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民终926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华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红牌路中段92号。 法定代表人：潘昭平，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伟，四川桦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佳，四川治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余伟，男，1969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志豪，四川建投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四川华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企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余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新津县人民法院（2019）川0132民初25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2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的规定，本案适用独任制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华企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余伟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余伟承担。事实和理由：1.华企公司申请对案涉合同上的技术专用章的真实性及合同上各方签名笔迹形成时间进行鉴定，而一审法院未准许鉴定申请，不符合法律规定；2.华企公司与余伟虽存在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但并未签订案涉书面供货合同，也未授权唐某与余伟订立供货合同，并且余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向华企公司供应过水泥；3.余伟向华企公司供应的货款总额不真实，华企公司对已对账和未对账部分均不予以认可；4.案涉货款已过诉讼效且有虚假诉讼的嫌疑。 被上诉人余伟辩称，1.案涉供货合同对本案关键事实无实质影响，华企公司自认与余伟存在供货关系，并且华企公司在供货期间内支付了部分货款，因此对于双方之间的供货关系无须通过案涉供货合同来证明；2.华企公司在崇州市人民法院（2015）川字第750号民事调解书中自认唐某系华企公司员工，因此对于案涉关键事实，即余伟所提交的对账单以及未进行对账的送货单原件中的签收人员均为华企公司的员工，该事实已经由其他人民法院查明的事实进行了确认，因此驳回了华企公司的鉴定申请，符合法律规定；3.对于案涉总货款构成，余伟作为一审原告享有变更诉讼请求的权利，余伟在核实华企公司已支付货款过程中进行了诉讼请求变更，是一种诚实诉讼的表现，并非虚假诉讼；4.一审法院已查明在2016年8月10日本案发生诉讼时效中断，而本案中余伟在一审时于2019年11月11日通过“四川微法院”微信小程序进行了立案申请，该事实一审人民法院也进行了查明，并且余伟一直通过向华企公司的员工兰燕、林元英等人催要货款，也具有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 余伟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华企公司向余伟支付货款2,766,637.7元；2.判令华企公司承担逾期支付货款产生的违约金（以2,766,637.7元为基数，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3年10月20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3.判令华企公司赔偿余伟因催收以上款项产生的律师代理费250,000元；4.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由华企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11月20日，需方华企公司金科廊桥水乡项目部（甲方）与供方余伟（乙方）签订《供货合同》，合同约定乙方向甲方提供水泥、空心砖、标准砖，水泥单价按市场价计算，空心砖按152元／立方米计算，标准砖按0.41元／匹计算。具体数量按需方要求。供货时间为供方收到需方订货要求后三日内，供方负责送货至华企公司需方施工工地。供货对账及付款方式、期限：双方签订合同后，供方按需方要求供货，每次供货后签订对账单进行确认，次月20日之前支付上月供货款。甲方收货时指定以下人员收货签字双方确认：郭江、吴秀军、兰燕、林元英、付进。合同约定违约责任：……需方不按时付款的，按应付款项的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利息），合同当事方一方违约，应当赔偿另一方由此而产生的相关经济责任，包括诉讼费、保全费、评估费、律师代理费、执行费等。该合同需方处加盖华企公司金科·廊桥水乡项目部技术专用章，唐某签字，供方处余伟签字。