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1民终404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高某，女，1973年3月1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平潭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何宗华，男，1946年7月2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平潭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林炎朱，女，1951年6月2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平潭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何青青，女，1993年3月1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平潭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何虹，女，1998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平潭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何某，男，2003年2月1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平潭县。 法定代理人：高某（系何某之母），女，1973年3月1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平潭县。 上列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林为贤、林春，北京观韬中茂（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红，女，1969年6月12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琳，福建瑞取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高秀英，女，1971年4月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晶盛，福建瑞取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高某、何宗华、林炎朱、何青青、何虹、何某因与被上诉人刘红，原审第三人高秀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平潭县人民法院（2020）闽0128民初5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高某、何宗华、林炎朱、何青青、何虹、何某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刘红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且程序违法。一、原审法院程序严重违法。因被上诉人提交的《借条》上借款人处有加盖“浙江省岱山县宏成海运有限公司兰兴1”字样印章，而案涉兰兴1号轮实际于2012年才交船，当时何锋手上并无印章，《借条》中的印章只可能是卖船方浙江省岱山县宏成海运有限公司所盖。为了查明本案实际借款人，上诉人依法向一审法院申请追加浙江省岱山县宏成海运有限公司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并补充提交相关证据以证明何锋并非本案实际借款人，但原审法院不但未依法追加浙江省岱山县宏成海运有限公司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而且未对上诉人提交的补充证据进行质证，属于程序严重违法。二、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与适用法律均存在严重错误。1.上诉人何宗华、林炎珠、何青青、何虹不是本案适格被告。上诉人何宗华、林炎珠、何青青、何虹已公证放弃对何锋遗产的继承，虽然另案生效判决确认上诉人何宗华、林炎珠、何青青、何虹作为何锋法定继承人享有相应财产权益，但上诉人何宗华、林炎珠、何青青、何虹业已向法院申请变更执行人为高某、何某，且上诉人何宗华、林炎珠、何青青、何虹实际亦未继承分得任何遗产。依据《继承法》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三条之规定，上诉人何宗华、林炎珠、何青青、何虹不是本案适格被告。2.被上诉人庭审中所陈述的借款经过与《借条》、银行转账凭证均存在明显疑点，并且无法相互印证；被上诉人在长达7年多时间内均未催收，何锋也从未有过还款，以上足以证明何锋不是借款主体。（1）如前所述，案涉《借条》既有何锋签字，又有浙江省岱山县宏成海运有限公司盖章，被上诉人主张何锋是借款人。原审庭审中，被上诉人辩称借款时刘红、刘红弟弟刘戈、高秀英、何锋四人在福州现场，由被上诉人打印好《借条》交给何锋拿回家签字，由于转款时间还没有确定，所以借款日期未写明；事后，被上诉人于2011年5月16日转款98万元至何锋账户，之后何锋签好字、盖完章交给刘红，同时何锋要求另以现金形式支付2万元。