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岚皋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陕0925民初448号原告：方元波，男，1991年1月16日出生，陕西省紫阳县人，住陕西省紫阳县。委托代理人：周方满，紫阳县城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特别授权代理。被告：范方梅，女，1988年4月29日出生，陕西省岚皋县人，住陕西省岚皋县。被告：徐中明，女，1968年5月18日出生，陕西省岚皋县人，住陕西省岚皋县。被告：范淹，男，1992年8月29日出生，陕西省岚皋县人，住陕西省岚皋县。被告：蔡丛成，女，1954年10月29日出生，陕西省岚皋县人，住陕西省岚皋县。原告方元波诉被告范方梅、徐中明、范淹、蔡丛成婚约财产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2日立案受理，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7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方元波及其委托代理人周方满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范方梅、徐中明、范淹、蔡丛成经本院依法送达开庭传票传唤未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四被告共同返还原告订婚彩礼及原告为结婚购买物品等支出的各项费用共计72299元；2、请求依法追究被告假借结婚诈骗、骗取原告钱财的法律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与被告范方梅于2017年腊月29日经媒人介绍相识。2018年大年初三，被告范方梅及其他三名被告和媒人来到原告家“看门户”，在双方父母和亲人的见证下，举办了订婚改口仪式。原告当场给付被告结婚彩礼现金26000元，改口费6000元。随后几天被告范方梅跟随原告走亲访友，收受拜年红包。过完年后，原告与范方梅一同到江苏省务工。到江苏省后，范方梅对原告态度冷漠，原告尽力讨好，但范方梅更是变本加厉，为了躲避原告，被告范方梅去了别的城市。后范方梅的爷爷去世，范方梅才回到岚皋，因原告与范方梅已经订婚，得知消息后原告也回来参加了葬礼，并随上礼金3000元。在父母的催促下，被告范方梅答应与原告领取结婚证，后双方开始筹备婚礼，两人不仅拍摄了结婚照，还购买了金银首饰等结婚用品。在领取结婚证当天，被告范方梅以身份证丢失为由，告诉原告待婚礼举办后再领结婚证，原告无奈只得同意。但就在原告定好结婚日子一切准备就绪时，被告范方梅不辞而别，原告再也无法与之取得联系。此时原告才意识到被告范方梅假借结婚骗取原告钱财，后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彩礼，被告拒绝返还，故原告依法提起诉讼。四被告均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及证据。原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供了以下证据：1、原告身份证，证明原告的身份信息。2、销售清单4份、购物付款凭证2张，证明原告为与被告范方梅缔结婚姻购买服装、鞋子等物品共计花费3911元，其中1721元是为被告范方梅购买服饰、鞋子支出，另2190元系原告自己购买服饰支出。3、微信付款交易记录4张，系原告给被告范方梅购买服饰、化妆品等微信付款记录（交易记录中标三角符号的项目），付款金额共计5106.82元，证明原告为与被告范方梅结婚，为范方梅购买服饰、化妆品等支出5106.82元。4、安康金店品质保证单及付款小票各1张，证明为与被告范方梅缔结婚约，原告于2019年1月27日购买了结婚四金（包括戒指2枚，项链、手链各1条，吊坠1个），合计金额13999元，其中为范方梅购买戒指、项链、手链、吊坠共花费12304元，另原告自己购买戒指一枚花费1695元。5、安康市浪漫百合婚纱摄影收费单及预约单各1张，证明原告与被告范方梅拍摄婚纱照原告支付费用3500元。6、支出清单三张，证明原告在举办婚礼前办筹备酒席支出2000元。7、原、被告2019年正月初三微信聊天记录截图1份，证明被告范方梅以原告没钱购买高档婚纱为由拒绝与原告结婚并一走了之。8、原告2018年2月14日向原告姑姑方银亭出具的金额为36000元欠条1张以及原告2019年1月27日向方银亭出具的金额为20000元借条1张，证明原告为与被告范方梅缔结婚姻，背负大额债务。9、证人方扬友的当庭证言。证人方扬友当庭作证陈述：“我与方元波是叔侄关系，同时我也是范方梅的姑父，因为我对方元波、范方梅比较了解，2017年年底范方梅从外地打工回来，我就介绍了他们两人认识，2018年正月初三范方梅与其母亲蔡丛成、幺婶徐中明、弟弟范淹一起去方元波家里，双方也都同意这门婚事并改口，方元波父母及亲戚给了范方梅一些红包，具体金额我不清楚。第二天方元波和我们几个人带了一些礼品、鞭炮等去范方梅家里，当时方元波给我了一些红包让我交给女方，我看了一下红包上的内容，大致意思是给范方梅10000元红包，给范方梅幺爷爷2000元红包、给范方梅幺婶徐中明及其母亲蔡丛成各4000元红包、给范淹及其妻子各2000元红包、给范淹的小孩及其姐姐范珊珊的小孩各1000元红包，共计26000元，这些钱均经由我手交给范方梅。”