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14民终56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某3，男，1962年9月1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仁寿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某4，男，1964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仁寿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某5，男，1969年3月2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仁寿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某6，女，1972年7月2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仁寿县。 上列四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洪海林，重庆学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列四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凡，北京金开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朱某7，女，1997年7月1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颜红春（系朱颜容之母），女，1970年2月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现住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尹某，女，1975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仁寿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某1（曾用名：朱某2），男，××××年××月××日出生，汉族，学生，住四川省仁寿县。 法定代理人：尹某（系朱某1之母），住四川省仁寿县。 上列二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伍全文（系尹某之夫），男，1968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仁寿县。 原审第三人：四川省仁寿兴大工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仁寿县满井镇广桥九社。 法定代表人：朱某4，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灿东（公司员工），男，1948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仁寿县。 上诉人朱某3、朱某4、朱某5、朱某6、朱颜容因与被上诉人尹某、朱某1、原审第三人四川省仁寿兴大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大公司）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青神县人民法院（2019）川1425民初4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6月16日对本案进行了询问。上诉人朱某3、朱某4、朱某5、朱某6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洪海林、朱凡；上诉人朱颜容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颜红春；被上诉人尹某、被上诉人朱某1的法定代理人尹某及尹某、朱某1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伍全文、原审第三人兴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朱某4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程灿东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朱某3、朱某4、朱某5、朱某6上诉请求：1、撤销四川省青神县人民法院（2019）川1425民初404号民事判决；2、改判驳回尹某、朱某1的诉讼请求；3、一、二审诉讼费由尹某、朱某1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尹某与朱文才的《结婚证》上记载的时间为××××年××月××日，但在该时间点朱文才与案外人颜红春存在合法的婚姻关系，且尹某与朱文才的《结婚证》存在没有结婚登记表等档案材料、身份证号码填写错误、登记字号重号以及当时婚姻登记专员否认该结婚证上的文字系其所填写或委托过他人办理等诸多无法合理解释，故尹某与朱文才未进行结婚登记，一审判决认定尹某与朱文才进行了结婚登记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二）、旭日鉴定中心进行鉴定所采用比对样本为其他“结婚证”中的钢印文及印章印文，并非与印章印文本身的印模进行比对，因此该鉴定意见的证明力不足，无法证明尹某与朱文才的《结婚证》上确为登记机关的印章印文，一审判决采信旭日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错误。