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黔0321行初222号 原告高定友，男，汉族，1953年7月20日出生，住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 原告高定中，男，汉族，1962年3月7日出生，住址同上。 原告高定祥，男，汉族，1958年1月16日出生，住址同上。 原告高定伦，男，汉族，1966年8月9日出生，住址同上。 委托代理人黄天平（高定伦之妻），女，1967年5月9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 四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周正义，播州区中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遵义市红花岗区三渡镇人民政府。住所地：遵义市红花岗区三渡镇水洋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20300741149857X。 法定代表人王宗培，镇长。 出庭负责人蒲昀，副镇长。 委托代理人何西江，新蒲新区新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政府。住所地：遵义市红花岗区海尔大道。组织机构代码：00950508-0。 法定代表人游劲松，区长。 出庭负责人吕凤弟。 委托代理人何超。 委托代理人郑吉煜，贵州子尹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高定学，男，汉族，1947年3月11日出生，住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 第三人高定书，男，汉族，1951年1月29日出生，住址同上。 第三人高定文，男，汉族，1960年3月16日出生，住址同上。 第三人高国明，男，汉族，1935年3月19日出生，住址同上，其余信息不详。 第三人高定勇，男，汉族，1968年11月3日出生，住址同上，其余信息不详。 第三人郑仁芬，女，汉族，1952年7月27日出生，住址同上，其余信息不详。 第三人高兴成，男，汉族，1976年3月17日出生，住址同上，其余信息不详。 第三人高兴发，男，汉族，1979年12月1日出生，住址同上，其余信息不详。 第三人高霞，女，汉族，1978年6月18日出生，住址同上，其余信息不详。 第三人高定强，男，汉族，1949年11月2日出生，住址同上，其余信息不详。 第三人高定芳，男，汉族，1957年8月14日出生，住址同上，其余信息不详。 第三人遵义市红花岗区三渡镇花桥村村民委员会。 负责人黄明祥，主任。 第三人遵义市红花岗区三渡镇花桥村石门村民组。 负责人游启强，组长。 原告高定友等四人不服被告遵义市红花岗区三渡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三渡镇政府）作出的渡府决[2019]38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及被告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红花岗区政府）作出的红府行复[2019]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纠纷一案，于2020年3月31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立案后，依法向被告及第三人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5月2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高定友、高定祥、高定中及委托代理人周正义、原告高定伦的委托代理人黄天平、周正义，被告三渡镇政府出庭负责人蒲昀、委托代理人何西江，被告红花岗区政府出庭负责人吕凤弟、委托代理人何超、郑吉煜，第三人高定学、高定文、高定书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遵义市红花岗区三渡镇花桥村村民委员会、遵义市红花岗区三渡镇花桥村石门村民组、高国明、高定勇、郑仁芬、高兴成、高兴发、高霞、高定强、高定芳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三渡镇政府于2019年4月16日作出渡府决［2019］38号《行政处理决定书》，查明如下事实：申请人高定友等四人之父高国超（已故）与被申请人高国明和被申请人高定书之父高国均（已故）、高定学之父高国俊（已故）、高定强之父高国富（已故）系亲兄弟，1954年土地改革时，“大天池”林地确权给原岩口生产队高国超，“大天池”林地的四至界线为:东抵谢、西抵高、南抵高兴文林地、北抵谢。1964年“点上四清”时原岩口生产队和石门生产队合并，每家每户只分了一幅约0.6亩的燃烧林，其余山林全部收回由集体统一管理，之后岩口生产队和石门生产队又分开;1982年“山林三定”时，由于岩口生产队内部扯皮，导致山林无法分下户，当时村委会相关领导到队蹲点处理，最后的处理结果是每户除沿用1964年“点上四清”时分得的燃烧林外，其余山林仍由集体统一管理;2008年林改时，三渡镇林改办的工作人员到两次召开群众会议，商量林改方案，申请人高定友参加了会议，按照1982年“山林三定”的确权情况、当时的人口数量和对山林的管理事实，并结合公平、合理、团结的原则对山林进行了确权划分，将“大天池”林地分给申请人高定友和被申请人高国明、高定书、高定学、高定强户等份额共同管理使用，其四至界限为东至岩口至木坝的小路，西至花桥村木坝组耕地、双河村耕地，北抵岩口至木坝的小路，南抵花桥村高国奇、高国华林界。