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雅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18民终42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舒朝勇，男，1979年2月1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雅安市名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跃，雅安金剑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原审被告）：雅安市雨城区出租车汽车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康藏路495号16幢附3号。 法定代表人：王仲旭，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昌郁，四川天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范昌纯，男，1972年1月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雅安中心支公司。住所地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熊猫大道9号1栋1层附11、12、13、18号。 负责人：何驿，系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松，男，汉族。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望，男，汉族。该公司员工。 舒朝勇与范昌纯、雅安市雨城区出租车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出租车公司）、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雅安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人寿保险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人民法院2019年7月8日作出（2019）川1802民初926号民事判决。舒朝勇、出租车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2日作出（2019）川18民终818号民事裁定书，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人民法院重审后，于2020年2月24日作出（2019）川18民初2477号民事判决。舒朝勇、出租车公司不服，提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舒朝勇上诉请求：撤销原判，请求支持舒朝勇在原审中的诉讼请求并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舒朝勇受伤未痊愈未经舒朝勇同意，被上诉人私自办理出院证，在舒朝勇不在场的情况下，被上诉人及调委会执法人员诱惑另一乘车人舒元禄在调解协议上签字，侵犯了舒朝勇的合法权益，原判决结果与案件事实不符，对舒朝勇提交的损害赔偿清单及财产损失未予支持不当，应改判支持舒朝勇的全部诉讼请求。 范昌纯辩称，舒朝勇提出的是在法律范围内的损失，范昌纯就赔，否则不予赔偿。 出租车公司辩称，舒朝勇所提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对方提出的赔偿项目和金额不符合法律规定，一审判决的金额和赔偿项目是正确的，但对原判就调解协议效力认定以及出租车公司已付款的部分有异议，请求驳回朝勇的诉讼请求。 人寿保险公司辩称，舒朝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的舒朝勇各项损失项目和费用已经明确是15000多元，该费用已包含了舒朝勇提出的请求主张费用。 出租车公司上诉请求，撤销（2019）川1802民初247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驳回朝勇的全部诉讼请求，并由舒勇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为《调解协议书》不具有法律效力系法律适用错误。出租车公司与舒朝勇及其父母在交调委主持下先后进行了5次调解，第五次调解当日下午舒朝勇虽未参与，但出租车公司与舒朝勇父亲舒元禄、母亲刘世英协商确定了赔偿金额后，刘世英与舒朝勇电话联系告知了调解结果，舒朝勇明确表示同意，应认定舒朝勇与其父母之间形成代理关系，其法律后果应由舒朝勇承担。其次，即使认定舒朝勇父母没有代理权，但舒朝勇父母与舒朝勇一起参与了五次调解，在议定调解结果后其父母当面电话告知舒朝勇调解结果且舒朝勇明确表示同意，出租车公司有理由相信舒朝勇父母具有代理权，出租车公司在签订协议当日即向朝勇父母支付了剩余赔偿款，已善意尽到了约定的义务。2、原判决枉顾出租车公司对舒朝勇所受损害已足额赔偿的事实，属事实认定错误。出租车公司依据调解协议书，在扣除舒朝勇2019年1月25日借款2000元后，当场支付18676.4元，而出租车公司向舒朝勇支付的赔偿款，已涵盖了一审判决认定应向舒朝勇支付的13267.4元的赔偿款。即一审法院厘定的赔偿数额明显低于解协议赔偿的情况下，对两者之间的差额不但不予处理，反而判令人寿保险公司向舒朝勇支付13267.4元赔偿款，造成舒朝勇获得双重赔偿，且出租车公司已赔付的费用无法获得人寿保险公司的理赔。 舒朝勇辩称，对出租公司请求撤销原判第一项无异议，因舒朝勇也提出要求撤销，当事人不在场的情况下签订调解协议是违法的，舒朝勇在本案交通事故中无责任，不应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因出租车公司的上诉请求不涉及范昌纯和人寿保险公司，范昌纯和人寿保险公司未作答辩。 