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善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421民初1580号 原告：金雪梅，女，1982年11月30日出生，汉族，住嘉善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卜剑刚，浙江东方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方磊，男，1977年8月26日出生，汉族，住嘉善县。 被告：李芳，女，1978年5月24日出生，汉族，住嘉善县。 上列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戴惠荣、蒋慧清，浙江嘉诚中天（嘉善）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沈亚静，女，1975年12月7日出生，汉族，住嘉善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毛吟雪，浙江东方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金雪梅为与被告方磊、李芳定作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1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两被告于2020年7月1日申请追加沈亚静作为本案共同原告参加诉讼，庭审时沈亚静认为与己无关不愿提出诉求，遂列沈亚静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原告金雪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卜剑刚，被告方磊、李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戴惠荣、蒋慧清，第三人沈亚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毛吟雪到庭参加诉讼。案件审理过程中，当事人申请庭外和解时间一个月，但未能达成一致意见，相应时间不计入审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金雪梅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原被告间买卖合同；2.判令被告立即返还货款300000元；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与理由：2020年4月30日，原告与沈亚静向被告购买口罩机二台，其中沈亚静购买了一台单滚内置打片机，原告购买了一台双滚内置打片机，价格为360000元，并约定2020年5月10日交货，为此原告转账支付了定金300000元至被告李芳处，但被告未按约在2020年5月10日履行交货义务，经原告催促后仍未在承诺的2020年5月13日交货。因口罩机是在疫情期间的特殊产品，故行情瞬息万变，被告的迟延交付行为已经导致了原告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故提出以上诉讼请求，请依法支持。 被告方磊、李芳共同答辩称：1.李芳不是本案适格被告，其只是代方磊收取款项，不参与具体的交易过程；2.被告认为本案法律关系为定作合同关系并非买卖合同关系，金雪梅与沈亚静是本案共同定作方；3.被告方磊按照变更后的交付时间交付双滚内置打片机，原告金雪梅拒绝接收，因此本案存在违约行为的是原告方，被告方磊不存在违约行为，不存在解除合同的条件，原告无理由要求被告退款。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沈亚静述称：本案所涉争议与第三人无关，涉案的口罩机系原告与沈杰购买，第三人只是受沈杰委托出面处理相关事宜，相应的法律后果应由沈杰承担。 原告金雪梅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 1.收条一份，证明原告与第三人共同向被告购买口罩机、价格、约定交货日期的事实，并约定不合格退机，全额退款； 2.银行转账记录一份，证明原告分三笔支付款项，共300000元的事实； 3.聊天记录一份，证明5月7日原告催促机器的交付，被告在约定期限内无法交货，在原告催促后承诺的日期内仍然无法交货的事实，被告后承诺在5月13日交付，但最终也未交付。 对此，被告质证认为：对收条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于原告证明内容有异议，该收条反映了原告金雪梅、沈亚静共同向被告购买口罩机设备，对于收条中约定的交付时间并非最终双方达成合意的交付时间，收条中约定的不合格退机退款的标准应是单滚内置打片机每分钟30片、双滚每分钟50片，收条中约定的不合格为调试后机器不合格的情况；对银行转账记录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原告分三次交付定金，且交付时间与收条上约定时间不符，收款人虽然为李芳，但其只是代方磊收取款项，仅凭转账记录不能证明李芳是本案适格被告；对于原告提供的方磊与金雪梅的聊天记录，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对于原告证明内容有异议，迟延交付的责任在于原告方，原告在5月6日才提供样品要求定制，故才有聊天记录中6号加5天的说法；对于被告方磊陈述的5月13日交货，原告明知也未提出异议。 