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10民终85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洪，男，1966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抚州市南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金明，江西民鉴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琳，江西民鉴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原审被告）：高学红，女，1971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抚州市南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金明，江西民鉴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琳，江西民鉴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原审被告）：周莉，女，1968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金明，江西民鉴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琳，江西民鉴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原审被告）：褚建萍，男，1963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金明，江西民鉴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琳，江西民鉴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江西黎川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住所地：江西省黎川县新城大道1号工业园区管委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361123MB05687040。法定代表人：陈咏梅，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峰，江西赣鼎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原审被告：江西明钰石英建材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黎川县工业园区。法定代表人：周刚，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原审被告：周刚，男，1975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抚州市黎川县，原审被告：吴明铭，女，1977年8月16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抚州市黎川县，原审被告：吴江钢，男，1979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原审被告：张银辉，女，1983年1月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上诉人周洪、高学红、周莉、褚建萍因与被上诉人江西黎川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黎川管委会”）、原审被告江西明钰石英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钰公司”）、周刚、吴明铭、吴江钢、张银辉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黎川县人民法院（2019）赣1022民初3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双方当事人庭询后书面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周洪、高学红、周莉、褚建萍上诉请求：1.撤销江西省黎川县人民法院（2019）赣1022民初344号民事判决中第二项判决，依法改判，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原审判决错误，二审法院应当依法改判，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连带清偿，具体理由如下：一、一审判决违反合同相对性原则，错误认定上诉人为本案被告。“助保贷”是由政府设立“助保贷”业务风险补偿资金作为风险缓释方式的信贷业务，是创新政银合作模式，拓宽中小微企业融资渠道的重要举措。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黎川支行（以下简称“黎川建行”）与被上诉人签订一份《“助保货”业务合作协议》，约定双方可互相推荐小微企业作为管委会提供小微企业助保金增信或黎川建行提供贷款的企业，即所谓助保货业务。