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11民终60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东阳丰天农业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金华市东阳市南市街道紫溪村马路边。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783MA28PXNMOR， 法定代表人：邵武，系该公司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青田县盛利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住所地：浙江省青田县瓯南街道大李村李山4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3311216784270754。 法定代表人：徐伟敏。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伟敏，男，1971年5月2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青田县。 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陶土才，浙江五洲律师事务所律师。 两被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晶晶，浙江五洲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东阳丰天农业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青田县盛利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盛利合作社”）、徐伟敏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青田县人民法院（2019）浙1121民初47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丰天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一、关于20万元处置费用，一审法院系认定被上诉人存在处置的事实，上诉人也认为处置确实需要费用，系认定了处置费用为20万元，关于处置需要费用上诉人没有异议，但是具体金额不是20万元，而是10万元，理由如下：1.双方在扑杀前及扑杀后具体商谈的过程中有提到过处置费用，约定是10万元。2.被上诉人为了多收取处置费用宣称处置费标准为200元一头，共20万元是政府规定的，此为欺骗的谎言并不是事实，事实上政府并未有任何关于处置的规定。3.被上诉人并未能列举具体处置的详细费用清单，而事实上处置过程中的人工费用6000元为上诉人支付。二、2018年7月18日起，猪场的所有猪只归上诉人所有，故此后所有的卖猪款均应归上诉人所有，上诉人委托被上诉人在此期间卖了5次猪，共计235551元，而只打款给上诉人45000元，剩余190551元一直由被上诉人霸占，应当返还给上诉人，在双方协商过程中被被上诉人以打关系才按1200每头赔偿为由要求抵消的行为系欺诈行为，一审法院对这块账目并没有进行认定。 被上诉人盛利合作社、徐伟敏辩称，一是关于案涉处置费到底是10万元还是20万元。首先，双方对处置费用的金额约定清楚，一直都是20万元。具体的体现：1.2019年10月9日上诉人邵武以个人名义起诉徐伟敏的合同纠纷案件当中，该起诉状里面提及“2019年3月4日，被告徐伟敏告知原告邵武畜牧局拿走100头猪赔偿款，200元每头处置费用，收到赔偿款为104万。”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来，上诉人对这个处置费用数额已经作出了明确的陈述，处置费为每头200元，总共900多头，当1000头来计算，计算出来的数字约20万元。2.本案一审中，原告东阳丰天农业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的陈述和第一次起诉陈述完全一致。3.在本案一审庭审过程当中，上诉人作为一审的原告陈述到这个处置费用时，其陈述“处置费20万，反正他说200元一头，差不多20万元他就这样算了。”所以不存在上诉人和上诉人双方约定处置费为10万元的事实，自始至终在协商过程当中，双方约定的数额就是20万元。其次，上诉人还认为该20万元是因为被上诉人欺骗上诉人，被上诉人讲到政府要求处置费每头200元。实际上，被上诉人提出要求20万处置费总要有一个理由，至于处置费有没有政府的规定，有没有相应市场行业上面的规定，上诉人非常清楚，上诉人是这一行业的内行人员，其系农业方面的专业人士。这个养猪场是上诉人自己经营，被上诉人是受上诉人公司委托去处置的。而且一审上诉人代理人解释为什么不了解，是因为太相信被被上诉人。