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01民终589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安徽鑫茂典当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阜南路16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798134429C（1-1）。 法定代表人：薛颖，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伟峰，安徽安泰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超，安徽安泰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安徽强森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繁华世家雅景苑1—104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0100MA2MXTWQ6R. 法定代表人：汪俊森，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站西路支行（原名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濉溪东路支行），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站西路惠园大厦103—105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799823840J(1-1)。 负责人：尚继红，行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长江西路10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713926874L。 法定代表人：胡忠庆，董事长。 以上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然，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员工。 以上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智伟，上海锦天城（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汪俊森，男，1963年12月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 原审第三人：王俊，男，1967年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 上诉人安徽鑫茂典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鑫茂公司）与被上诉人安徽强森投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强森公司）、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站西路支行（以下简称站西路支行）、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农商行）汪俊森、原审第三人王俊典当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2018)皖0103民初56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20年7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鑫茂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的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 事实和理由： 一、一审判决对本金认定错误。一审判决认定本金数额为430万元。事实上，本案合同及当票约定的本金数额为500万元，上诉人在扣除前期费用后实际支付440元，而不是430万元。原审法院将预扣的费用重复计算进强森公司的还款之中（重复计算10万元），认定本金为430万元，应予纠正。 二、一审判决对合肥农商行及站西路支行的证据认定错误。1、合肥农商行及站西路支行的证据无法律效力。合肥农商行及站西路支行提供的用章记录、管理规定等相关证据，均形成并来源于其自身，对外无法律约束力，不具有客观性和有效性。原审法院认定该证据有效，将其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并加以主观延伸推断，直接导致本案事实认定错误。2、站西路支行用于鉴定的公章样本无检材效力。一审时，上诉人并非不同意对印鉴进行鉴定，而是认为站西路支行提供的公章样本不具备客观性和合法性，不具备检材效力。无论是主合同和保函上站西路支行的公章，还是站西路支行在相同时段使用的其他公章，站西路支行在刻制和销毁时，均未按照国务院的有关规定在公安机关备案，一审判决也认定“原合肥农商行濉溪东路支行的印章，从银行的管理角度应当在公安机关备案”，但由于其未尽备案责任，导致印章在鉴伪标准上不具备唯一性和排他性，因此，在检材效力上，不能将其用于鉴定的印鉴样本作为唯一正确的标本来检验本案公章，否则，违反客观公正原则。