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6民终4778号上诉人(一审原告)：刘高琨，男，1996年1月26日生，汉族，住招远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克强，山东乾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孙少梅，女，1971年12月22日生，汉族，住招远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鸿江，山东环周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第三人：赵春芳，女，1968年3月9日生，汉族，住招远市。一审第三人：刘星利，男，1969年2月6日生，汉族，住招远市。上诉人刘高琨与被上诉人孙少梅、一审第三人赵春芳、刘星利案外人执行异议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招远市人民法院（2019）鲁0685民初37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9日立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高琨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招远市人民法院(2019)鲁0685民初3700号民事判决书和(2019)鲁0685执异18号执行裁定书；2、裁定解除对位于招远市屋的查封；3、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上诉人刘高琨系第三人赵春芳和刘星利的儿子。上诉人姥爷赵福吉与郝维莲夫妻共有两个女儿，长女赵春芳(被执行人)、次女赵春英，赵春芳生一男孩即上诉人，赵春英生一女孩，名尹静。该夫妻二人没有儿子，赵春英身体不好，所有晚年生活主要依靠赵春芳照顾。2008年郝维莲去世后，赵福吉根据郝维莲的遗愿，于2009年将多年的积蓄50万元给上诉人购买了位于招远市住宅房屋一处(房产证号：招房权证罗峰字第××号)，该房屋的所有权人为上诉人刘高琨，购买该房屋的实际出资人是刘高琨姥爷赵福吉。2014年7月8日被上诉人因民间借贷纠纷起诉第三人时，以涉案房产为第三人所有为由申请财产保全。招远市人民法院于2014年7月10日作出了(2014)招城民初字第410-1号民事裁定书，对该房屋进行了查封。上诉人得知后，提出财产保全异议，并提供了相应的证据。经双方当事人听证、质证，法院最终于2014年10月20日以(2014)招城民初字第410-2号民事裁定书(简称410-2号裁定书)裁定认定该房产的所有人系刘高琨，该房产不在该案财产保全范围内，裁定解除了对该房产的查封。2018年8月24日，被上诉人以刘星利、赵春芳、刘高琨为被上诉人，向招远市人民法院起诉（案号：(2018)鲁0685民初2594号，简称2594号案），要求刘星利、赵春芳支付借款400万元中170万元的利息230多万元，并要求刘高琨在持有本案涉案房产份额的范围内对该债务承担偿付责任。招远法院审理后，裁定驳回了被上诉人的起诉。被上诉人不服，向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案号：(2019)鲁06民终2696号，简称2696号案），结果同样被驳回。2019年9月，被上诉人又在410号案件执行过程中再次申请招远市人民法院对该房屋进行查封，招远市人民法院以(2015)招执字第337号-3号执行裁定书对涉案房屋进行二次查封。上诉人又对该裁定书提出执行异议申请。然而，招远法院却置同一法院的410-2号、2594号及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2696号生效裁定书于不顾，于2019年9月19日作出了(2019)鲁0685执异18号执行裁定书(简称18号裁定书)，以涉案房屋系第三人刘星利、赵春芳与上诉人的共同财产为由，裁定驳回了上诉人的异议申请。上诉人不服，向招远市人民法院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该院以同样理由作出(2019)鲁0685民初3700号(简称3700号判决)民事判决，驳回了上诉人的诉讼请求。3700号判决是错误的，因为: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第三人赵春芳无论在本案庭审中还是在之前的诉讼活动中，都一直强调本案涉案房屋是上诉人的外公用其一生的积蓄为上诉人购买的。3700号判决也认定赵春芳解释说：“其(指赵春芳)参加工作后，她爸赵福吉的工资、收入等都归她管理”。而该判决在该段文字之后却紧接着说：“因为她和她爸是在一个单位，而且她生的是儿子，她爸将来想让她养老，所以就把积蓄都给了她。”赵春芳明明说的是“赵福吉的工资、收入等都归她管理”，但原审判决却毫无根据的认定是赵福吉把积蓄都给了赵春芳，这明显是非常错误的。二、3700号判决将登记在上诉人个人名下的房产认定为上诉人与第三人的家庭共同财产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我国房屋产权管理法律规定登记人是产权人，涉案《商品房预售合同》、纳税凭证、房产证、土地使用权证等均证实涉案房屋的产权人系上诉人。虽然上诉人在涉案房屋登记时不满十六周岁，没有经济收入，但是上诉人完全可以通过受赠、继承等方式取得自己的财产，涉案房屋就是上诉人受赠得到的。上诉人的外祖父赵福吉将涉案房屋赠与给了上诉人，并且登记为上诉人“单独所有”，就应当认定该房屋系上诉人个人的合法财产，但是3700号判决却在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情况下认定涉案房产是上诉人与第三人的家庭共同财产，这是完全错误的。