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苏0585民初3341号 原告：张家良，男，1958年3月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霍邱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晓燕，上海长策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荣庆国际储运有限公司昆山分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昆山市淀山湖镇双马路6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83083172691R。 主要负责人：郭森，该分公司总经理。 被告：上海荣庆国际储运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嘉定区马陆镇澄浏中路122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47762842159。 法定代表人：张玉庆，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蓉（同时代理被告上海荣庆国际储运有限公司昆山分公司和被告上海荣庆国际储运有限公司），上海荣庆国际储运有限公司法务。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东(同时代理被告上海荣庆国际储运有限公司昆山分公司和被告上海荣庆国际储运有限公司）,上海荣庆国际储运有限公司法务。 被告：上海洲锋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奉贤区程普路377号6幢1054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20561874744B。 法定代表人：张亚洲，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盛一村，江苏众谊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张家良与被告上海荣庆国际储运有限公司昆山分公司、上海荣庆国际储运有限公司、上海洲锋物流有限公司健康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7月3日、2020年8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家良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晓燕、被告上海荣庆国际储运有限公司昆山分公司和被告上海荣庆国际储运有限公司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蓉、被告上海洲锋物流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盛一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张家良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原告张家良因本起事故遭受的损失包括医疗费128948.57元、住院伙食补助费650元、残疾赔偿金94428.29元、误工费32000元、护理费7520元、营养费3000元、鉴定费306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合计274606.86元（备注：原告赔偿明细清单上的总额275117.86元系计算错误），被告上海荣庆国际储运有限公司昆山分公司按照60%的比例赔偿原告164764.12元，被告上海洲锋物流有限公司按照40%的比例赔偿原告109842.74元；被告上海荣庆国际储运有限公司对被告上海荣庆国际储运有限公司昆山分公司之债务负连带责任。原告张家良围绕其诉讼请求提出如下事实主张：原告于2019年7月6日随同被告上海洲锋物流有限公司其他员工一起至太仓市太仓基创仓储有限公司装货。被告上海荣庆国际储运有限公司昆山分公司租用了太仓基创仓储有限公司部分仓库。7月6日晚，原告在6-5作业平台将货物装运至被告上海洲锋物流有限公司的货车上；因为下雨被告上海洲锋物流有限公司让原告站在被告上海荣庆国际储运有限公司昆山分公司的叉车上给货物遮盖雨布。