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川11行终11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沐川祥盛人力资源管理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沐川县沐溪镇沐源路721号1幢2单元11-2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1129MA6283Y16T。 法定代表人：胡渝杭，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元春，四川升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建林，四川众能（沐川）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乐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团山街555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11000008550234X。 法定代表人：魏立先，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鄢代诚，该局工作人员。 原审第三人：袁成芳，女，1969年9月21日出生，住四川省犍为县。 原审第三人：蔡德全，男，1994年11月15日出生，住四川省犍为县。 原审第三人：蔡娟，女，1990年3月24日出生，住四川省犍为县。 原审第三人：李国珍，女，1941年7月11日出生，住四川省犍为县。 以上四原审第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德益，四川英华年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四原审第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凯，四川英华年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沐川祥盛人力资源管理公司（以下简称祥盛公司）因诉被上诉人乐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市人社局）社会保障行政确认一案，不服四川省峨眉山市人民法院（2020）川1181行初83号行政判决，于2020年8月3日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祥盛公司系犍为领丰•铜雀台7#、8#、9#、18#、19#及7#、18#、19#地下室二期（工程）劳务承包方。祥盛公司将承包的领丰•铜雀台项目土建工程、钢筋工程、模工、电工等工程分包给马绍军。2018年10月21日，马绍军与付明友签订《钢筋工单项承揽合同》，将犍为领丰•铜雀台二期钢筋工程所有钢筋做工工作承揽给付明友组织施工。2018年11月1日，蔡中万受付明友雇请到犍为领丰•铜雀台二期钢筋工程从事钢筋绑扎工作。2018年11月16日，蔡中万在犍为领丰•铜雀台二期钢筋工程从事钢筋绑扎工作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死亡。该事故经交通部门认定，蔡中万承担事故同等责任。 2019年6月28日，犍为县人民法院作出（2019）川1123民初782号民事判决，确认蔡中万与祥盛公司在2018年11月1日至2018年11月16日期间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该判决已生效。 袁成芳、蔡德全、蔡娟、李国珍分别系蔡中万的配偶、子女和母亲，于2019年8月5日向市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2019年8月23日，市人社局作出《不予受理通知书》。袁成芳、蔡德全、蔡娟、李国珍不服该不予受理通知，诉至原审法院，原审法院经审理后于2019年11月8日作出（2019）川1181行初146号行政判决，撤销上述不予受理通知，责令市人社局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予以受理。祥盛公司不服该判决，上诉至本院，本院院经审理后于2019年12月25日作出（2019）川11行终201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市人社局于2020年1月20日受理袁成芳、蔡德全、蔡娟、李国珍的工伤认定申请，并于2020年2月3日向祥盛公司发出举证通知书。其后，祥盛公司提交了关于对工伤认定的书面意见，提出蔡中万并非其职工，不符合工伤认定前提条件，且蔡中万在交通事故中应承担主要责任等意见。2020年3月17日，市人社局作出乐人社工伤决定（沐川县）［2020］0036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载明：“祥盛公司将承包的领丰•铜雀台二期项目土建、钢筋等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自然人马某，马某又将其中的部分工程分包给同样不具有用工主体资格的付某，蔡中万受付某雇请在领丰•铜雀台二期钢筋工程从事钢筋绑扎工作。2018年11与16日，陈克富超速驾驶机件不符合机件标准的川Ｌ×××××号轻型仓棚式货车沿国道213线由沐川县方向向犍为县方向行驶，17时58分，当车行至国道213线1241ＫＭ处时，该车与对向驶来越过道路中心双实线正在左转弯的蔡中万驾驶的川Ｌ×××××号普通二轮摩托车相撞，造成两车受损及蔡中万当场死亡的交通事故。2018年12月18日，犍为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第2018-080号），交通事故事实及责任：陈克富、蔡中万在此次交通事故中负同等责任。2018年11月19日，犍为县人民医院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死者：蔡中万；死亡时间：2018年11月16日18时47分；死亡原因：全身多处复合伤；死亡地点：犍为县清溪镇保安村2组招呼站。”认定结论：“该同志受到的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之规定，属于工伤认定范围，现予以认定（或视同）为工伤。”2020年3月23日，市人社局分别将认定工伤决定书送达给第三人及祥盛公司。祥盛公司不服该工伤认定，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第十七条第二款“用人单位未按前款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可以直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以及《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的实施意见》（川府发（2003）42号）第三条关于“全省设区地市依照《条例》规定实行工伤保险市级统筹。…”之规定，市人社局具有对乐山市行政区域内的职工伤亡性质作出相应工伤认定结论的法定职权。 