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16民终143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熊治国，男，1984年2月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现住北京市朝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明，北京盈科（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艳霞，女，1984年5月1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保定市新市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小雨，四川鑫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熊治国因与被上诉人高艳霞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人民法院(2019)川1603民初7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熊治国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高艳霞的全部诉讼请求；2.依法判决高艳霞向熊治国支付5万元增资垫付款对应15.68%股份的增资金额（5万元增资款50000*15.68%）共计7,840元并支付同期利息；3.依法判决高艳霞向熊治国支付因违反合同约定延期6个月支付30万元合同款项的应付违约金36,000元；4.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高艳霞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判决称“原被告应为合伙法律关系”系事实认定错误。双方签订的《股权募资合作协议书》实质上是委托合同。因持股比例有所变动，双方前后签订了三份合作协议，约定由熊治国代持高艳霞股份，目标项目由成都温江区万春田园花果农场（以下简称花果农场）变更为成都绿水金温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温公司）并完成工商登记，后又变更为成都温江区万春田园果蔬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万春田园合作社），高艳霞委托熊治国购买并代持股份，高艳霞支付对价80万，由花果农场朱自成及周建英全部收讫。高艳霞书面同意放弃股权对应股东的投票权及决策权，不参与、且不干预公司经营管理。协议对股份代持费作了明确约定。双方之间的委托关系不因公司注销变更为合作社而改变。2.一审判决称“高艳霞的合伙出资已经完全到位”、“已经履行了出资义务”系认定事实错误。本案并非出资，而是股权转让。3.一审判决称“熊治国对于其在专业合作社的出资及份额，几次陈述前后不一”系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庭审及判决中，多次将购买股权支付的价款与出资混为一谈。原金温公司已作价600万元计入万春田园合作社出资，熊治国代高艳霞履行了5万元对应的增资义务，金额为7,840元，高艳霞应支付给熊治国。4.一审判决称“被告侵害原告权利”系事实认定错误。熊治国依据合同于2017年、2018年向高艳霞支付分红，并将冯思义支付的股权转让款141,120元全额支付给高艳霞。相反，高艳霞至今未支付熊治国代为支付的增资款，其延期支付30万元股权转让款也使熊治国遭受损失。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解除股权转让合同及代持合同，直接让熊治国退款并继承高艳霞的隐名股份，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没有法律依据。2.如要解除熊治国与高艳霞的合作协议，就要由收取股权转让款的朱自成及周建英退还股权出让款80万元并解除高艳霞将部分股权转让给冯思义的股权转让合同，高艳霞应返还取得的两年分红。3.一审判决认为高艳霞要求撤回投资款符合协议约定是错误的。合作协议对撤资的约定违反了公司法相关规定，撤资约定应当无效。倘若撤资约定有效,按约定撤资时资金总额为出资方股份比例所占合作社总资产额,是否盈亏需要审计,合作社目前处于亏损状况，高艳霞要求返还本金不符合约定。