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20）黔26刑终155号 原公诉机关贵州省丹寨县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王立府，男，1987年11月5日出生，苗族，大专文化，户籍所在地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丹寨县，住丹寨县龙泉镇七组35号，中共党员。因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经丹寨县人民检察院批准，于2019年5月21日被丹寨县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黄平县看守所。 辩护人冉江磊，男，贵州群众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王立锦，男，1978年10月10日出生，苗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丹寨县，住丹寨县龙泉镇七组11号。因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于2019年4月15日被丹寨县公安局刑事拘留，经丹寨县人民检察院批准，2019年5月22日被丹寨县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剑河县看守所。 辩护人王基生，男，贵州群众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王文生，男，1964年8月15日出生，苗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丹寨县，住丹寨县龙泉镇六组。1996年12月17日因犯盗窃罪，被丹寨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因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于2019年4月15日被丹寨县公安局刑事拘留，经丹寨县人民检察院批准，于2019年5月22日被丹寨县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剑河县看守所。 指定辩护人刘永鹏,男,施秉县法律援助中心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王建和，男，1973年9月6日出生，苗族，小学文化，户籍所在地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丹寨县，住丹寨县龙泉镇六组，因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于2019年4月22日被丹寨县公安局刑事拘留，经丹寨县人民检察院批准，2019年5月21日被丹寨县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丹寨县看守所。 丹寨县人民法院审理丹寨县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王立府、王立锦、王文生、王建和犯破坏生产经营罪、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寻衅滋事罪一案，于2020年5月19日作出（2019）黔2636刑初94号刑事判决。原审四被告人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高越出庭履行职务，上诉人王立府及其辩护人冉江磊，上诉人王立锦及其辩护人王基生，上诉人王文生及其辩护人刘永鹏，上诉人王建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 2018年以来，以被告人王立府、王立锦、王文生为首，王建和积极参加，利用丹寨县龙泉镇六、七组（猫寨）“理事会”、“春风积极行动”等微信群为平台，或者以召开群众会议等方式进行讨论策划、指挥实施，采取滋事、聚众造势、强占等多种方式，组织猫寨村民分别先后实施了破坏生产经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和寻衅滋事3起犯罪行为，同时实施了对与龙洞村的山林权属予以强行划界、私自挪用村集体资金、组织微信群成员删除微信聊天记录规避调查取证3起违法行为。另外2016年被告人王立府还实施了阻止幼儿园扩建施工的行为。四被告人为了组织指挥猫寨村民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经常纠集在一起，组织成员固定，实施多起违法犯罪活动，公然对抗基层组织，聚众扰乱社会秩序，侵吞集体资产、侵害邻村山林权属；将猫寨作为势力范围，不顾全县脱贫攻坚工作大局，破坏脱贫攻坚项目实施，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 具体事实如下： 一、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 2018年8月份以来，被告人王立府、王立锦、王文生、王建和等人为争夺的管理权，在被告人王立府的指使下，被告人王立锦、王文生、王建和等多次组织群众召开会议进行商讨、策划，通过组织猫寨村民与民委员会争夺幼儿园的管理权。被告人王立锦、王文生在群众大会上无视民委员会主任的意见，直接向村民擅自宣布的管理权属归猫寨所有。 2018年8月13日开始，在民委员会准备与平寨幼儿园负责人王某续签合同之际，被告人王立锦、王文生就进行阻挠，不同意民委员会与王某签合同，要求王某与六七组签订合同才能继续办学。2018年8月28日晚8时许，被告人王立锦、王文生、王建和等人召集猫寨村民约40余人在开会，会议决定猫寨坚决与民委员会争夺幼儿园管理权，被告人王立锦指挥村民购买链条锁将平寨幼儿园大门锁住。同时，在会上被告人王立锦、王文生二人要求猫寨村民第二天（29日）上午到聚集，以达到迫使幼儿园搬离目的。 2018年8月29日上午，在被告人王立锦、王文生等人的召集下，猫寨自然寨村民王建和等30余人继续到平寨幼儿园聚集，要求平寨幼儿园负责人王某必须与猫寨签订租赁协议，王某认为平寨幼儿园的管理权应归民委员会，所以一直不敢与猫寨签署租赁协议，在幼儿园遭到封锁后被迫搬离。王某被迫搬离后临时在附近租用王建文住房开办幼儿园，后因办学条件不具备等原因导致停办。 时值幼儿园开学报名之际，在民委员会主任等人多次要求先让幼儿园开学的情况下，在被告人王立府的指挥下，由于王立锦、王文生、王建和等人聚众造势、围堵、封锁平寨幼儿园，导致平寨幼儿园不得不搬离原址，后因办学条件不具备而停办，导致多名幼儿不能就近入学，后果严重。也给受害人王某造成了投资幼儿园基础设施的直接经济损失人民币62372元。 二、破坏生产经营罪 2018年初，丹寨县人民政府在实施的“万亩蓝莓项目”是助力丹寨县精准脱贫攻坚的重要项目之一，但被告人王立府、王立锦、王文生、王建和等人对相关道路进行硬化等要求得不到满足而产生不满。从2018年4月起，被告人王立府便指使王立锦等组织村民去阻止蓝莓基地项目施工。2018年7月开始，被告人王立锦、王文生、王建和多次组织村民在蓝莓基地通道上挖沟、堆土、人员阻止等方式，干扰、阻碍蓝莓工程建设项目施工，导致该项目长时间处于停工状态，不仅给蓝莓工程建设项目带来较大的经济损失，同时对丹寨县的精准脱贫攻坚工作造成极坏的影响，主要有： 2018年7月19日，被告人王立锦在猫寨“青年协会”和“理事会”两个微信群，组织、召集猫寨村民去堵蓝莓基地施工，当天在被告人王立锦、王文生、王建和等人的组织下，猫寨村民30余人分别在猫寨背后坡“排溜”（地名）和猫寨坡顶“粉散”（地名）通往蓝莓基地的通道各挖了一条沟，以此来阻止蓝莓项目基地工程车的通行。 2018年11月24日，猫寨村民见蓝莓基地有人在施工和工程车通过。为继续阻止蓝莓建设项目基地工程施工，被告人王立锦、王文生安排王立勇第二天(即11月25日）用车辆运泥土堆放在平寨蓝莓建设项目基地工程车经过的通道中间，目的是阻止蓝莓建设项目基地工程车通行，王立勇按照王立锦等人的安排用自己的车辆运泥土倾倒在通道上。事后，王立锦支付运费100元给王立勇。 2018年11月26日，蓝莓基地项目部通知被告人王文生驾车运水泥去蓝莓基地修建蓝莓建设项目水池，王文生电话告知了王立锦这一情况，叫王立锦立即召集村民来去商量处理，随后被告人王立锦立即在“猫寨青年协会”和“理事会”微信群召集猫寨村民约20余人到猫寨背后坡“排溜”路段堵住被告人王文生拉运水泥的车辆，不让通行。后龙泉镇政府干部熊文高、刘琦等人赶到现场进行调解、处理，做思想工作，因王立锦等人坚决不服从协调处理，致使建设项目部不得不叫王文生把所运送的水泥原地运回。 2018年12月后被告人王立府通过微信群指使王立锦、王文生组织人员检查在蓝莓基地设置的路障是否被施工方清除，以达到使项目长时间停工的目的。在被告人王立府的指使下，被告人王立锦、王文生、王建和等人多次组织猫寨村民阻止平寨蓝莓项目施工的行为，导致该项目长时间处于停工状态，未能按时完工。经丹寨县价格认证中心认证，造成的经济损失达到人民币179810.00元。 三、寻衅滋事罪 1986年左右，丹寨县农业局在，实际是平寨小学，占用了六组11户农户1.38亩的耕地，当时国家征收农业税（即公余粮），村两委已经对涉及占地的农户减免相应公余粮，这些公交粮已经由其他农户分摊。后来平寨小学合并到马寨小学，2004年后王某开始租用该房产开办幼儿园。2006年后国家停止收农业税，2010年委会用村集体资金3万元补偿了11户农户，民委员会一直对该房产进行管理使用30多年；2018年8月28日、29日，由于6、7组村民聚众阻拦、封锁平寨幼儿园正常开学的行为，造成负责人王某被迫停办幼儿园并搬离。2018年9月3日，民委员会在平寨幼儿园大门处张贴公告，明确严禁任何单位、个人私自开门进入校内开展其他活动。但在2018年11月初，被告人王立锦、王文生等人未经民委员会同意，就擅自强占平寨幼儿园房产，并将猫寨“龙杆会”的物品搬到幼儿园教室里存放。 王立锦等人私自占用该幼儿园后，2019年初，王立锦在“理事会”微信群里发布关于出租原平寨幼儿园一事，得到“理事会”成员王立府、王万文等人的同意、支持后，于2019年3月5日，在未得到民委员会同意的情况下，王立锦、王文生等人私自代表猫寨村民将该幼儿园房产出租给太阳能光伏发电公司，租期6个月，租金1万元，实际已收取租金5000元；2019年4月8日，被告人王立锦、王文生、王建和等人又私自代表猫寨村民与平寨六组村民王金签订了出租原平寨幼儿园的租赁合同（即在太阳能光伏发电公司租期届满后），租期3年，每年租金2万元，用途也是用于开办平寨幼儿园，已预收租金5千元。 