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20）粤刑终262号抗诉机关（原公诉机关）广东省深圳市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黄优，曾用名黄训，男，1990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汨罗市。原审被告人董鹏，男，1987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岳阳市湘阴县。原审被告人**，男，1994年5月27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湘阴县。原审被告人邹亚雄，男，1990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湘阴县。原审被告人吴汝佳，男，1994年6月21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湘阴县。原审被告人易作为，男，1990年8月9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湘阴县。原审被告人杨紫薇，女，1998年4月20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湖南省岳阳市湘阴县。上诉人黄优、原审被告人董鹏、**、邹亚雄、吴汝佳、易作为、杨紫薇均因本案于2018年1月6日被羁押，次日被刑事拘留，于2018年2月6日被逮捕。原审被告人杨紫薇已被取保候审，其余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均羁押于深圳市第二看守所。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广东省深圳市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董鹏、**、邹亚雄、吴汝佳、易作为犯组织卖淫罪，被告人黄优、杨紫薇犯协助组织卖淫罪一案，于2019年11月4日作出(2019)粤03刑初80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人黄优不服，提出上诉。抗诉机关即原公诉机关广东省深圳市人民检察院认为被告人**在一审庭审阶段以检察院提出的量刑建议过重为由，撤回认罪认罚，对其量刑应当排除认罪认罚从宽情节，一审判决对被告人**的量刑明显不当，以深检诉刑抗（2019）18号刑事抗诉书提出抗诉。本院审理过程中，广东省人民检察院认为广东省深圳市人民检察院抗诉不当，以粤检一部撤抗[2020]Z5号撤回抗诉决定书向本院撤回抗诉。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上诉人，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以不开庭的方式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根据原公诉机关的指控以及由原公诉机关提供经过庭审出示、质证查证属实的手机、电脑等物证，立案决定书、身份资料、抓获经过、到案经过、出入境记录、马来西亚皇家警察警方报告、扣押手机清单、记账本、银行流水、非法获利认定情况说明、犯罪情节认定报告书、行政处罚决定书等书证，电子数据检验鉴定意见、司法会计鉴定意见及相关说明，微信聊天记录等电子数据，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辩解、辨认笔录等证据，认定：2015年至2017年，李某通过刘某、任某、余某、周某和被告人董鹏等骨干成员募集一百多人到马来西亚吉隆坡、槟城等地，利用微信通讯软件开展针对深圳、长沙、香港等地区的组织卖淫犯罪活动。李某成立组织卖淫犯罪集团，在马来西亚先后设立ＳＺ（顺子）、ＯＫ、ＡＡ、ＡＫ、ＣＨ（彩虹）以及“长沙顺子”等微信平台进行组织卖淫犯罪活动。该犯罪集团组织架构清晰，集团人员众多，内部分工明确，管理制度严密，资金统一归口，牟利数额巨大，分配规定明细。李某在上述平台分别设立了总负责人、钟房人员（具体管理卖淫女）、经纪人员（招募卖淫女）、业务人员（招嫖）、财务人员和后勤保障人员等六类职位。李某为达到对组织卖淫犯罪集团的有效管理，制定了《钟房管理制度》、《钟房工作守则》、《操作手册》等具体规定，同时还制定了对卖淫女的详细管理规定，对股东实行分红制度，对工作人员实行固定工资和业务提成等薪酬制度。2015年6月至2017年12月，李某共招收120多名组织卖淫犯罪成员，犯罪集团管理的卖淫女共计2800余人，收取嫖资人民币ｌ.48亿余元。被告人董鹏于2016年2月加入李某组织卖淫犯罪集团，开始在ＯＫ平台负责“钟房”工作至2017年9月，管理ｌ0名以上卖淫女从事卖淫活动。2017年9月，李某、刘某和董鹏成立“长沙顺子”平台，成为该平台股东，董鹏具体负责平台的运营管理。2017年9月至2017年12月，“长沙顺子”平台共管理卖淫女98人，卖淫3738次，收取嫖资人民币473万余元。被告人**于2017年4月加入李某组织卖淫犯罪集团，先后在ＯＫ平台、“长沙顺子”平台负责招募卖淫女和“钟房”工作，管理10名以上卖淫女从事卖淫活动。被告人邹亚雄、吴汝佳、易作为于2017年9月加入李某组织卖淫犯罪集团，在“长沙顺子”平台负责招募卖淫女和“钟房”工作，各自管理3名以上卖淫女从事卖淫活动。被告人黄优经董鹏介绍于2017年9月加入李某组织卖淫犯罪集团，在“长沙顺子”平台负责财务以及后勤保障工作。被告人杨紫薇于2017年5月加入李某组织卖淫犯罪集团，先后在0Ｋ平台、“长沙顺子”平台从事后勤保障工作，同时协助**管理卖淫女和记账。原审判决认为，被告人董鹏、**、邹亚雄、吴汝佳、易作为参与管理他人卖淫，均已构成组织卖淫罪。被告人董鹏、**管理卖淫女超过10人，犯罪情节严重。被告人黄优、杨紫薇为组织卖淫的人充当管账人，均已构成协助组织卖淫罪。在组织卖淫共同犯罪中，被告人董鹏是组织卖淫平台的管理者，是起主要作用的主犯，应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被告人**、邹亚雄、吴汝佳、易作为均是受纠集、指使作案，均是起次要作用的从犯，可减轻处罚。对被告人黄优、杨紫薇协助组织卖淫不区分主从犯，按照其所参与的犯罪处罚处罚。