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浙05民申15号 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郭佳蕾，女，1993年7月2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涛，浙江银湖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原审原告）：湖州经合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外环东路36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500790969026B。 法定代表人：黄培林，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傅建峰，浙江六和（湖州）律师事务所律 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钟斐燕，浙江六和（湖州）律师事务所律 师。 再审申请人郭佳蕾因与被申请人湖州经合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经合公司）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2019）浙0502民初12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郭佳蕾向本院申请再审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原审法院认为郭佳蕾的委托授权行为构成概括委托授权，系事实认定错误。1.原审法院在“本院认为”部分，自行设置了“委托人可以特别委托…”的小前提，并据以认定概括委托授权。本案不存在委托人“特别委托”的小前提。涉案的委托书并没有进行特别委托的意思表示，也不存在“特别委托”字样，整份委托书无“特别委托”的描述。原审法院自行杜撰了“特别委托”的小前提，并以此认定概括授权，无事实依据。2.概括授权在法理上是属于委托权限的范畴，并不属于委托事项的范畴。原审法院混淆了委托事项和委托权限的概念，将原本属于委托权限范畴中的概括授权，套用在委托事项中，属于法律理解和适用错误。3.委托事项和委托权限之间并不能相互等同。这一点从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五条，特别列举“委托事项”、“委托权限”的规定，也证实法律上的含义不同。原审法院以“委托一切事务处理”即委托事项等同“概括授权”，即委托权限是错误的。二、该委托书不符合法律上对于委托授权的规定，不构成法律意义的委托授权，不产生法律效力。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五条规定，委托代理授权采用书面形式的，授权委托书应当载明代理人姓名或者名称、代理事项、代理权限和期间，并由被代理人签名或者盖章。这些为委托书的必载事项，是授权委托书中最为重要的内容。如果委托书缺少该部分内容，相对人将无法根据委托书获悉代理人是否具有相应的代理权，除被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认外，不对被代理人产生效力。涉案的委托书缺少“代理事项”和“期间”两个必载要素，不构成有效的委托和代理。三、从交易惯例而言，郭佳蕾的该委托也不构成对于寿建康2017年3月22日签署反担保协议的委托。该委托书的委托时间是在2014年5月3日，而寿建康代签反担保协议的时间是在2017年3月22日。从时间跨度而言已经将近三年之久，如此长的时间跨度期间内存在重大不确定性，该委托事项也明显不符合常理。本案原审法院认定郭佳蕾委托寿建康对于2900万元的借款提供反担保，如此重大的担保金额，郭佳蕾事前不知情，不符合常理。事实上，光普公司在2015年3月、2016年3月、2017年3月均有2900万元的流动性贷款发生，期限均为一年期，该三次贷款均由经合公司提供担保。原审法院并没有认定2015年3月、2016年3月的两笔贷款由郭佳蕾提供反担保，而认定在间隔中间两年两笔贷款以后，且在郭佳蕾不具备股东身份的情况下提供反担保，缺乏相应事实依据。经合公司明显未尽到应有的审慎义务，对于数额如此大的反担保协议，经合公司未通过任何方式联系郭佳蕾进行征询意见或核对，不符合人之常情和交易习惯，且反担保协议既没有骑缝章也没有每页签字，存在篡改的嫌疑，原审法院却主观推定真实性，与事实不符。四、原审法院认定郭佳蕾为光普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事实认定错误。郭佳蕾于2011年3月23日从其父亲寿建康处受让取得光普公司股份时，尚未年满18周岁，且就读高中，是寿建康出于商业考虑让其代持股份，郭佳蕾作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按法律规定只能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相适应的法律行为，郭佳蕾代持股份期间一直在校上学，从未参加过光普公司的经营管理，原审法院认定郭佳蕾为光普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与事实不符。五、原审法院认定寿建康代签《反担保协议》的事实错误。