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万秀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0403民初475号 原告：广西梧州和盛糖酒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广西梧州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郑伟权。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磊、区维标，广西信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梧州第二分公司，住所地广西梧州市，办事机构所在地广西南宁市。 负责人：李建宏。 委托诉讼代理人：骆珍明，该公司员工。 原告广西梧州和盛糖酒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梧州第二分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8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广西梧州和盛糖酒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郑伟权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区维标、被告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梧州第二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骆珍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广西梧州和盛糖酒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梧州第二分公司付清其所欠原告广西梧州和盛糖酒贸易有限责任公司货款42940元及其利息8158.6元（利息以42940元为基数,以年利率6%，从2017年4月1日起计至2020年6月30日，余息计至本息还清之日止）。事实和理由：2010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期间，原告多次向被告提供酒等货物，价值共计人民币1053662.36元，被告共付货款人民币1007882.83元，尚欠货款45779.53元，以上事实有发票等证据予以证实。经原告多次追讨，被告至今拒不给付。原告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原、被告之间形成的买卖合同关系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该买卖合同合法有效。现原告已完全履行上述货物的交付义务，故被告依法应立即付清其所欠原告的货款。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被告还应承担因逾期付款给原告所造成的损失。原告开给被告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是双方财务就双方交易过程中所产生的送货单、退货单、验收清单等凭证进行核对、确认无误后，由被告开出付款通知单，原告根据付款通知单开具的，是能够代表双方真实交易的有效凭证；而银行结算凭证是被告针对特定增值税专用发票所反映的销售金额减除原告应付给被告的费用后，支付给原告的货款金额。因此，原告的送货单、被告的退货单、验货清单、原告开给被告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银行的结算凭证是相互关联，一一对应的，这从被告提供的付款通知单、增值税专用发票及原告提供的银行结算凭证中可以清晰的表现出来。原告应该支付给被告的款项名称、金额，原告都会在被告付款通知单应交款项明细处盖章确认。从被告民事答辩状所附证据可知原告应付被告的费用为27289.53元，由于被告对采购部门的费用考核非常严格，为完成费用收取任务，采购经理经常要求供货商用现金预交费用。从2013年1月至2013年12月，原告共预交费用7笔，合计金额为24450元，有被告开给原告的发票为证（详见附件1-14页），但被告财务在支付货款时没有减除，所以原告欠被告的费用实际是27289.53-24450=2839.53元。另外被告证据13-15页所反映的宣传促销服务费400元、其他特殊陈列促销服务费18090元，两笔合计金额为18490元，原告没有盖章确认，说明这两笔费用是被告自编的，原告不予认可。因此，被告欠原告的货款金额为45779.53-2839.53=42940元。为此，原告诉至法院，请求法院支持其诉讼请求。 原告对其陈述事实在举证期限内提供的证据有：1.原告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原告的主体资格；2.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复印件，拟证明被告的主体资格；3.总结、明细对账明细表、增值税专用发票复印件，拟证明被告尚欠原告货款的事实；4.记账凭证、发票复印件14页，拟证明原告已经现金支付了各项费用给被告，但被告在结算时没有将该费用算入，被告已经重复计算了已支付金额。 被告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梧州第二分公司辩称：一、原告的证据不能支持其主张。根据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其中对账明细表是其自行出具，增值税发票只能证明其开具过这份发票，其未能提供送货给被告的送货单、退货单、验货清单等双方签字或盖章的单据，不能证实其实际送过发票载明的产品给被告而据此要求被告按照发票开具的内容、金额支付货款；其次，银行结算凭证只说明被告支付过该款项，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发票与银行结算凭证间存在关联性，因此原告的诉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原告和被告合作期间的货款已支付完毕。在原、被告合作期间，产生有原告应支付给被告的费用，原告出具了《北京华联付款通知单》，并确认在应付货款中予以扣除。