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627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包头市汇源煤炭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土右旗沟门镇政府。法定代表人：周占胜，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郝文华，内蒙古正恒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车北京二七车辆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张郭庄甲1号。法定代表人：史硕致，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魏炳庆，北京本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相播，北京本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包头市汇源煤炭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汇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中车北京二七车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二七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6民初122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汇源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法院判决，改判汇源公司不承担法律责任；2．本案一、二审案件诉讼费由二七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一、诉讼主体错误。1．在内蒙古自治区区域内，各级机关、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包括三资企业、集体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制作印章均需蒙汉文两种文字并用，这是众所周知的不争的事实。内蒙古自治区属于以蒙古族为主体，汉族为多数的民族区域自治地区。1996年《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内蒙古自治区社会市面蒙汉两种文字并用管理办法的通知》（内政办发［1996］32号）第二条规定：社会市面用文(字)，是指自治区境内各级机关、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包括三资企业、集体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武装力量和中央及外省区驻我区各单位的名称，需要社会公知并且用文字表示的标志，其中牌匾、公章、文件头、信封、信纸、会标、公告、票据、证件、须知、营业执照、奖状、锦旗、时刻表、机动车辆等必须用蒙汉两种文字并写；宣传栏、标语、广告、产品说明书、商标、装璜、表册、标价、界牌、指路标志、交通标记等，也要体现民族特点，逐步做到蒙汉两种文字并用。第八条规定：刻制公章时，未经当地蒙古语文工作部门审定译字，公安部门不予办理批准手续。因此内蒙古自治区区域内各级机关、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包括三资企业、集体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制作印章均需蒙汉文两种文字并用。同时，2001年12月27日包头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的《包头市社会市面蒙汉两种文字并用管理条例》第三条规定：(一)单位名称、报刊名称、公章、文件头、牌匾、证件、奖状、锦旗及印有单位名称的信封、信纸必须蒙汉两种文字并用。包头市以条例方式进一步明确单位名称、公章必须蒙汉两种文字并用。在包头市范围内不存在只有汉文，没有蒙文的印章。2．汇源公司注册地在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所有的公章、财务章、合同专用章均需蒙汉两种文字并用。2008年8月27日汇源公司在内蒙古包头市土默特右旗沟门镇注册成立。从时间上看，《内蒙古自治区社会市面蒙汉两种文字并用管理办法》在1996年4月16日生效，《包头市社会市面蒙汉两种文字并用管理条例》从2002年7月1日施行，从地域上看汇源公司注册地在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汇源公司公章不可能没有蒙文。