寿建康并没有实施代签反担保协议的行为，原审法院以寿建康在反担保协议落款处签署“寿建康代郭佳蕾”的字样为由而认定寿建康代签了反担保协议是错误的。从该落款文字的表述来看，是寿建康代替了郭佳蕾在该协议中的地位，而不是代签。如果是代签行为的话，应表述为“郭佳蕾(寿建康代/代签)”。六、郭佳蕾因要出国留学数年，故于2014年5月3日书写了一份授权委托书，是为了便于其父亲寿建康代为行使光普公司相关股东权利的行为，寿建康作为实际股份持有人一直行使股东权益。2016年12月11日，郭佳蕾留学回国期间参加光普公司股东会，股东会通过决议由郭佳蕾将其持有股份全数转让给寿建康，光普公司于2016年12月26日完成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即便原审法院认为授权委托书有效，该授权委托书自郭佳蕾股份转让后其委托的基础已经消失，郭佳蕾已经没有事务需要寿建康代为履行，该份授权委托书已失去了法律效力。七、在寿建康代郭佳蕾与光普公司及经合公司签订反担保协议时，寿建康已经与光普公司及经合公司签订了反担保协议，寿建康在为光普公司提供反担保的情况下，又代郭佳蕾签订反担保协议的行为是在客观上减轻自己的法律责任，寿建康在代理委托行为时利益受益人却是受委托人本人，其行为存在明显的利益冲突，显然无效，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寿建康无效代理行为所产生的法律效力应由代理人本人承担，而寿建康因为光普公司提供反担保被法院判决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故本案更无理由让郭佳蕾承担清偿责任。八、根据原审法院另案作出的（2018）浙0502民初3799号民事判决书显示，原审法院判决光普公司支付经合公司垫付的代偿款29937687.26元，寿建康等人对光普公司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经合公司在光普公司所有股东及其配偶签订反担保协议之后，额外要求寿建康以郭佳蕾非股东的名义单独再另行签署反担保协议，这一行为既不符合常理，也严重损害郭佳蕾的利益，更减轻了经合公司、除郭佳蕾以外所有反担保人的责任，实属恶意串通。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之规定申请再审，请求撤销原审判决，驳回经合公司的诉讼请求，并由经合公司承担案件诉讼费。 经合公司答辩称，一、郭佳蕾在一审判决宣判后未上诉，原审判决已经生效，应驳回郭佳蕾的再审申请。郭佳蕾如认为一审判决错误的，应当提起上诉，通过二审程序行使诉讼权利。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当事人首先应当选择民事诉讼审级制度设计内的常规救济程序，通过民事一审、二审程序寻求权利的救济。再审程序是针对生效判决可能出现的重要错误而赋予当事人的特别救济程序。如在穷尽了常规救济途径之后，当事人仍认为生效裁判有错误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对于放弃上诉权利的当事人，不应再为其提供特殊的救济机制，否则将变相鼓励或放纵不守诚信的当事人滥用再审程序，从而使得特殊程序异化为普通程序。这不仅是对诉讼权利的滥用和对司法资源的浪费，也有违两审终审制的基本原则。本案中，原审法院作出（2019）浙0502民初1245号民事判决，判令郭佳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郭佳蕾对此并未提起上诉，应视为其接受一审判决结果。郭佳蕾在一审判决生效之后又对一审判决申请再审，明显与其在一审判决书送达之后对其诉讼权利的处分行为相悖，故应对其申请再审事由不予审查，驳回其再审申请。二、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原审判决从未认定郭佳蕾为光普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事实上，原审判决载明：“被告抗辩其授权委托的范围仅限于被告作为光普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对外的签字，但从其出具的授权委托书的内容审查，该授权委托书未约定授权委托的范围及期限，本院对其抗辩意见不予采信。”可见郭佳蕾为光普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一说，是由郭佳蕾自己提出的，用以抗辩寿建康在2017年3月22日反担保协议中的代签非授权委托书中意指的“对外签字”，但原审法院对该抗辩意见不予采信。2.原审法院虽未认定2015年3月及2016年3月的两笔贷款，但事实上，郭佳蕾所称2015年3月、2016年3月、2017年3月的三笔流动资金贷款，郭佳蕾与寿建康皆同时提供了反担保，因此按郭佳蕾所说的交易习惯，更应认定2017年3月的反担保协议为郭佳蕾本人的意思表示，寿建康代表郭佳蕾对外签字，其行为效力归于郭佳蕾。3.郭佳蕾称寿建康的代签行为“是寿建康代替了郭佳蕾在该协议中的地位，而不是代签”，该说法既牵强又与事实不符。事实上，寿建康本人于2017年3月19日针对该笔贷款已签署了自己的反担保协议，又何必在三日之后又代替郭佳蕾的地位再签一份，这显然不符合常理，郭佳蕾的辩解无任何依据。4.《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规定：委托人可以特别委托受托人处理一项或者数项事务，也可以概括委托受托人处理一切事务。