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民终37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崔景东，男，1975年7月6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瓦房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宇，辽宁德中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瑄，辽宁德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索绍龙，男，1954年3月7日出生，汉族，住大连市中山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曲家发，男，1965年2月8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庄河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兴奎，男，1957年2月5日出生，汉族，住大连市中山区。上诉人崔景东因与被上诉人索绍龙、曲家发、王兴奎海上、通海水域养殖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大连海事法院（2019）辽72民初11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公开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崔景东上诉请求：撤销原判第一、第五判项，改判驳回三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支持其全部反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原审认定崔景东承担海蛎苗损失依据的仅是大连海警局金州工作站出具的情况说明，该说明并非原始调解协议的复印件，且内容与调解协议内容也不吻合，更无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完全不符合民事证据要求，不应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原审法院理应调取双方达成的原始调解协议。2、三被上诉人拒绝清点、接收已打捞海蛎苗的行为，应视为其放弃履行调解协议约定的权利义务，在此情形下，崔景东无理由继续对掉落海蛎苗进行打捞。原审对崔景东应继续打捞海蛎苗的认定，严重加重了崔景东的义务。崔景东打捞上岸三被上诉人的海蛎苗300余包，但被上诉人因与崔景东对计数方式、网包内海蛎苗数量产生分歧，经多次催促，均拒绝进行清点也不同意崔景东一起打捞的请求，致使调解协议已无履行的可能。在崔景东已打捞300包海蛎苗且被上诉人放弃履行调解协议约定权利义务的情况下，原审判决显失公平。3、原始调解协议中并未约定打捞海蛎苗的任何费用。原审判决以不符合民事证据规则要求的情况说明认定崔景东出人出船负责打捞费用没有事实依据，理应予以纠正。4、崔景东于2019年6月20日打捞上的海蛎苗为300多包、现存放于崔景东处且数量仍可以查清，原审法院应当现场勘验，但未准许崔景东的鉴定申请，存在错误。5、原审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的规定不当。索绍龙等三被上诉人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和理由：1、当事人在一审庭审的陈述和辩论中，都对海警给双方做的调解书予以了肯定和承认，原审认定调解的内容是当事人都认可的事实。情况说明就是一个佐证，是一个证据的补强。崔景东的第一项理由不成立。2、崔景东只捞上来30包左右(见崔景东提供的照片)根本没有300余包。崔景东提供的3张照片显示就是一堆苗30包左右，原审认定其捞上来40包蛎苗正确。3、蛎苗每年在6月份必须卖掉，而一审在12月，崔景东是无法保证原物原样，原审不准许勘验申请，符合常识。4、如果蛎苗不能短时间捞出，就会被呛死，没有必要再捞了，原审按照调解协议判令崔景东赔付钱款正确。索绍龙等三被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判令崔景东向三人支付11万蛎苗款，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崔景东一审反诉请求：判令索绍龙、曲家发、王兴奎给付台筏租赁费8400元、挂笼费10392元及打捞人工费4100元，合计22892元。一审认定事实如下：索绍龙、曲家发、王兴奎共同租用崔景东28台养殖台筏暂养海蛎苗，每台筏不含人工费租金300元，台筏使用费共计8400元。双方因海蛎苗丢失到大连海警局金州工作站报案并达成调解协议。2019年6月4日，海警金州工作站接大连海警局派警，报警人索绍龙报警称在崔景东家寄养的海蛎苗丢失。接到报警后，金州站执法员到达现场并对双方当事人进行询问，经现场调查取证，是因养殖区老板崔景东对养殖区管理不慎，致使索绍龙与曲家发合伙寄养在崔景东家的海蛎苗600余包遗失海中，无证据证明此警情构成案件。经双方当事人现场沟通，金州站执法员为双方进行现场调解。崔景东承诺天气转好后出船出人寻找索绍龙与曲家发丢失的海蛎苗，费用由崔景东负责。双方以550包海蛎苗为标准，崔景东如找到索绍龙与曲家发丢失的海蛎苗550包，则两方纠纷化解，如未找到550包海蛎苗，崔景东打捞上来的海蛎苗网包缺少多少以每包200元对索绍龙和曲家发进行赔偿；此调解为一次性调解，双方对调解无异议，不得再因此事发生任何纠纷。