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12民终136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康秀丽，女，1966年3月10日出生，锡伯族，无业，住铁岭市清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春山，铁岭市银州区途安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景芬，女，1953年12月9日出生，汉族，退休干部，住铁岭市清河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振林，男，1960年4月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铁岭市清河区。上诉人康秀丽因与被上诉人郭景芬、武振林执行异议之诉一案，铁岭市清河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5日作出(2019)辽1204民初124号民事判决。康秀丽不服该判决，上诉至本院。本院于2019年8月20日作出(2019)辽12民终1304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清河区人民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2月18日作出（2019）辽1204民初626号民事判决，康秀丽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理。上诉人康秀丽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春山、被上诉人郭景芬、武振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康秀丽的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铁岭市清河区人民法院（2019)辽1204民初626号民事判决书。二、依法确认第一被上诉人申请强制执行案涉房屋行为不具有合法性，违反法律规定。三、依法确认第二被上诉人对外债务为个人债务。四、由二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的案件受理费。上诉理由：该重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一、关于本案的事实问题。此案诉争发生前，二被上诉人已经相识。本案在重审的过程中，第一被告在书面答辩状中自认，第二被上诉人在购买案涉车辆时，已知车辆价款为12万元，并明确表示拿不出那么多钱，可从我自己承包的工程款当中扣除。因当时第一被上诉人在第二被上诉人所承包的施工工程目中管理该项目的财务工作，具有扣划案涉车款或划拨其它款项的优先条件。故二被上诉人才达成购车合意。在第二被上诉人尚未支付车款的情况下，将涉案车辆开走。此后，第一被上诉人在第二被上诉人所承包的工程款中，实际扣划出购车款3万元，尚欠第一被上诉人9万元车款。上述事实说明：1、第一被上诉人对第二被上诉人购车款的来源与支付方式是明知的，且已明确同意，并达成购车合意。2、第一被上诉人将案涉车辆赊给第二被上诉人的事实，即解决了第一被上诉人销售车辆的积压，也可尽快盘活流动资金。对此，上诉人认为，第二被上诉人对第一被上诉人的债务，是在第一被上诉人明知上诉事实的情况下，达成的购车合意，不构成与上诉人婚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上诉人也无偿债的义务与法律责任。据此，上诉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异议问题》司法解释第五条第（五）项之规定提起执行异议之诉。二、关于离婚协议的效力问题重审判决认为：涉案的离婚协议对双方共同财产的分割，严重损害了相关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该认定违反我国《婚姻法》第三十一条之规定，涉案的离婚协议书，是婚姻双方在满足自愿离婚的条件前提下，而达成的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其登记离婚的形式是法律所承认的一种离婚形式，具有登记公示的效力；与重审法院适用我国《物权法》第九条之规定，所明确的对外效力相当，也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八条之规定。根据离婚协议的约定，涉案车辆归男方（第二被上诉人）所有。而对购车所形成的债务，及支付方式，第一被上诉人是明知的，之所以承认其约定，是对购车款所欠之债的偿付形式的确认。此时该债务已转化为第二被上诉人的个人债务，与上诉人无关。因为，上诉人在签订离婚协议的同时，放弃了要求第二被上诉人理应依法承担支付婚生子抚养费的权利，事实上构成了第二被上诉人支付子女抚养费与偿还购车欠款的相互抵消，上诉人并未在财产分割当中取得不利益。至此上诉人与第二被上诉人离婚财产分割结束，己无其他共同财产。故上诉人已不存在为第二被上诉人偿还购车款的义务。因为在离婚协议书中的债务问题一栏中明确记载家中外债全部由男方一人偿还。就目前现有的证据，证明外债指包括购车所欠款额。对此，该判决认定第二被上诉人是恶意逃债行为应属不当。不可将自愿承担已被本案前述事实所认定的个人债务，因其未履行偿债义务，将偿债的风险转移给上诉人，并无理的作为申请受诉法院启动拍卖程序的缘由。