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103民初5780号原告：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呼家楼京广中心商务楼401室。法定代表人：周建潮，理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匡秀娟，湖南豪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何雨，湖南豪宇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长沙市芙蓉区东鑫娱乐城，住所地长沙市芙蓉区东岸街道东岸城邦四楼。经营者：陈龙，男，1988年2月22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芙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姚艳，湖南唯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以下简称音集协)与被告长沙市芙蓉区东鑫娱乐城（以下简称东鑫娱乐城）侵害作品放映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音集协委托诉讼代理人匡秀娟、何雨，被告东鑫娱乐城委托诉讼代理人姚燕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音集协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219000元；二、判令被告承担原告的维权合理费用（取证消费款562元、律师代理费5000元）共计5562元；三、判令被告承担原告为调查、取证、诉讼等制止侵权行为必然支出的合理费用：取证劳务费300元（两人）、取证交通费200元、食宿费200元，律师立案开庭交通、食宿费500元，合计1200元（以上三项共计225762元）；四、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原告依法成立的著作权音像集体管理组织，与广大权利人签订了著作权授权合同，对多达20万首音乐电视作品（包括涉案作品）享有复制权、放映权等著作权权利，有权以自己名义向侵权者提起诉讼。被告在未与原告签订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未缴纳许可使用费的情况下，在其经营的卡拉OK场所向不特定消费者提供曲库中海量音乐电视作品的点播业务。在原告敦促被告订立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并支付使用费后，被告未予理睬，具有主观侵权故意，侵犯了原告的著作权，应停止侵权并按照6元每包房每天乘以730天（即自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再乘以包间数50间来赔偿损失。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被告东鑫娱乐城辩称，一、答辩人未侵犯被答辩人的放映权，被答辩人无权要求答辩人支付使用费。目前KTV的点歌系统普遍采用局域网形式，点歌系统由统一服务器和多个电脑接收终端联网组成。答辩人在运营过程中将音乐电视作品存储于店面的服务器中，消费者在包厢的点歌屏选择歌曲，歌曲在服务器完成播放，再通过局域网传输到包厢播放。答辩人提供音乐电视作品播放行为的可能受信息网络传播权控制，但不受放映权控制，被答辩人未获得涉案音乐电视作品权利人信息网络传播权许可，无权要求答辩人支付使用费。首先，根据《著作权法》第10条第10项的规定：“放映权，即通过放映机、幻灯机等技术设备公开再现美术、摄影、电影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等的权利。”它的行为模式特点在于通过放映机、幻灯机等技术设备再现电影或其他作品，从这一点看，答辩人经营的KTV播放音乐电视作品最终需要通过包厢的播放屏播放，似乎可以落入放映权的控制范围。但放映权作为一种机械表演权，它所强调的是向现场公众传播存储于包厢本地的内容。多年前，KTV点歌系统是在每个包厢都设有专有的单片机用于存储歌库，消费者仅能点播所在包厢单片机中的歌曲，该点歌方式向现场公众传播的是存储于本地的歌曲。然而，现有的KTV的点歌系统是向公众传播位于远端的内容，而不是本地的内容，不符合放映权的构成。其次，答辩人的行为可能受信息网络传播权控制，但原告未获得权利人信息网络传播权许可。《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十二项规定：“信息网络传播权，即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因此，“信息网络传播”行为具有“公众可以在个人选定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特点，但“个人选定时间和地点”并非绝对化的概念。《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未经许可，通过信息网络提供权利人享有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构成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行为。通过上传到网络服务器、设置共享文件或者利用文件分享软件等方式，将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置于信息网络中，使公众能够在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以下载、浏览或者其他方式获得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实施了前款规定的提供行为。”因此，不能将“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绝对的理解为个人可以随意选择任意时间、任意地点。