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11民初2770号 原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075327358A，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大道193号301室。 法定代表人：孙建华，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大为、朱坚俊，浙江宁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浙江恒基建材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075440663XG，住所地：浙江省桐庐县桐君街道麻蓬村。 法定代表人：叶祖成。 被告：王瑞忠，男，1959年1月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钱宇峰、袁康杰，浙江圣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潘利成，男，1962年1月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楼献、顾杰峰，浙江峰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陈光辉，男，1964年7月2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 被告：马增荣，男，1975年8月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炳，浙江浙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吴安波，男，1960年3月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钱宇峰、袁康杰，浙江圣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王凤炳，男，1956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 原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公司）与被告浙江恒基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基公司）、王瑞忠、潘利成、陈光辉、马增荣、吴安波、王凤炳金融不良债权追偿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7月10日公开开庭审理。原告浙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坚俊，被告王瑞忠、吴安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钱宇峰、袁康杰，被告潘利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顾杰峰，被告马增荣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炳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恒基公司、陈光辉、王凤炳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浙商公司起诉称：1、判令恒基公司、王瑞忠、潘利成、陈光辉、马增荣、吴安波、王凤炳对债务本金13897286.2元及利息、罚息、复利（按合同约定方式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暂算至2019年4月9日止为6794848.4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本案诉讼费由七被告承担。 审理中，原告浙商公司变更诉讼请求为：1、判令恒基公司、王瑞忠、潘利成、陈光辉、马增荣、吴安波、王凤炳对债务本金13897286.2元及罚息、复利（按合同约定方式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暂算至2019年4月9日止为5753206.72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本案诉讼费由七被告承担。 事实与理由：2015年1月19日，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富阳支行（以下简称农业银行）与杭州华友公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友公司）签订了编号33062020150000058号《国内保理合同（有追索权）》。合同约定：（第3.1.2条）融资利率按固定利率方式确定，按照融资款项交割日所对应的人民银行公布的流动资金贷款同期同档次基准利率基础上浮16%，直至融资到期日。融资期限自融资款项交割日起至融资到期日。（第3.1.3条）融资利息按月收取，付息日为每月的20日。如融资到期日不在付息日，则未付利息应于融资到期日付清。合同还对其他违约责任、权利义务等内容作了相关的约定。2015年1月19日，农业银行向华友公司发放了融资款1500万元。 