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浙民申1488号再审申请人（原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上诉人）：李央权，男，1965年5月11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海曙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叶世武、马晶晶，浙江合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原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宁波市鄞州区天童林场。住所地：宁波市鄞州区天童林场。法定代表人：裘尧平，场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仇港玲，浙江红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宁波市鄞州区天童林场（以下简称天童林场）与李央权林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李央权不服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26日作出的（2019）浙02民终23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再审申请。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经批准，本案依法延长审限三个月。本案现审理终结。李央权再审申请称：一、再审申请人李央权享有生态效益补助(补偿)资金的领取资格。根据鄞农林信开告[2018]18号政府信息答复书中所附2008年至2015年间6份不同年度的，由鄞州区农林局和鄞州区财政局联合发文的“关于鄞州区森林生态效益补助(补偿)资金使用办法”通知中均明确损失性补助的对象确定为：1、林农个人投资经营管理的责任山、承包山，补助对象为林农个人；……4、依法签订了租赁合同，租赁经营的林地，在合同规定承租期内，补助对象是承租人。本案双方当事人承包协议在先，涉案毛竹山转变为公益林在后，再审申请人无论作为林农或是承租人理应收取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二、二审法院认为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在2007年的协议中未约定森林生态效益补偿金受益人，且未签订补充协议，而武断认为该请求缺乏法律依据，系认定错误。二审法院依据《浙江省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管理办法》中关于补偿对象界定：......（4）依法签订了承包、租赁等流转合同(或协议)的公益林……合同(或协议)中没有约定补偿受益人的，合同双方应协商确定补偿对象及相应份额，并签订补充合同(或协议)之规定。以涉案毛竹山转变为公益林后双方在协议中并未增加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的补偿受益人的约定，亦没有签订补充协议，双方就该部分资金的补偿对象并未达成合意为由，驳回申请人关于返还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及利益的主张，缺乏依据。鄞州区农林局和鄞州区财政局2008年至2015年依据宁波市林业局和宁波市财政局《关于印发〈宁波市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连年更新发文：2008年鄞农林发[2008]137号、鄞财农[2008]93号；2010年鄞农林发[2010]106号、鄞财农[2010]30号；2011年鄞农林发[2011]149号、鄞财农[2011]61号；2013年鄞农林发[2013]92号、鄞财农[2013]29号；2014年鄞农林发[2014]6号；2015年鄞农林发[2015]131号。层层发文毫无疑问是对《浙江省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管理办法》实施的细化，特别是进一步明确损失性补助的对象为：依法签订了租赁合同，租赁经营的林地，在合同规定承租期内，补助对象是承租人。鄞州区发文正是这些年各级政府遵照中央“放管服”的大政方针所推出的为民利民政策，该条文不违反《浙江省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符合文件精神。2007年协议签订之初林地并非生态公益林，后情势变更，再审申请人因无法与天童林场达成补充协议，才无奈选择诉讼解决合同纠纷。请法庭特别注意天童林场作为鄞州区自然资源与规划局(原农林局)属事业单位在商洽签订补充合同(或协议)中的优势地位，与普通林农并不平等。三、二审法院维持原判，而未向相关政府行政部门发出司法建议，丧失了司法机关职权主义的本位，至再审申请人救济无门，违反了《浙江省森林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林区县人民政府应当维护林农利益，减轻林农负担。除国家规定的税收以及国家和省人民政府规定收取的费用外，不得向林农收取其他费用。”以及第五十八条“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向林农收取费用的，责令如数退还林农……”的规定。四、二审法院认为申请人未提供确实充分证据，证明其请求返还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没有事实依据，系认定错误。