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皖01行终44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文兰，女，汉族，1969年8月15日出生，住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 委托代理人罗亚民，安徽王良其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赵府，安徽王良其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长江中路333号。 法定代表人徐建，厅长。 委托代理人夏则元，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韩瑞新，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杭州北××段，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栖霞岭路60-9号。 法定代表人李翻有，段长。 委托代理人许一云，安徽睿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孟令凤，安徽睿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文兰因诉被上诉人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以下简称省人社厅）退休审批决定一案，不服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2020）皖0103行初5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杭州北××段是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的下属单位。刘文兰出生于1969年8月，其自2010年12月30日起在杭州北××段合肥运用车间任计工员，为工人身份，曾于2015年8月17日至8月21日参加其单位与浙江大学联合举办的杭州北××段管理人员综合素养提升培训班（第三期）学习。上海铁路局文件《关于公布的通知》（上铁劳卫发〔2006〕277号）第二条第3项规定：“车间行政管理岗位职名，除车间主任、副主任外，可使用计工员、核算员、事务员、安全员等。”上海铁路局文件《关于公布的通知》（上铁劳卫发〔2011〕367号）第十六条规定：“站段行政管理人员编制数包括站段行政领导，内设行政机构和车间的全部行政管理人员。站段根据路局的规定，在编制总数内，确定内设行政机构和车间行政管理人员编制，报路局备案。”上海铁路局文件《关于调整运输站段行政机构编制的通知》（上铁劳卫发〔2012〕603号）第一条规定：“行政管理人员编制数是按站段生产类型、管理规模、生产人员定员等分系统分别确定，包括站段行政领导、行政职能管理机构和车间的全部行政管理人员（含车间从事管理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该文件第三条规定：“┄┄每车间在行政管理人员编制数内设置1-3名从事管理的工程技术人员。┄┄”该文件第五条规定：“各站段要根据路局文件要求，按照精简、高效原则，在路局控制数内制定先进合理的机构编制设置方案，2013年1月底前报路局（劳卫处）审批同意后实施。┄┄”根据上述文件规定，杭州北××段于2016年11月11日印发《杭州北××段关于调整部分行政内设机构定员和职责范围的通知》（杭北辆劳〔2016〕252号），该文件的附件2《杭州北××段行政机构编制》中，刘文兰所在的合肥运用车间行政管理人员定员6名，即：主任1名、副主任3名、工程师1名和助理工程师1名。该文件已抄送上海铁路局劳卫处、人事处、车辆处、段党委、纪委、工会、团委，存档。本案庭审时，刘文兰提供了其从杭州北××段内网下载并打印的杭北辆劳〔2016〕252号文件，此文件的附件2《杭州北××段行政机构编制》与前述附件2的内容在文字表述上存在差异，其中合肥运用车间行政管理人员定员6名，即：主任1名、副主任3名、工程技术人员2名。此文件抄送的机构为：“段党委、纪委、工会、团委，存档。”对该2份文件的差异，杭州北××段的解释为：杭北辆劳〔2016〕252号文有2个行政机构编制文件，分别是具体管理岗位编制文件和专业技术职务编制文件（刘文兰所提供），二者在机构名称、数量、岗位编制数和编制总数是一致的，但2个文件均未将计工员纳入管理岗位编制。2019年6月，合肥铁路办事处向省人社厅报送《关于张运金等780位同志退休的函》（合办函〔2019〕22号），认为刘文兰等780位同志已达到退休年龄，故为其申请办理退休手续。合肥铁路办事处报送的拟退休人员花名册记载：刘文兰，女，1969年8月出生，原个人身份：“工人”，现岗位：“工人”。合肥铁路办事处同时报送的还有《杭州北××段关于调整部分行政内设机构定员和职责范围的通知》（杭北辆劳〔2016〕252号）、《关于对2019年拟退休职工信息确认的通知》、《职工退休信息通知确认单》（无刘文兰的签字确认）。因刘文兰对本次退休预审有异议，要求按管理岗位退休年限办理退休，其所在的合肥运用车间将刘文兰的异议录入《杭北（安徽统筹）2019年拟退休预审后有异议汇总反馈表》，并反馈至省人社厅。