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825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刘玲艺，女，1959年9月1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兴敏，北京京师（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北京商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芳城东里9号楼7-1-23。法定代表人：王兰，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小嫚，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玲艺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商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商港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6民初197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玲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法院判决，改判驳回商港公司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支持刘玲艺的一审全部反诉请求；2.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商港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2017年9月8日，刘玲艺与商港公司签订《股权受让委托代理合同》（以下简称《受让代理合同》），约定刘玲艺委托商港公司办理目标公司为投资担保公司的股权受让事宜。刘玲艺在《受让代理合同》的最后单独一页作为乙方签字，而商港公司以加盖公章为由，将刘玲艺已签字的《受让代理合同》拿走。在签字后，刘玲艺即按《受让代理合同》约定先支付商港公司10万元。但截至本案一审诉讼时，商港公司亦未向刘玲艺返还《受让代理合同》以及提供与目标公司股东达成的《股权转让委托代理合同》（以下简称《转让代理合同》）。直至商港公司于2019年4月提起给付剩余股权转让款及委托费用之诉，一审法院将商港公司的起诉状及相关证据送达给刘玲艺，刘玲艺才收到《受让代理合同》以及商港公司与北京捷钧众仕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捷钧公司）股东张辉、王娟签订的《转让代理合同》。但刘玲艺发现，不仅商港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受让代理合同》内容存在篡改，与刘玲艺曾经签订的《受让代理合同》不符，而且对于目标公司股权转让事宜，商港公司既为受让方（即刘玲艺）的代理人，又为转让方（即捷钧公司股东）的代理人，商港公司的行为已构成双方代理，刘玲艺不予认可。故针对商港公司的诉讼请求，刘玲艺依法向一审法院提起反诉，请求商港公司返还股权转让款及委托费用10万元，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但一审法院判令刘玲艺履行给付义务，驳回刘玲艺的反诉请求，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撤销，刘玲艺的反诉请求应予支持，商港公司的本诉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一、一审法院错误认定商港公司所提交的《受让代理合同》的真实性。商港公司利用刘玲艺在单独一页上签字而篡改、替换前面的《受让代理合同》条款，其内容与刘玲艺于2017年9月8日实际签订的《受让代理合同》内容完全不同。对此，本案有确凿的证据可证实商港公司提交的《受让代理合同》存在擅自篡改、替换事实。1.刘玲艺所留存的双方签约时的空白《受让代理合同》文本，不仅证明商港公司提交的《受让代理合同》存在替换、篡改内容，而且进一步证明了刘玲艺签订页单独成页的原因。对此，结合其后发生的一系列事实，不能否认商港公司在签约时即已为其事后替换、篡改《受让代理合同》做好事先预备。2.商港公司提交的《受让代理合同》正文开头中载明“根据《民法总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违反常理。该《受让代理合同》的签订日期为2017年9月8日，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于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3.商港公司提交的《受让代理合同》中的“协议背景：1”明确“张辉、王娟是捷钧公司的股东”，可本案证据证实：在刘玲艺的一再追问下，商港公司于2018年1月25日始告知刘玲艺目标公司是捷钧公司。可见，刘玲艺在签约时不知道目标公司是捷钧公司，更无从知道其股东为张辉、王娟，这足以证明商港公司提交的《受让代理合同》中的刘玲艺受让捷钧公司股东股权的内容系伪造。4.