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302民初546号原告：姚芙蓉，女，1970年8月1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初阳，浙江六和（温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童平宇，浙江六和（温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滨江街道会展路1398号。负责人：夏尔明。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利湖，北京大成（温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效军，北京大成（温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姚芙蓉与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公司保险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转为普通程序，分别于2020年3月20日、2020年6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姚芙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初阳、童平宇，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利湖、郑效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姚芙蓉诉称：2010年起，被告工作人员赵茗茗向原告介绍：如原告年缴保费50万以上，即可成为被告钻石客户，为留住钻石客户以及吸引原告周围的亲戚朋友成为新客户，以达到长期稳定的保费收入，推出公司对钻石客户的预缴保费进行专门投资保本理财产品并将全部收益返还客户的附加服务，本金由被告公司保障返还，预计回报率为月息1%。为此，原告在被告工作人员赵茗茗的推荐下，陆续购买被告“国寿瑞丰两全保险（万能型）”“国寿新泓泰两全保险”2份人寿保险产品。并自2010年3月1日起至2010年4月26日通过银行柜台缴款等方式向被告预缴保险费8笔，合计335万元；自2011年10月11日起至2011年10月17日被告从原告账户中自动扣除预缴保险费5笔，合计900万元，以上共计1235万元。在预缴上述保险费后，原告每月定期收到与预缴保险费对应的月息0.8%的利息收入（2011年1月起提高到月息1%）。直至2014年8月，经原告至被告处查询后发现，原告预缴保险费中部分已被冒用于购买保险产品，并已全部退保销户。被告工作人员赵茗茗及其助手黄某等人通过擅自投保、办理保单质押贷款、退保等方式，将该款项汇入二张以原告名义办理但非原告本人持有的银行卡中（中国银行4531××××3400；中国银行3831××××7645），由其擅自支取。其余预缴保险费也不知去向。原告认为，原告作为投保人向被告支付保险费，被告予以接受，已表明原、被告之间已达成保险意思表示，双方已成立保险合同关系，被告应保证原告保险费的资金安全。现被告借口资金损失，拒不归还，已构成违约。为此，原告曾于2014年8月27日向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经过笔迹鉴定，被告工作人员在原告完全不知情状态下擅自动用原告缴存保险费进行投保，相关投保材料均非原告本人签字。后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以存在犯罪嫌疑为由，作出（2014）温鹿民初字第2749号民事裁定，驳回原告起诉,并将有关材料移送刑事侦查。现经（2017）浙0302刑初1339号刑事判决书、（2019）浙03刑终1143号刑事裁定书裁判认定被告工作人员赵茗茗通过代签保单的方式将原告预缴资金投保，后借理财操作名义让原告等人多次至保险公司办理保单质押贷款、退保等业务，并使用私自为客户代办的银行卡收取放贷、退保资金，继而出借给案外人陈瑞岳等赚取利息，并以挪用资金罪判处赵茗茗有期徒刑八年。因此，本案的保险合同纠纷涉及刑事因素已完全消除，应以民事诉讼程序恢复审理，故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如下：1、判令被告立即返还原告保险费本金人民币1235万元，并赔偿原告利息损失（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计算，自2014年8月27日起计至保险费本金实际归还时止）；2、本案鉴定费7万元由被告负担；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公司辩称：原告的诉讼请求和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具体事实和理由如下：一、关于就预交保费承诺固定收益，不存在被告承诺预交保费可获取固定收益的事实。