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01民终457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陈琦，男，1980年3月13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暐，安徽美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葛正勇，男，1975年5月8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倪有良,安徽胜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陈琦因与被上诉人葛正勇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2019）皖0103民初83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陈琦的上诉请求为：1、撤销一审判决，在查明案件事实基础上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葛正勇承担。事实和理由：1、陈琦在一审审理期间，就有关查明案件的事实所需的部分证据材料提出了调查取证申请，但一审法院没有依法进行调取，且也无任何答复，损害了陈琦的合法权益。本案一审举证期限期间，陈琦于2019年9月16日向法院邮寄了《延期举证申请书》、《调查取证申请书》等书面申请，申请一审法院向六个政府机关予以调取相关证据材料，但一审法院没有给予任何答复，依旧按原定开庭日期开庭。陈琦委托律师参与一审庭审审理，就陈琦调查取证的请求，陈琦代理人亦向一审法院提出，一审法院于2020年1月14日给陈琦代理律师签发了三份调查令，其中合肥市公安局双岗派出所需要提供葛正勇葛正勇及其父亲葛启阳其他家庭成员的户籍信息，陈琦无法提供；其中合肥市庐阳区建设委员会，因行政机构调整，已撤销该机构，部分职能并入合肥市庐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部分职能并入合肥市庐阳区规划局，合肥市庐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不予提供，针对以上情况陈琦代理律师已经向一审法院书面回复并请求一审法院依职权予以调查取证，但一审法院仅在判决书中以“但均被退还未能调取到相应的材料”这么一句轻轻一笔带过，并没有为查明案件事实依职权前往相关部门调查取证，导致案件事实认定不清，也损害了陈琦的合法权益。2、一审法院认为“案涉协议书是以葛正勇名义签订，葛正勇为案涉购买原房屋协议的相对方，故本院认定葛正勇主体适格”，该认定明显过于片面，也不符合事实。事实上，所谓的案涉协议不是葛正勇签署，在一审庭审中葛正勇已经自认案涉协议书中的签名并不是其本人签署，并陈述是葛正云代其签名按印，但对此并没有提供证据证实。1991年11月12日所谓的案涉协议书签订时，葛正勇年龄年仅16岁，从葛正勇提供的人口登记表中记载的“文化程度：高中”，葛正勇那时应是学生身份，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不可以独立进行民事活动，其根本没有出资购房的能力。相反的，葛正勇一审提供的证明中也明确陈述“葛启阳及子女于1992年购买.”，以及其提供的1997年5月6日《协议》，姑且不论真实性，协议的甲方是葛启阳，也并不是葛正勇，房屋翻建不是由葛正勇出资。两份《拆迁旧房移交验收单》中均载明“姓名：陈琦”，拆迁户签章处签名不代表其是权利人，且两份验收单中的此处签名明显是两个人的笔迹。此外，葛正勇提供的通话录音中“.…你不要往那里推，一点意义都没有，如果舅爷爷立遗嘱说给你，说这房子都给你，与我葛正勇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了.…”，葛正勇进一步自己认可案涉自建房不是自己的。 