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813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进出口银行，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30号。法定代表人：胡晓炼，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宁宁，北京市季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进信用担保有限公司，营业场所北京市石景山区阜石路166号泽洋大厦739J。法定代表人：白龙吉，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刁光亮，北京市京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马麟子，北京市京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中国进出口银行（以下简称进出口银行）因与被上诉人中进信用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进担保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2民初394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进出口银行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中进担保公司的全部一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严重错误，对进出口银行显失公平。本案系合同纠纷，中进担保公司起诉的合同依据是2009年2月6日与进出口银行签订的《协议书》第二条，即“甲方（进出口银行、债权人）在收到山东方面清偿的九发股份（债务人）贷款本金，并扣除乙方（中进担保公司、债务保证人）承诺补偿的300万元后，将3700万元逐步退还乙方。”对该《协议书》的理解直接影响案件的判决结果，一审法院在无直接客观证据的情况下，完全主观推断《协议书》的意思表示，属于认定事实严重错误，应当予以纠正。一审法院事实认定的错误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一审法院认为“可以确定进出口银行的真实意思应为以《协议书》的书面形式免除了中进担保公司的保证责任，将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恢复到《保证合同》签订之前的状态。”完全背离了合同签订的目的和背景。签订《协议书》是为了妥善解决山东九发食用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发公司）债务清偿问题，不涉及解除《保证合同》，更没有免除中进担保公司的保证责任。1.协议签订的目的。本案《协议书》鉴于部分已将协议目的明确归纳为两点，一是共同解决九发公司的债务问题；二是中进担保公司为进出口银行在签订协议前，对债务清收工作所做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果表示感谢。这充分说明在协议签订前，进出口银行在履约方面没有任何过错，扣划中进担保公司4000万元用于代偿具备合法依据，这一结论同样得到了一审法院的认可。既然进出口银行履约中没有过错，有权继续向中进担保公司追偿，就没有理由作出主动免除保证责任这种完全不合情理的重大让步。更何况，进出口银行作为政策性银行，保护国家资产不遭受损失是根本原则，是必须坚守的底线。签订《协议书》、退还3700万的前提是九发公司的2亿元贷款本金不受损，只有在此基础上，进出口银行才会作出适当让步，退还扣划的部分代偿款。2.协议签订的背景。《协议书》签订前，一方面，九发公司已进入了破产程序，但破产程序没有终结，进出口银行尚未获得破产清偿款，能否获得也存在不确定性。另一方面，为挽回九发公司贷款损失，进出口银行除了依据《借款合同》、《保证合同》分别向债务人九发公司、保证人中进担保公司催索债务，还向九发公司所在地的烟台市人民政府多次沟通申请给予协调，正是在此背景下，烟台当地企业烟台万华合成革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万华合成革公司”）向进出口银行出具《保证函》，同意为九发公司的债务偿还提供1.3亿元连带责任保证。但在《协议书》签订前，万华合成革公司仅支付了6100万，其余款项尚未支付，能否支付剩余款项也存在不确定性。通过以上事实背景能够推断，《协议书》签订时，进出口银行实际仅回收了6100万元，九发公司的破产清偿款、万华合成革公司其余的代偿款能否收到、何时收到都处于不确定状态，进出口银行对九发公司的贷款债权能否全额收回仍存在重大风险。此时，进出口银行考虑化解风险的途径只能是增加偿债主体，而不是减少偿债主体，更不可能免除原保证人中进担保公司的保证责任。3.一审判决对协议中的300万元性质认识错误，该款项属于承诺补偿款，与中进担保公司收取的九发公司担保费无关。第一，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中进担保公司与九发公司的委托担保合同关系独立于本案讼争的保证代偿法律关系。中进担保公司能否从委托担保合同中获得担保费收益，与本案毫无关联。除非担保费约定在《保证合同》中，否则中进担保公司一旦与进出口银行签订了《保证合同》，无论其是否获得担保费，都要按照《保证合同》的约定承担保证责任。如果硬要把300万说成是中进担保公司退还的担保费，那么300万是九发公司支付给中进担保公司的，退还的对象也应当是九发公司。因此一审判决推定中进担保公司扣除的300万元为其担保费是错误的。第二，协议中300万元的性质已经明确约定为中进担保公司的“承诺补偿款”。既然协议中已有明确约定，那么就不能仅因为数额与担保费一致，就武断认定此300万是中进担保公司的担保收益。对此，《协议书》鉴于部分已有明确说法，中进担保公司为进出口银行“在签订协议前，对债务清收工作所做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果表示感谢”，这充分说明扣除的300万元仅是中进担保公司对进出口银行化解债务风险所做出的感谢，该300万元本质上就是《协议书》明确约定的“承诺补偿款”。中进担保公司明白，进出口银行的风险化解工作进展直接关系到中进担保公司在九发股份贷款项下实际应当付出的代偿款项，其他偿债主体多偿债，则中进担保公司可少偿债，就此才有“承诺补偿”的说法。第三，退一步说，即使该300万元确属担保收益，那么中进担保公司自愿让渡该担保收益，也不意味着作为债权人的进出口银行主动免除了其担保责任，扣除该300万元的约定与免除担保责任毫无关联。4.一审法院在论述免除中进担保公司保证责任的部分出现了两处严重的法理错误：第一，一审法院在认定《协议书》免除中进担保公司保证责任的同时，还认可“《协议书》内容体现进出口银行作为债权人明确第三方以债务加入的方式成为《借款合同》项下债务承担的主体”，逻辑上自相矛盾。债务加入不等于债务置换，债务加入的法律效果是使债权人的债权得到进一步保障，新债务人和原债务人是并存关系，不是替换关系，新债务人加入后，原债务人并没有脱离原债务关系，新债务人与原债务人共同向债权人履行偿债义务。因此，“山东方面”的清偿作为债务加入行为，属于在保留中进担保公司保证担保的基础上增加了九发公司贷款项目的偿债主体和偿债保证，而不是用“山东方面”的清偿替换掉中进担保公司的担保责任。而且，增加了“山东方面”清偿将进一步有效解决九发公司债务的清偿，完全契合《协议书》签订的目的。