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晋11民终137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山西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吕梁南高速分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山西国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山西国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山西省吕梁市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樊×，山西省孝义市新义街道办事处府前街金鼎名都南楼2单元907号，系被上诉人妻子。上诉人山西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高×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汾阳市人民法院（2020）晋1182民初1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山西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吕梁南高速分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姚×和被上诉人高×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樊×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山西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山西省汾阳市人民法院（2020）晋1182民初177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判定被上诉人存在请假事实，不存在脱岗情形的证据即“胡振龙”《调查笔录》存在严重的多处证据瑕疵，且为孤证，不能排除“胡振龙”虚假陈述或者陈述不实的可能，不具备一审判决据此认定事实的能力。二、一审判决认定基础事实不清，被上诉人不仅存在脱岗失职，其在岗期间也未遵守上诉人公司规章制度，履行职责，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解除合同属合法有效。被上诉人高×辩称：上诉人对被上诉人作出开除决定违法。首先，事发时被上诉人处于请假状态，关于请假的问题，被上诉人与治超办胡振龙主任进行了核实，请假时间为2018年4月5日6点左右请假，已经写好请假条，胡振龙主任先让被上诉人将请假条收好，上班后签字。实际情况为请假在前，曝光在后，没有补签假条的必要。关于胡振龙身份的问题，被上诉人认可一审法院的调查结果，且胡振龙为老党员，已如实向执法人员陈述了真实过程。其次，被上诉人所在治超点人员难以管理，被上诉人曾多次向有关领导反映，出现记者曝光的问题不能全部归责于被上诉人，且上诉人提供的录像不能证明被上诉人有过错或不在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上诉人高×是上诉人吕梁高速职工，自2006年3月1日起双方共签订3次劳动合同。2017年12月31日，双方签订的最后一份劳动合同到期后，双方未继续签订劳动合同。2017年5月，被告吕梁高速对各治超检测点主任（负责人）轮岗，被上诉人高×被轮岗到柳林西治超检测点担任主任（负责人），负责柳林西治超点的工作。2018年4月17日，媒体对2018年4月5日至8日柳林西、浦石西治超检测点无人值守的问题进行了曝光。吕梁高速对该问题进行调查核实后，于2018年14月18日作出晋交控吕南办发[2018]77号关于柳林西治超检测点无人值守问题处理的决定，对2018年4月5日至8日柳林西治超点当班人员分别为张军强、宋芦峰、成星辉、白完照、张艳军、梁艳明、高彦武、张伟8名治超员予以除名，解除劳动合同:柳林西治超检测点负责人高×负有直接管理责任，予以除名，解除劳动合同;分公司治超办常务副主任胡振龙负有主要监管责任，撒销其治超办公室常务副主任职务。同日，被告吕梁高速作出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后向原告高×邮寄送达。2019年8月28日，原告高×向吕梁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2019年10月30日，吕梁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原告高×仲裁申请超过一年仲裁时效为由，驳回原告高×的仲裁请求。原告高×不服仲裁裁决，向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结合原告诉称和被告诉辩意见，案件争议焦点为:一、原告主张权利是否超过仲裁时效;二、关于解除高×劳动关系是否合法;三、原告主张补发工资及经济赔偿金的依据。一审法院认为，关于争议焦点一，原告高×主张2018年4月18日被告吕梁高速作出处分决定后1个月收到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的邮件，至2019年8月28日申请仲裁期间一直向公司、上一级单位和国资委申诉。为证明其主张，提供申诉书三份。被告吕梁高速辩解被告未收到原告的申诉，根据了解上级公司也未收到。原告也无证据证明上述单位是否收到申诉，申诉书只是原告单方作出。被告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关系后，通过邮寄方式向原告送达通知书该邮件原告于2018年4月28日签收，而原告申请仲裁是2019年8月28日，明显已经超过一年仲裁时效。为证明其辩解意见被告吕梁高速提供晋交控吕南办发[2018]77号决定、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解除劳动合同证明、申通快递跟踪记录、裁决申请书及仲裁裁决书。针对被告的上述证据，原告质证称对仲裁申请及裁决书无异议，对被告的处理决定关于解除原告劳动关系的内容有异议。