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5民终111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原审反诉原告）：垦利区黄河口镇百姓农资服务中心，住所地：东营市垦利区黄河口镇新淄路南侧中段。 经营者：芦东彪，男，现住东营市垦利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长江，山东齐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渤海，山东齐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原审反诉被告）：李兴年，现住东营市河口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学良，利津利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审第三人：贵州省遵义市辉煌种业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外环南路遵义县五金综合楼。 法定代表人：罗江琴，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明，贵州子尹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垦利区黄河口镇百姓农资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农资服务中心）为与被上诉人李兴年、原审第三人贵州省遵义市辉煌种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辉煌种业公司）产品销售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东营市垦利区人民法院（2019）鲁0505民初6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农资服务中心经营者芦东彪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长江、被上诉人李兴年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学良、原审第三人辉煌种业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明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农资服务中心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三项，依法改判驳回李兴年的诉讼请求，支持农资服务中心的反诉请求。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鉴定费用由李兴年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依据河南省伊斯特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出具的检测报告认定农资服务中心所售高粱种不合格证据不足。1.该检测报告的结论是该样品不符合GB4401、1-2008标准要求，没有得出该高粱种不符合国家标准的结论。2.检测报告备注一栏中注明：扦样时间是2018年7月10日，封样单位是东营市垦利区农业局，而报告显示到样时间为2018年9月3日，检测日期为2018年9月17日，无扦样人员的记载。检验报告中检验依据是GB/T3543.3.4.6-1995,依据的标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该标准的农作物检验规程-扦样-第5-种子批的扦样程序为：扦样只能由受过扦样训练，具有实践检验的扦样品（检验品）担任。第7样品保存：送样样品检验合格应按规定要求登记后，应从速进行检验，如不能及时检验，应将样品保存在凉爽通风的室内，使质量的变化降到最低限度。