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782民初9081号 原告：朱行政，男，1990年6月12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余干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利利，浙江碧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浙江省一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天目山路358号。 法定代表人：崔峻，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钱梦教、盛梦莹，浙江东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朱行政诉被告浙江省一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建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于2020年7月1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7月31日、9月11日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朱行政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利利、被告一建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钱梦教、盛梦莹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朱行政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工人工资298389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从起诉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事实和理由：义乌市福田银座AB座项目为被告承包施工项目，王孝行是被告现场负责人即项目经理。2018年初，原告与王孝行达成口头协议，约定由原告带领工人班组为义乌市福田银座AB座项目做建设工程施工后期维修工作，维修施工范围根据被告项目经理王孝行的现场指令，工人工资以劳务点工形式计算，工程量据实结算。2018年至2019年1月，原告班组完成按照王孝行指令的维修施工，完成维修工人工资总计为498389元。被告仅支付20万元工人工资，未支付的298389元工人工资，由王孝行代表被告向原告出具《工资欠条》。该欠条明确了原告施工范围、时间等建设工程劳务分包合同的基本条款，明确了被告欠付原告班组工人工资，以及欠付的具体款项，确认欠款时间是2019年1月20日。之后，原告多次向被告催讨欠付的298389元工人工资，但被告不予支付。补充：1、被告根据业主单位和物业公司的要求指令原告维修施工。案涉项目是2017年7月26日竣工验收，因被告在施工过程中经常拖欠其他班组工程款，2017年春节前大部分分包的班组都拿到了工程款，其他班组在拿到工程后，对后期维修工作都不愿意来做，所以竣工之后的维修工作都是由原告完成的。2、原告与项目经理当时约定的工人工资是以点工的形式计算，每个月都会制作一张考勤表，工人如果当天出勤了，出勤多少小时都会登记在考勤表上，由被告的工作人员确认，月底由三方确认，结算的时候考勤表原告都交给了被告，原告今天提供的短信记录也可以体现这一点。经办人刘经理安排支付了20万元的工人工资给原告。3、欠付的298389元，王孝行包括被告方是从来没有否认过的，包括庭审前7月28日的时候原告给王孝行打了电话看能否协商，通话过程中王孝行明确了欠付款项应该由被告一建公司支付。现原告为了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依法起诉，望判如所请。 一建公司辩称：1、原告与被告双方既没有签署合同也没有履行合同。双方未形成建设工程分包合同关系，被告对案涉工程维修事项均会与维修单位签订相应书面合同，不存在未签合同的情形，且原告提供的证据也无法显示其施工范围具体工程量及工资计算方式等。2、案外人王孝行在工资欠条上的签字不能代表被告，王孝行未得到被告授权，欠条对被告不发生效力。3、之前已经有类似王孝行个人签字的结算材料诉讼案件多起，最终案件均被其他法院判决驳回原告诉请，从另案生效判决看，法院并未认可仅有王孝行签字的结算单对一建公司有效。补充：从上次庭审也已经发现，原告提交的时间为2019年1月20日王孝行签字的工资欠条仅有298329元，但是其在诉状中称工资总额却有498329元，明显不一致，可以看出原告本身存在夸大工资数额的情况。