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15民终240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南天合汇通供应链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郑州航空港区新港大道与舜英路交叉口兴瑞大宗商品产业园GB号楼9层908室。 法定代表人：解高升，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华，上海锦天城（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通客车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聊城市经济开发区黄河路261号。 法定代表人：孙庆民，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左俊兵，该公司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于绍华，山东同心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南惠豫民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郑东）东风南路绿地之窗云峰座A2801室。 法定代表人：刘凤梅，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娄娟娟，女，1989年9月9日出生，汉族，住河南自贸试验区。 以上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三宝，河南鸿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解高升，男，1980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河南天合汇通供应链有限公司总经理，住河南省郑州航空港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华，上海锦天城（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河南省经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东风路东18号东2单元18层1802号。 法定代表人：孙国亮，总经理。 上诉人河南天合汇通供应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合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中通客车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通公司）、河南惠豫民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豫民公司）、娄娟娟及原审被告解高升、河南省经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经协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2019）鲁1502民初56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天合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华,被上诉人中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左俊兵、于绍华，被上诉人惠豫民公司、娄娟娟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三宝，原审被告解高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华，均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经协公司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天合公司的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2019)鲁1502民初5672号民事判决书，改判天合公司承担货款375万元；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按照承担责任的比例分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导致判决结果严重错误。（一）一审法院对于天合公司是否收到车辆事实未查清，认定承担法律责任主体错误。天合公司在此次交易中只是作为中介方，中通公司与惠豫民公司是本次车辆买卖的主体。虽然合同是天合公司与中通公司签订，但中通公司将车辆直接交付终端用户惠豫民公司且车辆的所有权都在惠豫民公司名下。也就是虽中通公司未向天合公司履行交付手续，一审法院对此也进行了确认。在一审审理过程中，天合公司车辆交接手续的公章并非天合公司加盖，有一方当事人私刻天合公司公章伪造虚假的交车单。一审法院对天合公司是否收到车辆以及交车单的真伪都没有进行认定，也未审查天合公司收到车辆的实际情况。一审法院仅表面地按照合同的约定，而忽略了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在认定车辆所有权属于惠豫民公司的同时，又要求天合公司承担法律责任，这种逻辑是自相矛盾的，损害了天合公司的权益，天合公司不应当是承担责任的主体。