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张家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7民终193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德，男，1959年8月20日出生，汉族，住张家口市康保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培元，男，1960年1月6日出生，汉族，住承德市丰宁满族自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尚礼，张家口市桥西区明德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刘德因与上诉人刘培元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康保县人民法院（2020）冀0723民初1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德、上诉人刘培元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尚礼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德上诉请求：1.一审法院在刘培元未出具原件的前提下就开庭审理并作出判决，违反了我国民法与民诉法的相关规定，请求上级人民法院予以纠正。2.请求上级人民法院依法裁定撤销康保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冀0723民初112号判决，维护刘德的正当权益不受损失。3.案件受理费由刘培元承担。事实与理由：刘德于2015年（具体时间记不清楚了）向刘培元以及刘培元的合伙人刘金有收取土豆用来加工粉面，当时并未付款。2017年8月20日，刘德分两笔向刘培元转账17800元(一笔15600元，一笔2200元）。2017年11月23日，刘培元向刘德出具了收购土豆的对账单，标明刘德共计欠款156919元（大写：壹拾伍万陆仟玖佰壹拾玖元整），经刘德核实后，在对账单上签字确认，落款是2017年11月23日。随即，刘德又将50000元现金交给刘培元，还将之前转账支付的17800元在对账单的背面进行了标注。出于省事与双方信任的考虑，刘德又将对账欠款大写数字“壹拾伍万陆仟玖佰壹拾玖元”中的“伍”字涂掉了，（小写数字并未改动），意思是这伍万元己经给了，实际欠款变为壹拾万陆仟玖佰壹拾玖元整。双方对此改动虽表示认可，但却造成了大小写不一致，以及只有正反两面都看过后，才能确定土豆收购款真实支付情况的记载。当时，对账单交给刘培元的合伙人刘金有留存保管，刘德还就剩余的款项做出承诺，保证分次归还，早日结清。2018年5月28日，刘德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刘培元支付土豆款30000元；2018年12月11日，刘培元从刘德处拉走粉面抵顶土豆款1200元；2019年10月14日，刘培元又从刘德处拉走粉面抵顶土豆款900元；2019年冬季，刘德支付刘培元现金10000元；2019年10月22日，刘培元的合伙人刘金有向刘德追要土豆款，刘德向刘金有支付现金40000元。以上两次粉面抵顶付款和两笔现金付款均有记载，且有刘培元和刘金有的签字佐证。以上可以看出，刘德向刘培元及刘金有共计支付账款149900元，实际欠款只有7019元，而非一审法院裁定的74800元。鉴于以上事实，刘德认为：1.一审法院在刘培元未能提供原件的情况下就做出判决，不符合诉讼与审判程序。对账单原件不仅仅是欠款的重要证据，也是刘德2017年11月23日当日及之前付款的真实记载，因为刘德在对账单背面就17800元的转账还款作了标注，双方也己确认。2.刘培元只认可刘德通过银行转账向其支付的土豆款30000元，以及粉面抵顶的2100元，其余的概不认账，包括后来从刘德处拿走的10000元现金，以及刘德支付给刘金有的40000元，严重违背客观事实，属于抵赖行为。3.刘培元与刘金有当初是合伙种植土豆的，关于这一点有曾经给他们二人装过车的胡万军作证，且有胡万军出具的证明，但是一审法院并未采纳。刘德作为善意的第三人始终认为刘培元与刘金有是合伙关系，刘金有完全可以代理刘培元收取土豆款。4.刘培元说刘德从未给过他对账单原件，纯属狡辩，没有原件又从哪来的复印件，显然刘培元是故意隐瞒事实真相，请求人民法院对其进行必要的惩戒。综上所述，请求上级人民法院依法撤销一审法院做出的判决，并追加刘金有参与诉讼，澄清事实真相，依法裁定上诉人的实际欠款为7019元，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不收损失。 刘培元答辩意见同其上诉意见。 刘培元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河北省康保县人民法院（2020）冀0723民初112号民事判决书，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2.刘德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欠156919元货款属实，写欠条时未支付50000元现金。2017年11月23日，刘德给刘培元出具欠条“总欠壹拾伍万陆仟玖佰元整”（156919元），该笔欠款是2017年9月的当年欠款，是刘德就2017年所拉8车土豆所欠的货款。至于刘德说打欠条的当日支付50000元现金根本不是事实，刘德出具欠条时有周某、潘某现场见证，两位证人均证实刘德没有当场支付50000元现金，在一审庭审后两位证人均到法院予以证实。事实上，刘德支付货款从未以现金支付，均是以转账形式支付的。至于刘德说2017年前存在欠款不是事实，2017年以前的货款均以结清。二、欠条中“伍”的涂改实际是刘德当时书写错误。欠条中欠货款的总额156919元是事实，大写金额与欠款事实是基本一致的。刘德称当时打欠条时支付50000元根本不存在，现场见证人周某、潘某均可以证实。