7月7日凌晨0时5分许，原告站在叉车上盖雨布时，被告上海荣庆国际储运有限公司昆山分公司叉车作业员突然操控叉车后退，导致叉车上的原告站立不稳从高处坠落受伤。原告受伤后被送往太仓市第一人民医院救治，经诊断为双下肺挫伤、双侧胸腔积液、左侧3-7和右侧4-5肋骨骨折，病情加重后于2019年7月10日转入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治疗，2019年7月19日又转至瑞金北院住院治疗，于2019年7月20日出院。经苏州同济司法鉴定所鉴定，原告构成十级残疾。原告张家良认为：1.被告上海荣庆国际储运有限公司昆山分公司的员工赵贤对叉车操控不当，是导致原告受伤的直接原因；赵贤操控叉车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应当由用人单位被告上海荣庆国际储运有限公司昆山分公司承担侵权责任；原告张家良长期受雇于被告上海洲锋物流有限公司，被告上海洲锋物流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亚洲指挥原告站在叉车上遮盖雨布，错误指令致使原告处于危险境地；本案中原告要求依过错归责原则确定被告上海荣庆国际储运有限公司昆山分公司与被告上海洲锋物流有限公司的赔偿责任，并按照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的规定确定该两被告分别承担60%和40%的按份赔偿责任；被告上海荣庆国际储运有限公司昆山分公司不具备法人资格，故按照公司法规定被告上海荣庆国际储运有限公司应与被告上海荣庆国际储运有限公司昆山分公司承担连带责任。2.本案原告损失项目的具体计算方式。医疗费按照原告自行粘贴的19页票据的票面金额合计；住院伙食补助费按照50元/天计算13天；残疾赔偿金按照江苏城乡统一试点意见，系算式（23836+5636）×1.78×10%×18的计算结果；误工费按照7000元/月计算4个月（备注：庭审中原告承认其误工费的赔偿项目金额与计算方式并不吻合，系起诉时计算错误）；护理费为两部分的合计金额，第一部分按照住院票据的票面金额320元计算，第二部分按照120元/天计算60天；营养费按照50元/天计算60天；鉴定费按照票据金额计算；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伤残等级予以确定。 被告上海荣庆国际储运有限公司昆山分公司、被告上海荣庆国际储运有限公司辩称：事发地点确系被告上海荣庆国际储运有限公司昆山分公司租用区域，货车附近的叉车确系被告上海荣庆国际储运有限公司昆山分公司的员工赵贤操控；但是原告所述受伤细节与客观事实并不吻合。监控录像中并未看到原告站在叉车之托盘上被抬升至高处的画面；若货叉离地带人的话，则放任此种危险的原告自身存在明显过失；监控录像中原告贴着货车掉落地面，而此时叉车已经完全驶离，据此可判断出原告摔落前实际是站在货车上。被告上海荣庆国际储运有限公司昆山分公司、被告上海荣庆国际储运有限公司认为：1.该两被告的关联公司与被告上海洲锋物流有限公司签订的公路货物运输合同中明确，对方员工在委托作业期间发生的一切安全事故均由被告上海洲锋物流有限公司负责。被告上海荣庆国际储运有限公司昆山分公司、被告上海荣庆国际储运有限公司对原告主张的按照各自过错承担按份赔偿责任不持异议，但因叉车作业员赵贤的操控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并无因果关系，故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即使法院认为存在因果关系，该两被告的损失负担比例也不应当超过20%。被告上海荣庆国际储运有限公司对被告上海荣庆国际储运有限公司昆山分公司之债务不应当承担连带责任。2.针对原告所列损失的意见。原告在治疗过程中不顾医院建议要求出院，造成损失扩大；7月19日原告系因急性上消化道出血至上海瑞金北院治疗，此次治疗与原告事故伤情并无直接关联；原告治疗期间外购腹带、呼吸套装、人血白蛋白等产生的费用因缺乏医嘱、难以确认其关联性，故不应当纳入事故损失；原告鉴定系自行委托，距离受伤已过去半年，其鉴定意见不应被法院采纳；原告计算护理费时存在重复计算且计算标准偏高，应当按照30元/天的标准计算；住院伙食补助费和营养费不能同时主张，两项费用的标准均应是30元/天；误工费的计算基数7000元/月缺乏充分依据，应当参照当地最低工资水平计算。 被告上海洲锋物流有限公司辩称：被告上海洲锋物流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亚洲要求原告去悬挂雨布，至于原告如何站到叉车上的张亚洲说不清楚；当时张亚洲站在附近，没有反对原告站到叉车上。