在被告人王立府的指使下，被告人王立锦、王文生、王建和等人将猫寨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直接对抗基层组织，给两委在猫寨开展日常工作带来较大的困难，在民中造成不良影响。 四、违法事实。 王立府、王立锦、王文生、王建和组织指挥猫寨村民实施了聚众阻工、对争议山林划界、组织人员删除微信记录企图逃避调查、挪用村集体资金等行为，具体事实如下。 （一）王立府等人聚众堵工的扩建项目。 2016年为优化孩子们的生活环境，县教育科技局党组会议决定扩建，在2016年5月10日完成了的厨房和学生休息房间的基槽开挖，5月11日基槽经丹寨县教育局和科技局工程人员到现场查验合格后，准备进行下一步工序施工，当施工人员进场后，受到了主要以6、7组村民为主的群众30余人到工地阻工，导致的改、扩建工程无法继续，只有停工,造成直接损失7000多元。经查，此次阻工的有王立府等人。 （二）王立府、王立锦、王文生、王建和等人对和龙洞村的山林权属予以强行划界。 2018年11月24日在被告人王立府的指挥下王文生、王立锦等人组织、召集，带领猫寨村民40余名，到交界山林地，借人多势众，强行划定山林界线。 （三）王立府、王立锦等人召集微信群里成员销毁证据。 2019年4月上旬，被告人王立府要求王立锦、王登铭、王学文、王学林等人将“理事会”、“青年协会”等用于联系、沟通的微信群和微信群里的通话记录进行删除，企图逃避公安机关的调查。 （四）私自挪用村集体资金45000元。 在被告人王立府的指挥下，王立锦、王文生、王建和等人在未得到委会同意的情况下，私自决定使用存放于王立锦处的村集体资金45000元。 原判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及相关鉴定意见等。 原判认为，被告人王立府、王立锦、王文生、王建和为谋求在所居住的“猫寨”自然寨对村两委及其他周边村寨形成非法控制，经常纠集在一起，以威胁、强行阻挠、封锁等手段，严重影响幼儿园正常教学秩序，导致幼儿园搬离停办；公开对抗基层政权，侵占、侵吞集体资产；破坏生产经营，影响脱贫攻坚工作，在当地造成恶劣影响。依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以及《关于办理恶势力犯罪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关于“恶势力”认定的相关规定，本案四被告人实施的一系列违法犯罪行为系恶势力犯罪，被告人王立府、王立锦、王文生系纠集者，被告人王建和系恶势力的其他成员。 被告人王立府身为公安干警，利用自己特殊身份在所居住的猫寨自然寨（第六、第七组）指使被告人王立锦、王文生，煽动群众实施多起违法犯罪行为，影响恶劣，应当从重处罚；被告人王立锦系第七组组长，被告人王文生系第六组组长，被告人王建和系第六组、第七组所在的猫寨自然寨“理事会”总会长，三人在王立府的授意下和指挥下，纠集六、七组村民（猫寨自然寨）实施相关犯罪行为和违法行为，侵害了多名被害人合法权益，严重影响当地社会秩序和生产生活秩序，也严重影响了基层组织的工作秩序，亦应依法予以处罚。 被告人王立府、王立锦、王文生、王建和以六、七组相关便道未得到硬化等为由发生不满情绪，多次组织猫寨人员在蓝莓产业基地通道上采取挖沟、堆土、人员阻拦等方式强行阻止丹寨县龙泉镇实施的蓝莓产业基地施工，导致该产业基地长时间停工，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5万元余元，严重影响了当地脱贫攻坚工作顺利开展。四被告人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六条之规定，构成破坏生产经营罪。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依法予以确认。四被告人系共同犯罪。被告人王立府首先提出犯意，系组织、策划、指挥者，对犯罪行为提出明确的犯意，王立锦、王文生积极主动实施犯罪行为，作用突出，系组织者，均系主犯。被告人王文生案发前曾有犯罪前科，具有从重处罚的酌定量刑情节。被告人王建和系参与者，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应当从轻处罚。四被告人及辩护人冉江磊、王基生所提出四被告人行为不构成犯罪的辩护意见，与查明的事实及法律规定不符，不予采信。同时，四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对被害人丹寨县扶贫开发有限公司等造成经济损失，应当予以赔偿。 被告人王立府、王立锦、王文生、王建和公然对抗基层组织，不顾所在行政村民委员会主任等人的多次阻止，利用幼儿园开学之际，组织人员聚众围堵幼儿园，强迫幼儿园负责人与该行政村六、七组签订租赁合同方可继续开办幼儿园，在未得逞之后强行封锁幼儿园，导致该幼儿园搬离、停办，造成当地多名幼儿不能就近入学的严重后果，并造成幼儿园负责人投资损失6万余元。四被告人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条之规定，构成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予以确认。四被告人系共同犯罪，被告人王立府系犯意提起、策划指挥者，王立锦、王文生系组织者，均系首要分子。被告人王文生案发前曾有犯罪前科，具有从重处罚的酌定量刑情节；被告人王建和系积极参与者，应当依法处罚。四被告人及辩护人冉江磊、王基生提出四被告人行为不构成犯罪的意见，与查明的事实及法律规定不符，不予采纳。同时，四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对被害人王某造成经济损失，应当予以赔偿。 被告人王立府、王立锦、王文生、王建和对所有权已经明确的平寨幼儿园房产，在村民委员会明确通知任何人不得擅自使用的前提下，强行侵占该幼儿园房产后出租，收取租金后自行使用，公开对抗基层组织，在当地造成恶劣影响。四被告人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之规定，构成寻衅滋事罪。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四被告人系共同犯罪，被告人王立府系犯意提起者，王立锦系具体行为实施者，系主犯。被告人王文生有犯罪前科，在量刑时应予以考虑。被告人王文生、王建和系积极参与者，系从犯，应当从轻处罚。四被告人及辩护人冉江磊、王基生提出四被告人行为不构成犯罪的意见，与查明的事实及法律规定不符，不予采纳。同时，四被告人的违法所得应该退赔被害人丹寨县龙泉镇民委员会。 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六条、第二百九十条第一款、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第四款、第二十七条、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第六十二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恶势力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条、第六条、第七条、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一、被告人王立府犯破坏生产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数罪并罚，总和刑期八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 二、被告人王立锦犯破坏生产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数罪并罚，总和刑期六年六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六年。 三、被告人王文生犯破坏生产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数罪并罚，总和刑期六年四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六年。 四、被告人王建和犯破坏生产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数罪并罚，总和刑期三年九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 五、责令被告人王立府、王立锦、王文生、王建和连带赔偿被害人王某经济损失62372元； 六、责令被告人王立府、王立锦、王文生、王建和退赔丹寨县龙泉镇民委员会10000元。 七、责令被告人王立府、王立锦、王文生、王建和连带赔偿被害人丹寨县扶贫开发有限公司经济损失21484元，贵州九丰源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经济损失129666.28元。 八、作案工具手机二部，喇叭一个，依法予以没收。 宣判后，原审四被告人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 原审被告人王立府的上诉理由为：一、原审程序违法，表现为超期羁押、原审公安、公诉、审判三机关应回避而不回避、丹寨县政法委组织公检法三机关一把手召开会议，未审先定案。二、认定上诉人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寻衅滋事罪、破坏生产经营罪的事实错误，上诉人是无罪。三、认定上诉人存在四件违法事实错误，该四起违法事实与本人没有关系。本案是一桩由丹寨县委、政府领导运用行政强权违法插手干预司法活动的严重徇私舞弊案，是天大的冤案。上诉人是被冤枉的，是被诬告和陷害的，原判认定事实错误，本人没有实施任何一起违法犯罪行为，更没有指使、教唆、授意、指挥他人去做任何一起违法犯罪行为。原审另三被告人的行为都是用合法的行为在保护和捍卫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请求二审法院改判原审四被告人无罪。 