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浙1003行初42号 原告台州罗氏果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温岭市滨海镇湾下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1081716118397M。 法定代表人罗永海，总经理。 被告台州市生态环境局，住所地台州市椒江区白云山南路108号。 法定代表人陈昌笋，局长。 应诉负责人江志聪，党组成员。 委托代理人杨君，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郭金波，浙江台温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台州市农业生态保护与质量安全中心（台州市××室变更），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331000673881519Ｘ，住所地台州市椒江区康平路15号。 法定代表人钟列权，主任。 委托代理人江志东，浙江海贸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黄侃，浙江海贸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台州罗氏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罗氏公司）诉被告台州市生态环境局（以下简称市生态环境局）与第三人台州市农业生态保护与质量安全中心（以下简称市生态保护与质量安全中心）其他行政行为一案，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浙10行辖60号行政裁定，将本案指定本院管辖。本院于2020年7月22日立案后，于次日向被告市生态环境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8月2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罗氏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罗永海，被告市生态环境局的应诉负责人江志聪及其委托代理人杨君、郭金波，第三人市生态保护与质量安全中心的法定代表人钟列权及其委托代理人黄侃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20年3月，原告罗氏公司向被告市生态环境局邮寄《履职申请书》，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查明造成2013年2000余亩蔬菜生产基地环境污染的原因，分清责任；并申请对台州市环保监察支队调查监测结论作出甄别结论（注：原告怀疑监测数据造假）。被告市生态环境局于2020年5月29日作出《举报（投诉）事项答复函》，载明两点调处意见：一、根据《温岭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温岭市农业农村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温政办发[2012]146号）中“科技教育与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科中的职责有‘牵头组织农产品产地环境调查、监测、评价和农产品禁止生产区域划定建议工作’”之规定；根据2019年1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土壤污染责任不明确或者存在争议的，农用地由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林业草原主管部门会同生态环境、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认定”，建议原告向农业农村部门咨询;二、2013年3月12日至3月13日，台州市环境监察支队根据信访调查监测需求，委托具备资质的台州市环境监测中心站对森林造纸厂（实指台州森林造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林公司）周边进行采样并作出《台环监（2013）水字第101号监测报告》的监测过程符合当时的技术规范。 原告罗氏公司诉称:2020年3月9日，原告再向被告市生态环境局提交《履职申请书》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履职申请书》指出：2013年4月8日，台州市××室文件台绿办［2013］4号，认定我公司生产基地环境受到污染，不适宜生产绿色食品，并决定对罗氏牌葡萄绿色食品标志使用权不予续展。2014年12月31日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中绿认函［2014］154号复函浙江省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罗氏公司产地环境己经发生变化，有新增污染源，不符合《绿色食品产地环境技术条件》（ＮＹ／391）的要求，不再具备绿色食品生产的基本条件”。其根据是，2013年3月21日台州市环保监察支队作出的“森林造纸厂（温岭滨海）外排污口上游约20ｍ处河水及森林造纸厂（温岭滨海）外排污口下游约150ｍ桥头处河水均属于劣Ｖ类水质，其定类项目均为:化学需氧量:氨、氮、总氮”调查监测结论。请求你局依据我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八条之规定，查明造成2013年2000余亩蔬菜生产基地环境污染的原因，分清责任;并申请对台州市环保监察支队调查监测结论作出甄别结论。 2020年5月29日被告向原告发出《举报（投诉）事项答复函》，建议原告向农村农业部门（温岭市农村农业局）咨询。被告明知第三人台州市××室根据台州市环保监察支队调查监测结论，认定原告罗氏公司产地环境己经发生变化，有新增污染源，不符合《绿色食品产地环境技术条件》（ＮＹ／391）的要求，不再具备绿色食品生产的基本条件，却拒绝履行査明造成2013年2000余亩蔬菜生产基地环境污染的原因，分清责任的法定职责。