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264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项菊华，女，1956年10月2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华藏寺巷4幢4单元501室，住浙江省杭州市下沙经济技术开发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聂留辉，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何水玉，女，1933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住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怀，浙江大宇律师事务所。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项立毅，男，1963年9月26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住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项维英，女，1951年9月3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住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项某，女，1954年1月22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上诉人项菊华、何水玉因与被上诉人项立毅、项维英、项某分家析产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4民初85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如下：项锦松与何水玉系夫妻，生育有长女项维英、次女项某、三女项菊华、儿子项立毅四子女。项锦松于1990年11月13日因死亡注销户口。1962年，项锦松与何水玉夫妇在江干区闸弄口10-7号建造了两间平房。后项维英、项某陆续成家，分别于1979年9月1日、1981年12月将户口迁出。项锦松、何水玉夫妇及项菊华、项立毅户口仍在闸弄口10-7号内。1985年5月15日，时任闸弄口第一居民委员会党支部书记的项锦松申请翻建、扩建房屋，报告载明：现家中在册人口计四人，即夫妻、儿子和小女。现儿子和女儿均已长大成人，但因住房紧张，儿子只好同父母同住一室，给生活带来了居多不便，况且儿子和女儿不久就要成家立业，而且他（她）们所在单位均规定，家中有私房一律不予分配分房，因此住房问题就更无法解决了。逢到节假日，大女、二女回家来探望，住宿问题更无从落实，只好寄居于亲戚朋友、左邻右首。而且项锦松祖传有二分七厘土地，解放后国家重新发给了土地证，当时为建住房，本人与所属第五生产大队商量，将自己原有土地调换至丝绸仓库门口建造住房。现住房已破烂不堪、既不美观又不安全，也不适宜现在杭州旅游城市的住宅发展要求。鉴于上述原因，准备在原有老房子的基础上翻建二层楼，以解决住宿的实际困难。杭州市江干区笕桥镇闸弄口第一居民委员会于1985年5月25日盖章同意，杭州市江干区笕桥镇人民政府于1985年5月27日盖章同意。后项锦松、何水玉夫妇出资，在项菊华、何水玉、项立毅、项维英、项某共同帮助下翻建成了三间二层楼房。1988年10月17日，项锦松以其和妻子何水玉、儿子项立毅、女儿项菊华、外孙女沈耘路（项菊华女儿）为共有人申请土地登记，填写了土地登记申请书，载明土地性质为国有，用地面积为210平方米、建筑用地100.1平方米，土地实际用途为住房三间、灶房一间等。后该申请书未上交审批。2007年1月31日，因闸弄口村纳入拆迁范围，杭州市土地储备中心、杭州市江干区笕桥镇闸弄口村村民委员会与何水玉签订杭州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约定：经现场调查核实，在册常住人口为4人，登记的拆迁建筑面积为219.3平方米；房屋、装修及附属物现场评估，补偿费为人民币228277元；加上搬家补贴费、临时安置补助费，合计款项为352408元，杭州市土地储备中心支付给闸弄口村村民委员会，用于何水玉安置的多层农居点建设，安置时按实际安置面积结算，多退少补；安置方式：调产安置，安置地点在规划确定的闸弄口村多层农居点内，安置面积按城市拆迁管理条例规定执行；安置总面积为326.2平方米等。2018年10月24日，老闸弄口地块回迁安置，何水玉户安置面积共420.21平方米，安置房源为：天晖铭园3幢2单元601室（84.18平方米）、天晖铭园1幢1单元301室（89.51平方米）、天晖铭园3幢2单元702室（95.46平方米）、三里家园一小区14幢1单元502室（64.86平方米）、三里家园三小区22幢1单元201室（86.20平方米）。