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10民初5050号 原告：朱艳红，女，1977年4月24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夏邑县。 委托代理人：卢广辉，浙江麦格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冯银，浙江麦格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杭州全盛机电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东湖街道顺风路518号2幢。 法定代表人：李冰，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邱大为，浙江杰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周乃旺，该公司员工。 原告朱艳红（以下简称原告）诉被告杭州全盛机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被告）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于2020年4月17日诉至本院。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高亚飞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判，于2020年6月2日公开开庭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卢广辉、冯银，被告的委托代理人邱大为、周乃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起诉称：原告于2011年5月14日进入被告处工作，从事帽型（辅工），月平均工资为5438.07元，工作时间为每周6天（周一到周六），上午8:30-11:30，下午12:30-5:30，平时每天加班18:00-20:45，工作地点为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幸福南路115号下沙七格工业园6-7幢。2019年9月20日左右，被告将经营地址搬迁至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顺风路518号2幢，除工作地点变更外，还要求重新调整工作岗位和工作薪酬，被告对此予以单方决定，未与原告协商。在工作期间，被告存在以下严重侵害原告劳动合同权益的行为：擅自变更劳动合同工作地点，岗位和薪酬；未支付加班工资；未按照实际工资基数缴纳社会保险；未支付住房公积金。为此，原告于2019年9月30日以被告变更劳动合同、未支付加班工资为由向被告提出解除劳动关系。故原告诉至法院，诉讼请求为：一、确认原告与被告的劳动关系于2019年9月30日解除；二、判令被告支付原告经济补偿金46223.6元（5438.07元/月×8.5个月）；三、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2017年10月1日至2019年9月30日加班工资10395.7元（10.68元/时×135.5小时×1.5倍+11.55元/时×616小时×1.5倍+10.68元/时×146.5小时×2倍+11.55元/时×853小时×2倍-23885元）；四、判令被告支付原告2019年9月工资3972.46元；五、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审理中，原告撤回第四项诉讼请求并变更第三项诉讼请求为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2017年10月1日至2019年9月30日加班工资12120.41元。 为证明上述事实，原告提交如下证据： 1、仲裁文书送达情况说明、浙杭余杭劳人仲案（2019）1144号裁决书，拟证明本案经过仲裁前置。 2、顺丰速运面单、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复印件，拟证明原告与被告已经解除劳动关系的事实。 3、录音及文字稿； 4、送达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录音及文字稿； 证据3-4拟证明被告提出并变更原劳动合同内容，双方无法协商一致，原告据此提出解除劳动合同。 被告辩称：一、被告不认可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请求依法驳回。二、被告从杭州下沙搬迁至杭州余杭不属于变更劳动合同的内容，被告搬迁还为员工提供各项奖励及便利条件。即便原告不愿意去余杭新厂区，也应当在下沙老厂区继续打卡上班。2011年5月14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合同期限至2013年5月13日；2013年4月23日，原告与被告续签劳动合同至2018年5月13日；2018年5月14日，双方继续续签劳动合同至2023年5月13日，合同约定原告从事操作工岗位，工作地点为下沙原厂区，基本工资为2010元/月，基本工资为加班费计算基数，合同第九条约定乙方（员工）连续旷工三天或者累计旷工达五天的，视为严重违反甲方（全盛公司）规章制度，乙方劳动关系自动解除。被告的搬迁是企业的整体搬迁，其目的不是故意为难员工，而是行使公司自主经营权。不管是杭州下沙地区还是杭州余杭区均属于杭州地区，符合双方劳动合同关于工作地点的约定。另外，被告为了本次搬迁为员工提供了上下班的通勤班车，为有需要的员工提供员工宿舍（为不愿住员工宿舍的由被告提供附近租房信息），根据员工的工作年限给予1000元、2000元不等的奖励。依据生效的判决书认定:“全盛公司因生产经营调整，2019年5月开始将厂房搬迁至杭州余杭区，并在原地留了两条生产线”。即若原告不愿意去杭州余杭，还可在原厂区继续上班。三、原、被告劳动关系解除时间应为2019年10月15日，因原告连续旷工六日以上，严重违反合同约定及公司规章制度，被告作出的解除劳动关系合理合法，被告无需支付原告经济补偿金。原告自2019年10月8日、9日、10日、11日、12日、14日连续旷工，被告于2019年10月15日经征求公司工会意见后，以原告连续旷工已达6天，严重违反公司管理制度为由，向原告户籍地址和在杭州地址发函解除劳动关系。