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皖民申1565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刘伟鹏，男，汉族，1962年11月15日出生，住山东省汶上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皙，安徽国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伟，安徽国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安徽省地质矿产勘查局322地质队，住所地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大道旁。 法定代表人：杨克富，该队队长。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安徽皖源土地矿产登记测量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东流路145号。 法定代表人：操六五，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会冬，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华子，上海天衍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被告：济南盛达汇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王舍人街道西沙河二村238号院A12室。 法定代表人：刘伟鹏，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年群，山东康桥（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刘伟鹏因与被申请人安徽省地质矿产勘查局322地质队（以下简称322地质队）、安徽皖源土地矿产登记测量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皖源土矿公司）、一审被告济南盛达汇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达汇公司）探矿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皖05民初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刘伟鹏申请再审称，盛达汇公司拖欠322地质队探矿权转让款，应由盛达汇公司进行抗辩；刘伟鹏作为盛达汇公司的股东，对盛达汇公司的出资已全部到位，且不存在抽逃出资、资产混同的现象。仅因为未收到开庭传票，无端承担了4300余万元加利息的债务。1.本案一审法院开庭传票送达方式不当，导致刘伟鹏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原因，未能参加诉讼。2013年11月，刘伟鹏出资成立盛达汇公司，登记时使用了2005年办理的身份证，身份证上的地址是：山东省汶上县。此后，因“棚户区”改造拆除，2017年，刘伟鹏住进长乐湖小区37号楼，户籍上的住址信息也相应变更。一审法院往已不存在的地址邮寄起诉状、开庭传票，自然无人接收。对于一个标的4300多万元的重大案件，一审法官在公告送达前应更加慎重，通过公安系统调取刘伟鹏的户籍登记信息确定住所地，不应该在快递退回后就草率地推定刘伟鹏下落不明，继而公告送达，刘伟鹏不知情未能参加诉讼。2.刘伟鹏有新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新证据一，诉讼当事人户籍登记信息查询结果、汶上县地名委员会办公室《证明》。证明刘伟鹏现户籍地位于山东省汶上县，而不是一审判决书上的地址。一审法院送达程序错误，直接剥夺了刘伟鹏参加诉讼的权利。新证据二，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山东分所中兴财光华（鲁）审专字（2020）第01001号《审计报告》。证明股东刘伟鹏与盛达汇公司资产相互独立，不存在资产混同现象。一审判决认定刘伟鹏未能举证证明盛达汇公司的财产独立于自己的财产，判令刘伟鹏对盛达汇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在实体上也是错误的。在刘伟鹏未到庭的情况下，一审采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则”系逻辑错误，对刘伟鹏不公平。新证据三，安徽省皖源矿业开发有限公司工商登记信息、安徽省皖源矿业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证明一审原告皖源土矿公司主体不适格。新证据四，盛达汇公司工商登记信息。证明盛达汇公司于2014年12月因住所变更未登记而被列入经营异常，一审法院没有调查或要求原告提供正确地址，仍按注册地址邮寄，程序上存在错误。另，补充提交一份证人杨某的《谈话笔录》，证明原告起诉时是能够联系盛达汇公司在铁矿的总经理杨某，但原告故意为法院提供已经变更或已不存在的联系方式，涉嫌故意隐瞒信息，在两被告都不知情的情况下缺席审判。3.皖源土矿公司并非合格债权人，一审判决内容缺乏证据证明，也无法律依据。皖源矿业公司的“股东会决议”是无效的，本案中的皖源土矿公司不具备作为原告的主体资格。债权人变化未通知刘伟鹏。刘伟鹏至今也未收到来自转让方的任何通知。4.一审法院对本案无管辖权。探矿权属于不动产，本案应按照专属管辖原则，由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第六项、第八项、第十项之规定，申请再审。 安徽省地质矿产勘查局322地质队提交意见称，1.