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221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孙怡卿，男，1982年9月24日生，汉族，住上海市黄浦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国兴，（系孙怡卿父亲），住上海市徐汇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费寅，上海市嘉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邓静芳，女，1953年12月13日生，汉族，住上海市徐汇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古晶，上海世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孙怡卿因与被上诉人邓静芳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7民初52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怡卿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邓静芳一审诉讼请求，支持孙怡卿一审反诉请求。事实与理由：1.虽然上海市闵行区XX路XX-XX号商铺（以下简称金平路商铺）、上海市徐汇区XX路XX号XX、XX室商铺（位于XX广场，以下简称XX广场商铺）、上海市松江区XX镇XX路XX弄XX号商铺（位于XX广场，以下简称XX广场商铺）各出现租金不同的两份合同，但对三份所谓的“假合同”，孙怡卿已作出解释，出现的原因系基于双方有口头约定，有差价是因为孙怡卿需代邓静芳缴纳物业费、被拖欠的水电费、维修费、税费等必要开支。现因邓静芳拒不承认，而孙怡卿缺乏证据证明，一审法院就此认定孙怡卿伪造合同、编造谎言虚构事实欺瞒邓静芳，并因此对孙怡卿产生一边倒的主观偏见，对孙怡卿后续提供的确凿之书面证据一概予以否认，显然有失公允。2.一审法院对本案核心证据2015年3月31日的委托书不予认定，系根本性错误。关于该份委托书的真实性，邓静芳在多次庭审中作出前后不一的陈述，尤其在第二次庭审中，先是声称自己从未有过该枚繁体私章，后看到孙怡卿提供的此前多份委托书上均有该枚印章后又改口称2010年前使用该印章其后丢失了，并怀疑由被委托人窃取。更甚者，在孙怡卿调取邓静芳公司内档后确认在2010年后仍使用该私章后，邓静芳才向一审法院承认印章的真实性。既然邓静芳已承认印章真实性，在没有相反证据证明是孙怡卿私自加盖的情况下，理应认定该委托书的真实性。但一审法院却以所谓的“禁止反言原则”恶意抨击孙怡卿，并最终不认定该份证据。另外，一审中，孙怡卿一再要求对该份印章的真实性进行鉴定，并调取邓静芳公司内档和提供多份盖有此章的委托书，已具备鉴定的现实条件，但第三次庭审结束后，一审法官却以没有必要为由明确告知不予鉴定。孙怡卿此后多次向松江法院纪检委投诉，一审法官才通知邓静芳进行询问，并由邓静芳确认了印章的真实性。从委托书的内容可见，邓静芳对委托出租价格的确认、装修收益的取得、租期的计算等均有明确的意思表示。由此，邓静芳所主张的金平路商铺租金差价不成立，相反邓静芳应补偿孙怡卿装修损失。3.一审法院对于金平路商铺由孙怡卿进行装修的事实未予认定，属于严重的事实认定不清。基于2015年3月31日的委托书，邓静芳与孙怡卿父亲达成合意，才会发生后续的装修事实。为证明装修客观发生，孙怡卿提供了装修合同、设计图纸、收款收据、装修过程中及装修后的现场照片等证据，XX路XX号的租赁合同（原版）的补充内容中清晰记载装修后十套房间的钥匙、卫生间淋浴器及空调设备的交接明细，当时装修的承包人也到法院接受询问，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相反，邓静芳主张该商铺是承租人装修的，则没有证据证明。同时，针对装修是否发生，邓静芳曾向一审法院申请调查令进行补正，意在说明孙怡卿对金平路商铺的装修未予备案登记，从而证明装修未实际发生。孙怡卿也向一审法院申请调查令，意在证明孙怡卿所有的XX路XX号相邻商铺的承租人XX自2012年经营至今，XX也从未向江川街道进行装修备案登记，但确有上海市著名商标沿街门头的装修事实，但一审法院却对孙怡卿的这一合法程序权利置之不理，存在严重的程序瑕疵。4.