退一万步说，姑且说葛正勇1991年11月12日购买宅基地房属实，但该协议在当时应属无效合同，不产生权利转让的法律效力，且之后已经进行了翻建、新建，原宅基地房已经不复存在，并将新建、翻建的房产以陈琦的名义办理了居民建筑执照，也即是办证的自建房并不是原案涉协议书中的宅基地房。故，葛正勇显然不是本案适格的主体，原审法院也未依职权追加相关权利人参加案件审理，以便查明案件相关事实，导致认定事实错误。退一步来说，即使葛正勇对案涉房屋享有权利，陈琦认为案涉房屋也至多属于陈琦与葛正勇及葛启阳等家庭成员的家庭共有财产，而不是葛正勇单独所有，其无权单独提起本起诉讼。3、正如一审法院查明的，案涉房产已经因政府征收而被拆迁。拆迁安置协议目前未签订，相关权利还未确定。也即是说，一审判决内容所谓的“位于原合肥市庐阳区的两处自建房拆迁安置权益”目前尚处于悬而未定状态，该拆迁安置权益能否取得可以说都是不确定的，一审法院对不确定的权益进行确权判决显然没有任何法律依据。退一步来说，即使拆迁安置待遇权益是确定的，但对被拆迁人来说，拆迁安置权益不是所有权，而是对拆迁方的债权。从《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内容来看，“第三部分物权纠纷五物权保护纠纷32物权确认纠纷（1）所有权确认纠纷”，对债权提出所有权确权之诉，显然有悖法理。另外，案涉房屋的被拆迁并不是陈琦与拆迁方办理的，陈琦也未授权他人前往拆迁方办理。故，一审判决没有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葛正勇的一审诉请。4、一审中陈琦申请的证人费某所陈述的明显符合客观事实，首先，陈琦家庭经营诊所，家境殷实，于1995年花费15000元将上诉人户口从原籍迁往一里井村70号，基于当时城乡二元化户籍制度，再加上当时陈琦家庭与葛正勇家庭之间密切的家庭关系，在葛启阳提出无资金新建、翻建房屋，提议由葛正勇父母出资建房，并许诺将房产登记在陈琦名下，并给陈琦一套房屋。在1999年10月14日以及2000年9月14日也确实由葛正勇家人将居民建筑执照办理在陈琦名下。如果没有陈琦家庭的出资行为，葛正勇家人不可能时隔近一年前后两次将居民建筑执照办理在陈琦名下，这完全符合常理，葛正勇对此根本没有作出任何合理解释或提供任何证据予以反驳。同时，如前所述，葛正勇提供的通话录音中“..你不要往那里推，一点意义都没有，如果男爷爷立遗嘱说给你，说这房子都给你，与我葛正勇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了.”也侧面印证了上述事实。另外，一审中证人费某陈述由陈琦父母出资3万元由葛正勇父亲葛启阳进行新建、翻建的工作，并不是说出资购买案涉房产，一审法院对此明显曲解了证人的陈述。为了印证上述事实，陈琦在一审举证期间，申请法院前往合肥市庐阳区建设委员会、合肥市建设委员会调取居民建筑执照编号为（99）合中市区建管字第067号以及（2000）合中市区建管字第09号的卷宗材料，由何人提交建筑批文申请、具体提交哪些资料、是否由葛启阳一手办理等等，均关系到本案事实的认定。同时也申请法院前往合肥市公安局双岗派出所、合肥市公安局调取葛启阳家庭成员的户口迁移情况，因原宅基地房于1991年购买，陈琦户籍于1995年迁入该处，在这期间是否必须由陈琦名义办理、葛启阳家庭成员的户籍迁移情况等，也关系到案件事实的查明。另外，一审法院查明的“1998年1月，陈琦户籍迁至合肥市庐阳区。2006年4月，陈琦又迁至合肥市庐阳区（亦为案涉房屋所在地）。”对此，一审法院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即陈琦所在的户籍的户主是葛正勇父亲葛启阳，上述户籍的迁移情况陈琦个人根本无法办理，更何况陈琦对此毫不知情，陈琦的上述调查取证申请如得到允许的话，亦可以查明该事实。另外，居民建筑执照的办理时间恰为1999年及2000年，也即是陈琦户籍不在一里井村70号处，而此时葛正勇家人依旧以陈琦名义办理了建筑执照，更能印证证人的陈述，一审查明的“葛正勇就案涉房屋的《居民建筑执照》申请人为陈琦，其在庭审中陈述1999-2000年时葛正勇的户籍尚在原郊区，故以陈琦名义代为办理执照”明显不符合客观事实。