经结算：何水玉户共计应支付房款810808.94元，扣除旧房补偿费228277元，装修补贴优惠、综合补贴、扩面优惠等126190.86元，旧房补偿款未发放利息150663元，实际需支付308928.08元。项菊华于2019年9月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依法确认项菊华因原江干区××镇××弄××号房屋拆迁安置可分得其中173.803平方米；天晖铭园3幢2单元601室（面积84.18平方米）、天晖铭园1幢1单元301室（面积89.51平方米）两套合计173.69平方米分割给项菊华所有。一审庭审中，项菊华变更诉请为：依法确认项菊华因原江干区××镇××弄××号房屋拆迁安置可分得其中173.803平方米使用权；天晖铭园3幢2单元601室（面积84.18平方米）、天晖铭园1幢1单元301室（面积89.51平方米）两套合计173.69平方米分割给项菊华使用。一审庭审中，项菊华、何水玉、项立毅、项维英、项某均确认，另有42平方米安置面积，根据何水玉的安排，已由项维英转至其自身的拆迁安置面积另行安置。天晖铭园3幢2单元601室目前由何水玉使用；三里家园一小区14幢1单元502室由项某使用，相应结算款费用114052.02元由项某自行支付；三里家园三小区22幢1单元201室目前尚未结算也未领取。 原审法院认为：案涉争议被拆房屋翻建、扩建于1985年5月，产权归属应适用当时的法律法规及政策确定。《国务院村镇建房用地管理条例》（1984年2月13日）第九条规定：社员建房用地，由省级人民政府根据山区、丘陵、平原、牧区、城郊、集镇等不同情况，分别规定用地限额，县级人民政府根据省级人民政府规定的用地限额，结合当地的人均耕地、家庭副业、民族习俗、计划生育等情况，规定宅基地面积标准。第十五条第三款规定：社员迁居并拆除房屋后腾出的宅基地，由生产队收回，统一安排使用。根据该规定，当时利用村镇宅基地进行建房需具有社员身份权的资格条件，宅基地面积数也与户内社员人数相关。现有证据表明：项锦松户于1985年5月申请翻建、扩建案涉被拆迁房屋时，户内人口为项锦松、何水玉夫妇、儿子项立毅、小女项菊华，长女项维英、次女项某在翻建、扩建时户口已迁出，不具有社员资格，故被拆迁房屋的权属与项维英、项某无关。被拆房屋翻建用地为国有土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1984年8月30日）第（65）条：城市房屋所有人在原宅基地上翻建、改建、扩建自己的房屋时，未按规定办理合法手续的，依法不予保护。由此可见，合法的房屋权属应以行政审批结果进行认定。《村镇建设管理暂行规定》（1985年10月29日）第十一条：村镇居民使用宅基地和建设单位使用规划区范围内的土地，应遵照国家《村镇建房用地管理条例》、《城市规划条例》的有关规定，严格审批制度。第十七条：村镇居民新建、改建、扩建住宅，必须履行申请审批手续，由本人向所在村（居）民委员会提出申请，报镇（乡）人民政府审批，建设主管部门核发准建证件，领证后方可进行建设。本案中，项锦松以当时户内人员项锦松夫妇、长子项立毅、小女项菊华四人名义申请翻建、扩建，四申请人均具有居民身份，且经过居民委员会、笕桥镇政府审批同意，履行了审批手续，故该翻建、扩建房屋应认定为归属于项锦松、何水玉、项立毅、项菊华四人共有。座落于杭州市江干区××镇××弄××房屋系被继承人项锦松、项菊华、何水玉、项立毅共同共有财产，按产权调换的拆迁安置房应属被继承人项锦松、项菊华、何水玉、项立毅共同共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九条规定：共同共有人在共有的基础丧失或者有重大理由需要分割时可以请求分割。项菊华已长期不与被告何水玉、项立毅共同生活，被继承人项锦松已过世，共有基础丧失，项菊华诉请分割具有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予以准许。因被拆迁房屋的产权或登记于他人名下或未办领权属证书，项菊华诉请所有权分割的条件尚不具备，经原审法院释明，项菊华改变诉请为使用权分割，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具体使用权的分割份额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1988年4月2日）第九十条：在共同共有关系终止时，对共有财产的分割，有协议的，按协议处理；没有协议的，应当根据等分原则处理，并且考虑共有人对共有财产的贡献大小，适当照顾共有人生产、生活的实际需要等情况。拆迁安置房屋的面积共计462.21平方米，按照被继承人项锦松、项菊华、何水玉、项立毅等分原则计算，各人所得份额为115.5525平方米；被继承人项锦松的财产份额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扣减何水玉共同财产份额57.77625平方米后，继承人何水玉、项维英、项某、项立毅、项菊华各继承得份额11.5525平方米。