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972民初1422号原告：深圳市全升昌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宝安区****步涌同富裕工业园A-3北第一栋，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407U。法定代表人：简春，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苗果，该公司员工。被告：东莞市恒达五洲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乌沙社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41900MA51DHC782。法定代表人：吴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韦恩平，该公司股东。原告深圳市全升昌实业有限公司诉被告东莞市恒达五洲实业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苗果以及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韦恩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立即支付原告货款69129.73元；2.被告承担案件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告与被告为合作关系。原告按被告的要求于2019年1月4日起至2019年10月10日期间为被告供应货物，货款共计112304.73元，截止2019年11月6日，被告已向原告支付货款43175元，尚欠原告货款69129.73元。经原告与被告多次协商并催收货款，被告均以各种理由推辞，拒不支付。原告认为，被告拒不支付货款的行为严重侵犯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被告辩称，1.从原告提交的送货单来看，送货单的抬头显示有两个公司，对抬头显示为深圳市鹰松五金电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鹰松公司”）的送货单均不予确认，送货单上加盖的印章均为原告事后加盖，该部分送货单并非原被告双方之间的交易；对于剩余的其他送货单，对有姓氏为“林”和“韦”姓签名的送货单均予以确认，对其他人员签名的送货单均不予确认。2.因为没有被告任何工作人员的签名或盖章确认，故对原告提交的报价单不予确认。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主张被告将材料送到原告处，原告为被告进行电镀加工，2019年1月至10月的加工费共计112304.73元，被告尚欠69129.73元未支付。原告提交了送货单、微信及QQ聊天记录、2019年1月至10月每月对账明细。其中：1.送货单：送货单显示的日期在2019年1月4日至2019年10月10日期间，2019年4月之前的部分送货单抬头显示为鹰松公司（地址为深圳市宝安区沙井镇后亭村茅洲山工业区***），部分送货单抬头显示为原告，2019年5月之后的送货单抬头均显示为原告或原告（七车间），地址均为全升昌A栋二楼七车间。所有送货单客户均显示为恒达五洲，列明订单号、名称及规格、镀种、重量等信息。抬头显示为鹰松公司的部分送货单上加盖原告出货专用章，除2019年7月22日的送货单客户签收处没有相关人员签名外，其他送货单的客户签收处均有韦燕凤、韦绍贵、覃庆康、鄢琼以及“林”姓、“黄”姓、覃生签名字样，其中部分抬头显示为鹰松公司的送货单及抬头显示为原告的送货单的签收人员是一致的。原告主张送货单上客户签收人均系被告的工作人员，原告送货到被告处时，被告有工作人员在就会由被告工作人员签收。至于为何部分送货单抬头显示为鹰松公司，是因为一般电镀厂行业都是租用他人的营业执照进行营业，原告以前是鹰松公司的租户，但两者都是独立经营的，原告从鹰松公司处搬到目前的经营地址后，送货单还没来得及重新印刷，故继续使用了鹰松公司的送货单，后原告重新印刷了原告的送货单后就一直使用抬头为原告的送货单。被告仅确认送货单中姓氏为“韦”及“林”的人员是其员工，其他送货单中签名的人员与被告没有关系，本院要求被告提供其工作人员的工资发放名册，被告称其不能提供。2.微信聊天记录（原告主张分别是原告财务与被告财务之间的对话、原告财务与被告采购之间的对话、原告财务与被告工作人员之间的对话、原告财务与被告员工覃先生之间的对话、原告财务与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之间的对话）及QQ聊天记录（复印件，原告主张是原告财务与被告采购之间的对话），主要反映对话双方对于送货、对账、付款的联系沟通。其中：原告主张的其财务与被告采购林小姐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主要反映双方对货物加工进度、对账单收取的沟通，其中原告财务分别于2019年的2月13日、3月7日、4月10日、5月12日、6月6日、7月6日、8月8日、9月12日、10月10日、11月17日向微信名称为“恒达五洲林小姐”的微信号发送2019年1月至2019年10月每个月的对账单的EXCEL文档，在聊天记录内容中未显示“恒达五洲林小姐”对原告发送的对账单提出异议；“恒达五洲林小姐”于2019年4月1日要求原告财务将之前发过的报价给她并发送了报价单，报价单显示报价方为全升昌七车间，询价方为恒达五洲，载明了产品名称、镀种、数量、单位、单价情况；2019年5月12日，“恒达五洲林小姐”询问：“你们是不是有挂镀的厂”，原告财务回复：“没有，楼上另一个车间在做”；“恒达五洲林小姐”询问：“不属于你们？”，原告财务回复：“不属于，另外一个老板的”。原告主张的其财务与被告员工覃先生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主要反映双方在沟通货物进度，2019年3月14日，聊天对方添加原告财务，并称其是“恒达五洲覃生”。原告财务于2019年8月30日向对方发送语音：“你快点把电话发给我一下，我找你老板有点事，谢谢”，对方发送：“137*****889”。经核实，该电话号码与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在本院填写的地址确认书联系电话一致。