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302民初543号原告：管加东，男，1958年10月0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初阳，浙江六和（温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童平宇，浙江六和（温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滨江街道会展路1398号。负责人：夏尔明。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利湖，北京大成（温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效军，北京大成（温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管加东与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公司保险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转为普通程序，分别于2020年4月8日、2020年6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管加东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初阳、童平宇，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利湖、郑效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管加东诉称：2007年起，原告在被告工作人员赵茗茗的推荐下，陆续购买被告“国寿美满一生年金保险（分红型）”“国寿康恒重大疾病保险”等8份人寿保险产品。2008年起，被告工作人员赵茗茗向原告介绍：原告已是被告的钻石客户，为留住钻石客户以及吸引原告周围的亲戚朋友成为新客户，以达到长期稳定的保费收入，推出公司对钻石客户的预缴保费进行专门投资保本理财产品并将全部收益返还客户的附加服务，本金由被告公司保障返还，预计回报率为月息1%。为此，原告自2008年7月23日起至2011年8月25日通过银行柜台缴款、委托被告工作人员赵茗茗代缴等方式向被告预缴保险费36笔，合计1520万元；自2012年1月5日起至2014年1月3日被告从原告账户中自动扣除预缴保险费9笔，合计1080万元，以上共计2600万元。在预缴上述保险费后，原告每月定期收到与预缴保险费对应的月息0.8%的利息收入（2011年1月起提高到月息1%）。直至2014年8月，经原告至被告处查询后发现，原告预缴保险费中部分已被冒用于购买保险产品，并已全部退保销户。被告工作人员赵茗茗及其助手黄妩媚等人通过擅自投保、办理保单质押贷款、退保等方式，将该款项汇入二张以原告名义办理但非原告本人持有的银行卡中（中国工商银行×××74；中国工商银行1203××××2105），由其擅自支取。其余预缴保险费也不知去向。原告认为，原告作为投保人向被告支付保险费，被告予以接受，已表明原、被告之间已达成保险意思表示，双方已成立保险合同关系，被告应保证原告保险费的资金安全。现被告借口资金损失，拒不归还，已构成违约。为此，原告曾于2014年8月27日向鹿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经过笔迹鉴定，被告工作人员在原告完全不知情状态下擅自动用原告缴存保险费进行投保，相关投保材料均非原告本人签字。后鹿城区人民法院以存在犯罪嫌疑为由，作出（2014）温鹿民初字第2749号民事裁定，驳回原告起诉,并将有关材料移送刑事侦查。现经（2017）浙0302刑初1339号刑事判决书、（2019）浙03刑终1143号刑事裁定书裁判认定被告工作人员赵茗茗通过代签保单的方式将原告预缴资金投保，后借理财操作名义让原告等人多次至保险公司办理保单质押贷款、退保等业务，并使用私自为客户代办的银行卡收取放贷、退保资金，继而出借给案外人陈瑞岳等赚取利息，并以挪用资金罪判处赵茗茗有期徒刑八年。因此，本案的保险合同纠纷涉及刑事因素已完全消除，应以民事诉讼程序恢复审理，故原告依法向贵院起诉，请判如诉请。审理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如下：1、判令被告立即返还原告保险费本金人民币2600万元，并赔偿原告利息损失（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计算，自2014年8月27日起计至保险费本金实际归还时止）；2、本案鉴定费8万元由被告负担；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公司辩称：一、原告主张返还1531万元保费，该款项已由原告向被告投保多个险种，保险合同依法成立有效。原告申请保单质押贷款、退保等一系列业务操作，被告按照保险合同约定结算并退款，双方之间的保险合同依法已处理完毕。1、原告将刑事判决书第6节金额为1401万元不构成刑事犯罪部分的资金，加上原先不在检察机关公诉范围内的三份保险单2013330301442015098669（缴款时间：2012年3月16日，保费20万元）、2013330301442015071172（缴款时间：2013年5月25日，保费30万元）、2013330301442015097136（扣款时间：2013年6月19日，保费80万元）涉及保费130万元纳入主张返还的范围，合计金额为1531万元。原告以1531万元投保多份险种，事实清楚。2、保险合同依法成立和生效。从被告提供的电话回访证据，总计有10份保单进行电话回访，本节中涉及到保单尾号为2196、8176、3203、6271、6873、8583、0976、1001、1093号的9份保险合同，保险费总金额为1000万元。