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752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尹弘，女，1966年3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冼卫华，女，1991年3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上述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梁祥荣，广东执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梁新科，男，1960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艳丽，广东纵横天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孔健颖，广东纵横天正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尹弘、冼卫华因与被上诉人梁新科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6民初160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尹弘、冼卫华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梁祥荣，被上诉人梁新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孔健颖、孙艳丽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尹弘、冼卫华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驳回梁新科的诉讼请求；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梁新科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仅采取询问笔录的形式向梁某取证，没有让梁某出庭接受质证，属程序违法，梁某的证言不能作为本案裁判证据使用。在经过两次庭审之后，尹弘、冼卫华与梁新科均没有申请梁某作为证人出庭作证，法院才将向梁某询问的询问笔录交给双方质证。假如法院认为梁某应当作为证人作证，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在证人梁某没有正当理由不能出庭的情况下，应通知梁某出庭作证并接受质证，而不能仅仅向梁某作询问笔录，然后交给双方质证。否则，梁某没有出庭接受质证，属程序违法，梁某的证言不能作为本案裁判证据使用。（二）一审判决仅以尹弘转款到儿子梁某名下的事实和梁某的相互矛盾证词，就认定梁某90%股权是尹弘与梁新科的出资，是错误的。梁某与冼卫华在2013年以前即读高中时就开始恋爱，广州市驰烽华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驰烽华公司”）于2013年2月1日登记成立，2017年1月22日梁某与冼卫华登记结婚及验资报告等证据事实可以证明，梁新科与尹弘夫妇为了促成儿子梁某与冼卫华两人结婚，同意赠与梁某资金，让其与冼卫华成立公司，并且以梁某的“丰”和冼卫华的“华”将公司取名为“驰烽华”，以达到吸引冼卫华同意与梁某结婚的目的。所以，尹弘转款到儿子梁某的名下，系属于赠与梁某资金的行为，不是尹弘与梁新科向驰烽华公司出资。梁某认为“驰烽华公司之所以登记在其名下，是因为当初父母希望其毕业后在行业内有个基底”的表述看，梁某必须拥有实际股份才算是“有个基底”，但是梁某后面却说成是代持股份。而在本案诉讼之前，从来没有任何人提过梁某是代持股份，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梁某是代持股份的。更何况，冼卫华占有驰烽华公司的10%的股份，并且有验资报告可以证明是冼卫华本人出的资，驰烽华公司事实上是登记在梁某和冼卫华两人的名下。显然，梁某是得到包括梁新科在内的全家四个人的同意后，单独对向尹弘赠与股份。（三）尹弘、冼卫华与梁新科及梁某四人对两次转让股权均知晓，而且梁新科是同意尹弘、冼卫华之间的股权转让的。从尹弘、冼卫华与梁新科及梁某四人的共同群聊中可以看出，这些指示话语就是包含有10月18日梁某将驰烽华公司90%股份全部赠与给尹弘的意思。所以说，梁新科是认可梁某转让股份给尹弘一人。（四）一审判决在驰烽华的股权认定上存在错误。在没有其他证据证明的情况下，一审判决仅凭梁某的问话就认定“驰烽华公司系由尹弘、梁新科以夫妻共同财产出资、以梁某名义设立，由梁某代持股权，并由尹弘、梁某夫妇共同经营管理。”但事实上，冼卫华占有驰烽华公司的10%的股份，并且有验资报告可以证明是冼卫华本人出的资，驰烽华公司事实上也是登记在梁某和冼卫华两人的名下。同时，由于梁某想在其他行业发展，于是委托尹弘、梁新科一起与冼卫华三人共同经营管理驰烽华公司，而且冼卫华掌握公司的章子和U盾，冼卫华在经营管理驰烽华公司中处于相当重要的作用。