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织金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黔0524民初2964号 原告：杨大勇，男，1972年3月4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织金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孝荣，贵州听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航，贵州听盈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王青松，男，1977年7月28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织金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李质彬，贵州省织金县龙场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杨大勇与被告王青松排除妨害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1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大勇及其诉讼代理人杨孝荣、王航，被告王青松及其诉讼代理人李质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杨大勇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立即停止对原告位于织金县土地（土地四至为东抵杨大付、西抵行树、南抵房屋、北抵杨大付，面积约100平方米）的侵害；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1994年1月1日，织金县原城关镇北门村村民委会向原告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将位于织金县的土地（东抵大路、南抵陈家寨界、西抵大路、北抵卢鑫界，面积为0.64亩）发包给原告耕种管理,之后，织金县人民政府于2018年6月10日重新颁发“黔（2018）织金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01352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载明：承包代表为杨大勇,其中的一幅土地四至为东抵杨大付、南抵房屋、西抵行树,北抵杨大付，面积为0.63亩，地块代码为5205240012010000004；另一幅土地的四至为东抵杨大贵、南抵杨大贵、西抵卢国荣、北抵杨大付，面积为0.45亩，地块代码为5205240012010000016）给原告，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载明的地块代码为5205240012010000004的土地与1994年1月1日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载明的土地系同一幅土地；2011年8月，被告携带烈性白酒与案外人卢江、张新平到原告家中饮酒,该三人在上厕时说要将原告灌醉、请王某写土地转让协议、让原告按捺手印的话正好被王某听到,之后原告在被告及案外人卢江、张新平的胁迫下签订了《协议》，该《协议》的执笔人为王某，在场人分别为卢江、张新平、郑明惠（郑明惠未签字、按手印；卢江、张新平于2019年因涉黑已被刑事拘留）,但原告从未收到过《协议》载明的土地转让款19280元,被告则告知原告，是原告在协议之日将该笔款项输给了被告；双方签订的《协议》仅有一份，由被告持有，原告未复印保留，故原告无法向法庭提供，原告亦记不得协议的详细内容；双方签订协议后，刚开始的两年是被告在强制耕种，之后，双方因土地权属一直在争论，故土地闲置至今，由于被告一直干扰原告使用该土地，故原告才向法院起诉要求被告停止侵害。 被告王青松辩称，一、原告与被告属于同一经济组织成员,双方签订的转让土地的协议有效。2011年8月11日,被告经与原告协商,原告同意将自己承包的陈家坟责任地一块以19280元的价款转让给被告作建房用地使用,并由执笔人王某按照双方的统一意见书写了《协议》一份,该《协议》载明，原告杨大勇将自己承包的位于陈家坟的责任地一块（原罗德顺家老屋基门口,东抵杨志林边界,南抵田方子、田保保边界,西抵刘恩荣土后坎,北抵王明现修房屋的边界）转让给被告作建房用地,价格为19280元,钱款在签订协议时已支付完毕。双方签订的协议仅有一份，由被告持有，原告未复印保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承包方可以将全部或部分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其他农户,由该农户同发包方确立新的承包关系。本案中,被告与原告属于同一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原告将由其承包的土地转由被告承包,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双方签订的协议有效。二、争议的案涉土地已转让给被告,被告有权合法使用该土地。原告已将案涉争议土地转让给被告,被告才是该土地的合法权利人,被告有权合理使用该土地,原告要求被告排除妨害既无法律依据,也违背了客观事实。三、原、被告签订的协议是在双方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所签订,不存在原告诉称的威胁、恐吓等行为，原告诉称“被告以威胁、恐吓等手段让其签订土地转让协议”与事实不符。