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105民初14837号原告：重庆市圣科特经贸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江北区建新北路34号国际公司大厦709，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54504453739。法定代表人：周佳，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辉，国浩律师（重庆）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涛，国浩律师（重庆）事务所律师。被告：西安长特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陕西省西咸新区沣东新城六村堡街办陕西省商业储运总公司六村堡南区仓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1100678647545N。法定代表人：黄世丽，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段志格，女，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树亭，北京市天钰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重庆市圣科特经贸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科特公司）与被告西安长特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安长特公司）企业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圣科特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辉、王涛，被告西安长特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段志格、李树亭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圣科特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返还借款本金1268256.88元，并支付利息（以1268256.88元为基数，自2019年6月1日起至本息款清之日止，按年利率7.8%计算）；被告承担诉讼费。事实和理由：我公司分别于2016年1月4日、2月16日、4月26日向被告出借200万元、100万元、100万元，合计400万元。2017年1月19日，双方经对账确认，截至2016年12月31日，被告尚欠我公司270万元。此后，被告偿还了部分本息。截至2018年7月24日，被告尚欠借款本金1258762.79元未偿还，欠我公司代缴的2018年6月社保费9494.09元，合计1268256.88元，及2018年5月之后的利息未付。被告西安长特公司辩称，双方并非借款合同关系，而是委托付款关系，我公司接受原告委托向原告公司员工发放工资等。对于截至2016年12月31日欠款270万元的事实认可，但此后，除原告认可的还款外，我公司在2017年还有837440.6元，2018年还有209964.64元接受委托付款未计入还款，剩余232557.55元为实际欠款金额。另外，原被告双方于2016年7月20日与中国重庆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以下简称国际合作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将原告对被告享有的1000万元债权转让给国际合作公司，后又转让给重庆繁盛机电技术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繁盛公司）。国际合作公司已向重庆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委员会裁决我公司偿还债权本金1000万元及利息。国际合作公司已申请执行。原告本案主张债权包含在已转让的1000万元债权中，属于重复主张。请求驳回原告本案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1月4日、2月16日、4月26日，圣科特公司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西安长特公司分别支付了200万元、100万元、100万元，合计400万元，付款回单均注明摘要或其他信息为“借款”。西安长特公司就上述三笔款项分别向圣科特公司出具有收据，载明交款单位、收款方式、金额等，收款事由为借款。双方就后两笔借款签订有《内部借款合同》。其中，2016年2月16日《内部借款合同》约定，借款期限自2016年2月16日起至2016年4月30日止，年利率8.5%，逾期不能归还的贷款在原利率基础上按日加收万分之二点一的逾期罚息。2016年4月26日《内部借款合同》约定，借款期限自2016年4月26日起至2016年8月31日止，年利率7.8%，逾期不能归还的贷款在原利率基础上按日加收万分之二点一的逾期罚息。2017年1月18日，圣科特公司向西安长特公司发出《企业往来询证函》，载明截至2016年12月31日，贵公司欠270万元等内容。