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京民申4034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北京世纪超星信息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法定代表人：付国明，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娄俊，上海市君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北京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法定代表人：王明舟，社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志录，北京易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琼丹，北京易准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住北京市昌平区。一审被告：绵阳市图书馆，住所地四川省绵阳市。法定代表人：冯小平，馆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娄俊，上海市君悦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北京世纪超星信息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简称超星公司）因与被申请人北京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简称北大出版社）及一审被告绵阳市图书馆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一案，不服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9）京73民终3916号民事判决（简称二审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20年8月17日受理本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2020年9月23日，再审申请人超星公司及一审被告绵阳市图书馆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娄俊，被申请人北大出版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志录、胡琼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查终结。超星公司申请再审称：一、本案事实上系合同关系，而非侵权关系。北大出版社和超星公司之间是电子图书代理销售关系，而非附期限的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许可关系。超星公司与绵阳市图书馆之间是技术服务加电子图书销售合同关系，而非电子图书作品附期限的许可关系。超星公司按照《数字图书合作协议》（简称《合作协议》）的约定将文字作品《“口袋罪”的司法命运：非法经营的罪与罚》的电子图书（简称涉案作品）销售给绵阳市图书馆，系履行合同的销售行为，且北大出版社亦无证据证明超星公司在《合作协议》到期后实施了侵害涉案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为。二、根据《合作协议》之约定，超星公司从北大出版社获得了销售涉案作品的权利，其可通过互联网络或者局域网络向购买用户提供涉案作品的复制件，虽在合同终止后应当停止传播、复制、发行涉案作品，但上述约定不适用于合同期限内购买涉案作品的用户。故北大出版社在合作协议期限届满后要求超星公司以及绵阳市图书馆删除涉案作品并主张构成侵权，不仅违反了其与超星公司的合同约定，亦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三、绵阳市图书馆使用涉案作品的目的合法，且符合《合作协议》的有关规定。绵阳市图书馆从超星公司购买涉案作品的目的在于获得涉案作品的永久使用权，该目的系超星公司履约之后的必然结果，并未侵犯北大出版社的任何权利。四、北大出版社提交的《出版合同》仅有数字出版内容，而数字出版内容不能当然等同于信息网络传播权，故不能认定北大出版社取得了涉案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其无权据此向超星公司及绵阳市图书馆主张权利。五、在北大出版社的侵权损失完全可以查明且有明确在先合作经济收益可作参照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依然使用法定赔偿标准确定畸高的赔偿数额，显然不当。六、二审判决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立法宗旨，破坏了行业惯例且会对图书馆行业和电子图书领域带来严重的社会负面影响。据此，超星公司请求撤销一、二审判决，改判驳回北大出版社的全部诉讼请求。北大出版社服从二审判决。绵阳市图书馆同意超星公司申请再审的意见。再审期间，超星公司向本院补充提交了（2020）川绵州内证字第3603号公证书及（2015）海民知初字第26904号在先判决书，用以证明其系在《合作协议》期限内将涉案作品销售给绵阳市图书馆，不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院经审查认为：一、关于北大出版社是否具备提起诉讼的主体资格本案中，超星公司主张北大出版社提交的《出版合同》仅有数字出版内容，不能认定北大出版社取得了涉案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故北大出版社不具备提起本案诉讼的主体资格。首先，关于北大出版社是否具有提起本案诉讼的主体资格问题，一审判决已有详细论述，而超星公司在二审期间对一审的相关认定并未明确提出异议，在无其他相反证据的基础上，再审期间其再次对北大出版社的主体资格问题提出异议，缺乏法律依据。其次，对合同的解释应遵循整体解释的原则，应结合合同关于当事人权利义务的约定，对相关术语作出符合合同目的的解释，而不宜依据该术语的字面含义径行作出认定。从《出版合同》的内容来看，虽其未直接提及“信息网络传播权”，但其第一条约定涉案作品作者授权北大出版社在授权区域“以纸质图书和数字形式（包括但不限于光盘、硬盘等有形载体和有线及无线网络传播）出版发行上述作品”特定文本的专有使用权，即该合同已明确约定北大出版社可以通过有线及无线网络传播等形式将作品公之于众。