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681民再2号 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张思慧，女，1991年7月19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忆，北京市中银（南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延真，北京市中银（南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原审原告）：黄志辉，男，1978年5月2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诸暨市。 再审申请人张思慧因与被申请人黄志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8）浙0681民初1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9年9月20日作出（2018）浙0681民申17号民事裁定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1日、8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再审申请人张思慧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忆、被申请人黄志辉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张思慧再审请求：一、撤销（2018）浙0681民初100号民事判决；二、驳回黄志辉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原审认定事实错误。1.原审未查明黄志辉没有实际支付借款给张思慧的根本事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视为具备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关于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一）以现金支付的，自借款人收到借款时；（二）以银行转账、网上电子汇款或者通过网络贷款平台等形式支付的，自资金到达借款人账户时；……”黄志辉在原审时仅向法院提供借条7份，而未提供任何银行转账流水或者其他支付凭证，以证实其向张思慧支付过借款的事实。原审轻易认定张思慧欠付黄志辉借款40万元，属于认定事实错误。2.张思慧与黄志辉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黄志辉虽提供借条7份，但该7份借条是张思慧在遭黄志辉逼迫、人身自由受到控制之下在同一天不得不签的；张思慧从未向黄志辉借过款，也未收到过黄志辉如此大额的款项。黄志辉让张思慧出具借条，目的是让张思慧回到其身边。二、原审适用法律错误。原审依据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等作出判决，但上述法律条文均是针对借款合同已经生效、双方已形成借贷关系之情形作出的规定。鉴于黄志辉仅提供了借条，却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提供了借款，原审依据上述法律规定作出判决，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黄志辉辩称：张思慧认为借条是假的，那当时为何不报警，且张思慧也没有任何证据予以佐证。请求维持原审判决。 黄志辉向本院起诉请求：判令张思慧立即归还借款人民币40万元，并支付其中3万元自2014年6月1日起至该借款还清日止按月利率1%计算的利息，及37万元自起诉日起至该借款还清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逾期利息。本院原审认定事实：张思慧自认识并与黄志辉谈朋友起以生活所需为由，于2014年6月1日向黄志辉借款3万元，约定利息1分；另于2014年12月11日、2015年3月7日、2015年8月5日、2016年6月19日、2016年9月10日、2016年12月20日，分六次合计向黄志辉借款37万元（该六次均未约定利息）。黄志辉因无法与张思慧取得联系，遂于2018年1月2日向本院起诉。本院原审认为，黄志辉、张思慧间的借贷关系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依法确认有效。现张思慧尚欠黄志辉借款40万元之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故张思慧应依法承担归还黄志辉借款之义务。双方对2014年6月1日的3万元借款约定利息1分，本院根据本地民间借款的交易习惯、市场利率等因素，确定该利息1分为按月利率1%计算利息。因该约定未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依法确认有效。其余37万元借款因双方未约定利息，视为不支付利息。现黄志辉要求张思慧归还借款40万元，并支付其中3万元借款自2014年6月1日起至该借款还清日止按月利率1%计算的约定利息和37万元借款自起诉日起至该借款还清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之逾期利息，理由正当，本院予以支持。