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6民终665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何永璋，男，1967年9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梅英，广东九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桂平，广东九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郭文华，女，1993年7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少珊，广东海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何伟琪，广东海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梁应奇，男，1988年9月2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宝钧，广东顺迪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何永璋、上诉人郭文华因与被上诉人梁应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6民初282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何永璋上诉请求：1.变更一审判决第一项的借款本金为687700元；2.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梁应奇对郭文华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判令一审财产保全费担保费2070元由郭文华、梁应奇负担；4.判令郭文华、梁应奇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本案借款尚欠本金应为687700元。郭文华事后补立的三份《借据》借款总金额为111000元，最后一份《借据》落款日期为2011年8月26日。郭文华借款后，分别于2011年11月27日、2015年10月5日、2016年7月10日、2017年5月12日、2017年5月15日合共还款40400元，由于借贷双方没有明确约定还款具体用于归还哪一笔借款，但按通常理解及生活法则，最早一笔还款应视作对前面所借款项的统一还款，亦即对这111000元的还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一）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二）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三）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四）与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形。”郭文华于2017年5月15日还款16000元的行为，不但是对2011年前借款的追认，也应视为诉讼时效的中断，故2011年前的借款的诉讼时效应从2017年5月16日重新计算，由于之后双方没有约定具体的还款时间，则适用最长诉讼时效20年。一审法院将郭文华于2011年11月27日、2015年10月5日的还款认定为对第一份《借据》的还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也是对法律的曲解，故借款金额10000元和62900元的两笔款项，何永璋的起诉并没有过诉讼时效，郭文华尚欠的借款本金应是687700元。二、本案债务应由郭文华、梁应奇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借款与梁应奇无关，这完全是颠倒是非。首先，郭文华一开始向何永璋借款时，称梁应奇是郭文华的表哥，何永璋后来才知道郭文华、梁应奇为情侣关系并登记结婚。何永璋与梁应奇彼此并不熟悉，所以称不上实际意义上的认识，但不应以此为由推定本案借款与梁应奇无关。其次，一审法院认为，由于郭文华、梁应奇从2010年开始关系亲密，存在郭文华在梁应奇不知情的情况下收取了何永璋出借的款项，这种认定显然对何永璋不公平。梁应奇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有义务了解自己的银行卡的使用情况并对银行卡使用所产生的后果负责，不应以此作为梁应奇推卸责任的理由。再次，根据一审法院调查取证，证实2011年梁应奇以郭文华的丈夫名义在郭文华的人流手术材料中签名，这不但反驳了郭文华、梁应奇声称2011年的人流手术由何永璋签名这一谎言，更足以证明当时郭文华、梁应奇对外是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结合郭文华、梁应奇向何永璋借款后共同经营时装店，部分借款直接转（存）到梁应奇的银行账号，故2011年前郭文华所借款项也应属于郭文华、梁应奇的共同债务。