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右江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1002民初2234号 原告：莫勇玲，女，1964年8月12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广西百色市右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永胜，右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刘忠敢，1963年6月19日出生，个体工商户，住百色市右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农禄羊，百色市右江区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莫勇玲与被告刘忠敢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诉讼程序，于2020年8月3日、2020年9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莫勇玲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永胜，被告刘忠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农禄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莫勇玲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刘忠敢立即给付代领的客车票款273，383元给原告莫勇玲，并承担逾期给付票款的利息。2、判令被告刘忠敢立即给付原告莫勇玲代垫的停车、配客费6600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刘忠敢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莫勇玲承包经营的桂Ｌ×××××、桂Ｌ×××××两部客车与被告刘忠敢承包经营的桂Ｌ×××××一部客车都一起挂靠在广西驰程汽车有限责任公司从事长途客运业务，都一起跑百色至广东省东莞长安站的班线。广西驰程汽车有限责任公司与原、被告跑广东班线的客车都是以车为单位签订《客运班线承包经营合同》，而从东莞市返程的南城站、长安站、虎门站则是以客运班线为单位与原、被告经营的几部客车只签订一份《经营合同》。为方便经营和管理。经双方协商后，东莞市城站、虎门站的《经营合同》由原告莫勇玲代签合同，长安站的《经营合同》由被告刘忠敢代签合同。代签合同的车主要负责向车站代上交几部车的管理费，并接收各位车主的旅客票款单，并在交纳税款后与车站结算，然后代领票款转给车主。合作多年以来，原告莫勇玲与被告代几位车主结算票款，代交管理费，以及转交票款也都比较认真及时，大家的合作都做得比较好。可是在2018年6月至2020年2月期间，被告刘忠敢提 出长安客运站收取原、被告三部客车的管理费每月总共为4000元，即每部车应缴纳的车辆管理费为1333.33元，其中被告刘忠敢桂Ｌ×××××一部客车的车辆管理费为1333.33元，原告莫勇玲的桂Ｌ×××××、桂Ｌ×××××两部客车的车辆管理费为2666.66元。原告莫勇玲代在东莞市城客运站上交每部客车的车辆管理费为2000元，即原告莫勇玲每月代被告刘忠敢交纳桂Ｌ×××××客车的管理费为2000元。据此，被告刘忠敢要求按对等原则由原告莫勇玲每月交纳每部客车的车辆管理费为2000元。原告莫勇玲不同意，遂产生纠纷。被告刘忠敢就不再认真为原告莫勇玲履行代为结算票款和转交票款的义务。经原告莫勇玲核算，2018年6月至2019年9月共16个月，原告莫勇玲向被告刘忠敢交纳桂Ｌ×××××和桂Ｌ×××××二部客车的代结算票款单为312，440元，而被告只分别转给原告莫勇玲客车票款10万元，尚欠212，440元。过后，原告莫勇玲又向被告刘忠敢提交了2019年10月至2020年2月5个月的客车票款单114，275元，被告刘忠敢应支付给原告莫勇玲票据款326，715元。