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9民终405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侯金成，男，1973年6月14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武清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于若辰，北京若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国英，男，1954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泊头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封金良，河北卓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侯金成因与被上诉人李国英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泊头市人民法院（2019）冀0981民初26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侯金成上诉请求：请求依法撤销泊头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冀0981民初2677号判决，改判被上诉人主张的与上诉人的借款关系无效。理由如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2019）冀0981民初2677号判决，将一个活脱脱的自然人合伙联营关系，判定成是工程借款关系。判决中存在着多处重大问题，造成案件事实仍然没查清。具体如下：1、文书撰写方面。一审庭审当中，上诉人一方出示了“三份”借款协议（2013年11月23日、2013年12月1日、2017年8月22日），但文中却不提及。在整个事实查明部分，只是列明了双方争议、举证、质证的情况，没有法院依法查明的具体事实经过，判决逻辑、依据欠缺，体现了主审法院专业素养欠缺，审判技术不足的特点。2、审判法官曲解上诉人提交的法庭证据。（1）一审法院的主审法官认为，2013年11月23日、2013年12月1日，两份借款协议当中，未直接书名保底条款，保底条款就不存在。为了回避合伙事实，主审法官把民事自然人之间没有的案由关系，引用到判决书中。认为侯金成和李国英是短暂的合作关系。要知道合伙关系这一事实李国英曾在2018年起诉侯金成的时候其起诉事实理由中，关于欠款缘由的陈述。就是来自于合伙关系。而常某出庭作证，也进一步说明了合伙关系的存在。最高法院关于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当中，确定了自然人之间并不存在合作关系案由，所以（2019）冀0981民初2677号判决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只是短暂的合作，没有法律依据，双方之间实为合伙联营关系，我国民事法律规定，合同可为口头和书面两种形式。而本案实际为口头合伙关系，这一点李国英在其起诉书中是承认的，而证人常某也证明了这个口头合伙关系的存在。李国英和侯金成的保底条款就存在于这起口头合伙关系当中。保底条款以书面形式存在。这在最高法院《关于印发的通知》中，有所体现。该司法解释明确了联营关系中，禁止设定保底条款，但并没有阐明保底条款一定要以书面形式存在。那为什么一审法院的主审法官却要违背法律，强行要求上诉人侯金成和被上诉人李国英之间口头合伙联营中的保底条款，就一定要体现在书面当中？原客观事实是，在合伙投资经营当中，投资一方的李国英，将自己的投资款，交给侯金成令其打带有利息的借据，自己称既是投资款，又是借款，这不就是保底条款的设定吗？这一事实，李国英在录音当中是承认的，即使主审法官想方设法不予采信这份录音证据，但事实胜于雄辩。而本案当中借款协议虽未明确写明，类似于“赚钱给红利，不赚钱给利息”这样的保底话语，但其是伴随保底条款的影子存在的。这个影子无论从内容涉及的归还本金、利息方面，还是内容上涉及的时间，以及落款的时间，均可以捕捉到保底条款的信息。该信息与合伙事实相联系，与李国英谈话录音相结合后，可以使这个保底条款越来越清晰。那就是投资款亦是借款，用李国英的话说，“投资款与借款一样。赚钱分红利，不赚钱给利息，且保障利息。”