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763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庾衍青，男，1971年4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泳欣，广东艾伯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袁伯强，男，1983年5月2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月薇，广东合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广州市塔莉亚音乐餐饮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紫薇路29号首层之三铺。法定代表人：庾衍青。上诉人庾衍青因与被上诉人袁伯强、原审被告广州市塔莉亚音乐餐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塔莉亚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4民初62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2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庾衍青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泳欣，被上诉人袁伯强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月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庾衍青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袁伯强的全部诉讼请求；2.由袁伯强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遗漏查明重要事实。庾衍青与袁伯强对本案股权转让存在本质争议。但一审法院未审查协议签订背景，也未向与有本案利害关系的其他股东查实该协议签订实际情况，明显遗漏查明重要事实。《退股协议书》基于塔莉亚公司已严重亏损、袁伯强拟退出塔莉亚公司，各股东同意先把庾衍青的股权收回来而后将股权一并转让、出售公司的情形下签订，这明显与袁伯强的主张不符。（二）股权受让主体是特定的，而《退股协议书》中的股权受让主体约定不明，一审法院直接推定为庾衍青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首先，庾衍青既是塔莉亚公司的股东，也是塔莉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具有双重身份。协议主体信息中显示“乙方：广州市塔莉亚音乐餐饮有限公司（庾衍青）”，正好反映了庾衍青本意是代表塔莉亚公司签订协议。庾衍青与袁伯强签订的协议为退股协议而非股权转让协议，其主要是针对退股而非股权转让。其次，协议第二条第一款第三项约定“若该公司名下“塔利亚音乐餐吧整体转让给以上股东或者之外的其他人，自他方向该公司或该公司指定收款人收到转让款之日起2日内，乙方按整体转让总收入的甲方所占实际投入的比例向甲方支付股权转让金”。这恰恰反映了各方签订协议的背景，与庾衍青关于由塔莉亚公司将袁伯强的股权收回一并处理的主张相符。再次，庾衍青与袁伯强持有的《退股协议书》不一致，庾衍青的协议中并没有股东李智毅的信息以及签名。退一步讲，即便法院认定庾衍青与袁伯强存在股权转让关系，但《退股协议书》因违反公司法禁止性规定以及公司章程约定无效。首先，协议的不一致可以看出各股东未就转让事宜达成一致；其次，根据公司法以及公司章程规定，股东内部股权转让有效的前提是经过其他股东按照章程约定表决通过。否则，因影响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的无效。一审法院认为“李智毅是否在该协议上签名不影响袁伯强与庾衍青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明显违背了法律的规定以及塔莉亚公司公司章程的约定。（三）《退股协议书》第2.1条约定的付款条件均为假设性前提，金额也不一致。各方对于股权回购的价格没有能够达成确定一致的合意。袁伯强知道塔莉亚公司在2018年10月份因为环保问题已经结业，公司没有继续经营也没有对外转让，即所有的假设性付款的前提没有成就，所以事实上无需支付也无法支付股权对价。本案是股东请求公司回购股权的纠纷，但没有达成有效的股东会决议和回购协议，袁伯强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四）如法院认定庾衍青与袁伯强存在股权转让关系，请求法院按照股权评估价确定涉案股权转让价款。在塔莉亚公司处于严重亏损且已经结业的情形下，袁伯强的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20万元，明显有失公允，请求法院撤销《退股协议书》第二条的约定。袁伯强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案涉协议签订的五方主体均为塔莉亚公司股东，涉案股权是在股东之间的转让而非塔莉亚公司的回购。塔莉亚公司所有股东先后在协议书上签名的行为，已表明其他股东放弃了优先购买权。李智毅是否在协议订立的当时在现场签字，不影响协议的效力。协议第2.1条约定的转让方式，双方可以选择其一执行。一审法院已就为何选择200000元的金额做了充分论述，我方予以确认。塔莉亚公司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但其提交书面意见陈述称，塔莉亚公司是涉案股权的受让主体。同时，依据《退股协议书》的约定，塔莉亚公司进行股权回购的条件未生效，塔莉亚公司也无需支付股权回购款。一审法院遗漏芦永雄、孔宪斌、李智毅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属于重大程序瑕疵。袁伯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庾衍青向袁伯强支付股权转让款200000元（大写：贰拾万元整）以及迟延支付款项违约金暂计1000元（违约金以200000元为计算基数，从2019年8月1日开始按照每日1‰计算至庾衍青付清全部股权转让款为止）；2.