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3民终247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淄博市张店区房镇镇高西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淄博市张店区房镇镇高西村。 法定代表人：梁涛，村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振纲，山东建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靳瑞云，女，1950年12月5日出生，汉族，无业，现住淄博市张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启星(系被上诉人靳瑞云之子)，男，1971年4月23日出生，汉族，张店经济开发区管委会职工，现住淄博市张店区。 上诉人淄博市张店区房镇镇高西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高西村委）因与被上诉人靳瑞云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2019）鲁0303民初73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高西村委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张店区人民法院(2019)鲁0303民初7380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解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所签订《土地流转合同》；3.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对涉案土地恢复原状(清除地上所种植的作物及设施)，并向上诉人支付所欠的费用28833.50元；4.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涉案合同的背景介绍。2011年淄博市人民政府为落实淄博市第十一次党代会所提出的“强化生态文明，加快内涵发展”的要求而制定了“森林围城”绿化工程，工程规划范围：东起辛泰铁路、乌河，西至周村区正阳路，南至胶王路，北到桓台大寨沟。涉及张店区、淄川区、周村区、临淄区、桓台县、高新区、文昌湖区的19个镇办、621个村。张店区区委、区人民政府为了配合该项工程的实施并结合引导农业生产规模化、集约化的要求，动员辖区的村民自愿将土地承包经营权按照每亩1000-1200元不等的价格流转给村民委员会，然后由村民委员会统一通过租赁等方式流转给种植大户进行规模化种植经营，此举完全符合“保留承包权、转让使用权”的土地流转的法律规定，并且在这种模式下淄博新城区的“森林围城”工程项目被评为全省首批绿色生态示范城区，涉案的《土地流转合同》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由双方签订的。二、原审法院的判决存在如下错误：（一）关于合同的效力问题。首先，原审判决对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的性质认定错误，双方应当属于合法的土地流转法律关系。1、上诉人之所以取得涉案土地的使用权是基于上诉人与各村民所签订的《委托土地流转合同》，根据该合同第三条之约定，上诉人通过流转方式取得了土地的使用权，之后又通过租赁方式流转给被上诉人经营，因此，从上述被上诉人取得土地使用权的这种方式来看，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应当属于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合同，而不属于农村土地经营权承包合同法律关系，且双方就通过租赁方式实现对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因此，涉案合同是合法的。2、原审判决对于农村土地流转的理解是片面的，狭隘的，导致了对涉案法律关系性质的错误认定。原审判决认为“但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流转土地发起方为承包方而非发包方，原告为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发包方，因此双方系农村土地承包关系”。从这一描述可以推测出案件承办人员之所以将涉案合同定性为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就是其认为“流转合同的主体只能是土地承包方，村集体经济组织不能成为流转的主体，这实属是对农村土地流转这一常识性法律问题的曲解，按照原审法院承办人员的这一理解，村集体经济组织是不能够成为土地流转合同的发起方的(或流转合同的主体)。而农村土地流转的根本特征实际上就是在村民对于土地承包经营权保持不变的前提下，可通过各种合法方式实现对使用权的转让，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与农村土地使用权完全是两个概念，两者具有明显的区别。在法律、法规没有对于接受流转的主体作出禁止性法律规定的情况下，依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九条之规定上诉人当然可以通过协议流转方式取得对村民土地的使用权，并以租赁方式实现使用权的再次流转，因此，原审法院所作出上述认定明显缺乏依据。