（二）涉案车辆发生纠纷后，经和中通公司协商，天合公司已责令惠豫民公司将其中的100辆车辆退还给中通公司，各方仅是对车辆的价格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认定车辆所有权归惠豫民公司所有，明确了中通公司无收回车辆的意思表示。实际上由于惠豫民公司不能按合同约定及时回款，中通公司将100辆车已经实际收回并销售。目前100辆车已经全部销售且所有车款都已转账至中通公司账户，一审法院在裁判时遗漏案件重要事实，未将100辆车的车款从款项中扣除，导致判决结果明显错误，该事实在一审审理时，各方当事人对该事实没有异议，但一审法院不顾本案基本事实，严重违反中立裁决原则。（三）一审法院认定天合公司违约没有事实依据，各方对付款节点一直通过沟通和会议纪要的形式进行变更，天合公司不存在违约情况。天合公司未实际参与此次交易，就不可能存在违约的可能，一审法院判决天合公司承担违约责任没有事实依据。天合公司与中通公司、惠豫民公司各方当事人就涉案车辆进行多次沟通，形成多份文件，对付款节点进行变更，故天合公司不存在违约情况。二、一审法院审理程序违法，导致实体审判不公。（一）一审法院未经正常的送达程序。在一审开庭之前，天合公司未收到开庭传票，只收到中通公司的电话通知，告知天合公司要进行调解。天合公司到庭后，一审法院未按照正常的送达程序，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天合公司的诉权。（二）一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未在法律规定的审限范围内审结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一条“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三个月内审结”的规定，本案在2019年8月16日开庭，在2019年12月25日宣判，从开庭到结案就四个月之久，该案的审限远远超出了三个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四款的规定，原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应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审理程序违法，对本案中各方一致认可的基本事实不予认定，严重损害了天合公司的合法权益，故请求二审法院查明案件事实，依法维护天合公司的合法权益。 被上诉人中通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上诉人的上诉事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本案中天合公司为涉案《买卖合同》的买受人，系合同一方当事人，天合公司与中通公司于2018年12月14日签订的两份《买卖合同》真实有效，天合公司的身份是买受人；天合公司与惠豫民公司另行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天合公司的身份是出卖人，天合公司也收取了惠豫民公司的保证金和部分购车款。因天合公司未及时支付车款，各方于2019年4月19日签订《协议书》，就涉案150辆车的款项支付义务及车辆监管又做出了约定，可见天合公司已收到150辆车。天合公司上诉称系中介人身份且未收到涉案车辆，缺乏事实和证据支持。二、中通公司监管车辆并不视为收回车辆，天合公司主张应扣除车款缺乏事实依据。《协议书》中仅约定为收回车款，中通公司对涉案车辆施行监管，防止损失扩大，并未实际收回车辆，一审期间也未予以销售，车辆所有权仍在惠豫民公司名下，各方均有权销售用于清偿债务。且中通公司实际监管车辆为99辆，一审法院对该事实认定清楚。即便在上诉期间，各方销售了部分涉案监管车辆，但该事实是新发生的，并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也不是二审需调查的案件事实，可以在后续执行过程中再予以解决。三、一审法院已送达开庭传票，中通公司收到开庭通知后，也以微信的方式向天合公司发送了传票，天合公司按期参与了庭审。且庭审过程中，天合公司要求一审法院给予调解期，故一审法院予以延期，因此一审法院不存在程序违法之处。 被上诉人惠豫民公司、娄娟娟辩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中通公司已收回并销售100辆汽车，购车款应当扣减1680万元及违约金。原审判决天合公司偿还中通公司2050万元及违约金，并由惠豫民公司和娄娟娟承担连带责任，系认定事实错误。二、原审判决程序违法，超过审限后未经当事人同意继续适用简易程序，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一审法院非法剥夺了天合公司的举证期。三、娄娟娟的行为系受委托实施的职务行为，不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程序违法，应予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 原审被告解高升述称，解高升系天合公司法定代表人，在涉案过程中解高升的行为均代表天合公司，本人不应承担连带责任。 原审被告经协公司未到庭应诉，亦未提交书面述称意见。 