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苏13民终230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胡文凯，男，1962年7月29日出生，住泗洪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史洋，江苏鑫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堃，男，1990年4月20日出生，住泗洪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耿，江苏法德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王翠雪，女，1963年1月12日出生，住泗洪县。 上诉人胡文凯因与被上诉人何堃及原审被告王翠雪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泗洪县人民法院（2019）苏1324民初30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胡文凯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查明事实，依法改判；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何堃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涉案土地种植的水稻减产是多方原因造成的，被上诉人何堃是造成减产的主要原因。首先，2018年7月31日泗洪县农作物生产事故技术鉴定书中的鉴定结论明确载明水稻不生长，矮缩原因为：1.除草剂药害；2.不良气候环境如高温干旱加剧药害程度；3.水浆管理水平差。农药质量、施药配方、施某和方法，不良气候如高温、田间管理质量等多种原因导致的。受灾田块的水稻只是矮小、不生长，但是水稻棵数是不少的，如果何堃尽到田间正常管理，基本上不会有什么损失的。其次，何堃没有稻谷种植的专业技能，疏于对田地进行管理，放任了损失的扩大，应承担主要责任。1.何堃为城镇居民，从未从事过农业种植，不具有专业的种植经验，与水稻减产存在一定因果关系。何堃种植的是旱稻，稻谷种植土壤后被雨水淹没了四天四夜，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严重影响水稻的出芽率与生长。在水稻受损害没有恢复正常状态下对水稻施肥用药，致水稻严重受损。2.2018年8月7日双方签订补偿协议后，上诉人先后三次带领证人及王某1对所有受害田地进行监督，并拍了几个小时的视频，而在水稻最需要灌溉、除草管理时期，何堃却对受害田块不管不问，导致地块干裂厉害，满地杂草，严重影响水稻生长，上诉人多次提醒何堃的岳父王某1，何堃仍不尽管理义务。3.庭审中何堃也未提供在签订协议后对受害田块灌溉、治虫、除草、施肥等管理的证据材料，所以何堃对损失应占主要责任。4.农委专家谈话证明何堃未尽到正常田间管理，特别是在水稻扬花时期缺水，对水稻生长影响很大，对其产量损失比例达到50%。5.在何堃田地附近的地块，也使用了相同的农药产品，且这个使用相同农药产品的种植户也出庭作证，使用该农药产品未产生药害，这也从侧面说明了何堃的水稻被水淹没四天四夜是水稻灾害、减产主要原因。（二）2018年8月7日的补偿协议不能完全作为认定本案的证据。首先，何堃利用上诉人法律意识淡薄，诱导上诉人签订了该补偿协议；何堃称，如果何堃对受害田块不尽到正常的田间管理，上诉人就不需要赔偿。其次，该补偿协议中第一条就明确约定“甲方要对受害田块进行正常田间管理“，上诉人履行该协议的前提是何堃需尽到正常的管理责任。但事实是，何堃不但没有正常管理田地，反而放任损失扩大。最后，在本案诉讼前，农委曾经多次参与调解，在第一次农委介入调查调解签订补偿协议时，农委专家已经保证只要何堃正常管理，水稻是不会减产的，但后期何堃已经放弃管理。第二次调解时何堃要求最高赔偿19万元，上诉人只同意支付10万元，故没有调解成功。这也说明何堃对自己水稻管理不到位有深刻认识，但一审法院只采纳了上诉人同意付10万元，并未审查何堃要求19万元的细节。（三）在何堃向泗洪农委递交的申请表中,故意隐瞒了要鉴定的水稻田曾经被水长时间淹没的事实,导致鉴定机构作出的结果不具有客观性；上诉人在签订补偿协议时并不知晓涉案400亩水稻被水长时间淹没,误认为涉案的稻田出现的矮苗、死苗是其提供农药的原因；另外上诉人同意赔偿10万元的理由也是同上。