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1057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女，1949年10月11日出生，住北京市密云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女，1971年12月27日出生，住北京市密云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1，女，2000年5月20日出生，住北京市密云区。原审被告：王某2，男，1969年8月23日出生，住北京市密云区。原审被告：王某3，男，1976年8月29日出生，住北京市密云区。原审被告：王某4，男，1953年4月24日出生，住北京市密云区。上诉人李某因与被上诉人刘某、被上诉人王某1、原审被告王某2、原审被告王某3、原审被告王某4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2020）京0118民初17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某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李某的一审诉讼请求；二、本案诉讼费由刘某与王某1负担。事实与理由：1.北京市×××号院（以下简称×××号院）内北正房四间系李某与王某7的夫妻共同财产。李某与王某7系夫妻关系，婚后生育三名子女。李某夫妻于1987年4月取得合法建房手续，当年5月打地基，7月开始修建北正房四间。王某7因病于1987年12月去世，王某7去世前只是把房屋的主体结构完工，剩余工程均由李某投资建设，并由李某偿还了大部分建房款。李某的长子王某2结婚时就在涉案房屋居住，次子王某5结婚时暂时在此居住使用。王某5于2017年12月31日因公去世。因此，李某应当享有涉案三间房屋的所有权，另一间系王某7的遗产。2.王某2与王某5之间的买卖关系应属无效。首先，涉案房屋系李某与王某7夫妻的共同财产；其次，王某2与王某5之间没有签订买卖协议，仅凭未履行完毕的收条不能证明双方达成买卖协议；再次，本案系法定继承纠纷，兄弟之间如果签订买卖协议，标的物是农村房屋，应当适用关于审理农村房屋买卖合同纠纷适用法律的相关规定，按照法定继承处理。现王某2、王某3在一审庭审中均明确表示各自享有的份额归李某继承。王某5去世后，李某与王某4应当继承王某5继承自王某7的遗产份额。3.刘某与王某1用欺骗手段领走了王某5的工亡补助金，李某与王某4依法维权，并在判决生效后申请执行，但刘某与王某1将款项全部转移，拒不履行生效判决。4.李某在一审中提交了证据证明涉案房屋系其与王某7的合法财产且李某享有大部分产权，刘某与王某1在一审中的陈述前后矛盾，且其在一审中提交的证人证言缺乏真实性，村民建房审批手续是农村房屋所有权的有效凭证，证明效力远大于证人证言。刘某与王某1辩称，不同意李某的上诉请求及理由，服从一审判决。王某2、王某3、王某4述称，同意李某的上诉请求及理由。李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王某7名下×××号院内北正房四间归李某继承；2.案件受理费由王某2、王某3、王某4、刘某、王某1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某7生前与李某育有三子，老大王某2，老二王某5，老三王某3。1987年，王某7与李某兴建×××号院内北正房四间，王某2已成年，王某5与王某3均未成年，庭审中王某2认可父母建房时其未出资出力，随后王某7因病于当年去世。1988年6月24日，李某与王某4登记结婚并与儿子王某3共同居住于×××号院，当时王某516岁，王某4作为继父供养其吃穿用度至成年。1996年1月4日，刘某与王某5登记结婚并住于×××号院内北正房西边两间，婚后育有一女王某1共同居住于此。2017年12月31日，王某5因病去世，生前未留有遗嘱。一审庭审中，双方均认可×××号院内四间房屋由王某2住于东边两间，王某5住于西边两间。一审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对×××号院内房屋是否进行过分家的事实发生争议，李某、王某4、王某2、王某3均主张不存在分家事实；而刘某主张在与王某5结婚前，其全家已进行过分家，由王某5分得×××号院内西边两间房屋，王某2分得东边两间房屋。对此，李某之小姑王某6出庭作证称，王某7生前已建好×××号院及×××号院内的八间房屋，因其与刘某系一个生产队且相熟，自己的侄子王某5未成家，故其于1996年前后为刘某与王某5做媒。说媒时，刘某家父母问及王某5家条件，王某6不知，李某遂回复称家中有两处宅院，每处均有正房四间，老宅×××号院归李某和王某3所有，新宅×××号院归王某2和王某5所有。因王某2已成家，故与王某5兄弟二人分开立户，每人两间房，王某5住西边两间。后刘某与王某5结婚，×××号院内西边两间房屋即为该夫妇二人的新房。