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6民终123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善勇，男，1966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东津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涛，湖北春园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松，湖北春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天义，男，1970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襄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洛菲，湖北三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善勇因与被上诉人朱天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襄阳市襄州区人民法院（2019）鄂0607民初52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善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涛，被上诉人朱天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洛菲到庭接受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善勇上诉请求：1.撤销襄阳市襄州区人民法院（2019）鄂0607民初5227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了2017年10月19日向被上诉人的工行转账80000元的转账凭证和2019年8月5日双方就该80000元借款对话的录音光盘（含整理录音文字材料），虽然被上诉人没有给上诉人出具借据，但双方对话录音内容可以证明双方就被上诉人所借80000元还款方式进行了协商，在被上诉人没有否认借款的情况下，上诉人提出了四个还款方案。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提出的还款方案则反复以“我慢慢给你”“我慢慢给你弄吧”“条儿不能打，有了我会慢慢给你弄”“我想办法给你弄”“我想办法，先给你搞1万元”“我们都从过完年开始，一年给你搞1万元”“不管咋弄，我还是要还你4万元，等生意好转了，我给你还完”作为回复。依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及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司法解释的规定，上诉人对双方之间成立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完成了举证责任。2、上诉人出借给被上诉人的8万元与被上诉人出借给散龙的68500元是两笔不同的借款。一审法院认定“被告朱天义借款给散龙70000元及因该笔业务垫付的10000元，共计80000元即为本案张善勇主张的80000元转款”。该事实认定与一审被上诉人所提交的（2018）鄂0691刑初81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自相矛盾，上诉人2017年10月19日11点08分通过工行网银向被上诉人转账80000元，这时被上诉人已向散龙出借款项，根本不需要再向上诉人借款。由于两笔款项金额不同，时间也不同，上诉人出借给被上诉人的80000元与被上诉人出借给散龙的68500元是两笔独立借款。上诉人在谈话中认为这80000元属于先出借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又质押出借给散龙，因散龙抢劫导致无法归还，恰恰可以证明被上诉人单独决定质押借款金额、借款期限、借款方式、借款对象后，又向上诉人隐瞒借款真相，从而让上诉人产生错误认识。因此，被上诉人向散龙主张的质押借款与上诉人向其主张的民间借贷系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辩称诉争80000元为合伙投资款主张成立，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个人合伙关系法律特征，则双方需共同投资、共同经营、共担风险，但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银行流水明细只能证明双方有经济往来，不能证明上诉人转给被上诉人的款项系投资，也不能证明上诉人分享了被上诉人的经营利润。相反，流水明细可以证明上诉人在每向被上诉人转出一笔款项后，被上诉人转回的金额大于上诉人转出金额，另外双方的谈话录音也能够佐证上诉人即使只让被上诉人打4万元借条，也不放弃剩余4万元本金。因此，这种只投资（出借）不承担任何投资（出借）风险的经营行为更符合民间借贷的法律特征。也与一审中上诉人在与被上诉人就还款进行协商的过程中，被上诉人全程没有提到双方系合伙或双方存在其它经济纠纷相印证。综上，在法律没有禁止性规定的情况下，由上诉人出借资金给被上诉人用于经营典当行短期资金周转，被上诉人保本付息，完全符合双方形成的民间借贷交易惯例。2、一审法院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认定上诉人仍应就借贷关系成立承担进一步的证明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该条适用的前提是，对上诉人所举的转账凭证，被上诉人能够提供证据证明该转账系上诉人偿还所欠被上诉人以前的借款或是偿还上诉人所欠被上诉人的其他债务，这时才发生举证责任转移。