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3民终226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倪文英，女，1980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乐清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敏幼，浙江六和（温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黄彩兰，女，1978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常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凌爱武，浙江法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季昀，浙江法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俞蓓蓓，女，1977年3月2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原审第三人：赵伯乐，男，1971年6月2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乐清市。上诉人倪文英因与被上诉人黄彩兰、原审第三人俞蓓蓓、赵伯乐确认合同有效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2019）浙0382民初111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经审查，合议庭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倪文英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黄彩兰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黄彩兰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程序违法，错误认定本案不属于法律规定的中止诉讼情形。黄彩兰于2019年11月21日向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即（2019）浙0104民初10594号，对杭州五洲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洲公司）、俞蓓蓓等人提起诉讼，诉争的是黄彩兰相关文书签署的有效性及企业增资行为有效性等，案由虽为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但与本案诉讼争议事项及案涉事实均存在高度关联或矛盾。因此本案应中止审理或与另案并案审理。如本案原审判决所认定，即倪文英是五洲公司实际投资人，那么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4民初10594号案，倪文英应该是当事人，倪文英未参与五洲公司的增资、变更等事宜，也不知情，也未参与相关诉讼。二、倪文英从始至今不是五洲公司实际出资人，也不是实际经营人。所谓股份转让款是俞蓓蓓、赵伯乐转让给倪文英，倪文英转给黄彩兰，黄彩兰再转回给俞蓓蓓、赵伯乐，原审各方提供的银行转账凭证能印证该事实。黄彩兰任法定代表人的五洲公司从2015年3月开始到2015年7月13日，多次向倪文英任法定代表人的乐清市众友圣诞礼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友公司）采购物品，总金额达86万余元，2016年3月4日经结算，欠款24万余元。众友公司于2016年3月24日起诉五洲公司要求支付货款获得胜诉。如果倪文英是五洲公司实际出资人或实际经营人，就不可能花费大量时间精力、金钱自己起诉自己，并申请执行自己，目前该案执行了部分金额仍在乐清法院执行程序中。原审庭审中，黄彩兰代理人当庭认可，对五洲公司企业经营过程中的相关文书签署，及企业增资、变更等重大经营决策行为，倪文英均不知情，事后也无黄彩兰或他人告知，更不存在倪文英认可、同意或追认等情形。因此，倪文英从始至今不是五洲公司实际出资人，也不是实际经营人。三、倪文英并无委托黄彩兰代持股权的意思表示，黄彩兰也无代倪文英持股的意思表示，2014年12月18日协议书并非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依法无效。黄彩兰作为俞蓓蓓、赵伯乐企业的资深员工，与俞蓓蓓、赵伯乐共事多年，如其诉状及原审庭审所陈述，明知其是应俞蓓蓓、赵伯乐之请求帮俞蓓蓓、赵伯乐代持五洲公司100%股权并挂名法定代表人。黄彩兰从未与倪文英见过面或联系过，2014年12月18日协议书的签署是赵伯乐拿给她签署。股权代持这么重大的事项，必然是委托一个自己熟识且信任的人，倪文英如果是委托他人代持股权，不可能委托不认识而且没有联系过的黄彩兰。综上，2014年12月18日的协议书，不论是签署之前还是签署之后，黄彩兰均明知倪文英从始至今并非五洲公司实际出资人。倪文英并无委托黄彩兰代持股权的意思表示，黄彩兰也无代倪文英持股的意思表示，2014年12月18日协议书虽有签字，却非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依法无效。四、黄彩兰代俞蓓蓓、赵伯乐持有五洲公司股权，具有主观恶意与过错，系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行为，依法无效。黄彩兰辩称：本案争议的实质，并不在于五洲公司的实际投资人到底是谁，而是在于双方签署的协议书以及该协议书履行过程中，外观上确实呈现了倪文英作为实际投资人，同黄彩兰发生委托持股的关系，支撑这一结论的依据，除了协议书外，还包括双方当事人各自向一审法院提交的银行转账记录。从黄彩兰的银行转账记录显示来看，是倪文英发动了这个资金闭环的启动，是由倪文英先向黄彩兰提供了用于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资金，然后黄彩兰把股权转让款支付了原股东赵伯乐、俞蓓蓓。