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06民初2523号 原告：蒋勤芬。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君，男，杭州市西湖区。 被告：杭州市蒋村乡深潭口村经济合作社。 法定代表人：沈妙泉。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乐安，浙江民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蒋勤芬诉被告杭州市蒋村乡深潭口村经济合作社侵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29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6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君，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乐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报本院院长批准，延长一个月的简易程序审理期限。本案经当事人和解未果。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支付原告自2009年至2018年的深潭口村集体经济收益中应分配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原告所得款项共计49000元；2.被告支付原告上述款项延迟支付的利息12660元（按当年应发分红款数×银行贷款利率6%×拖欠年数计算）；3.被告支付拖欠原告的土地征用补偿款12000元；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审理中，原告撤回第2项诉请。事实和理由：原告是蒋村乡深潭口村二组的居民（在撤村建居前系村民），并享有第二轮土地承包经营权。2004年5月深潭口村全村撤村建居，所在的集体土地被征用。2004年7月，深潭口社区制定了《深潭口村关于土地征用安置费分配的实施意见》，其中第四条规定：人口计算时间，按杭州市国土资源局征用土地冻结时间2004年5月8日24：00前撤村建居的本村在册农转非人员。原告在××村××长大，一直到撤村建居前均系农业常住户口人员，因此原告是深潭口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集体组织经济成员资格分配权益收益，（2011）杭西民初字第710号判决书中也确认了原告的资格。原告在2004年-2009年均享受到深潭口村的土地征用补偿款项的分配，由此证明被告认可原告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与其他普通村民享有相同的权利。在深潭口村经济合作社改革股权量化时，被告依据股份分配原则，确认原告是基本股民，享有人口股3股、土地股2股、农龄股0.8股合计5.8股的基本股民待遇。2009年开始，被告开始向原村民也就是现在的基本股民就村集体经济收益进行分配，分别为：2009年分配每人2000元，2010年分配每人3000元，2011年分配每人4000元，2012年分配每人4000元，2013年分配每人4000元，2014年分配每人4000元，2015年分配每人4000元，2016年分配每人6000元，2017年分配每人8000元，2018年分配每人10000元，共计49000元。无奈，上述款项的分配，被告没有发放给原告，原告多次向被告催讨均被无理拒绝。原告认为，根据《西湖区股份经济合作社股权量化的指导意见》“三、基本股东的股份享受和基本条件”中“4、基本股东的确定”：第（1）项“己取得二轮土地承包权的农业户口人员”可以确认为基本股民；第（10）项“征地货币安置农转非的婚嫁妇女，不论婚嫁和户口变迁，应在农转非所在村享受基木股东待遇”。原告从出生××村××组农业户，一直与之形成固定生产、生活关系，且2004年5月8日杭州市国土资源局征用土地冻结令发布撤村建居时，原告是在册常住农业人口，在深潭口村进行农转非，同时依据该指导意见第4条第（18）项“撤村建居农转非作为基本股东身份确认和股份量化重要截止日”。因此，确认原告是被告基本股民毫无疑问。综上政策规定和事实依据，原告应该在深潭口村享受基本股民待遇，享受与其他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一样的集体经济收益分配的权利。另，原告系被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被告（前身是西湖区蒋村街道深潭口社区居委会，一套班子两块牌子，社区撤销后经济权利义务由经济合作社承担）于2007年12月21日制定《2007年深潭口社区发放现征土地补偿费分配方案》，第一条规定“原来分配过安置费5.3万元的人员再给予分配土地补偿费1.2万元／人”，然而拒绝分配给原告，理由是原告的户口已于2006年11月22日从深潭口村迁出，根据方案规定不给予分配。该规定是无效和违反法律规定的，因此原告多次连同其他诉请向被告申请并信访，均无法得到解决，故诉至法院。 