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3民终234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1，女，1973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现住周村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2，女，1977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现住临淄区。 以上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卫东，山东三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杜某，男，1939年4月9日出生，汉族，周村区人民医院退休职工，现住周村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3，女，1971年8月7日出生，汉族，周村张某3诊所经营者，现住周村区。 上诉人张某1、张某2因与被上诉人杜某、张某3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鲁0306民初31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某1、张某2上诉请求：撤销一审错误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求。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判决混淆了遗产的概念和范围，将所谓的合同权利义务直接混同于遗产，实属错误。1、依照我国现行法律规定，遗产是指被继承人生前所拥有的财产。也就是说必须是被继承人生前已取得的财产或权利，就本案而言，被上诉人所主张的所谓“遗产”涉案房屋自1997年11月便为上诉人张某1所有，张某1本人拥有合法的房产证书物权凭证，该房产自1997年11月由原所有人陈凤美以析产赠与的方式转让给上诉人后，始终房产物权清晰，不涉及其他任何人，不属于遗产范围。2、被上诉人在陈凤美去世后所拿到并所持有的《关于房产所有权归属的协议书》，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被上诉人无权主张该协议中的权利义务，一审认定协议中非财产性的人身权利可以有上诉人继承，违反法律规定。首先，该份协议两被上诉人是在陈凤美去世后的清理过程中发现的，该协议一式三份全部都在一起，有两被上诉人获得，显然，该份协议从来不是陈凤美生前授权或转让给两上诉人的，因此，作为合同相对方之外的第三人，两上诉人没有权利单方主张协议中的权利义务。其次，该协议书是在涉案房产已经析产赠与的方式转让给上诉人之后又于1998年9月18日形成的，其内容并未否定之前房产已落户于上诉人张某1名下所有的事实，而且，从协议签订后至2018年11月20日陈凤美去世，在长达20年的时间内，陈凤美从未主张该协议履行，主张房屋所有权的事实就能够充分证实，该协议因从未实际履行而丧失了效力，作为非合同当事人的第三方也更无权主张根本已不存在的专属于陈风美个人人身属性的权利。3、一审认定上诉人1997年11月取得涉案房屋系代持，于法无据，与事实相悖。根据查明的事实和证据，能够证实，关于本案涉案房产，在上诉人张某1和陈凤美之间存在先后两个法律(合同)关系，即1997年11月，双方按照《房屋析产协议书》办理的房产过户登记，上诉人张某1取得房产物权的析产赠与法律关系，依照法律规定，该法律关系已经生效，即产生法律效力，而且不得以任何理由撤销。1998年9月18日双方签订的《关于房产所有权归属的协议》不管是基于何种目的，如何表述，事后协议不能构成对之前的析产赠与事实的否定。一审以事后的协议为凭，将之前析产赠与协议认定为借名代持关系，与事实相悖。借名登记是发生在房产尚未进行登记之前，双方合意借名，但本案涉案房产早已取得房产登记，陈凤美就房产转移登记所出具的《房屋析产协议书》行为应该明确是赠与协议关系，以析产赠与的方式将房屋转移落户给张某1名下的事实，根本与借名、代持无关。假设后一份协议具备一定效力，它也只是在之前双方析产赠与完成后，陈凤美又自我保留了将来可能恢复变更到自己名下的权利，但这种权利并不是必然成立和行使，是可以完全放弃或丧失的，在超出20年最长诉讼时效以及本人没有行使该权利的情况下，权利人去世便意味着该权利的丧失，他人无权对该权利继承。从本案陈凤美生前从未出示过该协议更未主张的事实，就可以证实其已完全放弃该权利或者说对其而言，这份权利自始不存在。第二，一审认定两被上诉人可以继承《关于房产所有权归属的协议》中的权利义务，又称此种继承只是对合同中规定的债权债务的继承，而并非对合同本身的继承(见判决书第9页16-17行)，这种认定，明显违反我国继承法律规定。1、根据双方的2协议明显是具有人身属性的更名权利，只属于陈凤美本人，其他继承人主张继承，也只能是要求更名的权利，但这种典型只属于陈凤美的人身权利能并不能继承。