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7民终147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魏国峰，男，1962年8月10日出生，住湖南省安乡县。上诉人(原审原告)：曾昭斌，男，1962年12月20日出生，住湖南省安乡县。二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政雄，湖南湘军麓和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运红，男，1973年9月2日出生，住湖南省安乡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宁，湖南深柳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原审第三人：黄生春，女，1970年5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上诉人魏国峰、曾昭斌因与被上诉人李运红、原审第三人黄生春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安乡县人民法院(2019)湘0721民初17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魏国峰及其与曾昭斌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政雄、被上诉人李运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宁、原审第三人黄生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魏国峰、曾昭斌上诉请求：撤销湖南省安乡县人民法院(2019)湘0721民初1731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魏国峰、曾昭斌的诉讼请求，并由李运红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根据证人陈述，2017年工程就已全部完工，龚光辉会计进行做账，有李杰、李运红、魏国峰、曾昭斌在场，李运红对科目余额表均是认可的；案涉合伙项目均以李运红控制的安乡春满人家装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春满人家公司)收取装修业务款，李运红是合伙项目主要负责人，合伙项目所有的财务凭证和资料均在李运红处，李运红一审提交的证据也印证了该事实，本案系李运红拒绝提供财务资料和凭证导致合伙组织无法进行合伙结算；2.一审判决认为“股金折算利息不应当支持”错误，该费用应当支付给魏国峰、曾昭斌。二人支付的投资款一直由李运红占有使用，且资金占用利息李运红也予以认可，故应当由李运红支付；3.一审判决对会计制作的科目余额表(小表)一套不予认定是错误的，会计制作的科目余额表(小表)应当作为合伙结算的账目依据；4.一审判决认为应进行合伙结算后，才能对合伙财产进行分配的认定错误。本案合伙人收取的装修业务款的账户为李运红控制的春满人家公司账户，合伙的全部收入、本金、利润均由李运红占有、控制。合伙项目全部于2017年初竣工结算完毕。合伙人应当办理退伙结算并按照合伙比例分割财产，而李运红一直拒绝配合办理结算，李运红是本案适格主体，应当负有配合魏国峰、曾昭斌办理结算，并分配合伙财产的义务。如按照一审判决的认定，合伙财产将一直由李运红控制，魏国峰、曾昭斌则一直不能分配合伙财产，显然侵犯了魏国峰、曾昭斌的合法权益，明显不公；5.一审判决对李运红与魏国峰、曾昭斌签订的支付本金309万的协议不作为支付本金依据的认定错误，该协议是合伙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并应当作为支付本金的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魏国峰、曾昭斌的请求。李运红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二审应当予以维持。事实和理由：1.魏国峰、曾昭斌错误地认为李运红掌管合伙财产，实际上合伙组织中李运红并没有分管财务，也没有掌握合伙财产，春满人家公司的账户的确是李运红原来经营的公司账户，账户资金是四个合伙人共同商议由黄生春掌握的账户，魏国峰、曾昭斌认为李运红掌管公司财务错误；2.魏国峰、曾昭斌认为龚光辉制作账目时李运红在场，就认为李运红对龚光辉作的账目认可是不正确的，龚光辉的账目是为了税务部门报账所制作的，龚光辉做的账目也显示亏损，不能认为李运红在场就对龚光辉账目和利润的认可；并且不能认为李运红看到财务凭证就认为李运红掌管财务。李运红的凭证来自于湖南晟筑市政园林建设有限公司(晟筑公司)的财务，而不是李运红对账目进行隐藏；3.魏国峰、曾昭斌认为是李运红不把财务凭证拿出来的说法错误，而且错误地认为李运红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按证据规则，应该是魏国峰、曾昭斌承担举证责任；本案涉及合伙解散结算的问题，不存在退伙问题，所以魏国峰、曾昭斌的观点是先入为主，认为是李运红不想结算，还隐藏账目。