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陕71行终102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西安市长安区XX基地。住所地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XX大街XX村XX号。 经营者罗凡生。 委托代理人李青栩，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西安市长安区东大街道办事处。住所地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 负责人牛权利，主任。 委托代理人刘坤，该单位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李超，陕西云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西安市长安区XX基地（以下简称凡生花卉蔬菜基地）与被上诉人西安市长安区东大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东大街办）行政强制一案，不服西安铁路运输法院（2019）陕7102行初3399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查明，2017年4月26日，经营者罗凡生注册成立西安市长安区XX基地，经营场所为西安市长安区XX大街XX村XX号（XX大街XX村XX组）。2017年9月25日，被告东大街办给罗凡生送达《拆除通知》称，经营者罗凡生未经相关部门审批私自搭建房屋，限其接到通知后立即拆除，恢复原貌。2018年8月20日，西安市国土资源局长安分局作出长整告字（2018）012号《违法行为告知书》，认定原告的建筑物（花卉温室大棚）及其附属设施，未履行土地手续，属非法占地和违法建筑，限罗凡生于2018年8月24日前自行拆除该违法建筑及其他设施。2018年8月21日，被告东大街办作出《关于罗凡生温室大棚项目初步核查情况报告》，说明了原告花卉大棚的基本情况、主要问题、责任认定、整改措施等问题，在整改措施中称：由国土长安分局牵头，依法对该项目进行进一步认定，予以拆除，恢复土地原貌，东大街办、农业局配合。2019年3月10日，被告到达原告大棚现场，原告报警之后被告离开。2019年10月17日，原告诉至一审法院，上诉人凡生花卉蔬菜基地的一审诉讼请求为：1.依法确认被告2019年3月10日强拆原告位于XX大街XX村XX组的花卉大棚的行政行为违法；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另查明，2019年5月22日，原告取得设施农用地备案手续。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告东大街办是否存在违法强制拆除原告花卉大棚的行政行为。综合在案证据，本案原告花卉大棚及其附属设施，在2019年5月22日取得设施农用地备案手续之前确属非法占地和违法建筑。虽然被告东大街办及西安市国土资源局长安分局分别给罗凡生送达了《拆除通知》和《违法行为告知书》，2019年3月10日被告也曾去过原告花卉大棚现场，但是并不能证明原告花卉大棚哪部分钢架构及花卉盆栽损坏是由被告东大街办当日所为。故原告起诉确认被告2019年3月10日强拆原告位于XX大街XX村XX组的花卉大棚的行政行为违法无事实根据。综上，原告的起诉，依法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西安市长安区XX基地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退还原告西安市长安区XX基地。 上诉人凡生花卉蔬菜基地上诉称：上诉人的经营者在耕地(非基本农田)上建设了蔬菜花卉育苗温室大棚,从事花卉、蔬菜的种植与销售工作,未改变土地使用性质,并于2017年4月26日办理了营业执照，后又办理了设施农用地备案手续。被上诉人在未向上诉人送达任何违法建筑认定材料或履行合法手续的情况下,仅凭一份《拆迁通知》与伪造的上诉人经营者签署同意拆除的《声明》，先后三次(2017年9月27日、2018年8月17日、2019年3月10日)对上诉人的温室大棚进行了违法强拆,造成上诉人的大棚主体结构被毁坏,棚中花卉盆栽被砸坏、践踏死亡,给上诉人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一、本案在有具体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的情况下,原审法院未查清事实就将下发裁定书驳回了上诉人的起诉,属于程序违法。被上诉人三次违法拆除的行为均属独立且连贯的行政行为,并不符合多阶段行政行为的特征。上诉人曾经就第二次强拆行为在诉讼时效内向原审法院提起过诉讼,但被原审法院立案庭告知不予立案,也并未向上诉人出具任何书面文件。后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实施了第三次强拆行为后向原审法院提起了(2019)陕7102行政1719号行政诉讼,庭审过程中,被上诉人的工作人员当庭承认了三次强拆行为均为被上诉人实施,原审法院未记录至笔录,但是庭审录像及当庭的旁听人员均可以证明这一事实。上诉人在本案开庭审理时向原审法官说明了这一系列情况,原审法院非但没有近一步查明本案事实,反而仅凭被上诉人一面之词就认定被上诉人未实施强拆行为,实属不作为的程序违法。被上诉人实施第三次强拆行为时,现有证据均能证明其工作人员已经手持工具闯入上诉人大棚园区内,并对外墙进行了破坏,在上诉人发现后立即报警,这些证据足以证明被上诉人实施了强拆的行为。另外,上诉人十分珍惜自己种植的花卉,不可能自行拆除大棚的同时还把几乎所有的花卉盆栽毁灭,原审法院一再质疑实施强拆行为的主体,而不进行实际的调查取证,同样是程序严重违法。二、被上诉人既没有认定违法建筑的主体资格,也没有实施行政强制行为的主体资格,原审法院并未审查这一关键争议焦点,就妄下裁判,属于事实认定不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等有关法律的规定,“违法建筑”的认定及其后续的强制拆除,必须遵循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责权统一原则,有权认定违法建筑的部门包括县XX乡规划主管部门、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部门、乡镇人民政府以及各级自然资源部门,被上诉人作为市辖区、不设区的市的人民政府设立的派出机关,无权对违法建筑作出查处,而对违法建筑的认定和拆除,有权机关亦需要履行必要的前置法定程序。本案中,被上诉人既无权将上诉人的大棚认定为违法建筑,也从未作出违法认定或履行任何手续,更无权强行拆除上诉人的蔬菜花卉大棚,原审法院单凭被上诉人的单方陈述便认为涉案蔬菜大棚属于为违法建筑，严重错误。三、包含《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在内的行政法体系的建立,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监督行政机关依法依规实施行政行为,原审法院先后多次阻碍上诉人通过正当方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也未通过合法有效的裁判帮助行政机关纠正自己的违规违法行为。综上请求：1.请求撤销西安铁路运输法院2020年4月24日作出的(2019)陕7102行初3399号行政裁定,并依法改判；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东大街办二审答辩称，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本案中，上诉人凡生花卉蔬菜基地的一审诉讼请求第一项为：依法确认被告2019年3月10日强拆原告位于XX大街XX村XX组的花卉大棚的行政行为违法。因此，一审法院应当围绕2019年3月10日凡生花卉蔬菜基地位于XX大街XX村XX组的花卉大棚是否被强制拆除以及所实施拆除行为的主体等方面进行审查。若一审法院认为东大街办2019年3月10日曾去过上诉人花卉大棚现场，但并无法证明上诉人花卉大棚哪部分钢架构及花卉盆栽损坏是由被上诉人东大街办当日所为，则应当结合本案诉讼各方所提交的证据材料进行实体审查，明确被上诉人东大街办是否于2019年3月10日实施了相应的拆除行为。而并非因上诉人无法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径行裁定驳回其起诉。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第一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西安铁路运输法院（2019）陕7102行初3399号行政裁定； 二、本案指令西安铁路运输法院继续审理。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曹 伟 审 判 员  张 博 审 判 员  侯 斌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  段茗琪 书 记 员  赵成园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