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1民终616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何振飞，男，1976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江西省上饶市玉山县，现住江苏省句容市。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昌霞，女，1976年5月30日出生，土家族，户籍地贵州省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现住江苏省句容市。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全龙，北京友恒（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敏，北京友恒（南京）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邵士军，男，1976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志青,江苏宾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何振飞、杨昌霞因与被上诉人邵士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法院(2019)苏0114民初67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何振飞、杨昌霞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本案合同的相对人是何振飞错误，本案合同的相对方是南京欧多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多公司）。何振飞是欧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负责采购付款、指派公司员工与邵士军进行交易等事宜。邵士军的板材也是送到欧多公司的厂房内，并且部分送货清单上注明“何老板（欧多木业）”，可以说明合同的相对方是欧多公司。另外，高某是欧多公司的员工，邵士军提交的对账单抬头上写明是“欧多木业何振飞采购新沪木业板材”，且下面写有“高某的签字（待何总审核）”，邵士军提供的证明落款处载有高某的签字注明高某系“欧多员工”，也可以看出，高某是代表欧多公司签收货物，何振飞是作为欧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行使职权。因此，本案不能仅仅因为欧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何振飞与邵士军接洽沟通、代表公司支付过部分货款就认定本案合同的相对方是何振飞。除此之外，欧多公司的对公账号向邵士军付过板材款，也说明邵士军是知道其是与欧多公司订立买卖合同。本案合同相对方既然是欧多公司，故杨昌霞也无需承担付款责任。二、一审法院认定邵士军向欧多公司供货款金额为980984元有误。邵士军在庭审中提交的送货清单中，杨艳丽和张和兵的收货签字不能代表何振飞和欧多公司，对公司和何振飞均没有约束力，杨艳丽和张和兵签字的送货清单中对应的款项合计115758元不应得到支持。另外，邵士军提供的两张送货清单无人签收，不能证明欧多公司收到了对应的板材，故这两张清单中对应的款项51236元，不应得到支持。故邵士军实际向欧多公司供货款的金额为813990元，而非一审判决认定的980984元。邵士军辩称，一、本案的买卖合同相对方应为何振飞，并非欧多公司。从交易的形式看，被上诉人邵士军是接受了上诉人的指示安排发货，然后由上诉人本人或者相关人员进行签收，在此期间货款大都是以上诉人个人的名义向被上诉人支付，只有唯一的一笔1万元货款是以微信昵称“欧多木业”的名义向被上诉人支付，但并非上诉人所称通过欧多公司的对公账户向被上诉人支付。同时，根据双方的交易惯例，也都是由上诉人作为相对方与被上诉人交易。如，在2017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也有多次的买卖，2017年的7月31日上诉人以个人名义向被上诉人出具欠条，后在2018年4月28日告知被上诉人该欠款已经还清。二、一审判决所认定的供货总金额并无不当。结合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交的送货清单、证明以及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证明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供货的总金额为980984元。综上，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予以维持。邵士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两原审被告立即支付邵士军货款447868元及利息（以447868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至欠款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2.