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05民初1812号 原告：何思川，男，1984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锦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蓓，四川德颂霖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谭颂，四川德颂霖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万寅，男，1985年2月19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锦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平，四川雄谟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范立科，男，1979年9月20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武侯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倪政，四川元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劲涛，四川元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徐李君，女，1986年12月5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金牛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倪政，四川元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劲涛，四川元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徐润波，男，1979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锦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倪政，四川元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劲涛，四川元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邹助文，男，1975年1月22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秀山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鑫，四川原则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文小龙，四川原则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成都思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锦江区静沙南路18号3栋21层2108号。 法定代表人：景永冬。 第三人：赵晨，男，1984年9月29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青羊区。 第三人：唐斌，男，1976年9月3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邻水县。 第三人：景永冬，男，1988年9月1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犍为县。 原告何思川与被告邹助文、第三人成都思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思晨公司）、赵晨、唐斌、景永冬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万寅、范立科、徐李君、徐润波又先后起诉至本院，因该两案与本案系对同一事实分别提起的诉讼，本院依法决定将该两案并入本案一并审理，并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何思川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蓓、谭颂，原告万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平，原告范立科、徐李君、徐润波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劲涛，被告邹助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鑫、文小龙，均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思晨公司、赵晨、唐斌、景永冬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何思川、万寅、范立科、徐李君、徐润波请求本院判令：1.不追加何思川、万寅、范立科、徐李君、徐润波为（2019）川0105执1287号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不应在未缴纳的出资范围内对邹助文承担清偿责任；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邹助文承担。 事实和理由：（一）何思川与赵晨于2015年7月9日成立思晨公司，注册资本为100万元，何思川认缴出资51万元，赵晨认缴出资49万元，公司章程规定认缴出资期限为2018年7月7日。何思川于2015年10月20日将其持有的2万元股份转让给范立科，于2016年3月30日将其持有的49万元股份转让给赵晨，转让过程中，均告知了受让方出资认缴期限为2018年7月7日。后何思川即退出思晨公司管理层，不再参与公司决策，对于其后思晨公司与邹助文等人的纠纷，以及延长出资期限、增资等事宜均不知情。