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丽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7民终65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任明，男，1979年10月8日生，汉族，初中文化，云南省永胜县人，住云南省丽江市永胜县。诉讼委托代理人：余怀斌，云南新秀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永林，男，1986年4月10日生，汉族，小学文化，云南省永胜县人，住云南省丽江市永胜县。上诉人任明因与被上诉人杨永林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永胜县人民法院（2020）云0722民初4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20年9月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任明及其委托代理人余怀斌、被上诉人杨永林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任明的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云南省永胜人民法院（2020）云0722民初490号民事判决书；二、依法发回重审，或者改判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三、一审和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认定事实错误。2015年初，上诉人在三川镇板山河处设立废品收购点，并安装了过磅称，收购废品及给载货车过磅。同年3月份左右，四川省会东县人余传刚到三川、顺州等地收购魔芋。为了便于过磅，佘传刚要求出售魔芋的人到上诉人的废品收购点交货，由上诉人过磅后并出具“计量单”收据给出售人或驾驶人员及余传刚收执。2015年4月11日，被上诉人到上诉人处过磅一车魔芋交给余传刚，分别为3420公斤、1420公斤、1600公斤。上诉人在出具“计量单”给双方时，出于信任，双方要求将协商好的货款写在“计量单”的备注一栏里，因大家商量好待余传刚将魔芋运输到工厂后在支付货款，便委托上诉人在货款处代写“欠”字，用以说明该货款未支付。时隔五年之久，现被上诉人仅凭上诉人出具的“计量单”到法院起诉上诉人要求偿还货款，而一审法院将该“计量单”视为“债权凭证”,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买卖合同成立，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和理解适用法律错误。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对账确认函、债权确认书等函件、凭证没有记载债权人名称，买卖合同当事人一方以此证明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本条规定了买卖合同成立的证明问题。第1款规定了在没有书面合同的情况下，如何认定买卖合同的成立问题；第2款规定了无抬头的债权凭证对买卖合同成立的证明力。本条解释所列举的证据分为三类：第一类，交货凭证，如送货单、收货单。第二类，结算凭证，如结算单、发票。第三类，债权凭证，如对账确认函、债权确认书等函件、凭证。从对买卖合同成立的证明力上看，对账确认函、债权确认书等函件、凭证等债权凭证对买卖合同成立的证明力要大于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交货凭证和结算凭证。对主张合同成立的一方向法院提交的没有记载债权人名称的对账确认函、债权确认书等函件、凭证系孤证的，除债务人提出足以推翻该证据的相反证据外，人民法院可直接据此认定买卖合同成立。而在没有书面买卖合同的情况下，主张合同成立的一方向人民法院提交的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交货凭证和结算凭证系孤证的，人民法院不能直接据此认定买卖合同成立；如要认定买卖合同成立，人民法院还要综合分析双方提交的其他证据及其证明力大小。本案中，被上诉人仅提交了上诉人出具的“计量单”，又无其他相关证据予以佐证，依法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不能直接认定买卖合同成立。另外，请二审法院注意，被上诉人提交的是“计量单”，只能证明货物的数量，而不是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交货凭证和结算凭证，不能证明上诉人收到被上诉人的货物，更不能证明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成立。一审判决模糊了“计量单”与“交货凭证”“结算凭证”“债权凭证”之间的概念及其证明力，将“计量单”视为“债权凭证”，属于理解适用法律错误，从而导致认定事实错误。2、在一审过程中，上诉人向法院提交了一份2020年2月27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妻子万加芹的视听资料（电话录音），被上诉人的质证意见为“经质证，原告对该通话录音的真实性予以认可，系原告妻子万加芹与被告之间的通话内容，但表示被告与余传刚是合伙做生意的，被告担保了这钱由他支付，所以被告才在过磅单上写了‘欠’字”。在庭审中，被上诉人自认了涉案魔芋卖给余传刚，上诉人只是担保人，从而有力的证明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没有涉案魔芋的买卖事实。