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黔0502民初12492号 原告：赵寿娥，女，汉族，1964年10月24日出生，住湖南省邵东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晓华（特别授权代理）,贵州文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成都龙行九州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金堂县赵镇金园街199-203号3栋1楼5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539992233X6。 法定代表人：龙克丰，系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龙克章（特别授权代理）,男，汉族。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虹（一般授权代理）,四川创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黄希黠，男，汉族，1981年5月5日出生，住四川省简阳市。 第三人：毕节市振华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麻园大道。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500750163845Q。 法定代表人：蒋秀均，系该公司董事长。 诉讼代理人：周旭（一般授权代理）,贵州众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赵寿娥与被告成都龙行九州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黄希黠，第三人毕节市振华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居间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原被告以及第三人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撤销原告与被告成都龙行九州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2019年1月18日签订的《居间服务协议》；2、依法判决被告成都龙行九州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黄希黠连带向原告返还30万元款项；3.依法判决两被告以30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2月5日起按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利息至所有款项还清日止(至诉讼日计利息97298.00元）;4、依法判决由被告成都龙行九州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黄希黠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事实及理由：原告至由第三人开发的位于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购买商铺，该楼盘售楼处有被告1的工作人员在接待。原告在“振华商贸大厦”查看商铺时，被告成都龙行九州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行公司”）工作人员称可帮助原告减少购买金额与第三人签订合同，并为此要求原告支付50万元服务费。原告与第三人于2014年11月7日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该合同实质系由被告龙行公司全程操作）,该合同约定由原告购买第三人开发的位于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商铺建筑面积为99.54平方米，套内面积为73.95平方米，合同总价为2807028.00元，合同约定由原告先支付购房款的1407028.00元，另1400000.00元以银行按揭的方式进行办理。原告将在毕节银行贷款获得的90万元于2015年2月5日转给了龙行公司的经办人员即被告2黄希黠作为购房款，同时原告还另行向第三人支付了95万元房款（不含原告向龙行公司追问后退回并于2019年3月27日向第三人支付的20万元）。原告后因第三人交付的房屋构造等与房屋买卖合同不符，遂向第三人主张解除合同，因第三人不同意，后由第三人与原告在2019年5月1日重新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该合同购房总价为179万元。第三人后以商品房买卖合同履行为由将原告诉至七星关区人民法院（案号：（2020）黔0502民初2714号）,原告以房屋面积等严重不符、已将绝大部分房款经龙行公司交给第三人等理由为由提起反诉。在该案诉讼过程中，原告方得知由第三人开发的位于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系全盘打包给被告龙行公司销售，打包销售价格为一亿左右（第三人拒绝透露该金额）,被告龙行公司无论销售与否均应按打包价向第三人支付房款，而龙行公司完全可自主决定房屋销售价格。至此，原告方知被告龙行公司欺骗自己，龙行公司所谓的帮助减少房价完全属自导自演的一出戏，而被告龙行公司欺骗原告于2019年1月18日签订的《居间服务协议》也属合同法第54条规定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签订的协议，其属可撤销范围。而龙行公司也将本应属购房款的90万元中的另50万元未交至第三人处（原告在第三人提起（2020）黔0502民初2714号诉讼前向龙行公司追问，龙行公司退回20万元，原告于2019年3月27日将该20万元交给第三人做购房款，但对另30万元却不予处置。） 综上可知，被告龙行公司利用原告不知龙行公司与第三人间包销协议存在的情形下，且是在龙行公司完全可自主决定销售价格的情形下，编造谎言声称可为原告降低购房价格，但被告龙行公司的所谓降价行为完全属欺骗行为，在原告获知被告龙行公司未将在毕节村镇发展银行获得的90万元银行贷款全部交给第三人充做房款的情形下向龙行公司交涉，龙行公司仅愿退回20万元，对另30万元不予处理，而当原告要求退款时龙行公司又以高额租金、高额服务费等要挟，并还称可为原告降低房价。而当原告参与至七星关区人民法院与第三人的（2020）黔0502民初2714号案件时，第三人认可2019年5月1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中售卖价179万元就是其售给原告的价格。且第三人只认可2019年5月1日的合同，否认了2014年11月7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此时原告方知被告龙行公司一直在欺骗原告。而被告黄希黠作为被告龙行公司的员工、股东，其利用职务之便，将应交给第三人的购房款转至个人账户，且未将款项全额交给第三人，其行为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而今原告与两被告无法就退款事宜达成一致，原告只有依据《民事诉讼法》第119条及《合同法》之相关规定诉至贵院，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查清案件事实，维护原告合法权益。 被告龙行公司辩称，原被告双方提起的本案诉讼是居间服务合同纠纷，根据双方于2019年1月18日签订的居间服务协议，基于该协议，被告龙行公司已经通过自己的工作履行了自己的义务，原告起诉该居间协议已经超过一年的诉讼时效，原告提起本案诉讼属于混淆视听，原告的诉请无事实及法律依据，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黄希黠辩称，我所收到原告的90万元，其中40万元转给了第三人振华公司，50万元转给了被告龙行公司。 第三人振华公司述称，原告的请求没有提到第三人的权利及义务，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原告与被告龙行公司之间是居间服务关系，原告与第三人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而原告要求撤销的是居间服务协议，与原告和第三人的买卖关系无关。 