中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天合公司向中通公司清偿购车款2075万元及违约金（违约金以2145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2月15日起按日万分之五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判决惠豫民公司、解高升、娄娟娟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判决经协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4.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由天合公司、惠豫民公司、经协公司、解高升、娄娟娟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8年12月14日，中通公司(作为出卖人、甲方)与天合公司（作为买受人、乙方）签订《买卖合同》两份，约定天合公司向中通公司购买厢式运输车150辆，除国家补贴款外车款共计2145万元，约定乙方需在2019年2月15日前付清款项，车辆交付时间为2018年12月22日；交提货方式、地点及费用负担：乙方在甲方住所地自提车辆，提车费用由乙方负责；合同同时约定乙方逾期付款，按逾期部分总值（去除国家补贴款外）每日万分之五支付违约金；逾期付款超过10日，甲方有权向乙方主张全部车款，并按全部车款的日万分之五主张违约金；同时乙方应承担甲方因主张债权而产生的相关费用等事项。2018年12月16日，惠豫民公司（作为买方）与天合公司（作为出卖人）签订《经销买卖合同》两份，约定惠豫民公司从天合公司购车150辆，车辆单价16.8万元（不含国家补贴款），交车时间：2018年12月22日，交车地点：郑州。同日，惠豫民公司向中通公司出具承诺书，承诺自愿对天合公司与中通公司签订的合同项下款项的支付和偿还承担共同支付和偿还的责任。合同签订后，中通公司分别于2018年12月22日、12月23日向天合公司交付车辆150辆。同时天合公司向惠豫民公司完成交付车辆的义务。天合公司、惠豫民公司共计向中通公司支付车辆款90万元。 2019年4月19日，中通公司（作为甲方）与天合公司(作为乙方)、惠豫民公司（作为丙方）、经协公司（作为丁方）、解高升（作为戊方）、娄娟娟（作为戊方）签订《协议书》，协议约定：第一，合同项下的150辆车，其中126辆车的款项由丙方直接向甲方支付；另外24辆车的款项由乙方直接向甲方支付（车牌号详见附件），甲方指定收款账户。第二，车辆监管，乙方和丙方同意将150辆车和车辆相关手续交至甲方统一监管，丙方向甲方提供车辆销售明细。车辆手续：车辆登记证书、发票，费用承担情况：由乙、丙方承担，乙方承担30%，丙方承担70%。协议第四项列明丙方、乙方的还款计划，第五项约定若乙方、丙方未按本协议约定履行还款义务，则乙、丙、丁方按照《买卖合同》和承诺函的约定，就还款义务对甲方互负连带清偿责任并承担违约责任。戊方作为担保人自愿对上述车款的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解高升、娄娟娟在该协议中戊方处签字，经协公司并未在协议中加盖公章或签字。后中通公司按协议约定提回其中99辆车。天合公司、惠豫民公司辩称该99辆车被中通公司提回，致使天合公司、惠豫民公司根本无法销售，应从总欠款中扣除99辆车的款项。 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天合公司购买中通公司车辆，双方并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该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亦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均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合同义务。中通公司按照合同约定向天合公司交付了车辆，但天合公司未按约定支付全部货款，中通公司要求其支付剩余货款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天合公司辩称其是中介方，不应承担还款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天合公司实际欠付款项为2055万元（2145万元-90万元）。 因天合公司未全面履行付款义务，中通公司与天合公司、惠豫民公司、娄娟娟、解高升签订补充协议，约定由中通公司对其中99辆车进行监管，车辆由三方共同销售。一审法院认为，该协议中中通公司并无解除合同收回车辆的意思表示，而是为回收车款，防止损失扩大，采取的对车辆进行监督管理，车辆所有权仍在实际所有人惠豫民公司名下，也不影响其正常销售。天合公司、惠豫民公司辩称应从欠付货款中扣除99辆车款的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信。 天合公司未按约定付款，构成违约，合同约定“如天合公司逾期付款，按逾期部分总值（去除国家补贴款外）每日万分之五支付违约金；逾期付款超过10日，中通公司有权按全部车款的日万分之五主张违约金“，同时，补充协议约定，如未履行补充协议，违约责任按合同约定及承诺书的内容履行。天合公司逾期付款超过10天，故应自2019年2月25日起，以2145万元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五计算向中通公司支付违约金。惠豫民公司在承诺函中，娄娟娟、解高升在补充协议中，均自愿对天合公司的还款义务承担还款责任，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中通公司要求其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准许。 