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402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林天市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松江区新浜镇工业大道199号。法定代表人：黄林其，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亮，上海创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雅婷，上海创远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闵江砼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浦江镇塘口村2丘。法定代表人：朱树芹，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永海，男，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金文，安徽皖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上海林天市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林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上海闵江砼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上海闵江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2民初467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林天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上海闵江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林天公司在一审中提交了证据1《上海A有限公司的银行交易明细》，为了方便一审法院查明该笔人民币260万元（币种下同）资金来源，资金流转路线，林天公司将相关资金的银行交易记录截取出来，单独作为证据1提交。林天公司在一审庭审中当庭出示了证据1的原件，该原件上有银行盖章。故一审法院以证据1无银行盖章为由不予采纳，并认定林天公司未提交有效证据有误。二、一审法院查明本案事实不清。综合林天公司提交的证据1、2，可以证明，2012年12月31日，案外人上海B有限公司（以下简称B公司）将260万元转至上海A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同日A公司将260万元转至六安市C有限公司（以下简称C公司），C公司于2013年1月4日将260万元转至被上诉人上海闵江公司，上海闵江公司于1月5日将260万元转至上诉人林天公司。C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永海是上海闵江公司法定代表人朱树芹的丈夫，为上海闵江公司的股东，王永海是上海闵江公司及C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王永海利用该260万元以C公司名义起诉A公司，要求A公司返还借款，该案一审判决已查明了上海闵江公司、C公司、A公司为关联单位，并驳回C公司的诉请。由此可见，上述260万元并非C公司所有，依次经过A公司、C公司、上海闵江公司就是走账。三、一审判决法律适用有误。林天公司提交的证据证明该260万元系资金走账行为而非借贷，上海闵江公司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继续承担进一步的举证责任，若上海闵江公司未能进一步举证，则应驳回其一审诉讼请求。被上诉人上海闵江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也正确，故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海闵江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林天公司立即给付上海闵江公司欠款260万元及自2019年12月9日起算至本息清偿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事实和理由：2013年1月5日，林天公司向上海闵江公司借款260万元，上海闵江公司安排公司财务人员将该款项汇入林天公司账户，后上海闵江公司多次安排公司财务进行催讨，林天公司一直恶意拖欠，已构成违约，故上海闵江公司依法提起诉讼，请求判如所请。林天公司在一审中答辩称：上海闵江公司的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林天公司从未有借贷的意思表示，该笔转账为案外人A公司及B公司共同委托林天公司及关联单位的资金流转；（2018）沪0115民初71315号案件中，林天公司被追加为该案第三人，林天公司对于该笔260万元系走账性质已做说明；该笔资金流转至今已长达6年之久，上海闵江公司诉请已超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月5日，上海闵江公司分三笔向林天公司转账合计260万元，银行流水记录上注明用途为“往来款”。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法人之间进行资金融通产生的纠纷，属于民间借贷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林天公司确认收到260万元转账款，但认为该款系资金走账用途，并非借贷关系，林天公司应当就该资金存在其主张的用途承担举证责任。现林天公司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故不发生举证责任转移，本院确认上海闵江公司、林天公司之间260万元转账的借贷关系成立。