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2020）晋民申757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刘建军，男，汉族，住山西省朔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建席，山西晋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崔蓉，山西晋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张迎春，男，汉族，住山西省太原市。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王艳梅，女，汉族，住山西省太原市。   再审申请人刘建军与被申请人张迎春、王艳梅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晋01民终4163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刘建军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并询问了当事人。再审申请人刘建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崔蓉参加了询问程序。被申请人张迎春、王艳梅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询问程序。本案现已审查终结。   再审申请人刘建军申请再审称：（一）原判决认定刘建军未将案涉730万股股份转让与张迎春，刘建军仍为山西华商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商担保公司）的股东，缺乏证据证明。第一、原审判决认定《股份转让补充协议》有效，却以《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华商担保持有人名册》认定刘建军仍为华商担保公司的股东，实属错误。根据《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转让、发起人变更、股东变更，工商登记机关均不予办理变更登记。全国各地设立股权交易中心，为会员企业的股权交易提供登记托管服务，但不是法定的股份登记机构。山西股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是经山西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省内唯一的区域性股权市场，为我省中小微企业“证券非公开发行、转让及相关活动”提供设施与服务，其登记的公司股东及股份依据于会员企业提供的材料，是否及时、真实，在其网站“免责声明”中明确“本网站所提供的公司资料等信息，本网站力求但不保证数据的准确性，如有错漏，请以国家指定机构的公示信息为准”。刘建军向原审法院提交华商担保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华商担保公司披露的2017年度企业年报信息显示的股东信息（包括股东人数、股东名称、股份数量）与山西股权交易中心出具的《华商担保持有人名册》并不一致，足以证明直至2018年8月17日华商担保公司仍没有向山西股权交易中心申请变更登记，山西股权交易中心登记的华商担保公司股份持有人与真实情况不一致已经是客观事实。第二、刘建军已经将其全部股份转让，并退出华商担保公司，但张迎春没有支付股份转让款，也不是以现金方式支付全部股份转让款，而是以承接刘建军对华商担保公司253万元债务、承接太原钢运精致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在中信银行的400万元借款的方式支付主要款项，剩264万元也是应在2016年6月30日前才支付。为此，刘建军才要求华商担保公司作为协议主体之一，并要求持有华商担保公司最多股份、虽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但是经董事会决议选举实际担任董事长的王艳梅担保，签订了涉案《股份转让补充协议》。在该协议“鉴于”部分的“甲方将在丙方所持有的730股股份全部转让给乙方，乙方应向甲方支付股份转让款917万元（结算分红与费用后）”非常清楚地表达了刘建军已经将案涉730万股份转让给张迎春，张迎春“应”支付917万元。该协议的正文部分也明确了协议的目的，即“甲乙丙丁四方就股份转让价款的支付、质押权利的处理、欠款的偿还等达成如下补充协议”。协议仅有的四条，表达的也只是王艳梅担保张迎春以三种方式向刘建军支付股份转让款：第一条约定张迎春承接刘建军对华商担保公司的253万元债务，以此方式支付刘建军253万元；第二条约定张迎春承接太原钢运精致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在中信银行的400万元借款，以此方式支付刘建军400万元；第三条约定张迎春于2016年6月30日前一次性向刘建军支付剩余股份转让款264万元，至迟不得晚于2016年8月31日；重复的第三条则规定了王艳梅的连带责任保证。第三、华商担保公司在《股份转让补充协议》上加盖其公章的同时，华商担保公司作为刘建军的债权人即同意张迎春承接了刘建军的253万元债务，张迎春即已支付了刘建军253万元。张迎春已实际部分履行了支付股份转让款的义务。