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2民终894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聂某1，男，1959年9月25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即墨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聂倩倩，女，1983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系上诉人聂某1女儿，住青岛市即墨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中昊，山东元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聂某2，男，1962年7月2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即墨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聂某3，男，1964年7月28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即墨区。 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卫国，山东海政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聂某1因与被上诉人聂某2、被上诉人聂某3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人民法院（2019）鲁0282民初104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聂某1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聂倩倩、张中昊，被上诉人聂某2、被上诉人聂某3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卫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聂某1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聂某1继承登记在聂方惠名下的位于青岛市即墨区的两处房屋（证号分别为即集建92第169883号、即集建92第169756号）拆迁补偿所得的三分之一（金额暂计为100万元）或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认定事实错误。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即集建92第169883号、即集建92第169756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证上登记的权利人是聂方惠，未进行变更登记，不发生效力，不发生物权变动的效力，不发生房屋所有权变动的效力，不发生集体土地使用权变动的效力。因此，通过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证确认的该两处房屋的所有权人就是聂方惠，未变更到两被上诉人名下，故，上诉人对该两处房屋的拆迁补偿所得应继承三分之一。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六条“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依据。”的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只有在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之后，才具有公示力和排他力，经过调取存放在即墨区不动产登记中心关于该两处房屋的档案材料依然显示该两处房屋以及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证在拆迁之前依然登记在聂方惠名下，未进行变更。因此，该两处房屋从权利归属上应系聂方惠及其配偶董淑美的夫妻共同财产，故上诉人对该两处房屋的拆迁补偿所得应继承三分之一。