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1民终902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朱建文，男，1972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治康，湖南云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郭应圣，男，1994年1月22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南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建时，北京德和衡（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朱建文因与被上诉人郭应圣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2020）湘0102民初20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3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朱建文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郭应圣的全部诉讼请求，并由郭应圣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朱建文并未采取欺诈手段诱导郭应圣来投资。郭应圣是在充分了解后才进行投资的，不存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签订《投资分红协议》。湖南南山翁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南山翁公司）虽然经营范围不包括医疗器械，但湖南福道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道康公司）是包括医疗器械的研发等范围的。一审法院以母公司经营范围不符，从而认定朱建文存在欺诈行为明显错误。2、朱建文提交了证据证明福道康公司正处在正常经营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经营成果不佳，但这属于正常的商业风险，不是郭应圣现在不想承担风险主张受欺诈的理由。郭应圣辩称，1、朱建文自始至终根本没有福道康智能陪护床的产品，没有专利，也没有组建所谓的技术与销售团队，更没有所谓的专业设计和设备制造的高端企业。朱建文在与郭应圣前期沟通交往过程中，一直声称获得专利证书，且具有良好的市场资源、社会资源等，以高额回报来邀请郭应圣投资。不管南山翁公司还是福道康公司都没有所谓的共享陪护床的生产许可证、产品合格证以及专利、生产场地、设备、人工等，所有的有关共享智能陪护床的项目全部是虚构的。2、朱建文提出福道康公司处于正常经营，是完全说谎的行为。首先，自始至终福道康共享智能陪护床就是一个编造的概念，不可能存在正常的经营；其次，朱建文欺诈行为被郭应圣和其他投资人发现后就躲着不见。朱建文没有提交任何经营陪护床的供货、财务往来等证据，二审中，朱建文提供的三张转账凭证，均来自一家信息公司的转款，不能证明有正常的经营活动。朱建文提供的财务数据流水账，显示的是朱建文的公关费、个人支出、餐费等，并没有任何营收证据。朱建文一直就是靠欺诈投资款后用于个人花费，2019年7月，郭应圣发现了朱建文的欺诈事实，于同年10月就起诉了，疫情是2020年1月才开始的。郭应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朱建文与郭应圣签订的《股份代持协议书》；2、判令朱建文返还出资额10万元及损失费用4,750元（以出资金额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计算，暂自2019年1月30日计至2020年5月7日）；3、判令朱建文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2,500元（暂计）；4、判令朱建文承担本案的财产保全费1,02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南山翁公司系由朱建文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17年11月20日，经营范围为预包装食品、日用百货、果品及蔬菜等，不包含医疗器械方面的研发、销售等。福道康公司成立于2019年6月18日，由南山翁公司持股85%，朱建文持股15%。