2015年1月19日，为了确保债权人（农业银行）与华友公司签订的《国内保理合同（有追索权）》的履行，恒基公司与农业银行签订了编号33100120150002897号《保证合同》，王瑞忠、潘利成与农业银行签订了编号33062020150000058-1号《保证合同》，陈光辉、马增荣、吴安波、王凤炳与农业银行签订了编号33062020150000058-2号《保证合同》，合同均约定：被担保的主债权种类为有追索权保理，本金数额为人民币1500万元整。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本合同项下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按《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确定由借款人和担保人承担的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和迟延履行金以及贷款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本合同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本合同项下有多个保证人的，各保证人共同对债权人承担连带责任。合同还对其他权利义务作了相关的约定。2015年3月23日，农业银行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阳市支行名称变更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富阳支行。2015年5月25日融资款到期。 2015年10月19日，富阳法院受理主债务人华友公司破产。2015年12月29日，农业银行向华友公司申请破产债权申报。2017年12月21日农业银行收到分配款1053305.96元。富阳法院于2018年3月27日裁定破产程序终结。截至2019年4月9日，华友公司尚欠农业银行本金13897286.2元，利息、违约金（罚息）、复利（暂计算至2019年4月9日为6794848.4元）。 2016年3月22日，农业银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信达公司）签订了编号（2016）浙农批量01HS单1《分户债权转让协议》，合同约定：农业银行将其对债务人华友公司共计2笔债权转让给信达公司，共计本金人民币21950592.16元。农业银行与信达公司的《中国农业银行不良资产批量转让项目分户清单》中包含有编号33062020150000058号华友公司的主债权，以及本案被告签订的三份《保证合同》。2016年6月13日，农业银行与信达公司就涉案债权在内的债权转让进行了公告。2019年6月30日，信达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及原告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书》，信达公司向原告转让2019年1月20日标的债权28户。《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2019年行司合作分级持有28户资产包清单》中包含农业银行对华友公司的涉案债权。 2019年8月2日，信达公司与原告就涉案债权在内的债权转让进行了公告。现原告取得对华友公司的涉案债权并合法持有。截至今日，七个被告均未履行保证责任。原告认为，原告取得债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告恒基公司、王瑞忠、潘利成、陈光辉、马增荣、吴安波、王凤炳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偿还本金及利息、罚息、复利。为此，原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之规定，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请依法裁判。 被告恒基公司、陈光辉、王凤炳未作答辩。 被告王瑞忠、吴安波庭审答辩称：1、该案存在经济犯罪嫌疑，法院应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2015年1月19日，各方当事人签订了案涉保理合同及担保合同。2015年7月1日，杭州富春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华友公司截止2015年5月31日的财务状况进行审计，并出具了《专项审计报告》。按照该审计报告显示，截止2015年5月31日，华友公司对国网浙江桐乡市供电公司的应收账款额为0.000008元；对国网浙江平湖市供电公司的应收账款额为0元；对国网浙江省电力公司杭州供电公司的应收账款额为1055500元，共计应收账款金额为1055500.000008元，与保理合同中约定的应收账款额2009.532万元，相差巨大。后经两答辩人多方了解，华友公司为办理融资手续，骗取两答辩人的担保，于2015年1月5日开具了编号为×××28、11136532—11136536共计19份发票，票面注明“已于2015年1月13日在农业银行办理国内保理业务及相关合同编号”。紧接着在当月月底将上述19份发票予以注销。农业银行在保理合同中，未按合同第3.2.2.1条约定审查货运证明或其他证明基础交易合同确已履行的文件证明，也未要求华友公司按约定发送《账户变更通知书》，让三应收账款债务人确认相应应收账款数额。农业银行存在严重过错行为，该行为客观上也帮助华友公司骗取两答辩人的担保，应承担相应民事责任。