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七条“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的规定，即集建92第169883号即集建92第169756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证上的权利人是聂方惠，未进行变更登记。因此，该两处房屋系聂方惠及其配偶董淑美的夫妻共同财产，在聂方惠以及董淑美去世后没有留下遗嘱的情况下，应当按照法定继承，由上诉人与二被上诉人对该两处房屋的拆迁补偿所得各继承三分之一，而不是一审判决所认定的由二被上诉人通过分家析产形式取得。综上所述，法律对不动产物权的取得方式有明确规定，法律也明确规定了不动产物权以登记为准，而不是以交付为准，而一审判决却依据所谓的常理进行推定，更何况所谓的常理没有充分的事实依据来证明，实属适用法律错误，事实认定错误，判决错误。四、被上诉人聂某2、聂某3没有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有分家事实，仅仅凭有直接利害关系的证人证言不足以证明分家事实，按照中国传统的风俗习惯，分家析产一般由本村或族内德高望重的人或村会计、村书记主持分家，并由执笔人执笔，由分家人签字捺印，但本案中两被上诉人主张在上世纪80年代分家很明显不符合事实，不符合传统的风俗习惯，口头分家在有三个儿子的父母看来是不切实际也不可能真正得到履行的，作为在闫家岭村村办企业干了一辈子出纳的聂方惠，一辈子谨小慎微，而且毛笔字写得特别好，特别有文化，是不会通过口头分家这种不具有说服力的形式来进行分家的，分家无非是两被上诉人为了取得该两处房产的拆迁补偿所得所虚构的事实，所想出来的策略或对策，是不真实、虚假的，是无中生有的，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实际上根本没有分家一说。五、另外非常重要的一点，按照中国传统的风俗习惯，分家一定会涉及赡养老人问题，但是没有提及，实际上确实没有分家，分家无非是两被上诉人为了不让上诉人取得继承权，为了不让上诉人参与遗产继承所虚构的，一审没有认真研判案情，仅仅凭有利害关系的三个证人的证言就证明有分家事实，是不够谨慎的。六、一审法院仅仅凭两被上诉人申请出庭作证的聂方惠的弟弟聂某4、聂某5以及妹妹聂某6出庭证实通过分家形式分三子每人一处，是严重的认定事实错误。首先，证人证言不可信，经过事后询问证人，证人明确表示系两被上诉人通过欺骗、胁迫的方式让证人出庭作证证明有分家事实，实际上根本没有分家；其次，证人系两被上诉人申请，并且两被上诉人委托律师在出庭前对证人进行了询问并做了调查笔录。因此，律师询问笔录的形成过程中将有可能对证人证言产生诱导或者变相对证人进行培训。因此，应当提供询问笔录形成过程的全程录音录像己证实真实性、自愿性；再次，证人与上诉人有矛盾，与被上诉人关系较好，并且被上诉人系公务人员，证人曾某过两被上诉人的多次恩惠，均会帮助被上诉人歪曲事实，虚构分家一说来帮助两被上诉人取得该两处房屋，来侵犯上诉人的继承权。七、即集建92第169756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证上的房屋实际为上诉人结婚时所居住的婚房，上诉人结婚时以及结婚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均居住在此处，实际上聂某3所说的该处房屋应当属于上诉人所有，按照传统的风俗习惯，父母给子女所盖的婚房就是给子女的，后上诉人及其配偶在村中通过其父亲审批宅基地一处，由上诉人及其配偶出资建设，上诉人在拆迁之前所居住的房屋是上诉人自己出资建设的，而不是其父亲聂方惠出资建设的。因此，聂方惠名下的房屋仅有两处，而不是三处，不符合三子每人一处房屋的条件，更没有后来分家三子一人一处说，聂方惠无权对上诉人出资建设的以及登记在上诉人名下的房屋进行处分或进行分家析产。八、一审法院认定的分家事实，证据明显不充分，证人证言无证明力，证人证言系在欺骗或胁迫下去出庭作证，两被上诉人提出的在80年代就分家，重点在于无分家单，无村组织证明，不符合农村分家析产的一般程序与风俗习惯，更没有提及赡养老人问题，根本不符合常理，一审法院仅依据三位有利害关系的亲属的证人证言就否定房屋产权证明书、就否定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证书、就否定房屋建筑印契等客观证据，将涉案争议房屋的拆迁权益归两被上诉人各自所有，是严重的事实认定错误，应当依法予以纠正，并撤销原判，依法改判。