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刑 事 附 带 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0191刑初150号公诉机关暨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人：江西省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检察院。被告人暨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谭炳发（又名“谭丙发”），男，1963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江西省余干县人，汉族，高中文化，务工，户籍所在地江西省上饶市余干县，捕前住江西省南昌市。1983年12月因犯盗窃罪被江西省余干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四年；1990年10月因犯破坏电力设备罪被江西省南昌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八年；2000年5月8日因犯盗窃罪被江西省南昌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元，2002年5月31日刑满释放。因涉嫌犯投放危险物质罪于2020年1月9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月20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南昌市第二看守所。指定辩护人干婧，江西赣联律师事务所律师。江西省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检察院以高新检刑诉〔2020〕103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谭炳发犯投放危险物质罪，于2020年4月28日向本院提起公诉。公益诉讼起诉人江西省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检察院以高新检刑附民公诉〔2020〕1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书，于2020年5月25日向本院提起生态资源保护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经查，江西省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检察院于2020年3月26日在“正义网”公告了案件相关情况，公告期为三十日，公告期满未有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提起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7月22日、9月2日先后两次公开开庭合并审理了本案。江西省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长易某、检察员陈某、毛某出庭支持公诉并履行公益诉讼职务，被告人暨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谭炳发及其指定辩护人干婧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批准，延长审限三个月。现已审理终结。江西省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19年10月下旬，被告人谭炳发作为程家池农田的看守管理人员，在收割农作物后用1公斤农药呋喃丹拌了10斤左右的谷物为饵料投放在程家池农田里，用于毒杀野鸭子食用。2020年1月6日，龚某在该片农田放养鸭子时，发现有350余只鸭子中毒死亡，还发现14只中毒死亡的野生鸟类（其中鸿雁10只、豆雁4只）。