“山东省汶上县”是刘伟鹏多次确认的户籍登记的住所，一审法院按原告起诉时提供的刘伟鹏确认的这一户籍登记的住所履行送达程序有充分的事实依据，符合法律规定。（1）刘伟鹏于2013年11月15日为参加竞买案涉探矿权转让提供的户籍登记的住所即是该地址。（2）刘伟鹏于盛达汇公司注册成立的2013年11月11日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确认其户籍登记的住所是该地址。（3）刘伟鹏作为一人公司盛达汇公司的股东，应明知法律规定的其对盛达汇公司的强制性义务，在盛达汇公司欠322地质队、皖源公司探矿权转让款合计4320余万元长达四年多的时间内，刘伟鹏及盛达汇公司从未以任何形式通知其户籍登记的住所变更的事实，故322地质队无理由怀疑刘伟鹏的该户籍登记的住所。2.一审法院在本案中对刘伟鹏的送达符合法律规定。首先，一审法院是按原告确认的刘伟鹏的户籍登记的住所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相关法律文书。其次，在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被退回后，一审法院以公告送达的方式履行送达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也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民事送达工作的若干意见》第九条之规定。第三，刘伟鹏以一审法院未通过公安系统调取刘伟鹏的户籍登记信息为由，认为一审法院公告送达程序违法没有法律依据。3.刘伟鹏申请再审提交的新证据不足以推翻原审判决。（1）《诉讼当事人户籍登记信息查询结果》未载明刘伟鹏户籍信息变更的日期，故无法证明在本案诉讼过程中刘伟鹏户籍信息已变更。刘伟鹏是盛达汇公司的唯一股东、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该公司的所有权利义务实质上均是刘伟鹏行使，故一审法院送达给该公司的所有法律文书实质上的受送人仍然是刘伟鹏。刘伟鹏与盛达汇公司虽然是两个诉讼主体，但实质上是主体混同，盛达汇公司登记的住所为“济南市历城区王舍人街道西沙河二村238号院Ａ12室”至今未变，一审法院向盛达汇公司的依法送达应当视为对刘伟鹏的依法送达。（2）《审计报告》不具有任何证明效力。《审计报告》是刘伟鹏在本案判决书生效后为申请再审单方面制作的证据，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盛达汇公司是刘伟鹏一人公司，故该公司提供审计的任何资料实际上就是刘伟鹏提供的资料。刘伟鹏为达到申请再审并推翻原审判决的目的，必然从趋利避害的角度提供对其有利的审计资料，审计资料不可能具有真实性、完整性，故《审计报告》的结论也不可能具有客观真实性。《审计报告》只是简单列举了刘伟鹏与公司之间的几笔资金往来，没有完整、全面的反映盛达汇公司自成立至报告出具日间的经营状况及财产状况，故《审计报告》关于“股东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不存在混同”结论具有一定的随意性，不具有客观性。4.一审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本案是合同纠纷，322地质队为合同履行地，一审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综上，刘伟鹏的申请再审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其再审申请。 安徽皖源土地矿产登记测量有限公司提交意见称，1.一审第一被告为盛达汇公司，其唯一股东、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均为刘伟鹏，第二被告亦为刘伟鹏，两被告虽系两个诉讼主体，但身份混同，一审法院依法送达，两被告未参加诉讼，应承担法律后果。（1）刘伟鹏在盛达汇公司与322地质队签订案涉转让合同时，以及此后几年内处置探矿权有关事宜时，一直使用号码为“180××××9880”的手机号码，故起诉时依法将该手机号码列为联系方式。（2）盛达汇公司登记的住所为“济南市历城区王舍人街道西沙河二村238号院Ａ12室”，截至刘伟鹏申请再审时，仍无变更。本案于2018年提起诉讼，案件审理过程中，盛达汇公司在2019年5月14日填报《2018年度报告》（见国家企业信息公示系统之年检信息），此时，盛达汇公司的住所仍未变更，非因法定事由而拒收诉讼材料，亦不参加诉讼，应承担不利后果，一审法院据此地址送达合法有效。一审法院依法公告送达符合法律规定。（3）盛达汇公司系一人公司，由刘伟鹏独资设立，依据公司法第六十二条、第六十三条等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盛达汇公司已无正常经营活动，被列入严重失信名单，刘伟鹏作为股东、执行董事、总经理，是盛达汇公司的清算义务人，应及时清算、解散公司；未及时清算的，应对盛达汇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2.皖源土矿公司依法享有安徽皖源矿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皖源矿业公司）对盛达汇公司的债权，是本案合法的原告。（1）皖源矿业公司与322地质队合作探矿，其后委托322地质队转让探矿权，案涉转让合同第二条载明探矿权为322地质队与皖源矿业公司共有。（2）皖源矿业公司的股东为皖源土矿公司（原名“安徽省皖土开垦整理有限责任公司”）和安徽皖源拍卖有限公司（原名“安徽皖土拍卖有限公司”，已于2018年注销），上述企业均系安徽省不动产登记中心（安徽省国土资源储备发展中心）所属的企业。经安徽省国土厅批复同意，皖源矿业公司股东会决定经清算后的公司债权由皖源土矿公司享有，皖源矿业公司于2018年8月依法注销。