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济源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96民终70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董卫，男，1979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济源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佩梅，系董卫母亲。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会娟，女，1982年1月16日出生，汉族，住济源市。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董为民，男，1974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住济源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肖士云，女，1948年6月19日出生，汉族，住沁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志斌，系肖士云儿子。委托诉讼代理人：和玉霞，系肖士云儿媳。上诉人董卫、王会娟、董为民因与被上诉人肖士云排除妨害纠纷一案，不服济源市人民法院（2019）豫9001民初54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董卫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佩梅，上诉人王会娟，上诉人董为民，被上诉人肖士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志斌、和玉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董卫、王会娟、董为民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肖士云的一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肖士云负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事实：董为民原籍为沁阳市，1996年到济源工作时，因无住处，在大姨张佩兰家借住。董为民的舅舅张佩文（肖士云丈夫）系济源印刷厂老工人，在印刷厂家属院有两套房屋，其中一套即是位于济源市××大街××大街印刷厂院北3单元4楼东户的本案争议房屋。1997年时该房屋空置，张佩文考虑到董为民的无房状况，即向董为民父母提出，将该房屋送给董为民。董为民父母不愿意白要房，提出购买该房。最终，双方商定董为民父母给付张佩文15000元，张佩文将争议房屋出售给董为民。因当时无流动资金，董为民父母把将未到期的定期存款取出，向张佩文支付了15000元房款。张佩文将该房屋交付给董为民。案涉房屋卖给董为民，张佩文的家属（包括肖士云）均知情也予以同意。因为双方是关系密切的亲戚，彼此之间基于信任，当时就没有签订房屋转让合同。期间，董为民父母曾提出房屋过户，但张佩文称过户还要交税费，自己亲戚还有什么不放心的，何必要给公家白交那么多钱，于是就不提过户一事了。为解决董为民的无房困难，董为民姨夫曾在1996年帮董为民购买了济源市法院家属院的预售房屋一套。1997年购买案涉房屋后，因为已经有房，董为民就让姨夫退了法院家属院的房屋。董为民随即搬到案涉房屋居住。1997年至2015年期间，董为民一直在案涉房屋居住，并且对案涉房屋进行了全面装修。2006年，张佩文因病去世。后因孩子上学，肖士云的三个儿子还给董为民出具证明，证明董为民是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人。2015年，因涉房屋面积较小，为改善居住条件，董为民另外购买了面积较大的房屋，从该房搬离。案涉房屋就空置下来，一直无人居住。直至2017年，为了方便侄子上学，董为民把案涉房屋交由弟弟董卫居住至今。董卫居住后也对涉案房屋进行了较大程度的装修改造。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关于肖士云是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人的认定是错误的。表面上看，肖士云有房产部门颁发的房屋产权权属证，认定其是房屋所有人似乎理所当然。但我们应该看到本案纷繁复杂，时间跨度长达二十余年，各当事人之间关系复杂，对抗激烈，亲情与利益的冲突和取舍，法、理、情的交织，无从分辨“哪句是真，哪句是假”，这就需要法官抽丝剥茧，拨开迷雾，找寻案件的真相，而不能简单机械一判了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根据依法作出裁判。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本案中，（一）房屋产权证的登记所有者是否就一定是房屋的实际所有权人。这一问题的答案显而易见，但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和法官的审判实践，房屋转让但因种种原因没有办理产权变更登记的现象并不罕见。所以，根据日常经验法则，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案涉房屋虽然登记在肖士云名下，但确实还存在该房已实际转让的合理可能。