根据等分原则计算的份额为：何水玉为184.884平方米、项立毅和项菊华各为127.105平方米、项维英和项某各为11.5525平方米。因被拆迁的翻建、扩建房屋主要由被继承人项锦松、何水玉出资建造，项菊华、项立毅、项维英、项某均帮忙建造，应适当考虑增加项锦松、何水玉的份额，给予项维英、项某适当份额补助，综合拆迁安置房屋的使用现状、面积，原审法院酌情进行分割。项菊华诉称扩面面积50.20平方米系其争取所得，相应份额应归由所有，既无证据支撑，也无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项菊华诉称其出资有2000元、5吨钢材，无相应证据支持，原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五条、第九十九条；第一百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第十条之规定，判决：一、座落于杭州市江干区××幢××单元××室××平方米）归项菊华使用；二、座落于杭州市江干区××幢××单元××室××平方米）、天晖铭园1幢1单元301室（89.51平方米）、三里家园三小区22幢1单元201室（面积86.20平方米）、三里亭家园一小区14幢1单元502室（面积64.86平方米）、划由项维英自身拆迁安置面积另行安置的42平方米安置份额，由何水玉、项立毅、项某、项维英使用或享有。减半收取的一审案件受理费8385元，项菊华负担1732元、何水玉、项立毅、项维英、项某负担6653元。 宣判后，项菊华、何水玉不服，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 项菊华上诉称：一、原审判决错误地将项锦松的个人财产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减少了上诉人依法可继承的份额。案涉拆迁安置房有项菊华、项锦松、何水玉、项立毅四个共有权人，若按照原审判决进行均分，人均为115.5525平方米。如果不考虑各方出资出力等因素，上述115.5525平方米即属于每人可得财产份额，属于个人财产。原审却认定项锦松的财产份额属于其与何水玉的夫妻共同财产，将其中一半57.77625平方米单独分给何水玉明显错误，应予纠正。二、本案属于复合型案由，既包括项菊华与项锦松、何水玉、项立毅的分家析产，也包括五位当事人对项锦松个人财产部分的法定继承。只有先分家析产清楚，才能再进行具体法定继承。原审判决先是对各权利人的份额进行均分，后笼统地以房屋翻扩建的主要人员为项锦松和何水玉、项菊华和项立毅为帮助人员为由在均分的基础上大幅减少项菊华应得份额，也未明确项锦松的个人份额，使得各当事人所应继承的份额模糊不清。正确的分割方式是先根据项菊华、项锦松、何水玉、项立毅在建造被拆迁房屋时的具体年龄、翻扩建主要事由、出资出力等因素对现安置面积为462.21平方米的房屋进行具体分割，确定四人各自应得份额，后在此基础上对项锦松的个人财产部分进行法定继承的分割。三、一审提供的项菊华与何水玉的录音中，何水玉明确承认建造房屋时项菊华购买了5吨钢材，项菊华前夫也出具书面证言对此确认，原审判决对此不予采信有违客观事实。且1985年造房之时，上诉人己参加工作多年，自身有积蓄，在造房时个人出资购买5吨钢材合情合理。原审未考虑上诉人为家庭拆迁安置多争取到50.2平方米，也未在分割时予以适当多分，不公平合理。综上，项菊华共计可分得拆迁安置房150平方米，即：四人均分462.21平方米，每人分得115.5525平方米；项锦松个人财产115.5525平方米由五继承人均分，每人23.1105平方米；上述两项合计138.663平方米；对上诉人适当多分12平方米左右；再扣除原审判决第一项确定的95.46平方米，项菊华尚应分得54.54平方米。另，原审判决未认定项菊华出资2000元的情况。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依法改判项菊华对天晖铭园1幢1单元301室（面积89.51平方米）享有54.54平方米的使用权份额；二、案件受理费按比例由各方承担。 何水玉上诉称：一、1962年，项锦松与何水玉在闸弄口10-7号基于依法建造原始取得10-7所有权。1985年5月15日，项锦松以房屋面积过小为由向江干区笕桥镇闸弄口居民委员会等提出《翻建房屋申请报告》。1988年10月17日，项锦松填写土地登记申请书，但未上交政府管理部门审批。房屋产权变更需依法向相关房屋管理行政职能部门提出并经审批通过，方才发生物权效力变动。项锦松于1985年5月15日提出的《翻建房屋申请报告》和1988年10月17日填写土地登记申请书的行为，不符合房屋所有权变更法定形式。从何水玉、项锦松取得所有权至1990年项锦松去世发生法定继承事由期间，案涉江干区闸弄口10-7号房屋的所有权人未变动。原审错误认定房屋系何水玉、项锦松、项菊华、项立毅四人共同共有与事实相悖。二、项锦松提出的《翻建房屋申请报告》仅是房屋翻建申请，没有改变房屋所有权的意思表示。《村镇建设管理暂行规定》第十七条仅是村镇居民提出新建、改建、扩建住宅申请的申报程序，原审将申报程序规定与不动产产权变更规定的概念混淆。