南昌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在现场提取的谷物、死亡野生雁类内脏及内容物中均鉴定出呋喃丹成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第193号公告的规定，截止2005年5月15日呋喃丹在《食品动物中禁止使用的药品及其他化合物清单》内。2020年1月8日，谭炳发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南昌市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局认定，上述野生动物共计价值人民币7000元。为证明指控的犯罪事实，公诉机关提供了以下证据作为依据：案发现场刑事照片，证人龚某、邹某、赵某1、赵某2等人的证言，南昌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毒物成份检验报告，南昌市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局出具的动物名称及保护级别鉴定书、涉案野生动物价值认定意见书，公安机关提取谷物及野生雁类内脏、内容物情况说明、照片，南昌市高新区昌东镇人民政府出具的情况说明，公安机关出具的被告人的供述、户籍材料、情况说明、判决书、释放证明及归案证明等证据材料。公诉机关据此认为，被告人谭炳发投放危险物质，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之规定，应当以投放危险物质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提请法院依法判处。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人江西省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检察院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谭炳发赔偿野生动物资源损失人民币7000元。事实和理由：被告谭炳发用1公斤农药呋喃丹拌了10斤左右的谷物作为饵料投放在程家池农田里，毒死了14只野生鸟类。南昌市公安局高新分局将从现场提取的谷物、死亡野生雁类送至南昌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在谷物、死亡雁类的内脏及内容物中均检出含有呋喃丹成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第250号）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告（第193号）的规定，截至2002年5月15日呋喃丹原料药及其单方、复方制剂产品已被列入禁止使用的清单。南昌市野生动植物保护局鉴定，被毒死的14只野生鸟类分别为10只鸿雁、4只豆雁，均为“国家三有”保护野生动物，价值人民币7000元。为支持其诉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人提交了检察机关公益诉讼线索移送函、公益诉讼案件立案决定书、公告，南昌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毒物成份检验报告，南昌市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局出具的动物名称及保护级别鉴定书、涉案野生动物价值认定意见书等证据。被告人暨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谭炳发辩称：1.其没有投放含有农药呋喃丹的饵料，其不构成犯罪，也不应承担民事公益赔偿责任；2.公安机关未查清农药呋喃丹的来源、投毒时间、投放地点，其本人也未去捡食过大雁，本案证据不足。其辩护人提出被告人谭炳发对公诉机关指控的基本犯罪事实不予认可，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理由如下：1.本案仅有言辞证据，未有其他物证予以佐证，证据之间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不能够达到证明目的。