梁新科与冼卫华不是夫妻，该90%股权应该是梁某与冼卫华的夫妻共有财产。（五）尹弘、冼卫华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没有存在“恶意串通”的事实。判断签订协议的双方是否存在恶意，应当从当事人是否具有主观恶意，并结合订立协议时的具体情况、协议约定内容、及协议的履行等情况核定。1.尹弘依法将个人名下的股权转让给冼卫华，属于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的转让。根本没有必要也不存在任何主观恶意。2.订立协议前，尹弘、冼卫华根本没有对协议内容作过任何商讨。只是因为尹弘自己单方感觉身心疲惫，无心经营公司，惟恐影响公司经营状况，加上作为儿媳的冼卫华精于业务，经营有方，交给她经营比较放心。又况且，尹弘考虑到与冼卫华特殊的婆媳关系，也考虑到冼卫华是一直参与公司的经营，熟悉公司经营现状等原因，尹弘采取按原注册资金额减价出售其的股权。既属于家庭内部经营人员调整，也属于公平合理的交易。所以尹弘、冼卫华之间对股权转让根本没有“串通”，更无“恶意”可言。3.协议的履行也合法有效。本案的《股权转让协议》是经受过执法部门即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番禺分局的严格审核，认可该协议，并予以登记在册。（六）冼卫华受让股权系善意取得，依法应当受到保护。1.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尹弘转让的股权已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在尹弘的名下，该股权权利具备外观公信力。冼卫华据此认为标的股权属尹弘的名下财产，也因双方的亲属关系，冼卫华有理由相信该股权转让是得到包括梁新科在内的全体家庭成员同意的，相信她是有权转让标的股权。冼卫华受让股权系善意取得。2.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冼卫华对尹弘准备与梁新科离婚的事实并不知情。梁新科与尹弘因处理家庭事务意见不合，经常吵闹，冼卫华及其他家人见惯不怪。在签订协议转让股权时，包括梁新科在内的全家四人都是知情者，但从来没有一个人提出过反对意见，冼卫华据此认为是在全家认可的情况下，尹弘在处分其自己的股权。同时，冼卫华共向尹弘支付十万元的转让费，价格是家婆尹弘按注册资本定的价。所以，该转让价钱是合理的。也就是说，冼卫华接受股权是支付了合理对价。3.《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双方已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进行了股权登记，所以，双方协议双方履行了工商登记法定程序，冼卫华是依法实际取得该股权。（七）股权转让仅系家庭内部的利益调整，并没有侵害任何人的权益。按照物权法第九十九条及婚姻法的规定，梁新科与尹弘虽存在离婚纠纷，但至今俩人还是合法夫妻，且冼卫华与梁某又是家庭成员，从来没有一方提出过对尹弘拥有的股权财产异议，也从来没有一方反对过尹弘向冼卫华转让股权。所以，在目前整个家庭尚未分裂的情况下，本案的股权转让仅系家庭内部的利益调整，并没有侵害任何人的权益。（八）梁新科仅以尹弘没有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依法不应得到支持。尹弘向冼卫华转让股权的合同，实际上是一个买卖合同，应当适用我国合同法的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三条的规定，梁新科仅以尹弘没有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不应得到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的规定，有限公司的股权在股东之间可以转让部分或者全部股份，根本并没有规定任何的障碍条件。但是，一审判决却以婚姻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第（二）项规定的夫妻共有权为籍口，在公司法规定的股权转让程序上，强行设置股份转让的障碍。一审判决适用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是错误的。梁新科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涉案纠纷来源于尹弘与梁新科的离婚诉讼，梁新科是在前往工商部门查询夫妻共同财产时，才知晓涉案股权转让的情况，之前对此完全不知情。梁某持有的驰烽华公司股份，实际上是代梁新科、尹弘共同持有，一审认定代持关系成立正确。梁某考虑到与案涉当事人的亲属关系没有出庭接受询问并无不当，且一审法院已将其证言交给各方当事人质证。尹弘与冼卫华恶意串通，擅自处分属于梁新科的涉案股权，侵害了其合法权益，应当认定为无效。梁新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确认尹弘与冼卫华于2018年11月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2.