原告所称被告上海洲锋物流有限公司雇佣原告与事实不符，虽然双方之间有较长时期的合作关系，但双方之间只是承揽关系，按照装车数量进行结算（小车200元、大车300元），被告上海洲锋物流有限公司并不关心装货作业的实际人数。被告上海洲锋物流有限公司认为：1.被告上海洲锋物流有限公司对原告主张按照各自过错承担按份赔偿责任不持异议，因原告自身存在明显过错，故在具体负担比例上除去被告上海荣庆国际储运有限公司昆山分公司负担的60%之外，原告张家良应当自行负担15%，被告上海洲锋物流有限公司仅应负担25%。此外，在原告发起的侵权诉讼中，被告上海荣庆国际储运有限公司昆山分公司、被告上海荣庆国际储运有限公司并不能以关联公司与被告上海洲锋物流有限公司之间的合同约定主张免责。2.针对原告所列损失的意见。误工费应当按照6500元/月计算4个月；医疗费的意见与被告上海荣庆国际储运有限公司昆山分公司一致；护理费应当按照100元/天计算60天；被告上海洲锋物流有限公司仅应当负担1250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其余损失项目金额不持异议。 双方当事人围绕各自主张向法院提交了相关证据，本院在综合分析当事人所提交证据的基础上对事实作出认定： 一、双方当事人存在重大争议的事实 （一）原告张家良的受伤经过 原告张家良就其受伤经过缺乏系统完整的陈述：1.开庭时原告张家良虽然到场但原告本人并未能作出清晰陈述，原告受伤经过主要由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完成陈述；2.原告民事起诉状上对原告受伤细节未作表述，仅笼统表述叉车后退导致正在货车上装货的原告坠落，并未指明相互之间力的作用情况；原告在第一次开庭陈述案件事实时变更了诉状所写“正在卡车上装货”之事实，改称叉车后退时原告正站在叉车的托盘上。关于此处细节，庭审中原告有过不同描述：原告起初称叉车后退时人还没来得及完全站到货车上（人还站在叉车的托盘上），站到货车上是为了给货物盖雨布；此后原告又称当时手持雨布等待叉车抬升到屋檐高度（脚离地约4米），再将雨布悬挂在屋檐的挂钩上；原告在回答被告询问时（被告询问原告站到叉车上的时间点、站立位置、叉车与货车的距离）提出现场有两辆叉车，一辆高位叉车，一辆低位叉车，原告是从货车旁边先上到低位叉车上，再从低位叉车上到高位叉车上，叉车只需要抬升、不需要前后移动。被告上海荣庆国际储运有限公司昆山分公司（以下简称荣庆储运昆山分公司）、被告上海荣庆国际储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庆储运公司）、被告上海洲锋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洲锋物流公司）不同程度地对原告陈述的事实细节提出异议，荣庆储运公司及其昆山分公司与洲锋物流公司的认识差异在于叉车后退与原告高处坠落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关于原告张家良的受伤经过，除双方当事人的各自陈述之外，本案所涉证据仅当事人提交的监控视频（原告张家良、被告荣庆储运公司及其昆山分公司提交了内容相同的视频，被告荣庆储运公司及其昆山分公司针对监控视频画面提供了文字说明和截图）、原告提交的接处警工作登记表、被告荣庆储运公司及其昆山分公司提交的署名赵贤的“7-6晚上事情经过”。 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所展示的信息：(1)监控视频（监控摄像头编号“9库平台-1”，由西向东拍摄）显示：货车车头朝西停在仓库门口，仓库大门位于货车北侧，地面上摆放有不少货物，货车上已装载大量货物，工人站立在货车北侧正在向车上装货，地面上的工人将货物向上方传递；受摄像头拍摄角度限制，高于货车车头水平线的物体无法被观察到（包括无法看到车上码放货物的工人），货车南侧缺少灯光照明，属于画面暗部，只有当叉车灯光映照时才能看到部分事物；6分15秒（摄像头时间，以下同），画面暗部出现灯光，隐约可见叉车从货车尾部驶来（从摄像头远端驶向近端），受摄像头角度所限只能从灯光判断其行驶至货车车头南侧较远处，6分36秒，另一辆叉车从货车尾部驶来但难以判断其具体停放位置；7分12秒开始，再次出现了两辆叉车的运动情况（从南面驶近货车；鉴于本案被告荣庆储运公司未能具体说明现场叉车情况，本院推断此时驶近的两辆叉车即6分15秒起先后出现在画面中的两辆叉车）；7分12秒，货车南侧远端有叉车B向货车方向靠近，叉车B运动时货叉上无人站立，7分13秒，货车南侧近端有叉车A（当事人陈述表明，叉车A的作业员为赵贤）向货车方向靠近，同时抬升货叉，7分16秒至7分29秒期间，叉车A停留货车南侧原位，7分30秒叉车倒退远离货车，7分32秒高处坠落之人着地（当事人陈述表明，坠落之人为张家良），此时落地位置的灯光映照基本保持稳定；坠落之人脸朝天、头朝南背部着地（地面覆盖有正被拖拽的雨布），着地后呈疼痛翻滚状态；此外，6分40秒起可见有人行走在货车南侧，此人有召唤叉车的动作，7分20秒此人走至叉车A下方（当事人陈述表明，此人为货车驾驶员，在地面拖运雨布），7分22秒沿地面由东往西拖拽的雨布触碰到叉车A，此人调整堆折雨布以避开障碍物叉车A，在叉车A后退后继续向西拖拽雨布。