虽然工商登记为黄彩兰受让赵伯乐、倪文英的股权，但实际上能够反映出是倪文英受让。因此，鉴于五洲公司的实际经营仍然是赵伯乐、俞蓓蓓掌握，本案的真实的法律关系，应该是双重的委托持股，即赵伯乐、俞蓓委托了倪文英，倪文英又委托了黄彩兰。至于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方式，鉴于赵伯乐、俞蓓蓓未能到庭，不得而知。但倪文英在一审中陈述，可能是因为赵伯乐对黄彩兰不放心，所以让倪文英出面来作为委托人。黄彩兰对五洲公司的经营其实是一无所知的。倪文英上诉状多处表述存在倾向性，并不准确。二、一审程序合法，实体处理正确。本案的核心是涉案的协议书签署是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一审庭审中，法官询问倪文英是否了解协议内容，倪文英做了肯定的回答。既然双方意思真实，又无违反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则唯有判定有效。至于倪文英再三强调的其未实际出资、未实际经营公司，未实际经营公司黄彩兰并不否认，五洲公司一直是由赵伯乐、俞蓓蓓在经营。至于出资，从银行流水来看，倪文英确实是资金提供方，因此协议书的签订过程中，黄彩兰是善意的，更何况五洲公司的转让价格只有20万元，并非注册资本500万元。倪文英未能证明其并非实际出资人。即便倪文英并非真正的出资人，从双方提供的银行流水来看，也呈现了赵伯乐、俞蓓蓓委托倪文英，倪文英又委托黄彩兰的双重委托。无论从哪个角度来分析，协议书都是有效的。本案实际上高概率是两个无辜的人在争议。黄彩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双方当事人于2014年12月18日签署的关于由黄彩兰为倪文英代持五洲公司100%股权的《协议书》有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根据工商登记材料显示，五洲公司成立于2002年1月18日，2004年5月18日法定代表人变更为俞蓓蓓，2005年5月10日注册资本变更为500万元，其中俞蓓蓓出资额为450万元，百分比为90%，案外人浙江环球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出资额为50万元，百分比为10%。2011年7月1日，股东变更为赵伯乐出资50万元，俞蓓蓓出资450万元。2014年12月18日，黄彩兰、倪文英签署一份《协议书》，约定：倪文英作为实际出资人拥有五洲公司100%股份，因倪文英个人原因，由黄彩兰代为持有五洲公司的100%股份，作为工商税务部门登记的名义股东，但五洲公司实际发生的相关权利，债权债务由实际出资人倪文英承担。同日，黄彩兰分别与第三人赵伯乐、俞蓓蓓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第三人赵伯乐将其拥有的五洲公司10%的股权转让给黄彩兰，转让价款为2万元，第三人俞蓓蓓将其拥有的五洲公司的90%的股权转让给黄彩兰，转让价款为18万元。2014年12月23日，第三人赵伯乐通过银行转账13万元给倪文英，第三人俞蓓蓓于2014年12月25日通过银行转账8万元给倪文英，倪文英于2014年12月25日、26日各将10万元通过银行转账给黄彩兰，黄彩兰收到倪文英转账的20万元后，于2014年12月25日转账2万元给第三人赵伯乐，转账8万元给第三人俞蓓蓓，于2014年12月26日转账10万元给第三人俞蓓蓓。2014年12月30日，五洲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第三人俞蓓蓓变更为黄彩兰，股东由第三人赵伯乐、俞蓓蓓变更为黄彩兰一人独资。另查明，众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倪文英。2016年3月30日，原审法院受理众友公司与五洲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并于2016年11月7日作出（2016）浙0382民初294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五洲公司支付众友公司货款242174.76元及违约金（违约金为82313.36元，并以242174.76元为基数，从2016年3月30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五洲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2月23日作出（2016）浙03民终6287号民事判决，撤销原判，改判五洲公司支付众友公司货款242174.76元及违约金41217.48元。在审理过程中，倪文英认为黄彩兰于2019年11月向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对第三人赵伯乐、俞蓓蓓提起诉讼[案号为（2019）浙0104民初10594号]，该案与原案的诉讼请求及事实存在关联，必须以（2019）浙0104民初10594号案件的审理结果作为依据，而该案尚未审结，提出要求中止原案诉讼。一审法院认为，对于倪文英申请中止原案诉讼的问题。原案为确认合同有效纠纷，而（2019）浙0104民初10594号案件的案由为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原案并非必须以（2019）浙0104民初10594号案件的审理结果作为依据，不属于法律规定的中止诉讼的情形，对于倪文英中止申请的请求，原审法院不予采纳。对于涉案的《协议书》是否有效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共众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具体到原案，黄彩兰、倪文英均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根据倪文英陈述，赵伯乐向倪文英陈述了找倪文英帮忙的原因，倪文英基于帮助赵伯乐的目的签署协议，倪文英在签署协议的时候，也充分了解了协议的内容，黄彩兰陈述其同样是出于帮助赵伯乐、俞蓓蓓目的而签订协议，故双方对法律后果都明知，仍签署了协议，应认定双方意思表示真实，且合同主要内容并未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亦不违背公序良俗，倪文英的举证无法证实原案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故原审法院认定双方于2014年12月18日签订的《协议书》有效。