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黔27民终170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何成仙，女，汉族，1966年10月12日生，贵州省平塘县人，住贵州省平塘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双星文，贵州匡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沛，贵州匡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黄艳鹏，女，水族，1964年11月25日生，贵州省都匀市人，住贵州省都匀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长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平塘县平舟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2727565047324K。 法定代表人：曹作典，该公司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曹作典，男，汉族，1962年10月29日生，辽宁省大连市人，住辽宁省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 原审第三人：汪国民，男，布依族，1956年9月25日生，贵州省荔波县人，住贵州省荔波县。 原审第三人：成万坤，男，汉族，1958年4月24日生，贵州省都匀市人，住贵州省都匀市。 上诉人何成仙、黄艳鹏与被上诉人贵州长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隆公司）、曹作典及原审第三人汪国民、成万坤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平塘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27日作出（2019）黔2727民初65号民事判决后，何成仙、曹作典、黄艳鹏、贵州长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8日作出（2019）黔27民终2190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平塘县人民法院重审后于2020年2月10日作出（2019）黔2727民初2097号民事判决，何成仙、黄艳鹏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何成仙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二、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三、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1、一审对何成仙不是长隆公司唯一股东的事实认定错误，一审庭审中原、被告双方对曹作典是长隆公司工商登记的名义股东，曹作典受让100%股权的353万元款项由何成仙出资的事实已明确，一审也认定曹作典是名义股东，其他四人是隐名股东，现一审却要求何成仙证明与李远波、游建琴另签有股权转让协议，与曹作典有委托或代理关系，属于前后矛盾，何成仙出资受让股权时，其他股东并未对股权受让进行任何出资，事后也未向何成仙出资购买股权，也没有达成垫付资金的合意，因此，何成仙的出资只能认定为其个人出资，其与曹作典存在事实上的代持股关系；2、本案中何成仙、成万坤、黄艳鹏、曹作典、汪国民五人于2016年9月7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中对五人的股份占比的约定，仅是针对未成立的鹏辉公司股权分配的情况，并非受让长隆公司股权占比的分配。