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2民终366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佳欣，男，1994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政和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郑淑英，女，1994年9月1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政和县。 上列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阮思珠、张彬彬，福建凯捷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厦门市中医院，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仙岳路1739号。 法人代表人：耿学斯，该医院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志恭、许宏洲，福建开元大同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原审第三人：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镇海路上古街10号。 法定代表人：王占祥，该医院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燕棉，该医院法务。 上诉人李佳欣、郑淑英因与被上诉人厦门市中医院（以下简称中医院），原审第三人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下简称第一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2019）闽0206民初56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佳欣、郑淑英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李佳欣、郑淑英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中医院存在伪造病历的情形，一审法院认定错误。1.中医院存在伪造胎心胎动监测图、待产、产房观察记录、产程进展图等病历资料的行为。在案的6份胎监图，其中三份为电脑胎儿胎心胎动监护图，根据中医院2019年10月28日提交的《关于厦门市中医院电子病历的意见》第6项答复，胎监图上的档案号包括病人的胎监号以及胎监序号，分别为“1012973（1）、1012973（2）、1012973（10）”，从胎监序号上看中医院最后一次的胎监序号是“（10）”，即表示病人是第十次做胎监，可见郑淑英除了纸质胎监3次外还做了10次的“电脑胎监”，共计13次的胎心监测，但中医院始终陈述郑淑英只有6次胎心监测且在案也是6份胎监图，“待产、产房观察记录”也只有6次的胎监报告记录，明显胎监图与中医院的陈述及其他病历是矛盾的，故而可以认为该三份电脑胎儿监护图并不是郑淑英的。根据封存的59页的病历中的用药清单，在对郑淑英进行胎儿娩出时采取的治疗方案（勾选）为“人工破膜、吸氧、会阴麻醉、宫颈内口探查、阴道填塞”，而“胎监”一项并未勾选，从而可以说明中医院在郑淑英分娩时并未采取胎心监测，“22：28”的电脑胎儿监护图并非是郑淑英的，是中医院伪造的。“20：06”的电脑胎儿监护图是由SRF618B5型仪器所做出的，而“22：08”的胎监图是由SRF618B++型仪器做出的，根据中医院2018年5月28日的答复均形成于待产室病床边，那为何前后作出的仪器型号却不一致？如若存在多台机器的话，为何中医院在22：19分断纸后不使用其他的仪器，而一定要将郑淑英转到中心站去。关于“22：09”11分钟长度的胎监图，如中医院所说，纸刚好用完，一般人对于没纸的第一反应应是“装填纸”，且重新装胎监纸岂不是比将产妇进行移动来得更方便、快捷，为什么一定要将产妇进行移动？这明显不符合常理。中医院所提供的电脑胎儿监护图皆有“签名、日期”的要求，但并未有任何人填写，也可以说并未有医护人员对该监护图负责，该监护图不具有真实性。