省人社厅认为刘文兰对其异议未报送相关纸质原始证明，故于2019年7月23日作出皖人社函〔2019〕330号《关于同意张运金等780位同志退休的函》，其根据国发〔1978〕104号、皖政〔2006〕59号等文件规定，认为刘文兰等780位同志符合退休条件，同意按审定的时间退休。 原审法院认为，省人社厅作为对统筹机关企事业单位人员负有管理职责的行政部门，依法享有对参加企业基本养老保险人员退休审批的行政职权。省人社厅对参保人员退休条件进行审查，其中包括对参保人员退休前工作岗位的审查，而工作岗位的设置、划分及其变更由企业自主决定，企业报省人社厅备案的职工工作岗位设置划分是审查企业职工退休条件认定的依据。根据上海铁路局文件上铁劳卫发〔2011〕367号、〔2012〕603号的相关规定，上海铁路局运输站段行政管理人员编制的设置，由各站段根据上海铁路局的规定，按照其生产类型、管理规模、生产人员定员等在编制总数内分别确定后报上海铁路局备案，其中车间的行政管理人员除主任、副主任外，还应包括1-3名从事管理的工程技术人员。鉴于运输站段车间行政管理人员编制并非根据车间行政管理岗位的职名确定，且杭州北××段制定并报上海铁路局备案的行政管理人员编制中，并未将计工员纳入管理岗位编制，杭州北××段内网所载杭北辆劳〔2016〕252号文件附件2《杭州北××段行政机构编制》也未将计工员纳入管理岗位编制，故刘文兰以其系车间计工员而认为其在管理岗位工作的主张不能成立。合肥铁路办事处以刘文兰退休前所在岗位为工人岗位为其申报退休，属于企业自主权限范畴，省人社厅作为退休审批机关，不宜对企业根据其岗位划分标准所确定的职工岗位类别进行干预。省人社厅同意刘文兰50岁退休，符合国发〔1978〕104号等行政法律、规章的规定。关于本案所涉行政行为的程序问题，刘文兰认为省人社厅未按照《安徽省参加企业基本养老保险人员退休审批管理规定》（劳社〔2018〕45号）规定的预审、复核、公示、集体研究、批复的程序进行审批,程序违法，而上述程序并非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所依据的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所规定的程序，故即使省人社厅未履行上述程序，也不构成程序违法，刘文兰关于省人社厅在批准其退休时违反法定程序的主张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刘文兰的诉讼请求。 刘文兰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 上诉人上诉的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对案件主要事实认定错误。1.一审法院对上诉人所在岗位属于管理岗位的事实未予认定；上诉人一审时提供了诸多证据均能证明上诉人在第三人处从事岗位为管理岗位的事实，且第三人在与上诉人民事诉讼以及本行政诉讼一审中均始终坚称“铁路系统是半军事化管理的系统”，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亦能证明上海铁路局其他车辆段将上诉人所在岗位“计工员”作为管理岗位的事实，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证明第三人设置的工人岗位中没有“计工员”岗位。2.一审法院对第三人杭州北××段报送虚假文件（杭北辆劳（2016）252号文）至被上诉人处的事实未予认定；被上诉人对第三人报送至其处的虚假文件未加辨别、直接适用，且一审中上诉人、被上诉人以及第三人对该问题充分进行了说明，但一审法院仍对该事实未加认定。第三人处存在“一号两文”的情况，且该发文并非后续发文对之前发文的修改，第三人称“一号两文是因为两份文件用途不同”，该说法既不符合文件管理规定也不符合常理。一审法院判决依据的证据虚假，一审法院对第三人该明显违法的事实进行了回避。 二、一审法院对案件法律适用错误。一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发文并在安徽省全境内适用多年的《安徽省参加企业基本养老保险人员退休审批管理规定》（劳社（2008)45号）中规定的程序不属于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所依据的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所依据的程序，认为即使被上诉人未履行上述程序，也不构成程序违法。一审法院的说法完全不符合法理。被上诉人发文并在安徽省全境内适用多年的《安徽省参加企业基本养老保险人员退休审批管理规定》（劳社（2008)45号）在法律效力上属于规范性文件。法理上，作为地方政府组成部门的安徽省人社厅发文并执行数年的规范性文件如何能自行违反，长此以往，该部门的公信还能所剩几何？事实上，该规范性文件每年涉及以万为单位的参加企业基本养老保险人员退休事宜，适用范围、牵连人群如此之广，又能如何以一审法院一句“即使未履行上述程序，也不构成程序违法”作为对参保多年“被退休”人员权利保障的侵权。一审法院的判决无疑是鼓励被上诉人可以公开违反本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以及对社会的公开承诺，与《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法律规定相违背。