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川01行初342号 原告王菊芳，女，1969年3月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 被告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政府。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一环路东三段148号。 法定代表人蒲发友，区长。 委托代理人邓勇，四川善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孙玉佩，四川善嘉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成都市成华区统一建设办公室。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崔家店路629号。 法定代表人李泽美，主任。 委托代理人梁熙，四川善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尹文逸，四川善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王菊芳因诉被告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成华区政府）及第三人成都市成华区统一建设办公室（以下简称成华区统建办）行政协议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8月1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王菊芳，被告成华区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孙玉佩及成华区政府委派的工作人员高利冰，第三人成华区统建办的委托代理人梁熙、尹文逸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菊芳诉称，成华区统建办、案外人成都××公司（接受成华区统建办委托的拆迁单位）、原告于2007年11月29日签订了《成都市城镇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合同》，该合同将位于成都市成华区的原告以家带店房屋（建筑面积为54.25平方米。其中营业部分建筑面积26.4平方米，住宅部分建筑面积27.85平方米）进行拆迁，明确表示安置方式是产权调换方式。该合同对原告营业房部分进行安置。2013年12月24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对营业房的安置进行变更。然而成华区统建办安置给原告的两间营业房建筑面积缩水，不符合《补充协议》的约定。为此原告多次要求成华区统建办按约定履行安置义务或按市场价赔偿损失，但成华区统建办以套内面积没有错及原告是按套内面积补差各种理由推辞。原告认为案涉合同明确表示安置方式是产权调换方式。根据拆迁时实行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产权调换最终是以安置的建筑面积来计算，而非仅仅以套内面积计算。成华区统建办认为安置符合产权调换安置，不符合常理、违反法律规定。另结算方式与安置标的物不能混淆，不能因结算是以套内面积结算，就认为安置也是按套内面积计算。安置的标的物是根据双方的合同来确定的，对此案涉合同及《补充协议》已明确约定，任何一方不能单方变更。因成华区统建办不愿按约定安置或赔偿，原告向成华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成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川0108民初3101号民事判决后，原告不服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川01民终4405号民事裁定，认为被拆迁人与有关行政机关就土地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发生的纠纷系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故裁定撤销（2018）川0108民初3101号民事判决。原告又于2019年向成华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被告为成都市成华区公园城市建设和城市更新局。成华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17日作出（2019）川0108行初172号行政裁定，认为被告成都市成华区公园城市建设和城市更新局非案涉项目的拆迁管理部门，亦非继续行使案涉项目拆迁部门职权的行政机关。原告应以案涉项目具体实施的成都市市级拆迁管理部门或承继该部门职权的相关行政机关为被告，并到有管辖权的法院另行起诉。经查，成华区统建办属成华区政府直属事业单位、直属政府部门，成华区政府作为其行政机关即本案被告。成华区政府未正确履行行政职责，存在不按约定履行及变更案涉合同及《补充协议》进行安置，是违法行为。原告为保护其合法权益，遂提起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成华区政府未按约定履行及违法变更《成都市城镇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合同》《补充协议》为行政违法行为；2.判决被告成华区政府按双方签订的《成都市城镇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合同》《补充协议》对原告进行安置，即为原告在××Ｂ期3栋2楼安置（建筑面积40.64平方米，套内面积25.2平方米，公摊15.44平方米），（建筑面积41.66平方米，套内面积25.83平方米，公摊15.83平方米）的两间营业房或者按市场价补偿少安置的23.5平方米营业房；3.本案的所有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成华区政府答辩称，一、因案涉《成都市城镇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合同》产生的争议，应通过民事诉讼解决。根据原告王菊芳提交的起诉状及相关证据材料显示，案涉的《成都市城镇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合同》《补充协议》系由原告与成华区统建办于2007年11月29日签订的，当时《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尚未出台，原告与成华区统建办签订的《成都市城镇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合同》《补充协议》的主要法律依据是《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第十三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事人之间达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仅就协议内容发生争议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问题的复函》（【2007】民立他字第54号）的规定，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已经签订《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当事人起诉符合民诉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的，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范围条件，应予受理。本案成华区统建办作为拆迁人与原告作为被拆迁人达成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签订的民事合同。由此产生的纠纷，属于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二、成华区政府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首先，原告诉称的成都市城镇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合同》《补充协议》的签订主体为原告与成华区统建办及案外人成都××公司，成华区政府并非合同当事人，因该合同履行产生的争议与成华区政府无关。其次，成华区政府不是案涉拆迁项目的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亦不具有对案涉拆迁项目进行监督管理的法定职责。案涉拆迁项目的实施时间为2007年，当时房屋拆迁安置补偿的法律法规依据为《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现已废止）、《四川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现已废止）以及《成都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暂行办法》（现已废止）。按照上述规定，项目拆迁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颁发房屋拆迁许可证后实施的。案涉项目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发证机关为成都市房屋拆迁管理处。而对于拆迁项目的监督管理，《成都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暂行办法》第六条明确规定“成都市房产管理局主管本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工作。成都市房屋拆迁管理处具体负责锦江、青羊、金牛、武侯、成华区（含高新区）内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工作；其他区（市）县房产管理部门管理本区域内城市房屋拆迁工作。”成华区政府并非案涉项目的拆迁管理部门，亦不具有对案涉拆迁项目进行监督管理的法定职责。综上所述，原告王菊芳的诉讼请求，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成华区统建办述称，案涉《成都市城镇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合同》及《补充协议》履行产生的争议，应当通过民事诉讼解决，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成华区统建办既不是行政机关，也没有行使案涉项目房屋拆迁管理的行政职权，原告将其列为本案第三人错误；成华区统建办已按照《成都市城镇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合同》及《补充协议》约定的套内面积向原告王菊芳履行了交付房屋的义务，成华区统建办没有违法变更合同，亦不构成违约。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第三人成华区统建办分别于2007年11月29日、2013年12月24日与原告王菊方签订了《成都市城镇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合同》《补充协议》。该项目系经原成都市国土资源局成国土资函（2005）154号文批准城市建设用地，根据当时有效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原成都市房屋拆迁管理处颁发了拆许字（2005）第20号《房屋拆迁许可证》，同意成都市××责任公司作为项目业主进行案涉项目房屋拆迁。2007年9月14日，成都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作出成发改投资函【2007】280号《成都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调整成华区××改造及其拆迁安置房项目业主的通知》，同意将成华区××镇改造以及拆迁安置房建设项目（即本案案涉项目）业主由成都市××责任公司变更为成都市土地储备中心，项目代理业主为成华区统建办，承担项目的具体实施工作。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六款之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行政机关被撤销或者职权变更的，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是被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错列被告且拒绝变更的，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本案中，案涉项目实施于2005年，案涉合同签订于2007年，项目实施时《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并未实施，该项目应适用当时有效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现已废止），根据该条例第五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房屋拆迁工作的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城市房屋拆迁工作实施监督管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与城市拆迁有关的土地管理工作。经查，本案被告成华区政府非案涉项目的拆迁管理部门，亦非继续行使案涉项目拆迁部门职权的行政机关。原告王菊芳应以案涉项目具体实施的成都市市级拆迁管理部门或承继该部门职权的相关行政机关为被告。经释明，原告王菊芳不同意变更被告，故依法应当驳回原告王菊芳的起诉。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王菊芳的起诉。 案件受理费依法不予交纳。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雍卫红 人民陪审员  龙 萍 人民陪审员  陈小蓉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杨姣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