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517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钱某1，女，1949年9月19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委托代理人王天恒,浙江之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某1，男，1956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拱墅区。 委托代理人鲍青,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封某，男，1971年3月21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徐州市九里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钱某2，男，1975年9月30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上诉人钱某1因与被上诉人封某、徐某1、钱某2遗嘱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6民初7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徐宝仁于2018年12月2日死亡。徐宝仁与徐某1系兄弟关系。徐宝仁与前妻王玉英育有一子徐某2（现名封某），两人于1975年经原审法院判决离婚。徐宝仁与钱某1于××××年结婚，两人均系再婚，婚后未生育子女。钱某2于1975年出生，系钱某1的儿子，在钱某1与徐宝仁结婚后与两人共同生活。2018年10月30日，徐宝仁前往浙江省杭州市国立公证处，在公证员及工作人员的面前，在落款时间为2018年10月30日的《遗嘱》上签名、捺指印。该《遗嘱》载明：“我的父母均已经过世了，我有两次婚姻，未生育子女。我现与配偶钱某1共有房产二处：杭州市××路××村××幢××单元××室和杭州市××村××幢××单元××室。为了避免本人身故以后，发生不必要的纠纷，故趁健在头脑清醒时，自愿立遗嘱如下：待我身故之后，上述二处房产中属于我的产权份额指定归弟弟徐某1个人所有，并且不作为他的夫妻共有财产”。2018年11月6日，浙江省杭州市国立公证处就上述公证内容出具（2018）浙杭证民字第11915号《公证书》。位于杭州市××村××幢××单元××室房屋、位于杭州市××路××村××幢××单元××室房屋系徐宝仁与钱某1婚姻关系期间购买的房改房。位于杭州市××村××幢××单元××室房屋登记在钱某1名下，现由钱某1使用管理。位于杭州市××路××村××幢××单元××室房屋的原权利人为徐宝仁。2019年2月2日，钱某1、钱某2因继承被继承人徐宝仁的遗产，向浙江省杭州市之江公证处申请办理继承权公证，钱某2以书面形式签署《放弃继承权声明书》，表示放弃被继承人徐宝仁上述遗产的继承权，钱某1表示要求继承被继承人徐宝仁的遗产（上述两套房屋）。浙江省杭州市之江公证处通过查询中国公证网中国公证遗嘱备案查询平台未发现被继承人徐宝仁生前在公证机构立有公证遗嘱的记录。2019年2月12日，浙江省杭州市之江公证处出具了（2019）浙杭之证字第825号《公证书》。2019年3月13日，钱某1将位于杭州市××路××村××幢××单元××室房屋转移登记至一人名下。该房屋目前由徐某1使用管理。 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审法院根据徐某1的申请，委托中证房地产评估造价集团有限公司对位于杭州市××村××幢××单元××室房屋、位于杭州市××路××村××幢××单元××室房屋的价值进行评估。2019年8月15日，中证房地产评估造价集团有限公司出具《评估报告》两份，评估结果：位于杭州市××村××幢××单元××室房屋，建筑面积40.21平方米，评估单价为47832元／平方米，评估价值为192.33万元（估价时点为2019年8月14日）；位于杭州市××路××村××幢××单元××室房屋，建筑面积31.88平方米，评估单价48284元／平方米，评估价格为153.93万元（估价时点为2019年8月2日）。徐某1为此垫付评估费10600元。另查明，2018年，徐宝仁曾向原审法院提起离婚诉讼，要求与钱某1离婚。