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1226民初706号 原告河池市金城江区黄炳全家禽经营摊，经营场所河池市金城江区农贸市场家禽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51201MA5LLWYR4G1-1。 经营者黄炳全，男，1968年4月6日出生，壮族，居民，住广西忻城县。 委托代理人韦鹏飞，广西政岐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环江绿川食品配送有限公司，住所地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川山镇都川村都川街122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1226MA5NFKPX2E。 法定代表人谭志勇，总经理。 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谭洪峰，广西桂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韦某，女，1978年9月17日，毛南族，居民，住环江毛南族自治县。 委托代理人覃东明，广西永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谭林翠，女，2002年9月13日出生，毛南族，住环江毛南族自治县。 法定代理人韦某，系被告谭林翠之母。 被告谭某，男，2011年10月15日出生，毛南族，住环江毛南族自治县。 法定代理人韦某，系被告谭某之母。 被告谭林翠、谭某的共同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覃东明，广西永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河池市金城江区黄炳全家禽经营摊（以下简称黄炳全家禽摊）与被告环江绿川食品配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川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3日立案受理，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8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后因审理需要，本院依职权追加了利害关系人韦某、谭林翠、谭某作为本案的共同被告参与诉讼，并于2020年9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黄炳全家禽摊的经营者黄炳全、委托代理人韦鹏飞，被告绿川公司的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谭洪峰，被告韦某及谭林翠、谭某的共同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覃东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黄炳全家禽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绿川公司支付土鸡肉、土鸭肉货款共计81904元；2、判令被告韦某、谭林翠、谭某在继承谭建宁遗产的范围内对原告承担上述付款责任；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在金城江区农贸市场经营鸡、鸭肉销售业务，被告绿川公司长期向原告采购鸡肉、鸭肉，转售给川山镇辖区内的学校。在交易中由被告的股东谭建宁直接向原告采购。原告先按照谭建宁要求供货，谭建宁自己运输，原告向被告出具增值税普通发票，双方根据采购量通过银行转账方式结算。2019年12月份，被告共向原告采购土鸡肉、土鸭肉发票金额合计116904元，该金额与谭建宁生前的记账本金额匹配，谭建宁于2020年1月22日通过个人账户转账支付35000元货款，迄今有81904元未付。由于原告催促被告支付货款，被告在2020年1月份之后就不再向原告采购。2020年6月6日谭建宁突然死亡，原告知道后联系谭建宁的妻子韦某要求支付货款，其妻子称不知道这件事，要求原告找被告绿川公司。原告认为，谭建宁作为绿川公司的股东之一，代理被告绿川公司长期向原告大额采购土鸡、土鸭肉，并提要求出具增值税发票，被告有义务向原告支付购货款。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黄炳全家禽摊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1、原告的营业执照及黄炳全的身份证复印件1份，证明原告的主体身份适格； 2、环江绿川食品配送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表1份，证明被告的主体身份适格； 3、2019年12月份的增值税发票15张，证明被告在2019年12月份向原告采购土鸡肉、土鸭肉发票金额共计123098元； 4、广西农村信用社卡折对账单1份，证明2020年1月22日被告股东谭建宁向原告支付货款35000元； 5、谭建宁生前的记账单2张，证明谭建宁确实曾向原告购买土鸡肉、土鸭肉的事实； 6、黄炳全的妻子何云与谭建宁的微信聊天记录1份，证明被告绿川公司确实向原告购买土鸡肉、土鸭肉的事实； 7、环江县川山中学2019年12月份的会计凭证1组，证明谭建宁作为绿川公司的配送员，将采购的鸡肉、鸭肉配送到环江县川山中学，是代表绿川公司的行为； 8、川山镇中学谭副校长、食堂主管、川山镇小学韦副校长的录音3份，证明（1）谭副校长的录音证明第7号证据的来源真实、合法、有关联性；（2）川山镇中学食堂主管表示认识谭建宁，谭建宁送鸡鸭肉之后，学校统一付款给绿川公司；（3）川山镇小学韦副校长证明，该校一直从绿川公司采购鸡鸭肉，在谭建宁去世之前一直由他配送，学校统一付款给绿川公司。 