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甘民申1118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上诉人)：刘某，住甘肃省酒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某，北京大成（兰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白某，住青海省西宁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运某，甘肃长治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刘某因与被申请人白某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酒泉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甘09民终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刘某申请再审称，1.一、二审判决由申请人支付白某投资款及利息错误，该款项是白某为取得内蒙古国昌伟业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昌伟业公司)股权而支付，且仅为127万元，申请人始终未占有使用过，并没有取得根据合伙投资资金转让协议第3条约定的资金，四人亦未成立过合伙企业；2.一审认定本案当事人形成合伙投资关系错误，二审定性为合同纠纷但仍判决申请人支付资金错误，无论协议转让的是资金还是股权，或是股权转让协议的权利义务，因申请人未取得相应资金、股权，也没有通知内蒙古潼德韵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潼德韵公司）并经其同意，协议上潼德韵公司及法定代表人樊海燕没有签字盖章，协议没有生效；3.白某是给潼德韵公司支付的资金，因股权转让协议的资金引发合伙投资资金转让纠纷，应查清股权转让协议是否生效，以及申请人是否行使相关权利，一、二审拒绝追加潼德韵公司为被告或第三人程序违法；4.国昌伟业公司法定代表人丁宁的电话录音等新证据可以证实申请人没取得股东身份，股权转让协议也没有生效，公证书可证明申请人于2018年7月15日发出短信已解除了资金转让协议，可证实李桂英与陶玉彪利用股权转让协议合谋诈骗；5.涉案资金是白某履行股权转让协议而支付，占用方为国昌伟业公司，资金转让协议约定的转让无法实现，且该协议应由潼德韵公司同意，一、二审未支持申请人解除协议的反诉请求错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六项的规定请求再审本案。白某提交书面意见称，1.资金转让协议并没有约定给刘某再支付180万元，转让的是已注入的资金，一审时提交的李桂英与刘某的录音反映协议签订后刘某继续经营并投资，转让协议实际已经履行；2.协议转让的是注入资金，是以一种注入的资金与内蒙公司合作经营的权利，转让标的不是股权，只需内蒙公司知情就可，并不需要再支付资金，也无需交付股权证明文件；3.申请人如认为协议没有生效则无需解除，其主张解除又主张未生效是自相矛盾，资金转让协议也不符合法定解除的条件。请求驳回申请人的再审申请。本院经审查认为，根据白某提起诉讼主张权利及刘某申请再审所依据的具体事实理由，本案再审审查的焦点问题是涉案合伙投资资金转让协议的性质以及该协议是否能够实际履行或者应当解除。从白某起诉状载明的内容及其在诉讼中的陈述看，本案纠纷系因白某主张其与刘某等四人合伙共同出资以国昌伟业公司的名义做煤炭生意，后将出资转让给刘某，但刘某未按协议约定支付转让资金而引起，故本案中不存在合伙企业财产份额转让的事实，一审对此认定错误，二审已予以纠正。据此，依白某的主张，首先得对涉案合伙投资资金转让协议是否属于因合伙协议而产生的事实予以认定。个人合伙是两个以上自然人按照协议，基于出资而形成的经营体，具有共同经营、共同劳动、共享利益、共担风险的特征，当事人之间通常有书面协议，或者具备合伙条件又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有口头协议，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可以终止合伙协议，终止后必须进行清算，合伙关系才归于消灭。从涉案合伙投资资金转让协议载明的内容看，似是对合伙经清算并终止的结果，但刘某对存在合伙予以否认，协议约定的权利义务并不能清晰反映个人合伙的法律特征，且白某等亦不能提交书面合伙协议，或各方合作经营煤炭生意具备合伙条件又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存在口头协议，故现有证据无法认定双方系因个人合伙发生的争议，应当按照协议所设立的权利义务内容确定协议的性质，二审经审理亦将双方争议定性为合同纠纷。案涉2018年7月13日合伙投资转让协议系双方经协商对前期投资开挖经营煤矿和商贸购煤款确认后作出，能够反映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应为成立并生效的合同。