最后，2014年至2018年间的借款发生在郭文华、梁应奇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审法院以梁应奇没有立借据就推定梁应奇与本案债务无关，这明显是对法律的错误理解。民间借贷关系中，借据并非唯一的凭证。由于郭文华、梁应奇通过微信或电话多次联系何永璋要求借款，何永璋本着对朋友的信任，在能力范围内通过银行转账向郭文华、梁应奇提供借款。郭文华、梁应奇后来变更了联系方式，故何永璋无法让郭文华、梁应奇补立借据。郭文华、梁应奇关系亲密，不能排除梁应奇通过郭文华的银行账户使用本案借款的情形。梁应奇虽否认其使用本案的款项，但梁应奇至今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收入情况、家庭开支、旅游开销均由其自行负担。综上，梁应奇对本案的借款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关于本案财产担保费问题。因郭文华拒绝还款引起本案诉讼,何永璋为了使法院的判决日后得以顺利执行，故在诉讼中向法院申请了财产保全并根据规定提供了担保，即何永璋向保险公司缴纳的保全担保费2070元属于合理及必然的支出。一审庭审中，郭文华承认位于佛山市顺德区****办事处近良社区居民委员会兴街12号的房产证照片的真实性，进一步印证郭文华曾以购地、建房等原因在2014年至2016年间向何永璋借取款项，但郭文华、梁应奇在离婚协议中没有处理上述房产，反而变更了产权人，证明了郭文华、梁应奇向何永璋共同借款的事实。郭文华、梁应奇为了逃避债务，编造谎言否认借款，并在何永璋追讨借款时办理离婚手续、转移财产，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财产保全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六条和第十条的规定,何永璋为实现本案债权支出的合理必要费用应由郭文华、梁应奇承担。郭文华辩称，其答辩意见与其上诉意见一致。梁应奇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在郭文华、梁应奇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虽然郭文华没有对家庭付出，但是家庭经济稳定，所以无需向何永璋借款。梁应奇不认识何永璋，也不可能向何永璋借款。梁应奇一直被郭文华蒙骗，梁应奇因为本案才知道郭文华与何永璋存在婚外情。本案涉及个人隐私且已经发酵到影响梁应奇的声誉及正常生活。一审法院认定本案款项为借款存疑，请二审法院重新审查。郭文华在签订前两份《借据》时不到17岁，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借款金额达到11万多元。根据何永璋在本案提交证据，证明其具有法律常识，故意引导郭文华出具欠条。在郭文华不还款的情况下，何永璋仍继续多次向郭文华借款且双方均没有提及款项为借款，这明显不符合郭文华与何永璋的交易习惯。郭文华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何永璋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由何永璋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错误认定何永璋转账给郭文华的款项是借款，本案讼争款项并非借款。（一）何永璋以民间借贷纠纷提起本案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以及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何永璋在本案应举证证明借贷关系的基本事实确已发生。何永璋称其与郭文华之间是民间借贷关系，但却没有提供与郭文华形成借贷合意的证据。而且，案涉款项发生时间跨度9年，金额从180元到100000元不等，转账次数多，发生时间长，不符合一般自然人之间借贷的常理。何永璋通过银行转账、微信转账均没有备注款项性质是借款。民间借贷属于经济合同范畴，合同成立的要素即为借贷双方需要订立书面合同或口头合同或借款人是否向出借人发出要约，出借人是否向借款人发出承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现何永璋无法证明双方达成了借贷的合意，应当由何永璋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时发现有下列情形，应当严格审查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综合判断是否属于虚假民事诉讼：……（二）出借人起诉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明显不符合常理……”本案不符合借款常理的地方有：1.在2011年8月26日前，郭文华已出具了三份借据给何永璋，金额合共为111000元，但这111000元中通过银行转账的只有22730元。短短一年时间内，何永璋现金支付88270元给郭文华，不合常理。2.案涉款项发生时间跨度9年，近50笔，金额从180元到100000元不等，但除了郭文华未满18岁时所写的三份《借据》外，双方的微信、短信聊天记录并没有显示双方就案涉款项存在借款的合意，不合常理。3.