(2)接处警工作登记表显示：简要报警内容栏内记载“报警人称昨晚有个员工在装卸货物的时候被铲车铲到了，现在人已经送往人民医院”，处警时间为“20190707081204”，处警经过及结果栏内记载“报警人张国际称其父亲张家良在太仓市仓库门口受伤，肋骨断了六根”“张家良的老板张亚洲称张家良在装货过程中踩在叉车架上摔了跟头后伤”“厂区负责人及开叉车的人员均不在现场”。(3)被告荣庆储运公司及其昆山分公司提交的落款签名为“赵贤2019年7月7号”的“7-6晚上事情经过”记载：2019年7月6日晚，赵贤在仓库值班看承运商装车，晚上9时左右开始下雨，承运商停止装车，赵贤催促承运商到晚上12点务必完成装车；承运商请赵贤帮忙开高位叉车挂一下雨布，赵贤叉着托盘升高搭在货车上面，由于看到叉齿下面有人在拉雨布经过，担心碰着他和压着雨布，就开叉车后退了一下，在后退时看见承运商的装车工人从货车上滑落下来了。 本院围绕上述证据，结合当事人陈述展开分析：1.关于原告张家良是否系被安排悬挂雨布之人，这一细节是原告所述事实展开的前提。被告洲锋物流公司庭审中承认法定代表人张亚洲在作业现场安排原告张家良去悬挂雨布，但对于原告所述张亚洲要求张家良站到叉车托盘上在高空悬挂雨布之细节，经法庭反复追问后被告洲锋物流公司仅表示对站在托盘上高空悬挂雨布之行为持默许态度。被告所作陈述已足以反映原告张家良系被告洲锋物流公司指定的高处悬挂雨布之人。2.关于原告所述如何站到叉车A上的事实细节，这一细节影响到事故发生时原告所站位置的事实判断。本院注意到：(1)监控视频中从头至尾并未出现原告张家良的身影，没有直接证据表明原告张家良在事故发生前先站在低位叉车的托盘上；监控视频显示原告张家良坠落到地面的时间为7分32秒，而6分15秒之前的几分钟里，货车南侧始终属于监控画面的暗部，并无包括叉车在内的任何机械设备的灯光照明，6分15秒起虽有两辆叉车驶向货车，但并未紧挨货车停下。监控视频中再次出现两辆叉车的影像是在7分12秒之后，可以判定的是，最初几秒内两辆叉车均处于运动状态。若原告陈述属实，则原告能够站上的叉车只可能是7分12秒之后出现在画面上的两辆叉车，但画面上仅能看到原告所称停在原地的高位叉车，并未能见到与货车和高位叉车相邻且停在原地的低位叉车。(2)当行为人的目的是借助叉车将人体抬升至手触屋檐高度时，按照日常经验和行为习惯，在有高位叉车的情形下，行为人只需要从地面踩在高位叉车的托盘上直接抬升即可，完全没有必要采用“空中接力”的方式徒增作业风险。(3)从原告方最初报警内容以及原告诉状所写内容来看，原告在事故发生前已经站在较高位置（诸如站在货堆上装载货物等）的可能性很大。因此，本院对其所述从低位叉车上到高位叉车的事实细节不予采信。本院认为原告坠落前数秒的状态更可能是站在货车的货堆上装运货物，而非原告所称人体从低位叉车转移到高位叉车。3.关于叉车作业员操控叉车到达现场及后退的原因，该原因分析影响到事故发生与叉车作业员行为的关联性判断。(1)署名赵贤的“7-6晚上事情经过”中叉车作业员赵贤已写明操控叉车的起因，从当晚现场各方关系来看，其所述“承运商”即本案被告洲锋物流公司，本案其他当事人对该份事情经过中描述的叉车至现场的起因并无异议，本院可以采信，即被告荣庆储运昆山分公司的叉车作业员赵贤是应被告洲锋物流公司的请求操控叉车至现场提供协助，具体内容是使用叉车抬升功能将作业人员送至高处悬挂雨布。该项事实可与前述第1点中的被告洲锋物流公司安排原告张家良悬挂雨布的事实相互串联起来，共同揭示了事故前的概况。(2)针对“7-6晚上事情经过”中记载的叉车后退事由，原告张家良提出异议。本院注意到：“看到叉齿下面有人在拉雨布经过，担心碰着他和压着雨布，就开叉车后退了一下”的描述可以从监控视频中7分20秒起拖运雨布之人的行为得到印证，但正如被告洲锋物流公司指出的，该份事故经过的描述存在回避事故责任的嫌疑；文字材料中未对“叉块托盘上去”“叉着托盘升高搭在了货车上面”的具体意图以及操控叉车后退时应当注意到的其他事实细节（尤其是位于高处的货叉附近的相关事实细节）作出具体表述，而是仅笼统表述为“后退的时候我就看见承运商的装车工人从货车上滑落下来了”。叉车作业员赵贤系被告荣庆储运昆山分公司的员工，被告荣庆储运昆山分公司具备实施员工管理的客观条件，但被告荣庆储运昆山分公司既未认真调查事故成因、也未积极配合公安、应急管理等部门展开调查，致使部分事实细节处于模糊状态，理应就其消极行为承担相应风险。