因此不能推定涉案水稻田的减产损失就是上诉人向何堃提供的农药所致。（四）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承担主要赔偿责任的依据并不充分，其认定的三个理由也与客观事实不相符。造成水稻减产的直接原因并非是除草剂药害，而是水稻田长时间被水淹没以及后期何堃放任管理所导致。上诉人所提供的证据能够完整全面地反映出拍摄期间水稻的生长情况，因为上诉人多次拍摄，且拍摄时间较长。（五）一审法院认定的粳稻产量及价格不合理。首先，一审法院对产量认定采用的是“泗洪县统计局2015年至1017年年鉴上的产量”，上诉人认为与当地实际产量有差距，且明显过高，应当以实际产量为准；并且，何堃不但不懂种植技术，其承包的地块属于旱田，且是湖底清淤后形成的田块，不适合种植水稻，没有灌溉设施，故其产量不能按照标准水稻产量来计算。其次，一审法院采用国家水稻价格2.6/公斤明显过高，与峰山乡水稻价格差距比较大，应当采用当地的水稻（粳稻）价格。（六）一审法院认定何堃损失过于机械，没有综合考量何堃为获取收益需要付出的成本及从另案中获得的补偿款25万元。1.即使按照一审法院认定的产量及价格来衡量何堃的损失，那么何堃为获取水稻收益应支出的正常成本（如水稻中晚期除草施肥、收割、晾干翻晒、运输等费用）理应从损失中扣除。2.王某1起诉峰山乡政府行政案件，王某1获得补偿款25万元，一审法院应酌情考量以减轻上诉人应承担的责任。 何堃辩称：（一）关于水淹问题。何堃的损失是因为上诉人提供了有害的农药产生了药害，该事实已经经过了鉴定，且上诉人也认可并协商一致达成了损失的计算方式。水淹对水稻的影响并不大，所以我们在另案中也只主张关于玉米的损失，且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过村委会的内容也说对水稻影响不大。（二）关于田间管理问题。何堃已经尽到田间管理的义务，从何堃提供的大量买水的发票也能证明何堃已经尽到了管理义务。而且田地本身也存在不平整的地方，以此作为不尽到管理义务也是不客观的。涉案田地达345亩，上诉人专挑有疏漏的地方进行拍摄也不能证明何堃没有尽到管理。（三）至于调解过程中10万元还是19万元问题。首先，调解过程中的意见不代表是对损失数额的认可，况且我们也没提出过19万元的数字。而上诉人从一开始农委鉴定到后来的调解、签字和表态，他自始至终都知道他是有责任的。（四）对水淹问题何堃并未隐瞒，也无需隐瞒，因为水淹事实闹得蛮大的，当地人都知道，农委专家也是知道的。是受水淹还是药害，农委专家也是能看出来的。（五）关于水稻的产量和价格问题。以国家的水稻估计价来计算已经是保守估计了。另案中确认的25万元是针对玉米的损失，与本案水稻无关，不应该考虑。一审法院确认上诉人承担25余万元，已充分考虑了水淹发生时间在内的多种因素。我们虽然对数额偏低有意见，但是并没有提出上诉，因此请二审依法予以维持。 王翠雪未作陈述。 何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胡文凯、王翠雪赔偿原告何堃减产损失400752.69元；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 一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一审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真实性无异议的证据：对何堃提供的泗洪县农业委员会农业生产事故（纠纷）投诉登记表、泗洪县农作物生产事故技术鉴定书、水稻药害造成田间损失补偿协议、录音；胡文凯提供的录像、行政案件的相关材料，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对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如下：对何堃提供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真实性予以认可，从胡文凯提供的王某1提起的行政诉讼亦能够看出王某1承包了案涉土地；对何堃提供的证明一份，真实性予以认可，一审法院与王某1的谈话与证明内容相一致；对何堃提供的泗洪县农业生产事故技术鉴定申请表、洪农鉴[2018]27号泗洪县农作物生产事故技术鉴定书真实性予以认可，胡文凯虽陈述当时其未在场，但通过何堃提供的录音能够证实当时已通知胡文凯到场，而胡文凯并未到场；对何堃提供的峰山乡2015-2017年稻谷种植情况真实性予以认可，胡文凯虽陈述要具备相应的统计信息以及负责人签字，然通过胡文凯提供的泗洪统计年鉴上的统计数字与该组证据上的数字相一致亦可证明其真实性；对何堃提供的收据，其中盖有泗洪县水务局峰山水务站财务专用章的的五张收据真实性予以认可，然该钱款为案外人王某1所缴纳，因王某1承包的土地面积为1241亩（包括案涉土地），所承包的土地在种植中亦是需要灌溉，故该组证据并无法证明收据上的钱款花费用于灌溉原告所种植的案涉土地。