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5457号上诉人（一审原告）：杨琰，男，1980年2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从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海，广东法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张振康，男，1993年6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从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邝骏华，广东广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张湛明，男，1963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开发区。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黎碧，女，1963年5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从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湛明，男，1963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开发区。上诉人杨琰因与被上诉人张振康、张湛明、黎碧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7民初11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实施办法》第十八条的规定，适用独任制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琰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张振康、张湛明、黎碧向杨琰返还11万元及利息。2.一、二审案件诉讼费用由张振康、张湛明、黎碧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应予改判。杨琰主张向张振康出借借款11万元、10万元、7万元，一审时向法院申请证人殷某出庭作证，但殷某在2020年4月10日因涉嫌盗窃被羁押，一审法院对此未予查清事实导致裁判错误，应予纠正。本案三笔借款均由张湛明、黎碧共同担保，担保人张湛明、黎碧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至于2018年3月10日的44.5万元借款由殷某作为保证人担保，该借款如何处分，系杨琰的权利。案涉三笔借款均由张湛明、黎碧共同担保，张振康、张湛明、黎碧均作为被告。张振康称杨琰强迫其签订《借据》，与事实不符，案涉借款由杨琰本人或委托殷某向张振康转账出借，张振康签订《借据》后并未向公安机关报案而是在被起诉之后才选择报警，实质是为了逃避还款。二、一审判决怀疑本案涉嫌刑事犯罪，应中止本案并移交公安机关处理，而不应在事实不清的前提下直接作出判决。基于案件较复杂，不属于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民事案件，本案应转换为普通程序。张振康辩称：一、杨琰向法院提交的电话录音中显示其已承认张振康并未向杨琰借款，事实上，张振康将车抵押给杨琰，杨琰售出后觉得亏本遂要求张振康补足款项，杨琰称车辆抵押合同中存在约定与事实不符。二、案涉《借条》系杨琰胁迫张振康及其父母签订，案涉借款并未实际发生，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张湛明、黎碧辩称：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杨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张振康、张湛明、黎碧清还借款本金110000元及利息（从2018年12月24日起按年利率24%计至还清款项日止）给杨琰；2.诉讼费由张振康、张湛明、黎碧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杨琰持有落款日期为“2018年12月15日”由张振康签名的《借据》（打印件）一份，内容记载：“出借人：杨琰（手写字）；借款人：张振康（手写字），公民身份号码；担保人：张湛明、黎碧（手写字），借款人因资金周转向出借人借人民币现金，特立下如下借据。一、借款金额：人民币拾壹万元整，￥：110000元。二、借款期限：自2018年12月15日至年月日止。三、借款人借出借人上述款项利息从借款之日起按年利率36%计付至借款人还清款项之日止。四、担保人张湛明、黎碧（手写字）担保期自2019年1月8日起至借款人还清借款本金及利息之日止，担保人与借款人对该笔借款承担连带责任。