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1民终913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赵睿琦，女，1988年8月1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莱芜市，公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斌，山东金诚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魏铄，女，1984年2月2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南市，公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于燕，山东国曜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程晓林，女，1983年4月2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公民身份号码。上诉人赵睿琦因与被上诉人魏铄及原审第三人程晓林互易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2019）鲁0103民初52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赵睿琦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魏铄的诉讼请求或将案件发回重审或查明案件事实后依法改判；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保全费等全部费用均由魏铄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北京卡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卡瘦公司）的销售方式及产品已经涉及传销类经济犯罪，应当依法驳回起诉，将本案移交公安机关处理。卡瘦公司以推销“卡瘦棒”等产品的方式，要求代理商购买产品，并以分级的形式发展其他人参加，涉及人员众多，存在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情形。赵睿琦与魏铄均属于卡瘦公司的省级代理。在卡瘦公司的销售模式涉及经济犯罪的情况下，本案不宜继续以民事方式处理。经中国裁判文书网查询，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自2019年12月起至今已经处理了199起有关卡瘦公司的案件，均以涉及刑事犯罪为由，裁定驳回了当事人的起诉。（二）赵睿琦与魏铄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赵睿琦不应承担向魏铄退款和承担损失的责任。魏铄在与赵睿琦就卡瘦公司产品进行沟通时曾自认其与卡瘦公司存在合同关系，并要求与卡瘦公司解除合同。案涉产品所有权均归卡瘦公司而非赵睿琦所有，货款由赵睿琦代收后转交至卡瘦公司的代理人曹某某处，由曹某某或卡瘦公司负责发货。因此双方的买卖合同关系不成立。一审法院认为“微信聊天记录”“发货单”“寄件信息”等证据可以证实双方的买卖合同关系认定事实错误。“微信聊天记录”的内容仅可以证实双方作为同级代理人汇总订货数量向共同上级订货的事实。“发货单及寄件人”均显示为卡瘦公司工作人员或曹某某的工作人员，而非赵睿琦。由此可知赵睿琦并不是案涉产品的出卖人，也不是与魏铄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人。根据卡瘦公司提供的《授权书》可见，赵睿琦与魏铄均系卡瘦公司同级别的代理商，赵睿琦与魏铄在共同上级代理处拿货的价格相同。赵睿琦与魏铄之间不存在建立买卖合同关系的交易基础。（三）即使按照买卖合同审理，案涉合同也不应当解除。一审法院认为造成买卖合同不能继续的原因是上游产品调整双方未达成一致。事实是2019年2月份春节期间系法定节假日工厂休息无法进行发货，2019年3月11日，赵睿琦对魏铄单独进行排货时间说明，明确表示可可口味的卡瘦棒不要4月份订购，但魏铄仍按照自己意愿在4月份订购可可口味卡瘦棒，由此造成发货时间延长，应该由魏铄承担过错责任。赵睿琦给出换货的解决方案，魏铄不接受，后卡瘦公司表示有意愿也有能力继续按魏铄要求供应可可口味卡瘦棒，魏铄再次拒绝，并做出了后续的取消订单及拒绝收货的行为，并非一审法院认定双方未就产品调整达成一致的情形。