2.从犯罪构成要件分析，谭炳发不存在投放危险物质的犯罪故意，依照案卷材料及庭审情况本案应当另有隐情；在客观方面，被告人实施了投放危险物质的行为，但公诉机关指控谭炳发投放的农药呋喃丹未查清来源，也没有在其住处查到农药的痕迹，缺少了犯罪工具这一重要的物证。同时，案卷中显示农场工作人员在2020年1月6日对涉及的农田进行了轧田，而后仍然继续发生鸭子死亡的后果，存在他人投放有毒物质的可能。3.被告人谭炳发作为一个农田看守管理员，文化程度较低，没有任何法律常识，不清楚承认投放危险物质的法律责任，一直以为只有造成后果才属于犯罪，不排除系陷入错误认识后作出有罪供述的可能。经审理查明：被告人谭炳发系程家池农田的看守管理人员。2019年10月下旬农田收割以后，谭炳发用1公斤农药呋喃丹拌了10斤左右的谷物作为饵料投放在程家池农田里，用于毒野鸭子食用。2020年1月6日、7日，龚某在该片农田放养鸭子时，发现有大量鸭子中毒死亡，其在与农场方面协商赔偿事宜时，谭炳发承认是其投放了有毒的饵料，后龚某因双方未能处理好赔偿问题而报警。民警接警后，在程家池农田承包人赵某2的带路下从农舍将谭炳发抓获归案，谭炳发承认其实施了投放含有农药呋喃丹饵料的行为，表示已将死亡的野生鸟类掩埋，并带领民警到掩埋地点找出了中毒死亡的14只野生鸟类。经南昌市野生动植物保护局鉴定，被毒死的14只野生鸟类分别为10只鸿雁、4只豆雁，均为“国家三有”保护野生动物。经南昌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公安民警从案发农田现场提取的谷物、死亡野生雁的内脏及内容物中均检出含有呋喃丹成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第250号公告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第193号公告的规定，截至2002年5月15日呋喃丹原料药及其单方、复方制剂产品已被列入禁止经营、使用的清单。另查明，南昌市野生动植物保护局经鉴定，上述被毒死的10只鸿雁、4只豆雁共计价值人民币7000元。上述事实，有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明：1.证人证言（1）证人龚某的证言：我在程家池承包了农田用于养鸭，就是在别人收割了水稻之后的空田里放养鸭子，总共承包了三年，案发时是第三年。2020年1月6日13时许，帮我守鸭的何某打电话说鸭子可能吃到了毒物，死了三四十只，其在捡死鸭的过程中还捡到了被毒死的10多只大雁。我在一个月前曾看到农场里一个外号叫“哑里”的员工在田里捡鸟，当时并没有在意，以为其是用天网网的鸟，但这次鸭子被毒死后我便联想到是“哑里”放了毒，于是就打电话给农场老板赵某2，告诉其我鸭子被毒死的事情。通话后我来到农场公司，当时赵某2、“哑里”都在场，我当面质问“哑里”是不是其毒死了我的鸭子，“哑里”当场承认了是他投了毒，还说投毒是为了毒野生鸟拿来自己吃。因为死的鸭子不多，我就没有报警，也没有让对方赔偿，只要求“哑里”告诉我哪块农田里投了毒，以后便不去那块田里放鸭子了。当时，“哑里”指认了那块投了毒的农田，赵某2还提出将那块投了毒的农田深耕，这样鸭子就不会再吃到毒物了，随后赵某2安排员工刘某开着扎田机将那块农田全部翻了地。1月7日8时许，我又接到何某的电话，其告诉我又有很多鸭子吃到了毒物，已经死了很多只，他们正在给鸭子打针解毒（平常我们养鸭时都会随身带一些解毒药）。我接到电话时还在余干县，随即开车到南昌市买解药，并赶到现场去给鸭子打针，一共打了1300多只，但后来还是死了400余只鸭子，另外还在田里找到了3只毒死的野生大雁。我于是再次打电话给农场老板赵某2，赵某2说“哑里”答应按30元一只进行赔偿，“哑里”同时还叫了一个与他一起投毒的人（我不认识）现场点了死鸭子的数量。当天下午，我到公司去找赵某2，他把“哑里”也叫了过来，我们（在场的还有合伙人邹某、我妹夫赵某1和熊军）开始协商处理此事，“哑里”当时还说没有关系，他赔得起，因为同他一起有6个人投了毒（“哑里”承认投放了一块田，其他的田是另外5人投放的），“哑里”私下里还和我说总共死了400来只鸭子，按30元一只计算一共是12000元，他只承担六分之一的费用，也就是2000元，其他部分他是不会承担的。