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5民终28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浙江美景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德清县钟管镇工业区11号。 法定代表人：刘春兰，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斌，浙江清溪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同刚，浙江杭天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传峰，男，1976年10月1日出生，住址杭州市余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丽，浙江苕溪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胡海洋，男，汉族，1982年9月16日出生，住址山东省济宁市市中区。 上诉人浙江美景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传峰、原审第三人胡海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德清县人民法院（2019）浙0521民初44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20年4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美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斌、赵同刚，被上诉人刘传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姚丽，原审第三人胡海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美景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刘传峰向美景公司支付拖欠的自2016年10月1日至2017年3月31日共计6个月的房屋租金1435000元；2、请求判令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刘传峰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适用举证责任分配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其判决结果出现重大错误。刘传峰口头编造了谎言，声称美景公司或者关联方给其免除了2016年10月1日至2017年3月31日的租金1435000元。而一审法院在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证明的情况下认定免除租金的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并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要求美景公司承担消极事实的举证责任，否则承担“真伪不明”的不利后果，这属于举证责任适用错误，将导致判决的严重不公。本案中，应当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规定。美景公司仅需承担2016年4月1日到2019年3月15日提供租赁房屋给刘传峰使用的举证责任。刘传峰提出美景公司或者关联公司给其免除租金则应提供相应证据，否则应承担举证责任不能的法律后果。债务免除是债权人权利的特殊放弃，有其特殊的适用情形和原因。明示的债务免除必须由债权人明确免除债务的口头或者书面的意思表示。在债权人没有口头也没有书面免除的意思表示的情况下，法院不应该按照自己的主观判断，仅凭猜测就认定债务免除。与此同时，美景公司还举了反证，能够直接证明美景公司与刘传峰之间债权债务没有结清，具体包括：（一）2019年7月13日的录音，刘传峰说“如果要不是这种特殊情况，我就死咬住你最终都跟我结算了”，这段话可以直接证明租金并未免除且租金并未结算完，并且刘传峰的这段话说明其事先就预谋编造租金已经全部结算的谎言。(二）美景公司自2019年5月开始多次找刘传峰催讨欠付的1435000元租金，这有2019年7月13日的录音和2019年8月23日胡海洋主张租金的微信聊天记录，董猛亦于2019年8月24日向刘传峰主张租金，而刘传峰除了在法庭上抗辩租金已经免除以外，从未向胡海洋和董猛提及租金已经免除的抗辩，也未向法庭提交其曾提过租金已经免除的证据，这有悖常理。