一审法院认定赵睿琦违约在先，魏铄可以解除合同与事实不符，应予纠正。（四）即使按照买卖合同关系审理，赵睿琦未发货的数量或欠付货款，应当从赵睿琦已收到的货款中扣减已向魏铄发货的总货值得出。赵睿琦已经举证证明了已发货数量，但一审法院未对赵睿琦实际发货数量进行任何认定，径行以微信聊天记录认定欠付货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应当对魏铄支付的总货款及收货情况进行查实，确定其支付的货款金额及收到的货物数量，在此基础上才能对魏铄未收到的货物数量进行确认，从而计算出其相应的金额，而不是草率酌定无事实依据的数额要求赵睿琦支付。一审法院没有查清转账金额中哪些属于货款，无法对货款、保证金、流量费及参会押金等进行区分。且认定的银行转账数额存在明显计算错误，魏铄银行转账数额应为1270471元，一审法院认定为1360471元。赵睿琦在原审中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魏铄及其指定人员已经签收了428箱货物，但一审法院并未采纳相关证据，对于魏铄收到的货物数量只认定了85箱。一审法院对魏铄收货数量认定错误。程晓林作为赵睿琦的朋友协助赵睿琦统计货物数量，并不知晓魏铄实际付款金额。魏铄明知程晓林对付款金额不知情，故意诱导程晓林对剩余货物数量作出了与实际情况不一致的表述，违反公序良俗、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综上，一审法院酌定以96.9万元为基数判决赵睿琦返还货款认定事实错误。（五）本案应当追加卡瘦公司作为当事人。赵睿琦与魏铄均系卡瘦公司的省级代理，且货款由卡瘦公司收取，货物所有权属于卡瘦公司，卡瘦公司对查明事实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一审法院拒绝追加卡瘦公司，导致无法查明全部事实。（六）魏铄要求解除买卖合同的真实原因，并非赵睿琦拒不履行发货义务或上游产品调整未达成一致，而是魏铄得知卡瘦公司经营现状后，出于自保而要求与卡瘦公司解除合同。2019年5月10日魏铄与赵睿琦的聊天记录中魏铄明确表示，从去年9月份卡瘦公司出事，卡瘦公司的经营状况严重影响代理情绪，害怕卡瘦公司宣布破产，代理血本无归，要求和卡瘦公司解除合同。魏铄自己承认卡瘦公司为其买卖合同的相对方，而且自行要求与卡瘦公司解除合同，证明其对于卡瘦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是认可。（七）魏铄否认其为卡瘦公司授权的省级代理的陈述违背了基本事实。在魏铄与程晓林的聊天记录中，魏铄多次向程晓林出具卡瘦公司的省代授权书，授权书明确表示魏铄系卡瘦公司省代经销商，卡瘦公司为其提供货物。在魏铄与程晓林2018年3月22日、2018年3月27日、2018年11月13日、2019年3月25日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可以清晰体现出魏铄多次出示其在卡瘦公司的授权证书，对于授权书的存在魏铄完全知情。赵睿琦提交过两份魏铄在卡瘦公司的授权书，均由卡瘦公司加盖公章，也可以证实该授权书是卡瘦公司出具，魏铄一直使用。（八）对账单是程晓林应魏铄的要求，协助魏铄确定其在卡瘦公司的未发货数量，而非赵睿琦的未发货数量。魏铄在对账时特意要求程晓林制作对账单时加上从其他代理人处订货的未发货数量。魏铄知道程晓林与赵睿琦之间的关系，在明知程晓林不清楚其支付货款数额的情况下，故意引导程晓林制作对账单，将对账单中记载的全部未发货责任强加在赵睿琦头上，混淆是非，不应得到法律支持。一审法院认定赵睿琦应对程晓林的对账结果承担责任不妥。一审法院认为赵睿琦在聊天记录中说“找小林姐”系对程晓林对账行为的授权及认可荒谬。赵睿琦与魏铄之前的对账习惯，都是二人对双方货款往来进行核对，根据实际情况多退少补，且2018年4月26日之前的货款已经结清。魏铄与程晓林的对账行为，仅是对魏铄在卡瘦公司的货物总量，不仅包括魏铄通过赵睿琦订货的数量，还包括魏铄在其他渠道订货的数额，且货物数量中还包括魏铄仅仅订购但未实际付款的货物。程晓林并不知道魏铄的打款情况，无权对货物金额进行确认。2019年5月17日针对货物金额为96.9万的确认系程晓林越权代理行为，对赵睿琦不发生法律效力。赵睿琦未对程晓林的对账进行过任何形式的追认。即便存在追认，也只是追认了魏铄在卡瘦公司的未发货数量，并非在赵睿琦处的未发货数量。