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民终143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恒波商业连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文锦北路。法定代表人：刘德逊，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凡罡，北京市仁人德赛（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少雄，北京市仁人德赛（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前海佳浩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执行事务合伙人：刘德逊。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凡罡，北京市仁人德赛（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少雄，北京市仁人德赛（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德逊，男，1964年3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凡罡，北京市仁人德赛（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少雄，北京市仁人德赛（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邦汇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嘉定工业区叶城路。法定代表人：张雱，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昉，北京市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光，北京市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深圳市恒波商业连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恒波公司）、上诉人深圳市前海佳浩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前海佳浩）、上诉人刘德逊因与被上诉人上海邦汇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邦汇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8）京02民初2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深圳恒波公司、上诉人前海佳浩、上诉人刘德逊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凡罡、刘少雄，被上诉人上海邦汇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昉、杨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深圳恒波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8）京02民初253号民事判决书；2．依法改判深圳恒波公司仅向上海邦汇公司承担返还借款本金的责任，而无需承担支付利息、罚息的责任；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上海邦汇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判决深圳恒波公司与上海邦汇公司之间的保理合同无效，却认定双方的借贷关系有效，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予以纠正。（1）一审法院确认双方的保理法律关系无效，认为双方实际是借贷法律关系，这是正确的；但紧接着把本案的案由变更为民间借贷纠纷，是错误的。基于民间借贷纠纷的相关司法解释，民间借贷纠纷是自然人之间的偶发性的借贷关系，上海邦汇公司实际属于专业的保理机构，是由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按照相关规定，不适用民间借贷纠纷的司法解释。双方间应该是金融借贷关系。（2）一审判决引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推定借贷关系有效，最终认定担保合同有效，适用法律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该条规定，应当依照有关的法律规定认定，不能直接推定。本案中隐藏的法律关系是借贷法律关系，是否有效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和相关的司法解释认定。（3）即便一审法院引用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以下简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一条，未提及“但书”内容。一审法院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民间借贷司法解释，都存在适用错误的问题，应当予以纠正。2．深圳恒波公司与上海邦汇公司之间名为保理实为借贷。商业保理企业具有准金融机构的性质，不得存在放贷业务，其违规放贷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双方的借贷应属无效。自2002年至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银保监会）发布的相关规定，对于保理的规定是严格规定和限制的，明令禁止从事放贷业务。