(三）从2019年7月13日的录音来看，胡海洋找刘传峰催讨欠付的租金金额为1435000元，数额已经达到较大标准。但是，从双方的录音对话来看，在催讨租金的过程中，刘传峰从未提及“延长了半年免租期，租金已结清”的反驳言辞，也未提出任何异议。(四)2019年7月13日，胡海洋当天怀疑刘传峰图谋按照9万元/月租金的《房屋租赁协议》来替代履行287万元/年的《租赁合同》，去找刘传峰对质租金标准，刘传峰当天明确表态，其履行房屋租金标准为287万元/年，没有想过要按照9万元/月来履行。如果租金已全部结清，双方没有未了结的关于《租赁合同》的债权债务，双方不可能继续争议“《租赁合同》的租金是287万元/年还是9万元/月”实体权利义务。（五）2019年7月13日，在胡海洋向刘传峰说“承认108万一年租金的合同是有效的，你（刘传峰）还欠200多万,比这144万（租金）还多”，刘传峰作出“嗯”的认可表示，没有当场反驳租金已经免除，这和刘传峰编造的租金已经免除的谎言自相矛盾。另外，刘传峰从美景公司起诉伊始，就企图混水摸鱼，妄图拿出双方非真实意思表示、仅为工商注册登记需要的9万元/月的《房屋租赁协议》混淆视听，并极力希望将其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推脱给华星公司。如果租金已全部结清，刘传峰完全可以抗辩说其不欠租金，华星公司也不欠租金。二、一审法院认定基本事实出现重大错误，导致其判决结果错误。(一）一审法院偏听偏信刘传峰口头编造的谎言，未对双方结算之前磋商谈判的过程进行法庭调查，导致其错误认定事实。本案一审时，美景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已经向法庭明确表达了2016年10月1日至2017年3月31日的租金1435000元在2019年3月15日的结算单上未予结算，同时也说明了部分理由。根据枣庄同同物流有限公司提供的《情况说明》，2016年10月1日至2017年3月31日租金未结算的原因不是美景公司或者关联方不愿意结算，也不是承诺给刘传峰免除，其根本原因是刘传峰不愿意支付这部分租金，导致双方搁置租金争议，先行完成全季酒店收购工作。(二）一审法院通盘接受刘传峰提供的证据，导致其事实认定错误。1、刘传峰提交的对账单仅能证明双方结清2017年4月1日到2019年3月15日的租金。一审法院却认为通过协议书和对账单可以证明“刘传峰称与美景公司已就租金全部结算完毕”，导致一审法院认定基本事实错误。2、一审法院认为，“其次，从对账单本身所载内容分析”，双方之间的多项债权债务都作了结算，“美景公司称双方未就2016年10月1日至2017年3月31日的租金1435000元进行结算不符合常理”。这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双方究竟对哪些债权债务进行结算，取决于双方的磋商和博弈，并不取决于惯性思维的常理。况且在该对账单中其它债权债务都是整体结算总额的，只有租金进行了分期结算，其目的就是为了区分开双方具体结算了哪个期间的租金及“2016年10月1日-2017年3月31日”的租金尚未结算。3、一审法院关于刘传峰与董猛微信聊天记录中的“对账单”的认定是错误的。从刘传峰提交的与董猛聊天记录的证据形式来看，美景公司无法看清聊天记录中的“对账单”记载了“2019年3月15日收到8399320.25元，还欠3135883.34元”、“2016年10月1日至2017年3月31日的1435000元租金，并将400余万元借款产生的利息更改为2429833.33元”的内容。此外，这个“对账单”是董猛于2019年8月24日发送给刘传峰的，不能反过来证明2019年3月15日结算时刘传峰欠付的租金已被免除。事实上，董猛于2019年8月24日向刘传峰发送的“对账单”，正是董猛向刘传峰再次主张欠付的1435000元租金的事实。4、一审法院认定“最后，美景公司在庭审过程中对结算单未就1435000元租金进行结算的理由是双方对该笔金额存有争议，但美景公司又明确表示第一次向刘传峰催讨1435000元租金的时间是2019年5月左右，由此可以推断美景公司至少在对账单形成之前未曾就该笔款项主张过权利，既然未曾主张过权利，又何来争议一说”，这属于逻辑错误导致认定基本事实的错误。美景公司或者关联方在结算之前向刘传峰主张租金，自然是主张2016年10月1日至2019年3月15日整体租金的权利，在结算的过程中，枣庄同同物流有限公司就多次要求刘传峰将全部租金结清，但刘传峰不肯给付，才导致2016年10月1日至2017年3月31日这部分租金未进行结算。在2019年3月15日结算完之后，当年5月胡海洋第一次就未结算的2016年10月1日至2017年3月31日的租金开始讨要，这在情理之中。三、一审法院认定“在本案以及（2019）浙0521民初3835号案件审理过程中，美景公司（包括第三人胡海洋之行为）存有诸多自相矛盾之处，对美景公司在本案中所作的相关陈述，本院难以采信”，美景公司认为，一审法院如果能够站在全局的立场上，全盘审查案件事实，则不会出现这样的结论。