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726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丹，女，1982年8月28日出生，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开洋，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婉茹，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舟，男，1979年5月23日出生，住北京市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姜寿辉，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王海波，男，1973年3月7日出生，住江西省上饶市余干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开洋，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婉茹，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丹因与被上诉人徐舟、原审第三人王海波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5民初202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丹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确认王丹与徐舟于2015年5月15日所签订之《委托持股协议》于2018年1月18日解除；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徐舟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判决归纳本案争议焦点为“徐舟是否有权将《委托持股协议》中的股份交由王丹代持”,该争议焦点的归纳是错误的。本案争议焦点在于王丹是否为北京网库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网库公司）的股东，《委托持股协议》履约基础是否存在。本案系委托合同纠纷，王丹系受托人，且在委托代持合同中并未获得任何代持收益，徐舟也从未向王丹支付任何代持费用。现徐舟与王海波就是否成功购买标的公司股权、股权购买数量、股权交割基准日期等均各执一词。换言之，王丹与王海波形成纠纷，委托代持协议履行标的不存在或不确定，履行基础不存在。故，王丹有权行使法定解除权。徐舟与王海波之纠纷应另行解决。2．一审判决认定“王丹自2015年5月26日起亦通过北京智库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智库通中心）间接持有网库公司的股份，故《委托持股协议》中约定的股份系实际存在”错误。本案中双方所签署之协议为“委托代持协议”,该协议无任何约定表明徐舟向王丹购买股权。自签约之日起，迄今为止王丹也不是标的公司股东，仅仅是一家有限合伙企业合伙人身份。在《委托持股协议》第2条“委托权限”第1款明确约定：“委托权利包括在标的公司股东登记名册上具名”。该约定明确表明是在标的公司股东名册上具名登记，并非间接持股。此外需要说明的是，王丹在合伙企业中仅为合伙人身份，享有合伙份额。“合伙人”与“股东”“合伙份额”与“股权”权利义务及法律属性不能等同。按照一审判决，《委托持股协议》中所约定的代持股东权利义务无法履行。3．一审判决认定“徐舟已向王海波支付25万元款项，与《委托持股协议》中约定的购买价格、购买时间一致，且王海波、王丹未对此提出异议，应视为徐舟已履行支付购买‘股份’价款的义务”错误。《委托持股协议》第1条明确约定：以乙方（王丹）名义出资并持有标的公司五万股股权。但徐舟从未将上述资金交予王丹。实际上，徐舟拟向标的公司股东王海波购买股份时，标的公司其余股东不同意股权转让行为。股权转让未能实施，委托持股标的落空。委托持股协议不具备履行基础。4．一审判决认定“网库公司的《股东会决议》虽对王海波向徐舟转让股权未予同意，但不影响王海波同意徐舟享有的股份由王丹代持的意思表示。故徐舟有权将上述‘股份’交由王丹代持”错误。根据王丹一审庭审中提交的证据三，即徐舟配偶及另一意向出资人与标的公司股东谈话录音可知，双方对股权定价、转让股份数均存在争议，徐舟与标的公司股东之股权转让行为始终未能完成，且标的公司另一股东黄野多次明确拒绝徐舟出资成为标的公司股东。在一审庭审中，徐舟及其代理人一方面多次明确陈述是向王海波购买股权（徐舟所提供之证据目录第一项，在证明对象和内容中载明“证明王海波向徐舟出售原始股，并由王丹协助代持”），另一方面徐舟又提出是向王丹购买股权，其主张前后矛盾，且徐舟的主张与己方证据也完全矛盾，违反约束性辩论原则。