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京03民终209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JennyZheng（中文名：彭枫），女，1963年11月12日出生，住美国密歇根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洪灯，北京金诚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廖秀华，女，1975年7月30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剑波，上海市郑传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JennyZheng（中文名：彭枫，以下称彭枫）因与被上诉人廖秀华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5民初75505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彭枫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洪灯、被上诉人廖秀华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剑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彭枫上诉请求：撤销一审裁定，指令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实体审理，上诉费由廖秀华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未能正确判断彭枫的诉讼身份以及其他法定继承人与本案的关联，错误提出“合同相对方法定继承人”这一诉讼身份，彭枫无义务、无权利追加其他法定继承人参与诉讼。（一）彭枫主要诉讼请求在于请求确认××（中文名：郑某1，以下称郑某1）对廖秀华违反公序良俗的赠与行为无效。该赠与法律关系发生于郑某1与彭枫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彭枫对赠与财产享有所有权和平等处分权，因此彭枫以利害关系人身份起诉不存在问题。实际上郑某1本人是实施侵权行为的人，而彭枫才是权利受到侵害的人。从权利角度上看，仅彭枫本人享有要求确认赠与合同无效的权利，郑某1作为侵权人没有相应权利，更不用说是否可以由其法定继承人继承。从公序良俗角度上看，该种对于婚外情人的赠与行为亦违背了夫妻忠实义务，侵害了社会公序良俗，应当宣告无效。郑某1本身即为行为过错方，对于廖秀华的赠与行为属于“不法原因给付”。因此，即使郑某1未逝世，其亦不能依据公序良俗原则主张赠与合同无效。（二）一审法院要求追加郑某1的法定继承人为本案当事人显属错误，一方面，在彭枫以配偶身份起诉的情况下，其他继承人与本案无关，不应追加；另一方面，在郑某1尚不具备诉权的情况下，法定继承人与本案无利害关系且无法以“合同相对方法定继承人”身份参加诉讼。彭枫提起本案确认赠与合同无效纠纷，主要基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夫妻共同财产被配偶无权处分，利害关系人只有彭枫一人。从赠与行为发生时的角度看，该行为发生时继承尚未发生，在当时其他法定继承人对于郑某1的财产根本无继承权，且该赠与行为亦不损害其任何权益。从现有法律关系判断，该财产目前仍登记在廖秀华名下，从法律状态上依旧属于廖秀华的财产而非郑某1的遗产。仅当彭枫的请求得到支持，该财产状态得以正确恢复后，其他法定继承人方能要求分配相应份额。因此在本案中，郑某1法定继承人与本案无利害关系。（三）彭枫无权、无义务追加他人参与诉讼，追加他人参与诉讼的权力主体在法院而不是彭枫。假设其他法定继承人诉讼地位为共同被告，我国法律没有规定彭枫追加其他法定继承人为被告的义务，且彭枫追加其他法定继承人为被告缺乏请求权基础。本案请求权基础在于赠与行为侵害彭枫的财产权利，但除廖秀华之外的其他法定继承人并未侵害彭枫法定权益，因此彭枫将其他法定继承人列为共同被告缺乏请求权基础。不排除部分法定继承人愿意放弃继承权的情况，对该类法定继承人将其强行追加为共同被告并进行财产分配实际上是对其他法定继承人真实意思无视，该种处理方式将法定继承人继承财产的权利变成了一种无法拒绝的义务。假设其他法定继承人的诉讼地位为共同原告，根据法律规定也只能由当事人申请参加诉讼或者法院将其他法定继承人列为共同原告，彭枫无权追加。本案中郑某2不可能同意作为原告来起诉其母亲，而法院只能通知其他法定继承人参加诉讼，是否参加最终还是由其他法定继承人决定，法院都无法强制其参加诉讼，要求彭枫追加其他人为共同原告更是无稽之谈。假设其他法定继承人的诉讼地位为第三人，彭枫也无权利进行追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应当以起诉的方式参与诉讼，而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是通过第三人申请或者人民法院通知的方式参加诉讼。彭枫无权将其他法定继承人以第三人身份追加入本案诉讼中。（四）假定本案存在缺少必要共同诉讼当事人的情况，根据法律规定法院亦不能驳回起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七十三条、第七十四条规定，即使本案真的存在其他必要共同诉讼当事人，一审法院也应当通知其他当事人参加诉讼。