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有二，其一为王某2与王某5之间就×××号院内东边两间房屋达成的买卖协议是否有效；其二为是否存在对×××号院内房屋进行分家的事实。第一，关于王某2与王某5之间就×××号院内东边两间房屋达成的买卖协议是否有效的问题。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王某2不认可其与王某5房屋买卖行为的效力，但刘某于庭审中向一审法院提交《收条》一份，其上载明“今收到王某2卖给王某5正房两间（做）作价肆仟元整（4000），王某2、倪某，2001.8.12”。王某2当庭认可《收条》载明的内容及其上亲笔签名，并称收到部分价款。结合王某2已将东边两间房屋交付王某5占有使用多年的客观实际，该收条虽未严格列明房屋买卖各项条款，但其字面及本意均为王某2以作价出售方式将×××号院内东边两间房屋所有权出卖给王某5，王某5支付买受款。应认定王某2与王某5之间就×××号院内东边两间房屋达成买卖系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均已依约履行大部分买卖合同义务，故双方间成立买卖合同关系。现王某2以无权处分为由主张买卖合同效力的抗辩，欠缺事实与法律依据，且存在明显逻辑矛盾，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第二，关于是否存在对×××号院内房屋进行分家的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五条规定“共同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共同享有所有权”，第九十七条规定“处分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以及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作重大修缮的，应当经占份额三分之二以上的按份共有人或者全体共同共有人同意，但共有人之间另有约定的除外”。本案中，双方均认可×××号院内房屋系王某7在世时已建成，也认可将院内东、西各两间房屋交由王某2、王某5兄弟二人分别居住使用，但李某、王某4、王某2、王某3均主张区分使用仅为方便生活并无分家之实，故主张×××号院为王某7之遗产，应由李某予以继承。但依照农村生活习惯、传统居家观念及公序良俗，房屋是每个农村家庭生活的基本要件和重大财产，若对房屋进行处分或重大修缮，除另有约定外，应征得全体家庭共同共有人的同意。王某2于2001年对×××号院内北正房中东边两间房屋进行买卖，并实际交付王某5占有使用。王某5夫妇于买受后拆除并关闭东边房屋家门，打断东、西房屋内部隔断，屋内整体进行刮白铺砖，屋外整体更换屋顶瓦片、窗户并贴外墙瓷砖；其后王某5夫妇在×××号院内陆续兴建南倒座六间。可见涉案院落室内格局由原有四间北正房变为三间北正房，室外格局由单一北正房变为北正房及新建南倒座，王某5夫妇前述装饰装修及新建行为应构成对原有院落的重大修缮。依照一般理性人的正常思维逻辑，若无分家析产事实、未取得处分权利或未征得全体家庭成员的同意，王某5夫妇前述行为应为无权处分，住于同村且相距较近的李某、王某4、王某3应已知晓并应对王某5夫妇的重大修缮及新建行为提出异议并予以制止，王某2应请求返还房屋并要求恢复原状。但本案实际情况为李某、王某4、王某3与王某2、王某5早已分立户口，且李某、王某4、王某3及王某2自始至终既未主张房屋权利，也未对王某5夫妇就×××号院所做行为提出任何异议。结合本案王某5一家多年占有使用×××号院并进行重大修缮和新建行为等重大处分的即有事实，×××号院作为家庭共有财产已征得李某家庭全体共同共有人的一致同意进行处分，且李某全体家庭成员亦已按照处分决定实际享有权利并履行各自义务，符合正常逻辑，具备分家析产行为所需的一切权利外观及表见形式。一审法院认为，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本案上述事实与证人王某6所作关于存在分家的证人证言能够形成完整证据链条，故一审法院认定确实存在对×××号院进行分家的事实。自此，×××号院东边两间房屋归王某2所有，院内西边两间房屋归王某5所有，且王某2与王某5间成立就东边两间房屋的买卖合同关系并已实际履行，故王某5享有对×××号院内全部房屋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因此，×××号院非李某与王某7夫妇的夫妻共有财产，应属王某5家庭共有财产，其中两间房屋为王某5婚前个人财产，另两间房屋为王某5与刘某婚后的夫妻共同财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共同所有的财产，在分割遗产时，应当先将共同所有财产的一半分出为配偶所有，其余为被继承人的遗产。在析出×××号院夫妻共同财产两间房屋中刘某所享有的一半份额后，李某作为王某5之生母、王某4作为王某5短暂扶养关系之继父，应与刘某、王某1共同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王某5去世时遗留的房屋遗产份额即三间房屋。