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辽源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吉04民终50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曲福国，男，1974年4月2日出生，住大连市甘井子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伟，辽宁正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旭，辽宁正直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大汉建设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开文，系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彦彬，辽宁亚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志强，男，1974年3月3日出生，住东丰县。上诉人曲福国、江苏大汉建设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大汉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周志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东丰县人民法院（2020）吉0421民初3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曲福国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旭，上诉人大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彦彬，被上诉人周志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曲福国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驳回周志强的诉讼请求；2.周志强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一审法院查明的双方签订《承诺函》的背景错误。并不是一审法院查明的：“在表示不上访的前提下签订了承诺函”。曲福国和周志强双方是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签订的承诺函，对双方各自的权利义务均作出了明确的约定，只是对付款方式时间和形式的一种协商。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应当适用《民法通则》第62条的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附条件，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在符合所附条件时生效。《合同法》第45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条件的法律行为的意义在于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见，使法律行为的实施更好的满足当事人的需要。再根据《民通意见》第75条的规定，附条件的民事行为，如果所附的条件是违背法律规定或者不可能发生的，应当认定该民事行为无效。再结合合同法关于合同无效的法律规定，无论适用哪部法律，均不能得出双方签订的承诺书是无效的结论。故一审法院，完全凭借自己的主观判断，而对法律视而不见。该点请求二审法院结合双方签订承诺书的背景，以及后续的履行情况，及判断该条件是否有可能成就等因素，综合判断该承诺书的效力。而且一审法院已经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向部队电话询问是否存在欠付工程款的情形，部队承认欠付工程款，并且把相应细节已经向一审法院阐述，在此情形下，可以确认双方所附的条件肯定能成就。三、周志强签订的承诺函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属于合法有效的民事法律行为，应当遵守。周志强签订的承诺函是在其充分考虑，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签订的，没有任何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一审法院径行将该承诺函认定为无效的民事行为，既不符合案件事实，也违背法律规定。因为双方是针对付款方式的一种约定，按照法律规定为附条件的法律行为，本案中该条件是一定会实现的，不存在不能实现的可能性，所以周志强既然同意该条件，就应当遵守该条件。该条件成就后，其随即有权获得款项。由于该条件现在还未实现，所以曲福国不应当支付以上费用。综上，该承诺书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没有法定无效情形，人民法院应当尊重各方当事人在签订合同时的决定，而不能因为一方反悔而认定无效。综上，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支持曲福国的上诉请求周志强辩称，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工程总承包人是大汉公司，实际施工人是曲福国，在工程施工过程中，曲福国在周志强处购买工程材料，尚欠376,763.00元没有给付，一审法院查清事实后认定曲福国与大汉公司连带给付工程款。2.大汉公司上诉请求及所依据的事实与理由不能成立。大汉公司在承诺函上盖章，系承诺支付工程款的意思表示，大汉公司根据曲福国的指示向周志强支付了部分款项，应承担继续付款的责任。3.原审法院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判决大汉公司与曲福国承担连带责任适用法律正确。大汉公司与曲福国没有任何理由回避尚欠工程材料款的事实，原审判决大汉公司与曲福国承担连带责任符合法律规定，不存在任何错误，也不存在程序违法。综上，请求驳回上诉。大汉公司辩称，同意曲福国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本案中曲福国和周志强之间系买卖关系，曲福国欠周志强的款项双方之间已经就该款项如何支付达成合意，并共同签署承诺书。曲福国已经按照承诺书中约定的条件向周志强支付28万，该承诺书意思表示明确，没有违背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双方均应自觉遵守。大汉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驳回周志强的诉讼请求；2.周志强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关于催缴2417工程地导-○-营后续工程款的函及2417工程付款明细》系大汉公司催促建设单位尽快完成工程结算形成的，是催促支付后续工程款的意思表示，该函件及明细的接受对象系中国人民解放军93055部队营建大队，与周志强没有关系，大汉公司在上面盖印仅是说明该组材料的出处，并没有“承诺支付”的意思表示。大汉公司根据曲福国的指示向周志强支付部分款项，并不违背法律规定，也不应当承担继续付款的责任。周志强和大汉公司之间没有任何法律关系，一审法院判决大汉公司承担连带支付义务，没有事实依据。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曲福国和周志强之间系买卖合同关系，一审法院突破合同的相对性判决大汉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引用的所有法律条文，也均没有大汉公司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存在“枉法裁判”之嫌。三、一审法院程序错误。判决中记载“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经过与部队电话沟通，目前拨付给大汉公司的工程款比例约为92%”的事实，没有要求一审当事人进行质证，直接作为认定事实的证据，程序违法。综上，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支持大汉公司的上诉请求。周志强答辩意见与针对曲福国上诉的答辩意见一致。曲福国辩称，同意大汉公司的上诉请求，这是一种附条件的法律行为，条件成就时曲福国才应当完成给付责任。因此被上诉人既然同意了该条件，就应当遵守该条件，待曲福国与大汉公司完成工程款结算后按照己付工程款的比例对被上诉人工程款予以支付。