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浙0282民初2700号之一 原告：宁波凯迪利电器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浙江省慈溪 市横河镇伍梅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82730153674H。 法定代表人：胡伟，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费震宇，浙江导司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明明，浙江导司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TGI（FAREAST）LIMITED（群富国际（远东）有限公 司）。住所地：Unit601-604.HilderCenter，2SungPingStreet， HungHom，Kowloon，HongKong（中国香港九龙红磡崇平街2号 福德中心6幢601-604室）。 法定代表人：任力新，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宗媛，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夏琳，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宁波凯迪利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迪利公司）与被 告TGI（FAREAST）LIMITED（群富国际（远东）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TGI公司）定作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8日立 案。 原告凯迪利公司诉称，2019年度，被告委托原告定做一批不 锈钢柳橙机专用于被告向指定客户出口，双方经充分协商后签订 了三份定做合同及三份补充合同，具体内容如下：一、2019年2 月25日，原、被告签订×××08号合同，定做不锈钢柳橙机 ＣＰＳＵＳ119200件，产品编号为×××13（分两版，其中ＶＤＥ 2版及BS版分别需113672件及5528件），单价分别为12.65美 元及13美元，总价共计1509814.80美元，产品独家供应给被 告。2019年5月14日，原告与被告签订变更合同，将上述货品 单价下调0.65美元，总价相应调整为1432334.80美元，所涉 条款相应调整。二、2019年2月25日，原告与被告签订×××09 号合同，定做不锈钢柳橙机CPSUS1092件，产品编号为 Cru326881，单价为12.95美元，总价共计14141.40美元，产品 独家供应给被告。2019年5月14日，原告与被告签订变更合同， 将上述货品单价下调0.65美元，总价相应调整为13431.60美元， 所涉条款相应调整。三、2019年4月10日，原告与被告签订 ×××20号合同，定做不锈钢柳橙机ＣＰ25Ｗ245148件，产品 编号为×××05（分两版，其中ＶＤＥ版及ＢＳ版分别需224316 件及20832件），单价分别为3.63美元及3.98美元，总价共计 897178.44美元，产品独家供应给被告。2019年5月14日，原 告与被告签订了变更合同，约定所购不锈钢柳橙机数量上调至 281988件（其中VDE版及BS版分别为261156件及20832件）， 总价相应调整为1030907.64美元，所涉条款相应调整。以上各 份合同中，被告均就加工产品的外形、尺寸参数、贴牌商标等作 了特定的要求。合同签订后，原告积极按照合同约定和被告指示 持续推进产品的生产、验收、试产、包装，首批产品也已开始与 被告沟通发货流程。然而，2019年8月19日，被告单方面通知 原告取消上述三笔订单，并要求原告停止生产、销毁包装，给原 告带来了巨大的损失。截至被告通知原告取消订单时，原告已生 产CPSUS不锈钢柳橙机45660台（其中，VDE版39040台、BS 版5528台、US版1092台），已生产CP25W不锈钢柳橙机28596 台（其中VDE版17592台、BS版11004台），以上成机按合同 约定计算的金额共计657837.28美元。除上述已完成的部分成机 3外，原告另投入了零件、包装、人工费、水电费成本9211157.17 元用于其他尚未完成的产品，这些投入由于被告取消订单以及加 工产品的特殊性，均属于无法弥补的损失。上述美元部分按2020 年1月9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1：6.9497折 算后暂计算为人民币4571771.74元。诉请判令：1.