该9份保险合同在原告投保之后，被告进行电话回访，原告对如下回访内容均予以确认：投保险种、保险费金额、保险合同是否拿到、是否阅读和了解所投保险产品的说明书和投标提示内容，是否知道犹豫期、保险责任、责任免除条款内容，以及相应的联系方式和地址，特别确认投保单中的签名是否为本人所签。通过这9份保险合同的回访电话，可以推定出其余531万元款项，原告明知用于投保的目的。3、所涉1531万元保费相对应的保险合同经原告申请保单质押借款，确认领款的银行账户等，进一步确认原告对投保事实的认可。原告申请保单质押借款时，提供保险合同的原件，持身份证、银行卡等材料临柜到被告处办理借款手续，填写借款申请书，进行资料交接。借款申请书明确借款的金额、借款期限、利息、领款银行账户等，经原告确认后由原告签字按指印。办理业务时，柜台工作人员按规定向其说明办理业务的具体内容，风险损失和法律后果，且无外人干扰和影响。每份保单质押借款，其银行账户等信息需要核对三次，《借款申请书》和《资料交接清单凭证》填写和核对，银行卡复印留存。其中2013330301442015098669、2013330301442015071172该两份保险合同申请质押借款所借款项均转至原告使用自己中国农业银行的账户6228××××2410。则进一步证实，原告对保单质押借款款项的控制和使用。4、所涉1531万元相对应的保险合同已依法解除，现已处理完毕。原告持保险合同的原件、银行卡、身份证等材料到被告柜台临柜办理解除保险合同的手续，填写和核对保全业务受理单中的信息，填写客户信息登记表，提交资料。被告工作人员会向其说明办理业务的内容、提示告知其风险和损失，原告在未受到他人干扰和影响的情况下独立办理退保业务。被告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结算并予以退款，退至原告确认的本人银行账户。其中2013330301442015097136保险合同在退保时所退款项退至原告本人实际使用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6228××××2410。原告明知该1531万元系用于投保保险，未提出任异议。所涉1531万元的保险合同已全部处理完毕。原告在投保之后，亲自到被告处临柜办理保单质押贷款、退保等一系列业务操作，最后退保。期间所退的款项均转至原告指定的银行账户和其本人实际使用的银行账户。原告亲自签署《借款申请书》、《解除保险合同申请书》（后改用《个人保险合同变更申请书》等），能够明确反映业务内容，且文字格式足以引起客户注意，客户应能察觉并认知业务内容，同时，被告柜面人员均有明确告知客户办理的业务内容及后果。因此，客户在办理贷款、退保等过程中，应当知晓办理业务的内容。并特别指出“管加东亦有因自身资金需求在中国人寿温州分公司办理保单质押贷款的经历，故客户对业务流程应该有所了解”。原告要求返还该1531万元保费，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二、原告主张返还2008年10月23日150万元，该款项系赵茗茗侵犯管加东的个人资金权益，非被告可管理和支配的资金，被告不承担返还责任。2008年12月22日，赵茗茗、黄红晓做为保证人向被告出具《重要单证遗失保证书》，该保证书中载明：本人黄红晓工号304145，于2008年11月25日领用的收款收据凭证，因不慎原因，遗失1份，凭证号码为××，以上凭证遗失，由此引起的责任由本人承担。2008年12月24日，被告通过《温州商报》刊登“遗失中国人寿收款收据××客户联一份声明作废”。赵茗茗提供给管加东《收款收据》，注明时间为2008年10月23日。该《收款收据》实际从被告公司领取的时间为2008年11月25日，《收款收据》注明的日期远早于从被告公司领取的时间，显然系事后添加的时间。刑事裁判文书认定，……但该笔资金既未实际缴入公司账户，赵茗茗亦未当即向管加东出具银行缴款凭证或者保险公司收款收据，且后续出具的收据亦是作废票据，即资金始终未处于被告可管理和支配的状态，故不宜认定为公司资金或公司管控下的客户资金，故赵茗茗将代为保管的管加东个人资金挪作他用，实际上侵犯的是管加东的个人资金权益。因此，原告无权向被告主张返还该150万元，应由原告向赵茗茗个人主张。三、原告主张返还现金缴款单形式缴纳的其中650万元，原告明知该款项的实际用途和目的，明知该款项不在被告处，明知系从赵茗茗获取固定月息收入，原告要求返还无事实依据。2008年7月23日10份现金缴款单总计金额300万元，但该交款单中并未注明交款人姓名，如原告诉称，为获取固定收益，则应当要让被告知晓款项是谁缴纳？很明显，未写交款人，其目的作为原告是很明显。该300万元中有30万元系用于管加东2007330301523015095927续保2008年度的保险费支出。原告明知款项的用途，且无固定回报的产品，从其收到赵茗茗的每月利息时，原告就明知款项已不在被告公司。原告主张返还现金缴款单形式缴纳的650万元中除了上述270万元（上述2008年7月23日10份现金缴款单总计金额300万元扣除用于管加东2007330301523015095927续保2008年度的保险费支出的30万元后为270万元）外，剩余的380万元为2009年2月28日现金缴款单100万元，2009年2月24日现金缴款单50万元，2010年3月18日6笔现金缴款单200万元，2009年6月25日现金缴款单60万元，合计410万元中的380万元（原告2009年6月25日的现金缴款单60万元，其中有30万元用于2007330301523015095927续保2009年度的保险费支出，故410万元扣减30万元后为380万元）。综上，总计710万元的现金缴款单，60万元用于续缴保费，剩余650万元，原告的真实目的，并非是用于预缴保费而获取固定月息收益，原告明知是从赵茗茗处收取每月固定利息，已知晓该款项已不在被告公司。原告主张要求返还650万元，无事实依据。四、原告主张要求返还2013年1月29日冲正退款的100万元资金，无事实依据。