第二，一审法院认为协议免除了中进担保公司的保证责任，还将免除责任的法律后果归纳为“将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恢复到《保证合同》签订之前的状态”，混淆了合同无效与合同责任免除的法律后果。《合同法》第56条规定了“无效的合同自始没有约束力”，也就意味着，合同若认定无效，将溯及既往，合同各方的权利义务不受合同约束，恢复到合同签订前的状态。而解除合同、免除合同责任不同于合同无效，《合同法》第105条约定了债务免除的效力，即“债权人免除债务人部分或者全部债务的，合同的权利义务部分或全部终止。”此条款规定了债务免除的法律效力是权利义务终止，不是自始不承担责任，一审法院认定结果不符合规定。5.中进担保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归根究底是源于书面《保证合同》，那么免除保证责任属于对《保证合同》的重大变更，亦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根据《保证合同》第十七条约定，“本保证合同经双方书面同意，可以修改或补充。”也就是说，对于保证合同变更必须通过书面形式，而《协议书》对免除保证责任、解除保证合同一字未提，一审法院不能因为附条件的返还代偿款就武断地推断出免除中进担保公司保证责任的结论。而且《保证合同》第十六条也明确约定，“进出口银行给予中进担保公司履行保证合同项下义务的任何宽容、宽限、优惠或延缓均不影响、损害或限制进出口银行依据保证合同和法律、法规而享有的一切权利，并不应被视为进出口银行对保证合同项下权利、权益的放弃，也不影响中进担保公司在保证合同项下所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因此，即使《协议书》中涉及到退还3700万的约定，也不能视为进出口银行对中进担保公司承担保证责任的放弃，合同有约定从约定，这是最基本的原则。同时，如认定为免除了中进担保公司的保证责任，那么免除责任的范围应当明确界定。一审判决认定双方通过《协议书》免除了中进担保公司的保证责任，但是判决对于该免除为完全免除《保证合同》中约定的保证范围，还是仅免除3700万的保证范围却没有确定。（二）一审法院认为“截止2011年12月14日，进出口银行收到了《协议书》约定的“山东方面”应当清偿的全部款项，按照该约定，退还4000万元款项的条件已经成就”完全错误。截至目前，退款条件依然没有成就，进出口银行没有义务向中进担保公司退还代偿款。一审法院认为退款条件已经满足主要基于以下两点：一是“山东方面”仅指九发公司破产管理人和万华合成革公司；二是清偿九发公司贷款本金并不表示2亿元本金完全受偿。因此，只要进出口银行收到了九发公司破产管理人的破产偿债款和万华合成革公司的代偿款，就意味着退款条件满足。对此，进出口银行说明如下：1.不能将协议第二条约定的“山东方面”限定于九发公司的破产管理人和补充承担保证责任的万华合成革公司，还应当包含不确定的其他偿债主体。《协议书》签订前，能够确定的两个事实是九发公司进入破产重整程序，进出口银行已向九发公司破产管理人申报债权；万华合成革公司出具《保证函》确认代偿1.3亿，所以一审法院认定《协议书》中“山东方面”具体指代九发公司的破产清偿和万华合成革公司的代偿。前已述及，进出口银行签署和解协议，做出适当让步的前提是贷款2亿元本金不受损，那么结合已经确认的事实，协议签订时，九发公司的破产清偿率核算的金额和万华合成革公司代偿款，加在一起约为1.7亿元，距离2亿元的贷款本金尚有3000万的明显差距，如果按照一审法院对于“山东方面”的片面判断，也就表明进出口银行签订《协议书》的前提是自愿承担贷款本金3000万元的不良损失，况且，九发公司的破产清偿率仅是估算，最终可以得到的受偿额尚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而不能如一审法院认定的完全确定九发股份破产管理人应当给付的款项，因此一审判决对于“山东方面”的认定与事实不相符。此外，如果“山东方面”仅指九发破产管理人和万华合成革公司，该两家主体清楚明白，完全可以在《协议书》中列明其全称，而无须把清偿主体含糊写为“山东方面”，这也不符合常理。实际情况是，自九发公司贷款出现不良后，进出口银行除了依据《借款合同》、《保证合同》向九发公司和中进担保公司主张债权，为了挽回国家损失，还积极向九发公司所在地的山东省烟台市人民政府寻求帮助，烟台市人民政府也多次口头表示支持，但具体的解决方案在协议签订时还没有完整定论，这也导致协议中只能约定“山东方面”，不能确定最终的具体偿债主体。2.《协议书》约定的“甲方在收到山东方面清偿的九发股份贷款本金”中的“清偿”应当理解为清偿九发公司的全部贷款本金，因此在进出口银行收到“山东方面”清偿的2亿元之前，退款条件始终没有满足。进出口银行认为，当事人对合同的条款理解有争议时，不应当简单地玩弄“清偿”还是“偿清”这种文字游戏，而应当依据《合同法》第125条的规定，从合同使用的词句、有关条款、合同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条款的真实意思，不能孤立的看待某个词、某个条款。更何况，“清偿”即合同的履行，是指债务人按照合同的约定了结债务，配合债权人实现债权目的的行为，这与“偿清”实际上含义一致。我国《合同法》第91条合同权利义务终止的第（一）项“债务已经按照约定履行”，就是债务清偿、权利义务消灭的一种情形。具体到“清偿”所在的条款，协议目的是为了解决九发公司的债务问题，九发的债务本金为2亿元。协议约定“甲方在收到山东方面清偿的九发股份贷款本金”，其实际含义应为甲方收到山东方面清偿的九发股份贷款本金2亿元。此处2亿元是指全部本金2亿元，而非2亿元的一部分，这与协议约定“逐步退还”也是可以互相印证的。正是因为进出口银行化解九发公司债务的收款行为是逐步收款，才有约定“逐步退还”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逐步收款的行为说明协议约定的“收到山东方面清偿的九发股份贷款本金”是指全部本金。在2亿元本金范围以外，进出口银行收到一笔还款将向中进担保公司退款一笔。考虑到分批次收款的情况，何时超过本金、本金不受损，何时退款，这样一步一步完成退款，符合实际操作。从事实角度分析，2012年1月，进出口银行向中进担保公司退还了9129465.47元，有零有整，说明是经过计算的金额，计算的公式是扣划的中进担保公司保证金40000000元+九发破产清偿39134535.47元+万华合成革公司代偿130000000-九发公司贷款本金200000000元-诉讼费5070元=9129465.47元，扣减的金额即2亿元九发公司贷款本金。中进担保公司收到款项后也没有提出任何异议，证明中进担保公司认可超出2亿元的部分才属于应当退还的部分。最后，如果按照一审法院的理解，没有2亿元本金作为基础，只要收到九发破产管理人支付的破产清偿款和万华合成革公司的代偿款，无论金额多寡，进出口银行均有义务退还代偿款，那约定本条又有何意义，完全达不到双方订立协议、解决九发公司债务问题的目的。假设九发破产管理人实际支付的破产偿债款不能达到预估的清偿率（实际取得的破产清偿款确实没有达到预估的清偿率），万华合成革公司不能按照保证函履行代偿义务，将对进出口银行极其不公。不能忽视的是，在《协议书》签订时，进出口银行仅收到了万华合成革公司的6100万元，其他款项并未实际支付，能否获得、获得多少也不确定。如果不限定收到金额2亿元，九发公司的债务问题不能得到解决，进出口银行贷款本金将面临重大缺口，《协议书》将演变成单纯为了向中进担保公司退还保证金而签订，完全不顾及本方利益，这显然是本末倒置。