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浙03民终521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爱英，女，汉族，1947年12月8日出生，住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静、张壹杰，北京浩天信和（温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宪兰（ＣＨＥＮＸＩＡＮＬＡＮ）,女，1955年12月14日出生，荷兰籍，住荷兰王国××国道××区（××）。原审第三人：杨荐，男，汉族，1975年1月26日出生，住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原审第三人：施海生，男，汉族，1976年9月3日出生，住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作凡，北京炜衡（温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陈爱英与被上诉人陈宪兰、原审第三人杨荐、施海生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不服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302民初42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爱英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中，陈爱英同时主张了债权人撤销权与恶意串通导致合同无效，但一审判决未就陈宪兰与施海生、杨荐恶意串通损害陈爱英合法权益的事实予以审理认定，是错误的。理由是：（1）三人将纠纷管辖变更为仲裁，明显存在主观恶意，旨在规避法院正在审理的涉案房屋其他纠纷案件。（2）2006年2月25日，杨荐已将案涉房屋出卖给陈宪兰，并办理了委托公证。后杨荐就同一事项同时委托陈宪兰与施海生，属重复委托。（3）前委托公证办理机构为温州市华东公证处，三人明知无法在同一公证机构办理后委托公证的情况下，另选了温州市中信公证处，足见恶意串通明显。因此，陈宪兰与杨荐、施海生恶意串通损害陈爱英合法权益，属无效合同。被上诉人陈宪兰没有答辩。第三人施海生述称：陈爱英一审诉状明确请求撤销房屋买卖合同，故一审法院无需审理是否存在恶意串通。一审判决并未将仲裁裁决书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故是否存在恶意不影响本案审理。杨荐作为房屋初始权利人，将房屋卖给了陈宪兰，如陈宪兰将房屋卖给施海生，仍需杨荐办理委托公证，不存在恶意之说。施海生按陈宪兰指示转账45万元给黄珊珊，由黄珊珊出具的收条相印证。施海生是在2016年才得知陈宪兰已经向陈爱英办理了委托公证。第三人杨荐述称：本案事实清楚，一审判决正确。陈爱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陈宪兰于2015年12月8日将登记在杨荐名下的温州市鹿城区永川路92号房屋拆迁安置权益出卖给施海生的行为；（2）陈宪兰支付陈爱英行使撤销权所支付的律师代理费30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陈爱英与陈宪兰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已经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302民初1340号案件民事调解。陈宪兰于2019年3月26日前一次性归还陈爱英935061元，并约定了违约责任。后陈宪兰届期未归还。2008年2月25日，陈宪兰向第三人杨荐购买位于温州市鹿城区永川路92号拆迁安××房，并办理了委托公证手续。陈宪兰与第三人施海生签订一份手写《拆迁房转让协议》，约定陈宪兰将涉案房屋以总价77万元出卖施海生，在办理委托公证时支付70万元，剩余房款待拆迁办通知结算后办理全权委托当日支付，陈宪兰负责叫原始房东办理各项手续等内容。后施海生以银行转账方式向陈宪兰支付222000元，并按陈宪兰指示向案外人黄珊珊支付450000元、向黄明勇支付28000元，共计70万元。2015年12月8日，杨荐（作为出卖方、甲方）与施海生（作为买受方、乙方）签订一份《房屋买卖合同》，陈宪兰亦作为甲方签字确认，约定将涉案房屋以总价50万元出卖第三人施海生。施海生另向杨荐支付30000元。庭审中，陈宪兰与第三人一致确认涉案房屋交易价格实际为77万元。一审法院经调取施海生、黄珊珊、陈明勇、陈宪兰的银行交易明细，款项流转未见异常。一审法院认为，因债务人无偿或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撤销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经庭审查明，涉案房屋成交价格为77万元，第三人施海生已实际支付大部分购房款，其款项流转未见异常，且对涉案房屋管业至今。陈爱英无法提供充分证据证明陈宪兰与施海生之间的房屋买卖行为系无偿或低价转让，故其请求撤销房屋交易行为并支付律师代理费30000元，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判决：驳回陈爱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40元，财产保全费3270元，由陈爱英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经审理，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认定。另查明，2016年9月28日，陈宪兰、施海生、杨荐订立协议书，约定将三方2015年12月8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条款中的纠纷管辖条款变更为由温州仲裁委员会解决。2017年12月21日，施海生向温州仲裁委申请确认2015年12月8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有效。2018年7月30日，温州仲裁委作出裁决书裁决确认该合同合法有效。本院认为，我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陈爱英在一审诉状“诉讼请求”部分明确表述请求撤销合同，可见，其系基于合同法上述规定请求撤销陈宪兰与施海生之间的房屋买卖行为，属以债权人身份主张撤销权。经审查施海生、黄珊珊、陈明勇以及陈宪兰的银行交易明细，交易金额与交易时间能相互吻合，并由黄珊珊、陈宪兰出具的收条相印证。一审判决认定施海生已按合同约定支付大部分款项，不属无偿或明显低价转让，并无不当。同时，施海生、陈宪兰、杨荐于2015年12月8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已经温州仲裁委员会（2017）温仲裁字第700号裁决书认定合法有效。因此，陈爱英依据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主张债权人撤销权的请求，应予驳回。2015年2月11日，陈爱英与陈宪兰订立《关于华夏银行抵押贷款的处理协议书》，当日办理了委托书公证，陈宪兰已将《房屋拆迁补偿安置临时协议书》、《公有房屋租赁合同》、《房屋卖尽契》、《协议书》等原件交由陈爱英持有，此后，陈爱英还于2015年12月8日领取了被拆迁房屋安置过渡费。因此，施海生作为案涉房屋的买受人，在未取得上述拆迁安置合法材料原件的情况下，与陈宪兰达成房屋买卖协议，确有悖常理之处。同时，2016年9月28日，施海生、陈宪兰、杨荐签订协议书，将原合同纠纷管辖条款变更为由温州仲裁委解决，并在2016年12月13日陈宪兰对陈爱英提起撤销委托公证诉讼期间，施海生于2017年12月21日向温州仲裁委员会申请确认其与陈宪兰、杨荐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有效。该案件事实，亦存在不合常理之处。但是，鉴于本案属债权人撤销之诉，以无偿转让或者明显低价且受让人明知对债权人造成损害为构成要件。本案中，施海生确已支付购房价款。因此，上文所述不合理常理之处，并不直接影响本案债权人撤销之诉的构成与认定，但是否构成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之情形，属另一诉讼请求，可另行主张。陈爱英认为应在本案中一并审理认定的上诉理由，不符合民事诉讼有关诉的合并的一般原则，一审法院不予审理，并无不当。同时，本案中，陈爱英系以债权人身份主张撤销权，因此，有关陈爱英与陈宪兰于2015年2月11日签订的《关于华夏银行抵押贷款的处理协议书》的性质及效力，本院二审不作审查认定。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陈爱英的上诉请求与理由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0元，由上诉人陈爱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杨宗波审 判 员 余 萌审 判 员 刘宏杰二〇二〇年九月一日法官助理 姜岳良代书记员 徐彬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