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市旅顺口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辽0212行初23号原告王斌，男，汉族，1963年11月2日出生，住大连市沙河口区。被告大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特勤大队，住所地大连市西岗区沿海街26号。负责人王维尉，该大队队长。委托代理人葛源芊，该大队工作人员。原告王斌不服被告大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特勤大队（以下简称大连市交警支队特勤大队）道路交通行政处罚及行政赔偿一案，于2020年3月26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后，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5月1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王斌、被告的委托代理人葛源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大连市交警支队特勤大队于2019年9月29日对原告王斌作出编号为210201-1232042696的《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主要内容：王斌于2019年4月3日15时25分，在环保-胜利路-白山路（南行2道）实施机动车违反交通管制，进入污染防治限行区域行驶的违法行为（代码7067），违反了《辽宁省机动车污染防治条例》第十二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辽宁省机动车污染防治条例》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决定处以200元罚款，记0分。原告王斌不服，提起本诉。原告王斌诉称，其驾驶的辽Ｂ×××××号机动车，经年检，达到国家环保排放标准，并获得统一检验合格标志。被告在没有设置任何禁行标志或警示标志的道路上，以原告“实施机动车违反交通管制，进入污染防治限行区域行驶的行为”为由，对原告进行处罚，违反法律规定。诉讼请求：1.确认被告作出编号为210201-1232042696的《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的行为违法；2.撤销被告作出的编号为210201-1232042696的《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3.被告赔偿原告损失800元。原告王斌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用以证明被告对原告作出处罚200元的行政决定；2.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法庭笔录（复印件），用以证明处罚决定书中认定的污染防治限行区域的限行标志在2018年已经拆除；被告大连市交警支队特勤大队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2019年4月3日15时25分，辽Ｂ×××××号小型普通客车行驶至环保-胜利路-白山路（南行2道）时，因违反交通管制，进入污染防治限行区域行驶，被大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电子警察采集取证。2019年9月29日，原告王斌到我大队对该违法行为进行处理，称是其本人驾驶车辆实施的违法行为。我大队民警依据支队采集的图片，认定其违反交通管制规定，进入污染防治限行区域行驶。其行为违反了《辽宁省机动车污染防治条例》第十二条之规定。原告未提出陈述和辩解。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辽宁省机动车污染防治条例》第二十八条的规定，依照简易程序罚款200元，并当场送达了处罚决定书。本案有违法行为发生时采集的图片证据予以证明。在收到原告的起诉状后，大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向我大队下达了整改通知，将原处罚依据的《辽宁省机动车污染防治条例》第二十八条修改为第二十六条。2020年4月29日，我大队重新制作了处罚决定书，并于当日、次日、同年5月6日及5月7日开庭审理前分别通知原告签收上述处罚决定，原告均拒绝签收。综上，我大队现场认定王斌违反交通管制规定，进入污染防治限行区域行驶的违法行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大连市交警支队特勤大队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违法行为发生时电子警察抓拍照片两张，用以证明原告驾驶辽Ｂ×××××号小型普通客车进入污染防治限行区域行驶；2.大连市机动车污染防治信息管理系统查询单及2017年锁定全部黄标车名单，用以证明辽Ｂ×××××号小型普通客车属于黄标车范围，符合黄标车车型；3.机动车信息查询结果单，用以证明辽Ｂ×××××号小型普通客车的基本信息以及该车型与环保局网站登记的黄标车车型一致；4.大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两份，分别为《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主城区实施黄标车限行的通告》（大政办发〔2014〕48号）、《大连市淘汰黄标车专项工作实施方案》（大政办发〔2016〕131号），用以证明限行车辆、时间、区域及工作方案的实施主体。5.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编号210201-1232042696），用以证明被告于2020年4月29日重新制作处罚决定书，将原处罚决定书中所依据的法律规定进行修改，并分别于4月29日、4月30日、5月6日及5月7日开庭审理前向原告送达，但原告均拒绝签收。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及证明事项有异议。原告对被告证据1、证据5未发表质证意见；认为证据2的真实性无法核实；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事项有异议，认为2016年9月14日环保部废止了《机动车环保检验合格标志管理规定》，即再无检测黄标车及认定黄包车的合法依据，大连市政府文件继续以黄标车为由，限制其行驶范围，没有法律依据。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证据1符合证据要求，被告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原告证据2，该路段是否有限行标志及是否已被拆除，不具有证明原告是否知道或应当知道此路段为限行区域的效力，对其证明事项本院不予采纳。