经协公司未在补充协议担保人处盖章或签字，中通公司亦未提交经协公司同意对涉案车款承担担保责任的意思表示的相关证据，其要求经协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请求，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河南天合汇通供应链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中通客车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支付下欠车款2055万元；二、被告河南天合汇通供应链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中通客车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违约金以2145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2月25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止，按日万分之五计算；三、被告河南惠豫民物流有限公司对上述第一项、第二项承担连带责任；四、被告解高升、娄娟娟对上述第一项、第二项承担连带责任；五、驳回原告中通客车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5860元，减半收取77930元，由被告河南天合汇通供应链有限公司、河南惠豫民物流有限公司、解高升、娄娟娟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上诉人天合公司提交证据如下：一、惠豫民公司向天合公司提供的车辆退回交接手续（出示原件、提交复印件，共计13页），拟证明惠豫民公司在2019年7月6日-2019年8月6日已经将赊销的100辆新能源汽车退还给了中通公司；二、部分购车协议及客户转款凭证13份（其中2019年9月18日、2019年10月10日、2019年10月14日、2019年10月31日、2020年3月4日的合同均为原件，其他为复印件，共计38页），拟证明天合公司已将车辆退还给了中通公司，且中通公司已将退还的100辆车进行销售，车辆的款项也全部付至中通公司的账户中；三、天合公司向中通公司的转款凭证及惠豫民公司向中通公司的付款凭证及清单（均系网上电子回单），拟证明自2019年3月-2019年11月惠豫民公司与天合公司已向中通公司转款271.5万元。 经质证，被上诉人中通公司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该组交接明细系各方根据签订的《协议书》约定的中通公司对涉案车辆予以监管而产生的，车辆实际所有人惠豫民公司陆续将涉案车辆交接给中通公司，并不能证明惠豫民公司退回车辆的意思表示。且《协议书》约定的合同目的系中通公司为及时收回其他当事人所欠车辆款项而经各方当事人同意后采取的车辆监管措施，中通公司并没有收回车辆的意思表示。另外，对于天合公司提到的100辆车，中通公司只监管99辆车，其中1辆车因手续问题惠豫民公司并未交接，一审法院也查明了该事实；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有异议，仅有涉及24辆车的买卖合同是原件，且合同当事人为惠豫民公司及案外人，中通公司无法确认该宗证据中买卖合同原件的真实性，其余买卖合同均为复印件，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该组证据也无法证明天合公司所主张的100辆车均已另行销售，中通公司也未收到上述全部车款。另结合合同主体为惠豫民公司也可证实中通公司并未收回车辆，车辆所有人仍为惠豫民公司，且天合公司提交的委托转款证明均为复印件，中通公司不认可其真实性，部分转账回单均发生在一审判决后，属于新发生的事实，并不是二审新证据，对该部分事实中通公司认为不应在本次庭审中再予以调查；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内容有异议，涉案买卖合同的出卖人为中通公司，惠豫民公司与聊城中通轻型客车有限公司发生的转账记录与本案无关，其他7笔非本案当事人的转账记录，也与本案无关。就其中的天合公司转账70万元及惠豫民公司转账20万元，一审法院已查明，中通公司共计收到车款90万元。 经质证，被上诉人惠豫民公司、娄娟娟对证据一的真实性、证明目的均无异议，100辆车是被中通公司收走，且销售一部分，该车辆不是监管，而是被中通公司销售；对证据二的真实性、证明目的均无异议，销售合同在惠豫民公司只有少部分，其他车辆被中通公司销售，销售合同在中通公司；对证据三的真实性、证明目的均无异议。 经质证，原审被告解高升称证据三中的50万元现金是因中通公司保全天合公司账户所做妥协的代付，第三方客户河南东方汇金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汇金公司）因购买车辆，于2019年7月18日向中通公司转账20万元作为车辆预付款，于2019年11月1日、2019年11月7日向中通公司分别转账10万、10万购车款，因中通公司就以上购车款未向东方汇金公司交付车辆，导致天合公司对东方汇金公司的交付违约，其他意见同天合公司的质证意见。 