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揭西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5222民初205号原告：曾金胜，男，汉族，1975年5月10日出生，住址：广东省揭西县**************，公民身份号码：460************518。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育文，广东达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曾杰文，男，汉族，1970年1月23日出生，住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24B，公民身份号码：445************434。被告：曾秀莲，女，汉族，1972年7月27日出生，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公民身份号码：440************789。上述两位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蔡佳盛，广东晨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两位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绵，广东晨辉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曾金胜与被告曾杰文、曾秀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3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进行审理。被告曾杰文、曾秀莲在答辩期内提出管辖权异议，本院于2020年4月27日作出（2020）粤5222民初20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被告曾杰文、曾秀莲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被告不服，向广东省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广东省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7月16日作出（2020）粤52民辖终5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后本院依法重新指定了举证期限，并于2020年8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曾金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育文，被告曾杰文及被告曾杰文、曾秀莲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蔡佳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曾金胜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返还借款本金人民币（币种下同）412.5万元；2.被告支付已结算利息（截止2019年2月1日）722200元；3.被告支付利息1017912元（以4847200元为基数，按约定月息1.5分即年息18%的标准，自2019年2月2日起暂计至2020年4月1日，合计1017912元）；4.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财产保全费等费用。以上1.2.3项合计5865112元。事实与理由：2016年4月，二被告因资金周转，提出愿意以月息1.5分向原告借款。原告遂陆续通过银行转账及支付现金的形式，总共借给二被告412.5万元。二被告也向原告出具了借条。借款交付后，二被告总是以经济困难为由怠于付息，借款到期后又以周转不开为由拒还本金。无奈之下，原告只能于2019年2月1日与二被告续借条二张，期限延长一年。至2020年2月1日续期到期后，二被告不但利息分文未付，而且寻找各种借口表示没法偿还本金。原告多次催讨，毫无结果。很明显，被告已存在逃避债务的恶意。为维护合法权益，原告诉至法院。庭审中，原告明确诉讼请求第2项7222000元利息以2019年2月1日原告与被告进行对账核对的结果，证据1有一张利息凭据，对之前的往来进行对账，按每月1.5分计算；第3项诉讼请求对2020年4月2日之后的利息继续主张，以前面的4847200元（本金加利息）为基数，按照月息1.5分即年息18%的标准计算。被告曾杰文辩称，本案原告提交的两份续签《借条》名为借款，实为“六合彩”庄家邹可波利用本案原告曾金胜与其之间的银行转账往来，胁迫答辩人签订了大量的、没有实际交付款项的虚假借条，企图以签订借条虚构借贷关系的形式从而达到结算、催讨“六合彩”赌博欠款的非法目的。