3．汇源公司是合法注册成立的公司，营业执照、社会统一信用代码、公章、财务章、合同专用章均需蒙汉两种文字并用，汇源公司是唯一合法的组织。本案一审起诉状中的被告“包头市汇源煤炭有限责任公司”只是与汇源公司名称文字相同，但不是汇源公司的行为。二七公司出示证据中的法定代表人签字“周占胜”不是汇源公司周占胜本人签字，合同专用章不是汇源公司的合同专用章，付款也不是汇源公司付款，汇源公司没有购买过二七公司的任何货物。二、一审法院没有查清主体，无据判决汇源公司承担责任。三、在二七公司提供的《工业品买卖合同》及交易中，二七公司的合同相对人冒用汇源公司名称，侵犯汇源公司的利益，造成汇源公司参加诉讼的损失以及引起社会不良影响。该案件可能存在偷税、套税，甚至涉及黑恶势力等犯罪团伙，建议法院移交公安司法机关侦查，中止案件的诉讼。二七公司辩称，同意一审法院判决。二七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汇源公司支付二七公司货款8745172．40元、运费910536元及逾期付款损失（以9755708．40元为基数，自2012年7月30日起至2016年9月2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为2339446元；以9655708．40元为基数，自2016年9月30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判令汇源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二七公司原名称为南车二七车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车二七公司），2016年1月4日变更为现名称。2009年12月23日，南车二七公司（出卖人）与汇源公司（买受人）签订第一份《工业品买卖合同》（合同编号：361-DB-0933），约定买受人向出卖人购买标的物散堆箱110个，单价118000元，合同总金额为12980000元；交付（提取）标的物或提取标的物单证的方式、时间、地点：2010年3月31日出卖人厂内交货；运输方式及到达站（港）和费用负担：铁路运输，运费由买受人负担，到站：乌海西；结算方式、时间及地点：电汇，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周内预付3600000元，余款在散堆箱交付前全部付清；其他约定事项：①箱体标记为“呼局外经”；②当所需平车入厂不足时，双方共同协作解决；③技术协议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二七公司仅提供了上述《工业品买卖合同》复印件，该《工业品买卖合同》复印件上出卖人落款处可见南车二七公司的合同专用章，买受人落款处包头汇源公司的公章不清晰，法定代表人签字为周占胜。汇源公司不认可该《工业品买卖合同》的真实性，主张《工业品买卖合同》上不是汇源公司公章，也不是周占胜的签名，二七公司与汇源公司之间并无《工业品买卖合同》，要求二七公司提供交货的证据。2010年9月2日，南车二七公司（出卖人）与汇源公司（买受人）签订第二份《工业品买卖合同》（合同编号：2010-YX-361-DB-1005），约定买受人向出卖人购买标的物敞口货物箱106个，单价118000元，合同总金额为12508000元；交付（提取）标的物或提取标的物单证的方式、时间、地点：2010年9月30日前出卖人厂内交货；运输方式及到达站（港）和费用负担：铁路运输，运费由买受人负担，到站：乌海；结算方式、时间及地点：电汇，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周内预付3600000元，余款在散堆箱交付前全部付清。双方签字盖章，汇源公司委托代理人签字为陈兴举。汇源公司不认可该《工业品买卖合同》的真实性，主张《工业品买卖合同》上不是汇源公司公章，陈兴举不是汇源公司员工，二七公司与汇源公司之间并无《工业品买卖合同》，要求二七公司提供交货的证据。2010年9月2日，南车二七公司（出卖人）与汇源公司（买受人）签订第三份《工业品买卖合同》（合同编号：2010-YX-361-DB-1080），约定买受人向出卖人购买标的物敞口货物箱212个，单价113000元，合同总金额为23956000元；交付（提取）标的物或提取标的物单证的方式、时间、地点：2010年10月31日前出卖人厂内交货；运输方式及到达站（港）和费用负担：铁路运输，运费由买受人负担，到站：乌海；结算方式、时间及地点：电汇，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周内预付8000000元，余款在散堆箱交付前全部付清。双方签字盖章，汇源公司委托代理人签字为陈兴举。