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7161号上诉人（一审原告）：上海新炬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营业场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华夏路26号802房、803房、804房（仅限办公）。负责人：李灏江，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晨程，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童飞，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上海锦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徐汇区吴中路259号。法定代表人：徐伟杰，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解秋红，女，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卞碧玉，女，公司员工。一审第三人：张存庆，男,1989年9月6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闵行区，现羁押于上海市徐汇区看守所。上诉人上海新炬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以下简称新炬广州分公司）与被上诉人上海锦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江公司）、一审第三人张存庆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20）沪0104民初5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新炬广州分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其一审全部诉讼请求。（其中，逾期付款损失应按最新标准即LPR利率标准计算。)上诉主要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与锦江公司之间存在汽车购销合同关系，锦江公司在收到上诉人支付的购车款后未交付车辆，故双方合同应当解除，锦江公司应退还车款。包括张存庆在内的锦江公司员工实施的职务行为印证了锦江公司与上诉人之间存在汽车购销合同关系。上诉人的购车款也是汇入锦江公司专门收取客户购车款的银行账户。锦江公司在向上诉人销售车辆的过程中，至少有包括张存庆在内的三位员工在其职权范围内以锦江公司的名义实施销售行为。张存庆以锦江公司的名义向上诉人推荐车辆、提供日常销售服务，促成上诉人与锦江公司签署《汽车产品购销合同》，提供锦江公司银行账号供上诉人支付购车款；锦江4S店财务人员以锦江公司名义在合同上盖章，收取并核实上诉人向锦江公司银行账户支付的28万元购车款。本院2019年12月25日作出的（2019）沪01民终15954号民事裁定书中也确认张存庆是锦江公司“原业务员”。锦江公司员工实施的职务行为对锦江公司发生法律效力。退而言之，即便张存庆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代理权终止，以锦江公司名义实施的代理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仍对锦江公司发生法律效力。由于《汽车产品购销合同》是锦江公司销售汽车的格式合同，上面加盖锦江公司公章，购车款汇入了锦江公司专门收取客户购车款的银行账户，上诉人是在锦江公司取回的盖章合同，锦江公司收取上诉人款项后一直未向上诉人提出任何异议。上述事实均使得上诉人有理由相信张存庆是锦江公司员工，是有代理权的。锦江公司应依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纠纷案件中涉及刑事犯罪若干程序问题的处理意见》“单位如果对合同的相对人即被害人构成表见代理，或者单位有过错的，单位应承担合同责任或过错赔偿责任”担责。再退一步而言，即便张存庆是代上诉人以自己的名义向锦江公司购车，在锦江公司未交付车辆的情况下，上诉人依法有权要求锦江公司向其退款。锦江公司知晓张存庆与上诉人之间的代理关系，故该合同依法直接约束上诉人与锦江公司，现应由锦江公司向上诉人退款。假设锦江公司当时不知道张存庆与上诉人之间所谓的代理关系，现张存庆因锦江公司的原因无法将车辆交给上诉人，并且已经向上诉人披露锦江公司的情况下，上诉人有权直接要求锦江公司退款。现有证据为锦江公司收到上诉人支付的28万元款项，但无法证实交付了车辆或退款，即未支付任何对价，应予退还该28万元。二、一审法院关于新炬广州分公司系代张存庆支付购车款的事实认定存在明显错误且没有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在错误采纳张存庆的陈述后，未根据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受托人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的有关规定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张存庆的谈话笔录与其此前出具的《承诺函》相冲突，上诉人是以自己名义向锦江公司购车，从未委托张存庆以张存庆的名义购车。