郑淑英在本案中提交的6份胎心监测图来源于事发后2天即1月18日封存的59页病历资料，而非郑淑英事发之时就持有的（郑淑英曾于1月17日要求中医院封存病历但遭拒绝），郑淑英是在（2016）闽0206民初3665号审理过程中才发现中医院伪造材料，故而撤诉另行起诉，一审法院仅以当时的鉴定过程来论断郑淑英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是有违法律规定的，当时郑淑英作为普通人是相信中医院作为专业的医疗机构的职业操守和良好的职业道德的。关于胎心监测图没有存在系统病历系统中，中医院2019年10月28日的答复为该胎监图是检查报告不属于病历书写范畴无需存于系统病历系统中，但根据《电子病历基本规范》（试行）第十九条“患者诊疗活动过程中产生的非文字资料（CT、磁共振、超声等医学影像信息，心电图，录音，录像等）应当纳入电子病历系统管理，应确保随时调阅、内容完整”，中医院的说法明显不符合该规定，且可以明确的是其中3份电脑胎监图，仪器可以识别病人的档案号且具有存储功能，是具备上传的条件，中医院的答复是无效的抗辩。在案的六次胎监图记录时间都是在入院后，中医院却辩称只有第一次的胎心监测需要收取费用，其提供的《厦门市医疗服务价格手册》也仅体现了包含的项目，但并未明示“单胎顺产接生”计费的起始点，也无厦门市物价局以及厦门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说明来作证，从另一方面来说，也根本无法解释同样是入院后所做的第一次胎心监测为什么不属于免收费用的范围，如何区分开来，这是存疑的，一审法院仅凭中医院的单方面解释来认定其抗辩的合理性，明显依据不足的。综上，在案的多份胎心监测图本身内容不具有合理性，且与在案证据冲突矛盾，中医院的解释也不合理，其未能就该胎心监测图的真实性承担举证责任，不应予以认可，与胎心监测图配套的待产、产房观察记录、产程进展图皆是虚假的。2.中医院存在伪造医嘱单的情形。李春红医生（首诊医生）所做的“产科住院记录、经阴道分娩知情书”显示：郑淑英的床号是“485”，孙秀秀、白雅玲医生所做的“手术同意书、阴道检查记录、助产手术记录”显示：郑淑英的床号是“470”。很明显李春红医生当班时郑淑英的床号是485，而孙秀秀医生当班时郑淑英的床号是470。但根据“长期、临时”医嘱单上面显示郑淑英的床号是“470”，无论长期医嘱单还是临时医嘱单都应该是李春红医生创设的并最开始下医嘱，那床号按逻辑应也是“485”，“470”床号是后面床位变更的，李春红医生不可能知道也不会写成“470”的床号，这明显是有时间“穿越”，从而说明医嘱的虚假性，当晚根本没有医嘱的存在。关于纸质医嘱与其系统中医嘱时间的不一致，一审法院认为中医院的解释合理明显是错误的。中医院在2019年10月28日的答复中解释为系统更新造成的，但根据中医院的说法，系统中医嘱是以录入医嘱的时间为准，那为何整个长期、临时医嘱，只有第一次的录入医嘱的时间会出错，而随后李春红医生同一时间点下的其他多次录入下嘱时间以及其他医生下医嘱时间却与纸质医嘱时间却是一致，按照中医院的说法也应该全部有所变动，但实际却是没有，所以中医院的解释是错误的。该时间的不一致，恰恰可以说明医嘱形式上并非恒定不变的，版本是随意的可随时更改，更可以说明医嘱的真实性是存疑的。且当时查看系统时是无法打开显示文件的创建时间的，中医院说有创建时间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根据有关规定，打印病历应当按照本规定的内容录入并及时打印，由相应医务人员手写签名，但本案的医嘱单中的下医嘱以及执行医嘱的医生、护士皆没有签名，即便末端的医生签名处也是空白的。医嘱内容上的二次“人工破膜术”，中医院答复第二次“人工破膜术”是“误开”多收取一项费用，但根据郑淑英提供的封存病历显示“治疗”一项，有勾选“人工破膜术”，这明显又是矛盾的，中医院对郑淑英在第二产程分娩时到底有没有实施“人工破膜”的陈述是混乱的，故而医嘱的真实性也是存疑的。根据有关规定，已形成的病历资料包括长期、临时医嘱单应予以封存，但本案中封存的病历资料并未包含长期、临时医嘱单，且中医院抗辩是无需封存并没有相应依据且至今也没有给与未予封存的其他合理解释，可以认定为当时并不存在医嘱单。