《工伤保险条例》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自受理工伤认定申请之日起60日内作出工伤认定的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工伤认定的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和该职工所在单位。”《工伤认定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自工伤认定决定作出之日起20日内，将《认定工伤决定书》或者《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送达受伤害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和用人单位，并抄送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本案中，市人社局于2020年1月20日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其后向祥盛公司送达《举证通知书》，要求其进行举证。市人社局经调查核实，于2020年3月17日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并于2020年3月23日送达给双方当事人，行政程序合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单位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四）用工单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将承包业务转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者自然人，该组织或者自然人聘用的职工从事承包业务时因工伤亡的，用工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原劳社部发[2005]12号《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四条规定:“建筑施工、矿山企业等用人单位将工程（业务）或经营权发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者自然人，对该组织或自然人招用的劳动者，由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发包方承担用工主体责任。”上述规定肯定了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发包方承担用工主体责任（工伤保险责任）。本案中，生效判决已认定祥盛公司将其承包的领丰•铜雀台二期项目土建、钢筋等工程分包给不具有用工主体资格的自然人马绍军，马绍军又将其中的部分工程分包给同样不具有用工主体资格的付明友，蔡中万受付明友雇请在领丰•铜雀台二期钢筋工程从事钢筋绑扎工作，在下班回家途中发生交通事故死亡。因此，虽然蔡中万与祥盛公司未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但从本案的事实及上述规定可以得出，具有用工主体资格的单位即祥盛公司应当对付明友招用的雇员蔡中万承担用工主体责任。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一款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工伤认定行政案件，在认定是否存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本人主要责任”等情形时，应当以有权机构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结论性意见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等法律文书为依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事故责任认定书和结论性意见的除外。因此，对交通事故的责任划分首先应当以公安交警部门出具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为依据。本案中，公安交警部门经过现场勘查等调查过程，运用其专业知识，依职权作出蔡中万在交通事故中负同等责任的认定结论。祥盛公司虽对交通事故的责任划分有异议，但其在工伤认定程序中提交给市人社局的材料及本案诉讼中提交的证据，并不能否定和推翻上述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结论。故对祥盛公司的上述意见不予采纳。 祥盛公司认为蔡中万系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死亡，并非属于在从事承包业务过程中伤亡，故不符合认定工伤的条件。对此，原审法院认为，从立法目的上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的目的主要是对《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的“职工”概念予以扩大解释，即并不限于能提供证明其与用人单位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材料的狭义上的“职工”，也将违法转包、分包等情形下，由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自然人聘用的、在实践中不能依法确认劳动关系的职工也纳入工伤认定申请人的范围，这样更有利于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从文义解释上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一款第四项中“从事承包业务时因工伤亡”的行文，也不能机械的理解为职工伤亡必须仅限定于工作中或因工外出期间发生，也应包括上下班途中遭受非本人主要责任交通事故伤亡。因此，蔡中万在下班路线的途中发生交通事故，负事故同等责任，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规定的情形，应当认定为工伤。 综上所述，市人社局作出的乐人社工伤决定（沐川县）［2020］0036号《认定工伤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祥盛公司的诉讼理由和请求均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沐川祥盛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沐川祥盛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负担。 上诉人祥盛公司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判决结论明显错误。理由如下：一、祥盛公司与蔡中万之间没有劳动关系，不符合认定为工伤的前提条件。2018年11月1日，蔡中万与其妻子袁成芳受付明友的雇请到付明友承揽的业务中从事钢筋绑扎活路，2018年11月1日至2018年11月16日期间的劳务报酬，已由袁成芳从付明友处签字领取。