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20民终423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余文辉，男，1979年1月3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利丹，广东融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奕楠，广东融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雅居乐雅生活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管理大厦。法定代表人：黄奉潮，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嘉琪，女，该公司工作人员。上诉人余文辉因与被上诉人雅居乐雅生活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雅居乐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2020）粤2071民初57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余文辉上诉请求：判令撤销一审判决书，依法改判支持余文辉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审认定应在余文辉每日工作时间内扣除1小时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是否应当扣除应结合具体工作岗位和工作性质进行认定。一、余文辉作为安保员，工作强度大，雅居乐公司自2017年起安排余文辉每天工作12小时，两班倒，周末及节假日无休，逢转班日需工作16小时（半个月转班一次），工作性质特殊，余文辉所在岗位一个班次只有一人在岗，工作时间内，需保持时刻在岗，不得脱岗、空岗，且需接受雅居乐公司的检查、监督与管理，用餐也是在工作岗位用餐，期间仍需保证工作正常进行。二、法律没有扣除1小时用餐、休息时间的明文规定，即便存在用餐休息时间也受工作岗位束缚，属于工作的合理延伸，该时间应当认定为工作时间不能予以扣除。三、雅居乐公司在劳动仲裁阶段已经自认余文辉每日工作时间12小时，超出的4小时属于加班时间。根据诚实信用原则，雅居乐公司在劳动仲裁阶段对于己方不利的自认具有法律效力，雅居乐公司在一审庭审阶段又推翻劳动仲裁阶段的自认违反了禁反言原则。四、依据余文辉在一审阶段提交的公司发放的工资条等证据可知余文辉是有固定奖金的，雅居乐公司在劳动仲裁阶段提交的工资表是虚假证据。雅居乐公司辩称，一、余文辉任职安管员，劳动强度低，负责特定楼栋人员出入管理，管理的范围小、人员少，工作内容少，且设有休息场所，在无外来人员进出时可以适当休息。因外来人员未经安管员登记后放行无法进入，安管员短时间脱岗、空岗不会造成严重后果，雅居乐公司对余文辉因生理需求脱岗、空岗行为并没有追究。余文辉工作时间内，存在吃饭、适当休息的事实，工作时间应予剔除1小时。二、在岗时间不能等同工作时间，余文辉在岗时间与工作时间明显不一致，将其在岗时间完全作为工作时间明显不合理。雅居乐公司在一审期间主张区分在岗时间和工作时间，余文辉的工作时间应扣除合理的生活生理时间1小时是合理的。三、2018年10月-2019年3月期间，余文辉工资构成不包括“月固定奖金”及“绩效奖金”，雅居乐公司提交的工资表是余文辉工资发放真实情况。双方《劳动合同》，除基本工资外，并未约定固定的、具体的奖金以及其他工资组成部分，雅居乐公司每月向余文辉发放的工资实际为3900-5600元不等，已超出原约定且远高于中山市最低工资标准。余文辉在仲裁、一审期间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2018年10月-2019年3月”期间的工资构成。余文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雅居乐公司向余文辉支付2018年10月至2019年9月加班工资差额2509.71元及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73803.75元（5904.3元/月×12.5个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余文辉于2007年5月2日入职雅居乐公司处，任安管员。双方已签订劳动合同。雅居乐公司已为余文辉参加社会保险。余文辉的考勤方式为刷脸考勤。余文辉在雅居乐公司处出勤至2019年10月31日止。雅居乐公司每月15日前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余文辉上月工资，余文辉领取工资不需要签收。雅居乐公司已支付余文辉2019年10月31日前的工资。余文辉主张，其上班时间于2017年6月起调整为8时至20时（早班），20时至次日8时（晚班）；其于2019年9月26日以违法安排加班、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等原因为由向雅居乐公司邮寄《被迫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雅居乐公司则主张，余文辉于2018年10月至2019年9月期间的上班时间为8时至20时（早班），20时至次日8时（晚班）。雅居乐公司确认收到余文辉邮寄的上述通知书，但不确认该通知书反映的解除原因；因余文辉单方面提出解除，故其同意与余文辉解除劳动合同，并向余文辉邮寄《关于的复函》，要求余文辉于2019年11月3日前办理工作交接手续，其邮寄该复函后曾电话及当面向余文辉回复上述复函的内容。余文辉对此予以否认，并主张其在职期间居住在雅居乐公司处宿舍，故未收到雅居乐公司邮寄至余文辉老家的前述复函。余文辉主张，其工资由基本工资（即正常工作时间工资，标准为1720元/月）、固定奖金（133元/月）、绩效奖金（206元/月）、司龄补贴（240元/月）、夜晚津贴（80元/月）、加班费、降温及采暖费（150元/月）等组成；夜班津贴属于福利性项目，不应计入雅居乐公司已付加班费的范围内；其每天上班12小时，雅居乐公司有支付其加班费，但未足额支付，故其要求雅居乐公司支付2018年10月至2019年9月期间加班工资差额；余文辉曾于2019年7月就雅居乐公司未足额支付加班费的情况向劳动部门投诉，但劳动部门并未进行调解或作出相应处理，后雅居乐公司曾调整其加班费。为此，余文辉提交《中国农业银行个人明细对账单》、《2019年4月至9月工资明细部分截图》、2018年4月至6月《工资明细手机截图》为证，主张雅居乐公司于2018年4月至6月及前后均有计发其固定奖金及绩效奖金。