合同签订后，余伟向金科·廊桥水乡提供水泥、空心砖、标准砖，2011年12月至2013年9月，余伟通过与《供货合同》中华企公司的收货人及唐某进行对账，合计向华企公司金科·廊桥水乡项目供应的货值为9384016.77元。对账单显示，在2011年12月至2013年2月期间水泥的单价在355元至395元之间，2013年2月至2013年9月期间的水泥均价为400元。2013年9月后，余伟继续向金科·廊桥水乡供应货物，2013年9月至2014年1月，余伟供应水泥5114吨（其中，通过案外人王忠供应4284吨、冯光水供应830吨）、空心砖2656.04立方米、配砖1008730匹，送货单均有《供货合同》中所列华企公司的收货人签字。 另查明，华企公司就其承包的金科·廊桥水乡项目施工过程中，因与混凝土、钢材等材料供应商就买卖合同发生纠纷被诉至法院，相关案件已由法院作出生效裁判。其中，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2015）金牛民初字第7175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唐某系华企公司工作人员，华企公司项目部作为华企公司承建金科·廊桥水乡二期工程项目的派出机构，与对方签订合同的相关民事权利、义务应由华企公司承担；内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川10民终583号民事判决书认定，郭江、兰燕、林元英等人均为华企公司金科·廊桥水乡项目部的工作人员。 一审庭审中，华企公司认可已向余伟支付9,540,000元货款，并向一审法院提交了相应的付款凭证和费用报销单；余伟称，因为时间久远，具体的已付款金额已经无法详细核对，认可华企公司的已付款金额为其主张所供应货物的货款总金额12,246,914.15元扣除诉请的欠付金额2,766,637.7元，即认可已付款9,480,276.45元。但对于与华企公司主张已付款金额存在差异的部分，余伟未举证证明。余伟向本院提交林元英、兰燕等人的《情况说明》，证明郭江、兰燕、林元英、代义安、付进、吴秀军、秦勤等人均是华企公司金科·廊桥水乡项目的工作人员，负责清点、接收余伟供应的货物并签字。项目结束后，余伟一直打电话给兰燕催要货款，几乎每年都打来。 2016年8月10日，余伟就同一事实和理由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于2016年11月29日撤诉。2019年11月1日，余伟与四川建投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约定律师费250,000元。 上述事实，有余伟提交一审法院予以采信的《供货合同》、送货单、对账单、《情况说明》、（2015）金牛民初字第7175号民事判决书、（2019）川10民终583号民事判决书、（2016）川0122民初2340号民事判决书；华企公司提交一审法院予以采信的付款凭证、费用报销单以及当事人当庭陈述等在案为证。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供货合同》是否真实；2.供货款的认定；3.余伟主张的律师费应否支持；4.余伟主张的货款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对此，一审法院作如下评析： 1.《供货合同》是否真实。一审法院认为，余伟与华企公司签订的《供货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华企公司对《供货合同》中技术专用章的真实性及相关人员的身份存在异议，并向本院申请鉴定。首先，已有生效文书确认《供货合同》中签字的人员是华企公司的工作人员，其在金科·廊桥水乡项目进行相关管理系代表华企公司履行职务行为；其次，虽然《供货合同》中加盖的印章是华企公司金科·廊桥水乡项目部技术专用章，华企公司对真实性存疑，但《供货合同》已实际履行，余伟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了交货义务，华企公司也予以接受且支付了大部分货款，《供货合同》已经成立并且生效，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故对华企公司的鉴定申请一审法院依法不予准许，对其抗辩理由不予采信。 2.供货款的认定。（1）关于总货款。余伟主张的供货总价款构成分为已对账部分和未对账部分，首先，已对账部分有华企公司工作人员在对账单中签字确认，同时也有相应送货单印证，对其真实性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故2011年12月至2013年9月的货款为9,384,016.77元。其次，未对账部分系发生在2013年9月双方对账后，余伟持续供货所产生的货款，余伟提交的送货单中明确载明了送货数量，有作为华企公司工作人员兰燕、林元英、付进、郭江等人的签字，且送货单载明的货物也已实际送到了金科·廊桥水乡项目并投入使用，一审法院对于余伟所提交的2013年9月后的送货单真实性予以采信。关于空心砖和标准砖的单价已有合同约定，水泥的单价双方约定按市场价执行，结合前期对账单中的单价来看，2013年以后的水泥单价均价为400元/吨，故余伟主张2013年9月至12月的水泥单价按400元/吨执行的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未对账部分的货款为2,862,897.38元（5114吨×400元/吨＋2656.04立方米×152元/立方米＋1008730匹×0.41元/匹）。故余伟向华企公司金科·廊桥水乡项目供货总价款为12,246,914.15元。（2）关于已付款。华企公司认可已向余伟支付货款9,540,000元，并提交了相应的证据；余伟对其主张的已收款金额与华企公司存在差异的部分未举证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且其提交的《金科·廊桥水乡二——四期项目部应付账款（材料、租金）明细表》系复印件，华企公司亦未认可。