魏铄辩称，以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魏铄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魏铄、赵睿琦之间的买卖合同，判令赵睿琦返还魏铄货款969000元，并赔偿魏铄损失30万元；2.判令赵睿琦退还魏铄流量费(广告推广费)162030元；3.判令赵睿琦承担本案案件受理费、申请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月3日，魏铄与赵睿琦通过微信就有关卡瘦棒减肥产品的价格、代理等事项进行交流。魏铄向赵睿琦转款的情况。一、银行转账情况。2018年1月23日，魏铄通过其名下6226962500940065号中信银行账户向赵睿琦6225885413937939号招商银行账户，通过手机银行转账265000元。2018年3月15日，魏铄通过上述账户向赵睿琦分两笔转账5000元、5000元(合计10000元)。2018年3月16日，魏铄通过上述账户向赵睿琦转账72600元。2018年3月28日，魏铄通过上述账户向赵睿琦转账191600元。2018年4月14日，魏铄通过上述账户向赵睿琦转账6000元。2018年4月26日，魏铄通过上述账户向赵睿琦分两笔转账20000元、2000元(合计22000元)。2018年4月27日，魏铄通过上述账户向赵睿琦转账2000元。2018年4月30日，魏铄通过上述账户向赵睿琦转账7505元。2018年5月4日，魏铄通过上述账户向赵睿琦转账2000元。2018年5月23日，魏铄通过上述账户向赵睿琦转账6000元。2018年5月29日，魏铄通过上述账户向赵睿琦转账255000元。2018年6月7日，魏铄通过上述账户向赵睿琦转账162000元。2018年6月8日，魏铄通过上述账户向赵睿琦分五笔转账50000元、50000元、50000元、50000元、29500元(合计229500元)。2018年6月20日，魏铄通过上述账户向赵睿琦转账406元。2018年7月30日，魏铄通过上述账户向赵睿琦分两笔转账2000元、2000元(合计4000元)。2018年8月3日，魏铄通过上述账户向赵睿琦转账3990元。2018年8月11日，魏铄通过上述账户向赵睿琦转账800元。2018年11月13日，魏铄通过上述账户向赵睿琦分三笔转账2000元、4000元、2000元(合计8000元)。2018年11月14日，魏铄通过上述账户向赵睿琦转账4000元。2018年11月19日，魏铄通过上述账户向赵睿琦转账16000元。2018年12月4日，魏铄通过上述账户向赵睿琦转账2000元。2018年12月18日，魏铄通过上述账户向赵睿琦转账70元。以上转款共31笔，金额共1360471元。二、微信转账情况。2018年1月24日，魏铄通过微信向赵睿琦分两笔转账2000元、2000元(合计4000元)。2018年2月2日，魏铄通过微信向赵睿琦转账2000元。2018年2月6日，魏铄通过微信向赵睿琦转账2000元。2018年2月14日，魏铄通过微信向赵睿琦转账2000元。2018年3月2日，魏铄通过微信向赵睿琦分两笔转账2000元、2000元(合计4000元)。2018年3月3日，魏铄通过微信向赵睿琦转账2000元。2018年3月4日，魏铄通过微信向赵睿琦转账2000元。2018年3月14日，魏铄通过微信向赵睿琦分五笔转账10000元、10000元、10000元、10000元、10000元(合计50000元)。2018年3月15日，魏铄通过微信向赵睿琦分七笔转账10000元、10000元、10000元、10000元、10000元、20000元、20000元(合计90000元)。2018年3月23日，魏铄通过微信向赵睿琦分两笔转账2000元、2000元(合计4000元)。2018年3月27日，魏铄通过微信向赵睿琦分三笔转账2000元、9800、10000元(合计21800元)。2018年4月2日，魏铄通过微信向赵睿琦转账2000元。以上转款共27笔，金额共185800元。另外，魏铄还主张2018年5月19日其通过案外人张俊昊、胡铁梅向赵睿琦支付货款51万元，并提交了案外人张俊昊出具的书证、微信聊天截屏、交易明细表等证据。案件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亦根据魏铄的申请调取了赵睿琦、案外人胡铁梅在招商银行处2018年5、6月份的账户流水。但因本案魏铄、赵睿琦与案外人张俊昊、胡铁梅之间互有多笔转账，转账金额相互不一致且未注明款项性质或用途，因此，上述证据只能证实2018年5月19日案外人胡铁梅曾向赵睿琦转账180万元的事实，并不能厘清该笔转款的构成及性质，更不能证实该笔转款里含有魏铄向赵睿琦支付的51万元货款，据此，魏铄该主张证据不足，依法不予支持。