3、2015年4月11日，余传刚同样向上诉人赊购了135800元的魔芋，在过磅记录的“计量单”上同样由被告在备注栏里书写“欠135800元”，用以证明余传刚的货款未支付。当天，上诉人出售给佘传刚魔芋的单价为每公斤7元，被上诉人出售给余传刚的单价同样也是7元，中间没有差价，从而也佐证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当天的魔芋均是出售给余传刚是事实。4在一审庭审中，上诉人曾向法院提交一本《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活期存折交易明细清单》（该证据法庭没有予以质证），欲证明2018年、2019年、2020年三年里，被上诉人出售给上诉人近一百万元货款的魔芋给上诉人，上诉人均是及时结清货款，从未欠被上诉人货款。这一事实也佐证涉案的魔芋不是上诉人赊购的。否则，这不符合常理！先前时隔五年涉案的几万元货款不支付，事后的近一百万元的货款又能及时支付，这是什么逻辑？二、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被上诉人主张自2015年4月11日起要求上诉人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从而佐证上诉人需于2015年4月11日之前向支付货款，其诉讼时效依法从2015年4月11日起算，至今长达五年的时间里，被上诉人无证据证明其向上诉人主张货款，已超过诉讼时效。三、原审审判程序违法。1、本案属于公开审理的案件，但实际上进行不公开开庭审理。上诉人的妻子要求旁听，不仅不允许，还将其赶到法庭大门口之外。2、庭审记录内容与判决书的部分内容不一致，判决书随意篡改、添加原告的意见。如上诉人向法院提交的电话录音，证明目的为被上诉人没有出售给上诉人涉案魔芋，但判决书认定为“欲证明由被告进行担保后，原告将魔芋赊购给余传刚”。3、在一审庭审中，上诉人曾向法院提交一本《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活期存折交易明细清单》，但该证据法庭没有予以质证，也没有释明，剥夺了上诉人的举证权。现只能作为新的证据向二审法院提交。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审判程序违法，为此，上诉人特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向丽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希冀得到公正之裁判。庭审中，上诉人任明当庭就上诉的事实和理由作出如下补充：一、交货凭证，我们认为主张不成立。请二审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诉讼时效的问题，上诉人认为早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一审三原告诉讼时效的起算点从2015年4月11日，2015年4月1日起算，诉讼时效已经超过，依法应当驳回。二、从法律规定看，一审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62条是错误的，买卖合同关系和借款合同关系是不同的，双方没有约定付款时效，没有约定履行时效，所以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62条是错误的。一审三原告也没有提交新证据证明诉讼时效的中断，请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被上诉人杨永林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虽未签订书面形式的买卖合同，但依据相关法律规定，依照日常交易习惯判断，该计量单可以作为双方交易及债务凭证，双方的买卖关系成立，被答辩人应在已货款的事实上，再行支付剩余货款14640元”，该认定与本案的实际情况相符，不存在认定事实不清，理解或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2015年4月11日答辩人出售给被答辩人魔芋共计6440公斤，扣除质量较差的40公斤货款后，被答辩人应当支付给答辩人的货款金额为44640元。交货当天被答辩人以资金周转困难为由，要求答辩人对该批魔芋进行赊购，处于前期交易往来的信任，答辩人同意了被答辩人的请求。为此，被答辩人出具计量单给答辩人时就在计量单货款处注明了“欠”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之规定，被答辩人出具给答辩人的计量单是完全可以作为魔芋买卖业务的结算凭证的。因计量单上明确记载了答辩人的姓名、运输魔芋的车号、魔芋重量、货款金额，此外还有被答辩人的签名，并且被答辩人自认计量单上的内容均为本人亲笔填写。如双方没有买卖关系存在，被答辩人完全可以拒绝出具计量单给答辩人或是直接让当时在场的余传刚来签字确认。而答辩人之所以要出具计量单给答辩人是因为答辩人与被答辩人才是该批魔芋的买卖双方当事人。若被答辩人不是该批魔芋的买受人，仅为答辩人与余传刚提供过磅服务，则不会在备注栏写明货款金额、标注“欠”字、签名确认等行为，事后也不会在答辩人催要的情况下支付30000元的货款。再加上被答辩人收购魔芋及经常与答辩人有魔芋交易往来的事实，并且在以往的交易中，如被答辩人能在双方交货当天钱货两清就只出具一份计量单，如需要赊购就会在计量单上写上“欠”字。结合以上事实，可清楚证实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答辩人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被答辩人应支付答辩人剩余货款14640元，对此二审法院应当予以维持。