对此，重审程序并未予以审理。三、关于调解书的效力问题根据铁岭市清河区人民法院（2014)清民一初字00053号民事调解书的记载，第二被上诉人偿债届满期应为2018年年末。在原、被告达成调解协议后，双方均应全面履行所承担的约定义务，该调解书对双方具有同等的法律约束力。而在没有证据证明本案第二被上诉人不履行或不全面履行调解义务时，一审法院依据00053号民事调解书，在偿债期限尚未届满前，启动执行程序。该程序严重缺乏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因为，根据该调解书的约定，第一偿债期日为2015年12月31日前。在没有事实证明第二被上诉人拒绝履行或不履行调解约定的情况下，第一被上诉人即于2014年5月4日提起诉讼并申请保全、查封案涉房屋，显属不当。因为此时间节点并不是00053号调解书双方所约定的法定时间及债权人主张权利的届满期日。故，人民法院受理此案并做出判决，违反我国对诉讼时效的相关规定。另，根据第一被上诉人2014年5月4日起诉状的诉讼请求，只诉请被告武振林给付购车款9万元，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无其他诉求。在调解过程中承诺，涉案房屋如果动迁，将一次性全部偿还4所欠款额，是对离婚财产分割约定的非法承诺，不具有债务履行的承诺效力。该承诺行为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如果一审法院启动拍卖程序的法律依据是00053号调解书中的这一承诺，也是违反相关法律规定的。因为，涉案房屋自今没有动迁，其一次性偿债条件并未成就。假设第二被上诉人的这一承诺，具有合法性，但在调解协议所约定的条件为成就前，受诉法院即以该调解协议未成就的承诺为依据，拍卖案涉房屋，是非法促成未成就的事实，违反我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之规定，对上诉人显失公正、公平。重审判决认定第二被上诉人对案涉房屋仍享有处置权的根据，就是来源于涉案的00053号民事调解书中第二被上诉人的承诺。四、关于民事权益保护问题与本案类似的案件，最高人民法院（2018)民终462号判决认为民事诉讼法设立执行异议的目的，在于保护相关民事主体对标的财产所享有的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合法权益，保护其不因标的财产被强制执行，而遭受不可逆的损害。而涉案的离婚协议是双方在离婚时，是夫妻对共有财产的处分行为，是一种债的关系。而上诉人与第二被上诉人协议离婚，对涉案房屋的分割早于第一被上诉人提起诉讼的时间5个月之久。也就是说该事实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规定》第二十八条之规定。如果，第一被上诉人寻求救济的目的，是实现其债权，那么，其权利主张的偿债债务人，应是本案的第二被上诉人，并非本案的上诉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异议》的司法解释第二十五条第（五）项之规定，可知案涉离婚协议，从形式与内容上构成离婚合同的约定。故，理应依财产权属已有明确约定的条款予以裁决。重审判决，适用我国《物权法》第九条之规定，确认本案第一被上诉人的债权权利，与前述司法解释相悖，是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上述司法解释之规定，虽然案涉房屋尚未履行过户登记，但离婚协议作为一种合同，是双方的制约约定，可以认定案涉房屋已归上诉人所有，第一被上诉人此前所持有的生效调解书，并不涉及案涉房屋的权属问题。故，上诉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六条第（一）项之规定，主张权利，理应依法得到支持。五、关于法律适用问题重审判决适用我国《物权法》第九条之规定，确认案涉房屋未发生物权变动，而支持第一被上诉人的诉求，拍卖案涉房屋，显属不当。上诉人认为，该条法律规定是物权的变动，并非债权的法律规定。以此认定拍卖案涉房屋，已其所得价款，偿还第二被上诉人所欠之债，不具有当然的联系。所有权包括处置权；第二被上诉人在离婚协议中对共同财产的分配，是行使所有权能中的处置权的一种。因其是建设工程项目的承包人，依自身的收入，可以偿还对外所欠之债，这也是一种财产处置方式。故，对此不应适用自由裁量的审判原则，以案涉房屋未进行变更登记的主观臆断，对该法条予以理解。正是因为重审法院主观臆断对该法条的理解，导致了物权本质变为了债权偿付。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第一被上诉人在本案的答辩状中，已明确确认第二被上诉人的购车款，从其承包的工程项目款中扣划，且已事实扣划了3万元。这一事实已充分说明购置案涉车辆及支付购车款，是第二被上诉人的个人行为与个人债务，与上诉人无关。而第一被上诉人依据前述司法解释（二）第二十五条之规定，向上诉人主张权利，掩盖了其与第二被上诉人从工程款中扣划购车款的事实，其权利不应予以保护。对此，重审法院以物权未发生变动，支持第一被上诉人的诉求，缺乏法律与事实依据。再不能排除怀疑的前提下，是不存在合理的，而怀疑也不是认定本案事实的逻辑基础；更不是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否则，即构成自由心证的乱用，有悖法律设立的宗旨。综上，上诉人认为，二被上诉人是在早已相识、相知的情况下，达成的购车合意。在第二被上诉人尚未全额支付案涉购车款时，第一被上诉人是自行从第二被上诉人所承包的工程款中划扣了3万元车款。