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571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市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中心，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来广营西路90号。法定代表人：闫立波。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立辉，女，1963年12月10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海洲，北京市达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望生，男，1972年1月14日出生，户籍地湖北省通山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延彬，男，1981年3月7日出生，户籍地吉林省榆树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吉林省建达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吉林省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达路1188号。法定代表人：李帅，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建娇，吉林德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分公司，营业场所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东盛大街2811号上东街区40号楼。负责人：杨万武，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蕾，北京轩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耿玉翠，北京轩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北京市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中心（以下简称基金管理中心）因与被上诉人沈望生、李延彬、吉林省建达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达贸易公司）、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分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保险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3民初265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基金管理中心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立辉、曹海洲，被上诉人建达贸易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建娇、平安保险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蕾到庭参加诉讼，沈望生、李延彬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基金管理中心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改判沈望生、李延彬、建达贸易公司、平安保险公司支付基金管理中心依申请垫付的抢救费用23821.46元；2.本案诉讼费由沈望生、李延彬、建达贸易公司、平安保险公司负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基本事实部分错误，适用法律部分错误。1.急诊抢救中心向基金管理中心申请救助在申请救助期限内。依据《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试行办法》（财政部56号令）第13条规定：“医疗机构在抢救受害人结束后，对尚未结算的抢救费用，可以向救助基金管理机构提出垫付申请，并提供有关抢救费用的证明材料。”可见医疗机构何时提出申请没有规定期限。本案中急诊抢救中心在完成对沈望生抢救结束后对沈望生未结算的费用向基金管理中心提出救助并提供了证明材料符合法律规定。2.本案救助案件涉及的交通事故符合救助基金法律规定的救助情形。依据《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试行办法》第12条第一款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时，救助基金垫付道理交通事故中受害人人身伤亡的丧葬费用、部分或者全部抢救费用：（一）抢救费用超过交强险责任限额的；（二）肇事机动车未参加交强险的；（三）机动车肇事后逃逸的。”本案中沈望生是与李延彬驾驶的车辆发生交通事故的受害人，且抢救沈望生的费用超过了交强险的责任限额。急诊抢救中心就沈望生未结算抢救费用向救助基金管理机构申请救助明显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救助情形。客观上，基金管理中心2014年不具备对外开办的条件，在相关机构的支持下在2016年才开始开办运行，并于2016年4月20日对第一起抢救费案件进行救助，并在2017年4月13日取得独立法人资格。依据《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试行办法》的规定，救助基金专户自2010年起就从全市各承办交强险的保险公司提取资金。故基金管理中心理应对2010年至今符合情形的申请进行救助。急诊抢救中心对沈望生抢救费用的申请，基金管理中心理应受理。3.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涉及的相关法律法规中均无其制度旨意的相关规定。4.急诊抢救中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五条的规定为交通事故受害人沈望生进行了及时抢救，未因抢救费用未及时支付而拖延救治。基金管理中心成立后依法申请垫付交通事故伤者的抢救费用实现了救助基金设立的目的。北京市高级法院于2019年8月16日向全市各级法院作出的《关于进一步明确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诉讼案件相关法律问题的通知》，确认以下内容：“救助基金垫付抢救费用发端于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管理机构向交通事故责任人行使的追偿权源于法律的直接规定，是一种法定权利，性质为管理机构在垫付范围内代受害人之位向交通事故责任人行使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可见，基金管理中心的追偿行为是代受害人之位向交通事故责任人行使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不是简单的继承了受害人与医疗机构间的债务关系后代医疗机构要求受害人履行债务的债权。