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20)鲁01刑终208号原公诉机关山东省济南市济阳区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才延安，女，1959年12月20日出生于辽宁省北镇县，满族，公民身份号码，大学文化，中国合伙人服务联盟副主席、执行主席、学股华东区区长（“惠乐益时期”）、华东区区长（“众比特时期”），贵州众比特区块链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户籍地上海市，住上海市，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8年4月3日被刑事拘留，同年5月9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山东省济南市看守所。辩护人李仁兵，北京安普律师事务所律师。辩护人强磊，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郭吕建(别名郭小建)，男，1972年5月29日出生于山西省曲沃县，汉族，公民身份号码，初中文化，中国合伙人服务联盟副主席、学股华南区区长（“惠乐益时期”）、华南区区长（“众比特时期”），贵州众比特区块链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户籍地山西省曲沃县，住山西省临汾市，2005年9月13日因犯窝藏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8年4月26日被刑事拘留，同年5月28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山东省商河县看守所。辩护人李银生，北京市法大律师事务所律师。辩护人王鹏，山东坤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刘玲利，女，1979年5月24日出生于河南省滑县，汉族，公民身份号码，高中文化，中国合伙人服务联盟副主席、学股华中区区长（“惠乐益时期”）、华中区管委（“众比特时期”），户籍地河南省滑县，住河南省郑州市，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8年4月3日被刑事拘留，同年5月9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山东省济南市看守所。辩护人王俊鹏，山东尽善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张誉宝（曾用名张发金、张涛，别名张勇、张发勇），男，1971年3月14日出生于山东省乐陵市，汉族，公民身份号码，中专文化，中国合伙人服务联盟副主席、学股华北区区长（“惠乐益时期”）、华北区管委（“众比特时期”），贵州众比特区块链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户籍地山东省乐陵市，住北京市，2014年7月30日因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并处罚金十二万元，缓刑考验期限自2014年8月12日起至2019年8月11日止。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8年4月24日被刑事拘留，同年5月28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山东省济南市看守所。辩护人齐永久、王硕，泰和泰（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李健铭(曾用名李明)，男，1982年6月19日出生于山东省蓬莱市，汉族，公民身份号码，研究生文化，中国合伙人服务联盟副主席，河南惠乐益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户籍地山东省蓬莱市，住河南省郑州市，2013年7月20日因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并处罚金三十万元，2013年8月14日被刑满释放，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8年4月3日被刑事拘留，同年5月9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山东省济南市看守所。辩护人陈畅，山东瀛岱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何建标，女，1973年1月7日出生于上海市青浦县，汉族，公民身份号码，初中文化，中国合伙人服务联盟副主席、执行总裁，户籍地上海市，住上海市，2008年6月1日因赌博被行政拘留三日，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8年4月3日被刑事拘留，同年5月9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山东省济南市看守所。辩护人张慧，山东正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韩传生，男，1972年1月21日出生于河南省固始县，汉族，公民身份号码，高中文化，中国合伙人服务联盟华中区副区长（众比特“小五星”时期）、学股河南省代理（“惠乐益时期”）、河南省金星代理（众比特“大五星”时期）、河南省代理（众比特“小五星”时期），住河南省固始县，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8年11月16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2月20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山东省商河县看守所。辩护人胡月，山东博翰源律师事务所律师。辩护人时楷，山东公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纪文超，男，1986年5月14日出生于黑龙江省海林市，汉族，公民身份号码，大专文化，中国合伙人服务联盟民股湖南省代理（“惠乐益时期”）、湖南省金星代理（众比特“大五星”时期）、湖南省代理（众比特“小五星”时期），户籍地黑龙江省海林市，住黑龙江省海林市，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8年10月16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1月7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山东省济南市看守所。辩护人靳士海，山东律尚律师事务所律师。辩护人隋晓燕，山东君诚仁和（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张欢，男，1990年6月1日出生于山东省济南市，汉族，公民身份号码，大学文化，中国合伙人服务联盟学股济南市、泰安市代理（“惠乐益时期”）、济南市木星代理（众比特“大五星”时期），户籍地山东省济南市，住山东省济南市，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8年4月3日被刑事拘留，同年5月9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山东省商河县看守所。辩护人徐奉勤，辽宁山盟律师事务所律师。辩护人鲁兵，山东泺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人孙铭阳，曾用名孙黎明，男，1972年3月8日出生于山东省招远市，汉族，公民身份号码，初中文化，中国合伙人服务联盟主席，住招远市，2003年7月23日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二百万元，2009年1月16日被假释，假释考验期限自2009年1月16日起至2011年12月15日止，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8年4月3日被刑事拘留，同年5月9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山东省济南市看守所。辩护人张建国，北京市金友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人郑淑彬，男，1963年7月9日出生于山东省桓台县，汉族，公民身份号码，高中文化，中国合伙人服务联盟学股淄博市代理（“惠乐益时期”）、山东省金星代理（众比特“大五星”时期）、山东省代理（众比特“小五星”时期），户籍地山东省桓台县，住山东省桓台县，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8年9月20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0月26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山东省济南市看守所。