郭佳蕾向寿建康出具的授权委托书载明：“本人郭佳蕾委托寿建康行使本人对外签字的权利，由此引起的一切责任由本人承担”，该委托书已明确表示郭佳蕾委托寿建康对外签字。因此，原审法院认为寿建康受托代表郭佳蕾对外签字，其行为效力应当归于郭佳蕾。三、在郭佳蕾最初持有股份所谓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与本案没有关联，该情形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后面的持股已经消失。2016年12月11日，郭佳蕾回国参加股东会，并且把股权转让给寿建康的事实，从工商登记的内容看，对该事实没有异议，如果按照郭佳蕾的逻辑，在郭佳蕾把股权转让后也应该以书面的形式通知经合公司，在郭佳蕾转让股份后不再提供担保，或者撤回原先的授权委托，但事实上并没有这个行为。四、关于寿建康本人签署反担保协议书后又代郭佳蕾签署反担保协议，这一行为本身并不减轻其他反担保人的自身法律责任，也不存在寿建康本人受益的问题。本案中是多个自然人以及单位的连带保证，从法律规定来说并未对担保人的人数有限制，其最终目的是保证主债务人债权的实现，所以跟担保人的人数没有任何关系。五、关于委托书缺少代理事项和代理期限问题，无论是原先的民法通则还是现在的民法总则，对于委托代理的规定均是倡导性、指导性的规定，相关内容的缺失并不构成法律效力的缺陷，本身可以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作出推定，因此本案中的授权委托书是合法有效的，而所谓的2017年3月22日寿建康代签反担保书，时间间隔三年，该贷款是每年周转一次，在周转的过程中经合公司都是要求原先的反担保人出具反担保的手续，这是几年连续的行为。六、关于寿建康没有告知郭佳蕾代签反担保书的情况，这是寿建康与郭佳蕾之间内部的委托授权关系，并不影响本案中反担保协议，而事实上经合公司认可寿建康代签，是有郭佳蕾自己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和自2015年以来一贯由寿建康代郭佳蕾签署反担保书，所以经合公司认为寿建康一方面是郭佳蕾的父亲，另一方面有郭佳蕾的书面授权以及2015年以来的代签惯例，所以也不存在所谓的郭佳蕾事后追认的问题。综上，寿建康代签的行为是具有代理的法律效力，其法律效果应归于郭佳蕾，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郭佳蕾再审申请。 本院经审查认为，综合再审申请人郭佳蕾的申请再审事由、被申请人经合公司的答辩意见以及再审审查期间听证调查情况，本案再审审查期间双方当事人的主要争议焦点为郭佳蕾出具给寿建康的授权委托书是否有效以及郭佳蕾是否应当对经合公司承担反担保义务的问题。 根据经合公司在本院再审审查听证调查时举出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流动资金保证借款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借款凭证、反担保书、反担保协议等证据，结合当事人在原审诉讼期间所举的证据，能够证明，2014年4月9日，光普公司与湖州吴兴农村合作银行城西支行（现已更名为湖州吴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溪支行，以下简称吴兴银行）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光普公司向吴兴银行借款2900万，借款用途约定为购单晶硅片，该笔借款由经合公司、湖州仁皇山经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经编公司）提供保证担保，出借人吴兴银行与担保人经合公司、经编公司于2014年4月9日另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并由包括寿建康、郭佳蕾在内的光普公司股东及其股东夫妻等人于2014年4月9日出具反担保书，向经合公司提供反担保，反担保的形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二年，反担保的范围为经合公司所承担的担保责任及经合公司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调查费、诉讼费、律师费、交通费等费用。上述借款到期后，光普公司以以贷还贷的形式向吴兴银行进行续借，借款金额仍为2900万元，连续续借到2017年。其中，吴兴银行与光普公司、经合公司、经编公司于2015年3月签订《流动资金保证借款合同》，约定：吴兴银行出借给光普公司2900万元，借款期限为自2015年3月至2016年3月止，借款用途为归还借款，并约定该借款由经合公司和经编公司提供保证。2016年3月24日，吴兴银行与光普公司、经合公司、经编公司签订《流动资金保证借款合同》，约定光普公司向吴兴银行借款2900万元，借款用途为归还贷款，借款期限自2016年3月24日至2017年3月23日止，并约定该借款由经合公司和经编公司提供保证。2016年3月，担保人经合公司与借款人光普公司以及寿建康等反担保人签订《反担保协议》，该《反担保协议》所列的反担保人中有郭佳蕾的名字，寿建康代郭佳蕾在《反担保协议》上签名。2017年3月22日，吴兴银行与光普公司、经合公司、经编公司签订《流动资金保证借款合同》，约定光普公司向吴兴银行借款2900万元，借款用途为归还贷款，借款期限自2017年3月22日至2018年3月21日止，并约定该借款由经合公司和经编公司提供保证。