原告认为其在案涉项目有过施工或者工作的话应提出书面的合同或者证据，也是其举证责任的范围，但从目前原告提交的资料来看，并没有相应的合同及履行的资料能证实其在案涉项目有过履行，而其提交的资料仅有王孝行个人的签字，本案也很有可能存在原告和王孝行恶意串通骗取国有企业财产的情形。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请。 原告朱行政为证明其主张，举证如下： 1、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2019）浙0782民初19873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工资欠条原件各一份，证明一建公司总承包承建义乌市福田银座项目，王孝行是施工方项目经理。王孝行作为项目经理代表一建公司就朱行政班组已完成但欠付的义乌福田银座项目劳务分包工人工资出具工资欠条。一建公司欠付朱行政班组工人工资298389元。 2、短信聊天截图原件，证明原告朱行政班组完成涉诉项目维修工作，其中甲方在2018年8月份的时候就安排了相应的维修任务。刘经理短信证明了被告一直主张的结算材料工资表原告已经交给了被告，经办人是被告的四分公司刘经理，同时也证明了原告完成了维修施工后刘经理作为经办人安排了20万元的工人工资。 3、朱行政与王孝行通话录音及文字整理资料，证明原告完成涉诉项目维修工人工资总数498389元，已付20万元，欠付298389元。 4、徐卫荣在一建公司的社会参保证明原件一份，原告朱行政与刘建军、徐卫荣微信短信聊天记录，证明刘建军作为被告四分公司的经理，在2019年1月份原告完工后双方对于支付维修工人的工资有过多次的对接，对接的过程可以证明原告提交了工资表，该工资表是通过王孝行以及现场的孙会计审核，已经交给了被告。被告提供的证据中也可以证明孙培根就是这个项目的会计[（2018）浙0106民初1206号判决书有代表被告签过凭证]。关于工资表我们也在庭后提交了责令被告提交工资表原件，证明工资表存在。徐卫荣和刘建军是被告员工，之前是刘建军代表被告，之后是徐卫荣接替刘建军。 5、姜红儿参保记录原件、汇款凭证打印件各一份，结合证据4聊天记录，证明姜红儿代表被告在刘建军的安排下支付过原告20万元的人工工资。 6、原告与余某微信聊天记录、郑杨武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原告维修过设备项目的事实，及大概的工程量。 7、申请证人出庭作证，证明原告与被告存在维修合同关系以及原告维修的整个过程和大概的工程量。1）证人余某当庭陈述：其于2017年9月入职绿城物业，做工程经理，因工程认识原告，到2019年4月29日调离。案涉项目是2017年12月28日交付，之后就开始后期维修。2018年春节过后上班，有些问题和朱行政联系，朱行政说要元宵过后，具体几号不清楚，应该是元宵过后带了几个人来的，连朱行政四个人，维修到年底之前，日期记不清了。交付之前朱行政负责水电工程中水的部分的项目，交付以后王孝行找朱行政来维修的。维修事项其与朱行政基本上是靠电话联系，有一部分是手写书面给他，也不是很正规发函，就电脑打出来给他，电话口头的多一点，微信也多一点，有聊天记录。对法庭出示的微信聊天记录里的头像是其现在用的，是其和原告之间的微信聊天内容。2）证人徐某当庭陈述：其是水泥供应商，王孝行叫送货，其就叫司机拉材料到王孝行工地，其到工地上对账拿钱时认识朱行政。从2017年就开始给王孝行拉水泥，到修完工为止，拉了两年吧。其偶尔去拿钱的时候看到维修人员有十几个，七、八个人也有，五、六个人也有，不固定的，知道朱行政是给王孝行干活。其开始是和王孝行接触的，不知道内部关系，后来拿钱的时候说是王孝行帮一建公司管的，拿钱可以去一建要。一建公司付钱的时候，其把送货凭证都给一建公司后，他们出具欠条，有王孝行的签名。3）证人毛某当庭陈述：其是2016年8、9月份在福田银座ＡＢ座做楼梯、屋面的花岗岩工程，是王孝行包给其的，项目章是一建的，其做到2017年11月份结束。在干活时认识朱行政，其知道朱行政维修的事，2017年维修的时候有二、三十人，2018年维修的时候有五、六个人，有的时候七、八个人。2018年楼梯破的时候其去维修过。一建公司结算是孙会计算出来多少钱向上报的。孙会计叫什么名字不知道。2016年、2017年都是在农历12月29日给钱的。其不认识刘建军。 被告一建公司质证意见如下： 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该判决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工资欠条三性有异议，欠条上并没有一建公司的盖章，仅有王孝行个人的签字，原告主张的是维修的款项，也没有证据证明其施工的部位，施工量是多少，该工资欠条很有可能是原告和王孝行串通后出具的向一建公司索要款项，所以该欠条不对一建公司发生效力。另外杭州市西湖法院有七个案件均是类似的情况仅有王孝行签字的结算协议，均被判决驳回诉讼请求。对证据2短信记录三性有异议，原告并没有办法举证证明短信上载明的分公司刘经理的具体身份，另外从短信记录看也可以发现原告实际并没有提交所谓的工程量的记录等单子，回复的内容里面也仅有“叫他过来办理手续”这八个字而已，并没有承认原告的身份以及已经收到工资表的事实。