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34民终936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王洪，男，1985年6月出生，彝族，四川省喜德县人，住四川省西昌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忠，四川毫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吉古呷呷，女，1942年12月出生，彝族，四川省喜德县人，不识字，村民，住四川省喜德县。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阿某，女，1978年3月出生，彝族，四川省喜德县人，不识字，村民，住四川省喜德县。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加拉木加，男，2001年1月出生，彝族，四川省喜德县人，小学文化，村民，住四川省喜德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阿某，系加拉木加之母亲，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加拉木牛，男，2002年9月出生，彝族，四川省喜德县人，小学文化，住四川省喜德县。 法定代理人：阿某，系加拉木牛之母亲。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加某1，男，2005年11月出生，彝族，四川省喜德县人，住四川省喜德县。 法定代理人：阿某，系加某1之母亲。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加某2，女，2007年9月出生，彝族，四川省喜德县人，小学文化，住四川省喜德县。 法定代理人：阿某，系加某2之母亲。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加某3，女，2012年6月出生，彝族，四川省喜德县人，小学文化，住四川省喜德县。 法定代理人：阿某，系加某3之母亲。 以上七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边小文，喜德县法律援助中心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上诉人王洪因与被上诉人吉古呷呷、阿某、加拉木加、加拉木牛、加某1、加某2、加某3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喜德县人民法院（2020）川3432民初1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王洪上诉请求：撤销喜德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川3432民初124号民事判决,并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及理由:一、一审原告不是合同当事人,所有原告均未在协议上签字或按手印。一审认定阿某在协议上按了手印,不符合事实,庭审中阿某本人也曾否认签字、按手印,后在主审法官明示、暗示和旁听群众的提醒下才说好像是按了手印的。上诉人在庭审时曾当庭提出指纹鉴定、庭后也提交了书面鉴定申请。一审判决却在未鉴定的情况下,认定阿某在协议上按了手印,不仅违反法定程序,而且违背客观事实。本案一审原告与被告不是合同相对方,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原告无权提起履行合同之诉,法院应当驳回诉请。二、该协议是在原告及亲属的暴力胁迫、语言威胁下,违背上诉人意志的情况下签订的,不是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据《民法总则》的规定,属于无效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协议,自始无效,不受法律保护。有上诉人所在单位证明、派出所出警记录、上诉人拍摄的视频与截图为证。因此,一审判决认定协议有效错误。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当庭补充：一审主审法官与阿某是同一家支的，应当回避没有回避，程序违法。 七被上诉人辩称，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审判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判决正确，请求维持原判，驳回上诉。 一审原告吉古呷呷、阿某、加拉木加、加拉木牛、加某1、加某2、加某3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王洪履行2019年11月31日签订的《交通事故处理协议书》，支付原告的赔偿款25万元；2、由被告王洪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9年1月19日14时40分许，一审原告阿某与其夫加拉伍各（死者）驾驶“宗申”牌电动摩托车行驶至泸苏路29ｋＭ＋800ｍ处时，因逆向行驶撞上对向行驶由王洪驾驶的川Ｗ×××××号小型普通客车，造成加拉伍各经抢救无效死亡，阿某受伤，两车不同程度损坏的交通事故。2019年1月31日喜德县公安局交警大队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加拉伍各对此次事故的发生承担主要责任，王洪对此次事故的发生承担次要责任。2019年1月31日，一审原、被告双方达成交通事故赔偿协议，由一审被告王洪赔偿一审原告36万元，约定分两次支付。2019年1月31日支付11万元，2019年3月30日前支付25万元。一审原告阿某在协议上按了手印，一审被告王洪亦签名按了手印。协议签订后，王洪按约支付了第一笔赔偿款11万元，之后未按约支付第二笔赔偿款25万元。此款经一审原告方多次催要无果，故一审原告诉至该院，请求依法判决王洪按2019年11月31日签定的《交通事故处理协议书》履行尚未履行的赔偿费25万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在自愿的基础上达成的交通事故赔偿协议，协议内容不违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一审原、被告之间达成的交通事故赔偿协议为有效协议，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王洪理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未履行完毕的给付一审原告赔偿费25万元的义务。故对一审原告要求一审被告按照合同约定履行给付赔偿费25万元的诉讼请求，该院予以支持。对王洪辩称一审原告主体资格不适格，其是因胁迫才与一审原告方签订合同，双方签订的协议是无效协议而拒绝支付赔偿余款25万元的辩由，因一审原告方是认可该赔偿协议的，不存在主体不适格的情形。法律规定以欺诈、胁迫手段订立的合同，合同损害国家利益的为无效合同，合同没有损害国家利益的应为可撤销的合同。法律规定胁迫的构成要件是胁迫人具有胁迫的故意；胁迫者必须实施了胁迫行为；胁迫行为必须是非法的；必须要有受胁迫者因胁迫行为而违背自己的真实意思与胁迫者订立的合同。比照这四个条件，一审原告方家属要求一审被告出面解决该事故的行为并不足以构成胁迫。所以对一审被告王洪提出的一审原告主体资格不适格，双方签订的协议是在一审原告方胁迫下签订的，协议无效的辩由，该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被告王洪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支付原告吉古呷呷、阿某、加拉木加、加拉木牛、加某1、加某2、加某3赔偿余款25万元。案件受理费2525.00元，由被告王洪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 上诉人申请本院调取一审庭审视频。拟证明所有的被上诉人都没有在案涉协议上签字、捺印，不是合同的相对人，不能向上诉人提起合同之诉。 本院当庭播放了一审法院审理本案的庭审视频，并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质证。 上诉人对视频予以认可，但认为是在一审法官和旁听人员的提醒下阿某才模棱两可地说好像是她自己签字、捺印的。 