二七公司主张该《工业品买卖合同》实际交付敞口货物箱159个，总价款为17967000元；汇源公司不认可该《工业品买卖合同》的真实性，主张《工业品买卖合同》上不是汇源公司公章，陈兴举不是汇源公司员工，二七公司与汇源公司之间并无《工业品买卖合同》，要求二七公司提供交货的证据。2011年10月24日，南车二七公司（出卖人）与汇源公司（买受人）签订第四份《工业品买卖合同》（合同编号：2011-YX-361-DB-11130），约定买受人向出卖人购买标的物敞口货物箱（高帮）106个，单价113000元，合同总金额为11978000元；交付（提取）标的物或提取标的物单证的方式、时间、地点：2012年1月31日前出卖人厂内交货；运输方式及到达站（港）和费用负担：铁路运输，运费由买受人负担，到站：乌海；结算方式、时间及地点：电汇或汇票，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周内预付3000000元，余款在散堆箱交付前全部付清。双方签字盖章，汇源公司委托代理人签字为陈兴举。汇源公司不认可该《工业品买卖合同》的真实性，主张《工业品买卖合同》上不是汇源公司公章，陈兴举不是汇源公司员工，二七公司与汇源公司之间并无《工业品买卖合同》。一审庭审中，二七公司认可上述前三份《工业品买卖合同》双方均已履行完毕，仅2011年签订的第四份《工业品买卖合同》汇源公司未付清货款及2009年签订的第一份《工业品买卖合同》未付清运费，故形成本案诉讼。除第一份《工业品买卖合同》汇源公司公章不清晰之外，其余《工业品买卖合同》均盖有汇源公司名称的合同专用章。2012年2月2日，双方签订《交接记录单》，产品名称：敞口货物箱，规格型号或编号：60吨级，数量：106个，质量情况：良好，接货方处盖有汇源公司名称的合同专用章，陈兴举签字，供货方南车二七公司市场营销部盖章，宋长有签字。汇源公司不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主张不是汇源公司的章，汇源公司是被冒用的。2009年12月24日，汇源公司向南车二七公司汇款3600000元；2010年3月16日汇款5000000元；2010年3月4日汇款4000000元；2010年4月21日汇款5000000元；2010年5月19日汇款4000000元；以上共计汇款21600000元。上述五次汇款发起行名称均为华夏银行呼和浩特分行营业部，汇款人账号为×××，汇源公司认可该账户的名称与汇源公司名称一致，但不认可汇款的真实性，主张不是汇源公司开的账户，汇源公司的开户行是农业银行土右旗支行，汇源公司对该账户的付款并不知情；收款人账号为×××，与上述四份《工业品买卖合同》上的出卖人账号一致。2010年3月至2011年10月，汇源公司以银行承兑汇票的方式向南车二七公司共计支付24987827．60元，其中2010年3月18日1000000元；2010年4月7日1000000元；2010年6月3日1000000元；2010年8月27日5000000元；2010年11月12日200000元；2011年1月21日5000000元；2011年1月27日1000000元；2011年1月27日500000元；2011年1月28日300000元；2011年7月19日5000000元；2011年9月15日1000000元；2011年9月16日560000元；2011年9月29日427827．60元；2011年10月17日3000000元。上述银行承兑汇票均系汇源公司作为被背书人再背书给南车二七公司，银行承兑汇票上盖有汇源公司名称的财务专用章、周占胜的法人人名章。汇源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主张银行承兑汇票上的财务专用章、人名章均不是汇源公司的财务专用章、人名章，汇源公司对此并不知情。2012年7月10日，南车二七公司向汇源公司发送《应收账款询证函》，内容为：我单位为核实截止2012年6月30日的应收账款，特发此函。应收贵单位货款：8845172．40元。请将以上资料与贵单位会计记录进行核实。若数据相符，请在回执“数据证明无误”处签章证明；如有差异，请在“数据不符及需加说明事项”处详细指正。感谢贵单位的合作！下方《回执》中，“数据证明无误”处盖有汇源公司名称的财务专用章。上述证据二七公司仅提供复印件；汇源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主张并非汇源公司的财务专用章。2012年7月30日，汇源公司向南车二七公司出具《证明》，内容为：我公司同意贵单位将应收内蒙古亚欧大陆桥物流有限责任公司货款910536元转给汇源公司，则汇源公司欠贵公司9755708．40元。特此证明。落款处盖有汇源公司名称的印章。汇源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主张并非汇源公司的印章。一审庭审中，二七公司提交了110张货票复印件，主张二七公司将第一份《工业品买卖合同》的110个箱子运到了汇源公司指定的地点乌海西，及指定的收货人内蒙古亚欧大陆桥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二七公司将运费支付给了铁路，每张货票金额为8277．