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25民终104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鲁某，女，1946年3月28日生，汉族，居民，住弥勒市。上诉人（原审原告）：余某1，男，1968年11月15日生，汉族，居民，住弥勒市。上诉人（原审原告）：余某2，女，1978年1月5日生，汉族，居民，住弥勒市。三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耀，云南海阔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余某3，男，1972年4月22日生，汉族，居民，住弥勒市。原审第三人：余某4，女，1969年4月3日生，汉族，居民，住弥勒市。上诉人鲁某、余某1、余某2因与被上诉人余某3及原审第三人余某4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弥勒市人民法院（2020）云2504民初1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鲁某、余某1、余某2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耀，被上诉人余某3及原审第三人余某4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鲁某、余某1、余某2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云南省弥勒市人民法院（2020）云2504民初187号民事判决，并改判支持上诉人在一审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涉案房屋系鲁某及余元明使用自己的积蓄和财产，在自有地基上通过拆旧建新方式建造的，其产权完全登记在鲁某及余元明名下，且载明各自享有50%的产权份额，属鲁某及余元明的夫妻共同财产，依法由鲁某及余元明二人享有涉案房屋的全部产权，一审法院对本案的关键事实认定错误，主要表现在：（一）余某3系鲁某及余元明的次子，多年来均无固定职业或工作，无稳定收入来源。余某3在一审庭审中已明确表示偶尔会外出打零工，每年收入不超过10000元。即便余某3每年都靠打零工获取收入，其收入也根本不足以维持本人及其配偶、子女的日常开支，更别说建盖涉案房屋。实际上，余某3多年来跟随鲁某及余元明吃住，生活开支基本由父母承担，其于2018年缴纳的养老保险7200元也是鲁某给的，其自身根本没有能力或条件建盖涉案房屋。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余某3对涉案房屋有共同出资行为属事实认定错误。（二）与本案相关联的土地系弥勒市东风农场（下文简称东风农场）分配给鲁某及余元明夫妇的，而非分配给家庭或被上诉人余某3。1.一审法院清楚认定鲁某及余元明均为东风农场职工，建盖涉案房屋的土地亦是来源于东风农场分配给余元明及鲁某使用的国有土地，但同时一审法院又认定东风农场将土地分配给家庭管理、耕种，上述认定既矛盾又与事实不符。实际上，东风农场就建设用地或耕种土地的分配只针对其职工，而不会分配给职工家庭或亲属，之所以存在登记权利人并非农场职工的情形，是因为登记职工曾通过转让或赠与方式将该权利让与他人。本案中，鲁某及余元明自从东风农场取得土地权利后均未发生过转让或赠与，物权未发生过变动，完全系夫妻共同财产。一审法院认定本案相关联的土地系东风农场分配给家庭管理、耕种属于事实认定错误。2.鲁某及余元明退休后，即便存在相关土地由余某3“顶替”并交纳相关费用的情形，也不影响相关权利归属于鲁某及余元明的事实。一审法院已经明确土地权利是鲁某及余元明的，二人退休后因不愿意丧失对土地的权利而由余某3“顶替”，而作为实际权利人的鲁某及余元明从未通过转让方式将对土地享有的权利让渡于余某3，也从未表示过将相关权利无偿赠予余某3，余某3也未向二人支付过转让对价。因此，与本案相关联土地的实体权利均由鲁某及余元明共同持续享有。（三）与涉案房屋相关的权利及出资均由鲁某及余元明二人享有、实施及主持。基于二人年迈体弱的事实，并结合农村操作惯例，余某3仅是其父母的代理人、经办人或代持人。1.本案最为关键的是拆除的2间房屋、2011年1月至2012年1月期间因修建云桂铁路获得的补偿款280384.15元及2010年10月领取的危房改造款13400元究竟归谁所有的问题。首先，因李正帮的2间房屋与鲁某及余元明的房屋相邻，2005年6月，鲁某及余元明在自己家中与同队居民李正帮商定，以价格6060元购买李正帮的2间房屋，购房款系鲁某于交易当日从柜子中取出现金交予余某3，余某3作为经办人交给李正帮的。