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2民终609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辽宁华府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大连市西岗区沈阳路121-30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312100007873474291。负责人：马金华，该所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于为民，该所行政管理人员。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茂斌，男，1962年5月9日生，汉族，住大连市甘井子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滑东明，男，1953年11月16日生，汉族，住大连市旅顺口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学武，男，1963年4月5日生，汉族，住大连市西岗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学文，男，1967年12月2日生，住大连市沙河口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玲，女，1964年3月15日生，住大连市沙河口区。上诉人辽宁华府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华府律所”）因与被上诉人周茂斌、滑东明、王学武、王学文、李玲法律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2019）辽0203民初34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华府律所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周茂斌的原审诉讼请求；2.将本案涉及到的私刻印章、合同诈骗、周茂斌虚假诉讼，一并转到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事实和理由：一、原审事实认定错误。1.2013年1月-5月底，市司法局对华府律所整顿，沈阳路131-2、131-3已经摘去牌照，对外无法识别是律师事务所；2013年3月，华府律所的全体律师的执业证被市司法局收缴，只能整顿学习，不能收案，对外滑东明无法被证明是律师；周茂斌签委托时，无法确认“被指定的律师”有律师执照；周茂斌走进的房子是滑东明的黑办公室，滑东明办理的业务，跟华府律所没有法律关系。因此，一审关于“被告滑东明原系被告辽宁华府律师事务所律师，2013年3月24日，被告滑东明以被告辽宁华府律师事务所律师的名义与原告签订一份委托合同书，约定由被告辽宁华府律师事务所指定被告滑东明律师为原告代理违法拆迁诉讼与谈判事宜。”这节事实认定错误。2.一审关于“该合同盖有“辽宁华府律师事务所”的印章，原告当日付款50000元，并签收盖有“辽宁华府律师事务所”扁印的收款收据，”这节事实认定错误。第一、2013年3月，华府律所不被允许收案件，所有人都使用不了真实印章、正式合同。滑东明等人欺骗周茂斌，只能用假的合同、假的公章、假的收费发票，签订假的委托合同（简称“三假合同”）。上诉人在原审提交了合同的样本、公章，跟本案滑东明签订的“三假合同”是不一样的。根据最高院的证据规则，周茂斌必须举证证实他的“三假合同”跟上诉人的合同一致，才能认定“周茂斌跟上诉人形成的法律服务委托合同存在”，才能继续审查“三假合同”是否被履行。而原审根本脱离实际认定“三假合同”存在，且周茂斌完全履行完自己如实告知、付费义务；第二、被上诉人王学武在原审中所称印证了周茂斌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第三、专业发票财务章是公安局监管的椭圆章，“扁印”是假冒华府律所财务章。周茂斌没有收到专业发票，就证明他没有根据滑东明提供的“三假合同”履行向华府律所付律师费的义务，他没有向华府律所缴付律师费，周茂斌根本没有履行“三假合同”约定事项；第四、从2013年3月收到滑东明的假收据，到2016年长达3年之久，周茂斌明知自己手里的假收据有问题，不能证明5万元交到华府律所财务账户，却还在继续跟滑东明个人交涉利益是非，主观动机对华府律所而言，就不是“善意相对人”的主观动机。3.一审关于滑东明在该收据上标注“可凭此收据换正式发票”这节事实认定错误。4.周茂斌根本没有委托华府律所任何业务，所以，不存在华府律所“委托事项未能办理”的事实，一审关于“后原告的委托事项未能办理。”这节事实认定错误。5.2019年8月6日此案开庭，在上诉人提交的《律师省内调转审批表》和《大连市司法局行政审批告知承诺书》里，有一页《律师调转机构保证书》，明确是律师在调出华府律所时需要保证的约定条件：“……该律师在原所无债权债务纠纷，调转后如有债权债务纠纷由新调入的律师所负责解决”的约定承诺，保证人签名就是调出的律师，涉及本案就是滑东明。市司法局根据华府律所的申请，2019年8月22日向原审法院出具了证据—《说明》以及相应5页材料。《说明》可以证实：滑东明在2014年9月，离开华府律师事务所，调转入哲盛律师事务所，根据全省统一要求，对债权债务必须不留后患。结果是滑东明带走自己全部案件和客户，如果有债权债务纠纷，全部责任归保证人滑东明和辽宁哲盛律师事务所承担。由此，一审关于“2014年9月，滑东明离开被告律师事务所，成立辽宁哲盛律师事务所。”