在原告亲自办理900万元保费的保险合同退保手续后，原告在案发前仍能持续获得所谓900万元预交保费的固定收益，足以证明原告明知收益不是被告支付。被告从未向原告承诺过预缴保费可获取固定收益，原被告之间也从未就所谓预交保费可以获取固定收益进行任何磋商，或者签订任何法律文件。被告从未开展预交保费支付固定收益的业务，也从未委托或者授权赵茗茗从事相关活动。即使赵茗茗向原告作出相关承诺，也属于赵茗茗的个人行为，与被告无关。在原告亲临柜台办理900万元保费的保险产品的退保手续后，退保金全部支付至原告本人银行账户。抛开本案中225万元保险产品的退保、原告是否知晓退保金支付至本人账户等其他问题不谈，在原告办理900万元保险产品的退保手续后，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即使按照原告辩称的其一直认为是被告在支付固定收益，在900万元保险产品退保至案发前的近一年时间里，被告仍然持续取得900万元所谓预交保费的固定收益，原告显然应当明知收益不是被告支付，原告显然应当知道根本就没有被告收取预交保费后支付固定收益之说。因为，天底下就没有原告将900万元保险产品退保后被告还连续近一年向原告支付900万元所谓预交保费固定收益的道理！天底下根本就不可能有这种事！二、关于110万元保费争议。原告为其2009年亲自投保的保险合同连续十年支付年度保费10万元的行为充分证明：原告预交保费的真实目的和合法目的无法认定，原告应当明知110万元所谓预交保费的实际用途，原告诉讼主张已经超出诉讼时效。原告本人于2009年6月18日亲自在被告处购买“国寿美满一生年金保险（分红型）”的保险产品，投保人和被保险人都是原告本人，相关手续由原告亲自办理。原告购买保险产品的保险合同编号2009330301S93015082224（以下简称20090618保险合同），生效日期2009年6月18日；交费方式为年交，交费日期是每年的6月18日，交费期间12年，每年标准保费10万元。原告在投保时交纳首年度保费10万元。原告在提交给公安机关的亲笔《事实陈述》中称，其是为20090618保险合同预交110万元保费，也就是剩余11年期间的保费110万元。20090618保险合同自2009年6月18日生效后，一直存续至今。自2010年起，原告每年另行为该保险合同支付年度保费10万元。20090618保险合同的年度保费由原告每年另行支付，而不是从110万元所谓预交保费中扣缴，这足以证明：原告根本不是为20090618保险合同预交110万元保费，原告以预交保费名义向被告支付110万元的真实目的和合法目的无法认定。在原告行为真实目的和合法目的无法认定的情况下，依法正确认定原被告法律关系的基础就不存在。原告明知110万元预交保费的实际用途，否则其应等待被告每年从其预交保费中扣划年度保费10万元，而不是每年另行支付，原告更不应在案发前的四年多时间里不提出任何异议和主张任何权利。如果原告本意是为20090618保险合同预交110万元保费，如果原告不知晓110万元预交保费的实际用途，原告在2010年续交10万元年度保费时，就应当已经知道110万元预交保费已被用于未经原告同意的用途，依法应当在当时法律规定的两年诉讼时效内向被告主张权利。原告在案发前既未提出任何异议，也未向被告主张任何权利，原告诉请已经超出诉讼时效。三、关于225万元保费争议。不能因为原告未亲临柜台办理投保手续而否定保险合同的有效性，现有证据证明投保是原告真实表示，保险合同依法成立；不能因为原告未亲临柜台办理退保手续而当然否定退保行为的合法性，现有证据充分证明退保是原告真实意思表示，退保行为合法有效。原告诉称，其225万元预交保费被赵茗茗等人擅自办理投保和退保，并且将退保金转入以其名义代办的中行卡中。原告前述主张足以被现有证据否定。被告将在对900万元保费争议发表答辩意见时指出，被告不仅明知代办中行卡的存在，而且同意赵茗茗掌控使用代办的中行卡。（一）原告提交了本人亲笔签名的投保单，永嘉公司履行了生存状态调查等在内的核保手续，投保是原告真实意思表示，保险合同依法成立。赵茗茗将原告预交的225万元预交保费调配至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永嘉支公司（以下简称永嘉公司），属于被告和所属永嘉公司之间的内部事务。无论是由被告还是永嘉公司办理原告投保业务，最终签订保险合同和签发保单上加盖的都是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公司）的印章，不影响原告投保本意和原告所追求保险目的的实现。赵茗茗将原告亲笔签名的投保单和现金缴款单交给永嘉公司工作人员张某，张某将前述文件交给永嘉公司柜台人员办理，张某并未参与具体承保过程。