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15民终231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被执行人):深圳市裕德丰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文锦中路锦绣大道A栋7楼C室。 法定代表人:钟永森,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爱民，广东深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申请执行人):王宏光，男,1970年11月1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安庆路142号3平房1室。 上诉人深圳市裕德丰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裕德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宏光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法院（2020）皖1502民初24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裕德丰公司向本院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判，改判支持裕德丰公司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裕德丰公司承担。 事实与理由：一、裕德丰公司于2019年9月30日将对安徽六安花木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花木城公司）的部分出借款转为出资款，并不是将债权转为股权。因为，自2014年11月18日至今，裕德丰公司持有花木城公司的股权比例一直是40%，在花木城公司2015年12月1日增资前后，裕德丰公司持有花木城公司股权比例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根据公司注册资本登记管理规定第七条的规定，债权人可以将其依法享有的对在中国境内设立的公司的债权，转为公司股权。债权转为公司股权的，公司应当增加注册资本。花木城公司增资的时间是2015年12月1日，而裕德丰公司是在2019年9月30日将对花木城公司的部分出借款项转为出资款，花木城公司增资在前，裕德丰公司将对花木城公司的部分出借款转为出资款在后，因此并不是裕德丰公司将对花木城公司的债权转为股权，裕德丰公司的股权比例一直为40%，裕德丰公司既没有也无必要将自己对花木城公司的出借款转为股权。但一审判决故意混淆债转股和裕德丰公司将出借款转为出资款的概念，错误的将裕德丰公司的行为认定为债转股行为，进而认为裕德丰公司的行为违反法定程序、法定条件，驳回裕德丰公司的诉讼请求。二、本案的性质是裕德丰公司将对花木城公司的部分出借款转为出资款，是货币出资，而不是裕德丰公司将对花木城公司的债权转为股权。因此，有关债转股的法律规定并不适用本案。且一审判决适用的国务院关于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意见等规定中所称债转股是指银行债权转股权，适用的注册资本登记管理规定所称的债转股也是指债权人将其依法享有的对在中国境内设立的公司的债权，转为公司股权。这些规定与本案案件的性质完全不符。三、根据[2003]执他字第33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办公室关于股东因公司设立后的增资瑕疵应否对公司债权人承担责任问题的复函》、[2005]执他字第32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股东增资扩股不实或抽逃增资扩股资金如何承担责任的请求答复》的规定，股东因公司设立后增资瑕疵仅对增资后的公司债权人承担责任。本案中，花木城公司与金鸟公司发生交易的时间即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时间是2012年5月18日，花木城公司增资时间是在2015年12月1日，即交易时间在花木城公司增资之前。因此，金鸟公司在花木城公司增资前与之交易产生的债权，金鸟公司及作为债权受让人的王宏光不能要求此后增资行为瑕疵的裕德丰公司承担责任，更何况裕德丰公司的增资行为并无瑕疵。一审判决未查明该部分关键事实，以致作出错误判决。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裕德丰公司补充上诉意见：一审判决认定“《审计报告》与《验资报告》均未明确原告与花木城公司往来款的性质，原告在诉讼中既未明确也未证实该往来款的性质”与事实不符，属认定事实错误，依法应予纠正。安徽九州会计师事务所在其2020年3月30日出具的（九州会验字【2020】第001号）《验资报告》附件3《验资事项说明》第四项其他事项第（一）款“股东持有花木城公司债权的基本情况”（见裕德丰公司一审提交证据5，证据页码第33页）中认定：“2011年01月01日至2019年09月30日期间，花木城公司向股东深圳市裕德丰置业有限公司陆续借入185,522,692.5元，截至2019年09月30日已偿还61,808,453.33元，余额为123,714,239.21元”。因此，安徽九州会计师事务所的《验资报告》已明确了裕德丰公司与花木城公司往来款的性质是裕德丰公司出借给花木城公司的款项，一审判决对该事实认定错误，依法应予纠正。 