其次，正是由于原审判决将双方法律关系的性质错误的认定为“农村土地经营权的承包合同”关系，进而又错误的适用法律，从而导致作出了涉案合同无效的错误判决。如上所述，由于涉案合同在性质上属于农村土地的流转合同，而土地的流转属于村民个人对于土地使用权的处分行为，并不属于依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52条规定的需要经过村民会议进行表决的事项。因此，原审判决认定涉案合同无效属于适用法律不当。再次，原审法院对于本案的审理及判决是极其草率的，有可能带来严重的社会影响。1、淄博市各级人民政府在张店区辖区内实施的“森林围城”绿化工程所使用的土地均由种植户通过流转方式取得，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对此，当地媒体也多次进行了报道，即使案件承办人员对此缺乏了解，但是仍可通过各种途径来了解案件的事实。期间，上诉人也曾多次恳请承办人员到周边的村庄了解真实的情况，但令人遗憾的是办案人员对于众所周知的事实依然是“充耳不闻，视而不见”，凭借自己的主观想象来对案件事实作出认定，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2、目前“森林围城”项目所使用的土地大多与本案的情况一致(包括张店区、新城区、原经开区、周村区等)，林木种植的土地均系由种植大户从各村通过租赁等方式流转取得土地的使用权，原审判决如认定涉案合同无效，也就意味着“森林围城”绿化工程所使用的土地是非法的，这将势必会对当地的经济秩序及政府的形象产生严重的影响，对此，在案件审理期间尽管上诉人再三作出注意提示，但仍未引起承办人员的重视。三、原审判决不符合关于对无效合同处理的法律规定。1、根据《合同法》第58条、《民法总则》第157条之规定，即使涉案合同无效，原审法院应当依职权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对于双方基于无效合同所取得的财产作出相互返还的处理，而不能仅仅确认合同无效了事。对此，最高人民法院的九民会议纪要第36条对于无效合同的审理也作出了详细的规定，但原审法院案件承办人却对此毫不理会。2、即使合同无效，由于上诉人所主张的租赁费(流转费)系被上诉人占用土地种植期间所欠的费用，即上诉人土地的使用价值，在被上诉人已经使用且无法返还的情况下，只能通过金钱给付方式代为履行，否则，就相当于被上诉人无偿使用土地，这显然便违背了公平原则，因此，原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该项诉讼请求明显违背了公平原则。3、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对土地恢复原状的本意是清除涉案土地上的设施及种植的林木，回归到土地的可耕种状态，这是稍具有日常生活经验的常人都可理解的，原审法院的案件承办人却将其理解成与原来一模一样的状态，在没有就此问题要求上诉人进一步作出说明的情况下，承办人凭着机械的思维方式以证据不足驳回上诉人的该项请求，这显然是将案件的审判完全当成文字游戏的行为。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的判决无论是在案件事实的认定上还是在法律的适用问题均存在严重的错误，且违背了公平、公正的原则，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依法予以改判。 靳瑞云辩称，一、上诉人上诉状中所提的涉案背景与本案毫无关联，只是上诉人毫无根据的生搬硬套。1、涉案背景“森林围城”是在2010年左右，张店区政府在不改变可耕种基本农田土地性质的前提下，允许耕地不再耕种大田农作物改种林木。其土地基本性质农用地不变。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流转合同是在2015年12月18日签订的，时间上跨度达五、六年之久。2016年国家土地政策不再提倡森林围城，改为保护基本农田土地资源，保持18亿基本农田耕地安全，时代背景发生了根本变化。2、被上诉人当时涉案土地实际情况是堆满建筑垃圾高度达2-3米，是被毁坏不可耕种的基本农田。上面杂草丛生，原土地使用者已放弃使用，涉案土地被国土部门以毁坏基本农田查处并追责，老百姓向有关部门举报，这种往农用地倾倒建筑垃圾赚钱、非法占地破坏基本农田的行为。二、涉案土地流转合同实际是因修路、建设铁塔等原因影响未实际履行的合同。合同签订后不久甲方就通知乙方因建造铁塔，人民路西延施工影响，停止耕种农林作物，致使合同无法履行，至今也未通知乙方可以耕种。三、根据合同第九条第五项约定，合同因不可抗力因素导致无法履行，须及时终止原合同变更新合同，被上诉人多次提出变更合同内容，上诉人均不理会。四、根据合同第十条合同纠纷的解决方式，上诉人违背双方约定，应向上级农业土地承包部门申请仲裁，三十日内不服仲裁结果的才可向法院起诉，上诉人不遵守合同约定滥用司法资源，直接向法院起诉，一纸诉状拉远了与百姓的距离。五、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合同签订时间和起止时间都不一致，上诉人的合同原件在时间空间习惯上存在严重的逻辑错误。六、上诉人歪曲事实说承办法官不深入现场了解情况，事实是该案承办法官曾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与原、被告约好时间一起到现场勘验了涉案土地的实际现状，了解了涉案土地的四至范围及道路占用、实际耕种面积等基本事实和详细情况。