王立府的辩护人所提出的辩护意见为：一、辩护人认为丹寨县公检法管辖错误，一审法院适用中止错误，导致一审程序多处错误，应当依法改判或者指令再审。 二、一审判决事实错误，证据不足。鉴于罪数较多和辩护人对七类证据皆不认可。 （一）物证部分： 喇叭，并不能直接证明或者间接证明犯罪事实。作案手机留待后部分展开。本案中，该部分证据基本没有意义。 （二）书证部分： 1.丹寨县农业农业局文件【丹农函（2019）47号《县农业农村局关于丹寨县平寨幼儿园（原平寨小学）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复函》】，不属于书证，不认可其合法性及证明目的，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 2.学校基地购买协议书及资金分配表，不认可合法性及证明目的，一审判决认定该部分事实错误。理由如下： （1）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6条第1款、第54条第2项和59条，一般情况下发包方不能收回承包地，土地也不能买卖，所以《购买协议》是无效。 （2）根据《土地管理法》第65条规定，如果不是政府征收征用而是村集体收回土地使用权，那么，根据《村委组织法》第21条、第22条第1款、第24条第7项，村委并没有召开村民会议，也没有取得会议决议，无权进行补偿，其处分行为效力待定。或者此处为所谓的流转，效力待定。这一点，龙泉镇司法所以及丹寨县司法局的回复是符合法律规定的。而允许土地使用权流转，也是近两年才出来的政策，若是从有利于被告人的角度来看，同样是建筑物所有权或土地使用权并未转移。 （3）退一步说，村委收回行为并没有完全取得6组11户村民的同意，或者，土地使有权人并未在《购买协议》上全部签字认可。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4条第2款、第26条规定，村委甚至还改变了用途，所以该行为是无效的，也涉嫌犯罪。从王文生等人笔录以及一审二审的庭审可以看出，王文生一直在外打工，2017年才回村，还因为这一笔征收款跟村委交涉过（卷三第5-11页）。另外，根据《合同法》第52条规定，违反国家禁止性规定的合同是无效的，同样可以适用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 3.出租协议书、会议签到册及会议记录等，不认可其合法性及证明目的，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其行为不符合上述《村委组织法》相关规定。 4.王某及陈某提出的投资损失清单及花名册等，不认可其三性，不认可证明目的，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理由是：投资损失系单某后制作，三性存疑。阻碍情况也无法从花名册得出结论。 5.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不认可关联性，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另外，2018年9月前，被害人并未取得办学许可，其行为涉嫌违法犯罪。而且根据一审起诉书所载，被害人还是教育局推荐去办学的，教育局难道连需要资质条件都忘记了么？建议二审法院一并移送立案侦查，此点在一审庭审已经指出。 6.蓝莓基地流转费兑现表、土地租赁合同、及扶贫公司情况说明，真实性无法确定，不认可证明目的，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理由是：兑现表所载给付时间不属实，而且没有得到村民同意并且提前开挖的行为，应当以涉嫌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移送侦查。情况说明所载真实性无法确定，且系事后说明，真实性根本无法保证。就证据法定形式而言，应属被害人陈述。另外，应当调取出勤表来佐证项目是否一直被阻断而造成该影响。土地租赁合同及兑现表无从证实项目的合法性。 7.王立飞、熊文高、周锐图片部分，不认可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理由：形成时间不确定，规模不确定，不能证实能够达到阻断及破坏的程度。 8.九丰源公司的投资书证部分，真实性无法确定，不认可证明目的。 9.丹寨县网安大队的“电子证据检查工作记录”之聊天记录，以及幼儿园出租的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无法确定，不认可合法性，不认可证明目的。该证据应属于电子数据证据，不应当以书证方式审查。理由：仅仅就证明目的上，不能证明上诉人策划的事实。 10.村长公告照片，不认可证明目的。 综合来看，该书证部分，本身能称之为书证的很少。第1件为定罪量刑的书证，如此存疑，本身就不应当得到采纳，建立于此逻辑之上的诸多违法犯罪事项，连基本的逻辑起点都不具备，遑论其他？其他书证，本身有诸多瑕疵，不谈第1件书证，都不能形成完整证据链，还不说它闭合性和唯一性。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证明标准也就不用谈了。 （三）证人证言部分： 1.证人组成不客观。一部分证人与本案有利益冲突；一部分证人年龄很大，不如何识字，如补充卷一第45页至第55页。 2.证言不客观。一部分证人多为一致的猜测性、评论性证言。证人出庭申请被驳回后，这种证言竟然被一审法院采纳，实难信服。 （四）被害人陈述部分： 1.被害人王某、陈某的陈述自行矛盾，两人之间陈述矛盾，更不谈与被告人供述的部分一致性，不符合事实，比如王某在8月28日晚，并未在现场，系传来证据。搬离器具部分的陈述亦非真实，且无其他证据印证真实性。 2.王某在第一次笔录中，陈述未产生损失。在第二次笔录中经“提醒”后交付侦查人员损失清单。另外，根据侦查补充卷一第13页王某举报材料，纯系子虚乌有，涉嫌诬告陷害。 3.周锐与田景刚的陈述自行矛盾，两人之间陈述矛盾。尤其是田景刚证言部分，结合庭审挖沟堵路的持续时间、规模对照，根本与事实不符。 （五）被告人供述和辩解： 1.侦查阶段的供述和庭审供述不一致，应当以庭审供述为准。根据庭审来看，三位上诉人皆认为有罪供述部分不真实，笔录整体不完整，侦查人员诱供、骗供，记录不符合事实。三位上诉人皆言明攀咬上诉人王立府的部分也是侦查人员自己加的，一审不应当认定该部分供述。 2.侦查阶段的供述不真实。王立府只有3次口供，另外三位上诉人有8次以上的口供，而根据庭审来看，王立府的口供是比较符合客观情况的。王文生直接言明项目部根本没钱，劳务费用只发了两次，根本与鉴定损失的材料不符。对于财务账目真实与虚假部分，建议二审法院查实，若被害人涉嫌虚假陈述，应当以妨碍作证罪移送立案侦查。 （六）鉴定意见部分： 鉴定聘请书、丹寨县价格认证中心《关于对王某经营的平寨幼儿园投资硬件设施的价格认证结论书》及《蓝莓基地鉴定文件》，对三性不予认可，不认可证明目的，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鉴于已经向二审合议庭提交辩护人写的《初探价格认定结论书作为刑事证据的法定证据问题》一文，已经申明其法定形式及其审查方法错误的问题，其他理由补充如下： 1.鉴定程序不符合法律规定： （1）价格认证中心不具备鉴定资质。《价格法》并未授权价格认证中心具有鉴定或者认证及认定权限。2005年5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印发《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的第2条规定，价格鉴定不属于司法鉴定范围。第6条规定，司法鉴定机构应当申请登记。根据《刑诉法司法解释》第84条第1项、第85条第1项规定，应当排除其作为定案证据。 （2）没有鉴定人签字。根据国家发改委价格认证中心印发了《价格认定行为规范》（发改价证办〔2016〕84号）（以下简称《价格规范》）第15条、第16条，以及《刑诉法司法解释》第84条第2项、第85条第1项规定，辩护人根本不知是否是两人作出的，也无从查阅鉴定人是否应当回避，也没有鉴定人签字，不能作为定案证据。 2016年6月13日，国务院印发《国务院决定取消的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目录》，取消了价格鉴定师的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根据《价格规范》第15条，如何符合岗位条件根本就不清楚。 （3）鉴定文书形式不符合其他规范。第一，本价格结论书，根本就不符合鉴定意见文书规范。第二，根据《价格规范》第6条，提出机关应当提出价格认定协助书，而不是本案的鉴定聘请书。根据第7条，价格认定协助书应当所列内容以及范围。又根据第13条、第42条，本案应当补正材料。根据第31条，应当出具价格认定结论书而不是价格认证结论书，亦不应当是文件。 另外，应当说明的是，第一，结合《贵州省价格鉴定操作规程》（试行）第5、6、8、10、11、14条，其负责人签章、鉴定人数、基准日，鉴定方式根本无从体现。第二，2015年及2016年4月15日，国家发改委已经对价格鉴定作出了新规定，对于本案中涉及的贵州省两个价格条例已经进行了改变。第三，国家发改委作出的《价格规范》适用刑事案件部分，根据立法法第8条第4项、第5项规定，发改委作为一个国家级部委，其部门规章根本不能作为刑法定罪处罚的依据。司法解释亦同。其余司法解释以及部门规章细化相应刑事处罚规定都有着很大的权限争议，类似本司法解释及《价格规范》创设刑事处罚依据，毫无法律根据可言。 2.鉴定内容不符合客观情况。 部分灭失物根本就不能得出结论，检材不真实不客观。一是违法犯罪行为与损失之间的因果联系不明确，二是检材中幼儿园租赁部分，不动产部分，王某作为承租人，搬离之后的损失与损害，本身就要承担这部分损失。其三是，一部分检材已经灭失，蓝莓基地部分，损失根本未实际产生，如何鉴定损失？损失为被害人单某后作出，并且以此作为材料，没有实勘笔录，不符合客观情况，具体可以参照第二辩护人庭审关于此部分的质证意见。 综上，该材料不满足证据三性，不属于证据，更加不能成为定罪量刑的证据。其不属于书证，不属于鉴定意见和不能称之为“准鉴定意见”，也不属于检验报告，三类理由已经在文章中明确说明。 （七）勘验、检查笔录部分： 本案破坏生产经营罪涉嫌破坏道路来达到阻断蓝莓经营的犯罪情况，但是对挖沟堵路部分根本没有勘验、检查笔录，如果根本不能达到阻断目的，破坏之说便无从谈起。