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浙01民终694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杭州亲茂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古墩路1899号2幢12楼1203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80639688524。 法定代表人：张严丽。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中原，男，1986年4月29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郸城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聂恒亮，男，1971年10月3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永城市。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亮，浙江泰杭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杭州疆优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仁和街道仁和大道94号2幢1211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3MA2801EE4A。 法定代表人：刘中原。 委托代理人：汪政，浙江泰杭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杭州亲茂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亲茂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中原、聂恒亮及原审第三人杭州疆优贸易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20）浙0110民初4992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8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由审判员缪蕾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杭州亲茂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裁定，指令一审法院实体审理。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对于合同主给付义务与合同标的物认定错误，导致案涉《四方协议》的法律关系认定错误。(一）混淆资产划转的物权债权关系，与股权转让关系，导致主给付义务认定错误。查看《四方协议》可知，协议所称“资产”是指“存货、固定资产、应收款、应付款”，其中存货、固定资产属于物，“应收款、应付款”属于债权债务。按照《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五条“物包括动产和不动产”以及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二款“债权是请求特定义务人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和《公司法》第四条“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的规定，物权、债权与股权的民审法律关系的客体，完全不同。划转资产及业务不能实现股权转让的目的，同时转让股权也不影响资产及业务的划转，股东承担公司债权债务更不会变更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如果资产转让能够导致股权变动，那么有限责任公司日常经营中的购货销货、收款付款的行为，就会造成公司股东数量或者股东股权比例的增减变动。但是显然，这结论有违基本的常识。所以，一审法院作出的“该协议实际是股东之间以划分杭州亲茂公司及其子公司杭州疆优公司的资产、业务形式进行的股权转让”这一认定，将资产及业务划转的物权、债权关系，与股权转让的法律关系混为一谈，违反民法对权利的基本分类，是错误的。(二）一审法院主给付义务认定错误，导致法律关系混乱。按照合同法理论，合同法上义务群，最重要的是主给付义务，主给付义务决定合同关系的类型，并进而决定适用何种有名合同的法律规范，而且影响双务合同抗辩权的适用。一审法院对于被上诉人主张的双务合同的抗辩权，没有区分案涉《四方协议》的主给付义务，并确定对价关系。