原告主张的其财务与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原告财务2019年11月15日发送信息：“老板，你答应的每月付3千，上个月和这个月的一起应付6千，已付1千，还差5千，麻烦转给我一下”，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回复：“我答应的是生意正常的情况呀，现在没开一台机，付不出来呀，我们也有说过拿两台自动车呀”；原告财务2019年11月18日发送信息：“老板，你那两台机器你自己也知道，都是十几年的老机器了，只值一万多块，货款一共欠我们69129.73元，怎么可以用那两台机器抵扣，你公账上有钱，我给你开票过去，你用公账给我们付过来行不行”，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没有回复。被告对原告主张的其财务与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原告提交的其他聊天记录称其没有与相关人员核实，不需要核实聊天记录，也不核实聊天记录的原始载体，不清楚对话的内容。3.2019年1月至10月每月对账明细抬头显示为原告，FXM显示为全升昌七车间，对方为恒达五洲，列明了送货日期、送货编号、来货单号、品名、规格、镀种、重量、单价及金额等信息，表格下方备注：“如有问题请于一周之内与我方联系，否则将视为默认，谢谢”，收款账户为户名为苗果的银行账户。经核对，对账明细的载明的信息可与送货单载明的相应信息相符。2019年1月至10月每月对账明细载明上述各月的对账金额分别为43132元、6533元、33521元、8681.37元、2054.66元、4542.7元、2961元、4175元、5946元、758元，以上共计112304.73元。被告对上述对账明细不予确认。双方均确付款期限为月结90天。根据双方提交的银行电子回单、微信转账记录等支付凭证，双方确认，被告向原告支付了加工费46892元（其中包含韦燕凤向苗果转账的10000元）。另，被告还主张其还向程武胜支付了41836元，该款项也是支付案涉加工费的，上述两笔款项相加，被告已支付完毕被告认可的送货单对应的加工费。且从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与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2019年11月14日的微信聊天记录亦可反映加工费已结算完毕（该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9年11月14日，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发送信息：“老板说好的三千，能不能付过来”）。被告称其不能明确其主张已支付的加工费具体对应哪一笔货款，被告提供原材料给原告进行电镀加工再送货给被告客户，被告客户检测发现产品含铅量过高并要求退货，原告提供的货物有质量问题，但目前不清楚质量问题是哪一方造成的，双方均有责任。被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程武胜的名片及微信名为“全升昌电镀程总”的聊天记录（被告主张是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与程武胜之间的对话）、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与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微信转账记录予以证明。程武胜的名片上也显示全升昌五金电镀制品厂，地址与原告的地址一致。微信名为“全升昌电镀程总”的聊天记录显示2019年11月2日对方发送信息：“我收了6836元，彦总”，微信转账记录显示“全升昌电镀程总”分别于2019年8月13日、2019年9月2日、2019年10月31日、2019年11月26日、2019年12月31日收款5000元、10000元、5000元、5000元、10000元，上述款项共计41836元。原告主张，原告庭审中第一次听到被告主张含铅量超标的问题，被告支付程武胜的上述款项是被告与另一车间合作的货款，与原告案涉交易无关，原告送货单标注七车间，程武胜标注的是十车间，双方曾口头约定每个月付3000元直至付完。被告主张程武胜名片上载明原告名称，被告支付了41836元给程武胜，不清楚原告有多个车间，也不会关注如何区分车间。原告为证明其从鹰松公司搬迁到现经营地址，原告三楼七车间与四楼十车间是两个独立的主体，提供深圳市鹰松五金塑胶制品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复印件、盖有深圳市鹰松五金塑胶制品有限公司印章的证明（证明人为何建平是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苗果的上岗证复印件、盖有原告印章的证明，承包经营合同复印件、微信聊天记录复印件[原告主张是原告财务与深圳市鹰松五金塑胶制品有限公司财务、原告财务与四楼挂镀老板（程武胜的妻子）的微信聊天记录]。原告主张，鹰松公司没有进行工商登记，实际上是深圳市鹰松五金塑胶制品有限公司。其中营业执照显示的住所地与抬头为鹰松公司送货单显示的地址是一致的。盖有深圳市鹰松五金塑胶制品有限公司印章的证明载明：原深圳市鹰松五金塑胶制品有限公司二楼七车间是由苗果在独立经营，后该公司厂房需停工整改，搬迁到深圳市全升昌有限公司继续经营，深圳市全升昌有限公司的三楼七车间的独立经营人苗果与深圳市鹰松五金塑胶制品有限公司的前二楼七车间的独立经营人为同一人。苗果的上岗证显示企业名称为深圳市鹰松五金塑胶制品有限公司。原告主张原告财务与鹰松公司财务的微信聊天记录反映双方在沟通搬迁事宜。原告主张的原告财务与四楼挂镀老板（原告主张是程武胜的妻子）的微信聊天记录反映原告财务称恒达五洲有要清洗的货，四楼挂镀老板（程武胜的妻子）称其不参与在里面。承包经营合同载明原告作为出租方，苗果作为承租方，原告出租3楼C车间给苗果自行投资电镀加工，有苗果独自经营、自负盈亏。盖有原告印章的证明记载：苗果的三楼七车间与程武胜显示的四楼十车间是两个独立经营的个体，彼此间没有任何关系，两个车间都是租用了我公司的厂房，以我公司名义进行经营，不存在有客户分不清车间的情况。本院认为，本案立案时为买卖合同纠纷，但根据原告主张的事实与理由以及本院查明的事实，本案实际为加工合同纠纷。