原审被告人刘莉莉(别名刘凡熙)，女，1984年10月22日出生于辽宁省盘锦市，汉族，公民身份号码，中专文化，中国合伙人服务联盟学股辽宁省代理（“惠乐益时期”）、辽宁省金星代理（众比特“大五星”时期）、盘锦市代理（众比特“小五星”时期），河南惠乐益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商务部负责人，住辽宁省盘锦市，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8年4月24日被刑事拘留，同年5月28日被逮捕，2019年12月30日被取保候审。原审被告人曹丽霞，女，1980年3月3日出生于山东省招远市，汉族，公民身份号码，中专文化，中国合伙人服务联盟学股山东省代理（“惠乐益时期”），户籍地山东省招远市，住招远市，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8年4月3日被刑事拘留，同年5月9日被取保候审，2020年6月2日被本院取保候审。原审被告人徐嘉庆(曾用名冯志龙)，男，1980年1月26日出生于河南省滑县，汉族，公民身份号码，中专文化，河南华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户籍地河南省滑县，住河南省郑州市，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8年4月3日被刑事拘留，同年5月9日被逮捕，2020年6月2日被本院取保候审。原审被告人刘伟光(曾用名刘卫光)，女，1960年1月19日出生于辽宁省抚顺市，汉族，公民身份号码，大专文化，河南惠乐益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财务部负责人，户籍地河南省平顶山市，住河南省郑州市，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8年4月3日被刑事拘留，同年5月9日被逮捕，2019年9月6日被取保候审。济南市济阳区人民法院审理济南市济阳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孙铭阳、才延安、郭吕建、张誉宝、刘玲利、李健铭、何建标、韩传生、纪文超、曹丽霞、刘莉莉、郑淑彬、张欢、刘伟光、徐嘉庆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一案，于2020年3月31日作出（2019）鲁0125刑初43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才延安、郭吕建、张誉宝、刘玲利、李健铭、何建标、韩传生、纪文超、张欢均不服，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上诉人，听取辩护人意见，认为本案不属于法律规定必须开庭审理的案件，决定不开庭审理。经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准，本案延长审理期限二个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判决认定，2016年9月底，被告人孙铭阳创建了“PPP全民合伙人”学股，带领被告人才延安、郭吕建、张誉宝、刘玲利、曹丽霞、郑淑彬、张欢等各级代理和会员以投资“中国紧急救援”项目为名，要求各级代理及会员缴纳不同数额的代理费或会员费成为学股，许诺给予白云通航公司的原始股权，在全国范围内招收各级代理及会员。2016年12月，被告人孙铭阳将各级代理及会员数据导入“合伙人创业园”系统，并以此为依托创建了中国合伙人服务联盟，2017年4月，在香港注册了中国合伙人服务联盟有限公司。各级代理和会员以缴纳300元平移费、缴纳3000元会员费跟随孙铭阳加入中国合伙人服务联盟，并通过缴纳不同数额的代理费获得不同级别的代理资格。中国合伙人服务联盟先后领导成立了河南惠乐益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乐益公司”）和贵州众比特区块链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比特公司”），以“大通航、大电商、大文化、大数据”等为旗号和“白云通航救援卡、公司原始股、商城积分、天朝上品贵人酒、贵人通、乐宝”为道具，虚假宣传、夸大宣传，以潜在的高额回报为诱饵，以提供服务、推销商品为名，要求参加者缴纳一定数额的费用以获得资格和相应级别，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间接以发展人员数量作为计酬返利依据，开展传销活动。中国合伙人服务联盟自2016年9月底开始，先后在“惠乐益时期”（2016年9月底起）、“众比特时期”（2017年9月起）实施传销活动，共发展各级代理及会员合计394040个，涉案资金合计2068154200元，非法获利合计689660064元。在“惠乐益时期”，中国合伙人服务联盟一方面以投资“中国紧急救援”项目为名，蛊惑之前发展的各级代理和会员平移并在全国范围内继续招收各级代理及会员，一方面以经营惠乐益公司为名，宣传“大电商”项目。该传销组织打着“大通航、大电商、大文化”等旗号，虚假宣传、夸大宣传，以潜在的高额回报为诱惑，以提供服务、获得原始股权为名，要求参加者缴纳一定数额的费用以获得资格和相应级别，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间接以发展人员数量作为计酬返利依据，通过逐级推荐注册发展各级代理和会员，在线上按照推荐关系和区域安置管理关系进行电子币返利，在线下收取会员费发展普通会员并按照“公司、区、省、市、县”的体系以一定比例逐级提取各级代理的代理费。在“惠乐益时期”，中国合伙人服务联盟先是按照“公司、区、省、市、县、普通会员”的管理体系发展学股，2017年3月底又发展“修复民股”（以下简称民股）。成为区级代理需要缴纳100万元（民股优惠期内50万元），可以提取本区域省级代理代理费的49%、市级代理代理费的5%、县级代理代理费的5%；成为省级代理需要缴纳50万元（民股优惠期内20万元），可以提取本区域市级代理代理费的44%、县级代理代理费的6%；成为市级代理需要缴纳20万元（民股优惠期内10万元），可以提取本区域县级代理代理费的38%；成为县级代理需要缴纳10万元（民股优惠期内5万元），可以获得20万个电子币用于发展普通会员变现；成为普通会员需要缴纳3000元，可以获得白云通航9000原始股权、惠乐益商城100000积分和5年紧急救援生命保卡。每一名新的普通会员加入需要缴纳3000元获得3000个电子币在惠乐益SCRM系统上注册激活，该普通会员向上三代的代理或会员均可以获得新会员缴纳3000元相应10%的推荐奖即300个电子币；该普通会员区域安置管理关系中对应的区级代理可以获得新会员缴纳3000元相应0.375%的管理费奖金即11.25个电子币；该普通会员区域安置管理关系中对应的省级代理可以获得新会员缴纳3000元相应0.5%的管理费奖金即15个电子币；该普通会员区域安置管理关系中对应的市级代理可以获得新会员缴纳3000元相应0.75%的管理费奖金即22.5个电子币；该普通会员区域安置管理关系中对应的县级代理可以获得新会员缴纳3000元相应2.5%的管理费奖金即75个电子币。在“惠乐益时期”，中国合伙人服务联盟依托“公司、区、省、市、县、普通会员”六个层级的体系管理各级代理2281个、会员276664个，收取代理费、会员费992015800元，非法获利153513000元。在“众比特时期”，中国合伙人服务联盟以经营众比特公司为名，利用天朝上品贵人酒和贵人通、乐宝为道具，虚假宣传、夸大宣传天朝上品贵人酒的价值和贵人通、乐宝的高额回报，以提供服务、推销商品为名，要求参加者缴纳一定数额的费用以获得资格和相应级别，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间接以发展人员数量作为计酬返利依据，诱惑群众参加。中国合伙人服务联盟先后以“公司、区、金、木、水、火、土”七级的“大五星”和“公司、区、省、市、县、总监、经理、业务、销售”九级的“小五星”模式开展传销活动，在“大五星”模式时期，区级代理可以提取本区域金星代理费的5%、木星代理费的5%、水星代理费的5%、火星代理费的5%、土星代理费的5%；成为金星需要缴纳12万元，获得20个乐宝、6660个贵人通，可以提取本区域木星代理费的49%、水星代理费的5%、火星代理费的5%、土星代理费的5%；成为木星需要缴纳6万元，获得10个乐宝、3330个贵人通，可以提取本区域水星代理费的44%、火星代理费的6%、土星代理费的6%；成为水星需要缴纳3万元，获得5个乐宝、1665个贵人通，可以提取本区域火星代理费的38%、土星代理费的7%；成为火星需要缴纳18000元，获得2个乐宝、999个贵人通，可以提取本区域土星代理费的31%；成为土星需要缴纳6000元，获得10瓶天朝上品贵人酒、2个乐宝、333个贵人通，推荐土星可以获得土星代理费10%的推荐奖金。