被上诉人认可视频，认可阿某的名字是他人代签，是其本人捺印。 本院认证意见：虽案涉协议由他人代被上诉人签名，但被上诉人阿某本人参与协商,且七被上诉人均认可他人代签的协议，故上诉人申请播放一审庭审视频对本案待证事实无意义，对该视频的客观真实性和合法性本院予以确认，但对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 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2019年1月19日14时40分许，阿某搭乘其夫加拉伍各（死者）驾驶的“宗申”牌电动摩托车行驶至泸苏路29ｋＭ＋800ｍ处时，因加拉伍各逆向行驶撞上对向行驶由王洪驾驶的川Ｗ×××××号小型普通客车，造成加拉伍各经抢救无效死亡，阿某受伤，两车不同程度损坏的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阿某等家人通过微信、电话等方式要求王洪处理相关事宜。2019年1月31日，经双方亲戚协调后，被上诉人阿某作为甲方，上诉人王洪作为乙方，由阿某的小叔子即死者加拉伍各的弟弟加拉伍沙作为甲方代表，王洪的堂兄吉娃牛布作为调解人，另一亲戚吉娃伟真作为乙方代表，签订了《交通事故处理协议书》，主要约定了以下条款：“1、乙方支付给甲方一切费用人民币为36万元，支付款方式分两次支付（即2019年1月31日，第一次付11万元，2019年3月30日之前付清余额25万元）；2、乙方承担以上款项包括甲方死亡一切费用和其妻子阿某医疗费以及今后病变等一切费用及后果，达成协议之日起与乙方已了结，且乙方在处理事故过程中，需要甲方提供的材料时，甲方必须积极配合和提供材料；3、甲方从达成协议之日起不得用任何理由再找乙方，以及甲方和亲属不得以电话、各种方式骚扰及侵害乙方、家人，若不履行以上协议，甲方加倍赔偿乙方以上赔偿费用；4.此协议一式伍份，经甲乙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协议书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双方调解人各执1份，报喜德县交警队备案一份。”该协议甲方由阿某的侄子代其签名，乙方由王洪本人签名捺印，被上诉人亲属加拉伍沙在甲方代表处签名，上诉人亲属吉娃牛布在调解人处签名、吉娃伟真在乙方代表处签名。签订上述协议的当日，王洪依约定支付了被上诉人11万元。之后，双方收到喜德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于2019年1月31日作出的第513432120190000004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上述《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当事人加拉伍各醉酒后驾驶非机动车逆向行驶是造成此次事故的主要原因；当事人王洪驾驶机动车遇相对方向来车时未按规定减速靠右行驶是造成此次事故的次要原因。加拉伍各对此次事故的发生承担主要责任，王洪对此次事故的发生承担次要责任。王洪收到喜德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后，未按约定支付第二笔赔偿款25万元。被上诉人遂提起本案诉讼，要求判如所请。 本院认为，本案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为：1、上诉人是否应当按照案涉《交通事故处理协议书》的约定支付被上诉人赔偿款25万元。2、一审法院审理本案的程序是否违法。 关于上诉人是否应当按照案涉《交通事故处理协议书》的约定支付被上诉人赔偿款25万元的问题。首先，虽然案涉《交通事故处理协议书》不是由吉古呷呷等七被上诉人本人签名捺印，是由其亲属代为签名，且签名时无被上诉人的书面授权。但是，该协议系在双方亲属作为代表和主持下协商达成，且上诉人王洪本人亦在协议书上签名捺印，被上诉人对其亲属签名的行为予以认可。所以，被上诉人的亲属在上述协议书上代为签名捺印系代理被上诉人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二款关于：“公民、法人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一条第一款关于：“民事主体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第一百六十二条关于；“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之规定，案涉《交通事故处理协议书》项下的权利和义务应当由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享有和承担，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系该协议的相对方。上诉人提出被上诉人不是合同相对方,无权提起履行合同之诉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其次，上诉人提出案涉协议是在受对方胁迫，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签订，属于无效协议。但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关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之规定，只有存在上述五种情形的合同才无效，上诉人却未举证证明案涉协议存在上述无效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在受对方胁迫，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属可变更和可撤销的合同，并非无效合同，且上诉人未在法定期限内行使撤销权。故案涉《交通事故处理协议书》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内容真实有效。上诉人提出案涉《交通事故处理协议书》无效的上诉理由，无法律依据，提出驳回被上诉人诉讼请求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上诉人应当按照案涉《交通事故处理协议书》的约定支付被上诉人赔偿款。 关于一审法院审理本案的程序是否违法的问题。上诉人提出一审时申请对案涉协议上被上诉人阿某的捺印指纹进行鉴定，一审未鉴定便判决认定阿某在协议上按了手印，违反了法定程序。根据查明的事实，被上诉人阿某在协议上的签名系由其亲属代签，被上诉人予以认可，其亲属签名系代理行为，无需对协议上被上诉人的签名或捺印是否真实予以判定。上诉人提出对阿某在协议上的捺印进行鉴定的请求，对证明本案待证事实无意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一条第一款关于：“当事人申请鉴定，可以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申请鉴定的事项与待证事实无关联，或者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之规定，一审法院对上诉人的鉴定申请未予准许，并无不当。上诉人提出一审主审法院与被上诉人阿某系同一家支，应当回避却未回避，违反法定程序。但双方当庭确认作为彝族的同一家支，相当于汉族的同姓。且上诉人未举证证明一审承办法官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规定的应当回避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关于：“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关于：“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综上，上诉人提出一审法院审判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上诉人王洪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525.00元，由上诉人王洪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舒 涛 审判员 杨发蓉 审判员 刘志涛 二〇二〇年九月八日 书记员 唐 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