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7民终235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肖春梅，女，1979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鲍金伟，浙江望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丽娜，女，1980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阜阳县颍州区。 上诉人肖春梅因与被上诉人张丽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2019）浙0782民初118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肖春梅的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或者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对举证责任分配不当，导致认定事实错误。本案讼争的“补利息欠条凭证”（以下简称欠条）是被人为撕毁的，这一点讼争双方均无异议，但是双方对欠条被撕毁的原因及过程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肖春梅的说法是欠条系因双方试图虚增夫妻共同债务，故写下两分利，但及时反悔并当场撕毁；张丽娜的说法是肖春梅要求查看欠条内容时由证人擅自撕毁。一审经过对两种说法的梳理，认为张丽娜的说法“更可信，更符合常理”，故而支持了张丽娜两分利的利息主张。我们认为一审的这种裁判思路是错误的。当出现上述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时，不能抛开举证责任陷入主观认识的误区，仅凭哪种说法自认为更有道理就径行判决，而应该将重心放在举证责任的分配上，放在对这两种说法的证据支持中。欠条被人为撕毁双方均无异议，撕毁本身就已表明欠条丧失了证据效力，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规则，张丽娜应当继续提供证据证明欠条系被非法撕毁的，从而去恢复欠条的证明力。然而，纵观全案，张丽娜只是在法庭上单纯地讲述了一种说法，却没有任何证据予以佐证，甚至连一份报警记录或者微信聊天记录或者录音材料都没有。但是肖春梅一方申请了证人出庭作证，证人的陈述与肖春梅的陈述基本吻合，印证了肖春梅的欠条被撕毁的说法。所以上述两种说法的证据支持中，张丽娜是零证据、纯口供，而肖春梅则由唯一在场的关键证人的证人证言证明，高下立判，即使把已经撕毁但仍掌握在张丽娜手中的欠条碎片视为一种证据的话，张丽娜的上述证据也没有形成证据优势，因为这种“欠条碎片”即使具备证据效力，其证明力也非常微弱，当欠条系被恶意撕毁时，法庭不应容许当事人躺在权利上睡觉，张丽娜不仅没有在当时报警，也没有在之后长达数年的时间里固定任何利息方面的证据。所以，张丽娜根本没有完成对利息部分的举证责任，更遑论自然人之间民间借贷利息的举证需要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这一要求。从举证难易上来看，一个人难以举证证明没有利息约定的事实（没有的事实如何举证？），肖春梅一直主张，讼争双方未真实地约定有两分利利息，这种主张自然难以有证据支撑；但是张丽娜主张的是“两分利的利息从始至终肖春梅都认可”，那么本案出借次数如此之多、时间跨度如此之久，作为挑起诉讼、提出利息诉求的张丽娜，除了一份被撕毁的残缺的欠条之外就举示不出任何其他证据，这是如何也说不过去的。所以，举证责任分配不当，必然导致事实认定错误，在本案中一审就错误地采信了张丽娜关于欠条被撕毁的说法。二、即使按照一审的思路，抛开举证责任，单纯地比较两种说法的可信度，也是肖春梅关于欠条被撕毁的说法更可信，更符合常理；一审认为张丽娜对欠条被撕毁的说法“更可信，更符合常理”没有逻辑支撑。张丽娜对欠条被撕毁的说法至少存在以下六个逻辑问题。第一、如果欠条系被证人陈某强行非法撕毁（不论撕毁行为是否经过肖春梅授意），为什么张丽娜没有报警？张丽娜陈述在欠条被撕毁后“我觉得他们是有预谋的（指撕毁欠条），后来我打电话给她，各种理由和借口推托。”在肖春梅各种理由和借口推托且没有重写利息欠条的情况下，张丽娜应该非常痛恨证人才对，却反而在撕毁欠条的大概一个月后（2017年6月8日建行转账给陈某54000元）就开始频繁地给证人转钱，这不符合人的心理规律。