（三）、尹某并未提供医学出生证明，且拒绝与进行上诉人朱某3、朱某4、朱某5、朱某6所提出的朱某1与朱某3、朱某4、朱某5、朱某6是否是同一父亲的鉴定，同时尹某虽提供了户口簿予以证明，但户口簿的变动明显不合理。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应由尹某、朱某1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判决在认定尹某与朱文才存在合法婚姻关系的前提下推定朱某1与朱文才、尹某具有亲子关系错误。（四）、尹某与朱文才所谓的《结婚证》登记日期为××××年××月××日，而现行的《婚姻法》于2001年4月28日施行，因此本案应适用1980年《婚姻法》及××××年《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而根据××××年《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第九条“当事人结婚的，应当持下列证件和证明：（一）户口证明；（二）居民身份证；（三）所在单位、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出具的婚姻状况证明。在实行婚前健康检查的地方，申请结婚登记的当事人，必须到指定的医疗保健机构进行婚前健康检查，向婚姻登记管理机关提交婚前健康检查证明。”的规定，尹某没有提供所在单位、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出具的婚姻状况证明以及婚前健康检查证明，无法证明与朱文才进行了结婚登记。另外，根据1980年《婚姻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即使尹某与朱文才进行了婚姻登记，在缺乏诸多登记材料的情形下，也应撤销其婚姻登记，宣布婚姻无效。 针对朱某3、朱某4、朱某5、朱某6的上诉，尹某、朱某1答辩称：（一）、最高人民法院（2015）执复字第3号中明确载明人民政府颁发结婚证确实存在没有档案材料、结婚证重号等程序问题，但这些问题的产生是由于办理该结婚证的登记员不能正确履行工作职责及婚姻登记机关的内部管理上存在漏洞所造成的，不应对本案当事人的婚姻效力产生影响，因此本案尹某与朱文才的婚姻关系合法有效。（二）、虽然尹某与朱文才结婚时朱文才与颜红春确实存在婚姻关系，朱文才确实存在重婚的事实。但无效婚姻在无效婚姻条件消灭后就不能阻却合法婚姻的效力，因此朱文才与尹某的婚姻在朱文才与颜红春办理离婚登记时就合法了。（三）、朱某1是尹某与朱文才婚后所生，且朱某1的户口上在了朱文才的户口簿上，而户口簿是公安机关的户籍登记行为，该行为是公关机关的行政行为，一经作出，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无权否定。（四）、法律规定的亲子鉴定的相对人是夫妻，只有夫和妻或成年子女才有权提出亲子鉴定。尹某、朱某1不同意亲子鉴定是因为本案涉及隐私和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五）、本案涉及尹某与朱文才结婚证上公章的鉴定是人民法院委托进行的，且鉴定机构也是人民法院认可的机构，其作出的鉴定结论是专业的，具有权威性，人民法院也只能依据鉴定机构作出的鉴定意见处理。 针对朱某3、朱某4、朱某5、朱某6的上诉，兴大公司述称：1、本案是继承纠纷，不论是否继承、继承多少都与兴大公司无关。2、朱文才在兴大公司的实物投资没有实际履行，因此该股份不能进行分割，若要进行分割，则继承人应履行朱文才的债务。 针对朱某3、朱某4、朱某5、朱某6的上诉，朱颜容述称：1、朱文才与尹某的婚姻关系不管是否合法，但尹某一直陪伴朱文才，因此尹某应该得到补偿。2、关于朱某1与朱文才的关系同意朱某3、朱某4、朱某5、朱某6的上诉意见。 朱颜容上诉请求是：1、撤销四川省青神县人民法院（2019）川1425民初404号民事判决；2、确认朱颜容享有继承朱文才生前持有的实特出资160.1565万元形成兴大公司的63.93%股权及货币出资60万元形成的兴大公司28.86%股权的六分之一，即由朱颜容继承取得兴大公司共计15.465%的股权；3、驳回上诉人朱某3、朱某4、朱某5、朱某6的上诉请求；4、二审诉讼费由朱某3、朱某4、朱某5、朱某6负担。事实和理由：朱文才于××××年××月××日与颜红春登记结婚，于1997年收养了朱颜容，朱颜容即成为朱文才、颜红春的合法子女，朱颜容与朱文才、颜红春共同生活至××××年××月××日朱文才与颜红春离婚，离婚后朱文才仍按月向朱颜容支付生活费至17周岁。一审判决根据1998年修改后的《收养法》认定朱颜容与朱文才的收养关系不成立错误，应适用1992年《收养法》和《最高人民法院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十八条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朱颜容属于朱文才的养子女，故朱颜容应合法享有朱文才在兴大公司的股份遗产继承权。 针对朱颜容的上诉，朱某3、朱某4、朱某5、朱某6答辩称：根据199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第十五条规定，朱颜容作为朱文才与颜红春的养女应到民政部门进行登记，但朱颜容的养女身份并未进行登记，故朱颜容不是朱文才合法的养子女。 