后因徐宝仁死亡，该案审理终结。徐某1一审的诉讼请求为：1、依照徐宝仁遗嘱析产继承钱某1与徐宝仁夫妻共同房产——位于杭州市××路××村××幢××单元××室房屋及位于杭州市××村××幢××号××室房屋项下属于徐宝仁的房产份额；2、钱某1承担本案诉讼费用。钱某2一审的诉讼请求为：按照法定继承分割被继承人徐宝仁的遗产。一审中，封某未到庭，未提出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在继承开始后，被继承人立有遗嘱的，依照遗嘱继承；公民可以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指定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本案中，案涉的两套房屋由被继承人徐宝仁与钱某1共同共有，故上述房屋的一半份额属于被继承人徐宝仁的遗产，另一半份额属于钱某1所有。被继承人徐宝仁立下公证遗嘱将其个人所有的两套案涉房屋份额指定由徐某1一人继承，虽该遗嘱中所表述子女情况与事实不符，但这并不影响遗嘱的效力。在确认徐某1提供的公证遗嘱真实性的情况下，该遗嘱能否在中国公证网遗嘱备案查询平台查询到，并不影响遗嘱的效力。现徐某1、钱某2等要求按照遗嘱继承两套案涉房屋中徐宝仁的房屋份额，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钱某1辩称徐某1等存在遗弃被继承人造成恶劣影响或者监护不力造成严重后果应剥夺徐某1继承权的意见，依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采信。考虑到房屋的现状，根据评估机构的评估意见，原审法院确定位于杭州市××路××村××幢××单元××室房屋由徐某1继承，钱某1协助办理该房屋的过户手续，位于杭州市××村××幢××单元××室房屋归钱某1所有，钱某1支付给徐某119.2万元。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位于杭州市××路××村××幢××单元××室房屋由徐某1继承，钱某1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协助办理该房屋的转移登记手续；二、位于杭州市××村××幢××单元××室房屋归钱某1所有；三、钱某1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支付给徐某1192000元；四、驳回徐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钱某2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4500元，由徐某1负担17250元，由钱某1负担17250元。徐某1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审法院申请退费；钱某1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审法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评估费10600元，由徐某1负担5300元，由钱某1负担5300元，钱某1负担部分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径直支付给徐某1。 宣判后，钱某1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被上诉人徐某1捏造事实，虚假诉讼，图谋哥哥遗产，严重侵害了合法继承人的权益。徐某1明知自己亲哥哥徐宝仁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徐某2，一个叫钱某2，却在伙同哥哥徐宝仁办理公证时，故意隐瞒欺骗公证处，在公证登记表格有无子女一栏中，故意填写“无”。而且在办理公证中越俎代庖，严重干扰公证处的公证行为，遗嘱公证的严肃性和真实性荡然无存。徐宝仁所谓的《遗嘱》中，也表示无子女，这本身与事实严重不符，所以遗嘱本身的内容也是无效的。如实陈述，填写真实信息是合法订立遗嘱的基本要求，是法律底线，直接关系到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切身利益。