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104民初8354号原告：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呼家楼京广中心商务楼401室。法定代表人：周建潮，理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匡秀娟，湖南豪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何雨，湖南豪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长沙市岳麓区麦潮量贩娱乐城，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学士街道白鹤社区26栋4-6缝三楼。经营者：王泳龙，女，1975年5月26日出生，住湖南省双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熊金香，湖南闻胜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湖南天合知识产权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书院路9号安玺雅苑B3栋802号房。法定代表人：刘佑明，总经理。原告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以下简称音集协）与被告长沙市岳麓区麦潮量贩娱乐城（以下简称麦潮量贩娱乐城）、第三人湖南天合知识产权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天合公司）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30日作出（2019)湘0104民初12190号民事裁定书,之后原告提起上诉，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5月18日作出（2020）湘01民终3950号民事裁定：一、撤销本院（2019)湘0104民初12190号民事裁定；二、本案指令本院审理。本院于2020年7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匡秀娟、何雨与被告长沙市岳麓区麦潮量贩娱乐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熊金香、第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单关平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音集协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98,550元（5元/包厢/天×1095天×18包厢）；二、判令被告承担原告的维权合理费用（取证消费款369元、公证费1,000元、律师代理费5,000元）共计6,369元；三、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保全费、公告费）。事实与理由：原告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是经国家版权局批准成立、民政部注册登记的我国唯一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原告有权代表广大权利人与使用者订立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并收取使用费，向权利人转付使用费并以自己名义进行涉及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权利的诉讼。原告已与广大权利人签订了著作权授权合同，对多达20万首音乐电视作品（包括涉案作品）享有复制权、放映权等著作权权利，并依法行使集体管理职责。被告在未与原告签订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未缴纳许可使用费的情况下，在其经营的卡拉OK场所向不特定消费者提供曲库中海量音乐电视作品的点播业务，在原告敦促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卡拉OK经营行业版权使用费标准》的规定与原告订立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并支付使用费后，没有履行向原告支付使用费的义务，主观上具有明显的侵权故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二十四条、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被告的行为已经严重侵犯了原告享有的著作权，应当立即停止侵权并赔偿原告的经济损失。关于赔偿金额。经查，被告成立于2014年3月21日，包厢数达到18间以上。被告作为卡拉OK经营者，以盈利为目的、以包房为空间，以使用海量作品的曲库供消费者点播来获得收益，是典型的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所针对的使用者，原告有权要求被告支付版权使用费。参照国家版权局2006年第1号公告颁布的卡拉OK著作权使用费标准12元/天/终端，并结合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2017年-2019年公告的湖南地区使用费收费标准8.3元/天/终端，被告应当向原告支付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的版权使用费98,550元。