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0民终241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大学（威海），住所地山东省威海市文化西路180号。主要负责人：刘建亚，校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孔俊霞，山东凌云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俊，山东凌云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华渊精英教育科技中心，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北小马厂6号华天大厦917室。法定代表人：严微渊，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霞，北京市首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扬，北京市首信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金英爱，女，1969年2月5日出生，朝鲜族，住山东省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绍军，北京市盈科（威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山东大学（威海）（以下简称山大威海）、北京华渊精英教育科技中心（以下简称北京华渊）因与被上诉人金英爱教育培训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鲁1091民初28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山大威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依法改判由北京华渊返还被上诉人金英爱相应欠款及利息损失；3.依法改判驳回金英爱对山大威海的诉讼请求；4.金英爱承担本案的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山大威海和北京华渊共同承担还款责任，认定事实不清，于法无据。一审法院认定北京华渊与山大威海共同负责金英爱之子的留学帮扶工作与客观事实不符，依据的证据不充分，带有明显的主观臆断。1.北京华渊在一审中明确承认其同金英爱之间建立其子在国外大学就读期间代为缴纳相关费用等的帮扶事项的委托关系，金英爱诉称的标的均是其子在国外大学期间的海外帮扶委托合同涉及事项，金英爱也承认其子在国外大学期间代为缴纳费用是委托北京华渊办理，相关委托资料与北京华渊签署，其缴纳的相关款项支付也均是与北京华渊之间单独往来发生的。以上事实证明金英爱诉争事项、诉争金额与山大威海无关，山大威海不应承担责任。2.无论金英爱与北京华渊签订委托书，委托北京华渊代为缴纳其子在国外大学就读期间所有学费、住宿费、杂费等费用，还是北京华渊单独收取金英爱支付的上述费用，山大威海均不知情，也没有参与其中，并未指示或安排过金英爱签署任何委托书。部分委托书签订地点在威海并不能以此与山大威海建立起联系。金英爱之子系在山大威海接受国际课程班为期一年的培训，此期间，北京华渊与金英爱提前对接，双方之间建立就金英爱其子在国外大学就读期间的所有学费、住宿费、杂费等费用代为缴纳等事宜的委托关系，则委托书签订地点在威海符合常理，并非由金英爱或其子主动到北京与北京华渊签订委托书才能证明金英爱与北京华渊单独建立委托关系，况且金英爱并未证明该委托书就是在山大威海处签署的。北京华渊一审时明确说明其与委托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部分是在北京签署的，具体签署地点已记不太清楚了。3.招生简章本身具有宣传目的，其中描述内容系对相关招生事项进行宣传，作为要约邀请，系对出国留学全流程(尤其是国内课程班培训、国外留学帮扶等)进行描述是很正常的，但这不表示会在实际操作中负责处理招生简章中描述的所有事宜，而招生简章中自始未曾提及任何关于出国留学机构的相关信息，包括北京华渊的信息，上述情况不能体现出山大威海与北京华渊共同处理金英爱之子的留学帮扶工作。金英爱收到的催费通知书中页面标识为“山大威海国际课程班”，山大威海对此并不知情也从未参与其中，且“山大威海国际课程班”作为任何人均可采用的页面标识，本身是没有任何身份(不具备法人或其他社会组织资格)和特殊含义，不能说明系山大威海或者与山大威海存在某种法律关系。北京华渊为了与金英爱建立起孩子的海外留学事项委托关系，采用“山大威海国际课程班”页面标识，用以标榜北京华渊的公信力和权威性也是符合常理的。一审法院基于金英爱出具给北京华渊的委托书并向其支付相关费用，结合招生简章、委托书签订的地点及金英爱收到的催费通知书中的页面标识，认定北京华渊与山大威海存在合作关系不符合客观事实，上述证据不能证明北京华渊与山大威海存在合作关系。