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武冈市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湘0581行初92号原告：苏知湖，男，1958年3月21日出生，苗族。委托代理人：邓集跃，湖南绥强律师所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洪保元，湖南绥强律师所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苏西元，男，1990年6月22日出生，苗族。委托代理人：**华，湖南湘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绥宁县长铺子苗族侗族乡人民政府，住所地：邵阳市绥宁县长铺镇长征路320号。法定代表人：杨英，系该乡政府乡长。出庭负责人：杨平，系该乡政府副乡长。委托代理人：杨立斌，该乡政府综治办工作人员。被告：绥宁县人民政府，住所地：邵阳市绥宁县长铺镇中心街47号。法定代表人：罗玉梅，系该县县长。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杨剑，系绥宁县司法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周勇，湖南方剑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龙章新，男，1970年11月18日出生，苗族。第三人：龙章春，男，1974年5月4日出生，苗族。原告苏知湖、苏西元与被告绥宁县长铺子苗族侗族乡人民政府、绥宁县人民政府，第三人龙章新、龙章春不服土地确权行政处理决定一案，于2020年6月1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立案后，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苏知湖的委托代理人邓集跃、洪保元，原告苏西元及其委托代理人**华，绥宁县长铺子苗族侗族乡人民政府副乡长杨平及其委托代理人杨立斌，绥宁县人民政府的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杨剑、委托代理人周勇，第三人龙章新、龙章春均到庭参与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绥宁县长铺子苗族侗族乡人民政府于2019年10月15日作出长政林纠处字(2019)第2号《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决定：曾家冲冲口争议山场的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归第三人所有，四至范围详见附图：（东经110°9′，北纬26°35′），苏维东房屋的管理范围按原规定不变。被告绥宁县人民政府2020年5月12日作出绥政复决(2019)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绥宁县长铺子苗族侗族乡人民政府长政林纠处字(2019)第2号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原告提出诉讼请求：一、请求法院依法撤销被告绥宁县长铺子苗族侗族乡人民政府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长政林纠处字(2019)第2号】；二、请求法院依法撤销被告绥宁县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绥政复决(2019)8号】；三、判令被告绥宁县长铺子苗族侗族乡人民政府对争议山场重新做出确权决定。四、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一、被告绥宁县长铺子苗族侗族乡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乡政府”)做出的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长政林纠处字(209)第2号】认定的事实不清，导致结论错误。1、原告与第三人的自留山林木、林地的“四至”中南北互抵，也是界线的争议之地。第三人龙章新、龙章春的山场权属界线四至为:东至山脚，西至山顶分水岭，南至苏维东，北至苏再彬。原告的权属界线四至为：东至苏维民屋背后，西至山顶分水岭，南至龙宪喜，北至苏维寿。“西至”的山岭成南北走向，北高南低，原告与第三人的“西至”都抵山岭分水岭，可以说是界线清楚。另外原告的山林地名是“曾家冲”，第三人的山林地名是“正山棒”，这是一座山以山顶分水岭为界的两面。第三人的山林不可能还占到“正山棒”的背面也就是“曾家冲”那边去了。2、被告乡政府认为“争议山场位于川石村林海路往西北方向进曾家冲第一条山脊线起至苏维东堂屋右边往房原厕所现直上肖方平父亲坟上首外圈与山脊线相交处为纠纷山，面积约1亩左右。”原告不知道被告“乡政府”是如何得出争议山场的界线范围的。第三人在调解时也只是辩称:“2016年至2018年我们陆续在位于正山棒的自留山挖屋场，期间苏知湖一家没有人提出异议。