原审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何振飞、杨昌霞系夫妻关系，自2017年起何振飞多次向邵士军购买板材，双方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2017年7月31日，何振飞以个人名义向邵士军出具欠条一份，载明“今欠邵士军2月至7月31日货款壹拾陆万捌仟叁佰元整。欠款人：何振飞。”邵士军现持有2018年3月27日至2019年8月4日的送货清单，金额合计980984元，均有何振飞、杨昌霞、高某、张和兵、杨艳丽或俞某其中一人在备注收货单位为“何老板”的新沪木业经营部送货清单上签收。何振飞与邵士军的微信聊天记录中也多次出现上述与何振飞、杨昌霞、高某、张和兵、杨艳丽或俞某签字形式一样的新沪木业经营部送货清单。邵士军在一审第一次庭审中出具了9张无人签收的送货单，以及将该9张送货单发至何振飞微信中的记录。何振飞在微信中对该9张送货单都回复“收到”。邵士军在一审第二次庭审中补充提交了载明货物数量相同、单价相差10元的送货单，送货单中有何振飞、杨昌霞、高某、张和兵、俞某其中一人的签字，并解释单价优惠10元是因为何振飞承诺现款现货支付，但实际并没有钱货两清，因此邵士军按照未优惠价格向何振飞重新出具送货清单，并由何振飞、杨昌霞、高某、张和兵、俞某签字。2019年10月14日，俞某、高某出具书面证明载明“杨昌霞、俞某、张和兵、杨艳丽、高某都为何振飞厂内员工，每人所签单据都代表何振飞行为。证明人俞某、高某（欧多员工）。”同日，高某出具“欧多木业何振飞采购新沪木业板材未付明细”载明未付款金额共计447868元，落款处高某签字并备注“需何总待审”。在该付款明细中，记录有杨艳丽签收送货单的明细，包括2019年5月15日的22348元、2019年5月22日的41260元、2019年5月28日的20580元及2019年6月10日的24910元。何振飞提交2018年1月12日起至2019年8月4日给付邵士军、新沪木业（新沪木业的法定代表人为邵士军）的付款明细中关于2018年1月12日至4月28日的转账记录，双方当事人均认可对应的是2017年末的应付货款。2018年、2019年的应付货款对应的日期应从2018年5月26日起至2019年8月4日止，共计567520元；其中个人账户银行转账382600元，POS机刷卡129700元，通过何振飞微信转账34640元，通过杨昌霞微信转账10000元，通过微信昵称为“欧多木业”的微信号转账10580元。上述款项中，2018年7月14日的一笔30000元银行转账，虽然邵士军辩称未实际收到，但何振飞提交的记录显示30000元转账交易成功。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三点：一是本案合同相对人是何振飞还是欧多公司，如系何振飞，杨昌霞是否应当承担付款责任；二是高某、张和兵、杨艳丽、俞某签收送货单是否能够证明合同相对人收到了货物以及货款金额如何确定；三是尚未给付的货款金额如何确定。关于焦点一，何振飞是欧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既可以以自己的个人名义、也有权以欧多公司名义对外订立合同。从本案合同履行的过程来看，第一，在本案争议货款发生前，何振飞曾以个人名义向邵士军出具过货款欠条。第二，对本案的争议货款，何振飞以个人银行账号而非欧多公司的账号向邵士军支付过大部分货款。第三，本案中，何振飞签收的送货清单都只签有“何振飞”，未注明“欧多公司”。高某、俞某也出具证明说明高某、张和兵、杨艳丽、俞某签收的送货单系代表何振飞所为，而非代表欧多公司，故不能认定何振飞是以欧多公司名义、代表欧多公司从事民事活动。综上，法院采纳邵士军诉称其与何振飞个人之间建立买卖合同关系的主张。杨昌霞与何振飞系夫妻关系，共同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何振飞购买的板材未超出家庭日常经营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且杨昌霞在部分送货清单上签收对何振飞购买板材、赊欠款项的行为知情及认可。故，何振飞所欠的货款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杨昌霞应当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同时，法院对杨昌霞签收的送货清单中载明的货物认定已由何振飞收到。关于焦点二，何振飞虽抗辩认为高某、俞某系代表欧多公司签收货物，但并未否认两人签收货物的事实，故法院认定何振飞收到了高某、俞某所签收送货清单中对应的货物。邵士军提交的2019年3月8日送货清单由张和兵签收，邵士军在微信中也向何振飞发送该送货清单照片，何振飞回复“收到”该送货清单。再结合高某、俞某出具的证明称张和兵代表何振飞签收过送货清单。故，法院认定何振飞收到张和兵签收送货清单中对应的货物。邵士军所提交由杨艳丽签收的送货清单中载明商品的名称、规格、数量等信息与高某所签字未付款明细中的记录相一致，说明杨艳丽签收的送货清单中货物经过了高某的核对。再结合高某、俞某出具的证明称杨艳丽代表何振飞签收过送货清单。因此，法院认为通过杨艳丽签收的送货清单也能认定何振飞收到了相应的货物。何振飞本人签收的送货清单中部分商品名称对应的单价与其他人签收的相同商品单价一致，且何振飞未提供充分的反驳证据否定送货清单上所记录单价的真实性，故法院对送货清单上记录的单价予以采信，并确认邵士军供货的总金额为980984元。关于焦点三，邵士军提供的2018年3月27日至2019年8月4日送货清单金额合计980984元，何振飞对应2018年至2019年期间向邵士军购买板材共付款567520元，其中2018年7月14日通过银行转账支付30000元，邵士军虽然辩称未实际收到，但未提交完整的银行流水记录予以证明，而何振飞提供了该笔款项交易成功的转账记录，故法院认定何振飞于2018年7月14日向邵士军转账支付了30000元货款。