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2民终766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光启，男，1964年4月27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曲阜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义，男，1991年8月2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曲阜市，系王光启之子。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阳，山东盈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清功，男，1957年9月2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青岛市。 原审被告：新疆三塘湖光启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新疆哈密地区八一路德林名苑，实际经营地新疆哈密市天山北路。 法定代表人：王光启，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阳，山东盈广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光启因与被上诉人孙清功、原审被告新疆三塘湖光启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光启矿业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2019）鲁0202民初28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光启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民事判决，驳回被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2、一审和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亏损退股”条款为违反法律规定的无效条款。《合同法》第52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公司法》第35条规定：“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本案中无论是《股权转让协议》内容还是证人证言，都明确体现涉案款项是“入股款”，证人陈某与被上诉人孙清功的身份也是“股东”。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该协议中“亏损退股权”的约定是公司法明令禁止的抽逃出资行为，不仅会损害公司资本和公司其它股东利益，更会导致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障。资本制度是公司制度的核心，公司的信用基础取决于公司资本。因此，资本维持原则要求公司在存续过程中保持与公司资本相当的公司财产，具体表现之一就是禁止抽逃出资。抽逃出资是严重侵蚀公司资本的行为，公司法明文禁止股东抽逃出资。一审法院依据《合同法》第60条规定判决本案，严重违背上述法律精神，与事实也不相符，更侵害了上诉人合法权益。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书第九页倒数第九行部分，对本案双方各自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法院已经认定“从日常经验来看，双方一般是履行签订时间在后的合同，另外孙清功申请2015年4月15日《股权转让协议书》的一方当事人陈某出庭作证，但陈某却作证称该份协议实际履行，孙清功替自己支付了200万元的出资。”据此，法院作出裁判结果的依据就是2015年4月15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那么依据该协议书，股权转让总价款应当是400万元，虽然被上诉人孙清功实际转账440万元，但是其中包括证人陈某的200万元，孙清功单独向原审被告光启矿业公司的40万元，剩余200万元才是孙清功的份额。故此，即便是能够退款也应当是退200万元，不应当是一审判决认定的240万元，更何况本案涉嫌抽逃出资也不应当退还。三、一审法院按照年利率24%计算迟延履行金为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所以，无论是按照《股权转让协议书》第三条“日千分之三”的违约金约定，还是按照年利率24%计算违约金，最终计算所得违约金数额仍然是明显偏高。远远超过了被上诉人损失的30%，一审中被上诉人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损失。年利率24%的计算方式仅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中有规定，该规定仅适用于民间借贷案件，本案案由与事实不能适用该规定。被上诉人诉求迟延履行金不应当得到支持。四、上诉人王光启不应当承当任何责任。在《股权转让协议》中，上诉人王光启与原审被告光启矿业公司为共同的协议书“甲方”，同时上诉人为光启矿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上诉人在协议中仅享有接收股权转让款的权利，和转让自己股权的义务，至于公司是否亏损以及能否退股的问题是对原审被告光启矿业公司的约束条款。