本院仅能根据现有证据对叉车作业时的情境作出推断：叉车作业员赵贤操控货叉搭靠货车（从货叉高度分析，搭靠位置应是货车上已堆叠的货堆）的行为存在供货车上人员站立至货叉之托盘上的高度可能。4.关于叉车倒退与人体坠落着地之时间差的细节，这一细节直接影响到因果关系的判定。从叉车开始倒退至人体坠落着地，其间有约2秒的时间间隔；结合原告陈述的悬挂雨布时离地高度和前述时间间隔，根据物体运动规律基本可以排除倒车时人体直接坠落地面的可能。原告对于时间间隔较长的解释是坠落经历了胸部撞击货车上的货物、最后背部着地的过程；被告荣庆储运昆山分公司则强调原告坠落时叉车已完全离开、原告是贴着货车摔至地面。本院注意到：(1)原告背部着地，而其伤情却集中于胸部（初诊记录为“患者1小时前胸部外伤疼痛”，入院记录主诉“胸部挤压疼痛2小时”），由此可以推断原告在着地前胸部遭受比较严重的外力作用，因此原告坠落地面前应当存在与车载货物或者车体的碰撞，而原告在坠落之前可能存在努力维持身体平衡或者攀附物体的自我保护动作，上述因素会导致人体着地时间的迟滞。但从原告落地时头部朝向来看，叉车后退前原告面向叉车的可能性并不大，由此也可基本排除从某一地点跨步至高位叉车货叉之托盘上的可能（跨步时通常应当面向叉车所在的货车南侧）。(2)叉车A的倒车距离和时间有限（倒车时间约2秒），“后退的时候我就看见承运商的装车工人从货车上滑落下来了”的表述体现出原告落地前因紧贴货车/货物、遭受摩擦阻力从而减缓了下落速度，同时也体现出叉车A作业员视角所观察到的坠落过程几乎与叉车的倒车动作同时存在，这与本案证据之监控视频在特定视角下所表现出来的时间错位感存在差异。5.关于原告身体与叉车货叉发生相互接触可能的细节分析，这一细节分析可能直接建立起原告坠落与叉车操控之间的因果关系。由于并无第三方的调查报告揭示事故具体成因，庭审中原告的陈述又存在明显疑点；本院在分析时更侧重于第一时间相关人员的陈述，通常情形下此时陈述的事实失真度相对较小。综合报警人“被铲车铲到了”和张亚洲“踩在叉车架上摔了跟头后伤”的描述，本院推断的可能情境是：叉车作业员赵贤为避免阻挡正被拖拽的雨布而操控叉车后退，而原告张家良恰好又误踩到搭靠在货堆上的叉车之货叉/托盘之边缘，运动的货叉致使原告足部受力，以致原告张家良失去平衡从车顶货堆上坠落。 综合上述五个方面的细节分析，结合本案基本事实，本院就受伤的完整经过认定如下：2019年7月6日晚至2019年7月7日凌晨，原告张家良在太仓基创仓储有限公司（地址：太仓市）6-5作业平台进行装货作业。被告洲锋物流公司系货物的承运人，用于装载货物的货车车头朝西停放于6-5作业平台，货车北侧地面堆放着正在由工人上载货车的货物；6-5作业平台系被告荣庆储运昆山分公司向太仓基创仓储有限公司租用，被告荣庆储运昆山分公司在此租用场地配置有人员和设备。为避免雨水淋湿货物，被告洲锋物流公司请求被告荣庆储运昆山分公司工作人员赵贤使用叉车为其所安排人员高处悬挂雨布提供便利，具体方法为利用货叉抬升功能将人员送至高处；被告荣庆储运昆山分公司工作人员赵贤予以接受，驾驶叉车前往货车南侧。被告洲锋物流公司安排原告张家良至高处悬挂雨布。应现场人员的要求，赵贤操控叉车将货叉（货叉上面置有托盘）搭靠在货车上方货堆顶部；此时原告张家良正站在货堆顶部从事装货作业，地面人员正在准备雨布。赵贤为避免阻挡正被拖拽的雨布而操控叉车后退；叉车后退时，从事装货作业的原告张家良恰好踩到搭靠在货堆上的叉车之货叉/托盘之边缘，受货叉移动影响，原告张家良失去平衡从高处下坠；下坠过程中，原告张家良胸部撞击货堆/货车后，头朝南仰面摔落在地面上方的雨布上。 （二）原告张家良与被告洲锋物流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 庭审中，原告张家良主张其受雇于被告洲锋物流公司（备注：张家良事发前已过正常退休年龄），被告洲锋物流公司则主张双方之间仅是承揽合同关系。由于双方之间并未订立书面合同，致使该项事实存在模糊。原告虽向法庭提交了微信支付交易明细证明，但该份证明仅有2020年6月29日被告洲锋物流公司支付原告张家良14200元的交易记录，并无款项性质的备注；单笔交易记录并不足以证明双方之间的具体法律关系和原告的收入水平。被告洲锋物流公司虽然主张双方之间存在按照车次计价结算的方式但并未提交相关书面证据证明具体结算情况。本院认为，在单纯提供货物装卸劳务的情形下，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需要综合判定。