实际上李运红是愿意进行结算的，所以魏国峰、曾昭斌的上诉意见都是推断，李运红没有所有的财务资料，李运红也不负责，也不掌管资金，只是提供一个账号。合伙体如果盈利就进行分红，如果亏损就一起承担。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黄生春陈述：自己当时是公司的财务，每次公司付款时会根据三个合伙人的授意后才会付款，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魏国峰、曾昭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李运红退还合伙出资本金1415000元及利息(以1415000为基数，自2017年1月1日起至实际退还完毕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暂计算至2019年6月30日为170271元)；2.判令李运红立即支付魏国峰、曾昭斌合伙利润616760.96元及利息(以616760.96元为基数，自2017年1月1日起至实际退还完毕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暂计算至2019年6月30日为74935元)；3.判令李运红立即支付魏国峰、曾昭斌2014年12月19日至2015年11月30日期间的出资利息154692元。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李运红与黄生春合伙做装修业务，因为资金紧张，在2014年魏国峰、曾昭斌入伙，并口头约定：魏国峰、曾昭斌以现金出资300万元，占20%合伙份额，黄生春出资300万元，占20%合伙份额，李运红负责承接合伙装修业务，占60%合伙份额，合伙期间所得利润按照上述比例进行分配。2014年12月19日至2016年5月3日期间，魏国峰、曾昭斌共陆续转账给李运红309.5万入伙。2017年1月21日，李运红向魏国峰、曾昭斌出具了309.5万元的收据。2017年3月23日，李运红对魏国峰、曾昭斌陆续出资的309.5万元出资确认股金折算利息13万元。2015年8月，合伙人开始承接装修业务，2017年初，装修业务基本完成，之后再未承接业务。各合伙人均认可承接业务的总收入为2716.8322万元。合伙事务管理中，李运红是负责人，由其承接业务。魏国峰、曾昭斌负责装修业务管理。黄生春担任出纳，听从李运红的安排进行支付。2016年底，合伙人请龚光辉会计对财务资料进行分类并制作了科目余额表，魏国峰在旁协助会计制作表格。会计制作的表格原件和原始凭证均已经遗失，就已经提供的部分科目余额表的复印件开支合计总额为2423.8297万元。2017年11月21日，李运红与魏国峰、曾昭斌协议，承诺晟筑公司拨款到账后满足魏国峰、曾昭斌的309万本金。2018年魏国峰从晟筑公司直接收取120万元。2019年2月1日，曾昭斌收到黄生春转账的48万元。魏国峰、曾昭斌认可上述168万元系退还本金。2018年1月至2月，李运红以春满人家公司名义委托晟筑公司支付了7名工人工资，共计127.6474万元。2016年9月14日，合伙人以春满人家公司名义向晟筑公司借款200万元，晟筑公司注明应扣除手续费，该费用在“科目余额表”中没有体现。另查明，合伙人收取承接装修业务款均采用春满人家公司的账户，该账户是李运红登记的一人公司账户。一审法院认为，该案的争议焦点：1.双方提供的银行流水能否认定；李运红、黄生春没有提供完整的财务资料，在合伙期间发生过很多交易，仅仅凭其中部分转账记录，无法反映全貌，不能证明打款就是给了魏国峰、曾昭斌，即使在2017年11月21日《协议》中，李运红仍然承诺收到晟筑公司款项后先满足魏国峰、曾昭斌的309万本金，这与转账记录部分发生在2016年是相互矛盾的。另一个方面，魏国峰、曾昭斌提供的进行反驳的银行流水，经审查，金额也不能与收款一一对应，且没有其他证据进行佐证，无法确定是否是支付材料款或是工资，双方应当进行总结算，故对双方提交银行流水的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定。争议焦点2.对股金折算利息能否支持；股金折算利息表的真实性双方均无异议，但由于本案是合伙协议纠纷，若合伙人同意对合伙资金给予利息补偿，也应当在合伙总支出中进行计算，退还出资也应当在合伙结算后进行，故对该利息不予支持。另外，经审查，在曾昭斌、魏国峰提供的“科目余额表”中的《财务费用明细表》中计入了该费用，说明该费用应该在总结算中进行，而不是单独要求支付。争议焦点3.会计制作的科目余额表(小表)一套能否作为合伙结算支付利润和本金的依据；经审查，“科目余额表”(小表)由分项目的科目余额表17页、管理费用及明细14页、财务费用明细一页和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明细表一页构成，在没有总表的情况下，既没有表格的原件也没有原始凭证进行支持佐证，无法确认其完整性。其次，“科目余额表”并不是所有合伙人在一起进行的结算，没有合伙人的签字认可，制作人龚光辉会计陈述有不少开支没有列入，是为了报税制作的表格，且李运红也提供了部分在会计做账之后尚有工人工资由发包方代为支付的证据，也有向晟筑公司借款手续费没有结算的证据，故该证据不予认定为合伙结算的账目。