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4民终51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唐志超，男，1958年8月26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滨江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嘉兴绿方舟环保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桐乡市同德路888号三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835850371826。法定代表人：张晓燕,执行董事。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卫国,浙江卓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浙**章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桐乡市梧桐街道振华路1360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0073029192XF。法定代表人：王爱燕,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章吴睿,浙江智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新发,浙江智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唐志超、嘉兴绿方舟环保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方舟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浙**章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章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桐乡市人民法院（2018）浙0483民初46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1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9日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唐志超、绿方舟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指令其他人民法院重审。事实和理由：一、原审事实不清。1.华章公司是其提供的证人朱某的供货商，朱某欠华章公司48万元应收款，其证言存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之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的质询。2.原审判令上诉人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但未明确具体内容。如果是仅指2014年11月绿方舟公司与广州博依特节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依特公司）签订的合同，抢了华章公司的业务，则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博依特公司与绿方舟公司签订供货合同，得到绿方舟公司的数据保证后，博依特公司遂与华章公司签订供货合同。绿方舟公司销售的普通带式压滤机，与华章公司的钢带式压滤机，是不同的设备，处于生产流程的上下游关系，处理的是不同含水率比例的污泥，绿方舟公司设备处理含水率进料85%，出料60%-70%；华章公司设备处理含水率进料65%-70%，出料45%-60%。所以由普通带式压滤机预处理，降低含水率后，才能进入华章公司的钢带式压滤机下一道程序。绿方舟公司销售给博依特公司的普通带式压滤机，在2014年11月以前华章公司从未生产过，从未销售过；2014年11月以后，到2017年4月唐志超被开除，华章公司也未生产过，也未销售过；甚至到现在，华章公司依然没有能力生产，也未曾销售过。华章公司产品宣传手册中，将绿方舟公司销售的设备列入应当由“合作伙伴”提供的机器设备，所以两者互不重叠。该证据直接证明了上诉人是否侵犯了华章公司的商业利益，原审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是错误的。3.唐志超在华章公司的身份，原审未予以查明。身份要素是构成损害公司利益的前提要件，按工商登记的唐志超自2012年起担任华章公司监事身份，将不能同时兼任公司高管。与本案相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的禁止情形，不及于公司董事。《员工手册》作为本案最重要处罚依据，有无经过合法程序制定，有无有效送达决定其合法性和约束力，原审未查清。4.原审罔顾司法鉴定结论、华章公司违法窃取唐志超私人财产的违法事实，在华章公司一直未能证明其主张内容的真实性的情况下，反而要求上诉人反证华章公司进行过编辑，属于将不合理、不合法、不可能完成的举证责任强加给上诉人。判决书第16页的列表是非司法鉴定专业人员制作。原判决采信无法固化而且属于思想活动范畴的“证据”来对上诉人进行推理定罪有误。二、上诉人无需承担赔偿责任。原审判令上诉人赔偿华章公司30万元，上诉人认为华章公司不生产也不经营上诉人所供的产品，华章公司没有经济损失，上诉人不需要赔偿。三、原审适用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有误。诉争事实发生在2014年，应当适用旧法规定的最高20万元赔偿额。