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324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盛国昌，男，1970年7月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燕，浙江南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旦红，女，1971年12月5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小文、诸奇红，浙江智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盛国昌为与被上诉人刘旦红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9）浙0110民初181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8日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的规定，依法指定审判员陈剑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盛国昌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或发回重审，依法改判支持盛国昌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刘旦红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盛国昌在签订《财产份额代持协议》时己明知并认可本次交易模式，属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错误。一、一审判决认定盛国昌认可交易模式的主要依据在于2019年6月10日的微信聊天记录，距离缔约已经过去一年时间。此时案涉投资主体已经陷入兑付危机，盛国昌知晓情况后向刘旦红询问，刘旦红才向盛国昌告知由案外人代持，盛国昌并未对于代持行为予以认可，更谈不上在缔约时对于代持交易模式的知情同意。二、案涉合同是否因欺诈订立之认定应当取决于合同签订时的状态。（一）盛国昌在一审诉讼中提交了《财产代持协议》与《珠海横兴晖企业管理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足以说明刘旦红虚构事实与盛国昌订立案涉合同的情况。（二）一审判决以聊天记录以及双方之间的其他投资经历为依据对本案合同效力作出认定显属错误。双方之间既往投资关系与案涉投资行为之间不存在关联性，也不能证明盛国昌对于代持均系明知。三、一审法院认为盛国昌完全可以通过查询企业登记信息方式确认刘旦红身份，明显加重了盛国昌的义务。盛国昌身份为农民，平时从事工程施工，文化水平不高，根本无从查询企业登记信息。结合盛国昌曾多次委托刘旦红代为理财，己对其产生充分信任。同时，刘旦红在签约时出示《珠海横兴晖企业管理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明确其是自持的有限合伙人身份。盛国昌故以此作为信赖而作出投资决定。若要求盛国昌在缔约时查明合伙人身份，显属加重盛国昌义务之认定。综上，请求支持盛国昌的上诉请求。 刘旦红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盛国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撤销盛国昌、刘旦红双方签订的《财产份额代持协议》，责令刘旦红立即返还盛国昌“投资款”人民币60万元，并赔偿盛国昌该款项自2018年11月26日始至实际返还之日止，按照年化15%收益率计算的损失；二、责令刘旦红赔偿盛国昌律师费损失2万元；三、判令由刘旦红负担本案诉讼费和财产保全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旦红原系山东创道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衢州分公司的员工，具有基金从业资格。2014年8月31日，盛国昌（有限合伙人）与山东创道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普通合伙人）签订《宁波创道鸿翔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一份，约定由盛国昌自愿以有限合伙人身份加入宁波创道鸿翔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并认购有限合伙出资份额10万元。盛国昌于次日将该款项转账至宁波创道鸿翔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银行账户。盛国昌还曾于2015年3月10日向山东创道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认购10万元创道威海临港区产业投资基金肆号基金；于2015年10月7日认购30万元创道产业并购基金壹号；于2017年11月认购100万元创道颐高之信国际电商产业投资基金。2016年5月3日，盛国昌（甲方）与刘旦红（乙方）签订《委托协议》一份，约定甲方委托乙方认购山东创道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创道？弘盈定增1号定增私募基金”并将20万元打入乙方指定账号，同意乙方以其个人名义签订相关的《创道？弘盈定增1号定增私募基金》（合同编号：×××16）的协议书，投资标的的上市公司的定向增发股票。同日，刘旦红以其个人名义签订基金合同，认购110万元，并向该基金托管人转账支付该款项。刘旦红作为委托人（有限合伙人），与珠海横兴晖企业管理企业（有限合伙）（普通合伙人）签订《珠海横兴晖企业管理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一份，约定刘旦红认缴出资300万元。2018年8月24日，刘旦红向宁波乾暻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转账300万元，附言“投资款”。2018年8月24日，刘旦红作为委托人（甲方、实际出资人），毛俞雯作为受托人（乙方、名义合伙人）签订《财产份额代持协议》，约定甲方向珠海横兴晖企业管理企业（有限合伙）出资300万元，目标企业投资“广西扶绥龙谷湾旅游度假区有限公司”，用于“广西扶绥龙谷湾旅游休闲度假区项目”的开发运营。甲方委托乙方以乙方名义代甲方持有上述财产份额，并依据甲方意愿代为行使财产份额对应的合伙人权利，并由甲方实际享受财产份额所对应的一切合伙人权益。毛俞雯系珠海横兴晖企业管理企业（有限合伙）登记在册的合伙人之一。