在对“大天池”林地勘界过程中，申请人高定友亦参加了上山指界，林权证颁发完毕后，申请人高定发等四人以持有1954年的土改证为由要求将“大天池”林地全部确权给他几兄弟，并到原遵义县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反映，2015年12月9日，原遵义县人民政府作出县府行处（2015）15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认为三渡镇林改办在确权过程中未按照《贵州省林权制度改革确权发证办法》第三条第（四）项之规定对上述林地勘界确权情况进行第三榜公示，导致颁证程序存在瑕疵为由撤销了“大天池”林地的林权证。 并认为: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争议的“大天池”林地权属纠纷，虽然申请人持有其父高国超1954年的土改证，但1964年“点上四清”后该宗林地的管理使用权属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大天池”林地从1964年“点上四清”后就已经收回集体统一管理，1982年“山林三定”时由于申请人和被申请人所在的原岩口生产队内部扯皮，导致山林没有分到户，“大天池”林地仍由集体管理，到2008年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时，集体统一管理的时间长达五十多年，在2008年林改时，根据群众会议村民组将集体管理的“大天池”林地分给申请人高定友（含高定中、高定伦、高定祥）和被申请人高国明、高定书、高定学、高定强等份额共同管理使用，申请人高定友也参加了会议并上山指界，应尊重“大天池”林地由集体长期管理的事实和2008年林改时的分配方案，申请人高定友等人以土改证为由主张“大天池”林地全部应确权给他几弟兄，这与1964年“点上四清”后该宗林地就由集体收回统一管理使用长达五十多年的历史事实不相吻合，故对申请人高定友的主张本府不予支持。为了尊重历史管理事实，公平、合理的解决林权纠纷。根据原国家林业部《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三条之规定，决定：“大天池”林地东至岩口至木坝的小路，西至花桥村木坝组耕地、双河村耕地，北抵岩口至木坝的小路，南抵花桥村高国奇、高国华林界，由申请人高定友（含高定中、高定伦、高定祥）和被申请人高国明、高定学、高定书（含高定文、高定勇）、高定强（含高定坤、高定芳）等份额共同管理使用，即申请人高定友、高定中、高定伦、高定祥共占该宗地的20%，被申请人高国明占该宗地的20%；被申请人高定学占该宗地的20%；高定书、高定文、高定勇共占该宗地的20%;高定强、高定坤、高定芳共占该宗地的20%。 原告高定友等四人不服上述决定，向被告红花岗区政府申请行政复议，红花岗区政府于2019年10月8日作出红府行复[2019]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三渡镇政府渡府作出的渡府决[2019]38号《行政处理决定书》。 原告高定友等四人诉称：1、请求依法撤销二被告作出的渡府决[2019]38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和红府行复[2019]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遵义县人民政府于1954年8月24日将大天池(原名大水孔)山林确权给我父亲高国超管理使用，并颁发了遵金字第066号土地房产所有证。1982年12月9日，被告又以遵林自字第004号《遵义县社员自留山证》另外划给我家自留山红岩烧柴林管理使用。从1954年至今,我生产队12户人山林从未调整过。2005年，原告一直在外打工，直到2011年12月回来时才知道被告将原告管理使用几十年的“大天池”山林，划给第三人管理使用。原告多次找林业站解决未果。直到原告查到相关档案后才提起行政诉讼，后遵义县人民政府撤销了当时的林权证。因行政区划变更，现第一被告作出了渡府决(2019)38号《处理决定书》。原告不服申请行政复议，第二被告作出红府行复（2019）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原告认为被告作出的该决定认定事实不清、显失公平。为维护原告合同权益，特诉至法院，请求判如诉请。 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 1、三渡镇人民政府【2019】38号行政处理决定书、红花岗区人民政府【2019】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被告认定事实不清，损害了原告的利益，原告依法提起本案诉讼； 2、1954年土地房产所有证，证明上面登记的“大水孔”被行政机关更改为“大天池”，后2008年原告发现填错后才引起本案争议； 3、1982年遵林自字第004号自留山证，4、砍林发票，证明争议林地一直是原告在管理使用收益； 5、周厚云、杨仕学证实，证明涉案争议的山林一直是四原告在管理使用，从未收归集体，燃烧林是在1982年划分，可以看出被告认定事实不清。 