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2民终272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强，男，1971年2月18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静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平建，上海新望闻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向平，上海市东方剑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程宝华，男，1928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大旭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嘉定区。法定代表人：程宝华，董事。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欧阳润，上海海一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强因与被上诉人程宝华、上海大旭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旭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2018)沪0118民初102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强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刘强的一审诉请。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事实查明不清。对于程宝华或大旭公司在开设账户的银行应当彻查，一审法院仅调查了其部分银行的账户，事实不清；二、一审法院法律适用不当。程宝华对于借款没有发生的抗辩缺乏合理性，刘强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程宝华一直以来知悉、认可借款事实，程宝华没有能对刘强的证据作出合理说明。程宝华、大旭公司辩称，刘强的上诉请求及事实理由没有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关于事实部分，一审法院虽然只调查了部分银行，但是足以说明刘强所称的事实不存在，不需要每个银行都进行调查。关于法律适用，一审法院适用法条正确，该法条本身存在情理和习惯的查证要求，以确定双方的借贷关系是不是符合情理。本案经审理得出的结论是有悖常理，一审法院适用这一条，完全正确的。刘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程宝华、大旭公司共同归还借款本金1，070万元(本文所涉币种均为人民币)；2、判令程宝华、大旭公司共同支付计算至2015年8月31日止的借款利息2，520万元；3、判令程宝华、大旭公司偿付借款利息(以1，070万元为本金，按月息2％，自2015年9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05年9月，刘强家人向大旭公司借款65万元，于同年11月归还。2015年9月9日，招商银行上海分行丽园支行开设了户名为大旭公司的银行结算账户，开户申请书载明的开户授权代理人为案外人谢某某。2015年9月17日，刘强账户转入3，600万元，同日该款由刘强账户转账至大旭公司招商银行账户，该款入账后即转至案外人来亿财富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账户。2015年9月22日晚19时35分，程宝华向公安部门报案，案件接报回执单载明的报案内容为：2015年9月22日9时10分许，程宝华报警称，在丽园路XXX号招商银行内，报警人与银行工作人员发生纠纷，请民警到场处理。民警现场了解到报警人称自己的证件被盗用，在上址银行办理了企业账户，故与上址银行发生纠纷。同日，大旭公司向招商银行上海分行丽园支行申请撤销该账户。2016年12月19日，程宝华个人账户向刘强个人账户转账付款10万元。本案原审过程中，程宝华提供了落款时间为2016年12月18日，内容为刘强向程宝华借款10万元的借条。刘强对该借条真实性不予确认，申请进行司法鉴定，并支付鉴定费1，500元。经鉴定，借条上所有字迹均非刘强所书。