第三人沈亚静对于原告提供的收条、转账记录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收条上没有写明有第三人的名字，实际上口罩机是由原告与沈杰购买，订金300000元也是沈杰支付的，故与第三人无关联性；对于微信记录，不涉及第三人，对真实性无异议，对于关联性有异议，与第三人无关。 被告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 1.聊天记录光盘及附内容文稿、金雪梅与金治平的聊天记录及电话录音，该两份证据共同证明2020年5月13日被告准备交付机器时，因市场行情发生变化，原告金雪梅明确表明不想要这台设备了，称其精力有限没准时接单，想要被告帮忙转卖机器、拒绝接收机器的事实； 2.沈亚静与被告方磊聊天记录一份，证明2020年5月3日沈亚静通过微信要求被告慢慢开具刀模，导致刀模延迟交付的事实，同时说明原约定时间未交付机器设备的原因、责任在定作人，也证明本案的合同关系并非买卖合同而是定作合同，沈亚静与本案有直接关联，与原告合伙共同购买设备，并非沈亚静所称的受了沈杰的委托。 对此，原告金雪梅质证认为：对于电话录音本身的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但这是被告方磊一起做生意的合伙人与原告之间的通话，原告因为不想和被告之间的纠纷让其他人知晓，故在电话中敷衍、推脱，并非真实意思表示，原告方并没有认可被告在13日交付我方不要的说法，对于转卖的想法，双方并未达成合意，不能因此而免除被告按时交付的责任；聊天记录证明双方有转卖的提议，但并不能达到被告在5月13日交付机器而原告拒绝接收的证明效力；沈亚静和被告方磊的聊天记录实际是其购买的单滚打片机的刀头要求等一等，与双滚机无关，该证据中讲到保证每分钟片数问题只是质量标准的一方面，并不能以这句话来证明双方验证机器标准仅为每分钟的片数。 第三人沈亚静认为，被告提供的录音，三性均有异议，真实性我方无法确认，也不清楚，与第三人无关；微信记录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与第三人无关。关于与第三人的聊天记录，证明目的有异议，微信记录中的内容是我方根据沈杰的意思，只涉及第一台已经收到的口罩机。 第三人沈亚静提交“确认书”一份，证明涉案设备系原告与沈杰共同购买。 原告金雪梅对“确认书”无异议，沈杰与第三人是亲戚关系，主要经手是第三人在办，我方也一直误认为是第三人买的，根据第三人的说法是帮她妹妹买的口罩机，她妹妹也一直出面的，与被告联系第三人的妹妹也是经常在场的，我方相信第三人的说法。 被告方对“确认书”三性均有异议，被告从未得到过沈亚静代沈杰购买设备的委托手续，故不予认可，该确认书时间是6月22日，是原被告双方设备部分交付以后且在原告金雪梅起诉以后进行的确认，被告方从不清楚沈杰购买设备，也从未与沈杰进行过洽谈，原告在诉状中明确，原告与案外人沈亚静向被告购买，充分说明本案的所谓沈杰并非当事人，仅以沈杰支付款项来证明设备是由其购买，证据不充分。被告支付宝收到其中两笔订金140000元，对方名“虫二窠”，无法确认是沈杰支付，另外160000元是沈亚静4月30日现金交付的，也没有言明代沈杰交付。收条是被告方出于信任出具的，当时实际收到550000元，但是写了600000元，原告的另50000元到5月2日才支付。 综合双方的质证意见，本院对本案证据认证如下： 对原告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证据并不完整，特别是部分截取的微信聊天记录不能证明双滚内置打片机未按约交付的原因在被告；原告300000元转账并非针对一台设备，李芳作为指定收款人，不是本案合同相对方。对被告提供的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各方微信聊天记录真实反映了原告金雪梅、沈亚静共同向被告定制口罩机设备的过程，结合“收条”记载内容，定作人定制设备主要标准是每分钟口罩的产量；由于口罩行情变化，定作人表示可由承揽人转卖设备。对第三人提供的证据，该确认书形成于2020年6月22日，金雪梅在起诉后对合伙购置设备的投资人与其诉状中描述的事实不一致，根据沈亚静在支付160000元现金时未表明是代理人的身份，反而在微信中明确“我是同小金一起买机器的”，故本院对第三人的证明目的不予确认，即使存在，也是金雪梅与合伙人内部关系。 综上，本院对本案事实认定如下： 2020年4月底，原告金雪梅和第三人沈亚静一起在归谷园租用经营场所，并打算挂靠在某劳保公司生产口罩。原告金雪梅通过案外人金治平获知厂房楼上经营人被告方磊会组装口罩机后，于2020年4月30日向方磊定制两条生产口罩流水线，包括260000元的单滚内置打片机一台、360000元的双滚内置打片机一台、144000元的单点耳机十六台、160000元的封边机四台，共计货款924000元，口头商定价格900000元。