被告辩称，一、被告并未完成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因此并未完成股权量化。原告主张其作为被告的基本股东，该主张不能成立。二、原告非被告社员，根据《浙江省村经济合作社组织条例》第十七条规定，具有经济合作社社员资格的前提是户籍在本村。然而原告自2006年11月22日从深潭口村二组迁出，至2019年的户籍均不在被告所在社区。三、因被告尚未完成股权量化改革，2009年起至今，对村集体经济收益的分配方案一直是由成员代表大会会议讨论决定的。本案中原告未达到大会决定的收益分配条件。《浙江省村经济合作社组织条例》第四条规定，被告享有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的自主权。《浙江省农村集体资产管理条例》第十七条规定，农村集体资产经营管理活动中的下列事项，应当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或者成员大会授权的成员代表大会应到成员三分之二以上通过：（一）本集体经济组织年度财务预决算、收益分配和非生产性支出方案。被告自2009年起，集体所有的分配均是经成员代表大会会议讨论决定，根据会议决定，居民能够享受集体收益分配权利，必须同时满足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当年在册，第二个条件是本社区居民即户口在被告所在社区，第三个条件是当年享受过土地征用补偿款3万元以上。因原告户籍自2006年起就不在被告所在社区，故未能达到分配集体收益的条件。四、根据《2007年深潭口社区发放现征土地补偿费分配方案》的规定，其中第一条已经明确“原来分配过安置费5.3万元的人员再给予分配土地补偿费1.2万元/人，2005年12月31日之前死亡和户口迁出的不给予分配”。根据该分配方案，原告户口是2006年迁出的，因此土地补偿费被告不应再支付给原告。综上，要求驳回原告的诉请。 原告为证明其主张，举证如下： 1、原告结婚证、户口簿。证明原告系婚嫁，在深潭口村撤村建居后，户口于2006年11月22日从深潭口村迁往三墩镇杨家桥社区。 2、浙农包（西）字第12402号浙江省农村集体土地承包权证。证明原告在第二轮土地承包中，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 3、深潭口股份经济合作社股份量化到户表打印件。证明被告认可原告是深潭口村的基本股民，并进行了股权分配。 4、由深潭口村财务室出具的蒋志林（原告父亲）作为基本股民2009年-2018年每年分红应分金额。证明深潭口村从2009年至2018年向本村基本股民发放集体经济分红款共计49000元。 5、证明。证明原告在现户口所在地即××镇杨家桥社区不享有股东待遇，未享受集体经济收益。 6、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1）杭西民初字第710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在该起案件中，法院经过审理，已确认原告在深潭口村享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 7、沈阿芝（原告母亲）银行明细对账单。证明深潭口村从2009年至2018年向本村基本股民发放集体经济分红款共计49000元。 8、《西湖区股份经济合作社股权量化的指导意见》复印件。证明原告应该在农转非确定时的深潭口村享有基本股民待遇的政策文件依据。 9、《2007年深潭口社区发放现征土地补偿费分配方案》复印件。证明被告在2007年向村民发放了12000元土地征用补偿款且未发放给原告。 10、（2008）杭西民三初字第1418号民事判决书。证明与原告相同情况，在2005年12月31日后户口迁出被告处、被告不给予分配12000元土地补偿款的集体经济成员，通过诉讼得到法院判决被告支付。 经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首先该证据并没有任何相关人员的签字及盖章，被告也不知道原告的证据来源。而且被告至今尚未完成股份制改革，也就是股权并未量化，所以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证据4，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与本案无关。证据5，证据形式有异议，该证据若是作为书证，应当有杨家桥股份经济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签字，但是没有；如果该证明作为证人证言，根据法律规定应当出庭作证。故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证据6，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在该判决书的法院认定中（第5页倒数第3行），“虽原告的户口于2006年11月22日从深潭口村二组迁出，但并不影响原告基于深潭口村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获得土地找补款”，认定原告有资格获得土地找补款是截止到2004年的，而原告是2006年迁出的，所以说其拥有该资格，但是与本案村集体的收益是否分配给原告没有关系。因此，该判决书与本案无关。