从1999年及2000年办理了居民建筑执照直至本案诉讼的发生，时隔近20年，葛正勇及其家人对案涉房屋产权登记在陈琦名下这一事实也一直未提出任何异议，更未要求陈琦配合办理产权变更登记，直至拆迁涉及到巨大利益诱惑时，葛正勇不顾亲情、歪曲事实，恶意提起诉讼，明显有悖公序良俗。5、案涉《协议书》签署于1991年11月12日，协议中交易的对象为宅基地房，属于当时法律明确禁止交易的房产，该协议显然属于无效合同。基于无效合同产生的法律后果为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也即案涉的原宅基地房的所有权并没有发生转移，葛正勇基于该协议书主张权利的基础也不复存在。案涉的两处自建房（即经翻建、新建原宅基地房）权利的取得，应当以1999年10月14日、2000年9月14日《居民建筑执照》办理时为初始取得，房产权利的归属以登记为凭证，而不是以是否实际居住或出资情况为认定标准，同时，陈琦与葛正勇亦没有书面协议约定案涉自建房属于葛正勇实际所有。故案涉自建房应当属于陈琦所有，至于葛正勇的出资情况，从法律上讲至多作为陈琦对葛正勇的债务，而不会因此发生权利转移。6、一审中葛正勇向一审法院提出的诉请为“请求法院确认位于原合肥市庐阳区的两处自建房的拆迁安置权益归原告葛正勇”，属于物权确认问题，一审法院界定的案由亦为物权确认纠纷中的所有权确认纠纷，是确认之诉。一审法院也并未审查处理案涉自建房的拆迁安置权益的具体数额，根本没有涉及争议金额，属于非财产案件。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第（二）项的规定按件交纳诉讼费，此类纠纷应交纳50元至100元。《人民法院报》2010年5月14日刊登《最高人民法院对8项网民意见建议的回复意见》其中之一：仅以解除合同为诉讼标的，不涉及争议金额或者价款的，应当按件收费。各级人民法院收取诉讼费用必须严格按照标准执行，不得擅自提高收费标准和扩大收费范围。参考最高人民法院上述文件精神，进一步证实本案中一审诉讼费用仅应按件收取。 葛正勇辩称，一审判决已经释明没有调取到相关材料的原因，并且陈琦自己也去调取也并未调取到材料。案涉房屋实际是葛正勇购买，只是给其父母居住，字虽然是其兄弟代签，但并不代表不是葛正勇购买。本案依据物权法的相关规定属于物权纠纷，不是债权纠纷。本案涉及房屋拆迁，存在以物易物等问题。一审的相关证据可以看出本案并不存在赠与行为，陈琦母亲出庭作证证明是其出资，但是其证人证言前后矛盾，不能被采信。协议效力问题并不是本案争议焦点，当时买卖协议经过当地村民组盖章确认。本案诉讼费应依法予以处理。 葛正勇向一审法院提出的诉讼请求为:1、确认位于原合肥市庐阳区的两处自建房（分别为120.96平方米、143.93平方米，房屋拆迁价值约260万元）的拆迁安置权益归葛正勇；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陈琦负担。 一审法院查明：葛正勇、葛正云系葛启阳儿子。1991年11月12日，葛启阳以葛正勇名义与张贤英签订一份《协议书》，约定张贤英将位于原合肥市庐阳区的宅基地及砖瓦房合计建筑面积约为100平方米，以22000元价款出售给葛正勇。该协议书加盖有原合肥市中市区双岗街道办事处一里井村民委员会公章，并由葛正云代葛正勇签名捺印。1992年10月22日，张贤英出具收条证明其收到葛正勇交付的购房款22000元。收款后，张贤英将上述宅基地交付给葛正勇。葛正勇及其父亲葛启阳在宅基地和房屋内经营豆腐坊。1997年5月6日，葛启阳与他人签订协议书，约定在该宅基地上另行新建了二层三间楼房，面积约为120.96平方米，该协议书由葛启阳及葛正勇签名。1999年，葛正勇将原张贤英房屋翻建为二层，面积为约143.93平方米。之后，上述房屋一直由葛正勇居住和对外出租。期间，上述房屋的水电等均过户至葛正勇名下。 陈琦出生于1980年，其母亲费某与葛正勇为表亲关系。1995年10月，陈琦因投亲靠友将户籍迁至合肥市庐阳区一里井村70号（即案涉房屋所在地）。