故一审法院认定华企公司已向余伟支付货款9,540,000元，尚欠余伟货款2,706,914.15元（12,246,914.15元-9,540,000元）。从2014年1月后，余伟未再向华企公司供应货物，根据华企公司的付款凭证显示，华企公司在2015年1月21日后未再向余伟付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八条第二款第（二）项：“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向债权人履行义务，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的规定，余伟完成供货义务后，华企公司即应与余伟进行对账并支付相应货款，2014年1月至2015年1月21日长达一年的时间，华企公司未与余伟对账，余伟已给华企公司必要的准备时间，故华企公司至迟应当从2015年1月22日支付利息，利息以2,706,914.15元为基数从2015年1月22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遇节假日顺延）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标准已取消，故从2019年8月20日起的资金占用利息应当以2,706,914.15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判决确定的支付之日止。对余伟超过上述部分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3.余伟主张的律师费应否支持。《供货合同》虽约定一方违约应当赔偿另一方包括律师代理费等费用，余伟仅提交了其与四川建投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未提交相应的支付凭证及发票等证明，不能证明律师费的实际产生和支出，故一审法院对其律师费主张不予支持。 4.余伟主张的货款是否已过诉讼时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八条第二款第二项、第一百三十七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的规定，华企公司在2015年1月21日后未再向余伟付款，余伟在2016年8月10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要求华企公司支付货款，诉讼时效已发生中断；且结合兰燕等人出具的《情况说明》，余伟一直在向兰燕主张案涉货款，兰燕系华企公司的工作人员，余伟向兰燕主张案涉货款即应视为向华企公司主张货款，故本案尚未超过诉讼时效。华企公司抗辩余伟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的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八条第二款第二项、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六十二条第四项、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华企公司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余伟货款2,706,914.15元及该款资金利息（利息以2,706,914.15元为基数，从2015年1月22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从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判决确定的支付之日止）；二、驳回余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4,467元，由华企公司负担12,982元，余伟负担1485元。 本案二审期间，华企公司提交下列证据：1.郭江、**元、张晓慧、邱兆丽在成都市新津县派出所的询问笔录，拟证明兰燕系项目后勤库管收货人员，唐某系项目实际施工人，负责印章保管、使用、款项支付等具体管理工作，案涉对账单是在唐某的要求下出具的。2.《合伙协议》《工程项目内部承包责任合同》复印件，拟证明唐某系项目合伙人、实际施工人，负责生产和现场管理工作，《供货合同》中有唐某签字，华企公司一审中提交了954万元付款明细和凭证，所有款项的支付均由唐某签字审批。3.《费用报销单》及附件，拟证明兰燕于2014年9月离职，工资费用已结清，余伟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4.余伟在一审中举示的送货单据，拟证明余伟提交的送货凭证与余伟的诉请有很大差距，对账单没有相应的送货凭证对应。5.司法鉴定意见书，拟证明《供货合同》中的印章与华企公司内部的技术专用章比对后是不一致的，华企公司未与余伟签订书面合同，《供货合同》中指定的收货人员没有对账的权利。经质证，余伟认为：1.询问笔录的真实性由法院核实，但与本案无关，询问笔录也属于证人证言，华企公司并未申请相关人员出庭作证，不应采信。另外，郭江的询问笔录能够证明余伟与华企公司之间存在供货关系，兰燕、郭江负责收货，至于唐某、代军、陈刚与华企公司之间的关系余伟并不知情；2.《合作协议》《内包承包责任合同》的证据三性均不认可，无原件核对，且该证据系案外人与华企公司的另一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3.费用报销单的证据三性均不认可，兰燕于2014年9月离职，但余伟的供货时间是2014年1月，在兰燕任职期间对余伟货物的签收具有效力。