当天，方磊收到沈亚静现金交付的160000元和支付宝名为“虫二窠”收到的转款140000元，金雪梅通过手机银行转支250000元到李芳账户。方磊出具收条一份，写明收到口罩机二套订金600000元，列明上述设备及商定的货款价格共900000元，并注明单滚内置打片机2020年5月7日交货、每分钟30片；双滚内置打片机2020年5月10日交货、每分钟50片，余款调试合格后付清，不合格退机全额退款。 2020年5月2日，原告金雪梅的另50000元订金通过手机银行转支到李芳账户。同日，由金雪梅牵头，方磊、沈亚静及金雪梅的弟弟组建“硅谷好邻居”微信群，讨论生产口罩事宜，沈亚芳当时要求“36万这台暂时不要定下去”，次日又问方磊“刀开下去了吗？没有开的话，等等，加工的人有变动”。6日晚上，经沈亚芳确认刀模式样为“圆点”。 2020年5月7日凌晨，被告方磊将单滚内置打片机一台、单点耳机十六台、封边机四台送至金雪梅等人租赁的厂房。 2020年5月7日金雪梅在微信中问方磊：“……（交货）不是11号吗？”方磊解释刀模式样6日晚才确定，刀模厂家加急也要5天，拿到刀模后还要安装调试，13日才能交货，金雪梅表示越快越好。2020年5月13日，原告金雪梅在与案外人金治平的微信聊天中恳请金治平与方磊沟通，表示自己没有本事接单，能否按进价亏本处理。但沟通未能达成合意，原告金雪梅遂提起诉讼。 本院认为：原告金雪梅和第三人沈亚静出面与被告方磊联系，按需下单定制相应规格、口罩制作设备，符合定作合同的法律特征，本案应确定为定作合同纠纷，立案时所定买卖合同纠纷予以纠正。 关于原告金雪梅在法庭辩论阶段提出被告方交付的产品不合格，被告并无生产口罩机的资质，是三无产品问题。本院认为，原告金雪梅没有举证证明方磊承揽的产品不符合定制要求，被告方磊以自己的技能和劳力，采购零配件，为定作人制作成品，且定作人也无品牌方面的要求，只要满足定作人自身生产需求、符合双方约定的标准即可，因此金雪梅、沈亚静与方磊之间的口头定作合同并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该口头定作合同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第三人沈亚静认为涉案的口罩机系原告与沈杰共同购买，第三人只是受沈杰委托出面处理相关事宜，但事实上沈杰至原告起诉时从未出现过，而沈亚静在5月2日加入“硅谷好邻居”微信群就表明“我是同小金一起买机器的”，之后的聊天中对于设备刀头模具的确认、设备型号的确定都有话语权和决定权，这也跟金雪梅在诉状中反映与沈亚静向被告购买的说法相吻合，故可以认定沈亚静是案涉设备合同相对方之一，沈亚静仅提供事后“确认书”欲证明案涉设备与其无关，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案涉设备是否按约交付问题，虽然方磊在“收条”中许诺双滚内置打片机2020年5月10日交货，但根据沈亚静与方磊5月2日、3日的微信聊天内容：“36万这台暂时不要定下去”、“刀开下去了吗？没有开的话，等等，加工的人有变动”，定作人明确要求承揽人推迟制作；金雪梅与方磊5月7日的微信聊天记录：“……（交货）不是11号吗？”，方磊解释6日晚定作人才确定刀模式样，委托厂家加急做刀模也要5天，拿到刀模后还要安装调试，13日才能交货，金雪梅当时也无异议，应当认定双方对双滚内置打片机的交货时间进行了重新约定。原告金雪梅质证认为沈亚静和方磊的聊天记录实际是其购买的单滚打片机，与双滚机无关，显然与沈亚静明确的“36万这台”不符，对此质证意见本院不予采信。后，原告金雪梅没有催告交付，反而恳请介绍人金治平协调转卖双滚内置打片机，但双方未能达成合意，便径行提起诉讼。据此，从现有证据分析，原告金雪梅与第三人沈亚静共同出资向被告方磊定制两条生产口罩流水线，金雪梅与沈亚静对所定制的口罩机设备具有不可分的共同权利义务。在整个合同中，按双方商定价与原订货价比例，已交付的设备价值550000元左右，未交付设备价值350000元左右，金雪梅支付300000元订货款并非特指双滚内置打片机，故其要求将已付款返还给自己，必将损害另一人的权利。金雪梅仅是定作人之一，现原告金雪梅在另一出资人不提出共同请求前提下，刻意隐瞒事实，对已经收到的其他设备只字不提，单独以被告超期不能交货为由，主张解除合同并退还个人出资的300000元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李芳作为方磊的指定收款人，并非合同的相对人，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 综上，原告金雪梅所举证据不能证明其已经履行催告义务，而被告方磊仍不能按时交付约定设备。两被告辩称较为合理且符合实际，本院予以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金雪梅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800元，减半收取2900元，保全申请费2120元，合计5020元，由原告金雪梅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朱 晓 二〇二〇年九月八日 书记员 曹译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