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3331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姜某初，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某英，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文胜，广东鹏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梅，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文娟，广东育资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芳，广东育资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姜某，上诉人姜某初、周某英因与被上诉人王某梅、姜某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4民初80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姜某初、周某英上诉请求：1、撤销本案一审判决，在查清事实基础上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王某梅、姜某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以姜某初、周某英与王某梅、姜某借名买房的部分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部分逻辑不符合常理为由，驳回姜某初、周某英请求。姜某初、周某英认为以此判定借名买房不成立，违背本案基本事实和常理。具体体现如下：第一、姜某初、周某英与姜某已达成借名买房的合意，借名买房协议的签署过程真实、合理。1、关于借名买房的经过，姜某初、周某英以及姜某在起诉时以及一审庭审中的说法并不存在矛盾之处。借名买房协议从行文来看其本身即是一封征求意见的信件，是姜某初、周某英在不懂协议的正常书写方式时作就，因此，姜某初、周某英在起诉时提到的，以信件方式征求姜某同意(写信给于日本的姜某），与一审庭审中表述姜某初、周某英让姜某将协议携带回日本，签署后寄回中国的说法并不矛盾。2、证人姜品并未实际见证借名买房协议的签订。主要理由：（1）其对买房经过的叙述与姜某初、周某英所述买房经过并无原则性冲突，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也认定因全部证人都未实际见证协议的签署，因此证人证言不予采纳，而在分析借名买房经过时又引用了证人姜品的证言，可见判决的自相矛盾。（2）姜某初、周某英与证人对与部分事实陈述存在出入，反而证明了姜某初、周某英陈述的事实的真实性。借名买房签署日期距离现在17年，姜某初、周某英与证人均凭记忆复原事件发生经过，因记忆模糊导致其说法的轻微不一致，正好说明姜某初、周某英与证人并未刻意串证。3、姜某初、周某英与姜某不存在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行为，其亲属关系更能推断出借名买房协议的真实性和有效性。主要理由：（1）姜某初、周某英有充分的理由与姜某签署借名买房协议。姜某初、周某英因年事已高需要购买电梯房，又因无法贷款需要借儿子之名，正是因为姜某初、周某英与姜某之间的亲属关系，才有签订该协议的可能。（2）签署借名买房协议的动机也很明确，姜某初、周某英有三个儿子，在姜某初、周某英准备购置养老电梯房的时候，向三个儿子表明房产虽买在其中一人名下，但属于借名买房行为，房产并不归被借名的儿子一人所有，而是仍属于姜某初、周某英。（3）姜某初、周某英刻意避开生活在深圳的大儿子和三儿子，选择定居日本的二儿子姜某作为被借名人，即为了避免兄弟间对该房产的争议。(4）姜某初、周某英提起借名买房诉讼的原因并非是替姜某争取利益而是维护自身利益。4、王某梅是否知晓借名买房协议的存在，借名买房协议中有无被借名方配偶签名，不影响对协议真实性、有效性的认定。主要原因：（1）购置涉案房产的过程中，姜某以及王某梅既不曾支付资金，又不曾办理手续，所有手续皆由三儿子姜某代办，房产的装修、使用均与姜某、王某梅无关，因此姜某初、周某英认为其签订借名买房协议时是否告知王某梅协议的情况，对协议的真实性、有效性并不影响；（2）没有任何法律法规要求借名买房须有被借名人夫妻双方签章，司法实践中也存在大量的借名买房、股权代持以及个人担保案件，协议上均无配偶姓名。因此两姜某初、周某英认为无须被借名人配偶签名，完全符合常理。第二、借名买房协议的真实性。