申请人身为生态公益林的实际投资经营者，林地的日常维护、养护、管理等工作均由其自行负责，同时申请人也系林木的所有权人及林地的使用权人，理应收取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承包期间，申请人除正常的经营支出外，还另行招聘员工对林地进行日常的维护、管理、养护等工作，以达到保护生态公益林的作用。对此，申请人投入了大量人力、精力和时间，而反观被申请人，自双方签订承包经营协议后，从未派人踏入林地一步，更别说对此进行了日常维护工作，且其并非林木的所有权人也并非林地的实际使用权人，而根据《浙江省公益林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实行专户管理、专款专用。财政部门应当设置专账，并按照下列规定拨付：第二十八条第(一)项规定的损失性补偿资金，应当及时足额拨入公益林所有权人或者使用权人的存款账户；……”因此，被申请人无权获得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更不得挪用、截留原属于申请人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综上，申请人与被申请人所签订的《鄞州区天童林场毛竹山承包协议》违反了《浙江省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申请人无需向被申请人支付承包款并有权要求被申请人返还已收取的266400元承包款，同时申请人身为生态公益林的实际投资经营者，兼具林木所有权人及林地使用权人的身份，对林地的日常维护、管护工作付出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申请人有权要求被申请人返还已获得森林生态效益的补偿资金，故二审法院的判决认定错误。为保障申请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权威，请求：一、撤销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浙02民终2398号民事判决；二、依法判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返还承包款266400元；三、依法判决被申请人给付申请人生态公益林补偿资金997260元及利息172352.4元；四、依法判决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资金占用费76332元；五、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及再审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天童林场答辩称：一、再审申请人李央权与被申请人签订的《鄞州区天童林场毛竹山承包协议》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被申请人有权向再审申请人收取承包款，再审申请人应当依约向被申请人支付承包款。再审申请人主张《承包协议》违反《浙江省森林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其要求返还承包款266400元的诉请根本不能成立。《浙江省森林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林区县人民政府应当维护林农利益，减轻林农负担。除国家规定的税收以及国家和省人民政府规定收取的费用外，不得向林农收取其他费用。条例中规定的对象分别是人民政府及林农，林农是指镇(乡)、村集体经济组织将集体山林分山到户而取得林业权证的村民。本案中被申请人并非人民政府，仅是国有林场，而再审申请人未提交相应的林业权证，其只是基于租赁关系取得部分林地的经营使用权的个人，其并非林农，该租赁(承包)行为属于商业经营行为，作为承租人的再审申请人理应支付约定的承包款。再审申请人既然不认可自己作为承租人应当履行支付租金(承包款)的义务，却又以承租人的身份向被申请人索要生态林补偿款，其主张前后矛盾，不能自圆其说。二、再审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给付生态林补偿款资金的诉请没有依据。（一）根据《浙江省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管理办法》规定，补偿性支出是指用于对因认定为公益林，禁止商业性采伐而造成公益林所有权人或者使用权人收益损失的经济补偿。生态公益林认定在前，《承包协议》签订在后、再审申请人未因涉案林地是生态公益林而遭受经济损失，故无权主张经济补偿。涉案林地在2002年左右就被认定为生态公益林，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于2007年签订《承包协议》时也知晓该林地属于生态公益林，故不存在再审申请人所述的在签订协议之初该林地并非生态公益林后发生情势变更双方不能达成补充协议、其遭受损失的情形。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的《承包协议》第四条第1项规定，乙方(再审申请人)只有毛竹林经营使用权；第2项约定，乙方除毛竹经营作业外，不得砍伐树木及其他作业，如有发生按《森林法》有关政策处理。因涉案林地在承包协议签订前早就被认定为生态公益林，双方协议明确再审申请人只有毛竹经营作业，不准砍伐树木及作业。涉案山林划入属于生态公益林在先，双方签订协议已在后，涉案地块是生态公益林并不影响再审申请人在《承包协议》项下的权利，也未对再审申请人造成任何经营性损失，其仍可按照协议约定进行毛竹经营作业，故不存在涉案林地被认定为公益林后使用权人遭受经济损失的情形，承包协议签订时，涉案林地就属于生态公益林是既定的事实，再审申请人也知晓，从双方签订的协议中约定的权利义务也可知晓，再审申请人未因生态公益林而遭受经济损失，故无权主张生态公益林的经济补偿款。（二）再审申请人既不是林农也非协议约定可以享受补偿款的合法承租人，故无权享受生态公益林的补偿款。关于再审申请人是否是林农的问题，已在本答辩意见第一条中进行详述，在此不再赘述。