以上查明事实，由刘强提供的开立账户申请书、开户受理单、银行存折、交易明细；程宝华、大旭公司提供的65万元的上海银行支票存根、2005年11月7日上海银行进账单、2016年12月19日的兴业银行的支付凭证、案件接报回执单、撤销银行结算账户申请书、银行交易明细等以及各方当事人的一致陈述、鉴定意见书等证据佐证，经当庭出证、质证，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本案审理过程中，刘强称：1995年开始，刘强开始做药品生意，赚了一点钱，家中现金比较多。其与程宝华的儿子关系密切，且程宝华当年70多岁，有厂房，每年有租金收入，且之前借款均按期还本付息。出于对程宝华的信任，刘强在自2003年起继续借款给程宝华，借款均为现金交付，每次借款均有借条，共有29张借条。刘强在2003年出借240万元，2004年出借210万元，2005年出借200万元，2006年出借230万元，2007年出借200万元，均未约定借款期限，约定的利息均为月息2％，部分借款由刘强送到程宝华家中，部分借款由刘强陪同程宝华到上海银行八埭头支行、南东支行、南翔支行现金存款。虽然程宝华未归还本息，但基于对程宝华履行能力的信任以及程宝华一再承诺会还款而继续借款。程宝华在出具借款合同和凭条后收回了全部借条。经程宝华同意，大旭公司在招商银行开设账户进行走账以确认借款事实。因走账资金来自刘强的朋友，其朋友要求指定案外人谢某某为开户代理人。当日是谢某某和程宝华一起办理开户手续，刘强并不在场，银行卡由谢某某持有。资金到账后随即转走。刘强不清楚程宝华报警的事实，公安部门也未找过刘强。走账完成后几日，程宝华要求刘强陪同其一起去办理销户手续。两人在上午7、8点到银行，在办理销户手续时，因程宝华写字慢，在银行人员的要求下，刘强帮忙书写了部分销户内容，但签名均为程宝华本人书写，上午10-11点，刘强从程宝华回家。期间，刘强未曾报案。销户当晚，程宝华不明原因去报案。刘强妻子确实曾向大旭公司借款65万元，当时刘强经营资金紧张，要求程宝华还款，程宝华表示无力还款，但可以帮忙调寸头。为防止与刘强出借与程宝华的借款利息混淆，故以刘强妻子的名义借款。程宝华、大旭公司称：程宝华是在2005年经朋友介绍才认识刘强，程宝华、大旭公司从未向刘强借款，刘强从未以现金形式出借款项，其所述的将借款存入上海银行八埭头支行、南东支行、南翔支行的程宝华账户的事实不存在，大旭公司虽在上述三家支行开户，但在刘强主张的借款期间内基本没有进账。大旭公司由程宝华经营管理，刘强曾以双方合作开办加油站、进口日本饮用水需要办理食品许可证、进口许可证为名骗取了大旭公司的营业执照等证照，并骗取程宝华在空白纸上签名盖章。相关借款合同以及借款凭条均系刘强伪造。相反，大旭公司曾于2005年9月出借给刘强配偶65万元，程宝华曾于2016年12月出借过刘强10万元。程宝华、大旭公司不知晓大旭公司在招商银行开户的情况，是其他银行通知程宝华才得知该情况。程宝华得知该情况后拿了公司公章去销户，但银行告知其提供的公章与银行备案公章不一致，无法销户。程宝华在当日9点左右即报警，民警找来了刘强，两人一起至银行销户，刘强拿出了一枚大旭公司的公章办理了销户手续，该枚公章系刘强伪造，民警将该枚公章交由程宝华保管。销户申请书加盖的系刘强伪造的大旭公司公章，签名为程宝华本人所签。刘强为证明其主张提供如下证据：1、大旭公司的房地产权证、房地产登记信息、税务登记证、机构信用代码证、营业执照等证照复印件一组，以此证明程宝华的借款系用于支付大旭公司的土地出让金、厂房装修和工程款，刘强向程宝华催款后，程宝华提供上述证照以证明其有资产和偿还能力等事实。程宝华、大旭公司认为：上述证照均为刘强以双方合作开办加油站、进口日本饮用水需要办理食品许可证、进口许可证为名骗取的。2、落款时间为2015年9月8日借款合同一份，该合同载明大旭公司向刘强借款3，60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5年9月8日至2016年9月7日，借款利率为月息2％，借款用途用于企业资金周转，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至本借款还清之日止，大旭公司名下的上海市嘉定区陈翔公路XXX号内所有厂房出借收益均归刘强所有，刘强有权申请法院拍卖上述厂房及一切附属设施。该份合同落款处加盖了大旭公司的公章并有刘强与程宝华的签名。落款时间为2015年9月18日的借款凭条一份，该凭条载明刘强于2015年9月17日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上海黄浦区斜土路支行汇到程宝华制定账户招商银行上海丽园支行，共计汇款金额3，600万元；程宝华确认已全额收到3，600万元；程宝华承诺完全按2015年9月8日签订的借款合同条款遵守执行；担保方之旭针织品(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之旭公司)也确认无任何异议，担保期与借款凭条同步，自2015年9月17日开始正式执行。