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金融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74民终76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付义贵，女，1982年2月8日生，汉族，住安徽省池州市青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建忠，北京市京师(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付娜，北京市京师(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永达理保险经纪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法定代表人：吴永先，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郑磊，上海尤里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永达理保险经纪有限公司上海静安营业部，住所地上海市静安区。负责人：赖慧萍。委托诉讼代理人：郑磊，上海尤里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葛志文，上海尤里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付义贵因与上诉人永达理保险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达理公司)、被上诉人永达理保险经纪有限公司上海静安营业部(以下简称永达理静安营业部)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2019)沪0106民初580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付义贵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建忠、付娜，上诉人永达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磊，被上诉人永达理静安营业部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磊、葛志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付义贵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2019)沪0106民初5803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改判支持付义贵的原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1.2017年5月5日，付义贵与永达理静安营业部签订《销售合作代理合同》(以下简称《代理合同》)，双方建立委托关系。虽然《代理合同》的有效期至2017年8月4日，但根据约定，合同期限届满后，双方均未提出异议，合同继续有效。2.《代理合同》第五条第一款约定：甲方(即永达理静安营业部)同意按《永达理保险经纪有限公司经纪人基本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约定计付乙方(即付义贵)应得代理手续费(即佣金)。该合同第七条第二款“获取相关报酬及晋升”以及《管理办法》第七章规定：“公司制定短中长期竞赛奖励，其中短期奖励视需要公布”，“无论短中长期竞赛及奖励办法，各项奖励须依法列入个人所得”。付义贵已按照《代理合同》的约定履行义务，永达理静安营业部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向付义贵支付在合同存续期间应得的佣金，以及承诺支付的相应报酬及奖励。3.2019年4月26日，永达理公司发布公告称：付义贵在微信自媒体中宣称在华夏组织了一个团队，并向其他营业部业务人员发出邀约，故解除与付义贵的《代理合同》，但永达理公司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付义贵存在违反《代理合同》的行为。付义贵的所属公司直至2020年1月才变更为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华夏公司)。