2、更名不属于财产性权利，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该权利只能有合同当事人行使。即使《关于房产所有权归属的协议书》可能予以继承，协议书中陈凤美的权利义务也只是一审认定的可以要求更名的内容，一审也没有依据将合同权利义务可能继承，直接转换为对涉案房产的继承。第三，关于同案不同判的问题。本案诉讼之前，被上诉人张某3以原告身份，以相同理由和证据起诉被上诉人杜某、张某1、张某2继承纠纷，经开庭审理后因面临被法院驳回起诉，便主动撤诉，随即又以被上诉人杜某(二人为公、媳关系)作为原告，交换诉讼地位另行提起本案诉讼。相同事实和诉讼，在本案中一审却判决支持，存在同案不同判的情形，违背最高法院相关文件规定。第四，一审既然认定被上诉人要求继承的是合同中的债权债务，显然，这种合同中的非物权性权利，必然要受到法律规定最长20年的诉讼时效期间的限制，本案已完全超出20年的诉讼时效，任何人的主张都不应在受到保护，一审更不能将合同的诉讼时效混同于继承行为的时效。第五，上诉人张某2庭审中多次明确表示涉案房屋明确是属于上诉人张某1个人所有，两被上诉人无权要求继承分割。综上所述，请求二审依法查明事实，撤销该错误判决，驳回两被上诉人的无理诉求。 被上诉人杜某、张某3未提交答辩意见。 杜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坐落于周村区产权证号为06-××1的房屋(以下简称“诉争房屋”)为被继承人陈凤美的遗产；2、判令诉争房屋由杜某、张某3、张某1及张某2继承，四人按均等份额共有；3、责令张某1立即腾退诉争房屋；4、要求张某3、张某1、张某2负担本案诉讼费用。诉讼过程中杜某放弃第3项要求张某1腾退房屋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定：张观光、陈凤美婚后生育长女张某3、次女张某1、小女张某2。张观光祖遗周村区院落一处，上世纪八十年代张观光、陈凤美夫妇在该院内修建混合结构住宅二层，其中一层88.12平方米、二层37.03平方米。1997年5月陈凤美提起诉讼，同月27日双方经本院调解离婚，(1997)周城民初字第117号民事调解书确认张某2随父生活，陈凤美每月支付抚养费150.00元；前述绸市街24-2号住宅，其中一层房屋归陈凤美所有，二层房屋归张观光所有。离婚后陈凤美考虑共同管理24-2号房屋不便，亦担心前夫因房屋问题找麻烦，1997年9月30日陈凤美、张某3、张某1作为房屋析产人签订《房屋析产协议书》，内容为：“我叫陈凤美，因居住管理不便，经与我二个女儿协商：1.将我在周村绸市街24-2#房屋五间产权析产给二女儿张某1。2.大女儿张某3自愿放弃本次析产。3.析产后由张某1办理房屋产权。”同年11月诉争房屋产权登记于张某1名下，证号19743，产权来源为“析产”。2000年4月、2007年4月房管部门统一换证，诉争房屋的产权证号现为淄博市房权证周村区字第××号，产权来源记载为“购买”。1998年9月18日陈凤美与张某1签订《关于房产所有权归属的协议书》，载明：“绸市街24号房产共80余m2，系经周村区人民法院以字(空)号判决归陈凤美所有，为避免不必要的纠纷，陈凤美将房产权暂时落在其女张某1名下(。)关于房产权今后的归属问题，陈凤美与其女张某1协商，达成协议如下：一、绸市街24号房产原经法律认定本属陈凤美所有，暂时落在其女张某1名下，实为权宜之计。张某1无权出售与转让。二、陈凤美为老有所养仍拥有房产所有权，不经陈凤美同意任何人均没有继承权。三、在一定时期其房产所有权仍落在陈凤美的名下。空口无凭，立此协议为证。四、双方签字母陈凤美女张某1公证处1998年9月18日”。该协议一式三份，皆由陈凤美保管。陈凤美离婚后在诉争房屋居住一年，后在外租房居住一段时期，期后又搬回诉争房屋，2003年陈凤美再婚搬出，后将诉争房屋出租，近五、六年房屋闲置。××××年××月××日陈凤美与其长女张某3的公公杜某登记结婚。2018年11月20日陈凤美因病死亡，未立遗嘱或签订遗赠扶养协议，其父母先于陈凤美死亡。陈凤美离世次日，杜某、张某3夫妇及张某1一同在陈凤美放置贵重物品的抽屉中发现三份《关于房产所有权归属的协议书》，此后协议书由张某3保管。2019年1月21日杜某、张某3、张某1及张某2就继承陈凤美的银行存款、股票和资金事项办理公证，确认所涉存款三笔及相应的利息，股票、资金一笔及相应的孳息的一半为陈凤美的遗产，由杜某、张某3、张某1及张某2四人共同继承。此前张某3于2019年1月11日与张某1电话沟通，要求将诉争房屋作为陈凤美遗产同时办理公证，被张某1以房产证记载其系所有人为由拒绝。2019年5月21日张某3作为原告持《关于房产所有权归属的协议书》诉来本院，要求与杜某、张某1及张某2依法继承分割诉争房屋，同年9月4日张某3撤回起诉。另杜某于2019年10月就坐落于周村区长安生活区44号楼1单元101号房屋另案诉讼，主张该房产系其与陈凤美夫妻共同财产，要求确认该房产归其所有，并依法分割张某1出租该房产所得租金6000.00元。同年12月该案当事人达成协议，张某1返还杜某、张某3、张某2房屋租金各3438.00元、687.00元、687.00元。