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788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董晓敬，女，1963年3月2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宾，北京市嘉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京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39号院18号楼9曾1005。法定代表人：杨俊，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巍，北京市庆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宋洪昆，男，1977年9月14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市哈尔滨市南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晓丽（宋洪昆之妻），1979年6月29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上诉人董晓敬因与被上诉人北京京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麟公司”），原审第三人宋洪昆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8）京0112民初358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6日立案后，依法使用独任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董晓敬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宾、被上诉人京麟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巍、原审第三人宋洪昆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晓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董晓敬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京麟公司于2016年8月25日形成的两份股东会决议不成立。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京麟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董晓敬既未书面同意也未在涉案股东会决议文件上签字,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涉案两份决议非董晓敬签字,董晓敬对两份决议的内容不知情,决议内容非真实意思表示。涉案京麟公司于2016年8月25日形成两份股东会决议,一审法院根据查明的事实及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已经认定并非董晓敬签字。在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8)京0112民初20593号案件的审理过程中,董晓敬未曾认可宋洪昆为京麟公司的股东,董晓敬一直称涉案决议不成立，京麟公司也未曾举证董晓敬对涉案决议知情或授权他人进行签字。因此,涉案两份决议并非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二、董晓敬并未书面同意涉案股东会决议。但本案中对于涉案的两份股东会决议所有当事人都未有证明董晓敬作为股东书面同意的证据,也未有授权签字或同意的相关书面文件,不符合《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京麟公司辩称，本案系公司内部股东的争议，公司无法发表意见，只能是争议股东最终确认具体决议效力的问题。宋洪昆述称，请求维持一审判决，驳回董晓敬的上诉请求。董晓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京麟公司于2016年8月25日形成的两份股东会决议不成立；2．诉讼费用由京麟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京麟公司于2009年5月14日成立，2015年4月9日，公司名称由北京金音房地产经纪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京麟公司，同日，投资人由段晓峰变更为段万江、董晓敬，公司类型由自然人独资变更为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段万江任法定代表人及执行董事，董晓敬任监事。2016年8月25日，京麟公司形成股东会决议二份，其中一份决议内容为：2016年8月25日在北京市通州区怡乐北街商4第一层召开了京麟公司股东会，会议召集人段万江，出席人段万江、董晓敬代表股权100％，参加会议的股东在人数和资格等方面符合有关规定，会议以书面方式通知股东参加会议，表决比例和议事规则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决议如下：1、同意增加新股东宋洪昆、李丽；2、同意股东段万江在京麟公司的货币出资24.5万元占注册资本49％的股权转让给李丽；3、免去段万江执行董事职务；4、同意修改公司章程。“股东亲笔签字”处有段万江、董晓敬签字字样。另一份决议内容为：2016年8月25日在北京市通州区怡乐北街商4第一层召开了京麟公司股东会，会议召集人董继伦，出席人宋洪昆、董晓敬、李丽代表股权100％，参加会议的股东在人数和资格等方面符合有关规定，会议以书面方式通知股东参加会议，表决比例和议事规则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决议如下：1、同意选举董继伦为执行董事；2、同意变更注册资本，50万元变更到5000万元。其中，董晓敬以货币方式增加出资1549.5万元，于2029年5月12日缴足。李丽以货币方式增加出资1825.5万元，于2029年5月12日缴足。宋洪昆以货币方式增加出资1575万元，于2029年5月12日缴足；3、变更后重新确认股权为：股东董晓敬以货币出资1575万元，占注册资本31.5％；股东宋洪昆以货币出资1575万元，占注册资本31.5％；股东李丽以货币出资1850万元，占注册资本37％；4、同意公司新章程。“股东亲笔签字”处有董晓敬、宋洪昆、李丽签名字样。