李远波、游建琴以353万元出让长隆公司100%股权时，其他人对此未进行出资，只有何成仙全部出资353万元进行受让，其他人并没有根据合伙约定履行出资义务，该《合作协议》实际并未生效，不能作为处理本案争议的基础，一审对此认定不妥，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三条的规定，何成仙已经全部出资受让长隆公司股权，应系实际出资人、隐名受让人，一审未对何成仙出资353万元的性质予以确认，而以不再产生效力的合伙协议认定股东身份，要求何成仙拿出全部转让款由谁出就由谁占有的约定才能证明其系唯一股东，无法律依据；3、一审混淆公司股权和项目股权的区别，因合伙协议未得到实际履行，随着何成仙全部出资后，股权转让行为已经完成，尽管此时公司工商登记的注册资金未完成实缴，但期限未截止，只有股东具有补足的义务，其他人若投入资金，只能算作对公司项目的投资，不能因此取得公司股东身份，一审以合伙协议约定的内容为基础，错误认定其他人在完成股权受让后对公司项目投资也能成为公司股东，享有公司股权。第三人黄艳鹏对公司投入资金，属于对公司项目投资，不属于股东入股；4、何成仙的出资并非是行使工作职责，也不是垫资行为，何成仙基于隐名出资人的身份实际出资353万元，从李远波、游建琴处购买长隆公司100%股权，该353万元系股权转让款，至于后期何成仙管理公司后，再向公司投入的其他款项，是对公司项目的经营投资，但一审错误认定何成仙出资的7853792元是垫资款。虽然何成仙出资的353万元存在以公司名义出具《借条》的情况，但该笔款项的性质不能简单以表现形式确定，何成仙出资该笔款项的目的是从原始股东李远波、游建琴处购买公司全部股权，并其完成受让股权后开始参与公司的经营活动，并对公司的前期项目进行各项付款，何成仙的真实意思表示是股权出资，故该353万元就是何成仙出资的股权受让款，何成仙享有长隆公司的全部股权。另外，一审对何成仙的股东身份不予确认，而认为公司管理制度不完善，应该先完善公司各项制度、颁发出资证明并记载股东名册等，属于事实认定不清，这些程序性要求只是证权性质，并非设权性质。 黄艳鹏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驳回第三人黄艳鹏的诉讼请求”的内容；二、依法支持上诉人黄艳鹏占有长隆公司100%股权的诉讼请求；三、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何成仙承担。事实及理由：1、何成仙、成万坤、曹作典、汪国民已通过召开会议的形式实际退出长隆公司，2017年9月16日的会议纪要虽然约定补偿何成仙、成万坤、曹作典50万元，但应付成万坤的50万元已从成万坤欠黄艳鹏的债务中予以扣除，成万坤亦出具了收条，该款已实际支付，至于未向何成仙支付补偿款50万元，并不影响会议纪要的效力。何成仙提交的《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中“何成仙”的签名是后来补签的，而“成万坤”的签名也是事后何成仙找成万坤补签的；2、何成仙、成万坤、汪国民、曹作典退出后长隆公司的唯一实际控制人和经营者是黄艳鹏，2017年9月16日至今，黄艳鹏已实际向长隆公司出资约18256000元，一审也认定2018年后长隆公司主要是黄艳鹏、曹作典在控制和经营，曹作典只是黄艳鹏在长隆公司的代持股股东，故黄艳鹏个人占有长隆公司100%的股权；3、一审判决黄艳鹏承担诉讼费22252元没有法律依据，本案系股东身份纠纷，非财产案件，应按件收取，本案是何成仙提起的诉讼，应由何成仙承担诉讼费用。 长隆公司、曹作典、汪国民、成万坤二审未作书面答辩。 原审原告何成仙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原告占有被告长隆公司100%股权;2、撤销被告曹作典公司股东资格；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审理中，原告增加“请求被告长隆公司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的诉讼请求。 原审第三人黄艳鹏申请参加诉讼，提出请求：1、确认黄艳鹏占有长隆公司100%股权,系长隆公司唯一股东；2、撤销曹作典股东资格。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长隆公司成立于2011年1月12日,公司原股东是李远波、游建琴，其中李远波占股51%、游建琴占股49%，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2014年7月25日长隆公司通过竞拍（成交价12154000.00元）取得平塘县平舟镇新舟村（银盘坡）宗地（宗地编号:ＧＴ-××4-6）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作为公司项目，因长隆公司原股东李远波、游建琴没有资金对该项目进行投资开发，为此，何成仙与成万坤、黄艳鹏、汪国民、曹作典协商，愿意共同出资受让该项目进行开发。