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黄平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黔2622民初1327号 原告：杨某，男，1968年3月26日出生，苗族，贵州省黄平县村民。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彪，贵州德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邰昌武，贵州德仁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杨某2，男，1972年9月6日出生，苗族，贵州省黄平县村民。 原告杨某与被告杨某2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11日受理，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于2020年8月28日和2020年9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第一次开庭，原告及其诉讼代理人和被告到庭参加诉讼；第二次开庭除代理人王彪外，其他当事人和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杨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1,083,363.51元；2.判决被告杨某2支付第一笔借款50万元的利息36万元（从2017年4月至2020年4月），还剩利息计算到还清借款之日止；3.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杨某2负担。 原告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一）2016年11月被告说他在都匀接得一个工程，向我借50万元，约定月息3%。为此，原告于同年12月6日从黄平县农村商业银行重安支行（本书以下简称重安信用社）贷款50万元借给被告，被告至今没有偿还。虽然约定借款利息是每月3%，但是我愿意按照国家规定调整为按照月息2%计算主张50万元自2017年4月30日至2020年4月30日期间的利息。具体计算为：50万×24%×3年=36万元。剩余利息计算到被告还清借款之日止。（二）2017年6月底，被告给我说他接得凯里高铁南站的工程，要我再去重安信用社贷款50万元借给他，约定贷款银行利息由他负责还。同年7月11日我又到重安信用社贷款50万元借给被告，但被告只付2017年第三、四季度和2018年第一季度利息外，2018年6月21日起至2019年3月21日，重安信用社分四次从原告账户扣款33,636.51元还息，现被告共欠原告本息是533,636.51元。（三）2017年11月份，被告在重安镇老家修建房屋时因资金困难，向原告借去13万元至今没有还给原告。 以上三次，被告共向原告借款113万元，今年9月22日还了8万元，现还欠借款1,083,363.51元和50万元的利息。因原告与被告是亲弟兄，借款时没有要被告打借条，但都有银行流水，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被告也承认的。因原告患有尿毒症一直需要吃药，经济十分困难，无钱进一步治疗。但被告却多次拒绝还款，故只能诉诸法律，请人民法院依法判如所请。 被告辩称，原告所诉是一面之词，不是事实，现被告特作以下答辩：第一，被告杨某2与原告杨某是系合作关系。原、被告双方系同父同母亲兄弟关系，杨某从2008年开始与被告共同投资承接粉刷工程，先后在凯里、黄平、都匀等地承接工程项目，采取由我们弟兄二人与张某、杨某3共同投入资金，由杨某2进行具体管理的方式进行合作。由于是亲兄弟，并未签订合作协议，但有张某、杨通凡可以证明，且杨某2曾陆续向原告杨某分配投资利润37万元左右。第二，杨某诉求偿还借款及利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被告杨某2因修建老家房屋曾借得杨某13万元是事实，但已经全部还给其子杨某4了，有杨某4出具的证明和微信及手机银行转账记录为证；其次，杨某诉称的100万元借款中，杨某2只收到2016年12月6日的50万元，但这50万元是杨某投入的投资款而非借款。现因都匀和凯里飞机场项目甲方迟迟未能支付工程款，杨某才以借款名义起诉的。退一万步说，即便人民法院认定为借款，杨某2已经从2017年至2018年期间分多次转款偿还了744845元，所谓借款也已经还清；再次，杨某从银行贷款50万元转借，其行为构成刑法第175条规定的高利转贷罪。