张存庆在谈话笔录及《承诺函》中多次提及锦江公司是与上诉人签订了汽车购销合同。张存庆只是代表锦江公司促成签署了该购销合同。张存庆出具的《承诺函》以及本案其他证据显示上诉人是作为购车人自行向锦江公司支付购车款，而非代张存庆支付车款。锦江公司、张存庆至今未提供上诉人是代张存庆支付购车款的证据。为顺利办理二手车过户手续，避免额外税赋，二手车交易合同的签署方应是最终买家而非受托人，锦江公司主张的业务模式在实践中根本不具有可行性，明显违背常理。上述二手车过户规定导致锦江公司只会与实际购车方而非张存庆签署《机动车交易合同》、建立二手车买卖合同关系。锦江公司必然知晓本案付款方新炬广州分公司是其合同相对方。锦江公司提供的证据之间无法相互印证，混淆视听，且与张存庆陈述相互矛盾。锦江公司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案外人荀某、于某委托张存庆以自己名义向锦江公司购车，而且该主张明显不符合常理。张存庆并未以自己名义与锦江公司签署该两份《机动车交易合同》。锦江公司一审中提交的购销合同是其单方制作并盖章，合同落款签订日期2018年12月20日，但至今合同无乙方张存庆的签字，合同尚未订立。上诉人并非代案外人荀某、于某支付购车款。锦江公司并无证据证明其向张存庆或荀某、于某交付了车辆。张存庆在谈话笔录及《承诺函》中确认锦江公司并未向其交付车辆。锦江公司提交的证据根本无法证明案外人荀某、于某购买丰田汉兰达、奔驰车一事与本案有何关联性。三、张存庆合同诈骗案的被害人是锦江公司，而非上诉人。锦江公司可以通过刑事案件挽回损失，其在本案中应将车款退还上诉人。被上诉人锦江公司辩称：张存庆不是锦江公司员工，张存庆在公安讯问时确认新炬广州分公司的钱应由张本人返还。新炬广州分公司的负责人认识了张存庆，就向张存庆取车。锦江公司从始至终没有与新炬广州分公司签署过书面购销合同。汇款28万元备注写明代张存庆付款。张存庆本人也出具了代付款证明。锦江公司已经向张存庆交付了案外人购买的车辆。刑事案件被害人是上诉人，不是锦江公司。锦江公司也从未报案，报案人是张存庆诈骗的多家公司，锦江公司只是配合公安调查。所有的账目凭证、车辆档案锦江公司都提供给了公安经侦部门。新炬广州分公司一审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确认新炬广州分公司与锦江公司签订的《汽车产品购销合同》于2019年1月12日解除；2.判令锦江公司退还购车款28万元；3.判令锦江公司支付以28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8年12月20日起至实际支付日止的逾期付款损失；4.本案诉讼费用由锦江公司负担。起诉事实和理由：新炬广州分公司与锦江公司签订《上汽大众汽车产品购销合同》，约定锦江公司向新炬广州分公司出售别克GL8汽车一辆，车辆价款28万元。2018年12月19日，新炬广州分公司将28万元购车款汇入锦江公司的银行账户，但锦江公司并未向新炬广州分公司交付车辆。2019年1月1日，新炬广州分公司与锦江公司4S店销售人员张存庆协商交车事宜。张存庆向新炬广州分公司出具《承诺函》，因锦江公司无法向新炬广州分公司交付车辆，需将收到的28万元退还新炬广州分公司，张存庆承诺为锦江公司退还28万元购车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后经新炬广州分公司多次催告，锦江公司均拒绝履行《上汽大众汽车产品购销合同》项下的交车义务，致使新炬广州分公司无法实现合同目的。2019年1月10日，新炬广州分公司委托律师向锦江公司发送《律师函》，要求解除与锦江公司的《上汽大众汽车产品购销合同》，并要求锦江公司退还购车款。锦江公司于2019年1月12日签收该律师函。据此，前述《上汽大众汽车产品购销合同》已于2019年1月12日解除。但截至新炬广州分公司提起本案诉讼之日，锦江公司既未交付车辆，也未退还购车款，故涉讼。一审法院认定如下法律事实：2018年12月19日，新炬广州分公司将28万元购车款汇入锦江公司的银行账户，在摘要一栏备注“购车（张存庆）”。2019年1月1日，张存庆出具《承诺函》称其作为锦江公司4S店汽车销售人员，促使新炬广州分公司向锦江公司购买别克GL8汽车，新炬广州分公司将28万元购车款汇入锦江公司账户；目前锦江公司无法交付车辆，张存庆承诺为锦江公司退款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新炬广州分公司提供一份《上汽大众汽车产品购销合同》的照片复印件，车型代码、颜色均为空白，单价为28万元，合同落款处由新炬广州分公司和锦江公司盖章。新炬广州分公司称该合同无法提供原件，因为当时张存庆提出合同中并未写明车型代码，故要求将原件交给锦江公司补齐。对此，锦江公司不予认可，称从未和新炬广州分公司签署过合同，该复印件尾部落款的盖章也不是锦江公司印章。一审法院另受理上海XX股份有限公司诉锦江公司、张存庆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19）沪0104民初10971号。在该案中，锦江公司提交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分局于2019年2月25日出具的徐公（经）立字（2019）101528号《立案决定书》一份，载明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分局依法决定对张存庆涉嫌合同诈骗立案侦查。