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民终1090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李琼，女，1989年4月2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金堂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艾，四川蜀都金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唐安琴，女，1986年4月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金堂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伟，四川诚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和敏，四川诚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陈李琼因与被上诉人唐安琴买卖合同一案，不服四川省金堂县人民法院（2020）川0121民初12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7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的规定，本案适用独任制审理。本院于2020年9月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陈李琼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艾，唐安琴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伟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陈李琼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唐安琴退回陈李琼支付的全部货款或将本案发回重审；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唐安琴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陈李琼与唐安琴之间不构成买卖合同关系系对合同性质认定错误，双方之间应当属于买卖合同法律关系。陈李琼与唐安琴在此次交易之前，已经发生多次因彼此有货源而相互买卖的行为。符合通过低价买进再高价卖出的经济市场常见行为。疫情期间，更是出现众多具有特殊渠道，买进后再卖出的买卖行为。其次，额温枪的买卖，是因为被上诉人告诉上诉人其有货源，问上诉人“要不要”“要的话就赶紧订”，属于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发出了要约。同时，标的物的属性及价格由唐安琴确定，唐安琴同意按照唐安琴提供的价格购买，并由唐安琴提供货物。买卖关系是发生在陈李琼与唐安琴之间。陈李琼向唐安琴支付货款之前，并未询问唐安琴上家信息，也未要求唐安琴提供其与上家之间的商谈过程、转款情况或其他信息。唐安琴按照330元/支的价格从其上家处购买后，再按照360元/支的 价格向陈李琼出售，唐安琴通过倒卖赚取了差价，显然符合买进再卖出的买卖特性。2.唐安琴的上家现已因为构成诈骗罪由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唐安琴系该案的被害人，原审法院驳回陈李琼的诉讼请求完全剥夺了陈李琼权利被侵害的救济途径。若按照一审法院判决，陈李琼也无法要求唐安琴的上家退赔。此种情况下，陈李琼支付了货款后，却无法向任意一方进行救济。3.本案于2020年4月9日庭审结束，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官应当在庭审时就法律关系适用进行释明，有悖于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的职责。 被上诉人唐安琴辩称，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案所有证据显示唐安琴与陈李琼至始至终无买卖的意思表示。从陈李琼与其下家之间的额温枪买卖合同诉讼纠纷一案中，陈李琼在庭审过程中的答辩意见来看，陈李琼认为其与下家之间的纠纷属于委托代购关系，而非买卖合同关系。请求驳回陈李琼的上诉，维持原判。 陈李琼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唐安琴退还货款129300元；2.诉讼费由唐安琴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20年2月24日晚，唐安琴通过微信告知陈李琼“我们这边有个朋友，他有额温枪，350元一个”，问陈李琼“你要不要？”陈李琼随后询问是“什么牌子的？”，唐安琴将额温枪以及生产厂家的信息以图片方式发给陈李琼。在之后的对话中，唐安琴表示出卖人现在有现货，如果陈李琼“要的话就赶紧订”。2020年2月26日，陈李琼在交谈中询问唐安琴包装、价格等问题，唐安琴答“360(元）这个是安琪儿的......”，陈李琼答“好，要得，要得”、“他200支是？”“如果要发的话，我可能不止200个，应该要发220个”。唐安琴表示“跟你问一下，你大概要好多个，你先说清楚多，他这边小单不接”。陈李琼回答“200”个。在之后的交谈中，唐安琴表示：出卖人“他今天下午2点钟必须要单子了，不然的话他就跟我出单了，你又要多排一天”、“你要好多你赶紧把数报过来，钱转过来，和我一起发出来”、“转好多钱就好多货”。经多次沟通，陈李琼最终确定共订购460支额温枪。