根据一、二审已查明的事实，协议所涉资金系2018年6月7日，因刘某、白某、李桂英、王录德作为乙方与作为甲方的潼德韵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而实际支付的资金，具体数额应当依协议载明的数额确定。如按照刘某申请再审时的主张，涉案股权转让协议未生效或未实际履行，但双方对争议资金已实际支付给国昌伟业公司的事实显然是确定知晓的，刘某不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协议签订后白某等仍实质参与相关煤矿经营，该协议更具有债权转让的法律特征，从诉讼中双方提交的电话录音、微信聊天记录等可以确定债务人知道资金转让的事实，故刘某应当依约履行协议载明的转让款给付义务。从另一角度讲，刘某一审提起反诉主张因无法取得国昌伟业公司股权请求解除资金转让协议，在二审上诉时亦主张股权转让协议已实际履行，可知本案一、二审中刘某对股权转让协议成立生效不持异议。根据诉讼中双方提交的证据及再审审查中组织听证的情况，双方均认可股权转让协议是为更好履行前期合作事宜而签订，具体事宜主要通过潼德韵公司控股股东陶怡潼的父亲陶玉彪处理。股权转让协议虽未加盖潼德韵公司的印章，但协议签订的当日，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确定的权利义务及履行的后果，刘某等四人又与潼德韵公司控股股东、高管陶怡潼以国昌伟业公司股东的名义召开“变更后”国昌伟业公司第一次股东会议并作出决议，对国昌伟业公司的股东人数、股权比例及人员、机构、经营发展等进行了确定。再考量李桂英与刘某的通话录音中能反映双方曾讨论过股份转让的事宜，结合涉案公司股东、高管以及具体参与股权转让事项的陶玉彪等之间具有亲属关系的情形，鉴于为进行合作陶怡潼与刘某签订的合作协议及李桂英、刘某分别与他人签订的有关煤矿开采的合同均在股权转让协议之前，而当事人对自己所为法律行为引起的法律关系认知错误并不必然否定该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故资金转让协议在性质上具有公司内部股东之间股权转让的特征，对价即为白某已实际支付的资金。加之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取得股权的对价系受让方给公司注入运营资金2000万元，鉴于协议确定的前期运营资金494万元白某等三人已实际支付，刘某对后续资金未支付亦明知并认可后续个人因经营又投入了一定资金，考量在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是履行股权转让协议的行为，该登记本身并无创设股东资格的效力，其本质上属于证权性登记，只具有对善意第三人宣示股东资格的证权功能，故是否已变更登记不影响股东内部各方之间协议的效力，各方均应依法依约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包括为取得股权在前期按照分工所为行为所产生的权利义务，二审经审理作出“刘某依据合伙投资资金转让协议获得相应利益之后，不论之前双方之间系何种法律关系，均应当依照协议约定向白某支付投资款及利息”的认定符合本案实际情况，刘某如认为自己权益受有损害，可在确定请求权基础后另行主张。据此，本案是白某以合伙投资资金转让协议为据提起的诉讼，刘某、白某等与潼德韵公司、国昌伟业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与本案争议法律关系虽有关联，但非属同一法律关系，潼德韵公司、国昌伟业公司并非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一、二审不存在程序违法的情形。至于刘某认为协议已解除的申请再审理由。审查认为，当事人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通知对方要求解除合同的，必须具备合同法第九十三条或者第九十四条规定的条件，才能发生解除合同的法律效力，经一、二审查明本案并不属于上述情形，故刘某该项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另外，刘某以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事由申请再审的问题。刘某申请再审时、再审审查中提交的涉案公司登记情况、经公证的陶玉彪与刘某微信聊天记录、陶玉彪与刘某通话录音、李桂英为履行合作协议与他人签订的合同及刘某与陶玉彪、与李桂英、白某一起商议的录音等均系原审庭前已存在，并非因客观原因无法发现或取得，不符合法律、司法解释规定的“新证据”情形，且不能直接反映已解除资金转让协议的事实，并不足以推翻原判决结果，故刘某该申请再审理由难以支持。综上，刘某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应当再审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刘某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钟伟平审判员 周叶梅审判员 王 静二〇二〇年九月三日（法官助理 任莉莉书记员 李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