5.基金管理中心垫付抢救费的行为属于法律规定的救助行为，基金管理中心只有在2017年11月17日垫付该笔费用后才知道追偿对象，符合《关于进一步明确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诉讼案件相关法律问题的通知》确认的“诉讼时效期间自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实际垫付费用且知道或应当知道交通事故责任人之日起算”的规定。基金管理中心追偿适用时效应自2017年11月17日起计算，基金管理中心于2019年10月8日起诉要求事故责任人偿还救助基金垫付的抢救费用未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以下简称《民法总则》）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建达贸易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平安保险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沈望生、李延彬未提起上诉。基金管理中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沈望生、李延彬、建达贸易公司、平安保险公司支付基金管理中心垫付的医疗费23821.46元；2.诉讼费由沈望生、李延彬、建达贸易公司、平安保险公司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2月11日12时20分，李延彬驾驶重型半挂牵引车/重型厢式货车（车号：×××，×××，车辆所有人：建达贸易公司）和沈望生驾驶的三轮摩托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沈望生受伤。发生交通事故后，李延彬驾驶事故车辆离开现场。2014年3月16日，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交通支队认定，沈望生与李延彬负事故同等责任。2014年12月25日，沈望生曾就其损失诉至一审法院，案号为（2015）顺民初字第01222号，后沈望生于2015年5月19日撤诉。一审庭审中，基金管理中心提交了如下证据：1.沈望生在急诊抢救中心住院费票据（金额为23821.46元），沈望生2014年2月11日到2014年2月14日在该医院的住院费用明细，2014年3月16日出院诊断证明书，欲证明事发后沈望生在医院就诊的情况；2.申请人为急诊抢救中心，受害人为沈望生，填表日期为2017年7月3日的《北京市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垫付抢救费用申请表》和2017年11月17日基金管理中心向急诊抢救中心的转账凭证，欲证明为沈望生垫付72小时抢救费用23821.46元。上述申请表填表说明中载明：救助基金一般垫付受害人自接受抢救之时起72小时内的抢救费用，特殊情况下超过72小时的抢救费用，由医疗机构书面说明理由；对符合规定需要救助基金垫付抢救费用的，受害人、代理人或医疗机构，可以自道路交通事故发生之日起30日内，向事故发生地救助基金办公室提出救助申请。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有答辩并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本案沈望生、李延彬、建达贸易公司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未出庭应诉，视为其放弃了答辩和质证的权利。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五条的规定，“医疗机构对交通事故中的受伤人员应当及时抢救，不得因抢救费用未及时支付而拖延救治。肇事车辆参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由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支付抢救费用；抢救费用超过责任限额的，未参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或者肇事后逃逸的，由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先行垫付部分或者全部抢救费用，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机构有权向交通事故责任人追偿。”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国家设立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以下简称救助基金）。有下列情形之一时，道路交通事故中受害人人身伤亡的丧葬费用、部分或者全部抢救费用，由救助基金先行垫付，救助基金管理机构有权向道路交通事故责任人追偿：（一）抢救费用超过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的；（二）肇事机动车未参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三）机动车肇事后逃逸的。”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制度是交强险制度的补充，旨在保证道路交通事故中受害人不能按照交强险制度和侵权人得到赔偿时，可以通过救助基金的救助，获得及时抢救或者适当补偿。根据上述法律规定，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机构先行垫付部分或者全部抢救费用后，有权向交通事故责任人追偿。该追偿权性质为管理机构在垫付范围内代受害人之位向交通事故责任人行使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而本案中，交通事故后受害人或医疗机构并未在规定期限内就抢救费用向救助基金管理机构申请救助，事发三年后急诊抢救中心就沈望生未结算费用向救助基金管理机构提出救助，此时已不符合救助之情形，基金管理中心向急诊抢救中心支付医疗费不符合设立救助基金制度的立法目的。此情况下，就沈望生未结算的医疗费，急诊抢救中心与沈望生之间已形成合同之债。根据《民法总则》的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算。