该信贷业务是在银行在贷款企业提供一定担保的基础上，由企业缴纳一定比例的助保金和政府提供的风险补偿金共同作为增信手段。(一)将履行《借款合同》、《抵押合同》、《保证合同》与履行《“助保贷”业务合作协议》混为一谈，违反合同法的“合同相对性”原则。本案所涉及的合同有上诉人、一审其他被告与黎川建行签订的《借款合同》、《抵押合同》、《保证合同》及被上诉人与黎川建行签订的《“助保贷”业务合作协议》，从合同主体及涉及内容来看，这些合同不是同一事项合同，而是各有所指，各负其责。1、合同主体不同。《借款合同》、《抵押合同》、《保证合同》的合同主体为借款人、担保人、保证人、出借人，《借款合同》是一审被告明钰公司与黎川建行签订的借款合同，《抵押合同》、《保证合同》是上诉人及其他一审被告等与黎川建行签订的担保性质的合同，《“助保贷”业务合作协议》主体系黎川建行与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并无关联；2、合同实质内容与责任不同。从《“助保贷”业务合作协议》性质来看，国家为扶持小微企业发展出台相应政策，为其设立专项资金(“助保金”)以保证信用较好的小微企业向金融机构货款顺利，从黎川建行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合作协议性质来看，该协议仅仅系在债务人未履行债务的情况下被上诉人可用保证金专用账户内的“助保金”“政府风险补偿铺底资金”为一审被告明钰公司代偿给黎川建行，实质上是一份附条件的第三人代偿债务协议，而非担保协议，具有普遍性、政策性。《借款合同》、《抵押合同》、《保证合同》具有单一性、针对性。(二)上诉人的担保与承诺不是针对《“助保贷”业务合作协议》。从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上看，上诉人的担保与承诺不是针对《“助保贷”业务合作协议》，而是针对一审被告明钰公司借款不能够偿还时承担担保责任的承诺。综上，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不是同一法律关系，不是以《“助保贷”业务合作协议》发生纠纷的适格被告。二、被上诉人没有对上诉人的追偿权利。引起本案纠纷的是被上诉人根据《“助保贷”业务合作协议》，替一审被告明钰公司偿还了向黎川建行借款。（一）被上诉人与黎川建行间不存在担保法律关系。1、被上诉人不是担保人，更非共同担保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的规定，担保应当订立担保合同。本案中，被上诉人作为助保金的管理人，未与黎川建行就一审被告明钰公司的“助保贷”签订任何担保合同。被上诉人与黎川建行间存在“助保贷”业务合作关系不能当然地等同于被上诉人为一审被告明钰公司的“助保贷”提供担保；2、被上诉人根据“助保贷”协议，代明钰公司归还黎川建行的款项，是一种自愿代偿行为，而非承担保证责任，更非一审判决认定的所谓“债权转让”。下面阐明了《“助保贷”业务合作协议》约定的还款原则，这里就不详细累述，从被上诉人还款行为来看，是一种自愿代偿行为，而非承担保证责任。（二）被上诉人事实上并未为一审被告明钰公司的“助保货”承担担保责任，更非一审判决认定的所谓“债权转让”。1、被上诉人的支付不是承担担保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担保人因无效合同向债权人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债务人追偿。”的规定，被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后，有权向一审被告明钰公司追偿。三、纵使法院认为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同属于担保性质，被上诉人的诉求也有悖于法律。（一）从借款合同来看，本案借款本息明显不符合法律规定。2015年，黎川建行与明钰公司签订的货款合同约定是贷款300万元，答辩人担保金额也是300万元，而事实上，黎川建行只实际支付了贷款260万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载明的借款金额，一般认定为本金。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实际出借的金额认定为本金”。故本案应当对借款本息重新计算，以借款本金260万元计算利息，并扣除还款后，重新计算应还借款本息数额。（二)被上诉人应当向债务人追偿，而非向上诉人追偿。倘若法院认为被上诉人属于担保性质，那本案担保是典型的混合共同担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黎川管委会辩称，1、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中并没有要求撤销一审判决的第三项，不需要审理；2、贷款300万元已经给付，上诉人所称的260万元贷款没有事实依据；3、关于代偿行为的法律性质和后果，针对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中所谓合同相对性原则并不绝对，上诉人对本案的贷款业务是助保贷业务在申请的时候就已经知情，并不违背相对性原则；4、本案的政府资金代偿行为作出准确定性需要更高的法律定位，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黎川管委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