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3民终452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州全诺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沛县朱寨镇政府北11号。法定代表人：邓春桃，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绍龙，江苏金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济宁众赢亿达经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金城后刘2号楼1层东起第5户。法定代表人：冯红梅，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汪孟雷，山东康桥（济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文宽，江苏禾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徐州全诺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全诺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济宁众赢亿达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赢公司）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沛县人民法院(2019)苏0322民初53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全诺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绍龙、被上诉人众赢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汪孟雷、孙文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请求事项：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遗漏案件事实。一审判决仅认定了双方签订合同、众赢公司提供两份化验报告和杨伟伟出具收条的事实，但对双方产生质量争议，再次进行化验的事实没有认定，更没有认定全诺公司委托济宁公证处取样公证的事实。二、全诺公司委托济宁市诚信公证处取样化验的结果应当作为认定涉案货款的依据。虽然一审判决认为取样没有双方共同到场且取样时间已装船近一周。但通过船主金忠花出庭作证，证实了煤炭在港口装船后就进行了封存，直至公证处公证人员到场前从未进行变动，封条一直完好。船主金忠花的身份具有特殊行，其以运输为业，以船为家，从未离开过船只，其也参与了装船、化验的全过程，因此其陈诉具有可信性。而且本次买卖交易中，涉案煤炭又是通过水路运输，上诉人也根本不具备在装船后更换煤炭的可能。同时结合公证处取样的全程录像可以确认公证处人员取样前，煤炭一直是封存完好的，在公证处人员到达后才拆封取样。因此公证报告中取样的煤炭就是被上诉人出售给上诉人的煤炭，该报告的检验结果可以作为认定涉案合同价款的依据。三、虽然杨伟伟出具了货款凭证，但通过几次庭审能够确认，涉案凭证载明数额确定依据的均是双方在煤场取样化验的结果，即是在装船交付前取样形成，并非在装船交付后。杨伟伟出具货款凭证的时间是2018年1月23日晚11点左右，在其出具货款凭证后，即在2018年1月24日凌晨四点左右，杨伟伟收到了京杭化验室的短信通知，检测结果为不合格。后杨伟伟向被上诉人方提出了质量异议，双方又于1月24日下午将1月23日晚在被上诉人方煤场取样的备份煤炭送至济宁检测中心。通过双方的再次化验，可以证实杨伟伟在出具收条后，提出了质量异议。不论双方之前如何取样，如何检测，但检测的标的物均是在出卖人交付买受人之前的煤炭。因此被上诉人提供的检测报告对确认本案货物质量没有任何价值。如何确认买卖合同标的物质量，应在买受人收到标的物后方可确认。综上，一审判决以煤炭交付前的化验结果作为认定价款依据错误，本案应以煤炭真实的质量认定货物价款。被上诉人众赢公司辩称：一、本案中上诉人欠付被上诉人煤炭货款事实清楚，数额确切，结算程序符合合同约定。首先，在煤炭货款产生的事实及结算程序上，双方对上诉人购买被上诉人煤炭的事实没有异议，对购买煤炭的具体数量没有异议，在购买合同的具体履行过程中，在煤炭交付完毕及至装上船的过程中，双方皆对煤炭质量没有异议。其次，在煤炭货款的具体数额上，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三、证据四-1、四-2三份证据可具体说明上诉人欠付货款的确切数额。证据三内容为“今收到济宁众赢亿达经贸有限公司煤炭1548.26吨.杨伟伟320322198101121131.2018.1.23.徐州全诺商贸有限公司(盖章)”；证据四-1内容为“共付煤款现贰拾万元正.承兑汇票肆拾万元正.总煤款986257.25元.余款386257.25元未付.2018.1.24日.杨伟伟320322198101121131.见证人：韩某,4.3708831197510255813”；证据四-2内容为被上诉人方工作人员制作的货物数量、热量、单价及总价款为986257.25元的结算明细。