因此，原告从始至终并未按结算前所签订的《借条》向答辩人支付借款款项，本案所有《借条》与原告所提交银行转账流水记录无一匹配，且无现金交付的证据，同时，根据法律规定，因赌博等非法行为形成的民间借贷行为应认定为无效。一、自然人之间民间借贷合同属于实践合同，本案中原告提交的两份于2019年2月1日续签《借条》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合同生效要件。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的规定，自然人之间的民间借贷合同属于实践合同，借贷关系成立并生效以借款支付为条件。而本案原告与答辩人之间仅签订有借条、原告没有实际交付款项的行为，根本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借款款项的实际交付是自然人之间民间借贷合同生效要件的要求。因此，原告与答辩人之间不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双方的借贷合同依法未生效。二、本案原告虽提交有银行转账流水记录，但本案生成续签《借条》的16笔老单的落款时间、数额，均与原告提交的银行转账流水记录显示的转账发生时间、数额不相符合。因此，根据该《借条》及银行转账流水无法认定原告支付相应借款，事实上“六合彩”庄家邹可波利用本案原告曾金胜与其之间的银行转账往来，胁迫答辩人签订了大量的、没有实际交付款项的虚假借条，企图以签订借条虚构借贷关系的形式从而达到结算、催讨“六合彩”赌博欠款的非法目的。故原告对答辩人依法不可能享有案涉续签《借条》项下的债权，原告对答辩人的起诉缺乏事实基础及法律依据。三、本案涉嫌开设赌场罪，请贵院依法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本案中，银行转账流水记录中记载的转账收入方邹可波是“六合彩”赌博庄家，答辩人自2008年开始在邹可波处投注“六合彩”，一直输多赢少，不仅在邹可波的胁迫下签下大量虚假的借条，对此，从贵院本年度刚审理完结的邹可波诉曾杰文、曾秀莲民间借贷纠纷（案号列：（2020）粤5222民初18号）一案，可得到清楚的印证。同时，本案是邹可波利用本案原告曾金胜与其间的银行转账往来，胁迫本答辩人签订大量的、没有实际交付款项的虚假借条，即通过以签订借条虚构借贷关系的形式从而达到结算、掩盖洗白“六合彩”赌博欠款的非法目的。对此，从原告提交的银行流水的转账收入方基本上均是邹可波可印证该点。同时这也是本案原告提交的银行转账流水记录无法与借条匹配的原因，故本案明显是一起虚假诉讼。为查明上述事实，同时也为明晰邹可波与邹可新、曾金胜、曾杰文、曾秀莲之间的关系与联系，查明是否存在赌博投资、洗白赌博款的行为，恳请贵院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调查核实相关犯罪事实。综上所述，原告对答辩人的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以上答辩意见，恳请法庭采纳！被告曾秀莲辩称，一、原告提交的由5笔老单生成的借款金额为230万元的续签《借条》中，对其中2016年11月10日的《借条》，以及对构成借款金额为182.5万元续签《借条》中的11笔老单，答辩人没有在借条上签字，对该借条毫不知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相关规定，未经夫妻一方知情且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均与夫妻一方无关。况且案涉的全部借条原告均未交付相应的借款，依法不能成立。二、案涉银行流水中的转账收入方邹可波系“六合彩”庄家，被告曾杰文暗地里自2008年起一直瞒着答辩人在邹可波投注，案涉有答辩人签名的借条均是以欺骗方式签订的。直至2018年末被告曾杰文因欠下巨额赌债被追债上门，答辩人才获悉曾杰文赌博的一事。随着赌博债主一个个上门讨债，原告于2019年2月1日找至答辩人家里，欺骗、胁迫曾杰文按其要求在案涉续签借条上签名，同时要求答辩人在借款金额为182.5万元的续签借条上、以及另一张借款金额为230万元的续签借条上签名，欲使无辜的答辩人背负上沉重的虚假赌博债务，违反我国法律法规的规定，案涉债务并非真实、合法存在，也就不可能用于夫妻日常生活，当然也就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事实上，案涉所有借条均是“六合彩”庄家邹可波利用本案原告曾金胜与其间的银行转账往来，胁迫本案被告曾杰文签订了大量没有实际交付款项的虚假借条，企图通过以签订借条虚构借贷关系的形式从而达到结算、催讨“六合彩”赌博欠债的非法目的。对此，从原告要求被告曾杰文指示汇入邹可波农行账户……714等字眼，以及原告提交的银行流水中由原告及非借条当事人高闹女频繁向邹可波转账，均可清楚反映出原告及邹可波的该非法目的。而根据法律规定，因赌博等非法行为形成的民间借贷行为应认定为无效。三、原告提交的银行流水与答辩人签名的借条没有任何关联性，且根据前述可知，签署有答辩人名字的借条系在答辩人被欺骗、胁迫下而产生的，答辩人对此完全不知情。