综上，一审判决错误认定徐舟有权将上述“股份”交由王丹代持系认定事实严重错误。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认为王丹无权依据合同法第94条行使法定解除权，就此驳回王丹之诉讼请求错误。《委托代持协议》既未将王海波列为合同当事人，亦未包含王海波将股权转让给王丹或徐舟的内容。因此，本案《委托持股协议》符合委托合同的基本特征。徐舟作为委托人、王丹作为受托人，根据合同法第410条规定，双方均享有单方解除权。不论王丹是否持有网库公司的股权，或是王丹以何种方式持有网库公司的股权，均不能阻却王丹作为受托人行使法律赋予的该项权利。鉴于王丹已于2018年1月18日向徐舟发出解除合同的通知，故《委托持股协议》应于该日解除，并且王丹在合同解除之际，充分尽到合同法上的通知义务，无任何程序瑕疵，对于合同解除毫无过错。因此，王丹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一审判决未支持王丹的诉讼请求存在适用法律不当。徐舟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王丹的上诉请求。本案不仅仅属于委托代持关系，还包含股权买卖等综合性法律关系，一审判决认定本案为合同纠纷符合本案实际情况。按照合同法规定，任何一方当事人都应当诚实信用履行合同。王海波述称，同意王丹的上诉意见。王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王丹与徐舟于2015年5月15日签订的《委托持股协议》于2018年1月18日解除；2．诉讼费由徐舟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网库公司原为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9月23日该公司的股东为王海波、黄野、北京富库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成都众联实业有限责任公司；2015年5月26日股东变更为王海波、黄野、成都众联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富库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朱建荣、徐爱华、黄源、张辉、智库通中心、北京慧库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北京云库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2015年7月21日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智库通中心成立于2015年4月，系网库公司的员工持股平台，王丹在智库通中心成立时即入伙，并持有智库通中心150万元出资额，占比18．75%。2015年5月14日，王海波与徐舟进行通话，通话中王海波表示“就是代持那个协议啊…到时候肯定是跟王丹签一个东西，一定是不能跟我签的，我这边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规定，就是我是一定要申报的，就是告诉这个法务，说有没有代持，我是要否认，就是我没有代持，所以现在我是，没法找我来签，本来是我跟你签嘛，就是你委托我来持…一个不能签的原因是，如果说王丹她私下将自己分到的20万股能转一些出来，那是她自己的事情，我们不管；当然，王丹那个是很明确的，她是要进入这个网库的法人股东的，王丹是有公司的这个实名股东的，因为她会代持一些，我的也会给她代持一些…王丹刚才给了一个方案，就是你和邓某各5万股，可不可行…如果你先拿个5万股，那么走款的话直接走到王丹的卡上就行，她会跟你签一个这个委托代持的协议…；如果这样操作，王丹自己手上也只有10万股了，现在她等于总共有20万股”。2015年5月15日，徐舟作为甲方与王丹作为乙方签订《委托持股协议》，约定：就甲方委托乙方代为持有网库公司委托代持股权事宜签订本协议；甲方自愿将其所有的现金25万元人民币委托乙方以乙方名义出资并持有网库公司5万股的股权，代持股权不属于乙方所有财产，不得归入乙方的财产或者为其财产的一部分；甲方委托乙方代为行使的权利包括由乙方以乙方名义持有代持股权、在网库公司股权登记名册上具名；代持股权项下所有股东权益由甲方享受，乙方不享有任何的股权权益；乙方同意因代持股权所产生的全部投资收益（包括现金股息红利或任何其他收益分配）应在乙方收到标的公司转入的相关收益后，应及时通知甲方，并按照甲方的指示对相关收益进行管理和处置。2016年5月25日，网库公司发布“关于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公告的更正公告”，载明“公司拟以现有总股本21742105股为基数，以2015年年末资本公积为依据，优先以其中定向增发所形成的股本溢价，向全体股东以资本公积每10股转增35．