本案借名买房的协议至关重要，按照王某梅的逻辑，姜某初、周某英是为了在其与姜某的离婚诉讼中争夺财产才提出借名买房确认支付，相关借名买房的文件也是姜某初、周某英与姜某串通伪造的。但其实不然，姜某初、周某英曾向一审法院提出申请，对借名买房协议的真实性进行司法鉴定，一审法院不同意该申请，姜某初、周某英拟申请二审法院对协议进行司法鉴定。对本案核心文件的形成时间的鉴定具有重要的意义，请二审法院支持。第三、关于购房首付款的支付，姜某初、周某英的陈述更符合常理。1、姜某初、周某英对首付款资金来源的解释符合常理。主要理由：（1）姜某初以其三儿子姜某的名义购买xx电器公司内部职工纸质股票，在决定购买涉案房产后于顺德卖出纸质股票，将四十余万现金存入三儿子姜某银行账户，后取现作为首付款交付给房产开发商，并取得开发商的现金收款收据。该交易行为距今约20年，当时以现金交易股票是基本事实；（2）当年交易纸质股票也是基本事实，一审法院认为姜某初、周某英应就首付款的资金来源即姜某对持有及出售xx电器的股票的事实提交证据，并未考虑当年的股票交易习惯；（3）一审法院确认姜某取款的时间、金额与支付首期款的时间、金额相近，但认为姜某初、周某英将近五十万元现金存入姜某账户不合理。姜某初与姜某在顺德卖掉股票后，不可能将现金运回深圳，并存放在家中。存入银行可避免长途携带现金和长期存放现金时容易出现的安全问题。2、王某梅提出首付款是姜某通过行李箱托运的方式运回国内交付，更不符合常理。主要理由：（1）当时境外往国内汇款外汇或人民币无限制，但携带大额现金不仅有限制，还有巨大风险。根据1993年发布的《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国家货币出入境限额的公告》一、中国公民出入境、外国人入出境，每人每次携带的人民币限额为6000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货币出入境管理办法》第六条，违反国家规定运输、携带、在邮件中夹带国家货币出入境的，由国家有关部门依法处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2000年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第三十条，中国公民出入境、外国人入出境携带人民币实行限额管理制度，具体限额由中国人民银行规定；（2）王某梅没有提供姜某在日本的对应取款记录或换汇记录，无法佐证其说法；(3）王某梅在一审庭审中从未解释姜某为何甘愿冒着违反法律法规的风险，将约50万人民币的购房首付款以现金方式带回国，也从未阐述姜某不采用更加简单快捷的转账方式的理由。因此，一审法院对王某梅极其不合常理且未提供任何证据的陈述予以采信，体现了一审判决的不公。第四、关于涉案房屋按揭款的支付情况。1、姜某初、周某英所述涉案房屋按揭款的支付经过逻辑清晰，证据充足。主要理由：（1）姜某初出身于困难年代，不舍得花费每月银行转账所收取的手续费，于是每月在保姆罗春陪同下，从其社保账户支取现金，并在家中留存小部分现金用于生活使用后，将其余现金存入姜某银行账户。对此姜某初、周某英提供大量现金存取凭证，申请保姆罗春出庭作证，并且周某英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已经对现金存取款的原因、过程多次进行清晰、合理的解释；（2）姜某初、周某英为证明姜某未曾偿还贷款，提供了姜某每月存款时并未在中国或在深圳的有力证明，即其出入境证明和统计表（列明了姜某所有回国、出国的时间和地点，并与现金存入还贷账户的时间相对照），并有姜某从1999年至2010年的三本护照进行佐证，做到有理有据。2、一审法院对姜某初、周某英现金支取和存入的时间对应的要求极不合理。主要理由：（1）姜某初、周某英均为七、八十岁的老人，将每月同时现金存取房贷与生活费，符合其生活特征。从便利性角度来将，当事方只考虑的是不违约欠贷即可，不可能符合在支取时间和金额上对应的要求；（2）按照该要求，姜某初每月应在还贷日专门前往工商银行取出与房贷数额一致的款项，到相隔较远的中国银行存入该款项，而后再另外择期前往工商银行取出生活日用款。该逻辑全然不考虑老人的身体状况和法律知识水平，亦不符合正常人的思维、行为方式。3、王某梅在一审庭审中提出的，姜某可能在行李箱中携带巨额现金，从日本回到中国交给父母存入的解释，没有任何证据佐证，违背法律规定，亦不合逻辑。按照王某梅的说法，姜某告知配偶并经其同意，冒着违反法律法规甚至涉嫌洗钱罪的风险，一次次携带数十万元人民币回国，且坚持长达十年，从未遇到任何阻碍。不仅如此，姜某将该笔巨额现金放在家中房间，还委托其八九十岁的父亲，即姜某初每月从巨额现金中数出固定款项，不辞辛劳地携带现金存入中国银行，又将每个月的物业管理费、水电费存入另一银行，而并不考虑一回国就自己将数月或数年所需还贷款的现金款项存入贷款银行以便银行扣款。