上海邦汇公司违规放贷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十九条的法律强制规定，即未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设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或者从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据此，上海邦汇公司与深圳恒波公司之间的借贷关系无效。上海邦汇公司是以获取借贷为目的，通过网络平台，向不特定的人经常性、反复性放贷，属于经营性放贷，其违法放贷的行为应该也属于无效。从深圳恒波公司提供的网站信息来看，该网站包含了包括深圳恒波公司在内的不特定发放贷款对象。深圳恒波公司自2016年至今就有170多笔，累计收取5000多万元的利息。上海邦汇公司这种违法放贷行为，具有经常性、反复性。与深圳恒波公司的业务也是通过网络平台获取，上海邦汇公司的放贷行为不属于民间借贷中规定的情形，属于非法从事金融行业业务。根据相关规定该行为应属无效。3．上海邦汇公司作为专业的保理公司，对与深圳恒波公司之间借贷关系的无效存在过错，无权要求深圳恒波公司承担利息和罚息。结合上海邦汇公司的企业性质、准金融机构的性质，其应知晓我国的法律强制性规定，向不特定的主体发放贷款、从中获利，其行为存在明显过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上海邦汇公司无权要求深圳恒波公司支付高额的利息和罚息。前海佳浩、刘德逊共同上诉请求，1．依法改判驳回上海邦汇公司对前海佳浩、刘德逊的诉讼请求，即前海佳浩、刘德逊无需向上海邦汇公司承担连带担保责任；2．依法驳回上海邦汇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前海佳浩、刘德逊认可债务人深圳恒波公司关于合同无效的上诉意见。另提出，本案中仅存在一个合同，主合同无效，从合同也应当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在签订担保合同的过程中，上海邦汇公司对于担保人来说以展期为由，在格式合同中增加了担保人的责任和义务，在展期内就提起诉讼。上海邦汇公司签订展期合同的目的是为了提起诉讼，对于担保人来说，存在变相的欺诈。该担保合同系从合同，应属于无效，担保人也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担保的民事责任。上海邦汇公司辩称，本案合同名为保理、实为借贷，这一点双方在审理中已经反复进行了确认。在名为保理实为借贷的情况下是完全有效的。法律依据为最高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发布的《关于当前商事审判工作中的若干具体问题》第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审判工作的若干意见》的通知第二条第4项，两份文件均认定名为保理实为借贷的合同是有效的。根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一条，不适用规定的仅仅是从事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关于经常性放贷的问题。上海邦汇公司作为经商务部设立的保理公司没有从事经常性放贷业务，因此不因该行为导致合同无效。深圳恒波公司陈述一审法院认定了表面上的保理合同无效，本案只存在一个合同，所以担保合同无效。该上诉意见明显是偷换概念，本案存在一个法律关系，形成的法律文件是保理合同，法律性质是借贷或者借款合同，而这个借贷或借款合同被一审法院认定是有效的，在这个基础上担保合同也是有效的。名为保理合同的性质被一审法院认定为借贷合同，不导致担保责任的不成立或无效。前海佳浩、刘德逊提到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都是格式合同，以及趁人之危和欺诈的问题，对此需要前海佳浩、刘德逊提交相应的证据，本案不存在趁人之危和欺诈的问题。对于贷款展期的问题，当时的背景是因为深圳恒波公司已被提起诉讼，上海邦汇公司是正常的商业行为，不存在欺诈或骗取担保的问题。综上所述，深圳恒波公司、前海佳浩、刘德逊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应予全部驳回。上海邦汇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深圳恒波公司偿还上海邦汇公司借款本金52267794．92元并支付利息767315．17元。2．深圳恒波公司向上海邦汇公司支付罚息，以3910793．08元为基数，自2018年10月17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20963985．97元为基数，自2018年10月18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17973389．04元为基数，自2018年10月19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10186942元为基数，自2018年10月26日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均按照日利率0．045％计算。3．刘德逊、前海佳浩对深圳恒波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给付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上海邦汇公司与深圳恒波公司签订合同情况2017年8月8日，上海邦汇公司作为保理商、深圳恒波公司作为卖方签订编号：JR-08-20-215320308-215589429-1《保理融资业务合同》，约定的主要内容如下：鉴于部分（1）卖方基于与下游买方签署的商务合同从而对下游买方产生的应收账款转让给保理商，并向保理商申请有追索权的国内保理融资业务。（2）卖方拟转让给保理商的应收账款包括卖方基于与确定的买方已经订立或将要订立的商务合同下已经产生或将要产生的应收账款，以及卖方基于与确定的买方已经订立的商务合同下载明债权要素的采购订单下已经产生或将要产生的应收账款，保理商同意根据本合同的约定受让上述应收账款，并向卖方提供国内保理融资服务。第一条定义和解释，分别对保理融资业务、融资款、融资额度、融资比例、融资费用、商务合同、合格债权、合格债权转让、融资期限、暗保理等进行了定义和解释。第二条合格债权转让2．