而是胡子眉毛一把抓，既认为资产、业务划转是主给付义务，又认为股权转让是主给付义务，并得出“以划分杭州亲茂公司及其子公司杭州疆优公司的资产、业务形式进行的股权转让”的错误结论。这个认定结论，不符合民法对权利的基本分类。“以划分资产、业务形式进行的股权转让”，究竟是所有权转让，还是股权转让？因为一审法院错误认定主给付义务，导致本案无法适用相应的法律规范及双务合同抗辩权，造成法律关系混乱。(三）一审法院将上诉人视作标的物，混淆民事客体与民事主体，进而混淆上诉人的权利义务与股东的权利义务，导致法律关系混乱。1.根据一审裁定书所载的，上诉人是“该协议主体权利义务指向的标的公司”“并非是协议约定权利义务承担方”等内容可知，一审法院将上诉人视作法律关系中的标的物。该观点违反法律基本规定，导致上诉人的权利义务与股东的权利义务相混淆。上诉人是有限责任公司，属于法人，不能作为标的物。上诉人的权利义务独立于股东个人，股东个人仅对上诉人享有股权，不能直接处分上诉人的资产或债权。为了保护公司的财产独立，公司法上特设有“资本三原则”，并制定相应规则维持公司资本。上诉人是案涉资产及业务的权利人，转移上诉人的资产及业务，应当由上诉人作出意思表示，否则任何一方不得以该协议作为资产业务转让的合法依据。一审法院显然未认识到，资产是公司的资产，股权是股东的股权，这一基本事实。一审法院对于上诉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的事实，认识错误，将上诉人当作合伙企业等不具有民事权利能力的非法人组织，错误地视作无人格的财产组合。2.一审认定上诉人非《四方协议》权利义务承担方，与协议内容不符。协议多处写明上诉人的权利与义务，裁定书中载明的就有“杭州亲茂公司将线上线下业务无偿划归杭州疆优公司”，“杭州亲茂公司将存货、固定资产、应收款、应付款划归杭州疆优公司”，“杭州亲茂公司无偿转让杭州疆优公司股权”，“杭州亲茂公司有权拒绝转让股权”等内容，该多处内容均证明上诉人是权利义务的承担方。所以一审认定是错误的，混淆了股东与上诉人的关系，造成法律关系混乱。二、一审认定事实错误，案涉合同系全体股东签署的股东之间的协议，具有公司决议性质，对上诉人具有法律效力。（一）被上诉人与张严丽、罗顺奎等人签署案涉《四方协议》的行为，系行使股东对公司的重大事项决策权。理由如下：1.合同的甲、乙、丙、丁四方，是上诉人的全体股东。2.案涉《四方协议》的内容系股东会决定的事项范围。（1）本案涉及的《关于杭州亲茂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杭州疆优贸易有限公司资产业务划分四方协议》，无论从该协议的名称还是协议的文字组成，协议的主要内容，系针对上诉人的重大资产及主要业务进行处置。对公司的重大资产及主要业务进行处置，并投入子公司，属于《公司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的股东会职权事项中的“（一）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是股东会的职权范围。(2)《四方协议》约定，受让上诉人重大资产和主要业务的子公司杭州疆优贸易公司，该公司的全部股权，需转让给被上诉人。因被上诉人系上诉人的股东，且系上诉人的主要管理人员，该部分内容约定的交易，构成重大关联交易。根据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同意，与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之规定，该关联交易事项，应当经股东会同意。(3)根据《公司法》第三十六条和四十六条之规定，股东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董事会对股东会负责，即我国公司法采用“股东会中心主义”，股东会有权决定公司的各项事务。3.四股东签署《四方协议》的行为，是共同法律行为。被上诉人与张严丽、罗顺奎对于《四方协议》中资产及业务处置的意思表示，是平行的。就该处置行为，四方追求的利益与目的是相同的。但合同法律关系中的意思表示，要约方与承诺方之间的意思表示是相对的，各自追求的利益或目的之间形成对价关系。而关于资产及业务的处置,四股东之间不存在，构成对价关系的权利义务。(二）全体股东的股东间协议是股东会决议的合法形式之一，理由如下：1.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前款所列事项股东以书面形式一致表示同意的，可以不召开股东会会议，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所以，只要全体股东一致同意，股东会决议未经召集表决程序，不影响股东会决议的效力。2.公司法第三十四条规定“股东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公司新增资本时，股东有权优先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认缴出资。但是，全体股东约定不按照出资比例分取红利或者不按照出资比例优先认缴出资的除外。”