分析被上诉人陈述的借款经过，以下事实明显与常理相悖：①如果何锋是借款人，根本不需要让何锋带回家签字，正常肯定是当场签字；②2011年5月16日被上诉人转款98万时，其账户余额为26952.32元，在被上诉人账户能够一次性支付100万元的情况下，截留2万元留待现金支付，毫无必要，也明显与常理不符；③案涉兰兴1号轮实际于2012年才交船，当时何锋手上并无印章，《借条》中的印章只可能是卖船方浙江省岱山县宏成海运有限公司所盖。因此，最大可能是卖船方需要预先借支卖船款，何锋经手、见证而已；如果是何锋个人借款，无需浙江省岱山县宏成海运有限公司盖章，该公司也不会盖章。（2）何锋与被上诉人之间从未有过还款或催款的事实，由此亦可证明二者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被上诉人主张2011年出借100万元，利息为月2%；但是在之后长达7年多的时间内，未见何锋有过任何还本或者付息的事实；本案也没有任何证据可以用于证明被上诉人有过任何催讨。此项可以间接证明二者并不存在借贷关系。3.被上诉人在另案的自认足以反证本案被上诉人主张的借贷事实不存在。第三人高秀英所开办的公司以及高秀英本人在大连海事法院（2017）辽72民初445号一案中均自认案涉98万元转款系购船款；被上诉人将案涉98万元转款凭条原件交给高秀英所开办的公司用于证明支付购船款的事实，等同于被上诉人本人自认该98万元系高秀英所有或者借给高秀英用于支付购船款。按照“禁止反言”的法律原则，该自认不可以随意撤销。被上诉人辩称其系为避免经过冗长的诉讼程序实现债权遂与第三人高秀英商议通过“债权转让”方式将案涉借款并入购船款之中，但双方并没有书面的“债权转让”协议，被上诉人当庭也自认没有通知债务人；法律上，借款转让演变为投资款是荒唐的，同时，将带有利息的民间借款仅仅转为98万元投资，相应的款项金额大幅减少，明显也不符合常理，故，被上诉人前述辩解明显不能成立。综上，按照被上诉人的自认，案涉98元并非刘红转帐给何锋的借款。4.本案利息约定不明，应视为没有利息。即使认定有利息，部分利息亦已过诉讼时效，依法应予以驳回。案涉《借条》中列明的“利息2分”，并未明确是年息还是月息或者其他形式的利息，属于约定不明，被上诉人有关利息的诉请，依法应当予以驳回。退一步讲，即使法院认定本案有利息，根据被上诉人主张利息为月2%，可以推定案涉借款利息为按月结算。而何锋在长达7年多的时间内未有过还本或者付息的事实，被上诉人亦从未催讨，本案的起诉之日为2018年10月17日，故对于被上诉人主张的利息中至2015年10月17日止已届满诉讼时效的部分，依法应予以驳回。5.原告举证不能，不利法律后果理当由原告承担，原审法院适用证据规则严重错误。案涉借条虽然有何锋签字，但同时有浙江省岱山县宏成海运有限公司盖章，依上诉人前述所作的分析以及补充举证，何锋只可能是经手、见证人；此项也需要被上诉人进一步举证证明；同时，被上诉人所提交的银行转账流水数额与日期均无法与《借条》相互对应，二者无法形成证据链；并且，被上诉人在另案中已经自认98万元转款属于高秀英购船款，此项足以反证案涉98万元转款并非何锋向刘红的借款；另案辽宁法院依据何锋与高秀英于2012年6月1日对帐确认的购船份额，认定投资比例不受98万元转款影响；原审法院却以98万元转款“未得到受理法院生效民事判决书认定”为由，对上诉人提出的前述抗辩及反证均不予采纳，在案涉《借条》与转账凭证无法相互印证并且被上诉人对相关事实所作解释明显违背常理的情况下，强行认定“砍头息”，以此将有严重瑕疵的证据合理化，并据此认定被上诉人与何锋之间存在98万元借贷事实，此项明显有悖于证据规则。 刘红辩称：一、原审对被上诉人与何锋之间的借款关系事实认定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何锋出具的借条合法有效，被上诉人的债权应受法律保护。何锋向被上诉人借款事实清楚。何锋因资金周转困难于2011年5月16日向被上诉人借款100万元，并出具《借条》一张，《借条》载明：向刘红借款100万元，利息为2分，借款人：何锋。被上诉人于当天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了98万元，以现金方式支付了2万元款项，以上合计100万元款项。根据《合同法》第210条之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以上事实有相应的借条及银行转账凭证予以佐证，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何锋向被上诉人出具的《借条》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并且完全符合法律的规定，双方间形成的借贷关系理应依法受法律的保护。二、六上诉人作为何锋的合法继承人，理当偿付上述债务。债务人何锋于生前欠下该笔债务，六上诉人作为其合法继承人，根据《继承法》第33条之规定：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缴纳税款和清偿债务以他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超过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何锋借款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上诉人理当清偿上述债务。三、上诉人应依法返还被上诉人借款本金并支付借款期内未支付的利息及逾期还款产生的逾期利息，按月2%计息至还款之日。