五、如因借款人在本合同第二条约定的期限内无法还清所借款项本金及利息，造成出借人需通过法院诉讼方式解决的，借款人／担保人自愿承担全部诉讼费用和律师费用（空白）元。六、在履行本协议过程中如发生诉讼由出借人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借款人/担保人确认所填写的地址为联系地址，如地址错误或地址变更必须书面通知出借人；因地址错误或变更导致出借人无法找到借款人/担保人，或以邮寄的方式向借款人/担保人发出通知或法院诉讼文书无法送达，视为已收到。）借款人：张振康（手写字）2018年12月15日；担保人：张湛明、黎碧（手写字）2019年1月8日；‘已转账到招商银行（62×××83）’（手写字）等”杨琰在该《借据》的出借人栏上签名，张振康在该《借据》的借款人处签名和打指模。2019年1月8日张湛明、黎碧在该《借据》的担保人处签名和打指模。庭审中，杨琰称，在张振康立据后，110000元款项是通过殷某转账给张振康的，他俩是同村，当时杨琰与张振康不熟悉，殷某可以作见证；转账明细为：2018年12月17日支付13500元、13500元两笔，2018年12月22日支付5000元，2018年12月23日支付40000元、20000元两笔，2018年12月24日支付30000元、23700元两笔，支付总额为12万元多；杨琰、张振康之间有口头对数，张振康也有还过部分款项，现杨琰只主张110000元。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张振康否认曾向杨琰借过该笔款项，称该借据是杨琰和殷某两人强迫其签字的，当天杨琰动手打其威胁其不签名就不给走，并扬言如果报警就用车撞死其，对其家庭、小孩造成威胁，所以其不敢报警；并称其与殷某之间为合作关系，其将抵押车交给殷某卖，殷某卖车后再将车款转给其，所以杨琰举证的殷某对其的汇款并非借款，而是殷某返还给其的卖车款。杨琰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在起诉时向一审法院递交了证人出庭申请书，申请证人殷某出庭作证。一审法院于2020年4月7日向殷某发出了证人出庭通知书，要求其出庭作证，但殷某在签收通知书后，既未出庭作证，又未向一审法院提交相关证人证言。根据杨琰提供的本案证据显示：通过殷某在中国建设银行卡号为62×××77的银行账户向张振康在招商银行卡号为62×××83的银行账户汇入的款项明细为：2018年12月17日汇入款项13500元、13500元；22日汇入款项5000元；23日汇入款项40000元、20000元；24日汇入款项3000元、23700元、30000元；25日汇入款项3000元；以上合计汇入款项151700元。另外，在一审法院受理的杨琰起诉张振康、张湛明、黎碧同一案由的（2020）粤0117民初1198号案件（借款日期：2018年12月20日，借款金额：70000元）中，杨琰同样主张通过殷某向张振康交付了借款，转账明细为：2018年12月20日分两次各汇入50000元、20000元，合计金额70000元。根据张湛明、黎碧提供的张振康在招商银行卡号为62×××83的银行账户的交易明细证据显示：1.2018年3月7日至2018年12月6日间杨琰向该账户汇入款项共7笔，金额合计219300元；2.2018年3月1日至2019年5月7日间张振康通过该银行账户向杨琰转账款项共19笔，金额合计70000元；3.2018年3月15日至2018年12月23日间张振康通过该银行账户向殷某转账款项共17笔，金额合计262600元；4.2018年2月10日至2019年8月7日间殷某向该账户汇入款项共38笔，金额合计808750元。另查：1.杨琰与本案同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要求张振康、张湛明、黎碧还款的案件还有：（2020）粤0117民初1197号案（借款日期：2018年10月23日，借款金额：100000元）、（2020）粤0117民初1198号案（借款日期：2018年12月22日，借款金额：70000元），该三案诉讼标的合计280000元。2.张振康另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落款日期为“2018年3月10日”的借据【一审法院（2020）粤0117民初79号案杨琰提交的证据】复印件一张，借款金额：445000元，借款期限：自2018年3月10日至2018年12月24日止，称该借据与本次杨琰起诉的上述三案【（2020）粤0117民初1196号、1197号、1198号】的借据是同一天签订的，签订时间均为2018年12月15日左右，并称实际上该四笔借款其均未向杨琰借过。另在庭审中，杨琰称，就该笔借款双方口头约定借期为一个月，书面没约定借款期限，借款期间利息约定为月息三分，逾期利息没有约定；立据后张振康、张湛明、黎碧均没有清偿过借款本金和利息，至今尚欠杨琰借款本金110000元；因交付款项中最后一笔款项的转账日期为2018年12月24日，所以以最后一笔汇款为准，要求张振康从2018年12月24日起计付利息。故杨琰进一步明确其诉讼请求第一项为：要求判令张振康清还借款本金110000元及利息（从2018年12月24日起按年利率24%的标准计至还清款项之日止），由张湛明、黎碧承担担保责任。