从破坏生产经营罪来看，是否达到以其他方法破坏生产经营的目的和方式，是需要证据证明的。对于提供的图片，形状、面积等，应当进行丈量，而不是一审公诉人、一审法院（判决书第59页）通过矛盾口供或通过肉眼去心证图片中关于挖沟堵路的形状和面积等可以达到破坏的程度，或者也不是二审公诉人一句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概括的言语就能随便过去的。 （八）视听资料、电子数据部分： 1.视频方面，可以印证是应村长召集开会的，也并未有肢体冲突。 2.电子数据部分，其微信聊天记录证据，真实性无法确定，对合法性不予认可，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认可其证明目的。另外，基于合法性，辩护人认为不得作为定案证据。理由如下： （1）程序上：根据两高一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条第1款规定，电子数据是案件发生过程中形成的，以数字化形式存储、处理、传输的，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数据。其第2款规定电子数据包括但不限于下列信息、电子文件：第（一）项：网页、博客、微博客、朋友圈、贴吧、网盘等网络平台发布的信息。由此可知，微信聊天记录属于微信网络平台发布的电子数据。根据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电子数据取证规则》第3条、第6条、第7条第1项、第8条第1款第3项、第9条、第10条、第11条、第12条、以及第43条至第49条规定，应当进行电子数据检查，其应当由两名以上具有专业技术的侦查人员进行（第44条），并且要核对原件以及数据是否完整，尤其是核对其完整性校验值是否正确，最后应当制作《电子数据检查笔录》，其《电子数据检查笔录》包括基本情况、检查过程及检查结果。在本案卷宗中，贵州省网安总队的电子数据检验报告中就明确提供了检查人的资质文件，而丹寨县网安大队完全缺失该材料，程序不合法。 另外，根据两高一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2条、第23条、第24条、第27条及第28条的规定，本案微信聊天记录取证过程不明，电子数据来源不明，不排除有增加、删除、修改的可能，本案中的电子数据本身的完整性以及被列为证据的电子数据无法得到实体及程序保障，依法不得作为定案证据。 （2）实体上： 退一步说，即使抛开程序部分，从实体上看，其一，王立府和其他被告人及村民的发言并不违反法律规定，更不触犯刑法，反而可以通过微信证据来印证蓝莓基地方涉嫌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应当将该线索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截止现在，公安对此并未立案侦查。其二，结合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微信证据部分应当结合前因后果综合研判当时情况。其三，如果王立府已经取得一审判决所说的威信，那村民直接听令就是。 综上，如果是其他证据，实质同一、略微缺失也没什么，但是公权力机关作出的材料，程序合法是首要条件，缺失程序谈问题没有意义，而且上述规定明确规定了采集过程以及方法。上诉人为公权力机关的疏失买单没有道理，何况本案本身就是冤案，辩护人坚持排除此材料。 本部分总体来看，本案一审关于定罪量刑的证据，皆认定错误，不能以此些证据认定定罪量刑的事实。另外，由一审法院概括一审公诉人的证明目的的行为，根据诉讼模式架构规则与实质审判的要求，一审公诉人负责与辩护人对抗，负责举证证明被告人构成犯罪，辩护人为被告人出罪，法院居中审判。法院替公诉人概括证明目的的情形，辩护人目前生平仅见。该部分情形，也从侧面进一步印证了“三长会议”已经对被告人等“情况属实”已经完全定性，建议二审法院在纠正本案一审判决结果的基础上，固定本案诸多错误，并对案涉部门发送司法建议书。 三、一审法律适用错误。 （一）一审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不构成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鉴于二审公诉人已经庭上撤销王立府与王建和关于本罪的指控，但是也提供给合议庭参考。 根据一审判决书（第15页至第16页）所载，王立府对幼儿园部分的犯罪指使行为只有被害人陈述，没有其他证据。所谓的聚集仅仅只是开会，要求也是应大家所请，不是特意聚集实施犯罪。辩护人对幼儿园部分的证据，即丹寨县农业农村局文件，委购买土地协议，被害人租赁协议等皆不认可，不能证明权属，且租赁到期可以要求被害人搬离，最后被害人主动搬离，其聚众扰乱秩序致使教学无法展开的因果关系不明确。至于严重损失，辩护人对鉴定报告不予认可。 从客体要件来说：本罪侵犯的是社会秩序，这里的社会秩序不是广义的一般社会秩序，而是特定秩序，即国家机关与人民团体的工作秩序、企业单位的生产与经营秩序，事业单位的教学与科研秩序。辩护人认为，一审判决（第60页）关于此部分定性错误。（1）村委因为收回程序不合法，其土地承包经营权并未发生转移，内部调整没有法律依据。此点亦关系到寻衅滋事罪的构成。（2）被害人因为合同到期，已经对此没有合同权利，系无权占有。被害人同时因为权属纠纷主动放弃继续租赁，所谓的社会秩序已不存在。 2.从客观要件来说：本罪客观表现是以聚众方式扰乱秩序，致使工作、教学等行为无法进行，并造成严重损失。本案中： （1）聚众上：王立锦等人应村长召集而聚集的，协商租赁也是众人意愿，不存在特意聚集实施犯罪的行为。在此需要注意的是，聚众本身就是本罪的要件之一，而且并不是组织大家开会就是聚众，是为了犯罪而聚集才是聚众。商量村组之事，何来聚众一说？ （2）情节严重上：陈某表示租金太高和未经过村委同意，不肯与6、7组签署合同（卷六第5页、第84页）。于8月29日14时联系王立锦搬离至王建文处。9月3日转让。搬离时，系主动搬离，并且继续营业，其他上诉人并未扣押其任何财产，亦未阻止王某搬离财产的任何行为。而且本身权属就有争议，作为承租人具有审查产权的善意义务。 （3）严重损失上：辩护人和上诉人皆不认可。即使搬离代表情节严重，那么首先对于严重损失，刑法并没有的明确规定损失多少为严重损失，法院应当严守罪刑法定原则，不能超出范围。其次，所有权人可以拒绝出租，《合同法》第233条规定，承租人未征得出租人同意，对租赁物进行改善或者增设他物，出租人可以要求承租人恢复原状或者赔偿损失。这一笔损失是王某应当承担的。最后，其鉴定报告根本不能被作为证据适用，损失无从谈起，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4）其他方面：王某开办幼儿园是非法的，当时也并没开学，且所处时间为28日晚上，所以不存在扰乱的性质。会议是村长亲自召集的，而且本事件是2018年8月28、29日发生的，租赁期限在8月15日就届满了，王某为什么不提前续约？而且王在28日已经明确通知了新地点报名，所以王某的行为是是在6组7组村民明示收回租赁权后继续侵占，法律也并不应当进行保护。 3.从主观要件来说：本罪主观方面为故意，即行为人企图通过制造事端，以实现自己的某种无理要求或者借机发泄不满情绪。1.并不存在无故制造事端的行为。本案自从2016年就因为租赁协议发生纠纷，当时村委组成人员就应当携带相关文书去律所，或者司法局，或者法院积极地进行解决解决，但是村委并未及时解决，对群众利益的事情处理不当，才导致2018年又一次发生纠纷。反而是王立锦等人咨询龙泉镇司法所和丹寨县司法局，在当局答复《租赁协议》和《寨村学校基地购买资金协议书》非法后，也曾积极与村委协商，但村委依旧不作为。2.没有发泄不满。根据幼儿园的权属，积极实现自己的权利并不是无理要求，更不是借机发泄不满。 4.辩护人认为，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王立府就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中指控的犯罪行为中有指导策划的作用。 （1）本案中，一审公诉人指控是王立府曾在微信群发言提出修围墙的计划，但是事实是，并未修建，刑法规范的是客观行为并不是心理。而该物所有权使用权根本不属于村集体，反而属于6组11户村民。王立府从始至终就只在2016年5月星期天临时请假参加了一次会议，且会议上没有任何发言及行为。 （2）从微信证据上可以看出，王立府并没有发表任何倾向性的意见，也没有发表任何指导性决定性的意见，且证据来源单一。该事实认定是不清楚的，证据并不充分，也不能排除合理怀疑，不能作为定罪的证据。一审判决对指导、策划的事实部分完全就没有确实、充分的证据。 综上，辩护人认为，王立府等人不构成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而且，对寻衅滋事的指控，属于重复评价。对于公诉人指控的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辩护人认为，王某的行为违背《合同法》，侵占他人土地及建筑物，其行为不应受到保护，王立锦等三人的行为不满足构成要件，从证据上，既不能证明违法性和严重损失，也不能证明王立府的指导策划的事实，所以，不构成犯罪。 （二）从整个犯罪来看，不构成寻衅滋事罪。 从前述的分析中可以得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3）18号]之第1条第3款规定，行为人因婚恋、家庭、邻里、债务等纠纷，实施殴打、辱骂、恐吓他人或者毁损、占用他人财物等行为的，一般不认定为“寻衅滋事”，但经有关部门批评制止或者处理处罚后，继续实施前列行为，破坏社会秩序的除外。本案属于邻里纠纷引起，也是村委成员与镇政府人员长时间不作为、不作出有力引导所引发的。 1.辩护人认为，本案不满足主观要件。 本罪主观上由故意构成，以追求精神刺激，来填补精神上的空虚。本案中，通过会见以及查阅卷宗，王立府等人都没有这个主观心态，只是为村民捍卫权利。交涉过程中，并未有任何肢体冲突。 2.辩护人认为，本案不满足客观要件。 本罪客观要件上，应当满足无事生非、起哄捣乱、无理取闹、殴打伤害无辜、肆意挑衅、横行霸道，破坏公共秩序的行为。或者满足强拿硬要的行为方式。本案中，11户村民当然有权利对租赁物进行处分，这完全是合法的。而且就出租事宜，村委也曾开会讨论。或者退一步说，是不是一审起诉书上符合强拿硬要的特征，应当首先经过民法或者行政类法律法规确定权属后，才能确定强拿硬要的性质。