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934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宋鸿华,女,1941年5月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俊虎,河北轩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建福（宋鸿华之女婿），住址北京市丰台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亚运村支行,营业场所北京市朝阳区慧忠北里天创世缘309楼A座首层。负责人：蔡静，行长助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关少青，北京市大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宋鸿华因与被上诉人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亚运村支行（以下简称北京银行亚运村支行）银行卡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5民初797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刘茵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宋鸿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俊虎、王建福，被上诉人北京银行亚运村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关少青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宋鸿华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5民初79742号民事判决,判令北京银行亚运村支行支付宋鸿华本金49万元。二、请求判令北京银行亚运村支行承担案件一、二审的诉讼费用。事实理由：北京银行亚运村支行作为银行不提供收款人名称和收款账号是有过错的。宋鸿华要求北京银行亚运村支行提供收款人名称和账号，从始至终提供了事实和法律依据。一、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获取收款人名称和收款账号是法律赋予宋鸿华的权利,提供收款人名称和收款账号是北京银行亚运村支行最基本的法定责任和义务。银行账户内的钱要么在付款人的账户账号一端,要么在收款人的账户账号另一端,没有任何中间端。这些钱一旦被转出,银行责无旁贷地就要记载并随时提供收款人名称和收款账号,这是银行不可推托的责任和义务。二、视频提交的证据vdo1银行对账单显示:“客户宋鸿华……客户急需查询此四笔业务的收款人名称及收款账号,请总行科技部协助查询”。视频提交的证据vdO2银行对账单显示:“个人客户宋鸿华……请总行科技协助查询4笔业务的收款人”。这两份证据是北京银行亚运村支行的代理律师提交的,打印的内容是银行计算机数据库的历史记录,证明宋鸿华始终在向北京银行亚运村支行索要收款人名称和收款账号的历史事实，也证明了北京银行亚运村支行十分清楚宋鸿华要的就是收款人名称和收款账号，并以此向其上级单位发出了查询请求。还证明了北京银行亚运村支行和其上级单位均没有提供收款人名称和收款人账号。三、视频提交的证据vdO3对账单显示对方户名:上海市徐汇区金玉普惠物流经营部，vdO1、vdO2对账单显示对方户名:上海市徐汇区金玉普惠物流经营，对这份证据,一审法院没说出任何异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显示没有这个单位。北京银行亚运村支行向宋鸿华提供虚假收款单位,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北京银行亚运村支行应当承担法律后果,一审法院对这份虚假收款单位的证据却视而不见，却认定北京银行亚运村支行不存在过错，是偏袒北京银行亚运村支行。四、其它转款都有收款人名称和收款账号,为什么就这4笔不提供收款人名称和收款账号,这正是北京银行亚运村支行要说清楚的事,北京银行亚运村支行不提供这4笔的收款人名称和收款账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五、北京银行亚运村支行不提供这4笔的收款人名称和收款账号，但又说被转出了,这是举证不能,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北京银行亚运村支行应当承担不利的后果。一审法院没有把这条法律规定用在北京银行亚运村支行上,是帮北京银行亚运村支行。六、北京银行亚运村支行称,“宋鸿华应当提供北京银行亚运村支行的违约证据”,这与北京银行亚运村支行应当提供的收款人名称和收款账号没有任何关系,北京银行亚运村支行关于宋鸿华应当提供北京银行亚运村支行的违约证据的主张不足以免除其提供收款人名称和收款账号的责任和义务。一审法院支持北京银行亚运村支行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七、一审法院认定了4笔交易和交易地点,是采纳了北京银行亚运村支行提供的本身就相互矛盾的三个证据(vdO1、vdO2和vd03对账单)，一审法院采纳vdOl和vdO02对账单、默许vdO3对账单本身就是错误的。