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8民终131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济宁吉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宁高新区327国道北（市车管所对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800564075913K。法定代表人：周永方，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孙少青，山东泰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康丽，女，1988年5月1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李冉冉，山东众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济宁吉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康丽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济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鲁0891民初44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济宁吉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上诉请求：请求撤销济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鲁0891民初4486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继续履行合同，上诉人不予退还相应费用。事实与理由：一、被上诉人自认“按照上诉人要求签了多个协议，出于购车的激动心情原告对签字的协议内容不知情也没有看”。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是否仔细审查合同条款，是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该行为的法律后果不应由上诉人承担。一审法院对案件第一个焦点问题的裁判观点违反一般生活经验法则，存在认定事实错误。（一）《合同法》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因此，商品服务的销售并非一定要签订书面合同，被上诉人亦未提交证据证明金融服务费的收取应当签订书面合同。上诉人认为，对于金额价款较少、权利义务较单一、能够在短时间内履行完毕的合同完全可以采用口头合同的方式。涉案双方存在多份合同，但购车合同、贷款合同、金融服务合同等每份合同均是相互独立的。6600元的金融手续费发生的原因是被上诉人需要购车，并选择贷款购车。而根据贷款机构的规定，贷款购车需要贷款人提交相应的证明其符合贷款购车条件的证明文件，经贷款机构审查后决定是否批准贷款人的贷款申请人。但贷款机构如何实质性审查属于其内部规范，一般人无从知晓。上诉人作为常年销售汽车业务的专业公司，每年办理无数起贷款购车业务，从而熟悉并掌握了贷款购车业务的相关规定与批准条件，能够使购车人短时间内一次性通过贷款机构的贷款审批，从而达到购车人最终完成购车的合同目的，故在上诉人已经履行完毕的前提下，判令退还被上诉人费用显然不符合公平正义的市场交易原则。（二）关于GPS收费4800元及安装费，虽然双方的销售合同没有涉及该项目的约定，但从以下三个方面均能够得出GPS的最终受益人系被上诉人而非上诉人或奔驰汽车金融。1、上诉人提供的是销售服务，被上诉人选择一次性付清还是贷款购车，上诉人均会收到全额购车款，故不影响上诉人的权利义务；2、车辆交付后，车辆的财产安全仅会影响被上诉人的财产权利，并不影响贷款机构要求贷款人偿还贷款的权利。即使车辆被盗亦不能导致贷款人以此为由不必偿还贷款的法律后果，故GPS是保证即使车辆被盗，被上诉人亦能通过该设备挽回损失的作用；3、盗抢险与GPS是殊途同归，虽均有保障被上诉人的权利的效果，但并非同一法律关系。故综上所述，GPS的安装显然系保障被上诉人的权利不受侵害，或在受到侵害时能够有足够的救济途径。同时，提供服务必然产生费用，况且被上诉人在缴纳服务费及接受服务的过程中亦未提出异议，相关费用已经实际发生，故不应予以退还。三、被上诉人自愿在上诉人处购买三年联保服务，无权解除联保约定亦无权要求退换相关费用。即使双方是委托关系，本案被上诉人亦无证据证明上诉人存在不诚信的行为，故无权解除合同。三年联保服务系被上诉人推出的保险放心服务，目的系为了保障投保人在投保期内不因出险次数过多导致保费上浮进而多交纳保费。具体服务内容为投保人自愿加入后，正常交纳第一年保费，预交第二、第三年保费，在投保期内，当投保人因出险次数过多导致次年保费上浮时，由上诉人对上浮部分不论多少均代替被上诉人向保险公司承担缴费业务，投保人无需承担。在上诉人明确告知被上诉人的情况下，被上诉人自愿投保，并签署《保险证明》，该证明系双方真实意思表达，不存在欺诈、胁迫等行为，效力应予以维持，被上诉人无权解除并要求返还相关费用。