该凭条落款处加盖了大旭公司和之旭公司的公章，并有刘强和程宝华的签名，同时有“款已收到”的书写字样。刘强说明因刘强出借给程宝华的1，080万元借款均为现金，双方经对账确定了借款本息后，为保险起见，双方通过签订借款合同对借款本息予以书面确认。同时，刘强于2015年9月17日向程宝华指定的大旭公司账户转账了3，600万元，再次固定借款事实，程宝华在2015年9月18日签署了借款凭条，并特别书写了“款已收到”。上述合同由刘强打印，程宝华经确认后签名盖章，可证明刘强出借3，600万元的事实。程宝华、大旭公司认为：借款合同以及借款凭条上的大旭公司公章以及程宝华签名均真实，但上述公章和签名系刘强以办理证照为名骗取程宝华在空白纸上盖章签名取得。借款凭条上“款已收到”并非程宝华所写。3、短信记录以及通信记录，证明程宝华在2015年9月18日发短信给刘强确认收到3，600万元，保证按时还款，刘强在2016年8月14日向程宝华催款，程宝华回复短信称一定按时还款，2016年12月7日、18日，刘强又再次向程宝华催讨借款。程宝华、大旭公司认为：上述短信确实从程宝华的手机号中发出，但程宝华不会发短信，可能是刘强用程宝华的手机发出上述短信。4、落款时间为2016年12月31日的借款合同一份，该合同载明出借人为刘强，借款人为程宝华，借款经过为：刘强从1995年从事药品销售生意，积累了颇丰的财富，并在上海购买了五套房屋。1998年5月左右，因程宝华的儿子程山大为的日籍朋友向刘强租房而认识程山大为。1999年左右，程山大为称其父母在上海开办了大旭公司，因公司资金流转紧张，故提出由其代其父亲程宝华向刘强短期借款。截止至2002年末，程宝华均能按约还本付息。2003年下半年开始，程宝华与程山大为以大旭公司在上海嘉定区批租到一块土地，因建造厂房急需资金为由向刘强借款，并以年利率24％向刘强支付借款利息。2003年下半年至2007年底，刘强陆续出借借款1，080万元，截止2015年8月底的利息为2，520万元，本息合计3，600万元。2004年至2016年期间，刘强多次催款，在催款过程中，程宝华为向刘强表示上述借款用途、还款能力以及还款诚意，将大旭公司位于嘉定区陈翔公路XXX号的厂房产权证复印件、大旭公司的营业执照交给刘强，并一起到房产交易中心查询厂房的登记信息，以证明该厂房无抵押查封。同时，程宝华多次表示会还本付息。在借款合同签订、银行走账完毕后，程山大为收回了全部的借条。2016年10月，程宝华仍未还款，刘强便于当月至程宝华所居住的陈翔公路XXX号向其催款，其在2016年12月19日通过银行转账还款10万元。经双方确认：2003年，刘强共计出借给程宝华240万元，该借款自2004年1月1日按年利率24％计息；2004年，刘强共计出借给程宝华210万元，该借款自2005年1月1日按年利率24％计息；2005年，刘强共计出借给程宝华200万元，该借款自2006年1月1日按年利率24％计息；2006年，刘强共计出借给程宝华230万元，该借款自2007年1月1日按年利率24％计息；2007年，刘强共计出借给程宝华200万元，该借款自2008年1月1日按年利率24％计息。上述借款总额为1，080万元，截止2015年8月31日，借款本金仍为1，080万元，利息为2，520万元。由于本合同涉及的借款全部用于大旭公司，大旭公司自愿作为共同债务人，与程宝华一起共同向刘强归还合同约定的全部借款本息。该合同落款处加盖了大旭公司的公章，并有程宝华的签名。刘强以此进一步证明双方的借款过程和借款事实。程宝华、大旭公司认为：合同上的盖章可能为真，但公章和程宝华签名均系刘强骗取在空白纸上签名盖章，真实性不予确认。5、2017年1月2日刘强与程宝华的谈话录音、2017年2月12日、3月9日刘强与程宝华电话录音，证明程宝华确认借款以及刘强向其催讨借款的事实。程宝华、大旭公司认为：程宝华确实还说过录音中的话。第一段录音时，因为程山大为从日本进口了很多货物，堆积在仓库里。刘强表示可以帮助高价销售给刘强的债权人，要求程宝华向刘强的债权人表示其欠刘强3，600万元，上述货物为抵债，程宝华为了配合刘强才向买货人做了相应表述。第二段录音中，程宝华没有承认借款，第三段录音的电话，程宝华没有打过。6、确认书、承诺书、保证担保合同，证明程宝华在2016年12月31日出具确认书确认借款事实，同意逾期还款以厂房折价归还借款，程宝华控制的之旭公司同意对程宝华的借款承担担保责任，因保证期限问题，故本次诉讼未将之旭公司作为当事人。程宝华、大旭公司认为：程宝华是在空白纸上签名，公章在刘强处，由刘强加盖。程宝华、大旭公司为证明其主张提供如下证据：1、证人余志远(和栗良远)的书面证词以及身份信息，内容为证人因租用刘强房屋，在2003年认识刘强。2005年前后，刘强突然要求其介绍与程山大为认识。程宝华、大旭公司以此证明刘强与程宝华在2005年才认识，不可能存在刘强所称1999年即开始借款的事实。刘强认为证人应出庭作证，对该证据不予确认。2、大旭公司的公章、财务章、程宝华私章真假印文两套。