何思川虽为思晨公司发起人，其两次股份转让行为均发生于认缴出资期限之前，同时，何思川转让股份时思晨公司也没有出现股东出资加速到期的情形，不应在未出资范围内对思晨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另何思川在转让思晨公司全部股份时没有出现公司法规定的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形，不符合被申请追加为被执行人的条件。另外，本案执行裁定书同时选择了“该原股东”和“依公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导致思晨公司的历史股东均在认缴出资范围内对邹助文承担清偿责任，所追加为被执行人的各股东应承担未出资金额范围累计总额5171万元，已超过2000万元的注册资本。相同情况，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锦江区法院）裁定不予追加何思川等人为被执行人，本案不应追加其为被执行人。 （二）2016年，万寅通过应聘的方式进入思晨公司担任汽车管理员，因思晨公司管理和办理社保的需要，让万寅将身份证交给思晨公司办理相关事宜。思晨公司利用便利，在2016年5月未经万寅同意，盗用万寅身份信息，冒用万寅签字，将公司49%股权转让到万寅名下，并到工商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2016年11月9日又冒用万寅名义签字，将思晨公司的注册资本从100万元增至2000万元，万寅增加出资931万元。万寅于2019年10月14日委托成都蓉城司法鉴定中心对思晨公司工商档案中《股权转让》等文件是否是万寅本人签字进行鉴定，经鉴定，思晨公司工商档案中所有万寅的签字均是他人冒签。因工商登记错误，万寅已于2020年2月向锦江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万寅作为思晨公司股东登记的行政行为。万寅并没有投资作为思晨公司股东的意愿，也并未在股权转让和章程的变更上签字确认。另（2019）川0105执异433号执行裁定书认为思晨公司的财产暂不足以清偿对邹助文的债务，但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青羊区法院）已查封了思晨公司名下84辆车，上述车辆的价值足以偿还邹助文申请执行的款项。 （三）范立科、徐李君、徐润波对思晨公司的成立、经营、股权变更完全不知情，工商登记资料及公司会议中关于范立科、徐李君、徐润波的签名均不是本人所签，且作为原股东，在出让股权时认缴期限未到期，不属于未履行出资义务的情形，不应认定违反出资义务而追加为被执行人。 邹助文辩称，（2019）川0105执异433号执行裁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驳回何思川、万寅、范立科、徐李君、徐润波的诉讼请求。何思川、万寅、范立科、徐李君、徐润波在担任股东期间未足额出资，根据庭审情况及证据来看，事实上是完全没有出资。股权转让是否合法并非追加所要考虑的范围，只要事实上未出资即可。执行终结的执行裁定书已明确思晨公司没有可执行财产，执行裁定书中所记载的车辆早已被抵押，且系轮候查封，无法执行。何思川作为原股东未足额缴纳出资，其在未出资的情况下在2015年将股权转让，应在其尚未缴纳出资范围内承担责任。万寅、范立科、徐李君、徐润波提出工商登记信息中签字非本人签署，但四人的股东身份已经过工商变更登记，对外公示多年，具有公示效力，如四人认为公司登记事项有误或者自己没有受让股权，应该及时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万寅、范立科、徐李君、徐润波受让股权后未出资，在增资后亦未出资的情况下又将股权转让给他人，应当依法承担责任。执行规定中对于原股东、现股东并未加以限定，均可使用该规定追加为被执行人。关于认缴期限，现思晨公司作为被执行人，人民法院穷尽执行措施无财产可供执行，已具备破产原因，但不申请破产，思晨公司股东的出资义务应当加速到期。 思晨公司、赵晨、唐斌、景永冬未到庭陈述意见，亦未提交证据。 根据庭审情况及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邹助文与思晨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审理后于2018年7月10日作出（2018）川0105民初5695号《民事判决书》，查明：“邹助文与思晨公司于2016年7月12日签订一份《车辆托管合同》，由邹助文委托思晨公司购买营运车辆，思晨公司进行预约车营运托管，并由双方按约定分配营运所得收益，车辆实际所有人为邹助文，登记到思晨公司名下，托管期为5年。2016年6月30日，邹助文向思晨公司支付履约保证金10000元，2016年8月4日，邹助文向思晨公司支付购车尾款76374元。思晨公司按约支付每月收益，自2017年12月起未再支付每月的投资收益。”本院认为思晨公司构成违约，约定的解除条件已成就，但因不能证明思晨公司按约用邹助文的投资款购买了汽车，故应返还投资款并赔偿损失，遂判决解除邹助文与思晨公司签订的《车辆托管合同》，思晨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给邹助文投资款86374元，并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给邹助文可得利益损失，按每月863.74元的标准，自2017年12月支付至投资金额实际退还之日止，并以邹助文诉请的34549.36元为限。该判决生效后，本院于2019年2月12日立案执行，因本院查封的思晨公司名下车辆系轮候查封，本院无处置权，邹助文未能提供且本院依职权也未查找到思晨公司有足够财产可供执行，暂无执行条件，本院于2019年4月23日作出（2019）川0105执1287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裁定终结（2018）川0105民初5695号民事判决书的本次执行程序。 2019年9月4日，邹助文向本院申请追加何思川、赵晨、范立科、徐润波、万寅、唐斌、徐李君、景永冬为被执行人。2020年2月12日，本院作出（2019）川0105执异433号《执行裁定书》，裁定追加何思川、赵晨、范立科、徐润波、万寅、徐李君、唐斌、景永冬为（2019）川0105执1287号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何思川在未缴纳出资的51万元范围内、赵晨在未缴纳出资的49万元范围内、范立科在未缴纳出资的51万元范围内、徐润波在未缴纳出资的1020万元范围内、万寅在未缴纳出资的980万元范围内、徐李君在未缴纳出资的1020万元范围内、唐斌在未缴纳出资的980万元范围内、景永冬在未缴纳出资的1020万元范围内向邹助文承担清偿责任。