这节事实认定错误，并且遗漏了市司法局2019年8月22日的《关于2014年律师调转相关事宜的说明》（简称《说明》，以下同）所证实的重要问题。6.“后原告找滑东明要解除合同并退还50000元代理费。2016年下半年，被告滑东明退还原告代理费25000元。”这节事实认定错误。7.原审法官采信了该《说明》，就应该针对《说明》的证明力做出结论，采信《情况说明》应该对华府律所免责的结果，不应该判决华府律所败诉。二、原审适用法律不正确。1.既然原审判决认定华府律所是“三假合同”的受托人，那么，解除“三假合同”也得华府律所来解除。而2014年9月，滑东明就成立了自己的哲盛所，哲盛所租的仍是王学武的原来的那套房子，滑东明本人决定不再在那套房子黑办公，成立自己的哲盛所公开办公。滑东明2014年已经公开挂哲盛所牌匾，凭什么继续代表华府律所跟周茂斌解除“三假合同”。况且，周茂斌2014年9月至2016年无数次出出入“哲盛律师事务所”大门，其不是“善意相对人”。显然，原审判决适用《合同法》第410条“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的规定，属于适用法律不当。2．周茂斌出入未悬挂任何牌匾的滑东明的房间，未见华府律所的律师事务所执照，未见滑东明律师本人的律师执业执照，他从那里可以证明，他确定跟华府律所在办委托律师业务。退一步说，即使认同周茂斌不能甄别合同上的公章真伪，就先抛开合同公章不论，单独讲这5万元财务收据，收律师费却不给开收律师费发票，对于委托人周茂斌来讲，后期为何这位“善意相对人”不要求滑东明开具正式发票？他持有“三假合同”，没有按照《合同法》履行向华府律所付费义务，不开具缴费发票，所以不具备“善意”条件。这个“善意相对人”，跟哲盛律师事务所的滑东明主任，解除跟华府律所的委托合同，周茂斌和滑东明都不善意，他俩属于《合同法》第52条（二）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情节。原审法院适用《民法总则》第170条不适合。三、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纠纷案件中涉及刑事犯罪若干程序问题的处理意见》、《民事诉讼法》第136条第一款第五项、刑法修正案（九）第三十五条的规定，本案应裁定中止审理，将犯罪线索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周茂斌、滑东明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服从一审判决。王学武辩称，案涉纠纷与王学武个人无关，同时认为华府律所代理周茂斌案件并做了大量工作，作为对价应有回报，周茂斌要求返款没有道理，应当驳回周茂斌的原审诉讼请求。王学文、李玲未出庭，也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周茂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五被告退还原告2.5万元委托代理费及法定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滑东明原系被告辽宁华府律师事务所律师，2013年3月24日，被告滑东明以被告辽宁华府律师事务所律师的名义与原告签订一份委托合同书，约定由被告辽宁华府律师事务所指定被告滑东明律师为原告代理违法拆迁诉讼与谈判事宜。该合同盖有“辽宁华府律师事务所”的印章，原告当日付款50000元，并签收盖有“辽宁华府律师事务所”扁印的收款收据，被告滑东明在该收据上标注“可凭此收据换正式发票”。后原告的委托事项未能办理。2014年9月，滑东明离开被告律师事务所，成立辽宁哲盛律师事务所。后原告找滑东明要解除合同并退还50000元代理费。2016年下半年，被告滑东明退还原告代理费25000元。一审法院认为，被告滑东明接受委托服务的时候是被告辽宁华府律师事务所律师，其从事的案涉业务属于律师事务所的正常业务范围，且经办业务过程中，涉及的场所、人员均与被告辽宁华府律师事务所关联，故其以被告辽宁华府律师事务所的名义对外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应认定为被告辽宁华府律师事务所的行为，被告辽宁华府律师事务所应对案涉合同承担法律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的规定，结合案涉的委托业务已实际不能继续履行，故原告的诉前的解除合同行为，予以照准。扣除被告滑东明退还的25000元，被告辽宁华府律师事务所应对剩余的25000元予以退还。关于被告辽宁华府律师事务所提出被告滑东明超越权限、公章造假、内部整顿等应认定为被告滑东明个人行为一节，因系其律师事务所内部管理范畴，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对执行其工作任务的人员职权范围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的规定，故对被告辽宁华府律师事务所的该辩称，不予支持。