庾衍青、塔莉亚公司配合袁伯强办理股东变更工商登记；3.案件受理费由庾衍青、塔莉亚公司承担。一审认定的事实：塔莉亚公司成立于2018年2月13日，登记股东为：李智毅、芦永雄、袁伯强、孔宪斌、庾衍青。袁伯强主张其将该公司10%的股权转让给庾衍青，提交了2018年7月31日的《退股协议书》为证。该《退股协议书》抬头列明，甲方：袁伯强，身份证号码：，联系方式（空）。乙方：塔莉亚公司（庾衍青），身份证号码：，联系方式135××××5008。丙方：芦永雄，身份证号码……，联系方式……。丁方：孔宪斌，身份证号码……，联系方式……。戊方：李智毅，身份证号码……，联系方式……（以上全部股东写上）。其中上述具体姓名、身份证号码及电话号码是各方人员自己手写，其他内容是打印。该协议内容为：“鉴于：甲乙丙丁戊伍方于2017年2月共同出资成立“塔莉亚公司”（以下称为该公司，以上五方均实际出资并在广州市花都区工商局办理登记，现各方协商一致，就甲方将其股权转让给乙方之后退出该公司的事宜达成以下协议：第一条、股权转让1.甲方自愿退出塔莉亚公司，并将持有该公司10%股权转让给乙方，丙丁戊五方对此无异议。2.甲方保证转让的股权不存在第三人的请求，没有设置任何质押，未涉及任何争议及诉讼。第二条、转让方式及责任1.转让方式由双方协商，从以下三项中选择一项予以实行：1.1如果乙方在2019年7月31日前向甲方支付股权金的，应向甲方支付股权转让金人民币贰拾万元整(小写：200000.00)；l.2如果乙方在2019年1月31日前向甲方支付股权金的，应向甲方支付股权转让金人民币壹拾陆万元正(小写：160000.00)；1.3若该公司名下的“塔利亚音乐餐吧”整体转让给以上各股东或之外的其他人，自他方向该公司或该公司指定收款人收到转让款之日起2日内，乙方按整体转让总收入的甲方所占实际投入的比例向甲方支付股东转让金。2.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甲方不享受该公司相应的股东权利和承担义务，该公司所有的债权债务和亏损、盈利分红与甲方无关。3.自乙方付清股权转让金之日起5日内，甲方配合办理该公司股东变更登记手续。第三条、违约责任及解决方式1.本协议签订后，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本协议约定条款的，即构成违约。违约方每天应按股权转让金总额1‰的标准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2.在履行协议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争议或未尽事宜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进行解决；若协商不成功由本协议签订地的法院管辖。3.本协议经双方签字后生效。4.本协议一式五份，甲乙丙丁戊五方各持有一份。”袁伯强、庾衍青、芦永雄、孔宪斌、李智毅分别在甲乙丙丁戊（五方）落款处签字及捺指模确认。在上述内容下行，标注“协议签订地：广州市花都区。”塔莉亚公司在该行内容上盖章。庾衍青认为袁伯强持有的《退股协议书》中李智毅的签名不是当场签名，是事后所签，提交了《退股协议书》为证。该份《退股协议书》除在指头戊方处及落款处没有李智毅的签名外，其他内容与袁伯强提交的《退股协议书》完全相同。对于《退股协议书》第二条约定的三种转让方式，袁伯强明确该三点是基于双方自由选择，可择一实行，没有指定哪一条实行。塔莉亚公司明确在2018年10月已结业。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涉案股权转让的受让方是谁，庾衍青是否应当向袁伯强支付股权转让款。从《退股协议书》的内容看，协议中的“甲乙丙丁戊”分别是塔莉亚公司的五名股东袁伯强、庾衍青、芦永雄、孔宪斌、李智毅。协议明确袁伯强是将股权转让给股东乙即庾衍青。庾衍青抗辩称股权受让方是塔莉亚公司，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信。至于李智毅是否在该协议上签名以及李智毅是否当场签名均不影响袁伯强与庾衍青之间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协议约定庾衍青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三种方式及不同价款，现塔莉亚公司尚未转让，亦无资产，庾衍青也没有在2019年1月31日前付款，第2、3种付款方式的条件已不存在，袁伯强诉求庾衍青按第1种方式支付股权转让款20万元，合法合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庾衍青没有按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已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但《退股协议书》对违约金的约定过高（即每日股权转让款的1‰），对袁伯强诉求庾衍青按该约定支付违约金，一审法院依法调整为按年利率24%支付违约金。袁伯强诉求庾衍青、塔莉亚公司配合袁伯强办理股东变更工商登记，合法合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为此，一审法院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作出判决如下：一、庾衍青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袁伯强支付股权转让款20万元并自2019年8月1日起，按年利率24%计付利息至股权转让款付清之日止；二、庾衍青、塔莉亚公司协助袁伯强办理股东、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将袁伯强名下的塔莉亚公司股权变更登记至庾衍青名下；三、驳回袁伯强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上述欠款，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316元，由庾衍青负担。经审查，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庾衍青提交塔莉亚公司2018年6月、7月资产负债表以及6月损益表，拟证实塔莉亚公司严重亏损。经质证，袁伯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不予认可，认为上述证据均无加盖塔莉亚公司公章，而仅有庾衍青的单方签名。