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民终670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朋辉，男，1958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汉阳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烟草（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东西湖区金山大道1355号。法定代表人：彭明权，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前进，上海邦信阳中建中汇（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冀磊，上海邦信阳中建中汇（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武汉卷烟厂，住所地武汉市东西湖区金银湖办事处环湖路51号。负责人：王军，厂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进，男，该公司员工。上诉人王朋辉因与被上诉人武汉烟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烟草公司）、被上诉人湖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武汉卷烟厂（以下简称武汉卷烟厂）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法院（2018）鄂0112民初56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9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朋辉，被上诉人武汉烟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前进、冀磊，被上诉人武汉卷烟厂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朋辉向本院提交的书面上诉状载明其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上诉人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证据与事实错误。1.被上诉人作出的《关于解除王朋辉劳动合同的处理决定》和《武烟集团有限公司文件》与事实不符，系单方违法作出。上诉人因未收到处理决定导致丧失了向劳动部门申请领取相关政策性补贴的权利。2.《武烟集团有限公司文件》系伪造，《关于解除王朋辉劳动合同的处理决定》于2002年3月13日印发，却在2002年3月6日对上诉人发出了通知，时间提前了8天。《武烟集团有限公司文件》上没有签发人、审批人和制作人亲笔署名，不符合证据的法定形式。二、被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将处理决定通知、解除劳动关系证明送达给上诉人，单方解除劳动合同违法。1.上诉人于2001年5月旧病复发，医疗期为24个月，被上诉人解除劳动合同时间为2002年3月6日，在医疗期内,严重违法。2.被上诉人未履行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三条之规定“事先将解除理由通知工会”的法定程序，向工会隐瞒上诉人正处在医疗期内的事实,未向工会发出《员工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被上诉人也未采取任何有效方式将《关于解除王朋辉劳动合同的处理决定》通知书送达给上诉人，其程序违法。3.根据劳部发[1995]309号文第四十五条规定，用人单位不得以实行劳动合同制度为由，借机辞退部分职工，被上诉人利用国企固定工转制机会，借机解除与上诉人的劳动关系违法。4.国务院和湖北省政府《关于切实做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通知》（中发[1998]10号）、（鄂政办发[1998]115号）规定：“企业要执行国家规定，有生产任务的企业不得安排：离异抚养未成年子女、军烈家属、残疾人下岗”。当时上诉人系军烈属子女、配偶已下岗，属于国家强制规定不得安排下岗的人员。但被上诉人违反国家行政法规，随意安排上诉人下岗，故意不予安排工作，造成上诉人无法正常工作及提供实际劳动，侵害上诉人的劳动权益长达十年之久。5.1992年被上诉人随意安排上诉人放假，每月发放300元生活费，直到2001年4月双方签订劳动合同后，仍按双方劳动合同约定放假至退休，被上诉人系故意违法。三、一审法院未查清基本事实。