在传播者限定的时间和地域范围内，只要公众可以通过网络自行选择时间和地点去点播，仍然属于信息网络传播权规制的范围。结合这一规定与答辩人实施的行为，答辩人的行为包含以下步骤：（1）将音乐电视作品置于信息网络中；（2）消费者选定音乐电视作品后，通过持续连接的KTV局域网络将影片从网络服务器传输至包间内的播控盒进行播放。答辩人提供的服务不但满足了通过网络提供作品的手段，也确实使得消费者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按需”地点播答辩人提供的任何音乐电视作品。答辩人的行为可能受信息网络传播权控制，但原告未获得权利人信息网络传播权许可，因此，无权要求答辩人支付使用费。二、如果法院认定答辩人应支付音集协使用费，被答辩人要求的使用费过高。首先，正如原告所述，许可使用费是原告的实际损失。然而，在前三年，许可费用为1050/包厢/年，且该费用包含了音集协和音著协两个协会的使用费。然而，从原告提交的许可合同可知，虽在甲方列明了音集协和音著协两个单位，但甲方盖章部分仅有音集协，并无音著协，现有的许可合同主体并无音著协，原告不应将音著协的费用算作自己的损失。因此，在原有的许可费用至少减半才是原告的损失。其次，KTV的经营受到疫情影响，正处于挣扎生存时期。以长沙地区为例，疫情过后，长沙的量贩式KTV已关停了数十家。KTV无能力支付过高使用费。最后，KTV经营者的经营除了需要使用点唱系统及内含的歌曲外，还需要配套的包房、硬件和服务，且点歌机中存储的歌曲数量众多，涉案歌曲对其经营所起的作用较小。2017年至2019年被告已经向天合公司及天合公司的关联公司北京华韵正通科技有限公司支付了使用费，使用费的标准是1050元每包厢每年。原告主张被告支付2018、2019年两年的使用费，于法无据。原告不能重复收费。关于2019年天河公司与原告之间的纠纷，被告并未收到原告送达的任何终止许可协议的通知。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音集协是经国家版权局批准成立、民政部注册登记的音像集体管理组织，依法对音像节目的著作权以及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实施集体管理。原告与滚石国际音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滚石公司）、经台湾索尼音乐娱乐股份有限公司授权的索尼音乐娱乐（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索尼公司）、中国唱片总公司（以下简称中唱公司）、北京华谊兄弟音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谊公司）订立了《音像著作权授权合同》，同意将其依法拥有的音像节目的放映权、复制权（前述二者仅限卡拉OK经营场所）授予音集协管理并维权，音集协有权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等。索尼、滚石、中唱、华谊公司为《倒带》《假面的告白》《好想你》等200首涉案音乐电视作品的著作权人。2018年11月6日，原告在其网站上发布音集协字[2018]第80号《关于终止委托天合集团著作权许可收费资格的告知函》，向各卡拉OK经营者、各VOD运营商、各地区娱乐行业协会告知其于同月5日正式公告终止天合集团及其各子公司的收费资格，并告知：凡2018年11月5日（含）前已与我会签订《著作权许可合同》并完成付款的卡拉OK经营场所，所签合同继续有效直至合同约定期届满。自2018年11月5日起，卡拉OK经营者不得再通过天合集团及所有子公司签署向我会缴纳著作权使用费的合同，凡签订如本函所示版本及编号的合同，未于2018年11月5日前将著作权使用费支付到账至该合同印制账户，均视为未经我会许可，该合同无效。具体作废合同编号在我会官网查询区公示等。原告向被告送达音集协《关于卡拉OK营业场所支付版权使用费事宜告知函》通知原告在收到函件后五日内与原告湖南联络处商谈具体版权费缴费事宜。2020年5月18日，原告派工作人员来到被告处，进入8509包厢点播了《倒带》《假面的告白》等200首涉案音乐电视作品，对该娱乐场所和点播过程进行了录音录像，并通过联合信任时间戳服务中心权利卫士进行证据固定，形成可信时间戳认证证书两份。证书载明：本证书时间戳由国家授时中心负责授时和守时保障的联合信任时间戳服务中心签发，证明文件（或电子数据）自申请时间戳时起已经存在且内容保持完整、未被篡改；时间戳文件以（*.tsa）附件形式保存在本证书中；申请时间分别为2020年5月18日23时33分53秒；文件名称分别为TSA_VIDEO_20200518214803.mp4。经播放原告的取证光盘比对，被告KTV包厢内放映的作品与原告主张保护的同名作品画面、演唱、词曲作者及歌词等信息均一致，被告未提出异议。另查明，原告向北京传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北京雷石天地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北京雷客天地科技有限公司、北京镭海易墅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福建海媚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厦门前沿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四川音创伟业科技有限公司、福建星网视易信息系统有限公司、北京阳光视翰科技有限公司等公司发放《授权书》，授权上述公司在其设备和系统中使用音集协管理的音乐电视作品制作卡拉OK曲库，向实体卡拉OK歌厅发放，以满足卡拉OK营业性需要（取得曲库的卡拉OK歌厅，应另行按法律规定取得放映权许可，并交纳著作权使用费）。音集协关于卡拉OK著作权使用费收取标准湖南地区为8.3元/天/终端。音集协在长沙地区授权费用标准为1500元/间/年。2019年12月30日，被告在原告递交的签收回单上确认被告有包厢数量60个，原告主张赔偿按50个包厢来计算。2020年1月14日，湖南豪宇律师事务所向被告邮寄律师函通知被告停止侵权。另查明，被告东鑫娱乐城成立于2015年11月2日，类型为个体工商户，经营范围为KTV歌厅娱乐服务；预包装食品零售。