被告证据1-3来源于电子警察抓拍系统、机动车污染防治信息管理系统、车辆登记档案，系大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大连市环保局及大连市车辆管理机构在履行法定职责过程中所制作形成，故对其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被告证据4可以证明黄标车限行的车辆类型、限行时间、限行区域及工作方案的实施主体，本院予以确认；被告证据5系被告依法制作，对其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经审理查明，2019年4月3日15时25分，原告王斌驾驶辽Ｂ×××××号小型普通客车进入环保-胜利路-白山路（南行2道）区域行驶，该区域为主城区污染防治限行区域，原告所驾驶的车辆属于黄色环保标志类型，属于限制进入污染防治限行区域车辆。2019年9月29日，被告根据交通技术监控采集的电子图片，对原告作出编号为210201-1232042696的《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决定对原告处以200元罚款，并当场送达处罚决定。2020年4月29日，被告重新制作一份相同编号的处罚决定书，将原处罚决定所依据的《辽宁省机动车污染防治条例》第二十八条修改为第二十六条，并于作出当日、次日和同年5月6日向原告王斌送达，原告均拒绝签收。同年5月7日，在本案开庭审理前，被告将该处罚决定书送达给原告，但原告拒绝签字。另查明，大连市人民政府于2014年12月8日作出《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主城区实施黄标车限行的通告》（大政发〔2014〕48号），主要内容为：“为有效改善我市城区大气环境质量，保障人民身体健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大连市环境保护条例》《大连市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条例》有关规定以及《大连市创建机动车环保绿色标志道路工作方案》要求，市政府决定自2014年12月15日起，在我市主城区对黄色环保标志车辆（以下简称黄标车）采取限制通行措施。……一、限制通行车辆：本市籍号牌黄标车和外省、市籍号牌黄标车。二、限制通行区域和时间：（一）限行区域：东方路以南、西南路（金三角环岛至五一路）以东、五一路（西南路至数码广场）以南、数码路（数码广场至学苑广场）以东的围合区域内所有道路（不含上述道路或路段）（二）限行时间：6：30－19：00。三、根据《道路交道安全法》的规定，执行紧急任务的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和工程救险车、军车不予限行。对城市建设需要等特殊情形，或沿途单位、居民确因无法绕行的，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许可后，可临时通行。四、2014年12月15日至2015年5月31日为黄标车限行试行过渡期。在过渡期间，对进入限行区域的黄标车不按违法处理。2015年6月1日起正式实行黄标车限行。对违反本通告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据《大连市实施办法》等相关规定予以处理。五、2012年7月23日发布的《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人民路、中山路实施黄标车限行的通告》、2012年1月5日发布的《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迎宾路实施黄标车限行的通告》、2013年6月25日发布的《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市区部分区域实施黄标车限行的通告》中已正式限行的道路和区域，仍按原通告规定执行，以现场禁行标志为准。……”大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于2016年9月4日作出《大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大连市淘汰黄标车专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大政办发〔2016〕131号），主要内容为：“为加快推进我市淘汰全部黄标车工作，促进环境空气质量改善，依据《中共辽宁省委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大气污染治理工作的实施意见》（辽委发〔2016〕2号）及《大连市2016年18项重点民生工程》（大政发〔2016〕4号文件印发）等精神，现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本实施方案。一、工作目标。强化标本兼治、集中整治，坚持“经济补贴”与“政策引导”双轨并行，确保2016年底前，完成淘汰我市全部黄标车（指污染物排放达不到国Ⅰ标准的汽油车和达不到国Ⅲ标准的柴油车）40705辆的工作任务。……三、工作措施。（一）严把机动车准入关。根据环保部、工信部发布的《关于实施第五阶段机动车排放标准的公告》（2016年第4号）要求，自2016年4月1日起，我市进口、销售和注册登记的轻型汽油车、轻型柴油客车和用于公交、环卫、邮政行业的重型柴油车，应当符合国家第五阶段排放标准。公安交管部门须停止注册登记不符合上述标准的车辆，新注册机动车必须达到国家第五阶段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标准。（二）加强机动车检验管理。市公安局、环保局、交通局须加强对机动车安全、环保检测机构和营运车辆综合性能检测机构的监管，严格机动车检测过程管理，避免检测流于形式。经检测不达标的车辆，不予核发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合格标志，对违规检验、降低检测标准、出具虚假检验报告的检测机构，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从严查处。停止开展黄标车安全技术检验、环保检验、综合性能检验及委托异地检验。……（四）落实机动车强制报废制度。……对于黄标车和逾期未办理注销登记手续的车辆，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不予办理机动车所有人的新车注册等相关业务。对于逾期未办理注销的黄标车，将在新闻媒体发布其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作废公告，公告期满仍不办理注销手续的，年底前予以强制注销。（五）及时办理营运黄标车报废注销手续。