陈李琼从刘红梅、苏荣辉、张蕾等案外人收取款项后，于2020年2月26日按每支360元的价格，向唐安琴转款165600元：通过微信分3次共计转款39200元，通过支付宝分5次共计转款126400元。同日，唐安琴通过支付宝向“周小皮”（网名）分4次共计转款125000元、通过微信共计转款37250元；此外，唐安琴还述称其朋友还向“周小皮”转款33000元；上述款项合计195250元。同日，陈李琼将刘红梅、苏荣辉、张蕾等人的地址、电话号码、购买支数等信息发送给唐安琴,此后还多次进行确认。 唐安琴因“周小皮”经其多次催促迟迟不发货，于2020年2月29日晚向金堂县公安局报案，次日又前往攀枝花向当地公安局报案。2020年3月2日，“周小皮”通过微信、支付宝向唐安琴分别退款13000元、9500元。唐安琴通过微信及支付宝于2020年3月2日向原告退款22500元、于3月5日退款13800元，共计退款36300元。 另查明，陈李琼从事美容与育婴门店经营，被告从事服装和茶叶门店经营。 上述事实,有微信聊天及转账记录、支付宝转账记录、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在卷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当事人之间未签订书面合同，仅以网络微信为平台进行对话，故应当按照双方所使用的语句，结合行为的性质、目的、习惯以及诚信原则，确定其真实的意思表示，从而确定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根据双方当事人的微信对话，唐安琴向陈李琼分享朋友处有额温枪出售的信息，询问原告“要不要”“要的话就赶紧订”，陈李琼在向唐安琴确认货物的包装、价格、出货时间等货物信息、唐安琴回复后将货款转给唐安琴，以便与唐安琴一起下订单，并在获取案外人的订货数量、送货地址、联系方式等信息后，将上述信息发送给唐安琴，唐安琴再将二人的订货需求、货款发送给案外人，陈李琼完全知晓唐安琴并无案涉货物，未作出向唐安琴购买的意思表示，即未发出向唐安琴订立买卖额温枪的要约；而唐安琴要求陈李琼告知其订货数量、送货地址等信息并转给所需款项，然后将款项和相关信息转发给出卖人，也并无自己向其出售额温枪的意思表示，亦即未发出本人出售额温枪的要约以及要约邀请。由此可见，双方并不存在要在二人之间构成买卖关系的要约和承诺。从唐安琴转给出卖人的货款看，金额大于陈李琼向其转款的金额，其也向出卖人订购货物并与陈李琼一同下订单的事实成立，双方的共同目的均是希望从出卖人处同时、尽快地获取货物。而陈李琼之所以通过唐安琴订购货物系基于唐安琴对货源渠道的了解，以及对出卖人的熟知程度，且通过双方的微信交流发现，双方之前也有类似的对货源渠道的互通互联。在唐安琴完成向出卖人的付款后，陈李琼担心货款是否能如期送达的问题，唐安琴向其披露了出卖人的身份资料。综上所述，本案当事人双方以对话方式达成的合意并非在二人之间直接买卖额温枪的合意，不构成买卖合同关系，故陈李琼以买卖合同为由要求唐安琴退还货款，没有事实根据，不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法》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驳回陈李琼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43元，由陈李琼负担。 本案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对一审查明的事实，双方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陈李琼以其与唐安琴之间的微信记录为证据提起本案诉讼，主张双方建立了买卖合同关系，因此双方完整的微信记录是本案定案的重要证据。经审查，陈李琼向法庭提供的微信对话记录仅为双方对话中的部分截取内容，并非完整的对话记录。唐安琴向法庭提供了双方就本案诉争的额温枪交易的完整对话记录。经质证，陈李琼对该微信记录的真实性不持异议，本院查阅了双方完整的微信记录。双方的对话内容显示，唐安琴在获知案外人周川处有额温枪库存的信息后，明确告知陈李琼系案外人处有货源，并告知货源信息及价格，同时也强调了货款最终由案外人收取，货由案外人发出。本院认为，从本案纠纷产生的整体背景因素来看，陈李琼、唐安琴购买额温枪均非出于自用或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公益目的。双方发生交易时处于防疫物资紧缺的背景之下。陈李琼得知唐安琴有渠道能购买额温枪后，在本应明确交易对象信息的情况下，仅考虑是否能得到该批物资，而未对交易对象及其是否具有履约能力进行考察，盲目决定购买，导致资金被案外人以合同诈骗的方式占有无法返还，该后果系其自身原因导致。至于唐安琴是否在本次交易中获得利益，不是判断唐安琴是否系买卖合同卖方主体的标准。陈李琼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唐安琴存在向其出售额温枪的意思表示，本院对其上诉要求认定与唐安琴建立买卖合同关系，唐安琴退还货款的请求不予支持。 关于陈李琼提出的维权路径问题，唐安琴以受害人的身份向公安机关报案系其行使合法权利的一种方式，若唐安琴通过刑事程序获得的退还赃款中包含了陈李琼支付的款项，陈李琼可另行向其主张。 综上所述，陈李琼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886元，由上诉人陈李琼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冷雪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六日 书记员  唐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