孙怡卿在一审中提出的反诉请求均有合同及事实依据，应予以支持。虽然双方之间的委托合同并未约定报酬，但根据法律规定，受托人在履行委托事项期间，代委托人缴纳的各项应由委托人承担的费用，应由委托人承担。本案中，孙怡卿主张的对涉案商铺代缴的物业费、拖欠的水电费、维修费及税费等必要开支，有相应的发票证据予以佐证，且符合金平路商铺与XX广场商铺租赁合同中关于物业费应由出租人承担的约定，一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显然对孙怡卿不公，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改判。邓静芳辩称，1.关于租赁合同，本案存在真假合同，涉案三处商铺的假合同都是孙怡卿交给邓静芳，且三份假合同上都有孙怡卿本人签名，可见该三份合同的制作人是孙怡卿，不排除孙国兴也有参与。孙怡卿每月向邓静芳支付的房租与三份假合同上标注的房租金额是一致的，说明孙怡卿与邓静芳当初的约定就是孙怡卿应当将从租客处收取的房租全部转交给邓静芳。孙怡卿向邓静芳转付租金时从未抵扣过水电费、物业费等费用，故孙怡卿所谓的假合同的出现原因，根本与事实不符。2.关于邓静芳与孙怡卿及其父亲孙国兴的关系，邓静芳与孙国兴认识二十多年了，两家关系很好，邓静芳在上海投资了多处商业地产，孙国兴也跟着一起投资，所以两人的商铺相邻。虽然孙国兴及孙怡卿是无偿代理，但邓静芳经常送孙国兴及孙怡卿礼物、礼金等。3.关于物业费，XX广场商铺的真假租赁合同中均约定物业费由租户承担。XX广场商铺和金平路商铺的租赁合同约定由邓静芳支付，邓静芳也实际承担了，邓静芳给孙国兴现金缴纳物业费。当时两家关系好，邓静芳没想到要拿回物业费缴费收据。现孙国兴和孙怡卿手里有物业费缴费收据也不能证明物业费是其缴纳的。4.关于水电费，涉案三处商铺的六份真假合同均约定水电费由租户承担。直至目前，涉案三处商铺的租户都不存在欠缴水电费的行为。至于孙怡卿手里有涉案三处商铺的水电费缴费清单，应该是租户退租时交给孙怡卿，以证明租户未欠缴水电费。孙怡卿亦不能以此证明其实际支付了水电费。而且从水电费的缴费时间判断，都已经超过三年的诉讼时效期间。5.关于金平路商铺的装修，2015年5月签订的金平路商铺租赁合同（真合同）约定由租户上海A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负责内部装修，装修费用由租户承担，故2015年4月由出租方装修完全没有必要。邓静芳已向一审法院提供了A公司于2018年7月13日出具的《证明书》，A公司表示其未委托孙怡卿装修。孙怡卿仅提供装修合同和财务收据，没有发票，未形成完整的证据链。6.关于2015年3月31日的委托书，该委托书是孙国兴单方制作，邓静芳不知道该委托书是何时形成的，有可能是之前邓静芳在空白纸上加盖了印章。综上所述，不同意孙怡卿的上诉请求，请求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邓静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孙怡卿返还161,447元（人民币，下同）；后变更诉讼请求为：要求孙怡卿返还房租133,271元，其中金平路商铺的租金差价为105,600元，XX广场商铺的租金差价3,171元，XX广场商铺租金差价24,500元，总计差价为133,271元。孙怡卿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邓静芳返还孙怡卿在委托代理期间代付的各类费用25,101.58元；2.邓静芳赔偿孙怡卿金平路商铺装修工程摊薄损失费57,600元；3.邓静芳返还XX广场商铺多收取的租金1,500元。一审中，孙怡卿变更反诉请求，将第一项反诉请求的金额变更为21,908.28元，并撤回了第三项反诉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金平路商铺系邓静芳于2005年购买，所有权登记在邓静芳和安某1（邓静芳女儿）名下；XX广场商铺系邓静芳于2006年购买，所有权登记在邓静芳和安某2（邓静芳女儿）名下；XX广场商铺系邓静芳于2004年购买，所有权登记在邓静芳与安某2、安某1名下。因邓静芳与孙怡卿及孙怡卿父亲孙国兴系朋友关系，而邓静芳经常出国，故邓静芳名下上述商铺的出租事宜就一直由邓静芳委托孙怡卿及其父亲孙国兴处理，由孙怡卿和其父亲孙国兴联系租客、签订合同、代收房租，并将房租转交给邓静芳，但邓静芳和孙怡卿及其父亲之间未签订过委托合同。