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769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广东启橙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市桥街光明南路199号（1号楼401-413室）。法定代表人：唐佳佳。委托诉讼代理人：冯丽萍，广东粤高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严慧敏，广东粤高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东莞市智荟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南城街道莞太路南城段115号1号楼1507室。法定代表人：严莉。委托诉讼代理人：赖锐东，广东国亮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钟伟杰，广东国亮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东启橙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橙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东莞市智荟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荟公司）居间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自由贸易区南沙片区人民法院（2020）粤0191民初95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日立案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易超前独任审理。上诉人启橙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冯丽萍，被上诉人智荟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钟伟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启橙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支持启橙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3.驳回智荟公司请求启橙公司支付服务费72000元的反诉请求；4.本案诉讼费由智荟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为启橙公司要求智荟公司返还猎聘费用50%缺乏合同和法律依据，属于事实不清，理由如下：被推荐人李杰在2019年12月23日主动向启橙公司提出离职申请。经沟通后，启橙公司当天就同意了李杰的离职申请。双方在做离职沟通的同时，李杰提出个人投资合作方案，以寻求与启橙公司达成投资合作。基于李杰的个人能力和业务资源，启橙公司同意李杰的离职手续和相关证明均在2019年12月31日完成。事实上，2019年12月23日，启橙公司与李杰达成离职的合意后，在12月24日至31日期间，李杰并未回启橙公司上班，也不再为启橙公司工作，而是主要忙于其投资项目的筹备事宜，以希望与启橙公司可以达成项目投资合作。根据合同第6.1条，“甲方聘用乙方所推荐的人选在保证期内因为被推荐人自身原因离开甲方单位”，此处的“离开甲方单位”是指李杰离开启橙公司，不再为启橙公司工作。而李杰早于2019年12月23日离开公司后，已不在启橙公司上班，事实上已经离职。李杰是否递交正式的离职申请、办理离职交接手续并不是判断李杰离职的根本标准。李杰于2019年9月23日入职启橙公司，2019年12月23日离开启橙公司，属于在保证期的3个月内离职。启橙公司将李杰离开公司的相关情况于2019年12月23日通知了智荟公司。但智荟公司并未按合同6.1条的约定在启橙公司通知的30个工作日内为启橙公司无偿提供其他人员。按照合同6.1条的约定，智荟公司应按50%的标准向启橙公司返还费用。（二）双方达成了退回50%费用的合意，理由如下：1.李杰事实上的离职时间为2019年12月23日。2.启橙公司员工谢某在李杰离职的当天，以电话和微信方式告知智荟公司戴某。双方在电话沟通确认按总猎头费的50%收取李杰服务费的合意。因智荟公司已向启橙公司开具了第一期费用的发票和付款说明，启橙公司须先向智荟公司支付第一期费用，第一期费用中智荟公司多收取的4.8万元的服务费，在启橙公司开具退费发票后，由智荟公司向启橙公司退回，即双方达成了退回50%费用的合意。（三）启橙公司不应向智荟公司支付第二期费用，理由如下：1.启橙公司的退费请求符合合同约定的退费标准。2.双方已达成按协议金额的50%收取服务费的合意，智荟公司无权要求启橙公司支付第二期服务费，对于多收取的4.8万元，智荟公司应向启橙公司返还。3.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9年12月23日后，双方沟通的是退回4.8万元的事情，智荟公司并未请求支付剩余费用。4.涉案合同由智荟公司制作，合同第3.2条约定了6个月的保证期。