次日，西安长特公司在该询证函尾部信息证明无误栏加盖公章。2017年底，圣科特公司向西安长特公司发出《企业对账单》，载明截至2017年11月21日，贵公司欠1872857.21元。同年12月5日，西安长特公司在该对账单尾部信息证明无误栏加盖公章。因西安长特公司未偿清款项，圣科特公司遂于2019年7月12日诉至本院。庭审中，双方均认可西安长特公司原系圣科特公司全资子公司；2018年6月，黄世丽取得西安长特公司全部股权。圣科特公司认可西安长特公司盖章确认《企业往来询证函》之后，以接受委托付款的方式，在2017年分16笔共计归还借款本金840370.41元，2018年分13笔共计归还借款本金600866.8元，尚欠借款本金1258762.79元。西安长特公司对接受圣科特公司委托支付上述款项的事实无异议，认可抵销圣科特公司主张的借款；但认为除上述款项外，其在2017年、2018年还接受圣科特公司委托分别支付了83744.6元、209964.64元，应抵扣欠款。审理中，西安长特公司对2017年12月5日《企业对账单》上其公章的真实性不认可，并申请了司法鉴定。本院依法委托鉴定机构后，西安长特公司未交纳鉴定费，同时申请撤回了鉴定申请。鉴于此，西安长特公司应当自行承担不利后果，本院对2017年12月5日《企业对账单》予以采纳，对截至2017年11月21日，西安长特公司尚欠圣科特公司1872857.21元的事实予以确认。对双方无异议的还款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于2017年11月22日起双方有争议的款项和证据，本院认定如下：西安长特公司为证明其在2017年12月8日至2017年12月27日期间接受圣科特公司委托付款5笔共计49万元，举示了委托付款书、银行回单、工资表、经济补偿金明细表、收据等证据。圣科特公司对上述证据以及委托西安长特公司支付上述款项的事实并无异议，但认为上述款项系圣科特公司向重庆劲科来汽车空调暖风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劲科来公司）借款，因圣科特公司银行账户被查封，故指定将借款支付至西安长特公司账户，再由圣科特公司委托付款的过账行为，与本案借款无关。圣科特公司对此举示了如下证据：（1）圣科特公司（借款人、甲方）、劲科来公司（贷款人、乙方）和西安长特公司（第三人、丙方）于2017年12月6日签订的《借款合同》，载明乙方向甲方出借资金49万元，借款期限1年，自2017年12月6日至2018年12月5日，乙方将资金汇入丙方以下账户：户名西安长特公司，开户行工行西安太元路支行，账号（尾号2330）等内容。（2）付款回单，表明2017年12月7日劲科来公司向西安长特公司尾号2330的银行账户转账支付49万元。（3）2017年10月24日圣科特公司办公会会议纪要，载明经办公会研究决定，由劲科来公司出借给圣科特公司49万元用于支付宋晓甦、杜世岗等人的安置费等相关费用，此笔借款由劲科来公司划拨给西安长特公司，并按财务制度相关程序执行等。西安长特公司质证认为，其公司账面上没有关于收到该笔49万元的记载，不认可圣科特公司关于过账的主张，对《借款合同》上其公章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并申请了司法鉴定。本院依法委托鉴定机构后，西安长特公司未交纳鉴定费，同时申请撤回了鉴定申请。鉴于此，西安长特公司应当自行承担不利后果，本院对圣科特公司举示的上述证据予以采纳。根据上述证据，本院认定，该笔49万元系圣科特公司与案外人之间的其他法律关系，西安长特公司接受圣科特公司委托进行收、付款，与本案借款无关，故该笔49万元不能认定为归还或冲抵本案借款。西安长特公司为证明其在2018年1月3日至2018年5月8日期间接受圣科特公司委托付款8笔共计209964.64元（包含2018年1月3日21394.08元、1月3日7697.42元、1月17日43324.66元、3月2日22329.98元、3月7日35637.72元、3月28日58926元、4月4日11160.69元、5月8日9494.09元），举示了银行回单、交易明细、工资表、收据、委托付款书等证据。圣科特公司对其中2018年1月17日的43324.66元表示未能找到对应账目，该笔款项与其无关；对其余7笔质证认为均系应由西安长特公司承担的借调人员（唐勇、王江川、彭正平、田雨）社保费、住房公积金和借款利息，并非归还本案借款本金。圣科特公司对此举示了如下证据：（1）2014年3月18日、2014年4月8日、2015年9月23日三份圣科特公司办公会会议纪要，主要载明聘任王江川为西安长特公司副总经理；彭正平任西安长特公司总经理助理，五险一金关系不变；唐勇任西安长特公司副总经理、法定代表人（全面主持工作），五险一金关系不变，王江川不再担任西安长特公司副总经理职务，任总经理助理等内容。（2）针对2018年1月3日21394.08元和7697.42元举示了委托付款书和记账凭证，委托付款书载明委托贵司于2018年1月3日代我司发放员工工资（明细见附表），代发金额21394.08元，用于冲抵贵司欠我司2017年社保费用，剩余金额7697.42元支付到我司员工胡敬洪工资账户中；记账凭证中对于21394.08元的摘要记录为西安长特公司代发工资抵社保款，对于7697.42元的摘要记录为西安长特公司归还社保款。（3）针对2018年3月2日22329.98元举示了委托付款书，载明委托贵司于2018年3月1日代我司发放员工工资22329.98元，用于冲抵贵司欠我司社保款。