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2民终652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周爱玉，女，1971年10月3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市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袁伟，上海锦天城（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琦，上海锦天城（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于志强，男，1970年8月29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市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袁伟，上海锦天城（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琦，上海锦天城（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江苏银商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无锡市滨湖区经贸路8号3楼。 法定代表人：黄宁星，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强，男，1964年6月23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公司职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瑞，江苏锡惠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山东飞银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青岛市市北区合肥路280号综合二楼。 法定代表人：韩福玲。 上诉人周爱玉、上诉人于志强因与被上诉人江苏银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银商）、原审第三人山东飞银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飞银）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2019）鲁0203民初82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周爱玉、于志强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黄宁星签署的承诺函，系被上诉人真实意思表示，应认定合法有效。承诺函应与黄宁星的股东身份证据、股权转让款支付证据等结合共同认定，不应割裂事实单独认定无效。黄宁星本人作为被上诉人的大股东，自始至终代表被上诉人与山东飞银进行联系沟通，股权转让手续的履行，均是其一手操办。虽然签定承诺函时，其不是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上诉人及山东飞银其他股东已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其可以代表被上诉人办理手续，即被上诉人本身就是黄宁星的公司。另外，如果黄宁星不签定承诺函，山东飞银及实际受让股权的股东，不可能向其指定的账户进行付款。被上诉人认可实际接收股权转让款的数额及支付路径，该股权转让款的支付路径也是基于黄宁星出具承诺函的内容履行，汇入黄宁星个人公司（占股89%）。上述事实说明其已认可了承诺函当中的内容，不能仅就其有利的部分收款路径及数额予以认可，对其不利的部分股权转让款数额变更否认效力。整个交易过程中，上诉人未经手过任何一笔股权转让款，均是山东飞银与被上诉人操作。黄宁星与其他案外人签订《山东飞银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该部分股权又登记在被上诉人名下，实际上已构成表见代理，《承诺函》应对被上诉人具有约束力。2015年7月15日黄宁星、韩福玲、付某签订《股东会决议》，该决议载明黄宁星实际投资370万元、技术投资230万元，占注册资金的20%，在落款处载明“所有代持股由韩福玲负责办理”。即黄宁星自认山东飞银山东飞银股权中的20%归其所有。因此，整个股权转让过程黄宁星一直代表被上诉人行使权利，其外在表现上具有表见代理的形式要件，黄宁星的行为使股权交易各方相信其代表了被上诉人行使各项权利。因此，2017年2月22日在山东飞银股东的要求下，黄宁星出具《承诺函》，该《承诺函》内容与《股东会决议》内容基本一致，说明《承诺函》系真实的。黄宁星的外在表现使得山东飞银股东相信其代表被上诉人，也相信被上诉人承担相应担保责任，各股东也依据《承诺函》中的约定履行。故《承诺函》所载内容构成表见代理行为属有效协议，对被上诉人应具有约束力。二、青岛海格尔机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海格尔公司）系为实际股东顶名代持股权，双方已经对此予以确认，不需要再行举证，原判决对此举证责任分配不当。依据《股东会决议》落款处载明的内容可知，青岛海格尔公司实际系为实际股东顶名代持山东飞银山东飞银的股权，黄宁星对此情况也明知。