(一）一审法院认定“美景公司在本案及（2019）浙0521民初3835号案件立案过程中提出的诉讼请求前后不一”，而事实上（2019）浙0521民初3835号案件中，胡海洋以原告身份起诉刘传峰支付租金1435000元,而刘传峰因听闻《房屋租赁协议》的《补充协议》有可能遗失了，向一审法院提交了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的《房屋租赁协议》，导致租赁房屋的租金标准是287万元/年还是9万元/月陷入真伪不明的状态，刘传峰因从一开始就根本没打算按照287万元/年履行，其实际履行支付租金的标准平均大约是9万元/月。当时，美景公司尚未找到《房屋租赁协议》的《补充协议》，房屋租金标准陷入无法证明的境地。于是，美景公司决定以6320000元的诉讼请求先起诉刘传峰,由刘传峰举证对账单，该对账单上的租金标准是287万元/年。而美景公司之所以未直接举证对账单是由于该对账单未经过双方签字确认，其三性会受到刘传峰质疑。而如果由刘传峰举证对账单，美景公司予以认可，则能够证明租金标准是287万元/年。虽然美景公司2019年10月11日起诉刘传峰，要求其支付房屋租金6320000元，但在收到刘传峰举证的对账单以后就主动将诉讼请求变更为1435000元，没有欺瞒法院的意思表示。(二）一审法院认定“胡海洋在庭审中经当庭询问明确表示不认识董庆营，称与董庆营‘没有关系’，但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本院于2019年11月12日向其寄送的补充证据系由董庆营代收”，这并非事实。在开庭审理过程中胡海洋当庭表示“董庆营我认识”，“与董庆营没有关系”。董庆营是董猛的堂侄，而董猛和胡海洋是朋友关系。胡海洋说董庆营我认识，与董庆营没有关系是符合事实的。胡海洋平时不在德清，故找董庆营代收一下邮件。(三）一审法院认定“庭审中，胡海洋称同同公司的实际经营、控制人系其母亲刘春兰，但其后美景公司明确表示同同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系董龙亮”，这并非事实。根据同同公司提供的《情况说明》，同同公司的所有人或者实际控制人系刘春兰家族，而非某一个人。美景公司及委托代理人从未说过同同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系董龙亮。(四）一审法院认定“庭审中，胡海洋对于美景公司、华勤公司、同同公司、董龙亮、董庆营等人的关联关系不予认可，后美景公司对前述关联关系明确予以承认”，美景公司认为本案中，认定事实的关键不是这几家公司有没有关联关系，而是租金是否免除。(五）一审法院认定“关于本案所涉对账单的真实性,胡海洋的态度亦存在前后不一的情形，直到最后，胡海洋才对对账单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事实上，在2019年3月15日前后，有多份比较相似的对账单出现，而刘传峰提交的对账单是双方都认可后真实履行的。由于各对账单比较相似,且都没有各方的签字，胡海洋对刘传峰提交的对账单的真实性把握不准。经美景公司委托代理人提示该结算单上的金额系全季酒店收购《协议书》真实履行的金额之后，胡海洋随后即未再提出异议。 刘传峰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请求。一、美景公司提出一审举证责任分配错误的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系适用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九十条、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并非举证责任倒置。二、在原审中，刘传峰已经提交协议书、对账单、聊天记录等一系列证据，能够证明双方之间的租金已经全部结算并履行完毕，刘传峰不存在拖欠租金的事实。原审已经查明美景公司、枣庄公司、华信公司系关联公司，董龙亮、胡海洋、刘春兰同董庆营、胡福艳之间系关联人的事实。在2018年底因董龙亮自身被银行诉讼提出收购酒店，刘传峰提出对双方多年来的债权债务做一个结算，以此抵消转让款。其后董龙亮安排其财务对美景公司租金、同同公司借款利息及其他关联公司的全部债权债务进行最终结算，确认刘传峰尚欠董龙亮及其关联公司8399320.25元。其后刘传峰应董龙亮的要求，直接与其关联公司华勤公司签订了转让协议，并约定由华勤公司在资产交割当日即2019年3月15日将第二笔转让款8399320.25元支付至同同公司账户，自此双方债权债务全部结清，不存在拖欠租金的事实。三、美景公司提供录音来证明双方债权没有结清，与事实不符。首先，从录音内容上看反而能印证刘传峰的主张即双方已经对全部债权债务结算并已履行完毕。其次该录音材料不完整，隐瞒了大量录音内容，该部分内容恰巧能够证明租金已经过双方最终结算。