行政机关作出一个合法有效的具体行政行为，不仅内容要合法，程序也要合法。被上诉人在审批职工退休具体行政行为上是否遵守《安徽省参加企业基本养老保险人员退休审批管理规定》（劳社（2008)45号）,涉及该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有效的基础，被上诉人不遵守本机关作出的程序规定，具体行政行为就不合法，不合法的行政行为人民法院理应撤销，而不是支持。被上诉人在对上诉人退休审批时，对上诉人提出的异议，没有按45号文件的程序规定开会研究回应而是置之不理，剥夺了上诉人的行政参与权。 三、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行政行为内容与程序均合法。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行政行为合法，相反，证明其没有按照45号文的要求，对其审批上诉人退休的行政行为没有进行公示，对上诉人的异议也没有进行处理，没有审查上诉人退休前的岗位，工作没有遵守程序认定事实错误。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中没有证据证明其履行了审查上诉人退休前工作岗位的证据。 四、判决书第二页第九行国发【1978】104号、皖政【2006】59号文批准对上诉人退休，我们认为审批依据的文件是错误的，上述两个文件均是对工人岗位的退休和工人身份的退休进行的规定，被告没有根据自己制定的【2008】45号文进行审批，没有遵守此文件的所有程序，具体行政行为本身是违法的。单位杭州北车段人事令能够证明上诉人计工员就是管理岗，这个文是2011发的，上诉人是接任郑志国任计工员，在此之前郑志国也是计工员，也是管理岗。计工员和安全员虽然在杭州北车段站干部编制上没有这两个岗位，但是根据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证明杭州北生产岗即工人岗根据这个编制，我们提供的证据也没有计工员和工人岗这两个岗位，工人岗没有编制那么就是管理岗，计工员是管理岗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计工员从事的内容是管理内容，包括考勤统计、社保统计、公积金管理，工作内容来看都是管理岗，不是工人性质。杭州北车段伪造退休材料，将上诉人作为工人岗位报退休，提供了【2016】252号文，这个文件是一个号两个文件内容，内容有差异，杭州北车段为了掩盖其随意设立岗位的行为，其提供的材料里有档案管理岗位，在人社厅备案的252号文里面没有档案管理岗位，杭州北车段的领导以权谋私，随意设置岗位，侵害原管理岗位的工作权益，在市中院民事诉讼中其提供虚假证据责任需要追究，他解释是用于岗位编制，一个用于技术评定，是明显说谎，不符合单位行文规定，也不符合常理。人社厅对上诉人没有按照45号文的规定进行处理，对45号文有异议的，人社厅应当开会研究，但是一审中人社厅没有提供相关的证据证明对上诉人的异议进行开会研究，也没有会议记录。上诉人没有交退休的确认材料，是单位在造假。人社厅在审批上诉人退休的具体行政行为中没有遵守【2008】45号文的规定，程序是违法的，一审法院认为规章不属于法院审理的对象，我们认为是偷梁换柱，不遵守自己制定的规范性文件行政行为不合法，不合法的行为应当是人民法院确认的对象。人社厅根据【2008】45号文对职工的退休审批应当是进行实质审查，而不是形式审查，人社厅以企业申报岗位属于企业自主权的范畴，判决书中说不宜进行干预，不干预不代表不审查，45号文规定就是要按照程序进行审查，在一审中被上诉人没有提供其审查的依据，不能证明其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被上诉人在审批上诉人退休的具体行政行为中对第三人报送的材料没有实质审查，没有遵守45号文规定的程序，具体行为违法。综上，请求：1.撤销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皖0103行初5号判决书；2.撤销被上诉人审批上诉人退休的具体行政行为；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省人社厅答辩称，一、一审法院作出判决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审法院认为，省人社厅作为对统筹机关企事业单位人员负有管理职责的行政部门，依法享有对参加企业基本养老保险人员退休审批的行政职权。省人社厅对参保人员退休条件进行审查，其中包括对参保人员退休前工作岗位的审查，而工作岗位的设置、划分及其变更由企业自主决定，企业报省人社厅备案的职工工作岗位设置划分是审查企业职工退休条件认定的依据。刘文兰所在单位以刘文兰退休前所在岗位为工人岗位为其申报退休，属于企业自主权限范畴，省人社厅作为退休审批机关，不宜对企业根据其岗位划分标准所确定的职工岗位类别进行干预。省人社厅同意刘文兰50岁退休，符合国发〔104〕号等行政法律、规章的规定。二、省人社厅批准刘文兰退休的具体行政行为符合规定。2019年6月，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合肥铁路办事处向省人社厅报送《关于张运金等780位同志退休的函》（合办函〔2019〕22号），为刘文兰等780位同志申办退休手续，其中花名册中记载：刘文兰，女，1969年8月出生，原个人身份为“工人”，现岗位为“工人”。