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京行终198号上诉人（一审原告）龙煜文，男，1979年9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区。委托代理人谢刚，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刘燎原，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19号。法定代表人易会满，主席。委托代理人冯新彦，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祝晓曦，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龙煜文因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证券行政处罚一案，不服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作出的（2019）京01行初694号行政判决（以下简称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龙煜文委托代理人谢刚、刘燎原，证监会的委托代理人冯新彦、祝晓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证监会于2019年4月25日对龙煜文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2019〕25号，以下简称被诉处罚决定），主要内容为：经查明，龙煜文存在以下违法事实：一、涉案内幕信息的形成和公开过程2014年9月，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禧科技）以增资方式参股兴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筒称兴科电子），并于2014年11月、2015年10月两次追加投资。银禧科技在投资兴科电子的同时考虑了其长期发展路径，兴科电子各股东都一致认同，在兴科电子未来发展较好的情况下，应将其资本化。2015年12月底，银禧科技董事长谭颂斌看到兴科电子全年业绩较好，和银禧科技总经理林登灿、董秘顾险峰就收购兴科电子进行可行性分析，并让顾险峰做一个兴科电子估值计算。顾险峰于12月28日开始起草兴科电子估值表，于2016年1月6日将《兴科估值》文件通过邮件发送给谭颂斌、林登灿。2016年春节上班后，谭颂斌和林登灿、顾险峰商定了收购兴科电子的整体估值方案。此后到2月19日之间，谭颂斌和兴科电子董事长胡恩赐沟通了银禧科技收购兴科电子的事。2016年2月19日晚上，根据胡恩赐提议，谭颂斌、林登灿与兴科电子经营班子成员胡恩赐、陈智勇、张文武在东莞旗峰山铂尔曼酒店会面正式就银禧科技收购兴科电子事宜进行公司层面的会谈，因估值差距较大未达成一致。此后，谭颂斌与胡恩赐就收购事宜保持沟通。2016年3月底银禧科技公布年报和一季度业绩预告后，兴科电子业绩带动了银禧科技股价上涨，谭颂斌和胡恩赐决定加快收购进程。2016年4月14日上午11时左右，谭颂斌决定停牌启动收购事宜。当天晚上，银禧科技和兴科电子相关人员就并购重组事宜进行了洽谈，并于23时左右签署《股权收购意向书》。4月15日，银禧科技公司股票停牌。6月15日、6月27日，银禧科技先后发布《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披露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分别向胡恩赐、陈智勇、许黎明和高炳义购买其持有的标的公司兴科电子66.20%的股权，交易价格108500万元，其中以现金方式支付36993万元，以发行股份方式支付71507万元，发行股份数为66394613股。同时，银禧科技拟采用定价发行的方式向谭颂斌、林登灿和银禧科技1号计划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38720万元，不高于本次拟购买资产交易价格的100%。公司股票自6月28日起复牌。银禧科技收购兴科电子66.20%的股权事项，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且均为修订前的证券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的“公司的重大投资行为和重大的购置财产的决定”，根据证券法第七十五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在公开披露前属于内幕信息。内幕信息形成的起点不晚于2016年2月19日，公开于2016年6月15日。谭颂斌、林登灿、胡恩赐、陈智勇、张文武等为内幕信息知情人。二、龙煜文内幕交易“银禧科技”内慕信息敏感期内，龙煜文使用本人证券账户，及成立资产管理计划并通过收益互换计划加杠杆大量买入“银禧科技”，共计获利30904501.87元。