据此，皖源土矿公司取得对盛达汇公司的债权。3.322地质队已按约定转让探矿权，约定的转让方义务已履行完毕，探矿权转让无争议。本案诉争的标的为偿清欠付的对价，本案并不存在管辖权异议。综上，请求对刘伟鹏的再审申请不予支持。 济南盛达汇投资有限公司提交意见称，1.根据“情势变更原则”，探矿权转让合同应当变更或解除。案涉探矿权转让合同签订后，国际铁矿石价格暴跌，继续履行合同则对盛达汇公司明显不公平，且盛达汇公司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盛达汇公司要求变更或解除合同符合《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六条“情势变更原则”的规定。2.股东刘伟鹏不应承担连带责任。2013年11月11日，盛达汇公司注册成立，注册资本3750万元已一次性全部到位。案涉合同签订后，盛达汇公司累计付款9230万元。注册资本已全部用于支付转让价款，完全排除了刘伟鹏抽逃出资的可能性。公司资金不够，2014年1月10日至2015年8月24日期间，刘伟鹏分六次借给公司650万元，用于支付探矿权转让价款。这种情况下，股东仍要承担责任，于法于理不符，“有限责任”没有意义。3.皖源土矿公司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皖源土矿与皖源矿业是不相及的两个公司，不存在股权关系。4.盛达汇公司从未收到过任何应诉通知、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一审送达不规范。合同签订后，盛达汇公司委托322地质队继续勘探。为便于与322地质队沟通，在马鞍山市招聘了几位员工，其中业务总经理杨某自2014年开始代表盛达汇公司开展工作，参加盛达汇公司与322地质队的所有工作会议，2020年1月，盛达汇公司与322地质队一起讨论探矿权事宜，杨某也作为盛达汇公司的代表参加了会议。在这种情况下，322地质队称找不到盛达汇公司与刘伟鹏，继而被下落不明被缺席判决。5.一审法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本案合同标的在芜湖市，探矿权转让合同签订地在合肥市，两被告在山东省，只有原告322地质队在马鞍山市，但最终是原告所在地法院受理本案，不符合民诉法关于管辖的规定。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再审本案。 本院经审查认为，1.一审法院向322地质队、皖源土矿公司起诉状中载明的刘伟鹏、盛达汇公司的地址邮寄了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刘伟鹏称上述地址因拆迁改造已不存在。但刘伟鹏签订案涉合同时提供的身份证上的住址仍是“山东省汶上县”，并未提供其拆迁后的新地址；双方在案涉合同中约定的送达地址是“济南市历城区王舍人街道西沙河二村238号院Ａ12室”，一审法院在邮寄送达时注明了刘伟鹏的联系电话，但邮寄送达因“原址查无此人”“电话错误”“地址有误”等原因被退回。一审法院按照双方约定送达地址送达相关诉讼文书，因邮件未能妥投,在未寻找到刘伟鹏下落的情况下,通过公告方式进行了送达,并在作出判决后通过公告方式送达了一审民事判决书,符合法律规定。2.根据皖源土矿公司提交的安徽皖源矿业开发有限公司企业注册信息查询单及工商注销登记资料、工商注销的请示、注销的汇报、清算报告、安徽省国土资源厅的批复、承诺函、股东会决议等材料，可以认定皖源土矿公司取得对盛达汇公司的债权的事实。刘伟鹏申请再审称“股东会决议”无效、本案中的皖源土矿公司不具备作为原告的主体资格的理由不能成立。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一款：“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第一项规定的不动产纠纷是指因不动产的权利确认、分割、相邻关系等引起的物权纠纷。”的规定，不动产纠纷仅限于部分物权纠纷。本案是因探矿权转让债权性质的合同关系产生的纠纷，不适用专属管辖的规定。322地质队所在地马鞍山市是双方在转让合同中约定的交付转让款义务的履行地，故安徽省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4.刘伟鹏申请再审时提交的证据《审计报告》载明：“经审计，截止2019年12月31日，公司欠股东刘伟鹏347.00万元，不存在股东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综上，公司财务支付清晰，审计期间，股东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不存在混同的情况。”因此，该《审计报告》属于认定本案基本事实的证据。综上，刘伟鹏关于一审法院送达违法、皖源土矿公司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一审法院无管辖权等申请再审的理由不能成立。鉴于一审法院是缺席对本案进行审理的，双方对争议的事实没有进行质辩，刘伟鹏提交的《审计报告》未经过一审审理，因此，一审法院应对该证据进行审理，进而查清本案的基本事实。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裁定如下： 一、指令安徽省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 二、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 审判长 胡 红 审判员 章 勇 审判员 张进春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赵梅 书记员季敏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