而本次检验的扦样没有具体说明是什么人，有什么样的扦样资格，且样品从农资服务中心取走到垦利区农业局办公室53天，从2018年7月10日到2018年9月3日恰好是东营地区的高温时节，有关部门既没有按照规定的时间及时检验，更没有按照规定的程序保存好样品，样品可能因为扦样方式、保存方法不符合规定从而影响检验结果，因此鉴定结论只能证明样品不合格，不能一定得出农资服务中心所售高粱种不合格的结论。二、一审判决认定李兴年种植高粱700亩证据不足，认定事实错误。一审中李兴年主张种植的土地位于原济南军区角洲综合训练基地四团，是2016年4月27日以倪洪军名义与四团签订的军地合作生产协议，李兴年主张2018年种植了其中700亩土地的高粱。但河口区人民法院（2017）鲁0503民初396号民事判决确认2017年8月7日济军基地与倪洪军于2016年4月27日签订的军地合作协议已经解除，且通过济军基地四团了解，该协议所涉土地四团已收回，李兴年没有证据证明继续使用该协议所涉土地。三、一审判决依据山东浩源价格评估有限公司山浩价评字（2019）第008号价格评估书认定李兴年2018年因购买农资服务中心生产、销售不合格高粱种播种700亩农田预期可得利益损失224000元，证据不足，认定事实错误。该鉴定“评估过程”的说明不客观、不真实，鉴定没有说明依据的原理、方法，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1.所谓的现场勘验过程中，李兴年没有具体指明种植的700亩土地的具体位置，只是带领评估机构人员、法院工作人员及芦东彪在济军基地附件一荒碱地范围内随便指画，将长出麦苗土质稍好的土地说成是种植高粱的土地，而对相连仅靠的碱地予以否认，种植高粱的现场不能确定，评估的标的物依据就不能确定，评估结论自然没有依据。证人蒋某认可的种植现场与鉴定机构评估的所谓现场无法吻合。2.该鉴定意见得出每亩预期可得收益约为320元，只是说明评估人员的综合分析、计算得出，没有相应的科学依据计算方式方法，随意性强，不客观，因此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充分，不应采信。四、一审判决依据青岛正源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销售证明》、《收款收据》上加盖的印章不能认定为辉煌种业公司的印章结论不充分、完善。本案中，辉煌种业公司没有证据证明上述文件的印章不是其印章，因该鉴定样本并非来源于公安部门留存的备案印章，不能否认辉煌种业公司为生产者的身份。根据农资服务中心的报案，垦利区公安局经侦大队已经对辉煌种业公司生产销售伪劣种子一案立案侦查，收款收据上的收款人程永华为辉煌种业公司职工，高粱种为辉煌种业公司生产销售。 李兴年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至于农资服务中心与辉煌种业公司之间的纠纷，可另案处理。 辉煌种业公司陈述认为，一、农资服务中心上诉请求未要求辉煌种业公司承担任何责任，从诉讼程序上辉煌种业公司在本案中已不应承担任何法律责任。1、辉煌种业公司是原审第三人，一审判决未判决其承担任何责任。2、李兴年未提起上诉，表明其认可一审判决中辉煌种业公司不承担责任的认定。3.农资服务中心虽然上诉，但其上诉请求未要求撤销第四项，表明其对辉煌种业公司不承担责任不持异议。二、青岛正源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正确无误，应当认定。农资服务中心对该鉴定意见提出异议，理由是鉴定样本并非来源公安部门留存的备案印章，该理由不能成立。因鉴定机构鉴定时，一审法院在辉煌种业公司提取了留存在工商机关的印章及银行开设基本户时留存的印章，均是辉煌种业公司办理正规手续时正常使用的印章，足以证明公司真实印章的情况。经鉴定机构鉴定与《销售证明》、《收款收据》上的印章不具同一性，该鉴定过程及意见完全合法、科学。三、本案其他证据也无法证明种子是辉煌种业公司生产。1.现有证据体现在包装袋等情况，但包装袋完全可能假冒，包装袋上的公司名称都不准确，写成了“贵州省辉煌种业有限公司”，故包装袋无法证明本案种子是我公司产品。2.鉴定表明《销售证明》和《收款收据》上辉煌种业公司的印章非我公司印章，不能证明是辉煌种业公司的销售行为。3.相关笔录也无法证明种子是我公司生产。垦利区农业局询问芦东彪时，其虽然声称是辉煌种业公司的黄永华向其出售，但未提供辉煌种业公司的委托书，也未按照常规和黄永华签订协议，也未有进货单据，无法证明是黄永华向其销售，更无法证明黄永华是辉煌种业公司人员。而黄永华的证言进一步证明芦东彪的说法不成立。