九、房屋资料的归属以及房屋的管理均不足以推翻房屋的产权登记，该两处房屋仍是登记在聂方惠名下，事实上，在聂方惠夫妻去世后，二被上诉人恶意将房屋权属资料占为已有，将房屋霸占，并强制利用私权与村委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在上诉人与两被上诉人协商无果的前提下，在协商时根本没有分家一说，上诉人无奈提起诉讼后，两被上诉人才采取虚构分家一说来应对，但并不能因此就主观臆断的认定房屋早己分家，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分家，无事实依据。 聂某2、聂某3共同辩称，一、“法不溯及既往”是法律适用的基本原则。涉案房屋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建筑在农村宅基地上的房屋，根据当时的政策规定，建设主体是农户，是户而不是个人。房屋的登记是依据当时的法规、政策。2007年颁布的《物权法》仅在用益物权中提及宅基地的问题，农村宅基地上的房屋不是《物权法》中完整意义上的物权。宅基地上房屋的变动不适用物权法。上诉人援引《物权法》的规定显然错误；农村宅基地上房屋的“房权证”登记的是户代表，而不是《物权法》中的权利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系亲兄弟关系，在分家析产之前，其父亲聂方惠作为户代表申请建房并作为登记人，符合农村宅基地房屋登记的规定。该三户房屋均等记户代表为聂方惠的书证，也可证实，在该三户房屋建成时，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三兄弟尚未分家析产，属家庭共同共有的财产。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三兄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分家析产属实。一审中三位证人均证实分家析产的事实。正是因为已经分家析产，上诉人才得以在1992年将原登记户代表为上诉人父亲聂方惠的房屋，变更为上诉人。在农村中，分家析产的方式分为两种，一是家庭和睦，由家长召开家庭会议，家庭成员对家庭财产分割无异议，由自己家长口头指定即可。二是因为家庭成员中有不服从自己家长安排，认为家长厚此薄彼，分家方案不公平，家长无奈才请家族中有威严的长辈、或者是子女的舅舅参与对子女安抚，说服教育，甚至出现因子女不服长辈或舅舅的分家方案而抓阄的情况，同时为防止忤逆的子女出现反悔的情形，当场书写分家单，要求各子女签字纳印，以防反悔。因此，分家单的出现是在物资短缺年代且子女不服从家长安排的情形下的产物。家长因为分不开家而请外人来主持分家，书写分家单，在街坊邻居看来是家长无能、子女忤逆不孝的表现，是不光彩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自幼相亲相爱，从无口角，一家人在村里深得邻居羡慕。因此，有分家析产之实，没有分家单，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三、上诉人称上诉人与证人有矛盾，没有事实依据。相反上诉人与其姑姑、叔叔一直关系很好。甚至在本案诉讼中，上诉人仍安排自己的两个女儿带着鸡蛋、牛奶去看望自己的姑姑。证人出庭、经上诉人及其代理人发问，证实证人完全是自愿出庭，当庭表达的完全是证人的真实意思。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聂某1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聂某1与聂某2、聂某3共同继承登记在聂方惠名下的位于青岛市即墨区两处房屋（证号分别为即集建92第169883号、即集建92第169756号）的拆迁补偿权益；2.诉讼费用由聂某2、聂某3承担。事实和理由：聂某1与聂某2、聂某3系兄弟关系，父亲聂方惠于农历2014年9月25日去世，母亲董淑美于农历2018年5月17日去世，两人在青岛市即墨区，证号分别为即集建92第169883号、即集建92第169756号。2019年7月阎家岭村进行旧村搬迁改造，聂某2、聂某3在未与聂某1协商的情况下，将两处房屋搬迁补偿手续登记在自己名下，侵害了聂某1的继承权。故聂某1依法具状起诉，望判如所请。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法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法院认定事实如下： 1.聂方惠、董淑美系夫妻关系，共生育三子，长子聂某1、次子聂某2、三子聂某3。聂方惠于农历2014年9月25日去世，董淑美于农历2018年5月17日去世。