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303民初1220号原告：张孝感，男，1976年5月1日出生，汉族，住瑞安市。被告：姜冬兰，女，1952年6月3日出生，汉族，住温州市龙湾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章魁者、卓小燕。被告：戴振铭，男，1975年4月2日出生，汉族，住温州市龙湾区。被告：温州市龙湾区海城街道屿门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住所地温州市龙湾区海城街道建民路13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N2330301766430258D。负责人：涂海波。委托诉讼代理人：章魁者、卓小燕。被告：温州华冠市场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温州市龙湾区海城街道龙瑞大道685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301661704881G。法定代表人：涂金木。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晓华，浙江光正大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第三人：郑海云，女，1973年6月24日出生，汉族，住温州市龙湾区。原告张孝感与被告姜冬兰、第三人郑海云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18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4月24日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原告张孝感、被告姜冬兰代理人章魁者及第三人郑海云到庭参加诉讼。第一次庭审后，原告申请追加戴振铭、温州市龙湾区海城街道屿门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屿门村合作社”）、温州华冠市场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冠公司”）为被告，之后本院于2020年5月18日裁定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审理，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7月1日再次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原告张孝感、被告戴振铭、章魁者（系姜冬兰、屿门村合作社共同代理人）、华冠公司法定代表人涂金木及代理人彭晓华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郑海云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解除原、被告双方签订的《个人租赁合同》；2、依法判令被告退还原告租金1893元；3、依法判令被告退还原告房屋装修转让费6000元；4、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损失62256元；5、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因经营需要在龙湾区水暖市场寻找店面，根据涉案出租店面玻璃门上的联系电话，与被告取得了联系，并应被告要求于2019年9月8日向指定收款人（第三人）支付了定金2000元。事后，原、被告双方于2019年9月16日签订一份《个人租房合同》，双方对租赁的期限和租金做出了约定，并对房屋内留存的装修进行了折价转让达成了协议（合同第2条、第8条）；原告于2019年9月17日按被告的要求，将第一年的租金和装修折价款均汇入了第三人的账户。原告入驻经营后，于10月份被温州华冠市场管理有限公司（简称“华冠公司”，即水暖市场的管理单位）告知，涉案的店铺系华冠公司出租给戴振铭（姜冬兰儿子），租赁截止日期为2019年11月30日，到期后，华冠公司不再续租给戴振铭，要求原告届时腾空店面。原告曾多次联系被告询问缘由，希望能解决租赁纠纷，并退还租金和装修折价款等损失，但被告置之不理。原告无奈于11月30日搬离了店面，事后，被告仅退还了26000元租金，并未根据合同的约定赔偿原告的损失。综上所述，原、被告双方签订租赁合同后，原告按约支付了租金等合同义务，但被告未向原告告知自身与华冠公司的租赁期限即将到期的实际情况，隐瞒该事实。现涉案店铺已经被华冠公司收回，原、被告双方己经无法履行原合同，且被告拒不退还租金和赔偿原告的损失，故依法提起诉讼。诉讼中，原告申请撤回判令被告退还原告租金1893元的诉讼请求，并明确各被告对原告诉请承担共同清偿责任。被告姜冬兰答辩称，1、关于原告要求判决解除签订的个人租房合同，我方认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019年12月5日，原告向被告出具26000元的现金收条以后，本案原、被告之间租赁合同产生的权利义务均已处理完毕，不再存在争议，随着收条的出具，原、被告之间原来签订的租赁合同已经予以解除。