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3民终412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遵义野源水电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香港路盛邦帝标A栋6层A2-6号。法定代表人：陆野，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杰，贵州山一（习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董勇，男，1980年5月7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习水县人，住贵州省习水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罗德香，女，1966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习水县人，住贵州省习水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1，女，2015年9月26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习水县人，住贵州省习水县。法定代理人：陈某，女，1998年10月1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习水县人，住贵州省习水县，系被上诉人王某1之母。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2，女，2017年3月16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习水县人，住贵州省习水县。法定代理人：陈某，女，1998年10月1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习水县人，住贵州省习水县，系被上诉人王某2之母。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辛明建，贵州名城（习水）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遵义野源水电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野源水电公司）与被上诉人董勇、罗德香、王某1、王某2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习水县人民法院（2019）黔0330民初45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野源水电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改判我公司不承担责任;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董勇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中，野源水电公司与死者王利之间成立承揽关系，王利为修缮沟渠进行承揽工作，并不需要相应资质。王利未经我公司的同意私自请董勇加入承揽工作而发生的危险，我公司不应承担责任。二、一审违反“审判中立”原则，过于偏袒死者王利。三、人身损害责任的承担是侵权及有无过错责任，本案属于意外事故。四、我公司对董勇一审提交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内容不予认可，申请重新鉴定。董勇辩称，野源水电公司上诉没有道理，请求维持一审判决，我不同意重新鉴定。罗德香、王某1、王某2辩称，一、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应当依法予以维持。二、本案的关系为野源水电公司发包给王利，对水渠进行修缮，王利对水渠施工没有经验，公司也没有对死者进行过培训，发生了本案事故。三、本案中，陈某是王某1、王某2的法定代理人，不应该承担责任。四、罗德香在本案事故发生后，同一天是去了儿子、女儿、及其3个月后丈夫生病死亡，其没有履行能力。五、王利没有任何遗产，死亡时21岁。董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野源水电公司赔偿341431.18元；2.本案诉讼费由野源水电公司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某1、王某2系死者王利的两个女儿，罗德香系死者王利之母。2018年，野源水电公司位于习水县的野源水电站需对其附属设施水渠维修加固，野源水电站的管理人员王咏全以16000元发包给王利，王利便以150元／天的工资雇请董勇等人一起做工。2018年3月22日，王利霞、王利、董勇等人一道在挖土时，因沟渠上方的山体滑坡将王利霞、王利、董勇埋入乱石中。王利霞、王利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董勇受伤后当即被送往习水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至2018年5月7日，住院46天，并自行花去医疗费15835.2元，野源水电公司垫付9万元医疗费。2019年7月22日，董勇委托贵州通鉴司法鉴定所对其伤残等级、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进行评定，该鉴定所于同年7月29日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董勇双侧多发肋骨骨折属九级伤残；2.误工期评定为180日、护理期评定为90日、营养期评定为90日。并花去鉴定费1300元。一审另查明，1.本次事故发生后，死者王利、王利霞的直系亲属向遵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工伤认定，后该局作出不予认定工伤的决定，王利霞之夫简远刚遂向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该院于2019年9月5日作出（2019）黔0321行初375号行政判决书，对遵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予以支持，简远刚不服，向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于2019年12月18日作出（2019）黔03行终447号行政判决书，维持了贵州省播州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黔0321行初375号行政判决书。2.本次事故发生后，2018年3月26日，野源水电公司与罗德香、王某1、王某2、陈某、王仁富（死者王利之父已故）经习水县矛盾纠纷调解中心调解达成一致意见，由野源水电公司一次性支付给王仁富40万元，该款已支付完毕，王仁富死亡后，该款现在罗德香处。3.本次事故发生后，野源水电公司除垫付了9万元医疗费外还先行预付了3000元给董勇。4.董勇、死者王利无相应的施工劳务资质。5.董勇有三兄妹（包含董勇），父亲董弟灿年满67周岁，母亲简光强年满67周岁，原告董勇育有两个儿子分别是董臣旺，年满14周岁，董胜旺年满5周岁。6.2019年度贵州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1592元／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20788元／年，居民服务业年收入为43654元／年。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依法受法律保护。本案争议的焦点系董勇与死者王利、野源水电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及各方当事人是否承担责任及比例的划分问题。关于死者王利与野源水电公司的法律关系问题，结合播州区人民法院与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行政判决，及本案查明的事实，可以确认，野源水电公司与死者王利属于发包关系，董勇与死者王利属于雇佣关系。