周洪、高学红、周莉、褚建萍、明钰公司、周刚、吴明铭、吴江钢、张银辉归还黎川管委会为明钰代偿的银行借款本息2454100.29元，并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从2016年5月30日始至实际还清日止的利息（注：经一审法院释明，黎川管委会明确其诉讼主张为要求明钰公司承担还款责任，要求周刚、吴明铭、周洪、高学红、周莉、褚建萍、吴江钢、张银辉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判定黎川管委会对周莉、褚建萍提供抵押的房屋（所有权证号为黎房权证日峰初字第××号）享有优先受偿权；3、判令周刚、吴明铭、高学红和吴江钢对未实际出资的400万元及利息（从2016年3月9日开始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承担补充赔偿责任；4、本案诉讼费用由明钰公司、高学红、周洪、吴明铭、周刚、周莉、褚建萍承担。事实和理由：2015年3月4日，明钰公司因生产经营周转需要，通过“助保贷”业务与黎川建行签订《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向该行借款300万元，借期一年。周刚、吴明铭、周洪、高学红、周莉、褚建萍、吴江钢、张银辉为该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周洪、高学红以44万元储蓄存款单提供质押担保，褚建萍、周莉以证号为黎房权证日峰初字第××号的房产提供抵押担保。借款期满后，明钰公司未按期足额归还借款本息，除高学红、周洪承担了质押担保责任外，所有的保证人均未履行保证担保责任，周莉和褚建萍也未履行抵押担保的责任。2016年5月30日，黎川管委会根据与黎川建行共同签订的《“助保贷”业务合作协议》为明钰公司代偿借款本息2454100.29元，故现依法进行追偿。周刚、吴明铭、高学红、吴江钢作为明钰公司的新旧股东，认缴出资400万元，但工商登记资料显示四人的实缴出资为零，因此，周刚、吴明铭、高学红、吴江钢除了承担担保责任外，还应对未出资的400万元及利息（从2016年3月9日开始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4月8日，黎川县人民政府办公室颁发了编号为黎府办法【2013】8号的《黎川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转发黎川县小微企业“助保贷”业务实施细则的通知》。该通知与本案有关的内容摘录如下：。第二条，本办法所称小微企业“助保贷”业务，是指县建设银行（注：即本案的黎川建行）向“小微企业池”中的企业发放，在企业提供一定担保的基础上，由企业缴纳一定比例的助保金和政府提供的风险补偿资金共同作为增信手段的信贷业务。第三条。“助保贷”是指由“小微企业池”中的企业按其在县建设银行获得贷款额度的规定比例自愿缴纳的资金，用于先行代偿该池中所有企业逾期的贷款。第六条，助保金池由企业缴纳的助保金和政府风险补偿铺底资金组成。第八条，要求助保金管理机构办公室黎川管委会在县建设银行开设专户存放助保金和政府风险补偿铺底资金，其中企业助保金由建设银行代收。该账户性质为保证金账户，封闭运行，采用受托运作，专户管理的方式，资金本金仅限于提供“助保贷”业务的担保及代偿。除经助保金管理机构和县建设银行共同确认为代偿外，该账户内资金本金不得提取和支用。第九条，当企业贷款发生逾期，县建设银行根据约定可及时启动申请代偿程序。县建设银行通知助保金管理机构后，用助保金先行代偿贷款本金和利息（不含复利和罚息）。第十条，当助保金不足以代偿银行逾期贷款本金和利息时，不足部分由县建设银行向政府提出补充申请，由政府风险补偿资金和银行按比例分担，补偿比例应不低于50%。第十四条，担保方式。除企业缴纳助保金和政府风险补偿金外，贷款企业须提供不低于贷款40%的、符合县建设银行要求的抵（质）押或保证；贷款企业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或主要股东须同时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第十九条，县建设银行与助保金管理机构签订《“助保金”业务合作协议》（附件1），政府下发《黎川县小微企业助保贷业务实施细则》。第三十一条，正常回收。企业按照合同约定的方式归还贷款。第三十二条，助保金代偿。企业贷款逾期，县建设银行根据约定及时启动代偿程序，用助保金先行代偿逾期贷款。向助保金管理机构出具《关于使用助保金进行代偿的函》，同时由县建设银行启动债务追偿程序。第三十三条，当助保金不足清偿本息时，不足部分由县建设银行向政府提交《关于使用政府风险补偿资金代偿“助保贷”的函》，提出补偿申请，由政府风险补偿资金和银行按比例分摊。第三十四条，在实施助保金代偿以后，县建设银行向借款人追偿和执行担保的方式进行债务追偿，追索回的资金或企业恢复还款收回的资金扣除追索费用、违约金后，按代偿比例先偿还银行债权和政府风险补偿金。剩余部分按比例补回政府风险补偿金和助保金所承担损失。22014年7月2日，黎川建行（甲方）与黎川管委会（乙方）签订了一份《“助保贷”业务合作协议》。该协议与本案有关的内容概括如下：黎川建行向“小微企业池”中的企业发放贷款，在企业提供一定担保的基础上，由企业缴纳一定比例的资金（助保金）和乙方提供的风险补偿资金共同作为增信手段。企业提供的助保金和乙方提供的风险补偿金存入乙方助保金管理机构（指乙方或乙方指定单位）在甲方开立的保证金账户。