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2民终191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辽宁立泰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抚顺经济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杨殿起，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云飞，浙江海群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俊杰，浙江海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沈志祥，男，1962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余姚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忠华，浙江阳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邵栩彬，浙江阳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辽宁立泰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沈志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余姚市人民法院（2019）浙0281民初40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并询问当事人，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立泰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沈志祥一审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本案核心争议焦点在于沈志祥作出的《收款确认书》是否可以撤销。一审法院认为《收款确认书》的性质等同于自认，沈志祥基于案外人陆泽华出具的《确认书》撤回因重大误解作出的陆泽华替立泰公司归还案涉借款事实的自认，应予支持。但立泰公司认为，沈志祥作出《收款确认书》的过程不符合我国法律关于重大误解的规定，不应撤销，且《收款确认书》本质上并未对沈志祥权益造成损失，粗暴地否认该确认书的效力不利于维护交易稳定。因此，一审判决生搬硬套“重大误解”制度，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在此基础上一审法院对案涉10000000元款项是否已经归还的事实作出错误认定，依法应当予以纠正。具体如下：一、沈志祥在作出收款确认时不存在误解，《收款确认书》系沈志祥与陆泽华共同商量之后制作的结果，一审法院以此《收款确认书》的内容来判断沈志祥当时的内心真意难以令人信服；二、即使认定沈志祥就陆泽华的偿债行为作出了错误认识，则其基于此出具《收款确认书》之行为应属动机错误，而非我国民法意义上的重大误解，学界上认为基于动机错误所为之法律行为不可撤销；三、沈志祥并未因出具《收款确认书》而遭受损失，不符合重大误解的构成要件；四、允许沈志祥撤销《收款确认书》将唤醒已经消灭的债权债务关系，不利于维护交易安全；五、重大误解行为之撤销需在除斥期间内行使，沈志祥未在法定期间内行使撤销权，法院不宜径行认定案涉法律行为已被撤销。根据我国民法总则规定，基于重大误解而行使的撤销权应当在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三个月内行使撤销权。陆泽华于2017年1月24日向沈志祥出具《确认书》，故沈志祥应在2017年4月24日之前行使撤销权，但根据一审查明，沈志祥直至2017年5月5日才向立泰公司提出要求归还案涉10000000元，且并未向法院提起撤销权之诉；六、一审判决认定沈志祥出具的《收款确认书》是事实上的自认，属于认定错误，民事自认规则是在诉讼过程中采用的程序规则，不能在本案中予以采用。涉案《收款确认书》其实是民事法律行为，对于民事法律行为，已到达相对方即发生法律效力，不能适用撤回。且涉案的《收款确认书》其实际是消灭债务的民事法律行为，实质上已经消灭了债，除非符合相关撤销的要件；七、陆泽华接受询问时所作的陈述并非事实，涉案《收款确认书》出具之后，陆泽华享有了对立泰公司的债权，但是在2016年7月29日《股权转让协议》签署时间点，基于协议第1条第5款的规定，陆泽华放弃了对立泰公司的债权，事实并非如其在一审笔录中陈述的推倒出债权没有转让。 沈志祥辩称：一审法院作出立泰公司至今欠沈志祥10000000元借款的认定是清楚的，并作出立泰公司支付沈志祥10000000元欠款及支付利息的判决也是恰当的。立泰公司上诉称的内容与事实和法律不符。一、沈志祥出具《收款确认书》的行为系单方法律行为，且该行为是基于错误认识作出的，一审法院作出其性质等同于自认的认定合法有据，沈志祥可基于重大误解直接撤回其《收款确认书》，而无需通过撤销权方式撤销其自认行为。