何永璋向郭文华转账50多笔款项，却在转账时从不备注性质是“借款”，不合常理。4.郭文华出具三份《借据》后，只在2011年11月27日还过1400元，之后至2014年9月前，郭文华与何永璋完全没有经济往来，郭文华一直“拖欠”何永璋10多万元的款项款项3年不还，何永璋却于2014年9月8日开始又陆续向郭文华“出借”款项几十万元，不合常理。5.郭文华分别于2015年10月5日向何永璋支付6000元，于2016年7月10日向何永璋支付5000元，于2017年5月12日向何永璋支付12000元，于2017年5月15日向何永璋支付16000元。在郭文华“还款”期间，何永璋又同时向郭文华“出借”多笔款项，双方之间的借款、还款次数如此频繁，时间交错重叠，不合常理。6.双方之间就多笔借款、还款从未对账确认，不合常理。7.郭文华向何永璋借款180元、300元，不合常理。一审法院没有审理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导致认定事实错误。（三）本案款项确实不是借款。本案中，何永璋仅能证明双方有相互转款行为，并不能代表双方存在借款事实。何永璋、郭文华自2010年开始是情侣关系，后郭文华怀了何永璋的孩子，但何永璋不同意与郭文华结婚，并要求郭文华到医院终止妊娠。何永璋于2011年6月16日陪同郭文华到医院就诊并于当天刷卡支付了终止妊娠手术的费用。因为手术前要禁食4小时，所以手术是第二天即2011年6月17日进行。由于时间久远，郭文华记错了手术材料中的签名人的情况，但这并不能否定郭文华怀有何永璋的孩子及何永璋陪同郭文华就诊并支付医疗费的事实。因终止妊娠手术造成郭文华身心受损，何永璋多次承诺补偿郭文华。郭文华与梁应奇结婚后，郭文华仍与何永璋保持着男女朋友关系。何永璋转给郭文华的款项均为对郭文华的赠与与补偿，郭文华接受款项后，将款项大部分用于与何永璋一起吃饭等日常开销。（四）郭文华、何永璋存在不正当男女关系有近十年时间，如果案涉款项为借款，何永璋有充足时间要求郭文华出具借款凭证，即使何永璋碍于情面不好意思要求郭文华出具借据，何永璋也可以在银行转账时备注款项为“借款”，但何永璋既没有要求郭文华出具借据也没有在转账中备注款项性质，证明了双方没有借款的事实。（五）本案讼争款项是郭文华、何永璋保持男女朋友关系时，何永璋对郭文华的赠与与补偿，且该赠与没有损害其他人的财产权益，何永璋不得要求返还。二、退一步说，如法院认为本案诉争款项为借款，多笔款项已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认定案涉款项大部分未过诉讼时效是错误的。（一）郭文华签署三份《借据》时只有17岁，涉世未深，当时何永璋已经43岁，人生阅历丰富，三份《借据》均是郭文华按何永璋口述的意思书写的，所以《借据》出现多处笔误。郭文华事实上没有收到现金，而且该三份《借据》均过了诉讼时效。（二）何永璋2016年12月前转账的款项已过诉讼时效，郭文华不予确认何永璋所主张的现金存款。（三）即使法院认定郭文华、何永璋有借贷关系，也不应该将所有转账的金额视为借款。在这十年间，郭文华、何永璋关系亲密，除了“借款”，还有很多经济往来或共同消费，如双方一起吃饭，郭文华支付餐费的，何永璋会返还餐费给郭文华。一审法院将大至100000元，小至180元、300元的转账记录全部认定为借款是错误的。何永璋辩称：一、本案款项性质应是借款。首先，根据一审法院法庭调查，案涉三份《借据》是郭文华于2011年8月统一补立，立据时郭文华已达18周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借据》中注明了借款的用途。郭文华向何永璋多次借款，何永璋是根据郭文华的要求在能力范围内提供借款，没有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也符合生活法则，不能以借款金额小而否认款项是属于借款。其次，2014年至2016年间，郭文华以经营资金周转困难、买地等理由分多次向何永璋借款，故何永璋通过银行转账借款给郭文华，转账记录也是借款的凭证之一，虽事后郭文华没有补立借据，但这不影响借款事实的存在。再次，由于郭文华称其借款买地建房并将其房屋的产权证拍照给何永璋，所以何永璋抱着郭文华经济好转会向何永璋还款的希望，继续向郭文华提供借款，这也符合一般出借人的心理。最后，何永璋通过微信转账的借款共80100元，虽郭文华在一审法院第一次开庭时坚决否认微信号Wzz072是郭文华所有，但最终经调查核实，微信号Wzz072的实名登记人就是郭文华，这一方面印证了何永璋的主张，另一方面反映出郭文华为逃避债务编造谎言。综上，何永璋不存在因与郭文华存在不正当男女关系而对郭文华经济上的赠与、补偿，这是郭文华、梁应奇以何永璋与郭文华的性别及年龄差异编造的逃避债务的谎言。二、本案借款没有超过诉讼时效。首先，对于2011年前的借款，由郭文华补立三份《借据》确认，郭文华于2011年11月27日、2015年10月5日、2016年7月10日、2017年5月12日、2017年5月15日共还款40400元，由于双方没有明确说明所还款项具体用于归还何笔借款，但按通常理解及生活法则，最早一笔还款在三份《借据》签订时间之后，所以应视作对前面所借款项的统一还款。郭文华从2011年11月27日开始至2017年5月15日最后一笔还款的行为，不但是对2011年前借款的追认，也视为诉讼时效的中断，故2011年前借款的诉讼时效应从2017年5月16日重新计算，由于之后双方没有约定具体的还款时间，则最长诉讼时效应为20年，所以，一审法院认定2011年11月27日、2015年10月5日的还款作为对第一份《借据》的还款，并认为诉讼时效为三年，不但认定事实错误，也是对法律的曲解。