综上，高艳霞因收益与预期相差太大，为减小投资损失，以知情权被侵害为由提起诉讼，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查明案件事实，支持熊治国的上诉请求。 高艳霞辩称：熊治国一审中并未提起反诉，关于熊治国的第二、三项上诉请求二审法院应不予审查，高艳霞亦不同意在二审中一并审理。熊治国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1.根据协议约定，双方以股份合作方式共同出资成立目标公司，双方确立为合作关系，合伙关系是熊治国代高艳霞行使出资权益的基础。熊治国将代为行使出资权益与委托购买股权混为一谈，严重脱离了合作协议签订的目的。2.结合原审双方提供的证据，熊治国系万春田园合作社的原始发起人及出资人，双方的最终投资目标为万春田园合作社，并非已注销的金温公司。花果农场作为个体工商户仍继续存在，与本案以及高艳霞无任何关系，熊治国一审中就其投入万春田园合作社的资金全部称之为“出资”，并未称为股权转让款，可见熊治国前后自相矛盾。3.有限责任公司只有在行使优先认购权后才存在对新增资本的出资义务，没有法律规定合作社的增资是出资人的法定义务，关于增资仅是熊治国的单方陈述，且合作社仅高艳霞一人足额缴纳出资，高艳霞不应承担增资义务。4.吸纳新成员冯思义、提取合作社40%利润作为其管理费以及其他重大事项，熊治国均未如实告知高艳霞，严重侵害了高艳霞的知情权。5.高艳霞获取的141,120元系根据合作协议约定，股权压缩后应予退还的金额，高艳霞与冯思义之间不存在股权转让合同。6.高艳霞并非放弃其所对应股份的权利，而是交由熊治国代为行使，高艳霞提出和解方案要求实名登记加入合作社参与经营，熊治国拒绝，高艳霞已无其他救济途径。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本案是就成立万春田园合作社而产生的合伙协议纠纷，故本案不应适用公司法规定，不存在协议约定违反公司法之规定而无效。在不存在亏损及对外债务的情形下，万春田园合作社的其余成员均未出资到位，另，熊治国严重侵犯高艳霞知情权且额外增加高艳霞负担，一审判决解除合同，保障了高艳霞依法行使法定解除权及约定解除权。熊治国应依据合同约定返还剩余投资款，即便将协议认定为代持股协议，也应优先尊重双方意思自治，高艳霞可按双方约定的处理方式撤资。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判决，驳回熊治国的上诉请求。 高艳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高艳霞与熊治国双方签订的《股权募资合作协议书》；2.熊治国归还高艳霞的投资款657,460.8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657,460.80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9年4月23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3.判令熊治国支付违约金24万元；4.本案保全申请费5000元及诉讼费由熊治国承担。诉讼过程中，高艳霞将第2项诉讼请求变更为：熊治国归还高艳霞的投资款658,88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其中以80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4月23日起计算至2018年1月27日止；以658,880元为基数，自2018年1月28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朱自成与唐艳英系夫妻、周建英与李湿成系夫妻，两家共同经营花果农场，该农场性质为个体工商经营户。2017年6月，花果农场折价260万元，由熊治国与其胞妹蔡亚莉出资130万元购买花果农场50%的份额，其中熊治国占30%、蔡亚莉占20%。后成立金温公司，股东为朱自成、周建英、熊治国、蔡亚莉，股份分别为25%、25%、30%、20%。熊治国所持有30%的股份中，由高艳霞出资80万元给熊治国，高艳霞的股份由熊治国代持，二人共同占公司股份30%，其中高艳霞占19.6%，熊治国占10.4%。高艳霞于2017年6月5日、12月20日分别转款给熊治国50万元、30万元。之后，注销了金温公司，成立了万春田园合作社。 2017年8月，蔡亚莉、李湿成、朱自成、熊治国、周建英、唐艳英申请设立万春田园合作社，同年8月25日，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颁发该合作社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该名称保留至2018年2月22日。