被告立即向 原告就已完成的成品支付定做款657837.28美元（按2020年1 月9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折算后暂计算为人 民币4571771.75元），赔偿未完成产品的损失9211157.17 元，并支付自2019年8月19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资全占有 使用费（按年利率6％暂计算至2020年1月9日为326258.92 元），以上合计14109187.83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TGI公司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管辖权提出异议认为， 一、原、被告双方签订的编号分别为×××08、×××09的 PurchaseContract（购货合同）；2019年4月10日，原、被告 签订的编号为×××20的ＰｕｒｃｈａｓｅＣｏｎｔｒａｃｔ（购货合同），在 上述×××08、×××09的ＰｕｒｃｈａｓｅＣｏｎｔｒａｃｔ中第14条第 4款及在×××20的ＰｕｒｃｈａｓｅＣｏｎｔｒａｃｔ第15条第4款均约定： “4.Ifanydispute，controversyorclaimbetweenTGIand Supplierarisingoutofthesupply，qualityanddeliveryof goodsrelatingtothisAgreementshallbedealtwithby arbitration，subjecttothelawofHongKong.Theplaceof arbitration（includingalloralhearings）shallalsobein HongKong.”中文译文为：“如果TGI与供应商之间因与本协议有 关的商品的供应，质量和交付而引起的任何争议，争论或索赔， 应通过仲裁解决，适用香港法律，仲裁地点（包括所有口头听证） 也应在香港”。从上述约定可知，原、被告在本案诉争协议中已有 明确的书面仲裁约定，在双方发生争议时应在香港进行仲裁，并 4适用香港法律。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一条之规定：“涉 外经济贸易、运输和海事中发生的纠纷，当事人在合同中订有仲 裁条款或者事后达成书面仲裁协议，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仲 裁机构或者其他仲裁机构仲裁的，当事人不得向人民法院起诉。” 因此，本案双方当事人书面协议选择的争议解决方式为仲裁，仲 裁地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本案依法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 贵院对本案无管辖权。二、诉争协议中的仲裁条款合法有效，因 协议发生争议应提交香港仲裁机构进行仲裁。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条之规定“当事人依照法律 规定可以明示选择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法律。”第十八条规定“当 事人可以协议选择仲裁协议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 用仲裁机构所在地法律或者仲裁地法律。”如前所述，诉争协议中 双方订立了明确的仲裁条款，且明确选定适用香港法律、选择的 仲裁地亦为香港，因此，涉案合同仲裁条款的效力及适用问题均 应以香港法作为判定依据。根据被告所聘请香港律师的专家意见， 因案涉合同的仲裁条款的效力问题应当根据香港法律判定，且根 据香港法律规定该等仲裁条款合法有效，应当提交香港仲裁机构 进行仲裁，中国大陆境内法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三、贵院受理 本案存在严重的程序错误，应当依法予以纠正。根据《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处理与涉外仲裁及外国仲裁事项有关问题的通 知》第一条规定，“凡起诉到人民法院的涉外、涉港澳和涉台经济、 海事海商纠纷案件，如果当事人在合同中订有仲裁条款或者事后 达成仲裁协议，人民法院认为该仲裁条款或者仲裁协议无效、失 效或者内容不明确无法执行的，在决定受理一方当事人起诉之前， 必须报请本辖区所属高级人民法院进行审查；如果高级人民法院 同意受理，应将其审查意见报最高人民法院。在最高人民法院未 作答复前，可暂不予受理......”从上述司法解释可知，最高人 5民法院为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及我国加入 的有关国际公约，保障当事人的诉讼和仲裁活动依法进行，对涉 外仲裁条款效力的认定问题采取极为谨慎的态度并实行严格的报 告制度。因此，贵院受理本案存在严重程序错误，应当依法予以 纠正。综上，因涉案合同具有明确、合法、有效的仲裁条款，故 案涉合同发生的争议应当提交香港的仲裁机构进行仲裁，贵院对 本案没有管辖权，故依法应当驳回原告的起诉。 