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3民终413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时元，男，汉族，1973年2月4日出生，贵州省遵义市人，住遵义市汇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袁颜平，男，汉族，1965年4月17日出生，贵州省遵义市人，住遵义市汇川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茂会，女，汉族，1975年1月27日出生，贵州省遵义市人，住遵义市汇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盛必宪，女，汉族，1995年10月11日出生，贵州省遵义市人，住遵义市汇川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余官海，男，汉族，1972年12月12日出生，贵州省遵义市人，住遵义市汇川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盛登坤，男，汉族，1976年9月7日出生，贵州省遵义市人，住遵义市汇川区。上诉人张时元因与被上诉人张茂会、余官海、盛登坤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法院（2020）黔0303民初18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时元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变更。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法院认定修建通往三被上诉人家的道路是大垭村民组开会集体决定没有任何事实依据。2.一审法院认定通往三被上诉人家的道路为公路，不符合“公路”的含义及修建标准。3.一审法院将2017年5月10日盛登刚（原张茂会之丈夫）与张时元签订的土地调换“协议”，认定为调换了张时元“垭口”的责任田，从而认为三被上诉人修建垭口至其家里道路是张时元已经调换的土地，该认定系一审法院混淆了相关事实。被上诉人三家修建这一条公路，占用的是上诉人“垭口”的责任田的赔偿，而不是“对门边园地”的赔偿。二、一审法院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张茂会签订了2018年5月17日“现场治安调解书”，不能主张“石厂”土地的赔偿，系偏袒张茂会的判决。张茂会以自己身体受伤向法院主张了“健康权”诉讼，张时元赔偿了张茂会医疗费8000元。张茂会不遵守协议内容，因此应当给予张时元对应土地的补偿款。三、原审法院适用侵权责任法第六条及民诉解释第90条判决本案错误，应当适用民法通则第83条及100条审理本案。案涉道路系三被上诉人出入通行道路，三被上诉人作为受益人，按照“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应当对占用上诉人土地修建道路的损失进行补偿。张茂会、余官海、盛登坤二审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张时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决三被告赔偿（占用石厂、垭口土地）原告损失24500.00元；二、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被告均系遵义市汇川区村民，2015年1月期间，经大垭村民组开会集体决定修建当地地名为大垭口至石厂××组公路（该路段沿路依次经过被告张茂会、余官海、盛登坤家），2016年7-8月期间，大垭村民组再次决定修建位于垭口至被告张茂会、余官海、盛登坤家通组公路。上述通组公路修路资金源于修建当地高雄村风力发电场赔付大垭组集体占地补偿款。因修建上述通组公路，将占用原告张时元位于垭口至张茂会家路段的承包地，故经张茂会、张时元协商及大垭组修建公路筹委会同意，张茂会用其位于六角田承包地与张时元在该路段园地进行了置换，双方实际置换并使用上述土地至今。2017年5月10日，原告张时元与被告张茂会、案外人盛登刚签订《协议》一份，该协议载明：“盛登刚修公路需占张时元对门边园地，经双方共同协商一致同意，作出如下协议：一、张时元将对门边园地调与盛登刚修公路。二、盛登刚将六角田承包田四至界限：坟尾3米直出至水渠，经双方指界，调与张时元。三、自调过后双方不能有任何怨言，张时元家人开车回家盛登刚家人不能以任何借口阻拦。四、从调之后，双方各权属各双方所有。……”庭审中被告张茂会陈述，上述协议签订时，盛登刚系张茂会之夫，协议中双方认可置换土地所修公路即为垭口至石厂该条通组公路，对此原、被告均予以认可。2018年5月17日，因被告张茂会修建大垭口至石厂通组公路时与原告张时元发生纠纷，后经遵义市公安局汇川分局山盆派出所调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并作《现场治安调解协议书》一份，该协议书载明：“……经调解，双方自愿达成如下协议：张茂会修建通往自己家的公路，占用张时元的土地，张时元不需要任何补偿。二、张茂会通往该公路，张时元不得有任何干扰。三、张时元通往该公路，张茂会不得有任何干扰。四、张茂会不得追究张时元的一切行为责任。……”另查明，高雄村含大垭组在内所有通组公路的修建，现均未进行任何占地补偿。