2016年9月7日五人签订《合作协议》，协议约定五人共同出资成立鹏辉公司共同经营房地产项目，约定成万坤占股份25%、黄艳鹏占股份25%、何成仙占股份25%、汪国民占股份15%、曹作典占股份10%，同时对盈利分配及债务承担、退股及股份转让、股东权利及工作分工进行了约定。协议约定成万坤负责公司对外协调工作、黄艳鹏负责公司行政内务工作、何成仙负责融资内务工作、汪国民负责技术工程、曹作典为公司法人负责对外事务。2016年9月30日、2016年12月14日曹作典作为受让方分别与李远波、游建琴签订了《贵州长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和《贵州长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协议约定曹作典以转让价款180.03万元和172.97万元分别受让李远波、游建琴持有的长隆公司51%和49%的股份。协议签订后，何成仙先后支付了李远波、游建琴股权转让款共计353万元。2017年2月13日，李远波、游建琴、曹作典对贵州长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章程进行了修正，公司股东由李远波、游建琴修改为曹作典，并于2017年2月16日到管理部门办理了公司股东变更登记，公司股东由李远波、游建琴2人变更登记为曹作典1人，曹作典占有公司100%股份，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转让长隆公司股份后，长隆公司经营中的费用支出由何成仙代公司支付，2017年9月20日，长隆公司及公司法定代表人曹作典向何成仙出具《说明》如下：“股东何成仙从2016年9月27日到2017年9月20日止19笔预付款共计金额肆佰捌拾伍万叁仟柒佰玖拾贰元整（￥4853792.00元），此款项属贵州长隆房地产公司向股东何成仙借款，利息按月息3分计算，此后所有任何股东借款给公司，按此执行。”黄艳鹏、何成仙以股东代表身份在该《说明》上签字。2017年9月30日，长隆公司作为借款人、何成仙作为贷款人签订了《借款协议》，对上述4853792.00元借款及利息予以确认，黄艳鹏、何成仙以股东身份在该《借款协议》上签字。2017年10月17日，长隆公司作为借款人、何成仙作为贷款人又签订了《借款协议》，何成仙又向长隆公司提供借款3000000.00元，约定借款利息按月息3分计算，黄艳鹏、何成仙以股东身份在该《借款协议》上签字。此后，因在经营长隆公司房地产开发项目中合作人之间产生矛盾，为此何成仙提起诉讼并提出前述诉讼请求。同时查明，在公司经营中因合作人之间产生矛盾，2017年5月2日，召开合作人会议同意汪国民退出长隆公司房地产开发项目，黄艳鹏、何成仙、曹作典在会议记录上签字，会议没有就汪国民退出长隆公司其股份处理进行明确。2017年9月16日，黄艳鹏、何成仙、曹作典、成万坤召开会议，会议中成万坤、何成仙、曹作典声明退出长隆公司房地产项目，记载3人退出后由长隆公司补偿每人50万元，同时约定，所借得何成仙款项在未还清之前按3分计息。会后长隆公司没有补偿何成仙50万元，也未清偿何成仙的借款，2018年后长隆公司主要是黄艳鹏、曹作典在控制和经营。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争议焦点是：能否确认何成仙系长隆公司唯一股东，占有长隆公司100%股份？第三人黄艳鹏提出自己系长隆公司唯一股东，占有100%股份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作为公司唯一股东、占有公司全部股份的条件应当是根据公司法规定由个人以自己或家庭财产投资缴纳公司章程规定的全部注册资金，对公司曾经出资的股东股份进行清算，明确个人享有公司全部权利，承担公司全部责任和义务。本案长隆公司章程记载的股东是曹作典，占股100%，与长隆公司原股东李远波、游建琴签订股权转让的受让人是曹作典，工商登记的长隆公司股东是曹作典，占股100%，何成仙没有提供自己另行与李远波、游建琴签订有股权转让协议，也没有提供曹作典与何成仙之间存在委托或代理关系，因此从现有证据不能认定何成仙是长隆公司唯一股东。从本案当事人均认可签订的《合作协议》来看，当事人有合作经营企业的意思表示，因此应当以《合作协议》为基础处理当事人之间的争议。协议约定五人共同出资经营房地产项目，约定成万坤占股份25%、黄艳鹏占股份25%、何成仙占股份25%、汪国民占股份15%、曹作典占股份10%，同时约定成万坤负责公司对外协调工作、黄艳鹏负责公司行政内务工作、何成仙负责融资内务工作、汪国民负责技术工程、曹作典为公司法人负责对外事务。