根据被上诉人与何锋签订的《借条》约定借款利息为2分，何锋至今未能归还借款本金及支付利息，根据《合同法》第二百零七条之规定：“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此六上诉人应当归还被上诉人本金及支付利息自2011年5月17日以月利率2%计算至欠款还清之日止。综上，何锋借款事实清楚，证明确实充分，被上诉人诉请于法有据，上诉人作为何锋的合法继承人理当偿付尚欠被上诉人的本金及利息。原审事实认定清楚，证据充分，应驳回何锋的全部上诉请求。 高秀英称：一、原审事实认定清楚，案涉债务关系系发生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与高秀英无关。何锋、刘红皆为高秀英好友，2011年何锋因资金周转需要，询问高秀英是否有借款途径，高秀英故介绍好友刘红与何锋认识。后何锋于2011年5月16日向借款100万元，约定月利率为2%。刘红通过银行转账方式转款98万元，现金交付2万元，何锋于当日出具《借条》一张，交与刘红收执。后刘红多次向何锋追讨该笔借款及利息，但是何锋均未偿还任何款项。该纠纷因系高秀英介绍何锋与刘红认识所产生，高秀英见好友刘红的债权迟迟无法实现，故与刘红商议将其债权并入高秀英与何锋的购船款之中。若该笔款项被法院认定为高秀英支付的“兰兴1”的购船款，则高秀英同意承担案涉何锋所欠付的债务，避免刘红经过冗长的诉讼程序实现债权。在大连海事法院作出的（2017）辽72民初445号《民事判决书》中，众上诉人未认可案涉刘红支付给何锋的款项为“兰兴1”的购船款，法院亦未认定该笔款项为高秀英支付的购船款，因此该笔款项的性质仍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何锋出具的《借条》明确载明，其向刘红借款，借款合同成立、生效于双方之间，与高秀英无关。二、案外人锦州海运有限公司在另案提交的证据清单中的证明事项无法代表高秀英的真实意思表示。案外人锦州海运有限公司大连海事法院（2017）辽72民初445号一案中，提交了证据清单，其中第二组第二项证据即为案涉借款，因高秀英与公司沟通中出现理解错误，公司将该笔款项的证明对象写成高秀英向刘红的借款，但实际上系高秀英与被上诉人刘红达成附条件的债权转让合意，待法院认定该笔款项性质为“兰兴1”的购船款后，高秀英再将该笔债务承担下来，而并非高秀英与刘红之间的借款。且《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都只规定了法定代表人可以代表公司对外进行活动，责任由公司承担，但从未规定反之，公司可以对外代表法人对外进行活动，后果由其承担的制度，因此，案外人锦州海运有限公司的陈述不能代表高秀英的真实意思表示与事实真相。三、若上诉人既不承认该笔款项为高秀英支付的购船款，又不承认系与刘红之间的借款，即属于不当得利，也应当予以返还。退一步讲，在大连海事法院（2017）辽72民初445号一案中，上诉人均不承认案涉款项为高秀英购买“兰兴1”所支付的购船款，现被上诉人刘红以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起诉上诉人，但上诉人又以案涉款项为高秀英与刘红之间的借款为由要求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不予承认案涉款项的性质，不愿承担还款责任，那么上诉人就属于没有法律上的原因获取了100万元的款项，符合不当得利的性质，也应当返还给被上诉人刘红，否则显失公平。综上，本案系上诉人、被上诉人之间的债务关系，案外人锦州海运有限公司的陈述不能代表高秀英的真实意思表示，案涉款项与高秀英无关，原审事实认定清楚，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刘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高某、何宗华、林炎朱、何青青、何虹、何某在继承何锋遗产范围内偿还刘红借款本金100万元及从2011年5月17日起按月利率2%计至还清款项之日止的相应利息；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高某、何宗华、林炎朱、何青青、何虹、何某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何锋向刘红出具借条一份，借条载明“借条向刘红借1000000[大写人民币：壹佰万元整]利息2分借款人何锋”，该借条上，何锋签字处上加盖有“浙江省岱山县宏成海运有限公司兰兴1”字样印章，落款日期处打印年月日，具体时间为空白。 2011年5月16日，刘红的农业银行个人账户向何锋农业银行个人账户转账支付98万元。 2013年1月16日何锋因事故死亡，高某（何锋之妻）、何宗华（何锋之父）、林炎朱（何锋之母）、何青青（何锋长女）、何虹（何锋次女）、何某（何锋之子）均为何锋法定继承人。 2016年8月9日，厦门海事法院受理高某、何宗华、林炎朱、何青青、何虹、何某诉高秀英购船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并于2016年10月12日作出（2016）闽72民初765号判决，认定何锋与高秀英共同出资购买“兰兴1”轮，何锋替高秀英代垫购船款1303394.74元的事实，认可高某、何宗华、林炎朱、何青青、何虹、何某作为何锋的法定继承人的身份，判令高秀英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高某、何宗华、林炎朱、何青青、何虹、何某1303394.74元，并支付其中597369元购船款自2012年9月13日起按月利率1.8%计算至清偿之日止的利息。 