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15民终2076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被执行人）：深圳市裕德丰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文锦中路锦绣大厦A栋7楼C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26181496H。 法定代表人：钟永森，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爱民，广东深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申请执行人）：合肥建工金鸟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临泉路726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149069276D。 法定代表人：丁学水，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宏光，该公司员工。 上诉人深圳市裕德丰置业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合肥建工金鸟集团有限公司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皖1502民初24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深圳市裕德丰置业有限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将上诉人对花木城公司的债权转为新增实缴注册资本（实为出借款转为出资款）认定为“债转股”，系认定事实错误，从而导致案件实体处理错误，依法应予纠正。上诉人于2019年9月30日将对花木城公司的部分出借款转为出资款，并不是将债权转为股权。因为，自2014年11月18日后至今，上诉人持有花木城公司的股权比例一直是40%，在花木城公司2015年12月1日增资前后，上诉人持有花木城公司股权比例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根据公司注册资本登记管理规定第七条的规定，债权人可以将其依法享有的对在中国境内设立的公司的债权，转为公司股权。债权转为公司股权的，公司应当增加注册资本。而本案中花木城公司增资的时间是2015年12月1日，而上诉人是在2019年9月30日将对花木城公司的部分出借款项转为出资款，花木城公司增资在前，上诉人将对花木城公司的部分出借款转为出资款在后，因此本案中，并不是上诉人将对花木城公司的债权转为股权，上诉人的股权比例一直为40%，上诉人既没有也无必要将自己对花木城公司的出借款转为股权。但一审判决故意混淆“债转股”和“上诉人将出借款转为出资款”的概念，错误的将上诉人的行为认定为债转股行为，进而认为上诉人的行为违反法定程序、法定条件为由作出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的判决显然错误，应予纠正。二、一审判决适用的法律与本案案件性质完全不符，系适用法律错误，也导致案件实体处理错误，依法应予纠正。本案的性质是上诉人将对花木城公司的部分出借款转为出资款，是货币出资，而不是上诉人将对花木城公司的债权转为股权。因此，有关债转股的法律规定并不适用本案。且一审判决适用的《国务院关于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意见》等规定中所称债转股是指银行债权转股权适用的《注册资本登记管理规定》所称的债转股也是指债权人将其依法享有的对在中国境内设立的公司的债权，转为公司股权。这些规定与本案案件的性质完全不符。三、一审判决未查明花木城公司与被上诉人发生交易的时间以及发生交易时间是否在花木城公司增资之前这一关键事实，导致案件实体处理错误。根据[2003]执他字第33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办公室关于股东因公司设立后的增资瑕疵应否对公司债权人承担责任问题的复函》、[2005]执他字第32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股东增资扩股不实或抽逃增资扩股资金如何承担责任的请示答复》的规定，股东因公司设立后增资瑕疵仅对增资后的公司债权人承担责任。本案中，花木城公司与金鸟公司发生交易的时间即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时间是2012年5月18日，花木城公司增资时间是在2015年12月1日，即交易时间在花木城公司增资之前。因此，金鸟公司在花木城公司增资前与之交易产生的债权，金鸟公司不能要求此后增资行为瑕疵的上诉人承担责任，更何况上诉人的增资行为并无瑕疵。一审判决未查明该部分关键事实，以致作出错误判决。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二审审理中，深圳市裕德丰置业有限公司补充上诉意见为：一审判决认定“《审计报告》与《验资报告》均未明确原告与花木城公司往来款的性质，原告在诉讼中既未明确也未证实该往来款的性质”与事实不符，属认定事实错误，依法应予纠正。安徽九州会计师事务所在其2020年3月30日出具的（九州会验字【2020】第001号）《验资报告》附件3《验资事项说明》第四项其他事项第（一）款“股东持有花木城公司债权的基本情况”（见上诉人一审提交证据5，证据页码第33页）中认定：“2011年01月01日至2019年09月30日期间，花木城公司向股东深圳市裕德丰置业有限公司陆续借入185522692.5元，截至2019年09月30日已偿还61808453.33元，余额为123714,239.21元”。