由于立泰公司在本案一审最后一次庭审前都未认可涉案10000000元债务的存在，因此其也并未确认该《收款确认书》的效力，故该《收款确认书》在沈志祥委托律师发函之前从未对立泰公司发生法律效力；二、沈志祥通过向立泰公司发送律师函的行为已经撤回了该《收款确认书》，若不允许沈志祥撤回单方作出的《收款确认书》，将导致沈志祥丧失债权救济途径，遭受重大损失，而立泰公司却因此凭空获利10000000元，于法于理不符。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沈志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变更后）：一、判令立泰公司归还沈志祥借款本金10000000元，支付利息5500000元（自2015年8月26日起暂算至2019年4月25日），并支付以1000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4月26日起至立泰公司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年息15%计算的利息；二、诉讼费由立泰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7月3日，沈志祥、立泰公司签订借款协议一份，约定立泰公司因建设沈抚新城君悦国际城项目需要向沈志祥借款10000000元，借款期限为2014年7月15日至2015年7月14日，借款利率为年利率15%，利息每季度支付一次，到期还本金。沈志祥指示案外人抚顺太平洋实业有限公司分别于2014年6月20日、7月25日各向立泰公司转账5000000元，合计10000000元，作为上述借款协议交付的款项。截至2015年8月25日，立泰公司共支付沈志祥利息1670833元。2016年1月26日，沈志祥向立泰公司发送《收款确认书》一份，确认陆泽华通过转让其对案外人黄裕昌的债权给沈志祥和转让对案外人宁波太平洋大酒店有限公司的债权给案外人韩建昆的方式代立泰公司归还借款本金10000000元，立泰公司尚欠沈志祥利息254792元的事实。2017年1月24日，陆泽华向沈志祥出具《确认书》一份，确认其通过债权转让方式支付的10000000元系其支付的其他应付款项，并非替立泰公司归还的借款本金。2017年5月5日，沈志祥委托浙江阳明律师事务所向立泰公司发送律师函，催讨案涉借款本金10000000元及利息2543835.62元（算至2017年5月5日，按年利率15%计算）。 一审另认定，2017年3月12日，沈志祥（丁方）与陆泽华（甲方）、案外人浙江太平洋房产开发有限公司（乙方）、抚顺太平洋实业有限公司（丙方）、案外人余姚市得力工具有限公司（戊方）、案外人余姚市双志工具有限公司（巳方）签订协议书一份，确认戊方于2013年7月向农业银行余姚市支行贷款26000000元，以甲方自有房产作抵押，戊方将26000000元通过巳方分别出借给乙方16000000元、丙方10000000元；上述贷款中2016年6月以前利息全部已由甲方承付，2016年7月至12月期间的利息830000元由戊方代付，尚欠2017年1月至3月15日止的利息约337000元，由戊方负责承付；丁方、戊方于2015年8月至11月期间，收到案外人宁波德昌电器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黄裕昌）和浙江阳明律师事务所（债权转让给韩建昆）代乙、丙方（包括甲方）支付的款项10000000元（按年息15%计息），截至2017年3月10日，丁、戊方收本息12216000元，加上2017年3月11日至3月14日的利息16000元，丁、戊方累计收本息12232000元，甲方（包括乙、丙方）另行支付戊方（包括丁方）款项7500000元，甲、乙、丙方已偿付丁、戊方款项19732000元；经结算，乙、丙方尚应支付戊方款项7435000元；戊方于2017年3月15日归还农业银行余姚市支行贷款18565000元及剩余利息337000元，在戊方履行完上述还款义务的同时，乙、丙方（包括甲方）支付戊方款项7435000元，上述贷款偿还后，丁、戊方协助农业银行余姚市支行解除对甲方自有资产的抵押手续。2017年3月14日、3月15日，余姚市得力工具有限公司向农业银行余姚市支行共计归还贷款本息26087209.35元。2017年3月15日，余姚市得力工具有限公司收到协议书载明的乙、丙方（包括甲方）需支付的7435000元款项。协议签订时，陆泽华系浙江太平洋房产开发有限公司、抚顺太平洋实业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余姚市得力工具有限公司（于2017年11月27日更名为余姚市祥兴工具有限公司）的股东为沈志祥、沈晗，沈晗系沈志祥的儿子；余姚市双志工具有限公司（已于2018年8月2日注销）的股东为沈志祥、王建萍，王建萍系沈志祥的妻子。陆泽华从2015年12月30日起被限制人身自由。 一审法院认为：案件争议焦点一为沈志祥、立泰公司之间是否存在案涉10000000元借款关系。沈志祥主张存在案涉借款关系，立泰公司主张签订借款协议属实，但借款并未实际发生。一审法院认为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辽民终256号民事判决书已认定抚顺太平洋实业有限公司分别于2014年6月20日、7月25日共计向立泰公司转账10000000元系沈志祥委托抚顺太平洋实业有限公司汇给立泰公司，是沈志祥出借给立泰公司的借款，故一审法院对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的事实予以认定。案件争议焦点二为案涉10000000元借款本金是否已经归还。