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民终1403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石油化工交易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实际经营场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深圳国际商会大厦0302-031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586705445D。法定代表人：关波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亚渝，男，汉族，1954年3月29日出生，身份证负责人：罗翔。上诉人深圳石油化工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油交所）因与被上诉人张亚渝、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北碚支行（以下简称农行北碚支行）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4民初114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深圳油交所的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民事判决，改判驳回张亚渝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及二审诉讼费由张亚渝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及错误。(一)一审判决认定“原告在被告石油化工公司处开立账户，并在被告石油化工公司提供的现货挂牌电子交易系统平台上进行交易，原告与被告石油化工公司已形成事实上的合同关系”，没有任何事实、合同及法律依据。对于深圳油交所与张亚渝已形成事实上的合同关系是依据何等事实、合同或法律，一审法院没有进行任何说理，纯属无根据的认定。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为交易搭建平台的主体不计其数，大至证券交易所、淘宝，小至集贸市场、中介机构，提供交易平台的主体与在平台上进行交易的主体，有各自的权责。一审法院直接将提供交易平台的深圳油交所视为交易合同相对方，是对公司具独立法人人格之基本原则的根本违反。(二)一审判决认定的涉案交易“危害社会公共安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事实不存在。一审判决认为，“案涉交易因违反原油、成品油特许经营的强制性规定，危害社会公共安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因而无效”。首先，作为平台，深圳油交所本身并不需要相关原油、成品油特许经营资质。其次，涉案交易为单纯的投资行为，张亚渝未曾提出货物的交割申请，所以本案全部交易均不涉及原油或成品油的仓储、运输等事宜，“危害社会公共安全”或“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事实不存在。即便张亚渝提出货物的交割申请，第三人可以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进行替代交收，故也不会存在“危害社会公共安全”或“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因此，一审法院依据上述不存在以及不会发生的“事实”而否定交易的效力，完全错误。(三)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以偏概全、前后矛盾。一审判决引用的《商务部》指出：“交易市场提供交易平台，不直接从事原油、成品油仓储、销售直接从事原油、成品油仓储、批发、销售，故无需具备原油、成品油仓储、批发、销售的相关许可资质。但一审法院在判决理由中却认为:深圳油交所“在未依法取得商务部许可的情况下组织开展涉案交易活动，是导致合同无效的主要原因。”深圳油交所作为平台不需要商务部门的相关资质，但一审法院又以深圳油交所未取得商务部的相关资质许可为由判定深圳油交所承担责任，显然认定事实错误，相互矛盾。（四）深圳油交所是否具有原油、成品油仓储、批发、经营、销售等相关资质，不是与本案争议相关的事实。因深圳油交所仅作为交易平台，提供交易场所，真正参与交易、签订合同的应该为张亚渝与相关会员单位。本案核心争议焦点应为:张亚渝与相关会员单位之间的交易合同是否有效，故应围绕交易合同本身涉及的交易主体(注:不包括深圳油交所)、交易内容等相关事实进行查明。而深圳油交所作为平台的提供者是否具备相关资质，与该争议焦点无关，况且根据一审判决已查明的事实及深圳油交所在本上诉状其他部分的论述，深圳油交所为依法设立并经全国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部际联系会议验收通过的交易场所，深圳油交所经批准的经营范围包括组织石油化工产品交易、销售。(五)一审法院未对相关会员单位、深圳油交所与张亚渝间的法律关系进行查明，导致本案认定事实不清。