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411民初890号原告：宋某，女，1987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住嘉兴市秀洲区。原告：沈某2，男，1982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住嘉兴市秀洲区。原告：沈某1，男，2009年1月27日出生，汉族，住嘉兴市秀洲区。法定代理人：沈某2、宋某，即本案原告，系沈某1之父母。上列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应盼，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嘉兴市秀洲区王店镇建南村十九组。住所地：嘉兴市秀洲区王店镇建南村十九组。诉讼代表人：徐玉坤，组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冯飞博，浙江嘉洲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嘉兴市秀洲区王店镇建南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嘉兴市秀洲区王店镇建南村倪曹堡村4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4330411ME0131976T。诉讼代表人：姚钱彬，主任。被告：嘉兴市秀洲区王店镇建南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住所地：嘉兴市秀洲区王店镇龙源西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N2330411MF1058751A。法定代表人：曹建军，董事长。上列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英，浙江秀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宋某、沈某2、沈某1与被告嘉兴市秀洲区王店镇建南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建南村村民委）、嘉兴市秀洲区王店镇建南村十九组（以下简称建南村十九组）土地征收补偿费分配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25日立案受理后，三原告又申请追加嘉兴市秀洲区王店镇建南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建南村经济合作社）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本院经审查于4月21日出具参加诉讼通知书，通知建南村经济合作社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5月1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三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应盼、被告建南村十九组诉讼代表人徐玉坤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冯飞博、被告建南村村民委诉讼代表人姚钱彬以及被告建南村村民委、建南村经济合作社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起诉称，自2009年起被告将村里多块集体土地出租，所得收益每年以集体人口每人8633元的标准在集体组织内部予以分配，但原告作为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却未享有相应的权益，被告以原告宋某属于出嫁女不应享有集体经济成员的权益，经多次协商未果。故提起诉讼，要求被告建南村十九组支付三原告土地征收补偿费25899元，被告建南村村民委、建南村经济合作社对被告建南村十九组的上述应付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方承担。被告建南村十九组答辩称，2008年原告宋某与沈某2结婚，嫁给了沈某2，属于出嫁女，因此从2008年开始宋某就不是十九组成员了，不享受十九组权益；后沈某2要求将户口迁入十九组，并承诺不要村里一分钱一分地，不享受村民小组权益，十九组才同意其迁入，那么宋某、沈某2相当于在十九组重新组成了一户人家，三原告的户口虽然在十九组，但不认可为十九组成员身份，不享受小组权益。农村集体组织成员身份的认定应当结合本地区长期以来形成的农村生产生活状态，综合考虑包括户籍在内的多个因素来综合认定，且该认定属于集体经济组织内部事务，应当经集体经济组织讨论决定，现三原告单纯基于户口信息，未经所在集体经济组织讨论决定，自行认定其具备农村集体组织成员身份，没有法律依据；原告沈某2在落户前曾出具承诺书，承诺不享受建南村十九组所有待遇，系对自身权利的处置，现其违反自身承诺，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即便其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也应驳回其诉讼请求；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属于村民自治范畴，三原告跳过村民自治程序而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行为，违反了村民自治原则，损害了其他成员的利益，不应得到支持，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而本条后文中“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请求支付相应份额的，应予支持”的规定不适用于本案，因为其前提是仍然要求原告获得了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原告诉请的土地征收补偿款已经分配完毕，难以收回，村民小组没有独立财产，亦难以执行，要求其他小组成员返还不仅难以解决纠纷，且将不断加深与其他小组成员之间的矛盾。