后余某3经鲁某及余元明同意，方拆除该房屋的事实再一次证实该房屋系鲁某及余元明向李正帮购买取得的。其次，获取涉案补偿款280384.15元的事实基础是因修建云桂铁路，鲁某的6亩土地使用权被征收而产生的。而该6亩土地使用权系××××年鲁某按东风农场的规定和要求，凑足现金6300元并指示余某3代其交给东风农场取得的；××××年11月21日，东风农场向余某3出具载有“转让费6亩×1050元／亩＝6300元”字样的收据，鲁某及余元明对此未予深究，认为该6亩土地系夫妻二人享有并在该土地上栽种桔子、葡萄，直至该6亩土地被征收。针对上述购房款及承包土地受让款的出资问题，人民法院稍作调查便可明确知晓，余某3长期以来系社会闲散人员、无任何稳定收入来源，生活全靠父母帮扶、处于自身难保的穷困境地。尤其是支付上述款项的2005年至××××年期间，余某3尚未结婚，根本没有出资的能力和条件，相关款项由其经手并支付确系事实，但款项均系母亲鲁某交予，余某3仅仅是作为鲁某及余元明的“代理人”代为办理付款事宜，并非权利人。再次，2010年10月，被余某3领取的危房改造款13400元系对鲁某及余元明于1980年左右建盖房屋的补贴款，该旧房由鲁某及余元明建盖且一直归二人所有，该危房改造款13400元明显归属鲁某及余元明所有，而非实际签字领款的“经办人”余某3所有。2.建盖涉案房屋的款项及支出均来源于鲁某及余元明。除上述归属于鲁某及余元明的款项外，鲁某及余元明使用多年来积攒的工资及种植桔子、葡萄产生的积蓄建盖涉案房屋，绝大部分款项均由鲁某交予次子余某3并指示其具体经办。其中，鲁某曾于建房过程中交予余某3约80000元用于购买建房所需的钢筋和水泥，于2011年7月交予余某3约80000元用于支付房屋外墙粉刷费用。因此，余某3才会持有大量与建房有关的合同单据等资料。3.在鲁某及余元明出资并主持建盖涉案房屋过程中，作为子女的余某1、余某3、余某2确实提供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这完全符合当地农村建房的实际操作，体现的是子女对父母建盖房屋的一点帮助，也完全符合中国孝道文化及尊老助老的传统美德。其中，一审法院已查明涉案房屋的门、二楼走廊木地板及客厅灯具由余某1提供，余某2帮助鲁某做饭给建房工人吃，作为子女的余某1及余某2均明确表示涉案房系父母建盖并归父母所有，自己只是为父母提供了一丝帮助；不可否认，余某3确实也在父母建房过程中付出了一点心血，提供了一点帮助，但其帮助程度及促进作用与余某1、余某2相比实在微乎其微，这样的情形在现实生活中比比皆是，不能单纯的以某人曾为权利人提供过一点帮助就将权利人获得的财产认定为共有财产，更何况是在中年儿子与年迈父母之间？（四）涉案房屋不动产权登记系对鲁某及余元明享有产权的进一步有力确认。涉案房屋于2011年8月许建盖完成，于2011年9月19日补办建房手续，并于2011年9月28日办理房屋权属登记，载明涉案房屋由鲁某及余元明共同所有，各自享有50%份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相关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倘若依法进行确认并登记的物权都无法获得法律的承认和保护，那么公民的合法财产权益应当如何维护？不动产登记制度的意义又何在？本案中，鲁某及余元明使用二人一辈子省吃俭用攒下来的全部积蓄、耗费全部精力共同出资，在子女热心帮助下建成涉案房屋，并自2011年9月起持续合法享有完全产权，未曾想到一审法院错误认定“经办人”余某3仅仅系代鲁某及余元明办理付款、签署相关材料、持有相关票据，从而将涉案房屋认定为家庭共同财产实属严重错误。（五）一审法院错误认定涉案房屋系家庭共有财产。一审法院不顾涉案房屋建盖历史及出资来源事实，无视不动产权证上合法，明确的登记信息，径直否认鲁某及余元明完全享有涉案房屋产权，将涉案房屋认定为家庭共有财产，将原本简单、清晰的法定继承纠纷搞得混沌不清。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法院错误否定鲁某提交的公信力极强的《房屋所有权证》和《房屋共有权证》，进而错误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规定：“鉴定人应当在人民法院确定的期限内完成鉴定，并提交鉴定书，鉴定人无正当理由未按期提交鉴定书的，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另行委托鉴定人进行鉴定，人民法院准许的，原鉴定人已经收取的鉴定费用应当退还；拒不退还的，依照本规定第八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处理。”