1.一审法院认定“王朋辉于2001年7月后就停止报到”与事实不符。上诉人从2001年5月经单位批准同意开始病休，每个月至少一次送交《病情证明书》时，继续报(签)到。被上诉人在未查清事实时扣发生活费，其行为严重违法。2.被上诉人制订的《富余职工管理规定》程序违法，未经全体员工讨论、与工会和员工协商确定，也未对上诉人公示、送达。该《富余职工管理规定》对上诉人不具有约束力。3.被上诉人将上诉人作为“待岗人员”，但上诉人未按照《富余职工管理规定》享受待遇，因《富余职工管理规定》未明确列入法律规定医疗期内的患病人员，对上诉人不产生约束力。四、一审法院错误认定伪造的《证明函》。如上诉人办理了档案转移手续，《证明函》原件应由上诉人持有。但被上诉人向法庭提交了《证明函》，只能证明上诉人未办理档案转移手续。一审法院错误认定上诉人于2003年5月21日在武汉市汉阳区劳动力市场管理办公室办理了劳动保障事务代理证明函手续。五、被上诉人对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故意进行隐瞒，故意不告知上诉人，造成上诉人在不知道被上诉人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况下，仍按双方劳动合同约定，履行各自义务而自行缴纳个人部分社保费。《武汉市职工社会保险缴费明细查询单》证明双方劳动关系存续。六、被上诉人始终未能出示双方签订劳动合同文本原件，却一再凭空否认上诉人从社保机构调取的劳动合同原件。上诉人自2001年6月至2004年期间，多次到企业索要原始劳动合同文本，被上诉人以武汉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未盖章为由，予以拒绝。上诉人2018年5月25日到汉阳区劳动力市场管理办公室办理领取档案手续，工作人员打开档案进行身份核对时，发现内装一份劳动合同。即上诉人于2018年5月25日才知道档案转移，未超过仲裁时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被上诉人提出鉴定主张，依法对需要鉴定的事项负有举证责任。一审法院未组织双方就鉴定进行协商，指定武汉市硚口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取出劳动合同进行鉴定，不符合程序。上诉人向法庭提交一份由汉阳区社保局档案管理部门出具加盖印章劳动合同应当视为原件，符合国家证据法定形式。即使原件遗失也不影响加盖印章劳动合同有效性。一审法院认定鉴定不能由上诉人承担责任无理无据。王朋辉当庭陈述如下补充意见：1.请求撤销武劳人仲裁字[2018]第378号作出的已过仲裁时效的裁决。2.请求撤销武汉烟草公司(武烟人[2002]5号）决定，依法按企业在职职工退休人员标准办理退休。3.请求判令被上诉人至今未出具解除劳动合同关系证明造成上诉人未能及时享受退休养老金待遇。依法赔偿上诉人自2018年7月至2020年7月退休养老金，按现行企业人员工资标准核算为174,312元。根据国家颁布的养老金上调5%的规定，三年共上调了15%，以武汉市2017年社平工资标准7,263元乘以5%，在2018年应该上调363元，一年总共应赔偿4,356元，后面的三年以此类推。4.赔偿致使上诉人无法提取公积金12,000元，赔偿双方存续劳动关系期间漏缴的3个月社保金6,000元。1999年至2002年1月基本医疗保险金18,000元，支付2001年10月至2002年3月工资26,148元。5.解除劳动合同至今未出具证明及上诉人未收到解除劳动合同书面通知致使无法办理失业登记手续，未能领取国家政策性失业金共计72,000元。4050社保补贴7,000元，5年共计35,000元。大额医疗保险补贴8,000元。一次性医疗补贴8,000元。生育报销费8,000元。合计131,000元。6.一审遗漏被上诉人强行解除劳动关系的认定，应赔偿206个月工资及政策性补贴、企业职工福利，自2001年4月至2018年6月，赔偿总额为48万。责令被上诉人提交双方于1998年12月和2001年4月签订劳动合同的原始文件。7.请求判令被上诉人单方篡改、变造的劳动合同无效，赔偿无效劳动合同造成的损失180万元。武汉烟草公司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王朋辉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王朋辉明知每月报到的规章制度，却在被转为富余职工后不履行报到手续，违反企业规定。王朋辉明知武汉烟草公司停缴社保等措施后仍不予置会，王朋辉的请求没有事实基础，不应支持。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一审时武汉烟草公司申请对劳动合同进行鉴定，王朋辉在仲裁和一审庭审中均出示过档案和合同，但是武汉烟草公司提出鉴定后，王朋辉主张档案及其中的劳动合同原件遗失，导致鉴定不能，应由王朋辉承担不利后果。