2018年7月9日，被告与北京华韵正通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卡拉OK综合服务协议》载明：本协议项下包括音像节目之提供、分发等综合服务费共计47250元，时间为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2018年7月11日，被告向原告支付上述费用，2018年8月2日，北京华韵正通科技有限公司向被告开具了金额为47250元的发票。被告向本院提交的一份2019年7月19日被告与湖南天合知识产权服务有限公司签订著作权许可合同载明：许可被告在许可范围内以表演、放映的方式使用原告管理的音像作品，许可期限为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许可费用30000元，但未提交证明该许可费已支付的相应票据。再查明，原告为取证花费562元。未提供律师费及其他合理开支费用票据及证明。本院认为，本案系侵犯作品放映权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项规定,放映权系通过放映机、幻灯机等技术设备公开再现美术、摄影、电影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等的权利。被告在其营业场所,未经著作权人或其他权利人许可,以营利为目的,通过放映机等技术设备公开再现他人音乐电视作品,供不特定消费者点播播放,其行为已经构成对原告管理的涉案作品放映权的侵犯。原告是依法成立的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其与滚石、索尼、中唱、华谊公司签订的《音像著作权授权合同》依法取得滚石、索尼、中唱、华谊公司音乐电视作品的放映权、复制权，并有权以自己的名义对侵权行为提起诉讼，诉讼主体适格。《倒带》《假面的告白》等200首涉案音乐电视作品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制作,画面内容与音乐主题相互配合,凝聚了导演、演员、摄影、剪辑、灯光、合成等创造性劳动,包含了创造者独特的个性，均属于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被告未经原告许可，在其经营的KTV场所点歌系统中使用原告享有著作权的涉案音乐电视作品，未支付报酬，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利，应承担赔偿损失、支付合理维权费用的侵权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作为委托人，其有权解除或终止委托事项，解除通知到达相对人时即发生法律效力。2018年11月6日，原告在其网站上发布《告知函》，终止天合集团及其各子公司的收费资格。故从2018年11月6日起，作为涉案音像作品的权利人，其不再委托天合集团及其子公司为其管理的音像作品收取版权费，卡拉OK经营者在知晓该通知后，即不应再与被解除授权的天合集团及其子公司签订相关著作权许可合同。被告向本院提交了被告与北京华韵正通科技有限公司的《卡拉OK综合服务协议》并提供的付款发票，证明已缴纳2018年的许可费，虽然原告主张其并未收到上述著作权许可款项，在被告与第三人签订该服务协议时间，仍然处于原告与天合公司委托代理的有效期内，如果天合公司在此期间未尽委托事项的勤勉义务，原告可向天合公司或北京华韵正通科技有限公司主张相应权利。对于2019年的许可费，虽然被告向本院提交了2019年7月19日其与湖南天合知识产权服务有限公司签订著作权许可合同，但是原告早在2018年11月6日原告在网站上发布音集协字[2018]第80号《关于终止委托天合集团著作权许可收费资格的告知函》，被告仍于2019年7月19日与第三人签订《著作权许可合同》，其主观恶意明显，损害音集协合法权益，被告不能以该抗辩理由来对抗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损失的主张。因此，被告侵权时间应认定为2019年。《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第二条规定:“著作权集体管理,是指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经权利人授权,集中行使权利人的有关权利并以自己的名义进行的下列活动:(一)与使用者订立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许可使用合同(以下简称许可使用合同);(二)向使用者收取使用费;(三)向权利人转付使用费;(四)进行涉及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诉讼、仲裁等。”根据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的目的,以及基于KTV经营者的经营安定性考虑,本院认为,作为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音集协所遭受的实际损失其实就是东鑫娱乐城未缴纳的2019年度版权使用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九条“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不能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五十万元以下的赔偿”之规定,以及音集协在长沙地区的收费标准即每间包厢收费1500元,根据涉案作品流行度、市场价值、被告成立时间、场所位置、主观过错、经营规模、侵权情节等因素，本院酌定本案被告赔偿原告的标准为1400元每年每包厢,故被告东鑫娱乐城赔偿原告为1400*50*1=70000元。