经审查刘文兰的人事档案，核对相关材料，结合《杭州北××段关于调整部分行政内设机构定员和职责范围的通知》（杭北辆劳〔2016〕252号），可以认定刘文兰的现岗位为工人岗位。依据《国务院关于颁发〈国务院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暂行办法〉和的通知》（国发〔1978〕104号）关于男年满60周岁、女工人年满50周岁、女干部年满55周岁退休的规定，原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劳部发〔1995〕309号）第75条“用人单位全部职工实行劳动合同制度后，职工在用人单位内由转制前的原工人岗位转为原干部（技术）岗位或由原干部（技术）岗位转为原工人岗位，其退休年龄和条件，按现岗位国家规定执行”，以及原安徽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的通知》（劳社〔2008〕45号）第八条（一）“女工人年满50周岁，本人自愿申请并经单位同意，可以延期退休，延期退休时间以周岁计算，延期不超过55周岁”和第八条（五）：“女职工在管理岗位工作的，退休年龄为55周岁，在工人岗位工作的，退休年龄为50周岁”之规定，省人社厅于2019年7月23日作出《关于同意张运金等780位同志退休的函》（皖人社函〔2019〕330号），同意刘文兰于2019年8月退休，并从退休次月起发放基本养老金。三、企业职工岗位设置由用人单位自主决定。根据《国务院关于颁发〈国务院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暂行办法〉和的通知》（国发〔1978〕104号）及相关规定，企业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是：男年满60周岁，女工人年满50周岁，女干部年满55周岁；原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人事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深化国有企业内部人事、劳动、分配制度改革的意见》（国经贸企改〔2001〕230号）规定，打破“干部”和“工人”的界限，变身份管理为岗位管理。原安徽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的通知》（劳社〔2008〕45号）第八条（五）“企业中管理岗位、工人岗位设置、划分及其变更由企业自主决定”之规定，企业职工的管理岗位和工人岗位由用人单位自主决定。由于各行业、不同企业之间生产经营特点不一，用工需求也不一样，企业根据自身状况对本企业岗位进行设置、调整和变更等管理，是企业的自主权。本案中，省人社厅结合用人单位的申报材料和岗位设置情况，经过审查后按照政策规定作出的退休审批决定，符合规定。综上，一审人民法院作出的行政判决，答辩人省人社厅作出同意刘文兰退休的具体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予以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审第三人杭州北××段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依法予以维持。一、省人社厅作出同意刘文兰退休的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2019年6月，合肥铁路办事处根据职工个人情况，向省人社厅报送《关于张运金等780位同志退休的函》（合办函【2019】22号），为刘文兰等人申办退休手续。根据刘文兰人事档案显示，其原个人身份系工人，现岗位也是工人，同时根据《杭州北××段关于调整部分行政内设机构定员和职责范围的通知》（杭北辆劳【2016】252号文），可以明确刘文兰现岗位系工人岗位。据此，省人社厅依据《国务院关于颁发和的通知》（国发［1978］104号）关于男年满60周岁、女工人年满50周岁、女干部年满55周岁退休的规定，原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劳部发［1995］309号）第75条“用人单位全部职工实行劳动合同制度后，职工在用人单位内由转制前的原工人岗位转为原干部（技术）岗位或由原干部（技术）岗位转为原工人岗位，其退休年龄和条件，按现岗位国家规定执行”，以及原安徽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的通知》（劳社［2008］45号）第八条（一）“女工人年满50周岁，本人自愿申请并经单位同意，可以延期退休，延期退休时间以周岁计算，延期不超过55周岁”和第八条（五）“女职工在管理岗位工作的，退休年龄为55周岁，在工人岗位工作的，退休年龄为50周岁”之规定，于2019年7月23日作出刘文兰退休审批的行政行为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另外，上诉人认为省人社厅未按照《安徽省参加企业基本养老保险人员退休审批管理规定》规定的预审、复核、公示等程序，以致行政行为程序违法的辩称，亦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其一，上诉人并没有举证证明省人社厅未履行上述程序；其二，省人社厅规定的上述程序属于内部工作流程或规则，有别于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内部工作流程或规则是否履行并不影响行政相对人的权益。