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657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杭州容立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塘苗路18号华星工业村2号楼1楼。 法定代表人沈志超，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向皖、李江**，浙江丰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陆峰，男，1959年11月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强，浙江博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伯卿，女，1972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雪、周阳，上海市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杭州容立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容立公司）、陆峰因与被上诉人李伯卿返还原物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6民初60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3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陆峰与李伯卿于2010年3月25日登记结婚，2018年6月26日协议离婚。其中离婚协议书约定，位于上海长宁区××路××弄××号××室的房产归男方陆峰所有，过户手续在离婚协议签订之后一个月内办理。 容立公司成立于2002年6月6日，2011年11月23日，容立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由陆峰变更为唐春山，2013年5月22日，容立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由唐春山变更为沈志超，陆峰从2011年11月23日起至今任容立公司副董事长。 2016年11月10日，容立公司向陆峰发送征询函，载明“经公司了解上述你所经手的财产，均由你借用，故特此向你确认有关财产状况及相关费用（附财产清单），请在七日内予以回复。现正式向你发函，要求你及时归还上述财产及相关费用，如不能归还的，必须照价赔偿。”2016年11月20日，陆峰向容立公司回函，载明“贵司于2016年11月10日向本人发送的函，本人已经收到。如贵公司函件陈述，基于种种原因，贵公司自愿将新购买的物品出借给本人使用，物品清单中所有的确由本夫妻使用，均存放于本夫妻所有的位于上海市长宁区××路××弄××号××室内，但是在贵公司出借时均表明系无偿借用，不存在任何的借用费用，贵公司可随时要求归还。现贵公司向本人提出立即归还，本人认为需要时间准备，希望贵司给予一定的时间，故本人在此承诺，在2016年12月31日前将全部物品归还贵公司，如物品不能归还的，愿意按照物品原价予以赔偿，如引发纠纷可由贵司所在地法院解决。”2017年2月17日，容立公司通过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向陆峰、李伯卿发送律师函，要求陆峰、李伯卿归还财产。 2018年9月4日，陆峰向上海市公安局长宁分局新泾派出所报案，称李伯卿搬走了上海市长宁区××路××弄××号××室家中的物品，物品包括：沙发1套、地毯1张、电视1台、三角钢琴1架、红木中式家具1套（包括书桌1张、椅子1张、书橱2张、卧榻1张及茶几1张）、床2张、餐桌2张、椅子10张、黄花梨圈椅2张、茶几1张、餐边柜1个、矮柜2个、床上用品4套、厨房用品2套、油画5张、绣品2张、国画2张、书法2张、昆曲行头1套。2018年11月26日，李伯卿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其于2018年8月份安排搬家公司搬走了所有的家具、一些日用品、一些装饰品，还有李伯卿的个人物品；家具及装饰品是婚后我们一起去采购的，但是当时因为涉及到税务问题，使用的是容立公司的名义购买的。同日，李伯卿出具承诺书，载明“本人承诺对于2018年6月26日我与陆峰离婚以后搬走的长宁区青溪路288弄6号622室内的相关财物，本人保证于2018年12月21日前尽量恢复原貌，如有相关财物出现遗失、损坏等无法恢复的情况，我将列出详细清单，陆峰可以保留追究民事责任的权利。” 2018年12月14日，李伯卿将相应的物品运至案涉房屋内。但容立公司认为仍有三角钢琴1台、海丝滕床2张、昆曲行头1套、黄花莉家具三件套、刺绣艺术品、地毯、红木家具未归还，要求赔偿财产价值2406770元。