4.招生简章中对项目优势、学制、教学安排、课程内容、招生院校及专业、师资力量、学费、报名条件、报名方式等做了较为详细的描述，金英爱基于对招生简章内容的介绍而与山大威海建立起教育培训合同关系无可厚非。但教育培训合同涉及的权利义务并未对招生简章内容进行全面照搬，从山大威海的收费标准、收费流程、报名方式等证据并结合山大威海实际履行合同义务的情况可以看出山大威海仅与金英爱就其子一年国际课程培训课程涉及的权利义务建立起教育培训合同关系，从后续金英爱与北京华渊单独签署委托书、金英爱向北京华渊单独支付其子在国外留学相关费用，且该费用并非由山大威海统一收取等证据可以看出，教育培训合同关系不包含委托合同关系。按照合同相对性原则，金英爱和山大威海之间的教育培训合同关系与金英爱和北京华渊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是相互独立的两个合同关系，是就不同时间段、不同事项分别成立的两个不同合同关系，一审法院将北京华渊与金英爱形成的委托关系纳入金英爱与山大威海的教育培训合同之中作为其组成部分于法无据。金英爱主张山大威海与北京华渊之间属于合作关系，应当提供证据证明二者之间存在共同投资、共担风险、共享收益、互相协作的合同关系，但金英爱并未提供证据。综上，从一审各方提交的证据并结合相关事实来看，山大威海与金英爱建立一年国际课程培训的教育培训合同关系属实，金英爱与北京华渊建立金英爱孩子在国外就读期间出国留学帮扶事宜的委托合同关系属实，这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一审法院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推测认定山大威海与北京华渊之间构成合作关系，以及委托关系系教育培训合同关系中的组成部分，不符合客观事实，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也没有证据支持。二、一审法院判决山大威海和北京华渊共同承担还款责任，违反合同法基本原则，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法院忽略了金英爱与山大威海之间涉及教育培训合同的具体权利义务内容，金英爱未与山大威海签订书面教育培训合同，无法明确教育培训合同中山大威海的合同义务是否包含出国留学事宜，而从教育培训合同的实际履行来看，金英爱向山大威海支付的是招生简章中明确的一年国际课程班培训学费59800元以及住宿费和材料费等，并未提及或支付办理出国留学应支付的费用。而山大威海也是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了提供国内课程培训服务内容，直至金英爱之子一年后结束课程，双方关于教育培训合同关系即告终止。教育培训合同关系中自始未涉及到关于出国留学事宜的相关内容，无论是留学各项费用、支付方式、支付时间，还是留学事宜涉及的具体流程等。上述相关内容均包含在金英爱与北京华渊的委托合同关系中，与山大威海无关。2.一审法院突破了合同相对性原则，将金英爱与北京华渊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纳入到金英爱与山大威海的教育培训合同关系中，没有法律依据。退一步讲，即使委托合同关系属于教育培训合同中的组成部分，一审判决山大威海与北京华渊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仍然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3.一审判决将与金英爱诉请事项、诉请金额无关的山大威海拖入其中，对山大威海显失公平，亦给山大威海后续如何行使追偿权带来困境，更给山大威海的声誉造成难以磨灭的损害，山大威海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势将采取一切救济措施予以纠正，这必将产生一系列诉讼案件，给当事人造成诉累，浪费司法资源。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法应当予以撤销，并依法改判支持山大威海的上诉请求。金英爱辩称，山大威海及北京华渊均明确否认二者在学生留学期间存在合作关系，山大威海否认为金英爱选择北京华渊提供海外帮扶服务，一审期间还陈述是由金英爱自己选择北京华渊提供海外帮扶服务。山大威海及北京华渊均是为了逃避责任而隐瞒真相。1.2014年山大威海首次开设国际课程班，其招生简章中明确写明山大威海提供的教育合同义务为山大威海校内学习、校内生活和办理国外大学手续（包括全程帮扶，国外学习后期追踪、转学升学指导和帮助及就业指导），金英爱向山大威海交纳学费59800元/年包括了校内学习、校内生活和海外帮扶的费用，并非仅是校内一年的学习费用。若山大威海招生时说明仅负责一年的教学，而不负责为学生选择国外大学、海外全程帮扶，则包括金英爱在内的所有学生家长均不会选择山大威海进行学习。