被告人董鹏管理的组织卖淫平台管理的卖淫女远超10个人，属犯罪情节严重，且是平台的股东之一，是本案的主犯，依法应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因本案的组织卖淫平台只是李某犯罪集团属下的其中一个平台，董鹏是受李某的纠集、指挥作案，且自愿认罪认罚，可在幅度内从轻判处。被告人**参与组织管理的卖淫女超过10人，属犯罪情节严重，依法应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其是受纠集和指使的从犯，可减轻处罚。被告人邹亚雄、吴汝佳、易作为参与组织管理的卖淫女3人以上10人以下，依法应判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三名被告人均是从犯，认罪认罚，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是减轻处罚，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被告人黄优是平台的管账人，管理涉及的人员多，金额大，属情节严重，其认罪认罚，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是依法在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幅度内从轻判处。被告人杨紫薇是被告人**的管账人，犯罪情节较轻，其认罪认罚，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是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量刑，并处罚金。对公诉机关基于被告人认罪认罚所提的量刑建议，依法予以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第一款、第四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第五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董鹏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十二万元。继续追缴非法所得人民币三十一万元。二、被告人**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八万元。继续追缴非法所得人民币十四万元。三、被告人邹亚雄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继续追缴非法所得人民币一万元。四、被告人吴汝佳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继续追缴非法所得人民币一万元。五、被告人易作为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继续追缴非法所得人民币一万元。六、被告人黄优犯协助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继续追缴非法所得人民币一万元。七、被告人杨紫薇犯协助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继续追缴非法所得人民币六万元。上诉人上诉黄优提出，其协助组织卖淫犯罪未构成情节严重，一审判决认定其协助组织卖淫犯罪情节严重的依据不足，量刑过重。经审理查明：2015年至2017年，同案人李某通过刘某、任某、余某、周某和原审被告人董鹏等骨干成员募集一百多人到马来西亚吉隆坡、槟城等地，利用微信通讯软件开展针对深圳、长沙、香港等地区的组织卖淫犯罪活动。李某等成立的组织卖淫犯罪集团，在马来西亚先后设立ＳＺ（顺子）、ＯＫ、ＡＡ、ＡＫ、ＣＨ（彩虹）以及“长沙顺子”等微信平台进行组织卖淫犯罪活动。李某在上述平台分别设立了总负责人、钟房人员（具体管理卖淫女）、经纪人员（招募卖淫女）、业务人员（招嫖）、财务人员和后勤保障人员等六类职位。李某为实现对犯罪集团的有效管理，制定了《钟房管理制度》、《钟房工作守则》、《操作手册》等具体规定，同时还制定了对卖淫女的详细管理规定，对股东实行分红制度，对工作人员实行固定工资和业务提成等薪酬制度。2015年6月至2017年12月，李某共招收120多名组织卖淫犯罪成员，犯罪集团管理的卖淫女共计2800余人，收取嫖资人民币ｌ.48亿余元。原审被告人董鹏于2016年2月加入李某组织卖淫犯罪集团，开始在ＯＫ平台负责“钟房”工作，管理ｌ0名以上卖淫女从事卖淫活动。2017年9月，董鹏与李某、刘某成立“长沙顺子”平台，成为该平台股东，董鹏具体负责平台的运营管理。2017年9月至2017年12月，“长沙顺子”平台共管理卖淫女98人，卖淫3738次，收取嫖资人民币473万余元。原审被告人**于2017年4月加入李某组织卖淫犯罪集团，先后在ＯＫ平台、“长沙顺子”平台负责招募卖淫女和“钟房”工作，管理10名以上卖淫女从事卖淫活动。原审被告人邹亚雄、吴汝佳、易作为于2017年9月加入李某组织卖淫犯罪集团，在“长沙顺子”平台负责招募卖淫女和“钟房”工作，各自管理3名以上卖淫女从事卖淫活动。上诉人黄优于2017年9月加入李某组织卖淫犯罪集团，在“长沙顺子”平台负责财务以及后勤保障工作。原审被告人杨紫薇于2017年5月加入李某组织卖淫犯罪集团，先后在0Ｋ平台、“长沙顺子”平台从事后勤保障工作，同时协助**管理卖淫女和记账。上述事实，有经原审法院开庭审理质证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一）综合证据1、扣押在案的物证，包括：涉案手机、银行卡、上网设备一批。2、书证（1）公安部、广东省公安厅相关通知及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证明本案线索来源及侦查机关对本案进行立案侦查的情况。（2）身份资料，证明本案各原审被告人的基本身份情况。（3）到案经过，证明本案各原审被告人均于2018年1月6日被马来西亚遣返而归案。（4）出入境记录，证明本案该七名原审被告人出入境记录情况。（5）马来西亚皇家警察警方报告，证明涉案手机、平板电脑、电脑、记账本一批已由马来西亚警方扣押并移交给我国警方。