基金管理中心支付的费用是沈望生2014年2月11日到2014年2月14日的住院费，申请人急诊抢救中心对该费用享有的债权2014年2月14日即已形成，应于3年内主张权利，虽然2017年11月17日基金管理中心才将费用支付给医院获得该债权，但基金管理中心和医院之间的债权转让并不影响债权本身的诉讼时效起算，基金管理中心也未举证证明有中止、中断诉讼时效的情形，基金管理中心于2019年10月8日起诉要求该笔债权已过诉讼时效，故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五条、《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北京市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中心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审中，基金管理中心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中国光大银行对公账户，用以证明2012年基金管理中心收到2010年及2011年救助金的款项，应该对符合条件的人救助；证据2.客户专用回单，用以证明2016年4月20日基金管理中心针对2013年产生的交通事故首次发放社会救助基金。建达贸易公司发表质证意见称：真实性以法院核实为准，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本案基础法律关系为交通事故，一审法院对诉讼时效的问题认定正确。平安保险公司发表质证意见称：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予认可。建达贸易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运输车转让合同，用以证明建达贸易公司与李延彬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全部购车款由李延彬负担，建达贸易公司对本案侵权行为不承担责任；证据2.记账凭证10张及工商服务业统一收款收据1张，用以证明至2015年12月30日，李延彬交纳全部保证金5万元，建达贸易公司不应当承担责任。基金管理中心发表质证意见称：对证据1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与本案无关；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法核实，建达贸易公司与李延彬之间是挂靠关系，车辆所有权属于建达贸易公司。平安保险公司发表质证意见称：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认可，根据保单记载，建达贸易公司是保险利益人，从法律上讲建达贸易公司与李延彬有管理与被管理的法律关系，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平安保险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涉案车辆保险单，用以证明涉案车辆被保险人是建达贸易公司，涉案车辆曾经投保1万元的交强险。基金管理中心及建达贸易公司均发表质证意见称：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认可。沈望生、李延彬未发表质证意见，亦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经庭审质证，本院认为，基金管理中心提交的证据，本院将结合全案情况予以综合认定；建达贸易公司提交的证据真实性无法核实，且该证据无法直接证明其与李延彬之间针对涉案车辆成立买卖合同关系，本院对其提交的证据不予采信；因各方均对平安保险公司提交的证据真实性及证明目的予以认可，且该证据与本案事实具有关联性，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二审经询，基金管理中心主张其垫付情形系法律规定的抢救费用超过责任限额的情形，并主张该费用产生于抢救发生的72小时内；平安保险公司与建达贸易公司对抢救期间予以认可；平安保险公司亦认可其在交强险内针对涉案交通事故未进行过赔付。现基金管理中心要求平安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内独立承担1万元，剩余费用13821.46元由其他主体共同承担。建达贸易公司主张李延彬并非其公司工作人员，其与李延彬针对涉案车辆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但涉案车辆一直登记在建达贸易公司名下，被保险人亦是建达贸易公司，车辆现在由建达贸易公司控制。建达贸易公司称其与李延彬签订的车辆买卖合同中未约定合同总价款，仅约定以完成一定的运输任务为所有权转移的条件，李延彬至今未完成运输任务，亦未完全支付购车款，建达贸易公司亦未向李延彬主张过剩余购车款。二审另查，建达贸易公司为涉案车辆投保交强险，事故发生保险期间内。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诉辩意见及查明的事实，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基金管理中心是否有权追偿其对沈望生垫付的抢救费用；2.基金管理中心是否有权要求建达贸易公司承担责任；3.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一、关于基金管理中心是否有权追偿其对沈望生垫付的抢救费用。《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五条规定：“医疗机构对交通事故中的受伤人员应当及时抢救，不得因抢救费用未及时支付而拖延救治。肇事车辆参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由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支付抢救费用；抢救费用超过责任限额的，未参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或者肇事后逃逸的，由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先行垫付部分或者全部抢救费用，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机构有权向交通事故责任人追偿。”该条款对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先行垫付费用的情形及事后追偿进行了规定，目的系为了保障交通事故中的受害人得到及时抢救，不得因抢救费用未及时支付而拖延救治，体现了生命至上原则。同时，为了平衡医疗机构的利益，维护医疗机构及时抢救制度的良性运转，该条款还规定了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向医疗机构先行垫付抢救费用。根据该条款内容，其强调的是对受害人抢救的及时性。基于对受害人抢救情况的紧急性，先抢救再行申请相关机构垫付费用符合常理。而关于受害人或医疗机构向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申请垫付费用的期限，法律或相关规范性文件并未有直接限制性规定，一审法院以受害人或医疗机构未在规定期限内申请救助为由认定不符合救助情形缺乏充足的依据。