中国合伙人服务联盟在“大五星”模式时期共发展各级代理73787个，涉案金额711642000元，非法获利329433900元。在“小五星”模式时期，区级代理可以提取本区域省级代理代理费的5%、市级代理代理费的5%、县级代理代理费的5%、总监代理费的1%、经理代理费的1%、业务代理费的1%、销售代理费的1%；成为省级代理需要缴纳100万元，获得1667瓶天朝上品贵人酒、30000个贵人通，可以提取本区域市级代理代理费的39%、县级代理代理费的5%、总监代理费的1%、经理代理费的1%、业务代理费的1%、销售代理费的1%；成为市级代理需要缴纳50万元，获得833瓶天朝上品贵人酒、15000个贵人通，可以提取本区域县级代理代理费的34%、总监代理费的1%、经理代理费的1%、业务代理费的1%、销售代理费的1%；成为县级代理需要缴纳20万元，获得334瓶天朝上品贵人酒、3000个贵人通，可以提取本区域总监代理费的45%、经理代理费的10%、业务代理费的10%、销售代理费的10%；成为总监需要缴纳36000元，获得60瓶天朝上品贵人酒、1650个贵人通，可以提取本区域经理代理费的35%、业务代理费的3%、销售代理费的3%；成为经理需要缴纳18000元，获得30瓶天朝上品贵人酒、825个贵人通，可以提取本区域业务代理费的32%、销售代理费的3%；成为业务需要缴纳7200元，获得12瓶天朝上品贵人酒、330个贵人通，可以提取本区域销售代理费的29%；成为销售需要缴纳1200元，获得2瓶天朝上品贵人酒、55个贵人通，推荐销售可以获得销售代理费10%的推荐奖金。中国合伙人服务联盟在“小五星”模式时期共发展各级代理43589个，涉案金额364496400元，非法获利206713164元。被告人孙铭阳作为中国合伙人服务联盟主席，是该传销组织的创始人、最高领导者，实际领导中国合伙人服务联盟实施传销活动，组织、领导整个传销组织，在传销活动中起发起、策划、操纵作用。被告人才延安作为中国合伙人服务联盟副主席，“惠乐益时期”学股华东区区长，“众比特时期”众比特公司法定代表人、华东区区长，是中国合伙人服务联盟的重要骨干，参与传销组织重大事项的决策，组织、领导“惠乐益时期”的学股华东区和“众比特时期”的华东区，通过招商会、微信群等方式积极宣导传销活动模式，积极发展各级代理和会员，并具体负责中国合伙人服务联盟在“众比特时期”的传销活动，在传销活动中起策划、操纵作用并承担管理、协调职责。在“惠乐益时期”，才延安直接或间接发展会员账户51653个，获得返利1244620.25个电子币；作为学股华东区区长组织、领导华东区学股各级代理、会员38847个，涉案金额170019400元，非法获利3945000元。在“众比特时期”，才延安作为华东区区长，通过“大五星”模式在华东区发展各级代理11818个，涉案金额115044000元，非法获利5752200元；通过“小五星”模式在华东区发展各级代理6364个，涉案金额88241200元，可非法获利3262412元。被告人郭吕建作为中国合伙人服务联盟副主席，“惠乐益时期”学股华南区区长，“众比特时期”众比特公司股东、华南区区长，是中国合伙人服务联盟的重要骨干，参与传销组织重大事项的决策，组织、领导“惠乐益时期”的学股华南区和“众比特时期”的华南区，通过招商会、微信群等方式积极宣导传销活动模式，积极发展各级代理和会员，参与策划中国合伙人服务联盟成立众比特公司进行传销活动，在传销活动中起策划作用并承担管理、协调职责。在“惠乐益时期”，郭吕建直接或间接发展会员账户156462个，获得返利1728254.5个电子币；作为学股华南区区长组织、领导华南区学股各级代理、会员61656个，涉案金额238557200元，非法获利3950000元。在“众比特时期”，郭吕建作为华南区区长，与华南区管委苏献荣共同管理华南区，获得华南区区级代理返利的80%。郭吕建通过“大五星”模式发展在华南区各级代理17169个，涉案金额158958000元，非法获利6358320元；通过“小五星”模式在华南区发展各级代理13565个，涉案金额107748000元，可非法获利2657184元。被告人刘玲利作为中国合伙人服务联盟副主席，“惠乐益时期”学股华中区区长，“众比特时期”华中区管委，是中国合伙人服务联盟的重要骨干，参与传销组织重大事项的决策，组织、领导“惠乐益时期”的学股华中区和“众比特时期”的华中区，通过招商会、微信群等方式积极宣导传销活动模式，积极发展各级代理和会员，在传销活动中起策划作用并承担管理、协调职责。在“惠乐益时期”，刘玲利直接或间接发展会员账户73385个，获得返利1389512.75个电子币；作为学股华中区区长组织、领导华中区学股各级代理、会员49571个，涉案金额203402200元，非法获利4225000元。在“众比特时期”，刘玲利作为华中区管委，在“大五星”模式下与华中区区长田某（另案处理）共同管理华中区，获得华中区区级代理返利的40%；在“小五星”模式下与华中区区长田某、副区长韩传生共同管理华中区，获得华中区区级代理返利的40%。刘玲利通过“大五星”模式在华中区发展各级代理26444个，涉案金额208758000元，非法获利4175160元；通过“小五星”模式在华中区发展各级代理14530个，涉案金额94146000元，可非法获利1024584元。被告人张誉宝作为中国合伙人服务联盟副主席，“惠乐益时期”学股华北区区长，“众比特时期”众比特公司股东、华北区管委，是中国合伙人服务联盟的重要骨干，参与传销组织重大事项的决策，组织、领导“惠乐益时期”的学股华北区和“众比特时期”的华北区，通过招商会、微信群等方式积极宣导传销活动模式，积极发展各级代理和会员，参与策划中国合伙人服务联盟成立众比特公司进行传销活动，在传销活动中起策划作用并承担管理、协调职责。在“惠乐益时期”，张誉宝直接或间接发展会员账户15723个，获得返利545231.5个电子币；作为学股华北区区长组织、领导华北区学股各级代理、会员17584个，涉案金额79938500元，非法获利2630000元。在“众比特时期”，张誉宝作为华北区管委，与华北区区长唐某共同管理华北区，“大五星”模式获得华北区区级代理返利的40%，“小五星”模式获得华北区区级代理返利的50%。张誉宝通过“大五星”模式在华北区发展各级代理9825个，涉案金额96456000元，非法获利1929120元；通过“小五星”模式在华北区发展各级代理5680个，涉案金额40748800元，可非法获利673744元。?被告人李健铭作为中国合伙人服务联盟副主席、惠乐益公司法定代表人，在孙铭阳的领导下成立惠乐益公司，在孙铭阳的安排下管理传销组织会员管理系统，积极宣导传销模式，负责运营惠乐益公司网上商城，为传销组织经营“大电商”的旗号。实际负责中国合伙人服务联盟在“惠乐益时期”的财务，收发代理费、拨发电子币，在传销活动中承担管理职责。?被告人何建标作为中国合伙人服务联盟副主席、执行总裁，在“惠乐益时期”协助孙铭阳管理学股，负责拨发电子币发展会员解决传销组织的前期债务；在“众比特时期”统计各级代理发展及账目情况，在传销活动中承担管理、协调职责。?被告人韩传生作为中国合伙人服务联盟“惠乐益时期”学股河南省省级代理，“众比特时期”华中区副区长、金星代理、河南省省级代理，组织、领导“惠乐益时期”的学股河南省和“众比特时期”的河南省，并在“小五星”时期与刘玲利、田某共同管理华中区，通过招商会、微信群等方式积极宣导传销活动模式，负责收取河南省及“小五星”时期华中区各级代理、会员的传销资金，发放传销返利，小五星”时期协调处理华中区各省之间的相关事宜，在传销活动中承担管理、协调职责。在“惠乐益时期”，韩传生直接或间接发展会员账户18930个，获得返利547721电子币；作为学股河南省省级代理组织、领导河南省学股各级代理、会员15532个，涉案金额59493300元，非法获利2036000元。在“众比特时期”，韩传生与陈某共同管理河南省，获得河南省金星代理和省级代理返利的50%，“小五星”模式时期，韩传生作为华中区副区长还与刘玲利、田某共同管理华中区，获得华中区区级代理返利的30%。韩传生通过“大五星”模式在河南省发展各级代理7680个，涉案金额56664000元，非法获利1585200元；通过“小五星”模式在华中区发展各级代理14530个，涉案金额94146000元，非法获利768438元，在河南省发展各级代理5589个，涉案金额27453200元，可非法获利1012266元。被告人纪文超作为中国合伙人服务联盟“惠乐益时期”民股湖南省省级代理，“众比特时期”金星代理、湖南省省级代理，组织、领导“惠乐益时期”的民股湖南省和“众比特时期”的湖南省，通过招商会、微信群等方式积极宣导传销活动模式，负责收取湖南省各级代理传销资金、发放传销返利，在传销活动中承担管理、协调职责。在“惠乐益时期”，纪文超直接或间接发展会员账户10228个，获得返利254196电子币；作为民股湖南省省级代理和唐某（另案处理）共同组织、领导湖南省民股各级代理、会员3063个，涉案金额17962000元，非法获利1276000元。在“众比特时期”，纪文超作为“大五星”模式金星代理和“小五星”模式湖南省省级代理，通过“大五星”模式在湖南省发展各级代理2188个，涉案金额20778000元，非法获利1296900元；通过“小五星”模式在湖南省发展各级代理4117个，涉案金额27550800元，可非法获利2611508元。?