《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九条规定“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本案中，被告应付未付的版权使用费即为原告所遭受的实际损失，被告应当按照该实际损失金额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原告为制止被告侵权所支付的合理开支亦应由被告承担。综上，请求人民法院支持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以维护最广大的权利人在卡拉OK经营行业的正当权益。被告长沙市岳麓区麦潮量贩娱乐城辩称，一、音集协主张被告侵犯其拿有授权的海量音乐作品与事实不符。1、音集协主张其对多达20万首音乐电视作品享有复制权、放映权等著作权与事实不符。根据音集协在本案中提交的证据显示，其仅仅获得滚石、索尼、中唱、华谊公司的相关音乐作品的著作权。音集协提交的现有证据仅证明其对436首音乐电视作品享有放映权、复制权，与其诉状中描述的已经取得20万首海量音乐作品的复制、放映权维权权利相去甚远。2、被告未侵犯其20万首海量音乐作品著作权。首先，音集协未举证证明其享有的20万首海量音乐作品的具体名称及相关维权授权。退一万步来说即便其确实管理了20万首音乐作品，也不能证明其有权对侵犯音乐作品的著作权以自身名义进行维权。其次，被告的点歌设备系统与音集协管理的作品并不相同，其也未与音集协授权的VOD点播设备供应商签订过相关合同，被告使用的曲库与音集协管理的作品在客观事实上也不可能一一对应。再者，音集协提交的侵权公证书内容存在瑕疵，未将证明点歌歌曲的来源进行录制该公证书客观上无法证明涉案16首音乐作品来源于被告的曲库。即使认定其来源于被告，在明确原告对16首音乐作品受享有完成的维权权利的前提下，本案关于侵权事实的证据也应当以16首侵权作品为基础，涉及的侵权赔偿也应当以该16首音乐作品为基础结合相关因素在法定赔偿的基础下进行认定。二、对损失数额的答辩意见（假定侵权成立）。1、音集协主张按8.3元／包厢／天计算赔偿数额无事实及法律依据。首先，8.3／包厢／天的计算依据为音集协自行发布版权费收取标准，该标准不能作为认定赔偿的法律依据，且其发布的收费标准中显示的8.3元针对的是一个终端一天的收费与包厢数无关。其次，8.3元指的是版权收费，版权收费涉及销售成本、版权费分配等各项支出，而侵权成本与版权费无关。再者，8.3元／天／终端的收费标准针对的是音集协管理的所有音乐作品，按照其起诉状的描述，系20万首音乐作品的版权费，但被告仅使用了其管理的16首音乐作品，即便按照该收费标准，被告也无需按全部歌曲的收费标准承担赔偿责任。2、音集协主张侵权天数为1095天无事实及法律依据。首先，音集协主张被告应当自2017年1月1日起至2019年12月31日其向支付赔偿。但其提交的证据仅能证明：2019年7月5日．其在被告处点播了涉案16首音乐作品。其他时间段均未提交证据。据此，音集协主张的侵权天数无任何事实依据。其次，被告2018年6月8日通过第三人张冬生受让取得KTV的所有权，该事实有被告提交的《转让（承包）协议》、《房屋（场地）租赁合同书》、工商变更登记等证据加以证明。据此，在2018年6月8日前，被告客观上不存在侵权行为。再者自音集协于2019年7月5日在被告处取证后，被告未再对涉案16首音乐作品进行放映，不存在侵权行为。另外需要说明的是，2019年年底开始全国各地爆发疫情，对第三产业尤其是电影院、KTV等空间相对封闭等场所经营造成了巨大影响。国家文旅部、湖南省政府、长沙市政府等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关于KTV行业停业的通知以应对疫情，在此期间，被告客观上无法对外营业，不存在侵权行为。3、音集协主张按18个包厢计算赔偿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被告自接手涉案KTV以来正常使用的包厢数不到一半自疫情开始以来实际使用的包厢数更是再度下降。音集协再无任何证据证明被告所有包厢均正常使用的情况下，依据该数额进行认定无任何事实依据。三、如认定被告构成侵权，判定赔偿时恳请法庭考量以下意见：1、被告使用的点歌设备系从正规的第三方公司购买而来，并为此支付了合理的对价，点歌设备中的歌曲并非音集协管理的歌曲，音集协提交的授权供应商也未与原告签订过设备采购合同等。其他第三方公司如未获得音集协的授权，其不可能冒着被起诉的风险全部使用相关歌曲。正因如此被告也有理由相信其点播设备中的歌曲均已经取得了相关的复制、放映权。因此，被告并无任何侵权故意。2、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本案认定侵权赔偿数额的之前，应当先由被告对权力作品、侵权作品、侵权时间、侵权包厢等进行实质举证，而非随意推测否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即只能依据涉案16首音乐作品、取证的具体时间点、1个包厢作为侵权数额认定的前提，并在著作权法规定的法定赔偿范围内结合相关因素作出自由裁量判决。3、近年来，国家政策倾向于保护民营企业。同时，在疫情的影响下。中小企业、个体户经营困难加剧，抗风险能力严重不足，导致众多企业破产。KTV行业首当其冲，不仅无法正常开业经营，还要支付巨额的门面租金、员工工资。当前的经济形势已经将被告等KTV行业逼至绝境，再无法承担更多的损失。第三人湖南天合公司辩称，天合文化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年8月，受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及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共同委托成为中国大陆地区唯一的代收卡拉OK版权使用费机构，开展卡拉OK版权使用费收取和交付提供服务，公司致力于推动中国音乐作品、音乐电视作品保护进程，促进卡拉OK行业健康有序发展。