永达理公司、永达理静安营业部滥用单方解除权，目的在于逃避其应支付的大额佣金及报酬奖励，其行为已构成违约，应对由此给付义贵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责任。4.根据《代理合同》约定，在一方以书面方式通知他方解除合同的情况下，合同终止日期应为通知到达之日起三十日。由于付义贵不存在违约行为，故《代理合同》的终止时间应为2019年5月26日。付义贵在此期间所产生的所有报酬及奖励均系其既得利益，付义贵有权主张续年度服务费、国泰奖励、股权折价奖励及摸奖现金折算款。永达理公司辩称，不同意付义贵的全部上诉请求。付义贵与永达理公司之间存在的系劳务合同关系，关于双方之间的报酬发放，应按合同约定执行。付义贵在职期间，在永达理公司的竞争对手华夏公司处组织团队，并唆使永达理公司的多名同事跟其一起加入华夏公司，其行为已严重违反了《代理合同》和《管理办法》，永达理公司有权单方解除与其的《代理合同》。1.付义贵存在《管理办法》规定的严重违规行为，依据该办法第十一章第六条第三项的规定，因此经公司终止代理合同者，丧失支领续年度服务报酬的资格。因此，永达理公司无需向付义贵支付续年度服务报酬。2.付义贵未举证证明永达理公司或永达理静安营业部对其作出有关支付国泰奖励、MDRT奖励、未出游团费奖励、股权折价款的承诺，因此，永达理公司无需支付上述款项。3.关于摸奖奖品，根据《管理办法》的规定，付义贵已丧失领取奖励的资格，其要求将奖品折现无事实依据。且永达理公司认为，摸奖的性质属于赠与，在交付赠与物前，永达理公司有权随时撤销。现永达理公司主张撤销，因此无需向原告支付摸奖奖品折价款。永达理静安营业部辩称：不同意付义贵的全部上诉请求，其余答辩意见同永达理公司。永达理公司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2019)沪0106民初5803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驳回付义贵的原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1.原审错误认定付义贵与永达理公司系委托合同关系。永达理公司认为，双方之间系劳务合同关系，而非委托合同关系。《保险经纪人监管规定》第二条关于“保险经纪从业人员”的定义可为佐证。2.原审法院错误认定付义贵领取摸奖奖品的时间。原审庭审中，付义贵及永达理公司均已明确，各项奖品的领取时间为2019年5月，原审法院认定即时领取无事实依据。3.原审法院错误认定付义贵具有领取奖品的资格。根据“2018年奔驰大摸彩奖励办法”第七条第四项的规定，奖品发放时得奖人员须在职。付义贵虽在2019年4月15日举办的表彰会上抽中奔驰轿车一辆、丰田凯美瑞轿车一辆、50寸液晶电视一台，但其于2019年4月26日因严重违反《代理合同》和《管理办法》被解除《代理合同。奖品发放时，付义贵已离职，且离职系其因自身违纪所致，故丧失领取奖品的资格。此外，永达理公司有权在赠与的奖品发放前撤销赠与。4.原审法院认定永达理公司需支付奖品折价款无事实依据。奖励办法中规定的各奖品均为实物奖品，并未规定付义贵有权折现，原审法院认定应以折现款替代实物支付缺乏依据。5.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民法总则》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分支机构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产生的民事责任由法人承担；也可先以该分支机构管理的财产承担，不足以承担的，由法人承担。此外，现行《公司法》第十四条规定：“公司可以设立分公司。设立分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法人承担”。永达理公司认为，应优先适用《民法总则》的新规定。即便认定永达理公司需承担责任，也仅限于永达理静安营业部无法承担的部分，即永达理公司仅承担补充清偿责任。付义贵辩称，不同意永达理公司的全部上诉请求。双方签订的为《代理合同》，建立的也是委托代理法律关系，而非劳务合同。其他答辩意见同付义贵的上诉意见。永达理静安营业部述称，同意永达理公司的全部上诉请求。付义贵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永达理公司、永达理静安营业部支付付义贵续年度服务报酬人民币(以下币种同)1,331,565.86元；2.永达理公司、永达理静安营业部支付付义贵国泰奖励115,200元(3,000,000÷2×7.68%)；3.永达理公司、永达理静安营业部支付付义贵未出游团费奖励202,009元；4.