理由，高月琴承认在大众驾培中心变更登记后，沈亚群陆续转给其100余万元，但主张该100余万元系部分未完成培训学员交纳的学费，沈亚群承诺将该部分学费退还用作大众驾培中心运营资金，并提供了大众驾培中心出纳丁月芳转账给沈亚群的金额合计为105万元的转账凭条和沈亚群出具的金额为5万元的现金收条为凭。即使沈亚群确有转账100余万元给高月琴，但其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该100余万元系从王文英处借款而来，并用于大众驾培中心经营。同时，沈亚群称其基本不参与大众驾培中心的经营管理，不清楚驾校经营和盈亏情况，与其提出的系大众驾培中心实际控制人的主张严重不符。2、原审送达程序不当，致使当事人无法行使辩论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法律文书的若干规定》(法释[2004]13号)第六条第二款规定:“邮政机构按照当事人提供或确认的送达地址在五日内投递三次以上未能送达，通过电话或者其他联系方式又无法告知受送达人的，应当将邮件在规定的日期内退回人民法院，并说明退回的理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据原告起诉时提供的被告住址无法送达应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法释[2004]17号)明确:“人民法院依据原告起诉时所提供的被告住址无法直接送达或者留置送达，应当要求原告补充材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用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公告送达。可见，公告送达的前提应是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用直接送达、邮寄送达等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经查阅原审卷宗，本案原审法院仅于2018年5月16日以法院专递的方式向大众驾培中心邮寄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该邮件被退回后，原审法院即公告送达。同时，原审法院专递邮件详情单仅在单位名称和地址处填写了相关信息，并无收件人姓名和联系方式，而本案所涉借条系用印有“大众驾培中心”字样及中心地址、电话、邮编的纸张所写，原审法院并未就此进行核实或者要求原告补充材料。因此，本案在邮寄送达未果的情况下，直接公告送达，属未穷尽送达途径，应认定程序存在不当。综上所述，本院4733号民事判决送达程序不当，致使当事人无法行使辩论权利，且现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九)项、第二百零八条第一款的规定，特提出抗诉，请依法再审。申诉人大众驾培中心申诉称，检察机关的抗诉符合相关法律的规定，原审判决送达程序不当，且现有新证据足以证明原审判决错误，申诉人同意检察机关的抗诉。请求法院依法改判，驳回原审原告对申诉人的诉讼请求。被申诉人王文英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依法应当予以维持。本案中所涉借条加盖的大众驾培中心的印章并非是被申诉人沈亚群私自刻制的印章，而是大众驾培中心存在的公章，虽然申诉人认为其在转让时已经刻制了新的公章，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原先的公章已经作废且进行公示，因此原先的公章仍旧有效，因此借条上的公章可以证明大众驾培中心与被申诉人之间借款的合意是存在的。至于大众驾培中心与沈亚群之间的关系，与被申诉人王文英无关，若认为其损害了大众驾培中心的权利，可以另案起诉沈亚群。沈亚群此前一直是大众驾培中心的投资人，其在工商变更之后很短的时间内向被申诉人借款，被申诉人无法得知工商变更登记的情况，且沈亚群在借款时说明了是为了经营大众驾培中心所用，故本案被申诉人完全可以相信将借款借给大众驾培中心。且沈亚群在借款后将其中部分款项交给了大众驾培中心用于经营，沈亚群与大众驾培中心之间也存在经济往来，在大众驾培中心领取相应工资，抗诉认为大众驾培中心与借款无关的认定与事实不符。关于原审送达程序，本案一审时其向法院提供的地址是在工商登记上的地址，且借条中的地址也是该地址，大众驾培中心也出具过律师函，申诉人也收到过，所以该送达地址是合法的送达地址，原审在送达该地址未成的情况下以公告送达，符合相关法律程序，检察院提起抗诉依据的事实和法律规定，与原审法院在事实认定、法律、程序的适用均不符合。综上，原审判决事实清楚、程序符合规定，应当予以维持。被申诉人沈亚群在庭审后经本院传询称，2014年6月出具给王文英的250万元借条是分几笔给其的，后写了一张总的借条。王文英是其弟弟沈亚革的媳妇，双方是很亲的，之前也一直向王文英借款，都是不出具借条的，都是很信任的，后来有风声说其还不出钱了，有点不太信其，就让其写了这份借条。借条是在王文英家里写的，并盖了两枚印章。借条的日期往前写了一段时间，在所有钱都收到之后写的，大概迟了一、二个月写的，高月琴不知道盖章的事。印章在驾校刚成立的时候就刻了，驾校在嘉兴，其在绍兴借钱给学校投资，为了方便自己就刻了一枚印章，嘉兴那边的一颗印章在嘉兴使用。其借到的钱都是转到其账户后再转入驾校，出具给王文英的借条总共两份，只有在250万元借条上盖了驾校私刻的印章，其他没盖过。王文英的借款大概有一百五十万汇给了驾校，其中两笔汇给高月琴的父亲40万元和45万元，其他零零碎碎给高月琴的，余款还了自己的私人借款。其从2006年受让的驾校，钱都是付清的，一个人经营，投入了不少钱，收益也是其的。后来因为其在绍兴去嘉兴的次数少了，也放心高月琴在驾培中心管理，因为承包给教练，知道有多少学员就知道有多少收入。