林天公司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但双方就该笔资金借贷并未约定借款期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规定，原告可随时要求被告返还。故林天公司关于上海闵江公司诉请已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不成立，林天公司应向上海闵江公司返还借款260万元。上海闵江公司向林天公司催告返还借款，林天公司拒不返还产生占用资金的利息损失应由林天公司承担，上海闵江公司自本案起诉之日起主张利息并无不妥，本院予以支持。关于逾期还款利息的计算标准，因自2019年8月20日起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后，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不再适用，故本院对上海闵江公司主张的逾期还款利息计算方式调整为：林天公司向上海闵江公司支付以260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12月9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逾期还款利息，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付。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规定，判决：一、林天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上海闵江公司返还借款260万元；二、林天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上海闵江公司支付以260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12月9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逾期还款利息，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付。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13,800元，由林天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林天公司提供如下证据：1．260万元资金流转图释；2．A公司银行交易明细单；3．（2019）沪0115民初92468号民事判决书；4．审计报告书；5．B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6．B公司银行交易明细；7．B公司的工商资料；8．上海D有限公司、上海E有限公司工商资料；9．沈某1、沈某2身份证、户口本；10．林天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11．（2020）沪0115民初3029号案件庭审笔录；12．两笔500万元资金流转图释、A公司银行交易明细；13．林天公司出具的两份情况说明。以上证据均用以证明涉案的260万元以及相关的两笔500万元均为资金走账，不存在借贷关系。经质证，被上诉人上海闵江公司认为证据1由上诉人自行制作，不予认可；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但尚未生效；证据4真实性有异议，但不同意上诉人的证明目的；证据5-9真实性无法确认，且与本案无关；证据10系上诉人的陈述，不予认可；证据11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案尚在审理中，对证据效力不认可；证据12、13未发表质证意见。被上诉人上海闵江公司未提交证据材料。上诉人林天公司还申请证人张某1、张某2出庭作证。证人张某1陈述：260万元钱款由B公司汇到A公司，A公司汇到C公司，C公司汇到上海闵江公司，再由上海闵江公司汇到林天公司，整个过程是走账，不是借款；走账的目的是为了公司的账面上银行流水多，如果要向银行借贷会方便一点；张某1与王永海之间有一个合作，涉及上海闵江公司、C公司、上海F有限公司（以下简称F公司），双方的合作已经终止，并签署了终止协议等文件；A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某2是张某1的儿子，张某2在张某1与王永海合作期间是他们公司的员工，负责具体操作；B公司及林天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沈某1，沈某1与张某1是朋友，款项走账是根据沈某1的指令进行的。证人张某1提供了以下证据材料：1．上海闵江公司、F公司等工商资料；2．合作终止协议书、律师见证书、补充协议及附件。证人张某2陈述：其是张某1的儿子，任A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某1与王永海之间合作有上海闵江公司、C公司、F公司，合作期间张某2在公司内工作，三个公司的事情一起做，并在上海闵江公司领取工资；260万元是按照两个老板（张某1及王永海）的指示进行走账，林天公司的老板是其父张某1的朋友，之前林天公司帮上海闵江公司走过500万元的账，所以上海闵江公司也帮林天公司走账260万元；张某2作为法定代表人持有A公司的财务U盾，并同时保管C公司、上海闵江公司的两个财务确认U盾，A公司在收到260万元后直接汇给C公司，之后经过财务手续，两个老板签字同意后，张某2使用C公司、上海闵江公司的两个确认U盾将260万元汇到林天公司。证人张某2提供了以下材料：1．A公司工商资料；2．上海闵江公司银行交易明细。被上诉人上海闵江公司的员工王永海对证人张某1提供的证据材料的真实性无异议，并确认其与张某1之间有过合作，但不同意款项走账的说法。被上诉人认为两名证人与上诉人有利害关系，且证人关系走账的陈述没有书面证据可以印证，故认为证人证言不应采信。