60元，共计910536元，按照《工业品买卖合同》约定应由买受人承担，故汇源公司向南车二七公司出具了上述《证明》。汇源公司对此不认可，主张与汇源公司无关，汇源公司也并不知道谁是提货人。2014年4月11日，南车二七公司向包头汇源公司发送[2014]字第034号《应收账款询证函》，内容为：我单位为核实截止2014年3月31日的应收账款，特发此函。应收贵单位货款：9755708．40元。请将以上资料与贵单位会计记录进行核实。若数据相符，请在回执“数据证明无误”处签章证明，并请尽快付款；如有差异，请在“数据不符及需加说明事项”处详细指正。感谢贵单位的合作！下方《回执》中，“数据证明无误”处盖有汇源公司名称的财务专用章。汇源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主张并非汇源公司的财务专用章。2015年1月14日，汇源公司向南车二七公司出具《还款计划》，内容为：我单位欠贵公司的散堆箱货款9755708．40元，2015年计划按车辆运营情况给予还款。落款处盖有汇源公司名称的合同专用章。该证据二七公司仅提供了传真件；汇源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主张并非汇源公司的合同章。2016年4月2日，汇源公司向二七公司出具《还款计划》，内容为：我公司于2011年10月24日与贵公司签订《工业品买卖合同》（合同编号2011-YX-361-DB-11130），向贵公司购买敞口货物箱（高帮）106个，总价11978000元。合同签订后，贵公司已全面履行了相应合同义务，但我公司未履行付款义务，截至2012年7月30日，我公司共拖欠贵公司货款9755708．40元。贵公司于2012年7月10日、2014年4月11日、2015年1月14日、2015年11月25日、2016年3月9日与我公司就散堆箱货款支付问题进行了多次沟通、催要，但我公司由于资金周转困难，上述拖欠货款9755708．40元至今未付。现我公司郑重承诺如下：一、我公司保证在2018年4月30日前向贵公司付清拖欠的全部货款9755708．40元；二、若我公司未按上述约定支付任何一笔款项，贵公司有权向我公司主张立即支付全部未付款项。特此承诺。落款处盖有汇源公司公司名称的财务专用章，并有周占胜签字。汇源公司不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主张不是汇源公司的财务专用章，也不是周占胜的签字。2016年9月19日，汇源公司与安乐乐签订《协议书》，内容为：截至2016年9月19日汇源公司尚欠二七公司散堆箱货款金额为9755708．40元，二七公司于2012年7月10日、2014年4月11日、2015年1月14日、2015年11月25日、2016年3月9日与汇源公司就散堆箱货款支付问题进行了多次沟通，但汇源公司由于资金周转困难，散堆箱货款一直未付。汇源公司现委托安乐乐支付散堆箱货款100000元，剩余货款由汇源公司继续支付。特此协议。落款甲方处盖有汇源公司名称的财务专用章，周占胜签字，乙方处安乐乐签字。同日，安乐乐向二七公司账号为×××的账户付款100000元。汇源公司对上述《协议书》及付款凭证的真实性不认可，主张《协议书》上不是汇源公司的财务专用章，也不是周占胜的签字，汇源公司并不认识安乐乐。一审庭审中，二七公司提供了向汇源公司开具的9张增值税专用发票，总额为55433000元，主张双方之间存在真实的交易往来，南车二七公司对货款已全额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汇源公司不认可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真实性，主张没有收到过南车二七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也没有进行过增值税抵扣，双方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一审庭审中，汇源公司围绕双方争议焦点提供以下证据：1．印章印模，证明二七公司提交的证据上的公章和法人人名章均不是汇源公司的印章。汇源公司当庭出示该公司行政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法人人名章共4枚，均为蒙汉两种文字，并现场盖章进行比对。二七公司表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证明目的不认可，主张经现场盖章比对，汇源公司一审当庭所盖的行政章与证据上的行政章大小有差异，且汇源公司银行承兑汇票上背书的财务专用章虽然不是汇源公司一审当庭出示的财务专用章，但二七公司确实收到了汇源公司通过银行承兑汇票支付的款项。2．企业年检指定代表或者委托代理人的证明，汇源公司主张该证据系包头市土右工商局提供的2013年企业年检时汇源公司提交的企业年检指定代表或者委托代理人的证明，证明汇源公司的行政章为蒙汉两种文字。