犍为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28日作出的(2019)月1123民初82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充分证明了蔡中万与付明友之间属于雇佣关系，应该是属于民事法律关系所调整的范围。二、蔡中万与陈克富发生的交通事故中，根据蔡中万的违法行为来客观分析成因，蔡中万之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是主要的、过错程度更大，应当承担主要责任。而犍为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的第2018-080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蔡中万、陈克富负同等责任是错误的认定，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认定。2018年11月16日蔡中万与陈克富发生的交通事故中，蔡中万存在驾驶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上道行驶、左转弯时越过道路中心线(双实线)行驶、在没有信号灯的路上未确保安全畅通的原则下通行等多处违法行为，这些行为才是造成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三、为了查明案件事实真相，上诉人在一审期间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调查取证的申请书》和《调查令申请书》。然而一审法院未及时作是否调取的决定，而是仅在庭审过程中口头告知不予准许，一审法院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应当向当事人或诉讼代理人送达通知书，说明不准许调取的理由。故一审法院属于程序违法。四、2018年11月16日蔡中万是在从事付明友承揽的业务后，在驾驶摩托车回家的路上因自己的多个违法行为造成了交通事故的发生，此伤亡不是在从事承包业务过程中遭受的因工伤亡事故，故不符合认定为工伤的相关司法解释，不能作无限的扩大解释。五、针对犍为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的第2018-080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蔡中万、陈克富负同等责任。因为祥盛公司不是交通事故的当事人，虽然对责任划分不服，但是不符合申请复核的主体条件。然而该责任的划分对祥盛公司将产生严重的利害关系，所以需要在诉讼过程中来查明核实这一至关重要的实体问题。所以被上诉人在没有继续履行调查核实义务的同时就草率作出认定为工伤的证据是不足的、事实是不清楚的、认定为工伤的结论是错误的。六、上诉人针对犍为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在处理交通事故过程中的程序和实体方面均存在异议，并已经向犍为县人民检察院提交了检察监督的请求书，目前正在受理过程中。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蔡中万受到的事故伤害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之规定，不应当被认定(或视同)为工伤。故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2020)181行初83号《行政判决书》，并发回重审。2.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市人社局辩称，根据第三人袁成芳、蔡德全、蔡娟、李国珍的工伤认定申请以及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川11行终201号行政判决，市人社局于2020年1月20日受理工伤认定申请。经调查后于2020年3月17日作出乐人社工伤决定（沐川县）［2020］0036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袁成芳、蔡德全、蔡娟、李国珍述称：1.祥盛公司将承包的项目的土建工程、钢筋工程、模工、电工等工程分包给马绍军，马绍军又将其分包给付明友，属于违法分包，付明友招用蔡中万，蔡中万下班回家途中发生交通事故，蔡中万在此事故中承担同等责任，祥盛公司应当承担工伤保险责任；2.法院应以有权部门作出的事故责任认定为准，经公安交警部门调查后认定蔡中万承担事故同等责任，祥盛公司现提交的证据均不能认定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错误，故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3.本案交通事故发生至今已近2年时间，祥盛公司为了转嫁用工成本和风险，存在违法分包和转包的行为，如若支持其诉讼请求，则有违法律、司法解释的初衷，与司法价值背道而驰。因此，市人社局作出的乐人社工伤决定（沐川县）［2020］0036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犍为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第2018—080号）载明：当事人导致交通事故的过错及责任或者意外原因：陈克富驾驶机件不符合机件标准且超速行驶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其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一条：“驾驶人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前，应当对机动车的安全技术性能进行认真检查；不得驾驶安全设施不全或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等具有安全隐患的机动车。”之规定以及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二条：“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不得超过限速标志标明的速度。在没有限速标志的路段，应当保持安全车速。”之规定。蔡中万驾驶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左转弯时越过道路中心线驶往道路左侧与对向来车发生交通事故，其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之规定以及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八条：“车辆、行人应当按照交通信号通行；遇有交通警察现场指挥时，应当按照交通警察的指挥通行；在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上，应当在确保安全、畅通的原则下通行。”之规定以及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四条第三款“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不得上道路行驶，报废的大型客、货车及其他运营车辆应当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监督下解体。”