因为：1.赵福吉提供的书面证据证实其自1962年参加工作后，先后在龙口外贸进出口公司、招远外贸公司工作，任招远外贸公司总务科长多年，分管基建及水、电、暖气等动力工程工作。1996年退休后，又在金城股份公司、东关建筑公司等单位工作，直到2003年。其退休前后共工作40年，退休后又领取退休金，至购买涉案房产的2009年，其完全有能力支付涉案房款。2.第三人刘星利、赵春芳都是企业职工，工资收入很低。后刘星利辞职，没有固定收入。该夫妻二人要抚养孩子、还要赡养老人，生活拮据，根本没有可能积攒出购买涉案房屋的40多万元。3700号判决却这些基本事实于不顾，仅凭购房手续是第三人办理的，就认定涉案房屋系第三人出资购买的。这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涉案房屋是赵福吉赠与给上诉人的。但赵福吉年事已高，上诉人当时尚未成年，具体的购房手续只能由第三人办理。购房手续是第三人办理的，并不能得出涉案房屋就是第三人出资的结论。3.本案赠与行为不存在恶意转移财产、逃避债务的问题。第三人赵春芳向被上诉人孙少梅借款是在2012年8月6日。而涉案《商品房预售合同》的签订和购房款的缴纳则是在2009年12月23日，其他的纳税凭证、房产证、土地使用权证等的办理日期也都是在2012年6月之前。这一事实充分说明，赵福吉为上诉人购买房屋时，本案借贷关系还没有发生。购买房屋的款项与本案第三人向被上诉人的借款没有任何关系。上诉人父母即本案第三人刘星利、赵春芳当时也没有其他债务在身。所以，无论是第三人还是赵福吉，都没有任何必要为逃避债务而将涉案房屋登记在上诉人名下。因此，赵福吉对上诉人的房屋赠与行为不存在恶意转移财产、逃避债务的问题。该赠与行为合法有效，涉案房屋只能是上诉人个人的合法财产。退一步讲，即使赠与人不是赵福吉而是第三人，根据以上事实，该赠与行为也是合法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审判决却在没有提供任何一条法律规定的情况下，作出了涉案房屋系上诉人与第三人的家庭共同财产的错误认定、显然是错误的。4.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28条之规定，公民之间的赠与关系的成立，以赠与物的交付为准。赠与房屋办理了过户手续的，应认定赠与关系成立。第129条规定，赠与人明确表示将赠与物赠给未成年人的，应当认定该赠与物为该未成年人的个人财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七条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物权的证明，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事项，应当与不动产登记簿一致；记载不一致的，除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确有错误外，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本案中，赵福吉的书面证明明确表示将其多年的积蓄50余万元用于为上诉人购买涉案房屋，该房屋的购房合同、交款发票、税收发票都记载的是上诉人的名字，房产证、土地使用权证也都登记在上诉人的名下，且产权登记为单独所有。该购房、登记行为应当视为赵福吉明确将涉案房屋赠与给了当时系未成年人的上诉人个人，该赠与行为已经于涉案房屋登记时生效。故上诉人名下的房屋应当系上诉人通过有效赠与取得的个人合法财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条之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接受奖励、赠与、报酬，其他人不得以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为由，主张以上行为无效。因此，原审对涉案房屋权属的认定不但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且完全违反了以上法律的明确规定，明显是错误的。三、一审适用法律错误。我国《物权法》第十四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发生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五十九条规定，“国家实行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登记发证制度”。《建设部、新闻出版总署、公安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印发〈房屋权属证书印制管理办法〉的通知》规定，“房屋权属证书是房屋权利人依法拥有房屋所有权，并对房屋行使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唯一合法凭证。”《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五条规定，房屋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依法拥有房屋所有权并对房屋行使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权利的唯一合法凭证。依法登记的房屋权利受国家法律保护。从以上法律规定中可以看出，以未成年人名义购建房屋且又作了权属登记的，产权人应当是未成年人本人，即使是父母也不得侵犯。