二七公司不认可该证明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主张该企业年检指定代表或者委托代理人的证明为汇源公司自己书写，而非工商部门出具。3．基本存款账户印鉴卡复印件，汇源公司主张是该公司2008年成立时在农业银行土右旗支行开户预留的印模，证明汇源公司提供给银行的财务专用章印模为蒙汉两种文字。二七公司不认可该基本存款账户印鉴卡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主张该基本存款账户印鉴卡复印件系汇源公司自己所出，应由农业银行提供相应的证明、图章。4．《包头市社会市面蒙汉两种文字并用管理条例》，该《包头市社会市面蒙汉两种文字并用管理条例》自2002年7月1日起施行，第三条规定，公章用文必须蒙汉两种文字并用，证明在内蒙古自治区凡是没有蒙文的章都是假章。二七公司主张该《包头市社会市面蒙汉两种文字并用管理条例》属包头市行政区域内的管理性规定，其不知道该《包头市社会市面蒙汉两种文字并用管理条例》，也无义务了解该《包头市社会市面蒙汉两种文字并用管理条例》的内容，且无法核实汇源公司是否按照规范开展经营活动，汇源公司以银行承兑汇票方式支付货款时，在银行承兑汇票上背书所盖财务专用章并无蒙文，在银行承兑汇票已实际承兑付款的情况下，该《包头市社会市面蒙汉两种文字并用管理条例》不能作为识别汇源公司财务专用章真假的依据，更不能成为汇源公司逃避付款责任的理由。一审庭审中，一审法院要求汇源公司提交汇源公司备案章的有关证明，汇源公司主张当地工商部门没有公章备案程序，汇源公司印章均未在工商部门备过案，其所持印章系持土默特右旗治安大队开具的证明去指定地点刻制，现当地公安局没有刻章备案的权利，也没有之前刻章的备案材料，故无法提供。一审法院另查：2016年4月11日，二七公司曾向一审法院起诉汇源公司，后一审法院于2016年11月28日裁定撤诉。二七公司主张撤诉是因为汇源公司委托安乐乐支付了100000元，并与其协商将付款时间缓一缓；汇源公司认可收到2016年9月20日、2016年11月29日的传票，但其并未联系二七公司，后被告知二七公司已撤诉。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二七公司与汇源公司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汇源公司提出公章效力问题以及并未与二七公司签订《工业品买卖合同》、并未支付货款、并未收到货物的问题。对此，一审法院分析认定如下：关于汇源公司公章效力问题。汇源公司提出二七公司提交的证据材料上的印章均非汇源公司合法有效的印章，并提交了印章原件、工商年检材料、基本存款账户印鉴卡复印件、《包头市社会市面蒙汉两种文字并用管理条例》，用以证明其持有的蒙汉两种文字的印章才是该汇源公司对外唯一合法有效的公章。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虽然《工业品买卖合同》等证据材料上的汇源公司公章、合同专用章、财务专用章、法人章与汇源公司持有的印章不一致，但其一，汇源公司在一审庭审中陈述当地工商部门没有公章备案程序，汇源公司印章未在工商部门备案，亦无法提供汇源公司经当地公安部门批准刻制备案的证据，在其无法提供备案章进行比对的情况下，无法启动鉴定程序，无法印证涉案公章的真伪；其二，虽然汇源公司提交的印章原件及工商年检材料、基本存款账户印鉴卡复印件上的印章与二七公司提交的涉案《工业品买卖合同》等证据材料上的印章确实存在肉眼可见的区别，即前者是蒙汉两种文字、后者仅有汉语，但是汇源公司背书的银行承兑汇票显示，其提交给银行用于背书付款的印章系仅有汉语的印章，且汇源公司提交的印章印模经与一审庭审中现场盖章的印章比对，公章大小存在肉眼可见的不一致，这说明汇源公司现持有的印章不是其对外使用的唯一印章，除此之外汇源公司在经营活动中同时使用了其他印章；其三，关于《包头市社会市面蒙汉两种文字并用管理条例》规定“公章用文必须蒙汉两种文字并用”，由于《包头市社会市面蒙汉两种文字并用管理条例》具有地方性，二七公司作为北京的公司对此不清楚属于情理之中，因此不能推断出涉案《工业品买卖合同》上的公章不是蒙汉两种文字该《工业品买卖合同》即无效的结论。综上，汇源公司以公章问题为由否定涉案《工业品买卖合同》等证据材料的效力，并无充分证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将进一步根据《工业品买卖合同》是否实际履行及具体的履行情况对证据效力进行认定。关于合同履行问题。二七公司提交了《工业品买卖合同》、《交接记录单》、《应收账款询证函》及回执、《证明》、《还款计划》、银行付款凭证、银行承兑汇票、《协议书》、增值税专用发票、货票等证据，可以反映出双方签订《工业品买卖合同》后付款、交付货物、运输、催收欠付货款等《工业品买卖合同》完整履行过程。