中通公司庭后提交证据如下：一、账目明细表（1页），拟证明天合公司和惠豫民公司通过直接支付和转售车辆方式，共计向中通公司支付车款1103.232万元；二、已售82台车辆明细表（2页），拟证明天合公司、惠豫民公司和中通公司三方共计转售82台车辆的信息；三、未售17台车辆明细表（1页），拟证明仍由中通公司监管的尚未转售17台车辆的信息；四、2019年7月6日《备忘录》和2019年7月26日《协议书》原件各一份，拟证明就转售车辆价款问题，2019年7月份中通公司和天合公司、惠豫民公司达成合意，约定每台车以不低于10万元的价格出售，差额损失由天合公司和惠豫民公司承担，娄娟娟、解高升对此知情，且签字确认；五、河南省百斯特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斯特公司）《买卖合同》、律师函、回复函原件各一份，拟证明百斯特公司于2019年11月13日订购58台车，实际仅履行了24台车的提车义务，就该违约事实，中通公司委托律师发送律师函，但百斯特公司回复称就已提24台车还剩22台车未销售回款，不具有再次付款提车的条件，剩余车辆中通公司再次转售第三方；六、《买卖合同》原件21份，拟证明天合公司向河南金蝉物流有限公司出售车辆2台，惠豫民公司向河南润隆供应链管理公司出售车辆2台，中通公司向其他第三方出售车辆77台，2019年8月份与河南勇跃物流科技有限公司1台车辆的买卖合同缺失，合同出卖人均是惠豫民公司。上述买卖合同约定的单价为新车价格，但实际是双方约定的不低于10万元的价格出售，天合公司、惠豫民公司也是按该方式出售车辆并完成回款。 经质证，天合公司对证据一的合法性、真实性有异议，该明细表是中通公司单方制作的表格，真实性存疑。中通公司罗列的转款与合同及合同数额不能相对应，有错列、少列的情况。如表格中第45项的数据计算存在错误，第45项的小计数额应为870.903万元（第16-44项的总额），总计金额应为1142.403万元；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有异议，该证据只是中通公司单方制作的留存底册，不能直接证明车辆是否转售。该82台车辆是否出售，应有销售合同、转款凭证、车辆交接手续、车管所的过户手续相印证，仅凭中通公司单方制作的该证据不能证明车辆的销售情况；对证据三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有异议，该证据也是中通公司单方制作的留存底册，根据各方约定车辆属于退回中通公司，未销售和已销售均应视为退回中通公司；对证据四《备忘录》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从内容上看，该备忘录签署的目的主要是针对安阳公司这一客户，但并没有达成真实的交易，未签订真实的合同，故也不能证明天合公司和惠豫民公司同意每辆车以不低于10万元的价格出售。该《备忘录》中，王永波没有中通公司的明确授权，娄娟娟仅是诉讼一方的当事人，也不是惠豫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不能代表惠豫民公司签署文件，故该《备忘录》对惠豫民公司没有约束力。对证据四《协议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协议书》的签署背景是天合公司与中通公司协商解除对天合公司账户的查封。当时天合公司告知惠豫民公司与娄娟娟时，惠豫民公司与娄娟娟均不同意该协议，故该协议违反了合同的协商一致的原则；对证据五的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天合公司未实际参与，上述车辆的交易仅有合同，无其他的证据证明是否存在真实的交易；证据六中的交易仅有合同，无其他的证据证明是否存在真实的交易。中通公司提供的证据均存在此种情况，该证据与中通公司提供证据的列表不能印证销售价款的真实性。 经质证，被上诉人惠豫民公司、娄娟娟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表是中通公司单方制作，没有转账等凭证，要求调取中通公司转账凭证等材料，且第45项大约少计算46万元，以实际计算为准；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表是中通公司单方制作，要求调取中通公司转账凭证等材料；对证据三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表是中通公司单方制作，要求调取中通公司详细材料；对证据四中的《备忘录》真实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该《备忘录》没有实际履行，对证据四中的《协议书》真实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该协议书惠豫民公司没有签字，是合同法规定的中通公司和天合公司相互勾结损害第三方惠豫民公司的无效合同；对证据五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惠豫民公司公章是中通公司掌握后盖的，签名不是娄娟娟签的；对证据六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河南永祥汽车销售有限公司2019年10月25日签订的买卖合同需要中通公司提供转款记录，河南润隆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2019年10月30日签订的两份买卖合同无惠豫民公司的签章签字，沈阳和慧运新能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2019年8月25日签订的买卖合同出卖人处加盖聊城中通轻型客车有限公司公章，签字人是中通公司员工看不清晰，河南华之冠汽车销售有限公司2020年3月4日签订的买卖合同出卖人处签字的刘伟是中通公司员工，河南小明快跑新能源有限公司2020年6月2日签订的买