第二、按照张丽娜的说法，借据在前，欠条的书写时间在后，那么欠条的书写时间是在2017年5月8日左右（张丽娜陈述欠条是出具“借据之后一个礼拜以后写的，双方都没有注意到时间问题，这个算是失误”，借据的落款时间为2017年5月1日），而欠条的实际落款时间却是2016年5月1日，按照张丽娜的说法，这是肖春梅的笔误造成的，但是一个人既把年份误写，又把日子写错（更何况五一劳动节这种重要的法定节假日，2017年五一劳动节休假时间为4月29日、4月30日、5月1日）的概率极低，双方居然都没有发现时间上的笔误，而且在先的借据中书写内容清晰准确，在后的欠条中相同或相似的书写内容错漏百出，欠条中又己经清晰地写着“借款从2016年6月16日至2017年5月31日止利息共计32万”，肖春梅在书写欠条时离还款期限仅剩一个多月的时间，却还把日期写错成2016年5月1日，这完全不符合人的书写规律。第三、从2016年3月14日开始，张丽娜便陆续向肖春梅出借资金，次数多达二三十次，金额大的有六十万元，小的却只有区区几百元。同理，肖春梅归还资金的次数也是多达三四十次，金额也很凌乱，其中并没有归还利息的任何规律。如果双方一开始就约定过两分利的利息，那根本无法去计算出哪些是归还的本金，哪些是归还的利息，那就是一笔糊涂账，正常人不会作出这样的资金安排。而且，2016年5月16日，张丽娜出借了资金16万元，2016年6月20日，肖春梅就归还了该笔16万元借款；而像2016年7月11日，7月14日，8月15日，9月19日，9月25日，9月27日，2017年1月11日等日期，在同一天，既有张丽娜向肖春梅出借的资金，又有肖春梅归还的资金，这种复杂特殊的资金来往，也不符合出借资金赚取利息的正常操作，这不符合人的行为规律。第四、经过庭审可以查明，微信聊天方式至少是催要借款的主要方式之一（在卷证据已有催要借款的微信聊天记录及大时间跨度的频繁的微信转账），那么从2016年开始出借资金到2019年起诉这几年的时间里，按正常来讲应该会留存大量的微信聊天记录，既然一开始就约定过2分利的利息，微信聊天记录中就难免会提到利息问题，但是张丽娜在回答代理人提问时（代理人问利息是如何催讨的），却不假思索地径直回答都是通过打电话的方式催要利息的（都不需要去回忆，意思是借款本金是会通过微信聊天催要的，但是利息都是通过打电话催要的），这不符合人的记忆规律和行为规律。第五、如果真如张丽娜所述，肖春梅尚欠其一百多万元的借款本金及利息，不仅长期逾期未付，而且还强行非法撕毁了其利息欠条（张丽娜说证人是肖春梅的男朋友，还怀疑是肖春梅与证人串通），恶意撕毁欠条后又“各种理由和借口推托”，赖账的恶劣程度可见一斑，那么张丽娜肯定己经充分认识到了肖春梅的人品好坏，为什么在欠条被撕毁后又马上频繁地借钱给肖春梅（张丽娜说转账给证人的钱都是出借给肖春梅的，这样来算的话后面出借次数超过了十次，金额多达几十万元），而且还充分信任到不写借条？2019年3月22日的借款写了借条又为什么不写上2分利利息？有这么多机会为什么不要求肖春梅重新补写之前撕毁的利息欠条？或者将两分利的利息约定进行通话录音或者固定到微信聊天记录里去，这根本不符合一个人的认知规律。第六、案涉借据是一份非常专业的、面面俱到的书面借款合同，一看就知道是专业人士的杰作，却唯独缺失“利息为分利”部分，非常反常；而“借款人超过约定期限未还清，则承担出借人为追索实现该笔债权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含诉讼费、律师费、交通费等），并愿意承担借款总款2%的违约金”与利息为2分利完全是天差地别的两个概念，正常人都可以区分清楚。换一个角度讲，一份近乎完整得可怕的借款合同却唯独缺失了利息为几分利部分（其他部分都完整存在）又把违约金误解成利息的概率是微乎其微的，这不符合合同的设计规律和人的意识规律。以上六个有悖客观规律的地方，在一审时肖春梅一方就已经进行过充分地阐述，如果说违背一个客观规律尚且还有一定的可能性的话（毕竟世间万事万物虽有规律却也难免偶有奇葩的事情会发生），同时违背了以上六个客观规律，则可以完全确定张丽娜是在说谎。然而一审法庭似乎对此置若罔闻，在判决书中未有任何回应，而是完全回避了上述明显违背客观规律、不符合常理的地方，让人费解。肖春梅的陈述不存在明显不符合常理的地方。一审法庭认为“张丽娜与证人均陈述张丽娜仅停留20多分钟”，其实是理解上出现了偏差。因为按照证人的陈述，其到达肖春梅住所时，肖春梅与张丽娜业已在上述住所且欠条己经写好，证人根本无法得知其到达之前张丽娜己经在上述住所待了多长时间。因为按照肖春梅的陈述，当时还有一个书写欠条的过程，那么可以推理得出张丽娜在上述住所的时间应该远远超过二十分钟，这也与肖春梅的时间陈述相吻合。法庭将证人陈述的二十多分钟简单理解成是张丽娜在该住所总共待了二十多分钟其实是曲解了证人的意思，证人的意思应当是在其到达上述住所后，张丽娜还在那里待了二十几分钟。张丽娜与证人关于二十多分钟时间陈述的基本一致，恰恰可以说明证人证言的可信度较高（因为张丽娜基于趋利避害的想法，可以将证人到达上述住所之前自己在该住所待的那部分时间隐去）。一审法庭还对证人进行了误导性地、偏某，导致证人在回答提问时误把房子与具体房间混淆，经过代理人的补充发问，证人己经清晰地回答了张丽娜的上述住所的格局为一室一厅，欠条系在客厅由张丽娜撕毁的，而其拿样品是在卧室拿的。