金英爱等学生家长选择山大威海首先看中的是其名气，相信其不会像其他民办学校一样缺失诚信，而会按照招生简章中宣传的内容履行相应义务，其孩子参加国际课程班就可以到国外进行学习，并得到全程帮扶，对孩子之后的学习、就业乃至人生产生积极影响，故才会缴纳高额学费将孩子送至山大威海国际课程班进行学习。2.金英爱之子在山大威海学习一年之后，山大威海为学生选择了美国埃德蒙学院继续学习，老师为家长开会要求到美国埃德蒙学院学习的学生通过北京华渊进行转账汇款，并按照要求签署了相关委托书，若非老师要求，不可能所有去美国埃德蒙学院学习的学生均选择北京华渊作为帮扶机构，也不可能出现全班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学生均选择去美国埃德蒙学院学习，山大威海否认为金英爱之子选择美国埃德蒙学院，否认其与北京华渊之间存在合作，其委托北京华渊履行帮扶义务完全是逃避责任。3.北京华渊法定代表人严微渊从金英爱之子入学一直担任山大威海国际课程班负责人，后期山大威海印制的2016年山大威海国际课程班招生简章也表述严微渊为国际课程班项目负责人、学院领导，说明北京华渊与山大威海存在教育合作，严微渊在国际课程班代表的是山大威海，而非北京华渊，金英爱一直到本案诉讼才查询到严微渊系北京华渊的法定代表人，此前并不知情。4.一审法院认定金英爱与山大威海形成教育培训合同关系，山大威海应当全程帮扶金英爱之子的国外大学手续正确。基于北京华渊与山大威海教育合作的前提，且山大威海对学生具有帮扶义务，由北京华渊向学生履行山大威海的帮扶义务，不存在山大威海所主张的两个法律关系，山大威海委托北京华渊的教育合作与金英爱无关。实际履行过程中也是北京华渊为金英爱之子履行了帮扶义务，并且多年来未向金英爱收费，也可以印证金英爱的上述主张。5.北京华渊是山大威海选择的，即使二者之间不存在教育合作关系，山大威海对金英爱之子具有海外帮扶义务，山大威海选择北京华渊代为履行该帮扶义务，山大威海与北京华渊产生委托合同关系，虽然全部帮扶手续均是北京华渊办理，但按照合同法受托人在从事委托活动中产生的权利义务由委托人承担，本案无论山大威海与北京华渊之间是教育合作关系还是委托关系，一审法院判决山大威海承担责任没有任何问题。6.金英爱签署的委托书中没有直接体现其委托北京华渊进行帮扶，北京华渊与山大威海仍对全体家长隐瞒真相，并未告知包括金英爱在内的家长，留学桥国际教育中心是什么机构，北京华渊提交的留学桥国际教育中心网页网址根本无法打开，在工业和信息化部域名信息备案管理系统查询，留学桥国际教育中心网页www.tsinghua-lxq.org根本没有备案。山大威海的老师在山大威海学校内向金英爱提供了委托书，并且委托书中并没有直接写明委托的是北京华渊，金英爱真实的理解只能是山大威海在履行招生简章中承诺的为金英爱之子帮扶的义务，与山大威海招生时的宣传及承诺一致。7.山大威海作为事业单位，代表政府履行教育事业，对外代表政府形象，其制作的招生简章具有公信力，山大威海在本案中从根本上否认与北京华渊的合作关系，与其印制的招生简章记录的内容、应履行的义务、严微渊的身份等相互矛盾。北京华渊述称，对山大威海的上诉没有意见。北京华渊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北京华渊不应退还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北京华渊无需向金英爱退还费用。金英爱向法院提交的其子在美国留学期间的费用列表不完整，缺少处理海外事务的费用及服务费等开支，系未经最终结算的数据。每个学生每年都会有一笔3万元人民币的海外事务处理费，用于学生在往返国内国外及海外期间的生活事务处理上的支出。一审法院亦认定了北京华渊不可能在费用昂贵的美国多年对多名学生进行无偿帮扶。根据上述事实，一审法院以不完整的数据为判定依据，认定事实不清。经核算，北京华渊不应退还费用给金英爱。同时，北京华渊保留向金英爱要求支付帮扶费及海外事务处理费的权利。二、北京华渊与山大威海在学生留学期间帮扶业务上无任何合作关系。一审法院认定北京华渊的利益只能是从山大威海收取的学费中赚取，无任何事实依据，没有正确理解学生在山大威海学习和在美国留学是两个不同的阶段，混淆了留学中介开展的业务只是学生在国内时办理出国留学手续和北京华渊为学生在国外留学时给予帮扶的在形式、技术上的根本性区别。1.金英爱的诉讼请求是支付给北京华渊其子在美国留学期间学费、住宿费等费用的剩余费用，北京华渊在京的工作人员会同国外的服务人员完成支付各项费用，此费用与山大威海无关。2.金英爱与北京华渊签订委托书。一审期间，北京华渊向法庭提交的委托书明确表明金英爱自愿委托北京华渊下属机构留学桥国际教育中心美国国际学生管理机构(以下简称留学桥国际教育中心)代为缴纳其子在国外大学埃德蒙学院就读期间所有学费、住宿费以及杂费等费用……。根据北京华渊网页显示，留学桥国际教育中心隶属于北京华渊。金英爱在签订委托合同时亦明知其委托的主体并非山大威海而是北京华渊，双方形成合法的学生在留学阶段事务委托合同。金英爱提供的空白委托书与其签署的委托书并不一致，系伪证；提供的招生简章与本案其主张的诉求并无关系。3.关于收款事宜。