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10民终159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蔡鉴灿，男，1973年10月3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绍兴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高峰，浙江秦国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楚昊，浙江秦国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东港工贸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解放北路83号。 法定代表人：王云富，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毅琳，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雷雨晴，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绍兴腾达印染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马鞍镇寺桥村。 法定代表人：严海生，该公司执行董事。 上诉人蔡鉴灿因与被上诉人东港工贸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港公司）及原审第三人绍兴腾达印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腾达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人民法院（2020）浙1002民初7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蔡鉴灿上诉请求：1.撤销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人民法院（2020）浙1002民初743号民事判决；2.改判东港公司赔偿蔡鉴灿经济损失732.6万元（其中本金500万元，以此为基础自2012年6月始到2020年3月1日止按年化6%计算的利息232.6万元）；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和（2018）浙1002民初5228号民事案件、（2018）浙10民终3166号民事案件的诉讼费用由东港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对蔡鉴灿与东港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认定不清且适用法律不正确。蔡鉴灿通过受让债权成为东港公司的债权人，从而享有腾达公司就500万元投资款对东港公司能够主张的权利。一审认定，腾达公司委托东港公司的委托事项为购买浙江莱曼迪卫浴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曼迪公司）的不良贷款债权且该委托事项不属于需要特定资质进行的投资理财，故东港公司不存在过错。然而，2012年6月26日东港公司收到腾达公司的委托投资款后一直以自身名义持有莱曼迪公司的不良贷款债权且其与腾达公司在2018年6月4日产生第一次诉讼前都未就上述事项签订书面协议。一审在此情形下仍认定东港公司与腾达公司之间不属于委托理财关系且双方之间的委托事项已履行完毕，让人难以信服。最高人民法院高民尚撰写的《审理证券、期货、国债市场中委托理财案件的若干法律问题》一文指出：“委托人直接将资金交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或实际上借用他人名义从事投资管理的，应认定双方成立委托理财合同，并以委托理财合同纠纷确定案由。”本案中，东港公司以自身名义购买莱曼迪公司的不良贷款债权的行为属于以自身名义从事投资管理。综上，腾达公司与东港公司之间就500万元投资款成立委托理财合同纠纷。 二、东港公司与腾达公司之间的事实及法律关系经（2018）浙10民终3166号民事判决已加以确定。本案证据材料都已在前案中质证，双方均未提供新证据。但是，一审在以下三方面加重了蔡鉴灿的举证责任：（一）一审在认定腾达公司与东港公司之间是无偿委托还是有偿委托方面加重了蔡鉴灿的举证责任。腾达公司与东港公司之间不存在书面委托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应按交易习惯确定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腾达公司与东港公司除涉案500万元款项外不存在其他经济往来，而东港公司仅以未收到委托费用为由主张无偿委托，但一审时未提交证据加以证明。本案委托费用的支付方式、支付时间、计算方式因无书面合同确实难以认定，但这与委托关系是无偿还是有偿不是同一问题，不能混为一谈。