根据合同第6.1条的约定，（1）只有李杰在保证期内不因自身原因离开启橙公司及虽然李杰在保证期内离开启橙公司，但智荟公司无偿提供其他人员的情况下，智荟公司才能获得所有的服务费；（2）根据该条约定，李杰在保证期3个月后、6个月内办理离职手续的，智荟公司无须向启橙公司无偿提供其他人员，亦无须向启橙公司退还任何费用，智荟公司无须按合同约定提供服务即可获得所有的服务费，不合理。事实上，双方合同本意是只要被推荐人在保证期内离职，按服务费的50%退款。签订合同时，启橙公司并未过多咬文嚼字，才造成现在的状况。智荟公司拒绝退费，有悖于诚实信用原则，理由如下：①参照双方另外一个服务费退费案件【（2020）粤0191民初9588号】，合同3.2条约定保证期3个月，6.1条约定到任后3个月内离职的，按服务费的50%退费，合同约定服务费31200元。而本案涉案合同，3.2条约定保证期6个月，6.1条约定到任后3个月内离职的，按服务费的50%退费，合同约定服务费24万元。本案涉案合同明显约定智荟公司收取更高的服务费，需要提供更长的保证期。而6.1条约定的退费标准一致，明显不合常理。②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看出，双方对保证期内离职按50%退费的意见是一致的。③2020年1月6日10时38分聊天记录显示，智荟公司在确认了李杰的离职时间后，启橙公司提出按合同约定李杰的保证期是6个月的，智荟公司员工戴某未提出异议。④2020年1月9日12时45分聊天记录可知，在保证期内离职按50%退费，智荟公司员工戴某是认可的。同时，在智荟公司提出发票税目异议时，也未提出要根据6.1条拒绝退费，而是在2020年1月3日回复启橙公司“老谢，我问了我们老板，退票再重新开这个方法不可行，得想别的办法”。（四）启橙公司无须向智荟公司支付剩余的二期费用，具体理由同上。另外，启橙公司的目的是通过智荟公司找到合适的员工。由于员工需要较长时间与公司磨合才能产生效益，启橙公司愿意按照较高的服务费标准支付费用，但合同须设定保证期来保障启橙公司能找到合适的员工。保证期是对启橙公司利益的保护和对双方权利义务的平衡。否则，有可能在启橙公司付出相对较高的服务费后，所推荐之人才在智荟公司收取服务费后即离职。现智荟公司无法按合同提供李杰在六个月保证期内不离职的服务，且未向启橙公司履行无偿提供其他人员的合同义务，智荟公司反诉请求支付剩余服务费，有违公平原则和权利义务对等的合同目的。智荟公司辩称，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请求维持一审判决，驳回启橙公司的上诉请求。启橙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智荟公司向启橙公司返还猎聘费用人民币48000元及支付逾期利息（以48000元为基数计算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20年3月16日起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2.智荟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智荟公司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启橙公司向智荟公司支付拖欠的服务费72000元及滞纳金（滞纳金以72000元为基数按照0.05%/日的标准自2020年1月7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启橙公司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启橙公司与智荟公司于2019年10月8日签订了《智荟人力资源咨询服务合同》，约定智荟公司向启橙公司推荐人才。合同内容约定有：第3.2条约定智荟公司每成功推荐一个受聘人才，启橙公司按照以下标准一次性支付服务费（含税），税由智荟公司承担。其中税前年薪70万以上的，介绍服务费是税前年薪的25%，保证期为六个月。第4.2条约定由智荟公司开具付款通知单和正式发票，启橙公司在收到付款通知单和发票后十个工作日内向智荟公司支付人才咨询费用一期款项（全额费用的百分之七十），三个月后十个工作日内支付人才咨询费用二期款项（全额费用的百分之三十），若启橙公司逾期付款，逾期应向智荟公司支付滞纳金，滞纳金的计算方式为应付未付费用*0.05%*迟延天数（从约定付款期后的次日起计算至付清款项日）。第5条约定智荟公司就推荐服务的保证期自被推荐人在启橙公司正式上班之日起计算。第6.1条约定启橙公司聘用智荟公司所推荐的人选在保证期内因为被推荐人自身原因离开启橙公司单位，并且启橙公司在被录用人选离开之日起10天内以书面形式通知智荟公司的情况下，智荟公司应就此岗位无偿提供其他人选。若在启橙公司通知智荟公司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智荟公司无法再寻找到适当人选，或者智荟公司推荐的人选启橙公司不予认可的，或者启橙公司在此期限内提出终止服务，智荟公司按照以下标准向启橙公司返还部分已支付费用：A、到任后一周内离职100%返还；B、到任后一个月内离职70%返还；C到任后三个月内离职50%返还。2019年10月8日，智荟公司向启橙公司发出一份付款通知书，通知：智荟公司推荐的候选人李杰于2019年9月23日已报到，启橙公司应于2019年10月10日前向智荟公司支付猎聘费用，其中李杰猎聘总费用：（80000元/月*12个月）*25%=240000元，一期款费用（猎聘费用的百分之七十）：（80000元/月*12个月）*25%*70%=168000元。