第四、《股份转让补充协议》第三条非常清楚地说明，本案股份转让不是刘建军在华商担保公司退还扣留股票后给张迎春背书，而是刘建军的股票作废，华商担保公司给张迎春签发股票并扣留作为新的反担保质押，本案股份转让方式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也可见案涉730万股份已不属于刘建军，已经属于张迎春，并且华商担保公司及其董事长完全知晓。根据《公司法》第一百二十九条、第一百三十九条之规定，刘建军持有的华商担保公司签发的记名股票可以背书方式或者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方式转让。但是，华商担保公司为太原钢运精致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在中信银行的400万元借款提供担保，刘建军的全部股票为华商担保公司提供了反担保质押，不能办理质押登记，被华商担保公司扣留。因此，在《股份转让补充协议》第三条约定张迎春承接该400万元借款的同时，华商担保公司解除刘建军股票的反担保质押权利，对应的反担保质押权利变为由张迎春提供。第五、经刘建军向王艳梅主张担保责任，王艳梅于2016年9月26日书面承诺于2017年6月30日前给付264万元，并承诺给付利息及逾期利息，但其也未履行承诺，才引发本案诉讼。如果刘建军的股份没有转让，张迎春没有支付股份转让款的义务，王艳梅作为华商担保公司的最大股东、实际的董事长不会因为张迎春直至2016年8月31日仍未履行付款义务，再次承诺，尤其增加承诺了逾期利息。第六、根据华商担保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在该协议签订之后，华商担保公司在2016年10月、2017年12月1日，直至本案一审期间2018年11月12日多次变更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和经理，进行工商变更登记，但均没有通知刘建军参加相关股东会会议。   （二）原审判决以《合同法》第六十六条之规定，认定被申请人张迎春具有同时履行抗辩权，明显适用法律错误。本案系非上市公司股份转让纠纷，诉讼标的是张迎春应向刘建军支付的华商担保公司股份转让款，案涉《股份转让补充协议》是转让双方权利义务的一部分，是在刘建军已经将涉案股份转让的前提下，仅对王艳梅担保下张迎春以三种方式支付转让价款作出的约定，并且张迎春已经支付了第一条约定的253万元，第三条也明确约定了264万元的支付期限及最后支付时间。因此，本案根本不具有《合同法》第六十六条“当事人互负债务，没有先后履行顺序的”的适用前提。   （三）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认定刘建军仍是华商担保公司的股东。根据刘建军提交的再审新证据，2015年5月26日华商担保公司印发《关于下发第一届三次临时董事会决议的通知》（华商发字「2015］55号），华商担保公司董事会通过表决决定由王艳梅担任董事长职务。张迎春以华商担保公司总经理职务向董事会提出议案，包括副总经理的提名及推选、公司发展规划、业务部、处置部奖励提成办法、其他员工工作绩效办法、参与客户的资产处置方案等事项，并主持召开华商担保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议。2017年6月9日，华商担保公司法定代表人党燕玲委托总经理张迎春代为履行法定代表人职责。无论签订协议时实际担任董事长的王艳梅，还是受让股份后担任总经理并依授权履行法定代表人职责的张迎春，都可以随时由华商担保公司给张迎春签发公司的记名股票。如今，张迎春已被免去总经理职务，也已退出华商担保公司。刘建军无从得知张迎春是否曾经取得过华商担保公司签发的股票，或者是否曾经被记载于股东名册上，更无法提供张迎春已经取得华商担保公司签发的股票，或者张迎春已被记载于股东名册上的证据。原审判决没有重视刘建军提出王艳梅当时实际担任董事长的事实对认定本案事实的重要影响，不顾本案一审期间华商担保公司变更董事、法定代表人仍不通知刘建军参加股东会会议的事实，在只有王艳梅的代理人出庭，王艳梅和张迎春本人不出庭，张迎春也不委托代理人出庭的情况下，仅仅以王艳梅、张迎春故意在披露的企业年报信息中仍将刘建军列为股东、不向山西股权交易中心如实申请变更股东形成的《华商担保持有人名册》，认定刘建军仍为股东，应予推翻。   请求：1.撤销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晋01民终4163号民事判决；2.改判被申请人共同给付申请人股份转让款264万元及利息942480元，共计3582480元；3.改判被申请人共同偿还自2018年4月1日起按日利率0.1％计算至欠款实际还清之日止的利息；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   本院再审审查程序中，再审申请人提交七份新证据：1.山西宏盛大同会馆餐饮有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2.华商担保公司2016年10月召开股东大会的照片；3.《关于下发第一届三次临时董事会决议的通知》（2015年5月26日）；4.《授权委托书》（2017年6月9日，2份）；5.《承诺书》（2017年6月9日）；6.《法定代表人更换事项约定》（2017年6月9日）；7.《董事会提案报告》（2017年9月6日）。