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646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廖永红，男，1966年11月3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婉仪，女，1991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梅修洪，广东楚越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廖永红因与被上诉人陈婉仪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3民初4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廖永红、被上诉人陈婉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廖永红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驳回陈婉仪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陈婉仪承担。事实和理由：（一）陈婉仪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无权提起诉讼，驳回陈婉仪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1.廖永红开始是知道陈永崧和陈婉仪是父女关系，但从一开始就只跟陈永崧打交道，廖永红销售的货物一直都是陈永崧提供并催交货款，但廖永红支付货款对象则均由陈永崧指定。所以，陈婉仪就是陈永崧的货物收款人。针对一个地址存在两个公司，廖永红当时跟陈永崧做销售时是不知道的，且陈永崧也未告知廖永红，陈永崧是番禺鸿骏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婉仪是广州市鸿晙彩印设备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鸿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两个公司虽然名称略有不同、经营生产的内容也不一样，但口头语称呼都是“鸿jun”公司，廖永红直到开庭期间才知道鸿晙公司的，因为廖永红一直清楚陈永崧与番禺鸿骏公司之间的关系，而不清楚陈永崧与鸿晙公司的关系，况且在番禺鸿骏公司的厂址均没有鸿晙公司名称的招牌，廖永红在微信聊天中也强调廖永红只对陈总个人负责，陈总就是陈永崧。从2017年3月18日廖永红与陈永崧个人签订销售合同中就可见，此合同上只有陈永崧的个人签字，没有任何公司的公章。所以廖永红认为当时只是跟陈永崧个人做生意。2.陈永崧是否是鸿晙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其与陈婉仪的内部关系，本案的销售合同是与陈永崧签订的，不能对抗作为善意第三人即廖永红。一个自然人名下不能设立两个一人有限公司，因此，其就借用了其女儿陈婉仪的名义设立了鸿晙公司。两个公司经营地址相邻，但实际情况是当时生产写真机设备的地方是在番禺鸿骏公司内部，番禺鸿骏公司有两个股东，分别为陈永崧持股50％和许豪昭持股50％，所以，广州市番禺鸿骏包装有限公司实际不是个人独资公司。陈永崧的陈述仅是单方面的，也无证据佐证，更不能作为判决的依据。（二）关于判决书中提到廖永红从未与提供货物的陈永崧个人付过货款，现廖永红提供于2017年11月26日微信转账给陈永崧的2笔货款，分别是10000元和4200元，所以，在应付货款中予以扣减14200元。（三）关于罚息问题。因廖永红和陈永崧当时并未约定货款的归还日期，廖永红在答辩状中就已提到陈婉仪在其复印的表格中作假伪造备注。经双方同意，此款应在2018年9月30日归还。逾期未还清，按每天加收欠款总额的万分之三作为侵占资金赔偿”，该备注内容陈婉仪也在庭审中确认是其事后伪造添加的，并在2018年10月9日的微信的对账表从未有上述备注内容。双方从未约定过逾期付款违约金。陈婉仪辩称：请求驳回廖永红的全部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一）廖永红并非不知道鸿晙公司的存在，而是十分清楚了解的。1.鸿晙公司于2016年开始筹备并成立。由于陈婉仪在彩印数码设备行业资历尚浅，对各项材料的采购都不曾了解，所以公司筹备和成立初期为快速进入轨道各项的材料都通过同行购入，其中一位就是廖永红，即2016年期间廖永红为鸿晙公司的供应商。之后由于生产、销售等原因，廖永红主动提出要求销售鸿晙公司的设备，才转成为鸿晙公司的经销商。2.