如果承租人需要邓静芳的授权，则由邓静芳出具委托书交给孙怡卿或其父亲，并由孙怡卿或者其父亲孙国兴出示给承租人。但在受托处理出租上述涉案商铺的过程中，孙怡卿采用多收少付的方法，隐匿真实合同，向邓静芳提供另一份合同，按照真实合同收取高房租，而按照其提供给邓静芳的合同付给邓静芳低房租，隐瞒了真实房租与虚假房租的差价。邓静芳知道上述情况后，于2018年2月解除了涉案的租赁合同，直接和承租人签订了新的租赁合同，并向孙怡卿追讨差价未果，起诉至一审法院。涉案商铺具体情况如下：1.关于XX广场商铺。孙怡卿在诉前向邓静芳提供了一份《XX广场商铺租赁合同》，声称该合同就是孙怡卿与承租人签订的合同，并按照该合同内容向邓静芳转交租金。该合同的签订日期为2016年10月9日，出租人为邓静芳，孙怡卿为邓静芳的代理人，承租人为陈某2，租期从2017年1月10日起至2023年1月9日止，2017年1月10日至2020年1月9日期间月租金为16,666元，该合同最后有孙怡卿、陈某2的签字。本案审理中邓静芳向一审法院提交了由A公司提供的另一份合同，即一份《房屋租赁合同》，该合同的出租人为邓静芳、安某2，承租人为A公司，租期从2016年11月15日起至2023年11月14日止，其中2016年11月15日至2019年11月14日期间月租金为18,300元，物业费、水费、电费、电话费、宽带费等由承租人负责交纳，该合同最后有孙怡卿代签的“邓静芳、安某2”字样签名，以及负责人陈某1签名、A公司的印章。邓静芳还提供了陈某2的说明，内容是孙怡卿诉前向邓静芳提供的《XX广场商铺租赁合同》上“陈某2”三个字不是自己的签名，系伪造。一审庭审中，孙怡卿承认邓静芳提供的合同才是真实的合同，且承租人就是按照这份合同履行的。邓静芳、孙怡卿一致确认:从2016年12月到2018年2月的租期，孙怡卿从承租人处每月收18,300元租金，共计租金274,500元，孙怡卿按每月16,666元的标准转交邓静芳，共计转交250,000元，差额为24,500元。但孙怡卿又称在租期内由于孙怡卿替邓静芳缴纳了物业费、维修费、前租客拖欠的水电费，并提交了部分发票，认为24,500元差额应冲抵上述费用。2.关于XX广场商铺。孙怡卿在诉前向邓静芳提供了一份《XX商务广场租赁合同》，声称该合同就是孙怡卿与承租人签订的合同，并按照该合同内容向邓静芳转交租金。该合同的签订日期为2017年6月23日，出租人为邓静芳，承租人为上海XX股份有限公司，租赁物为上海市XX路XX号XX、XX室，租期从2017年6月1日起至2019年5月31日止，月租金为20,500元，该合同最后有孙怡卿、上海XX股份有限公司的印章和其代表肖某的签字。本案审理中邓静芳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一份由上海XX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合同，即另一份《XX商务广场租赁合同》，该合同的签订日期为2017年4月18日，出租人为邓静芳、孙国兴，承租人为上海XX股份有限公司，租赁物为上海市XX路XX号XX、XX、XX、XX室，租期从2017年6月1日起至2019年5月31日止，月租金为39,000元，由承租人交纳物业费、电费、电信费和其它因其经营行为发生的相关费用，该合同最后有孙怡卿的签字、上海XX股份有限公司的印章和其代表卢某的签字。邓静芳还提供了上海XX股份有限公司及卢某的说明，内容是孙怡卿诉前向邓静芳提供的《XX商务广场租赁合同》中上海XX股份有限公司的印章与其真实印章不同。一审中邓静芳确认起诉状中关于2017年6月至2018年2月期间的租金，孙怡卿向自己转交的款项金额少计算了1,500元，实际上是186,000元。孙怡卿则承认一审中邓静芳提交的合同才是真实的合同，并且承租人就是按照这份合同履行的，每月按照39,000元的标准向自己付租金。但孙怡卿又称因邓静芳1305、1306室商铺是和自己父亲的1307、1308室商铺合并出租的，孙怡卿向邓静芳每月转交20,500元，但该款是税后价格，推算税前价格是21,525元，应缴纳的税款已由孙怡卿父亲一并承担，故应将税款9,225元扣除。邓静芳同意扣除税款9,225元，但扣除后，孙怡卿仍少向邓静芳转交租金3,171元。3.关于金平路商铺。孙怡卿诉前向邓静芳提供了一份《千代名墅商铺租赁合同》，声称该合同就是孙怡卿与承租人签订的合同，并按照该合同内容向邓静芳转交租金。