原告不服，提起诉讼，请求撤销被告于2020年5月29日作出的《举报（投诉）事项答复函》，并要求被告履行法定职责重新作出处理（经本院释明予以明确）。 被告市生态环境局辩称：一、答辩人在处理投诉过程中并未实施侵犯原告合法权利的行为，所作的《举报（投诉）事项答复函》行为符合法定程序。答辩人收到信访件后随即通过内部行政程序，将举报（投诉）受理告知单送达原告，告知一个月内予以处理，如遇特殊情况下再延迟一个月。答辩人对台州市环境监察支队调查监测结论进行甄别，该监测过程符合当时的技术规范。由于对调查事宜没有职责，答辩人将有关情况予以书面回复，并用EMS于5月29日送达原告，并告知其有关事项及权利义务，建议其就调查事宜向农业农村部门咨询。至此，答辩人处理举报（投诉）事项答复函的行为符合法定程序，并没有侵犯原告的任何合法权利。原告关于撤销答辩人回复函的主张，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不应得到支持。 二、答辩人对2013年生产基地环境污染的查明事项没有职责。原告在信访件里提出《履职申请书》，要求答辩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八条之规定履行职责，查明造成罗氏公司2013年2000余亩蔬菜生产基地环境污染的原因，并分清责任；并申请对台州市环保监察支队调查监测结论作出甄别结论。答辩人认为，该法第二条明确规定：本法所称环境影响评价，是指对规划和建设项目实施后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分析、预测和评估，提出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的对策和措施，进行跟踪监测的方法与制度。该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的立法本义是受评审的建设项目本身对环境造成影响时，答辩人才有职责调查环境污染的原因。所以原告援引该法第二十八条系理解和适用错误。根据《温岭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温岭市农业农村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的通知》（温政办[2012]146号）中“科技教育与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科中的职责有‘牵头组织农产品产地环境调查、监测、评价和农产品禁止生产区域划定建议工作’之规定；同时根据2019年1月1日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土壤污染责任人不明确或存在争议，农用地由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林业草原主管部门会同生态环境、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认定”。原告认为其蔬菜生产基地遭受污染，应当向有职责的农业农村局去申请调查取证。答辩人并没有专门调查的法定职责。 三、原告构成重复申请。原告法定代表人罗永海认为森林公司生产过程中造成的环境污染，使其2000余亩绿色食品生产基地受到严重污染，并造成其重大经济损失，而要求原温岭市环境保护局（以下简称温岭市环保局）履行查处的法定职责。不服温岭市环保局的答复于2018年9月17日向温岭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经过一审、二审、再审审理，法院最终认定温岭市环保局的答复并无不当。而后，原告再次于2019年11月向答辩人申请查清2013年蔬菜基地污染的原因。答辩人对申请事项予以回复并送达。原告申请的信息内容与2020年信访件的《履职申请书》的内容并不存在实质差别，属于重复申请，原告应当寻找其他途径救济其权利，而不是一味的重复申请，给答辩人造成资源浪费，应予驳回。 综上所述，答辩人对生产基地环境污染的查明事项没有职责，已对原告的投诉申请内容进行了处理，并在法定期限内以告知函的形式作出书面回复，在处理过程中，并未造成原告的任何权利义务负担以及损失。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恳请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第三人市生态保护与质量安全中心辩称：一、原告“‘罗牌葡萄’绿色食品标志使用权”不予续展系因生产基地水质污染所致，第三人所作处理属正常履职行为，符合程序规定。2012年，原告向第三人申请办理“‘罗牌葡萄’绿色食品标志使用权”续展。第三人经多次现场检查，发现原告生产基地旁边的河水出现黑臭现象，造纸厂的排污口位于葡萄园旁边的河道边，葡萄园附近造纸厂燃煤锅炉排放源，使用污水灌溉，产地环境发生变化，不宜生产绿色食品。其间，2013月1月11日，浙江省绿色食品办公室下发《关于要求对温岭市罗氏果业有限公司生产基地环境被污染一事进行核实的函》（函浙绿办函【2013】1号），要求第三人对群众举报进行核实与处理。群众举报称：“流经温岭市罗氏果业有限公司生产基地的河流被污染，不适合作为绿色食品生产基地。”该举报线索同时移交温岭市环保局。2013年3月12日，台州市环境监察支队委托台州市环境监测中心站对相关河流与企业进行取样检测，检测结果表明森林公司外排污口上游约20ｍ处河水和外排污口下游约150ｍ处桥头河水均属劣Ｖ类水质，其定类项目均为：化学需氧量、氨氮、总氮。2013年4月8日，应原告要求，第三人向其送达《台州市××室关于罗牌葡萄绿色食品标志使用权不予续展的通知》（台绿办【2013】4号），并将该情况上报浙江省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后逐级上报至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2014年12月31日，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作出《关于对台州市××室提出相关问题给予说明的复函》（中绿认函【2014】154号），确认原告产地环境已经发生变化，有新增污染源，不符合《绿色食品产地环境技术条件》（ＮＹ／Ｔ391）的要求，不再具备绿色食品生产的基本条件。