大旭公司说明其中上部的为假章，下部的为真章，假章在办理销户手续时已收回，以此证明刘强用假章办理了开户手续。刘强认为：其不存在私刻假章的情况，大旭公司提供的其认为真实的印章与刘强提供的借款合同、借款凭条上的印章是同一枚。3、刘强出具的收条，证明刘强在2015年5月1日到日本在程山大为处拿走了砚台、字画等收藏品，并出具收据注明款未付，可表明若程宝华向刘强借款，可直接抵销，不应注明款未付。刘强认为：对该收据真实性无异议，因是程宝华欠款，程山大为表示程宝华借款与其无关，故未向程山大为催款。4、出院小结，证明2016年12月30日至2017年1月12日，程宝华妻子住院，程宝华一直在医院陪护，不可能在12月31日与刘强签订借款合同。刘强认为：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程宝华提供的证词可以证明12月31日，刘强与程宝华在一起。5、大旭公司财务主管陈国兴、大旭公司管理人员兼驾驶员李卫华、朋友房玉群、刘华东、陆融的书面证据，证明大旭公司购地建造厂房的资金来自程山大为，刘强以办理加油站为名骗取程宝华复印公司资料，加盖公司公章，刘强在与证人交往过程中从未提及其借款与程宝华。其中李卫华在证词中称，2016年12月31日，程宝华坐刘强的车到证人家向其要公司保险箱钥匙，称办理加油站手续需盖章，证人将钥匙给程宝华后，刘强与程宝华一同离开。刘强认为：上述证人与程宝华、大旭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真实性不予确认。审理过程中，刘强与程宝华、大旭公司均申请进行司法鉴定。刘强申请对2015年9月8日的《借款合同》、2015年9月18日的《借款凭条》、2016年12月31日的《借款合同》以及2016年12月31日的《确认书》上程宝华的签名是否为其本人签名，加盖的大旭公司公章与程宝华当庭提供的大旭公司公章是否一致进行鉴定。刘强为此支付鉴定费58，950元。程宝华、大旭公司申请对2015年9月8日的《借款合同》、2016年12月31日的《借款合同》上骑缝加盖的大旭公司公章与程宝华当庭提供的大旭公司公章是否一致进行鉴定；对2015年9月22日的《撤销银行结算账户申请书》上加盖的大旭公司的公章与程宝华当庭提供的骑缝章是否一致进行鉴定；对2015年9月22日的《招商银行“公司一卡通”收款卡特殊业务申请书》上加盖的大旭公司财务专用章与程宝华当庭提供的大旭公司财务专用章是否一致进行鉴定；对《撤销银行结算账户申请书》、《招商银行“公司一卡通”收款卡特殊业务申请书》上程宝华签名是否为其本人签名进行鉴定；对两份《借款合同》的末尾与前几页是否为同类纸张进行鉴定。程宝华、大旭公司为此支付鉴定费55，050元。经刘强、程宝华及大旭公司一致同意，一审法院委托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针对刘强、程宝华及大旭公司的申请进行鉴定。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针对刘强的申请出具了司鉴院［2019］技鉴字第1641号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为：2015年9月8日的《借款合同》、2015年9月18日的《借款凭条》、2016年12月31日的《借款合同》以及2016年12月31日的《确认书》上“程宝华”的签名为程宝华所书；四份检材上“大旭公司”印文与程宝华提供的公章样本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针对程宝华、大旭公司的申请出具了司鉴院［2019］技鉴字第1644号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为：2015年9月8日的《借款合同》、2016年12月31日的《借款合同》大旭公司的骑缝印文与程宝华提供的样本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撤销银行结算账户申请书》上大旭公司的印文与程宝华提供的样本印文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招商银行“公司一卡通”收款卡特殊业务申请书》上大旭公司财务专用章印文与程宝华提供的样本印文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撤销银行结算账户申请书》、《招商银行“公司一卡通”收款卡特殊业务申请书》上的需检字迹(除《收款卡特殊业务申请书》处需检的“程宝华”签名字迹外)不是程宝华所写，《收款卡特殊业务申请书》处需检的“程宝华”签名是程宝华所写；两份《借款合同》末页与各自前几页纸张是同类纸张。