黄永华陈述其不是辉煌种业公司人员，是通过梅松联系辉煌种业公司，而梅松也不是辉煌种业公司人员，其与辉煌种业公司也没有签订协议，且黄永华说是在2018年4月向农资服务中心销售，但收款收据上的时间确实2018年3月，明显矛盾。4.产品是否是辉煌种业公司生产，目前只能通过对种子进行鉴定。如能进行鉴定，辉煌种业公司愿意配合，但必须在具备条件的情况下进行，在没有合法及科学鉴定前，无法证明是辉煌种业公司的种子。四、如确实存在“种子不合格”，则根据现有案件事实亦应由农资服务中心和李兴年承担责任，种子生产者无责任。1.按照法律规定及种子经营技术规范，生产厂家的种子发出后，销售商按规定应在15日内进行水分、芽率、纯度、净度四项指标检测，无质量问题方能销售。如有任何问题，应当立即向生产厂家提出异议，否则视为质量合格。如确实是辉煌种业公司种子，且质量存在问题，农资服务中心应提出异议，但并不存在该事实。2.销售期间贮存管理由销售商负责，如因管理不善造成种子质量变劣、变坏，与种子生产商无关。本案事实是：农资服务中心最迟在2018年4月买进种子，到6月才销售给李兴年，中间三个月的保管温度、湿度、方式等对种子的质量有重要影响，不科学的管理可能会导致种子质量的不可逆受损。农资服务中心根本不具备种子存储、保管的条件，擅自将种子存储3个月后销售，明显是造成种子问题的重要原因。3.因种子发芽率等技术指标与温度、湿度等自然条件关系密切，长时间暴露在高温气候中会大大降低发芽率等技术指标。以辉煌种业公司高粱种子在贵州本地销售为例，本地一般在每年四月中旬完成播种，五月后如经销商有未售出的种子，都收回公司冷库保管，公司及经销商均不能再进行销售，农民也不再种植。山东东营在每年高粱播种季节平均气温比贵州高，所以按李兴年所称，其六月购种、播种本身就是不符合种植规律的错误行为，农资服务中心在不具备冷藏保管条件的情况下，在此时销售种子也是违法的。如果由此造成种子出苗差，与生产商家无关。综上，一审判决辉煌种业公司不承担责任正确，对该内容应予维持。现李兴年和农资服务中心均已认可辉煌种业公司不承担责任，辉煌种业公司已无承担责任的任何诉讼基础，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公正裁决，维护辉煌种业公司的合法权益。 李兴年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农资服务中心赔偿因销售不合格高粱种给其造成的经济损失28万元；2.诉讼费用由农资服务中心承担。 农资服务中心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判令李兴年支付其高粱种子款10746元。 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2018年6月，李兴年从农资服务中心购买高粱种子597斤。后李兴年向垦利区农业局报案称从农资服务中心购买的标注贵州省辉煌种业有限公司生产的黔高8号高粱种出苗率低。垦利区农业局组织委托河南省依斯特检测技术有限公司鉴定农资服务中心出售的种子不符合GB4404.1-2008标准要求。 李兴年在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后，于2019年4月11日以芦东彪销售伪劣种子为由向东营市公安局垦利分局报案。同日，东营市公安局垦利分局向李兴年出具受案回执（受案登记表文号为垦公（治）受案字[2019]7号）。东营市公安局垦利分局委托农业部农作物种质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济南）对涉案高粱种子发芽率进行检测出具检验报告，检验结果为发芽率不符合标准。 经辉煌种业公司申请，一审法院委托青岛正源司法鉴定所对农资服务中心提交的《收款收据》和《销售证明》上的印章进行鉴定并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经鉴定，《销售证明》、《收款收据》落款处“贵州省遵义市辉煌种业有限公司”印文与提供的同名样本印文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 经李兴年申请，一审法院依法委托山东浩源价格评估有限公司对李兴年购买生产、销售不合格高粱种子播种700亩农田预期可得利益损失进行鉴定并出具价格评估报告书，认定700亩农田种植高粱预期可得利益损失约为224000元。李兴年支出评估费5000元。 各方当事人对前述对鉴定报告的质证意见为：李兴年对鉴定报告没有异议，能够证明其涉案损失为22.4万元。 农资服务中心对鉴定报告有异议。