对于营运性质黄标车，市交通局各级运管机构要在2016年底前注销回收或公告作废所有营运黄标车道路运输证，并督促车主及时到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办理报废注销手续。（六）实施黄标车主城区限行措施。2016年，各区市县（先导区）进一步扩大主城区环保绿标路（区）建设范国，对黄标车采取限制通行措施。从7月1日起，市公安局废止为黄标车主办理临时通行证的过渡性措施。在主城区对黄标车禁行。充分利用智能交通综合管控平台，加强黄标车路检路查执法，杜绝黄标车违规上路行驶。加大对达到强制报废标准车辆上路行驶及未进行注销车辆的执法力度，做到发现一辆、查扣一辆、处理一辆。（七）出台鼓励黄标车淘汰补贴政策。2016年底前，对尚未达到强制报废年限、按规定进行报废的黄标车实施资金补贴。……”辽宁省环境保护厅于2016年12月27日作出《关于2017年继续实行机动车环保检验合格标志管理制度的通知》（辽环发〔2016〕51号），该通知中“三、环保标志核发标准”列举了核发绿标、核发黄标的条件。再查明，原告在开庭审理前申请调取其被电子抓拍处的限行标志的拆除时间。因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够明确，经本院释明，原告坚持其诉讼请求。案涉车辆亦由案外人杨卫光驾驶，其曾多次因驾驶黄标车在主城区污染防治限行区域行驶受到行政处罚，因对处罚决定不服，提起诉讼。对案外人杨某的起诉和上诉，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辽0204行初127号、（2019）辽0204行初38号行政判决书，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辽02行终23号行政判决书、（2019）辽02行终538号行政判决书，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辽0203行初177号、178号、179号行政判决书，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辽02行终363号、364号、365号行政判决书。上述案件中案外人杨某均以同样的诉讼理由起诉、上诉，与本案属同类型案件，上述判决已产生法律效力。本院认为，黄标车治理工作系为保护和改善环境，强化机动车污染防治，保障公众健康而根据国务院及省市地方政府的相关工作部署实施的，符合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大连市为改善城区空气环境质量，减少机动车尾气排气污染，大连市人民政府出台两份规范性文件，并于2012年起陆续实行在主城区对黄色环保标志车辆采取限制通行过渡到禁止通行的措施，在实施黄标车限行措施前，已就限制通行的时间、区域等提前向社会公告、广泛宣传，并在限行范围的相关交通节点设置有明显的限行、禁行交通标志，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在对黄标车限行和淘汰的规定已实施多年，且原告明知在大连市有该规定亦因此受过多次行政处罚的情况下，仍驾驶黄标车辆进入城市主城区，违法事实清楚，被告应依法对原告的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原告王斌案涉违法行为的发生时间是2019年4月3日，应适用修改后的2018年3月27日施行的《辽宁省机动车污染防治条例》予以处罚。但被告在对原告作出处罚时依据2013年12月1日施行的《辽宁省机动车污染防治条例》第二十八条，其适用旧法属于法律适用错误，应予以撤销。但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被告已经自行纠正错误的法律适用，并将相关文书送达给原告，被告改变后的行政处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处罚适当。原告仍坚持诉讼请求，应确认被诉行政行为违法。关于原告申请调取证据问题，本院认为，相关交通管理部门根据限行区域变化对有关限行标志予以拆除或变更设置地点的行为，与被告的被诉行政行为系不同行为，且对原告的权利并没有产生实际影响，故对其调取证据申请，本院不予准许。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其交通费、误工费损失的请求，因缺乏证据、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条第（二）项、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被告大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特勤大队于2019年9月29日对原告王斌作出的编号为210201-1232042696的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违法；二、驳回原告王斌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大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特勤大队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玉东人民陪审员  李 力人民陪审员  陈兴隆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一日书 记 员  吴 琼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一）主要证据不足的；（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三）违反法定程序的；（四）超越职权的；（五）滥用职权的；（六）明显不当的。第七十四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但不撤销行政行为：（一）行政行为依法应当撤销，但撤销会给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二）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不需要撤销或者判决履行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一）行政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二）被告改变原违法行政行为，原告仍要求确认原行政行为违法的；（三）被告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职责，判决履行没有意义的。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根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