湖南天合公司成立于2008年6月，公司成立至今一直受天合文化集团授权对湖南地区的卡拉OK经营场所开展卡拉OK版权使用费的版权收费工作。在成立至今的10年间从KTV经营者不认可此项收费工作到积极努力配合缴费工作是湖南天合和卡拉OK行业主管部门，及卡拉OK行业协会共同的艰辛劳动成果。在这10年间湖南天合公司一直遵循着版权收费工作是一种市场行为，一方面要考虑到每个场所的实际经营状况又要完成权利方下达的收费指标。天合文化集团与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合作10年，足额上交版权费十几亿元，在为广大会员单位带来商业回报的同时也给广大卡拉OK经营者解决了实际问题，促进了整个行业的和谐稳定，湖南天合的工作也得到了相关主管部门和整个卡拉OK行业的认可，起到了权利人和音乐使用者版权交易的桥梁作用稳定了整个行业版权交易的秩序。2018年音集协以天合集团及二十家子公司为被告提起诉讼（但不包括湖南天合公司），要求解除合作【法院受理案号为：(2018）京73民初904-905号】，目前案件正在法院审理之中。法院并未作出天合集团与音集协相关合作协议解除的生效判决，湖南天合与卡拉OK经营者洽谈《著作权许可合同》签署工作是负责的履约行为，所签署的《著作权许可合同》应合法有效。然而音集协在法院就与天合集团是否合作解除法院未作出生效判决之前对湖南地区以签署并履行了《著作权许可合同》的卡拉OK经营者提起侵权诉讼并索要高额赔偿的行为不但使全省歌舞娱乐行业深受版权诉讼纠纷困扰，严重浪费宝贵的司法资源，也给政府部门带来了很大的麻烦，目前已严重影响到了卡拉OK行业的营商环境，阻碍了行业的繁荣发展，危及了社会和谐安定，全省卡拉OK行业因版权诉讼纠纷其害，从而引发了当前我省卡拉OK行业一场严重的生存危机。本案涉及的是原被告因涉案曲目放映所引起的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件，首先湖南天合并未参与涉案作品的放映行为，也并非音像作品的许可方或被许可方，湖南天合是根据相关授权及各方签署的《著作权许可合同》约定开展卡拉OK版权收费业务并按合同约定履行诸如为办理许可使用手续、业务咨询、查证相关经营信息等服务机构；其次各方已签署《著作权许可合同》应按合同约定履行。1、就目前由于音集协以歌曲侵权之名状告卡拉OK经营者索要巨额赔偿的行为给全国卡拉OK行业造成的行业乱象音集协应全面整改现行收费机制和行为，制定公开、公平、公正的版权收费和服务管理体系，积极和当地行业主管部门、湖南天合公司及行业协会建立良好的沟通关系，在诉调机制的框架内开展工作，立即停止一切“钓鱼式”取证行为，立即暂停和撤回所有诉讼。2、音集协应停止假借请求侵权赔偿之名，行强制天价收费之实。音集协计算侵权赔偿的方式是建立在娱乐场所实际侵犯了全曲库音像作品放映权的基础上，而娱乐场所并未侵犯全曲库音像作品的放映权，但音集协在娱乐场所未侵犯其全曲库作品的情况下，坚持以其对外公布的《著作权使用费收取标准公告》为标准向娱乐场所请求侵权损害赔偿，其意图十分明显。音集协作为民间组织无权强制性向娱乐场所收取任何费用，故音集协企图假借侵权赔偿之名，行强制收费之实。应停止利用司法资源当做其强制收费手段。3、音集协及其他权利人在起诉书中应提供原创作者所有的合法有效的授权书，以及向所有原创作者已支付的版权费的证明文件，彻底公开版权费的收取、转付、管理费提取明细和去向，真正将所收的版权费用于激发原创作者的创作热情，用于版权保护工作。4、音集协应公开其权利的完整证明，包括不限于提供完整视频文件，积极解决自身是否具有广泛代表性问题，积极协调处理各小权利人关系，兜底小权利人诉讼，切实尊重和维护已交费卡拉OK场所的合法权益，立即停止单方面要求广大经营业主“删歌”的违法、霸凌行为。5、音集协应向相关政府部门和行业协会提供其建立地方联络站的合法性手续，告知其与各地联络站的实际关系究竟是雇佣关系，还是代理关系，甚至是层层转包关系。综上，请求驳回原告一切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经审理认定如下事实：音集协是经国家版权局批准成立、民政部注册登记的音像集体管理组织，依法对音像节目的著作权以及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实施集体管理。原告与滚石国际音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滚石公司）、经台湾索尼音乐娱乐股份有限公司授权的索尼音乐娱乐（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索尼公司）、中国唱片总公司（以下简称中唱公司）、北京华谊兄弟音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谊公司）订立了《音像著作权授权合同》，同意将其依法拥有的音像节目的放映权、复制权（前述二者仅限卡拉OK经营场所）授予音集协管理并维权，音集协有权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等。索尼、滚石、中唱、华谊公司为《很爱很爱你》《伤心太平洋》等16首涉案音乐电视作品的著作权人。2007年12月27日，音集协委托天合集团对卡拉OK场所收取著作权使用费。随后，天合集团将湖南省的收费工作委托给第三人。2018年11月6日，原告在其网站上发布音集协字【2018】第80号《关于终止委托天合集团著作权许可收费资格的告知函》，向各卡拉OK经营者、各VOD运营商、各地区娱乐行业协会告知其于同月5日正式公告终止天合集团及其各子公司的收费资格，并告知：凡2018年11月5日（含）前已与我会签订《著作权许可合同》并完成付款的卡拉OK经营场所，所签合同继续有效直至合同约定期届满。