涉案交易在相关会员单位与张亚渝间发生，此事实张亚渝在一审民事起诉状已说明“2015年2月，原告接到自称是被告深圳石油化工交易所有限公司会员单位的业务员的电话……原告受到欺骗后即通过其会员单位的业务员代理开户”,张亚渝已说明了其与会员单位开户、交易的过程。且在二审法院审理的其他同类案件中，均查明涉案交易在有关原告与有关会员单位间进行，深圳油交所只是提供交易平台。因此，一审对于“与原告交易的相对方系深圳前海利安达石油化工投资有限公司以及深圳市前海宝鑫盈石油化工贸易有限公司，但未提交相应的证据证实，且原告对此不予认可，故对被告上述主张，不予采信”的事实认定错误。相关会员单位与本案有重要利害关系，一审法院未对相关会员单位、深圳油交所和张亚渝间的法律关系进行查明，致使本案认定事实不清，并直接导致判决结果错误。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判决自行改变了张亚渝的诉讼请求，且对本案基础法律关系作出错误认定。张亚渝的核心诉求为:主张张亚渝在深圳油交所交易平台上进行的一切交易无效并请求返还因交易无效而投入的交易资金。从张亚渝的上述诉求及本案案由可以看出，本案为合同纠纷而非侵权纠纷。一审判决认为，由于深圳油交所组织交易的行为未取得相关资质而导致合同无效，这显然系判定深圳油交所侵权。因此，一审判决改变了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即将本案基础法律关系自行由合同关系变更为侵权关系。在张亚渝未以侵权为由向深圳油交所主张权利及提出相关诉讼请求的情况下，一审判决自行实质改变本案案由及本案诉讼请求，违反了“不告不理”的基本原则。(二)一审判决依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判定深圳油交所承担过错责任，适用法律完全错误。如前所述，一审判决判定因深圳油交所的侵权行为导致合同无效。退一步讲，即使该侵权行为成立，深圳油交所承担的应是侵权责任而非合同项下的过错责任，且该侵权责任的范围，不应是因合同无效合同一方应承担的责任范围。一审判决根据《合同法》而非根据相关侵权法规判定深圳油交所承担交易合同项下的过错责任，适用法律完全错误。(三)企业关于原油、成品油仓储、批发、销售经营资质的相关规定对深圳油交所不适用。一审判决引用的《商务部》已明确规定：“交易市场提供交易平台，不直接从事原油、成品油仓储、批发、销售，须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类场所的实施意见》(以下称《实施意见》)和《证监会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工商总局银监会关于禁止以电子商务名义开展标准化合约交易活动的通知》(以下称《通知》)等规定”。据此，深圳油交所须遵守的是《实施意见》、《通知》等适用于交易平台的相关法律法规，而商务部关于企业原油、成品油仓储、批发、销售经营资质的相关规定对深圳油交所并不适用。但一审判决却在判决理由中认为:深圳油交所“在未依法取得商务部许可的情况下组织开展涉案交易活动，是导致合同无效的主要原因”。显然，一审判决系将商务部的相关许可规定适用于深圳油交所，适用法律明显错误。(四)一审判决适用法律存在严重逻辑错误。一审判决认为交易合同无效的主要原因是:深圳油交所“未依法取得商务部许可的情况下组织开展涉案交易活动”。一审判决的逻辑是:(1)深圳油交所组织交易的行为不合法；(2)深圳油交所组织交易的不合法行为导致他人间的合同无效。实际上，“组织交易”与“交易”本身是否有效无必然联系，“组织交易”和“交易”系两个相互独立的法律关系，一审判决将二者混为一谈，在否定“组织”行为的同时直接否定“交易”行为，完全错误。另外，一审判决直接将“组织者”视同为“交易者”，更是毫无根据。(五)一审判决将《原油市场管理办法》、《成品油市场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作为认定合同无效的依据完全错误。一审判决认为：“国务院颁布的《原油市场管理办法》和《成品油市场管理办法》规定，国家对原油、成品油实行许可制度。……涉案交易因违反原油、成品油特许经营的强制规定，危害社会公共安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因而无效。”事实上，《原油市场管理办法》和《成品油市场管理办法》的制定和颁布主体为商务部并非国务院，不属于行政法规。《原油市场管理办法》于2006年11月16日经商务部第9次部务会讨论通过，以“商务部令2006年第24号”予以颁布。《成品油市场管理办法》于2006年12月4日以“商务部令2006年第23号”予以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明确规定，行政法规由总理签署国务院令公布，故上述两规定明显不是由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原油市场管理办法》、《成品油市场管理办法》均由商务部制定并颁布，均属于部门行政规章。因此，《原油市场管理办法》和《成品油市场管理办法》均不得作为认定合同无效的依据。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明确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原油市场管理办法》、《成品油市场管理办法》并未明确规定违反其中的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或不成立。