结合腾达公司与东港公司之间的关系、款项大小、附言内容和司法实践中以有偿委托理财为一般、以无偿委托理财为例外等因素，本案应认定为有偿委托。一审以举证责任为由认定腾达公司与东港公司之间为无偿委托关系，于法无据。 （二）一审在认定东港公司履行委托事项是否存在过错（故意或重大过失）方面加重了蔡鉴灿的举证责任。根据蔡鉴灿一审时提供的证据及东港公司的陈述能认定以下事实：1、2012年6月26日腾达公司汇款500万元汇，2012年6月27日东港公司将包含上述500万元在内的19615931.34元汇款给原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现更名为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东方公司浙江分公司）。期间没有合同、协议或协议性文件，东港公司未将上述操作告知腾达公司。2、2012年12月24日，在浙江多乐佳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多乐佳公司）已被申请破产的情形下，东港公司通过公开招投标方式中标收购多乐佳公司的不良贷款债权。2012年12月26日，东方公司浙江分公司与东港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合同》。上述投标、中标及签约行为，东港公司未告知腾达公司。3、东港公司收购的莱曼迪公司的不良贷款债权系纯保证的流动资产贷款金融债权。在多乐佳公司的固定资产已为其它金融机构设立担保物权的情况下，该等不良金融资产属于劣质资产。但是，东港公司支付的对价是以2012年11月30日作为基准日，该基准日莱曼迪公司的不良贷款债权的本息等是18978166.78元，而东港公司支付19615931.34元，不但超过金融债权本金且还加上全部利息、复息、滞纳金、实现债权费用，甚至有未来收益。该不良资产收购对价，东港公司未曾告知腾达公司。4、2012年12月26日，东港公司在东方公司浙江分公司未完全取得莱曼迪公司的不良贷款债权的情况下签订合同。期间，渤海银行杭州分行还作为债权人通过诉讼形式主张债权并得到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判决支持。5、东港公司转委托且以渤海银行杭州分行作为显名受托人向破产管理理人申报债权。人民法院生效裁定已确认该债权为渤海银行杭州分行所有。6、按照东港公司针对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台州中院）质询作出的答复，上述异乎寻常的不良资产收购操作均因其自身利益考虑。东港公司答复收购该不良资产的原因为：（1）希望通过收购加强与渤海银行杭州分行的关联战略合作；（2）对多乐佳公司上市可能存有期望；（3）充分信任合作伙伴渤海银行杭州分行。东港公司为谋求自身利益进行的不良资产操作，损害了腾达公司的利益，主观上有故意或重大过失。一审以蔡鉴灿仍需进一步提供证据证明东港公司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为由认定东港公司妥善履行了委托事项，侵害了蔡鉴灿的权益。 （三）一审在认定莱曼迪公司的不良贷款债权价值方面加重了蔡鉴灿的举证责任。首先，莱曼迪公司的不良贷款债权不在东港公司、腾达公司或蔡鉴灿名下。根据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民事裁定，莱曼迪公司的不良贷款债权的债权人为渤海银行杭州分行。即便渤海银行杭州分行系东港公司代理人，但对蔡鉴灿而言，500万元投资款的回报至今为零。其次，莱曼迪公司于2019年5月29日被吊销，担保人多乐佳公司已进入破产重整，渤海银行杭州分行持有的的债权性质为第三顺序债权即普通债权，在第一顺位和第二顺位的债权清偿分配后将无资产可供分配。上述事实能够通过蔡鉴灿提供的证据材料或法院调查取得，一审仍以“莱曼迪公司的不良贷款债权尚在处理过程中，并未产生最终结果”为由不认定腾达公司的投资款已因东港公司一系列操作产生巨大损失，现存价值为零。 补充：一审庭审时蔡鉴灿申请向破产管理人出具调查令以核查所涉不良资产处置情况，一审法院要求蔡鉴灿提交书面申请书，但在蔡鉴灿提交书面申请书后一审法院又未作出答复，表明一审程序存在不当之处。 综上，一审认定事实不清楚，适用法律不正确，程序不当，请求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纠正一审错误判决。 东港公司辩称，一、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关于审理证券、期货、国债市场中委托理财案件的若干法律问题》一文不适用于本案，该文适用范围是证券、期货、国债等理财投资，而本案涉及资产包，两者并不属于同一类别。本案涉及的投资领域不是该文适用的证券、期货、国债等资产，该文涉及的从事金融委托投资理财的相关机构与讼争双方并不属于同一主体范畴。二、蔡鉴灿述称，一审多处加大了蔡鉴灿的举证责任。东港公司认为，一审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定性准确，本案并不是蔡鉴灿所说的应以委托理财合同纠纷这一案由进行处理的情形。