刘强对上述鉴定意见无异议，认为刘强送检的四份证据上程宝华的签名经鉴定均为其本人签名，可以证明上述证据均经程宝华确认后签名，同时程宝华为大旭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签名效力等同于大旭公司的盖章。四份证据的大旭公司公章经鉴定机构对比为同一枚公章，证明上述四份证据具有同一性，可以断定四份证据上大旭公司的盖章为真实的公章。经鉴定，两份借款合同上大旭公司的骑缝公章也是同一枚公章，借款合同末页与各自的前几页为同类纸张，可以证明程宝华虽仅在合同末页签名，但两份合同内容为一个整体，不存在加页换页的情况。结合李卫华的证词，大旭公司的真实公章保存在大旭公司的保险箱内，可以证明第二份《借款合同》以及《确认书》加盖的大旭公司公章是锁在大旭公司保险箱内真实的公章。结合庭审时程宝华的陈述和证据，大旭公司存在两套印章。程宝华提交的作为检材的《撤销银行结算账户申请书》是留存在程宝华处的留存联，加盖在该申请书上的大旭公司公章并非系程宝华当时带去银行的公章，也不是大旭公司日常使用的公章，而是程宝华一再提出的所谓刘强私刻的公章。该套公章是程宝华在招商银行开户时使用并留存在银行的公章，从银行账户设立时一直在程宝华处。通过肉眼比对，刘强提供的证据上大旭公司的公章与程宝华认为的大旭公司真实的公章一致。现程宝华故意用大旭公司的第二套印章作为鉴定比对样本，其鉴定结论必定为两套印章不相符，但该鉴定结论无法得出刘强提供的检材上大旭公司的公章是虚假的结论，反而证明程宝华极度心虚而提供虚假公章，故刘强提供的检材上的大旭公司的公章及骑缝章均应为大旭公司的真实公章。程宝华、大旭公司认为：其对两份鉴定意见无异议。大旭公司原有的公章在程山大为去日本时带走，现大旭公司仅有一套公章，该套公章未曾备案，自2010年开始使用至今。大旭公司由程宝华管理，公司公章由财务人员保管。鉴定结论表明存在两套大旭公司的公章。刘强曾骗取程宝华用大旭公司真实公章在空白纸上加盖。刘强用其伪造的公章办理了开户手续，程宝华报警后收回了刘强伪造的公章，并将伪造的公章作为鉴定对比样本提供给鉴定机构。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向银行查询发现程宝华在上海银行南东支行账户开设时间为2008年8月12日，上海银行南翔支行账户开设时间为2019年2月12日。大旭公司的上海银行南翔支行账户开设时间为2012年9月25日。根据庭审确认的事实，一审法院认为：根据鉴定结论以及程宝华的陈述，刘强提供的借款合同、借款凭条、确认书上大旭公司的印章以及程宝华的签名均为真实。但刘强未提供2003年至2007年期间借款交付的证据。刘强在2015年9月17日转入程宝华账户3，600万元后随即转走，该转账行为显不能作为刘强交付借款的依据。刘强提供了短信和谈话录音以证明程宝华确认借款的事实，但短信和谈话也属事后行为，并不能作为借款交付的直接依据，其本质与收据、欠条并无二致。现刘强仅依据借据、收条、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额，而程宝华则抗辩借款行为未实际发生并对相应借款凭证、短信、录音的形成作出了解释。程宝华所做的解释确有存在的可能，故应当结合借款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款事实是否发生。刘强主张的借款金额巨大，刘强称其从事开始做药品生意，赚取了大量现金，但刘强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所从事的行业以及资产情况，反而其家人在2005年9月向程宝华借款，似与刘强所称个人资产充裕不符。对于大额借款，出于交付便利以及甄别假钞等因素，现实中鲜有以现金形式交付。刘强庭审时称部分借款由程宝华直接存入银行，但程宝华的上海银行账户大多在刘强主张的借款期后开设，大旭公司的上海银行南翔支行账户也在刘强主张的借款期后开设。除非程宝华将钱款存入除自己或大旭公司外其他人的账户，否则刘强所称程宝华在上海银行八埭头支行、南东支行、南翔支行均存入过借款资金的可能性不存在。而程宝华若确实借款，却将大额借款存入他人账户显不符常理。对于巨额借款，无论出借人或借款人，一般对资金交付持较为谨慎的态度，而刘强却以现金这种高风险不便利的方式交付借款，不符常理。刘强称程宝华、大旭公司除10万元外未曾归还过本金和利息，但刘强明知程宝华、大旭公司并无履行能力的情况下，置资金风险不顾再三向程宝华出借巨额款项，且也不采取抵押等措施防范风险，有悖常理。程宝华为高龄老人，刘强向高龄老人出借巨额资金，也不符传统民俗。在2007年之后长达8年时间内，刘强也未通过法律途径向程宝华、大旭公司主张权利，置其巨额债权存在无法追回的风险而不顾，亦不符常理。刘强家人在2005年9月向程宝华借款，若程宝华尚有借款未还，刘强完全可以予以折抵，而其确在在二个月后归还借款，显有悖常理。