商港公司提交的《受让代理合同》第一条中关于目标公司股东、经营异常等内容与签约时的事实不符，即刘玲艺在与商港公司签约时根本不知上述内容，在2018年1月25日商港公司方告知刘玲艺目标公司是捷钧公司，刘玲艺据此始查知捷钧公司存在经营异常。5.2017年9月8日，刘玲艺与商港公司签订《受让代理合同》，刘玲艺在《受让代理合同》的最后单独一页作为乙方签订名字，商港公司正是借此篡改已签《受让代理合同》，这从商港公司提交的《受让代理合同》形式即可证实。该《受让代理合同》共计8页，通过对比，可直观看到前7页的格式、页脚、墨色均保持一致，但与刘玲艺作为乙方签订名字的第8页的格式、页脚、墨色不一致。这明显不符合文本打印整体性、一致性的基本常识，充分证实商港公司替换了刘玲艺所签《受让代理合同》的除最后一页之外的其他页。在一审庭审中，对于商港公司辩称系其工作人员所为的说辞，一审法院要求其工作人员须出庭作证，然而直至一审庭审结束，该名工作人员也未出庭作证，商港公司未对此做出合理解释。刘玲艺提交的证据已形成清楚完整的证据链，证实商港公司提交的《受让代理合同》在内容、形式上存在篡改、替换事实，即商港公司把刘玲艺于2018年1月25日以后始知的目标公司和经营异常等客观事实篡改为2017年9月8日成立的《受让代理合同》中的内容，以达到将其代理行为的法律效果归于刘玲艺的目的。商港公司的行为明显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但是，一审法院判决罔顾上述事实和证据，以空白《受让代理合同》文本混淆《受让代理合同》内容篡改，从而抹消商港公司对《受让代理合同》内容的篡改事实，违反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法院错误认定本案不存在双方代理行为，该认定论证矛盾，混淆法律关系。1.判断是否存在双方代理，须以代理人是否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与自己同时代理的其他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作为判断标准。刘玲艺于2017年9月8日签订《受让代理合同》委托商港公司受让目标公司为投资担保公司的股权事宜，商港公司是刘玲艺受让目标公司股东股权的代理人。根据商港公司提交的《转让代理合同》，商港公司同时也是目标公司股东张辉、王娟转让股权的代理人。在捷钧公司股东转让股权行为中，商港公司即作为受让方（即刘玲艺）的代理人，又作为转让方（即目标公司股东）的代理人，商港公司的代理行为构成双方代理。2.本案中的工商实名认证不能作为刘玲艺对工商部门股东变更登记认可的依据，更不能认定转股行为应视为本人完成。第一，工商APP实名认证证据不能证明刘玲艺对工商部门股东变更登记的认可。首先，该份认证是商港公司的随同人员利用自己手机给刘玲艺拍的照，当时并未告知拍照目的是工商实名认证。其次，根据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17年4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完善实名登记方式的公告》，工商APP实名认证的目的是防止冒用他人身份信息，属于前置身份确认技术手段，但不能将其等同于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只有先行完成身份确认之后，申请人向工商部门提交的书面材料是本人签字的，方可认为是其申请办理股东变更登记的真实意思表示。本案中，刘玲艺未向工商部门提交股东变更登记申请材料，商港公司提交的工商股东变更登记申请材料中的申请人签字不是刘玲艺本人所签（商港公司在一审庭审中已承认系其工作人员签写），工商股东变更登记纯系商港公司单方面申请所为。此时刘玲艺不知道目标公司是谁、转让股东是谁，故无从谈及刘玲艺认可工商股东变更登记系其真实意思表示。直到2018年1月25日，在刘玲艺的一再追问下，商港公司方告知目标公司为捷钧公司。第二，对双方代理行为的认可，须以被代理人明知双方代理事实为条件。直至商港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刘玲艺收到一审法院送达的起诉书及附随证据，才看到作为证据之一的《转让代理合同》，知道商港公司的代理行为已构成双方代理，刘玲艺不予认可，依法提起反诉，请求确认商港公司的代理行为无效，但一审法院错误以工商认证信息认定转股行为已完成。因为转股行为与双方代理是不同法律行为，不能将工商APP实名认证这一工商股东变更登记中前置的事实行为定性为法律行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本案工商股东变更登记这一程序性事务系由商港公司单方面完成的。一审法院撇开双方代理认可的构成要件，从工商APP工商实名认证来认定对双方代理的认可，缺乏依据。三、本案不存在股权转让事实。本案的委托事项是股权转让，商港公司正是基于这一法律关系向刘玲艺主张股权转让款及委托费用。但本案的质证结果已证明本案不存在合法有效的股权转让法律关系，且刘玲艺未取得捷钧公司的股权。第一，刘玲艺没有办理捷钧公司股权变更登记。作为刘玲艺的代理人，商港公司至今未能提交与捷钧公司股东达成的《转让代理合同》，不能证明真实有效的股权转让事实的存在。相反，商港公司通过提交《转让代理合同》，证明股权转让事实的存在。可见，这一股权转让法律关系是以商港公司的双方代理行为形成的，对此刘玲艺依法不予认可。