一审本应根据以上法律规定，认定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已经证实上诉人作为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并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不得执行涉案房屋。但原审却适用该条第二款的规定驳回了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显然是错误的。四、3700号判决书违反法律程序。410-2号裁定书早已发生法律效力，该裁定认定“该房不在本案的财产保全范围内”，就说明该房屋不是第三人与上诉人的共同财产。因为如果按照18号裁定书的说法，该房屋是上诉人家庭的共同财产，那么，该房屋必然有第三人的财产份额在内，第三人的财产份额就会在本案的财产保全范围之内，410-2号裁定书也就不可能撤销410-1号裁定书对涉案房屋的查封。另外，在2594号案中，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刘高琨在持有本案涉案房产份额的范围内对涉案债务承担偿付责任的诉讼请求同样被一、二审法院驳回。以上裁定书都是招远市法院或烟台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且早已发生法律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五条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六个月内提出；有本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三项、第十二项、第十三项规定情形的，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被上诉人如果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这些裁定，就应当对裁定申请再审。但是，被上诉人并没有对该裁定申请再审，因此，以上裁定书没有失效、更没有被撤销。在这样的情况下，同样是招远法院，又根据被上诉人的错误申请，以与410-2号裁定书完全相反的认定，以鲁0685执异18号裁定书驳回了上诉人的申请。上诉人起诉后，原审又以同样的理由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本案的这一做法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以致出现了同一法院对同一事实自相矛盾的判决和裁定，显然是错误的。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且违反法定程序。二审庭审中补充意见：一、本案应当进行类案检索，并依法认定本案涉案房屋系上诉人受赠的个人财产。上诉人向法院提交了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申832号民事裁定书，该案与本案在基本事实、争议焦点、法律适用问题等方面具有相似性，且已经最高人民法院裁判生效。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统一法律适用加强类案检索的指导意见（试行）》的相关规定，本案应当进行类案检索，并适用物权法第九条的规定，认定本案涉案房屋系上诉人受赠的个人财产。二、本案的焦点问题为涉案购买房屋的款项是否与第三人所欠被上诉人债务有关及涉案房屋的赠与行为是否完成。首先，涉案房屋系由上诉人的外祖父赵福吉出资购买，该购买行为以及登记在上诉人名下的时间均在涉案债务形成之前，故从时间节点看，购买涉案房屋的款项与第三人的债务没有任何关系。第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十四条的规定，房屋权利的取得以登记为准，产权登记具有公示、公信的效力，依据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上诉人为涉案房产的所有权人。原审以上诉人不能提供赵福吉出资的证据为由认定涉案房产是上诉人与第三人夫妻的家庭共同财产是错误的。因为即使按照原审认定的涉案房屋系第三人夫妻出资购买，但第三人夫妻早在本案债务形成之前就已将涉案房产登记在上诉人名下，应视为第三人夫妻完成赠与行为，涉案房产依法应当认定为上诉人的个人房产。三、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应当得到法律的支持。如前所述，涉案房屋系上诉人受赠的房产，原审认定该房产是上诉人与第三人夫妻的共同财产是错误的。上诉人的个人财产不应当作为第三人执行案件的执行标的。因此，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具有充分的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应当得到法律的支持。被上诉人孙少梅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一、上诉人主张案涉房产系赵福吉出资购买，未提供证据证实。二、410-2号裁定书认定该房不在本案财产保全范围内的主要理由是被申请人当时不包括上诉人，上诉人主张的2594号案件驳回起诉的理由为重复起诉。一审第三人刘星利、赵春芳未发表辩论意见。刘高琨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撤销招远市人民法院(2019)鲁0685执异18号执行裁定书；2.裁定解除对位于招远市屋的查封；3.