权属问题，至少现在都是不清楚的，又如何判断是否强拿硬要呢？ 另外，不能因为村长已经张贴告示或者上锁了之后就符合强拿硬要条件。如果权属属于六七组，村长才是强拿硬要。而且如果权属属于六七组，村委霸占这么多年又应当作何评价呢？ 3.辩护人认为，对寻衅滋事的指控属于重复评价。 1.单独论述寻衅滋事罪，11户村民作为权利人，追要自己的财产没有任何问题，不应当构成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或寻衅滋事罪。 2.退一步说，即使构成犯罪，那么从始至终王立锦等人只有收回房屋进行处分的一个犯意，因为要处分就必须先收回。那么属于牵连犯，应当择一重罪处罚。 4.上诉人不构成本罪。 王立府在本罪中，并没有证据表明指使他人强拿硬要，王立府基本都是事后才知道。其对上锁等事项完全不知情，或者都是事后才知情的，唆使、帮助行为等完全不存在。王立府帮助村民咨询司法所和司法局，宴请潘姓律师之行为完全不属于指导策划，而且也只是帮助村民依法依规首先解决合法性问题。等着做被告的事情也完全是符合实务中的做法的，因为原告要承担更大的举证责任。结合司法局和潘律师之言，民事诉讼上，村组起码在证据上有更大把握胜诉，如果村委做原告，胜诉几率则更大，这个诉讼策略完全合法，也是完全可行的。 综上，二审公诉人撤销了聚众罪的指控，坚持本罪的逻辑应该就是上诉人等四人在幼儿园搬离之后，通过强拿硬要的方式使用了上锁等方式排除了村委所有权人的占有、收益的财物权能及其对应的公共秩序。但是权属不明的话，论罪之逻辑起点就存在问题，而且无论是否抛开此点，主客观上都不符合本罪构成要件。 （三）辩护人认为，上诉人不构成破坏生产经营罪。 1.关于蓝莓基地勘验挖沟等问题，具备复勘条件。 2020年4月10日，一审庭前会议后，辩护人进行了现场调查，其沟及土坡余迹仍在，且甚为明显，何来现场不存在之说？如果回填已经对现场造成了破坏，不能勘验，那阻断之行为即使不用达到事实清楚和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起码也应当排除合理怀疑。对于公诉人的举证，若被告对此反驳，其不能完全证明事实真假时，其证明责任并没有转移也不存在转移之说，公诉人应当继续举证，举证不能则应当承担不利后果。并且辩护人就整个蓝莓基地环形路径亲自勘察，其通往坡顶之环形路径起码有三，即使“排溜”和“粉散”全部被阻碍通行，那么也可以通过5组发富寨继续通往坡顶。 2.涉案道路属于涉及修路的村民所有，村民具备处分权。 （1）对于“排溜”和“粉散”两处道路节点，系猫寨集体所有。 村民自愿让出土地给政府扩建道路，但是前提是硬化该道路。这一点有龙泉镇人大代表及蓝莓项目负责人唐全禄的笔录（证据卷七第11-14页）以及熊文高的笔录（证据卷六第186-191页）可以证明。 （2）上山道路还有两条，应当排除相邻权的适用。 该道路并不属于国家规划道路，丹寨县政府没有征收征用，扶贫公司和九丰源公司没有买卖该部份权利，为什么就一定要提供给前述三者使用？公诉人的观点完全就是漠视民法。而且刑法应当保持谦抑性，不能产生问题就用刑法解决，刑法是其他法律不能解决时才能介入。 3.辩护人认为，从构成要件来看，王立府等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1）从客体要件来看：本罪侵犯的客体是生产经营的正常活动。1.至于蓝莓基地是否合法审批立项，辩护人也并没有在卷宗里看到任何的材料。是不是正常活动和财产利益，辩护人也不清楚，这一点是应当提供证据查清楚的。2.有些合同的字根本不是村民签的，有些租金也是事后补的。3.村民在自己的土地上自动活动，不存在侵害他人生产经营的正常活动。 （2）从客观要件来看：对于挖沟的行为，第三天王文生就派人填平了（补充卷一第133页），何来持续几个月停工的情况？三条道路皆可以通往蓝莓基地。并且两处节点并不能达到阻止车辆通车的目的，根本没有损失。也并没有勘验报告可以证明达到阻断程度，这部分在第二部分第7项关于勘验报告部分已经说明了。另外，退一步说，蓝莓基地应当尽到善良风俗的义务，积极作为，减少损失，而不是任由扩大。 （3）从主观要件来看：村民以及被指控犯罪的三人以及王立府，并没有泄愤报复，也不是因为个人恩怨产生的不正当的心理追求的主观心态，不满足主观要件。村民基于信赖政府，主动让出土地用以蓝莓基地更加便利的通行，然而因为政府对道路硬化的失信，导致村民多次聚集。这个硬化诉求起码不是泄愤也不是报复，顶多算个人目的，但是这个完全是合法诉求，不是非法目的，政府也已经事前允诺了。而且该事在2017年就已经发生，村民还主动找政府协调，政府因为没钱了就一直拖延，完全就是消极不作为，损害政府的公信力。如果政府愿意放弃这个允诺，那么也就是放弃了通行的权利，挖沟堵路无论是心理上还是行为上，有什么问题？而且这本身就是寻求公权力解决问题，但是公权力不但不解决，且拖了两年还没有解决。辩护人在一审前往查看时，还是没有硬化。对于那些农民，他们能做到这一步已经不错了。九丰源公司如果认为存在问题，它可以自行去找转让公司和它的合同相对人解决，跟六七组以及本案上诉人什么关系？并且5组发疯寨就因此堵路，政府就解决了，而猫寨堵路就被当做犯罪处理，这是不公平的。而发生该事的导火索，还是政府对蓝莓基地连租赁合同都尚未签订就开挖机去挖地，王立府父亲等未答应。出租的村民的地现在都还是坑坑洼洼的。 （4）并不能证明达到追诉标准。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第34条的四种情形，第1项的损失5000元，其价格认定结论书本身存疑，作为证据法定形式也存疑。第2项三次以上，没有三次。第3项纠集3人以上，姑且不论微信记录是否可以作为证据，应当注意王立府发言的时间以及当时的情况，不能移花接木。当初蓝莓基地连和村民的合同都没有签署完毕，按合同法来看是不能动用、破坏他人财物的，但是蓝莓基地直接开始施工挖地，那么即使堵路挖沟也并没有什么不合法，而且完全就是正当的，何来犯罪？之后王文生拉水泥之事，王立府根本就不知情，王立府当时的发言本身应当注意本意，而且王立府当时的发言是在事情已经发生之后了，人也不是王立府叫去的，不能把事后的事情移花接木提前到王立府发言前（时）。王文生也仅仅停了一小时。教唆、指导，是被教唆之人按照教唆意志完成了行为才构成犯罪。何来纠集之说？何来3人以上之说？第4项是总括性条款，本案不涉及，且公诉人并未言及。 （5）目前的证据并不能证明王立府的唆使。 一审指控及判决，对于所谓的开会之类事情，完全就仅仅凭借诱供骗供所得出来的口供来确定的，也无其他证据印证，根本不能达到刑事证据证明标准。也不存在教唆和指导。 综上，既然是破坏生产，那便要证明达到刑法上的破坏程度，导致生产经营异常到一定程度才可能初步达到本罪条件，本案完全没有构成该两个程度的实质性证据。王立锦等三人也完全不构成本罪，王立府的教唆也完全无从体现。至于所谓的不是王立府等四人的土地被扩宽为路，但是其为了不正当个人目的而破坏道路的证明逻辑，辩护人可以提供另外一个符合事实的思路，其王文生作为组长，并且亲自和王林、唐全禄接触并且得到承诺，然后向让出土地之人和全村游说，游说的内容大概就是整个村子以后上山下坡都有一条干净的道路上山或者回家，还可以利用交通工具从事生产，这样大家才会同意，本身就是基于集体利益。然后政府反悔，王文生基于对不起大家，便邀请王立锦一同为集体利益之事出面，这个如何就是非法目的呢？而且政府为了强行推进，肆意破坏或者纵容他人破坏村民农用地，起码应当处分决策者或者追究其他犯罪者的刑事责任，但是目前为止，举报控告之后，也未见丹寨县公安局作出处理，建议二审法院发送司法建议或者移交犯罪线索。 四、辩护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为恶势力犯罪毫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一审公诉人及一审法院也应当明确指出违了何法何规。二审辩论阶段，二审公诉人已经撤销了聚众罪。 （一）不具有为非作恶、欺负百姓的特征。 为非作恶欺压百姓首先没有明确的标准，也不是刑法学概念。其次从字面理解也应当是经常性从事违法犯罪行为，压迫领域内民众不敢反抗。那么，王立府等四人是否构成犯罪，可能还要首先等本次判决确定才知晓，其四人也未因为非作恶欺负百姓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及采取强制措施和行政措施，如何认定为非作恶？至于欺压本区域内百姓，本侦查卷宗没有任何体现。 （二）对一审认定恶势力的四种违法活动进行说明： 1.幼儿园扩建。王某根本没有权利进行扩建，其系承租人，修建、改造建筑物，应当由出租人同意。就教育局肖姓局长的回复，所述与王某陈述差距太大，侦查机关并未进行收集。王立府也根本是事后才知情的。一审判决第46页明确载明丹寨县教育科技局党组会议决定扩建就让王动手扩建的决策，至民法刑法于何地？起码在王立府事后质问肖姓局长关于扩建民事权利时，肖姓局长知道自己无法回答王立府的问题，这难道还不能说明问题么？对于其错误行政指令，教育局一个行政机关都知道无法回答，丹寨县公检法三机关作为泛义上的司法机关在本案诉讼程序中不以为耻，丹寨县法院堂而皇之的写进一审判决书，丹寨县检察院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对此视若无睹并且提起公诉证明为违法事项，其公诉、监督和审判水准实在令人无感。 2.山林划界。进入审查起诉后，王立府明确提出山林证于龙泉镇政府有存根，一目了然，公安机关和检察院应当收集该证据。一审第二次开庭时，辩护人已经提交国土部门制作的土地承包登记表，根据辩护人询问村民来看，完全可以证明权属问题。而且，该部分线索提交后，一审法院应当就该部分内容进行调查，而不是说辩护人提交的证据未能证实权属。 3.销毁微信证据。如果王立府等人不构成犯罪，那么微信证据是没有刑法意义的。如果构成犯罪，那么销毁自己犯罪的证据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属于事后不可罚的行为。 4.挪用村集体资金。系猫寨修路发生经济困难，所以暂时垫付了修路款项，王立府等人并未有任何盈利。而且，幼儿园权属不明，该4.5万租金应当归谁所有，并不明确。即使是村委所有，那么也是邻里纠纷，构成何罪？ 5.对抗村委，纯系无稽之谈。村委的任何决定，没有形成决议，村民都不需要遵守，一审法院应当明确村委性质问题。就本案关于幼儿园的权属，自王某2004年非法承租以来，村委做了何事？自16年至18年租赁纠纷更加明显化之后，起码王立锦等人还带着合同去咨询了司法局和律师，村委做了何事？从前到后，根本没有提出任何建设性意见，也没有任何建设性的行为。而所谓的很多村委之外的人的协调，根本就是毫无法律意识，只会胡乱劝解为下一次纠纷的爆发埋下更大的隐患。 