假设商港公司的双方代理不成立，则刘玲艺与捷钧公司股东不存在股权转让法律关系，商港公司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在本案中，刘玲艺从未与捷钧公司股东张辉、王娟见面、沟通，也未与捷钧公司股东张辉、王娟签订股权转让合同。透过商港公司所制造的面纱，可见本案没有有效的股权转让合同存在，刘玲艺也没有与股权转让方在捷钧公司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刘玲艺没有取得捷钧公司的股权。第二，工商部门的股东变更登记只有宣示效力，没有设权效力。商港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工商部门股东变更登记材料，不能证明刘玲艺取得捷钧公司股权。因为工商部门的股东变更登记作为股权变动的程序性事务，依法不能发生受让方取得股权的法律效力。综上所述，刘玲艺基于对商港公司的信任，委托其受让目标公司（即投资担保公司）股权。然而商港公司竟然是捷钧公司股东的代理人，对刘玲艺隐瞒目标公司的重大事项，如公司名称、公司实缴注册资金、经营异常、16次工商变更等情形，并且伪造刘玲艺签字办理工商股东变更登记。这些事宜办理完毕之后，即在2018年1月25日，商港公司方告知刘玲艺目标公司是捷钧公司。当刘玲艺知道目标公司名称，查知其存在的经营异常和潜在风险，并告知商港公司后，商港公司又通过替换、篡改《受让代理合同》，将商港公司一直隐瞒的事项变为《受让代理合同》中的内容，以制造刘玲艺在签约时已明知这些事实的假象，从而达到商港公司规避授信义务的目的。凡走过必留痕迹。本案证据已清楚证明商港公司利用刘玲艺的信任，自编自导，肆意损害刘玲艺的合法权益，并通过诉讼来实现其非法利益，显已构成虚假诉讼。商港公司辩称，同意一审法院判决。本案股权转让及相关股权转让合同真实，并且自2017年4月开始北京市的股权转让必须通过工商APP实名认证，一审法院已调取了捷钧公司股权转让变更时的实名认证信息。《受让代理合同》真实有效，系刘玲艺本人签字，且刘玲艺在本案一审第一次庭审时对该《受让代理合同》的真实性没有提出异议，商港公司的代理行为只是办理工商变更手续，未实施双向的民事法律行为，并且涉案股权已实际转让。商港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刘玲艺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及委托费用13万元；2.判令刘玲艺支付违约金4.6万元；3.判令刘玲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刘玲艺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确认商港公司代理行为无效；2.解除双方《受让代理合同》；3.返还刘玲艺支付的10万元及利息；4.本案诉讼费用由商港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商港公司（受托方）与案外人张辉、王娟（委托方）签订《转让代理合同》。《转让代理合同》写明张辉、王娟是捷钧公司的股东，决定对外转让公司股权，委托商港公司寻找股权转让的受让方，委托商港公司代理办理股权转让变更相关事宜。委托事项及范围：张辉、王娟委托商港公司办理其对目标公司股权的对外转让，包括但不限于：替张辉、王娟寻找目标公司股权转让的受让方；替张辉、王娟和目标公司的股权受让方商谈、签订协议且代收股权转让款；张辉、王娟对目标公司持股比例为100%，商港公司有权根据目标公司股权受让方决定的受让比例代张辉、王娟签署协议；在目标公司的受让方不按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时可以以商港公司名义代为主张股权转让款项；在目标公司的受让方不按约定履行义务时代张辉、王娟主张权利（包括但不限于：诉讼、仲裁、调解、和解等）。股权转让款及委托费用共计23万元，商港公司的委托费用为13万元。2017年9月8日，商港公司（受托方、甲方）与刘玲艺（委托方、乙方）签订《受让代理合同》。《受让代理合同》写明张辉、王娟是捷钧公司的股东，对捷钧公司分别持股99.0099%、0.9901%，现经过股东会决议及相关程序决定张辉、王娟可以向外转让各自的股份。刘玲艺、王毅博（乙方）与甲方商谈后决定刘玲艺受让张辉对目标公司的49.5050%股权，王毅博受让张辉、王娟对目标公司的50.4950%股权，且委托甲方办理股权转让的一切事宜；刘玲艺受让之后持股比例为49.5050%。委托事项及范围：乙方委托甲方办理股权转让事宜，包括：①原法人张辉变更为刘玲艺；②工商股东变更：原股东张辉、王娟变更为刘玲艺、王毅博；③税务股权变更：原股东张辉、王娟变更为刘玲艺、王毅博；④地址变更：原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云会里金雅园过街楼三层3373室变更为北京市海淀区白家疃尚品园1号楼2层237；⑤解除地址经营异常。股权转让完成的时间以工商局变更时间为准（即：工商登记备案之日）。股权转让事项完成后，乙方获得公司经营权。为保证甲方工作的正常开展，乙方应按照甲方的要求提供变更公司股权所需的各类证件等资料；乙方承诺配合工商、税务部门的要求进行签字或者见面约谈等事项；乙方所提供的资料应符合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相关法律法规的认定条件，如乙方提供的资料有所缺失，应按照甲方的要求及时的提供资料，并保证其完整性、真实性及合法性；在甲方办理股权转让各事项中，由乙方提供的资料、证件必须真实有效（以工商受理为准）。