（2）曲解证人常某证言。（2019）冀0981民初2677号判决称，上诉人请来的证人常某作证说“李国英参与四月便退出”，其意图是常某是上诉人请来的，所以不管常某在法庭作证如何表现，上诉人便得一概接受。首先、常某出来作证，并不是上诉人请他来法庭，不是为了上诉人利益作证，而是基于他是共同合伙人，与李国英为一担挑关系，且侯金成与常某也有债权债务存在，故他比较关心这一事件，开庭当天才到富镇法庭的。因被上诉人李国英居然否认起诉书中曾自己主张的合伙事实，所以上诉人的代理人只能向法官言明常某在法庭之外的这一情况。希望法庭让常某到法庭说明事实情况。常某出庭说明情况时，也颇费周折，进出法庭好几次，犹豫不决，原因就是因为与李国英的身份关系。而庭审陈述事件过程，常某也确实隐瞒或篡改了一些事实情况（这是在庭审之后，代理人与侯金成核实后知道）偏袒李国英一方，比如对于李国英投资总数，第一次他说不清楚。在上诉人代理告诉他，上诉人侯金成曾说，证人常某电话里告诉说总投资358万的时候，他又含含糊糊地说反正是350多万，不到400万。好几个细节，证人都某不描述，或者故意描述不清，虽然证明了几个细节，但代理人清晰地记得，常某从未证明李国英退货的细节情况。记得常某回答代理人问话说。李国英将投资款打给了侯金成，具体怎么跟侯金成约定的他不知道。法官关于李国英参与经营的情况，向常某询问。记得常某回答主审法官问话时说“李国英参与经营4个多月，然后就回去了，后来听说借款什么的”，而法官从某没有向证人询问李国英何时退伙？就退伙的问题，证人从某没有陈述过。也未就这个问题回答过任何人。那法官认定退伙的依据何在。就证人常某作证说，“参与经营4个多月，然后回去，后来听说借款”这句话的理解？不参与经营等不等同于退伙或不是合伙人的身份？肯定不能等同。有关合伙的相关法律规定，合伙人可以不参与经营，但必须要进行实际的合伙出资，包括实物或货币。而本案中，李国英是货币出资。而且还一直参与经营，只是在合伙经营期间因家里有事儿临时回泊头，不能等同于退伙。2015年5月，合伙投资施工项目结束。2016年催讨工程款。李国英发现合伙经营未赚利润。才提出按之前合伙之初的不赚钱给李国英利息的承诺结算。事实上也根本就不存在4个月退伙的事实。其实，关于什么时间退伙，应该是法庭去查明的事实，因为这是本案争议和查清争议事实的关键。法庭对于常某讲的“回去”和“后来”这两个词的意思表达应该进行追问。主审法官应查明，证人所说的“回去”是不是就指的是“退伙”？“后来”是多久的后来？是俩月，三月，还是两年、三年？这个什么时间听说的非常的重要，因为它能够决定案件的结果。（3）故意曲解李国英录音内表达的意思内容，意图不予采信能够支持上诉人观点的证据。被上诉人李国英在录音中明确承认，侯金成承诺他赚钱分利润，不赚钱给他利息，保证他的利息。对于回答钱款是投资还是借款的问题，他这样同答的，借款和投资款那不一样吗？他认为借款即是投资款，投资款亦是借款，结合他前面所讲的侯金成的承诺内容，这不是典型的保底条款是什么？难道非得以书面的形式才叫条款？一审法院以录音中，李国英关于三人联营的陈述，即认定录音中提及的借款亦是投资款事件与常某三人联营事件无关。首先，李国英到法院起诉向侯金成索要欠款的基础前提，是基于合伙关系。至少李国英在起诉书中事实部分是这样陈述的。而李国英与侯金成之间，除了常某之间的合伙外，再无其他。如果录音当中所陈述的合伙关系不是他本人起诉的中浩车间工程合伙项目。那又是哪个？何况常某出庭作证，清楚说明，他三人合伙的项目是包含中浩车间的。对于前面提到的问题，李国英有义务向法庭举证证明，法庭亦有义务查明，而不能模糊地判定录音与争议案件不具有关联性。其实，录音当中的说的事件本可以不用考虑常某的因素，因为赚钱分利润，不赚钱给利息，这也本不关常某的事，常某本人也说他并不知情，这事存在于侯金成和李国英之间。而且在录音当中询问李国英的时候。也是针对于李国英起诉侯金成合伙投资款事件，目的很明确，且在录音当中提到的大额借款99万和55万，也可以确定与案件争议的事实有关。第三、在录音开头、明确了谈话事件是涉及750万经济纠纷这起案件。谈话当天，在场人员陈某曾问李国英，本金带利息是750万？750万是给您750万的房，不是现金。李国英答，不对，不对。这么明确的问答，一个公正的法官完全可以明确谈的就是本案。（4）主审法官曲解《抵账协议》手写部分，意图还是不想查明有没有现金？如果有现金交易，现金数额的多少？首先，（2019）冀0981民初2677号判决确定了手写部分为李国英书写。这一事件当中，李国英在协议下方，故意将银行转账写成现金。这在他起诉侯金成案件提供的证据材料，2013年11月23日和2013年12月1日的两份借款协议中，可以显现出来。