截至目前，进出口银行在九发公司贷款项目上共获得的清偿额209134535.47元，扣除已经退还给中进担保公司九百余万元后，所剩金额仅为2亿元，如再按照中进担保公司要求退还，单从数额上来看，进出口银行不但会丧失贷款收益，甚至连贷款本金都遭受重大损失，势必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恶果，不是双方签署协议的真实意思表示。二、关于诉讼时效问题。首先，进出口银行始终认为，扣除依据保证合同扣划的中进担保公司保证金4000万元，目前进出口银行获得的九发公司贷款项目清收款不足1.7亿，没有达到协议约定的收到2亿元本金的退款条件，因此进出口银行无需退款，本案不涉及诉讼时效问题。但是由于一审法院认定退款条件在2011年12月14日，进出口银行收到万华合成革公司支付的最后一笔保证金后满足，因此有必要对诉讼时效进行回应。1.一审法院认定的退款条件的时间起点错误。前已述及，退款的前提是进出口银行收到“山东方面”清偿的九发公司2亿元的贷款本金，清偿不足2亿元，本金受损则不退款。进出口银行之所以在收到万华合成革公司支付的最后一笔保证金后退款九百余万，是由于万华合成革公司是分六次代偿。前五次共计支付1.1亿，加上已经收到的九发公司破产管理人支付的九发公司破产清偿款三千九百余万元和扣划的中进担保公司保证金4000万元，总计约1.9亿元，不到2亿元，退款条件没有触发。2011年12月，在收到万华合成革公司支付的最后一笔代偿款1900万元后，债务回收额突破了2亿元，2012年1月，才将超过2亿元的部分退还中进担保公司。退款行为与是否收到万华合成革公司最后一笔保证金无关，与金额超过了2亿元相关。2.退一步讲，即使在协议中没有约定履行期限，中进担保公司也自认在2009年和2013年向进出口银行主张过权利；进出口银行也曾在2012年1月向中进担保公司退还过九百余万。为此，中进担保公司才向进出口银行索要自2012年1月10日起的资金占用利息。因此不论是中进担保公司的要求履约行为，还是进出口银行的退款行为均表明诉讼时效已经启动，中进担保公司本次起诉已经明显超过诉讼时效，丧失胜诉权。一审法院认为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法律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的规定，“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根据本条第一款规定，对于没有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应先根据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判断，如果可以确定履行期限，则自确定的履行期限起计算诉讼时效；如果不能根据合同法第六十一条、六十二条确定履行期限，才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诉讼时效。而《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规定：“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因此，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的时间点，和债务人主动履行的时间点都应当视为诉讼时效起算的时间点。这与设立诉讼时效起算点的法律精神是一致的。诉讼时效是权利人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保护其权利的法定期间，应当从权利人能够请求人民法院保护其请求权时开始计算。诉讼时效的起算应具备三个条件：一是权利人的权利受到损害。二是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其中“知道”代表权利人主观上已经知道权利被损害的事实，“应当知道”是一种法律推定，是指基于客观事实，权利人应当知悉其权利被侵害。三是权利人知道义务人。整个案件的一审审理过程，中进担保公司共提出过两次向进出口银行主张权利的证据：其一是中进担保公司提交第七组证据中的第21项证据《关于请求退还我公司垫款的函》，证明事项是中进担保公司自2009年6月起便开始要求进出口银行尽快还款；其二是在2020年5月18日线下开庭时，中进担保公司当庭提交了2013年以不当得利纠纷为由将进出口银行起诉至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诉讼请求第一项就是要求返还本案涉及的保证金，但该份证据在一审判决书中被刻意规避，没有提及，开庭笔录里应有明确记录。上述两份证据均是中进担保公司自认要求进出口银行履行返还款项的有力证明，与一审法院为中进担保公司开脱的其没有明确向进出口银行要求履行返还义务相互矛盾。另，一审法院查明，2012年1月10日进出口银行向中进担保公司退还了九百余万元。那么，根据《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的规定，债权人（中进担保公司）已明确要求债务人（进出口银行）履行债务；债务人也向债务人履行了债务，因此不管是按照中进担保公司向进出口银行起诉，主张退还款项的2013年计算，还是按照进出口银行主动退还款项的2012年计算，自2019年9月中进担保公司提起本次诉讼都大大超过了诉讼时效，其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3.在一审判决书阐述诉讼时效的部分，一审法院为了替中进担保公司起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进行铺垫，提及“中进担保公司主张……根据《协议书》享有的4000万元款项给付请求权已于万华合成革公司最后一笔款项付清之日起到期，进出口银行应于2011年12月15日起承担返还款项的义务。”这不是中进担保公司的主张，是一审法院的主张。在一审庭审中，中进担保公司一直认可自进出口银行应当退还款项的时间是2012年1月10日，不是2011年12月15日。一审法院这种明显偏袒一方的做法导致案件审理的天平失衡，对进出口银行明显不公。综上，请二审法院充分考虑进出口银行的上诉意见，支持进出口银行的上诉请求，维护诚实守信的合同准则和国有资产的安全。中进担保公司辩称，不同意进出口银行的上诉请求及事实理由，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一审判决。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进出口银行免除中进担保公司保证责任，双方权利义务恢复到《保证合同》签订之前的状态以及进出口银行应当按约定向中进担保公司退款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理由如下：（一）一审法院认定“进出口银行以《协议书》的书面形式免除了中进担保公司的保证责任，将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恢复到《保证合同》签订之前的状态”的事实正确，也符合《协议书》签订的背景和目的。1、《协议书》签订的背景。（1）借款合同签订之前，九发公司已经出现严重经营问题，但进出口银行无视中进担保公司风险提示，坚持放款。2006年，中国进出口银行青岛分行（下称“青岛分行”）与九发公司有一笔农产品出口信贷业务，需要担保公司提供增信。由于中进担保公司是进出口银行选定入围的担保公司，进出口银行联系中进担保公司让中进担保公司为该笔贷款提供担保。2006年9月19日，中进担保公司签署了进出口银行提供的制式保证合同，为九发公司向进出口银行申请的2亿元贷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合同签订后，放款之前，中进担保公司对九发公司做了初步的尽职调查，发现九发公司当时经营情况很差，在其他合同中多有违约，贷款存在很大风险。