1998年1月，陈琦户籍迁至合肥市庐阳区。2006年4月，陈琦又迁至合肥市庐阳区（亦为案涉房屋所在地）。案涉房屋由葛正勇于1993年6月19日缴纳了3000元地皮费，原合肥市中市区双岗街道办事处一里井生产管理小组出具相应收据。1999年后，案涉房屋可以办理《居民建筑执照》，其中143.93平方米案涉房屋于1999年办理《居民建筑执照》［（99）合中市区建管字第067号］，120.96平方米案涉房屋于2000年办理《居民建筑执照》［（2000）合中市区建管字第09号］，前述房屋申请人均为陈琦。2017年9月23日案涉房屋拆迁，并办理了《拆迁旧房移交验收单》，前述两份验收单的拆迁户签章均由葛正勇。之后，葛正勇与陈琦就案涉房屋产权产生争议，致使至今未能签订案涉房屋拆迁安置协议。 另查明，葛正勇就案涉房屋的《居民建筑执照》申请人为陈琦，其在庭审中陈述1999-2000年时葛正勇的户籍尚在原郊区，故以陈琦名义代为办理执照。 陈琦母亲费某出庭作证，其庭审陈述以下内容：1、为了将陈琦迁至合肥市区并挂在葛启阳名下，其花费了15000元；2、1996-1997年期间葛启阳回老家告知费某，陈琦户口迁了后，问其“房屋要不要，要的话就要翻建”，于是费某将30000元交付给葛启阳夫妇，条件是“上我儿子（陈琦）名字”，但出于亲属关系，双方之间无协议和相应的收条；3、“当时是给舅舅（葛启阳）居住”，并答复本院问询时陈述“（费某及陈琦）没有居住，只是将房屋翻建后给被告一套房屋就行了”。 在庭审中，本院问询陈琦双方就案涉房屋是否存在赠予，其答复“是葛启阳赠予”，但无书面赠予合同。 还查明，合肥市庐阳区双岗街道一里井社区工作站及案涉房屋邻居出具书面证明，证明葛启阳及子女购买张贤英户房屋，并进行了新建和翻建，且一直居住使用或对外出租直至拆迁。2001年原合肥市中市区双岗街道办事处亦书面证明“葛正勇同志长期居住本辖区一里村”。在葛正勇的代理律师对葛正友、阮贵林的律师调查笔录中，两人陈述案涉房屋系葛正勇购买张贤英房屋进行翻建，并以陈琦名义办理了建房执照，陈琦并未出资，认为案涉房屋所有权归葛正勇，基于房屋拆迁所享有的拆迁安置的权利也应归葛正勇。 上述事实由双方提供的户口簿、户籍迁移材料、收款收据、协议书、收条、收据、地皮费收据、发票、执照费、水电开户缴费凭证、《居民建筑执照》、《拆迁旧房移交验收单》、费某证言、律师调查笔录，照片、录音等证据，以及当事人庭审陈述予以证实。 对陈琦提供的情况说明，证明陈琦父母有能力出资对案涉房屋进行翻建。葛正勇质证意见为不认可前述证据的证明目的，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认证意见同葛正勇质证意见。 在诉讼过程中，陈琦申请对案涉的《协议书》以及《收条》中手写字体部分的形成时间申请司法鉴定，本院于2019年10月依法委托南京师范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2020年1月3日，因陈琦未在期限内支付鉴定费用，该司法鉴定作出《终止鉴定告知书》。 同时，陈琦亦就申请调查令，调查：1、陈琦名下案涉房产的产调信息；2、居民建筑执照编号为（99）合中市区建管字第067号以及（2000）号中市区建管字第09号的卷宗材料；3、葛启阳（340123194110169496）家庭成员的户口迁移情况。但均被退还未能调取到相应的材料。 一审法院认为：案涉房屋未办理房屋产权登记，但有《居民建筑执照》，应视为产权登记。现葛正勇对案涉房屋所有权提出异议，一审法院意见如下： 关于案涉房屋的实际产权人为谁。从葛正勇提供的协议书、购房款收条能够证明案涉房屋系葛正勇家人出资22000元从原产权人张贤英户购买，并由葛正勇进行了新建和翻建。且葛正勇提供的证明亦佐证其及家人一直居住使用案涉房屋。而陈琦是于1995年为了学习而由葛正勇父亲葛启阳将其户籍迁至案涉房屋，故案涉房屋不是由陈琦及家人出资购买，且陈琦无证据证明案涉房屋在购买后由其新建和翻建。 关于陈琦母亲费某出庭作证证明案涉房屋系其出资3万元从葛启阳处购买。一审法院认为，首先费某与陈琦为母子关系，双方存在利害关系。