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7448号上诉人（一审被告）：李建军，男，1987年1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萝岗区。被上诉人（一审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广州大道中303、305号首层西面、2、6、7、8、14、22层。负责人：陈业雄，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庄素，广东拓孚创展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谢琼先，广东拓孚创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罗芳路122号南方大厦A座2-10、17-28层、B座1-4、15-19层。负责人：李振平，该公司总经理。上诉人李建军因与被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人保广州分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人保深圳分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8民初79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建军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8民初7932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驳回中国人保广州分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中国人保广州分公司、中国人保深圳分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李建军认为中国人保广州分公司提供的证据未能完全证明其维修部分的全部由李建军所造成的，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原则，应当由中国人保广州分公司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且一审法院对此基本事实没有调查清楚，从而判决李建军承担全部的维修费用是没有事实依据。根据中国人保广州分公司一审提交的定损项目清单、修费发票以及部分定损照片，从上述证据中李建军都可以得知，刘国兴维修其粤Ｂ×××××车辆时，夸大了其维修范围，且部分维修项目明显非李建军与刘国兴本次事故造成的，同时中国人保广州分公司提供的证据亦不能证明其维修项目由本次事故造成的。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原则，中国人保广州分公司应当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刘国兴维修其粤Ｂ×××××车辆时，所维修的部位是与李建军本次事故所造成的，否则由中国人保广州分公司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而一审法院对此基本事实没有调查清楚，从而判决李建军承担全部的维修费用是没有事实依据。涉案粤Ｂ×××××车辆所维修项目的费用不符合日常经验法则，根据中国人保广州分公司提供的相关证据证明，本次事故所造成的车损本身是非常小的，而一审法院未从事故本身出发，而根据中国人保广州分公司提供的证据就当然的认为涉案车辆维修的项目是由李建军造成的，缺乏事实依据。在一审法院开庭时，李建军提出的修理车辆的项目费用有疑问，并列举了若干条，一审人民法院从主观上判定认为车是右边被撞，定损的都是右边，与修理项目不矛盾，从而判定中国人保广州分公司的修理项目合理，这样的判决没有具体审核李建军质疑的修理项目，就当然的认为涉案车辆维修的项目就是本次事故造成的，扩大了维修范围，加重了李建军的责任，这显然是非常不公平的。其次更为离谱的李建军提到过有两处的修理项目在车的部位比较高的位置，而李建军的车比较矮，怎么会刮到的呢，这个也没有给出李建军一个很好的解释。综上，李建军认为一审法院在未查明基本事实，就当然的认为涉案车辆维修的项目是由李建军造成的，缺乏事实依据。涉案车辆粤Ｂ×××××车辆进行定损时应当通知李建军，但是中国人保广州分公司未履行其通知义务，从而单方面进行定损，损害到李建军的利益，根据公平原则和知情权原则，对于不合理的部分应当由中国人保广州分公司承担。在一审法院开庭时李建军多次强调，涉案车辆维修及定损从没有通知李建军，李建军都不知道涉案车辆送去维修，而是涉案车辆维修完成后车主刘国兴才通知李建军去交钱。李建军去交钱时，就立即表示对车辆修理项目有疑问，告知了车主，可是车主刘国兴并没有理会李建军，直到保险公司起诉李建军，这期间没人找过李建军。再者中国人保广州分公司支付给车主修理费用李建军也不知情，中国人保广州分公司支付完后也从不联系李建军说明维修车辆的具体情况，为什么可以单方面且强制性要求李建军承担责任，同时修车的责任在李建军，李建军可以称为事实上的“消费者”，作为消费者当然有权知道涉案车辆修理的是什么项目，这个项目是不是李建军造成的，而不是像一审法院所认为根据日常经验法则主观上认为，本次事故相撞的是右边，那么修理的右边自然而然都是李建军的责任，这显然不公平。