本院注意到：原告提供的装货劳务隶属于被告洲锋物流公司经营范围（该公司经营范围包括道路货物运输、人工装卸服务等）；原告提供劳务的时间和地点具有较强的限定性（物流公司直接将人员运至作业地点在指定时间完成装货作业）；诉讼中被告洲锋物流公司清楚地知晓原告的收入水平（该公司陈述原告收入约6500元/月）；诉讼前被告洲锋物流并未提出相互之间系承揽关系（处警民警在接处警工作登记表上将张亚洲的身份表述为“张家良的老板张亚洲”）。综上所述，本院认为原告张家良与被告洲锋物流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的特征更接近于雇佣；本院采纳原告相应意见，认定事发前原告张家良受雇于被告洲锋物流公司使用人力进行货物装载作业。 二、本院查明的与本案有关的其他事实 （一）原告张家良的医疗事实 本院依据原告提交的太仓市医疗急救站的电话受理登记单，太仓市第一人民医院的门诊病历、住院病案首页、入院记录、出院记录、检查报告单，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的门诊病历、出院小结、影像诊断报告，上海瑞金医院北院门诊病历、影像诊断报告、检验报告单查明原告受伤后就医治疗的基本事实如下： 2019年7月7日凌晨原告张家良从高处坠落受伤后，被120急救车送往太仓市第一人民医院救治，原告于当天办理住院手续。医院诊断原告伤情为左侧3-7及右侧4-5肋骨骨折、两肺挫伤、双侧胸腔积液，给予抗炎补液、镇痛、胸带固定等对症支持治疗。基于原告意愿，2019年7月10日原告转至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治疗。医院诊断为左侧肋骨多处骨折、胸骨骨折、双侧肺部感染、创伤性胸腔积液，并于2019年7月12日行双侧多发肋骨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胸骨骨折切复内固定术，原告于2019年7月18日痊愈出院。2019年7月19日，原告出现呕血、黑便症状，至上海瑞金医院北院治疗，医院诊断为急性上消化道出血。 诉讼中各被告就原告在上海瑞金医院北院的治疗与本起事故的关联性提出异议。本院注意到：2019年7月19日前，原告较长时间住院治疗，医院的检查报告并未显现出原告在事故中伤及消化系统并出现消化道出血等类似症状；2019年7月18日出院时原告身体状况基本正常；急性上消化道出血的常见病因是胃、十二指肠溃疡等，原告并未能说明事故伤情与急性上消化道出血具有通常的病因联系。综上所述，本院基于现有证据，无法得出原告7月19日急性上消化道出血系原告既有伤情的继发疾病之判断；本院采纳被告相应意见，将上海瑞金医院北院治疗排除在事故伤情的正常治疗范畴之外。 （二）原告张家良自行委托鉴定的事实 本院依据原告提交的苏州同济司法鉴定所的鉴定意见书和鉴定费票据查明：本案诉讼前受原告张家良委托，苏州同济司法鉴定所于2020年1月9日对张家良的伤残程度、误工、营养、护理期及护理人数进行鉴定。苏州同济司法鉴定所于2020年1月21日出具鉴定意见：1.被鉴定人张家良因外伤致左2-7、右4-5肋骨骨折构成十级残疾；2.被鉴定人张家良的误工期为四个月，护理期为一人护理二个月，营养期为二个月。原告张家良向苏州同济司法鉴定所支付鉴定费3060元。 诉讼中被告荣庆储运公司及其昆山分公司对鉴定意见提出异议，并向本院申请启动鉴定程序。庭审中本院充分听取了该两被告异议的具体事由，结合鉴定意见书所适用的鉴定标准予以全面审查。本院审查后发现该两被告的异议理由明显不充分，故依法采纳报告中的鉴定意见并当庭告知不再启动鉴定程序。 本院认为，本案现有证据表明：原告张家良受雇于被告洲锋物流公司从事装车作业，并因室外下雨接受了悬挂雨布的任务；赵贤系被告荣庆储运昆山分公司派驻仓储点的工作人员，其凌晨操控叉车的行为可作为职务行为认识，而被告荣庆储运昆山分公司对该行为性质以及由荣庆储运昆山分公司对外承担赔偿责任亦不持异议。本案原告主张其与被告洲锋物流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是劳动关系之外的一般雇佣关系，侵权责任法并未通过具体条文就此情形下的雇主责任作出特别规定；原告主张依过错归责原则分别确定事故各方责任，并适用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由被告洲锋物流公司和被告荣庆储运昆山分公司承担按份责任；原告自愿选择对被告洲锋物流公司有利的请求方式，系对自身权利的处分，而各被告亦认同原告提出的上述赔偿路径和责任模式。本院对此予以采纳，并依此方式确定侵权各方的终局责任。 针对与按份责任相关的损失负担比例之争议，本院认为：1.现场危险源于高处作业，而各方均缺乏安全意识，以致伤害事故发生。