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248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锦麟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下城区狮虎桥路8号。 法定代表人：王敏桦，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凡，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严志鸿，男，1990年3月11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底世清、魏华，北京炜衡（杭州）律师事务所。 原审被告：杭州沃安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江干区新塘路58号广新商务大厦1105室。 法定代表人:金梁。 原审被告：王敏桦，男，1970年12月9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江干区。 原审被告：汤丹丹，女，1983年9月21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滨江区。 原审被告：金梁，男，1975年7月26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原审被告：金晓华，男，1977年8月9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下城区。 原审被告：傅维嘉，男，1976年1月17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上诉人浙江锦麟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麟公司）为与被上诉人严志鸿、原审被告杭州沃安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沃安公司）、王敏桦、汤丹丹、金梁、金晓华、傅维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9民初212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锦麟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对锦麟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锦麟公司无需承担担保责任；一、二审诉讼费由严志鸿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无视锦麟公司提供的证据，径行做出与客观事实截然相反的认定，存在重大错误。具体如下：一、有多项证据证明严志鸿长期从事放贷业务，系职业放贷人。1.根据己公开的司法判决书显示，从2015年到2019年，仅严志鸿个人名义在萧山法院涉及的民间借贷案件有近20起。2.2016年度，严志鸿在萧山法院涉及7件民间借贷案件，且累计金额超过914万元（仅其中4件），根据《〈关于依法严厉打击与民间借贷相关的刑事犯罪强化民间借贷协同治理的会议纪要〉的通知》〔浙高法〔2018〕192号）第三条认定标准：“在同一年度内，同一或关联原告在同一中级法院及辖区各基层法院涉及民间借贷案件5件以上且累计金额达100万元以上……的”，严志鸿应被认定为职业放贷人。3.严志鸿有一关联人来益龙，从2016年到2019年在萧山法院涉及的民间借贷案件有14起。多起案件显示，严志鸿和来益龙两人共同放贷，属于关联原告。例如：在（2017）浙0109民初4301号民间借贷案件中，萧山法院认定：来益龙向锦麟公司出借100万元，月利率1.5%，但锦麟公司借款当天即被要求向严志鸿支付50万元保证金，之后实际承担3%的月利率，严志鸿还收取12000元的服务费。在（2017）浙0109民初4302号民间借贷案件中，萧山法院认定，来益龙出借70万元，严志鸿负责收取保证金20万元和服务费12000元，月利率也由表面约定的1.8%变成了实际超过2.5%。显然，严志鸿和来益龙互相配合，通过此种方式变相提高利息，共同放贷的事实明确。4.2017年度，严志鸿和来益龙在萧山法院涉及6件民间借贷案件，累计金额超过880万元（仅其中4件），严志鸿应被认定为职业放贷人。5.