2017年5月19日大连海事法院受理高某、何宗华、林炎朱、何青青、何虹、何某诉高秀英、锦州锦润海运有限公司侵权责任纠纷一案，并于2018年11月30日作出（2017）辽72民初445号民事判决，认定：2011年，何锋与高秀英共同投资购买“兰兴1”轮签订《确认书》约定总投资950万元，何锋投资800万元，享有84.21%的共有份额，高秀英投资150万元，享有余下份额，高秀英主张2011年5月16日刘红汇给何锋的涉案98万元款项及2011年5月17日高秀英汇给何锋的100万元款项系高秀英向何锋支付的船舶购买款未予认定。高秀英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高某、何宗华、林炎朱、何青青、何虹、何某4092606元，高秀英不服，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上诉请求称：按照实际出资额计算，何锋占有份额为67.34%，扣除何锋向高秀英250万元的借款，应改判高秀英向高某、何宗华等人赔付77.27万元。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6日作出（2019）辽民终682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8年8月24日，何青青、何虹于平潭综合试验区公证处作出《放弃继承权声明书》；2018年12月14日，何宗华、林炎朱于平潭综合试验区公证处作出《放弃继承权声明书》，均声明自愿放弃何锋所有遗产（包括但不限于其名下或共有的动产、不动产及各种权利和收益）的继承权。 2018年10月24日，刘红以高某、何宗华、林炎朱、何青青、何虹、何某为被告向本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以（2018）闽0128民初5897号民事立案，审理期间通知高秀英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经审理作出判决，刘红不服提起上诉，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9）闽012民终7580号民事裁定发回重审，遂提起本案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刘红主张何锋向其借款产生的纠纷，因何锋已经死亡，刘红向何锋的法定继承人即高某、何宗华、林炎朱、何青青、何虹、何某主张权利，故本案属被继承人债务清偿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本案何宗华、林炎朱、何青青、何虹的被告主体是否适格；二、本案刘红与何锋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是否成立；三、利率约定如何及利息主张是否超过诉讼时效。 第一，何宗华、林炎朱、何青青、何虹主张其已经以作出《放弃继承权声明书》的形式放弃对何锋遗产的继承，但在另案的生效判决中即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6日作出（2019）辽民终682号民事判决，已经明确认定了高某、何宗华、林炎朱、何虹、何青青、何某均作为何锋的法定继承人享有相关的财产权益，故上述主张与生效判决的认定相悖，不予采纳。故高某、何宗华、林炎朱、何虹、何青青、何某作为本案被告主体适格。 第二，刘红主张何锋向其借款，提供了由何锋出具的借条及银行转账流水予以佐证，高某、何宗华、林炎朱、何青青、何虹、何某抗辩称涉案款项是高秀英的购船投资款，虽然高秀英将2011年5月16日刘红汇给何锋的款项98万元及2011年5月17日高秀英汇给何锋的款项100万元均作为购船款纳入另案船舶所有权侵权案件进行主张，但未得到受理法院生效民事判决书认定，故而上述抗辩理由不予采纳。高某、何宗华、林炎朱、何青青、何虹、何某虽对借贷关系是否存在持有异议但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反驳，何锋在出具借条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其出具借条的行为应负相应的法律责任，借条与银行转账流水所形成证据链的证明力足以认定刘红与何锋之间民间借贷关系依法成立，应当受到法律保护。本案事实表明刘红2011年5月16日在个人银行账户有存款额100万元之余，实际只转账支付何锋98万元，结合涉案借条载明借款金额100万元，利息2分，二者符合出借款项时先将2万元予以扣除作为利息的情形，在刘红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另行现金支付2万元，实际出借款金额应按98万元予以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条规定：“借款的利息不得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的，应当按照实际借款数额返还借款并计算利息。”另外，涉案借条载明“利息2分”，显然是笔误，根据民间借贷交易习惯衡量，约定的利率标准应是月2%。 第三，关于本案利息部分是否超过诉讼时效规定的问题。涉案借条仅对利息的计算标准进行约定，而未对利息的结算周期、支付方式或还款期限进行约定，刘红作为债权人有权“随讨随还”，故对于部分利息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主张，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之规定，刘红作为债权人有权主张债务人偿还借款本金98万元及自2011年5月17日起按月利率2%计至还清款之日止的利息。