两答辩人认为，华友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高管，以非法占有银行融资款为目的，伪造虚假的应收账款材料，骗取两答辩人的担保，该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案涉保理合同应属无效。基于担保合同的从属性，而且担保并非两答辩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案涉担保合同也应归于无效。农业银行应向华友公司及其高管追究刑事及民事责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1条的规定，该案存在经济犯罪嫌疑，法院应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2、融资款到期后，农业银行未依据案涉保理合同3.2条的约定，及时采取司法措施催收应收账款，反而行使反转让权，向华友公司主张回购权，丧失了应收账款权利。最终，在华友公司破产清算过程中，农业银行收款数额极低。由此产生的本金及利息损失，系农业银行过错导致的扩大损失，两答辩人不需承担相应保证责任。依据案涉保理合同第3.1.1条、第3.2.5条的约定，华友公司向农业银行转让了三笔应收账款的全部权利，三笔应收账款合计数额为20095320元，远高于案涉1500000元的融资款。经查询，三家应收账款债务人，国网浙江桐乡市供电有限公司、国网浙江平湖市供电有限公司、国网浙江省电力公司杭州供电公司，一直运营良好，具有完全的偿债能力。在融资款到期后，依据保理合同第2.4.2.1条的约定，农业银行应及时采取法律允许的一切措施要求三家债务人支付应收账款，包括提起诉讼、申请仲裁、代为求偿等。但农业银行一直拖延，未采取诉讼、仲裁等司法措施向三债务人主张应收账款。时至2015年10月19日，富阳法院受理华友公司破产一案后，农业银行行使反转让权，要求华友公司依据保理合同第3.4条的约定，回购相应应收账款权利，并据此申报了破产债权。由此，农业银行丧失了三笔应收账款的全部权利，转而取得了对华友公司的债权。最终，通过破产清算程序，农业银行取得了分配款1053305.96元。因农业银行拖延催收及不当行使回购权，案涉合同产生了债务本金差额及利息损失。案涉融资款本能通过应收账款得到完全偿付，但因为农业银行的巨大过错而产生上述损失，该部分损失属于损失扩大部分，应由农业银行自身承担相应责任。两答辩人担保的保理合同中，农业银行享有应收账款权利和对华友公司的回购权两个权利。在主张应收账款权利，能够得到全部偿付的情况下，农业银行先是拖延催收。后主动放弃应收账款权利，申请华友公司回购，通过破产清算程序索债，最终导致回款不足，产生相应本金及利息损失。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债权人农业银行在主合同履行期届满后先是怠于行使权利，后不当放弃应收账款权利，两答辩人应在债权人农业银行放弃权利的范围内免除相应的保证责任。3、案涉融资款到期日应为2015年5月31日，而非2015年5月25日。融资款利息计算错误，数字过高。三笔应收账款到期日均为2015年5月31日，依据保理合同第3.1.2.3条、第3.3条的约定，应收账款到期日为融资款到期日。案涉融资款到期日应为2015年5月31日，而非2015年5月25日。欠付融资款本金计算利息、罚息、复利后，数额应为500余万元，原告计算利息数额过高。案涉债权经过2次转让，农业银行也向法院提起两次起诉，保证期间已经过了。综上，被答辩人农业银行因自身过错，导致扩大损失的产生，两答辩人不需要承担相应保证责任，恳请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驳回被答辩人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潘利成庭审答辩称：1、本案纠纷涉及犯罪，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移送公安机关。先刑后民是我国经济审判的一个基本原则，最高院《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十二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经济纠纷案件涉嫌经济犯罪的，应当移送公安机关。案涉纠纷由于借款人华友公司涉嫌骗取贷款罪已被富阳区公安局立案侦查，现在尚未结案。因此，本案应当全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等待公安机关查明案涉贷款去向、用途，以及是否存在借新还旧等基本事实后，才能决定后续民事责任承担问题。2、退一万步讲，即使法院继续审理本案，原债权人农业银行擅自变更主合同（国内保理合同）约定条件进行放款，答辩人亦无需承担保证责任。《合同法》第八十二条规定：债务人对让与人的抗辩，可以向受让人主张。即答辩人可以按照对农业银行的抗辩理由，向浙商资产主张权利。《国内保理合同》第3.2.5.1条约定：在第3.1.1条所列应收账款为合格应收账款且甲方（华友公司）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了相应义务的前提下，乙方（农业银行）在收到买方确认的《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后壹个工作日内将融资款划入下述账户完成融资款项交割。也就是说，农业银行的放款条件是取得买方（国网电力公司）确认的《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后，这是主合同的关键性条款，也是案涉贷款的核心风控机制。本案答辩人自愿为主合同提供保证是基于对借贷双方的信任和主合同原有内容的确认。