法庭忽略了客厅与卧室之间的物理空间单元可能会对视野造成的阻隔，径直认定“且在肖春梅与证人在场的情况下要偷偷捡回被丢弃在垃圾桶里的凭证，不符合常理”，如果存在上述视觉阻碍，不要说二十分钟，张丽娜偷偷捡回投放于垃圾桶中的欠条碎片只需要几秒钟的时间。那么，又有什么不符合常理的地方呢？难道按照张丽娜所陈述的，一个证人去撕毁当事双方业已达成的欠条是一种合理的举动？还是肖春梅与证人之间有资金往来就是男女朋友关系？如果是这样去推理的话，后来张丽娜与证人之间的资金混同更多更杂，张丽娜与证人又是什么关系？法庭还认为“……退一步讲，即使真如肖春梅所说先撕毁了补利息凭条，再写本案借据，张丽娜完全可以在其提供的借据范本中对利息问题进一步明确约定，故本院综合认定张丽娜的陈述更可信、更符合常理”，这一段话的逻辑就存在问题，按照肖春梅的陈述，所谓的两分利利息是意图虚增债务而来，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实际上并不存在真实的利息约定，欠条撕毁表明肖春梅不愿意再做虚增债务的非法行为，张丽娜怎么能够“完全可以在其提供的借据范本中对利息问题进一步明确约定”？肖春梅做事虽然粗疏，不够严谨，文化水平也不高，不会对借据的内容字斟句酌，但是如果张丽娜在借据当中堂而皇之地写着两分利利息，还是很容易被发现的。因为一旦张丽娜在借据中明确写上2分利的利息，肖春梅一旦看到了就不会签署借据了。一审法庭完全无视上述张丽娜对欠条撕毁说法存在的六个违背客观规律的地方，却纠结于有充分解释空间的二十分钟的陈述巧合，从而推断出张丽娜的说法“更可信，更符合常理”，完全没有逻辑可言。三、一审法庭对利息部分理解和适用法律错误。按照《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的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合同法专门单列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予以特别规制，由其深层次的立法目的，盖因“与传统民事审判理念比较，随着商事审判观念深化，对于民间借贷案件中不同主体利息约定不明采取不同价值标准日益成为主流。在价值追求上，民事审判侧重于对人的生存与发展的保护，可以概括为以人为本；商事审判侧重于鼓励交易，增进财富，系以交易的安全和快捷为目的。在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方面，民事审判侧重于公平优先，商事审判强调两者并重，有时更侧重于效率优先。”所以，“就民间借贷主体而言，既包括单纯自然人之间的借贷，也有大量带有商事主体性质的非金融机构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在利息约定不明确时采取不同的标准符合民事审判与商事审判理念及价值追求的差异”。基于对以上立法价值的追求及《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的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除自然人之间借贷的外，借贷双方对借贷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民间借款合同的内容，并根据当地或者当事人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市场利率等因素确定利息。上述规定己经清晰地表明，自然人之间的借贷，如果对利息约定不明的，不能进行合同漏洞补充，而应直接裁定不支付利息。这种裁判思路系对“人的生存和发展的保护”，系“强调对弱者的保护，以实现交易结果公平、实质公平，侧重于维护财产的静态安全”，也是侧重于对出借方过错的责难，以“方便公民生产生活，促进邻里和睦安宁，形成互帮互助，友好相处的和谐氛围”（以上内容参见杜万华主编、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著的《最高人民法院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理解与使用》第436页、第437页、第442页）。如上所述，对于民间借贷的利息，要区分是自然人之间的借贷，还是其他商事主体之间的借贷。因为借贷主体的不同，法庭应分配不同的举证责任，应适用不同的判定标准。自然人之间的民间借贷，法庭应对出借人课以最重的利息举证责任。这种利息的举证责任应能够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也就是说，出借人如果需要主张利息的，需要向法庭提交充分的证据以排除合理的怀疑。