因为所有的欠据主体内容，全部为李国英形成，这是李国英在司法鉴定笔录中自己承认的。李国英把银行转账全部写成了现金，这是他的书写习惯，或者说是陷阱。这一说法是有依据的，不是上诉人凭空胡说，本案完全有证据证明。2019年8月28日，侯金成代理人与李国英谈话录音中，曾明确2013年11月23日借据中的，大额99万和55万。到底是现金还是转账？李国英明确说，是银行转账，而借据中明明写有现金。李国英自己已经在录音中承认将银行转账写成现金了。在李国英不能举证确实有现金交易的情况下，法院不宜认定，有现金交易的存在。何况这个大额现金的交易，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108条的规定，必须存在高度盖然性才可以认定。而本案李国英向法庭提交的证据难以达到高度盖然的情形。很难判定大额现金交易存在的可能性。第二、上诉人不明白，从手写体部分文字里。那里可以反应出部分借据被侯金成收回了？“作废”和“收回”这两个词，现代汉语中的含义样一样吗？如果直接表述的是收回。那么可以确定借据被收回了，而这里表述的却是“作废”。这里抛开“作废”词汇本身的意义不讲，。我们单从语境这一角度去分析，就本案中这个“作废”词汇的运用包含的可能性。那就是有没有一种可能便是借据还在李国英手中，然后写的声明作废？当然这个可能不好排除。既然这个可能不好排除，那么法官就不能随意认定借据已经被侯金成收回。何况本案中，李国英声称侯金成收回部分借据，侯金成却一直否认。侯金成还对此，做出了合理说明，是因为李国英从某就没归还过任何借据给他，他担心李国英将来重复索要，才出现了手写体“作废”字样。而事实证明，侯金成说的属实，李国英向法庭提交的两张借据就足以证明，借据仍然在他手中。虽然他称部分借条收回，部分未收回。这只不过是他的狡辩而已。道理上应该被债务人全部收回，既然部分还在债权人手中，就有全部都在他手中的可能。依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李国英应该承担部分借据被侯金成收回的举证责任。而不能依据“欠据已作废”的话语来推。毕竟这句话的字面含义不是收回。李国英将2013年11月23日、2013年12月1日的两张借据拿到法庭上来作证，本身就是此地无银不打自招的做法。这充分说明，他已向法庭虚假陈述。所有的借据本来一直就在他手中，所以才有了作废的强调。综上，手写体部分，根本反映不出借据有没有被收回的问题。若李国英继续坚持的话，法庭应该让李国英继续举证，而不能由法官来擅自揣测。二、用法院判决去认定一个违法行为合法。这不是简单地违反法律原则问题，更是对司法底线的公然挑衅。本案涉及的《抵账协议》的基础来源于被上诉人李国英提交的2013年11月23日、2013年12月1日的两份借款协议。该借款协议最明显的可以证明，在李国英与侯金成合伙联营期间的投资款实际上是要利息的。这从协议的内容和落款时间，完全可以确定。并与李国英的谈话录音内的，赚钱分红，不赚钱保证利息的说法一致。这个证据也进一步与侯金成在法庭上关于保底条款存在的事实情况相验证，且在法庭上被上诉人李国英一方明确承认起诉的本金和利息全部来源于前面的协议约定。那也就是说750万债权的基础是以保底条款为依据和前提。故就本案，凡是建立于保底条款之上的所有协议全部的无效。所以这个《抵账协议》并不例外，一样是无效的。这一观点，在法庭上，上诉人的代理人一直强调，而不是单纯地基于签署协议时是否为真实意思之原因。（2019）冀0981民初2677号判决，在上诉人主张的因签署《抵账协议》缺乏当事人真实意思，和因违反保底条款规定，共同致使《抵账协议》无效的两个原因中，其只论述了因缺乏当事人意思表示，而故意回避不去碰触上诉人提到的保底条款。三、一审法院以双方已清算为由，企图掩盖合伙期间设定的保底事项。首先要阐明，清算过的债权债务，不等于债务关系合法。建立在违法基础上的《抵账协议》因其是建立在保底事项基础上的，故即便清算了100次，那也不具有借款合同效力的。我国合同法明确规定规定，无效合同自使就无效。李国英隐瞒事实，到法院虚假诉讼。而一审法院的主审法官，明知李国英的虚假诉讼行为，还找各种理由予以遮掩。甚至抛出清算这一“砖头”，企图拍上诉人，这分明就是与最高法院打击虚假诉讼的呼声相对抗。上诉人坚信公平正义可以在沧州中院可以实现。 