本案诉争公章系站西路支行副行长及行长助理王俊所盖，该印章与鉴定的印鉴都来源于站西路支行自身，因其公章不具备公示性、唯一性和排他性，因此，站西路支行在相同时段使用过其他印章这一事实，不能必然否定诉争公章的有效性，更不能必然排除诉争公章的真实性。原审法院认为“作为银行的分支机构其在同一时期不可能同时使用两枚或两枚以上的印章”属于主观臆断，也与事实不符。站西路支行对印章的刻制、使用、保管和销毁方面均存在过错，应该承担本案不利后果。3、原审法院将公章鉴伪的责任强加于上诉人，与法不符。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在本案中有义务负责验证案涉争议证据中印章的真伪”，这明显是举证责任分配错误。本案所涉公章的刻制、使用、保管、销毁都由站西路支行控制和实施，在其恶意隐瞒事实的情况下，上诉人客观上根本不具备完成该举证责任的条件。4、关于王俊书写内容的真实性问题。原审法院故意忽略一个极为关键的证据，即“鉴于主债务期限延长，我行担保责任期限相应延长”由站西路支行副行长及行长助理王俊在其办公室内亲笔书写。该事实，不仅有站西路支行原行长郑东兵所证实，被告强森公司及汪俊森也予以承认和证实。原审法院故意忽略该关键证据，刻意为合肥农商行开脱责任制造条件。 三、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合肥农商行及站西路支行应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原审法院以诉争公章虚假及站西路支行无出具保函的授权为由，判定不承担担保责任。上诉人认为该判决适用法律严重错误。1、诉争公章真实有效，王俊手书“鉴于主债务期限延长，我行担保责任期限相应延长”系职务行为。本案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诉争公章虚假，站西路支行在同一时段使用两枚以上公章，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现有证据表明，诉争公章系王俊所盖，“鉴于主债务期限延长，我行担保责任期限相应延长”系王俊亲手所写，该职务行为应由站西路支行承担法律后果。2、主合同和保函均真实、合法、有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有关保证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7条规定，金融部门的分支机构提供保证的，如无其他导致保证合同无效的因素，保证人应当承担保证责任。站西路支行虽系分支机构，但有独立的营业执照，能相对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本案保函属于金融机构的常规业务，在效力审查标准上宽于一般民事保函。因此，本案保函合同在内容、形式、主体、程序等方面均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原审法院片面适用担保法司法解释第17条的规定否定案涉保函合同的效力，显属适用法律错误。3、关于担保期限问题。本案主合同及保函已作出明确约定，站西路支行为连带担保责任，保证期限至其履行完毕在典当合同项下的全部还款义务止。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三十二条规定，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直至主债务本息还清时为止等类似内容的，视为约定不明，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因此，原审法院认定保证期间已过于法不符。4、即便本案保函无效，合肥农商行及站西路支行也应承担赔偿责任。上诉人对合肥农商行和站西路支行在一审中的诉讼请求是“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包括连带担保责任和连带赔偿责任两种责任型态（即，如果本案担保合同有效，合肥农商行及站西路支行应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如果无效，则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即便主合同和保函合同都无法律效力，合肥农商行和站西路支行也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而无论哪一种责任型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依法都可成立。首先，上诉人与强森公司签订典当合同并支付当金的前提，是基于对站西路支行出具保函的信任，典当合同的生效是以站西路支行开具保函作为生效条件，并将保函作为必要组成部分。其次，强森公司已向站西路支行充分披露主合同内容，并告知其风险，其履行主合同也是基于对站西路支行出具保函的信任。第三，上诉人在站西路支行出具保函后的次日才向强森公司支付当金，站西路支行出具保函是促使上诉人支付当金的唯一原因，否则，上诉人的当金损失不会实际发生。第四，典当借款到期后，站西路支行出具书面承诺，同意将担保期限随主债务期限相应延长。上诉人本着对该承诺的信任，对还款给予宽限期，客观上也造成损失进一步扩大。以上证据表明，上诉人签订和履行典当合同均依赖于对站西路支行出具保函的信任，二者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上诉人的当金损失系基于对站西路支行出具保函的信赖所致，即便主合同和保函合同均无法律效力，合肥农商行及站西路支行也应承担过错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本案主合同及保函均合法有效，王俊代表站西路支行在主合同及保函上盖章及书写担保期限延长等均系职务行为，应由其承担法律后果。