王宏光辩称，一、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追加、变更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三十二条规定，裁定追加认缴出资未到位股东为被执行人，完全合法合规。花木城公司和裕德丰公司单方不实的验资报告和债转股协议及登记是在本案追加裁定书下来之后作出。验资报告和债转股协议存在重大事项遗漏，即涉案公司资产抵押贷款4.59亿流向问题，被上诉人有充分理由认为资金被裕德丰公司占用。金安区不动产登记局有其抵押文件，裕德丰公司不否认但至今不愿披露真实情况。二、裕德丰公司在一审中明确提出债转股并和花木城公司达成《债权转股权协议》，主张其已实缴其欠缴的花木城公司6800万元出资，但其行为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一审法院依法不予确认完全合法合规。现裕德丰公司意图偷换概念把债权说成“出借款”，并不能掩盖其行为违反债转股的法定条件、法定程序，脱离政府监管，极易造成股东虚假出资、公司恶意逃废债务的后果，其理由不能成立。三、在本案中，花木城公司和裕德丰公司脱离政府监管、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法定条件、法定程序进行了债转股，花木城公司资产作抵押贷款了4.59亿流向其股东（未入花木城公司账目），然后股东转回花木城公司作为花木城公司负债并转为股权，就达到了股东虚假出资、公司恶意逃废债务的严重后果，花木城公司和裕德丰公司正是想通过不合法、不规范的方式达到股东虚假出资、公司恶意逃废债务的目的。一审中，被上诉人曾向法庭提出调取花木城公司银行流水，查明贷款流向并进一步确认股东出资到位情况，法庭虽然没有进一步采纳，但一审法院已通过既有事实作出了正确判定。四、裕德丰公司代理律师可能不熟悉涉案工程情况，提出的交易时间问题完全不能成立。涉案工程合同签订时间虽然为2012年5月18日开工，但竣工备案为2017年12月12日，期间工程施工是渐进的过程，一直在发生交易。花木城公司增资时间为2015年12月1日在涉案工程合同的交易时间内，没有其所说的“之前”的情况。综上，请求法院驳回裕德丰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裕德丰公司向一审法院诉讼请求：要求判决不予准许追加原告为(2019)皖1502执恢74号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被告王宏光在申请执行其与花木城公司的(2020)皖1502执恢74号执行案件中,2020年3月17日金安区人民法院根据被告申请作出(2019)皖1502执恢74号之三《执行裁定书》，裁定“一、追加深圳市裕德丰置业有限公司为本案被执行人,二、深圳市裕德丰置业有限公司在已认缴的尚未出资额6800万元范围内承担责任”，该《执行裁定书》2020年4月17日邮寄送达原告处并由原告签收。 花木城公司系2010年1月28日成立的有限公司，原注册资本3000万元，2015年12月1日增资至20000万元，原告认缴出资8000万元持40%股权,以货币方式实缴出资1200万元；安徽省怡丰旅游文化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怡丰公司）认缴出资6000万元持30%股权，以货币方式实缴出资900万元；深圳市嘉威德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威德公司）认缴出资6000万元持30%股权，以货币方式实缴出资900万元。各股东欠缴的注册资本应在2025年11月9日前足额缴纳。 2019年9月30日,原告与花木城公司签署《债权转股权协议》,双方约定将原告享有花木城公司的6800万元部分债权确认作价6800万元，转为原告已认缴尚未实缴的6800万元出资。同日花木城公司召开股东大会作出《股东会决议》，该决议载明，截至2019年9月30日，鉴于裕德丰公司享有花木城公司债权123714239.21元，欠缴花木城公司注册资本6800万元；怡丰公司享有花木城公司债权81046878.33元，欠缴花木城公司注册资本5100万元；嘉威德公司享有花木城公司债权73709500元，欠缴花木城公司注册资本5100万元。经股东研究决定：裕德丰公司享有花木城公司部分债权6800万元，作价6800万元转为实缴出资6800万元；怡丰公司享有花木城公司部分债权5100万元，作价5100万元转为实缴出资5100万元；嘉威德公司享有花木城公司部分债权5100万元，作价5100万元转为实缴出资5100万元。 2020年3月30日，安徽九州会计师事务所为花木城公司出具了“九州专审字[2020]第0317号”《审计报告》与“九州会验字[2020]第001号”《验资报告》。《审计报告》认为花木城公司关联方“其他应付款…”2011年1月1日至2019年9月30日的往来明细账已经按照《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和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编制，如实反映了双方之间的往来情况，并确认“截止2019年9月30日，花木城公司欠深圳市裕德丰置业有限公司往来款123714239.21元。《验资报告》载明，“根据贵公司2020年3月20日提供的股东会决议，贵公司申请增加实收资本人民币170000000元，…，经我们审验，截止2019年9月30日止，贵公司已收到上述股东已经缴纳的实收资本合计人民币贰亿元整。其中各股东以持有的贵公司债权出资合计170000000元。…本次增资前，贵公司净资产小于注册资本。”《审计报告》与《验资报告》均未明确原告与花木城公司往来款的性质，原告在诉讼中既未明确也未证实该往来款的性质。 2020年3月30日，花木城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该决议决定：原公司章程第三章第十三条“股东以货币出资。