同时，两关联原告还有如下情形，符合《浙高法(2018)192号》文件第四条的减半原则：(1)来益龙在（2017）浙0109民初4301号、（2017）浙0109民初4302号案中要求锦麟公司将保证金、服务费支付给严志鸿，符合《浙高法(2018)192号》文件第四条〔2〕的标准：“……原告要求将本金、利息支付给第三人的；”。(2）虚假陈述：在上述2件案件中以保证金为名己收回本金，但起诉时仍然按照全额起诉，符合《浙高法〔2018〕192号》文件第四条（5）的标准：“原告本人……到庭应诉时对案件事实进行虚假陈述的”。（3）在上述2件案件中以预扣本金的方式变相提高借款利率，名义上月利率1.5%，但实际为3%，符合《浙高法〔2018〕192号》文件第四条的标准：“交付本金时预扣借款利息或者被告实际支付的利息明显高于约定的利息的；”。（4）严志鸿在本案中虚假陈述是自有资金，但实际不是，符合《浙高法〔2018〕192号》文件第四条的标准。(5）2016年和2017年度，前述两关联原告的13件案件的判决书中，认定事实部分对借款合同的文字描述基本一致，可以表明，两关联原告使用的是格式文本的借款合同，符合《浙高法〔2018〕192号》文件第四条（1）的标准：“借条为统一格式的；”。根据《浙高法〔2018〕192号》文件第一条的规定：“以连续三年收结案数为标准，同一或关联原告在同一基层法院民事诉讼中涉及20件以上民间借贷案件（含诉前调解，以下各项同），并结合文件第四条的减半原则，两关联原告在2016年和2017年度涉及13件以上民间借贷，应当被认定为职业放贷人。综上，锦麟公司以上列举的案件，仅仅是从已经公开的判决书中搜集，锦麟公司相信严志鸿和来益龙还有更多的诉讼记录（比如调解）尚未被公开或被检索到，请求上级法院查明。从数据标准来说,仅就目前己经搜集到的信息，就已经完全符合并且超过了《浙高法〔2018〕192号》文件规定的多个标准。而从两人几十份判决书认定的客观事实来说，严志鸿等人放贷时间长、出借客户多、有合作分工、有固定的变相抬高利息的手段，具有专业性和职业性。无论从何角度，都属于长期以放贷为业的职业放贷人。二、严志鸿违规从事放贷业务，案涉《借款合同》应属无效。一审法院依据错误事实做出的判决错误。三、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未经任何调查，认定高达6000万元的巨额款项是严志鸿的个人自有资金，认定事实严重错误。四、严志鸿等人在多起案件中使用预扣保证金的手段，且在起诉时仍然按照全额起诉。一审法院应当加强调查，审慎认定借款关系和借款金额的真实性。本案中，实际借款人沃安公司和金梁并未到庭，无法确认借款及金额的真实性，而王敏桦和金梁二人在多起民事和刑事案件中相牵连，存在虚假诉讼的可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通知》第一条规定：“一、加大对借贷事实和证据的审查力度。“套路贷”诈骗等犯罪设局者具备知识型犯罪特征，善于通过虚增债权债务、制造银行流水痕迹、故意失联制造违约等方式，形成证据链条闭环，并借助民事诉讼程序实现非法目的。因此，人民法院在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十六条规定，对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及银行流水等款项交付凭证进行审查外，还应结合款项来源、交易习惯、经济能力、财产变化情况、当事人关系以及当事人陈述等因素综合判断借贷的真实情况。有违法犯罪等合理怀疑，代理人对案件事实无法说明的，应当传唤当事人本人到庭，就有关案件事实接受询问。要适当加大调查取证力度，查明事实真相。”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的规定处理本案。同时，锦麟公司坚持一审中的观点：一、主合同无效，则担保合同无效，抵押权随之消灭。二、一审法院将严志鸿庭后提交的《股东决定》作为证据采纳，程序违法。且《股东决定》并不是《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的股东会决议或者股东大会决议，锦麟公司不存在股东会，所以文件形式上并不符合法律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应当以董事会决议为准。三、王敏桦以锦麟公司名义为他人提供担保系个人的越权行为，且严志鸿非善意第三人，该签约行为对锦麟公司不发生效力。锦麟公司没有过错，无需承担责任。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锦麟公司的上诉请求。 严志鸿辩称：一、最高院和省高院两份纪要的施行时效等致其不适用于本案。锦麟公司在其上诉状中所提观点主要引据于浙江省高院等印发的《依法严厉打击与民间借贷相关的刑事犯罪强化民间借贷协同治理的会议纪要》（浙高法［2018］192号，下称“省高院纪要”）和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号，下称“九民纪要”）的两项文件，但是，就施行时效、适用实践等原因，该两份文件不应或不能适用于本案审理。