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06民初4091号 原告：周秀丽，女，1963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诸暨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惠林、胡媛媛，浙江五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袁爱芬，女，1959年6月1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朝辉、王诗涵，浙江都杭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周秀丽与被告袁爱芬抵押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2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周秀丽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惠林、胡媛媛，被告袁爱芬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朝辉、王诗涵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对案外人于险峰向原告承担借款本金90万元，利息163.8万元（利息从2012年5月25日计至2020年4月24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利息1638000元，已扣除已付7.2万元利息，此后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仍按月息2%计算）的还款义务承担担保责任；2.被告对原告为实现债权支出的律师代理费5000元承担抵押担保责任；3.原告对被告名下位于杭州市江干区三里××幢××单元××室的抵押房产变卖价款在上述债务本息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2年5月25日，于险峰、袁爱芬与原告签订了抵押借款合同一份，袁爱芬还与原告签订了《房屋腾空承诺声明》，并向原告出具了案涉房屋的房屋产权证原件等材料。合同约定，于险峰因资金周转需要向原告借款90万元，利息按每月2%计算，借款期限为2012年5月25日至2013年5月24日；袁爱芬以自己名下的坐落于杭州市江干区三里××幢××单元××室的房产为该笔借款提供抵押担保。合同签订后，三方共同前往杭州市房产局产权登记西湖分中心处办理了房屋抵押登记手续，取得了案涉房屋的他项权证。同日，原告向被告于险峰的银行账户分两笔打款20万元和70万元，履行了借款交付义务。此后，于险峰仅仅支付了4个月借款利息合计7.2万元，未向原告清偿到期债务。原告于2013年6月5日向诸暨市人民法院起诉于险峰和袁爱芬。经诸暨法院审理认为，于险峰因涉嫌合同诈骗罪已被杭州市××湖分局立案侦查，故本案不属于民事诉讼受案范围，遂裁定驳回起诉。2018年4月24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就于险峰诈骗一案件出终审判决。判决后，于险峰并未按照判决书履行退赔义务。2019年1月,袁爱芬向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案涉《抵押借款合同》无效，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提起反诉请求于险峰归还借款本金及利息，袁爱芬以案涉抵押房产承担抵押担保责任。后法院判决认定案涉《抵押借款合同》有效，并支持了原告的反诉请求，驳回了袁爱芬的本诉请求。袁爱芬遂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经审理，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23日作出判决，认定案涉《抵押借款合同》有效，但是因尚不能确定经过追缴或者退赔损失的弥补情况，认为原告就同笔借款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一审直接受理有误，驳回袁爱芬的本诉诉讼请求以及原告的反诉。嗣后，原告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并提交了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2月24日就于险峰犯诈骗罪刑事案件的执行情况出具的《证明》，证明于险峰名下已无财产可供执行，该刑事案件的执行程序已经终结。但是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原告可根据前述《证明》另行起诉，驳回了原告的再审申请。故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提起本案诉讼，要求判如所请。 被告辩称：一、案涉《抵押借款协议书》及《抵押借款合同》均为无效合同。（一）本案事实为：2012年5月25日，袁爱芬因资金需要拟向案外人于险峰借款10万元，于险峰要求以袁爱芬所有的位于杭州市三里××幢××单元××室房屋进行抵押。当日，双方签订《抵押借款协议书》一份，记载：借款金额为10万元，并将案涉抵押房屋设定抵押给“于险峰”作为借款的担保，抵押借款期限为2012年5月25日至2012年11月24日。之后，应于险峰要求，袁爱芬将上述房屋三证交于于险峰。于险峰声称为办理抵押登记须另行签订一份标准格式的《抵押借款合同》，并告知袁爱芬合同内容与双方签订的《抵押借款协议书》完全一致。