因此，曹作典作为受让人与长隆公司原股东李远波、游建琴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受让长隆公司股份是根据《合作协议》履行职务行为，其行为代表五人共同利益，其系股份转让后的长隆公司显名股东，其余四人是隐名股东。虽然支付给李远波、游建琴的股份转让款353万元系何成仙支付，但是何成仙没有提供五人之间由谁支付全部股份转让款谁就占有公司全部股份的约定，也没有提供在《合作协议》之后何成仙与其他股东另行签订有股份转让协议受让其他股东的股份，因此，何成仙要求确认自己系股份转让后长隆公司唯一股东，占有长隆公司100%股份理由不成立，不能支持。由于《合作协议》对各股东的出资金额及出资时间没有进行约定，根据《合作协议》“股东何成仙主要负责融资及内务工作”的约定，转让股份后的长隆公司开展经营活动由何成仙筹集资金是何成仙的工作职责，因此长隆公司以《借款协议》确认的何成仙为长隆公司筹集的7853792.00元款项的性质，应当由公司股东会议或者公司章程予以明确，在未经公司股东会议或者公司章程明确各股东的出资金额及期限前，法院不宜对原告垫资款项进行处理，在《合作协议》约定各自占有股份却未出资的情况下，何成仙认为自己的行为是为其他股东垫付了股份转让款，可以依约定向未支付股份转让款的股东主张权利。若何成仙认为自己的出资超过了约定出资额或者其他股东没有履行出资义务，可以根据公司法的规定请求未出资的股东按约定出资或者依法取消逾期未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资格。关于第三人黄艳鹏提出2017年5月2日、2017年9月16日的会议记录记载有汪国民、成万坤、何成仙、曹作典四人声明退出长隆公司，请求确认黄艳鹏系长隆公司唯一股东、占有公司100%股份的请求，因原告何成仙、第三人成万坤否认退出长隆公司，且黄艳鹏也没有证据证明已经按照会议记录履行相应权利义务，或者已经按照公司法的规定完成相应股份转让程序，对其他股东的出资和权利进行了清退，因此其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亦不能支持。本案纠纷的解决，唯有按照《合作协议》约定，依照《公司法》的规定，通过股东会议或者公司章程明确各股东的出资金额及出资期限，完善公司经营管理制度，清算、审计各股东实际出资金额，按照各股东实际出资金额（不计利息）明确股份，由公司向各股东签发出资证明并记载于股东名册，逾期未履行出资义务可取消其股东资格，其劳务付出可按照公司员工计算报酬予以明确，转让股份或者退出公司的，明确其转让、退出的股份、金额及权利义务受让人。只有明确各股东的权利、义务及责任，才能防止利用公司损害投资人和债权人的利益。因此在长隆公司未经清算、审计各股东的实际出资数额，明确各股东出资期限以前，不能确认何成仙、黄艳鹏及其他股东在长隆公司的出资额及股份。本案诉讼虽然是由何成仙提起，但是客观上是为了解决何成仙、曹作典、黄艳鹏的争议，因此诉讼费依法应由三人分担，保全费应由何成仙自己负担。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五条、第二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驳回何成仙的诉讼请求；二、驳回黄艳鹏的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66757.00元，保全申请费5000.00元，共计71757.00元，由何成仙负担27253.00元，由曹作典负担22252.00元，由黄艳鹏负担22252.00元。（曹作典、黄艳鹏负担的诉讼费用，限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直接向法院缴纳。） 二审中，双方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经本院审理，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二审另查明：2017年5月2日的会议内容为“就还款问题一致认为2017年6月20日前还款，不还清收回房子，自作处理。由于老汪夫妻认为成万坤不守信，愿意无条件退出，不再参与长隆公司平塘地块开发，与会人员一致同意汪国民退出”。2017年9月16日的会议内容为“本次会议由成总提出，自愿退出本项目（平塘），由于期间也参与跑项，长隆公司补贴50万给成万坤，今后本项目与成无关（银盘坡）。何成仙：本人也因前期付出资金，公司清算支付完后，给与何成仙50万元整。然着自动退出。曹总：本人考虑清楚后，公司也支付50万后退出，但公司资法人所有东西交接清楚。