医嘱记录应是准确、完整，但对于该矛盾的记录中医院在庭审中却以滞后一小时是正常现象来进行解释，该解释不具有任何依据，医嘱单的作用是可以判断医疗机构相应时间段的诊疗行为的合法、合理性，所以时间准确性是至关重要的，且中医院并没有举证该行为符合任何规范文件的要求，如若依据中医院所言，分娩时无法完成医嘱单的及时书写，但基于其所谓产科的特殊性，既然无法满足规范的要求，那也应有其他文件进行说明或者明确产科的相应医嘱可延迟补写。综上，医嘱是客观反映医院的医疗行为以及护士所行医疗行为的执行依据，应是严谨的，而中医院的医嘱单存在床号录入存疑，错开、记载不一致以及时间记载矛盾等多处问题，其作为专业的医疗机构所提交的医嘱单也存在所违反规范文件的多条规定，其抗辩也不具有任何依据和合理性。故应认定长期、临时医嘱单并非住院医疗的当时所形成，是中医院事后伪造的。3.中医院伪造阴道检查记录。1月18日封存的59页的纸质版的阴道检查记录，显示所落款的时间是“2016年01月16日”，医生为“白雅玲”，内容手填的。但根据中医院在系统病历系统中所显示的，内容是空白的医生由“孙秀秀”修改为“白雅玲”，“时期”后的时间也是电脑填写的，而根据修改痕迹的显示“2016.1.17.16：52：17赵冬梅”插入的标注。可看出该阴道检查记录是医生赵冬梅在2016年1月17日所形成的，说明是赵冬梅于2016年1月17日16点52分17秒打印空白的阴道检查记录而填写的。而并非纸质版所记录的形成于2016年1月16日。根据中医院2019年10月28日的答复，“2016.1.17.16：52：17赵冬梅”是赵冬梅医生查看病历所以会留下的标注，这解释是不能成立的。首先仅仅是查看病历不会在要求移动鼠标至特定地方方能显示出来相应的信息。其次，在其他的系统病历中并没有显示相应的内容，难道赵冬梅医生独独只看了这份阴道检查记录。最后参考其他病历情况系统留痕应是有进行过修改操作方能有这样标注，故而中医院的答复解释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和合理性。综上，足以说明当班医生并未形成阴道检查记录，该记录是由赵冬梅医生事后做的，应认定是伪造的。二、中医院无法对病历存在的问题予以举证和作出合理解释，依法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病历是医院医护人员对患者进行诊断、治疗情况全过程的记录和总结，也是医院根据医疗规范制作的患者医疗健康档案。因病历由医院单方制作，医院应保证病历的客观、真实、准确、及时、完整、规范，更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真实、全面的记录对患者诊治的整个过程。故而患方对病历真实性产生质疑时，应当由医院承担相应的证明责任。一审法院适举证责任分配错误。三、中医院存在过错，其诊疗行为与新生儿李阳的死亡具有因果关系，应向郑淑英承担赔偿责任。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规定：患者有损害，因下列情形之一的，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三）伪造、篡改或者销毁病历资料。中医院存在伪造病历情形应推定其存在过错。在案证据足以证明中医院在诊疗过程中对郑淑英待产期间产程情况没有连续定期检查及严密观察指导，造成胎儿出现急性胎儿窘迫，最终造成新生儿李阳的严重损害并最后死亡的后果，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中医院应向郑淑英承担赔偿责任。 中医院辩称：一、关于胎监图的编号。医生在诊疗过程中，会根据需要使用胎监仪器听胎心，当胎监仪器点击保存时，胎监序号就会增加1，但此时并未形成完整的20分钟胎监图，故会出现（10）这样的编号，而胎监图只有“1012973（1）、1012973（2）、1012973（10）”三份。二、关于用药清单中，治疗方案中“胎监”一项未勾选。用药清单实际上是用于医院内部对帐，其中勾选的项目表示该项目要收费。产妇进入分娩阶段后，“单胎顺产接生”已包含“胎心监测”，不能重复收费，故未勾选。三、关于22:19断纸后没有首先使用现场另一台机器或是“装填纸”。中医院有两种胎监仪器，一种是单纯走纸的，没有像电脑能够保存胎监图的电子数据；另一种是中心监护系统，当时在22:19断纸后，立即使用旁边中心监护系统子机进行胎心监护，实际上并没有移动产妇的床位。四、关于胎心监测图未纳入电子病历系统。