另查明，2016年11月淄博市周村区发展和改革局同意山东周村古商城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实施周村古商城“鲁商示范园项目”，规划建设文化、商业、旅游三大板块，总建筑面积7.40万平方米，建设地址囊括诉争房屋。本案诉讼中，杜某据此以诉争房屋即将面临拆迁为由，撤回进行房地产市场价格评估的申请；张某3不申请价格评估；张某1、张某2不同意进行价格评估。又查明，周村区二层房屋登记于张观光名下，产权证号周19233；张观光离婚后在此居住一段时间，后搬出另住。××××年××月××日张某1与朱某登记结婚，2017年3月14日朱某与张某1签订《离婚协议书》，约定婚生子由张某1抚养；诉争房屋及坐落于周村区新建西路10号宏信化工宿舍区2号楼的房一6一产一处归张某1所有。同日双方经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离婚登记。2019年10月23日杜某提起本案诉讼时立案案由为转继承纠纷。审理中，张某2于2019年11月22日表示如法院认定诉争房屋为陈凤美的遗产依法处理，其愿将应继承的遗产份额赠与张某1。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立案案由为转继承纠纷。经审理查明当事人之间不存在转继承的情形。对于诉争的被继承人陈凤美遗产分割，因其无遗嘱，系依据法律直接规定的继承人范围、顺序和遗产分配原则，将遗产分配给合法的继承人，故相应变更该案由为法定继承纠纷。本案双方争议焦点如下：一、关于诉争房屋1997年登记的性质。1997年5月陈凤美通过离婚诉讼与前夫分割了夫妻共有的二层住宅，双方均无其他住房，日后为房屋管理、修缮等事项难免交集。陈凤美为避免来往尴尬，又担心前夫再以房屋起事端，决定将诉争房屋登记在次女张某1名下，意使前夫念及骨肉情分相安无事，实为权宜之计。此意思表示明确，符合当时客观实际，张某3及张某1庭审中均予认可；在为办理房屋登记而提交的《房屋析产协议书》中亦载明析产的原因系“因居住管理不便”，予以确认。现张某1主张1997年11月时诉争房屋产权登记于其名下，系陈凤美通过析产将房屋赠与给张某1，与其前述自认不符，无相反证据足以推翻，不予采信，认定1997年时对于诉争房屋，陈凤美与张某1达成借名登记合意，借名人陈凤美目的是取得所有权，出名人张某1并无取得房屋产权的意图，房屋登记于其名下属于代持有性质。二、关于案涉《关于房产所有权归属的协议书》的效力。张某1认可该协议书一式三份其本人及陈凤美签名的真实性，以签字时纸张系空白为由对协议内容持有异议，对此未提交证据加以证明。一审法院审核后认为，该《关于房产所有权归属的协议书》形式自然流畅，无先签名后拼凑内容的迹象；即使张某1上述主张成立，根据最高人民生效裁判确立的“一方将留有空白内容的合同交于合同相对方的，应视为对合同内容中约定事项的无限授权，合同相对方在空白部分可以填写相应内容。”观点，对该协议书的证明力本院予以确认。法律未对合同书如何保管作出强制性规定，张某1以前述协议三份悉由陈凤美保管为由，主张协议并未生效，于法无据，不予采信。张某1及张某2主张该协议签订的目的系为应付日后如张某1婚姻出现问题，可能涉及的财产分割问题。对此，一方面，陈凤美经历失败婚姻为女儿日后考虑乃母亲天性，不排除张某1及张某2主张的签订目的存在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当时陈凤美年届半百解除婚姻关系，承受精神及经济双重压力，诉争房屋系其唯一住宅，其更多担心登记在张某1名下的房屋如有变故，自己再无容身之地。综合以上分析，按照协议所使用的词句及条款，一审法院认为订立该协议系陈凤美、张某1进一步明确其1997年对诉争房屋借名登记的事实，书面确认陈凤美对房屋享有所有权。该协议主体适格，意思表示真实，不存在恶意串通、损害社-8-会公共利益等法定违法情形，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三、关于诉争房屋应如何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陈凤美、张某1对诉争房屋合意借名登记，虽然真实意思是借名人陈凤美取得房屋所有权，但《关于房产所有权归属的协议书》只是出名人张某1与借名人陈凤美之间的一种约定，双方系合同关系，不产生物权变更效力。诉争房屋登记在张某1名下，根据物权法的规定，房屋为张某1所有；陈凤美不是物权人，但其有权根据双方的协议要求张某1履行过户义务，保障自己的权利。张某1主张陈凤美对《关于房产所有权归属的协议书》所享有的合同权利不能继承，随其离世灭失。对此，若当事人一方在合同履行前死亡，其中委托合同、出版合同和表演合同等人身专属性很强的合同，不仅本身不能继承，合同的权利义务也不能以继承的方式转移外，其他大部分合同的权利义务都可以由继承人继承。此种继承只是对合同中规定的债权债务的继承，而并非对合同本身的继承。如2014年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若干疑难问题的会议纪要》，其中，在第十八部分出卖人死亡后房屋买卖合同的履行中指出：出卖人在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后死亡，买受人有权要求出卖人的继承人在继承遗产范围内继续履行合同债务，交付房屋并办理房屋过户登记。