但是，我方向法庭表明一下，本案原、被告在2019年9月签订的个人租房合同其实是在重大误解下签署的合同，该合同是本案原告与第三人郑海云达成的协议，并将打印好的租房合同在原告与第三人达成协议后，被告姜冬兰按原告和第三人的要求签名，姜冬兰作为70岁的老太太，不认识字，也不知道合同内容。2、关于原告要求判决退还房屋装修转让费6000元，也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姜冬兰从来没有收到过涉案的装修转让费6000元，姜冬兰没有收到这笔钱，也没有指令原告将款项汇入第三人的卡上，该请求对被告来说不具有约束力，也不需要履行义务，该6000元系第三人郑海云收取。3、关于赔偿原告损失62256元的诉请，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随着2019年12月5日原告出具现金收条后，双方在重大误解下签订的合同已经解除及履行完毕，也不再存在任何争议，而且租赁合同约定的违约责任明显违反我国的法律规定，明显高出法律所规定的年收入百分之二十四的范围，本案原告也没有提供实际损失产生的证据。由于本案第三人郑海云不想继续开店将店铺转让给原告，让姜冬兰作证签个字，合同条款均是原告与第三人确定，合同对姜冬兰不具有约束力，也没有必要履行相关义务。随着26000元的退还和出具的现金收条，合同已经履行完毕，不管在事实上还是法律上，重大误解下签订的合同是无效的，实际上姜冬兰也无权签署合同，房子是戴振铭从村里和华冠公司租过来的，姜冬兰只不过是受原告和第三人的要求签字，她不知道合同具体内容。请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被告戴振铭答辩称，姜冬兰是我母亲。我平时在外地，以前涉案房屋出租给郑海云四五年了。去年郑海云说不想继续租了，但还有三个多月租期才满，我让她自己联系转租。后来郑海云和原告张孝感自己说好，我就我让我母亲姜冬兰去签合同，当时郑海云交的租金还有三个月就到期了，我就让把明年的租金一起支付掉。郑海云只转给我们26000元，还有5000多元的租金以及装修转让费6000元是郑海云自己拿的。我有授权我母亲姜冬兰对外出租和签合同，但签合同前没有人通过微信等让我具体看合同内容。合同约定按租金的两倍赔偿，我是不认可的，我没有违约，我与市场和村里合同本就是一年一签，我没有让原告搬走，房屋租给谁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是市场管理方面的问题（不让开物流公司）。被告屿门村合作社答辩称，水暖市场是委托华冠公司管理的，本案租赁合同签订屿门村合作社是不知情的，屿门村合作社作为被告，主体是不适格的，其与本案没有法律上和事实上的利害关系。其他意见同被告姜冬兰答辩意见。被告华冠公司答辩称，一、答辩人作为本案被告，主体不适格。首先，答辩人是受屿门村合作社的委托，对温州水暖洁具市场进行管理。本案系原告张孝感与被告姜冬兰于2019年9月16日签订了《个人租房合同》，原告也是基于此租赁关系，主张解除该合同并要求赔偿损失。而原告与答辩人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答辩人既不是出租人，也不是租赁物的所有权人，答辩人也没有收取原告任何款项，即原告与答辩人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其次，答辩人仅是证人的角色，出具的《证明》仅是作为本案的证据，辅助证明原告使用涉案租赁物至2019年11月30日等情况。2019年11月12日，答辩人出具的《证明》，该内容系原告书写后要求答辩人盖章，答辩人的工作人员是位年龄较大的老人，并不理解该证明内容的意思表示，原告称是为快递公司办理手续所需，出于便民原则，才盖了答辩人的印章。退一步讲，即使该《证明》具有法律效力，也仅是证明的作用。温州水暖洁具市场店铺系屿门村合作社所有，被告戴振铭与屿门村合作社于2018年12月1日签订的《市场摊位租赁合同书》，约定涉案店铺281-282租赁期限至2019年11月30日，答辩人受屿门村合作社委托管理该市场，因此知晓合同签订期限以及市场店铺禁止随意转让，店铺经营范围必须是水暖洁具等内容。答辩人在管理过程中，发现了281-282店铺用于经营物流公司，与市场经营范围不同，而告知原告该店铺不允许经营物流公司，且善意告知原告281-282号店铺租赁合同到2019年11月30日，这些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也是善意提醒原告避免其对租赁物了解不清楚，而继续支付租金等，从而造成更大损失。再次，答辩人出具的《证明》内容，即使部分内容超越答辩人权限，但没有造成原告的损失，不存在赔偿责任。2019年11月12日，答辩人出具的《证明》，主要内容均系客观真实存在。唯一的内容“答辩人公司决定到期后不再继续承租给戴振铭”，超出了答辩人的权利范围，答辩人仅系有对水暖市场进行管理的权力，无权决定戴振铭与屿门村合作社另行签订租赁合同的权力。但答辩人的无权处理，原告通过审查合同主体，以及与出租人，实际所有权人等沟通是可以确认答辩人的权限。原告知道答辩人提出的意见后，肯定首先去找出租人核实情况，要求出租人出具有关租赁合同等，并及时与租赁物所有权人屿门村合作社进行沟通确认，原告根本不可能仅因答辩人说要终止租赁给戴振铭就不经核实，直接搬离租赁物。