因此，本案系原告旷工，违反劳动合同约定及员工手册的规定，被告解除劳动合同合理合法。原告主张2019年9月30日向被告解除劳动关系，并不属实，且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原告当日还在打卡上班，并未在当日向被告提出解除劳动关系，原告在诉讼中称其当日解除与被告劳动合同，仅是为了获得经济补偿金。四、被告已向原告支付2017年10月至2019年9月期间的加班费，并且超额支付原告加班费，原告再次要求支付加班费的请求不能成立。根据原、被告提供的工资条显示，在原告每月的工资清单中，被告均已支付原告相应的加班费并且超额支付原告加班费。五、被告已支付原告2019年9月的工资（包括当月加班费）。原告主张2019年9月的工资3972.46元，被告在收到仲裁裁决书后已于2020年4月8日支付给原告。原告在收到该工资后还要求被告支付9月份工资，说明是恶意诉讼。综上，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 为证明上述事实，被告向本院如下证据： 1、浙杭余杭劳人仲案（2019）1144号裁决书，拟证明本案经过仲裁前置并依法裁决的事实。 2、劳动合同3份、员工手册摘录、征求意见书、回复意见书、员工手册发放登记表，拟证明原告与被告自2011年5月14日存在劳动关系，2018年5月14日，双方继续续签劳动合同至2023年5月13日，合同约定原告以基本工资2010元/月为加班费计算基数，工作地点为下沙原厂区，合同第九条约定乙方（员工）连续旷工三天或者累计旷工达五天的，视为严重违反甲方（全盛公司）规章制度，乙方劳动关系自动解除。另外，员工手册在施行前征求了工会的意见，原告已实际领取员工手册，该员工手册第五条第一款、第六条第六款均规定，员工连续旷工三日，被告有权解除劳动合同的事实。 3、指纹考勤记录（2017年10月1日-2019年9月30日）、手工考勤表（2018年1月1日-2019年10月31日），拟证明原告2017年10月1日至2019年10月期间的上班情况，以及自2019年10月8日原告开始旷工，至同月14日，原告已经连续旷工六日以上的事实。 4、征求意见书、意见书、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EMS快递单、投递情况，拟证明因原告连续旷工六日，严重违反双方劳动合同的约定以及公司员工手册的规定。2019年10月15日，被告经征求工会意见后，对原告作出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并通过邮政快递分别向原告户籍地址及在杭州地址邮寄。被告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关系程序、内容均合法合理。 5、工资明细单（2017年10月-2019年9月）、汇款凭证2019年9月，拟证明2017年10月至2019年9月期间被告每月支付的工资中，均已包含原告相应的加班工资，被告不存在少付原告加班费的情况。另外，2020年4月8日，被告已向原告支付2019年9月的工资3972.46元（包含加班费）。 6、浙杭余杭经开劳人仲案（2019）637号裁决书、（2019）浙0191民初2989号判决书、增值税发票，拟证明浙杭余杭经开劳人仲案（2019）637号裁决书以及（2019）浙0191民初2989号民事判决书均认定的事实为“全盛公司因生产经营调整，2019年5月开始将厂房搬迁至杭州余杭区，在原地留了两条生产线，并提供班车上下班”。同时被告在杭州下沙原厂区仍租赁厂房，并支付租金至2019年12月的事实。 7、关于公司乔迁新址的相关政策及员工随迁的奖励的通知及照片、班车租赁合同及浙江省增值税发票，拟证明被告于2019年5、6月份开始陆续将企业从杭州下沙搬迁至杭州余杭，在搬迁过程中对员工并提供了各项奖励政策和通勤班车的便利条件。 为查明本案事实，本院依职权调取了浙杭余杭劳人仲案（2019）1144号仲裁庭审笔录并予以出示。 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三性无异议。证据2，三性不予认可。原告无法出示证据原件，被告无法确认原告是否邮寄，解除通知存在事后伪造的可能。假如原告真的邮寄了，也不能证明邮寄了解除通知，被告从未收到该份快递。2020年3月份，在仲裁案件开庭后，原告才拿出的顺丰面单和通知书，此前被告从未收到过上述材料。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签字部分其中原告和张新艳的签字可能系同一人的笔迹，徐湘云与秦中原的签字可能系同一人的笔迹，宋亚平张金美的签字可能系同一人的笔迹，所以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存在伪造的可能。证据3，三性不予认可，张新艳确实和周乃旺有谈话，但是和原告无关。录音时长一小时，有其他人谈话，声音嘈杂，双方不存在协商变更工作地点。文字稿仅有部分内容，与录音实际内容不一致。证据4、三性不予认可，无法确认何人何时何地的录音，不能确定谈话人是吴丹华，且其不能代表被告。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三性无异议，证明本案经过仲裁前置。证据2，劳动合同无异议，待证事实有异议，约定地点是下沙地区，被告属于变更劳动合同地点。员工手册发放登记表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员工手册摘录和征求意见书、意见书，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根据《劳动合同法》第3条规定，涉及员工切身利益的需要经过全体职工或者职工代表大会协商，但是被告没有证据证明，只提供工会意见。证据3，指纹考勤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手工考勤表三性有异议，没有原告签字。证据4，征求意见书、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形式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提交的快递单上没有写明内件的物品名称，不能证明被告解除劳动关系的事实。证据5，三性有异议，系被告单方制作，没有原告签字确认。