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576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施某，女，1958年8月5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委托代理人石宗斌，浙江顺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金某，男，1999年11月6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委托代理人范万兵、张萍，北京金诚同达（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施某因与被上诉人金某被继承人债务清偿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20）浙0110民初47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4日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由审判员韩昱使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施某系金小贤的嫂子，2017年6月27日，金小贤出具一份工资清单，载明：施某2016年工资欠款10000元整，2017年1月-6月份合计92天×160元＝14720元，2017年7月-12月份放假生活1500元／月，2017年1月份-6月份工资未付，7月份-12月份生活费年前付清。金小贤在清单下方签字。2016年至2017年期间，金小贤为杭州金城畜产品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9年10月11日，杭州金城畜产品有限公司清算组对施某就本案款项申报债权不予确认。施某于2020年4月15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金某在继承金小贤遗产的范围内支付施某33720元。2、金某在继承金小贤遗产范围内支付施某利息4383.6元（以3372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暂从2018年1月1日计算到2020年2月29日），之后的利息另行计算。3、金某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庭审中，施某陈述：施某在2015年年底之前是在杭州金城畜产品有限公司工作的，2015年年底之后公司经营不善停止营业，施某开始为金小贤个人提供劳务，工作时都是到杭州金城畜产品有限公司内加工肠衣，工资以现金方式支付。 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主张的事实，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施某主张与金小贤之间存劳务合同关系，应提供证据予以证明，现施某仅以一份有金小贤签字的工资清单来证明双方存在劳务合同关系，但金小贤在签署该清单时是杭州金城畜产品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施某工作时也是在杭州金城畜产品有限公司内，该公司在该时间段内并未进入清算程序。因此，不能仅凭金小贤在工资清单上签字就推定施某是为金小贤个人提供劳务，现施某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施某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752元，减半收取376元，由施某负担。 宣判后，施某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认定事实不清。杭州金城畜产品有限公司在2015年之前已经因经营不善停止营业，公司所有的员工都已经解算。金小贤为了抚养自己的儿子金某，私下里接一些活叫上诉人施某、夏某、张红三个人为其个人做私活。该部分私活并未进入公司的经营账目。金小贤欠上诉人2016年的工资和2017年1月份至6月份的工资及2017年7月份至12月份的生活费等，并于2017年6月27日出具一份欠款清单。随后金小贤于2018年6月15日死亡。金小贤与杨艳丽于××××年××月××日登记结婚，婚后于××××年××月××日生育一子取名金某，于2015年9月22日协议离婚。另，金小贤父母早于金小贤死亡。金小贤生前系杭州金城畜产品有限公司的股东，占有50%的股份；同时注册了杭州爱军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持股比例100%；在杭州金能摩配用品有限公司持有80%的股份等。二、一审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认为金小贤签字时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此时公司没有进入清算程序，就引用证据的采信规则认为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在认定事实部分没有查清本案的上诉人与金小贤之间是什么关系，也没有明确上诉人和金小贤及公司之间的关系，在判决说理部分也没有说清楚是什么关系，更没有说清楚判决的理由，只是笼统的引用证据采信规则就稀里糊涂的判决，这样判决武断的成分极大，严重违背了法律法规的精神，以至于具有一般理性的人都可以发现这其中的不合理之处。从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完全可以证明上诉人与金小贤之间的关系，此时公司已经停止经营，解散所有的员工，此后公司并未有任何经营项目，公司经营账目上也没有该部分经营事项，可以看出金小贤叫上诉人为其个人提供劳务，虽然当时金小贤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书写欠款的行为只是代表个人的行为，并不代表公司。