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2民终488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雪芹，女，1963年2月23日出生，汉族，现住唐山市古冶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韧，天津行通（唐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亚州，男，1956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现住唐山市古冶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翠芝，河北杨建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春生，男，1964年2月27日出生，汉族，住唐山市古冶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于建敏，女，1968年9月21日出生，汉族，现住唐山市古冶区。 上诉人刘雪芹因与被上诉人孙亚州、于建敏、郑春生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唐山市古冶区人民法院（2020）冀0204民初1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雪芹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河北省唐山市古治区人民法院（2020）冀0204民初126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确认上诉人和被上诉人郑春生、于建敏2018年11月19日签订的《房地产转让合同》有效。2.一、二审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一审判决认定原告孙亚州有理由认为其二人是郑福洪第一顺序继承人的代理人即表见代理证据不充分，适用法律错误。表见代理是一种无权代理行为，而本案中郑春生和郑久荣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是有代理权限的，因此原审法院认为该行为是一种表见代理行为，适用法律错误。退一步讲，即使认定该行为是一种表见代理行为，那么要想使合同自始产生效力，这就要求第三人须为善意且无过失。本案中未提及被上诉人孙亚州是否知晓该房屋还有无其他继承人，也并未提及该房屋为善意取得的房屋。因此该行为不属于表见代理行为，被上诉人孙亚州与被上诉人郑春生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合同有效，但合同效力待定。二、原审法院认定“2018年9月27日，经公证案涉房屋由被告郑春生继承，亦可属于其他继承人对被告郑春生之前售房行为的追认”也是错误的，对于其他继承人是否追认合同效力缺乏证据。三、原审法院确认被上诉人孙亚州与郑春生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的事实依据不充分。原审法院采信录音资料对被上诉人孙亚州与郑春生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予以认可，证据不充分，采信不当。该录音资料是被上诉人孙亚州为了诉讼设计的，其中被上诉人孙亚州一方的问话明显带有目的性。另外，原审法院判决所依据被驳回的（2018）冀0204民初190号案件的裁定以及撤诉的（2019）冀0204民初1174号案件的裁定内容，显然证据不够充分确实。四、原审法院判定“被告刘雪芹、郑春生、于建敏在明知的情况下，却在2017年再行签署《房屋转让协议》、2018年11月19日签署《房地产转让合同》，属于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对于上述原审法院的认定，上诉人认为原审事实认定和证据均存在问题，且适用法律依据错误。综上，原审法院由于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从而导致作出错误的判决。望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孙亚州答辩称，孙亚州在当时完全有理由相信郑春生、郑久荣二人是有代理权卖房的，并向二人支付了房款25000元属于善意购买。2005年3月12日孙亚州与郑春生、郑久荣签订售房协议时刘雪芹也在场，可在2017年郑春生、于建敏夫妇与刘雪芹在明知涉案房屋已卖给孙亚州的情况下又签订了落款时间为2005年3月12日的《房屋转让协议》约定将涉案房屋以25000元的价格出售给刘雪芹，该《房屋转让协议》的时间与价格和孙亚州的《售房协议》一样，明显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故意损害孙亚州的利益。所以郑春生、于建敏夫妇与刘雪芹在2017年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及2018年11月19日签署的《房地产转让合同》应属无效。三、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无需证明。综上，刘雪芹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郑春生答辩称，其没有答辩意见。 孙亚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确认郑春生、于建敏与刘雪芹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2.要求将古冶区林西合作工房3楼13号房屋产权恢复办理到被告郑春生、于建敏名下；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5年3月12日，原告孙亚州购买古冶区林西合作工房3楼13号房屋一套，该房屋所有权人为郑福洪（2003年7月去世，妻子赵秀兰1973年去世，子女分别为郑久荣、郑九萍、郑九凤、郑春生、郑久红、郑洁六人），孙亚州与郑春生、郑久荣订立打印版《售房协议》约定“甲方郑福洪房屋出售贰万伍仟元整，乙方孙亚州同意买房，关于房屋办理一切手续由乙方自行办理，乙方一次性向甲方付房款贰万伍仟元整”，订立协议时，刘雪芹、郑春生、郑久荣在场，签名亦为打印方式，房屋价款25000元支付给郑久荣、郑春生，涉案房屋现由原告孙亚州居住。