综上，杨某与杨某2之间是合作关系，杨某将50万元转给杨某2，实际是投资款。原、被告之间未签订借款协议，更未约定所谓借款利息。故原告要求偿还借款和支付利息明显是错误的，请求人民法院查明事实，驳回原告杨某的诉讼请求。 原告提供的证据和证明内容为：1、原告身份证，证明原告本人身份信息和诉讼主体资格；2、被告身份信息查询表，证明被告的身份信息和诉讼主体资格；3、重安信用社借款借据1份1页，证明2016年12月5日原告从重安信用社借款50万元；4、重安信用社个人账户明细表1张，证明：2016年12月6日原告向被告转账50万元；5、重安信用社个人账户明细表1张，证明：2017年5月6日被告给原告转账51万元和2017年7月11日原告向信用社借款50万元的事实；6、重安信用社个人账户明细账2页，证明：2018年10月11日原告向信用社续贷49.5万元的事实；7、重安信用社个人账户明细账4页，证明从2018年6月21日、2018年9月21日、2018年12月21日、2019年3月21日信用社从原告账户扣款还息33,363.51元的事实；8、电话录音光盘，证明被告在电话中承认借款的事实；9、被告杨某2与秦经泰签订的《土地流转协议》和杨某2出具给秦经泰的收款收据两张，证明杨某2“卖山”后得款87万元，2017年5月6日杨某2汇给我的51万元是分“卖山”得的钱。 被告提供的证据和证明内容为：1、本人身份证复印件，证明被告的身份信息和诉讼主体资格；2、杨某4出具的《以下是借杨某（修老家房子）的13万元的还款记录》1份，证明借款13万元已经还清；3、凯里市建设银行和重安信用社个人账户交易明细表11页，证明被告杨某2已经2017年至2018年间共计转款744845.00元，远远超过原告主张的所谓借款金额，根本不存在尚欠借款未还的情况；4、证人张某当庭证实其与原、被告于2009年至2010年期间曾合伙投资做工程的事实；5、微信转账和银行转账凭证共6页，证明已经将13万元还给原告之子杨某4的事实和双方经济往来中少算了22343元给杨某4的事实。 法庭为审核证据和查明案件事实，依法调取了以下证据材料：1、重安派出所户籍证1份，证明户主杨某与妻子王书会、长子杨某5、杨某4和孙女杨某6为一户的事实；2、本院（2019）黔2622民初1440号案件庭审笔录和民事判决书，证明杨某在第一次离婚诉讼中承认贷款的用途是搞工程；3、本院（2020）黔2622民初948号案件庭审笔录和民事调解书，证明杨某在第二次离婚诉讼中承认2017年7月11日在重安信用社贷款的50万元是用来做工程的，该贷款经贷新还旧后为49.5万元，作为夫妻共同债务，在离婚案件中确定由杨某偿还的事实；4、重安信用社还款凭证，证明2017年5月5日杨某所还的507227.50元，是还2016年12朋6日的贷款50万元及2017年3月2日至5月5日期间利息7227.50元的事实；5、重安信用社借款借据和还款记录，证明杨某2017年7月11日贷款50万元的贷款用途为“工程周转”，年利率9.636%，一年期，按季结息一次还本和2017年第三、四季度和2018年一、二季度及2018年7月9日扣还利息的情况；6、重安信用社借款借据及还款记录，证明杨某2018年7月9日借款50万元用于工程周转，实为偿还2017年7月11日50万元贷款50万元及利息12580.34元的事实；7、重安信用社借款借据，证明杨某2018年10月11日贷款49.5万元，至2020年10月10日到期，目前该社无还款记载的事实。 上述证据经法庭质证，双方发表了质证意见，法庭对证据进行认定或者说明。现分述如下： 第一，双方无异议的证据或者对方未提出异议的证据，法庭予以确认。包括：1、原告提供的1、2号证据双方的身份证、3号证据重安信用社的借款借据、4号证据转50万元的流水明细表；2、被告提供的1号证据本人身份证；3、法庭依法调取的证据材料。 第二，对有异议的证据，法庭分析认定如下： A、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被告提出：1、原告5号证据中体现被告于2017年5月5日转51万元给原告还账是事实，但与2017年7月11日原告向信用社贷款50万元无关，原、被告之间是合作关系，经常转账是常事。2、原告提供的6号证据中体现原告向信用社贷款49.5万元，与原告无关。3、原告提供的7号证据中还利息是他自己的事，与被告无关。4、原告提供的光盘中与侄子杨某4的通话录音虽然真实，但我与被告之间合作还没有算细账，往来账务要还在结算后才能确定。5、原告所举5号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2017年5月6日转给杨某的那笔钱是我自己的钱，不是分山得的钱。 Ｂ、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原告提出：1、杨某4的证明中前四笔是杨某2转来支付杨某贷款利息的，听儿子杨某4讲，杨某2只还了8万元。