现在金小贤已经死亡，且有个人合法财产遗留下来，其继承财产的继承人应当在继承被继承人财产的范围内清偿债务。金小贤在出具欠款凭证时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公司也没有进入清算程序，但此时公司已经停止经营，公司的账目没有任何记载，因此，金小贤不是在代表公司的行为，而是金小贤个人的行为。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上诉人施某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如下：1、夏某出具的证明及出庭作证的证言，证明杭州金城畜产品有限公司在2015年时就停止经营，公司已经解散。解散后，金小贤为了抚养自己的儿子金某，私下里接一些活叫施某、夏某、张红三个人为其干私活的事实。2、欠条（复印件），证明公司在2015年时就停止经营，公司已经解散，解散后，金小贤为了抚养自己的儿子金某，私下里接一些活叫施某、夏某、张红三个人为其干私活的事实。 被上诉人金某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未有证据证明其诉请，二审法院应当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上诉人证明其诉请的证据仅有《施某工资款》单据一张，该份单据标题“施某工资款”与单据内容及落款字体均不一致，也就是说只有单据的标题表明这份单据可能存在债权人是“施某”，也很显然“施某工资款”六个字是另行加上的；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提供的原件与复印件不一致，其承认“施某工资款”几个字是复印时加上的，所以这就会导致谁持有该份单据，金小贤就欠谁的款项，显然不合理。这份金小贤的记账是否仅是其个人记账使用还是到底欠了谁的钱并不清楚。2、上诉人施某认为其与金小贤个人之间存在劳务合同关系，但其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而且，上诉人施某一审庭审时陈述，其工作时一直是在杭州金城畜产品有限公司内，从其提供的《施某工资款》单据可以看出，时间段显示为2016年-2017年，此间杭州金城畜产品有限公司一直正常经营和存续，金小贤为杭州金城畜产品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杭州金城畜产品有限公司2018年2月才进入清算程序，施某却认为其仅是和金小贤个人之间存在劳务关系，明显与其陈述自相矛盾。综上，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审判决。 被上诉人金某在二审中未提交新的证据。 上诉人施某提交的证据1，被上诉人金某认为，对于证据1中的夏某出具的证明，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都不认可，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夏某的身份不能确认，对于出证明的背景不确认，目前金小贤已经去世。而且从该陈述看，2015年公司已解散，实际上2018年公司才进行清算。金某的生活费、抚养费，是由母亲、舅舅承担，并不是金小贤承担。对于证人夏某的当庭陈述，都不认可。夏某当庭陈述，和夏某出的证明，被上诉人认为也是自相矛盾。被上诉人庭审中问夏某，在为金小贤从事工作之前本人的工作情况，夏某都是陈述“之前是给松田食品有限公司提供工作”，而后面夏某又陈述是给金小贤工作。并且，夏某当庭的陈述，和书面的材料的内容自相矛盾。夏某到底是为松田食品有限公司工作，还是给金小贤提供工作，也是不清楚的。松田食品有限公司给夏某缴纳保险，而夏某又给金小贤工作，被上诉人认为这也是自相矛盾。本院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施某所要证明的目的，故本院对其证明效力不予确认。 上诉人施某提交的证据2，被上诉人金某认为，没有原件，真实性不认可。即使有原件，也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这仅仅是一份记账凭证，即使是夏某和金小贤之间有债权债务关系，也和本案没有关联。本院认为，该证据系复印件，本院不予确认。 本院依据有效证据，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均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虽施某提交的工资清单，落款处有金小贤个人签名，但金小贤时任杭州金城畜产品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施某一审中陈述其工作场所在杭州金城畜产品有限公司内，且该公司当时并未进入清算程序，故仅凭该工资清单上有金小贤的签字不能推定施某与金小贤个人形成劳务关系。虽然施某就涉案款项向杭州金城畜产品有限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被清算组不予确认，但不能因此就认定该债务与杭州金城畜产品有限公司无关，在未有生效法律文书确认案涉债务与杭州金城畜产品有限公司无关的情况下，施某即要求金小贤的继承人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责任，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施某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和实体处理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52元，由施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韩昱 二〇二〇年九月三日 书记员  朱江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