2017年8月28日召开了设立大会，一致通过了章程。章程载明，本社由蔡亚莉、朱自成、李湿成、熊治国、周建英、唐艳英6人发起，成员出资总额600万元。主要业务范围为种植、销售：水果、蔬菜、花卉；苗木；园林绿化工程设计、施工、养护；农业观光旅游。本社对由成员出资、公积金、国家财政直接补助、他人捐赠以及合法取得的其他资产所形成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和处分的权利，并以上述财产对债务承担责任。每年提取公积金，按照成员与本社业务交易量（额）依比例量化为每个成员所有的份额。本社为每个成员设立个人账户，主要记载该成员的出资额、量化为该成员的公积金份额以及该成员与本社的业务交易量（额）。本社成员以其个人账户内记载的出资额和公积金份额为限对本社承担责任。本社实行独立的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严格按照国务院财政部门制定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制度和会计制度核定生产经营和管理服务过程中的成本与费用。本社社员认缴的出资额，须在四十年内缴清，出资时间2057年7月13日，等等。大会选举蔡亚莉、李湿成、熊治国、周建英、唐艳英为合作社理事，蔡亚莉为合作社理事长（法定代表人），朱自成为执行监事，任期二年。万春田园合作社成员出资清单载明：朱自成90万元、周建英60万元、唐艳英60万元、李湿成90万元、蔡亚莉120万元、熊治国180万元，出资方式均为货币，份额分别为15%、10%、10%、15%、20%、30%。2017年11月10日成都市温江区市场与质量监督管理局核发了营业执照。2018年1月17日社员大会决议吸收冯思义为会员，万春田园合作社出资总额由原来的600万元增加至750万元，份额分别为朱自成12%、周建英8%、唐艳英8%、李湿成12%、蔡亚莉16%、熊治国24%、冯思义20%，新增的150万元由冯思义出资，出资方式为货币，出资时间为2057年7月13日，并修改了章程、成员出资等相关的内容。2018年4月9日社员大会同意变更合作社的业务范围，增加了餐饮服务、会议服务，住宿服务、仓储服务（危险品除外）。冯思义实际出资为112万元。 万春田园合作社增加冯思义为成员后，熊治国与高艳霞通过微信聊天方式协商原份额等比压缩80%，即熊治国在万春田园合作社的份额为24%，其中高艳霞份额为15.68%、熊治国份额为8.32%。 2018年1月，高艳霞作为出资方，熊治国作为募资发起方签订了《股权募资合作协议书》，约定主要内容为：双方自愿以股份合作方式，共同出资成立金温公司，并由募资发起方（以下简称发起方）进入公司参与经营，出资方股份由发起方代为持有，即发起方为名义股东，出资方为实际股东，享有分红权益。此次募款目的是所持的目标公司为万春田园合作社。出资方认购80万元，占农场整体股权15.68%。在日后经营中，如果公司经营者决定再融资，新出资方将会获得一部分股权，原股东（包括出资方）股权将被等比压缩。发起方为本项目付出的人力、财力及艰辛的工作，属于发起方为本项目的股份投入资本金。在股权转让完成后，发起方将进入公司，参与经营管理、行使股东职权。出资方不得干预项目的具体业务开展和经营等各项事务。出资方作为公司部分股权的实际拥有者，拥有知情权和参与权，公司做出重大经营决策时需告知出资方。出资方享有项目资产所获利润的权利。权益比例为出资方占公司整体股权份额比例。发起方不得以任何理由侵占出资方权益。出资方为发起方所承担的包括但不限于经营、管理的责任，和参与公司经营所付出的时间、智力、劳动致富所获分红的一定比率作为报酬。当发起人收到分红，需在7个工作日内完成向出资方发起转账。如果发起方侵害出资方利益，出资方有权提出撤资要求，并给予发起方三个月资金准备时间。无论转让、回购、撤资，分红结算均以上月经营结果为限。双方共同承担项目经营性亏损和相关经济赔偿责任。出资方有权调查公司经营状况，发起方如果在权利范围内的事宜，有权配合出资方调查。若发起方侵害出资方利益，发起方有责任更正，并补偿所受侵害利益两倍额度作为惩罚。协议书尾部有双方的签字及捺印，并留有公民身份号码及手机号码。落款时间为2017年12月19日。 冯思义出资的112万元转让款，留下40万元（冯思义另出资10万元）用于合作社生产经营，剩余72万元由其他社员按份额予以了分配。熊治国分得18万元转让款后，按高艳霞19.6%份额分给了高艳霞141,120元。 熊治国向一审法院提供的万春田园合作社出具的股东出资证明（加盖有合作社财务专用章）二份，证明的主要内容为：（第一份）截止2018年1月1日，万春田园合作社原始股东朱自成、周建英、熊治国、蔡亚莉已按股份比例出资完毕。