前述事实有张某在侦查阶段的询问笔录为证，张某的证言已被赵茗茗挪用资金案刑事判决书（2017）浙0302刑初1339号（以下简称刑事判决）作为定案依据。永嘉公司两名工作人员签名的《生存调查报告》显示，永嘉公司工作人员当面对原告进行了生存调查，可以证明投保是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被告认为，包括原告本人亲笔签名的投保单、张某在侦查阶段的询问笔录、永嘉公司《业务员报告书》、《生存调查报告》等在内的证据充分证明，投保是原告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被告根据工作流程进行承保并且履行了核保程序，保险合同依法成立。（二）退保是原告真实意思表示，退保行为合法有效。被告认为，不能因为原告本人未亲临现场办理退保手续、退保申请文件上签名不是原告本人亲笔签名，而当然否定退保行为的合法性，退保行为是否合法有效关键是看退保是否代表了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被告提交的《保全业务上报审批表》、张某在侦查阶段询问笔录、李双提交给公安机关的亲笔《关于银保客户姚芙蓉等退保情况说明》将充分证明，永嘉公司在退保时取回了已被原告签收的保险合同原件，取得了原告中行银行卡复印件，足以证明退保是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退保行为合法有效。四、关于900万元保费争议。刑事判决和现有证据充分证明：原告明知900万元预存保费的实际用途，原告明知以其名义投保行为和相应的900万元支付，原告亲临柜台办理借款和退保手续，是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原告明知中行代办卡的存在，并且原告同意由赵茗茗掌控使用。原告诉称，赵茗茗及其助理黄某擅自以原告名义投保、办理保单质押贷款、退保等，将退保资金转至擅自以原告名义代办的银行卡中。被告认为，原告前述诉请被刑事判决和现有证据全面否定。（一）原告农行卡交易明细证明原告应当明知900万元保费的实际用途。原告提交其农行卡交易明细作为证据，以证明被告对其存入900万元的扣划行为。农行卡交易明细显示，900万元保费从原告农行卡扣划期间以及900万元保费扣划完毕后的当月剩余时间里，原告先后12次进行网银转账，总金额超过70万元。原告在频繁的网银转账过程中，肯定会发现账户余额情况。尤其是对外转账金额巨大，原告长期从事财务工作，原告比普通人应更加关注其银行账户内资金变化。原告在网银转账过程中，肯定会知道其存入的900万元已经被作为保费扣划。如果原告不知晓900万元被用于以其本人名义投保的保费支付，原告应当向被告提出异议，请求核查900万元被扣划的具体原因，尤其是涉及到的是900万元巨额资金。但是，原告在案发前始终未向被告提出任何异议，也未主张任何权利。这只能证明，原告明知900万元保费的实际用途，即900万元被用于以其名义投保的保费支付。（二）现有证据足以证明原告明知投保行为的存在。被告认为，不能因为包括投保单在内的投保文件上没有原告亲笔签名，而否定投保是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否定保险合同依法成立。被告认为，仅根据原告证据就足以证明投保是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其一，农行卡交易明细记载的原告网银转账行为，足以证明原告明知以其名义投保行为的存在并且发生900万元保费支付。其二，在每次亲临柜台办理借款、退保手续过程中，以及案发前的两年多时间里，原告始终未就以其名义投保、使用其农行卡内资金支付保费的行为提出任何异议，足以证明原告明知以其名义投保并使用900万元支付相应保费。如果原告根本不知晓以其本人名义投保和900万元被用于支付保费的行为，原告在第一次亲临柜台办理借款手续过程中，就应表现出震惊和情绪激动，就应当当场向被告提出异议和主张权利。但是，这一切没有发生，在原告亲临柜台办理五份保单借款、退保手续过程中都没有发生，在案发前的两年多时间里没有发生。这只能证明原告明知以其名义的投保行为以及900万元被用于相应的保费支付。（三）赵茗茗挪用资金案的生效刑事裁判文书和刑事案件在案证据，充分证明原告亲临现场办理借款和退保手续，证明投保、借款和退保均是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就涉及本案900万元保费争议的相关事实，刑事判决专章进行分析论述，指出：赵茗茗供述、赵茗茗助理黄某证言、被告柜面工作人员金可圣、吴素素等人的证言以及原告证言、笔迹鉴定结论等证据，证实原告亲临柜台办理借款、退保手续，原告明知所办理业务和相关文件的内容，被告柜面工作人员告知原告办理业务的内容和后果。