双方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从内容上来讲，仅是蔡鉴灿向东港公司支付500万元投资款，其后东港公司将包括上述500万元在内的19615931.34元投资款支付给东方公司浙江分公司用以购买莱曼迪公司的不良贷款债权，莱曼迪公司的不良贷款债权的购买主体一共有三方即腾达公司、浙江广科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科公司）与东港公司。2012年6月27日，广科公司向东港公司支付400万元，该400万元同样也是用于购买莱曼迪公司的不良贷款债权的投资款。腾达公司、广科公司和东港公司在购买前已形成合意并在此基础上决定进行共同投资。蔡鉴灿述称司法实践中以有偿委托理财为一般、以无偿委托理财为例外，东港公司对此不予认可，委托事项应由委托人、受托人共同进行磋商以达成一致意思表示，至于有偿委托还是无偿委托，应以双方的意思表示具体内容及其后实际履行为准。蔡鉴灿从未向东港公司支付任何委托费用，而且2012年至2018年期间直至蔡鉴灿提起第一次诉讼前，东港公司也从未要求腾达公司支付任何委托费用。因此，一审认定，东港公司接受腾达公司无偿委托，双方之间形成无偿委托关系，是正确的。三、蔡鉴灿认为东港公司在履行委托事项过程中存在过错（故意或重大过失），东港公司对此不予认可。本案委托事项是委托人委托受托人代为支付500万元投资款并以东港公司名义持有购买的莱曼迪公司的不良贷款债权，委托事项并不包括由东港公司选定投资标的，投资标的是腾达公司支付500万元用于投资腾达公司、广科公司和东港公司三方共同决定购买的莱曼迪公司的不良贷款债权。蔡鉴灿提到东港公司购买莱曼迪公司的不良贷款债权的过程中存在的各种不合理现象，东港公司一审时已对此作了合理解释。2012年12月24日腾达公司向温岭市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温岭法院）申请莱曼迪公司破产，温岭法院于2013年1月4日才受理莱曼迪公司破产。本案中，东港公司向东方公司浙江分公司支付19615931.34元投资款的时间是2012年6月27日，而东港公司与东方公司浙江分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合同的时间是2012年12月26日，并不存在东港公司得知多乐佳公司已破产这一情形。综上所述，蔡鉴灿的上诉请求依法不能成立，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得当，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腾达公司未作陈述。 蔡鉴灿向一审法院诉讼请求：被告赔偿给原告经济损失7326000元（其中本金5000000元，以此为基础自2012年6月始至2019年7月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23260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东港公司、渤海银行杭州分行曾对转让莱曼迪公司的不良贷款债权事宜进行了协商。腾达公司希望加入上述不良贷款债权的购买，并经渤海银行杭州分行介绍与东港公司联系。2012年6月26日，腾达公司向东港公司汇款5000000元，并附言“委托投资”。2012年6月27日，渤海银行杭州分行与东方公司浙江分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渤海银行杭州分行将其对包括债务人莱曼迪公司在内享有的债权及相应利息和相关权益转让给东方公司浙江分公司。2016年6月27日，东港公司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东方公司浙江分公司汇款19615931.34元。2012年12月26日，东港公司与东方公司浙江分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合同》，约定东方公司浙江分公司将其对莱曼迪公司的不良贷款债权以19615931.34元的价格转让给东港公司，明确莱曼迪公司的不良贷款债权包含了由多乐佳公司提供的保证担保债权。2017年3月15日，蔡鉴灿与腾达公司签订《以债抵债协议》，约定腾达公司将其对东港公司的5000000元的债权转让给蔡鉴灿。2018年5月8日，浙江秦国光律师事务所接受蔡鉴灿委托向东港公司邮寄《律师函》，要求东港公司将腾达公司汇给东港公司的5000000元及相应孳息支付给蔡鉴灿，并提及蔡鉴灿受让了腾达公司与东港公司的上述债权。2018年5月9日，东港公司向浙江秦国光律师事务所邮寄了《回函》，称东港公司收到了《律师函》，但对蔡鉴灿向其主张5000000元及相应孳息一事持有异议。蔡鉴灿于2018年6月4日诉至该院，要求东港公司返还投资款5000000元并支付利息。该院经（2018）浙1002民初5288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东港公司与腾达公司之间形成委托代理关系，东港公司已经按照协商约定将腾达公司支付的投资款用于购买莱曼迪公司的不良贷款债权，故驳回蔡鉴灿的诉讼请求。蔡鉴灿不服该判决，上诉至台州中院。