《浙江省绿色食品认证工作程序》第一条第3.3项规定，“现场检查不合格，市绿办书面通知申请人，认证结论按不通过处理，本生产周期不再受理其申请。”因原告生产基地水质污染（肉眼可见河水出现黑臭现象），现场检查不合格，认证结论不通过，导致“‘罗牌葡萄’绿色食品标志使用权”不予续展，第三人所作处理属正常履职行为，符合程序规定。 二、被告系全市生态环境问题的统筹协调和监督管理部 门，应对案涉环境污染事件的调查处理承担法定职责。2018年1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九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对水污染防治实施统一监督管理。”（该法修订前，2008年6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八条亦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对水污染防治实施统一监督管理”）。2002年4月20日《温岭市环境保护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第一条第（一）项规定，“划入和新增职能：1、农村生态环境保护职能；……”第二条第（四）项规定，“监督管理大气、水体、土壤、固体废物、有毒化学品、噪声、震动以及机动车等的污染防治工作；……”第（九）项规定，“负责环境保护的行政稽查工作；组织开展环境保护行政执法检查，推进行政执法责任制。”2019年3月25日起施行的《台州市生态环境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第三条第（二）项规定，“负责全市生态环境问题的统筹协调和监督管理。负责环境污染事故和生态环境破坏事件的调查处理，指导协调全市突发生态环境事件的应急、预警工作，牵头指导实施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协调解决生态环境污染纠纷，统筹协调全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牵头做好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相关工作。”该条第（四）项规定，“负责环境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制定全市大气、水、海洋、土壤、噪声、光、恶臭、固体废物、化学品、机动车等的污染防治管理制度并监督实施。……组织指导城乡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监督指导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工作……。”该条第(八）项规定，“负责生态环境监测工作。……组织实施生态环境质量监测、污染源监督性监测……组织对生态环境质量状况进行调查评价、预警预测……。”该条第（九）项规定，“统一负责生态环境监督执法。组织开展全市生态环境保护执法检查活动。查处生态环境违法问题。承担全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队伍建设和业务工作。”该条第（十四）项还规定，“职能转变。深化生态环境领域‘最多跑一次’改革，统一行使生态和城乡各类污染排放监管和行政执法职责，切实强化统一监管。”因原告生产基地的环境污染问题系由水质污染引起，并且被告承担全市生态环境问题的统筹协调和监督管理工作，故被告应履行法定职责对案涉环境污染事件进行调查处理。 三、被告内部设有对应处理各类生态环境污染问题的内设职能机构，具备调查处理案涉环境污染事件的能力和技术条件，不存在履职障碍。2019年3月25日起施行的《台州市生态环境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第四条规定，被告内部设立环境影响评价与综合规划管理处、水生态环境处、大气与辐射环境处、土壤与固体废物化学品处等机构，专门承担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全市地表水和海洋生态环境监管工作、全市大气、噪声、光、化石能源等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工作、全市土壤、地下水等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的监督管理工作等。原告要求查明造成生产基地环境污染问题的原因，可能涉及规划、水、空气、土壤等各方面的环境因素。被告上述内设机构具备对各环境因素进行分项、分类调査评价，以及综合分析处理的能力和技术条件，其履行法定职责对案涉环境污染事件进行调查处理不存在障碍。 综上所述，第三人认为原告“‘罗牌葡萄’绿色食品标志使用权”不予续展系因生产基地水质污染引起，第三人所作处理属正常履职行为，符合程序规定；被告系全市生态环境问题的统筹协调和监督管理部门，应对案涉生产基地环境污染事件的调查处理承担法定职责；被告内部设有对应处理各类生态环境污染问题的内设职能机构，具备调查处理案涉环境污染事件的能力和技术条件，不存在履职障碍。为此，恳请贵院根据案件事实和法律规定依法处理。 经审理查明，2012年12月，浙江省农业厅接到张三（化名）的举报信，信中称其在罗氏公司购买水果时看到经过的河流颜色污黑，极其肮脏恶臭，以此举报森林公司不该在绿色食品生产基地的上游排放污水和罗氏公司不该被继续认定为绿色食品生产基地。2013年1月11日，浙江省绿色食品办公室向台州市××室发出浙绿办函［2013］1号《关于要求对温岭市罗氏果业有限公司生产基地环境被污染一事进行核实的函》，要求台州市××室就此事会同当地环境保护部门对举报中所提问题尽快进行核实与处理。2013年3月12日，台州市环境监察支队委托台州市环境监测中心站对森林公司（温岭滨海）外排污口河水进行采样监测，并于2013年3月21日作出台环监（2013）水字第101号《监测报告》，结论：森林造纸厂（温岭滨海）外排污口上游20ｍ处河水及森林造纸厂（温岭滨海）外排污口下游约150ｍ桥头处河水均属于劣Ｖ类水质。