被告三渡镇政府辩称，一、答辩人作出的渡府决【2019】38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原告高定友等四人虽持有其父高国超1954年的土改证，但是在1964年“点上四清”后争议林地就由集体收回统一管理。案涉争议林地“大天池”四至界限为：东抵谢、西抵高、南抵高兴文林地、北抵谢。1964年时，原告等人所在的石门生产队与岩口生产队合并，依据“点上四清”，每家每户只分得约0.6亩的燃烧林，其余山林由集体统一收回管理，后两个生产队又分开。1982年，由于岩口生产队内部矛盾，“山林三定”无法落实，时任村委会领导张某等人到队蹲点处理，处理方案为每户除原来“点上四清”分得的燃烧林外，其余林地仍由集体统一管理。至2008年林权改革时，集体管理已经长达五十余年。2008年林改时，按照1982年的“山林三定”确权情况，结合当时人口数、山林管护事实，公平、合理的原则，根据群众会议后将“大天池”林地进行划分给原告等四人及第三人高定书、高国明等8人，高定友参会并参与上山指界。二、答辩人作出的渡府决【2019】38号行政处理决定书适用法律依据正确。根据《贵州省林地管理条例》第十八条“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发生的林地使用权争议，由当地乡、镇或者县级人民政府依法处理”的规定，答辩人作出该决定，是其行政职权范围职责。根据《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三条、第六条、第七条、第十一条的规定，本着尊重历史和现实情况，遵循有利于安定团结，有利于保护、培育和合理利用森林资源，有利于群众的生产生活原则，做出了上述决定。综上，请人民法院依法查清事实，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三渡镇政府向本院提交了证明原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以下证据、依据： 1、张某、游启强证人证言及高定友的陈述。证明高定友等四人持有“大天池”1954年的土改证，政府分别在1964年、1982年、2008年重新作出变更处理； 2、现场勘测图，证明作出处理决定前到现场进行勘察的情况； 3、听证会的事实资料，证明作出处理时举行了听证，符合法定程序； 4、三渡林业站保存的档案资料，证明大天池林地在1954年后经过了调整变更的事实； 5、三渡镇人民政府【2019】38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证明被告作出该决定后送达各方当事人，程序合法； 6、红花岗区人民政府【2019】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本府作出的行政决定书符合法律规定。 被告红花岗区政府辩称，一、背景情况：争议地林地，小地名“大天池”，位于遵义市红花岗区，四至范围为东至岩口至三渡的小路，南至高国华、黄科志山林，西至谢远录和大天池地，北至岩口至三渡小路。1954年土改时，争议林地确认给原岩口生产队高国超。1964年“点上四清”时，每家每户分得一幅约0.6亩的燃烧林，其余山林全部收回由集体统一管理。1982年山林三定时，仍然沿用点上四清时的分配，其余林地仍然由集体统一管理。2008年林改时，召开群众会议，通过林改方案，仍然按照山林三定时期权属情况和山林管理使用事实对争议林地进行确权，将争议地分别划分给高定友和高定学等人，并由原遵义县政府颁发林权证；后遵义县政府认为林权证颁发程序存在瑕疵，决定撤销双方林权证。另：高定友等人之父高国超与高定书之父高国均、高定学之父高国俊及高定强之父高国富系同胞兄弟。1964年原岩口生产队与石门生产队合并为同一生产队，后又分离。2016年，原遵义县撤县设区，部分行政区划调整，三渡镇划归花红花岗去管理。二、答辩人作出的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依法应当予以维持。一是高定友等人之间的争议属于同村民组内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争议，依据《贵州省林地管理条例》第十八条之规定，三渡镇政府有权做出处理决定。二是争议各方均无有效权属证明，鉴于高定友等人与高定学等人父辈系同胞兄弟，均属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家庭成员，即使高定友持有房屋土地证，但同属于家庭成员，均在行使管理使用权利，依据《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三条、第六条之规定，处理结果得当。三是三渡镇政府开展调查、勘验、举证质证及调解等工作后，做出决定，程序合法。综上，答辩人依据《贵州省林地管理条例》第十八条、《林木林地争议处理办法》第三条、第六条、第七条、第十一条之规定，维持三渡镇政府处理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 被告红花岗区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 1、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政府关于撤销红府行复【2019】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送达回证，证明被告依法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并送达高定友等人，复议程序合法。 