原告提交的2016年4月25日、2016年10月12日银行流水，只是答辩人与原告之间的其他普通经济往来。且答辩人出租有店铺给予原告做生意，因此双方之间有经济往来实属正常。综上所述，答辩人对案涉所有借条产生的原因，在原告找上门讨债之前根本完全不知情。且重要的是，原告未实际交付款项，原被告之间不存在真实、合法的借贷关系，本案系虚假的债权债务。原告的起诉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曾金胜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1.借据共3页（含两份借条及一份利息凭据），证明借款事实；2.银行流水清单共16页，证明借款交付事实；3.利息对账单1页，证明借款总额；4.微信截图1页，证明原告催款事实；5.结婚证1页，证明原告与高闹女是夫妻。当庭补充提交证据：6.营业执照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资金的合法来源；7.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书打印件一份，证明被告曾用同样的手段对第三人邹玉玲的借款进行抵赖但最终被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支持的事实。原告庭后在本院指定期限内提交了房屋租赁合同两份、中国移动通讯集团广东有限公司揭阳分公司带店加盟合作协议、2019年原告经营的金胜通讯器材店部分货单（之前的货单已无法找到）、2019年原告经营的金胜通讯器材店代理移动公司业务收入（见交易描述POS入账，现在只能打印2019年至今的记录，之前无法打印，与移动公司代理于2006年开始）及广东增值税普通发票。两被告质证认为，一、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拟要证明的证明目的有异议，不予确认。首先，该两份借条及利息凭据出具的真正原因是“六合彩”庄家邹可波利用本案原告曾金胜与其间的银行转账往来，胁迫本案被告签订大量的、没有实际交付借款本金的虚假借条，即以签订借条虚构借贷关系的形式从而达到掩盖庄家邹可波通过风险分散式方式洗白“六合彩”赌博欠款的非法目的。因被告曾杰文自2008年起一直在作为庄家的邹可波处投注“六合彩”，但一直以来均是输多赢少，拖欠邹可波巨额“六合彩”赌博款，亦是被邹可波以欺诈、胁迫的方式签订了大量虚假借条，对此，从贵院另案刚审理完结的邹可波诉曾杰文、曾秀莲民间借贷纠纷（案号列：（2020）粤5222民初18号）可得到印证。因此，原、被告之间不存在真实借贷关系。其次，案涉续签《借条》非基于合法、真实的借贷关系而产生，《借条》载明内容及原告单方主张完全与案件事实真相不符。其中借款金额为230万元的续签《借条》，载明是由老单5笔生成，该5笔老单借条签订时间发生在2016年4月24日-2017年4月17日，具体如下：第一单是2016年4月24日签订的《借条》，约定借款金额20万元，半年内还清；第二单是2016年11月10日签订的《借条》，约定借款金额60万元，期限2年；第三单是2017年3月13日签订的《借条》，约定借款金额为70万元，期限1年；第四单是2017年4月1日签订的《借条》，约定借款金额为60万元，期限1年；第五单是2017年4月17日签订的《借条》，约定借条金额为20万元，期限1年。另外一张借款金额为182.5万元的续签《借条》，原告主张的该借条是由老单11笔生成的，且该11笔老单借条签订时间发生在2017年1月25日-2017年9月13日，且借款人均是曾杰文个人，具体如下：第一单、第二单是2017年1月25日签订的两份《借条》，分别约定借款金额5万元、12万元；第三单是2017年4月20日签订的《借条》，约定借款金额15万元；第四单是2017年4月30日签订的《借条》，约定借款金额12.5万元；第五单是2017年5月15日签订的《借条》，约定借款金额30万元；第六单是2017年5月20日签订的《借条》，约定借款金额16.7万元；第七单是2017年5月31日签订的《借条》，约定借款金额28万元；第八单是2017年6月5日签订的《借条》，约定借款金额31万元；第九单是2017年6月9日签订的《借条》，约定借款金额36.7万元；第十单是2017年7月31日签订的《借条》，约定借款金额6万元；第十一单是2017年9月13日签订的《借条》，约定借款金额为13.5万元。但由于上述16张老单项下载明的款项原告并未实际出借，且是邹可波利用原告出于非法目的以欺诈、胁迫方式迫使被告签订借条以结算赌资的，故原被告间的借款合同未成立、生效，原、被告之间不存在真实借贷关系。否则面对如此巨额借款，假设是真实的，原告不可能拿不出相应的转账记录或交付凭证。特别是借款金额为182.5万元的续签《借条》中的第十单、第一单《借条》，因该借条款项没有实际支付，除不符合自然人之间民间借贷的成立、生效要件外。重要的是，在案证据不能证明案外人邹可新与被告曾杰文间存在合法借款关系，无法证明与本案存在关联性。