各方确认，金英爱将其子在国外的费用全部汇入到北京华渊的帐户中，没有证据显示该汇款与山大威海有关。4.金英爱系向北京华渊主张返还学费、住宿费等费用。高俊杰系北京华渊在北京市海淀区单位办公室工作的员工，金英爱提供的与高俊杰的聊天记录，系其与高俊杰关于退费的协商情况及双方沟通联络过程，特别是高俊杰向其发送了退费申请表及办理退费手续告知函。该事实可以证明金英爱均是向北京华渊主张退费，明确知道系北京华渊接受其委托，完成委托事务，与山大威海无关。5.金英爱诉请费用均发生于其子在国外留学期间。金英爱起诉称汇款金额总计483088元，其子自2019年8月转学至美国其他大学学习，北京华渊向其发送《费用明细表》，经计算，北京华渊应返还押金、学费、住宿费等共计75275.31元，金英爱明确其要求退还的学费是发生于国外留学期间的费用，该费用收款单位及委托方均是北京华渊，均与山大威海无关。6.非合作领域无收益分成。一审法院认定北京华渊收益来源于山大威海的分成收益，无任何事实依据，也没有任何证据支持，更不合乎逻辑。北京华渊与山大威海系独立法人，双方就学生在国外留学期间阶段的帮扶服务业务上无任何合作关系，不存在任何营收分成的说法。没有证据证明严微渊系国际课程班负责人，即使如金英爱所述有严微渊的合影，也不能证明山大威海与北京华渊之间有具体合作关系，双方既不是合作也没有委托关系。综上所述，北京华渊已经实际履行全部委托事务，一审法院以尚未结账的数据为依据，未查清相关支出费用，错误认定北京华渊退还服务费。一审法院引用金英爱提供的伪证及其它不实证据作出臆断，错误认定本案与山大威海有关，在无任何事实证据的情况下，错误认定北京华渊收益来源于山大威海的分成收益，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改判。金英爱辩称，一、北京华渊主张金英爱还要承担3万元海外事务处理费，一审法院多次要求其提供证据证明该主张，但北京华渊并未提供任何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金英爱从未与北京华渊签订任何需支付3万元海外事务处理费的协议或委托书。二、关于北京华渊主张其与山大威海无任何合作关系的答辩意见同前述答辩意见。山大威海述称，同意北京华渊的上诉意见。2016年的招生简章与本案并无关联，不能以此认定严微渊是2014年山大威海与金英爱之间教育培训合同项目的负责人。金英爱以山大威海与北京华渊之间存在某种法律关系，要求二者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若非明确合作关系，山大威海不应对北京华渊的还款义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山大威海并未明确授权北京华渊处理金英爱之子在国外留学期间缴纳教育、生活、住宿等费用，整个委托过程均是北京华渊单独收费，以自己名义与金英爱建立委托关系，由此产生的成本、收益均与山大威海无关，因此北京华渊基于该委托关系产生的法律后果不能由山大威海承担或二者共同承担。金英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二被告山大威海、北京华渊返还押金、学费、住宿费等共计75275.31元及自2018年7月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原告金英爱之子李旭日入学至山大威海国际课程班学习，原告向被告山大威海交纳了学费、教材费、住宿费。被告山大威海向李旭日出具收费票据四张，其中2014年7月4日载明收取李旭日住宿费、报名考试费合计1500元，2014年7月29日载明收取李旭日学费59800元，2014年9月9日的载明收取李旭日住宿费200元，2014年9月10日收取了教材费3000元；上述合计64500元。庭审中，原告提供其通过在中国银行账户（62×××03）向被告山大威海账户（22×××55）转账59800元的转账记录一份予以佐证。被告山大威海对该款项的收取无异议，但认为该款项仅系原告之子在山大威海工作学习的费用，与出国费用无关。关于原告与二被告之间是否形成委托关系，三方产生争议。原告主张其与二被告共同形成了委托关系；二被告则主张，原告系在被告山大威海处进行国内课程的学习，办理出国留学则系原告与被告北京华渊之间形成的委托关系。原、被告双方为证实各自主张分别提供了相关证据并质证如下：原告提供了2014年、2016年的山大威海国际课程班的招生简章两份及原告之子的入学须知，以此证实其就读于山大威海国际课程班，该班系二被告联合开办，招生简章中山大威海的校领导与被告北京华渊的负责人严微渊合影，严微渊系山大威海国际课程班的项目负责人。该两份招生简章中的项目介绍部分载明：。国际课程班倡导从“成功留学”到“留学成功”的理念，独特的国内-国外分段式培养模式，为有志成为国际化经营人才的中国学生提供了共享优质教育资源的留学桥学习机会。在简章中对国际本科课程班（美英加澳名校方向）的介绍中载明，山大威海国际课程班（1年）（成绩合格）+美英加澳本科（3年）=中国教育部认可的就读国外院校学士学位。