装货人员（原告张家良）、被告洲锋物流公司、叉车作业员（赵贤）及所属被告荣庆储运昆山分公司均存在过错，具体表现为：(1)货车货堆顶部高处作业时缺乏防护措施，现场人员又意图使用货叉抬升人员至更高处完成悬挂雨布作业，可以充分反映出现场作业人员安全意识的淡薄；无论是被告洲锋物流公司还是被告荣庆储运昆山分公司均未向法庭提交加强作业人员安全教育或者为相关作业提供安全防护装备的证据，被告荣庆储运昆山分公司未向法庭提交赵贤的特种设备作业证书，现有证据至少可以反映出两家公司在日常安全教育、人员技能培训和加强安全装备方面缺乏有效投入；(2)被告洲锋物流公司对高处悬挂雨布缺乏现场科学调度管理，以致雨布的搬运、叉车的操控、悬挂雨布人员的预备基本处于无序状态；(3)原告张家良长期从事车辆装货的高处作业，对作业风险应有清醒认识，应当自觉做好个人基本防护；接受悬挂雨布的任务后，原告张家良应当提前做好作业准备，关注任务的协同配合，努力降低作业风险；但事实上原告张家良没有穿戴任何安全防护装备，按照其本人说法其试图在半空从低位叉车跨至高位叉车（该项事实虽未被法院采信，但从其作业位置判断，其很可能存在从高处跨越至叉车托盘的想法），其意图选择的作业行为本就具有高度危险性；(4)叉车作业员虽是应被告洲锋物流公司的要求至现场提供协助，但对使用货叉托盘载人至高处作业是清楚的，该作业内容显然违反了叉车的正常操作规程；与此同时，叉车作业员操控叉车将货叉搭靠货堆后，未向周边人员发出提醒而直接倒车。2.责任划分以确定损失负担比例时，本院采用首先划分出被告荣庆储运昆山分公司的责任份额、再对被告洲锋物流公司与原告张家良予以内部责任划分的模式。(1)本院针对各方行为所呈现的过错，充分注意到本案高处作业系被告洲锋物流公司所组织，使用叉车抬升作业人员至高处亦是被告洲锋物流公司提出的作业方案，被告荣庆储运昆山分公司的叉车作业员仅是被动参与到作业方案中；叉车作业员的倒车行为虽是致使原告张家良站立不稳的重要原因，但倒车行为确系避免阻挡正被拖拽的雨布而实施，被告洲锋物流公司缺乏现场有效的调度指挥是造成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因此，在吸纳叉车作业员之责任的情形下，被告荣庆储运昆山分公司在事故中的责任相对于被告洲锋物流公司与原告张家良这一整体而言仍明显较轻，综合考量上述因素后，本院确定被告荣庆储运昆山分公司针对原告损失的合理负担比例为22%，即原告损失的78%由视为整体的被告洲锋物流公司与原告张家良予以负担。(2)在前述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当分析整体内部的损失分担时，本院充分注意到受害人庭审陈述中所包含的冒险作业成分，对受害人自行负担部分予以适当考虑，以实现本案各方当事人的利益平衡并督促各方积极预防安全生产事故。针对原告损失，本院最终确定被告洲锋物流公司负担其中的70%，原告张家良自行负担8%。针对被告荣庆储运公司责任形态之争议，本院认为：依据公司法规定和当地司法实践，被告荣庆储运公司仅在被告荣庆储运昆山分公司的财产不足清偿债务时承担补充清偿责任。至于被告荣庆储运公司及其昆山分公司提出的关联公司与洲锋物流公司存在免责约定之事由，显然不能成为本案侵权责任免责的合理抗辩，本院对此不予采纳。 结合双方庭审争议，本院对原告主张的相关物质损失认定如下：1.医疗费。治疗过程中原告要求转至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治疗，并无明显不当之处；现有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原告此次转院行为扩大了事故损失，本院对被告相应意见不予采纳。在排除与上海瑞金医院北院治疗相关的费用（包括当天的急救费用）后，原告粘贴的19页票据的票面金额总和为123902.93元。被告对医院以外购买的药品器械（包括腹带、呼吸湿化管路套装、人血白蛋白）与事故伤情治疗的关联性提出异议，原告补充举证了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的处方2份（其中1份为“人体白蛋白10g×2瓶”，另1份为“呼吸湿化管路套装”“鼻塞导管”）；庭审中原告解释了“呼吸湿化管路套装”与其肺部治疗的关系，本院予以采信；庭审中原告仅说明丢失了1份“人体白蛋白”的处方而未能提交其他证据印证全部人血白蛋白费用支出的合理性，应当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庭审中原告未就“腹带”费用的支出作出说明，也未提供住院费用清单证明“腹带”存在额外购买的需要，其理应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本院在123902.93元基础上，扣减腹带费用25元、人血白蛋白费用944元，并扣减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住院票据上的伙食费219.80元后，认定医疗费损失为122714.13元。