鸿晙公司曾于2017年-2018年期间参加了全国各地（其中包括广州、上海、郑州等地方）的广告喷印设备专业展会。廖永红亦多次参与展会并到访鸿晙公司展位。3.于2017年4月28日廖永红与陈冠安的微信聊天记录中，陈冠安已说明清楚公司名称，不存在任何隐瞒或误导。从鸿晙公司的筹备前期开始已经有合作，后期是属于供求关系的转换、专业展会上的展示推广这三方面，廖永红已经对鸿晙公司了解得非常深入。4.从陈冠安与廖永红所有的微信聊天记录，都能清楚知道廖永红的每次发货、技术沟通都是直接找陈冠安，陈永崧也只是作为鸿晙公司的销售代表与廖永红仅进行沟通和谈判，其权利和义务由鸿晙公司承担的。本案的《销售合同》是陈永崧代表鸿晙公司签订的，是公司授权的。结合《销售合同》实际履行情况，所有供货、交易支付的行为，廖永红自始至终都与鸿晙公司的法人陈婉仪和监事陈冠安进行，即买卖关系发生在公司与廖永红之间。陈永崧没有生产制造彩印设备的能力，仅有一次收取货款也在短时间内转到给陈冠安，货款收入是属于鸿晙公司，最终由陈冠安与廖永红确认发货，廖永红追认陈永崧为鸿晙公司代理人的事实存在。本案所追讨的欠款是廖永红从鸿晙公司获取机器进行销售而产生的，廖永红非常清楚这一点。所以在一审答辩状和庭审这漫长的过程中，从未对陈婉仪作为原告的主体资格提出异议，只是抗辩货款已经给清。单从《销售合同》书面上的内容并不足以推翻陈婉仪作为原告的主体资格。（二）陈永崧是否设立公司与本案无关，廖永红提出的异议仅是商事登记因素。（三）应付的货款不能扣减14200元。于2017年11月26日，陈冠安与廖永红的微信沟通，出货机器两台共14200元。只是廖永红把当天出货的货款转给陈永崧而已。但陈永崧已经在收款的5分钟之内，把14200元的货款全数转到陈冠安的微信上。根据双方交易习惯，都是廖永红会在出货当天自己联系司机过来取货的，上面有记录当天货车的车牌“粤Ａ×××××”，并且有当天收货司机“黄萍”签字。因此14200元只是属于2017年11月26日的出货货款，并不是属于应付货款里面的。由此可见，廖永红是有意捏造事实，想尽办法要扣除应付货款。（四）陈婉仪都只是要求追回廖永红总货款。而且在一审开庭结束后，一审法官要求陈婉仪录制陈冠安与廖永红的微信记录，作为补充资料，陈婉仪在整理资料的时候，发现总货款中是有一台机器退回的，也已经立马提交情况说明给一审法官，廖永红实际欠的总货款是82130元。陈婉仪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廖永红支付陈婉仪货款92530元及违约金（违约金自2018年9月30日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为止，暂计至2019年1月1日为7494.93元）；2.本案诉讼费由廖永红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鸿晙公司是于2016年10月登记设立的自然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陈婉仪。2018年12月24日，鸿晙公司注销登记。2017年3月起，廖永红开始经常向鸿晙公司订购各种型号的写真机等产品。陈婉仪提交了一张有廖永红签名确认的汇总表格（以下简称《汇总表格》）拟证实廖永红在2017年3月-9月期间向鸿晙公司订购的产品及未付货款情况。根据该《汇总表格》记录：廖永红一共向鸿晙公司订购了13次货，未付货款总额为92530元。其中，7月14日购买的两台单价分别为7000元和7600元的写真机和8月5日购买的单价7300的写真机备注栏均有手写“萍乡”字样，8月1日购买的一台单价为10602元的写真机备注栏有手写的“测试”字样，8月13日购买的一台单价为6900的写真机备注栏有手写的“样机”字样。《汇总表格》中没有3月26日的购买记录。廖永红确认该《汇总表格》下方的签名系其所签。但抗辩称，《汇总表格》中备注栏备注有“萍乡”字样的三台机是要退回的机，不能计算货款，8月1日购买的备注有“测试”字样的机是测试机，8月13日购买的备注有“样机”字样的机是样机，都是要退回的，均不能计算货款。陈婉仪回复称，《汇总表格》中没有备注“退回”的机都是卖给了陈婉仪的机，样机和测试机也是折价卖给廖永红的，并无退回一事。但庭审后，陈婉仪又书面回复一审法院，确认廖永红已退回8月1日订购的测试机。根据《汇总表格》记录，该台测试机单价10602元（含202元运费），陈婉仪认为实际写真机单价为10400元，应扣减的货款为10400元，运费202元不能扣减。廖永红则认为应扣减10602元。另外，上述《汇总表格》下方有以下手写备注内容：乙方廖永红今欠甲方广州市鸿晙彩印设备有限公司的写真机货款92530元，经双方同意，此款应在2018年9月30日前归还。逾期未还清，按每日加收欠款总额万分之三作为侵占资金赔偿。廖永红称其在表格上签名确认时，并无上述备注内容。陈婉仪称上述备注内容是在2018年3月陈婉仪向廖永红电话催收货款时，廖永红承诺的内容，陈婉仪遂将廖永红承诺内容加在表格下方。