2013年4月8日，台州市××室作出台绿办［2013］4号《关于对罗牌葡萄绿色食品标志使用权不予续展的通知》。2014年12月31日，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中绿认函［2014］154号文件就台州市××室提出相关问题给予说明，认为原告的企业产地环境不再具备绿色食品生产的基本条件。 2018年7月，原告法定代表人罗永海以个人名义向浙江省环境保护厅投诉举报森林公司，称森林公司生产过程中存在污染环境及排污口东移、蒸汽外卖怀疑燃煤超批复等问题，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要求查清原因，查明责任。2018年7月25日-8月24日间，温岭市环保局对森林公司采取了出水采样监测、污染防治设施运转现场监察等调查取证措施，并于2018年9月3日作出森林公司不存在违法排污情况的答复。罗永海不服，于2018年9月17日，以温岭市环保局为被告向温岭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认为温岭市环保局的答复未对森林公司造纸项目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查清原因和分清责任，要求撤销答复并重作。2018年11月22日，温岭市人民法院作出（2018）浙1081行初94号行政判决，以温岭市环保局取样调查证明森林公司不存在违法排污情况及燃煤未超批复等为由，认为温岭市环保局的答复并无不当，驳回了罗永海的诉讼请求。罗永海不服，提起上诉。2019年1月18日，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浙10行终329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罗永海仍不服，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2020年1月3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浙行申767号行政裁定，认为温岭市环保局已正确履行了罗永海所申请的法定职责，且森林公司的排污行为与原告的绿色食品标志使用权未能续展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驳回了罗永海的再审申请。 2019年11月，罗氏公司向被告市生态环境局提交《要求查清蔬菜基地被污染的原因并分清责任的再投诉》，以温岭市环保局、三级法院裁判文书均认定原告2000多亩蔬菜生产基地环境污染与森林公司造纸项目无关、但未查清造成原告2000余亩蔬菜生产基地环境污染的原因、并分清责任为由，要求被告查明造成原告2013年2000余亩蔬菜生产基地环境污染的原因，分清责任。2020年1月13日，台州市生态环境局温岭分局（以下简称温岭分局，温岭市环保局机构改革后不再保留，温岭分局系被告的派出机构）作出《举报（投诉）事项答复函》，认为森林公司……已报批相关环保手续。2019年11月12日、2019年12月4日、2019年12月17日，我局执法人员对该公司进行现场检查……产生的废水、废气经处理设施处理后达标排放，现场未发现违法排污情况，废水、废气在线监测数据也均显示该企业排放污染物符合国家排放标准……。原告不服，向台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20年3月4日，台州市人民政府作出台政复[2020]19号《补正行政复议申请通知书》，告知罗氏公司其以“台州市生态环境局温岭分局”为被申请人主体不适格……。 嗣后，原告再次向被告市生态环境局邮寄落款时间为2020年3月9日的《履职申请书》，要求其履行法定职责，查明2013年2000余亩蔬菜生产基地环境污染的原因，分清责任；并申请对台州市环保监察支队调查监测结论作出甄别结论。2020年5月29日，被告作出被诉的《举报（投诉）事项答复函》。原告不服，遂提起本案诉讼。 另查明：2019年经事业单位机构编制调整，原台州市绿色办公室更名为台州市农产品绿色发展与质量安全中心，后又整合为第三人台州市农业生态保护与质量安全中心。 上述事实，有浙绿办函[2013]1号《关于要求对温岭市罗氏果业有限公司生产基地环境被污染一事进行核实的函》及所附《举报信》，台环监（2013）水字第101号《监测报告》，台绿办[2013]4号《关于对罗牌葡萄绿色食品标志使用权不予续展的通知》，（2018）浙1081行初94号行政判决书，（2018）浙10行终329号行政判决书，（2019）浙行申767号行政裁定书，《要求查清蔬菜基地被污染的原因并分清责任的再投诉》，温岭分局《举报（投诉）事项答复函》，台政复[2020]19号《补正行政复议申请通知书》、《履职申请书》、被诉《举报（投诉）事项答复函》以及各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等证据在卷证实。 本院认为，本案需要解决的争议焦点有：一、原告是否构成重复申请和重复起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六）重复起诉的。结合本案，2018年7月，原告法定代表人罗永海以个人名义投诉举报森林公司，称森林公司生产过程中存在污染环境及排污口东移、蒸汽外卖怀疑燃煤超批复等问题，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要求查清原因，查明责任。温岭市环保局受理后，经过调查取证，作出森林公司不存在违法排污情况的答复，从温岭市环保局的答复内容看，其得出上述结论是根据2018年7月25日至8月24日期间的调查取证，因此也只能说明森林公司2018年7月25日以后的排污情况。此后，法院审理的也只能是2018年7月25日以后森林公司的排污情况。但对2013年造成原告2000余亩蔬菜生产基地环境污染的原因和责任人，无论温岭市环保局，还是法院实际上并无结论。因此，原告罗氏公司此次的履职申请与罗永海2018年7月的申请并不相同，不属于重复申请。原告对被告此次申请所作的答复不服，提起诉讼，并不构成重复起诉。 