陆峰认为红木家具中的卧榻1张及其他财产李伯卿未归还，同意容立公司主张的财产价值，但应由李伯卿承担赔偿责任。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容立公司提供的结婚证、征询函、回函、律师函，陆峰提供的案件接报回执单、离婚协议书、离婚证、询问笔录、李伯卿出具的承诺书，李伯卿提供的容立公司基本信息，以及当事人庭审陈述。容立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为：判令陆峰、李伯卿赔偿财物损失2406770元，并赔偿自2017年1月1日起的经济损失，暂计算至2019年7月1日为428706元（以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上浮50%支付即按年利率7.125%计算）。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物权法关于物权保护的有关规定，无权占有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权利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侵害物权，造成权利人损害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损害赔偿，也可以请求承担其他民事责任。庭审中，容立公司明确以物权遭受侵害，要求以案涉财产的价值予以赔偿。陆峰同意以财产价值2406770元进行赔偿，但应由李伯卿承担赔偿责任。容立公司及陆峰均认为案涉财物系借用关系。借用合同是指出借人定期或不定期地将出借物无偿交给借用人使用，借用人在一定期限内或使用完毕后返还给出借人的合同。本案中陆峰时任容立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现仍担任容立公司副董事长，基于陆峰担任容立公司高管的特殊身份，相关财物以容立公司名义购买。容立公司向陆峰发函要求归还，陆峰回函认可借用案涉物品的事实，如不能归还，愿意按照物品原价予以赔偿。故容立公司与陆峰之间成立案涉物品的借用关系，现陆峰亦认可容立公司主张的案涉未归还物品的价值为2406770元。因此，陆峰应赔偿容立公司2406770元。陆峰在承担赔偿责任后，其可在李伯卿未归还物品的相应价值范围内另行向李伯卿主张权利。容立公司主张按年利率7.125%赔偿经济损失428706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七条之规定，判决：一、陆峰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容立公司2406770元。二、驳回容立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8074元，由容立公司负担5757元，陆峰负担32317元。 宣判后，容立公司和陆峰均不服，分别向本院提出上诉。 容立公司上诉称：一、原审法院认可上诉人与二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借用关系，却错误地仅判决陆峰一人承担赔偿责任。二被上诉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为2010年3月25日至2018年6月26日，借用财物行为发生于2010年7月至2016年6月，处于两被上诉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出借的物品放置于二被上诉人当时共同共有的上海市房屋内，供二被上诉人使用，出借物品的使用人是二被上诉人，而非被上诉人陆峰一人。上诉人曾通过律师分别向二被上诉人主张过权利，2016年初上诉人在进行财务审计时部分股东认为公司出借部分物品给二被上诉人使用，应当及时收回，所以2016年11月10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陆峰发出《征询函》，2017年2月17日通过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分别向两被上诉人发送《律师函》，《律师函》的抬头为“陆峰、李伯卿夫妇”。二被上诉人均书面表示同意归还。被上诉人陆峰在《回函》中明确承诺于2016年12月31日前将借用的财物和相关费用归还，还愿意按财产的原价予以赔偿。被上诉人李伯卿曾以口头以及书面的形式向上海公安机关认可搬走了案涉财物，并承诺返还上述财物。根据李伯卿向公安机关出具的《承诺书》，“搬走的长宁区青溪路288弄6号622室内的相关财物，本人保证于2018年12月21日前尽量恢复原貌，如有相关财物出现遗失，损坏等无法恢复的情况，我将列出详细清单”。李伯卿同意归还所有被运至武汉的全部家俱等物品。根据婚姻法的相关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二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所借用物品，当然应当由二被上诉人共同归还。