之后平塘项目，长隆房地产公司所有与汪国民、成万坤、曹作典、何成仙无关（所借得何成仙款项在还清之前按3分计息）”，黄艳鹏、成万坤、曹作典、何成仙均在会议记录上签名。同日，成万坤出具《退股声明书》，内容为“贵州长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原在平塘从事房地产开发项目，后因经营原因导致公司项目不能继续完成；2016年9月7日，由成万坤、黄艳鹏、何成仙、汪国民、曹作典五位自然人协商达成协议，由五人协议共同出资继续开发该项目，并于2016年9月7日签署合作协议。其中成万坤占股份的25%；黄艳鹏占股份的25%，何成仙占股份的25%；汪国民占股份的15%；曹作典占股份的10%。自项目重新启动以来，由于成万坤在实际管理中占用公司支付地款的资金，并不能按时偿还，经本人成万坤自愿请求，无条件自愿退出所持有的25%股份，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1、本人成万坤自愿无条件放弃所持有的所有股份。2、本人成万坤退股后，不再与公司及项目有任何关系，公司盈亏及账务与本人无关。3、由于成万坤实际参与公司前期管理，在成万坤退出所持股份后，公司补偿成万坤50万元。4、本协议一式二份，由成万坤及公司各持一份。5、本协议由成万坤签字后即产生法律效力，原签署的合作协议自动作废失效。6、未尽事宜协商解决。声明人：成万坤，见证人：黄艳鹏、曹作典、何成仙”。同日，成万坤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贵州长隆房地产公司黄艳鹏付现金伍拾万元正（500000.00元）。备注：原欠黄艳鹏的款扣出此款为退出股份酬金”。2017年9月17日，黄艳鹏、曹作典召开会议，内容为“一、由于长隆公司法人为曹作典，不能更改，所以在曹已退出之后仍担任大鹏集团旗下：贵州长隆房地产公司法人，大鹏将给予其工资风险补贴，在整个项目结束后付清。二、长隆公司当时向何成仙所借款项，从所借之日至偿还清楚之前按3分计息，联同本人所得赔偿50万元一并计息。三、经2017年9月16日成万坤、何成仙、曹作典、黄艳鹏等股东会决议：何成仙、成万坤、曹作典自愿退出长隆公司项目所持股份，今后公司任何问题盈亏与否与他几人无关，本人黄艳鹏也愿承担所有一切风险，并付给他三人前期工作辛苦费，每人：伍拾万元正，500000.00元。特此说明。注：股东汪国民在此之前已申明无条件退股，所以不在会议所列内”。2020年1月3日，汪国民向一审法院提交《关于是否参加诉讼及合作协议中15%股权归属问题的说明》，载明“贵院于2019年12月11日通知我作为第三人参加何成仙诉曹作典、贵州长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第三人黄艳鹏‘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的诉讼活动。因我已于2017年5月退出合作及退出公司，故我不再参加该案的诉讼活动。另外，如果该案涉及到合作协议中我享有的15%股权的归属问题，我决定将这15%的股权无偿转让给黄艳鹏”。2020年1月13日，长隆公司向黄艳鹏出具出资证明，内容为“2017-2019年黄艳鹏向贵州长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平塘县枫景茗城项目’出资总金额18256000元，其中有黄艳鹏个人及其他个人账户汇款到曹作典个人账户，也有其他个人账户汇款进长隆公司对公账户”。 二审再查明：一审中，曹作典及长隆公司的书面答辩状及庭审答辩时陈述“经五人协商议定由曹作典作为长隆公司登记股东对外开展经营活动，其余四人则作为隐名股东。之后一直由黄艳鹏一人继续运作长隆公司，因与曹作典办理股权转让手续资金困难，故至今仍未办理股东变更登记”。2017年9月30日何成仙与长隆公司签订的《借款协议》中约定的借款4853792元，包含了何成仙向李远波和游建琴支付的股权转让款3530000元。2019年1月24日，曹作典及长隆公司的一审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成凤、王彬对汪国民做调查笔录，汪国民表示虽未在2017年5月2日的会议记录中签字，但其认可该会议记录的内容。 二审审理过程中，本院于2020年9月17日组织双方进行调解，何成仙坚持主张其投入的7853792元是对长隆公司的出资款，何成仙的调解意见为同意退出长隆公司，要求黄艳鹏返还其7853792元并支付利息（以7853792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从支付股权转让款之日起计算至2020年9月17日），黄艳鹏的调解意见为因何成仙申请保全长隆公司的股权造成长隆公司的损失，应扣减长隆公司股权被保全之日至2020年9月17日的利息，双方对此仍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本院不再组织本案调解工作。 