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2民终344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竺明芳，男，1970年1月25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宁波市奉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贝贝，北京盈科（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众诚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中心支公司。住所地：宁波高新区聚贤路587弄15号3#楼029幢9-1。 主要负责人：贺岳，该支公司副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邬晓霞,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利军,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竺明芳因与被上诉人众诚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众诚保险公司）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浙0291民初28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7日立案受理后独任审理，经阅卷并询问当事人，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竺明芳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本案中，众诚保险公司未向法院提交保单或保险合同，无证据证明其与竺明芳就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等事宜进行过约定，也未进行过告知。此外，本次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是竺明芳闯红灯所致，并非一审法院所认定的营运行为；2.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保险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应以约定为前提。保险公司应对该免责情形在合同中明确约定，否则对被保险人不产生效力。保险法规定保险公司因无证驾驶、酒驾等情形免责的，应尽到提示说明义务，根据举重以明轻的原则，即使竺明芳对车辆的使用存在保险标的危险程度增加的情形，在众诚保险公司未尽提示说明义务的情况下，其不能免责。 众诚保险公司辩称，竺明芳投保时以家庭自用车投保了非营运车险，实际却将车辆用作滴滴运营，涉案交通事故也是发生在车辆接单运输滴滴乘客过程中。涉案车辆用于滴滴运营持续时间长、频率高，导致发生事故的风险和概率显著提升，因此可以认为构成保险标的危险程度增加，竺明芳没有及时通知保险公司，众诚保险公司依法不承担赔偿责任。 竺明芳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众诚保险公司支付车辆修理费136600元、拖车费350元；2.众诚保险公司支付评估费4300元。一审审理过程中，竺明芳变更第一项诉请中修理费金额为1196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0月10日上午7时59分许，竺明芳通过打车软件接到网约车订单一份。竺明芳驾驶浙Ｂ1××××号小型汽车接到乘客后，在沿鄞州大道由南向北行驶至湖下路路口时未按照交通信号灯规定通行，与由北向东左转弯的案外人蒋伟峰驾驶的浙Ｂ9××××号小型轿车发生碰撞，造成竺明芳车上乘客徐红飞受伤，两车受损的交通事故。2018年12月24日，宁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鄞州大队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竺明芳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竺明芳为浙Ｂ1××××号小型汽车在众诚保险公司处投保车辆损失险211399.4元（不计免赔）、商业三者险500000元（不计免赔），保险期间自2018年6月3日起至2019年6月2日止。保单上的车辆使用性质为非营业个人。竺明芳于2016年5月8日在滴滴平台注册，2017年10月12日绑定浙Ｂ1××××号小型汽车，该车自2018年6月3日至2018年10月10日共完成网约车订单445单。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众诚保险公司是否应当在车损险内赔偿的问题。竺明芳主张其在望湖市场有摊位经营，仅空闲时间偶尔接几单网约车业务，2018年6月至10月间除6月份因刚离职接单较多外，之后每个月接单天数均在十天左右，每天接单时间2-3小时，尚不构成对车辆使用性质的改变；竺明芳主张保险公司免责，应当尽到告知义务，否则不能免责，且投保时众诚保险公司未询问竺明芳车辆性质。众诚保险公司辩称，自用车辆的使用人是车主及家人，如从事滴滴营运，车辆使用的对象、运行范围、里程都不特定，属于将车辆做营运之用；保险合同已经送达给了竺明芳，且本案属于法定免责。该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保险人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被保险人未履行前款规定的通知义务的，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保险合同是双务合同，保险费与保险赔偿金为对价关系，保险人依据投保人告知的情况，评估危险程度而决定是否承保以及收取多少保险费。保险合同订立时，保单上保险标的的情况按一般生活经营均系由投保人提供，本案保单上载明车辆使用性质为非营业个人，竺明芳以众诚保险公司未询问车辆用途为由要求其承担保险责任的主张不予支持。保险合同订立后，如果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保险事故发生的概率超过了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对事故发生的合理预估，如果仍然按照之前保险合同的约定要求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对保险人显失公平，此系法定免责事由，而非保险公司以格式条款约定，不受免责条款未经告知无效的法定限制，故该院对竺明芳关于众诚保险公司未履行说明告知义务为由要求其承担保险责任的主张不予支持。2018年6月3日至2018年10月10日，竺明芳共完成网约车订单445单，接单量大、接单频率高，并且事故发生时亦处于接单送客过程，已经超出一般非营业个人车辆的正常使用范围，构成对车辆使用性质的改变，客观上显著增加了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竺明芳应当及时通知众诚保险公司，众诚保险公司可以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返还剩余保险费。竺明芳未履行通知义务，且其营运行为直接导致了本次交通事故的发生，众诚保险公司在车损险内不负赔偿责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竺明芳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125元，减半收取1562.5元，由原告竺明芳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二条：“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保险人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被保险人未履行前款规定的通知义务的，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竺明芳向众诚保险公司投保了车辆损失险，其中载明投保车辆使用性质为非营业个人，但在实际使用过程中，竺明芳不仅将投保车辆用于家庭使用，还另用于滴滴运营，其对车辆使用性质的改变增加了保险标的的危险，应及时通知众诚保险公司，因其未履行上述义务造成涉案车辆损失，众诚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竺明芳主张其偶尔使用车辆载客的行为不构成对车辆使用性质的改变，保险公司应当赔偿，本院认为，涉案投保车辆在投保前已被竺明芳绑定于滴滴平台用于运营，此后竺明芳仍按照“非营业个人”的车辆使用标准向众诚保险公司投保，其应特别注意该车辆的使用性质，避免经营性使用，但竺明芳仍在投保后使用涉案车辆进行滴滴运营，对于本次交通事故造成的车辆损失，保险公司有权不予赔偿。竺明芳还主张众诚保险公司对于上述保险标的危险程度增加，保险公司不予赔偿的条款未尽提示说明义务，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第二款规定，保险人因投保人、被保险人违反法定或者约定义务，享有解除合同权利的条款，不属于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因此，保险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条款属于保险人享有解除合同权利的条款，而非免责条款，保险人无需尽到提示说明义务，故本院对竺明芳的上述主张不予支持。 综上，竺明芳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125元，由上诉人竺明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员 张颖璐 二〇二〇年九月八日 代书记员 阮伊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