本案审理过程中，张振康于2020年4月5日以未向杨琰借过案涉三笔款项、上述三案均为虚假诉讼为由向公安机关报案。张湛明亦于2020年4月15日以同样理由向公安机关反映情况。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杨琰虽然持有张振康签名的《借据》一张，但张振康抗辩认为其没有向杨琰借过110000元款项，该《借据》是其在杨琰和殷某的恐吓和威胁之下签订的，否认其与杨琰间存在借款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故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涉诉110000元的借款关系有无实际发生。首先，杨琰主张110000元款项是通过证人殷某转账交付给张振康的，为查明案件事实，一审法院于2020年4月7日依法向殷某发出了证人出庭通知书，要求其出庭作证，但殷某在收到一审法院发出的出庭通知书后，既未出庭作证，又未向一审法院提交相关证人证言。杨琰提供的证据显示于2018年12月17日至25日间通过殷某向张振康汇款151700元，张振康提供的证据显示于2018年3月15日至2018年12月23日间向殷某汇款262600元，至于双方之间汇入、汇出的款项是什么款项？如何形成？有否存在合理对价？有否存在互抵债权债务情况？等等…唯有张振康与证人殷某之间才知晓，故在本案中，杨琰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殷某汇入张振康银行账户的款项为代杨琰支付的本案出借款项。其次，杨琰主张通过殷某向张振康交付的款项，除本案外，还有（2020）粤0117民初1198号案件（借款日期：2018年12月20日，借款金额：70000元），即交付总额应为180000元，但根据杨琰、张振康双方提供的银行转账记录显示，殷某与张振康2018年2月至2019年8月间款项交易频繁，交易时间横跨借款前后，且交易数额杂乱，第一笔借款110000元借据签订后至第二笔借款70000元借据签订前，殷某向张振康转账汇款共97000元，第二笔借据签订后至2018年12月底，殷某向张振康转账汇款共146500元，汇款数额与杨琰主张的交付数额不相符，既无法排除证人殷某与张振康存在其他法律关系的合理怀疑，又违反常理及民间借贷中的一般交易习惯。故综合上述两点，杨琰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已向张振康交付了借款本金110000元，依法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另外，杨琰与本案同日起诉要求张振康、张湛明、黎碧还款的案件还有（2020）粤0117民初1197号案、（2020）粤0117民初1198号案，三案诉讼标的合计280000元，加上张振康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落款时间为“2018年3月10日”的445000元的借据，短时间内杨琰持有多张张振康签名的借据，借款总额达725000元，且杨琰称期间张振康均未履行过还款义务，即在前款未清还的情况下又多次向同一借款人出借大额款项；此外，就上述445000元借款，杨琰持有借据【一审法院（2020）粤0117民初79号案杨琰起诉时提交的证据】，在2020年2月12日向一审法院撤回起诉后（四张借据所涉四案一并撤回起诉），本次却并未与其他三笔借款一并再起诉要求还款，上述这些情况均不符合常理，案件事实存在诸多疑点。鉴于张振康已以未向杨琰借过案涉三笔款项、上述三案均为虚假诉讼为由向公安机关报案，故本案的借据是否存在采取“软暴力”形式形成？是否存在所谓的“协商”或以胁迫等手段方式强行立债、强行索债？是否涉嫌刑事犯罪等问题，应由公安机关进一步审查处理。一审法院应将案件线索、相关证据、庭审笔录、询问笔录等材料一并移送公安机关侦查。综上所述，本案杨琰起诉要求张振康清偿借款本金110000元及利息，要求张湛明、黎碧承担担保责任，证据不足，不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张振康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一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杨琰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310元，由杨琰负担。一审判决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期间，杨琰申请本院向广州市公安局从化区分局江浦派出所对殷某调查取证。经本院委托，广州市公安局从化区分局江浦派出所于2020年9月4日对殷某进行了询问。该《询问笔录》中，殷某称其与杨琰合作经营一家车行，张振康多次以资金周转及通过抵押车辆向其与杨琰借款，殷某大约向张振康出借20至30万元。关于张振康是否向杨琰、殷某出具《借条》的问题，殷某称“有的，但都不是借钱的时候写的，都是后补的。有时候他跟我说需要资金周转，叫我借钱给他，我借了钱给他之后，他又还不上。