本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11月7日，原告与第三人振华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约定，由原告购买第三人振华公司开发建设的位于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商铺建筑面积为99.54平方米，套内面积为73.95平方米，合同总价为2807028.00元（折合28200.00元／平方米），付款方式为原告首付1407028.00元，余款1400000.00元以银行按揭的方式支付。2015年2月3日，原告在毕节银行贷款90万元，2015年2月5日，原告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将该笔90万元款项支付给被告黄希黠作为购房款，被告黄希黠收取该笔90万元款项后，将其中50万元支付给被告龙行公司，40万元支付给第三人振华公司。同日，被告龙行公司向原告出具50万元收据，该收据载明：“赵寿娥缴第一层5号商铺房款50万元”，第三人振华公司向原告出具40万元收据，该收据载明：“赵寿娥缴第一层5号商铺房款40万元”。原告支付上述90万元款项后，第三人将涉案商铺交付给原告经营管理。 2019年1月18日，以原告赵寿娥为甲方，被告龙行公司为乙方，甲乙双方签订《居间服务合同》，合同约定，甲方委托乙方购买毕节振华商贸大厦一楼1-5（自编号）商铺，委托乙方负责与开发商进行谈判、合同签订、备案等手续，在乙方负责协调与开发公司重新签订该商铺总价为179万（产权面积为99.54平方米）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后，甲方即刻向乙方支付30万元的居间服务费用（甲方已经支付50万元，合同签订完毕，乙方返还甲方20万元，或者乙方直接将该20万元支付开发商作为甲方应付的房款）。如乙方无法按上述总房款与开发商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甲方按之前已经签订的合同总额支付房款，乙方退还已经收取甲方的50万元。居间服务合同签订后，被告龙行公司退还原告20万元，原告于2019年3月27日将该20万元支付给第三人抵作购房款。2019年5月1日，原告与第三人就涉案房屋再次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房屋总价款为179万元。付款时间为2019年5月1日前一次性付清。后因原告未在2019年5月1日前支付完毕前述179万元购房款，第三人诉至本院，案号为：（2020）黔0502民初2714号，后该案调解结案。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知悉被告龙行公司与第三人之间存在委托销售关系，由被告龙行公司包销第三人开发建设的包括涉案商铺在内房屋，涉案商铺价格由被告龙行公司定价。因被告龙行公司未明确告知原告龙行公司对涉案商铺享有自主定价权，原告认为被告龙行公司称其能为原告提供降价服务的行为存在欺诈，要求撤销其与被告龙行公司之间签订的《居间服务合同》。因此，原告遂以前述诉请诉至本院。 另查明，2014年9月5日，案外人陈廷富、汪琼、陈建男与第三人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约定，陈廷富、汪琼、陈建男购买第三人开发建设的位于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建筑面积为91.53平方米，总价款为2654370.00元，折合29000.00元／平方米。最后查明，2014年9月10日，案外人刘兰与第三人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约定，刘兰购买第三人开发建设的位于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建筑面积为141.87平方米，总价款为3901425.00元，折合27500.00元／平方米。 本院认为，根据原被告双方以及第三人诉辩意见，本案争执的焦点为：被告龙行公司未告知（隐瞒）原告其与第三人之间存在委托销售关系（包销）是否能够诱使原告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与被告龙行公司签订《居间服务合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8条：“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之规定，所谓的欺诈指的是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本案中，原告以被告龙行公司未告知（隐瞒）原告其（被告龙行公司）与第三人之间存在委托销售关系（包销），诱使其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与被告龙行公司签订《居间服务合同》为由，请求撤销涉案居间服务合同。本院认为，原告该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理由如下：第一、虽然被告龙行公司与第三人振华公司之间存在委托销售涉案房屋关系（包销），被告龙行公司对涉案房屋享有自主定价权，在2014年11月7日被告龙行公司向原告销售涉案商铺时，原告与第三人振华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载明的涉案商铺的价格为28200.00元/平方米（以建筑面积计价，房号为1-5），该价格与涉案房屋同地段的1-3号商铺的价格27500.00元/平方米（以建筑面积计价，购买时间为2014年9月10日），1-4号商铺的价格29000.00元/平方米（以建筑面积计价，购买时间为2014年9月5日）相比较，符合当时的市场行情。2019年1月8日，原告与被告龙行公司签订居间服务合同时，合同约定，在乙方（被告龙行公司）负责协调与开发公司（第三人振华公司）重新签订该商铺总价为179万（产权面积为99.54平方米）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后，甲方（原告）即刻向乙方支付30万元的居间服务费用。如乙方无法按上述总房款与开发商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甲方按之前已经签订的合同总额支付房款，乙方退还已经收取甲方的50万元。涉案商铺的原价为2807028.00，与179万元之间相差1017028.00元，扣除原告支付的30万元居间费，原告少支付717028.00元价款。原告作为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在与被告龙行公司签订居间服务合同时，前述经济账应该是能够算清楚的，也是心知肚明的。第二、原告已经与第三人于2019年5月1日重新签订涉案商铺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约定的总价款为179万元，且第三人也认可该价格，《居间服务合同》约定的：“在乙方负责协调与开发公司重新签订该商铺总价为179万（产权面积为99.54平方米）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后，甲方即刻向乙方支付30万元的居间服务费用。”，本案支付30万元居间费的条件已经成就，且原告已经履行完毕支付义务（从被告龙行公司于2015年2月5日收取原告的50万元购房款中扣除30万元，余款20万元被告龙行公司已经退还给原告）。综上所述，虽然被告龙行公司向原告隐瞒了其与第三人之间存在包销行为的事实，但是该行为并不能诱使原告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故对原告要求被告龙行公司及黄希黠连带退还30万元居间服务费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同时，对原告要求二被告支付利息损失的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8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赵寿娥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630.00元，由原告赵寿娥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吴运成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四日 书记员  邓 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