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显示没有上海市徐汇区金玉普惠物流经营部这个单位。这个单位是个虚假单位，这个交易地点是虚假交易地点,一审法院的这个认定更是错误的,一个虚假交易地点都能被一审法院认定,说明一审法院偏袒北京银行亚运村支行偏袒到了极致。再说了,一审法院的这个认定与北京银行亚运村支行应当提供的收款人名称和收款账号没有任何关系,这个认定不足以免除北京银行亚运村支行提供收款人名称和收款账号的责任和义务。宋鸿华要的是收款人名称和收款账号,而一审法院的认定与本案无关。一审法院的这个认定,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八、即便是北京银行亚运村支行主张了交易地点是上海,而又拿不出宋鸿华当时在上海的任何证据,仍然是举证不能，应当承担不利的后果,更何况这个交易地点是虚假的。北京银行亚运村支行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支持北京银行亚运村支行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另外,北京银行亚运村支行的代理律师提交的vdOl和vdO2对账单是一份被编辑过的打印单,银行数据库的结构在“商户编码”后面的字段应该是“商户名称”，为什么北京银行亚运村支行越过“商户名称”字段直接编辑打印了“交易地点”字段,无非是搅浑水,趁乱转移视线,掩盖不提供收款人名称和收款账号的事实真相,北京银行亚运村支行心里清楚,一旦如实打印了“商户名称”字段,对其更加不利。九、北京银行亚运村支行还拿出了一个第三方刑事案的案例来推测这4笔钱的去向,不论推测的多么高明,推测终究是推测，没有直接证据支持无法成为唯一,而且最终也没有推测出收款人名称和收款账号。一审法院支持北京银行亚运村支行的这个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十、一审法院认定的“本案的争议焦点”是错误的。所谓的“本案的争议焦点”宋鸿华从未主张过，更没有与任何人争议过。宋鸿华从始至终主张的就是要求北京银行亚运村支行要么给钱,要么提供收款人名称和收款账号;北京银行亚运村支行也从未直接回答过宋鸿华要求收款人名称和收款账号的主张;一审法院也一直都在回避宋鸿华要求收款人名称和收款账号的主张、证据、事实,哪来的本案的争议焦点。另外,北京银行亚运村支行也从未否认过宋鸿华从来都没有要求过收款人名称和收款账号的事实。一审法院的这个认定,没有事实依据。十一、连北京银行亚运村支行都没有主张过宋鸿华从未要过收款人名称和收款账号,而一审法院却在北京银行亚运村支行的主张之外认为“距今已经长达4年之久,在此期间,宋鸿华没有向北京银行亚运村支行提出异议”,这是凭空捏造,硬往宋鸿华头上栽。事实是宋鸿华一直在要收款人名称和收款账号,最开始是宋鸿华老两口去要,北京银行亚运村支行不给,最近两年是宋鸿华的孩子、女儿、女婿等去要,还是不给,这么些年、这么多人都在要,怎么说是“宋鸿华没有向北京银行亚运村支行提出异议”呢?北京银行亚运村支行不提供收款人名称和收款账号,一审法院都视而不见,却反过来要求宋鸿华去挂失报案,没有收款人名称和收款账号,宋鸿华无法追索款项。与一审法院的这个认为正相反,证据vdO1、vdO2银行对账单均显示宋鸿华始终在向北京银行亚运村支行索要收款人名称和收款账号。十二、北京银行亚运村支行的所有主张都与北京银行亚运村支行应当提供的收款人名称和收款账号没有任何关系，都不足以免除其提供收款人名称和收款账号的责任和义务,北京银行亚运村支行提出了这么多主张,却对关键核心的收款人名称和收款账号不直接回答，只字不提,是在故意搅浑水,趁乱转移视线。一审法院对宋鸿华主张的收款人名称和收款账号也只字不提、视而不见,反而左一个认为右一个认定帮着北京银行亚运村支行转移视线。十三、如果北京银行亚运村支行不给宋鸿华钱,就必须向宋鸿华提供收款人名称和收款账号,这是宋鸿华的一贯主张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北京银行亚运村支行不提供收款人名称和收款账号就是有过错，并且提供虚假收款单位、虚假交易地点更是错上加错,这是事实。一审法院罔顾事实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驳回宋鸿华的主张和诉讼请求反而支持北京银行亚运村支行的主张,是适用法律错误。十四、截止到宋鸿华上诉之日,一审法院都没有向宋鸿华发出《受理案件通知书》、《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传票》等重要法律文书,属程序违法。期间只在2020年02月26日,宋鸿华的一审代理律师收到了一个大连号码151XXXXXXXX发来的2020年03月02日网络开庭的短信。十五、在一审判决书格式中,只字不提宋鸿华的关键核心事实和理由,也不提北京银行亚运村支行提供的虚假收款单位;反而把北京银行亚运村支行的事实和理由一条不漏地都放进判决书中,一个少一个多，要东给西,就把本应当提供收款人名称和收款账号的北京银行亚运村支行打扮成了没有任何过错的形象,在判决书公文格式上都偏袒北京银行亚运村支行,可谓用心良苦。十六、一审法院无论在法律程序上、事实认定上、证据采纳上、还是判决书公文格式上,均把偏袒北京银行亚运村支行做的淋漓尽致。