三、王朋辉在武汉市硚口区社保处流动人员专户补缴了2002年1月至2010年8月期间的基本养老保险，上述行为足以证明王朋辉知道自己2002年就与企业实际无劳动合同关系。王朋辉的请求已超过了仲裁时效，不应得到支持。武汉烟草公司对王朋辉的补充意见的答辩意见为：王朋辉对武劳人仲裁字[2018]第378号仲裁裁决书已经提起了一审诉讼，该裁决书未生效，无需撤销，且一审判决实际上支持了裁决书的裁决内容。武汉烟草公司武烟人[2002]5号处理决定是公司内部依法作出的解除劳动合同决定，其效力不属于法院审理的范围，且该决定未经劳动仲裁程序处理，不应在上诉案件中处理。第三、四、五项补充诉请在仲裁没有提出，不应在本案中审理，且不属于劳动争议审理范围。一审没有遗漏对劳动关系的处理，已经确认劳动关系合法解除，且驳回了王朋辉的诉讼请求。第七项诉请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且非诉讼请求，王朋辉要求的赔偿没有任何依据。武汉卷烟厂辩称，王朋辉的劳动合同签订单位是武汉烟草公司，社保缴交单位也是武汉烟草公司，不是武汉卷烟厂。王朋辉的劳动合同是由武汉烟草公司以王朋辉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经武汉烟草公司集体讨论决定解除的。武汉卷烟厂既不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又与本案无关联关系。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王朋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王朋辉与武汉烟草公司于2001年4月至2018年7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武汉烟草公司赔偿王朋辉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社会保险缴费金额68,355.74元（2001年4月至2009年4月），2009年10月至2018年7月的社会保险金额以社会保险机构核定为准；3.武汉烟草公司赔偿2002年1月至2010年8月期间王朋辉在个人窗口的应缴社会保险费用36,088.36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武汉烟草公司成立于1990年1月9日，法定代表人为彭明权，经营范围为卷烟生产、普通货运。武汉卷烟厂成立于2008年5月29日，属于国有独资企业，负责人为王军，经营范围为卷烟生产。二者均系湖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的下属单位。王朋辉于1974年参加工作。1992年至1993年期间，王朋辉被转入武汉烟草公司富余职工安置办成为待岗人员，未再实际至武汉烟草公司工作。此后，王朋辉每月需至武汉烟草公司报到，该公司每月向王朋辉发放300元生活费。2001年4月13日，王朋辉与武汉烟草公司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并于同年6月6日在武汉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办理了劳动合同鉴证。该劳动合同的原件在王朋辉的个人档案中。王朋辉的个人档案由其本人保管。庭审时，王朋辉提交了该劳动合同复印件。其中，第八条第四款有手书部分，载明：1.武汉烟草公司无岗位安排给王朋辉工作，准许其放假至退休，武汉烟草公司负责办理退休；2.武汉烟草公司为王朋辉缴纳社会保险，个人部分自行缴纳，退休时一并补发；3.签约后发放半年生活费（2001年4月至2001年10月31日）。武汉烟草公司对该劳动合同复印件中公章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第八条第四款的手书部分不予认可。庭审后，武汉烟草公司申请对该劳动合同进行鉴定，鉴定内容包括：1.该劳动合同第八条第四款手书部分与其他手书部分是否为同一笔迹；2.该款项是否为2001年4月13日书写。一审法院于2019年9月11日至武汉市硚口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拟由该局工作人员拆封王朋辉的个人档案，取出劳动合同原件进行鉴定。却被王朋辉当场告知，其个人档案已于2019年5月13日遗失，其已于当日报警，并在2019年5月16日的《武汉晨报》中刊登《寻物启事》。该情形导致鉴定不能。另查，1998年9月15日，武汉烟草公司印发了《富余职工安置管理暂行规定》。其中，第五条第四款规定，待岗人员每月至单位报到二次（15日、30日），遇单位休息日或法定节假日报到日期顺延，连续四次或累计六次不按期报到者，按严重违反劳动纪律论处，企业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王朋辉于2001年7月前至武汉烟草公司报到，此后未再至公司报到，亦未实际提供劳动。