第三人高定学、高定书、高定文述称意见同三渡镇政府。 第三人高定学、高定书、高定文未提交证据、依据。 经庭审质证，对被告三渡镇政府提交的证据，原告质证意见为：对1号证据张某证言，其称1982年与岩口组没有合并是事实，与岩口组是2004年合并的，林业三定时林地没有下放到户，是各家管各家的，没有收归集体管理。对游启强的证言不属实，根据张某的陈述，1982年与岩口组没有合并，游启强是2004年后才担任的队长，其对2004年前的事情不清楚；对高定友的调查笔录认可，其有大天池1954年的土改证，自下户后没有变更过，且下户前是各自管理各自的林地；对2号证据认可；3号证据属实，但不能证明其认定事实清楚；对4号证据有异议，土改后12户的山林和土地仍是分别管理，2008年是原告不在时调整的，不能只调整原告四户的，应该是12户均进行调整；对5-6号证据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被告认定事实不清，与岩口组合并，不可能互相分得对方的土地、林地。被告红花岗区政府质证意见为：对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第三人高定书、高定学、高定文对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 对被告红花岗区政府提交的证据，原告、被告三渡镇政府、第三人高定书、高定学、高定文对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 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被告三渡镇政府质证认为：对1号证据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但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2号证据已被2008年山林证撤销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对3号证据真实性、合法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被告在作出的处理决定认定书中已经阐述了对土地进行调整的情况，我们认定事实清楚；对4号证据真实性认可，关联性、合法性不认可，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5号证据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被告红花岗区政府质证认为：对1号证据三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正好证明我们作出的处理决定和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且原告并无其他证据证明损害了原告的利益；对2号证据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1954年的证已经被废止；对3号证据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认可，自留山证载明的名称是“红岩”，与争议地“大天池”无关，且四界也不吻合；对4号证据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认可，发票仅能表明原告高定中在争议林地砍伐部分林木，不能说明原告高定中享有管理使用权和收益权的事实；对5号证据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证人未到庭接受调查，结合杨仕学等人的年龄，1954年时，其仅十余岁，不可能对60年前的事情了如指掌。第三人高定书、高定学、高定文质证意见同二被告。 本院认证如下：原告提交的4号证据无法查明与争议地有关，5号证据不符合证据规则的有关规定，故不作为本案定案证据。原告提交的其余证据及被告提交的全部证据真实、合法，与本案有关联，本院予以确认，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经审理查明，原告高定友、高定中、高定祥、高定伦系同胞兄弟关系，四原告之父高国超（已故）与第三人高国明和第三人高定书之父高国均（已故）、高定学之父高国俊（已故）、高定强之父高国富（已故）系亲兄弟关系。1954年8月24日，原遵义县人民政府向四原告之父高国超颁发了遵金字第066号《土地房产所有证》，该证记载了“大水孔”、“汤家山”2幅青杠林和“老屋基”、“麻王洞”2幅燃烧林。其中“大水孔”登记四至为“东谢、南高、西高、北谢”。1982年，原三渡公社金华大队岩口生产队社员高国超划分了小地名“红岩”、面积0.6亩的自留山一幅。2008年12月25日，原遵义县三渡镇花桥村村民委员会与第三人高国明签订《贵州省农村林地家庭承包合同》、约定将坐落于三渡镇××组，林地名称为“大天池”，四至为“东至双河村陈培全田，南至高国华自留山，西至施龙林自留山，北至双河村木星组陈修华责任山”，面积31.23亩的林地承包给高国民等5户。同年12月31日，高国明以高定书、高定友、高定学、高定强、高国明为林权共有权利人向原遵义县人民政府申请林权登记并请求联户发证。