现在原告提交的所有证据中，没有《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也就是说农业银行在未取得《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的情形下放款，显然是变更了主合同的核心条款进行放贷，实质上是一项新的缔约行为，未经各保证人同意，显然各保证人无需承担保证责任。《担保法》第24条明确规定：“债权人与债务人协议变更主合同的，应当取得保证人书面同意，未经保证人书面同意的，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3、本案贷款存在借新还旧的情形，答辩人在贷款发生时并不知情，依法应予免责。据答辩人向公安机关初步了解，案涉贷款在2015年1月19日发放后，当天即全款转入了华友公司关联企业富阳瑞利电力器材有限公司，后续资金大部分用于归还华友公司银行贷款。限于本案尚在公安侦查阶段，出于侦查保密的需要，答辩人无法提供相关资料，为此，本案至少应中止诉讼，以待公安机关查明贷款资金的流向与用途。《最高院关于担保法解释》第三十九条明确规定：主合同当事人双方协议以新贷还旧贷，除保证人知道或应当知道的外，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案涉贷款若实际存在关联账户间流转，而后新贷还旧贷，显然主合同当事人原告与华友公司之间存在恶意串通，骗取答辩人担保的情形，答辩人依法不应承担担保责任。 被告马增荣庭审答辩称：对于案涉债权，原告的前手信达公司未在法定的期间内向各保证人主张权利，导致原告的诉请已超过法定期间，其主张不应得到支持，法庭应驳回原告诉请，理由如下：2015年10月19日，富阳法院受理案涉债权的主债务人华友公司破产。2015年12月29日，案涉债权的原债权人农业银行向华友公司管理人进行破产债权申报。2016年3月11日，农业银行就案涉债权起诉各保证人。2016年3月22日，农业银行和信达公司签订《分户债权转让协议》，该协议第五条，双方明确约定，债权转让后，需要转让方协助办理包括但不限于诉讼主体、执行主体即其他主体变更等事项的，转让方应予以配合。2016年6月13日，农业银行和信达公司就债权转让事宜以登报方式进行公告。答辩人认为，农业银行转让债权后，其已丧失对各保证人的债权，同时也丧失了对各保证人的请求权，此时，农业银行应当撤诉，由信达公司来向各保证人主张权利，或基于债权转让事实变更原告诉讼主体，但农业银行既未撤诉，又未申请变更诉讼主体，而是继续以其名义参加诉讼，直至2019年4月8日撤诉，其行为违反了《民事诉讼法》之相关规定。2018年3月27日，富阳法院裁定华友公司破产程序终结。根据《担保法解释》第四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应当在破产程序终结后六个月内提出。此时案涉债权的债权人是信达公司，其未在法律规定的六个月期限内向各保证人主张权利。综上，答辩人认为，原告的前手信达公司未在法定期间内向各保证人主张权利，其已丧失对各保证人的请求权，其丧失请求权是因农业银行的违法行为造成的。信达公司将案涉债权转让给原告时，已充分告知标的债权可能存在已超过诉讼时效，丧失相关的法定期间等情形，原告知晓案涉债权可能存在上述情形，其仍同意受让案涉债权，应当由其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请求法庭驳回原告诉请。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被告恒基公司、陈光辉、王凤炳未到庭质证，视为放弃质证权利。现本院认证如下： （一）原告浙商公司提供的证据。 1、《国内保理合同（有追索权）》1份、支付凭证1份，证明农业银行与华友公司签订了1500万元的保理合同，并对其他权利义务作了相关的约定的事实以及农业银行已经将1500万元款项交付给华友公司的事实。被告王瑞忠、吴安波对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有异议，涉嫌违规放贷。被告潘利成、马增荣对《国内保理合同》及支付凭证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国内保理合同》第3.2.5.1条规定，出借人农业银行的放贷前提是农业银行收到买方（国网电力公司）确认的《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后壹个工作日内将融资款划入华友公司帐户。本案中，不论是此前提起诉讼的农业银行，还是受让债权的浙商公司，都没有提交过《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因此，案涉贷款的发放违反了《国内保理合同》的约定，担保人潘利成无需承担担保责任。本院经审查后对证据1予以认定。 2、《公司股东会同意融资决议书》1份，证明华友公司通过了股东会决议，同意向农业银行申请融资的事实。被告王瑞忠、吴安波对真实性无异议。被告潘利成表示不清楚。被告马增荣无异议。本院经审查后对证据2予以认定。 3、《公司董事会同意担保决议书》1份，证明恒基公司董事会决议同意为华友公司在农业银行的1500万元债务提供担保的事实。被告王瑞忠、吴安波对真实性无异议。被告潘利成表示不清楚。被告马增荣无异议。本院经审查后对证据3予以认定。 4、《保证合同》3份，证明七被告为华友公司在农业银行的1500万元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的事实。被告王瑞忠、吴安波对合法性有异议，认为如主合同不合法，弄虚作假，担保的意思表示不真实。被告潘利成对于其签署的《保证合同》真实性没有异议。