总之，《原油市场管理办法》、《成品油市场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为“管理性”规定，并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不能作为认定合同效力的依据。一审判决将管理性的行政规章《原油市场管理办法》、《成品油市场管理办法》作为认定合同无效的依据完全错误。(六)本案所涉交易为单纯的投资行为，并不适用《原油市场管理办法》及《成品油市场管理办法》。本案已完成的交易为单纯的投资行为，由于张亚渝未曾提出货物的交割申请，所以本案全部交易均不涉及原油或成品油的仓储、运输等事宜，不存在“危害社会公共安全”或“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而认定本案合同无效没有依据。(七)张亚渝诉请返还投入深圳油交所处的资金及利息已超出诉讼时效。一审判决判定“……当事人请求确认合同无效，不应受诉讼时效期间的限制，而合同经确认无效后，当事人关于返还财产及赔偿损失的请求，应当适用法律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本案中，原告诉请确认被告交易平台所进行的交易无效，不受诉讼时效期间的限制，原告诉请返还投入被告处的资金及利息亦未超出法定诉讼时效”。《民法总则》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计算。一审判决虽然明确了当事人关于返还财产及赔偿损失的请求应当适用法律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但没有明确本案中张亚渝关于返还投入资金及利息相关请求的诉讼时效起算点。由一审判决内容可知，一审判决实际认为“合同经确认无效后”才开始起算“返还财产及赔偿损失的请求”的诉讼时效，故张亚渝关于返还投入资金及利息相关请求未过诉讼时效。深圳油交所认为，一审判决的上述做法不符合《民法总则》的规定。在此案中，张亚渝“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受损”肯定早于本案起诉之日，否则如果不知道权利受到损害，张亚渝不会提起本案诉讼。所以，一审判决直接将“合同经确认无效”时点作为张亚渝“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受损”的时点，没有道理，也没有法律依据。张亚渝取回全部交易资金之日为2015年5月27日，在该日期前，张亚渝应“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受损”而该日期距张亚渝提起诉讼之日2018年11月13日超过三年，已超过诉讼时效。因此，就张亚渝诉请返还投入资金及利息的请求，已超出诉讼时效。三、应改判驳回张亚渝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张亚渝的诉讼请求无法与特定民事法律关系及民事法律主体相对应，深圳油交所并非本案适格的被告。深圳油交所现货挂牌电子交易业务主要涉及多个民事法律主体以及法律关系:(1)深圳油交所作为交易平台，为参与交易的各方(包括会员单位与投资者)提供交易设施及服务。(2)投资者与会员单位签订《客户协议书》，与特定会员单位进行一对一的交易。(3)资金结算机构系与深圳油交所、交易商建立保证金划转及结算关系的金融机构。在本案中，张亚渝通过深圳油交所的交易平台与相关会员单位开展了交易，故“确认合同无效”这一诉求，首先应当基于交易合同关系仅针对相关会员单位提起，深圳油交所并非本案适格的被告。(二)深圳油交所系依法成立的交易场所并通过了审查及验收，符合法律规定及监管部门的要求。深圳市人民政府金融发展服务办公室于2011年9月5日出具了《同意设立“深圳石油化工交易所有限公司”的复函》(深府金函[2011]299号)。在国家对全国各类交易场所清理整顿的背景下，深圳市人民政府金融发展服务办公室于2012年12月18日出具了《关于我市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检查验收相关事宜的批复》(深府金函[2012]492号)，深圳油交所通过了全国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部际联席会议的验收，其交易模式通过了行政机关的审查，属于合法保留的交易场所。截至目前，主管部门并未认定深圳油交所的交易业务属于期货交易，亦不存在主管部门取缔深圳油交所的交易场所业务资格。(三)深圳油交所交易平台开展的交易业务并非期货交易。根据《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期货交易”应具备“以集中交易为交易方式”和“以标准化合约为交易标的”两个必要条件，而涉案交易与期货交易存在本质区别:1.本案所涉交易并非“以集中交易为交易方式”(1)在价格产生方面，在期货交易中，交易价格经过集合竞价产生，而在深圳油交所平台交易模式中，其交易价格的生成，系深圳油交所作为交易平台的提供方采集国际原油价格标准数据源并结合其他客观参数，由交易系统自动生成。