截止目前，厦门大部分医院包括中医院，胎心监测系统与电子病历之间仍然相互独立，无法完成数据交换，故电子病历系统内未存储胎监图。五、关于胎监图没有签名、日期。中医院对胎监结果处理流程为：凡是在待产产程观察记录单上助产士有写上“胎监完报告医生”，就表示当班医生已经对胎监结果进行判定，不存在医护人员对胎监不负责的说法。六、关于六次胎监只收费一次。这个问题已反复多次说明，根据2009年《厦门市医疗服务价格手册》P262规定：收费项目331400002“单胎顺产接生”包含：产程观察、阴道或肛门检查、胎心监测或脐带处理，会阴裂伤修补及侧切等。另外五次的胎心监测属单胎顺产接生范畴，因此不再另行收费。七、关于床位号问题。患者入院时间为2016-01-1604:04，入院记录、体温单、病案首页、待产观察单上均显示床号为485，为走廊床位。白天将患者迁入房间内的470床，体温单上也自动生成迁床记录，此后患者的所有医疗记录均是在470床号上进行。但是医嘱单为事后打印，显示床号是打印时的床号，系统医嘱单没有体现迁床号的功能。入院当时李春红医生已开具医嘱，护士执行医嘱，电子病历系统均有记录。八、关于纸质医嘱与电子病历系统中时间不一致。中医院的电子病历系统中，医嘱时间包括开医嘱的时间和保存医嘱的时间，若27分开医嘱，28分保存，打印时以保存时间为准，显示医嘱时间为28分。时隔3年，中医院的电子病历软件有更新，此次患方调取的电脑显示医嘱时间为27分，为下嘱时间。后台可查看到28分的时间纪录，这一事实，一审法院已认可。九、关于进入产程后，医嘱时间滞后约一小时。郑淑英认为，遗嘱滞后补写须符合相关文件规定才准予延迟补写，孕妇分娩不属于可延迟补写的情形。但将分娩孕妇放在一边，医生按步就班先写医嘱再施诊疗，置产妇生死于不顾，是一种十分不人道的行为。中医院以最快的速度对分娩产妇及婴儿进行必要的处理，再来补写医嘱是适当的，该解释也得到一审法院的支持。十、关于部分医嘱单无医生、护士签名。中医院规定医嘱签名是患者出院后全部病历打印出来归档时才由负责归档病历的医生及护士负责在每张医嘱单下最后一排签名，不需要每一个下医嘱的医生及执行护士都签名。本案病历尚未归档即因郑淑英申请而封存，故无法签名。十一、关于是否有实施“人工破膜”。待产观察单上明确记录，患者因“产程进展慢”于20:30行人工破膜，见羊水清，故患者在产程过程中确有施行“人工破膜”。十二、关于阴道检查记录。阴道检查单由一线值班医师孙秀秀住院医师新建阴道检查记录单（电子签名孙秀秀）并打印，由操作者白雅玲主治医师进行书写阴道检查记录单并签字。赵冬梅主治医师系该病人本组医师，但是必须建出院小结等相关医疗文书，故需查看产钳记录单，查看电子病历留下插入标注，并未修改病历内容，所以不存在阴道检查单是事后由赵冬梅医生书写的。综上，中医院诊疗病历真实反映郑淑英的诊疗过程，并不存在伪造、篡改或者销毁病历资料的情况，请求法院维持一审判决。 第一医院述称：一、本案由原一审法院组织各方对鉴定材料质证且一致认可，并委托莆田市医学会作出鉴定意见，鉴定人也出庭接受询问，未发现鉴定程序违法、鉴定结论依据不足的情形，因此，该份鉴定意见书应当成为本案事实的认定依据。二、第一医院对郑淑英之子李阳采取的一系列医疗行为是正确的，均符合教科书所规定的诊疗常规，因此第一医院对患儿的抢救措施行为不构成医疗损害。三、鉴于郑淑英在本案中未对第一医院提出诉求，且第一医院不存在医疗过错，因此根据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第一医院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李佳欣、郑淑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中医院赔偿李佳欣、郑淑英医疗费32999元、住院伙食补助费3300元、护理费18557元、营养费4235元、交通费1000元、死亡赔偿金1088020元、丧葬费42582元、精神抚慰金100000元，鉴定人员出庭作证费用500元由中医院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 2016年1月16日4时4分，郑淑英以“停经39＋4周，腹部阵痛5小时”为主诉入住中医院产科；1月16日22时53分，行会阴侧切下产钳助娩一男活婴；郑淑英于2016年1月22日出院。 2016年1月16日23时34分，郑淑英之子李阳以“生后反应差10分钟”为主诉转入中医院儿科，入科诊断：1.新生儿窒息（重度）；2.