被告刘忠敢每月向长安站交纳三部车的管理费4，000元，从2018年6月至2020年1月共20个月，被告刘忠敢代原告交纳桂Ｌ×××××、桂Ｌ×××××两部客车的车辆管理费为53，332（1333.30元/车×2部车×20月)元。扣除此款，被告刘忠敢还应支付票款273,383元。同时，原告莫勇玲在虎门站代被告刘忠敢的桂Ｌ×××××客车代垫了停车、配客费共计6600元，综上所述，被告刘忠敢应当支付原告莫勇玲279，983元。被告刘忠敢故意拖欠票款的行为，已构成违约行为，应承担支付利息的违约责任。即从2020年6月1日起，以279，983元为基数，每月按月息百分之二计算，直至被告刘忠敢付清拖欠原告莫勇玲的票款之日止。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原告莫勇玲故诉至本院。 原告其其主张，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防火墙提交的证据有： 1、原告莫勇玲与广西驰程汽车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班线合同》，证明原告莫勇玲的桂Ｌ×××××、桂Ｌ×××××两部客车跑广东东莞班线； 2、《东莞市客运班车进展经营协议书》，证明原告莫勇玲代表六部客车与广东东蔻市南城客运站签订合同； 3、2020年5月20日被告刘忠敢出具收条原件，证明被告已经收到原告莫勇玲433，555元票款单； 4、旅客票款单复印件，证明被告刘忠敢代原告莫勇玲结算旅客票款； 5、停车场配客费收据复印件，证明原告莫勇玲代被告刘忠敢缴纳桂Ｌ×××××一部客车的停车、配客费共计6600元； 6、银行转账凭证，证明被告刘忠敢转票款10万元给原告莫勇玲； 7、微信截图，证明长安车站每月收费情况； 8、客运班线许可证，证明原、被告车运营班线； 9、行车证与违章记录，证明桂Ｌ×××××客车系被告刘忠敢所有。 被告刘忠敢辩称，请求依法驳回原告莫勇玲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如下：一、依合同约定，原告莫勇玲在东莞市城车站报班为13:15、15：00、17:30共计3个班次，一个班次有3部车营运。车站每月收取3个班次的车辆管理费是11500元，每个班次管理费是3833.33元。被告刘忠敢在17：30分这个班次只有桂Ｌ×××××客车一部车，另二部车是原告莫勇玲。据此平均计算，这个班次每部车每月管理费是1277.78元，被告刘忠敢桂Ｌ×××××客车一部车应向原告莫勇玲交纳的管理费为1277.78元，但原告莫勇玲却不按此约定收取，而是向被告刘忠敢收取一部车每月管理费2000元。而被告刘忠敢依合同约定在向长安站交纳的车辆管理费为4000元，收取每部车月管理费为1333.33元，因此，被告刘忠敢在长安客运站代原告莫勇玲交纳桂Ｌ×××××、桂Ｌ×××××两部客车的车辆管理费为2666.66元，两者明显不公平。因此，被告刘忠敢也可以按照原告莫勇玲的做法，采取对等收费，每月向原告莫勇玲收取车辆管理费2000元，共4000元，合情合理。二、原告莫勇玲主张票款273383元缺乏事实依据。（一）原告莫勇玲的票款是312，440元不是319，280元。2020年年6月3日，被告刘忠敢和原告莫勇玲丈夫、儿媳核对2019年1月至9月的票款时，双方认可原告莫勇玲票款是185，310元。2020年7月3日，购买被告刘忠敢桂Ｌ×××××车辆的管理员提供了其与原告莫勇玲核对2018年6月至12月票款金额是127，130元的资料。即双方对账认可2018年6月至2019年9月的票款金额是312，440元；（二）被告刘忠敢已支付给原告莫勇玲10万元。2019年3月31日，被告刘忠敢通过银行汇款支付票款10万元。原告莫勇玲在起诉书已确认收到了票款10万元；（三）被告刘忠敢还支付原告莫勇玲票款现金4029元。2018年6月7日，原告莫勇玲的儿子拿票据找购买被告刘忠敢桂Ｌ×××××客车车主罗某要求结算票款，同年8月10日，罗某和车站结算后，已将票款4029元现金交给原告莫勇玲的儿子林业深；(四)、原告莫勇玲应支付被告刘忠敢的客运费6000元，应在本案当中予以扣除。2020年1月20日，罗某驾驶桂Ｌ×××××客车帮原告莫勇玲儿子林业深从东莞市城客运站接20名乘客运回百色票款6000元，但原告莫勇玲至今未付被告。因此，应从原告莫勇玲应得的票款中扣除；(五)被告刘忠敢已代原告莫勇玲垫付2018年6月至2020年5月各项费用178，209.65 元。