因此，安徽九州会计师事务所的《验资报告》已明确了上诉人与花木城公司往来款的性质是上诉人出借给花木城公司的款项，一审判决对该事实认定错误，依法应予纠正。 合肥建工金鸟集团有限公司辩称，一、对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出的驳回上诉人诉讼请求的事实理由，包括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追加、变更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三十二条规定，裁定追加认缴出资未到位股东为被执行人，完全合法合规；涉案安徽六安花木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和上诉人单方的不实验资报告和债转股协议及登记在本案追加裁定书下来之后作出；验资报告和债转股协议存在重大事项遗漏，即涉案公司资产抵押贷款4.59亿流向问题，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有充分理由认为资金被上诉人占用；金安区不动产登记局有其抵押文件，上诉人不否认但至今不愿披露真实情况；以上被上诉人在一审中已详细叙述，不再赘述。二、关于上诉人的上诉理由答辩反驳如下：上诉人在一审中明确提出债转股并和安徽六安花木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达成《债权转股权协议》，主张其已实缴其欠缴的花木城公司6800万元出资；但其的行为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一审法院依法不予确认完全合法合规；现上诉人意图偷换概念把债权说成“出借款”，并不能掩盖其行为违反债转股的法定条件、法定程序，脱离政府监管，极易造成股东虚假出资、公司恶意逃废债务的后果，其理由不能成立。2、在本案中，若涉案安徽六安花木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和上诉人脱离政府监管、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法定条件、法定程序进行了债权转，花木城公司资产作抵押贷款了4.59亿流向其股东（未入花木城公司账目），然后股东转回花木城公司作为花木城公司负债并转为股权，就达到了股东虚假出资、公司恶意逃废债务的严重后果，涉案安徽六安花木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和上诉人正是想通过不合法、不规范的方式达到股东虚假出资、公司恶意逃废债务的目的；一审中，被上诉人曾向法庭提出调取花木城公司银行流水，查明贷款流向并进一步确认股东出资到位情况，法庭虽然没有进一步采纳，但一审法院已通过既有事实作出了正确判定。3、上诉人代理律师可能不熟悉涉案工程情况，提出的交易时间问题完全不能成立。涉案工程合同签订时间虽然为2012年5月18日开工，但竣工备案为2017年12月12日，期间工程施工是渐进的过程，一直在发生交易。花木城公司增资时间为2015年12月1日在涉案工程合同的交易时间内，没有其所说的“之前”的情况。综上，请求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深圳市裕德丰置业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诉讼请求：1、判决不予准许追加原告为(2020)皖1502执230号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2020年4月17日收到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皖1502执230号之二《执行裁定书》(下称《执行裁定书》)。在被告为申请执行人的执行案件(案号:(2020)皖1502执230号,下称执行案件)中,金安区人民法院依据被告的申请,未经通知原告参与听证,即直接裁定“追加原告为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原告在已认缴的尚未出资额6800万元范围内承担责任”。现原告不服该《执行裁定书》,特提起本执行异议之诉。安徽六安花木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花木城公司)是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其注册资本为2亿元,原告持有其40%股权,认缴出资8000万元,实缴出资8000万元。原告对花木城公司认缴的注册资本8000万元已全部出资到位,1200万元以货币方式出资,6800万元是通过原告对花木城公司的债权转为原告对其已认缴尚未实缴的注册资本的出资。截止至2019年9月30日,原告对花木城公司享有债权金额为人民币123,714,239.21元。原告与花木城公司签署《债权转股权协议》,约定将原告对花木城公司享有的部分债权6800万元转为原告向花木城公司已认缴尚未实缴的注册资本6800万元。为此,安徽九州会计师事务所2020年3月30日向花木城公司出具《专项审计报告》与《验资报告》,《审计报告》确认了原告与另外两位股东对花木城公司享有的债权金额,《验资报告》确认了三位股东对花木城公司的认缴注册资本全部出资到位。2020年3月30日，花木城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并对原有章程进行了修正。金安区市场监督局2020年3月26日书面告知花木城公司实缴资本不再作为工商登记事项,该局2020年4月21日对花木城公司股东会决议与章程修正案进行了备案。