993707股，合计转增78257895股，本次转增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增至1亿股”。2016年9月23日，徐舟通过微信向王丹询问原始股什么时候能卖，王丹回复只能私下让人买；2016年12月27日，徐舟通过电话询问王海波如果要转让网库公司的股份通过何种方式比较好，王海波建议找熟人买；2017年5月10日，王海波在微信群聊中向徐舟、邓群表示如果大家要退出有两个办法，第一按照原价将款项退回，但可以考虑按照银行利息不让其亏损；第二需要徐舟、邓群报价，网库公司内部挂出去转让，有些高管个人愿意买的再转让出去，徐舟通过微信向王丹及王海波表示其和邓群商量好以每股30元价格挂牌，出让全部10万网库股票；2017年12月14日，王海波、徐舟、王丹、陈开洋沟通有关徐舟购买网库公司股份回购、显名、转让等事宜，徐舟表示其购买的为网库公司的原始股，应按原始股的规则走，王海波回复“你购买的是王丹的股票”，徐舟表示这是其与王海波之间的交易，其从来不与王丹谈，王海波回应“是，那是我认，我要看王丹认不认”，后徐舟提及转增事宜，陈开洋表示“在2016年、2015年甚至2014年大家都是按照1亿股来作价”。2018年1月18日，王丹通过微信向徐舟发送《解除委托代持告知函》，载明：鉴于徐舟、邓群、高攀在受让标的股份时，受让方与转让方并未达成股权转让协议，且标的公司股东明确拒绝放弃优先受让权、不同意该股权转让行为；由于股份转让协议未能签署，导致具体转让份额、转让期限、工商登记时间、税费分配均未能达成一致，委托持股协议事实上无法履行；此外，鉴于各方自2015年签约后就股权转让事宜一直协商未果，转让方也一致明确表示解除股权转让、返回转让款本金，对于尚未生效的股权转让行为本人无权代持，其代持基础权利并不存在；故特此函告解除股权代持协议。另查明，2017年2月8日，王丹通过微信向邓群表示股票可以在4月至6月出手，价格不会低于15；2017年5月24日，王丹通过微信向邓群表示很羡慕其25万两年50万；2017年7月12日，王丹通过微信向邓群表示徐舟的价格不是其不接受，而是目前没有人会以那个价格购买，公司不会回购，若是徐舟可以找到接盘的，当然没问题；2017年8月7日，高攀、邓群及王丹、王海波商谈出售5万股事宜，其中高攀提出“王丹持股在智库，智库投资里面有她一部分出资，大概是占18．75个点，就是我们的股份是在王丹的代持下，然后转增后，我们的股份是不是要进行一个相应的转增”，王海波表示总股本是1亿股，王丹是按1亿股算的，是1亿股中的5万股；高攀表示其购买时在新三板挂牌时为2174万股，在2016年5月定增之后才为1亿股；王海波表示高攀、邓群并非购买2000多万股中的5万股，因其在出售时即按总股本1亿股计算的；高攀坚持认为邓群购买的5万股享受定增，比例为4．6倍，王海波仍表示其购买的即为定增之后的5万股，不再享受定增；2017年9月13日，邓群通过微信向王丹表示想和其商量出售网库公司5万原始股的事情，并提出能否将其与王丹签订的《委托持股协议》向自己寻找的买家出示，因为买家需要确认邓群所持的是什么，王丹表示可以对买家出示；2017年9月20日，邓群表示其寻找的买家无法从《委托持股协议》中看出其持有网库公司的股份，只持有王丹名下智库还是什么库的股份，怀疑邓群被人骗，王丹将其与王海波询问的微信截图向邓群发送，王海波在微信中表示“可以直接变更到公司工商注册名单中”，邓群收到后表示太过复杂，要求见面聊；2017年12月8日，邓群通过微信询问王丹其购买的是什么，王丹回复邓群其购买的即为1份投资；邓群向王丹表示在其与徐舟在打款时，王海波即准备不向其二人出售网库公司原始股，王丹和王海波早知合同存在问题，并对不能显名提出异议；2018年1月12日，王丹通过微信向邓群表示“这个给的股份就是转过的，都是这么谈的和签的”；2018年1月18日，王丹向邓群发送“关于某部队营职军官高攀违反军人法律规定，意图参股企业、敲诈勒索相关事实的紧急举报函”（以下简称举报函）及《解除委托代持告知函》，在举报函中网库公司表示“高攀在2015年5月15日以其爱人邓群的名义出资25万元购买网库公司的原始股份，由于其本身有军人身份背景，网库公司股东（股份转让方）王海波以及公司其他股东均不同意将股份转让给高攀；网库公司多次洽商将相关购买资金退还并给予超额补偿，同意补偿比例达3倍，但高攀伙同徐舟一同恶意敲诈，对网库公司股东、高管进行骚扰、举报，并要求网库公司按照23万股予以工商实名登记”；邓群收到上述文件后回复“这些天才知道你们最终整理的焦点其实是4．6倍那个”。庭审中，王丹表示其要求解除《委托持股协议》的法律依据为《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有关合同法定解除的规定。徐舟表示其向王海波支付的25万元即为购买网库公司5万元原始股，至于该股份的实际出售方可为王海波亦可为王丹，王丹对此不予认可，其认为“王丹代持”的基础为王海波将相应股权转让给王丹或王海波将相应股权转让给徐舟，但因王海波并未实际转让，故王丹代持股权的基础不存在。