第一，就施行时效，本案一审受理时间早于《省高院纪要》、审结时间早于《九民纪要》，依法不应依据此两份文件指引进行审理。第二，就适用实践，《九民纪要》对“职业放贷人”从事民间借贷行为的效力给予了原则性指导，没有对“职业放贷人”的认定标准作出明确的量化规定，适用实践存在障碍。因此，《省高院纪要》、《九民纪要》无论施行时效或适用实践，不应或不能适用于本案一审，一审法院法律或裁判指引适用正确，终审法院亦应适用本案受理时的法律语境进行审理，避免“新规算旧账”情形产生。锦麟公司依据受理时尚未施行的《省高院纪要》，尤其是审结时尚未印发的《九民纪要》相关内容请求改判一审判决，违反法律规定，应当予以驳回。二、纳入“名录”应是调整民间借贷行为裁判行为的前置条件。纳入“职业放贷人名录”应当是调整涉及“职业放贷人”案件裁判方式的前置条件和重要依据。此外，《纪要》中没有就涉及“职业放贷人”民间借贷行为的效力否定予以明确规定。三、严志鸿在一审时不符合“职业放贷人”认定标准，萧山法院不予认定并无不妥。锦麟公司为证明严志鸿应当认定为“职业放贷人”之观点，递交了一审法院的“职业放贷人名录”、以严志鸿为同一原告或“关联原告”的众多裁判文书作为证据材料。但就此反而证明严志鸿在一审时不符合“职业放贷人”的认定标准。第一，严志鸿没有被入萧山法院公布的“疑似职业放贷人名录”范畴，证明一审法院不认为严志鸿符合“职业放贷人”的认定标准。锦麟公司于2020年5月12日递交的第二组“萧山法院微信公众号公布的职业放贷人名单及标准”中载明，萧山区法院于2019年10月18日发布了“第三季度疑似职业放贷人名录”，严志鸿没有被纳入该份名录。本案一审判决于2019年9月29日，锦麟公司递交的涉及严志鸿为同一原告或“关联原告”的既往裁判文书均由萧山法院受理审结，如果严志鸿符合认定标准，应当被该院纳入第三季度名录。然而，即使在本案一审判决之后，萧山法院也没有将严志鸿纳入该份名录。因此，该份名录足以证明严志鸿在一审时不符合“职业放贷人”的认定标准。第二，即使依据锦麟公司递交的裁判文书结合《省高院纪要》相应规定，也不能足以认定严志鸿在终审时符合“职业放贷人”的相关标准。锦麟公司递交的证据材料与《省高院纪要》规定不符，其观点没有依据，不能成立。就主体资格，《省高院纪要》作出了“同一原告或关联原告”相关规定，锦麟公司据此递交了涉及严志鸿、来益龙、戚凯凯为原告的相关裁判书，并就（2017）浙0109民初4301号、4302号载明内容“另查明，黄刚于2015年6月11日将500000元与12000元分别汇款给案外人严志鸿分别作为保证金及服务费”等相同内容，诉称“严志鸿和来益龙互相配合，通过此种方式变相提高利息，两人共同放贷的事实明确”。锦麟公司此项观点没有事实依据。该两份判决书虽然载明了借款人曾经将案涉款项汇付严志鸿，但并未查明案涉款项究竟仅仅只是汇付至以严志鸿名义设立的银行账户，还是严志鸿共同参与了案涉借款行为。换言之，如果严志鸿只是应来益龙要求以“严志鸿”名义开具银行账户并交予来益龙使用，是否还能够据此认定严志鸿与来益龙存在“共同放贷的事实”。并且，除上述两份裁判文书外，锦麟公司没有提供其它裁判文书文稿证明严志鸿、来益龙、戚凯凯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鉴此，锦麟公司不能就严志鸿与来益龙或戚凯凯之间存在“共同放贷”事实提供证据材料，锦麟公司的结论是其假设性推测，不应予以采信。因此，锦麟公司提供的裁判文书中，就主体资格应当只能部分采信以严志鸿为同一原告的裁判文书作为认定依据。就“连续三年”统计期间和数量，《省高院纪要》规定为“连续三年收结案数”，以常理论应当为统计时的连续三年为计算期间，而不能是“任意连续三年”。据此，涉及严志鸿为同一原告的既往裁判文书统计期间可能存在：（1）以锦麟公司递交证据材料时的2020年5月12日计算，应为2017年4月至2020年4月；（2）以终审法院受理立案时的2020年3月计算，应为2017年2月至2020年2月；（3）以2017年至2019年连续三年计算。即，计算期间最早应自2017年1月起算。然而，锦麟公司递交的以严志鸿为同一原告的既往裁判文书中，分别存在2016年份7件、2017年份4件、2018年份1件。不论锦麟公司递交的前述裁判文书中存在同一案件存在两份文书等情形，仅以统计期间论，如果需要以“连续三年收结案数”作为是否认定严志鸿符合“职业放贷人”的相关标准，终审法院应当至少仅就2017年1月后的连续三年收结数为认定依据，不能全部采信锦麟公司递交的所有裁判文书，否则，就会产生“任意连续三年”的违规情形。就“同一年度”统计期间和数量，《省高院纪要》没有明确规定是近3年内“任一年度”或是受理时的“同一年度”。