台州中院作出的（2018）浙10民终3166号民事判决书认为，2012年6月26日，腾达公司将5000000元汇给东港公司，并附言“委托投资”，但腾达公司未举证证明其委托投资的具体项目。东港公司在收款次日将19615931.34元汇给东方公司浙江分公司，用于支付受让莱曼迪公司不良贷款债权，上述汇款金额与东方公司浙江分公司、东港公司之间约定的不良债权转让价款完全一致，结合腾达公司自认系通过渤海银行杭州分行工作人员介绍与东港公司发生委托代理关系、渤海银行杭州分行也确认将腾达公司介绍给东港公司的目的是购买莱曼迪公司的不良贷款债权，以及腾达公司与东港公司不存在其他经济往来等事实，一审判决认定东港公司已经依约履行代理投资事项，依据充分。最终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3年2月1日，东港公司向渤海银行杭州分行出具授权委托书，该授权委托书载明，关于多乐佳公司破产重整事宜，因东港公司（含所代持的腾达公司、广科公司的份额）通过东方公司浙江分公司受让此原属渤海银银行杭州分行的债权资产包不久，且东港公司缺乏处理破产重整债权申报事项的人员和经验，故委托渤海银行杭州分行代理东港公司向温岭的多乐佳公司破产管理人办理破产重整事宜，并明确了具体的委托权限。2018年2月5日，温岭法院作出（2013）台温破字第1号之六号裁定书，对多乐佳公司所有的房地产进行查封。2015年3月2日，温岭法院作出（2013）台温破字第1-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书载明，2013年1月4日，温岭法院根据丁云林的申请裁定受理多乐佳公司破产清算案。2013年1月11日，根据浙江易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对多乐佳公司进行重整。裁定包括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岭市支行等50位债权人的82笔债权。渤海银行杭州分行对莱曼迪公司的不良贷款债权已经包含在该裁定所列表中。现蔡鉴灿认为东港公司不具备代客理财资质或从事证券投资业务资格，在接受委托理财后严重违反信义义务，为谋求私利违背忠实和注意义务，恶意损害原告利益，起诉至该院。 一审法院认为，据（2018）浙1002民初5228号民事判决书、（2018）浙10民终3166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事实，腾达公司委托东港公司投资的事项为购买莱曼迪公司的不良贷款债权，投资事项明确具体，并非蔡鉴灿所认为的东港公司需要具备特定资质进行的投资理财。现蔡鉴灿认为东港公司需要具备特定资质，需要进一步提供证据予以证明。蔡鉴灿主张涉案委托系有偿委托，但东港公司不认可，且腾达公司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与东港公司约定了报酬计算方式及支付方式，故该院认为腾达公司与东港公司之间的委托为无偿委托。基于以上分析，蔡鉴灿要求被告赔偿损失，需要进一步提供证据证明东港公司在履行委托事项过程中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实际损失的存在以及被告在履行事项过程中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与实际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以上两份判决书已经认定东港公司已经按照约定购买了莱曼迪公司的不良贷款债权，履行了委托事项。渤海银行杭州分行与东方公司浙江分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东港公司与东方公司浙江分公司之间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均表明东港公司以自身名义代腾达公司受让相应的不良贷款债权份额，即由东港公司代持腾达公司的莱曼迪公司的不良贷款债权份额，东港公司作为受托人，应当根据腾达公司的要求，报告委托事物的处理情况，现蔡鉴灿及腾达公司均未举证腾达公司曾向东港公司提出要求其告知委托事物的处理情况。据蔡鉴灿举证的授权委托书可知，东港公司仍积极代腾达公司跟进莱曼迪公司的不良贷款债权的处理进度，包括授权渤海银行杭州分行以渤海银行杭州分行名义向温岭的多乐佳公司破产管理人办理破产重整事宜、渤海银行杭州分行及时申报债权。蔡鉴灿现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东港公司在购买莱曼迪公司的不良贷款债权及其后续处理的过程中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此外，莱曼迪公司的不良贷款债权尚在处理过程中，并未产生最终结果。蔡鉴灿现提供的证据均不能证明其主张事实。综上，蔡鉴灿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蔡鉴灿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1541元（已减半），由原告蔡鉴灿负担。