李国英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理由如下：2017年8月22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抵账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在（2018）冀0981民初768号案件中，上诉人一方明确表示，对该协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在本案件的一审过程中上诉方的证人常某出庭作证证实该协议系上诉方与被上诉方经过对借款本金及利息进行核算，最后双方确定的欠款金额为750万元，故此恳请二审法院核实清楚后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侯金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原、被告之间的借款合同无效（恢复合伙联营投资关系）；2、请求人民法院判决确认的欠据、的借据、的抵账协议无效；3、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因工程需要，原告向被告借款，并于，原、被告签订抵账协议一份。原告主张，原、被告之间签订的抵账协议无效，原、被告之间属于合伙联营投资关系。原告就其主张提交以下证据：一、李国英起诉借款合同一案的起诉书复印件一份，协议书复印件两页，原告在起诉中阐明建造中昊车间而发生借款关系，并非单纯的民间借贷；二、借据复印件两张，借据载明日期为、、，证实借据出具的区间在原、被告和常某三人合伙联营建设中浩车间期间，且李国英对借条内载明的内容是用于合伙予以认可，可以证明存在保底条款，借据应属无效；三、抵账协议复印件一份，因涉案工程未营利，李国英便主张其投资为借款，实际是既当投资款又当借款，故存在保底条款，应属无效协议；四、偿还69万元凭证一份，李润峰的买房协议书一份；五、录音资料一份，证明李国英承认“如果联营投资赚钱，被告分取利润，如果赔钱，被告收取利息”；五、证人常某出庭作证，证明“从2013年开始三人合伙，李国英总共投资款应该是358万，具体不清楚，李国英参与三、四个月便退出，刚开始说是投资后来说是借款，签订抵账协议时，原、被告和常某在场，三人一起计算结果为800万，但侯金成说还有一、二百万款项没有要回，李国英说暂时要750万，剩下的50万元以后再说”。被告质证意见如下：对起诉书形式不予认可，因非法律人士书写，故表述不清事实，且原告已经在其他案件中对借款的事实予以认可；对抵账协议的真实性无异议，该抵账协议是双方进行结算得出，总金额已超过1100万，最后经协商，李国英同意侯金成给付750万；对其中交易时间为的20000元凭证及另一张10000元的凭证不予认可，认为与本案不具关联性，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认为均发生在之前，系侯金成偿还部分借款的利息，但与本案不具关联性；认为录音系侯金成的代理人误导式发问，李国英已经明确说明是借款；对证人陈述的抵账协议过程无异议，对其陈述的李国英出资数额不予认可。被告辩称，自2010年开始到，侯金成在李国英借款共计5944996元，利息为5883896元，扣除已经偿还的利息，双方于对账，侯金成共欠李国英借款本金及利息1100多万元，经双方协商，侯金成同意给付750万元，并签订抵账协议一份，对双方的债权债务予以确认。被告提交抵账协议一份。原告质证意见如下：认为抵账协议存在保底条款，属无效协议，且750万元涉及的部分利息系违法约定，系基于被告的信访压力才签订协议。 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签订抵账协议一份，原、被告对该协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原告主张，该协议是基于被告信访压力等情况下原告被迫签订的，且原、被告之间属于合伙联营投资关系，并不是民间借贷，如果联营投资赚钱，被告分取利润，如果赔钱，被告收取利息，该协议应该属于无效协议。原、被告分别于签订的欠据、签订的借据、签订的抵账协议，内容均表述为借款且协议中并无保底条款的存在，原告虽申请证人常某出庭作证，证明原、被告及其系合伙关系，但证人常某亦证明：“李国英参与三、四个月便退出”，并无原、被告之间为联营关系参与具体事项决算的具体表述，原、被告之间亦无联营协议，也无其他相关证据证明联营关系的存在，被告提交的录音资料，李国英也未有对原、被告及常某三人系联营关系的陈述或认可，且被告在（2018）冀0981民初768号案件开庭审理过程中，明确答辩承认双方属于借贷关系，应认定双方为短期的合作关系，后合作终止，双方进行清算，确认双方之间的借贷本金数额及产生的利息，在原告作出让步且原、被