被告认为，刑事判决对证据的论证分析足以证明，原告亲临现场办理借款、退保手续，证明原告明知办理业务的内容。被告亦将赵茗茗在侦查阶段的相关供述、原告在侦查阶段的证言（询问笔录）、被告柜面工作人员金可圣、吴素素等人在侦查阶段的证言（询问笔录）作为本案证据提交，以使法庭更加全面了解原告办理借款、退保手续的全过程，更加全面和更加充分证明办理借款和退保是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更加全面和更加充分证明原告明知办理业务的内容和相关文件的内容。被告需要强调的是，原告在办理借款、退保手续过程中，未表现出任何震惊或者情绪激动，未向被告提出任何异议或者主张任何权利，案发前近一年时间里未向被告主张过任何权利，这进一步佐证，无论是投保、借款还是退保，都是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退一步讲，假设原告不知晓投保过程，原告亲临柜面办理借款、退保手续的行为，也足以构成原告对投保行为的追认，保险合同依法成立。（四）原告不仅明知中行代办卡的存在，并且同意赵茗茗掌控使用。原告亲临柜台办理了五份保单的借款、退保手续，明知所办理业务的内容和相关文件的内容，相关文件上明确载明代办中行卡的卡号，被告工作人员亦会根据工作流程向原告核对。但是，原告始终未就相关文件载明的该银行卡号提出任何异议，这只能证明原告明知代办中行卡的存在。需要指出的是，原告长期从事财务工作，原告反复多次在被告柜台办理借款、退保手续，原告不可能不关注到相关文件上填写的银行卡卡号。即使中行卡是由黄某代办，也不能否定将借款、退保金转入中行卡是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已被刑事判决采信的赵茗茗助理黄某在侦查阶段的询问笔录证实，在原告办理借款、退保时，黄某先将中行卡交给原告，原告在办理完毕后再交还给黄某。这不仅证明原告明知代办中行卡的存在，而且证明原告同意赵茗茗实际掌控中行卡内资金。五、关于原告涉嫌虚假诉讼。人民法院应依职权审查原告是否涉嫌虚假诉讼。如果原告涉嫌虚假诉讼，人民法院应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被告已经在答辩意见中充分指明，刑事判决和赵茗茗供述、黄某证言、原告在侦查阶段的证言、被告柜面工作人员的证言等，充分证明原告亲临柜台办理了借款手续、退保手续，原告明知办理业务和相关文件的内容。尤其是黄某的证言，更是直接原告明知代办中行卡的存在并且同意由赵茗茗掌控。本案的现有证据亦足以证明，原告应当明知110万元预交保费的实际用途，证明以225万元预交保费投保和进行退保是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在刑事判决和大量证据证实的情况下，原告仍然坚持诉称赵茗茗擅自投保、借款和退保等，其行为应当属于故意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应当属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的虚假诉讼情形，涉嫌虚假诉讼犯罪。原告请求人民法院依职权审查原告行为是否涉嫌虚假诉讼；如果涉嫌虚假诉讼，人民法院应依法追究原告虚假诉讼的法律责任。至于原告主张的司法鉴定费用，被告认为现有证据足以证明投保、借款和退保等是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司法鉴定费用应由原告自行承担。以上是被告就与原告姚芙蓉保险合同纠纷案发表的答辩意见，请人民法院予以充分重视。原告恳请人民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驳回被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刑事和民事法律调整的对象不同、规制的法律关系不同、适用的法律程序不同、证据采信的标准不同、裁判的法律后果不同，对两者应正确区分。民事法律关系的最终认定应通过民事诉讼程序，根据经举证质证的民事诉讼证据，适用民事法律进行认定和裁判，而不是根据刑事判决进行推定。从被告答辩意见中不难看出，刑事判决的诸多认定有待商榷。在这种情况下，更应严格遵循民事诉讼程序，更应正确适用民事法律，对本案民事争议依法裁判。不应在民事诉讼中具体讨论刑事判决认定问题，但不能因为刑事裁判已经作出并生效，就因错而错，将错就错。被告将通过一切合法必要方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恳请人民法院依法公正审理本案。本院经审理查明：2008年7月至2014年6月期间，赵茗茗担任被告公司保险代理人，履行保险营销员、保险理财师等职责。期间，其获知姚芙蓉等有资金理财需求，便承诺客户向被告公司预缴保费可以获得月息0.8%（后提高至1%）的收益，诱使姚芙蓉等人先后将资金直接现金缴纳或由赵茗茗代收后缴至该公司账户内（2011年后由被告公司从客户银行账户关联扣款）。