针对朱颜容的上诉，尹某、朱某1述称：根据199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第十五条规定，收养应向县级以上行政部门登记，如果没有登记就没有法律上的父女关系。因朱文才与朱颜容的收养关系并未进行登记，因此朱颜容与朱文才无收养关系。 针对朱颜容的上诉，兴大公司不发表意见。 原审原告尹某、朱某1在一审中的诉讼请求是：1、朱文才（已于2015年10月5日去世）原实物出资160.1565万元形成的兴大公司的股权份额由尹某继承六分之一，朱文才原投入货币60万元形成的兴大公司的股权份额亦由尹某继承六分之一；2、朱文才原实物出资160.1565万元形成的兴大公司的股权份额由朱某1继承六分之一，朱文才原投入货币60万元形成的兴大公司的股权份额亦由朱某1继承六分之一；3、本案的诉讼费用（包括鉴定费15400元）由朱某3、朱某4、朱某5、朱某6承担。 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年××月××日，尹某与朱文才（男，汉族，1949年7月16日出生）领取了川仁黑字第13号《结婚证》后，一直以夫妻关系共同生活至朱文才于2015年10月5日去世。在此期间，尹某于××××年××月××日生育一子朱某1（即本案朱某1），并曾以案外人张双成侄子的名义，将朱某1的户籍登记入户在张双成的户口薄上。后朱某1的户籍于2011年7月25日被迁入了朱文才为户主的户口薄上，且该户口薄中，朱某1与户主朱文才的关系一栏内登记为“子”，相关户口迁移手续中载明其迁入原因为“投靠亲属”等。朱某1、朱文才、尹某三人长期共同生活，直至朱文才去世。朱某3、朱某4、朱某5、朱某6均系朱文才与前妻张雪云（其与朱文才系于1991年离婚）所生育的子女。朱文才生前系兴大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兴大公司系由原集体所有制性质的仁寿县兴大工贸公司于1998年7月经改制后设立。设立时，经原仁寿县乡镇企业管理局及原仁寿县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办公室批复，确定原仁寿县兴大工贸公司的总资产33657987.48元送给朱文才，同时将总债务32056422.06元转给朱文才负责偿还；且原仁寿县兴大工贸公司经资产评估后确认的净资产1601565.42元送给朱文才作为资本金，同时将朱文才原投入的60万元资金亦作为资本金后，投入设立了兴大公司。该公司的工商登记及公司章程中载明：注册资本共计237.1565万元，共有五名自然人股东，分别系朱文才（实物出资160.1565万元、占比63.93%，货币出资60万元、占比28.86%）、朱某3（货币出资5万元、占比2.12%）、朱某4（货币出资5万元、占比2.12%）、朱某5（货币出资5万元、占比2.12%）、朱某6（货币出资2万元、占比0.85%）；且该公司章程中未对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合法继承人继承股东资格事宜作出任何限制性规定。 本案诉讼期间，尹某申请对其与朱文才的川仁黑字第13号《结婚证》进行司法鉴定，一审法院依法委托了四川旭日司法鉴定中心进行了鉴定。四川旭日司法鉴定中心于2019年8月29日作出川旭鉴［2019］文鉴字第404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年××月××日朱文才、尹某《结婚证》中“仁寿县人民政府婚姻登记专用章（2）”钢印印文与2001年8月15日邹晓英、黄建忠《结婚证》中“仁寿县人民政府婚姻登记专用章（2）”钢印印文是同一枚钢印盖印形成；2、因2002年6月22日邹华根、杨晓兰《结婚证》中“仁寿县人民政府婚姻登记专用章（2）”钢印印文不具备比对检验条件，故无法确定其与××××年××月××日朱文才、尹某《结婚证》中“仁寿县人民政府婚姻登记专用章（2）”钢印印文是否为同一枚钢印盖印形成”；3、××××年××月××日朱文才、尹某《结婚证》中“仁寿县黑龙潭镇婚姻登记专用章”印章印文与2001年8月15日邹晓英、黄建忠《结婚证》和2002年6月22日邹华根、杨晓兰《结婚证》中“仁寿县黑龙潭镇婚姻登记专用章”印章印文均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此次鉴定，尹某花去鉴定费15400元。现双方因朱文才原持有的兴大公司股权的继承事宜发生纠纷，经协商无果，致使尹某、朱某1起诉。 另查明：1、朱文才与案外人颜红春（其基本情况为：女，1970年2月6日出生，汉族，居民，现住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于××××年××月××日登记结婚，后于××××年××月××日登记离婚。在此期间，朱文才与颜红春于1997年收养了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朱某7为女儿，但未依法办理收养登记。颜红春与朱文才离婚后，仍一直履行了对朱某7的抚养责任，朱文才亦一直支付朱某7的生活费、教育费等费用至其17岁时止。 2、1998年11月左右起至2003年期间，仁寿县原黑龙潭镇（现已更名为：黑龙滩镇）政府负责婚姻登记办理工作的工作人员系曹子林。本案诉讼中，曹子林作为朱某4、朱某5、朱某6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当庭陈述：其担任婚姻登记员期间，“仁寿县人民政府婚姻登记专用章（2）”这一钢印，自己没有掌握，是由仁寿县陵阳区民政局掌握的；“仁寿县黑龙潭镇婚姻登记专用章”则系其一个人在保管；自己未委托过别人代办婚姻登记工作；尹某与朱文才的川仁黑字第13号《结婚证》上的字迹不是其书写的，该《结婚证》亦不是其经手办理的。 