在本案庭审过程中，二上诉人及山东飞银均认可青岛海格尔公司系顶名代持，该部分事实已经当庭认可，故不需要再提交证据加以证明。因此，青岛海格尔公司不应当承担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义务主体应为山东飞银山东飞银的实际股东，故青岛海格尔公司及二上诉人不应承担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三、经一审庭审，被上诉人及黄宁星认可其未实际出资，故其不具备本案诉权。本案一审庭审过程中，针对被上诉人实际出资问题法院未予查清，被上诉人未实际对山东飞银进行出资，即转让其未实际出资的股权，本身就不具备交易基础，也未对上诉人原持股公司进行告知。被上诉人作为山东飞银股东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其补足出资的法定义务不因股权转让而免除。本案应由其补足出资后，再行主张权利。 江苏银商答辩称，原判决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一、黄宁星所写的《承诺函》是个人行为，所写内容与本案事实不符且未经江苏银商授权或同意。江苏银商与青岛海格尔公司也未曾就“股权转让协议变更事宜”达成任何新的共识或契约。该《承诺函》对江苏银商没有约束力。江苏银商与青岛海格尔公司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自签订以来从未变化。二、《股权转让协议》是江苏银商与青岛海格尔公司分别加盖公章签署的合法有效文件，业经工商备案登记。《承诺书》是黄宁星的个人行为，当时黄宁星也不是江苏银商的法定代表人。黄宁星亦不构成表见代理。三、上诉人称江苏银商对“顶名代持股”是明知的，无依据。江苏银商始终坚持股权转让协议的相对性，即股权转让合同建立在江苏银商与青岛海格尔公司之间。青岛海格尔公司作为股权转让协议的当事人，其受让江苏银商的股权后，又分别转让给山东天一公司、北京辅仁公司的行为，更证明了其独立的主体地位。四、江苏银商合法身份有工商登记资料为证，上诉人提出江苏银商没有诉权毫无依据。五、上诉人提出有“二审新证据”，江苏银商对此不予认可。根据上诉状中的描述，该新证据系韩福玲、黄宁星、付某签订的股东会决议。但其三人并非山东飞银的股东，该决议没有法律效力。任何个人之间签订的协议没有经过江苏银商的授权或者追认，均不能对江苏银商产生法律约束力，不能改变江苏银商股权已经转让的事实。 山东飞银述称，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山东飞银发起人系韩福玲、黄宁星、付某。韩福玲是通过付某介绍认识了黄宁星，到江苏银商考察了项目，后就决定要做该项目，整个项目出资3000万，黄宁星百分之百没有出资，技术方面由黄宁星负责，人民银行要求必须法人持股。所以，除了自然人之外，股东协议、公司章程中载明的公司股东均是帮忙。当时江苏银商已经在江苏申请了第三方支付牌照，名字是江苏飞银，黄宁星也是法人，山东飞银申请了四年，人民银行一直未给我们颁发牌照，通过了解，人民银行要求必须由江苏银商撤出后才能得到牌照。经协商，黄宁星退出了。通过付某介绍青岛海格尔公司作为黄宁星的代持股东，把黄宁星替代出来了，因为人民银行要求必须注册两年以上才能做支付公司的股东，青岛海格尔公司也不符合要求，所以青岛海格尔公司退出后转给了天一公司。2014年底人民银行颁发了牌照。公司从2011年开始申请，一直是韩福玲在投入，所有人员工资及费用、房租都是韩福玲与付某在投入。2016年黄宁星找韩福玲，说上海有一家上海众戴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众戴）要收购山东飞银，山东飞银注册资金是3000万，黄宁星说要2300万收购，询问韩福玲是否同意，股东商量后同意上海众戴收购山东飞银。2017年上海众戴给山东飞银转了第一笔800万。因为当时黄宁星说江苏银商要破产，非常困难，能否将800万的百分之二十先给他。按正常逻辑应是股权转让完成后才能将款项交付给他，黄宁星当时出具了承诺函，如果收购不成功将款项予以退回。所以公司就转给黄宁星160万，第二笔款项由上海众戴转给700万，江苏银商给山东飞银出具了一份140万的收据（其中85万直接转账，35万是上海众戴直接转给江苏银商，25万是设备折价），江苏银商将股权转给青岛海格尔公司后及与上海众戴协商收购山东飞银时，黄宁星到青岛，2015年7月15日韩福玲、付某、黄宁星签了股东会决议。股东会决议中除了韩福玲、付某签字捺印之外所有起草内容均系黄宁星本人所写，该股东会决议也是黄宁星从江苏银商带过来的，韩福玲与付某直接在上面签字。承诺函也是黄宁星亲自书写，载明其收到了款项。 江苏银商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周爱玉、于志强支付股权转让款346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346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逾期罚息，从起诉之日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周爱玉、于志强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 一、山东飞银于2011年7月11日注册成立，注册资本为3000万元。2013年11月20日，山东飞银作出《股东会决议》，决定将江苏银商持有的山东飞银20.7%股权，以621万元转让给青岛海格尔公司。2013年11月22日，江苏银商与青岛海格尔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江苏银商将其在山东飞银的20.7%的股份，以金额621万元转让给青岛海格尔公司。