刘德也不能提供证据证实50000元现金的由来，以证实归还此笔货款的资金来源，这足可以证明刘德归还刘培元50000元现金的事实不存在。为此，上诉人提起上诉，请求依法撤销河北省康保县人法院（2020）冀0723民初112号民事判决书，依法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 刘德答辩意见同其上诉意见。 刘培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刘德给付货款1269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培元在康保县闫油坊乡种植土豆，2017年刘德向刘培元购买土豆用于加工土豆粉。2017年11月23日刘德亲笔给刘培元书写了欠其货款壹拾伍万陆仟玖佰元的欠条，并有刘德的签名和书写日期。书写这一欠条的事实有刘培元提供的欠条复印件证实及刘德的陈述证实。但其中伍万的“伍”有涂掉的痕迹。刘德称是因为当场给付了5万现金，所以将伍涂了。刘培元不认可刘德的说法。2018年5月28日刘德向刘培元给付货款30000元。庭审中刘培元认可并同意抵销面粉价2100元。以上事实有调查笔录、当事人陈述证实。 一审法院认为，刘培元和刘德双方应该依照民事约定按时履行义务。刘培元主张刘德应当偿还其货款156900元，提供了货款欠条复印件。就该欠条上有涂痕的“伍”应当由刘培元提供原件进行比对鉴定，但刘培元不能提供原件，称刘德没有给过他原件。刘培元应当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对另外40000元，刘德抗辩称给付刘培元合伙人刘金有，刘德提交书证，证明刘金有已代刘培元领取40000元，并提供收条一张，内容为“今领取刘德的土豆款肆万元”。但刘德的证据不能证明刘金有是刘培元的合伙人，也不能证明刘金有领到的4万元土豆款是代刘培元领的。综上，减去刘德给付原告的50000元与转账支付给原告的30000元，同时抵销2100元，被告刘德欠原告刘培元货款74800元。判决：一、刘德在本判决生效十日内向刘培元给付74800元；二、驳回刘培元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有二，一是刘培元出具的欠款对账单复印件的证明力问题。二是刘德应欠刘培元土豆款的具体数额。对于第一个争议焦点，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条第(五)项规定，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五）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制件、复制品。本案中，刘培元出具的刘德欠付土豆款对账单复印件，因其未提交原件，且未提供其他证据佐证，且刘德称该证据原件背面还标注着还款情况，故该份证据不能独立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对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刘德称其于出具欠条前分两次偿还了17800元，2018年5月28日，刘德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刘培元支付土豆款30000元；2018年12月11日，刘培元从刘德处拉走粉面抵顶土豆款1200元；2019年10月14日，刘培元又从刘德处拉走粉面抵顶土豆款900元；2019年冬季，刘德支付刘培元现金10000元；2019年10月22日，刘培元的合伙人刘金有向刘德追要土豆款，刘德向刘金有支付现金40000元。因刘培元未能提供欠条原件，其应承担不利后果，对于刘德的主张应予支持。但，刘德主张的在其出具欠条前偿还的17800元，其在出具欠条时就应当扣除，但其未予扣除，该行为不符合常理和交易习惯，且其在一审答辩时亦未主张该项还款情况，故对刘德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刘德主张的因刘金有与刘培元系合伙关系，故其偿还刘金有的40000元土豆款，应当算做偿还刘培元的。因刘德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刘金有与刘培元具有合伙关系，故对该40000元还款，本院不予支持。故刘德尚欠刘培元土豆款为156919元-30000元-10000元-50000元-1200元-900元=64819元。 综上所述，刘德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条第（五）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河北省康保县人民法院（2020）冀0723民初11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二、变更河北省康保县人民法院（2020）冀0723民初11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刘德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刘培元土豆款64819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398元，由上诉人刘德负担714元，由被上诉人刘培元负担68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796元，由上诉人刘德负担1428元，由被上诉人刘培元负担1368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范新宇 审判员  姜建龙 审判员  牛 洁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八日 书记员  李 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