原审被告作为独立的诉讼主体和经营主体，能否退股的问题只能由原审被告决定，该“亏损退股”条款仅对原审被告有约束力，上诉人作为自然人不能以个人资产对公司的亏损后果负责。更何况原审被告收到股权转让款之后，将款项立即用于了公司经营，上诉人王光启并没有得到任何利益，自己本来就是为了公司利益而无利可图，则不可能答应也无权代替原审被告答应被上诉人随意退股。所以，转让股权条款对上诉人有约束力，而“亏损退股”条款仅对原审被告有约束力，即便是入股款能退也应当由原审被告光启矿业公司退，与上诉人无关。综上所述，“亏损退股”条款就是一种抽逃出资条款，因违背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在协议中也属于是对原审被告权利义务的约定，与上诉人无关。故为维护上诉人合法权益，特上诉至贵院，请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庭审过程中，王光启补充上诉理由称，一、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依据错误，特别法优于一般法，该案件应适用于公司法法律依据。本案涉及股权转让纠纷，既然是股权转让纠纷势必涉及公司治理下的股东权益相关问题，且该案无论是《股权转让协议》内容还是证人证言，都明确体现涉案款项是“入股款”，证人陈某的出庭也已证实被上诉人孙清功的身份为公司股东。根据我国法律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相对于合同法，公司法是更适用于公司治理框架下的特别法，故该案件应适用于公司法律依据，一审判决适用于合同法律依据太过笼统，违背了我国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法律原则精神。二、“亏损退股”条款为违反法律规定的无效条款，一审判决法律适用条款错误。我国《公司法》第71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公司法》规定股权可以通过股权转让形式退出，但并未规定退股这一说法。反而《公司法》第35条规定：“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该股权转让协议中“亏损退股权”的约定违背了公司法律规定，与公司法所倡导的资本维持制度背道而驰，根据《合同法》第52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该条款为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无效条款。三、一审法院审理程序违法，主审法官审理方式有失公正。在一审庭审中，无论是双方在举证质证环节，还是在法庭询问过程当中。被上诉人在回答问题或质证时，一审主审法官，总是对其提示和暗示，本来被上诉人已经自认的观点，经过提示和暗示后，被上诉人又随意改变陈述，回答反反复复，同时书记员计入的笔录也是对被上诉人有利的笔录，虽然上诉人在庭审中直接举手反对主审法官的行为，但仍然没有效果。尤其是在第三次庭审对证人出庭作证之后，庭审发现证人证言陈述的事实不利于被上诉人时，主审法官直接在庭后且各方当事人都还在场的情况之下，直接说被上诉人为何没有提前和证人沟通好，嫌弃证人证言不利于被上诉人。审理程序明显有失公正，无法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对此，有一审庭审录像可查，敬请二审法院明察。四、上诉人和被上诉人都是受害人，应当共负盈亏。根据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五，即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商务部经济信息化委员会向新疆华电哈密热电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以及2017年1月16日光启矿业公司与威海恒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调解书。完全可以看出光启矿业公司经营亏损系政府行为导致的不可抗力。上诉人王光启和被上诉人都是受害者，甚至王光启的投资亏损要远远多于被上诉人。截至今日，因为上诉人是光启矿业公司的股东和法人，公司的债权人都在向上诉人王光启追债。但是被上诉人同样作为公司的股东，应当与上诉人共同面对公司经营困难，共负盈亏。不应当只想自己挣钱，更不该把公司的一切债务和困难推给上诉人王光启一人承担。综上所述，结合上诉状所陈述的事实与理由，本案协议书涉嫌抽逃出资应当认定为无效，且程序违法。请法庭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 孙清功答辩称，一审法院在一审判决中认定事实确有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据事实和证据给予改判，支持孙清功的诉讼请求；一审和二审诉讼费用由王光启承担。理由如下：一、上诉人认为新疆三塘湖光启矿业公司亏损退股，是抽逃出资，违反法律法规定。1、依据《股权转让协议》，孙清功是受让王光启持有的新疆三塘湖光启矿业公司8%股份，非直接入股光启矿业，王光启承诺如果光启矿业两年内亏损，则退还孙清功440万元股份转让款。不是从光启矿业公司退股，而是王光启将转让给孙清功8%的股份原价购回，与新疆三塘湖光启矿业公司没有关系。如同股市股份互相买卖一样，不存在股东抽逃出资。一审法院认定正确。2、新疆三塘湖光启矿业有限公司2000万元注册资本是认缴的，王光启，孟元两位股东并没实际出资。谎称8000万元购买了新疆三塘湖二处煤矿也是假的，（孙清功是以8000万元为基数，购买了王光启8%股份，协议约定640万元，优惠200万元，实际支付440万元）到处融资诈骗。股东王光启，孟元并未实际出资购买，何谈王光启退还孙清功股份转让款，是股东抽逃出资一说。