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7民再3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朱卫红，男，1968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义乌市，现住义乌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承前，男，1983年6月29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义乌市，现住义乌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慧玲、程倩倩，浙江泽大（义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进进，女，1984年3月3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义乌市，现住义乌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童修江，浙江近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志伟，浙江红太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朱红卫与被上诉人郑承前、杨进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义乌市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15日作出（2018）浙0782民初6995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经义乌市人民法院院长提交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于2019年11月19日作出（2019）浙0782民监24号民事裁定，再审本案。2020年4月16日，义乌市人民法院作出（2019）浙0782民再53号民事判决，宣判后，上诉人朱红卫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朱红卫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义乌市人民法院（2019）浙0782民再53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原审诉讼请求；3，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杨进进、郑承前向朱卫红借款805万元，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借据是最重要的债权凭证，非有充分证据，不能予以否定；债权人有资金款项支付凭证的，债权依法成立。朱卫红已提交两被上诉人亲笔书写、签名、捺印的805万元借条，同时提交了805万元借款资金的银行转账凭证，其债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二、杨进进、郑承前主张借贷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与事实不符：1，借条为被上诉人本人签名、捺印，不存在受胁迫、欺骗和重大误解；2，两被上诉人借钱系为森加公司整体承租红太阳公司厂房，对外转租谋取差价，需一次性支付租金1000万元，而被上诉人为森加公司的股东，故本案借钱系商业行为，借款用途真实合法；3，胡思琴的50万元款项，正好进一步证明借款系真实借贷行为；4，借款月息从原借款月息3%降为1.8%，证明双方系经充分协商、讨价还价形成的合意；5，2016年12月31日，原债务人郑以法与上诉人对账，再次确认郑以法于2011年向上诉人所借、担保人为红太阳公司、郑承前、杨进进的本金565万元（本息合计为1005.48万元）中的805万元债务，已于2014年5月22日由担保人红太阳公司从当天收取的租金中予以归还了，主债务人郑以法个人尚欠朱卫红200万元，充分证明了2014年5月22日两被上诉人借新还旧的事实；6，2017年5月4日，杨进进主动向义乌市公安局经侦大队张旭华警官提交“华陇公司、杨进进、杨志玲为红太阳公司、郑以法债务提供8000多万元担保明细”清单中，明确记载欠朱卫红805万元，即本案借款。杨进进、杨志玲等人凭此自认，成功地与郑以法合同诈骗案件切割，将其原本为共同犯罪嫌疑人的身份洗白；7、杨进进多次与上诉人联系协商借款归还事宜，两人多年微信聊天记录已充分证明两被上诉人确认805万元借条、双方存在805万元借贷债务未予归还之事实。三、一审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适用《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而本案借贷行为发生在2014年，应适用《民法通则》规定，属于可撤销行为，两被上诉人并未行使撤销权。