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赣01民终224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卢明伟，男，1972年7月6日生，汉族，住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太金，江西豫章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帅栋，江西豫章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詹恒茂，男，1981年1月1日生，汉族，住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党迎春，女，1982年4月8日生，汉族，住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 上诉人卢明伟与被上诉人詹恒茂、党迎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南昌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20）赣0103民初18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对本案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卢明伟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归还借款本金300905.24元以及利息（以本金300905.24元为基数，按照年利9%的标准，自2020年4月10日起计算至借款本息还清之日止）。2、本案的所有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予以依法改判。 一、本案上诉人卢明伟向被上诉人詹恒茂汇付出借款后，被上诉人詹恒茂曾在近30个月的时间内每月定期向上诉人还款，上述银行流水记录完全可以反映双方借贷关系的合意。上诉人起诉后，被上诉人经法院依法传唤拒不到庭也未提供任何证据，一审判决对本案重要事实不进行法理分析，仅凭上诉人未能提供“借据、欠条”等债权凭证就否认借贷关系，该判决明显与事实不符。（一）双方账户往来完全可以印证双方存在借贷关系的客观事实。上诉人通过中国银行贷款账户直接向被上诉人汇付了14万元出借款，被上诉人共还款29次，分别有清晰的银行还款记录；上诉人通过浦发银行贷款账户直接向被上诉人汇付了15.98万元出借款，被上诉人共还款25次，分别有清晰的银行还款记录；上诉人从平安银行贷款通过招商银行账户直接向被上诉人汇付了20万元出借款，另从微信转账5.05万，被上诉人共还款24次，分别有清晰的银行还款记录；上诉人将申请的交通银行信用卡（总额度10万元）直接交给被上诉人使用，被上诉人共还款23次，分别有清晰的银行还款记录。被上诉人每期还款数额与上诉人银行贷款账户的扣款数额相当，足以说明上诉人贷款后向被上诉人出借款项的事实。上诉人起诉后，提供了中国银行、浦发银行、平安银行、交通银行向上诉人送达的贷款余额信息的直接证据，该证据完全可与上诉人出借、被上诉人还款，及银行扣款后的贷款余额计算情况的客观事实相互印证，足以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关系的合意。（二）上诉人虽不能提供“借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但通过银行转账以及授权特定账户（交通银行信用卡）支配权的方式向被上诉人支付了资金，完全可以认定双方借贷合同成立并生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是借贷关系成立的一般规定，并不排除在没有“借据、欠条”的情形下对借贷关系的认定。一审判决仅凭该条款规定就否认双方的借贷关系，明显适用法律错误。 二、上诉人出借给被上诉人的资金是上诉人申请的个人信用贷款，并未违反借贷合同效力强制性的法律规定。且上诉人的资金来源与本案的借贷事实应当适用不同的法律关系调整，并不矛盾，一审判决不能就此来否定上诉人享有的要求主张被上诉人归还资金的权利，更不能就此来否定借贷事实。（一）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千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上诉人一没有套取资金，二没有没高利转贷，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资金的行为理应受到法律保护。即使上诉人没有按贷款约定使用资金被认定为无效合同，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一审判决也不能就此来否定上诉人享有的要求主张被上诉人归还资金的权利。（二）被上诉人停止向上诉人偿还借款后，上诉人积极筹集资金按期归还银行贷款。即使上诉人无力归还银行贷款，上诉人自行承担的不利后果也不能就此来否定上诉人享有的要求被上诉人归还资金的权利。原审判决混淆本案存在的多个法律关系，仅凭上诉人将个人信用贷款资金转借给被上诉人，就判决上诉人丧失了要求被上诉人归还资金的权利，明显于法无据，故请求二审法院予以依法改判。 三、上诉人主张按9%/年计算借款利息，只为弥补上诉人出借资金的实际损失，还仅是要求被上诉人承担的部分损失，法院应当予以支持。本案的借贷行为确实与一般借贷行为不同。上诉人出于多年的“朋友兄弟”之情，以自己名义申请贷款出借给被上诉人，从中并未获取任何利益。本案中，上诉人申请的中国银行贷款还款方式为等额分期还款，分期手续费率（相当千贷款利率）为11%；上诉人申请的浦发银行贷款还款方式为等额本息还款，贷款年利率为7.6%；上诉人申请的平安银行贷款还款方式为等额本息还款，贷款年利率为13.2%；上诉人申请的交通银行信用卡逾期还款罚息利率为日0.05%（年18.25%）。经计算，上述利率均值为（11%＋7.6%＋13.2%＋18.25%）/4≈12.5%。如果被上诉人按期还款，本案也不会发生。考虑被上诉人已构成实质违约，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承担9%的借款利息。 四、上诉人出借给被上诉人詹恒茂的全部款项应作为被上诉人詹恒茂、党迎春两人共同债务，两人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上诉人出借款项期间，两被上诉人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被上诉人党迎春一直没有工作，专职在家教养子女，其家庭生活全部开支均由被上诉人詹恒负担；詹恒茂向上诉人借款时，也一直以家庭开支需要和工作需要借款。