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鲁16民再19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姚贵虎，男，1986年10月9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邹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润丰，山东远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阳信艺木轩红木家居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阳信县新汽车站南邻100米。法定代表人：刘红霞，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新昌，山东君颂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丽萍，山东君颂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被告：邹平县台子鸿运联合运输中心，住所地山东省邹平市台子镇驻地。法定代表人：张玉京，公司经理。一审被告：广西国花捌捌捌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高新区可利大道南面通达物流园2号楼5-13号铺面。法定代表人：苏政国，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玉林，山东励志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被告：农飞弟，男，1989年6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龙州县。再审申请人姚贵虎与被申请人阳信艺木轩红木家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艺木轩红木家居公司）、一审被告邹平县台子鸿运联合运输中心（以下简称台子鸿运中心）、一审被告广西国花捌捌捌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花公司）、一审被告农飞弟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3月11日作出的（2019）鲁16民终9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姚贵虎不服，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2月3日作出（2019）鲁民申7055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姚贵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润丰，被申请人艺木轩红木家居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丽萍，一审被告国花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玉林到庭参加诉讼,一审被告台子鸿运中心、农飞弟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姚贵虎申请再审称，（一）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原审法院没有任何证据证实申请人与农飞弟、国花公司是联合运输合同关系。姚贵虎通过中介与国花公司签订承运合同时不知道案涉货物的来源，也不知道农飞弟，姚贵虎只与国花公司之间存在运输合同关系，而且阳信县人民法院（2016）鲁1622民初791号生效判决已经认定姚贵虎与艺木轩红木家居公司之间不存在运输合同关系。2.没有任何证据证实案涉货物的损坏是姚贵虎运输过程中造成的。案涉货物在装车交付姚贵虎运输前国花公司就出具了损坏证明。因返还原物案件的诉讼，姚贵虎要求国花公司出具了更加详细的证明，国花公司在本案庭审中也对该事实予以认可，原判决对此不予认定是错误的。3.农飞弟与艺木轩红木家居公司之间存在运输合同关系，农飞弟与国花公司之间存在委托关系，国花公司与姚贵虎之间是雇佣运输合同关系，姚贵虎与艺木轩红木家居公司之间不存在运输合同关系。原审认定国花公司在本案中是中介介绍行为，没有事实依据。4.滨州四环五海资产评估事务所出具的评估报告不是合法有效的证据。艺木轩红木家居公司主张损坏的货物是红木，姚贵虎对此提出异议。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询时，当庭回答鉴定机构不具有鉴定红木的资质和能力，无法辨别被鉴定家具的材质是不是红木，更无法辨别红木的类别。评估机构对修复的方式、方法及工时也无法给出结论，评估报告上署名的王永明自始至终没有到过现场，违背了评估需具有评估资质和条件的两人以上共同进行的规定。而且艺木轩红木家居公司已将部分家具卖出，鉴定人没有见到，如何评估鉴定？（二）原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联合运输是法律规定的为完成一项运输任务，各承运人达成共同完成运输任务的意思表示，并由第一承运人与托运人签订联合运输合同，该合同对各承运人均有法律效力。