2013年11月24日，山东飞银作出章程修正案，载明新股东青岛海格尔公司出资比例为20.7%，出资额621万元。江苏银商不再持有山东飞银处股份。2014年1月5日，山东飞银股东作出《股东会决议》，将青岛海格尔公司的10.8%股权，以324万元转让给山东天一信息科技有限公司。2014年1月8日，青岛海格尔公司与山东天一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受让协议》，约定青岛海格尔公司将其持有的山东飞银10.8%的股权，以324万元转让给山东天一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同日，山东飞银作出章程修正案，显示青岛海格尔公司出资比例9.9%，出资额297万元。2018年6月28日，青岛海格尔公司与辅仁科技控股（北京）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青岛海格尔公司将其在山东飞银9.9%的股权计297万元，以252.86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辅仁科技控股（北京）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12月11日，山东飞银作出股东会决议，包括青岛海格尔公司、山东天一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在内的9名股东，将山东飞银共计90%的股份转让给辅仁科技控股（北京）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转让后辅仁科技控股（北京）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山东飞银90%之股份，青岛海格尔公司和山东天一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不再持有山东飞银股份。 二、江苏银商认可已收到青岛海格尔公司支付的股权转让款275万元。其中，2017年2月22日上海众戴支付无锡康健因生命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160万元，2017年7月21日上海众戴支付无锡康健因生命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30万元，2017年12月18日青岛鲁商传媒有限公司支付无锡康健因生命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85万元。江苏银商称无锡康健因生命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系代其收取股权转让款，上述款项均已收到。 三、2017年2月22日黄宁星出具《承诺函》，显示“山东飞银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由上海众戴收购90%股份，分三笔打出，合同签订五个工作日内付700万整，人行批复后付800万整，工商变更后付800万整。由于本人在山东飞银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占20%股份，（1）保留10%股份，本人以无锡康健因生命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持有2%；（2）第一笔钱打到无锡康健因生命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20%（计160万）；（3）第二笔钱同上20%（计160万）打入上述公司；（4）第三笔钱同上20%（140万）打入上述公司。本人承诺，如买卖不成，本人将收到的转让款如数退还，江苏银商集团有限公司担保”。2018年12月14日，江苏银商法定代表人由陈星全变更为黄宁星，此前黄宁星不是江苏银商法定代表人。 四、山东飞银主张，上海众戴欲收购其公司90%股份，经与黄宁星协商，要求上海众戴支付2300万元。后上海众戴无力继续收购，由其关联公司辅仁科技控股（北京）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继续收购。青岛海格尔公司系受其公司委托，代为进行股权交易，其对交易方式及价款支付均不知情，山东飞银对江苏银商付款。按照山东飞银与黄宁星的约定，辅仁科技控股（北京）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还应向江苏银商及黄宁星支付股权转让款160余万元。 江苏银商主张，黄宁星2017年2月22日出具承诺函时，尚不是其法定代表人，出具的承诺函不是其意思表示，也未加盖公章。其从未同意将山东飞银股份作价2300万。山东飞银注册资本为3000万元，周爱玉、于志强尚欠股权转让款346万元。 五、青岛海格尔公司于2013年4月25日成立，法定代表人系周爱玉。股东为周爱玉和于志强二人。2013年11月23日该公司作出清算报告,显示债权债务全部清理完毕，对外无欠债；清算组成员为周爱玉、于志强。2016年11月25日该公司注销。股东会决议显示，全体股东同意清算组2016年11月23日作出的清算报告，全体股东承诺若公司注销后出现未清理完的债权债务，由全体股东按《公司法》有关规定。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一、黄宁星出具承诺函效力如何；二、江苏银商与青岛海格尔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效力如何。