周志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曲福国、大汉公司给付拖欠的工程材料款本金376，763.00元及应付利息63，280.00元（利息计算至起诉之日，要求按银行贷款利率继续计息，至给付完毕时止）；要求曲福国、大汉公司负连带责任；2．曲福国、大汉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7月19日，解放军某部队营建大队建设涉案工程与大汉公司签订了施工合同，该施工合同中明确了不得分包，2015年7月22日，大汉公司与曲福国又签订了部分工程的施工合同。在施工过程中，周志强向该工程提供水泥及碎石等建筑材料。除给付部分材料款外，在2019年1月19日制定的涉案工程付款明细表中体现出欠周志强材料款及欠他人款项；2020年1月22日，大汉公司给付周志强材料款28万元，尚欠材料款376,763.00元。在该明细表上加盖了大汉公司的公章。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经过与部队电话沟通，目前拨付给大汉公司的工程款比例约为92％，部队与大汉公司的合同约定留取5％的工程款为工程质保金。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部队与大汉公司签订的工程施工合同合法有效，大汉公司将工程部分分包给没有资质的曲福国违背了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大汉公司与曲福国签订了分包合同，不属于挂靠关系，周志强提出是挂靠关系没有证据证明，一审法院不予采信。该工程在周志强处购买工程材料的事实存在，且大汉公司在欠款明细表上盖有公章，确认了欠款数额，已经给付了部分材料款，且在部队与大汉公司的合同中约定严禁大汉公司拖欠农民工工资和材料款等。大汉公司将合同分包给无资质的曲福国有过错，应当承担过错责任，故应与曲福国承担连带给付的责任。关于承诺函问题，由于拖欠工程款、材料款导致多人上访，在表示不上访的前提下签订了承诺函并给付了部分材料款，未及时给付材料款已经构成违约，再签订承诺函违背了权利人的意识，况且给付期限不明确，属于无效的民事行为。关于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的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出卖人以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利息，故原审法院对于周志强要求利息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二百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判决：曲福国与大汉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三日内连带给付周志强材料款376,763.00元及利息（自2020年1月23日起至给付完毕时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3,950.00元（周志强已垫付），由曲福国与大汉公司连带负担，此款与上款一并执行。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大汉公司向本院提交了吉林弘安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大连开发区分公司企业信息记录查询一份。证明曲福国与大汉公司签署分包合同时，系吉林弘安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大连开发区分公司的负责人，曲福国当时是以该公司的名义与大汉公司签署的分包合同，大汉公司不是违法分包。周志强质证认为，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的来源也不合法，不能作为新证据。也不符合客观性和真实性。曲福国质证认为，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与本案无关。本案对该证据认证意见：该证据与本案不存在关联性，且曲福国与大汉公司签订分包合同时系以个人名义签订，本院不予采信。周志强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协助调查材料的证明；2.工程款拨付统计表。以上证据证明部队的工程款基本已经给付大汉公司。3.承诺书。证明因为拖欠工程款造成农民工上访，大汉公司给部队出具了一份承诺书，承诺支付拖欠的农民工工资，此次拨款后，如发生农民工因欠薪上访的问题，由大汉公司负责。4.银行转账明细。转账金额和《2417工程付款明细》一致，证明因同一案件事实，大汉公司把拖欠炳伟的工程款转账给炳伟的儿子，数额一致。曲福国质证认为，对证据1-3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有异议。周志强无法提供证据原件，其次，工程款拨付系大汉公司与案外人某部队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与曲福国无关。证据4与本案无关联，也无法证明大汉公司应就本案案涉款项承担连带给付责任。大汉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1-3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上面没有部队的盖章，所记载的内容与事实不符，大汉公司在施工过程中发生了工程增项，至今未结算。承诺书记载的内容与大汉公司无关，大汉公司出具承诺书的意思表示是在施工过程中发生的农民工的工资欠薪情况，周志强和曲福国是买卖关系，不是农民工。对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事项有异议，该款项是大汉公司受曲福国的指示和委托，该行为不能成为承担责任的依据。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意见：证据1-3的真实性无法确定，证据4与本案不存在关联性，本院对上述证据均不予采信。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一致，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诉、辩主张，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曲福国依据周志强签订的承诺函主张延期支付376,763.00元能否成立；2.大汉公司应否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一、关于曲福国依据周志强签订的承诺函主张延期支付376,763.00元能否成立的问题。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且双方已实际履行，双方对于欠款376,763.00元的事实无争议。但是曲福国主张周志强签订承诺书的行为是同意曲福国在某部队下一次拨款到公司账户时再行根据来款数额按比例支付，该约定是附生效条件的合同，在此之前曲福国可以暂不支付剩余款项。本院认为，曲福国欠付剩余款项的事实清楚，该承诺书并未约定履行期限，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的规定，周志强可以随时要求曲福国履行，且某部队是否已经拨款举证责任在于曲福国，其并未提供证据证明部队至今未结算，故曲福国的主张不能成立。二、关于大汉公司应否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的问题。本案中，曲福国在周志强处购买工程材料，并且全部用于大汉公司的建设工程中，大汉公司在《2417工程付款明细》上盖章，应视为对双方债权债务关系的确认，且先期的28万元款项是大汉公司刘策支付给周志强，大汉公司在与某部队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刘策作为委托代理人签字，能够佐证刘策的身份系大汉公司的员工，大汉公司在确认了双方之间债权债务关系且已实际履行的情况下，应继续履行给付剩余价款的义务。综上所述，曲福国、大汉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800.00元，由曲福国、江苏大汉建设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分别负担7,900.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吴 俊审判员 李志华审判员 肖翠芳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五日书记员 毕哲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