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主张侵权损害赔偿，《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明确一般侵权行为适用过错责任归责原则，即判断行为人对其造成的损害是否满足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即行为人主观有故意或过失、实施了违法行为、造成了损害事实以及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受害人一方需对上述构成要件承担举证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当受害人不能证明上述侵权构成要件时，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本案中，大垭村民组开会集体决定修建的大垭口经过石厂至张茂会家××组公路，在张时元与张茂会达成调解并经遵义市公安局汇川分局山盆派出所作出的《现场治安调解协议书》中双方已明确，张茂会修建大垭口通往张茂会家的上述公路中占用张时元的土地，张时元不需要任何补偿。对于原告主张的其位于垭口至三被告家之间被修路占用的承包地，经查，该路段也系大垭村民组集体决定修建的通组公路。在该路段中，被告张茂会用其位于六角田承包地与原告张时元在该路段中的园地进行了置换，并实际置换、使用至今。上述大垭口至张茂会家通组公路及垭口至三被告家通组公路，均由大垭村民组集体决定修建，修路资金源于当地高雄村风力发电场赔付大垭组集体占地补偿款，被告张茂会等人参与上述通组公路建设并无过错。同时，原告并未举证证明前述通组公路系三被告强行占用其承包地修建所为，也未举证证明三被告对原告前述土地实施了损害、非法占有等违法行为。综上所述，张时元要求三被告赔偿其位于垭口、石厂两处土地损失的诉请，于法无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相反，从本案查明事实来看，当地大垭口经过石厂至张茂会家××组公路，张时元与张茂会在发生纠纷后达成的《现场治安调解协议书》中，张时元也再次明确前述公路所占用其土地，不需要任何补偿。张时元应充分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涉案通组公路作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道路建成完善后，为原、被告双方及周边群众在当地的生活、居住均带来了畅通和便利。在后续的生产生活中，张时元及张茂会、余官海、盛登坤作为当地村民，应加强沟通，相互理解，避免重复的矛盾和纠纷产生，共同打造良好的新农村建设环境和氛围。为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张时元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6元（已依法减半收取），由原告张时元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另查明，1.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当庭绘制案涉道路的草图，将大垭口为起点途经石厂到张茂会家为终点的道路编号为1号路，将以张茂会家为起点到垭口的道路编号为2号路。2.张茂会诉张时元、陈坤会、张宁健康权纠纷一案于2018年7月25日经汇川区人民法院主持调解当庭达成协议并由张时元等兑现给张茂会8000元。3.2019年5月9日本案各方当事人在余官海家的座谈笔录体现各方达成如下调解协议：“⑤大垭口至朝门口至张家垭口以后的集体资产赔偿后，权属由集体所有。（注）没赔偿之前经营使用权属承包户所有权。”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张时元主张张茂会、余官海、盛登坤修建案涉道路侵占了其土地应当给予补偿。对于1号路，根据张茂会与张时元于2018年8月7日在遵义市公安局汇川分局签订的《现场治安调解协议书》关于“注：大垭口通往张茂会的公路。一、张茂会修建通往自己家的公路占用张时元的土地，张时元不需要任何补偿。”的约定来看，张时元自愿放弃了1号路被占土地的补偿权利。至于其上诉所提张茂会违约要求其赔偿医药费的事实发生在协议签订之前，故不能成为其不遵守协议的理由。对于2号路，根据《座谈笔录》的明确约定，各方对于“大垭口至朝门口至张家垭口”，即2号路的占地补偿问题已经形成了明确具体的处理方案，即视情况由集体资产补偿而非由具体个人补偿。据此，原判未支持张时元关于修路占地补偿的请求并无不当。“要致富，先修路”，良好的基础设施是当地人民群众摆脱贫困，步入小康的关键，涉案道路的修建极大改善了当地的交通环境、方便当地老百姓的生产生活，顺应了村民的愿望，有益于当地经济发展，助力农民脱困，符合当前精准扶贫政策，具有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功能和公益性。希望上诉人张时元能够理解支持，把通组路建成致富路、小康路。综上所述，张时元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6元，由张时元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玉振审判员  蔡一雷审判员  罗小龙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潘晓书记员苟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