根据庭审查明的情况及双方自认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上述转款由货款、授权保证金、流量费、报名费、参会押金、返利等共同构成。赵睿琦向魏铄转款的情况。2018年2月1日，赵睿琦通过微信向魏铄转账100元。2018年2月2日，赵睿琦通过微信分三笔向魏铄转账5060元、21680元、18900元(合计45740元)。以上转款共4笔，金额共45840元。赵睿琦向魏铄发货的情况。2018年1月25日，赵睿琦通过第三人程晓林向魏铄第一次安排发货，货物为55箱蔓越莓口味、30箱可可口味(共85箱)的卡瘦棒减肥产品。自2018年1月25日至2019年4月12日期间，赵睿琦共向魏铄直接发货4批次。庭审中查明，双方买卖合同履行期间，存在魏铄向赵睿琦支付货款后要求赵睿琦将货物发送至案外人处的情形。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合同是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根据魏铄、赵睿琦的诉辩意见和一审法院审查，认定本案争议焦点问题是：一、魏铄、赵睿琦买卖合同关系是否成立。二、如双方买卖合同关系成立，赵睿琦是否存在违约行为，魏铄要求解除合同是否合法有据。三、如合同解除，赵睿琦应退赔魏铄哪些款项或损失以及具体金额。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问题，即魏铄、赵睿琦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是否成立。对于该争议焦点问题，魏铄主张所有的买卖行为均是在己方与赵睿琦之间进行，至于赵睿琦收取货款后向他人或卡瘦公司购买产品与己方无关。赵睿琦主张其与魏铄均是卡瘦公司的省级代理商，己方收取魏铄的货款后已转给两人的共同上级案外人曹某某以及卡瘦公司，因此，案涉买卖关系的相对方应当是魏铄与卡瘦公司，己方不应承担退还剩余货款及赔偿损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魏铄、赵睿琦虽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但魏铄、赵睿琦一直通过微信就买卖卡瘦棒减肥产品进行沟通，嗣后魏铄又多次通过银行转账、微信转账向赵睿琦支付了多笔货款，收款后赵睿琦也多次通过第三人向魏铄安排发货。相关事实有魏铄、赵睿琦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发货单、寄件信息、查询信息等证据予以证实。赵睿琦虽然主张己方在收到魏铄的货款后已转给魏铄、赵睿琦的共同上级案外人曹某某并提交了部分证据，但一审法院对其提交的转账记录核对后发现，赵睿琦与案外人曹某某之间的转账和其与魏铄之间转账时间、金额等不一致且未注明转款的性质或用途，因此，该部分证据只能证明赵睿琦与案外人曹某某之间存在经济往来，不能证实相关款项系赵睿琦转交魏铄的货款或其他费用。另外，赵睿琦作为证据提交的卡瘦公司出具的两份加盖有该公司公章的授权书，两份授权书均载明：魏铄卡瘦公司分销商，我公司承诺为其提供优质的产品。对未获得合法授权(或授权过期)的分销商，公司不保证产品的真实性和合理性。卡瘦棒代理级别：省代所属团队：梦之羽-拂诗尘Foryou轻创业团队。其中一份授权书上有手写的内容：此授权书证明魏铄(根据庭审查明的情况，梦之羽-拂诗尘Foryou轻创业团队即赵睿琦的团队。综上，两份授权书证明魏铄系卡瘦公司省级经销商，魏铄可以以省代价格从卡瘦公司或卡瘦公司经销商处购买卡瘦棒减肥产品，即购货渠道并非仅限卡瘦公司，赵睿琦作为卡瘦公司的经销商，魏铄隶属于赵睿琦团队，据此从赵睿琦处购买卡瘦棒减肥产品并无不可。且本案交易过程中魏铄的所有货款均是转给了赵睿琦，并无任何一笔转款转给卡瘦公司，相关转账记录与授权书等证据相印证，足以证实魏铄、赵睿琦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至于魏铄从赵睿琦处购买的卡瘦棒减肥产品是从卡瘦公司处还是从赵睿琦处发出，并不影响对魏铄、赵睿琦之间买卖合同关系的认定。另，赵睿琦与案外人曹某某或卡瘦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关系显系另一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赵睿琦可待证据充分后另行主张。