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11民终176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太平洋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漯河中心支公司，住所地：漯河市源汇区太白山路与汉江路交叉口MAX世界港1号楼401、410及110/111室。负责人：韩明杰，该公司经理。委托代理人：熊慈光、翟建庄，河南吉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召陵区牧兴养殖场，住所地：河南省漯河市召陵区青年镇河李村。经营者：李军伟。委托代理人：吕彦军，河南汇恒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国太平洋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漯河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太平洋保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召陵区牧兴养殖场（以下简称牧兴养殖场）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漯河市源汇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7月30日作出的（2020）豫1102民初5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太平洋保险公司委托代理人熊慈光、翟建庄，被上诉人牧兴养殖场经营者李军伟及其委托代理人吕彦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太平洋保险公司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源汇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豫1102民初501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本案中，被上诉人没有报案理赔，上诉人不能查勘现场，××死猪照片、召陵区青年镇政府出具的情况说明和无害化处理登记表等均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使用，被上诉人没有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其养殖的生猪是××死。因何种疾病死亡。病死多少头。病死猪的耳标号是什么。病死猪的尸重多少等基本事实，更不能证明系因保险合同约定的疾病死亡以及取得畜牧兽医部门出具的无害化处理证明，不符合保险合同约定的理赔条件和河南省畜牧、农业、财政等部门的相关规定，上诉人不应当对被上诉人进行赔偿，一审法院应当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一、2019年3月19日召陵区青年镇政府出具的《关于青年镇河李村牧兴养殖场的情况说明》因为没有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该材料的人员签名或盖章，并且该情况说明内容与事实不符，与2019年8月至12月青年镇政府上报的无害化处理登记表和情况说明也相互矛盾，故该情况说明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使用。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而被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召陵区青年镇2019年3月19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仅加盖了青年镇政府的印章，没有镇政府负责人及制作该情况说明的人员签名或盖章，不符合该条关于单位证明材料形式要件的规定，故不应当对该情况说明予以采信。2、该情况说明内容与事实不符或与2019年8月至2019年12月向区畜牧局上报的无害化处理登记表和情况说明相矛盾的地方：（1）该情况说明中载明牧兴养殖场在2016年筹借资金建设错误，事实是牧兴养殖场在2017年5月16日才成立；（2）该情况说明中载明牧兴养殖场年出栏生猪12000头错误，如果年出栏12000头，那么被上诉人就没有全部投保，上诉人要按投保比例约46％支付保险金；（3）该情况说明中载明牧兴养殖场2018年9月存栏5568头错误，事实是当时存栏只有2531头，按存栏数乘以2.2得5568，故投保数量为5568头，如果当时存栏数为5568头，其投保数应为5568＊2.2=12250头；（4）该情况说明中载明2月28日晚发现个别死亡错误，但根据2019年8月上报的无害化处理登记表，2月28日处理病死猪98头，3月1日处理病死猪159头，根本就不是2月28日晚才发现个别死亡；（5）该情况说明中载明对无害化处理情况，按照相关程序及时上报畜牧局。但根据从畜牧局调取的材料是青年镇政府在2019年8月至2019年12月才上报区畜牧局；（6）该情况说明载明有168头“化制”处理，2600头“深埋”。