葫芦岛市龙港区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辽1403民初1787号 原告：葫芦岛市圣达工程设备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地葫芦岛市龙港区渤海街皇城花园1-21号。 法定代表人：岳某某，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利军，男，1975年8月24日，汉族，住葫芦岛市连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立新，男，1967年3月11日，汉族，住葫芦岛市龙港区。 被告：锦州缔一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锦州市凌河区洛阳路五段17号。 法定代表人：耿某某，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欣，男，1966年5月31日，汉族，住锦州市凌河区。 被告：范某某，男，1969年10月7日生，汉族，住河北省高碑店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宁，辽宁靳世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葫芦岛市立业房屋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葫芦岛市连山区发展街3段9G。 法定代表人：张某某，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荀宇，辽宁义帆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葫芦岛市圣达工程设备租赁有限公司诉被告锦州缔一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范某某、葫芦岛市立业房屋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17日立案后，依法进行审理。 原告葫芦岛市圣达工程设备租赁有限公司诉称，2013年8月24日，被告范某某携其“前期劳务合作者”北京雄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雄起公司”）以“锦州缔一建筑安装有限公司葫芦岛立业分公司北岸金城项目部”名义与原告签订编号为（SD-20130017）的《建筑施工物资租赁台同》。约定原告将架杆管、扣子、卡刀、丝杠等施工物资租赁给被告，施工地点为东城区、租赁费按月结清、承租方负责来回运费、设备损坏或丢失的赔偿标准、如承租方未准确告知停租时间，视为租赁延续，且来年3月15日使用与否均起租等内容。2013年9月8日被告二范某某携其前期合作者北京雄起公司又与原告签订编号为SD-20130010的《建筑施工物资租赁合同》，约定原告将QTZ50塔吊2台租赁给被告，该合同约定：租赁设备数量及价格详见清单和报价表、施工地点为东城区北岸金城工地、“双方商定以租赁物资出库单、入库单为依据计算租金、租赁费按月结清。”《租赁合同》第九条特别约定：“如发生争议协商不能解决时，在出租方所在地法院诉讼。”在前述两份《租赁合同》落款处，原告盖章，被告二范某某以经办人名义亲笔签字并在承租人处加盖“锦州缔一建筑安装有限公司葫芦岛立业分公司北岸金城项目部”印章，范某某的前期合作者北京雄起公司也陪同盖章。前述两份《租赁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约定履行了提供租赁物资义务。从2013年8月到2015年7月24日被告最后一次归还架杆管等租赁物资期间，共发生塔吊和架杆管等租金及运费801,241.78元；被告已付租金款7笔（收据8张）计397200元（含2015年5月31日被告以原非圣达出租物资抵租金46000元）。被告方尚欠“塔吊租赁费”374697元；尚欠2015年3月15日到7月24日最后一次归还架杆管、卡刀、十字扣等租赁物资期间发生的“架杆管等租赁费”28743.96元；尚欠2015年运费600元；尚欠未还架杆管等物资价值75332.50元应予赔偿。被告方前述欠款本金合计479373.46元。原告本次起诉前，通过研读被告范某某最新委托的代理律师从连山区法院档案室调取并转提供给原告的连山区法院（2015）连民三初字第00396号民事案卷和从葫芦岛中法调取并转提供给原告的（2017）辽14民终1188号民事二审案卷，确切得知如下客观事实：原告的设备按《租赁合同》约定用于葫芦岛市立业房屋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可简称立业开发公司）作为开发单位，被告锦州缔一建筑安装有限公司（以下可简称锦州缔一建筑公司）的葫芦岛立业分公司作为施工总包的东城区北岸金城工地。因被告锦州缔一建筑公司缺少工人，实际施工人范某某手头有工人，按民事惯例范某某与锦州缔一建筑公司挂靠施工。范某某刻制的锦州缔一建筑安装有限公司葫芦岛立业分公司北岸金城项目部印章就是这一“挂靠体”的体现，原告出租的设备是由范某某和锦州缔一建筑公司在施工中共同租赁使用的；另据我国《民法总则》第七十四条、《公司法》第十四条、最高法院《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54条规定等，范某某和锦州缔一建筑公司的葫芦岛立业分公司以及锦州缔一建筑公司因挂靠关系为共同诉讼人。