原、被告之间形成合法有效的加工合同关系，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焦点为被告是否拖欠原告加工费未支付，如有拖欠，金额如何认定。首先，对于送货单，抬头显示为鹰松公司的部分送货单上加盖了原告出货专用章，部分抬头显示为鹰松公司的送货单的签收人与抬头显示为原告的送货单的签收人员是一致的，被告否认除了签收人员姓氏为“韦”及“林”的送货单，但在本院要求被告提供其工作人员的工资发放名册予以审查时，被告称其不能提供，被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次，被告确认原告提交的原告财务与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之间2019年11月15日、2019年11月18日的微信聊天记录，但对原告提交的其他聊天记录表示其不核实也不需要核实真实性，亦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反驳，本院对原告提交的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从原告财务与被告采购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看，原告向被告发送了2019年1月至2019年10月每月对账明细，被告对上述对账明细不予确认，但微信聊天记录中未显示被告收到原告发送的对账明细后有提出过异议，被告亦未提交其他证据予以推翻上述对账明细。综合上述送货单、对账明细载明的信息，原告财务与被告的财务、采购、其他工作人员、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之间的聊天记录，盖有鹰松公司印章的证明、原告出具的证明，以上证据能互相印证，形成完整证据链，原告主张其为被告电镀加工，根据送货单及对账明细，加工费共计112304.73元，已达到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被告未提交充分的证据予以反驳，本院予以确认。至于被告主张的质量问题，没有任何证据提交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双方确认加工费的支付期限为月结90天，本院予以确认。现货款的付款期限已届满，双方确认被告已支付加工费46892元，本院予以确认。被告主张其还向程武胜支付了案涉加工费41836元，原告对此不予确认。虽然被告提交的转账记录可显示其向“全升昌电镀程总”支付了41836元，但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向“全升昌电镀程总”支付的款项是什么性质的款项，且综合原告提交的深圳市鹰松五金塑胶制品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盖有深圳市鹰松五金塑胶制品有限公司印章的证明、盖有原告印章的证明、承包经营合同、原告主张的其财务与深圳市鹰松五金塑胶制品有限公司财务、四楼挂镀老板（程武胜的妻子）的微信聊天记录等一系列证据所显示的内容，可形成证据链证明案涉交易与程武胜没有关联性，被告提交的程武胜的名片，并不足以证明其支付程武胜的款项与案涉交易加工费的关联性，故本院对被告的上述主张不予采信。被告未举证证明其已向原告支付剩余加工费65412.73元（112304.73元-46892元），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原告应向被告支付货款65412.73元，对原告诉请超出上述认定金额的部分，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二百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限被告东莞市恒达五洲实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向原告深圳市全升昌实业有限公司支付货款65412.73元；二、驳回原告深圳市全升昌实业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764.12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东莞市恒达五洲实业有限公司负担723元，由原告深圳市全升昌实业有限公司负担41.12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陈映华二〇二〇年九月八日书记员  陈敏仪麦晓彤强制执行风险提示生效法律文书必须主动及时履行。义务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进入强制执行程序后，可能会面临以下法律风险：一、信用惩戒1.案件一旦进入执行程序，被执行人的信息将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公开，融资信贷将会受到限制。2.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影响个人征信。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受到信用惩戒。3.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信息被法院通过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体公布。二、损失扩大1.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或迟延履行金。2.承担执行过程中发生的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辅助费等费用。三、强制措施1.限制高消费。限制乘坐飞机高铁等交通工具、购买不动产、车辆、旅游、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等。2.财产将被采取查封、冻结、扣押、划拨、拍卖等措施。3.拒不履行或妨害执行的，可能会被罚款、拘留、限制出境。构成犯罪的，还将承担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