原审法院既然认定当事人之间存在借用合同关系，二被上诉人就有共同归还的义务，应当判决承担返还出借物或承担赔偿责任的主体是二被上诉人。 二、根据现有证据足以证明上诉人的相关财物系李伯卿运至武汉，并未全部归还，原审法院未判决李伯卿承担返还或赔偿责任是错误的。李伯卿已自认将本案涉及的财物（三角钢琴、海丝腾床、艺术品、家俱、刺绣、地毯等）私自搬至武汉，至今未返还。根据上诉人及陆峰向原审法院提交的相关证据，结合李伯卿提交武汉搬家公司的《证明》，以及2018年11月26日李伯卿在上海市长宁区分局新泾派出所第一次《询问笔录》第二页第七行记载“（警察）问：你是否知道在你们离婚以后，该房屋内的家具和一些其他物品你是否知道去向？（李伯卿）答：是我于2018年8月份的一天安排了搬家公司搬走的，我叫搬家公司把这些东西全都运到了我的老家武汉，目前存放于我亲戚的一个仓库内。问：你具体搬走了哪些东西？答：所有的家具、一些日用品，一些装饰品，还有我的个人物品。”上述证据足以证明案涉全部财物已被李伯卿全部搬到武汉。至于上述财物李伯卿是否返还给上诉人，以及返还了多少，还有多少未返还，该举证责任在李伯卿。 三、未返还的财物（三角钢琴、海丝腾床、艺术品、家俱、刺绣、地毯等）系上诉人合法所有，出借给二被上诉人使用，二被上诉人多次承诺归还，却多次爽约，其行为已侵犯了上诉人的合法财产权利，根据法律规定二被上诉人依法应当返还上述财物，并自2017年1月1日起还应当赔偿上诉人的相应经济损失。综上，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诉人负担。 针对容立公司的上诉，陆峰答辩称：一、对于容立公司的上诉请求一没有异议，一审判决陆峰承担责任，并且保留追偿的权利，是错误的，对外应该由陆峰和李伯卿共同承担责任，对内依据谁占有谁赔偿的原则处理。案涉借用事实客观存在，李伯卿在公安的询问笔录中明确案涉的财物是以容立公司名义购买的，借用的实际使用人并不仅是陆峰一人，是陆峰和李伯卿在占用、使用。二、对上诉请求二没有异议，案涉物品并不是陆峰个人财产，所以离婚协议中没有进行分割，李伯卿在陆峰报案后，也向公安明确定期将原物返还，后陆峰将李伯卿返还的物品还给了容立公司。李伯卿应当承担未归还部分的责任。三、容立公司主张经济损失没有依据，借用是无偿的。 被上诉人李伯卿答辩称：一、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无论从各个要素分析，容立公司和陆峰之间存在雇佣和被雇佣以及实际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容立公司是为了配合陆峰与李伯卿之间的离婚后财产纠纷问题而提出了相关诉讼。一审已经查明容立公司所谓将相关财物借给陆峰和李伯卿使用均仅有陆峰一人予以确认，李伯卿在离婚前对此毫不知情。容立公司向陆峰发出的征询函也仅有陆峰一人确认，因此不能认为被上诉人和容立公司之间存在借用关系。二、被上诉人从未同意归还容立公司的财物，被上诉人与陆峰离婚后，即从双方共同居住的案涉房屋中搬出，虽然房屋约定由陆峰所有，但对于房内的家具、物品等双方并未有明确约定。因此，被上诉人将屋内物品予以搬离，后陆峰将此事举报至公安部门，在公安部门的协调下，被上诉人同意归还相关物品，并于此后聘请搬家公司归还了物品，在此后陆峰与被上诉人办理了房屋过户手续并明确表示没有争议。综上，一审已经查明相关事实，容立公司有帮助陆峰进行离婚后财产分割诉讼的行为，请求驳回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 陆峰上诉称：一、一审部分事实认定不清，应予以纠正。酿成本案纠纷系李伯卿一手造成，其在与上诉人离婚后通过非法手段侵入上诉人住宅，并将包含案涉物品在内的全部物品搬至其武汉亲属处，对于此节事实，恳请二审法院予以认定。容立公司的诉请是返还价值（发票面额）为2406770元的原物，既然案涉物品系上诉人与李伯卿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向容立公司借用，上诉人承担返还或赔偿责任本无异议。但酿成本案诉讼，全因李伯卿的违法行为所导致，应当由李伯卿向容立公司承担返义务还或赔偿责任。原审已经查明：2018年6月26日，陆峰与李伯卿协议离婚，约定位于上海市××路××弄××号××室的房产归陆峰所有，过户手续在协议签订之后一个月内办理。上诉人在此期限内多次催促李伯卿协助办理过户手续，都被李伯卿以种种理由推脱。李伯卿深知陆峰的工作性质要经常出差，经常推脱就是为了从中获悉陆峰离沪的时间，好安排人手搬走青溪路房产内的所有物品。以上约定佐证案涉物品并非陆峰与李伯卿的夫妻共同财产，双方都不能擅自处置。同年8月的一天，李伯卿乘陆峰出差期间，用钥匙（协议离婚时李伯卿谎称钥匙已经丢失，故陆峰没有更换门锁）非法侵入青溪路房产，将案涉物品全部运回并寄存于李伯卿户籍地武汉的仓库。2018年9月4日，陆峰出差回沪，发现家中所有物品被搬空后，即向属地的新泾派出所报案，在当天的《上海公安局（事）件接报回执单》中，陆峰向公安机关陈述了所丢失物品的主要清单（包括容立公司本案所诉原物），并被记录在案。