对此，二被上诉人是明知的。故，第一被上诉人主张案涉的车辆所欠款额系婚姻存续期间所形成的共同债务，无法律依据与事实依据，其所欠款额系第二被上诉人的个人债务，与上诉人无关。第一被上诉人无权向上诉人主张权利。康秀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清河区向阳街货郎屯村产权证号为21120A-000881-5房屋归原告所有，停止被告对该房屋的执行；2、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8年，被告武振林以12万元的价格从被告郭景芬处购买北京现代轿车一辆，被告武振林给付郭景芬3万元后，余款9万元未予给付。2014年5月4日，本院作出(2014)清民一保字第00053号民事裁定，对于被告郭景芬在诉讼过程中申请对被告武振林名下的坐落于铁岭市清河区(产权证号：21120A-000881-5号)房屋进行查封，同年6月4日经本院主持调解双方达成如下协议：“一、被告武振林给付原告郭景芬车款9万元(不包括已付3万元车款)，此款2014年12月31日前给付原告1万元，以后每年年末前给付原告2万元，直至给付完毕；如被告名下坐落于铁岭市清河区房屋(产权证号××号)动迁，被告则从动迁款中一次性将全部尚欠款项给原告结清；”等内容。该调解书已发生法律效力，因被告武振林未能完全履行该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被告郭景芬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本院于2016年3月29日予以立案并进入执行程序，于2017年6月5日作出(2016)辽1204执字第97号民事裁定，查封了被告武振林名下的该房屋。原告康秀丽就此向本院提出异议，请求本院停止拍卖并解除查封。本院于2019年1月21日作出(2019)辽1204执异1号执行裁定，驳回原告康秀丽的异议。原告遂于法定期间内向本院提起诉讼。、另查明，原告康秀丽与被告武振林于2013年12月5日签订《离婚协议书》，其主要内容为家中房产1处坐落于铁岭市清河区(产权证号××号)房屋产权归原告康秀丽所有，北京现代牌轿车一辆归被告武振林所有，家中债务由被告武振林偿还。但该房屋一直未过户至原告康秀丽名下。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告对诉争房屋有无排除强制执行的权益。该诉争房屋系原告康秀丽与被告武振林的夫妻共同财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原告与武振林在《离婚协议书》中约定该房屋产权归原告所有，这是被告武振林对其拥有份额之财产的处分，该行为未经产权变更登记不直接发生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也不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法律效力。因诉争房屋产权未发生变更登记，被告武振林仍是诉争房屋的登记产权人，故在其尚未履行债务的情况下，被告郭景芬作为武振林的债权人，要求对武振林名下的财产予以查封并申请强制执行符合法律规定。被告郭景芬与武振林之间的债务纠纷发生在原告与武振林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内，原告与武振林离婚虽早于郭景芬提起诉讼的时间，但仅相差5个月，且原告与武振林的《离婚协议书》中体现出双方对共同财产的分割，但对债务仅由武振林个人承担，显失公允，严重损害了相关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被告武振林在与郭景芬达成的调解协议上明确表明，对该诉争房屋武振林仍享有处置权。同时，原告与被告武振林在夫妻存续期间，对于武振林购车并欠款事宜，理应知系，但双方离婚时仍就房产做出明显不利于债权人的分配，因此，双方所签订的协议书，不能排除武振林具有恶意逃避债务的主观故意的合理怀疑。综上所述，原告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权益。原告依据《离婚协议书》对诉争房屋产权的约定要求确认房屋的所有权归其所有，并要求停止对该房屋的执行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康秀丽的诉讼请求。诉讼费1547元，由原告康秀丽负担。经审理查明，双方当事人没有新证据。本院认为，上诉人康秀丽主张对诉争房屋有排除强制执行的权益，应当承担举证责任证明其对诉争房屋享有所有权，并足以排除执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上诉人康秀丽与武振林在离婚协议中虽约定房屋归上诉人康秀丽所有，但没有进行产权变更登记，不发生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不能对抗第三人。且被上诉人郭景芬与武振林之间的债务是发生在上诉人康秀丽与与武振林婚姻存续期间，却在离婚协议时作出不利于债权人的分配，原审认为不能排除武振林具有恶意逃避债务的主观故意的合理怀疑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47元，由上诉人康秀丽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 晶审判员 刘 芳审判员 李雪莹二０二０年九月十五日法官助理张颖书记员宋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