本案审理过程中，党迎春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有其他收入来源，也未提供依法不应当作为夫妻共同债务的证据，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詹恒茂、党迎春两人对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理应得到人民法院支持，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詹恒茂、党迎春未提交答辩意见。 卢明伟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詹恒茂、党迎春向卢明伟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300905.24元；2、判令詹恒茂、党迎春支付上述借款的利息（利息以借款本金300905.24元为基数，自2020年4月10日起按年利率9%计算至还清借款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詹恒茂、党迎春承担。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卢明伟与詹恒茂系朋友关系，詹恒茂与党迎春于2004年3月4日结婚，于2019年6月21日办理离婚手续。2017年7月1日，卢明伟通过其中国银行借记卡向詹恒茂账户分两次各转账5万元、9万元，詹恒茂于2017年7月30日、2017年11月5日至2019年10月6日期间，分二十五次共汇入115580元至卢明伟名下中国银行信用卡（卡号：62×××34）。2017年11月28日，卢明伟通过其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向詹恒茂转账159790元，詹恒茂于2017年12月26日至2020年1月26日期间，分二十五次共汇入90530元至卢明伟的该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账户，其中2019年10月26日，由案外人舒勤（系原告卢明伟配偶）汇入3400元至该账户。2018年1月24日，卢明伟通过其招商银行卡向詹恒茂汇款20万元，同年2月26日至8月14日，分6次通过微信，向詹恒茂转账共计50500元。2018年2月18日至2020年2月22日期间，詹恒茂分二十四次共汇入246270元至卢明伟平安银行账号为62×××35的卡中，其中，2019年10月22日，由案外人舒勤汇入10000元至该账户中。2018年1月23日，卢明伟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签订《个人信用贷款》，约定卢明伟可获得不超过505000元的授信额度，贷款用途为个人合法消费或个人合法经营。合同载明卢明伟的收款户名为贾维毅。另卢明伟交通银行信用卡中亦有多笔信用卡消费记录。后其以上述银行汇款、微信转款、个人信用卡消费均为借款为由，诉至该院，要求詹恒茂、党迎春偿还借款本息。 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民间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该案争议的焦点是卢明伟陆续向詹恒茂银行汇款、微信转款、个人信用卡消费的金额是否认定为借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卢明伟提交的多笔汇款凭证、微信转款凭证及微信聊天记录中均未附加任何借贷意思表示的信息，无任何证据证明双方达成了借贷合意，卢明伟称双方是朋友关系，故以自己的名义向多家银行申请贷款转借给詹恒茂而未出具借条等书面借据，并将自己的信用卡直接交给其保管使用达两年之久，不合常理，足以对双方之间并非借贷关系构成合理怀疑，故卢明伟仍应对双方之间为借贷关系承担举证责任，但其无法证明双方之间为借贷关系的，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且卢明伟自认转给詹恒茂的款项系来自金融机构发放的贷款，詹恒茂对此亦知晓，卢明伟违背金融贷款的目的而将之转付给詹恒茂，使信用资金脱离监管或难以监管，资金安全难以保障，扰乱国家资金投向等政策管控，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亦应自行承担。故对卢明伟的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卢明伟全部诉讼请求。由原告预交的案件受理费5813元，减半收取2906.5元，保全费2025元，合计4931.5元，由卢明伟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关于本案上诉人卢明伟与被上诉人詹恒茂、党迎春之间是否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问题。本院认为，借贷关系的发生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一为借贷合意，如借款人向出借人出具借条、欠条等；二为实际出借行为，如借款人向出借人出具的收条、出借人通过银行向借款人汇款的凭证等。两个条件是缺一不可的，即便有银行交易凭证等，如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借贷双方存在借贷合意，也不能确认双方之间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本案中上诉人卢明伟提交的银行交易凭证等材料，仅能证明其曾向被上诉人詹恒茂转款，被上诉人詹恒茂也曾向上诉人卢明伟转款，双方之间存在转款的事实，并不能证明上述款项的性质是借款，不能认定双方之间的转款为借款。此外，上诉人卢明伟向本院提交一份调查令申请书，申请事项为调取被上诉人詹恒茂、党迎春名下四套房产的房屋交易、过户信息及其名下银行账户借款期间的银行流水。申请理由为申请调取的材料对认定本案借款是否为被上诉人的夫妻共同债务及债务发生后被上诉人是否存在转移财产的行为具有重要证明作用。本院认为，上诉人卢明伟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与被上诉人詹恒茂之间就案涉款项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故不存在是否是夫妻共同债务及是否有转移财产行为的争议，对其上述调查取证申请，本院不予准许。上诉人卢明伟不能就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提交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于维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813元，由卢明伟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 明 审 判 员  王 璐 审 判 员  万俊健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七日 法官助理  龙 超 书 记 员  杨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