综上，李建军有疑问的是，修车为什么不通知李建军去，中国人保广州分公司定损项目时为什么也不通知李建军去确认？那么维修及定损时如果涉案车辆造成了二次事故，即不属于本次事故造成的，是否也是由李建军承担相关的维修费用？这显然是公平的，损害到李建军的合法权益。一审法院并未审理维修费用的合理性，而当然的认为根据定损的金额要求李建军应当承担定损所涉及的维修费用，是不公平的。李建军承认涉案车辆与本人车辆有撞在一起的事实，但是修理项目过于夸张，修理项目与实际车辆受损情况严重不符合，对于涉案车辆是的自由光车辆，全车价格在20万左右，对于这点轻微撞击，修理费用高达1.9万，过于夸张。李建军的质疑的修理的具体项目已提交过一审法院，另外中国人保广州分公司提供的定损图片李建军不确认是否是李建军当时相撞造成的，图片内容有些与实际不符。综上所述，一审法院本次事故所造成的涉案年辆损失基本事实未查明的情况下，采用日常经验法则判决本案，有悖于“以事实为据，以法律为准绳”判案标准，同时也违背了“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规则。为此，李建军特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的规定向贵院提起上诉，恳清贵院依法撤销原判，改判驳回中国人保广州分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中国人保广州分公司辩称：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应当维持，我方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三已经列明了具体的维修项目和维修金额，与李建军提交的照片显示的受损位置一致，与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认定事实相符，充分真实地反应了事故对于我方投保车辆的损害位置，一审法院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以及事实进行了认定，所以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2、对于维修情况，中国人保在理赔和维修过程中，对车辆损失情况进行了拆分检查，李建军对维修项目有异议，应当由李建军举证；3、我方提供的维修和理赔均基于我方与刘国兴合同约定，是我方履行保险合同义务的表现，中国人保广州分公司是正规保险公司也是营利性公司，对于不合理的非本次事故造成的损伤，我方不可能一味接受，虽然法律赋予我方追偿权，但未知能否追偿到位的情况下，垫付维修费也是绝对谨慎跟合理的；4、车主通知李建军交维修费时，明确表示对维修项目有异议，当时李建军完全可以提出重新鉴定或者定损评估，但一直没有提出也没有处理，这是李建军对其自身权利的自由处分。中国人保深圳分公司出具书面答辩意见称，一、涉案车辆保险情况：粤Ｂ×××××号车在答辩人处登记的被保险人为李建军，在答辩人处仅购买了交强险，其中财产限额为2000元。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二、一审判决后，答辩人已按照一审判决履行了交强险财产限额内2000元的赔付责任，就本案不应再承担赔付责任。答辩人仅在交强险限额2000元内按照保险合同约定承担赔偿责任，超出部分不负责赔付。答辩人于2020年7月24日已支付中国人保广州分公司2000元（后附银行回单）。答辩人已履行赔付义务，就本案不应再承担赔付责任。三、答辩人并非本次交通事故直接侵权人，诉讼费不属于保险责任，不应由答辩人承担。综上：答辩人依据法律规定和事实，已在交强险限额2000元内按照保险合同约定承担了赔偿责任，交强险财产限额2000元已用尽。请法院依法裁判。中国人保广州分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李建军赔偿中国人保广州分公司保险赔款19073.15元及利息（利息从2017年7月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至还清款日止）；2.中国人保深圳分公司在其承保的交强险赔偿限额内与李建军共同承担赔偿责任；3.诉讼费用由李建军、中国人保深圳分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6月7日7时03分，在广州市增城区荔湖城金地公园上城小区路段，李建军驾驶粤Ｂ×××××号车辆，刘国兴驾驶粤Ｂ×××××号车辆，两车相撞发生交通事故。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增城大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简易程序）》载明：交通事故事实及责任：因李建军驾驶粤Ｂ×××××号车辆移出车位时未让刘国兴粤Ｂ×××××号车辆直行，造成粤Ｂ×××××号车辆左车头部位与粤Ｂ×××××号车辆右车头部位相撞的事故；李建军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刘国兴无责任。