后赵茗茗利用职务便利，在未经原告同意的情况下，通过各种保险相关业务操作，将其中相关资金从公司账户内转出，以1.5%至2%的月息转借给陈瑞岳等人，从中赚取利差。针对姚芙蓉的情况，具体如下：2008年7月至2010年3月期间，姚芙蓉经赵茗茗介绍，多次将资金预缴至被告公司账户，合计110万元，并取得现金缴款单。尔后，赵茗茗利用其保险代理人调配现金缴款单的职务便利，持有原告的上述现金缴款单将上述资金用于为其他客户、其本人和关系人缴纳保费或归还保单质押贷款等，随后通过收取其他客户相应金额资金不入账等方式，变相从公司取得资金110万元。2010年3月至2010年5月期间，姚芙蓉经赵茗茗介绍，向被告公司现金预缴保费225万元。赵茗茗利用保险代理人的职务便利，将上述资金调配至中国人寿永嘉支公司，由该公司工作人员张某操作在中国人寿永嘉支公司内购买保险产品。随后，在姚芙蓉没有到场签字的情况下，赵茗茗通过张某办理保单撤单或退保，并使用其私自为客户代办的银行卡收取撤单、退保资金共计225万元。为此，原告于2014年9月16日向我院提起民事诉讼【案号：（2014）温鹿民初字第2751号】，我院以该案存在犯罪嫌疑，裁定驳回原告起诉，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后经刑事程序，本院于2019年6月18日作出（2017）浙0302刑初1339号刑事判决书，判决赵茗茗犯挪用资金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后，该案件经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以（2019）浙03刑终1143号刑事裁定书维持原判。上述生效的刑事判决确认赵茗茗挪用被告公司资金中的涉及原告姚芙蓉的部分为335万元，即本判决前述查明的事实部分。原告姚芙蓉向本院提起诉讼的金额1235万元除前述335万元以外，还包括被（2017）浙0302刑初1339号刑事判决书及（2019）浙03刑终1143号刑事裁定书确认不构成赵茗茗挪用资金罪范围的资金金额900万元及相应的利息损失。针对被（2017）浙0302刑初1339号刑事判决书及（2019）浙03刑终1143号刑事裁定书确认不构成赵茗茗挪用资金罪范围资金金额900万元。由于本案中存在因赵茗茗对原告姚芙蓉进行每月支付相对稳定利息回报的方式予以哄骗，诱骗姚芙蓉向被告预缴保费，后诱骗姚芙蓉亲临柜台进行撤保、退保、撤单等相关保险业务操作，导致姚芙蓉的相关保费脱离被告公司控制，从而被赵茗茗取走，造成原告巨大保费损失，该部分保费损失总计900万元未被刑事判决确认为赵茗茗挪用资金罪的金额范围。上述900万元的保费系2011年10月11日起至2011年10月17日期间，原告姚芙蓉以由被告公司关联扣款的方式共计缴纳保费900万元。赵茗茗通过代签保单的方式将上述资金为姚芙蓉投保了5份国寿新鸿泰两全保险，后借理财操作名义让姚芙蓉多次至该公司办理保单质押贷款、退保等业务，并使用私自为姚芙蓉代办的银行卡以收取放贷、退保资金，继而出借给陈瑞岳等人赚取利息。上述900万元保费涉及的保单均存在原告姚芙蓉本人以亲临柜台的方式进行办理相关的保单质押贷款或保险合同解除的手续，这亦从（2017）浙0302刑初1339号刑事判决书及（2019）浙03刑终1143号刑事裁定书已经认定的事实中予以了证实。现原告认为刑事因素已经消除，以保险合同为由重新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另查明：本案原告已经收到实际系赵茗茗支付的利息共计469.36万元，原、被告双方对上述利息金额的数据准确性无异议。以上事实有原告身份证、被告工商公示信息、保险资金明细表及对应转账凭证、收款收据、保单、司法鉴定意见书及费用发票、（2017）浙0302刑初1339号刑事判决书、（2019）浙03刑终1143号刑事裁定书、保险合同、借款申请书、保全/理赔资料清单、银行卡复印件、保全业务受理单、客户身份基本信息登记表以及双方当事人的庭审陈述等在卷佐证。本院认为：（2017）浙0302刑初1339号刑事判决书及（2019）浙03刑终1143号刑事裁定书均已确认赵茗茗构成了挪用资金罪中涉及原告姚芙蓉的金额为335万元，上述335万元系赵茗茗作为被告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挪用的资金现尚未追回的款项金额。针对原告以保险合同的基础法律关系主张的上述335万元保费损失及相关利息损失的问题，本院认为由于基于保险合同或者说预缴保费合同已经成立，后被告公司因内部管理原因致使该资金被案外人赵茗茗挪用而拒不返还，故原告要求返还并支付利息损失赔偿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针对该部分，刑事判决已经认定赵茗茗作为被告工作人员挪用被告公司的资金并判令其向被告公司退赔损失亦进一步证明被告公司具有向本案原告返还的责任。