关于焦点一，黄宁星出具承诺函时，尚不是江苏银商法定代表人，其个人的意思表示不能作为江苏银商的意思表示。江苏银商持有山东飞银股权，对该股权的处分应以江苏银商的意思表示为准，黄宁星无权自行决定。该承诺函所载内容系无权处分，应属无效。关于焦点二，江苏银商与青岛海格尔公司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已实际持有山东飞银股权。周爱玉、丁志强及山东飞银虽称青岛海格尔公司系顶名代持，但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无法采纳。综上，江苏银商与青岛海格尔公司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应属合法有效，青岛海格尔公司应向其支付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款621万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九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以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在公司解散后，恶意处置公司财产给债权人造成损失，或者未经依法清算，以虚假的清算报告骗取公司登记机关办理法人注销登记，债权人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青岛海格尔公司的清算报告显示所有债权债务清理完毕，该陈述不实，该清算报告系虚假报告。周爱玉、于志强作为青岛海格尔公司股东，同时作为清算组成员作出清算报告，应对公司债务承担赔偿责任。综上，周爱玉、于志强应承担向江苏银商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的责任。现江苏银商自认已收到275万元，则周爱玉、于志强应向其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346万元。此外，江苏银商与青岛海格尔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并未约定转让款的支付期限，江苏银商可随时要求支付，但应给予必要的准备时间。现江苏银商未提交证据证明曾向周爱玉、于志强要求支付，则周爱玉、于志强不构成逾期支付，江苏银商要求周爱玉、于志强支付逾期利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九条等规定，判决：一、周爱玉、于志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江苏银商股权转让款346万元；二、驳回江苏银商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4480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39480元，由周爱玉、于志强承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二上诉人提交两组证据，并申请证人付某出庭作证： 证据一、《山东飞银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先提交复印件，后提交原件），拟证明：2015年7月15日黄宁星、韩福玲、付某签订《股东会决议》，该决议载明黄宁星实际投资370万元、技术投资230万元，占注册资金的20%，在落款处黄宁星书写“所有代持股由韩福玲负责办理”。即黄宁星自认山东飞银股权中的20%归其所有。因此，整个股权转让过程其一直代表被上诉人行使权利，并且明知上诉人的代持行为。 证据二、被上诉人股权、法人变更手续及山东省农村信用社撤销银行结算账户申请书2份，拟证明：2011年7月14日，被上诉人开户对山东飞银进行注册投资，其法定代表人为黄宁星。黄宁星一直以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身份与山东飞银进行对接。黄宁星作为被上诉人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掌握公司公章，已经构成表见代理。 被上诉人质证认为，对证据一股东会决议因是复印件对真实性有异议，对合法性也有异议，因为按照工商登记资料，山东飞银所有的出资股东都是法人，不存在自然人股东。且在一审诉讼过程中，山东飞银法定代表人韩福玲当庭确认江苏银商在山东飞银的出资为621万股份为20.7%，这份股权转让的股东会决议显然不具有真实性和合法性。且这一份股东会决议与本案毫无关联。对该证据不予认可。对于证据二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未提及补充这份证据以及要说明的问题，无法作出对企业信息公示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的质证意见，该份证据材料同样与本案争议的事实无关联。 江苏银商法定代表人黄宁星质证称，对股东会决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我个人的意愿。江苏飞银有7位股东，江苏银商有2位股东，当时江苏飞银做了世博会的预付费卡，2010年10月份中国人民银行发了2号令，关于将预付费卡、互联网支付、移动支付、银行卡收单四项归为非金融业务，且发放支付许可证，当时江苏飞银按人民银行2号令要求开始筹备，我们在安徽成立了安徽飞银，当时我与付某是通过安徽飞银的合作者黄效介绍认识，付某又引荐韩福玲，商量在山东成立山东飞银。