因为我在农场养鸭子每年的承包费是6万元，现在农田里投了毒养不了鸭子，我要求赵某2退3万元的租金给我，我以后不在那里养鸭了，赵某2答应说会退给我3万元，并称第二天早上8点便打款到我账上。因当时我已经报了警，赵某2要求我不能对公安机关说出事实，也不能说大雁被毒死的事，只能说因为农田残留的农药毒死了少量鸭子，所以最初公安民警到现场时我没有如实地说出实情。1月7日22时许，赵某2又通过我妹夫赵某1打电话给我做思想工作，叫我消除现场的证据，包括死亡的鸭子、大雁的照片及通话记录、现场录音等，我口头答应了，但实际上并没有消除。第二天早上8时许，我来到公司要求赵某2转账3万元给我，此时赵某2就返口了，说我没有证据证实鸭子是毒死的，也没有证据证实是谁投了毒，让我去找“哑里”赔，要不就报案解决，于是我就报案了。我是在农村长大的，以前农村种田时都会用呋喃丹，我在“哑里”指认投毒的农田里找到了呋喃丹，还拍照取了样，样品交给了公安机关工作人员。被毒死的大雁是候鸟的一种，冬天就会到这里。（2）证人邹某的证言：我和龚某合伙在程家池农田养鸭时，有350来只鸭子被毒死了，现场还有14只野生大雁被毒死，投毒饵的是程家池农场的员工“哑里”（真实姓名不清楚，和我是余干老乡）。当时我和龚某当面质问了“哑里”，“哑里”承认是他和好几个人一起投放的毒饵，还答应按照每只鸭子30元的价格进行赔偿。2020年1月7日，我和龚某、赵某2、赵某1、熊军五人在现场协商时，赵某2答应退给我们3万元，另外鸭子的死亡损失总共算12000元，赵某2也答应会帮我们解决，并说好第二天转钱到我们账上，但是第二天早上赵某2就返口了。我当时在农田里查看时，发现了用农药拌的稻谷，一个地方放“一把子”毒饵，后来那块农田被扎田机扎了。（3）证人赵某2的证言：我是程家池农田的承包人，赵某1等养鸭合伙人在我公司承包的程家池农田里养鸭，每年租金6万元。2020年1月6日13时许，我接到在程家池农田养鸭人（不知道姓名，与赵某1是合伙人）的电话，说有几十只鸭子被毒死了。我当时在南昌市办事，下午15时许才回到公司场部，养鸭人来场部找了我，因当时死的鸭子不多，其未提出赔偿，只是要求将投了毒的那块农田用扎田机扎一遍，这样鸭子就吃不到毒物了。于是，我就安排刘某去把那块投了毒的农田扎掉，因为养鸭人说是公司员工谭炳发（外号“哑里”）投放的毒药，于是我就打电话叫谭炳发到场部来，要求其带养鸭人和刘某去把投放了毒药的农田给扎掉。同月7日10时许，养鸭人又打电话给我，说有上千只鸭子因为吃到了毒药要死掉。我当时在外面办事，没有办法到现场，便又打电话问养鸭人具体死了多少鸭子，其回答说死了300来只。当天下午14时许，我回到公司场部，养鸭人在场部等我，其问我鸭子毒死了这么多，要怎样解决，我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处理，就把“哑里”叫到场部，他们就在边上协商，后来“哑里”提出其自己赔偿给对方30元一只，之后他们就去现场清点了数量。当晚20时许，赵某1带着几个养鸭子的合伙人来到公司场部，并打电话要求我过去协商解决此事，养鸭人提出不再到程家池养鸭，因为前期鸭子吃了一半的农田，另一半还没有吃，要求退一半租金即3万元，他不再到这里养鸭了，我当时口头上答应可以退一半租金，另外死了的300只鸭子按照30元一只的价格总共算9000元，加上给鸭子打针的相关费用3000元，合计12000元都必须由“哑里”赔偿。因为养鸭人已经与“哑里”谈好了按30元一只进行赔偿的问题，我就同赵某1说要把相关的照片删除。我没有到毒死鸭子的现场，直到民警到了场部我才知道还有大雁也被毒死了。我根本不知道投毒这回事，如果我知道是谁在田里投毒我都要“埋掉”他，当天养鸭人在场部和“哑里”对质时，“哑里”当场说了毒死鸭子的事由他来负责，后来他们去现场清点了鸭子，并说好了一只赔偿30元。此外，前年有一个谭炳发介绍来的余干人承包了我们公司一百多亩鱼塘养殖“鸡头米”，双方没有签书面的合同，只是口头协议，对方交了承包费8万元现金，后其因亏了本，第二年就没有再承包了。（4）证人赵某1的证言：2019年下半年，我小舅子龚某说想到程家池农田里养鸭子，叫我找农场老板谈谈，于是我就找到老板赵某2商谈此事，双方谈好一年的租金是6万元。承租期间都没有出现什么问题，直到2020年1月7日晚我接到龚某的电话，其说在程家池农田养的鸭子因中毒死了很多只，并说联系了农场老板赵某2，但赵某2一直没有时间处理，叫我联系赵某2出面解决此事，于是我就打电话给赵某2，当时赵某2不愿意来，但在我的强烈要求下其同我一起到了农场场部，出面协调处理此事。