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9354号上诉人（一审原告）：黄利华（Wong，LeeWa）。委托诉讼代理人：古励妍，广东七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治铭，广东七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一审被告）：黄玲。委托诉讼代理人：谷亮亮，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广东安国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东路339号广东国际大酒店A附楼17楼A座。负责人：谢乐安，该所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卫星，男，系广东安国律师事务所员工。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广州和一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迎宾大道田美上庄耀琼三巷13号之二（仅限办公用途）。法定代表人：黄玲。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斌，女，系广州市天河区天祥关爱服务中心推荐的公民。一审第三人：北京爱普纳杰专利代理事务所。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东大地街1号25号楼2层208。执行事务合伙人：何自刚。一审第三人：北京纳杰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崇文门外大街3号7层718。法定代表人：安辉。上诉人黄利华、黄玲因与被上诉人广东安国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安国律所）、广州和一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一公司）、一审第三人北京爱普纳杰专利代理事务所（以下简称爱普纳杰事务所）、北京纳杰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纳杰公司）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8）粤0114民初11912号民事判决，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黄利华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判决黄利华与安国律所于2014年9月27日签订的4份《PCT进入国家阶段申请专利代理委托合同》（以下简称涉案4份委托合同）无效；2.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责令由安国律所返还黄利华已支付的代理等费用共342945元及利息；3.本案的鉴定费34585元由安国律所承担；4.和一公司、黄玲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本案诉讼费由安国律所、和一公司、黄玲承担。事实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涉案4份委托合同对安国律所不发生效力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一审判决认定涉案4份委托合同是黄利华与黄玲签订的事实不清。事实上，黄利华是由于相信安国律所具有专利代理业务能力，而黄玲是其单位的专利代理律师，才在黄玲的推介及安排下签订了涉案4份委托合同，且4份合同第一条均约定指派专人办理相关事项。合同上同时加盖安国律所的印章，黄玲作为当时该所的代表在合同上签名。因此，黄利华有理由完全相信是与安国律所签订涉案4份委托合同，并非与黄玲个人所签订。而安国律所委派不具律师执业证的黄玲作为代表为黄利华办理PCT进入国家阶段申请专利代理，是严重违反《律师法》的行为。黄利华作为香港居民，在签订涉案4份委托合同时，无法知晓黄玲不具有律师执业证书的。2.根据黄利华曾与安国律所的专利代理律师郑国森通话问及合同一事，其也承认该合同版本是他出具的专利代理委托合同版本。根据花都区公安分局《关于对黄利华诉黄玲等人合同纠纷案线索移送函》中，也答复案件当事人黄利华及黄玲在庭上陈述以及有关录音资料均证实涉案盖有“广东安国律师事务所”印章的《PCT进入国家阶段申请专利代理委托合同》（合同号0/R:2014.09.26A1）是黄玲与黄利华在花都签订好后由黄玲拿到安国律所盖章。