诉讼费由尹弘、冼卫华承担。一审认定的事实：驰烽华公司于2013年2月1日成立，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成立时，法定代表人为梁某，注册资本103万元，股东为冼卫华（出资额10.3万元，占10%）、梁某（出资额92.7万元，占90%）。2015年10月27日，驰烽华公司以3233231元的价格购买位于广州市番禺区钟村街汉溪大道290号保利大都汇3栋办公楼2309房，现该址为驰烽华公司住所地。2018年10月18日，梁某（转让方）与尹弘（受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梁某将原注册资本92.7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90%）的全部92.7万元转让给尹弘，转让金0万元；至2018年10月18日止，本公司债权债务已核算清楚，无隐瞒，双方均已认可；从2018年10月18日起尹弘、冼卫华成为本公司股东，享有股东权益，承担股东责任；梁某自转让之日起，不再是公司股东。2018年10月24日，驰烽华公司的股东由梁某（持股比例90%）、冼卫华（持股比例10%）变更为尹弘（持股比例90%）、冼卫华（持股比例10%）。2018年11月5日，尹弘（转让方）与冼卫华（受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尹弘将原注册资本92.7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90%）的部分91.67万元转让给冼卫华，转让金10万元；2018年11月5日前，受让方需将转让金全部付给转让方；至2018年11月5日止，本公司债权债务已核算清楚，无隐瞒，双方均已认可；从2018年11月5日起冼卫华成为本公司股东，享有股东权益，承担股东责任。2018年11月7日，驰烽华公司的股东由尹弘（持股比例90%）、冼卫华（持股比例10%）变更为尹弘（持股比例1%）、冼卫华（持股比例99%）。另查明，梁新科与尹弘于1989年3月14日登记结婚。2018年11月29日，尹弘向一审法院提起离婚诉讼，案号为（2018）粤0106民初28197号，一审法院于2019年1月30日开庭审理。2019年10月24日，一审法院作出（2018）粤0106民初2819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不准予尹弘与梁新科离婚。梁某与冼卫华于2017年1月22日登记结婚。庭审中各方确认：梁某系梁新科与尹弘的儿子，冼卫华系梁新科与尹弘的儿媳妇。诉讼中，梁新科另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催缴税款通知单、驰烽华公司税款缴付通知，拟证实驰烽华公司运营正常有盈利。经质证，尹弘、冼卫华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该证据恰好证实驰烽华公司经营困难、无法正常纳税，且该通知是由梁某接收的，此时梁某已不是股东，对是否盈利不知情。证据二、微信聊天记录，拟证实2018年10月时家庭成员对于梁新科与尹弘之间的矛盾已知晓。其中，在梁新科、尹弘、冼卫华、梁某四人共同的群聊天中：2018年10月14日，梁新科：“@冼卫华这两天把公司的章子和U盾放回保险柜。你说我们两人在资金使用方面有矛盾的前提已经不存在了。我们对大资金的安排已经达成协议”；2018年10月24日，梁某：“我已向我们求证过，她表示你们在资金使用上的分歧并未消除，她也从未亲口认同过分歧消除。因此之前我向冼卫华转达‘分歧已消除，可将公章、印鉴、账户密钥放回公司’的消息，属有误消息。冼卫华本着确认分歧消除的原则，在多次向我妈的反复求证下，也未得到分歧消除的确认答复，因此未将上述物品放回公司”。经质证，尹弘、冼卫华认为上述聊天记录不能证实梁新科与尹弘准备离婚，但可证实梁新科指示冼卫华交回公司公章等，说明梁新科默认两次股权转让行为。证据三、《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的证明》《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书》《股东（发起人）出资信息》《公司执行董事、监事、经理、法定代表人任职证明》《法定代表人信息》《董事、监事、经理信息》《公司章程》，拟证实驰烽华公司的申请设立、验资、制定公司章程等全部公司设立登记手续全部由梁新科负责办理，梁某、冼卫华只是挂名股东。其中，《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的证明》载明“申请人：梁某、冼卫华，指定代表或者委托代理人：梁新科，委托事项及权限：办理驰烽华公司的设立手续，期限自2013年1月13日至2013年6月30日”。上述文件中，均可见“梁新科”签名字样及指纹捺印，落款时间均为2013年1月28日。经质证，尹弘、冼卫华认为上述证据仅证实梁新科系受委托办理驰烽华公司的工商登记事宜，无法证实梁某和冼卫华是借名股东。证据四、冼卫华的学生证及企业方负责人简历表，拟证实2013年1月驰烽华公司成立时，冼卫华还是广东工业大学管理学院大三的学生，没有出资能力。