关于维权合理开支，原告音集协主张了律师费、取证费、劳务费、交通费、食宿费票，除取证费外没有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因原告确有维权行为及合理开支，故本院酌定支持5000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八条第一款、第十条第一款第十项、第十一条、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四十八条第一项、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二十五条第一至二款、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长沙市芙蓉区东鑫娱乐城（经营者：陈龙）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70000元；二、被告长沙市芙蓉区东鑫娱乐城（经营者：陈龙）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合理开支共计人民币5000元；三、驳回原告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4686元，减半收取2343元，由被告长沙市芙蓉区东鑫娱乐城（经营者：陈龙）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彭丁云二〇二〇年九月一日法官助理余航书记员唐丹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八条著作权人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可以授权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行使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被授权后，可以以自己的名义为著作权人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主张权利，并可以作为当事人进行涉及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诉讼、仲裁活动。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是非营利性组织，其设立方式、权利义务、著作权许可使用费的收取和分配，以及对其监督和管理等由国务院另行规定。第十条著作权包括下列人身权和财产权：（十）放映权，即通过放映机、幻灯机等技术设备公开再现美术、摄影、电影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等的权利；第十一条著作权属于作者，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创作作品的公民是作者。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主持，代表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意志创作，并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责任的作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视为作者。如无相反证明，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作者。第十五条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的著作权由制片者享有，但编剧、导演、摄影、作词、作曲等作者享有署名权，并有权按照与制片者签订的合同获得报酬。第四十八条有下列侵权行为的，应当根据情况，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同时损害公共利益的，可以由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销毁侵权复制品，并可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还可以没收主要用于制作侵权复制品的材料、工具、设备等；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表演、放映、广播、汇编、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作品的，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第四十九条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不能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五十万元以下的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当事人提供的涉及著作权的底稿、原件、合法出版物、著作权登记证书、认证机构出具的证明、取得权利的合同等，可以作为证据。在作品或者制品上署名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视为著作权、与著作权有关权益的权利人，但有相反证明的除外。第二十五条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无法确定的，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请求或者依职权适用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确定赔偿数额。人民法院在确定赔偿数额时，应当考虑作品类型、合理使用费、侵权行为性质、后果等情节综合确定。第二十六条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包括权利人或者委托代理人对侵权行为进行调查、取证的合理费用。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和具体案情，可以将符合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律师费用计算在赔偿范围内。《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