据此，何振飞未付的货款为413464元。何振飞、杨昌霞未能及时履行夫妻共同债务，确给邵士军造成了资金被占用的利息损失，故对邵士军主张的相应货款迟延付款利息，依法予以支持。一审法院判决：一、何振飞与杨昌霞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共同向邵士军给付货款413464元及迟延付款利息（以413464为基数，自2019年10月17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邵士军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上诉人何振飞、杨昌霞上诉所提及的两张未签收的送货清单分别为，2019年2月22日金额为33520元及2019年8月4日金额为17716元的两张送货清单。二审中，针对上诉人关于上述两份送货清单未签收的主张，与邵士军陈述：2019年2月22日金额为33520元的送货清单所涉及货物的交易过程为先打款后发货，33250元货款何振飞已于2019年2月21日支付，邵士军于2019年2月22日发货。关于2019年8月4日金额为17716元的送货清单所涉及款项，何振飞在微信中已经确认收到该批货物。对上述两份送货清单所涉及的货款金额，本院认定如下：何振飞与邵士军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邵士军将2019年2月22日金额为33520元送货清单照片发送给何振飞，何振飞回复收到。同时，邵士军一审中提供的转账记录显示，2019年2月21日邵士军已收到何振飞转账支付的33520元，并已计入何振飞已付货款中。故本院确认，何振飞已收到该送货清单中对应的货物，对应的货款33520元已计算在何振飞已支付货款中；何振飞与邵士军微信聊天记录显示，何振飞主动向邵士军转账3200元及发送金额为14500元流水查询照片及2019年8月4日金额为17716元的送货清单照片，同时发送信息“结清8月4日2件多层板”。同时，根据邵士军提供的转账记录显示，该笔款项已计入何振飞已付货款中。故本院确认，何振飞已收到该送货清单中对应的货物，对应的货款17716元已计算在何振飞已支付货款中。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案涉买卖合同的受买方如何认定；二、被上诉人邵士军实际供货对应的贷款数额。关于焦点一，本院认为，案涉买卖合同的受买方应认定为何振飞。理由如下：1.双方存在以何振飞作为买受方的交易惯例。自2017年起，何振飞多次向邵士军购买板材，双方未曾签订书面买卖合同，2017年7月31日，何振飞以个人名义向邵士军就当年的货款出具欠条，说明在案涉买卖合同纠纷发生之前就存在何振飞以其个人名义与邵士军进行买卖的交易惯例。2.邵士军主观上系以何振飞作为交易对象。邵士军提供的送货清单中所备注的收货单位均标注为“何老板”即何振飞，并未标注欧多公司。3.何振飞在交易过程中并未披露其系代表欧多公司。邵士军提供的送货清单中标注收货单位为“何老板”而非欧多公司时，何振飞并未提出异议，也未在送货清单中注明其代表欧多公司或加盖欧多公司公章与其个人进行区别。何振飞与邵士军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面对邵士军向其本人表达的催款请求，何振飞也未向邵士军表明其代表欧多公司。4.案涉款项的偿还，并未通过欧多公司的账户进行。恰恰相反的是，已支付的货款大部分以何振飞个人名义向邵士军支付。基于以上因素，再考虑到双方买卖合同呈现滚动、连续交易的特征，故一审法院确认案涉买卖合同的买受方为何振飞，而非欧多公司并无不当。关于焦点二，关于邵士军所提供无人签收的送货清单所对应的货物货款，本院已作出事实认定。关于张和兵签字的送货清单照片，邵士军在微信中已向何振飞发送，何振飞回复“收到”表明其已知晓清单上对应货物已送达情况，再结合高某、俞某出具张和兵、杨艳丽等人代表何振飞签收过送货清单的证明，一审法院据此认定何振飞收到张和兵签收送货清单中对应的货物并无不当。邵士军提交的由杨艳丽签收的送货清单中载明商品的名称、规格、数量等信息与高某签字但未付款的明细相对应，说明杨艳丽签收的送货清单中货物经过了高某的核对并确认。再结合高某、俞某出具的证明称杨艳丽代表何振飞签收过送货清单。故，一审法院据此认定何振飞收到杨艳丽签收送货清单中对应的货物并无不当。基于以上事实，本院认为一审法院确认邵士军实际供货对应的货款数额为980984元，并无不当。扣除何振飞已付的567520元，一审法院认定何振飞尚欠邵士军货款413464元并无不当。又因杨昌霞与何振飞系夫妻关系，双方存在共同经营行为，杨昌霞就案涉买卖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签收货物、支付货款等行为，表明杨昌霞对何振飞购买板材、赊欠货款的行为系知情和认可，故一审法院确定何振飞所欠货款属于何振飞与杨昌霞夫妻共同债务并无不当。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适当，依法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18元，由上诉人何振飞、杨昌霞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明伟审判员  赵珺珉审判员  陈礼苋二○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陈思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