至于王俊行使职务是否妥当，站西路支行是否有权出具保函等，是其内部的管理问题，不应将其管理风险向外转嫁给上诉人承担。即便本案主合同或保函合同无效，合肥农商行及站西路支行也应承担过错赔偿责任。上诉人请求贵院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合肥农商行、站西路支行辩称： 一、本案的实际支付金额。鑫茂公司向强森公司实际支付金额是440万元，还是430万元，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而且，这是鑫茂公司与强森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与合肥农商行、站西路支行没有关联性。 二、原审法院予以认定合肥农商行、站西路支行的证据，是正确的。1、合肥农商行、站西路支行提交《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公司濉溪东路支行公章使用登记簿》，无论从该份证据的形式上，还是内容上，均是无法伪造的。《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人民币保函业务操作管理规定》作为合肥农商行的重要文件，具有很强的公信力。因此，原审法院对上述两份证据等予以认定是正确的。2、关于“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濉溪东路支行”印章的鉴定问题。一审中，站西路支行向法院申请对鑫茂公司证据《不可撤销的银行兑付保证函》上加盖的“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濉溪东路支行”印章进行鉴定，并提交了同时期濉溪东路支行在有关国家机关的用印材料作为检材。但是，鑫茂公司无任何正当理由拒绝鉴定。在此情况下，站西路支行自行委托专业机构进行鉴定，结果显示鑫茂公司证据《不可撤销的银行兑付保证函》的印章与样本印章不一致，并将鉴定报告提交原审法院。鑫茂公司在无任何证据的情况下，甚至主观臆断站西路支行在同时期使用两枚不同印章。鑫茂公司无法证明其所举保函中“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濉溪东路支行”印章的真实性，又无正当理由不同意鉴定，应当承担不利后果。 三、关于《不可撤销的银行兑付保证函》中“鉴于主债务期限延长，我行担保责任期限相应延长”的问题。1、关于内容签署事实问题。首先，鑫茂公司未证明《不可撤销的银行兑付保证函》中“鉴于主债务期限延长，我行担保责任期限相应延长”系所称王俊所写。其次，鑫茂公司称王俊系站西路支行行长助理，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事实上，王俊仅仅是普通员工。再次，鑫茂公司亦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不可撤销的银行兑付保证函》等材料系在站西路支行签署。鑫茂公司申请其公司员工张志明、其上级单位员工周本凤出庭作证，但通过法庭的询问，两人的证言相互矛盾，反而证明鑫茂公司的该说法是虚假的。最后，鑫茂公司称郑东兵予以证实，纯属子虚乌有。强森公司和汪俊森没有出庭，亦不可能证实任何事实。2、保证函担保责任延长约定无效。（1）保证函无效导致保证责任延长无效。如上所述，因站西路支行在主体上不符合《担保法》关于对外有效担保的资格，且涉及签章均系他人伪造，故保证函对于保证责任延长的约定也系无效。（2）《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与债务人协议变更主合同的，应当取得保证人书面同意，未经保证人书面同意的，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鑫茂公司自2010年4月30日至2011年7月29日共计14次为强森公司续当，擅自改变还款期限这一合同主要内容和条款，皆未经署名为“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濉溪东路支行”的所谓保证人（该主体如上所述并不具有外担保合法主体资格）书面同意，更未经合法有权主体合肥农商行确认，保证人依法不承担保证责任。（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直至主债务本息还清时为止等类似内容的，视为约定不明，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2010年3月29日借款期限届满后至2015年6月长达5年多时间，鑫茂公司从未向署名为“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濉溪东路支行”的保证人主张还款，不仅超过两年法定保证期间，而且超过法定诉讼时效。 故涉案保证函不仅超过了保证期间，超过诉讼时效，且关于保证责任延长的约定和确认行为本身应为无效行为。 四、涉案保证函及典当合同无效。1、签署保证函和典当合同均非站西路支行真实意思表示。（1）保证函、典当合同中涉及站西路支行签章系伪造。涉案保函上加盖的印章“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濉溪东路支行”印章系伪造，加盖的“郑东兵”印章系伪造，此有《安徽龙图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皖龙图司鉴[2019]文书鉴定第619号）为证。 