该合同的签订日期为2015年5月11日，出租人为邓静芳，出租人的代理人为孙怡卿，承租人为陈某2，租期从2015年5月26日起至2020年5月25日止，2015年5月26日至2018年5月25日期间的月租金为10,000元（不含税），2018年5月26日至2019年5月25日期间的月租金为10,500元（不含税），2019年5月26日至2020年5月25日期间的月租金为11,000元（不含税），该合同最后有孙怡卿、陈某2的签字。关于真实的合同，邓静芳和孙怡卿有不同说法，邓静芳提供了其认为是真实的合同《房屋租赁合同》，该合同的签订日期为2015年5月8日，出租人为孙怡卿，承租人为陈某1、A公司，租期从2015年5月26日起至2020年5月25日止，每月租金为13,200元，物业费、水费、电费、电话费、宽带费等由承租人负责交纳，该合同最后有孙怡卿、陈某1签字，并盖有A公司公章；孙怡卿则承认其诉前向邓静芳提供的《千代名墅商铺租赁合同》确非真实合同，并提供了其认为是真实的一份《房屋租赁合同》，该合同除了手写的补充内容与邓静芳提供的《房屋租赁合同》不一样、合同最后没有A公司印章外，其他内容完全一样，即出租人为孙怡卿，承租人为陈某1、A公司，签订日期为2015年5月8日，租期从2015年5月26日起至2020年5月25日止，每月租金为13,200元，物业费、水费、电费、电话费、宽带费等由承租人负责交纳。孙怡卿又称，合同签订后，承租人确实是按照每月13,200元向自己交纳租金，自己按每月10,000元的标准转交邓静芳，2015年5月至2018年2月期间的租金承租人交纳了435,600元，自己转交邓静芳330,000元，中间的差额是105,600元。一审庭审中，邓静芳同意其关于金平路商铺的诉请变更为105,600元。一审庭审中，孙怡卿出示了一份委托书，称该委托书系邓静芳于2015年3月31日向孙怡卿父亲孙国兴出具，委托书由孙怡卿父亲孙国兴书写，委托人处没有邓静芳的签名，但盖有邓静芳的印章。该委托书内容为：邓静芳委托孙国兴全权代理金平路商铺按毛坯现状对外出租事务的签约、租金收取及收益处分。一、租期为5年，租金为一万元每月（含物业费），付三押一。二、若对该商铺装修，所产生的租金溢价由装修者在转租期内收益。三、不能提前退租或提前收回房屋，若有违约则没收押金或赔偿装修损失。孙怡卿称金平路商铺在2015年4月由孙怡卿父亲孙国兴委托上海B有限公司进行了装修，支出了128,000元，2018年2月，邓静芳解除《房屋租赁合同》直接和承租人签订合同，致使《房屋租赁合同》仅履行了33个月，故孙怡卿的装修费用无法正常摊薄而遭受损失57,600元。关于2015年3月31日的委托书，邓静芳认为上面的印章不是自己的印章，后来经一审法院两次询问，邓静芳对印章是其曾使用过的事实不予否认，但其认为自己在诉讼前没见到过该委托书，自己也没有在该委托书上盖章，因为根据自己的出入境记录，2015年3月25日至4月10日，邓静芳一直在国外，不可能出具委托书。同时金平路商铺在2015年没有装修过。为证明自己的主张，邓静芳申请陈某1作为证人出庭作证，陈某1称自己是A公司的总经理，A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某2是其父亲，孙怡卿向邓静芳提供的《千代名墅商铺租赁合同》上面的陈某2三个字并非自己父亲陈某2的亲笔签名，系伪造；陈某1还称2015年5月份自己和A公司承租金平路商铺时，该商铺并非刚装修完毕，而是至少三年以上的陈旧装修；邓静芳、孙怡卿分别提交的签署于2015年5月8日的《房屋租赁合同》实际是一份合同，因合同版式、内容基本一致，只是手写的备注不同，但备注内容同本案无关。另邓静芳持一审法院调查令至金平路商铺所在地上海市闵行区江川路街道调查，该街道社区发展办公室出具情况说明一份，内容是XX路XX-XX号商铺在2014至2015年期间未在该发展办公室办理过装修备案登记。孙怡卿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一份装修工程合同及三份收款收据，该装修工程合同发包方为孙国兴，承包方为上海B有限公司，内容为孙国兴委托上海B有限公司装修金平路商铺，工期从2015年4月4日起至2015年5月10日止，工程价格为128,000元，孙国兴、上海B有限公司的代表人陈某3在合同上签字，并盖有上海B有限公司的印章，该合同签订日期为2015年4月4日。三份收款收据总金额为128,000元，其中一份收据注明为装修预付款，金额为38,000元，收款日期为2015年4月6日。一审法院要求孙怡卿通知上海B有限公司的法人或其员工来院接受调查，但该公司未来院。