对另外五张收据、销售凭证，未加盖有公章，对其真实性无法确定，何堃亦未提供其他证据加以证据，故一审法院对其真实性无法认可。 对胡文凯提供的欠条，根据之前的证据已能够证明案涉土地经营、管理、收益者为何堃，该份证据主要证明系案外人王某1一直与胡文凯交易，故与本案并无关联性；对胡文凯提供的证人马某、朱某1的证言，案涉土地情况亦有胡文凯提供的录像为证，且录像更便捷、直观的了解案涉土地的状况，故证人证言中关于案涉土地的部分应与录像相互印证，证人证言可作为录像的补充，对该部分证言予以认可。对证人证言中关于案涉土地的收成情况，与田间日常管理是存在因果关系，陈述应结合其他证据综合判定；对胡文凯提供的朱某2的证言，其证明目的为何堃出售的农药并无问题以及正常水稻亩产，然该问题已由泗洪县农业委员会出具的相关证据加以证明，亦非本案审查的重点即何堃是否尽到正常的田间管理责任，且何堃与证人的购买种类、数量是否一致，配药是否一致，又因施药环境等因素，故两者无法作为类比。对于正常种植水稻的亩产问题，因何堃所种植的水稻已确定有药害，无法与正常亩产相对比。 综上，一审法院对证人朱某2的证言不予采信；对胡文凯提供的泗洪统计年鉴真实性予以认可，年鉴上水稻产量与和何堃提供的证据5的数额相一致，亦可证明证据5的真实性。 对一审法院与案外人王某1的谈话笔录，真实性予以认定，王某1系承包合同的签订人，其已经明确陈述案涉土地的实际经营、管理、受益者均为原告，与何堃提供的证据内容相一致，故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对一审法院与泗洪县农业委员会的王某2、孙秉刚、陈某三人的谈话笔录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于案涉土地在7月份被水淹，以及根据胡文凯拍摄的视频得出是否尽到正常管理以及影响程度的证人陈述，应根据三人的内容综合进行分析，并不能以哪一人的谈话为准。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2月6日，案外人王某1与泗洪县峰山乡王套村村民委员会签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约定王某1承包泗洪县峰山乡王套村170亩土地用于种植。2017年11月25日，案外人王某1与泗洪县峰山乡王套村村民委员会签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约定王某1承包泗洪县峰山乡王套村1071亩土地用于种植。案外人王某1承包土地后，将土地交由其女婿即本案原告何堃种植。2018年度，何堃在其种植的345亩水稻地使用被告胡文凯销售的农药。2018年7月26日，何堃向泗洪县农业委员会反映其种植的水稻由于使用了除草剂后，导致水稻有中毒现象，水稻不生长，矮缩。何堃并申请泗洪县农业委员会对田间情况进行实地鉴定。2018年7月31日，泗洪县农业委员会出具技术鉴定书，鉴定结论为：1、除草剂药害；2、不良气候环境如高温干旱加剧药害程度；3、水浆管理水平较差。农药质量、施药配方、施某和方法、不良气候如高温、田间管理质量等，与药害形成均有一定的关联性。建议对所使用的农药（除草剂）进行检测。 2018年8月7日，何堃（甲方）与胡文凯（乙方）签订水稻药害造成田间损失补偿协议，约定：1、甲方要对受害田块进行正常田间管理；2、到水稻收获时，对受害田地进行测产；3、如有损失，以前三年峰山水稻平均产量进行对比，乙方补偿减产部分；4、对所使用的农药产品不再进行检测；剩下农药产品样品一份，已经双方签字封存于泗洪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2018年11月23日，何堃申请对水稻进行实收测产，经测量，亩产量为113.56千克。 一审法院另查明，2019年4月份，案外人王瑞栋向宿城区人民法院起诉泗洪县峰山乡人民政府、泗洪县水务局要求确认拖延维修洪山基站的行为违法，诉状中载明2018年6月12日至2018年6月20日期间，王某1播种水稻400亩、玉米841亩。