原审错误认定项锦松提出《翻建房屋申请报告》的意思表示，错误理解扩建与翻建的概念。扩大基地使用面积是需要借用户内成员社员身份权，类似分户申请宅基地，而翻建是在现有基地面积的基础上进行建设。项锦松仅是提出同住人口多，其他子女时常回来居住作为翻建房屋理由，申请在原有房屋的基础上加建二层，并未借用当时户内项锦松夫妇、项立毅、项菊华四人名义扩大原有房屋使用面积。从报告盖章处的批文也可以看出，该报告并未就房屋所有权、土地使用权作出任何处理的意思表示，无法体现借用项锦松夫妇、项立毅、项菊华四人社员身份权申请更多的宅基地面积。原审法院混淆理解宅基地使用权和不动产所有权两个概念，未查明1985年房屋翻建前后的宅基地面积数变化情况。根据《国务院村镇建房用地管理条例》（1984年2月13日）第九、十五条规定，宅基地面积数和宅基地使用权的申报与有社员身份权相关。但该规定仅限宅基地面积数和宅基地使用权的申报，即使是按照项锦松夫妇、项立毅、项菊华四人社员身份权申请的宅基地使用权，也不能以此断定该宅基地上建造的房屋属于四人共有。况且项锦松于1985年翻建房屋并未超过1962年项锦松夫妇申请的宅基地面积数，不存在借用四人社员身份申请宅基地使用权。三、根据《杭州市土地储备中心闸弄口地块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有关政策的实施意见》第三条第2款，“对历史居民户”按杭州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执行，按重置价格结合成新进行补偿及调产安置。何水玉属于历史居民户，按照拆迁政策进行调产安置，拆一补一，拆迁安置方案所依据的是被拆迁房屋产权而非户内人口。结合项立毅与杭州市土地储备中心、杭州市江干区笕桥镇闸弄口村村民委员会于2007年1月31日签订的《杭州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可看出，案涉拆迁补偿方案与户内人口数无关。即使二者有关，拆迁安置有关政策实施时是2005年3月3日，项菊华在拆迁之前已经将户口迁出，同样不能享受案涉拆迁补偿。四、案涉拆迁安置房屋面积共计462.21平方米，被继承人项锦松个人份额为231.105平方米，由何水玉、项菊华、项立毅、项维英和项某五人共同继承。在不考虑翻建时各继承人出力的情况下，项菊华至多分得安置房屋面积共计46.221平方米。综上，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二、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项菊华承担。 针对项菊华的上诉意见，何水玉答辩称：一、案涉杭州市江干区闸弄口10-7号土地使用权由项锦松继承所得；该土地上房屋所有权系由何水玉和项锦松夫妇二人依建造原始取得。项锦松户系历史居民户，其房屋所在地闸弄口10-7号系城市内国有土地，原审法院将集体土地和国有土地的概念混淆，将宅基地概念里的社员资格、社员人数等概念套用到城市内国有土地上，应予纠正。二、1、《翻建房屋申请报告》不能作为项锦松处分涉案房屋所有权的依据，相关审批部门既不是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机关，也不是房屋产权变更登记机关，因此涉案房屋所有权、涉案土地使用权归属均未发生变更。根据国务院1983年发布的194号文件《城市私有房屋管理条例》第六条，在1983年后的房屋产权变更须依法向相关房屋管理行政职能部门提出并经审核通过后方才发生物权变动。项锦松于1985年5月提出的《翻建房屋申请报告》系因房屋翻建需要，只经过闸弄口第一居民委员会、江干区笕桥镇人民政府等单位审批，未经县级以上的房管机关办理，房屋所有权未发生变更。项锦松在起草《翻建房屋申请报告》时的本意仅是将原有房屋加盖一层，仅为了方便通过审批而提到项立毅、项菊华还与父母同住，房屋破旧影响市容等理由，并未对涉案房屋所有权作出处分的意思表示。1988年项锦松未将《土地登记申请书》递交相关审批部门，不发生效力，且《土地登记申请书》无法产生产权处分的意思效果。原审法院以《土地登记申请书》“共有人”一栏的填写信息认定涉案房屋系项立毅、项锦松、何水玉以及项菊华四人共有，前后矛盾。项锦松在“共有人”一栏中填写了当时户口内的四人，系误以为共有人就是同住人，且在与另外两个女儿无矛盾的情况下，将房屋仅分配给儿子和一个女儿，不符常理。案涉房屋产权人一直是何水玉和项锦松。三、项锦松于1985年5月申请的是房屋翻建而非扩建，在《房屋翻建申请报告》中几处盖章处均可见批复要求在“原有两间一披的基础上翻建，不得增加使用面积。”根据1984年1月5日国务院颁布的城市规划条例第四十四条，项建前后房屋占地面积并未发生改变，原审错误理解房屋扩建与翻建的区别。四、闸弄口10-7号系城市内国有土地，应当适用城市土地或国有土地上的相关法律法规，原审法院适用《国务院村镇建房用地管理》和《村镇建设管理暂行规定》错误。