1本合同生效后，卖方应当在申请保理融资前，将商务合同项下的全部已经产生的和未来将要产生的合格债权转让给保理商并向保理商发出附件一《应收账款转让申请暨确认书》。保理商在卖方签署的《应收账款转让申请暨确认书》上签署确认时，应收账款转让生效，该应收账款即成为已受让应收账款。第三条融资额度3．1本合同项下的融资额度为：在本合同有效期内的任何时间，保理商向卖方提供的未获清偿的融资款总额不得超过保理商受让的合格债权金额。3．2卖方按本合同约定向保理商申请保理融资，融资比例不超过100％。卖方每笔融资的具体融资比例以保理商核定为准。3．4保理商有权要求卖方就本合同项下保理融资本息提供相应的担保，具体担保事宜双方另行约定。第四条融资申请与核准4．1卖方在与买方签署商务合同和／或根据商务合同的约定确定采购订单后，可向保理商申请融资。4．2卖方可以直接登录保理商网站进行注册并通过实名认证，获得数字安全证书。卖方通过数字安全证书验证身份之后加盖电子签名，以此作为合法有效印鉴之一。保理商有权要求卖方在融资申请前以书面形式提供其合法有效印鉴样本。4．4卖方申请融资的，应向保理商推送保理商要求的融资信息，或按保理商要求提交如下文件的正本：（1）按附件二格式签署的《保理融资业务申请书》；（2）与买方签订的商务合同和／或订单；（3）保理商合理要求的其他文件，包括但不限于融资发放后的后补文件。4．5保理商在收到第4．4款约定的申请文件后，将审查申请文件并留存原件。保理商应在收到申请文件后三个工作日内予以审查。审查通过后，保理商按照本合同第六条规定流程进行放款。保理商不同意卖方融资申请的，应将不同意的理由通知卖方。第五条融资期限5．1单笔融资款融资期限以每笔融资申请时经保理商审核确认为准。第六条融资款的发放6．1在任何情况下，保理商仅在融资额度内向卖方提供保理融资业务。6．2经保理商审核认为符合融资发放条件的，保理商将融资款划至卖方在《保理融资业务申请书》中指定的融资专用账户。融资款从保理商账户划出视为保理商的义务履行完毕，融资款已由卖方提取和使用，相应金额的保理融资额度已被卖方使用。融资款划出日即为融资款发放日，保理商自该日起开始计收融资利息。6．3鉴于本合同项下融资款的用途为定向向上游供应商支付货款，卖方在此不可撤销地授权保理商，在保理商把融资款从保理商账户划出至卖方融资专用账户时，立即把上述款项从卖方融资专用账户支付至上游供应商账户。卖方应当在《保理融资业务申请书》中列明相应的上游供应商账户，或通过其他方式向保理商推送相应的上游供应商账户信息，且卖方保证其提供或推送的与受托支付相关的供应商账户、付款金额等信息真实有效。第七条融资费用和费率7．1本合同涉及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保理融资利息、保理服务费等。7．2保理融资利息与保理服务费的收取（1）保理融资利息：本合同项下有关保理融资利率以卖方提出融资申请且经保理商审批通过的《保理融资业务申请书》约定为准。（2）保理服务费率为日利率0％。7．4本合同项下保理融资利息、保理服务费的结算方式：自融资款实际发放之日起，按日计利息与服务费，融资款到期或提前还款时，依照保理商和卖方约定偿还本金并支付息费。计算公式：日利率=年利率／360，保理融资利息=保理融资本金×实际融资天数×日利率。第八条还款方式8．5保理商在收到任何付款后，按照下述顺序清偿可清偿余额的全部或部分：（1）本合同项下其他应付款项（如提前还款手续费）；（2）未清偿的融资利息、保理服务费、罚息、提前还款手续费；（3）单笔保理融资本金（按照融资发放的先后顺序）。第十三条违约责任13．1如卖方未能在任何一笔保理融资款的融资期限内还款，或未能按照本合同的约定向保理商支付应付而未及时支付的任何款项，无论在何种还款方式下，卖方应按拖欠款项的实际天数及罚息利率向保理商支付罚息。罚息利率为合同约定的融资利率、服务费率分别加收50％。第十八条附则18．2本合同的附件及各项补充、修订或变更，为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本合同正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合同项下附件包括附件一《应收账款转让申请暨确认书》、附件二《保理融资业务申请书》。上海邦汇公司与深圳恒波公司在上述《保理融资业务合同》上签章确认，双方未签署附件一《应收账款转让申请暨确认书》。二、上海邦汇公司与刘德逊等签订保证合同情况2017年8月9日，上海邦汇公司与刘德逊签订编号：20170065632《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的主要内容如下：鉴于上海邦汇公司与深圳恒波公司签署了上述《保理融资业务合同》，为确保上海邦汇公司利益，刘德逊自愿为主合同项下深圳恒波公司对上海邦汇公司的债务向上海邦汇公司提供最高额保证。第一条被担保主债权为根据主合同在本合同第三条约定的期间内发生的多笔暗保理业务项下上海邦汇公司对深圳恒波公司的债权。深圳恒波公司在任一时点尚未清偿的所有本金数额不得超过本合同第二条约定的最高限额。第二条刘德逊所担保的主债权最高限额为3亿元。第三条保理业务发生期间为2017年8月9日至2018年8月8日。主合同约定的业务为暗保理业务，每笔保理的放款日均不得超过上述发生期间的届满日。第四条保证担保范围为深圳恒波公司对上海邦汇公司的债务以及由此产生的利息、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等相关款项以及上海邦汇公司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和其他合理费用。第五条保证方式为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第六条被担保主债权的确定：本合同第三条约定的保理业务发生期间届满。第七条保证期间为深圳恒波公司向上海邦汇公司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同日，上海邦汇公司与前海佳浩签订编号：20170065635《最高额保证合同》，内容与上述合同一致。三、上海邦汇公司与深圳恒波公司履行合同情况2018年7月18日、7月19日、7月20日、7月27日，深圳恒波公司分别向上海邦汇公司发出《保理融资业务申请书》，申请融资金额分别为15240353元、20599377元、17660793元、10099080元，融资日利率均为0．03％，融资期限均为一个月。上述四笔融资款到期后均展期了两个月，到期日分别为2018年10月16日、10月17日、10月18日、10月25日。