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赣01民终225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都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赣州中心支公司，住所地：江西省赣州市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香江大道北侧、华坚北路西侧赣州国际企业中心B12号楼301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700667499858W。 负责人：马小明，系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余香成，江西锦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雪英，江西锦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红，女，1966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章春霞，上海天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胡锋，男，1996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昌一微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迎宾北大道1088号澜花语岸逸园1号-4号楼商铺107（第1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104MA35JDQG2A。 法定代表人：周建华，系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磊，男，1981年4月20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系该公司销售员。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西巴夫洛供应链有限公司，住所地：南昌市新建区长堎镇长富大道269号5楼（公交总站大楼内），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122MA35GAHH96。 法定代表人：李**赟，系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闵林霞，浙江民禾（南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佩褀，浙江民禾（南昌）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都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赣州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都邦保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李红、胡锋、南昌一微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微公司）、江西巴夫洛供应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巴夫洛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20）赣0103民初18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通过阅卷、询问等方式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都邦保险公司上诉请求：（一）请求依法改判原审判决多判决的保险金207338.58元；（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被上诉人南昌一微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将非营业汽车用于汽车租赁，本身属于营运，明显构成改变车辆使用性质（保险标的用途的改变），构成“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至于承租人将租赁车辆用于何种用途并不影响保险车辆从被保险人手上已经改变使用性质的客观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四条规定：“人民法院认定保险标的是否构成保险法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时，应当考虑以下因素：（一）保险标的用途的改变；……”如投保人对于企业非营业用汽车进行投保，投保时明确承保车辆的用途是企业非营业用，后该车辆转让给汽车租赁公司，汽车租赁公司将此车用于租赁。此种情形属于保险标的用途改变，而这种改变使保险标的所面临的风险极大增加。在此种情形下，被保险人或受让人应将车辆转让给汽车租赁公司用于租赁告知保险公司，让保险公司来选择增加保险费或解除合同。具体到本案，投保时案涉保险车辆投保人系赣州玖发新能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投保时车辆使用性质为非营业用，但出险时该车已转让给被上诉人南昌一微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且用于租赁业务，明显改变了车辆用途，属于保险法规定的“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情形。