不存在互相报价的情况，也不存在人为操纵价格的情况，交易参与方认可该等价格并根据其自身判断参与交易，故其交易价格形成机制不存在“集合竞价”这一过程。(2)在成交机制方面，期货交易实行的是“集合竞价方式撮合成交”，而在深圳油交所平台交易模式中，所有交易价格均由交易系统根据国际市场价格自动生成并报出，投资者和参与交易的会员均无权自行进行报价，投资者一旦按照其认为适宜的实时“现货价格”(即时价格)进行建仓买入或者卖出，相关交易即可成交，不存在按照价格优先、时间优先撮合成交的问题。(3)在交易对象方面，期货交易的交易对象是不特定的任意投资者，而在深圳油交所平台交易模式中，包括张亚渝在内的投资者均与参与交易的会员单位签订了《客户协议书》，所有交易均是由投资者与其签约的会员单位直接成交，所有交易均存在特定的交易对象，并非是匿名交易。据此，从交易模式来看，涉案交易模式不符合期货交易的核心特征。2.本案所涉交易并非“以标准化合约为交易标的”。(1)在标准化程度方面，期货交易的标的物(期货合约或期权合约)具有高度的标准化，而在深圳油交所平台交易模式下，买卖标的物是并非是标准化合约，交易双方在买卖时也不能确定所有交易要素，故并不具有期货交易所具有的高度标准化的特征。(2)在交割时间方面，期货交易的交割时间受到严格限制，而在平台交易模式下，交易双方在买卖时并未预先约定、也无从约定或知晓该标的物的具体交割时间，不属于满足期货交易特点的高度标准化的合约交易，其买卖的标的物并非期货合约或期权合约。(3)在锁定价格的目标方面，在期货交易中，买卖双方锁定的价格是标的物“交割时”的价格，是对未来预期价格的判定，而在平台交易模式中，买卖价格是按照即时价格而不是期货价格未来价格来确定的。据此，从交易标的物来看，涉案交易的标的物不符合期货交易的典型特征。综合上述对比判断，深圳油交所平台上开展的交易与期货交易存在本质不同，深圳油交所交易平台开展的交易业务并非期货交易。(四)张亚渝与相关会员单位间的相关交易合法有效。张亚渝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整个交易中，是其本人亲自操作完成的。盈亏并存是交易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客观事实，张亚渝不能以亏损而否定交易本身的合法性。被上诉人张亚渝未到庭应诉，庭后提交书面答辩状称，一、张亚渝与深圳油交所之间存在合同关系。合同关系是否存在，不以能否提供双方签订的书面或纸质的协议书为标准。本案的基本事实是，张亚渝在深圳油交所的平台上进行注册，并通过农行北碚支行的“银商通”向深圳油交所汇款50余万元，深圳油交所收取了该款项，表明双方形成了事实上的合同关系。至于张亚渝和案外人之间是否存在合同关系以及存在何种合同关系，均不影响深圳油交所和张亚渝之间的事实合同关系。在交易无效的情况下，深圳油交所作为款项的实际收取人和占有人，应当负有返还该款项的义务，故一审法院判决深圳油交所返还款项并无不当。二、本案所涉交易无效，具有充分的法律依据。1.本案所涉交易违反了限制经营、特许经营的规定，合同无效。根据《原油市场管理办法》、《成品油市场管理办法》，我国对于原油、成品油经营实行许可制度，张亚渝和深圳油交所均未获得该许可（经原告查询商务部网站，《商务部关于申请公开部分企业原油、成品油、仓储、批发、销售经营资质信息的统一答复》中明确了137家企业不具备从事原油、成品油、仓储、批发、销售经营资质，深油所有限公司就在其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超越经营范围订立合同，人民法院不因此认定合同无效。但违反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除外”。2.违反国务院制定的《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的强制性规定，且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交易当然无效。根据国发【2011】38号文件和国办发【2012】37号文件规定，期货交易可从形式特征和交易目的进行判定。其形式特征为：交易对象为标准化合约和交易方式为集中交易。一方面，本案的交易对象确属标准化合约。根据深圳石油化工交易规则，投资者下单时以建仓单的形式反映，每次交易在交割单中仅可对买卖方向、手数进行选择，其他交易参数包括品种、数量、质量、预付定金、报价单位、最小变动单位均由交易系统事先设定，交易标的具有同质性或可替代性,相对固定，符合标准化合约的要求。另一方面，其交易方式为集中交易，即人员集中、信息集中、商品集中等，具体包括集合竞价、连续竞价、电子撮合、做市商机制等。从交易的目的进行分析，深圳油交所交易平台的交易根本不符合现货交易的实物交割目的。根据平台交易规则，买卖合约不需要全额付款，而只缴纳商品价值的一定比率作为保证金，即可买入或者卖出，甚至允许T+0双向交易（可以做空，即投资者手中不持有实物时可以下卖单）；合约订立后，可以不实际履行，通过反向操作、对冲平仓方式，了结合约。显然，交易的实质目的并非转移实物的所有权，而是通过价格涨跌获得收益,完全符合期货交易的交易目的。关于本案的交易是否属于期货交易，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申4816号民事裁定书进行了详细的论证，并作出了明确的定性。