各股东承诺出资额在2025年11月9日前足额缴纳。”及原公司章程第三章第十五条“股东可以以非货币出资，但必须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有关手续”，现修改合并为第十三条“股东可以以货币、实物、债权及其他符合法律规定的资产出资。各股东已实缴全部出资。”2020年3月26日，花木城公司向六安市金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实缴资本登记及修正后的公司章程备案，当日该局以公司实缴资本不再是工商登记事项为由未予登记，但对修正后的公司章程进行备案。 原告认为其以货币方式出资1200万元,通过其享有花木城公司的6800万元债权转为等额实缴注册资本的方式出资6800万元，其认缴的花木城公司注册资本8000万元已全部出资到位，故其不服该（2019）皖1502执恢74号之三《执行裁定书》,引起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但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得作为出资的财产除外。本案原告以其享有花木城公司的6800万元债权等额出资其认缴的6800万元注册资本，非公司法明定的出资方式，其本质系债转股，是否有效关键是看是否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这也是本案争议的焦点。《国务院关于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意见》针对我国企业杠杆率高企，提出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该《意见》第14条、第15条提出，以市场化法治化方式开展债转股，以促进优胜劣汰为目的开展市场化债转股。这为“债转股”提供了法律依据，但该《意见》中的“债转股”仅局限于银行债权，并且规定必须由银行、实施机构和企业依据国家政策导向自主协商确定转股对象、转股债权以及转股价格和条件。《关于市场化银行债权转股权的指导意见》又进一步鼓励面向发展前景良好但遇到暂时困难的优质企业开展市场化债转股，包括：因行业周期性波动导致困难但仍有望逆转的企业；因高负债而财务负担过重的成长型企业，特别是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成长型企业；高负债居于产能过剩行业前列的关键性企业以及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性企业；该《指导意见》进一步将转股债权范围扩展为：“以银行对企业发放贷款形成的债权为主，适当考虑其他类型债权”。但该《指导意见》要求要把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作为开展市场化债转股的前提条件，且必须通过实施机构开展市场化债转股。《公司注册资本登记管理规定》第七条规定，“转为公司股权的债权应当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一）债权人已经履行债权所对应的合同义务，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或者公司章程的禁止性规定；（二）经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或者仲裁机构裁决确认；（三）公司破产重整或者和解期间，列入经人民法院批准的重整计划或者裁定认可的和解协议。”、“债权转为公司股权的，公司应当增加注册资本。”本案花木城公司在原告债权转为该公司股权后，该公司注册资本并未增加，且该公司既不以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作为债转股的前提条件，也非《指导意见》确定的可以实施“债转股”的企业；原告既未证实其享有的花木城公司债权符合《公司注册资本登记管理规定》的可依法实施债转股的债权，也未通过实施机构开展市场化债转股，更未通过合法评估程序确定债权的公平价格。因此原告以其享有花木城公司6800万元的不明债权，不经评估即等额出资其认缴的6800万元花木城公司注册资本；花木城公司不属可实施债转股的国家规定企业，不以增资改制为条件，未经实施机构实施，均违反了债转股的法定条件、法定程序，脱离了政府监管，极易造成股东虚假出资、公司恶意逃废债务的后果，故原告主张其已实缴其欠缴的花木城公司6800万元出资的事实，依法不予确认，该院（2019）皖1502执恢74号之三《执行裁定书》裁定追加原告为被执行人并确定原告在欠缴的6800万元出资对花木城公司所欠被告的债务承担责任并无不当。据此，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深圳市裕德丰置业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诉讼费24680元，由原告深圳市裕德丰置业有限公司负担。 本院在二审期间，组织当事人进行了举证、质证。 裕德丰公司提供的新证据为：证据一（2018）皖1502民初6790号《民事判决书》、证据二（2017）皖1502民初2428号《民事调解书》。证明目的：合肥建工金鸟集团有限公司与花木城公司发生交易的时间即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时间是2012年5月18日【见6790号民事判决书第3页第3自然段顺数第1-6行、2428号民事调解书第2页第1自然段顺数第2-7行】，花木城公司增资的时间是在2015年12月1日，即金鸟公司与花木城公司交易的时间在花木城公司增资之前。