而且依社会生活经验，各个不特定的承租人在驾驶水平、行使区域、用车安全注意程度以及车辆使用频率等方面的差异都会导致车辆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2.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汽车租赁经营业务属于道路运输经营相关业务，其性质依法应认定为营业运输。根据《江西省道路运输条例》第二条规定：“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道路运输经营、道路运输相关业务及其管理活动，应当遵守本条例。本条例所称道路运输经营，包括道路旅客运输经营（以下简称客运经营）和道路货物运输经营（以下简称货运经营）客运经营包括班线客运、包车客运、旅游客运、城市公共汽（电）车客运、出租汽车客运。出租汽车包括巡游出租汽车（以下简称巡游车）和网络预约出租汽车（以下简称网约车）。本条例所称道路运输相关业务，包括道路运输站（场）经营、机动车维修经营、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汽车租赁经营。道路运输站（场）包括客运站和货运站（场）。”据此，汽车租赁经营属于道路运输相关业务，即营业性运输，应受《江西省道路运输条例》的相关规定调整。本案被上诉人南昌一微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依法取得租赁业务的营业执照，其从事的“汽车租赁经营”业务属于上述法规规定的道路运输相关业务，即营运活动。改变车辆使用性质是针对被保险人使用保险车辆的用途而言的，车辆实际使用人如何使用车辆并不影响车辆用途的改变。保险车辆使用性质以投保时保单记载的车辆使用性质为准，具体到本案即“非营业用汽车”。出险时，该车是否改变车辆使用性质则是以被保险人是否将保险车辆用于“非营业用”作为衡量标准，如果被保险人将保险车辆用于“汽车租赁经营”等营业性运输，则明显构成“保险标的用途的改变”。而至于承租人租赁保险车辆后是自己使用还是再次用于个人营运，则并不影响该保险车辆在租赁之时即已改变原有非营业用途的性质。以共享汽车为例，不特定的车辆使用人通过网络平台App扫码租赁共享汽车供个人代步使用，我们不能以实际使用人未将租赁而来的共享汽车用于营运从而来否认共享汽车本身的营运性质。而本案的汽车租赁与共享汽车的差异无非在于汽车租赁方式的不同，一个线下一个线上，仅此而已，并无本质区别。原审判决以承租人将租赁车辆用于自行使用未再次用于营业，从而认定保险车辆未改变使用性质，显然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3.本次事故发生在保险车辆用于租赁期间，且承租人江西巴夫洛供应链有限公司是在送货过程中发生的交通事故，案涉事故与车辆出租明显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原审判决认定“事故发生于车辆出租没有因果关系”显与事实不符，恳请二审依法予以纠正。试想一下，如果南昌一微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不将车辆出租出去，那么承租人江西巴夫洛供应链有限公司的雇员胡峰又如何能够驾驶案涉保险车辆，从而发生本次交通事故。现南昌一微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以收取租金为目的将保险车辆出租的行为，与其投保时选择的“非营运”的使用性质明显不同，车辆出租行为本身即意味着提高了车辆的出行频率，且将车辆出租给不同（不特定）驾驶资质（技能）的第三人使用，势必会增加出险的机率。且通过法庭调查，保险车辆出租之后，承租人江西巴夫洛供应链有限公司将车辆用于给其不特定的客户配送货物，事故发生在配送货物过程中，承租人频繁地使用保险车辆用于配送货物明显增加了保险车辆的危险程度，租赁期间发生交通事故与租赁行为之间明显存在因果关系。此外，原审判决酌定手镯财产损失2000元明显证据不足。综上所述，案涉保险车辆系非营业用性质，但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将该车用于租赁营运业务，明显改变了车辆使用性质。且案涉事故发生于承租人使用保险车辆配送货物过程中，事故发生与租赁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根据保险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因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上诉人依法不承担商业三者险的理赔责任。据此，恳请撤销原判，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李红答辩称，一、保险公司对于免责条款未尽到提示、说明义务。虽然《保险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保险人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保险人解除合同的，应当将已收取的保险费，按照合同约定扣除自保险责任开始之日起至合同解除之日止应收的部分后，退还投保人”、第二款规定，“被保险人未履行前款规定的通知义务的，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但是，违反该条规定，并不会触及国家、集体、社会公共的利益，仅仅是涉及到保险合同主体之间的权益，其中的“应当”主要是倡导性表述，因此本条不应被理解为禁止性规定。同时，并无法律、行政法规明确禁止被保险人改变车辆的使用性质即从家庭自用汽车、非营业用汽车转变为从事营业运输，保险法也未将“被保险人改变车辆的使用性质”明确定性为使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行为，因此保险公司所主张的免责事由并不符合最高法院保险法解释（二）第十条“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因此，保险公司仍应当按照《保险法》第十七条、最高法院保险法解释（二）第十一、十二、十三条的规定就免责条款向投保人履行充分的提示和明确的说明义务，否则该条款不产生效力。