如胡海洋说“这100多万的半年房租一让掉，这里里外外真是小三百多”“发票这个钱可不少，然后再让你这半年的”都已经明确双方对租金已经结算完毕。最后，美景公司截取8分59秒-9分53秒的录音用于证明双方并未结算租金，但该内容不能达到证明目的，且其中“能让就让一把，我也知道咱这情况特殊”是美景公司恶意添加的，录音中并无该内容。四、美景公司主张刘传峰没有抗辩从而说明双方并未结算缺乏依据。刘传峰在录音中已经明确双方已经结算并履行的事实。五、美景公司陈述的租金未结算的理由与原审陈述的相互矛盾。其称租金未结算的原因系刘传峰不愿意支付，导致双方搁置争议，先行完成全季酒店收购工作。但美景公司在原审第一份代理词中提出因害怕刘传峰不履行与华勤之间的转让协议，才未将2016年10月至2017年4月的租金计算在内；原审第二份代理词又提出美景公司担心对刘传峰不再享有债权，则刘传峰可能肆无忌惮，因此暂不对半年租金进行结算的理由，显然前后自相矛盾。实际上结算单中没有该部分租金的合理理由只有一个，即由于不存在该部分租金，故无须在结算单中体现。六、美景公司提出本案及（2019）浙0521民初3858号案件立案过程中提出诉请前后不一的原因是当时没有找到房屋租赁协议的补充协议，房屋租金标准陷入无法证明的境地，为此撤诉后起诉主张632万元，是为了让刘传峰举证对账单证明租金标准，并称由于对该对账单未经过签字，会被刘传峰质疑，故未举证。美景公司的该节理由不能成立。首先，刘传峰从未否认房屋租金为287万元，况且双方已经按照该标准对租金进行结算且已经履行完毕。其次，原审中美景公司、胡海洋对该份对账单真实性存疑，其后是在刘传峰拿出与董猛、胡海洋聊天记录的情况下，并且是在法官追问下才对该对账单真实性予以认可，既然就是为了让刘传峰拿出对账单，就不可能对真实性还需要反复确认。最后，美景公司在一审代理词中对庭审中对对账单质证时的反复态度解释为胡海洋非法律人士，对未经签字的对账单是否具有法律意义上的真实性把握不准，两种说法显然自相矛盾。七、美景公司提出枣庄同同物流负责具体结算，但在庭审中胡海洋多次否认美景公司与枣庄公司的关联关系。虽然后来代理人认可了他们之间的关系，但其在一审代理意见中提到“原告制作的结算单的财务人员因其专业知识所限……”已经明确该结算单的制作方应是美景公司人员，后又变成枣庄同同物流，属于自相矛盾。 胡海洋辩称，认可美景公司的上诉意见。双方之间发送的结算单没有体现出2016年的租金。当胡海洋一方向刘传峰主张租金时其企图用9万元/月的合同来拖延，为此还故意按照9万元/月的标准支付租金。另外一审问胡海洋与董庆营等人是否有关系时，其以为是询问是否有血缘关系，故予以否认，并不是说不认识这几个人。 美景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刘传峰支付自2016年10月1日至2017年3月31日欠付的房屋租金143.5万元（已经当庭变更，美景公司在起诉之时提出的诉讼请求为判令刘传峰支付2016年10月1日至2019年3月15日欠付的房屋租金632万元）；2.判令刘传峰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3月15日，美景公司与第三人胡海洋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一份。合同约定：胡海洋接受美景公司委托代为出租美景公司所有的坐落在德清县××镇××坊××街××幢房产；胡海洋应当向承租方披露美景公司为实际出租方，并指示承租方直接向美景公司支付租金。2016年4月1日，胡海洋作为受托人以自己名义与刘传峰签订《租赁合同》一份。合同约定：刘传峰承租坐落在德清县××镇××坊××街××幢的房产，租赁期限自2016年4月1日起至2035年4月30日止，前五年的租金标准为287万元／年，于次年10月1日交清；胡海洋承担租赁期间的房产税、出租所得税及附加税；2016年4月1日至2016年9月30日为装修准备期，房租自2016年10月1日起计算。合同签订过程中，胡海洋向刘传峰披露美景公司系实际出租方，坐落于德清县××镇××坊××街××幢的房产系美景公司所有。2016年4月11日，由刘传峰及案外人毛海珠作为投资人的华星公司向德清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企业名称预先核准。2016年4月14日，美景公司与华星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协议》一份，合同载明的落款日期为2016年4月1日。合同约定：美景公司将位于德清县××镇××坊××街××幢的房产出租给华星公司，租赁期限自2016年4月1日至2035年4月30日止，租金标准为9万元／月，租金每季度一付款，先付款后租房。同日，美景公司与华星公司签订《补充协议》一份，约定前述《房屋租赁协议》仅为华星公司办理工商注册等手续使用，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达，待华星公司办理好所有合法手续后，《房屋租赁协议》自动作废。