原审被告人王立锦的上诉理由为：一审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判，改判上诉人无罪。 王立锦的辩护人所提出的辩护意见为：一、本辩护人坚持一审庭审中关于本案程序部分和事实部分的质证、辩护意见，一审说明过了的，二审辩护意见不再赘述。 二、二审庭审中，本辩护人同意本案四个上诉人关于事实部分的陈述与辩解，并同意王立府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与之雷同的部分辩护意见也不再赘述。 三、二审辩护意见我们按照程序和犯罪事实分两部分发表意见： 1、程序部分，（1）、我们仍然坚持一审关于侦查机关应当回避而没有主动回避的意见，坚持认为本案所有证据的合法性均不予认可。 （2）、坚持认为本案一审丹寨县人民检察院和丹寨县人民法院因为在本案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前已经参加了“三长会议”，该“三长会议”已经为本案作出了有罪认定，致使本案未审先判，从而使丹寨县人民检察院丧失了基本的公诉资格，其没有依法履行公诉职责的基础，丹寨县人民法院已经做出了有罪认定，其丧失了基本的独立审判资格，进而继续审理本案不具有合法性。 2、犯罪事实部分，（1）关于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法律保护的对象是合法财产和法益，若认定上诉人构成该罪，首先要查明所谓的“社会秩序”的载体即幼儿园办学活动的合法性问题，而幼儿园办学活动的合法性又涉及到办学场所合法性和办学资质两个问题：①办学资质这是很明确的，据幼儿园负责人王某提供的材料表明，其办学资质自2018年9月即本案“犯罪事实”发生之后才取得，在此之前其办学活动均为非法办学，其办学点应当依法取缔，对于渎职的相关部门应当负责人应当予以处分，对于其办学人可能涉嫌的刑事犯罪应当移交有权部门处置；②对于办学场所的问题，因农村集体土地本身就存在村集体所有和组集体所有即以前的生产队和生产大队所有，虽然自1979年起全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包产到户经营，一般情况下为了便于行政管理和规范，部分生产队即现在的村民小组集体土地交由村一级自治组织统一发包，但其所有权均不发生变化，本案中，幼儿园涉及的土地本属猫寨自然寨即现六七组村民共有，同时也由村委于第一轮分包时发包给六组11户村民耕管，后由于修建学校需要占用该土地，11户村民自愿让出用于修建学校，现由于当年公办学校已经搬离，而县政府至今并没有对该土地进行征收征用，村委更无权对本村土地进行买卖，非经法定程序也无权收回发包地，所以幼儿园所在土地属于11户农户承包地这一事实应该不存在争议，故一审指控上诉人构成本罪即缺乏基本的法律事实，并且在六组11户村民与委就土地问题发生争议时，六组承包户自愿将自己承包经营权让渡给七组村民一起管理，这一行为不具有违法性，不应当成为认定黑恶势力强拿硬要拉帮结派的依据，所以七组参与管理具有事实依据。本案中幼儿园属于民营企业单位，其本身根据市场变化具有逐利的基本商业属性，在合同租赁期满后就是否续租或和谁续租的问题进行磋商是很正常的市场行为，不应当进行刑事法律评价。③若幼儿园的办学资质和场所权属均合法，那么所谓的王立锦等人开会和聚众协商的问题是否对幼儿园的教学秩序形成干扰？事实上，8月28及29早上，幼儿园并未开学，没有正常的教学活动，而且经侦查机关询问县教育局基教科负责人得知，全县中小学及幼儿园均下文于2018年9月1日后才正式开学。自此，一审公诉机关指控上诉人构成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缺乏基本的事实依据，也不符合该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关于损失的价格认定更是荒唐可笑，第一、作为权利人的王某在第一第二次笔录中均如实陈述其没有经济损失，只是对六七组的村民要求和他们签合同的事情不舒服，认为是个别人想争夺他的幼儿园所以才举报，但是侦查人员明确要求其将损失罗列出来，在没办法的情况下，才将这些年来对幼儿园的投资改建开支全部递交给公安，其递交的票据共计57000余元，而价格认定中心竟然鉴定出王某的损失高达63000余元，这一本价格认定书足以让一审公检法三机关在中国法制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关于损失问题我们二审当庭申请被害人王某出庭作证并申请对其损失进行因果关系和损害后果进行司法鉴定，请法院予以准许。 （2）、破坏生产经营罪，若指控上诉人构成本罪同样要查清三个问题：①蓝莓基地的权属问题和土地问题，本案涉及的所谓“一县一业”的丹寨万亩蓝莓基地，这应该也是本案个别领导人非要把本案做成“铁案”的基本原因，任何政策必须在法律规定的框架范围之内出台实施，中央从来都没有倡导任何地方政府有超越法律的权限，具体到本案来看，蓝莓基地是丹寨县扶贫开发公司在县委县政府的统筹下规划设计的，但因为其没有进行土地征收，充其量也就是政策引导和技术支持，不应当也不可能将占用村民土地的“蓝莓基地”变成自己的公司私产。作为所谓“承建方”的九丰源建筑公司承建本案涉及的蓝莓基地工房和蓄水工程的建设，但是土地部分是租用农民的土地且实行一年一租，多数农民根本没有同意九丰源公司的租赁条件，即没有签合同也没有领取款项，其中上诉人王立府家的承包地更是在没有任何补偿和说法的前提下被九丰源非法占用，即使身为县公安局教导员的王立府报警处理也没有，只要涉及扶贫工作的都是法外之地、无法无天。那么所谓的“蓝莓基地”涉及的土地是村民的承包地，进行非农建设的基地工房和蓄水池修建行为本身涉嫌非法破坏农用地罪，即使不构成犯罪也不可能将蓝莓基地所有权划归九丰源公司，那么村民挖自己的承包地或堆土的行为到底侵犯了谁的利益？政府不能将自己的懒政和政绩污点通过刑事犯罪进行矛盾转移，人人生而平等，权力的任性最终只可能让所有人都不能幸免；土地问题和蓝莓基地权属问题没有查清楚，指控构成犯罪就缺乏基本的事实依据。②挖沟堵路的行为是否对蓝莓基地的建设造成阻碍？第一，挖沟的地方并不属于蓝莓基地范围，且挖沟涉及的承包地农户本身也参与开挖，其对自己的承包地进行处分，不具有违法性。第二，本案蓝莓基地通道属于环形通道，姑且不论挖沟的长宽深到底是否形成阻滞，就算把该路段挖断，蓝莓基地建设车辆照样可以通过其他两个进出后到达山顶，不会影响工程建设，况且挖沟第二天，上诉人王文生为自己又将被挖路段填平，根本没有造成阻滞，何况当时政府部门和警方到过现场处理，若涉嫌犯罪应在当时就立案查处，否则应构成渎职，应当依法追责。第三、现场勘查是本案查明事实的最直观方法，为何一审法院不管不问，没有履行现场勘查的基本职能？查明案件事实真相才是法院裁判的基本依据，所以，我们当庭申请二审法院现场勘查，请准许。③挖沟堆土行为是否给蓝莓基地造成损失和蓝莓基地的建设与上诉人的行为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本罪要求有一定的损失数额才能构成犯罪，那么对于本案涉及的价格认定书认定的检材与被害人笔录和事实完全不符，缺乏基本的事实依据，蓝莓基地的损失报告没有第三方审计，更没有专业的司法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其送报的资料更存在虚构工作人员和谎报开支等问题，相应支持均没有发票、税票支持，不应当予以采信，我们也申请对该损失材料进行审理并对审计结果进行司法鉴定，鉴定其因果关系和损害后果，以正视听、明罚令、息讼止争。 （3）寻衅滋事罪，本案打击主要是表现为强拿硬要等严重的流氓行为，本案中，认定上诉人构成本罪的依据是换锁堆放物品和出租行为，首先，幼儿园已经没有实际经营，而幼儿园的资产特别是土地本身存在所有权和承包经营权的争议；其次，争议双方为村委和六七组成员，王立锦和王文生是民选的七组和六组组长，组长和村主任均是村民自治组织，本身不是行政领导关系，村主任和组长只需要对自己的选民负责即可，村主任和组长不是隶属关系，当村利益和组利益发生争议时，组长和主任各自为战本无可厚非；再次，换锁是因为村民有集体资产无处堆放，而幼儿园本身闲置，虽然作为争议一方的村委承认存在争议并张贴告示禁止使用，但该告示本质上也是村委形式管理权的一种宣示行为，其行为本身对争议另一方的六七组不具有约束力，六组组长王文生在征得村主任王林的同意的情况下，王立锦等人换锁并将集体物品进行堆放行为本身不具有违法性，幼儿园属于不动产，又何来强拿硬要的说法？对于出租给光伏公司的问题，本身六七组村民也是村民，村民对自己的财产进行处置，若属于无权处分也应当进行民事诉讼解决，而不应当进行刑事法律评价，何况该幼儿园场地权属本身存在争议，且王立锦王文生等人的行为均是组民集体决定，让王立锦和王文生承担刑事责任没有法律依据。 3、四起违法事实，法律人均有一个常识，违法就应当承担责任，构成刑事犯罪的就应当承担刑事责任，而本案却将违法事实和犯罪事实人为区分和构建，关于第一起阻挠幼儿园扩建问题，暂且不论其扩建违法的问题，其扩建本身与四被告无关，张冠李戴的行为不应当堂而皇之在判决书上载明；第二起与龙洞强行划界的认定不仅没有事实依据，更没有法律依据；第三起删除微信，删除微信行为本身不具有违法性，所构成犯罪即不应当认定为违法事实而是犯罪事实，既然无法查明就不应当避重就轻草草收场，贻笑大方；第四起挪用集体资金，但凡该集体租金无论是村集体还是组集体资金，都是六七组村民出租幼儿园所得，村民集体讨论用于修建通村公路，政府不仅没有为自己应当出钱修建的公路无钱修建而自责，反而为难自筹自建的普通百姓，该资金并未被上诉人非法占为己有或少数人私分挪用，认定该行为违法没有法律依据。 4、“恶势力”的认定没有任何法律和事实依据，“恶势力”本身文意即是对公民行为的道德评价，不是法律评价，2018年以来，中国中央为和谐构建社会而制定的“扫黑除恶”政策文件，其本身要求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依法打击构成刑事犯罪的团伙，而不是要求在法律规定之外为了政绩而凑数，关于一审认定上诉人“公然对抗村委”等法律文书的表述正暴露了一审法院对法律的无视和对政治的谄媚，村委和村民之间不是行政领导关系，村委对村民不具有法律上的行政管辖权，村委系村民选择产生的自治组织，有权选举也有权罢免，村民不认可村委的行为本身不具有违法性，何以用陈旧的极左意识形态固化和打击普通公民？所谓恶势力缺乏基本事实和法律依据，中国的法律不存在“恶势力”等术语，请各级司法机关自重，方能公审取信于民。 综上所述，请二审法院依法公正改判上诉人无罪！ 