因此，涉案4份委托合同从格式及合同条款上，均符合律所的合同格式，证明黄利华是委托安国律所的专利代理律师办理涉案专利申请代理业务。3.一审判决采纳广东省绿色产品认证检测中心司法鉴定所（以下简称绿色产品鉴定所）的鉴定意见，但不应作为定案的依据。在本案中，安国律所申请对涉案4份委托合同及《关于：PCT进入国家阶段申请事宜》落款处“广东安国律师事务所”公章的真实性进行鉴定，虽然绿色产品鉴定所作出的鉴定意见，黄利华已提出以公安机关的备案章作为检材进行重新鉴定。2019年9月5日，法院通知黄利华依法摇珠确定广东恒鑫司法鉴定所（以下简称恒鑫鉴定所）作为鉴定机构，并通知黄利华缴交鉴定费，黄利华已向恒鑫鉴定所缴交鉴定费16800元。且黄利华已收恒鑫鉴定所于2019年10月28日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粤恒（2019）文鉴字第98号]。因此，根据民事诉讼证据的相关规定，重新鉴定的，原鉴定意见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二、一审判决对恒鑫鉴定所2019年10月28日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粤恒（2019）文鉴字第98号]不进行法庭质证，显属程序违法。三、安国律所对履行涉案4份委托合同不负责任、不全面履行，造成黄利华申请专利无法达到合同的目的，安国律所应全额退回已支付的代理费及各种费用342945元及鉴定费34585元给黄利华。一审判决认为黄玲已支付各种费用为181418.06元，但黄玲当时是以安国律所的代理律师进行的收费，黄利华是基于对安国律所的信任，而将费用以现金或转账交给黄玲。因此，黄玲的行为应视为安国律所的职务行为。而安国律所及黄玲未能按合同的要求，全面履行双方约定，向欧盟专利局申请多层效蒸发式冷凝器的空调系统专利（以下简称大案）保护的49项，节能冷暖空调热水系统专利（以下简称细案）保护的23项。在本案中，安国律所及黄玲只提交了大案29项的申请，细案提交了17项申请，两项专利共截流了26项的申请及费用，即26项×1710元=44460元，共骗取了黄利华44460元。同时，由于安国律所及黄玲因减少26项权利申请的保护范围，使黄利华获得的专利权在相关领域未能得到全面有效的保护实施，造成黄利华严重的经济损失。安国律所及黄玲在没有提供欧洲专利局官方文件的情况下，继续虚构关于缴纳欧洲专利费用的通知书事实，以如未及时交费专利申请视为无效等为由，骗得黄利华多缴人民币115722元，并一直隐瞒欧洲专利局首次发出的官方单据的真相。上诉人黄玲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第三项，并依法改判黄玲无须向黄利华返还人民币161526.94元及支付利息；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黄利华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查明和认定的部分事实错误、不够准确。（一）一审法院认定2014年9月26日至9月27日期间，黄利华与黄玲签订涉案4份委托合同错误，黄玲在（乙方）代表处签名系应黄利华要求和指令。（二）本案证据足以证明黄利华与黄玲之间的关系为“黄利华委托黄玲并要求黄玲为黄利华就涉案专利国内外申请事宜寻找、代其磋商、代其转交材料、代其支付申请涉案专利事宜的相关费用以及整理和翻译专利文件，黄利华支付黄玲劳务费用”的关系，该部分事实应予以认定。（三）一审查明认定黄玲为黄利华申请涉案专利事宜实际支付的费用共计181418.06元不准确。首先，黄玲为黄利华涉案专利文件的整理及翻译确实安排了具有专业知识的人进行整理和翻译，已提供整理和翻译服务，且该整理和翻译服务已经实际产生费用，该笔费用黄玲已实际支付且有收据；其次，即便完成整理和翻译工作的具备专业知识的人不具备相应的资质，但整理工作及翻译工作已经完成，且该工作成果已经交付实际使用，无资质并不能否认具有专业知识的人的工作价值和成果。（四）一审认定黄玲无偿代理黄利华涉案专利申请事项系事实认定错误。首先，须特别指出的是黄玲不是黄利华涉案专利申请的代理人，黄玲最初即明确告知黄利华其个人并不具备专代资质，黄利华亦明确知道黄玲不具备专代资质。从黄玲帮黄利华寻找到安国律所、爱普纳杰事务所、纳杰公司等整个过程亦可知黄玲从未以黄利华专利代理人进行任何民事行为。黄玲与黄利华的关系是如上所述。其次，黄玲先帮黄利华寻找到安国律所、后帮黄利华寻找到爱普纳杰事务所和纳杰公司，且作了文件整理与翻译、磋商沟通、材料交接，支付费用等工作，黄利华应向黄玲支付相应费用。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准确，判令黄玲向黄利华返还161526.94元及利息并无法律依据。