此外，《补充协议》系由华星公司代表人刘传峰与美景公司代表人胡福艳（美景公司原法定代表人）签署。2016年4月28日，华星公司正式成立，德清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作为登记机关依法向其颁发了营业执照，营业执照载明的住所地为德清县××街道××坊××幢，法定代表人为刘传峰。2019年3月15日，华星公司与华勤公司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由华星公司将其拥有的“全季酒店”特许经营权及相应资产作价12600000元转让给华勤公司。协议约定：华勤公司于2019年3月15日前支付2200000元首款，于2019年3月15日当天向华星公司指定的款项代收单位（即同同公司）支付第二笔款项8399320.25元，于2019年4月25日前支付第三笔款项1000679.75元，余款1000000元作为担保款项于2019年5月20日前视公示债权期间（2019年3月19日至2019年5月20日）有无第三方向华星公司主张债权、华星公司与第三方有无经济纠纷等情况决定是否支付。该份协议由华星公司、华勤公司加盖公章，并由华星公司法定代表人刘传峰以及华勤公司授权代表董庆营签字确认。同日，案外人董猛通过微信方式向刘传峰发送对账单一份，对账单记载的借方总额为12606492.92元、贷方总额为4207172.67元，差额为8399320.25元。其中，借方项分别为物流欠大董煤款1457454.11元，税款149672.15元，2017年4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房租2152500元，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房租2870000元，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3月15日房租597916.66元，2016年至2017年刘传峰借款4150000元，415万利息截止到2019年3月15日728950元，2011年-2013年借董龙亮311万利息500000元；贷方项分别为燎原运费467413.18元（其中16268.48元未开票），大董运费2451900.95元（其中1518287.25元未开票，嘉兴48902.49元不包括），荣成运费215478元（其中91800.26元未开票），嘉兴运费7380.54元，2018年6月1日刘传峰付同同物流150000元，2018年7月13日刘传峰存现金卡100000元，2018年1月15日付美景265000元，2018年9月21日付美景270000元，2018年11月9日付美景100000元，2018年11月29日付美景100000元，刘80000元。2019年7月左右，胡海洋、刘传峰以及案外人董猛曾在全季酒店会议室就本案所涉租赁关系及租金问题进行交谈，但未能达成一致意见。2019年8月23日，胡海洋通过微信方式向刘传峰发送如下内容“刘哥，双方都有各自的难处，这几年都经历了很多，目前纠结143万的租金，你出30万的部分税款，还有110万的分歧，这样僵持不下，事情闹到什么地步，我认为还是和平协商解决”。2019年9月2日，第三人胡海洋以刘传峰为被告，将美景公司列为第三人向该院提起诉讼，要求刘传峰支付2016年10月1日至2017年3月31日共计6个月的房屋租金1435000元。2019年10月9日，该院作出（2019）浙0521民初3835号民事裁定书，以胡海洋作为原告主体不适格为由依法驳回了胡海洋的起诉。2019年10月11日，美景公司以刘传峰为被告，将胡海洋列为第三人再次向该院提起诉讼，即本案。另查明，华星公司曾于2018年1月15日向美景公司汇款250000元，于2018年1月16日向美景公司汇款15000元，于2018年9月21日向美景公司汇款270000元，于2018年11月9日向美景公司汇款100000元，于2018年11月29日向美景公司汇款100000元。还查明，刘传峰与董龙亮系多年朋友关系；美景公司、华勤公司、同同公司系关联公司（家族企业），实际控制人均为案外人董龙亮。胡福艳（美景公司原法定代表人）、董同同（美景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同同公司原法定代表人）、董猛（华勤公司管理人员）、刘春兰（同同公司法定代表人、美景公司法定代表人）、董庆营（美景公司管理人员、华勤公司管理人员）、胡海洋（美景公司管理人员）、董龙亮之间均系关联人，存在直接或间接的亲属关系。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刘传峰是否为本案适格主体；二、刘传峰是否需要向美景公司支付2016年10月1日至2017年3月31日的租金1435000元。