（6）扣押清单、扣押笔录，证明侦查机关接收从马来西亚**等租住处扣押纸质笔记本2本、记账单5份及上网设备2台。（7）涉案证据来源、提取工作情况报告书、扣押手机清单对应表、涉案手机、账本扣押情况说明，证明证据来源情况及对本案涉案物证、书证、电子等证据进行了扣押、提取、调取，侦查机关将马来西亚警方扣押及深圳市公安局扣押的相关物品说明、物品标号、数量及报告编号进行一一对应，后将手机、账本无法对应或对应有误的情况予以说明。（8）钟房管理制度、操作手册、钟房工作守则，证明钟房管理制度、操作手册、钟房工作守则内容中含有具体管理、监督、教导卖淫女等信息。其中，董鹏予以签认，并供称钟房管理制度是总公司制定的，长沙顺子这边的钟房管理制度是老板让其拿过去向他们宣布的。**予以签认，并供称上述制度、手册、守则董鹏拿给其看过。吴汝佳予以签认，并供称上述钟房管理制度由董鹏交给他们学习，还称钟房工作和管理制度是董鹏定的。易作为予以签认，并供称上述制度、手册、守则董鹏有向他们宣读。（9）银行流水，证明本案原审被告人用于收取分红及工资的银行账户和交易流水。3、电子数据司法鉴定意见书及补充说明，证明对9.15专案所有送检检材（手机142部、平板电脑3部、电脑主机2台及ｉｐｏｄ1部）的微信、ＱＱ及手机信息等电子数据进行恢复、提取及固定。由于手机操作系统的权限限制，目前无技术条件提取“分身版”数据。4、侦查机关出具的非法获利认定情况说明及司法会计鉴定意见，证明：（1）因未能全部调取各被告人的银行流水，加上刘某供述有一部分被告人的非法获利是通过银行存现的，造成了司法会计鉴定对各被告人的非法获利审计有误差。据刘某供述，不论是银行转账或现金发放，其都是依据财务人员李某珊发给其的工资表进行工资发放。因而，在认定各被告人的非法获利时，采用了从刘某邮箱查获的工资表经汇总后的金额认定，若工资表上没有该被告人的工资情况，则根据该被告人的供述情况进行认定。（2）司法会计鉴定中心根据第三方支付数据，按平台确定指定交易的收付款金额及次数，根据银行对账单记录，确定指定交易的金额。对应的审计结果如下：在2015年6月至2017年12月期间，长沙顺子平台使用的第三方支付ＩＤ（报告涉及58个第三方支付ＩＤ）累计转账收款3738次，金额4734811.27元（注：即本案收取的嫖资），转账付款6548次，金额3921091.49元（注：包括不限于给业务的提成和给卖淫女的卖淫费用）。根据刘某账户期间的交易记录，按指定账户户名汇总的付款情况如下：向户名董鹏付313580.00元。5、侦查机关出具的犯罪情节认定报告书：长沙顺子平台股东有李某、刘某、董鹏、**等人，总负责人董鹏，财务刘某、黄优，后勤保障有黄优，“钟房”有邹亚雄（负责ＳＺ1及ＳＺ6）、**、杨紫薇（二人负责ＳＺ2）、吴汝佳（负责ＳＺ5）、黄优（负责ＳＺ7）、易作为（负责ＳＺ8）。自2017年9月至2017年12月12日案发，长沙顺子平台共组织管理卖淫女98人，共组织妇女卖淫3738次，收取嫖资473万多元人民币。犯罪情节认定情况说明：被告人的“犯罪时间”根据被告人及同案被告人的供述、出入境记录，以被告人供述的“犯罪时间”进行认定；被告人的“非法获利”根据被告人的供述、本案扣押的工资表，工资表中有记录的按工资表的非法获利进行认定，工资表中没有的按被告人供述的非法获利进行认定；被告人“具体管理卖淫女人数”根据扣押手机中提取的微信记录、扣押的账本、被告人的供述进行综合认定其具体管理卖淫的人数；长沙顺子平台组织管理卖淫女的总数是根据各被告人实际成功组织卖淫的数量之和统计的卖淫女数量。6、李某的供述：我参与组织卖淫平台主要有彩虹、顺子、ＯＫ、长沙顺子。长沙顺子是我的，董鹏、刘某、**都拿工资，董鹏打杂，**负责钟房。董鹏在马来西亚跟着我干活，处理马来西亚一些公司杂事。**在马来西亚负责长沙顺子的钟房。7、刘某的供述：长沙顺子以前是李某一个人做，到了2017年6、7月时，李某让我去找长沙的业务，李某承诺给我25%的提成，我在长沙和几个业务见了面。后来董鹏找了**和黄优，我找了吴汝佳、邹亚雄、易作为；我安排这5个人去了马来西亚做钟房，大约在9月份就成立了长沙顺子，一直做到12月我们被抓。长沙顺子的人员结构是：李某是老板，我负责在长沙和业务联系，董鹏在马来西亚负责管理钟房，黄优负责长沙顺子的财务，邹亚雄负责ＳＺ1和ＳＺ6，**负责ＳＺ2，张某负责ＳＺ3，吴汝佳负责ＳＺ5，杨紫薇是**女朋友，负责过一个月的ＳＺ1，后来听说在马来西亚什么都不做了，要回国，所以后来就把ＳＺ1给了邹亚雄做。我不知道ＳＺ3的财务是谁，是张某自己安排的。ＳＺ3应该是和ＡＡ、ＡＫ一起走账的，具体我不清楚，只有李某清楚。长沙顺子的利润分配：所有的利润都给李某，我自己拿除了ＳＺ3的利润的25%，董鹏也拿25%，**拿他自己负责的ＳＺ2的利润的25%，ＳＺ3的利润是张某和李某两个人分，其他人都是拿工资。我分到了7、8万利润，董鹏在长沙顺子跟我分到的是一样的，董鹏还负责ＯＫ1［罗湖］，所以他分的钱比我多。**跟我分到的钱差不多，因为长沙顺子就**的ＳＺ2生意好一些，其他人基本上没有什么生意。张某分到多少利润我不清楚，是李某让我打钱给张某，具体打过几次，多少钱我记不太清了，是用我自己的账号给她打的钱。长沙顺子是李某、董鹏和我三个人的。**算不算股东我不清楚，因为管理有点乱。（二）证明董鹏组织卖淫具体犯罪事实的证据1、侦查机关出具的犯罪情节认定报告书：董鹏于2016年2月加入李某组织卖淫集团，其在ＯＫ平台负责“钟房”工作至2017年9月1日，具体操作“金某”、“ＯＫ1预约号”微信平台，组织管理10人以上妇女进行卖淫；2017年9月1日起至2017年12月12日案发，其系长沙顺子平台的股东，并担任管理人员。2016年2月至2017年12月12日案发，董鹏从中获利313580元人民币。2、出入境记录，证明董鹏出境前往马来西亚及回国出入境的时间，2018年1月6日被马来西亚遣返。3、扣押清单、扣押笔录，证明侦查机关扣押了董鹏的黑色苹果手机1部、账单1张。4、账单复印件、提取情况说明、账单提取统计表，证明经核查，董鹏所管理的并且有实际卖淫行为的卖淫女人数达10人以上。侦查机关提取了董鹏在马来西亚ＯＫ卖淫组织平台工作期间组织卖淫女实施卖淫行为的登记账单（账单时间2017年7月1日和7月2日）。经统计账单，董鹏组织微信昵称或艺名为“糖糖”等15名卖淫女进行卖淫，附董鹏账单提取统计表及账单4页。董鹏指认其中2页账单，表示是其记录的7月1日及2日的ＯＫ1的账单，其中账单内含卖淫女的艺名、业务的代号、卖淫女的底价、给业务的报价、业务给嫖客的报价等信息。董鹏供述，这4页账单其中2张是财务记录的7月1日和2日ＯＫ平台各钟房促成的卖淫宗数和获利金额，另外2张是其记录的ＯＫ1当天的账单。