为此，2006年9月20日，中进担保公司派工作人员到青岛分行送达《关于山东九发食用菌股份有限公司贷款担保的函》，提出警示，要求青岛分行在未收到中进担保公司书面放款通知之前，不要向九发公司发放该笔贷款。尽管中进担保公司如此郑重的提醒，进出口银行还是于2006年9月、10月分两次发放了贷款。然而，放款后仅2个月，九发公司就发生多起违约诉讼。放款后次年，九发公司就贷款逾期，无力偿还贷款。应进出口银行要求，中进担保公司于2007年10月9日、10日分两次向中进担保公司在青岛分行开立的账户中转入4000万元，进出口银行即刻将款项划走。2008年9月28日，九发公司宣布进入破产重整。（2）进出口银行工作人员在该笔贷款项目中存在受贿等违法违纪行为，无视放款风险，最终导致贷款无法收回，给中进担保公司造成了巨大损失。（3）进出口银行为息事宁人，主动与中进担保公司和解，并签订了协议书。进出口银行在一审答辩状中也认可，其在放贷中出现重大失误，双方签订《协议书》的目的是息讼止争。否则，进出口银行完全没有必要与中进担保公司签订《协议书》，在借款事实清楚、保证关系清晰明确的情况下，大可以坚持保证合同纠纷诉讼，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中进担保公司的目的原本就是为了免除这笔贷款的保证责任，并不想破坏与进出口银行的业务关系，当然愿意和解。因此，双方才于2009年2月5日、6日签订了《协议书》，协议签订后，进出口银行于2009年2月5日当天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了撤销要求中进担保公司承担1.6亿本金及利息的诉讼请求，法院于2009年2月10日做出准许撤诉裁定；中进担保公司也不再向青岛市公安局继续举报相关犯罪行为。但是，进出口银行在上诉状中却刻意回避了签订《协议书》时的上述背景，对于进出口银行在审贷、放贷过程中存在的重大失误以及相关工作人员在审贷、放贷中的违法违规行为只字不提，歪曲事实的意图十分明显。2.《协议书》签订的目的。《协议书》签订的目的是非常简单、明了的。于中进担保公司，就是解除这笔贷款的保证责任，追回被扣划的4000万元；于进出口银行，是掩盖住这笔贷款中发生的违法、违规行为，避免造成对进出口银行不良的影响。为达成协议目的，中进担保公司需做的是不再向青岛市公安局举报，进出口银行要做的是整体放弃要求原告承担保证责任，具体分两步进行：（1）正在主张的，撤诉，即放弃向原告追讨1.6亿本金及利息；（2）已经扣划的4000万，在扣除原告所得的300万元担保费用后退还。协议书第一条中“撤销各自的司法程序”指的就是中进担保公司不再举报，进出口银行撤销在一中院的诉讼。双方对此没有争议，均已履行完毕。且进出口银行自撤诉至今，从未再提出要中进担保公司承担任何保证责任。如果中进担保公司不再继续举报，进出口银行却仅放弃让原告承担1.6亿本金和利息，不退还或有可能不退还原告4000万，那协议签订双方将只有进出口银行达到了目的，中进担保公司签订该协议的目的将不能实现。在目的不能实现的情况下，中进担保公司是不可能与进出口银行达成和解的。《协议书》鉴于部分中的“甲、乙双方愿通过友好协商共同解决九发公司的债务问题”，并不是指共同解决九发公司2亿元加利息的债务问题，而是指共同解决中进担保公司已经代九发公司承担的4000万元的债务问题。这一点从协议书的实质性条款内容中便可知悉，协议书主要是对4000万元如何处理进行约定，对于剩余贷款本息并未提及。进出口银行在上诉状中提到“既然进出口银行履约中没有过错，有权继续向中进担保公司追偿，就没有理由作出主动免除保证人保证责任这种完全不合情理的重大让步。更何况，进出口银行作为政策性银行，保护国家资产不受损失是根本原则。”完全罔顾了事实。正如上述《协议书》签订的背景所言，进出口银行免除中进担保公司保证责任是因为进出口银行及其工作人员在对九发公司2亿元贷款的审查放贷过程中存在重大失误和违法违规行为，为了息事宁人、减小不良影响而作出的让步。的确，进出口银行作为政策性银行，是应该保护国家资产不遭受损失，但是这种保护应该是在审贷和放贷过程中进行的，进出口银行在对九发公司放贷之前，为保证国家资产不遭受损失，应当尽到审慎义务，对于中进担保公司的风险提示应当给予足够的重视，工作人员应当恪尽职守，不受诱惑；而不是当进出口银行在审贷放贷程序中出现重大失误，导致出现2亿元贷款本息的巨大财政漏洞时，以“保护国家资产不遭受损失”的为由，让民营企业来做“背锅侠”。3、《协议书》中约定扣除的300万元就是中进担保公司收取的九发公司的担保费用，一审判决认定正确。《协议书》第二条中之所以约定进出口银行扣除中进担保公司300万元，近退还3700万元，是因为当初九发公司向中进担保公司支付了300万元担保费用，这300万元是中进担保公司在该笔贷款项目中的收益。从进出口银行的角度，扣掉300万元是因为进出口银行已不让中进担保公司对九发公司的贷款本息承担任何保证责任，因此中进担保公司也不能再赚取这300万元。扣下这300万元，实际上就是进出口银行完全解除了与中进担保公司的保证关系，中进担保公司自始至终对于九发公司的贷款本息不存在任何保证责任。从中进担保公司的角度说，担保公司的盈利方式就是通过提供担保收取担保费用。在进出口银行这笔贷款业务中，中进担保公司是在承担代九发公司偿还2亿元本金及利息风险责任的情况下，取得300万元收益的。如果进出口银行扣掉原告这300万元的收益，却不退还余下的3700万，就成了中进担保公司免费为这笔贷款提供担保，白白承担了风险。作为以赚取担保费为生的公司，不仅是中进担保公司，任何一家担保公司，为了正常运营都是不可能允许免费担保的情况发生的。收取担保费用是中进担保公司履行保证义务所对应的权利，因为享有权利，所以承担义务，这是权利义务对等原则的基本要义，若中进担保公司不能享有相应的权利，自然也无需承担对应的义务。本案中，进出口银行扣除了这300万，显然剥夺了原告全部的收益，使中进担保公司丧失了所有权利，依据权利义务对等原则，中进担保公司自然无需履行任何保证义务，无需对九发公司贷款本息承担任何保证责任。《协议书》之所以约定由进出口银行扣下这300万元，而不是由中进担保公司将这300万元退回给九发公司，背景原因是：2008年9月28日，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8）烟民破字第6-1号《民事裁定书》，依法裁定准许九发公司进行重整。在当时，九发公司除了进出口银行这一家债权主体，还有191家债权主体的债权得到了确认。中进担保公司将这300万元担保费用给进出口银行，进出口银行便可以在九发公司2亿元贷款本金中折抵300万元。如果中进担保公司将这300万元给九发公司，这300万将被192个债权主体瓜分，进出口银行分到的将仅是很少一部分。既然《协议书》已经完全免除了中进担保公司的保证责任，当退款条件成就时，进出口银行在完全免除中进担保公司保证责任的前提下，当然希望尽可能的减少自己的损失，因此才约定扣下中进担保公司收取的300万元担保费用以折抵九发公司的贷款。而且，进出口银行免除中进担保公司的保证责任，并不必然会导致本来中进担保公司退还300万担保费的法律后果，中进担保公司本就无需将300万退还给九发公司。免除中进担保公司保证责任是进出口银行的权利，在进出口银行免除中进担保公司保证责任之前，中进担保公司已经依约履行了保证义务，因此没有必要也不应该退还给九发公司300万元。进出口银行在上诉状中称这300万元的性质是承诺补偿款，是中进担保公司为进出口银行在签订协议前，对债务清收工作所做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果表示感谢，这300万元仅是中进担保公司对进出口银行化解债务风险所作出的感谢，这纯属是进出口银行的单方主观臆断，若仅是承诺补偿款，为何数额单单是300万元，不是200万、500万、600万甚至更多，为何偏偏与中进担保公司收取的担保费用金额一致。