刘国兴作为被保险人为粤Ｂ×××××号车辆在中国人保广州分公司投保了车损险，保险期间从2016年8月13日起至2017年8月12日止。2017年6月23日，粤Ｂ×××××号车辆因涉案事故花费维修费19073.15元。2017年7月3日，中国人保广州分公司向刘国兴支付赔偿款19073.15元。刘国兴出具《机动车辆索赔权转让书》，确认收到中国人保广州分公司支付的赔偿款19073.15元，并同意将已取得赔款部分的向责任对方追偿的权利转让给中国人保广州分公司。李建军作为被保险人为粤Ｂ×××××号车辆在中国人保深圳分公司投保了交强险，保险期间为2016年12月17日至2017年12月16日。当事人有争议的事实为：粤Ｂ×××××号车辆因涉案事故受损所维修的项目及金额。对此，中国人保广州分公司提供证据：《机动车保险车辆损失情况简易确认书》两份及定损项目清单、维修费发票以及部分定损照片，拟证明粤Ｂ×××××号车辆的定损项目和价格，产生维修费19073.15元。庭审时，中国人保广州分公司称由于保险公司的系统固定了维修项目，只能点选，但实际维修项目是备注里的内容，包括：全车喷漆的实际定损项目是追加10%配件管理费，因为该车辆是进口吉普车，维修需要支付配件管理费；前保险杠下护板的实际定损项目为右前杠支架，尾灯灯泡（左）的实际定损项目为右前雾灯灯泡，前门外拉手（右）的实际定损项目为右前门字标，前保险杠上饰条的实际定损项目为右前杠支架，前大灯（左）的实际定损项目为右前大灯疝气包（加装件），前风挡玻璃的实际定损项目为轮眉一套（加装），后保险杠皮（上）的实际定损项目为中网格栅，钣金：散热器框架的实际定损项目为右前大灯座修复及右前叶内骨修。李建军质证认为，全车喷漆（实际定损项目为追加10%配件管理费）1300元不合理，不知道这是什么费用；对喷漆：发动机罩900元和钣金：发动机罩250元不认可，因为其车辆没有碰到对方车辆的发动机罩；对喷漆：倒车镜总成（右）230元不认可，因为对方车辆比较高，其车辆没有碰到对方车辆的倒车镜；对后保险杠皮（上）（实际定损项目为中网格栅）1485元不认可，该部位没有碰撞到；对前门外拉手（实际定损项目为右前门字标）327.6元认可；对尾灯灯泡（实际定损项目为右前雾灯灯泡）388元不认可，因为灯没有损坏；对前大灯（右）4635元不认可，因为灯没有损坏；对拆装：前大灯（右）50元认可；对定损照片不能确定是否属于粤Ｂ×××××号车辆的。李建军提供照片2张和监控视频作为证据，拟证明事发时双方车辆的车速及碰撞部位，以及对方车辆的受损情况。中国人保广州分公司质证认为，从照片可以看到车辆的发动机罩和右前大灯都是有损坏的，监控视频上看不出车牌，所以无法确认是否事故发生的情况。中国人保深圳分公司未发表质证意见，亦未提供证据。经查，李建军提供的照片显示粤Ｂ×××××号车辆的右前灯附近有损坏，监控视频看不清车辆的号牌。李建军陈述涉案事故发生时交警未到事故现场，是双方到交警处处理事故事宜的，所以交警也没有拍摄事故现场照片。中国人保广州分公司称其定损时有通知李建军，但不能提供证据证明。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当事人的争议焦点为：一、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期间；二、李建军提出异议的定损项目应否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民法总则施行之日，诉讼时效期间尚未满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中国人保广州分公司因李建军对粤Ｂ×××××号车辆的损害所造成的损失已于2017年7月3日向刘国兴赔偿保险金，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诉讼时效应从2017年7月3日起计算3年，中国人保广州分公司在2019年9月24日提起诉讼，故未过诉讼时效期间。关于争议焦点二。李建军有异议的定损项目包括：全车喷漆（实际定损项目为追加10%配件管理费）1300元、喷漆：发动机罩900元、钣金：发动机罩250元、喷漆：倒车镜总成（右）230元、后保险杠皮（上）（实际定损项目为中网格栅）1485元、尾灯灯泡（实际定损项目为右前雾灯灯泡）388元、前大灯（右）4635元。异议的理由在于：1.中国人保广州分公司对粤Ｂ×××××号车辆定损时未通知李建军参加，定损结果亦未告知李建军；2.事发时车速较慢，且刘国兴驾驶的粤Ｂ×××××号车辆较李建军车辆高，不可能碰撞到粤Ｂ×××××号车辆的上述维修部位。一审法院认为，中国人保广州分公司为粤Ｂ×××××号车辆承保车损险，涉案事故发生后，刘国兴向中国人保广州分公司请求赔偿，根据法律规定，中国人保广州分公司负有及时定损的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一条规定：“对于一方当事人就专门性问题自行委托有关机构或者人员出具的意见，另一方当事人有证据或者理由足以反驳并申请鉴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李建军对定损结果有异议，但根据《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简易程序）》认定的事故情况，碰撞部位系粤Ｂ×××××号车辆的左车头与粤Ｂ×××××号车辆右车头，而李建军提供的事故现场照片显示粤Ｂ×××××号车辆右车头部位确有损坏，中国人保广州分公司对定损项目做出解释，从其主张的按备注内容的实际定损项目来看，定损项目集中在粤Ｂ×××××号车辆的右前方，并不包括车辆后方或左侧等与事故碰撞位置明显不符的部位，对于李建军关于发动机罩和倒车镜是否损坏、是否有必要更换的质疑，上述部位的损坏与事故情况不矛盾，亦不违反日常生活经验，李建军提出的理由和证据不足以反驳，且粤Ｂ×××××号车辆已维修完毕，维修金额与定损金额一致。