二、被答辩人上诉称“本人是为答辩人和余传刚提供过磅服务的，魔芋是卖给余传刚的，本人出具的计量单不应作为结算凭证和债权凭证，货款不应当由本人来支付，本案已过诉讼时效，庭审程序违法”等辩解均无事实依据，二审法院不应当采纳。1、如被答辩人只为答辩人和余传刚提供过磅服务，双方没有买卖魔芋的交易行为存在，那么被答辩人为何要出具计量单据给答辩人，并在计量单上对记载的内容进行签字确认。交货当天余传刚是在现场的，余传刚真是买受人为何被答辩人不让余传刚在计量单上进行签字确认，为何被答辩人非要将自己的姓名写上并在货款处写上“欠”字，被答辩人作为一个生意人难道最基本的常识都没有吗？再说余传刚有手、有脚、有大脑思维，需要委托被答辩人写字、签名吗？此外，被答辩人可以申请余传刚出庭作证或申请追加余传刚为本案被告或第三人作为诉讼参与人参加诉讼的，由此来证明谁是真正的买受人，但答辩人都没有实行以上诉讼权利，只是一再地口述或书面陈述自己不是该批魔芋的买受人，其行为分明就是狡辩，掩盖事实真相。2、至于被答辩人所述的计量单只能证明货物的数量，不能作为结算或债权凭证的问题。一审法院已经在判决书中阐述得很清楚，是被答辩人断章取义，没有理解相关法律条款的真正含义。被答辩人出具给答辩人的单据虽交“计量单”，但该计量单上除了记载这数量之外，还记载着答辩人与被答辩人的姓名、运输车号、重量、货款金额。如被答辩人没有收到答辩人交付的魔芋，被答辩人会出具计量单给答辩人吗？计量单上的内容又是如何得来的，事后还会支付30000元的货款给答辩人吗？3、关于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的问题。一审法院阐述得很清楚，因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未对货款的支付时间作出约定，双方也没有签订补充协议，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被答辩人是可以随时要求履行的。此外，在欠款期间答辩人也曾多次电话催要，每催要一次诉讼时效就中断一次，正是因为被答辩人一再推脱，无奈之下答辩人才会向法院起诉的，故本案未过诉讼时效。4、因疫情防控期间，为了自身及他人安全，各地法院都在限制旁听人数，一审法院不让被答辩人妻子旁听并不违法。被答辩人提交的通话录音仅能证明答辩人将魔芋赊给余传刚。庭审记录与判决内容不一致，是因为被答辩人在庭审当时就没有向法庭表述清楚，其责任不在于法院。被答辩人提交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与本案无关联，法庭不组织质证是正确的。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审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被答辩人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答辩人恳请二审法院维持原判，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以维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原审原告杨永林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货款14640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年利率4.75％支付自2015年4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货款之日止的逾期付款违约金。二、案件受理费由被告负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5年初，被告在三川镇板山河设立废品收购站，收购废品、魔芋，并提供过磅服务，原告与被告之间经常有魔芋生意往来。2015年4月11日，原告将三车共6440公斤（1420公斤、1600公斤、3420公斤）魔芋种运至被告废品收购站处过磅后，被告向原告出具三张计量单（单号分别为：0007699、0007700、0007741），计量单上载明了原告姓名、车号、重量、货款（金额分别为9770元、11000元、23870元），被告在计量单上签名，并在货款处备注“欠”。期间，被告向原告支付了货款30000元。现原告以被告未支付剩余货款为由，诉至一审法院，要求被告支付货款14640元。一审法院认为，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本案中，原、被告之间未签订书面形式的买卖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原告主张与被告之间发生了诉争的魔芋种买卖往来业务，提供了记载魔芋种运输车号、重量、货款的计量单为结算凭证的交易习惯的证据，被告亦认可计量单上的内容均为其本人填写，依照日常交易习惯判断，该计量单可以作为当事人交易及债务凭证。被告辩称魔芋种的买受人是余传刚，其仅为原告和余传刚提供过磅服务，为余传刚在计量单上备注货款金额并标注“欠”字，目的是证明货款未支付。一审法院认为，被告既已在债权凭据上签字，即表明对双方买卖行为的确认。按交易习惯，合同总价、重量均是《计量单》作为债权凭据的一般要素，除买受人签名之外，买受人会在《计量单》上填写相关要素，明确数量、金额。若被告不是买受人，仅为原告与余传刚的交易提供过磅服务，则不会在备注栏写明货款金额并标注“欠”，事后亦不会向原告支付30000元货款。结合被告收购魔芋及被告与原告经常有魔芋生意往来的事实，应当认定被告是案涉魔芋种的买受人。