以7月1日账单为例，比如卖淫女“糖糖”，其中“糖糖”就是卖淫女的艺名；“女7”就是指卖淫女的低价为700元人民币：“业9”就是平台给卖淫业务的价格是900元人民币；“包经理不收01534”是业务的名字；“1300”就是业务给嫖客的报价为1300元人民币；“400”就是业务获利的金额。一个卖淫女艺名就是代表一个卖淫女。ＯＫ平台财务蔡某雄指认账单4页，表示这是7月1日和2日ＯＫ1钟房写给他的账单以及7月1日和2日其本人记录的账单。据蔡某雄供述，账单分别是统计7月1日和2日各钟房的成交单数和利润总额，并统计了当天的利润情况（如ＯＫ167利13750,意思就是ＯＫ1当天成交了67单卖淫宗数，获利13750元人民币）；另外两张是对应7月1日和2日ＯＫ1钟房的账单，里面详细统计了钟房管理的卖淫女底价、出货价（给业务的价格）、分别成交次数和利润总额等信息。ＯＫ1一开始一直是董鹏使用，高玉是后面接手董鹏的0Ｋ1，具体是什么时候接手的不记得了，ＯＫ1就他们两个使用过。5、银行流水，证明董鹏用于收取利润的尾号为9974的农业银行账户的开户信息及交易流水。经审计，共收到刘某转来的313580.00元。6、其他原审被告人、同案人的供述李某：董鹏、刘某和**是拿工资的；董鹏是ＯＫ公司的钟房，在长沙顺子打杂的，也在马来西亚干活，处理马来西亚一些公司杂事。刘某：董鹏找了**和黄优，我找了吴汝佳、邹亚雄、易作为在长沙顺子平台工作；董鹏在马来西亚负责管理长沙顺子的钟房。董鹏拿长沙顺子除了ＳＺ3的利润的25%，分到7、8万利润，董鹏还负责ＯＫ1。指认其记录的长沙顺子10月份收支情况，表示董鹏从中获利24400元。**：董鹏介绍我去马来西亚工作，长沙顺子的管理人是董鹏，董鹏交代我们做事。邹亚雄：平台的负责人是董鹏和“鲍鱼”。他们两人指挥我们的工作，制定制度、守则，有时也会查我们的工作手机、查查账。吴汝佳：“鲍鱼”和董鹏是负责管理我们的。钟房工作和管理制度是董鹏定的，都写在本子上。“鲍鱼”和董鹏跟我说李某是大老板。黄优：董鹏介绍我去马来西亚工作，我的签证也是董鹏帮忙办好的。到了2017年10月20几日，董鹏让**给了我一部手机，让我帮**转账。董鹏和“鲍鱼”会过来看这个记账本。易作为：我到马来西亚后，董鹏和“鲍鱼”给我手机，叫我在网上用“阿天”微信号在群里发招聘广告，招聘卖淫女和联系卖淫女；用“顺子8”微信号发卖淫女信息给业务和联系业务。杨紫薇：董鹏偶尔会来我们工作点，会给黄优钱作为饮食开支。ＣＨ平台负责人周某：董鹏是长沙顺子的管理者，也是ＯＫ平台总号负责人。ＯＫ平台财务蔡某雄：董鹏2017年8月负责ＯＫ1钟房，9月份和高玉交接。7、董鹏的供述及辩解：2016年1月至2017年9月1日，我在马来西亚李某开的ＯＫ平台做钟房，2017年9月1日至2017年12月12日，我在李某的顺子长沙平台负责钟房的管理。在马来西亚ＯＫ平台做钟房时，我还负责将卖淫女拍给我的图片和视频，用美图秀秀进行拼接，上传到专门看图的微信号朋友圈内，供业务观看并将其转发给嫖客挑选。我做钟房时负责ＯＫ1，负责管理联系深圳市罗湖区的卖淫女，后来我提出不做了，公司就把ＯＫ1交给高玉负责。我管理和联系的卖淫女具体所在地址有维也纳酒店东门店、火车站店、凤凰路店、春风路店，还有城市天地广场公寓。业绩好时最多一天能完成40多单，不好时最少也有10几单。我使用的李某直接发给我的ＯＫ平台3部手机，内有用于联系经纪和卖淫女的微信“金某”、用于对接业务的微信“Ａ00-ＯＫ1［罗湖］”，还有一个用来推送卖淫女照片的微信“Ａ00-ＯＫ1［罗湖］看图号”，我离开ＯＫ平台后将3部工作手机交给了公司，后来公司将这三部手机分给高玉使用。2017年9月1日至2017年12月12日，我在李某的顺子长沙平台工作，负责后勤管理，主要是帮李某上传下达。在长沙顺子里，邹亚雄、**、吴汝佳是钟房，邹亚雄负责ＳＺ1，**负责ＳＺ2，吴汝佳负责ＳＺ5，易作为负责ＳＺ6；黄优是长沙顺子的财务兼做饭；杨紫薇是**的女朋友，具体负责什么我也不清楚。黄优和**是我老乡，他们两个都是我介绍过来的，剩下的是李某招聘过来的。长沙顺子卖淫女主要在长沙市中心的一个维也纳酒店和潮漫酒店。长沙顺子平台股东是李某，我占收入的25%。当时我帮李某开始管理长沙顺子时，他说要给我股份，我说不用，说让他看着给，毕竟我跟了他一年多。我也不知道李某给我的是工资还是公司的股份分红。我拿到多少钱具体也不记得了，是刘某给我发的钱。长沙顺子的利润都是老板在分配，除了底薪外就看业绩，业绩好工资就高，**在长沙顺子的业绩最好，拿的钱也最多。我不知道**有没有股份，他是我介绍给刘某的，具体的是李某、刘某和**谈。公司有相关管理规定和工作守则。管理钟房：李某制定相关规定，明确要求我们几点上班，如何联系卖淫女和业务，同时也让我们将规定告诉卖淫女，要求他们几点上班和下班，以便管理工作的开展。长沙顺子这边的钟房管理制度是老板让我拿过去向他们宣布的，他们这些钟房必须按照这个管理制度来做事。管理卖淫女：总公司在很早以前就制定了卖淫女的上班制度，这个制度保存在工作的手机微信里面，主要内容就是上下班的时间规定、嫖资怎么支付给公司、休息和请假制度等等。我们规定卖淫女每天13时至第二天1时上班，卖淫女会在我们指定的公寓或者酒店事先开好房间，房费自理。嫖客联系业务，我们根据业务的需要向卖淫女派单，将卖淫女的房间号告诉业务，业务转告嫖客，嫖客自己上门到指定的地点找卖淫女。卖淫女见到嫖客后会向钟房的微信发送“上1”，嫖客和卖淫女发生完关系完成交易后会发送“下1”，见到第二个嫖客会向钟房的微信发送“上2”，嫖客和卖淫女完成交易后会发送“下2”，以此类推。钟房需要用记录表记录好卖淫女一天的交易次数，每天将记录表交给财务蔡某雄。卖淫女和我们应聘的时候，会向我们先报个卖淫的价格，一般卖淫两次自报价格从600至1000元人民币不等，我们也会根据女孩子的相貌和身材评定价格，再进一步联系最终定价；之后我们与卖淫女定价的基础上加上200元人民币，然后再报给业务，而业务又在我们报价的基础上再加300元人民币，报价给嫖客。等于说卖淫女和嫖客完成一次交易，我们公司获利200元，业务获利300元。针对不同的货色的卖淫女和嫖客，获利也会有所上浮。（三）证明**组织卖淫的证据1、侦查机关出具的犯罪情节认定报告书：**经李某于2017年4月加入李某组织卖淫集团，先后在ＯＫ平台、长沙顺子平台负责招聘卖淫女和“钟房”工作，具体操作“小耗子”、“ＳＺ2”微信平台，组织管理10人以上妇女进行卖淫。从2017年4月至2017年12月12日案发，**从中获利约14.7万元人民币。2、出入境记录，证明**于2017年4月12日出境前往马来西亚，2018年1月6日被遣返。