卖合同出卖人处加盖的惠豫民公司合同章非惠豫民公司真章，惠豫民公司不记得签过此合同，签字的刘伟是中通公司员工，呼和浩特市晨骏物流有限公司2020年6月3日签订的买卖合同出卖人处未加盖公章，不认识签字的巩立超，河南小明快跑新能源有限公司2020年6月6日签订的买卖合同出卖人处加盖的惠豫民公司合同章非惠豫民公司真章，惠豫民公司不记得签过此合同，签字的刘伟是中通公司员工，林海波2019年4月22日签订的买卖合同出卖人处未加盖惠豫民公司公章及签字，惠豫民公司不知情该合同，安源2019年4月9日签订的买卖合同出卖人处加盖的惠豫民公司合同章非惠豫民公司真章，惠豫民公司不记得签过此合同，签字看不清，怀疑冒充娄娟娟签名，河南宝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2019年8月30日签订的买卖合同出卖人处加盖聊城中通轻型客车有限公司销售合同专用章，签字的刘伟是中通公司员工，河南小明快跑新能源有限公司2019年9月18日签订的买卖合同出卖人处加盖的是惠豫民公司合同章，安徽省阜阳市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2019年9月18日签订的买卖合同出卖人处加盖的是聊城中通轻型客车有限公司销售合同专用章，河南宝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2019年10月10日签订的买卖合同出卖人处加盖惠豫民公司合同章。对以上合同没有转账凭证等财务材料，惠豫民公司请求法庭调取合同转账凭证等财务材料，惠豫民公司对上述无惠豫民公司公章、合同章或者工作人员签字的合同的真实成交不予认可。 原审被告解高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未提交解高升的质证意见，经询问，其代理人表示再与解高升进行沟通，但至此未作出明确回复。 二审查明，2019年7月26日中通公司（甲方）与天合公司（乙方）签订的《协议书》约定：“鉴于甲、乙双方签订的《买卖合同》及五方签署的《协议书》，现甲、乙双方经协商，达成以下协议，以共同遵守：一、本协议签订之日，乙方向甲方支付货款500000元（大写：伍拾万元整）,由乙方委托河南东方汇金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代为支付（支付账号：41×××67)。甲方指定收款账号信息：账户：中通客车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账号：16×××10。二、甲方收到上述款项后，于五个工作日内申请解除对河南省经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和乙方银行账号的查封保全措施，恢复两公司账号的正常使用，具体解除查封冻结措施的账号以法院采取保全措施的账号为准。三、《买卖合同》项下104台物流车，任何一方再次以不低于10万/台价格出售后，车款由甲方直接收取，但与《买卖合同》约定的车辆购买单价的差额损失，由乙方承担一半，另一半由河南惠豫民物流有限公司承担。四、任何一方不履行本协议，需向守约方支付《买卖合同》项下货款总额百分之五的违约金。五、因参加代表均为两公司特别授权的代理人，本协议由甲、乙双方代理人或代表人签字即生效，公司是否盖章不影响本合同的效力。六、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该协议书中双方代表人均已签字捺印。天合公司辩称该协议书背景是天合公司与中通公司协商解除对天合公司账户的查封，惠豫民公司与娄娟娟均不同意该协议。本院认为，该协议有中通公司与天合公司的代表人签字确认，且天合公司在签订该《协议书》后亦按照第一条约定向中通公司支付了50万元货款，其无需经惠豫民公司同意，即对天合公司发生效力，故本院对该《协议书》效力予以认可。 另查明，中通公司庭后提交的账目明细表显示，截止2020年6月11日中通公司共收回款项为1103.232万（230万+41.5万+831.732万）元。中通公司对天合公司庭审中主张的271.5万元已付货款予以认可，表示天合公司与惠豫民公司直接向其公司还款230万元，包括2019年3月26日惠豫民公司向聊城轻型客车有限公司转账30万元、2019年4月24日惠豫民公司向中通公司转账20万元、天合公司分别于2019年3月27日、4月11日、4月12日、4月19日向中通公司转账40万元、20万元、10万元、40万元，东方汇金公司代天合公司分别于2019年7月18日、7月26日向中通公司转账20万元、50万元用作支付货款；该271.5万元还包括天合公司与惠豫民公司转售4辆车的价款41.5万元，包括东方汇金公司代客户河南金蝉物流有限公司分别于2019年11月1日、2019年11月7日向中通公司转账10万元、10万元用作支付转售2辆车的款项，河南豫企运输科技有限公司代河南润隆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分别于2019年10月31日、11月1日、11月1日向中通公司转账10.5万元、10.5万元、0.5万元用作支付转售2辆车的款项。除上述271.5万元之外，中通公司转售78辆车，每辆车售价均不低于10万元，合计款项831.732万元。其中，百斯特公司2019年11月13日签订的买卖合同载明购车数量为58辆，中通公司在明细表中表示百斯特公司共计付款289.803万元，每台车单价10.443万元，百斯特公司实际提车24辆，剩余车辆不再索要，构成违约，24辆车款共250.632万元，其余39.171万元用于违约金扣除。中通公司转售车辆汇款总额的831.732万元不包括该违约金39.171元。 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案件事实同原审法院查明。 