深圳恒波公司在上述《保理融资业务申请书》中特别说明：“我司理解并同意，因业务系统升级，主合同中约定的融资款支付路径及我司的还款路径需要临时做变更，我司同意在此期间内，融资款由贵司账户直接支付至我司如下指定账户后，由我司支付至相应的上游供应商账户内，同时我司将于付款给供应商的当日向贵司反馈当日的付款回单，如我司付款当日未反馈付款回单，则贵司有权选择是否停止对我司后续融资款的发放。还款时，我司的还款将直接支付至如下贵司指定的接收还款账户。”上海邦汇公司于2018年7月18日、7月19日、7月20日、7月27日，向深圳恒波公司分别发放了四笔融资款15240353元、20599377元、17660793元、10099080元。深圳恒波公司向上海邦汇公司偿还了部分本金并支付了部分利息。上海邦汇公司与深圳恒波公司确认：第一笔融资款尚欠本金3908544．92元、期内利息2248．16元，第二笔融资款尚欠本金20599377元、期内利息364608．97元，第三笔融资款尚欠本金17660793元、期内利息312596．04元，第四笔融资款尚欠本金10099080元、期内利息87862元，共计尚欠本金52267794．92元、期内利息767315．17元；罚息按照《保理融资业务合同》约定的罚息利率日利率0．045％，分别以每笔融资款的尚欠本金、期内利息合计数为基数即3910793．08元、20963985．97元、17973389．04元、10186942元，自2018年10月17日、10月18日、10月19日、10月26日起算至给付之日止。四、当事人陈述情况上海邦汇公司与深圳恒波公司均认可：签订本案保理合同前，双方已存在借贷关系，深圳恒波公司通过上海邦汇公司指定的网络平台向上海邦汇公司申请借款，并按照上海邦汇公司的要求提供深圳恒波公司与卖方签订的有关合同等，上海邦汇公司审查后向深圳恒波公司放款；双方在履行本案保理合同中，深圳恒波公司没有向上海邦汇公司转让应收账款债权，深圳恒波公司提交了其作为买方的商品订购合同；本案项下融资款的申请、发放等操作流程模式与此前相同，上海邦汇公司指定的网络平台即本案保理合同中约定的保理商网站。另查，上海邦汇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时融资期限尚未到期，在本案审理中融资期限届满。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本案法律关系是否名为保理实为借贷及其效力。一、本案法律关系。保理法律关系涉及保理商、债权人和债务人三方主体，包含两个合同即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基础合同、保理商与债权人之间的保理合同。保理业务是以债权人向保理商转让其应收账款债权为前提，集应收账款催收、管理及融资于一体的综合性金融服务。因此，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基础合同是成立保理业务的前提，而债权人与保理商之间的应收账款债权转让则是保理法律关系的核心。本案中，上海邦汇公司与深圳恒波公司虽然签订了保理合同，但从深圳恒波公司提交的所谓基础合同来看，深圳恒波公司作为买方需要向卖方支付货款。因此，深圳恒波公司不是债权人而是债务人，其根本不存在应收账款债权，并无可能向上海邦汇公司转让应收账款债权。上海邦汇公司与深圳恒波公司在庭审中也一致认可，双方在履行本案保理合同时深圳恒波公司没有向上海邦汇公司转让应收账款债权，本案融资款申请、发放的操作模式与此前双方发生的借贷事实一致。上海邦汇公司作为商务部审批监管的商业保理公司，理应清楚保理业务合法规范的操作模式，但是上海邦汇公司既未审查基础合同，亦未核实是否存在应收账款债权，即向深圳恒波公司发放了融资款，上海邦汇公司应系明知双方所签保理合同并非真实意思表示。因此，上海邦汇公司与深圳恒波公司虽签有保理合同，但完全不符合保理法律关系的特征，保理合同的内容应为双方虚假的意思表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以及实际的权利义务关系应为借贷法律关系，即本案法律关系名为保理实为借贷，故案由相应变更为民间借贷纠纷。二、本案法律关系的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处理。”如前所述，上海邦汇公司与深圳恒波公司签订的保理合同应认定无效。而双方形成的借贷法律关系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存在我国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无效之情形。因此，本案借贷法律关系应认定有效。上海邦汇公司分别与刘德逊、前海佳浩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亦不存在我国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无效之情形，均应认定有效。深圳恒波公司、刘德逊、前海佳浩以上海邦汇公司不具备从事发放贷款业务的特许经营资格为由，主张双方之间的借贷法律关系无效。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审查上海邦汇公司与深圳恒波公司之间的借贷法律关系效力应当适用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一条规定：“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以及它们相互之间为生产、经营需要订立的民间借贷合同，除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本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的情形外，当事人主张民间借贷合同有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虽然深圳恒波公司、刘德逊、前海佳浩在答辩中提及本案保理合同属于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应认定无效的情形，但是，如前所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对于本案中被伪装行为所掩盖的隐藏行为的法律效力做出了明确的新规定，故一审法院对深圳恒波公司、刘德逊、前海佳浩关于借贷法律关系无效的答辩意见不予采纳。