3、在仁寿县档案局存留的相关档案材料中，有备案材料的川仁黑字第13号《结婚证》系2001年4月18日办理，持证人为案外人“干代贵”与“周菊玲”。经仁寿县档案局查询结婚档案，未查找到持证人为朱文才与尹某的婚姻登记档案。 4、本案诉讼中，朱某4、朱某5、朱某6提交了朱某1的户口迁移手续，否认朱文才与朱某1之间的父子关系，并申请对朱某1与朱某3、朱某4、朱某5、朱某6是否为同一父系血缘关系进行司法鉴定。尹某作为朱某1的监护人及法定代理人，以保护其与朱文才名誉权、隐私权，尊重朱文才，以及保护未成年人朱某1的合法权益为由，拒绝配合进行该项司法鉴定，故该项鉴定未进行。 5、尹某、朱某1、朱某3、朱某4、朱某5、朱某6及朱颜容均认可尹某提交的，其与朱文才的川仁黑字第13号《结婚证》上所贴结婚照中的男方是朱文才本人。该结婚照一角被“仁寿县人民政府婚姻登记专用章（2）”这一钢印所盖印。 6、尹某提交的，其与朱文才的川仁黑字第13号《结婚证》上，所记载的尹某的身份证件号为正确的18位数字；而朱文才的身份证件号记载为了16位数字，其中：前12位数字与朱文才原15位数字的身份证件号相同，均为“511121490716”。因朱文才办理居民身份证期间，居民身份证的号码仅有15位数或18位数两种情形，故该16位数的身份证件号显系登记错误。 7、仁寿县黑龙滩镇人民政府曾于2019年1月18日自行委托四川求实司法鉴定所对××××年××月××日朱文才、尹某《结婚证》进行了相关鉴定。四川求实司法鉴定所于2019年1月29日作出川求实鉴［2019］文鉴24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年××月××日朱文才、尹某《结婚证》与2001年8月15日邹晓英、黄建忠《结婚证》，是属于同一时期；2.××××年××月××日朱文才、尹某《结婚证》上的“仁寿县黑龙潭镇婚姻登记专用章”印章印文，与2001年8月15日邹晓英、黄建忠《结婚证》上的“仁寿县黑龙潭镇婚姻登记专用章”印章印文，是同一枚印章盖印；3.××××年××月××日朱文才、尹某《结婚证》上的“仁寿县人民政府婚姻登记专用章（02）”钢印印文，与2001年8月15日邹晓英、黄建忠《结婚证》上的“仁寿县人民政府婚姻登记专用章（02）”钢印印文，是出自同一枚钢印盖印；4.××××年××月××日朱文才、尹某《结婚证》的真实性，不属于鉴定机构判定范围。 8、重庆学苑律师事务所曾于2016年8月3日自行委托西南政法大学鉴定中心对××××年××月××日朱文才、尹某《结婚证》进行了相关鉴定。西南政法大学鉴定中心于2016年8月22日作出西政司法鉴定中心［2016］鉴字第3253号《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发证日期为“××××年××月××日”、持证人为“尹某”的《结婚证》第1页人像照片处加盖的“仁寿县人民政府婚姻登记专用章”钢印印文与送检的两枚同名钢印样本印文不是同一枚钢印盖印形成；2.上述《结婚证》第1-3页填写字迹与供检的两份样本上的填写字迹不是同一人填写。本案诉讼中查明，此《鉴定意见书》中涉及的“两份样本”分别为：2001年4月3日、持证人“余英”的《结婚证》及2001年4月3日、持证人“邹明辉”的《结婚证》；此次鉴定时，该“余英”与“邹明辉”本系夫妻，该“两份样本”仅系此夫妻二人各自持有的同一婚姻关系的书证。同时，该《鉴定意见书》中载明“持证人为‘尹某’的《结婚证，此与本案中原告尹某提交的持证人为‘朱文’的《结婚证》不是同一本”。 一审判决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尹某与朱文才之间的婚姻关系是否应受法律保护；朱文才与朱某1之间是否系父子关系；朱文才原在兴大公司所享有的股权份额及是否可予分割；朱文才与第三人朱某7之间的收养关系是否成立等。 1、关于尹某与朱文才之间的婚姻关系是否应受法律保护的问题。一审判决认为，本案中四川旭日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之鉴定意见认为，朱文才、尹某《结婚证》与比对件中的“仁寿县人民政府婚姻登记专用章（2）”钢印印文及“仁寿县黑龙潭镇婚姻登记专用章”印章印文均系同一枚钢印（印章）盖印形成；而该鉴定意见虽与重庆学苑律师事务所自行委托西南政法大学鉴定中心作出的《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不同，但因重庆学苑律师事务所不是本案的诉讼主体，且西南政法大学鉴定中心作出的该鉴定意见中表述的“仁寿县人民政府婚姻登记专用章”钢印印文与本案中涉及的“仁寿县人民政府婚姻登记专用章（2）”钢印印文本身即存在不一致的情况，加之西南政法大学鉴定中心作出的鉴定意见中未对是否加盖有“仁寿县黑龙潭镇婚姻登记专用章”印章印文及比对情况等进行说明或鉴定，故该鉴定意见不足以否定四川旭日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鉴定意见。同时，四川旭日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与仁寿县黑龙滩镇人民政府自行委托四川求实司法鉴定所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相一致，且四川求实司法鉴定所作出的鉴定意见中，确认了“××××年××月××日朱文才、尹某《结婚证》与2001年8月15日邹晓英、黄建忠《结婚证》，是属于同一时期”这一事实。