《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四条规定：“期货交易应当在依照本条例第六条第一款规定设立的期货交易所、国务院批准的或者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期货交易场所进行。禁止在前款规定的期货交易场所之外进行期货交易。”该条例第六条规定：“设立期货交易所，由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审批。未经国务院批准或者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设立期货交易场所或者以任何形式组织期货交易及其相关活动。”因为期货交易具有特殊的金融属性和风险属性，直接关系到经济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若违反上述规定、未经批准在期货交易场所以外开展期货交易，极有可能扰乱期货交易秩序，引发经济金融风险、影响社会稳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深圳油交所并未取得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的批准，违法从事期货经营，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根据《合同法》第52条的规定，交易无效。被上诉人农行北碚支行的答辩称，一、一审法院判决农行北碚支行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依法予以维持。1.农行北碚支行不是涉案交易的相对方。农行北碚支行与深圳油交所以及张亚渝之间从未签订任何期货交易的相关协议、合同，更未进行相关的货物交易，张亚渝仅在农行北碚支行处开立了银行账户，农行北碚支行与深圳油交所之间仅存在储蓄存款合同法律关系，并非其诉称的期货交易法律关系，农行北碚支行不是涉案交易的相对方。2.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深圳油交所签订的《银商通业务合作协议》合法有效，提供相关金融服务并未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深圳油交所是合法登记注册的工商企业，经政府相关部门的批准，具有交易场所的运营资格，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业银行总行）与深圳油交所在2015年签订的《银商通业务合作协议》应当是合法、有效的，农业银行总行按照该协议为深圳油交所以及投资者提供资金划转等金融服务并未违反相关法律规定。3.农行北碚支行对张亚渝的交易损失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农行北碚支行不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银商通业务合作协议》第八条等条款明确约定，农业银行总行仅向投资者提供资金转账及相关配套金融服务，对于投资者与深圳油交所之间的任何纠纷不承担任何形式的责任。张亚渝仅在农行北碚支行营业场所内的自动柜员机上开立了银行账户，并开通网上银行，张亚渝账户内每笔资金的划转均是根据深圳油交所发出的交易指令进行的，农行北碚支行对深圳油交所的资金划转并不存在过错。涉案交易平台以及电子交易软件均是由深圳油交所提供，农行北碚支行并不参与张亚渝在深圳油交所的开户以及交易，更不参与利益分配，农行北碚支行也无权知晓张亚渝的开户及交易情况；农行北碚支行仅提供资金划转金融服务，无义务也无权利对张亚渝在该交易平台的每一笔交易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审查和监管，张亚渝诉称的损失是因在该交易平台进行买卖交易，买高卖低所产生的，与农行北碚支行提供的金融服务无关。二、深圳油交所针对一审法院判决的上诉事实及理由，以法院查明和认定为准。如上所述，农行北碚支行不是涉案交易的相对方，农行北碚支行并未参与张亚渝与深圳油交所之间的会员开户以及具体交易的过程，对张亚渝与深圳油交所之间的交易事实并不知情，对于深圳油交所的上诉事实及理由，以法院查明的为准。张亚渝的一审诉讼请求：一、确认张亚渝在深圳油交所交易平台的全部交易无效；二、深圳油交所返还张亚渝交易本金387985.52元，并以该款项为基数，从起诉之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1.5倍支付利息；三、深圳油交所、农行北碚支行承担连带责任；四、诉讼费由深圳油交所、农行北碚支行共同负担。一审法院查明，2011年9月5日，深圳市人民政府金融发展服务办公室（以下简称市金融办）复函深圳市石油化工行业协会，原则同意市深圳市石油化工行业协会牵头组建“深圳石油化工交易所有限公司”。2011年11月24日，深圳油交所成立，经营范围为组织石油化工产品、专用设备的交易、销售；电子商务；能源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等（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2012年12月18日，市金融办批复各交易场所，批准深圳油交所运营资格，同意深圳油交所在名称中使用“交易场所”字样，要求交易场所应严格遵守国家及本市法律、法规、行政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政策，加强风险控制，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规范发展。