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407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余绍健，男，1964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湛江市霞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羽中，上海邦信阳中建中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晓陶，北京中凯（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泓昌壹力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意路418号1幢305室。法定代表人：黄景荣，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卫东，北京市中闻（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上海吉荟棠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3539号3号楼209室。法定代表人：沙志人，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元钟，男，该公司工作人员。原审第三人：上海豪吉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江东路1998号6幢B76、77室。法定代表人：赵文飞，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晶，男，该公司工作人员。上诉人余绍健因与被上诉人上海泓昌壹力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泓昌壹力公司）、原审第三人上海吉荟棠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荟棠公司）、上海豪吉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豪吉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5民初45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余绍健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余绍健在一审提交的银行转账记录、银行账户明细、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足以证明其与泓昌壹力公司之间存在借贷关系，银行转账附言或备注“货款”并不能否定借款事实。2.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将本案法律关系的举证责任全部分配给余绍健，显属不当，泓昌壹力公司否认借贷关系应承担举证责任。泓昌壹力公司辩称，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1.本案不存在借款合意。根据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双方合作之后的两年多期间内，余绍健一直持续稳定称“货款”“还货款”“安排货款”，并与泓昌壹力公司沟通牛肉出售及定价事宜,这表明余绍健系借泓昌壹力公司作为通道做牛肉生意，不符合借款性质。2.证人涉嫌作伪证。余绍健在双方合作期间曾借给泓昌壹力公司60万元，并要求泓昌壹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出具借条，而本案涉及近千万元“借款”却不需要出具借条，又称其不懂法律，前后矛盾。吉荟棠公司述称，其系外贸代理商，不享有实际货物权利，收到款项后对外进行结汇。豪吉公司述称，其不认识余绍健，余绍健的两笔款项支付是由泓昌壹力公司通知的。余绍健于2019年1月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泓昌壹力公司归还余绍健借款9,543,833.73元；2.判令泓昌壹力公司向余绍健支付借款利息，从2019年1月8日起以9,543,833.73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15%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6月21日，余绍健通过中国工商银行转账豪吉公司1,180,800元，摘要“货款订金”。余绍健称该笔汇款系按照泓昌壹力公司指令支付给豪吉公司，用于支付预付款，并提交了四份泓昌壹力公司与案外人XXLtd签订的《购货合同》予以佐证。豪吉公司确认收到汇款，但根据泓昌壹力公司指令，已向XXLtd汇付货款，并提交了豪吉公司与泓昌壹力公司签订的《委托代理进口合同》、形成于2016年6月22日浙江泰隆商业银行境外汇款申请书予以佐证。2016年6月23日，余绍健通过中国建设银行转账豪吉公司1,186,200元，汇款用途“货款”。豪吉公司确认收到该笔款项，但是根据与泓昌壹力公司间的代理合同，已经向XXLtd汇款用于支付货款，并提交了形成于2016年6月27日浙江泰隆商业银行境外汇款申请书予以佐证。2016年8月5日，余绍健通过中国工商银行转账泓昌壹力公司1,328,000元，摘要“货款”。2016年9月8日，余绍健通过中国工商银行转账泓昌壹力公司1,498,348.80元，摘要“付货款”。2016年10月26日，余绍健通过中国工商银行转账泓昌壹力公司2,456,622元，摘要“代付货款”。余绍健称上述三笔款项均是依据泓昌壹力公司出示的《购货合同》向泓昌壹力公司出借的款项。泓昌壹力公司确认收到款项，但双方并非借款关系，而是存在贸易合作关系。2016年12月1日，余绍健通过中国工商银行转账泓昌壹力公司1,332,820元，附言“代付货款”。