再者，上述16笔老单借条出具时均没有标注、指定汇入邹可波尾号为714的农行账号，而是2019年2月1日重写借条时原告以欺诈、胁迫方式迫使被告书写的，是原告要求被告写的，这既背离书写16张老借条时的真实意思表示，更背离客观事实，更印证原告并没有实际支付借款的事实。最后，上述16笔老单借条不管从签订时间还是数额均背离日常生活经营法则，也不符合交易习惯。如生成借款金额为182.5万元的11笔老单中，仅2017年1月25日就分别签订有借条两张，分别出借金额5万元、12万元，共计17万元；再如2017年6月5日签订借条载明出借金额31万元，然而在相隔仅四天后，于同月9日又再次签订借条约定出借36.7万元。因此，面对如此频繁且大数额的出借款项行为，显然不合常理，更不符合正常的民间交易习惯。另外，16张老借条中绝大部分均标注多少“头”多少“利”，即借条中包含部分本金、部分利息合计而成，更印证原告并没有实际支付借款的事实，同时证明证据2银行流水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印证16张老借条是针对赌博结算赌资并计算利息而来。因此，不认可该两份《借条》的三性及证明目的。二、对证据2银行流水清单的转账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该证据的关联性及拟要证明的证明目的有异议。（一）关于关联性。首先，原被告间不存在真实借贷关系，原告未按案涉借条约定向被告支付款项，该流水显示的共计24笔转账中，其中就有22笔是转至邹可波账户处，根本不符合自然人间民间借贷合同规定的通过银行转账的，自资金到达借款人账户时生效的要件。且该流水显示转账的时间与案涉借条的时间不一致，以及转账款项的性质亦未明确。其次，高闹女并非案涉所有借条的借款当事人，被告曾杰文从没有委托她转账，而通过该银行流水可发现，24笔转账记录中，仅高闹女转给邹可波的就有13笔，数额更是高达1300520元之多，转账金额精确至20元，银行流水尾款数额多，明显不符合常理。故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高闹女与邹可波之间的银行转账往来，与本案无关。再者，关于第一、二笔转账记录，即2016年4月25日及2016年10月12日曾金胜分别向曾秀莲转账的20万元和17万元，未明确转账性质，只能证明是双方的普通经济往来款。同时结合原被告间系租赁法律关系，更印证了该款项不可能会是借贷法律关系。因此，该银行流水与本案不具备关联性，不予认可。（二）关于合理性及证明目的。首先，结合前述可知，生成借款金额为230万元的续签《借条》的最后一张老单《借条》系发生在2017年4月17日，但纵观整份银行转账流水，可发现2017年4月17日之前，即发生在2016年4月25日-2017年4月14日间由借条当事人曾金胜转给曾秀莲、邹可波的流水共计7笔1110000元，即使加上2017年4月22日的55万元，也根本达不到续签《借条》所载明的数额230万元，何况其中转给曾秀莲的37万元款项仅为原被告间的普通经济往来款。同时，2016年11月26日曾金胜是向邹可波尾数为“410”的银行账号转了10万元，并非是向续签借条中所备注的一样，是向邹可波尾数为“714”的农行账号转账。由此足以表明，原告实质上就是为了拼凑款项，以达到前述其与邹可波以期达到的不法目的，否则不可能将普通经济往来款、转至续签借条备注外的邹可波账户款项均全部并入诉求中。其次，生成另外一张借款金额为182.5万元的续签《借条》的最后一张《借条》系发生在2017年9月13日，而发生在2017年9月13日之前，即2017年4月22日-2017年9月2日间，由借条当事人曾金胜转给邹可波的流水共计4笔158万元，由非借条当事人高闹女转给邹可波的流水共计6笔64.552万元。更重要的是，2017年9月13日之后，非借条当事人高闹女继续频繁向邹可波转账了65.5万元，明显无法自圆其说、明显与本案无关。自然人之间的民间借贷合同属于实践性合同，合同的生效，不仅要有当事人的合意，还要有交付钱款的事实。民间借贷需以双方达成借贷合意，即便指定将借款支付至指定账户，在每笔支付时双方也应征得借款人同意，不应将原告或高闹女所有转账都认定为被告借款。原告营业收入不高，存款不高，不具备出借能力和经济能力。由此也就更加可以佐证本案借条、利息收据出具的真正原因是“六合彩”庄家邹可波利用本案原告曾金胜与其间的银行转账往来，胁迫本案被告签订大量的、没有实际交付款项的虚假借条，企图以签订借条虚构借贷关系的形式从而达到掩盖庄家邹可波通过风险分散式方式洗白“六合彩”赌博欠款的非法目的。当然，这也就可以很好的解释为什么续签《借条》（借款金额为182.5万）中，发生在2017年7月31日、约定借款金额6万元的第十单《借条》会注明：此款用于还邹可新本金，直接由高闹女代还，原因无非是邹可波及原告欲达到洗白“六合彩”赌博款来源，从而为非借条当事人高闹女的转账行为穿上借贷的“外衣”。最后，从该转账流水可发现转账金额精确至20元，显然不符合正常民间借贷交易习惯，足以从侧面反映是“六合彩”赌博往来款，或者转账款项根本并非支付借款本金。因此，该银行转账流水无论是金额还是时间均与案涉结算前的《借条》不相符，且更是存在拼凑的情形，完全不具备合理性，亦不符合民间借贷交易习惯。