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康丽辩称：一、一审法院判决被上诉人向上诉人退还多收取的服务费用，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根据汽车《销售合同》、《汽车贷款合同》、《汽车抵押合同》三份合同的内容，均未约定上诉人有需要缴纳金融服务费等服务费用的合同义务，也未记载服务费收费的具体项目及价格，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所谓的服务费事项及费用明细也并不知晓，根据《汽车销售管理办法》第十条“经销商应当在经营场所以适当形式明示销售汽车、配件及其他相关产品的价格和各项服务收费标准，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销售或收取额外费用”之规定，被上诉人收取其所谓的金融服务费等服务费用没有事实依据，更违法律规定。而且根据被上诉人一审答辩意见及上诉理由可知，上诉人认为服务费用是与双方买卖汽车密不可分且极为重要的合同事项，那么金融服务费等费用明目及具体数额应当记入合同条款，而没有记入合同的原因就是上诉人方便以欺瞒的方式尽快促成汽车销售交易，事后再违规收取费用，既获得了非法利益，亦规避了法定的纳税义务。2、关于GPS收费及安装费，第一，上诉人在被上诉人所购买的车辆上安装GPS设备的初衷是监控车辆的运行情况，用以保证梅赛德斯-奔驰汽车金融有限公司的借款安全，绝不是为了让被上诉人受益，而且最终受益人也并不是被上诉人而是梅赛德斯-奔驰汽车金融有限公司。第二，上诉人无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同意购买并安装GPS设备，上诉人安装GPS设备是为了保障第三方利益而自愿做出的行为，既未向被上诉人明示属于收费服务，亦没有向被上诉人开具正式发票，更没有将该项内容记入汽车《销售合同》中，故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承担GPS收费及安装费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二、一审判决解除双方之间的车辆三年联保约定并判决上诉人退还保费，认定事实正确，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的经营范围不包含保险业务，其收费行为是代替被上诉人向保险公司进行投保，由此可见，双方之间的关系系委托关系，而委托关系建立的前提是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相互信任，若信任丧失，则双方之间的委托合同也随之失去存续的基础。本案中，被上诉人按照上诉人要求预交第二年保险费用为10908元，上诉人交纳第二年保费却仅6042.98元，上诉人既没有按照约定交纳保险，也未向被上诉人返还多收取的费用，其不诚信的行为已动摇双方委托之根基。而且《销售合同》及《保险证明》均没有对多收取费用如何处理作出约定，双方亦不能达一致意见，互信基础已不存在。故根据《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之规定，被上诉人有权随时解除与上诉人就保险费用的缴纳建立的委托合同关系。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康丽向一审法院提出的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交纳的服务费及赠品款计21000元。2、判令被告返还多收的第二年保险费4865.02元，并解除第三年的联保约定，退还预付的第三年保险费10908元。3、本案诉讼费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8年2月4日，签约人康丽与济宁吉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签订《销售合同》，主要内容包括：车辆所有人康丽；车架号：359541；车型：C200L运动车辆；车价：336000元；定金10000元，余款金额326000元；预计交车日期：2018年2月7日；余款拟付款日期：2018年2月6日；交车地点：济宁吉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约定事项部分，除格式条款部分外，备注部分手写内容为：1、经双方协商新车保险在公司柜台办理，分期3年联保预计（￥41000左右）；2、公司办理分期和保险可享受此价格，全款￥345000；3、分期批复后三个工作日内提车挂牌；4、新车开票价￥330000（含原厂拉杆箱和记录仪），精品票￥6000（太阳膜、脚垫）；5、此车为现车定金不退。2018年2月5日，贷款人（抵押权人）梅赛德斯-奔驰汽车金融有限公司与借款人（抵押人）康丽签订《汽车贷款合同》；车辆总价/抵押物价值人民币330000元，借款金额165000元，贷款期限36期，月还款金额4870.72元。同日，梅赛德斯-奔驰汽车金融有限公司与康丽签订《汽车抵押合同》。同日，济宁吉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向康丽开具了《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开票金额330000元（包含旧车抵款66000元，银行分期贷款165000元，现金99000元）。