武汉烟草公司于2001年10月起停发了王朋辉的生活费。2002年3月13日，武汉烟草公司印发《关于解除王朋辉劳动合同的处理决定》，载明：王朋辉自2001年7月至今连续8个月未根据集团公司《富余职工安置管理暂行规定》到再就业中心报到，2001年9月再就业中心多次带信要求他按时报到，2001年10月又发出书面通知，同时停发了该同志生活费，同月要求其母亲帮助联系该同志要求他回单位报到，但该同志至今未到再就业中心报到，其行为已严重违反了集团公司有关规定，造成了极坏的影响。鉴于王朋辉的行为，按照《劳动法》第三章第二项和《武烟集团全员劳动合同制实施方案》等有关规定，决定解除与王朋辉签订的劳动合同。后武汉烟草公司以劳动关系已解除，王朋辉不再是公司员工为由，将王朋辉的个人档案转移至武汉市汉阳区劳动力市场。2003年5月21日，武汉市汉阳区劳动力市场管理办公室出具《劳动保障事务代理证明函》，载明：王朋辉同志已于2003年5月21日在我市场办理劳动保障事务代理手续（存档编号：03-1-331）。请持证明函到武汉市汉阳区社会保险处办理养老保险相关手续。武汉烟草公司为王朋辉缴纳了自1994年1月至2001年12月期间的基本养老保险，2002年2月至2002年3月期间的基本医疗保险和大额医疗保险，2005年5月至2006年8月期间的失业保险。2002年1月至2010年8月基本养老保险由王朋辉在流动人员专户缴纳。2010年9月起王朋辉的社会保险为欠缴状态。武汉烟草公司为王朋辉缴纳的住房公积金2003年7月上年结转金额4,269.94元，之后无缴费记录。针对武汉烟草公司在解除与王朋辉劳动合同后，仍为其缴纳了2005年5月至2006年8月期间的失业保险的事实，该公司提交了《关于武烟集团失业保险缴交情况的说明》进行了解释。该《说明》载明：武汉烟草公司失业保险于1986年10月在武汉市汉阳区社会保险机构建立账户并缴交，2006年社会保险五险合一时，我公司按照要求将失业保险由武汉市汉阳区社会保险机构转移至武汉市硚口区社会保险机构参保，转移时发现原汉阳区社会保险缴交的失业保险账户人员与企业实际人员有差异，部分解除、死亡、离职等人员仍在参保，故对失业保险参保人员进行了据实清理，对已不在企业的人员办理了停保手续。武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硚口社会保障管理处登记科在该《说明》中备注“情况属实”，并加盖科室章。2018年8月31日，王朋辉向武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请求裁决武汉烟草公司、武汉卷烟厂：1.继续履行2001年4月与王朋辉签订的劳动合同，为王朋辉办理退休，并按武汉烟草公司、武汉卷烟厂上一年度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标准核定养老保险待遇；2.支付2002年1月至2010年8月期间在个人窗口缴纳的社会保险36,088.36元；3.支付2001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基本生活费354,600元；4.支付因未能及时办理退休应享受的养老待遇（2018年7月至办理退休享受养老待遇时止）；5.补缴基本医疗、大额医疗保险（2001年2月至2018年6月）。该委于2018年11月27日作出武劳人仲裁字[2018]第378号仲裁裁决，驳回王朋辉的仲裁请求。王朋辉不服上述仲裁裁决，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关于确认劳动关系诉请的程序性问题。王朋辉主张确认其与武汉烟草公司于2001年4月至2018年7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该项诉请虽然与仲裁时主张的“继续履行2001年4月31日签订的劳动合同”存在差异，但一方面，王朋辉提起诉讼即表明其不服原仲裁驳回的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仲裁请求，而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仲裁请求亦包括在确认劳动关系的诉请之中。另一方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之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后，当事人增加诉讼请求的，如该诉讼请求与讼争的劳动争议具有不可分性，应当合并审理。本案中，确认劳动关系的诉请系其他诉请的基础，如不对该诉请进行审查，其他诉请即无法审查。确认劳动关系的诉请与讼争的其他诉请具有不可分性，故合并审理。关于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问题。武汉烟草公司于2002年3月13日印发《关于解除王朋辉劳动合同的处理决定》，双方劳动关系是否于当日解除，即为本案的争议焦点。