本案何永璋的起诉的借款均没有过诉讼时效。综上所述，郭文华、梁应奇在婚前已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经营，在何永璋向郭文华、梁应奇追讨债务时，郭文华将收取借款的银行账户全部销户并办理离婚登记手续，郭文华、梁应奇离婚时没有对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两间房屋作出处理，离婚后两人也一起出游及进行家庭聚餐，上述事实均有相关证据进行印证。请二审法院驳回郭文华的全部上诉请求，支持何永璋上诉请求。梁应奇辩称，梁应奇对于郭文华的上诉没有异议。何永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郭文华、梁应奇立即连带清偿借款本金687700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法：从起诉之日起计至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2.判令郭文华、梁应奇向何永璋支付何永璋因本次纠纷产生的诉讼保全担保费2070元；3.判令郭文华、梁应奇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6月9日，郭文华出具《借据》一份，载明：“现有伦教荔村郭文华借到勒流何永璋现金共38100元用来在大良新世界开服装店用，从2010年6月9日开始借，2013年10月30日前归还。”2011年5月17日，郭文华又出具《借据》一份，载明：“现有伦教荔村郭文华借到勒流何永璋现金共6.29万元用来在新世界开店，新世界2085号铺（衫阁恋），借款日期2011年5月17日，归还日期2013年12月30日。”2011年8月26日，郭文华再次出具《借据》一份，载明：“现有伦教荔村郭文华借到勒流何永璋现金1万元用来给我爸爸住院医疗费用，2013年10月30日前归还。”何永璋称，该三张借条属于借款的汇总，出借本金部分通过银行转账交付，其于2011年9月12日前通过银行转账、银行存款至郭文华、梁应奇名下的款项（包含当天的银行转账300元）均已由郭文华通过前述三张《借据》予以确认。自2014年9月8日起至2018年10月22日期间，何永璋通过银行转账、微信转账方式共向郭文华支付款项合计617100元[详见《何永璋与郭文华、梁应奇款项明细（总表）》]。郭文华分别于2011年11月27日向何永璋支付1400元、于2015年10月5日向何永璋支付6000元、于2016年7月10日向何永璋支付5000元、于2017年5月12日向何永璋支付12000元、于2017年5月15日向何永璋支付16000元。另查明，郭文华与被告梁应奇于2013年7月2日登记结婚，于2019年4月23日登记离婚。梁应奇于2011年6月份曾陪同郭文华到医院实施终止妊娠手术，并在家属栏上签名。一审法院认为，郭文华于2010年6月9日、2011年5月17日出具《借据》时，虽然未满十八周岁，但已满十六周岁，且两份《借据》亦明确载明所借款项是用于经营服装店，故可认定郭文华在出具前述两份《借据》时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两份《借据》合法有效。郭文华于2011年8月26日出具《借据》时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该借据合法有效。何永璋已提供证据佐证其履行了前述三份《借据》所载借款的支付义务，郭文华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理应知晓在三份《借据》上签名应承担的后果，故对郭文华诉称的其无实际收到借款，借据是应何永璋要求所出具的抗辩意见不予以采纳。郭文华应依约清偿借款，何永璋应及时对未清偿款项主张权利。何永璋及郭文华并无对还款行为所清偿的对应借款作出明确约定，故郭文华于2011年11月27日及2015年10月5日的还款应作为对第一笔金额为38100元借款的还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二项的规定，该还款行为引发了该笔借款诉讼时效的中断，诉讼时效重新计算，此后郭文华的还款行为均发生于该笔借款诉讼时效内，新的还款行为引发该笔借款诉讼时效的重新计算，郭文华的最后一次还款时间为2017年5月15日，故可适用三年诉讼时效，何永璋起诉时未超过诉讼时效。何永璋无证据证明借款金额为10000元及62900元的借款自借款期限届满至何永璋起诉期间产生了诉讼时效的中断或中止，郭文华对第一笔金额为38100元借款的清偿不能引发前述两笔债务的诉讼时效的中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对于借款金额为10000元的借款，何永璋应于2015年10月30日前向人民法院起诉主张权利，对于借款金额为62900元的借款，何永璋应于2015年12月30日前向人民法院起诉主张权利，何永璋向一审法院起诉时已超过诉讼时效，何永璋无证据证明郭文华的还款是对前述两笔超过诉讼时效的借款的自愿履行，故何永璋要求郭文华清偿前述两笔借款本金合计72900元及利息的诉请，一审法院不予以支持。