2018年11月26日，盛国昌作为委托人（甲方、实际出资人）、刘旦红作为受托人（乙方、名义合伙人）签订《财产份额代持协议》，约定甲方向珠海横兴晖企业管理企业（有限合伙）出资60万元，目标企业投资“广西扶绥龙谷湾旅游度假区有限公司”，用于“广西扶绥龙谷湾旅游休闲度假区项目”的开发运营。甲方委托乙方以乙方名义代甲方持有上述财产份额，并依据甲方意愿代为行使财产份额对应的合伙人权利，并由甲方实际享受财产份额所对应的一切合伙人权益。当甲方认为不再需要乙方继续代持财产份额时，乙方应当立即归还财产份额及财产份额相关的所有委托权益，并无条件承认甲方在目标企业的合伙人地位。未经甲方事先书面同意，乙方不得转委托第三方持有财产份额及相关合伙人权益，不得对其所持有的财产份额及其所有权益进行处分或实施任何可能损害甲方利益的行为。本协议的违约方应赔偿因其违约给守约方造成的全部损失、违约金以及各种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合同后备注“刘旦红、盛国昌共同投资的合同原件由刘旦红保管，原合同投资总额300万元，其中刘旦红占240万元，盛国昌占60万元，按共同投资、共担风险、共享收益的原则，按投资额比例分配投资收益。”同日，盛国昌向刘旦红转账60万元。2019年3月28日，山东创道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出具《证明》一份，载明：根据山东创道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山创道发［2018］122号《关于下发德阳白马关内部员工跟投方案、广西龙谷湾项目内部员工跟投方案的通知》文件之内容，刘旦红同志于2018年8月24日出资人民币叁佰万元整参与员工跟投，出资额已经足额到位。员工跟投以宁波乾曝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投资（开户行：中信银行宁波北仑银行，账号：8114××××6134）或以宁波科奇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开户行：宁波通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账号：×××01）参与内部员工的跟投项目。根据文件要求，员工跟投选择《公司内部员工跟投操作流程》中规定三名代持人之一的毛俞雯同志作为协议代持人，刘旦红同志为山东创道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内部员工跟投的实际持有人性质不变。2019年4月11日，珠海横兴晖企业管理企业（有限合伙）出具《出资确认函》，确认于2018年8月24日收到刘旦红300万元出资，用途为以珠海横兴晖企业管理企业（有限合伙）投资广西扶绥龙谷湾旅游度假区有限公司。2019年4月22日，山东创道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发布公告，告知全体投资人公司全面停止新增基金业务，停止所有基金收益及本金的兑付，开始良性退出。2019年6月10日，盛国昌、刘旦红之间微信聊天内容如下，刘旦红“把跟投的合约带过来再给你看，之前记得复印过一份给你的”，盛国昌“哦”，刘旦红“给我们代持的是毛俞文，工商上可以查到她的名字的”，盛国昌“我当时是按李的意思说你想问我借钱周转一下，后来你说员工内部股份怎么怎么的好还一下买不到，所以才信任你现在变成这个样子，是不是你自己知道不好才把股份分给我的，我实在想不通”，盛国昌“怎么会呢，本来你们买龙谷湾产品还是，我有佣金提成的，而这个员工跟投是没有的，是我们的福利，去考察龙谷湾一起去的，项目也是好的，大家都认可的，而且这个项目我们地产的人，投行的人，以前总部从没投过的人都在投资，我们募集端就更加信任了才投的，也是想既然都是投，你们与我配合那么多年，也一起分享福利了，收益公司定的，也比对外销售的产品高一些的，但也在合理范围内，当时也说过与您”。盛国昌为本案诉讼支出律师代理费20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现盛国昌以刘旦红在与其签订《财产份额代持协议》时并未以本人名义持有目标企业的财产份额，存在欺诈行为为由，要求撤销该份代持协议，但从盛国昌、刘旦红的微信聊天内容来看，盛国昌并未对由案外人代持财产份额提出异议，且盛国昌、刘旦红签订代持协议时，刘旦红已完成签订合伙协议、代持协议以及支付出资款等行为，盛国昌完全可以通过查询企业登记信息等方式确认刘旦红的合伙人身份，另结合盛国昌以往的投资经历，该院认为刘旦红关于盛国昌在签订《财产份额代持协议》时已明知并认可本次交易模式的抗辩意见存在高度盖然性。综上，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刘旦红存在欺诈行为，且盛国昌因此而陷于错误认知，并基于错误认知作出意思表示，其要求撤销《财产份额代持协议》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该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盛国昌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000元，由盛国昌负担。 二审期间，盛国昌、刘旦红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案涉《财产份额代持协议》是否属于“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盛国昌主张刘旦红虚构了刘旦红本人为珠海横兴晖企业管理企业（有限合伙）有限合伙人的事实，未向盛国昌披露案涉300万元投资实际由案外人代持的事实，故构成欺诈。本院认为，本案中双方均认可因投资之意思表示订立《财产份额代持协议》，结合双方之间曾有多次投资关系，盛国昌作为具有投资经验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于投资项目具有一定的审查义务。对于刘旦红是否系目标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人的事实，盛国昌可以通过公开途径进行审查。再结合双方当事人微信聊天记录中盛国昌对于代持模式未提出异议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盛国昌在签订《财产份额代持协议》时已明知并认可本次交易模式具有高度盖然性并无不当。上诉人盛国昌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540元，由盛国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员 陈剑 二〇二〇年九月八日 法官助理 陈典 书 记 员 方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