该鉴定报告中评估过程的说明明显不客观、不真实，价格评估书的结论明显依据不足，不能作为本案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一、在整个庭审中，李兴年至今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所谓的种植高粱700亩土地的来源及其具体方位和四至。二、评估报告所谓的现场勘查过程中李兴年也没有具体说明700亩土地的四至范围及位置，只是带领鉴定机构的人员、法院工作人员及芦东彪在军马场一荒碱地范围内随便的指画，将长出麦苗的质量稍好的土地就说成是自己种植高粱的土地，而相连紧靠的碱地不予指认，自始至终也没有指明700亩土地的确切范围和四至。所谓的现场根本没有找到，也不成立，没有实际的种植现场就不存在实际的现场勘查，在最后鉴定机构要求签字的现场勘查笔录中农资服务中心已经说明上述客观事实。鉴定过程中鉴定报告是这样记载：“李兴年2018年因购买销售不合格高粱种子播种700亩农田预期可得利益损失”，也并没有具体记载700亩标的物的位置和四至，因为种植土地的土质问题是影响甚至是决定高粱的具体收益的因素，那么没有现场，没有具体的种植土地的基本情况，该鉴定的意见就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客观，不真实。 辉煌种业公司质证认为，该鉴定报告不合法，不科学，无充分依据，不应采信。理由：一、该鉴定报告对鉴定评估过程作了定性说明，但缺乏应有的定量数据和计算，计算的方式和明细没有列出，不具科学性。因为按照这一鉴定方法，每亩预期可得利益可以说是320元，也可以说是520元，或者120元，完全是随意的，并没有依据。二、从李兴年陈述的种植过程看，6月种植高粱，7月改种玉米，那么其预期可得利益应当是高粱收益减去玉米收益，再加上玉米的费用，鉴定报告应当体现这一具体的计算过程，但并未体现。因此，结论没有科学性。三、鉴定结论所称700亩农田这一数据完全是李兴年单方面的陈述，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2018年6月份播种了700亩高粱。四、李兴年在6月中旬播种高粱本身就不符合高粱的种植要求，按照其提供的高粱种子包装袋背面的内容“该品种只能在4月上旬和中旬播种”，在6月播种不能确保全苗，这就意味着不能按照正常种植的高粱产量对李兴年的损失进行评估，该评估报告是否考虑这一因素不确定。五、鉴定报告附件价格评估机构资质登记证书的发证单位是山东省价格协会，但山东省价格协会无权赋予评估机构司法鉴定的资格，因此，该份鉴定报告的评估机构不具备资质，鉴定报告不能采信。 一审法院认为，该鉴定报告是当事人共同选定的鉴定机构出具的，农资服务中心在第一次庭审中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蒋某认可给李兴年播种的土地面积为700来亩，且农资服务中心向李兴年出售不合格高粱种，导致李兴年产生种植损失实属必然，故对农资服务中心与辉煌种业公司的质证意见不予支持，对该鉴定报告予以采信。 一审法院认为，农资服务中心向李兴年出售高粱种，双方之间成立买卖合同关系，合法有效，依法予以确认。农资服务中心出售的高粱种不合格给李兴年造成损失是本案纠纷的原因，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应赔偿李兴年预期可得利益损失224000元并支付鉴定费5000元，李兴年的主张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农资服务中心关于李兴年支付高粱款10746元的反诉请求不予支持。 农资服务中心提交的《收款收据》和《销售证明》上的印章不能证实是辉煌种业公司的印章，且未提交其他证据证实辉煌种业在本案中作为生产者的责任，故辉煌种业公司在本案中不负担民事责任。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三条之规定，判决：一、农资服务中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向李兴年赔偿229000元；二、驳回李兴年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农资服务中心的反诉请求；四、辉煌种业公司在本案中不负担民事责任。