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14民终219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建昌县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汽车客运站，住所地建昌县建昌镇建绥路18号。负责人：李凤香，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九莹，男，该公司法务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白学廷，男，该公司副经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岭巍，男，1963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个体，住建昌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春连，辽宁卓政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庞宇，辽宁卓政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建昌县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汽车客运站（以下简称建昌县客运站）因与被上诉人高岭巍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建昌县人民法院（2020）辽1422民初14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建昌县客运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九莹，被上诉人高岭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春连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建昌县客运站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改判建昌县客运站支付高岭巍大客车票款159533.67元，即从票款中扣除1055598.5元建昌县恒通客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恒通公司）车辆费用的一半，建昌县客运站不承担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高岭巍承担。事实和理由：1、建昌县客运站举证证明了从2005年开始至今恒通公司的车辆不交任何费用，高岭巍同意建昌县客运站从沈阳客车的票款中扣除恒通公司费用的历史事实。对于该事实，高岭巍一审当庭予以认可。这是高岭巍提出请求，建昌县客运站同意。高岭巍提出此项请求是为了便于乘务员收取票款的管理。2、建昌县客运站举证证明了高岭巍办理沈阳客车业务的委托代理人领取了争议期间恒通公司车辆发票12张。这就等于高岭巍的委托代理人用沈阳大客的票款支付了恒通公司客车费用1055598.5元。对于该事实，高岭巍也当庭予以认可。一审不应强行阻碍债务抵消。3、双方对从沈阳大客车票款中扣除恒通公司客车费用没有争议。高岭巍仅对“掉班费”有争议。一审法院扩大了双方的争议。对于掉班费的争议，因数额较大，一审可以告知建昌县客运站另行主张权利。因双方存在掉班费争议，导致建昌县客运站没有及时向高岭巍结清票款，故不应支持高岭巍主张的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诉请。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请求。高岭巍答辩称，1、高岭巍与恒通公司是不同的民事主体。建昌县客运站与恒通公司之间的纠纷与高岭巍无关。高岭巍没有承担恒通公司债务的义务。2、领取发票行为不能产生认可支付和认可支付金额的效果。建昌县客运站开具发票的行为系单方行为，领取发票不等同于对款项金额的认可。3、高岭巍与建昌县客运站之间没有互负债务。建昌县客运站称一审法院强行阻碍债务抵消，无事实和法律依据。4、高岭巍没有同意从沈阳大客车票款中扣除所谓恒通公司的掉班费。5、建昌县客运站应给付高岭巍资金占用期间的经济损失。高岭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建昌县客运站支付高岭巍售票款687332.92元；2、判令建昌县客运站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借款利率标准向高岭巍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经济损失至实际给付之日止；3、诉讼费用由建昌县客运站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7月1日，高岭巍与沈阳北方客运有限公司签订《客运线路经营权承包合同》，约定高岭巍使用车牌号为辽Ａ×××××号的大客车在沈阳至建昌之间进行运营，合同期限自2017年7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止。按照规定，自合同签订之日起，高岭巍所有的辽Ａ×××××号大客车开始在建昌县客运站发车。高岭巍与建昌县客运站双方约定：建昌县客运站为高岭巍经营的辽Ａ×××××号大客车代办售票、检票等服务，建昌县客运站向高岭巍收取客运代理费、站务费、班次卫生费、安全服务费、工本费、进站停放费、网上代售费等服务费用。售票款双方每月一结算，建昌县客运站从上个月份的售票款中直接扣除上述各项费用，剩余票款转至高岭巍账户。2018年9月以前，双方一直按照约定正常履行。2018年9月开始，建昌县客运站从高岭巍的辽Ａ×××××号大客车售票款中扣除大量款项，结算单上显示该部分扣费名称为“其他扣款”。