被告山大对该招生简章的真实性、关联性及证明内容均不认可。其中2014年宣传手册，无法证明是2014年的；2016年的招生简章与案件无关联，原告之子接受的是2014年的国际课程班的学习，2016年简章与案件无关联，即使相关简章真实，该简章的性质为要约邀请，无法直接确认原、被告之间履行合同的权利义务内容，且相关简章的核心内容是关于山大威海国际课程班的一年培训教育的宣传内容，是在山大威海校内进行学习一年，内容有综合英语、学术英语、留学适用性培养课程，并不涉及国外留学事务，并且具体收费与汇款账户信息均为山大威海，与原告主张的国外留学费用毫无关联，且收款账户为山大威海账户，并没有指示相关费用汇至第三人账户。被告北京华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并质证称该简章内容是山大威海翻译学院的一个项目，内容中可以看出是国内大学向国外大学的一个过渡，也印证了被告山大威海的说法。一审法院经审查综合认定，原告提供的简章客观真实，被告山大威海虽不认可该简章的真实性，但未提供相反证据予以反驳，对该简章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原告提交被告山大威海向与其一同办理出国的学生家长武秀廷（另案原告）发送的电子邮件一份，发件人为李颖，其中包含了印有山大威海国际课程班的空白委托书一份、北京华渊精英教育科技中心账户信息、2015年度、2016年度埃德蒙学院费用预算表各一份，用以佐证被告山大威海组织其出国留学。空白委托书中内容为：本人自愿委托山东大学(威海）国际课程班代为缴纳其（子、女）在国外大学（年月至年月）就读期间的所有学费、住宿费、杂费等费用，由山大威海国际课程班向国外大学申请处理享受学费减免的优惠政策，委托安排住宿等事宜，本人确保根据费用缴纳要求按时交费到山大威海国际课程班指定账户，如因汇率变化，本人延时缴费而造成不良后果，均由本人承担。被告山大威海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和证明内容不予认可，质证称该委托书是空白的，并没有任何人的签字和盖章，山大从未出具过委托书，原告也未向山大提交任何委托书，因为关于一年国内课程培训不需要出具任何委托书，对其中的费用预算表，被告山大威海没有参与过，对其相关内容真实性无法认可，该证据相关内容与山大无关，原告与北京华渊建立了海外学习相关费用缴纳委托关系，山大没有参与其中，也没有指示原告缴纳相关费用，原告要求山大返还相关费用，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被告北京华渊对该证据的质证意见同被告山大威海的质证意见。一审法院经审查认定，上述证据中的委托书系空白委托书，无法确定该证据的真实性，一审法院不予单独采纳，可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评定。原告提供其与被告北京华渊工作人员高俊杰的2018年7月16日微信聊天记录及其中的转账明细一份，该转账明细系高俊杰通过微信发给原告，其中微信中费用表格一份，载明原告向被告北京华渊汇款总额为人民币443088元，被告北京华渊支付的住宿费共计人民币154248.77元、学费及保险费支出为人民币211021.92元，手续费共计人民币2542元。原告以此证实其主张的数额的计算方式，即二被告应当返还原告75275.31元（443088-154248.77-211021.92-2542）。被告山大威海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及关联性不予认可；被告北京华渊对该证据不予认可，主张该明细中的数额有遗漏，缺少帮扶费用。被告北京华渊向法庭提交了委托书两份及2015年6月8日金英爱分别向被告北京华渊账户汇入“李旭日留学费用”151544元，金英爱分别于2015年5月21日、2016年5月9日签署委托书，内容为：本人金英爱自愿委托留学桥国际教育中心美国国际学生管理机构（以下简称“留学桥国际教育中心”）代为缴纳其子在国外大学埃德蒙学院自2015年9月至2016年9月、2016年9月至2017年6月就读期间所有学费、住宿费以及杂费等费用，由留学桥国际教育中心向国外大学申请处理享受学费减免的优惠政策，委托安排住宿等事宜。本人确保根据费用缴纳要求按时交费到留学桥国际教育中心美国国际学生管理机构指定账户。如因汇率变化、本人延时缴费而造成不良后果，均由本人承担。2016年5月9日，原告向被告北京华渊账户汇入“李旭日留学费用”131544元。2017年3月10日，原告之子李旭日向被告北京华渊账户汇入“李旭日留学费用”160000元。原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称委托书是在山大签订的，并非在北京签署，二被告是两个独立的责任主体，双方合作开设国际课程班，以被告山大威海的名义收取的，二被告合作开设国际课程班，以被告山大威海的名义收取学费，二被告合作开设教学的目的是为了谋取利益，在原告儿子在海外留学期间没有向被告北京华渊支付过任何费用，被告北京华渊也没有与原告签署过任何交纳费用的手续，被告北京华渊的利益只能是从被告山大威海收取的学费中赚取，被告北京华渊的负责人作为山大威海国际课程班负责人，进行招生等一切活动，二被告是以被告山大威海名义收取学费进行分成，被告北京华渊不可能在多年对包括原告在内的很多学生无偿帮扶。