飞银商标是我们江苏银商在国家商标局注册，当时我们以江苏银商名义入股到山东飞银，所有工商流程是合法进行。所有管理人员派遣包括2011年至2015年均系我方从上海聘请高管沈贻平管理，系统是江苏银商委托我带队到山东将硬件、软件费用投入进行了搭建，所以江苏银商在山东飞银合法占有20.7%股份，2013年1月5日江苏飞银在中国人民银行取得了牌照。2013年付某找到我，意思是江苏银商在江苏飞银和山东飞银均是大股东，中国人民银行不可能发两个支付牌照，所以江苏银商必须从山东飞银撤出去，当时我们将股权转给了青岛海格尔公司，至于青岛海格尔之后再如何转让就不清楚了。 山东飞银法定代表人韩福玲质证称，对证据一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认可原件取自山东飞银。 证人付某出庭作证称，山东飞银不能有江苏银商的股份，其找到青岛海格尔公司的于志强把江苏银商剔除了，实际是青岛海格尔公司给江苏银商代持股份。 被上诉人质证称，证人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其证人证言不能被采信。并向法庭提交出示借条一份，借款人付某，借了黄宁星人民币35万，于2017年3月底或4月初归还20万整，剩余15万在上海众戴收购山东飞银第二笔款到帐后5日内归还，但该款至今未偿还。 证人付某承认这个借条是其写的，但称是为了设备的事情，黄宁星没有给证人这个钱。 山东飞银对证人证言无异议。 本院认证认为，黄宁星、韩福玲、付某对证据一山东飞银股东会决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证据二，因与上诉人主张的事实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被上诉人对证人证言异议的理由不成立，本院对证人证言涉案部分的内容予以采信。 被上诉人提交验资报告一份，称验资报告倒数第3页有100%出资3000万元的表述。拟证明被上诉人江苏银商已出资到位。并称山东飞银属于特殊的公司，必须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要求实缴3000万的出资。大股东的股份必须超过20%，且第一大股东必须是为中国银行金融服务超过两年的企业，才能够担当这种金融类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山东飞银在2013年11月20日的股东会决议之后，2013年11月22日，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2013年的11月24日，在章程修正案里确认江苏银商出资621万，占股20.7%，转让给青岛海格尔公司。在2013年把股份转给青岛海格尔公司后，因该公司不符合大股东的条件，又把10.8%转给山东天一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天一公司又把受让的股份卖给辅仁控股公司，青岛海格尔公司把留下的9.9%，也转让给辅仁控股公司，也就是现在90%的大股东。上海众戴是辅仁控股指定的付款方，也就是收购所有90%股份的控股公司是通过上海众戴付款的。因此，被上诉人认为青岛海格尔公司一直欠其钱，直到把股份转让给辅仁控股公司后，由最终的收购方代他们向其付款。辅仁控股公司开设了上海众戴，上海众戴拿着授权委托，向所有股东付款，大部分款项付到鲁商传媒，鲁商传媒又转给其中85万元，也是辅仁控股公司通过上海众戴支付的。在一审开庭过程中，山东飞银的法定代表人韩福玲在法庭上一再确认这三笔款总计275万元是股权转让款，只是上诉人没有表过态。江苏银商可以在本案诉讼中直接向青岛海格尔主张621万元，但为了节约司法资源和尊重案件事实，认可从第三方转来的款项是上诉人转让款中的一部分。2018年8月30日之前，上海众戴的股东包括河南辅仁控股有限公司，河南辅仁控股有限公司后更名为辅仁北京公司。 二上诉人质证称，被上诉人在一审2019年10月9日的第二次庭审笔录中，已经声称其是技术入股600万元，并非货币出资。 本院认证认为，被上诉人提交的验资报告与本案讼争焦点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 二审审理查明，2015年7月15日山东飞银股东会决议内载：一、山东飞银注册资金3000万元，分别由黄宁星、付某、韩福玲三方出资，各方确认公司股权按照以下原则持有：（一）黄宁星在公司实际投资370万元，技术投资230万元，注册资金的20%。分别由以下__方代持：其中：1：__公司，代持股__万元，占注册资本的__%；2：__公司，代持股__万元，占注册资本的__%；3：__公司，代持股__万元，占注册资本的__%；4：__公司，代持股__万元，占注册资本的__%；（二）韩福玲在公司实际投资1650万元，技术投资600万元，占注册资金的75%。分别由以下__方代持：其中：：1：__公司，代持股__万元，占注册资本的__%；2：__公司，代持股__万元，占注册资本的__%；3：__公司，代持股__万元，占注册资本的__%；4：__公司，代持股__万元，占注册资本的__%；（三）付某在公司实际投资150万元，技术投资__元，占注册资金的5%。分别由以下__方代持：其中：：1：__公司，代持股__万元，占注册资本的__%；2：__公司，代持股__万元，占注册资本的__%；3：__公司，代持股__万元，占注册资本的__%；4：__公司，代持股__万元，占注册资本的__%。二、公司股东职责：董事长由韩福玲担任，监事由付某担任。