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黔0321行初221号 原告高定友，男，汉族，1953年7月20日出生，住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 原告高定中，男，汉族，1962年3月7日出生，住址同上。 原告高定祥，男，汉族，1958年1月16日出生，住址同上。 原告高定伦，男，汉族，1966年8月9日出生，住址同上。 委托代理人黄天平（高定伦之妻），女，1967年5月9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 四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周正义，播州区中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遵义市红花岗区三渡镇人民政府。住所地：遵义市红花岗区三渡镇水洋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20300741149857X。 法定代表人王宗培，镇长。 出庭负责人蒲昀，副镇长。 委托代理人何西江，新蒲新区新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政府。住所地：遵义市红花岗区海尔大道。组织机构代码：00950508-0。 法定代表人游劲松，区长。 出庭负责人吕凤弟。 委托代理人何超。 委托代理人郑吉煜，贵州子尹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高定学，男，汉族，1947年3月11日出生，住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 第三人阚正康，其余信息不详。 第三人阚正梅，女，汉族，1974年7月2日出生，住址同上。 第三人阚正群，女，汉族，1979年10月16日出生，住址同上。 第三人黎永红，男，汉族，1968年3月1日出生，住址同上。 第三人王顺林，男，汉族，1954年10月10日出生，住址同上，其余信息不详。 第三人黄永芬，女，汉族，1950年4月22日出生，住址同上。 第三人王永书，男，汉族，住址同上，其余信息不详。 第三人徐朝东，男，汉族，1977年12月29日出生，住址同上。 第三人徐启福，男，汉族，1951年10月31日出生，住址同上。 第三人徐启天，男，汉族，1958年4月30日出生，住址同上。 第三人汪吉学，男，汉族，1948年11月27日出生，住址同上。 第三人汪吉茂，男，汉族，1940年9月5日出生，住址同上。 第三人汪祥明，男，汉族，1967年7月12日出生，住址同上。 第三人王顺林、黄永芬、王永书、徐朝东、徐启福、徐启天、汪吉学、汪吉茂、汪祥明共同诉讼代表人黎永红。 第三人遵义市红花岗区三渡镇花桥村村民委员会。 负责人黄明祥，主任。 第三人遵义市红花岗区三渡镇花桥村石门村民组。 负责人游启强，组长。 原告高定友等四人不服被告遵义市红花岗区三渡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三渡镇政府）作出的渡府决[2019]39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及被告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红花岗区政府）作出的红府行复[2019]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纠纷一案，于2020年3月3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立案后，依法向被告及第三人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5月2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高定友、高定祥、高定中及委托代理人周正义、原告高定伦的委托代理人黄天平、周正义，被告三渡镇政府出庭负责人蒲昀、委托代理人何西江，被告红花岗区政府出庭负责人吕凤弟、委托代理人何超、郑吉煜，第三人高定学，第三人王顺林、黄永芬、王永书、徐朝东、徐启福、徐启天、汪吉学、汪吉茂、汪祥明的诉讼代表人黎永红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遵义市红花岗区三渡镇花桥村村民委员会、遵义市红花岗区三渡镇花桥村石门村民组、阚正康、阚正梅、阚正群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三渡镇政府于2019年4月16日作出渡府决［2019］39号《行政处理决定书》，查明如下事实：申请人高定友等四人之父高国超（已故）与被申请人高定学之父高国俊（已故）系亲兄弟，1954年土地改革时，“老屋基”林地确权给原岩口生产队高国超，“老屋基”林地的四至界线为:东抵汪、西抵高、南抵高、北抵徐。1964年“点上四清”时原岩口生产队和石门生产队合并，每家每户只分了一幅约0.6亩的燃烧林，其余山林全部收回由集体统一管理，之后岩口生产队和石门生产队又分开;1982年“山林三定”时，由于岩口生产队内部扯皮，导致山林无法分下户，当时村委会相关领导到队蹲点处理，最后的处理结果是每户除沿用1964年“点上四清”时分得的燃烧林外，其余山林仍由集体统一管理;2004年，原岩口组和合并为。