据此,原告对花木城公司认缴的注册资本8000万元已全部出资到位,被告申请“追加原告为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原告在6800万元范围内承担责任”没有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请法院查明事实,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合肥建工金鸟集团有限公司一审时辩称:1、因花木城公司拒不执行生效法律文书，且无资产供执行,同时原告（被申请人）尚有6800万元认缴出资未认缴到位,执行法院根据被告（申请执行人）的申请，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追加、变更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三十二条规定，裁定追加原告（被申请人）为被执行人，完全合法合规。2、该案被告（申请执行人）于2018年2月28日向金安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于2019年12月20日申请追加原告深圳市裕德丰置业有限公司为被执行人；被告（申请执行人）在金安区工商局调取的花木城公司工商登记资料，登记资料显示注册认缴资金20000万元，实缴3000万元；金安区人民法院前往金安区工商局调取的花木城公司工商登记资料，登记资料同样显示注册认缴资金20000万元，实缴3000万元；并作出（2019）皖1502执1441号之二《执行裁定书》，裁定追加原告（被申请人）为被执行人。3、原告（被执行人）提供的《债权转股权协议》、花木城公司股东会决议、以及其委托的安徽九州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安徽六安花木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专项审计报告》九州专审字[2020]第317号和《安徽六安花木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验资报告》第001号均是在法院作出本裁定之后，为逃避债务单方后期制作，不能作为法院采信依据。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应当自变更决议或者决定作出之日起30日内申请变更登记；说明原告（被执行人）登记的无效性。4、原告（被执行人）及花木城公司向其委托的安徽九州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片面的财务资料，故意隐瞒了花木城公司重大贷款融资事项、重大财产转移事项，安徽九州会计师事务所依据花木城公司和原告（被执行人）提供的虚假资料，出具的上述两报告违背基本事实，当然没有采信价值。上述两报告没有按照《审计报告规范》第七条“应做到要素完备、意见准确、证据充分、内容合法”的基本要求，没有完整的财务数据，没有完整的银行流水，证据严重缺失不充分，审计意见违背基本事实。其中花木城公司和原告在2015年12月至2018年12月期间，曾通过抵押融资方式从中国工商银行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取得了贷款4.56亿元；该贷款情况在该审计报告中没有任何反映。此项贷款合同和贷款申请书明确载明贷款用途为偿还存量负债及支付项目开支；该贷款下来后花木城公司已全部负债，包括股东的往来借款；花木城公司和原告甚至将汇往股东的贷款2.037亿元转回花木城公司1.936亿元（分3笔）款项本末倒置地作为向股东的借款；4.56亿元贷款下来后，花木城公司已全额偿还了约2.3亿的股东借款，甚至结余款项也被非法转移掏空；原告对花木城公司已没有债权，此后的债权转股权纯属伪造，没有事实支持。花木城公司所欠贷款4.56亿元因逾期还贷，已被工行广州经开区支行诉至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案号(2019)粤01民初1138号；另外花木城公司欠工行广州经开区支行贷款情况在金安区法院的(2019)皖1502民初7460号案件中明确记载。5、若法庭认为有必要，为查清真实的股金到位情况和贷款资金的流向及有关本案的实缴资金情况，被告（申请执行人）申请法院调取花木城公司资金流向信息，并对花木城公司作全面财务审计；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追加变更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7条、第32条的规定,作出（2020）皖1502执230号裁定书，追加原告为本案的被执行人,原告在已认缴的尚未出资额的6800万元范围内承担责任，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法院该份执行裁定符合法律规定，原告（被执行人）应予以履行。 一审法院查明：一审法院在执行被告合肥建工金鸟集团有限公司与花木城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过程中，根据被告申请，于2020年3月17日作出(2020)皖1502执230号《执行裁定书》，裁定：一、追加深圳市裕德丰置业有限公司为本案被执行人。二、深圳市裕德丰置业有限公司在已认缴的尚未出资额6800万元范围内承担责任。该《执行裁定书》于2020年4月17日邮寄送达原告处并由原告签收。 花木城公司系2010年1月28日成立的有限公司，原注册资本3000万元，2015年12月1日增资至20000万元，原告深圳市裕德丰置业有限公司认缴出资8000万元持40%股权,以货币方式实缴出资1200万元；安徽省怡丰旅游文化投资有限公司认缴出资6000万元持30%股权，以货币方式实缴出资900万元；深圳市嘉威德实业有限公司认缴出资6000万元持30%股权，以货币方式实缴出资900万元。各股东欠缴的注册资本应在2025年11月9日前足额缴纳。 2019年9月30日，原告与花木城公司签署《债权转股权协议》，双方约定将原告享有花木城公司的6800万元部分债权确认作价6800万元，转为原告已认缴尚未实缴的6800万元出资。