立泰公司主张沈志祥已向立泰公司发送《收款确认书》确认陆泽华通过债权转让方式代立泰公司归还了案涉10000000元借款本金，故案涉借款本金已经归还；沈志祥主张其在陆泽华被限制人身自由期间基于错误的认识向立泰公司发送了《收款确认书》，陆泽华恢复人身自由后向沈志祥明确表示其通过债权转让方式支付的10000000元归还的是其应向沈志祥支付的其他款项，后沈志祥又向立泰公司发送律师函催讨案涉款项，故案涉借款本金并未归还。一审法院认为，沈志祥因错误地认为陆泽华通过债权转让方式支付的10000000元系替立泰公司归还案涉借款本金而向立泰公司发送《收款确认书》，后陆泽华出具《确认书》明确表示其通过债权转让方式支付的10000000元系其支付的其他应付款项，并非替立泰公司归还的借款本金。《收款确认书》的性质等同于自认，陆泽华出具的《确认书》载明的内容推翻了沈志祥自认的《收款确认书》载明的事实，沈志祥向立泰公司发送律师函催讨案涉借款本息及向法院起诉要求立泰公司归还案涉借款本息的行为应认定为沈志祥撤回基于重大误解作出的陆泽华替立泰公司归还案涉借款事实的自认。一审法院认为，沈志祥撤回自认理由充分，故对沈志祥要求立泰公司归还案涉借款本息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综上，一审法院对沈志祥要求立泰公司归还案涉借款本息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立泰公司归还沈志祥借款10000000元，支付利息5500000元（自2015年8月26日起算至2019年4月25日止），并以借款本金1000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5%支付自2019年4月26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款限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履行。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1148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119800元，由立泰公司负担。 二审期间，立泰公司向本院提交《股权转让协议》复印件1份［原件在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辽04民初81号案卷中］，拟证明2016年7月29日《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陆泽华声明自愿放弃对立泰公司的任何债权、权利和权益，而沈志祥出具的《收款确认书》相当于把其对立泰公司的10000000元债权转让给了陆泽华，而陆泽华已经把该10000000元对立泰公司的债权折算在股权转让款中。经质证，沈志祥对上述《股权转让协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有异议，具体如下：1.2016年7月29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签约主体为案外人中国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徐楗元，因陆泽华当时为中国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故其签字行为仅代表公司。根据合同相对性，合同仅约束签约主体，任何一方无法对第三人的权益作出处分。《股权转让协议》中第一条第5点载明“甲方与甲方投资人陆泽华对香港建设开发集团公司及其子公司辽宁立泰实业有限公司不再享有任何债权、权利和权益”，该条款中有关陆泽华个人权益内容的约定应属无效，中国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权对陆泽华个人权益作出处分；2.退一步讲，假如该《股权转让协议》第一条第5点内容包括陆泽华个人权益的处分行为，但该《股权转让协议》系徐楗元委托律师预先拟定的格式条款，在签订该份《股权转让协议》时，陆泽华被羁押于看守所，人身自由受到限制，徐楗元未与陆泽华进行磋商，不能代表陆泽华的真实意思表示；3.根据立泰公司在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辽民终256号案件中提交的落款时间为2016年8月1日的《协议书》显示，截至当日立泰公司账面上依旧存在案涉10000000元借款债务，且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辽民终256号生效民事判决确认了该节事实，因此，立泰公司有关“沈志祥已将债权转让并由陆泽华于2016年7月29日放弃”的陈述与其在该案中自认的事实相矛盾。 