由于农业银行违反《国内保理合同》约定条款放贷，未取得担保人潘利成的同意，依据《担保法》第24条之规定，潘利成不再承担保证责任。被告马增荣无异议。本院经审查后对证据4予以认定。 5、《分户债权转让协议》、《中国农业银行不良资产批量转让项目分户清单》、《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各1份，证明农业银行将华友公司涉案1500万元主债权及从权利转让给信达公司并进行了公告的事实。被告王瑞忠、吴安波、潘利成对三性无异议。被告马增荣对真实性无异议，但根据协议第5条约定，转让方与受让方要办理诉讼主体变更，第一次债权转让行为没有告知各保证人。本院经审查后对证据5予以认定。 6、《债权转让协议书》、《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2019年行司合作分级持有28户资产包清单》、《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催收联合公告》各1份，证明信达公司将华友公司涉案1500万元主债权及从权利转让给原告，并进行了公告的事实。被告王瑞忠、吴安波、潘利成对三性无异议。被告马增荣对真实性无异议，根据债权转让协议书里第2、4条第1项约定的内容，原告是明知案涉债权存在瑕疵。本院经审查后对证据6予以认定。 （二）被告潘利成提供的证据。 7、受案回执1份（复印件），以证明案涉贷款因涉嫌骗取贷款罪，已被富阳公安局立案侦查的事实。原告浙商公司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九民纪要第128条规定民事、刑事案子可以分别审理。被告王瑞忠、吴安波、马增荣无异议。本院经审查后对证据7予以认定。 8、民事裁定书2份（复印件），以证明农业银行曾二次提起诉讼，富阳法院二次以案涉纠纷涉华友公司骗取贷款案为由中止审理，现浙商公司在受让本案所涉债权后又提起诉讼，但基于同一基础法律事实，仍应中止审理。原告浙商公司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九民纪要第128条规定民事、刑事案子可以分别审理。被告王瑞忠、吴安波、马增荣无异议。本院经审查后对证据8予以认定。 9、给公安机关的紧急报告1份（复印件），以证明由于富阳公安局迟迟未能侦破华友公司骗贷一案，受害人潘利成书面要求富阳公安局加大侦查力度，才能查明贷款资金的流向，以及是否存在贷款诈骗等问题，法院才能进一步审查各担保人的担保责任，故本案应中止审理或驳回起诉移送公安的事实。原告浙商公司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九民纪要第128条规定民事、刑事案子可以分别审理。被告王瑞忠、吴安波无异议。被告马增荣认为无证明效力。本院经审查认为，证据9系潘利成单方制作，不具有证明效力，本院对证据9不予认定。 经审理，本院查明如下事实： 1、2015年1月19日，农业银行与华友公司签订编号为33062020150000058的《国内保理合同（有追索权）》一份，合同约定：1、融资及追索权。华友公司向农业银行转让三笔应收账款，三笔应收账款分别是对国网浙江桐乡市供电公司的应收账款额3150000元、对国网浙江平湖市供电公司的应收账款额3576570元、对国网浙江省电力公司杭州供电公司的应收账款额为13368750元，应收账款到期日均为2015年5月31日，农业银行向华友公司支付转让款1500万元。追索权是指合同约定的特定情形出现时，农业银行有权要求华友公司回购已转让应收账款的权利。2、融资年利率6.496%。3、融资期限。自融资交割日起至融资到期日。融资交割日是指农业银行向华友公司支付融资款之日，即应收账款转让到农业银行之日。融资到期日是指应收账款到期日后给予三十日宽限期，华友公司在宽限期内回购应收账款的，回购日为融资到期日；华友公司未在宽限期内回购应收账款的，宽限期届满日为融资到期日。4、计息方式。融资利息按月收取，付息日为每月20日，如融资到期日不在付息日，则未付利息应于融资到期日付清。5、违约责任。融资期限届满，农业银行未能按约定全额收取资金且华友公司也未按约定全额回购的，农业银行按年利率9.744%要求华友公司支付逾期违约金；华友公司未按期支付利息的，农业银行有权按合同约定的逾期违约金利率计收复利。6、保理模式隐蔽保理。是指华友公司暂不向买方通知应收账款转让事实，但农业银行可随时向买方通知应收账款转让事实的保理业务。7、账户变更通知。华友公司应在合同生效后三日内向买方送达《账户变更通知书》并将取得买方确认的《账户变更通知书》原件交给农业银行。华友公司未能按照本合同约定发送通知、取得确认及提交文件的，农业银行有权拒绝受让应收账款。还款账户为华友公司在农业银行开立的账户。8、应收账款转让生效。农业银行在收到买方《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后一个工作日内将融资款划入指定账户完成融资款交割，融资款项交割后，应收账款的全部权利转让给农业银行。应收账款转让后，华友公司不再享有应收账款的债权人的所有权利，但愿意接受农业银行委托并有义务协助农业银行向买方主张权利。9、应收账款回购。应收账款到期后，应收账款还款账户中资金不足银行收款金额、相应融资利息及其他应付款的，华友公司需在宽限期内备足资金完成回购。华友公司完成回购的，应收账款再次转让回华友公司。10、应收账款催收方式：由华友公司催收。2015年1月19日，农业银行向华友公司发放了融资款1500万元，上述应收账款转让农业银行。 