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9民终339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余静鸿，男，1966年7月23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江苏省东台市。上诉人（原审原告）：汤银凤，女，1966年1月27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江苏省东台市。上诉人（原审原告）：余冬年，男，1990年1月11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江苏省东台市。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亚富，江苏月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余静春，男，1977年3月20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曹，江苏苏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窦**，江苏苏东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余静鸿、汤银凤、余冬年因与被上诉人余静春共有物分割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2019）苏0981民初45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余静鸿、汤银凤、余冬年共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余静鸿、汤银凤、余冬年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余静春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未查明案涉房产以及拆迁前原旧房中属于上诉人的权利份额。1.一审在认定被拆迁的旧房产权时未考虑历史因素。案涉房产系原位于东台市的旧房拆迁安置而来，该旧房并不是余某所建，而是余静鸿、汤银凤于1987年在家庭祖产房屋30㎡的基础上添建形成，后于1989年办理的房屋登记。我国房地产管理法于1995年初实施，实施后才确立了房屋产权以登记为要件的制度，故房屋登记产权人虽为余某，但并不能以此认定余某为该房屋唯一产权人。2.一审对本案中的证人证言的要求过于苛刻。一审中，多名证人出庭作证反映1987年期间余静鸿、汤银凤对上述旧房的添建情况，因证人所反映的事实距离其本案作证时已相隔30多年，且证人受当时自身所处地位和角色的限制，不可能对所有情况都反映得面面俱到，但大致上反映出1987年期间余静鸿、汤银凤出资添建旧房的事实。3.余静鸿出资购买原东台市气门厂余某夫妇房改计划的房改房并办理登记，与其作为旧房的共有人并不矛盾。原东台市气门厂公房虽是原本给余某夫妇的房改计划，房改时由余静鸿出资购买并办理登记，但余某夫妇也为当时刚工作不久的余静春出资(其中含余静鸿出资的10000元)购买了位于南京的房产。只能说明余某夫妇对余静鸿、余静春在本案讼争房产之外的购房各有过不同程度的照顾，但并不等同于就祖产房屋对其兄弟二人进行了分家析产，更不能由此推定被拆迁的旧房中无余静鸿夫妇的份额。4.被拆迁的旧房补偿为17120.50元，该金额系原旧房财产权利与被拆迁人安置权利的组合后货币化体现，其中除以上所述的旧房中约30多平方米余静鸿、汤银凤添建的部分外，还含有三上诉人的安置人口利益，三上诉人对此均没有放弃或赠与表示。余某夫妇未经三上诉人同意情况下，出具报告要求将回迁房登记到余静春名下。一审对此认定为上诉人将自己权利放弃或赠与给余静春没有任何依据。5.如果没有上诉人的人口包含在旧房拆迁中，那么余静春应补交的款项不止44595.83元。6.一审认为上诉人在余某夫妇将案涉房产登记到余静春名下之后没有提出异议，故认定上诉人对自己的权利已经放弃或赠与错误。首先，上诉人在余某夫妇将案涉房产办理登记至余静春名下时不知情。其次，在后来发现时，余静鸿、汤银凤与余某夫妇在该房屋中共同居住生活，且余静春也曾表态将来就该房产会妥善处理，其兄弟之间关系尚好并未发生纠纷，上诉人在此情况下希望以后对该房产协商处理也是正常的，不能认定上诉人对自己的权利已经放弃或赠与。7.一审中，上诉人提交了一份余某生前作出的“遗嘱”及其录音，其表示将案涉房产赠与余冬年，尽管该“遗嘱”可能尚未具备法定的遗嘱生效条件，但余某当时并非神志不清，意思表示明确，由此可佐证余某将案涉房产登记到余静春名下仅用于对外的公示，但案涉房产仍属于家庭共有财产。二、一审适用法律不当。尽管物权的登记对外效力上具有公示效力，但本案是家庭成员内部就家庭财产问题形成的讼争，不同于当事人之间就物权或其他权属的争议，故一审判决机械的适用物权法的相关法律规定显系不当。余静春辩称，1.余静鸿夫妇诉称其出资出力在旧房的基础上添建了30㎡，系旧房共有人，并无事实依据，修缮旧房时，余静鸿夫妇尚未结婚，未过门的媳妇为婆家出资出力修缮房屋也不符合一般常理。案涉旧房实际为余静春、余静鸿父亲的祖产，后续父母进行了修缮、添置，故案涉旧房系余静春、余静鸿父母的夫妻共同财产。一审法院排除余静鸿、汤银凤夫妇系旧房的共有人于法有据。2.