原告舒朝勇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范昌纯赔偿舒朝勇护理费、交通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后遗症费、误工费、营养费、精神损失费、后续治疗费等88,000元（以法院判令为准），不足部分由出租车公司及人寿保险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2．依法判令范昌纯、出租车公司、人寿保险公司赔偿此次事故损坏摩托车造成的所有损失费用；3．由范昌纯、出租车公司、人寿保险公司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2月27日09时55分，范昌纯驾驶川Ｔ×××××号小型客车，由雅安市雨城区爱国路往雨城区挺进路方向行驶，行驶至雨城区山水豪庭外掉头时，与舒朝勇驾驶的川Ｔ×××××号普通二轮摩托车（搭乘其父亲舒元禄）发生碰撞，造成舒朝勇、舒元禄受伤及两车受损的交通事故。此事故经雅安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特勤大队第51180242018003745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范昌纯负此事故全部责任，舒朝勇无责任。舒朝勇受伤后被送往雅安市人民医院入院治疗，于2019年2月15日出院。出院诊断：1．右胸第4.5肋骨骨折；2．双膝挫伤。出院医嘱建议：1.休息1月。2.若有不适，及时就诊。原告住院期间共产生医疗费20880.80元。 2019年4月2日上午，舒朝勇及其父亲舒元禄、母亲刘世英及范昌纯、出租汽车公司在交调委的主持下进行调解。当日下午舒朝勇未参与调解，但其父亲舒元禄、母亲刘世英与范昌纯、出租车公司就舒朝勇及其父亲舒元禄的损失达成协议。其中就舒朝勇的赔偿事宜，交调委作出雅雨交人调［2019］第0437号《调解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范昌纯赔偿舒朝勇因交通事故造成的各项损失共计约42,000元（其中包括医疗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交通费、后续治疗费等）。由于范昌纯已经支付医疗费约22,000（实际金额以票据为准），范昌纯应再支付舒朝勇赔偿款20,676.4元（其中包括自垫医疗费676.4元），此款雨城出租车有限公司于2019年1月25日已支付2,000元，剩余18,676.4元当场支付。舒朝勇摩托车由保险公司定损维修。舒朝勇的父亲舒元禄在调解协议书上签字捺印。协议签订后，出租公司当场以现金形式向舒朝勇的母亲交付了赔偿款18,676.4元。 2019年4月22日，舒朝勇以调解时不在场，调解笔录不是本人签字为由要求三被告赔偿损失，遂诉讼至一审法院。 川Ｔ×××××号机动车登记的车主为雨城出租公司，该车在人寿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及1000000元的商业三者险，事故发生时尚处于保险期内。 另查明，2019年1月25日，舒朝勇向出租公司借款2,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舒朝勇因交通事故受到人身损害且不承担事故责任，应依法获得相应的赔偿。争点在于《调解协议书》处理的款项应否在本案中扣减的问题。针对该问题及相关赔偿事宜，评判如下： 关于《调解协议书》处理的款项应否在本案中扣减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后，当事人之间就调解协议的履行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发生争议的，一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第三十三条规定：“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后，双方当事人认为有必要的，可以自调解协议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共同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对调解协议进行审查，依法确认调解协议的效力。”，上述法条涵盖了两层要义：一是调解协议一经诉讼即对当事人丧失拘束力；二是调解协议未经司法确认程序即不具有法律效力。本案《调解协议书》未经司法确认程序，且舒朝勇否认其有授权调解的意思表示，故《调解协议书》不能作为本案权利义务取舍的依据采用。 关于损失范围及金额的问题。1．护理费。舒朝勇住院51天，护理费为：51天×100天＝5,100元；2．住院伙食补助费。51天×30元/天＝1,530元；3．后续治疗费。该费用产生后另行主张；4．交通费酌定600元；5．误工费。原告住院51天及医嘱建议休息30天，参照四川省2017年度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36,218元标准计算，该费用应为：81天×36,218元/365天＝8,037.4元；6．车辆损失费。该费用产生后另行主张；7．精神损失费。该费用于法无据，不予支持。上述费用经合计，舒朝勇应获得赔偿金额为15,267.4元，扣减舒朝勇向出租公司借款2,000元，其实际应获得的赔偿款为13,267.4元。 关于责任承担的问题。因涉案款额处于当事人保险理赔范围内，故赔偿费用应由人寿保险公司承担。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第十六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雅安中心支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内赔偿原告舒朝勇13,267.4元；二、驳回原告舒朝勇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807元，由原告舒朝勇负担1,625元，由被告范昌纯负担182元。