被告人郑淑彬作为中国合伙人服务联盟“惠乐益时期”学股淄博市市级代理，“众比特时期”金星代理、山东省省级代理、淄博市市级代理，组织、领导“惠乐益时期”的学股淄博市和“众比特时期”的山东省、淄博市，通过招商会、微信群等方式积极宣导传销活动模式，收取山东省、淄博市各级代理、会员的传销资金，发放传销返利，在传销活动中承担管理、协调职责。在“惠乐益时期”，郑淑彬直接或间接发展会员账户1319个，获得返利109215电子币；作为学股淄博市市级代理组织、领导淄博市学股各级代理、会员1353个，涉案金额5259000元，非法获利380000元。在“众比特时期”，郑淑彬和于海寿共同管理山东省和淄博市，获得山东省金星代理和省级代理、淄博市市级代理返利的50%。郑淑彬通过“大五星”模式在山东省发展各级代理2146个，涉案金额20850000元，非法获利729450元；通过“小五星”模式在山东省发展各级代理1040个，涉案金额15408000元，非法获利1118040元，在淄博市发展各级代理256个，涉案金额283480元，可非法获利151348元。?被告人刘莉莉作为中国合伙人服务联盟“惠乐益时期”学股辽宁省省级代理，“众比特时期”金星代理、盘锦市市级代理，组织、领导“惠乐益时期”的学股辽宁省、众比特“大五星”时期的辽宁省和众比特“小五星”时期的盘锦市，通过招商会、微信群等方式积极宣导传销活动模式，负责收取辽宁市、盘锦市各级代理传销资金，发放传销返利，在传销活动中承担管理、协调职责。在“惠乐益时期”，刘莉莉直接或间接发展会员账户5431个，获得返利189796电子币；作为学股辽宁省省级代理组织领导辽宁省学股各级代理、会员4462个，涉案金额21980600元，非法获利1550000元。在“众比特时期”，刘莉莉与高艳芹、毛芝有合伙出资在“大五星”模式下与毛芝有共同管理辽宁省，获得辽宁省金星代理返利的25%，在“小五星”模式下与张炳海、张晓梅共同管理盘锦市，获得盘锦市市级代理返利的三分之一。刘莉莉通过“大五星”模式在辽宁省发展各级代理1687个，涉案金额17856000元，非法获利314100元；通过“小五星”模式在盘锦市发展各级代理373个，涉案金额3610800元，可非法获利127405.3元。?被告人曹丽霞作为中国合伙人服务联盟“惠乐益时期”学股山东省省级代理，组织、领导“惠乐益时期”的学股山东省，通过招商会、微信群等方式积极宣导传销活动模式，负责收取山东省各级代理传销资金、发放传销返利，在传销活动中承担管理、协调职责。在“惠乐益时期”，曹丽霞直接或间接发展会员账户23023个，获得返利546564电子币；作为学股山东省省级代理组织、领导山东省各级代理、会员8793个，涉案金额40268200元，非法获利1944000元。被告人张欢作为“惠乐益时期”中国合伙人服务联盟学股济南市、泰安市市级代理，“众比特时期”木星代理，组织、领导“惠乐益时期”的学股济南市、泰安市和“众比特时期”的济南市，积极宣导传销活动模式，负责收取济南市、泰安市区域内代理、会员的传销资金，发放传销返利，在传销活动中承担管理、协调职责。在“惠乐益时期”，张欢直接或间接发展会员账户631个，获得返利65377.5电子币；作为学股济南市市级代理组织、领导济南市学股各级代理、会员1031个，涉案金额4493000元，非法获利456000元；作为学股泰安市市级代理组织、领导泰安市学股各级代理、会员283个，涉案金额1449000元，非法获利152000元。在“众比特时期”，张欢作为木星代理通过“大五星”模式在济南市发展各级代理75个，涉案金额864000元，非法获利139440元。?被告人徐嘉庆作为河南华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明知孙铭阳要求其制作的会员管理系统是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而用，仍应孙铭阳的要求与李健铭沟通制作了惠乐益SCRM会员管理系统，非法获利500000元。徐嘉庆为中国合伙人服务联盟公司开展传销活动研发会员管理后台，实现了会员登记注册、区域安置管理、电子币返利等重要功能，对传销活动的实施提供了技术保障，对传销活动的实施、传销组织的建立、扩大起关键作用。被告人刘伟光作为惠乐益公司财务负责人，在李健铭的安排下，自2017年7月起负责惠乐益公司的财务工作，并在李健铭的安排下收取了部分传销活动代理费并进行了部分返利，按照李健铭的安排使用了部分涉案资金，在传销活动中承担管理职责。2018年4月3日，被告人孙铭阳、才延安、刘玲利、李健铭、何建标、曹丽霞、张欢、刘伟光、徐嘉庆被公安机关抓获，同年4月24日，被告人张誉宝、刘莉莉被公安机关抓获；同年4月26日，被告人郭吕建被抓获到案；同年9月20日，被告人郑淑彬被公安机关抓获到案，在此之前郑淑彬已多次经公安机关电话传唤接受询问，均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同年10月16日，被告人纪文超经公安机关电话联系，到达约定的地点被民警带走，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但在庭审中翻供；同年11月16日，被告人韩传生经公安机关电话传唤到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但在庭审中翻供。2019年12月26日，被告人刘莉莉退缴非法所得265229.67元，2020年1月6日，被告人曹丽霞退缴非法所得1000000元。上述事实，有经原审庭审举证、质证并确认的证人雷某、张某、李某、黄某等相关证人的证言，微信聊天记录、银行交易明细、企业工商登记及纳税资料等书证，检验报告、审计报告，搜查笔录、扣押清单、发破案经过、户籍材料及被告人孙铭阳、才延安、郭吕建等人的供述等材料证实。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孙铭阳、才延安、郭吕建、张誉宝、刘玲利、李健铭、何建标、韩传生、纪文超、郑淑彬、刘莉莉、曹丽霞、张欢、徐嘉庆、刘伟光的行为均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上述各被告人，除刘伟光外，均犯罪情节严重。孙铭阳系主犯、累犯，有坦白情节。才延安系主犯。郭吕建曾因故意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系主犯。张誉宝系主犯，曾因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受到刑事处罚，在缓刑考验期限内犯新罪，应当撤销缓刑，对原判和本罪所判处的刑罚实行数罪并罚，有坦白情节，有积极协助公安机关办理案件的行为，量刑时适当从轻。刘玲利系主犯。李健铭系从犯，曾因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受过刑事处罚，系累犯，有坦白情节。何建标系从犯，有坦白情节。韩传生系从犯，虽有自动投案行为，但在庭审中翻供，依法不能认定其有自首情节。纪文超系从犯，虽自动投案，但在庭审中翻供，亦非自首。曹丽霞系从犯，有坦白情节，且中途退出，未全程参与传销组织的犯罪活动；积极退缴违法所得。刘莉莉系从犯，有坦白情节，积极退缴违法所得。郑淑彬从犯，有自首情节。张欢系从犯。徐嘉庆系从犯，有坦白情节。刘伟光系从犯且犯罪情节轻微，有坦白情节。孙铭阳、张誉宝、李健铭、曹丽霞、刘莉莉、郑淑彬、徐嘉庆、刘伟光自愿认罪，签字具结愿意接受处罚，可以从宽处理。综合考虑，对孙铭阳、张誉宝、刘玲利、李健铭、何建标、韩传生从轻处罚；对被告人纪文超、郑淑彬、刘莉莉、曹丽霞、张欢、徐嘉庆减轻处罚；对刘伟光免除处罚。综上，对被告人孙铭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对被告人才延安、郭吕建、刘玲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对被告人张誉宝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九条第一、三款、第七十七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对被告人李健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对被告人何建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对被告人韩传生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四条；对被告人纪文超、张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对被告人郑淑彬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对被告人刘莉莉、曹丽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七十二条第一、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对被告人徐嘉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对被告人刘伟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七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之规定，一、撤销山东省临邑县人民法院（2014）临刑初字第55号刑事判决对被告人张誉宝宣告的缓刑。