综上,根据上述事实和理由,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核查本案案件事实,并支持宋鸿华的上诉请求。北京银行亚运村支行辩称：不同意宋鸿华的上诉请求，同意一审判决，一审判决认定合法合理。如果正常转账银行可以提供收款名称和收款账户，但是本案中，转账是通过pos机这种刷卡方式，由于它走的支付系统和普通的转账不一样，银行是不能够提供关于对方收款人名称和银行账号的，只要是pos机刷卡这种方式就提供不了。宋鸿华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北京银行亚运村支行支付宋鸿华本金49万元；2、诉讼费由北京银行亚运村支行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宋鸿华尾号1905的北京银行银行卡于如下时间发生了如下交易：2015年9月21日转账支付9万元；9月29日转账支付10万元；2016年1月24日转账支付两笔，金额分别为10万元、20万元。根据北京银行亚运村支行提交的对账单及个人交易信息业务查询单显示，上述四笔交易中，第一笔交易的交易地点为上海市徐汇区金玉普惠物流经营，后三笔交易的交易地点为金玉普惠（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玉公司）。一审庭审中，北京银行亚运村支行提交了一份由我院出具的案号为（2018）京03刑终153号刑事裁定书，当中载明2013年至2016年间，金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某以金玉公司的名义，在北京市朝阳区、海淀区等通过电话推介、发放宣传单等形式宣传和销售理财产品。该案最终维持了一审对刘某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判决结果。另，北京银行亚运村支行还提交了宋鸿华自2019年5月至11月在北京银行亚运村支行办理存取款业务的业务凭证。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涉案交易是否可以认定系非本人或非经本人授权的第三人操作发生。对此一审法院认为，第一、涉案交易发生于2015年9月及2016年1月期间，距今已经长达4年之久，在此期间，宋鸿华并未提交向北京银行亚运村支行提出异议，亦未及时挂失报案，宋鸿华现有证据亦无法证明涉案交易并非宋鸿华本人操作或经本人授权的第三人操作发生；第二、根据北京银行亚运村支行提交的银行明细显示，涉案交易涉及的金玉公司法定代表人被判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该事实与本案交易发生时间及涉及公司存在高度关联性。综上，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涉案交易系盗刷发生，亦无法证明北京银行亚运村支行对涉案交易的发生存在过错或存在任何违约情形，故宋鸿华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一审法院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宋鸿华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结合本案各方诉辩意见，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北京银行亚运村支行是否因未能提供有效收款人名称及收款账号而应向宋鸿华承担赔偿涉案款项的义务。宋鸿华上诉主张北京银行亚运村支行负有向其提供涉案款项收款人名称和收款账号的责任，北京银行亚运村支行未能提供存在过错，故应当向宋鸿华支付涉案款项。北京银行亚运村支行辩称涉案交易系通过pos机刷卡支付，银行无法提供对方收款人名称和银行卡号。本院经审查认为，北京银行亚运村支行就无法提供交易对方收款人名称和银行卡号的原因作出了合理解释，因涉案交易系通过pos机刷卡支付，在跨行交易的情况下，北京银行亚运村支行通过现行银行系统仅能提供交易对手的商户名称，无法提供对方收款人名称和银行卡号。宋鸿华虽然不认可北京银行亚运村支行的主张，但并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北京银行亚运村支行存在具备相应调取能力和义务的情况下而拒不提供的情形，且其仅以北京银行亚运村支行未能提供涉案款项收款人名称和收款账号为由，要求北京银行亚运村支行赔偿涉案款项，也缺乏充分的法律依据，故本院对此难以采信。另，根据庭审陈述，宋鸿华虽主张不确定涉案交易是否为其个人消费，但宋鸿华亦未能提交证据证明涉案交易系非本人或非经本人授权的第三人操作发生，故一审法院对于其要求北京银行亚运村支行向其支付涉案款项的主张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宋鸿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650元，由宋鸿华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刘 茵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六日法官助理  徐 仙书 记 员  张晓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