针对黄利华的上诉，黄玲辩称，一、黄利华的上诉请求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不足，黄玲已经按照黄利华委托其代为寻找磋商、转交材料、申请支付涉案专利事宜的口头委托事项已经完成，其收取了黄利华支付的涉案费用，也已经代黄利华支付给相应的涉案专利申请和受理单位。二、黄利华与黄玲的上述委托事项并非免费的，黄玲提供和完成了黄利华委托的涉案事项，收取一定的服务劳务费，具有合理性，请法院驳回黄利华的上诉请求。针对黄利华的上诉，安国律所辩称，安国律所非本案适格被告，不应承担任何责任。2014年9月26日至2014年9月27日期间，黄利华与黄玲签订涉案4份委托合同，约定黄利华委托安国律所申请专利，黄利华在甲方（委托方）落款处签名，黄玲在乙方（受托方）落款处代表签名，上述合同同时加盖有安国律所公章。安国律所收到起诉书后，进行内部排查，发现安国律所从未与黄利华签订上述合同，合同备案登记表上亦未登记，合同签署人黄玲并非安国律所员工，且黄利华提交的涉案合同并非安国律所使用的合同范本。安国律所对律师费收费制度管理严格，安国律所并未收到黄利华任何代理费等款项。同时，安国律所申请对涉案4份委托合同以及《关于：PCT进入国家阶段申请事宜》落款处“广东安国律师事务所”印文的真实性进行鉴定，根据黄利华的意见确定2014年3月至2015年3月期间安国律所对外业务往来使用的公章为检验样本。2017年11月13日，受托鉴定机构绿色产品鉴定所作出《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粤广绿司鉴所【2017】文鉴字第1135号），认定涉案4份委托合同及1份《关于：PTC进入国家阶段申请事宜》落款处“广东安国律师事务所”印文与样本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所盖印的印文。依据合同法第48条的规定，上述委托合同所盖公章非安国律所使用的公章，黄玲也非律所员工，且其未取得律所授权，因此，上述合同对安国律所不发生法律效力，安国律所不应承担责任。综上所述，安国律所与黄利华不存在委托代理关系，涉案合同、公章并非安国律所公章，安国律所的工作人员也没有参与任何黄利华和黄玲之间的委托事项，故安国律所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二审法院应驳回黄利华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针对黄利华的上诉，和一公司辩称，在本案中的诉讼主体不适格，不用承担连带责任，请求二审法院驳回黄利华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针对黄玲的上诉，黄利华辩称，黄玲是没有专业资质的专利代理，无权代理专利代理，黄玲利用其不具有代理资质、将合同拿给安国律所盖章，黄利华不清楚黄玲没有具备律师资格，所以黄利华有理由相信该合同就是安国律所签订的合同。黄玲上诉主张其不承担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且其没有资质造成黄利华没有达到合同的目的，故黄玲应承担法律责任，返还已收取的所有费用。针对黄玲的上诉，安国律所、和一公司辩称，对黄玲的上诉没有意见。一审第三人爱普纳杰事务所、纳杰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应诉，亦未向本院提交书面意见。黄利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黄利华与黄玲、安国律所、和一公司签订涉案4份委托合同无效；2.黄玲、安国律所、和一公司返还费用342945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法：从2015年10月28日起计至还清日止，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贷款利率计息）；3.安国律所、和一公司、黄玲对上述费用承担连带责任；4.案件诉讼费由黄玲、安国律所、和一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9月26日至2014年9月27日期间，黄利华（甲方）与黄玲签订涉案4份委托合同，约定黄利华委托安国律所申请专利，具体如下：1.向欧洲申请“具有多层效蒸发式冷凝器的空调系统”，权利要求49项，申请费、附加费、代理费等各项费用合计106053元；2.向欧洲申请“节能冷暖空调热水系统”，权利要求23项，申请费、附加费、代理费等各项费用合计59760元；3.向内地申请“具有多层效蒸发式冷凝器的空调系统”，权利要求131项，申请费、附加费、代理费等各项费用合计28800元；4.向内地申请“节能冷暖空调热水系统”，权利要求23项，申请费、附加费、代理费等各项费用合计11400元。同时双方在上述合同约定：上述费用不包含实审请求费、答复审查意见费、授权费等其他费用，届时双方另行协商收取。