以上证据拟证明刘建军在签署《股份转让补充协议》之后，已经退出华商担保公司，再未参加过华商担保公司的股东大会；张迎春担任华商担保公司总经理，并依授权履行华商担保公司法定代表人职责；王艳梅是华商担保公司的实际董事长。刘建军称其是从山西宏盛大同会馆餐饮有限公司处取得以上新证据。   本院经审查认为，（一）关于刘建军是否履行了交付出让股份的问题。本案系股权转让合同纠纷，双方对合同的效力均无异议，原审两级法院对合同的效力均予以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出让人刘建军应履行交付所出让股份的义务，受让人张迎春应承担按约支付股份价款的责任，王艳梅作为担保人应履行担保义务。   首先从合同约定看，鉴于部分写的是协议各方均认可的现实状况。其中包括股权转让份额、价款，刘建军对华商担保公司的欠款253万元，及刘建军以上述股份为太原钢运精致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在中信银行借款400万元（期限：2015年10月15日－－2016年10月25日）向担保人华商担保公司提供了质押反担保的事实。补充协议四条的内容是：张迎春承接刘建军对华商担保公司的253万元；各方同意张迎春以承接太原钢运精致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在中信银行的400万元借款的方式向刘建军支付股权转让款400万元，该笔借款从2016年6月30日起，由张迎春负责向银行还本付息，华商担保公司同意在此前提下，解除刘建军上述股份的反担保义务，对应的反担保质押权利变为由张迎春负责向华商担保公司提供；剩余款项264万元股份转让款，由张迎春于2016年6月30日前一次性向刘建军支付，至迟不得晚于2016年8月31日。否则每逾期一日，张迎春应向刘建军支付0.1%的逾期利息；王艳梅为张迎春及华商担保公司履行上述所有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六条，动产物权设立和转让前，第三人依法占有该动产的，负有交付义务的人可以通过转让请求第三人返还原物的权利代替交付。以上约定表明，华商担保公司作为反担保的权利人，合法占有刘建军的案涉股份，根据《股权转让补充协议》，股份占有人华商担保公司、出让人刘建军、受让人张迎春均同意，解除刘建军上述股份的反担保义务，由张迎春承接。即三方就案涉股份交由华商担保公司向张迎春交付达成了共识。刘建军通过转让请求第三人返还原物的权利的方式完成了交付。   其次，王艳梅系华商担保公司和张迎春两方的担保人。根据再审申请人提交的证据《关于下发第一届三次临时董事会决议的通知》，王艳梅曾于2015年5月23日担任董事长，国家企业信用信息中王艳梅系华商担保公司的高管人员和大股东。其在合同约定的剩余款项交付日期后2016年9月26日为刘建军出具承诺书，承诺于2017年6月30日前归还264万元，从2016年6月30日计息，月息7%，逾期利息每日0.1%计算。王艳梅的身份和行为均表明其是认可和知晓刘建军履行了股份交付义务的。   再次，山西宏盛大同会馆餐饮有限公司在证明材料中称其系华商担保公司股东，其证明内容可以佐证刘建军已履行股份交付义务，王艳梅对刘建军已履行股份交付义务是知晓的。   又次，张迎春在受让股份后曾担任华商担保公司总经理，其具备要求华商担保公司办理受让股份的更名手续的条件。   最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故公司是登记的义务人，变更登记不是股权转让双方的责任，而是该公司的责任。公司是否办理变更登记，既不影响股权转让合同生效，也不影响受让人取得股权。原审判决以华商担保公司向登记机关登记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及《华商担保持有人名册》认定刘建军仍是股东，没有交付已转让的股权，属于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   （二）关于法律适用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六条关于同时履行抗辩权的规定是，当事人互负债务，没有先后履行顺序的，应当同时履行。一方在对方履行之前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本案中现有证据表明，刘建军已履行了交付出让股份的义务，张迎春、王艳梅应履行其付款及担保义务，适用合同法同时履行抗辩权没有事实依据，适用法律错误。   （三）华商担保公司系《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的签约方，也是持有公司内部记录及资料的主体，对查明案涉股权在转让后的具体状况具有重要作用。应追加其为第三人或要求其作为证人出庭作证。   综上，再审申请人刘建军的再审理由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一、指令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   二、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书的执行。   审 判 长 侯 勇   审 判 员 吴捷慧   审 判 员 段晓斌     二〇二〇年九月八日   法官助理 李洪才   书 记 员 李晨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