同时，因锦州缔一建筑公司的葫芦岛立业分公司现已注销，应依法由锦州缔一建筑公司（总公司）与范某某一起对原告所有诉讼请求承担连带给付责任。至于北京雄起公司，虽然最初在租赁合同上陪同盖章，但根据前述两级法院生效档案证据，I2014年6月25日，范某某及其挂靠的总包单位锦州缔一建筑公司已经与北京雄起公司结清工程劳务款150万元，北京雄起公司从此撤出立业工地，即本案各被告后期所欠原告的“塔吊租赁费”374697元和所欠2015年3月15日到7月24日最后一次归还架杆管等租赁物资期间发生的“架杆管等租赁费”28743.96元、运费600元、未还架杆管等物资赔偿75332.50元，合计欠款本金479373.46元实际与北京雄起公司没多大关系；另鉴于北京雄起公司因其他案件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下落不明、无法送达等因素考量，原告本次起诉不再列北京雄起公司为共同被告不仅是基于诉权，也符合实际情况。通过研读前述连山区法院（2015）第00396号民事案卷和葫芦岛中法（2017）第1188号民事二审案卷，原告另得知两级法院生效法律文书早已查明认定：立业开发公司按照与施工单位（锦州缔一建筑公司和挂靠人范某某）签订的《施工补充协议》，立业开发公司已实际代扣走锦州缔一建筑公司与范某某尚欠原告圣达公司的“塔吊租赁费”374697元，即立业开发公司按约定成为“甲供租赁塔吊材料方”，等同立业开发公司直接与原告圣达公司存在塔吊租赁关系，立业开发公司法定代表人也曾在2015年初给原告主要股东打电话确认这一事实，即按照立业开发公司与施工单位签订的书面《施工补充协议》及立业开发公司与原告方的口头承诺，立业开发公司应依法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将已实际代扣走的“塔吊租赁费”374697元直接给付原告圣达公司。此外，2015年3月15日到7月24日被告最后一次归还架杆管等租赁物资期间发生的“架杆管等租赁费”28743.96元、运费600元和尚欠未还架杆管等物资价值75332.50元，各被告应予给付。特别是2015年范某某因涉嫌拖欠劳动报酬罪被羁押后，立业工地混乱，对价值75332.50元未还架杆管等租赁物资失踪，立业开发公司与施工单位锦州缔一建筑公司均有很大管理责任，均应对原告予以赔偿。为要回各被告所欠前述款项，原告曾于2018年1月16日第一次向龙港区法院起诉，因当时范某某被羁押，未列范某某为共同被告，无法查清案情，龙港区法院（2018）辽1403民初123号《民事裁定书》准许原告撤诉；原告曾于2019年第二次起诉，曾于2020年5月18日第三次起诉，均因列北京雄起公司为共同被告且该公司下落不明确而被龙港区法院驳回起诉，本次为原告第四次起诉。各被告所欠前述款项给原告造成很大经济损失，按《租赁合同》约定逾期付款应每日按租金总额10%给付利息。因该“约定利息”过高，原告本次起诉主张“判令各被告以前述欠款本金479373.46元为基数，从2018年1月16日第一次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2018年一至五年同期贷款利率4.75%给付逾期利息，直至欠款本金付清为止”属于最低限度利息给付请求，法院应予支持。综上所述为维护合法权益，原告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关于协议管辖的规定和《租赁合同》关于争议解决法院的约定，向出租方所在地的龙港区人民法院第四次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支持原告全部诉讼请求。请求：1、判令各被告连带给付所欠“塔吊租赁费”374697元；连带给付所欠2015年3月15日到7月24日最后一次归还架杆管等租赁物资期间架杆管等租赁费28743.96元、运费600元；连带赔偿“未还架杆管等租赁物资价值本金”75332.50元。（前述欠款本金合计479373.46元）；2、判令各被告以前述欠款本金479373.46元为基数，从2018年1月16日原告第一次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2018年一至五年同期贷款利率4.75%给付逾期利息，直至欠款本金付清为止（至预计一审判决日约逾期34个月，逾期利息约为64516元）；3、判令各被告连带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原、被告双方所签订的两份租赁合同中，虽然一份合同约定了诉讼管辖地，但另一份合同未约定诉讼管辖地，而该合同履行地及被告住所地均不在本院辖区，本院无权管辖，且被告提出异议。因此，原告将两份合同合并起诉至本院，超出本院管辖范围，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葫芦岛市圣达工程设备租赁有限公司的起诉。 案件受理费9,238.00元，退回原告葫芦岛市圣达工程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1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潘庆久 人民陪审员  侯丽萍 人民陪审员  崔 鑫 二〇二〇年九月八日 法 官 助 理 吴长凤 书 记员 牛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