可见，王某梅的说法不符合常理。第五、涉案房屋由姜某初、周某英居住使用并缴纳生活费用，事实确定，证据充足。1、因管理处以及水电公司要求缴费人姓名与房产登记的业主姓名相符，所以房屋的入伙手续费及水电费、物业费缴纳账户的姓名均为姜某，但此并不能否认姜某初、周某英现金缴纳前述费用的事实。2、姜某初、周某英提供大量其细心保管的占有、使用及装修的证据，并提交多年老邻居的证人证言，即使是姜某、王某梅都不否认姜某初、周某英对该房产占有、使用的状况，一审法院不应对姜某初、周某英占有、使用涉案房产的事实不予认可。第六、认定借名买房法律关系不应受王某梅、姜某的离婚纠纷影响。1、王某梅在法官询问买卖房产的细节以及首付款和房贷的资金来源、交付方式时闪烁其词，亦从未提供任何相关证据，一审法院仍认可其所有解释与说法。王某梅多次强调其与姜某存在的婚姻问题，意图引起一审法院的同情以影响判决。一审法院最终因姜某初、周某英与姜某的特殊关系为由对借名买房的法律关系不予认可，可见一审法院深受王某梅的影响，完全站在其立场考虑问题、推理事实，得出矛盾的结论。2、王某梅从未要求增加其作为涉案房产的共同权利人，也并未对该房产占有使用的情况提出异议。直至其离婚时发现姜某并无资产且存在巨额债务后，提出分割房产的诉讼请求，意图侵吞姜某初、周某英财产以达到获利的目的。本案之外，在王某梅、姜某离婚后财产纠纷案件中，王某梅丝毫不承担巨额夫妻共同债务（1100万左右），并且其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用夫妻共同财产在新疆以个人名义购置多处房产、商铺、楼花，通过私下出卖前述物业来转移的夫妻共同财产。姜某本已提起反诉，经姜某初、周某英反复劝说，姜某对其不予追究。姜某初为军官转业，今年国庆仍接受国家颁发的荣誉勋章，周某英退休前为深圳离休干部，目前姜某初、周某英名下无任何房产，几十年心血皆在此房，看得性命一般重要，其之后的养老、生活也只能依赖该房产。如对借名买房的法律关系不予认可，姜某初、周某英最终将穷困潦倒、一无所有。王某梅辩称，涉案房产xx苑x栋xx房产及xx苑x栋xx房产系王某梅与姜某婚姻存续期间以姜某名义购买，并登记在姜某名下的夫妻共同财产，为王某梅与姜某共同共有，与姜某初、周某英无关，一审法院认定姜某初、周某英与姜某不存在借名买房关系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涉案房产及xx苑x栋xx房产的购房过程与xx花园大厦房产一致，均系王某梅及姜某委托在深圳的亲属购买，产权均属于王某梅及姜某所有，不存在姜某初、周某英所称代持关系。因王某梅与姜某身处日本，1998年委托在深圳的亲属帮忙购买福xx大厦x栋xx号房产，2008年该房产出让后，王某梅及姜某各分得售房款的50%。xx苑x栋xx房产（下称涉案房产）及xx苑x栋xx房产的购房过程与前述xx花园大厦房产一致，也是委托在深圳的亲属代为处理，该两房产均于2002年11月登记在姜某名下，系姜某与王某梅夫妻共同财产，不存在姜某初、周某英所称代持关系。二、两房产的购房合同、首付款、契税收据、房屋按揭还款流水及不动产登记薄等均清楚显示，两房产的买方及权利登记人均为姜某。(一）两房产首付款及按揭贷款等由姜某及王某梅婚后收入支付，并登记在姜某名下。根据王某梅一审提交的涉案房产及xx苑x栋xx房产的购房合同、首付款、契税收据、涉案房屋按揭还款及不动产登记薄等可知，该两房产首付款及契税等系姜某以其与王某梅婚后收入支付，以姜某银行账户偿还每月按揭还款，并于2002年11月28日产权登记在姜某名下。根据《物权法》第九、十四、十六条规定，不动产所有权的设立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薄时发生效力，且不动产所有权的归属和内容以登记机构管理的不动产登记薄为根据，涉案房产及xx苑x栋xx房产于王某梅与姜某婚姻存续期间登记在姜某名下，系王某梅与姜某夫妻共同财产。(二）姜某初、周某英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涉案房产为代持，姜某初、周某英称涉案房产首付款系其出售股票所得款项支付，但姜某初、周某英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主张，且表述前后矛盾。姜某初、周某英主张涉案房产系其出卖股票后获得的现金约50万元存入其三儿子姜某的银行账户，再由姜某向涉案房产的出售方支付首付款。但姜某初、周某英未就首付款的资金来源即姜某曾持有xx电器的股票及出售该股票的事实提交任何证据，且姜某初、周某英也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事先向该案外人姜某的银行账户存入该笔款项，姜某初、周某英该等主张并非案件事实，一审法院对此不予采纳，于法、于事实有据。