本案中各承运人并未达成共同运输的一致意见，原审认定联合运输合同关系错误。原审认定案涉货物交付运输前完好无损，无合法有效证据证明。艺木轩红木家居公司的《装车证明》是由赵长东写好，让证人在上面签名，签名人员均未提供身份证件，签名人员除李树昌出庭作证外，其余均未出庭，而李树昌原为艺木轩红木家居公司员工，艺木轩红木家居公司还欠其工资，双方存在利害关系，李树昌的证言不应采信。一审法院对农飞弟没有依法有效送达开庭传票，三次开庭只有效送达一次。（三）审判人员审判本案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一审审判长刘金泽已因严重违法违纪被纪检监察部门留置审查。请求再审主持公道，依法改判。艺木轩红木家居公司辩称，（一）原一审判决认定姚贵虎应与农飞弟对艺木轩红木家居公司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但认定广西国花捌捌捌物流有限公司、台子鸿运中心不承担责任有误，应依法予以纠正。艺木轩红木家居公司系涉案家具的收货人，涉案货物的所有权人。农飞弟、国花公司、姚贵虎、台子鸿运运输中心均参与了涉案货物的运输，均应承担责任。（二）农飞弟、国花公司、姚贵虎、台子鸿运运输中心应对涉案货物损失共同向原告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理由如下：1.各被告均实际参与涉案货物的运输行为。2.依据艺木轩红木家居公司证据中公安部门的现场照片及录像资料等，均证实了货物交付时，产生了严重的损害，对于该损失至今各被告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属托运人或收货人原因导致，更未证明属不可抗力或货物本身的自然性质或者合理损耗。因此各被告人应对货物的毁损承担赔偿责任。3.国花公司出具的货物损失证明不具有真实性，对艺木轩红木家居公司不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无法证实货物损失本案的货物损失发生于姚贵虎接受货物之前。基于上述理由，广西国公司，与姚贵虎、台子鸿运运输中心存在恶意串通行为。该证据及其到庭被告的主张的对艺木轩红木家居公司无法定约定效力。农飞弟作为订立原始合同的初始承运人，其理应对全程运输承担责任；虽然加盖被告国花公司公章的损失证明对原告不具有法定约束效力，但对出具证明的被告构成自认，因此该被告应向原告承担赔偿责任；结合涉案货物的交付时的损失原状，比被告国花公司证明中自认的货物损失（仅是轻微的刮花伤及个别部位的轻微损伤）加重了许多，无论在国花公司经手期间有无损坏，均能印证姚贵虎承运期间造成货物损害的客观事实。因此，姚贵虎作为终点阶段的承运人应与其他各被告共同承担赔偿责任。（三）滨州市四环五海资产评估事务所的评估报告应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正确。关于本案货物是否是红木的问题，2008年国家轻工业部把沿袭已久的红木标准改成深色名贵硬木标准，明确指出，红木家具仅为深色名贵硬木家具的一部分，柚木等欧美名贵木材开始进入深色名贵硬木的行列。本案中的红木家具全部采用人工打磨的、刻花样式、榫卯结构的红木家居，评估结论远远低于实际修复损失，也正是因为该原因，损坏家具中的大部份现尚未实际修复。关于鉴定结论，首先，该评估机构系各方当事人通过法定程序选定的，其报告出具程序合法；其次，该评估机构具有法定的评估资质，评估结论具有客观性，虽然其评估结论低于原告公司的实际损失，但原告公司认可；再次，原一审庭审中，鉴定人的出庭陈述，说明了涉案评估结论的合理性。被告对此仅是提出异议但没有相反的证据足以推翻该鉴定报告，因此该鉴定报告可以作为有效的证据使用。广西国花公司述称，（一）国花公司既未与艺木轩红木家居公司签订货物运输合同，也未与农飞弟签订货物运输合同，农飞弟的司机通过国花公司找了姚贵虎的车辆运输，但国花公司仅是受农飞弟委托为其提供代找车辆服务，国花公司没有从事实际运输活动，也没从该项运输活动中获得利益，艺木轩红木家居公司所诉家具损失与国花公司无关，其主张的家具损失应由作为运输合同相对方的农飞弟承担。（二）本案无证据证实我公司、姚贵虎与农飞弟之间存在合同法上的联运关系，不能适用《合同法》第313条进行裁判。本案在不存在联运关系的情况下，根据合同法的相对性原理，货物损失的风险只能由农飞弟承担。（三）涉案家具未做任何包装，在装上姚贵虎车辆之前已存在部分破损情况，艺木轩公司主张的家具损失并非国花公司和姚贵虎造成。（四）本案未对受损家具是否为红木材质进行鉴定，滨州四环五海资产评估事务所无红木及红木种类鉴定资质，其对受损家具按红木材质进行鉴定，且其评估的家具修复损失大大超过阳信艺木轩公司自认的货物价格和维修报价，其《资产评估报告》不具有客观性、真实性，原审中国花公司已经对该资产评估报告书提出了异议，并申请了重新鉴定，但未获准许，该资产评估报告书依法不应采信。艺木轩红木家居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姚贵虎、台子鸿运中心、国花公司、农飞弟连带赔偿艺木轩红木家居公司货物维修损失382260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5月，艺木轩红木家居公司从广西凭祥市金福友红木家具店订购红木家具一批。