根据原告银行转账流水显示，原告的营业收入并不高，其自有存款也不高，明显不具备出借400多万元给被告的经济能力，故不予认可该证据的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三、对证据3《利息对账单》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本案原被告间不存在合法、真实的借贷关系，被告未收到原告借款款项，案涉所有《借条》（包括续签的借条及此前16张老借条）均是“六合彩”庄家邹可波利用本案原告曾金胜与其间的银行转账往来，胁迫本案被告签订大量的、没有实际交付款项的虚假借条，即以签订借条虚构借贷关系的形式从而达到掩盖庄家邹可波通过风险分散式方式洗白“六合彩”赌博欠款的非法目的。另外，在原告提供的证据3《利息对账单》也没有2017年9月13日最后一张老借条书写后这6笔合计645520元的转账，反而印证后面的转账明显与被告无关。最后，2017年9月13日书写最后一张老借条，《利息对账单》第六笔20万元借款及计息完全是无中生有，更印证所有借条是原告以欺诈、胁迫方式迫使被告书写的，本案明显是虚假诉讼。四、对证据4的关联性及拟要证明的证明目的有异议。首先，截取的聊天记录不完整。其次，原被告间存在租赁关系且有普通经济往来，该截图内容原告亦无法证明与本案存在关联性。最后，原被告间不存在真实、合法借贷关系，无法达到原告主张的与被告间存在借款的事实。五、对证据5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及拟要证明的证明目的均有异议。本案案涉所有借条的借款当事人均是曾金胜，而非高闹女，根据法律规定的合同相对性原则，高闹女与邹可波、邹可新之间的转账行为与本案无关，更与二被告无关。何况本案原、被告间不存在真实的、合法的借贷关系。六、对营业执照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从该营业执照来看，原告是经营手机零售生意，但根据原告银行转账流水显示，原告的营业收入并不高，其自有存款也不高，明显不具备出借400多万元给被告的经济能力。证据7的真实性由法院认定，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拟待证的事实，就该案件被上诉人已经向广东省高院提出申诉，相关的事实尚需确认，应当以广东省高院的最终裁决为准。对原告庭后提交的房屋租赁合同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这侧面印证了双方不可能存在真实、合法的借贷事实，原告不可能再巨额借款本息从未支付的前提下还付清被告五年租金27万元，对原告庭后提交的其他证据，两被告对其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拟要证明的目的均不予认可。被告曾杰文围绕答辩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1.被告曾杰文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明被告的诉讼主体资格；2.生成案涉续签借条的16张老借条，微信聊天记录一份，证明:1.共同证明案涉所有款项均是赌博款，原告未按2019年2月1日前所签订的老《借条》向被告支付借款本金，原被告之间不存在真实的、合法的民间借贷关系;2.原告提交的二张借条及利息对账单是由16张老借条转换生成。上述16笔老单借条出具时均没有标注、指定汇入邹可波尾号为714的农行账号，而是2019年2月1日重写借条时原告以欺诈、胁迫方式迫使被告书写的;3.16张老借条中绝大部分均标注多少“头”多少“利”，即借条中包含部分本金、部分利息合计而成，更印证原告在借条出具后并没有实际支付借款的事实。原告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三性均没有异议，予以确认。对证据2的16张老借条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这16张借条与原告提供的两份借条相印证，其中恰好证明了借款中的部分是交付现金的事实，其中2017年9月13日这份借条证明了曾金胜直接用现金代还，证明了部分款项是现金，同时也证明了部分款项是高闹女转账的事实（2017年7月13日那份借条，直接有注明），对16张借条的关联性不予确认，无法证明是赌博款；对微信聊天记录的三性不予确认，这是被告与案外人的聊天记录，与本案无关，而且原告在借款给被告时，被告明确其用途是资金周转，具体是承包的工程，在微信记录中也可证明。被告曾秀莲没有提交证据，其对被告曾杰文提交的证据没有异议。