上诉人王文生提出的上诉理由为：本案中上诉人没谋取一分钱的私利，出于为本组村民争取合法权益的特殊情节，且王文生未采取任何过激手段，也未组织过村民采取任何过激行为，仅仅在发生的村民群体事件中缺乏积极的作为，未能阻止和防止事态的扩大，本人对此已民认识到自己的过错，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丹寨县人民法院判决，认定上诉人不构成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破坏生产经营罪、寻衅滋事罪，且本案系事出有因，不构成原判认定的恶势力犯罪。 王文生的辩护人所提出的辩护意见为：一、对原判认定的上诉人王文生犯破坏生产经营罪的事实和罪名无异议，对认定其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和寻衅滋事罪的事实无异议，但对定两个罪有异议。起诉书指控的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和寻衅滋事罪的事实是六、七组与村集体管理幼儿罪的纠纷，是同一事实，不是两个事实，是争夺幼儿园管理权的一系列行为。根据一事不再罚原则，对这一事实，不能重复评价。对于牵连犯，只能择一罪处罚，辩护人认为应当以寻衅滋事罪对其处罚。二、关于上诉人王文生的量刑情节。起诉书指控王文生起主要作用，系主犯。但辩护人认为，王文生在作案中，虽然较为积极，但其仍然是在他人的指使下实施行为，起次要作用，应属本案从犯，具有法定从轻或者减轻情节，建议二审法院对其从轻处罚。三、王文生的行为，构成破坏生产经营罪与寻衅滋事罪，没有经常纠集的事实，根据相关司法解释，其行为不具备恶势力犯罪的构成要件，原判认定属恶势力犯罪不能成立。 上诉人王建和提出的上诉理由为：一审认定本人构成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破坏生产经营罪、寻衅滋事罪系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不当。本人与同案不构成恶势力犯罪。在整个案情至始至终，明明是委强行强行强占和侵害我猫寨自然寨的农地，我们是被?害的冤枉的。我村村委和丹寨公检法作为老百姓的父母官，做事荒缪，办事草率，公检法没有尽责去深入侦查，不考虑案情真相，明显维护指控方一面之词，偏听偏信，不考虑合理的怀疑，不听被告人供述前因后果，就急于给被告人有罪判决，哪来的公正。恳请二审人民法院查明事实真相，保障无辜老百姓不被冤枉，尊重事实，体现“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挽救老百姓承受蒙冤之困境。 检察员的检察意见为： 关于一审判决认定四名被告人构成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的事实 首先，从在案证据来看，有被告人王立锦、王文生本人的供述、被害人陈述及相关证人证言能够证实，被告人王立锦、王文生为与委争夺原平寨幼儿园的管理权属，于2019年8月28日晚组织平寨六七组村民开会，并在会上自行决定由平寨六七组与王某签订合同，8月29日上午，王立锦与王文生召集猫寨30名村民左右到原平寨幼儿园等王某签订租房合同，其中王立锦的供述还证实组织村民到王某的幼儿园门口聚集的目的是“为了要王某与猫寨村民签订协议，我们才到那里。王某跟我们签订协议了，她才可以开学，”并有被害人陈述及丹寨县价格认证中心文件证实，因被告人对幼儿园实施滋扰、封锁的行为，对被害人王某形成心理压迫，导致王某不得不搬离原址，后新址因不具备办学条件而停办，导致多名幼儿不能就近入学，并造成王某直接经济损失62372元。因此一审判决认定被告人王立锦、王文生为与委争夺原平寨幼儿园的管理权属，组织民到平寨幼儿园进行聚集，迫使王某同六七组签订租赁协议，并造成幼儿园停办、搬离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被告人王立锦、王文生的行为构成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 其次，对于一审判决认定王立府和王建和构成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经审查，从现有证据来看，王立府仅是参与在微信群内讨论关于争夺平寨幼儿园权属的聊天，没有直接提出或参与王立锦、王文生讨论组织村民于2018年8月29日到王某开办的幼儿园进行聚集的行为，在案证据难以证实王立府事前有同王立锦、王文生等人共谋的行为，且案发当天王立府并未参与聚集围堵幼儿园，因此一审判决认定王立府构成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不当；此外，尽管王建和在8月28日参加了会议，但其并非该次会议的组织者，且在案证据未能证实案发当天王建和直接参与实施围堵幼儿园、强迫幼儿园负责人与六七组签订合同等行为，因此不宜将王建和认定为此次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犯罪的积极参加者，对王建和的行为也不宜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论处。 第三，对于上诉人提出的王某开办的平寨幼儿园系违法开办，不应当受法律保护，争夺平寨幼儿园管理权是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且王某将幼儿园搬离的系出于自愿，与被告人的行为无关的上诉理由。经审查，王某经营的平寨幼儿园是合法开办，且该幼儿园的开办是为了解决包括猫寨自然寨等村寨幼儿就学问题和减少家长接送幼儿发生的人力物力支出，是便民、利民的存在。而对于幼儿园所占土地，丹寨县农业农村局的复函已明确平寨幼儿园所使用土地权属系龙泉镇集体所有，由民委员会经营、管理，且对于幼儿园占用土地涉及的农户，村委会已按相关政策将补偿费进行兑现，未侵犯到本案被告人及平寨六七组村民的合法权益。退一步而言，即便承认幼儿园所占土地在权属上存在争议，但是该土地上的构筑物即房屋的的权属属于村集体所有是无可争议的事实，本案中被告人虽以土地权属争议为由实施所谓的“维权”行为，但是相关行为直接针对的对象确是地上的构筑物，而无论是被告人还是所属的六、七组对该房屋是完全不具备管理、使用、收益、处置权利的。因此，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 2、关于一审判决认定的四名被告人构成寻衅滋事罪的事实 一审判决认定王立锦、王文生等人于2018年11月初未经民委员会同意就擅自强占平寨幼儿园房产，并将猫寨“龙杆会”的物品搬到幼儿园教室里存放，在私自占用幼儿园后又先后于2019年3月5日、4月8日将幼儿园房产出租给太阳能光伏发电公司和王金开办幼儿园收取租金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从主观上看，被告人在明知委已明示禁止任何单位、个人私自进入平寨幼儿园开展其他活动的情况下，无视村委决定，客观上实施了换锁等方式强占平寨幼儿园房产，单方排除村委对幼儿园的使用和管理，后又在未经村委的同意下，擅自对平寨幼儿园房产进行处分，将原平寨幼儿园出租给太阳能光伏发电公司和村民王金并收取租金，造成秩序混乱，被告人的行为构成寻衅滋事罪，但鉴于被告人行为系因特定事由引发，建议合议庭在量刑时予以从轻考量。 就辩护人所辩称由于土地归属存在争议，在不能确定属于集体财产的情况下，几名被告人占用处置的行为不符合寻衅滋事罪任意占用公私财物的入罪要求。检察员认为，正如在第1点里面提到了，抛开土地权属问题不论，地上构筑物即幼儿园房屋本身系村集体财产的是无可辩驳的事实，不存在任何争议，被告人无论是上锁强占、还是之后的出租处置，都针对的是房屋本身而非是对土地权益的处置，因此，对属于集体资产的幼儿园进行占用、处置的行为完全符合寻衅滋事罪之构成要件。 3、关于一审判决认定四名被告人构成破坏生产经营罪的事实 在案证据能够证实四名被告人主观上因不满政府对相关道路不硬化，意图通过组织蓝莓基地正常施工泄愤，客观上也实施了挖沟、堆土设置路障等行为，并达到了迫使蓝莓基地停工的后果。尽管王立府提出的自己从未参与蓝莓基地阻工一事，但从微信聊天记录和本案其他几名被告人以及相关证人证言来看，系被告人王立府首先在微信群内提出堵路、阻工的犯意，系组织、领导、指挥者，应当对该起事实承担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第三十四条之规定，由于泄愤报复或者其他个人目的，毁坏及其设备、残害耕畜或者以其他方法破坏生产经营，涉嫌下列情形之一，应予以立案追诉：···（二）破坏生产经营三次以上的；（三）纠集三人以上公然破坏生产经营的···。本案中，四名被告人多次组织多名猫寨村民阻止平寨蓝莓项目施工，其行为应当认定为破坏生产经营罪。对于该起事实需要提请合议庭注意的是，尽管本案中蓝莓基地的经济损失客观存在，但从现有证据来看，未能证实万亩蓝莓项目的失败是由四名被告人的行为直接导致的，因此不宜将蓝莓基地项目的损失完全归因于本案四名被告人的行为，同时鉴于四名被告人的行为系事出有因，建议合议庭在量刑时予以充分考量。 而对于上诉人提出的到蓝莓基地挖沟系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不受侵害，自己的行为仅是恢复原有道路情况，没有破坏生产经营的上诉理由。经审查，该蓝莓基地项目实施合法，且政府并未对通往蓝莓基地“大坡”的便道进行征用，仅是在原有的道路上进行拓宽，并未侵害四名被告人及其组织的村民的相关利益；同时，从被告人供述、相关证人证言及图片来看，四名被告人组织“猫寨”村民在通往蓝莓基地路段上挖的沟以及在蓝莓基地高位水池下面路段用泥土堵路的行为，已经阻碍蓝莓基地施工车辆的正常出入。因此，上诉人的该上诉理由不成立。 4、对于上诉人王立府提出的本案存在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不成立 首先是对于王立府提出的原审法院错误计算审理期限以及超期羁押的情况，根据《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八十一条之规定“对公诉案件是否受理，应当在七日内审查完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执行案件审理期限制度的若干规定》第八条“案件审理期限从立案次日起计算”，本案系丹寨县人民检察院于2019年11月12日移送丹寨县人民法院审查，丹寨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18日决定受理，于19日开始计算审理期限，未违反法律规定，且一审判决决定对被告人王立府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刑期自至2026年11月20日，对判决之前先行羁押的期限已折抵刑期，被告人王立府并未存在超期羁押的情况。 