该条法律规定与本案无任何关联，不适用于本案情形，一审法院适用该规定作出判决系适用法律明显错误。（三）一审法院基于对本案关键事实的错误认定，错误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相关规定，属适用法律错误。三、本案诉讼产生的原因系余某3背信弃义，企图霸占父母花费毕生积蓄和心血建成的住房。涉案房屋建盖好后，鲁某及余元明在新房短暂的居住生活，因不堪忍受余某3及其前妻的种种恶劣言行，搬回已被认定为“危房”的老房子居住。2015年，余某1出资80000多元翻修老房子，重新吊顶、装修、粉刷墙面，在原有地板上加铺木地板、更换门窗，并购置沙发，电视机、电冰箱等物件。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改判支持鲁某、余某1、余某2的上诉请求，依法维护其的合法权益。余某3辩称，其的答辩意见与一审的答辩意见一致。原审第三人余某4述称，其对鲁某、余某1、余某2的上诉请求及事实和理由均无异议。鲁某、余某1、余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分割被继承人余元明位于弥勒市东风农场十八队房产（产权证号：弥勒县房权证［2011］字第××号）50%份额之遗产（价值400000元），由原告鲁某继承遗产份额的40%，原告余某1、余某2及被告余某3各继承遗产份额的20%；2.依法判决上述房屋归原告鲁某所有，由原告鲁某向原告余某1、余某2及被告余某3分别补偿每人遗产折价款80000（400000×20%）；3.依法判令被告余某3立即向原告鲁某腾退上述房屋并自行搬离全部个人物品；4.依法判令余某1、余某2、余某3及余某4协助将上述房屋登记在原告鲁某名下；5.本案诉讼费由被告余某3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户籍地为弥勒市的原告鲁某与丈夫余元明，均为弥勒市东风农场职工，共生育二子二女，即本案原告余某1、余某2，被告余某3及第三人余某4。1980年左右，原告鲁某与丈夫余元明在东风农场十八队92号原址上建盖了一栋土木结构房屋3间、厨房1间及石棉瓦房2间，在该房屋西侧另有余元明自父辈分得的土木结构房屋2间。原告余某1于1988年参加工作，成为开远总站三车队的职工，1992年，开远总站改制后解除劳动合同关系，2003年，应聘到红河实业公司工作，工作后仅节假日回东风农场与家人短暂居住。原告鲁某与丈夫余元明退休后，东风农场分配给该家庭管理、耕种的土地，由被告余某3顶替二人作为家庭户继续管理、耕种，家庭农场包干上交费亦以被告余某3为户主交纳。2005年6月，东风农场十八队居民李正帮将其所有的，与原告鲁某及丈夫余元明房屋相邻的房屋2间，以6060元出售给被告余某3。2010年10月，被告余某3签名领取2010年危旧房改造补贴13400元。领款后，经原告鲁某及丈夫余元明同意，被告余某3拆除向李正帮购买的房屋2间，在原告鲁某及丈夫余元明建盖的土木结构房屋西侧的空地上，合并建盖案涉房屋。建房期间，原告鲁某及丈夫余元明出资10000元，用于被告余某3购买钢筋；原告鲁某、余某2帮助被告余某3做饭用于提供建房工人的伙食；案涉房屋的门、二楼走廊的木地板及客厅灯具由原告余某1提供。2011年1月至2012年1月，因修建云桂铁路，被告余某3以户主身份领取征地补偿款合计280384.15元，用于支付案涉建房款；2011年8月11日，被告余某3向云南弥勒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风支行贷款50000元，用于建房。案涉房屋建成后，原告鲁某及丈夫余元明按照农村习俗，与被告余某3共同居住几天后，搬回二人建盖的土木结构房屋居住，至今案涉房屋由被告余某3居住、管理、使用。2011年9月19日，经弥勒县规划局审核，补办案涉房屋建房手续，建设单位（个人）为余元明，建设项目为住宅，建设位置为弥勒县新哨镇东风农场十八队，建设规模为600.61平方米（3层／栋）。2011年9月28日，案涉房屋办理房屋权属登记，产权证号为弥勒县房权证（2011）字第00026391号，建筑面积为600.61平方米，余元明为房屋所有权人，原告鲁某为房屋共有权人，所占份额为50%，共有权证号为弥勒县房（2011）共字第00020801号。2016年，被告余某3将案涉房屋第一层商铺以14000元／年的价格出租，租期三年；之后又将第二、三层的房间以37000元／年的价格出租，租期一年，租金均由被告余某3收取。2017年6月7日，余元明因病去世，本案原、被告及第三人参与办理丧葬事宜，余元明因病住院期间的费用及丧葬费用合计116000元，由长女余某4、次女余某2出资，2017年7月7日，余元明户口注销。