进而刘德逊、前海佳浩基于主合同无效主张保证合同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对刘德逊、前海佳浩不承担保证责任的答辩意见不予采纳。三、关于上海邦汇公司的诉讼请求。上海邦汇公司与深圳恒波公司均认可尚欠本金52267794．92元、期内利息767315．17元以及罚息计算公式，即按照本案保理合同约定的罚息利率日利率0．045％，分别以尚欠本息合计金额3910793．08元、20963985．97元、17973389．04元、10186942元为基数，自2018年10月17日、10月18日、10月19日、10月26日起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规定：“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利息。”第二百零六条规定：“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第二百零七条规定：“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且上海邦汇公司主张的期内利息和罚息的利率标准分别符合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因此，一审法院对上海邦汇公司要求深圳恒波公司偿还本金并支付利息、罚息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规定：“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与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为连带责任保证。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上海邦汇公司依据本案《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约定有权要求刘德逊、前海佳浩对深圳恒波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且经一审法院审查，刘德逊、前海佳浩承担保证责任的范围符合《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约定。另外，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刘德逊、前海佳浩分别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深圳恒波公司追偿。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三十一条、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一条、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深圳恒波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上海邦汇公司偿还本金52267794．92元并支付利息767315．17元；二、深圳恒波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上海邦汇公司支付罚息（分别以3910793．08元未偿还部分为基数自二○一八年十月十七日起计算至给付之日止，以20963985．97元未偿还部分为基数自二○一八年十月十八日起计算至给付之日止，以17973389．04元未偿还部分为基数自二○一八年十月十九日起计算至给付之日止，以10186942元未偿还部分为基数自二○一八年十月二十六日起计算至给付之日止，均按照日利率0．045％计算）；三、刘德逊和深圳前海佳浩对上述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确定的深圳恒波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刘德逊和深圳前海佳浩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深圳恒波公司追偿。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深圳恒波公司与前海佳浩、刘德逊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如下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第一组证据：上海邦汇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证明内容为，1．上海邦汇公司为北京京东金融科技控股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并使用京东金融网站（https：//jr．jd．com）对外开展经常性的融资放贷业务。2．上海邦汇公司的经营范围为融资保理业务，即应收账款融资，销售分户账管理，应收账款催收，坏账担保，经许可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其经营范围中并没有对外发放贷款的资质。3．上海邦汇公司的经营注册地址位于上海市嘉定区，其开展经营活动应当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法律法规以及银保监会、商务部、上海市商务委、上海市金融委等对于商业保理企业的监督管理规范的约束。第二组证据：京东金融企业服务平台操作系统“合同查询、订单查询、还款记录查询”截图、《订单融资申请书》（2016年、2017年）、《保理融资业务合同》+《保理融资业务申请书》（2017年、2018年）、深圳恒波公司与上海邦汇公司融资付款台账（2016-2018）、京东金融企业服务平台操作系统“合同查询、订单查询、还款记录查询”截图（广东恒大和通信科技有限公司）、《保理融资业务申请书》（2017，广东恒大和通信科技有限公司）、贷款流程说明、广东恒大和通信科技有限公司与上海邦汇公司融资付款台账（2017-2018）。证明内容为，1．京东金融网站（https：//jr．jd．com）为上海邦汇公司开展对外放贷业务的平台，面向的对象具有不特定性，按照上海邦汇公司的要求，深圳恒波公司在进行借款及还款时，大部分都是通过该平台进行的。2．