关于自2014年9月8日至2018年10月22日期间，何永璋向郭文华支付款项合计617100元的性质认定问题。郭文华辩称何永璋向其支付的款项均是两人作为情侣期间产生的自然债务，是郭文华曾因何永璋怀孕，应何永璋要求流产，何永璋对此给予物质上的补偿，双方并没有借贷的合意。对此，一审法院经向郭文华做终止妊娠手术的医院调查取证查证，郭文华确曾于2011年6月份期间实施过终止妊娠手术，但陪同者为梁应奇。郭文华不仅无证据证明其所提出的前述抗辩意见，而且对法院作出不实的陈述，故一审法院对郭文华的关于何永璋对其的支付属于情侣间的赠与的抗辩意见不予以采纳，对何永璋所主张的前述款项617100元属于借款的意见予以采纳。何永璋与郭文华并无约定借款的清偿期限，郭文华亦无证据证明何永璋曾限期其履行，故郭文华关于2016年12月前的借款已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以采纳。郭文华已共计向何永璋返还借款40400元，尚应向何永璋返还借款本金614800元（38100+617100元-40400元）。何永璋与郭文华无约定利息，郭文华在何永璋起诉催收后仍无向何永璋还款，造成何永璋可用资金被占用，故何永璋主张从起诉之日起计收利息损失合理有据，但因中国人民银行已取消了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故一审法院参照近几期的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授权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酌定利息自起诉之日即2019年12月2日起按照年利率4.25%计算至借款清偿之日止。关于梁应奇是否应对郭文华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虽然何永璋曾于2010年将款项支付至梁应奇的账号，但存入梁应奇的借款最后均是由郭文华出具《借据》予以确认，而何永璋于庭审中亦表示与梁应奇并不相互认识，从梁应奇在郭文华的手术同意书上作为家属签名以及郭文华、梁应奇于2013年登记结婚的事实可知，梁应奇与郭文华于2010年开始是关系亲密的朋友具有高度盖然性，郭文华持有梁应奇的银行卡符合常理，故一审法院对梁应奇关于对何永璋出借至其银行卡名下的款项不知情的抗辩意见予以采纳。何永璋提供的郭文华名下的微博动态、微信朋友圈中郭文华、梁应奇的日常生活状况的证据不具有郭文华所借款项用于郭文华、梁应奇的夫妻共同生活或共同生产经营的证明力，且何永璋多年间向郭文华出借次数多达五十笔，如确实用于郭文华、梁应奇的夫妻共同生活或共同生产经营，完全可要求梁应奇对郭文华的债务予以确认。据此，何永璋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何永璋要求梁应奇对郭文华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请，一审法院不予以支持。对于何永璋主张的财产保全担保费，双方当事人并无对该部分费用的承担作出约定，前述费用亦非双方借贷关系中郭文华未归还借款本金所造成的何永璋的必然损失，故对该诉请，一审法院不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判决：一、郭文华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何永璋清偿借款本金614800元并从2019年12月2日起按照年利率4.25%支付利息至借款清偿之日止；二、驳回何永璋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5348.85元、财产保全费3968.85元，合计9317.7元（何永璋已预交），由何永璋负担1017.7元，由郭文华负担8300元。二审期间，郭文华围绕上诉请求向本院提交何永璋的离婚登记审查处理表1份。何永璋、梁应奇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经审查，郭文华提交的证据与本案民间借贷纠纷无关，本院不予采信。经审查，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本院围绕何永璋、郭文华各自的上诉请求对本案进行审理。对双方二审争议的问题，本院分析如下：一、关于郭文华和何永璋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一）对于郭文华出具三份《借据》所涉111000元款项的认定。何永璋持有郭文华出具的三份《借据》，郭文华在三份《借据》中均使用了“借到”一词，该词表达的意思为所借的款项已经实际交付，即三份《借据》包含了借款合意及收到借款本金两方面的意思表示。郭文华上诉认为三份《借据》所涉的款项性质并非借款，但未能举证推翻其自行出具的三份《借据》，故郭文华主张其与何永璋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郭文华另上诉认为上述三份《借据》所涉的111000元，郭文华只收到何永璋通过转账交付的22730元，没有收到现金交付部分。但是，郭文华出具的第一笔《借据》的借款金额为38100元，如何永璋未足额支付第一笔《借据》项下的借款，则郭文华再次向何永璋出具第二份62900元的《借据》以及第三份10000元的《借据》，明显不符合常理。