另外，康丽缴纳车辆购置税28205.13元，2018年保险16654.4元（保险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宁市分公司），预交保险21816元，服务费15000元，精品款6000元，合计87675.53元。以上合计417675.53元。2018年2月5日，投保人（被保险人）康丽向济宁吉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出具《保险证明》，对C200L运动轿车投保，保险金额：第二年保险金额为人民币10908元，第三年保险金额为人民币10908元；承保险种包括：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机动车损失险、第三者责任险、机动车损失保险无法找到第三方特约险、不计免赔、玻璃单独破碎保险、自燃损失保险、车上人员责任险（司机、乘客四座）；保险期间：2019年2月4日起至2021年2月2日止（以正式保单为准）。济宁吉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在该《保险证明》上加盖销售部专用章。2019年度被告代原告缴纳车牌号鲁Ｈ×××××保费6042.98元（保险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潍坊中心支公司）。2019年1月，原告所有的鲁Ｈ×××××车辆维保消费1770.34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是:1、济宁吉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所收取的15000元服务费是否应当退还原告康丽；2、济宁吉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与康丽在《销售合同》中所约定的车辆保险三年联保的内容是否可以撤销。对于上述焦点问题1，原告康丽认为双方《销售合同》对服务费没有约定，合同中约定的行车记录仪、太阳膜应当是被告自行安装不应当另行收取费用；GPS的安装是原告办理抵押贷款后银行为保证贷款的安全性安装的，该安装费应当由银行来承担，其挂牌缴纳购置税也都是被告自愿服务，也不应当以金融服务费的原因进行收取。对于上述焦点问题1，被告济宁吉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认为15000元服务费包含被告为原告提供贷款咨询、征信、办理的金融服务费，金额为6600元，被告提供的证据证明被告确实提供该服务，在收取费用时已明确告知原告，原告自愿交纳；因原告贷款购车被告为原告车辆安装GPS，价值4800元，已安装完毕；被告工作人员协助原告在车管所办理缴纳车辆购置税和车辆上牌业务所提供的服务应收取服务费；被告为原告安装太阳膜、行车记录仪还有GPS工时费、首次保养费，以上共计15000元。对于上述焦点问题，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对收取该15000元的解释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1、金融服务费6600元；2、GPS价值4800元及安装GPS的安装费；3、协助原告缴纳车辆购置税、上牌、贴太阳膜、安装行车记录仪的安装费；4、首次保养费。首先，对于金融服务费，被告所提交的《汽车贷款合同》及《汽车抵押合同》显示的合同双方主体分别为梅赛德斯-奔驰汽车金融有限公司和康丽，该两份合同中未约定原告需要向梅赛德斯-奔驰汽车金融有限公司缴纳金融服务费，且原告与被告所签订的汽车《销售合同》也没有约定原告需要缴纳金融服务费。被告对此的解释是“15000元服务费包含被告为原告提供贷款咨询、征信、办理的金融服务费，被告提供的证据证明被告确实提供该服务，在收取费用时已明确告知原告，原告自愿交纳”，但原告明确说明对此不知情。被告所提交的《收款明细》显示金融手续费6600元，但该《收款明细》系被告单方记账凭证，没有向原告开具相应发票，也未提交证据证明收取该费用的合法性。第二，对于GPS收费4800元及安装费，双方的《销售合同》中没有涉及该项目的约定。被告提交的《配件加装通知单（销售部）》系内部记账凭证，未提交证据证明原告同意购买并安装该设备。GPS的基本功能包括：车辆的定时定位、历史轨迹回放、远程锁车、越界报警等。被告在原告所购买的车辆上安装该GPS设备，其目的是监控该车辆的运行情况，用以保证梅赛德斯-奔驰汽车金融有限公司的借款安全。安装GPS设备系被告的自愿行为，其要求原告承担该款项的观点不能成立。至于安装该设备是否涉嫌侵犯购车人的隐私安全等，不在本案探讨范围。第三，协助原告缴纳车辆购置税、上牌、贴太阳膜、安装行车记录仪的安装费问题。以上项目，对于信誉良好且重视维护与客户良好关系、对客户认真负责的汽车销售商而言，均可做到免费服务，提升客户的优越感。如经销商不能做到，则也应履行告知义务，在双方签订的《销售合同》中列明需要收费的具体项目及价格，做到收费合理、合法、透明，而不是事后巧立名目乱收费。协助原告缴纳车辆购置税和上牌，均系购买车辆后的延伸服务项目，被告未提交证据证明其收费的合法性、合理性以及标准，也没有证据证明被告已经提前告知原告且原告同意支付该款项。对于贴太阳膜及安装行车记录仪的安装费，双方《销售合同》对此没有约定。且上述各个分项也没有具体金额并开具发票。