何思川、万寅、范立科、徐李君、徐润波对该裁定不服，先后向本院提起诉讼。 另查明，1.思晨公司系2015年7月9日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发起人为赵晨、何思川，注册资本为100万元人民币，赵晨认缴出资49万元，何思川认缴出资51万元，出资期限均为2018年7月7日。2015年10月20日，思晨公司召开股东会并修改公司章程，决定何思川将其持有的2万元股份转让给范立科，赵晨将其持有的49万元股份转让给范立科，转让后，何思川认缴出资49万元，范立科认缴51万元，认缴期限为2018年7月7日。2016年3月30日，思晨公司召开股东会并修改公司章程，决定范立科将其持有的51万元股份转让给徐润波，何思川将其持有的49万元股份转让给赵晨，转让后徐润波认缴出资51万元，赵晨认缴出资49万元，认缴期限为2018年7月7日。2016年5月3日，思晨公司召开股东会并修改公司章程，决定赵晨将其持有的49万元股份转让给万寅，转让后，徐润波认缴出资51万元，万寅认缴出资49万元，认缴期限为2018年7月7日。2016年11月9日，思晨公司召开股东会并修改公司章程，决定将公司注册资本由100万元增至2000万元，由徐润波增加出资969万元，万寅增加出资980万元，认缴期限为2018年7月7日。2017年2月21日，思晨公司修改公司章程，将股东出资期限变更为2040年12月12日。2017年11月7日，思晨公司召开股东会并修改公司章程，决定万寅将其持有的980万元股份转让给唐斌，转让后，徐润波认缴出资1020万元，唐斌认缴出资980万元，认缴期限为2040年12月12日。2018年3月16日，思晨公司召开股东会并修改公司章程，决定徐润波将其持有的1020万元股份转让给徐李君，转让后，徐李君认缴出资1020万元，唐斌认缴出资980万元，认缴期限为2040年12月12日。2018年9月10日，思晨公司召开股东会并修改公司章程，同意徐李君将其持有的1020万元股份转让给景永冬，转让后，景永冬认缴出资1020万元，唐斌认缴出资980万元，认缴期限为2040年12月12日。上述认缴出资均未实际缴纳，股权转让亦未支付相应转让价款。上述股东会决议及章程变更的内容均在工商登记机关进行了备案、变更登记。思晨公司现未进入破产程序。 2.唐清、刘芳、唐洪、吕厚虎、唐先、刘飞、马瑞莲、邹国军、李娟、申利平亦分别向本院申请追加何思川等8名股东为其作为申请执行人相应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要求8股东在各自未出资范围内承担责任，本院分别作出了相应的执行裁定书，均裁定追加上述股东为相应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其中何思川在未缴纳出资的51万元范围内、赵晨在未缴纳出资的49万元范围内、范立科在未缴纳出资的51万元范围内、徐润波在未缴纳出资的1020万元范围内、万寅在未缴纳出资的980万元范围内、徐李君在未缴纳出资的1020万元范围内、唐斌在未缴纳出资的980万元范围内、景永冬在未缴纳出资的1020万元范围内向各申请执行人承担清偿责任。 3.登记在思晨公司名下的84辆汽车，均存在抵押，邹助文等债权人均非抵押权人，并存在多家法院查封，本院系轮候查封，无处置权。 4.王婷、何治平等人与思晨公司合同纠纷案件，锦江区法院在执行（2018）川0104民初8941号等《民事调解书》过程中，王婷等人向锦江区法院申请追加何思川等八名股东为相应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锦江区法院经审查后认为“王婷等人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是否履行出资义务，唐斌、景永冬认缴出资时间为2040年12月12日，认缴出资时间尚未届满，亦即出资义务尚未形成”，故裁定驳回王婷等人申请追加何思川等八股东为被执行人的请求。后王婷等四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因未按法律规定预交诉讼费用，锦江区法院裁定按王婷等人撤诉处理。 5.万寅于2020年3月9日向锦江区法院提起工商行政管理行政登记诉讼，范立科、徐李君分别于2020年4月8日向锦江区法院提起工商行政管理行政登记诉讼，该三案尚在审理中。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身份信息、民事判决书、执行裁定书、工商登记信息、民事裁定书、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为证。 庭审中，1.何思川提出相同情况下，其他法院裁定不追加何思川等8名股东为被执行人，本案也不应追加其为被执行人。邹助文认为应以本案查明的事实为依据，判决追加何思川等股东为被执行人。 2.万寅向本院提交成都蓉城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成蓉[2019]文鉴386号《文书鉴定意见书》，拟证明思晨公司的转让股东会决议并非万寅本人签署，其没有接受作为思晨公司股东的意愿。万寅、范立科、徐李君陈述其已分别向锦江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工商部门撤销登记。邹助文认为该鉴定意见书系万寅单方委托，且股权转让协议中万寅签字是否真实，系万寅与协议相对方之间的争议，与本案无关，对其三性均不认可，并认为在工商登记中万寅已经被公示为思晨公司股东，该登记信息具有公信效力，即便在行政诉讼中认定三人并非适格股东，也可以另行提起诉讼，向侵权人主张权利，不影响本案的裁判。 3.范立科、徐润波、徐李君陈述三人的身份信息之所以被登记为思晨公司股东，应该是身份证被朋友借用过，但具体借给谁不清楚了。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股东出资应否加速到期；何思川作为思晨公司的发起人、原股东，在认缴出资期限未到期的情况下，未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份，是否应当对思晨公司不能清偿部分的债务向邹助文承担清偿责任；万寅、范立科、徐李君、徐润波是否应当对思晨公司的债务在各自相应的范围内向邹助文承担清偿责任。 