甲方郑工的短信也有异议，无法确认身份，短信也没有确认原告是维修班组的身份。对证据3三性有异议，该电话录音并不能分辨出对话的双方身份，对话的内容看也是显示出原告与王孝行之间发生的欠款的关系，与被告一建公司无关。如果原告认为是与一建公司发生关系，应该去公司催讨，而不是向个人催讨。对证据4中的参保证明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该参保证明仅能证明徐卫荣是一建公司的员工，对他短信的沟通记录形式上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短信记录只能显示原告向133的号码发送过这样的文字，并不能证明原告要求工资数额以及其在项目工作的事实。对聊天记录形式上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从沟通内容看公司员工刘建军并未承认一建公司与原告存在合同关系，恰恰可以看出是原告与王孝行个人之间发生的关系，与一建公司并没有直接的合同关系，从沟通的记录可以看到也不存在原告所说的工资表的情况。对证据5形式上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据被告向当时的刘建军及姜红儿核实，刘建军是公司在浦江项目部的承包人，其当时受王孝行的委托，要求刘建军借款给王孝行20万元，随后刘建军就安排其下属的姜红儿通过个人账户将20万元的借款支付给了原告。对证据6中余某的聊天记录三性均有异议，原告所称的余某并非一建公司的员工，我们也不知道他的身份，微信聊天的主体身份内容是否真实都无法核实。对郑杨武的微信聊天记录均有异议，主体身份内容是否真实完整均无法核实。对证据7三个证人的陈述并没有办法证实原告与被告存在维修合同关系，从证人徐某的陈述看，其也都是和王孝行个人接触的，都是王孝行个人与其进行送货或者结算的，由此可知即使原告存在维修的事项，也是与王孝行个人之间发生的关系，与一建公司没有关系，另外从第三个证人的陈述来看，第三个证人是在2017年11月就全部做完了，根本不知道原告自己所称的工作时间是2018-2019年，所以根本不可能知道原告维修的事实，另外从证人陈述的维修人数来看，也仅只有4、5个人，另外原告也陈述只是做水的一部分，其他的东西是不会做的，即使存在维修的款项也肯定没有40多万元这么多。 被告一建公司为证明其抗辩，举证如下： 1、（2018）浙0106民初12061号、（2019）浙01民终9501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各一份，证明根据另案生效判决，仅有王孝行签字的结算相关单据对一建公司不发生结算效力，也不足以证明基础交易事实。 2、幕墙玻璃采购维修安装合同原件，证明被告对案涉义乌福田AB项目维修事项均是与维修单位签订相应的书面维修合同的，不存在未签合同的情形。 3、（2018）浙0106民初12041号、12050号、12051号、12056号、12058号、（2019）浙0106民初255号民事判决书、结算款付清协议，证明都是同样的性质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朱行政质证意见如下： 对证据1三性均予以认可，但是对证明对象和内容不予认可，通过这两份判决书，可以看到法院之所以没有支持王孝行出具的结算协议，双方之间是一份买卖合同，买卖合同不能与涉诉维修施工相提并论，买卖合同是可以确定的，王孝行出具结算单据前是受到过胁迫，经过了报警，法院可能认为是受到胁迫，本案王孝行并没有受到胁迫。不能等同于这个案件。对证据2三性予以认可，对证明对象和内容不认可，材料采购是可以预算的，维修是无法预算的，不签订合同是正常的。对证据3判决书都是合同里明确约定了结算方式，王孝行出具的结算没有按合同约定的结算方式，法院不予认可，与本案是不一样的。本案是维修具有不确定性，相应的工资表和考勤记录王孝行已经交给了被告相关的审计部门，刘经理也参与结算，孙会计也参与结算工作。这几份判决的案件不能等同于本案，本案没有合同，双方也没有约定结算的条款，结算根据考勤表算出来的工人工资。对结算协议三性均不予认可，没有原件，判决书也说到了结算款的付清协议没有按照条款结算，不符合双方约定不具有合法性，与本案无关联，与本案性质完全不一致。 本院对原告朱行政提供的证据，认证如下： 对证据1中判决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但该判决中诉请的款项与本院无关。对欠条，被告虽然对三性提出异议，但认可是案涉项目经理王孝行的签字，故本院对真实性予以认定，对证明目的综合阐述。对证据2，被告虽然对三性有异议，但结合证据4中原告与刘建军的聊天记录以及证人的当庭陈述，本院对该证据予以认定。对证据3，被告虽对三性提出异议，但未提供证据予以推翻，同时结合其他证据本院对该证据予以认定。