如果是以一审受理时的2018年份统计，除本案外，严志鸿没有其它既往裁判文书；如果是以终审法院受理时的2019／2020年份统计，严志鸿没有既往裁判文书。因此，“同一年度”统计期间和数量存在模糊空间，有待释明。就“减半”认定的相关条件，《省高院纪要》明确指出了符合规定情形的，也可认定为职业放贷人。锦麟公司据此提出了“借条为统一格式”、“来益龙两案中的本金和利息等是支付给严志鸿”、“严志鸿没有以自有资金实施借款行为”等观点，以达到严志鸿符合“减半”认定条件的诉请目的。然而，前述观点均为锦麟公司依据裁判文书载明内容作出的假设性推测，没有相应证据材料佐证。因此，即使依据《省高院纪要》相应规定且依法采信锦麟公司递交的部分裁判文书，终审时也不足以认定严志鸿符合“职业放贷人”的相关标准。四、案涉抵押借款合同符合相关规定合法有效。首先，最高法于2015年9月施行的《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了“除法定或规定的情形外，民间借贷合同可以认定为有效”、“年利率不超过24%”等相关规定。案涉抵押借款合同签署于2017年8日，严志鸿与借款人约定的借款利率为2%／月，锦麟公司（抵押人）在自愿签署公同前出具了该公司《股东会决议》，并在合同签署后办理了抵押合同备案、抵押权登记手续，严志鸿于8月至9月分批向借款人足额交付案涉借款。案涉抵押借款合同有效。其次，《省高院纪要》虽然对纳入“职业放贷人名录”的认定条件给予了明确规定，但该纪要没有对纳入名录后的民间借贷行为效力予以否定。即使《九民纪要》对职业放贷行为给予否定性指导意见，但由于上文已述的施行时效、适用实践等原因，该纪要内容不能适用于本案一审、不应适用于本案终审。鉴此，一审法院依据审理时现行有效的法律及司法解释等作出案涉抵押借款合同合法、有效的裁判认定，于法有据。五、即使案涉合同无效也不应当然免除锦麟公司的担保责任。即使终审法院最终认定案涉抵押借款合同无效，但锦麟公司（抵押人）在案涉抵押借款行为中亦应当认定负有过错，不应当然免除锦麟公司全部抵押担保责任。第一，案涉抵押合同是锦麟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且锦麟公司积极促成借款行为。第二，案涉抵押担保手续符合法律规定且抵押合同专门向行政机关备案。本案中，锦麟公司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公司章程中未对为他人提供担保事项的决议程序作出特别规定，股东会决议应对担保行为有效。锦麟公司股东杭州下城区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于2017年8月14日出具《股东会决议》，同意锦麟公司就案涉借款行为设定抵押担保；8月21日，锦麟公司又至杭州市国土资源局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不动产登记证明为浙（2017）杭州市不动产证明第0××6号）。由此可证，锦麟公司的抵押担保行为合法有效。第三，锦麟公司在一审过程中仍然积极协助严志鸿共同处理抵押物租赁事务。综上，一审法院适用法律准确，锦麟公司的上诉理由缺乏依据，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另补充以下意见：沃安公司是一家贸易公司，名下无任何资产，因此2017年8月14日签订《抵押借款合同》后，严志鸿就要求名下有资产的锦麟公司作为借款人承担责任，锦麟公司对此也表示同意，为此双方还于2017年8月17日又签订了抵押借款合同。本案中，锦麟公司不仅是担保人、抵押人，同时还是债务人，应与另一借款人沃安公司承担共同还款义务。故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判决锦麟公司承担共同还款义务。 严志鸿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沃安公司归还严志鸿借款本金5500万元，截至2018年10月29日尚欠的利息745万元，及自2018年10月30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2.判令严志鸿对锦麟公司所有的××路××（单号）（房产证号：杭房权证下移字第0××0号），经拍卖、变卖、折价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3.