2、银行流水反映出杨某2转账给杨某744845.00元这个数字我不予认可，第一笔51万元是杨某2分给我的分山钱。3、证人张某所陈述的合伙事实发生在2009年至2010年间，与本案无关。 C、对法庭依法调取的证据，被告无异议。原告提出离婚诉讼中讲到地49.5万元贷款实际就是借给杨某2去做工程了；被告反驳称此笔钱是原告的合伙投资款，已经用于合作工程了。 原、被告的质证意见，反映出双方对对方举证的真实性合法性并无异议，只是对关联性或者证明目的有异议。能否达到各自的证明目的，本庭综合全案证据进行分析认定。 根据双方当事人陈述和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案件事实： 2016年12月5日，原告杨某从重安信用社贷款50万元，《贵州农村信用社借款借据》体现，贷款期限一年，至2017年12月4日止，贷款用途为工程周转，还款计划是按照季结息，一次还本。当日重安信用社放款存入杨某在该社的账户内，杨某从该账户转入杨某2在重安信用社的账号内。 2017年5月5日，被告杨某2从自己账号转款51万元存入杨某重安信用社账户内，当日该账户体现还贷款507257.50元。 2017年7月11日，原告杨某从重安信用社贷款50万元，《贵州农村信用社借款借据》体现，贷款期限一年，至2018年7月10日止，贷款用途为工程周转，还款计划是按照季结息，一次还本。银行放款存入杨某账户内。银行流水显示，该日之后至2017年8月15日，该账户通过银行窗口、ＡＴＭ机和转账方式取款和支出共39笔，取出和转出金额为489395.98元，其中有6笔共315234.00元转入杨某2在重安信用社的6217790001052351828账号内。 2017年11月，被告杨某2为修建重安镇老家房屋需要资金周转，向杨某借款13万元，之后于2019年9月至2020年7月间杨某2分五次转账还给了杨某之子杨某4。杨某4系杨某之次子，与杨某为一户。 2018年10月11日，杨某在重安信用社续贷495000.00元，银行放款存入杨某在该行的账户内，银行流水显示当日该账号内“现金取款”489935.52元。重安信用社贷还款记录显示，该款当日即用于偿还杨某原在该社所欠的借款本息。 根据原告杨某提供的11页银行流水单，杨某账户中显示对方账户名为杨某2的就有26笔，资金有进有出，数额有大有小；根据被告杨某2提供的11页银行流水单，杨某2账户中显示对方账户名为杨某的有23笔，资金有进有出，数额有大有小。其中2017年3至2018年3月，被告杨某2通过重安信用社和建设银行凯里支行账户向原告杨某转款共15笔，合计金额为744,845.00元。 本院认为，本案原告主张其与被告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合同关系，认为被告欠借款未还清，要求还本付息。本案原告起诉和人民法院审理的基础法律关系是民间借贷合同关系。故此本案的关键在于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被告关于原、被告之间是合作关系，收到款项是原告的投资款的辩解理由是否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二章对借款合同作了专门规定，其中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借款合同采取书面形式，但自然人之间借款另有约定的除外”。由此可以看出，借款合同原则采取书面形式，比如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协议）和债务人出具的借条、借据、欠条等能够证明借贷关系成立的书面凭证。自然人之间借款，另有约定的，也可以采取包括口头协议等其他非书面形式。但是这里的约定是双方口头协议的内容必须是双方当事人认可或者有其他证据可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和借贷关系的具体内容，包括借款种类、币种、用途、数额、利率、期限和还款方式等条款。 本案中，原告主张被告向原告借款113万元，已经还了8万元，尚欠本金105万元。原告主张的113万元借款由三笔组成，第一笔是2016年12月6日的50万元，第二笔是2017年7月11日的50万元，第三笔是杨某2为修老家房屋借的13万元。这三笔中除第三笔13万元被告认可是借款外，其他两笔不认可。辩解认为：第一笔收到的50万元是投资款，应按合作关系来结算处理；第二笔50万元没有收到，是杨某自行贷款，与杨某2无关。在被告否认借款事实的情况下，作为原告的杨某依法负有举证证明的责任。 