永达理公司、永达理静安营业部支付付义贵股权折价款1,620,000元；5.永达理公司、永达理静安营业部交付付义贵电视机一台、C200型号奔驰轿车一辆、丰田凯美瑞轿车一辆。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永达理静安营业部是永达理公司的下属分公司。2017年5月5日，付义贵(乙方)与永达理静安营业部(甲方)签订《代理合同》，双方就保险销售代理达成一致，乙方从事甲方的保险产品销售和服务，甲方按约定计付乙方佣金；合同期限为2017年5月5日至2017年8月4日，期限届满后，若双方均未提出异议，按原约定条件继续有效；《管理办法》《保险中介从业人员职业道德指引》及甲方颁布的相关规章制度均为合同附件。《代理合同》第十条，乙方如有下列情形或行为之一的，甲方通知乙方后即可单方解除本合同，无须承担任何责任：……3、乙方自营或为他人经营与甲方同类、类似或相互竞争机构或销售保险；……7、乙方唆使甲方其他经纪人终止与甲方代理关系或脱离原单位。《管理办法》第一章第二十条，续年度服务报酬指各级经纪人自行招揽的寿险主契约保单及各种附加契约于第二保单年度起得支领；第七章第三条，无论短中长期竞赛及奖励，于颁发时，受奖励者如已终止契约，即取消奖励资格；第九章第四条，经纪人在公司授权范围内开展业务活动，不得同时为其它保险机构代理保险业务；第九章第十七条，有违背国家法令、监管机关规定及公司规章制度，未具体列明的，得视情节轻重分别予以……解除代理合同；第十一章第三条，因违反相关规章制度被公司单方面终止代理合同的经纪人，自公文发布之日起终止代理关系；第十一章第六条，经纪人终止代理合同后，依规定支领续年度报酬，每半年统计后一次发放(即每年5工作月及11工作月发佣日发放)，……因第九章规定经公司终止代理合同者，丧失领取续年度各项报酬的资格。《保险中介从业人员职业道德指引》规定，从业人员应勤勉尽责，忠诚服务，不侵害所属保险经纪机构利益。2017年8月4日后，双方按合同继续履行。履行期间，付义贵销售保险、签约56份保单。此外，永达理公司公布“2018年奔驰大摸彩奖励办法”，对2018年1月2日至2018年11月30日期间业务员业绩进行奖励，规定具体的入围资格及摸彩券发放标准，并注明“奖品发放时得奖人员须在职”。付义贵业绩符合入围资格，并在2019年4月15日永达理公司举办的业务表彰大会上参加摸彩抽中C200型号奔驰轿车一辆、丰田凯美瑞轿车一辆、50寸液晶电视一台。一审法院另查明，2019年3-4月，付义贵向永达理静安营业部经纪人唐某、罗薇等人表示，其在华夏人寿保险公司已筹备团队，建议离开加入团队发展。同期，付义贵与华夏人寿保险公司的万斌有会面。永达理保险经纪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行政负责人张灿松为此与付义贵谈话，付义贵承认有与万斌的会面。2019年4月26日，永达理公司发布通知，认为付义贵在职期间违反约定，在微信中宣称在华夏组织团队，并向业务人员发出邀约，故解除付义贵代理合同，解除即日生效。当日，付义贵得知解除。2020年1月1日，付义贵与华夏人寿保险公司签订保险委托代理合同。一审审理中，付义贵以百度查询估价电视机5,000元、C200型号奔驰轿车307,000元、丰田凯美瑞轿车179,800元(合计491,800元)，可以现金折算发放；续年度服务报酬根据保单年度缴费产生，其中2019年5月至2020年6月2日已缴费产生续年度服务费549,679.86元，保留追诉尚未发生的服务费权利。永达理公司、永达理静安营业部对付义贵奖品估价方式和金额及未出游团费奖励金额无异议，如发放应补缴税费，但按约定均不应支付，轿车等奖品发放在2019年5月底，付义贵已不符合发放奖品的条件，且奖励和奖品作为赠予可在权利移交前撤销。一审法院认为，付义贵与永达理静安营业部间的《代理合同》及附件《管理办法》《保险中介从业人员职业道德指引》，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根据约定，双方系委托合同关系，案由应作调整。2017年8月4日后，双方未签新合同，按《代理合同》约定，原合同继续有效，双方仍应恪守。合同法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代理合同》约定付义贵为他人经营与永达理公司同类、类似或相互竞争机构或销售保险，唆使永达理公司其他经纪人终止与永达理公司代理关系或脱离原单位，永达理公司可单方解除本合同。付义贵在职期间，宣称在华夏公司筹备建立团队，并拉拢永达理公司的经纪从业人员加入，符合前述约定，构成违约。付义贵该行为亦有违忠诚义务。因此，永达理公司有权解除与付义贵的《代理合同》。该解除通知发布于2019年4月26日，付义贵当日得知，当日为生效日。