且两份委托书均是在向被告北京华渊汇款当日或前一日签署的，而汇款均是在威海汇出，委托书均是在山大威海国际课程班签署的。被告山大威海对该委托书的真实性无异议，质证称因原告认可该委托书，且从该委托书中可以看出原告是委托留学桥国际教育中心美国学生管理机构代为缴纳美国留学期间所有费用，可以认定其并非委托山大办理国外大学留学相关事项。被告北京华渊代理人经落实认可威海有的学生的委托可能在威海签署，具体记不清了。原告另提供被告北京华渊的员工高俊杰与其的聊天记录一份，其中系原告与高俊杰关于退费的协商情况，2018年7月16日，被告北京华渊的高俊杰向原告发送了《李旭日委托代缴费用及押金剩余款项退费申请表》，2019年4月29日，高俊杰向原告发送了办理退费手续告知函，其中载明：李旭日同学家长：美国国际学生管理机构委托北京首信律师事务所按代缴费退费规定办理李旭日同学代缴费剩余费用退费手续，2019年5月13日，原告签署了学费及健康保险费剩余费用确认单，明确了被告应当退还的费用包括学费余额30624.08元、住宿及申请费余额24651.23元、押金20000元，并明确了被告应当退还给原告的账户信息。被告北京华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项退费均是在双方调解达成的协议，不能作为诉讼之后被告北京华渊的意见。被告北京华渊向法庭提交了留学桥国际教育中心的网页截图一份，其中载明留学桥国际教育隶属于北京华渊精英教育科技中心旗下；另提供了英文的授权证明书，以证明原告系与被告北京华渊形成委托关系，且被告北京华渊具有埃德蒙学院授权的合法招生、留学推荐资格。原告对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不认可留学桥国际教育中心系被告北京华渊的下属机构，且英文的授权证明书系海外形成，应当经过公证，不发表质证意见。另查明，被告北京华渊法定代表人为严微渊，经营范围中包含教育咨询（不含出国留学及中介服务）。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综合审查后认定，原告签订了委托留学桥国际教育中心代缴国外留学期间学费等费用的委托书，并按照被告北京华渊的要求将相关费用汇至该公司账户，结合招生简章、委托书签订的地点及原告收到的催费通知中的页面标识，可以认定被告北京华渊与被告山大威海共同负责原告之子的留学帮扶工作。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教育培训合同纠纷，原告与二被告的争议焦点即二被告是否应当返还原告押金、学费、住宿费等费用并支付利息。案涉招生简章虽然是要约邀请，但该招生简章对项目优势、学制、教学安排、课程内容、招生院校及专业、师资力量、学费、报名条件、报名材料、报名方式等作了较为详细的描述，原告之子系基于对该招生简章内容的信赖而向山大威海国际课程班报名。原告之子的报名材料系根据招生简章的要求向山大威海国际课程班发出的要约邀请。山大威海国际课程班审核李旭日的报名材料后，向李旭日发出的录取通知系要约，李旭日缴费并报到的行为系承诺，至此双方的教育培训合同成立。招生简章虽然只是要约邀请，但要约邀请并不完全与合同内容割裂。因招生简章已经对教育培训合同的主要内容作了较为详细的描述，在双方未重新签订合同书完整记载双方权利义务的情况下，如果不依照招生简章来确定合同权利义务，则无法确定合同内容，显然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因此，应当认定招生简章作为要约邀请，已经通过缔约过程转化为合同内容。根据招生简章的内容，山大威海国际课程班除了按照招生简章的描述提供学习条件、课程、师资外，还应根据招生简章对项目优势即全程帮扶办理国外大学手续，指导学生办理留学事务。原告与被告山大威海形成教育培训合同关系，并且被告山大威海应当全程帮扶原告之子的国外大学手续。虽然原告委托留学桥国际教育中心美国国际学生管理机构代缴国外留学期间学费，但该中心并不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被告北京华渊庭审中认可该中心隶属于其旗下，故被告北京华渊与原告形成实际的委托关系，且该委托关系是原告与被告山大威海的教育培训合同关系的组成部分。且根据原告与被告北京华渊均认可的北京华渊已经收到的代交款项及实际花费款项，被告北京华渊作为实际代收款项的乙方，应当返还金英爱75,275.31元，被告山大威海作为与原告的教育培训合同的相对方，亦应当承担共同还款义务。