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1972民初18645号原告：深圳市林诺印刷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新桥岗仔大街59号A栋80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403003119672942。法定代表人：阚海兵。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坤，广东海联泰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友学，广东君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东莞柚隆木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大岭山镇梅林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41900618348500E。法定代表人：曾文山，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邱嘉俊，广东出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建荣，广东出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深圳市林诺印刷有限公司（以下称“林诺公司”）与被告东莞柚隆木业有限公司（以下称“柚隆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1月1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先后于2019年3月21日和2020年4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林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阚海兵、原告林诺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友学到庭参加了两次庭审，原告林诺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坤、被告柚隆公司的原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媛到庭参加了第一次庭审，被告柚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邱嘉俊、刘建荣到庭参加了第二次庭审。本案因鉴定及当事人申请庭外和解，鉴定及庭外和解的期间不计入审限。本案另经本院院长批准，延长审限六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林诺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支付原告2016年4月至2016年12月期间订制的印刷品货款608742.19元及利息损失（以608742.19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从2016年12月1日起计至货款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诉讼中，原告变更其第1项请求为被告支付原告货款300000元及利息损失（以300000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从2016年12月1日起计至货款付清之日止），并增加诉讼请求要求被告从起诉之日起至一审判决之日止按照1600元/月的标准向原告支付仓储费用。事实与理由：被告因经营所需，自2015年上半年起向原告多次订购外箱标、吊卡、标贴、彩标等印刷品。被告一直采用微信或传真的形式发样下单或交来实际样版向原告订制产品。在先前的交易中，被告支付货款情况比较正常。2016年3月27日，原、被告确认了《报价单》，明确了被告印刷品的名称、材质和单价。2016年3月30日，原、被告签订《保证书》，约定被告指令原告制作的所有印刷品至少备1000张/本作为安全库存。原告保管印刷品六个月之后不管任何原因，被告必须毫无理由支付原告库存印刷品的所有未支付货款。2016年4月至2016年12月期间，被告先后向原告订制外箱标、说明书、吊卡、标贴、彩标等印刷品。原告根据订制内容将被告定制的印刷品及时安排生产，但是被告一直未提货，导致库存积压。据原告统计，被告总共欠原告608742.19元货款未结清，经原告多次催要，被告总是推脱敷衍。且因印刷品占用原告的仓库，导致原告额外支付仓储费用。故原告提起诉讼，请求判如所请。被告柚隆公司辩称：第一，原告提交的订单显示的交易时间为2016年3月至2016年5月,在2016年5月后，原、被告之间没有再交易，且根据原告提交的银行转账电子回单显示，被告在2016年3月至2016年8月共向原告支付货款138453元，可见被告已足额支付原告货款，原告主张的2016年4月至2016年12月的货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第二，原告就其提出的仓储费的主张没有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双方对此也没有约定，故原告该项请求不成立。