因为龚某当年在农田养鸭的时间不是很长，只在一半的农田里放养了鸭子，龚某提出希望农场能退还一半租金即3万元，死亡的300来只鸭子按30元一只赔偿，总计9000元，另外给鸭子打针的相关费用算3000元，加起来一共赔偿12000元，总共要求农场支付42000元。当时赵某2答应了退还3万元租金，另外12000元赵某2也答应会要求余干佬谭炳发支付，但第二天赵某2没有做到，于是龚某就报了警。因为谭炳发当着龚某的面承认了是其投放的毒饵，赵某2是农场的老板，谭炳发是农场员工，所以赵某2要求谭炳发支付这12000元。龚某在程家池养鸭子我没有参股，但养鸭的合同是我代表龚某与赵某2签订的。（5）证人刘某的证言：谭炳发是我们江西鸿泽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员工，我在公司里负责开扎田机。2020年1月6日左右，承包我们程家池农田的养鸭人到公司来反映有鸭子中毒死亡，养鸭人找到谭炳发，谭炳发就找到我，叫我开着扎田机去扎田，于是我在谭炳发的带路下到了他指定的那块投放毒药的农田，我开着扎田机将这块田给扎掉了，面积大概有一亩多。我不清楚是否有其他人员指使或伙同谭炳发一起毒鸟，也没有在农田作业期间发现过其他人毒鸟。（6）证人何某的证言：我帮龚某看过几年的鸭子，一般都是每年下半年晚稻收割之后龚某会到程家池农田放养鸭子，其便让我帮他看着。去年年前个把月的时候，龚某叫我帮他看鸭子，总计有2万只，开始时是在程家池场部西面放养，放养了20多天一切都很正常，没有发现鸭子意外死亡的情况。西面农田被吃完之后，我就将鸭子转到场部东面去放养，前三天都很正常，第四天的时候我发现有几十只鸭子意外死亡，于是就打电话告诉龚某，龚某到现场查看了情况后就去找农场老板赵某2，我便继续看鸭子，不清楚龚某与赵某2说了什么。第二天，我还是在前一天死鸭子的地方放养鸭子，上午10时许我发现又有大量鸭子死亡，于是马上打电话给龚某，龚某就带了一些人过来给还没有死亡的鸭子打针，我便把鸭子赶到别的地方去吃食，后来龚某又去找了赵某2，我不清楚他们谈了什么，也没有在现场清点死鸭子的数量。这些鸭子是吃了农田里的农药死的，我不清楚是什么农药。后来我将鸭子赶到别的地方吃食，再没有发生鸭子意外死亡的事情。（7）证人赵某3的证言：我是江西鸿泽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员工，平时负责程家池农田作业的相关事宜。程家池农田的晚稻一般是在10月中下旬收割，我们公司里用的农药都是符合国家标准的，毒性较小，应该不会发生有残留农药毒死鸟类的情况。谭炳发（“哑里”）和我一样都在公司里工作，我不清楚谭炳发在程家池毒鸟是否经人指使或者是否有同伙，也没有见过其他人毒鸟。（8）证人万某的证言：我是江西鸿泽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员工，平时在程家池农田做事，农田里正常的农药残留肯定是不会毒死鸟类的，因为公司用的农药都是安全农药。谭炳发的外号叫“哑里”，我不清楚谭炳发在程家池毒鸟是否经人指使或者是否有同伙，也没有见过其他人员用毒饵来毒鸟。（9）证人郁某的证言：我在程家池承包了农田，基本上也是再分包给别人耕作。余干人彭某2和他的大女婿李某在我手中承包过农田，我没听说过其二人在程家池投放过毒饵杀野生鸟类。（10）证人李某的证言：我不认识谭炳发。我和岳父彭某2在程家池郁某手里承包了农田，我们二人承包的农田不在一起，相隔很远，平时都是各忙各的。我从来没有在农田里投放过毒饵毒杀野生鸟类，也不清楚我岳父的情况。2019年上半年，我在农田里做事时看到有个人手里提了只野鸭子，于是我就问其野鸭子是哪里来的，对方告诉我是在前面农田里捡的，于是我也到前面农田找到了一只，带回家食用，但是因为不好吃，之后我就再也没有捡过了。我不认识那个捡野鸭子的人，也没有听说过其他人在程家池农田里故意投放毒饵来毒杀野生鸟类。（11）证人彭某1后的证言：我和女婿李某在程家池种地，我本人承包了几百亩农田，平时都是忙自己的农活，从来没有投放过毒饵，也没有看到或听说过其他人在程家池农田里捡死亡的野生鸟类。“哑里”是在程家池老板那里打工的，我没有看到过“哑里”在农田里投放毒饵。2.辨认笔录证人龚某经辨认，指出谭炳发即是在农田里投放有毒饵料的男子“哑里”。