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认定实际履行了2015年4月15日《股权转让协议书》，上诉人认为2015年4日1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中的出资额与实际转账金额不付，是错误的。孙清功认同，不但协议书中的出资额与实际出资不付，更与2015年4月20日孙清功转账新疆三塘湖光启矿业有限公司账户440万元后，与王光启当场出具的640万元收款收据不付。所以答辩人认同上诉人王光启的上诉。一审法院认定履行2014年4月15日《股权转让协议书》是错误的。三、一审法院判决正确。依据《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如果光启矿业二年内亏损，王光启应退还孙清功440万元购买股份款，在收到退股通知一月内，将退股款打到乙方指定账户，违约需付日千分之三违约金，即然双方签订了协议就应按协议履行，答辩人认为王光启违约时间太长，按日千分之三赔付违约金太高，按年利率24%给付违约金，合情合理合法。一审法院认定正确。四、上诉人王光启不应该承担责任。《股权转让协议书》是王光启签订的，8%股份是王光启转让给孙清功的，王光启当时为了融资，许愿说煤矿绝对挣钱，如果二年不把投资款分红给你，我把你的440万投资款退还给你。王光启必须承担退款责任。一审法院认定正确。上诉人认为王光启与新疆三塘湖光启矿业有限公司是共同协议的甲方，共同承担责任，孙清功认同，一审法院认定错误。一是新疆三塘湖光启矿业有限公司在《股权转让协议》盖章；二是在640万元收款收据上盖章；三是440万元股份转让款打在光启矿业公司账户上；四是440万元股权转让款是光启矿业公司实际使用了。因此一审法院只让王光启承担责任，而实际使用440万元股份转让款的光启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不承担还款责任确实是错误的。综上所述，孙清功认同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的履行了2015年4月15日《股权转让协议书》是错误的。新疆三塘湖光启矿业有限公司不承担还款责任也是错误的。为维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请求贵院依法依据事实和证据改判。 光启矿业公司述称，同意上诉人的意见。 孙清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王光启、光启矿业公司退还孙清功购买的股份款440万元及迟延履行金或投资款利息413万元；2.诉讼费、保全费由王光启、光启矿业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光启矿业公司成立于2015年1月22日，工商登记及备案的公司章程载明的股东为：王光启，出资1500万元，持股比例75%；孟元，出资500万元，持股比例25%。该公司章程第十六条规定，股东依其所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在公司办理登记注册手续后，不得抽回投资。第三十三条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 二、2015年4月13日，王光启作为甲方（转让方）与乙方孙清功（受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光启矿业公司在该合同首部的“甲方”及落款处甲方签字位置均加盖了公章。该合同载明的见证方为孟元，但无孟元本人的签字。该《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光启矿业公司是自然人投资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登记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甲、丙为该公司的全部股东。甲方持有光启矿业公司75%的股份，乙方自愿购买甲方持有光启矿业的部分股份。甲方同意将其持有的光启矿业8%的股权转让给乙方，乙方均同意以总价款640万元整的价格受让甲方所持有的股权。乙方同意在合同签订后十日内，按前款规定将股权转让款汇入甲方指定银行账户（中国工商银行哈密分行3011000109200160389）；甲方在合同签订后，应立即开始办理股权转让相关事宜、召开股东会、变更公司章程，履行相关变更手续，并在各方约定的时间内办理股权转让全部相关登记及手续，乙、丙两方均应对办理上述手续予以充分配合。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乙方即享有相应的股东权利。甲方承诺：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两年内，如光启矿业亏损，则甲方应退还乙方所购股份款，并在收到乙方退股通知后30日内将该款汇入乙方指定账户。如甲方未按约定向乙方退回投资款的，甲方应按全部应付款项的日千分之三偿付迟延履行金直至付清之日。 三、2015年4月15日，王光启作为甲方（转让方）与乙方孙清功、陈某（受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光启矿业公司在该合同首部的“甲方”及落款处甲方签字位置均加盖了公章。该合同载明的见证方为孟元，但无孟元本人的签字。该协议约定甲方同意将持有的光启矿业10%的股权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以总价款400万元整的价格受让甲方持有的股权，其中：孙清功、陈某各占50%。该协议的其他内容同2015年4月13日的协议内容。 