对原告要求被告滑东明、王学武、王学文、李玲退款一节，因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对原告主张的利息请求，因其没有明确具体的计算标准，且未交纳诉讼费用，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辽宁华府律师事务所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周茂斌委托代理费25000元；二、驳回原告周茂斌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未按判决规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13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辽宁华府律师事务所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对一审认定的事实有异议并提交《辽宁省大连市服务业剪贴发票存根联》复印件七张，拟证明滑东明在本案涉及的发票不是合法的发票、周茂斌涉嫌虚假诉讼、滑东明涉嫌偷税漏税，滑东明在本案中的违法欺诈行为不是职务行为。被上诉人周茂斌表示对上述证据不清楚，被上诉人滑东明对发票的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这七张发票不能完整反映其代理的所有案件情况，被上诉人王学武认为上述证据与本案无关。本院采信被上诉人的质证意见，对上诉人二审提交的七张发票复印件不予采信。综上，本院经审查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二审补充查明，2013年5月8日，华府律所召开管理决策重大变化全体会议并形成会议记录，该会议记录载明“明确华府（律）所办公地址只有121-302室，全体律师在此唯一地址办公执业；以127、129为办公地址的律师可以在127、129过渡办公……；自2013年5月10日起，百日活动开始，日常领有手续、审批合同过程中，一概通过张伟一个人办，李玲大姐手中原留存的手续就地保存，登记在案，仅供新所成立过渡律师使用为限……”，上诉人负责人于伟民在该会议记录上签字，被上诉人滑东明于2013年5月20日在该记录上签名。2017年2月24日，滑东明出具《情况说明》称“周提出解除代理，我本人也同意了。周提出要退回全部五万元代理费，我同意，但律所实际负责人王学武一方一直没有同意，在协商不成的情况下我本人只好将我收取的代理费的分成部分，即贰万伍仟元整退给了周茂斌本人，……”。本院认为，从上诉人华府律所2013年5月8日的管理决策重大变化全体会议记录可以看出，滑东明在与周茂斌签约时确系上诉人华府律所律师，李玲也是上诉人华府律所工作人员，且李玲手中存有办理相关业务手续。滑东明自李玲手中领取案涉《委托合同书》，而非个人制作，该合同书所载事项又属于上诉人华府律所经营范围和代理律师的具体业务，且周茂斌将款项另行交付给了李玲，李玲出具了盖有“辽宁华府律师事务所”字样的扁印收款收据，可见，滑东明、李玲的签约、收款均系与其所承担的工作业务相关联，显然，这些行为并非个人行为，一审认定滑东明签约行为属职务行为并无不当，案涉《委托合同书》的合同相对人为上诉人华府律所与被上诉人周茂斌。至于上诉人提出的“案涉《委托合同书》、《收款收据》式样与印章与其律所的合同、收据不一致，属于假印章、假合同、假收据”的抗辩意见，本院认为，周茂斌并非行政街号编排专业人士，仅是一个寻求律师帮助的普通当事人，其没有能力区分上诉人登记地址西岗区沈阳路121-302室与上诉人、被上诉人滑东明、王学武所称的西岗区沈阳路127、129室的具体坐落位置，更何况上诉人所称的华府律所唯一办公地址121-302室也与滑东明办公室相毗邻。因此，就签约委托律师一事，要求周茂斌从经营场所上判断合同相对方资格的审慎注意义务明显过高，况且周茂斌走进的是挂有“辽宁华府律师事务所”牌匾的楼宇，还是与时任华府律所律师的滑东明签订《委托合同书》，其已没有必要再审查其走进挂有“辽宁华府律师事务所”牌匾的楼宇是否是华府律所登记场所或实际经营场所。而对于印章、收据真伪的辨别更是超出了一个寻求律师帮助的普通当事人所必须尽到的谨慎注意义务范围，周茂斌已经尽到了必要的审慎注意义务。因此，在这种情形下，周茂斌完全有理由相信滑东明签约行为系代理上诉人签约，也就是说，即便滑东明签约行为不属于职务行为，也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关于表见代理的规定，案涉《委托合同书》也是对上诉人与周茂斌具有法律效力的，因此，案涉《委托合同书》与《收款收据》上的印章是否属于假印章、《委托合同书》与《收款收据》是否为假合同和假收据都不影响案涉《委托合同书》的合同相对方的确定以及合同效力的认定，印章、收据是真是假以及是否涉嫌犯罪则与本案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不在本案审查范围，本院不予处理。另，上诉人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周茂斌存在虚假诉讼，上诉人该项上诉请求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关于合同的解除，既然滑东明签订合同属于有权代理，且由于律所与其指派代理律师之间的特定关系，决定了案涉《委托合同书》具有一定的人身依附性，况且，滑东明离开华府律所系上诉人华府律所内部管理问题，与周茂斌无关，因此，即便在滑东明离开华府律所，滑东明依然是周茂斌的代理人，周茂斌也有理由相信滑东明仍然有代理华府律所与其协议解除合同，滑东明与周茂斌协议解除案涉《委托代理书》对上诉人华府律所发生法律效力。综上，华府律所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26元（上诉人辽宁华府律师事务所已预交），由上诉人辽宁华府律师事务所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丁大勇审判员  王 迪审判员  王 歆二〇二〇年九月三十日书记员  王 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