2013年1月29日，被告从原告本人的银行账号（中国农业银行，卡号：6228××××2410）扣划了原告尾号为3203保险合同的续期保险费100万元，因原告称该款项系用于企业资金周转申请对该100万元扣除的金额予以退回，被告予以同意并将100万元款项退回至原告卡号：6228××××2410银行账户，系原路退还。原告明知当时缴纳保险费需通过投保人自己的银行账户予以扣款，且不能通过现金缴款，其流程清楚，原告的询问笔录中予证明。被告同意退款之后，退回至原告自己使用和控制的扣款银行账户后，双方之间对该笔100万元的款项已处理完毕。至于管加东之后将款项100万元打给赵茗茗系其个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与被告无关联，被告不承担该款项的返还责任。五、原告10万元保单退保系原告委托办理，该保单已处理完毕，原告主张返还无事实依据。2010年3月，原告向被告投保国寿瑞丰两全保险（万能型），保险费为10万元，为一次交清。经电话回访记录，该保单系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经原告申请，被告在同年5月27日进行了该保单的退保和部分领取个人帐户价值。考虑所退款项退至原告个人的银行账户，所退金额因系犹豫期内退保，不产生损失，为客户便利，同意退保手续由他人代为办理。同时，退保之后，该所退款项作为管加东委托赵茗茗出借本金的组成部分，由赵茗茗向原告支付利息。六、原告称赵茗茗案中管加东部分提起公诉的金额中少了159万元，要求被告返还该159万元，被告未曾收到该款项，不承担返还的义务。1.原告报案的金额中其中159万元用于续缴保费或偿还保单借款，未被列入提起公诉范畴。2016年6月17日，原告向公安机关提供《管加东预缴保费资金缴存及去向情况表》，报案金额2470万元。经公安机关侦查终结，鹿城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涉及管加东的资金全额为：2311万元，其中不构成犯罪的资金为1551万元。根据《资金往来核查报告》显示，2008年7月23日现金缴款单300万元，其中30万元系为原告保单5927号续缴保费2008年的保费。2009年6月25日，其中30万元为正常保单尾号为5927续缴保费。2011年7月26日，30万元为5927号保单续缴2011年的保费。2011年7月26日另外69万元，用于保单尾号为8176和5927两份保单质押借款还款及利息总计为696316.5元，因利息为6316.5元，赵茗茗另外存入利息6316.5元。未列入提起公诉的资金为159万元，其原因很明确，该资金使用合法。该四笔总计159万元的资金使用去向明确。《资金往来核查报告》系第三方会计师事务所审核出具，已被两级人民法院作为证据使用。2.原告对上述159万元款项用途进行了确认，但称另行通过其本人、姚芙蓉向赵茗茗又转去资金159万元用于代缴，不符合客观事实。根据原告提供的《补充证据清单》第9、10组证据，原告所称的款项159万元，被告未曾收到，至于有否向赵茗茗支付，其支付的目的用途是什么，不得而知。原告所要证明在通过现金缴款单形式汇入被告账户资金之外，又转入赵茗茗部分资金代为缴纳，与事实不符。原告在2016年6月17日提供的《管加东预缴保费资金缴存及去向情况表》，确认了该款项的实际用途，根本未提到另行向赵茗茗支付续缴保费、保单质押借款还款的款项问题。该款项涉及资金巨大，不可能忘记。如按原告的陈述，其应当知晓保单尾号8176保单质押贷款的事实，但其又否认知晓，既然不知晓保单质押贷款的事实，何来偿还保单质押贷款的还款。既然已经从现金缴款单中支付续其保费和偿还保单质押贷款，为何将款项转给赵茗茗个人账户。毕竟相关的资金都是通过转账存入到被告的银行账户，按原告所称的目的进行保本理财可获得固定收益，其资金也不可能直接从现金缴款单中予以扣除。3.原告于2011年8月8日持保单尾号为8176进行保单质押贷款43万元，保单质押贷款的手续均系原告本人亲自办理，所借款项是打至原告本人平时使用的银行账户。保单质押贷款办理的流程不再重复陈述。2011年8月11日，原告称被告业务办理错误要求将款项退回赵茗茗卡中，还将36316.5元系赵茗茗要求代缴的医疗保费转给赵茗茗。显然，该陈述是虚假陈述。保单质押贷款手续是原告本人亲自临柜办理，何来办理错误，如果是错误，款项应转入被告公司，而不是个人。上述，该159万元另行转账给赵茗茗个人的，系其个人之间的经济往来，与被告无关，被告未曾收到该款项，被告不承担该款项的返还义务。七、2011年8月11日和8月26退款的201万元，在被告退款之后，通过银行代扣，原告重新投保，所涉保险合同已解除，对该款项已处理完毕，被告不承担返还的义务。2011年8月11日，因原告在2011年7月26日以现金缴款方式存入三笔资金（分别为17万元、15万元、69万元，合计101万元），根据《报告》显示，管加东称其本人将在被告公司投保两份保险，分别为福禄尊享和福禄双喜十年期交，年交保费合计101万元，由于本人对被告公司业务处理规章制度不了解，误将新单保费101万元用于现金缴款单的形式于2011年7月26日缴入被告公司账户，现要求被告公司将管加东现金缴款单缴到被告公司账户的101万元转入管加东的中国工商银行存折账户里（账号：×××05），便于银行扣款投保之用。2011年8月16日，被告在办理相关的手续之后，将款项101万元转至原告名下的中国工商银行存折账户里（账号：×××05）。2011年8月18日，原告投保了保单号为2011330301443015095263号保险合同，被告根据一户通银行扣款授权在原告存折账户（账号：×××05）里扣款69万元，保单生效日为2011年8月19日。2012年2月15日，原告以上述保单质押贷款253000元。2012年9月12日，原告向被告申请解除上述保险合同。上述保单质押贷款和保险合同解除应退款项全部转入原告名下的工行账户：账号为×××74。该保单质押贷款和保险合同解除均系原告到被告公司持保险合同原件、身份证和银行卡临柜办理。该事实由被告提供的证据清单（1）第10组证据保险合同、个人保险合同变更申请书、借款申请书、解除保险合同申请书、资料交接凭证等证实。