本案刘红诉讼以高某、何宗华、林炎朱、何青青、何虹、何某系何锋的法定继承人为由，提出要求高某、何宗华、林炎朱、何青青、何虹、何某对案涉借款在继承何锋遗产范围内负清偿责任的主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缴纳税款和清偿债务以他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超过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对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偿还责任”的规定，本案债务人何锋死亡，依法应以何锋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清偿债务。对于本案何锋生前所负案涉债务，作为法定继承人的高某、何宗华、林炎朱、何青青、何虹、何某应当在继承何锋遗产实际价值为限予以清偿。 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三条规定，判决：一、高某、何宗华、林炎朱、何虹、何青青、何某在继承何锋遗产范围内偿还刘红借款本金98万元及利息（以98万元为基数自2011年5月17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款项还清之日止）；二、驳回刘红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8725元，由刘红负担130元，由高某、何宗华、林炎朱、何虹、何青青、何某在继承何锋遗产范围内负担28595元。 二审中，上诉人高某、何宗华、林炎朱、何虹、何青青、何某提交以下证明材料：1.《追加第三人申请书》、ＥＭＳ物流信息，拟证明：为查明本案实际借款人，上诉人依法向一审法院申请追加浙江省岱山县宏成海运有限公司为本案第三人，但一审法院未依法予以追加；2.《补充证据清单》、《收条》、《船舶买卖合同》、《情况说明》，拟证明：（1）上诉人于2020年4月26日向一审法院提交补充证据《收条》、《船舶买卖合同》、《情况说明》，但一审法院未依法对该组证据进行质证。（2）何锋系于2012年9月13日才结清“兰兴1”轮的购船款，“兰兴1”轮亦系在何锋结清购船款后才办理的船舶移交手续，而被上诉人刘红主张借款发生于2011年5月，则《借条》中借款人项加盖浙江省岱山县宏成海运有限公司的公章，不可能是何锋所为。本院就前述证明材料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并予以审查如下：在案证据足以证实讼争借款系何锋所借（下作详述），证明材料（2）与本案没有关联，不予采为新证据；上诉人以查明实际借款人为由向一审法院申请追加第三人，依据不足，证明材料（1）亦不予采为新证据。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查有实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高某、何宗华、林炎朱、何虹、何青青、何某的上诉主张集中于：1.何锋并非借款人；2.上诉人何宗华、林炎朱、何虹、何青青并非适格诉讼主体；3.案涉利息约定不明，部分利息已过诉讼时效。 关于上诉主张1。根据在案的借条、转账记录可知，案外人何锋以借款人名义向被上诉人刘红出具借条，被上诉人刘红则以借条所载名义本金100万元为基数按借条所载利率“2分”即2%预扣2万元后向案外人何锋转款98万元。相关事实符合出借人预扣利息后交付借款的情形，应当认定被上诉人刘红与案外人何锋之间借贷关系成立，借款本金以实付金额98万元为准。上诉人虽以借条盖有“浙江省岱山县宏成海运有限公司兰兴1”印章抗辩讼争借款系浙江省岱山县宏成海运有限公司所借，然上诉人于二审庭询中陈述，该印章系浙江省岱山县宏成海运有限公司就“兰兴1”船刻的船章，案外人何锋与原审第三人高秀英向该公司购买“兰兴1”船后，该公司将船和船章均交付买方。借条所盖印章并非该公司公章，且借条上加盖船章的事实亦能进一步印证被上诉人刘红关于何锋因购船之需而借款的陈述，据此足以排除讼争借款系该公司所借的可能。上诉人又以另案诉讼情况抗辩讼争借款系原审第三人高秀英的购船出资款，然另案生效判决已排除讼争借款系原审第三人高秀英的购船出资款的可能，本院对此予以确认。故上诉主张1不予采纳。 关于上诉主张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上诉人何宗华、林炎朱、何虹、何青青作为案外人何锋的继承人，应在继承遗产范围内就何锋债务承担偿还责任。该法定责任以当事人实际继承的遗产为限，涵盖了无遗产可继承或放弃继承等情形。无论上诉人何宗华、林炎朱、何虹、何青青放弃继承与否，均不影响其诉讼主体资格及责任承担，故上诉主张2亦不予采纳。 关于上诉主张3。案涉借条载明利息为“2分”，根据经验常识足以判断借贷双方约定月利率为2%。借贷双方未约定还款期限，被上诉人刘红有权在20年的法定最长时效内随时主张借款本息债权，上诉人提出的诉讼时效抗辩不能成立。故上诉主张3亦不予采纳。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8725元，由高某、何宗华、林炎朱、何虹、何青青、何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官永琪 审判员  刘善治 审判员  张 俊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五日 书记员  郑天航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