（二）是否存在房屋转让不签订书面合同的合理可能。1、从转让时间上讲，涉案房屋转让发生在1997年，当时我国法律体系建设正处于起步阶段，相应的法律还比较粗疏，包括《合同法》直到两年以后的1999年才颁布，所以普通群众的法律观念还比较淡薄，在经济交往中不善于签订合同，遵循“凭良心”、“一诺千金”的旧有交易习惯。所以，根据日常生活法则，当时没有签订书面合同具有极大的可能性。2、从转让双方的关系上讲，转让双方是是舅舅和外甥，在中国传统观念里，这是关系最密切的亲戚，某种程度相当于父子，这样的亲情关系显然具备无需签订合同的合理性。甚至在某些重情人士看来，外甥和舅舅签合同，是对舅舅的侮辱和不信任。因此，根据日常生活法则，舅甥之间不签订合同同样具有极大可能性。从转让时间和当事人的关系综合起来判断，房屋转让存在但未签订书面合同就是概率极高的事件。（三）关于董为民所持的2014年8月1日《证明》的认定。1、《证明》的效力。《证明》出具时张佩文已经去世，签署《证明》的是张佩文的三个儿子。父业子继是中国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即便在今天，有儿有女时，逝者的女儿或妻子不参与继承，儿子继承父业依然是普遍现象。当然，也有逝者的女儿或妻子要求分割遗产的，但此类现象极少，并不常见。所以，在张佩文去世后，由张佩文的三个儿子来签署《证明》，符合日常生活法则。该《证明》的效力应及于张佩文的所有继承人。2、《证明》的证明对象。该《证明》核心的证明内容为：董为民是案涉房屋的实际所有人，因张佩文病故而未办理过户手续。《证明》非常清晰地确认了董为民是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人，属于案涉房屋原所有权人的自认，该自认足以对抗肖士云所持的产权证。根据日常生活法则，如果是借住，肖士云的三个儿子不可能签署房屋产权归于董为民的《证明》。3、《证明》中“赠与”的书写表达。《证明》中之所以写“赠与”，没有写“出让”，是因为董为民自以为如果写赠与，将来办理过户时可以少交过户税费，所以基于逃避税费的考量，在证明中就以“赠与”来定义房屋的转让方式。“赠与”还是“买卖”仅仅是房屋转让的形式，该转让形式如何书写，只是涉及房屋交易税费的缴纳，并不能影响《证明》有关房屋所有权人的确认。一审在对《证明》认定时，仅仅抓住了转让形式这一“枝叶”，而忽略了《证明》实质是所有权权属进行确认这一“根源”，其认定一叶蔽目，实属错误。（四）关于董为民所持案涉房屋所有权证原件的问题。董为民持有案涉房屋的所有权证原件。根据日常生活法则，在房屋交易中，出让房屋不能过户或没有过户的，原房主将房屋的产权证原件交付给实际房主，是常见的交易习惯。如果是借住，则不可能交付房屋产权证原件。所以，从房屋产权证原件持有这一点，肖士云所谓的借住一说也是不合理的。（五）董为民及家人在案涉房屋内的居住时间。根据日常生活实践，借住大多基于某种需要，基本为短期的，长达二十余年的房屋借住显然已经超出正常的日常生活法则。（六）肖士云怠于讨回“被借住”房屋的不合理。2015年，董为民搬离案涉房屋，该房空置时间长达两年。如果董为民是借住，那搬离案涉房屋即表示借住需求已经消除，在明知董为民不需借住且实际也不居住的情形下，肖士云却不讨回被借助的房屋，这显然不符合常理。更不可思议的是，当时肖士云的儿子张志勇因卖房还账造成无房居住，只能借住在其岳父家中。自家房被“借住”但实际空置，儿子无房住而借住他人家中，如此矛盾的两种现象并存，显然不合常理。（七）案涉房屋是董为民全家的户口登记地。根据户籍政策或生活常理，户口所在地多为自家房屋或单位，如果是借住，董为民的户口不可能以案涉房屋办理。综合以上种种情形，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本案中肖士云虽提供产权证证明其对房屋所有权的主张，但对于本案的各项事实，其并不能作出合理解释。董为民虽然没有过户登记，但各种事实和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其是案涉房屋的实际所有人具有高度的可能性，并且这一推论符合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法则。根据民事诉讼原则，足以认定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人是董为民。三、一审法院程序瑕疵。因本案双方当事人为亲戚，了解案情的各位人士均和双方当事人存在对应关系，碍于情面，对出庭作证有顾虑，希望以接受法院调查的方式如实陈述事实。在本案一审中，董卫、董为民曾明确向承办法官说明此种情形，希望法院能够进行调查。承办法官表示可以在双方律师在场的情形下以电话询问方式询问相关证人。于是，董卫、董为民即放弃了动员证人出庭的努力，并按照承办法官的指示，向法院提供了证人身份信息、电话号码等。但直至一审终了，一审法院也未进行其所说的调查，致使相关证人未能陈述事实，损害了董为民等人的诉讼权利。望二审法院予以纠正，以便查明事实，裁判曲直。肖士云辩称，一、当初肖士云是让董为民借住案涉房屋，董为民没有出过钱。二、董为民称房子是张佩文赠与不属实。当年是因为董为民要找对象，没有房子，张佩文就让董为民先借住。张佩文去世后，董为民拿着空白的纸让张佩文的三个儿子写证明，称董为民儿子上学需要用，以证明董为民一家在案涉房屋居住，张敏、张志斌、张志勇就在空白纸上签了字，一审开庭才知道证明的内容。三、张佩文去世后，家人一直没有找到案涉房屋的房产证，一审时才知道董为民在张麦菊那里拿到了房产证。四、张佩文去世前在医院，曾交代子女要把案涉房屋要回来。肖士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董卫、王会娟立即腾出并交付济源市××大街印刷厂院北3单元4楼东户房产。