2011年8月19日，原告投保了保单号为2011330301442015095503号保险合同，被告根据一户通银行扣款授权在原告存折账户（账号：×××05）里扣款32万元，保单生效日为2011年8月20日。2012年9月12日，原告向被告申请解除上述保险合同。上述保险合同解除应退款项全部转入原告名下的工行账户：账号为×××74。该保险合同解除系原告到被告公司持保险合同原件、身份证和银行卡临柜办理。该事实由被告提供的证据清单（1）第10组证据保险合同、个人保险合同变更申请书、借款申请书、解除保险合同申请书、资料交接凭证等证实。2011年8月25日，原告以现金缴款方式向被告汇入两笔50万元款项，合计100万元，银行以原告名义出具2份现金缴款单。2011年8月26日，被告收到由原告署名的《报告》一份，称其本人管加东将在被告公司投保两份保险，分别为福禄尊享和福禄双喜十年期交，年交保费合计100万元，由于本人对被告公司业务处理规章制度不了解，误将新单保费100万元用于现金缴款单的形式于2011年8月25日缴入被告公司账户，现要求被告公司将管加东现金缴款单缴到被告公司账户的100万元转入管加东的中国工商银行存折账户里（账号：×××05），便于银行扣款投保之用。经审批，被告于2011年9月5日将该100万元款项退至管加东的中国工商银行存折账户里（账号：×××05）。2011年9月9日，原告投保了保单号为2011330301443015100864号保险合同，被告根据一户通银行扣款授权在原告存折账户（账号：×××05）里扣款50万元，保单生效日为2011年9月10日。2012年9月12日，原告向被告申请解除上述保险合同。上述保险合同解除应退款项全部转入原告名下的工行账户：账号为×××74。该保险合同解除系原告到被告公司持保险合同原件、身份证和银行卡临柜办理。该事实由被告提供的证据清单（1）第14组证据保险合同、个人保险合同变更申请书等证实。2011年9月9日，原告投保了保单号为2011330301442015100816号保险合同，被告根据一户通银行扣款授权在原告存折账户（账号：×××05）里扣款50万元，保单生效日为2011年9月10日。2012年9月12日，原告向被告申请解除上述保险合同。上述保险合同解除应退款项全部转入原告名下的工行账户：账号为×××74。该保险合同解除系原告到被告公司持保险合同原件、身份证和银行卡临柜办理。该事实由被告提供的证据清单（1）第15组证据保险合同、个人保险合同变更申请书等证实。综上，上述201万元资金所涉保险合同依法成立现已解除处理完毕，被告不承担返还的责任。所涉该201万元款项，鹿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刑事判决书》认定赵茗茗不构成犯罪，已包括在不构成犯罪的金额1401万元之中。上述所涉四份保费为201万元的保险合同，原告管加东在办理借款申请和解除保险合同时均系亲自临柜到被告公司办理，其流程是先取号，选择办理具体的业务内容，再根据现场柜台工作人员的提示和流程办理业务。管加东在2014年9月提起民事诉讼时，对案涉保险材料申请笔迹鉴定时，明确该四份保费为201万元的保险合同借款申请书和解除保险合同中的管加东的笔迹系其本事真实书写，并作为鉴定样本进行比对，上述事实已由笔迹鉴定报告证实。八、原告明知利息为赵茗茗支付，不是被告所付，明知被告不存在其诉称的产品。原告诉称内容不符合客观事实。原告诉称的其每月定期收到与预缴保险费对应的月息0.8%的利息收入（2011年1月起提高到月息1%）。根据《资金往来核查报告》核查的赵茗茗从2008年10月25日起至2014年6月30日每月所付利息，没有一笔与原告主张的2600万元金额相应对应。根据其缴款的时间段和金额，所付利息也是无法对应。原告主张的内容不符合客观事实。从支付的利息情况可以证实，原告明知所付利息系赵茗茗所付。从电话回访原告10份保单的投保情况，可以说明投保是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原告明知保险合同的具体内容，可以排除原告诉称被告存在固定月息回报的产品。加之，1531万元保费相对应的保险合同均通过保单质押借款和退保手续，解除保险合同、已退款处理，即使存在原告所称的产品，款项已不在被告处时，为何还要支付利息呢？原告是知晓该利息是由赵茗茗所付。根据《资金往来核查报告》，从2008年10月25日起至2014年6月30日，赵茗茗总计支付给原告利息9165400元。进一步证实了，原告明知该利息不是被告支付，明知系赵茗茗支付。九、原告要求被告承担鉴定费用，无法律依据。虽投保单中存在部分非为原告签字，因有10份保单在原告投保之后，被告工作人员进行了电话回访，原告对投保事实的确认，加之原告事后通过办理保单质押贷款、退保等手续，确认和接受其投保的真实性，保单质押贷款、退保手续中的签字和所按指印原告予以确认，被作为鉴定的比对样本。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第一款的规定，视为对代签名行为的追认，保险合同依法成立和生效。据此，对不影响保险合同成立与生效的相关资料进行笔迹鉴定，所支付的鉴定费用应由申请人自行承担。十、原告涉嫌虚假诉讼，人民法院应将本案移送公安立案侦查，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且有足够的证据推翻赵茗茗挪用资金刑事判决，应启动再审程序。被告工作人员通过电话回访，证实了原告明知其投保10份保险的事实，对投保行为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所涉1531万元保费保单，原告原告亲临柜台办理了借款手续、退保手续，原告明知办理业务和相关文件的内容，该事实清楚。明知款项已全部退还原告，仍称款项没有收到。