上述合同上签字的陈某3来院做了陈述，陈某3称自己的工作是销售装修材料，偶尔也承揽一些小的防水、涂料等工程，2015年4月份，孙国兴曾经找到并让其装修过金平路商铺，工程造价130,000元左右，但不清楚其装修金平路商铺时是否挂靠上海B有限公司并以该公司名义签订合同。一审法院认为，邓静芳委托孙怡卿出租自己名下商铺，孙怡卿接受委托，双方之间已成立委托合同关系，双方都应按照约定及相关法律规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孙怡卿作为受托人，应当诚实守信，实事求是地将受托事务的处理情况报告给委托人，并转交处理成果。但孙怡卿违背道德和法律，多次编造谎言虚构事实欺骗委托人，向承租人收取租金后，扣除部分后再转交委托人，其行为有违诚信，邓静芳本诉主张孙怡卿应当补足三处商铺少交部分的差额133,271元，孙怡卿也承认少交的租金差额为133,271元，故对于邓静芳的本诉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孙怡卿的答辩意见和反诉请求，一审法院分述如下：租金差额是否应当冲抵物业费、维修费、水电费。关于XX广场商铺，经查，庭审中邓静芳、孙怡卿一致确认租金差额为24,500元，一审法院予以认定。但孙怡卿辩称该租金差额24,500元以及其他两处商铺租金差额应当冲抵物业费、维修费、前租客拖欠的水电费等费用，一审法院认为，根据XX广场商铺、XX广场商铺、金平路商铺租赁合同的约定，物业费、水电费等费用应由承租人交纳，故孙怡卿没有代承租人交纳的必要，前租客拖欠的水电费也应当由前租客交纳，孙怡卿也不应当代其交纳，若其代交则应由其自行承担法律后果，与邓静芳无涉；关于维修费，因邓静芳未委托孙怡卿维修房屋，根据租赁合同孙怡卿也无维修义务，故该费用与邓静芳无关。另外，孙怡卿提供的水电费、物业费、维修费发票，并不能充分证明确实是由其代为交纳的，故孙怡卿反诉的第一项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XX广场商铺。经查，孙怡卿一审审理中承认邓静芳提供的租赁合同是真实的，故本案应当按照该租赁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计算租金。按照真正的租赁合同，从2017年6月1日至2019年5月31日的租金合计198,396元。孙怡卿认为邓静芳在计算租金差额时少计算了其转交邓静芳的租金1,500元，因邓静芳在审理中已经承认计算失误，故孙怡卿实际转交给邓静芳租金186,000元，最终孙怡卿实收租金与转交邓静芳的租金差额为12,396元。孙怡卿又称应扣除代邓静芳缴纳的税款9,225元，邓静芳同意扣除该笔税款，则扣除该笔税款后，孙怡卿还应向邓静芳支付3,171元。关于金平路商铺。邓静芳、孙怡卿审理中一致确认孙怡卿收取的租金和转交邓静芳的租金差额为105,600元，一审法院予以认定。双方争议的焦点是邓静芳就金平路商铺是否与孙怡卿达成了装修的合意，孙怡卿是否在2015年4-5月装修过金平路商铺。一审法院认为，根据现有证据，虽然邓静芳没有否认2015年3月31日的委托书上面的印章属于其所有，但一审法院无法认定邓静芳就金平路商铺是否与孙怡卿达成了装修的合意，原因如下：其一，孙怡卿当庭承认自己确实伪造了虚假的租赁合同，如果邓静芳确实同意孙怡卿装修金平路商铺，则孙怡卿完全可以直接在收取的租金中扣除装修摊薄部分，没有必要再伪造一份虚假的租赁合同；其二，金平路商铺的产权人为邓静芳，若孙怡卿代为装修房屋并由自己垫付十余万元的装修费用，但其事先未经邓静芳同意其装修方案，并未同邓静芳沟通装修事宜，在长达3年的时间内也未告知邓静芳装修的事实，这充分说明了双方未就装修金平路商铺达成了合意；其三，孙怡卿在2019年4月22日的庭审中称委托书形成于2015年3月31日，在邓静芳提供出入境记录以后又改口说委托书形成于2015年4月，前后矛盾，根据禁止反言原则，一审法院对孙怡卿提供的委托书不予采信；其四，孙怡卿提供的装修合同在2015年4月4日签署，支付装修预付款在2015年4月8日，按照孙怡卿后来改口的说法，邓静芳是2015年4月在委托书上盖章，因邓静芳2015年3月25日至4月10日在国外，则只能说明在委托书形成之前，孙怡卿已经开始装修房屋并支付了装修款，故其装修并未得到邓静芳同意。同样，根据现有证据也无法认定金平路商铺在2015年4-5月装修过，原因如下：其一，房屋承租人陈某1作为证人出庭作证，证明金平路商铺在2015年5月其签订租赁合同并入住时，房屋是陈旧装修，至少三年以上，其在2015年租赁房屋时并未见到孙怡卿出示该委托书。