聂方惠、董淑美父母均在二人去世前已去世。 2.聂方惠名下登记有房屋两处，均位于青岛市即墨区。其一土地证号为即集建92第169883号，地号J26-28-185，登记面积161平方米；其二土地证号为即集建92第169756号，地号J26-28-35，登记面积161平方米。聂方惠、董淑美夫妻生前居住在本案诉争的169883号房屋内，并将169756号房屋对外出租。二人去世后，169756号房屋继续出租并由聂某3收取租金。 3.诉讼过程中，聂某2、聂某3申请证人聂某4、聂某6、聂某5出庭作证，拟证明聂某2、聂某3通过分家分得了本案诉争的169883号、169756号房屋。聂方惠系证人聂某4、聂某6、聂某5的哥哥，三位证人在庭审中陈述，其哥哥聂方惠在阎家岭村共审批建造房屋三处，上世纪80年代聂方惠夫妻进行分家，由三位证人在场见证，将其名下的三处房屋分给了每个儿子一处，并无书面分家单。聂某1对于上述证人证言不予认可，并称在无分家单的前提下确认分家行为,与农村习俗不相符。 4.聂某2、聂某3二人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将户籍迁出了阎家岭村。169883号、169756号房屋的房屋产权证明书、房屋建筑印契现分别保存在聂某2、聂某3手中。2019年因社区改造，聂某2、聂某3持有169883号、169756号房屋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作为被搬迁人分别与青岛市即墨区通济街道阎家岭村民委员会签订《即墨区通济新经济区阎家岭村集体土地上住宅房屋搬迁房屋补偿协议》。协议确认169883号房屋土地使用面积163.23平方米、奖励面积10平方米，共计173.23平方米；聂某2选择A户型70平方米以及C户型120平方米安置房屋各1套，共计190平方米，房屋上靠面积16.77平方米，上靠面积按照住宅房屋货币补偿价格每平方米7980元结算差价，计133824.6元；搬迁补助费3000元、36个月临时过渡费88144.2元、10个月兼用房屋经营性补助费30000元、按规定期限签订补偿协议奖励费6000元、在规定期限内搬迁腾房奖励14000元，不要求简单装修安置房屋补助费38000元，上述各项奖励、补助费用共计179144.2元；综上，经结算后，村委向聂某2支付45319.6元。协议确认169756号房屋土地使用面积161平方米、奖励面积10平方米，共计171平方米；聂某3选择安置房屋A户型70平方米以及B户型100平方米安置房屋各1套，共计170平方米，房屋下靠面积1平方米，下靠面积按照住宅房屋货币补偿价格每平方米7980元结算差价，计7980元；搬迁补助费3000元、36个月临时过渡费86940元、10个月兼用房屋经营性补助费30000元、按规定期限签订补偿协议奖励费6000元、在规定期限内搬迁腾房奖励14000元，不要求简单装修安置房屋补助费34000元，上述各项奖励、补助费用共计173940元；综上，经结算后，村委向聂某3支付181930元。 5.聂某1名下登记有位于青岛市即墨区房屋一处,原始登记户主为聂方惠,后变更为聂某1,土地证号即集建92第169761号,地号J26-28-40,登记面积161平方米。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法定继承纠纷。争议焦点为诉争两处房产是否是被继承人聂方惠、董淑美二人的遗产。第一、本案中，聂方惠的弟弟聂某4、聂某5以及妹妹聂某6出庭证实，聂方惠在阎家岭村审批建造房屋三处并通过分家形式分予三子每人一处，虽然未形成书面分家单，但三证人证实该分家内容系聂方惠夫妻真实意思表示，也不违背善良风俗。第二、登记在聂某1名下的169761号房屋原始登记户主为聂方惠，后变更为聂某1，证实了聂某1所有的该处房屋是由父亲聂方惠审批。第三、169883号以及169756号房屋土地证虽然一直登记在聂方惠名下且由聂方惠夫妻生前居住并出租管理，但房屋产权证明书、房屋建筑印契、土地使用证等房屋手续均保存在聂某2、聂某3手中，且老人去世后169756号房屋也由聂某3继续收取租金，2019年拆迁改造时也是由二人作为被搬迁人与村委签订补偿协议，证实该两处房屋是由聂某2、聂某3实际控制，因聂方惠夫妻在本村内再无其他住房，生前居住以及出租管理儿子在村内的房屋也符合常情。第二、第三点也进一步印证了三证人所说的聂方惠审批建造房屋三处并通过分家分予三子每人一处，因聂某1户籍在阎家岭村故其所分得的房屋已经办理了变更登记手续，而聂某2、聂某3因户籍早已迁出阎家岭村，受农村宅基地登记管理政策所限无法办理房屋变更手续。综上所述，聂方惠夫妻生前已经通过分家形式对于其名下的三处房屋作出了处置，将169761号房屋分予长子聂某1，169883号房屋分予次子聂某2，169756号房屋分予三子聂某3，上述房屋拆迁后所得的拆迁权益也应归各自所有，而非被继承人聂方惠夫妻的遗产。