因为分红权，系股东对公司的收益权，是股东对公司的权利。该分红权事项应当属于公司章程或股东会决议事项范围，根据前述法条规定，全体股东的约定，有权对股东的分红权进行调整。所以，全体股东约定是股东会决议的形式之一。(三）全体股东签署的协议，可突破合同相对性，拥有与章程相似的法律效力。理由如下：1.公司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召开股东会会议，应当于会议召开十五日前通知全体股东；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或者全体股东另有约定的除外。”该法条将公司章程和全体股东的约定并列，可见，全体股东的约定，与公司章程具有相似的效力。另依据《公司法》第十一条，公司章程对公司具有约束力之规定，全体股东的约定应当与公司章程相同，对公司具有约束力。2.另外，《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九条规定“公司章程、股东之间的协议等实质性剥夺股东依据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九十七条规定查阅或者复制公司文件材料的权利，公司以此为由拒绝股东查阅或者复制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除了该条同样将章程与股东间协议并列，从形式上可知股东间协议与公司章程具有同等效力外，通过反对解释，仍可从内容上得出股东间协议具有上述效力。根据该条司法解释内容，如章程、股东之间的协议未实质剥夺股东查账权利的，则该章程或股东之间的协议，对公司有效，公司可依据该约定拒绝股东查阅文件。即股东间的协议，具有突破合同相对性的效果，直接对协议中注明的公司产生效力。所以，由于案涉《四方协议》系上诉人的全体股东一致同意签署的文件，内容是约定上诉人的权利义务，该协议依法属于股东间协议，具有公司决议的性质，对上诉人具有法律效力。三、一审法院法律适用错误，完全适用合同法处理《四方协议》，裁定上诉人无权依据《四方协议》主张权利义务，导致该协议无法履行。(一）一审法院机械适用合同相对性理论，忽略合同相对性对的基础是意思自治原则，四股东基于股东身份，有权代表上诉人作出意思表示合同相对性理论的基础，是私法自治中的意思自治，即自主决定，自我负责，个体基于自己的意思为自己形成法律关系的含义。所以才有合同是当事人之间的法律一说。因此，在适用合同相对性理论之前，应当审查表意人与合同主体之间是否相互独立，是否存在特殊的联系。在本案中，因签署协议的甲、乙、丙、丁四方，是上诉人的全体股东。其组成的股东会，是上诉人的权力机关，有权代表上诉人作出意思表示。(二）四股东不能替代上诉人及杭州疆优贸易公司承担违约责任，如《四方协议》对上诉人无法律效力，则该协议无法履行根据合同相对性理论，及《合同法》第八条之规定，如果仅有四股东是合同当事人，案涉《四方协议》只对四股东具有法律约束力。也就是说，合同中约定的权利义务，均是四股东的权利义务。合同中约定的义务，如没有履行的，应当由四股东中一方或几方承担违约责任。案涉《四方协议》约定2020年3月15日后经营产生的债务，由上诉人的子公司杭州疆优贸易公司承担。现新疆石河子花园乳业公司在另案中起诉上诉人，要求支付货款。按照案涉《四方协议》的约定，该债务由杭州疆优贸易公司承担。且不论该债务的真实性与否，因为按照一审法院的裁定，只有四股东是案涉《四方协议》的合同当事人，杭州疆优贸易公司不是合同当事人。现杭州疆优贸易公司未承担该债务，那么作为合同当事人的四个股东，到底该由谁来承担该债务，承担违约责任？又应当由谁作为权利主体，来追究股东的违约责任？难道四股东共同承担违约责任，共同作为权利主体相互追究违约责任吗？除此以外，《四方协议》中约定了大量上诉人的权利义务和杭州疆优贸易公司的权利义务，现上诉人四股东冲突严重，如果上诉人无权依据《四方协议》主张权利义务，这些合同内容都将无法履行。(三）案涉《四方协议》未约定罗顺奎的权利义务，如他属于合同当事人，则会出现对合同当事人没有法律约束力的自相矛盾的情况。案涉《四方协议》的丁方即上诉人的股东罗顺奎，如按照一审法院的裁定，他是合同当事人，应当受合同拘束。但纵观本《四方协议》，协议内容中没有一条是对罗顺奎的权利或者义务的约定。合同中没有权利，也没有义务，怎么能对罗顺奎产生法律约束力呢？没有法律约束力，又如何能算得上是合同当事人？四、即使适用合同法，上诉人仍有权主张《四方协议》的约定的权利。(一）从意思表示看，上诉人是合同当事人，有权主张《四方协议》的权利。1.合同的订立主要形式是要约承诺。所以合同的订立，要约这意思表示是首要条件。根据《合同法》第十四条的规定，结合合同通过要约承诺订立的规定可知，要约就是希望他人作出承诺的意思表示。而审查案涉《四方协议》，该协议第三条“其他”中的第一点中明确约定“本协议自各方签字并由杭州亲茂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盖章之日起生效。”该条内容证明，在签订合同时，协议的四方均认可，协议的内容需由上诉人作出承诺的意思表示，方能生效。而且该协议签字页，设计有需上诉人的盖章的段落。