2017年，被告刘雪芹与被告郑春生、于建敏夫妇签订落款时间为2005年3月12日的《房屋转让协议》约定将上述房屋以25000元的价格出售给被告刘雪芹。2018年9月27日，经公证，涉案房屋由被告郑春生继承。2018年11月19日，被告刘雪芹与被告郑春生、于建敏再次签署关于上述房屋的《房地产转让合同》，上述房屋现登记在被告刘雪芹名下，房屋所有权证号（2018）古冶区不动产权第0009471号。另查明，原告孙亚州与被告刘雪芹于2005年6月13日登记结婚，原告孙亚州于2016年7月4日起诉被告刘雪芹离婚，唐山市古冶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9月28日作出（2016）冀0204民初1175号民事判决书，准许孙亚州与刘雪芹离婚，刘雪芹不服提起上诉，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冀02民终365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法院认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合同无效。原告孙亚州提交的2005年3月12日的《售房协议》虽然为打印版，无买卖双方签字，但是原告孙亚州与被告郑春生的通话录音中被告郑春生认可房屋已卖给原告孙亚州，在（2018）冀0204民初190民事案件中被告郑久荣称“我们卖房时，原告主动找的我，时间是协议那天”、“这个协议是原告直接打印的”，在（2019）冀0204民初1174号民事案件庭审笔录第93页郑春生认可“现金2.5万，刘雪芹和孙亚州一起去的，给的钱，我们写的合同，”法庭向郑久荣电话核实问题时，郑久荣亦认可“协议是孙亚州来打印的，他的名，我爸的名，都是打印的，没有双方签名”、“没有其他房屋买卖合同”、“刘雪芹没有签过转让协议”。并且，郑春生、郑久荣售房后案涉房屋一直由原告孙亚州交纳水电等费用，原告孙亚州与被告刘雪芹离婚后房屋亦由孙亚州居住。上述证据及当事人陈述足以认定孙亚州2005年3月12日的《售房协议》已经实际履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七条规定“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在签字或者盖章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而且在房屋所有权人郑福洪已经去世，但由郑春生、郑久荣取得房款、交付房屋的情况下，原告孙亚州有理由认为其二人是郑福洪全部第一顺序继承人的代理人即表见代理，故该《售房协议》在原告孙亚州、郑福洪全部第一顺序继承人之间成立。2018年9月27日，经公证案涉房屋由被告郑春生继承，亦可属于其他继承人对被告郑春生之前售房行为的追认，而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此，对于被告刘雪芹认为非经郑福洪全部第一顺序继承人一致同意任何处分行为不生效的抗辩理由，本院不予采纳。被告刘雪芹提交的其与被告于建敏、郑春生签订的协议，虽然协议落款的时间为2005年3月12日，但被告刘雪芹自认实际签署时间为2017年，晚于孙亚州与郑春生、郑久荣订立并履行的《售房协议》，被告刘雪芹、郑春生、于建敏在明知的情况下，却在2017年再行签署《房屋转让协议》、2018年11月19日签署《房地产转让合同》，属于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故本院对原告孙亚州要求确认郑春生、于建敏与刘雪芹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将古冶区林西合作工房3楼13号房屋产权恢复办理到被告郑春生、于建敏名下的诉请，予以支持。遂判决：一、被告郑春生、于建敏与被告刘雪芹于2017年（协议中落款日期为2005年3月12日）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2018年11月19日签订的《房地产转让合同》无效；二、被告刘雪芹、郑春生、于建敏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将位于古冶区林西合作工房3楼13号房屋产权办理到被告郑春生、于建敏名下。案件受理费1800元，由被告刘雪芹、郑春生、于建敏负担。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一致。 本院认为，关于被上诉人孙亚州提交的2005年3月12日《售房协议》的效力问题，被上诉人郑春生认可涉案房屋已经出售给被上诉人孙亚州，另，唐山市古冶区人民法院（2018）冀0204民初190民事案件庭审时郑久荣称“我们卖房时，原告（孙亚州）主动找的我，时间是协议那天”、“这个协议是原告直接打印的”。在唐山市古冶区人民法院（2019）冀0204民初1174号民事案件庭审笔录第93页郑春生认可“现金2.5万，刘雪芹和孙亚州一起去的，给的钱，我们写的合同”。法庭向郑久荣电话核实问题时，郑久荣亦认可“协议是孙亚州打印的，他的名，我爸的名，都是打印的，没有双方签名”、“没有其他房屋买卖合同”、“刘雪芹没有签过转让协议”。上述事实证明，被上诉人孙亚州提交的2005年3月12日《售房协议》虽然为打印版，无买卖双方签字，但是一审法院认定该《售房协议》有效依据充分。关于本案表见代理问题，在唐山市古冶区人民法院（2018）冀0204民初190民事案件庭审时郑久荣陈述，其出售涉案房产时兄弟姐妹都知道；经公证案涉房屋由郑春生继承，表明其他继承人对郑春生出售涉案房产的行为并未否认，一审法院认定在房屋所有权人郑福洪已经去世，由郑春生、郑久荣取得房款、交付房屋的情况下，孙亚州有理由认为其二人是郑福洪全部第一顺序继承人的代理人即表见代理并无不当。刘雪芹提交的其与于建敏、郑春生签订的落款时间为2005年3月12日的协议，刘雪芹自认实际签署时间为2017年，刘雪芹、郑春生、于建敏在明知的情况下，却在2017年再行签署《房屋转让协议》、2018年11月19日签署《房地产转让合同》，一审法院认定属于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所述，刘雪芹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800.0元，由上诉人刘雪芹上诉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徐万启 审判员  张景常 审判员  毕雪维 二〇二〇年九月八日 书记员  房善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