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建南村村民委员会、建南村经济合作社答辩称，对于原告是否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答辩意见，与被告建南村十九组的意见一致，建南村有29个村民小组，每个村民小组的权益分配方案是不同的，只要不违反大的原则不产生纠纷，作为村委员会应给予尊重，所以三原告是否享受村民小组权益应按十九组村民表决意见确定；根据《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关于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的意见》的相关规定，土地所有权人是村民小组集体所有，并不是村民委员会所有，也不是经济合作社所有，故关于村民小组相应的土地收益分配方案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应当由村民小组的全体村民集体决定，村民委员会无权干涉，也没有所谓的监管职责，故原告主张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问题与村民委员会及经济合作社无关；建南村经济合作社并不是原告所称的土地发包方，土地发包方是建南村十九组，因为土地所有权人是建南村十九组，故建南村经济合作社无相应的责任基础。按照农村“三治融合”原则，农村村民小组自治，建南村十九组全体户长会议已经通过了土地征收补偿费分配方案，该分配方案应由建南村十九组全体村民遵照执行；从德治层面上讲，原告沈某2当初已承诺不享受建南村十九组的所有待遇，签署承诺书时原告宋某也在场，应认为一户放弃享受待遇，现三原告又起诉要求享受土地征收补偿费，已违反了基本的道德。综上，原告请求被告建南村村民委员会、建南村经济合作社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三原告为证明其主张，举证如下：证据一，居民户口簿两本。分别为宋海林户和宋某户，宋海林系宋某之父，以证明原告宋某出生后即落户于建南村十九组宋海林户，2014年4月17日单独立户，户籍仍在建南村十九组；原告沈某2于2014年2月12日将户籍从湖州市南浔区××镇××村××号迁入建南村十九组宋海林户，同年4月17日又将户籍迁入建南村十九组宋某户；原告沈某1出生后落户于建南村十九组宋海林户，后于2014年4月17日迁入原告宋某户。三被告对该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但对原告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居民户口簿只能证明三原告落户的信息，不代表其具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否则相关法律条文中就无须将村民的概念和村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概念加以区分了；出生后虽在本村落户，但在后续的生产、生活中也存在改变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可能性，所以居民户口簿本身不能证明三原告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资格。证据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两份［权证号为分别为“秀农地承包权（2009）第19191937号”和“浙（2018）秀洲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08458号”］。载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包方前一份证书为建南村，后一份证书为王店镇建南村十九组，承包方代表为宋海林，承包方式为家庭承包，承包方家庭成员前一份证书有宋海林、施小妹、宋某等五人，后一份证书有宋海林、施小妹、沈某2、宋某、沈某1等八人。证明三原告参加了建南村十九组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具备建南村十九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被告建南村十九组对该证据的三性无异议，但对原告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以户为单位，不是针对个人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本身并不能直接证明三原告具有农村集体组织成员资格，仅仅是一个考虑的因素，另外对于农村集体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还需要有一个程序要求。被告建南村村民委员会、建南村经济合作社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三原告具有建南村十九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理由是第二轮土地承包发生在1998年，当时原告沈某2户口不在建南村，由于土地承包30年不变，期间不会作调整，尽管前一份证书有原告宋某的名字，但并不代表其一直具备土地承包成员资格；第二份证书上虽有原告沈某2、沈某1的名字，但系因浙江省在2018年对土地承包经营又进行了一次确权，是一个补办的登记，这次土地承包登记的内容与1998年的时的土地承包登记和实际承包有出入，仅用于备案用，不能得出三原告具备建南村十九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证书也载明了发包方是王店镇建南村十九组，并非原告认为的建南村经济合作社，发包土地的所有权人为建南村十九组，建南村村民委、建南村经济合作社均无权发包。