二、被告人孙铭阳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三千万元。被告人才延安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二千万元。被告人郭吕建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一千五百万元。被告人刘玲利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一千万元。被告人张誉宝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八百万元，与原判刑罚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十二万元合并执行，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八百一十二万元。被告人李健铭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二百万元。被告人何建标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一百万元。被告人韩传生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一百万元。被告人纪文超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八十万元。被告人郑淑彬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四十万元。被告人刘莉莉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并处罚金四十万元。被告人曹丽霞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并处罚金四十万元。被告人张欢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二十万元。被告人徐嘉庆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并处罚金十万元。被告人刘伟光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免予刑事处罚。三、被告人曹丽霞缴纳的非法所得一百万元，被告人刘莉莉缴纳的非法所得二十六万五千二百二十九元六角七分，冻结、查封、扣押在案的涉案传销资金及孳息、各被告人、传销参与人的非法所得及孳息、使用传销资金购置的物品（孳息自公安机关冻结之日起计算），依法予以没收；各被告人通过本案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犯罪获得的其他非法所得，继续追缴，予以没收。四、冻结、查封、扣押在案的其他财物，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宣判后，原公诉机关不抗诉。原审被告人孙铭阳、郑淑彬、刘莉莉、曹丽霞、徐嘉庆、刘伟光均服判不上诉。原审被告人才延安、郭吕建、刘玲利、张誉宝、李健铭、何建标、韩传生、纪文超、张欢不服判决，分别提出上诉，其中：上诉人才延安提出以下上诉理由：1.程序违法，侦查机关、公诉机关未全面审查案件事实，未追究李雷、李某、张某等人的法律责任，严重违背客观事实；一审法院剥夺其辩护权，拒绝其要求审计人员出庭质证的权利，违背证据采信原则。2.一审对“惠乐益时期”的行为进行刑事处罚违背一事不再理原则。3.一审认定事实不清，原判认定众比特公司与孙铭阳、惠乐益公司等之间的关系错误，众比特公司是正常的酒销售公司，公司的返利模式是团队计酬，出现的层级并非传销犯罪的销售层级，公司全部利润和收入均来自酒的销售。4.其在“众比特时期”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其主观上没有犯罪故意，客观上没有实施传销行为。其辩护人提出以下辩护意见：1.原判认定才延安“惠乐益时期”构成犯罪错误，才延安作为中国合伙人联盟副主席的身份没有任命，华东区区长的身份是平移过去的，在“惠乐益时期”没有参与任何活动。2.原判程序违法：在被告人苏献荣未出席的情况下进行缺席审判，原判未准许辩护人申请审计人员出庭的申请。3.原判证据采信失当：证人雷某、张某、李某所作的证言系虚假陈述；中国刑事警察学院物证鉴定中心及山东天泽会计事务所所作的报告、现场勘验笔录均不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证据；证人证言存在雷同，对该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存疑；才延安在内的各被告人在“惠乐益时期”参与的活动是中国紧急救援，非传销活动，非一审判决认定的假借紧急救援之名进行活动；各被告人的供述存在诱供，应当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4.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审认定才延安“惠乐益时期”从事的活动构成犯罪与在案证据、才延安的银行记录等证据不符；原判将传销活动的起始时间认定为2016年9月错误；原判认定惠乐益公司及众比特公司系中国合伙人服务联盟为了实施传销犯罪成立错误；原判认定众比特公司利用天朝上品酒、贵人通为道具进行虚假宣传与客观事实不符；才延安不存在非法占有的目的，没有实施骗取财物的行为，才延安行为不构成犯罪；原判认定才延安的非法获利错误。上诉人郭吕建提出以下上诉理由：1.惠乐益公司、众比特公司均是依销售商品为目的、以销售业绩为计酬依据的单纯的团队计酬模式，都是正常的经营行为，均不构成犯罪。2.其未参与“惠乐益时期”工作，没有获取该时期的利益，“众比特时期”其也没有参与公司的决策和管理，原判认定其系这两个时期的组织者、管理者错误。3.中国刑事警察学院物证鉴定中心及天泽会计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鉴定报告存在违法性，没有将河南万企普世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企普世）时期与“惠乐益时期”的电子数据分开，内容严重失实，不应当作为证据使用。其辩护人除提出与上述上诉理由一致的辩护意见外，还提出原判采用的证言取证违法，应当予以排除的辩护意见。上诉人刘玲利提出以下上诉理由：1.原判认定其在传销组织中系主犯错误，“惠乐益时期”、“众比特时期”其都是根据孙铭阳的指示办事，不具有决策权，亦不参与分红。2.原判未区分合法收入和非法所得，将其扣押在案银行卡内的余额一律没收不当。3.中国刑事警察学院物证鉴定中心及天泽会计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鉴定报告、审计报告严重失实；4.原判量刑过重，罚金过高，其到案后如实供述，自愿认罪认罚，并签字具结，应从轻处罚；其辩护人除提出以上辩护意见外，还提出刘玲利亲属主动退赃，应当对刘玲利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上诉人张誉宝以“原判量刑过重，未认定其有重大立功情节”为主要理由提出上诉。其辩护人提出以下辩护意见：1.原判认定张誉宝在“惠乐益时期”、“众比特时期”均构成犯罪错误，张誉宝主观上无传销故意，客观上无传销行为，两个时期的公司经营模式都是团队计酬，原判认定缺乏依据。2.中国刑事警察学院物证鉴定中心及天泽会计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鉴定报告不具合法性，鉴定报告的真实性存疑。3.原判遗漏张誉宝重大立功情节，且张誉宝具有坦白情节，认罪认罚，原判量刑过重。上诉人李健铭以“原判量刑过重，其已签订认罪认罚具结书，“惠乐益时期”的行政处罚应当抵顶罚金，请求从轻处罚”为主要理由提出上诉。其辩护人除提出与上诉理由一致的辩护意见外，还提出被查封的钱某名下的房产无证据证实是李健铭用非法所得购买的辩护意见。上诉人何建标提出以下上诉理由：1.其名下被冻结的两张银行卡内有自己及他人的合法资金，尾号为4235的银行卡中310615元属于其个人合法资金，20万属于他人合法财产；尾号为8545的银行卡中有16372.39元为刘家超合法资金，现金6814元属于其个人合法财产。2.