高月琴跟其说她那边管理不方便，名称变更说起来她是老板了，方便她管理。虽然变更了法定代表人，实际上其还是老板。转让费写的是50万元，因工商部门不相信，所以后来写的300万元收条，实际没有支付，双方是形式上过户。驾校需要造场地时，其还拿钱过去的。现在因为王文英起诉的事情，高月琴就开始说学校卖给她了，关于学校的事情之后还要打官司过的。抗诉书中说王文英借给其的钱没有给驾校，这一点是不同意的。至于对本案的处理意见，由法院公正判决。其把钱汇给驾校经营，这么多年收益也没有算过，就拿了点生活费，驾校应该承担这个债务。被申诉人轻纺物资公司辩称，同意沈亚群的意见。被申诉人沈巨峰未作出书面答辩。原审原告王文英于2018年5月8日在原审向本院起诉请求：1、被告沈亚群、轻纺物资公司、大众驾培中心立即向原告归还借款本金250万元，并支付该款自2014年7月1日起至判决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2、被告沈巨峰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四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2014年6月，被告沈亚群、轻纺物资公司、大众驾培中心因资金需要向原告借款，并向原告出具借条一份，借条载明被告沈亚群、轻纺物资公司、大众驾培中心向原告借到人民币250万元，承诺每年返利100万元，被告沈巨峰作为保证人对上述债务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后被告沈亚群、轻纺物资公司、大众驾培中心并未按约向原告返利，也未向原告归还借款，被告沈巨峰也未履行担保责任，故原告诉至法院。原审四被告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均未到庭应诉，均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亦未在举证期限内提交任何证据。原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告诉称的事实一致。原审认为，原告王文英与被告沈亚群、轻纺物资公司、大众驾培中心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双方主体适格，意思表示真实，内容未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可以认定被告沈亚群、轻纺物资公司、大众驾培中心至今尚欠原告借款本金250万元及相应利息。本案中，原、被告双方未约定还款期限，双方约定利息即每年返利100万元，显然该约定已超过按年利率24%计算利息的法律规定。借条出具时间为2014年6月，根据证据显示，原告最后一笔汇款时间为2016年6月20日，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自2014年7月1日起按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并无不当，故原告要求被告沈亚群、轻纺物资公司、大众驾培中心归还借款本金250万元及相应利息的诉请，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被告沈巨峰自愿为被告沈亚群、轻纺物资公司、大众驾培中心对原告的上述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则被告沈巨峰应当对上述被告沈亚群、轻纺物资公司、大众驾培中心应归还原告本金并支付利息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故原告要求被告沈巨峰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诉请，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四被告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可以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沈亚群、轻纺物资公司、大众驾培中心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归还给原告王文英借款本金人民币250万元，并支付该款自2014年7月1日起至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二、被告沈巨峰对上述第一项被告沈亚群、轻纺物资公司、大众驾培中心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案案件受理费45560元，由被告沈亚群、轻纺物资公司、大众驾培中心、沈巨峰共同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至本院。根据申诉人的申请监督，抗诉机关针对大众驾培中心与王文英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及原审送达程序不当，向本院出示证据及作简要说明如下：证据1、工商管理部门出具的大众驾培中心企业变更登记情况一组（其中包括沈亚群企业转让协议一份）、沈亚群出具的2014年4月1日300万元收条、专项审计报告各一份，可以证明借款时大众驾培中心投资人已经变更为高月琴，且沈亚群也提供了相应的收条的事实。申诉人质证认为，工商变更登记可以证明2014年4月7日，沈亚群与高月琴签订了《嘉兴市大众汽车驾驶员培训中心企业转让协议》，约定沈亚群将大众驾培中心转让给高月琴，并于当日申请企业投资人变更登记。2014年4月14日，大众驾培中心投资人由沈亚群工商核准变更登记为高月琴。