本诉案件受理费5500元，减半收取2750元，由农资服务中心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68.65元，减半收取34.3元，由农资服务中心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 农资服务中心申请山东浩源价格评估有限公司鉴定人员出庭作证。经本院通知，鉴定人李某依法出庭作证。其出庭证实：1.山东浩源价格评估有限公司鉴定时有现场勘验记录，已经双方当事人和法院工作人员签字，该笔录现保存于公司，无须在鉴定报告中显示。2.关于涉案土地亩数问题，一审法院委托其鉴定时已经明确了是700亩，所以无须进行现场丈量和说明土地四至。3.现场勘验时，是对当时种植高粱土地的现状进行了勘查。4.鉴定报告中，是按照6月份为正常播种进行的评估。因李兴年后期改种玉米，因此计算损失时，综合考虑了涉案土地墒情的不同以及迟补种玉米收成的影响等综合因素，对补种玉米的收益已扣减，并向法庭出示了鉴定过程中留存的技术报告，说明每亩320元的预期可得收益的计算过程。 农资服务中心质证认为，鉴定人所述鉴定报告不应附现场勘验笔录与事实不符，现场勘验中土地达到了1400多亩，所谓的涉案土地700亩在无法确定的情况下，无论如何考量土地的质量以及所谓的后期玉米收成，均无凭据，且该鉴定报告在计算可得利益损失时计算方式含糊，仅凭其主观臆断，随意性过强。其鉴定报告在计算中所谓的扣减三分之一以及所谓的40%都没有明确依据，计算可得利益损失应将当年高粱所获利益减去其后期种植玉米，因此该鉴定报告不应作为有效证据。 李兴年质证认为，鉴定程序合法，符合鉴定规则，虽然评估结论确定的损失额度低于其实际损失，但其认可该鉴定报告。 辉煌种业公司质证认为：对鉴定人证言有以下异议：1.鉴定人的当庭意见表明本次鉴定的前提是黔高8号产品包括夏播品种，但根据李兴年提交的包装袋以及网上查询资料，包括百度查询以及种业商务网查询，该品种只有春播即在4月上中旬播种，故本次鉴定的前提错误。2.一审法院委托进行预期可得利益损失鉴定，因在7月改种玉米，因此本案损失应是高粱利润减去玉米利润，也就是技术报告上所称的收益。根据该技术报告高粱的亩收益是302元每亩，因此最终的可得利益损失必然低于302元每亩，而本案鉴定结论却高于这一结果，明显错误。3.之所以会出现最终结论高于高粱的利润结果，是因为在最终计算的时候没有扣除种植玉米应当产生的费用，因此得出明显矛盾的结论，故该鉴定结论不能作为确定损失的依据。 农资服务中心申请本院到东营市公安局垦利公局调取芦东彪报案的辉煌种业公司生产、销售伪劣种子一案的相关材料。因该案尚在侦查阶段，垦利区公安局只出示了对程永华、陈春龙的讯问笔录部分资料和盖有辉煌种业公司公章的两份资料。 农资服务中心质证认为，对前述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结合程永华、陈春龙的讯问笔录，能证实程永华、陈春龙系辉煌种业公司的员工，涉案种子系农资服务中心从辉煌种业公司购买的事实。辉煌种业公司系涉案种子的生产者，并有销售种子质量相应的证明，假如涉案种子真存在质量问题，其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从公安机关调取的印章更加证实了辉煌种业公司存在多枚印章，一审鉴定的结论无法证实在《销售证明》以及《收款收据》的印章并非辉煌种业公司所盖，不能否认辉煌种业公司系生产者的身份。通过公安机关的调查，在确认程永华、陈春龙系公司人员的情况下，辉煌种业公司将涉案高粱种子销售给农资服务中心是不争的事实，辉煌种业公司应当承担涉案高粱种子生产者的责任。 李兴年质证认为，讯问笔录可证实程永华系辉煌种业公司职工。盖有辉煌种业公司公章的资料证实其上公章是辉煌种业公司所用印章的一部分，不能证明涉案种子《收款收据》和《销售证明》上使用的印章不是辉煌种业公司的。 辉煌种业公司质证认为，对程永华讯问笔录的证据三性认可。程永华是辉煌种业公司员工，但经询问本人，2018年3月30日8万元的《收款收据》不是其本人出具，上面“程永华”也非本人所签。因此，该笔录只能证明程永华的公司员工身份，但不能证明程永华实施了本案中的销售行为，更不能证明其代表辉煌种业公司实施了这一行为。关于陈春龙的讯问笔录，陈春龙是辉煌种业公司员工，但去年就离开公司。对两份加盖辉煌种业公司印章的资料质证认为，《农业种子质量承诺书》是辉煌种业公司委托印刷厂印制的，《个人收入证明》是辉煌种业公司向公安机关提供的，其上加盖的印章均是辉煌种业公司正常使用的印章，但该印章与本案《收款收据》、《销售证明》上的印章不是同一印章，《收款收据》、《销售证明》上的印章不是辉煌种业公司的印章。