而答辩人于2020年4月3日出具的《证明》完全是客观真实的情况，即市场所有权人也确认涉案租赁物不能经营物流公司的快递业务，且答辩人仅为租赁物的受托“管理单位”。因此，租赁物的租赁关系与答辩人无关，答辩人无需承担赔偿责任。综上，答辩人仅是证人的角色，即使答辩人加入本案诉讼，也应列为第三人，而非被告。二、原告不存在损失，其自身存在过错，即使有损失也应自行承担。首先，原告承租租赁物时，应严格审查出租人的出租权限，姜东兰是享有所有权还是租赁权？租赁物所有权人是谁？姜东兰取得租赁物的租赁期限到何时？租赁物是否存在禁止转租、能否办理营业执照等，这些都是签订租赁合同前必须审查的内容。原告明知或应当知道租赁合同期限到2019年11月30日，且租赁物不能用于经营物流公司等情况，仍然与姜东兰签订租赁合同并支付租金，其自身具有严重过错，即使存在损失，也应由原告自行承担。退一步讲，即使存在赔偿主体，也仅为合同相对人姜东兰及戴振铭。其次，原告与姜东兰之间就租赁合同己解除并进行了结算。2019年10月份，答辩人发现本案租赁物被用于经营物流公司，已经及时告知原告市场管理的有关规定，2019年11月30日，原告自行搬离了租赁物。按照原告与姜东兰约定的租金来看，原告使用了租赁物3个半月，租金为9079元，那么应退还的租金为22049元，但其于2019年12月5日收取了姜东兰退还的租赁结算款26000元，说明原告与姜东兰已经达成了解除租赁关系的一致意见。原告现对结算款金额提出异议，从而导致诉讼，其诉讼对象也仅为姜东兰、戴振铭。综上所述，原告并未存在损失，即使存在损失，其与姜东兰已经进行了结算。答辩人与原告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答辩人并非本案适格被告，原告要求答辩人赔偿损失于法无据。恳请法院依法查明事实后，驳回原告对答辩人的诉讼请求。第三人郑海云答辩称，我和戴振铭就第一年有合同，之后续租没有合同，我大概租了3年，租金一年一付。该房屋是我装修的，包括进口瓷砖、空调、玻璃门、吊顶、厨房、卫生间等。2019上半年我与戴振铭说想退租，戴振铭说可以，委托我转租出去，我也想赚装修折价费以及空调费，就张贴了店面转让广告，没有找中介。我是代表戴振铭出租，平时电话和微信都有联系，合同我都有发给戴振铭看的。戴振铭在外地，看合同可以，就让他妈妈姜冬兰过来签字，当时一起来的还有一个人，可能是姜冬兰女儿或儿媳。我已经把26000元转给戴振铭、姜冬兰了。其余5000多元租金确实是我扣过来的，我原来的租金已经给戴振铭了，我就直接自己扣走了。装修折价费以及空调费6000元，我要求不要写到合同里，原告说自己要公司报销，不同意另外单独写，所以写租房合同里了，该6000元是我收取的。经审理，结合当事人陈述及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屿门村合作社将水暖洁具市场第11幢281、282号2间摊位（以下简称“涉案店铺”）出租给戴振铭多年，租赁合同每年一签。本案当事人提供了两份租赁合同，一份《市场摊位租赁合同书》签订日期为2018年12月1日，期限为2018年12月1日至2019年11月30日，并约定戴振铭经营的品种必须是合法的，并取得营业执照和税务执照，合法经营，诚信经营。另外一份《市场摊位租赁协议书》签订日期为2019年12月1日，期限为2019年12月1日至2020年11月30日，该份合同约定戴振铭经营的品种必须是水暖洁具，并取得营业执照和税务执照，合法经营，诚信经营。两份合同均约定年租金18000元（其中村收取14000元，华冠公司4000元），戴振铭租赁期内未经屿门村合作社许可不得转租他人。戴振铭曾将涉案店铺转租给第三人郑海云。2019年上半年，郑海云表示不想继续承租，戴振铭同意郑海云自行联系转租。郑海云张贴店面转租广告后，原告张孝感因经营物流公司有意向承租涉案店铺。2019年9月16日，戴振铭委托其母亲姜冬兰与张孝感签订一份《个人租房合同》，甲方姜冬兰、乙方张孝感在合同上签名，约定涉案店铺由张孝感承租，租赁期限3年，每年到期时间跟市场时间同步为每年的11月30日，第一年2019年9月17日-2020年11月30日，租金31128元，第二年2020年12月1日-2021年11月30日，租金26000元，第三年租金2021年12月1日-2022年11月30日，租金26000元，按年付款，每年11月1日付款，还约定甲方不到合同期自行结束租赁的按租金的二倍赔偿弥补损失，房屋装修折合6000元，包括现有所有一切可用设施，转让费6000元，合同签订日一次性付清，签字后即行生效。张孝感于2019年9月8日、9月17日分别向郑海云转账2000元（定金）及35128元，合计37128元，其中6000元为装修折价费（含空调），剩余31128元为租金，26000元租金郑海云已转交戴振铭，其余5128元租金因郑海云之前租金已付，但租赁期限未满，由郑海云自行扣留。另查明，2017年11月1日，屿门村合作社与华冠公司签订一份《委托管理协议书》，约定将屿门村合作社投资的温州水暖洁具市场项目委托华冠公司管理，委托期限五年（至2022年11月30日），载明摊位年租金收取时间为每年12月1日至第二年的11月30日，摊位租赁合同每年一订，并就租赁费收取、工资和奖金、管理公司定员等事项进行了约定。张孝感提供一份《证明》，由华冠公司盖章，载明水暖市场281-282号系华冠公司出租给戴振铭，租期截止日期为2019年11月30日，经华冠公司决定，到期后不再继续承租给戴振铭，现姜冬兰（戴振铭母亲，受其委托）将房屋转租给张孝感，华冠公司不予认可，兹定于2019年11月30日将店面收回，终止与戴振铭的租赁关系。