王光启、孙清功、陈某在落款时间为2015年4月15日的光启矿业公司股东决议上签字，该决议载明：股东会研究就公司有关人员工资待遇及公司运作规则决议如下：……。 四、2015年4月20日，孙清功向光启矿业公司名下3011000109200160389账户转账440万元，附言为入股款。光启矿业公司出具收据，交款单位处载明为孙清功，交款项目为股金，金额为640万元，收款人为王光启。关于该640万元的收据，孙清功解释称，是有自己的200万元出资，因享受优惠，所以是按400万元出资计算股权，另外240万元是其他三个朋友的出资，不享受优惠，故王光启向自己开具了640万元的收据。王光启、光启矿业公司则解释称，孙清功转账的440万元包括孙清功自己的股权转让款200万元、代陈某垫付的股权转让款200万元以及孙清功向光启矿业公司投资的40万元，因为孙清功对光启矿业公司多投资了40万元，故光启矿业公司同意多给孙清功200万元的股权份额，故此产生640万元的收据。 五、光启矿业公司于2015年4月21日向哈密地禾化工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转账410万元，摘要为国土资源、农民工款。同日，光启矿业公司向中石油新疆销售有限公司哈密分公司转账227800元，摘要为油款。 六、2015年9月14日，孙清功向王光启发短信，内容为：“王总：你那边情况如何？煤矿动工生产了？说好了8月13号后开始拉煤，否则退还朋友的款。不能开工将我的200万也退回吧，你开工需要时我再入进去。”王光启回复称：“我们与杜总明天到巴里坤县政府解决问题，让政府给解决。” 2016年11月30日，孙清功向王光启发短信，内容为：“王总：三塘湖煤矿的事情怎么样了？其他三个购买你股份的，要求退还购买股份的款。其中江崇海因孩子结婚我已退给他25万元，黄黎明表弟有事我已替代你退款10万元，信登祥退给他10万元。年底了，你什么时候能把他三个人的240万块退给我。我好还给人家。做人要讲诚信。”2017年3月7日，孙清功向王光启发短信，内容为：“王总：新疆三塘湖光启矿业有限公司我购买了你的股份马上到两年了。两年来公司不能正常经营，一吨煤未卖，经营亏损，根据咱俩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第二款2条的规定，正式向你通知退股，请你30天内将我购买你股份的200万元，汇入我们协议的指定账户。我代其他三人，购买你3%股份的240万元，已于2016年12月5日正式向你提出退股通知。望赶紧将购买你的股份款退回。” 2018年5月30日，王光启通过微信向孙清功发送了光启公司2015年4月21日向哈密地禾化工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中石油新疆销售有限公司哈密分公司转账的银行业务凭证照片。孙清功回复收到。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如下： 一是孙清功向光启矿业公司转账的440万是否包含陈某的200万元股权转让款。孙清功对此予以否认，虽然在其向王光启发送的短信中提到要求王光启退还自己的股权转让款200万元，以及代其他三人支付的股权转让款240万元，但其未提交王光启对此予以认可的短信，故不能以此认定孙清功转账440万元的合同依据是2015年4月13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而且该份《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签订时间在前，在孙清功实际转账金额与两份《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的股权受让价款均不相同的情况下，从日常经验来看，双方一般是履行签订时间在后的合同。另外，孙清功申请2015年4月15日《股权转让协议书》的一方当事人陈某出庭作证，但陈某却作证称该份协议实际履行，孙清功替自己支付了200万元的出资。故一审法院认为孙清功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向光启矿业公司转账的440万元全部是支付自己受让股权的对价。另外，虽然陈某在庭审中称曾口头委托孙清功向王光启主张退还款项，但即便如此，孙清功仍无权利以自己的名义就全部款项提起诉讼。综上，一审法院认为孙清功仅有权就其转账的240万元款项主张权利。 二是孙清功要求退还股权转让款是否构成抽逃出资。孙清功与王光启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孙清功受让王光启的股权，王光启在协议中明确指定孙清功将款项打入光启矿业公司的账户。故孙清功向光启矿业公司账户转账的行为是履行自己向王光启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合同义务，而非自己向光启矿业公司的出资。至于王光启将上述款项用于公司的经营，应视为王光启个人对公司的投资行为，故孙清功要求退还股权转让款不构成抽逃出资。 三是孙清功是否有权要求王光启退还股权转让款240万元及相应利息。一审法院认为，根据《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约定，在协议签订两年内，如光启矿业公司亏损，则甲方应退还乙方所购股份款，并在收到乙方退股通知后30日内将该款汇入乙方指定账户。故孙清功享有要求王光启退还股权转让款240万元的权利。关于孙清功主张按24%计算至2019年3月20日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413万元，一审法院认为其主张的计算标准未超出合同约定，应当支持，但是应当从王光启收到其退股通知30日后开始计算。根据孙清功提交的短信，其于2017年3月7日向王光启正式提出退还股权转让款，故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应当从2017年4月6日起算，截至2019年3月20日，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应为1140800元。 