于是，袁爱芬按照于险峰所称的房管局指定的空白《抵押借款合同》中的落款“抵押人”处签了字，并交于于险峰办理抵押登记。当日，于险峰将10万元款项存入袁爱芬指定账户内。后袁爱芬发现，2012年5月25日，于险峰以事前所签的空白《抵押借款合同》，与原告周秀丽签具了借款90万元借款和抵押内容，并将袁爱芬上述房屋登记抵押给周秀丽。2012年9月17日，袁爱芬找到于险峰核实上述事情原委，于险峰向袁爱芬书具《承诺书》一份，并承诺“在2012年9月29日安排注销他项（权证）并归还三证原件……”。之后，于险峰一直推脱不予履行“承诺”。2013年2月19日，因在整个借款交易和抵押登记过程中，于险峰存在诈骗行为，袁爱芬向杭州市××湖区分局提出刑事控告。2017年11月16日，经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浙01刑初64号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人于险峰犯合同诈骗罪等并责令退赔违法所得发还被害人。2018年4月24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作出（2017）浙刑终457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两级法院生效的判决和裁定，已经确认了与本案密切关联的于险峰构成合同诈骗的基本事实。其中：于险峰系在向借款人袁爱芬隐瞒其已背负债务、无自有资金的情况下，以自己可以办理房产抵押贷款为由招揽袁爱芬向其借款，并在借款人向其借款时，虚构为了保障债权安全、防止借款人袁爱芬重复抵押等事由，欺骗借款人袁爱芬在签订借款合同的同时，用借款人袁爱芬的房产向出资人周秀丽抵押借款，从出资人周秀丽处骗取的借款除部分支付给借款人袁爱芬外，其余部分则被于险峰非法占有。显然，于险峰签订合同的目的不具合法性。（三）两级法院均判决确认：于险峰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中，以被害人袁爱芬抵押的房产骗取出资方周秀丽的借款并将大部分借款用于还债、支付本息等灭失性处置，数额巨大，其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于险峰签订案涉合同，就是为了实施“非法占有”的目的，该目的明显属于非法。生效裁判文书客观揭示了：于险峰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隐瞒自己身负债务、无自有资金可供出借的真相，其签订所谓“借款合同”的真实意思表示，不是向周秀丽和袁爱芬进行合法的“借”和“贷”。于险峰欺骗袁爱芬签订《抵押借款协议书》和欺骗周秀丽、袁爱芬签订《抵押借款合同》都只是“鱼饵”和手段，其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达到骗取和占有钱财。显然，于险峰签署的《抵押借款协议书》和《抵押借款合同》形式上貌似合法，但实际上被其非法目的所掩盖。故，两份合同依法应认定无效。理由如下：首先，生效的刑事判决书已将于险峰涉案借款行为认定为其构成合同诈骗犯罪中的一部分，故其签订《抵押借款协议书》及《抵押借款合同》系其进行犯罪行为的手段之一，该行为并非普通的民事行为，而系违反刑事法律规定的行为，显然属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行为，故《抵押借款协议书》及《抵押借款合同》已符合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的规定，理应认定无效。其次，从前述生效的判决和裁定可知：虽存在于险峰向袁爱芬交付10万元款项的行为，但于险峰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隐瞒自己身负债务、无自有资金可供出借的真相，其签订借款合同的真实意思表示不是向袁爱芬进行合法借贷。为此，于险峰以合法形式签具相应《抵押借款合同》、《抵押借款协议书》系其实施诈骗犯罪的方法和手段，其实质为了掩盖“非法占有”的目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应认定无效”的规定，上述合同应认定为无效。（四）于险峰与本案原被告签订争诉的合同违背社会公序良俗，该合同行为也应认定无效。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二条规定，基于前述无效合同所设立的杭州市三里××幢××单元××室房屋的抵押担保亦归于无效。综上，原告的诉请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举证和质证。对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定。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2年5月25日，袁爱芬与案外人于险峰签订《抵押借款协议书》一份，约定:袁爱芬向于险峰借款100000元，袁爱芬以位于杭州市江干区三里××幢××单元××室房产作为抵押。抵押期限为2012年5月25日起至2012年11月24日止。 同日，袁爱芬（抵押人）、于险峰（借款人）、周秀丽（抵押权人）签订《抵押借款合同》一份，约定：借款金额为900000元，借款利息为月利率2%，借款期限为2012年5月25日起至2013年5月24日止；袁爱芬将其位于杭州市江干区三里××幢××单元××室房产（房产证号杭房权证江移字第1××5号，土地证号杭江国用2012第005252号）抵押给周秀丽作为借款的担保，抵押担保范围包括本金、利息及实现债权的全部费用。原被告双方于同日就上述房产办理了抵押登记，并取得了杭房他证字第1××0号他项权证明。袁爱芬又出具《房屋腾空承诺声明》一份，载明：袁爱芬同意将位于杭州市江干区三里××幢××单元××室在2012年12月25日逾期未还款时，将案涉房屋内物品腾空并交由周秀丽使用。