而根据2019年8月至2019年12月上报畜牧局的材料，病死猪2768头处理方式均为“深埋”，没有“化制”处理的；（7）该情况说明载明“深埋在用挖掘机挖好的3个坑里”，而从2019年8月至2019年12月上报的材料所附照片（即被上诉人庭审中提交的17张照片）根本不止3个，××死猪也不超过500头；（8）该情况说明中载明截止2019年3月15日病死猪已处理完毕，对未发病生猪及时销售处理。而在2019年3月22日上诉人还对被上诉人进行过一次理赔（7头）。二、召陵区青年镇政府在2019年8月至2019年12月向召陵区畜牧局上报的无害化处理登记表××死猪照片是上诉人理赔时的场景，××死猪耳标号有前后重复的220多头、与保险理赔重复的68头和不在保险范围的88头（数据不全，无法全部统计），这绝非工作不认真或过失所造成，而是故意伪造证据材料，故青年镇政府2019年8月至2019年12月上报的无害化处理登记表和情况说明等材料也均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使用。整体上召陵区青年镇政府在2019年8月至2019年12月向召陵区畜牧局上报的无害化处理登记表和情况说明等材料是伪造的，虽然数量上合计为2768头，但整体上与事实不符，不能作为定案依据：1、按这些材料内容，病死猪是在2019年3月份，而青年镇政府在2019年8月至2019年12月才上报，不符合疫情上报相关规定，也不符合常理；2、单独上报被上诉人一家养殖场，没有同时期其他养殖场不符合常理，××死猪更不符合常理；召陵区畜牧局作为畜牧管理及无公害处理的主管单位，截止一审判决时该报送材料并未得到主管部门的确认，病死猪头数也没能认定，向畜牧部门上报的情况说明及无害化处理登记表等材料内容的真实性无法核实。3、该些材料所附照片是上诉人理赔时的场景，××死猪耳标号有前后重复的220多头、与保险理赔重复的68头和不在保险范围的88头，而且重复的是成组出现的，这绝非工作不认真或过失所造成，而是故意伪造的；4、2019年3月及之前上诉人共理赔433头（其中2019年3月份理赔了224头），没有发病而被销售处理的2700头，××死的2768头，2019年3月青年镇政府向召陵区畜牧局上报的病死282头，总计6183头，远超过了承保的5568头；5、被上诉人庭审中所述深埋时没有进行称重，而但提交的照片中有称重的电子秤及架子、有畜牧局的官方兽医、有保险理赔车辆；6、被上诉人庭审中所述该2768头病死猪处理时上诉人不在现场，但提交的照片场景与上诉人保险理赔查勘现场场景相同，却被被上诉人安置了不同日期；7、被上诉人提交的处理场景相同的照片，却被被上诉人称在不同日期死亡了不同的生猪，即2019年3月2日病死144头与2019年3月10日病死117头。三、一审法院根据青年镇政府出具的情况说明中载明的死亡数量2768头减去上诉人发现的重复的和不在保险范围内的388头，从而认定被上诉人养殖生猪因病死亡2380头是错误的；上诉人认为就不应当采信青年镇政府出具的情况说明，而不是将该情况说明中有明显问题的部分剔除后采信。上诉人认为，鉴于青年镇出具的或向召陵区畜牧局上报的材料有重大错误，明显是伪造的，××死头数的事实，故应当将该证据排除掉，而不是将有明显问题的部分剔除后依然采信，一审法院将上诉人发现的重复和不在保险范围的388头扣除，××死猪为2380头是错误的。好比在吃饭时里发现一碗饭里约15％都是臭虫，是将臭虫挑出后接着吃，还是将该碗饭倒掉不吃。道理是显而易见的。四、2019年3月4日、3月6日、3月7日、3月12日、3月22日上诉人理赔查勘了5次共赔偿224头。而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是在2019年3月1日至3月13日、3月15日每天都在处理病死猪，显然是不符合常理的，也与事实不符。在2019年3月4日、3月6日、3月7日、3月12日、3月22日上诉人理赔查勘了5次，被上诉人对此也无异议，但认为本案与之前保险理赔的无关。试想在上诉人如此频繁地查勘、理赔情况下，××死猪不报案处理的吗？被上诉人所称的在2019年3月4日、3月6日、3月7日、3月12日处理病死猪可能发生吗？这显然不符合常理，也与事实不符。五、本案保险合同履行中共发生理赔42次赔偿485头250848元，每次都是李军伟报案，上诉人和召陵区畜牧局官方兽医现场查勘、照相、称尸重，然按尸重公斤数赔偿。平均每头猪赔偿约517元，本案中被上诉人没有报案，上诉人和畜牧局官方兽医没有查勘，没有畜牧兽医部门的无害化处理证明，但一审判决全部按每头猪保险限额800元赔偿，显然不符合保险合同约定。本案中，被上诉人没有及时报险，上诉人无法核实案涉生猪是××死、××死猪重量等基本情况，对保险事故是否发生、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都难以确定，被上诉人也未取得畜牧兽医部门出具的相应的无害化处理证明材料，根据保险合同约定，上诉人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也不承担赔偿责任。××死猪尸重公斤数赔偿，××死猪保险限额800元赔偿显然是不符合保险合同约定的。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牧兴养殖场辩称，一、××死疫情处理过程的指导者和见证者，其出具的证明和情况说明等材料与事实相符。牧兴养殖场确实是在2016年筹措资金建设，于2017年5月16日办理的营业执照，年出栏生猪12000头，在上诉人处投保了生猪养殖保险，投保数量为5568头等等,这些都是事实情况,上诉人的质疑完全是无中生有。本案的基本情况是,2019年2月底，被上诉人饲养生猪发生异常情况，由于饲养生猪发病死亡迅速，当时又正值非洲猪瘟高发期，全国上下对非洲猪瘟的防控也正处于关键时期,根据政府部门要求，被上诉人第一时间将生猪大量异常死亡情况上报给青年镇政府,青年镇政府指示为防止疫情扩散,要求被上诉人将病死猪及时进行处理,镇政府也承诺会对被上诉人进行补偿。