证据7，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与本案无关。证据8，因网上查不到该指导意见，故真实性不清楚。对合法性，该证据仅作为西湖区的指导意见，不作为规范性文件，该指导意见是否适用以及如何适用，由法院依法认定。证据9，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证明对象、证明目的有异议。该分配方案第一条已经明确，关于分配1.2万元土地补偿款需满足的条件，第一个是在2005年12月31日前死亡的不予分配，第二个就是户口迁出的不予分配。据此，原告不享有分配土地补偿款1.2万元的资格。证据10，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与本案无关。该判决书中的原告是蒋美娣，而本案原告是蒋勤芬，每个人的情况不同，不应该一视同仁。 被告为证明其抗辩，举证如下： 1、问题抄告单。证明被告至今尚未完成股份制改革及股权量化。 2、会议纪要3份、股民代表大会决议4份、要求发放收益款的报告5份。证明被告自2010年起至今就收益分配方案一直由合作社成员代表大会决议决定，并上报街道审批备案。 经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这是被告的工作失误，被上级纪检部门检查发现的问题与原告无关。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股民代表大会的表决内容是发放的金额即单人金额、人数和总金额，给街道的报告中仅表明需要多少钱。对发放的金额，原告没有异议，但内容中并未说明对原告不给予发放，以及有街道同意不给原告发放的相关审批意见。原告是否应该享有分配的权益，并非由股民代表大会表决决定，而是根据原告应享有的集体组织成员资格项下的、与生俱来平等收益权决定。 本院认定案件事实如下：2004年，深潭口村撤村建居，后深潭口村所在的土地被杭州市国土资源局征收。2004年7月30日，深潭口社区党支部、深潭口社区居委会公布《深潭口村关于土地征用安置费分配的实施意见》，载明：“为加强和改进我村的土地征用（收）工作，妥善处理好保障城市化进程用地和保护被征地农转非人员合法权益的关系，促进社会稳定，根据蒋政发[2004]67号文件精神，听取本村各组村民代表座谈会意见，现就统一全村土地征用安置费分配问题，通知如下：……4、人口计算时间，按杭州市国土资源局征用土地冻结令时间2004年5月8日24：00前撤村建居的本村在册农转非人员。2004年11月27日，深潭口社区党支部、深潭口社区居委会公布《深潭口村关于土地征用安置费分配的实施意见的补充意见》。2004年至2005年期间，被告陆续发放给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每人53000元，原告亦分得53000元。 2005年9月10日，深潭口社区居委会公布《关于实施土地征用余留问题的方案》，载明：2005年9月9日召开了深潭口社区居民代表大会，经过代表们和社区干部的讨论、协商，对土地征用余留问题形成以下方案：……二、社区组与组的土地有多有少，为拉平各组之间拥有土地多少的差距同时为了以后社区居民的股份统一，按照2004年5月8日4.8万元土地征用分配方案为基数，参照实际测绘各组的土地亩数，进行资金找补，在以后征用土地补偿费中提取，按照社区在册（农民户口）平均分配。 2007年12月21日，深潭口社区居委会作出《2007年深潭口社区发放现征土地补偿费分配方案》，载明：2006-2007年底深潭口社区现征土地款，根据社区居民多次要求，社区二副班子于2007年12月21日召开社区居民代表会议，应到代表30人，实到代表＿人，分配方案在2004、2005年分配的基础上进行补充，社区居民代表一致同意发放现征土地补偿费，通过了以下分配方案：1、原来分配过安置费5.3万元的人员再给予分配土地补偿费1.2万元/人，2005年12月31日之前死亡和户口迁出的不给予分配。2008年1月16日，深潭口社区居委会作出《2008年1月蒋村街道深潭口社区居民委员会会议决议》，对上述2007年的分配方案第一条作出解释说明：2007年的12000元的提地征用补偿款的发放，凡是在2005年12月31日之前死亡的，凡是从2005年12月31日户口迁出深潭口社区的均不再给予分配。 另查明，《西湖区股份经济合作社股权量化的指导意见》载明：股权量化是股份制改革的核心内容；三、基本股东的股份享受和基本条件：……4、基本股东的确定：……（3）取得二轮土地承包权的农嫁农妇女，不迁户口的，如果在男方可以取得股份权和土地承包权的，应在男方享受，在男方不具备取得股权和土地承包权等经济条件的，必须在女方出生地享受基本股东权益；……（10）征地货币安置农转非的婚嫁妇女，不论婚嫁和户口变迁，应在农转非所在村享受基本股东待遇；……（18）撤村建居农转非作为基本股东身份确认和股份量化重要截止日。但截至2019年11月被告尚未完成股份制改革。 再查明，原告于1980年3月10日出生后即落户于深潭口村二组，2003年12月1日原告登记结婚。2006年11月22日原告的户口从深潭口村二组迁往西湖区三墩镇杨家桥村，但原告在杨家桥社区未享受股东待遇。2019年12月25日原告户口又迁回深潭口村。1999年，政府对原告与其父蒋志林、其母沈阿芝等人所在家庭30年的第二轮农村集体土地承包权予以颁证确权。