同时房屋所在地江川路街道出具证明，证明该商铺在2014-2015年并未有装修备案；其二，孙怡卿称房屋是毛坯的无法出租，所以要装修后再出租，但其实际上从2007年左右即开始代邓静芳出租金平路房屋，一直到2015年，故其说法与事实不符。孙怡卿虽通知证人陈某3来院作证，但陈某3并不确定其确实是挂靠上海B有限公司同孙怡卿签订了装修合同并装修了金平路商铺，且孙怡卿也未按照一审法院要求通知上海B有限公司来院作证，故孙怡卿未能证明其在2015年4-5月装修了金平路商铺。退一步说，2015年3月31日委托书仅委托孙怡卿按毛坯现状出租，并未委托孙怡卿装修，孙怡卿在未经邓静芳同意的情况下自行装修，其法律后果也不应由邓静芳承担。同时，依据该委托书的内容，若对房屋装修，则产生的租金溢价由装修者在转租期内收益，孙怡卿实际上没有转租房屋，故也不应当对装修溢价收益。综上所述，孙怡卿要求邓静芳返还在委托代理期间代付的各项费用、赔偿金平路商铺装修摊薄损失费的辩解意见和反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审理后于2019年12月30日作出判决：一、孙怡卿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邓静芳房屋租金133,271元；二、驳回孙怡卿所有的反诉请求。如果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2,965元，财产保全申请费1,32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953元，合计诉讼费5,238元，由孙怡卿负担。二审中，关于金平路商铺（包括XX路XX号）2017年1月至12月的物业费5,997.60元及XX广场商铺2017年7月至12月的物业费7,093.60元，邓静芳确认是孙怡卿或孙国兴去物业公司缴纳的，但表示其已以现金形式向孙怡卿或孙国兴支付了该两笔物业费，因当时两家关系好，故其未要求孙怡卿或孙国兴书写收条，亦未要回发票，现因无法提供支付孙怡卿或孙国兴现金的证据，同时考虑到减少法院工作量，其在二审中明确表示同意支付该两笔物业费13,091.20元（5,997.60元＋7,093.60元）。经本院审理查明，XX广场商铺和金平路商铺的租赁合同（真假合同）均约定物业费由出租人负责交纳。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余事实无误，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孙怡卿在一审中主张的代付代缴费用21,908.28元由二部分组成：一是XX广场商铺2007年11月和12月的水电费、2012年5月电费、2016年6月水电费、2016年5月30日维修费、2016年6月15日维修费及2017年7月至12月的物业费，合计12,563.27元；二是金平路商铺2015年2月至5月水电费、2017年1月至12月（包括XX路XX号）的物业费，合计9,345.01元。孙怡卿在一审中提供了水电费和物业费的发票及维修费的收据作为证据，但未提供支付的凭证，孙怡卿表示其都是以现金形式支付的。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主要在于：一是孙怡卿未向邓静芳转交涉案三处商铺的全部租金是否符合双方事先约定；二是孙怡卿要求邓静芳赔偿因提前解除委托关系而导致金平路商铺装修工程摊薄损失费57,600元有否事实和合同依据；三是孙怡卿要求邓静芳返还代理期间代付的各类费用21,908.28元的主张能否成立。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首先，邓静芳委托孙怡卿对外出租涉案三处商铺，孙怡卿接受委托并与涉案三处商铺的承租人分别签订了租赁合同和收取租金。作为受托人，孙怡卿理应秉持诚信原则将涉案三处商铺的租赁情况如实告知邓静芳，但孙怡卿却向邓静芳提交了三份“假合同”并按照假合同记载的租金标准向邓静芳转交租金。孙怡卿主张，其已在一审中对三份“假合同”的出现原因作出解释，即基于双方有口头约定，有差价是因为孙怡卿需代邓静芳缴纳物业费、被拖欠的水电费、维修费、税费等必要开支。对此，本院认为，既然双方有口头约定，完全可以按照口头约定进行抵扣和转交租金，根本无需制作“假合同”，况且孙怡卿从未将真实的租赁合同交予邓静芳，故孙怡卿对“假合同”所作的解释，与常理不符，且难以自圆其说，故本院不予采纳。