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一审程序是否合法；二、上诉人天合公司是否存在违约行为，一审判令天合公司支付中通公司购车款2055万元及违约金是否正确。 关于焦点一，一审卷宗附存材料显示天合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解高升已在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的送达回证上签字确认，并按时到庭参加了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五条“送达诉讼文书，应当直接送交受送达人……受送达人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由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其他组织的主要负责人或者该法人、组织负责收件的人签收……”的规定，解高升签收传票的行为可认定天合公司收到了传票，一审送达程序并无不当。天合公司诉称一审适用简易程序，未在三个月内审结案件，违反法定程序。该理由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四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五条规定的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情形，故本院对天合公司该上诉之由依法不予采信。 关于焦点二，首先，针对天合公司主张其非车辆买卖合同主体及未收到车辆的问题。就涉案150台车辆，天合公司（作为买受人）和中通公司（作为出卖人）于2018年12月14日签订两份《买卖合同》，约定天合公司应向中通公司支付除国家补贴款外的总车款2145万元，后天合公司（作为出卖人）和惠豫民公司（作为买受人）于2018年12月16日签订两份《经销买卖合同》，约定惠豫民公司应向天合公司支付除国家补贴款外的总车款2520万元。由此可见，两个买卖合同关系中天合公司的身份地位不同，购车款也不一致，且天合公司在签订涉案《经销买卖合同》后向惠豫民公司收款的行为也与其主张的中介身份不相符。本院认为，天合公司与惠豫民公司签订合同并不影响认定天合公司与中通公司之间成立买卖合同关系。 天合公司虽对中通公司提交的150台车辆的交接单及满意度调查表有异议，辩称未收到150台车辆，但是根据涉案《经销买卖合同》中天合公司应于2018年12月22日在郑州向惠豫民公司交车的约定，通过惠豫民公司一审关于天合公司与惠豫民公司共计收到150台车辆的庭审陈述，结合天合公司对2019年4月19日约定150台车辆款项支付义务和车辆监管内容的《协议书》真实性无异议，可以印证中通公司已经按照约定向天合公司履行了交付车辆的义务。故，天合公司关于其是中介方且未收到涉案车辆的上诉之由缺乏事实依据，本院对此不予采纳。 其次，关于中通公司收回车辆的问题。天合公司主张中通公司已收回100台车辆并已全部销售，所付车款应扣除该部分款项。本院认为，2019年4月19日的《协议书》约定了天合公司和惠豫民公司同意将150台车辆交至中通公司统一监管，以及分期支付150台车款的内容，结合2019年7月4日和2019年7月26日的两份《协议书》，均约定车辆售出后仍需向中通公司补交差价的内容，本院对中通公司关于其为防止损失扩大而监管车辆，并不能视为收回车辆的抗辩理由予以采信。 天合公司依据中通公司签收100台车辆的交车明细表证明中通公司已收到100台车辆，但是中通公司辩称其仅收到99台车辆。惠豫民公司一审表述“车辆是99辆”，二审又辩称“退回中通公司100辆车”，其公司关于退回车辆数量的表述前后不一，有违诚实信用原则，本院不予采信。中通公司庭审出示了其持有的2019年7月4日《协议书》原件，显示交车人王振东注明“实际交接中通车辆58台（伍拾捌）车辆”内容，惠豫民公司虽表示上述内容是事后添加，其公司持有的协议书无此内容，但亦未否认非王振东书写。结合中通公司庭后核实未交接车辆为豫ADD2198，及天合公司提交的2019年8月6日租赁车辆清单明细载明豫ADD2198交车人为王振东，可以印证中通公司虽签收100台车辆，但因豫ADD2198车未实际交付，中通公司实际监管车辆为99台。天合公司虽主张中通公司监管的车辆已全部销售，但是其提交的《100台车辆销售情况》载明的数量仅有90台，且其提交的第三方签订的买卖合同亦不能与该90台车辆相对应，故本院对天合公司关于中通公司监管车辆已全部销售的上诉主张不予采纳。 关于中通公司监管车辆转售后抵扣价款的问题。天合公司主张中通公司转售车辆的销售款项视为中通公司已自行销售，应直接扣减退回车辆的价款。2019年7月4日的《协议书》第三条约定“三方（中通公司、天合公司、惠豫民公司）均可出售该59辆车，并将车款折抵拖欠的主合同项下全部款项，剩余款项乙（天合公司）丙（惠豫民公司）两方仍具有还款义务”；2019年7月26日的《协议书》第三条约定“《买卖合同》项下104台物流车，任何一方再次以不低于10万/台价格出售后，车款由甲方（中通公司）直接收取，但与《买卖合同》约定的车辆购买单价的差额损失，由乙方（天合公司）承担一半，另一半由惠豫民公司承担”，可见天合公司对中通公司以不低于10万/台价格出售车辆及补交差价是认可的，且涉案车辆使用近一年时间后再以原价转售与常理不符，故本院对天合公司原价扣款的上诉理由不予采纳。惠豫民公司虽对2019年7月26日的《协议书》不认可，但天合公司在庭审中陈述“前期是惠豫民公司配合中通公司，后期惠豫民公司将公章交给了中通公司”，惠豫民公司对百斯特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质证称“惠豫民公司公章是中通公司掌握后盖的”，可见惠豫民公司对中通公司代其出售车辆已认可，其公司将公章交予中通公司保管使用应视为对中通公司的授权。