告一致认可的情况下签订抵账协议一份，并由被告亲自书写“以前侯金成给李国英的现金欠条全部作废，除转让厂肆拾万元以外，欠条是借现金的条”的内容，足以证实原、被告双方的借款事实，且部分现金借款欠条被告侯金成已经收回，该协议是原、被告双方经过核算后的真实意思表示，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原告主张该该协议系被迫签订，但并无证据提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原、被告所签订上述协议亦并不存在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综上，一审法院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侯金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侯金成申请证人刘某1、常某、刘某2出庭作证，拟证明李国英、常某、侯金成三人一起合伙做生意，2013年4-5月份开始合作， 针对证人证言上诉人质证称，上诉人代理人认为能够陈述原客观事实，且三个证人陈述的事实之间均一致，能够形成互相作证真实有效。被上诉人质证称，对三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均有异议，理由如下：1、证人刘某1系上诉人侯金成之舅哥，目前上诉人侯金成为逃避债务与证人的妹妹办理了离婚手续。证人刘某1和侯金成均为原乌兰察布市中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股东。2、证人刘某2系侯金成的会计，其所陈述的在抵账协议签订之前，李国英的妻子曾经去公司和政府要说法纯属虚构，因协议签订之后长期侯金成不支付拖欠款项，李国英的妻子才到公司和有关部门要求解决拖欠事宜。3、证人常某在一审出庭已明确说明该协议是侯金成与李国英协商确定的，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综上，刘某1、刘某2均与侯金成有秘密关系，依据民诉法及其解释和证据规则的相关规定，该证人证言不应当予以采信，常某的证言应以一审为准。 被上诉人提交企业查询信息表一份，证明侯金成和刘某1他们存在利益关系。上诉人质证称，公司的股份情况跟侯金成和刘某1之间没有关系，拿本案来说常某还是李国英的妹夫呢，也有亲属利害关系，以这个作为证人不能够有效的出庭作证，证据是不充分的。 上诉人提交账目清单复印件三份，证明李国英根本就不是仅参与三四个月退伙，他是自始至终的合伙人，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是错误的。被上诉人质证称，因上诉方提供的是复印件不符合证据形式要件的要求，所以我方对此不再发表质证意见。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关于联营的规定，联营合同是指企业之间或者企业与事业单位之间，为了达到一定的经济目的而达成的联合经营的协议。本案所涉及的合伙为个人之间的合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的通知》中第四条第一项规定的保底条款在本案中不存在适用的事实基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之规定，侯金成并无证据证明其与李国英签订《抵账协议》中受到欺诈、胁迫，且损害国家利益。亦无法律规定李国英要求侯金成出具的借条和之后与侯金成达成的《底账协议》因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而归于无效。侯金成诉请确认其与李国英之间的借款合同无效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侯金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侯金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齐桂苓 审判员  张友僧 审判员  刘晓莉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八日 书记员  韩 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