被告绿川公司辩称，一、原告与被告绿川公司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绿川公司没有支付货款的义务。2019年12月份被告绿川公司没有与原告购买得任何物品，双方之间没有任何买卖合同，绿川公司也没有在原告的供货单上签字认可，也没有委托任何人到原告处购买物品，绿川公司没有支付货款的义务；二、原告要求被告绿川公司支付货款证据不足。1、原告没有任何证据能证实其向绿川公司供货；2、原告也没有证据证实向谭建宁供货，原告没有提供出供货单据，没有谭建宁出具的收货清单，谭建宁是否在供货单据上签字，原告是否供货给谭建宁，供了多少货，均没有证据证实；3、原告虽然提供了一些发票，但发票函头是写给绿川公司的，但是被告绿川公司从没有看见过这些发票，也没有收到原告的这些发票，更没有使用原告的这些发票去税务局报税，经过仔细比对原告提供给法院的这些发票均是免税发票，开票不需要缴纳任何费用，原告随时可以任意开票，想开多少就开多少，原告以自己开票多少数额就要求被告支付多少的货款，其主张依法无据；4、谭建宁虽然是绿川公司的股东，谭建宁是个生意人，谭建宁是否向原告采购过鸡鸭肉无证据证实，原告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谭建宁采购的鸡肉、鸭肉是供给绿川公司的。请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绿川公司没有证据向法庭提供。 被告韦某、谭林翠、谭某答辩称，1、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原告货物数量价格不明确，无法确认原太空发福所给付给谭建宁的货物总价；2、谭建宁已经向原告支付全部货款共10.5万元；3、三被告没有继承谭建宁的任何遗产；4、原告提供的微信、记账单等不是与谭建宁之间的交易凭证。 被告韦某、谭林翠、谭某向法庭提供了如下证据： 1、谭建宁的银行流水1份，证明谭建宁已经向原告支付了10.5万元的货款； 2、微信转账记录1份，证明谭建宁已经向原告支付了10.5万元的货款； 3、谭建宁与黄炳全之妻何云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进货价格与原告账目有出入，约定鸡肉价格为11元每斤。 经过法庭举证、质证，本院对对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予以认定。对于对方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本院认为，原告证据3即增值税发票，应与供、发货单或结算单据相互佐证，否则不能作为证明绿川公司向原告采购的货物数量及价格的直接证据；本院通过综合原告提供的何云与谭建宁的微信聊天记录、川山中学的会计凭证、录音资料等证据，可以证明谭建宁曾以绿川公司之名向原告采购鸡、鸭肉供应给绿川公司的服务对象川山中学等，本院对该事实予以认可。对于双方争议的采购数量及价格的问题，本院认为，通过庭审现场采集何云手机及谭建宁生前使用的手机内与对方的聊天记录进行比对，聊天记录完全吻合；两部手机中的微信聊天记录都显示，自2018年11月14日原告经营者黄炳全的妻子何云通过手机微信与谭建宁（微信呢称“静宁道远”，微信号×××）建立往来以来，双方在2019年6月以前的联系多为何云向谭建宁发送《动物检疫合格证明》，谭建宁对何云有多笔微信转账；2019年7月以后，谭建宁在2019年10月起向何云数次发送被告绿川公司的开票信息及开票具体数额信息，先后发送肉鸡打包称重或鸡肉外观的图片，与何云沟通鸡肉质量或称重的问题；而何云在2019年10月起也向谭建宁发送账单图片，其中，2019年11月5日何云以图片形式通过微信向谭建宁发送10月份的账单并要求对方核对；2019年12月8日又将11月份的账单发送给谭建宁，并语音告知其11月份的数额为107139元；2020年1月8日何云语音告知谭建宁10月、11月、12月的结算金额共为106871元；2020年1月13日，何云语音追问谭建宁“老谭，你讲打发票，你没发单子过来怎么打给你”，而谭建宁则于当晚发送了12月份鸡肉款的账单，其上注明“开票”二字，总额为116904元，该账单即原告提供的证据5。综上，本院认为，谭建宁曾在2019年10月起多次发送账单具体数额给原告方要求开具票据，根据原告经营者黄炳全的陈述，谭建宁向其采购后，双方每月对账结算一次，原告从微信发送账单给谭建宁确认，故谭建宁一方出具给原告注明“开票”的账单不符合双方的实际交易习惯，其账单上具体数额也与何云开出的账单不吻合，因此，本院采纳何云一方的对账数据，对谭建宁开具注明“开票”的账单数据不予采信，即对原告提供的证据5主张谭建宁在2019年12月份采购总价116904元的证明事实不予采纳。