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12民终353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许霞，女，1975年9月26日生，汉族，住江苏省泰州市高港区。上诉人（原审被告）：陆志远，男，1976年6月20日生，汉族，住江苏省泰州市高港区。上诉人（原审被告）：陆爱萍，女，1972年3月23日生，汉族，住江苏省泰州市高港区。上诉人（原审被告）：郑志生，男，1969年12月9日生，汉族，住江苏省泰州市高港区。上述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向阳，江苏福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吉玉文，男，1945年6月11日生，汉族，住江苏省泰州市高港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吉虎，男，1986年2月13日生，汉族，住江苏省泰州市高港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吉玉文（系吉虎之父），男，1945年6月11日生，汉族，住江苏省泰州市高港区。原审被告：杨学军，男，1974年12月19日生，汉族，住江苏省泰州市高港区。上诉人许霞、陆志远、陆爱萍、郑志生因与被上诉人吉玉文、吉虎、原审被告杨学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泰州市高港区人民法院（2019）苏1203民初10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8日立案，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因新冠××疫情本院于2020年2月2日裁定中止审理本案，后于2020年8月16日恢复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许霞、陆志远、陆爱萍、郑志生共同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许霞、陆志远、陆爱萍、郑志生不需要向吉玉文、吉虎承担还款责任。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对案件事实认定错误。一审法院认定“许霞、陆志远、陆爱萍、郑志生尚欠吉玉文、吉虎370000元借款，有借条、说明、承诺书以及当事人的陈述为证，本院予以认定”，没有事实依据。事实上，许霞、陆志远、陆爱萍、郑志生仅是在吉玉文、吉虎写好的格式借条上的借款人处签了名，但是吉玉文、吉虎至今未按照约定将借款款项交付给许霞、陆志远、陆爱萍、郑志生，一审法院一并认定的“说明”、“承诺书”均是杨学军和案外人陆茹萍所出具，“说明”、“承诺书”仅对杨学军、陆茹萍有法律约束力，对许霞、陆志远、陆爱萍、郑志生而言毫无约束力，许霞、陆志远、陆爱萍、郑志生在一审中对“说明”、“承诺书”均予以否认。依据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许霞、陆志远、陆爱萍、郑志生与吉玉文、吉虎之间的借款合同并没有生效，一审法院以合同相对性为由判决许霞、陆志远、陆爱萍、郑志生归还所谓的“借款”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依据借条约定，杨学军仅是担保人，吉玉文、吉虎应该将借款款项直接交付给借款人许霞、陆志远、陆爱萍、郑志生，担保人杨学军无权直接收取借款款项。吉玉文、吉虎未经许霞、陆志远、陆爱萍、郑志生同意直接将借款款项支付给杨学军，应视为吉玉文、吉虎与担保人杨学军之间订立了新的借款合同。从一审庭审中吉玉文陈述的催要过程来看，吉玉文一直是在向杨学军催款，并由杨学军偿还了部分款项或者向吉玉文作出了相应承诺，所以也应该由杨学军偿还该借款。本案中，杨学军的身份已经从当初的担保人变更为现在的借款人。案外人吉如林出庭作证时陈述其是在银行受吉玉文指示才将钱支付给担保人杨学军的，当时在场的仅有杨学军、吉玉文、吉如林三人，而许霞、陆志远、陆爱萍、郑志生中并没有一个人在现场，吉玉文、吉虎也没有举证证明是许霞等人要求将借款直接支付给担保人杨学军，一审法院仍然认定杨学军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是错误的，如此判决也会让许霞等人陷入到承担还款责任后无法向杨学军追偿的窘境中。二、即使许霞、陆志远、陆爱萍、郑志生依法应承担还款责任，吉玉文、吉虎要求许霞等人偿还借款的诉讼请求也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借条约定“借期四个月”，借款日期为2013年1月22日，还款日期最迟为2013年5月21日止。自2013年5月21日起计算两年，至2015年5月20日止诉讼时效即届满，吉玉文、吉虎并未举证证明在这两年期间内曾向许霞、陆志远、陆爱萍、郑志生主张过权利。此时，杨学军己经并非借款人的担保人了，所以吉玉文、吉虎向杨学军催要还款的行为并不能导致其要求许霞、陆志远、陆爱萍、郑志生偿还借款的诉讼时效中断。