付义贵认为永达理公司属任意解除，无事实依据，不予采信。基于上述约定解除的认定和付义贵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一)根据《基本管理办法》关于“续年度服务报酬”的规定及第九、十一章约定，因违反公司规章制度经公司终止代理合同者，丧失领取续年度各项报酬的资格。该笔费用将根据经纪人的客户保单实际续保情况而产生，时间及金额并不固定。就本案合同解除时间而言，付义贵主张解除后的“续年度服务报酬”的诉讼请求，与前述约定不符。因此，付义贵该项请求不予支持。(二)1.付义贵主张国泰奖励和未出游团费奖励。永达理公司、永达理静安营业部对付义贵的奖励未作出过确认，永达理公司、永达理静安营业部当庭亦拒绝发放，且有部分未出游团费发生在解约后，故付义贵证据不能证明永达理公司、永达理静安营业部应发放奖励，付义贵前述主张依据不足，不予支持。2.付义贵关于股权折价奖励的诉请，付义贵提供的证据材料不能证明有明确的相对方、标的、对价等法律要素，难以确定双方的法律权利义务，故该请求亦不予支持。(三)关于在业务表彰大会的摸奖。根据“2018年奔驰大摸彩奖励办法”，该奖的入围资格基于经纪从业人员的业绩，应属福利奖励类。付义贵基于业绩获得入围资格并抽中奖项、现场确认，永达理公司、永达理静安营业部审理中也确认付义贵抽中奔驰轿车、丰田凯美瑞轿车和液晶电视的事实。根据“2018年奔驰大摸彩奖励办法”，“奖品发放时得奖人员须在职”。付义贵参加大会时尚未解约，付义贵中奖并经现场确认后即应发放奖品。永达理公司、永达理静安营业部抗辩该奖项在2019年5月底发放时付义贵已不符发放资格，不符前述奖励办法的规定。永达理公司、永达理静安营业部抗辩奖品系赠予可撤销，无法律依据，税费的承担与本案的处理无关，均不予采信。(四)永达理公司系依法设立登记的法人。永达理静安营业部系永达理公司设立的分支机构，不具有法人资格。根据民法总则，分支机构产生的民事责任应由法人承担；也可以先以该分支机构管理的财产承担，不足以承担的，由法人承担。公司法规定，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现付义贵选择永达理公司承担责任，于法无悖，可予准许。付义贵主张永达理静安营业部共同承担责任及永达理公司、永达理静安营业部抗辩总公司应对分公司承担补充责任，不符法律规定，不予采信。综上，付义贵要求永达理公司、永达理静安营业部给付摸彩抽中的一辆奔驰轿车、一辆丰田凯美瑞轿车、一台50寸液晶电视的诉讼请求，合法有据，应予支持,付义贵愿按现金折算491,800元发放，于法无悖，可予准许。付义贵的其它诉讼请求，缺乏充分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十四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三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三款规定，判决：一、永达理公司支付付义贵奖品折现款491,800元；二、付义贵的其他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案件受理费36,651元，由付义贵负担27,974元，由永达理公司、永达理静安营业部共同负担8,677元。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永达理公司申请证人唐某(亦为一审证人)、李某出庭作证。证人唐某陈述称：其任永达理静安营业部筹备总监，是付义贵的上司，付义贵于2017年5月加入唐某团队；2019年2月，唐某从其他团队成员处了解到付义贵可能有从永达理公司离职的想法，遂于2019年3月与其沟通；付义贵表示，其对永达理公司存在不满，已看了多家其他公司，唐某对其进行了挽留；2019年4月13日下午，永达理公司业务表彰大会召开之前，唐某来到付义贵的办公室，与付义贵进行了再次交流，付义贵表示，其准备去华夏公司面试，华夏公司会给她200万的补贴(握手费)等一些较好的条件；唐某再次挽留，付义贵表示，其已与部分永达理公司的同事沟通过，这些同事会跟着她一起去华夏公司，因此她无法单独一个人留下，但并未提到具体是哪些人会和她一起走；2019年3、4月间，证人唐某辗转听说，付义贵跟唐某团队中的多名成员联系，让他们跟着去华夏公司，其中包括范华杰、朱桂枝、张红喜、苗茹等。证人李某陈述称，其为永达理公司徐汇营业部筹备部经理，证人知道有付义贵其人，但并无接触，也没有业务上的联系或竞争。大约在2019年，李某的下属赵丽晶在与李某聊天时，收到付义贵发来的微信，询问赵丽晶在哪发展，并问赵丽晶“还想进入保险业吗？