上述案件中，上海XX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汽车产品购销合同》上所加盖的锦江公司印章，经法院委托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后，于2019年9月18日作出《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鉴定意见书》，称合同上锦江公司的印章与该公司工商内档中留存的公章印文不一致。本案中，新炬广州分公司与锦江公司签订的《上汽大众汽车产品购销合同》并无原件，不具备鉴定基础。一审审理中，锦江公司提供：1.银行业务回单和记账联，证明新炬广州分公司所支付的28万元系代张存庆所付的购车款；2.《机动车交易合同》两份及张存庆付款凭证，合同的甲方落款处由锦江公司盖章、乙方（张存庆）落款为空白，系购买奔驰和汉兰达品牌车辆，购车款共计47万元，张存庆同日付款19万元，锦江公司称剩余28万元即新炬广州分公司所代付的购车款；3.信息摘要，证明张存庆在锦江公司购车后出售给下家的信息摘要。对此，新炬广州分公司称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不认可，记账联、信息摘要均为锦江公司单方制作，付款时的备注是为了帮张存庆算业绩，并非代付款。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系争《上汽大众汽车产品购销合同》缺乏原件，新炬广州分公司仅提供照片复印件无法证明双方之间存在真实的汽车购销合同关系。另外，从新炬广州分公司汇款28万元的转账凭证来看，其对备注“购车（张存庆）”的解释，并无其他证据加以佐证，应不予采信。同时结合张存庆及锦江公司的陈述及证据，新炬广州分公司系代张存庆支付购车款的证明力更强。因此，新炬广州分公司的诉请主张均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其可向张存庆另行主张相应损失。一审审理中，张存庆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视为自愿放弃诉讼权利。一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百四十条规定判决：驳回新炬广州分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500元，由新炬广州分公司负担。本案各方当事人二审期间未提交新的证据。经本院审查，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焦点：新炬广州分公司与锦江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二手车购销合同关系？张存庆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锦江公司将涉案28万元购车款作为案外人的购车款与张存庆进行款项结算是否得当？锦江公司是否应向新炬广州分公司返还该笔货款？本院认为，新炬广州分公司对于其与锦江公司存在购销合同关系的举证不足，一方面，其未能提供有效的书面合同证明其与锦江公司之间存在书面购销合同；另一方面，新炬广州分公司主张张存庆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亦应提供充分的表面证据作为依据，使得其足以相信张存庆是代表锦江公司并与锦江公司发生法律行为，且新炬广州分公司还应系善意一方，但现有证据仅能够证明张存庆与新炬广州分公司过往密切，而未见表面证据证明张存庆系锦江公司代理人的身份关系成立，故上诉人主张张存庆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依据不足。至于上诉人将购车款28万元汇入锦江公司账户时，其在备注栏括号备注了张存庆的名字，其本意系通过张存庆向锦江公司购买别克轿车而付款，因此其直接将购车款依据张存庆的指示打入锦江公司的账户，同时备注了购车渠道为张存庆。但在该28万元购车款汇入了锦江公司账户后，实际被中间人张存庆挪作案外人的购车款用途，张存庆主观上对此系明知，负有过错责任，应向上诉人承担如数返还等赔偿责任。上诉人任人无信，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应向张存庆追责。锦江公司作为收款人，在其与中间人张存庆的业务联络中，其将收到的备注为张存庆的上诉人汇款，依据张存庆的安排，记在锦江公司向张存庆所交付的案外人车辆的对价项下，对于收款人锦江公司而言，其就该笔结算履行了内部必要审核程序，并无明显工作失职或者违规之处，亦无挪用资金的主观故意，不能苛以过错之责。综上所述，上诉人关于返还28万元货款并赔偿损失的主张，应直接向中间人张存庆提起；其解除与锦江公司购销合同的主张，因合同不存在，应予驳回。据此，上诉人的上诉，不具备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500元，由上诉人上海新炬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 英审判员 杨 苏审判员 顾恩廉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胡 骞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