针对被告TGI公司提出的管辖异议，原告凯迪利公司提出答 辩意见认为，一、从本案合同关于仲裁条款中可以明显看出，合 意仲裁的事项和范围仅限于“supply，qualityanddeliveryof goodstothisAgreement”即本协议项下的供货问题、货物质量 问题及货物交付问题。上述事项均为被告视角下的诉争事项（关 于承揽方责任的问题：供货瑕疵、质量瑕疵、交付瑕疵），是单纯 为了方便被告作为定做方在处理承揽方违约时的特意约定，因而， 约定的解决方式为香港仲裁、适用的法律为香港法。另外，双方 缔约时的涉案订单是被告TGI公司制作文本并发送给原告的，约 定的仲裁事项范围仅仅考虑了承揽方的义务，但本次纠纷系因被 告单方提出解除合同、拒绝付款而引起，由承揽方向定做方主张 求偿纠纷，故己被排除在限制性的合同仲裁范围和仲裁事项之外。 退一步说，假定被告认为支付价款、赔偿损失与供货问题、货物 质量问题、货物交付问题存在因果或者关联关系，在条款有具体 约定的情况下，在解释方法上应严格遵循字面解释，而不应基于 可能存在的关联关系或因果关系对仲裁条款作出任何扩大解释， 否则将容易陷入改变原先合意的认定误区。综上，被告援引的仲 裁条款是一个约定了限定性的仲裁条款，而本案所涉争议事项并 非该仲裁条款预设的仲裁事项和仲裁范围，而是超出了约定的仲 裁范围和仲裁事项，不应适用仲裁条款，双方应按照所涉争议未 6约定仲裁条款进行处理，依法选择有管辖权的法院进行起诉，故 被告关于本案双方当事人明确书面协议选择的争议解决方式为仲 裁，贵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的主张不能成立，强行套用仲裁条款 将违反意思自治原则。二、本案诉争部分属于未合意约定仲裁的 范围，故无须对该部分进行仲裁效力的审查，亦无须报省高院及 最高院进行审查，贵院受理本案不存在程序错误。《中华人民共和 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条规定：“当事人选择适用外国 法律的，应当提供该国法律。不能查明外国法律或者该国法律没 有规定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被告提出的关于诉争协议 中的仲裁条款合法有效，因协议发生争议应提交香港仲裁机构进 行仲裁的主张不成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处理与 涉外仲裁及外国仲裁事项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一条规定的内容， 法院在受理应报请省高院及最高院审议的对象为人民法院认为仲 裁条款或协议无效、失效或内容不明确无法执行的。而贵院在受 理涉案诉争事项时并未因为效力性问题推翻仲裁条款，而是因为 该诉争事项不属于仲裁条款约定事项和约定范围而未予适用，故 无须按照效力性排除的流程报请省高院及最高院进行仲裁条款效 力审查，被告提出的关于法院受理本案存在严重的程序错误，应 当依法予以纠正的主张不成立。三、关于法的查明及适用。按照 被告提供的《法律意见书》载明的链接，原告检索到了被告在《证 明书》中所引用的法条，但至于法条的效力及法条公开网站的公 信力，原告无法确认，不做评价。单就法的查明完整性而言，被 告应该提供香港公证机关公证过的完整法条及检索过程，而非被 告聘请的香港律师依据并不为人所知的单方标准作出的筛选检 索，原告无法发表香港法视角下仲裁条款效力如何的意见。其次， 关于法的适用。原告重申，即使适用香港法是仲裁条款的附随约 定，而其适用的前提为根据仲裁条款就争议事项本身是可以适用 7的。如果争议事项本身已超出了事先约定的仲裁范围和事项，则 相当于争议事项无仲裁约定，遑论适用香港法了。四、针对被告 提供的香港《证明书》及《法律意见书》的反驳。首先，就证明 力而言，《证明书》及《法律意见书》并不属于被告主张的专家意 见，仅系香港律师有偿为被告做的具备倾向性意见的理解和分析， 本质上属于个人观点而非证明文书，不具备客观证明力，律师意 见中非法条引用的部分因存在利益关系应不予以采信。在听证过 程中，被告提供了香港律师出具的《证明书》，并主张对本案的管 辖权异议审查，大陆的律师和法官由于语言限制和法域限制并不 具备足够的专业判断能力，应当采信香港律师出具的专家意见。 庭后，被告又进一步提供了香港律师补充的《法律意见书》。原告 认为，被告有权聘请香港律师协助进行香港法的查明，但该权利 仅限于法的查明本身，任何超出法条本身的香港律师意见均因涉 及利益关系而不具备客观证明力。然而，被告提交的香港律师意 见，不仅涉及法条和判例的筛选，甚至延展到了香港律师对于涉 案合同条款的理解与适用、对全案案情的判断与分析、对合同用 词的定义与解读，属于典型的过度解读行为。香港律师应客观说 明香港法律是如何规定的，而对于具体涉案合同条款如何理解、 约定仲裁事项是否包含涉案诉请等判断，属于域内司法机关自身 的判断范围。由此，香港律师基于利益关系强行对此发表意见的 行为已超出了法的查明范畴，不具备客观公正性，不应予以理会。 被告听证过程中提出的关于诉讼事项是否属于仲裁范围“应当以 香港律师意见为准”的观点，是试图让其聘请的香港律师履行司 法裁判职责，侵犯了域内法院的独立司法管辖权。