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陕71行终112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保兰，女，XXXX年XX月XX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XXXXXXXXXXXXXXXXXX，汉族，住西安市灞桥区。 委托代理人陈郁，陕西科俊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晓燕，陕西科俊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政府新合街道办事处，住所地西安市灞桥区。 负责人张勇博，主任。 委托代理人左晓明，该单位工作人员。 上诉人刘保兰与被上诉人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政府新合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新合街办)不履行征收补偿安置职责一案，不服西安铁路运输法院（2020）陕7102行初946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7年11月10日，西安国际港务区管理委员会发布西港告字【2017】4号《关于XX村搬迁工作的通告》（以下简称4号通告），4号通告搬迁范围第一条：东至西安国际港务区XX街道XX村XX村宅基地地上合法的建（构）筑物和其他附着物。第二条：浐灞渭综合改造一期项目搬迁人是西安国际港务区土地储备中心，征地搬迁安置补偿的组织实施单位是项目所在的新合街道办事处，被搬迁人是搬迁范围内的合法建（构）筑物及其附属物的所有权人。第六条：通告发布当日为搬迁农业人口户籍认定截止日，公安部门暂停办理搬迁范围内常住户口的迁入和分户手续。滋合周村在上述公告的拆迁范围内，2017年8月28日，原告以父母与子女互相投靠为由，申请将户口从陕西省从商洛市丹凤县竹林关镇雷家洞村东沟25号迁到西安市灞桥区XX号（鸽鹁杨为XX村XX村），户主为杨某某（刘保兰儿媳妇），杨某某在滋合周村拥有合法宅基地及房屋。2018年2月3日，根据“一户一宅”的安置补偿原则，新合街办与杨某某签订了编号为259号的搬迁安置补偿协议书，对其宅基地户内5人进行了安置，包括原告所在户户主杨某某，但原告刘保兰未被列为安置人口。2019年12月26日刘保兰向新合街办邮寄了《申请书》，认为其完全符合拆迁安置方案所规定的被安置人员条件，请求新合街办对其进行拆迁安置补偿并作出书面答复。被告未对原告进行安置补偿，未作出书面答复。另查明，2019年11月13日，新合街办作出《关于庾雷雷反映滋合周村拆迁安置补偿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以下简称处理意见书），该处理意见书答复“…你认为需要安置的人口不符合基本安置人口认定标准第2条、第5条规定的条件，所以在本次拆迁工作中不予安置补偿”。庾雷雷就该处理意见书向西安国际港务区管理委员会提出复查申请。2019年11月29日，西安国际港务区信访事项复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作出《信访事项复查不予受理告知单》（以下简称不予受理告知单），该不予受理告知单主要内容为：“…你所反映和申请复查的有关信访事项，主要是要求给予户口迁入的岳父母或公公婆婆进行安置补偿的问题，该诉请既不符合安置政策有关规定，也违背公平公正的社会原则…经研究审议，对你提出来的有关复查要求，决定不予受理。”原告所诉事由涉案情况与上述庾雷雷信访申请事项为同一事项，上述处理意见书和不予受理通知单均已在法定期限内向原告所在户送达，原告当庭予以确认。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焦点为：1.原告刘保兰是否符合安置补偿的条件；2.被告新合街办是否履行法定职责。针对焦点1，本院认为本案原告的核心诉求是请求法院判令新合街办对其进行安置补偿，属履行法定职责之诉。原告刘保兰主张拆迁安置补偿，则应当对其符合拆迁安置补偿的条件承担举证责任。但原告刘保兰提交的证据未能证明其符合安置人员条件，且新合街办与刘保兰户口所在宅基地户主签订的搬迁安置补偿协议书中，刘保兰亦未被列为安置人口，刘保兰不属于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对象。理由如下：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国家征收土地依照法定程序批准后，被征收土地的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应当在公告规定期限内持土地权属证书到公告指定的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征地补偿登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根据上述规定，征收集体土地的补偿安置对象应当是被征收土地的所有权人、使用权人或者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合法所有权人。