因为一旦出借人举示的证据不能够清晰地证明利息约定，就会落入《合同法》第211条的规定，该条规定的立法目的就是为了保护自然人之间借贷中的借款人一方，体现了民事审判中保护人类生存权的基本价值观，这与商事主体之间的借贷司法更注重效率有本质的区别。回到本案中来看，张丽娜显然没有完成案涉借款有两分利利息约定的举证责任，根据目前所掌握的证据及庭审情况来看，顶多只能说是利息约定不明。因为《借据》是一份张丽娜提供的格式合同，格式合同中有利息这一词语但没有写明2分利，仅仅就这一份《借据》，应视为未约定利息。欠条中虽然有两分利的利息约定，但是该证据是被撕毁的、有欠缺的证据，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求，不能作为合法有效的证据使用。更为关键的是，张丽娜对这份欠条的当庭陈述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和无法解释的疑点。证人的证词及欠条的落款时间都指向了没有真实约定2分利利息的方向。从庭审情况和证据可以看出，本案中肖春梅的陈述更为可信，如果肖春梅的陈述是真实的并能查实，这意味着张丽娜已涉嫌虚假诉讼罪。如果我们跳出查清客观事实的怪圈，因为不论是肖春梅的陈述还是张丽娜的陈述，无论哪一方的陈述更可信，以法院的查证能力可能都无法准确地查明客观事实，然而我们可以查明法律事实。法律事实就是欠条被人为撕毁了；在双方都没有十分充分地证据去证明欠条出具和撕毁时间的情况下，法庭最多只能认定讼争双方曾经就利息进行过协商，但是最终未达成一致意见（如果是被违法撕毁，张丽娜理应报警或者固定其他证据补强，此正是所谓利息约定不明时对出借人的过错责难）这是欠条被撕毁本身所揭示的法律事实。从举证责任的角度来讲，由于张丽娜的举证未达到高度盖然性地证明标准，这种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理应由其承担。故，法庭应引用上述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以利息不明为由驳回张丽娜对两分利利息的诉讼请求。四、一审法庭未查明借款本金的交付时间及具体金额，属于事实不清，也极易造成裁判结果不公平。按照《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的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自然人之间的民间借贷作为实践性合同，尚需查明借款是如何交付的。在本案中，《借据》中记载的1324400元借款是多次借款的累计所得（出具时未扣除己归还部分），即使法庭认为上述金额系结算所得（己扣除归还部分），也应查明结算的大致过程。在本案当中，张丽娜在第一次提交的证据材料中，己经勾选了1324400元借款的组成，然而经过计算，上述勾选的交付金额远低于1324400元；后来，张丽娜又重新向法庭提交了交付依据及借款整理清单，然而经过计算，上述交付金额又远高于1324400元。张丽娜已承认上述1324400元借款是在没有拉取银行流水的情况下，双方按照记忆将大额借款相加得来，但是张丽娜也无法讲清楚1324400元借款具体是由哪几笔大额借款构成，也无法解释清楚1324400元借款是否已扣除归还部分以及是如何扣除的。民间借贷纠纷作为实践性合同纠纷，查清出借款项的具体交付方式和过程是法庭审理的重中之重，尤其是出借款项的交付时间以及金额。在本案中，哪怕法庭不支持肖春梅关于1324400元借款未扣除己归还部分本金的主张，也应查清上述借款的具体构成。法庭一方面支持了张丽娜两分利的利息主张，同时又强调“双方对从2016年6月16日至2017年5月31日的利息进行了计算为32万元，本院根据双方的转账记录计算，该期间的32万元利息符合法律规定，故肖春梅之后的还款应先抵扣该部分利息”，这里面存在明显的逻辑问题。一审只说32万元的利息计算符合法律规定，但没有讲清楚是符合什么法律规定（根据肖春梅申请的判后答疑，法官回答是经过计算没有超过年利率36%）。根据庭审己经查明，1324400元是按照记忆将大额借款相加得来，可见借款并非由一笔构成。根据“张丽娜借款整理”可知，借款系由时间跨度极大地不同时间的多笔款项构成，无论如何计算，32万元利息都远高于所谓的两分利，可是欠条中写的是两分利。一审在审理过程中根本没有提及32元利息与两分利不相匹配的问题。那么，这里的不匹配是因为双方约定的实际利率高于两分利还是因为数字计算错误导致？法庭并没有审理查明。没有审理查明如何径行判决？最高院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三十一条中关于年利率36%的规定，结合本案其准确地含义应是借款人在明知约定的利率高于2分利的情况下，还自愿完成了支付高利息的行为，在利息己经支付的情况下，不得以不当得利为由要求出借人返还。此中关于举证责任的要求为，由出借人举证证明双方约定的实际利息高于两分利而且借款人已按照约定支付完毕。