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有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本案中，急诊抢救中心在交通事故发生后对受害人沈望生进行了及时抢救，结合抢救费用及涉案车辆的投保情况，涉案抢救费用超过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符合法律规定的基金管理中心先行垫付、再向道路交通事故责任人追偿的情形。故基金管理中心有权追偿其对沈望生垫付的抢救费用。二、关于基金管理中心是否有权要求建达贸易公司承担责任。建达贸易公司主张李延彬并非其公司员工，双方之间针对涉案车辆系买卖合同关系。李延彬未到庭参加诉讼，根据建达贸易公司提交的证据，其提交的《运输车转让合同》无法核实真实性，且其在庭审中表示合同中未约定车辆转让总价款，建达贸易公司亦未向李延彬主张车辆转让价款，结合建达贸易公司主张的车辆所有权转移以完成一定的运输任务为条件、车辆一直登记在公司名下并由公司实际控制的意见，本院认为建达贸易公司关于其与李延彬针对涉案车辆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主张缺乏充足的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建达贸易公司未能合理解释其与李延彬的关系，结合全案事实及当事人陈述，基于涉案车辆登记情况、投保情况及车辆控制现状，基金管理中心要求建达贸易公司对外承担责任，具备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根据交通事故认定书关于沈望生与李延彬负事故同等责任的认定，沈望生与李延彬对沈望生的损失各承担50%赔偿责任。涉案车辆在平安保险公司投保，且保险期间未进行过赔付，故本案基金管理中心垫付的23821.46元中，由平安保险公司在交强险1万元的限额内赔偿；剩余13821.46元由沈望生负担50%，即6910.73元；同时鉴于李延彬未到庭，建达贸易公司亦无法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所称与李延彬属买卖合同关系主张，结合涉案车辆为重型半挂牵引车/重型厢式货车以及从事营运工作的实际情况，本院认为，剩余13821.46元中的6910.73元应由李延彬、建达贸易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建达贸易公司与李延彬之间的责任分担问题，可另行主张。三、关于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问题。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本案中，诉讼时效期间自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实际垫付费用且知道或应当知道交通事故责任人之日起计算。根据查明事实，交通事故发生于2014年2月11日，因本案被害人沈望生拖欠医疗费，急诊抢救中心于2017年7月3日申请垫付抢救费用，基金管理中心于2017年11月17日实际向急诊抢救中心支付费用，故本案中基金管理中心主张权利尚未超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对诉讼时效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沈望生、李延彬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视为其放弃相关诉讼权利，本院缺席审理，并结合相关证据及事实作出认定。民生之事无小事，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相关机构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本着生命至上的原则，为交通事故中的受害者积极垫付费用，一方面使伤者脱离生命危险，另一方面维护了医院的合法利益，发挥了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扶危济困的重要作用。救助基金的设立，是为了保证受害人通过救助获得及时抢救，救助基金属于垫付性质，各相关责任主体应依法承担责任，积极配合救助基金管理机构进行追偿，促进社会良性运转，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综上所述，基金管理中心要求沈望生、李延彬、建达贸易公司、平安保险公司支付其垫付的费用，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有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五条、《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3民初26558号民事判决；二、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在交强险限额内向北京市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中心支付医疗费10000元；三、吉林省建达贸易有限公司与李延彬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北京市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中心连带支付医疗费6910.73元；四、沈望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北京市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中心支付医疗费6910.73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66元，由吉林省建达贸易有限公司、李延彬负担416元（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至一审法院）；由沈望生负担5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至一审法院）。二审案件受理费466元，由吉林省建达贸易有限公司、李延彬负担416元（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由沈望生负担5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尚晓茜审 判 员 胡新华审 判 员 郑吉喆二〇二〇年九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夏海曼法官助理 张 弛书 记 员 郑海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