判令王敏桦、汤丹丹、金梁、锦麟公司、金晓华、傅维嘉对上述两项支付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8月14日，严志鸿与沃安公司、王敏桦、汤丹丹、金梁、锦麟公司签订《抵押借款合同》，约定严志鸿借款6000万给沃安公司，借款期限自2017年8月15日起至2018年2月14日止；月利率为2%，每月14日付息；借款到期一次性归还本金；王敏桦、汤丹丹、金梁、锦麟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为自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担保范围为借款全面履行的所有相关费用（包括本金、利息、违约金等）；锦麟公司以其位于××路××（单号）的房产（杭房权证下移字第0××0号）为该借款提供抵押担保，担保范围为借款全面履行的所有相关费用等。同日，严志鸿出具情况说明一份，对上述《抵押借款合同》作出补充说明，同意如借款人按合同约定还本付息，月利率按1.4%计算，在合同所有款项全部按时结清后支付给借款人；如借款人未按合同约定还本付息，则按《抵押借款合同》约定条款执行。同日，锦麟公司向严志鸿出具股东会决议，载明公司股东同意为沃安公司与严志鸿于2017年8月14日签订的《抵押借款合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并以名下位于××路××（单号）的房产为该借款提供抵押担保。2017年8月21日，严志鸿和锦麟公司就上述抵押事项办理了抵押登记【浙（2017）杭州市不动产证明第0××6号】。此后，严志鸿于2017年8月22日向沃安公司交付借款4000万元，于2017年8月25日交付借款500万元，于2017年9月1日交付借款500万元，于2017年9月13日交付借款500万元。2018年2月8日，严志鸿与沃安公司、王敏桦、汤丹丹、金梁、锦麟公司签订《补充协议》，约定严志鸿与沃安公司同意借款期限延长至2018年8月14日，借款展期期间月利率2%；王敏桦、汤丹丹、金梁、锦麟公司继续提供连带责任保证；锦麟公司继续以《抵押借款合同》项下的抵押物提供担保；如沃安公司违约，严志鸿有权向任一担保人要求清偿债务，不受抵押物、担保顺序及第三人的影响。该《补充协议》的落款处无锦麟公司盖章，但有王敏桦签字。同日，严志鸿出具利息情况说明二，载明如借款人依照《抵押借款合同》及补充协议支付利息，则2018年2月14日前的月利率按1.4%计算；2018年2月14日后借款展期期间月利率的利息按如下条件计算：2018年3月14日前归还全部借款本金的，按2%计算；2018年4月14日前归还全部借款本金的，按1.8%计算；2018年4月14日后归还借款本金的，按1.6%计算。在上述前提下，借款人已支付的利息中可予以优惠的部分在合同所有款项结清后支付给借款人，上述归还借款；借款人未按合同约定还本付息的，前述优惠取消。金晓华、傅维嘉分别于2018年9月21日、2018年9月30日向严志鸿各出具担保书一份，为沃安公司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期限为自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担保范围为借款全面履行的所有相关费用。庭审中，严志鸿自认已收到杭州沃安实业有限公司、王敏桦、汤丹丹、金梁、锦麟公司、金晓华、傅维嘉还款合计831万元，具体包括：2017年8月22日80万元、8月28日10万、9月1日10万、9月14日10万；2017年9月20日，10月23日、11月22日、12月20日、2018年1月23日、2月11日各110万元；2018年3月16日1万元，3月26日、4月2日各10万元，4月3日、4月9日各20万元。剩余借款本息，沃安公司至今未归还，各保证人亦未承担保证责任。另查明，锦麟公司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下城房开公司，法定代表人为王敏桦。锦麟公司章程中未对为他人提供担保事项的决议程序作出规定。 一审法院认为：严志鸿与沃安公司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依法成立并有效，沃安公司作为借款人，王敏桦、汤丹丹、金梁、锦麟公司、金晓华、傅维嘉作为担保人，应依约履行各自的义务。关于锦麟公司认为严志鸿经常从事民间借贷业务，其不具有发放贷款的资格故案涉合同无效的抗辩，本院认为，严志鸿系自然人，以其自有资金向沃安公司出借款项，锦麟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严志鸿以非自有资金经常性从事借贷行为，未能举证证明案涉合同存在无效情形，该辩称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采信。锦麟公司辩称其对提供担保不知情且无法确认《抵押借款合同》中公章的真实性，但未提交充分反驳证据，对其抗辩本院不予采信。