大量证据证实的情况下，原告仍然坚持诉称赵茗茗擅自投保、借款和退保等，其行为应当属于故意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应当属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的虚假诉讼情形，涉嫌虚假诉讼犯罪，应当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因管加瑜确认丰华公司预缴至被告1000万元的资金已收回300万元，但管加瑜在赵茗茗挪用资金一案中作伪证导致法院认定丰华公司预缴的1000万元资金被挪用，管加瑜涉嫌伪证应当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同时管加瑜的确认行为推翻了两级法院认定的事实，赵茗茗挪用资金一案应当启动再审程序。本案也应终止审理。综上所述，原告起诉内容不符合客观事实，刑事裁判文书认定事实错误，有足够的证据足以推翻刑事判决，所涉保单及相关资金均已处理完毕，被告不存在违约行为。根据我国《保险法》的相关规定，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查明：2008年7月至2014年6月期间，赵茗茗担任被告公司保险代理人，履行保险营销员、保险理财师等职责。期间，其获知管加东等有资金理财需求，便承诺客户向被告公司预缴保费可以获得月息0.8%（后提高至1%）的收益，诱使管加东等人先后将资金直接现金缴纳或由赵茗茗代收后缴至该公司账户内（2011年后由被告公司从客户银行账户关联扣款）。后赵茗茗利用职务便利，在未经原告同意的情况下，通过各种保险相关业务操作，将其中相关资金从公司账户内转出，以1.5%至2%的月息转借给陈瑞岳等人，从中赚取利差。针对管加东的情况，具体如下：2008年7月至2010年3月期间，管加东经赵茗茗介绍，多次将资金预缴至被告公司账户，合计650万元，并取得现金缴款单。尔后，赵茗茗利用其保险代理人调配现金缴款单的职务便利，持有原告的上述现金缴款单将上述资金用于为其他客户、其本人和关系人缴纳保费或归还保单质押贷款等，随后通过收取其他客户相应金额资金不入账等方式，变相从被告公司取得资金650万元。2010年3月至2010年5月期间，管加东经赵茗茗介绍，向被告公司现金预缴保费10万元。赵茗茗利用保险代理人的职务便利，将上述资金调配至中国人寿永嘉支公司，由该公司工作人员张钦操作在中国人寿永嘉支公司内购买保险产品。随后，在管加东没有到场签字的情况下，赵茗茗通过张钦办理保单撤单或退保，并使用其私自为客户代办的银行卡收取撤单、退保资金共计95150元。2013年1月期间，赵茗茗在申请报告上假冒管加东签名，以管加东名义将报告提交至被告公司申请退回保费100万元（该100万元保费缴纳的时间为2013年1月29日，缴纳的方式为由被告公司从管加东尾号为2410的农行卡账户内关联扣款）。被告公司审批后，将从管加东银行账户内关联扣款的100万元预存保费退回至管加东原扣款账户。赵茗茗让管加东将上述资金重新汇至赵茗茗账户，但未重新缴至被告公司而直接出借他人。为此，原告于2014年9月16日向我院提起民事诉讼【案号：（2014）温鹿民初字第2749号】，我院以该案存在犯罪嫌疑，裁定驳回原告起诉，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后经刑事程序，本院于2019年6月18日作出（2017）浙0302刑初1339号刑事判决书，判决赵茗茗犯挪用资金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后，该案件经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以（2019）浙03刑终1143号刑事裁定书维持原判。上述生效的刑事判决确认赵茗茗挪用被告公司资金中的涉及原告管加东的部分为7595150元（7595150元与760万元之间存在差额4850元系退保手续产生的手续损失费4850元），即本判决前述查明的事实部分。原告管加东向本院提起诉讼的金额2600万元除前述760万元以外，具体构成如下：被（2017）浙0302刑初1339号刑事判决书及（2019）浙03刑终1143号刑事裁定书确认不构成赵茗茗挪用资金罪范围的资金金额为1401万元，涉及赵茗茗使用被告保险公司一份已经登报声明作废的收款收据以公司名义向管加东开具收据凭证的150万元，不在温州市鹿城区检察院公诉范围内的资金为289万元。针对被（2017）浙0302刑初1339号刑事判决书及（2019）浙03刑终1143号刑事裁定书确认不构成赵茗茗挪用资金罪范围资金金额1401万元。由于本案中存在因赵茗茗对原告管加东进行每月支付相对稳定利息回报的方式予以哄骗，诱骗管加东向被告预缴保费，后诱骗管加东亲临柜台进行撤保、退保、撤单等相关保险业务操作，导致管加东的相关保费脱离被告公司控制，从而被赵茗茗取走，造成原告巨大保费损失，该部分保费损失总计1401万元未被刑事判决确认为赵茗茗挪用资金罪的金额范围。针对上述1401万元的保费的损失，涉及的保单均存在原告管加东本人以亲临柜台的方式进行办理相关的保单质押贷款或保险合同解除的手续，对此原告在审理中均无异议。另，前述1401万元资金范围包括原告管加东在2011年7月26日以现金缴款方式存入三笔资金（分别为17万元、15万元、69万元，合计101万元）及原告管加东在2011年8月25日以现金缴款方式向被告汇入两笔50万元款项（合计100万元），具体事实如下：2011年7月26日，原告管加东以现金缴款方式向被告公司账户存入三笔资金（分别为17万元、15万元、69万元，合计101万元）。2011年8月11日，赵茗茗持由其代原告管加东署名的《报告》以原告管加东本人对被告公司业务制度不了解，误将新单保费101万元以现金缴款单的形式于2011年7月26日缴入被告公司账户，要求被告公司将该款项转入的中国工商银行存折账户里（账号：×××05），便于银行扣款投保之用。2011年8月16日，被告在办理相关的手续之后，将款项101万元转至原告名下的中国工商银行存折账户里（账号：×××05）。2011年8月18日，赵茗茗为原告投保了保单号为2011330301443015095263号保险合同，被告根据一户通银行扣款授权在原告存折账户（账号：×××05）里扣款69万元，保单生效日为2011年8月19日。2012年2月15日，原告以上述保单质押贷款253000元。2012年9月12日，原告向被告申请解除上述保险合同。