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751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丹，女，1982年8月2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开洋，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婉茹，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邓群，女，1985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平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姜寿辉，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王海波，男，1973年3月7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上饶市佘干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开洋，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婉茹，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丹因与被上诉人邓群、原审第三人王海波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1民初149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丹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确认王丹与邓群于2015年5月15日所签订之《委托持股协议》于2018年1月18日解除；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邓群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法院认定的争议焦点事实错误。一审法院虽归纳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上诉人王丹是否为网库公司的股东，委托持股协议履约基础是否存在”。然而，最终却错误认定“委托持股协议中约定的邓群以王丹名义购买并委托王丹代持的‘股份’系实际存在”，认定事实明显错误。本案系委托合同纠纷，王丹系受托人，且在委托代持合同中并未获得任何代持收益，邓群也从未向王丹支付任何代持费用。现：邓群与第三人就是否成功购买标的公司股权、股权购买数量、股权交割基准日期等均各执一词。换言之，王丹与第三人形成纠纷，委托代持协议履行标的不存在或不确定，履行基础不存在。故，王丹有权行使法定解除权。邓群与王海波之纠纷应另行解决。2.一审法院认定“王丹持有网库公司股份的方式为通过智库通中心间接持有，故委托持股协议中约定的‘股份’系实际存在”错误。本案中双方所签署之协议为“委托代持协议”，该协议无任何约定表明邓群向王丹购买股权。自签约之日起，迄今为止王丹也不是标的公司股东，而仅仅是一家有限合伙企业合伙人身份。在委托持股协议第2条“委托权限”第1款明确约定：“委托权利包括：在标的公司股东登记名册上具名”。该约定明确表明是在标的公司股东名册上具名登记，并非间接持股。此外，需要说明的是，王丹在合伙企业中仅为合伙人身份，享有合伙份额。“合伙人”与“股东”“合伙份额”与“股权”权利义务及法律属性不能等同，故委托持股协议中所约定的代持股东权利义务不能履行。3.一审法院认定“邓群于2015年5月15日向王海波转账25万元，故邓群出资委托王丹购买网库公司股份一事，已经履行完毕”错误。委托持股协议第1条明确约定：“以乙方（王丹）名义出资并持有标的公司五万股股权”。但邓群从未将上述资金交予王丹。在一审庭审中，邓群多次明确陈述是向王海波购买股权。邓群所提供之证据目录第一项，在证明对象和内容中也载明“证明王海波向邓群出售原始股，并由王丹协助代持”。而后，邓群又突然提出是向王丹购买股权，其主张前后矛盾，且邓群主张与己方证据也完全矛盾，违反约束性辩论原则。综上，一审法院错误认定“邓群出资委托王丹购买网库公司股份一事，并不存在任何障碍，且已履行完毕”系认定事实严重错误。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认为王丹要求解除委托持股协议不存在法律依据，就此驳回王丹之诉讼请求错误。委托持股协议既未将王海波列为合同当事人，亦未包含王海波将股权转让给王丹或邓群的内容。因此，本案委托持股协议符合委托合同的基本特征。邓群作为委托人、王丹作为受托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之规定，双方均享有单方解除权。不论王丹是否持有北京网库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网库公司）的股权，或是王丹以何种方式持有网库公司的股权，均不能阻却王丹作为受托人行使法律赋予其的该项权利。