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判决查明，原告刘高琨系第三人刘星利、赵春芳的独子。2012年8月6日，第三人刘星利、赵春芳向被告孙少梅借款400万元。2014年7月，被告孙少梅向法院起诉，要求第三人刘星利、赵春芳偿还借款170万元，并申请诉讼保全原告刘高琨名下位于招远市屋一处。2014年7月10日，法院作出（2014）招城民初字第410-1号民事裁定书，查封了涉案房屋。2014年9月1日，法院作出（2014）招城民初字第410号民事调解书，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第三人赵春芳、刘星利于2014年12月30日前偿还被告孙少梅借款160万元。案件受理费1005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由第三人赵春芳、刘星利负担。后第三人刘星利、赵春芳和原告刘高琨向法院提出财产保全复议申请。2014年10月20日，法院作出（2014）招城民初字第410-2号民事裁定书，以涉案房屋不在案件的保全范围内为由，解除了对涉案房屋的查封。2015年1月4日，被告孙少梅向法院申请执行，法院以（2015）招执字第337号立案执行。2019年8月14日，法院作出（2015）招执字第337-3号执行裁定书，查封了原告刘高琨位于招远市产一处。2019年8月27日，原告刘高琨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另查明，涉案房屋系2009年12月23日签订的《商品房预（销）售合同》，购买人是刘高琨，刘高琨时年13岁，交款单据、完税证明等都是刘高琨的名字。2012年6月8日，该房屋办理了房产证，登记产权所有人为原告刘高琨，共有情况登记为“单独所有”。相关手续系第三人赵春芳、刘星利办理。庭审中，原告提交以下证据：1.赵福吉2014年出具的证明一份。证实赵福吉与郝维莲夫妻共有两个女儿，长女赵春芳（第三人）、次女赵春英，赵春芳生一男孩即原告刘高琨，赵春英生一女孩，名尹静。该夫妻二人没有儿子，次女身体又不好，因此晚年生活主要依靠赵春芳照顾。2008年郝维莲去世后，赵福吉根据郝维莲的遗愿，于2009年将多年的积蓄50万元给原告购买了涉案房屋，买房、装修都是赵福吉出资；2.赵福吉本人简历一份。证实赵福吉自1962年参加工作后，先后在龙口外贸进出口公司、招远外贸公司工作，任招远外贸公司总务科长多年，分管基建及水、电、暖气等动力工程工作。1996年退休后，又在金城股份公司、东关建筑公司等单位工作，直到2003年，1998年开始他的全部工资、奖金等收入全部交给长女赵春芳管理。说明赵福吉退休前后共工作40年，退休后又领取退休金，至2009年，多年积蓄50万元是真实的；3.商品房预售合同及收款收据各一份。证实原告于2009年12月23日与招远市鑫瑞建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了购房合同一份，交付房款444426元，购买了涉案房屋；4.房屋专项维修资金个人缴存凭证、税收通用完税证各一份。证实原告分别于2011年6月8日、2012年4月9日缴纳了涉案房屋的专项维修资金、房产税；5.房屋产权证、土地使用权证各一份。证实涉案房屋产权人、土地使用权人均登记为原告。房产证登记时间是2012年5月11日，土地使用权证登记时间是2012年6月8日。以上证据相互印证，充分证实涉案房屋不是刘星利、赵春芳的财产，也不是被执行人与原告的家庭共有财产，而是原告外祖父赠与给原告个人的财产。而且，该赠与行为无论对赵福吉讲还是对第三人讲，都不存在任何恶意转移财产、逃避债务的问题。因为本案第三人赵春芳向被告孙少梅借款是在2012年8月6日。而涉案《商品房预售合同》的签订和购房款的缴纳则是在2009年12月23日，其他的纳税凭证、房产证、土地使用权证等的办理日期也都是在2012年6月之前。这一事实充分说明，赵福吉为原告购买房屋时，本案借贷关系还没有发生。购买房屋的款项与本案第三人向被告的借款没有任何关系。原告父母即本案第三人刘星利、赵春芳当时也没有其他债务在身。所以，无论是第三人还是赵福吉，都没有任何必要为逃避债务而将涉案房屋登记在原告名下。因此，赵福吉对原告的房屋赠与行为不存在恶意转移财产、逃避债务的问题。该赠与行为合法有效，涉案房屋只能是原告个人的合法财产。招远市人民法院（2019）鲁0685执异18号执行裁定书认定该房屋系第三人刘星利、赵春芳与原告的共同财产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是完全错误的；6.（2014）招城民初字第410-1号民事裁定书、（2014）招城民初字第410-2号民事裁定书、（2018）鲁0685民初2594号民事裁定书、（2019）鲁06民终2696号民事裁定书各一份。证实招远市人民法院早在2014年7月10日就根据本案被告的财产保全申请作出了（2014）招城民初字第410-1号民事裁定书，对涉案房屋进行了查封。本案第三人收到该裁定书后，提出财产保全异议，并提供了相应的证据。经双方当事人听证、质证，法院最终于2014年10月30日以（2014）招城民初字第410-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认定该房产的所有人系刘高琨，该房产不在该案财产保全范围内，裁定解除了对该房产的查封。2018年8月24日，孙少梅以刘星利、赵春芳、刘高琨为被告，向招远市人民法院起诉（案号：（2018）鲁0685民初2594号），要求刘星利、赵春芳支付借款400万元中170万元的利息230多万元，并要求刘高琨在持有本案涉案房产份额的范围内对该债务承担偿付责任。招远法院审理后，裁定驳回了被告的起诉。被告不服，向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案号：（2019）鲁06民终2696号），结果同样被驳回。