3、扣押清单、扣押笔录，证明侦查机关扣押了**的纸质笔记本5本、手机5部、银行卡4张。4、记账本复印件，**签认其记录的交易记录账本，证明账本记录每天的卖淫女艺名、所对应的业务、上下钟的时间、底价、成交价、业务收益、开支、利润、转款情况及服务项目等信息。5、点子数据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从**手机恢复和提取微信数据及微信聊天记录内容。6、电子数据提取情况说明、微信聊天记录截图、相片、情况说明，证明经最低限度进行核查，**所管理的并且有实际卖淫行为的卖淫女人数达10人以上。侦查机关对**在马来西亚长沙顺子平台工作期间使用的工作手机的微信聊天记录等内容进行了汇总，经统计,**共组织艺名或微信昵称“小可爱2303”等72名卖淫女进行卖淫。附**手机电子数据提取统计表。后侦查机关出具的《长沙顺子平台被告人犯罪情节认定报告书》补充说明，表示**管理的卖淫女人数为64人。**对手机相片及内容和微信聊天记录进行了指认。对此，**供述：我手里联系的卖淫女都是公司安排的，我没有招聘过卖淫女，我掌握联系的卖淫女大约有20多人，来来去去变动很大，卖淫女的具体姓名我不知道。7、银行流水，证明**用于收取利润的尾号为2009的建设银行账户的开户信息及交易流水，显示**分别于2017年7月11日收取27240元；8月9日收取33000元；9月10日收取22737元；10月10日收取35220元；11月9日收取28686元，以上共收取146883元，转账方均为刘某。8、其他原审被告人的供述刘某、董鹏：**是董鹏介绍到马来西亚做长沙顺子钟房的，负责ＳＺ2。李某、邹亚雄、吴汝佳、黄优、易作为、杨紫薇：**是钟房，管理卖淫女，**是负责“顺子2”微信号的。9、**的供述：李某让我跟他去马来西亚。2017年4月12日，我到了马来西亚后就先去了吉隆坡ＯＫ公司，一开始是“鲍鱼”负责教我学习的，他们先给我两部手机，每部手机各有一个微信账号，其中“小耗子”微信号是钟房号，“ＡＯ顺子2［预约号］”微信号是用于联系业务的。钟房是管理卖淫女的，负责安排卖淫女每单卖淫行为。业务是有嫖客资源，负责找嫖客的，如果有嫖客需要卖淫女，他们就推荐给我们。我在ＯＫ公司学了两个月后就去了顺子长沙公司。7月到9月期间，我和我女朋友杨紫薇借住在钻石深圳公司，负责顺子公司长沙市的组织卖淫业务。9月份之后，我和我女朋友杨紫薇搬到槟城峰景园52号，就是现在的顺子长沙2公司。我和我女朋友搬到这里前，这里已经有黄优、易作为、吴汝佳、邹亚雄等四个人了。黄优是财务。邹亚雄、吴汝佳和易作为跟我一样都是钟房，但我的业务要比其他人熟悉。我在长沙顺子公司一直是负责ＳＺ2。顺子长沙公司的老板是李某，管理层有一个叫“鲍鱼”的女的是管理我们工作的，负责我们生活方面的是董鹏，我们的工资都是刘某发放的。我们是负责介绍卖淫女在湖南长沙卖淫接客。如果“ＡＯ顺子2［预约号］”有业务联系我说有嫖客需要女孩子，我就用“小耗子”联系被嫖客挑中的卖淫女，把卖淫女在酒店的房间号告诉业务人员，由业务人员转告嫖客。之后嫖客就按照我们给的酒店地址和房间号自行上门找卖淫女从事卖淫嫖娼的违法活动。我手里联系的卖淫女都是公司安排的，我没有招聘过卖淫女，我掌握联系的卖淫女大约有20多人，来来去去变动很大，卖淫女的具体姓名我不知道，在我工作微信号“小耗子”有记录她们的微信号。根据我记录的账本反映跟我合作成功的卖淫女的微信号有ｊ11471465777（微号名“林某”）、ａｍｙ158××××0865和ｙｉｒｕｊｉｗａｎｇ22808（微信名“超级波”），还有很多我记不过来了，具体情况在我记录的账本和微信号“小耗子”里有记录。董鹏介绍我认识了李某，李某让我去马来西亚工作。（四）证明邹亚雄组织卖淫的证据1、侦查机关出具的犯罪情节认定报告书：邹亚雄经刘某介绍于2017年9月加入李某组织卖淫集团，其在长沙顺子平台负责招聘卖淫女和“钟房”工作，具体操作“ＳＺ1”、“ＳＺ6”微信平台，组织管理3人以上妇女进行卖淫。从2017年9月至2017年12月12日案发，邹亚雄从中获利1.25万元人民币。2、出入境记录，证明邹亚雄于2017年9月10日出境前往马来西亚，2018年1月6日被马来西亚遣返。3、扣押清单、扣押笔录，证明侦查机关扣押了邹亚雄的华为手机2部、ＯＰＰＯ手机1部、银行卡2张、纸质笔记本1本。4、提取情况说明、账本复印件。证明:经核查，邹亚雄所管理的并且有实际卖淫行为的卖淫女人数3人以上。侦查机关经对邹亚雄在马来西亚长沙顺子平台工作期间组织卖淫女实施卖淫行为的登记账单进行统计,邹亚雄共组织艺名或微信昵称“小妖”、“白某”、“红玫瑰”、“小琪”、“希希”、“沙沙”、“小娇”、“萌宝”、“小燕子”、“楠楠”等10名卖淫女进行卖淫。附邹亚雄账单提取统计表。侦查机关出具的《长沙顺子平台被告人犯罪情节认定报告书》补充说明，邹亚雄管理的卖淫女人数为8人（除去原本认定的“小琪”和“楠楠”，此二人未发现有成功的交易记录）。5、电子数据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从邹亚雄手机恢复和提取数据的情况，微信聊天记录内容反映其与经纪人聊小姐的信息。6、邹亚雄对微信聊天记录截图进行了指认。7、银行流水，证明邹亚雄用于收取工资的银行账户的开户信息及交易流水，显示邹亚雄于2017年10月10日收取4000元；于11月7日收取8500元。8、其他原审被告人的供述刘某：邹亚雄是我找来去马来西亚做长沙顺子钟房的，负责ＳＺ1和ＳＺ6，杨紫薇负责过一个月的ＳＺ1，后来听说在马来西亚什么都不做了，要回国，所以后来就把ＳＺ1给了邹亚雄做。董鹏、**、吴汝佳、黄优、易作为：邹亚雄是钟房，就是管理卖淫女，负责“顺子1”和“顺子6”。杨紫薇：我们在马来西亚工作点一共有我、**、邹亚雄、黄优、易作为、吴汝佳。9、邹亚雄的供述：2017年9月10日，我跟黄优、吴汝佳、易作为一起去马来西亚槟城，是老乡刘某介绍安排我们过去的。到了马来西亚后，“鲍鱼”和董鹏接我们去了我们被抓获的那个小楼。两天之后，**和他女朋友杨紫薇搬过来住了。我们是顺子平台，只做长沙的卖淫嫖娼业务。平台李某是老板，“鲍鱼”和董鹏指挥我们的工作生活，黄优是财务，我、**、吴汝佳、易作为是钟房，杨紫薇不是钟房，她有时在我们住的地方打杂的。（五）证明吴汝佳组织卖淫的证据1、侦查机关出具的犯罪情节认定报告书：吴汝佳经刘某介绍于2017年9月加入李某组织卖淫集团，其在长沙顺子平台负责招聘卖淫女和“钟房”工作，具体操作“阿祖”、“ＳＺ5”微信平台，组织管理3人以上妇女进行卖淫。