2019年初苏知湖的儿子苏西元就到现场讲我们已挖到他们家的山上去。我有林权证的记载，还有相关知情人的指证。”这说明第三人都没有明确他与原告的争执山场界线到底在哪里。另外，第三人也没有任何直接证据可以证实被告乡政府认定的争议山场位置是正确的。3、2016年5月23日和2017年3月25日湖南省电力公司绥宁供电分公司出具的安全隐患整改通知书不能证明原告和第三人的山场界线。因为电力线路经过地段本来就在山顶分水岭靠第三人“正山棒”自留山一侧，与争议山场本就毫无瓜葛，被告乡政府将整改通知书作为认定权属依据，实为画蛇添足之举。4、第三人的权属证书备注栏记载“荒山和苏再彬的山脚面三丈高归东的屋地”，这只能证明原告自留山界线与苏维东房屋用地的界线划分。被告乡政府认为该记载“明确了双方的界线牵涉到为东的房子的管理界线，因此双方界线应在房子背后的某个地方”，完全是被告乡政府的主观臆测，原告认为该记载并不能证明原告与第三人的山场界线。上述事实说明，被告乡政府在处理原告与第三人自留山权属纠纷中查明的事实不清，做出的决定是主观臆断，导致权属认定错误，导致做出错误的结论。二、被告绥宁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县政府”)在复议阶段做出的绥宁县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绥政复决(2019)8号】维持被告乡政府的处理决定同样错误。1、被告县政府在审理査明中已经明确“申请人的自留山山场在曾家冲，第三人的自留山在曾家冲口处”，但又以“由于两块山场相连，要满足各户面积，不能排除第三人的正山棒的山场在曾家冲适当取得山林，山林名称不足以否定双方界址在苏维东屋后的事实”，完全是自相矛盾。在第三人的山林权证底册中是明确记载第三人的正山棒山场面积是2.5亩，被告县政府如果要确定第三人的“正山棒”山场的面积数字，完全可以委托专业的林业测绘机构进行测绘，如果第三人的山场面积没有2.5亩，则可以考虑从“曾家冲”山场适当取得山林面积，如果已经达到或超过2.5亩，则就绝对不可能再从“曾家冲”山场取得山林面积。被告县政府对容易落实的事情不去落实，只凭臆断处理，结论当然错误。2、被告县政府确认双方争议的范围为:曾家冲口到苏维东的屋背后(南北)，苏维东屋后山脚到山岭(东西)陶光昭的祖坟，陶光昭的祖坟处起沿山岭到曾家冲路口范围内的山场的权属。这个范围就是在勘界过程中第三人的指认，与原告指认的范围相差较大，但并没有任何依据可以证实。被告县政府却认可第三人的指认，完全是不尊重客观事实，明显偏向第三人。3、从第三人现在施工挖掘的现状来看，第三人“南至”挖掘的地点就是第三人与苏维东的交界地，以第三人与苏维东交界线的直线上至山顶分水岭，在肖芳平与曹文胤的祖坟之间相交，与陶光昭的祖坟西面相差10多米。但被告县政府支持了第三人的主张(山场为外侧(南至)与苏维东的自留山搭界处开始，绕过曾家冲口到苏维东的屋背后(北至)，从苏维东的屋后到山顶陶光昭的祖坟处直线是双方的分界线)。而按照如此划分，那么第三人“曾家冲”的自留山范围就由原来的“四至”即四边形变成了五边形。被告“县政府”对山林权证底册明确记载的四至范围视而不见，将本就不存在争议的山场权属确认给第三人所有，不但没有解决原告与第三人之前的争议，反而给争议双方制造了新的纠纷，是完全错误的行为。综上所述，被告乡政府做出的处理决定和被告“县政府”做出的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错误，做出决定的证据不足，两被告的决定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原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诉至法院，恳请法院依法查明客观事实，支持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绥宁县长铺子苗族侗族乡人民政府辩称：1、正山棒、曾家冲山场范围的界定问题。原告、第三人的自留山分别位于答辩人辖区川石村的曾家冲和正山棒，其山场四至在双方提交的《川石大队六生产队自留山山林所有证底册》(以下简称《底册)中均有记载。答辩人认为双方自留山的范围只能以山场四至的记载为准。第三人与原告的山场南北相连，《底册》备注栏写明“荒山和苏再彬的山脚面三丈高归东的屋地”，这一表述明确了双方的界线是在为(维)东的房子背后某处，而为(维)东的房子是在正山棒进曾家冲的左边大约100米处。由此可以断定正山棒、曾家冲山场的大致范围；2、原告与第三人自留山争议范围的确定问题。答辩人在组织原告、第三人踏看山场时，双方指认了各自山场的范围。答辩人根据双方现场的指认及双方提交的《底册》确定了双方山场争议的范围，并制作了山场争议范围示意图。3、答辩人参考证据认定的问题。答辩人是根据国家相关法规政策、在尊重客观事实及本案案情的需要来确定的参考证据的；4、原告与第三人自留山南北交界的问题。虽然双方提交的《底册》未明确填写有参照物，但在备注栏内写明“交介的山脚面三丈高归为东的屋地”。这一表述明确了双方的界线是在为(维)东的房子背后。综上，答辩人做出的《决定书》证据确凿充分，适用法律正确。故请求法庭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绥宁县人民政府辩称：一、依法尽职处理纠纷，查明的事实清楚。原告在诉状中称“不去落实事情，只凭臆断处理”不符合事实。