华章公司辩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唐志超在华章公司工作期间非但私下投资参股了与华章公司存在竞争关系的企业，还不断地利用其职务之便泄露华章公司拥有的商业秘密并以此为绿方舟公司牟利。首先，华章公司与绿方舟公司经营业务重叠，构成竞争关系。退一步讲，本案中是否构成竞争关系并非构成不正当竞争的充分条件，即使不存在竞争关系，只要华章公司的竞争利益受到了损害，行为人当然构成不正当竞争。其次，唐志超在职期间接触、获悉了大量的商业秘密，然后泄露给了绿方舟公司。唐志超入职华章公司后就一直在为污泥处理这类业务在公司进行技术研发工作，是公司在该项目上的主要研发人员。再次，唐志超利用职务之便，获悉了案外人博依特公司有业务需求，在公司指派其前往谈判的情况下，私下将部分业务的供应交给了绿方舟公司，这是对华章公司商业机会的恶意抢占，是违反基本商业道德的行为。最后，原审针对移动硬盘的司法鉴定结论所作认定并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1）鉴定结论首先认为，部分文件及文件夹的内容存在删除、编辑、移除的可能性。这一结论并不能否定该证据在本案中的证明力。本案的关键是硬盘是否载有大量的商业秘密，以及唐志超是否存在其他不正当竞争行为，删除文件这种操作只会降低其侵权的可能性，既然目前保存有的文件足以认定其载有大量商业秘密，该证据当然合法有效的。（2）退一步讲，华章公司也从未进行过删除的操作，之所以文件夹会显示修改时间在2017年4月1日之后，是因为华章公司在4月份第一次接触到硬盘的内容时为了尽快整理、收集唐志超违法行为的证据才新建了文件夹进行梳理。（3）虽然部分子文件也存在修改时间上的瑕疵，但同样内容的文件在硬盘的其他文件夹中也有保存，两个同样的文件修改时间不同但内容是完全一致的。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无误。唐志超、绿方舟公司的行为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之规定，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首先，唐志超所实施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规定的“违反约定或者违反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商业秘密”的行为。其次，本案中即使不存在商业秘密的争议，唐志超作为华章公司的环保项目负责人在完全没有告知公司的情况下，利用职务便利，以华章公司的名义和客户洽谈，以取得客户的信任，同时他把这个项目里最没有技术含量的部分环保设备(普通压滤机等)分出去，通过他自己的绿方舟公司和客户签订了100万元的设备买卖合同(贸易合同)，把本来应该属于公司的商业机会变成了他和配偶的商业利益。再次，原审法院认定赔偿金额合理、适当。本案中，上诉人并不否认其与博依特公司交易的事实，那么按照绿方舟公司与博依特公司签订的合同来看，上诉人获利100万元，扣除上诉人从另外公司进货的成本40万元，净利润接近60万元，从这个角度而言，原审依据法定赔偿标准判决30万元并无不妥。请求驳回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华章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唐志超、绿方舟公司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2.判令唐志超、绿方舟公司共同向华章公司赔偿经济损失100万元；3.唐志超、绿方舟公司共同承担华章公司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6万元；4.诉讼费由唐志超、绿方舟公司承担。原审法院认定事实：2004年8月，唐志超与杭州康泰电气有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2008年，唐志超与杭州华章电器工程有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2012年4月1日，唐志超与浙**章科技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以下简称华章杭州分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合同期限为2012年4月1日至2017年3月31日。上述企业与华章公司属于关联企业。唐志超先后担任华章公司的监事、副总经理兼采购总监、带机产品经理、高级工程师等。在日常工作中，唐志超可接触到华章公司的客户信息、项目信息、产品研发信息等，并对部分项目合同具有审批权。2012年5月12日，华章公司（甲方，商业秘密所有人）与唐志超（乙方，保密义务人）签订《保密协议》，约定：“本协议载明的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其权利人带来经济效益的所有技术信息、经营信息和甲方公司的各项保密文件、秘密。”“保密义务人同意为甲方利益尽最大努力，在履行职务期间严格恪守保密义务，严格保守其因身份、职务、职业或技术关系而知悉的甲方的商业秘密，保证该商业秘密不以任何形式被披露或使用，即使这些信息甚至可能全部的由保密义务人因工作而构思或取得的。”“在服务关系存续期间，保密义务人未经授权，不得以竞争为目的、或出于私利、或为第三人牟利、或为故意加害公司，擅自披露、使用商业秘密、取走与商业秘密有关的物件。”该协议还对技术信息、经营信息以及其他商业秘密的范围进行了列举式说明，并对违约责任进行了约定。2013年9月1日起，华章公司实施新《员工手册》，唐志超对此收悉。该手册附则《华章科技违纪违规管理细则》第六条“严重触犯法纪”第1款载明：“违反行为守则或一般行为规范的犯罪行为或者严重触犯法纪；如：未经许可向任何人士透露与公司、公司业务或经营有关的技术或其他保密材料、数据、绘图、指示等；参与和公司利益冲突的其他经营活动或受雇于其中，或从中获利超过2000元。”另查明，2013年2月19日，唐志超及其配偶张晓燕受让了嘉兴绿方舟环保设备有限公司的部分股权，其中唐志超持有该公司32%的股权，张晓燕持有该公司33%的股权。