其中：①车辆管理费10万元、②电脑保险费5352元、③税费1，9551.85元、④售票员工资4，2671.5元。⑤车站管理费8534.3元。⑥季度卡2100元。2020年6月3日，双方对被告刘忠敢垫付的费用进行核对时，原告莫勇玲除了对被告刘忠敢要求收取车辆管理费每部车每月2000元有异议外，其他没有异议。三、原告莫勇玲2018年6月至2019年9月的票款应当以双方核对认可312，440元作为结算的依据。（一）收条的数字是原告莫勇玲让被告刘忠敢照抄未经被告刘忠敢核对。2020年5月20日，原告莫勇玲以其单方核算2018年6月至2019年9月票款319，280元而要求被告刘忠敢出具《收条》，被告刘忠敢因为相信对方，没有进行核对就按对方提供的319，280元出具《收条》，与事实不符合。（二）双方对2018年6月至2019年9月票款对账认可的票款金额是312，440元，双方应当以对账认可金额作为结算的依据。2020年6月3日，被告刘忠敢的弟弟刘强和原告莫勇玲丈夫、儿媳在右江区迎龙苑G楼进行核对票款，双方经核对认可2019年1月至9月票款金额是185，310元。2020年7月3日，购买被告刘忠敢车辆的罗某提供其与原告莫勇玲核对2018年6月至2018年12月票款金额是127，130元。据此，2018年6月至2019年9月的票款金额是312，440元，原告莫勇玲对核对的金额有异议，但没有提出新的材料进行补正。据此应以双方对帐认可的金额312，440元票款进行结算。综上，原告莫勇玲2018年6月至2019年9月总票款是312，440元，扣除被告刘忠敢代替原告莫勇玲垫付的各种费用178，209.65元和已支付票款10万元、罗某代被告刘忠敢结算支付原告票款4029元给原告儿子林业深及原告莫勇玲应支付被告刘忠敢2020年1月19日罗某代运乘客20人的票款6000元外，余款才是被告刘忠敢应支付原告的莫勇玲的金额。请法院明查。 被告刘忠敢为其主张，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 1、东莞客运站班车进站协议书（南城），证明东莞市城客运站收原告莫勇玲三个班次每月车辆管理费为11500元，平均每班次3833.33元。每班次3部车，每月每部车管理费是1277.78元，被告刘忠敢1部车应承担的管理费为1277.78元； 2、2015年3月25日原告莫勇玲丈夫林乐东的结算手稿，证明原告莫勇玲不按其与东莞市城客运站签订的合同标准向被告刘忠敢收取1部车一个月的管理费1277.78元，而是向被告刘忠敢收取车辆管理费2000元。被告刘忠敢根据对等原则，要求向原告莫勇玲收取每部车每月车辆管理费2000元，合理合法； 3、被告刘忠敢自制为原告莫勇玲向车站已经垫付费用统计表，证明被告代替原告莫勇玲垫付2018年6月-2020年5月（春节加1个月）车辆管理费和各种费用178，209.65元统计表； 4、被告刘忠敢的弟弟刘强制作的对账手稿，证明原告起诉后，2020年7月3日，被告刘忠敢的弟弟刘强与原告莫勇玲核对2018年6月至2020年5月资料反映，被告已代替原告莫勇玲垫付款共计178，209.65元，但原告莫勇玲不同意被告刘忠敢也按每部车每月收取车辆管理费2000元有异议，故不同意在对账手稿签字。 5、长安汽车站收款收据，证明被告刘忠敢代替原告莫勇玲给长安汽车站垫付2018年6月至2020年5月费用共计178，209.65元的凭证； 6、被告刘忠敢自制的2018年6月至2019年9月票款金额统计表，证明2018年6月至2019年9月原告莫勇玲售票款总金额是312，440元； 7、被告刘忠敢自制的统计手稿，证明①2020年7月3日，车主提供与原告莫勇玲对账；②2020年6月3日，被告刘忠敢和原告莫勇玲方对账； 8、2020年5月20日被告刘忠敢出具的收条，证明被告刘忠敢所写的收条金额319，280元是被告刘忠敢照抄原告莫勇玲提供的数字，未经双方核对。双方应按对账认可的金额312，440元进行票款结算； 9、银行汇款凭证，证明被告刘忠敢已经支付给原告莫勇玲票款为10万元； 10、2020年7月22日罗某证明，证明①罗某已代被告刘忠敢结算票款并支付票款4029元给原告莫勇玲的儿子林业深；②证明2020年1月19日，案外人罗某驾驶桂Ｌ×××××帮原告莫勇玲的儿子从广东东莞市城站拉20人到百色，票款总计6000元，原告莫勇玲未支付被告刘忠敢客票款6000元； 11、证人罗某手机微信截图、证人罗某身份证明，证明被告刘忠敢多次要求原告莫勇玲出具收到票款4029元收据和支付拖欠被告刘忠敢6000元的欠条。 