由上述三份证据具体内容可知，上诉人在煤炭货物装船后，也即2018年1月24日向被上诉人出具货款欠付凭据，且有见证人签字见证确认。且上诉人已经开始实际支付上诉人货款20万元。上述三证据内容相互一致，系一脉相承，双方皆予明确认定。再次，本案中双方共同取标、共同送检化验的三个化验结果，应当作为结算的依据。在取样时，系由上诉人方人员在装车的不同时间、不同部位任意的进行全程取样，所取样品具有被上诉人货物的代表性。在封存样品时系由上诉人的人员进行实施，双方共同将样品送交相关检验机构检验，且双方皆为委托检验人，相关封样及送检现场情况由被上诉人方留存的照片及视频为证。同时见证人韩某,4在取样及化验过程中全程见证，韩某,4系由上诉人委托联系货源，并由上诉人支付其中介费。据此，见证人韩某,4的见证具有真实性。二、上诉人称货物装上船其后的时间里，煤炭质量与约定不符，与先前的化验结果不符。被上诉人认为，首先，该“装船后”相关内容系在本案合同的第(三)条中作出表述，该第(三)条载明为“付款方式”，而不是结算方式或货物定价方式，双方没有约定装船后再提取货船上的货物为标样，并再进行化验的内容。且合同第(一)条中已约定了“质量以双方共同取标化验为准”的内容，(三)中的“按合同化验”系按照上述第(一)条约定化验。据此，本案货物质量应以双方共同取标化验的结果为准，付款方式或付款时间为“装船后汇给乙方现金”。其次，本案合同文本及条款系由上诉人方制作和提供，上诉人已认可该事实。根据我国《合同法》的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在对合同条款进行解释时，应对条款提供者作不利的解释。因为提供条款的制作人可能会故意使用或者插入意义不明确的文字以损害合同另一方的合法权益，或者从维护甚至强化其某种经济上的优势出发，将不合理的解释强加于另一方。由此，装船后是否化验应以被上诉人主张的为准。再次，本案合同第(二)条中约定“甲方在指定港口收货。数量以煤场平台电子磅为准”。据此，涉案货物数量已在被上诉人煤场处称重后确定，若按照上诉人认为的在装船后双方共同取标化验，则被上诉人作为货物的出卖方，在货物交付义务完毕后，并由作为买受人的上诉人完全取得所有权及控制权的情况下，再要求出卖人配合买受人共同取标化验，并以此为标准进行结算货款，该种情形不仅与合同双方约定的具体内容严重不符，同时也不切实际。因为本案如果在货船上共同取标化验，这时的受检验货物已不由被上诉人所有，并早已脱离了被上诉人的监控。在此情形下再要求合同双方对没有特定性的种类物煤炭进行共同取标化验，不具有合理性和客观真实性。还有，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申请了证人韩某,4出庭作证，该证人证明从煤场装完、化验结果出来，然后按照化验结果再付款。证人同时证明没有装船后双方共同取标化验的约定和事实。同时，在双方实际进行货物交付时，实际情形如证人韩某,4证明的情况一致。由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即向被上诉人支付货款的转账凭证可知，2018年1月23日，也即在开始装车的第二天，在装第二批货物时，上诉人依据双方装车后并化验结果出来后付清款项的约定，向被上诉人支付了现金20万元的货款。由该事实可知，双方实际履行中是按照在约定的煤场装车时共同取样化验，并以该结果为准即时付清货款。三、上诉人认为一审未认定装船后再由船上进行取样化验进行结算，及未认定单方委托公证取样，系遗漏案件查明事实，被上诉人认为该观点不能成立。首先，一审法院已审理查明了上述事实并依法作出认定。其次，根据本案客观事实，上诉人已在装船后的2018年1月24日向被上诉人出具了货款的最终欠付凭据，本案的货款及其欠付情况已经双方最终确认，结算程序已经完结，不再有后续另行检验及结算的问题。再次，如上阐述，依据本案合同约定，没有“装船后再提取货船上的货物为标样，并再进行化验”的约定内容，本案不应在装船后再进行化验。还有，根据本次鉴定程序，上诉人称向被上诉人发送了通知要求鉴定，但根据提交的相关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的该观点。同时，根据本次公证取样及检验的具体事实，在取样时间上，该此检验系在2018年1月29日开始取样，该时间已与被上诉人交付货物及装船的时间相距约7天，即涉案货物已交付上诉人及由上诉人管控已7天，该货物也脱离被上诉人有7天的时间；在取标地点上，根据公证书记载为“任城区长沟镇南跃进沟桥南侧河道”，该地点与合同约定的森达美港相距较远，即货船早已驶离港口，该事实上诉人认可，该货物早已脱离了被上诉人及港口的监控；在船上货物来源上，即便按照合同约定的上诉人甲方在港口收货，被上诉人的义务也不是在船上交付，同时上诉人申请的证人货船船主作证称，其不了解所装上船的货物的来源渠道、数量、品质等任何情况，该证人未能也无法说明船上货物与上诉人交付货物的一致性。上述诸多情形皆可说明上诉人在船上取样进行的检验，不能作为结算的依据。据此，上诉人申请公证的煤炭质量仅可作为2018年1月29日所取样货船上的煤炭质量状况，不能证明是被上诉人的煤炭质量。同时也不应再行结算并作为结算的依据。