该鉴定意见书的样本系站西路支行同时期在安徽省住房公积金公章用印和现金、转账支票负责人章用印，具备合法、合理的鉴定效力，望法庭予以采纳。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二条、《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鑫茂公司应当对保证函有效承担举证责任。在本案涉案签章已经合肥农商行合法鉴定证明均系伪造情况下，鑫茂公司如没有其他充分证据否定该鉴定意见书的证明效力和证明保证函和典当合同有效的情况下，应认定该保证函和典当合同无效。通过庭审查明，尤其是鑫茂公司申请的两名证人的证言，关于《典当合同》和保证函的形成过程相互矛盾，疑点重重，更加说明印章的虚假性，以及鉴定的必要性。（2）站西路支行公章使用登记簿也未有涉案保函上印章的登记记录，说明站西路支行从未出具涉案保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二）意思表示真实；……”，显然上述情形不符合《民法总则》关于民事行为有效的规定。2、保证函、典当合同均违反强行法规定。（1）答辩人站西路支行无对外担保资格。站西路支行作为合肥农商行的下属支行，属法人分支机构，对外无出具保函的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条规定：“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职能部门不得为保证人。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有法人书面授权的，可以在授权范围内提供保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未经法人书面授权提供保证的，保证合同无效”，再次明确金融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提供保证的，应当经法人书面授权。同时，《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人民币保函业务操作管理规定》明确规定：总行是保函业务授权行，未经总行授权，各支行一律不得以自身名义对外办理保函业务。实践中，总行从未授权任何支行办理保函业务，各支行也从未对外出具过保函，此有合肥农商行总行公司金融部2009年保函登记簿为证。故答辩人无对外担保资格，也无担保书面授权。（2）所谓“保证函”内容本身违法。《不可撤销的银行兑付保证函》和《典当合同》相关内容均约定“保证函”的效力独立存在，实为独立保函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规定“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鑫茂公司使用保证函担保明显违反担保法规定，系违法无效。（3）典当合同内容违法。《典当合同》第一条约定“甲方自愿将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濉溪东路支行“合科函字第17号”《不可撤销得银行兑付保证函》项下的权利质押给乙方，乙方本着对该《保证函》的信任，接受该质押……”，即鑫茂公司接受强森公司担保权作为质押开展典当业务。《典当管理办法》（商务部、公安部令2005年第8号）第三条规定“本办法所称典当，是指当户将其动产、财产权利作为当物质押或者将其房地产作为当物抵押给典当行，交付一定比例费用，取得当金，并在约定期限内支付当金利息、偿还当金、赎回当物的行为。”首先，担保权非当户即强森公司财产权利，担保权只能是债权人的权利，而非债务人的权利，更非债务人的财产权利。其次，上述所谓“担保权”系从权利，系不可单独进行转让和质押权利，《物权法》第二百二十三条规定:可以出质的权利范围为债务人或者第三人有权处分的下列权利可以出质：（一）汇票、支票、本票；（二）债券、存款单；（三）仓单、提单；（四）可以转让的基金份额、股权；（五）可以转让的注册商标专用权、专利权、著作权等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六）应收账款；（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可以出质的其他财产权利。”案涉保函不属于以上任何一种，故不可作为质物。再次，担保权也非法律规定可以质押并进行质押登记的权利。最后，涉案《典当合同》签订时间是2009年9月28日，而其所谓质押标的即涉案保函的落款时间为2009年9月29日，质押合同签订时质押标的尚未存在，事实既无法实现质押也无法进行质押登记。故该典当合同违反了《担保法》、《物权法》和《典当管理办法》，应属无效合同。 五、鑫茂公司存在重大过错。1、鑫茂公司违法开展业务。如前述，鑫茂公司违反《担保法》、《物权法》和《典当管理办法》相关规定违法开展业务，利用不属于当户强森公司、不属于财产权利、无法质押和登记且违反《担保法》规定的无效独立保证函办理所谓质押典当业务，其在涉案业务各个环节均存在重大过错和涉嫌故意违法。2、未尽专业机构审慎义务。作为经国家商务部门批准长期从事专业典当金融业务的专门机构，鑫茂公司在涉案业务中存在多处明显违反规定、惯例、常识环节之处，如：（1）鑫茂公司违反《担保法》接受分支机构保证函。第一，《担保法》《担保法解释》都明确规定分支机构对外担保无效，且保函只能作为从合同，担保权只能是从权利，不得也无法作为当物质押，这是基本法律规定，更是鑫茂公司作为专业从事典当金融业务的主体所熟知业务常识，涉案中鑫茂典当不但轻易接受，且未审查任何授权文件，这不符合其专业主体特征和业务常识，显然是故意违法、违规开展业务行为。