在审理过程中，本院依据被告刘忠敢的申请，依法向广西驰程汽车有限责任公司客运分公司调取2019年7月17日刘忠勇的申请书、2019年7月18日罗某与广西驰程汽车有限责任公司客运分公司签订的客运承包经营合同；向广东省东莞市长安客运站调取的2005年6月15日被告刘忠敢与该站签订的《东莞市客运班车进站经营协议书》、驻站人员档案、说明，向广东省东莞市城客运站调取的说明，向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调取被告刘忠敢个人所得税纳税清单。 经过开庭质证，被告刘忠敢对原告莫勇玲提交原告莫勇玲与广西驰程汽车有限责任公司调取《班线合同》、《东莞市客运班车进展经营协议书》、旅客票款单、停车场配客费收据、银行转账凭证、微信截图、客运班线许可证、行车证与违章记录的三性没有异议，对原吉提交被告刘忠敢于2020年5月20日出具给原告莫勇玲的433，555元票款的收条有异议，认为该收条没有经过双方核算。原告莫勇玲对被告刘忠敢提交的《东莞客运站班车进站协议书（南城）》、银行汇款凭证、2020年7月22日罗某证明、证人罗某手机微信截图、证人罗某身份证明没有异议外，对被告刘忠敢提供2015年3月25日原告莫勇玲丈夫林乐东的结算手稿、被告刘忠敢自制为原告莫勇玲向车站已经垫付费用统计表、被告刘忠敢的弟弟刘强制作的对账手稿、长安汽车站收款收据、被告刘忠敢自制的2018年6月至2019年9月票款金额统计表、2020年5月20日被告刘忠敢出具的收条有异议，认为没有原告莫勇玲签字确认，不予认可。对于本院调取的2019年7月17日刘忠勇的申请书、2019年7月18日罗某与广西驰程汽车有限责任公司客运分公司签订的客运承包经营合同；2005年6月15日被告刘忠敢与该站签订的《东莞市客运班车进站经营协议书》、驻站人员档案、班线开班通知书、说明；广东省东莞市城客运站调取的说明；被告刘忠敢个人所得税纳税清单。 原告莫勇玲认为驻站人员档案中的驻站人员是为被告刘忠敢自己打工，与原告莫勇玲无关。对于被告刘忠敢个人所得税纳税清单，原告莫勇玲认为与本案无关。对于其他证据，原告莫勇玲没有异议。被告刘忠敢对本院调取的证据没有异议。 本院认为，对于双方都没有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对于原告莫勇玲提交2020年5月20日被告刘忠敢出具的收条，因原告在庭审过程中，确认原告莫勇玲给被告刘忠敢代为结算的票款为426，715元，故对此收条，本院不予以采信。对于被告刘忠敢提供2015年3月25日原告莫勇玲丈夫林乐东的结算手稿，因该手稿系原告莫勇玲丈夫林乐东签字确认，且林乐东与原告莫勇玲有利害关系，本院予以确认。被告刘忠敢的弟弟刘强制作的对账手稿，虽没有原告莫勇玲签字确认，但原告莫勇玲在庭审中确认其代为结算票据总额，本院予以确认双方待结算票据总额为426，715元、乘客人数1338人。但对于刘强所列被告刘忠敢代原告莫勇玲垫支车辆管理地费100，000元、因与广东省东莞市长安客运站实际收取被告刘忠敢每月3部客车辆管理费4000元不符，本院不予采信。对于刘强所列被告刘忠敢代原告莫勇玲垫支税费5%，因与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收取客运税率5%相符，本院予以认可。对于乘客人头保险费4元，因与庭审当中原告认可的乘客人头保险费3.5元不符，本院不予采信。对于刘强所列被告刘忠敢代原告莫勇玲垫支按票款10%支付的驻站员工资，因被告刘忠敢在广东东莞市长安客运站有驻站员，且原告莫勇玲的丈夫林乐东在2015年3月25日结算票款给被告刘忠敢时也扣出10%的手 续费，足以证明双方存在以票款的10%作为驻站员工资的事实，因此刘强所列此项支出，本院予以确认。对于刘强所列2%的代客费，被告刘忠敢在庭审当中提出异议，认为应以每部车每月收取4000元为标准并提供广东省东莞市长安客运站的客运票款结算单佐证，但由于客运票款结算单仅有被告刘忠勇签字，且多数结算单没有广东省东莞市长安客运站盖章确认，本院确认刘强所列2%的代客费属实。