具体情况如下：（一）使用本人证券账户交易“银禧科技”龙煜文利用本人开立于东莞证券东城大道营业部的证券账户，分别于2016年3月21日、3月22日、4月12日买入“银禧科技”，共计买入253.18万股，买入金额30815423.23元；3月24日、4月11日卖出“银禧科技”，共计卖出113.7万股，卖出金额14839350.96元。经计算，龙煜文账户在本案内幕信息敏感期内买入“银禧科技”的盈利金额为10943907.05元。龙煜文账户由龙煜文本人控制并操作下单。该账户资金全部来自其舅舅袁德宗银行账户，据当事人询问笔录，上述资金是袁德宗支付给龙煜文的投资收益、项目分红及奖金。内幕信息敏感期之前，龙煜文账户于2015年11月5日买入“银禧科技”25万股，买入金额270.93万元。敏感期内，龙煜文账户净买入“银禧科技”139.48万股，净买入金额15976072.27元，买入数量、金额明显放大，同时高于其他股票交易金额。（二）通过资产管理计划及收益互换交易“银禧科技”2016年3月，龙煜文为了融资加杠杆买入“银禧科技”，向其舅舅袁德宗借款6000万元成立南华期货光华15号资管计划，并以该资管计划名义与中金公司签署以“银禧科技”为标的、为期一年的收益互换计划。龙煜文通过光华15号资管计划向中金公司缴纳6000万元保证金，中金公司配资9000万元，名义本金共计1.5亿元。中金公司于2016年3月25日至29日在其自营账户买入“银禧科技”11045578股作为对冲。龙煜文通过该收益互换计划实际盈利19960595.82元。（三）与内幕信息知情人联络、接触情况龙煜文与谭颂斌于2007年认识，在敏感期内与谭颂斌通话1次，时间为2016年2月24日13：02，通话时长1分49秒。同时，龙煜文系袁德宗外甥，2009年至今在袁德宗为法定代表人的广汇科技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任投资部经理，负责管理袁德宗个人及公司的证券账户及二级市场投资。龙煜文账户中交易银禧科技的资金及支付给中金公司的保证金均来自袁德宗银行账户。袁德宗和谭颂斌于2006年认识，2008年成为银禧科技第三大股东，并派人到银禧科技担任董事。银禧科技上市后，袁德宗卖出了持有的“银禧科技”，但仍与谭颂斌保持联络，逢年过节谭颂斌会去拜访袁德宗。2016年春节后，袁德宗与谭颂斌有通话及见面联络。3月初，袁德宗和谭颂斌在东莞市参加相关座谈会时见过面。内幕信息敏感期内，袁德宗和谭颂斌于2016年3月8日、3月13日有6次通话。（四）当事人交易决策情况据龙煜文与袁德宗笔录，俩人联系密切，经常在一起讨论股票，并多次就投资“银禧科技”进行交流。从2016年春节前后到2016年3月下旬袁德宗向龙煜文提供6000万元购买股票期间，袁德宗多次跟龙煜文讨论创业板殿票，建议如果投资创业板，还是买“银禧科技”比较稳妥。龙煜文在向袁德宗借款的时候表示如果投资创业板，会主要买“银禧科技”。据龙煜文笔录，其大量买入“银禧科技”是因为一直跟踪银禧科技的公告和媒体报道，主要看好它的3D打印概念、投资兴科电子情况，在2016年1月初熔断时留意到银禧科技公告年报业绩增长，净利润有4000多万元等。以上事实，有银禧科技公告和相关情况说明、相关证券账户资料、银行账户资料、询问笔录、通话记录、电子设备取证信息、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盈利计算结果等证据证明，足以认定。证监会认为，龙煜文在本案内幕信息敏感期内，本人及通过利益相关人袁德宗与内幕信息知情人联络、接触，同时使用本人账户和通过资产管理计划及收益互换加杠杆大量买入“银禧科技”，买入意愿十分强烈，且相关交易决策、实施时间与袁德宗、龙煜文和谭颂斌联络、接触时间基本一致，交易行为明显异常，且无正当理由或正当信息来源。龙煜文的上述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第七十三条、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二百零二条所述内幕交易行为。听证中，当事人主张其不构成内幕交易，主要申辩意见如下：第一，龙煜文未从谭颂斌处获悉内幕信息，俩人在敏感期内唯一的一次电话联系主要是处理谭颂斌的朋友向袁德宗公司借款事宜，并未传递内幕信息。龙煜文的舅舅袁德宗与谭颂斌在敏感期内的联系并无异常，无证据和理由证明俩人之间的通话、见面涉及内幕信息。龙煜文也未从袁德宗处知悉任何内幕信息，且信息从袁德宗传递至龙煜文已经属于二次传递，不应在没有直接证据证明龙煜文知悉内幕信息的情况下进行认定。第二，龙煜文就“银禧科技”的交易行为系基于银禧科技公开信息、相关媒体报道及本人多年投资经验的综合判断结果；龙煜文账户在敏感期内除买入“银禧科技”，亦有大单交易其他股票，使用资管计划加杠杆买入“银禧科技”也与其使用融资融券账户进行交易的习惯相符，交易不存在异常；龙煜文2016年3月下旬才开始买入“银禧科技”，并在之后还有卖出行为，与袁德宗和谭颂斌联络时间不吻合，不具有内幕交易的交易特征。且龙煜文早在2015年底就向袁德宗筹借资金，案涉资管计划亦在此时着手准备，即关于“银禧科技”的交易决策早在2015年底就已做出但因客观原因至2016年3月才完成资管计划设立，以致交易正好落在敏感期内，引起误解。第三，目前证据并不能证明龙煜文“知悉”并“利用”内幕信息进行内幕交易获利，没有达到优势证据的证明标准。