公安机关根据陆峰所述调取了青溪路房产所在物业公司的监控，锁定系李伯卿所为。2018年11月26日，新泾派出所民警对李伯卿所做询问笔录中，李伯卿承认：2018年8月份的一天，其安排搬家公司搬走了青溪路房产内的所有家具，一些日用品及装饰品，前述物品全部运回武汉，目前存放于亲戚的一个仓库内。李伯卿同时承认，所搬走的家具及装饰品系两人婚后一起采购，使用容立公司名义购买。笔录最后，李伯卿承认此次行为不妥，愿意将搬走的物品还原后再与陆峰进行协商。当天，李伯卿向陆峰出具《承诺书》，承诺将所搬走的物品于2018年12月21日前尽量恢复原貌，如出现财物遗失、损坏等无法恢复的情况，将列出详细清单。也是基于此，陆峰放弃了继续追究李伯卿违法行为的诉求。以上事实均有相应的证据予以佐证并基本被原审法院所认定。故上诉人归纳出两方面焦点，请二审法院予以确认。1、容立公司所诉原物在陆峰与李伯卿婚姻存续期间存放于青溪路房产内，并于2018年8月被李伯卿通过非法手段转移至武汉，完全在其个人掌控之下。原审中李伯卿方极力否认其搬走的物品并不是案涉物品，与容立公司并无任何关联，但李伯卿的询问笔录自认了其搬走的物品即是以容立公司名义购买的案涉物品。上诉人所举的补充证据--案发前青溪路房产内的照片与李伯卿所提供的照片中部分原物放置的位置相同，也可佐证案涉物品确实在2019年8月前存放于青溪路房产内。2、从逻辑上，上诉人9月4日报案时，《回执单》中详细记载了上诉人陈述的丢失物品主要清单，结合上诉人在新泾派出所民警建议下去容立公司处复印丢失物品发票等书证，并将以上书证交与承办民警（至今还留存在新泾派出所案卷档案中）的事实，可以形成更强的证明效力，证明上诉人当时报案信息的真实性。警方在对李伯卿做询问笔录中虽没有精确到核对每件物品的程度，但合理的逻辑是警方就《回执单》记载物品及陆峰所提交发票等书证与李伯卿做过核对。基于警方的办案思路，该案并非刑事案件，而在李伯卿承认错误，出具《承诺书》愿意返还前提下，该案也未做治安案件处理，故对警方笔录的要求并非精准到每件物品的核实。结合案件的时间逻辑，应当认定案涉原物已于2019年8月被李伯卿非法搬走转移至武汉，截至2018年11月26日询问笔录时案涉物品尚李伯卿控制之下。原审对于李伯卿擅自搬走全部案涉物品并将其藏匿的事实并未作出明确的认定，请二审法院予以认定。 二、原审判决对举证责任并未进行合理分配，李伯卿应当承担举证不力的法律责任。在归还案涉物品的举证环节，李伯卿方避重就轻，规避其举证义务。庭审查明：2018年12月14日深夜，李伯卿在事先承诺对返还物品负有交接义务（包括出具清单义务）的前提下，违背承诺，以深夜突袭的方式，仅将少量案涉原物运回青溪路房产中，李伯卿在12月15日凌晨短信通知陆峰后，即不告而别。第二天经陆峰赶去青溪路房产中清点后发现：容立公司所要求返还的七组原物中，仅第七组上海尊艺轩红木家具有限公司出售的红木家具四件套其中三件已由李伯卿归还，分别为红木书柜、红木书桌和官帽椅（分别在陆峰所举《关于李伯卿返还物品的说明》照片5）。剩余六组原物（包括原物7中的红木榻--该照片在陆峰所举的补充证据照片5中，也出现在李伯卿所举证据7中）目前仍在李伯卿的控制、占有之下。陆峰发现所返还的物品严重短缺后，马上再去向新泾派出所报案，经警方事后找李伯卿询问，李伯卿承认案涉原物中的三角钢琴（品名为斯坦威钢琴）已经被其送给其侄女，黄花梨三件套已经被李伯卿变卖，苏州刺绣研究所的刺绣艺术品也已经损坏，其他原物，李伯卿没有交代去向。因此，上诉人认为，相关举证义务应当合理分配至李伯卿处，由其举出效力更高的证据来说明其履行了全部返还义务，否则应当承担举证不力的法律后果。综上，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由李伯卿承担原物返还（或赔偿）责任；2、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李伯卿负担。 针对陆峰的上诉，李伯卿答辩称：答辩意见与针对容立公司上诉的答辩意见一致。另补充：一、李伯卿和陆峰离婚后，虽然对于房产有明确约定，但对房内物品并无约定，同时，李伯卿将房内物品取走的时间点是双方尚未过户之时，因此，不能判定房内物品一定归陆峰所有。二、不能证明李伯卿从房中取走的物品即是容立公司向陆峰主张的物品，虽然容立公司提供了相关的发票等，但发票的内容多数为办公用品等，从证据上无法直接指向陆峰的借用。一审中，陆峰根本无视证据，对所有借用物品予以承认，一审判决以陆峰认可容立公司主张的物品价值240万元进行判决，这是陆峰的自认行为，不合常理，而陆峰和容立公司最后的指向都是要求李伯卿承担归还责任，他们的利益是一致的。所以一审虽然表达陆峰可以在归还后向李伯卿另行主张权利，但没有确认李伯卿是否涉及有本案未归还的相关财物。三、李伯卿和陆峰在2016年因婚姻问题产生纠纷，而在此时陆峰收到了容立公司的告知函，并单方面予以回应，这恰恰说明了陆峰是为了逼迫李伯卿离婚而采取的制造债务的行为。与此同时，陆峰还制造了另一起债权纠纷在江西法院诉讼，李伯卿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放弃了大部分财产同意离婚，本案是陆峰逼迫行为的继续。