但是在本案当中，关于利息约定的欠条是残缺的碎片，欠条内容所记载的两分利与32万元的计算结果又是自相矛盾的，并且归还的金额也未指明是归还的本金还是利息。在这种情况下，根本无法排除32万元是属于计算错误还是实际约定的利息高于两分利，法庭在根本未对此项内容进行调查审理的情况下，就自定自判，这显然是不妥当的。而且如果不查明借款交付的具体金额和时间，本案中的实际利息也有可能超过年利率36%，这也是极其不公平的。综上所述，肖春梅认为，张丽娜关于两分利的利息主张没有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二审应予以驳回；法庭还应按照实际查明的出借及归还资金的情况对借款本金予以重新结算。 张丽娜答辩称，1、利息凭证人为撕毁是肖春梅想赖账。第一次开庭时，肖春梅拒不承认补利息凭证是本人所书写，这才有鉴定一事，等鉴定结果出来后，她又说时间太久记不清楚，然后拿撕毁的痕迹说事。否认她本人书写且捺印，白纸黑字的事实，就足以让人怀疑她的信誉。补利息凭证是本人唯一有利的证据，肖春梅居然跟证人陈某串通说是我本人所撕毁。况且在义乌庭审时候，跟证人陈某当庭对证过，证人陈某有做伪证的嫌疑。2、至于肖春梅所说的资金往来，抛开欠条以及补利息凭证上的资金外，以后的大小金额转账是用于她日常生活所需，因为她摊位卖了之后没有正常的生活来源，所有开销全部依靠借款借贷，以拆东墙补西墙的方式借来借去。我之所以后来转账这么多次，是因为肖春梅都用十天半个月别处借贷来的钱还我的贷款，来维持正常的信誉。并且，肖春梅口头承诺她乡下有房子卖掉之后，还我所有的欠款及利息，我为了不至于撕破脸面，拿回以前的欠款，才有后来一笔笔钱转借给她。一直到最后一笔，她向我借款18万元，承诺10天还我20万，所以上面就没有载明利息多少，因为说是10天还，但10天后肖春梅失联了，导致我提起诉讼。起诉至法院后，她又来找我协商，说有一笔贷款要下来，让我撤诉，我没有同意，对此有录音证明。还有一段录音，是关于她向另一个人借钱的信誉问题。 张丽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肖春梅归还张丽娜借款1424400元及利息（其中1324400元自2016年6月16日起按年利率24%计付至实际履行之日止；其中20万元自2019年3月22日起按年利率24%计付至实际履行之日止，已归还85万元，暂算至起诉日为117712元）；2、判令肖春梅支付律师代理费10000元。2019年11月1日，张丽娜变更诉讼请求为：肖春梅归还张丽娜借款1524400元及利息，其余不变。第二次庭审中，张丽娜变更诉讼请求为：肖春梅归还张丽娜借款1335156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不变。 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张丽娜与肖春梅间曾有多次借贷往来，2017年5月1日，经双方结算，肖春梅出具给张丽娜借据一份，载明借款1324400元，利息按月息计算，借款期限2016年6月16日至2017年6月15日；借款人超过约定期限未还清，则承担出借人为实现该债权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律师费等，并承担借款总额2%的违约金，张丽娜、肖春梅一致认可1324400元系借款本金。几天后，肖春梅出具补利息欠条凭证一份，载明今借张丽娜1324400元，从2016年6月16日至2017年5月31日止，利息共计32万元（利息2分），共计1644400元，特写此借条补齐借款数据，落款为2016年5月1日。2017年5月1日，双方结算之后，肖春梅又有陆续还款，分别为：2017年5月1日还款500元，5月2日还款800元，5月28日还款2000元，6月7日还款85000元，6月16日还款50万元，6月17日还款4000元，6月20日还款50万元，6月26日还款30000元，6月27日还款30000元，6月29日还款1300元，7月3日还款46000元，8月10日还款400元，8月19日还款20000元（通过陈某账户），9月6日还款40000元，9月20日还款650元，9月21日还款20000元，10月8日还款9000元，11月1日还款2000元，11月15日还款500元，12月17日还款1400元，2018年1月23日还款1300元，2月14日还款1500元，3月27日还款2600元，12月5日还款20000元，2019年1月1日还款1000元；共计1319950元。另查明，张丽娜在双方结算后又转账给肖春梅部分款项，为：2017年6月8日转账至肖春梅妹妹肖香香账户33000元，张丽娜称其与肖香香之间无其他经济往来，根据肖春梅的指示转账；2017年6月21日转账至陈某账户15万元，肖春梅认可该款项系肖春梅向张丽娜的借款。肖春梅认为其余张丽娜转账至陈某账户与肖春梅无关，陈某也明确除15万元款项外，转账其账户款项系其个人与张丽娜的经济往来。