鉴于王丹已于2018年1月18日向邓群发出解除合同的通知，故委托持股协议应于该日解除。且王丹在合同解除之际，充分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的通知义务，无任何程序瑕疵，对于合同解除毫无过错。因此，王丹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一审判决未予支持王丹之该项诉求存在适用法律不当。邓群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同意一审判决，请求驳回王丹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事实与理由：王丹与王海波是兄妹关系，邓群同时与王丹和王海波沟通，由于王海波不能直接持有股份，才由王丹代持，并不是邓群向王海波购买股份让王丹代持，邓群持有的股份实际不在王丹手中也不在王海波手中。本案合同并非单纯的委托合同，是综合性合同，王丹并不具有解除合同的权利。王海波述称，同意王丹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事实与理由：邓群是向王海波购买股份，而不是向王丹购买股份。王海波和邓群就股权回购、股权获得及股份数量有多次沟通，邓群要主张权利完全可以起诉王海波，然后办理股权的工商登记。由于邓群的爱人是军官身份，军人及军人家属持股的问题有特殊规定，而王丹和邓群是朋友和同事，所以邓群将股份委托给王丹代持。王丹和邓群之间是单纯的委托代持协议，不存在股权转让关系。王丹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决王丹、邓群自2018年1月18日起解除双方所签署之委托持股协议，诉讼费由邓群负担。一审法院查明事实：网库公司原名称北京网库互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2015年5月26日，网库公司的股东由王海波、黄野、北京富库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成都众联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王海波、黄野、北京富库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成都众联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智库通中心、北京云库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北京慧库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黄源、张辉、朱建荣、徐爱华。2015年7月21日，网库公司更名为现名称，企业类型由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智库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智库通中心）成立于2015年4月，系网库公司的员工持股平台，王丹在智库通中心成立时即入伙，并持有智库通中心150万元出资额，占比18.75%。王丹持有的合伙份额截至2018年2月1日未发生变更，并通过智库通中心间接持有网库公司的股份。2015年5月14日，王海波与徐舟进行通话，通话中王海波表示“就是代持那个协议啊…到时候肯定是跟王丹签一个东西，一定是不能跟我签的，我这边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规定，就是我是一定要申报的，就是告诉这个法务，说有没有代持，我是要否认，就是我没有代持，所以现在我是，没法找我来签，本来是我跟你签嘛，就是你委托我来持…一个不能签的原因是，如果说王丹她私下将自己分到的20万股能转一些出来，那是她自己的事情，我们不管；当然，王丹那个是很明确的，她是要进入这个网库的法人股东的，王丹是有公司的这个实名股东的，因为她会代持一些，我的也会给她代持一些…王丹刚才给了一个方案，就是你和邓群各5万股，可不可行…如果你先拿个5万股，那么走款的话直接走到王丹的卡上就行，她会跟你签一个这个委托代持的协议…；如果这样操作，王丹自己手上也只有10万股了，现在她等于总共有20万股”。2015年5月15日，邓群（甲方、委托人）与王丹（乙方、受托人）达成委托持股协议，约定：甲、乙方经协商一致，就甲方委托乙方代为持有网库公司委托代持股权事宜，签署本协议。甲方自愿将25万元委托乙方以乙方名义出资并持有网库公司五万股的股权（下称代持股权），代持股权不属于乙方所有的财产，不得归入乙方的财产或者成为其财产的一部分。乙方管理运用、处分代持股权所产生的债权，不得与其财产产生的债务相抵销。甲方委托乙方代为行使的权利包括，由乙方以乙方的名义持有代持股权、在网库公司股东登记名册上具名，根据甲方的指示行使股东权利和履行股东义务。