第三，关于原告诉请的利息，双方没有约定，请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本案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被告长期有业务往来，双方约定由原告为被告生产加工专门的外箱标、说明书、吊卡、标贴、彩标等印刷品，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2016年3月30日，原告的法定代表人阚海兵与被告的法定代表人曾文山签订一份《保证书》，载明甲方为被告，乙方为原告，甲方指令乙方所有印刷品至少备1000张/本的安全库存，库存由乙方代为保管6个月，从2016年4月开始，终止时间至2016年10月31日，乙方保管6个月后不管任何原因，甲方须毫无理由地支付乙方库存印刷品的所有未支付货款，且载明“此保证书附有印刷品的报价单并签名，甲方与乙方各保留一份存底”。该《保证书》的落款处列有原、被告的名称，由阚海兵和曾文山签名确认，但没有加盖原、被告的印章。被告确认《保证书》的真实性，但称《保证书》是曾文山个人的意思表示，对被告不具有约束力，且曾文山签约时年事已高，实际不知悉相关内容。后原告向被告交货，双方确认已结算完毕已交货部分的货款，且2016年5月之后，双方没有继续交易。但原告主张，原告根据《保证书》已为被告订购的印刷品备有安全库存，被告对该部分库存产品无故不提货，也未支付货款，故双方发生纠纷。经本院现场勘查，讼争库存产品现存放于东莞市沙田镇杨公洲洲尾小组309号房屋的一楼。根据原告提供的《租赁合约》、收据、微信聊天记录和微信转账记录显示，前述仓储场地由原告法定代表人阚海兵向案外人廖东来、刘惠梅租赁，双方约定租赁期限从2017年12月7日开始，阚海兵已支付仓储场地的租金，其中2017年12月7日至2018年12月6日租金为1300元/月，另加30元/月的卫生费，2018年12月7日至2019年12月6日的租金为1500元/月，另加30元/月的卫生费，2019年12月7日之后的租金为1600元/月，另加60元/月的卫生费。被告对此不予确认，认为无法判断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且与本案无关。关于库存产品的具体情况，原告先是提供原、被告之间的报价单、订购单、送货单和原告自行统计的库存数量表，以证明双方交易的印刷品的名称、材质、规格、颜色、尺寸、编码、条码、数量、单价和最小订货量，同时证明库存产品是为被告生产加工，及库存产品的数量和价值。上述证据除送货单有原件供核对外，其余为打印件、传真件或复印件。其中，报价单的日期为2016年3月27日，有曾文山签名，内容包含21项印刷品的信息，大部分项目备注最小订货量为500～1500件，个别项目备注最小订货量为150件，项目之下还备注了“客户每次下单为最终出货量，我司会以每次订单的3%损耗给贵司做备品，不会再备任何库存，并有最低起订量，订单数量较少的产品则会收取开机费。……”。订购单显示被告2016年4月和5月的订货情况，其中按照印刷品项目的不同，被告的订购数量在几十到几千不等。原告称正是因为被告单次订购的产品有部分没有达到最小订货量，而被告又不同意支付开机费，故双方才签订《保证书》，约定安全库存；在交易过程中，原告根据订购单的内容自行确定库存产品的项目和数量，且在某项产品库存少于1000件时，原告会主动追加备份，直至该项产品库存达到1000件以上。被告对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均不予确认，认为无法证明库存产品与被告有关。但庭审中，被告确认双方按照前述报价单中的价格对已交付部分的印刷品进行结算。其次，原告申请对库存产品的制作时间、数量和价值进行鉴定。经本院发出《工作联络函》，广东通济司法鉴定中心回复称因设备有限，不能对印刷品制作时间进行鉴定。又经本院委托广东广协鉴定评估有限公司进行数量和价值鉴定，鉴定机构作出《报告书》，结论为在鉴定基准日2019年12月18日，库存产品数量为294个项目共724204张，价值为264549.73元。其中价值评估方面，鉴定机构采用的是成本法，评估金额=数量×[合同单价÷（1+17%增值税率）×（1-10%毛利率）]，主要的单价依据为原告提供的报价单，并按报价单确定为销售单价，再由销售单价按公式计算成本单价。原告对前述《报告书》没有异议，被告则提出异议，认为：1.没有证据证明鉴定标的属于原告为被告生产的印刷品，原告在起诉前也从未向被告提出过库存产品的问题，现有库存产品的数量也已远远超出被告的订购数量，不排除是原告自身原因如擅自加印、印刷错误等造成积压；2.鉴定标的存放三年有余，应以废品论计算其残值，不应以新品论计算其市场价值；3.关于鉴定机构确定的价格和毛利率，被告认为依据不足，被告称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6-2018年印刷行业毛利率在15%左右，并非10%；4.被告称即使按照原告提交的报价单及鉴定机构提出的计算方法，报告中第1～54项产品在报价单名目内，但因报价单采用了不同数量不同价格，数量越多价格越低的计价方式，故第53、54项产品的单价应当为0.22元和0.0073元；此外，报告中的第55～294项产品均不在报价单名目内，第55、67、75、79、86、92项参照报价单中类似产品的价格，单价也应当为0.88元。