深圳油交所（乙方）与案外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甲方）签订《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商通业务合作协议》，约定“银商通”业务是指农业银行和大宗商品交易市场通过系统对接，建立投资者银行结算账户与市场专用结算账户的对应关系后，投资者通过银行柜台、电话银行、网上银行系统或市场提供的交易渠道发出资金划转指令，实现投资者资金在银行结算账户和市场专用结算账户之间划转的一项金融服务。合同第八条约定，甲方提供“银商通”服务严格遵循《大宗商品电子交易规范》“3.5结算银行功能”的要求，仅负责协助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完成资金划拨和清算，对于投资者之间和投资者与大宗商品交易市场之间的任何纠纷不承担任何形式的责任。另查明，一审庭审时，三方确认张亚渝通过农业银行累计向深圳油交所平台转入547000元，取回159014.48元，尚余387985.52元。深圳油交所主张张亚渝与深圳油交所之间不存在直接合同关系，张亚渝系与深圳前海利安达石油化工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前海宝鑫盈石油化工贸易有限公司进行交易，但未提交证据证实。对此，张亚渝不予认可，张亚渝主张其交易对手方为深圳油交所。还查明，2016年7月14日，商务部在《关于申请公开部分企业原油、成品油仓储、批发、销售经营资质信息的统一答复》中指出，深圳油交所等企业不具有原油、成品油仓储、批发、销售经营许可资质。交易市场提供交易平台，不直接从事原油、成品油仓储、销售，须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定》（国发[2011]38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清理整顿各类市场交易场所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12]37号）和《证监会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工商总局、银监会关于禁止以电子商务名义开展标准化合约交易活动的通知》（证监发[2013]74号）等规定。2016年9月12日，市金融办在《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回复》中指出，深圳油交所现货挂牌电子交易产品“前海油、交割调整价、0号柴油、93号汽油”等产品的批准许可、具体交易模式批准文件不存在。一审法院认为，张亚渝在深圳油交所处开立账户，并在深圳油交所提供的现货挂牌电子交易系统平台上进行交易，张亚渝与深圳油交所已形成事实上的合同关系。《合同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国务院颁布的《原油市场管理办法》和《成品油市场管理办法》规定，国家对原油、成品油经营实行许可制度。申请原油、成品油销售、批发、仓储经营资格的企业，应当向所在地省级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省级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审查后，将初步意见及申请材料上报商务部，由商务部决定是否给予原油、成品油销售、批发、仓储经营许可。本案中，涉案交易因违反原油、成品油特许经营的强制性规定，危害社会公共安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因而无效。涉案交易无效，合同法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根据查明的事实，一审法院确认张亚渝系在深圳油交所交易平台上进行涉案交易，张亚渝的损失金额为387985.52元。深圳油交所作为涉案交易产品的制定者、平台管理者，应当对因合同无效导致的责任承担赔偿责任。深圳油交所辩称，与张亚渝交易的相对方系深圳前海利安达石油化工投资有限公司以及深圳市前海宝鑫盈石油化工贸易有限公司，但未提交相应的证据证实，且张亚渝对此不予认可，故对深圳油交所上述主张，不予采信。综合查明的事实，一审法院酌定深圳油交所承担80%的过错责任，即赔偿张亚渝310384.42元（387985.52元×80%）及相应的利息损失，利息应以310384.52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8年11月19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张亚渝超出上述范围部分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张亚渝自担20%的过错责任。理由如下：深圳油交所在未依法取得商务部许可的情况下组织开展涉案交易活动，是导致合同无效的主要原因。张亚渝在投资交易前，应当知道深圳油交所现货挂牌电子交易业务规则、知晓交易存在的风险，自愿进行交易。