案涉股东会决议由下城房开公司盖章，下城房开公司作为锦麟公司的唯一股东确认为案涉借款提供担保，应当认定锦麟公司的担保符合公司的真实意思，担保有效。锦麟公司关于担保无效的抗辩，不予采信。锦麟公司辩称其未在补充协议中盖章，但锦麟公司提供的保证未超出保证期间，其仍应依据《抵押借款合同》的约定承担担保责任。关于本案的利息计算标准，王敏桦辩称应按补充协议及情况说明等的约定按变更后的月利率1.4%计算,但该补充协议、情况说明等均明确利息变更的条件为按约还本付息，现沃安公司逾期归还借款，月利率仍应按2%计算。严志鸿自认已收到还款831万元，该部分款项存在预先扣息的情形，预先扣息部分应予以抵扣本金，经核算，截至2018年4月9日，结欠本金为53416669.16元，结欠利息为1419833.41元，2018年4月10日起的利息应以本金53416669.16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算至实际履行日止。严志鸿与锦麟公司依法进行了抵押登记，抵押权依法设立，严志鸿对锦麟公司提供的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王敏桦、汤丹丹、金梁、锦麟公司、金晓华、傅维嘉为涉案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且未超过保证期间，应负连带清偿责任。王敏桦、汤丹丹、金梁、锦麟公司、金晓华、傅维嘉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沃安公司追偿。沃安公司、汤丹丹、金梁、金晓华、傅维嘉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没有到庭，一审法院依据查明的事实依法缺席判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三条、第五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八条、第四十二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杭州沃安实业有限公司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严志鸿借款本金53416669.16元及利息1419833.41元，并支付以本金53416669.16元为基数自2018年4月10日起的利息按月利率2%计算至实际履行日止的利息；二、杭州沃安实业有限公司不履行上述付款义务的，严志鸿有权对浙江锦麟实业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路××（单号）的房产（杭房权证下移字第0××0号）申请以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优先受偿；三、王敏桦、汤丹丹、金梁、浙江锦麟实业有限公司、金晓华、傅维嘉对杭州沃安实业有限公司的上述第一项付款义务负连带责任；四、王敏桦、汤丹丹、金梁、浙江锦麟实业有限公司、金晓华、傅维嘉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就已承担部分向杭州沃安实业有限公司追偿；五、驳回严志鸿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杭州沃安实业有限公司、王敏桦、汤丹丹、金梁、浙江锦麟实业有限公司、金晓华、傅维嘉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54050元，由严志鸿负担39060元，杭州沃安实业有限公司负担314990元，王敏桦、汤丹丹、金梁、浙江锦麟实业有限公司、金晓华、傅维嘉对杭州沃安实业有限公司应负担部分负连带责任。 本案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锦麟公司二审期间提交的严志鸿民间借贷案例检索、职业放贷人名单及标准、严志鸿与多名关联人共同放贷的判决书、录音资料、参考案例，对其主张的证明对象将在本院认为部分一并予以阐述。严志鸿提交的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严志鸿及锦麟公司的主体信息、严志鸿与锦麟公司签订的《抵押借款合同》，因其主张的待证事实超出其一审诉请范围，故在本案中不予确认；对严志鸿提交的工商信息查询的证据效力不予确认。 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除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外，另查明：本案审理期间，一审法院将严志鸿列入职业放贷人名录。 