对于这300万元性质的认定，应该综合《协议书》全文、协议签订的背景和目的以及诚实信用原则多方面考虑，不难看出这300万元就是中进担保公司收取的担保费用，也正是因为进出口银行对于完全免除中进担保公司保证责任、退还中进担保公司已经被扣划的款项做了努力和工作，中进担保公司才会同意将全部担保费用给进出口银行。对于进出口银行所说的，是中进担保公司自愿让渡了300万元担保收益，并不意味着进出口银行主动免除了中进担保公司的担保责任，更是无稽之谈，完全不符合常理，也不符合上述所说的权利义务对等原则。4、一审法院论述免除中进担保公司保证责任的部分并未出现错误。（1）债务加入与免除中进担保公司保证责任并不矛盾。进出口银行在上诉状中称“一审法院在认定《协议书》免除中进担保公司保证责任的同时还认可《协议书》的内容体现进出口银行作为债权人明确第三方以债务加入的方式成为《借款合同》项下债务承担的主体，在逻辑上自相矛盾。因为债务加入不等于债务置换。”债务置换是指债券持有人作出决定卖出一个或多个目前所持有的债券，以交换其他被认为是相同或类似的市场价值的债券的一种规避风险的手段。这里进出口银行想表达的意思应该是债务加入不等于原债务人脱离原债务关系，对于这一观点，我方并不表示反对。但是，债务加入并不意味着债权人不能免除原债务人的债务偿还义务。本案中，《协议书》虽体现了进出口银行让第三方以债务加入的方式成为新的债务人，但同时又明确约定了第三方完成清偿后即免除中进担保公司的偿还义务。一审法院根据《协议书》的内容认定债务加入和免除中进担保公司保证责任正确，并未出现逻辑错误。（2）一审法院认定《协议书》以书面形式免除了中进担保公司的保证责任，将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恢复到《保证合同》签订之前的状态无错误。一审法院并没有混淆合同无效与合同责任免除的法律后果。首先，综合协议签订的背景、目的，以及《协议书》第2条约定的进出口银行扣除中进担保公司收取的300万元担保费用，可以认定进出口银行的真实意思就是以《协议书》的书面形式免除了中进担保公司的保证责任，《协议书》签订后，中进担保公司无需再继续履行余下的保证责任。确实，《协议书》签订之后，进出口银行遵循了约定，此后再未向中进担保公司主张过任何保证责任。一审法院之所以认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恢复到《保证合同》签订之前的状态”，是因为《协议书》中明确约定进出口银行在扣除中进担保公司收取的300万元担保费用后，将3700万元退还给中进担保公司。也就是说，一审法院对于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恢复到《保证合同》签订之前的认定，是依据《协议书》中退还3700万元的内容确定的，而非是依据进出口银行免除中进担保公司保证责任的法律后果而确定的。因此，一审法院并非如进出口银行所说，混淆了合同无效和合同责任免除的法律后果。且一审判决对于免除中进担保公司保证责任的范围也是非常明确的，所谓“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恢复到《保证合同》签订之前”，意思就是完全免除中进担保公司的保证责任，无需中进担保公司承担任何保证责任。进出口银行在上诉状中认为一审判决对于免除保证的范围没有回答，对于免除保证责任的推定在逻辑上不周延，只能说进出口银行没有认真研读一审判决书的内容。（二）一审法院认为“截止2011年12月14日，进出口银行收到了《协议书》约定的“山东方面”应当清偿的全部款项，按照该《协议书》约定，退还4000万元款项的条件已经成就”，认定事实清楚、正确。1、《协议书》中的“山东方面”仅包括九发公司和万华集团公司。首先，《协议书》签订时间为2009年2月。2008年10月、11月，进出口银行向九发公司破产管理人申报了2亿元债权，2008年11月26日，九发公司破产管理人出具了重整计划，破产债权的确认和分配正在进行中；2008年12月，万华集团公司向进出口银行出具《承诺函》，确认代九发公司偿还1.3亿元贷款。除上述两家偿债主体，至今还未发现有第三家偿债主体，且进出口银行也一直没有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山东方面的清偿安排还包括其他主体。而之所以《协议书》中未直接列明“山东方面”为九发公司和万华集团公司，而是含糊地写为“山东方面”，是因为万华集团公司代替九发公司偿还1.3亿元的事情是对所有人保密的，连中进担保公司在当时也是不知情的，进出口银行也在一审庭审过程中明确说过万华集团公司还款事宜是保密事件，因为需要保密，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协议书》中没有将“山东方面”明确化。2、《协议书》约定的“甲方在收到山东方面清偿的九发股份贷款本金”中的“清偿”不等于“偿清”。首先，在该协议书签订前，进出口银行已知九发公司进入到了破产重整阶段，并收到了重整计划书，知道九发公司最高能够按照20.48%的比例清偿债务，同时进出口银行也收到了万华集团公司的保证函，知道万华集团公司可替九发公司偿还1.3亿元。所以，在协议书签订之前，进出口银行就清楚这两笔款项加起来无论如何也是达不到2亿元的，山东方面是永远无法全部偿还九发公司贷款本金的。因此，协议书中的“清偿”不可能是全部偿还债务即“偿清”，九发公司依据重整计划偿还完债务后即为清偿，九发公司与进出口银行之间债的关系消灭；万华集团公司依据保证函代九发公司偿还完1.3亿后即为清偿，万华集团公司与进出口银行之间债的关系消灭。其次，进出口银行也不认为“清偿”就是“偿清”。（1）进出口银行在上诉状中表示，“清偿”即合同的履行，是指债务人按照合同约定了结债务；我国《合同法》第91条合同权利义务终止的第（一）项‘债务已经按照约定履行’，就是债务清偿、权利义务消灭的一种情形。”可见，进出口银行也认同“清偿”是债务人按照合同约定向债权人履行债务的行为。只要债务人按照约定的内容履行了债务，就实现了债务清偿。本案中，九发公司和万华集团公司均已依按照约定向进出口银行履行完毕了债务，他们与进出口银行之间的权利义务已经消灭，根据进出口银行在上诉状中的表述，山东方面已符合“清偿”的构成要件。（2）进出口银行在一审答辩状中提到，“全额退还3700万元的条件是九发公司的贷款本金得到全部清偿”，进出口银行使用“全部清偿”字眼，说明进出口银行也不认为“清偿”就是全部偿还的意思，否则就不会在“清偿”前面加上“全部”二字。（3）进出口银行于2012年1月10日退还中进担保公司900余万元的行为，也说明进出口银行认可《协议书》中的“清偿”并不是“偿清九发公司2亿元贷款本金”的意思。如果进出口银行认为“清偿”是指“收到山东方面偿还的2亿元贷款本金”，在还没有收齐山东方面偿还的2亿元贷款本金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先向中进担保公司退还部分款项的。进出口银行在2011年12月收到万华集团公司给付的最后一笔款项后，于次月退还中进担保公司《协议书》约定的部分款项的行为，不仅说明《协议书》中的“清偿”不是“偿清“，而是指各债务主体按照各自的约定向债权人履行债务的行为，还能够说明《协议书》中的”山东方面”仅指九发公司和万华集团公司。第三，《协议书》中的“逐步退还”只是对于退款时间的约定，并不能因为《协议书》约定3700万是逐步退还的，而得出“甲方在收到山东方面清偿的九发股份贷款本金”是2亿元贷款本金的结论。如果如进出口银行所说，此处的贷款本金是2亿元贷款本金的意思，那么《协议书》中的内容应为“甲方收到山东方面清偿的九发股份2亿元贷款本金，并扣除乙方承诺补偿的300万元后，将3700万逐步退还乙方。”也就是进出口银行应当在收到山东方面偿还的2亿元之后，再启动退还中进担保公司3700万元的程序。