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2民终361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国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疏港大道299号。 法定代表人：陈林国，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吕钦，浙江甬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慧，浙江甬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肖国太，男，1979年8月17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春风，男，1974年1月2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 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钱亚红，浙江思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安强，浙江思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国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强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肖国太、郑春风清算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浙0291民初23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独任审理。经阅卷并询问当事人，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国强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国强公司一审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国强公司超额支付案外人原宁波高新区鸿瑞达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瑞达公司）767520元货款的事实清楚，肖国太和郑春风作为鸿瑞达公司原股东和清算组成员依法应向国强公司返还超额支付的款项。一审法院在案涉事实存在重大争议，且鸿瑞达公司与肖国太、郑春风的前后陈述严重自相矛盾，以及案外人沈根茂虚假陈述的情况下，仅以沈根茂出具的与事实不符的结算单、宁波德威工程造价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威公司）出具的工程造价咨询报告书记载的理论数据等，推定国强公司不存在超额支付货款的情况，显属不当。（一）鸿瑞达公司曾于2018年5月28日向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8）浙0212民初11356号]要求国强公司支付其231800元货款，其所依据的证据即为沈根茂出具的结算单，后在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要求之下，鸿瑞达公司于该案第一次庭审后补充提供了总价值为732480元的送货清单，并在该案一审审理中明确该些清单中的货物数量系全部的供货数量，因国强公司于2013年6月8日仅支付500000元货款，故其要求国强公司支付结算余款231800元，以上为鸿瑞达公司关于自身供货数量的自认和据以提起该次诉讼的全部逻辑，应视为鸿瑞达公司实际供货数量最为直接的证据和有力的说明。然而一审法院对该重大事实一再回避，直接导致有利于国强公司诉讼请求的事实和证据权利被无故减损。案涉货物采购并非国强公司所为，国强公司只是根据实际施工人请款后按发票金额付款，在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第一次庭审后，国强公司经查发现除2013年6月8日的500000元之外，另于2013年8月20日向鸿瑞达公司支付了1000000元货款，然而鸿瑞达公司在该次诉讼中隐瞒了其收取1000000元的事实，还将沈根茂列为第二被告，而沈根茂在该案审理中作出了完全配合鸿瑞达公司的陈述。之后，鸿瑞达公司撤回该案起诉，肖国太和郑春风则在短短几天内注销鸿瑞达公司并在该案审理中改变陈述为鸿瑞达公司实际供货量超1700000余元，与之前陈述明显自相矛盾。然而，一审法院却采信肖国太和郑春风的矛盾陈述，以致事实认定错误。（二）沈根茂出具的231800元结算单与事实严重不符，不具备证据三性要求，不应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沈根茂在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2018）浙0212民初11356号案件庭审中陈述，其出具该结算单系因双方结账总金额为730000余元，对于国强公司后续支付的1000000元未予提及。但事实上，沈根茂对该1000000元的支付事实完全知晓并刻意回避，但一审法院却认定该结算单对国强公司具有约束力。（三）德威公司出具的工程造价咨询报告书并非真实反映案涉购销货物实际数量的证据，与本案不具有直接关联性，应不予采信。德威公司已明确其在审核报告中记载的木模板审定价格1813236.90元系综合理论数值，计算依据为在不考虑重复使用的情况下木模板类综合材料所需的展开面积或立方数，与实际使用数量不完全直接关联。