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786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即墨区范延旭食品批发部，经营场所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潮海街道办事处崂山一路124号。经营者范延旭，男，1975年3月2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移风店镇三里62号。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海滨，山东万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百事食品（中国）有限公司北京桂格分厂，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负责人：谢长安，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晓霁，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韩，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邹志德，男，1975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百事食品（中国）有限公司北京桂格分厂山东地大区经理，住山东省青岛市。上诉人即墨区范延旭食品批发部（以下简称范延旭批发部）因与被上诉人百事食品（中国）有限公司北京桂格分厂（以下简称百事分厂）、被上诉人邹志德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20）京0115民初10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范延旭批发部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认定百事分厂与范延旭批发部之间买卖合同关系成立；判令百事分厂向范延旭批发部支付15万元资金的占用利息。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双方之间买卖合同关系不成立，该认定错误。买卖合同关系是否成立应综合全案证据及本案背景来进行，单从订单模板是否构成承诺审查，有失偏颇。一审法院适用合同法第十三条却忽略了其他法规，忽略了从当事人具体行为等客观事实来审查合同关系是否成立的基本法理。根据合同法第三十六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根据本案证据，范延旭批发部已经履行了下单及支付15万元货款的主要义务，百事分厂也在其客户订单门户网站中载明范延旭批发部的货款余额为15万元，并载明了客户代码。百事分厂接受这15万元并予登记的行为，是对下单及付款行为的接受，双方买卖合同成立。百事分厂虽于2019年9月16日将15万元退回，该行为是其事后单方违约行为，不能做出对其有利的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条规定：当事人未以书面形式或者口头形式订立合同，但从双方从事的民事行为能够推定双方有订立合同意愿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是以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中的“其他形式”订立的合同。本案双方签订《经销商合作合同》，百事分厂员工杨德鹏告知范延旭批发部其公司收款账户，接受了范延旭批发部15万元货款，给予范延旭批发部客户代码，上述行为足以推定百事分厂有订立买卖合同的意思表示，足以使范延旭对双方买卖合同关系已经成立形成合理信赖。综上，应认定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二、百事分厂应支付资金占用利息等。1.资金占用是否产生利息与资金占用方是否存在过错无关，资金占用产生利息是一个事实问题，而不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百事分厂理应支付利息。2.百事分厂存在过错，其行为给范延旭批发部造成合理信赖，之后单方解除了合同，给范延旭批发部造成了损失。百事分厂称系内部部门间沟通有误才在客户订单门户网站上将范延旭列为经销商，后发现双方没有签订经销商合作合同才将15万元退回，即使如其所说，百事分厂在15万元资金收取、处置上也存在过错。3.事实是百事分厂安排向范延旭批发部发货过程中，其山东区域经理邹志德认为范延旭批发部负责人的配偶有犯罪前科而拒绝发货，并于范延旭批发部起诉后单方将15万元退回，百事分厂的上述行为系在双方建立经销商合作关系及接受订单、货款后的单方解除合同行为，应当赔偿由此给范延旭批发部造成的损失。百事分厂辩称，同意一审判决。本案焦点是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不适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百事分厂对于范延旭批发部的订单从未作出承诺，亦未向其发货，诉讼中知道货款一事后便很快予以退还。“百事客户订单门户网站”只是管理经销商的系统，经销商有权在系统中下单，不代表百事分厂必须满足订单需求，百事分厂会根据存货量决定是否发货。邹志德通过书面方式答辩称，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邹志德是百事分厂员工，不是当事人，案件处理结果与邹志德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将其列为第三人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范延旭批发部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范延旭批发部、百事分厂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并判令百事分厂按照范延旭批发部订单向范延旭批发部履行发货义务（货值147336.3元）；如百事分厂拒绝或无法发货，则需返还范延旭批发部货款（是否已合法返还由法院进行审查）并赔偿范延旭批发部损失（其中的资金占用利息按月百分之二计算）；2．本案诉讼费用由百事分厂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范延旭批发部提交经销商合作合同首页用以证明其与百事分厂之间建立经销商合作关系，百事分厂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由于该证据系复印件，不符合证据的法定形式要件，故法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2019年7月15日，范延旭批发部通过电子邮件向百事分厂发送产品订单，根据范延旭批发部提交的证据公证书，载明该邮件由范延旭批发部邮箱（qingdaojmfyx@163．com）向百事分厂邮箱（yi．wang．contractor@pepsico．com）发送，该订单中显示范延旭批发部所订产品的详细类别、数量、价格等，同时显示其客户代码为150883228。2019年7月到12月，百事分厂公司向范延旭批发部发送了多封电子邮件，均为大北区TT订单模板。2019年7月16日，范延旭批发部向百事分厂汇款150000元。