考虑到李某再婚后王某4作为继父实际履行扶养义务的时间及当时农村人均消费支出等情况，具体分配继承份额为刘某占二十八分之九份额，王某1占二十八分之九份额，李某占二十八分之九份额，王某4占二十八分之一份额。为了有利于生产、方便生活、物尽其用且不损害遗产价值的需要，结合本案实际情况，×××号院北正房四间确定归实际居住使用人刘某、王某1所有。对其余继承人则采取折价方法予以处理，综合考量本辖区农村房屋当下的市场交易价格、房屋使用新旧程度、扶养义务履行情况等因素，并参考法院既往判例，一审法院予以酌定李某继承份额的房屋折价款为4.5万元，王某4继承份额的房屋折价款为5000元。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位于北京市×××号院内北正房四间由刘某、王某1继承所有；二、刘某、王某1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给付李某房屋折价款四万五千元；三、刘某、王某1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给付王某4房屋折价款五千元；四、驳回李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李某关于×××号院内北正房四间归其继承的诉讼请求能否成立。关于×××号院内北正房四间的权属关系及继承问题。根据案件查明事实，×××号院内北正房四间于1987年修建，后由王某2居住东面两间，由王某5居住西面两间，王某5与刘某于1996年登记结婚，故一审法院认定王某5婚前即居住使用的西面两间房屋属于王某5的婚前财产，具有事实依据，本院予以确认。王某2于2001年8月12日向王某5出具《收条》，载明王某2将正房两间作价4000元卖给王某5，王某2亦在一审中认可该《收条》所载内容的真实性，并称后来收到了部分款项，因王某5与刘某此时已登记结婚，故一审法院据此认定王某2售予王某5的正房二间属于王某5与刘某的婚后共同财产，亦具有事实依据，本院亦予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共同所有的财产，除有约定的以外，如果分割遗产，应当先将共同所有的财产的一半分出为配偶所有，其余的为被继承人的遗产。本案中，因王某5于2017年去世，故一审法院认定×××号院内北正房四间中有一间应归刘某，其余三间应属王某5之遗产以供符合法律规定的继承人予以继承，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持异议。李某虽然上诉主张×××号院内的四间北正房未有曾分家事实，但是本院查明情况及当事人陈述，该四间房屋分别由王某2、王某5兄弟居住使用，王某2后又将其居住使用的两间售予王某5，故结合刘某夫妇将涉案四间房屋整体进行了隔断拆除、内外装修并在该院内兴建了南倒座六间而李某等人并未提出异议或制止以及李某、王某4、王某3与王某5、王某2已分立户口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号院内的四间北正房已分过家，于法有据，本院予以确认，对李某的该项上诉意见依法不予采信。关于遗产继承份额及遗产处理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本案中，李某、王某4、刘某与王某1均系王某5遗产的第一顺序继承人，故一审法院结合王某4系王某5之继父以及王某4实际履行抚养义务的时间等因素，确定前述四人各自的具体继承份额，符合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本院亦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遗产分割应当有利于生产和生活需要，不损害遗产的效用；不宜分割的遗产，可以采取折价、适当补偿或者共有等方法处理。本案中，因×××号院内的四间房屋已由刘某夫妇予以改建改造且实际亦由刘某与其女王某1居住使用，故一审法院确定涉案房屋归刘某与王某1继承，并结合当地农村房屋现在的交易价格以及房屋新旧状况、扶养义务履行情况等因素，酌定刘某与王某1二人向李某、王某4分别支付房屋折价款45000元、5000元，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李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李某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尚晓茜审 判 员 胡新华审 判 员 郑吉喆二〇二〇年九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刘 衍法官助理 张 弛书 记 员 郑海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