希望二审查明事实，驳回陆峰的全部上诉请求。 容立公司答辩称：返还财产和赔偿损失的责任应当由陆峰和李伯卿共同承担，借用财物时间是两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是在两人共同的房屋内使用，使用主体也是两人，2016、2017年容立公司通过自己以及律所分别发函要求陆峰、李伯卿返还财物。陆峰和李伯卿分别有回函，李伯卿在公安机关也出具书面承诺书，其保证将运到武汉的所有财物返还或者予以赔偿。相关的责任应当由两人共同承担。 二审中，两上诉人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材料。李伯卿提交2018年12月10日其与陆峰的微信聊天截图一份，拟证明李伯卿在返还物品四天前通知陆峰，告知会在12月14日返还，并希望陆峰安排人打扫卫生，但陆峰当天并未出现，因此不能验收返还物品的责任在陆峰。 经质证，容立公司发表意见如下：不属于二审新证据，证据真实性无法核实，如果证据属实，恰好可以证明陆峰、李伯卿未返还容立公司诉争财物，该两人应承担连带返还责任。陆峰发表意见如下：该证据不属于二审新证据，合法性存疑；该证据不符合电子证据的形式要求，真实性无法确认；李伯卿对于返还财产负有交接、清点义务，仅凭该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完成该义务。本院认为，根据该证据材料的内容，李伯卿要求的是让陆峰提前打扫房间卫生，而不是办理物品交接手续，故不能实现李伯卿的举证目的，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 根据有效证据及各方当事人的陈述，二审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陆峰对容立公司主张的享有案涉财物的所有权和财物的价值等均无异议。根据李伯卿在公安机关所作陈述，其也知道案涉财物系以容立公司名义所购买。根据以上事实，结合容立公司一审提交的财务资料，可以认定容立公司系案涉财物的所有权人。容立公司基于物权请求权提起本案诉讼，要求陆峰、李伯卿两人作为案涉财物的占有人，承担返还原物的民事责任，在返还不能的情况下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李伯卿在公安机关所做陈述，案涉财物系被其全部搬走。李伯卿在搬回财物的过程中，也未能对财物进行清点并办理交接手续，或者请第三方进行见证。因此造成案涉财物数量和价值难以准确查明，李伯卿应对此承担不利后果。李伯卿作为案涉财物的实际占有人，抑或是侵权人，没有正当理由占有或侵害案涉财物，依法应当承担返还财产或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陆峰作为案涉财物的借用人，依法负有保管财物的义务，其未善尽该义务导致案涉财物不能完全返还，其也应对容立公司承担赔偿责任。鉴于陆峰和李伯卿之间原系夫妻的特殊关系，本院认定应由该两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更为合理。关于财产价值，陆峰对容立公司的主张无异议，李伯卿虽有异议，但未能提供任何反驳证据，且其应对当前事实难以准确查明的后果承担责任，由此，本院对容立公司主张的2406770元予以确认。容立公司要求陆峰、李伯卿赔偿其他经济损失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容立公司、陆峰的上诉理由的合理部分，本院予以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6民初6076号民事判决。 二、陆峰、李伯卿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赔偿杭州容立医药科技有限公司2406770元。 三、驳回杭州容立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38074元，由杭州容立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负担5757元，由陆峰负担16158.5元，由李伯卿负担16158.5元。 二审案件受理费38074元，由杭州容立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负担5757元，由陆峰负担16158.5元，由李伯卿负担16158.5元。李伯卿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杭州容立医药科技有限公司、陆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石清荣 审判员  俞建明 审判员  孔文超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六日 书记员  童晓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