证据三，证明一份。由湖州市南浔区××镇××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出具（落款署名为“善琏镇姚家桥村村民委员会”，盖章为“湖州市南浔区××镇××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载明宋某、沈某1、沈某2三人户籍均不在湖州市南浔区××镇××村，三人在善琏镇姚家桥村都没有土地。以证明三原告的户籍不在湖州市南浔区××镇××村，且在姚家桥村没有承包土地，不享受任何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被告建南村十九组质证称，该证明没有出具经办人的签名，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求，三原告在其他地方是否享有村民权益无法确定。被告建南村村民委员会、建南村经济合作社对该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证明的落款是村民委员会，盖章却是经济合作社，证明出具的主体不一致，也没有相关的负责人签字，没有联系方式，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村民委员会和经济合作社并不是土地所有权人和户籍登记部门，无权对三原告是否享有村集体组织权益作出证明；第二轮农村土地承包起于1998年和1999年之间，承包期限为30年，原告沈某2在姚家桥村肯定有承包土地，但其并未提供有关放弃姚家桥村村民权益的材料。证据四，关于建南村十九组土地征用款分派决议一份。以证明被告建南村十九组就案涉土地征收补偿费用的分配方案进行了决议，该决议将三原告排除在分配人口之外，而原告宋某作为户主未在该决议上签字确认。被告建南村十九组对该证据的三性没有异议，认为该证据可以证明涉案款土地征用款的分配方案是通过村民讨论决定的，按照村民自治的原则，分配决议并不需要全体村民签字才能生效，村民小组对本小组的历史情况比证据体现的事实形成都清楚和了解，不是在每户决议中体现的，还需考虑个案情况。被告建南村村民委员会、建南村经济合作社对该证据的三性无异议，认为村民小组作为组一级的集体经济组织，有权对其所有的土地所产生的征收补偿费用的分配方案讨论决定，作为村委员、村经济合作社一级应尊重村民小组的村民自治决定；至于原告宋某作为户主未在该决议中签名，是因为农村土地承包是家庭形式承包，而在1998年实行第二轮农村土地承包时，原告宋某户尚未从宋海林户中独立出来。证据五，建南村19组2018年度4月30日止土地征用分户清单一份。载明土地征用补偿费按人口和股权分配，人口每人8633元，股权每股84.20元，宋海林户人口4.2人，分配金额36258.60元，股权126股，分配金额10609.20元，合计分配金额46867.80元。以证明被告建南村十九组的土地征收补偿费分配标准，三原告未分配到该款项。被告建南村十九组对该证据的三性无异议，并称案涉的土地征收补偿费已发放完毕，宋海林户的分配人口包括宋海林和其妻子施小妹、长女宋国清、孙子宋欧文（宋国清之子），以及已去世的父亲。被告建南村村民委员会、建南村经济合作社质证无异议。被告建南村十九组为反驳三原告的主张，举证如下：证据六，承诺书一份。由原告沈某2于2014年1月15日出具，载明“本人沈某2（男，身份证号码×××2419）户口在浙江省湖州市善琏镇姚家桥村双桥坝51号和嘉兴市××村××村××号村民宋某（女，身份证号码330411198712××××）在2008年6月19日登记结婚，本人承诺不享受建南村19组所有待遇”。该承诺书系沈某2为落户到建南村十九组而出具，结合本村以及原告宋某的户籍情况，宋某系出嫁女，故沈某2作出的承诺应及于宋某户的所有成员。三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称当时建南村十九组以允许原告沈某2入户为条件，沈某2在对方强势条件下不得不作出这份承诺，并非真实意思表示，故该承诺是不公平的；沈某2为建立家庭将户口迁入建南村十九组，浙（2018）秀洲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08458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将沈某2列入土地承包家庭成员范围，确定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故该承诺书应在其获得承包经营权时失效，退一步而言，即使承诺书成立，也属于沈某2个人放弃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的意思，其并非户主、户长，无法代表其他户内成员放弃权益。被告建南村村民委员会、建南村经济合作社对该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认为原告沈某2放弃权益，是真实意思表示，目的是为在××村××组××地；2018年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对1998年第二轮农村土地承包的确认，并非新设的登记，不影响承诺书的效力，对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认定等亦不产生影响。