从微信聊天记录中可以看出，原告方曾向谭建宁分别发送过10月、11月、12月的采购账单，在2020年1月8日又语音告知谭建宁这三个月的结算金额共106871元，且何云在这三个月都曾向谭建宁发送对相应月份的账单，存在采购事实，故本院对该结算数额予以认可。而原告自证在2020年1月22日已付部分货款35000元，故本院认定谭建宁尚欠货款应为71871元。被告韦某等一方抗辩2019年12月9日谭建宁转账给黄炳全的5万元及在微信中转账支付的款项应一并计算作为已付货款，本院认为，根据上述微信聊天记录，何云与谭建宁的最后对账日为2020年1月8日，则在此时间之前谭建宁支付的款项双方已进行结算，不应计算在谭建宁尚欠款项之内，故对韦某等人的这一抗辩本院不予采纳。 根据本案的有效证据，本院查明如下案件事实：原告在金城江区农贸市场经营鸡、鸭肉销售业务。被告绿川公司是一家经营城市配送、食品、谷物、疏菜、肉产品销售的有限公司。被告韦某之夫谭建宁为绿川公司的股东。2018年11月，谭建宁与原告经营者黄炳全夫妇相识后，陆续有经营往来。2019年10月至12月，谭建宁陆续到黄炳全家禽摊采购肉鸡，双方在微信中以黄炳全之妻何云发送的账单进行对账核算，采购后以绿川公司的名义供应至环江县，其间多次以“环江绿川食品配送有限公司”为名要求原告开具肉制品的发票。自2019年10月起，何云通过微信向谭建宁分别发送了2019年10月、11月、12月的采购账单，在2020年1月8日又语音告知谭建宁这三个月的结算金额共106871元。2020年1月22日谭建宁向黄炳全的账户内转账付款35000元。2020年6月6日，谭建宁因病去世。原告为追讨欠款而将绿川公司及谭建宁的亲属韦某、谭林翠、谭某诉至本院，请求支付被拖欠的货款81904元，引起本案诉讼。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原告与被告绿川公司是否构成买卖合同关系，该合同是否合法、有效，2、被告绿川公司是否尚欠原告货款81904元。 本院认为，经审理查明，谭建宁多次到原告处采购，2020年1月8日双方确认货款106871元，谭建宁于2020年1月22日已付款35000元后尚欠货款71871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本院予以认可。谭建宁为绿川公司股东，其向原告采购时，也曾多次以绿川公司之名要求原告提供发票，向原告采购的货物也以绿川公司公司之名供应至绿川公司的服务单位，原告方有理由相信谭建宁是代理绿川公司进行采购，谭建宁的行为属于表见代理，该代理行为有效，故可以认定原告与被告绿川公司成立买卖合同关系，该合同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合法、有效的合同，应受法律保护。被告绿川公司抗辩其对谭建宁的采购行为不知情、是谭建宁的个人行为，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信。被告绿川公司应对该笔债务承担付款责任，被告谭建宁的亲属韦某、谭林翠、谭某不承担责任。原告主张按谭建宁要求开具的发票数额请求81904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十条第一款、第四十九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环江绿川食品配送有限公司应于本案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河池市金城江区黄炳全家禽经营摊尚欠的货款71871元； 二、驳回原告河池市金城江区黄炳全家禽经营摊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251元（原告已预交），减半收取1125.5元，由原告河池市金城江区黄炳全家禽经营摊承担300.5元，被告环江绿川食品配送有限公司承担825元。 上述债务，义务人应于本案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权利人可于本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内向本院申请执行。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李冬萍 二〇二〇年九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 李龙莎 书 记 员 廖柳艳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第十条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 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 第一百五十九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对价款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六十一条、第六 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 第一百六十一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理核实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