争议焦点4.本案李运红是否是本案适格主体；在目前尚未结算的情况下，首先应当进行合伙结算，结算后根据合伙财产的分配方案要求支付相关款项。而目前只能要求所有合伙人进行结算。争议焦点5.李运红与曾昭斌、魏国峰签订的支付本金309万的“协议”能否作为支付本金的依据；本案曾昭斌、魏国峰、李运红及第三人黄生春口头达成合伙协议，成立合伙关系，应当按照约定共同承担风险，也共同享有利润，在没有结算的情况下，李运红同意退还曾昭斌、魏国峰出资本金，违反合伙本质。其次，合伙人共有四人，应当共同管理合伙事务，其中三人达成的协议无效，故不应当作为支付本金的依据。判决：驳回魏国峰、曾昭斌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665.0元，由魏国峰、曾昭斌负担。本院二审审理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审理查明，李运红以其实际控制的春满人家公司从晟筑公司处承接装修业务。后因李运红资金紧张，魏国峰、曾昭斌二人遂于2014年入伙，并与李运红、黄生春达成口头合伙协议，约定：魏国峰、曾昭斌以现金出资300万元，占20%合伙份额，黄生春出资300万元，占20%合伙份额，李运红负责承接合伙装修业务，占60%合伙份额，合伙期间所得利润按照上述比例进行分配。2014年12月19日至2016年5月3日期间，魏国峰、曾昭斌共陆续转账给李运红309.5万元入伙。2017年1月21日，李运红向魏国峰、曾昭斌出具了309.5万元的收据。2017年3月23日，李运红对魏国峰、曾昭斌陆续出资的309.5万元出资，计算出2014年12月19日至2015年11月30日期间的股金折算利息为154692元，李运红在该表格上签字确认。2015年8月，合伙体开始承接装修业务，至2017年初，装修业务基本完成，之后再未承接业务。在合伙事务中，李运红系负责人，由其负责承接装修工程业务。魏国峰、曾昭斌负责装修业务管理。黄生春担任出纳，听从李运红的安排进行款项支付。李运红、魏国峰、曾昭斌对合伙体作为施工方，结账所收工程款总计为27168322.59元的金额均表示认可。2016年底，合伙体请龚光辉会计对财务资料进行分类并制作了科目余额表，魏国峰在旁协助会计制作表格，会计制作的表格原件和原始凭证去向不明。就本案已出示的部分科目余额表的复印件显示，各项目开支款为24084517元，根据该账目显示，合伙体利润为3083805元；2017年11月21日，李运红与魏国峰、曾昭斌协议，承诺晟筑公司拨款到位后必须满足魏国峰、曾昭斌的309万本金。2018年魏国峰从晟筑公司直接收取120万元。2019年2月1日，曾昭斌收到黄生春转账的48万元。魏国峰、曾昭斌认可上述168万元系退还本金。2018年1月至2月，李运红以春满人家公司名义委托晟筑公司支付了7名工人工资，共计127.6474万元。2016年9月14日，合伙人以春满人家公司名义向晟筑公司借款200万元，晟筑公司注明应扣除手续费，该费用在“科目余额表”中没有体现。另查明，合伙人收取承接装修业务款均采用春满人家公司的账户，该账户是李运红登记的一人公司账户。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三：一是李运红是否本案适格主体；二是李运红应否向魏国峰、曾昭斌退还合伙出资本金1415000元及利息；是否应由李运红向魏国峰、曾昭斌支付2014年12月19日-2015年12月30日的合伙利息154692元；三是李运红应否向魏国峰、曾昭斌支付合伙利润6167601元及相关利息。关于焦点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十条规定：“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第三十一条规定：“合伙人应当对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订立书面协议”。本案李运红、黄生春为承揽装修业务进行合伙，魏国峰、曾昭斌亦以提供合伙资金入伙，四人对出资比例、合伙事务等事宜均进行明确约定，并实质进行了共同经营活动。虽未签订正式书面协议,但口头协议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四人已形成实质的合伙法律关系。合伙体虽为四人，但本金收款发生在李运红、魏国峰、曾昭斌三人间。魏国峰、曾昭斌将合伙资金交付给李运红后，以李运红控制的春满人家公司对外承接业务，所有合伙项目的收入支出等资金亦由李运红实际控制与掌握，款项亦进入到李运红控制的春满人家公司账户。魏国峰、曾昭斌与合伙体间的股息结算、对账、签订协议等行为也是与李运红之间发生，黄生春并未参与。故对魏国峰、曾昭斌所要求返还出资本金及利息、利润等诉求的争议，应在李运红、魏国峰、曾昭斌三人中处理，李运红系本案纠纷的适格被告。关于焦点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5条规定：“合伙终止时，对合伙财产的处理，有书面协议的，按协议处理；没有书面协议，又协商不成的，如果合伙人出资额相等，应当考虑多数人意见酌情处理；合伙人出资额不等的，可以按出资额占全部合伙额多的合伙人意见处理，但要保护其他合伙人的利益”。本案查明，合伙组织于2017年未再承接业务，其合伙事务基本完成。