该组证据中的企业投资协议，可以证明企业转让协议和个人独资企业变更登记上使用的大众驾培中心的公章有数字编号，与原审判决借条上大众驾培中心的公章明显不一致，不存在再审申请人向王文英借款的合意。对收条、专项审计报告，可以证明高月琴以承担大众驾培中心应支付而尚未支付的教练报酬的形式冲抵转让费，申诉人实际支付的教练报酬达6457501元，远超过双方约定的转让费300万元。被申诉人王文英质证认为，对变更登记情况、企业转让协议本身的真实性由市场监管部门登记为准，其是在案发后得知变更情况的，对转让行为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以及高月琴与沈亚群之间转让的模式其并不清楚，但据了解与市场监管部门登记情况不符。对收条的真实性由市场监管部门为准，但作为该证据本身的证明内容存疑，其不知道事实情况。对专项审计报告，委托行为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该证据的合法性和关联性有异议。该审计是申诉人单方委托行为而非第三方委托，因此对合法性有异议。被告沈亚群、轻纺物资公司在庭审后经本院传询时质证认为（以下均同）对登记情况和收条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其还是实际的投资人，只是让高月琴管理。对审计报告不认可。证据2、嘉兴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国际商务区）分局、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检察院向沈亚群、王文英、高月琴、韩玉平所做笔录一组，主要说明沈亚群在嘉兴公安机关于2019年6月17日、2019年6月24日对其所做的笔录中陈述，对借款事情和加盖大众驾校的公章高月琴是不知情的；沈亚群在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检察院于2019年7月16日对其所做的询问笔录中也明确高月琴、韩玉平对沈亚群向王文英借款是不知情的。王文英在嘉兴公安机关于2019年6月25日所做询问笔录中说明借款是沈亚群出面向王文英借款的。以上证据可以说明案涉借款是沈亚群向王文英借款的，而现大众驾校的投资人高月琴对沈亚群向王文英借款及加盖大众驾校的公章的事实均不知情的事实。申诉人对证据三性均无异议，高月琴对沈亚群借款的事始终不知情，于2019年被查封后才知道。对沈亚群在借条上加盖了公章及对沈亚群手上还有一枚公章也不知情。对该公章是转让前就已经存在的，还是转让后刻制的也不知情。被申诉人王文英对以上笔录制作真实性无异议，对内容的真实性由法院审查核实。对高月琴说不知道借款、不知道加盖公章的陈述，其不知情，其也向公安机关陈述了借款情况。被申诉人沈亚群、轻纺物资公司质证认为，对盖公章确实是不知情的，他们只要有钱拿过去就行，至于钱是哪里借来的是不知道的。证据3、出示原审开庭传票、送达回证等材料，证明原审在邮寄送达未果的情况下，直接公告送达，属未穷尽送达途径，应认定程序存在不当。申诉人对真实性无异议，原审存在送达严重不当，起诉书上写明高月琴是投资人，但邮寄面单上无收件人，也无联系方式，退回理由上写无人敢签收，是由于没有填写姓名电话导致的。而在借条中本身是有联系电话的，且电话在当时都是正常使用的。且送达只有一次，未要求原告补充提交即公告，导致申诉人相关权利的丧失。被申诉人王文英认为，法院在邮寄送达未果的情况下采用公告送达符合法律规定。被申诉人沈亚群、轻纺物资公司质证认为，其当时确实未应诉，是因为确实欠了王文英的钱。至于给驾校的传票，王文英之前都发过函的，不可能收不到，是故意不收的。申诉人大众驾培中心对其主张的事实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证据4、律师函、邮政专递面单、回复函各一份，要求证明第一，2016年1月25日，申诉人即回复告知其与王文英不存在借款关系的事实。第二，申诉人能够收到邮寄律师函的事实，邮政专递面单和回复函载明申诉人的联系地址、联系人及联系电话，王文英知晓申诉人的联系方式，故原审没有穷尽送达途径。被申诉人王文英质证认为，对本身事实过程是无异议的，起诉前确实寄送过律师函，要求归还借款，也收到过回复函，之后就向法院起诉救济。对申诉人说不存在借款，其不认识王文英是有异议的，借款用于大众驾校经营，且加盖了大众驾校的公章，据当时律师说联系韩玉平的方式已经提交给法院的。被申诉人沈亚群、轻纺物资公司对证据无异议。证据5、执行裁定书三份，要求证明第一，2015年5月26日，本院以大众驾培中心系被执行人沈亚群的个人独资企业为由，作出（2015）绍越执民字第999-1号裁定追加大众驾培中心为被执行人，并作出（2015）绍越执民字第999-2号裁定查封大众驾培中心的财产。第二，申诉人提出执行异议后，本院查明大众驾培中心负责人已于2014年4月14日由沈亚群变更为高月琴，故作出（2015）绍越执异字第52号裁定，撤销（2015）绍越执民字第999-1、999-2号执行裁定书的事实。被申诉人王文英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被申诉人沈亚群、轻纺物资公司对证据无异议，但是学校是沈亚群实际经营的。证据6、经申诉人向本院申请鉴定，由浙江千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发票各一份，要求证明送检的签署期为本案2014年6月的《借条》上落款处“大众驾培中心”的印章与大众驾陪中心在公安备案的印章（材质：塑料）不是同一枚，申诉人不应当承担本案民事责任，同时申诉人预交了18400元鉴定费的事实。被申诉人王文英对司法鉴定意见书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的内容有异议。