熊治国出资78万元购得花果农场30%股份、蔡亚莉出资52万元购得20%股份，之后朱自成、周建英、熊治国、蔡亚莉将其持有的花果农场以实物方式出资于金温公司，后重新注册为万春田园合作社。自2017年5月1日后按各自股权比例累计出资120万元投入运营、土地转让、设施建设、改造等事务。出资具体情况：朱自成130万元、周建英130万元，出资时间2017.05，出资方式为原花果农场资产；熊治国于2017.6.16、9.10、9.14、12.23分别转账给周建英40万元、18万元、9万元、30万元；2017.6.16熊治国代蔡亚莉转账10万元给周建英，2017.9.4蔡亚莉转账给周建英19万元。2017.5.7-10.14蔡亚莉以1-5万元不等分10次以现金、微信、支付宝转款方式向周建英付款共计28万元；2017.5-12月，朱自成多次为熊治国垫支17万元、蔡亚莉垫支2万元，周建英多次为蔡亚莉垫支7万元；朱自成、周建英通过累计支付采购费分别完成各自出资25万元。2017.12.30朱自成、周建英、蔡亚莉分别从股权转让款中扣款5万元、5万元、10万元。（第二份）自2018年1月1日后按各自股权累计出资60万元投入运营、购买设施、改造、修缮等事务，各自出资额度及到位情况：收款账户为万春田园合作社，2017.12.30从股权转让款中扣款熊治国12万元、蔡亚莉8万元、朱自成+唐艳英10万元、周建英+李湿成10万元、冯思义现金10万元；2018.5.23熊治国银行转账1.2万元、0.8万元（代蔡亚莉），2018.5.11朱自成+唐艳英现金1万元，2018.5.3周建英+李湿成现金1万元，2018.5月冯思义现金1万元；2019.12.28熊治国转账1.2万元，2019.12月朱自成+唐艳英、周建英+李湿成、冯思义转账1万元，蔡亚莉0.8万元暂未出讫。 经调取周建英2017.01.01-2019.11.30建设银行尾号3821账户的交易明细，显示2017.6.16熊治国以及熊治国代蔡亚莉转给周建英的40万元、10万元，附言为股权转让首付款；2017.9.4蔡亚莉转账给周建英19万元，附言为购买花果农场50%股份的二次付款；2017.9.10、9.14、12.23熊治国分别转账给周建英的18万元、9万元、30万元，附言分别为二期付款第一笔、二期款第二笔、股权转让二期款。周建英前述账户中未查找到出资证明中2017年度的其他各项出资的对应交易明细，熊治国未提供相关的转账记录、银行流水或其他证据予以证明。对合作社成员另行投资的打造费用，除冯思义股权转让款扣除40万元，另加冯思义投入10万元，2018年底每家出2万元、2019年底每家出1万元外，其他的并无投入公司的转款依据。 熊治国对于其在万春田园合作社的出资及份额，几次庭审中的陈述前后不一。第一次庭审中陈述，占20%的份额，出资140万元（含高艳霞的80万元）。...新认缴出资额150万元，实缴部分未体现，持股20%，是认缴部分。...出资是与蔡亚莉在一起，二人实际出资一样多，当时总资金200万元，高艳霞出资80万元、熊治国出资60万元、蔡亚莉出资60万元。冯思义实际出资112万元到位，因经营上的问题将出资资本做大，另外38万元是走账了的，没有实际交公司。第二次庭审中陈述,高艳霞的份额是约定好了的，不必追究熊治国的出资...第三次庭审中陈述：具体出资以工商登记为准，是否出资到位看公司的意见，熊治国未参与管理不清楚。冯思义出资全部到位了的，熊治国出资114万元（含高艳霞的80万元），蔡亚莉在2017年9月出资40多万元，后面是否出资不清楚。其他成员出资是认缴的，认缴期限40年，熊治国是按比例进行认缴，其他人也是按照约定认缴出资。...2018年底每家出2万元、2019年底每家出1万元，是额外出的钱不是分红的。...熊治国出资114万元（含高艳霞的80万元）占全部出资额的63%，其他的除冯思义外，熊治国不清楚。 万春田园合作社并未按照章程规定为每位社员开立账户。熊治国未提供万春田园合作社为社员开立个人账户，并记录个人出资额、公积金情况的依据。熊治国称万春田园合作社至今不存在亏损，对外无债务。熊治国提供的2018年度万春田园合作社的收支记录，为手写在笔记本上的流水，通常是几天至一个月为一页，按天记录收支并汇总，由冯思义、蔡亚莉、周建英三人或其中二人签名确认。收入部分存入公账，也有个人微信收款，还有现金（备用金）、零钱由个人保管等，无相应的票证。 熊治国通过与高艳霞微信聊天的方式，告知高艳霞合作社相关信息：冯思义加入合作社，协商等比压缩份额；冯思义到账股权转让款72万元应分给高艳霞141,120元；2018年3月微信转2017年分红3,700元；2018年5月4日告知合作社追加5万元投资，高艳霞应出资7,840元，高艳霞以资金困难表示无力再出资；2019年1月21日告知，2018年利润总共60万元，扣除6万元后用于管理提成21.6万元（54万元×40%），剩余60-6-6-21.6=26.4万元。