《汽车销售管理办法》第十条规定：经销商应当在经营场所以适当形式明示销售汽车、配件及其他相关产品的价格和各项服务收费标准，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销售或收取额外费用。第十四条规定：供应商、经销商不得限定消费者户籍所在地，不得对消费者限定汽车配件、用品、金融、保险、救援等产品的提供商和售后服务商，但家用汽车产品“三包”服务、召回等由供应商承担费用时使用的配件和服务除外。经销商销售汽车时不得强制消费者购买保险或者强制为其提供代办车辆注册登记等服务。第十五条规定：经销商向消费者销售汽车时，应当核实登记消费者的有效身份证明，签订销售合同，并如实开具销售发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消费者有权根据商品或者服务的不同情况，要求经营者提供商品的价格、产地、生产者、用途、性能、规格、等级、主要成份、生产日期、有效期限、检验合格证明、使用方法说明书、售后服务，或者服务的内容、规格、费用等有关情况。第九条规定：消费者享有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的权利。消费者有权自主选择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经营者，自主选择商品品种或者服务方式，自主决定购买或者不购买任何一种商品、接受或者不接受任何一项服务。消费者在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时，有权进行比较、鉴别和挑选。第十条规定：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时，有权获得质量保障、价格合理、计量正确等公平交易条件，有权拒绝经营者的强制交易行为。结合以上法律规定，被告的观点不能成立。第四，关于首次保养费问题。对于首次保养的事实原告没有异议，但对于费用有异议。对于汽车首次保养是否收费，系合同双方的合意结果，双方《销售合同》对此没有约定，原告也未提交证据证明被告承诺对首次保养不收取费用，故对被告收取该费用予以支持。对于焦点问题2，原告认为购车后和被告签订了《保险证明》并向被告预交了第二年和第三年保费，被告的经营范围不包含保险业务，其收费行为是代替原告向保险公司进行投保，是被告出售车辆时的附加条件，被告代替原告投保后应当向原告出具保险公司的投保单据，方便原告了解投保的具体险种及发生事故后的合理理赔。2019年4月19日后原告向被告索要保险单证，被告只向原告出具了电子普通发票一张，单价记载保险费用6042.98元，该交费金额和原告预交的金额相差4865.02元，该差额被告应当退还给原告。鉴于被告的不诚信行为原告要求解除联保约定，并向原告退还预交的第三年保险费用。对于该焦点问题，被告认为原告与被告之间关于保险事项并非委托关系，并非原告理解的被告代替原告向保险公司进行交纳，而是原告在被告处购买三年联保服务，该服务具体内容为投保人自愿加入共缴纳三年保费，首年保费在购车同时交给保险公司，第二、三年的保费是按当年标准折扣计算出来的，在投保期内当投保人因出险次数过多导致次年保费上浮，无论上浮多少投保人都不用另行缴纳，而由被告向保险公司缴纳上述部分，该服务是为了保障投保人在投保期内不因出险次数过多导致保费上浮而多缴纳保费。原告购买该服务后，因原告驾驶习惯良好未出险,所以第二年保费低于原告在当时缴纳的10908元，多出部分原告无权要求退回，该服务内容在原告加入时已明确告知原告，如果原告出险次数过多导致次年保费上浮，上浮部分由被告承担。实践中被告也有其他客户购买了该三年联保服务，因驾驶习惯较差导致多次出险次年保费上浮,而上浮部分由被告缴纳。对于该焦点问题，一审法院认为《销售合同》备注部分约定：经双方协商新车保险在公司柜台办理，分期3年联保预计（￥41000左右）。原告购车时已经缴纳了第一年保费16654.4元，预交第二、第三年保费21816元。《保险证明》对承保险种及保险期限予以说明。对于该约定行为，《汽车销售管理办法》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第九条对此有明确规定。因被告系汽车经销商，其经营范围不包含保险业务，故上述约定的内容应理解为原告向被告预付保险费用，被告应按时按照原告要求的承保险种明细代原告向保险公司缴纳。但该约定未说明被告收取该费用期间所产生利息的归属、第二年或第三年的保险费用如果较低或过高，剩余款项或过高部分如何处置等。该约定原告理解为被告代自己向保险公司缴纳保费，剩余部分应当返还；被告定义为缴纳了该费用后，无论以后保费是多少，均不需要退还原告或由原告补交。综合以上证据及观点，一审法院认为，《销售合同》及《保险证明》的约定可以证实，康丽与济宁吉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之间因保险费用的缴纳，双方的关系系委托关系，而委托关系是指基于委托人与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置委托人委托的事务的民事法律关系。因委托关系的建立是以双方当事人的相互信任为前提的，这种信任若发生动摇，委托合同也随之丧失存续的根基。因双方对约定的理解存在较大争议，且在约定中未具体说明款项的使用方法等，又不能达成一致意见，互信基础已经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基于上述条款的规定，原告可以随时解除与被告就保险费用的缴纳建立的委托合同关系。