被告建南村十九组补充说明，当时原告沈某2、宋某一同找到组长徐玉坤，承诺不要建南村十九组的钱和地，要求将沈某2的户口迁入建南村十九组，并要求在宅基地分配上给予照顾，故并非建南村十九组要求沈某2户口迁入，其所谓不是真实意思表示是不成立的，分配沈某2宅基地是十九组出于对其照顾的行为；2018年补充发证是对1998年第二轮农村土地承包的确认，不是新设的登记，不影响承诺书的效力，原告的质证意见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对本案证据认证如下：三被告对三原告提供的证据一、证据二、证据四、证据五的三性或真实性质证无异议，三原告和被告建南村村民委员会、建南村经济合作社对被告建南村十九组提供的证据六的三性或真实性无异议，上述证据合法、真实，具有证明效力，本院予以确认，但户籍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间不存在必然的联系，不能仅以户籍所在地判断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证据三证明一份存在署名单位与盖章单位名称不一致、无单位负责人及制作人员签名或盖章的情形，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所规定的形式要件。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对有关单位和个人提出的证明文书，应当辨别真伪，审查确定其效力。根据1997年6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通知》［中办发（1997）16号］精神，土地承包期在第一轮土地承包的基础上再延长30年，要使绝大多数农户原有的承包土地继续保持稳定，不能将原来的承包地打乱重新发包，个别农户之间的小调整方案要经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三分之二以上成员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和县（市、区）人民政府主管部门审批；延长土地承包期后，乡（镇）人民政府农业承包合同主管部门要及时向农户颁发由县或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一印制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可见，第二轮农村土地承包系在第一轮土地承包的基础上保持不变，以不作调整为原则，个别农户之间的调整也必须经过表决程序。在第二轮农村土地承包期内，沈某2原所在村出具证明称其没有承包土地，不享受集体经济组织权益，但未能说明原因，也未提供有关村民表决程序的材料，该证明不具有证据的证明效力，本院不予采信。庭审后，原告方又向本院提供了情况说明两份。第一份情况说明由湖州市南浔区××镇××村村民委员会和股份经济合作社共同于2020年5月15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内容为本村村民委员会、股份经济合作社于2018年7月21日出具了证明一份，证明内容为宋某、沈某2、沈某1三人在本村没有承包土地，不享有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该情况属实，证明的经办人为时任村党支部书记潘小毛；第二份情况说明由湖州市南浔区××镇××村村民委员会、南浔区善琏镇农业农村办公室、湖州市国土资源局善琏镇国土资源管理所于2020年8月25日出具，内容为沈某2户口迁出后即不再享有姚家桥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也不再享有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上述情况说明均未说明沈某2在第二轮农村土地承包期30年内不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原因，以及是否经过村民表决程序。本院遂于2020年8月25日向湖州市南浔区××镇××村村民委员会、股份经济合作社发出调查函，向其调查核实上述不明情况，并要求提供村民表决以及审批等相关材料。该村民委员会、股份经济合作社在2020年9月1日回函中称，沈某2将户口迁入建南村十九组宋某户，自愿放弃了本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与集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但仍未能提供沈某2放弃上述权利以及村民表决等相关材料予以佐证，故原告方关于沈某2在湖州市南浔区××镇××村已无承包土地，不具有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主张，尚不足以认定。根据确认有效的证据，结合当事人的陈述，本院认定案件事实如下：原告宋某原户籍在本市秀洲区王店镇建南村倪曹保村港北40号，原告沈某2原户籍在湖州市南浔区××镇××村××号。2008年6月19日，宋某与沈某2登记结婚，并于2009年1月27日生育一子沈某1。2014年1月15日，原告宋某、沈某2两人找到建南村十九组组长徐玉坤，提出将沈某2的户籍迁至建南村十九组的请求，并要求在宅基地分配方面给予沈某2照顾，当日沈某2出具了承诺书一份，承诺不享受建南村十九组所有待遇。后原告宋某自立一户，沈某2、宋博文的户口均迁入该户。2014年4月17日，三原告均迁入户主为宋某、登记住址为嘉兴市秀洲区的家庭户中。2018年4月30日，建南村十九组就本组安置小区土地征用款的分配召开户长会议，经集体表决产生了分配方案，即按人口和股权分配，人口每人8633元，股权每股84.20元，据此土地征用款1823394元由该组41户169人按人口和股权分配完毕，表决决议还明确包括宋某在内的已登记结婚户口在本组的出嫁女不参加分配，三原告未分得土地征用款。嗣后，原告宋某认为分配方案不公，遂向嘉兴市秀洲区王店镇人民政府提起信访。镇政府认为该事项属于村民自治范畴，应通过诉讼途径解决，于2018年5月7日告知宋某向法院提出诉求。2018年7月30日，本院受理了三原告诉建南村村民委、建南村十九组侵害集体组织成员权益纠纷一案，原告方诉请被告方支付集体土地出租收益暂定25899元、股权分配收益暂定252.60元。本院经审理认为，三原告是否为建南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存在争议，应由村集体经济组织依法定程序认定，不属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纠纷，遂于10月24日裁定驳回三原告的起诉。