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为，本案证据链完整充分，结合庭审查明的事实，足以认定本案魏铄、赵睿琦买卖合同关系有效并真实成立。因此，赵睿琦关于案涉买卖关系的相对方是魏铄与卡瘦公司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问题，即如双方买卖合同关系成立，赵睿琦是否存在违约行为，魏铄要求解除合同是否合法有据。对于该争议焦点问题，魏铄主张2019年2月份向赵睿琦订购的产品，直至2019年5月底一直未发货。期间魏铄不断催要，并给出了合理期限，但赵睿琦不但没有履行发货义务，反而告知魏铄“卡瘦棒”不再生产。2019年6月2日，因赵睿琦迟迟不履行发货义务，魏铄被迫取消已排货订单，魏铄、赵睿琦之间的买卖合同目的已不能实现，据此要求解除合同合法有据。赵睿琦主张首先卡瘦公司出具的授权书已经表明了魏铄、赵睿琦均系代理商，魏铄、赵睿琦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赵睿琦并非买卖合同当事人，魏铄应当向卡瘦公司主张权利。其次自2018年1月25起至2019年6月28日，卡瘦公司一直按照魏铄要求安排发货，魏铄也一直收货至2019年4月12日，之后开始拒收货物。因此不存在不发货的情形，仅仅是销售渠道不畅。另外，卡瘦公司已表示有意愿也有能力继续发货，因此合同不应解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从魏铄、赵睿琦及程晓林的微信聊天并结合发货记录可以看出，2018年1月，魏铄、赵睿琦就买卖卡瘦公司名下“卡瘦棒”减肥产品达成一致。其后双方付款、发货过程均正常有序。但自2019年2月起，赵睿琦未按约向魏铄发货，魏铄在微信中多次向赵睿琦及程晓林催要，程晓林在微信中明确表示魏铄购买的“卡瘦棒”减肥产品已不再生产，要求魏铄调换为其他产品，魏铄表示其他产品效果不如卡瘦棒，不同意调换。2019年6月起，魏铄与程晓林在微信中交流后开始退货。综上可知，案涉买卖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的原因是上游产品调整后双方未就新产品的买卖合同达成一致，合同的目的已经不能实现，魏铄并非无故拒收货物，据此要求解除双方的买卖合同合法有据，故对魏铄的该主张依法予以支持。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问题，即如合同解除，赵睿琦应退赔魏铄哪些款项或损失以及相关金额。对于该争议焦点问题，魏铄主张赵睿琦返还其货款969000元、流量费162030元，并赔偿损失300000元。其中退还货款969000元依据是魏铄、赵睿琦经对账，确认赵睿琦尚欠魏铄380箱卡瘦棒减肥产品未发货，该产品进价为2250元一箱，380箱共计969000元。退还流量费162030元的依据是2019年5月魏铄要求对账，赵睿琦指示魏铄向流量管家(赵睿琦的工作人员，专门负责对广告推广费即流量费进行对账)，但是具体由谁操作流量管家的微信号魏铄也不知情，只是按照赵睿琦的指示与该工作人员进行对账，最终确认赵睿琦尚欠魏铄流量费162030元。关于赔偿损失300000元的依据是魏铄从赵睿琦处购买卡瘦棒减肥产品用于销售，该产品进价为85元/盒，零售价为198元至298元一盒，魏铄销售可得利润至少为113元每盒，至多为213元每盒。380箱产品销售可得利润至少为1288200元，至多为2428200元。因此，魏铄的销售利润是可预见的，赵睿琦应承担因违约给魏铄造成的可得利益损失。关于魏铄要求赵睿琦退还其969000元货款的主张，赵睿琦认为如果魏铄不认可魏铄、赵睿琦双方均系卡瘦公司的平级省级代理商，那么魏铄应当按照其提交的“卡瘦棒零售价格表”，即每箱8940元的价格拿货。从魏铄提供的汇款记录及赵睿琦的收款记录来看，魏铄向赵睿琦汇款总计1546271元，扣减已经使用的流量费125696元，剩余1420575元。而赵睿琦已经发货428箱，每箱单价8940元(298元/盒*30盒)，那么即使解除双方买卖合同，赵睿琦不仅不需要向魏铄返还货款，魏铄还应当向赵睿琦支付货款差额2405745元。关于魏铄要求赵睿琦退还其162030元流量费的主张，赵睿琦认为该费用由卡瘦公司收取，与己方无关，因此不应承担退还责任。关于魏铄赔偿300000元损失的主张，赵睿琦认为魏铄的该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予以支持。一审法院认为，如想查清上述问题，需首先查明程晓林在本案所涉买卖合同履行过程中的工作内容及职责。首先，关于程晓林与赵睿琦的关系，庭审中双方均认可系朋友关系。