后启橙公司、智荟公司与广州领尚嘀嘀跨境电商有限公司三方达成协议，共同出具猎头费付款说明，约定启橙公司应支付李杰的一期猎头费以智荟公司应返还的65000元作为抵消款，最终确定启橙公司应支付李杰一期猎头费103000元到智荟公司账户。2019年12月24日，启橙公司通过银行转账向智荟公司支付了103000元。2019年9月23日，启橙公司与李杰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合同期限为2019年9月23日至2022年9月22日止共三年，试用期从2019年9月23日至2019年12月22日共三个月；李杰的试用期工资为税后80000元/月，考核转正后基本工资为税后80000元/月。2019年12月31日，李杰以个人原因（身体不适）为由向启橙公司提交了辞职申请及工作交接表，启橙公司同日向李杰出具了离职证明。离职证明载明：李杰于2019年9月23日入职，因个人原因于2019年12月31日辞职，并解除劳动关系。2019年10月至2020年1月期间，启橙公司工作人员谢某与智荟公司工作人员戴某在微信上就猎聘费用退费问题进行了多次沟通。2019年10月8日戴某称“……今天会把李总的付款通知书发过去给到您确认……”；2019年11月15日戴某称“……我们老板的意思是夏总是保证期到期前一天离职的，退款是退50%”；2019年12月23日戴某称“李总的费用还没到吗”，谢某称“还没付出去呢，刚好碰到李总撤离的事，还在财务那里压着”，谢某称“4.8W的退款专票的抬头，你把你们公司的明细和纳税号等信息现在也给下我”，戴某向谢某回复了智荟公司的纳税号；2019年12月24日谢某称“你确定退款能月底到，今天下午我们财务就能付”、“不过一定要确定，这事财务是以我和你的沟通信息为准”，戴某称“好的，那就等等回复过来了我第一时间告知你这边”、“财务回消息了，月底前没有问题”，谢某称“好，我认你啦，我跟我们财务说下”；之后谢某称“老戴，猎头费已经付了，你明天早上让公司财务查收下，另外，退款发票已寄出，你明天如果也收到，也知会声，尽快安排”；2020年1月6日戴某称“老谢，我跟我们老板沟通啦，她想要确认一下李总什么时候离开公司的”，谢某称“12月23日谈离，办完手续是2019年12月31日，其实都不是重点，李总的保障期是半年的，你留意下合同协议”，戴某说“嗯嗯了解了，我去跟我们老板反馈一下”；2020年1月9日戴某称“不太顺利啊，我们老板说合同上写的是三个月内离职退50%，但是李总是三个月后离职的就没得退”；2020年1月11日戴某称“老谢我这已经尽力了，我们老板不作任何退让……”。庭审中，启橙公司称李杰在2019年12月23日口头向启橙公司申请离职，启橙公司当天同意了李杰的离职，李杰当日就离开了启橙公司。后经启橙公司要求，李杰于2019年12月31日回公司补办正式离职手续。2020年3月9日，启橙公司向智荟公司发送律师函催收李杰服务费退费，要求智荟公司于2020年3月16日前向启橙公司返还已支付费用48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居间服务合同纠纷。启橙公司、智荟公司签订的人力资源咨询服务合同合法有效，合同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为智荟公司应否向启橙公司退回50%费用。关于李杰的离职时间。启橙公司提交的证据离职证明明确载明李杰离职时间为2019年12月31日，一审法院予以认定。启橙公司称李杰于2019年12月23日实际已离职，但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一审法院不予采信。虽然2019年12月23日启橙公司人员在与智荟公司工作人员微信聊天中称“……刚好碰到李总撤离的事……”，但该内容不足推翻离职证明的效力，无法证明李杰在2019年12月23日已经离职的事实。关于智荟公司退回50%费用的条件的问题。李杰属于税前年薪70万以上的人才，根据案涉合同第3.2条的约定，李杰的保证期为六个月。根据案涉合同第6.1条约定，在所推荐的人选在保证期内离职情况下，乙方的责任包括乙方无偿提供其他人选或者乙方向甲方返还部分费用等。但该条关于返还费用的条件明确为A、B、C三项，均针对到任后三个月以内离职的情形，并未约定到任三个月以后离职情况下返还费用的责任以及返还费用比例。因此不能认定为当事人约定了在保证期内离职的均应适用返还费用的责任。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启橙公司对此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李杰于2019年9月23日入职，于2019年12月31日离职，仍在六个月的保证期内，但不属于到任后三个月内离职的情形。按照上述合同约定，李杰离职不符合智荟公司返还部分费用的条件。关于双方是否达成了退回50%费用的合意的问题。启橙公司提供谢某与戴某的微信聊天记录，以证明智荟公司同意返还部分费用。一审法院对此不予采信。理由为：一、案涉合同对退费条件作了明确约定，在无证据证明戴某得到智荟公司授权的情况下，戴某无权代表智荟公司作出变更合同或者确认退费的意思表示。二、双方在微信中关于退费的沟通是基于2019年12月23日启橙公司人员谢某提出了李杰离职，但实际上李杰离职时间为2019年12月31日。三、在微信聊天过程中，戴某未就退费进行明确承诺或确认。故一审法院不认定启橙公司、智荟公司双方达成退回50%费用的合意。因此，启橙公司要求智荟公司返还猎聘费用50%即人民币48000元，缺乏合同和法律根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启橙公司应否向智荟公司支付第二期费用的问题。