针对前述争议焦点，该院现作如下分析：针对争议焦点一，该院认为，首先，案涉《租赁合同》系刘传峰以个人名义签订，即刘传峰系案涉《租赁合同》的相对方；其次，虽华星公司曾与美景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协议》，但《补充协议》已明确约定《房屋租赁协议》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在庭审中，刘传峰也认可双方后续并未按《房屋租赁协议》履行相应义务；最后，刘传峰虽提出后续租金均系华星公司支付，但本案中，在2016年4月1日《租赁合同》签订时，华星公司尚未成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条“发起人为设立公司以自己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合同相对人请求该发起人承担合同责任的，人民法院予以支持”之规定，现美景公司要求刘传峰承担合同责任，于法有据。综上，刘传峰作为本案被告，主体适格，对刘传峰提出的其并非本案适格主体的抗辩意见，该院不予采信。针对争议焦点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交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并不存在。本案中，美景公司以刘传峰结欠2016年10月1日至2017年3月31日的租金1435000元为由要求刘传峰支付前述租金，美景公司应举证证明刘传峰结欠2016年10月1日至2017年3月31日的租金1435000元的事实，否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而刘传峰为反驳美景公司的主张，认为双方已就租赁期间产生的租金结算完毕，2016年10月1日至2017年3月31日的租金1435000元美景公司承诺免收，故其未结欠美景公司租金1435000元，则应提供反驳证据。若刘传峰提供的反驳证据导致“刘传峰结欠美景公司2016年10月1日至2017年3月31日的租金1435000元”的事实真伪不明，则应确认该事实不存在。该院认为，根据现有材料，结合全案事实，美景公司主张的“刘传峰结欠美景公司2016年10月1日至2017年3月31日的租金1435000元”的事实真伪不明，并作如下具体分析：（一）美景公司提交的用于证明“刘传峰结欠美景公司租金1435000元”这一事实的证据，其证明力尚未达到足以确认该事实存在的程度。理由如下：首先，“合同”与“结算单”性质不同，在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各方当事人极有可能会根据实际情况对合同义务的履行作出调整，具体到本案当中，《租赁合同》虽约定2016年4月1日至2016年9月30日为装修准备期，房租自2016年10月1日起计算，但该约定并不能排除事后双方就租金起算点重新确认的可能性；其次，美景公司虽主张“刘传峰在其催讨过程中，对结欠租金1435000元的事实予以认可”，并为此提交了胡海洋与刘传峰之间的谈话录音以及微信聊天记录，但该院经审核，认为谈话录音以及微信聊天记录仅能反映双方之间曾就租金问题进行商谈，且在商谈过程中并无相关“陈述”可以确认刘传峰认可结欠租金的事实，故对美景公司提出的该主张，亦无法采信。（二）刘传峰提交的证据，足以使该院对“刘传峰结欠美景公司2016年10月1日至2017年3月31日的租金1435000元”的事实产生合理怀疑，同时，美景公司针对刘传峰提交的证据无法作出合理解释。理由如下：首先，华星公司与华勤公司签订《协议书》之日，即董猛通过微信方式向刘传峰发送对账单之日，根据对账单内容可以确认截至当日，刘传峰应支付美景公司及其关联公司、关联人共计8399320.25元，而由刘传峰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华星公司直接在《协议书》中指定华勤公司将转让款中的8399320.25元汇入同同公司账户，根据前述客观事实，刘传峰称与美景公司已就租金全部结算完毕，符合常理；其次，从对账单本身所载内容分析，根据其对双方之间的运费、煤款、支付款项、税款、房租、借款、借款利息（包括6年前发生的已清偿借款利息）等均作出了结算，且针对运费注明了开票情况，结算的最小金额仅为7380.54元，415万元借款的借款利息计算至结算之日等情况，美景公司称双方未就2016年10月1日至2017年3月31日的租金1435000元进行结算不符合常理；第三，从刘传峰与董猛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可以发现，董猛曾向刘传峰发送“对账单”一份，同本案所涉对账单相比，该份“对账单”增加了2016年10月1日至2017年3月31日的1435000元租金，并将400余万元借款产生的利息更改为2429833.33元，且在“对账单”空白处注明“2019年3月15日收到8399320.25元，还欠3135883.34元”字样，美景公司的该行为亦增加了该院对“刘传峰结欠美景公司2016年10月1日至2017年3月31日的租金1435000元”这一事实的合理怀疑；最后，美景公司在庭审过程中对于结算单未就1435000元租金进行结算的理由是“双方对该笔金额存有争议”，但美景公司又明确表示第一次向刘传峰催讨1435000元租金的时间为2019年5月左右，由此可以推断美景公司至少在对账单形成之前未曾就该笔款项主张过权利，既然未曾主张过权利，又何来争议一说，故该院认为，美景公司的该理由不能成立。