对于该份《证明》，华冠公司称是张孝感打印好后拿到公司，声称自己向上级快递公司办理手续需要给予盖章。2019年11月30日，张孝感搬离涉案店铺，并交付店面钥匙。2019年12月5日，张孝感收到退还的租金26000元。2020年4月3日，屿门村合作社与华冠公司出具一份两家共同盖章的书面《证明》，显示“兹有我村水暖洁具市场281、282号2间摊位租赁给戴振铭经营。由于系专业市场，因该摊位系公路边影响交通往来，所以不能作为快递经营”。另，水暖洁具市场曾开设有德邦物流，直至2020年上半年才搬离，华冠公司称当时管理力量不足，德邦物流的合同中也有罚款内容，故等待德邦物流三年租期到了才让其搬离。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合同违约损失如何认定；二、各方责任如何认定。关于争议焦点一，被告认为原告未提供实际损失产生证据，要求赔偿损失62256元标准过高。本院认为，原告确实存在另行寻找营业地点和搬迁等损失，但具体损失数额依据当前证据难以准确认定。至于原告主张的损失62256元，系根据个人租房合同中约定的第一期租金31128元（2019年9月17日-2020年11月30日）的二倍确定。一方面，租房合同约定的“按租金的二倍赔偿弥补损失”中的租金标准并未明确，另一方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将租赁房屋转租给第三人时，转租期限超过承租人剩余租赁期限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超过部分的约定无效。”本案转租并未经过出租人屿门村合作社同意，且屿门村合作社与戴振铭租赁合同一年一签，涉案店铺转租原告张孝感时，屿门村合作社与戴振铭租赁合同剩余租赁期限仅两个多月，但原告提供的个人租房合同期限远超出该剩余期限。另外，2019年12月1日至2020年11月30日期间的年租金26000元已于2019年12月5日退还原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本院认为，以实际承租期租金5128元二倍计算原告损失较为合理，该数额为10256元。关于争议焦点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规定：“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戴振铭委托姜冬兰与张孝感签订租房合同，张孝感也知道涉案店铺使用权属于戴振铭，故该租房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戴振铭，合同相关责任由戴振铭承担，姜冬兰不承担责任。戴振铭称其未让原告搬离，是市场管理原因，结合各方当事人陈述和有关证据，可认定原告搬离原因主要是华冠公司禁止涉案店铺用于快递物流经营，原告面临华冠公司较大管理压力，故选择搬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当事人一方因第三人的原因造成违约的，应当向对方承担违约责任。当事人一方和第三人之间的纠纷，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约定解决。”华冠公司受屿门村合作社委托管理水暖洁具市场，禁止店铺用于快递物流公司运营，但当时屿门村合作社与戴振铭2018年12月1日签订的租赁合同并未限制经营品种或种类，2019年12月1日的租赁合同才有限制经营品种必须是水暖洁具的约定，且当时水暖洁具市场开设有德邦物流，直至2020年上半年才搬离，也无证据显示华冠公司已将禁止店铺用于快递物流运营的规定通知各商铺、租赁户或采取显著位置公示等其他形式进行告知，虽华冠公司称原告张孝感承租前去咨询时已告知其不能开设物流快递公司，但缺乏证据佐证，另华冠公司书面《证明》显示，“戴振铭租期截止日期为2019年11月30日，经华冠公司决定，到期后不再继续承租给戴振铭”，与戴振铭续租实际情况明显不符，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有欺诈或误导他人嫌疑。考虑到华冠公司管理不规范，对涉案店铺转租及用于运营物流快递未采取事先制止措施，也是原告损失扩大的一个因素，本院认定华冠公司与戴振铭应对原告的损失共同清偿。屿门村合作社已委托华冠公司管理，对本案租房合同签订履行状况并无过错，故其不承担责任。至于原告要求赔偿装修转让费6000元，现已查明该费用为第三人郑海云收取，但原告对涉案店铺实际使用期限短暂，远未达到合同约定期限，空调、装修等确有部分价值，戴振铭也有受益，根据公平原则，本院酌情确定戴振铭补偿张孝感2500元。至于原告要求解除《个人租房合同》，本院认为原告已搬离，戴振铭一方也已退还其26000元租金，实际上双方已经协商一致已经解除合同。