2015年5月26日，艺木轩红木家居公司实际经营人赵长东委托员工赵健与农飞弟签订货物运输合同，约定由农飞弟负责将该批家具从凭祥市承运至山东阳信。2015年5月27日，农飞弟运抵南宁后，将该宗家具交于国花公司。当日，国花公司与姚贵虎雇佣司机苏心星签订了承运合同，随后由姚贵虎所有的车牌号码为鲁Ｍ×××××/鲁Ｍ×××××货车（挂靠于被告台子鸿运中心）将该批家具承运至阳信目的地即艺木轩红木家居公司处。5月30日卸车时，发现有部分家具损坏，各方因赔偿问题发生纠纷。艺木轩红木家居公司家具修复损失经滨州四环五海资产评估事务所评估为280300元。艺木轩红木家居公司因此支出评估费6000元。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八条规定：“运输合同是承运人将旅客或者货物从起运地点运输到约定地点，旅客、托运人或者收货人支付票款或者运输费用的合同”。依照本条规定，本案为公路货物运输纠纷，艺木轩红木家居公司与农飞弟之间存在书面运输合同关系，但农飞弟在将货物运抵南宁后，将货物交与国花公司，国花公司又将货物转交姚贵虎。从以上事实及当事人相关陈述和相关证据分析，姚贵虎对运输路线、运输目的地、收货人等运输合同的主要事项均明确知晓，特别是也按照约定将货物送达艺木轩红木家居公司处，姚贵虎事实上属于本案运输合同关系部分运输区段的承运人，而国花公司未从事运输活动，实为中介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承运人对运输过程中货物的毁损、灭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承运人证明货物的损毁、灭失是因不可抗力、货物本身的自然性质或者自然损耗以及托运人、收货人的过错造成的，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第三百一十三条规定：“两个以上承运人以同一运输方式联运的，与托运人订立合同的承运人应当对全程运输承担责任。损失发生在某一运输区段的，与托运人订立合同的承运人和该区段的承运人承担连带责任。”本案货物运输过程中，造成艺木轩红木家居公司货物损毁，农飞弟作为与托运人订立合同的承运人应当对全程运输承担责任；姚贵虎作为终端区段的实际承运人，国花公司在给其货物交接清单上未注明货物受损，姚贵虎主张货物在其承运之前已损坏，证据不足，不予支持。故认定货物在姚贵虎运输过程中发生损坏，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艺木轩红木家居公司要求国花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根据合同相对性，台子鸿运中心仅为姚贵虎运输车辆的挂靠方，非运输合同的当事人，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故对艺木轩红木家居公司要求台子鸿运中心承担赔偿责任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对于滨州四环五海资产评估事务所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的效力问题，一审法院认为，该评估报告的鉴定程序、鉴定机构及鉴定人员的鉴定资质，评估依据合法，依法应认定其效力，作为确定艺木轩红木家居公司方损失的依据。艺木轩红木家居公司超额主张部分，无事实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农飞弟、台子鸿运中心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出庭参加诉讼，视为对其质证等相关诉讼权利放弃。一审法院判决：一、被告农飞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阳信艺木轩红木家居贸易有限公司家具修复损失280300元。被告姚贵虎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二、驳回原告阳信艺木轩红木家居贸易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034元，保全费1270元，合计8304元，由原告阳信艺木轩红木家居贸易有限公司负担1878元，被告农飞弟、被告姚贵虎共同负担6426元。评估费6000元，由被告农飞弟、被告姚贵虎负担。本院二审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二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姚贵虎应否对涉案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2.一审法院是否存在程序违法的问题。关于焦点1，姚贵虎所有的车牌号码为鲁Ｍ×××××/鲁Ｍ×××××货车将涉案货物承运至目的地阳信，并交予收货人即艺木轩红木家居公司。姚贵虎与艺木轩红木家居公司形成事实上的运输合同关系。姚贵虎作为从南宁到山东阳信的货物承运人，应当对所运货物尽到妥善保管的义务，姚贵虎主张货物在其承运之前已损坏，但国花公司在给其货物交接清单上未注明货物受损情况，国花公司出具的在其接货时涉案货物就有受损的证明，因出具时间系在卸货之后，且国花公司亦是本案原审被告之一，该证明及其陈述均不具有证明力，一审法院未予采信并无不当，故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三条规定，认定货物在姚贵虎运输过程中发生损坏，其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正确。