另根据《浙江省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管理办法》第五条第3项规定，依法签订了承包、租赁等流转合同(或协议)的公益林，在合同(或协议)有效期内.合同(或协议)中已明确约定补偿受益人的，补偿对象为合同(或协议)约定的受益人；合同(或协议)中没有明确约定补偿受益人的，合同双方应协商确定补偿对象及相应份额，并签订补充合同(或协议)。另外2019年9月23日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鄞州分局、宁波市鄞州区财产局联合发文(鄞自然资规发2019[57]号文件)附《宁波市鄞州区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管理办法》也进一步明确了承租人可享受补偿款的情形，与《浙江省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管理办法》规定是一致的。具体到本案，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在书面承包协议中未约定补偿受益人，也未另行签订书面补偿协议，故再审申请人主张该补偿款缺乏证据，依法不能成立。事实上，宁波市鄞州区从2004年就开始发放生态林补助资金，当时大概每亩几块钱，金额较小，而现如今补偿款增长到150元每亩，已远远超过承包款的金额，再审申请人看到有利可图，便以此为借口，多年来一直拖延、拒付承包款，并向被申请人无理索要补偿款，其行为明显违背法律规定，违反合约精神。（三）再审申请人一审要求被申请人给付补偿款的诉请系主张对象错误。生态公益林补偿款系由财政拨款支付，并非系被申请人支付，且被申请人也仅拿了涉案生态公益林补偿款的其中一小部分，并非再审申请人主张的数额。（四）二审判决生效后，被申请人向一审人民法院提起强制执行申请，再审申请人已将执行款汇付到一审法院，案件执行终结。被申请人认为，再审申请人已服判，并按生效判决书内容履行相关义务，整个案件已终结，且二审法院判决时间为2019年9月26日，再审申请人于2020年4月提出再审已过再审时效，依法应予以驳回。综上诉述，两级法院作出的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申请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申请。本院认为，从再审申请人李央权提出的再审申请理由看，本案主要涉及三方面的问题：一是被申请人天童林场是否应向再审申请人李央权收取承包款266400元；二是再审申请人是否有权获得森林生态效益补助管护资金；三是再审申请人是否有权要求返还资金占用费76332元。李央权认为天童林场不能收取承包费的主要依据是《浙江省森林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的规定。《浙江省森林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林区县人民政府应当维护林农利益，减轻林农负担。除国家规定的税收以及国家和省人民政府规定收取的费用外，不得向林农收取其他费用。上述规定中的林农应是指从集体经济组织获得承包经营权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李央权虽认为其系林农，但从其与天童林场2007年3月15日签订的《鄞州区天童林场毛竹山承包协议》看，其经营的林地是从天童林场向新洞山村承包的林场中承租了一部分林场，而非直接从集体经济组织中承包的,故其并非上述规定中所称的“林农”。李央权与天童林场签订的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均应按约履行，且天童林场已经履行了案涉林地交付的义务。故李央权应按双方签订的协议要求支付毛竹山承包款,无权要求被申请人返还已经支付的承包款。《浙江省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管理办法》规定，补偿性支出是指用于对因认定为公益林，禁止商业性采伐而造成公益林所有权人或使用权人收益损失的经济补偿。补偿对象分别为：……（4）依法签订了承包、租赁等流转合同（或协议）的公益林，在合同（或协议）有效期内，合同（或协议）中明确约定补偿受益人的，补偿对象为合同（或协议）约定的受益人；合同（或协议）中没有约定补偿受益人的，合同双方应协商确定补偿对象及相应份额并签订补充合同(或协议)。双方签订的承包协议中，对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的补偿受益人未作出约定，也没有就此签订过补充合同或协议，且从双方协议约定再审申请人仅限于毛竹经营作业，再审申请人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对保护生态公益林进行日常维护、养护、管理等证据，故再审申请人要求返还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缺乏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资金占用费76332元的问题。该资金占用费是指李央权要求返还的266400元承包款的利息。据上所述，李央权要求返还承包款缺乏依据，故其要求返还资金占用费76332元的主张也是不能成立的。综上，李央权的再审申请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再审事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李央权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马惟菁审判员  沈 妙审判员  王富新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七日书记员  吕圣姻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