汇款凭证，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证据6，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7，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明原告已经知晓相关事实。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交的证据1，被告提交的证据1、2、6、7及证据3的指纹打卡记录、证据5的汇款凭证，双方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待证事实将结合本案其他证据及当事人的陈述予以综合认定。原告提交的证据2-4，被告异议理由成立，本院不予确认。被告提交的证据3的手工考勤表，原告虽有异议，但未能提供足以反驳的证据或相反理由，手工考勤表结合指纹考勤记录能够证明原告2017年10月1日至2019年10月15日的出勤、加班时长情况，本院予以确认。被告提交的证据4，因原告在仲裁中确认已收到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本院予以确认。被告提交的证据5的工资明细清单，与原告每月收到的工资条相对应，本院予以确认。本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根据上述有效证据及当事人陈述，经本院查明的案件事实如下： 原告系被告处员工，双方签订过三份书面劳动合同。第一份劳动合同期限自2011年5月14日至2013年5月13日，合同每月基本工资1100元。第二份劳动合同期限自2013年5月14日至2018年5月13日，合同约定每月基本工资1500元。第三份劳动合同期限自2018年5月14日至2023年5月13日，合同约定每月基本工资2010元，基本工资为加班费计算基数，工资发放日为每月15日。该三份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地点均为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幸福南路115号七格工业园6幢。被告《员工手册》规定，基本工资参照当地最低生活标准确定。2019年10月15日，被告以原告旷工为由，提出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关系，并通过EMS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寄送给原告。原告实际工作至2019年9月30日。被告已支付原告2017年10月1日至2019年8月31日加班费27197.47元。2020年4月8日，被告支付原告2019年9月1日至2019年9月30日工资3972.46元。 另查明，被告因生产经营调整，2019年5月开始将厂房搬迁至杭州余杭区，公司除了为员工提供通勤便利条件外，还在原厂址留了两条生产线。 2019年10月14日，原告以被告为被申请人向杭州市余杭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裁决：一、确认原告与被告的劳动关系于2019年9月30日解除；二、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2017年10月1日至2019年9月30日延长工作时间加班工资、休息日加班工资10395.7元；三、判令被告支付原告经济补偿金46223.6元（5936元/月×3个月）；四、判令被告支付原告2019年9月1日至30日工资3972.46元。2020年3月30日，杭州市余杭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浙杭余杭劳人仲案（2019）1144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如下：确认原、被告的劳动关系于2019年10月15日解除，被告支付原告2019年9月1日至2019年9月30日工资3972.46元，驳回原告其他仲裁请求。原告不服，诉至法院，请求上判。 本院认为：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根据举证规则，主张劳动合同解除的一方当事人对劳动合同的解除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原告主张系因被告未足额支付加班工资、变更工作地点等原因，导致其被迫于2019年9月30日解除与被告的劳动关系，但未能提交充分有效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故原告要求确认双方劳动关系于2019年9月30日解除并要求被告支付经济补偿金46223.6元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的加班费。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及庭审陈述，原告的工资计算方式为计件工资，2017年10月至11月加班费的计算基数为1860元，2017年12月至2019年9月加班费的计算基数为2010元，双方对此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根据被告提交的指纹考勤表、手工考勤表和工资明细表（即原告每月收到的工资条）显示，被告已实际足额支付原告2017年10月1日至2019年9月30日的计件工资和加班费。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加班工资12120.41元的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朱艳红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5元，由原告朱艳红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高亚飞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八日 法官助理 王 磊 书 记 员 陶奕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