旧房的物权因1999年拆迁而灭失，转化为相应的购房款17120.51元，父母自愿将案涉旧房因拆迁转化而来的权利赠与给余静春。随后，余静春与东台市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了《旧城改造回迁安置购房合同》，并支付了剩余应付购房款44595.3元。办理权属证书时，父母又出具报告要求将诉争的房产登记至余静春名下，至此余静春完全取得诉争不动产的所有权。同时，父母因房改政策在东台市气门厂取得房产一套，将该房产登记在余静鸿名下，余静鸿夫妇从结婚初期就开始在此居住，并非与父母共同生活。当时，余静鸿夫妇对这样的分配并无异议。另外，余静鸿在(2019)苏0981民初3428号案件中自称2010年父母将诉争房产的产权证交其保管，那么在其“保管”房产证长达10年的时间内，余静鸿在明知诉争产权系余静春所有的情况下，也未曾就拆迁补偿款的分配提出过异议，也未向父母主张过权利，如存在相应的债权，也因其怠于主张超过诉讼时效而灭失。故一审认定余某夫妇将旧房被转化而来的权利赠与给余静春，余静春系案涉房产的所有权人并无不当。3.我国以不动产登记生效为原则，诉争房产系余静春通过回购取得，且登记在余静春名下，余静春当然取得诉争房屋产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余静鸿、汤银凤、余冬年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对东台市望海小区35幢101室房地产（价值暂定46万元）中属于余静鸿、汤银凤、余冬年的份额（合计为50%，价值暂定23万元）进行分割；2.本案诉讼费由余静春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余静春、余静鸿系兄弟关系，余某系余静春、余静鸿的父亲，余静鸿系余某夫妇从亲戚家收养。1989年12月2日，余某取得东台市房屋的所有权证（东台字第0118184号），在该房屋所有权证上“共有人”处内容为空白。1999年，东台市房屋拆迁。1999年4月23日，余某作为被拆迁人与拆迁人东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拆迁户人员登记安置人口包含余某夫妇、余静春、汤银凤、余冬年、余静鸿。旧城改造三期工程拆迁补偿结算清单记载：拆除建筑面积60.62㎡，规定安置人口6人，旧房补偿金额11190.75元、拆迁基本奖1091.16元（18元/㎡×60.62）、提前搬迁奖1818.6元（2元/㎡日×15日×60.62）、搬家补助费500元（51㎡以上为250×2元）、过渡费2520元（35元/人.月×12×6），合计17120.51元。2000年8月17日，余静春作为乙方与东台市东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旧城改造回迁安置购房合同》，该合同约定购买座落“东亭新村新坝AB组团壹层住宅，使用面积59.03平方米”，价格计算：乙方拆一安一面积60.62平方米，规定安置标准为72平方米，现定购回迁住宅房屋建筑面积为77.57平方米，房屋价款61716.44元（其中旧房作价及拆迁奖金等转为购房定金款17120.51元，余静春缴现金44595.93元）。2003年5月24日，余某夫妇出具报告申请办理案涉房屋产权登记，要求将余静春出资购买的案涉房屋产权登记至余静春名下，居住地居委会在申请报告上签字盖章。2003年5月27日，余静春取得东亭二村35号楼101室房屋所有权登记（东台市房权证西城区字第××号，建筑面积77.57平方米，车库24.79平方米）。2019年4月29日，余静春对涉案房屋及占用土地办理不动产登记，并取得不动产权证书[苏（2019）东台市不动产权第1413266号]。一审另查明，余某的妻子于2003年去世，余某于2011年去世。余静春曾于2019年7月1日以余静鸿为被告提起诉讼[案号（2019）苏0981民初3428号]，要求判令余静鸿将案涉房屋腾空向余静春交付，并支付房屋占用期间的租金，一审法院经审理后，判决支持余静春要求交付房产的诉讼请求，驳回了其他诉讼请求。一审审理中，余静鸿等申请证人林某、储某、苏某、杨某到庭作证，拟证明案涉房产来源于双方家庭成员共有的60多平方米的旧房，该旧房由余静鸿、汤银凤夫妇在原有30平方的基础上又添建了30多平方。余静春认为，证人林某的陈述属于传闻证据并无其他证据印证，证人储某、苏某与余静鸿方有利害关系，证人储某、杨某均陈述不清楚建房时的钱是谁出的，且上述4名证人当庭陈述的内容不是事实，亦不符合常理，不能证明余静鸿夫妇对旧房有添建或出资行为。余静鸿等另提交一份遗嘱及录音，拟证明涉案房屋系家庭祖产，余某生前曾表示将涉案房屋处分给余静鸿之子余冬年，余静春对该遗嘱及录音不予认可，不能确认当时余某是否具有民事行为能力，且余某也无权处分案涉房产。另，余静鸿、汤银凤一审庭审中陈述，在余静鸿缴纳了5900多元后，余某夫妇将单位房改房登记至余静鸿名下，并由余静春签字；1989年12月2日，余某取得的东台市房屋所有权证，包含余静鸿、汤银凤自建的房屋。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不动产产权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在没有充分反驳证据的情况下，应当依据不动产权属证书确定不动产物权的权利人。关于余静鸿、汤银凤是否系案涉被拆迁旧房的共有权人的问题。本案中，余静鸿、汤银凤申请证人到庭作证，主张对案涉被拆迁旧房（东台市房屋）进行了添建、出资，该房产为家庭成员共同共有。