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1民终1075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尹倩，女，1982年6月2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南市，居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查仲来，山东才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兵涛，男，1986年3月2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平度市，居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宋荣荣，山东琴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尹倩因与被上诉人王兵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2020)鲁0105民初32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8日立案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由审判员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尹倩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民事判决；2.驳回王兵涛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王兵涛承担。事实和理由：一、王兵涛作为原告起诉，属于主体不适格，因王兵涛在本案属于代理人，青岛锐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辰公司）、山东锐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朗公司）才是本案的诉讼主体。2020年1月底，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额温枪属于紧缺的物资。我在微信朋友圈看到有朋友说，谁有认识生产、销售额温枪的，我通过郑州的朋友，联系到了深圳的温国威(因虚构有额温枪，收取货款涉嫌诈骗被逮捕，上海公诉机关已经起诉)，他说有额温枪700多个。我在微信朋友圈说自己有认识的，有货源。杨伟杰通过微信看到我的信息，介绍了王兵涛给我。王兵涛说他朋友开的公司需要好多额温枪，委托他购买，他没有认识卖额温枪的，委托我联系购买额温枪。王兵涛于2010年1月30日向我转款10万元、2020年1月30日昌利星向我转款10万元、2020年1月31日昌霖向我转款29万元。王兵涛给我说额温枪是昌利星的公司锐朗公司购买的，他是接受昌利星的委托，且王兵涛将锐朗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通过微信发给我。王兵涛还接受锐辰公司的委托购买额温枪，并说购买到额温枪，给我好处费。王兵涛于2020年2月4日通过微信给我发来了购买方锐辰公司的购买申请，内容为：“采购医用防护用品的申请，贵公司：我单位为应对疫情蔓延我区，急需额温枪500台，特此申请，请贵公司给予申请，锐辰公司盖章，时间2020年2月4日”。王兵涛于2020年2月7日通过微信给我发来了购买方锐辰公司的购买申请，内容为：“采购医用防护用品的申请，贵公司：我单位为应对疫情蔓延我区，急需额温枪750台，特此申请，请贵公司给予申请，锐辰公司盖章，时间2020年2月7日”。我接受委托后，给深圳的温国威联系，分别于2020年2月7日至2月9日给深圳温国威转款343040元(2020年2月7日5万元、5万元、1万元、0.88万元、2.55万元、1万元、1万元、1万元；2月8日3.874万元；2月9日5万元、1万元、5万元、2万元；分批转款的原因，对方有货，先交定金，对方安排发货，3天后货从深圳到青岛，发现货不对，是自行车，不是额温枪，知道受骗，可3天内已经转款给温国威343040元)用于购买额温枪。并根据王兵涛提供的锐辰公司的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辽宁路246-5号，深圳温国威将额温枪直接寄到青岛市市北区辽宁路246-5号。锐辰公司收到第一批额温枪邮件，拆开后发现不是额温枪，是自行车等。我联系温国威，温国威说是他朋友发的，发错了。通过微信圈了解，温国威发的额温枪都有问题，认为被骗了。我告诉了王兵涛，购买额温枪被骗的事。王兵涛给我说，让公司出委托手续，替他们将货款要回来，将代收的未支付的购货款，退还给他，他是公司的代理人，他在将购货款退还公司。我认为这事一直是王兵涛代理的，就将剩余货款，凑够整数23万元给了王兵涛。我在2020年2月10日于深圳温国威的微信聊天记录里，也有我给温国威发信息说公司要报案的事。王兵涛的朋友杨伟杰在2020年2月25日与我的微信聊天中，杨伟杰说退货款牵扯到公司的事，不好说。