(三）姜某初、周某英提交的未显示开户人名称的银行流水显示的款项支出时间、金额及支付对象与两房产首付款、契税及按揭还款等款项的支付时间、金额及支付对象均无法对应。姜某初、周某英一审第一次庭审当庭提交的证据未显示户名的银行流水及姜某的中国银行流水显示的款项支出时间、支出金额以及支付对象均无法一一对应，即姜某初、周某英提供的银行流水无法体现首付款、契税以及按揭还款等款项的支付，无法证明姜某初、周某英是两房产的实际购买人。一审法院认定姜某初、周某英“取款、存款的时间及金额与姜某存折的存款时间、金额并不能一一对应，两者之间欠缺关联性”，与事实相符。三、王某梅对姜某初、周某英所谓借名买房协议不知情也不认可，该协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姜某初、周某英与姜某之间不存在借名购房关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王某梅在离婚前并不知道该函件的存在。王某梅在与姜某离婚纠纷一审【案号：（2015）深福法民一初字第8453号，下称8453号案件】过程中才知悉该函件的存在，且姜某初、周某英在8453号案件庭审过程中就两房产提起所有权确认之诉并出示该函，主张两房产系姜某代持明显不合逻辑，且该函并无作为所有权人的王某梅签名确认。(二）姜某初、周某英及其证人、姜某关于签署该函的经过相互矛盾，甚至存在证人证言并非本人书写的情形，明显系恶意串通。1、2002年4月20日，姜某在深圳。姜某初于2019年5月9日向一审法院提交《购买新新家园x房产的简单过程》，称“于是我们于四月二十日给姜某写了一封信，征求他的意见”。而根据姜某的出入境记录，当天姜某在深圳。王某梅认为，既然姜某在深圳，姜某初、周某英却要写信征求姜某的意见，不符合常理。2、当一审庭审中发现这一重大漏洞时，姜某初、周某英又改称因姜某需要时间考虑，故由其带回日本签署再寄回深圳。3、姜某初、周某英儿子姜品出具的《情况说明》称该函是“2002年5月份，姜某由日本出差回国时，父母亲跟他说明情况...姜某同意并写下承诺书后返回日本。”单是该函件的形成过程，姜某初、周某英及其家人之间前后有三种说法，而且都相互矛盾。此外，其他证人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关于该函签署经过也存在相互矛盾，甚至证人罗春提交了两份证人证言，一份为姜某初亲笔书写，另一份为姜某初、周某英在其证言上作了修改，充分证明姜某初、周某英及其证人、姜某之间的恶意串通。(三）两案房产购买及办理房屋按揭贷款时，国家及深圳的政策既未限购也未限贷，姜某初、周某英称其委托身处日本、甚至无法回国签署合同的姜某代持，明显不合逻辑。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大住房信贷投入，支持住房建设与消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政策可知，1998年至2002年期间，国家加大住房信贷投入，对个人住房贷款不限购不限贷。在该等宽松的国家住房贷款政策下，在姜某初、周某英其余两个儿子均在深圳的情况下，姜某初、周某英为何“舍近求远”，为何要求由连签署合同都不方便的姜某代持？只能说明姜某初、周某英所谓的“代持关系”主张并非事实，王某梅及姜某是两房产的真正权利人，不存在代持关系。(四）如确系姜某初、周某英以姜某名义购房，姜某初、周某英出于谨慎的目的，应当首先要求作为儿媳妇及房屋共有人的王某梅签署。(五）姜某将两房产于2013年11月向招商银行深圳分行抵押贷款500万元，如果姜某初、周某英确系两房屋实际权利人，却在姜某向银行借款及银行起诉姜某还款时未提出异议，也说明代持的说法并不符合客观事实。一审法院事实查明部分载述前述招商银行借款时间为“2012年11月”存在笔误。(六）姜某出于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目的，和姜某初、周某英恶意串通。姜某在日本从事司法翻译工作，具备婚姻、财产等诉讼争议法律的知识，对于代持房产这么重大的事情，其从保护父母财产的角度，也应该让王某梅签字确认；同时，姜某多年前已经与婚外第三者朱文靖同居并育有两孩子，姜某利用诉讼转移夫妻共同财产早有预谋。四、王某梅及姜某出于敬老及传统同意姜某初、周某英居住在内不等同于姜某初、周某英拥有两房产的所有权。如上所述，两房产系王某梅及姜某夫妻共同财产，王某梅及姜某系出于孝道原因同意姜某初、周某英居住在其中，并不等同于涉案房产及xx苑x栋xx房产归姜某初、周某英所有。