二审期间，庾衍青提交书面申请，请求追加塔莉亚公司其他三名股东芦永雄、孔宪斌、李智毅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袁伯强明确表示上述三人并无参加诉讼的必要，不同意追加。本院认为，本案为股权转让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问题为：《退股协议书》约定的涉案股权受让主体如何确定？以及受让方应当支付的股权转让金额为多少？本院分析认定如下：第一，《退股协议书》在缔约主体身份列明部分，特别备注“（全部股东写上）”。《退股协议书》所列的“甲方”、“丙方”、“丁方”、“戊方”，均是塔莉亚公司股东，与备注内容相吻合。以该书写逻辑和分类标准一以贯之，则“乙方”处列明的也应为塔莉亚公司股东庾衍青，而非庾衍青以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代表塔莉亚公司位列于此。退一步讲，若“乙方”处列明的主体确为塔莉亚公司，则庾衍青在以股东身份参加该次《退股协议书》签订并进行股东投票的情况下，未将庾衍青的主体身份独立于以上五方主体外列明，明显不合常理。而只有将“乙方”处“广州市塔莉亚音乐餐饮有限公司（庾衍青）”理解为庾衍青个人，其是以独立股东身份参与《退股协议书》的订立并承诺个人受让袁伯强的股权，塔莉亚公司仅是作为拟转让股权所附之标的公司，不作为当事人参加《退股协议书》的订立，才符合《退股协议书》文字记载的内在逻辑。第二，庾衍青认为《退股协议书》约定的案涉股权受让主体为塔莉亚公司，则在实质上构成了公司收购其股东股权的情形。而从本案现有证据来看，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四条关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请求公司收购其股权的法定条件。而《退股协议书》的其他内容，也并无关于塔莉亚公司减资的相关约定。相反，从《退股协议书》“鉴于”部分内容关于塔莉亚公司设立情况及各股东签署该协议的背景陈述，以及在主文部分所使用的“股权转让”词语和仅约定“乙方”义务内容的条款来看，《退股协议书》是就袁伯强转让其持有的塔莉亚公司股权给庾衍青而缔结的协议。《退股协议书》内容对芦永强、孔宪斌、李智毅并不具有直接的约束力，其三人先后在《退股协议书》上签名的行为，是其明晰股权转让的事实及放弃优先购买权的意思表示。第三，庾衍青二审提交的塔莉亚公司2018年6月、7月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均无加盖塔莉亚公司公章，庾衍青也不能证实上述证据的来源，对其真实性本院不予采信。退一步讲，即使塔莉亚公司经营确实存在亏损，但在庾衍青已明知该事实的情况下，仍然于2018年7月31日签署《退股协议书》时同意按照约定的款项金额支付股权转让款，其应当恪守该承诺。庾衍青再要求以评估后的金额确定受让股权价值，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第四，《退股协议书》第2.1条约定的转让方式，仅是双方具体确定股权转让款的依据和标准，并非案涉《退股协议书》的生效条件。在庾衍青怠于积极履行付款义务的情况下，2.1条约定的三种转让方式中仅剩一条具备实际执行的可能。一审法院依照该确定的唯一标准认定涉案股权转让对价，并无不当。对于袁伯强主张的逾期付款违约金，一审法院虽已进行调整，但在袁伯强未能提交证据证实其存在利息损失之外的其他损失情况下，对于庾衍青认为违约金标准依然过高的理由，本院予以采信。本院依法将逾期付款违约金标准调整为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对于庾衍青追加其他股东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的申请，本院认为，《退股协议书》意思表示明晰，本案处理结果与其他股东并不存在实质上的利害关系，庾衍青的追加第三人申请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本院不予准许。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关于违约金标准的处理稍有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庾衍青的其他上诉请求和理由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同时，因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故相应的利率标准应当予以调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4民初6245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撤销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4民初6245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三、变更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4民初624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上诉人庾衍青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被上诉人袁伯强支付股权转让款200000元及利息（以200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自2019年8月1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以200000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款项之日止）；四、驳回被上诉人袁伯强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案件受理费4316元，由上诉人庾衍青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汤 瑞审判员 国平平审判员 易超前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八日书记员 林燕贞梁惠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