上述保单质押贷款和保险合同解除应退款项全部转入原告名下的工行账户：账号为×××74。该保单质押贷款和保险合同解除均系原告到被告公司亲自临柜办理。2011年8月19日，赵茗茗为原告投保了保单号为2011330301442015095503号保险合同，被告根据一户通银行扣款授权在原告存折账户（账号：×××05）里扣款32万元，保单生效日为2011年8月20日。2012年9月12日，原告向被告申请解除上述保险合同。上述保险合同解除应退款项全部转入原告名下的工行账户：账号为×××74。该保险合同解除系原告到被告公司亲自临柜办理。2011年8月25日，原告以现金缴款方式向被告公司账户汇入两笔50万元款项，合计100万元。2011年8月26日，赵茗茗持由其代原告管加东署名的《报告》以原告管加东本人对被告公司业务制度不了解，误将新单保费100万元以现金缴款单的形式于2011年8月25日缴入被告公司账户，要求被告公司将该款项转入的中国工商银行存折账户里（账号：×××05），便于银行扣款投保之用。经审批，被告于2011年9月5日将该100万元款项退至管加东的中国工商银行存折账户里（账号：×××05）。2011年9月9日，赵茗茗为原告投保了保单号为2011330301443015100864号保险合同，被告根据一户通银行扣款授权在原告存折账户（账号：×××05）里扣款50万元，保单生效日为2011年9月10日。2012年9月12日，原告向被告申请解除上述保险合同。上述保险合同解除应退款项全部转入原告名下的工行账户：账号为×××74。该保险合同解除系原告到被告公司亲自临柜办理。2011年9月9日，赵茗茗为原告投保了保单号为2011330301442015100816号保险合同，被告根据一户通银行扣款授权在原告存折账户（账号：×××05）里扣款50万元，保单生效日为2011年9月10日。2012年9月12日，原告向被告申请解除上述保险合同。上述保险合同解除应退款项全部转入原告名下的工行账户：账号为×××74。该保险合同解除系原告到被告公司亲自临柜办理。针对赵茗茗使用被告公司一份已经登报声明作废的收款收据以公司名义向管加东开具收据凭证的150万元，已查明：2008年10月，赵茗茗以保险代理人身份收取管加东预缴保费150万元后，未将款项缴至被告公司，直接用于出借他人赚取利息。另由赵茗茗、黄红晓做为保证人向被告公司出具的落款时间显示为2008年12月22日的《重要单证遗失保证书》载明：“本人黄红晓工号304145，于2008年11月25日领用的收款收据凭证，因不慎原因，遗失1份，凭证号码为××，以上凭证遗失，由此引起的责任由本人承担。”2008年12月24日，被告通过《温州商报》刊登“遗失中国人寿收款收据××客户联一份声明作废”。尔后，因管加东发现该笔150万元缺少缴款凭证而向赵茗茗催要，故赵茗茗使用被告保险公司上述那份已经登报声明作废的收款收据，以公司名义向管加东开具了该150万元的收据凭证，注明时间为2008年10月23日。上述基本事实已经由（2017）浙0302刑初1339号刑事判决书及（2019）浙03刑终1143号刑事裁定书予以确认，即上述150万元保险费并未进入被告公司账户，且被告保险公司声明遗失案涉单证在前。针对原告在本案中主张的但不在温州市鹿城区检察院公诉范围内的资金289万元，其中有三份保险单涉及保费130万元，具体为：保险单号2013330301442015098669（该保险单原告已经缴纳保费，保费金额为20万元）、保险单号2013330301442015071172（该保险单原告已经缴纳保费，保费金额为30万元）、保险单号2013330301442015097136（该保险单原告已经缴纳保费，保费金额为80万元），上述三份保险单所涉及保费130万元不在检察机关公诉范围内，针对上述130万元保费所涉及的保单均存在原告管加东本人以亲临柜台的方式进行办理相关的保单质押贷款或保险合同解除的手续，对此原告在审理中均无异议。原告主张的但不在检察机关公诉范围内的除了上述三份保险单涉及保费130万元外，另外159万元的具体构成如下：2008年7月23日，原告的300万元现金缴款单中被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时扣除的30万元（原告自认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时扣除30万元的原因是原告缴款后，被告公司返还管加东账户30万元，但原告认为其已于2008年7月1日又通过自己尾号9702的农行卡账户向赵茗茗尾号为5518的农行卡账户进行了转账30万元）；2009年6月25日原告的60万元现金缴款单中被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时扣除的30万元（原告自认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时扣除30万元的原因是原告缴款后，被告公司返还管加东账户30万元，但原告认为其于2009年7月15日又通过委托案外人姚芙蓉通过尾号8457的中信银行卡账户向赵茗茗尾号为2112的农行卡账户进行了转账30万元）；2011年7月26日原告的两笔合计99万元的现金缴款单中被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时扣除的30万元（原告自认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时扣除30万元的原因是原告缴款后，被告公司返还管加东账户30万元，但原告认为其于2011年8月5日又通过委托案外人刘京璧通过尾号6611的银行卡账户向赵茗茗尾号为2112的农行卡账户进行了转账30万元）；2011年7月26日原告向赵茗茗支付了696316.50元（原告自认2011年7月26日原告先是收到被告公司打入原告本人银行账户66万元，当天原告表示收到赵茗茗通知是被告公司打错了，并表示原告还要为其一份个人医疗保险缴费36316.50元，故要求原告向赵茗茗支付696316.50元，原告遂向赵茗茗支付了696316.50元，原告自认其中66万元系偿还原告曾经的保单质押贷款本息，但认为原告本人亲临柜台亲自办理了保单质押贷款手续系受赵茗茗哄骗所签，贷款的款项亦是打入赵茗茗为原告代办的代办卡，款项亦是由赵茗茗控制取走，所以原告实际损失了保单因质押贷款损失的价值利益，故要求主张该部分金额，原告表示具体是偿还哪笔保单质押贷款已经记不清，现该部分取696316.50元的整数69万元予以主张）。