3.书证（1）案发现场刑事照片：案发现场野生大雁和鸭子的死亡情况。（2）公安机关提取谷物及野生雁类内脏、内容物情况说明，谭炳发指认现场情况说明及照片：2020年1月8日，昌东派出所接到报警人龚某报警称，同月6日其在程家池农场放养的鸭子吃到了别人投放的毒饵而死亡，因为死亡数量不多，其没有报警，但其在鸭子死亡的农田里提取了拌有药物的谷物作为证据保存。同月7日，龚某放养的鸭子开始大量死亡，经其现场清点，死亡了350余只鸭子及10余只野生鸟类，野生鸟类已被在该农场做事的谭炳发掩埋在农田里。龚某称拌有毒物的谷物就是谭炳发投放的。接警后，民警在该农场的农舍里找到了谭炳发，经过现场了解情况，谭炳发承认是其投放了拌有呋喃丹的谷物作为毒饵用来毒杀野鸭子。后民警在谭炳发的带路指认下，找到了掩埋地点，挖掘出死亡的野生雁类共计14只，并在现场提取其中一只雁类的内脏及内容物。龚某将其在农田里提取的拌有毒药的谷物交给了民警作为证据。（3）南昌市高新区昌东镇人民政府出具的情况说明：2020年1月8日上午11时许，昌东镇农业服务中心龚田华主任接到高新区社会局农村工作处帅新华处长电话后，带领龚峰同志立即赶往程家池鸟禽类投毒现场。昌东派出所万华强所长、涂建勋副所长、南昌市森林公安分局领导先后到达现场，并对投毒现场的野生鸟类、家鸭等进行了现场解剖、取样和相关技术处理。帅新华处长现场部署安排工作：其一，对投毒点进行了全面排查，现场共发现野生雁类14只、家养鸭350只左右；其二，对毒死的鸟类和禽类进行无害化处理。龚田华主任、龚峰同志一直在现场指导无害化处理工作，具体步骤如下：用反铲在附近鱼塘挖了一个深约3米、面积约8平方米的深坑，用大约30升的柴油对毒死的鸟、禽类进行彻底焚烧，焚烧后用石灰进行了全面消毒，并用反铲进行回填，在回填表面用石灰覆盖，下午五点半左右结束工作。（4）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第193号、第560号公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第250号公告：截至2002年5月15日，呋喃丹原料药及其单方、复方制剂产品已被国家农业部门列入禁止经营、使用的清单。（5）公安机关出具的被告人归案证明：2020年1月8日上午，昌东派出所接到报警称五星农场靠近鄱阳湖处有人毒大雁，民警接警后到现场处置。经现场初步了解，程家池农田守护管理人员谭炳发有重大作案嫌疑。经过农场老板赵某2带路，民警在谭炳发的住处（程家池农舍）将其抓获归案。（6）被告人谭炳发的户籍信息表、余干县公安局常住人口登记簿及证明：谭炳发（男，汉族，身份证号3623291963××××××××，户籍地江西省上饶市余干县）与谭丙发（男，汉族，出生日期1963年7月1日），经查系同一人。谭炳发在案发时属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人。（7）江西省南昌县人民法院（2000）南刑初字第48号刑事判决书、江西省赣江监狱释放证明：谭炳发于1983年12月因犯盗窃罪被江西省余干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四年；1990年10月因犯破坏电力设备罪被江西省南昌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八年；2000年5月8日因犯盗窃罪被江西省南昌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元，2002年5月31日刑满释放。（8）江西省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线索移送函、公益诉讼案件立案决定书、公告：该院针对本案提起的公益诉讼事项，于2020年3月26日在“正义网”公告了案件相关情况，公告期为30日，公告期满未有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提起诉讼。4.鉴定意见（1）南昌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毒物成份检验报告：由公安机关送检的谷物（龚某现场提取移交）以及死亡野生雁类内脏、内容物中，均检出呋喃丹成份。