上述证据开庭予以出示并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经审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双方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原告提交的两份借条、利息凭据、银行流水清单及被告曾杰文提供的16份老借条，具有真实性，但自然人之间的借贷合同属于实践性合同，需要有借贷合意及借款交付的要件事实，本院将在判决理由部分结合当事人的陈述及相关证据材料综合分析认定原告主张的借贷数额是否存在；原告提交的利息对账单没有原件核对，没有当事人的签名而被告不予承认，且原告据此主张借款总额的待证事实需以款项交付为据，故本院对其证明力不予认定；原告提交的微信截图可以证明原告向“莲姐”催款事实，但因聊天内容不完整，不能证明所催款项性质及数额；原告提交的结婚证具有真实性，原告为证明借款交付事实提交的银行流水清单也有其妻子高闹女的转账记录，但高闹女的转账记录与涉案借款有无关联性尚需结合其他证据予以认定；原告当庭提交的营业执照具有真实性，但无法证明原告的收入情况、出借能力及出借资金来源；原告庭后补充提交的：房屋租赁合同，有双方当事人的签名且双方当事人对租赁事实也予以承认，故本院对其证明力予以确认；对中国移动通讯集团广东有限公司揭阳分公司带店加盟合作协议、2019年原告经营的金胜通讯器材店部分货单、2019年原告经营的金胜通讯器材店代理移动公司业务收入及广东增值税普通发票，因其形成的时间是在原告主张的借款产生时间之后，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对其证明力不予认定，原告不能据此证明其主张的借款时的收入情况及具有相应的出借能力。对被告曾杰文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因聊天对象并非原告，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对其证明力不予认定。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2月1日，被告曾杰文、曾秀莲向原告出具两份借条及一份利息凭据，其中第一份借条载明借到曾金胜230万元，此款由老单5笔生成重新组合总数的，分别为单据一（贰拾万）、二（陆拾万）、三（陆拾万）、四（柒拾万）、五（贰拾万），合共生成总金额，期限为一年，利息按1.5分计，该借条借款人处有被告曾杰文、曾秀莲的签名，被告曾杰文在借条下方备注以上借款有部分资金按曾杰文指示汇入邹可波农行账号：622*************714；第二份借条载明借到曾金胜182.5元，总共11单合计生成，此金额期限一年，利息按1.5分元计，该借条借款人处有被告曾杰文的签名，被告曾秀莲在借款人上方注明借款金额情况属实，被告曾杰文在借条下方备注其中第9单以五经富镇五村吉安围门楼东侧揭西集用2007第100900571号的集体土地使用证及楼房一至五层作抵押，以上借款资金按曾杰文指示汇入邹可波农行账号：622*************714；利息凭据载明曾杰文借款汇总单据金额182.5元，曾杰文、曾秀莲（被告曾秀莲在该处按捺指纹）二人借款汇总单据金额230万元，二单据合计金额利息722200元，此金额再加0.5分计，期限为一年，结至2019年2月1日，该利息凭据有曾杰文的签名。原告提交的第一份即借款金额为230万元的借条，载明老单5笔生成，经查，该5笔老单均是写明借到曾金胜款项，（按时间顺序）分别是：时间金额（万）利息约定借款期限借款人2016.4.2420月1.5分半年曾杰文曾秀莲2016.11.1060月1.5分二年曾杰文2017.3.1370月1.5分一年曾杰文曾秀莲2017.4.160月1.5分一年曾杰文曾秀莲2017.4.1720月1.5分一年曾杰文曾秀莲原告提交的第二份即借款金额为182.5元的借条，载明总共11单生成，经查，除了2017年7月31日一单外，其余均是写明借到曾金胜款项，（按时间顺序）分别是：时间金额（万）利息约定借款期限借款人2017.1.255月1.5分半年曾杰文2017.1.2512无半年曾杰文2017.4.2015无一年曾杰文2017.4.3012.5无一年曾杰文2017.5.1530月1.5分一年曾杰文2017.5.2016.7无一年曾杰文2017.5.3128无一年曾杰文2017.6.531无一年曾杰文2017.6.936.7无一年曾杰文2017.7.316无农历12.15曾杰文2017.9.313.5月1.5分一年曾杰文其中第九单2017年6月9日36.7万元的借条，注明以座落揭西县******吉安围门楼东侧揭西集用2007第100900571号的集体土地使用证及楼房一至五层作抵押；第十单2017年7月31日的借条为借到高闹女6万元，注明此款用于还邹可新本金，直接由高闹女代还（农业银行账号622*************977）；第十一单是2017年9月13日13.5万元的借条，注明此款用于还邹可新本金，由曾金胜直接用现金代还。原告提供的银行流水清单转账记录如下：日期金额（万元）转出账户收入账户2016.4.2520曾金胜曾秀莲2016.10.1217曾金胜曾秀莲2016.11.2610曾金胜邹可波2017.2.1810曾金胜邹可波2017.3.16曾金胜邹可波2017.3.613曾金胜邹可波2017.4.1435曾金胜邹可波2017.4.2255曾金胜邹可波2017.5.2833曾金胜邹可波2017.6.353曾金胜邹可波2017.6.1217曾金胜邹可波2017.1.1310高闹女邹可波2017.5.1617高闹女邹可波2017.6.1223高闹女邹可波2017.7.173.552高闹女邹可波2017.7.316高闹女邹可新2017.9.25高闹女邹可波2017.10.62.5高闹女邹可波2018.2.2110高闹女邹可波2018.2.2310高闹女邹可波2018.3.15高闹女邹可波2018.3.15高闹女邹可波2018.3.1913高闹女邹可波2018.5.1420高闹女邹可波合计399.052转账至邹可波账号款项中，2016年11月26日的10万元及2017年5月16日的17万元转账至邹可波账号622*************410，其余均转账至邹可波账号622*************714。