王某1要求对损坏基站进行维修未果。2018年7月4日，因天降大雨，1241亩庄稼全部被淹没，并在水中浸泡4天4夜。导致840亩玉米苗被淹死，400亩水稻未受太大影响。后赔偿王某1250000元，损失清单中并未包括水稻损失。 一审法院再查明，峰山乡2015-2017年粳稻的亩产量分别为517公斤、551公斤、569公斤。2018年粳稻最低收购价格为每50公斤130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何堃作为原告的主体资格是否适格；2.何堃是否对案涉土地尽到正常的田间管理，是否与案涉土地上种植的水稻减产具有因果关系；3.胡文凯、王翠雪对何堃的损失有无过错，若有责任如何确定；4.何堃主张的各项损失如何确定。 关于争议焦点一，何堃作为原告是否具备起诉的主体资格。胡文凯虽陈述案外人王某1为实际的承包人，应由王某1来主张权利。然经一审法院与王某1了解，其虽承包合同的签订人，但实际经营、管理、受益者均为何堃。且根据何堃与胡文凯签订的补偿协议，协议中亦明确载明了甲方（何堃）使用了乙方（胡文凯）销售的农药，导致存在减产可能，故双方达成了补偿协议。从协议上亦可看出胡文凯认可何堃为案涉土地的经营者。再结合，何堃与胡文凯签订的补偿协议，约定胡文凯是补偿何堃损失。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何堃作为原告具备起诉的主体资格。 关于争议焦点二、三，本案中，何堃案涉土地虽在2018年7月4日被淹，但对水稻的生长影响并不大，首先是根据王某1行政起诉状已明确表明影响并不大；其次孙秉刚亦陈述只要水稻出苗就没什么影响，根据胡文凯提供的录像上可以看出，案涉土地的水稻均已出苗说明该事故对水稻生长并未造成太大影响；最后，案涉水稻种植期为2019年6月中、下旬，事故发生时间为7月4日，即使事故造成影响，在药害尚未发生，何堃亦会通过补种、补栽的方式来避免、挽回损失。综上，一审法院认定2019年7月4日案涉土地上的水稻被淹对实际减产影响不大。 胡文凯亦应对何堃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理由如下：1.根据泗洪县农业委员会技术鉴定书，导致案涉土地上种植的水稻不生长、矮缩的原因中第一条就为除草剂药害；2.何堃与胡文凯已达成补偿协议，胡文凯对减产部分赔偿何堃，说明胡文凯清楚案涉土地肯定会发生减产情形，亦说明胡文凯对减产部分愿意承担赔偿责任；3.胡文凯庭审时陈述在泗洪县农业委员会调解时，其愿意向何堃赔偿100000元，但因双方对赔偿数字未协调一致，导致调解未成，亦可说明胡文凯愿意承担赔偿责任。综上，胡文凯对何堃的损失应承担赔偿责任。 王翠雪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何堃主张胡文凯、王翠雪共同经营农药销售，但未就其陈述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无论是何堃提供的证据还是胡文凯提供的证据，均无王翠雪的签字以及身影，且何堃与胡文凯签订的补偿协议，亦无王翠雪签名，说明王翠雪并未参与其中。综上，王翠雪对何堃的损失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何堃与胡文凯签订补偿协议后，双方均应按照协议履行相关约定。补偿协议中明确约定甲方要对受害田块进行正常田间管理，然根据胡文凯提供的录像以及证人证言，能够证明在实际操作中，何堃对田间管理存在疏忽，灌溉、除草不及时，导致案涉田地存在干旱以及杂草过多的状况发生，故何堃对后期水稻管理存在缺失，且2018年7月31日泗洪县农业委员会的技术鉴定书指出“水浆管理水平较差”与药害形成有一定关联性，故应减轻胡文凯的责任。 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何堃与胡文凯对赔偿事宜达成补偿协议，未违法法律规定的，双方应当按照协议进行履行。现何堃、胡文凯双方对何堃损失均有过错，胡文凯应对何堃的损失承担主要责任，其一，根据庭审调查，案涉土地上种植的水稻确已发生除草剂药害并造成水稻减产。根据双方的补偿协议，胡文凯已答应对水稻减产进行赔偿；其二，胡文凯拍摄的视频上只是显示案涉土地的部分田块、部分时间的水稻生长情况，无法全面的反映案涉土地上水稻的生长情况，而何堃案涉土地为345亩，其余水稻是否均是如此无法得知。