而后，美景公司在其提交的第一份代理词中提出，美景公司系按照刘传峰不能完全履行《协议书》可能造成损失的对等原则，故暂不结算1435000元租金，但《协议书》中不仅约定了担保款项，且华勤公司依据协议应当支付的余款100余万元至今未支付，美景公司提出的该理由，亦无法成立，此外，该理由与美景公司在庭审中提出的理由互相矛盾。再后，美景公司在其提交的第二份代理词中提出，美景公司担心如对刘传峰不再享有债权，则刘传峰可能肆无忌惮，故暂不结算1435000元租金，但若真如此，美景公司可选择将1435000元的租金明确结算，同时允许刘传峰暂缓支付，反而能够更好地维护自身利益，故美景公司提出的该理由，亦不具有说服力，此外，该理由同样与其前述提出的理由互相矛盾。（三）在本案以及（2019）浙0521民初3835号案件审理过程中，美景公司（包括第三人胡海洋之行为）存有诸多自相矛盾之处，故对美景公司在本案中所作的相关陈述，该院难以采信。具体为：一、美景公司在本案及（2019）浙0521民初3835号案件立案过程中提出的诉讼请求前后不一；二、胡海洋在庭审中经当庭询问明确表示不认识董庆营，称与董庆营“没关系”，但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该院于2019年11月12日向其寄送的补充证据系由董庆营代为签收；三、庭审中，胡海洋称同同公司的实际经营、控制人系其母亲刘春兰，但其后美景公司明确表示同同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系董龙亮；四、庭审中，胡海洋对于美景公司、华勤公司、同同公司、董龙亮、董庆营等人的关联关系不予认可，后美景公司对前述关联关系明确予以承认；五、关于本案所涉对账单的真实性，胡海洋的态度亦存在前后不一的情形，直至最后，胡海洋才对对账单的真实性予以认可。综上所述，该院确认“刘传峰结欠美景公司租金1435000元”这一事实仍处于真伪不明之状态，美景公司依法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故对美景公司提出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浙江美景商贸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7715元，减半收取8857.5元，由浙江美景商贸有限公司负担。 二审中，美景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新证据：证据1.情况说明1份，证明2016年10月1日到2017年3月31日租金没有结算的原因；证据2.聊天记录1份，证明美景公司在还未找到房屋租赁协议的补充协议时先以600多万元起诉，后来在一审开庭前将诉讼请求变更为1435000元；证据3.转租协议1份，证明刘传峰在2016年10月31日将商铺对外转租并开始收取租金；证据4.浙江**星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与浙江**勤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全季酒店转让协议书，证明按照该协议书约定刘传峰作为股东进行担保并签名，而刘传峰提交的协议书上没有刘传峰签名，系虚假的；证据5.银行回单5份，证明刘传峰对外转租时于2016年11月29日就收取了第一笔转租租金，因此同同物流不同意免除半年租金。刘传峰经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单位出具的证明材料应该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人的签名或加盖印章，但该证据仅有单位印章，该证据内容也不真实，一审中美景公司称对账单系美景公司财务人员制作，并非枣庄同同公司；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刘传峰始终认可287万元/年的租金标准，提供9万元/月的租赁协议只是为了证明主体问题；证据3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4不能达到证明目的，两份合同内容基本相同，区别仅仅是一份有刘传峰在股东处签完字交华勤公司，一审中刘传峰提交的是自己留存的那份；证据5的关联性有异议，刘传峰收取对外转租的租金与美景公司给予免租期并不矛盾。