五、姜某初、周某英根本目的是为了阻碍王某梅合法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姜某初、周某英称其年老且名下无房，并试图以此影响法官依法依规对涉案房产及xx苑x栋xx房产的权属作出认定，损害了王某梅对两房产的合法权益。房产的权属应当以房产首付款支付、房屋按揭抵押贷款还款人及不动产登记为准，而不应以年龄及名下是否有房作为认定标准。本案中，两房产在王某梅及姜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登记在姜某名下，并以其名义签署购房合同、交付首付款及偿还房屋按揭贷款，两房产系王某梅及姜某夫妻共同财产，与姜某初、周某英无关。六、关于姜某个人债务问题。在王某梅与姜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姜某未经王某梅同意，在王某梅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举借巨额债务，该等债务系姜某以其个人名义所负债务，王某梅对该等债务完全不知情，且该等债务并未用于王某梅与姜某共同生活或共同生产经营。该等债务为姜某个人债务，应由其个人承担。且王某梅甚至不知道姜某初、周某英所称姜某债务“1100万左右”的情况，该等债务与王某梅无关，系姜某的个人债务。如姜某初、周某英所称前述情况系事实的话，也充分证明是姜某为了转移、掏空夫妻共同财产而与姜某初、周某英恶意串通的行为。此外，姜某初、周某英在上诉状所述的关于房产权属、债务等表述并非案件事实。姜某未发表述辩意见。姜某初、周某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登记在姜某名下涉案房产为姜某初、周某英代为持有；2、王某梅、姜某将姜某名下涉案房产变更登记至姜某初、周某英名下；3、诉讼费由王某梅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2年4月20日，姜某初、周某英向姜某出具函件称，姜某初、周某英欲购买福田区xx家园的x座x层x号房产两套，共需180万元，购房款的70%需要银行按揭贷款，因银行规定60岁以上的老人买房不能按揭贷款，因此，姜某初、周某英想用姜某的名义买，一切本金和利息都不用姜某负责，产权自然也不属于姜某，是否同意，请签字明确。姜某在函件下方签署：“同意以上所有方案”，落款时间为2002年5月3日。2002年5月17日，深圳市xxx控股有限公司分别向姜某开具收款收据两份，确认收到姜某支付的xx苑x栋xx（下称xx号房产）的房款209887元、307968元，契税等费用分别为7824元、11712元。2002年5月20日，姜某（买方）与深圳市xxx控股公司、深圳市xx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卖方）签署《深圳市房地产买卖合同（预售）》约定，姜某购买xx苑x栋x的房产，总价款分别为679887元、1017968元，签约当日支付全部价款的30%即209887元、307960元，余款70%向有关银行办妥抵押贷款手续并按规定的期限付款。2002年8月22日，姜某与中国银行深圳市分行东门支行分别签署两份《个人住房抵押借款合同》，合同约定姜某以x、y作为抵押，分别贷款47万元、71万元。2002年11月28日，x、y核准登记至姜某名下。2012年11月，x、y的抵押贷款提前偿还，姜某再次以x、y房产作为抵押，向银行贷款，因姜某没有按期偿还贷款，贷款银行向法院起诉，根据生效判决，银行已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姜某初、周某英及王某梅均提起了执行异议，但均被法院裁定驳回。关于x房产的购买、支付房款的方式以及装修和居住、每月支付管理费及各项费用的情况，一审法院结合双方提交的证据及庭审中的陈述查明如下：1、关于借名买房函件的签署过程。姜某护照上记载的出入境记录显示，姜某于2002年4月15日从罗湖入境，于4月21日从罗湖出境。姜某初、周某英签署函件的落款时间是2002年4月20日，即姜某初、周某英签署时姜某是在深圳的。姜某初、周某英于2019年5月9日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姜某初手书的《购买新新家园房产的简单过程》中称，姜某初、周某英欲借姜某名义购买房产并于4月20日给姜某写信征求其意见。庭审时，姜某初、周某英称因姜某时间紧张，其需要时间考虑，因此姜某将该函件带回日本签字后寄回国。姜某初、周某英的儿子姜品出具的《情况说明》里记载，2002年5月份姜某由日本出差回国时同意姜某初、周某英借其名义买房，姜某同意并写下承诺书后返回日本。周某英还称，其于2002年在日本帮助王某梅、姜某照顾小孩的时候有告知王某梅借姜某名义购房事宜，王某梅则称其并不知情，也不知晓有该份函件。