经质证，尹弘、冼卫华认为驰烽华公司成立时冼卫华已是成年人，虽然其仍在学校读书，但不能说明其没有经济能力成立公司。诉讼中，尹弘、冼卫华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银行转账凭证及《收条》，拟证实冼卫华已向尹弘支付股权转让款。其中，银行转账凭证载明：2018年11月24日，冼卫华向尹弘转账12万元；《收条》载明“今收到冼卫华交来股权转让款现金3万元。至此，本人已全部收取冼卫华关于驰烽华公司和居仁公司的股权转让金”，落款处有尹弘签名及指纹捺印，落款时间为2018年11月25日。经质证，梁新科对收条的三性均不予确认，认为尹弘、冼卫华均是驰烽华的股东，彼此间都有经济往来，采用现金交付的方式不合常理，且驰烽华公司的股权转让与另案居仁公司的股权转让发生于不同时间，现写在同一收条上系尹弘、冼卫华有预谋的串通。对银行转账凭证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认为金额无法对应，不能证实冼卫华已向尹弘支付转让款。证据二、驰烽华公司2018年12月至2019年7月的资产负债表、利润表，拟证实驰烽华公司的资产及经营状况。经质证，梁新科对上述表格三性均不予确认，认为上述表格系尹弘、冼卫华自行制作，不能反映公司的真实经营状况，且不能证明驰烽华公司存在亏损状态。证据三、驰烽华公司《2013年度验资报告》，拟证实梁某、冼卫华已实际出资。该验资报告载明：“经审验，截至2013年1月24日止，驰烽华公司已收到全体股东缴纳的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合计人民币103万元，其中梁某出资92.7万元，占注册资本90%，冼卫华出资10.3万元，占注册资本10%，以上出资方式均为货币”。验资报告中所附《银行进账单》显示：2013年1月24日，梁某（账号62×××14）向驰烽华公司（账号44×××54）转账92.7万元，备注为验资款。经质证，梁新科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认为该验资报告仅能证明从梁某的银行账户转出了92.7万元，该92.7万元是从尹弘的账户转到梁某账户的，故该92.7万元出资来源于梁新科与尹弘的夫妻共同财产，梁某和冼卫华仅是挂名股东。对此，梁新科另提交农业银行交易流水，显示：尹弘（账号62×××13）向梁某（账号62×××78）于2012年8月16日转账90万元，于2013年1月14日转账75万元；梁某（账号62×××78）于2013年1月24日在广州番禺兴业大道支行转支92.7万元、现金支取13万元，账户剩余余额9223.69元。经质证，尹弘、冼卫华对银行交易流水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认为该款项不一定代表出资款由尹弘支付，有可能是尹弘夫妇赠予梁某的。诉讼中，为查明案件事实，一审法院向梁某进行询问，梁某表示：驰烽华公司是由其父母梁新科、尹弘出资成立，其是驰烽华公司名义上的法定代表人；驰烽华公司之所以登记在其名下，是因为当初父母希望其毕业后在行业内能有个基底，故出资以其名义成立了驰烽华公司，但因为其不喜欢这个行业，故该公司从成立起就是由其父母梁新科、尹弘在实际经营；梁新科主要负责整体运作，包括资金、仓管、业务往来等，尹弘主要负责业务对接、洽谈、销售、客户关系管理等，冼卫华开始时在驰烽华公司实习，后来主要对公司仓管、行政、电脑操作方面进行管理；其将股权转到母亲尹弘名下，是想着将股权归还给其父母梁新科、尹弘两人，因为其认为其只是代持股份；其母亲尹弘起诉离婚前，其与冼卫华共同居住、梁新科与尹弘共同居住，四人居住的地点相距不远，其和冼卫华经常回父母家居住；其对于尹弘将股权转让给冼卫华的事情并不知情，股权转让后，冼卫华已经搬离两人的共同居所。经质证，梁新科表示梁某所述恰好证实驰烽华公司的注册资金来源于梁新科、尹弘夫妇，梁某属于代持。尹弘、冼卫华表示梁新科是梁某的父亲，故梁某身份特殊，其所述并非事实。经一审法院询问，梁新科、尹弘、冼卫华双方确认梁某未参与驰烽华公司的经营管理。另，梁新科另就尹弘与冼卫华于2018年11月15日签订的关于广州居仁贸易有限公司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主张确认合同无效，案号为（2019）粤0106民初16100号，该案与本案合并审理。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驰烽华公司中梁某所持有的90%股权是否属于梁新科与尹弘的夫妻共同财产；二、冼卫华受让涉案股权的行为是否构成善意取得。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梁新科主张梁某对驰烽华公司的出资来源于尹弘、梁新科的夫妻共同财产，对应股权应属于梁新科的夫妻共同财产，并提交银行流水明细予以佐证。根据银行流水所载明的资金流向显示，尹弘名下账户于2012年8月16日向梁某名下账户转存90万元，此后梁某账户再无其他转存入账，后尹弘账户再于2013年1月14日向梁某账户转存75万元，此后梁某账户亦再无其他转存入账，后梁某账户于2013年1月24日转支92.7万元并现金支取13万元，上述操作后，该账户仅余9223.69元。