雅居乐公司确认上述《中国农业银行个人明细对账单》，但不确认《2019年4月至9月工资明细部分截图》、2018年4月至6月《工资明细手机截图》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主张余文辉出示的工资明细手机截图反映的并非其本人工资，不能证实其个人的工资组成情况，且上述月份工资截图与本案无关。雅居乐公司主张余文辉的工资由基本工资（即正常工作时间工资，1720元/月）、固定奖金（2019年4月起才有，标准为133元/月）、绩效奖金（2019年4月起才有，标准为206元/月）、司龄补贴（20元/年，逐年递增，2018年10月至2019年4月期间标准为220元/月，2019年5月至9月期间标准为240元/月）、夜晚补贴（根据值班的次数计付，5元/次）、降温及采暖费（每年6月至10月期间发放，150元/月）、周末加班费（即周六上班8小时的加班费）、一般超勤加班费（周日每天加班8小时的加班费）、法定加班费（法定节假日每天加班8小时的加班费）、超时加班费（除周末加班费、法定加班费以及一般超勤加班费以外的其他加班费）等组成。为此，雅居乐公司提交《2018年10月至2019年9月薪资明细表》、2018年10月至2019年9月《考勤记录》、《请假单》为证。余文辉确认上述《请假单》的真实性，但主张2019年10月1日至5日为法定节假日，为带薪假期，其他反应为“年假”的系年休假，应带薪；确认2018年10月至2019年9月《考勤记录》；确认《2018年10月至2019年9月薪资明细表》反应的实发工资数额以及2019年6月至9月期间的伙食费、水电费、社会保险费及住房公积金情况，不确认其他月份反应的工资组成内容及扣款项目，主张2019年5月反应的超时加班费与其提交的证据反应的情况不符，故雅居乐公司提交的《薪资明细表》是虚假的。余文辉主张，因雅居乐公司未足额支付加班费及违法安排其加班，故向雅居乐公司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另查明：余文辉向中山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雅居乐公司支付1.2018年10月至2019年9月加班工资差额4300.03元；2.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76115.88元（6089.27元/月×12.5个月）。中山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12月4日作出中劳人仲案字〔2019〕5406号仲裁裁决，裁决：驳回余文辉的全部仲裁请求。余文辉不服该仲裁裁决，遂起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劳动合同纠纷。本案中，余文辉主张其工作实行12小时制。余文辉的该工作时间段早班为8时至20时，晚班时间为20时至次日8时，该工作时间段应包含就餐、休息等时间，且结合余文辉工作岗位和工作强度，一审法院认为应在余文辉工作时间内剔除1小时用餐、休息时间较为公平合理，即余文辉每日工作时间应为11小时。虽然双方对余文辉的工资组成及标准各有主张，但根据一审法院上述认定的出勤时间、2018年10月至2019年9月《考勤记录》反映的出勤情况及《2018年10月至2019年9月薪资明细表》反映的实发工资数额以及余文辉于仲裁阶段提交的《劳动仲裁申请书》所反映的“每月扣款金额”，结合余文辉主张的固定奖金、绩效奖金、司龄补贴、夜晚津贴、降温及采暖费等的标准，经折算，雅居乐公司支付余文辉2018年10月至2019年9月期间的正常工作时间工资标准，不低于双方确认的正常工作时间工资标准，亦不低于中山市最低工资标准，故一审法院认定雅居乐公司已足额支付余文辉上述期间的加班工资。因此，对于余文辉所主张的加班工资差额，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鉴于一审法院上述已认定雅居乐公司已足额支付余文辉加班工资，且余文辉亦未提交证据证明雅居乐公司曾强迫其加班，故余文辉诉求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余文辉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元，由余文辉自行负担。二审中，雅居乐公司没有提交新证据。余文辉当庭提交证据：2020年7月份秩序维护员上班排班表及员工工作时间加班时间统计表。拟证明余文辉的加班时长及同岗位的在职秩序维护员早班和晚班的排班时间为12小时，4小时属于超时加班。庭后余文辉还提交录音资料一份，拟证明其加班时间。雅居乐公司认为上述证据没有显示证据来源，其方从未向员工发放过这样的清单表格，2020年7月份秩序维护员上班排班表为复印件，并未显示与其方有关，录音资料不真实，对上述证据三性不予确认。本院认定如下：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根据余文辉的银行工资流水，2018年10月至2019年9月期间，扣除伙食费、水电费、社保、公积金、个人所得税等费用，余文辉离职前实收月平均工资为5013.40元。本院认为，双方争议焦点是余文辉每日实际工作时间如何确定。本案中，余文辉主张其每天连续工作12小时。经审查，余文辉工作岗位为安管员，结合其工作岗位性质，虽在岗时间较长，但劳动强度不大，一审认定余文辉每日的工作时间应剔除1小时用餐及休息时间，属于合理范围。而余文辉提交的排班表、加班时间统计表等证据材料，雅居乐公司不予确认，经审查，上述证据未经雅居乐公司确认，且余文辉未提交相应的证据佐证其真实性，故本院对余文辉提交的证据不予采信，并对一审认定余文辉每日的工作时间为11小时予以确认。又，双方对余文辉的工资组成及标准各有主张，但均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一审以中山市最低工资标准，以及余文辉每天工作时间11小时、每月考勤记录，结合余文辉离职前月平均工资数额核算，认定雅居乐公司已经足额支付余文辉的劳动报酬，并无不当。余文辉请求支付加班工资差额2509.71元，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余文辉以雅居乐公司未足额支付加班工资为由要求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73803.75元，亦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余文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余文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莉审判员 梁艳凤审判员 卢俊辉二〇二〇年八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朱梦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