对借条公章与公司备案公章不一致推断出2014年6月该份借条系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有异议，只能证明该印章与申诉人公章不一致的事实，不能证明其不承担民事责任。同时，应当由申诉人自行承担鉴定费用。被申诉人沈亚群、轻纺物资公司对证据无异议。被申诉人王文英对其主张的事实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证据7、借条、招商银行绍兴分行城东支行户口历史交易明细表各一份、农业银行转账凭证二份（原件在原审卷宗中），要求证明沈亚群、嘉兴大众驾培中心、轻纺物资公司向其借款，其已通过转账方式履行了付款义务的事实。在2015年其向沈亚群主张还款，由于未还款，因此，由沈巨峰作为担保人。申诉人对借条的真实性有异议，大众驾校公章不是申诉人的公章，申诉人也没有向王文英借款，也没有借款合意。对沈巨峰的签字盖章也有异议，本身在借条上就写了作为借款人了，则无需在2015年再出具担保。因此，申诉人怀疑借条的真实性。对转账记录，是转给沈亚群的，与申诉人无关，申诉人不知情。被申诉人沈亚群、轻纺物资公司对证据均无异议。证据8、银行转账一份，要求证明2014年6月25日，沈亚群将从王文英处所得借款45万元转账给高月琴的父亲高阿金的事实，说明王文英借给沈亚群的借款最终转入大众驾培中心的事实。申诉人认为，对高阿金与高月琴之间的关系不清楚，与本案无关。被申诉人沈亚群、轻纺物资公司对证据无异议。被申诉人沈亚群、轻纺物资公司、沈巨峰均未向本院提供证据。本院对上述证据作出认证如下：对抗诉机关的证据1，其中存档于嘉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的大众驾培中心自2002年12月成立时起个人独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及变更登记、驾培中心转让等资料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可以证明2014年4月14日，大众驾培中心的投资人沈亚群因转让，投资人变更登记为高月琴的事实。对驾校转让费收条、大众驾培中心支付教练报酬的专项审计报告与本案审理无关联，故不予认定。对证据2，系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对沈亚群、王文英、高月琴、韩玉平所做的笔录，真实性予以认定，结合本院对沈亚群的询问，可以证明待证事实。证据3系原审送达文书，原审通过邮政特快专递送达给大众驾培中心的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材料，收件单位名称及地址均正确，应可正常签收，因无人敢签收被退回，系签收单位管理所致，但原审在公告送达程序上存在瑕疵。对大众驾培中心的证据4，系王文英向大众驾培中心提出解决涉案债务250万元而发生在双方之间的函件，本院予以认定。证据5，系本院生效执行裁定书，予以认定。证据6，系浙江千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可以证明2014年6月借条上所盖申诉人的印章与合法刻制备案的塑料印章非同一枚的事实。对王文英的证据7，对借条形式的真实性予以认定，结合银行交易明细，可以证明沈亚群收到王文英借款250万元的事实，对申诉人是否承担还款义务，将在判决理由中予以综合阐述。证据8，系沈亚群向高阿金转款45万元，与本案无关联，不予认定。根据上述认定的证据及当事人在庭审中陈述的事实，本院认定的事实与抗诉机关查明的事实一致。另查明，被申诉人王文英通过银行转账向沈亚群支付借款250万元的时间为：2014年1月14日5万元，2014年6月12日35万元、2014年6月13日50万元、2014年6月18日50万元、2014年6月20日110万元。该借条签署的时间为2014年6月，沈亚群陈述实际书写的时间为签署时间之后的一、二个月。沈亚群向王文英所有借款中，仅出具过两份，盖有大众驾培中心公章的仅本案借条一次。审理中，经申诉人的申请，本院委托鉴定机构对借条中大众驾培中心印章的真伪进行了鉴定。申诉人提供了依法刻制的公章印文，经浙江千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结论为：2014年6月的《借条》上落款处“嘉兴市大众汽车驾驶员培训中心”印文与样本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所盖。本院认为，借款合同是双方确立借贷关系及履行合同义务的合约。本案争议焦点为在涉案借条中，大众驾培中心与王文英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本院阐述如下：首先，沈亚群在借条上加盖大众驾培中心公章的行为是否具有合同效力。经鉴定借条上加盖的大众驾培中心的公章系违法刻制，印章形成的时间在沈亚群转让大众驾培中心之后，投资人已依法变更为高月琴，沈亚群作为投资人的权利与义务已终止。沈亚群辩称大众驾培中心实际并未转让，仍由其经营管理与控制，王文英的借款部分投资与大众驾培中心，故涉案借款应由大众驾培中心共同归还。但大众驾培中心否认沈亚群为投资人，沈亚群也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且变更登记依法具有公示效力，其在变更后无权代表大众驾培中心从事职务行为，故该印章不具有合同效力，大众驾培中心不应承担其法律后果。其次，沈亚群的盖章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而应由大众驾培中心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根据王文英与沈亚群的陈述，在沈亚群经营大众驾培中心期间已向王文英借款，王文英因相信沈亚群是投资人，且资金是用于大众驾培中心的经营才借款。