2、姜某初、周某英与王某梅、姜某共同确认，x房产购买时，姜某不在国内，买卖合同及借款合同中姜某的签名均是姜某的弟弟姜某代签。办理的产权登记时的所有手续、入住手续等由姜某初、周某英实际代为办理，房产亦由姜某初、周某英实际居住。姜某初、周某英为此提交了装修、办理入住的相关证据。3、关于首期款的支付，姜某初、周某英称两套房产的首付款系由其实际出资，因当时资金不足，由其另一儿子即姜某的弟弟姜某变卖其名下持有的xx电器的职工股票得款50万元支付首期款，姜某初、周某英为此提交了姜某名下银行账户于2002年4月5日至4月13日期间共支出49万元的流水、姜某于2012年5月17日向深圳市建设（集团）公司xx工业区开发指挥部的账户存款497391元（备注款项来源为房款）的存款凭证、姜某的证人证言予以佐证。王某梅对姜某初、周某英的上述主张均不予认可，同时称，姜某均是在回国时通过行李托运的方式将收入携带回国后交给姜某初、周某英，王某梅、姜某于1998年购买xx花园房产也是委托姜某初、周某英办理，最终也是由姜某代签相关文件。4、关于银行按揭贷款的偿还，姜某初、周某英提交了姜某初于2002年9月开始多次自其名下的工商银行支取现金的银行流水、姜某名下用于偿还银行按揭贷款的账户，自2002年10月始有不定期、金额不等的现金存入的存款历史交易明细清单、姜某账户存入现金的现金存款回单，姜某初、周某英称之所以是取现存款是为了节省转账手续费。姜某初、周某英取款的时间及金额与姜某银行存入的款项的时间、金额并不能一一对应。王某梅则称，姜某将现金携带回国后交由姜某初、周某英存入银行，银行的款项均为姜某的资金。5、姜某初、周某英为证实x房产系其实际出资购买，另提交了其家里保姆罗春的两份证人证言，其中一份证言由姜某初以罗春的名义亲笔书写，一份由罗春亲自出具，姜某初在罗春的证言上作了修改，罗春出庭作证称，其不知晓姜某初、周某英与姜某签署的函件，房产的首期是姜某初卖了科隆股票支付，其均是陪同姜某初从其银行账户取款，再存入姜某的还款账户。姜某初、周某英另提交了自称姜某初、周某英单位同事、亲威、邻居等多人出具的《证明书》，众人均称姜某初、周某英是借王某梅、姜某名义购房，购房款均由姜某初、周某英支付。另查，王某梅、姜某原为夫妻，双方均为日本留学生，目前仍常居日本。王某梅于2015年在我院提起离婚诉讼，姜某应诉时出具的《应诉书》载明，其于1987年12月到日本留学，于1992年5月开始在日本工作，于1999年底开始在律所担任翻译工作。姜某于1998年11月购买了xx花园的房产，总价款为582975.70元，该房产首付款由姜某初支付，手续是姜某代为办理的，后该房产于2008年12月出售，王某梅分了一半的购房款。一审法院经审理依法作出（2015）深福法民一初字第845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准予王某梅与姜某离婚，同时对双方的共同财产及孩子抚养问题一并作出判决，因本案姜某初、周某英已就x、y号房产提起了所有权确认纠纷，且案件仍在审理过程中，因此，该离婚案件未对x、y房产作出处理。王某梅不服该一审判决，上诉至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该案于2018年5月16日作出（2017）粤03民终1770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双方的婚姻关系于2018年6月21日解除。再查，涉案房产仍处于抵押状态，且被一审法院及其他法院多轮查封。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事项，应当与不动产登记簿一致；记载不一致的，除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确有错误外，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姜某初、周某英主张涉案房产是其借姜某的名义购买，姜某只是代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姜某初、周某英与姜某是否有借名买房的合意？x房产的购房款实际由谁支付？姜某初、周某英与王某梅、姜某是否有借名买房的合意。首先，关于姜某初、周某英与姜某共同签署的关于借名买房的文件的签署经过，姜某初、周某英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购房经过时表述为写信给姜某征求其意见，而在一审庭审时又称是交由姜某带回日本签字后寄回深圳，姜某初、周某英的另一儿子姜品出具的《情况说明》又称是姜某回国签署承诺书后返回日本，姜某初、周某英及其家人陈述的签署过程存在予盾。