25万元用于股东分红，剩余金额留作一些设施修缮（停车场、化粪池、灯...），高艳霞应分红3.92万元，扣除上次应追加出资7840元，转高艳霞31,360元分红款。 熊治国对合作社社员（包括本人）的实际出资情况未向高艳霞披露；对合作社的经营管理模式，包括2018年由冯思义管理，特别是冯思义需要提取当年利润的40%作为其管理费，未在作出决定时也未在分红前告知高艳霞；对出资款项的用途，追加出资款的实际用途，未告知高艳霞；对合作社收支、盈余均未提供相应的财务资料佐证，未定期告知合作社的收支具体明细，亦不同意高艳霞加入合作社的成员微信群。 一审法院认为，高艳霞与熊治国签订的《股权募资合作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合同依法成立，双方应按合同约定享有权利承担义务。因本案系在前述协议履行过程中出现高艳霞以熊治国侵害其权益为由，主张出资结算与退还所发生的纠纷，高艳霞与熊治国之间应为合伙法律关系。高艳霞已按协议履行了出资义务，虽然依据协议，其不能参与合作社的事务，不得干预项目的具体业务开展和经营等各项事务，但作为实际的出资人之一，对重大事项拥有知情权并有获得相应利润等权利，而熊治国作为出名营业人，负有及时披露重大事项及支付利润（即分红款）的义务，如有将隐名出资人的出资滥用于契约外的目的，营业方法不适当、怠于执行业务、虚报或谎报经营损益、延迟利益分配等，均构成损害隐名出资人权益的行为。 熊治国提供的专业合作社的出资证明以及银行转账凭证，仅能证明熊治国、蔡亚莉出资130万元（含高艳霞支付的80万元）购买原花果农场50%份额；冯思义加入合作社出资的一部分，其他成员予以了分配，该部分增资亦未完全进入合作社账户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调取的合作社等相关银行账户交易明细，结合合作社章程有关成员认缴出资40年内缴清的约定，以及熊治国对成员包括自己的出资在几次庭审中说法前后矛盾，故一审法院对熊治国等合作社成员出资完毕的主张不予采信。 依据本案查明的事实，熊治国虽然给高艳霞支付了2017年、2018年度分红款，但仅通过微信告知合作社增加社员、出资份额变更及年底年度分红和部分追加生产经营投入的情况，存在损害或可能损害高艳霞知情权以及收益的如下事实：1.对合作社成员包括熊治国本人的实际出资、认缴数额未予以告知，存在高艳霞已足额出资而熊治国等合作社成员未足额出资情形下，生产经营追加投入时仍要求高艳霞分担的事实，该事实额外增加了高艳霞的出资义务。2.合作社未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规定和章程的约定，为成员设立个人账户并记录成员的出资额、公积金份额等；合作社管理不规范，生产经营未完全通过合作社账户进行收支结算，无收支票证等财务资料。熊治国作为合作社成员，并代持高艳霞的出资份额，更有义务要求合作社按章程与相关法律的规定规范管理，确保合作社财务资料完整、账务清晰，进而消除高艳霞的合理怀疑。3.熊治国仅在年底分红时笼统告知利润、分红数额，且未提供具体详单、财务票证佐证，未按照《股权募资合作协议书》的约定，即时或定期向高艳霞告知合作社生产经营的重大事项及收支、盈余等情况。4.2018年度由冯思义经营管理须提取利润的40%作为冯思义的管理费，应为协议约定的重大事项，本应在作出该决议时及时告知而未告知，且未提供合作社成员作出该决议以及合作社将该笔管理费实际支付给冯思义的凭证等证据佐证,等等。虽然合作社的成员之间对合作社的收支、盈余情况可能是知晓的，但对于不能参与合作社事务的高艳霞而言，却无法了解相关实情。高艳霞作为投资人只能被动地通过熊治国的微信聊天方式了解合作社的部分情况，熊治国对合作社成员实际出资、生产经营管理方式、收支等重大事项未予以告知，严重损害了高艳霞应有的知情权，进而存在损害高艳霞出资回报的可能性。同时，在合作社成员出资未完全到位，而高艳霞的合伙出资完全到位的情况下，合作社生产经营所需，仍要求高艳霞另行出资，也损害高艳霞的权益。故高艳霞的合同目的已不能实现，其提出解除双方签订的《股权募资合作协议书》的诉讼请求，应予以支持。因熊治国自认合作社不存在亏损及对外债务，且合作社每年予以分红，仍处于存续状态等事实，加之熊治国等合作社成员的出资尚未完全到位，故合作社不存在亏损。在合作社不存在亏损的条件下，高艳霞要求熊治国退还其投资款，也符合协议有关“如果发起方侵害出资方利益，出资方有权提出撤资要求...”的约定，故对高艳霞要求熊治国退还其投资款658,880元（800,000元-141,120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因2017年、2018年度高艳霞享受了分红利益，故高艳霞主张退还投资款的资金利息，一审法院酌定自提起诉讼之日起，按年利率6%标准计算。