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782民初10693号 原告：杨少军，男，1968年7月11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骏凯，浙江亚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浙江平步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义乌市佛堂镇朝阳东路108号。 法定代表人：余欣，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文强，浙江杰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杨少军为与被告浙江平步服饰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于2020年7月24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9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少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骏凯，被告浙江平步服饰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方文强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杨少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确认原、被告双方的劳动关系于2020年3月25日解除。2、依法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双倍工资，合计140967元。事实与理由：2019年11月1日，被告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经与浙江欣翔服饰有限公司私下协商，将原告与浙江欣翔服饰有限公司的劳动关系转移至其与原告之间。自2019年11月1日开始，由被告为原告缴纳社保、发放工资，而原告提供的劳动内容和对象均转系被告所经营的事业整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直至原告在2020年3月申请义乌市人才房资格被拒绝，才确认原告与浙江欣翔服饰有限公司的劳动关系、社保关系在2019年10月底即已终止，之后其工作单位一直未被告。并因此，原告在2020年3月25日与被告辞职解除了劳动关系，被告也为原告办理了离职手续。基于以上事实，原告于2020年5月8日向义乌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2020年7月3日，义乌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错误认定证据，将原告对证据“委派工作接收申请”的三性明确表示异议，错误认定为原告对其三性无异议，继而错误认定该证据的真实性，并且以2019年11月后工作地点和工作内容、工资待遇等均未改变为由，错误认定被告与浙江欣翔服饰有限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合同代履行的关系。对此，原告认为该仲裁裁决的认定事实错误导致裁决错误，其无视2019年11月后，原、被告双方无论在社保关系、工资劳动报酬获取发放、原告提供工作为被告业务组成部分等认定劳动关系的基本事实，并且用没有法律依据与事实依据的“劳动合同关系代履行”的理由，否认原、被告双方在2019年11月后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综上，原告认为双方在2019年11月1日起至2020年3月25日止，双方已经形成事实上的劳动关系，原告提供的劳动为被告业务组成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且在该期间一直受被告的管理与监督，被告未与原告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依法应支付二倍工资。遂成讼。 被告浙江平步服饰有限公司辩称，一、原、被告之间不存在新的事实劳动关系，被告对原告的用工行为属于借用关系，在此期间，原告的劳动人事关系仍与浙江欣翔服饰有限公司（简称欣翔公司）之间存续。1、原告对被告的借用行为并且工资由被告发放的事实是明知的,其在诉状所述的事实和理由不事实，不客观，不正当。理由如下：1)原告从2019年11月份到被告处工作时，直至其自动辞职期间，已经在工资单上有其签名领取近五个月的工资，证实原告在被告处发放工资的事实早已明知，而且事后并未提出异议。2)根据原告亲笔书写的“杨少军欣翔公司务工工资结算明细”的证据可以证实：根据该份证据抬头就能证实原告自认劳动关系是与浙江欣翔服饰有限公司之间存续；从该份证据内容看，原告结算时间是从2018年7月5日到2020年3月27日止，该结算时间已含盖其在被告处工作的时间，而且结算依据仍是原告与欣翔公司签订的为期三年的劳动合同约定。可以进一步证实：原告认可其劳动关系与欣翔公司之间存续，并于2020年3月27日与欣翔公司之间终止劳动关系，其与被告之间是借用关系，并非新的事实劳动关系。3)根据原告亲笔书写的“辞职报告”陈述的事实与其诉状中陈述的事实完全不同。本案中“辞职报告”属于书证，是原告在当时客观真实的情景下出具的，能准确反映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诉状中陈述的事实属于原告自述，极有可能经过他人左右，加工而成，并非原告真实意思，而且原告对诉状中陈述的事实和理由，未提供充分证据加以佐证。因此，从证据效力采信以及案件各项证据之间的关联程度应证案件待证事实，原告诉状中陈述的事实与理由不足以认定。