现对原告开具的发票金额及被告实际支付货款金额不一致做出如下说明，具体详见附件表格。除表格中列明的情况外，其他的被告支付的金额与原告开具的发票载明金额一致，具体可见原告提交的对账单、发票、银行单。根据上表可知，原告应付给被告的宣传促销服务等各项费用合计金额为45779.53元。三、原告出具的《供应商清场结款证明》载明其在2016年12月底已经做了清场，被告与原告最后的付款时间是在2017年2月22日，原告于2020年4月3日向法院提起诉讼，期间并未向被告催收过货款，已经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请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若上述费用存在误差，被告支付的款项与实际支付的金额不一致，原告不可能一直不提出异议。被告与原告之间只有货款的往来，若原告收到资金与实际不符，不可能不核对、不确认，其没有书面材料证明提出了任何异议。从原告出具的《供应商清场结款证明》可知其于2016年12月底清场，并且对与被告之间的应付货款和其他费用进行了确认，充分说明被告已经全部支付了货款。综上事实和理由，原、被告合作期间各项货款均支付完毕，原告起诉要求被告支付货款和利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 被告为其辩解向法庭提供的证据有：1.记账凭证、增值税专用发票、北京华联付款通知单复印件，拟证明2013年-2014年被告与原告合作期间货款支付完毕；2.记账凭证、增值税专用发票、北京华联付款通知单复印件，拟证明2010-2013年被告与原告合作期间，货款支付完毕；3.结款证明、记账凭证、增值税专用发票复印件，拟证明供应商在清场时确认了各类款项，被告已经完成了支付合作期间的货款。 经过开庭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对证据3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被告提供的证据和答辩意见已经明确载明被告支付了货款。对总结、对账明细表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是原告自行制作的，若账目有误，原告不可能一直不提出异议，被告与原告有货款资金支付的往来，原告收到资金不可能不核对、不确认，原告没有书面材料证明其提出过异议。付款通知单未盖章是因为原告未将付款通知单交付，原告出具的《供应商清场结款证明》载明其在清场时已经核对过各类应付款项及其他费用，才会清场，充分说明被告已经完成了货款支付；对证据4，认为只能证明被告开具过该发票，对所有发票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但对原告提交的记账凭证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其是现金方式缴纳给被告，其缴纳各项费用前应清晰知道缴纳的费用明细、用途，只提供发票不能证明其诉求。若其支付的费用被告一直未处理，其不可能一直不提出异议，也不可能在后续持续缴纳费用，不符合商业合作的交易习惯和公司的风险管理，并且被告不会要求供应商随意缴纳款项。原告持有的发票金额的数额少于该期间被告账扣的费用，无法得知该发票是否为账扣费用开具的发票。 原告对被告提供证据1、2、3的记账凭证，认为是被告单方制作的，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对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对付款通知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对证据3结款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但认为没有约定付款期间，因此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 结合双方当事人的举证和质证，本院认证如下：1.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2，因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2.对原告提供的证据3、4及被告提供的证据1-3，一方当事人虽提出异议，但无相反的证据予以否定，且该类证据与双方的诉辩事由具有一定关联性，本院亦作为定案的参考依据，并结合其他证据综合分析后对其证明效力在事实部分作出认定。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 2010年至2017年期间，原告陆续向被告供应快餐面、酒类、牛奶等货品，被告收货后分批次向原告出具《北京华联付款通知单》，各份通知单均载明店名为北京华联梧州蝶山店、供应商名称为广西梧州和盛糖酒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列明各对账期间的订单号、收货日期、未税金额、税率、税额、含税金额及折扣、税票合计金额等内容，并备注“1.请按税票合计金额开具增值税发票，并按打印顺序排列原始出库单和华联验货清单；折扣额是按含税金额（返利）计算，并请在增值税发票中以负数体现。2.请在增值税发票的备注栏中填列本次付款的华联订单号。3.对华联付款通知单金额有异议，请及时与超市往来人员联系。4.确认华联付款通知单金额后，请在供应商印章处加盖公司印章，并在收到付款通知单七日内，将原始单据、付款通知单及增值税发票交至财务部，以便于我公司付款”；如有扣款项目还备注“贵公司以下欠款在本次付款中扣除”，下附相应合同号、费用编号、扣除款项名称（如“宣传促销服务”、“快讯促销服务”、“快讯宣传/陈列服务”、“新商品促销服务”等）及扣款合计金额，最后列明本次应付金额（即税票合计金额减去扣款合计金额）。经统计，存在扣款项目的《北京华联付款通知单》共计23份，扣款合计金额为45779.53元。原告收到上述《北京华联付款通知单》核对后，于各份通知单（除2013年8月29日一份外）落款处“供应商印章”一栏加盖公章确认，并按通知单记载的税票合计金额开具对应价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共计224份，价税合计金额为1053662.36元。