如果突破这个底线，就是欺瞒造假行为，这样的遗嘱、公证书自然是无效的，并且依法要追究造假隐瞒者的法律责任。上诉人认为所谓被继承人徐宝仁2018年10月30日的《遗嘱》，虽然经过公证，但在办理公证中受到外界因素影响，存在故意隐瞒被继承人直系亲属的真实情况，因而是无效遗嘱。一、原判认定被继承人徐宝仁2018年10月30日《遗嘱》为有效遗嘱，据此判决徐某1拥有继承权而继承遗产，而对于被继承人实际上存在婚生儿子徐某2及继子钱某2的客观事实不管不顾，变相剥夺直系亲属的遗产继承权，上诉人认为该判决是错误的。该遗嘱在办理所谓公证的过程中程序违法，不顾事实，明显是在被上诉人徐某1教唆下所做的违背被继承人真实意愿的虚假遗嘱。1、该嘱在公证处申请表格上，被继承人直系家庭成员一栏中，填写的是“无”子女。事实上被继承人徐宝仁生前有两个儿子，一个是徐某2，即封某，是其与前妻所生儿子，另一个是继子钱某2，与被继承人的父子关系长达35年。2、被继承人徐宝仁违背真实情况，忽略直系亲属的存在，上诉人有理由相信被继承人要么是故意隐瞒实际情况，要么是意识不清，无法做出正确判断，而国立公证处在未进行调查核实的情况下，作出公证意见，显然是极不负责任的。二、根据我国《公证程序规则》第二十四条规定：公证机构受理公证申请后，应当根据不同公证事项的办证规则，分别审查下列事项：（一）当事人的人数、身份、申请办理该项公证的资格及相应的权利。第二十六条规定：公证机构在审查中，对申请公证的事项以及当事人提供的证明材料，按照有关办证规则需要核实或者对其有疑义的，应当进行核实，或者委托异地公证机构代为核实。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应当依法予以协助。《公证程序规则》第二十七条规定：公证机构可以采用下列方式，核实公证事项的有关情况以及证明材料：（三）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了解相关情况或者核实、收集相关书证、物证、视听资料等证明材料。本案中关键证据即杭州国立公证处所做公证书（2018）浙杭证民字第11915号《公证书》，整个制作过程中，按规定应进行监督，杭州国立公证处在被继承人填写申请表时，应对被继承人是否有子女的情况进行调查，向当地公安户籍部门进行核实，以保护其他直系亲属利益，判断被继承人所立遗嘱是否是其真实意思表示。而国立公证处并没有认真负责地对被继承人的家庭成员情况进行调查核实，造成这份公证书在制作过程中违反《公证程序规则》的规定，因而公证的真实有效性值得怀疑。《公证程序规则》第四十八条规定：公证事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证机构应当不予办理公证：（五）当事人虚构、隐瞒事实，或者提供虚假证明材料的。国立公证处应尽自己的调查核实义务，而且对于被继承人明显隐瞒已有子女的基本事实，应该拒绝继续办理案涉公证，但为了私利继续违规办理。三、根据我国《遗嘱公证细则》第十二条，公证人员询问遗嘱人，除见证人、翻译人员外，其他人员一般不得在场。这一规定明确禁止一切与遗产继承存在直接或间接关系的人员不得在场，目的在于减少和杜绝外界对公证行为的影响。尤其是公证程序中，所有情况的核实、询问，以及公证事项的登记行为，根据规定，不得有其他人员代替进行。事实上，杭州国立公证处所做公证书制作过程中，被上诉人徐某1全程在被继承人旁边，全程参加。作为遗嘱的利害关系人，徐某1甚至代填写了相关遗嘱公证申请表，而根据公证处的公证规则要求，这个表格必须由被继承人本人填写，该行为明显违规。在办理公证中，作为继承人，其自己还向公证处提供了被继承人徐宝仁所谓精神正常的医院证明，既然被继承人当时头脑清晰明白，不会连自己是否有子女以及有几个子女的基本问题都搞不清楚，我们有理由怀疑被继承人徐宝仁当时头脑并非真的明白清楚。在一审第二次庭审中，被上诉人徐某1承认自己在被继承人办理公证期间一直跟随左右，而且帮被继承人徐宝仁代为签署本应由被继承人自己完成的有关文件，更加说明案涉公证遗嘱的可信度值得怀疑。四、上诉人钱某1在被继承人徐宝仁去世后，2019年2月12日去杭州市之江公证处，办理了（2019）浙杭之证字825号遗产确权公证。公证时，经过查询中国公证网全国公证遗嘱备案查询平台，并未发现被继承人徐宝仁生前在公证机构立有公证遗嘱的记录。1、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徐某1起诉前并不知晓有杭州国立公证处所做的案涉《公证书》，被上诉人徐某1一直隐瞒上诉人，因为这份遗嘱是其策划实施的，在公证登记中故意隐瞒被继承人有子女的客观事实，被上诉人徐某1代替被继承人办理有关公证手续，这份公证的真实性已经受到严重质疑。