2008年林改时，三渡镇林改办工作人员到两次召开群众会议，商量林改方案，申请人高定友参加了会议，按照1982年“山林三定”的确权情况、当时的人口数量和对山林的管理事实，并结合公平、合理、团结的原则对山林进行了确权划分，将“老屋基”林地从猫鼻梁直上往东至鱼剑坝分给了被申请人王顺明、王顺林、王永书、王永海（已故、黎永红之岳父）、徐启权（已故，其子为徐朝东）、徐启福、徐启天、汪吉学、汪吉茂、汪吉友（已故，其子为汪祥明）10户等份额共同管理使用；将“老屋基”林地从猫鼻梁直上往西至花桥组山林界分给了申请人高定友等四人和被申请人高定学管理使用，同时将分给申请人高定友等四人和被申请人高定学的该宗林地等额分为四份，并颁发了编号为080100991、080100992、080100993、080100994四个《林权证》，每宗地面积为4.18亩，共计16.72亩，其中，被申请人高定学在080100991、080100992、080100994号三宗地中占有一半的份额，即4.18亩＊3／2＝6.27亩，其余10.45亩属高定友等四户等份额共同管理使用。在对“老屋基”林地勘界过程中，申请人高定友也参加了上山指界，林权证颁发完毕后，申请人高定友对2008年原遵义县人民政府颁发给高定祥的08××93号《林权证》不服，认为持证人不应当只写高定祥一人的名字，应当写明高定友、高定中、高定伦、高定祥四人的名字，原遵义县林业局便将2008年颁发给高定祥的08××93号《林权证》收回，于2018年8月30日重新颁发了××号《林权证》，将持证人高定祥变更为高定友、高定中、高定伦、高定祥四人等份额共同所有，面积及四至界限与原遵义县人民政府2008年颁发的08××93号《林权证》一致。2015年12月9日，原遵义县人民政府作出县府行处（2015）15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认为三渡镇林改办在确权过程中未按照《贵州省林权制度改革确权发证办法》第三条第（四）项之规定对上述林地勘界确权情况进行第三榜公示，导致颁证程序存在瑕疵，撤销了2008年对“老屋基”林地的林权证。另查明，1964年“点上四清”时，生产队就将高国超在土改时分得的“老屋基”林地另外分给了毛国碧、汪化国等人作为燃烧林管理使用（界线为猫鼻梁直上往东至鱼剑坝方向），1982年“山林三定”时原遵义县人民政府仍然将该宗林地确权给汪化国、毛国碧管理使用，并颁发了遵林自字80号、81号《社员自留山证》，之后毛国碧之子徐启权在“老屋基”林地进行了开垦种植，期间申请人高定友等人前去阻挠，村领导前去处理，最后达成的意见是：徐启权在自己林地开垦是合法的，高定友无权干涉，当时双方均无异议；2004年左右云门囤风景区扩宽公路时占用部分“老屋基”林地，申请人亦未提出异议。 并认为: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争议的“老屋基”林地权属纠纷，虽然申请人持有其父高国超1954年的土改证，但1964年“点上四清”后每户除分得约0.6亩的燃烧林外，其余山林全部收回集体统一管理，土改时的山林管理使用权属已发生了重大变动，“老屋基”林地在“点上四清”后就另外分给了毛国碧、汪化国作为燃烧林，1982年原遵义县人民政府又为其颁发了《社员自留山证》，从1964年起至2008年林权制度改革时止已有长达五十余年的管理使用事实，根据1996年10月14日原国家林业部《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六条的规定，被申请人汪吉茂、汪吉友、汪吉学之父汪化国和被申请人徐启权、徐启天、徐启福之母毛国碧持有的原遵义县人民政府在1982年“山林三定”时颁发的《社员自留山证》能够准确反映其权属的事实，结合“谁管理使用，权属归谁”的原则，根据原国家林业部《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三条、第六条之规定，决定：“老屋基”林地东至猫鼻梁直上，西至花桥组林界，南至公路界，北至二屯岩衔，属申请人高定友等四户和被申请人高定学共同管理使用，其中高定友、高定中、高定伦、高定祥共享有10.45亩，等份额共同管理使用，占该宗地的62.5%；被申请人高定学享有6.27亩，占该宗地的37.5%。“老屋基”林地东至杨仕学林界，西至猫鼻梁直上，南至公路界，北至二屯岩衔，属被申请人王顺明、王顺林、王永书、黎永红、徐朝东、徐启福、徐启天、汪吉学、汪吉茂、汪祥明十户等份额共同管理使用。 原告高定友等四人不服上述决定，向被告红花岗区政府申请行政复议，红花岗区政府于2019年10月8日作出红府行复[2019]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三渡镇政府作出的渡府决[2019]39号《行政处理决定书》。 原告高定友等四人诉称：1、请求依法撤销二被告作出的渡府决[2019]39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和红府行复[2019]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遵义县人民政府于1954年8月24日将“老屋基”山林确权给我父亲高国超管理使用，并颁发了遵金字第066号土地房产所有证。