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11民初1022号原告：武汉正一帆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硚口区解放大道201号1座4层5号。法定代表人：付少波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玮，北京大成（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武汉凯硕建材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洪山区和平乡徐东路7号欧洲花园小区15-6-1。法定代表人：曾涛。委托诉讼代理人：闵寿池，湖北诚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军，湖北诚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武汉正一帆商贸有限公司诉被告武汉凯硕建材贸易有限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刘炎铭独任审理，于2020年5月20日、2020年8月27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武汉正一帆商贸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玮，被告武汉凯硕建材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曾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闵寿池、李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武汉正一帆商贸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违约金50万元；2.本案所有诉讼费用由本案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6年6月14日，原、被告签订《码头卸船系统合作协议》。该协议约定：被告将其自有的卸船系统及长汉趸250号趸船、驳船港甲1504号卸船、铲车等配套设备出租给原告在武汉市青山区王家屋锚地鸿恒源码头进行水泥粉料中转；原告向被告支付租赁费用；租赁期限为三年，协议自2016年7月15日正式生效。同时该协议第五条第1款还约定:除非有法律规定和政府行政的事由，甲乙双方不得以任何理由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否则应向对方支付违约金50万元，并赔偿对方因此造成的损失。该协议签订后，原告按约履行协议。但被告在2018年10月7日，未经原告同意擅自将其出租给原告的长汉趸250号趸船拖走。被告的违约行为致使原告不能在码头正常作业，直接导致原告租赁码头的损失、员工开支损失、需支付客户违约金损失达数十万元。并且还导致原告信誉受损、客户流失，间接损失达数百万元。被告违约后，经原告多次找被告协商索赔，被告均置之不理。依据上述协议第五条第1款约定及法律规定，被告应当向原告支付50万元违约金，遂诉至法院。被告武汉凯硕建材贸易有限公司辩称：被告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原告主张违约金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被告自始至终未单方面终止《码头卸船系统合作协议》。原告在本案中所主张的违约金不符合协议约定承担违约责任的条件，没有合同依据。《码头卸船系统合作协议》中约定的50万元违约金过高，不符合法律规定。经审理本院查明事实如下：原告武汉正一帆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一帆公司”）与案外人武汉源安鑫商贸有限公司签订《泊位租赁协议》，向案外人武汉源安鑫商贸有限公司租用“建洲原恒源粉料码头”用于水泥起驳和运输。为正常运营水泥起泊和运输业务，2016年6月14日，原告正一帆公司与被告武汉凯硕建材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硕公司”）签订《码头卸船系统合作协议》，协议约定：乙方（凯硕公司）将自己的“卸船系统及船长汉趸250号驳船港甲1504号卸船、铲车”等配套设备出租给甲方（正一帆公司）用于武汉市青山区王家屋错地鸿恒源码头进行水泥粉料中转；甲方（正一帆公司）具有完全自主经营的权利，乙方（凯硕公司）不得干涉，在优先保证乙方（凯硕公司）供应前提下，甲乙双方可共享货源；在租赁期间趸船、驳船的一切搬迁费用由甲方（正一帆公司）自行承担，合同终止后，甲方（正一帆公司）需将趸船、驳船迁至乙方（凯硕公司）指定的地点；甲方（正一帆公司）需在合同生效前，缴纳20万元趸船、驳船押金；甲方（正一帆公司）必须保证在合同关系终止后，归还租赁的所有设备，且所有租赁设备能正常运营；甲方（正一帆公司）须为乙方（凯硕公司）中转粉料4.5万吨/年，作为租赁费用，高于4.5万吨/年按15元/吨结算，如不是乙方原因导致乙方（凯硕公司）未能完成4.5万吨中转量，那么甲方（正一帆公司）需按15元/吨的单价补齐未完成中转量的差价；除非有法律规定和政府的事由，甲乙双方不得以任何理由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否则，应向对方支付违约金50万元，并赔偿对方因此遭受的损失；协议期限为三年，从2016年7月15日开始正式生效。