艺木轩红木家居公司的涉案损失经滨州四环五海资产评估事务所评估为280300元，姚贵虎主张该评估报告不应采用，但没有提供有效证据予以推翻，对其该项主张不予支持。姚贵虎主张台子鸿运中心对涉案损失亦承担责任，本案系运输合同纠纷，台子鸿运中心不是合同相对人，姚贵虎主张台子鸿运中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没有法律依据。姚贵虎主张证人李树昌证言系孤证，一审判决不应采信。本院二审认为，阳信艺木轩红木家居贸易有限公司一审中除提交了李树昌证言外，还提交了销售方出具的装车证明、公安机关的出警证明、视频以及上诉人姚贵虎雇佣的司机苏心星的证明等证据材料，能够证明货物在运输途中受损的事实，并非孤证，故对姚贵虎的该项主张亦不予支持。关于焦点2，姚贵虎主张一审法院向农飞弟送达法律文书的方式不符合法律规定，经审查，一审法院在本案立案后，先通过邮寄送达方式向农飞弟送达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等文书，在邮寄送达的法律文书被退回，无法直接送达的情况下，一审法院通过公告方式进行送达，符合法律规定，故对姚贵虎的该项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姚贵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505.4元，由上诉人姚贵虎负担。再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再审认为，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为：滨州四环五海资产评估事务所作出的滨海评报字[2017]010号资产评估报告能否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一审法院不予准许重新鉴定是否适当。依据2008年12月31日起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对人民法院委托的鉴定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有异议申请重新鉴定,提出证据证明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一)鉴定机构或者鉴定人员不具备相关的鉴定资格的;(二)鉴定程序严重违法的;(三)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的;(四)经过质证认定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其他情形。本案鉴定人员在一审庭审中自述无红木及红木种类的鉴定资质，案涉家具为交趾黄檀、大果紫檀、金丝楠木等名贵材质，在不同程度损坏、裂纹的情况下，修复费用不可能不包括更换木料的费用，艺木轩红木家居公司在原一审中提交的《广西金福友家具至阳信红木家具破损明细及维修报价》主张破损红木家具补料及维修总报价为382260元，也显示其主张的维修报价包括红木家具补料的费用。因此，在鉴定人员没有红木种类的鉴定资质和鉴定能力的情况下，依据发货方单方列明的商品材质而作出的修复费用评估报告，其真实性和准确性无法保证。综上，上述评估报告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一审法院对国花公司提出的异议并申请重新鉴定不予准许不符合法律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第(三)项的规定，应当对家具材质和修复费用重新进行司法鉴定。原一审法院未对案涉家具材质进行鉴定,属基本事实不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审判监督程序严格依法适用指令再审和发回重审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关于“原审人民法院未对基本事实进行过审理的,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重审”的规定,本案应当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另外，国花公司在本案运输合同中是何种身份、是否应承担法律责任、案涉货损发生在哪一环节以及挂靠单位是否应承担责任，重审时应一并予以查清。综上，原一、二审认定基本事实不清,应撤销一、二审判决,发回重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本院（2019）鲁16民终9号民事判决及阳信县人民法院(2018)鲁1622民初640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阳信县人民法院重审。审判长  常维华审判员  于国俊审判员  张魁海二〇二〇年九月一日书记员  高龙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