但一审法院认为，证人证言作为法律规定的一种证据形式，但易受证人的情感、认知、表达等主观因素影响，其单独的证明效力低于书面证据的效力。本案中证人所陈述的事实距今时间较长，且证人之间的陈述不能有效证实余静鸿、汤银凤是否实际出资、具体出资多少、添建房屋面积是多少，亦未提交其他证据予以相互印证。即使余静鸿、汤银凤有添建、出资，但添建是否具有合法手续、添建房屋是否登记在1989年余某名下的房屋所有权证中，余静鸿、汤银凤均未能提交证据证明。退一步讲即使如余静鸿、汤银凤陈述1989年登记在余某名下的房屋所有权证包含余静鸿、汤银凤自建的房屋，余静鸿、汤银凤将其自建的房屋登记于余某名下，应视为余静鸿、汤银凤对自己享有权利的处分而放弃对房屋的共有权利或赠与行为。且在案涉被拆迁旧房拆迁后，余某夫妇将案涉房屋产权变更登记至余静春名下时，余静鸿、汤银凤均未提出异议。案涉原拆迁东台市的房屋所有权登记在余某名下，应认定余某系该拆迁房屋的不动产所有权人。故对余静鸿、汤银凤提出的系案涉旧房共有权人的不予支持。关于余静鸿、汤银凤、余冬年认为若无被拆迁的旧房面积及人口计划，则购买价格与实际的购房价格存在差额，而该差额由旧房及核定安置6人的共同回迁安置权利所形成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即使在回迁安置时，案涉房屋的购房价格根据相关政策，综合考虑了安置人口的数量，并不能以此证明余静鸿、汤银凤、余冬年系被拆迁旧房的共有权利人，而对案涉被拆迁房屋享有物权。案涉房屋（东台市望海小区35幢101室及对应车库）系通过拆迁东台市的旧房而回迁安置取得。旧房的物权因拆迁而灭失，转化为相应的拆迁房款及拆迁资金等款项17120.51元。在余静春与东台市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旧城改造回迁安置购房合同中，上述款项转化为了案涉房屋的购房款17120.51元，余静春另支付现金44595.83元，后余某夫妇出具报告要求将案涉房屋产权登记至余静春名下，应视为余某将其对案涉旧房被拆迁转化而来的权利已赠予给余静春。故余静春取得案涉房产于法有据，依法应认定余静春为案涉房产的所有权人。综上所述，余静鸿、汤银凤、余冬年既非被拆迁旧房的共有权人，亦不是案涉房产的所有权人，其要求分割案涉房产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余静鸿、汤银凤、余冬年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750元，由余静鸿、汤银凤、余冬年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另查明，余静春曾于2019年7月1日以余静鸿为被告提起诉讼[案号（2019）苏0981民初3428号]，要求判令余静鸿将案涉房屋腾空向余静春交付，并支付房屋占用期间的租金，一审法院经审理后，判决支持余静春要求交付房产的诉讼请求，驳回了其他诉讼请求。后余静鸿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2日作出（2020）苏09民终3115号民事判决，认定余静春是案涉房屋的合法所有权人，并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余静鸿主张其对案涉被拆迁旧房（东台市房屋）进行了添建、出资，但仅提供了证人证言，该证人证言并不足以达到余静鸿的证明目的，即使如余静鸿所述其对被拆迁旧房进行了添建、出资，但案涉被拆迁旧房于1989年登记在余某名下，所有权证书证上的“共有人”处内容系空白，余静鸿、汤银凤将其自建的房屋登记于余某名下，应视为余静鸿、汤银凤对自己享有权利的处分而放弃对房屋的共有权利或赠与给余某。我国房地产管理法虽于1995年初实施，但并不能以此推断出之前登记的产权证书不具备法律效力，因案涉旧房登记产权人为余某，所有权证书证上的“共有人”处内容空白，故一审认定余某为该旧房唯一产权人并无不当。余某作为被拆迁人于1999年4月23日与拆迁人东台市东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但2000年8月17日与东台市东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旧城改造回迁安置购房合同》是余静春，在旧房作价及拆迁资金外，余静春另行交纳了现金44595.83元，且余某夫妇2003年5月24日出具报告申请办理案涉房屋产权登记时，也是要求将余静春出资购买的案涉房屋产权登记至余静春名下，故余某夫妇对案涉拆迁安置房登记于余静春名下是明知并认可的，应视为余某将其对案涉旧房被拆迁转化而来的权利已赠予给余静春，余静春亦取得了案涉房屋所有权证书，由此可见，余静春系案涉房屋的合法所有权人，余静鸿、汤银凤、余冬年主张其对案涉房屋享有相应的份额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750元，由上诉人余静鸿、汤银凤、余冬年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晓平审判员  曹 荣审判员  谢超亮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成以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