汇源公司辩称对付款情况不知情，并否认付款账户系汇源公司开立，对此，一审法院认为，该付款账户名称与汇源公司名称一致，银行承兑汇票上背书的公司名称也与包源公司名称一致，且二七公司认可确已收到付款金额，汇源公司主张不是汇源公司付款，应当提供证据予以证明，现汇源公司并未提供充分证据，亦未向一审法院作出合理解释，一审法院对其抗辩意见难以采信。另，《工业品买卖合同》及《交接记录单》上均有陈兴举代表汇源公司签字，汇源公司称不认识陈兴举、找不到陈兴举其人，并在一审庭审后称已向公安机关报案，且公安机关已立案侦查，但未向一审法院提供有关证据。综上，南车二七公司与汇源公司签订的《工业品买卖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协议，二七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亦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确认。现二七公司履行了供货义务，并垫付了双方《工业品买卖合同》约定应由汇源公司承担的运费，汇源公司应当按照约定支付剩余货款及运费，故对二七公司要求汇源公司支付货款8745172．40元、运费910536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逾期付款损失的诉请，在双方对违约责任没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实质上是要求支付因逾期付款违约行为而产生的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于法有据。本案中，双方《工业品买卖合同》约定的结算时间为“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周内预付3000000元，余款在散堆箱交付前全部付清”，《交接记录单》显示交货日期为2012年2月2日，后汇源公司于2012年7月30日出具《证明》，认可运费910536元及共欠二七公司9755708．40元，现二七公司主张以9755708．40元为基数，从2012年7月30日起计算利息，一审法院不持异议，但其截止日期计算有误，汇源公司最后一笔付款为2016年9月19日付款100000元，故应当计算至2016年9月18日止；则2016年9月19日之后应以9655708．40元为基数计算利息损失，计算标准一审法院调整为自2016年9月19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超出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包头市汇源煤炭有限责任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中车北京二七车辆有限公司合同款9655708．40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以9755708．40元为基数，自二○一二年七月三十日起至二○一六年九月十八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以9655708．40元为基数，自二○一六年九月十九日起至二○一九年八月十九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自二○一九年八月二十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中车北京二七车辆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其中汇源公司提交如下证据：1．（2020）土右证内民字第432号《公证书》，证明内容为：汇源公司基本账户的开户银行为中国农业银行土默特右旗支行，账号为×××，一般存款账户3个分别为：开户银行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包头包钢支行，账号为×××；开户银行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包头包钢支行，账号为×××；开户银行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朝阳北路支行，账号为×××。2．（2020）土右证内民字第433号《公证书》，证明内容为：前述汇源公司的基本账户开户时间为2012年7月17日，汇源公司在申请开立基本账户材料中加盖了公司印章，该印章系蒙汉两种文字，且有编码为150221000004286，该印章就是汇源公司的现有公章，且材料上加盖的法定代表人周占胜的印章也是汇源公司法定代表人周占胜的现有印章，2011年9月8日汇源公司的公章、财务专用章均在包头市公安局审批、备案，该备案公章、财务专用章与汇源公司目前公章、财务专用章相同。3．