其次，就证明 内容而言，《证明书》及《法律意见书》所载内容不仅无法证明本 次纠纷应当进行仲裁，反而可用于反向证明即使在香港法视角下， “不超出仲裁范围和事项”亦是仲裁适用的前提。具体如下：《证 8明书》及《法律意见书》中引用的法条和前三个案例旨在证明仲 裁条款的效力问题和仲裁与诉讼之间的阻断关系，无法证明争议 事项超出事先约定的仲裁范围和事项时仍应进行仲裁。至于《证 明书》中的案例4，虽然，表面上似乎是仲裁范围的讨论，但其 实质上是一个讨论合同纠纷与侵权纠纷在密切关联的情况下是否 可以合并审理的案例，其背景为合同约定了“一切纠纷都交由仲 裁处理（请注意就仲裁范围未做细分）”且被告举证证明了侵权行 为与合同内容具备密切关联性，与本案具有明显区别。然而，本 案不涉及合同纠纷与侵权纠纷的合并审理问题，仲裁条款也并非 笼统约定“一切纠纷都交由仲裁处理”，反而是专门对合同项下的 争议事项进行了预设性的区分，故香港律师以案例4类推本案适 用仲裁的推论也不成立。由此，《证明书》及《法律意见书》所载 内容无法证明本次纠纷应当进行仲裁。此外，《证明书》及《法律 意见书》中引用的法条和案例可以反向证明即使在香港法视角下 “不超出仲裁事项和范围”亦是仲裁适用的前提：〔1〕备选案文- 第7条.仲裁协议的定义和形式：“仲裁协议”是指当事人同意将 他们之间一项确定的契约性或非契约性的法律关系中已经发生或 可能发生的一切争议或某些争议交付仲裁的协议。〔2〕《仲裁条例》 第20条-《贸法委示范法》第8条（仲裁协议和向法院提出的实 质性申诉）；《贸法委示范法》第8条具有效力，其文本列出如下 --第8条.仲裁协议和向法院提出的实体性申诉（1）就仲裁协议 的标的向法院提起诉讼时，一方当事人……〔3〕“12.Theproper testisthereforeisthereaprimafacieorplainlyarguable casethatthepartieswereboundbyanarbitrationclause. Theonusbeingonthedefendanttodemonstratethatthere is.”译文：所以正确的验证方法，是查察有没有表面证据或明显 的争议，证明双方均被仲裁条款约束。举证责任应由被告来证明 9有此条款（证明书案例2）。上述〔1〕〔2〕〔3〕均援引自被告提 供的香港律师《证明书》，上述内容恰恰反映了即使是香港法视角 下，当事人依旧可以对仲裁事项和范围进行具体的约定和限制（一 切争议或某些争议、仲裁协议的标的），且仲裁范围的判定是在仲 裁条款效力判定之前的。当双方对仲裁范围发生争议时，即双方 对该争议事项是否超出仲裁条款约定范围或针对该争议事项是否 存在仲裁约定时，主张适用仲裁条款的一方应当举证证明双方均 被仲裁条款约束。上述观点符合仲裁“合意”“自愿”的基本原则。 五、关于仲裁条款仲裁范围和事项的解读。本案中，关于仲裁条 款约定，根据法律英语的行文习惯，上述文本的断句应为：any dispute，controversyorclaim/betweenTGIandSupplier /arisingoutofthesupply，qualityanddeliveryofgoods /relatingtothisAgreement/shallbedealtwithby arbitration，/subjecttothelawofHongKong。断句后不难 发现，此处的anydispute，controversyorclaim是严格限定 于①betweenTGIandSupplier；②arisingoutofthesupply， qualityanddeliveryofgoods；③relatingtothisAgreement， 即必须是两者间本协议项下由货的供应、质量、交付引起的 dispute，controversyorclaim，与通常见到的“anydispute， controversyorclaimrelatingtothisAgreementshallbe dealtwithbyarbitration”具备明显而刻意的区别。而此处的 货的供应、质量、交付均为被告视角下的诉争事项，是单纯为了 方便被告作为定做方在处理承揽方违约时的特意约定，因而，解 决方式约定为香港仲裁、适用法律约定为香港法。然而，涉案纠 纷是由定做方违约事项而引发的纠纷（因价款、付款、单方解约 等引发的纠纷、争议、索偿，以定做方未尽到合同义务为前提）， 此类纠纷由承揽方向定做方主张，而承揽方住所地在慈溪，故排 10 除在限定性的合同仲裁范围和仲裁事项之外。如此约定恰恰是预 防了所有纠纷都适用香港法、去香港仲裁而只对一方有利的情况， 显然更符合双方利益衡平的正常交易习惯和双方能够接受的底 线。故此处不应对供货、质量、交付进行任何超过字面意思的解 读，否则，必然消解“anydispute，controversyorclaimbetween TGIandSupplierarisingoutofthesupply，qualityand deliveryofgoodsrelatingtothisAgreement”与“any dispute，controversyorclaimbetweenTGIandSupplier relatingtothisAgreement”之间的区别，损害双方真实原意 之体现。