协议中约定的违约责任为补偿所受侵害利益两倍额度作为惩罚，高艳霞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所受侵害利益损失大小，高艳霞主张熊治国支付违约金24万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再支持。据此，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九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解除高艳霞与熊治国之间的《股权募资合作协议书》；二、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熊治国向高艳霞退还投资款658,880元并自2019年5月13日起按年利率6%的标准计付资金利息至实际付款之日止。三、驳回高艳霞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775元，由高艳霞负担2,387元，熊治国负担10,388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高艳霞负担1,186元，熊治国负担3,814元。 二审中，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熊治国提交了两份《股权众筹合作协议书》，拟证明熊治国在协议签订过程中没有诱骗高艳霞，高艳霞是到现场考察后自愿追加资本和金额的。高艳霞质证意见：对两份协议的合法性、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关联性有异议，协议达不到熊治国的证明目的，结合双方微信聊天记录，熊治国对高艳霞系有明显的诱骗，而且本案案涉80万元款项，是以万春田园合作社为合作目标，前两份的合作目标是注销的金温公司，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认证认为，两份《股权众筹合作协议书》与本案的《股权募资合作协议书》共同展现了两人合作的经过，应予采信。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除与一审认定的一致外，另查明：2017年6月5日，熊治国（众筹发起方）与高艳霞（出资方）签订《股权众筹合作协议书》，约定双方以股份合作方式共同出资购买花果农场股份，出资方认购50万元，占整个项目股权的12.25%，其余内容与《股权募资合作协议书》基本一致。2017年6月19日，熊治国（众筹发起方）与高艳霞（出资方）再次签订《股权众筹合作协议书》，约定双方以股份合作方式共同出资成立金温公司，出资方认购80万元，占整个项目股权的19.6%，其余内容与《股权募资合作协议书》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熊治国上诉请求中的第二、三项性质上属于反诉，因高艳霞不同意调解，本案不作处理，当事人可另行起诉。《股权募资合作协议书》系熊治国与高艳霞为了合作投资万春田园合作社而签订的主要内容为熊治国代持高艳霞出资份额的协议，该协议为合同法没有明文规定的合同，应当优先适用合同法总则有关规定。熊治国关于《股权募资合作协议书》实质为委托合同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一审判决认定该协议为合伙协议亦存在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本案案由应为合同纠纷。本案中，签订《股权募资合作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履行。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高艳霞要求解除《股权募资合作协议书》是否符合法律规定；2.高艳霞要求返还其出资款的诉请应否支持。 一、关于高艳霞要求解除《股权募资合作协议书》是否符合法律规定问题。 本院认为，高艳霞要求解除《股权募资合作协议书》不符合合同法规定的单方解除条件。从《股权众筹合作协议书》、《股权募资合作协议书》的名称和内容看，高艳霞是以委托持股方式投资，其根本目的是获取投资回报，而不是参与公司或合作社管理。