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3民终366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高传当(又名高传党)，男，1972年1月21日生，汉族，住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平伟，丰县宋楼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红超，男，1975年9月16日生，汉族，现住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波，江苏非圆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高传当因与被上诉人李红超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2019)苏0321民初17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高传当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平伟、被上诉人李红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传当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不支持上诉人不承担偿还责任；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2019年1月8日被上诉人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了徐州富利莱机械配件有限公司，其是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被上诉人李红超个人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2016年3月左右上诉人只是负责运输货物配件，虽然配件交易运输发生在登记注册之前，但是被上诉人是在徐州富利莱机械配件有限公司注册之后起诉，说明诉讼行为系该公司权利义务的延续。货物配件交易属公司行为，而不是李红超个人行为，一审法院认定李红超具有原告主体资格错误。2.被上诉人李红超提交的徐州富利莱车厢车架厂小件清单3张及证明清单1张均是李红超个人私自填写打印的，其中两张小件清单(0000963、0025500)上及证明清单1份，均未有上诉人的签字，上诉人也从未见到过这些单据。另外，小件清单(0000963)上还有被上诉人私自改动涂画的数额，这些数额的真实性上诉人不予认可，虽然有一张清单(0000962)上有上诉人的签名，但此款也已支付过被上诉人。更重要的是这3张小件清单上所注明的客户是上诉人所写的西安高总、渭南高总等字迹，说明货物配件是被上诉人与西安渭南高新区秦川车业有限公司发生的业务关系。一审中上诉人也向法庭提交了相关的证据，能证明上诉人只是个承运人运输司机，而不是货物配件购买人。3.被上诉人提交的通话录音从形式上及内容上都不具备证明效力，被上诉人诉讼请求为16750元，与录音内容为13000元不相吻合，上诉人也没说那么多的“好”字，只是回答了我帮忙要，要过来再给，有些内容被上诉人明显进行了删改和添加，与实际录音不符。上诉人在二审庭审中补充上诉意见为，要求被上诉人重新播放一审时提交的通话录音以核实通话录音内容的真实性，证明被上诉人提供的录音与文字整理材料不一致，存在剪辑。李红超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李红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高传当支付货款13000元及逾期付款损失（以130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起诉之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之前，李红超经营徐州富利莱车厢车架厂，但是厂名未登记注册。2019年1月8日，李红超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徐州富利莱机械配件有限公司。李红超系徐州富利莱机械配件有限公司的唯一股东兼法定代表人。李红超陈述，高传当于2016年3月至4月间多次向其购买电动车配件，有的货一发走很快就收到高传当支付的货款，有的需要等一段时间才能收到货款。经结算，扣除高传当于2016年6月20日、8月21日，2017年1月22日、8月20日分别支付的5000元、10000元、5000元、2000元，高传当尚欠其13000元。但是高传当对此不予认可，称其并非涉案买卖交易的相对方，不应向李红超支付货款。一审法院认为，1.李红超诉讼主体是否适格；2.涉案买卖合同的相对方如何认定。根据李红超在庭审中提交的小件清单，高传当提交的徐州富利莱机械配件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打印件，再结合当事人的陈述，能够看出徐州富利莱机械配件有限公司系在2019年1月8日登记注册，在此之前李红超虽是以徐州富利莱机械配件有限公司进行经营，但是未进行工商登记注册。此外，涉案买卖电动车配件交易均是发生在徐州富利莱机械配件有限公司登记注册日（即2019年1月8日）之前，也就是说，在涉案买卖交易发生之时，徐州富利莱机械配件有限公司并未真正存在。故，李红超有权以个人名义起诉索要这期间的货款。虽然高传当在庭审中抗辩其只是李红超与渭南高新区秦川车业有限公司买卖交易的承运方，不应承担支付货款的责任，但是根据李红超提交的高传当转账支付货款的记录以及高传当的庭审陈述，再结合通常的交易规则，假若高传当没有买卖涉案电动车配件，其不会在涉案交易发生后向李红超银行卡转账或微信转账支付相应货款。