2009年至2018年期间蒋志林从被告处分别取得分红款2000元、3000元、4000元、4000元、4000元、4000元、4000元、6000元、8000元和10000元合计49000元，沈阿芝2015年至2018年的分红款也均在次年初予以发放，分别为4000元、6000元、8000元和10000元。上述收益分配事宜系通过股民代表大会表决形成决议，面向的是当年12月31日之前在册的、享受过土地征用补偿款3万元（含3万元）以上的本合作社居民。 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供的结婚证、户口簿、浙农包（西）字第12402号浙江省农村集体土地承包权证、蒋志林作为基本股民2009年-2018年每年分红应分金额、证明、（2011）杭西民初字第710号民事判决书、沈阿芝银行明细对账单、《西湖区股份经济合作社股权量化的指导意见》、《2007年深潭口社区发放现征土地补偿费分配方案》、（2008）杭西民三初字第1418号民事判决书，被告提供的问题抄告单、会议纪要、股民代表大会决议、要求发放收益款的报告结合当事人庭审陈述在卷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主要争议焦点在于原告是否具有深潭口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是否享有与其他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同等的土地补偿费分配权。对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应当综合考虑相应标准在整个农村社会层面所具有的合理性。在具体处理时，应当以在土地补偿分配方案确定时，成员是否已与集体经济组织形成较为稳定的生活、生产状态，是否以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为常住户籍以及是否已经取得其他替代性生活保障，作为界定的标准。本案中，《深潭口村关于土地征用安置费分配的实施意见》确定该村土地补偿款参加分配人员截止日期为2004年5月8日，原告自1980年3月10日出生××村××组，并享有第二轮农村集体土地承包权，与深潭口村形成较为稳定的生产、生活关系，且原告在夫家所在杨家桥社区亦未享受股东待遇。故应认定在土地补偿分配方案确定时，原告具有深潭口村集体经济成员资格，享有与其他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同等的土地补偿费分配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请求支付相应份额的，应予支持。虽然原告的户口于2006年11月22日从深潭口村二组迁出，但并不影响原告基于深潭口村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获得土地补偿款。故原告主张的土地征用补偿款12000元，本院予以支持。 深潭口村的收益发放方案虽经股民代表大会决议，但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合法财产权的内容应属无效，被告未完成股份制改革及股权量化的责任不在于原告，因此原告基于成员资格而享有的收益分配权应予保护。本院根据本案原告的实际情况，参照《西湖区股份经济合作社股权量化的指导意见》中关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股权量化的有关精神，认定原告可享受2009年至2018年的合作社收益款49000元。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杭州市蒋村乡深潭口村经济合作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给蒋勤芬2009年至2018年的收益款49000元； 二、杭州市蒋村乡深潭口村经济合作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给蒋勤芬土地征用补偿款12000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减半实收821元，应收663元，由杭州市蒋村乡深潭口村经济合作社负担。 蒋勤芬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杭州市蒋村乡深潭口村经济合作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账号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对财产案件提起上诉的，案件受理费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预交。在收到《上诉费用交纳通知书》次日起七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户名、开户行、指定账号详见《上诉费用交纳通知书》。 审判员  吴凯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赖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