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13民终87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杰玉，男，1947年5月2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北票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秀娜，女，1978年4月27日出生，汉族，教师，住北票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东方，辽宁荣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国才，男，1965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北票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世荣，辽宁合意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解国龙，辽宁旺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票市凉水河乡高台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北票市凉水河乡高台村。法定代表人：王凤江，主任。上诉人刘杰玉因与被上诉人刘国才、北票市凉水河乡高台村民委员会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北票市人民法院（2019）辽1381民初8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刘杰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秀娜、杨东方，被上诉人刘国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世荣、解国龙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认定，1983年原告刘国才的父亲刘瑞玉与原发包方北票县凉水河人民公社三家窝铺大队管理委员会签订了《自留山治理协定书》，协定书记载：“刘瑞玉承包自留山坐落于‘自己房后’，面积46亩，四至为：东至地边（原先书写的是东至自己房后，横线划掉后更改为东至地边）；南至自己房后；西至沟；北至地边。使用权为长期，允许继承。协定书加盖北票县凉水河人民公社三家窝铺大队管理委员会公章及刘瑞玉印章。但未填写协议签订日期”。刘瑞玉的《林权证》（第120号）记载：“其自留山面积5亩，坐落于后山，东至地边；西至沟坎下；南至自己房后；北至道东荒地。林权证落款日期为1983年1月9日，加盖北票县人民政府公章”。刘杰玉《自留山治理协定书》记载：“刘杰玉承包自留山坐落于‘老子沟’，面积28亩，四至为：东至坎；南至地边；西至沟坎；北至沟头。使用权为长期，允许继承。协定书加盖北票县凉水河人民公社三家窝铺大队管理委员会公章及刘杰玉印章。协议签订日期为1983年9月5日”。非国有权属国家公益林到户补偿明细（附林班图、GPS坐标图）经林业部门解释，测量争议地时，经原村书记刘宝明指界，由林业部门测量，争议地现登记在原告刘国才名下。2013年，在对高台村进行林业普查的情况下，高台村民委员会对测量的荒山进行公告，并负责通知个人和指界，由林业部门进行测量，当时测量时未产生争议，争议地登记名为原告刘国才，原告刘国才曾在争议地放树，被告刘杰玉未提出异议。现被告北票高台村委会对涉案地块四至不清楚。原、被告曾就高铁占用争议地“老板子沟”的赔偿问题协商未果。另认定事实如下:本案争议土地的原发包方为北票县凉水河人民公社三家窝铺大队管理委员会，现已合并为北票高台村委会。原审法院认为，公民合法取得的承包经营权，依法予以法律保护，原告父亲刘瑞玉及被告刘杰玉各自分别与当时北票县凉水河人民公社三家窝铺大队签订《自留山治理协定书》，在原、被告双方均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对方协议系伪造的情况下，应认定两份协议真实有效，原、被告双方均称协议中的四至包含“老板子沟”，但现北票高台村委会对二份协议的四至表示不清楚，所以当时村委会实际参与分地工作的工作人员证言成为本案的关键，从本案现有的证据分析证人亚某系当年山建大队长，参与对自留山的坐落及四至的划分，证人张某系大队会计，负责对《自留山治理协定书》内容书写，但不参与分地，故证人亚某关于《自留山治理协定书》中四至是否包含“老板子沟”的证言证明力要优于张某证言证明力，结合在2013年，对高台村进行林业普查的情况下，北票高台村委会对测量的荒山进行公告，并负责通知个人和指界，由林业部门进行测量，当时测量时未产生争议，争议地登记名为原告，原告曾在争议地放树，被告刘杰玉未提出异议的事实，综合认定，原、被告所争议的“老板子沟”四至位于原告《自留山治理协定书》四至内，原告对“老板子沟”享有合法的经营权。退一步讲，如果按照亚某、张某二证人各自出证，认定争议地“老板子沟”四至分别在原告及被告刘杰玉《自留山治理协定书》四至内，本案中，现仅有原、被告对“老板子沟”经营权主张权利，未有他人主张权利，被告北票高台村委会亦未主张，现有证据在未能否认原、被告双方提供的《自留山治理协定书》真实性的情况下，可认定当时村委会就同一自留山签订了两份协议，结合被告刘杰玉在原告相关部门进行林业普查时，争议地登记在原告名下及原告在争议地伐树，被告刘杰玉未提出异议的事实，可以认定原告自《自留山治理协定书》签订后，由原告父亲刘瑞玉及原告进行经营，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根据承包合同合法占有使用承包地的人取得承包经营权规定，亦应认定双方争议的“老板子沟”土地经营权，应由原告所有。综上所述，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原告刘国才对坐落于原告刘国才家后山，东至地边、西至沟坎下、南至自己房后、北至道东荒地的“老板子沟”享有合法承包经营权。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刘杰玉负担。一审宣判后，原审被告刘杰玉不服，提起上诉。上诉人刘杰玉上诉称：一、原审法院重审认定证人亚某证言的证明力要优于张某证言的证明力没有任何依据。二、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和被上诉人持有《自留山协定书》均为有效，却将诉争土地承包经营权判归被上诉人刘国才所有不符合法律规定。三、原审法院重审认定被上诉人提供的《林权证》四至不包含争议地“老板子沟”，说明被上诉人提供的《自留山治理协定书》与林权证并不是同一地块。原审法院却根据被上诉人有明显涂改的协议判令诉争土地承包经营权归被上诉人所有于理不合，于法无据。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上诉人刘杰玉对诉争土地有合法的承包经营权。被上诉人刘国才答辩称：本案争议的老板子沟坐落于被上诉人家房后，一直管理至今。2013年林业普查时，村书记通知各家各户进行核量，有纠纷的不进行普查，当时老板子沟没有纠纷，因此登记在刘国才名下。刘国才在本案争议地内植树、雇人砍伐成树三次进行出售，刘杰玉知晓亦从未提出异议。故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北票高台村委会未做答辩。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相一致。本院所确认的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笔录，《自留山治理协定书》、证人亚某的证言等证据材料在卷佐证，并经原审法院庭审质证及本院审查，可以采信。本院认为，2013年在对高台村进行林业普查时，北票高台村委会对测量的荒山进行了公告，并负责通知个人和指界，由林业部门进行测量，当时测量时并未产生争议，故争议地登记在上诉人刘国才名下。刘国才曾在争议地放树，被上诉人刘杰玉并未提出异议。况且证人亚某作为当年山建大队长，曾参与对自留山的坐落及四至的划分，亦证实本案争议的地块分给了刘国才。根据上述事实，能够认定双方所争议的“老板子沟”四至位于刘国才《自留山治理协定书》四至内，刘国才对“老板子沟”享有合法的经营权。退一步讲，在现有证据未能否认双方提供的《自留山治理协定书》真实性的情况下，可认定当时村委会就同一自留山签订了两份协议，结合相关部门进行林业普查时，争议地登记在刘国才名下及刘国才在争议地伐树，刘杰玉未提出异议的事实，可以认定自《自留山治理协定书》签订后，本案争议地由刘国才父亲及其进行经营。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根据承包合同合法占有使用承包地的人取得承包经营权规定，亦应认定双方争议的“老板子沟”土地承包经营权由被上诉人刘国才拥有。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研究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刘杰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淑华审判员  沈春义审判员  李 凯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赵 岳（法官助理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