这与《协议书》中约定的“逐步退还”并无逻辑上的关联，不知进出口银行是如何得出“逐步退还”可以与“贷款本金是指2亿元”相互印证这个结论的。所以，在当九发公司和万华集团公司均按照协议约定向进出口银行履行完债务之后，退款条件已经成就。因此在2011年12月14日，进出口银行收到万华集团公司最后一笔款项后，就应该开始向中进担保公司履行还款义务。第四，进出口银行认为“中进担保公司收到9129465.47元后没有提出任何异议，证明中进担保公司认可超出2亿元的部分才属于应当退还的部分”与事实不符。中进担保公司之所以没有提出任何异议，是因为《协议书》中明确约定3700万元是逐步退还的，进出口银行退还部分款项的行为与《协议书》中的逐步退款方式相符，进出口银行正按照《协议书》的约定履行退款义务，中进担保公司没有必要也没有理由提出异议。二、本次诉讼尚未超过诉讼时效。首先，被进出口银行不否认于2013年以不当得利纠纷起诉进出口银行，要求进出口银行退还余下保证金数额。但是本次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因为在中进担保公司撤诉后，由于进出口银行依然没有任何退还款行为，也不向中进担保公司说明情况，甚至对于中进担保公司一而再，再而三的请求置之不理。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中进担保公司于2015年5月4日，向青岛市公安局提交了《立案申请案情补充信息及说明》，控告了进出口银行及相关工作人员的罪行，并补充了相关案情线索，请求青岛市公安局对于08年的报案继续立案调查，以追回《协议书》约定的、进出口银行迟迟未退还的款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权利人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报案或者控告，请求保护其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从其报案或者控告之日起中断。上述机关决定不立案、撤销案件、不起诉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立案、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之日起重新计算。”中进担保公司于15年5月向青岛市公安局提出控告，请求公安机关保护自己的民事权利，诉讼时效应当从中进担保公司提起控告之日起中断，且到目前为止，青岛市公安局一直未作出不立案决定，因此诉讼时效中断事由一直未消除，诉讼时效尚不能重新开始计算。中进担保公司2013年12月提起不当得利纠纷诉讼，2015年5月向青岛市公安局提出控告，请求保护自己的民事权利，诉讼时效中断，由于公安机关未作出不立案决定，因此诉讼时效一直处于中断状态中。所以，中进担保公司向人民法院提出本次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三、一审法院认定中进担保公司在本次诉讼前未向进出口银行明确要求履行返还义务的事实错误，进出口银行支付利息损失的起始时间不应判决为确定给付义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次日。如前所述，中进担保公司自2013年12月起便开始向进出口银行主张权利，要求进出口银行退还款项，但进出口银行至今都未履行退款义务，且诉讼时效并未超过。因此，就算中进担保公司要求进出口银行从2012年10月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向中进担保公司赔偿长期占用其资金的利息损失的主张得不到全部支持，最起码自2013年12月20日起至今进出口银行长期占用中进担保公司资金给中进担保公司造成的利息损失，进出口银行应当予以赔偿。中进担保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进出口银行向中进担保公司返还资金27870534．53元；2．请求判令进出口银行向中进担保公司支付资金占用利息损失（以尚欠款项金额为基数，从2012年1月10日起至欠款还清之日止，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3、诉讼费由进出口银行承担。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借款合同（农产品出口卖方信贷）》和《保证合同》的签订和履行。2006年9月，中进担保公司接受九发公司委托，为九发公司向进出口银行争议的《借款合同》项下债务提供保证担保，九发公司于2006年9月20日向中进担保公司支付担保费300万元。2006年9月26日，进出口银行（贷款人）与九发公司（借款人）签订《借款合同（农产品出口卖方信贷）》（合同号：2006进出银青卖信合字第073号），合同约定进出口银行向九发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2亿元的出口卖方信贷贷款，双方就贷款用途及提款期限、贷款利率和利息计收、担保以及违约事件与处理等内容进行了约定。在此授权中国进出口银行青岛分行负责本合同项下贷款的发放、回收及与“贷款”管理有关的一切事宜。同日，中进担保公司（保证人）与进出口银行（贷款人）签订了《保证合同》（合同号：2006进出银青卖信保字第073号），双方就保证期间、保证责任范围等内容进行约定。进出口银行青岛分行于2006年9月27日向九发公司发放《借款合同》项下贷款币1亿元，于2006年10月8日向九发公司发放《借款合同》项下贷款币1亿元，借款期限到2007年9月，利率为6．12%。2007年2月27日，中进担保公司向进出口银行青岛分行出具《主动借记授权书》，授权进出口银行自其在进出口银行青岛分行开立的存款账户（户名中进信用担保有限公司，账号×××）中主动借记下列转账业务：1.九发公司已到期或进出口银行根据借款合同约定宣布提前到期的任何借款合同项下的贷款本金；2.九发公司应支付的任何借款合同项下的贷款利息和罚息；3.进出口银行认为在任何借款合同项下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手续费、电汇费、工本费等。该授权书尾部加盖中进担保公司印章。2007年9月28日，进出口银行向九发公司、保证人中进担保公司分别送达了《贷款催收通知》和《担保人付款通知》，要求借款人和保证人依约向进出口银行偿还到期的贷款本息。2007年10月9日，进出口银行自中进信用公司前述存款账户中扣划资金2500万元；于2007年10月10日扣划资金1500万元，用于偿还九发公司《借款合同》项下债务。二、《协议书》的签订和履行2008年9月28日，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2008）烟民破字第6-1号《民事裁定书》，依法裁定准许九发公司进行重整。2008年10月27日，进出口银行就诉争《借款合同》项下债权向九发公司重整程序管理人申报债权，债权金额截止2008年9月28日，尚欠本金1．6亿元，利息21626711．77元。2008年11月4日，因中进担保公司与进出口银行就案涉保证合同项下保证金4000万元纠纷，进出口银行就诉争《借款合同》项下债权向九发公司重整程序管理人补充申报债权，债权金额截止2008年9月28日，尚欠本金4000万元，利息4492643．12元。2009年6月1日，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2008）烟民破字第6-14号《民事裁定书》，依法裁定确认九发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完毕。2008年12月，万华集团公司向进出口银行出具《保证函》，载明该公司愿为九发公司案涉借款合同项下的债务偿还提供1．