在此基础上，两人与其他两名股东重新组建公司，并将公司更名为绿方舟公司，选举张晓燕为执行董事，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唐志超任公司经理。2016年8月1日，唐志超将其所持有的绿方舟公司的股权转让给张晓燕，至此张晓燕共持有该公司65%的股权。同年8月2日，绿方舟公司解聘唐志超经理职务。以上事实唐志超未告知华章公司。唐志超日常持有的NM-0904三星.超薄型黑色移动硬盘中存有部分华章公司及绿方舟公司的内部资料。其中，与华章公司有关的资料包括：经营信息（如项目信息、报价方案、项目合同、客户信息等）、技术信息（如图纸、测试数据等）以及其他事务性文件。《绿方舟工作笔记》文档中存有2011年9月18日至2017年1月27日间唐志超的部分工作、生活记录，包括在华章公司的工作记录（如接待客户、项目考察等），以及对绿方舟公司的发展规划及业务推广记录。该文档还载有唐志超对于同时在两家公司开展工作的思想记录，其认为该行为存在同业竞争法律风险，应注意保密，在华章公司低调忍耐。该移动硬盘于2017年4月1日被华章公司扣留，为此唐志超于同年10月10日起诉华章公司返还该硬盘，并在该案中称硬盘中存有工作以来的重要内容及其他公司的重要秘密，担心泄露后引起商业纠纷。再查明，华章公司曾前往华南理工大学洽谈科研合作，结识了在该校任职的朱某。2014年7月29日，朱某与其他人投资成立了博依特公司。同年，博依特公司与广东中辉环保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辉公司）合作承包污泥处理项目，朱某将项目信息告知彼时在华章公司工作的学生吕文彬。华章公司指派唐志超、吕文彬等人与博依特公司进行业务洽谈，博依特公司与中辉公司对华章公司承接的同类项目进行了考察。出于对华章公司实力的信任，博依特公司原意全部采购华章公司的设备，后经唐志超建议，其分别与绿方舟公司、华章公司签订了市政污泥深度处理设备供货合同，约定绿方舟公司向博依特公司提供三台预脱水过滤机和饼泥破碎机（合同总金额100万元），华章公司向博依特公司提供三台钢带式压榨过滤机（合同总金额160万元），前述设备属于同一流水线的前后道设备，其中钢带式压榨过滤机为主要设备，其他为辅助设备。履行合同时，绿方舟公司实际提供三台预脱水过滤机，该设备非公司自产，系向第三方订购所得。还查明，华章公司成立于2001年7月19日，注册资金3130万美元，法定代表人王爱燕，营业期限自2001年7月19日至2051年7月18日，经营范围为工业自动化产品（含低压电器成套设备）、电气机械及器材、风力发电设备、污泥干化机等污染防治设备的研究开发、设计、制造、安装及技术咨询服务；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低压电器成套设备、输配电设备的软件开发、系统集成。工业自动化产品、电气机械及器材、轻工机械设备、风力发电设备、污泥干化机等污染防治设备、纸浆的批发、佣金代理（拍卖除外）、进出口及其它相关配套业务（涉及许可证的凭证经营）；招投标代理。华章杭州分公司成立于2009年2月20日，负责人王爱燕，营业期限自2009年2月20日至2051年7月18日，经营范围为工业自动化产品、风力发电设备、污泥干化机等污染防治设备的研究开发、设计，轻工机械设备的批发，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的软件开发、系统集成。绿方舟公司成立于2011年11月1日，注册资金100万元，法定代表人张晓燕，营业期限自2011年11月1日至2031年10月31日。经营范围为技术开发及咨询服务；环保研发、销售。该公司前身为嘉兴绿方舟环保设备有限公司，系由谢炳林、钮秀娜、谢彐金共同投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后该公司股权结构几经变更。2013年2月22日，股权结构为：谢炳林15%、钮秀娜20%、唐志超32%、张晓燕33%；同年12月9日，股权结构为：谢炳林15%、陈静燕20%、唐志超32%、张晓燕33%；2016年8月10日，股权结构为：谢炳林15%、陈静燕20%、张晓燕65%。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唐志超、绿方舟公司是否实施了不正当竞争行为？二、民事责任如果认定？关于焦点一，华章公司认为唐志超、绿方舟公司侵犯了其商业秘密，构成不正当竞争。《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的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具有商业价值并经权利人采取相应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经营信息等商业信息”。本案中，唐志超在华章公司任职多年，且根据其职权曾参与多个公司项目，接触大量公司客户，审批多个项目合同，在此过程中接触到的客户资料（包括客户名称、联络人姓名、联系方式等）、项目合同、技术资料，可认为这些信息构成华章公司的商业秘密，理由如下：首先，这些信息都是华章公司通过多年经营，付出大量劳动和金钱积累所得，通常他人难以通过公开途径或不经过一定的努力和付出而轻易获得；其次，这些信息能为华章公司带来竞争优势和经济利益，具有现实的商业价值；再次，华章公司与唐志超签订了《保密协议》，将上述信息均纳入了商业秘密保护范围，并在《员工手册》里明确制定了员工对公司保密材料的保密义务，且唐志超在华章公司任职多年，一度身居管理层，其亦称“硬盘中存有工作以来的重要内容……担心泄露后引起商业纠纷”，这些均表明其知晓自己承担的保密义务，据此，可认定华章公司采取了合理有效的保密措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商业秘密权利人提供初步证据合理表明商业秘密被侵犯，且提供以下证据之一的，涉嫌侵权人应当证明其不存在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一）有证据表明涉嫌侵权人有渠道或者机会获取商业秘密，且其使用的信息与该商业秘密实质上相同；（二）有证据表明商业秘密已经被涉嫌侵权人披露、使用或者有被披露、使用的风险；（三）有其他证据表明商业秘密被涉嫌侵权人侵犯。”