2、杭州之江公证处在办理（2019）浙杭之证字825号遗产确权公证书时，进行了网上权威公证备案的平台查询，并没有发现11915号《公证书》进行备案。一审判决书也已经认定了国立公证处的公证书没有网上报备的事实。本案有两份公证书，一份是杭州国立公证处所做公证书（2018）浙杭证民字第11915号《公证书》，该公证书在权威公证网上查询不到，另一份是杭州之江公证处在办理（2019）浙杭之证字825号遗产确权《公证书》，该公证书已经在权威公证网上进行了确权备案，可以查询到，问题是哪一份有效。一审第四次庭审中，被上诉人徐某1一方明确表态两份公证书都有效。上诉人认为两份遗嘱因为是指向同一标的物，具有排他性，不存在同时有效的可能，即在承认杭州之江公证处办理的（2019）浙杭之证字825号遗产确权《公证书》有效的前提下，上诉人根据该公证书合法继承了涉案的全部遗产份额，等于否定了杭州国立公证处所做公证书（2018）浙杭证民字第11915号《公证书》所确立的《遗嘱》的有效性。从这一点上分析，一审判决自相矛盾。对于国立公证处（2018）浙杭证民字第11915号《公证书》存在的严重问题，上诉人在一审多次强烈要求调取公证处办理公证时的录音、原始记录等资料，可一审法院却迟迟不予查证，一直拖到第四次开庭前才调取了部分资料。针对发现的公证存在的问题，上诉人进行了质询和充分表达，但都被驳回。对于该公证存在的明显错误，公证处也未作出任何解释。在这种情况下，法院不应把存在严重瑕疵的公证书作为有效证据使用，而应按照我国《继承法》第十条法定继承的相关规定处理。被上诉人徐某1从2018年开始，便图谋徐宝仁财产，处心积虑诱导、逼迫徐宝仁在去世前一年提出离婚诉讼，实际上上诉人与被继承人夫妻关系远没有到离婚的地步。徐某1甚至在2018年10月30日直接参与所谓到杭州国立公证处公证的闹剧，而杭州国立公证处违背原则，在尚未查明基本情况时，竟然默许被上诉人徐某1参与代书，侵害了其他合法继承人的遗产继承权。被上诉人徐某1这种隐瞒实情、恶意诉讼的行为，实际上是虚假诉讼，这是违法行为，应该受到司法惩处。五、被上诉人徐某1在遗嘱得手后，遗弃被继承人徐宝仁。经过四次开庭后，一审法官明知被上诉人徐某1窥视其兄嫂的房产，蓄谋已久，多次挑动兄嫂离婚的闹剧，均未得逞。徐某1不顾上诉人的反对，突然把其兄徐宝仁转移到外地隐藏起来，不让兄嫂见面，私自调换了其兄嫂家的房间门锁，造成兄嫂分居直到徐宝仁去世。徐某1还教唆诱骗其兄徐宝仁在重病中立下把房产送给徐某1的遗嘱，并承诺给其兄养老送终。然而被上诉人徐某1在2018年11月9日骗取得来公证书后，又偷偷把徐宝仁送回原住处，之后就对其兄的病情及日常生活不管不顾，没有送其兄去养护医院，也没有安排人照顾，让其兄一个人自生自灭，最终导致其兄徐宝仁孤独离世，无人知晓，竟然五天之后才被邻居发现并报案。徐某1遗弃被继承人徐宝仁，依法无权再继承徐宝仁的遗产。依据我国《继承法》第七条规定，继承人遗弃被继承人造成恶劣影响，监管不力造成严重后果，应丧失继承权。一审判决却依旧为被上诉人徐某1开脱，作出“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的结论，作出了对徐某1有利的判决，明显偏向被上诉人徐某1。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第一、第三、第五项，按照法定继承分割涉案遗产，重新作出公正的判决。 被上诉人徐某1在二审中答辩称：一、上诉人在上诉状中对事实部分的叙述完全背离客观真实。上诉人在上诉状中企图将徐某1描绘成一个贪婪、阴险、甚至是意图谋财害命之人，而事实上这样的描述更符合其自身。上诉人种种想象式的描述，完全脱离实际，没有任何证据支撑，是对徐某1人格的污辱。上诉人的言语指向必须具备客观真实性，有相应的证据来印证，否则就是编造谎言，是对法庭的藐视。二、上诉人指责徐某1“捏造事实”进行“虚假诉讼”、“图谋遗产”，“诱导”、“逼迫”被继承人提起离婚诉讼，以及在公证过程中“越俎代庖”代签了文件，“教唆”被继承人做了“虚假的遗嘱”，没有依据，也未说明“代签”了哪份文件，系信口开河，全是不实之辞。被继承人在立遗嘱前在医疗机构所作的民事行为能力鉴定表明，被继承人生前有清晰的思维能力与完整的个人意志表达能力，也具备参加诉讼的行动力，在此情况下，不可能任人摆布。