乙方有按照约定支付股权转让费用及委托费用的义务。乙方向甲方支付费用（含乙方受让张辉、王娟对目标公司股权的股权受让款及乙方委托甲方办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的委托费用）共计23万元；本合同签订之日支付10万元，剩余费用13万元，待完成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后（以工商变更登记为准）三个工作日内支付。本合同的任何一方违约的应向对方支付股权转让款加上委托费用（即23万元）的20%作为违约金。任何一方未按本合同约定履行义务或者违反本协议项下的任何陈述、保证则构成违约。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2017年9月8日、2017年9月9日，刘玲艺通过中国工商银行向商港公司转账共计10万元。2019年1月25日，商港公司向刘玲艺邮寄律师函，催要剩余费用13万元以及违约金4.6万元。一审法院另查：捷钧公司成立于2013年12月20日，注册资本为10100万元。2017年11月17日，公司住所地由北京市海淀区云会里金雅园过街楼三层3373室变更登记为北京市海淀区白家疃尚品园1号楼2层237。2018年1月10日，公司股东由王娟、张辉变更为王毅博、刘玲艺，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张辉变更为刘玲艺。一审法院依据当事人申请向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调取了捷钧公司股权转让变更时的实名认证信息，显示实名认证为刘玲艺及案外人王毅博本人进行。一审法院认为，商港公司与刘玲艺签订《受让代理合同》，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义务。商港公司已经按照《受让代理合同》约定完成了促成股权交易等事项，刘玲艺应当依照《受让代理合同》约定支付股权受让款及委托费用。刘玲艺逾期未支付款项的行为已经构成违约，应当按照《受让代理合同》约定承担违约责任。一审法院对商港公司主张刘玲艺支付股权转让款及委托费用并支付违约金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刘玲艺不认可《受让代理合同》的真实性，认为商港公司利用刘玲艺签字在单独一页而篡改、替换前面的《受让代理合同》条款，其内容与刘玲艺于2017年9月8日实际签订的《受让代理合同》内容完全不同，商港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受让代理合同》属于商港公司擅自篡改、替换，对此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商港公司提交的《受让代理合同》中有刘玲艺的签字，可以初步推定刘玲艺有委托商港公司代为办理股权受让的意思表示；其次，《受让代理合同》中明确约定了“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现刘玲艺主张商港公司擅自篡改、替换《受让代理合同》的相关条款，但并未向一审法院提交其所留存的与商港公司提交的《受让代理合同》内容不同的《受让代理合同》予以证明，刘玲艺向一审法院提交的空白《受让代理合同》文本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再次，刘玲艺向一审法院陈述其系在空白《受让代理合同》文本上签字交予商港公司，其对《受让代理合同》内容并不知情，一审法院认为，刘玲艺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在空白《受让代理合同》文本上签字并交予《受让代理合同》相对方的行为与常理不符，且即便存在该情形，也应当理解为其愿意自行承担相应的《受让代理合同》风险。因此，在商港公司向一审法院作出合理解释的情况下，仅凭《受让代理合同》页脚处字体的细微差异不足以推翻《受让代理合同》的真实性。一审法院对刘玲艺的相关主张不予采信。刘玲艺认为商港公司的代理行为构成双方代理，故商港公司的代理行为依法属于无效，对此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代理人不得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与自己同时代理的其他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但是被代理的双方同意或者追认的除外。本案中，变更股权系可能存在双方代理的民事法律行为，但根据一审法院调取的工商登记档案中有关工商APP实名认证的信息和工商登记变更的操作流程，可以认定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经变更方本人认可，系变更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则转股行为的核心内容应视为本人完成，作为代理人的商港公司仅代理股权变更登记其他的程序性事务。对转股双方程序性事务的代理不单独构成变更民事法律关系的内容，故本案中不存在双方代理行为。