本院认为，本案债权人严志鸿长期参与民间借贷活动，以债权人身份提起大量民间借贷诉讼，被一审法院列入职业放贷人名录。对于严志鸿向社会不特定公众出借款项的行为，应当认定属于未经批准，以经营性为目的，通过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资金以赚取高额利息，擅自从事经常性贷款业务的职业放贷行为。根据《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十九条之规定，未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设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或者从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现严志鸿从事具有营业性与经常性的职业放贷行为，属于从事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其所签民间借贷合同违反国家法律强制性规定，应认定无效。故本案中严志鸿与债务人沃安公司之间订立的借款合同、与担保人锦麟公司之间订立的抵押合同和保证合同、与王敏桦、汤丹丹、金梁、金晓华、傅维嘉之间订立的保证合同、以及案涉《补充协议》均无效。经审查，对于本案借款交付，严志鸿提供了转账凭证，应当认定案涉借款本金5500万元已经交付。故严志鸿有权要求沃安公司返还借款本金，并承担按同期贷款利率以及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确定的资金占用利息损失。鉴于严志鸿自认已收到还款831万元，该部分款项存在预先扣息的情形，该预先扣息部分应予以抵扣本金，对剩余借款本金按照债务人及各担保人的实际清偿情况并结合利息损失分段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主合同无效而导致担保合同无效，担保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据此，本案中，各担保人应对债务人沃安公司不能清偿部份承担不超过三分之一的民事赔偿责任。综上，对锦麟公司上诉请求合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9民初21205号民事判决。 二、杭州沃安实业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严志鸿借款本金49107388.75元，并承担自2018年4月10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的资金占用利息损失［2019年8月19日之前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计付，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同期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付］。 三、王敏桦、汤丹丹、金梁、浙江锦麟实业有限公司、金晓华、傅维嘉对杭州沃安实业有限公司的上述第二项付款义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三分之一的赔偿责任。王敏桦、汤丹丹、金梁、浙江锦麟实业有限公司、金晓华、傅维嘉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就已承担部分向杭州沃安实业有限公司追偿。 四、驳回严志鸿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354050元，由严志鸿负担71969元，杭州沃安实业有限公司负担282081元，王敏桦、汤丹丹、金梁、浙江锦麟实业有限公司、金晓华、傅维嘉对杭州沃安实业有限公司不能负担部分承担三分之一连带责任。二审案件受理费314990元，由严志鸿负担209993元，浙江锦麟实业有限公司负担104997元。各方当事人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到一、二审法院办理诉讼费的结算。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崔 丽 审判员 袁正茂 审判员 舒 宁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五日 书记员 方 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