黄利华在甲方（委托方）落款处签名，黄玲在乙方（受托方）落款处代表签名，上述合同同时加盖有“广东安国律师事务所”。2014年9月24日，黄利华已向黄玲支付了首款34100元，2014年9月27日，黄利华又向黄玲支付了申请费165813元。此后，黄利华还于2014年10月15日向黄玲支付专利申请费尾款17500元；于2014年12月6日向黄玲支付实审费115722元；于2015年3月28日向黄玲支付第三年年费8300元；于2015年10月28日向黄玲支付答复审查费1500元（该收据由和一公司盖章）。综上，本案中黄利华共向黄玲支付款项342935元（首款34100元+申请费165813元+尾款17500元+实审费115722元+第三年年费8300元+审查答复费1500元）。因黄玲没有取得安国律所的授权，在黄玲的促进下，2014年10月14日黄利华与爱普纳杰事务所、纳杰公司签订《专利申请委托咨询服务合同》各1份，约定：爱普纳杰事务所、纳杰公司接受黄利华的委托，指派有丰富经验的有资质的合伙人为黄利华办理“节能冷暖空调热水系统”及“具有多层效蒸发式冷凝器的空调系统”分别申请进入内地、欧洲专利事宜，在征得黄利华书面同意后，作为联系人以黄利华名义递交国家知识产权局。上述合同均还约定：由于专利申请耗时较长，过程复杂，在实际操作中的费用以实际操作为准。另，黄利华与爱普纳杰事务所签订的《专利申请委托咨询服务合同》还约定，双方在签订合同的3日内向爱普纳杰事务所支付北京纳杰代理费4000元。因黄利华交来的英文文件需要纳杰公司专业指导翻译及因代理事宜，2014年10月16日，黄玲向纳杰公司的代理人何自刚支付翻译专业指导费、专利申请服务费32960元。2014年10月16日，黄玲又向何自刚支付了6000元，用于向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以下简称知产专利局）申请“节能冷暖空调热水系统”的费用，其中5480元用于支付申请费，520元为何自刚收取的手续费。2014年10月17日，黄玲以转账的方式向国家知识产权专利局广州代办处转账30000元，其中26030元用于支付本案“具有多层效蒸发式冷凝器的空调系统”的费用。黄玲支付上述费用后，“节能冷暖空调热水系统”及“具有多层效蒸发式冷凝器的空调系统”在内地获得初审。另外，2015年1月13日，黄玲向纳杰公司支付专利代理费10000元。2015年1月29日，根据纳杰公司指示，黄玲向纳杰公司的欧洲合作伙伴汇款13025欧元（购汇用去人民币91939.57元）用于支付向欧洲申请“节能冷暖空调热水系统”及“具有多层效蒸发式冷凝器的空调系统”专利的实审费，并因此产生汇款手续费193元，两项共计92132.57元。黄玲支付上述费用后，“节能冷暖空调热水系统”及“具有多层效蒸发式冷凝器的空调系统”部分项目的专利进入实审阶段。2018年1月3日纳杰公司出具《证明》载明：“于2018年1月2日得到欧洲合作所发来邮件，证明黄利华2个专利已成功向欧盟合作所汇款13025欧元作为进入国家阶段指定欧洲专利局的费用。此项缴费已获得我方合作的欧盟合作所款项收齐的确认。”2015年4月14日，黄玲向合作方叶红支付“节能冷暖空调热水系统”及“具有多层效蒸发式冷凝器的空调系统”欧洲维持费（官费）及代理费共计1104欧元（实际花费人民币7289.49元）。2015年10月28日，黄玲向纳杰公司的代理人何自刚转账1000元用于支付黄利华“节能冷暖空调热水系统第一次审查意见费”，并产生汇款手续费1元。2015年11月2日，黄玲向何自刚转账6000元用于支付“具有多层效蒸发式冷凝器的空调系统”欧盟主动修改费，并产生汇款手续费5元。另查明，在2017粤0114民初1862号案件诉讼中，安国律所申请对涉案4份委托合同及《关于：PTC进入国家阶段申请事宜》落款处“广东安国律师事务所”公章的真实性进行鉴定，并根据黄利华意见确定2014年3月至2015年3月期间安国律所对外业务往来所用的公章为检验样本。一审法院通过摇珠选定绿色产品鉴定所对上述鉴定事项进行鉴定。2017年11月3日，受托鉴定机构与一审法院工作人员一同到广州市律师协会对符合条件的样本印文原件进行现场检验并拍照及复制提取。2017年11月13日，受托鉴定机构作出《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粤广绿司鉴所【2017】文鉴字第1135号），认定涉案4份委托合同及《关于：PTC进入国家阶段申请事宜》1份落款处“广东安国律师事务所”印文与样本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所盖印的印文。一审法院认为，黄利华为香港居民，本案是涉港合同纠纷，参照涉外案件进行处理。因本案合同履行地及被告住所地在一审法院辖区内，故一审法院对案件具有管辖权。