因此，一审法院作出“不构成程序违法”的认定，并无不当。二、事实上，刘文兰确系工人身份，工作岗位也不是管理岗位，不符合55周岁退休的条件。刘文兰1969年8月出生，1985年顶替入职，2010年12月30日起任合肥运用车间计工员（工人）。其入职时身份即为工人身份。根据《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的规定，以及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上海局集团）于2006年11月颁布《关于明确安徽省境内局内各单位职工退休年龄的通知》“在铁道部没有新规定前，铁路系统有关职工退休年龄的标准仍按国发【1978】104号文件《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执行”的规定，工人身份的女职工，满50周岁退休。刘文兰认为其任职岗位为管理岗，应按照安徽省《关于印发〈安徽省参加企业基本养老保险人员退休审批管理规定〉的通知》（下称《通知》）第八条的规定，执行55周岁退休的意见和观点，答辩人认为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其一，众所周知，铁路系统自成一体，号称“半军事化”管理，上海局集团下属各站段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相关事务尤其是招聘和解聘人员均由上海局集团统一管理和安排，故有关职工退休事宜应执行上海局集团的统一规定；其二，根据上海局集团的规定，除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生外，其他职工要取得干部身份，需要经过上级组织人事部门同意审批，签发聘用制干部审批表。而刘文兰并非全日制本科毕业大学生，也不持有聘用制干部审批表，因此其系工人身份；其三，《通知》规定“企业中管理岗位、工人岗位的设置、划分及其变更由企业自主决定”，结合答辩人《杭州北××段关于调整部分行政内设机构定员和职责范围的通知》（杭北辆劳【2016】252号）规定，合肥运用车间管理岗位仅设置三类“主任、副主任、工程技术人员”，不包括“计工员”岗位，故刘文兰称其任职岗位是管理岗，与事实相违，因而其亦不满足适用“管理岗55周岁退休”的规定。刘文兰抗辩认为252号文件存在一号二文的情形，故此认为该文件系虚假文件，理据不足：其一，252号文的内容是经过段党政联席会议讨论通过，制定程序规范，内容上也没有违反法律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其二，252号文的两个文件分别是专业技术职务编制文件和具体管理岗位编制文件，二者在机构名称和数量、岗位编制数和编制总数方面是一致的，并不存在虚假或相悖的情形；其三，两个文件均未将“计工员”纳入管理岗位编制。另外，答辩人提供的关于刘亚芳、万莲菊退休的通知，能够明确反映刘亚芳、万莲菊与刘文兰是同一岗位“计工员”，均是50周岁办理退休，侧面说明省人社厅为刘文兰办理退休审批并无不当。综上，一审法院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刘文兰上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恳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刘文兰上诉，维持一审裁判。 刘文兰向一审法院提交以下证据：1.原、被告身份信息，证明原、被告主体资格适格。2.《铁路职工工作证》、《浙江大学继续教育结业证书》、《上海铁路局杭州北××段通知》、《运输站段机构编制管理规定摘编》、《关于举办第二、三期管理人员培训班的通知》、《浙江大学•杭州北××段管理人员综合素养提升班三期合影留念》照片，证明原告所在计工员岗位为管理岗位。3.《关于举办第一期段一般管理人员培训班的通知》、《上海铁路局杭州北××段通知》2份，证明原告所在计工员岗位属于管理岗位;杭州北××段给两名管理岗位的女职工延迟至55周岁退休的事实。4.上海铁路局南京东车辆段文件（南东辆劳发〔2010〕3号）、上海铁路局杭州北××段文件（杭北辆劳发〔2012〕85号），证明上海铁路局其他车辆段将“计工员”岗位定为管理岗位；上海铁路局杭州北××段未将“计工员”岗位定为生产人员（非管理岗位）的事实。5.《安徽省参加企业基本养老保险人员退休审批管理规定》（劳社〔2008〕45号），证明女职工在管理岗位工作的,退休年龄为55周岁,被告未按该规定审批原告退休,行政行为程序及内容违法。6.《关于同意张运金等780位同志退休的函》（皖人社函〔2019〕330号），证明被告违反规定,未审查原告用人单位报送的虚假材料,违法审批原告退休。7.《劳动合同补充协议》，证明原告与被告具有劳动关系。8.《安徽省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不予受理通知书》，证明安徽省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不予受理原告的仲裁请求。