原判量刑过重，其在共同犯罪中作用较小，其虽有头衔和职位，但只是被动的接受领导安排的日常事务性工作，没有决策和管理权，“惠乐益时期”系负责处理大小众筹，“众比特时期”仅做过一次表格，请求从轻处罚。其辩护人所提辩护意见与上述上诉理由一致。上诉人韩传生提出以下上诉理由：1.“惠乐益时期”，其系林成兵、王定山退出后被安排至河南省级代理的位置上，并未缴纳代理费，一审认定其在“惠乐益时期”发展的会员数量、涉案资金及非法获利等错误。2.众比特“大五星”时期，其与陈世锋共同出资购买金星资格，二人各自发展会员，原判未将二人的会员数量、提成代理费情况加以区分错误。3.“小五星”时期，其并非华中区副区长，原判认定其获利30%错误。4.原判量刑畸重，一审未认定其有立功情节错误。其辩护人所提辩护意见与上述上诉理由一致。上诉人纪文超提出以下上诉理由：1.原判认定事实错误，“惠乐益时期”其非湖南省代理，湖南省代理及实际控制人是唐某，其只是顶名处理一些事务性工作，人员和层级都是唐某发展的，且唐某已经受刑事处理，不应当计算至其头上。2.原判认定的非法获利金额不清，扣押的财产中有合法财产。3.电子证据提取不符合法定要求，该部分电子证据不应当作为证据使用。4.原判量刑畸重，原判未认定其有自首情节错误，其二审期间自愿认罪认罚，请求从轻处理并使用缓刑。其辩护人所提辩护意见与上述上诉理由一致。上诉人张欢提出以下上诉理由：1.其主观上无通过传销组织骗取他人钱财的故意，其系基于对中国紧急救援白云通航项目的信任参与的，没有参与惠乐益公司的任何活动。2.其作为济南市、泰安市的代理，在“惠乐益时期”仅收取了县一级代理费的返利，返利级别为两级，“众比特时期”未对层级关系加以认定，其行为不符合传销犯罪的法律规定。3.原判未准确认定与其有真实关系的会员及数量，原判认定的会员数量是通过平移和修改推荐关系的方式形成的，不完全是其发展的，惠乐益电子平台上的数据不能够准确认定与其有关的信息。4.山东天泽会计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存在重大违法，审计报告的合法性和真实性存疑。其辩护人除提出与上述上诉理由一致的辩护意见外，还提出以下辩护意见：1.张欢主观上无犯罪的故意，系基于对紧急救援事业的热爱而加入，没有牟取非法利益的目的，客观上没有传销行为，下级人员不是上级推荐，是购买者自愿对号入座，与张欢无关。2.一审认定传销活动的起始时间为2016年9月底，但并未对该时期万企普世李雷、李某的行为进行审查，仅将“惠乐益时期”和“众比特时期”的行为认定为犯罪。3.冻结在案的账户资金都是受害人的购酒款，应当予以返还。4.本案的经营模式在“惠乐益时期”按照行政区划分为各种代理，不是逐级推荐，“众比特时期”是以销售酒为目的，将酒销售后的利润进行分配，属于团队计酬，均不属于传销犯罪。5.中国刑事警察学院所作的鉴定报告不具真实性。6.原判认定的张欢在“惠乐益时期”及“众比特时期”的非法获利情况错误。原审被告人孙铭阳的辩护人提出以下意见：1.原判将本案传销活动的起始时间认定为2016年9月底，却未追究李雷、李某等人的责任，事实认定不全面、不客观。2.原判认定孙铭阳系累犯错误。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和证据与一审相同。针对上列上诉人及其辩护人提出的上诉理由、辩护意见，根据本案的事实和证据，本院评判意见如下：1.关于上诉人才延安及其辩护人所提原判程序违法，原审法院在被告人苏献荣未出席情况下缺席审判，剥夺辩护人的辩护权，未准许请求审计人员出庭质证申请的问题。经查，首先，苏献荣在一审审理期间身患严重疾病无法出庭，原判综合考虑全案事实，裁定对起诉指控苏献荣犯罪部分中止审理，并对其他被告人继续审理符合法律的规定。其次，原审法庭在依法接受二辩护人的辩护手续后，辩护人依法查阅、复制了本案全部卷宗材料，庭审过程中辩护人充分发表了自己的正当意见，辩护人的辩护权利已得到依法充分保障，合议庭根据全案情况作出不需要审计人员出庭作证的决定亦符合法律规定。综上，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2.关于上诉人才延安所提对“惠乐益时期”的行为再次进行刑事处罚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以及上诉人李健铭及其辩护人所提“惠乐益时期”的行政处罚可以抵顶罚金的问题。经查，《中国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条规定，违法行为构成犯罪，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得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处罚。“惠乐益时期”的行为已经构成犯罪，湖南石门食品工商质量监督管理部门对该时期行为所作行政处罚不影响对惠乐益的行为进行刑事处理，不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惠乐益时期”的行政处罚当事人系惠乐益公司，非李健铭本人，不属于法律规定应当抵顶罚金的情形。据此，上述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3.关于上诉人才延安辩护人所提证人证言存在雷同，该部分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存疑，被告人供述存在诱供应当予以排除的问题。经查，传销参与人加入的是同一个传销组织领导的传销活动，对于上级代理、组织架构、传销模式等描述自然具有相似性。立案后，侦查机关依法对才延安等人进行讯问，讯问程序合法，讯问过程中充分保障了被告人的饮食和必要的休息权利，且笔录记载的内容与在案证据相互印证，辩护人所提存在诱供的情况亦无证据证实。据此，该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4.关于上诉人郭吕建的辩护人所提原判证言证据取证违法，应当予以排除、上诉人纪文超所提本案电子证据取证不符合法定要求，不应当作为证据使用；上诉人才延安的辩护人所提现场勘验笔录不能作为客观证据使用的问题。经查，侦查机关在获取证言证据的过程中，依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向证人出具询问通知书、证人权利义务告知书并制作笔录，笔录上均有证人的签字捺印及侦查人员的签字。取证形式、程序均符合法律规定，且与本案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应予采信。相关电子证据系侦查机关依据法定职权调取，勘验、提取及扣押手续完备，并制作有电子证据检查工作记录，现场勘验笔录存在的瑕疵，办案机关已经补正并作出合理解释，鉴定机构在鉴定时亦对检材完整性和有效性进行了校验，以上证据均应予采信。据此，上述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5.关于原审被告人孙铭阳的辩护人所提原判认定孙铭阳系累犯错误的问题。经查，孙铭阳2003年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2009年1月16日被假释，假释考验期自2009年1月16日至2011年12月15日。孙铭阳组织成立学股，招收学股各级代理的时间是自2016年9月起，即孙铭阳实施本案传销行为距前一次犯罪刑罚执行完毕尚未超过五年，故符合法律规定累犯的构成条件，原判认定并无不当。据此，该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6.关于上诉人才延安的辩护人、上诉人郭吕建、刘玲利、张欢及其辩护人、张誉宝的辩护人所提中国刑事警察学院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报告、山东天泽会计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山东德永会计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不具合法性、内容失实，均不能作为定案证据使用及上诉人才延安的辩护人、上诉人韩传生、纪文超、张欢所提原判认定的会员数量、涉案资金、非法获利等情况有误的问题。经查，中国刑事警察学院鉴定中心是由公安部颁证、经公安部鉴定机构登记管理的具有鉴定资质的鉴定机构，山东天泽会计事务所有限公司系经山东省财政厅允许具有执业资格的会计审计机构，本案的鉴定、审计内容均在二者的执业范围内。案发后，公安机关依法扣押涉案网络服务器、冻结涉案相关银行卡，出具鉴定聘请书，委托具有资质的机构对涉案材料进行检验、鉴定和审计，人员具有相关工作资质，依据的检材具备完整性、真实性，鉴定、审计程序符合法律规定，出具的鉴定结果、审计结果亦均经庭审举证、质证，应予采信。才延安、韩传生、纪文超、张欢在“惠乐益时期”、“众比特时期”的会员发展、涉案资金及非法获利情况均有上述鉴定报告、审计报告、相关证人证言及银行交易明细等证据予以证实，且相互印证。原判并未将山东德永会计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作为定案证据使用。