综上所述，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原被告双方签订汽车《销售合同》后，应严格依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原告已经依照合同约定交纳了车辆款项，但被告超出合同约定，违规收取服务费等费用。原告要求被告退还多收取的相关费用的诉讼请求，理由正当，证据充分，予以支持。对于保险费用，被告第二年仅向保险公司缴纳了6042.98元，剩余费用理应退还。因双方的互信基础已不存在，故原告要求解除与被告的委托关系并退还预交的第三年保费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对于原告要求退还的6000元精品费，合同中有约定，不予支持；对于首保费，已经实际发生，应由原告承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九十七条、第四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汽车销售管理办法》第十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解除原告康丽与被告济宁吉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所签订的《销售合同》备注部分第一项的约定及康丽向济宁吉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所出具的《保险证明》；二、限被告济宁吉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康丽退还多收取的费用13229.66元（15000元-1770.35元）；三、限被告济宁吉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康丽退还保费15773.02元（4865.02元+10908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20元，减半收取360元，由原告康丽负担97元，由被告济宁吉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负担263元。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相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一、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退还被上诉人多收取的13229.66元费用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二、被上诉人主张解除三年联保约定并退还相关费用是否应予支持。对于第一个焦点问题，《汽车销售管理办法》第十条规定：经销商应当在经营场所以适当形式明示销售汽车、配件及其他相关产品的价格和各项服务收费标准，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销售或收取额外费用。本案中，上诉人主张多收取的13229.66元费用包括金融服务费6600元、GPS4800元、安装GPS的安装费以及协助被上诉人缴纳车辆购置税、上牌、贴太阳膜、安装行车记录仪的安装费，对于上述费用，双方签订的《销售合同》中并未对上述项目及收费标准进行约定，贴太阳膜、行车记录仪安装费等各个分项没有具体金额也未开具发票，且被上诉人对于上述项目收费情况并不知情，上诉人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已将上述收费项目提前告知被上诉人并经被上诉人同意，故上诉人对上述项目进行收费属于在合同标价之外额外收费，应将多收取的费用返还被上诉人，一审判决上诉人将多收取的13229.66元费用返还被上诉人，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并无不当。对于第二个焦点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本案中，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关于三年联保的约定内容能够认定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系委托关系，即被上诉人向上诉人预交保费，由上诉人代为投保。现双方之间的互信基础已经不存在，且双方对三年联保约定内容的理解存在争议，故被上诉人请求解除三年联保的约定并退还剩余保险费，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济宁吉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25元，由上诉人济宁吉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力红审判员  胡玉松审判员  张 鹏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汤 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