（2020）土右证内民字第434号《公证书》，证明内容为：汇源公司向土默特右旗工商局进行年检提供的材料中的公章为蒙汉两种文字印章，登记变更申请书及材料中的公章均为蒙汉两种文字公章，汇源公司在土默特右旗工商局进行2009年至2012年年检的资料中加盖的汇源公司印章均为蒙汉两种文字并有编码150221000004286。4．（2020）土右证内民字第435号《公证书》，证明内容为：2008年9月5日汇源公司在内蒙古农村信用社土右振华分社（萨拉齐信用社振华分社）办理银行业务临时户时，票据中有汇源公司的财务专用章、法定代表人印章及法定代表人的签字，且前述材料中汇源公司的财务专用章均系蒙汉两种文字，与汇源公司目前使用的财务专用章相同。汇源公司在庭审中表示，上述四份证据材料用以证明涉案《工业品买卖合同》中加盖的汇源公司合同专用章与实际备案的合同专用章不同，汇源公司在开立银行账户时提交的及工商登记显示的材料中的印章都是蒙汉两种文字且有编码，该公章和财务专用章在公安局已备案，汇源公司从未在华夏银行开立过账户。二七公司对于汇源公司提交的前述证据质证称：不认可证据1公证内容的真实性，其中《已开立银行结算账户清单》中的“填表说明”显示该《已开立银行结算账户清单》中的开户信息源于汇源公司单方填制，故对准确性和完整性无法核实，且结合证据4的内容，该《已开立银行结算账户清单》未反映证据4所载的开户信息，故该《已开立银行结算账户清单》未能客观反映汇源公司成立至今的全部开户信息，不足以推翻汇源公司通过华夏银行呼和浩特分行营业部进行涉案五笔汇款的事实。认可证据2的形式真实性，不认可关联性，同时不认可其中《刻字（更换）印章审批表》的真实性，认为该《刻字（更换）印章审批表》系复印件，无法核实真实性。不认可证据3和证据4的关联性，并认为上述证据材料均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亦不认可上述证据材料的证明目的。此外，本院根据汇源公司的申请，依法调取账户名称为汇源公司、账号为×××在华夏银行呼和浩特分行营业部的全部账户开立资料，同时依职权调取该账户的变更资料以及在2009年12月23日至2019年4月8日期间的全部交易流水，显示：汇源公司于2009年9月28日向华夏银行呼和浩特分行营业部提交开立基本存款账户申请，前述基本存款账户的开户许可证发证时间为2009年10月14日，性质为基本账户，汇源公司于2011年8月18日提交撤销银行结算账户申请书，申请撤销前述基本存款账户；该基本存款账户的开户资料中汇源公司法定代表人周占胜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均加盖含有“此复印件与原件一致”字样的印章并有相应银行经办人员签字盖章，销户资料中的周占胜身份证反面处亦加盖上述字样印章及银行经办人员人名章；涉案五笔汇款记录真实发生；上述资料中加盖的所有汇源公司公章均为蒙汉两种文字形式且有编码，财务专用章仅有汉文形式且没有编码。汇源公司、二七公司在本院庭审过程中表示，对上述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同时，汇源公司否认其曾授权他人开立上述基本存款账户，主张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资料加盖的公司公章虽与其实际使用的并经备案的公章形式相似，但不认可加盖公章及法定代表人周占胜人名章的真实性。本院经审查认为，汇源公司认可该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资料中的周占胜居民身份证、汇源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等证件复印件与其所持原件内容一致，并确认上述证件原件一直由其保管，未出借给他人，但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资料中汇源公司法定代表人周占胜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均加盖含有“此复印件与原件一致”字样的印章并有相应银行经办人员签字盖章，销户资料中的周占胜身份证反面处亦加盖上述字样印章及银行经办人员人名章，可见在该基本存款账户的开户及销户过程中应存在银行经办人员对周占胜居民身份证原件进行核对的环节，这与汇源公司关于未出借过周占胜居民身份证以及未办理或授权他人办理开立该基本存款账户的表述存在矛盾。在本院审理过程中，汇源公司申请对涉案《工业品买卖合同》上周占胜的签字真伪进行鉴定。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相关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根据双方当事人在二审中提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应当归纳为汇源公司是否与二七公司存在涉案买卖合同关系。