上海邦汇公司要求深圳恒波公司在该平台中选择“采购融资”的按钮，在“三星公司”“公用放款平台”等项下开展融资借款，整个的操作过程均跟“保理融资业务”无关。3．上海邦汇公司开展的融资放贷业务具有经营性和反复性，从2016年至2018年，上海邦汇公司向深圳恒波公司提供借款170多笔，在2017年底之前，上海邦汇公司提供的是《订单融资合同》供深圳恒波公司签署，2017年底之后提供了《保理融资业务合同》模板，但实际上仍然开展的是借贷业务。从2016年至2018年，双方借贷涉及金额数亿元，上海邦汇公司从中获取了5600余万元的借贷利息。4．上海邦汇公司对外放贷行为存在不特定性，其与广东恒大和通信科技有限公司也开展了同样的融资借贷，业务操作模式与深圳恒波公司基本一致。从2017年到2018年，广东恒大和通信科技有限公司向上海邦汇公司支付了1000余万元借贷利息。第三组证据：《渠道合作协议》《付款凭证》、往来邮件、分润对账表。证明内容为，1．上海邦汇公司为了获取更多的融资利息，通过与其他主体开展合作的方式，由其他主体向其推荐借款人，上海邦汇公司从向该被推荐的借款人处获取的融资利息中拿出一定比例支付（一般为获取利息收入的12-13%）给推荐人，以激励推荐人向其积极推荐更多的借款人。上海邦汇公司系通过此种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开展融资贷款，其放贷行为具有经营性和不特定性。2．江苏恒易达科技有限公司因成功推荐广东骏和通信设备连锁销售有限公司、广东耀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广州市骏卓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与上海邦汇公司开展了“采购融资”业务，上海邦汇公司据此向江苏恒易达科技有限公司支付了901722．38元的收益。按照推荐人获取的分红是上海邦汇公司利息收入的12-13%来推算，上海邦汇公司至少从广东骏和通信设备连锁销售有限公司、广东耀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广州市骏卓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等公司获取了近1000万元的利息收入。第四组证据：上海邦汇公司2018年年报及审计报告财务报表。证明内容为，1．结合证据2证明：深圳恒波公司于2017年至2018年分别向上海邦汇公司支付了利息18379808．27元及27543596．63元，共计45923404．90元。2．结合证据2证明：广东恒大和通信科技有限公司于2017年至2018年分别向上海邦汇公司支付了利息7045309．61元及3195515．88元，共计10240825．49元。3．从上海邦汇公司的审计报告来看，上海邦汇公司2017年至2018年分别获得636891163．36元及922422194．57元的业务利息收入，而这其中绝大部分都是通过开展这种融资贷款业务或者“名为保理实为融资”的业务而获取的，其开展非法放贷行为获益巨大，已经具备经营性质。第五组证据：往来邮件、《公证书》、人民法院公告。证明内容为，1．2018年初，上海邦汇公司以为深圳恒波公司开展“借新还旧”业务为由，称由深圳恒波公司先向其归还借款，其再向深圳恒波公司发放新的贷款，总融资额度不变。然而，深圳恒波公司按照其要求归还借款后，上海邦汇公司却以各种理由拖延发放贷款，从2018年初至2018年7月短短数月时间，其抽贷1．1亿元。由于其突然的抽贷行为，导致了深圳恒波公司资金链突然断裂，经营发生巨大困难，其行为严重违背诚实信用原则。2．在深圳恒波公司经营陷入困境情况下，上海邦汇公司称如果深圳恒波公司要获得借款展期，必须重新在线下签订新的《保理融资业务合同》，并要求深圳恒波公司增加担保。为了深圳恒波公司能够继续经营，深圳恒波公司及刘德逊、前海佳浩等只能在上海邦汇公司所提供的格式文本上签字盖章。然而，上海邦汇公司收到深圳恒波公司及担保人的签字文件后，在许诺的展期期限尚未届满前，就立即对深圳恒波公司及各担保人提起了本案诉讼，并对深圳恒波公司及各担保人的巨额财产进行了查封保全，进一步加剧了深圳恒波公司的经营困难。3．从上海邦汇公司员工误发给深圳恒波公司的邮件显示：在上海邦汇公司许诺向深圳恒波公司提供贷款展期之前，上海邦汇公司已经决定对深圳恒波公司提起诉讼。其之所以要进行所谓的“展期”，只是为了获得担保人签署的担保书，方便其对担保人的财产进行财产保全，从而增加诉讼的筹码。其行为构成了对各担保人的欺诈。4．从2018年7月到8月，上海邦汇公司为了骗取担保人的担保，多次来到深圳恒波公司注册地址进行沟通及签署文件，其对深圳恒波公司的经营地址是明知的而且非常熟悉，对深圳恒波公司人员的联系方式更是了如指掌，然而，上海邦汇公司对深圳恒波公司及各担保人提起本案诉讼时，法院竟然采用的是公告送达的方式。深圳恒波公司及各担保人是从其他人处意外获知了被诉信息，才赶紧跟一审法院取得联系，这才避免了“被缺席判决”。而据知，上海邦汇公司对于很多的借款人，都是采用的此种方式，在借款人不知情未到庭的情况下，获取了合同有效的判决。补充证据材料1．上海邦汇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证明内容为，1．上海邦汇公司2018年年度对外举借短期借款高达47．3亿元。2．上海邦汇公司募集资金的用途为偿还金融负债，证明上海邦汇公司存在未支付的银行贷款，其向深圳恒波公司等主体放贷构成高利转贷，当属无效。补充证据材料2．上海邦汇公司发行了三次资产支持票据。证明内容为，2018年6月至11月，上海邦汇公司发行了三次资产支持票据，显示其先后面向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的机构投资者发行了10亿元、20亿元、10亿元的资产支持票据，利率分别为5．35%、4．7%和4．64%/。补充证据材料3．话机世界通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二次股东大会公告、话机世界通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年报，证明内容为，在2017年10月至12月间，上海邦汇公司累计向话机世界通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短期借款60001534元，年利率为12%，可见上海邦汇公司最少从话机世界通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获取贷款利息620万元，进一步证明上海邦汇公司不仅仅向深圳恒波公司发放贷款，更向其他主体提供了非保理业务的融资借款，其放贷行为具有经营性、不特定性，本案借贷法律关系无效。