《码头卸船系统合作协议》并对双方其他权利义务作出约定。现查明，凯硕公司转租给正一帆公司的趸船系凯硕公司从武汉港务集团有限公司汉口港埠分公司租赁所得。凯硕公司于2014年5月1日与武汉港务集团有限公司汉口港埠分公司签订的《装卸服务合同》约定“武汉港务集团有限公司汉口港埠分公司提供‘长汉趸250’趸船一艘，……双方合作在凯硕公司金口码头进行装卸生产作业”，该合同第九项第三点约定“若因不可抗力、遇政府行为或甲方（武汉港务集团有限公司汉口港埠分公司）上级主管部门需要将‘长汉趸250’另作他用的原因，甲方（武汉港务集团有限公司汉口港埠分公司）及时通知乙方（凯硕公司），合同自动终止，双方互不承担责任和赔偿损失”。正一帆公司与凯硕公司签订《码头卸船系统合作协议》后，凯硕公司向正一帆公司提供了钢筋跳、“长汉趸250”趸船、“港甲1504号”驳船以及铲车等合同约定的设施设备，其中钢筋跳连接“长汉趸250”趸船与江岸，“长汉趸250”趸船连接“港甲1504号”驳船与钢筋跳，当有货船需卸货时，货船靠近“港甲1504号”驳船，上述船舶及设施设备共用构成了一套完整的中转卸货系统。另查，2016年4月8日，湖北省人民政府发布《关于关停并限期拆除长江干线湖北段非法码头的通告》，要求对“不符合港口岸线利用规划及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且无经营许可证、违规占有港口岸线的非法码头进行治理。对不符合采砂规划、不满足采砂许可条件、未取得水利部门采砂许可、非法从事河道采砂、严重影响航运和生态环境的采砂行为进行治理”。2016年3月22日，武汉市人民政府发布《武汉市沿江港口岸线资源环境综合治理工作方案》，要求“开展沿江港口岸线资源环境综合整治，努力实现‘五无三化一提升’的工作目标，即：江上无非法采砂、江边无非法码头、码头无违法建设、港口无隐患趸船、沿江无乱停乱靠，实现港口规模化、生产标准化、岸线集约化，城市滨江生态环境和景观明显提升”。2018年9月30日，案外人武汉港务集团有限公司汉口港埠分公司向凯硕公司出具《关于解除收到武汉港务集团有限公司汉口港埠分公司解除合同的通知后，凯硕公司工作人员熊昌喜自2018年7月29日起催促正一帆公司法人代表付少波返还“长汉趸250号”，因租期未届满，付少波并不同意提前返还“长汉趸250号”趸船，至2018年10月31日，在凯硕公司的一再要求下，付少波方才允许凯硕公司将趸船拖走。2019年5月16日，正一帆公司与凯硕公司签订《驳船转让协议》，协议约定：凯硕公司将出租给正一帆公司的驳船（阳港甲1504号）卖予正一帆公司，正一帆公司需支付凯硕公司购船款80万元，付款方式为2019年6月1日前一次性支付，另正一帆公司支付凯硕公司2018年11月至2019年4月驳船租金37750元，两笔款项合计837750元。对《驳船转让协议》的相关事实，原被告存在分歧，原告表示双方在签订《驳船转让协议》后随即都在各自所持协议上写下“协议作废”，协议并未实际履行。凯硕公司则表示，该协议有效且已履行完毕，双方之所以签订《驳船转让协议》是因为双方已就“拖走趸船及履行《码头卸船系统合作协议》”发生的争议达成一致，在此基础上，双方通过签订《驳船转让协议》来明确权利义务并彻底解决双方争议。上述事实，有《码头卸船系统合作协议》、凯硕公司向原告出具的收据、“长汉趸250号”趸船拖走时照片、正一帆公司与案外人武汉源安鑫商贸有限公司签订的《泊位租赁协议》、案外人武汉源安鑫商贸有限公司出具的《收据》、武汉港务集团有限公司汉口港埠分公司向凯硕公司出具《关于解除本院认为，原告正一帆公司与被告凯硕公司所签《码头卸船系统合作协议》包含船舶、设备租赁及合作转运粉料等内容，合同内容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协议合法有效。本案争议的焦点之一是原告正一帆公司是否就“提前拖走趸船”一事与凯硕公司达成合意，凯硕公司认为双方对此已达成一致，并在达成一致的基础上签订了《驳船转让协议》，该协议已履行完毕，双方就趸船拖走所产生的争议已被妥善解决。对此，正一帆公司否认，正一帆公司认为《驳船转让协议》未成立、未生效，且未实际履行。本院认为，《驳船转让协议》是否成立，是否生效以及是否实际履行并非本案主要审理范畴，本案诉争因《码头卸船系统合作协议》履行期间趸船被拖走引发，而《驳船转让协议》仅约定驳船买卖及驳船租金结算事宜，《驳船转让协议》未对趸船争议如何处理作出约定，因此，即使《驳船转让协议》成立、生效或已履行，也仅能证明双方就驳船买卖所达成的合意，《驳船转让协议》未就趸船拖走后的责任分担作出约定，不能认为趸船争议在《驳船转让协议》中得以处理。凯硕公司主张其工作人员熊昌喜通过短信沟通已与正一帆公司法人代表付少波就提前拖走趸船一事达成一致，即双方就合同中趸船租赁部分已协商解除，本院认为，协商解除是指双方当事人通过协商一致将原合同加以解除，即通过双方当事人重新订立的合同消灭基于原合同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合同协议解除的有效成立，也必须满足合同成立的一般要件。