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974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孜，男，1962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通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博雅，北京中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市通州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房管所，住所地北京市通州区玉桥南里24号楼。法定代表人：杨建发，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剑锋，北京市达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于文玲，女，1948年2月2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通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磊（于文玲之子），1981年4月10日出生，住北京市通州区。上诉人王孜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市通州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房管所（以下简称房管所）、被上诉人于文玲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2民初378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独任制进行审理，上诉人王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博雅，被上诉人房管所的委托代理人徐剑锋、被上诉人于文玲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孜的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王孜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用由房管所、于文玲承担。事实和理由：根据《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城市公有住房管理的若干规定》及1995年《公有住房租赁合同》，于文玲不符合变更承租人的条件，于文玲不是王某的原同住者，未征得王某其他家庭成员的同意，不符合居住困难的情况。1997年4月17日的申请书不是王某本人书写，于文玲不是王某家庭成员，捏造“妹于文玲居住困难”的事实，房管所未对事实进行核查，房管所要求在申请书上明确“妹于文玲居住困难”以符合转让条件，属于恶意串通。王某去世前，王孜及其他家庭成员不知道房租承租人变更的事实，王某去世后，王孜依据《共有住宅租赁合同》申请变更承租人时，才知道1997年承租人变更为于文玲，房管所未征得王某共同居住人同意，房管所、于文玲应举证证明王孜知道王某的其他家庭成员同意。王孜对1995年《公有住宅租赁合同》是对房管所与王某的租赁关系认可，不是对“王某”签字认可。1995年“王某”签字不是王某所写，1997年申请书不是王某提交和书写，也不是王某真实意思表示，申请书内容与实际不符。房管所与于文玲1997年4月25日签署的承租合同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恶意串通侵害王某家庭成员权益，且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涉案房屋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分配给王某家庭的，家庭成员均有承租权，王某是代表4代10口人所有成员签订的租赁合同，王某本身没有全部的处置权限，涉案房屋属于直管公房，是国家为了解决群众住房困难提供的。房管所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王孜的上诉请求及理由。房管所与于文玲签订的合同是合法有效的，不存在无效的情况，所以王孜的第一条理由缺乏依据。当时是由于承租人就是王孜的父亲在世时，本人提出申请要求变更为于文玲，房管所经过审查同意变更，王孜所主张的依据北京市人民政府109号文件，变更的条件是需要共同居住人和家庭成员同意，仅仅限于本人承租人外迁或者死亡的情况下，要求变更新的承租人才适用这一条规定。于文玲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王孜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王某与王孜系父子关系，王某于2019年6月15日死亡。1995年4月1日，房管所作为出租房、甲方与“王某”作为承租方、乙方签订《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通房通镇字第xx号，房屋产别：直管），约定：住宅坐落于通县南大街xx号，砖木结构，总使用面积21.3平方米，居室2间；租期自1995年4月1日始至1997年12月31日止；自1995年4月1日始至1995年12月31日月租金13.13元，自1996年1月1日始至1996年12月31日月租金19.61元，自1997年1月1日始至1997年12月31日月租金27.17元。双方议定事项如下：一、本合同为甲乙双方住宅租赁凭证，双方均应遵守国家和本市有关房屋管理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七、租赁期限内，乙方同一户籍共同居住一年以上又无其他住房的家庭成员愿意继续履行原合同，其他家庭成员又无异议的，可以办理更名手续……十二、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时，甲方有权中止合同、收回房屋。1、擅自将承租的房屋转租、转让、转借、私自交换使用、出卖或变相出卖使用权的……十五、本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效力。原签订的《公有住宅租赁合同》同时废止。房管所在甲方处加盖公章，乙方处签名为“王某”，书写的身份证号为“1102233xxxxx”，工作单位为“农业局”。王孜认为上述租赁合同不是其父王某本人的签字，推测应是王某委托他人代签，但其认可代签的事实，亦认可该份租赁合同。1997年4月17日，“王某”作为申请人向房管所出具申请书一份，内容为：“尊敬的房管所领导：兹有南大街xx号王某住房2间21.3㎡，现因妹于文玲住房困难，本人自愿将此房转于文玲居住，诚望房管所有关领导帮助解决为盼！”申请人处签名为“王某”，但加盖的人名章为“王某”。该申请书上写有“情况属实同意”字样并加盖“通县农业技术推广站”印章。申请书下方写有“赵玉静：请收清欠租后，办理手续”并加盖房管所相关专用章。1997年4月25日，房管所（出租房、甲方）与于文玲（承租方、乙方）签订《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约定：住宅坐落于通县南大街xx号，砖木结构，总使用面积21.3平方米，居室2间；租期自1997年4月1日始至1997年12月31日止；自1997年4月1日始至1997年12月31日月租金19.61元。此外，合同还约定了其他内容。房管所在甲方处加盖公章，于文玲在乙方处签字，书写的工作单位为“通县农业技术推广站”。于文玲交纳了相关手续费、工本费，此后租金由于文玲交纳。2004年3月28日，于文玲之子马磊向房管所提交申请书，内容为：“通州镇房管所：我母于文玲住南大街xx号院内两间平房，我从母亲处分房一间作结婚用，并单独办一房本，故特此申请予以办理。”马磊在申请人处签字。于文玲在下方书写“同意分给儿子马磊一间平房于文玲”。最下方写有“两单家各为10.3㎡、11.00㎡赵玉静2004.4.5”之内容，并加盖房管所相关印章。于文玲、马磊交纳了相关手续费、工本费。2004年5月，于文玲、马磊分别作为承租人与房管所各自签订《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租期自2004年5月1日至下次订合同止。此后租金一直由于文玲、马磊交纳。