余绍健称依据泓昌壹力公司与XXLtd签订的合同及相应发票，出借款项给泓昌壹力公司。泓昌壹力公司确认收到款项，但并非借款，而是双方之间的贸易合作款。2017年1月11日，余绍健通过中国工商银行转账吉荟棠公司1,875,900元，摘要“货款”，该笔汇款是由余某作为代理人予以办理。余绍健称该笔汇款系按照泓昌壹力公司指令支付给吉荟棠公司，用于支付货款，并提交了上海A有限公司与XXLtd签订的《购货合同》予以佐证。吉荟棠公司确认收到款项，但根据泓昌壹力公司指令，已向XXLtd汇付货款，并提交了吉荟棠公司与泓昌壹力公司签订的《委托代理进口协议书》、中国建设银行境外汇款申请书、报关单及中国建设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执予以佐证。审理中，吉荟棠公司称经财务审计，实收款项大于所需汇付货款，故于收款当日分三次向余绍健退还款项50万元、235,471元、2,877.93元，合计738,348.93元，余绍健对此予以确认。2017年1月12日，余绍健通过中国工商银行转账泓昌壹力公司738,348.93元，附言“货款”，该笔汇款是由余某作为代理人予以办理。泓昌壹力公司确认收到该笔款项。一审中，余绍健出示其与泓昌壹力公司法定代表人黄景荣（微信号：XX）于2018年2月2日至6月22日期间的微信聊天记录节选，其中黄景荣称“余总，非常抱歉！我正在紧急凑钱中还给你，因为这几天陆续货物回来有点迟了，这几天都在找相熟客户帮忙尽量销售。我年前会尽量多还一些，给您带来不便，真的很对不起”“好的，余总。这周开始陆续卖货了，下周陆续还款给您，谢谢”“余总，不好意思，货款迟迟还没能安排好。1.需要再等等给您计划的一些款，下周陆续支付。2.或者您拉一些安格斯货物”“不是给您安排了100万货物吗？这个也是还款呢”，据此证明余绍健、泓昌壹力公司之间是借贷关系。泓昌壹力公司对于微信记录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是聊天中余绍健对于款项性质的陈述是“货款”，双方之间是合作关系，还存在货物抵充款项的情况。一审中，泓昌壹力公司称于2017年8月至2019年1月期间分别以澳洲红酒、澳洲牛肉货物形式折抵余绍健的款项合计1,522,804.93元，并提交了余绍健、泓昌壹力公司之间签订的澳洲牛肉《销售合同》及销售单、澳洲红酒的销售单三张予以佐证。余绍健确认澳洲牛肉折抵款项1,390,984.93元，澳洲红酒折抵款项50,700元，但不认可其余澳洲红酒的折抵情况。一审中，余绍健称案涉借款本金为10,858,690.73元，即发生于2016年6月21日至2017年1月12日期间的八笔汇款总额，泓昌壹力公司已于2017年5月2日至2018年9月3日期间还款3,628,900元，并提交了中国工商银行及建设银行的明细清单予以佐证。泓昌壹力公司对于收付款情况予以认可，但是余绍健、泓昌壹力公司之间系合作关系，款项往来也不单单是案涉款项，泓昌壹力公司实际多支付余绍健款项202,335.68元，并提交了银行明细清单予以佐证。余绍健对于泓昌壹力公司提供的所有银行明细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余绍健、泓昌壹力公司之间虽未签订书面借贷合同，但口头约定按照年利率10%至20%来给付利息，对于2017年5月2日之前泓昌壹力公司所支付的各笔款项，均是泓昌壹力公司将货物卖出后归还款项给余绍健，多出本金部分的款项余绍健认为是利息，按照泓昌壹力公司已付利息平均得出年利率为15%，余绍健按此利率标准予以主张，之后的款项无法具体指向哪笔借款。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案余绍健称泓昌壹力公司从事进口牛肉生意，因需资金支付货款故向余绍健借款，但双方并未签订书面借贷合同。泓昌壹力公司称双方系合作关系，余绍健提供资金，泓昌壹力公司负责购买及销售货物，回款后陆续与余绍健进行结算。一审法院认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成立，要求有借贷的合意和款项的实际交付，本案余绍健作为出借人应当对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经审理查明，余绍健、泓昌壹力公司之间未签订书面的借贷合同。余绍健认为，从余绍健与泓昌壹力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微信聊天内容可见，双方是存在借贷合意的。一审法院结合微信聊天内容来看，余绍健陈述“货款安排”，泓昌壹力公司法定代表人陈述“还款”，并未体现出余绍健所述的借贷合意，故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另，余绍健提供多份购货合同，合同上载明的买方既有泓昌壹力公司又有案外人上海A有限公司，卖方则既有余绍健又有外商XXLtd，余绍健称依据上述合同向泓昌壹力公司打款，或依据泓昌壹力公司指令向豪吉公司、吉荟棠公司打款。一审法院注意到，转账凭证上均注明“货款”。审理中，豪吉公司、吉荟棠公司称依据委托代理进口合同，代泓昌壹力公司向XXLtd汇付货款。综合前述，余绍健提供的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借贷合意，即使有款项的实际交付，但不排除余绍健、泓昌壹力公司之间存在其他法律关系而发生款项往来，款项性质无法明确系“借款”。据此一审法院认为，余绍健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借贷关系的成立，故对其主张的诉请均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于2019年10月21日判决：驳回余绍健的全部诉请。一审案件受理费85,284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两项合计90,284元，由余绍健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余绍健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2019）沪静证字第1711号《公证书》，证明双方在微信聊天记录中余绍健始终要求泓昌壹力公司归还借款，泓昌壹力公司请求延期还款、以牛肉抵欠款，从未提及双方系合作关系；2.