于险峰于同日向袁爱芬银行账户内转入100000元，周秀丽向于险峰银行账户内转入900000元。 2012年9月17日，于险峰出具承诺书一份，载明：袁爱芬2012年5月25日以三里亭四区8幢1单元102室房产抵押向于险峰借款人民币壹拾万元整，于险峰承诺在2012年9月29日安排注销他项并归还三证原件（并退还1000元利息），如到时未能及时办理，承担一切责任。 2016年4月14日，于险峰因涉嫌合同诈骗罪经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2017）浙01刑初64号刑事判决书认定：“……2012年5月，被告人于险峰采用上述手段，利用袁爱芬提供的本市江干区三里亭苑四区8幢1单元102室的房产做抵押，与周秀丽签订抵押借款合同，借款90万元，其中以借款形式支付给袁爱芬10万元并收取利息0.6万元，支付给周秀丽利息7.2万元，被告人于险峰实际骗取73.4万元。”“被告人于险峰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隐瞒身负债务，无偿还能力的真相，骗取被害人授权处置房产的委托书，并向出资方隐瞒没有处置房产的代理权限，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中，以被害人抵押的房产骗取出资金方的借款并将大部分借款用于还债、支付本息等灭失性处置，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并判决：“一、被告人于险峰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二、责令被告人于险峰退赔违法所得人民币1480万元【含扣押在杭州市××湖分局的浙Ａ3××××凯迪拉克轿车（车主于险峰）】，按比例发还相关被害人。”该判决经于险峰上诉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浙刑终457号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生效后，于险峰未按判决书履行退赔义务。 2019年1月，袁爱芬向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袁爱芬与于险峰签订的《抵押借款协议书》无效；2.确认袁爱芬与于险峰、周秀丽签订的《抵押借款合同》无效；3.周秀丽协助袁爱芬办理杭房他证字第12569007号他项权证的注销登记手续；4.案件受理费由于险峰、周秀丽承担。周秀丽提起反诉诉讼请求：1.袁爱芬、于险峰归还借款本金900000元及利息1368000元；2.承担实现债权支出的费用5000元；3.对位于杭州市江干区三里××幢××单元××室的抵押房产变卖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4.诉讼费用由袁爱芬、于险峰承担。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30日作出（2019）浙0108民初4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于险峰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归还周秀丽本金900000元，支付自2012年5月25日起至还款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应扣除已收取利息72000元）。二、于险峰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周秀丽律师费5000元。三、袁爱芬对上述第一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周秀丽有权就袁爱芬位于杭州市江干区三里××幢××单元××室房屋享有优先受偿权。袁爱芬在周秀丽实现抵押权后，有权向于险峰追偿。四、驳回袁爱芬的诉讼请求。 宣判后，袁爱芬不服，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23日作出（2019）浙01民终5048号民事判决书，认为：“袁爱芬与于险峰签订的《抵押借款协议书》和袁爱芬、于险峰、周秀丽之间签订的《抵押借款合同》均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袁爱芬、于险峰均已按约履行合同义务，一审认定其均合法有效并无不当。《抵押借款合同》的利息约定未超过法律规定的标准，属于正常民间借贷行为，并不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情形。袁爱芬以此为由主张合同无效，本院不予支持。于险峰的上述借贷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但现无证据证明周秀丽对其诈骗行为明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规定》第十三条之规定，于险峰与周秀丽之间的借款合同为可撤销合同。现周秀丽明确表示为保护其自身利益放弃行使撤销权，故其与于险峰之间的借款合同仍然有效。无证据证明三方签订《抵押借款合同》时，周秀丽与于险峰实施了恶意串通、欺诈、胁迫等行为，周秀丽在签订上述合同以及给付案涉借款时特意与于险峰、袁爱芬在房管部门对案涉房屋做了他项物权登记，故其已尽到合理注意义务。袁爱芬于同日前后签订了《抵押借款协议书》、《抵押借款合同》和《房屋腾空承诺说明》，并对案涉房屋办理了抵押登记，故其对自己向于险峰借款10万，于险峰向周秀丽借款90万；其所有的案涉房屋为于险峰所借款项做抵押担保；款项逾期不还，其腾空房屋交由周秀丽使用等均应属明知。现袁爱芬诉称其签订的合同均为空白合同，其不知合同内容。