因执笔人王某是被告的亲戚,原告要求由王某书写该协议。在协议签订时,被告通过现金交付的方式将土地转让款19280元足额支付给原告,但原告说协议中已说明“钱当面点清，分文不欠”，故原告未向被告出具收条。原告诉称的威胁、恐吓等行为完全是原告自己杜撰的,其目的是为了掩盖其将该案涉土地转让给被告后,又私自将该土地转让给其他人的事实（但被告无证据提供证明）。综上所述,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合法有效,被告作为合法权利人,合理使用该土地的行为并不构成对原告的妨害,故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1994年1月1日，原告经织金县原城关镇北门村村民委会（现为织金县双堰街道北门居居民委员会）发包取得了位于织金县的土地（四至为东抵大路、南抵陈家寨界、西抵大路、北抵卢鑫界，面积为0.64亩），原告取得前述承包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载明，该地块名称为“陈家坟”，承包户姓名为“杨大勇”，人口为“1.3”。 原、被告于2011年8月11日签订《协议》，该《协议》载明：甲方杨大勇与乙方王青松共同协商，甲方愿将自己位于陈家坟（原罗德顺家老屋基门口）的责任地一块转让给乙方作建房之用），双方当面议价19280元，东抵杨志林边界、南抵田方子、田保保（罗德顺老屋基）边界，西抵刘恩荣土后坎、北抵王明现修房屋的边界（以土坎为界），但不论任何人使用必须留1米宽的小路供行人通过（因这条路是祖辈留下行走的），四至分明，钱当面点清，分文不欠，空口无凭，特立此协议。该《协议》主文下方处载明有立协议人甲方“杨大勇”、乙方“王青松”的签名，在场人处有“卢江”、“郑明会”等人的签名，执笔人处有“王某”的签名。 2018年6月10日，原告取得了“黔(2018)织金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01352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该证载明，承包方代表杨大勇承包的地块共2块，承包地确权总面积为1.08亩，其中，地块代码为5205240012010000004的土地四至为东抵杨大付、南抵房屋、西抵行树,北抵杨大付，面积为0.63亩；地块代码为5205240012010000016的土地四至为东抵杨大贵、南抵杨大贵、西抵卢国荣、北抵杨大付，面积为0.45亩。庭审中，双方均称，虽然协议中陈述的土地四至名称与1994年1月1日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载明的四至名称及“黔(2018)织金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01352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中地块代码为5205240012010000004的土地四至名称不一样，但均系同一幅土地；原告称，原告欠被告赌债故将案涉土地以物抵债给被告，双方为此才签订的协议，原告并未收到过被告支付的现金19280元，但被告否认该事实，坚称其以19280元的价款从原告处转让得该土地，且于协议签订后的当日以现金方式交付给原告19280元。 另查明，原告与被告系姨表关系。被告于2020年7月24日向本院提交了《协议》复印件（未提交原件核对）1份，于2020年8月14日向本院提交了《协议》复印件（提供有原件核对）1份，被告先后两次向本院提交的前述两份《协议》内容大体相同，但不完全一致。庭审中，被告称，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协议》系被告于2020年8月14向本院提交的《协议》，因在此之前该份《协议》被盗，被告凭记忆找人重新写了于2020年7月24日向本院提交的那份《协议》的复印件，之后找到了双方签订的那份《协议》后被告又于2020年8月14日向本院提交真实的那份《协议》的复印件，被告亦将2020年8月14日提供的《协议》作为证据使用。 2020年8月15日，织金县双堰街道办事处北门居居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主要内容为：我村村民杨大勇提供的织金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登记承包户为杨大勇，人口为1.3，“人口为1.3”的意思是二次承包土地时，四弟兄分五个人的承包地，故是1.3个人，但实际承包人仅为杨大勇一人。原告称，该证明中所说的五个人是指其父杨应全（已去世30多年），大哥杨大发、二哥杨大富、三哥杨大贵及原告杨大勇。 认定上述案件事实的证据有：原、被告的陈述；原告提供的证人王某出庭作证的证言［主要内容：我家与杨大勇、王青松均系邻居，我们三家相隔不远；大概是2011年8月或9月份的一天下午约6时，王青松来给我说他和杨大勇掷骰子赌钱（但并未说是赌多大的钱），当天杨大勇欠赌债故将土地抵债给王青松，并且说他和杨大勇都商量好了，故让我去帮他们写转让土地的协议（名为转让，实为将土地抵赌债），但我当时并未同意去写协议，因为我考虑到杨大勇是独自一人抚养孩子，家庭情况不太好，加之是因赌钱欠债将土地抵债，这种行为是违法的，故我不愿意为他们写协议；后来过了约1小时，王青松又来找我，他说，只有搬不动的山、没有请不动的人，因为王青松和我是同姓，平时尊称我为叔叔，加之我不想得罪人所以我就答应去给他们写协议；我拟写协议的时间是晚上约9点过钟，协议是在杨大勇家写的，在场人有杨大勇、王青松、张青平等共计有五六个人，我写了协议后在协议上面的执笔人处签了我的名字，签名后我就回家了；协议只有一份且由王青松保管，王青松当时还说协议拟写一份就可以了，故杨大勇没有得协议复印保留；书写协议时大概是晚上9点过钟，由于当时是夜晚，大家都没有去丈量土地，所以我就根