胡海洋对上述证据无异议。 刘传峰、胡海洋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查认为，证据1缺乏单位负责人及制作材料人签名，因此对该证据的效力本院不予认定；证据2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案中刘传峰并未主张要求按照《房屋租赁协议》中约9万元/月的租金标准计算租金，对该证据的效力本院不予认定；证据3所涉的转租面积仅占刘传峰承租总体面积的一小部分，故不能达到证明目的，对该证据的效力本院亦不予认定；证据4与一审中刘传峰提供的协议书内容基本相同，且一审中美景公司对协议书真实性也未提出异议，对该证据的效力本院不予认定；证据5无法达到证明目的，理由同证据3。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一致。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刘传峰是否欠付美景公司2016年10月1日至2017年3月31日的租金。美景公司主张，依照《租赁合同》的约定，刘传峰应当支付2016年10月1日至2017年3月31日的租金1435000元，双方虽经结算，但仅结算完成了2017年4月1日至2019年3月15日期间的房屋租金，故刘传峰尚欠付2016年10月1日至2017年3月31日的租金。刘传峰则辩称，双方的该份结算单是对多年来全部债权债务的一并结算，2016年10月1日至2017年3月31日的租金已经免除。本院认为，美景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刘传峰尚还欠付租金，相反，刘传峰的意见更加合理可信。理由如下：第一，该结算单涵盖双方之间的数十笔债务，其中最早的一笔借款利息甚至发生在2011年-2013年，时间跨度较大。双方结算时唯独未将2016年10月1日至2017年3月31日的租金包含在内，不符合一般交易习惯。第二，华星公司与华勤公司签订的协议书约定按照结算后的借贷差额，将8399320.25元转让款汇入同同物流公司，也即双方结算后刘传峰一次性偿还了大额债务。美景公司认可刘传峰多次要求免除该笔争议租金，如双方对该笔租金未能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刘传峰即同意结算并清偿全部债务不符合常理。第三，刘传峰称因其前期装修酒店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董龙亮曾允诺借款帮助装修，但最终金额未能全部到位，导致装修时间延长、酒店直至2017年6月8日才能正式上线经营，因此其要求从2017年6月8日开始支付租金，最终董龙亮同意从2017年4月1日起算。美景公司辩称案涉酒店装修费用完全由刘传峰自行筹资，美景公司及关联公司、关联人员并未提供借款，至于美景公司出借给刘传峰的415万元借款系为其购买德清房屋所用。但是，根据董猛给刘传峰发送的聊天记录中关于415万元的组成来看，2016年6月6日的100万元借款注明系“付刘传峰借款装修宾馆”，这与美景公司的陈述亦不相符。第四，美景公司、胡海洋在一审、二审中关于为何没有一并结算该笔租金的原因，各公司、人员之间的关联关系，结算单的真实性均作了反复不一的陈述，在二审中关于刘传峰曾告知该笔租金已被免除的陈述亦含糊不清。至于美景公司主张以录音证明租金并未免除的意见，本院认为，双方在2019年3月15日出具结算单后还进行了多次协商，仅以其中一次协商的部分录音内容不足以反映全部过程，且因协商中还夹杂发票税金问题，因此不能明确刘传峰的相关言论究竟系因租金或是税金而产生。综合上述情况，本院认为美景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刘传峰还欠付美景公司2016年10月1日至2017年3月31日的租金，对美景公司的上诉意见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浙江美景商贸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7715元，由上诉人浙江美景商贸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程 烨 审判员 赵哨兵 审判员 周辰晨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七日 书记员 谢敏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