其次，关于程晓林在魏铄、赵睿琦买卖过程中具体的工作内容及职责，程晓林表示其主要负责接单和安排发货。赵睿琦表示程晓林相当于与公司安排排货的，负责与案外人曹某某那边负责发货的人对接，不安排发货只提交发货信息。一审法院认为，魏铄、赵睿琦作为证据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多次出现程晓林与魏铄就案涉卡瘦棒减肥产品排货、发货、催货、对账的内容，且部分聊天内容与魏铄、赵睿琦之间的微信聊天内容相互印证，对接有序，结合庭审查明的事实，足以证实程晓林在魏铄、赵睿琦买卖过程中负责接单、排货、发货、退货、对账等工作，而并非赵睿琦所称的仅相当于与公司安排排货的，负责与案外人曹某某那边负责发货的人对接，不安排发货只提交发货信息，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2019年5月17日，程晓林曾与魏铄在微信中对本案魏铄、赵睿琦之间的收货、未发货数量及剩余货款进行对账。对于该次对账，程晓林向法庭做出如下陈述：从2018年1月25日魏铄第一次排货起，每隔一段时间会对账一次，对账的内容主要是对剩余货量、出货量进行对账，不牵扯货款，牵扯到货款的仅是2019年5月17日这一次。另外就我与魏铄赵睿琦以及案外人卡瘦公司之间的关系向法庭做出解释及说明：案涉卡瘦棒减肥产品是案外人卡瘦公司生产的，然后赵睿琦告知我排货，我负责发货以及对货量的对账，赵睿琦虽然负责收钱，但是具体金额我不清楚，发的货是赵睿琦的货，赵睿琦的货都是我向案外人卡瘦公司订的，关于2019年5月17日与魏铄的该次对账也是由魏铄多次要求的情况下，根据剩余未发货量核算出来的金额，剩余箱数的380箱的该数字是我核算出来的，该未发货的产品数量真实无异议，货款是380箱*2550元(每箱的价格，单价)，但是魏铄主张的剩余货款969000元是魏铄自己核算出来的，另外，每箱2550元的价格是只限于赵睿琦与魏铄的价格，赵睿琦给魏铄的一直都是这个价格，赵睿琦从案外人卡瘦公司拿货也是这个价格，赵睿琦赚的返利，但是返利的具体计算标准和方式我不清楚。每次关于对魏铄出货量及剩余货量的对账，赵睿琦既然安排我记录就是信任我，每次对账的结果会在吃饭或者通话中告知赵睿琦，相关结果赵睿琦知道，也不是每次都知道，偶尔通话也会提。综上，根据程晓林所作陈述以及魏铄、赵睿琦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发货单等证据并庭审调查情况，足以证实程晓林在魏铄赵睿琦买卖合同履行过程中所负职责及工作内容。2019年4月29日，魏铄曾向赵睿琦提出对账，赵睿琦回复魏铄、赵睿琦：“找小林姐。”该回复显然是赵睿琦对程晓林对账行为的授权及认可，魏铄据此与程晓林进行对账并无不当，相关对账的责任及后果依法应由赵睿琦承担。2019年5月16-17日，程晓林与魏铄在微信中对魏铄赵睿琦之间的收货、未发货数量及剩余货款进行对账。在16号的微信聊天中双方曾对已排货数量等进行校对，17日下午13时，双方对最终对账结果进行了确认，即尚有380箱货未发，剩余货款969000元。为佐证上述货款金额的计算标准和依据，魏铄还提交了双方微信聊天记录一份，上面明确载有赵睿琦向魏铄表示85×30×95共242250字样，结合本案其他证据材料，可以认定魏铄从赵睿琦处购买的案涉卡瘦棒减肥产品价格为85元/盒，每箱30盒。一审法院据此对2019年5月17日魏铄赵睿琦的对账结果，即赵睿琦尚有380箱货未发，尚欠魏铄货款969000元的事实予以确认。关于魏铄主张赵睿琦退还其流量费162030元的主张。结合双方提交的证据并庭审调查情况，可以证实2019年5月10日魏铄在微信上向赵睿琦提出要求对流量，赵睿琦要求其与流量管家对，但整个对账过程中，仅能看到魏铄主张实际打流量款162030元，并未看到该流量管家与其进行对账，最终双方对已付、未退流量费等并未达成对账意见或结果。另外，不同于前述魏铄、赵睿琦之间对未发货数量及拖欠货款的对账，对于名为[拂诗尘]流量对接号是否属于赵睿琦或赵睿琦工作人员所有，魏铄并未向法庭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实，对其身份不能确认。综上所述，相关证据不足以证实其主张，一审法院对该诉请依法不予支持，魏铄可待证据充分后另行主张。关于魏铄要求赵睿琦赔偿损失300000元的主张。