刘强并未提供借款交付的直接证据，且刘强主张的借款事实存在诸多不符常理之处，一审法院难以得出刘强已交付借款存在较大盖然性的结论，故对于刘强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鉴定费，按照是否属于额外增加的诉讼成本为原则，由双方当事人进行分担。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刘强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21，3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共计226，300元，由刘强负担；本案鉴定费1，500元，由程宝华、大旭公司负担。本案鉴定费114，000元，由刘强负担89，000元，程宝华、大旭公司负担25，000元。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能否支持刘强所主张的系争借款。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9条第一款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以现金交付的，自借款人收到借款时生效。刘强作为原告，负有证明程宝华、大旭公司已收到现金借款的举证责任。刘强确认2015年3，600万元的转账并非发生的真实借款，而本案中并无证明2003年至2007年间的现金借款已交付的直接证据。其次，并无证据证明刘强所述出借款项期间，其有巨额现金的出借能力。相反，刘强诉称借款发生期间，其妻反向程宝华借款65万元。对于其借款的资金来源，刘强先后所述不一，并均未提供依据证明其所述。第三，亦无证据证明双方形成以巨额现金交付借款的交易习惯。相反，系争借款期间，向程宝华借款65万元的借、还款均是通过银行账户划转；刘强述称2016年程宝华还款、程宝华认为是刘强借款的10万元也是账户划转。刘强诉称2003年至2007年间，每年数次、每次十多万元或至80万元不等的大额现金，交给时龄七十多岁的老人，还要多次陪他去银行存款，不说每次造成双方携带、清点的困难，就说既然明知要去银行交接以便老人存款，何不直接划账到其指定账户。第四，刘强诉称数次现金交付地点约在若干银行，其陪同程宝华存入相关账户。一审法院对刘强述称的网点随机走访了三家，证实程宝华或大旭公司于借款发生期间尚未在该行开设账户。第五，2016年借款合同上载明，刘强自2004年底开始每年数次向程宝华催还欠款。刘强家人却于2005年向程宝华借款65万元并两月后还款，而未在系争借款中作抵扣；明知程宝华未还巨款，仍于2005年至2007年间继续向程宝华每年出借现金200多万元；明知系争借款用于大旭公司盖厂房等，该厂房又获得了产权证，亦未要求及时进行房产抵押；在2015年借款合同中涉及要用房产抵偿借款，仍未实际办理抵押手续；2003年至2015年间亦无催还借款的依据。若刘强真实出借了巨额现金，则上述细节均不合常理。第六，2016年借款合同载明每年借款本金总额，利息从第二年1月1日起算，而非以每次借款发生的时间和金额计算利息。刘强称这是因为时间久远，不记得每笔借款的具体时间和金额。而该合同与2015年借款合同中所载利息金额一致。刘强称现金借款时都有借条总共有29张，在2015年签署借款合同后还给程山大为，那么形成2015年借款合同并计算利息时，刘强当有标注了准确的时间、金额的29张借条在手，完全有条件将利息计算准确。作为出借人，数年发生的巨额借款怎愿意轻易地均从次年开始计算利息，从而轻易放弃在2003年至2007年就已高达年息24％的利息。第七，2015年借款合同中载明，该合同有一个或多个担保人提供连带担保，借款凭条上之旭公司在担保人处盖章，刘强在第一次的二审中提供了之旭公司与上述借款合同同日签署的担保合同和承诺书，却对巨额借款提起的诉讼，于一审和重审中均未追究担保人责任，亦有悖常理。综上，虽然程宝华不能提供证明其所称的刘强骗其在空白纸上签名，以及为配合刘强需求而在录音中承认借款。但是，借款合同具有实践性特征。在程宝华、大旭公司抗辩未实际发生借贷行为的情况下，刘强对是否实际交付巨额的现金借款负有举证责任。而借款合同的成立，不仅要有当事人的合意，还要有交付钱款的事实。对现金交付的借贷，需根据交付凭证、支付能力、交易习惯、借贷金额的大小、当事人间关系以及当事人陈述的交易细节经过等因素综合判断。综合上述分析，本案所涉证据均不能证明现金借款已实际交付，故本院对刘强的上诉请求难以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1，300元，由上诉人刘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晓宇审 判 员 陈显微审 判 员 肖光亮二〇二〇年九月一日法官助理 张献之书 记 员 沈振宇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