被上诉人代理人当时就反驳，上诉人实际对被上诉人是完全不相信的，在处置之前就已经开始对被上诉人进行电话录音，就给人家下套子，毫无任何信任可言。因此上诉人所称被骗是绝对不可能的，上诉人完全可以向政府了解，不会因为被上诉人一句话就相信。二是委托被上诉人处置的卖猪款双方是否已经结算清楚。被上诉人认为，根据上诉人在一审的诉讼请求以及事实理由等内容，委托销售的问题不在本案的审理范围之内。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是要求撤销案涉协议，协议里面约定具体的内容是猪的处置款104万元扣除上诉人欠付被上诉人的50万元，再扣除20万的处置费、9万的打点好处费，剩余25万元。协议内容根本没有涉及到委托销售猪的款项问题。因此上诉人在二审中突然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被上诉人认为一审没有审理的事项，二审直接进行审理程序明显不当。 丰天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撤销原、被告于2019年3月4日签订的协议；2.判令被告支付原告91.04万元及利息损失（利息损失按年利率6%从2019年3月4日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徐伟敏系被告盛利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原告与被告徐伟敏于2017年8月9日签订《猪场入股合作协议书》一份，该协议双方就养猪合作事宜进行了约定。双方合作期间于2018年7月18日签订了《条约》一份，条约写明：“2018年8月9日起徐伟敏与邵武等签订共同养猪的合同终止，猪场的所有猪只与生产经营权归邵武等所有（截止到2019年8月9日）……”。同日，原告向被告徐伟敏出具了《欠条》一份，明确被告徐伟敏退出猪场合作，原告结欠被告50万元款项的事实。因非洲猪瘟防控工作的需要，原告所养的967头猪属于扑杀范围，原告委托被告徐伟敏帮忙处理扑杀、后续填埋及申报防控经费的工作。2019年2月28日，青田县财政局根据《青田县农业农村局青田县财政局关于下达第二批非洲猪瘟防控经费的通知》的规定，案涉967头猪的补助款116.04万元汇入被告盛利合作社的账户。原告与被告徐伟敏于2019年3月4日就上述补助款的处置进行协商，原告的法定代表人邵武对协商过程进行录音，录音内容显示在协商过程中被告徐伟敏隐瞒了116.04万元补助款已全额到账的事实，并虚构“有100头猪的补助款（12元）给政府扣去作为费用”的情况，与原告以104万元补助款为基础进行协商，最终双方确定：扣除原告结欠被告徐伟敏的50万元款项和支付给被告徐伟敏的处置费用20万元、“打点费”9万元后，被告徐伟敏需返还给原告25万元。为此双方签订了《协议》一份，《协议》写明：“1.徐伟敏打给邵武250000元整（贰拾伍万元整）。2.自2019年3月4日起，徐伟敏猪场与邵武的合作关系终止（原邵武租赁青田盛利生态养殖合作社到2019年8月19日合同终止），从此徐伟敏猪场与邵武没有任何关系。3.邵武原先欠徐伟敏50万元已还清。4.猪场因非洲猪瘟政府处置所得的赔偿款全部归徐伟敏所有，邵武没有异议。”《协议》签订后，被告徐伟敏于当日向原告支付了款项25万元。另查明，根据《关于非洲猪瘟预防性强制扑杀补助工作的专题会议纪要》的规定，对本次采取预防性强制扑杀的生猪补助标准定为1200元/头。案涉补助款发放至被告盛利合作社账户后，被告徐伟敏于2019年3月1日将该款转到其个人账户，其于2019年3月4日转给原告的25万元款项系上述款项的一部分。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案涉116.04万元款项的性质；2.被告徐伟敏何种行为构成欺诈；3.原告与被告徐伟敏之间的结算项目，哪几项属于因为错误认知作出的非真实意思表示；4.被告盛利合作社是否应当对被告徐伟敏应支付给原告的款项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关于争议焦点1，虽然在青农〔2019〕17号文件中将案涉款项称为“非洲猪瘟防控经费”，但从文件附件来看，系按967头猪，1200元/头来计算款项；从2019年3月4日双方的协商录音来看，原、被告均认可被扑杀的猪是967头，案涉款项就是对被扑杀猪的补助款，结合2018年7月18日的《条约》中已约定猪场所有猪只归原告所有的事实，可以认定案涉款项系对因非洲猪瘟猪场967头猪被扑杀的补助，应归原告所有。关于争议焦点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而要构成本条所规定的可撤销的受欺诈行为，须具备以下要件：一是欺诈方须有欺诈行为；二是欺诈方须有欺诈故意；三是被欺诈方须因欺诈行为而陷于错误认知，并基于错误认知作出意思表示；四是被欺诈方的意思表示违背其真实意思。在2019年3月4日原告与被告徐伟敏协商过程中，被告徐伟敏隐瞒了案涉款项已经到账的事实，虚构了本次补助款本来是按每头大猪1200元、中猪800元、小猪500元进行补助，而通过其找“关系”，最后案涉被扑杀的猪均按每头1200元进行补助的事实，使原告信以为真，从而决定将补助款中的9万元给被告徐伟敏作为找“关系”的费用。