廖永红否认其有承诺过上述内容。廖永红抗辩其已经支付全部货款，并提交了2017年9月28日起至2018年10月期间的41笔微信转账记录和支付宝转账记录予以佐证。微信和支付宝转账记录显示：在上述期间，廖永红共计向陈婉仪和陈冠安（陈婉仪丈夫，鸿晙公司监事）转账支付147223元。陈婉仪确认收到上述款项，但称鸿晙公司与廖永红之间除本案买卖交易外，在2017年9月28日之后还继续有很多写真机买卖交易，由于廖永红没有支付本案货款，鸿晙公司遂要求在其后的交易中，廖永红必须货到付款，廖永红答应，故廖永红支付的上述147223元款项，并非本案货款，而是廖永红后续所购买产品的货款和代为发货的快递费等费用。廖永红确认2017年9月28日之后还继续多次向鸿晙公司订购写真机，但称上述147223元款项有些是本案的货款，有些是后续所订购产品的货款。其中，2017年9月28日支付的7200元、10月16日支付的10000元、12月27日支付的4200元、2018年1月15日支付的8000元、1月16日支付的6800元、3月12日支付的13800元、5月4日支付的两笔6425元和100元，共计56525元，支付的是本案的货款。陈婉仪对廖永红的抗辩予以否认，主张以上款项均不是本案货款，而是购买其他产品的费用，为证实此主张，陈婉仪提交了2017年5月24日至2018年10月23日期间廖永红与陈冠安的全部微信聊天记录予以证实。其中：2017年9月27日18:17，廖永红微信说：7100元一台，你和陈总商量一下，行的话，我叫客户打款过来，明天下午发货。陈冠安回复：那之前的货款呢？廖永红回复：我和陈总谈，以后你不要和我谈款的问题，我只对陈总负责。你只要告诉我能不能发机器。陈冠安回复：只能7200了，现在材料都涨价了……两人继续讨价还价，但微信记录中没有双方是否谈妥发货的记录。陈婉仪称，实际双方最后谈妥以7200元成交一台，9月28日廖永红支付货款7200元，付款当日发的货，廖永红自己叫车牌号为赣Ｃ×××××物流车上门拉的货，陈婉仪自己有记录，物流车司机拉货时有在陈婉仪的记录上签名确认，因此2017年9月28日支付的7200元并非本案货款。廖永红对该记录不认可。2017年10月16日16:37，陈冠安微信说：可以叫车过来了。17:11，陈冠安微信发了张照片，照片主要反映货车和货物。然后微信说：准备上车了。17:25，廖永红微信转了4400元给陈冠安。陈婉仪称，当天发货的是2台单价7200元的写真机，总货款14400元，廖永红自己叫的车牌号为粤Ａ×××××的物流车，物流车司机拉货时有在陈婉仪的记录上签名确认，廖永红分别通过支付宝向陈婉仪账户支付10000元，通过微信向陈冠安支付4400元。廖永红对该记录不认可。另根据支付宝转账凭证，廖永红支付10000元的时间是10月16日17:23，转账备注“转账”。2017年12月26日14:39，廖永红微信说：你今天下午就发2台Ｘ×××××一体梁的机器，原来要配什么就配什么，照旧就行了。陈冠安回复：好的。廖永红继续说：我叫车过来了。15:56时，陈冠安说：上车了。廖永红在12月28日微信向陈冠安转款5000元，29日微信再转款5000元。陈婉仪陈述，两台Ｘ×××××一体梁的单价是7100元，总货款14200元。廖永红分了三次支付，分别是12月27日支付宝向陈冠安账户支付4200元，12月28日微信向陈冠安账户支付5000元，12月29日微信向陈冠安支付5000元。2017年12月28日，陈冠安微信说：廖总，一套加热风扇800。然后微信发了张照片给廖永红看。2018年1月13日17:40，陈冠安微信说：现在装车。廖永红说：好。陈冠安语音说“廖总，廖总，这次把上次那两个假日风扇的钱也转给我吧”。廖永红说：好。接着，陈冠安发了张装车的照片。廖永红回复了一个“OK”的表情，并说“客户今天打款我，你等等”。陈婉仪陈述，2017年12月28日发货的两个风扇，单价800元，总货款1600元，发货后廖永红没有立即付款。2018年1月13日发货两台机器，单价6900元，总货款13800元。两台风扇和两台机器的货款一共15400元。廖永红分3笔支付，分别是2018年1月15日支付宝支付8000元给陈冠安，1月16日通过支付宝分两笔支付6800元和600元。2018年5月4日12:44，廖永红微信问：你这有五代喷头吗？陈冠安回复：有五代原装头。两人通过微信一番沟通后，廖永红说：拿一只五代喷头。5月4日13:39，廖永红又说：6条7代喷头数据线和6只维护站上的三通。接着，廖永红向陈冠安发了张机器照片。陈冠安也回发了一张机器照片。廖永红问：行货？陈冠安回复：是啊。廖永红说:拿一个或两个。陈冠安说：行货只有一个，6500。廖永红说：好吧，总共多少钱？并再次发了条内容为“6条7代喷头数据线和6只维护站上的三通”的信息。陈冠安说：数据线和三通一共25。5月4日14:04，廖永红说：转支付宝了，请查收。陈婉仪陈述，一个五代喷头6500元，6条7代喷头数据线和6只维护站上的三通一共25元，总计6525元。