林权证颁发完毕后，四原告以持有其父高国超1954年的土改证并认为该证中登记的“大水孔”林地即为高国民等5户联户发证中登记的“大天池”林地为由，向原遵义县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反映。原遵义县人民政府认为三渡镇林改办在确权过程中未进行三榜公示，导致颁证存在瑕疵撤销了颁证。四原告遂于2017年7月向被告三渡镇政府申请确权，要求将“大天池”林地全部确权给四原告管理使用，并向被告三渡镇政府提交了其父高国超1954年的《土地房产所有证》，证明四原告从1954年父辈起就享有争议林地“大天池”的管理使用权。被告三渡镇政府受理后，调查了张某、游启强和高定友，张某陈述其系1982年在花桥村××村主任，1990年任支书，2004年离开村委会，其在任职期间与岩口组没有合并，系其离开村委会后合并的。1982年“山林三定”时岩口生产队是按“点上四清”时分给各家各户的燃烧林发的自留山证，其余山林全部收回集体统一管理。游启强陈述其于2004年至今任花桥村组长，2008年林权制度改革时，召开了两次群众会，大多数群众都同意按照点上四清、1982年山林三定、土地下户时的人口数量进行分配。高定友陈述2008年林权制度改革时，在游启友家、袁朝轩家开过两次群众会，多数人要求按照1954年土改证和1982年“山林三定”时的人口进行分配。审庭中，被告三渡镇人民政府提供了2008年12月25日原遵义县三渡镇花桥村村民委员会与第三人高国明签订的《贵州省农村林地家庭承包合同》，但被告未调查核实争议林地与该合同中的“大天池”林地以及高国超《土地房产所有证》中的“大水孔”青杠林是否系同一宗林地，亦未充分调查争议林地在“2008年林权制度改革”时花桥村是否召开群众会议决定将其收归集体后重新发包给高国民等5户。仅凭张某、游启强2名证人证言和1名当事人陈述后即认定如前所述事实并作出如前处理结果。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被告三渡镇人民政府作出的渡府决［2019］38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与被告红花岗区人民政府作出的红府行复［2019］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事实是否清楚、程序是否合法、适用法律依据是否正确。首先，本案争议林地地名为“大天池”，四至界限为“东至岩口至木坝的小路，西至花桥村木坝组耕地、双河村耕地，北抵岩口至木坝的小路，南抵花桥村高国奇、高国华林界”，与原告父亲高国超1954年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中登记的“大水孔”林地，以及2008年12月25日原遵义县三渡镇花桥村村民委员会与第三人高国明签订的《贵州省农村林地家庭承包合同》中的记载的“大天池”林地地名、四至均不同，故该三宗林地是否系同一宗林地，被告三渡镇人民政府未进行调查核实。其次，如上述三宗林地系同一宗林地，则原告父亲高国超虽然1954年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上记载了“大水孔”、“汤家山”2幅青杠林和“老屋基”、“麻王洞”2幅燃烧林，但众观我国土地、林地改革历史进程，我国继土地改革后，又经历了“四固定”、“林业三定”以及“2008年林权制度改革”等一系列的土地、林地改革制度。本案中，被告提供了2008年12月25日原遵义县三渡镇花桥村村民委员会与第三人高国明签订的《贵州省农村林地家庭承包合同》，该合同约定将地名为“大天池”，四至为“东至双河村陈培全田，南至高国华自留山，西至施龙林自留山，北至双河村木星组陈修华责任山”的林地承包给高国民等5户，故争议林地在“2008年林权制度改革”时是否被三渡镇花桥村召开群众会议决定收归集体后从新发包给高国民等5户是认定涉案林地权属的关键，对此，被告亦未充分调查核实，仅凭证人张某、游启强的证言及高定友的陈述即作出渡府决［2019］38号《行政处理决定书》系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告红花岗区人民政府作出红府行复［2019］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予以维持亦属不当。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第七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被告遵义市红花岗区三渡镇人民政府作出的渡府决［2019］38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和被告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政府作出的红府行复［2019］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 案件受理费五十元，由被告遵义市红花岗区三渡镇人民政府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秦远秀 人民陪审员  任国强 人民陪审员  彭乃会 二〇二〇年九月八日 法官助理冉红霞 书记员杨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