关于案件适用法律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六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因当事人未就处理案件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做出选择，案件合同履行地及和被告住所地均在我国内地，依照最密切联系原则，一审法院确认我国内地法律作为解决该案争议的准据法。黄玲事实上接受黄利华本案的专利申请代理后，经黄利华的同意将本案的专利代理事宜转委托给爱普纳杰事务所、纳杰公司，之后黄玲作为黄利华与爱普纳杰事务所、纳杰公司之间的资料及收款对接人，上述事实有涉案4份委托合同、《专利申请委托咨询服务合同》2份、2015年1月22日爱普纳杰事务所及纳杰公司出具的《证明》等为证，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确认。黄利华向黄玲支付342945元，有黄玲签名确认的相应收据等为证，黄玲对此亦没有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黄玲为黄利华申请专利而实际支付的费用共计181418.06元【代理费32960元+何自刚收取的节能冷暖空调热水系统官费及手续费共计6000元+具有多层效蒸发式冷凝器的空调系统官费26030元+纳杰公司代理费10000元+两大项专利欧洲实审费92132.57元+两大项专利欧洲维持费（官费）及代理费共计7289.49元+节能冷暖空调热水系统第一次审查意见费含手续费计1001元+具有多层效蒸发式冷凝器的空调系统欧盟主动修改费含手续费计6005元】，有相应的银行转账记录、付款凭证等为证，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一审法院亦予以确认。对于黄玲称其于2014年10月7日支付翻译费35000元，因本案没有证据显示收款人有相应的翻译资质，相应《收据》的真实性也无法认定，且一审法院已确认黄玲已向纳杰公司支付的翻译指导等费用32960元，故对黄玲所称的该翻译费，一审法院不予确认。对于黄玲补充陈述其于2015年10月20日向爱普纳杰事务所支付代理费4000元，因其没有提供相应的收款收据，且其庭审中亦未提出予以扣减，一审法院亦不予确认。涉案4份委托合同约定的代理费，是在安国律所具有相应的专利代理资质并由其代理本案专利申请事宜的情况下，而由黄利华应支付的费用，本案中黄玲并不具备相应的专利代理资质，且本案没有证据显示黄玲与黄利华之间约定专利代理费，一审法院认定黄玲无偿代理黄利华本案的专利申请事项。黄利华已支付黄玲342945元，扣除黄玲因本案代理而支出181418.06元，黄玲应将多收取的费用161526.94元（342945元-181418.06元）退还给黄利华。黄玲未及时退还黄利华代理费，经黄利华起诉追收后，黄玲仍未退还，造成黄利华利息损失。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结合黄利华的起诉，一审法院确定逾期付款利息的计算方式：以未付款项为计算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7年2月27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从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黄利华要求计算利息超过一审法院确定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黄玲未取得安国律所的代理权，于2014年9月26日及2014年9月27日以安国律所的名义与黄利华签订涉案4份委托合同，经鉴定上述委托合同所盖公章并非安国律所使用的公章，上述合同对安国律所不发生效力，上述责任由黄玲承担。黄利华要求安国律所承担返还代理费的请求，一审法院予以驳回。黄利华以和一公司曾于2015年10月28日代收其“节能冷暖空调热水系统中国第一次实审意见答复费”1500元为由，要求其对黄玲该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没有合同依据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驳回。第三人爱普纳杰事务所、纳杰公司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没有到庭参加诉讼，一审法院依法作缺席审理。