廖永红当日通过支付宝分两笔支付，一笔6425元，一笔100元。2018年10月9日，陈冠安通过微信向廖永红发了一张上述廖永红于2017年9月28日签名确认的《汇总表格》照片，并微信跟廖永红说：已经一年了，请安排一下。廖永红回复：好的。另根据陈冠安与廖永红的微信聊天记录，及本案《汇总表格》记录内容，XP600一体梁写真机的单价一般为7100-7300元。另外，廖永红在对陈婉仪提交的廖永红与陈冠安的微信聊天记录质证过程中，由于发现陈冠安于2017年9月23日通过微信向其发了一份《销售合同》拍照照片，该《销售合同》上订购方为廖永红，供货方为陈永崧。订购的是三种型号的写真机，共4台。合同落款时间为2017年3月18日。加之因陈冠安在2017年7月25日时微信跟廖永红说：陈总说，拼接梁每台有100块的返还，出完所有拼接的统一返还。2017年9月27日廖永红又通过微信跟陈冠安说：我和陈总谈，以后你不要和我谈货款问题，我只对陈总负责。陈冠安说：陈总都表明全力支持你了，你还担心什么……。基于以上事实，廖永红提出与其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是陈永崧，并非鸿晙公司，故陈婉仪主体不适格。就廖永红提出的上述抗辩，一审法院传唤了陈永崧到庭询问。陈永崧陈述，实际鸿晙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其本人，由于在鸿晙公司设立前其名下已经登记设立了一间名为广州市番禺鸿骏包装有限公司的一人有限公司，按照法律规定，一个自然人名下不能设立两个一人有限公司，因此，其就借用了其女儿陈婉仪的名义设立了鸿晙公司。两个公司经营地址相邻。广州市番禺鸿骏包装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主要是出售包装材料，不卖写真机，鸿晙公司卖写真机。有朋友找到其要求买写真机，就介绍到鸿晙公司买。陈婉仪确认陈永崧是鸿晙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一审法院认为，陈婉仪、廖永红双方争议的问题主要为：一、陈婉仪是否本案适格主体;二、廖永红应付货款金额;三、廖永红有否实际支付货款及实际付款金额。一、陈婉仪是否本案适格主体。根据陈永崧的陈述，陈永崧系鸿晙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其会参与鸿晙公司的写真机买卖。陈婉仪确认陈永崧是鸿晙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而廖永红在本案答辩状和庭审过程中，从未对陈婉仪作为原告的主体资格提出异议，只是抗辩货款已经给清，直到看到陈婉仪在庭后补充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出现陈永崧作为卖方的《销售合同》时才提出本案买卖合同实际卖方不是鸿晙公司而是陈永崧的抗辩。由此可以推定，廖永红实际一直清楚陈永崧与鸿晙公司之间的关系密切，知道陈永崧是代表鸿晙公司向其出售写真机。而且廖永红提交的欲证实其已经足额支付本案货款的41张总转款额147223元的支付宝和微信转款凭证，没有一笔钱是转给陈永崧的，全部是转给陈婉仪或者陈冠安的。此事实进一步证明廖永红对本案写真机买卖交易的卖方是鸿晙公司这一事实是清楚明确的。故对廖永红诉讼过程后期对陈婉仪主体资格提出的异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二、廖永红应付货款金额。根据《汇总表格》记录，廖永红总欠付货款92530元，后由于廖永红退回了2017年8月1日购买的一台写真机，该写真机含运费的价格是10602元，其中运费202元，即写真机10400元。故货款应扣减10400元。扣减后，廖永红应付货款总额为82130元。廖永红抗辩有三台备注“萍乡”的写真机和一台备注“样机”的写真机也退回了，应予扣减相应货款，但廖永红就此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对其抗辩主张不予采信。三、廖永红是否实际支付本案货款以及支付金额。廖永红称，其于2017年9月28日支付的7200元、10月16日支付的10000元、12月27日支付的4200元、2018年1月15日支付的8000元、1月16日支付的6800元、3月12日支付的13800元、5月4日支付的两笔6425元和100元，共计56525元，支付的是本案的货款。就2017年10月16日所支付10000元款项的支付用途。2017年10月16日16:37，陈冠安通过微信告诉廖永红：可以叫车过来了。17:11，陈冠安向廖永红发了张反映货车和货物的图片，然后跟廖永红说：准备上车了。表明陈婉仪于2017年10月16日下午向廖永红发了货。当天17:23，廖永红通过支付宝向陈婉仪转款10000元，17:25，通过微信向陈冠安转款4400元。