（4）针对2018年3月7日35637.72元举示了委托付款书和记账凭证，委托付款书载明委托贵司于2018年3月7日支付我司社保剩余款及2月-3月借款利息，共计35637.72元到我司员工胡敬洪工资账户中；记账凭证中对于12963.13元的摘要记录为应收西安长特公司2月借款利息，对11522.5元的摘要记录为应收西安长特公司3月借款利息，对于11152.09元的摘要记录为收到西安长特公司支付社保款余额。（5）针对2018年3月28日58926元举示了2018年住房公积金计算表和记账凭证，公积金记账表载明圣科特公司丁嘉来、周佳、梁昕、陈亮四人1-3月应缴合计31644元，西安长特公司彭正平、王江川、唐勇、田雨四人1-3月应缴合计27282元；记账凭证中对于27282元的摘要记录为收到西安长特公司代付2018年1-3月住房公积金；对于31644元的摘要记录为西安长特公司代付2018年1-3月住房公积金抵借款。圣科特公司还陈述该笔31644元已计入其认可的还款本金，不应重复抵扣。（6）针对2018年4月4日11160.69元和5月8日9494.09元举示了委托付款书和记账凭证，委托付款书载明委托贵司于2018年5月8日支付我司5月代缴社保款共计9494.09元；记账凭证中对于11160.69元的摘要记录为收到西安长特公司社保款，对于9494.09元的摘要记录为应收西安长特公司4月代缴社保。圣科特公司还陈述，2014年至2018年5月期间，因其持有西安长特公司100%股权，为便于管理和经营，其借调了四名管理人员到西安长特公司任职；圣科特公司保留与借调人员之间的劳动关系，并代缴社保费用和住房公积金，但口头约定由西安长特公司承担，借调人员工资由西安长特公司直接支付；2018年1月-6月，西安长特公司应支付四名借调人员的代缴社保费共计63630.94元，实际支付了54136.85元，尚欠6月社保费9494.09元。西安长特公司质证认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其仅是接受委托向圣科特公司的员工支付工资等，对圣科特公司主张的借调人员任职以及代缴社保等费用的事实不予认可，认为唐勇作为圣科特公司员工同时担任西安长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相关文书上签字的行为可能有损西安长特公司利益，不认可尚欠社保费的主张。上述款项，除2018年1月17日的43324.66元外，双方对于委托付款的事实并无争议，且对对方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相关证据均予采纳。双方争议主要在于冲抵款项性质能否认定为归还或抵扣本案借款。西安长特公司举示的证据仅能证明委托付款的事实。而圣科特公司举示的证据载明了委托付款冲抵欠付社保费等款项性质。考虑到双方对2018年6月以前圣科特公司持有西安长特公司全部股权的事实并无争议，圣科特公司根据内部会议决定向其全资子公司派驻管理人员，并口头约定借调人员工资、社保等费用由西安长特公司承担，属于圣科特公司有权决定且能够执行的事项，也符合常理，本院对圣科特公司关于借调人员工资、社保等费用由西安长特公司承担的主张予以采纳。综合本案证据可以看出，在圣科特公司持有西安长特公司全部股权期间，双方存在错综复杂的经济往来，圣科特公司多次向西安长特公司出借款项，又多次委托西安长特公司付款用以冲抵借款、利息、往来款、社保费等不同款项性质，双方对此未产生过争议。而本案系因西安长特公司现股东黄世丽受让股权后，对双方之前的往来款项性质不认可而产生争议。从客观反映当事人在事件发生当时真实意思表示的角度出发，对于冲抵款项的性质，在西安长特公司未能举示相反证据的情况下，以圣科特公司委托付款时在相关材料上所载明的性质认定更为客观、真实。故对圣科特公司关于冲抵上述款项性质的主张，本院予以采纳，上述款项不能认定为归还或抵扣本案借款。对于2018年1月17日的43324.66元，西安长特公司仅举示了银行交易明细，对方户名为杜世岗，摘要为绩效奖金。圣科特公司否认该笔款项系其委托支付，西安长特公司也未能举示接受圣科特公司委托付款的证据；即便西安长特公司曾经接受圣科特公司委托向杜世岗支付过经济补偿，也不能当然推定该笔款项系受圣科特公司委托支付，故本院认定该笔款项不能抵扣本案借款。西安长特公司为证明圣科特公司将包含本案债权在内的1000万元债权转让给国际合作公司，后又转让给繁盛公司，且国际合作公司已进行仲裁，还举示了如下证据：（1）圣科特公司（转让方、甲方）、国际合作公司（受让方、乙方）和西安长特公司（债务人、丙方）于2016年7月20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载明鉴于甲方与丙方于2016年1月1日、2016年2月16日、2016年4月26日签订了三份《内部借款合同》，约定丙方向甲方借款共计1300万元，年利率分别按8.5%和7.8%计算，现部分借款已到期，截至本协议签订之日，丙方已向甲方支付全部借款利息，尚欠甲方借款本金1290万元，即甲方对丙方享有债权共计1290万元；甲方仍欠乙方借款本金1450万元，截至本协议签订之日止的借款利息669175.01元，即乙方对甲方享有债权共计15169175.01元；现甲乙丙三方协商一致同意，甲方将对丙方享有的上述债权金额1000万元转让给乙方以抵偿甲方所欠乙方的上述部分债务；本协议签订后，丙方仍需向甲方承担借款本金290万元以及按《内部借款协议》约定利率标准计算借款利息的支付义务等。