我目前在华夏组织了一个团队，有兴趣过来了解一下”；赵丽晶遂将该微信记录出示给李某阅看，李某立即要求赵丽晶截屏给他，并将截屏报送给了上级李丽英。李某为证明其所言属实，当庭向赵丽晶拨打微信语音通话。赵丽晶在语音通话中陈述称：其是付义贵的朋友，确实跟付义贵有前述微信聊天记录；赵丽晶原拟在付义贵所在的永达理静安营业部工作，但因与该部领导理念不同，没有最终入职；之后，赵丽晶来到李某所在的徐汇营业部，但付义贵并不知道此事；微信聊天记录发生当天，赵丽晶在与李某交流工作事宜，这时，赵丽晶收到了付义贵发来的微信，就跟李某说，付义贵发来了微信；李某表示，听说付义贵要走了，于是赵丽晶打开微信，看到了付义贵发过来的前述内容，就当场把微信记录给李某看了，但赵丽晶从未将聊天截屏发给任何人；付义贵与永达理公司之间的纠纷与赵丽晶无关，赵丽晶不想参与。经当庭核查，李某联系的赵丽晶微信与付义贵手机中所存的赵丽晶微信的头像、微信号均相同。永达理公司、永达理静安营业部对证人唐某、李某的证言没有异议，可证明付义贵确有在华夏公司设立团队并唆使其他经纪人从永达理公司离职的违规行为。付义贵对证人唐某证言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付义贵并未收过华夏公司的握手费，从未对唐某说过收握手费的事，实际上当时付义贵只是在考虑是否加入华夏公司，并未最终确定。付义贵对李某的证言有异议，据赵丽晶所说，其并未给李某发过截屏，因此李某取得该截屏是违法的；付义贵虽向赵丽晶发过前述微信，但其不知道赵丽晶在永达理公司工作，因此不存在唆使行为；付义贵的丈夫在华夏公司工作，微信里所称的“我组织了一个团队”实际上是付义贵帮助其丈夫招人。付义贵另于庭审中确认；1.其丈夫宋愈原亦在永达理公司工作，后因付义贵被解除代理合同，宋愈遂于2019年6月离开永达理公司，并于同月6日与华夏公司签订了代理合同；2.苗茹、张红喜在离开永达理公司后，确实加入了宋愈在华夏公司的团队，付义贵入职华夏公司后，也在同一团队。经审查，本院对证人唐某证言中关于永达理公司的部分在职人员将跟随付义贵去华夏公司的陈述予以采信；对于证人李某的证言予以采信。二审中，其他当事人没有提供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2019年4月13日，付义贵与永达理静安营业部筹备总监唐某进行谈话，谈话中，付义贵提到，部分永达理公司的保险经纪人将跟随其加入华夏公司工作，但并未建议唐某加入其在华夏公司筹备的团队。原审关于该节事实的查明有误，本院予以纠正。原审认定其余事实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代理合同》第四条约定：乙方代理甲方于甲方获准营业地区范围内，从事甲方所规定的保险产品的销售和服务，并经甲方授权向客户解释保险商品内容及保险合同条款、受理客户委托等。第五条规定；甲方应依约定支付乙方代理手续费(佣金)。《管理办法》第七章“竞赛与奖励”第一条规定：为提升经营绩效……公司特制定短中长期的竞赛奖励，其中短期奖励视需要公布。第三条规定：无论短中长期竞赛及奖励，于颁发时，受奖励者如已终止契约，即取消奖励资格。第六条“国际性奖项奖励”中规定了MDRT奖励。2019年4月26日，付义贵向永达理公司徐汇营业部的保险经纪人赵丽晶发送微信，询问：“赵姐，你现在在哪发展呢？”赵丽晶回复：“还在上海啊”。付义贵进一步询问：“还想进入保险业吗？我目前在华夏组织了一个团队，有兴趣过来了解一下”。赵丽晶回复：“恭喜你又中大奖了，有时间去了解一下”。一审中，永达理公司、永达理静安营业部为证明其解除《代理合同》的行为合法，提供闪传直播平台截屏及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出具的(2019)沪东证经字第9926号公证书，该证据显示：2019年5月23日，付义贵参加了华夏公司六超三业务启动大会；2019年6月初至7月初，付义贵的微信朋友圈发送了大量华夏公司的宣传内容，其中2019年7月3日的微信内容为“恭喜闺蜜苗茹晋升高级组经理，短短一个半月，育成4位组经理……”。付义贵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发生在付义贵从永达理公司离职后，无关联性。一审中，付义贵为证明其有权获得各项奖励，提供下列证据：(一)关于国泰奖励，提供《公布陆家嘴国泰2019年一季度素英团队和湘菁团队业务推动方案》的通知，该通知载明，将对上述团队全体业务同仁2019年1月1日至3月31日的受理及承保业绩进行奖励，并明确了奖励方案。其中第九条规定，奖励将于2019年4工作月兑现；(二)关于未出游团费奖励，提供：1.《公布2018下半年极峰会议奖励办法》的通知，通知载明了奖励方案，第十一条规定：奖励发放时须在职，……无法参加旅游奖励时，得折现达成奖励团费之70%。