以上裁定书同样是招远市法院或烟台中级法院作出的，且早已发生法律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五条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六个月内提出；有本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三项、第十二项、第十三项规定情形的，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被告如果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这些裁定，就应当对裁定申请再审。但是，被告并没有对该裁定申请再审，因此，以上裁定书没有失效、更没有被撤销。在这样的情况下，同样是招远法院，又根据被告的错误申请，以与这些裁定书完全相反的认定，以（2019）鲁0685执异18号执行裁定书驳回了原告的执行异议申请，该裁定书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的以上规定，以致出现了同一法院对同一事实自相矛盾的裁定，显然是错误的。被告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不认可，且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该证明无其他相关证明予以佐证；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不认可；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该合同签订时间为2009年12月23日，此时刘高琨为13岁，其没有经济能力购买该房产，实际出资人为刘星利及赵春芳；对证据4、5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6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2014）招城民初字第410-2号民事裁定书，解除原告本案涉诉房产的查封原因是该案被告主体不包含本案原告刘高琨，（2018）鲁0685民初2594号民事裁定书、（2019）鲁06民终2696号民事裁定书并没有进行实质性审理，也未进行实质性认定，仅按照民诉法相关程序性之规定裁定驳回起诉。第三人对原告提交的证据无异议。第三人对购买涉诉房产系用赵福吉的钱款交纳的没有提交相关证据，第三人赵春芳解释称其参加工作后，父亲赵福吉的工资、收入等都归她管理，她是用她给赵福吉攒的50多万元给原告买了房子，因为她和她爸在一个单位，而且她生的是儿子，她爸将来想让她给养老，所以就把积蓄都给了她。一审法院认为，涉案房屋虽然登记在原告刘高琨名下，并以刘高琨的名义办理了产权手续，但因刘高琨在签订《商品房预（销）售合同》和交纳房款时刚年满13周岁，为未成年子女，没独立经济来源，其称购房款系其外祖父赵福吉的，并向法院提供了赵福吉的书面证明材料，但未提供其他相应的证据佐证；且购房手续等均为其父母即本案第三人办理的，第三人亦无证据证实其所交纳的购房款系赵福吉的钱款，因此，不能认定该楼房系赵福吉赠与原告的，现原告主张房屋归其个人所有，但其未提交证据证明购房款系其个人劳动所得或因继承、奖励、他人赠与、报酬、收益等合法来源取得，故登记在原告名下的应为原告及第三人的家庭共同财产。原告作为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现无足够的证据证实其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原告对于法院查封扣押财产中所占份额可依法向法院提起析产之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条、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及相关法律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1月16日判决：驳回原告刘高琨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刘高琨负担。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是，涉案房屋是否赵春芳、刘星利债务的执行标的（涉案房屋的所有人是否刘高琨）。2012年8月6日赵春芳向孙少梅借款。2009年12月23日签订涉案房产的《商品房预售合同》、缴纳购房款，其他的纳税凭证、房产证、土地使用权证等的办理日期也都是在2012年6月之前。但刘高琨、赵春芳、刘星利并无证据证实购房款系他人出资或赠与，虽然涉案房产已经过户到刘高琨名下，但刘高琨2009年时仅13岁，远未成年，房产的出资人应系赵春芳、刘星利，故房产虽形式上登记为刘高琨财产，但实际是赵春芳、刘星利、刘高琨的家庭财产，可作为执行标的。（2014）招城民初字第410-2号民事裁定书解除涉诉房产查封的原因是该案被告不包含刘高琨，（2018）鲁0685民初2594号民事裁定书、（2019）鲁06民终2696号民事裁定书也未处理本案争议。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刘高琨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殷连泽审判员  张莉莉审判员  刘海波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吕冠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