二、被保险人未擅自改变车辆使用性质。交通部、国家经委于1986年联合发布的《公路运输管理暂行条例》第五条规定，“公路运输分为营业性、非营业性两种。营业性运输指为社会提供劳务、发生各种方式费用结算的公路运输；非营业性运输指为本单位生产、生活服务，不发生费用结算的公路运输。”《道路运输条例》虽未明确区别营业运输与非营业运输，但根据其立法精神以及交通部的有关规定，结合（GA802-2014）《机动车类型术语和定义》对于营运车辆的定义，以及（GA802-2014）《机动车类型术语和定义》对于八类营运车辆的分类和定义，可以看出，“营业运输”的行为存在两个判断标准：客观上的专业性（专门从事），主观上以获取利润为目的。而本案中，涉案车辆并不符合以上两点。被保险车辆不以获取利润为目的经常性从事运输活动，本质上与自身频繁使用并无区别，法律以及保险合同亦不应限制被保险人对于机动车的使用次数和使用频率。公司用车履行公司职责活动不应当被定性为营业运输。三、公司租车使用并未使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增加与发生的交通事故之间无因果关系。交警部门依据法律规定结合事实作出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会从因果关系上分析和认定单次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力，并据此划分事故各方责任，认定因果关系运用的是“近因原则”，即造成损失最直接、最有效的，起主导或支配性作用的原因。而保险法中规定的以及保险条款中约定的“因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中所指的因果关系，并非单次交通事故的原因力，更多是指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增加后，交通事故发生的风险以及概率的增大。本次事故中，被上诉人胡锋是取得了相应车型的驾驶资质的，公司将车辆租赁过来并未从事以获利为目的的运输活动，并没有增加机动车的危险程度，本次发生交通事故的原因是被上诉人胡锋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发生的与车辆租赁给单位使用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此外，答辩人认为，虽然《江西省道路运输条例》第二条规定对于道路运输经营做了规定，但是汽车租赁给其单位使用，租赁后的被保险车辆并未从事营业运输，不应认定为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的显著增加。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增加与发生的交通事故之间并无因果关系。四、原审判决酌定手镯财产损失2000元合理合法。交通事故认定书中确认了答辩人手镯损失的事实，答辩人手镯本为多年前购买无法提供购买凭证，因此原审法院并未按照答辩人的诉请判决手镯本身金额，而是综合考虑酌定手镯财产损失2000元，该认定合理合法，并无不当。五、本案一审诉讼费应当由原审各被告按照责任比例承担，二审诉讼费由被答辩人承担。综上所述，答辩人恳请法院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一微公司答辩称，此次案件的营运和非营运有本质差别，我公司是生产租赁销售企业，当时和上诉人的保险购买中有租赁对接，我们租给巴夫洛公司的车辆是营运车辆。 被上诉人巴夫洛公司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上诉人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没有任何依据。南昌一微公司在保险期内将车辆用于出租，但事故发生时车辆由答辩人自行使用，并未用于网约车营运，系公司员工正常使用行为，并未改变车辆使用性质。车辆属“营运”抑或“非营运”的分类来源于《机动车类型术语和定义》（GA802-2014），该文件是车辆登记管理中的分类标准。本案中，当事人的争议问题涉及的法律关系是保险合同关系，保险行业对使用性质的分类标准与车辆登记层面的分类标准并不相同。各保险公司在进行车辆性质分类时，其分类标准和类别不一而足，保险费率亦有差异，例如，有保险公司将车辆区分为家庭自用客车、非营业企业客车、非营业个人货车、营业个人出租/租赁、营业企业出租/租赁等。因此行政管理方面的认定标准并不必然成为民事争议的判断依据。事故发生时的被保险人为赣州玖发新能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而赣州玖发新能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汽车租赁业务，办理保险业务时被答辩人应当对投保主体的经营范围、批量投保车辆的实际用途进行审查，但被答辩人并未进行审查，该行为不符合客观商业规律，据此可以认定被答辩人对涉案车辆用途属于明知，故不能认定事故车辆的实际用途和性质发生了改变，且答辩人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尽到了提示义务，故上诉人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没有任何依据。答辩人在此次事故中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二、肇事车辆的危险程度并未显著增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保险人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保险人解除合同的，应当将已收取的保险费，按照合同约定扣除自保险责任开始之日起至合同解除之日止应收的部分后，退还投保人。