牧兴养殖场的负责人李军伟也第一时间给上诉人的业务经理卢建伟打电话汇报了情况,但是上诉人出险不及时，后来上诉人知道政府参与处理了,就对被上诉人说既然政府已经处理了,保险公司就不再处理了,让被上诉人给政府沟通补偿事宜。牧兴养殖场的负责人李军伟多次找政府沟通，因当时正值政府两会期间,领导说等两会换届结束后,再研究处理此事,但是两会结束后,由于部分领导换岗，又无人给予处理了，因被上诉人购买的有保险,政府部门又让被上诉人跟保险公司协商处理，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多次协商无果，才诉至法院。因此,××死疫情处理过程的指导者和见证者,其出具的情况说明和证明与实际情况完全相符，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二、关于上诉人所称的病死猪疫情上报时间问题,病死猪耳标号统计重复问题以及无害化处理照片重复问题。(一)上报时间问题，被上诉人处生猪出现非正常大规模死亡,及时上报镇政府,镇政府又及时上报召陵区畜牧局,因疫情重大,为防止疫情扩散,同时又因正值政府两会期间,政府部门要求被上诉人尽快对病死猪进行处理,同时不允许对外扩散消息,××死生猪进行了无害化处理。之后在病死猪疫情缓解后,按照政府要求按月分批统计上报,被上诉人上报的病死猪无害化处理情况目的是给政府做统计使用,每头猪80元的无害化处理费用，按照政策规定应当由政府给被上诉人发放,但至今政府未发放。被上诉人为××死猪疫情防控工作，损失惨重，当时镇政府承诺会解决被上诉人的经济损失,但至今未解决。(二)耳标号统计重复问题。病死猪疫情发生后,病死猪的耳标号均是由被上诉人和畜牧站负责人以及村防疫员进行统计,因病死猪数量巨大,××死猪耳标号由于时间长已经污损,且耳标号全部都是数字，出现重复统计在所难免。另外，被上诉人统计耳标号的目的是为向政府汇报无害化处理情况,政府也承诺会弥补被上诉人的损失，因此被上诉人并未考虑向保险公司进行索赔,因此统计的也不是很仔细。且一审判决已经扣除统计重复部分的耳标号,该部分的损失被上诉人也愿意自行承担。(三)无害化处理照片重复问题，被上诉人提交的无害化处理照片证明目的在一审提交的证明目录中写的很明确,证明被上诉人生猪异常死亡后的无害化处理的情况,目的是向政府汇报被上诉人所做的疫情防控工作。三、××死猪死因检测程序,病死猪的死亡原因均是凭检疫人员的感官检查判断来确定,并无任何检测程序。被上诉人发生大规模生猪病死疫情后,按照程序立即向政府部门和畜牧部门进行了汇报,××感染死亡，为防止疫情扩散,××死猪进行化制和深埋的无害化处理。从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给法庭的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豫11民终1937号判例可知，××死猪检测程序，发生生猪非正常死亡后,检疫人员仅凭感官检查判断来确定大概死因,因此被上诉人按照政府部门的安排对病死猪进行无害化处理与漯河本地的政策相符。被上诉人所称的死因检测程序根本不存在,而且被上诉人之前理赔时也从未对此提出任何异议。四、一审判决上诉人按照保险单中约定的800元/头的标准对被上诉人病死生猪进行赔付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合同签订后，被上诉人仅收到上诉人提供的一份投保单，被上诉人在一审中当庭出具的保险条款中系格式条款,该条款中关于理赔流程、免赔情形、保险育肥猪死亡赔付计算方式等内容,均未向被上诉人进行提示以及明确说明，根据《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因此被上诉人提供法人保险条款对上诉人并不生效，一审判决上诉人按照保险单中约定的800元/头的标准对病死生猪进行赔付于法有据。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恳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牧兴养殖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保险金22144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召陵区牧兴养殖场系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为李军伟，经营范围为生猪养殖。2018年8月10日李军伟在被告太平洋保险公司投保生猪养殖保险（中央政策性），保险数量5568头，单位保险金额800元，保险金额4454400元，保险费200448元，保险费由中央财政补贴50％，省财政补贴15％，市财政补贴5％，县（区）财政补贴10％，农户自己缴纳20％。2019年3月19日，漯河市召陵区青年镇人民政府出具关于青年镇河李村牧兴养殖场的情况说明，载明2019年2月26日，该厂个别圈舍发现生猪体温增高、精神混乱、皮肤发紫等现象，该场负责人对发病生猪进行隔离、消毒、用药，进行防治。对没有发病的生猪进行销售，2月28日晚，发现个别死亡。3月1日后陆续出现生猪死亡现象，该养殖场在及时采取防护措施情况下，及时报请区畜牧局和镇政府查验，并在镇村防疫员的监督下进行无害化处理……截止3月15日，××死猪处理168头，××死猪处理2600头（深埋在用挖掘机挖好的3个坑里），同时对没发病的生猪2700头及时进行销售处理……。