现原告诉请被告公司偿还上述335万元保险费并从原告第一次向本院提起民事诉讼的时间（审理中原告表示其第一次向本院提起民事诉讼的时间为2014年8月27日，本院经核实，认为原告第一次向本院起诉的立案时间为2014年9月16日，故第一次起诉的时间应以立案时间为准）开始计算利息损失，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由于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遇节假日顺延）9时30分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故本院对原告主张的2014年9月16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的利息损失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起的利息损失确认为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债务履行完毕之日止。关于涉案2011年10月11日起至2011年10月17日期间，原告姚芙蓉以由被告公司关联扣款的方式共计缴纳保费900万元。虽然赵茗茗系通过代签保单的方式将上述资金为姚芙蓉投保了5份国寿新鸿泰两全保险，但后来原告姚芙蓉以本人亲自临柜的方式办理了前述保单的质押贷款及保险合同退保等手续，故应视为对前述行为的认可，现上述保险合同已经解除，且已经退款完毕，本案中原告以合同关系主张被告返还上述款项本院不予支持，本节事实系赵茗茗利用工作便利条件损害原告利益的行为，原告可以损害赔偿的基础法律关系另行主张。这亦可从（2017）浙0302刑初1339号刑事判决书及（2019）浙03刑终1143号刑事裁定书均已确认的该900万元保费损失系赵茗茗利用工作便利损害原告利益的行为，认为该900万元不构成赵茗茗挪用资金罪的犯罪金额范围予以证实。本案审理中已经查明，原告姚芙蓉已经收到实际系赵茗茗支付的利息共计469.36万元，对上述利息金额的准确性，原、被告双方在庭审中均无异议。因上述469.36万元实际系赵茗茗个人向原告支付的所谓预缴保费可以获得的月息，实际不是被告保险公司所支出，与本案非属同一法律关系，本院在本案中不予处理。另关于原告主张的鉴定费损失，因鉴定费支出系赵茗茗伪造或代原告进行签字引起，该部分金额涉及赵茗茗的权益，故原告主张的鉴定费损失及上述实际系赵茗茗支出的利息总金额均可在原告以损害赔偿的基础法律关系另行主张相关的权益时一并予以处理。关于被告抗辩的原告的110万元保费因原告在案发前既未提出任何异议，也未向被告主张任何权利，原告诉请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本院认为上述款项在（2017）浙0302刑初1339号刑事判决书及（2019）浙03刑终1143号刑事裁定书中被认定系赵茗茗挪用资金罪的犯罪金额范围，上述刑事裁判文书生效后，原告才能确定自己110万元保费的权益受损系何性质的事实，故被告对上述110万元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及原告进行虚假诉讼的的抗辩理由本院均不予采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原告姚芙蓉保险费损失335万元及利息损失（自2014年9月16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的利息损失以335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起的利息损失以335万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债务履行完毕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姚芙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4573元，由原告姚芙蓉负担86043元，由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公司负担2853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吴玉琴人民陪审员  尤国莹人民陪审员  薛慧慈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五日法官 助理  潘丹丹书 记 员  白超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