1982年12月9日，被告又以遵林自字第004号《遵义县社员自留山证》另外划给我家自留山红岩烧柴林管理使用。从1954年至今,我生产队12户人山林从未调整过。2005年，原告一直在外打工，直到2011年12月回来时才知道被告将原告管理使用几十年的“老屋基”山林，划给第三人管理使用。原告多次找林业站解决未果。直到原告查到相关档案后才提起行政诉讼，后遵义县人民政府撤销了当时的林权证。因行政区划变更，现第一被告作出了渡府决(2019)39号《处理决定书》。原告不服申请行政复议，第二被告作出红府行复（2019）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原告认为被告作出的该决定认定事实不清、显失公平。为维护原告合同权益，特诉至法院，请求判如诉请。 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 1、遵义县政府【2015】15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和遵义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2015年遵义县政府因颁证事实不清，被遵义市人民政府撤销，遵义县政府本应作出第二次处理，后因行政区划变更，所以由三渡镇政府作出处理。 2、三渡镇人民政府【2019】39号行政处理决定书、红花岗区人民政府【2019】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被告认定事实不清，损害了原告的利益，原告依法提起本案诉讼； 3、1954年土地房产所有证、自留山证及砍伐发票，证明原告向林业部门申请在自家林地中砍伐林木，争议林地没有收归集体； 4、周厚云、杨仕学证实，证明“老屋基”林地原称“小河沟”，直到2008年才被划分到其他人户头上。 5、现场图，证明勾图错误，原告有证但没有林地，原遵义县政府才撤销了原来的颁证。 被告三渡镇政府辩称，一、答辩人作出的渡府决【2019】39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原告高定友等四人虽持有其父高国超1954年的土改证，但是在1964年“点上四清”后争议林地就由集体收回统一管理。案涉争议林地“老屋基”四至界限为：东抵杨仕学、西抵花桥村花桥组林地、南抵原林地、北抵崖边，总面积约17亩。1964年时，原告等人所在的石门生产队与岩口生产队合并，依据“点上四清”，每家每户只分燃烧林时，其中将“老屋基”林地分给了毛国碧（第三人徐启天、徐启福之母）和汪化国（第三人汪吉茂、汪吉学之父）部分做燃烧林外，原告之父高国超也分得0.6亩燃烧林，其余山林由集体统一收回管理，后两个生产队又分开。1982年“山林三定”时，原遵义县人民政府遵循该事实，将争议的“老屋基”林地填证颁发给了毛国碧、汪化国，其林权证号为遵林自字80号、81号社员自留山证。至2008年进行林权改革时，鉴于该林地集体管理已经长达五十余年。经召开林改会议，按照1982年的“山林三定”确权情况，遵义县人民政府将争议的“老屋基”林地沿猫鼻梁直上西至花桥组林界一分为二，确定给原告高定友等人及第三人高定学等人管理使用，并填发了相关林权证，当时高定友还参加了林改会议并同意林改方案，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2004年因云门囤开发公路扩建征用部分林地，也是按照上述分配方案进行处理和补偿的，当时各方均无异议。二、答辩人作出的渡府决【2019】39号行政处理决定书适用法律正确。综上，请人民法院依法查清事实，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三渡镇政府向本院提交了证明原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以下证据、依据： 1、周厚云、张明福、游某证人证言及高定友的陈述,证明高定友等四人持有“老屋基”1954年的土改证，政府分别在1964年、1982年、2008年重新作出变更处理的事实。 2、三渡镇政府财政分局档案资料，证明：（1）1964年因石门生产队与岩口生产队合并，政府对“老屋基”山林进行过调整；（2）、政府根据1964年对山林调整过的事实颁发了林权证，2004年云门屯扩宽公路时占用“老屋基”林地申请人都无异议，其他村民还以1982年的林权证到财政分局领取了补偿款。 3、高定友的陈述，证明2015年8月30日遵义县政府对“老屋基”颁证与2008年的颁证认定事实一致，后遵义县政府于2015年12月9日撤销了2008年的颁证。 4、现场图，证明进行现场勘察的情况。 5、听证会资料，证明政府作出处理时举行了听证，符合法定程序； 6、三渡林业站保存的档案资料，证明“老屋基”在1954年后经过调整变更的事实； 7、三渡镇人民政府【2019】39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证明被告作出该决定后送达各方当事人，程序合法； 8、红花岗区人民政府【2019】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本府作出的行政决定书符合法律规定。 被告红花岗区政府辩称，一、背景情况：争议林地，小地名“老屋基”，位于遵义市红花岗区，1964年“点上四清”时，每家每户分得一幅约0.6亩的燃烧林，其余山林全部收回由集体统一管理。