3亿元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该函件尾部加盖万华集团公司印章，并由法定代表人签名。此后，万华集团公司于2009年1月9日分3笔向进出口银行分别给付3000万元、1100万元、2000万元，于2010年1月4日向进出口银行给付3000万元，于2011年5月18日向进出口银行给付2000万元，于2011年12月14日向进出口银行给付1900万元，上述款项共计1．3亿元，用于履行保证责任。2009年2月6日，进出口银行与中进担保公司签订《协议书》，约定：1、在本协议书签署后，双方立即撤销各自的司法程序；2、进出口银行在收到山东方面清偿的九发股份贷款本金，并扣除中进担保公司承诺补偿的300万元后，将3700万元逐步退还中进担保公司；3、协议自双方盖章后生效。2009年2月10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出具（2008）一中民初字第1502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进出口银行撤回对中进担保公司就该案诉争的保证合同纠纷案件起诉。2009年5月31日，进出口银行收到九发公司管理人支付的九发公司破产清偿款项38168671．21元；2009年12月22日，收到九发公司管理人支付的九发公司破产清偿款项965864．26元，合计39134535．47元。2012年1月10日，进出口银行退还中进担保公司《协议书》项下约定款项9129465．47元，扣除协议补偿款300万元，剩余款项27870534．53元尚未退还。一审庭审中，进出口银行陈述，为收回涉案《借款合同》项下本金2亿元和相关费用，进出口银行协调万华集团公司给付1．3亿元，收回九发公司破产分配资金39134535．47元。因前述资金不足以完全清偿2亿元贷款本金，进出口银行将中进担保公司的保证金4000万元用于补偿剩余未清偿本金后，余款款项9129465．47元退还中进担保公司。一审庭审中，中进担保公司陈述并提交照片，证明其曾于2018年在进出口银行办公地点就《协议书》项下剩余款项归还进行协商。进出口银行对此不予认可，并要求中进担保公司就协商内容提交证据进行证明。一审法院认为，该案争议焦点在于：1.中进担保公司是否应当继续承担保证责任，2.《协议书》项下保证金退还给付义务的条件是否成就，3.剩余保证金返还请求权是否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根据前述查明事实，一审法院分析论证如下：一、关于中进担保公司《保证合同》项下的保证责任。该案审理过程中，中进担保公司和进出口银行均认可涉案《借款合同》以及《保证合同》的签订和履行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我国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不存在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均属合法有效合同，当事人均应按照约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进出口银行依约向九发公司发放贷款，九发公司即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承担还本付息的义务，其逾期偿还借款本息的行为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中进担保公司作为保证人亦应当在约定的保证责任范围内承担清偿责任。据此，进出口银行要求中进担保公司承担清偿责任，并自其账户中扣划资金用于清偿担保债权的行为符合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一审庭审中，中进担保公司和进出口银行亦认可，双方在九发公司债务逾期，并扣划4000万元保证金后达成《协议书》，目的在于协商解决《借款合同》项下债务清偿纠纷，并明确约定：“进出口银行收到山东方面清偿的九发公司贷款本金，并扣除中进担保公司承诺补偿的300万元后，将3700万元逐步退还给中进担保公司”。据此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协议书》内容，结合庭审查明事实，可以看出进出口银行就该笔贷款纠纷协商解决做出如下意思表示：首先，进出口银行明确“山东方面”将承担九发公司《借款合同》项下本金清偿责任，且并未提及利息以及其他孳息的给付义务；其次，进出口银行同意逐步退还中进担保公司因九发公司保证责任纠纷已经扣划的资金4000万元；第三，进出口银行知晓并确认，九发公司向中进担保公司支付了涉案《保证合同》项下的担保费300万元，并同意中进担保公司将该300万元退还进出口银行，用于抵偿九发公司《借款合同》项下债务，中进担保公司亦同意以抵销约定退还的4000万元款项部分金额的方式，向进出口银行退还该笔款项。综上所述，该院认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保证是指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行为。《协议书》内容体现进出口银行作为债权人明确第三方以债务加入的方式成为《借款合同》项下债务承担的主体，并同意向中进担保公司退还担保费，同意退还已经收取的用于承担保证责任的资金，据此，可以确定进出口银行的真实意思应为以《协议书》的书面形式免除了中进担保公司的保证责任，将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恢复到《保证合同》签订之前的状态。二、关于《协议书》项下资金退还条件是否成就。进出口银行辩称，《协议书》约定“逐步退还”4000万元款项，并非一次性返还，协议中对返还时间并无明确的约定；另，根据拟定该协议的背景，九发公司的破产债权清偿、万华集团公司的代偿等都处于不确定状态，且清偿主体不仅仅涉及诉讼中提及的万华集团公司，因此进出口银行全额收回2亿元本金后，约定退还款项的条件才成就。一审庭审中查明，《协议书》签订于2009年2月。该协议签订时，万华集团公司已经出具《承诺函》，确认将代九发公司给付1．3亿元；另，进出口银行已经向九发公司破产管理人申报债权，破产债权的确认和分配已经正在进行。据此，该院认为《协议书》中约定进出口银行收到山东方面清偿本金应明确为上述两项安排；且，进出口银行并无证据证明山东方面的清偿安排还包括其他主体。关于庭审中，进出口银行提出退还资金应以贷款本金2亿元完全受偿为条件的辩称意见，对此该院认为，《协议书》中约定收到清偿本金的范围，明确万华集团公司和九发公司破产管理人应当给付的款项；且，根据庭审中查明的关于《协议书》签订时的相关情形，第二条中约定“清偿”的文义，并不足以解释为2亿元本金完全受偿或“偿清”。另，庭审中查明，进出口银行收到九发公司破产管理人给付款项，并在2011年12月收到万华集团公司给付的最后一笔款项后，于次月（即2012年1月）退还中进担保公司《协议书》约定退还的部分款项。综上所述，该院认为，截止2011年12月14日，进出口银行收到了《协议书》约定的“山东方面”应当清偿的全部款项，按照该《协议书》约定，退还4000万元款项的条件已经成就，且进出口银行已经实际履行了退还部分款项的义务。综上所述，该院对于进出口银行辩称退还4000万元履行条件尚未成就的辩论意见不予采信。三、关于中进担保公司退还款项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一审庭审中，中进担保公司主张，其于2018年11月至进出口银行办公地点处理该案返还款项纠纷时，才得知万华集团公司于2011年12月14日已经付清约定代偿的1．