故，一审认定高传当是涉案买卖合同的相对方。在庭审中出现的渭南高新区秦川车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田伟出具的证明，因无法核实真伪，且高传当也未向法庭提交充足证据证明其真实性，不予采用。关于高传当主张的其系承运方的事实，因李红超对此不予认可，且高传当未提交诸如承运合同、与涉案每笔交易相对应的承运费用等证据证明，不予采信。另外，李红超提交的录音内容显示“……（李红超）价钱也对啦，钱数也对啦，还该一万三，该我一万三。（高传当）该你一万三，赶明我给他要过来给你就是喽呗。（李红超）对，你把这个钱先治准，你该我一万三。（高传当）好好好……”，该对话内容更加能够确定高传当是与李红超买卖交易的相对方，且尚欠李红超货款13000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根据该规定，对于李红超要求高传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起诉之日（即2019年3月4日）起支付逾期付款损失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一审遂判决：高传当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李红超支付货款13000元及逾期付款损失（以130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2019年3月4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案件受理费收取125元，由高传当负担。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一、关于本案李红超的诉讼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徐州富利莱机械配件有限公司于2019年1月8日登记注册，而本案买卖合同发生于2016年，在徐州富利莱机械配件有限公司登记注册之前，因此，李红超以个人名义向高传当主张权利，具有事实依据。二、关于高传当与李红超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关系的问题。高传当主张李红超系与西安渭南高新区秦川车业有限公司发生的买卖合同，其仅系运输司机，不应承担偿付货款的义务。但从本案交易过程来看，高传当接收货物、支付货款，并参与货款纠纷处理。高传当的行为超越其所谓承运人的身份，且高传当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系以西安渭南高新区秦川车业有限公司名义与李红超订立的买卖合同，而李红超所述与高传当签订的买卖合同更具有证据优势。《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但第三人不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故本案中，即使高传当向李红超披露实际购买人为西安渭南高新区秦川车业有限公司，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李红超有权选择向高传当主张权利。高传当可在承担相应责任后，向“委托人”进行追偿。因此，一审法院认定高传当与李红超之间成立买卖合同关系，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三、关于高传当欠付李红超的货款数额应如何确定的问题。首先，李红超提交2016年3月12日的销售清单，及2016年4月3日当天产生的数量分别为15套（单价600元）、35套（单价650元）的两张销售清单支持自己的主张。高传当仅认可2016年4月3日当天产生的一张有其签名的15套的清单，对于其余两张均不予认可。而高传当认可15套产品的单价为600元，总价为9000元，其后高传当连续向李红超转款共计22000元，高传当转款数额与高传当认可的货款相矛盾，但与李红超提供的销售清单反映的货款相印证。高传当又陈述2016年4月3日当天向李红超购买两个产品品种，单价分别为600元和650元，显然，高传当陈述前后矛盾，而该陈述能够与李红超提供的销售清单及结算清单的内容能够相互印证。且高传当不认可2016年3月12日向李红超购买过货物，但在被问及为何在2016年3月25日向李红超支付3万余元货款，高传当无法作出合理解释。其次，从李红超提供的通话录音内容能够反映出，高传当认可其欠付李红超13000元货款。一审中高传当对该录音证据的质证意见为“我们打过电话，也算过账。但是原告（李红超）的货物是卖给西安渭南一个客户的，我是驾驶员，负责开车送货……”可见，高传当并未对录音内容提出异议，现二审中高传当对该份录音证据不予认可，亦未提供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对其该项上诉理由，不予采纳。因此，李红超主张高传当尚欠货款13000元，与其提供的结算清单、销售清单、双方之间通话录音的内容、高传当部分陈述等相印证；而高传当的本案陈述前后矛盾，亦无法对其行为作出合理解释。故高传当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高传当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5元，由上诉人高传当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赵东平审 判 员 杜演文审 判 员 周东海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黄 伟书 记 员 薛淑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