被保险人未履行前款规定的通知义务的，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此类情况下，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构成要件有二，一是使用性质发生变更，二是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哪怕根据上诉人所称肇事车辆改变了使用性质变更，但其危险程度并未显著增加。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是指合同成立期间未曾预见到的显著的未曾间断的危险状况的显著增加。突出体现在未曾预见性、显著性、不间断持续性，且危险程度与保险事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本次保险事故的车辆租赁使用人胡锋具有法定驾驶资格，其通过驾驶答辩人租赁的车辆用于公司日常使用。本次保险事故是胡峰驾驶肇事车辆紧靠右侧车道分道虚线行使，从而导致车辆右前侧与交通事故受害者李红的电动车左侧及身体发生碰挂造成交通事故。机动车本身具有高速移动的危险属性，这起保险事故是可预见的普通交通事故，肇事车辆也不存在处于持续性显著危险状态，无法认定此次交通事故的发生与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有内在因果关系。至于投保人改变车辆使用性质没有通知保险人，进而发生保险事故的事实，是保险人与投保人之间履行保险合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不影响被答辩人对交通事故受害者李红进行赔偿，被答辩人不能免除本案的赔偿责任。所以，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三、如被答辩人免责理由成立，商业险也应由被上诉人南昌一微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承担。本案中答辩人并非保险人，答辩人在与南昌一微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微公司”）签订租赁合同时，一微公司从未将保险单出示过，对答被辩人的免责事由完全不知情。免责事由里面约定车辆被转让系一微公司违反约定，而答辩人并无过错。根据车辆租赁合同，车辆发生意外时，保险公司实行限额赔付，乙方承担限额费用以外的保险费用。事故发生后，答辩人仅收到保险单，并不知限额以外的赔付费用是什么费用。该条款应当是一微租赁公司拟定的格式条款，其应有提示说明的义务，应当提醒答辩人注意该条款为免除或限制答辩人责任的条款并按照答辩人要求予以说明。格式条款提供的一方，免除其主要义务，而排除当事人主要权利的格式条款应当无效。因此，根据租车合同的约定该合同的第三条乙方的权利义务第九小条应为无效条款，如果答辩人的拒赔理由成立，则应当由一微公司承担拒赔的相应责任。综上所述。原审人民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合法合理。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 李红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各被告共同赔偿原告共计362783.09元。精神损害赔偿金在交强险限额内优先赔偿，交强险（12万元）、商业险（100万元）一并处理。2、判令各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9年9月28日8时29分许，被告胡锋驾驶赣Ａ×××××号“昌河”牌微型轿车沿市场东路靠双黄线机动车道由北向南行驶至灌婴路以北50米段时，遇原告李红骑行南昌Ｂ97267号两轮电动自行车沿右侧车道由北向南行驶，因被告胡锋驾驶赣Ａ×××××号微型轿车紧靠右侧车道分道虚线行驶，导致微型轿车右前侧与原告李红骑行的南昌Ｂ97267号两轮电动自行车左侧及身体发生碰挂，造成原告李红摔倒进而被赣Ａ×××××号微型轿车右前轮碾轧左手受伤、左手佩戴的手镯受损的道路交通事故。本次事故经南昌市公安交通管理局直属二大队作出第36010320190000451号道路事故认定书，认定：被告胡锋负本次事故全部责任，原告李红不负本次事故责任。事故发生后，原告被送往江西嘉佑曙光骨科医院住院治疗69天，花费医疗费共计132231.47元。原告入院诊断：1、开放性上肢损失（左）；2、全身多处皮肤软组织挫伤；3、子宫肌瘤。出院医嘱：1、建议继续住院治疗，关节僵硬行物理康复治疗，继续口服活血补钙促骨折愈合药物；2、左桡骨骨折愈合差建议行左桡骨远端骨折切开复位植骨钢板内固定术；3、保护患肢，防止摔跤，磕伤，烫伤，烧伤，避免克氏针断裂；4、左腕部外伤后出现并发症如创伤性关节炎、关节僵硬、骨不连等需继续治疗，术后3个月复查Ｘ线，视骨折愈合情况拆除克氏针内固定，医师指导下功能断裂；5、休息3-6个月，定期复诊，门诊随诊。原告伤情经江西开元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意见为：1、被鉴定人李红的伤残等级评定为左腕部损伤九级伤残，左肘部损伤十级伤残；2、被鉴定人李红误工期300日，护理期150日，营养期90日（均自受伤之日起计算）；3、被鉴定人后续治疗费柒仟元整（7000元）。原告花费鉴定费3200元。另查明，被告胡锋系巴夫洛公司的职员，赣Ａ×××××号微型轿车行驶证登记所有人为一微公司，一微公司与巴夫洛公司系租赁关系，租期自2019年8月7日至2020年8月6日止，租赁合同还约定：出租方负责向保险公司购买交强险、商业险50万元。原告驾驶证与该车行驶证均在有效期内，且在都邦保险公司处投保了交强险及限额为50万元的第三者责任商业险含不计免赔，保险期限自2018年11月19日15时起至2019年11月19日24时止，事故发生时的被保险人为赣州玖发新能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使用性质为非营业企业，事故发生后的两天赣州玖发新能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向保险公司申请变更被保险人为本案被告南昌一微公司。