五、项菊华主张在案涉房屋翻建时提供5吨钢材和2000元现金帮助，要求在拆迁分配上予以照顾，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即使上述事实存在，项菊华也仅是对案涉房屋产权人存在主张债权的权利，不能据此要求在拆迁分配上予以额外照顾。六、项菊华作为继承人，只能继承项锦松个人财产部分的份额，至多分得安置房屋面积共计46.221平方米。 针对何水玉的上诉意见，项菊华答辩称：何水玉的上诉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驳回其上诉。一、1985年7月20日，项锦松以四人名义申请翻建房屋，翻扩建老房共花费约9000元，其中项菊华出资现金2000元、钢材5吨，项菊华一审提供的录音中何水玉对此予以承认。翻扩建后的房屋建筑面积219.3平米。项菊华从出生至今一直为城镇居民，除案涉拆迁安置外,从未享受过其他宅基地分配、拆迁安置政策和国家福利分房政策。二、1、房屋前身为1962年建造，当时仅为两间占地40平方左右的平房，因以在册家庭成员人数申请，故两间平房属于家庭共同财产，项菊华享有一定份额。2、根据1982年《国务院村镇建房用地管理条例》第9条，利用村镇宅基地建房需要具有社员身份资格，宅基地的面积数也与户内社员人数息息相关。1985年项锦松申请翻建房屋即利用家庭人口数量作为申请基础；当时项菊华没有资格参与公房分配，恰恰说明项菊华对家庭房产享有份额。3、1988年项锦松申请土地证而单方填写的申请书，该申请不能产生物权变动的效力，虽不能说明其填写的5人均是共有权人，但从侧面反映项锦松认为家庭成员都是共有权人。4、案涉被拆房屋名为翻建实为翻扩建，原为面积40余平方的两间平房，后实际翻扩建为面积219平米的三间两层加一个灶房，政府当时默许，2007年拆迁时，虽然没有土地证和房产证等合法的产权证明，但政府全部作为合法的建筑面积予以认可。5、即使1985年翻建审批时政府要求不得扩大土地面积，仅允许在原有的土地面积上加层建造，也不影响项菊华享有相应的份额。案涉房屋是国有土地上的房屋拆迁，与房屋所占土地面积无关，与被拆迁房屋的建筑面积有关。假设1985年翻扩建时没有扩大占地面积而仅是加层增加了建筑面积，项菊华同样享有份额，因为项锦松申请翻建的核心理由就是家庭人口增加，子女单位不分房，否则项锦松和何水玉二人连加层翻建的可能性也没有。故2007年拆迁按照建筑面积来安置,项菊华自然也有份额。三、在法律适用方面，除了一审判决引用的当时的法律法规外，本案应适用2016年《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婚姻家庭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十九，及1992年省高院发布《浙江省高院关于审理房屋纠纷案件研讨会纪要》相关规定。 针对项菊华、何水玉的上诉意见，被上诉人项立毅、项维英项某一并答辩称：同意何水玉的上诉意见。 何水玉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证据1、《杭州市土地储备中心闸弄口地块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有关政策的实施意见》复印件一份，及《杭州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复印件一份，拟证明被拆迁人项锦松夫妇户系历史居民户，属于国有土地上的拆迁，按照《杭州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执行，按重置价格结合成新进行补偿及调产安置的事实，及案涉房屋拆迁是按照房屋产权进行安置，与户内人口等其他因素无关的事实。证据2、翻建房屋申请报告复印件一份，拟证明项锦松1985年5月15日提出的报告中未以四人名义申请超出原有范围的宅基地面积数以及未对翻建后房屋所有权作任何处分的事实。报告中笕桥镇闸弄口村村民委员会盖章处载明“原有房屋二间一披”，背面杭州市江干区笕桥镇人民政府盖章处载明“在原基地建造，不得扩大面积，由闸弄村负责监督……”的事实。证据3、户口信息材料复印件一份，拟证明何水玉系非农业家庭户口，即历史居民户，其房屋所在土地系国有土地，该土地上房屋的拆迁、翻建均适用城市土地相关管理办法执行。证据4、《关于何水玉（项立毅）拆迁安置情况的说明》复印件一份，拟证明何水玉户原闸弄口10-7号地块上房屋拆迁参照《杭州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安置面积按照拆迁房屋登记面积进行调产安置，与户内在册常住人口无关。证据5、户口档案查询情况复印件一份，拟证明项菊华于1996年1月25日因市迁居从闸弄口10-7号迁出。 经质证，项菊华认为：对证据1中《杭州市土地储备中心闸弄口地块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有关政策的实施意见》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证明对象有异议。