现双方对17:23所转的10000元款项用途产生争议，陈婉仪主张，10月16日当天发货的是两台写真机，总价款14400元，廖永红分两笔支付，其中一笔就是上述17:23所转的10000元，另一笔4400元。一审法院认为，两笔款项支付时间相差仅仅2秒，所以，陈婉仪主张这两笔款项支付的当天发货货款的可能性较大。而且，根据陈婉仪提交的双方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在此前后均无有关该10000元系支付本案货款的任何内容，廖永红也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此款系用于支付本案货款。故对廖永红关于该10000元系用于支付本案货款的抗辩，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就2017年12月27日所支付4200元款项的支付用途。2017年12月26日14:39，廖永红微信跟陈冠安说：你今天下午就发2台Ｘ×××××一体梁的机器，原来要配什么就配什么，照旧就行了。陈冠安回复“好的”后。廖永红又说：我叫车过来了。随后，陈冠安说：上车了。这些聊天记录表明陈婉仪于2017年12月26日向廖永红发货了两台Ｘ×××××一体梁的机器。廖永红于12月27日向陈冠安支付宝转款4200元，12月28日向陈冠安微信转款5000元，12月29日又转款5000元。现双方对12月27日转款的4200元存在争议。陈婉仪主张这三笔款项是12月26日所发两台Ｘ×××××一体梁的机器货款，一共14200元。廖永红则主张其中4200元支付的是本案货款。一审法院认为，首先，根据双方的往来交易，XP600一体梁写真机的单价一般为7100-7300元，这与陈婉仪就本笔交易主张的单价7100元基本吻合。而且，三笔款项付款时间就在发货后的三天内。故陈婉仪主张这三笔一共14200元款项支付的是12月26日发货的2台Ｘ×××××一体梁的机器货款的可信度较大。而且，根据陈婉仪提交的双方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在此前后均无有关该4200元系支付本案货款的任何内容，廖永红也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此款系用于支付本案货款。故对廖永红关于该4200元系用于支付本案货款的抗辩，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就2018年1月15日所支付的8000元、1月16日支付的6800元两笔款项的支付用途。2017年12月28日，陈冠安微信跟廖永红说：廖总，一套加热风扇800，然后微信发了张显示有两套风扇的照片给廖永红看。2018年1月13日17:40，陈冠安微信说：现在装车。廖永红说：好。陈冠安语音说“廖总，廖总，这次把上次那两个假日风扇的钱也转给我吧”。廖永红说：好。接着，陈冠安发了张装车的照片。廖永红回复了一个“OK”的表情，并说“客户今天打款我，你等等”。以上事实表明陈婉仪于2017年12月28日向廖永红发货了两台单价为800元的风扇，2018年1月13日又发了另一批货。因两台风扇的货款廖永红没有在发货后立即支付，所以廖永红答应了陈婉仪提出的两台风扇货款与1月13日所发货货款一起支付的要求，并告知陈婉仪待其客户打款后就支付货款。随后，廖永红于1月15日向陈冠安转款8000元，1月16日分两次转款6800元和600元。虽然，陈婉仪没有提交证据证明1月13日所发货名称、单价和总价款。但根据该三笔款项支付时间就在该笔货发货之后3天内，而且，廖永红没有提交证据证明该笔货货款支付记录。再则，根据廖永红与陈冠安的微信聊天记录，在此三笔款支付前后也无有关这三笔款系用于支付本案货款的任何聊天内容，廖永红也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此款系用于支付本案货款。故对廖永红关于其中8000元和6800元系用于支付本案货款的抗辩，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就2017年9月28日支付的7200元款项的支付用途。虽然陈婉仪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仅证明廖永红曾于2017年9月27日向陈冠安提出想以7100元的单价购买一台机器，但陈冠安要7200元。双方最终有无谈妥该笔交易，微信中没有相关记录。但一方面，该笔交易涉及的货款“7100”或“7200”与9月28日支付的款项7200元基本吻合。另一方面，就本案写真机买卖交易，双方对账签订对账表格的时间正好也是2017年9月28日，若廖永红已在当天支付7200元，应该会在对账表格中注明。而且根据对账表格记录，没有一笔货款的数额是7200元。