七、人民西路南面涉案土地至今也未通电、通水无法耕种，致使被上诉人栽种的果树旱死，给被上诉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两万多元，与近期《问政山东淄博专栏》节目博山农用地未通电情况如出一辙，是典型的不作为，不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综上所述，上诉人歪曲事实、生搬硬套、置公认的事实于不顾，人民路西延道路施工、建造铁塔等因素影响，导致涉案土地无法耕种是基本事实，上诉人仅凭一份双方有争议未实际履行的合同，恶意起诉老百姓，滥用司法资源。上诉人反悔当初承诺的土地复垦、造地费抵顶土地流转金，通水、通电、通路等基本耕种条件，至今不履行合同约定应尽的义务，现在矢口否认，是严重的不讲诚信、罔顾事实、漠视群众利益、典型的不作为行为。请求法院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维护老百姓的利益，维护法律的公平正义。依法驳回上诉人的无理诉求，以维护法律的尊严。 高西村委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原、被告签订的《农村土地流转合同》；2.被告对所承租经营的土地恢复原状，并向原告支付土地租赁费28833.50元；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2月18日，原告(出让方甲方)与被告(乙方受让方谭启星代)签订《农村土地流转合同》，约定原告采用租赁方式将30.5亩土地流转给被告经营，流转期限13年，从2015年12月1日至2029年1月1日，第一年土地流转费每亩1500元，以后每年每亩增长50元，用现金支付，被告于每年的9月20日前付清流转费，增至2000元时，根据市场价格商定土地流转价格。后被告实际使用土地种植果树。2016年，淄博市张店区人民路西延，把涉案土地分为南北两段，现人民路以南土地闲置，以北土地由被告种植果树。被告于2015年交纳38125元，于2018年9月28日交纳30000元，另行交纳31200元。在被告使用涉案土地期间，建设铁塔一座。原告陈述涉案土地系耕地，但未举证证实被告接收涉案土地时，该宗土地的原来状态。被告主张该土地其承包时系毁坏的基本农田。原告陈述原、被告是土地承包关系，被告则认为双方系土地流转关系。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发包方将农村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应当事先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承包方自愿委托发包方或中介组织流转其承包土地的，应当由承包方出具土地流转委托书。委托书应当载明委托的事项、权限和期限等，并有委托人的签名或盖章。没有承包方的书面委托，任何组织和个人无权以任何方式决定流转农户的承包土地。第十五条规定，承包方依法取得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符合有关法律和国家政策规定的方式流转。本案中，原告认可双方系土地承包关系，虽然被告称系土地流转关系，但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流转土地的发起方为承包方而非发包方，原告为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发包方，因此，双方系农村土地承包关系。涉案土地性质为基本农田，被告并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原告并未举证其将涉案土地发包给被告使用，事先已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亦未举证证实涉案土地原承包方已经出具书面授权委托书，同意原告将涉案土地进行发包。因此，原、被告签订的《农村土地流转合同》因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该合同自始无效，无需解除。合同无效，原告主张被告支付费用28833.50元亦没有法律依据。原告未举证证实被告接收涉案土地时的状态，原告主张恢复原状证据不足，一审法院均无法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淄博市张店区房镇镇高西村村民委员会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21元，由原告淄博市张店区房镇镇高西村村民委员会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高西村委提供委托土地流转合同复印件5份，拟据此证明涉案的土地是高西村委通过流转方式从高西村村民手中取得，然后再流转给被上诉人，这种土地的流转方式符合法律的规定，是合法的，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应当属于土地流转关系，而不属于一审法院所认定的承包合同关系。靳瑞云质证认为，五份合同与本案没有直接关联性，没有关系。因为租赁时间不一致，被上诉人租赁时间是2016年，这是2011年，时间跨度太长，被上诉人租的土地是在一次流转过程中毁坏的基本农田，2016年国家形式是保护18亿基本农田，这种形势下租赁给被上诉人，让被上诉人恢复被毁坏的基本农田达到耕种条件，形势是不一样的。靳瑞云提交照片打印件一宗，拟据此证明当时被毁坏农田的基本状况，要想恢复土地现状拉走建筑垃圾需要花费上百万元，当时土地也不是被上诉人毁坏的，所以上诉人要求恢复现状是无理的。高西村委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于关联性提出异议，当时的土地也属于可以耕种的状态，只不过上面有一些建筑垃圾，在一审过程中被上诉人也就清除这些建筑垃圾所花费的3万余元的造地费提出过主张，并非是被上诉人所述的清除上面的垃圾需要上百万元，如果要是上百万元，那么被上诉人也不会去来承接这块土地。