故聂某1要求继承169883号以及169756号房屋拆迁权益的诉请请求，法院不予支持。据此判决如下：驳回聂某1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1586元，减半收取15793元，由聂某1负担。 经审理查明，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案经本院主持调解，双方分歧较大，调解未果。 二审中聂某1提交：证据一、聂某4视频光盘及笔录各一份。证明2020年8月11日，上诉人代理人到聂某4处调查落实分家情况，聂某4明确说明从未参与分家，对分家一事不清楚，是被上诉人强行要求其出庭作证的，且表示出庭作证的证人要说的内容都是事先说好的。因此，证人无法证实分家事实，更无法对抗房屋产权证书的效力，涉案房屋并未分家，仍应为聂方惠遗产。证据二、聂某6视频光盘及笔录各一份。证明上诉人女儿聂倩倩到聂某6处调查落实分家情况，聂某6明确说明从未参与分家，也没有所谓的分家，对分家一事毫不知情，是被上诉人强行要求其出庭作证的，强行架到车上去出庭作虚假陈述。因此，证人无法证实分家事实，更无法对抗房屋产权证书的效力，涉案房屋并未分家，仍应为聂方惠遗产。证据三、通话录音光盘及录音笔录各一份，证明上诉人女儿与村委会工作人员潘向上、董其鹏的通话录音，证实即墨区闫家岭村拆迁时，房屋所有权人已经去世的情况下，任何一个继承人均可以与村委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办理拆迁补偿手续，村委会作为拆迁人并不负责处理房屋所有权纠纷，这也是即墨区各个拆迁村庄的基本处理方式。本案中，并不能想当然的以聂某3、聂某2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就推定其二人是房屋所有权人。证据四、即墨闫家岭村委与聂某1签订的公证书一份，证明登记在聂某1名下的房产的所有权属于聂某1，而并非分家分得，证实聂某1的父亲聂方惠名下只有两处房产应作为遗产继承，而不是三处房屋。证据五、青岛市不动产登记信息及即墨市公有住房买卖合同书各一份，该套房屋是双方当事人的父亲聂方惠于1998年出资为聂某2（合同名聂德瑜）购买的。在聂方惠已经出资为聂某2在城里购置了房产的情况下，不应想当然的推定村里的三处房产应该分给聂方惠的三个儿子每人一套，这在情理上也是讲不通的。被上诉人聂某2、聂某3质证认为，上述录像采用的是非法工具，从内容上看不连贯，其谈话前因后果不清楚，对上述证据证明的事项不予认可。 二审第二次庭审时被上诉人聂某2、聂某3又申请原在一审时出庭作证的证人聂某6出庭作证。聂某6证明：其想给三个侄作主。其哥哥聂方惠盖了三处房子，养了三个儿子，一人一处。我在那分的家，其分家时在现场。具体忘了哪年分家，只是记得是正月。分家时是其哥聂方惠叫去的，分家时其哥哥、二哥聂方中、聂方治都在，再就一家一道的忘了。其三个侄子也在现场。分家时就指把开，三处房子一个儿子一处。聂某1那处盖的早，老大分的老屋、老二在前面的屋、老三分后面的屋。三个儿子对聂方惠都养老，分家时没有讲养老的事。 二审第二次庭审时上诉人聂某1又提交：其调取的即墨区档案馆的涉案169883号房产（现为聂某2占有）的档案存根一份及涉案169756号宅基地（现被聂某3占有）的建房申请书一份。以证明：一、从涉案169883号房产（现为聂某2占有）的档案存根内容上看，可以证实该房屋是1978年之前建造的，是聂方惠的祖房，而并非是以聂方惠儿子的名义审批的。二、从169756号宅基地（现被聂某3占有）建房申请书内容上看，建房理由为“儿大结婚”，从家庭成员一栏来看，只有其长子聂某1结婚。可以证实该处房产是以其大儿子即本案上诉人名义审批的，而并非上诉人所称三个儿子每人一处。三、上次庭审中，被上诉人提交的我方名下169761号房产的建房申请书，从内容上看，申请建房理由一栏中明确注明：“因规划拆掉旧房四间，翻新4间”该内容与被上诉人提供的证人聂某4的证言（一审卷宗78页下数第七行）相某。可以证实该处房产是通过以物置换的方式从聂某4处购买的，后来又翻建的并登记在我名下的。三份建房审批档案，可证实涉案三处房子的审批建造均与被上诉人无关，反而恰恰证实涉案三处房屋中的一处系以上诉人名义审批，上诉人名下的房屋应为个人审批建造，并非分家所得，被上诉人称分家无任何依据。被上诉人聂某2、聂某3质证认为，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儿大结婚”恰恰是给聂某2申请的，169883号聂某2这户是拆旧翻新的。 本院认为，本案系继承纠纷。