同日花木城公司召开股东大会作出《股东会决议》，该决议载明，截至2019年9月30日，鉴于原告深圳市裕德丰置业有限公司享有花木城公司债权123714239.21元，经股东研究决定：深圳市裕德丰置业有限公司享有花木城公司部分债权6800万元，作价6800万元转为实缴出资6800万元。 2020年3月30日，安徽九州会计师事务所为花木城公司出具了“九州专审字[2020]第0317号”《审计报告》与“九州会验字[2020]第001号”《验资报告》。《审计报告》认为花木城公司关联方“其他应付款…”2011年1月1日至2019年9月30日的往来明细账已经按照《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和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编制，如实反映了双方之间的往来情况，并确认“截止2019年9月30日，花木城公司欠深圳市裕德丰置业有限公司往来款123714239.21元。《验资报告》载明，“根据贵公司2020年3月20日提供的股东会决议，贵公司申请增加实收资本人民币170000000元，……经我们审验，截止2019年9月30日止，贵公司已收到上述股东已经缴纳的实收资本合计人民币贰亿元整。其中各股东以持有的贵公司债权出资合计170000000元。……本次增资前，贵公司净资产小于注册资本。”《审计报告》与《验资报告》均未明确原告与花木城公司往来款的性质，原告在诉讼中既未明确也未证实该往来款的性质。 2020年3月30日，花木城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该决议决定：原公司章程第三章第十三条“股东以货币出资。各股东承诺出资额在2025年11月9日前足额缴纳。”及原公司章程第三章第十五条“股东可以以非货币出资，但必须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有关手续”，现修改合并为第十三条“股东可以以货币、实物、债权及其他符合法律规定的资产出资。各股东已实缴全部出资。”2020年3月26日，花木城公司向六安市金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实缴资本登记及修正后的公司章程备案，当日该局以公司实缴资本不再是工商登记事项为由未予登记，但对修正后的公司章程进行备案。 原告认为其以货币方式出资1200万元，通过其享有花木城公司的6800万元债权转为等额实缴注册资本的方式出资6800万元，其认缴的花木城公司注册资本8000万元已全部出资到位，故其不服一审法院（2020）皖1502执230号《执行裁定书》,请求判如所请。 一审法院认为：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但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得作为出资的财产除外。本案原告以其享有花木城公司的6800万元债权等额出资其认缴的6800万元，非公司法明定的出资方式，其本质系债转股，是否有效关键是看是否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这也是本案争议的焦点。《国务院关于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意见》针对我国企业杠杆率高企，提出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该《意见》第14条、第15条提出，以市场化法治化方式开展债转股，以促进优胜劣汰为目的开展市场化债转股。这为“债转股”提供了法律依据，但该《意见》中的“债转股”仅局限于银行债权，并且规定必须由银行、实施机构和企业依据国家政策导向自主协商确定转股对象、转股债权以及转股价格和条件。《关于市场化银行债权转股权的指导意见》又进一步鼓励面向发展前景良好但遇到暂时困难的优质企业开展市场化债转股，包括：因行业周期性波动导致困难但仍有望逆转的企业；因高负债而财务负担过重的成长型企业，特别是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成长型企业；高负债居于产能过剩行业前列的关键性企业以及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性企业；该《指导意见》进一步将转股债权范围扩展为以银行对企业发放贷款形成的债权为主，适当考虑其他类型债权。但该《指导意见》要求要把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作为开展市场化债转股的前提条件，且必须通过实施机构开展市场化债转股。《公司注册资本登记管理规定》第七条规定，“转为公司股权的债权应当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一）债权人已经履行债权所对应的合同义务，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或者公司章程的禁止性规定；（二）经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或者仲裁机构裁决确认；（三）公司破产重整或者和解期间，列入经人民法院批准的重整计划或者裁定认可的和解协议。”、“债权转为公司股权的，公司应当增加注册资本。”本案花木城公司在原告债权转为该公司股权后，该公司注册资本并未增加，且该公司既不是以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作为债转股的前提条件，也非《指导意见》确定的可以实施“债转股”的企业；原告既未证实其享有的花木城公司债权符合《公司注册资本登记管理规定》的可依法实施债转股的债权，也未通过实施机构开展市场化债转股，更未通过合法评估程序确定债权的公平价格。