1982年山林三定时，仍然沿用点上四清时的分配，其余林地仍然由集体统一管理。2008年林改时，召开群众会议，通过林改方案，仍然按照山林三定时期权属情况和山林管理使用事实对争议林地进行确权，将争议地分别划分给高定友和高定学等人，并由原遵义县政府颁发林权证；后遵义县政府认为林权证颁发程序存在瑕疵，决定撤销双方林权证。另：2016年，原遵义县撤县设区，部分行政区划调整，三渡镇划归红花岗区管理。二、答辩人作出的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依法应当予以维持。一是高定友等人之间的争议属于同村民组内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争议，依据《贵州省林地管理条例》第十八条之规定，三渡镇政府有权做出处理决定。二是争议各方均无有效权属证明，且都在行使管理使用权利，依据《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三条、第六条之规定，处理结果得当。三是三渡镇政府开展调查、勘验、举证质证及调解等工作后，做出决定，程序合法。综上，答辩人依据《贵州省林地管理条例》第十八条、《林木林地争议处理办法》第三条、第六条、第七条、第十一条之规定，维持三渡镇政府处理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 被告红花岗区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 1、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政府关于撤销红府行复【2019】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2、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文书送达回证，证明被告依法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并送达高定友等人，复议程序合法。 第三人高定学述称，我的意见同三渡镇政府，但补充认为我的父亲与原告父亲是同胞兄弟，在1954年时，老屋基山林是划分给我父亲和原告父亲共同管理的，1964年因为与岩口组合并，涉案林地划了1.2亩给的汪化国（汪吉茂、汪吉学之父）、和毛国碧（徐启天之母），剩余的全部由我家与原告家管理使用；除1954年是划分给我家与原告家管理外，后面一直是集体管理，没有划给个人。 第三人高定学未提交证据、依据。 第三人黎永红、王顺林、黄永芬、王永书、徐朝东、徐启福、徐启天、汪吉学、汪吉茂、汪祥明述称意见同被告三渡镇政府。 第三人黎永红、王顺林、黄永芬、王永书、徐朝东、徐启福、徐启天、汪吉学、汪吉茂、汪祥明未提交证据、依据。 经庭审质证，对被告三渡镇政府提交的证据，原告质证意见为：1号证据高定友的陈述中称1982年争议地是属于自家烧柴林的部分无异议外，其余均有异议，上面记载的内容不属实，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对周厚云调查笔录的第二页有异议，当时生产队并没有合并，不可能分得土地；对张明福的调查笔录不认可，岩口组在1982年时没有进行林业三定，一直按照原有管理权进行管理的，且土改证上登记的是高国超；对游某的调查笔录中陈述沿用的是1982年的土地认可，但1964年合并仅两个月，土地山林并没有进行调整，一直是原告户在管理使用，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对2号证据中的公路补偿费与本案无关，系原合并前的土地，且无补偿日期；对3号证据中的面积与实际不一致；对4-5号证据认可；6号证据中的林权证已被撤销，也是提起本案诉讼的原因且对其中的自留山证有异议，与我们保存的不吻合，我们申请对被告提交的自留山证进行司法鉴定；对7-8号证据不认可，三渡镇政府不尊重历史，认定事实不清，损害了原告的利益，1964年至1982年期间，一直是原告在管理使用，没有收归集体。被告红花岗区政府、第三人高定学、黎永红、王顺林、黄永芬、王永书、徐朝东、徐启福、徐启天、汪吉学、汪吉茂、汪祥明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 对被告红花岗区政府提交的证据，原告、被告三渡镇政府、第三人高定学、黎永红、王顺林、黄永芬、王永书、徐朝东、徐启福、徐启天、汪吉学、汪吉茂、汪祥明对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 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被告三渡镇政府、红花岗区政府对1-2号证据三性认可，但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3号证据1954年的土改证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有异议，该证已经被废止，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自留山证三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正好证明我府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是基于1964年两生产队合并后，每家只能分得0.6亩烧柴林，其余全部归集体的事实；对砍伐发票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不能证明老屋基就属于原告所有；4号证据结合周厚云、杨仕学的年龄，在1954年时二人才十余岁，不可能对当时的情况很清楚，也不符合证人应当出庭作证的条件；对5号证据真实性、合法性认可，正好说明老屋基在图纸范围内。