第二，鑫茂公司作为专业的类金融公司，理应熟知银行需在进行完一系列流程：授信申请、审查、审批、办理反担保等，方可能对外出具保函。但其在未核实合肥农商行或站西路支行是否进行上述流程的情况下，贸然接收涉案保证函，明显违反常理。（2）涉案保证函本身格式存有明显伪造痕迹。涉案保函出具机构显示为“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濉溪东路支行”（即支行出具），但其保函编号却为“合科函字第17号”（即总行编号）。第一、盖支行印章出具保函，编号却使用总行出具保函的编号,自相矛盾，明显伪造;第二，编号“合科函字第17号”中的“函”字是机构间往来公文的文体,而合肥农商行保函业务用的编号实为“合科商保字XXX号”。以上两处明显违反常理，进一步印证涉案保函的虚假性；第三，合肥农商行制度及出具保函中从未出现“保证函”的说法，各大银行使用的称谓也皆为“保函”，涉案“保证函”的名称明显违背金融业务习惯，伪造痕迹明显；第四，上诉人申请出庭两位证人之间对于保函文本制定的主体、场所等基本事实证言存在明显矛盾；第五，案涉保函显示为银行“出具”，但其左上角却显示鑫茂公司，右上角显示房地产抵押典当合同，甚至右下角的联系电话及地址也为鑫茂公司，明显违背常理，也进一步证明保函并非是站西路支行提供。从保证函体现出上述明显瑕疵等可以认定，该典当合同、保证函系鑫茂公司违法违规办理业务，非由答辩人出具。（3）该业务明显违反商业交易习惯。首先强森公司为担保类公司，银行与担保公司合作主要是接受担保公司担保为借款人债务担保，而非对担保公司提供担保，涉案保证函系“银行”为担保公司提供“担保”，这有违银行和担保公司合作习惯。其次，涉案典当合同中档金月利率和综合费率高达2.5%，即相当于年息30%，另逾期则另付按日万分之三，即相当于年息10.8%,即远超过法律保护的24%的利率标准，银行作为正规金融机构不可能为如此高且违法的业务做担保，该业务违法且不符合业务习惯。故鑫茂公司作为经国家有权机关许可、接受政府部门监管并长期从事专业典当业务的特许经营主体，鑫茂公司在涉案业务中既存在违法行为，也对业务中明显违反法律法规、违反商业惯例、违反业务常识的情况视而不见，存在重大过错，且存在伙同他人故意违法犯罪的可能。其损失应当由其自身承担，而非答辩人。 综上所述，涉案典当合同、保证函及保证责任延长确认行为均系无效，鑫茂公司在开展业务过程中存在重大过错甚至故意严重违法行为，且鑫茂公司与他人存在串通违法损害他人权益的嫌疑，站西路支行及合肥农商行依法不承担保证责任，鑫茂公司所有损失应由其自身承担，请法庭查明案件事实，依法驳回鑫茂公司对合肥农商行及站西路支行的全部诉讼请求。 鑫茂公司原审诉讼请求：1.强森公司立即偿还鑫茂公司当金500万元，并自2012年9月28日起按月2%的标准向鑫茂公司支付综合费用和利息，暂计算至起诉之日为690万元，之后按此标准顺延计算至本案债务履行完毕之日止；2、站西路支行、合肥农商行、汪俊森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鑫茂公司、站西路支行、合肥农商行、汪俊森共同负担。 原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9月28日，强森公司（甲方）与鑫茂公司（乙方）签订《典当合同》，约定：甲方向乙方典当借款500万元，当期自2009年9月29日至2010年3月29日，月利率为0.5%，月综合费率为2%，如逾期还款，按每日万分之三支付当金罚息；甲方同意乙方在支付上述当金时预扣全部综合费用；乙方应于2009年9月30日前将实付金额440万元转让入甲方开设在合肥农商行濉溪东路支行的账号20000223737010300000018……合同签订的当日，鑫茂公司向强森公司开出面票额500万元的当票，该当票综合费60万元，实付金额440万元，综合费预扣，利息按月收取。2009年9月30日，鑫茂公司向强森公司指定的上述账号发放典当款440万元。 2010年3月26日，强森公司与鑫茂公司协商，典当期限延长至2010年9月29日，相应费用续收。之后，双方自2010年9月29日至2011年7月29日又共签订14份《续当凭证》，续当借款的期限展期至2011年8月29日，每次续当借款的本金金额均按照500万元计算，月利率和综合费利率均按合同约定的标准计算。 2011年12月2日，鑫茂公司分别向强森公司、合肥农商行濉溪东路支行发送落款时间为2011年11月30日的《关于要求尽快清偿欠款的通知书》，要求强森公司归还当金500万元，要求合肥农商行濉溪东路支行履行保证责任。合肥农商行濉溪东路支行收到该通知书后未给予回应。强森公司收到该通知书后于2011年12月30日出具《还款计划》，计划分期还款，于2012年6月还清余款。之后因为未能清偿，2013年4月24日，汪俊森以其个人名义出具还款计划，主要内容为：本人所欠贵司500万人民币本金及利息，计划在5月份归还部分，后每月归还100万元左右，争取在2013年底前还清。又因未能兑现承诺，汪俊森又于2014年5月28日出具《欠条（说明）》一张，主要内容为：至2014年5月28日，欠鑫茂典当本金500万元，欠息另计，承诺在6月20日前归还人民币不少于20万元。 强森公司和汪俊森向鑫茂公司的付款情况为：2009年度，9月28日10万元、10月29日2.5万元、10月31日10万元、11月30日10万元、12月1日2.5万元、12月31日两笔分别为2.5万元和10万元（计12.5万元）；2010年度，1月29日两笔分别为10万元和2.5万元（计12.5万元）、2月28日10万元、3月3日三笔分别为2.5万元、2.5万元和10万元（计15万元）、4月3日两笔10万元和2.5万元（计12.5万元）、6月1日12.5万元、6月3日2.5万元、7月3日2.5万元、7月7日10万元、8月3日两笔分别为10万元和2.5万元（计12.5万元）、9月3日10万元、9月29日12.5万元、10月29日12.5万元、11月29日12.5万元、12月3日12.5万元；2011年度，2月1日7.5万元、3月8日17.5万元、4月13日13.5万元、6月10日14万元、6月30日28万元、7月29日14万元、12月26日50万元、12月28日28万元；2012年度，3月19日50万元、6月3日5万元、7月9日10万元、8月1日5万元、8月3日5万元、8月8日5万元；2013年度，12月11日5万元、12月31日2万元，共付款42笔合计支付457万元。 