即使兰燕与华企公司解除了劳动合同关系，但该事实余伟并不知情，余伟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所接触到的人员只有兰燕与林元英等人，余伟向兰燕催收货款的行为具有合理性。4.华企公司提交的不是送货单据而是表格，对该表格不予认可，该表格由华企公司单方制作，虽然表格中的数据来源于余伟所提供已对账部分的送货单原件，但该表格并不能推翻双方已进行对账的对账单。对账单经过案涉项目的负责人郭江、唐某签字确认，并且已对账的金额为9384016.77元，华企公司向余伟支付的货款金额为954万元，其金额可以印证对账单的真实性；5.认可司法鉴定意见书真实性，但对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该证据并非是在人民法院主持下进行鉴定而形成，该鉴定机构是否存在于人民法院的司法鉴定机构名单中并无证据证明。该鉴定的检材是2012年11月20日《供货合同》扫描件，并非合同原件，故鉴定结果不具有参考性。本院对华企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将结合全案证据综合判断。 余伟申请证人唐某出庭作证，唐某证明余伟一直在向其催收货款，每次唐某都说缓一下，等金科那边结算了就付款。华企公司质证认为，余伟超过举证期限申请证人出庭作证，唐某与华企公司之间有合伙协议纠纷，与华企公司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言不应采信。本院经审查，唐某与代军、兰萍等人有合伙协议纠纷正在审理中，而华企公司仅为该案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故不存在华企公司与唐某之间存在利害关系的情形，华企公司在二审中也曾要求本院通知唐某到庭陈述案涉买卖交易的过程，结合唐某的身份，考虑生活经验，本院对唐某的证言予以采信。 余伟提交了下列证据：委托书、余伟与代军通话录音以及民事起诉状，拟证明华企公司2013年10月向王忠支付的货款就是支付的未对账部分的货款，2018年余伟仍与代军联系催收货款。经质证，华企公司认为委托书系真实的，但只能证明华企公司接受余伟委托向王忠付款，通话录音中是否为代军的声音不能确定，对证据三性均有异议，而且通话中余伟也未向代军催收货款。本院对余伟提交的委托书予以采信，对通话录音真实性无法确认，不予采信。 对于一审查明的事实，华企公司对供货合同、对账事实以及余伟催收的事实均有异议，其余事实双方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华企公司是否与余伟签订了书面买卖合同，余伟是否实际供货以及供货金额；2.余伟主张的货款是否已过诉讼时效。 关于《供货合同》。华企公司对《供货合同》中加盖的技术专用章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向一审法院提出鉴定申请，二审中还提交了司法鉴定意见书用以证明《供货合同》中加盖的技术专用章与华企公司使用的技术专用章不一致。本院认为，首先，已有多份生效法律文书确认《供货合同》中签字的唐某是华企公司的工作人员，其在金科·廊桥水乡项目进行相关管理系代表华企公司履行职务的行为；其次，二审中华企公司提交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中记载的《供货合同》上加盖的技术专用章的检材为扫描件，并非原件，其鉴定结论不具参考性。另外，从华企公司已向余伟支付了大部分货款的事实看，《供货合同》系华企公司与余伟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一审法院基于此未准许华企公司的鉴定申请，并无不当。 关于供货金额。华企公司对余伟主张的已对账部分金额提出异议，但该对账有华企公司工作人员签字确认，有送货单予以印证，同时从华企公司自认的向余伟的付款金额954万元看，也与余伟主张的已对账金额9,384,016.77元相互印证，故本院确认余伟主张的双方已对账金额为9,384,016.77元。关于余伟主张的未对账部分货款，该部分送货发生于2013年9月之后，余伟提交的送货单明确载明了送货数量，且有华企公司工作人员兰燕、林元英、郭江、付进等人的签字，本院对于余伟所提交的2013年9月后的送货单真实性予以采信。关于单价，空心砖和标准砖的单价有合同约定，水泥的单价双方约定按市场价执行，结合前期对账单中的单价，2013年以后的水泥单价均价为400元/吨，故一审判决认定未对账部分的货款为2,862,897.38元正确。 关于货款的诉讼时效。余伟在2014年1月后未向华企公司供货，而华企公司最后一次付款时间为2015年1月21日，余伟于2016年8月10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要求华企公司支付货款，诉讼时效已经发生中断，余伟于2019年11月11日通过“成都微法院”公众号再次起诉，其起诉并未经过诉讼时效。同时，结合一审中余伟提供的兰燕等人出具的《情况说明》以及二审中出庭作证的唐某的证言，可以认定余伟一直在向华企公司金科廊桥水乡项目部的工作人员主张货款，故余伟向华企公司主张货款并未经过诉讼时效期间。 综上所述，华企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8,455元，由上诉人四川华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唐欣欣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五日 书记员  刘建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