对此，鉴定机构作出《复函》称，库存产品是否属于原告为被告生产，不在鉴定范围内；毛利率是综合考虑相关印刷行业整体毛利率，再结合企业的特性、加工能力等综合因素确定为10%；且本次鉴定标的为承揽合同的定制产品，没有公开的市场，因此按其成本单价确定为客观、合理的价格。原告对被告的异议则回应称，报告中第1～25项、第26～49项、第132项、第151～154项产品与原告提交的2016年4月13日、2016年4月25日、2016年4月19日及2016年5月5日的订购单所列产品对应；报告中第50～53项、第55～66项、第115～120项、第147～150项及第94、100、102、108、131项产品与原告提交的2016年4月和5月的送货单所列产品对应。以上项目评估价值为104783.46元，其中有21个项目的数量远超过1000张，均在1400张以上，甚至为几万张。除此之外，报告中的其他项目无法与原告提交的订购单和送货单对应，或仅与原告提交的《保证书》签订以前的订购单、送货单对应。另，原告称报告中第55～95项、第96～114项和第115～130项的产品实际为报价单第14项、第17项和第19项的产品，前者与后者虽然规格不一致，但实为同类产品，适用同一价格。以上鉴定的鉴定费为25500元，原告已预交。在2019年3月21日的庭审中，被告明确表示不同意利用讼争库存产品。以上事实，有上述所列证据、光盘及本院庭前调查笔录、谈话笔录、开庭笔录等在卷佐证。本院认为，本案为承揽合同纠纷，争议焦点为：一、案涉《保证书》对原、被告是否具有约束力；二、原告主张的库存产品是否属于《保证书》约定的范围，被告应否向原告支付库存产品的货款及金额为多少；三、原告主张的仓储费用是否成立。对焦点一，案涉《保证书》明确载明甲方为被告，乙方为原告，且落款处列明了原、被告的名称，有原、被告各自的法定代表人的签名确认，结合原、被告的交易情况，足以认定《保证书》约束的是原、被告双方。故被告称《保证书》是曾文山个人的意思表示，对被告不具有约束力，及曾文山对保证书的内容不知情，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在《保证书》中，原、被告对安全库存、保管时间、货款支付及产品定价的问题均作了详细约定，且未涉及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故《保证书》的约定属合法有效，原、被告双方均应遵照约定全面履行义务。对焦点二，原告主张库存产品属于《保证书》约定的范围，要求被告支付库存产品的货款，本院分析如下：第一，原告提交的报价单有被告法定代表人曾文山的签名，并且被告确认双方按照报价单中的价格对已交付部分的印刷品进行结算，表明报价单真实可信，故本院予以认定。而原告提交的订购单和送货单，显示交易双方为原、被告，在内容上也能相互印证，故在没有相反证据反驳的情况下，本院对订购单和送货单亦予以确认。根据上述证据，结合当事人的陈述、现场勘查结果和鉴定结论，可知鉴定报告中第1～53项、第55～66项、第115～120项、第147～154项及第94、100、102、108、131、132项的库存产品，与2016年4月至5月即《保证书》签订后所形成的订购单、送货单上列明的产品对应，由此原告主张上述库存产品属于因履行《保证书》而生产，符合高度盖然性之情形，在没有证据证明上述库存产品不是形成于上述时间段及是为案外人生产的情况下，本院对原告的主张予以采信。第二，关于前述库存产品的定价问题。首先，根据鉴定结论，上述库存产品中有21个项目的数量远超过1000张，均在1400张以上，甚至为几万张，已超出《保证书》约定的安全库存的合理范围，因此，超出的部分属于不合理的库存，不应由被告承担。其次，就库存产品的单价问题，按照《保证书》中“此保证书附有印刷品的报价单并签名，甲方与乙方各保留一份存底”的约定内容，可知原、被告双方原本是约定按照销售单价结算库存产品的价款，故被告主张按残值计价，及对毛利率和个别库存产品的单价提出异议，均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按照报价单，上述部分库存产品不在报价单名目内，原告主张可以参考报价单中同类产品的报价进行确定，被告没有提供反驳的证据，本院对原告的主张予以采纳。则依据报价单的销售单价，鉴定机构采用成本法的方式确定库存产品的价款，实际应比双方原本约定的价款要低。然原告对此鉴定结论不持异议，视为是原告对自身民事权利的合法处分。再次，因被告明确表示不同意利用上述库存产品，而库存产品具有残值，故本案应在价款中扣除库存产品的残值。基于以上三点，再结合库存产品的特性、市场情况等，本院酌定按鉴定报告对应评估价104783.46元的80%即83826.77元确定有关库存产品的价款。第三，对其他的库存产品，虽然原告主张有部分能与《保证书》签订之前的订购单、送货单对应，也有部分与报价单所列名目属同一种类，但以上因素尚不足以证明库存产品与履行案涉《保证书》有关，在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及无证据显示原、被告就《保证书》约定的交易之外，对其他交易也约定了库存产品承担的情况下，本院对该部分库存产品的关联性不予确认。由此，原告诉请被告支付其他库存产品的货款及利息，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由上，被告应向原告支付的库存产品的价款为83826.77元。