受理该行政复议案件后，我府复议机构按照法定程序，要求被申请人长铺子苗族侗族乡人民政府全面提供作出裁决的证据、依据、政策文件和有关材料，认真查阅了案件材料，对案情进行了全面分析。经审査，本案属于林地林木权属争议，争议焦点是当事人双方自留山南北交界的界址，同时原告在行政复议申请中对山场的面积未提出异议，在审理本案中，我府复议机构不必对山林的面积进行重点审查，仅作为处理本案的参考依据。如原告对山林面积有异议，应向林业主管部门提出申请，要求重新测绘山林面积。对于山林面积，我府复议机构不是“不去落实容易落实的事情”，而是测绘山林面积非我府复议机构的职权范围。为查明事实，我府复议机构组织长铺子苗族侗族乡人民政府案件经办人、绥宁县川石村村支两委的负责人、争议双方当事人及代理律师对争议山场进行现场勘查，争议双方当事人现场指认界址，确定争议山场的范围与位置。经走访调查并结合现场勘查的实际情况，依据收集的证据材料，我府复议机构查明的事实清楚，因此，在处理本案中，我府复议机构尽职尽责，以查明的事实为依据，依法处理，绝非臆断处理；二、尊重客观事突，处理公正。原告在诉状中称“不尊重客观事实，明显偏向第三人”是凭空猜测。在审理本案中，我府复议机构始终坚持以事实为依据，尊重客观事实，公正处理。经现场勘查，原告指认其山场沿山岭到曾家冲口，第三人指认其山场为外侧(南至)与苏维东的自留山搭界处开始，绕过曾家冲口到苏维东的屋背后(北至)，从苏维东的屋后到山顶陶光昭家的祖坟处直线是双方的分界线(南北)。第三人龙章新、龙章春的自留山登记在其父亲龙宪喜(已过世)名下，权证号:绥林产长铺子字第952号。其山场地名为:正山棒。山场四至(座山为向，上东下西左北右南)为:东至:山脚;西至:山顶分水岭:南至:苏维东;北至:苏再彬(原告苏知湖的父亲)。山场面积:2亩;荒残林。川石村林权证底册备考栏记载“荒山和苏再彬的山脚面三丈高归(维)东的屋地”，长铺子乡原林业站的林权证底册备考栏加载“荒山和苏再彬的交介(界)的山脚面三丈高归为(维)东的屋地”。根据当事人双方指认的山场界址和第三人林权证底册以及备考栏记载的内容，我府复议机构公正客观地确定了争议山场的范围为:曾家冲口到苏维东的屋背后(南北)，苏维东屋后山脚到山岭(东西)陶光昭的祖坟，陶光昭的祖坟处起沿山岭到曾家冲路口范围内的山场。因此，原告妄自猜测，认为明显偏向第三人是无事实与依据的。本案复议决定证据确凿，处理恰当。从双方当事人山林权证底册的四至看，山场南北互抵，没有其他人的林地，双方均无异议。从第三人的山林权属证书底册备考栏记载“荒山和苏再彬的山脚面三丈高归东的屋地”和“荒山和苏再彬的交介(界)的山脚面三丈高归为(维)东的屋地”的内容看，足以证明龙宪喜(第三人的父亲)的山场在苏维东的屋后与苏再彬(原告苏知湖的父亲)的山场搭界。根据查证的祖坟、线路整改通知等证据材料均有力地证明了争议山场在第三人的山场内，据此，第三人主张争议山场界址从苏维东的屋后上岭到第三座祖坟(陶光昭家的)的主张应予以支持。而原告提交的证人证言相互之间互相有矛盾，与林权证底册(书证)记载的内容不符，不足证明界址的位置，也未提交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原告的主张无证据支持。因此，我府的绥政复决(2019)8号行政复议处理决定证据确凿，处理恰当。综上所述，我府作出的绥政复决(2019)8号行政复议决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处理恰当，请求人民法院维持我府作出的绥行复决(2019)8号行政复议决定。第三人述称：长铺子苗族侗族乡的行政处理决定和县政府的行政复议决定合情合理合法，应予维持。被告绥宁县长铺子苗族侗族乡人民政府在法定举证期限内提供了以下证据：证据1、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拟证明长铺子镇政府出具的决定书是按法律程序出具的；2、乡党委研究苏知湖与龙章新林木、林地争议处理会议记录，拟证明经过党委的集体研究；3、立案审批表；4、立案通知书；5、曾光荣等四人调查笔录；6、2019年8月28日调解记录；7、2019年6月20日调解记录；8、山林界址勘查记录；证据3-8拟证明我府做出的决定是按程序规定处理的，程序合法；9、争议山场等高线图；10、自留山山林所有证底册；11、肖方平等人证明；12、安全隐患整改通知书；13、照片五张；证据9-13拟证明争议山场的争议范围及争议山场的位置认定准确；14、法人代表身份证明书；15、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证据14-15拟证明被告身份。原告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是：证据1不属于证据，这是一个待生效的法律文书。证据2是处理会议记录，请合议庭注意，会议记录只有2页，后面的没有了，该份会议记录其实并没有真正研究该山林权属怎么处理，也没有对乡政府处理的工作人员所收集的证据研究和确定，证据只有两页，后面没有复印签名，会议是否真正召开了无从知晓，原告认为这份证据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对证据3、4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这两个立案通知书是否发送了原告及本案第三人无从知晓，没有送达回证。