本院认为，第一，在涉案借款前，沈亚群向王文英借款从未出具过借条，无证据证明在双方借款中沈亚群有使用该枚假章，王文英系基于对沈亚群有权代表大众驾培中心的信赖而借款的事实。且涉案借条是在王文英对沈亚群的还款能力产生不信任后补写，在借款时并未提供。第二，王文英在借款时主观上没有尽到充分合理的注意义务。其系沈亚群的嫡亲弟媳，双方一直有经济往来，关系较为紧密，应知晓沈亚群另经营被申诉人轻纺物资公司，借款去向并非单一，沈亚群也自认涉案借款有不同用途；王文英因信赖沈亚群是大众驾培中心的投资人，但却未将借款直接转账给大众驾培中心，以达到其用款目的，对此存在较大过失。综上，沈亚群的无权代理行为不符合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大众驾培中心也不应承担其行为后果。再次，大众驾培中心不存在借款的真实意思表示。从银行明细看，王文英的借款均转入沈亚群的账户，沈亚群自认高月琴不知道其向王文英借款，假章一直由其保管，盖章时高月琴也不在场。借款除一笔5万元外，其余均在投资人变更为高月琴后出借，且大众驾培中心不认可该假章及债务。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借款只能体现王文英与沈亚群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不能证明大众驾培中心向王文英借款的真实意思表示。至于沈亚群将借款是否用于大众驾培中心，与本案处理无关联。综上，王文英与大众驾培中心之间没有借款的合意，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抗诉机关认为大众驾培中心不应承担还款责任的理由成立，原审判决支持王文英的该部分请求存在错误，本院应予纠正。根据相关司法解释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检察机关抗诉支持当事人请求的范围内审理再审案件。本案当事人对王文英的其他诉讼请求未提出异议，故对原审其余判项予以维持。对原审通过邮政特快专递送达给大众驾培中心的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填写的收件单位名称及地址均正确，应可正常签收，但快递回执单中注明“无人敢签收”被退回，系签收单位内部管理问题所致，但原审应详细写明联系电话等信息后再次送达，程序存在瑕疵。被申诉人沈亚群、轻纺物资公司、沈巨峰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视为放弃其民事诉讼权利，本院依法可以缺席判决。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百零七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本院（2018）浙0602民初4733号民事判决；二、被申诉人（原审被告）沈亚群、绍兴市城区轻纺物资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归还给被申诉人（原审原告）王文英借款本金人民币250万元，并支付该款自2014年7月1日起至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三、被申诉人（原审被告）沈巨峰对上述第一项被申诉人（原审被告）沈亚群、绍兴市城区轻纺物资有限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被申诉人（原审原告）王文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应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45560元，鉴定费18400元（嘉兴市大众汽车驾驶员培训中心已预缴），共计63960元由被告沈亚群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履行。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陶珊珊人民陪审员  施立龙人民陪审员  程 静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八日代书 记员  王文恬附页：《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第二百条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二）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人民法院经再审审理认为，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应予维持;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应当在再审判决、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予以维持。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导致裁判结果错误的，应当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三条人民法院应当在具体的再审请求范围内或在抗诉支持当事人请求的范围内审理再审案件。当事人超出原审范围增加、变更诉讼请求的，不属于再审审理范围。但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当事人在原审诉讼中已经依法要求增加、变更诉讼请求，原审未予审理且客观上不能形成其他诉讼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