二、本案应适用普通程序审理，不应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依据2017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七条，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法庭审理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民事案件，适用本章的规定(第十三章简易程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百五十六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的简单民事案件中的事实清楚，是指当事人对争议事实陈述基本一致，并提供相应的证据，无须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即可查明事实；权利义务关系明确是指能明确区分谁是责任的承担者，谁是权利的享有者；争议不大是指当事人对案件的是非、责任承担以及诉讼标的争执无原则分歧。再看本案，王兵涛主张是买卖合同关系，没有直接证据，只有转款记录，我不认可是买卖合同关系。我主张委托代理关系，也没有直接证据。从2020年2月4日、2月7日王兵涛将锐辰公司的购买申请发给我，从内容看就是委托我购买额温枪1250支。我作为公民个人，不是公司，不具有大量存有额温枪的主体，锐辰公司、锐朗公司的代理人王兵涛也明知我是代理关系。只是我代理采购期间，被深圳温国威诈骗。被骗取的货款，是否要回，要看深圳公安机关对温国威的追款情况，但该26万元损失不应由我承担，应由锐辰公司、山东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承担。从深圳温国威直接发货给锐辰公司看，也能体现出我代理采购额温枪。本案事实不清晰，主体关系错综复杂，权利义务不明确，应适用普通程序审理。三、一审判决对本案没有查清事实，本案应是代理合同纠纷，不是买卖合同纠纷。从我收到王兵涛、昌利星、昌霖的转款49万元，到我分次转款34万余元给深圳温国威购买额温枪，已经履行了代理义务及注意义务，在非常时期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购买口罩、额温枪，货源紧缺，可以说时间就是生命。作为我来说，接受委托购买额温枪，先买到货才是主要的，没有货，谈报酬都是空谈。代理合同，没有规定书面委托才能成立，以实际行为履行相应义务，法律也是认可的。王兵涛委托公司财务催要剩余款项不符合事实，王兵涛拿来的公司，拿来的财务，是昌利星的锐朗公司财务，向我催要剩余的款项，从而也说明了是锐朗公司购买额温枪，才会出现以锐朗公司法人昌利星向我打款，也说明王兵涛是代理锐朗公司购买额温枪。四、从我在一审提交的证据材料、王兵涛提交的证据材料，综合看，我的证据证明力明显高于王兵涛的证据证明力，交易习惯首先得符合常理，事务发展的运行规律，结合本案，委托代理关系更符合案件本质。五、关于我代理采购额温枪，被深圳温国威骗取的26万元，上海警方立案，案件到了检察院阶段，锐辰公司、锐朗公司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要求温国威退还。王兵涛辩称，一、我是直接付款人，主体资格适格。本案中我是直接的付款人，至于我和尹倩声称的公司之间是何关系与本案无关，一审中尹倩已经确认收到我及我代为付款人所有支付的款项，且尹倩也认可尚有26万元仍未归还，因合同具有相对性，尹倩仅需完成对我的退还义务，至于我是否退还给他人，退还多少与尹倩无关，与本案无关。二、本案是买卖合同关系，而非尹倩所声称的代理合同关系。本案中我与尹倩明显是买卖合同关系，买卖合同关系并非要以公司为主体方可进行，尹倩在她的朋友圈中发布销售防疫物资的货源消息，且在和我的聊天记录中反复提到购买、发货及发票开具事宜，所有的口气明显是出售方的口气而非代理人的语气。一审中尹倩曾当庭认可其在这个交易中是赚取差价的，但是刚一出口就被其代理人（现任配偶）制止，遂又改口其从中不赚取差价，仅是代理人。根据一般交易习惯，代理人首先需要正规的授权，其次钱款应由我直接支付给尹倩的下家，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尹倩之所以现在狡辩是代理关系是因为她找的卖家涉嫌诈骗，现在案件仍在进行中，犯罪嫌疑人无法退还款项给她，她也不想承担对我退款的责任，于是极力撇清关系，试图逃避还款责任。三、本案案情简单且一审时已经征求尹倩是否使用简易程序的意见，因此并无不当。王兵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尹倩返还我26万元及利息（自起诉之日即2020年5月25日至实际偿还之日，以26万元为基数，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案件受理费由尹倩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20年初，王兵涛的同事杨伟杰通过微信看到尹倩发布朋友圈，称有额温枪的货源。后王兵涛与尹倩洽谈购买额温枪事宜，并分别于2020年1月30日向尹倩转账10万元、2020年1月30日由昌利星代王兵涛向尹倩转账10万元、2020年1月31日由昌霖代王兵涛向尹倩转账20万元、9万元，共计49万元。因尹倩一直未能交付货物，其向王兵涛退款23万元，现尚欠26万元货款未退还。一审法院认为，诉讼中，双方争议焦点问题为双方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还是委托代理合同关系。王兵涛主张双方之间系买卖合同关系，而尹倩则主张其与王兵涛开办的公司之间系代理关系，系代理买卖额温枪。王兵涛与尹倩未签订任何书面协议，王兵涛及其公司也未向尹倩出具过授权委托书。尹倩提交的证据中也仅是锐辰公司出具的《采购医用防护用品的申请》。关于尹倩主张的代理关系或是委托关系，均未能提交相关直接证据证实，其也未能提交其作为代理人与案外人第三人以被代理人名义达成合意并签订买卖合同的相关证据，对此难以采信。同时，尹倩声称双方对于代理报酬问题未作约定，而是由其向案外人订货后，再与王兵涛谈报酬的问题，明显不符合常理。