2016年8月25日的京麟公司章程规定了如下内容：“第六条公司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第七条股东的姓名（名称）、出资额、出资时间、出资方式如下：宋洪昆认缴出资额1575万元，出资时间2029年5月12日，出资方式货币；董晓敬实缴出资额25.5万元，认缴出资额1549.5万元，出资时间2029年5月12日，出资方式货币；李丽实缴出资额24.5万元，认缴出资额1825.5万元，出资时间2029年5月12日，出资方式货币。第十一条规定，股东会会议分为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召开股东会会议，应当于会议召开十五日前通知全体股东。定期会议按每年召开一次。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执行董事，监事提议召开临时会议的，应当召开临时会议。第十三条规定，股东会会议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董继伦在公司章程上签字。2016年8月25日《股权转让协议》载明：“转让人段万江，受让人李丽。根据京麟公司章程规定和股权转让人的申请，股权转让人、受让人双方于2016年8月25日，在北京市通州区怡乐北街商4第一层自愿签署了本股权转让协议。转让人段万江将其在京麟公司所拥有的全部股权24.5万元占注册资本的49％转让给受让人李丽所有。转让双方自签字之日起，股权交割清楚，转让前引起的债权债务由转让人承担，转让后再发生的债权债务由受让人承担。”转让人及受让人签字处分别由段万江、李丽签字。2016年8月30日，京麟公司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股东由段万江、董晓敬变更为董晓敬、宋洪昆、李丽，公司法定代表人由段万江变更为董继伦，公司注册资本由50万元变更为5000万元。2017年7月7日，京麟公司形成股东会决议一份，内容为：2017年7月7日在公司办公室召开了北京京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股东会，会议召集人董继伦，出席人董晓敬、宋洪昆、李丽，代表股权100％。参加会议的股东在人数和资格等方面符合有关规定，会议以书面方式通知股东参加会议，表决比例和议事规则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决议如下：1、同意宋洪昆退出股东会；2、同意股东宋洪昆在公司的1575万元货币出资中的1000万元转让给李丽，575万元转让给董晓敬；3、同意修改原章程。“股东亲笔签字”处有董晓敬、宋洪昆、李丽签名字样。同日，宋洪昆分别与董晓敬、李丽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宋洪昆将全部出资1575万元中的575万元转让给董晓敬，将其中的1000万元转让给李丽。后京麟公司进行了工商登记变更，股东由董晓敬、宋洪昆、李丽变更为董晓敬、李丽。2018年12月13日，京麟公司进行办更登记，股东由董晓敬、李丽，变更为李丽、谭林，执行董事及经理由董继伦变更为杨俊，法定代表人由董继伦变更为杨俊，董晓敬仍为监事。2018年6月4日，宋洪昆向一审法院提起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该案案号为（2018）京0112民初20593号（以下简称20593号案件），该案宋洪昆为原告，京麟公司为被告，董晓敬、李丽为第三人。宋洪昆以2017年7月7日召开股东会前没人通知其参加，其也不知道股东会召开的情况，当日形成的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承诺书中涉及宋洪昆的签名均是伪造，并非宋洪昆本人书写为由，要求确认京麟公司于2017年7月7日形成的《股东会决议》不成立。该案审理过程中，京麟公司认可2017年7月7日没有召开股东会，宋洪昆亦未收到相应通知，当日形成的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并非宋洪昆本人的签字。京麟公司在该案的抗辩意见为，宋洪昆并非京麟公司的实际股东，仅是挂名股东，其无资格行使真正股东所享有的要求确认公司决议效力的权利。董晓敬在该案的抗辩意见为，2016年8月25日形成的股东会决议也不是宋洪昆、李丽、董晓敬本人的签字，相应的会议也没有召开，没有经过表决程序，仅是按照实际股东的要求形成的文件，故该份股东会决议亦不成立，宋洪昆不具有股东身份。李丽在该案中的抗辩意见为，李丽仅为挂名股东，并非实际股东，纠纷与李丽无关，李丽仅提供身份证给董晓敬办理手续，两次的手续办理均未具体参与，也没有参与公司的实际经营，仅是挂名股东，对相关情况不知情。20593号案件的审理过程中，京麟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董继伦到庭，在一审法院制作的2018年7月3日的谈话笔录中，法官询问董继伦：“董晓敬和李丽现在还是京麟公司的股东吗？”董继伦答：“是的。董晓敬是我母亲，常年在国外。李丽就是公司的自然人股东，常年在上海。”20593号案件开庭审理过程中，京麟公司陈述，李丽、宋洪昆是借名股东，实际不参与公司经营管理，董晓敬是公司实际股东，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京麟公司及董晓敬均称2016年8月25日并未召开股东会。一审法院于2018年12月29日作出（2018）京0112民初20593号民事判决书，确认2017年7月7日的《北京京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不成立。后京麟公司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12日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一审审理过程中，董晓敬称，因宋洪昆提起20593号案件的诉讼，要求行使股东权利，董晓敬才知晓公司股东有宋洪昆，才知道有本案的两份决议，但是董晓敬自始不知道公司股东有宋洪昆，对本案两份决议董晓敬不知情，亦不追认，董晓敬签字亦非其本人所签，董晓敬亦未授权他人进行签名，故涉案两份决议不成立。董晓敬认可与董继伦系母子关系，但认为即便如宋洪昆所述，涉案决议系由董继伦代董晓敬签署，董晓敬亦不认可，董晓敬未授权董继伦签字。董晓敬向一审法院提起笔迹鉴定申请，申请对2016年8月25日两份股东会决议中董晓敬签字的真实性进行鉴定。