对证据4，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根据聊天内容及之后的付款情况，本院对该证据予以认定。对证据5，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主张所支付的20万元系王孝行向刘建军所借，但未提供证据证明，对该证据本院予以认定。对证据6被告虽对三性提出异议，但根据证人余某当庭陈述，本院对该证据予以认定。对证据7证人陈述，本院予以认定。 本院对被告一建公司提供的证据认证如下： 对证据1、3真实性予以认定，但与本院无关联。对证据2真实性予以认定，但该合同系材料采购合同，与本案主张的维修人员的工资不同，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且被告也未提供案涉工程的后续维修是由其他人员施工的证据。 根据本院对证据的认证，结合双方当事人的庭审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一建公司总承包并承建的义乌福田银座AB座工程施工项目，于2017年7月26日竣工验收。一建公司负责该工程的项目经理为王孝行。2018年初，原告与王孝行达成口头协议，约定义乌福田银座AB座项目后期维修任务由原告带领工人班组施工。原告带领的班组完成维修工作后，原告代表工人与王孝行于2019年1月20日进行了结算，工人工资共计498389元，由一建公司先支付200000元，余欠款项由王孝行出具工资欠条。当日，王孝行出具工资欠条一份，载明：朱行政班组2018年至2019年1月份在义乌福田银座，浙江省一建建设集团义乌市福田银座AB座项目工程维修施工，产生工人工资劳务费用计贰拾玖万捌仟叁佰捌拾玖元整（￥298389），浙江省一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福田银座工程欠朱行政班组工人工资贰拾玖万捌仟叁佰捌拾玖元整（￥298389）。王孝行在欠条证明栏签名捺印，朱行政在工人代表栏签名。一建公司于2019年2月2日转账支付给朱行政200000元，尚欠298389元，原告经催讨，被告拒付。为此，原告起诉至本院。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一是被告承包施工的涉案项目的后续维修工作是否由原告带领的班级完成；二是王孝行向原告出具的结算单对被告是否具有法律效力，被告应否支付298389元。关于焦点一，根据原告提供的其与建设方的郑杨武、福田银座物业余某的短信内容及王孝行出具的工资欠条，结合证人的当庭陈述，可以认定被告一建公司承建的义乌福田银座ＡＢ座建设工程项目的后续维修工作是由原告朱行政带领的班组所完成。关于焦点二，王孝行作为被告一建公司承建的义乌福田银座ＡＢ座建设工程项目的项目经理，其向朱行政出具工资欠条的行为，系职务行为，对被告一建公司具有法律效力，应由被告一建公司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关于工程款项共计是498389元还是298389元，虽然王孝行出具的工资欠条载明的欠款数额是298389元，但王孝行与原告的电话录音中确认工资总额为498389元，已付200000元，尚欠298389元。王孝行系被告一建公司涉案项目的经理，又是案涉工资款结算的经手人，对其陈述本院予以认定。根据被告一建公司原四分公司经理刘建军发给原告朱行政“只能按照昨天的定，后来我们班子会议通过了”的微信内容，以及之后发的向原告朱行政要银行卡号、开户行、姓名等内容的微信，证明被告一建公司清楚欠原告朱行政班组工人工资数额的情况，2019年2月2日公司员工姜红儿账户转给原告朱行政的200000元，应当是被告一建公司支付的。被告一建公司认为该200000元系王孝行向刘建军借款，以及王孝行与原告串通侵害公司利益，未提供证据证明，对该辩解，本院不予采信。故本案所诉工资款298389元应由被告一建公司支付。关于利息损失，原告自愿主张从起诉之日起计算，本院予以认定。综上，对原告朱行政的诉请，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六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浙江省一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朱行政工人工资298389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从2020年7月1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888元（已减半），由被告浙江省一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叶迪龙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四日 代书记员 王小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