另查明，两被告是夫妻关系，原告与高闹女是夫妻关系，原告于揭西县******经营揭西县五经富金胜通讯器材店，该店经营场所是向两被告租赁，双方最近于2016年10月9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租期从2017年3月1日起至2027年2月29日止，每月租金4500元，合同生效三天内，原告预缴清5年租金27万元，2022年4月至2027年3月房租按市场行情随行就市，庭审中，原告称租金每月5000元，一笔一笔支付，被告曾秀莲称租金是其经手，原告有按时支付。再查明，原告称被告于2016年4月第一次借款60万元，后又改称20万元，之前16张老借条被告有要求其就转账给邹可波，被告要求是电话通话方式，借款412.5万元中23万元是通过现金交付，一部分交给被告曾杰文、一部分交给被告曾秀莲，其余是转账支付，转账时间与借条借款时间不一致是因为被告借款时资金还没有到位，等资金凑够了才转账给被告。就转账数额与借条数额不一致的问题，原告解释因为借条上面如果有写明1.5分利息的就是利息和本金是分开的，如果没有写利息的借条借款本金和利息是加在一起的。原告还称两单用于付还邹可新本金的款项由邹可波转给邹可新，当时其不清楚被告与邹可波、邹可新是否有借贷关系。就2017年9月13日之后，高闹女为何继续转账给邹可波的问题，原告解释当时其同意借款给被告曾杰文、但其没钱，邹可波说帮忙垫着转给曾杰文、之后其再慢慢还给邹可波。两被告称没有委托原告转账给邹可波，也没有委托高闹女转账给邹可波。原告又称两被告付还过第一笔20万元借款每个月3000元的利息，由被告曾秀莲微信转账，付至2018年4月8日止，没有还过本金，其余的都没有付还过，被告曾秀莲对此予以否认。本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也即自然人之间的民间借贷合同属于实践性合同，需要有双方的借贷合意以及出借人实际交付款项给借款人的事实要件，原告作为出借人对此应承担举证责任，本案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发生，原告必须举证证明其实际交付了借款款项。原告提交了两份借条、利息凭据、银行流水清单拟证明其通过银行转账及支付现金的形式，总共借给两被告412.5万元，但该两份借条、利息凭据记载所记载的总共412.5万元借款数额来源于被告曾杰文提交的16份老借条，故查明借款交付的事实需对上述证据及转账记录等相关证据进行综合分析认定。首先，原告提交的转账记录中2016年4月25日的20万元及2016年10月12日的17万元是原告转账至被告曾秀莲，2016年4月25日的20万元的转账记录有2016年4月24日被告曾杰文、曾秀莲向原告出具的20万元的借条相印证，两被告虽然否认该款为借款，但没有提交证据予以反驳，故该笔20万元的转账款项性质可以认定为借款，2016年10月12日的17万元虽然转至被告曾秀莲账户，但仅能证明双方存在款项往来，尚不能证明其性质为借款，且原告与两被告存在租赁关系，2016年10月9日双方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约定合同生效三天内，原告预缴清5年租金27万元，故该17万元转账款项不能排除为租金或其他性质用途的可能，在两被告否认及没有对应的借条予以佐证的情况下，该17万元转账款项不能认定为借款；其次，原告提交的第一份230万元的借条是由5份老借条组成，除了2016年4月24日20万元的借条可以认定之外，其余4份老借条均没有款项交付记录，虽然原告提交的借条有注明以上借款有部分资金按曾杰文指示汇入邹可波的农行账号，但该备注没有写明原因也不符合常理，所谓“部分资金”也不能明确，原告也不能提交证据证明老借条产生时两被告有指示原告将借款款项支付至邹可波，而原告提交的银行转账记录无论从时间及金额看均与老借条的时间及金额不一致，且该5份老借条发生于2016年4月24日起至2017年4月17日期间，该期间内原告乃至高闹女转账至邹可波账号的款项数额根本没有达到借条载明的借款数额，更何况两被告没有委托高闹女转账交付借款款项至邹可波，同时转账记录中还有部分款项转至邹可波的账号与借条备注账号不一致的情况，故原告不能证明第一份230万元借条所对应的4份老借条（共5份，20万元的除外）载明的借款210万元交付给两被告的事实，本院据此对原告主张的相应借款数额不予认定；再次，原告提交的第二份182.5万元的借条是由11份老借条组成，该11份老借条产生的时间自2017年1月25日起至2017年9月13日止，从原告提交的银行流水转账记录看，该期间基本均是原告或原告的妻子高闹女转账至邹可波，只有其中一笔6万元是2017年7月31