2019年3月22日，肖春梅又向张丽娜借款20万元，并出具借条一份，约定2019年4月1日之前还款，未约定利息；张丽娜同日实际交付18万元。张丽娜为实现本案债权支出律师费10000元。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张丽娜、肖春梅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合法有效，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肖春梅尚欠张丽娜多少款项。首先，在证据认证中已进行确认，肖春梅在2017年5月1日之后出具的补利息欠条凭证合法有效，双方对从2016年6月16日至2017年5月31日的利息进行了计算为32万元，根据双方的转账记录计算，该期间的32万元利息符合法律规定，故肖春梅之后的还款应先抵扣该部分利息。又因凭证中记载该期间利息为2分，根据法律规定，约定借期内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按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应予支持。关于转账给陈某的15万元，张丽娜认为肖春梅交付的50万元本票35万元用于还款，15万元为根据张丽娜指示转账给陈某，不再另行主张，但肖春梅认为该15万元系另一笔借款且已归还，双方未达成一致意见，因本案借款约定还款期限与利息，依法将50万元在本案借款中予以抵扣。故确认肖春梅尚欠张丽娜的款项为本金1324400元、截至2017年5月31日的利息32万元，之后的利息按13244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算、本金18万元。肖春梅在2017年5月1日之后的还款，应先抵扣截至2017年5月31日的32万元利息，再抵扣1324400元从2017年6月1日产生的利息，多余部分再抵扣本金。肖春梅在2017年5月1日的还款500元，视为归还本案款项；肖春梅在2017年6月20日的还款应为50万元。据此计算，肖春梅在2019年1月1日最后一次还款后，尚欠张丽娜借款本金405457元与利息91337元，之后利息以本金405457元为基数从2019年1月2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2019年3月22日的借款18万元，该18万元应从2019年4月2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利息。张丽娜在双方结算后转账给陈某的15万元肖春梅认可系肖春梅向张丽娜的借款，张丽娜可另行主张；其余转账给陈某的款项，肖春梅与陈某均认为系陈某与张丽娜之间的往来，张丽娜要求在本案中进行抵扣，不予支持。张丽娜诉讼请求中的合理部分，予以支持；肖春梅辩解中的合理部分，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肖春梅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归还张丽娜借款本金585457元与之前的利息91337元，共计人民币676794元，并支付利息（其中本金405457元从2019年1月2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本金180000元从2019年4月2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均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二、肖春梅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支付张丽娜为实现本案债权支出的律师代理费人民币10000元。三、驳回张丽娜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肖春梅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则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8770元，由张丽娜负担7640元，由肖春梅负11130元；鉴定费23000元，由肖春梅负担。 二审中，张丽娜提供如下证据：与肖春梅手机通话录音以及与郑国庆的手机通话录音，证明肖春梅向张丽娜借钱都是谎话，以各种理由推托见面和还钱。肖春梅也向郑国庆借钱。 肖春梅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中与肖春梅的录音，真实性无异议。但事实是肖春梅在2019年3月向张丽娜借款18万元，肖春梅为了还这笔钱，向银行申请信用贷款。