余元明去世前，与原告鲁某单独居住生活于二人建盖的位于弥勒市土木结构房屋，并与被告余某3共食。余元明去世后，原告鲁某仍单独居住生活于该房屋至2019年10月，因与被告余某3发生争执，即与第三人余某4共同居住生活至今。余元明去世前，未与二子二女分家，未留有遗嘱，未对家庭共有财产进行分割。一审法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包括（一）公民的收入；（二）公民的住房、储蓄和生活用品；（三）公民的林木、牲畜和家禽；（四）公民的文物、图书资料：（五）法律允许公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六）公民的著作权、专利权中的财产权利；（七）公民的其他合法财产。继承开始后，首先应当确认遗产范围，有遗嘱的，按照遗嘱办理。没有遗嘱、遗赠的，按照法定继承方式继承。就本案而言，当事人双方争执的焦点以及一审法院审理的重点在于本案案涉房屋是否属于原告鲁某与余元明的夫妻共同财产。一审法院以庭审查明的事实为依据，以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以及司法解释为准绳，对上述焦点问题进行阐释和论证。建盖案涉房屋的土地来源系东风农场分配给余元明及原告鲁某使用的国有土地，由被告余某3拆除向他人购买的房屋后合并所建；款项来源分别为被告余某3领取的征地补偿款、贷款及余元明与原告鲁某出资的10000元；案涉房屋的门、木地板及灯具系原告余某1提供。房屋建成至今由被告余某3居住并收取房屋租金。案涉房屋房权证虽然登记在余元明名下，但是仅系余元明代表家庭成员对房屋权属的确认，不能单纯以登记即认定案涉房屋系原告鲁某与余元明的夫妻共同财产，案涉房屋实质为家庭共有财产。诉讼中，原告鲁某陈述，建盖房屋投入的部分资金系与余元明领取的退休工资，且房屋登记在余元明及本人名下，该房屋为夫妻二人的共同财产，主张分割被继承人余元明的遗产份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三原告提供的房权证不足以证实余元明即为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人，其中的50%系被继承人余元明的遗产范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不受本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的限制，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的规定，经一审法院释明，三原告坚持认为案涉房屋系原告鲁某与余元明的夫妻共同财产，要求按照50%的遗产份额予以继承，并不主张分割祖遗房屋的财产份额。因家庭共有财产分割与本案法定继承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在家庭成员未对家庭共有财产进行分割前，家庭成员对各自享有的财产份额处于不确定状态，并不能确定被继承人余元明的遗产份额，故三原告的诉讼请求不成立。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鲁某、余某1、余某2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300元，减半收取计3650元，由原告鲁某、余某1、余某2负担。”二审中，经征询双方当事人的意见，上诉人鲁某、余某1、余某2对一审判决认定的“原告鲁某与丈夫余元明退休后，东风农场分配给该家庭管理、耕种的土地，由被告余某3顶替二人作为家庭户继续管理、耕种，家庭农场包干上交费亦以被告余某3为户主交纳。”“以6060元出售给被告余某3”“建房期间，原告鲁某及丈夫余元明出资10000元”等事实不予认可，对其余事实均无异议。上诉人鲁某、余某1、余某2认为，东风农场的土地只是承包给职工个人管理耕种，而不是分配给家庭；李正帮的房屋是出售给余元明，余某3只是代理；鲁某是实际出资50000元建盖房屋，其中30000元用于购买水泥，20000元用于粉刷外墙。被上诉人余某3及原审第三人余某4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均无异议。二审中，被上诉人余某3当庭提交《云南省农村信用社账户交易信息明细》1份，欲证明其向信用社贷款150000元，其中90000元用于建盖房屋，60000元被余某1使用了。