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一条之规定，认定：陈克富、蔡中万在此次交通事故中负同等责任。 以上事实有犍为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第2018—080号）予以证明。 本院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第十七条第二款以及《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的实施意见》（川府发（2003）42号）第三条之规定，市人社局具有对乐山市行政区域内的职工作出工伤认定的法定职权。 关于市人社局作出工伤认定的程序是否合法问题。《工伤保险条例》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自受理工伤认定申请之日起60日内作出工伤认定的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工伤认定的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和该职工所在单位。”《工伤认定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自工伤认定决定作出之日起20日内，将《认定工伤决定书》或者《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送达受伤害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和用人单位，并抄送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本案中，市人社局于2020年1月20日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其后向祥盛公司送达《举证通知书》，要求其进行举证。市人社局经调查核实，于2020年3月17日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并于2020年3月23日送达给双方当事人，行政程序合法。 关于公安交警部门出具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是否采信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一款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工伤认定行政案件，在认定是否存在第十四条第（六）项‘本人主要责任’等情形时，应当以有权机构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结论性意见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等法律文书为依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事故责任认定书和结论性意见的除外。”表明特定工伤事实是否存在，原则上应当以有权机构的事故责任认定书、结论性意见和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等法律文书为判断依据。特定工伤事实是否存在，涉及特定部门或者特殊机构的专业分析和权威判断，如交通事故责任、自杀、醉酒等，专业的权威机构判断或者经诉讼程序对证据严格审核后认定的事实，属于公认的证明力较高的证据材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三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证明同一事实的数个证据，其证明效力一般可以按照下列情形分别认定：（一）国家机关以及其他职能部门依职权制作的公文文书优于其他书证；（二）鉴定结论、现场笔录、勘验笔录、档案材料以及经过公证或者登记的书证优于其他书证、视听资料和证人证言……”本案中，公安交警部门经过现场勘查等调查过程，运用其专业知识，依职权作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载明：“当事人导致交通事故的过错及责任或者意外原因：陈克富驾驶机件不符合机件标准且超速行驶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其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一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二条之规定。蔡中万驾驶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左转弯时越过道路中心线驶往道路左侧与对向来车发生交通事故，其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八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四条第三款之规定。认定：陈克富、蔡中万在此次交通事故中负同等责任。”祥盛公司虽对交通事故的责任划分有异议，但其在工伤认定程序中提交给市人社局的材料及本案诉讼中提交的陈克富录音的证人证言以及申请法院调取的事故监控视听资料，其证明力均不能优于事故现场笔录、勘验笔录等，均不能否定陈克富驾驶机件不符合机件标准且超速行驶机动车的事实，不足以推翻公安交警部门出具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且陈克富在法定期限内并未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提出异议，故该份《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本院予以采信。祥盛公司主张《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错误，既无事实依据也无法律依据，对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应如何理解问题。祥盛公司认为，其与蔡中万之间没有劳动关系，不符合认定为工伤的前提条件。且蔡中万系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死亡，并非属于在从事承包业务过程中伤亡，故不符合认定工伤的条件。