本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1、曹作典受让长隆公司时的股权情况；2、关于何成仙已付的股权转让款353万元的性质；3、案涉会议记录是否有效，是否可以作为本案定案依据；4、长隆公司的股权归属问题。 关于曹作典受让长隆公司时的股权情况。首先，关于股东身份问题。从形式条件分析，本案中，长隆公司的原始股东为李远波和游建琴，曹作典通过受让股权的方式，取得长隆公司的股权，长隆公司的公司章程修正案亦对曹作典享有长隆公司100%股权进行了确认，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从形式上，曹作典符合长隆公司的股东身份；从实质条件分析，何成仙、曹作典、黄艳鹏、汪国民、成万坤在受让长隆公司前签订了《合作协议》，目的是共同开发经营平塘县平舟镇新舟村（银盘坡）房地产项目，该协议中已约定可延用长隆公司证照,后因该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无法变更，故五人约定以受让长隆公司股权的方式进行房地产项目的开发经营，结合推选曹作典作为法定代表人、何成仙对项目进行融资、黄艳鹏对公司项目出资、五人召开会议商议退股等事实，事实上，何成仙、黄艳鹏、汪国民、成万坤四人已实际行使了参与公司经营管理、选择管理者、参与公司重大事项表决等股东权利，且曹作典及长隆公司亦对四人的股东身份予以认可，从实质上，可认定何成仙、黄艳鹏、汪国民、成万坤系长隆公司的隐名股东；其次，关于股权比例的问题。因曹作典与何成仙、黄艳鹏、汪国民、成万坤系股权代持关系，在无股东名册、出资证明书等文件记载的情况下，应以五人的共同约定为准，案涉《合作协议》中对公司的内部关系、经营管理等事项进行了约定，该协议系五个股东内部的共同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对五人具有拘束力，各股东的股权比例应按此协议的约定执行。 关于何成仙已付股权转让款353万元的性质问题。何成仙主张受让长隆公司股权时，其他股东未实际出资，而是由其支付了353万元股权转让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三条“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规定，该款为何成仙的股权出资款，何成仙享有长隆公司100%股权，其与曹作典存在事实上的代持股关系。本院对此认为，根据上述司法解释规定，股东取得公司股权的方式分为原始取得、转让取得和继受取得，原始取得以出资为必要条件，出资包含公司发起设立时和公司成立后增资扩股时的实际出资或认缴出资；转让取得和继受取得是指通过实际受让、赠与、继承、公司合并等其他形式取得公司股权。本案形式上应为转让取得，且取得公司股权的只有曹作典一人，实质上曹作典与何成仙、黄艳鹏、汪国民、成万坤均存在股权代持关系。虽然何成仙支付了股权转让款353万元，但根据本案现有证据显示，长隆公司除了案涉项目地块并没有其他财产，各方签订《合作协议》的目的亦是开发该地块，本案股权所对应的财产价值主要体现在案涉房地产项目和地块上，何成仙对长隆公司所付股权转让款353万元及其他款项，并不足以构成长隆公司的注册资本，何成仙亦未举示证据证明该款成为了长隆公司的注册资本，何成仙与其他股东约定退股后，长隆公司亦与何成仙签订《借款协议》，对何成仙投入的款项进行结算，明确款项的性质为借款，何成仙主张该款为股东出资款的理由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三条规定的出资情形，本院对此不予支持。 关于案涉会议记录是否有效，是否可以作为本案定案依据的问题。