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四百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涉案4份委托合同对安国律所不发生效力；二、黄玲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黄利华返还代理费161526.94元；三、黄玲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黄利华支付上述第二项未付款项逾期付款利息（逾期付款利息的计算方式：以未付款项为计算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7年2月27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从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四、驳回黄利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上述付款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欠款利息。案件受理费6444元（已由黄利华预缴），由黄利华负担3409元，由黄玲负担3035元；鉴定费18275元（已由安国律所预缴），由黄利华负担。一审查明的事实有相关的证据予以佐证，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黄利华向本院提交《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案件移送函》复函，拟证明一审判决认定的绿色产品鉴定所出具的鉴定意见所做的检材并非公安机关报备的印章样本，不具有合法唯一性。其他当事人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材料。二审另查明，2018年11月22日，一审法院向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区分局法制科发出《案件移送函》，认为涉案主要证据的公章均为伪造，可能涉嫌刑事犯罪，故将上述犯罪线索、材料移送该大队。2018年12月5日，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区分局法制大队向一审法院复函称，一审法院提供的《鉴定意见书》中使用的鉴定样本是安国律所留存在广州市律师协会中的证明文件原件所盖的公章样本，并非在公安机关报备的印章样本，不具有合法唯一性，难以据此认定有伪造印章犯罪的事实，故将有关材料复印件退回一审法院等。再查明，根据一审法院于2019年9月24日制作的询问笔录记载：一审法院曾询问黄利华是否申请对公安机关要求补充申请鉴定，黄利华于2019年7月3日书面回复称决定申请补充鉴定，一审法院据此另行摇珠选定恒鑫鉴定所为鉴定机构，并将该所出具的《文书司法鉴定交费通知单》送达给黄利华，通知黄利华预交鉴定费，黄利华缴纳了上述鉴定费。黄利华对上述陈述没有异议，但认为交费后，法院没有及时向公安机关调取备案公章。黄利华在该笔录上签名确认。再查明，根据一审法院于2019年11月20日制作的询问笔录记载：黄利华要求绿色产品鉴定所、恒鑫鉴定所的鉴定人员出庭回应公章直径问题。一审法院明确告知黄利华，绿色产品鉴定所的鉴定结论经过双方质证并充分发表质证意见，无须再进行质证，而第二次鉴定时根据公安机关的要求征询黄利华意见后送检的，并已经向公安机关提交，黄利华若有意见，可向公安机关反映。黄利华又要求一审法院对恒鑫鉴定所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组织双方质证。一审法院告知该鉴定意见书是应公安要求并征询黄利华要求送检的，用于黄利华追究黄玲的刑事责任而重新补充鉴定，且该鉴定结论与第一次鉴定结论无冲突，无需在民事案件中进行质证。一审法院询问黄利华（代理人）还有无其他需要补充的情况，黄利华（代理人）称无。黄利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志恩在该笔录上签名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确认合同效力纠纷，因黄利华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故本案为涉港合同纠纷，应参照涉外案件进行处理。因双方当事人未就处理本案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作出选择，而涉案合同履行地及相关事实主要发生在我国内地，故根据最密切联系原则，一审法院适用我国内地法律作为解决本案争议的准据法，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法律关系适用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且各方当事人对此均无异议，故本院予以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主要针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一审程序是否违反法定程序；二、安国律所是否为涉案4份委托合同的当事人并应否承担返还代理费及利息的责任；三、黄玲应否向黄利华返还代理费、利息及具体数额如何确定；四、和一公司应否对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对此，本院分析如下：一、关于一审程序是否违反法定程序的问题。