综上所述，并结合四川旭日司法鉴定中心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系在本案诉讼中依法委托而作出的，以及双方均认可尹某与朱文才的《结婚证》上所贴结婚照中的男方是朱文才本人，而该结婚照一角被“仁寿县人民政府婚姻登记专用章（2）”这一钢印所盖印，难以在不破坏钢印的情况下替换该结婚照，故对四川旭日司法鉴定中心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予以采信，并确认尹某与朱文才的《结婚证》具备真实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八条规定：“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符合本法规定的，予以登记，发给结婚证。取得结婚证，即确立夫妻关系。未办理结婚登记的，应当补办登记”。故具备真实性的尹某与朱文才的《结婚证》的产生是婚姻登记机关审核登记的结果，审核登记是颁发结婚证的前提，登记机关颁发了该《结婚证》，就代表法律上确认尹某与朱文才的婚姻已成立，该婚姻应受法律保护。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的；（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三）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四）未到法定婚龄的”之规定，导致婚姻无效的情形仅此四种；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一条第一款：“当事人以婚姻法第十条规定以外的情形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当事人的申请”之规定，本案朱某3、朱某4、朱某5、朱某6以婚姻法第十条规定的四种情形以外的瑕疵，辩称尹某与朱文才之间的婚姻无效的意见，不应得到支持；即：本案中，朱某3、朱某4、朱某5、朱某6主张尹某与朱文才的《结婚证》存在的没有相应结婚登记申请表等档案材料、相同字号的《结婚证》档案登记材料中载明的结婚主体是他人、身份证号码填写错误、登记字号重号，以及当时的婚姻登记专员否认该结婚证上的文字系其所写或委托过他人办理等瑕疵，不属于可导致婚姻无效的法定情形，依法均不能否定尹某与朱文才婚姻的效力。另：朱文才与案外人颜红春于××××年××月××日登记结婚，后于××××年××月××日登记离婚，故尹某与朱文才的《结婚证》确系在朱文才与颜红春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办理，但该构成重婚的情形已于朱文才与颜红春登记离婚之日起消失，且尹某与朱文才办理结婚登记时，对朱文才与案外人颜红春之间的婚姻关系并不知情，而朱文才现已去世，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八条：“当事人依据婚姻法第十条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申请时，法定的无效婚姻情形已经消失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之规定，尹某与朱文才的婚姻因法定的无效婚姻情形已经消失而具备了法律效力。本案虽系法定继承纠纷而不是婚姻无效纠纷，但人民法院在专门性的宣告婚姻无效案件的审理中，法定的无效婚姻情形于申请时已经消失的，尚且不予支持，加之特别法应优先适用，故朱某3、朱某4、朱某5、朱某6以本案不属于宣告婚姻无效案件，主张不应适用该条司法解释规定的辩称理由，不予支持。因尹某与朱文才婚后长期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有持证人为“尹某”的另一本《结婚证》等事实存在，故尹某提交的《结婚证》亦不属于孤证。至于朱某3、朱某4、朱某5、朱某6在诉讼中提及的“婚姻登记无效”这一主张，其与婚姻无效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朱某3、朱某4、朱某5、朱某6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且不属本案审理范围，故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应确认尹某与朱文才之间的婚姻关系应受法律保护。 2、关于朱文才与朱某1之间是否系父子关系的问题。一审判决认为，亲子鉴定关系到夫妻双方、子女和他人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应从保护当事人的人格权和隐私权，以及保护妇女、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出发，区别情况，依法处理。现查明，尹某在与朱文才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于婚后20个月之后生育一子朱某1，故朱某1一般应当认定为尹某和朱文才的婚生子。朱某1的户口虽先入户在他人的户口上，但其后朱某1的户籍于2011年7月25日即被迁入了朱文才的户口薄上，并在朱某1与户主朱文才的关系一栏内登记为“子”，朱某1亦与尹某、朱文才三人长期共同生活，直至朱文才去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二条第一款：“夫妻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亲子关系不存在，并已提供必要证据予以证明，另一方没有相反证据又拒绝做亲子鉴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推定请求确认亲子关系不存在一方的主张成立”之规定，在尹某、朱某1以保护尹某与朱文才名誉权、隐私权，尊重朱文才，以及保护未成年人朱某1的合法权益为由，拒绝配合进行该项司法鉴定的情况下，朱某3、朱某4、朱某5、朱某6仍应承担提供必要证据对其主张予以证明的责任，且朱某3、朱某4、朱某5、朱某6申请亲子鉴定只是对其所举证据的一种补充或补强，并不能作为证明其主张的唯一证据。