四是光启矿业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返还股权转让款的责任。第一，光启矿业公司虽然在《股权转让协议》的甲方位置加盖公章，但从合同的表述来看，甲方应当为光启矿业公司的股东王光启，而非光启矿业公司；第二，虽然光启矿业公司实际接收了孙清功的转账，但孙清功是受王光启的指示转账，应视为是王光启对光启矿业公司的投资。故孙清功主张光启矿业公司承担还款责任无合同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王光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孙清功返还股权转让款240万元及截至2019年3月20日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1140800元；二、驳回孙清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151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76510元，由王光启负担40126元，余款由孙清功自行负担。 二审审理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被上诉人提交哈密市伊州区公安局出具的诈骗罪不予立案的材料。证明原审被告8000万元购买新疆三塘湖两处煤矿是假的。上诉人、原审被告质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不能证明被上诉人提交证据的证明事项，反而能够证明上诉人根本就不存在被上诉人所主张的欺诈行为。连公安机关都没有立案。通过公安机关不予立案报告书，也完全可以看出双方争议的款项就是一个股份转让款，被上诉人在协议中的身份是光启矿业公司股东。结合上诉人上诉理由，该款项认定为股款后，如果被上诉人要求返还就应当认定为抽逃出资。本院认证认为，该证据与本案当事人争议无关联性，不予采信。 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被上诉人孙清功未提出上诉，应视为对一审判决的认可，其在答辩意见中提出的异议本院不予审查，只针对上诉人王光启提出的上诉进行审理。 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第一，孙清功与王光启之间履行的是哪份《股权转让协议书》，双方系何种法律关系；第二，王光启是否应退还240万元款项及相应利息。 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涉案存在2015年4月13日和2015年4月15日两份《股权转让协议书》。上诉人主张4月13日的协议其未签订，其认可4月15日的协议；被上诉人主张双方履行的是4月13日的协议。被上诉人称4月13日协议签订后，陈某也想加入，所以又签订了4月15日的协议。孙清功在一审时申请陈某出庭作证，陈某称4月15日的协议实际履行，陈某通过孙清功实际支付了200万元的款项。结合孙清功于2015年9月14日、2016年11月30日、2017年3月7日向王光启发送的短信，孙清功均称其自己购买股份系200万元，代他人购买股份为240万元。故一审法院认定4月15日的协议实际履行并无不当。 《股权转让协议书》载明甲方（转让方）是上诉人王光启，且列明了上诉人的身份证号及居住地址，约定甲方（上诉人）持有光启矿业公司百分之七十五的股份，乙方自愿购买甲方持有的部分股份，因此双方当事人系股权转让法律关系。被上诉人孙清功主张上诉人王光启应退还相应股权转让款不属于抽逃出资的行为，上诉人的该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2015年4月20日，被上诉人孙清功一次性向上诉人王光启转账440万元。孙清功认可其购买股份为200万元，其余240万元系他人出资款项。一审时孙清功申请的证人陈某出庭作证称其让孙清功代为出资200万元。证人陈某的陈述也与2015年4月15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相符。对于其他40万元，虽然孙清功认可是孙清功代他人出资的，但本案中所谓“他人”并未与上诉人之间存在书面协议，且系孙清功实际向王光启支付款项。王光启在实际履行了退还款项的义务后，应由孙清功就其与他人之间代为出资的关系进行处理，对于王光启的权利并无影响。故一审法院认定孙清功有权就其转账的240万元主张权利并无不当。上诉人的该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股权转让协议书》中约定，不论是上诉人王光启还是被上诉人孙清功，若迟延支付款项，都应按照全部应付款项的日千分之三支付违约金。本院认为，双方明确约定了违约金的计算方式，被上诉人孙清功未按照协议约定主张违约金，而是自行降低了违约金的金额，一审法院对于孙清功主张的违约金予以支持并无不当。上诉人的该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王光启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5126元，由上诉人王光启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 琳 审判员 朱见晓 审判员 刘歆鑫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五日 法官助理 费晓宇 书记员隋欣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