但本案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均不能证明该条规定，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朱天义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依法维持原判，并由上诉人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本案中双方之间并无借贷关系，而是合伙关系，诉争款项是双方因经营需要，由上诉人打给被上诉人的经营款项，而非借款。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系十多年的朋友，双方从2015年4月一同开办典当行，由被上诉人负责看店和验货，而上诉人负责出资和处置，双方从2015年4月一直合作经营至2017年12月，双方在3年的时间内，被上诉人通过自己和儿子朱俊春、侄子朱俊涛的银行卡，向上诉人转账共计70多笔。在一审庭审中，上诉人曾诉称全部的转账都是借贷往来，而且双方之间也多次打过借条，但被上诉人在规定的举证期限内除无法拿出其所称之前的资金往来借条，也无法举证出本案涉及的8万元借款借据，上诉人仅以双方之间存在资金往来，便主张双方之间存在的是借贷关系，是无法达到其诉讼目的。且两个自然人之间在短时间内存在仅百笔的大额资金往来而无借款借据，也并不符合民间借贷的常识和交易习惯；二、上诉人的上诉理由部分与一审中提交的录音证据有多处自相矛盾之处，通过该份录音证据能够清楚地还原客观事实。上诉人认为双方之间存在的是借款关系，且与被上诉人支付给本案第三人散龙的款项不是同一笔。但根据录音内容来看，被上诉人虽承诺还款，但却至始至终没有认可该8万元是借款，且应当由自己一人偿还。相反在录音材料中上诉人多次自认了该款项为合作款项，且也认可该款项和第三人散龙的款项是同一笔，在录音材料的第2页倒数第7行“本来是8万元，那4万元我担了”，和第2页倒数第3行“那个4万元等那人出来了我们再找他要。或者不出来，我们上诉他。”以及第3页正数第2行“等于说我们风险共担了”，第3页正数第6行“另外4万元放那里，那人能出来我们找他要，不能出来，算是你背了4万元，我背了4万元，这样能行吧？”还有第4页正数第5行“我做到仁至义尽了，8万元钱，那4万元都押那儿，那人车也抢了，人也坐牢了，我们也亏了，不能叫你一人亏，也不能说叫我一人亏，对吧？”通过诸如此类上诉人自己的陈述，能够看出双方之间存在着合伙关系，现因第三人散龙的刑事犯罪，才导致8万元的投资款无法收回引发的本案纠纷。倘若双方之间真的是借贷关系，根据相对性的原则，应当由被上诉人一人偿还该笔8万元，上诉人没有道理也没有理由向被上诉人承诺风险共担，一人背4万元，不能叫你一人亏，也不能说叫我一人亏这样的话语。因此，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与自己举证的证据存在着严重的自相矛盾之处，上诉状中陈述的事实与理由更是与客观事实严重不符；三、即使双方之间存在借款关系或投资关系，被上诉人支付给上诉人的款项数额，远远高出上诉人支付给被上诉人的数额。若上诉人仅以银行流水作为依据向被上诉人主张借贷关系成立，那是否被上诉人也以借贷关系要求上诉人偿还该78万元的债务呢？张善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朱天义及时偿还借款80000元及利息（从2017年10月19日至付清之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本案诉讼费由朱天义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0月19日，张善勇从其尾号为5856的工行卡向朱天义尾号为5527的工行卡转账80000元，张善勇提供了银行转账凭证。朱天义认可收到该笔80000元转账。庭审中，张善勇提供2019年8月5日张善勇、朱天义对话的录音整理材料，节选内容如下：张善勇：“你借我的钱，打借条嘛！……要不这样？你给我打个条？”。朱天义：“咋打”。张善勇：“你说呢？本来是8万元的，那4万元我担了，打4万元，这样总行吧？……是的吧，等于说我们风险共担了，这样能行吧？”。张善勇以此主张该款项为借款，朱天义主张双方是合伙，协商不成，引发本案。另查明，2015年4月至2017年12月期间，朱天义尾号为8908的招行卡和尾号为5527的工行卡与张善勇尾号5856工行卡、尾号6899建行卡、尾号8988建行卡、尾号9999招行卡；朱天义儿子朱俊春、侄子朱俊涛与张善勇资金往来共计70多笔。朱天义称张善勇主张给其转款80000元之后，自己也给张善勇有转款，且转款金额多于80000元，且上述转款双方均未出具相关借款与利息约定的凭据。朱天义据此抗辩短期内双方大量资金往来不符合民间借贷的交易习惯，张善勇、朱天义多年来存在合伙业务关系，张善勇出资，朱天义在典当行拉业务。再查明，朱天义还提交（2018）鄂0691刑初81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用于证明2017年10月19日，散龙以一辆白色“奥迪牌”汽车质押给“天义”典当行，朱天义借款给散龙70000元及因该笔业务垫付的10000元，共计80000元即为本案张善勇主张的80000元转款。后因散龙、姜虎二人以暴力方法抢劫质押的车辆，现散龙、姜虎尚在服刑期，朱天义未获得退赔款。张善勇提供的录音整理材料即为张善勇、朱天义协商该笔死账风险分担的相关事宜。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核心争议焦点为张善勇向朱天义账户转账80000元的行为属于合伙行为还是借款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张善勇提交银行转账凭证及电话录音整理的材料主张朱天义偿还借款。朱天义抗辩张善勇、朱天义间是合伙关系，并提出了相应的证据：朱天义提交了2015年至2017年12月间双方70多笔银行账户转账记录，（2018）鄂0691刑初81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审理认为，张善勇提交的录音整理材料中张善勇所说“等于说我们风险共担了”等表述与朱天义提交的证据相互印证，能够认定朱天义辩称诉争80000元为合伙投资款的主张成立。