2、2015年1月19日，恒基公司与农业银行签订了编号33100120150002897号的《保证合同》，王瑞忠、潘利成与农业银行签订编号33062020150000058-1的《保证合同》，陈光辉、马增荣、吴安波、王凤炳与农业银行签订编号33062020150000058-2的《保证合同》，合同均约定：被担保的主债权种类为有追索权保理，本金数额为1500万元整，保证的范围包括本合同项下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按《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确定由借款人和担保人承担的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和迟延履行金以及贷款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本合同项下有多个保证人的，各保证人共同对债权人承担连带责任。合同还对其他权利义务作了相关的约定。恒基公司董事会作出决议同意提供案涉担保。 3、2015年6月30日，融资款到期，应收账款还款账户中资金不足农业银行收取融资款及相应融资利息等。2015年10月19日，富阳法院受理华友公司破产清算一案。2015年12月29日，农业银行向华友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管理人确认其享有破产债权22897955.58元，其中包括案涉债权15551838.38元（其中本金14950592.16元、罚息591821.88元、复利9424.34元）。2017年12月21日，农业银行收到分配款1053305.96元，用于归还本金。富阳法院于2018年3月27日裁定终结华友公司破产程序。截至2019年4月9日，华友公司尚欠农业银行本金13897286.2元，违约金（罚息）、复利5753206.72元。 4、2016年3月22日，农业银行与信达公司签订了编号（2016）浙农批量01HS单1《分户债权转让协议》，合同约定：农业银行将其对华友公司共计2笔债权转让给信达公司，共计本金人民币21950592.16元。农业银行与信达公司的《中国农业银行不良资产批量转让项目分户清单》中包含有编号33062020150000058号华友公司的主债权，以及本案被告签订的三份《保证合同》。2016年6月13日，农业银行与信达公司就涉案债权在内的债权转让及债务催收进行了公告，公告载明：信达公司已将上述债权委托信恩润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清收处置，并由信恩润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托原债权银行继续清收处置。2019年6月30日，信达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及原告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书》，信达公司向浙商公司转让截至基准日2019年1月20日的债权28户。《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2019年行司合作分级持有28户资产包清单》中包含农业银行对华友公司的涉案债权。2019年8月2日，信达公司与浙商公司就涉案债权在内的债权转让进行了公告。 5、2016年3月11日，富阳法院受理农业银行起诉各被告保证合同纠纷一案，因系争借款涉华友公司骗取贷款案，杭州市公安局富阳区分局于2017年1月23日立案侦查，故富阳法院于2017年2月7日作出（2016）浙0111民初2018之一民事裁定书，裁定中止诉讼，该案于2019年4月8日撤诉结案。2019年4月10日，富阳法院再次受理农业银行起诉各被告保证合同纠纷一案，该案以同样理由中止诉讼，富阳法院于2020年4月26日作出（2019）浙0111民初2343号之二民事裁定书，以农业银行与本案无直接利害关系为由，裁定驳回农业银行的起诉。 6、另查明，农业银行原名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阳市支行。2020年6月8日，富阳法院向杭州市公安局富阳区分局发函，要求七日内函告华友公司骗取贷款案相关进展情况，但未收到回函。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本案程序上是否应先刑后民；二、保证人是否免责；三、浙商公司的请求权有无超过法定期限。 一、关于程序处理问题。华友公司因涉嫌骗取贷款案，杭州市公安局富阳区分局已于2017年1月23日立案侦查，至今三年半有余，本院函请询问相关进展情况未果。本院认为，现立案罪名不影响合同效力，故本案不是必须以相关的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应当继续审理，故被告王瑞忠、吴安波、潘利成认为先刑后民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二、关于保证人是否免责的问题。被告潘利成认为农业银行在未取得《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的情况下放款，是擅自变更主合同内容的行为，保证人应当免责。本院认为保理合同中有关农业银行取得《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的约定，其目的是明确发放融资款的起算点，并非主合同内容，且农业银行实际已支付融资款，该约定如作为主合同内容，对农业银行不公，故不符合担保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保证人不免责。另被告潘利成认为本案借新还旧，保证人不知情应当免责。本院认为被告潘利成未提供证据证明本案属于新贷还旧贷且保证人不知情的免责情形，本院对该意见不予采信。