况且，三份《借据》均记载借款以现金方式交付，故何永璋主张以现金交付部分借款亦属合理。因此，郭文华认为上述三份《借据》项下的借款未足额交付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二）对于何永璋仅持有转账凭证而没有借款凭证的617100元款项的认定。2014年9月8日至2018年10月22日期间，何永璋通过微信、银行转账共向郭文华支付了36笔款项，金额合计617100元，何永璋主张上述款项为郭文华向何永璋所借的借款，则何永璋应举证证明双方对上述款项存在借款合意。然而，第一，双方并未签订借款合同，郭文华亦未出具借款凭证，且何永璋在银行转账或微信转账时均未备注上述款项性质为借款，而何永璋和郭文华互为微信好友，何永璋在微信中亦从未向郭文华催收过借款亦无通过微信要求郭文华出具借款凭证，明显不符合常理。第二，按照借贷双方以往的交易习惯，何永璋在借款后会要求郭文华出具《借据》又或是借款累计至一定金额后何永璋会要求郭文华补签《借据》，但2014年9月8日至2018年10月22日期间，何永璋有多达22笔转款金额为10000元及以上的款项（最高一笔转款金额为100000元），却从未要求郭文华出具借据，明显与双方此前交易习惯不符。第三，自然人之间的经济往来存在多样性，何永璋确认与郭文华为朋友关系，故何永璋向郭文华转款并不能唯一指向款项性质为借款。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在何永璋未能进一步举证证明其与郭文华就上述617100元存在借贷合意的情况下，不能仅凭此前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而认定该617100元转款的性质为借款，故何永璋以民间借贷为由要求郭文华向何永璋归还617100元的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郭文华尚欠的借款本金及梁应奇的责任。（一）郭文华出具的三份《借据》均注明了还款期限，其中第一份《借据》的还款时间为2013年10月30日，第二份《借据》的还款时间为2013年12月30日，第三份《借据》的还款时间为2013年10月30日，其时应适用二年诉讼时效期间的法律规定。换言之，第一份《借据》以及第三份《借据》的诉讼时效期间应于2015年10月30日前届满，第二份《借据》的诉讼时效期间应于2015年12月30日前届满。郭文华曾于2011年11月27日、2015年10月5日合共向何永璋归还了7400元，由于借贷双方没有明确约定上述两笔还款具体用于归还哪一笔借款，而7400元又不足以清偿三份《借据》项下的任一笔的借款本金，故一审法院认定上述7400元优先用于归还在先出借且在先到期的第一份《借据》项下的款项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第二份、第三份《借据》因何永璋未在诉讼时效期间内主张权利，且何永璋未举证证明存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情形，故何永璋关于第二份、第三份《借据》的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因郭文华出具的第一份《借据》的借款本金为38100元，且《借据》中并未约定借款需支付利息，而本案起诉前郭文华已向何永璋转账支付了合共40400元，该40400元已能足额清偿第一份《借据》项下的借款本金，故郭文华对何永璋不负有还款义务。（二）关于何永璋主张的财产保全担保费。一方面，何永璋提供的《借据》中并未约定何永璋实现债权的费用由郭文华承担。另一方面，如前所述，郭文华已足额清偿了第一份《借据》项下的借款，而第二份、第三份《借据》由于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何永璋对该部分债权不享有胜诉权，故何永璋主张郭文华承担财产保全担保费，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三）由于何永璋起诉要求郭文华偿还借款本息得不到法院支持，故何永璋基于夫妻共同债务的原因主张梁应奇承担还款责任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郭文华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何永璋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6民初28249号民事判决；二、驳回何永璋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348.85元、财产保全费3968.85元，合计9317.7元，由何永璋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0645.7元，由何永璋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梁绮云审判员  袁秋华审判员  莫志恒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杨翠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