在本案中，虽未见转股双方直接签订的约定转让价款等的股权转让合同，但在无其他证据的情况下，转股双方变更股权登记的行为可以认定各自同意通过履行与商港公司签订的合同方式完成股权转让的其他事宜。则刘玲艺有义务向商港公司支付承诺的包含股权转让价款的相关款项。刘玲艺有关工商登记签字虚假的意见，不影响一审法院对工商登记变更意思表示真实的确认，故对其相关意见，一审法院亦不予采信。刘玲艺的反诉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刘玲艺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北京商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款及委托费用13万元；二、刘玲艺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北京商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违约金4.6万元；三、驳回刘玲艺的反诉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刘玲艺和商港公司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相关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根据双方当事人在二审中提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应当归纳为以下两项：第一，商港公司提交的《受让代理合同》是否存在内容被篡改情形；第二，商港公司的涉案代理行为是否有效。一、商港公司提交的《受让代理合同》是否存在内容被篡改情形本案中商港公司提交有刘玲艺本人签字确认的《受让代理合同》，主张按照该《受让代理合同》约定，刘玲艺应向其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及委托费用共计13万元。刘玲艺虽上诉称该《受让代理合同》落款签订页之外的文本内容均被商港公司替换、《受让代理合同》内容存在被篡改情形，与其实际签订的《受让代理合同》内容不符，其在签约时对目标公司名称、股东情况及经营异常情况并不知情，并且主张其实际签订的《受让代理合同》文本内容与其提交的受让方为空白的《受让代理合同》文本内容一致，但并未对此提供证据证明该份空白《受让代理合同》版本的来源，亦未能举证证明其认可的《受让代理合同》内容版本亦已经商港公司确认，故刘玲艺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其该项上诉主张缺乏证据支持，本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认定商港公司提交的《受让代理合同》系签约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处理正确。二、商港公司的涉案代理行为是否有效本案中，刘玲艺上诉称商港公司的涉案代理行为构成双方代理，未经刘玲艺本人同意且刘玲艺亦对此不予追认，故应为无效法律行为。但鉴于商港公司提交的有刘玲艺本人签字确认的《受让代理合同》已载明涉案转让股权目标公司的具体名称、股东情况及存在经营异常情况，且经一审法院询问，涉案股权转让的转让方亦均表示同意涉案股权转让，故刘玲艺关于商港公司的涉案代理行为无效、进行要求解除双方股权《受让代理合同》的上诉主张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商港公司提交的《受让代理合同》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照《受让代理合同》约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鉴于该《受让代理合同》约定刘玲艺委托商港公司办理捷钧公司股权转让事宜，待完成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后（以工商变更登记为准）三个工作日内刘玲艺向商港公司支付剩余费用13万元，现商港公司要求刘玲艺继续履行该《受让代理合同》、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及委托费用13万元，符合上述《受让代理合同》约定，于法有据。刘玲艺未在约定期限内支付上述费用，应当承担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一审法院判决刘玲艺承担的违约金符合双方当事人《受让代理合同》约定以及法律规定。刘玲艺关于不同意承担股权转让款和委托费用及违约金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刘玲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193元，由刘玲艺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石 东审 判 员  闫 飞审 判 员  陈 洋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贾凯迪书 记 员  苏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