乙方以保证金代偿责任的范围为甲方贷款债权本金及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当出现需乙方履行代偿责任的情形时，乙方使用保证金代偿的顺序为：先用企业缴纳的助保金代偿，不足部分再用风险补偿金代偿。乙方履行代偿责任后，如借款企业仍有未清偿债务，最后则由乙方配合，甲方向借款人、保证人追索及执行担保。风险补偿金代偿后，剩余部分由甲方向借款企业进行追索和执行担保，乙方出具相应的文件提供必要的帮助。明钰公司于2013年11月29日登记设立。该公司登记的注册资本为200万元，登记的股东为周刚和吴明铭，认缴的出资分别为120万元、80万元。截止至2013年12月12日，周刚和吴明铭共实缴出资200万元。同年12月27日，该公司的股东变更登记为高学红和吴江钢，登记的股份分别为60%、40%。因吴江钢当时不在黎川县工作，故其通过公证的方式出具了一份委托书给吴明铭，委托吴明铭全权代为办理明钰公司的相关事宜。2014年12月31日，原黎川康诚鞋材有限公司与明钰公司合并，合并后的企业名称仍为“江西明钰石英建材有限公司”。合并后明钰公司的注册资本变更登记为400万元，高学红和吴江钢的股份份额仍保持不变。2015年1月22日，江西德诚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编号为赣德诚审字（2015）第020号《审计报告》。该报告的“股本（或实收资本）”项中载明：经黎川县工商行政管理局2014年12月31日批准，黎川康诚鞋材有限公司与明钰公司合并，合并后，公司名为“江西明钰石英建材有限公司”，实收资本为4000000.00元。原明钰公司验资报告由江西德诚联合会计师事务所赣德诚验字（2013）第447号验证，原黎川康诚鞋材有限公司验资报告由江西安石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赣安石验字（2010）第09号验证。2016年3月15日，明钰公司的股东变更登记为周刚和吴明铭，占股分别为99%、1%。2014年7月1日，明钰公司填写了一份《小微企业入池推荐表》，申请成为“助保贷”入池企业。截止至2014年7月28日，黎川建行、黎川管委会及黎川县助保金管理领导小组领导先后批复同意明钰公司入池。2014年11月10日，明钰公司填写了一份《中国建设银行“助保贷”业务申请表》，向黎川建行申请“助保贷”业务贷款300万元。该申请表的“借款申请人申明与保证”处载明：在签署本申请表格之前已充分了解了贵行“助保贷”业务的管理规定，已充分理解根据该规定所办理业务的法律后果，在此基础上同意向贵行申请“助保贷”业务。明钰公司及其当时的法定代表人即本案高学红均在该“申明与保证”处盖章和签名。同日，周莉和褚建萍共同出具了一份《担保意向书》给黎川建行，承诺以产权证号为黎房权证日峰字第初20140397号的房产为明钰公司的贷款提供抵押担保。同时，周莉和褚建萍还在《中国建设银行“助保贷”业务申请表》的“抵（质）押物共有人声明与保证”处签名和捺印。“抵（质）押物共有人声明与保证”的内容为：本人完全理解抵（质）押行为的法律后果，并在此基础上同意将与借款申请人共同拥有的抵（质）押物用于向贵行申请“助保贷”业务的抵（质）押担保。另高学红及吴明铭代吴江钢共同出具了一份《股东个人担保意向书》给黎川建行，主要内容为高学红和吴江钢为明钰公司向黎川建行申请的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2015年3月4日，黎川建行与明钰公司共同签订了一份《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合同编号201512301003），约定明钰公司向黎川建行借款300万元用于公司生产经营，借期一年，从2015年3月4日至2016年3月3日，贷款利率为浮动利率，即起息日基准利率上浮30%。当日，黎川建行依约发放了贷款，当期贷款利率为年利率6.955%。高学红、周洪（二人系夫妻）用高学红名下44万元的储蓄存单一张为上述借款提供质押担保，并签订了《权利质押合同（自然人版）》，约定担保范围为主合同项下的本金300万元及利息（含复利和罚息）、违约金等。周莉、褚建萍（二人系夫妻）用登记在周莉名下的房产（房屋所有权证号为黎房权证日峰字第初20140397号，土地证号为黎国用（2014）第1518号）为上述借款提供抵押担保，并与黎川建行签订了《抵押合同》，约定担保范围为主合同项下的本金300万元及利息（含复利和罚息）、违约金等，并由黎川县房地产管理局颁发了黎房他证日峰字第××号房屋他项权证。周刚、吴明铭与黎川建行签订《保证合同》（编号为保201512301003-01），为明钰公司的上述借款本息等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后的两年，并约定无论黎川建行的债权是否有其他担保，保证人的保证责任均不因此减免，债权人可以直接要求保证人依照合同承担保证责任。高学红、周洪、周莉、褚建萍与黎川建行签订《保证合同》（编号为保201512301003），该合同内容与周刚、吴明铭及黎川建行共同签订的《保证合同》的内容相同；在该合同中，吴江钢、张银辉同时被列为保证人，其中吴江钢的签名系吴明铭代签的。借款合同到期后，明钰公司未按期还款。2016年3月7日，明钰公司向黎川建行归还了10万元本金。2016年3月16日，高学红名下的44万元质押存款合计本息为454588.18元，黎川建行依照质押合同的约定扣划了该存款，其中6188.42元用于归还质押借款的利息，448399.76元用于归还质押借款的本金。