本案房屋租赁关系、借款关系合同有效，且2014年4月份租赁合同签订时，最高院关于虚假诉讼的司法解释尚未出台，虚假诉讼尚未入刑，不存在虚假诉讼、诈骗。郑承前辩称：一、本案虽有郑承前、杨进进亲笔书写、签名和捺印的805万的借条和所谓的银行转账凭证，看似借贷关系真实完整，但通过再审原审举证和义乌市公安机关移送原审法院的证据材料可证实，本案所涉的805万款项是为配合虚假的房屋租赁合同出具，目的为了阻却抵押给兴业银行的房屋被拍卖，对抗法院执行，两被上诉人出具借条行为不具备共同借款的真实意思表示，虚假意思表示实施的行为无效；且案涉款项经循环转账，由朱卫红发起，最终回到朱卫红帐户，实际未交付到两被上诉人处；二、朱卫红与郑以法系二十多年朋友关系，曾参与处理红太阳公司及郑以法等诸多法律事务处理，熟悉红太阳公司及郑以法、两被上诉人家族的资产状况，当时红太阳公司经营困难，上诉人是明知当时红太阳公司及郑以法家族是没有归还其大额借款的可能的；2013年12月至2014年3月期间红太阳公司以廿三里街道厂房为抵押向兴业银行借款3000万元，郑以法为防止日后无钱归还银行贷款，厂房一定会被拍卖，提前与上诉人协商谋划由森加公司租赁红太阳公司厂房、资金走账并以租金交付为由，用于日后阻却法院执行；这并非上诉人有超能力，提前2年预见法院会拍卖房屋，提出执行异议用，而是抵押借款到期不还，银行启动拍卖程序是法律人的基本常识。郑承前作为森加公司法定代表人、郑以法儿子，儿子公司在资金紧张情况下，借钱将10年租金一次性付给老子公司，明显也违背常理；郑以法在自身难保、在欠上诉人1000多万元情况下，没有理由让儿子、儿媳单独背负欠上诉人的债务；在此借新还旧没有任何意义，反而多增加下一代负担。虽然再审原审法院没有直接认定上诉人参与森加公司和红太阳公司的执行异议和执行异议之诉，但从彭静如实习律师的邮件及附件及805万元资金走向等证据，可看出上诉人对此知情。再审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杨进进辩称：郑承前、杨进进向朱卫红出具的805万元借条并不具备向朱卫红借款的真实意思表示，也没有真实的借贷交付，案涉805万元款项通过循环转账方式，由朱卫红发起，回到朱卫红结束，没有实际交付给杨进进；借条及转账的整个过程都是为了完成租赁关系而刻意制造的，系用于森加公司事后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和执行异议之诉，以达到对抗法院强制执行的目的。上诉人的行为涉嫌虚假诉讼，依法应移送公安机关。2018年4月18日，朱卫红向原审法院诉请：判令郑承前、杨进进归还借款805万元，并按月息1.8分从2014年5月23日起支付至实际归还之日止。原审法院认定:朱卫红与郑承前的父亲郑以法是朋友关系。郑承前、杨进进原系夫妻关系。2014年5月22日，郑承前、杨进进出具借条一份，借条载明：今向朱卫红借款人民币捌佰零伍万元正（8050000）。该款其中贰佰万元由青海丁洪亮先生汇入义乌森加家居有限公司(下称森加公司)，贰佰拾伍万元由朱卫红汇入借款人指定的吴有福帐户，叁佰肆拾万元由朱卫红汇入借款人指定的杨苏芳工商银行帐户，款项已全部收到。（另伍拾万元汇入胡思琴帐户）月息按1.8分计算。郑承前、杨进进在借条上签名捺指印。同日，上述款项均按借条约定汇入郑承前、杨进进指定的账户。2014年5月22日，森加公司在收到汇款后，将全部款项转入义乌市红太阳印刷有限公司(下称红太阳公司)在工商银行的帐户；案外人吴有福在收到汇款后将全部款项转入自己在工商银行的另一帐户，再转入森加公司在金华银行的账户，森加公司又将该款转入红太阳公司在工商银行的帐户；案外人杨苏芳在收到汇款后将全部汇入款项另加上50万元，共计390万元转入森加公司在金华银行的账户，森加公司又将该款转入红太阳公司在工商银行的帐户。森加公司三次汇入红太阳公司账户的805万元款项，均注明为租金。同日红太阳公司分三次将805万元转入朱卫红在工商银行的帐户，用途均注明为还款。另查明，郑承前之父郑以法是红太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郑承前是森加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案外人杨苏芳是杨进进的母亲，案外人胡思琴是杨进进的妹妹，案外人吴有福是杨进进的妹夫。自2011年2月23日起，朱卫红与郑承前之父郑以法有借款往来。2013年12月5日，经朱卫红与郑以法对账，郑以法共欠朱卫红借款本金565万元，利息343.3万元（已扣除2013年5月31日支付的利息100万元），由郑以法在对账单上签名确认，红太阳公司在担保人一栏盖章，郑承前、杨进进也在郑以法出具的两份借条复印件（2011年6月11日的165万元，2011年11月14日的400万元）上作为担保人签名捺指印。2016年12月31日，朱卫红与郑以法再次进行对账，郑以法签字确认的对账单记载有：本人已于2013年5月31日通过银行转账支付利息100万元整，于2014年5月22日通过担保人红太阳公司银行转账支付805万元整，尚欠本金人民币200万元整。