然而一审法院却以此为据推定鸿瑞达公司实际供货量远不止730000余元，明显缺乏严谨性和客观性。根据国强公司进一步查明并提供的新证据显示，案涉工程由沈根茂经手并非仅向鸿瑞达公司一家单位采购模板类材料，另有案外人江山市浙贺木业有限公司、案外人江山市富盛木业制品厂、案外人宁波置金贸易有限公司、案外人嘉兴金顺商贸有限公司、案外人宁波众鑫木业有限公司向案涉工程供应约1200000元模板类材料，即整个工程实际采购模板类材料总价值约1900000元，与审核报告审定的价格基本相符。由此亦进一步证明沈根茂所称仅向鸿瑞达公司一家单位采购建筑模板为虚假陈述，审核报告记载的价值为1813236.90元的模板也并非全部由鸿瑞达公司供应，进而说明一审法院就审核报告而作出的推定结论完全不能成立；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国强公司认为，除上述基本事实外，肖国太和郑春风在鸿瑞达公司向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撤诉后的短短几天内即注销鸿瑞达公司的行为，系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恶意逃避债务的行为，严重损害了国强公司的利益，两人依法应对鸿瑞达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故根据有关规定，本案应为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案件，而并非清算责任纠纷案件，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应予以纠正。 肖国太、郑春风答辩称：一、国强公司称鸿瑞达公司在（2018）浙0212民初11356号案件中自认货款为700000余元，与事实不符，鸿瑞达公司当初提供了700000余元的送货单是为了证明送货的数量、金额已经超出了2017年4月5日结算单的金额，是为了证实该结算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并非自认供货金额仅为700000余元；二、国强公司称肖国太、郑春风未能提供证据证明送货超出1700000余元的陈述，与事实不符。国强公司提供的工程造价咨询报告书及结算单均能证明案涉货款金额超出了1700000余元；三、国强公司称沈根茂在（2018）浙0212民初11356号案件审理中陈述供货总额是730000多元，与事实不符。沈根茂当时陈述的供货金额是1000000多元；四、国强公司称工程造价咨询报告书不能反映购销货物的实际数量，但其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反驳，一审法院在一审庭审中已就审计情况向德威公司进行询问，根据德威公司的回复，在审计木模板的时候已经考虑了重复使用率等情况，故该工程造价咨询报告书可以反映涉案工地的真实用料情况；五、国强公司在一审起诉及二审上诉中均以沈根茂在（2018）浙0212民初11356号案件中的陈述为借口，企图逃避付款责任，但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存在虚假诉讼的嫌疑。国强公司作为正规的公司，在支付货款的时候应有严格的审批手续，对于其每笔付款应有记录，不存在多付1000000元的情况，国强公司陈述其超额支付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国强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肖国太、郑春风返还国强公司超额支付的货款767520元，以及该款自2013年8月21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2.判令肖国太、郑春风赔偿国强公司为解除法院冻结资金而提供595?000元担保款项的利息损失21?784元；3.判令肖国太、郑春风赔偿律师费损失30?0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9月10日，国强公司（需方）与鸿瑞达公司（供方）签订《建筑模板购销合同》一份，约定鸿瑞达公司向国强公司承建的城庄3#地块安置房工程供应大、小红板，货款按实际数量结算。2013年6月8日、8月20日，国强公司向鸿瑞达公司分别支付货款500000元、1000000元。2017年4月5日，沈根茂向鸿瑞达公司出具结算单一份，确认尚有欠款231800元未付。2018年2月9日，德威公司出具城庄3#安置房工程结算审核工程造价咨询报告书，载明：“该工程由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政府庄桥街道办事处负责建设，宁波市兴达置业有限公司负责代建，国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责总承包施工。工程开工日期为2012年3月12日，竣工日期为2017年6月15日，工程质量已经建设单位、代建单位、设计单位、监理单位验收合格，主要材料价格表中木模板合价共计1813236.90元。”该报告即为项目竣工备案所用结算报告。 一审另查明，国强公司承建城庄3#地块安置房工程施工过程中，未从其他供应商处采购木模板。2019年9月5日，肖国太、郑春风作为鸿瑞达公司清算组成员，出具了鸿瑞达公司清算报告。2019年9月6日，鸿瑞达公司注销。 一审法院认为：案件的争议焦点系国强公司是否向鸿瑞达公司超额支付了货款。首先，有需方签章的送货单是供方向需方交付货物时留存的交付凭证，能够证明供方履行了交货义务，但并非供方交付货物或主张货款的唯一凭据。