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单位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四）用工单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将承包业务转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者自然人，该组织或者自然人聘用的职工从事承包业务时因工伤亡的，用工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该条的立法目的主要是对《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的“职工”概念予以了扩大解释，并不限于能提供证明其与用人单位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材料的狭义上的“职工”，也将违法转包、分包等情形下，由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自然人聘用的、在实践中不能依法确认劳动关系的职工也纳入工伤认定申请人的范围，且该条中“从事承包业务时因工伤亡”是指符合工伤认定条件的各种情形。因此，蔡中万系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死亡，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的工伤认定条件，蔡中万虽然与祥盛公司未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根据上述规定，结合本案查明的事实，具有用工主体资格的祥盛公司对付明友招用的雇员蔡中万应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原审法院对该条进行了详细分析，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原审法院审理程序是否违法问题。祥盛公司认为原审法院程序违法，对其在庭审中提交的陈克富第二份录音资料未接纳，对其申请法院调取的事故监控视频等资料未准许，且只在庭审中宣布不予准许而未发出书面通知。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第一款规定：“原告或者第三人应当在开庭审理前或者人民法院指定的交换证据之日提供证据。因正当事由申请延期提供证据的，经人民法院准许，可以在法庭调查中提供。逾期提供证据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祥盛公司称在庭审中提交的陈克富第二份录音资料，未在开庭前提交，原审法院不予接纳符合法律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原告或者第三人不能自行收集，但能够提供确切线索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调取证据材料。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决定。在申请调取证据上，只有确有必要时才准予调取。本案中，祥盛公司申请原审法院和本院调取事故案件卷宗及事故监控视频资料，如上述分析，调取的视听资料不能优于事故现场笔录、勘验笔录等证据，也不能否定陈克富驾驶机件不符合机件标准且超速行驶机动车的事实，没有调取的必要，不应准许，原审法院采取在庭审中宣布其申请不被准许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上诉人祥盛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沐川祥盛人力资源管理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亚莉 审判员  雷璐娜 审判员  刘 平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李菲菲 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一条人民法院审理工伤认定行政案件，在认定是否存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本人主要责任”、第十六条第（二）项“醉酒或者吸毒”和第十六条第（三）项“自残或者自杀”等情形时，应当以有权机构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结论性意见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等法律文书为依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事故责任认定书和结论性意见的除外。 前述法律文书不存在或者内容不明确，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就前款事实作出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其提供的相关证据依法进行审查。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第（一）项“故意犯罪”的认定，应当以刑事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的生效法律文书或者结论性意见为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七条原告或者第三人应当在开庭审理前或者人民法院指定的交换证据之日提供证据。因正当事由申请延期提供证据的，经人民法院准许，可以在法庭调查中提供。逾期提供证据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 原告或者第三人在第一审程序中无正当事由未提供而在第二审程序中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不予接纳。 第二十三条原告或者第三人不能自行收集，但能够提供确切线索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调取下列证据材料： （一）由国家有关部门保存而须由人民法院调取的证据材料； （二）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证据材料； （三）确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证据材料。 人民法院不得为证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调取被告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收集的证据。 第六十三条证明同一事实的数个证据，其证明效力一般可以按照下列情形分别认定： （一）国家机关以及其他职能部门依职权制作的公文文书优于其他书证； （二）鉴定结论、现场笔录、勘验笔录、档案材料以及经过公证或者登记的书证优于其他书证、视听资料和证人证言； （三）原件、原物优于复制件、复制品； （四）法定鉴定部门的鉴定结论优于其他鉴定部门的鉴定结论； （五）法庭主持勘验所制作的勘验笔录优于其他部门主持勘验所制作的勘验笔录； （六）原始证据优于传来证据； （七）其他证人证言优于与当事人有亲属关系或者其他密切关系的证人提供的对该当事人有利的证言； （八）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优于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 （九）数个种类不同、内容一致的证据优于一个孤立的证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