原审法院认为：双方间的借贷关系，有郑承前、杨进进出具的借条为证，故双方存在借贷合意，朱卫红已按要求交付全部款项，有交付依据，故对双方的借贷事实予以确认。郑承前、杨进进应当按照借条的约定支付利息并返还借款。郑承前怀疑借款的真实性，但未提供相应证据。杨进进提出本案的借款没有实际发生且另有用途，根据查明的事实，借款的发生过程有款项汇入凭证，且借款按指定的公司或亲属的账户汇入已足以证明；关于借款另有用途，郑承前、杨进进提供的证据是森加公司向红太阳公司支付租金。朱卫红提供的补充证据，可以充分证明郑承前之父郑以法由红太阳公司担保向朱卫红借款的事实，郑承前、杨进进也曾为上述借款提供担保，现上述借款中的805万元，由红太阳公司于2014年5月22日代为偿还的事实。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条的规定，判决：被告郑承前、杨进进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归还原告朱卫红借款805万元及利息（以805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5月23日起按月息1.8分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0092元，由郑承前、杨进进负担。原审判决后，郑承前提起上诉，但未在法定期间内缴纳二审案件受理费，亦未提出减免、缓交诉讼费的申请，二审法院裁定按上诉人郑承前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再审一审认定的事实：郑承前、杨进进原系夫妻关系。朱卫红系专职律师，与郑承前的父亲郑以法系朋友关系。郑以法系红太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郑承前在红太阳公司厂区注册成立森加公司并担任法定代表人。郑以法曾多次向朱卫红借款。2011年2月23日朱卫红汇款郑以法60万元，2011年3月19日汇款15万元、7万元、3万元，2011年6月7日汇款75万元，上述汇款合计165万元。郑以法于2011年6月1日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向朱卫红借款人民币壹佰陆拾伍万元正。以前向朱卫红借款所写借条一律作废，以此借条为准，时间三个月，利息按月息3分计算。”事后，郑承前、杨进进曾在该借条复印件上作为担保人签名捺印。2011年11月14日朱卫红汇款郑以法200万元、100万元，2011年11月16日汇款100万元，上述汇款合计400万元。郑以法于2011年11月14日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向朱卫红借款人民币肆佰万元正（400万元正）注此款已通过银行转账全部收到。利息按月息3分计付。原肆佰万元正借据作废。”事后，郑承前、杨进进曾在该借条复印件上作为担保人签名捺印。2013年11月30日，郑以法出具对账单一份，载明：“本人于2011年6月1日向朱卫红借款人民币165万元整，月息3分；于2011年11月14日向朱卫红借款人民币400万元整，月息3分。以上两笔共计本金人民币565万元，利息443.3万元。本人已于2013年5月31日通过银行转账支付利息100万元整，实欠利息343.3万元……”为了对抗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将来起诉并申请执行红太阳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红太阳公司与森加公司经事先合谋，于2014年4月30日伪造了一份《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红太阳公司将部分房产出租给森加公司使用，租赁期限自2014年5月1日到2024年4月30日止，10年租金共计1000万元于2014年5月30日前全额付清。上述合同经郑以法和郑承前签字并加盖双方公司印章。2014年5月22日，郑承前、杨进进共同向朱卫红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向朱卫红借款人民币捌佰零伍万元正（8050000）。该款其中贰佰万元由青海丁洪亮先生汇入森加公司，贰佰拾伍万元由朱卫红汇入借款人指定的吴有福帐户，叁佰肆拾万元由朱卫红汇入借款人指定的杨苏芳工商银行帐户，款项已全部收到。（另伍拾万元汇入胡思琴帐户）月息按1.8分计算。”