根据王兵涛向尹倩付款、尹倩向王兵涛退款以及王兵涛委托公司财务催要剩余款项26万元等相关事实，王兵涛与尹倩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认定为买卖合同关系更加适宜。王兵涛以锐辰公司名义出具的《采购医用防护用品的申请》，系疫情期间关于防疫物资买卖过程中的相关文件，并非授权委托书。王兵涛向尹倩支付款项订购额温枪，尹倩再向案外人支付款项订购货物，属于两个买卖合同关系，尹倩关于代理过程的陈述，不符合交易习惯，亦未提交相应的证据佐证，对于尹倩的主张，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六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王兵涛与尹倩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合法有效。根据查明的事实，王兵涛向尹倩支付了购买额温枪的货款49万元，后尹倩因未能交付货物，向王兵涛返还了23万元的货款。王兵涛履行了付款义务，尹倩未交付货物，该买卖合同应当解除，现王兵涛要求尹倩返还剩余货款26万元及利息，于法有据，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尹倩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王兵涛退还货款26万元，并支付利息（以26万元为基数，自2020年5月25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600元（已减半收取），由尹倩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提交证据，本院组织质证。尹倩提交：证据一、转账记录及明细表，拟证明：尹倩接受王兵涛转委托后向深圳温国威转账购买额温枪，支付宝、微信转款343040元，分别为2020年2月7日5万元、5万元、1万元、0.88万元、2.55万元、1万元、1万元、1万元、；2月8日3.874万元；2月9日5万元、1万元、5万元、2万元，说明尹倩履行了联系货源，购买货物的义务；证据二、杨伟杰的微信，杨伟杰对尹倩说：“姐，我不知道说什么，这是我只找你啊，毕竟牵扯到公司的。我也没法处理。你看这事办的，公司还埋怨我”，拟证明：尹倩接受王兵涛委托购买额温枪，涉案的是锐辰公司及瑞朗公司，不是王兵涛个人购买，尹倩与王兵涛之间不是买卖合同关系，而是王兵涛与锐辰公司、锐朗公司间购买额温枪转委托关系；证据三、寄件凭证，王兵涛从青岛拍照发给尹倩，拟证明：尹倩接受王兵涛转委托购买额温枪，尹倩向温国威转款后，温国威安排人从深圳于2020年2月7日发货额温枪给锐辰公司，该公司收货后看不是额温枪，王兵涛拍照发给尹倩。从快递单显示，收件人地址为青岛市北区辽宁路248-5号，与一审尹倩提交的锐辰公司的工商信息，注册地址一致，从而也说明，尹倩接收王兵涛转委托给锐辰公司购买额温枪是代理关系，不是买卖关系，如果不是代理关系，尹倩不会让温国威直接发货到锐辰公司。王兵涛主张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认为与本案无关；对证据二认为涉及到案外人，无权定义本案当事人个人意见；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谁是收货人与本案无关联性。尹倩提交的证据一系其与温国威之间购买额温枪的关系，无法证明其与王兵涛之间是委托关系。单凭杨伟杰的陈述，无法证明购买方为公司，而非王兵涛。王兵涛作为购买方，指令他人将货发往公司收货，并不能改变王兵涛购买人的身份，该证据并不能证明本案的购买方为公司，而非王兵涛。故对尹倩提交的证据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尹倩主张其与王兵涛系委托关系，未有证据证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王兵涛将款交给尹倩，尹倩向王兵涛供货，如无特别约定，根据常理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一般应认定为买卖关系。尹倩主张其与王兵涛系委托关系，委托关系作为特殊的民事法律关系应提供双方之间的约定来界定。本案尹倩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与王兵涛之间存在委托关系，且尹倩亦将部分退款退给了王兵涛，故一审判决确定二者的法律关系为买卖关系，并无不当。尹倩主张王兵涛作为原告起诉，属于主体不适格，瑞辰公司、瑞朗公司才是本案的诉讼主体，并无证据证明，同时不论买方是王兵涛还是瑞辰公司、瑞朗公司，并不能改变尹倩的还款责任，且瑞辰公司、瑞朗公司对王兵涛的起诉并未提出异议，故一审判决认定王兵涛为买方亦并无不当，尹倩的该上诉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受理案件后，根据案情既可以适用普通程序，也可适用简易程序，一审法院对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符合法律规定。综上，尹倩的上诉请求，证据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200元，由尹倩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张伟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穆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