原告认为现刑事因素已经消除，故以保险合同为由重新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时要求对上述不在检察院提起公诉范围内的289万元保费损失及利息损失一并予以主张。另查明：本案原告管加东已经收到实际系赵茗茗支付的利息共计916.544万元，对上述利息金额的准确性、真实性，原、被告双方在庭审中均无异议。以上事实有原告身份证、被告工商公示信息、保险资金明细表及对应转账凭证、收款收据、保单、司法鉴定意见书及费用发票、（2017）浙0302刑初1339号刑事判决书、（2019）浙03刑终1143号刑事裁定书、保险合同、保险合同各附件、收据、重要单证遗失保证书、温州商报广告样张、现金缴款单、报告、申请书、个人保险合同变更申请书、借款申请书、解除保险合同申请书、资料交接凭证以及双方当事人的庭审陈述等在卷佐证。本院认为：（2017）浙0302刑初1339号刑事判决书及（2019）浙03刑终1143号刑事裁定书均已确认赵茗茗构成了挪用资金罪中涉及管加东的金额为7595150元（7595150元与760万元之间存在差额4850元系退保手续产生的手续损失费4850元），上述760万元系赵茗茗作为被告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挪用的资金7595150元并引起手续损失费4850元，合计760万元，现尚未追回的款项金额。针对原告以保险合同的基础法律关系主张的上述760万元保费损失及相关利息损失的问题，本院认为由于基于保险合同或者说预缴保费合同已经成立，后被告公司因内部管理原因致使该资金被案外人赵茗茗挪用而拒不返还，故原告要求返还并支付利息损失赔偿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针对该部分，刑事判决已经认定赵茗茗作为被告工作人员挪用被告公司的资金并判令其向被告公司退赔损失亦进一步证明被告公司具有向本案原告返还的责任。现原告诉请被告公司偿还上述760万元保险费并从原告第一次向本院提起民事诉讼的时间（审理中原告表示其第一次向本院提起民事诉讼的时间为2014年8月27日，本院经核实，认为原告第一次向本院起诉的立案时间为2014年9月16日，故第一次起诉的时间应以立案时间为准）开始计算利息损失，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由于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遇节假日顺延）9时30分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故本院对原告主张的2014年9月16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的利息损失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起的利息损失确认为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债务履行完毕之日止。关于赵茗茗使用被告公司一份已经登报声明作废的收款收据以公司名义向管加东开具收据凭证的150万元问题，原告认为该笔款项构成保险合同，属于表见代理行为。被告认为该款项系赵茗茗侵犯管加东的个人资金权益，非被告公司可管理和支配的资金。本院认为，该份收款收据系被告登报声明在前，赵茗茗向原告出具在后，故原告对此负有审查不严的重大瑕疵，且该款项并非进入被告公司账户，原告亦应明知代理人的代理行为存在重大瑕疵，结合上述情况原告主张赵茗茗构成被告的表见代理不能成立。因此，本案中原告以合同关系主张被告返还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本节事实系赵茗茗利用工作便利条件损害原告利益的行为，原告可以损害赔偿的基础法律关系另行主张。关于涉案的原告管加东名义分别于2011年8月11日和2011年8月26申请退款的101万元和100万元（合计201万元）。上述201万元所涉及的四份保险合同（尾号为5503、5263、0864、0816的保险合同，金额分别为32万元、69万元、50万元、50万元，合计201万元）的保费系因原告管加东通过亲临柜台的方式办理保单质押贷款和保险合同解除手续脱离被告公司的监管而被赵茗茗取走，造成了原告保费的损失。针对该201万元保费的损失，（2017）浙0302刑初1339号刑事判决书及（2019）浙03刑终1143号刑事裁定书均已经确认系赵茗茗利用工作便利损害原告利益的行为，认为该201万元不构成赵茗茗挪用资金罪的犯罪金额范围，该201万元已包括在不构成赵茗茗挪用资金罪犯罪金额的1401万元之中。虽前述201万元涉及的退款申请报告的签字不是管加东本人所签，但款项全额退还后，赵茗茗又以原告名义投保并全额用于支付保费，而后原告亲自临柜办理质押贷款、退保等手续，视为对前述行为的认可，现上述保险合同已经解除，且已经退款完毕，本案中原告以合同关系主张被告返还上述款项本院不予支持，本节事实系赵茗茗利用工作便利条件损害原告利益的行为，原告可以损害赔偿的基础法律关系另行主张。同理，原告主张的被（2017）浙0302刑初1339号刑事判决书及（2019）浙03刑终1143号刑事裁定书确认不构成赵茗茗挪用资金罪范围的剩余资金金额1200万元（1401万元-201万元=1200万元），原告在审理中均承认对上述金额涉及的保费均存在原告本人以亲临柜台的方式亲自办理了保单质押手续或保险合同的解除手续，故上述金额涉及的保险合同已经解除并就相关保单质押贷款亦结算完毕，现在原告以保险合同的法律关系要求被告返还相应的保费并赔偿损失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前述事实系赵茗茗利用工作便利条件损害原告利益的行为，原告可以损害赔偿的基础法律关系另行主张。