被告没有按照《保证书》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原告诉请被告立即支付，并支付价款从2016年12月1日起至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损失，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又因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故前述利息应以83826.77元为基数，从2016年12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从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限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清偿完毕之日止。对焦点三，原告主张的仓储费用是否成立的问题。根据现场勘查结果及原告提供的《租赁合约》、收据、微信聊天记录和微信转账记录，可以显示被告因储存、保管案涉库存产品支出了仓储费用，本院对此事实予以确认。按照《保证书》，原告代被告保管库存产品的期限早已届满，此后因被告不提货及拒付库存产品的货款而产生的仓储费用，属于因违约产生的损失，应根据实际损失情况、违约方的过错，合理预见原则和减轻损害原则等，合理确定其承担。本案中，从原告起诉之日起至本案第二次开庭之日止，即2018年11月13日至2020年4月22日期间实际发生的仓储费用为27060元（1330元/月÷30天×24天+1530元/月×12个月+1660元/月÷30天×138天）。2020年4月22日之后，由于被告已明确表示不同意利用案涉库存产品，且本案涉及的鉴定程序已结束，原告可以处置库存产品，故2020年4月22日之后的仓储费用，不应由被告承担。而针对前述27060元的仓储费用损失，鉴于现场有部分库存产品属于不合理的库存，有部分也与本案无关，同时原告在产生相关库存产品后没有及时通知被告处理，原告自身也没有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扩大，故综合考虑以上因素，本院酌定该27060元的损失由双方各承担一半，即被告须向原告支付13530元。对原告超出此限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二百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东莞柚隆木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深圳市林诺印刷有限公司支付货款83826.77元及支付利息（利息以83826.77元为基数，从2016年12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从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限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清偿完毕之日止）；二、被告东莞柚隆木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深圳市林诺印刷有限公司支付仓储费用损失13530元；三、驳回原告深圳市林诺印刷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6427元，鉴定费25500元，共31927元，由原告深圳市林诺印刷有限公司负担22832元，被告东莞柚隆木业有限公司负担909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卢秀文人民陪审员  李松锦人民陪审员  杨 洪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二日书 记 员  陈桂朱强制执行风险提示生效法律文书必须主动及时履行。义务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进入强制执行程序后，可能会面临以下法律风险：一、信用惩戒1.案件一旦进入执行程序，被执行人的信息将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公开，融资信贷将会受到限制。2.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影响个人征信。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受到信用惩戒。3.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信息被法院通过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体公布。二、损失扩大1.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或迟延履行金。2.承担执行过程中发生的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辅助费等费用。三、强制措施1.限制高消费。限制乘坐飞机高铁等交通工具、购买不动产、车辆、旅游、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等。2.财产将被采取查封、冻结、扣押、划拨、拍卖等措施。3.拒不履行或妨害执行的，可能会被罚款、拘留、限制出境。构成犯罪的，还将承担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