原审第三人董为民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位于济源市××大街印刷厂院北3单元4楼东户的房屋为董为民所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肖士云与张佩文原系夫妻关系，2006年，张佩文因病去世。肖士云与张佩文有位于济源市××大街印刷厂院北3单元4楼东户的房屋一套。张佩文系董卫及第三人董为民的舅舅。1997年至2015年，董为民在该房屋居住。关于入住的原因，董为民称系从其舅舅处以15000元的价格购买，肖士云称系借住。2017年，董卫及王会娟对房屋装修并入住。2018年2月，肖士云将该房屋的不动产证书登记在其名下。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该房屋的所有权归属问题。肖士云提供了房产证证明房屋属于其所有，董为民称系张佩文出卖给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故应驳回第三人的诉讼请求。肖士云系该房屋的所有权人，董卫及王会娟居住无合法根据，构成侵权，肖士云要求董卫及王会娟腾出并交付济源市××大街印刷厂院北3单元4楼东户的房屋，理由正当，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董卫、王会娟于判决生效后二个月内腾出并交付济源市××大街印刷厂院北3单元4楼东户的房屋；二、驳回第三人董为民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董卫、王会娟负担；第三人董为民交纳的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董为民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董卫、王会娟、董为民提交了董为民大姨张佩兰、董为民大姨夫牛玉富于2020年8月2日出具的证明，证明案涉房屋是董为民出钱购买的。肖士云质证后认为，对张佩兰、牛玉富的身份无异议，但对该两份书面证言是否本人所写有异议，张佩文当年做生意不存在向他人借钱的情况。本院经审查认为，该两份证明系证人证言，证人未出庭作证，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对该两份证明的效力不予确认。本院经审理查明，肖士云与张佩文有三子一女。2018年12月10日，肖士云将诉争房屋的不动产权证书登记在其名下，原权利人张佩文的房产证注销。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法律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肖士云提起诉讼，要求行使物权的排他请求权，因此应审查诉争房屋的所有权归属问题。肖士云与张佩文原系夫妻关系，诉争房屋在1992年曾登记在张佩文名下，后肖士云于2018年将该房屋变更登记在肖士云名下。肖士云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肖士云的不动产权证书，证明其是房屋的所有权人，并提供了亲戚李国强、张佩慧、张麦菊的当庭证言。董卫、王会娟抗辩董卫的哥哥董为民于1997年以15000元从张佩文处购买了诉争房屋，董为民是该房屋的所有权人；原审第三人董为民主张确认该房屋为其所有。董为民提供了肖士云三个儿子签名的证明、王会娟等人与肖士云的谈话录音和亲戚张佩兰、牛玉富的书面证言。根据双方提供的现有证据分析，董为民主张其购买了诉争房屋，但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支付房款的事实，其提供的肖士云三个儿子的证明内容为张佩文在生前将诉争房屋赠与给董为民，与董为民称的购买不一致，且该房产原系张佩文与肖士云的夫妻共同财产，在张佩文生前应由夫妻共同处分，在张佩文死后应由肖士云及二人的四个子女依法继承，现该证明中并无肖士云及肖士云女儿的签名确认，仅有三个儿子的签名不能证明董为民的主张。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款、第一百八十七条的规定，赠与系实践性合同，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赠与的财产依法需要办理登记等手续的，应当办理有关手续。本案中，董为民并未办理相关登记手续，未依法取得财产权属。另，董为民虽持有登记为张佩文的房产证，但该房产证系董为民从案外人张麦菊处取得，并非直接从张佩文或肖士云处取得，无法证明其取得房产证的合法性。董为民也未实予以证明，故董为民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购买了诉争房屋。肖士云的不动产权证书系依法登记的不动产权属证明，具有确认不动产权属的法律效力，该证书与三名证人的证言内容也可以相互印证，证明肖士云是诉争房屋的合法所有权人。现肖士云作为房屋所有权人提出的排除妨碍的请求成立，一审予以支持并无不当。综上所述，董卫、王会娟、董为民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董卫、王会娟、董为民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董 慧审判员 张莎莎审判员 石 林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赵昱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