考虑到有线及无线网络传播等数字形式不受时间、地域范围限制的特点，不特定公众可以在任何时间和地点通过有线或者无线方式获取涉案作品，其实质上涵盖了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内容。据此，可以认定涉案作品作者已将其信息网络传播权授予北大出版社。在此基础上，北大出版社具备针对侵害涉案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为提起诉讼的主体资格。二、关于超星公司与北大出版社的关系认定本案中，超星公司主张其与北大出版社之间是电子图书代理销售关系，而非附期限的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许可关系，据此主张一、二审判决的相关认定错误。合同的定性应当依据合同中关于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的具体内容加以判断，而如前所述，合同的解释应当遵循整体解释的原则。首先，根据《合作协议》第二项有关合作方式的规定“北大出版社授权并许可超星公司将其出版的纸质图书（具体品种由双方另行确定）以电子图书的形式通过互联网或局域网进行传播的非专有性权利”，上述有关权利客体、内容的约定使得不特定公众可以在任何时间和地点通过有线或无线的方式获得超星公司提供的作品，即其已涵盖了著作权法所限定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内容，据此超星公司获得了北大出版社授予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其次，《合作协议》约定了三年的期限，期限届满后，超星公司应当停止传播、复制、发行授权作品，即超星公司获得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是有期限的。第三，在《合作协议》对北大出版社有关履行义务的唯一约定中，明确提出要求北大出版社保证已经获得所授权图书的著作权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授权，如因授权图书的版权问题而引起的纠纷及责任均由北大出版社承担。可见，北大出版社获得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作为《合作协议》的核心已经构成双方履行《合作协议》的前提和基础。第四，《合作协议》在超星公司权利义务的约定中虽客观存在“销售”的字样，但根据该合同的整体解读，“销售”均系经北大出版社授权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具体实现路径。鉴于此，基于《合作协议》的有关约定，北大出版社与超星公司之间系附期限的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许可关系，而并非超星公司所述的一般意义上的代理销售关系。三、关于超星公司与绵阳市图书馆是否侵犯了北大出版社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本案中，超星公司主张其在《合作协议》有效期内将涉案作品销售给绵阳市图书馆，且在有效期后未再实施销售行为，故超星公司与绵阳市图书馆并未侵犯北大出版社的信息网络传播权。首先，基于现有证据可知，涉案作品系存储在绵阳市图书馆的本地服务器中，而绵阳市图书馆与超星公司在二审诉讼程序中亦均认可超星公司系通过镜像技术将电子图书完全复制到绵阳市图书馆本地服务器，并持续提供更新服务，从而获得相应对价，最终使得涉案作品通过绵阳市图书馆的系统实现对外的在线阅读或下载，即涉案作品通过绵阳市图书馆与超星公司所实施的分工合作的上述行为处于不特定公众在其选定的时间和地点可以获得的状态，落入了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权利范畴。其次，绵阳市图书馆与超星公司虽签订了《读秀更新服务费订置合同》，但该合同得以履行的基础在于超星公司通过《合作协议》获得的涉案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在《合作协议》终止的情况下，绵阳市图书馆未经许可继续对外提供在线阅读或下载服务的行为已经构成对北大出版社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犯。第三，超星公司基于《合作协议》获得了涉案作品附期限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在超星公司明知其与北大出版社签订的《合作协议》即将于2016年11月20日到期的情况下，仍然于2016年6月与绵阳市图书馆签订为期两年的《读秀更新服务费订置合同》，且继续对涉案作品提供技术支持、售后服务，已经构成对北大出版社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犯。绵阳市图书馆对涉案作品的来源等未经审查，亦未尽到最基本的注意义务，二者主观上均难言善意。鉴于此，超星公司与绵阳市图书馆的涉案行为共同侵犯了北大出版社所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四、关于一审法院所确定的赔偿数额是否适当本案中，超星公司主张，在北大出版社的侵权损失完全可以查明且有明确在先合作经济收益可作参照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依然使用法定赔偿标准确定畸高的赔偿数额，显然不当。但超星公司并未提交确切的证据证明北大出版社因被控侵权行为的实际损失或超星公司因被控侵权行为的实际获利，亦未提交相应的许可合同等供参考，据此一审法院综合考虑作品的类型、被控侵权行为的性质、后果等因素酌情确定赔偿数额，并无不当；二审判决对此予以维持，亦无不妥。超星公司的相关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超星公司的其他再审理由或缺乏事实依据，或与本案的审理并无必然的法律关系，且其在再审期间当庭补充提交的新证据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均不再详细评述。综上，超星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北京世纪超星信息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王东勇审 判 员 吴 静审 判 员 郭 伟二〇二〇年九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王媛媛法官助理 高 歌书 记 员 王婉晨书 记 员 刘 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