第四，鉴于本案具有“内幕信息公开前银禧科技股价未受内幕信息影响”“反向交易的股票数量占比较大”的实际情况，从过罚相当以及有利于当事人的原则出发，恳请将反向交易的盈利排除在本案交易获利之外；此外，即便按照“后进先出法”并将反向交易盈利纳入最终交易获利，《事先告知书》中关于龙煜文本人证券账户的交易获利也多计了2.1万余元。听证会后，当事人及其代理人还补充提交相关证据，以证明龙煜文在2月18日之前已决定投资8000万元并加杠杆买入“银禧科技”，龙煜文在内幕信息敏感期交易“银禧科技”的行为系实施事先订立的交易计划，而与内幕信息无关。经复核，证监会对上述陈述和申辩意见不予采纳，具体理由如下：首先，当事人关于其未获取内幕信息的申辩缺乏证据支持。一是龙煜文本人与内幕信息知情人谭颂斌在信息敏感期内有电话联络，具备获知内幕信息的可能性；二是龙煜文的舅舅袁德宗与谭颂斌在信息敏感期内有见面及数次通话联络，亦具备获知内幕信息的可能性；三是当事人关于其本人及袁德宗与谭颂斌的通话见面均另有其因，期间未发生内幕信息传递的主张，仅有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陈述，缺乏客观、可信证据支持，不足以证明当事人未获知内幕信息。其次，证监会关于当事人构成内慕交易的认定结论并非基于二次推定。一是如前所述，龙煜文本人与内幕信息知情人谭颂斌有一次直接通话联络。二是本案中，龙煜文、袁德宗之间不仅有亲属关系、雇佣关系，袁德宗还是龙煜文交易“银禧科技”资金的提供者，并多次向龙煜文推荐“银禧科技”。另据袁德宗笔录，龙煜文在向他借钱买股票时也曾问他“能不能找谭颂斌了解ー下公司的情况怎么样”。上述事实表明袁德宗是案涉交易的利益相关主体，且对交易决策提供了投资建议。其三，当事人在信息敏感期内交易“银禧科技”的行为明显异常。一是交易数量较敏感期前呈数十倍放大，投入资金远高于同期交易的其他股票，买入意愿十分强烈。龙煜文本人证券账户在信息敏感期前只买入“银禧科技”25万股，买入金额270.93万元，而在信息敏感期内买入253.18万股，净买入“银禧科技”139.48万股，净买入金额1597.6万元；当事人同时还通过借款6000万元设立资管计划并与中金公司进行收益互换的方式，加杠杆买入“银禧科技”1104.55万余股，交易金额近1.5亿元；两项加总，当事人在信息敏感期内合计净买入“银禧科技”1244万余股，投入资金高达1.66亿元。而同时期，龙煜文本人账户买入其他股票的峰值不到1700万元。尽管龙煜文本人账户在信息敏感期内有卖出行为，但其卖出量仅占该期间买入总股数的8%。由此，当事人交易“银禧科技”的数量、金额以及借款并加杠杆交易等情形足以说明其买入意愿之强烈、坚决。二是相关交易决策、实施时间与袁德宗、龙煜文和谭颂斌联络、接触时间基本一致。如龙煜文在2016年2月24日与谭颂斌通话，于2月底正式确定将“银禧科技”作为融资买入的标的。2016年3月8日，袁德宗与谭颂斌通话1次。3月11日，龙煜文与南华期货签署了资管产品合同，并让袁妙华向其银行卡转入115.8万元。3月13日晚上，袁德宗与谭颂斌通话5次。3月14日上午，龙煜文向南华期货转入115.8万元，正式成立南华期货光华15号资产管理计划。龙煜文本人账户也于2016年3月21日转入3000万元，并于当日开始大量买入“银禧科技”。当事人辩称，其早在2015年底就向袁德宗筹借资金，案涉资管计划亦在2015年底即着手准备。但据龙煜文本人及光大证券卢建业笔录，其最终确定标的为“银禧科技”并告诉卢建业系在2016年2月底、3月初。况且，龙煜文本人账户也是从2016年3月21日才开始买入“银禧科技”，当事人关于2015年底就做出交易决策的主张难以成立。以上事实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交易行为明显异常。其四，当事人关于其基于银禧科技公开信息、相关媒体报道及本人多年投资经验的综合判断做出交易决策的申辩，不足以构成对其明显异常的交易行为的合理说明。当事人在申辩中提出其大量买入“银禧科技”的主要理由包括：该公司为东莞本地上市公司，当事人所在圈子经常讨论、交易此类股票；该公司具有“3D打印概念、新苹果概念”；公司实际控制人多次增持；2016年1月初公司发布净利润大幅增长的业绩预告；券商、机构投资者看好该股票；以及长辈袁德宗看好其发展等等。证监会认为，上述理由显然不能令人信服的解释，当事人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通过筹集大笔资金并加杠杆交易“银禧科技”，合计净买入金额高达1.66亿元，且交易决策与实施时间与其本人、利益相关人同内幕信息知情人联络、接触时间基本一致等明显异常情形。其五，当事人关于其买入“银禧科技”的行为系基于事先订立的交易计划的申辩主张不能成立。构成内幕交易阻却事由的交易计划，应当是时间、标的等各要素清晰确定、不可任意变更且决策基础与内幕信息无关的交易计划。本案中，当事人提交的其与光大证券卢建业的邮件等证据仅能证明，龙煜文在2月18日之前向光大证券业务人员表达了融资交易需求，并于2月18日了解到融资买入“银禧科技”的最大杠杆比例及名义本金2亿元的保证金金额等内容，而并不足以确定当事人将投入2亿元交易“银禧科技”，当事人辩称在内幕信息形成前已制定交易计划的主张缺乏有效证据支持。