（2）南昌市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局出具的动物名称及保护级别鉴定书、涉案野生动物价值认定意见书：死亡的鸿雁10只、豆雁4只均为“国家三有”保护野生动物。每只价值人民币500元，上述野生雁类共计价值人民币7000元。5.被告人供述被告人谭炳发在侦查阶段的供述及视频资料：我于2002年出狱后，就一直在程家池这边帮老板赵某2打工做事，平时是打杂的，老板叫做什么就做什么，现在主要是看田、管理果树。由于稻田在收割后会掉下很多谷子，老板便把农田承包给养鸭人用于放养鸭子。2019年霜降（10月24日）数天后的一个上午，我在自己看管的程家池一块收割了的农田里想弄几只野鸭子吃，就用一包1公斤的农药呋喃丹拌了10斤左右的谷子作为饵料（呋喃丹全部用完了），撒在农田里想毒一些野鸭子来吃。当天上午，我将拌好的饵料撒在农田里面有野鸭毛和鸭屎的地方，一个地方投放了一把，饵料全部撒掉了，没有剩余。撒完饵料的二三天，我到田里去看过，并没有捡到过野鸭子，后来我以为毒不到野鸭，就没有去管过了。直到案发的这两天，有个叫不上名字的养鸭人来找我，说他养的鸭子被毒死了，问我怎么回事，我就说了自己投放过拌有农药饵料的事，他便让我告知哪些地方撒了饵料，想避开那些地方养鸭子，但是后来没有防范住，又毒死了好多鸭子，他就报了警。我用的那包农药呋喃丹像沙子一样，为紫红色，用像包盐的那种包装袋包着，是之前在一个老乡那里拿的，当时拿了一包，大概有2斤，一直存放在我自己手中。这个老乡我叫不出名字，以前也在我们农场里承包了鱼塘，养殖“鸡头米”，两年前走了，他用农药来毒塘里的田螺，对水面进行杀毒。我用的谷子是当天去田里的路上拌的。我投放拌了农药的谷子后，毒死了约14只大雁（具体数字记不清了），还毒死了养鸭人300只左右的鸭子。三天前，我发现了这些被毒死的动物后就埋卖掉了，埋的地点在程家池那边的田里。我投放拌有农药谷子的目的就是想毒几只野鸭子来吃，那时养鸭人的鸭子还没有赶过来，不在投毒现场附近。田里到了冬季会来很多候鸟，多的时候有几万只，但是我投放饵料的时候候鸟还没有来，当时我也不知道这个农药有这么厉害，以为过两天就没有效了，同时我也不清楚大雁是保护动物，我的目的并不是毒大雁，而是为了毒野鸭子吃。我投放拌了农药的谷子一事是自己一个人做的，没有受人指使，也没有和谁商量过。2020年1月7日，养鸭人找我清点了死鸭子的数量，清点时有240多只，但后续可能还会有死亡，所以当时就算了300只，我还叫了一个在程家池承包种田的人到现场点数作证，这个人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也不清楚其有没有投放毒饵。当天协商时，我答应按照30元一只赔偿给养鸭人，但养鸭人却说不关我的事，他是在老板赵某2的田里养的，他要找老板解决。我承认我投了毒，但死亡的鸭子、大雁不一定都是我毒死的，也有可能是被其他农药残留物毒死的。同时，还有其他人也在程家池农田投放了毒饵，我没有亲眼见到别人投放毒饵的过程，但是多次看到过有人在田里捡过野鸭子，所以这些毒死的野生动物和鸭子的后果不是我一个人造成的。我对自己投放毒饵的行为是愿意认的，但是那些毒死的野生动物和鸭子的数量我不认，因为这不是我一个人造成的，2020年1月6日我发现有鸭子死亡时，于当天下午就把田给扎掉了，那些鸭子大量死亡的情况是在我扎掉田的第二天发生的，而且也不是死在我的田里。上述证据，经庭审质证、认证，能够相互印证，本院予以确认。关于被告人暨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谭炳发当庭提出其没有实施投放含有农药呋喃丹饵料的行为，本案证据不足，也不应承担民事公益赔偿责任的辩解，以及辩护人提出的本案证据之间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认定谭炳发犯罪的主、客观要件证据不足的辩护意见。经查：第一，谭炳发在归案后共有四次供述，前三次供述中对其投放农药的种类（呋喃丹）、来源、颜色、外观属性、重量、包装状态，拌饵料的方法、数量，投放饵料的时间、地点，造成的后果，掩埋了野生雁类的事实，以及事后其承认投放毒饵并与养鸭人协商赔偿事宜等情况均做了供述，前后口供稳定；在第四次供述中，谭炳发虽辩解称“还有其他人在程家池投放毒饵，野生动物和鸭子被毒死的后果不是我一个人造成的”，并对已将投放毒饵的田地扎掉后又出现大量鸭子死亡的情况提出质疑，但谭炳发对其本人投放毒饵的行为“是愿意认的”。