另外，辉煌种业公司在经营中因更换印章等原因，曾经有不同印章是事实，这在鉴定意见书中已有体现。但曾经使用不同印章不等于《收款收据》《销售证明》上的印章就是辉煌种业公司的印章。农资服务中心与李兴年有义务举证证明《收款收据》《销售证明》上的印章就是辉煌种业公司的印章，而不是证明辉煌种业公司曾经使用过其他与《收款收据》《销售证明》上印章不同的印章。同时，对任意出现的加盖“贵州省遵义市辉煌种业有限公司”的印章的资料，辉煌种业公司无义务、也无能力证明其不是公司印章，因为辉煌种业公司无法也没有法律义务制止他人擅自刻制印章。 辉煌种业公司庭后补充了黔高8号的相关技术资料。农资服务中心质证认为，该证据系辉煌种业公司单方出具的，真实性难以确定.结合涉案种子包装袋上的信息显示亩播种量应为0.75公斤，但根据李兴年在垦利区农业局的询问笔录，能够证实其亩播种量仅为0.72斤，其播种量明显达不到播种要求，因此出现出苗低的情况，李兴年对涉案损失应承担相应责任。结合庭审情况，能够证实农资服务中心对涉案种子保存在通风干燥的环境中，其存储符合相应的规范要求。 李兴年质证认为，其购买种子后，由农资服务中心安排人员进行播种，李兴年有理由相信播种时间是适当的。辉煌种业公司对种子播种期的说明系单方意见，是否具有科学依据存疑。 辉煌种业公司质证认为，1．该品种播种时间为4月上、中旬，属春播品种,李兴年提供的包装袋上也明确载明这一播种时间。因此，李兴年声称该品种可以春播，也可夏播，明显错误。其播种时间为6月下旬，是将春播品种用于夏播，根本无法确保全苗。2．农资服务中心在6月销售种子，李兴年6月播种，均违反黔高8号高粱种子适应的播种、生长季节，失去了种子利用价值，如果由此造成发芽率低等问题，责任由其自己承担。3．根据相关种子贮藏规范及技术要求，高粱种子贮藏仓库的结构、设施以及种子的入库处理、堆放、间距、通道宽度等均有明确要求，以保证干燥通风、防潮防热，使种子在适宜的温度、湿度条件下得以科学保存，才能保证播种时的发芽率。按照农资服务中心和李兴年的二审陈述，其将种子随意放置在家中，甚至堆放在床上，明显不符合种子贮藏的基本要求，由此产生的质量问题应由其自己负责。4．更何况现有证据还根本无法证明辉煌种业公司实施了销售行为，更无法证明其播种的种子就是辉煌种业公司生产的黔高8号。 本院对前述证据审查认为，关于鉴定人的出庭证言，鉴定人补充解释了鉴定时的现场勘验情况及可得利益损失的相关计算依据，其陈述客观真实，本院依法予以采信。关于垦利区公安局对程永华、陈春龙的部分讯问笔录，是真实的、合法的，也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依法予以采信。前述笔录可以证实陈春龙与程永华确系辉煌种业公司职工，但因程永华否认其在涉案《收款收据》和《销售证明》的签字行为，在就相关笔迹未进一步鉴定前，目前尚不能依据该笔录认定《收款收据》和《销售证明》的签字为程永华所为。关于盖有辉煌种业公司公章的两份资料，辉煌种业公司认可系其向公安机关提供，但一审法院对辉煌种业公司公章鉴定时所使用的样本并非该两份资料，且辉煌种业公司自认其曾使用不同公章，因此依据目前证据，本院既不能得出《收款收据》和《销售证明》上的公章与该两份资料的公章之间存在同一性的结论，也无法得出《收款收据》、《销售证明》上的公章与该两份资料上的公章不一致的结论。关于辉煌种业公司提供的黔高8号的相关技术资料，为其自行整理的书面资料，因辉煌种业公司目前否认涉案种子系其公司生产，也否认其向农资服务中心进行销售，故不能证明农资服务中心对前述资料知情，上述资料在本案不具有证明力。 本院认为，二审争议焦点为：一、一审判决依据河南伊斯特技术检测有限公司的检测报告认定涉案高粱种不合格是否正确；二、一审判决认定涉案高粱的种植面积为700亩是否正确；三、一审判决依据山东浩源价格评估公司的价格评估书认定涉案农田预期可得利益损失22.4万元是否正确；四、一审判决依据青岛正源司法鉴定所的鉴定认定辉煌种业公司不是涉案高粱种的生产者是否正确。 关于河南伊斯特技术检测有限公司出具的检测报告的效力问题。该检测报告系卢东彪、李兴年共同委托检测，所检测的高粱样种是由垦利区农业局于2018年7月10日从农资服务中心扦样而来，且送检样品上有垦利区农业局扦样人员的签字。鉴于垦利区农业局为农业管理专责机关，其工作人员扦样的行为系履行职务的行为，在农资服务中心未提交相关证据证实扦样过程不合法的情况下，不宜以检测报告未附有扦样人员的专业资格证明为由推翻检测报告的效力。