从2017年9月至2017年12月12日案发，吴汝佳从中获利1.25万元人民币。2、出入境记录，证明吴汝佳于2017年9月10日出境前往马来西亚，2018年1月6日被马来西亚遣返。3、扣押清单、扣押笔录，证明侦查机关扣押了吴汝佳的银行卡6张、华为手机2部、乐视手机（已破损，无法开机）1部。4、电子数据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从吴汝佳手机内恢复和提取微信聊天记录的内容，内容与“安排上班”、“经纪人”相关，其中有“阿祖”招聘小姐的信息。5、电子数据提取说明、微信聊天记录截图，证明经核查，吴汝佳所管理的并且有实际卖淫行为的卖淫女人数3人以上。吴汝佳对微信聊天记录予以签认。侦查机关出具的《长沙顺子平台被告人犯罪情节认定报告书》补充说明，吴汝佳管理的卖淫女人数为7人（除去原本认定的“小倩1409”）。6、银行流水，证明吴汝佳用于收取工资的尾号8680的中国银行账户的开户信息及交易流水，转款方为刘某银行账户，交易流水显示吴汝佳于2017年10月10日收取4000元；于11月7日收取8500元；共计收取12500元。7、其他原审被告人的供述刘某：吴汝佳是我找来到马来西亚做长沙顺子的钟房的，负责ＳＺ5，拿了两个月工资，大概1万多。董鹏、**、邹亚雄、黄优、易作为：吴汝佳做钟房，负责ＳＺ5。杨紫薇：我们在马来西亚工作点一共有我、**、邹亚雄、黄优、易作为、吴汝佳。8、吴汝佳的供述：刘某介绍我去马来西亚做网络客服。我在2017年9月10日和易作为、黄优和邹亚雄一起去的马来西亚，当时是“鲍鱼”和董鹏两个人接我们的。一起住的还有易作为、黄优、邹亚雄、**和杨紫薇。我们公司叫顺子长沙公司。易作为、黄优、邹亚雄、杨紫薇、**和我都是听董鹏和“鲍鱼”的安排做事的，他们是我们长沙顺子公司的负责人，教我们如何跟卖淫女聊天，怎么跟业务部门沟通卖淫女的信息之类的技巧。我有两个工作微信，昵称分别是“阿祖”和“顺子5预约号”。（六）证明易作为组织卖淫的证据1、侦查机关出具的犯罪情节认定报告书：易作为经刘某介绍于2017年9月加入李某组织卖淫集团，其在长沙顺子平台负责招聘卖淫女和“钟房”工作，具体操作“阿天”“ＳＺ8”微信平台，组织管理3人以上妇女进行卖淫。从2017年9月至2017年12月12日案发，易作为从中获利1.25万元人民币。2、出入境记录，证明易作为于2017年9月10日出境前往马来西亚，2018年1月6日被遣返。3、扣押清单、扣押笔录，证明、侦查机关扣押了易作为的银行卡5张、苹果手机1部、华为手机2部。4、电子数据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从易作为手机内恢复和提取微信聊天记录的情况，内容与“联系客人”、“经纪人”相关，其中有小姐图片的信息。5、电子数据提取说明、微信聊天记录截图，证明经核查，易作为所管理的并且有实际卖淫行为的卖淫女人数3人以上。侦查机关根据易作为供述及提取了其在马来西亚长沙顺子平台工作期间使用的工作手机的微信聊天记录等内容进行了汇总，经统计,易作为共组织艺名或微信昵称“Ａ沫颜1421”、“ａ婷婷4509”、“芊芊”、迷路的鱼4523”、“王三岁2712”等5名卖淫女进行卖淫。侦查机关出具的《长沙顺子平台被告人犯罪情节认定报告书》补充说明，易作为管理的卖淫女人数为4人（除去原本认定的“王三岁2712”）。6、易作为对微信聊天记录予以签认。7、银行流水，证明易作为用于收取工资的尾号为0042的中国银行账户的开户信息及交易流水，显示易作为于2017年10月10日收到从刘某银行账户转来的4000元；11月7日收取8501.47元（对手方：财付通745857）；共收到12501.47元。8、其他原审被告人的供述刘某：易作为是我找来到马来西亚做长沙顺子钟房的，负责长沙的一个片区，操作一个组织卖淫的作案微信账号。董鹏、**、邹亚雄：长沙顺子的钟房人员有易作为。吴汝佳、黄优：易作为管理卖淫女，负责“顺子8”。杨紫薇：易作为负责什么我不清楚。9、易作为的供述：2017年9月10日我、吴汝佳、黄优和邹亚雄一起去了马来西亚，当时是“鲍鱼”和董鹏两个人接我们的，到了之后“鲍鱼”告诉我才知道是介绍卖淫。我们公司名称叫顺子，“鲍鱼”或者董鹏他们是直接领导，他们教过我如何跟卖淫女聊天，怎么跟业务部门交接卖淫女信息。我们的财务是黄优。到了马来西亚后，董鹏和“鲍鱼”给我手机，叫我在网上用“阿天”微信号在群里发招聘广告，招聘卖淫女和联系卖淫女；用“顺子8”微信号发卖淫女信息给业务和联系业务。业务就是负责联系嫖客的人员。具体就是用“阿天”微信号在群里发招聘广告，招聘卖淫女。如果嫖客有需求，业务就会把招嫖信息发到我的“顺子8”微信号。之后我用“阿天”微信号联系卖淫女，再用“顺子8”微信号把卖淫女报给我的酒店地址和房间号转发给业务，由业务转告嫖客。嫖客就会自行上门找卖淫女进行卖淫嫖娼活动。我用“阿天”微信号招聘的卖淫女有5个，合作成功上过班的卖淫女只有3人。我们马来西亚的工作地点一起住的有**、邹亚雄、易作为、黄优、董鹏、杨紫薇和我，董鹏有时会过来。**、邹亚雄、吴汝佳和我是钟房，我是负责“顺子8”微信号的。（七）证明杨紫薇协助组织卖淫的证据1、侦查机关出具的犯罪情节认定报告书：杨紫薇于2017年5月加入李某组织卖淫集团，先后在ＯＫ平台、长沙顺子平台从事后勤保障工作，同时协助**“ＳＺ2”钟房卖淫业务成交量的记账工作。从2017年5月至2017年12月12日案发，杨紫薇从中获利约60375元人民币。2、出入境记录，证明杨紫薇于2017年5月1日出境前往马来西亚，2018年1月6日被遣返。3、押清单、扣押笔录，证明侦查机关扣押了杨紫薇的苹果手机1部。4、账本复印件，杨紫薇签认其记录的账本复印件2页，表示这是其帮**记的账，红字是**写的，后面注明“女”的代表卖淫女，没有注明的是介绍卖淫的业务，数字代表钱数。杨紫薇供述，其曾帮**在一本红色封面的大笔记本里登记过一些介绍卖淫女或介绍卖淫女业务的收支记录，当**忙不过来时就帮他记一下账。我从**微信昵称“顺子2”抄当日交易成功的业务微信名，**告诉我卖淫女微信名、底价，业务报给嫖客的底价，应该转给业务介绍费数额，我就登记在账本里。对侦查机关出示10月10日账本彩色复印件，杨紫薇供称第一行微信名后注明有“女”字的就是卖淫女，“上”是有上门服务，“女”字后面数字是她的底价，下面对应的几个微信名都是介绍这卖淫女交易成功的业务，“业”字后面的数字是业务跟嫖客谈的底价，业务后面第一个数字是业务实际跟嫖客谈的价格，第二数字是应该返给业务介绍费的数额。账本里红色字体注明利润的是**自己写的，利润他统计。