相应转账情况如下：2014年5月22日，丁洪亮转账森加公司200万元，森加公司转账红太阳公司200万元并备注“租金”，红太阳公司转账朱卫红200万元并备注“用途还款”；当日，朱卫红转账杨进进妹夫吴有福215万元，吴有福转账森加公司215万元，森加公司转账红太阳公司215万元并备注“租金”，红太阳公司转账朱卫红215万元并备注“用途还款”；当日，朱卫红分别通过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行转账杨进进母亲杨苏芳215万元和125万元合计340万元，杨苏芳转账森加公司390万元（含账户内自有资金50万元），森加公司转账红太阳公司390万元并备注“租金”，红太阳公司转账朱卫红390万元并备注“用途还款”；2014年5月23日，朱卫红转账杨进进妹妹胡思琴50万元用于归还杨进进母亲杨苏芳账户内的自有资金50万元，同日朱卫红转账丁洪亮200万元用于归还丁洪亮转账森加公司的200万元。至此，805万元款项通过循环转账，由朱卫红发起，回到朱卫红结束。2014年12月25日，原审法院受理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诉红太阳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2015年4月28日，法院作出（2015）金义商初字194号民事判决：一、红太阳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归还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借款本金人民币3000万元及利息、罚息、复利。二、红太阳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支付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律师代理费15万元。三、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在上述款项及诉讼费用范围内对红太阳公司所有的坐落于义乌市××三里街道的房地产［房产证号：义乌房权证廿三里字第ｃ00133920、ｃ00133921号；土地证号：义乌国用（2007）字第25-8660号；最高额3500万元］享有优先受偿权。判决生效后，红太阳公司未履行还款义务。2015年8月31日，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16年1月7日，法院作出（2015）金义执民字第5927号执行裁定，查封红太阳公司所有的坐落于义乌市××三里街道的房地产。同年1月8日，法院裁定拍卖上述房地产并责令红太阳公司于同年2月5日前迁出上述房屋，逾期仍不履行本案债务又不自觉腾空的，依法强制腾空。2016年3月14日，森加公司以上述房屋租赁合同、转账交付红太阳公司805万元的交易凭证以及150万元本票、45万元租金收款收据为主要证据，就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申请执行红太阳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向法院提出书面执行异议，要求保护森加公司合法的租赁权并确认森加公司对红太阳公司所有的坐落于义乌市××三里街道的土地使用权及建筑物享有优先购买权。法院审查后于2016年4月28日作出（2016）浙0782执异35号执行裁定，驳回森加公司的异议请求。森加公司不服，向法院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法院于2016年5月25日立案，因森加公司未在法定期间内缴纳诉讼费用，也未提出缓减免等司法救助申请，2016年7月6日作出（2016）浙0782民初8725号民事裁定，本案按撤诉处理。2016年12月31日，郑以法再次出具对账单一份，载明：“本人于2011年6月1日向朱卫红借款人民币165万元整，月息3分；于2011年11月14日向朱卫红借款人民币400万元整，月息3分。以上两笔共计本金人民币565万元，利息算至2014年5月22日，为540.48万元。本人已于2013年5月31日通过银行转账支付利息100万元整，于2014年5月22日通过担保人红太阳公司银行转账支付805万元整，尚欠本金人民币200万元整。”对账单还载明了郑以法从2014年至2016年因各种经济纠纷委托聘请朱卫红律师代理民事诉讼，尚欠支付代理费的事实。对账单最后载明：“本人承诺于浙商证券上市并大小非解禁后，一次性结算本息并支付上述款项。”嗣后，郑以法未支付对账单载明的尚欠本金人民币200万元，郑承前、杨进进也未支付借条载明的借款人民币805万元以及利息。2018年4月18日，朱卫红提起原审诉讼，法院于2018年10月15日作出原审判决。再审一审认为：涉案805万元款项通过循环转账，由朱卫红发起，回到朱卫红结束，没有实际交付郑承前、杨进进。结合森加公司和红太阳公司伪造《房屋租赁合同》以及嗣后森加公司以此为据向法院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和执行异议之诉，可以认定郑承前、杨进进共同出具805万元借条以及配合完成相应款项转账交付的真实意图是为了完成租赁关系的证据链，用于事后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和执行异议之诉，达到对抗法院强制执行的目的。