剩余欠款明钰公司一直未归还，故黎川建行于2016年5月24日起诉至一审法院，要求:1、明钰公司归还借款本金2451600.24元及至实际付清欠款之日止的利息；2、黎川建行对周莉、褚建萍抵押的房产有优先受偿权；3、高学红、周洪、吴明铭、周刚、张银辉、吴江钢、周莉、褚建萍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4、明钰公司、高学红、周洪、吴明铭、周刚、周莉、褚建萍承担诉讼费用。在该案审理过程中，周洪代明钰公司向黎川建行归还了50000元借款本金。截止至2016年7月12日，明钰公司尚欠黎川建行借款本金2401600.24元，利息91904.76元。另张银辉在庭审中当庭否认编号为保201512301003的《保证合同》中“张银辉”签名及捺印的真实性，并于2016年7月12日书面申请对张银辉签名的笔迹及指纹进行鉴定。2016年7月14日，黎川建行向本院申请撤回对张银辉的起诉，本院口头裁定予以准许。2016年7月20日，张银辉提出撤回笔迹及指纹鉴定申请。2016年9月26日，黎川县法院作出了（2016）赣1022民初393号民事判决，判令明钰公司归还本案所涉的“助保贷”借款本息，判令周刚、吴明铭、周洪、高学红、周莉、褚建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确认黎川建行对周莉和褚建萍提供抵押的房产享有优先受偿权，但驳回了黎川建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周洪、高学红、周莉、褚建萍不符该判决提起了上诉。2017年10月19日，江西省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2017）赣10民终3号民事判决。在该判决中，江西省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查明黎川管委会已于2016年5月30日向明钰公司在黎川建行开设的银行账户汇款人民币2454100.29元（其中本金2401600.24元，利息52500.05元），汇款用途为归还贷款。据此，江西省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黎川建行与明钰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因黎川管委会的代偿行为而清偿完毕，且黎川建行没有证据证明其享有追偿权为由撤销了黎川县法院的（2016）赣1022民初393号民事判决，并判决驳回了黎川建行的诉讼请求。2019年4月19日，黎川管委会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明钰公司归还代偿款本息，要求周刚等自然人承担担保责任，要求确认黎川管委会对周莉和褚建萍提供抵押的房产享有优先受偿权，要求周刚、吴明铭、高学红和吴江钢对未实际出资的资本承担补充赔偿责任。2019年5月6日，一审法院立案受理了该案，即本案。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主要问题为：一、黎川管委会代偿行为的性质及法律后果问题；二、明钰公司的股东是否完成了出资义务问题。一、黎川管委会代偿行为的性质及法律后果问题。“助保贷”业务贷款是根据《黎川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转发黎川县小微企业“助保贷”业务实施细则的通知》的规定发放给入池企业的，由企业缴纳一定比例的助保金和政府提供的风险补偿资金共同作为增信手段的特殊政策性的借款。黎川管委会以助保金和政府风险补偿铺底资金代明钰公司偿还黎川建行“助保贷”业务贷款的行为是基于政策性要求，是采用与债权人即贷款银行的合作方式提供担保。这与通常情况下由债务人提供第三人担保有本质区别，显然也有别于一般的质押担保行为，其在本质上属于代为清偿，即代替债务人向债权人清偿债务。因此，黎川管委会在承担代为清偿责任后，债权人所享有的权利当然转移于黎川管委会，即黎川管委会因代为履行取得了对明钰公司的债权。在债务人提供了第三人担保的情况下，黎川管委会当然可以向担保人一并主张权利。否则，在债务人自行提供第三人担保的情况下，却要由政府资金承担全部损失却不能追偿，这显然不符合政策性贷款的政策本意。同时，黎川建行出具债权转让《确认书》，确认债权转让亦无不可。至于是否履行通知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应当理解为在债权转让通知未送达债务人时，债务人对债权转让人的清偿仍发生债务清偿的法律效果，但并不影响债权受让人取得债权。至于通知方式，应以债务人是否知晓债权转让事实作为债权转让通知法律效力之关键，故债权受让人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借助诉讼程序让债务人知晓债权转让事实，亦可以发生通知债权转让的效力。综上，一审法院对黎川管委会要求明钰公司承担还款义务，要求周刚、吴明铭、周洪、高学红、周莉、褚建萍承担连保证责任，并要求确认黎川管委会对周莉和褚建萍提供抵押的房产享有优先受偿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公证书》的内容表明吴江钢只授权吴明铭行使股东权利，代为办理明钰公司的事宜，未授权吴明铭以吴江钢的名义对外提供担保。因此，吴明铭以吴江钢的名义签署保证合同的行为超出了代理权限，吴江钢对该越权代理行为未予以追认，因此，《保证合同》对吴江钢不具有拘束力。