国强公司仅以肖国太、郑春风无法提供总值超过1500000元的送货单为由主张超额支付货款没有事实依据；其次，国强公司认可沈根茂系案涉采购事宜的实际经办人，并根据沈根茂的请款向鸿瑞达公司支付了1500000元货款，故一审法院认为沈根茂对付款情况应为知情，且沈根茂向鸿瑞达公司出具的结算单对国强公司具有约束力。从时间上看，国强公司支付1500000元货款在前，沈根茂向鸿瑞达公司出具尚欠230000余元货款的结算单在后，即表明国强公司支付1500000元尚不足以支付鸿瑞达公司的货款；再次，根据工程造价结算审核，案涉商品木模板的审定价格为1813236.90元，远超国强公司主张的730000余元。对于差额部分，国强公司解释称应考虑木模板重复使用的情况以及施工人从其他工地挪用木模板的可能。但一审法院认为，在工程造价审定时，依据《浙江省建筑工程预算定额》（2010版）等审核依据文件的规定，对木模板重复使用的情况应已予以考虑，而国强公司亦未举证证明存在除鸿瑞达公司外另有木模板来源的证明，故对国强公司上述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案涉工程系政府单位建设的安置房项目，结算审核报告是工程价款支付的重要凭据，国强公司将该报告作为竣工验收报告予以备案，应表明对其中审定价目的认可。虽然审定价格和实际采购价格中间可能存在一定的差距，但相差1000000余元，已显著超出了合理范围，因此该报告亦能够证明鸿瑞达公司向国强公司供货的货款金额远不止730000余元。根据上述查明的事实及理由，一审法院难以认定国强公司存在超额支付货款的事实。国强公司要求作为鸿瑞达公司股东及清算组成员的肖国太、郑春风返还货款并赔偿律师费损失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难以支持。鸿瑞达公司在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2018）浙0212民初11356号案件诉中保全是否给国强公司造成损害，因不属同一法律关系，且应由作出财产保全裁定的人民法院管辖，故可另行主张。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国强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993元，减半收取5996.50元，由国强公司负担。 二审期间，肖国太、郑春风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国强公司向本院提供领（付）款凭证、发票、银行电子回单共两组，拟证明国强公司根据沈根茂的请款就案涉工程向其他供应商另行采购了价值为1223020元的木模板以及鸿瑞达公司并非涉案工程造价咨询报告书载述的审定价格为1813236.90元的木模板的唯一供应商的事实。经质证，肖国太、郑春风对该些领（付）款凭证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提出异议，认为上述领（付）款凭证系国强公司单方制作的，对签字人员的真实性无法核实，上述发票载明的货物名称是原木、集成板，但原木范围很广，不仅包括木模板，还包括复合板、桩条、硬木条等，而集成板并非木模板，不能混为一谈。且沈根茂在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2018）浙0212民初11356号案件中已经明确案涉工地的木模板只有鸿瑞达公司一家供应商。本院经审查认为，结合一审法院制作的2020年5月20日质证笔录中国强公司诉讼代理人有关“就是用在城庄3#安置房工程的，这个工程我们没有另外向其他的供应商采购过同类货物了”的陈述，可知国强公司已经在一审中自认了鸿瑞达公司系其采购木模板的唯一供应商的事实，故肖国太、郑春风的质证意见成立，本院对国强公司的证明意见不予采纳。 据上，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双方在二审中争议的主要问题与一审中的一致，即国强公司是否向鸿瑞达公司超额支付了货款。围绕该争议，一审法院已作详尽分析，本院均予以认同，不作重述。另补充如下：国强公司在2020年5月20日一审法院组织的质证中陈述“……沈根茂是案涉项目工地的实际负责人，他有权代理我们处理案涉工地各项事务的权限，包括签订合同、办理货物交接等各类手续”，可知国强公司已确认沈根茂具有代理权限，故鸿瑞达公司作为合同相对方而言，其有理由相信沈根茂向其采购木模板以及出具结算单的行为均已得到国强公司的授权，而国强公司亦自认其系根据沈根茂请款之后才向鸿瑞达公司付款。结合案涉结算单的出具时间在国强公司两次付款之后、案涉结算单落款处收货方签名处备注“已核对，回单已收”的表述，以及国强公司在一审质证中自认未另行向其他供应商采购同类货物的事实，本院认为，涉案2017年4月5日结算单列明的231800元应系沈根茂与鸿瑞达公司经对账结算后确认的最终欠款金额，故本院对国强公司超额付款的主张，不予采信。另，关于本案案由，经本院核实，一审法院于2019年10月25日向国强公司就案由问题进行了释明，国强公司同意将案由从买卖合同纠纷变更为清算责任纠纷，故一审法院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国强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993元，由上诉人国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梅亚琴 二〇二〇年九月三十日 书记员  李军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