另一方面，本案调查过程中，龙煜文、卢建业在询问笔录中均认可龙煜文最终确定融资交易标的为“银禧科技”的时间是2016年2月底、3月初，该陈述与资管计划于3月11日设立的客观事实较为一致，同时与当事人事先就融资购买“银禧科技”的杠杆比例进行问询的前一证据亦不矛盾，具有较高的可信度；相比之下当事人事后补充提交的证人证言真实性存疑，难以采信。其六，鉴于当事人于内幕信息敏感期的买入行为构成内幕交易，即便其在信息公开前反向卖出，其交易获利亦具有违法性应一并计入内幕交易违法所得。当事人关于将信息公开前的卖出获利予以扣除的主张于法无据。另，其补充提交的盈利计算意见中，未将该期间银禧科技的派息计算在内，导致其结果低于证监会认定的违法所得。经复核，对该盈利计算意见不予采纳。综上，证监会认为，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当事人本人及通过利益相关人袁德宗与内幕信息知情人联络、接触，通过融资大量买入“银禧科技”，交易行为明显异常，而未能做出合理解释，亦未提供证据排除其实施内幕交易，应依法认定构成内幕交易并给予处罚。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证券法第二百零二条的规定，证监会决定：没收龙煜文违法所得30904502.87元，并处以92713508.61元罚款。龙煜文不服，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被诉处罚决定。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6年7月28日，证监会向龙煜文送达调查通知书。2018年8月23日，证监会作出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并于9月3日向龙煜文送达。龙煜文签收后，要求陈述、申辩及举行听证。2018年10月31日，证监会依法向龙煜文送达听证通知书，并于11月20日召开听证会。证监会于2019年4月25日作出被诉处罚决定，并于2019年5月5日向龙煜文送达。龙煜文于当日签收后不服被诉处罚决定，于2019年5月9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庭审中，龙煜文明确表示对被诉处罚决定中内幕信息的形成和公开过程、龙煜文本人交易及通过资管计划交易“银禧科技”、龙煜文与内幕信息知情人联络的客观事实均不持异议。经审查，一审法院对被诉处罚决定查明的相关事实亦予确认。一审法院认为，根据证券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七项之规定，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对违反证券市场监督管理法律、行政法规的行为进行查处；根据证券法第二百零二条之规定，证监会对于内幕交易的行为具有查处并予以行政处罚的法定职权。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主要争议焦点在于：一、龙煜文是否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获悉了内幕信息；二、龙煜文交易是否具有合理解释即按照交易计划实施；三、证监会在作出被诉处罚决定时是否全面客观收集证据、证监会补充调查的证据是否影响案件事实的认定、程序是否违法。关于龙煜文是否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获悉了内幕信息的问题。在内幕交易的行政处罚案件中，如果基于现有证据已经足以推断交易行为是基于获悉内幕信息而实施的，即可以认定当事人存在内幕交易行为，除非当事人能够提供更为有力的证据证明其并不知悉内幕信息，或者并没有利用内幕信息。本案中，虽并未有直接证据证明龙煜文从谭颂斌处获取了内幕信息。但首先，龙煜文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与内幕信息知情人有过联络，虽龙煜文提交了相关的证据，证明其与谭颂斌之间存在相关借款事项。但存在借款事项并不能等同于龙煜文与谭颂斌之间的通话、联络均系处理还款事宜而不涉及内幕信息；其次，龙煜文与袁德宗之间为舅甥关系加雇佣关系，联系极为密切，并多次就投资“银禧科技”进行交流，且龙煜文投资“银禧科技”的保证金来自于袁德宗的借款，龙煜文与袁德宗之间存在高度密切的利益关系。且袁德宗的询问笔录中明确记载其曾向龙煜文提出“银禧科技你知根知底，可以多买一点”，同时龙煜文问袁德宗“能不能找谭颂斌了解一下公司情况”。故根据以上事实，袁德宗与内幕信息知情人谭颂斌接触、联络应视为龙煜文与内幕信息知情人接触、联络。而并不存在龙煜文主张的二次推定问题；再次，龙煜文交易“银禧科技”的决策、实施时间与龙煜文及袁德宗同内幕信息知情人谭颂斌联络、接触的时间吻合。龙煜文在2016年2月24日与谭颂斌通话后，2月底即正式确定将“银禧科技”作为融资买入的标的。2016年3月8日，袁德宗与谭颂斌通话1次，3月11日龙煜文即与南华期货签署了资管产品合同，并让袁妙华向其银行卡转入115.8万元。3月13日晚，袁德宗与谭颂斌通话5次，3月14日上午龙煜文即向南华期货转入115.8万元，正式成立南华期货光华15号资产管理计划。