证据5曾光荣的调查记录，该份证据无证人的身份资料；曾光荣所说的并没有详细说明原告与第三人争议山场的范围及详细的界线；对苏知湖的调查笔录的三性予以认可；苏维义的调查笔录没有身份信息，另外苏维义这份调查笔录，原告也找了其做调查，与原告调查的有自相矛盾之处，无法核实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不能作为本案的依据；龙章新的调查笔录原告方不予认可，龙章新是本案的第三人，龙章新所认为其的山场是他自己的确定，并没有其他证据可以佐证，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对证据6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其合法性及关联性不予认可，调解员说已经确定争执区，只是第三人确认的，原告在调解的时候也已经明确，这份证据不能证明山场的范围，只能证明相关工作人员主持过调解。对证据7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是本次调解没有通知本案原告苏西元参加。对证据8、9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证据10龙宪喜的自留山山林所有证底册要求被告应提供原件予以核对，从调解到复议原告方都没有看到这份证据的原件，如果没有原件核对，原告对其三性均不予认可，对其他三份自留山山林所有证底册的三性均无异议。对证据11不符合证据的三要件，对其三性均不予认可，没有证明人的身份证复印件，也没提供电话号码，无法核实这些证明就代表证明人本身的意思，无从查证是否是本人签字，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证据12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证据13被告应提供原件，打印的看不清在什么地方，有原件可以核对的话对其三性予以认可，如没有原件核对对其三性不予认可。对证据14-15的三性没有异议。被告绥宁县人民政府对上述证据无异议。被告绥宁县人民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证据1、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清单，拟证明原告在行政复议提交了申请，并提供了材料，我方收到，并作为了出具行政复议的材料。2、受理行政复议申请通知书；3、送达回证（申请人）；4、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绥政复参[2019]8号）及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5、送达回证；6、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7、送达回证；8、行政复议答复书；9、被申请人长铺子苗族侗族乡人民政府机构代码复印件；10、被申请人长铺子苗族侗族乡人民政府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证据2-10拟证明我方受理了原告的复议申请，发送了受理通知书，通知了被申请人参加复议，发送了相关文件，被申请人做了行政复议答复，程序是合法的。11、被申请人长铺子苗族侗族乡人民政府提交材料清单；拟证明被申请人按照法律规定对其所作出了行政行为，材料已经进行了审查，程序是合法的。12、延期审理通知书；13、送达回证；证据12-13拟证明复议程序合法。14、现场勘查记录；15、调查记录（陆双娥）；16、调查记录（曹文胤）；17、调查记录（陶光昭）；18、苏维寿自留山山林所有证底册复印件；19、苏维东自留山山林所有证底册复印件；20、龙宪喜自留山山林所有证底册复印件；21、苏再彬自留山山林所有证底册复印件；22、龙宪喜自留山山林所有证底册复印件；证据14-22拟证明在审查案件时，按照法律规定，通过调查、勘查，查明了行政行为的合法性。23、复议决定书的审批签发单；24、行政复议决定书；25、送达回证；证据23-25证明了程序合法。原告对被告绥宁县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对与乡政府所提交证据相同的已经发表意见的以对乡政府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准，对其他没有发表质证意见的统一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于调查笔录的三性均予以认可，对于图纸，争执山场的位置图，我们认为位置图不客观、不真实，位置图也不是原告方提供的，也不是乡政府制作提供的，图纸是如何制作出来不清楚，没有载明，只有勘验人的签名，对于龙宪喜的山林底册复印件要求提供原件，原告提供给绥宁县政府也是复印件，没有看到原件，对于申请人的身份信息及委托律师代理人的资料的三性予以认可。对证据2-10的三性均予以认可。对证据11相同的证据以前面质证的意见为准，申请调解及报告的三性均无异议。对证据12、13的三性没有异议。对证据14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但是该份证据只能证实被告县政府进行了勘查和调解，并不能证实其作出决定是用该依据。