对有争议的证据及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如下：徐舟提供银行打款明细证明其为购买网库公司原始股向王海波账户转账25万元。银行打款明细显示2015年5月15日，徐舟向王海波转账25万元。王丹对银行打款明细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该笔款项为徐舟欲从王海波处购买网库公司股份所支付的款项，网库公司并未同意此次股份转让。王丹提供网库公司《股东会决议》证明徐舟拟向王海波购买股份时，网库公司其余股东不同意股权转让行为，故委托持股标的落空，《委托持股协议》不具备履行基础。《股东会决议》载明：经王海波提议并通知各股东，就王海波拟转让部分股份至徐舟、邓某二人一事作出股东会决议，不同意王海波转让部分股权至徐舟、邓某二人；在公司正式上市股改完成前，不接受投资额低于500万元的中小股东加入公司；如王海波坚持转让本人部分股权，根据公司法的规定拟转让股权份额同等条件下由其余股东优先受让。《股东会决议》上有王海波、黄野签字及北京富库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成都众联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盖章，日期为2015年5月16日。徐舟对该份《股东会决议》的真实性不认可，认为黄野在2018年方知王海波转让股份事宜，上述《股东会决议》为虚假，并提供2018年3月3日，黄野、徐舟、邓群、高攀、王丹的谈话录音予以证明。谈话录音中黄野表示其“这个事情呢，我也是前2个月听说的…15年初的时候，公司要登录三板，中间有很多事情是我在推动的，过程我是清楚的，包括中间有些入股…现在事情已经发生了，过去都是朋友，期间王海波也是有些想法，因为公司缺人，希望有些人能起到些作用，既然这样，朋友之间协商解决掉”。王丹对谈话录音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黄某所谓“前2个月听说”是指听说徐舟、邓群与王丹、王海波之间的纠纷，并非指王海波向徐舟、邓群转让股份事宜。王丹提供2018年3月26日黄野、徐舟、高攀、邓群之间的谈话录音及2018年3月3日第三方律所访谈笔录证明徐舟与网库公司股东之间股权转让行为未能完成，《委托持股协议》无履行基础。徐舟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谈话录音发生在双方产生纠纷之后，是双方协商如何解决问题；访谈笔录与本案无关。一审法院认为，王丹与徐舟签订的《委托持股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亦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徐舟是否有权将《委托持股协议》中的“股份”交由王丹代持。第一，根据网库公司历来股东的变更情况可知，王海波一直持有网库公司大部分股份，王丹自2015年5月26日起亦通过智库通中心间接持有网库公司的股份，故《委托持股协议》中约定的“股份”系实际存在。第二，根据王海波于2015年5月14日与徐舟的通话录音可知，王海波与徐舟已达成由王丹代持网库公司股份的意向，无论所持股份系来自于王丹还是王海波。第三，徐舟已向王海波支付25万元款项，与《委托持股协议》中约定的购买价格、购买时间一致，且王海波、王丹未对此提出异议，应视为徐舟已履行支付购买“股份”价款的义务。第四，后续王丹、徐舟、王海波共同商定如何处理徐舟“所持股份”的谈话录音可与上述证据相互印证证明王丹、王海波对徐舟已持网库公司股份并无异议。第五，网库公司的《股东会决议》虽对王海波向徐舟转让股权未予同意，但不影响王海波同意徐舟享有的股份由王丹代持的意思表示。故徐舟有权将上述“股份”交由王丹代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本案中，王丹主张其解除《委托持股协议》的依据为上述规定，但未提供证据证明徐舟存在根本违约情形，故其主张解除《委托持股协议》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于2020年3月判决：驳回王丹全部的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案二审中另查明，王丹与徐舟签订的《委托持股协议》约定出现以下情形的，本协议终止：（1）甲方（徐舟）、乙方（王丹）协商一致终止本协议；（2）网库公司依法解散或法定资格丧失，或被依法撤销，或被宣告破产；（3）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它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王丹提起的确认合同解除之诉，具体请求为确认其与徐舟于2015年5月15日签订的《委托持股协议》于2018年1月18日解除，故本案审查的重点应是王丹于2018年1月18日发出的《解除委托代持告知函》是否成立，能否产生解除《委托持股协议》的法律后果。