本院对上述当事人的证据认证如下：（一）上诉人林天公司提交的证据1、12的图释系林天公司自行制作，证据10、13系林天公司陈述，均不作为事实证据；证据2、3、4被上诉人上海闵江公司无异议，予以采纳；证据5系B公司出具的原件，证据7、8、9、的真实性可以认定，均予以采纳；证据6、11及12的交易明细，与本案争议无直接关联或证明力较低，均不予采纳。（二）证人张某1、张某2提供的证据1均系工商资料，真实性可以确认，予以采纳；证人张某1提供的证据2，王永海对此无异议，予以采纳；证人张某2提供的证据2与本案争议无直接关联，不予采纳。（三）关于证人证言的内容，本院在理由部分予以阐述。一审查明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出异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依据上述认证证据以及一审中当事人无争议的证据内容，本院另查明：（一）B公司于2012年12月31日向A公司汇款260万元；A公司于同日向C公司汇款260万元；C公司于2013年1月4日向上海闵江公司汇款三笔，金额共计260万元；上海闵江公司于2013年1月5日向林天公司汇款三笔，金额共计260万元。（二）上海闵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朱树芹，股东分别为王永海、朱树芹、张某1。F公司法定代表人为王永海，股东为王永海、张某1。C公司（已于2020年4月30日变更名称为六安市G有限公司）原法定代表人为王永海，于2020年3月26日变更为樊某，现股东为张某1、樊某。A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张某2，股东为张某2、何某。2013年2月6日，王永海与张某1签订一份《合作终止协议书》，载明：一、双方于2013年2月6日起就上海闵江公司、F公司、C公司的合作事宜进行了约定；二、原双方共同持有上海闵江公司、F公司、C公司100%股权，其中王永海、张某1各持有以上三个公司各50%的股权，现因双方合作经营理念不同，张某1退出合作，并陆续将以上三个公司的股份退让于王永海。双方还对三个公司的股权及后续事宜等进行了约定。同年3月12日，王永海与张某1又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载明：张某1和王永海从2012年5月1日至2013年3月11日合作经营的上海闵江公司、F公司、C公司，已于2013年2月6日终止合作，双方就经营期间的账户进行核对、确认，签订本补充协议。《补充协议》后附有相关对账单，并由王永海、张某1签字确认。2013年3月12日，上海精诚海众律师事务所季福儿律师、张冀庆律师对上述王永海与张某1签订《补充协议》及附件的法律行为予以见证。（三）C公司委托六安才兴会计师事务所对其2012年度的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审计报告书所附“2012年度会计报表附注”中记载，C公司对A公司有260万元其他应付款。（四）C公司于2019年11月12日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浦东法院）起诉A公司，浦东法院以（2019）沪0115民初92468号案（以下简称92468号案）予以受理。C公司诉请要求A公司归还借款110万元，并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A公司对此辩称：其收到C公司的三笔款项后，经C公司口头指示，在收款当日立即将三笔款项转给C公司的关联公司以完成走账，双方之间没有借贷的合意。浦东法院于2020年2月24日作出一审判决，驳回C公司的诉讼请求。C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经查，该案二审中，因C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故本院于2020年5月22日作出终审裁定，按C公司撤回上诉处理；一审判决自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92468号案民事判决书查明：上海闵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朱树芹，股东分别为王永海（即C公司法定代表人）、朱树芹、张某1，王永海与朱树芹系夫妻关系，张某1系A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2的父亲；F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王永海，股东为王永海、张某1。浦东法院认为：C公司未举证证明其与A公司之间存在借款，亦未证明其提供给A公司的370万元款项性质为借款；A公司在收款当天已将全部370万元转账给了C公司的两家关联公司（即F公司和上海闵江公司），C公司认可其两家关联公司已收到全部款项。据此，C公司主张A公司拖欠借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故浦东法院对C公司的诉请不予支持。（五）上海闵江公司于2018年9月14日向浦东法院起诉A公司，浦东法院以（2018）沪0115民初71315号案（以下简称71315号案）予以受理。上海闵江公司诉请要求A公司归还借款1,036万余元。该案审理过程中，浦东法院依法追加F公司、林天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2019年9月4日，浦东法院出具民事裁定，准许上海闵江公司撤回起诉。本案二审中，被上诉人上海闵江公司陈述：上海闵江公司先起诉了71315号案，要求A公司归还1,012万元借款，林天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该案诉讼，林天公司称其汇给上海闵江公司的两笔500万元是代A公司向上海闵江公司还款，故A公司只欠上海闵江公司12万元，因此上海闵江公司在该案中撤诉，另行起诉向A公司主张剩余的12万元，即浦东法院（2019）沪0115民初92413号案（以下简称92413号案）。经查，上海闵江公司于2019年11月11日向浦东法院起诉A公司，浦东法院以92413号案予以受理。上海闵江公司诉请要求A公司归还借款12万余元及该款的逾期利息。