上海邦汇公司对上述证据材料的质证意见为，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海邦汇公司对外开展经常性的融资放贷业务。第二组证据系深圳恒波公司单方制作的文字说明和表格，不是证据，不具有客观性和真实性，对全部证据的证明目的不认可。京东金融平台不是上海邦汇公司开展保理业务的独家平台，而是京东集团旗下4家小额贷款公司（分别为重庆两江新区盛际小额贷款有限公司、重庆京东同盈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北京京汇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和上海京汇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开展小额贷款业务的平台；相关业务完全符合法律规定。上海邦汇公司仅仅只是在深圳恒波公司的强烈要求下，与其以及相关关联公司（广东恒大和通信科技有限公司、广东骏和通信设备连锁销售有限公司、广东耀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广州市骏卓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通过京东金融平台开展了本案所涉的几笔融资业务。在业务经营上，完全不具有经常性和反复性，亦不具有借款主体的不特定性。京东金融平台的使用流程是：有融资需求的借款人先与京东金融方面线下沟通，由京东金融审核相关资质、经营情况、还款能力等，并为借款人开设账号以及其所对应的借款权限。借款人通过账号密码登录京东金融平台，申请使用与其资质、权限相符的“现货融资”“采购融资”和/或“预付款融资”业务中的一项或几项。根据借款人的申请，京东金融方面在审核通过后，由小额贷款公司发放贷款。因此，京东金融平台是有其严格的审查管理制度的。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江苏恒易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系深圳恒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深圳恒波公司称其关联方有借款融资需求，且也希望与上海邦汇公司通过保理的方式办理相关业务。为了赚取相关业务中的“回扣”，深圳恒波公司安排其全资子公司江苏恒易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与京东金融方面签署《渠道合作协议》，之后再推荐、介绍其关联方（广东骏和通信设备连锁销售有限公司、广东耀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广州市骏卓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三家公司系同一实际控制人）与上海邦汇公司开展所谓的保理业务。在发现相关保理业务不严格合规的情况下，上海邦汇公司早已与该三家公司终止合同，相关借款目前已转为信托贷款。因此，上海邦汇公司所开展的类似“名为保理、实为借贷”业务，仅仅只有本案项下所涉的寥寥几笔，完全不具备“长期性”“经营性”等特点。对第四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此份证据完全不能证明所谓的“上海邦汇公司大部分业务利息收入系通过名为保理、实为融资的业务获取”这一事实。本案项下融资业务占上海邦汇公司整体业务的比例仅为约1%。由此可见，融资业务不是上海邦汇公司的主营业务。对第五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相关证据无法证明深圳恒波公司所述上海邦汇公司拖延放贷、欺诈等相关事实。对于深圳恒波公司所提交的贷款展期申请，上海邦汇公司并不负有必须同意展期的义务。上海邦汇公司拒绝其展期申请是商业上的合理判断和保护自身权益的合法行为。上海邦汇公司认可补充证据材料的真实性，但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上海邦汇公司认为，其确有部分短期借款，但其注册资本金高达21．7亿元，亦有相当数量的自有资金，没有法律禁止商业保理公司对外借款，也没有证据证明上海邦汇公司是把对外借款的资金转贷给了深圳恒波公司。本案中，即便认为涉案贷款部分来源于上海邦汇公司的对外借款，也没有证据证明深圳恒波公司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这一事实，故不适用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四条第（一）项、第（二）项的规定。上海邦汇公司与话机世界通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间确有交易，但该交易属于商业保理业务，话机世界通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其年度报告中将相关款项描述为“短期借款”与事实不符，不存在上海邦汇公司长期向不特定对象放贷的事实。就上述交易，深圳恒波公司在本案诉讼过程中曾经向上海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进行了举报，认为相关交易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等法律法规，后经审查，上海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认为相关交易合法合规，未对上海邦汇公司做出任何处罚。上海邦汇公司与话机世界通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间的交易早已履行完毕，双方当事人对合同效力均不持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的意见将在本院认为部分论述。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一审诉讼中上海邦汇公司起诉状载明的深圳恒波公司的地址为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文锦北路洪湖二街50号新南滨大楼第三、四层，与深圳恒波公司营业执照所记载的住所一致。