经核对，该银行流水所载明的资金流向与梁某向驰烽华公司出资时间（2013年1月24日）、出资金额（92.7万元）能够相互吻合，足以证实梁某向驰烽华公司的出资来源于尹弘账户。且根据梁某在一审法院所作陈述，其确认其对驰烽华公司的出资系由其父母梁新科、尹弘所出，其亦认为其所持有的股权属于其代父母持有，该陈述与梁新科的主张及所提交的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吻合。此外，根据梁新科所提交的学生证可知，2013年驰烽华公司创立时梁某与冼卫华尚为大三在校学生，其二人彼时的经济能力与其二人创立驰烽华公司所实际投入的103万元资金显然不相符合。另根据驰烽华公司设立时的工商登记手续材料显示，该公司的设立手续均由梁新科办理完成。现尹弘、冼卫华辩称驰烽华公司的资本是由梁某个人出资92.7万元设立，与查明事实不符，其后又辩称92.7万元可能是梁新科、尹弘夫妇赠与给梁某个人的，其陈述反复变动且自相矛盾，其证明力显著不足。尹弘另辩称其与梁新科相互间财产独立，但未能提交证据予以佐证，故在现有证据下，对于尹弘的上述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故此，综合本案现有证据及各方陈述，梁新科所提交的证据足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实驰烽华公司系由尹弘、梁新科以夫妻共同财产出资、以梁某名义设立，由梁某代持股权，并由尹弘、梁新科夫妇共同经营管理。综上，一审法院采信梁新科的主张，结合梁某的陈述，一审法院认定梁某所持有的驰烽华公司90%的股权属于梁新科与冼卫华的夫妻共同财产。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如前所述，驰烽华公司中梁某所持有的90%股权属于梁新科与尹弘的夫妻共同财产，梁某将上述股权转让至尹弘名下的行为并不能改变上述财产性质的认定，且经一审法院询问，梁某明确其向尹弘转让股权是为了将股权归还其父母，并非是向尹弘单独赠与的意思表示，而尹弘亦未能充分举证证实梁某向其转让股权的行为具有单独赠与的意思表示。现尹弘、冼卫华辩称系梁某向尹弘单方赠与90%股权故股权属于尹弘个人财产的意见，缺乏理据，且与查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第（二）项规定：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本案中，尹弘向冼卫华转让涉案股权是对夫妻共同财产的重大处分，应当由双方协商一致作出决定。冼卫华系梁新科、尹弘的儿媳妇，另根据冼卫华、尹弘、梁某的陈述，冼卫华均有参与公司的生产经营，故冼卫华对于尹弘所持有的驰烽华公司89%的股权系夫妻共同财产应当明知。现尹弘、冼卫华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已提前将股权转让一事征得梁新科的同意，且事后亦未获得梁新科的追认，尹弘擅自转让股权的行为，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规定的无权处分行为，侵害了共同共有人梁新科的合法权益。此外，根据梁新科所提交的证据显示，驰烽华公司名下拥有公司注册地址所在房产一套，并且于2018年仍在正常经营，企业所得税的应缴税款金额达14万余元，另根据本案中双方当事人间的家庭关系，结合尹弘在转让案涉股权后一个月内即提起离婚诉讼的事实，冼卫华作为梁新科与尹弘的儿媳妇，依据日常生活经验，其对驰烽华公司的资产情况及梁新科、尹弘的夫妻感情变化均应当有一定的了解，而在此情况下，尹弘、冼卫华仍以总计15万元的低价，在尹弘提起离婚诉讼前不足一个月的时间内，先后转让本案驰烽华公司89%的股权及另案广州居仁贸易有限公司5%的股权，明显有悖常理，故冼卫华不应属于善意第三人，不构成善意取得。现梁新科主张确认尹弘与冼卫华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尹弘、冼卫华辩称股权转让不存在恶意串通，亦未损害任何人的利益的意见，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为此，一审法院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作出判决如下：确认尹弘与冼卫华于2018年11月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案件受理费13070元、保全费5000元，由尹弘、冼卫华共同负担。经审查，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如下事实：尹弘、梁新科以及梁某、冼卫华的夫妻关系，均处于存续期间。尹弘、梁新科的离婚诉讼，生效判决判定不予离婚，双方当事人均无提出异议和后续诉讼。本院认为，本案为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问题为：2018年11月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存在法定无效的情形？本院分析认定如下：第一，梁某对于驰烽华公司的出资款虽直接来源于尹弘对其的转账，但资金来源本身不足以证实梁某与尹弘、梁新科存在股份代持关系。