对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无异议，但签收时间是在处理决定作出一个月后。对解除劳动关系证明有异议，当时为提取公积金在解除劳动关系证明上签字，签字时间是在2018年12月。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均对被告作出解除原告劳动关系的行为无异议，双方争议的是原告收到该解除通知的时间。无论是原告提到的2018年5月18日收到解除通知还是被告辩解2018年4月28日送达解除通知，距离申请仲裁即2019年8月28日均超过一年。判断原告申请仲裁时是否超过仲裁期间，关键在于申请仲裁期间是否存在仲裁时效中断的情形。仲裁时效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关于原告提到的向相关部门申诉的情况，山西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于2020年4月13日向吕梁南高速公路管理公司复函称，集团公司于2018年10月12日收到高×申诉书一份。原告高×称复函上收到申述书的时间故意延后，实际时间应为申诉书落款时间2018年9月10日后一两天。综上，一审法院认为，原告高×因2018年10月12日或2018年9月10日后一两天向有关部门主张权利救济，申请仲裁期间均中断。2019年8月28日，原告高×申请仲裁并未超过仲裁时效期间。关于争议焦点二，被告吕梁高速主张因高×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故作出解除与原告高×的劳动关系是合法的。为证明被告主张，其提供了询问笔录、柳林西治超点人员脱岗问题的调查报告、关于下发《机关部门职责》《管理办法》《考核办法》的通知、《考勤管理办法》《治超管理规范化手册》、关于印发《山西省高速公路管理局治超工作责任追究暂行办法》的通知、关于设立集团公司16个高速公司分公司的通知、关于印发《山西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员工异动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其中询问笔录、调查报告用以证明2018年4月5日至8日期间柳林检测点当班人员存在长时间脱岗事实，原告高×三天均未到岗，其虽陈述曾打电话请假，但没有证据。《治超管理规范化手册》第1页、第13页、第17页20条、第19页38条、第23页，《考勤管理办法》第2条、第9条用以证明原告对《治超管理规范化手册》是知情的，原告在未履行任何书面请假手续且存在内事实的基础上，被告吕梁高速依据规范性文件和公司规定作出解除劳动关系的决定。针对被告吕梁高速的主张和证据，原告高×解称，对询问亳来和调查报合有异议，询问笔录有交接班人员不属于脱岗。原音当初曾向治办常务副主任胡振龙电话请假且后补假条，但询问笔录上未写，该起事件发生在原告请假期问。对被告提供的其余证据，原告并未见过且和本案没有关联，可能是后补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原告高×为证明请假的事实提供了请假条。针对该请假条，被告吕梁高速质证称，对请假条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关于胡振龙本人的签字无法核实、不予认可，原告应提供胡振龙批准请假的权限。询问笔录中没有提到书面的请假，后期补假条的事情没有陈述，事隔10天如果补过假条原告应当在询问笔录中陈述，所以被告认为原告没有按照程序请假。一审法院认为，山西省吕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关于下发《机关部门职责》《管理办法》《考核办法》的通知、《考勤管理办法》《治超管理规范化手册》、关于印发《山西省高速公路管理局治超工作责任追究暂行办法》的通知、关于设立集团公司16个高速公司分公司的通知、关于印发《山西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员工异动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上述文件对全公司发布，程序符合我国劳动法的规定，属公司规章制度，应当在公司范围内具有约束力。本案认定原告高×是否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严重失职，关键在于认定原告高×是否长时间脱岗且未履行书面请假手续。关于原告提供的请假条，一审法院庭后与胡振龙(事发时系治超办公室常务副主任)进行了核实，其陈述，原告高×当时确实通过电话向其请假3天，事后补了假条，他最长能批准三天之内的假期，三天之外的假期就得找分管领导批准。至于通过电话请假，是因为治超人员均在治超点工作，因为请假来回跑不合适，一般都是电话请假，事后补假条。至于请假条在个人手中，是因为请假情况与工资待遇挂钩，故请假条一般都在自己手中。当时调查不是由其负责，原告高×请假一事调查组也从未向其核实。原、被告对询问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均认可。同时《治超规范化管理手册》请销假制度第6条规定，公司各治超点请假条应随同检测点当月考勤于下月三日前报回治超办公室。上述规定能够与胡振龙、原告高×陈述相印证，故对该请假条一审法院予以认定。被告吕梁高速虽主张，在和原告高×做询问笔录已事隔十天，如果补过假条应在询问笔录中陈述。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吕梁高速作为用人单位，在认定劳动者是否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时，应本着审慎的原则，在对原告高×的询问笔录中，在原告高×已经提出和胡主任电话请假情况下，应继续调查了解。