首先，2017年5月2日的会议记录，约定了汪国民退出长隆公司平塘地块开发，该会议记录中虽只有黄艳鹏、何成仙、曹作典签字，但成万坤并未对会议记录的内容进行否认，汪国民亦对该会议的内容表示认可，故该会议记录的内容系五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符合股东会决议的形式和表决规则，至于该会议记录中对汪国民退出后的股份由谁受让未明确约定，2020年1月3日汪国民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说明》，已明确表示其退出长隆公司股份及项目，将其持有的15%股权无偿转让给黄艳鹏，故汪国民与黄艳鹏之间已发生了股权转让和变动的法律效力；其次，2017年9月16日的会议记录，约定何成仙、曹作典、成万坤退出长隆公司的平塘项目，并表示长隆公司所有与四人无关，由长隆公司补偿每人各50万元，因隐名股东与公司之间并不存在着直接的权利义务关系，隐名股东对公司事务行使权利通常是通过股东之间相互约定的方式完成，故本案中何成仙、曹作典、成万坤与黄艳鹏约定退股，其当事人不是何成仙、曹作典、成万坤与长隆公司，而是何成仙、曹作典、成万坤与黄艳鹏，综合何成仙在退股后与长隆公司签订《借款协议》，成万坤出具《退股声明书》以及曹作典自认退出长隆公司等事实，均可认定何成仙、曹作典、成万坤退股系其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据2017年9月17日的会议记录,股权转让款的支付义务实际由黄艳鹏履行，故何成仙、曹作典、成万坤与黄艳鹏形成了事实上的股权转让协议。 关于长隆公司的股权归属问题。本案股权转让合同系内部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当事人之间的股权变动，在无明确约定的情况下，应以股权的交付作为股权变动的认定标准，而非以股权转让款是否全部支付来认定。就本案而言，2017年9月16日的会议记录中针对何成仙、成万坤的退股，并未约定股权交付的条件，鉴于何成仙、成万坤自退股后就未再实际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和参加股东会，且并无证据证明何成仙、成万坤在退股后仍然获取长隆公司的利润或分红，因此，何成仙、成万坤与黄艳鹏之间的股权转让事宜已生效并实际履行，汪国民已通过赠与方式将其股权转让给黄艳鹏，长隆公司工商登记记载的唯一股东曹作典自认黄艳鹏的股份由其代持，故何成仙、成万坤、汪国民已将股权实际交付黄艳鹏，至于股权转让款是否实际支付，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各方可另循途径解决；其次，一审中长隆公司向黄艳鹏出具的出资证明，曹作典、长隆公司举证的资金进账明细和转账凭证等证据，形成优势证据，可证实在何成仙等人退出长隆公司及案涉房地产项目后，长隆公司实际由黄艳鹏一人在控股和经营。综上，长隆公司的全部股权应由黄艳鹏享有。 另外，关于本案的诉讼费用问题。本案诉争的法律关系为股东资格确认纠纷，系确认之诉，而非给付之诉，依照《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之规定，应为按件收取，结合本地区的收费标准，本案的诉讼费为60元，一审收费有误，应予纠正。 综上，一审认定事实部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上诉人黄艳鹏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对其上诉，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平塘县人民法院（2019）黔2727民初209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 二、撤销平塘县人民法院（2019）黔2727民初209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三、确认上诉人黄艳鹏享有贵州长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100%股份。 一审案件受理费66757元、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何成仙承担5060元，其余66697元，由平塘县人民法院退还何成仙；二审案件受理费120元，其中何成仙预交60元，由其自行承担，黄艳鹏预交60元，由何成仙、曹作典、贵州长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共同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家荣 审判员  李颖敏 审判员  袁丽娟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八日 法官助理张新媛 书记员龙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