银行反馈说有案子在法院，导致款项下不来，所以肖春梅打电话给张丽娜讲这个事情。这段录音里面完全没有提到本案中1324400元借款有两分利息的事情，可以证明肖春梅与张丽娜之间没有约定过两分利。对与郑国庆的录音，因系向案外人录音，最多算是证人证言，而且证人没有出庭。该录音与本案也没有密切关联。 对张丽娜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对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与本案缺乏关联性。 二审中，肖春梅未提供新证据。 经审理，对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案涉补利息欠条虽有被撕裂痕迹，但内容清晰可辨、要素齐全，且内容与肖春梅出具给张丽娜的借据内容总体可以相互印证，因此，出借人张丽娜持有该欠条的行为本身即有较强的证明力。肖春梅要否定该证据的效力，应提供充分证据进行证明。现肖春梅仅凭个别证人证言以及部分推测性的论述，均不足以否定该补利息欠条的证明力。而且，张丽娜与肖春梅之间存在频繁的借贷关系，且累计金额较大，无息借贷的可能性较小，约定月利率2%，也符合当地借贷市场的通常做法。另外，综合借条载明的出借日期以及补利息欠条载明的借款日期，可以认为补利息欠条的落款日期系笔误。综上，针对补利息欠条来龙去脉的陈述，原审法院采纳张丽娜的陈述，并无不当。关于借款本金及利息，根据双方当事人陈述，案涉借据载明的借款本金系双方对原有借款的结算，金额并非精准数据，且双方资金往来极为频繁且缺乏规律性，精确计算的可操作本身不强，故可以认为案涉借据约定的借款本金、借款日期以及补利息欠条载明的月利2分，系双方在对既往借款综合结算、权衡下做出的约定，系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应予以确认。按照月利率2分计算，以借款本金1324400元计算至2017年5月31日的利息为308144元，如按借据约定的借款期限2016年6月16日至2017年6月15日计算，则利息为321387元，总体来看，双方约定的利息32万元与月利率2分计算的利息基本匹配。但在补利息欠条约定利息金额32万元与按实际天数以月利2分计算的利息金额存在误差，且后者金额较小的情况下，以实际天数计算并抵扣剩余本息更为合理。在此基础上，按照先抵扣利息后抵扣本金的原则计算，不包括后续所借的18万元，2019年1月1日肖春梅最后一次还款后尚欠张丽娜本金为391041元、利息87956元，故对原审法院认定的该项事实予以纠正。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2019）浙0782民初1181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二、撤销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2019）浙0782民初1181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三项及诉讼费负担部分； 三、肖春梅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归还张丽娜借款本金571041元与之前的利息87956元，共计人民币658997元，并支付其余利息（其中本金391041元从2019年1月2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本金180000元从2019年4月2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均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 四、驳回张丽娜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肖春梅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则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8770元，由张丽娜负担8090元，由肖春梅负10680元；鉴定费23000元，由肖春梅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1130元，由张丽娜负担450元，由肖春梅负担1068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朱红彦 审 判 员 周楚臣 审 判 员 杜月婷 二〇二〇年九月三日 代书记员 钟李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