其次，如若如姜某初、周某英所述担心有纠纷遂与姜某签署文件，但对于代持房产这么大的事情从姜某初、周某英保护自己财产的角度或者姜某初、周某英出于谨慎的角度更应该让彼时作为儿媳妇的王某梅签名确认，而不仅仅只让姜某签字。再者，姜某对借其名义购房需要考虑，因此将文件带回日本后签署，姜某在律所任翻译工作，此时其和王某梅仍为夫妻，姜某理应知晓借其名义买房所产生的法律后果，而该决定亦应和其配偶即王某梅商量后才做决定，但王某梅并未在该文件上签字，亦无证据证实王某梅知晓该文件的存在，该文件仅有姜某初、周某英与姜某的签字，明显不符合常理。最后，姜某初、周某英的各证人并未实际见证姜某初、周某英与姜某签署该文件，仅凭该《证明书》亦不能证实姜某初、周某英主张的借名买房的事实。综上，姜某初、周某英主张其与姜某达成了借名买房的合意，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关于购房款的支付。姜某初、周某英同时购买了x、y两套房产，两套房产的首付款为517855元（209887+307968），姜某初、周某英主张首付款是其出售科隆股票所得价款支付，同时提交了姜某名下中国银行的于2002年4月5日至4月13日共取款49万元的银行流水及向深圳市建设（集团）公司xx工业区开发指挥部存入497391元、备注为房款的交款通知单予以佐证。虽然姜某取款的金额、时间与支付首期款的时间及金额相近，但是，支付大笔首期款以现金的方式存入有违常理，王某梅亦称姜某均是携带现金回国后交由姜某初、周某英，鉴于王某梅、姜某常年在日本工作生活，王某梅所述具有一定合理性，姜某初、周某英主张首期款的资金是其出售股票所得资金支付存疑。剩余的购房款是以抵押贷款的方式支付，抵押贷款的偿还均是通过姜某名下的银行账户划扣，姜某初、周某英主张偿还贷款的资金均是其名下的银行账户取款后存入姜某的账户，但是，姜某初、周某英取款、存款的时间及金额与姜某存折的存款时间、金额并不能一一对应，两者之间欠缺关联性。鉴于王某梅、姜某在日本工作生活，即便姜某初、周某英或姜某实际向姜某账户存入款项，亦不能就此认定该款项为姜某初、周某英支付。x房产的购买手续均是由姜某以姜某的名义办理，王某梅、姜某另购的xx花园的房产亦是由姜某以同样的方式购买，因此，x房产的购买及装修等非姜某亲自办理，亦不能就此否定不动产权登记薄上记载的权利人的事实。综上，姜某初、周某英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姜某初、周某英与姜某就借名买房存在合意、x房产的购房款由其实际出资，姜某初、周某英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姜某初、周某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599元（已由姜某初、周某英预交），由姜某初、周某英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相关诉讼参与人在一审期间关于购房首期款的资金来源问题陈述或举证情况如下：一、姜某初在2019年5月9日向一审法院提交《购买新新家园房产的简单过程》中称，在姜某同意借名买房并签名捺印后，即与周某英于2002年5月5日决定购买涉案房产。因其当时持有xx科隆内部股票，就与儿子姜某在5月9日至11日前往顺德将6万股份转让，收回50余万元，后于5月12日从顺德把钱转回深圳，于5月15日、16日到建设集团支付首期款。二、姜某在其作出的落款日期为2019年6月19日的书面证人证言中称，父母因购买涉案房产筹措资金，需要出售姜某本人名下的科隆电器职工股票，其与父亲姜某初在顺德将6万股份出让，并在广发证券办理了过户手续。三、姜某初、周某英提交姜某名下账户支出49万元的银行流水清单，显示款项系分多笔支出，时间在2002年4月5日至4月13日期间。二审期间，姜某初、周某英于2020年5月28日提交《延期举证申请书》，称因查找银行交易明细存在困难，申请延长二审举证期限。本院通知两上诉人如有新的证据应于2020年8月5日前向本院提交。两上诉人在上述期限未能提交新的证据。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姜某初、周某英与姜某是否存在借名买房合同关系。本院综合双方当事人举证情况，分析如下：一、关于借名买房合意。姜某初、周某英提交落款时间为2002年4月20日签署的委托姜某借名买房函件一份。姜某在该函件中签名予以同意，落款时间在2002年5月3日。经一审查明落款日姜某已经出境，相关诉讼参与人作出不同解释。其中姜某初、周某英的长子姜品在落款时间为2019年1月12日的情况说明中指出，姜某是在2002年5月由日本出差回国与父母协商同意借名买房事宜，并写下承诺书后返回日本。该陈述与姜某初、周某英所述明显不一致。