所以，显而易见，该协议含有希望上诉人作出承诺的意思表示，即对上诉人的要约。2.另外，上诉人在《四方协议》的签字页，加盖公章并由法定代表人签字，证明该协议有上诉人的意思表示，上诉人认可该协议对上诉人有拘束力，同意受该协议拘束，系上诉人作出的承诺。所以，该协议对上诉人有法律效力。(二）从协议的约定的权利义务内容看，上诉人是合同权利人，有权主张《四方协议》的权利。1.案涉《四方协议》的主要内容是对上诉人的权利义务进行约定，相关的权利的最终归属是上诉人。比如协议第一条约定的基本户上的预留资金，该资金应当归上诉人所有。如上诉人不是合同主体，那么基于四股东的合同当事人的权利，该资金应当属于股东所有。但该解释不仅与《公司法》的公司资本维持原则相违背，与《四方协议》的内容也相冲突。比如协议第一条第6点中约定“在补足前，杭州亲茂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有权拒绝转让股权”，该内容证明，上诉人转让子公司股权，以被上诉人补足资金为前提条件。也就是说，被上诉人补足资金义务，是上诉人转让子公司股权的对价。同时被上诉人在一审中认可，预留资金是来源于两被上诉人的自有资金。所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就子公司的股权转让，形成买卖的合意，构成买卖股权的合同关系。因此，前述预留资金系上诉人转让股权所得，应当属上诉人所有。反而，如归属股东，系股东无偿取得公司资产，构成侵占公司资产或抽逃出资。可见合同甲乙丙丁四方，在订立合同时，就明确该协议是为上诉人设定的，各方的行为，是代理行为。上诉人有权基于四方的代理取得合同权利。2.即使上诉人不是合同当事人，因为该《四方协议》主要是约定上诉人的权利义务，系利他合同，且协议内容是上诉人有权如何如何，该协议授予了上诉人直接向其他合同参与人主张请求权的权利，属于《民法典》五百二十二条第二款的情形，上诉人有权主张合同的权利。 杭州亲茂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刘中原、聂恒亮支付人民币3144110.43元；2、刘中原、聂恒亮赔偿逾期付款损失7427.96元（以3144110.43元为基数，自2020年3月28日起算，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即6.075%的标准计算，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现暂计算至2020年4月10日）；3、本案诉讼费用由刘中原、聂恒亮承担。 一审法院审查后认为：杭州亲茂公司提起诉讼所依据的四方协议，其明确签订的主体是甲、乙、丙、丁四方即张严丽、聂恒亮、刘中原、罗顺奎四人，该协议实际是股东之间以划分杭州亲茂公司及其子公司杭州疆优公司的资产、业务形式进行的股权转让，并所作的相关权利义务的约定，而杭州亲茂公司及其子公司杭州疆优公司只是该协议主体权利义务指向的标的公司，并非是协议签订主体和约定权利义务承担方。因此，现杭州亲茂公司直接以四方协议而要求协议主体即刘中原、聂恒亮履行协议约定的资金补足义务，其诉讼主体不适格，应予以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杭州亲茂公司起诉。 本院经审查认为，首先，虽然案涉四方协议上载明“本协议自各方签字并由杭州亲茂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盖章之日起生效”，但鉴于该协议载明的合同主体是甲方张严丽、乙方聂恒亮、丙方刘中原、丁方罗顺奎，且载明争议的解决方式为“由执行协议引起或与协议有关的争端，均应通过甲、乙、丙、丁四方友好协商解决”，故一审法院认定杭州亲茂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不是该四方协议的当事人，并无不当。其次，根据案涉四方协议的全称—关于杭州亲茂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杭州疆优贸易有限公司资产业务划分四方协议及协议的第一条“各方权利和义务”的相关内容，一审法院认定该协议实际是杭州亲茂公司股东之间以划分杭州亲茂公司及其子公司杭州疆优公司的资产、业务形式进行的股权转让，并无不当。再次，杭州亲茂公司系依据案涉四方协议的第一条第6项之约定提起本案诉讼，但鉴于杭州亲茂公司不是协议当事人，且该条款并未明确赋予杭州亲茂公司有要求聂恒亮、刘中原补足公司基本户预留资金的权利，由此，杭州亲茂公司提起本案诉讼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应予驳回。综上，杭州亲茂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员  缪蕾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五日 书记员  张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