2.《公布2019上半年高峰会议奖励办法》的通知，通知载明了奖励方案，第十一条规定：奖励发放时须在职，……无法参加旅游奖励时，得折现达成奖励团费之70%。(三)关于股权折价，提供2017年11月23日永达理公司董事长吴文永对永达理静安营业部员工的讲话录音，录音中，吴文永提到：“……公司总计下来会给监理机关申报，该给大家的话，希望最晚2019年可以给大家拿到股权……大家想想看，如果你今年到年底有A标2000股吧，那时候市值大概90倍，市值价大概18万”。(四)关于摸奖奖品，提供《公布2018年奔驰大摸彩奖励办法》的通知，第七条规定：抽中汽车之得奖者，如当年度经手件于未来13个月继续率未达91%或当年度经手件于未来25个月继续率未达87%，将以折旧后价格追扣该奖项金额；奖品发放时得奖人员须在职。上述证据中，(一)(二)(四)均为打印件，付义贵表示系从公司的办公系统中调取。永达理公司、永达理静安营业部对证据(一)(二)(四)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不符合证据形式要求；对证据(三)不认可。二审中，永达理公司、永达理静安营业部确认公司曾举办上述证据(一)(二)(四)显示的相关活动，但未能在本院指定期限内提供与原告所举证据内容相异的相关活动书面通知。此外，付义贵、永达理公司、永达理静安营业部一致确认，至付义贵离职时，相应的未出游团费奖励尚未发放。关于2019年4月15日的摸彩奖品，付义贵认为虽然其离职时尚未发放，但按照惯例应在2019年4月底支付相应折价款；永达理公司、永达理静安营业部则表示，经核实，此次摸奖的奖项发放时间为2019年5月底。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1.付义贵与永达理公司间存在的法律关系性质为何，是劳务合同关系，还是委托合同关系？2.永达理公司解除与付义贵《代理合同》的行为是否合法？3.付义贵是否有权要求永达公司支付续年度服务报酬、国泰奖励、未出游团费奖励、股权折价款、摸奖奖品(电视机一台、C200型号奔驰轿车一辆、丰田凯美瑞轿车一辆)折价款？关于争议焦点1，劳务合同指双方当事人约定，在确定或不确定期间内，一方向他方提供劳务，他方给付报酬的合同。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的规定，委托合同则指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本案中，付义贵与永达理静安营业部签订的《代理合同》约定：双方就保险销售代理达成一致，付义贵代理永达理静安营业部从事保险产品销售和服务，永达理静安营业部按约定计付付义贵佣金。同时，根据《管理办法》，付义贵可获得的佣金系根据其代理业务达成情况计付，并非固定。可见，付义贵并非由永达理静安营业部雇佣，为后者提供劳务，并从后者处领取固定的劳务报酬；而是受永达理静安营业部委托，代理其从事保险经纪业务，并按照委托事务的完成情况，由委托人支付报酬。因此，双方构成委托合同关系。关于争议焦点2，付义贵与永达理静安营业部签订的《代理合同》及所附的《管理办法》《保险中介从业人员职业道德指引》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2017年8月4日后，双方均应按原约定继续履行。《代理合同》第十条规定：乙方自营或为他人经营与甲方同类、类似或相互竞争机构或销售保险；乙方唆使甲方其他经纪人终止与甲方代理关系或脱离原单位的，甲方通知乙方后即可单方解除本合同，无须承担任何责任。首先，根据本案已查明的事实，付义贵于2019年4月26日告知赵丽晶其在华夏公司组织了一个团队，并邀请赵丽晶加入，而此时，付义贵与永达理静安营业部尚存在委托合同关系。付义贵在职期间，在竞业机构组织团队，该行为符合《代理合同》第十条约定的解除条件。付义贵在对证人证言进行质证时辩称，系帮丈夫宋愈招录人员。然而，根据其此后在庭审中的自述，宋愈于2019年6月才离开永达理公司，加入华夏公司工作。因此，付义贵的前述辩称显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其次，一、二审证人唐某述称，付义贵离职前，即确定将带永达理公司部分经纪人一起离开；鉴于付义贵于2019年4月确有为其在华夏公司所组团队招募人员的行为，而其原下属苗茹、张红喜均已离开永达理公司，至华夏公司工作，其中苗茹至迟于2019年5月中旬已进入华夏公司。综合以上事实，本院采纳永达理公司意见，确认付义贵存在于在职期间唆使其他经纪人脱离永达理公司的行为，该行为亦符合《代理合同》第十条约定的解除条件。再次，《管理办法》第九章第十七条规定：有违背公司规章制度，未具体列明本章的，得视情节轻重分别予以警告、记过，情节重大的解除代理合同。