且该检测结论与2019年4月李兴年刑事报案后东营市公安局垦利分局委托农业部农作物种质监督检测测试中心（济南）对涉案高粱种发芽率的检测结论一致，故一审判决采信该检测报告并认定涉案高粱种不合格并无不当。 关于一审判决认定涉案高粱的种植面积为700亩是否正确问题。涉案播种面积700亩的认定，除李兴年的个人陈述外，一审中农资服务中心庭审中也予自认，且其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蒋某也证实为李兴年播种了700亩，因此一审判决认定涉案高粱种植面积为700亩正确。 关于山东浩源价格评估公司的价格评估书的效力问题。经审查，该评估机构具有相应鉴定资质，评估报告载明了评估所依据的原理、方法及相应的评估过程，二审中鉴定人员也出庭就鉴定过程、鉴定方法等进行了补充解释和说明，鉴定程序合法，因此一审判决采信该评估报告并认定相应预期可得利益正确。 关于依据青岛正源司法鉴定所出具的鉴定意见书认定辉煌种业公司不是涉案高粱种的生产者是否正确问题。因一审鉴定所依据的辉煌种业公司的三个公章样本均不一致，虽然其鉴定结论显示该公章样本与涉案《销售证明》、《收款收据》的辉煌种业公司检材公章不一致，但辉煌种业公司认可其经营中使用过不同公章，且基于二审新出现的留存在公安机关卷宗中辉煌种业公司的另外两枚公章与其鉴定报告中的样本印章是否具有同一性也不能确定，因此，目前本院暂不能判定《销售证明》和《收款收据》上公章的真伪，也无法得出辉煌种业公司是或不是涉案高粱种生产者的结论。 综上，本案系产品销售者责任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请求赔偿，也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请求赔偿。产品缺陷由生产者造成的，销售者赔偿后，有权向生产者追偿。本案中，因农资服务中心销售的种子质量不合格，农资服务中心给李兴年播种后造成了相应损害事实，故李兴年享有对产品生产者或产品销售者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一审中，李兴年选择向销售者农资服务中心主张权利，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 关于辉煌种业公司的责任问题，因辉煌种业公司是一审法院根据农资服务中心的申请追加的第三人，李兴年作为原告并未要求辉煌种业公司承担责任，且农资服务中心与辉煌种业公司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尚不能确定，一审判决认定辉煌种业公司不承担责任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至于涉案高粱种是否为辉煌种业公司生产、农资服务中心在储藏、保管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及农资服务中心与辉煌种业公司之间的责任划分等一系列问题，农资服务中心可待相关证据完善后，就涉案损失的追偿事宜另行主张权利。 综上，农资服务中心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因二审出现新证据，导致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有误，本院依法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东营市垦利区人民法院（2019）鲁0505民初656号民事判决第一、二、三项； 二、撤销东营市垦利区人民法院（2019）鲁0505民初656号民事判决第四项：即辉煌种业公司在本案中不负担民事责任。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5500元，减半收取2750元，由农资服务中心负担；一审反诉案件受理费68.65元，减半收取34.3元，由农资服务中心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5500元，由农资服务中心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潘 霞 审判员 王 芳 审判员 许晓芳 二〇二〇年九月三十日 书记员 倪玉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