同理，针对原告在本案中主张的但不在温州市鹿城区检察院公诉范围内的资金289万元，其中有三份保险单涉及保费130万元，现原告在本案中纳入主张返还的范围并要求赔偿利息损失,理由为上述130万元的保费损失是检查机关在提起公诉的时候所遗漏的，故原告现在民事诉讼中予以主张。审理中，原告对上述130万元保费涉及的保单均存在由原告管加东本人以亲临柜台的方式亲自办理了保单质押或退保手续的事实无异议，但表示是受赵茗茗哄骗所办理，且款项也是打入赵茗茗实际控制使用的代办卡，原告是存在客观损失的。本院认为，由于上述130万元保费涉及的保险合同因原告本人以亲临柜台的方式亲自办理了解除手续，故所涉保险合同已经解除，现原告以保险合同的法律关系要求被告返还相应的保费并赔偿损失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前述事实系赵茗茗利用工作便利条件损害原告利益的行为，原告可以损害赔偿的基础法律关系另行主张。另，原告主张的但不在检察机关公诉范围内的除了上述三份保险单涉及保费130万元外，另外159万元中的90万元，因原告已经自认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时扣除了三笔30万元，合计90万元的原因均是原告缴款后，被告公司均返还管加东账户各30万元，故返还了合计90万元。但原告认为其又已于被告公司返还原告管加东账户各30万元前或后分别由其本人向赵茗茗账户或委托案外人姚芙蓉或刘京璧向赵茗茗账户又各支付了30万元（合计90万元），故该90万元应纳入被告公司返还原告的赔偿范围。针对上述90万元，被告抗辩称上述款项系原告另行转账给赵茗茗个人的，系其与赵茗茗个人之间的经济往来，与被告无关，被告未曾收到该款项，被告不承担该款项的返还义务。本院认为，由于上述90万元系原告另行支付给被告赵茗茗的，原告向被告赵茗茗支付上述90万元的凭证不足以证明针对上述90万元，原告已经与被告公司之间形成保险合同关系或预缴保费的合同关系，不足以证明上述款项已经进入被告公司的账户并受到被告公司的监管和控制，故原告现以保险合同的法律关系要求被告返还相应的保费并赔偿损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前述事实原告可以损害赔偿的基础法律关系另行主张。关于原告主张的但不在检察机关公诉范围内的159万元中另外的69万元，因原告自认2011年7月26日原告向赵茗茗支付696316.50元中的36316.50元客观上系存在由赵茗茗为原告管加东代缴一笔医疗保费36316.50元的事实，而该笔医疗保费系正常缴纳支出，故针对该笔费用，原告以保险合同的法律关系要求被告返还并赔偿利息损失，本院不予支持。针对另外的66万元，原告自认是系偿还原告曾亲自临柜办理的保单质押贷款手续产生的债务本息，但认为原告本人亲临柜台亲自办理所涉的保单质押贷款手续是系受赵茗茗哄骗所签，且贷款的款项亦是打入赵茗茗为原告代办的代办卡，款项亦是由赵茗茗控制取走，所以原告实际损失了所涉保单因质押贷款产生的价值利益减损，故要求主张该部分金额，但原告又表示具体是偿还哪笔保单质押贷款已经记不清。本院认为，由于原告已经自认上述66万元是系偿还原告曾亲自临柜办理的保单质押贷款手续产生的债务本息，故针对原告与被告公司之间的所涉的保单质押贷款手续产生的债务本息合法有效，原告将上述66万元汇入赵茗茗账户进行代为偿还上述保单质押贷款手续产生的债务本息亦应有效，原告现以保险合同的法律关系要求被告返还上述66万元并赔偿损失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主张的前述事实中涉及其受赵茗茗哄骗签署保单质押贷款，所贷款项因汇入赵茗茗为其办理的代办卡而被赵茗茗控制取走从而让原告产生损失的问题，原告可以损害赔偿的基础法律关系另行主张。本案审理中已经查明，原告管加东已经收到实际系赵茗茗支付的利息共计916.544万元，对上述利息金额的准确性、真实性，原、被告双方在庭审中均无异议。因上述916.544万元实际系赵茗茗个人向原告支付的所谓预缴保费可以获得的月息，实际不是被告公司所支出，与本案非属同一法律关系，本院在本案中不予处理。另关于原告主张的鉴定费损失，因鉴定费支出系赵茗茗伪造或代原告进行签字引起，该部分金额涉及赵茗茗的权益，故原告主张的鉴定费损失及上述实际系赵茗茗支出的利息总金额均可在原告以损害赔偿的基础法律关系另行主张相关的权益时一并予以处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原告管加东保险费损失760万元及利息损失（自2014年9月16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的利息损失以76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起的利息损失以760万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债务履行完毕之日止）。二、驳回原告管加东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04560元，由原告管加东负担144765元，由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公司负担5979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吴玉琴人民陪审员  尤国莹人民陪审员  薛慧慈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五日法官 助理  潘丹丹书 记 员  白超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