被告王瑞忠、吴安波认为农业银行向华友公司主张回购权导致本金及利息损失，保证人因此免责。本院认为，案涉保理合同约定有追索权，农业银行未及时收到融资款的情况下，有权要求华友公司回购已转让应收账款，保证人为华友公司在该保理合同项下的债务提供保证，故应当承担相应的保证责任。 三、关于法定期限的问题。被告马增荣、王瑞忠、吴安波认为信达公司未在法定期间内主张权利，浙商公司请求权超过法定期限，保证人不承担保证责任。本院认为农业银行于2016年3月11日起诉，其请求权在诉讼期间持续中断，直至撤诉之日即2019年4月8日。农业银行受信达公司委托催收债权，故案涉债权转让给信达公司后，可以认定信达公司催收债权直至2019年4月8日。农业银行于2019年4月10日再次提起诉讼，可以认定信达公司再次催收债权，诉讼时效中断。2019年6月30日，信达公司将上述债权转让给原告浙商公司，浙商公司于2020年5月22日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故保证人仍应承担保证责任。 综上，华友公司虽涉嫌骗取贷款案，但合同的效力判断应适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等的规定。农业银行与华友公司签订的保理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在农业银行未主张撤销权的情况下，保理合同合法有效。被告恒基公司、王瑞忠、潘利成、陈光辉、马增荣、吴安波、王凤炳与原告浙商公司签订的保证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系合法有效。农业银行支付融资款1500万元，取得案涉应收账款。应收账款到期后，农业银行未收到融资款及相应利息，按照保理合同约定，农业银行有权要求华友公司回购应收账款，华友公司未在融资到期日支付融资款项及相应利息，构成违约，应承担支付融资款、逾期违约金及复利的民事责任。因华友公司破产，原告农业银行依法向管理人申报债权，管理人确认债权15551838.38元，其中本金14950592.16元、罚息591821.88元、复利9424.34元，扣除农业银行收到的破产分配款1053305.96元，用于归还本金，故华友公司尚欠农业银行本金13897286.2元，罚息、复利601246.22元。 农业银行将案涉债权转让信达公司并公告，后信达公司将案涉债权转让浙商公司并公告，故浙商公司取得案涉债权，转让行为对华友公司发生效力。故华友公司尚欠浙商公司银行本金13897286.2元，罚息、复利601246.22元。 被告恒基公司、王瑞忠、潘利成、陈光辉、马增荣、吴安波、王凤炳作为连带责任保证人，应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因企业破产法之“附利息的债权自破产受理日起停止计息”的规定，效力不及于保证人，故保证人仍应按照保理合同及保证合同的约定，对破产受理日之后产生的罚息承担还款责任。截至2019年4月9日，被告尚欠原告浙商公司本金13897286.2元，罚息、复利5753206.72元。故原告浙商公司主张的本金、罚息、复利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原告浙商公司的诉讼请求，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第八十一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浙江恒基建材有限公司、王瑞忠、潘利成、陈光辉、马增荣、吴安波、王凤炳就原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杭州华友电缆有限公司签订的编号为33062020150000058的《国内保理合同（有追索权）》项下债权，即借款本金13897286.2元，截至2019年4月9日的罚息、复利5753206.72元，合计19650492.92元，以及自2019年4月10日起至款项还清之日止以本金13897286.2元的未还部分为基数，按年利率9.744%计算的罚息（执行时应扣除此后受偿的杭州华友电缆有限公司的破产分配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以上款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付清。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付款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139703元（原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预交145261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44703元，由被告浙江恒基建材有限公司、王瑞忠、潘利成、陈光辉、马增荣、吴安波、王凤炳负担。 原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被告浙江恒基建材有限公司、王瑞忠、潘利成、陈光辉、马增荣、吴安波、王凤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潘剑丽 人民陪审员  王 宏 人民陪审员  杨贤军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 代书 记员  郑骊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