众赢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全诺公司支付货款和运费共计386257.25元及其损失(以386257.25元为本金,依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8年1月24日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2、诉讼费由全诺公司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8年1月23日，众赢公司、全诺公司双方签订买卖煤炭一份，约定众赢公司现有煤炭1548.26吨，单价0.112元/卡，质量以双方共同取标化验为准；全诺公司在指定港口收货，数量以煤场平台电子磅为准；付款方式全诺公司在装货前用银行承兑汇票400000元作为质押，在装船后，按合同化验要求剔除短少及差价部分，汇给众赢公司现金，众赢公司退还全部质押汇票，如出现经济纠纷，由全诺公司方法院调解处理。全诺公司在合同的甲方处加盖公章，众赢公司在合同的乙方处加盖公章。同日，全诺公司业务员杨伟伟向众赢公司出具收条一张，收条写明：“今收众赢公司煤炭1548.26吨。”在该收条上加盖有全诺公司的公章。2018年1月23日，济宁市任城区森达美岗煤检站京杭化验室出具检验结果两页，基低位发热量分别为5512cal/g、5789cal/g。同日，运河煤质检验中心出具化验报告单两页，基低位发热量分别为5568.2cal/g、5656.4cal/g。2018年1月24日，全诺公司业务员杨伟伟出具共付煤款现金200000元，承兑汇票400000元，总煤款986257.25元，余款386257.25元未付，杨伟伟签字。一审法院认为：众赢公司、全诺公司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为有效合同。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义务。众赢公司依约向全诺公司提供约定的煤炭数量，全诺公司应按合同约定向众赢公司支付货款。本案中，双方签订合同后，众赢公司分二批次向全诺公司发货1548.26吨。上述货物经双方见证下共同取样于2018年1月22日和1月23日在济宁市任城区森达美岗煤检站京杭化验室、国家煤及煤化工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济宁）进行检测，四次检测的低位发热量均符合合同约定的5000大卡标准，虽然全诺公司于2018年1月29日在济宁市诚信公证处见证下取样化验，但众赢公司并未到场，且取样时间自2018年1月23日装船已近一周，同时涉案煤炭船只也已经离开装船码头，综合分析以上因素后对全诺公司主张依据国家煤及煤化工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济宁）于2018年2月1日出具检验报告作为计算标准的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全诺公司业务员杨伟伟于2018年1月24日向众赢公司出具涉案欠条，该欠条已明确载明共付煤款现金200000元，承兑汇票400000元，总煤款986257.25元，余款386257.25元未付。因全诺公司未向众赢公司履行给付义务，故对众赢公司主张全诺公司支付货款和运费共计386257.25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本案中，因全诺公司未按约定支付合同款已构成违约，对众赢公司据此主张利息损失，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徐州全诺商贸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济宁众赢亿达经贸有限公司给付合同款386257.25元及以386257.25元为基数,支付自2018年1月24日起至实际给付止的利息损失（2019年8月19日之前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计付；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付）。一审案件受理费7094元，财产保全费2520元，合计9614元，由徐州全诺商贸有限公司负担（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庭审陈述可知，涉案京杭化验室及运河煤质检验中心出具的检测报告所依据的检验样本系由双方当事人共同取样确定，既然是共同取样，即表明上诉人全诺公司认可所取样本能够代表买卖标的货物，且合同约定标的物质量以双方共同取标化验为准，故上述检测报告能够作为确定货物价款的依据。上述检测报告出具后，上诉人全诺公司出具了欠付货款凭证，载明尚欠余款386257.25元，该凭证即为双方对货款的结算，被上诉人众赢公司以此要求全诺公司支付余款，依法应当予以支持。上诉人全诺公司主张依据其单方取样并委托送检的检测报告确定货物价款，与合同约定不符，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上诉人全诺公司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94元，由上诉人徐州全诺商贸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郭 宏审判员 谢立华审判员 徐海青二〇二〇年九月三十日书记员 秦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