2.住院伙食补助费和营养费。原告同时计算该两项费用，符合法律规定，本院对被告荣庆储运公司及其昆山分公司的相应意见不予采纳。原告对该两项费用均采用50元/天的标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采纳；本院按照太仓市第一人民医院和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的住院票据记载确定住院天数为11天，据此确定住院伙食补助费为550元；结合鉴定意见建议的营养期限，本院确定营养费为3000元。3.残疾赔偿金。原告计算方式符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开展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城乡统一试点工作的实施方案》的意见，本院对其计算金额予以采纳。4.误工费。原告并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伤前月收入水平；本院采纳被告洲锋物流公司的意见，按照6500元/月计算4个月，确定误工费为26000元。5.护理费。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形下，原告的计算方式并不合理，有重复计算之嫌；本院采纳原告提出的120元/天的标准，结合鉴定意见建议的护理期限，确定护理费为7200元。6.鉴定费。该项费用有票据为证，且属于确定本案损失的必要合理费用，原告比照物质损失要求被告予以分担，被告对此分担方式亦未提出异议，故本院予以采纳。综上，本院认定原告物质损失（含鉴定费）包括医疗费122714.13元、住院伙食补助费550元、营养费3000元、残疾赔偿金94428.29元、误工费26000元、护理费7200元、鉴定费3060元，合计256952.42元。依据前文确定的损失负担比例，被告洲锋物流公司应当赔偿原告物质损失179866.69元，被告荣庆储运昆山分公司应当赔偿原告物质损失56529.53元。本案原告同时主张精神损害赔偿，本院结合原告的伤残等级和前述损失负担比例，确定被告洲锋物流公司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3500元，被告荣庆储运昆山分公司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1100元。 综上所述，被告洲锋物流公司共计赔偿原告张家良183366.69元，被告荣庆储运昆山分公司共计赔偿原告张家良57629.53元；被告荣庆储运公司对被告荣庆储运昆山分公司的前述债务承担补充清偿责任。至于被告洲锋物流公司在事故发生后曾向原告支付过的款项，因双方当事人对款项性质存有争议且被告洲锋物流公司明确表示可不在本案中抵扣、由当事人在案外自行结算，故本案对此不予理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二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上海洲锋物流有限公司赔偿原告张家良183366.69元，被告上海荣庆国际储运有限公司昆山分公司赔偿原告张家良57629.53元，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赔偿款支付至原告张家良的银行账户（户名：张家良，开户行：工商银行上海市马陆支行，账号：62×××85）； 二、被告上海荣庆国际储运有限公司对前项被告上海荣庆国际储运有限公司昆山分公司所负债务承担补充清偿责任。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856元，减半收取计928元，由原告张家良负担115元，被告上海洲锋物流有限公司负担619元，被告上海荣庆国际储运有限公司昆山分公司、上海荣庆国际储运有限公司共同负担194元。原告同意其预交但不应负担的案件受理费由被告直接向原告支付，本院不再退还，被告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按照所负担金额向原告支付。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王 晓 二〇二〇年九月八日 书记员 冯启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