而廖永红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支付的该7200元是用于支付本案货款。由于双方从2017年3月至2018年10月，交易一直持续进行，货款的支付也时有交织。而支付货款是廖永红的责任，故廖永红应就其支付的每笔款项的用途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现廖永红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该7200元款项的支付用途，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一审法院对其提出的该7200元系用于支付本案货款的主张不予采信。而且，当陈冠安于2018年10月9日要求其支付本案对账表格上的货款时，其没有提出其已经全部支付或者部分支付的异议，而是直接回复“好的”，这也进一步证明廖永红没有支付过本案货款。综上，一审法院对陈婉仪提出的廖永红没有支付过本案货款的主张予以采信。因没有证据证明双方有就本案货款支付时间进行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规定，履行期限不明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2018年10月9日陈冠安通过微信催收本案货款，廖永红应在合理时间内支付。然廖永红至本案庭审结束时仍未支付，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继续履行和支付违约金的违约责任。陈婉仪没有证据证明双方约定了逾期付款的违约金金额或计算方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由于陈婉仪催款时间为2018年10月9日，一审法院酌情给予廖永红5天货款准备时间，即廖永红应在2018年10月14日前支付货款，故逾期付款违约金从2018年10月15日开始计算。所以，廖永红因逾期付款应支付的违约金为以未付货款82130元为基准，从2018年10月15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50%为计算标准，计算至款项还清之日止。因鸿晙公司已于2018年12月24日注销，陈婉仪作为鸿晙公司独资股东，其有权就鸿晙公司的对外债权以其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综上所述，廖永红应向陈婉仪支付未付货款82130元及以82130元为基准，从2018年10月15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50%为计算标准，计算至款项还清之日止的违约金。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6月5日判决：一、廖永红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陈婉仪支付货款82130元，及以82130元为基准，从2018年10月15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50%为计算标准，计算至款项还清之日止的违约金；二、驳回陈婉仪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陈婉仪负担239元，廖永红负担2061元。二审中，廖永红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证据1.表格，拟证明表格是陈婉仪加注了关于还款及利息部分的文字；证据2.与周军国、陈永崧的聊天记录，拟证明2019年1月11日陈永崧有向廖永红催过货款，廖永红是欠陈永崧的货款，并非欠陈婉仪的；证据3.与陈冠安聊天记录，拟证明陈冠安与廖永红客户金小龙直接联系，导致廖永红货款追不回来。陈婉仪对此质证认为：陈婉仪对廖永红提交的证据没有意见，陈婉仪起诉廖永红是想追回廖永红对陈婉仪的欠款。对于证据1，表格加注的文字是陈婉仪写的，但廖永红是已经签名确认该数额的。对于证据2，陈婉仪承认对话的人是陈永崧，但陈婉仪不承认2018年12月24日的截图，机器是陈婉仪的，但不是廖永红销售的。对于证据3，聊天记录不是陈婉仪本人，与本案无关。廖永红称陈婉仪抢客户，是客户主动联系陈冠安的。陈婉仪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证据1.转账截图，拟证明一直都转账关系；证据2.鸿晙公司参展照片、视频、陈冠安、陈婉仪与廖永红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廖永红知道鸿晙公司的存在；证据3.