而根据《关于非洲猪瘟预防性强制扑杀补助工作的专题会议纪要》的规定，本次养殖户因防控非洲猪瘟需要将养殖的猪扑杀的，补助款不分猪的大小均是按1200元/头进行补助（该款其实已于协商之前就足额支付至被告盛利合作社的账户），而被告徐伟敏亦未举证证明其为了办理委托事项有其他合理支付。因此，被告徐伟敏虚构要通过找“关系”才能按1200元/头发入补助款的事实和隐瞒116.04万元补助款在双方协商时已经支付到账的真相的行为可认定为欺诈行为。故原告支付给被告徐伟敏9万元“打点”费系受徐伟敏的欺诈行为而陷于错误认知作出的非真实意思表示。《协议》第1条的约定是基于原告需要支付给被告79万元（50万元抵扣《欠条》款、20万元处置费、9万元“打点”费）的情况下而作出的，现查实其中的9万元系受欺诈行为影响而作出的非真实意思表示，虽然50万元及20万元的处置系真实意思表示，但因9万元的处置非真实意思表示，所以被告仅需返还给原告25万元亦非原告真实意思表示，该条约定应当予以撤销；同理，《协议》第4条所处分的内容系非原告真实意思表示而订立的，应当予以撤销；《协议》第2条系双方对之前合作养猪场的权利义务进行重新约定，《协议》第3条系对双方之前结算好的债务进行抵扣行为，并非是受欺诈而陷于错误认知而作出的非真实意思表示，而是原、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存在其他可撤销的情形，故不应予以撤销。综上，该院认为《协议》第1条、第4条应当予以撤销，第2条、第3条不应撤销。关于争议焦点3，因2019年3月4日《协议》部分条款被撤销，基于被告徐伟敏的欺诈行为而作出的非真实意思表示处分的款项被告徐伟敏应当返还给原告。关于《欠条》所载50万元款项，根据《协议》第3条的约定，应当予以维持；关于20万元的处置费，原告虽主张系被告徐伟敏告诉其如果给政府处置的话要按200元每头扣除费用，才使其认为就是需要这么多处置费，但事实上原告确实将扑杀和填埋猪只的工作交付给被告徐伟敏，被告徐伟敏亦实际完成了相应工作来看，处置工作并未交给政府，而经双方协商，原告系认为被告处置确实需要费用支出，其系自愿支付20万元的处置费用，故对该20万元处置予以支持；关于9万元的“打点费”，结合争议焦点2的论述，被告徐伟敏应当将该款返还给原告；关于被告徐伟敏隐瞒的12万元款项，因该款系属于原告所有，被告徐伟敏的占有没有事实依据，原告在诉讼请求中亦有主张返还该款项，故该12万元款项被告徐伟敏亦应当支付给原告。综上，案涉补助款116.04万元，基于《协议》第3条的约定抵扣原告结欠被告徐伟敏的款项50万元，原告应支付给被告的处置费20万元，剩余款项46.04万元，被告徐伟敏已于2019年3月4日支付了25万元，余款21.04万元被告徐伟敏应当返还给原告。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双方结算的50万元及20万元处置费，没有事实依据，该院不予以支持。关于争议焦点4，原告自认其系与被告徐伟敏之间进合作，而被告徐伟敏亦认可系其个人与原告进行合作。原告现仅凭案涉款项支付至被告盛利合作社账户即要求被告盛利合作社承担共同付款责任，有违合同相对性的原则，亦依法无据，故原告要求被告盛利合作社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以支持。综上，2019年3月4日原告与被告徐伟敏签订的《协议》第1条、第4条应当予以撤销，被告徐伟敏还需返还给原告案涉补助款21.04万元。因被告徐伟敏的欺诈行为导致《协议》部分条款被撤销，从而导致应支付给原告的款项未支付，产生的利息损失是客观存在的，在双方2019年3月4日进行协商处置案涉款项时，如无被告的上述欺诈行为，相应款项被告应当于当日即支付给原告，故原告要求被告赔偿自2019年3月4日起的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应予以支持；但原告要求按年利率6%赔偿利息损失，无法律依据，该院酌情调整为2019年8月19日之前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年利率4.35%计付；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年利率4.25%计付。原告主张要求被告徐伟敏返还收取的200元/头的积极处理奖励及主张处置费用应由街道承担，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故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撤销原告东阳丰天农业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与被告徐伟敏于2019年3月4日签订的《协议》中的第1条、第4条；二、被告徐伟敏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给原告东阳丰天农业技术开发有限公司款项210400元，并支利息（利息自2019年3月4日起计算至款项清偿之日止，2019年8月19日之前按年利率4.35%计付；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年利率4.25%计付）；三、驳回原告东阳丰天农业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2904元，由原告东阳丰天农业技术开发有限公司负担8448元，由被告徐伟敏负担4456元。 