隐名出资方式决定了其无法直接行使知情权，因对于公司或合作社而言，知情权主体是股东或合作社成员，高艳霞欲行使合同约定的知情权，须待熊治国先行使知情权，高艳霞只能依约定要求熊治国履行告知义务，若熊治国违约，可以追究其违约责任，但熊治国侵犯高艳霞的知情权，不必然导致其投资回报受损，以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即使熊治国及时将2018年度由冯思义经营管理须提取利润的40%作为冯思义的管理费之事告知高艳霞，也不能改变成员大会的决议。本案中，高艳霞举示的证据不足以证明熊治国侵害了其利益，对此应由其承担不利后果。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熊治国向高艳霞支付了2017、2018年度分红和冯思义的股权（出资份额）受让款，追加出资也曾按协议约定与高艳霞进行过协商。至于合作社成员出资及管理是否规范，属合作社内部治理问题，高艳霞可以通过熊治国向合作社及其他成员主张权利。故高艳霞以熊治国严重违约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为由要求解除合同，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高艳霞要求返还其出资款的诉请应否支持问题。 本院认为，高艳霞要求返还其出资款的诉请不应得到支持。首先，其要求撤资不符合合同约定。《股权募资合作协议书》6.2.1约定，如果发起方侵害出资方利益，出资方有权提出撤资要求，并给予发起方三个月资金准备时间。该条应视为双方约定了撤资条件即“发起方侵害出资方利益”，对于“发起方侵害出资方利益”的理解，结合协议书“8.1若发起方侵害出资方利益，发起方有责任更正，并补偿所受侵害利益两倍额度作为惩罚”可知，该利益可以量化为损害赔偿金额。本案中，高艳霞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所受损害的大小，故高艳霞要求撤资不符合合同约定。其次，高艳霞要求解除《股权募资合作协议书》时全额返还其出资款缺乏依据。根据《股权募资合作协议书》约定，撤资时对应资金总额为出资方股份比例所占公司总资产额。《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二十八条规定“成员资格终止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当按照章程规定的方式和期限，退还记载在该成员账户内的出资额和公积金份额；对成员资格终止前的可分配盈余，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向其返还。资格终止的成员应当按照章程规定分摊资格终止前本社的亏损及债务”。故高艳霞主张返还其658,880元出资款没有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一审判决根据熊治国的陈述推定合作社不存在亏损显然缺乏事实依据。 综上所述，高艳霞要求解除《股权募资合作协议书》并返还其出资款的诉请，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熊治国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若熊治国经努力仍不能让高艳霞显名成为合作社成员，且高艳霞仍要求撤资，双方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协商解除《股权募资合作协议书》，由熊治国按章程规定转让高艳霞的出资或按退社等方式予以妥善处理。若高艳霞以后有证据证明熊治国侵害其利益，可另案主张权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人民法院(2019)川1603民初740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高艳霞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2,775元,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高艳霞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2,775元，由高艳霞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胡 成 审 判 员  阳晓川 审 判 员  张登贵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  刘春霞 书 记 员  程静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