对于刘强所列每部车每个季度卡费150元，被告刘忠敢代原告莫勇玲垫支桂Ｌ×××××、桂Ｌ×××××两部客车7个月季度卡费2100元，双方均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于本院调取驻站人员档案，因有长安客运站领导签名，本院予以确认。对于被告刘忠敢个人所得税纳税清单，因与本院无关，本院不予确认。 结合上述证据，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莫勇玲的桂Ｌ×××××、桂Ｌ×××××两部客车与被告刘忠敢的桂Ｌ×××××客车都挂靠在广西驰程汽车有限责任公司从事经营长途客运业务，客运线路为：百色至广东东莞市城客运站、虎门客运站、长安客运站的班线。广西驰程汽车有限责任公司与原、被告是以客车为单位签订《客运班线承包经营合同》，而广东东莞市的南城站、长安站、虎门站则是以客运班线为单位与原、被告承包经营的几部客车只签订一份《经营合同》。为了方便经营，原、被告经协商后，广东东莞南城客运站、虎门客运站由原告莫勇玲代表签合同，长安站则由被告刘忠敢代表签合同。代签合同的车主要负责每月向车站交纳原、被告承包几部车的管理费，并接收各位车主当月的旅客票款单，并按票款总额5%交纳税款后与车站进行结算，然后代领票款，在扣除个人代车主向客运站交纳每部车的车辆管理费、交纳每位乘客人头保险费、每部车150元季度卡费后，再扣减票款的10%作为驻站员工资、2%作为代客费，余款才支付给每部客车的车主。自2005年合作以来，原、被告均按此不成文约定结算票款、双方均没有异议。2018年6月至2020年2月,原告莫勇玲、被告刘忠敢对代对方结算的票据没有进行结算，原告莫勇玲收取被告刘忠敢桂Ｌ×××××车辆一部车进入东莞市站每月的管理费2000元，被告刘忠敢只收原告莫勇玲一部客车每部车每月车辆管理费1333.33元，故也要求对等的收取原告莫勇玲每部车每月车辆管理费2000元，二部车应收4000元。因原告莫勇玲不同意被告刘忠敢此做法，双方遂发生纠纷。经原告莫勇玲核算，2018年6月至2019年9月共16个月间，原告莫勇玲转交原告莫勇玲承包经营的桂Ｌ×××××和桂Ｌ×××××两部客车的票款单总额为312，440元，而被告刘忠敢只转给原告莫勇玲客车票款10万元，扣除被告刘忠敢代原告莫勇玲交纳桂Ｌ×××××和桂Ｌ×××××二部客车2018年6月至2020年1月共20个月的管理费53332元（即 4000元÷3×2部车×20月），被告刘忠敢尚欠原告莫勇玲票款159，108元。过后，原告莫勇玲又向被告刘忠敢提交了2019年10月至2020年2月5个月的车票款114，275元，但该票款被告至今没有结算给原告莫勇玲。在这期间，原告莫勇玲在虎门客运站还为被告代垫了停车、配客费6600元。据此，原告莫勇玲认为被告刘忠敢尚未支付原告莫勇玲票款、停车、配客费279，983元。被告刘忠敢则认为原告莫勇玲诉请的279，983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因为此款没有经双方进行结算且没有扣除被告刘忠敢代原告莫勇玲交纳票款的5%税款、乘客人头保险费4元、原告莫勇玲二辆车每月交纳的车辆管理费4000元、按票款10%支付的驻站员工资、每车每月代客费4000元、原告两部车每个季度卡费300元。 经查，被告刘忠敢在与广东省东莞市长安站已代原告莫勇玲结算桂Ｌ×××××和桂Ｌ×××××二部客车2018年6月至2019年9月共16个月客车票款为312，440元和2019年10月至2020年2月共5个月的客车票款114，275元，合计426，715元，双方在庭审当中予以确认。据此，被告刘忠敢在广东省东莞市长安站代原告莫勇玲交纳的税款为21335.75（426，715×5%，包含交纳教育附加费的税）元、交纳原告莫勇玲二部车21个月的车辆管理费56，000元（4000元/月÷3车×2车×21月）、乘客人头保险费4683（3.5元/人×1338人）元、按票价款10%支付驻站员工资42，671.5（426，715×10%）元、按票款2%支付代客费8534.3元（426，715×2%）、2部车7个季度卡费2100（150元/车×2车×7季度），合计130，641.55元，扣除被告刘忠敢代原告莫勇玲支付款项130641.55元后，被告刘忠敢应付原告莫勇玲车票结算款296，073.45元。另外，原告莫勇玲在广东虎门站为被告刘忠敢代垫桂Ｌ×××××的停车、配客费6600元，加上此款，被告刘忠敢应当予以支付原告莫勇玲共计302673.45元。