综上，原告以其享有花木城公司6800万元的不明债权，不经评估即等额出资其认缴的6800万元花木城公司注册资本；花木城公司不属国家规定可实施债转股的企业，不以增资改制为条件，未经实施机构实施，违反了法定程序，脱离了政府监管，极易造成虚假出资、公司恶意逃废债务，故对原告主张其已实缴其欠缴的花木城公司6800万元出资的事实，一审法院依法不予确认，一审法院（2020）皖1502执230号《执行裁定书》裁定追加原告为被执行人并确定原告在尚未出资额6800万元范围内承担责任并无不当。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深圳市裕德丰置业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诉讼费15600元，由原告深圳市裕德丰置业有限公司负担。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提交了新的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举证、质证，对双方当事人二审时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对一审查明的案件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花木城公司开发的六安花木城综合商业广场项目开工时间为2012年7月，竣工时间为2016年11月，于2017年12月进行了竣工验收备案。2015年12月25日，花木城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签订《固定资产借款合同》，约定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借款400000000元，截止2018年12月20日，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出借金额336000000元，合同约定该借款用途为“六安花木城一期项目建设及偿还本项目存量负债”。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审理的焦点问题是，深圳市裕德丰置业有限公司对花木城公司的增资是否已经履行出资义务，应否对合肥建工金鸟集团有限公司主张的权利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综合分析评判如下： 关于深圳市裕德丰置业有限公司是否已经履行出资义务问题一节。从审理查明的事实看，花木城公司登记时注册资本为30000000元，2015年11月申请变更注册资本为200000000元，深圳市裕德丰置业有限公司在花木城公司持股比例为40%，依照其所持股份比例，其相对应的出资份额应为80000000元。从深圳市裕德丰置业有限公司在本案中提交的《债权转股权协议》中反映，深圳市裕德丰置业有限公司已实缴的部分为12000000元，截止2019年9月，尚未实缴金额为68000000元。虽该协议约定深圳市裕德丰置业有限公司以其对花木城公司享有的债权作为出资，但从该协议签订的情况看，深圳市裕德丰置业有限公司及花木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为钟永森，两公司系关联公司。在本案诉讼中，深圳市裕德丰置业有限公司提供的安徽九州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中已明确系花木城公司委托，相关资料亦是花木城公司提供，审计报告出具的时间亦在一审法院裁定追加深圳市裕德丰置业有限公司为被执行后之后。从审计报告记载的内容看并没有涉及花木城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借贷款项的记载，合肥建工金鸟集团有限公司在向深圳市裕德丰置业有限公司询问该笔贷款的去向时，深圳市裕德丰置业有限公司亦未予回答，且未在诉讼中提供证据该笔贷款的流向，故本院对案涉审计报告记载的内容不予采纳。本案中，深圳市裕德丰置业有限公司并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该协议中的债权确实发生，故该协议不能作为深圳市裕德丰置业有限公司已经履行出资义务的凭据。 关于深圳市裕德丰置业有限公司应否对合肥建工金鸟集团有限公司主张的权利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问题一节。本案中，深圳市裕德丰置业有限公司虽主张其已于2019年9月30日缴足其持股40%部分的出资，但鉴于其用于出资的债权并无充分证据支持，故对深圳市裕德丰置业有限公司已缴足出资的主张不予采信，案涉工程项目的竣工验收系在花木城公司增资之后，故深圳市裕德丰置业有限公司仍应当在未出资68000000部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一审法院裁定追加其为合肥建工金鸟集团有限公司与花木城公司（案号：(2020)皖1502执230号）执行一案的被执行人，并无不当。 至于深圳市裕德丰置业有限公司称合肥建工金鸟集团有限公司与花木城公司执行一案已执结的理由，既未提供证据证明，也与其在二审中的陈述有悖，故对深圳市裕德丰置业有限公司该项主张亦不予采信。 综上，深圳市裕德丰置业有限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15600元，减半收取7800元，由深圳市裕德丰置业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5600元，由深圳市裕德丰置业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顾德明 审判员  卢文乐 审判员  丁志欢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蔡金贺 书记员朱雪芬 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