一、关于股东出资应否加速到期。 在我国现行注册资本认缴制下，股东依法享有期限利益，债权人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为由，请求未届出资期限的股东在未出资范围内对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原则上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人民法院穷尽执行措施无财产可供执行，已具备破产原因，但不申请破产的，以及在公司债务产生后，公司股东（大）会决议或以其他方式延长股东出资期限的，应予支持。本院认为，本案中，股东出资应当加速到期，理由如下： （一）思晨公司的情形属于已具备破产原因，但不申请破产的情形。已具备破产原因，是指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思晨公司与邹助文等人的纠纷，已经本院判决确定，思晨公司在履行期限内未清偿债务，经本院执行，亦未清偿债务，属于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情形；本院轮候查封的思晨公司的84辆汽车，因存在抵押且本院系轮候查封，无法处置用以清偿债务，且经本院执行中查找，亦未查找到思晨公司有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思晨公司经本院强制执行仍无法清偿邹助文等人的债务，属于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情形。 （二）本案亦符合在公司债务产生后，公司股东（大）会决议或以其他方式延长股东出资期限的情形。思晨公司在2016年6月、7月等期间与邹助文等众多投资人签订了《车辆托管合同》，收取了邹助文等人的出资款后，又未按照合同约定购买车辆，虽然此时双方合同尚未解除，返还出资款的义务尚未产生，但思晨公司在签订合同后即未按照合同将邹助文等人的出资款用于购买相应车辆，已构成根本违约，合同之债已经产生，其在2017年2月21日修改公司章程，将股东出资期限变更为2040年12月12日，严重侵害了公司债权人的权益。 （三）从本院查明的事实看，思晨公司设立后在经营过程中，各股东对注册资本未投入分文，却负债高达上百万余元，各股东未出资的行为导致思晨公司资本显著不足，无法履行其债务。 二、关于何思川是否应承担责任，以及承担责任的方式和范围。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已经承担上述责任，其他债权人提出相同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十八条第一款“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受让人对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公司请求该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债权人依照本规定第十三条第二款向该股东提起诉讼，同时请求前述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公司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公司债权人即可主张该股东在未出资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在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受让人对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债权人不仅可以主张该股东承担前述补充赔偿责任，还可以主张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何思川未履行出资义务是事实，至于其在转让股权时出资期限是否届至、思晨公司在此时是否已具备破产原因，均不影响其责任的承担。综上，何思川应当在未缴纳出资的51万元范围内对思晨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向邹助文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三、关于万寅、徐李君、徐润波、范立科是否应承担责任，以及承担责任的方式和范围。 （一）万寅提出工商登记材料中万寅的签名均非其本人所签，系思晨公司以为万寅办理社会保险时未经万寅同意私自借用万寅的身份信息，冒用万寅的名义进行的股权转让以及增资并办理工商登记，但万寅并未举证证明其与思晨公司何时建立劳动关系，思晨公司在何时向其索要身份证件为其办理社保，具体的经办人员，以及思晨公司存在以为其办理社会保险的名义未经其同意私自将其身份证件用于办理股权转让及相关工商登记信息的事实，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该主张无事实依据。因此，即便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上万寅的签名不是万寅本人所签，亦不能当然否认万寅的股东身份，故万寅应当对思晨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责任。关于承担责任的方式与范围，首先，万寅自赵晨处受让的49万元股权，根据前述司法解释第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万寅应当对赵晨的该补充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其次，2016年11月9日，思晨公司将出资由100万元增资为2000万元，其中万寅认缴增资为931万元，万寅应当在未出资的931万元范围内对思晨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向邹助文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二）徐李君、范立科、徐润波提出工商登记材料中其签名均非其本人所签，但在本院庭审中又陈述其曾经将身份证件借给朋友使用，且表示记不清借给谁使用。