三原告不服裁定，提起上诉。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嘉兴中院）经审理于12月20日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的终审裁定。三原告又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省高院）申请再审。省高院经审理认为，从三原告的诉请及证据看，该案实质系土地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且三原告的起诉符合民诉法规定的起诉条件，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故于2020年3月13日裁定撤销本院和嘉兴中院的一、二审裁定，指令本院进行审理。另查明，建南村十九组第二轮农村土地承包自1999年1月1日开始，承包期限为30年，嘉兴市秀洲区农业经济局（以下简称区农经局）于2009年12月31日向宋海林家庭颁发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载明承包方土地承包经营权共有人有宋海林、施小妹、宋国清、宋某、宋子观；2018年5月28日，区农经局再次向宋海林家庭颁发了新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载明承包方家庭成员有宋海林（本人）、施小妹（妻）、沈某2（女婿）、宋某（女）、宋国清（长女）、沈某1（孙子、新生儿）、宋欧文（孙子、新生儿）、宋子观（父亲、去世）。本院认为，本案系土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征地补偿费的分配等涉及村民利益的事项，须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建南村十九组为本组安置小区土地征用款的分配，专门召开户长会议，经集体表决产生了分配方案，符合法律规定。原告沈某2的户籍原本不在建南村十九组，不具有该村集体组织成员资格，后为将户籍迁入建南村十九组并在宅基地方面获得照顾，沈某2主动出具承诺书，承诺不享受建南村十九组所有待遇，沈某2的该项承诺完全出于自愿，不存在胁迫、欺诈等意思表示不真实的情形，合法有效，然沈某2在达到上述目的后，即向建南村十九组主张分配征地补偿费用，其行为违背了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守的诚实信用原则，此其一；第二轮农村土地承包始于1998年、1999年，沈某2在原籍有承包土地，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办发（1997）16号］通知精神，在承包期限30年内保持不变，而沈某2原籍地村委会称其自愿放弃本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但并未提供其放弃上述权利以及村民表决等相关佐证材料，应当认定沈某2在原籍地仍然有承包土地，具有原籍地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身份，此其二；2018年5月28日颁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虽载有沈某2，但仅系对承包方宋海林户当时现有家庭成员的罗列，以及对承包地地块、面积的实际情况予以登记确认，有关承包期限与2009年12月31日颁发的权证一致，此其三。综上所述，原告沈某2户籍虽已迁入建南村十九组，但其在原籍地有承包土地，享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且已承诺不享受建南村十九组所有待遇，故其诉请分配土地征收补偿费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宋某与本村以外的原告沈某2登记结婚，婚后户籍虽未迁出建南村十九组，但系出嫁女，经户长会议集体表决，对此情形作不予分配土地征收补偿费处理，属村民委、村民小组自我管理、民主管理的范畴，符合村民自治原则，不违反法律规定，且该处理结果并非仅针对宋某一人，具有公平性，在嘉兴地区亦具有普遍性，故原告宋某、沈某1的诉讼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二十四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宋某、沈某2、沈某1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447元，由原告宋某、沈某2、沈某1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后附页）审 判 长  李卫东人民陪审员  凌金荣人民陪审员  陈新花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八日书 记 员  徐杭琪附页：1、如当事人不服本院判决提起上诉的，需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案件的案件受理费由上诉人向人民法院提交上诉状时预交。逾期不交纳诉讼费用又未提出司法救助申请，或申请司法救助未获批准，在人民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未交纳诉讼费用的，按自动撤诉处理。2、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规定的义务，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当事人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上述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