对证据15-17的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可，这些证据没有证人的身份信息，没有身份证复印件，也无身份证号码，无电话号码，无法核实证据来源合法，无法核实证人是否真的在调查笔录上签名，因此，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证据18-22统一质证，证据20号应提供原件核对，对其他证据的三性没有异议。对证据23的三性均无异议。证据24不属于证据。对证据25的三性均无异议。被告绥宁县长铺子苗族侗族乡人民政府对绥宁县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无异议。原告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证据1、川石大队苏再彬自留山山林所有证底册,证明原告的山林地名叫“曾家冲”，山场权属界线四至为东至苏维民屋背后，西至山顶分水岭，南至龙宪喜，北至苏维寿的事实；2、川石大队龙宪喜自留山山林所有证底册，证明第三人的山林地名叫“正山棒”，山场权属界线四至为东至山脚，西至山顶分水岭，南至苏维东，北至苏再彬的事实；3、卢乙生的调查笔录，证明“正山棒”和“曾家冲”的分界线是以栗满金家正在建的房子为基点的，栗满金家的新建房屋进去就是“曾家冲”的事实；4、苏有为的调查笔录，证明栗满金家的新建房屋地方属于“曾家冲口”，进去后就是“曾家冲”，原告与第三人的山场分界线是从山顶上的岭延伸下来的事实；5、卢日兴的调查笔录，证明栗满金的屋边上的山叫“正山棒”，栗满金屋进冲那里叫“曾家冲口”，山岭上的电杆是“正山棒”和“曾家冲”的分界线的事实；6、长铺子苗族侗族乡人民政府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长政林纠处字（2019）第2号】、绥宁县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绥政复决（2019）8号】，证明乡政府和县政府做出的决定对争议山场的界限范围认定没有依据，做出的结论错误，原告不服，因而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事实。7、照片，证明栗满金所建新房在曾家路口的事实以及原告与第三人的山场分界线是从山顶电杆往栗满金家斜插下来的事实。被告绥宁县长铺子苗族侗族乡人民政府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予以认可；对证据2证明目的存疑，原告的质证意见与证明目的自相矛盾；对证据3、4、5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证明目的的证明力不足，不能证明“正山棒”和“曾家冲”的分界线在哪；对证据6、7予以认可。被告绥宁县人民政府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认可第一被告的质证意见。原告提交的调查笔录从证据形式来看，原告也没有提供被调查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及身份证号码、电话号码，这几份调查笔录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第三人与原告的界线范围，在勘验笔录经过了确定及调查，双方是没有异议的。本院审查认为：被告绥宁县长铺子苗族侗族乡人民政府提交的1-10、13-15号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认定；被告绥宁县长铺子苗族侗族乡人民政府提交的11号证据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不予采信，对12号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关联性不予认定；被告绥宁县人民政府提交的2-10、12-14、18-25号证据经原告质证，对其真实性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认定；被告绥宁县人民政府提交的1号、11号证据系复议时双方提交的证据，本院对双方提交了以上证据的事实予以采信；被告绥宁县人民政府提交的15-17号证据证人证言，15号证据证人有关苏维东自留山底册是真实的予以采信，16-17号证人均是听说，证人亲属的坟地所占山林属于谁无其他证据予以证实，本院对该证人证言不予采信。原告提交的1-7号证据经被告质证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根据采信的证据,本院确认以下案件事实：原告与第三人均系绥宁县长铺子苗族侗族乡川石村六组村民，原告苏知湖与苏西元系父子关系，第三人龙章新与龙章春系兄弟关系。上世纪80年代该村分山到户时原告家与第三人家的山场相邻，位于绥宁县长铺镇林海路川石路段边的小山岭，南北走向，北高南低。小山岭的外侧靠林海路边称“正山棒”，里边称“曾家冲”，从林海路通过曾家冲路口可进入曾家冲。