陈冠安与廖永红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廖永红知道鸿晙公司的存在；证据4.陈冠安发货记录，拟证明2017年11月26日有发货机器2台，故不能抵扣这2台机器的货款；证据5.陈冠安收到陈永崧的货款记录，拟证明陈永崧只属于鸿晙公司的代理人；证据6.发货货车登记记录及司机签名，拟证明2017年11月26日有发货机器2台。廖永红质证认为：对于证据1，在廖永红的印象中是没有该公司的存在，到庭审时才知道该公司存在。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对于证据2廖永红是认可的；对于证据3-4不予认可，陈婉仪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是廖永红采购的；对于证据5廖永红不认可，与本案无关，廖永红已经支付了表格的金额；对于证据6陈婉仪发货的地址廖永红不清楚，也不知道是谁发的，不是廖永红签名。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本院针对上诉人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法律适用进行了审查。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陈婉仪是否为适格主体；二、涉案应付款项数额；三是关于违约金赔偿的问题。一、关于陈婉仪是否为适格主体的问题。根据广州市鸿晙彩印设备有限责任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该公司的经营范围是印刷专用设备制造，其法定代表人为陈婉仪，陈冠安为公司监事。陈婉仪与陈冠安是夫妻关系，与陈永崧是父女关系。陈永崧陈述其是鸿晙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陈婉仪也确认陈永崧是鸿晙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陈婉仪对其父亲陈永崧作为公司的销售代表与廖永红签订的合同予以确认。从合同货款的资金流向看，廖永红提供的转账凭证均证明货款由陈婉仪或者陈冠安收取。由于目前广州市鸿晙彩印设备有限责任公司已被注销，其唯一的股东仍可以以其个人名义作为民事主体主张权利。因此，陈婉仪作为诉讼主体适格。二、关于涉案应付款项数额问题。双方于2017年9月28日对总货款进行对账，确认总数为92530元，有廖永红的签名确认，二审中廖永红也自认是自己的签名。陈婉仪确认廖永红已退回8月1日购买的测试机（备注有“测试”字样），根据《汇总表格》记录，该台测试机单价为10400元，减扣后廖永红尚欠货款82130元。廖永红在二审中也自认只退回过1台机器。廖永红另提供2017年11月26日微信转账给陈永崧的2笔货款记录，主张应该在货款中扣减14200元，针对廖永红的主张，陈婉仪提供2017年11月26日发货记录、陈冠安收到陈永崧的货款记录、发货货车登记记录以及司机签名，予以抗辩，认为2017年11月26日廖永红所转的是另外一批货的货款与2017年9月28日结算的货款无关。且陈冠安于2018年10月9日要求廖永红支付本案对账表上的货款时，廖永红也没有提出已支付的14200元的抗辩，而是直接回复“好的”，在一审期间，廖永红也没有提出该2笔款项的抗辩。结合一审的证据材料以及二审陈婉仪提供的证据，本院对陈婉仪主张的该2笔款项共14200元是另外一批货款予以采信。综上，案涉未付货款应为2017年9月28日双方对账确认的总数92530元减去已退1台测试机价款10400元，廖永红尚欠陈婉仪货款82130元。一审对涉案应付款项金额认定正确，本院予以支持。三、关于违约金赔偿的问题。经过双方证据比对确认，陈婉仪提供的复印表格上对违约金的约定部分为陈婉仪事后添加，没有经过廖永红确认同意，应视为没有约定违约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由于陈婉仪催款时间为2018年10月9日，一审法院酌情给予廖永红5天的货款准备时间合理，对一审法院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认定，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廖永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廖永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丽华审判员  练长仁审判员  杨 凡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尤志华李玉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