有时候就开一些抵押车来我车行说抵押给我借钱，但之后都以各种理由骗我将车交给他开走，后来我找到他来我车行，当时杨琰也在场的，我问张振康什么时候还钱，张振康说没有钱还，我就叫他通知他的父母过来，等到他父母过来之后，我就将张振康欠我钱的情况都告诉了他父母，他的父母还跟我商量，以月供的方式还钱给我，并在借条上签了名。……完全没有（用暴力胁迫的手段迫使张振康和他父母在借条上签名），都是张振康和他父母自愿在借条上签名的”。关于2018年12月17日、22日、23日、24日共向张振康转账12万元，以及2018年12月20日转账的7万元，殷某称是因张振康向其借款而转账。杨琰确认上述《询问笔录》的三性，并称殷某的陈述基本与其主张的事实一致，至于殷某向张振康转账的款项均是杨琰与殷某共同出借的，应认定为案涉借款。张振康、张湛明、黎碧对于《询问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殷某陈述的20万元借款与杨琰主张的70多万元借款不符，且殷某称上述借款均由其出借，与杨琰无关，另殷某与杨琰共同经营车行存在利害关系，其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本案认定的依据。此外，张振康、张湛明均称因张振康委托车行代为出售抵押车辆，而售车款与双方预计价格存在差异，故杨琰逼迫张振康以《借条》方式确认款项。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案涉借款11万元是否实际发生。杨琰主张向张振康出借11万元提供2018年12月15日的《借据》及殷某自2018年12月17日至2018年12月24日的转账明细为证。另，本院调取的2020年9月4日的《询问笔录》中，殷某亦称因张振康借款而由其转账12万元。本院认为，杨琰提供的2018年12月15日的《借据》足以证明其与张振康存在借贷合意，2020年9月4日的《询问笔录》及相关转账明细亦足以认定张振康在案涉《借据》签订的十日内即收到上述借款，上述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认定案涉借贷关系的成立。张振康、张湛明一审时称本案涉及虚假诉讼，二审时则称案涉款项是基于弥补出售抵押车辆损失而立下《借据》，前后陈述不一，且如若是弥补损失不应发生实际转账事实，张振康、张湛明的前后陈述相互矛盾且不能对转账事实作出合理解释，故对于张振康、张湛明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张振康、张湛明称其因受胁迫签订案涉《借据》，除其陈述并无证据证实，对该主张本院不予采纳。虽然殷某称案涉借款是由其出借，但未能对《借据》载明的出借人为杨琰作出解释，考虑到杨琰与殷某均确认其共同经营车行且存在共同出借款，本院认定该《借据》系以出借人杨琰的名义对外出借案涉借款，杨琰据此向借款人张振康主张案涉借款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案涉借贷关系合法有效，上述借款未予清偿，杨琰依约要求张振康向其归还借款11万元合法有效，应予支持。案涉《借据》约定的月利率3%过高，杨琰要求张振康自出借之日即2018年12月24日起按年利率24%计付利息亦无不当，本院亦予以支持。张湛明、黎碧在案涉《借据》担保人处签名，并无证据显示其签名系受胁迫，杨琰要求张湛明、黎碧对案涉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关于本案存在虚假诉讼且涉及刑事犯罪的认定，理据不充分，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上诉人杨琰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导致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7民初1196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张振康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上诉人杨琰清偿借款11万元及利息（以借款本金11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12月24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付）；三、被上诉人张湛明、黎碧对本判决第二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310元，由被上诉人张振康、张湛明、黎碧共同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620元，由被上诉人张振康、张湛明、黎碧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汤 琼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八日书记员 李玉娜黄昱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