A公司对此辩称：双方间无借贷意思表示，仅有关联公司之间垫付或走账，且上海闵江公司诉请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浦东法院于2020年3月2日作出一审判决，驳回上海闵江公司的诉讼请求。上海闵江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二审审理后，于2020年5月25日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中，案外人B公司向本院出具《关于我司260万元回款的情况说明》，载明：B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沈某1，沈某1同时是林天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之一；B公司因之前向林天公司调取过400万元资金，故于2012年12月底准备向林天公司回款260万元，沈某1为增加B公司与林天公司的银行流水，故而安排B公司将260万元回款汇入A公司账户，并通过C公司、上海闵江公司将260万元转入林天公司账户，完成了260万元回款的交付。根据B公司提供的工商资料及户籍资料载明：B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沈某2，股东为上海D有限公司、上海E有限公司；上海D有限公司、上海E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为沈某2，股东均为沈某2、杨某；沈某2为沈某1女儿，杨某为沈某1妻子。针对本案争议的260万元，被上诉人上海闵江公司陈述：在71315号案诉讼前，上海闵江公司认为林天公司向其汇款两笔500万元后，上海闵江公司应该欠林天公司1,000万元，因上海闵江公司向林天公司还款260万元，故还欠740万元。由于林天公司在71315号案中称两笔500万元是代A公司的还款，故上海闵江公司在本案中要求林天公司返还上述260万元。上诉人林天公司对此陈述：上海闵江公司提到的两笔500万元款项也是资金流转，与本案情况类似，林天公司在71315号案中已向法庭说明了两笔500万元及一笔260万元的走账情况，不存在真实交易，也不存在借款及还款。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上诉人林天公司与被上诉人上海闵江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借款关系，被上诉人上海闵江公司要求上诉人林天公司归还借款的诉请是否成立？本院认为，上海闵江公司起诉时提供了其向林天公司转账260万元的银行凭证，凭证上注明用途为往来款，上海闵江公司主张该款项为借款。林天公司抗辩称该260万元系关联公司之间的走账行为，并提供了相关的书面证据及证人证言作为反证。从现有的有效证据查明的事实来看，首先，系争260万元从B公司账户中汇出后，经过A公司、C公司、上海闵江公司的银行账户，最终汇入林天公司账户，转账过程历时六天，其中工作日仅三天，故可以认定在上述五个公司间转账的是同一笔260万元。其次，王永海与张某1之间曾经有过合作经营，合作的公司包括上海闵江公司、C公司、F公司，该三家公司为关系密切的关联公司；同时A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某2系张某1的儿子，张某2受雇于王永海及张某1同时在上海闵江公司、C公司、F公司内任职工作，故A公司与上海闵江公司、C公司、F公司系同一利益方的关联公司。目前A公司、C公司、上海闵江公司均未提供证据表明其每一笔收取和转出260万元存在对应的基础交易关系。最后，B公司作为第一手汇款人已对260万元的走账过程进行了说明，同时张某1、张某2作为经手人员出庭作证确认了260万元的走账过程和性质，虽然款项走账的性质没有直接的书面证据予以证实，但上述陈述内容结合款项流转时间短以及当事人之间关联关系的事实，可以反映系争260万元系走账的可能性较高。相反，上海闵江公司提供的汇款凭证上记载的用途为往来款，上海闵江公司也未提供其他证据能够证明双方间存在借款的事实，因此，林天公司提供的反证可以否定上海闵江公司主张的借款关系。此外，上海闵江公司称，由于71315号案中林天公司称其汇给上海闵江公司的1,000万元系代A公司的还款，导致上海闵江公司不得不将260万元作为借款在本案中向林天公司主张。经查，在上海闵江公司提供的71315号案的多份笔录中，未见林天公司陈述过其代A公司还款的内容，相反，林天公司在该案中即陈述260万元及两笔500万元均系走账，相关走账过程等与本案中陈述内容一致。因此，上海闵江公司主张其汇给林天公司的260万元系借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其要求林天公司归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诉请应予驳回。综上所述，上诉人林天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本院对一审判决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2民初46789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上海闵江砼制品有限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人民币13,800元，由被上诉人上海闵江砼制品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7,600元，由被上诉人上海闵江砼制品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 英审判员 杨 苏审判员 顾恩廉二〇二〇年九月十日书记员 陈 月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一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一审人民法院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