即，一是在合同的订立方式上，要通过要约和承诺的方式订立；二是在合同的内容上要具体确定，合同中不仅要有消灭既存合同关系的内容，也要包括解除后责任如何分担等内容。本案虽然最终正一帆公司同意凯硕公司拖走趸船，但对于趸船拖走后的责任如何分担等内容并未形成一致的意思表示，故双方当事人协商解除《码头卸船系统合作协议》中趸船租赁部分并未有效成立，不能视为原被告双方达成了提前解除趸船租赁关系的合意。凯硕公司认为拖走趸船系受政府指令，系不可抗力，属于可以免责的事由，对此，本院认为：一、2016年3月22日及2016年4月8日，武汉市人民政府及湖北省人民政府就发布相关通知，要求对非法趸船、非法码头进行清理整治，而原被告之间的《码头卸船系统合作协议》签订于2016年6月14日，签订合同时，双方均已知悉政府的相关通告，在此背景下，凯硕公司应能预见到长江沿线非法趸船有可能被清理整治，故政府通告并不属于不可预见的范畴，也非不可抗力；二、凯硕公司在明知政府通告的情形下仍与正一帆公司签订《码头卸船系统合作协议》，并在协议中约定违约金，其将趸船出租给正一帆公司系用实际行动表明其愿自担可能发生的违约责任风险；二、正一帆公司租赁的趸船是否属于应被清理整治的趸船并未得到认定，政府通告仅表明将清理整治非法趸船和非法码头，武汉港务集团有限公司汉口港埠分公司发给凯硕公司的《解除的通知》也表示“按政府要求，同时为了防止他人利用我公司资产设立非法码头……，应在2018年10月31日前返还…趸船”，而庭审中，正一帆公司出示了港口经营许可证表明其系合法运营，事实上截止庭审之日，正一帆公司仍在案涉港口经营；三、即便根据政府指令所为，也是武汉港务集团有限公司汉口港埠分公司根据政府指令收回趸船，而非凯硕公司，更非正一帆公司。凯硕公司与武汉港务集团有限公司汉口港埠分公司签订的《装卸服务合同》只能约束凯硕公司和港务集团，凯硕公司不能援引其与他人所签合同条款来约束正一帆公司，这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正常收益与风险的必然要求。同时，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发生不可抗力，只能在不可抗力发生的合同当事人中产生免责，而不必然在未发生不可抗力的合同中对第三人免责。因此，凯硕公司主张拖走趸船系政府行为、不可抗力，属免责事由的抗辩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凯硕公司拖走趸船的行为既不是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也不成立不可抗力等免责事由，其擅自拖走趸船行为构成违约，凯硕公司应按《码头卸船系统合作协议》约定承担违约金责任。庭审中，凯硕公司认为约定违约金过高，要求减少违约金，对此，本院认为：一、凯硕公司虽仅擅自拖走趸船，但趸船系中转卸货系统必不可少的设备，凯硕公司违约行为并不只是造成趸船无法使用，客观上造成了整个中转卸货系统停摆，导致了正一帆公司码头租金损失、船舶及设施设备租金损失、人员工资损失和及时止损而支付费用的损失，此外，正一帆公司与多位客户签订了物资中转协议，趸船缺失客观上也会导致合同履行后可得利益的损失。现有证据表明仅码头租金一项，正一帆公司每月需向第三方（武汉源安鑫商贸有限公司）支付11万元，故本案原被告在合同中约定违约金50万元并不过高；二、凯硕公司认为其与正一帆公司协商三个月后才拖走趸船，在此期间正一帆公司应另寻趸船以及时止损，然而，基于“合同未到期，趸船不应也不必然被拖走”的认识，正一帆公司很难做到在案涉趸船未拖走之前就另租其他趸船。在凯硕公司拖走趸船后，正一帆公司即负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扩大的义务，事实上，拖走趸船至重新租赁趸船的“停摆期”，正一帆公司的损失是客观存在的；三、诉讼过程中，正一帆公司对因凯硕公司违约所遭受的损失提供了初步的证据，凯硕公司主张违约金过高，但凯硕公司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四、合同约定的位于金50万元系双方在衡量各自商业收益及风险后达成的一致，系双方意思自治结果，在损失与约定违约金并不过分偏离的情况下，不宜调整。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本院判决如下：被告武汉凯硕建材贸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武汉正一帆商贸有限公司支付违约金500,000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履行期间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被告武汉凯硕建材贸易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刘炎铭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六日书记员  马 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