（2）国际合作公司（甲方、转让方）、繁盛公司（乙方、受让方）与西安长特公司（丙方、债务人）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未注明签署日期），载明甲方与丙方于2016年7月20日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从2016年8月起甲方对丙方享有债权本金1000万元，年利率7.8%，迄今，丙方每月按期偿付甲方借款利息，丙方仍欠甲方借款本金1000万元；甲方将对丙方享有的全部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借款本金1000万元、以2017年1月1日起按年利率7.8%计算的利息）转让给乙方，转让基准日为2017年1月1日等。（3）（2017）渝仲字第1639号重庆仲裁委员会裁决书，申请人为国际合作公司，被申请人为西安长特公司，该仲裁委认为《债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裁决被申请人偿还申请人债权本金1000万元，并支付利息、律师费等。（4）2017年12月29日开票人为繁盛公司、购买方为西安长特公司的增值税普通发票，价税合计金额790800余元。（5）《2009年至2018年圣科特往来款明细》，记载了2009年2月3日至2018年6月1日与圣科特公司的往来款明细，尾部汇总表载明应付圣科特款2517810.38元、还圣科特款到个人卡275554.49元、代付圣科特工资1444927.77元，2009-2018欠圣科特款合计797328.12元。圣科特公司对上述证据（1）至（4）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缺乏关联性；认为上述证据（1）中提及的2016年2月16日、2016年4月26日两份《内部借款合同》就是本案中两份金额分别为100万元的《内部借款合同》，提及的2016年1月1日《内部借款合同》未包含在本案主张借款中；债权转让的1000万元中未包含本案借款，双方明确约定尚欠借款本金290万元按协议支付利息；双方在2017年1月对账确认的截至2016年12月31日欠款270万元包含了西安长特公司尚欠的所有款项。圣科特公司对上述证据（5）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系西安长特公司单方制作，且汇总表载明的应支付圣科特公司金额远大于其主张金额。因西安长特公司举示的上述证据（1）至（4）均系以证据（1）为基础而产生的后续履行或纠纷，而证据（1）中明确了转让后剩余债权金额290万元，大于圣科特公司本案主张借款金额以及双方均认可的截至2016年12月31日欠款270万元，故本院认定本案借款未包含在转让的1000万元债权中，不存在重复主张的问题，该组证据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上述证据（5）系西安长特公司单方制作，未经圣科特公司确认，不具有证明力，本院亦不予采纳。值得说明的是，根据该证据统计的尚欠金额79万余元与西安长特公司本案中主张的23万余元亦存在较大差距。本院认为，双方主要争议焦点在于：借款合同关系是否成立，以及西安长特公司尚欠金额。圣科特公司向西安长特公司支付了3笔款项共计400万元，付款回单注明为借款，且其中两笔签订有书面借款合同，足以认定双方借款合同关系成立。西安长特公司应当按照约定还本付息，逾期还应支付资金占用利息。至于尚欠金额，双方2017年12月5日对账确认欠款金额后，除圣科特公司认可的还款外，西安长特公司未能举示合法有效证据证明还有其他还款，西安长特公司应自行承担不利后果。本院认定尚欠借款本金为圣科特公司主张的1258762.79元。圣科特公司本案诉请除上述金额外，还包括其代缴的2018年6月社保费9494.09元。因代缴社保费和借款合同系不同的法律关系，是否存在代缴事实和代缴金额超出了本案审理范围，本院不作认定，对该部分诉请本院不作处理。圣科特公司可以另案主张权利。对圣科特公司要求返还借款本金的诉讼请求，本院按1258762.79元予以支持。圣科特公司诉请的2019年6月1日起按年利率7.8%支付逾期利息，降低了约定的利率标准，系其对权利的处分，未加重对方义务，本院亦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九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西安长特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重庆市圣科特经贸发展有限公司尚欠借款本金1258762.79元；二、被告西安长特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重庆市圣科特经贸发展有限公司逾期利息（以尚欠借款本金为基数，自2019年6月1日起至本金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7.8%计算）。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214.32元，减半收取计8107.16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西安长特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潘渝二〇二〇年九月八日法官助理 李画书 记 员 郭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