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四百零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张孝感与被告姜冬兰签订的《个人租房合同》已解除；二、被告戴振铭、温州华冠市场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赔偿原告张孝感损失10256元；三、被告戴振铭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补偿原告张孝感装修转让（折价）费2500元；四、驳回原告张孝感其他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1554元，由被告戴振铭负担119元，原告张孝感负担143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曙光人民陪审员  孙 权人民陪审员  周珍珍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七日书 记 员  张赛雯?附文：一、不履行裁判惩戒后果警示1.【追究刑事责任告知】义务人拒不报告财产、虚假报告财产、违反限制消费令，义务人或其他相关人员拒不腾退涉案房屋、土地，或具有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虚假诉讼、拒不交出执行标的或财产等抗拒执行行为的，法院将视情予以罚款、拘留；情节严重的，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权利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自诉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2．【报告财产义务、拒不履行后果告知】执行期间，义务人必须向执行法院如实报告财产，拒不报告又不履行的，法院将视情节轻重采取纳入失信名单、限制出入境、罚款、拘留等措施；义务人报告财产不实的，法院将予以罚款、拘留；单位为被执行人，可视情同时对该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3.【交付车辆义务告知】义务人应当将名下的车辆等动产移交执行法院。拒不移交的，法院将予以罚款、拘留；确有正当理由无法移交的，义务人应当向执行法院书面报告车辆等动产的权属和占有、使用等情况。4．【限制消费、强制执行措施告知】案件立案执行后，人民法院将对义务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及非生活或者经营必需的有关消费措施（含禁止乘坐飞机、G字头高铁、在星级以上酒店消费、旅游度假、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等），并有权对义务人的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性措施。5．【特殊身份执行措施告知】义务人具有中共党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公职人员等特殊身份，执行立案后拒不履行义务的，人民法院将向其所在单位及纪律监察部门、组织人事部门通报失信行为，并严格采取惩戒、制裁措施。6．【迟延履行债务利息、执行费用告知】案件立案执行后，义务人除应当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外，还需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或迟延履行金，直至债务清偿完毕之日止，并应承担执行费和因执行程序产生的申请执行费、评估费、保管费等。7．【强制执行信用污点告知】义务人未在法律文书确定的期限内自动履行，一旦案件立案执行，义务人的被执行信息将成为信用污点，并被人民银行征信系统、各级信用信息平台记录在案。二、执行风险告知1．【申请保全、提供线索告知】权利人在诉讼过程中可以申请对义务人的财产采取保全措施，并尽可能地调查了解义务人的财产状况以及下落情况，积极向法院提供义务人的财产、下落线索，以提高财产保全和送达效率，提升生效法律文书的实际执行效果。2．【申请破产权利告知】权利人发现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可以直接向企业住所地法院提出破产重整或者破产清算的申请。3．【权利人申请执行期限告知】义务人未按期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内容的，权利人应在法律文书生效之日或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内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4．【执行不能风险告知】申请执行具有执行风险，权利人应当有执行风险意识。人民法院依照法定程序执行，如义务人已丧失履行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能力，且权利人又无法对义务人进行财产举证，将可能导致案件无法执行到位。这种后果是法院与权利人都不愿意发生的，但这是当事人商业风险、交易风险在执行阶段的继续，权利人应知悉并理解此类执行不能的风险。注：义务人是指应当履行生效法律文书内容的债务人、被执行人；权利人是指享有生效法律文书赋予权利的债权人、申请执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