原告刘保兰当庭确认在拆迁范围内无合法地上附着物及青苗，亦未提交足以证明其在滋合周村对土地拥有所有权、使用权的相关证据。故，原告不符合上述法律法规对安置补偿对象的规定；2.西安国际港务区管理委员会印发西港发【2016】28号《西安国际港务区重点建设项目拆迁补偿安置实施办法》（以下简称28号文件），该文件第二章拆迁安置补偿第二条规定的安置基本原则为：“（一）农户按人安置。即以拆迁安置通告载明的截止日为准，当地公安派出所户口登记在册，参与集体分配的农业人口。（二）祖遗户按户安置。”故原告被确认为补偿安置人员需满足两个条件：（1）2017年11月10日之前即将户口迁入拆迁范围内；（2）参与集体分配的农业人口。根据陕西省实施办法》第八条第五项的规定，将户口从异地迁入的人员，可以成为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并能够参与集体分配的需要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农户代表同意，本案中，原告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已通过上述程序成为案涉村集体经济成员。同时，根据2016年2月西安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实施意见通知》（市政发【2016】6号）文件第十九条：“集体收益分配权以是否拥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为依据，户口登记不作为享有集体收益分配权的依据”，因此本案原告户口迁入拆迁范围内并基于此参加农村合作医疗,并不能证明其当然成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并获得参与集体分配的资格。故，原告不符合28号文件相关安置补偿人员的规定。3.根据西安国际港务区管理委员会第51次专项问题会讨论通过并形成《关于对搬迁安置人口认定的意见》第一条的规定，被认定为基本安置人口需要同时满足五项规定，其中第二项为：“出生地在实施搬迁范围所在村或长期（2015年7月1日前户口登记在该村）在实施搬迁范围所在村有固定住所且居住生活；”第五项为：“具备参与实施搬迁范围所在村集体收益分配资格。”原告刘保兰无证据证明其在该村长期居住生活，其户口于拆迁公告发布之日的2个多月前迁入滋合周村，原告不符合上述第二项关于在搬迁范围所在村长期居住的规定，且原告亦不符合第五项规定。故，原告不符合《关于对搬迁安置人口认定的意见》相关安置补偿人员的规定。因此，原告不符合安置补偿条件，其虽于搬迁安置农业人口户籍截止日前将户籍迁至拆迁安置范围内，但以其户籍证明、参与农村合作医疗为由主张其符合基本安置人口条件，并向新合街办提出补偿安置的申请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针对焦点2，新合街办作出《关于庾雷雷反映滋合周村拆迁安置补偿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该处理意见书详细载明新合街办对原告刘保兰不予安置补偿的依据和理由，进而陈述了最后意见，内容清晰，结论明确。原告收到该处理意见书，在明确获知新合街办认定其不符合安置补偿人员条件，不属于被安置人员的情况下，仍要求被告对其进行拆迁安置，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被告对涉案申请未作再次答复，并无不当。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刘保兰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刘保兰负担。 上诉人刘保兰上诉称，一、上诉人是滋合周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属于安置补偿对象。上诉人的户口是在符合2017年陕西省《推动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实施方案》中关于父母投靠子女落户的政策，同时经滋合周村两委会同意并向上诉人开具准迁手续后潜入滋合周村的，并办理了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参与了滋合周村村委会换届选举。所谓“三分之二以上农户代表同意”并非认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唯一条件，只是个程序性规定，上诉人户口迁入滋合周村后，并无农户对此提出书面反对意见，被上诉人也没有证据证实有农户提出反对意见。上诉人与儿媳杨某某原家庭成员对宅基地享有共同的使用权，滋合周村搬迁安置补偿实施方案的安置依据之一为：拥有合法宅基地手续，安置标准为：农业人口按每人75平方米的标准，以搬迁人一、二层已建房屋产权建筑面积现状置换，故滋合周村拆迁安置是按人头计算而不是按一对一的产权置换计算的。