现朱某3、朱某4、朱某5、朱某6仅以朱某1的户口曾经入户在他人的户口上，以及尹某、朱某1还应提交朱某1的医学出生证明等理由，否定朱文才与朱某1之间的父子关系，属于未提供必要证据予以证明的情形，且本案中尹某、朱某1已经提供了更为充分的相反证据予以反驳，故即使尹某、朱某1拒绝做亲子鉴定，依法仍应推定相关亲子关系成立。据此，对朱某3、朱某4、朱某5、朱某6认为朱某1不是朱文才法律上的儿子的辩称意见，不予支持，并确认朱某1系尹某和朱文才的婚生子这一事实。 3、关于朱文才原在兴大公司所享有的股权份额及是否可予分割的问题。一审判决认为，兴大公司系经原仁寿县乡镇企业管理局及原仁寿县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办公室批复后，由原集体所有制性质的仁寿县兴大工贸公司于1998年7月改制设立，原仁寿县兴大工贸公司的资产亦系相关主管部门进行了行政性调整及划转。故兴大公司述称朱文才未实际实物出资而系名义出资持有股权等意见，与企业改制设立的情况不符，不予采信。且兴大公司设立时，该公司的工商登记及公司章程中即载明：注册资本共计237.15万元，共有五名自然人股东；其中，作为自然人股东之一的朱文才实物出资160.1565万元、占比63.93%，货币出资60万元、占比28.86%；而该公司章程中未对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合法继承人继承股东资格事宜作出任何限制性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五条：“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合法继承人可以继承股东资格；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之规定，在兴大公司的公司章程对自然人股东的合法继承人继承股东资格没有作出规定的情况下，兴大公司不同意对朱文才原在兴大公司享有的股权，由其继承人进行分割的述称意见，与法相悖，不予支持。另：兴大公司述称朱文才的股权所对应的债务至今未清偿，故该股权不能作为其遗产进行法定继承和分割的意见；以及应依法将该股权所对应的债务进行明确分割，且继承或持有股权的人应及时、足额的清偿其股权所对应的债务后，才能成为兴大公司实物出资股东的意见，因朱文才享有的股权的处分与其个人债务的清偿是不同的法律问题，第三人兴大公司的相关主张均于法无据，故亦不予支持，并确认朱文才生前共计持有兴大公司92.79%（63.93%＋28.86%）的股东权益，应由其合法继承人予以继承。 4、关于朱文才与朱某7之间的收养关系是否成立的问题。一审判决认为，朱文才与案外人颜红春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于1997年收养了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朱某7为女儿，但未依法办理收养登记；以及颜红春与朱文才离婚后，仍一直履行了对朱某7的抚养责任，朱文才亦一直支付朱某7的生活费、教育费等费用至其17岁时止等均系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系于1992年4月1日起施行，并于1998年修正后，该法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收养应当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收养关系自登记之日起成立”。故根据相关法律规定，颜红春及朱文才应在其具备收养法规定的收养人条件后，依法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办理朱某7的收养登记。现朱文才已去世，该收养登记未依法办理，故本院确认朱文才与朱某7之间的收养关系不成立，且双方亦没有其他法律上的父女关系，第三人朱某7不享有朱文才在兴大公司的相关股权的继承权。 综上所述，尹某作为朱文才之妻，朱某1作为朱文才之子，与作为朱文才子女的朱某3、朱某4、朱某5、朱某6，均系朱文才生前持有的兴大公司92.79%股权的法定继承人，且作为同一顺序的继承人，依法应对相关股权按照均等的份额予以继承。故现尹某、朱某1的诉讼请求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八条、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第六条、第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一条第一款、第二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 一、由原告尹某继承取得朱文才生前持有的实物出资160.1565万元形成的第三人四川省仁寿兴大工贸有限公司的63.93%股权及货币出资60万元形成的该公司28.86%股权的六分之一（即：由原告尹某继承取得四川省仁寿兴大工贸有限公司共计15.465%的股权）；二、由原告朱某1继承取得朱文才生前持有的实物出资160.1565万元形成的第三人四川省仁寿兴大工贸有限公司的63.93%股权及货币出资60万元形成的该公司28.86%股权的六分之一（即：由原告朱某1继承取得四川省仁寿兴大工贸有限公司共计15.465%的股权）；三、鉴定费15400元，由朱某3、朱某4、朱某5、朱某6共同负担，并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给尹某。