自2018年11月5日起，卡拉OK经营者不得再通过天合集团及所有子公司签署向我会缴纳著作权使用费的合同，凡签订如本函所示版本及编号的合同，未与2018年11月5日前将著作权使用费支付到账至该合同印制账户，均视为未经我会许可，该合同无效。具体作废合同编号在我会官网查询区公示等。2019年5月28日，原告向被告送达音集协《关于卡拉OK营业场所支付版权使用费事宜告知函》、《关于2019年卡拉OK著作权使用费收取标准的公告》、《关于终止委托天合文化集团著作权许可收费资格的告知函》、《关于成立湖南省联络处的公告》等文件，被告接收上述文件并签署《签收回单》,在《签收回单》中记载：“包厢数量19个”。2019年7月17日，湖南省长沙市华湘公证处出具（2019）湘长华证内字第2449号《公证书》，载明：2019年7月5日，原告的委托代理人李飞在公证人员监督下，来到长沙市岳麓区标有“麦潮ＫＴＶ”等字样的营业场所，李飞在询问消费价格后通过微信支付方式支付本次取证消费费用369元。随后，一行人进入Ａ508的包间，该包间内张贴的消防疏散图显示该层有18个包间。李飞在标有“ＫＦＵＮ”字样的点歌系统上查找歌手、选取作品，并对《很爱很爱你》等16首涉案音乐电视作品进行了播放。公证人员对上述查看部分歌手页面和音乐电视的整个播放过程进行了摄像。在上述保全过程中，公证人员对ＫＴＶ营业场所的内外观部分现场情况、微信付款详情页面及现场取得的单据进行了拍照。事后，将上述影像资料刻录至全新未拆封的光盘中。兹证明与本公证书相粘连的《歌曲清单》与保全时现场所点播歌曲相符，公证书相粘连的其他附件均与保全现场实际情况相符。此次公证，原告支付公证费1000元。另查明，被告长沙市岳麓区麦潮量贩娱乐城成立于2014年3月21日，投资人为张冬生。2018年6月1日，案外人雷伟林（甲方）与王泳龙（乙方）签订《房屋（场地）租赁合同书》，其中记载：第一条，甲方同意将位于长沙市岳麓区学士街道白鹤社区26栋长沙市岳麓区麦潮量贩娱乐城所属场地租赁给乙方；第二条，该场地的交付以现状为交付条件，交付时间为2018年6月1日，其承租期从2018年6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2018年6月8日，案外人张冬生（甲方）与王泳龙（乙方）签订《转让（承包）协议》，其中记载：第一条，甲方经出租合作方协商，同意将位于长沙市岳麓区学士街道白鹤社区26栋长沙市岳麓区麦潮量贩娱乐城转让（承包）给乙方；第四条，该娱乐城（长沙市岳麓区麦潮量贩娱乐城）于2018年6月8日正式交付给乙方。2018年6月19日被告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投资人为王泳龙。经比对，被告KTV包厢内放映的作品与原告主张保护的同名作品画面、演唱、词曲作者及歌词信息均一致，被告和第三人未提出异议。本院认为：原告是依法成立的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根据原告与滚石、索尼、中唱、华谊等公司签订的《音像著作权授权合同》以及相关法律规定，可以推定原告管理了市场上相对较多的作品。原告根据《音像著作权授权合同》的约定以及《著作权管理条例》的规定取得滚石、索尼、中唱、华谊等公司音乐电视作品的放映权、复制权的管理权限，有权以自己的名义对侵权行为提起诉讼，为此原告的诉讼主体适格。我国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第一项规定,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表演、放映、广播、汇编、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作品的,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均属于侵犯著作权的行为,应当承担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根据（2019）湘长华证内字第2449号公证书记载的内容，音集协在被告经营场所处查找、选取、点播了16首音乐电视作品，并取得相关消费凭证，足以证明被告在其经营场所放映被诉侵权作品的事实。经比对，音集协主张权利的歌曲内容及音源与被诉侵权歌曲的内容及音源一致，同时根据公证书中所记载在查找歌手所显示的曲库目录，可以推断被告在其经营场所提供的音乐电视作品大量为原告管理的音乐电视作品，故可以认定被告未经权利人许可,以营利为目的在经营场所提供了大量原告管理的音乐电视作品的点播业务的行为构成侵权,音集协据此主张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的侵权责任,具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为此本院予以支持。因被告在诉讼中未能举证证明其对该曲库歌曲依法享有作品放映权、复制权,故无论其所属的点唱系统设备向何人购买,均不影响对案涉侵权事实的认定。关于损失赔偿。原告有权以国家版权局公告的许可使用费标准为基础与被许可人协商后按包厢数收取许可费。因此，对于音集协为原告的涉KTV行业著作权侵权案件，以包厢数为基础计算许可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根据《著作权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许可费应由音集协与被许可人协商确定。本案中，音集协提供的每个包厢的收费标准系其单方出具，未经原、被告充分协商，为此本院综合以下事实，认定本案的赔偿标准，即:1、被告于2014年3月21日，办理了工商登记，因被告未举证证明其与原告订立《著作权使用合同》并已向原告交纳使用费，故被告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原告主张被告侵权时间为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被告则主张王泳龙在2018年6月8日之前不是经营者不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被告为证实其提交了一份《转让（承包）协议》以及工商变更登记。