非经甲方同意，乙方不得利用其代持股东身份的便利，不得以任何形式对代持股权进行处分。代持股权项下所有股东权益由甲方享受，乙方不享有任何股东权益。甲方作为代持股权的实际出资人，对网库公司享有相应的股东投资收益和除委托乙方代为行使的权利以外的全部股东权利。甲方有权随时取消乙方的受托人资格。未经甲方事先书面同意，乙方不得转委托第三方持有代持股权。乙方同意因代持股权所产生的全部投资收益（包括现金股息、红利或任何其他收益分配）应在乙方收到标的公司转入的相关收益后，应及时通知甲方，并按照甲方的指示对相关收益进行管理和处置。乙方代替甲方持有标的股权所发生的相关管理费用以及其他必要费用由甲方负担，具体金额以及支付方式另行协商。出现以下情形的，本协议终止：（1）甲方、乙方协商一致终止本协议；（2）网库公司依法解散或法定资格丧失，或被依法撤销，或被宣告破产；（3）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同日，邓群向王海波转账交付25万元。同日，王丹与徐舟也签订一份委托持股协议，内容与此基本相同。2016年5月25日，网库公司发布“关于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公告的更正公告”，载明“公司拟以现有总股本21742105股为基数，以2015年年末资本公积为依据，优先以其中定向增发所形成的股本溢价，向全体股东以资本公积每10股转增35.993707股，合计转增78257895股，本次转增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增至1亿股”。2018年1月18日，王丹通过微信方式向邓群发送“解除委托代持告知函”。一审庭审中，各方当事人均认可邓群当初出资25万元购买网库公司5万股股权的事实。邓群称是按照网库公司总盘2000万股进行购买，2016年4月，网库公司进行了扩股，所有股东的股份同比例乘以4.6倍。王海波认可网库公司的实名股东确实按照4.6倍标准占股比例翻倍，但是主张在将股份出售给邓群时是提前翻倍出售，是按总盘1亿股本出售，故邓群的股份就是5万股，不再翻倍。王丹称网库公司一直都不承认邓群是该公司的股东，王海波承认邓群持有网库公司5万股的股权。关于委托持股协议的签订时间，邓群称是倒签，实际签订日期为2015年12月底。王丹认可委托持股协议系倒签，因为王丹当时在待产，没有在协议上签字，但对实际签署时间记不清了。一审庭审中，邓群称委托持股协议没有要求王丹成为直接的持有人，间接持股也可以，邓群当时就是通过购买王丹持有的股份间接实现成为网库公司的股东，且邓群现在也不要求王丹成为网库公司的实名股东，只是要求按其出资比例在王丹持有股份份额内享有权利。此外，邓群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大量邓群、徐舟、王丹、王海波相互之间的微信记录及谈话录音，从微信记录及谈话录音中可知，邓群曾因出售其持有网库公司股份一事多次与王丹、王海波进行协商，王海波曾就出售方式、出售价款等问题给出建议，但因邓群报价较高，双方未能达成一致。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根据现已查明的事实，王丹、邓群对委托协议已于2015年5月15日成立并无异议。双方的争议焦点主要在于，王丹认为其从未成为网库公司的股东，故委托持股协议缺乏履约基础。而邓群认为王丹已通过智库通中心间接持有网库公司的股权，故委托持股协议可以继续履行。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智库通中心成立于2015年4月，系网库公司的员工持股平台，王丹在智库通中心成立时即入伙，并持有智库通中心150万元出资额，占比18.75%。王丹持有的合伙份额截至2018年2月1日未发生变更，并通过智库通中心间接持有网库公司的股份，故王丹并非未能持有网库公司股份，而是未能直接持有，其持有网库公司股份的方式为通过智库通中心间接持有，故委托持股协议中约定的邓群以王丹名义购买并委托王丹代持的“股份”系实际存在。至于王丹认为1.邓群与王海波之间就股权交割日期、股权基础价值及股份数额未能达成一致并产生分歧，双方权利义务不确定；2.协议约定王丹在标的公司的股东登记名册具名并代持邓群股份，因王丹未能取得实名登记及相应股份，故委托持股协议无法实施；3.王丹不是网库公司股东，无法按照委托持股协议约定代邓群行使股东权利；4.邓群并未如约将购股资金支付给王丹，王丹也未获得任何代持收益，因而要求解除委托持股协议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根据邓群提供的大量的谈话录音和微信记录可知，王丹、邓群、王海波就邓群出资25万元以王丹名义购买网库公司5万股份一事，三方已经达成一致，邓群于2015年5月15日向王海波转账25万元，履行付款义务。虽然委托持股协议约定“由乙方以乙方的名义持有代持股权、在网库公司股东登记名册上具名，根据甲方的指示行使股东权利和履行股东义务”，但邓群已经表示，其并不要求王丹为网库公司的具名股东，其对王丹通过智库通中心间接持有网库公司的股份一事并无异议，而是要求按其出资份额，在王丹对网库公司享有权利之中享有相应权益，一审法院认为，邓群的诉求并无不当，也有实现的可能。