2017年3月22日，担保人经合公司与借款人光普公司以及反担保人郭佳蕾签订《反担保协议》，寿建康代郭佳蕾在《反担保协议》上签名。此外，原审法院（2018）浙0502民初3799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了经合公司与光普公司以及寿建康等其他反担保人另行于2017年3月签订了《反担保协议》的事实。 综上，自2014年4月至2017年3月期间，郭佳蕾共涉及3次提供反担保，其中，2014年4月9日的《反担保书》上郭佳蕾的签名系由其本人所签。郭佳蕾出国期间，于2014年5月3日出具了《授权委托书》，载明：本人郭佳蕾委托寿建康行使本人对外签字的权利，由此引起的一切责任由本人承担。故2016年3月和2017年3月22日的《反担保协议》均由寿建康代郭佳蕾所签。 根据以上事实，首先，郭佳蕾作为光普公司的股东，为2014年光普公司向吴兴银行的借款向担保人经合公司提供反担保，并在2014年4月9日的《反担保书》上签名，系其愿意提供反担保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反担保行为合法有效。其次，此后因郭佳蕾出国求学，其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其父亲寿建康代行其对外签字权利。寿建康据此在后续的《反担保协议书》上代郭佳蕾签名。郭佳蕾出具的《授权委托书》虽欠缺代理事项和代理期间等宣示性条款要素，并不意味着代理授权行为不成立或者无效，且无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等法律均未明确规定此种情形属于无效代理授权行为。郭佳蕾的《授权委托书》出具于2014年，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五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的委托代理，可以用书面形式，也可以用口头形式。法律规定用书面形式的，应当用书面形式。书面委托代理的授权委托书应当载明代理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代理事项、权限和期间，并由委托人签名或者盖章。委托书授权不明的，被代理人应当向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代理人负连带责任。”因此，即使案涉《授权委托书》属于授权不明的，郭佳蕾作为被代理人，亦应依法向经合公司承担民事责任。再是，我国民事法律并不禁止自然人为他人提供反担保，故即使郭佳蕾转让了公司股份不再是光普公司的股东，仍可以依法为他人提供反担保。且结合本案案情，案涉借款担保交易习惯，郭佳蕾与寿建康的家庭身份关系，郭佳蕾的意思表示及本案当事人行为的连续性等考量，郭佳蕾在回国及转让股份后，既未解除寿建康的代理权，又未向经合公司等当事人明确表示要求撤销授权委托，在案涉《授权委托书》代理事项和代理期间欠缺情形下，仍放任寿建康继续行使代理权，其法律后果依法应由郭佳蕾承担。授权委托书可以直接证明代理权的存在，即使在代理人和被代理人之间的内部关系中，委托合同已经终止、无效或被撤销等，只要授权委托书没有收回或者宣布被撤销，相对人经合公司基于对该授权委托书的信赖，与代理人寿建康进行的法律行为仍然应当受到保护。故应认定寿建康受郭佳蕾委托在《反担保协议》上代郭佳蕾签名的行为合法有效。 关于郭佳蕾提出寿建康在其本人与经合公司签订反担保协议后又代郭佳蕾与经合公司签订反担保协议系在客观上减轻自己的法律责任，其行为存在利益冲突的主张。因寿建康根据郭佳蕾的授权委托在《反担保协议》上代其签名，系寿建康依据代理法律关系履行代理行为，无主观追求减轻自身担保责任的故意，且无证据证明寿建康作为郭佳蕾的父亲有故意损害女儿的行为。即使客观上可能造成减轻其他反担保人内部担保份额责任，亦不影响代理行为的效力。 此外，原审判决在事实认定部分并未认定郭佳蕾曾担任过光普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事实。 结合寿建康与郭佳蕾系父女身份关系、郭佳蕾本人在2014年4月9日反担保书上签名、借款及反担保系自2014年至2017年的连续行为等情形，应当认定寿建康受托代表郭佳蕾对外签字，其行为效力归于郭佳蕾。在本案中，经合公司作为担保人已经向吴兴银行履行了清偿责任，经合公司依据其与郭佳蕾之间的反担保协议的约定，在保证期限内要求郭佳蕾承担清偿责任，于法有据，原审判决郭佳蕾作为反担保人，对主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无不当。郭佳蕾的再审申请理由均不能成立。 郭佳蕾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第（六）项规定的再审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再审申请人郭佳蕾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沈 杰 审 判 员  李天蔚 审 判 员  朱 芸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八日 法官助理  施佳芳 书 记 员  王如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