关于各方当事人是否承担责任的问题，对于董勇，无建设施工资质仍受邀去做水渠维修加固工作，对于此事的发生存在一定的过错，应承担次要责任；对于死者王利，显然承建工程需要资质，但其明知自己无资质的情况下，仍然承包到该工程，并请无资质的董勇为其提供劳务，是本案发生的主要因素，应承担主要责任；对于野源水电公司，未审查死者王利的施工资质问题而将维修加固水渠的工程发包给其施工，导致发生安全事故，存在过错，应承担次要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之规定，对于死者王利应承担的份额，野源水电公司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综上，结合本案实际，由董勇承担20%的责任、死者王利承担60%的责任、野源水电公司承担20%的责任为宜。关于董勇的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之规定，参照贵州省2019年度处理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数据标准，董勇诉请的各项费用，一审法院确定为：1.医疗费，自行支付的15835.2元，野源水电公司垫付9万元，合计105835.20元；2.误工费，因董勇所举证据不能证明其收入情况，参照2019年度贵州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为31592元/年，对于误工期，结合鉴定意见及本案实际，一审法院确认为180日，故该项计算为31592元/年÷365天×180天=15579.62元；3.护理费，因董勇并未举证证明护理人员收入来源，参照2019年度贵州省居民服务业年收入计算为43654元/年，结合鉴定意见及本案实际，一审法院确认为90日，故该项计算为43654元/年÷365天×90天=10764元；4.营养费，对于营养期，鉴定意见为90日，董勇主张46天，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遵从其愿，结合当地生活水平，一审法院确认为46日×50元/日=2300元；5.住院伙食补助费，参照贵州省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出差标准计算为100元/人/天，计算46天为4600元；6.鉴定费1300元是实际发生，一审法院予以支持；7.残疾赔偿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之规定，参照2019年度贵州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1592元/年计算为31592元/年×20年×20%=126368元；8.被扶养人生活费，参照2019年度贵州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20788元/年计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之规定，该项计算为20788元/年×（20年-7年）×20%÷3×2+20788元/年×（18年-14年）×20%÷2+20788元/年×（18年-5年）×20%÷2=71372.13元；9.精神损害抚慰金，结合本案实际，一审法院酌情支持4000元；至此，董勇的各项损失合计342118.95元，由董勇自行承担20%的责任为68423.79元；由野源水电公司承担20%的责任为68423.79元，因野源水电公司先支付了93000元，即其多支付了24576.21元，为节约司法资源，减轻当事人的诉累，可在本案中一并处理；由死者王利承担60%的责任为205271.37元。对于死者王利应承担的份额，野源水电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折抵其多支付的24576.21元，野源水电公司连带赔偿180695.16元。当然，野源水电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后可向死者王利的继承人追偿该款项，但追偿该款项限于属于王利的遗产范围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对于死者王利应承担的份额，应由其继承人在属于王利的遗产中进行清偿，而遗产是指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包括公民的收入、房屋、储蓄、林木、牲畜、家禽、文物、图书资料、生活用品和法律允许公民所有的生产资料、著作权专利权、有价证券等等，本案中，死亡赔偿金是王利因遭非正常死亡后产生的，它是填补死者近亲属因遭非正常死亡后家庭损失的弥补，不符合遗产的法律特征，不属于死者的遗产范围，因此本案死者王利近亲属所获得的野源水电公司赔偿的40万元不属于遗产。而本案中，各方当事人均未举证证明王利的遗产情况，故对王利应承担的205271.37元，在本案中不宜一并处理，野源水电公司可待查清王利的遗产后对其继承人另案主张权利。综上所述，本院为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由遵义野源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连带赔偿董勇各项损失合计180695.16元；二、驳回董勇的其余诉讼请求。本案减半收取案件受理费1100元，由董勇承担500元，由遵义野源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承担600元。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野源水电公司二审对董勇一审提交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申请重新鉴定，但其一审庭审中对司法鉴定意见书无异议，二审中亦未举证证明董勇自行委托的机构或者人员不具备相关的资格、形成意见的程序严重违法、意见明显依据不足等。因此，本院对于其重新鉴定申请不予准许。一审采信该司法鉴定意见书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之规定，计算董勇因本案事故各项损失共计342118.95元，于法有据，本院予以确认。一审中，野源水电公司认可其与死者王利之间系发包关系，王利与董勇之间系雇佣关系，并提交业已生效的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黔0321行初375号行政判决书以及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黔03行终447号行政判决书等证据予以佐证。一审综合双方当事人陈述及相关证据确认野源水电公司与死者王利属于发包关系，董勇与死者王利属于雇佣关系，符合本案客观实际，本院予以认定。死者王利作为接受劳务一方，其未在挖土过程中尽到安全保障义务致使董勇受伤，其应对董勇之伤承担主要责任。董勇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明知在沟渠中挖土具有一定的危险性而未尽到谨慎注意义务，导致自己受伤，应承担一定责任。野源水电公司在发包时未审查涉工程的安全生产条件即发包案，致使董勇受伤，亦应承担一定的责任。一审综合本案实际，认定死者王利承担60%的责任，董勇承担20%的责任，野源水电公司承担20%的责任，较为适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之规定，一审明确对于死者王利应承担的份额，由野源水电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于法有据，本院予以确认。野源水电公司上诉认为案涉事故为意外事故，其不应承担责任。其公司一审提交的《关于对野源水电站擅自改沟渠致人死亡的调查情况》中，明确记载“因3月21日晚下雨，……以及王毅施工措施不当等原因导致山体顺面下滑……”，而野源水电公司并未提交证据证明本案事故发生非人为因素导致。故对野源水电公司关于案涉事故为意外事故，其不应承担责任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遵义野源水电开发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06元，由遵义野源水电开发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蔡一雷审判员  李玉振审判员  罗小龙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陶晓梅书记员黎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