本院认为，袁爱芬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应当对自身在空白合同上签字的法律后果明知，故本院对该诉称不予采信。因此，袁爱芬以其亦是于险峰合同诈骗的受害人为由主张合同无效，本院不予支持。二审中，袁爱芬、周秀丽均确认于险峰合同诈骗刑事案件仍在追缴过程中，因此尚不能确定经过追缴或者退赔损失的弥补情况。现周秀丽就同笔借款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一审直接受理有误，本院予以驳回。”故判决：“一、撤销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8民初44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袁爱芬的诉讼请求。三、驳回周秀丽的反诉。” 2020年2月24日，杭州中院出具（2019）浙01执664号《证明》一份，载明：“于险峰（公民身份号码：330102196811××××）合同诈骗一案，本院（2017）浙01刑初64号刑事判决书已生效。依据生效刑事判决，被执行人于险峰被处罚金人民币25万元；责令于险峰退赔违法所得人民币1480万元，按比例发还相关被害人。本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就上述财产内容移送执行，本院依法立案执行。执行中经查，于险峰名下无可供本案执行的财产。据此，本院已终结（2019）浙01执664号案件的执行。若发现被执行人于险峰财产线索，可再恢复执行。特此证明。” 经周秀丽对上述（2019）浙01民终5048号民事判决申请再审，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4月9日作出（2019）浙民申308号民事裁定书，审查认为：“周秀丽在再审审查期间提交的《证明》系在二审庭审结束后形成，周秀丽可据此另行提起诉讼，故该《证明》不符合再审新证据的构成要件，本院不予认定。综合本案审查情况，本院认为，原生效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理程序及实体处理均无不当，周秀丽提出的再审申请事由不能成立。”故裁定驳回周秀丽的再审申请。 另查明，周秀丽为主张本案所涉债权，委托浙江五联律师事务所律师进行风险代理，双方约定风险代理费已包含在双方于2019年1月21日签订的（2019）浙五律民字第0112号《委托代理合同》中。周秀丽已在（2019）浙0108民初44号案件审理过程中支付律师费5000元。 本院认为，根据（2019）浙01民终5048号生效判决的认定，原、被告及于险峰于2012年5月25日签订的《抵押借款合同》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各方均已按约履行合同义务，该合同合法有效。被告关于合同无效的辩称意见与该生效判决相悖，本院不予采纳。《抵押借款合同》约定：于险峰向原告借款900000元，借款月利率为2%；被告自愿以其位于杭州市江干区三里××幢××单元××室房产为该借款提供抵押担保，抵押担保范围包括本金、利息及实现债权的全部费用，且双方已办理不动产抵押登记。现无证据证明原告通过刑事追偿获得退赔，原告要求就上述抵押物优先受偿，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经计算，案涉借款2012年5月25日暂计算至2020年4月24日的利息为1734600元，扣除于险峰已支付的利息72000元，余欠利息为1662600元。现原告主张163800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原告因主张案涉债权支出的律师费5000元，依约属于案涉抵押担保的范围，其要求被告就该款承担抵押担保责任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零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三条、第五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周秀丽有权就袁爱芬位于杭州市江干区三里××幢××单元××室房产（房产证号为杭房权证江移字第1××5号，土地证号为杭江国用（2012）第005252号，他项权证号为杭房他证字第1××0号）在于险峰欠付借款本金900000元、借款利息1638000元（暂计算至2020年4月24日，此后至主债务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的利息按年利率24%另计）及律师费损失5000元范围内折价或以拍卖、变卖该财产所得款优先受偿。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13572元，由袁爱芬负担。 原告周秀丽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被告袁爱芬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账号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对财产案件提起上诉的，案件受理费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预交。在收到《上诉费用交纳通知书》次日起七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户名、开户行、指定账号详见《上诉费用交纳通知书》。 审判员 徐 菁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日 书记员 倪倩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