其次，关于三处商铺的租金差额，孙怡卿又主张2015年3月31日的委托书中对金平路商铺的租金有明确约定，其他是冲抵物业费、维修费和水电费。从2015年3月31日委托书的内容来看，邓静芳委托孙怡卿的父亲孙国兴代理金平路商铺的出租事宜，双方之间建立的是委托关系，而非转租关系，故该委托书中关于租金标准的约定仅是授权的范围，如实际签订的租赁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高于该授权范围，孙国兴或孙怡卿仍应按照实际收取的租金向邓静芳转交，而不能将多于10,000元的部分留作自用。孙怡卿主张的水电费等相关费用，从其所列的清单来看，与XX广场商铺无关，而XX广场商铺的水电费、维修费及金平路商铺的水电费，均发生在前任租客承租期间，如果存在孙怡卿代为支付的情况，孙怡卿完全可以在向邓静芳转交本案所涉租金时进行明示和按实抵扣，而不应通过制作“假合同”来直接扣除差价。由上分析可知，孙怡卿主张其未向邓静芳转交涉案三处商铺的全部租金符合双方事先约定，本院不予采纳。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孙怡卿认为邓静芳应予以赔偿装修损失的依据仍然是基于2015年3月31日的委托书。经查，该委托书中对装修的约定内容是“若对该商铺装修，所产生的租金溢价由装修者在转租期内收益”、“不能提前退租或提前收回房屋，如有违约则没收押金或赔偿装修损失”，而本案双方建立的是委托关系，而非转租关系，且孙怡卿在长达数年间也未告知邓静芳装修的事实，装修方案也未经邓静芳同意，故孙怡卿依据该委托书来主张装修损失，本院不予采纳。除此之外，一审法院对委托书和装修的争议也进行了详细分析和论证，本院予以赞同，并不再赘述。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孙怡卿在一审中主张的代付代缴费用21,908.28元由二部分组成：一是XX广场商铺前任租客承租期间的部分水电费和维修费及2017年7月至12月的物业费，二是金平路商铺前任租客的水电费、2017年1月至12月（包括XX路XX号）的物业费。关于XX广场商铺和金平路商铺的物业费，租赁合同中约定由邓静芳承担，二审中邓静芳也确认是孙怡卿去物业公司缴纳的，但表示其已以现金形式支付给孙怡卿或孙国兴，现因无证据和考虑到减少法院工作量，故同意支付该两笔物业费。鉴于邓静芳该意思表示，系自行处分自己的权利，并无不当，故本院对孙怡卿的该部分反诉请求予以支持。关于水电费、维修费等费用，如前所述，发生在前任租客承租期间，水电费按照合同约定由租客自行承担，维修费仅凭收据不能证明实际发生，再结合一审法院已阐述的理由，本院对孙怡卿的该项主张，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孙怡卿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对一审判决予以部分调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7民初529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7民初529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三、邓静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孙怡卿物业费13,091.20元；四、驳回孙怡卿的其余反诉请求。如果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2,965元，财产保全申请费1,32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953元，合计诉讼费5,238元，由邓静芳负担200元，由孙怡卿负担5,03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918元，由邓静芳负担237元，由孙怡卿负担3,681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毛 焱审判员 钱文珍审判员 蒋庆琨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八日书记员 曹晓璐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