魏国峰、曾昭斌与李运红于2017年11月21日签订《协议》，以书面形式约定：“晟筑公司拨款到位后必须满足魏国峰、曾昭斌合伙出资的叁佰零玖万元本金；双方必须按约定的执行并按诚信从晟筑公司转账给魏国峰、曾昭斌账上”，合伙体的多数人以书面形式约定了对合伙财产的处理，符合法律规定。现查明，尚有1415000元本金在合伙体中未予退还，李运红作为合伙本金的实际收款人，应按该协议约定向魏国峰、曾昭斌退还合伙本金1415000元。魏国峰、曾昭斌在一审起诉时，要求以1415000元为基数，支付自2017年1月1日起至实际退还完毕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暂计算至2019年6月30日为170271元，本院确定该部分本金利息为170271元。对2019年6月30日至2019年8月19日期间的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对2019年8月20日至1415000元本金退还完毕止期间的利息，则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授权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公告的利率计算。魏国峰、曾昭斌上诉要求李运红退还合伙出资本金1415000元并支付相应利息的主张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李运红辩称其已经给付完毕出资本金，并以一审提交的李运红、黄生春向魏国峰、曾昭斌转款流水来证明其主张。本院审查该转款流水发现，转款流水记载的时间发生在2015年10月24日-2017年5月23日，这与李运红在2017年1月21日，向魏国峰、曾昭斌出具309.5万元本金收据的证据，与2017年11月21日，李运红与魏国峰、曾昭斌签订《协议》，承诺“晟筑公司拨款到账后满足魏国峰、曾昭斌的309万本金”两份证据明显相矛盾。而魏国峰、曾昭斌在2014年12月19日至2016年5月3日期间，一直在向李运红支付合伙本金。在合伙人尚未支付完毕合伙本金情况下，李运红就开始向合伙人返还本金明显不符合常理。故李运红以转款流水辩称其已经向魏国峰、曾昭斌退还完本金的主张不能成立。而魏国峰、曾昭斌在一审中提交账目表，证实其收到李运红、黄生春所转的款项，全部用于支付合伙工程的材料款、人工工资，该主张能与2017年11月21日退还本金的《协议》相印证。本院认定李运红、黄生春向魏国峰、曾昭斌所转款项中，除2019年2月1日付曾昭斌的48万元可确定退还合伙本金外，其余的转款系合伙支出，并非是向魏国峰、曾昭斌返还出资本金。对李运红是否应向魏国峰、曾昭斌支付2014年12月19日至2015年11月30日期间的出资利息154692元。经查，合伙协议达成后，魏国峰、曾昭斌即分次向李运红转款309.5万元，李运红收取款项并出具收据。因合伙体在2014年至2015年未进行合伙事务，该309.5万元一直由李运红个人掌管并使用，黄生春并未使用，故李运红应当支付该期间资金占有使用利息。李运红也于2017年3月23日出具股金折算利息表，三人均认可无异议。故本院对李运红以书面形式确认的股金折算利息款154692元予以确认，该利息款的确认也未损害黄生春的合伙利益。一审判决对该利息款未予认定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对李运红辩称合伙体经营一直处于亏损，且合伙财产应进行结算才能分配的主张。经查，合伙体中合伙事务均已完成，合伙期间承接业务总收入为27168322万元，各合伙人对此金额均不持异议。则李运红应当就合伙体经营处于亏损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但李运红并未提交亏损的相关证据，而是仅以口头抗辩来反驳魏国峰、曾昭斌提交的会计制作的科目余额表(小表)等证据，李运红的主张明显缺乏证明力，其辩称意见不成立。一审判决认为合伙体应先行结算，李运红、魏国峰、曾昭斌三人处理合伙财产的协议没有黄生春签字，科目余额表没有所有合伙人签字，不能作为本案结算依据的认定。本院认为，从本案查明情况，李运红在合伙体中，是合伙财产以及财务的实际控制人，在合伙体中明显处于主导和优势地位。黄生春虽为合伙人，但其身份系出纳，其本人是直接听从李运红的安排进出资金。魏国峰、曾昭斌二人根本无法掌握和控制合伙资金。本案合伙资金的会计原审凭证、账簿去向不明，在李运红拒绝进行合伙结算或拒不提供合伙资金账目情形下，魏国峰、曾昭斌二人则始终处于劣势地位，其合法投入的出资本金权益将始终无法得到保障，更无从返还，合伙体的财务也一直处于未结算的不确定状态。势必损害合伙体出资人的利益。故本案应当结合李运红出具的收据，李运红签字确认的退还本金的《协议》、《股金利息折算表》来综合确定本案合伙关系已终止。合伙体可基于上述几份能形成证据锁链的证据，结合本案科目余额表(小表)来进行合伙结算。且魏国峰、曾昭斌与李运红之间的结算，也仅涉及其二人的出资和二人所占合伙份额，并不会影响合伙人黄生春的利益，亦符合合伙的相关法律规定。如若合伙体中还涉及相关债权债务并有证据佐证时，合伙体各成员还可另行主张相关权益。故本院对一审判决的认定予以纠正，并确定由李运红向魏国峰、曾昭斌支付相关款项。