最后，综上，上述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7.关于上诉人才延安及其辩护人、上诉人张欢辩护人、原审被告人孙铭阳辩护人所提原判认定传销活动的起始时间为2016年9月错误，未追究李雷等人的责任，未全面审查案件事实，认定事实不全面、不客观的问题。经查，孙铭阳、李雷、李某等人在万企普世时期曾一起合作发展民股，后期孙铭阳提出发展学股时李雷等人明确表示反对，多次以万企普世红头文件的形式发出通知，并最终解除孙铭阳及其跟随者的相应职务，孙铭阳与万企普世决裂，上述事实有李某的证言、万企普世时期的文件及证人证言、微信聊天记录予以证实。孙铭阳系于2016年9月份开始正式提出发展学股、并通过召开招商会议等方式招收学股各级代理及会员，形成“惠乐益时期”的传销组织架构，各大区长缴纳的代理费亦系打入孙铭阳控制的银行账户，原判认定本案起始时间无误，认定事实客观、全面，是否追究李某、李雷等人的行为不影响对本案事实的认定。据此，该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8.关于上诉人才延安所提原判认定众比特公司与孙铭阳、惠乐益公司等之间的关系错误及其辩护人所提原判认定惠乐益公司、众比特公司系中国合伙人联盟为了实施传销犯罪成立错误的问题。经查，在案证据证实孙铭阳于2016年9月开始组建学股，在全国范围内招收各级代理及会员，后将该组织命名为中国合伙人服务联盟。孙铭阳作为联盟主席，组建联盟决策机构，在其领导下成立惠乐益公司，搭建惠乐益SCRM系统，惠乐益公司被查处后，孙铭阳与才延安、郭吕建等人开始以销售酒的名义重新组织活动，并成立众比特公司直至案发。故虽然从表面上看，惠乐益公司、众比特公司系独立存在且经营项目完全不同的两个公司，但实际上均是以所谓的项目为名，要求参加者缴纳一定的费用获得资格及级别，按照一定的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间接以发展人员数量作为计酬返利依据进行的传销活动，两个公司均系中国合伙人联盟为实施传销设立的公司，孙铭阳作为中国合伙人联盟主席实际策划、组织并领导两个时期的活动，原判认定孙铭阳与“惠乐益时期”、“众比特时期”的关系准确。综上，该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9.关于上诉人才延安所提“众比特时期”其主观上无犯罪故意，客观上无传销行为，其行为不构成犯罪及其辩护人所提才延安作为中国合伙人联盟副主席的身份没有任命，华东区区长的身份是平移过去的，没有参与“惠乐益时期”任何活动，才延安无非法占有的目的，没有实施骗取财物行为，才延安在“惠乐益时期”、“众比特时期”的行为均不构成犯罪的问题。经查，2016年10月，才延安花100万元购买了学股华东区区长，并非平移；孙铭阳曾以文件或微信通知的方式对外公布才延安系中国合伙人联盟副主席、执行主席、华东区区长，中国合伙人联盟服务联盟纪﹝2017﹞1号会议纪要、微信聊天记录及证人杨某、张某、井某等传销参与人的证言亦证实才延安实际也是以上述身份进行传销活动。才延安作为中国合伙人服务联盟骨干成员，明知“惠乐益时期”、“众比特时期”的虚假宣传、经营模式和返利方式，仍参与传销活动，并获取巨额返利，其骗取财物的主观故意显而易见。才延安积极参与两个时期的传销活动，分别负责“惠乐益时期”华东区的发展及“众比特时期”整个组织活动的策划、组织和发展，为两个时期的传销活动提供了关键、不可或缺的作用，两个时期的行为均已构成犯罪。据此，上述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10.关于才延安辩护人所提“惠乐益时期”才延安加入的是中国紧急救援项目，非假借紧急救援项目实施传销，证人雷某、张某等人的证言不应当予以采信的问题。经查，应急管理部紧急救援中心出具的说明证实“大通航”“基地资质”“PPP”“全民合伙人”项目等活动均与紧急救援中心无关，系冒用中心名义进行的活动，证人雷某、张某等证言均能印证上述事实，足以采信。据此，该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11.关于上诉人才延安、上诉人郭吕建及其辩护人所提众比特公司是正常的酒销售公司，收入及利润均来自酒的销售，返利模式是团队计酬、上诉人才延安辩护人所提众比特公司利用天朝上品酒、贵人通为道具进行虚假宣传错误，上诉人张誉宝辩护人所提“惠乐益时期”、“众比特时期”的销售模式均是团队计酬的问题。经查，首先，“惠乐益时期”对外宣传的“大通航”“基地资质”“PPP”项目均系冒用中心名义进行的活动，惠乐益电子商城的盈利及纳税寥寥无几。“惠乐益时期”，中国合伙人服务联盟以“大通航”“大电商”“大文化”为名义，以提供服务、获得原始股权、潜在的高回报等为利诱，要求参加者缴纳相应的费用以获得相应的级别和资格，按照“公司、区、省、市、县、普通会员”的顺序组成层级，线上按照推荐关系和区域安置关系进行电子币返利，线下收取会员费并按照相应比例进行返利。其次，“贵人通”系贵人大公司免费配送的消费积分，无交易、升值价值，“乐宝”仅系一二维码，众比特公司购买天朝上品酒的价格为每瓶43元，对外向参加者宣传的价格为600元。众比特公司对外虚构“贵人通”“乐宝”“天朝上品酒”的价值和作用，诱使参加人加入，形成“小五星”时期“公司、区、金、木、水、火、土”和“大五星”时期“公司、区、省、市、县、总监、经理、业务、销售”的层级模式，各个层级依据相应的比例获取返利。综上，孙铭阳等人利用惠乐益商城、天朝上品酒、贵人通等工具隐瞒实际经营模式及返利方式的商品销售行为，仅是以推销商品为名的欺诈销售行为，两个时期的销售及返利模式并非单纯的以销售业绩为计酬依据，而是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团队计酬”方式，中国合伙人服务联盟在“惠乐益时期”、“众比特时期”开展的活动均已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犯罪。据此，上述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12.关于上诉人郭吕建所提原判认定其系惠乐益、众比特两个时期的组织者、管理者错误，其未参与“惠乐益时期”的活动，没有获取该时期的利益，“众比特时期”其没有参与公司的决策和管理的问题。经查，微信聊天记录、传销参与人证言及被告人供述等证据均证实郭吕建系中国合伙人服务联盟副主席，“惠乐益时期”华南区区长，“众比特时期”众比特公司股东、华南区区长。2016年9月底,郭吕建成为学股华南区区长，以投资“中国紧急救援”“大通航”等名义收取负责的湖南省、湖北省、江西省等省份内参加者缴纳的用以获取相应资格和级别的费用，形成华南区域内区、省、市、县、普通会员的组织架构，安排助理收取参加者费用，收取成员平移费，统筹计算返利并获取非法利益。“众比特时期”，郭吕建与才延安、张誉宝共同成立众比特公司，对众比特公司成立及该时期的组建、发展起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作为华南区区长，领导、管理区域内人员的发展、费用收取及返利。郭吕建不仅积极参与“惠乐益时期”、“众比特时期”的活动，还在该组织中发挥着组织、管理的关键作用。据此，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13.关于上诉人刘玲利所提原判认定其主犯错误，“惠乐益时期”、“众比特时期”都是根据孙铭阳指示办事，不具有决策权的问题。经查，刘玲利系中国合伙人服务联盟副主席，“惠乐益时期”华中区区长，“众比特时期”华中区运营中心管委主任，该事实由中国合伙人服务联盟会议纪要及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证实。刘玲利作为中国合伙人服务联盟的骨干成员，组织、领导华中区“惠乐益时期”、“众比特时期”的活动，通过微信群、召开会议等方式在华中区宣传传销方式、传达孙铭阳等人的指示，线上、线下积极发展各级代理和会员，收取返利，在传销活动中起策划、协调及管理作用，原判认定其系主犯并无不当，其是否具有最终决策权以及分红数量的多少，不影响其主犯地位的成立。据此，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14.关于上诉人张誉宝的辩护人所提原判认定张誉宝构成犯罪错误，张誉宝主观上无传销故意，客观上无传销行为的问题。经查，张誉宝曾因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判处刑罚，应当知晓传销犯罪的性质、特征及相关法律规定，其在缓刑考验期内再次加入传销组织并成为该组织的骨干成员，获取巨额非法利益，传销犯罪的主观故意明显。张誉宝系中国合伙人服务联盟副主席、“惠乐益时期”华北区区长、众比特公司副总经理、“众比特时期”华北区管委，在“惠乐益时期”、“众比特时期”张誉宝在传销活动中均起策划、管理及协调作用，其行为已经构成犯罪。据此，该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15.