证据三、网银行内转账业务回单，证明2018年7月4日花木城公司向一审法院支付执行款1349970元，对应2428号调解书协议的第二项内容。证据四、（2018）皖1502执715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证明鉴于金鸟公司将其对花木城公司享有债权中的3249970元转让给王宏光（其中已执行到位1349970元，剩余190万元由王宏光负责追讨），一审法院裁定变更王宏光为申请执行人。证据五、（2019）皖1502执恢74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证明2019年10月12日，一审法院裁定花木城公司所有的综合商业广场110、111、112铺房产以拍卖价190万元交付王宏光，即本案对应的执行案件在追加被执行人裁定作出前已执行完毕。 王宏光的质证意见：证据一、证据二这两份裁判文书是真实的，但时间点不对，我们是2017年才竣工验收的，而不是上诉人所称的2015年，在增资的时间范围内。对证据三、四、五的真实性，我无异议，后期还有30万元执行款未执行到位，190万元中有160万元是工程款，具有优先权，30万元是违约金，不具有优先权，还有4.1万元执行费需要花木城公司支付，故金安区法院执行局将190万元房产抵偿给我，我交了25.9万元房款，此案未执行完毕。 本院的认证意见：裕德丰公司提供新证据的证明目的系本案的争议焦点，本院将在后续予以阐述。 二审认定的事实：花木城公司开发的六安花木城综合商业广场项目开工时间为2012年7月，竣工时间为2016年11月，于2017年12月进行了竣工验收备案。2015年12月25日，花木城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签订《固定资产借款合同》，约定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借款400000000元，截止2018年12月20日，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出借金额336000000元，合同约定该借款用途为“六安花木城一期项目建设及偿还本项目存量负债”。经本院核实，本案所涉执行案件尚未执行完毕。 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二审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裕德丰公司对花木城公司的增资是否已经履行出资义务，应否对王宏光主张的权利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综合分析评判如下： 关于裕德丰公司是否已经履行出资义务问题一节。从审理查明的事实看，花木城公司登记时注册资本为30000000元，2015年11月申请变更注册资本为200000000元，裕德丰公司在花木城公司持股比例为40%，依照其所持股份比例，其相对应的出资份额应为80000000元。从裕德丰公司在本案中提交的《债权转股权协议》中反映，裕德丰公司已实缴的部分为12000000元，截止2019年9月，尚未实缴金额为68000000元。虽该协议约定裕德丰公司以其对花木城公司享有的债权作为出资，但从该协议签订的情况看，裕德丰公司及花木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为钟永森，两公司系关联公司。在本案诉讼中，裕德丰公司提供的安徽九州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中已明确系花木城公司委托，相关资料亦是花木城公司提供，审计报告出具的时间亦在一审法院裁定追加裕德丰公司为被执行人之后。从审计报告记载的内容看并没有涉及花木城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借贷款项的记载，另一案件中，王宏光作为金鸟公司代理人在向裕德丰公司询问该笔贷款的去向时，裕德丰公司亦未予回答，且未在诉讼中提供证据该笔贷款的流向，故本院对案涉审计报告记载的内容不予采纳。本案中，裕德丰公司并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该协议中的债权确实发生，故该协议不能作为裕德丰公司已经履行出资义务的凭据。 关于裕德丰公司应否对王宏光主张的权利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问题一节。本案中，裕德丰公司虽主张其已于2019年9月30日缴足其持股40%部分的出资，但鉴于其用于出资的债权并无充分证据支持，故对裕德丰公司已缴足出资的主张不予采信，案涉工程项目的竣工验收系在花木城公司增资之后，故裕德丰公司仍应当在未出资68000000部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一审法院裁定追加其为王宏光与花木城公司执行一案的被执行人，并无不当。 至于裕德丰公司称王宏光与花木城公司执行一案已执结的理由，与本院查明事实不符，也与其在二审中的陈述有悖，故对裕德丰公司该项主张亦不予采信。 综上，裕德丰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4680元，由深圳市裕德丰置业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顾德明 审判员  丁志欢 审判员  卢文乐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鲍芳 书记员朱雪芬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