至于其他当事人是否参加诉讼，是其对诉讼权利是否行使的自由选择权利，法院无权干涉。因此即使确实缺少必要共同诉讼当事人，其不参加诉讼也不影响法院对案件的审理和依法判决。二、一审法院在未进行任何实质审查且无证据的情况下，直接对部分不清楚的案件事实作出认定，并以此为前提作出驳回起诉裁定是明显错误的。一审法院未经实体审查将郑某2认定为法定继承人并要求彭枫将其纳为本案当事人，但是对于郑某2是否属于郑某1子女这一实体问题，廖秀华并未提供充分证据且相关证据未经过公证认证，不符合证据的合法性要求。对于廖秀华的职业状态一审法院也在廖秀华未提交任何证明材料的情况下，直接作为真实情况写入裁定书，而该情况是否属实还有待核查。三、实践中与本案相似的案件大多数法院均未认定其他继承人为必要诉讼人并要求其参与诉讼。即使存在少数法定继承人参与诉讼的案件，其原因也是由于涉案法定继承人同样接受了赠与人的赠与。廖秀华辩称，同意一审裁定，不同意彭枫的上诉请求。第一，本案不存在赠与合同关系，没有发生赠与行为。一审中廖秀华已向法院提供了购房合同、房产证、银行转账凭证、开发商出具的发票收据以及购房款来源等证据证明两套涉案房屋是廖秀华自己出资购买的，不存在郑某1将这两套房屋赠与给廖秀华的事实。第二，郑某1与廖秀华同居期间生育了一个女儿，三人在北京共同生活，同居期间家庭开支等所有费用都是廖秀华支付的。其间郑某1向廖秀华通过银行转账30万元，这些钱是女儿的抚养教育费用，郑某1每月收入大概在14万余元，每月支付女儿3、4万元的抚养费完全在合理的范围内，所以本案不存在郑某1赠与廖秀华房产和其他财物的事实，不是赠与合同关系。第三，彭枫的诉讼主体不适格。郑某1与廖秀华之间不存在赠与行为，假设赠与事实存在，郑某1已于2019年3月21日去世，按照法律规定继承自被继承人死亡时发生，原来属于郑某1的部分财产已经由继承人继承，现在的继承人除了彭枫及其两个女儿外，还有郑某1与廖秀华的女儿，此外郑某1的父母也都健在，这些财产应当由全体法定继承人来继承，财产的属性已经属于全体继承人共同共有，只是没有分割，彭枫的主张侵犯了其他继承人的权益。综上，郑某1与廖秀华之间不存在赠与合同关系，没有发生赠与行为，假设赠与事实存在，彭枫也不是适格主体，请求驳回彭枫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裁定。彭枫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确认郑某1向廖秀华赠与昆山市花桥镇商祥路36号天工国际大厦2号楼1009室和1102室房产（以下分别简称1009号房和1102号房）、现金人民币1473287.79元、美元44492.58元、苹果手机一部行为无效；2.请求判令廖秀华配合彭枫将现登记在其名下的1009号房和1102号房变更登记在彭枫名下，并腾空交还给彭枫，苹果手机一部交还给彭枫；3.判令廖秀华返还彭枫现金人民币1473287.79元、美元44492.58元或等值人民币。一审法院认为，彭枫与郑某1于1995年9月8日登记结婚，婚后育有两女，分别是××和××，现均已成年。廖秀华与郑某1育有一女郑某2，尚未成年。郑某1于2019年3月21日死亡。本案系彭枫起诉要求确认郑某1与廖秀华之间事实赠与合同无效纠纷，在郑某1已去世的前提下，彭枫无论以利害关系人身份起诉还是以合同相对方法定继承人身份起诉，均应增加同为郑某1法定继承人的三个子女为本案当事人。但庭审中经法院反复释明，彭枫仍坚持本案起诉时当事人进行诉讼。故法院认为，本案缺少必要诉讼当事人，对于彭枫的起诉，法院应于驳回。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之规定，裁定：驳回JennyZheng（中文名：彭枫）的起诉。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认为：夫妻在其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对夫妻共同财产不分份额地共同享有所有权和平等的处理权。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彭枫与郑某1于1995年9月结婚，彭枫所主张郑某1生前向廖秀华赠与财物的行为发生在其与郑某1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本案彭枫有权提起诉讼主张权利，法院应对当事人之间赠与行为之相关争议进行实体审理并依法作出判决。一审法院裁定驳回彭枫的起诉，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二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5民初75505号民事裁定；二、本案指令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审理。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何灵灵审 判 员 王 黎审 判 员 陈 静二〇二〇年九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卫孚嘉法官助理 赵 纳书 记 员 高 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