民间借贷合同系实践性合同，债权人向人民法院主张债权，首先要证明与债务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意思表示并达成借贷合意；其次要证明借款已经实际交付给借款人。该事实证明以第一项为基础，第二项证明也不可或缺。可是在本案中，原告除了提供银行流水单即转账凭证外，没有提供双方签订的借款协议或者被告出具的借据、欠条等书面证据，也没有提供人证等其他证据来证明自己与杨某2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的事实主张。仅凭银行流水明细单（转账凭证），只能反映原告与被告之间资金进出往来情况，不能证明该资金的性质和用途等，无法判断转入转出的款项是借款、还款或者是投资、回报款。 2015年9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二条第一款明确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该司法解释第十七条又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综上案件事实和法律规定，原告主张其与被告之间系民间借贷关系的证据明显不足，缺乏证明借贷关系成立的基础性证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五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原告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 关于原告主张第三笔13万元的问题，被告认可是借款，但已经偿还给了原告之子杨某4。原告认为被告只还了8万元，但这一说法也是从杨某4口中得知。现被告出示杨某4的书面证明和微信转账等记录，经法庭当庭核实，真实有效，足以认定杨某2所借的13万已经还清，该借贷关系因清偿完毕而归于消灭。原告现再要求被告偿还借款13万元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原告主张要求被告偿还借款利息的请求，因借贷关系不成立，更无双方约定，其要求缺乏事实基础，应予驳回。 本案诉讼中，被告辩称原、被告双方系合作关系，所收到2016年12月6日的50万元系原告交纳的投资款，但未提供合作（合伙）协议为证。又辩称2017年7月11日那50万元没有收到，但证据显示，至2017年8月15日前杨某却有5笔共315,234.00元转入杨某2账户，故此其辩解与事实不符。而从双方提供的银行流水单来看，双方资金往来频繁，数额巨大，杨某也承认2017年7月11日贷款50万元是为了搞工程，故不排除双方之间存在合作（合伙）关系的可能。至于是否属于合作（合伙）关系，具体合作（合伙）内容、成效结算情况和资金往来情况，只有原、被告之间清楚，有待亲兄弟之间另行算账确定，不属于本案的处理范围。 关于2017年5月5日杨某2转给杨某的51万元，是杨某2还借款或者是分山钱的问题。庭审中，原告举证证明杨某2收到土地流转款共87万元，按照被告的说法分了一半的给原告，应该43.5万元，但与银行流水显示的数据51万元不一致。在此问题上双方说法不一，又无其他旁证证明，本院均不予采信。但是当日杨某2转款给杨某51万元，杨某当日就还了重安信用社507,257.50元本息确是事实，有原告自己提供的银行转账凭证为据。 至于原告诉称的2017年7月11日的50万元，原告所举的银行流水单并无单独一笔转给杨某2的记录，流水单显示该笔款是2017年7月11日至8月15日之间分散取现和转出的。故原告主张该50万元是杨某2借款的主张，证据也不充分，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原告主张原、被告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要求判令被告还本付息的诉讼请求，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十七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杨某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7790.00元，减半收取8895.00元，由原告杨某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审判员  余元芳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八日 书记员  罗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