一审法院向该地址送达了本案诉讼文书，深圳恒波公司向一审法院确认的送达地址为“深圳市罗湖区洪湖二街新南滨大楼3楼”。本院认为，关于本案案由，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一条规定，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从事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因发放贷款等相关金融业务引发的纠纷，不适用本规定。上海邦汇公司不属于金融管理部门批准设立的从事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一审法院认定本案系法人之间的资金融通行为，确定本案案由为民间借贷纠纷并无不当。二审中各方争议焦点为案涉《保理融资业务合同》的效力问题。深圳恒波公司及前海佳浩、刘德逊主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十九条的规定，上海邦汇公司未经批准从事发放贷款业务，即是违反金融法规，扰乱金融秩序的违法行为，基于该违法行为签订的借贷合同应当确认为自始无效，基于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亦无效。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十九条规定，未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设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或者从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应当认定无效。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出借人违反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律，即未依法取得放贷资格，以民间借贷为业的法人、非法人组织、自然人从事的民间借贷行为不受法律保护，应当依法认定无效。对于以借贷为业的认定，应当考量同一出借人是否在一定期间内多次反复向不特定对象从事有偿民间借贷行为。即放贷人未经批准，向不特定对象反复性、经常性放贷，贷款目的具有经营性。经营即常态模式，如果是偶尔为之，则不能认定为经营。据此，案涉合同是否无效，应当考察上海邦汇公司是否违反上述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从事了向不特定对象反复性、经常性的放贷行为。本案中，上海邦汇公司系商业保理公司，其经营范围并无发放贷款的业务。因此，案涉交易是否为上海邦汇公司的经营行为是本案需要认定的问题。本案诉讼中，上海邦汇公司认可除案涉款项以外，其曾经与深圳恒波公司存在借贷关系，但从深圳恒波公司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材料看，第一，上海邦汇公司与广东恒大和通信科技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进行交易，其在金融平台所载明的合同名称均显示为保理融资合同，上述公司均不是本案当事人，相关交易并不在本案审理范围，根据现有证据，在未对该系列交易合同进行审查或审理的情况下，本院尚不能判断其合同性质究竟是保理业务抑或是借贷关系，故深圳恒波公司据此证明上海邦汇公司存在向不特定对象发放贷款的意见因证据不足，不能成立。第二，本案现有证据中亦没有显示上海邦汇公司涉及到要求归还贷款的诉讼案件，即无法通过以往诉讼来确认上海邦汇公司从事过多次发放贷款的行为。第三，上海邦汇公司在一审中仅认可在此之前其与深圳恒波公司存在借贷业务，而深圳恒波公司主张上海邦汇公司曾经向话机世界通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及深圳恒波公司的关联公司出借款项，对此上海邦汇公司并不认可，称因发现违规已经终止了该业务。根据深圳恒波公司据此提供的证据材料，本院同样无法认定上海邦汇公司与上述交易对象的交易性质。深圳恒波公司二审中申请法院对上海邦汇公司在京东金融网站开展业务期间与用户签订订单名称、签订订单数量、订单交易金额以及收取利息等进行查询，基于前述理由，本院认为，深圳恒波公司申请调取的证据与认定本案事实缺乏关联性，本院对其该项申请不予准许。综上，本案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认定上海邦汇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反复性、经常性出借款项，认定其行为具有经营性特征的证据不足。另，深圳恒波公司、前海佳浩、刘德逊主张上海邦汇公司从银行贷款后再出借款项的意见没有证据支持，故各上诉人关于案涉《保理融资业务合同》无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基于此，前海佳浩、刘德逊主张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亦无效的上诉理由因缺乏事实基础，均不能成立。本案诉讼中，前海佳浩、刘德逊提出已就保证合同另行提起诉讼，请求本案中止审理的申请，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予以驳回。深圳恒波公司、前海佳浩、刘德逊提出是从他人处意外获知被诉信息，才避免了被缺席判决，上海邦汇公司意在使借款人不到庭的情况获取有效判决的主张，与本院查明的事实不符。综上所述，深圳恒波公司、前海佳浩、刘德逊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由深圳市恒波商业连锁有限公司负担78440元（已交纳），由深圳市前海佳浩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刘德逊共同负担306976元（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 丰审判员 王 肃审判员 龚晓娓二〇二〇年九月三十日书记员 杜 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