一审法院认为，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五条之规定，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存在下列情形之一，当事人主张决议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公司未召开会议的，但依据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或者公司章程规定可以不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而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的除外；（二）会议未对决议事项进行表决的；（三）出席会议的人数或者股东所持表决权不符合公司法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四）会议的表决结果未达到公司法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通过比例的；（五）导致决议不成立的其他情形。董晓敬以其自始不知道公司股东有宋洪昆，对本案两份决议董晓敬不知情，亦不追认，董晓敬签字亦非其本人所签为由，要求确认涉案两份决议不成立。根据法院已经查明的事实以及各方当事人的陈述，涉案两份决议中董晓敬的签字并非其本人所签，故对于董晓敬提出的笔迹鉴定申请，一审法院认为无需启动鉴定程序。本案需要讨论的问题是，涉案股东会决议中董晓敬签字不真实能否足以认定该两份决议不成立。首先，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可以不召开股东会，可以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决议文件上签名、盖章。此种做法在股东较少的有限责任公司中亦具有一定的可行性。故未实际召开股东会并不当然导致决议不成立。其次，涉案两份决议中董晓敬并非其所签，董晓敬能否据此主张该两份决议不成立。一审法院认为，涉案两份决议虽然并非董晓敬本人签字，但不能据此认定其对该决议不知情，且决议内容均非其真实意思。在20593号案件审理过程中，京麟公司、董晓敬、以及董继伦均认可宋洪昆为京麟公司登记股东的事实，京麟公司、董晓敬亦认可李丽为京麟公司登记股东的事实，显然，京麟公司、董晓敬、李丽对于涉案两份决议的内容认可，认可宋洪昆、李丽加入京麟公司并登记为股东。董晓敬亦曾认可该两份决议是根据实际股东的意思形成的文件。但在本案中，董晓敬及京麟公司推翻其自认的事实，并未向法庭提交证据或作出合理解释。且按照董晓敬所述，董晓敬参与公司的实际经营管理，董继伦为其子，同时任京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京麟公司的工商档案材料中有董继伦签字，可见董继伦对于涉案两份决议知情，董晓敬称在宋洪昆提起20593号案件诉讼时，其才得知宋洪昆为京麟公司股东的情况，亦不符合一般常理。在董晓敬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涉诉股东会决议存在不成立的相关情形下，对于董晓敬要求确认涉案两份决议不成立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于2020年5月作出判决：驳回董晓敬的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书面形式一致表示同意的，可以不召开股东会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决议文件上签名、盖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五条规定，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存在下列情形之一，当事人主张决议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公司未召开会议的，但依据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或者公司章程规定可以不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而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的除外；（二）会议未对决议事项进行表决的；（三）出席会议的人数或者股东所持表决权不符合公司法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四）会议的表决结果未达到公司法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通过比例的；（五）导致决议不成立的其他情形。本案中，董晓敬主张涉案该两份决议的作出均未召开股东会议，且非其本人签署，应属不成立。宋洪昆主张该两份决议的作出曾召开股东会议，但同时称参加会议的人员中不包含董晓敬，由董继伦代董晓敬签署涉案决议，故本案现争议焦点为涉案股东会决议是否不成立。根据以上法律规定，股东会决议应当在召开股东会时作出，例外情形是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一致同意，可以不召开股东会议而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签名或盖章。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董晓敬并未参加2016年8月25日的股东会议，亦无证据证明其授权他人参加会议或代为签署决议，且涉案两份股东会决议上的签名并非董晓敬本人签署。董晓敬与董继伦之间虽系母子关系，但现有证据并不足以证明董晓敬对涉案两份决议的签署存在授权或追认，故京麟公司于2016年8月25日作出的两份股东会决议并不符合以上法律规定的未召开股东会议但决议成立的例外情形，应属不成立。需说明的是，上述决议不成立并不影响公司登记的公示公信力所保护的外部法律关系。综上，董晓敬的上诉意见，具有法律依据，本院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8）京0112民初35890号民事判决；二、确认北京京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于2016年8月25日形成的两份股东会决议不成立。一审案件受理费35元，由北京京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北京京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江 惠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冯 妍法官助理  张燕欣法官助理  陈 雁书 记 员  高 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