二审中，被上诉人盛利合作社、徐伟敏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上诉人丰天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材料：1.病料检测费、消毒水、口罩等费用明细清单一份，待证：该费用清单里面的人工费用6000元由上诉人支付。2.电脑清单三张，手写清单一份，待证：一共卖了三次猪，共计出售金额175389元。3.与徐伟敏的微信聊天记录，待证：卖猪款60162元，其中转给上诉人45000元，还有15162元没有支付。4.与猪场场长的微信聊天记录，待证：猪被堵在屠宰场里，被徐伟敏处理掉了。被上诉人盛利合作社、徐伟敏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证据“三性”均有异议，该份材料没有任何人员的签字，谁制作根本不清楚，真实性无法确认；该份材料跟本案的关联也反映不出来，上诉人主张由其垫付款项在该材料中也显示不出来。对证据2，电脑统计单据的真实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该组证据从哪里来，由谁制作，如何形成，跟被上诉人徐伟敏有什么关系，该组证据均反映不出来。该手写清单没有任何人员的签字，对其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清单上载明“张杰55600元、卢建平56180元，毛老板63609元”，与本案当事人没有任何关联，无法证明被上诉人徐伟敏需要付钱。对证据3，上诉人主张卖猪款六万多元被徐伟敏拿去了，从微信里面徐伟敏的回复“我等下催他一下”可以看出，该卖猪款的支付人应该是买猪的人，并非徐伟敏，徐伟敏只是一个中间介绍人。对证据4，该证据中的徐总指的是谁并不清楚，如何处理也不清楚，故该组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的待证事实。本院认为，对证据1，该组证据在本院认为部分予以评析，此处不予赘述。对证据2、3、4，该三组证据均指向委托卖猪款项，但该事项超出一审的诉讼请求范围，与本案争议焦点无涉，故该三组证据本院均不予采信。 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另查明：案涉生猪于2018年12月13日扑杀，次日将该批猪掩埋。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一审认定案涉处置费用为20万元是否正确。2.上诉人委托被上诉人所卖生猪的费用是否应当返还上诉人。 关于争议焦点1，首先，上诉人主张双方约定的处置费用为10万元，20万元处置费用系因被上诉人徐伟敏谎称政府规定处置生猪200元一头才作出的错误意思表示。本院认为，判断该上诉理由是否成立的关键点在于，上诉人同意支付20万元处置费是否基于徐伟敏的虚假陈述。被上诉人徐伟敏在协商过程中作出了政府处置的话要按200元每头扣除费用的虚假陈述，但生猪的扑杀和填埋工作并未交给政府，实际于2018年12月14日前已由徐伟敏完成处置，故案涉生猪处置在前，双方对处置等相关费用协商结算在后。且根据案涉双方协商过程的录音内容来看，被上诉人徐伟敏作出该虚假陈述之前，上诉人已陈述“20万其实就包括搞地的钱了”。同时，上诉人认可在案涉生猪处置时，其委派养猪场场长在处置现场进行拍照、录像等。按常理，上诉人在费用结算时对该生猪处置的工作量及费用支出应当有一定的预估，故徐伟敏的虚假陈述并非导致上诉人同意20万元处置费的关键性因素，原审认定该20万元处置费用系双方协商的结果并无明显不当。其次，上诉人认为其垫付了处置过程中的人工费6000元，上诉人就该上诉主张提供了病料检测费、消毒水、口罩等费用明细清单一份，但该份清单并无对方的签字确认，故仅凭该份证据无法证明上诉人垫付6000元的人工费，本院对该上诉理由不予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2，上诉人主张其委托被上诉人卖猪的费用应当予以返还，但该上诉主张已超出一审诉讼请求范围，故本院对此不予审查评析，当事人可另行处理。 综上，丰天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748元，由上诉人东阳丰天农业技术开发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杨 婷 审 判 员  陈俊明 审 判 员  吴黄影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八日 代书记员  徐 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