虽然购房时间距离本案诉讼间隔达17年，当事人对购房过程可能产生模糊记忆，但姜某初与姜品针对姜某签署承诺书的时间、地点等细节问题均作出了具体的陈述，姜品在情况说明中亦承诺是对其所见所经历的情况作出说明。姜某初、周某英在本案二审期间又主张姜品并未实际见证借名买房函件的签署过程及各方陈述并不存在矛盾之处，该上诉理由明显不足。在各方对购房过程所述不一的情况下，一审判决另结合王某梅未在借名买房函件中签名等事实进行综合判断，最终确认借名买房合意是否成立，适用法律正确。姜某初、周某英上诉认为一审判决逻辑不符合常理，理据不足。姜某初、周某英二审期间申请对借名买房函件进行笔迹与形成时间鉴定。本院认为，姜某对其签名笔迹并未予以否认，而对于形成时间鉴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中委托鉴定审查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条，拟鉴定事项所涉鉴定技术和方法争议较大的，应当先对其鉴定技术和方法的科学可靠性进行审查。所涉鉴定技术和方法没有科学可靠性的，不予委托鉴定。本案中，姜某初、周某英自称借名买房函件已经过塑，鉴定有可能损坏原件，也可能无法得到明确的鉴定结果。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行政装备管理局关于对外委托文件制成时间鉴定有关事项的通知》要求，在对落款时间和怀疑时间超过六个月的文件制成时间鉴定时，送检单位必须提供比对的样本。由于检材与样本在纸张、墨水、油墨、保存环境等方面的不同都会对鉴定结果产生决定性影响，鉴定机构自备的样本不可能满足与送检材在纸张的种类及颜色，墨水、油墨的色料及染料的主要成份，保存环境的温度、湿度等方面相同。因此，不能使用鉴定机构的自备样本进行文件制成时间鉴定。本案中，在申请鉴定样本经过塑处理，且姜某初、周某英未提交鉴定比对样本的情况下，本院对借名买房函件的形成时间不予另行委托鉴定。综上，本院认为姜某初、周某英关于与姜某之间达成借名买房的合意的上诉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二、关于购房款支付事实。其中，首期款部分，姜某初与证人姜某分别对首期款资金来源作出具体说明。双方均称首期款系出售科隆股票所得，但对所售股票的持有人双方陈述不一。此外，姜某初在《购买新新家园房产的简单过程》中明确写明是与姜某在2002年5月9日至11日前往顺德转让股票后，于5月12日从顺德把钱转回深圳。但其提交的姜某名下银行流水凭证显示支出49万元的时间为此前的4月5日至4月13日，该期间甚至早于姜某初、周某英向姜某出具借名买房函件的2002年4月20日。此外，姜某称出售股票系在广发证券办理过户手续，但直至本案二审诉讼期间，姜某初、周某英仍未能提交股权过户登记手续证明。虽然王某梅关于购房首期款系由姜某携带现金回国后交由姜某初与周某英的主张亦缺乏充分证据予以证明，但从举证责任及证明标准的角度分析，证明支付购房首期款的举证责任在于姜某初、周某英一方，其举证应当达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所要求的高度盖然性标准；而王某梅举证系属于反证，只要达到导致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证明标准，则应当认定待证事实不存在。因此，一审判决对姜某初、周某英主张首期款资金是其出售股票所得的事实不予确认，适用法律正确。基于同一理由，在对偿还按揭贷款事实的认定中，由于姜某初、周某英取款与姜某账户存入款项的时间与金额并不一一对应，无法认定涉案房产每一期按揭贷款均由姜某初、周某英支付。本院因此对姜某初、周某英关于支付全部购房款的上诉主张不予支持。此外，姜某初、周某英系姜某的父母，因姜某与王某梅长期在日本工作及生活，在其无需使用涉案房产期间将房屋交由姜某初、周某英进行装修并居住，无明显违背生活常理之处，无法据此推断姜某初、周某英即是房屋实际权利人。综上所述，姜某初、周某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599元，由上诉人姜某初、周某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俞    红审判员 吴  春  泷审判员 邓    媛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书记员 罗愉婷(兼）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变更；（三）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做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