漯河市召陵区青年镇人民政府又分别于2019年8月25日、2019年9月25日、2019年10月26日、2019年11月25日、2019年12月26日出具关于青年镇河李村牧兴养殖场的情况说明，证明青年镇河李村牧兴养殖场于2019年2月26日至2019年3月1日，2019年3月2日至2019年3月6日，2019年3月6日至2019年3月9日，2019年3月10日至2019年3月13日，2019年3月15日发病生猪相继死亡257头、450头、373头、180头、463头、307头、480头、258头，经镇村防疫员监督管理下及时对死亡生猪进行无害化处理，再按程序上报区畜牧局。情况属实，特此证明。原告提供的乡级规模化养殖场（小区）养殖环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情况登记表，××死猪的耳标号。被告太平洋保险公司对原告提供的耳标号核对后，指出原告提供的耳标号与原告之前保险理赔的病死猪耳标号存在重复，重复近300组，0657号段的88头猪不在本保险的号段内。原告称统计耳标号均是人工统计，××死猪的耳标号由于时间长已经污损，因为数量巨大，耳标号全部都是数字，出现重复统计在所难免。原告也认可0657开头的88头，应该是2017年购买的保险，与本次诉讼的保险合同无关。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属于财产保险合同纠纷。原、被告于2018年8月10日签订了生猪养殖保险（中央政策性），可以认定被告太平洋保险公司同意承保，双方就合同的条款达成协议，保险合同成立，根据保险条款内容可以认定被告在与原告签订保险合同前已经核实了投保人、被保险人、投保标的的基本情况。原告在太平洋保险公司按每头保险金额800元投保育肥猪养殖保险（河南地区），双方对该条款均无异议，且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予以认定。原告提供的漯河市召陵区青年镇人民政府出具关于青年镇河李村牧兴养殖场的情况说明，自2019年2月26日，该厂个别圈舍发现生猪体温增高、精神混乱、皮肤发紫等现象，该场负责人对发病生猪进行隔离、消毒、用药，进行防治。对没有发病的生猪进行销售，2月28日晚，发现个别死亡。3月1日后陆续出现生猪死亡现象，该养殖场在及时采取防护措施情况下，及时报请区畜牧局和镇政府查验，并在镇村防疫员的监督下进行无害化处理。上述事实系青年镇政府出具，由此可以认定原告所饲养的生猪在2019年2月26日起开始生病、死亡，原告已经对病死猪进行了无害化处理。经原被告双方质证，原告认可其统计的2768头中重复了300头，不在保险范围内的有88头，即原告所养殖的生猪因病死亡共计2380头。被告太平洋保险公司应当在生猪养殖保险范围内向原告赔偿1904000元。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条、第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太平洋保险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牧兴养殖场支付1904000元；二、驳回原告牧兴养殖场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4520元，由被告太平洋保险公司承担20850元，原告牧兴养殖场承担3400元。二审双方均无提供新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和一审相同，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二审争议焦点为一审判决太平洋保险公司赔偿牧兴养殖场损失1904000元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双方于2018年8月10日签订有生猪养殖保险合同，在保险合同成立后，保险人应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承担保险责任。牧兴养殖场的生猪在投保期内发病死亡，太平洋保险公司应依约理赔。本案召陵区青年镇政府出具的情况说明和证明中载明，牧兴养殖场从2019年2月26日至3月15日病死生猪无害化处理2786头，一审法院通过审理，扣除掉重复统计的300头和不在保险范围内的88头，病死生猪共计2380头，按照双方保险合同中约定的每头800元的标准赔付，太平洋保险公司共计赔付1904000元，认定事实清楚。本案牧兴养殖场由于生猪突发疫情导致大量死亡，被上诉人按照政府部门的指导和安排对病死猪进行无害化处理是当时疫情的需要，符合案件实际情况。上诉人对病死猪的头数提出异议，但也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死生猪的赔付标准有约定，应按合同约定履行，上诉人对赔付标准提出的上诉请求也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因此，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1396元，由上诉人中国太平洋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漯河中心支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三超审判员  寇文启审判员  李 冲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刘怡书记员吕亚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