中通公司依据2019年7月26日《协议书》的约定与第三方签订买卖合同，单价均未低于10万元/台，无论合同载明的出卖人是惠豫民公司还是聊城中通轻型客车有限公司，均是为了销售所监管车辆，且第三方亦支付与合同相对应的价款提走车辆，故其提交的账目明细表能与第三方买卖合同相对应。在天合公司无任何证据推翻中通公司自认销售车辆与价款的前提下，本院对中通公司自认已转售82台车辆并收回款项1103.232万元予以采信。另外，百斯特公司向中通公司转账289.803万元，按照合同单价10.443万元/台计算其提走24台车辆价款为250.632万元，中通公司对剩余39.171万元作为违约金扣除，未计算在全部收回款项1103.232万元之内。本院认为，剩余39.171万元转账亦是中通公司在转售车辆交易中得到的收益，应抵扣天合公司所付车款，故中通公司实际收回款项共计1142.403万元（1103.232万元+39.171万元），天合公司尚欠购车款为1002.597万元（2145万元-1142.403万元）。 再次，天合公司是否存在违约的问题。天合公司主张其与中通公司、惠豫民公司就涉案车辆进行多次沟通，形成多份文件，对付款节点进行变更，天合公司不存在违约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三款规定，买卖合同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但对账单、还款协议等未涉及逾期付款责任，出卖人根据对账单、还款协议等主张欠款时请求买受人依约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对账单、还款协议等明确载有本金及逾期付款利息数额或者已经变更买卖合同中关于本金、利息等约定内容的除外。本案中，涉案两份《买卖合同》与2019年4月19日《协议书》均约定了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但2019年7月4日与2019年7月26日的两份《协议书》主要涉及车辆再次销售的问题，并未约定全部货款不能支付的逾期付款责任，故应以2019年4月19日《协议书》约定的逾期付款责任为准，该《协议书》明确约定了逾期付款责任按照《买卖合同》的约定。虽然《买卖合同》约定天合公司逾期付款超过10日，中通公司有权向天合公司主张全部车款，并按全部车款的日万分之五主张违约金。但中通公司二审提交的账目明细表已明确截止至2020年6月11日，其公司收回了车款1142.403万元，因此，中通公司主张以全部车款2145万元为基数计算违约金缺乏公平及合理性。故应以天合公司实际尚欠的购车款1002.597万元为基数，自中通公司收回最后一笔车款次日即2020年6月12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日万分之五计算违约金。 最后，因惠豫民公司向中通公司出具了承诺函，并在2019年4月19日《协议书》中盖章确认，娄娟娟、解高升亦在该《协议书》担保人戊方处签字确认，一审据此判令惠豫民公司与娄娟娟、解高升对购车款及违约金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无不妥。 综上所述，天合公司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本院对其部分上诉请求，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2019）鲁1502民初5672号民事判决； 二、上诉人河南天合汇通供应链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被上诉人中通客车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购车款1002.597万元及违约金（违约金以1002.597万元为基数，自2020年6月12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日万分之五计算）； 三、被上诉人河南惠豫民物流有限公司、娄娟娟、原审被告解高升对上述第二项购车款及违约金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四、驳回被上诉人中通客车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55860元，减半收取77930元，由上诉人河南天合汇通供应链有限公司、河南惠豫民物流有限公司、娄娟娟、原审被告解高升承担40978元，被上诉人中通客车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承担3695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22600元，由上诉人河南天合汇通供应链有限公司、河南惠豫民物流有限公司、娄娟娟、原审被告解高升承担81956元，被上诉人中通客车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承担40644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闫 红 审判员 陈家勇 审判员 刘 颖 二〇二〇年九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李敏 书记员冉凡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