产瘤；3.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4.凝血功能障碍；5.新生儿肺炎。李阳于2016年1月30日出院。 2016年2月9日，李阳以“咳嗽、喉中痰响、纳差2天”为主诉入住第一医院新生儿科，入院诊断：1.新生儿肺炎；2.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3.先天性喉喘鸣；4.营养不良；5.左侧锁骨骨折；6.新生儿头颅血肿。2016年2月19日，经家属同意，李阳出院，出院医嘱患儿需继续鼻饲喂养等。 2016年3月11日，李阳以“呛奶后面色苍白1小时”为主诉就诊第一医院儿科急诊，初步诊断呼吸停止，经抢救无效，于2016年3月11日22时10分被宣布临床死亡。 李佳欣、郑淑英于2016年5月9日向一审法院提起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之诉，案号为（2016）闽0206民初3665号。该案审理过程中，根据中医院的申请，一审法院依法委托莆田市医学会就中医院对郑淑英的诊疗及产程护理过程是否存在过错，如有过错该过错与对患儿李阳的死亡结果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过错参与度、确认李阳在中医院诊疗后的损害结果、诊疗过程与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过错参与度等问题进行鉴定，莆田市医学会作出莆医损鉴字[2017]001号医疗损害鉴定书，鉴定意见为：1.中医院对产妇郑淑英、患儿李阳不属于医疗损害；2.第一医院对患儿李阳不属于医疗损害；3.中医院在医疗活动中存在病历书写不严谨、不完整，但与患儿李阳的死亡结果没有因果关系。该案开庭审理后，李佳欣、郑淑英于2018年3月2日申请撤回起诉，一审法院裁定准许撤诉。 2019年9月6日，本案一审审判长陈婧怡、代书记员陈静与李佳欣、郑淑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阮思珠、张彬彬、中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宏洲前往中医院查看该院保管的郑淑英在该院产科生产期间的电子病历。当天查看的病历中，《吸引器产钳臀围助产手术记录》、《阴道检查记录》内容为空白；《临时医嘱单》、《长期医嘱单》中的下嘱时间和此前中医院提供的复制件中的下嘱时间相差一分钟；《查房记录》和《病程记录》中有几处内容在2016年1月19日至2016年1月24日期间有修改或插入内容，其中2016年1月16日23时13分的首次病程记录于2016年1月24日插入内容：“入院诊断G1P039+4周宫内妊娠ROA”，2016年1月17日的吴燕萍副主任医师查房记录于2016年1月24日插入“产妇产后小便不尽感，予物流治疗后不能缓解，予导尿”、“无尿频、尿急、尿痛”、“持续导尿，尿色清”，删除“小便自解”内容，2016年1月18日范朝梅主治医师的查房记录于2016年1月24日插入“持续导尿通畅”、“局部硬结，予会阴外洗方外洗，嘱定时夹闭尿管，今下午拔除尿管，拔除尿管后及时排尿”，2016年1月19日钱丽娜副主任医师的查房记录于2016年1月24日插入“无尿频、尿急、尿痛”，2016年1月20日吴燕萍副主任医师的查房记录于2016年1月20日插入“胎盘病理（10000656），胎盘退行性变”，于2016年1月24日插入“无尿频、尿急、尿痛”。 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长期医嘱单、临时医嘱单，在2016年1月18日未予以一并封存，但从电子病历管理系统保存的长期医嘱单、临时医嘱单看，医嘱内容与此前中医院提供的复制件内容一致，关于下嘱时间的一分钟差距，中医院亦给出合理解释，不能认定医嘱单有伪造、篡改情形。李佳欣、郑淑英指出的长期医嘱单、临时医嘱单存在的其他问题，属于是否符合病历书写规范的范畴，无法证明中医院有伪造行为。二、按照《厦门市医疗服务价格手册》（2009）第262页，“单胎顺产接生”的项目内涵包括“产程观察、阴道或肛门检查，胎心监测及脐带处理，会阴裂伤修补及侧切”，中医院抗辩称进入产程的胎心监测费用含在单胎顺产接生费用中，有合理依据，予以采纳。