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4413元，由朱某3、朱某4、朱某5、朱某6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供了新证据。本院组织双方进行了举证和质证。 朱颜容提供了如下证据：1、常住人口登记表、出生医学证明。拟证明朱文才与朱颜容父女关系成立，朱颜容享有本案遗产股权的继承权。2、离婚证、离婚协议。拟证明朱文才与颜红春离婚后，朱颜容由父母双方共同抚养，仍是父母双方的子女。3、户口迁移证、常住人口登记卡。拟证明颜红春与朱颜容为母女关系，颜红春为本案的合法代理人。朱某3、朱某4、朱某5、朱某6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2、3的真实性认可，但出生医学证明载明的内容和人民法院查明的事实不一致，并且该组证据达不到朱颜容的证明目的，不能证明朱文才和朱颜容形成了法律上的收养关系。尹某、朱某1的质证意见与朱某3、朱某4、朱某5、朱某6的质证意见一致。兴大公司对朱颜容提供的证据不发表质证意见。 本院认为，对朱颜容在二审中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组证据不能证明朱颜容与朱文才形成了合法的收养关系。 尹某、朱某1提供的证据为：最高人民法院（2015）执复字第3号案例。拟证明尹某与朱文才的结婚证合法有效。朱某3、朱某4、朱某5、朱某6的质证意见为最高人民法院（2015）执复字第3号案例不属于证据只是案外的文献。朱颜容对该证据无意见。兴大公司的意见与朱某3、朱某4、朱某5、朱某6的质证意见一致。 本院认为，尹某提供的最高人民法院（2015）执复字第3号案例不属于本案证据，只是与本案是否关联，同法实践中是否应适用的司法政策。 二审经审理查明：朱文才，男，汉族，1938年7月16日出生。 二审经审理查明的其余事实和采信的证据与原判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二审中，双方争议的焦点为：1、朱文才与尹某之间是否存在合法的婚姻关系？2、朱某1与朱文才之间是否系父子关系？3、朱颜容与朱文才之间的收养关系是否成立？ 关于焦点1。本院认为，尹某与朱文才之间无合法的婚姻关系。理由如下：首先，依照××××年《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第八条“申请婚姻登记的当事人，应当如实向婚姻管理机关提供本条例规定的有关证件和证明，不得隐瞒真实情况。”和第九条“当事人结婚的，必须双方亲自到一方户口所在地的婚姻登记管理机关申请结婚登记；申请时，应当持下列证件和证明：（一）户口证明；（二）居民身份证；（三）所在单位、村民委员会或居民委员会出具的婚姻状况证明。离过婚的，还应当持离婚证。在实行婚前健康检查的地方，申请结婚登记的当事人，必须到指定的医疗机构进行婚前健康检查，向婚姻登记管理机关提交婚前健康检查证明。”的规定，结婚的男女双方应当向婚姻登记机关提供户口证明、居民身份证、所在单位、村民委员会或居民委员会出具的婚姻状况证明和健康检查证明。本案中，虽尹某所持的川仁黑13号《结婚证》中“仁寿县黑龙滩婚姻登记专用章”、“仁寿县人民政府婚姻登记专用章（2）”的印章经一审法院委托的具有鉴定资质的四川旭日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为：朱文才、尹某《结婚证》与比对件中的“仁寿县人民政府婚姻登记专用章（2）”钢印文及“仁寿县黑龙滩镇婚姻登记专用章”印章印文均系同一枚钢印（印章）盖印形成。但由于尹某与朱文才的川仁黑13号《结婚证》存在在仁寿县档案局查询无朱文才与尹某结婚登记档案、川仁黑13号《结婚证》经仁寿县档案局查询该字号的证持证人为“干代贵”与“周菊玲”；尹某与朱文才办理结婚证期间，黑龙滩镇政府负责办理婚姻登记的专员未委托别人代办婚姻登记工作，尹某所持的结婚证上的字迹不是其填写，该结婚证不是其办理、该结婚证上朱文才身份信息错误情形，故应认定尹某与朱文才未进行过规范结婚登记。其次，一审法院委托的具有鉴定资质的四川旭日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虽鉴定为：朱文才、尹某《结婚证》与比对件中的“仁寿县人民政府婚姻登记专用章（2）”钢印文及“仁寿县黑龙滩镇婚姻登记专用章”印章印文均系同一枚钢印（印章）盖印形成。但该鉴定的比对材料并不是“仁寿县人民政府婚姻登记专用章（2）”钢印印模和“仁寿县黑龙滩镇婚姻登记专用章”印章印模，而是邹晓英、黄建忠的结婚证和邹华根、杨晓兰的结婚证中仁寿县人民政府婚姻登记专用章（2）”钢印和“仁寿县黑龙滩镇婚姻登记专用章”印章，鉴定检票不规范、科学。导致该鉴定结论不能作为人民法院采信的证据。第三，即使朱文才与尹某按照《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八条的规定到婚姻登记管理机关办理了结婚登记，但在尹某与朱文才办理结婚证时，朱文才与颜红春还存在合法的婚姻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条“实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的规定，在朱文才与颜红春婚姻存续期间，朱文才又与尹某办理了结婚登记，此时，朱文才确实构成了重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的；（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三）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四）未到法定婚龄的。”