综合全案而言，第一，王朋辉知晓武汉烟草公司对富余职工所制定的报到制度。其在1992年至1993年期间被转为富余职工后，就开始履行报到手续，并在庭审时陈述“不报到不发放生活费”。但王朋辉于2001年7月后就停止报到，其应知晓不报到所产生的后果，即停发生活费、解除劳动合同。第二，自2001年12月后，武汉烟草公司停缴了王朋辉的基本养老保险，2002年1月起，王朋辉自行在流动人员专户缴纳基本养老保险。即自当时起，王朋辉已知道武汉烟草公司停缴社会保险的事实。第三，武汉烟草公司作出《关于解除王朋辉劳动合同的处理决定》后，即将王朋辉的档案关系转移至武汉市汉阳区劳动力市场。王朋辉于2003年5月21日在武汉市汉阳区劳动力市场管理办公室办理了劳动保障事务代理手续。即自当日起，王朋辉已知晓其档案关系已从武汉烟草公司分离。而王朋辉在武汉烟草公司停发生活费、停缴社会保险、转移档案后，未采用任何方式维护自身的权利，而在此后十数年间采取默认的态度，此行为与常理不符。第四，王朋辉对上述疑点的解释为，双方劳动合同第八条第四款有手书部分，载明武汉烟草公司无岗位安排给王朋辉工作，准许其放假至退休并负责办理退休手续；武汉烟草公司为王朋辉缴纳社会保险，个人部分自行缴纳，退休时一并补发；签约后发放半年生活费等。但针对武汉烟草公司的鉴定申请，王朋辉主张档案及其中的劳动合同原件遗失，导致鉴定不能。此责任应由王朋辉承担，且因王朋辉的行为阻止了鉴定程序，由此应作出有利于武汉烟草公司的认定，即此手书部分不能作为判断依据。第五，鉴于武汉烟草公司在解除与王朋辉劳动合同后，逐步采取了停发生活费、停缴社会保险、转移档案的措施，导致劳动合同事实上已处于解除的状态。而王朋辉事实上亦未提供劳动。鉴于这种解除状态及由此而产生的社会关系已持续十数年，已趋于稳定，应受到法律的保护。第六，劳动争议的仲裁时效为一年，王朋辉应自武汉烟草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停发生活费、停缴社会保险、转移档案后一年内提起诉讼，现其提起诉讼已超过仲裁时效，无法得到支持。综上，对王朋辉的本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赔偿欠缴部分社会保险的诉请。王朋辉在庭审时已明确此项诉请为武汉烟草公司应赔偿履行劳动合同时欠缴的社会保险。鉴于该项诉请属于独立的劳动争议，且未经过仲裁前置程序，不予处理。关于赔偿社会保险费用的诉请。王朋辉主张武汉烟草公司赔偿2002年1月至2010年8月期间其在个人窗口的应缴社会保险费用36,088.36元。根据已阐明的理由，双方的劳动关系于2002年3月13日后已处于解除的状态，且王朋辉的诉讼请求已超过仲裁时效，故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五条、第六条、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王朋辉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武汉卷烟厂无证据提交。王朋辉提交一份档案托管协议，以证明被上诉人变造的《劳动保障事务代理证明函》。武汉烟草公司质证认为，其上档案专用章的真实性请法院核实，该托管协议恰恰证明武汉烟草公司将王朋辉的档案移交给汉阳区劳动力市场管理，与《劳动保障事务代理证明函》所要证明的事实一致；王朋辉认为该证明函加盖的汉阳区××市场办公室印鉴为伪造，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且该托管协议是在一审庭审结束后才调取的，王朋辉明知档案已经交由劳动力市场管理，却没有按时提交，超过了举证期间。武汉卷烟厂对该证据没有质证意见。武汉烟草公司提交：证据1.档案托管协议1份，档案托管协议中除王朋辉以外的另外7个人的资料，烟草公司出具的解除劳动合同决定的红头文件2份。证据2.与王朋辉同期签订劳动合同的员工的劳动合同。以上证据共同证明，武汉烟草公司同王朋辉签订的劳动合同并没有第8条第4款的手写部分；武汉烟草公司同王朋辉解除劳动关系合法有效。王朋辉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不认可档案托管协议，其上名字排序与王朋辉提交的档案托管协议不一致，印章好像也是近期加盖，不是2003年时书写的，托管费区别很大；王朋辉提交的档案托管协议是其2019年9月16日到汉阳区××市场办公室调取的，不认可武汉烟草公司提交的档案托管协议；《劳动保障事务代理证明函》说明武汉烟草公司承认已经将档案移交到汉阳区劳动力市场，推翻了一审法院认定的王朋辉的个人档案由其本人保管；武汉烟草公司提交的其他证据，均与本案无关。武汉卷烟厂未发表质证意见。二审庭审中，经当庭询问，王朋辉明确主张落款时间是2001年4月13日的合同文本上的“王朋辉”不是其本人签字，其一直没有合同原件；王朋辉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劳动合同文本大概是武汉烟草公司给的那一份，合同落款不是其本人签字，提交该劳动合同证明双方劳动关系存在以及合同是伪造的，合同上没有劳动内容、工资、岗位等合同必备条件。