2、社保关系的转换并非认定劳动关系的唯一证据，就本案而言，即便转换了社保关系，也不足以认定原告与被告之间建立了新的事实劳动关系。本案中，因浙江欣翔服饰有限公司受担保链金融危机的影响，公司所有账号被法院查封，才导致无法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在如此无耐的情况下，与原告协商后，才将社保转移至被告处；基于双方信任关系，操作过程中并未形成书证，事至如今，原告对此并不认可。但是从本案提交的证据来看，浙江欣翔服饰有限公司提供的中国工商银行协助有权机关查询和冻结登记薄可以证实被告陈述的可信度。另外，从本案的劳动合同、委派工作接受申请、原告出具的辞职报告、杨少军欣翔公司务工工资结算明细、工资单上签名、付款凭证和银行流水等证据均可佐证原告与浙江欣翔服饰有限公司劳动关系存续至原告辞职时止的事实。因此，即便原告不认可，也可以根据相关证据及证据之间关联程度，来证明本案社保关系的转换，不足以认定原告与被告建立劳动关系的待证事实。综上，被告认为，认定劳动关系的成立主要证据是劳动合同，社保关系只是认定劳动关系证据的补充证据，并非唯一证据，其证明效力不及于劳动合同。本案中，原告与浙江欣翔服饰有限公司之间已存在劳动关系，并且在延续中，即便因欣翔公司合理原因导致原告社保关系转换至被告处，在原告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其与欣翔公司解除劳动关系之前，也不足以认定其与被告建立了新的事实劳动关系。二、本案中，原告与浙江欣翔服饰有限公司之间劳动合同履行期间，因原告的辞职行为，所有工资和补偿均已依法结算并给付，之后其并未与被告之间建立新的劳动关系，故其向被告主张双倍工资无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法庭驳回原告诉请。本案中，根据前面第一点第一小点第二项内容结合被告提供的付款凭证和银行流水等证据，足以证实原告于2020年3月27日与浙江欣翔服饰有限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其签订劳动合同正常上班之日起直至2020年3月27日止，所有工资和补偿均已依法结算，之后并未在被告处工作，更加无从谈起双倍工资。原告诉请中所指2019年11月至2020年3月25日期间，因其与浙江欣翔服饰有限公司劳动合同还在履行中，并未解除，即便该段时间用工主体是被告，但是基于委派借用行为引起，并非与被告建立新的劳动关系。况且根据案件查明的事实和相关证据的证实，足以认定原告在此期间在被告处工作，就本案而言，不具备构成新的事实劳动关系。综上，被告认为，原仲裁裁决完全正确，请求法庭依法驳回原告诉请。 原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 证据1、社会保险参保证明复印件一份，证明自2019年11月起为原告交纳社保，双方建立劳动关系的事实。 证据2、工资表复印件一份，证明被告自2019年11月起开始向原告发放工资、建立劳动关系的事实。 证据3、付款凭证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自2020年3月同被告离职，双方解除劳动关系的事实。 证据4、仲裁裁决书一份，证明本案已经劳动仲裁的事实。 被告质证认为：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该份证据不能证明双方建立劳动关系。原告与浙江欣翔服饰有限公司的劳动关系在存续过程中，原告在被告处工作是借用。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及关联性有异议。2019年11月起，原告就知道工资是由被告发放，事后原告并未对该发放事实提出异议。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明原告与欣翔公司之间就解除劳动关系产生的相关工资结算，和经济补偿问题已全部处理完毕。证据4，三性无异议。 被告为证明自己的辩解，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 证据1、劳动合同复印件、杨少军工作接收申请复印件各一份，证明原告在被告处担任副总经理一职，就职期限2018年7月5日至2021年7月4日，同时负责该公司的生产部、品质部、行政部运营管理等工作。因该公司出现担保链危机，出现经营困难、故委派其去浙江平步服饰有限公司上班，浙江平步服饰有限公司也同意接收，且待遇及职务不变，期限仍按原合同执行的事实。 证据2、原告辞职报告复印件一份、微信截图打印件一份，原告出具的工资结算明细一份和刘贵海应聘人员登记表一份及原告自愿承担刘贵海1000元/月工资的申请一份、付款凭证和付款流水一份，共同证明：1、原告辞职的原因在于原告工作中未尽职，工作没做好，才自动辞职，并非原告在诉状中所述的不事实和不客观的内容，且原告已于2020年3月25日离开工作岗位的事实。2、证明原告通过微信将原告出具的工资结算明细和劳动合同发送被告财务的事实，之后孟会计打印后依规核对，报公司领导审批的事实，同时也证明原告自认其劳动关系仍属于浙江欣翔服饰有限公司的事实。3、原告出具的工资结算明细中，经公司领导批准，扣除应当扣除的合理费用后，被告已将余款支付给原告。按原告所计算工资余额为75689.6元，依法核扣刘贵海1000元/月工资12/月计：12000元；再扣除原告3月份自负部分475元，另外按原告要求继续帮其社保缴纳至6月份止，扣除3267元，实际支付余额59947元，同时也证实，原告依据劳动合同的约定，与浙江欣翔服饰有限公司结算的事实，侧面印证其劳动关系在浙江欣翔服饰有限公司的事实。 证据3、工资单复印件（2019年10月、11月、12月、2020年1月、2月）一组，证明原告从被告浙江平步服饰有限公司领取工资是明知的，之后也未有异议，也可以推定浙江欣翔服饰有限公司将其未到借用到被告处是与其协商过的。 证据4、被告账号被冻结查询单复印件一份，证明被告因金融案件被法院查封、冻结，导致公司不能正常营业。 证据5、仲裁裁决书一份，证明仲裁结果正确。 