智荟公司向启橙公司推荐李杰后，李杰与启橙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并入职。因此，智荟公司已履行了向启橙公司成功推荐一个受聘人才的义务，启橙公司应当依约向智荟公司支付服务费。李杰的猎聘总服务费为240000元，分两期付款，其中二期服务费为72000元。2019年10月8日，智荟公司向启橙公司发出李杰的服务费付款通知书，启橙公司仅向智荟公司支付了一期款。根据合同第4.2条约定，在收到付款通知书及发票三个月后十个工作日支付二期服务费。虽然智荟公司未开具第二期费用的发票，但本案庭审中，智荟公司表示可以开具相应发票，而启橙公司表示现在不要求智荟公司开具第二期发票，启橙公司亦未就开具发票提出诉求，故启橙公司以智荟公司未开具发票作为付款的抗辩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故智荟公司要求启橙公司支付第二期服务费72000元，合理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因智荟公司未向启橙公司开具第二期费用的发票，故智荟公司主张启橙公司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四百二十四条、第四百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启橙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智荟公司支付服务费72000元；二、驳回启橙公司的诉讼请求；三、驳回智荟公司的其他反诉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503元由启橙公司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875.15元，由启橙公司负担808元，由智荟公司负担67.15元。本案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启橙公司向本院提交了启橙公司的工作人员与李杰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李杰在2019年12月23日提出个人投资合作方案后，主要忙于其投资项目，以寻求与启橙公司达成投资合作。智荟公司认为上述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且无法推翻李杰的离职时间为2019年12月31日的事实。经审查，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一、李杰是否是在三个月内离职；二、启橙公司与智荟公司是否达成了退回50%服务费的合意；三、智荟公司要求继续支付剩余服务费是否具有法律依据。关于李杰是否是在三个月内离职的问题。启橙公司与智荟公司签署的咨询服务合同约定，智荟公司推荐的人选在到任后三个月内离职的，智荟公司应退还50%的服务费。从文义上理解，上述合同中约定的“离职”应是指解除劳动合同关系。本案中，双方对于李杰的入职时间2019年9月23日并无异议，但对于离职时间存在争议。启橙公司主张李杰的离职时间为2019年12月23日，但启橙公司出具的离职证明已明确载明李杰于2019年12月31日辞职，双方劳动关系解除。即使启橙公司与李杰在2019年12月23日达成了离职合意，之后李杰未为启橙公司工作，但在正式解除劳动关系之前，李杰依然属于启橙公司的员工，并未离职。因此，启橙公司主张的离职时间与事实不符，亦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从2019年9月23日至2019年12月31日，李杰的在职时间已超过了三个月，启橙公司要求返还50%服务费，不符合合同约定。关于启橙公司与智荟公司是否达成了退回50%服务费合意的问题。启橙公司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双方员工在微信中只是就退还服务费的细节进行了沟通，智荟公司的员工并未明确表示可以退还50%服务费。而且智荟公司的员工多次表示需要回去跟老板沟通等，故启橙公司也理应知道智荟公司的员工只是将启橙公司的意见反馈给智荟公司，其本人无权代表智荟公司做出是否退费的最终决定。智荟公司的员工在确认李杰是在2019年12月31日办完离职手续后，最后明确表示根据合同约定，三个月后离职无法退还50%服务费。因此，从微信聊天记录来看，无法充分证明启橙公司与智荟公司达成了退回50%服务费的合意。启橙公司以此为由要求退费，亦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智荟公司要求启橙公司继续支付剩余服务费是否具有法律依据的问题。智荟公司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向启橙公司推荐了人选，启橙公司与被推荐的人选签订了正式的劳动合同，证明智荟公司履行了自己的合同义务，启橙公司理应支付剩余服务费。综上所述，启橙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700元，由广东启橙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易超前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王祥瑞何冠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