法院认为，华章公司已经提供证据表明唐志超任职期间有渠道及机会获取华章公司的经营信息、技术信息等商业秘密，其与配偶入股并实际控制绿方舟公司，两公司在环保研发（如污泥处置）方面存在重合业务，已经使华章公司的相关商业秘密处于被披露、使用的风险中，加之两公司同一时间与同一客户签订了同一项目中的关联设备的供货合同，华章公司已完成了其商业秘密被侵犯的初步举证责任，唐志超与绿方舟公司应当证明其不存在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但唐志超与绿方舟公司未能提供相关证据。据此，认定唐志超的行为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违反保密义务或者违反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商业秘密”的行为，绿方舟公司的行为属于该条第二款“第三人明知或者应知商业秘密权利人的员工、前员工或者其他单位、个人实施本条第一款所列违法行为，仍获取、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该商业秘密的，视为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唐志超、绿方舟公司均构成对华章公司商业秘密的侵害。况且，《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规定：“经营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信的原则，遵守法律和商业道德。”本案中，唐志超在华章公司任职期间本应遵守职业道德，勤勉尽职，但其与配偶却私下经营绿方舟公司，并以华章公司的经营资源为基础替绿方舟公司拓展业务，并成功截取了原本属于华章公司的交易机会，唐志超与绿方舟公司的行为明显有悖公平、诚信原则以及公认的商业道德，损害了华章公司的合法利益，破坏了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具有不正当性，构成不正当竞争。关于焦点二，唐志超、绿方舟公司的行为已构成不正当竞争，应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的责任。关于赔偿金额，《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七条第三款、第四款规定：“因不正当竞争行为受到损害的经营者的赔偿数额，按照其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确定；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按照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确定。经营者恶意实施侵犯商业秘密行为，情节严重的，可以在按照上述方法确定数额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确定赔偿数额。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经营者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经营者违反本法第六条、第九条规定，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权利人五百万元以下的赔偿。”华章公司未能证明其损失情况或绿方舟公司的获利情况，综合考量侵权行为的性质及持续时间、过错程度、涉案商业秘密累积的难易程度、价值等因素，以及华章公司为本案维权支出了一定费用，酌情确定判赔金额。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九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三款、第四款、第十七条第三款、第四款、第三十二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唐志超、绿方舟公司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二、唐志超、绿方舟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华章公司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费用共计30万元；三、驳回华章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4340元，由华章公司负担4340元，由唐志超、绿方舟公司负担10000元（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缴纳，缴纳账户户名：桐乡市非税收入结算户，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桐乡支行，账号：×××63，逾期缴纳将移送执行）。案件鉴定费2000元，由华章公司负担（从多缴诉讼费中支付）。本案二审过程中，唐志超、绿方舟公司提交了企业登记资料一份，证明：唐志超在绿方舟公司的有关任职和股权变更过程，所有签名均非唐志超本人所签。经质证，华章公司对证据形式上的真实性予以认可，里面签名是否系唐志超所签无法确认，但并不能否认唐志超本人在实际经营和控制该公司。本院认证意见：本院对该证据形式上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但该证据不能证明2014年时唐志超与绿方舟公司完全无关，本院不予认定。