第三人赵伯乐、俞蓓蓓经原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诉，应按缺席判决。据此，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确认黄彩兰与倪文英于2014年12月18日签订的关于由黄彩兰为倪文英代持五洲公司100%股权的《协议书》有效。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计40元，由倪文英负担。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没有向本院补充提供证据材料。经审理，本院除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外，另查明，黄彩兰、倪文英确认倪文英未实际经营五洲公司，该公司的实际经营者系俞蓓蓓。2019年9月19日，俞蓓蓓向黄彩兰出具《承诺书》，承诺黄彩兰担任五洲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实际经营者是俞蓓蓓，所持有100%股权为虚构股份，五洲公司追加认缴投资4500万元及五洲公司所有发生的一切债权债务及法律事务由俞蓓蓓承担，与黄彩兰无关。本院认为：黄彩兰起诉要求确认涉案协议书有效，而倪文英则以该协议书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以及黄彩兰代持赵伯乐、俞蓓蓓的股权系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行为为由主张该协议无效。因此，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在于涉案协议书的效力问题。首先，倪文英陈述，赵伯乐、俞蓓蓓因五洲公司股权由黄彩兰代持，请求倪文英帮忙作为名义出资人和黄彩兰签订涉案协议书，日后若与黄彩兰发生纠纷，可由倪文英作为权利人予以主张，其并非五洲公司的实际出资人或实际经营人，亦没有委托黄彩兰代持五洲公司股权，涉案协议书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黄彩兰则陈述赵伯乐、俞蓓蓓请求其帮忙代持五洲公司股权，其与倪文英素不相识、至今未曾谋面，涉案协议书系赵伯乐拿给其所签。其次，黄彩兰在一审中提供了《申明》《承诺书》，用以证明黄彩兰是股权代持人和名义法定代表人，公司实际控制人是俞蓓蓓。倪文英认为无法确认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但对俞蓓蓓是公司实际经营人并无异议。赵伯乐、俞蓓蓓经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视为放弃质证权利。本院认为，在赵伯乐、俞蓓蓓放弃质证权利的情况下，上述证据可视为黄彩兰、赵伯乐、俞蓓蓓对本案相关事实的陈述，结合黄彩兰、倪文英的当庭陈述，可以认定倪文英未实际经营五洲公司，黄彩兰从2016年起就开始要求俞蓓蓓更换法定代表人并退出虚构股权，俞蓓蓓承认其系五洲公司的实际经营者，五洲公司一切债权债务由其承担。第三，从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情况来看，2014年12月23日赵伯乐通过银行转账13万元给倪文英，俞蓓蓓于2014年12月25日通过银行转账8万元给倪文英；倪文英于2014年12月25日、26日各将10万元通过银行转账给黄彩兰；黄彩兰收到倪文英转账的20万元后，于2014年12月25日转账2万元给赵伯乐，转账8万元给俞蓓蓓，于2014年12月26日转账10万元给俞蓓蓓。倪文英解释剩余1万元系工人工资具有一定合理性。可见，黄彩兰、倪文英均系应赵伯乐、俞蓓蓓之请求而签订涉案协议书，目的是为了帮助赵伯乐、俞蓓蓓促成由黄彩兰代持五洲公司股权，因此涉案协议书文本反映的意思表示与黄彩兰、倪文英的内心目的并不一致，且该二人有虚伪故意，故双方签订涉案协议书属于通谋虚伪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黄彩兰、倪文英签订的该协议书应属无效。至于双方当事人之间真实意思的行为，可根据该条第二款的规定进行处理。另，倪文英并未提供充足证据证明黄彩兰代持赵伯乐、俞蓓蓓的股权系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行为，对此本院不予认定。本案并非必须以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4民初10594号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一审法院对倪文英的中止审理请求不予准许，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倪文英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2019）浙0382民初11138号民事判决；二、驳回黄彩兰的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80费元，减半收取40元，由黄彩兰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黄彩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 俊审 判 员  苏子文审 判 员  叶 恒二〇二〇年九月二日代书记员  张 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