因付义贵已严重违反《代理合同》约定，其行为同时亦违反了《保险中介从业人员道德指引》中规定的勤勉尽责、忠诚服务义务，故应视为亦符合《管理办法》第九章第十七条规定的解除代理合同条件。综上，永达理公司解除与付义贵的《代理合同》并无违法之处。关于争议焦点3，付义贵能否取得续年度服务报酬及各项奖励，应视双方于《代理合同》及各附件中的约定而定。1.关于续年度服务费，原告主张的为其离职时尚未发放的续年度服务费，而根据《管理办法》第十一章第六条第三项的规定：因本办法第九章规定经公司终止代理合同者，丧失领取续年度服务报酬的资格。上述规定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故本院对付义贵的该项诉请不予支持。2.关于未出游团费奖励。《管理办法》第七章第三条规定：无论短中长期竞赛及奖励，于颁发时，受奖励者如已终止契约，即取消奖励资格。(1)MDRT奖励，该奖励属《管理办法》第七章明确规定的国际性奖项奖励，因本案《代理合同》系因付义贵的违规而终止，故其无权主张尚未发放的MDRT奖励。(2)未参加2018下半年极峰会议、2019年上半年高峰会议的团费折现，上述奖励属于《管理办法》第七章第一条规定的“公司视需要公布的中短期奖励”，亦适用同章第三条的规定。付义贵自行提供的《公布2018下半年极峰会议奖励办法》《公布2019上半年高峰会议奖励办法》的通知第十一条均规定：奖励发放时需在职，故付义贵无权主张上述奖励。3.关于国泰奖励，该奖励亦属《管理办法》规定的“公司视需要公布的中短期奖励”，因发放时付义贵已离职，故无权主张。4.关于股权折价，根据付义贵提供的证据，吴文永在讲话中仅提到，未来满足一定条件时，将给与股权激励，所谓“2000股，市值价大概18万”只是假设性的预测，并无确定的股权激励方案及行权价值，故付义贵要求支付股权折价款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5.关于摸奖奖品折价款，该摸奖活动的入围资格乃基于参与者的绩效，具体奖励则以射倖的方式确定是否及如何发放，因此并非永达理公司及永达理静安营业部主张的赠与，不得单方撤销。但该奖励确属《管理办法》第七章第一条的规定范围。根据付义贵自行提供的《公布2018年奔驰大摸彩奖励办法》，享受奖励的条件有二：1.奖品发放时，得奖人员须在职；2.奖品的最终取得尚附有解除条件，即如当年度经手件在未来13个月、25个月继续率未达标，将以折旧后价格追扣奖项金额。因奖励发放属于永达理公司自主经营权的范围，永达理公司有权决定，故本院对上述奖励办法的规定予以确认。付义贵及永达理公司、永达理静安营业部均确认：按照惯例，抽奖奖品或折价款均延后发放，至付义贵《代理合同》解除时，2019年4月15日的抽奖尚未发放。故原审认为付义贵中奖经现场确认后就应立即发放奖品，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予以纠正。本案系争抽奖奖品发放时，付义贵已经离职，且因其离职，办法规定的解除条件会否成就亦无法确定。由于离职系因付义贵的违约行为导致，该解除条件无法确定的不利后果应由付义贵自行承担。故付义贵无权主张上述奖品或其折价款，上诉人永达理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2019)沪0106民初5803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撤销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2019)沪0106民初5803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三、驳回上诉人付义贵要求上诉人永达理保险经纪有限公司、被上诉人永达理保险经纪有限公司上海静安营业部交付电视机一台、C200型号奔驰轿车一辆、丰田凯美瑞轿车一辆的诉讼请求；四、驳回上诉人付义贵的上诉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6,651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6,651元，共计73,302元，由上诉人付义贵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沈竹莺审判员  张文婷审判员  童 蕾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桂文杰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