龙煜文本人账户也于2016年3月21日转入3000万元，并于当日开始大量买入“银禧科技”。最后，龙煜文在内幕信息敏感期之前确实交易过“银禧科技”，但内幕信息敏感期内，龙煜文交易量明显放大。之前的交易行为并不能否定内幕信息敏感期内的交易异常性。故应当推定龙煜文获悉了内幕信息并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关于龙煜文交易是否具有合理解释即按照交易计划实施问题。首先，证券法第二百零二条规定：“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或者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在涉及证券的发行、交易或者其他对证券的价格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公开前，买卖该证券，或者泄露该信息，或者建议他人买卖该证券的，责令依法处理非法持有的证券，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该条法律规定对内幕交易行为进行处罚，是因为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获得了与市场上其他投资者不对等的信息优势，并利用该优势进行交易，扰乱了证券市场秩序。而进行交易的行为不仅应该包括对之前尚未关注的证券实施买卖行为，更当然包括对本已经关注的证券增强买进的意愿，并最终买入的行为；其次，龙煜文主张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前即2016年2月18日其已确立了交易计划。但根据龙煜文所提交的相关邮件记载显示，当时的交易确认书仅为草拟版本，邮件及附件中除提到“银禧科技”外，还提到了其他股票的评级情况。根据前述邮件记载，只能证明龙煜文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前有交易“银禧科技”意向，而并非确定的交易计划；再次，卢建业在行政处罚程序中的询问笔录记载龙煜文于“2月底3月初的时候”“提出了相关的融资需求”，虽卢建业之后在龙煜文向其调查时，对相关事实进行更正，但其在行政处罚程序中的询问笔录的证明效力远高于之后形成的调查笔录的证明效力；最后，事实上龙煜文最终也并未从南华期货进行融资。综上可以得出，龙煜文在内幕信息敏感期之前仅是有交易“银禧科技”意向，而并非确立了确定的交易计划，进而排除其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关于证监会在作出被诉处罚决定时是否全面客观收集证据、证监会补充调查的证据是否影响案件事实的认定、程序是否违法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六条规定，行政机关发现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的，必须全面、客观、公正地调查，收集有关证据。龙煜文向证监会提交《补充调查申请书》，请求证监会向光大证券、南华期货、卢建业、杨青松、许俊、厉飒、周立红就交易计划邮件及工作情况进行补充调查。由于证监会在调查过程中对卢建业、杨青松已进行过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其他人员与龙煜文之间并无联系，证监会基于对调查程序必要性的合理判断未作补充调查，不构成程序违法。证监会于2019年3月12日赴光大证券就龙煜文与卢建业2016年2月18日邮件的形成及真实性进行了补充核查。因在行政处罚过程中，相关证据形成后并未向龙煜文出示，故对该部分证据不予采信，但该证据并不能影响本案龙煜文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事实认定。故龙煜文关于被诉处罚决定程序违法的理由不能成立。此外，证监会在该案调查处理过程之中，依法调取了相关证据。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预先告知了拟作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龙煜文享有的陈述、申辩权利，并依据龙煜文的申请举行听证会，听取了龙煜文的陈述申辩意见，处罚程序合法。综上，被诉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幅度适当，结论正确。龙煜文的相关诉讼理由均不能成立，故对其要求撤销被诉处罚决定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龙煜文的诉讼请求。龙煜文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撤销被诉处罚决定。其主要上诉理由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违反法定程序。第一，龙煜文并不知悉涉案内幕信息，被诉处罚决定在认定龙煜文知悉内幕信息的问题上严重违法。