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 1、范昌纯、出租车公司及人寿保险公司均称，舒朝勇父母参与了交通事故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的前后的五次调解；《调解签到表》显示，舒朝勇父亲舒元禄参与了交通事故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的五次调解；各方均认可，在2019年4月2日上午舒朝勇及其父母均参与调解，但舒朝勇未参与下午的继续调解；交通事故人民调解委员的《情况说明》、证人证言及现场视频证实，当日下午5时许，舒朝勇母亲电话告知舒朝勇调解结果，一审庭审中舒朝勇亦认可其母亲电话告知其调解结果；《调解协议书》载明，甲方为范昌纯，乙方为舒朝勇，乙方代理人为舒元禄（舒朝勇父亲），落款乙方签字为“舒朝勇、舒元禄”，由舒朝勇父亲舒元禄所书写。“收条”的收款人为“舒朝勇、舒元禄代”，由舒朝勇父亲舒元禄所书写。 2、一审和二审中，范昌纯、出租车公司、人寿保险公司称，事故发生后，已将摩托车修好交给舒朝勇；舒朝勇称，不认可原审被告方的维修行为，应将摩托车交由指定地点维修，因未支付维修费用，该车至今未维修。 本院认为，各方当事人对发生交通事故及事故责任认定舒朝勇无责任的事实均无异议，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2019年4月2日在交通事故人民调解委员会达成的《调解协议书》的效力问题及舒朝勇否认协议效力并提出损害赔偿诉讼请求应否支持的问题。本案中，舒朝勇以未在《调解协议书》签字为由，不认可调解协议的效力。交通事故发生后，舒朝勇父亲舒元禄参与了每次调解，且舒朝勇母亲亦多次参与了调解；在2019年4月2日调解协议书形成的当天上午，舒朝勇及其父母共同参与了调解，虽然舒朝勇未参与下午的继续调解，亦未在《调解协议书》上签字，亦未向其父母出具委托书，但证据显示，舒朝勇母亲电话告知了舒朝勇调解结果，并且《调解协议书》显示，舒元禄作为舒朝勇的“代理人”参与调解并签字，在收款“收条”上，舒元禄在“领款人”处签字为“舒朝勇、舒元禄代”，亦表明该款系舒元禄代为领取，舒朝勇母亲实际领取了协议载明的赔偿款18676.4元。综上，由于舒朝勇与其父母多次共同参与多次解包括2019年4月2日上午的调解，在调解协议形成的当天下午，舒朝勇的父母亲系以舒朝勇代理人身份参与调解并将调解结果告知了舒朝勇，舒朝勇的父亲舒元禄以舒朝勇代理人身份在《调解协议书》上签字并出具收款收条，舒朝勇母亲领取了协议约定的赔偿款，且从调解协议内容看，系双方多次协商的而成，舒朝勇的权利并未受损，因此，《调解协议书》应属合法有效，对舒朝勇具有约束力。现舒朝勇其未在调解协议上签字，否认其父母亲签字领款的行为，有违诚实信用原则，二审不予支持。 由于《调解协议书》载明，舒朝勇因交通事故造成的各项损失共计约42000元，包括“医疗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交通费、后续治疗费等”，且载明，“此案赔偿就此终结”，该内容表明，此次调解包括了舒朝勇所受损害的各项损失，从几次调解的“调解签到表”上调解员注明的调解过程看，《调解协议书》中的损失金额亦应涵盖了舒朝勇的各项损失，即双方的争议已通过调解方式解决了舒朝勇因交通事故所受伤的损失赔偿，现舒朝勇再次提起诉讼，要求交通事故的驾驶员、车主及保险公司赔偿，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出租车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关于摩托车损失，《调解协议书》载明，舒朝勇摩托车由保险公司定损维修，由于舒朝勇一、二审中并未提交证据证明该摩托车所受损失大少或维修费用多少，且一审法院认定“该费用产生后另行主张”，未予处理，故二审对此亦不予处理。 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但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否认《调解协议书》的法律效力且对领取的赔偿款未予处理，确有不当，二审应予纠正。舒朝勇因交通事故所受损失已在交通事故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调解解决的情况下，又提起诉讼要求赔偿损失，其诉讼请求应予驳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一条、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一百三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人民法院（2019）川18民初2477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上诉人舒朝勇的诉讼请求。 舒朝勇上诉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625元，由舒朝勇承担，雅安市雨城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上诉的二审案件受理费262元，由舒朝勇承担；一审案件受理费1807元，由舒朝勇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付 屹 审 判 员  郑菲菲 审 判 员  伍子刚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七日 法官助理  丁东红 书 记 员  赵 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