原审法院认为，鑫茂公司与强森公司之间虽然签订的是《典当合同》，但本案并无当物（财产质押或权利质押），双方之间实际是借款合同关系，所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也应当受法律的保护和制约。 因本案无财产质押或权利质押，所以案涉《典当合同》约定的包含管理费和服务费在内的综合费用并非合理，故原审法院按照民间借贷的利率标准计算案涉借款的利息，利息标准酌定为月利率2%（年利率为24%），以强森公司实际使用的款项为基数自放款之日即2009年9月30日起按照年利率24%计算利息。强森公司在2009年9月28日先行支付给鑫茂公司10万元，应当视为鑫茂公司预扣利息或综合费用，故原审法院认定强森公司实际使用鑫茂公司借款430万元，对鑫茂公司主张500万元主债权认为不当，对超出430万元的70万元不予支持。原审法院对强森公司自2009年9月30日起应付的利息进行核算（见附表），统计强森公司与汪俊森至2013年12月31日共同归还的457万元充抵利息至2011年11月28日，还尚欠利息88000元（算至2018年6月28日，457万元充抵利息，尚欠利息9556599.99元）。鑫茂公司本次诉讼主张自2012年9月28日起按照月利率2%标准计算至2018年6月28日的利息损失为690万元，小于原审法院核算的利息损失范围，对此利息请求数额原审法院予以支持。 针对鑫茂公司主张汪俊森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问题，原审法院认为虽然案涉借款发生在强森公司与鑫茂公司，但汪俊森作为强森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于2013年4月出具的《还款计划》表述其个人欠款、于2014年5月28日出具的《欠条（说明）》的落款处为“欠款人：汪俊森”，均说明汪俊森个人已加入债务中，换言之汪俊森愿意承担还款责任。因此，鑫茂公司主张汪俊森对案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理由正当，原审法院予以支持。 关于第三人王俊，因鑫茂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案涉争议的《不可撤销的银行兑付保证函》是王俊加盖原合肥农商行濉溪东路支行印章及时任行长郑东兵的印章，也无证据证明该保证函的左下角的“鉴于主债务期限，延长我行担保责任期限相应延长”是王俊所写，故王俊作为本案第三人是不适当的。 关于合肥农商行和站西路支行，原审法院在证据分析中已作了充分阐述，鑫茂公司主张合肥农商行及站西路支行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证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采信。另外，就合肥农商行和站西路支行同时抗辩的诉讼时效问题，从证据的表面形式上看，《不可撤销的银行兑付保证函》左下角的“鉴于主债务期限，延长我行担保责任期限相应延长”是写于2010年3月26日，根据续当凭证，其对应延长的保证期限应为2010年9月26日，而非顺延至2010年9月26日之后展期期限。该证据形式也未约定保证期限，故应视为保证期限为借款期限届满后的六个月，即2011年3月26日为证据形式上的担保期限届满之日。而鑫茂公司出具的《关于要求尽快清偿欠款的通知书》是在2011年12月2日发出邮寄的，因此在证据形式上也超出了保证期间。因此，无论是从证据的效力还是形式上，鑫茂公司主张合肥农商行和站西路支行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证据均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强森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鑫茂公司当金本金430万元、利息690万元（利息暂计算至2018年6月28日，此后仍按年利率24%的标准，以未偿还本金的余额为基数顺延计算至款清时止）；二、汪俊森对强森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鑫茂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1653元、公告费1200元，均由强森公司、汪俊森共同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对原判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关于一审判决对本金认定错误的上诉意见。经查，一审判决已经将2009年9月28日强森公司支付的10万元已经从本金中予以扣除，同时又将该款计算在42笔共457万元的还款数额之内并予以充抵利息，确属重复计算。故应从充抵利息的款项中扣除10万元，一审判决计算错误，应予纠正。 上诉人关于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合肥农商行及站西路支行应承担连带担保或连带赔偿责任的上诉意见。