9.《民事裁定书》2份，证明原告的诉求不属于民事诉讼受案范围。10.杭州北××段文件（杭北辆劳〔2016〕252号）、光盘，证明第三人在人社部门备案的杭北辆劳〔2016〕252号文件与其内网现有的同文号文件内容明显不符，第三人随意篡改文件，随意变动职工的工作岗位，且在民事诉讼中向法院提交虚假证据，而被告在审查第三人申报的原告退休材料时未尽审查义务，在审查原告工作岗位时认定事实错误。11.《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谈话笔录》，证明第三人在与原告的民事诉讼中伪造证据，提交给法院的文件内容系伪造，并谎称一个文件用于评定职称，另一个文件用于岗位编制，违背常理。12.上海铁路局集团公司劳动和卫生部网站制度栏图片、上海铁路局文件（上铁劳卫发〔2006〕277号），证明上海铁路局集团公司岗位编制文件明确规定“计工员”岗位是管理岗位。13.《杭北（安徽统筹）2019年拟退休预审后有异议汇总反馈表》，证明合肥运用车间证实原告为管理岗位及原告曾对其退休时间提出过异议；被告对于原告的异议没有进行集体研究，被告审批原告退休的行政行为程序违法。 省人社厅向一审法院提交以下证据：1.《关于同意张运金等780位同志退休的函》（皖人社函〔2019〕330号）；2.《关于张运金等780位同志退休的函》（合办函〔2019〕22号）；3.《杭州北××段关于调整部分行政内设机构定员和职责范围的通知》（杭北辆劳〔2016〕252号）；4.《关于对2019年拟退休职工信息确认的通知》。以上证据证明省人社厅已经依法依规履行职责。 上述证据均已随案移送。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相同，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省人社厅针对刘文兰作出的退休审批决定这一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是否清楚，适用法律是否正确，审批程序是否合法。 争议焦点一，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是否清楚，也即如何确定刘文兰的岗位性质。根据《关于印发的通知》第八条第五项之规定，退休前工作岗位审查：女职工在管理岗位工作的，退休年龄为55周岁，在工人岗位工作的，退休年龄为50周岁，企业中管理岗位、工人岗位设置、划分及其变更由企业自主决定，岗位目录和变更情况报主管该企业养老保险事务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备查。职工岗位确立或变动的，用人单位应在劳动合同中注明。第九条规定，工作人员审查参保人员退休条件和核算待遇，必须依据人事档案原始记载和缴费记录进行，并针对职工出生日期、参加工作时间、工作年限、工作岗位等依照档案原始记载做好书面审查记录并留存备查。刘文兰的岗位性质是由其所在企业进行决定的。省人社厅应当依据职工的人事档案原始记载和缴费记录进行认定，经审查刘文兰的人事档案、《关于张运金等780位同志退休的函》（合办函〔2019〕22号）等材料，结合《杭州北××段关于调整部分行政内设机构定员和职责范围的通知》，可以认定刘文兰的现岗位为工人岗位。刘文兰所提交的证据材料并不能证明其身份为管理岗位。 争议焦点二，行政行为的程序是否合法。《关于印发的通知》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退休审查审批程序分为初审、复核、公示、集体研究、批复等环节。上述初审、复核、集体研究、批复等程序属于内部工作流程，对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并无实质影响。第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公示应在劳动保障部门公告栏（或养老保险经办机构服务场所公告栏）、申报单位工作场所或职工集中居住地同时进行，在劳动保障部门公告栏（或养老保险经办机构服务场所公告栏）公示由劳动保障部门组织，在申报单位工作场所或职工集中居住地公示由申报单位组织，公示时间为5日，申报单位将公示缩样和单位劳资部门领导签字的公示证明送批准机关备案。公示行为是为了保障职工及大众的知情权、异议权和监督权，根据文件要求应当在多个地方进行公示，省人社厅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履行了公示的义务，行政行为存在瑕疵，但并不影响刘文兰的身份认定，应当予以指正。且《关于印发的通知》系政策性文件，并非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即使违反了相关规定，也不构成程序违法。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诉讼费用人民币50元由上诉人刘文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琦 审判员  潘攀 审判员  张俊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二日 法官助理黄浩 书记员丁亚敏 附：本裁判文书适用的法律规范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