一审法院认定龙煜文知悉内幕信息，维持被诉处罚决定，属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一）一审法院超出被诉处罚决定认定的事实与理由，将袁德宗与内幕信息知情人谭颂斌接触、联络等同于龙煜文与谭颂斌接触、联络，并以此作为龙煜文知悉内幕信息的理由，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条的规定。并且，一审法院的这一认定本身即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不能成立。1.一审法院对袁德宗与谭颂斌联络接触行为的定性实质上已经改变被诉处罚决定认定的事实和理由，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条规定的合法性审查原则，结合有关司法案例可知，一审法院的做法属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应依法予以撤销。2.一审法院认定“袁德宗与谭颂斌联络接触应视为龙煜文与谭颂斌联络接触”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不具有合理性。（二）被诉处罚决定将袁德宗认定为龙煜文的“利益相关人”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且属于二次推定，依法不能成立。一审判决对袁德宗的行为重新定性，而未撤销被诉处罚决定，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的规定，系适用法律错误。（三）龙煜文与谭颂斌在敏感期内仅有一次时长1分49秒的通话，龙煜文提交的客观证据与本案谭颂斌、沈能伙的证人证言均可相互印证该次通话是为了沟通谭颂斌朋友李汉强的还款事宜，与内幕信息无关。一审法院依据该次通话认定龙煜文知悉内幕信息，属事实认定不清。（四）龙煜文的涉案交易符合龙煜文的交易习惯，并不异常。投资者在不同阶段对某只股票的交易量有所区别并不异常，一审法院仅通过对比龙煜文敏感期前后交易“银禧科技”的情况即认定龙煜文交易异常，进而推定龙煜文获悉内幕交易，难以成立。第二，龙煜文涉案交易系基于敏感期前事先制定的交易计划，与内幕信息无关。一审法院认定龙煜文提出交易计划不能成立，属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龙煜文在敏感期之前已经制定投入8000万买入“银禧科技”的交易计划，该交易计划足以解释龙煜文在敏感期内交易“银禧科技”与内幕信息无关，属于内幕交易阻却事由。1.龙煜文调查形成的询问笔录、2月18日系列邮件、卢建业《调查笔录》、证监会补充调查形成的证据等均可以证明本案交易计划早在敏感期前即已确立。2.龙煜文通过资管计划投入6000万交易“银禧科技”，通过东莞证券账户投入2000余万交易“银禧科技”，均系实施本次交易计划，均与内幕信息无关。（二）龙煜文在敏感期前已经制定本案交易计划而非仅有交易意向，一审判决混淆了“交易计划”与“交易计划执行”的概念，且在证据采信问题上判断有误，进而错误地认定龙煜文仅有交易意向，明显属事实认定不清。第三，证监会的补充调查并不满足行政处罚法规定的“全面、客观、公正地调查收集证据”的要求，属严重违反法定程序；证监会的补充调查事项与龙煜文是否构成内幕交易直接相关，且补充调查的程序均对龙煜文有利，其未在行政处罚阶段依法告知龙煜文前述证据的存在，实质上侵害了龙煜文的合法权益，亦属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且根据有关法律规定，一审判决未予采纳前述证据的做法本身也直接说明证监会存在严重的程序性违法，被诉处罚决定应被撤销。一审法院对龙煜文申请相关证人出庭作证的申请未予回应，且通过排除证监会程序违法的证据，进而得出被诉处罚决定合法的结论，属于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一审判决应予撤销。第四，就证监会违反法定程序的问题，除一审判决予以评述的事项外，龙煜文在一审过程中还提出了其他理由但一审判决未予回应，属违反法定程序，一审判决应予撤销。第五，龙煜文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21—24并未超出举证期限，应予采纳，一审法院以超出举证期限为由拒绝采纳前述证据，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第六，一审判决在相关事实认定部分存在认定事实不清或错误的情况。证监会答辩认为，第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说理清楚准确，应予维持。第二，龙煜文所提出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一）关于龙煜文是否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获取内幕信息的问题。1.综合全案事实和证据足以认定龙煜文非法获取内幕信息。2.