1982年该村进行了定权发证，原告家山场登记在原告苏知湖父亲苏再彬（已过世）名下，权证号为：绥林产长铺子第951号，山场地名为曾家冲，山场四至为：东至苏维民屋背后，西至山顶分水岭，南至龙宪喜，北至苏维寿，面积3亩；第三人家山场登记在第三人父亲龙宪喜（已过世）名下，权证号为：绥林产长铺子第952号，山场地名为正山棒，山场四至为：东至山脚，西至山顶分水岭，南至苏维东，北至苏再彬，面积2.5亩，备注“荒山和苏再彬的交界的山脚面三丈高归为东的屋地”。2018年因第三人在曾家冲冲口开挖山场准备建房，原告认为第三人所挖山场超过了其山场界限，侵占了原告家的自留山，双方产生纠纷。原告于2019年5月15日向被告绥宁县长铺子苗族侗族乡人民政府申请确权，2019年10月15日，被告绥宁县长铺子苗族侗族乡人民政府作出长政纠处字（2019）第2号《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确认曾家冲冲口争议山场的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归第三人所有。原告对该决定书不服，于2019年12月11日向被告绥宁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绥宁县人民政府于2020年5月12日作出绥政复决（2019）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被告绥宁县长铺子苗族侗族乡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原告不服，诉至本院。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本案被告绥宁县长铺子苗族侗族乡人民政府对本辖区的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的土地争议有权作出处理决定。根据长铺子村六组的林权证底册，绥林产长铺子第950、951、952、953号林权证，从北至南，分别为苏维寿山林、苏再彬山林、龙宪喜山林、苏维东山林。原告家山林仅南面与第三人家的山林北面搭界，中间有一条分界线。本案争议的焦点即该条分界线的位置。原告主张双方的分界线为山岭倒水为界，第三人认为分界线在苏维东的屋后为界。原告与第三人家的林权证上面分界线没有明确界址，虽然龙宪喜的林权证上面明确备注有“荒山和苏再彬的交界的山脚面三丈高归为东的屋地”，该备注只表明苏维东的屋地与原告家山林的分界，且只涉及交界的一个点，并没有表明原告家山林与第三人家的分界线，按照该备注，双方交界线的最底下（山脚面）至苏维东的屋地有三丈高，结合该小山岭北高南低、山顶在西边的走势，该交界的一个点可能在苏维东的屋地东边低三丈处，也可能在苏维东的屋地的南边低三丈处。从双方提交的林权证来看，原告家及第三人家仅搭界处存在争议，其余三面没有争议，根据双方林权证记载的面积分别为3亩、2.5亩，被告可根据争执山场四至范围绘图计算出双方的山场面积，由此准确确定双方山场的分界线。两被告仅凭原告家山林与苏维东屋地的一个分界点来认定原告与第三人山场的分界线，明显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故对原告要求撤销被告绥宁县长铺子苗族侗族乡人民政府于2019年10月15日作出长政纠处字（2019）第2号《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及被告绥宁县人民政府于2020年5月12日作出绥政复决（2019）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第七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被告绥宁县长铺子苗族侗族乡人民政府于2019年10月15日作出长政纠处字（2019）第2号《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二、撤销被告绥宁县人民政府于2020年5月12日作出绥政复决（2019）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三、责令被告绥宁县长铺子苗族侗族乡人民政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重新作出处理决定。本案受理费50元，由被告绥宁县长铺子苗族侗族乡人民政府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罗 斌人民陪审员  周前舟人民陪审员  左松贞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八日法官助理廖鹏代理书记员  舒 越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一)主要证据不足的;(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三)违反法定程序的;(四)超越职权的;(五)滥用职权的;(六)明显不当的。第七十九条复议机关与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为共同被告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对复议决定和原行政行为一并作出裁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