5、银行流水，证明杨紫薇用于收取工资的尾号为0253的建设银行账户的开户信息及交易流水，显示转款方为刘某银行账户，杨紫薇于2017年7月11日收取19600元；8月9日收取15925元；9月10日收取10400元；10月10日收取14450元。6、其他原审被告人的供述李某：杨紫薇跟着她男朋友**在马来西亚工作。刘某：杨紫薇是**女朋友，负责过一个月的ＳＺ1，后把ＳＺ1给了邹亚雄做。她拿了一个月ＳＺ1的工资。**夫妻操作ＳＺ2微信号。刘某指认其记录的长沙顺子10月份收支情况，表中显示10月份，**两人共获利28686.5元人民币。董鹏：杨紫薇是**女朋友，我不知道她做什么的。**：杨紫薇不负责工作，她的工资是从我的工资里发给她的。2017年8月至10月这三个月时间，我一个人忙不过来或不在的时候，就由杨紫薇负责顺子2钟房，她也会拿我的工作手机联系业务，然后帮我记单，她拿了三个月工资（8、9、10月）。后来黄优他们过来后，杨紫薇就没有做钟房了。邹亚雄：杨紫薇是**的女朋友，杨紫薇不是钟房，她有时在我们住的地方打杂的。吴汝佳、黄优：杨紫薇是**女朋友，不清楚她具体做什么。易作为：杨紫薇有时帮**登记**钟房号的账本。7、杨紫薇的供述：我们公司的老板是李某，刘某是负责发工资的，黄优是财务，**、吴汝佳、邹亚雄、易作为是钟房，**负责顺子2，其他人具体负责哪一个我不清楚。**跟我说他们都是做长沙介绍卖淫的单，控制着一帮卖淫女，数量每天在变。**的工作就是用手机上的微信联系，介绍卖淫。我有加入他们的工作微信群“水果家族”，这个群平时不说话的，就是李某在上面发红包，我们就抢红包。我没有看过公司管理制度。**忙不过来的时候，我帮忙抄写单据、账本。我帮**登记的东西是他让我记录什么，我就记录什么，主要是抄卖淫女的代号，部分是我写的（蓝色笔迹的），剩下是**写的（红色笔迹）。（八）证明黄优协助组织卖淫的证据。1、侦查机关出具的犯罪情节认定报告书：黄优经董鹏介绍于2017年9月加入李某组织卖淫集团，现有证据证实黄优在长沙顺子平台主要负责财务及后勤保障工作，其被平台安排兼做“钟房”工作，具体操作“阿某2”、“ＳＺ7”微信平台，但其供述基本没有使用过配发的“钟房”手机进行组织妇女卖淫，董鹏指认黄优主要负责财务工作，我局在查获的手机和账本中也未发现其使用微信昵称“阿某2”、“ＳＺ7”与卖淫女聊天的微信记录，因此，黄优应当以涉嫌协助组织卖淫罪追究刑事责任。黄优从2017年9月至2017年12月12日案发非法获利1.45万元人民币。2、出入境记录，证明黄优于2017年9月10日出境前往马来西亚，2018年1月6日被遣返。3、扣押清单、扣押笔录，证明侦查机关扣押了黄优的纸质笔记本2本、银行卡8张、华为手机4部、三星手机1部、魅族手机1部。4、记账本复印件，黄优签认其记录的转账记账本共43页，供述在账本第1页表示该账本是记载“鲍鱼”让其转的账，大部分是“鲍鱼”转的，其转过几笔，大概5到6笔；在第43页又表示是董鹏要其帮**记录的转账明细，时间为10月22日至12月11日，共42页。黄优签认另一本账本共23页，供述这是董鹏给其的账本，其中第1-2页的内容是董鹏给其时已经有的，第2页内容为公司规章制度；第3-4、8-11页是黄优记录的公司生活开支账目；第5-6页是黄优记录的公司成员发红包的记录；第7页是黄优记录的公司员工在公司支取的钱数；第12-23页是记录公司盈利记录。5、电子数据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从黄优手机中内恢复和提取微信聊天记录的情况。该微信聊天记录内容与“长沙外围”、“经纪人”、“财务”相关，其中有与“路某”汇报提现情况的信息、有确认单数和金额的信息。6、电子数据提取情况说明、微信聊天记录截图、相片，黄优称对应手机由其使用，并指认：其专门用于招聘卖淫女的手机微信，记载月利润和开单数的开单记录本、**发给其要去转账的微信支付二维码及转账记录的手机相册图片，其帮**转账的微信号、微信支付二维码和支付宝号，与介绍卖淫有关的“ＡＯ顺子7［预约号］”微信通讯录及聊天记录，与经纪人讨论关于收费、转账、服务项目、酒店地址和房间号等信息的聊天记录，；其向与“路某”（刘某）汇报员工财务支取清单，董鹏要其回复信息的微信聊天记录等。7、银行流水，证明黄优用于收取工资的尾号为4577的农业银行账户的开户信息及交易流水，交易流水显示黄优于2017年10月10日收到刘某账户转来的4000元；于11月7日收到刘某账户转来的10500元。8、其他原审被告人的供述刘某：黄优是董鹏找来去马来西亚工作的，负责长沙顺子的财务。董鹏：黄优是我介绍去马来西亚在长沙顺子平台工作的，黄优负责财务。**：黄优一开始做过钟房，做的不好，就转做财务，负责记账，具体是负责每天的盈利，业务的转账收钱，黄优还负责买菜做饭。邹亚雄：黄优是公司的财务，他只记账和转账。吴汝佳：黄优负责记账和帮**转卖淫所得的钱。易作为：黄优负责转账记账，没有做钟房，没看到他用哪个微信号。杨紫薇：黄优是财务，负责从卖淫女收钱转一部分给客户经理。9、黄优的供述及辩解：2017年9月10日，我经董鹏介绍到马来西亚工作，和易作为、吴汝佳、邹亚雄、**和杨紫薇负责组织联系国内的卖淫女进行卖淫，我们这个点主要是做湖南长沙的卖淫活动。长沙顺子公司的老板是李某，负责安排我们工作的是董鹏和“鲍鱼”；我负责财务工作；邹亚雄、**、吴汝佳、易作为、艾某是钟房，杨紫薇不知道干什么的。我还用微信“Ａ0顺子7【预约号】”做过一段时间钟房，通过在朋友圈发布卖淫女信息组织卖淫，但其没有加到卖淫女。我确定“阿某2（备用）”是我用来招聘卖淫女的微信号，但我没有招聘到卖淫女。我们的工作就是把卖淫女安排在酒店里，然后业务联系我们，我们谈好价钱之后，就把卖淫女的照片、价格、服务等信息发给业务。如果业务联系的嫖客看中，我们就告诉业务卖淫女所在的酒店地址以及房间号，之后我们从中赚取几百元的差价。收取嫖资有两种方式，一是卖淫女收钱，扣除她卖淫底价后转到我们公司财务号，我们再将业务的提成转给业务；另一种是业务收钱，扣除业务应得提成后转账到我们公司财务号，我们再将卖淫女应得的钱转给卖淫女。如果有经纪人的，我们还需要给经纪人一单100元的提成。我们公司的财务号是“平安1”的微信号和支付宝账户以及“ＴＡＮ顺子《米》”微信号。“平安1”是专门给**工作用的，我从2017年10月22日至2017年12月11日使用“平安1”帮**转账和记账；“ＴＡＮ顺子《米》”是邹亚雄、吴汝佳和易作为三人操作转账的。易作为他们几个的钱不用我处理，他们三个人共用一部手机来转账的，我只负责**转账这一块。