从该照片的现状来看，上面只是一片荒地和燃烧的杂草，并不是被毁坏的土地。 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高西村委提供委托土地流转合同系复印件，且不能证明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故对该证据，本院依法不予采纳；靳瑞云提供的照片打印件亦不能证明当时土地的状况，故对该证据，本院依法亦不予采纳。 二审过程中，靳瑞云明确表示案涉合同已无法继续履行。二审查明其他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案涉《农村土地流转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相关人员和组织亦未对高西村委流转案涉土地提出异议，靳瑞云在一审时亦答辩称“合同签订后，因土地堆满建筑垃圾，原告经过村两委同意并回复被告，由原告承担每亩300-500元复垦造地费……”，且张店区房镇镇农村集体财务管理服务中心为一审法院出具的证明载明案涉合同已经过村两委及村民代表会议通过，并按照规定进行了备案登记。综上，应认定案涉《农村土地流转合同》合法有效。一审法院以双方签订的案涉《农村土地流转合同》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由认定该合同无效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双方当事人争议的主要焦点问题是高西村委诉求解除案涉《农村土地流转合同》并要求靳瑞云恢复土地原状、支付土地租赁费28833.50元是否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首先，关于案涉《农村土地流转合同》应否解除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因人民路西延工程、铁塔占地等原因对实际租赁土地面积产生争议，导致靳瑞云未按合同约定及时足额缴纳土地流转费用，高西村委据此要求解除案涉《农村土地流转合同》，二审过程中靳瑞云亦明确表示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应视为其同意解除合同。因此，案涉《农村土地流转合同》应当予以解除。其次，关于高西村委要求恢复土地原状的诉求应否支持的问题。高西村委未提供证据证明靳瑞云在接收案涉土地时的状况，且因人民路西延工程和建设铁塔等原因，恢复原状已不可能，因此，对高西村委的该项诉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但在案涉《农村土地流转合同》解除后，靳瑞云应当将其租赁的现有土地返还高西村委，对于案涉土地上的附着物双方当事人可在返还案涉土地时依法另行处理。再次，关于靳瑞云应否支付高西村委土地租赁费28833.50元的问题。虽然双方当事人因人民路西延工程、铁塔占地等原因对实际租赁土地面积产生争议，但在双方签订案涉《农村土地流转合同》时的土地面积30.5亩是确定的。虽然高西村委主张人民路西延工程占地9.5亩，靳瑞云主张人民路西延工程占地9.8亩、铁塔占地0.5亩，但即使按靳瑞云的主张，案涉土地现有面积亦应为20.2亩，故靳瑞云一审时主张案涉土地现有17.3亩与事实不符，高西村委从2016年6月1日以后仅按18.97亩的面积计算土地租赁费，扣除靳瑞云已缴纳的租赁费，计算出2019年11月30日前靳瑞云欠付的土地租赁费28833.50元，并未超出合同约定的租赁费数额，靳瑞云应当向高西村委支付。 靳瑞云虽抗辩主张案涉合同约定期限从2016年12月1日开始且在二审中主张案涉合同并未实际履行，但与查明事实不符；其虽主张签合同时土地面积不足30.5亩，但双方签订合同时已对租赁土地范围进行明确并在合同中明确租赁土地面积为30.5亩；靳瑞云关于土地复垦费折抵租赁费的主张，亦未提供有效证据加以证实。故靳瑞云的上述抗辩主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高西村委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部分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2019）鲁0303民初7380号民事判决； 二、解除上诉人淄博市张店区房镇镇高西村村民委员会与被上诉人靳瑞云于2015年12月18日签订的《农村土地流转合同》； 三、被上诉人靳瑞云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将案涉土地返还上诉人淄博市张店区房镇镇高西村村民委员会； 四、被上诉人靳瑞云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上诉人淄博市张店区房镇镇高西村村民委员会土地租赁费28833.50元； 五、驳回上诉人淄博市张店区房镇镇高西村村民委员会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621元，由上诉人靳瑞云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521元，由上诉人靳瑞云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光龙 审 判 员 张玉杰 审 判 员 杨继生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 陈 蒙 书 记 员 彭倩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