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一、东港公司是否需向蔡鉴灿赔偿投资损失？二、一审举证责任分配是否正确？针对上述争议焦点，分析如下： 蔡鉴灿主张，腾达公司与东港公司之间就500万元投资款成立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但是，生效的（2018）浙1002民初5228号民事判决书、（2018）浙10民终3166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东港公司根据腾达公司委托将涉案500万元汇付给东方公司浙江分公司用于共同购买莱曼迪公司的不良贷款债权，因此，腾达公司与东港公司之间仅就涉案500万元存在委托支付关系，但不存在委托理财关系。 生效的（2018）浙1002民初5228号民事判决书、（2018）浙10民终3166号民事判决书认定腾达公司委托东港公司投资的事项为购买莱曼迪公司的不良贷款债权，投资事项明确具体，并非蔡鉴灿所认为的东港公司需要具备特定资质进行的投资理财。蔡鉴灿认为东港公司需要具备特定资质才能购买莱曼迪公司的不良贷款债权，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规定：“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受托人超越权限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蔡鉴灿述称其与东港公司之间系有偿委托关系，东港公司则对此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腾达公司与东港公司之间不存在书面委托合同，除涉案500万元款项外不存在其他经济往来，腾达公司、蔡鉴灿至今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与东港公司约定报酬的具体计算方式及支付方式，亦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已向东港公司支付了部分委托报酬，因此，一审认定腾达公司与东港公司之间为无偿委托关系，符合民事诉讼证据规则，未加重腾达公司、蔡鉴灿的举证责任，故本院依法予以支持。 2012年6月26日东港公司收到腾达公司汇付的500万元投资款后将连同该500万元在内的19615931.34元投资款转汇给东方公司浙江分公司用于购买莱曼迪公司的不良贷款债权，表明东港公司已按约定购买莱曼迪公司的不良贷款债权即已按约履行了委托事项。多年以来，东港公司一直以自身名义代腾达公司受让相应的不良贷款债权份额即由东港公司代持腾达公司的莱曼迪公司的不良贷款债权份额。2018年6月4日蔡鉴灿第一次向一审法院起诉前，蔡鉴灿、腾达公司从未要求东港公司报告委托事项的具体进展情况和具体处理情况。根据蔡鉴灿一审时提交的授权委托书可知，东港公司一直积极代腾达公司跟进莱曼迪公司的不良贷款债权的处理进度包括授权渤海银行杭州分行以渤海银行杭州分行名义向多乐佳公司破产管理人办理破产重整事宜、渤海银行杭州分行及时申报债权等。综合上述分析，本院认为，腾达公司、蔡鉴灿一、二审时提供的所有证据均不能有效证明东港公司在履行委托事项过程中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故一审在认定东港公司履行委托事项是否存在过错方面未加重蔡鉴灿的举证责任。 蔡鉴灿认为，莱曼迪公司的不良贷款债权的债权人为渤海银行杭州分行，即便渤海银行杭州分行系东港公司代理人，但500万元投资款的回报至今为零，一审以“莱曼迪公司的不良贷款债权尚在处理过程中，并未产生最终结果”为由不认定腾达公司的投资款已因东港公司一系列操作产生巨大损失，表明一审在认定莱曼迪公司的不良贷款债权价值方面加重了蔡鉴灿的举证责任。本院认为，蔡鉴灿一、二审时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的投资损失具体金额，且一审只是认为莱曼迪公司的不良贷款债权的处理尚未形成最终结果，故一审未加重蔡鉴灿的举证责任。退一步说，即使涉案500万元投资款已造成损失，蔡鉴灿以委托理财关系要求东港公司予以赔偿，但东港公司不存在过错，本案也无法支持蔡鉴灿的赔偿请求，因此，一审有无加重蔡鉴灿在投资损失方面的举证责任，对本案实体处理结果并无影响。在此情况下，蔡鉴灿申请一审法院向破产管理人出具调查令以核查所涉不良资产处置情况，一审法院未予准许，在程序方面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蔡鉴灿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得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3082元，由上诉人蔡鉴灿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许战平 审 判 员 王晓婷 审 判 员 汤坚强 二〇二〇年九月三十日 代书记员 李 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