上诉人鲁某、余某1、余某2及原审第三人余某4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经质证，上诉人鲁某、余某1、余某2对被上诉人余某3提供的《云南省农村信用社账户交易信息明细》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其认为该笔贷款与本案无关，且无法证明余某3给过余某160000元贷款使用；余某4对余某3提供的《云南省农村信用社账户交易信息明细》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本院经审查认为，余某3提供的《云南省农村信用社账户交易信息明细》，因不属于新证据，且该笔贷款用途为建材生意周转，与本案无关联，故本院不予采信。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关于讼争房屋是否属于鲁某与余元明的夫妻共同财产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一）工资、资金；（二）生产、经营的收益；（三）知识产权的收益；（四）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但本法第十八条第三项规定的除外；（五）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本案中，余元明与鲁某系夫妻关系，俩人共同生育余某1、余某3、余某4和余某2等子女。长子余某1、长女余某4、次女余某2结婚后，与鲁某及余元明分居生活。次子余某3结婚后，则与鲁某及余元明共同居住生活，直到2017年6月7日，余元明生病去世。而坐落于弥勒市的讼争房屋系鲁某、余元明与其子女余某3、余某2共同生活期间，拆除经批准，在原有居住的土木结构房屋西侧的空地上及拆除余某3向同队邻居李正帮购买的2间旧房的宅基地上合并建盖的。2011年9月28日，讼争房屋登记在鲁某与余元明的名下，产权证号为弥勒县房权证（2011）字第00026391号，建筑面积600.61平方米，产权人余元明、鲁某各占50%。讼争房屋产权虽登记在鲁某、余元明的名下，但一直是由余某3居住、出租和管理使用。现双方当事人对弥勒县房权证（2011）字第00026391号的权属证书的证明效力及讼争房屋的归属存在争议，在此情况下，该房屋权属证书不能单纯作为认定讼争房屋权利归属的证据，即不能以登记就认定讼争房屋为鲁某、余元明的夫妻共同财产。关于讼争房屋能否按法定继承进行分割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因物权的归属、内容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如前所述，本案的双方当事人已对讼争房屋的登记内容及产权归属发生争议，鉴于讼争房屋系由家庭成员鲁某及余元明与其子女余某3、余某2在共同居住、共同生活、共同劳动期间，双方共同出资出力并由余某3组织施工建盖的，其中建盖房屋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弥勒市东风农场管理局给予余某3家庭户的征地补偿款280384.15元和危房改造款13400元。不足部分，余某3以其名义向云南弥勒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风支行贷款50000元参与建盖；而建盖讼争房屋占用的宅基地，除包括在鲁某及余元明与子女余某3、余某2共同居住生活期间在原有居住的土木结构房屋西侧的空地上建盖外，还包括拆除余某3向同队邻居李正帮购买的2间旧房的宅基地。基于上述事实，讼争房屋的财产性质应认定为家庭共同财产。现双方当事人对讼争房屋的登记内容及产权归属产生争议，相关的权利人可以另案请求确认对讼争房屋的权利。在相关权利人未对家庭共有财产进行分割之前，尚不能确定被继承人余元明的遗产份额。因此，鲁某、余某1、余某2主张按法定继承分割被继承人余元明对讼争房屋享有的50%的遗产，其中由鲁某继承40%，余某1、余某2和余某3各继承20%，讼争房屋归鲁某所有，由鲁某按继承的遗产份额分别补偿每人80000元，并协助将讼争房屋变更登记在鲁某名下等诉请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所述，上诉人鲁某、余某1、余某2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了共和国司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上诉人鲁某、余某1、余某2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玉芳审判员  李 涌审判员  张 航二〇二〇年九月三日书记员  赵泓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