且从视频看，亦有水稻长势良好，并非全部长势不好，能够说明何堃亦对田间进行了管理。而且拍摄时间只有三次，剩余时间亦不可知；其三，亦如王某2陈述，如前期田地发生药害，就涉及到有无管理的必要。因前期发生药害，可能导致后期杂草无法控制，出现视频中的情况发生。综上，一审法院认定胡文凯应对何堃的损失承担主要责任。 关于争议焦四，何堃主张按照峰山乡水稻平均产量进行赔偿，水稻的品种分为灿稻、粳稻，原告耕种的水稻品种为粳稻。何堃提供的泗洪县峰山乡统计站出具的数据系稻谷平均产量，系根据灿稻、粳稻的种植总面积以及总产而得出，并非粳稻的平均产量。何堃与胡文凯签订的补偿协议虽未约定按照何种水稻品种赔偿，然根据何堃耕种的水稻品种为粳稻以何堃是按照粳稻单价计算损失的，故一审法院认定该处水稻平均产量应为粳稻的平均产量。经查明，2015年-2017年峰山乡粳稻的亩产分别为517公斤、551公斤、569公斤，故该三年的平均亩产量为545.67公斤。何堃的损失为（545.67-113.56）公斤/亩×345亩×2.6元/公斤=387602.67元，一审法院酌定被告胡文凯承担251941.73元的赔偿责任。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胡文凯赔偿原告何堃损失计251941.73元，于本判决生效后15日内履行完毕；二、驳回原告何堃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泗洪县农业委员会于2018年7月31日出具的洪农鉴[2018]17号《泗洪县农作物生产事故技术鉴定书》，能够认定胡文凯所出售的除草剂药害是导致何堃所种植的水稻总体长势较差的原因之一。在此情况下何堃、胡文凯于2018年8月7日签订《水稻药害造成田间损失补偿协议》，约定何堃对受害田块进行正常田间管理，到水稻收获时，对受害田块进行测产，“如有损失，以前三年峰山水稻平均产量进行对比，乙方（胡文凯）补偿减产部分”；上述约定应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现何堃依照协议中的约定，要求胡文凯向其赔偿涉案水稻减产部分损失，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胡文凯辩称，涉案水稻存在前期被水淹以及后期何堃疏于田间管理，故应由何堃对其损失承担主要责任。本院认为，关于前期涉案水稻被淹问题，根据另案行政诉讼情形、农委专家证言以及胡文凯所提供录像中涉案水稻均已出苗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2018年7月4日涉案水稻被淹对实际减产影响不大，是正确的。关于何堃田间管理是否到位问题，根据胡文凯所提供的录像以及证人证言，能够证明何堃在田间管理过程中存在灌溉、除草不及时导致涉案田地存在干旱以及杂草过多的状况发生。一审法院综合考虑涉案水稻的药害程度、生长情况以及何堃对田间管理的疏忽程度等情节，认定胡文凯对何堃的损失承担主要责任，向何堃支付水稻减产损失数额的65%，该认定并无不当。对胡文凯提出的何堃应对涉案水稻减产损失承担主要责任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胡文凯还对一审法院认定的涉案水稻减产数量及价格提出异议。经查，一审法院将2015年-2017年峰山乡粳稻平均产量作为涉案水稻减产的计算依据，符合双方在补偿协议中的约定；一审法院以2018年粳稻的最低收购价格来计算涉案水稻减产损失，亦未损害胡文凯的利益；故对胡文凯该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胡文凯又提出，何堃一方在另案行政诉讼中已获得赔偿款25万元，本案应酌情考量以减轻胡文凯应承担的责任。经查，在另案行政诉讼中，系针对840亩玉米的损失，并未包括涉案水稻损失，故对胡文凯该上诉主张本院亦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胡文凯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79元，由上诉人胡文凯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黄亚非 审判员  覃卫东 审判员  庄云扉 二〇二〇年九月三十日 书记员  汪小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