第二，证人龚某证明，其在事发前曾看到过谭炳发在农田里捡鸟，案发后其在农场场部当着赵某2等人的面当面质问谭炳发是不是其毒死了鸭子，谭炳发当场承认是他投了毒，说是为了毒野生鸟吃，还带着证人刘某指认并扎掉了投毒的农田。第三，证人刘某证明，农场里有鸭子中毒死亡后，其在谭炳发的带路下，开扎田机将谭炳发指定的一亩多农田扎掉了。第四，证人邹某、赵某2、赵某1均能够证明，谭炳发当面承认是其在农田里投放了毒饵，经协商谭炳发提出按照30元一只进行赔偿，并到现场清点了死鸭子的数量。第五，公安机关出具书面材料证实，民警在农舍找到谭炳发后，谭炳发承认是其投放了拌有呋喃丹的谷物，并带领民警找到了其掩埋死亡雁类的地点，当场从中找出死亡雁类14只。第六，南昌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于2020年1月14日做出鉴定结论，认定案发现场提取的谷物以及死亡野生雁类内脏、内容物中均检出呋喃丹成份，该鉴定意见能够印证谭炳发于2020年1月8日在第一次笔录中其用呋喃丹拌饵料毒野鸭子的供述内容的真实性，该事实属先供后证。第七，证人何某证明，其帮龚某看鸭子是按区域放养的，在程家池场部西面放养时一切正常，转到场部东面三天后死亡了几十只，第二天在原处放养时又出现大量死亡的情况。综上，结合谭炳发投放毒饵料的数量（1公斤呋喃丹拌10斤谷物全部撒掉）、分撒的范围（在农田里有野鸭毛和鸭屎的地方投放一把），鸭子、候鸟的数量以及候鸟的迁徙过程等因素，同时结合即使谭炳发带人扎了投毒的农田，但对于扎田的范围以及扎田后是否能够达到将有毒的饵料全部翻入地下的效果等情况，不足以否认谭炳发投放有毒饵料与鸭子、野生雁类死亡的因果关系。上述经庭审质证的证人证言、鉴定意见、书证及被告人供述等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足以证实谭炳发在案发地点投放了含有农药呋喃丹的饵料的事实，谭炳发的投毒行为与鸭子、野生雁类的死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其对此结果应承担刑事责任及民事赔偿责任。被告人、辩护人提出的无罪辩解及辩护意见，与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本院认为，被告人谭炳发在农田里投放毒害性物质，危害公共安全，但尚未造成严重后果，其行为已构成投放危险物质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谭炳发的犯罪行为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对其侵害的生态资源应当承担民事侵权责任，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人提起的公益诉讼请求有事实依据，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三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四条、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谭炳发犯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20年1月9日起至2023年1月8日止）。二、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谭炳发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野生动物资源损失人民币七千元，上缴国库。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三份。审 判 长  陈 宇审 判 员  郑 国审 判 员  杨 琪人民陪审员  吴淑芳人民陪审员  谢大龙人民陪审员  熊苟崽人民陪审员  雷 娜二〇二〇年九月二日法官助理张琦书记员邓乐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