根据诚实信用的原则，张亚渝应对自己自愿交易的行为承担相应后果，而不能要求深圳油交所承担赔偿全部损失的责任。每个民事行为主体都应妥善保护自己的财产，避免因不慎行为给其财产造成损失。张亚渝应对投资产品具有一定的辨别能力，张亚渝疏于对其合法性的审查，存在投机心理，未尽到保护自己财产安全的审慎义务，应对涉案交易无效对其自身所造成的损失承担相应的责任。关于诉讼时效问题。合同当事人不享有确认合同无效的法定权利，只有仲裁机构和人民法院有权确认合同是否有效。合同效力的认定，实质是国家公权力对民事行为进行的干预。合同无效系自始无效，单纯的时间经过不能改变无效合同的违法性。当事人请求确认合同无效，不应受诉讼时效期间的限制，而合同经确认无效后，当事人关于返还财产及赔偿损失的请求，应当适用法律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本案中，张亚渝诉请确认其在深圳油交所交易平台所进行的交易无效，不受诉讼时效期间的限制，张亚渝诉请返还投入深圳油交所的资金及利息亦未超出法定诉讼时效。关于农行北碚支行的责任。一审法院认为，农行北碚支行仅为深圳油交所的客户提供的交易资金进行出入金、托管、结算、划拨、对账查询等第三方支付服务，并未参与涉案交易行为，并非张亚渝交易行为的相对方，张亚渝请求其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张亚渝的诉讼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一审判决：一、张亚渝在涉案交易平台进行的交易无效；二、深圳油交所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张亚渝返还310384.52元及利息（利息应以310384.52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8年11月19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三、驳回张亚渝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7120元，由张亚渝负担1424元，由深圳油交所负担5696元。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合同纠纷，当事人对自己主张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无正当理由不提供证据的，应当自行承担不利后果。张亚渝和农行北碚支行未对一审判决提出上诉，视为对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判项内容的认可。关于涉案交易的性质和效力的问题。根据商务部《原油市场管理办法》《成品油市场管理办法》的规定，国家对原油、成品油经营活动实行许可制度，申请原油、成品油销售资格应当提交相关材料并经审批通过，深圳油交所并未取得相关原油及仓储、销售经营许可资质，违反了原油、成品油特许经营的强制性规定，原油、成品油属危险品，涉及社会公共安全及利益，未经批准经营不仅仅是违反规定，而是直接危害到社会的公共安全、损害社会的公共利益，一审认定涉案交易无效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确认。关于责任承担的问题。深圳油交所称买卖合同的主体系张亚渝及相关会员单位深圳前海利安达石油化工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前海宝鑫盈石油化工贸易有限公司，深圳油交所仅是提供平台服务，未进行实际经营。对此，本院认为，深圳油交所主张与张亚渝进行交易的是上述两会员单位，但对其主张不能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且其作为涉案交易平台的实际控制人，亦不能提供张亚渝在平台进行交易的明细记录，故本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深圳油交所作为交易产品的制定者、交易平台管理者，应对因合同无效导致的财产返还承担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深圳油交所的行为是导致本案合同无效的主要原因，应承担主要责任，但张亚渝对投资对象是否合法应具一定鉴别能力，因其疏于对投资对象进行甄别，基于投机心理进行投资，对本案损失结果的发生亦存在过错，应承担次要责任。一审对双方各自应承担责任之认定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确认。综上，上诉人深圳油交所的上诉请求不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并无不妥，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7120元，由上诉人深圳石油化工交易所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畅审判员 李卫峰审判员 范志勇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一日书记员 邢晓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