被上诉人吉玉文、吉虎共同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许霞、陆志远、陆爱萍、郑志生的上诉请求。他们与杨学军、许霞、陆志远、陆爱萍、郑志生共同向我们借款，我们将借款交付给杨学军，杨学军将借条交付给我。他们如果没有拿到钱，为什么不向公安部门报案呢？借条上谁签字谁还钱。借贷关系应当以借条为准，至于款项的实际使用人是谁，与我方无关。借款到期后，我找许霞、陆志远、陆爱萍、郑志生要钱，他们一拖再拖。原审被告杨学军述称，我想借钱用，是我姐夫郑志生介绍我认识吉玉文、吉虎借钱的。钱是我用掉了。我前几天还与吉玉文协调，三年分三批把钱还掉。吉玉文、吉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许霞、陆志远、陆爱萍、郑志生、杨学军立即偿还本金370000元及利息（自2015年3月20日起至实际还清之日止，月息按2%计算），诉讼费由许霞、陆志远、陆爱萍、郑志生、杨学军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3年1月22日，许霞、陆志远、陆爱萍、郑志生向吉玉文、吉虎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到吉玉文、吉虎人民币370000（叁拾柒万元）整，用于做生意，月息2.2%，借期四个月。如到期不还月息……”，许霞、陆志远、陆爱萍、郑志生在借条上的借款人处签字，杨学军在《借条》上的担保人处签字。2016年2月5日，陆茹萍、杨学军在上述《借条》尾部承诺：“2016年3.20前保证把壹年利息还清，本金2016年底全部结清”。2017年7月27日，杨学军出具说明一份，载明：“1、拆迁到位，还清此款2、如果不拆迁我们交还款计划，关于吉玉文借款一事说明（2013.1.191.22）借条两张”。2018年1月18日，陆茹萍、被告杨学军出具《承诺书》一份，载明：“①春节前安排一布分资金.②节后拆迁后结清.③本金利息结清.④本利按2013.1.92013.1.22两借据中约定的利息结清，不少一份，说话算数”。2018年10月10日，陆茹萍、杨学军出具《说明》一份，载明：“…2013年1.19和213.1.22两借据借款事宜…两借条利息结至2015.3月20，也就是说2015年3月20号前60万本金的利息全部还清，从2015.3月20号往后至今本利未清，仅于2017.1.27还利2万元、2018春节前30夜这天下午还利壹万元本金60万至今未还，利息近50万元左右也未还…于2019年1.5号前如拆迁按条本金和约定的利息计算结清借款本和利.两借据原约定利息为2.2%.调正为2%计算如不拆迁.双方再行商量还款本利事宜…”。后许霞、陆志远、陆爱萍、郑志生、杨学军未再偿还款项，吉玉文、吉虎遂诉至一审法院。出具借条当日，案外人吉如林分两次合计转账370000元到杨学军账户。一审诉讼中，案外人吉如林到庭作证，表示其打款给杨学军系受吉玉文的委托，本人与杨学军没有经济往来。一审法院认为，债务应当清偿。（一）、许霞、陆志远、陆爱萍、郑志生辩称其四人并未收到借款，且诉讼时效已过，不应承担还款责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许霞、陆志远、陆爱萍、郑志生是否是借款的实际使用人，不影响其承担还款义务；权利人向债务保证人、债务人的代理人或者财产代管人主张权利的，可以认定诉讼时效中断，本案担保人按约付息至2015年3月20日，后又分别于2016、2017、2018年出具书面还款承诺（最后一次出具说明的时间为2018年10月10日），故本案诉讼时效中断，诉讼时效期间自2018年10月11日起重新计算三年的诉讼时效，吉玉文、吉虎于2019年4月15日诉至一审法院，尚在诉讼时效期间内。对许霞、陆志远、陆爱萍、郑志生的上述抗辩理由，依法不予采纳。许霞、陆志远、陆爱萍、郑志生尚欠吉玉文、吉虎370000元借款，有借条、说明、承诺书及当事人陈述为证，依法予以认定，许霞、陆志远、陆爱萍、郑志生应负清偿责任，对吉玉文、吉虎要求许霞、陆志远、陆爱萍、郑志生偿还借款370000元的诉讼请求，依法予以支持。（二）、对吉玉文、吉虎主张的逾期还款利息，其提交证据表明结息至2015年3月20日，故应当自2015年3月2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计算利息，吉玉文、吉虎主张月利率2%，在双方约定的范围内，亦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依法予以支持。（三）、杨学军在借条担保人处签字，没有约定担保方式，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应当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杨学军未到庭，是对自己相关诉讼权利的放弃。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七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许霞、陆志远、陆爱萍、郑志生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向吉玉文、吉虎支付借款370000元及逾期还款利息（以370000元为本金，自2015年3月2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杨学军负连带清偿责任。