张思慧经本院公告方式送达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予以缺席判决。本院原审判决：张思慧应归还黄志辉借款40万元，并支付其中3万元借款自2014年6月1日起至该借款还清日止按月利率1%计算的约定利息和37万元借款自2018年1月2日起至该借款还清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之逾期还款利息，利随本清，限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 再审中，张思慧向本院提供2018年11月1日至同年12月中旬，其与黄志辉的微信聊天记录，包括文字、语音及“合解书”“申请书”的截图，用以证明黄志辉与张思慧之间根本不存在借款关系，黄志辉只是通过诉讼手段逼迫张思慧回到其身边。其中，文字及语音内容主要为：张思慧责问黄志辉“我连你起诉我什么都不知道”，“我没有借你钱，让我背个这么大的黑锅，你认为这件事会完吗”，“你什么时候给我五十万了”等。黄志辉则回应“我最清楚法院这个东西只是个形式而已”，“干脆不要来套我的话啊，我们之间的事情，你知我知就可以了，我只希望你回来”，“我撤诉了，这个事情就完了吗”，“暂时为什么也不要说了，求你早点回来啊”，“我是为了找到你这个东西，你应该知道的”等。“合解书”的内容为：“本人黄志辉与张思慧所存在的欠条不存在，我要撤诉欠条40万。”“申请书”的内容为：“申请人与被执行人强制执行纠纷一案，案号为（浙0681）执字第（8085）号，双方在强制执行过程中达成和解协议，申请人与被执行人不存在债务和债权关系。故申请贵院对此案件终结执行，望贵院予以准许。” 再审审查中，张思慧向本院作出如下陈述：其从未向黄志辉借过钱。2014年两人认识谈朋友，当时张思慧单身，黄志辉已婚。2017年4月1日，黄志辉离婚。此后，黄志辉将张思慧接到自己家中居住。后因黄志辉父母不同意两人在一起，张思慧就买票回老家。黄志辉为此跟张思慧吵闹，张思慧便不想和黄志辉谈了，就直接去了宁波。2017年7月1日下午，黄志辉与一朋友到宁波新林宾馆找到张思慧，把张思慧打了一顿，并开车将张思慧强行带回诸暨。在黄志辉家中，张思慧被逼写了7张借条。张思慧写借条时故意把身份证号码写错一个数字。后因本院执行，张思慧银行卡被冻结，其才跟黄志辉联系。 原审中，黄志辉为证明张思慧向其借款40万元之主张，向本院提供张思慧出具的借条7份：1.2014年6月1日的借条，载明：“借黄志辉人民币叁万元正，利息1分。”在该借条落款日期下方，张思慧写有“身份证号360123199107××××”，其中一位数字确与其实际身份证号码不同。2.2014年12月11日的借条，载明：“借黄志辉人民币伍万元正。”3.2015年3月7日的借条，载明：“借黄志辉人民币柒万元正。”4.2015年8月5日的借条，载明：“借黄志辉人民币陆万元正。”5.2016年6月19日的借条，载明：“借条黄志辉人民币陆万元正。”6.2016年9月10日的借条，载明：“借黄志辉人民币拾万元正。”7.2016年12月20日的借条，载明：“借条黄志辉人民币叁万元正。”张思慧质证认为，这些借条是2017年7月1日，其在黄志辉逼迫之下出具，黄志辉实际并未交付借款。 再审中，黄志辉向本院提供了2018年12月7日其与张思慧的电话录音，该录音反映了黄志辉与张思慧商定上述“合解书”内容的过程（但未反映双方之间的借款情况）。张思慧质证认为，该电话录音内容真实，但这是在黄志辉要撤诉、和解以后，双方进行商量的内容。 再审审查及再审过程中，黄志辉向本院作出如下陈述：其为追求张思慧，自2014年6月1日起陆续借款给后者。因怕老婆知道，借款均以现金方式交付。借款后张思慧分文未还。因与张思慧的关系，黄志辉于2017年4月1日与前妻离婚。离婚后，张思慧在黄志辉家中住了一段时间。后黄志辉父母不同意两人结婚，黄志辉亦与张思慧发生争吵，致张思慧离去。2017年7月1日，黄志辉通过张思慧的朋友在宁波找到张思慧，并开车将张思慧接回诸暨。2017年12月后，黄志辉再无法找到张思慧。张思慧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包括文字、图片等，均是真实的。之所以有这些内容，是因为黄志辉官司打赢后，张思慧打电话表示要与其和好，但提出一个条件，就是黄志辉要到法院撤销执行案件，黄志辉就按照张思慧的要求写了相关内容发给张思慧，目的只是想让张思慧回来。黄志辉并向张思慧表示，只有张思慧本人来了才能撤诉。 对于当事人提供的上述借条、微信聊天记录、电话录音等证据的真实性，合议庭予以确认；但对于上述借条能否证明张思慧向黄志辉借款40万元，本院将在说理部分予以分析。 根据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并结合双方一致陈述，再审查明： 2014年，黄志辉到诸暨一家KTV唱歌时，认识了在该KTV做服务员的张思慧，双方发展成男女朋友关系。同年，黄志辉为张思慧在诸暨租了房子，房租都是黄志辉付的；黄志辉也为张思慧购物等支付款项。2017年4月1日，黄志辉与前妻离婚。离婚后，黄志辉将张思慧接到自己家中居住。因黄志辉父母不同意两人在一起，且黄志辉与张思慧又因故发生争吵，致张思慧离去。2017年7月1日，黄志辉通过张思慧的朋友，在宁波找到张思慧，并将其带回诸暨。但此后张思慧又离黄志辉而去。至2017年12月，黄志辉再也无法找到张思慧。