经询问，王孜陈述1995年签订《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后王某从未在涉诉平房居住过，其一直住在楼房，王某的家人亦未居住在涉诉平房内，涉诉平房由于文玲的弟弟居住，于文玲的弟弟住到何时王孜并不清楚，于文玲是王某在通县农业技术推广站的同事，1993年左右王某到通县农业局植物保护站工作；王某生前对于文玲承租涉诉平房没有提出过异议，也从未向家人提到过房屋转由于文玲承租的事实和任何信息；王孜主张于文玲与房管所签订的《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无效，一是于文玲承租涉诉平房是因为有申请书，但申请书并非王某出具的，是虚假的、无效的；二是根据《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第七条约定，办理更名需要承租人家人同意或放弃，承租人变更为于文玲，王某的家庭成员并未同意，也不知晓；三是于文玲1993年就分房了，涉诉平房再给于文玲不合理；四是于文玲一直在玉桥南里居住，没有在涉诉平房居住，涉诉平房是单位给王某的福利房。房管所解释称第七条适用的条件是租赁期限内原承租人死亡，其同一户籍共同居住一年以上又无其他住房的家庭成员愿意继续履行原合同，其家庭成员又无异议的，可以办理更名手续，但本案是原承租人在租赁期限内自愿提出申请将承租权转移给他人且符合条件予以变更的情况。于文玲陈述，王某系于文玲所在单位通县农业技术推广站的领导，1986年王某为该单位的站长兼党委书记，于文玲向单位申请两间平房，当时其孩子才四岁，一直到1991年王某帮忙将于文玲的户口迁到了南大街xx号即涉诉平房所在地址，此后于文玲及其家人在此居住，当时的租赁手续都是王某办理的，王某说先让于文玲住着，到时候再变更手续；1997年变更了涉诉平房的承租手续，当时王某已经到通县农业局植物保护站工作了，但都是通县农业局的下属单位。1997年4月25日于文玲与房管所签订了《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其与马磊一直居住在涉诉平房内。2004年分出一间平房给马磊，于文玲与马磊分别与房管所签订了《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所有合同均合法有效；对于1997年4月17日的申请书，于文玲表示其个人没有见过，是否为王某本人书写其不清楚，当时王某说过帮其办理变更涉诉平房的承租手续，办理手续都是单位的人对接，不是于文玲自己办理的；自1997年签订合同以来，租金一直由于文玲、马磊交纳，王某的家人从未就于文玲承租涉诉平房提出过异议。为此，于文玲提交《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租金交纳凭证、手续费与工本费收据等证据予以证明。王孜与房管所对于文玲所交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上述事实，有王孜所在单位出具的证明、户口本、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申请书、收据、租金交纳凭证及各方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王孜对1997年4月17日的申请书不认可，称该申请书不是王某书写，亦非王某签名。从已查事实来看，首先，虽然申请书落款处签名为“王某”，但加盖的人名章为“王某”，申请书上亦有通县农业技术推广站与房管所的盖章确认；其次，王孜否认1995年4月1日《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承租方处有关“王某”的签名，认为不是其父亲王某所写，但认可他人代签的事实，认可该份租赁合同；再次，王孜陈述1995年4月1日签订《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后，王某直至去世前从未在涉诉平房居住过，王某的家人亦未居住在涉诉平房内，且王某生前对于文玲承租涉诉平房没有提出过任何异议，其家人亦未提出过异议；最后，1997年4月25日于文玲与房管所就涉诉平房签订《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于文玲及家人一直居住在此，租金亦由于文玲交纳，直至2004年5月根据申请涉诉平房分出一间由于文玲之子马磊承租，于文玲、马磊又分别与房管所签订《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房租亦由于文玲、马磊交纳至今。综合考虑以上因素，法院认为王孜现有证据不足以否定申请书的真实性，即使该申请书不是王某本人书写、签名，但不足以否认王某对涉诉平房转由于文玲承租一事知晓、认可的事实，故王孜依据申请书认为于文玲与房管所签订的租赁合同无效的主张，缺乏依据，法院不予采信。对于王孜提出的合同无效的其他理由，亦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于文玲于1997年4月25日与房管所签订的《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王孜要求确认该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判决：驳回王孜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5元，由王孜负担（已交纳）。二审中当事人双方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上述事实有协议书、当事人陈述等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于文玲、房管所于1997年4月25日签订的《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是否无效。合同效力是法律对各方当事人合意的评价。合同无效是法律对当事人签订的合同予以否定评价，当事人订立合同时所预期的法律效果不能实现。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公房租赁是公房所有人或者管理人以出租人身份，将国家或者集体组织所有的房屋出租给承租人使用等，由承租人支付租金的民事法律行为，是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福利性住房分配的体现。公有住房制度改革前，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实行“统一管理，统一分配，以租养房”的公有住房实物分配制度。1998年7月3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宣布全国城镇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停止住房实物分配，全面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同时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本案中，1997年4月，通县农业技术推广站盖章同意将涉案直管公房的承租人由“王某”变更为于文玲，房管所同意办理变更手续，并与在通县农业技术推广站工作的于文玲签订了《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合同签订后，于文玲和家人实际居住在通县南大街xx号房屋并交纳房屋租金，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在王孜未提供证据证明王某及其家人共同实际居住在通县南大街xx号房屋的情形下，根据涉案公房的性质、分配时间、实际居住的情况，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我国法律应对房管所、于文玲签订的《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予以否定评价，故本院对王孜有关“房管所与于文玲1997年4月25日签署的承租合同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恶意串通侵害王某家庭成员权益，且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房管所、于文玲签订的《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应属无效”的上诉理由和请求不予采纳。综上所述，王孜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王孜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张印龙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王红涛法官助理 潘园园书 记 员 卢园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