证监会基于客观事实和证据将袁德宗认定为“利益相关人”，并将其与谭颂斌的联络、接触认定为龙煜文获取内幕信息来源之一，系对龙煜文本人直接联络袁德宗的信息传递途径的补强，而非二次推定。3.一审判决未改变被诉处罚决定的事实认定与处罚理由，不存在所谓违法改变具体行政行为的问题。4.龙煜文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未获取内幕信息，一审判决不存在事实认定不清的情形。（二）关于龙煜文涉案交易行为是否明显异常的问题。1.证监会认定涉案交易明显异常有充分的事实依据。2.龙煜文关于其涉案交易不存在异常的理由不能成立。（三）关于龙煜文涉案交易是否基于事先订立的交易计划的问题。1.龙煜文所举证据不能证明其已事先订立交易计划。2.鉴于龙煜文完全自主、相机决策的交易决策与实施方式，本案不具备以执行交易计划事由排除内幕交易的逻辑基础。（四）证监会在作出被诉处罚决定的过程中不存在任何程序违法的行为，亦未对龙煜文的合法权益造成任何损害。证监会从未主张审理第四卷为被诉处罚决定认定违法事实的实体证据。1.证监会在召开听证会后，就龙煜文提交的证据作了必要的核查，因未发现与事先告知书不一致的新事实，故未对原行政处罚告知中的事实、理由作出变更，亦未就相关事实的认定增加新的证据，因而不构成对龙煜文的申辩权利的实质性影响。2.证监会未依照龙煜文的申请就卢建业、许骏、杨青松、厉飒等人作补充调查，系基于对调查程序必要性的合理判断，有充分的事实、理由，不构成程序违法。一审证据材料均已随案移送本院。本院经审理认为，龙煜文在一审期间提交的证据材料4-8不足以排除其存在利用内幕信息从事相关证券交易活动的行为，故对上述证据材料本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的其他认证意见正确，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期间，龙煜文向本院提交《调查取证申请书》，因不符合调取证据的法律规定，本院不予准许。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对此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结合本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是：一、证监会的行政处罚程序是否合法。二、龙煜文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是否与内幕信息知情人员联络、接触。三、龙煜文的涉案交易行为是否明显异常。四、龙煜文的涉案交易行为是否系按照事先订立的计划从事相关交易、是否具有其他正当理由或正当信息来源。关于本案处罚程序是否合法。证监会在对本案调查过程中，向龙煜文送达了调查通知书，通过询问当事人和与被调查事件有关的单位和个人，查阅、复制与被调查事件有关的通讯记录、证券交易记录等方式调取证据材料，向龙煜文告知了拟作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龙煜文享有的陈述、申辩权利，并依据龙煜文的申请举行了听证会，听取了龙煜文的陈述申辩意见。听证会后，龙煜文提交了补充调查申请书等材料，证监会对此予以补充核查后认为相关情况不足以证明龙煜文系基于事先订立的交易计划而实施涉案交易，故作出被诉处罚决定并向龙煜文进行了送达。上述主要行政处罚程序符合法律规定，听证会后对龙煜文提出的申请予以补充核查亦未违反法定程序。龙煜文认为本案行政处罚程序违法的相关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龙煜文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是否与内幕信息知情人员联络、接触。本案中，涉案内幕信息形成的起点不晚于2016年2月19日，公开于2016年6月15日。谭颂斌等人员为内幕信息知情人。龙煜文与谭颂斌于2016年2月24日13：02通话1次，通话时长1分49秒。上述事实符合非法获取证券交易内幕信息人员认定规则中的“联络、接触”要件。龙煜文提供证据材料主张该次沟通系处理还款事宜，但并不能证明该次联络不涉及内幕信息。此外，证监会还查明袁德宗和谭颂斌之间关系情况、在上述内幕信息敏感期内袁德宗和谭颂斌联络、接触情况，以及龙煜文与袁德宗之间的亲属关系、雇佣关系，涉案交易的资金提供者关系，涉案证券的推荐者等关系情况。基于此，证监会亦认定龙煜文通过利益相关人袁德宗与内幕信息知情人联络、接触，作为龙煜文与内幕信息知情人联络、接触的补强，并无不当。龙煜文对上述认定所持的相关质疑，本院不予支持。关于龙煜文的涉案交易行为是否明显异常。本案中，根据证监会提供的交易流水等证据，龙煜文的涉案交易数量较敏感期前呈数十倍放大，投入资金远高于同期交易的其他股票，买入意愿十分强烈。尽管龙煜文账户在信息敏感期内有卖出行为，但其卖出量仅占该期间买入总股数的8%；龙煜文的相关交易决策、实施时间与袁德宗、龙煜文和谭颂斌联络、接触时间基本一致。上述交易情况明显异常。龙煜文提供的相关证据材料不足以证明其交易不存在异常性。