高岭巍对建昌县客运站的扣款行为提出质疑，建昌县客运站答复系扣除恒通公司经营的客车的相关费用，其中包含双方存有争议的调班费。自2018年9月至2019年8月，高岭巍的辽Ａ×××××号大客车售票款总额为771007.5元。在此期间建昌县客运站应收取的客运代理费、站务费、班次卫生费、安全服务费、工本费、进站停放费、网上代售费等合理费用合计为83684.58元。建昌县客运站扣留应向高岭巍支付的辽Ａ×××××号大客车售票款为687332.92元。一审另查明，高岭巍系恒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恒通公司经营的建昌县内小客车也在建昌县客运站处运营管理，双方之间存在运营费用结算等争议，其中包括建昌县客运站拟收取的调班费争议。一审庭审中，建昌县客运站对2018年9月至2019年8月期间收取高岭巍经营的辽Ａ×××××号大客车售票款771007.5元，应扣除此间的客运代理费、站务费、班次卫生费、安全服务费、工本费、进站停放费、网上代售费等合理费用83684.58元，尚有687332.92元售票款未予支付的事实予以自认。一审法院认为：高岭巍经营的辽Ａ×××××号沈阳至建昌线路客车在建昌县客运站处进出站，由建昌县客运站提供代办售票、检票等服务并收取相关合理费用，双方之间形成客运服务法律关系。双方均应按照客运班车进站协议的约定，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建昌县客运站收取客车票款后应及时向高岭巍结算支付，高岭巍应允许建昌县客运站收取大客车运营期间发生的各项合理费用。一审诉讼中，建昌县客运站对2018年9月至2019年8月期间收取高岭巍经营的辽Ａ×××××号大客车售票款771007.5元，应扣除此间的客运代理费、站务费、班次卫生费、安全服务费、工本费、进站停放费、网上代售费等合理费用83684.58元，尚有687332.92元售票款未予支付的事实予以自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上述自认事实予以确认。截止2019年8月，建昌县客运站已累计拖欠高岭巍辽Ａ×××××号大客车票款687332.92元未予支付，已经构成违约，逾期付款也给高岭巍造成了一定的经济损失。因此，高岭巍要求建昌县客运站给付687332.92元票款及资金占用期间经济损失，予以支持，建昌县客运站应积极筹款履行给付义务。建昌县客运站提出应在高岭巍辽Ａ×××××号大客车售票款中扣除恒通公司经营的小客车的相关费用，其中包括建昌县客运站与恒通公司之间存在重大争议的调班费。高岭巍与沈阳北方客运有限公司签订客运线路经营权承包合同后经营辽Ａ×××××号线路客车，这是其个人行为，与恒通公司无法律上的关联性。高岭巍虽系恒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恒通公司的经营行为与高岭巍个人承包经营辽Ａ×××××号线路客车之间无权利义务上的关联性。对于如何扣除恒通公司小客车费用问题，双方之间已经产生重大分歧和争议。在该争议未得到实体解决的情况下，建昌县客运站要求在辽Ａ×××××号大客车售票款中扣除恒通公司经营的小客车的相关费用，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对建昌县客运站的辩解意见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八条、第六十条及相关民事法律政策规定，判决：建昌县客运站自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给付高岭巍辽Ａ×××××号大客车售票款687332.92元及资金占用期间经济损失（自2019年9月1日至给付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计算）。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上述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0723元，由建昌县客运站承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审庭审中，高岭巍陈述：“恒通公司应发生的费用的项目和数额我是认可的。已经开具发票，已经结清了。已经扣除了。”本院庭审中，高岭巍主张：建昌县客运站要求扣除的1055598.5元费用中包含恒通公司所谓的掉班费640442元，除此之外其他费用是合理费用，我方认可；高岭巍在一审中不认可建昌县客运站在案涉票款中扣除1055598.5元费用。另查明，建昌县客运站和高岭巍均同意“掉班费”问题，不在本案中处理。其他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建昌县客运站要求在应给付高岭巍的辽Ａ×××××号大客车的票款中扣除恒通公司客车费用1055598.5元的一半即527799.25元。依据高岭巍一、二审庭审陈述，其并不同意此项扣除。高岭巍与恒通公司系两个独立的民事主体。现高岭巍与建昌县客运站对于扣除恒通公司客车费用的合理性及数额均存在争议，故恒通公司客车费用问题不应在本案中解决。建昌县客运站迟延给付高岭巍合理票款，构成违约，应承担给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违约责任。综上，建昌县客运站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723元，由建昌县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汽车客运站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 瞳审判员 李春学审判员 朱 丹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孙敬伟书记员王田芃本判决书援引的相关法律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