被告则据原告提交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及交回的《北京华联付款通知单》，按《北京华联付款通知单》记载的本次应付金额逐笔向原告付款，合计已付货款为1007882.83元。 2016年12月30日之后，原告未再向被告供货，且出具了两份《供应商清场结款证明》，分别载明“截止至2016年12月27日止，供应商号为*****，供应商名称为广西梧州和盛糖酒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现清场结款，供应商保证金0元，最后余订单货款金额为¥1617.49元，特此证明”及“截止至2016年12月30日止，供应商号为*****，供应商名称为广西梧州和盛糖酒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现清场结款，供应商保证金0元，最后余订单货款金额为¥1663.67元，特此证明”等内容；被告则于2017年2月22日分别向原告汇款1617.49元、1663.67元（已计入上文被告付款范围），此后双方再无交易往来。 2020年4月3日，原告以本案起诉理由向法院提起诉讼，并提供7份自2013年1月至2013年12月期间由被告开具的项目为“促销服务费”的手工发票、服务业专用发票以证实未计算费用24450元，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支付货款42940元及利息；被告则以上文答辩理由进行抗辩。 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法律关系，有相应的《北京华联付款通知单》、增值税专用发票及付款凭证等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综合到案证据，双方当事人采用的交易方式为原告供货后，由被告出具《北京华联付款通知单》载明各笔交易的税票合计金额、扣款合计金额及本次应付金额，交予原告确认后，再由原告按税票合计金额出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由被告按本次应付金额付款。因此，原告主张以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价税合计金额认定双方交易的货款总额明显与双方之间的约定及实际履行情况不符，实际货款总额应为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价税合计金额减除《北京华联付款通知单》的扣款合计金额，即《北京华联付款通知单》的本次应付金额。故双方交易的货款总额应为1007882.83元（1053662.36元-45779.53元=1007882.83元），而双方均确认被告已付货款为1007882.83元，可见案涉货款已经结清。其次，因2016年12月双方终止交易时，原告已向被告出具《供应商清场结款证明》，载明双方已进行清场结款及确认最后余订单货款金额，被告亦按结款证明如数支付了余款。故原告于出具对应增值税专用发票及《供应商清场结款证明》之后，又以存在一份《北京华联付款通知单》未盖公章为由否认该笔扣款，缺乏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依法不予采信。其三，对于原告以手工发票、服务业专用发票为据主张的“促销服务费”，因其并无证据证实双方约定该笔费用应由被告返还，且发票项目与双方于《北京华联付款通知单》约定的扣款项目一致，故对被告认为上述发票为账扣费用开具的发票之抗辩意见，本院依法予以采纳。再如前所述双方已作清场结算，原告于结算时亦未对上述费用提出异议，故其又以上述发票为据主张被告支付费用24450元，缺乏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其四，因原告出具《供应商清场结款证明》后未再向被告供货，被告亦于2017年2月22日支付了货款余款，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权利义务已经终止。因此，原告若认为其权利受到被告损害，则其最迟应于2017年2月22日对其权利受到损害之事实及对应义务人有所知悉，但其于2020年4月3日方提起本案诉讼，已经超过三年的诉讼时效期间，故对于被告认为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已届满的免责抗辩意见，本院依法予以采纳。由此综上，原告主张被告支付货款42940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缺乏必要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第（一）项、第一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广西梧州和盛糖酒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全部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1078元，减半收取计539元（原告广西梧州和盛糖酒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已预交），由原告广西梧州和盛糖酒贸易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汪瑞远 二〇二〇年九月一日 书记员  区莹莉 附相关法律条文：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 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 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一款： 诉讼时效期间届满的，义务人可以提出不履行义务的抗辩。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第（一）项：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 债务已经按照约定履行； …… 第一百三十条： 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 民法总则施行之日，诉讼时效期间尚未满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