简言之，按照香港律师的观点，由于都是基于同个法律 关系产生的纠纷，必然所有类型纠纷之间都有密切关联，因此本 案合同对仲裁事项做出如此具体而微的限制性规定，与笼统空泛 的“一切/任何纠纷”的约定，在法律后果上将无区别？这一逻辑 之错谬，显而易见。至于香港律师补充意见书第5条“根据香港 法律，供应、交付之词语，有广泛的含义……”，哪怕退一步跟随 其的逻辑进行演绎，也无法得出“由于供应、交付之词语有广泛 的含义，本案原告诉请之支付价款、赔偿损失也属于供应、质量、 交付的范畴”的结论。另外，涉案订单是被告公司制作文本并发 送给原告的，因此，文本起草方将约定的仲裁事项范围仅仅考虑 了合同相对方即承揽方的义务事项。综上，恳请贵院依法裁定驳 回被告的管辖异议申请，维护原告对于管辖选择的合法权利，保 护仲裁的自愿性。 本院经审查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条规定，“当 事人达成仲裁协议，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但仲裁协议无效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 用法》第十条规定：“当事人选择适用外国法律的，应当提供该国 法律。不能查明外国法律或者该国法律没有规定的，适用中华人 11 民共和国法律。”本案中，原、被告对双方先后签订三份Purchase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合同编号分别为×××08、×××09、×××20） 及在上述三份PurchaseContract中均约定有仲裁条款的事实无 异议，但原告认为，从本案合同仲裁条款中可以看出，所涉争议 事项并非该仲裁条款预设的仲裁事项和仲裁范围，而是超出了仲 裁条款约定的仲裁范围和仲裁事项，不应适用合同仲裁条款，即 本协议项下的供货问题、货物质量问题及货物交付问题。被告认 为，原、被告在本案诉争协议中已有明确的书面仲裁约定，在双 方发生争议时应在香港进行仲裁，并适用香港法律。本案争议焦 点为：1.案涉仲裁条款是否有效。2.本案中，所涉争议事项有否 超出了案涉仲裁条款约定的仲裁范围和仲裁事项。本案系原告因 被告方单方取消订单，主张向被告进行索赔而引发的纠纷，原、 被告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为三份PurchaseContract，关于双方 约定的仲裁条款的英文内容，根据原告提供的第三方有资质翻译 公司的合同译文文本，上述仲裁条款的中文译文内容为：“如果 TGI与供应商之间因与本协议有关的商品的供应，质量和交付而 引起的任何争议，争论或索赔，应通过仲裁解决，适用香港法律， 仲裁地点（包括所有口头听证）也应在香港”。在管辖异议审查期 间，本院组织原、被告双方进行了听证。在听证过程中，双方对 各自所持的主张已充分发表了意见。关于被告提供的香港律师的 《法律意见书》（含其中的案例）及对香港法律关于《仲裁条例》 的互联网检索方法和网址链接，系被告方对其主张的关于案涉仲 裁条款的有效性及应适用香港法律等内容的说明或举证。原告未 举证证明案涉仲裁条款系无效条款。根据上述已经查明的事实及 现有证据，原、被告双方之间签订的仲裁协议应认定为有效约定。 关于案涉仲裁条款是否对原、被告双方具有拘束力的认定问题。 根据原告的诉称及其主张的事实、理由，并结合现有的相关证据， 12 因原、被告双方在上述仲裁条款明确约定：“如果TGI与供应商之 间因与本协议有关的商品的供应，质量和交付而引起的任何争议， 争论或索赔，应通过仲裁解决……”涉案纠纷属于仲裁协议中约 定的“商品供应、交付而引起的任何争议”及“争论或索赔”的 范畴，故此，该三份PurchaseContract中的仲裁条款在本案纠 纷中对原、被告均具有约束力。综上，原、被告双方之间存在有 效的仲裁协议，且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故本院对该案件无管辖 权。被告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有事实和法律上的依据，本院 应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 十四条第（二）项、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 （二）项、第（三）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宁波凯迪利电器有限公司的起诉。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蒋君亚 审 判 员 许越骋 审 判 员 岑央波 二〇二〇年九月四日 法官助理 沈燕钦 代书记员 施梦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