在一审法院审理（2016）赣1022民初393号案件的过程中，在张银辉对《保证合同》中的“张银辉”的签名和捺印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并申请鉴定后，黎川建行主动撤回要求张银辉承担担保责任的诉讼请求的行为足以表明该合同中的签名和捺印不是张银辉本人的行为，故该《保证合同》对张银辉不具有拘束力。二、明钰公司的股东是否完成了出资义务问题。明钰公司的注册资本在2014年12月31日从200万元增加至400万元。对于增资之前的200万元注册资本的出资问题，高学红提交的《验资报告》和《进帐单》足以证明明钰公司的股东实缴了该200万元的出资，因此，明钰公司的股东无需就该部分出资再承担责任。对于后续增加的200万元注册资本的出资问题，因该增资系明钰公司吸收合并原黎川康诚鞋材有限公司而导致的，故明钰公司的股东是否实缴该200万元，应以原黎川康诚鞋材有限公司并入明钰公司时的净资产是否达到200万元为准。本案中，虽然周刚、吴明铭、高学红和吴江钢等四位明钰公司的新旧股东均未向本院提交可以直接证明吸收合并原黎川康诚鞋材有限公司时该公司的资产报告，但江西德诚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于2015年1月22日出具的《审计报告》中关于明钰公司“实收资本为4000000.00元”的表述可以间接证明吸收合并原黎川康诚鞋材有限公司时该公司的净资产达到了200万元。即明钰公司的股东在2014年12月31日增资时完成了新增资本的出资义务，故周刚、吴明铭、高学红和吴江钢四人无需就增资部分的出资再承担责任。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七十九条、第八十一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二条、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江西明钰石英建材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借款本金2401600.24元，利息52500.05元及2016年5月31日以后的利息给江西黎川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2016年5月30日以后的利息按实欠借款本金金额和年利率6.955%计算，计算至付清全部借款本息日为止）；二、周刚、吴明铭、周洪、高学红、周莉、褚建萍对第一项判决的内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江西黎川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对周莉和褚建萍提供抵押的坐落于黎川县日峰镇冠建Ｂ区10号别墅户4的房产享有优先受偿权（房屋所有权证号：黎房权证日峰字第初20140397号，土地使用权证号：黎国用（2014）第1518号）；四、驳回江西黎川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26432元，由江西明钰石英建材有限公司、周刚、吴明铭、周洪、高学红、周莉、褚建萍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经审理查明，除上诉人对原审法院认定事实第二十页的倒数第二行“2019年4月19日，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明钰公司归还代偿本息…”有异议，主张不是代偿，上诉人不承担代偿责任，被上诉人是按照助保贷协议进行偿还，双方当事人对原审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没有异议，本院对以上无争议事实予以确认。关于上诉人周洪、高学红、周莉、褚建萍是否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对被上诉人代明钰公司向黎川建行清偿借款后由黎川建行向上诉人出具债权转让确认书事实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周洪、高学红、周莉、褚建萍与黎川建行签订《保证合同》，约定为明钰公司的借款本息等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后的两年，并约定无论黎川建行的债权是否有其他担保，保证人的保证责任均不因此减免，债权人可以直接要求保证人依照合同承担保证责任。被上诉人以起诉方式通知了本案债务人，债权转让依法生效。故在诉讼时效期间，凡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债权人将主债权转让给第三人，保证债权作为从权利一并转移，保证人在原保证担保的范围内继续承担保证责任。故在被上诉人代明钰公司向黎川建行清偿借款并由黎川建行确认债权转让后，上诉人作为保证人应在原保证担保的范围内向被上诉人继续承担保证责任。上诉人上诉请求与事实、法律不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周洪、高学红、周莉、褚建萍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1254元由上诉人周洪、高学红、周莉、褚建萍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万燕飞审判员  王一敏审判员  黎 璆二〇二〇年九月十日法官助理董珍书记员鄢雅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