3亿资金，其根据《协议书》享有的4000万元款项给付请求权已于万华集团公司最后一笔款项付清之日起到期，进出口银行应于2011年12月15日起承担返还款项的义务。据此，中进担保公司要求进出口银行自主动履行退还部分款项之日（即2012年1月10日）起给付剩余未清偿款项的利息损失。进出口银行辩称，如果中进担保公司主张债权自2012年1月10日到期，其应当提交积极主张债权的证据，证明其享有的债权请求权自到期之日起尚未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该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该案中，虽然资金退还条件自2011年12月14日成就，但《协议书》约定逐步退款款项，并未约定明确的履行期限。庭审查明事实显示，一方面进出口银行坚持陈述返还款项条件未到期，拒绝履行给付义务，另一方面中进担保公司亦并未举证证明其在该案诉讼前，曾向进出口银行明确要求履行返还义务。由此，《协议书》项下的款项返还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应自本次诉讼中进担保公司向进出口银行主张权利，且合理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中进信用担保公司以剩余部分保证金返还请求权提起本次诉讼，诉讼中双方多次协商和解，但截止法庭辩论终结前双方并未能达成和解协议。据此，该院认为该案债务在债务人接到履行通知后的合理履行期限，应当确定为判决生效，判定的给付义务期限届满之日，债权人的资金占用损失亦应自该日期次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中国进出口银行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中进信用担保有限公司给付27870534．53元，以及利息损失（以尚欠款项数额为基数，自判决确定给付义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次日起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二、驳回中进信用担保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中国进出口银行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中进担保公司向本院提交其于2015年向青岛市公安局提交的刑事案件报案材料，内容为请求公安机关追究进出口银行相关责任人员审核和发放涉案贷款中的违法犯罪行为，用以证明债权主张的诉讼时效中断。因二审中进出口银行明确表示向中进担保公司返还代偿款的条件尚未具备，不以中进担保公司起诉超过诉讼时效做为抗辩理由，因此对此材料本院不做为案件新证据予以审核。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认可。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两个，第一，通过签订涉案《协议书》，进出口银行是否已经同意免除了中进担保公司的担保责任。第二，涉案《协议书》中约定的进出口银行向中进担保公司返还全部保证金的条件是否成就。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相关事实背景为：2007年9月28日，进出口银行向借款人九发公司和担保人中进担保公司分别送达了《贷款催收通知》和《担保人付款通知》，要求借款人和保证人依约向进出口银行偿还到期的贷款本息。2007年10月，进出口银行从中进担保公司账户中扣划保证金共计4000万元，用于偿还九发公司《借款合同》项下的债务。2008年11月，进出口银行诉至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要求中进担保公司按照《保证合同》履行担保人付款义务。2008年12月，中进担保公司向青岛市公安局报案，举报进出口银行相关人员在涉案贷款审核、发放过程中没有尽到审慎义务，并存在违法、违纪行为，有可能涉及刑事责任，要求依法予以查处。2009年2月6日，中进担保公司和进出口银行签订涉案《协议书》，约定自本协议签订后，双方立即撤销各自的司法程序，进出口银行在收到山东方面清偿的九发公司贷款本金、并扣除中进担保公司承诺补偿的300万元后，将3700万元逐步退还中进担保公司，协议盖章后生效。协议签订后，进出口银行撤回了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诉讼。从上述事实可以明显看出，在九发公司不能偿还贷款情况下，进出口银行要求中进担保公司按担保合同履行担保责任，而中进担保公司提出进出口银行在涉案贷款审核、发放中存在失误，没有尽到审慎义务，因而在是否继续履行担保责任方面同进出口银行产生分歧，其后双方经过协商，最终达成一致意见，并签订《协议书》。在《协议中》中，进出口银行明确表示同意将3700万元逐步退还中进担保公司，并在《协议书》签订后，立即撤回了对中进担保公司的诉讼。因此，本院认为，根据案件事实和《协议书》内容，进出口银行同意免除中进担保公司保证责任的事实清楚，意思表示明确。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首先，《协议书》签订时，由于九发公司重整尚未完毕，九发公司重整管理人能够偿还给进出口银行的贷款本金数额尚不确定，因此进出口银行最终从山东方面能够受偿的贷款本金总额也无法确定，双方在约定保证金退还条件时未对进出口银行收到山东方面清偿的贷款本金数额予以明确符合当时实际情况。而根据九发公司资产状况和债务加入人万华集团公司的承诺函，进出口银行从山东方面所能收回的本金数额达不到2亿元的可能性极大，因此，在合同中没有写明具体金额情况下，现在进出口银行主张《协议书》条款中“收到山东方面清偿的贷款本金”等同于“收到山东方面清偿的贷款本金2亿元”，明显缺乏合理性。其次，根据案件事实，进出口银行在签订《协议书》之前，已经向九发公司重整管理人申报债权完毕，且已收到债务加入人万华集团公司的《保证函》，除九发公司重整管理人和万华集团公司外，并无其他主体参与贷款本金的清偿。因此，对《协议书》中表述的“山东方面”理解为：九发公司重整管理人和万华集团公司两方主体比较符合案件实际情况。再次，随着九发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和万华集团公司连带清偿1.3亿元的义务履行完毕，进出口银行从山东方面获得贷款本金清偿的工作已经完成，进出口银行称还有来自山东方面的其他主体继续清偿贷款本金，但不能就此提供相关证据，本院不予采信。基于上述考虑，本院认为，通过签订《协议书》，进出口银行已经同意免除了中进担保公司的担保责任，其后，随着九发公司重整管理人和万华集团公司还款结束，进出口银行承若的返还全部保证金的条件已经成就，因此，一审法院判令进出口银行向中金公司返还保证金，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中国进出口银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1153元由中国进出口银行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卫东审 判 员 邢 军审 判 员 钱丽红二〇二〇年九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刘 镜书 记 员 高婧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