综上，对于李建军认为有异议的定损项目不应支持的抗辩，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中国人保广州分公司因车损险保险合同已向刘国兴赔付保险金19073.15元，依法有权向李建军代位求偿。因粤Ｂ×××××号车辆在中国人保深圳分公司投保了交强险，故中国人保深圳分公司应承担交强险财产损失赔偿限额的2000元，超出2000元的部分，即17073.15元（19073.15元-2000元）由李建军承担。至于中国人保广州分公司主张的利息，其主张自赔偿保险金给刘国兴之日即2017年7月3日起计算，缺乏依据，因为其时其尚未向李建军主张赔偿权利，故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李建军在本案立案后，没有自觉向中国人保广州分公司履行债务，故迟延履行的利息损失应当自立案之日即2019年9月24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至付清款日止。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赔偿2000元；二、李建军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赔偿17073.15元和利息损失（以17073.15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自2019年9月24日起计算至付清款日止）；三、驳回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22元，由李建军负担297元，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负担25元。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认为，李建军驾驶粤Ｂ×××××号车辆，与刘国兴驾驶的粤Ｂ×××××号车辆，两车相撞发生交通事故。公安交警部门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简易程序）》，认定了涉案交通事故事实及责任：李建军因驾驶粤Ｂ×××××号车辆移出车位时未让刘国兴粤Ｂ×××××号车辆直行，造成粤Ｂ×××××号车辆左车头部位与粤Ｂ×××××号车辆右车头部位相撞的事故；李建军对交通事故承担全部责任，刘国兴无需承担责任。中国人保广州分公司作为车主刘国兴事故粤Ｂ×××××号车辆的保险人，对粤Ｂ×××××号车辆因涉案事故花费的维修费19073.15元，已向刘国兴支付了赔偿款19073.15元。中国人保广州分公司为此提交了《机动车保险车辆损失情况简易确认书》及定损项目清单、维修费发票以及部分定损照片等证据证明，并依据刘国兴出具的《机动车辆索赔权转让书》，向李建军提出代位求偿权。李建军在本案中虽然对粤Ｂ×××××号车辆的维修费19073.15元中的部分定损项目和价格提出异议，但在一、二审程序中仅有个人陈述意见，没有提交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其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对于李建军的上述主张，原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提交的证据对本案事实进行了认定，并在此基础上依法作出原审判决，合法合理，且理由阐述充分，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审理期间，李建军既未有新的事实与理由，也未提交新的证据予以佐证自己的主张，故本院认可原审法院对事实的分析认定，即对李建军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中国人保深圳分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违反了到庭诉讼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四条之规定，本院依法作缺席判决。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97元，由上诉人李建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叶嘉璘审判员  汤 琼审判员  张 淼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王少莹书记员  邱明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