武汉烟草公司主张自2003年5月将王朋辉档案移交汉阳区劳动力市场后，该公司未保管档案也未向王朋辉提供劳动合同复印件。本院对王朋辉提交的档案托管协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武汉烟草公司提交的档案托管协议虽然名字顺序与王朋辉提交的档案托管协议不同，但内容相同，王朋辉虽对其真实性有异议，但未提交证据证明系伪造，本院对该协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武汉烟草公司提交的与王朋辉无关的证据因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除一审认定“王朋辉于2001年7月前至武汉烟草公司报到”外，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一审查明王朋辉的社会保险缴纳情况的截止时间为2018年8月。根据2019年5月13日一审法院对王朋辉的询问笔录记载，王朋辉的劳动合同复印件系其档案中留存的劳动合同复印而来，其当日同意对其档案袋中的劳动合同进行鉴定。王朋辉在一审庭审中陈述提交劳动合同以证明其与武汉烟草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以及劳动合同中约定的事项。王朋辉在二审中主张劳动合同文本来自武汉烟草公司、其上“王朋辉”不是其本人签字，因无证据证明且与其一审的陈述不一致，本院不予采纳。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王朋辉二审增加了诉讼请求，武汉烟草公司、武汉卷烟厂不同意本院一并审理，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八条：“在第二审程序中，原审原告增加独立的诉讼请求或者原审被告提出反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就新增加的诉讼请求或者反诉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双方当事人同意由第二审人民法院一并审理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一并裁判”的规定，本院对王朋辉二审增加的诉讼请求不予审理。关于王朋辉诉请确认其与武汉烟草公司于2001年4月至2018年7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武汉烟草公司赔偿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社会保险缴费及王朋辉在个人窗口的应缴社会保险费用。武汉烟草公司主张双方劳动关系已于2002年3月解除，且王朋辉主张权利超过仲裁时效。根据本案事实，王朋辉2002年1月至2010年8月的基本养老保险由其在流动人员专户缴纳，且武汉烟草公司于2001年10月起停发了王朋辉的生活费，王朋辉如认为与武汉烟草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该公司应履行为其缴纳社会保险等用人单位的义务，在其未领取生活费、自行缴纳基本养老保险时就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了侵害，但其长期未主张权利，于2018年8月才提起劳动争议仲裁。《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八十二条规定：“提出仲裁要求的一方应当自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仲裁裁决一般应在收到仲裁申请的六十日内作出。对仲裁裁决无异议的，当事人必须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根据上述法律规定，王朋辉主张权利超过仲裁时效期间，一审法院据此驳回王朋辉诉请赔偿欠缴部分社会保险以外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所述，王朋辉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王朋辉负担，予以免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梅飚审判员  陶歆审判员  陈祥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邹思琪书记员邹思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