本案中二七公司提交了盖有汇源公司字样印章的《工业品买卖合同》、《交接记录单》、银行承兑汇票、《应收账款询证函》、《证明》、《还款计划》、以汇源公司为汇款人名称的银行汇款记录及相关物流单据等，用以证明其向汇源公司交付了价值55433000元的货物并为汇源公司垫付运费910536元，汇源公司通过银行汇款及银行承兑汇票的方式向二七公司支付46587827．60元，截至2012年7月30日汇源公司尚欠二七公司合同款9755708．40元，截至2016年9月19日汇源公司尚欠二七公司合同款9655708．40元。上述证据的内容之间能够相互对应，二七公司履行了举证证明义务。汇源公司上诉对二七公司主张的双方之间存在的涉案买卖合同关系提出异议，认为二七公司提交的涉案四份《工业品买卖合同》均非其真实意思表示，理由为《工业品买卖合同》落款处加盖的汇源公司合同专用章均与其在公安局备案的汇源公司合同专用章不一致，签署的法定代表人签字系伪造，涉案五笔银行汇款的汇出账户并非汇源公司账户，银行承兑汇票亦非由汇源公司支付，二七公司提交的所有证据材料中加盖的汇源公司字样印章无蒙汉两种文字及编码，非汇源公司真实印章，同时其确认有证据证明的汇源公司印章的初次备案时间为2011年9月8日。鉴于涉案前三份《工业品买卖合同》的签订日期均早于该备案时间，在汇源公司无法提交早于该时间的汇源公司印章相关备案材料或备案印章进行比对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无法启动鉴定程序以印证《工业品买卖合同》加盖的印章真伪，处理正确。同时汇源公司称涉案银行承兑汇票所加盖的汇源公司字样财务专用章即汇源公司提交给银行用于背书付款的财务专用章亦非汇源公司所认可的蒙汉两种文字且有编码的印章形式，鉴于二七公司确认已收到上述经汇源公司背书的银行汇票承兑款项、汇源公司背书成功，且汇源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印章印模经与在一审庭审中现场盖章的印章比对，肉眼可见公章大小不一致，故一审法院据此认定汇源公司现持有的印章并非其对外使用的唯一印章、汇源公司在经营活动中存在同时使用其他印章的可能，处理并无不当。关于汇源公司主张的涉案银行汇款账户并非其真实账户一节，鉴于该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资料中所有汇源公司证照信息均属实，涉案汇款亦真实发生，且汇源公司对周占胜居民身份证证件持有情况的表述存在矛盾之处，在汇源公司未能提供其他反驳证据的情况下，其该项上诉主张缺乏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汇源公司在二审中申请对《工业品买卖合同》落款处法定代表人周占胜的签字真伪进行鉴定，鉴于法院已查明的涉案《工业品买卖合同》的具体履行情况，该签字真伪并不足以影响汇源公司与二七公司之间关于成立涉案买卖合同关系的真实意思表示，故本院不予准许汇源公司提出的笔迹鉴定申请。汇源公司否认与二七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并称不存在付款及尚欠合同款事实，但并未举证推翻二七公司所诉称的汇源公司认可涉案买卖合同关系成立并确认欠付合同款的意思表示。故汇源公司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其抗辩主张缺乏证据支持，本院无法采纳。因此，二七公司的事实主张形成了证据优势，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处理并无不当。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双方当事人之间系买卖合同法律关系，符合法律规定。涉案加盖汇源公司字样印章的四份《工业品买卖合同》及《还款计划》等均系汇源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照《工业品买卖合同》约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二七公司已向汇源公司履行了供货义务，故汇源公司应当支付相应的合同款，其逾期支付合同款应当承担相应的利息损失。一审法院判决汇源公司支付合同款并承担逾期付款利息损失性质的违约金，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汇源公司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汇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3771元，由包头市汇源煤炭有限责任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石 东审 判 员  周 维审 判 员  王国才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贾凯迪书 记 员  苏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