一审已经对本案的事实做了充分的调查，本案的基本事实十分清楚，那就是被继承人与上诉人长期夫妻感情不和，分居两处，被继承人于1993年和2018年两次诉至法院，要求与上诉人离婚，虽未能如愿，但其坚决的态度以及决绝的表示十分清楚。被继承人深知上诉人不愿与其离婚的目的是为了得到其死后的财产，所以才去办理遗嘱公证，被继承人即便拖着病体也要到法院诉请与上诉人离婚，这样的夫妻关系没有丝毫感情可言。三、上诉人用冗长的篇幅来质疑被继承人徐宝仁做遗嘱公证时的程序合法性，却至今未依法向公证机构提出过“复查申请”，令人费解。上诉人既然引法据典，对杭州国立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有异议，为何不依据《公证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向该公证处提交复查申请？上诉人质疑公证书程序合法的主要理由是：立遗嘱人在遗嘱中陈述的“未生育子女”与事实不符，但遗嘱处分的是其名下的个人财产，该民事法律行为与其是否育有子女及有多少子女无关，所以对有无子女一项的陈述是否准确，并不影响立遗嘱人处分其名下个人财产的意思表示的真实性与有效性。在一审庭审中，法庭播放调取的遗嘱公证录像清晰地表明，遗嘱公证的整个过程是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的，没有瑕疵。因此，公证遗嘱客观、真实，具有证明力，不可推翻。上诉人的质疑理由是不成立的。四、上诉人诉称徐某1在遗嘱得手后遗弃被继承人也是罔顾事实，没有任何依据。徐某1一直对病中的兄长关怀备至，日常生活所需都细心安排。被继承人死亡前后的细节徐某1已在一审庭审中作了充分的说明，在此不再赘述。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维持，并驳回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钱某2、封某没有向本院提供书面答辩状。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材料。 经审理，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中争议的焦点为：原审法院依据徐宝仁于2018年10月30日立下的公证遗嘱，将原徐宝仁享有的房屋份额判归徐某1继承是否得当。根据徐某1在一审中提供的徐宝仁于2018年10月30日经浙江省杭州市国立公证处公证的遗嘱载明，徐宝仁与配偶钱某1共有的二处房产即杭州市××路××村××幢××单元××室和杭州市××村××幢××单元××室房屋，在其身故之后，房产中属于其的产权份额指定归弟弟徐某1个人所有，并且不作为他的夫妻共有财产。该遗嘱虽在表述徐宝仁自己的子女情况时，与实际不一致，但其余内容真实、合法，且该子女情况表述的错误，并不影响遗嘱的效力，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该公证遗嘱应当认定有效。至于该遗嘱经公证后能否在中国公证网遗嘱备案平台中被查询到，系公证处的操作问题，并不是公证遗嘱生效的法定条件，因此，上诉人认为浙江省杭州市国立公证处公证的遗嘱存在严重瑕疵而不能作为有效证据的理由，本院不予采纳。由于该公证遗嘱有效，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的规定，徐宝仁的遗产应当按照遗嘱继承，原审法院根据本案所涉的遗产的实际情况及评估机构的评估意见，对徐宝仁的遗产所作的判处并无不当。关于上诉人提出的被上诉人徐某1有遗弃被继承人徐宝仁行为一节，因其没有提供确凿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对本案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得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4500元，由钱某1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俞建明 审判员  石清荣 审判员  孔文超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七日 书记员  刘小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