本院审查认为，被告所提交的工商登记显示2018年6月19日之前的投资人为张冬生，进而结合原告起诉时所提交的工商登记信息显示核准日期为2018年6月19日，此时的投资人为王泳龙，为此综合以上证据可以互相佐证王泳龙受让了张冬生的KTV，因原告申请公证发生在王泳龙的经营期间，原告对于2018年6月8日之前KTV是否侵权未能提交相关证据，为此侵权时间应当认定自2018年6月8日至2019年12月31日；2、关于包厢数的问题，公证书中记载被告营业场所消防疏散图显示该层有18个包间，由于被告未提交相关证据证实其自开业以来至今的包厢使用状况，为此本院认定原告主张的被告包厢数为18个。综上，本院进而根据被告成立时间、场所位置（位于长沙市岳麓区城区）、主观过错、经营规模、侵权情节、维权支出等因素，本院酌定本案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30834元（含各项合理开支），超过部分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八条第一款、第十条第一款第十项、第十一条、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四十八条第一项、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二十五条第一至二款、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长沙市岳麓区麦潮量贩娱乐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经济损失（含各项合理开支）人民币30,834元；二、驳回原告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98元，由被告长沙市岳麓区麦潮量贩娱乐城承担571元，原告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承担1,827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朱 令人民陪审员  易建辉人民陪审员  张莲芳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闫曼书记员王璐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八条著作权人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可以授权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行使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被授权后，可以以自己的名义为著作权人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主张权利，并可以作为当事人进行涉及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诉讼、仲裁活动。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是非营利性组织，其设立方式、权利义务、著作权许可使用费的收取和分配，以及对其监督和管理等由国务院另行规定。第十条著作权包括下列人身权和财产权：（一）发表权，即决定作品是否公之于众的权利；（二）署名权，即表明作者身份，在作品上署名的权利；（三）修改权，即修改或者授权他人修改作品的权利；（四）保护作品完整权，即保护作品不受歪曲、篡改的权利；（五）复制权，即以印刷、复印、拓印、录音、录像、翻录、翻拍等方式将作品制作一份或者多份的权利；（六）发行权，即以出售或者赠与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的原件或者复制件的权利；（七）出租权，即有偿许可他人临时使用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计算机软件的权利，计算机软件不是出租的主要标的的除外；（八）展览权，即公开陈列美术作品、摄影作品的原件或者复制件的权利；（九）表演权，即公开表演作品，以及用各种手段公开播送作品的表演的权利；（十）放映权，即通过放映机、幻灯机等技术设备公开再现美术、摄影、电影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等的权利；（十一）广播权，即以无线方式公开广播或者传播作品，以有线传播或者转播的方式向公众传播广播的作品，以及通过扩音器或者其他传送符号、声音、图像的类似工具向公众传播广播的作品的权利；（十二）信息网络传播权，即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十三）摄制权，即以摄制电影或者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将作品固定在载体上的权利；（十四）改编权，即改变作品，创作出具有独创性的新作品的权利；（十五）翻译权，即将作品从一种语言文字转换成另一种语言文字的权利；（十六）汇编权，即将作品或者作品的片段通过选择或者编排，汇集成新作品的权利；（十七）应当由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著作权人可以许可他人行使前款第（五）项至第（十七）项规定的权利，并依照约定或者本法有关规定获得报酬。著作权人可以全部或者部分转让本条第一款第（五）项至第（十七）项规定的权利，并依照约定或者本法有关规定获得报酬。