因此，即便工商登记材料中三人的签名不是其本人所签，亦不能因此否定其存在将身份信息交给他人用于办理案涉工商登记的可能，更不能因此当然否认其股东身份，故徐李君、范立科、徐润波应当对思晨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责任。关于承担责任的方式与范围，首先，范立科自赵晨处受让的49万元股权，自何思川处受让的2万元股权，根据前述司法解释第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范立科应当对赵晨、何思川的该补充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其次，徐润波自范立科处受让的51万元股权，应当与范立科承担连带责任，2016年11月9日，思晨公司将出资由100万元增资为2000万元，其中徐润波认缴增资为969万元，徐润波应当在未出资的969万元范围内对思晨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向邹助文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再次，徐李君自徐润波处受让的1020万元股权，应当与徐润波承担连带责任。 四、何思川提到的被追加为被执行人的股东未出资金额累加起来有5171万的问题。因各股东有的系在未缴纳出资的范围内对思晨公司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有的股东系对未出资即转让股权的股东的补充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各股东承担责任的范围与承担责任总和并非简单累加的关系，何思川的该意见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不能成立。且何思川等股东对思晨公司的全部债务仅应在未出资范围内承担责任，对于本院审理的要求追加思晨公司股东为被执行人的其余所有案件，如不足以清偿所有债权人的债务，则由各债权人在执行过程中参与分配，故不存在各股东承担责任总和超过公司认缴资本2000万元的情形。 五、与执行异议审查阶段仅进行程序性审查不同，执行异议之诉须经过实体审理，根据查明的事实以及法律规定进行审理。而本案中，本院已组织双方进行了充分的举证、质证以及辩论，所认定的事实系经过审理查明，而何思川等五原告对于没有出资的事实未提出异议，亦未提交其已出资以及出资金额的证据，能够认定何思川等五原告未出资的事实，故本案中追加何思川等五原告为被执行人，与其他法院不予追加的裁定并无冲突。 六、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出资人或依公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执行人，在尚未缴纳出资的范围内依法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以及第十九条“作为被执行人的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其股东未依法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该原股东或依公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执行人，在未依法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邹助文申请追加何思川、万寅、范立科、徐李君、徐润波为案涉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要求其在各自未缴纳出资的范围内承担相应责任，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何思川、万寅、范立科、徐李君、徐润波的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第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缺席判决如下： 追加何思川、万寅、范立科、徐润波、徐李君为本院（2019）川0105执1287号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各承担责任的范围分别是： 何思川对成都思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在未缴纳出资的51万元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万寅对成都思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在未缴纳出资的931万元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徐润波对成都思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在未缴纳出资的969万元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范立科对何思川、赵晨的补充赔偿责任，在未缴纳出资的51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万寅对赵晨的补充赔偿责任在未缴纳出资的49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徐润波对范立科的前述责任在未缴纳出资的51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徐李君对徐润波的前述责任在102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 本案案件受理费2494元，由何思川承担16元，万寅承担1222元，范立科承担16元，徐润波承担620元，徐李君承担620元。 如不服本院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刘小琼 人民陪审员  陈玉华 人民陪审员  李 瑛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四日 法官 助理  赵劲菘 书 记 员  童学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