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结合本院对双方当事人的调查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有三：一是唐志超、绿方舟公司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二是原审适用2019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是否有误；三是原审确定唐志超、绿方舟公司承担的赔偿金额30万元是否恰当。关于争议焦点一华章公司在一审庭审中明确其主张保护的商业秘密主要是经营信息包含客户信息。华章公司属于生产型企业，对外销售污泥处理设备等机械设备，由于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间的竞争激烈，掌握客户资源能够给经营者带来竞争优势，故公司的客户名单等经营信息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所保护的商业秘密的范畴。华章公司在《员工守则》中对其商业秘密保护作了规定，其还通过与员工签订《保密协议》对商业秘密保护进一步采取措施，可认定其已经采取了法律规定的保密措施。因此，其客户名单等商业秘密应受法律保护。唐志超就职华章公司期间，有条件接触到华章公司的客户、了解客户的需求，特别是，2014年其作为华章公司工作人员参与了与博依特公司污泥深度处理系统项目的业务洽谈，了解该公司的产品需求。此后，几乎在同一时间，博依特公司分别与华章公司、唐志超夫妇担任大股东的绿方舟公司签订了合同价160万元、100万元的合同，而合同标的均属于与该污泥处理项目相关的机械设备。结合当时博依特公司污泥深度处理系统项目的参与者朱某的电话录音、电子邮件，在唐志超和绿方舟公司并未提供充分的反驳证据的情况下，可以认定绿方舟公司100万元合同的交易机会源于唐志超、唐志超实施了向绿方舟公司披露公司商业秘密的不当行为。原审认定唐志超、绿方舟公司截取了原本属于华章公司的交易机会，构成不正当竞争，并无不当。上诉人提出原审对涉案三星牌移动硬盘内文件予以认定不当。本院认为，原审结合鉴定人陈述的计算机原理，结合日常逻辑经验，综合作出的认定，并无不当。上诉人还提出绿方舟公司销售给博依特公司的设备与华章公司的设备不同、属于上下游关系且华章公司从未生产过。对此本院认为，华章公司参与的污泥深度处理系统项目需要各种不同类型的设备，华章公司不可能全部自给自足。生产单位在销售己方设备的同时，通过外购其他配套设备转售获利是常见的交易方式。唐志超通过关联公司剥夺华章公司的这种交易机会有违公认的商业道德，理应得到否定的法律评价。至于华章公司是否生产该设备，并不影响唐志超、绿方舟公司侵权的成立。关于争议焦点二根据“法不溯及既往”的一般法律适用原则，本案侵权行为发生于2014年，故应当适用侵权行为发生时的法律，即修订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1993年制定）。原审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2019年4月23日修正）有误，本院予以纠正。关于争议焦点三对于构成不正当竞争，侵害他人权利应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1993年制定）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给被侵害的经营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被侵害的经营者的损失难以计算的，赔偿额为侵权人在侵权期间因侵权所获得的利润；并应当承担被侵害的经营者因调查该经营者侵害其合法权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所支付的合理费用。”对于侵害他人商业秘密的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确定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条规定的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损害赔偿额，可以参照确定侵犯专利权的损害赔偿额的方法进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2008年修正）第六十五条规定了赔偿数额的计算方法，即可以权利人的损失、侵权人的获利、参照许可费的倍数进行确定，上述方法均不能准确计算的，可以适用法定赔偿的方法予以确定。本案中，双方均未充分举证证明华章公司因被侵权遭受的具体损失或者唐志超、绿方舟公司的具体获利，故可适用法定赔偿方法。考虑到唐志超、绿方舟公司属于恶意侵权，侵权人付出了一定的维权成本，原审酌情确定30万赔偿金额，属于行使自由裁量权的合理范围，且对恶意侵权予以从重处罚有利于维护正常的竞争秩序，本院二审予以维持。上诉人提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1993年制定）规定，侵权最多赔偿20万元，系对法条的理解有误，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唐志超、绿方舟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但一审判决实体处理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1993年制定）第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二款、第三款，第二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2008年修正）第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上诉人唐志超、嘉兴绿方舟环保技术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涛审判员  刘坤审判员  杨剑二〇二〇年九月八日书记员  赵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