因此，郑承前、杨进进共同出具805万元借条的行为不具备其二人向朱卫红借款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据民法总则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综上，朱卫红的诉讼请求，与法不符，不予支持。原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导致裁判结果错误，应当依法改判。案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一、撤销本院（2018）浙0782民初6995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朱卫红的诉讼请求；原审案件受理费110092元，由朱卫红负担。再审二审中，朱卫红提供了以下证据：证据一、“红太阳厂房司法拍卖及百度地图”证据保全公证书，用于证明森加公司是红太阳公司廿三里厂房的实际使用者，《房屋租赁合同》有效；证据二、森加公司工商登记材料，用于证明该公司承租红太阳公司厂房；证据三、彭静如2015年8月10日邮件及协议，用于证明该邮件及附件与本案无关；证据四、法律服务委托合同及（2016）浙0782民初2734号民事判决书，用于证明朱卫红代理红太阳公司（第三人）执行异议案件。郑承前质证认为，证据不属新证据，证据一真实性无异议，森加公司仅使用红太阳公司一部分，且在租赁合同签订前就有，不能认定租赁合同有效，对其他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无关联性。杨进进质证认为上述证据均与证明对象无关联性。本院认为，朱卫红提供的证据均不属于新证据，不能证明租赁合同的效力，对案件基本事实无实际影响，故对上述证据本院不予采用。对于再审一审认定的事实，朱卫红除对《房屋租赁合同》是否伪造、目的是否为阻却法院执行以及认为本案借款、付款真实外，对再审一审认定的其他事实没有异议，对于2014年5月22日、23日资金转账走向也没有异议。郑承前、杨进进对再审一审认定的事实没有异议。因法院对借条及款项仅为对事实的表述，与上诉人陈述并无矛盾。租赁合同与本案民间借贷为非同一法律关系，原审认定是红太阳公司与森加公司事先合谋、伪造，而未认定朱卫红参与合谋、伪造，而红太阳公司法定代表人郑以法、森加公司法定代表人郑承前均自认租赁合同虚假、目的是为了对抗兴业公司实现抵押权，故对这部分事实，也应予认定。综上，本院确认再审一审认定的事实。本院认为，民事法律行为应当意思表示真实、诚实信用、不得损害他人利益。郑承前、杨进进在涉案借条上的签名真实，有借款的意思表示，但在该意思外观下，隐藏着为配合掩盖森加公司与红太阳公司虚假租赁合同，并通过复杂的资金循环走账制造租金已交付假象的内心真实意思。在本案借条前，朱卫红对郑以法享有超过805万元的债权。在借款意思外观下，朱卫红还有通过与郑承前、杨进进签订涉案借条、复杂走账，实际完成了将原主债务人郑以法的部分债务转移到原借款保证人郑承前、杨进进名下的真实意思。然而，债务转移只需各方当事人重新签订相关协议即可，无需通过银行多次循环走账来同时完成借款交付、森加公司租金交付、红太阳公司归还借款的复杂方式；结合朱卫红所在杭州市的同一律师事务所的彭静如实习律师先后所发的电子邮件及附件、公安移送材料中的证人证言、朱卫红对红太阳公司法定代表人郑以法熟悉程序等内容，至少从民事诉讼证据证明标准看，朱卫红对于森加公司与红太阳公司建立虚假租赁合同一事是知情的。虽然森加公司以虚假租赁合同及付款凭证提出的执行异议、执行异议之诉并未能实际达到阻却法院执行的目的，但双方当事人通过复杂的银行走账，凭空使森加公司在红太阳公司身上增加了805万元债权，稀释了红太阳公司债权人的权益，损害了他人的合法利益。故本案朱卫红与郑承前、杨进进的行为系相互串通损害其他人利益行为，属无效，包括循环转账中的支付租金、归还借款以及郑以法对帐单中扣减805万元债务均应属无效。因款项系从朱卫红出发、最终又回到朱卫红，故无需相互返还。《房屋租赁合同》中的主体森加公司、红太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已自认该合同虚假，朱卫红并非该《房屋租赁合同》合同主体，其主张该《房屋租赁合同》有效，进而主张本案借款关系有效，本院不予采信。但，虚假的租赁被确认无效后，并不能消灭朱卫红原来享有的对郑以法及其担保人红太阳公司、郑承前、杨进进的债权，对此，朱卫红可另行主张。综上，再审一审判决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义乌市人民法院（2019）浙0782民再53号民事判决。二审案件受理费110092元，由上诉人朱卫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盛基敏审 判 员 郭召军审 判 员 马美华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代书记员 徐艳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