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鄂06行终14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襄阳市利新塑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利新公司）住所地，襄阳市樊城区中航大道。 法定代表人王利华，该公司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襄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襄阳市人社局）住所地，襄阳市襄城区檀溪路160号。 法定代表人：杨克万，该局局长。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张伟军，男，1984年11月8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桃江县。 上诉人利新公司因诉被上诉人襄阳市人社局工伤认定决定一案，不服襄阳市襄城区人民法院〔2020〕鄂0602行初22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决定不开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2018年1月29日晚22时左右，第三人张伟军在原告车间被堆放的塑料制品原材料砸伤右足。经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991医院、襄阳市第一人民医院诊断为：1.右足2-5跖骨骨折；2.右足皮肤坏死。原告利新公司支付了相关医疗费用。2018年6月1日，第三人张伟军向襄阳市樊城区劳动人事仲裁争议仲裁院申请仲裁，要求确认第三人张伟军与原告利新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同年8月22日，仲裁院作出樊劳人仲裁字（2018）48号仲裁裁决，确认第三人与原告利新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原告利新公司不服仲裁结果向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樊城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13日作出（2018）鄂0606民初6303号民事判决：确认利新公司与张伟军之间存在劳动关系；驳回利新公司的诉讼请求。双方当事人未提出上诉，该判决已生效。2018年11月8日，第三人张伟军向襄阳市人社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襄阳市人社局向第三人张伟军发出补充材料告知书。2019年5月24日，第三人补充了樊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及派出所接处警登记表，襄阳市人社局向利新公司发出工伤认定受理及举证通知书。利新公司向襄阳市人社局提供情况说明，内容为：1.张伟军2018年1月29日受伤属实，但其不是在上班时间，也没人安排其进车间工作。他当时进到车间是为找其女友杨继红，行走中不知何原因被PE卷膜砸伤，应属意外事故（如果他自己扯动原材料而导致滑落则是其自身原因）。2.张伟军受伤后车间领导就向公司汇报并对其安排治疗，支出医疗费、住院生活费11000余元。3.张伟军在治疗期间及出院休养期间因感情问题不配合治疗，自伤自残导致伤情恶化，这一后果与公司无关。张伟军不是我公司正式聘用的员工，无法进行正常的管理，对其损害公司从人道主义出发，已进行必要救助，所以不应认定是工伤。同时提交了住院费用发票、明细、微信聊天记录、诊断证明书。2019年7月26日，被告襄阳市人社局作出襄人社工伤认（2019）607号认定工伤决定，认定2018年1月29日第三人张伟军所发事故伤害符合工伤认定条件，属工伤。原告利新公司对工伤认定决定不服提起诉讼。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襄阳市人社局作为本行政区域内社会保险事务的主管部门，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及《湖北省工伤保险实施办法》的规定，具有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并作出工伤认定或不予工伤认定的法定职责。本案第三人张伟军于2018年1月29日在利新公司生产场所所受伤害，该事实当事人无异议。但张伟军所受伤害是否构成工伤，是本案争议焦点。根据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定了第三人张伟军与原告利新公司具有劳动关系。通过庭审调查，事发当时工作区域在从事生产。在此前提下，第三人在工作场所受到伤害，具备了《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认定工伤“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情形中的两个条件。因现场无目击人，庭审中对于张伟军工作内容询问，原告陈述为第三人张伟军在利新公司从事原材料装卸，综合张伟军受伤原因以及其“给复合机装料时，被从上滚落的塑料膜砸伤”的陈述，第三人张伟军具备工作原因受伤情形。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原告利新公司未能提供不属工伤的相关证据予以证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情形为工伤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一）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受到伤害，用人单位或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没有证据证明是非工作原因导致的……”规定，原告利新公司提出第三人张伟军非工作原因受到伤害，不予认定工伤的请求无证据证实，本院不予支持。依照《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第十九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一）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襄阳市利新塑印有限责任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襄阳市利新塑印有限责任公司承担。 宣判后，利新公司不服判决上诉称，原审判决举证责任分配错误，应当审查被上诉人所作行政行为是否合法并由其负举证责任。襄阳市人社局未对第三人提出的工伤认定事项进行调查核实，所作工伤认定结论不客观不正确。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并撤销被诉工伤认定决定。 被上诉人襄阳市人社局未提交上诉答辩状，但在原审时辩称，一、被告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依法应予以维持。2018年1月29日受伤人张伟军在用人单位工作期间被重物砸伤右足，经襄阳市第一人民医院诊断为：右足2-5跖骨骨折，右足皮肤坏死。其受伤情形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的“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规定。原告诉称的事实和理由不能成立，依法应予驳回。 被上诉人张伟军未提交上诉答辩状，但在审述称，被告作出的工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法院驳回利新公司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利新公司与被上诉人张伟军均未向原审提交证据。 被上诉人襄阳市人社局向原审提交有以下证据、依据： 1.《工伤认定申请书》、《工伤认定申请表》、《工伤认定申请补充材料告知书》、襄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手术科室住院志》、《出院记录》、《影像诊断报告》、《放射科检查报告单》、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991医院《诊断证明》、张伟军与利新公司张小勤微信聊天记录、襄阳市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作出的樊劳人仲裁字（2018）48号裁决书、民事诉状、应诉通知书、传票、送达回证、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鄂0602民初6303号民事判决书、襄阳市公安局樊城分局柿铺派出所接处警登记表、利新公司《营业执照》、《工伤认定受理决定书》。2.《工伤认定受理和举证通知书》及EMS快递底单、营业执照、《情况说明》、《公司为张伟军受伤支出明细》、张伟军女友发给原告的微信聊天截屏、张伟军在襄阳市第一人民医院《病情证明》、《湖北省医疗单位住院收费票据》。3.社保系统查询李艳情况。4.《工伤认定决定书》及送达回证。5.政策依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 上述证据材料已随案移送本院。原审庭审质证时，当事人均发表了质证意见。 根据本案有效证据，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案件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仍是原审第三人张伟军于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所受外伤，是否由于工作原因，被上诉人襄阳市人社局认定其为工伤是否合法。《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二）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四）患职业病的；（五）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的其他情形。第十九条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后，根据审核需要可以对事故伤害进行调查核实，用人单位、职工、工会组织、医疗机构以及有关部门应当予以协助。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情形为工伤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受到伤害，用人单位或者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没有证据证明是非工作原因导致的；（二）职工参加用人单位组织或者受用人单位指派参加其他单位组织的活动受到伤害的；（三）在工作时间内，职工来往于多个与其工作职责相关的工作场所之间的合理区域因工受到伤害的；（四）其他与履行工作职责相关，在工作时间及合理区域内受到伤害的。综合上述规定和本案事实证据，上诉人利新公司公司主张原审第三人张伟军受伤不属于工伤，但未提供确凿证据予以证明。在用人单位和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均没有证据证明第三人张伟军所受伤害是非工作原因导致的情况下，被上诉人襄阳市人社局根据前述规定和已查明的案件事实，认定张伟军于工作时间、工作地点所受伤害为工伤，符合前述法规以及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原审判决驳回上诉人利新公司公司的原审诉讼请求并无不当。上诉人利新公司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利新公司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付士平 审判员  曾建彬 审判员  梁慧星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六日 书记员  袁 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