2019年1月2日，南山翁公司与郭应圣签订《投资分红协议书》，约定：因南山翁公司发展需要，郭应圣向南山翁公司投入资金10万元；南山翁公司经营共享医院智能陪护床；在合同期限内，公司正常运营（陪护床投放医院后），南山翁公司向郭应圣以首年年度利润1%向郭应圣分红，次年按照比例按月给予分红。南山翁公司在协议上盖章，朱建文在法定代表人处签字。2019年1月30日，郭应圣通过余额宝向朱建文支付宝账户转款10万元。之后，朱建文通过微信群“朱建文～福道商学院广州大师班八组”表示“陪护床最核心竞争力，最大壁垒就是医院资源，特别是部署三甲以上医院，这是一般人难以投放进去，我们现在有这个资源，产品已准备就绪，目前需要解决融资，项目战略通过国家卫计委领导协调，省委领导配合，院方领导参与，进行全国布局”，“长沙7家大医院都已经正式签下来了，晚上杭州投融界的打电话1个多小时，确定好了1600万意向投资”等。2019年6月8日，郭应圣与朱建文重新签订《股份代持协议书》，约定：鉴于郭应圣拥有福道康公司1%的股份，其中，郭应圣欲将其中1%的股份委托给朱建文代为持有；郭应圣将其拥有的福道康公司1%的股权，计出资金额10万元，通过本协议作为代持股份，由朱建文代持；郭应圣作为实际出资人，在设立福道康公司时已完成了实际出资。朱建文作为名义股东仅为代持目的，在工商变更登记时不再支付相关股权转让款。朱建文提交的福道康公司财务流水中显示存在南山翁公司对公公关费、朱建斌个人支出、餐费、话费、交通费、租房费等，无任何营收数据。朱建文提交陪护床战略合作协议及医院住院合同用以证明福道康公司处于正常经营状态并实际推广陪护床业务，但均未提交供货、财务往来等证据予以佐证。郭应圣为主张权利申请诉前财产保全，交纳保全申请费1,02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郭应圣主张撤销《股份代持协议书》是否应予支持；朱建文应否向郭应圣返还出资款并赔偿损失。一、关于郭应圣主张撤销《股份代持协议书》是否应予支持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南山翁公司与郭应圣签订的《投资分红协议书》明确南山翁公司的经营项目为共享医院智能陪护床，而南山翁公司经营范围并不包括经营医疗器械，朱建文作为南山翁公司100%控股股东与郭应圣签订该协议，并用其个人账户收取郭应圣10万元投资款，存在隐瞒南山翁公司的经营范围不包括从事医疗器械方面的事实。签订投资分红协议后，朱建文又通过微信鼓吹自己陪护床项目战略通过国家卫计委领导协调、省委领导配合、院方领导参与、进行全国布局、长沙7家大医院都已经正式签下来了，朱建文又重新与郭应圣于2019年6月8日签订《股份代持协议书》，但朱建文在2019年6月8日前并未取得从事医疗器械方面的资质，获得从事医疗器械方面经营权的福道康公司系2019年6月18日才成立，明显存在欺诈行为。朱建文提交的与安徽省江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签订的《福道康陪护床战略合作协议》时间为2019年6月7日，此时福道康公司并未成立，且其提供的与第三方签订的《福道康陪护床战略合作协议》均未提供供货、财务往来等证据，福道康公司的财务流水中无任何营收数据，朱建文所举证据不能达到福道康公司实际经营陪护床项目的证明目的。综上，可以认定朱建文在邀请郭应圣投资过程中存在欺诈行为，郭应圣系违背真实意思签订合同并投入资金。故郭应圣主张撤销《股份代持协议书》有法定事由，应予以支持。二、关于朱建文应否向郭应圣返还出资款并赔偿损失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郭应圣虽与朱建文签订了《股份代持协议书》，但郭应圣并没有与福道康公司签订入股协议，福道康公司也未向郭应圣出具出资证明书，认定郭应圣在福道康公司拥有1％股份的依据不足，该协议书所涉及的股份代持，实质系投资行为，《股份代持协议书》本质上为投资协议书。根据上述法律规定，郭应圣与朱建文签订的《股份代持协议书》撤销后，因该协议名为股份代持协议书，实为投资协议书，故朱建文收取郭应圣10万元投资款应予返还。南山翁公司与郭应圣于2019年1月2日签订《投资分红协议书》后，郭应圣于2019年1月9日向南山翁公司法定代表人朱建文银行账户转入投资款10万元。2019年6月8日，朱建文又与郭应圣签订《股份代持协议书》，该协议书中约定的郭应圣出资款10万元，系《投资分红协议书》中的10万元投资款，郭应圣的10万元不可能同时在两家公司投资，应视为南山翁公司与郭应圣已一致同意终止《投资分红协议书》的履行，故该《投资分红协议书》对郭应圣、南山翁公司已没有约束力，不能理解为《股份代持协议书》撤销后郭应圣仍应受《投资分红协议书》的约束，故对朱建文提出撤销《股份代持协议书》并不会引起返还出资款后果的主张不予支持。财产保全申请费可认定为郭应圣为实现债权的必要支出，故对郭应圣的该项请求应予以支持。郭应圣在投资时缺乏风险防范意识，未遵循投资有风险、投资须谨慎的这一投资规则，亦存在一定过错，对郭应圣要求支付利息损失的请求应不予支持。