其次是对于王立府提出的“要求本案公诉人员和审判人员全部回避”的请求，经审查，尽管被告人王立府捕前系丹寨县公安局干警，与本案公诉人、审判人员存在业务往来，但均系正常的工作交往，无其他利害关系，不存在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处理的情形，因此不符合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回避的相关法律规定，一审判决对该回避申请不予采信的决定并无不当。 再次是关于上诉人提出的本案存在未审先定的情况。扫黑除恶是中央统一部署开展的专项工作，地方司法机关在当地党委政法委的牵头领导下，按照法发【2018】1号文件开展线索研判工作，并未对案件事实认定及行为定性作出具体的结论性意见，丹寨县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丹寨县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未受到任何干涉，没有违反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禁止性规定。 综上，检察员建议合议庭充分考量上述意见，在全面核实全案事实、综合考量各方情节的基础上，对一审判决在事实认定和量刑上存在不当的部分予以纠正。 经审理查明：丹寨县教学楼建于1986年，原并校于马寨小学且其二楼一间为委会办公使用。后处于闲置状态。2010年2月24日，经村两委及各小组组长研究同意，又经该村6组各受益户共同商议，一致同意以人民币30000元将该学校基地（1.38亩）出售给。之后该村委会为方便小孩上幼儿园，经村委及小组组长及村民代表共24人（包括王立锦）开会决定，于2016年8月15日将该教学楼出租给王某申办成立幼儿园。每年由村委收取租金1万元。王某承租该教学楼后开办了幼儿园，客观上为小孩入园提供了方便。王某之后办理了《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该证有效期限为2018年9月至2021年9月。 2018年8月28日，主任王林召集1至8组组长及部分村民50余人在开会，讨论幼儿园的管理权属。会上1、2、3、4、5、8组村民认为当年修建该小学只占用平寨6组11户农户1.38亩的土地，与7组无关。并且在需上交公余粮时代，该6组应上交公余粮已收其他村民分摊。2010年村委又用3万元对被征用农户作民补偿，故应是村集体财产。王立锦、王文生作为7组、6组组长，对此持不同意见，王文生以当年本人没有得到补偿款，王文锦以购买村向组购买土地不合法为由不认可该村民会议结论。当日晚8时许，王立锦、王文生等人召集6、7组约40余在幼儿园开会。会上，王文生说小学的管理权归猫寨（6、7组）。王文锦当众对开会村民讲明天就带出租合同找王某签订租赁协议，由7组作见证。如王某不同意签订，就不准她开办幼儿园。当晚幼儿园大门被锁。 次日上午9时，在被告人王文生、王立锦召集下，猫寨村民王建和等30余人到平寨幼儿园聚集，要求王某与之签订租赁协议。王某认为平寨幼儿园管理权应归委会，故未与猫寨签订该协议。时值幼儿园开学报名之际，因猫寨村民的阻挠，造成开学不成。王某只有临时借村民王建文住房开办幼儿园，之后停办。由此造成平寨应入园小孩只有在他处入园，造成入园不便。同年9月3日，民委员会在平寨幼儿园大门处张贴公告，明确严禁任何单位，个人私自开门进入校内开展其他活动。同年11月初，王立锦、王文生等人进入该校，并将猫寨“龙杆会”的物品搬到校内存放。2019年初，王立锦在“理事会”微信群发布出租幼儿园一事，得到“理事会”成员王立府、王万文等人同意。并于2019年3月5日，在未得到民委员会同意的情况下，王立锦、王文生等人代表猫寨村民将该幼儿园房产出租给太阳能光伏发电公司，租期6个月，租金1万元，实际已收取租金5000元；2019年4月8日，被告人王立锦、王文生、王建和等人又代表猫寨村民与平寨六组村民王金签订了出租原平寨幼儿园的租赁合同（即在太阳能光伏发电公司租期届满后），租期3年，每年租金2万元，用途也是用于开办平寨幼儿园，已预收租金5千元。 2018年初，丹寨县人民政府在实施“万亩蓝莓项目”助力丹寨县精准脱贫工作。并于2017年11月18日至2018年9月12日将涉及该项目的土地流转费用兑现给相关被占地村民（流转费用兑现表未见王立府与王立锦姓名）。猫寨村民要求从村长王林至猫寨背后蓝莓基地的那条路进行水泥硬化，并称土地硬化是政府在流转土地种植蓝莓时的承诺。因该路未进行硬化，才发生原判认定的2018年7月19日猫寨村民在“排溜”（地名）、“粉散”（地名）挖沟、11月24日拉水泥堵通道、11月26堵王文生拉水泥车辆的行为，上述行为致使“万亩蓝莓建设项目”受阻。造成该项目在2018年未能如期完工，通过2019年3月再次协调，该项目至2019年4月才完成80%左右。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书证、证人证言，被告供述与辩解等，原判已列述，不再重复。 本院认为：上诉人王立府、王文锦、王文生、王建和以六、七组与委就平寨幼儿园所用土地存在权属纠纷为由，强行侵占该幼儿园房产，收取租金后自行使用，造成适龄幼儿入园困难、村集体资产被侵占，情节严重，已构成寻衅滋事罪；四上诉人以六、七组相关便道未得到硬化等理由，公然纠集三人以上强行阻止在实施的蓝莓产业基地施工，影响基地建设，四上诉人行为已构成破坏生产经营罪，应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四上诉人及其辩护人所提不构成该罪的上诉理由过于强调事出有因，而忽视了四上诉人行为的客观性及应受刑事处罚性。六、七组与村委的土地权属纠纷不能成为对地上不动产也存在权属纠纷的理由，以地纠纷为由行使所谓对房的管理权，本身就存在对法律上的认识错误。由此而产生的后续强行占村幼儿园、强行收取租金等行为已不仅仅是基于民事权属纠纷而产生的权利自救行为。而是对刑法保护的社会管理秩序的破坏；同理，四上诉人纠集多人公然采取挖沟，堵路等行为，从表面上看是在自已承包地内行使管理行为，但该行为客观上也对草莓基地的施工起到相应破坏作用，同时其行为已符合破坏生产经营罪的“纠集三人以上公然破坏生产经营”追诉标准。故四上诉人及其辩护人认为不构罪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以采纳。原判认定相关被告人构成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因存在对四上诉人构成寻衅滋事罪行为的牵连，故本院择一重罪即寻衅滋事罪进行评价。原判认定构成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的理由不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纠正。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六条、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十六条第一款（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2020）黔2636刑初94号刑事判决。 二、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王立府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 期徒刑二年；犯破坏生产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数罪并罚，总和刑期四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5月21日起至2022年11月20止）。 三、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王立锦犯寻衅滋事罪，判处 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犯破坏生产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数罪并罚，总和刑期三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4月15日起至2021年10月14止）。 四、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王文生犯寻衅滋事罪，判处 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犯破坏生产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数罪并罚，总和刑期二年十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年四个月。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4月15日起至2021年8月14止）。 五、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王建和犯寻衅滋事罪，判处 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犯破坏生产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数罪并罚，总和刑期二年三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4月22日起至2021年1月21日止）。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潘年钢 审判员  张振宁 审判员  向 敏 二〇二〇年九月七日 法官助理张承翼 书记员胡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