关于上诉人韩传生及其辩护人所提在“惠乐益时期”韩传生系他人退出后被安排至河南省级代理的位置上，未缴纳过代理费；众比特“大五星”时期韩传生与陈某共同购买金星资格，应当将二人分别发展会员、收取代理费的情况加以区分；“小五星”时期韩传生非华中区副区长，原判认定其获利30%错误的问题。经查，在“惠乐益时期”，韩传生确系在他人退出后担任的河南省级代理一职，但其加入后一直河南省级代理的名义组织召开会议、在微信群发布通知，安排收取下级缴纳的费用，为河南省传销组织的管理、发展和壮大起了重要作用，该事实有证人陈某、乔某、袁某、陈某及各级学股代理的证言、被告人孙铭阳的供述等证据证实，韩传生本人对此曾予以供述，足以认定韩传生“惠乐益时期”河南省级代理的地位，其是否实际获取非法获利、河南省代理的代理费是由谁缴纳及是否缴纳不影响其河南省级代理身份的成立。众比特“大五星”时期，韩传生与陈某共同出资购买木星代理，共同领导河南省内下级会员的发展、代理费的收取及返利的发放，应当对整个河南省的犯罪数额负责。众比特“小五星”时期韩传生系华中区副区长，与田某、刘玲利共同负责华中区的发展，三人按照每人30%的比例分配利益，该事实有证人田某的证言、上诉人刘玲利的供述、被告人孙铭阳的供述、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综上，上述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16.关于上诉人纪文超及其辩护人所提原判认定事实错误，“惠乐益时期”纪文超非湖南省级代理，其仅是顶名处理事务性工作，实际控制人系唐某，且唐某已受刑事处理，这部分数额不应由纪文超承担的问题。经查，纪文超与唐某系母子关系，“惠乐益时期”修复民股，纪文超缴纳费用获得民股湖南省省级代理资格。该时期纪文超与唐某共同出席参加会议，在微信圈发布通知，使用自己、妻子及其他家属的银行卡收取各级代理缴纳的费用、发放下级返利，该事实有证人唐某、阮某、蔺某等人的证言、苏献荣的供述及纪文超、蔺某等人名下银行卡交易明细等证据予以证实。纪文超与唐某共同组织、领导“惠乐益时期”民股湖南省的传销活动，并非仅是顶名处理事务性工作，应当对“惠乐益时期”湖南省的全部犯罪数额负责，唐某是否受到刑事处理不影响其犯罪数额的认定。据此，该上述理由及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17.关于上诉人张欢及其辩护人所提张欢主观上无传销故意，系基于对中国紧急救援白云通航项目的信任加入，客观上无传销的行为，没有参与惠乐益公司任何活动；原判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惠乐益时期”是按照行政区划分为各种代理、不是逐级推荐，张欢作为济南市、泰安市代理，在“惠乐益时期”仅收取了县一级的代理费的返利，“众比特时期”的会员是购买者自愿加入，原判未对该时期层级关系加以确认，张欢的行为不符合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层级规定的问题。经查，中国合伙人服务联盟先后以“中国紧急救援”“大通航”“大电商”“天朝上品酒”等项目进行虚假宣传，对外承诺高额回报、获取原始股权等，发展各级代理、会员，收取代理费、会员费，形成“惠乐益时期”“公司、区、省、市、县、普通会员”的层级模式、“众比特时期”“公司、区、金、木、水、火、土”七级的“大五星”模式和“公司、区、省、市、县、总监、经理、业务、销售”九级的“小五星”模式，原判对两个时期的层级模式均予以确认，“惠乐益时期”、“众比特时期”，参加者均是直接或间接依靠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返利的依据，与当时所进行的项目是“中国紧急救援”还是“天朝上品酒”并无关联，张欢对此明确知晓，且作为济南市、泰安市两个代理实际获得发展下级的返利及惠乐益公司发放的奖励车辆。张欢受过高等教育，在明知“惠乐益时期”经营模式及返利方式的情况下，仍积极通过会议、微信通知等方式对外进行宣传，发展下级代理并据此获取非法利益，其参与传销的主观故意明显，张欢积极参与两个时期的传销活动，形成济南市、泰安市区域内的传销层级，在传销活动中其承担管理、协调职责，行为已经构成犯罪，且系情节严重。其初期加入该组织的动机、自己实际收取返利的层数及购买者系自愿加入还是其主动发展均不影响其犯罪的成立。据此，上述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18.关于上诉人张欢所提原判未准确认定与其有真实关系的会员数量，惠乐益电子平台上的会员数量系通过修改和平移方式形成，非其个人发展形成的问题。经查，惠乐益SCRM系统根据推荐板块和区域安置板块将加入系统中的人员关系进行安置和划分，形成相应的管理层级关系和推荐关系，作为系统发放推荐奖、管理费奖金等电子币及代理费返利的依据，因此人员关系均系系统依据注册、申请时的操作及传销过程中的根据需要进行人为修改形成。中国刑事警察学院物证鉴定中心对惠乐益SCRM系统中的完整数据进行鉴定，形成的会员关系及数量与在案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认定张欢发展、管理关系的会员数量。据此，上述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19.关于上诉人李健铭的辩护人所提被查封在案的钱某名下的房产无证据证实系李健铭用非法所得购买的问题。经查，证人钱某、李某、陈某等人的证言、李健铭的供述及李健铭、钱某等人名下银行卡交易明细、蓬莱市住房保障和房产交易中心出具的材料等均证实，查封在案的钱某名下位于山东省蓬莱市北关路277号宝龙城市广场2号地块5号楼3113-3116号房产均系钱某使用李健铭转入的涉案资金购买，故应当予以没收。据此，该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20.关于上诉人刘玲利所提原判未区分合法收入和非法所得，将其银行卡内的钱款一律没收不当，上诉人何建标及其辩护人所提何建标无非法获利，名下被冻结在案的银行卡内系个人合法财产，应当予以发还，上诉人纪文超及其辩护人所提扣押在案的财产中有个人合法财产，上诉人张欢的辩护人所提扣押在案的钱款是被害人购酒款，应当予以发还的问题。经查，上诉人刘玲利、纪文超、张欢作为传销组织的区长、省级代理、市级代理，用本人、家属或者助理等人的银行卡收取各自负责区域内各级代理缴纳的费用，据此获取本人所在级别对应的非法利益并向下发放其他级别代理的返利；何建标作为中国合伙人服务联盟副主席、执行总裁，负责统计上传下达孙铭阳的指示及会议通知，在“惠乐益时期”利用银行卡内转入的各大区调拨的会员费处理前期大小众筹的债务，统筹“众比特时期”各大区的财务报表，参与整个传销组织活动，应当对传销组织的犯罪数额承担责任，故刘玲利、纪文超、何建标均享有巨额非法获利，且均未全数退还，各级代理交给张欢的钱款系涉案资金，并非真正的购酒款，原判根据银行卡交易明细、证人证言、审计报告等证据将扣押在案的上述上诉人银行卡的资金作为传销资金及各上诉人的非法获利予以没收并无不当。据此，上述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本院认为，上诉人才延安、郭吕建、刘玲利、张誉宝、李健铭、何建标、韩传生、纪文超、张欢、原审被告人孙铭阳、郑树彬、刘莉莉、曹丽霞、徐嘉庆、刘伟光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的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返利依据，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原审法院认定上述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的行为均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是正确的，孙铭阳、才延安、郭吕建、刘玲利、张誉宝、李健铭、何建标、韩传生、纪文超、郑树彬、刘莉莉、曹丽霞、张欢、徐嘉庆犯罪情节严重，刘伟光犯罪情节轻微。郭吕建、刘玲利、张誉宝均系主犯，作为传销组织骨干成员在共同犯罪中起到重要作用，且情节严重，张誉宝协助侦查机关获取其他犯罪嫌疑人口供的行为不符合立功的条件，但在量刑时已给予考量，原审法院综合考虑后对三人均从轻处罚是适当的；原审法院根据李健铭、何建标、纪文超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认定三人均系从犯，并综合考虑三人犯罪的事实、性质、主观恶性、社会危害性及归案后的主观认罪态度等情节，分别对三人从轻或减轻处罚，且不适用缓刑，原判刑罚也是适当的。综上，上述上诉人及辩护人所提原判量刑过重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原审判决认定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李洪川审判员  王国辉审判员  李淑芹二〇二〇年九月八日书记员  杜晓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