日由高闹女转至邹可新，该期间总共转账数额342.052万元，即使将第一份230万元的借条所依据的老借条所重叠关联时间即2017年3月13日起至2017年4月17日止的转账记录45万元抵除，转账数额也远远超过182.5万元，且原告提交的银行流水转账记录无论从时间及金额看均与老借条的时间及金额不一致，另一方面，在最后一份老借条2017年9月13日之后，高闹女还陆续向邹可波转账共65.5万元，更是明显与本案无关，更何况原告不能提交证据证明老借条产生时两被告有指示原告将借款款项支付至邹可波，两被告也没有委托高闹女转账交付借款款项，再一方面关于2份载明付还邹可新本金的老借条，其中一份载明的债权人是高闹女而并非本案原告，与本案无关，其中一份载明由原告直接用现金代还邹可新，但在案没有现金代付的证据，依法不能认定原告据此方式完成了借款的交付，故原告不能证明第二份182.5万元的借条所对应的11份老借条载明的借款182.5万元交付给两被告的事实，本院据此对原告主张的相应借款数额不予认定；最后，本案原告主张的借条签订、借款交付与正常的民间借贷交易惯例不符，在原告不能举证证明其具备412.5万元借款出借能力、收款账户绝大部分不是两被告、没有现金交付证据且原告在其所称的两被告没有还本付息其还大额频繁地出借借款不合常理的情况下，依据上述分析，除了2016年4月25日的转账20万元可以认定为借款外，原告的举证责任并没有完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原告应承担相应不利后果，原告提交的利息凭据由于没有合法基础，本院依法不予认定。对上述可以认定的20万元借款，是两被告共同所借，约定的利率是月1.5%，并不超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范围，现借款期限届满，原告请求两被告返还该借款并按约定支付利息，理由正当，本院予以支持，原告自认该笔借款两被告付息至2018年4月8日止，故本院据此依法判决。对原告诉讼请求超出上述认定部分，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十六条第二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曾杰文、曾秀莲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付还原告曾金胜借款人民币20万元及该款自2018年4月9日起至款项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18%计算的利息；二、驳回原告曾金胜的其他诉讼请求。被告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人民币52855.78元，由被告曾杰文、曾秀莲负担人民币2586元，原告曾金胜负担人民币50269.78元。财产保全申请费人民币5000元,由被告曾杰文、曾秀莲负担人民币245元，原告曾金胜负担人民币475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黄浩彬人民陪审员  张映华人民陪审员  温志军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四日法官 助理  林延华书 记 员  张志航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利息。对支付利息的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借款期间不满一年的，应当在返还借款时一并支付；借款期间一年以上的，应当在每届满一年时支付，剩余期间不满一年的，应当在返还借款时一并支付。第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第二百零七条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第二百一十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视为具备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关于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一）以现金支付的，自借款人收到借款时；（二）以银行转账、网上电子汇款或者通过网络贷款平台等形式支付的，自资金到达借款人账户时；（三）以票据交付的，自借款人依法取得票据权利时；（四）出借人将特定资金账户支配权授权给借款人的，自借款人取得对该账户实际支配权时；（五）出借人以与借款人约定的其他方式提供借款并实际履行完成时。第十六条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第二十六条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二十九条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