其次费某无证据证明双方就案涉房屋以3万元出售给陈琦达成书面协议。第三，案涉房屋在1999-2000年期间一直由葛正勇及其家人居住使用，葛启阳将在1991年就作价22000元的宅基地，以及之后两次新建、翻建的，而且是一家人都居住使用的案涉房屋在1999年前后仅以3万元出售给陈琦，明显违反常理。第四，费某出资购买一说与陈琦在庭审中陈述的赠予一说相互矛盾。故一审法院对费某的前述证言不予采信。 关于葛正勇的主体资格。陈琦认为葛正勇不是本案适格主体。一审法院认为，案涉协议书是以葛正勇名义签订，葛正勇为案涉购买原房屋协议的相对方，故一审法院认定葛正勇主体适格。如葛正勇与其家人对案涉房屋产生争议，其家人亦可申请确权，不影响本案的案件审理。 关于案涉协议是否有效。陈琦抗辩1991年签订的宅基地买卖协议无效，属于法律禁止交易房屋。一审法院认为，案涉房屋经法定程序已办理《居民建筑执照》，案涉房屋属性发生改变，故一审法院对陈琦的该项抗辩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认定案涉房屋是葛正勇家人出资为葛正勇购买，并由葛正勇及家人新建和翻建，且陈琦无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存在购买案涉房屋的合意协议，或存在赠予合同关系，故陈琦仅是代持，案涉房屋实际产权人应为葛正勇。现案涉房屋已经拆迁，故相应的拆迁权益应由葛正勇享有。 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六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确认位于原合肥市庐阳区建管字第067号《居民建筑执照》建筑面积为143.93平方米、（2000）合中市区建管字第09号《居民建筑执照》建筑面积为120.96平方米】归葛正勇。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13800元，由陈琦负担。 本院对原判所认定而为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予以确认。本案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葛正勇提供的证据：1、葛启阳、谢道玉出具的申明，证明葛正勇主体适格。2、微信聊天截图两张，证明一审判决过陈琦和陈琦舅舅沟通过，陈琦舅舅认为一审判决正确。陈琦质证认为证据1、2不属于新证据，证据1的三性均不认可，证据形式上属于证人证言，因此证人应该出庭作证，申明人与葛正勇存在利害关系，对于申明中有利于葛正勇的部分不予采信。证据2的三性均有异议，证明目的也有异议。假如内容真实，有悖于公序良俗。信息里显示是陈琦亲舅舅，其通常不会做出倾向于葛正勇的意思表示。 本院认为，本案中，葛正勇提供的协议等证据能够证明案涉房屋由葛正勇家人出资22000元购买，葛正勇其及家人一直居住使用案涉房屋，并由葛正勇进行了新建和翻建。案涉房屋在1999-2000年期间一直由葛正勇及其家人居住使用，按陈琦的主张，葛启阳将在1991年就作价22000元的宅基地，以及之后两次新建、翻建的，且是一家人都居住使用的房屋在1999年前后以3万元价格出售给陈琦，明显违反常理，陈琦亦无证据证明双方就案涉房屋以3万元出售给陈琦的书面协议。费某作为陈琦的母亲，其一审的证人证言中陈述出资购买一说与陈琦在庭审中陈述的赠与一说相互矛盾。案涉协议书是以葛正勇名义签订，葛正勇为案涉购买原房屋协议的相对方，故一审法院认定葛正勇主体适格并无不当。综上，陈琦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7600元，由陈琦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 怡 审判员 董江宁 审判员 余海兰 二〇二〇年九月七日 书记员 孟 成 附相关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