被告吕梁高速在未进行深入调查了解的基础上，草率认定原告高×未履行请假手续且脱岗，缺乏事实依据，故对被告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关于被告吕梁高速要求原告高×提供胡振龙批准请假权限的证据，一审法院认为，因用人单位作出的除名、解除劳动合同等决定而引发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故对被告的上述要求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被告吕梁高速在未做深入调查了解的基础上，在原告高×请假期间认定原告高×长时间脱岗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进而作出解除劳动关系的决定违反劳动合同法的规定。现原告高×要求继续履行合同，被告吕梁高速作为用人单位应当继续履行。关于争议焦点三，原告高×虽未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但其作为柳林西治超检测点主任，依据公司规章制度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因原告高×的工资待遇与其可能承担的责任相关联，故在被告吕梁高速未对原告高×的责任作出决定前，一审法院暂无法支持原告关于补发工资的主张。关于补偿金的主张，因双方已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原告的此项主张已无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高×与被告山西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吕梁南高速分公司之间的劳动合同自2018年4月18日起继续履行；二、驳回原告的其它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被告山西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吕梁南高速分公司负担。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基本一致，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上诉人提交了两份证据，一是上诉人公司的三份会议纪要以及柳林西治超办公室的八份会议记录，二是2018年3月30日至4月6日的录像，用以证明被上诉人未依据公司纪律文件对治超点存在的纪律不严之情形进行整顿，且被上诉人未积极管理存在脱岗现象的人员。被上诉人对以上证据不予认可，认为会议纪要恰恰能够说明上级领导知晓治超办存在的纪律问题，但该问题并非上诉人一己之力即可解决，会涉及到人员的调整与调动，这并不在被上诉人的管理权限范围之内。关于录像，被上诉人认为录像中的有些场景不一定是案涉治超点的场景，即便是案涉治超点，亦不能证明被上诉人不在岗。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上诉人公司解除和高×的劳动关系是否合法。首先，关于被上诉人高×是否存在请假事实，一审中，其已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请假审批表，该审批表上有明确的请假日期、有请假人与准假人的签字，应视为该证据真实，上诉人公司对此证据提出质疑，为此，一审法院向准假人胡振龙做了《调查笔录》，胡振龙就被上诉人高×请假一事作出了相关陈述，明确请假一事属实，且胡振龙作为高×的分管领导具有准假审批的权限，此与被上诉人提供的请假审批表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可以证明被上诉人高×自2018年4月6日至2018年4月8日期间处于请假状态。上诉人公司主张“胡振龙”存在虚假陈述的可能，但并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且该《调查笔录》并非孤证，其与《请假审批表》相互印证，不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条规定的“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的情形，故本院对上诉人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其次，关于被上诉人高×是否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上诉人称解除与高×的劳动合同是因为其严重违规，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三条之规定：“在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中，因用人单位做出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劳动争议的，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故上诉人公司应对被上诉人高×严重违反规章制度一事承担举证责任，其需证明公司有相应的规章制度，且经民主程序制定，并向劳动者公示，同时也需证明劳动者的行为违反了规章制度并给单位造成了损害。本案中，上诉人公司主张因被上诉人高×脱岗而造成柳林西治超点无人值守，但高×已提交证据证明自己是在请假状态，并未违反公司制度，故这一损害后果不应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人又称被上诉人平日里即存在违反公司规章制度的情形，为此其提供了2018年一定时间的录像，对该录像高×不予认可。本院认为，此录像无法证明其与高×之间有直接的关联性，也无法证明高×违反了公司规章制度的哪一条，且上诉人公司均未对该规章制度是否公示、员工是否知情以及是否因违反制度造成了损害事实进行举证，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山西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吕梁南高速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雅婷审判员 王晓强审判员 李云峰二〇二〇年九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郭霁媚书记员 薛 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