如果许霞、陆志远、陆爱萍、郑志生、杨学军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360元，由许霞、陆志远、陆爱萍、郑志生、杨学军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双方当事人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本案《借条》上的字迹除了当事人的签名为自己书写外，其他内容均为吉虎的妻子所写。二审中，就本案《借条》的来龙去脉，各方当事人进行了陈述。吉玉文陈述：自己不认识杨学军，仅认识许霞等人，所以借钱时就让许霞、陆志远、陆爱萍、郑志生在“借款人”处签名，杨学军在“担保人”处签名。陆爱萍陈述：我本来就做生意，想问吉玉文借点钱，吉玉文要杨学军担保的，打借条的时候我知道是吉玉文要求杨学军担保的，签字时没注意借条上有“借款人”字样就在“借款人”处签字。陆志远陈述：（在借条上）签字时杨学军也到场的。杨学军以电话方式陈述：我要用钱，经我姐夫郑志生介绍向吉玉文借钱；具体在哪里写借条、怎么写借条的，时间长了我记不得了；吉玉文将钱打到我的银行卡上后，我小舅子陆志远也想用这个钱，我就告诉他钱到我卡上，我用掉了；钱借了以后吉玉文找过郑志生、陆爱萍等人起码十几趟。二审中，许霞、陆志远、陆爱萍、郑志生坚称吉玉文后来没有将钱交给自己，由于吉玉文称不会向许霞等四人要钱所以许霞等四人也没有再继续要求吉玉文交付借款，吉玉文也的确没有向己方要求还钱，而是三四年之前吉玉文打电话给陆志远让陆志远催杨学军还款。二审争议焦点：一、许霞、陆志远、陆爱萍、郑志生是否是借款合同当事人？二、吉玉文、吉虎向许霞、陆志远、陆爱萍、郑志生主张民事权利，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一款规定“本规定所称的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本案中，因2013年1月12日案外人吉如林受吉玉文的指示分两次以银行转账方式向杨学军交付了370000元，当日许霞、陆志远、陆爱萍、郑志生向吉玉文、吉虎出具了一份《借条》，根据其内容并结合双方之间的银行资金往来情况，应当确认上述当事人之间形成民间借贷关系，其中吉玉文、吉虎是贷款人。关于焦点一。因许霞、陆志远、陆爱萍、郑志生在《借条》的“借款人”处签名，且在二审中陆爱萍明确承认己方有向吉玉文借款的意愿而向吉玉文借钱、自己签名时知道吉玉文要求杨学军担保的事实，故根据当事人陈述内容及《借条》签名等情况应当确认许霞、陆志远、陆爱萍、郑志生为借款合同的主债务人即借款人，杨学军为担保人。对于许霞、陆志远、陆爱萍、郑志生提出自己没有收到钱之后曾找吉玉文而吉玉文称不会要许霞等四人还款的主张，因该主张既没有证据证明，也与吉玉文要求许霞等人在《借条》上“借款人”处签名的客观事实明显不符，且陆爱萍也明知杨学军在本案中是担保人，故应当认定许霞等四人此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关于焦点二。本案中，吉玉文、吉虎虽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其在借款到期后向许霞、陆志远、陆爱萍、郑志生主张民事权利，但二审中杨学军不仅承认吉玉文每年找自己要钱，还陈述吉玉文十多次找过郑志生、陆爱萍要钱，考虑到杨学军与许霞等四人之间系亲属关系，而杨学军此陈述对债权人有利且会加重己方的民事责任，故本院认为杨学军的陈述具有高度可能性。据此分析，本院认定吉玉文不仅向保证人杨学军主张民事权利，还向主债务人郑志生、陆爱萍主张民事权利，故而吉玉文起诉许霞、陆志远、陆爱萍、郑志生并不超过诉讼时效。吉玉文、吉虎于2019年4月15日诉至一审法院，尚在诉讼时效期间内。对吉玉文、吉虎主张的逾期还款利息，其提交证据表明结息至2015年3月20日，故应当自2015年3月2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计算利息，吉玉文、吉虎主张月利率2%，在双方约定的范围内，亦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依法予以支持。杨学军在借条担保人处签字，没有约定担保方式，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应当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杨学军未到庭，是对自己相关诉讼权利的放弃。综上所述，上诉人许霞、陆志远、陆爱萍、郑志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360元，由上诉人许霞、陆志远、陆爱萍、郑志生负担（已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乐文审判员  丁万志审判员  程 岚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高 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