黄利华主张一审法院未组织双方对恒鑫鉴定所出具的鉴定意见书进行质证，程序违法。但根据上述查明的事实可知，该鉴定意见书是应公安机关补充证据的要求并经黄利华同意所作的鉴定，该鉴定意见书是用于黄利华追究黄玲涉嫌伪造公章的刑事责任，与本案民事纠纷并无直接关联。一审法院为查明本案事实而委托绿色产品鉴定所作出的鉴定意见书已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质证，故一审程序并无不当。黄利华主张一审程序违法，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二、关于安国律所是否为涉案4份委托合同的当事人及应否承担返还代理费及利息的责任的问题。根据绿色产品鉴定所作出的鉴定意见书显示，涉案4份委托合同加盖的公章并非安国律所使用的公章，黄利华亦未能提供相关的证据证明黄玲有权代表安国律所签订上述合同或黄玲的签约行为构成表见代理。黄利华作为一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理应可以通过要求对方出示有效证件等方式核实黄玲是否具备律师执业资格、是否为安国律所的执业律师等基本情况，黄利华主张其不可能知悉黄玲是否具备相应的资格，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据此，安国律所并非涉案4份委托合同的当事人，其亦未实际履行该合同，故黄利华上诉要求确认其与安国律所签订的涉案4份委托合同无效，并要求安国律所返还代理费及利息，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三、关于黄玲应否向黄利华返还代理费、利息及具体数额如何确定的问题。根据涉案委托合同的内容可知，黄利华向黄玲支付代理费是基于安国律所具备相应的专利代理资质并由安国律所代理涉案申请事宜，但现已查明安国律所并非该合同的签订方、黄玲亦不具备相应的代理资质，故黄玲应退还已收取的代理费，一审法院认定黄玲已收取黄利华的代理费用342945元，并实际支付费用181418.06元，有合同、银行转账记录、付款凭证等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予以确认。黄玲主张其还支付了翻译费35000元，但其仅提供了一张收据予以证明，该收据的收款人为个人，其真实性、关联性难以确认，且与黄玲另行向纳杰公司支付的翻译指导费等属于同一类型的费用，黄利华对此亦不予认可，故本院不予采纳。另，黄玲主张其还支付了代理费4000元，但并未提供相关的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亦不予采纳。至于黄玲主张其是有偿代理涉案事项，黄利华应向其支付劳务费用的问题，但涉案委托合同并没有约定黄利华须向黄玲支付代理费或报酬的相关内容，黄玲亦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双方对此作出约定，故一审法院认定黄玲是无偿代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据此，黄玲已经实际支付的费用作相应的扣除后，黄玲应退还161526.94元。四、关于和一公司应否对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问题。和一公司并非涉案4份委托合同的当事人，即使和一公司曾代黄玲收取过黄利华支付的审查意见答复费1500元，但并不足以证明和一公司为涉案合同的实际履行人、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据此，黄利华要求和一公司对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黄利华、黄玲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61.06元，由上诉人黄利华负担3530.53元，上诉人黄玲负担3530.53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碧玉审判员  罗 毅审判员  张 宾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刘嘉欣陈晓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