10、证人方银亭的当庭证言。证人方银亭当庭作证陈述：“方元波和范方梅的婚姻大小事都是我在帮忙操办，他们订婚的钱都是方元波向我借的。给女方及其家里人的红包也都是由我包的，我当时给范方梅包了10000元红包，给范方梅的幺爷爷2000元红包，给范方梅的生母蔡丛成及养母徐中明各4000元红包，给范淹及其妻子各2000元红包，给范淹的孩子和范淹姐姐的孩子各1000元红包。另外，在范方梅去方元波家里改口时，方元波的父母及其亲戚也都给了范方梅一些红包。”经审查，原告提供的证据1、2、3、4、5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与本案有关联性，具有证明力，本院依法予以采信；原告提供的证据6、7、8真实性、合法性无法确定，证明力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原告提供的证据9、证据10即证人方扬友、方银亭的当庭证言，能够与其他证据相印证的依法予以采信，不能相互印证的，不予采信。根据当事人的当庭陈述及本院采信的证据，本案确认以下案件事实：2017年年底，原告方元波与被告范方梅经媒人方扬友介绍相识。2018年农历正月初三，被告范方梅及其他三名被告蔡丛成（范方梅母亲）、徐中明（范方梅婶娘）、范淹（范方梅堂弟）随媒人来到原告家“看门户”，在双方父母和亲人的见证下，原告与范方梅举办了订婚改口仪式，原告父母及亲戚按照当地习俗给了范方梅“改口费”。次日原告与媒人一行来到范方梅家中，将预先准备好的红包交至范方梅手中，其中给范方梅10000元、给范方梅幺爷爷2000元、给徐中明、蔡丛成各4000元、给范淹及其妻子各2000元、给范淹之子及范淹侄子各1000元，共计26000元。年后原告与范方梅一同外出务工，期间双方产生矛盾，范方梅离开了原告。2018年年底，范方梅爷爷去世，原告与范方梅一同回到家中，在父母催促下，原告与范方梅将结婚时间确定为2019年农历正月十一。筹备婚礼期间，原告为范方梅购买首饰支出12304元，另为范方梅购买服饰、化妆品以及拍摄婚纱照、筹备酒席等支出了部分费用。婚期临近时，范方梅不辞而别，原告与之再无联系。原告认为被告范方梅欺骗原告感情并骗取钱财，原告要求被告退还彩礼无果，故诉至本院，请求判令：1、四被告共同返还原告订婚彩礼及原告为结婚购买物品所支付的费用共计72299元；2、请求依法追究被告假借结婚诈骗、骗取原告钱财的法律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本院认为：给付彩礼是我国的民间婚俗，彩礼应认定为以结婚为目的的附条件赠与，当结婚目的无法实现，接受彩礼的一方应将彩礼返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适用前款第（二）、（三）项的规定，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本案中，原告方元波与被告范方梅仅按当地习俗举行订婚仪式，未登记结婚，四被告在订婚过程中分别收受了原告方给付的彩礼，故原告要求四被告返还彩礼于法有据，本院对其请求依法予以支持。关于彩礼返还的范围，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原告方以给红包方式支付给被告等人共计26000元，应认定为彩礼，被告范方梅应予以返还，其他被告应当在各自收受的数额内承担连带责任。原告为范方梅购买首饰支付的12304元，被告范方梅应予返还。另原告提出的为范方梅购买服饰、化妆品等支付的费用，拍摄婚纱照、筹备酒席等其他相应支出，以及原告亲属给付范方梅的“改口费”，均不应认定为彩礼，故对原告要求被告返还相应费用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告主张依法追究被告范方梅假借结婚诈骗、骗取原告钱财的法律责任，其主张并非具体、明确的民事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范方梅向原告方元波返还彩礼款38304元。二、被告蔡丛成对以上第一项中的4000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徐中明对以上第一项中的4000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范淹对以上第一项中的2000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以上给付内容限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履行完毕。四、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08元，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804元，由原告方元波承担304元，由被告范方梅承担5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陕西省安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唐 玮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五日法官助理  李香涛书 记 员  叶 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