关于焦点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魏国峰、曾昭斌提交会计制作的科目余额表(小表)证实合伙体收支以及合伙体存在利润的情况，对其二人主张要求分配合伙利润的诉求提供了证据加以佐证，且该证据能够与本案2017年11月21日《协议》内容相印证。而李运红虽提出反驳意见并提交证据，但李运红的证据与本案其他书证相矛盾，证据缺乏真实性。魏国峰、曾昭斌的证据证明力明显优于李运红提交的证据，本院采信优势证据即科目余额表(小表)作为合伙体的结算依据，确认合伙体在合伙经营期间，总计收入为27168322元，支出24084517元，合伙体利润为3083805元。魏国峰、曾昭斌在合伙体中占20%的份额，二人应分配合伙利润为616761元。魏国峰、曾昭斌在一审起诉时要求支付利润616761元，并要求以该金额为基数，计算从2017年1月1日起至2019年6月30日止的利息74935元，本院确定该部分利息为74935元。对2019年6月30日至2019年8月19日期间的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对2019年8月20日至本金退还完毕止期间的利息，则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授权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公告的利率计算。魏国峰、曾昭斌上诉要求支付合伙利润及利息的主张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魏国峰、曾昭斌的上诉请求均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5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南省安乡县人民法院(2019)湘0721民初1731号民事判决；二、李运红退还魏国峰、曾昭斌合伙出资本金1415000元；并自2017年1月1日起至2019年6月30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利息为170271元(对2019年6月30日至2019年8月19日期间的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对2019年8月20日至1415000元本金退还完毕止期间的利息，则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授权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公告的利率计算)；三、李运红向魏国峰、曾昭斌支付2014年12月19日至2015年11月30日期间的资金占用利息154692元；四、李运红向魏国峰、曾昭斌支付合伙利润616761元，并自2017年1月1日起至2019年6月30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利息为74935元(对2019年6月30日至2019年8月19日期间的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对2019年8月20日至616761元利润支付完毕止期间的利息，则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授权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公告的利率标准计算)。上述第二、三、四项中的款项限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给付。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1665，二审案件受理费11665元，合计23330元由李运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肖丕国审判员  樊 英审判员  许成东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八日书记员  黄宇洁附：本判决所依据的法律、司法解释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十条规定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第三十一条规定合伙人应当对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订立书面协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55．合伙终止时，对合伙财产的处理，有书面协议的，按协议处理；没有书面协议，又协商不成的，如果合伙人出资额相等，应当考虑多数人意见酌情处理；合伙人出资额不等的，可以按出资额占全部合伙额多的合伙人意见处理，但要保护其他合伙人的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出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