龙煜文认为其涉案交易行为符合其交易习惯的相关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龙煜文的涉案交易行为是否系按照事先订立的计划从事相关交易、是否具有其他正当理由或正当信息来源。证券交易人按照事先订立的计划从事相关证券交易的，应认定不属于内幕信息交易行为。本案中，龙煜文主张其交易“银禧科技”系基于事先订立的计划，并在行政程序中提交了系列邮件及补充调查申请，且亦在一审程序中提交了该系列邮件等证据材料，但上述证据材料只能表明龙煜文在内幕交易敏感期前具有交易“银禧科技”的意向，不足以证明其在内幕交易敏感期前对交易“银禧科技”形成了确定性和可执行性较强的交易计划。另，龙煜文提出了其基于银禧科技公开信息、相关媒体报道及本人多年投资经验的综合判断做出交易决策等申辩，亦提交了相关材料，但就此不能排除其交易行为存在的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通过筹集大笔资金并加杠杆交易“银禧科技”，合计净买入金额高达1.66亿元，且交易决策与实施时间与其本人、利益相关人同内幕信息知情人联络、接触时间基本一致等明显异常性，无法认定上述主张及相关材料属于正当理由或正当信息来源。龙煜文认为其涉案交易行为系按照事先订立的计划从事相关交易、具有正当理由或正当信息来源的相关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本院认为，证券的交易活动，必须实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证券交易的买卖双方应平等获得信息，这样才能维护证券市场的交易公平。如果内幕信息知情人或非法获取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人员在知悉内幕信息后，在内幕信息公开前，通过证券市场与不知道该内幕信息的一般投资人进行对等交易，该行为本身就已破坏了证券市场交易制度的公平性，足以影响一般投资人对证券市场的公正性、健全性的信赖，所以，必须要对内幕信息交易行为予以法律上的惩处。证券法第二百零二条中规定，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在涉及证券的发行、交易或者其他对证券的价格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公开前，买卖该证券，责令依法处理非法持有的证券，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考虑到内幕交易行为属于特殊类型的证券违法行为，具有隐蔽性、调查取证困难等特点，原则上，由证券监管机构承担主要违法事实的证明责任，通过推定的方式适当向被处罚人转移部分特定事实的证明责任。其中，监管机构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内幕信息公开前与内幕信息知情人或知晓该内幕信息的人联络、接触，其证券交易活动与内幕信息高度吻合，且被处罚人不能作出合理说明或者提供证据排除其存在利用内幕信息从事相关证券交易活动的，人民法院可以确认被诉处罚决定认定的内幕交易行为成立。本案中，证监会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龙煜文在涉案内幕信息公开前与内幕信息知情人联络、接触，在内幕交易敏感期内进行了“银禧科技”的证券交易活动。证监会亦提供了相关证据，用以说明龙煜文的交易行为明显异常、交易行为与内幕信息高度吻合等情况，而龙煜文提供的证据不能排除其存在利用内幕信息交易“银禧科技”的行为，其所做的关于其交易行为符合其交易习惯等说明，不具有充分合理性。龙煜文的上述交易行为违反了证券法所规定的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在内幕信息公开前不得买卖该公司证券的行政法上的义务。证监会依据相关法律及事实，认定龙煜文存在内幕交易行为并对此予以处罚，一审法院对此予以支持，本院应予确认。综上，龙煜文作为非法获取涉案内幕信息的人员，在内幕交易敏感期内进行了“银禧科技”的证券交易活动，不存在阻却违法或豁免的事由，构成了证券法所规定的内幕交易的行为。证监会通过作出被诉处罚决定，对龙煜文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罚程序合法，处罚幅度亦无不当。龙煜文要求撤销被诉处罚决定没有正当理由，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本院应予维持。龙煜文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没有相应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上诉人龙煜文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霍振宇审 判 员 赵世奎审 判 员 周凯贺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毕婷婷书 记 员 胡佳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