二、被告的答复是否属于重复处理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下列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四)驳回当事人对行政行为提起申诉的重复处理行为。结合本案，2019年11月，原告向被告申请履职，2020年1月13日，温岭分局以自己的名义作出《举报（投诉）事项答复函》，认为森林公司……已报批相关环保手续。2019年11月12日、2019年12月4日、2019年12月17日，我局执法人员对该公司进行现场检查……产生的废水、废气经处理设施处理后达标排放，现场未发现违法排污情况，废水、废气在线监测数据也均显示该企业排放污染物符合国家排放标准……。但机构改革后，温岭分局性质上属于被告的派出机构，不具有以自己名义对本案的履职申请作出处理的法定职权，因此，该答复不能认为是被告针对原告的履职申请作出的答复。事实上，由于主体不适格，行政复议机关对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未予受理，造成原告陷入获取救济途径困难的困扰。原告于2020年再次向被告提交履职申请书，从性质上看，应属于对有权机关未正确履职的一种催促处理行为。此后，被告对原告的履职申请作出了被诉答复，该答复与温岭分局的答复在内容和性质上完全不同，并非上述司法解释中规定的“重复处理行为”。原告对此不服，提起行政诉讼，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 三、关于原告罗氏公司申请履职的事项是否属于被告职权范围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环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湿地、野生生物、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乡村等。该法第十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九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对水污染防治实施统一监督管理。2019年3月25日，台州市委办公室、台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实施的《台州市生态环境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第三条第（二）项规定，被告“负责全市生态环境问题的统筹协调和监督管理。负责环境污染事故和生态环境破坏事件的调查处理，指导协调全市突发生态环境事件的应急、预警工作，牵头指导实施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协调解决生态环境污染纠纷，统筹协调全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牵头做好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相关工作。”第（四）项规定，“负责环境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制定全市大气、水、海洋、土壤、噪声、光、恶臭、固体废物、化学品、机动车等的污染防治管理制度并监督实施。……组织指导城乡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监督指导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工作……。”结合本案，原告罗氏公司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的内容描述为“查明造成2013年2000余亩蔬菜生产基地环境污染的原因，分清责任；并申请对台州市环保监察支队调查监测结论作出甄别结论”。综合本案事实和证据，不难得出原告申请被告履职指向的对象主要是指“水”的污染，这与原告当庭陈述的“环境污染主要是指水和大气”是基本一致的。因此，原告要求查明2013年2000余亩蔬菜生产基地“环境”污染的原因，分清责任，明显是被告职权范围内的工作。而原告要求对台州市环保监察支队调查监测结论作出甄别结论，属于被告将来履职过程中的证据审核环节，从属于第一项申请履职的事项，不应理解为一个独立的申请履职内容。被告在其所作《举报（投诉）事项答复函）》中，将2000余亩蔬菜生产基地“环境”污染的原因，解读为2000余亩蔬菜“生产基地”的污染原因，进而将“环境污染”限缩解释为“土壤污染”或“农用地污染”，并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的有关规定，认定原告申请履职的事项属于农业农村部门的职责范围，建议原告向农业农村部门咨询，属于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综上，对原告明确后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被告台州市生态环境局于2020年5月29日作出的《举报（投诉）事项答复函》； 二、被告台州市生态环境局于判决生效后60日内对原告台州罗氏果业有限公司的履职申请重新作出处理行为。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台州市生态环境局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应海波 人民陪审员  卢敏岚 人民陪审员  陈晨丹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八日 法官 助理  缪娅薇 代书 记员  汪佳静 ?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第（二）项 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一)主要证据不足的； (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