我每天会登陆“平安1”微信号和支付宝号，还会登陆“ＴＡＮ顺子《米》”微信号，统计当天的盈亏情况，月底再统计当月我们这个点总的盈亏情况，当“鲍鱼”和董鹏过来检查时我就拿这些资料给他们看。“鲍鱼”和董鹏叫我把平时营业盈亏情况向微信号“路某”和“路人”汇报，我也不知道是对方是谁，这两个微信号好像是同一个人，微信头像都是一样的。“鲍鱼”和董鹏会不定期叫我把上述三个微信和支付宝账号营业额提取到绑定的银行卡里，但相应银行卡在谁的，在哪里我不知道，谁去取钱我也不知道。关于抗诉、上诉所提意见，本院查证并评判如下：原审被告人**参与组织管理卖淫女超过10人，属犯罪情节严重，其受纠集、指使参与作案，是从犯，依法可减轻处罚，原审法院以组织卖淫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八万元，该判决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撤回抗诉的要求，符合法律规定，应予以准许。上诉人黄优实施为组织卖淫的人管理账务的协助组织他人卖淫行为，其行为已构成协助组织卖淫罪。根据在案证据中刘某、董鹏、邹亚雄等关于黄优负责长沙顺子平台的财务的供述，黄优的供述及对其记录转账记账本、微信聊天记录截图、相片的签认，结合侦查机关对长沙顺子平台被告人犯罪情节认定报告书、电子数据司法鉴定意见书、银行流水，足以认定其是平台的管账人，且其在协助组织卖淫活动中管理涉及的人员多、金额大，属情节严重，归案后如实供述其犯罪事实，依法可从轻判处。原审法院以协助组织卖淫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量刑适当。上诉人黄优上诉所提其犯罪不构成情节严重、量刑过重的意见，不予采纳。本院认为，原审被告人董鹏、**、邹亚雄、吴汝佳、易作为参与管理他人卖淫，均已构成组织卖淫罪。上诉人黄优、原审被告人杨紫薇实施为组织卖淫的人管理账务的协助组织他人卖淫行为，均已构成协助组织卖淫罪。在组织卖淫共同犯罪中，董鹏是平台的股东之一，是组织卖淫平台的管理者，起主要作用是主犯，应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董鹏管理的组织卖淫平台管理的卖淫女远超10个人，属犯罪情节严重，依法应从严惩处，考虑董鹏受李某纠集参与，其管理的本案组织卖淫平台只是李某犯罪集团属下的其中一个平台，且自愿认罪认罚，可在幅度内从轻判处。**参与组织管理卖淫女超过10人，属犯罪情节严重，其受纠集、指使参与作案，是从犯，依法可减轻处罚。邹亚雄、吴汝佳、易作为参与组织管理的卖淫女3人以上10人以下，均受纠集、指使参与作案，均起次要作用是从犯，且认罪认罚，可减轻处罚。对黄优、杨紫薇协助组织卖淫不区分主从犯，按照其所参与的犯罪处罚处罚，其中，黄优是平台的管账人，管理涉及的人员多，金额大，属情节严重，归案后如实供述其犯罪事实，依法可从轻判处。杨紫薇是**的管账人，犯罪情节较轻，认罪认罚，可从轻判处。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撤回抗诉的要求，符合法律规定，应予以准许。上诉人黄优上诉所提意见，经查不能成立，不予采纳。根据上诉人、各原审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第一款、第四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第五十三条第一款，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零七条之规定，裁定如下：准许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撤回抗诉。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吴铁城审判员  陈亦光审判员  黄玉良二〇二〇年九月××日书记员  廖宝燊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五条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第二十六条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是犯罪集团。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对于第三款规定以外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第二十七条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第五十三条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者分期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等原因缴纳确实有困难的，经人民法院裁定，可以延期缴纳、酌情减少或者免除。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第三百五十八条组织、强迫他人卖淫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组织、强迫未成年人卖淫的，依照前款的规定从重处罚。犯前两款罪，并有杀害、伤害、强奸、绑架等犯罪行为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为组织卖淫的人招募、运送人员或者有其他协助组织他人卖淫行为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二)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三)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原审人民法院对于依照前款第三项规定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作出判决后，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或者裁定，不得再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