《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超过的损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规定：“买卖合同当事人一方违约造成对方损失，对方主张赔偿可得利益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当事人的主张，依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一十九条、本解释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等规定进行认定。”本案中，魏铄赵睿琦在买卖合同前期履行过程中配合较好，在打款、发货、销售等方面并无明显分歧或矛盾。后期双方无法继续履行合同的原因主要是卡瘦公司名下产品调整后魏铄赵睿琦双方未能就新产品的买卖合同达成一致所致，赵睿琦并非无故拖延发货或拒不发货。据此，根据赵睿琦在本案中的过错程度并结合魏铄的损失实际，酌定赵睿琦应当以969000元返还货款为基数，自2019年5月17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向魏铄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该利息足以弥补魏铄的损失，超出部分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九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赵睿琦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魏铄货969000元，并支付自2019年5月17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上述969000元货款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计算的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二、驳回魏铄其他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7679元，申请费5000元，共22679元，由魏铄负担2568元，由赵睿琦负担20111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魏铄、赵睿琦均认可，2018年3月15日魏铄向赵睿琦两笔银行转账的款项各为5万元，共10万元。对于赵睿琦二审提交的证据，因其内容不能推翻一审认定的事实，故对其证明目的不予采信。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魏铄的货款均是向赵睿琦支付，赵睿琦与案外人曹某某的转账记录，不能证实系赵睿琦代转的魏铄的货款。赵睿琦提交的授权书中的手写内容，可以证实魏铄可以以省代价格从卡瘦公司或卡瘦公司经销商处即赵睿琦团队购买卡瘦棒减肥产品，故一审判决认定魏铄、赵睿琦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并无不当。鉴于魏铄系与赵睿琦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且赵睿琦亦无证据证实卡瘦公司已被刑事立案，故卡瘦公司是否应参加本案诉讼，以及是否涉及传销经济犯罪均与本案无关，本案受理亦无不当。魏铄与赵睿琦、程晓林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证实，魏铄购买的“卡瘦棒”减肥产品不再生产，且魏铄不同意调换为其他产品，故一审判决认定双方未就新产品的买卖合同达成一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应予解除亦无不当。程晓林系由赵睿琦安排发货和对账，以及程晓林的出庭陈述可以证实，魏铄的剩余未发货量380箱是经对账核算得出。2550元每箱系由魏铄与赵睿琦的微信聊天记录每箱30盒，每盒85元计算得出。一审判决以未发货量计算尚欠货款969000元符合双方交易习惯。综上所述，赵睿琦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679元，由上诉人赵睿琦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孙 潇审判员 张 伟审判员 高 静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孙红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