李佳欣、郑淑英主张产程中的胎心监测需医嘱下达、“单胎顺产接生”是指胎儿娩出期即第二产程、胎心监测图的用纸是专门的纸张、20分钟走纸为设定长度，上述主张均无证据予以证明，不予采纳。关于其中一张胎心监测图出现中断的问题，中医院的解释亦合理，不能认定胎心监测图系伪造。另，李佳欣、郑淑英在（2016）闽0206民初3665号案件审理过程中提供了郑淑英的6份胎心监测图作为证据并作为鉴定材料，郑淑英在该案审理中并未提出其中5份胎心监测图系伪造的问题。三、李佳欣、郑淑英未提供证据证明中医院提交的手写的病历资料存在伪造，中医院关于2016年时部分病历没有纳入电子病历管理而是由医护人员手写记录亦合理；在电子病历管理系统中体现《病程记录》、《查房记录》中有插入修改内容，插入修改内容是对产妇入院时状态和生产后排尿情况补充记录，与李佳欣、郑淑英主张的中医院在郑淑英分娩期间的医疗行为存在延误时机、医护人员对郑淑英待产期间产程情况没有连续定期检查及严密观察指导、产程处置不规范、没有及时采取剖宫产等没有关联，插入和修改部分并不影响此前莆田市医学会对中医院的诊疗及产程护理过程是否存在过错所作鉴定意见。综上所述，李佳欣、郑淑英主张中医院存在伪造、篡改病历，进而推定其对李阳的死亡存在过错，依据不足，其要求中医院承担侵权责任、赔偿各项经济损失的诉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驳回李佳欣、郑淑英的全部诉讼请求。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当事人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争议焦点为中医院是否存在伪造、篡改病历。根据查明的事实，本案涉及的争议事实发生于2016年1月16日，也就是郑淑英入院生产之时，中医院对郑淑英的就诊以及新生儿出生之后的诊疗过程，均采用电子病历记录。在本案原审以及本院发回重审至今，作为原告的李佳欣、郑淑英并没有提交证据，以证明中医院在对上述诊疗过程中，恶意篡改病历，以逃避相关医疗过错。 本院注意到，李佳欣、郑淑英在2016年5月9日曾经提起涉及本案诊疗行为的医疗损害赔偿诉讼，一审法院为此依法委托莆田市医学会就中医院对郑淑英的诊疗及产程护理过程是否存在过错，如有过错该过错与对患儿李阳的死亡结果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过错参与度、确认李阳在中医院诊疗后的损害结果、诊疗过程与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过错参与度等问题进行鉴定。之后，莆田市医学会作出莆医损鉴字[2017]001号医疗损害鉴定书，鉴定意见为：1.中医院对产妇郑淑英、患儿李阳不属于医疗损害；2.第一医院对患儿李阳不属于医疗损害；3.中医院在医疗活动中存在病历书写不严谨、不完整，但与患儿李阳的死亡结果没有因果关系。在该案审理过程中的2018年3月2日，李佳欣、郑淑英申请撤回起诉。这一事实表明，中医院在对郑淑英及其新生儿的诊疗过程中并没有实质上的过错，且病历上的“书写不严谨、不完整”与患儿李阳的死亡结果并没有因果关系。在莆田市医学会作出该鉴定之后，李佳欣、郑淑英撤回该案起诉。因此，在本案中一审判决以该鉴定结论作为本案参考依据，并无不当。 本院还注意到，新生儿李阳于2016年1月16日22时在中医院出生，2016年1月30日出院。之后，李阳于2016年2月9日，以“咳嗽、喉中痰响、纳差2天”为主诉入住第一医院新生儿科，2016年2月19日李阳出院；2016年3月11日，李阳再次以“呛奶后面色苍白1小时”为主诉就诊第一医院儿科急诊，于2016年3月11日22时10分被宣布临床死亡。从这一事实看，从李阳在中医院出院到其死亡，其间相差约四十天时间，先后两次入住其他医院治疗，并在其他医院不治死亡。李佳欣、郑淑英为此主张中医院篡改病历，无相关合理的事实依据支持。 综上所述，李佳欣、郑淑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5875元，由李佳欣、郑淑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纪赐进 审 判 员 庄伟平 审 判 员 陈丽英 二〇二〇年九月一日 法官助理 张 艳 书 记 员 林少怀 附页：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