从崔景东提交的光盘和照片上可以认定崔景东已实际打捞了40包，视为索绍龙等已接收。索绍龙在通话过程中拒绝与崔景东共同打捞也不构成崔景东不继续履行调解内容中约定的打捞义务的合法理由。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因索绍龙、曲家发、王兴奎在崔景东处租用养殖台筏暂养海蛎苗过程中因蛎苗丢失产生纠纷后，崔景东未能履行大连海警局金州工作站主持下达成的调解内容而产生的合同纠纷，大连海警局金州工作站出具的情况说明，能够证明索绍龙、曲家发、王兴奎与崔景东就海蛎苗丢失达成了调解，调解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崔景东在无证据证明达成的调解内容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应如约履行调解确定的义务，该调解内容在索绍龙、曲家发、王兴奎与崔景东之间形成了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关系，崔景东关于天气原因及蛎苗网包超重装载、挂笼绳索质量问题导致索绍龙、曲家发、王兴奎蛎苗笼沉在海底，蛎苗丢失与其无关的辩称意见不成立，不予确认。按情况说明证明的调解内容，崔景东应出人出船并承担打捞费用为索绍龙、曲家发、王兴奎寻找丢失的海蛎苗，如不能找到，按550包、每包200元赔偿索绍龙、曲家发、王兴奎，现依索绍龙、曲家发、王兴奎自认已打捞40包，其余未能打捞的510包应由崔景东按每包200元赔偿索绍龙、曲家发、王兴奎。索绍龙、曲家发、王兴奎确认8400元台筏使用费未付，对崔景东的此项反诉请求予以支持；关于挂笼费10392元，索绍龙、曲家发、王兴奎认可应向崔景东支付挂笼费，对崔景东主张的10392元挂笼费予以支持；按调解内容，由崔景东出人出船及负责打捞费用进行打捞，故崔景东主张打捞费用4100元由索绍龙、曲家发、王兴奎承担没有事实依据，不予支持。崔景东庭后提出的两项申请，关于调取证据申请，已依索绍龙、曲家发、王兴奎申请到大连海警局金州工作站对全部材料进行调取，大连海警局金州工作站针对原审法院的调取证据函出具了情况说明，故无再行调取的必要；关于现场勘验申请，崔景东对6月20日实际打捞的海蛎苗数量负有举证责任，且时至今日已时过境迁，海蛎苗并非特定物，故无现场勘验的客观条件，综上，对崔景东的两项申请不予准许。综上所述，崔景东应赔偿索绍龙、曲家发、王兴奎海蛎苗损失102000元，三原告应给付崔景东台筏使用费8400元、挂笼费10392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一、崔景东赔偿索绍龙、曲家发、王兴奎海蛎苗损失102000元；二、索绍龙、曲家发、王兴奎共同给付崔景东台筏使用费8400元；索绍龙、曲家发、王兴奎共同给付崔景东挂笼费10392元；四、驳回索绍龙、曲家发、王兴奎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崔景东的其他反诉请求。上述一、二、三项给付款项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本诉案件受理费2500.00元，减半收取1250元，由崔景东负担1170元，由索绍龙、曲家发、王兴奎负担80元，1250元退回索绍龙、曲家发、王兴奎；反诉案件受理费186.15元，由索绍龙、曲家发、王兴奎共同负担134.9元，崔景东负担51.25元。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的证据。原审认定事实有证据佐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是水产养殖从业者在生产经营期间因养殖物损害引起的责任纠纷，属于海上、通海水域养殖损害责任纠纷。根据当事人二审的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原审程序是否合法、认定的各方责任是否妥当。在程序方面，对于崔景东申请现场勘验其打捞上来的海蛎苗的数量，原审未予准许并无不当。理由是，崔东龙已经提供了光盘和照片证明其主张的数量，该证据经过庭审举证、质证，结合当事人提供的其他证据足以查清事实，现场勘验不必要；海蛎苗打捞发生于2019年6月20日，崔景东于2019年12月13日申请现场勘验，两者相距半年之久，从生产实践的角度考虑，勘验内容不具有科学性、客观性，故对崔景东的相关上诉理由不予支持。在实体方面，原审认定的各方责任并无明显不当。首先，当事人均认可在海警金州工作站进行了调解，达成了合意；其次，海警金州工作站向原审法院出具的情况说明符合证据材料的要件，具有较强的证明力，当事人虽对部分内容有异议，但未提供相反证据予以证明，故原审据情况说明认定事实依法有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据此，各当事人均应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原审适用法律并无不当。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崔景东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686.15元，由上诉人崔景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岩松审判员  金 莹审判员  刘善超二〇二〇年九月八日法官助理张曈书记员林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