《情况说明》，证明余绍健在2016年4月20日、6月2日按泓昌壹力公司的指示，将借款汇给泓昌壹力公司委托的外贸代理公司海南B有限公司；3.证人证言，证人罗某陈述其在2016年9月随泓昌壹力公司法定代表人黄景荣及其弟弟去余绍健家中借款，但不清楚具体借款金额及利息。泓昌壹力公司经质证认为：证据1中部分聊天记录在一审中已经举证，双方的合作在2017年已经结束，2018年的聊天记录中没有提及也属正常，在2019年之前的聊天记录中都涉及货款，余绍健到了2019年才提及还款，故无法证明双方系借款关系；证据2与本案没有关联，且该证据来源不合法；证据3与本案没有关联。吉荟棠公司、豪吉公司的共同质证意见是：因对上述事实不知情，故不发表意见。本院认证意见是：关于证据1能否证明余绍健的待证事实，本院将在裁判理由部分予以阐述；证据2与本案缺乏关联性，且无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人员的签名或者盖章，故本院不予采纳；证据3不能证明余绍健与泓昌壹力公司之间存在涉案借款的合意，故本院亦不予采纳。泓昌壹力公司、吉荟棠公司、豪吉公司在二审中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余绍健与泓昌壹力公司法定代表人黄景荣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8年2月2日，余绍健：“黄总，有没有给我货款安排？”黄景荣：“有，不好意思，正在工厂谈事，这段都会陆续给您存钱。”2018年2月7日，余绍健：“黄总，要过年了，我的材料供应商和工人工资和奖金都等着你的钱，希望尽快给我付款，请回复。”黄景荣：“余总，我这几天给你，已经在尽量销售了，最近真的有很多故障，所以一直没法销售，现在一部分货物终于可以销售，但是又临近春节。”2018年3月14日，余绍健：“黄总，我的货款什么时间给我付清，我要用钱了。”黄景荣：“好的，余总，这周开始陆续卖货了，下周陆续还款给您。”2018年6月22日，余绍健：“……货款拖着，一直不付，忍耐是有限的。”黄景荣：“不是给您安排了100万货物吗？这个也是还款呢。”2018年7月25日，余绍健：“黄总，我货款给我安排了吗。”2018年8月9日，余绍健：“黄总，我的货款怎么解决了，准备不给了吗？”黄景荣：“余总，给，8月份肯定给你，真的对不起。”2018年9月6日，余绍健：“客人需要前胸和去盖臀肉各一吨，还可以安排吗？”2018年12月4日，余绍健：“现货吗，马上提货吗？”黄景荣：“还不能马上提货，清关中。”2018年12月19日，余绍健：“黄总，把昨天和上次的牛肉清单发给我，我们定一个时间对对帐。”黄景荣：“会来新柜，我再给你一些牛肉。”余绍健：“最好还钱给我，我很缺钱了，错（借）给你这么久，老是用牛肉还钱，不好吧。”黄景荣：“因为现在钱都是广州那个财务负责，我也想想办法，也弄些钱吧。”本院认为，综合余绍健的上诉请求以及泓昌壹力公司的答辩意见等，本案主要争议是余绍健和泓昌壹力公司之间是否就涉案八笔款项是否存在借款合意。余绍健提供金融机构转账凭证主张其与泓昌壹力公司之间存在借款关系，但其未能提供双方之间存在借款合意的证据。第一，余绍健主张其与泓昌壹力公司之间因泓昌壹力公司向境外采购牛肉之需而向其借款，但其未提供相关借款协议、借据等证据。余绍健主张泓昌壹力公司承诺在资金回笼后按照年利率10%至20%的利息标准向其支付利息，其该主张也没有证据证明，且其主张偿还借款的期限不确定、借款利率标准不确定，这显然也与通常的借款约定内容不符。第二，余绍健支付涉案款项的转账凭证上“摘要”一栏注明“货款”“付货款”“代付货款”等，从未注明是“借款”。根据余绍健和泓昌壹力公司法定代表人黄景荣之间的聊天记录显示：在2018年2月至2018年12月19日之前的期间内，余绍健始终在催促黄景荣安排货款，有时还要求黄景荣安排牛肉，从未提出要求泓昌壹力公司归还借款的意思表示。虽然在2018年12月19日之后的微信聊天记录中，余绍健开始提及借款，但这时已临近其提起一审起诉时间，且泓昌壹力公司没有明确确认系借款及借款金额，故也不足以证明余绍健的诉讼主张。第三，余绍健在一审提供的每一笔转账凭证所附的销售合同中，部分销售合同的卖方是余绍健，部分销售合同的卖方是上海A有限公司，而余绍健的儿子余某在涉案款项转账期间系上海A有限公司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且其中两笔款项的转账由余某代余绍健办理。如果确如余绍健所主张的泓昌壹力公司借款系用于境外采购牛肉，那也应是泓昌壹力公司与境外牛肉供应商之间签订销售合同，而不应是与余绍健以及其儿子余某担任股东和法定代表人的上海A有限公司签订销售合同。由此可见，余绍健的诉讼主张与其所举部分证据之间本身存在矛盾，余绍健对此也未能作出合理的解释和说明。泓昌壹力公司利用余绍健的部分证据以及其相应举证证明其与余绍健之间存在贸易合作等其他法律关系存在可能。在此情形下，余绍健在本案主张的涉案八笔款项系借款的法律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此时，余绍健仍应就借款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在余绍健未能进一步举证证明涉案款项系借款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余绍健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余绍健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5,284元，由上诉人余绍健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郑军欢审判员  胡 瑜审判员  胡玉凌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俞 悦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