本院认为，本案一审期间，上诉人作为原告提起本案诉讼，其依据《不可撤销的银行兑付保证函》要求合肥农商行和站西路支行承担保证责任。合肥农商行和站西路支行辩称保证函上加盖的“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濉溪东路支行”、“郑东兵”印章系伪造并申请鉴定，同时提供了站西路支行同时期在安徽省住房公积金公章用印和现金、转账支票负责人章用印作为样本。在上诉人以鉴定样本所使用的印章不具有唯一性以及案涉印章未在公安机关登记备案为由拒绝鉴定的情况下，自行委托安徽龙图司法中心进行鉴定并向法院提交《安徽龙图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作为反驳证据向法庭举证。上诉人虽然对站西路支行提交的鉴定结论不予认可，但至本案二审期间，上诉人除其单方陈述以外，并没有提交证据证明站西路支行曾经同时使用过两枚不同的印章，也没有针对鉴定结论提交其他有效的反驳证据。民诉法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因此，原审法院依据以上规定对涉案保函上加盖的“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濉溪东路支行”、“郑东兵”印章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并据此作出判决，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 另上诉人关于即便本案保函无效，合肥农商行及站西路支行依据主合同第5条以及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七条的相关规定，也应承担担过错赔偿责任的上诉意见。本院认为，根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七条所规定“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债权人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内容分析，首先，上诉人要求合肥农商行及站西路支行承担担保责任，必须有证据证明合肥农商行及站西路支行系案涉主合同的担保人。鉴于以上分析并结合上诉人提交的其他证据，上诉人均不能有效证明被上诉人做出过为案涉主合同进行担保的意思表示。其次，上诉人要求合肥农商行及站西路支行承担担保责任，还必须证明上诉人无过错。上诉人作为专业的典当公司，属于类金融专业机构，对银行出具保函的真实性进行必要的审查，应为其主要的业务内容。同时，另据典当合同的约定，当金的月利率和综合费率高达年息30%，另逾期则另付相当于年息10.8%的违约金,作为金融机构对如此高风险业务进行担保，并出具保函，亦不具有合理性。另金融机构出具独立保函，是一种严格的担保责任，作为常识，上诉人作为专业典当机构，应当清楚金融机构通常会进行严格的程序审查。对保函上附加添写“鉴于主债务期限延长，我行担保责任期限相应延长”字样等非常规做法，上诉人更应尽到严格审慎审查义务。综合以上分析，本院认为，上诉人要求合肥农商行及站西路支行承担过错赔偿责任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安徽鑫茂典当有限责任公司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变更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2018)皖0103民初565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安徽强森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安徽鑫茂典当有限责任公司当金本金430万元、利息700万元（利息暂计算至2018年6月28日，此后仍按年利率24%的标准，以未偿还本金余额为基数顺延计算至款清时止）； 二、维持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2018)皖0103民初565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汪俊森对安徽强森投资担保有限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三、维持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2018)皖0103民初5653号民事判决第三项即：驳回安徽鑫茂典当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诉讼费按一审判决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60180元，由上诉人安徽鑫茂典当有限责任公司承担57880元，汪俊森、安徽强森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共同承担23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程亚娟 审判员  古开利 审判员  马 莉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五日 法官助理徐光红 书记员徐光红(兼） 附：相关适用法律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