关于原告主张的利息损失，原告之子自2018年6月底即不需要被告北京华渊代为交纳学费，双方之间的代交关系即结束，二被告应当自2018年7月1日将剩余款项返还，故原告要求二被告支付自2018年7月1日起的利息，理由充足，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根据法律规定，原告主张的利息应当分段计算，即自2018年7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二被告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判决：被告山大威海、北京华渊精英教育科技中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返还原告金英爱75275.31元及利息损失（以75275.31元为本金，自2018年7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二被告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如果二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41元，由二被告共同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上诉人北京华渊提交其工作人员高俊杰与被上诉人金英爱之子李旭日的QQ聊天记录截图两张，证明北京华渊接受金英爱委托，为李旭日留学提供海外帮扶，并已全面履行了应尽义务。从聊天内容可以看出，北京华渊为李旭日提供的服务项目涉及留学、选课、升学、住宿、转学等一系列安排服务，这也是本案诉争的金英爱与北京华渊之间留学委托服务合同的内容。经质证，金英爱认为该证据并非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新的证据，并且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首先，该聊天记录中高俊杰的头像与金英爱一审提交的聊天记录中的头像不一致，无法确认该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即便是真实的，也不能证实金英爱委托北京华渊进行海外帮扶。北京华渊系接受山大威海的委托，金英爱从未与北京华渊直接产生合同关系。并且，聊天记录的内容也仅能看出，关于住宿、选课及转学的相关内容，北京华渊所称的高俊杰老师并未接受学生所发送的信息，也就是说其并未履行所谓的帮扶义务。并且，该内容与本案并无关联性。山大威海认为，其并未参与相关事项，对该事实不清楚。但根据北京华渊提供的证据，金英爱是知道北京华渊，并且与北京华渊直接签署过相关委托书，而山大威海没有要求金英爱签署任何委托书。山大威海开办的一年国际课程班不需要签署委托书，该委托书也并非山大威海委托北京华渊与金英爱签署。本院经审查认为，北京华渊提交的QQ聊天记录不足以证明其以自己名义与金英爱就其子海外留学期间成立委托合同关系，该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待证事实，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本院二审查明，在上诉人山大威海、北京华渊与案外人武秀廷（2019）鲁1091民初2854号以及山大威海、北京华渊与案外人张佃国（2019）鲁1091民初2855号教育培训合同纠纷两案（以下分别简称2854号案、2855号案）中，武秀廷、张佃国均提交了《山东大学（威海）国际课程班家长材料准备清单》，该材料左上角页眉处标注“留学桥国际教育中心”，页脚处标注了电话0631-56××××8/5678733，地址：中国山东威海文化西路180号，以及网址和邮编。经查，该地址亦为山大威海的地址。二审中北京华渊认可上述材料系其向学生家长提供的。本案各方当事人均认可本案与该两案情况相同，同意将该两案中提交的证据及陈述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北京华渊应否向金英爱返还诉争费用75275.31元及利息损失；二、山大威海与北京华渊之间是否存在合作关系，应否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关于焦点一，北京华渊应否向金英爱返还诉争费用问题。北京华渊主张金英爱一审提交的其子在美国留学期间的费用列表不完整，缺少处理海外事务的费用3万元及服务费1万元等，该列表系未经最终核算的数据，经核算，北京华渊不应退还费用给金英爱。对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北京华渊主张金英爱与其签订委托书，就学生在留学阶段的事务形成委托合同关系。但根据金英爱一审时提交的委托书，并未有双方之间存在由金英爱支付海外事务应急处理费及海外帮扶服务费的约定，不能体现金英爱具有同意支付上述费用的意思表示，而且北京华渊就其主张也没有提交证据证实，故北京华渊主张金英爱应向其支付海外事务应急处理费及海外帮扶服务费缺乏证据支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相应主张不能成立。