二、一审判决在按照补偿安置实施办法对补偿安置人口条件进行认定后，又根据港务区第51次专项会议形成的《关于对搬迁安置人口认定的意见》重新对拆迁安置人口条件予以认定，认为应满足该《意见》第二项和第五项的规定，存在双重认定。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十三条的规定，对补偿安置人口条件的确定，应当以对外公告并发布的补偿方案为准，安置人口认定标准应以拆迁安置补偿方案为准，户口截止日期应当认定为2017年11月10日。请求法院判决：1.撤销原判，改判支持上诉人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新合街办答辩称，一、2018年被上诉人与上诉人所在户籍之户主签订的《搬迁安置补偿协议书》第一条“乙方房屋现状及被安置农业人口情况”中，对于被安置农业人口有明确的认定，上诉人不属于被安置人口。上诉人所在户籍之户主明确签字认可。该协议书合法有效。上诉人要求拆迁安置补偿，没有法律依据。二、2019年上诉人所在户籍之亲属，向被上诉人提出信访事项，要求给予上诉人拆迁安置补偿。2019年11月13日，被上诉人作出《关于庾雷雷反映滋合周村拆迁安置补偿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信访意见为上诉人不符合基本安置人口认定标准规定的条件，所以在本次拆迁工作中不予安置补偿。后西安国际港务区信访事项复査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作出《信访事项复査不予受理告知单》，复查意见为不予受理。因此，被上诉人已经履行了法定职权，对上诉人的拆迁安置作出了书面答复。上诉人现就同一事项向法院提起诉讼，没有法律依据。三、依据《西安国际港务区重点建设项目拆迁补偿安置实施办法》《西安国际港务区XX村搬迁安置补偿实施方案》相关规定，上诉人不属于应当被认定的被安置人员。四、上诉人系滋合周村将进行拆迁时将户口迁入该村，其要求对其进行安置补偿，既不符合安置政策有关规定，也违背公平公正的拆迁基本原则。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自己属于滋合周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是否属于拆迁安置补偿对象的认定依据是港务区的专项问题会议纪要，且2018年9月20日港务区《关于征迁安置补偿政策实施过程中妥善处置几点问题的指导意见》第2大点第七项对于户籍在被搬迁范围所在村，XX村XX居村民没有直系血亲关系（即生与被生关系）、没有配偶关系的其他亲属（如姻亲关系），一律不予安置。故上诉人不属于安置人口。该诉求既不合法，也不合理。综上所述，上诉人之起诉，依法应予驳回。 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2017年10月25日，浐灞渭综合改造一期项目征地搬迁安置指挥部发布《西安国际港务区XX村搬迁安置补偿实施方案》，第二章“搬迁安置补偿”2.2规定了滋合周村的安置基本原则：（1）农户按人安置。即以搬迁安置通告载明的截止日为准，并在当地公安派出所户口登记在册，参与集体分配的农业人口。（2）祖遗户按户安置。（3）所有被安置人员实行一次性安置。 本院认为，上诉人刘保兰向被上诉人新合街办提交申请，要求被上诉人对其进行拆迁安置补偿，因被上诉人未回复并做出补偿安置决定，上诉人提起本案履职之诉。故本案的审理重点为上诉人是否属于滋合周村搬迁安置补偿对象，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履行补偿安置职责的理由是否成立。综合《西安国际港务区XX村搬迁安置补偿实施方案》及西港告字[2017]4号《西安国际港务区管理委员会关于XX村搬迁工作的通告》的规定，2017年11月10日之前滋合周村户口登记在册，并参与滋合周集体分配的农业人口是认定滋合周村搬迁安置补偿资格的基本条件。本案上诉人刘保兰虽然于2017年8月28日以父母与子女互相投靠为由，申请将户口从陕西省商洛市丹凤县竹林关镇雷家洞村东沟25号迁到西安市灞桥区XX村XX村XX号，但并未提交其参与滋合周村集体分配、享有滋合周村集体收益分配权的证据，故无法认定其属于滋合周村搬迁安置补偿对象，上诉人主张其属于滋合周村搬迁安置补偿对象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要求被上诉人履行补偿安置职责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刘保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柴 苗 审 判 员  衡飞玲 审 判 员  陈泉池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  徐 晟 书 记 员  张慧子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