本案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涉案登记在聂方惠名下的位于青岛市即墨区两处房屋（证号分别为即集建92第169883号、即集建92第169756号）的拆迁补偿权益应否予以继承。 一审中上诉人聂某1以涉案登记在聂方惠名下的位于青岛市即墨区两处房屋（证号分别为即集建92第169883号、即集建92第169756号）的拆迁补偿权益为聂方惠、董淑美的遗产为由诉请继承。被上诉人聂某2、聂某3以涉案两处房产已经分家分别归属其二人所有等事由予以抗辩。针对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上诉人聂某1一、二审主要提交：即集建92第169756号房屋的查档资料、即集建92第169883号房屋的查档资料、闫家岭村委出具的证明、视频三份(刻录光盘两张)、聂某4视频光盘及笔录、聂某6视频光盘及笔录、通话录音光盘及录音笔录等。被上诉人聂某2、聂某3主要提交：对聂某1的在即墨区自然资源局房产信息查询档案、即墨县人民政府房屋建筑印契及房屋产权证明书、照片及微信转账打印件、聂某2、聂某3的房屋补偿协议和聂某2、聂某3申请证人聂某4、聂某6、聂某5出庭证人证言以及二审第二次庭审时聂某6的出庭证言等。基于双方当事人所提交的证据材料，涉案登记在聂方惠名下的位于青岛市即墨区两处房屋原为聂方惠、董淑美的共同财产系不争的事实。因此，上诉人聂某1的诉讼主张能否成立取决于涉案登记在聂方惠名下的位于青岛市即墨区两处房屋应系聂方惠、董淑美夫妻的遗产还是已经分家分别归属被上诉人聂某2、聂某3所有的事实认定。 分家析产是对于家庭内部财产的处分。家庭共有财产是指在家庭中全部或部分家庭成员共同共有的财产，亦即指家庭成员在家庭共同生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创造、共同所得的财产。家庭成员共同共有财产的形成，以家庭成员间的家庭共同生活关系的存续为前提。关于分家析产的效力认定，我国法律及司法解释并没有相关规定。分家析产是对于家庭内部财产的处分，由于家庭生活的自治性，对于家庭财产的取得和使用，应当以家庭成员协商为原则。生活中，对家庭共有财产分割达成一致意见的，通常采用析产文书的形式对各方的权利义务进行固定，也有由父母或长辈主持口头予以分家并实际履行的情况。由于分家析产协议本质上属于民事法律行为，应从“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等方面对协议进行审查。 综合分析本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以及所提交的证据材料,一审法院基于聂方惠的弟弟聂某4、聂某5以及妹妹聂某6的聂方惠在阎家岭村审批建造房屋三处并通过分家形式分予三子每人一处的出庭证言、登记在聂某1名下的169761号房屋原始登记户主为聂方惠，后又变更为聂某1的事实、169883号以及169756号房屋土地证虽然一直登记在聂方惠名下且由聂方惠夫妻生前居住并出租管理，但房屋产权证明书、房屋建筑印契、土地使用证等房屋手续均由聂某2、聂某3保存，且老人去世后169756号房屋也由聂某3继续收取租金的事实以及聂某1户籍在阎家岭村故其所分得的房屋已经办理了变更登记手续，而聂某2、聂某3因户籍早已迁出阎家岭村，受农村宅基地登记管理政策所限无法办理房屋变更手续等。一审法院继而认定本案虽然没有形成书面分家单，但实际上已进行了事实上的分家行为。本院经审查认为，基于本案目前的证据材料，上诉人聂某1一、二审中所提交的证据无法对二被上诉人聂某2、聂某3的抗辩事实予以反驳，其两人自父亲聂方惠于2014年去世后至本案提出诉讼前也一直没有就涉案二处房屋的居住、使用等提出异议，可以认定本案分家所确认的分家内容得到了实际履行，具备了我国传统分家析产的要件和特征。因此，一审法院对分家的事实及效力予以认定并无不当，且上述认定具有事实依据。本院对上诉人聂某1的上诉主张无法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聂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1586元，由上诉人聂某1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彭虎成 审判员  张立宁 审判员  毕 威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 常兵 书记员王璇 书记员肖梦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