第三人黎永红对周厚云的证实不认可，认为结合其年龄，不可能如此清楚所有边界。第三人高定学认为1964年时，因历史原因，周厚云不能参加会议，不可能知晓当时情况。 本院认证如下：原告提交的3号证据中的砍伐发票无法查明与争议地有关，4号证据不符合证据规则的有关规定，故不作为本案定案证据。原告提交的其余证据及被告提交的全部证据真实、合法，与本案有关联，本院予以确认，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经审理查明，原告高定友、高定中、高定祥、高定伦系同胞兄弟关系。1954年8月24日，原遵义县人民政府向四原告之父高国超颁发了遵金字第066号《土地房产所有证》，该证记载了“大水孔”、“汤家山”2幅青杠林和“老屋基”、“麻王洞”2幅燃烧林。其中“老屋基”登记四至为“东汪、南高、西高、北徐”。1982年，“老屋基”四至为“上岩、下土、左徐、右李”的林地划分给原三渡公社金华大队石门生产队的社员汪化国（第三人汪吉茂、汪吉学之父，汪祥明之祖父）作为自留山，并颁发了遵林自字第80号《遵义县社员自留山证》；“老屋基”四至为“上岩、下沟、左高、右汪”的林地划分给原三渡公社金华大队石门生产队的社员毛国碧（第三人徐启天、徐启福之母，徐朝东之祖母）作为自留山，并颁发了遵林自字第81号《遵义县社员自留山证》；高国超划分了小地名为“红岩”、面积为“0.6亩”、四至为“上田边、下河边、左田角、右大沟”的自留山一幅，亦颁发了遵林自字第004号《遵义县社员自留山证》。2008年，原遵义县人民政府向第三人等颁发了林权证。2015年，原告高定友等22户向原遵义县人民政府申请撤销林权证，原遵义县人民政府认为三渡镇林改办在确权颁证过程中未进行第三榜公示，导致颁证存在瑕疵撤销了颁证，遂于同年12月9日作出县府行处【2015】15号《行政处理决定书》，撤销了为高国明、高定友等颁发的林权证。四原告遂于2017年7月向被告三渡镇政府申请确权，要求将“老屋基”林地全部确权给四原告管理使用，并向被告三渡镇政府提交了其父高国超1954年的《土地房产所有证》，证明四原告从1954年父辈起就享有争议林地“老屋基”的管理使用权。被告三渡镇政府受理后，调查了高定友、周厚云、梁仕伟、游某。高定友陈述“2008年林权制度改革时，其村民组召开了两次村民会议”。游某陈述“2008年林权制度改革时‘老屋基’林地是沿用1982年‘山林三定’时划分的山林管理的”。但被告未提供2008年林权制度改革时的证据依据。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被告三渡镇人民政府作出的渡府决［2019］39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与被告红花岗区人民政府作出的红府行复［2019］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事实是否清楚、程序是否合法、适用法律依据是否正确。本案中，原告高定友、证人游某均陈述2008年林权制度改革时，花桥村曾对林地进行过分配，故争议林地在“2008年林权制度改革”时是否被三渡镇花桥村召开群众会议决定收归集体后从新发包给原告及第三人王顺明、汪吉茂等户是认定涉案林地权属的关键，对此，被告未充分调查核实，其作出的渡府决［2019］39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告红花岗区人民政府作出红府行复［2019］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予以维持亦属不当。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第七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被告遵义市红花岗区三渡镇人民政府作出的渡府决［2019］39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和被告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政府作出的红府行复［2019］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 案件受理费五十元，由被告遵义市红花岗区三渡镇人民政府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秦远秀 人民陪审员  任国强 人民陪审员  彭乃会 二〇二〇年九月八日 法官助理冉红霞 书记员杨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