第十一条著作权属于作者，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创作作品的公民是作者。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主持，代表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意志创作，并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责任的作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视为作者。如无相反证明，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作者。第十五条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的著作权由制片者享有，但编剧、导演、摄影、作词、作曲等作者享有署名权，并有权按照与制片者签订的合同获得报酬。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中的剧本、音乐等可以单独使用的作品的作者有权单独行使其著作权。第四十八条有下列侵权行为的，应当根据情况，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同时损害公共利益的，可以由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销毁侵权复制品，并可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还可以没收主要用于制作侵权复制品的材料、工具、设备等；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表演、放映、广播、汇编、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作品的，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二）出版他人享有专有出版权的图书的；（三）未经表演者许可，复制、发行录有其表演的录音录像制品，或者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表演的，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四）未经录音录像制作者许可，复制、发行、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制作的录音录像制品的，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五）未经许可，播放或者复制广播、电视的，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六）未经著作权人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许可，故意避开或者破坏权利人为其作品、录音录像制品等采取的保护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技术措施的，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七）未经著作权人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许可，故意删除或者改变作品、录音录像制品等的权利管理电子信息的，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八）制作、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作品的。第四十九条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不能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五十万元以下的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当事人提供的涉及著作权的底稿、原件、合法出版物、著作权登记证书、认证机构出具的证明、取得权利的合同等，可以作为证据。在作品或者制品上署名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视为著作权、与著作权有关权益的权利人，但有相反证明的除外。第二十五条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无法确定的，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请求或者依职权适用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确定赔偿数额。人民法院在确定赔偿数额时，应当考虑作品类型、合理使用费、侵权行为性质、后果等情节综合确定。当事人按照本条第一款的规定就赔偿数额达成协议的，应当准许。第二十六条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包括权利人或者委托代理人对侵权行为进行调查、取证的合理费用。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和具体案情，可以将符合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律师费用计算在赔偿范围内。《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