依据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张善勇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进一步的证明责任，故本案中张善勇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张善勇主张朱天义偿还借款的依据不充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张善勇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900元，由张善勇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张善勇提交了一份2017年10月19日网银转账凭证，用以证明8万元是被上诉人朱天义单独向散龙出借款项后，上诉人张善勇才向被上诉人朱天义转款的，该8万元不是被上诉人借给散龙的同一笔款项。被上诉人朱天义质证意见为，对该笔8万元转账的真实性无异议，这个时间确实收到，当散龙在当铺质押车辆的时候，朱天义曾向张善勇打过电话，但没有打通，于是朱天义先垫付了该笔款项，随后将车开到了张善勇的工地，经张善勇验车无误后再将该笔8万元转给了被上诉人朱天义，因此中间存在一个时间差，在一审列举的刑事判决书中事实部分认定的也有被上诉人当时钱不够，还曾向隔壁当铺乔某借款2万元支付给散龙。被上诉人朱天义二审中未提交新证据。对上诉人张善勇提交的转账凭证的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可，对其证明目的本院将结合全案证据进行评判。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2017年10月19日上诉人张善勇向被上诉人朱天义账户转账的80000元是否是张善勇出借给朱天义的款项。上诉人张善勇上诉称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该80000元系张善勇出借给被上诉人朱天义的款项，双方之间不存在合作关系。被上诉人朱天义称该80000元系张善勇转的投资款，双方系合作开典当行，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15年版）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间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根据查明的事实，上诉人张善勇于2017年10月19日通过其账户向被上诉人朱天义转账80000元，朱天义认可收到该笔款项。朱天义未主张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该80000元系偿还双方之间借款或者其他债务，其仅辩称该80000元系张善勇与其合作的投资款，但张善勇认为双方之间不存在合作关系，该80000元系其出借给朱天义的借款，而朱天义未提交合作协议、工商注册登记材料等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合作关系。朱天义对张善勇提交2019年8月5日录音材料真实性予以认可，在该录音材料中，张善勇要求朱天义偿还80000元或者打借条，朱天义在整个谈话过程中没有提出不欠张善勇款项或者双方之间存在合作关系，其表示会还款但是现在没钱，会想办法还款，打借条没用不想打借条等。根据前述司法解释的规定，综合考虑上述事实，本院认定2017年10月19日上诉人张善勇向被上诉人朱天义账户转账的80000元系张善勇出借给朱天义的款项，即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因被上诉人朱天义认可其在2017年10月19日之后未向上诉人张善勇转过款，故上诉人张善勇要求被上诉人朱天义偿还80000元借款本金，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对于上诉人张善勇要求被上诉人自2017年10月19日至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80000元借款的利息，因张善勇未提交证据证明双方对该80000元借款约定了利息及还款日期，且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遇节假日顺延）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本院酌定，自本案一审立案之日即2019年9月4日起至本息付清之日止，以80000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本院予以支持，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张善勇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导致实体处理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15年版）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襄阳市襄州区人民法院(2019)鄂0607民初5227号民事判决；二、朱天义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张善勇借款本金80000元及利息（利息以8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9月4日起按照2019年9月20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至款付清之日止）；三、驳回张善勇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900元，由朱天义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800元，由朱天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剑波审判员  刘茂强审判员  余以祥二０二０年九月十一日书记员  杨 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