因没有合同依据，且律师费不是该案的必要支出，故对郭应圣主张的律师费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判决：一、撤销郭应圣与朱建文于2019年6月8日签订的《股份代持协议书》；二、限朱建文在该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郭应圣投资款10万元；三、限朱建文在该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郭应圣财产保全申请费1020元；四、驳回郭应圣的其他诉讼请求。该案受理费2,500元，减半收取1,250元，由朱建文负担1,100元，由郭应圣负担150元。二审期间，朱建文向本院提交了凡益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向福道康公司的转账凭证（三张），拟证明2019年6月至9月福道康公司的营业收入情况。郭应圣对朱建文提交的转账凭证的三性均有异议认为转账凭证没有原件，上面所称凭证号全部都是0，且日志号时间序号错误。该三张转账单不能证明福道康公司是处于正常的经营活动中。郭应圣向本院提交了其母亲蔡慧芳与朱建文的通话，拟证明朱建文从2019年8月份就开始从事槟榔生产，并没有正常的从事陪护床项目，同时朱建文认可需要返还唐晓娟、郭应圣、熊朝红、刘勇的投资。朱建文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证据只适用于郭应圣，与唐晓娟、熊朝红、刘勇并无直接联系；且在通话之中，朱建文还一直坚持自己在做陪护床项目，同时开展两个项目，既不矛盾也不违法，因此该证据不能达到郭应圣的证明目的。本院经审查认为，朱建文向本院提交的凡益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向福道康公司的转账凭证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应不予采信。郭应圣向本院提交的其母亲蔡慧芳与朱建文的通话真实、合法，且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应予以采信。本院二审除对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外，二审另查明，朱建文在与郭应圣母亲蔡慧芳的通话中表示同意退还郭应圣等人的投资款。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本案中，涉案《投资分红协议书》明确载明南山翁公司的经营项目为共享医院智能陪护床，但事实上南山翁公司的经营范围并不包括经营医疗器械。朱建文与郭应圣签订案涉投资分红协议时，隐瞒南山翁公司的经营范围不包括从事医疗器械方面的事实，且在案涉协议签订后，朱建文又通过微信鼓吹自己陪护床项目战略经过国家卫计委领导协调、省委领导配合、院方领导参与进行了全国布局、且与长沙7家大医院都已正式签约，从而导致郭应圣违背其真实意思签订《股份代持协议书》。该《股份代持协议书》约定郭应圣拥有福道康公司1％的股份，但事实上在朱建文与郭应圣签订《股份代持协议书》时，福道康公司并未成立，朱建文并没有取得从事医疗器械方面的资质。可见，朱建文采取虚构事实手段与郭应圣签订协议构成欺诈，一审判决撤销朱建文与郭应圣签订的《股份代持协议书》符合法律规定，应予以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郭应圣依据《投资分红协议书》向朱建文交付10万元。郭应圣与朱建文签订《股份代持协议书》后，郭应圣向朱建文所交付的10万元即转为《股份代持协议书》中的投资款。《股份代持协议书》被撤销后，朱建文依法应退还郭应圣所交付的投资款，且朱建文在与郭应圣母亲蔡慧芳的通话中亦表示同意退还，故一审判决朱建文向郭应圣返还10万元投资款并无不当。郭应圣在投资时缺乏风险防范意识，亦存在一定过错，故一审法院对郭应圣主张利息损失的请求不予支持亦无不当。朱建文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福道康公司处于正常经营状态，且涉案协议的签订及投资款项的交付均发生在福道康公司成立之前，福道康公司成立之后是否正常经营与本案处理没有关联。综上，朱建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500元，由上诉人朱建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郭伏华审  判  员  唐亚飞审  判  员  唐亚平二〇二〇年九月十日法官助理谢卓书记员（兼）  谢 卓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