同时都邦保险公司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二十五条（三）约定：被保险机动车被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被保险人、受让人未及时通知保险人，且因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导致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保险人不负责赔偿。还查明，被告胡锋垫付医疗费12540.98元，被告都邦保险公司垫付医疗费10000元。再查明，原告李红有父亲（1927年2月16日生）需要抚养，与哥哥李国华、李国荣及弟弟李国兵共同赡养。原告李红系城镇户籍，其父亲在南昌县生活，该地属于城镇范围。 一审法院认为，本次事故经南昌市公安交通管理局直属二大队责任认定，被告胡锋负本次事故全部责任，原告李红不负本次事故责任，事实清楚、责任划分恰当，一审法院依法确认该事故责任认定书的法律效力。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涉案车辆是否存在改变使用性质、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都邦保险公司是否应当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都邦保险公司主张被保险车辆从非营业用改变为营运车辆，显著增加了车辆的危险程度，属于保险条款中的免责事由，不同意在商业三者险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依据《保险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如被保险人未履行通知义务的，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虽然南昌一微公司在保险期内将车辆用于出租，但事故发生时车辆由租赁人巴夫洛公司自行使用，并未用于营业，未改变车辆使用性质，亦不必然增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且事故发生与车辆出租没有因果关系，故对都邦保险公司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赔偿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的规定，同时投保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规则确定赔偿责任：（一）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二）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三）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本案中，结合一审法院前述理由，都邦保险公司应当在交强险限额内及商业三者险范围内赔偿原告的损失；鉴于被告胡锋负事故的全部责任，且其系职务行为，故不应由保险公司承担的部分，由巴夫洛公司承担。原告诉请的经济损失中：1、医疗费据实计算，扣除10%非医保即13223元；2、原告诉请的住院伙食补助费、后续治疗费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3、因原告李红的伤残等级评定为左腕部损伤九级伤残，左肘部损伤十级伤残，故残疾赔偿金计算为36546元/年×20年×21%=153493.2元；4、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原告父亲李翼孙为1927年2月16日生，事故发生时已满92岁，需扶养5年。且被抚养人生活在城镇，故一审法院支持被抚养人生活费5962.43元（22714元/年×21%×5年÷4人）；5、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侵权人、受害人的过错程度、当地平均生活水平等因素，原告诉请9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过高，一审法院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7000元；6、交通费按10元/天计算，即690元；7、关于误工费，原告于2019年9月28日受伤，定残日期为2020年1月22日，故误工期为114天。因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固定收入或者其近三年的平均收入，参照上一年度（2019年）私营单位居民服务业平均工资41444元/年计算误工费符合法律规定即115.12元/天，误工费计算为：114天×即115.12元/天=13123.68元；8、关于营养费，结合原告的伤情一审法院酌定营养期为90天，即营养费为90天×20元/天=1800元；9、关于护理费，一审法院认为其住院及内固定期间需要专人护理，故原告的护理期酌定为90天。因原告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护理费，参照上一年度（2019年）私营单位居民服务业平均工资41444元/年即115.12元/天计算护理费，故原告护理费为90天×115.12元/天=10360.8元；10、关于原告的财产损失，因原告未提交手镯损失的证据，故一审法院酌定财产损失为2000元。综上，原告因此次交通事故造成的各项经济损失有：医疗费132231.47，残疾赔偿金153493.2元，住院伙食补助费6900元，后续治疗费70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5962.43元，精神损害抚慰金7000元，营养费1800元，护理费10360.8元，误工费13123.68元，交通费690元，财产损失2000元，共计340561.58元，由被告都邦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122000元，该公司先行垫付的10000元在原告的上述赔偿款中予以扣除，在商业险部分承担205338.58元。