理由如下：1.梁某系尹弘、梁新科的儿子，在驰烽华公司设立时，梁某并无稳定的经济来源。由尹弘、梁新科为梁某的创业提供资金支持，在中国社会的家庭关系中显属常见。这也与梁某一审陈述的“当初父母希望其毕业后在行业内能有个基底，故出资以其名义成立了驰烽华公司”的陈述相一致。2.梁新科、尹弘并未与梁某签订书面的代持协议，也无其他任何证据证实三方曾就该代持关系的设立进行过协商。梁某在一审时陈述“其将股权转到尹弘名下，是想着将股权归还给其父母，因为其认为其只是代持股份”，也仅是梁某对其转让股权给尹弘的动机所做的单方解释，不足以证实驰烽华公司成立时各方就股权代持关系形成了合意。此外，梁某该种解释与其前述关于驰烽华公司设立目的的意见不相吻合，梁某的陈述意见不能作为认定双方成立代持法律关系的直接证据。3.驰烽华公司系家族式经营模式，冼卫华、梁新科、尹弘均有参与公司经营。梁新科作为家庭男性成员，在梁某对公司经营业务不感兴趣的情况下，由其具体负责驰烽华公司的经营管理，也符合公司家族式管理的常态。此外，在现代公司治理结构框架下，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梁某作为股东享有所有权益，不参与公司日常经营并无不当。综上，梁新科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与尹弘和梁某之间，就登记在梁某名下的股份形成代持合意。梁新科进而以此主张其与尹弘系梁某持有的驰烽华公司90%股权实际出资人，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在此基础上，梁新科以尹弘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为由，主张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第二，2018年10月18日，梁某与尹弘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尹弘受让获得梁某持有的驰烽华公司90%股权，并依法登记为驰烽华公司股东。股权作为一项特殊的财产权，除具有的财产权益内容外，还具有与股东个人社会属性及其特质、品格密不可分的人格权、身份权等内容。如无特别约定，对于自然人股东而言，股权仍属于商法规范内的私权范畴，其各项具体权能应由工商登记的股东本人独立行使，不受他人干涉。此外，在股权流转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确认的合法转让主体也是股东本人，而不是其所在的家庭。因此，即使考虑尹弘受让获得案涉股权的时间发生在其与梁新科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但基于股权的特殊性质和以上论述，尹弘作为登记股东对外签署协议进行股权处分，并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一审法院以尹弘处分股权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认定案涉《股权转让合同》无效，属于法律适用错误，本院予以纠正。第三，尹弘受让梁某持有的驰烽华公司90%股权，并无支付任何对价，其不因该单方受益行为侵害了与梁新科的夫妻共同财产权益。在此基础上，考虑到冼卫华与梁某的夫妻关系、案涉股份来源，以及冼卫华与尹弘的婆媳关系，尹弘将该股权作价10万元转让给冼卫华，并未给梁新科实际权益造成损害。此外，梁新科未能证明在这一股权变更过程中，存在尹弘与冼卫华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的行为。因此，梁新科主张尹弘与冼卫华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尹弘、冼卫华上诉请求和理由成立，应予支持；一审法院关于2018年11月5日《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认定有误，应予更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6民初16099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梁新科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3070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上诉人梁新科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3070元，由被上诉人梁新科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汤 瑞审判员 国平平审判员 易超前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八日书记员 林燕贞梁惠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