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本院认为王丹2018年1月18日发出的《解除委托代持告知函》解除理由不成立，不能达到解除《委托持股协议》的法律后果。具体理由如下：首先，关于王丹与徐舟之间的法律关系如何定性的问题。王丹与徐舟签订的《委托持股协议》中约定：就徐舟委托王丹代为持有网库公司委托代持股权事宜签订本协议；徐舟自愿将其所有的现金25万元人民币委托王丹以王丹名义出资并持有网库公司5万股的股权，代持股权不属于王丹所有的财产，不得归入王丹的财产或者为其财产的一部分；徐舟委托王丹代为行使的权利包括由王丹以王丹名义持有代持股权、在网库公司股权登记名册上具名；代持股权项下所有股东权益由徐舟享受，王丹不享有任何的股权权益；王丹同意因代持股权所产生的全部投资收益（包括现金股息红利或任何其他收益分配）应在王丹收到网库公司转入的相关收益后，应及时通知徐舟，并按照徐舟的指示对相关收益进行管理和处置。就上述约定内容看，王丹与徐舟之间法律关系是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之间的法律关系，此种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但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承担投资风险的约定，在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之间建立的是隐名出资合同关系，故《委托持股协议》实质为隐名出资合同，适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委托持股协议》系王丹与徐舟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其次，从双方签订《委托持股协议》的过程看，王海波、王丹与徐舟之间的大量通话录音、微信等证据表明，徐舟确实存在购买网库公司股权的意图，而王海波、王丹同意转让网库公司股权，只是出于特定原因的考虑，徐舟、王海波、王丹三方共同确定通过王丹与徐舟签订《委托持股协议》的方式来实现，并不存在徐舟先自王海波处受让股权、再委托王丹代持的关系。再次，从《委托持股协议》履行的具体效果来看，智库通中心系网库公司的股东，持有网库公司股权，王丹作为智库通中心的有限合伙人，持有智库通中心的份额，对于智库通中心因持有网库公司股权享有的股东权益，王丹依据其份额享有相关权益，故徐舟通过王丹，虽然无法持有网库公司的完整股权，但是可以基于王丹对于智库通中心享有的份额获得网库公司股权的相应权益。虽然《委托持股协议》约定王丹代徐舟持有网库公司股权并要在网库公司股东名册具名，但是王丹与徐舟签订《委托持股协议》时实际无法实现这一约定，王丹对此亦明知，而徐舟在诉讼中亦明确表示其并不要求王丹在网库公司股东名册上具名，只要能够按出资份额，在王丹对网库公司享有权利之中享有相应权益即可。故徐舟通过《委托持股协议》实际能够取得王丹在智库通中心享有的份额，并基于该份额，间接对网库公司股权享有相关权益。由于智库通中心系网库公司员工持股平台，徐舟并非网库公司员工，故徐舟只能以王丹名义持有该份额。最后，从款项的支付来看，王海波要求将款项交付王丹，而王丹要求将款项交付王海波，最终25万元款项实际转入王海波账户。鉴于王海波与王丹的亲属关系，可以认定徐舟与王丹签订《委托持股协议》并向王海波支付25万元后，实际履行了支付“股权转让”对价的义务。综上，徐舟与王丹签订的《委托持股协议》承载着王丹转让其对智库通中心享有的相应份额，并同意将基于该份额对网库公司股权间接享有的权益由徐舟享有的意思表示，是王丹、王海波和徐舟之间围绕三方权利义务所做的安排，而非王丹所主张的其代为持有王海波转让给徐舟的股权的单纯的委托关系。王丹以其代持履行基础不存在等为由向徐舟发送《解除委托代持告知函》，其真实意图在于否认王海波、王丹与徐舟之间关于其权利义务所做的安排，使徐舟投资网库公司股权的意图落空，王丹的解除理由不成立，同时也有违诚实信用原则，故不产生解除《委托持股协议》的法律后果，一审判决驳回王丹的诉讼请求，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王丹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50．00元，由王丹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谷绍勇审 判 员  张丽新审 判 员  张玉娜二〇二〇年九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杨 扬法官助理  单海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