据杨大勇和王青松叙述的土地四至范围书写了协议，我只记得协议上写的土地转让金额是一万多元，但记不得具体金额是多少，协议上写的土地转账款实为欠的赌债；由于是王青松与杨大勇掷骰子欠杨大勇的赌债，杨大勇将其土地抵赌债给王青松，因此在签订协议时王青松说钱已经付清，所以在写协议时双方并未点交钱款；协议的内容大概是四至范围及必须留出一米宽的小路作为公用小路；除2011年约8月写的这份协议外，我没有再为他们双方拟写过任何协议，故自始至终我只为他们双方拟写过一次协议且只有一份协议；我写协议时，原、被告的状态是比较好的，大家都心平气和并无吵闹的情况存在，他们也没有喝酒；王青松、杨大勇掷骰子赌钱时我没有在场，但在写协议的头一天晚上，我在我家厕所里上厕所，王青松、卢江江（卢江江是小名，我不知其学名）、张青平（小名叫小平原）在我家核桃树下商量说，他们拿一斤酒去杨大勇家喝酒、掷骰子赌钱，因为我认为杨大勇是一个穷人且赌钱是违法行为，故我出厕所后就劝王青松等人，说他们的这种商量方式要不得，张青平就发我的脾气说我多管闲事，还要准备打我，但后来没有打，王青松就喊张青平等人去杨大勇家了，然后我就回家睡觉了；写了协议后，土地是王青松在耕种管理，杨大勇的老婆来阻拦过王青松一次，但后来杨大勇的老婆出门打工了，我不知道杨大勇本人是否去阻拦过；我曾经见过这块地里耕种得有庄稼，但我不知道是谁耕种的；现在这块土是闲置起的，我不知道是谁在管理使用；我记得协议上写的土地四至范围为东抵王明家房子、西抵罗家老屋基拆除后的土地（系田家在耕种）、北抵刘恩荣的土地、南抵杨志林的房子；该土地没有具体丈量过，据我估计大概有两百左右平方米，我记不得当时该土地是否耕种得有庄稼，但该土地至今未修建有房屋；法庭出示给我看的两份《协议》（其中一份系被告于2020年7月24日提交，另一份系被告于2020年8月14日提交），经我仔细核实后，于2020年8月14日提交的《协议》内容系我书写，该协议上执笔人处“王某”的签名及手印系我本人所签、所按，2020年7月14日提交的协议内容不是我书写的，该协议上执笔人处“王某”的签名及手印不是我本人所签、所按］，证人杨某出庭作证的证言（主要内容：我与杨大勇、王青松同住一个村，我们三家相隔不远；我不知道杨大勇与王青松签协议的事情，我也不知道他们是否发生过纠纷；因我出门打工二十多年了，偶尔回家，故不知道相关部门是何时对土地进行的确权；这次是我正好放假回家，原告请我到法院来作证说土地是他的；该土地位于陈家坟，距离我家有二三十米，该土地是原告家承包得的，因为没有丈量过，故具体有多大面积我不清楚，我猜测可能不超过两百平方米，有时该土地是闲置的没有人耕种，有时又耕种得有庄稼，但我不知道具体是谁耕种的庄稼；从我家的角度看该土地，该土地位于北面，我家位于南面，但我不清楚土地的具体四至），1994年1月1日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黔（2018）织金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01352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织金县双堰街道办事处北门居居民委员会于2020年8月15日作出的《证明》在卷证实，并经庭审质证核实。上述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与本案待证事实存在关联，本院依法予以采纳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关于被告于2020年7月24日向本院提供的《协议》复印件（未提交原件核对），及被告于2020年8月14日向本院提供的《协议》复印件（提供有原件核对），被告自认2020年7月24日提供的《协议》系其凭记忆找人书写，经本院核对，该份协议与被告于2020年8月14日提供的《协议》复印件（提供有原件核对）内容大体相同，但不完全一致，证人王某出庭作证时亦证实被告于2020年8月14日提供的《协议》才是证人王某作为执笔人为原、被告拟写的《协议》，因庭审中被告仅将2020年8月14日提供的《协议》作为证据使用，故本院对被告于2020年8月14日提供的《协议》予以采纳。 本院认为，综合当事人陈述及证人出庭作证的证言可知，被告并未实际以19280元的现金交付方式从原告处转让得案涉土地，且在双方签订《协议》后，案涉地块已经由政府相关部门确认系原告的承包地，在本案诉讼中，被告虽对原告提供的“黔（2018）织金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01352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颁发有异议，认为案涉土地不应被确认为原告的承包地，在双方签订《协议》后案涉土地应属被告管理使用，且称其要提起行政诉讼予以撤销该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但被告未在本院指定的期限内提起行政诉讼，故案涉土地应为原告的承包地，被告不能干涉或阻挠原告对该地块的使用。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九条、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王青松立即停止对原告杨大勇位于织金县土地（土地四至：东抵杨大付，西抵行树，南抵房屋，北抵杨大付）的侵害。 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计25元，由被告王青松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陈英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日 法官助理魏清云 书记员姚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