和第十二条“无效或被撤销的婚姻，自始无效。当事人不具有夫妻的权利和义务。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由当事人协议处理；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判决。对重婚导致的婚姻无效的财产处理，不得侵害合法婚姻当事人的财产权益。当事人所生的子女，适用本法有关父母与子女的规定。”的规定，故朱文才与尹某的婚姻关系因重婚自始无效。 关于焦点2。本案中，尹某、朱某1虽提供了户口簿拟证明朱某1与朱文才之间是父子关系，但以上证据不足以证明朱某1与朱文才之间系父子关系。同时，朱某3、朱某4、朱某5、朱某6在一审时已提供了张某的户口簿证明朱某1与朱文才之间不具备亲子关系，朱某1未提供出生医学证明，而朱文才与朱某1之间是否存在亲子关系，由于朱文才已去世，则朱某1与朱某3、朱某4、朱某5、朱某6之间的同一父亲关系鉴定应为本案最关键、最具有证明力的证据。然我国的亲子关系制度考虑到当事人的隐私权、家庭和睦等问题，规定了当事人自愿原则，即在一方不同意的情况下，亲子关系鉴定程序难以启动，且亲子关系鉴定作为一种高科技的证明方法，必须遵循严格的程序，在诉讼中，只能经由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同意并委托进行。但经一审法院释明，尹某、朱某1坚决不同意作亲子鉴定。因此朱某1与朱某3、朱某4、朱某5、朱某6之间的同一父亲关系亦因尹某、朱某1拒绝配合而难以确定。尹某、朱某1拒绝配合鉴定的理由是保护其人格权，但是未鉴定即认定朱某1与朱某3、朱某4、朱某5、朱某6之间存在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关系也将损害朱某3、朱某4、朱某5、朱某6的人格权和其他权益。在此情况下，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二条第二款“当事人一方起诉请求确认亲子关系，并提供必要证据予以证明，另一方没有相反证据又拒绝做亲子鉴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推定请求确认亲子关系一方的主张成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的规定，在尹某拒绝提供朱某1出生医学证明的前提下，经一审法院向朱某1的法定代理人尹某和委托诉讼代理人伍全文释明后，在一审法院指定的期限内，尹某、朱某1仍拒绝鉴定，故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判决认为应由朱某3、朱某4、朱某5、朱某6承担举证责任，进而认定朱某1与朱文才存在亲子关系不当，应予更改。 关于焦点3。朱文才与颜红春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于1997年收养了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朱颜容为女儿，但未办理收养登记手续。不管是根据修改前的199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第十五条“收养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儿童以及社会福利机构抚养的孤儿的，应当向民政部门登记”的规定，还是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第十五条“收养应当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收养关系自登记之日起成立。”的规定，收养弃婴的应向民政部门登记。本案中，朱文才与颜红春收养的朱颜容系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虽朱文才与颜红春离婚后，朱文才也一直履行了对朱颜容的抚养义务，但根据上述规定，由于朱文才与朱颜容的收养关系未到相关部门办理登记，故一审判决朱颜容与朱文才之间的收养关系不成立并无不当。 综上，上诉人朱某3、朱某4、朱某5、朱某6的上诉理由成立，其请求应予支持。上诉人朱颜容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请求应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认定朱文才与尹某系合法婚姻关系、朱某1与朱文才存在亲子关系不当，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四川省青神县人民法院（2019）川1425民初404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尹某、朱某1的诉讼请求； 三、驳回朱颜容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24413元，由尹某、朱某1负担；二审诉讼费48826元，由尹某、朱某1负担24413元，由朱颜容负担24413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晓梅 审判员  辛利平 审判员  覃 棱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日 书记员  陈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