后续王丹、邓群、王海波、徐舟等人共同商定如何处理邓群“所持股份”的谈话录音以及王丹与邓群倒签委托持股协议一事可与上述证据相互印证，证明王丹、王海波对邓群已持网库公司股份并无异议。网库公司的《股东会决议》虽对王海波向徐舟转让股权未予同意，但不影响王海波同意邓群享有的股份由王丹代持的意思表示。故邓群出资委托王丹购买网库公司股份一事，并不存在任何障碍，且已经履行完毕，王丹要求解除委托持股协议的诉讼请求，不存在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王丹的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智库通中心成立于2015年4月，王丹在智库通中心成立时即入伙，并持有智库通中心150万元出资额，占比18.75%。邓群一审提交的对王丹所做的《网库股份持续督导访谈记录》记载，王丹称其在2015年5月向王海波借入150万元，用于投资“北京智库”。王丹在本案起诉状中称，其于2015年5月27日，以自有资金150万元，“自行购买智库通公司股份，并成为股东”。邓群主张王海波在电话中要求邓群和徐舟把款项打给王丹，但是王丹要求直接汇款给王海波，并提供了王海波的账户信息，所以邓群和徐舟均将相关款项汇入王海波的账户。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诚信原则是民事主体从事任何民事活动均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王丹与邓群之间存在何种法律关系。王丹主张双方之间仅系委托代持关系，邓群认为双方之间并非单纯的委托代持关系，而是综合性合同关系。就王丹和邓群之间案涉法律关系而言，应当结合双方签订的案涉委托持股协议，相关的微信、通话录音内容以及具体履行情况等因素，探求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图，而不应仅局限于委托持股协议本身的措辞和约定。从双方签订案涉委托持股协议的缔约过程来看，王海波、王丹与邓群之间的大量通话录音、微信等证据表明，邓群确实存在购买网库公司股权的意图，而王海波、王丹同意转让网库公司股权，只是出于特定原因的考虑，邓群、王海波、王丹三方共同确定通过王丹与邓群签订案涉委托持股协议的方式来实现，并不存在邓群先自王海波处受让股权、再委托王丹代持的关系。从履行的具体效果来看，智库通中心系网库公司的股东，持有网库公司股权，王丹作为智库通中心的有限合伙人，持有智库通中心的份额，对于智库通中心因持有网库公司股权享有的股东权益，王丹依据其份额享有相关权益，故邓群通过王丹，虽然无法持有网库公司的完整股权，但是可以基于王丹对于智库通中心享有的份额获得网库公司股权的相应权益。虽然案涉委托持股协议约定王丹代邓群持有网库公司股权并要在网库公司股东名册具名，但是王丹缔约时实际无法实现这一约定，王丹对此系明知，而邓群在诉讼中亦明确表示其并不要求王丹在网库公司股东名册上具名，只要能够按王丹出资份额，在王丹对网库公司享有权利之中享有相应权益即可。故邓群通过案涉股权持股协议实际能够取得王丹在智库通中心享有的份额，并基于该份额，间接对网库公司股权享有相关权益。由于智库通中心系网库公司员工持股平台，邓群并非网库公司员工，故邓群只能以王丹名义持有该份额。从款项的支付来看，王海波要求将款项交付王丹，而王丹要求将款项交付王海波，最终25万元实际交付王海波，王海波收款后并未提出异议。邓群与王丹签订案涉委托持股协议并向王海波支付25万元后，王丹向王海波借入150万元并缴纳了智库通中心合伙份额款项，应当视为邓群按照三方的安排，实际履行了支付“股权转让”对价的义务。综上，邓群与王丹签订的案涉委托持股协议，承载着王丹转让其对智库通中心享有的相应份额，并同意将基于该份额对网库公司股权间接享有的权益由邓群享有的意思表示，是王丹、王海波和邓群之间围绕三方权利义务所做的安排，而非王丹所主张的其代为持有王海波转让给邓群的股权的单纯的委托关系。邓群与王丹之间的上述关系并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王丹以其代持履行基础不存在等为由诉请解除案涉委托持股协议，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实际意在否认王海波、王丹与邓群之间关于其权利义务所做的安排，使邓群投资网库公司股权的意图落空，有违诚实信用。一审法院对其诉请不予支持，本院不持异议。基于本院关于双方法律关系并非单纯的委托合同关系的确认，本院调整本案案由为合同纠纷。综上所述，王丹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50元，由王丹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葛 红审 判 员  孙兆晖审 判 员  罗 珊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任永军书 记 员  陈 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