北京华渊认可其已收到的金英爱支付的代缴款项以及实际花费款项，金英爱主张退还剩余款项，具有充分的事实及法律依据，北京华渊主张经核算不应退还该费用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焦点二，山大威海与北京华渊应否承担共同还款责任责任。山大威海与北京华渊均否认二者之间存在合作关系，山大威海主张金英爱委托北京华渊支付其子国外留学期间的费用，山大威海与金英爱之间的教育培训合同关系与上述委托合同关系相互独立，金英爱诉争事项与山大威海无关，山大威海不应承担责任。对此，本院认为，金英爱之子于2014年入学至山大威海国际课程班学习，双方形成教育培训合同关系。山大威海虽主张招生简章具有宣传目的，其对整个出国留学全流程进行描述不表示会在实际操作中负责处理招生简章描述的所有事宜，但山大威海对外发布招生简章系要约邀请，金英爱基于招生简章中对项目优势、学制、教学安排、课程内容、招生院校、师资力量等各方面内容的详细描述，为其子报名参加山大威海国际课程班学习并缴纳学费，双方之间成立教育培训合同关系。双方之间未签订明确的书面合同，合同实际履行过程中金英爱按照招生简章载明报名条件及方式报名、缴纳学费，山大威海亦按照招生简章的描述开展国际课程班的招生及教学事务，因此在双方未订立正式教育培训合同，并已实际按照招生简章的内容履行各自合同义务的情况下，山大威海发布的招生简章以及向金英爱出具的书面文件应作为认定双方之间权利义务的依据，一审判决认定招生简章内容已通过缔约过程转化为合同内容，并无不当，招生简章的内容应对山大威海及金英爱均具有约束力。金英爱一审提交了2014年度、2016年度《山东大学（威海）国际课程班招生简章》，山大威海虽对该招生简章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但法庭责令其提交相应招生简章，其不能提供，应承担相应不利后果，一审法院对该招生简章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并无不当。上述2014年度招生简章载明国际课程班内容包括山大威海校内学习、山大威海校内生活、办理国外大学手续、指导学生办理留学事务，其中办理国外大学手续部分明确载明含有“全程帮扶”。2016年度山大威海国际课程班招生简章项目介绍中的图片亦显示北京华渊法定代表人严微渊为山大威海国际课程班项目负责人，故金英爱陈述称其直到本案诉讼才知晓严微渊系北京华渊法定代表人，具有充分依据。从山大威海对外发布的2016年招生简章来看，金英爱等学生家长有充分理由相信严微渊为山大威海的老师。并且，金英爱一审时提交的委托书中载明委托留学桥国际教育中心代为缴纳相关费用，而留学桥国际教育中心并非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机构，其工作人员向金英爱发送的相关邮件中亦标注了山大威海国际课程班的标志，北京华渊向金英爱等学生家长出具的《山东大学（威海）国际课程班家长材料准备清单》中的地址亦为山大威海的地址，并未载明北京华渊的相关信息。上述文件不能体现金英爱知晓上述机构系独立于山大威海的第三方机构，不能证实金英爱已单独委托北京华渊处理其子海外留学事务。从现有证据来看，不足以证明北京华渊系以自己名义单独与金英爱建立委托合同关系。金英爱系基于招生简章的内容选择山大威海为其子办理国外留学事务的相关手续。金英爱签署委托书的内容为委托留学桥国际教育中心代为缴纳其子在留学期间的相关费用，系办理留学手续的内容，包含在教育培训合同关系中山大威海应承担的全程帮扶义务中，亦为金英爱实现案涉教育培训合同目的的内容。故一审法院认定北京华渊与金英爱之间的委托关系是山大威海与金英爱之间教育培训合同的组成部分，并无不当。对于金英爱而言，其在履行与山大威海之间教育培训合同的过程中，通过山大威海老师的指示向北京华渊账户交纳相关费用，并签订相应委托书，现因缴纳费用多于实际花费产生的返还责任，山大威海作为教育培训合同的相对方有义务承担该责任，不能以金英爱签署了案涉委托书为由免责。北京华渊作为该费用的实际代收方，本案中认可其与金英爱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虽主张扣除海外应急处理费及海外帮扶服务费后其无需再向金英爱退还费用，但对此并未提供证据证实，故一审判决认定山大威海与北京华渊承担共同还款义务，并无不当。山大威海、北京华渊的相应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山大威海、北京华渊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364元，由上诉人山东大学（威海）负担1682元，上诉人北京华渊精英教育科技中心负担1682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苏丽杰审判员  马树芳审判员  于 晶二〇二〇年九月三十日法官助理肖芸芸书记员姚玉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