非医保13223元由被告巴夫洛公司承担。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都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赣州中心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李红317338.58元（已扣除其垫付的1万元）；二、被告江西巴夫洛供应链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李红各项损失共计10623.02元（已扣除其垫付的12540.98元）；三、驳回原告李红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原告预交案件受理费6741元，鉴定费3200元，共计9941元，由被告江西巴夫洛供应链有限公司负担（已包含在上述赔偿款内）。 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本院对此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为上诉人在商业三者险内是否可予免赔。上诉人主张在商业三者险内免赔的主要理由为涉案车辆使用性质发生了变更，投保时车辆使用性质为非营业用，但出险时该车已转让给被上诉人南昌一微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且用于租赁业务，明显改变了车辆用途，属于保险法规定的“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情形。 关于本案涉案车辆使用性质是否发生变更问题。对此，本院认为，公路运输分为营业性、非营业性两种。营业性运输指为社会提供劳务、发生各种方式费用结算的公路运输；非营业性运输指为本单位生产、生活服务，不发生费用结算的公路运输。《江西省道路运输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道路运输经营，包括道路旅客运输经营和道路货物运输经营。客运经营包括班线客运、包车客运、旅游客运、城市公共汽(电)车客运、出租汽车客运。出租汽车包括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络预约出租汽车。根据上述条例规定，省内营业性公路运输一般指上述固定类型。本案无论是一微公司将涉案车辆出租给巴夫洛公司还是巴夫洛公司将涉案车辆用于自身经营，均不属于上述条例规定的营业性公路运输范畴。一微公司将涉案车辆出租给巴夫洛公司，出租对象固定，区别于出租汽车包括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络预约出租汽车服务对象不特定的特点。巴夫洛公司将涉案车辆用于自身经营，也区别于为社会提供劳务、发生各种方式费用结算的货物运输。因此，本院认为本案涉案车辆发生事故时并非为营业性车辆，并不构成车辆使用性质的变更。 关于本案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是否显著增加问题。上诉人关于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主要理由是一微公司将涉案车辆出租。对此，本院认为，评价本案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是否显著增加应当依据车辆最终使用环节，即车辆实际使用过程中是否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四条规定的使用范围的改变、所处环境的变化等可能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因素。本案涉案车辆出险时系由巴夫洛公司用于自身经营，由公司拥有驾驶执照人员进行驾驶，车辆使用中并未出现车辆投保时不能预见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本案一微公司将涉案车辆出租或将涉案车辆出借，本质上车辆最终使用中的危险程度并无区别，如将涉案车辆出借不构成使用性质的变化、不构成危险程度显著增加需承担商业三者险赔偿责任，仅仅因出租收取了相应费用就构成使用性质的变化、构成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无需承担商业三者险赔偿责任，这显然与保险目的相违背。 综上，本院认为本案上诉人主张的商业三者险免赔事由不能成立，上诉人仍需在商业三者险承保额度范围内承担支付责任。另外，关于被上诉人李红的财产损失，根据案涉道路事故认定书的记载，其确实存在左手佩戴手镯受损的事实，一审据此酌定财产损失为2000元，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都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赣州中心支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410元，由上诉人都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赣州中心支公司自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段 毅 审 判 员  刘卫平 审 判 员  李 恒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一日 法官助理  宋 丽 书 记 员  杨乾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