原告质证认为：证据1，劳动合同真实性无异议，接收协议真实性有异议。原告认为该接收协议是被告与欣翔公司为了应诉在后期制作的。原告从未得知该派遣或是借用之事。该行为完全系浙江欣翔服饰有限公司在未经得原告同意私下操作所形成的文书，且被告在仲裁时对于劳动关系的变更也是前后矛盾的。仲裁时被告一直强调是派遣行为，到了法庭阶段变成了借用关系。无论是何种关系，原告都是不知情的。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关于刘贵海工资承担部分，刘已经于2019年年底和欣翔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并和被告重新建立了劳动关系。如果如被告所述，原告即不用承担刘贵海在被告处工资补差，在被告财务人员所例的工资结算明细当中仍就是将刘贵海在被告工作期间的工资补差和在浙江欣翔服饰有限公司工作期间的工资补差共同例为原告的扣减项。该份证明中与原告离职中结算工资是被告的员工而不是浙江欣翔服饰有限公司的员工。如果劳动关系未变，被告仅是工资代发，那与原告进行结算的应当是浙江欣翔服饰有限公司而非被告。因此，被告所举的该份证据可以证明在2019年11月至2020年3月底期间内，原告的工资报酬及人事管理、财务管理均是受到被告约束及管理，与浙江欣翔服饰有限公司无关。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因为被告公司与浙江欣翔服饰有限公司两者法人之间存在父女的关系，办公场所及地点均相同，原告仅凭公司单抬头无法准确认知到被告的待证事实。浙江欣翔服饰有限公司公司也从未与被告协商在2019年10月以后原告的工作任务并未有任何的中断及交接，事后原告的了解，其在2019年11月后的工作内容所产生的效益已经为被告所有，而非欣翔公司。证据4，冻结材料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即使公司的账号被冻结，但公司日常的生产经营还是应当继续坚持努力生产，而不是将人员及业务单全部由被告公司所管理享受。上述两个公司的行为并非是在挽救被强制执行的公司，而是在违法规避法院的强制执行，从而造成浙江欣翔服饰有限公司在冻结后停止的现状，该行为系违法行为。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裁决所裁决的内容不服，不能证明该裁决正确。 结合庭审情况，本院认证如下：原、被告双方对对方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部分，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中的杨少军工作接收委派申请，将结合庭审情况予以综合认定。 经审理查明，2018年7月1日，原告与浙江欣翔服饰有限公司签订了一份书面劳动合同，合同期限为2018年7月5日起至2021年7月4日，合同约定原告的工作岗位为副总经理。2019年10月12日，浙江欣翔服饰有限公司的对公账号被义乌市人民法院冻结。2019年11月开始原告的工资由被告发放，社保也由被告缴纳。2020年3月25日，原告向浙江欣翔服饰有限公司出具了一份辞职报告，其中载明：“非常抱歉在任职期间工作没做好，让你们失望了。我现在向你们正式提出辞职申请。”后，原告离职。2020年4月27日，被告出具了原告结算工资的付款凭证，确认尚欠原告的离职工资为59947元。2020年5月16日，案外人王菊仙向原告转账了上述工资。 庭审中，原、被告自认浙江欣翔服饰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余建与被告浙江平步服饰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余欣系父女关系。 2020年5月8日，原告作为申请人，将被告浙江平步服饰有限公司作为被申请人申请劳动仲裁。2020年7月3日，义乌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浙义乌劳人仲案（2020）631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如下：“驳回申请人的仲裁请求。”原告不服该裁决，于2020年7月24日诉至本院。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被告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主要从以下几点考虑：（1）原告与浙江欣翔服饰有限公司签订有劳动合同，且该劳动合同尚未到期；（2）庭审中原告自认其在职期间工作场所、工作内容、工资待遇均未发生变化；（3）浙江欣翔服饰有限公司并未作出过解除与原告劳动关系的书面决定；（4）浙江欣翔服饰有限公司与被告浙江平步服饰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系父女关系，两个企业系关联企业，存在社保、工资代为缴纳及支付的行为符合常理；（5）从工资单来看，原告对于支付工资主体变化也系明知，并未提出过异议。综上，本院认为原告以社保缴纳单位、工资发放单位变化为由主张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说法，本院不予采信，故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参照《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一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杨少军的诉讼请求。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叶 芸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郑玲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