百事分厂提交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电子通知书，用以证明百事分厂已经于2019年9月16日按照范延旭批发部付款账户退回15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有答辩并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本案中，邹志德经法院依法传唤，拒不到庭应诉，应视为其放弃在庭审中答辩和质证的权利。本案争议焦点系范延旭批发部、百事分厂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庭审中，范延旭批发部明确其诉讼请求为就2019年7月15日通过邮件向百事分厂发送的订单确认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合同法十三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因此合同是否成立，应当判断范延旭批发部与百事分厂之间是否存在生效的要约与承诺。经查，范延旭批发部通过电子邮件向百事分厂发送的产品订单，属于合同的要约，本案关键在于百事分厂之后向范延旭批发部发送的订单模板邮件是否是对范延旭批发部要约的承诺，而根据庭审查明的情况，在上述回复邮件发送的订单模板中，百事公司并未对范延旭批发部的要约内容予以确认，亦未做出同意该要约的意思表示，故法院认定就2019年7月15日通过邮件向百事分厂发送的订单双方未达成生效的要约与承诺，范延旭批发部所主张的买卖合同关系并未成立。故对范延旭批发部要求确认合同存在并要求百事分厂履行发货义务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同时，鉴于百事分厂已将款项150000元返还给范延旭批发部，且百事分厂在整个过程中亦不存在过错，故对范延旭批发部要求百事分厂返还货款并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即墨区范延旭食品批发部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范延旭批发部提交其员工与百事分厂员工的微信聊天记录，主要内容为后者向前者提供百事分厂的账户，欲证明双方建立了经销商合作合同关系。百事分厂认为并非新证据，不予质证；从内容上看，聊天记录也只是就订立经销商合作合同进行磋商，双方未实际签订经销商合作合同。对于百事分厂为何在“百事客户订单门户网站”中将范延旭批发部列为经销商并给予其登录权限、客户代码，百事分厂解释为其公司销售部门和财务部门沟通有误导致的误操作。范延旭批发部对此解释不予认可。本院另补充查明：为证明双方签订了《经销商合作合同》和双方成立买卖合同，范延旭批发部提交了其登录电子邮箱和“百事客户订单门户网站”的公证书，百事分厂认可公证书内容的真实性。公证书附件第28页显示百事分厂通过邮件向范延旭批发部提供登录“百事客户订单门户网站”用户名和密码。公证书附件第37页显示“条款和条件我司在此理解并确认，我司在本网页的采购订单下达行为，是依据与贵司之间签署生效的《经销商合作合同》进行的。《经销商合作合同》对采购订单有绝对效力。《经销商合作合同》中的所有条款适用于采购订单。与此同时，我司在本网页进行了第一次采购订单的下达即视为我司已经同意并接受该网页中全新的采购订单下达方式，并以此全面修改并取代了《经销商合作合同》第4.3条中的电子邮件下达采购订单的方式。”范延旭批发部以此证明双方签订了《经销商合作合同》，百事分厂称上述“条款和条件”是系统自带的格式条款，其公司要求所有经销商都确认该“条款和条件”。该页及第46页均显示有“账户余额150000”，百事分厂称其订货流程要求“先款后货”，即经销商先行在系统内充值，然后再下订单。范延旭批发部主张15万元汇款系百事分厂让其针对此笔订单的汇款，但未就此提交证据。另，经本院询问，百事分厂明确表示不会向范延旭批发部发货。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争议焦点是百事分厂与范延旭批发部之间是否成立买卖合同关系，本院从以下两个层面对该争议焦点进行论述。一、双方是否订立了《经销商合作合同》。范延旭批发部提交的公证书内容显示，百事分厂向范延旭批发部提供了登录“百事客户订单门户网站”的用户名和密码，范延旭批发部具有以经销商身份登录“百事客户订单门户网站”的权限；百事分厂多次向范延旭批发部发送用于订货的订单模板，范延旭批发部能够使用订单模板下达订单，百事分厂收到范延旭批发部的汇款后将其登记为客户的账户余额；公证书附件第37页“条款和条件”中要求客户确认订单下达需接受《经销商合作合同》的效力约束，说明双方已经存在《经销商合作合同》，上述证据结合范延旭提交的《经销商合作合同》首页照片打印件，能够证明双方之间已经签订了《经销商合作合同》。百事分厂否认双方签订了《经销商合作合同》，称系因其部门之间沟通有误而在网站上将范延旭批发部列为经销商，该解释不符合常理，且与其公司主动向范延旭批发部发送网站用户名和密码、订单模板，并将后者的15万元汇款登记为账户余额的做法相互矛盾，本院不予采信。据此，本院认定百事分厂与范延旭批发部签订了《经销商合作合同》。二、在签订了《经销商合作合同》的前提下，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是否成立。双方之间签订《经销商合作合同》，表明范延旭批发部取得了销售百事分厂产品即下达订单的资格，但并不意味着范延旭批发部向百事分厂发送的订单自然成立为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范延旭批发部于2019年7月15日通过邮件向百事分厂下达货值147336.30元的订单，应视为其就订单所列商品向百事分厂发出了订立买卖合同的要约，现无证据证明百事分厂对该订单予以确认。范延旭批发部于次日向百事分厂汇款15万元，百事分厂将汇款15万元登记为客户的账户余额而非针对具体订单的货款，故该行为不构成百事分厂对该订单要约的默示承诺。范延旭批发部认为其具备经销商身份，下单并汇款后，根据行业交易习惯即可认定买卖合同成立。本院对该意见不予采纳，理由如下：一、其未提交证据证明双方存在这样的缔约方式约定或行业交易习惯；二、双方发生争议的订单系其首次向百事分厂订货，双方之间尚未形成交易习惯，故百事分厂未对订单予以答复亦不构成其对该订单的默示承诺。综上，一审法院认定该订单因缺少承诺环节而未在双方之间成立买卖合同，正确。因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尚未成立，且百事分厂已经将15万元汇款退还，范延旭批发部请求确认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缺乏事实基础，一审法院未予支持，正确。范延旭批发部基于买卖合同关系成立而要求百事分厂按照订单履行发货义务，或承担返还货款、支付资金占用利息的违约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并无不当。综上所述，范延旭批发部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即墨区范延旭食品批发部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玉贤审 判 员 耿燕军审 判 员 刘 洁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八日法官助理 韩舒同书 记 员 岳国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