经审查，本院认为，上述《股权转让协议》在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辽民终256号案件已经当事人质证，且沈志祥对其真实性亦无异议，故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至于关联性，因该《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主体涉及案外人，订立时间正值陆泽华被羁押期间，且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辽民终256号生效民事判决中对于2016年7月29日《股权转让协议》与该案讼争的2016年8月1日《协议书》及相关附件（主体分别为：立泰公司、抚顺太平洋实业有限公司及浙江太平洋房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关联性并未确认，亦即《股权转让协议》中载述的股权转让款40000000元是否包括了涉案10000000元债权，尚系待证事实，仍需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本院对立泰公司的证明意见不予采纳。 据上，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诉辩双方的意见，二审的争议焦点系案涉10000000元借款债务是否已归于消灭。综合现有证据，本院认为，立泰公司关于沈志祥已免除其10000000元债务的辩解缺乏依据，理由如下：首先，本案一审历经三次审理，立泰公司关于2016年1月26日《收款确认书》的态度前后并不一致。纵观立泰公司的辩驳意见，其系基于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辽民终256号生效民事判决确认了涉案10000000元系沈志祥对立泰公司享有的债权事实，而将抗辩理由从借款并未实际交付变更为陆泽华已代为偿还，如此前后矛盾的陈述，体现出立泰公司不诚信诉讼行为；其次，根据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辽民终256号生效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立泰公司在设立之时并非陆泽华的一人独资公司，即便陆泽华原系立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主要股东，在无证据表明立泰公司财产与陆泽华个人财产混同的情形下，立泰公司债务并不能等同于陆泽华的个人债务。结合本案查明事实，在涉案10000000元借贷关系存续期间，沈志祥与陆泽华之间亦存在大于该债权金额的其他债权债务关系，沈志祥已收取的10000000元系基于陆泽华转让其个人债权所得，与立泰公司并无关联，则关于该10000000元的用途，应当由陆泽华来决定和处分。故此，立泰公司辩称由陆泽华替立泰公司清偿涉案债务属于正常行为，缺乏依据；其三，本案中，因立泰公司起初否认涉案借贷关系真实发生，沈志祥在一审中举示了2016年1月26日《收款确认书》，以证明其对立泰公司享有涉案10000000元债权，同时，沈志祥又举示了2017年1月24日《确认书》，进而证明至起诉之日沈志祥仍与立泰公司之间存在10000000元的债权债务关系。从上述两份确认书的具体内容来看，两者具有内在关联性，相互印证，既反映出涉案借款事实存在，亦明确了出具主体的立场，不能割裂看待。在此需要说明的是，2015年12月至2016年9月期间陆泽华处于被羁押状态，并无证据表明在该期间内沈志祥与陆泽华之间有过接触和联络。而解读陆泽华2017年1月24日《确认书》的文义，其意思表示应为通过债权转让方式进行清偿的10000000元债务与涉案债务无关。据此可知，沈志祥此前出具的《收款确认书》中有关陆泽华替立泰公司代为还款的表述缺乏事实基础，系沈志祥因自身错误认知而作出的错误表示，故而，在一审中当立泰公司变更抗辩事由为涉案债务已被代为清偿之时，沈志祥的回应为该《收款确认书》无效，侧面反映出沈志祥已经明确不认可该节内容表述。基于此，一审法院认为沈志祥撤回了自认，并无不妥；其四，涉案《收款确认书》载述：“贵司于2014年7月15日向本人借款人民币壹仟万元整，借款年利率为百分之十五。陆泽华先生通过债权转让的方式……系陆泽华先生代贵司归还的借款本金。但经结算，贵司尚欠本人利息254792元，望请结清。”可见，不论从形式上还是内容上来看，涉案《收款确认书》并非沈志祥对立泰公司发出的债务免除通知书，而是沈志祥基于自身认识而作出的一份债权催讨函。如前所述，陆泽华与沈志祥之间还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现陆泽华已经向沈志祥明确了清偿标的系其个人债务而非立泰公司债务，如若不允许沈志祥撤回因重大误解而作出的错误自认，则会阻断沈志祥后续的救济途径，进而导致沈志祥的涉案10000000元债权无从受偿。另，根据沈志祥的陈述，涉案《收款确认书》发出后，立泰公司一直未作回应，故对于立泰公司的态度沈志祥并不明确。按理，立泰公司收到涉案《收款确认书》后，原件应当由其持有，但立泰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仅是《收款确认书》的复印件，而对于该复印件的由来立泰公司未作合理解释，结合立泰公司起初否认涉案借款债务的态度可知，即便其曾经收到了涉案《收款确认书》，对于其中的内容，立泰公司并未认同，亦未受约束，故沈志祥主张撤回涉案《收款确认书》中的错误意思表示，并无不可。 综上所述，辽宁立泰实业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4800元，由上诉人辽宁立泰实业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梅亚琴 审判员  徐梦梦 审判员  朱 静 二〇二〇年九月三日 书记员  李军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