2018年1月2日，黄志辉持张思慧向其出具的上述7份借条，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张思慧归还其借款本金40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张思慧经公告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2018年6月20日，本院作出（2018）浙0681民初100号民事判决：张思慧应归还黄志辉借款40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等。 判决生效后，经黄志辉申请，本院于2018年10月12日以（2018）浙0681执8085号立案执行。因执行中本院冻结了张思慧的银行账户，张思慧与黄志辉取得联系并加了微信。在微信聊天过程中，张思慧责问黄志辉“我没有借你钱，让我背个这么大的黑锅，你认为这件事会完吗”，“你什么时候给我五十万了”等。黄志辉则回应“我最清楚法院这个东西只是个形式而已”，“干脆不要来套我的话啊，我们之间的事情，你知我知就可以了，我只希望你回来”等。2018年12月7日，黄志辉通过微信向张思慧发送了双方经商讨形成的“合解书”（应为“和解书”的误写），内容为：“本人黄志辉与张思慧所存在的欠条不存在，我要撤诉欠条40万。”此后又向张思慧发送展示一份“申请书”的小视频。该“申请书”内容为：“申请人（指黄志辉）与被执行人（指张思慧）强制执行纠纷一案，案号为（浙0681）执字第（8085）号，双方在强制执行过程中达成和解协议，申请人与被执行人不存在债务和债权关系。故申请贵院对此案件终结执行，望贵院予以准许。”黄志辉同时又向张思慧表示，只有其本人来了才能撤诉，但张思慧并未如黄志辉要求来到诸暨。此后，黄志辉未将“合解书”“申请书”提交给本院执行机构。 再审过程中，本院根据再审申请人张思慧的申请，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涉案7份借条是否于同一时间形成进行鉴定。2020年7月底，该鉴定中心以“七张检材间书写墨水种类不同导致不可比，且检材被贴附到其他纸张上导致检材被污染影响形成时间鉴定的进行”为由，出具不予受理告知书，将鉴定材料退回本院。 本院认为，本案再审的争议焦点是，原审认定黄志辉与张思慧之间存在40万元的民间借贷关系，并因此作出给付判决是否正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本院注意到：一、黄志辉虽持有张思慧向其出具的借条7份，但对所涉40万元借款，黄志辉并未提供任何交付凭证。黄志辉声称均以现金支付，且张思慧是借一笔款项出具借条一份，但七笔借款共计40万元，其中五笔借款数额在5万元至10万元之间，数额并不小，黄志辉却不能提供任何取款、汇款记录，此与现实生活情理不符。二、该7份借条，虽从落款时间看跨度达两年半，但其在行文格式上几乎完全一致；内容除第一份约定了利息、写了身份证号码，第五及第七份因笔误多写了个“条”字，各份借条金额或有差异外，其余完全相同；且前4份借条所用纸张完全相同，后3份借条所用纸张亦完全相同。即使受技术条件限制，现无法对其作形成时间上的鉴定，也足以令人怀疑该7份借条为同一时间或时段所形成。三、庭审中，对于张思慧借款的用途，黄志辉先是脱口而出“这个情况我不知道”，随后又加一句“她曾经到景德镇买过房子”，而对于后者黄志辉并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根据审理查明事实，黄志辉与张思慧相识时，后者仅是KTV的一名服务员；此后黄志辉为张思慧租房子、付租金，也为张思慧购物支付款项。现没有证据证明张思慧当时仍有不断向黄志辉借3万至10万元之间款项的需要，也没有情理支持黄志辉会向不知道其借款干什么用的张思慧不断出借款项。四、黄志辉与张思慧微信聊天过程中形成的“合解书”“申请书”及相关聊天内容，说明涉案7份借条形成的背景，并非简单的当事人之间发生了一般意义上的民间借贷关系。在此情形下，黄志辉又未能提供任何补强证据，以证明其确已向张思慧交付了相应借款。 综上，本院认为，黄志辉虽然提供了由张思慧出具的7份借条，但并不足以证明其已实际向张思慧交付了所涉借款40万元。因此，原审认定张思慧向黄志辉借款40万元，并据此作出给付判决，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导致裁判结果错误，再审予以纠正。张思慧请求撤销原判，并驳回黄志辉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黄志辉仅以张思慧未报案为由，主张其与张思慧之间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理由不足，难以支持。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本院（2018）浙0681民初100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被申请人黄志辉的诉讼请求。 原审案件受理费7300元、公告费560元，合计7860元，由被申请人黄志辉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周钢杰 审 判 员  楼科威 人民陪审员  应仕珍 二〇二〇年九月一日 书 记 员  余鑫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