2018年8月19日，案外人罗某代被告刘忠敢与长安站结算票款后支付原告莫勇玲儿子林业深票据结算款4029元。2019年3月31日，被告刘忠敢支付原告莫勇玲票价结算款100，000元。2020年1月19日，案外人罗某帮驾驶桂Ｌ×××××帮原告莫勇玲的儿子从广东东莞市城站拉20人到百色票款总计6000元，原告莫勇玲未支付被告刘忠敢。扣除上述三笔款项，被告刘忠敢尚欠原告莫勇玲192644.45元。 另查明，原告莫勇玲在东莞市城车站报班为个班，即13:15、15：00、17:30共计3个班次，一个班次有3部车营运。车站每月收取3个班次的车辆管理费是11，500元，每个班次管理费是3833.33元。被告刘忠敢在17：30分这个班次只有桂Ｌ×××××客车一部车，另二部桂Ｌ×××××和桂Ｌ×××××两部客车是原告莫勇玲。据此平均计算，这个班次每部车每月管理费是1277 .78元。但是，原告莫勇玲不是按每部车每月平均1277.78元向被告刘忠敢收取车辆管理费，而是从2018年6月至2020年2月均向被告刘忠敢收取一部车每月管理费2000元。 本院认为，被告刘忠敢代理原告莫勇玲与广东省东莞市长安站结算客运票款426，715元，原、被告当庭予以确认，本院予以认定。由于双方未能就2018年6月至2020年2月各自就代对方交纳的税款、交纳的车辆管理费、每位乘客人头保险费、每部车季度卡费、驻站员工资、代客费等问题进行协商，因而发生纠纷。综合本院查明的事实，本院确认被告刘忠敢代原告莫勇玲交纳的税款21335.75元、代原告莫勇玲交纳二部车21个月的车辆管理费56，000元、交纳乘客人头保险费4683（3.5元/人×1338人）元、支付驻站员工资42，671.5元、支付代客费8534.3元、支付两部车7个季度卡费2100元，合计130，641.55元。扣除此款，被告刘忠敢应付原告莫勇玲车票结算款296，073.45元。加上原告莫勇玲在广东虎门站为被告刘忠敢代垫桂Ｌ×××××的停车、配客费6600元，被告刘忠敢应当支付原告莫勇玲共计302673.45元。因2018年8月19日，案外人罗某代被告刘忠敢与长安站结算票款支付原告莫勇玲儿子林业深票据结算款4029元。2019年3月31日，被告刘忠敢支付原告莫勇玲票价结算款100，000元。2020年1月19日，案外人罗某帮驾驶桂Ｌ×××××帮原告莫勇玲的儿子从广东东莞市城站拉20人到百色票款总计6000元，原告莫勇玲未支付此款给被告刘忠敢，扣除上述三笔款项，被告刘忠敢尚欠原告莫勇玲192，644.45元。另外，原、被告争议比较大的车辆管理费，应依合同约定收取，原告莫勇玲在东莞市城车站交纳的车辆管理费11500元，被告刘忠敢每月应向原告莫勇玲收取车辆管理费为1277.78元，而原告莫勇玲在2018年6月至2020年2月共21个月当中收取被告刘忠敢每月2000元，每个月多收被告刘忠敢车辆管理费722.22元，故原告莫勇玲应退还多收被告刘忠敢2018年6月至2020年2月共21个月车辆辆管理费15，166.62（21个月×722.22元）。扣除此款，被告刘忠敢最终尚欠原告莫勇玲177，477.83元（192，644.45元-15，166.62元），应当予以支持。原告诉请被告刘忠敢承担逾期给付票款的利息，因双方没有作出最终结算，原告此项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由被告刘忠敢支付原告莫勇玲客运结算票款177，477.83元； 二、驳回原告莫勇玲的其他诉讼请求。 上述应付款项，义务人应于本案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逾期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权利人可在本案生效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本院申请执行，逾期则视为自动放弃权利。 案件受理费5602元，减半收取2801元，由原告莫勇玲负担1733元，被告刘忠敢负担1068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蒙继能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九日 书记员  陈 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