房屋确实涉及国有土地拆迁建造，与在册人口无关，是按照拆一赔一。对《杭州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对象有异议，无法证明项锦松夫妇户系历史居民户，案涉土地房屋拆迁时虽为国有土地上的房屋拆迁，但在1985年项锦松以家庭四人名义申请翻扩建时，项锦松与何水玉均已退休，申请中明确阐述原因，案涉房屋最后拆迁不考虑在册人口，项菊华作为翻扩建审批时的在册四个家庭成员之一对案涉房屋享有份额。对证据2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证明目的有异议。1985年申请翻建的核心理由就是房屋太小，在册人口四人，子女因家里有私房故单位不给分配公房。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据4、5的三性均予以认可。后项菊华表示对证据3中居民户口本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常住人口登记表及户口登记表上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证据3无法证明何水玉所欲证明目的。对证据4、5的证明对象也无异议。项立毅、项维英、项某均认为：对证据1中《杭州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未发表质证意见，对其余证据的三性均予以认可。本院对证据1至5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将结合上述证据所反映的内容及本案实际情况，在“本院认为”部分就案涉争议作出综合认定。 上诉人项菊华与被上诉人项立毅、项维英、项某在二审期间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1985年7月20日，项锦松出具翻建房屋申请报告申请翻建房屋。根据该份报告记载内容，“原有房子贰间壹披”，报告经杭州市江干区闸弄口街道闸弄口第一居民委员会于1985年7月24日盖章确认，经杭州市江干区笕桥镇人民政府于1985年8月24日盖章确认。其余查明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经查明，1962年项锦松与何水玉夫妇在江干区闸弄口10-7号建房，后于1985年，项锦松以当时户内在册人口“项锦松、何水玉、项菊华、项立毅”四人名义就该处房屋申请翻建，经相关部门审批同意后，在项锦松、何水玉出资，及项菊华、项立毅、项维英、项某的共同帮助之下完成房屋翻建，该翻建房屋即为案涉被拆迁房屋。根据案涉被拆迁房屋系经1962年、1985年两次修建而成的情况，原审法院认定项锦松、何水玉、项菊华、项立毅作为案涉被拆迁房屋的共有人，对调产安置的房屋共同共有并无不当。现何水玉主张案涉被拆迁房屋系其与项锦松夫妻共同财产，项菊华仅能基于继承项锦松就安置房屋享有的个人财产部分主张权益，缺乏依据，不能成立。关于项菊华就安置房屋享有的使用权份额认定。项菊华提出其对1985年的房屋翻建曾有2000元现金、5吨钢材的出资，并主张最终拆迁安置中的50.2平方米扩面面积由其争取得来，但均未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故结合本案被拆迁房屋的历史沿革情况、出资建造情况、各当事人贡献情况，原审法院酌定安置房屋中位于杭州市江干区××幢××单元××室××平方米）归项菊华使用，当属合理，本院对此予以维持，但原审法院未明确驳回项菊华其余诉请，存有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综上，上诉人项菊华、何水玉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4民初8509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项菊华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8385元，项菊华负担1732元、何水玉、项立毅、项维英、项某负担665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781元，由项菊华负担3038元，何水玉负担2743元，项菊华与何水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联系本院办理退费。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巧薇 审 判 员 姚炜强 审 判 员 石清荣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三日 法官助理 翟羽佳 书 记 员 楼 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