原告作为货物所有人将魔芋种运至被告收购站处，经过磅并由被告在计量单上签字确认，原告履行了买卖合同作为出卖人的交付义务，被告应当按计量单标明的金额向出卖人即原告支付货款。因原、被告均认可被告已支付30000元货款的事实，故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剩余货款14640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被告提出原告出售魔芋种至今相隔五年，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的主张，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之间未对货款支付时间做出约定，双方亦未达成补充协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债权人可以随时要求履行，故被告的该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现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自2015年4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年利率4.75％计算的逾期付款违约金，因双方未对违约金作出约定，故一审法院对原告的该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限被告任明在本判决生效后15日内支付原告杨永林货款人民币14640元。二、驳回原告杨永林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66.00元，减半收取83.00元，由被告任明负担。原审原告及原审被告提交的证据材料已随案移送至本院审查。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任明向本院提交了一份《交易记录》，拟证明：任明在收购杨永林的魔芋过程中，每次都是按时付清，从2018年至2020年收购过程可以证明，这三年中共有一百多万元的交易记录，从未拖欠过，这一事实足以证明涉案的魔芋不是上诉人赊购的，否则这不符合常理。先前时隔五年涉案的几万元货款不支付，事后的近一百万元货款又能及时支付，这不符合逻辑。被上诉人杨永林质证称：证据是真实的，后面都是现金交易的。对上诉人任明提交的《交易记录》，因被上诉人杨永林质证无异议，故本院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予以采信，对其的关联性及证明能力将综合全案进行评判。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案件事实一致，一审判决对证据的认证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被上诉人杨永林与上诉人任明之间的买卖合同法律关系是否成立以及上诉人任明是否应当向被上诉人杨永林支付货款。关于被上诉人杨永林与上诉人任明之间的买卖合同法律关系是否成立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本案中，被上诉人杨永林与上诉人任明之间未签订有书面的买卖合同，被上诉人杨永林主张与上诉人任明之间发生了魔芋种买卖往来业务，并提供了记载魔芋种重量、货款的计量单为结算凭证的证据予以佐证，计量单的抬头“三川镇废旧厂”为上诉人任明所设立，且计量单上的内容均为上诉人任明本人所填写，综合考虑被上诉人杨永林与上诉人任明之间的交易方式及交易习惯，该计量单可以作为双方之间交易往来的债务凭证。上诉人任明既已在债权凭据上签字，即表明对双方买卖行为的确认，故上诉人任明与被上诉人杨永林之间的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已成立并生效。关于上诉人任明是否应当向被上诉人杨永林支付货款问题。上诉人任明称其仅为被上诉人杨永林与案外人余传刚之间的交易提供过磅服务，系受案外人余传刚的委托在计量单上备注货款金额并标注“欠”字。本院认为，被告向原告出具三张计量单（单号分别为：0007699、0007700、0007741），计量单上载明了原告姓名、车号、重量、货款（金额分别为9770元、11000元、23870元），具备了作为债权凭据的一般要素，上诉人任明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在事前对其行为将会产生的法律后果有着充分的预见，故其在《计量单》上书写“欠”字样，即表示其已对欠付被上诉人杨永林的货款予以确认，且上诉人任明认可其已向被上诉人杨永林支付货款30000元的事实。上诉人任明同时主张本案的诉讼时效已过，本院认为，上诉人任明向被上诉人杨永林收购魔芋种，双方并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现亦无证据证明双方已对合同的履行期限进行了约定，因此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应属未定履行期限的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之规定，本案的诉讼时效应当从被上诉人杨永林向上诉人任明主张权利时起算。综上所述，上诉人任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6元，由上诉人任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薛淑华审判员  马 昕审判员  王康元二〇二〇年九月十日法官助理王钦书记员谌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