陈凤美与张某1所签订的《关于房产所有权归属的协议书》，并非本身不能继承，故对张某1上述抗辩及所提出的诉讼时效抗辩，不予采信。张某3、杜某作为陈凤美继承人提起诉讼，不违反法律规定，杜某本案原告主体适格。陈凤美死亡，杜某与张某3、张某1、张某2作为其继承人共同继承陈凤美所享有的要求履行诉争房屋过户义务的权利。因陈凤美无遗嘱亦无遗赠扶养协议，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杜某、张某3要求按份额共同继承遗产，共同管理，则发生按份共有。张某2自愿将其对诉争房屋享有的利益赠与张某1，系自行处分权利，予以准许。综上所述，对原告杜某及被告张某3之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及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坐落于周村区房屋(产权证号06-××1)由原告杜某与被告张某3及被告张某1继承；二、坐落于周村区房屋(产权证号06-××1)由原告杜某与被告张某3及被告张某1各按照25%、25%及50%份额共有，被告张某1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协助办理房产权属转移登记，所需费用由原告杜某与被告张某3及被告张某1均担。案件受理费4300.00元，减半收取计2150.00元，由原告杜某负担716.00元，被告张某3及被告张某1各负担717.00元。 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对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关键在于上诉人张某1与其母亲陈凤美于1998年9月18日签订的《关于房产所有权归属的协议书》对于确认本案诉争房产权归属效力的问题，本院经审查认为，陈凤美与女儿张某3、张某1于1997年9月30日签订《房屋析产协议书》，载明将涉案房产析产给张某1及由张某1办理房产登记后，又于1998年9月18日与张某1签订《关于房产所有权归属的协议书》，后一份协议书对前一份协议书为何将房产析产给张某1并由张某1办理房屋产权进行了说明，明确涉案房产所有权仍归属陈凤美所有，房产落户于张某1名下系“权宜之计”，该协议内容明确、具体，且有张某1本人的签字，该事实证明涉案房屋的实际所有人为陈凤美，一审法院据此认定房屋登记在张某1名下属于代持有性质并无不当。对于以上内容及该协议的证明效力，上诉人张某1以在其签名时协议用纸为空白、该协议三份全部在被上诉人手中、被上诉人所主张的协议来源前后不一以及被上诉人并无证据证明陈凤美的签名系其本人所签为由，不予认可，本院认为，上诉人在一审开庭时认可系由其母亲陈凤美将该协议交付于她让其签名，且其一审时也未申请对陈凤美的签名进行鉴定，综合上述事实及协议内容，一审法院认定该协议系张某1与陈凤美所签并无不当；关于张某1所主张的签名前协议用纸为空白及所有三份协议全部在上诉人手中因此应为无效的观点，本院认为，上述事项并不能影响该协议的效力，上诉人张某1在该协议的签字表明其对协议约定事项的认可，即使是在空白页上签字，一方将留有空白内容的协议交于协议相对方的，应视为对协议内容中约定事项的无限授权。综上，上诉人所提交的现有证据不足以推翻该协议的真实性和有效性，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其主张并无不当。关于上诉人诉称本案已超出诉讼时效的主张，本院认为，依据法律规定，不动产物权并不适用诉讼时效的限制，上诉人的该项主张与法不符，对此，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主张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房产所有权归属的协议书》所确定的债权债务可以继承的意见不当的观点，本院认为，陈凤美与张某1签订的《关于房产所有权归属的协议书》，其内容是对涉案诉争房产所有权的约定，其实质是对物权的确认，一审法院认定为债权债务关系应属不当，但一审法院根据该协议确认涉案房产应予继承并无不当。综上，一审法院判决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对于上诉人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150元，由上诉人张某1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光龙 审判员  张玉杰 审判员  徐连宏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日 书记员  彭倩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