三、本决议符合公司章程内容，故原章程继续有效。全体股东签字。黄宁星在股东会决议落款处亲笔书写“所有代持股由韩福玲负责办理”。 另查明，原判决认定“2013年11月23日青岛海格尔公司作出清算报告”错误，应为：2016年11月23日青岛海格尔公司作出清算报告。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一二审各方讼争的焦点问题均是，涉案2013年11月22日江苏银商与青岛海格尔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否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该合同是否有效，是否已履行。 二上诉人主张讼争的股权转让协议非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其仅系代山东飞银真实股东代持，经查，讼争股权转让协议是按照山东飞银的注册资本3000万元确定了相应的股权转让价款，但未约定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期限，后该股权又分两次再次被转让。根据山东飞银2015年7月15日的股东会决议，山东飞银的股东系黄宁星（持股20%）、韩福玲（持股75%）和付某（持股5%）。各股东股份代持部分均为空白。落款处黄宁星亲笔书写“所有代持股由韩福玲负责办理”。庭审中，黄宁星、韩福玲和付某均认可，山东飞银经营项目具有特殊性，依据中国人民银行的规定，只能由法人持股。江苏银商持有山东飞银的股份不利于山东飞银申请支付牌照项目，需要将其股份转出。韩福玲和付某均称青岛海格尔公司系通过付某介绍，代江苏银商持股，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并非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实为股权代持。即上诉人的上诉主张，除其陈述外，与韩福玲、付某的陈述印证一致，且与股东会决议中股份代持部分的内容印证一致。虽然黄宁星称涉案股份的真正持有人系江苏银商，不是黄宁星本人，但其也确认江苏银商或黄宁星仅持有山东飞银该部分股份。即只持有一个20%或20.7%。江苏银商称讼争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应当予以履行，但其不能合理解释在2013年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在2015年的山东飞银股东会决议中、在2017年黄宁星出具的承诺函中，黄宁星何以有权继续主张其持有山东飞银的涉案股份。 关于讼争股权转让协议的履行，江苏银商主张已收到青岛海格尔公司的股权转让款275万元，经查，付款人系上海众戴和青岛鲁商传媒有限公司，收款人系无锡康健因生命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江苏银商主张两付款人系根据青岛海格尔公司指示付款，但除其陈述外，未提交任何证据佐证，二上诉人亦不予确认。因此，江苏银商关于青岛海格尔公司部分履行了股权转让协议的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另查，在2017年2月22日的承诺函中，黄宁星称其在山东飞银持有20%股份，保留10%的股份，以无锡康健因生命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持有2%，第一笔钱打到无锡康健因生命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20%（计160万元）；第二笔钱同上20%（计160万元）打入上述公司；第三笔钱同上20%（140万元）打入上述公司。黄宁星出具承诺函的当日，上海众戴即支付无锡康健因生命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160万元，2017年7月21日再次支付30万元，2017年12月8日青岛鲁商传媒有限公司支付无锡康健因生命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85万元。上述股权转让款的支付，应当认定系对黄宁星承诺函的履行。因此，虽然江苏银商主张该股权转让协议履行了部分付款义务，但付款主体并非上诉人，讼争的股权转让协议并未实际履行。 综上，本院认为，讼争的股权转让协议名为股权转让实为股权代持，依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原判决依据涉案股权转让协议责令二上诉人承担付款义务不当，应予纠正。 综上所述，二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五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2019）鲁0203民初8231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被上诉人江苏银商集团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34480元、保全费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4480元，由被上诉人江苏银商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宋丽华 审判员  刘歆鑫 审判员  王 晋 二〇二〇年九月一日 法官助理 任臻 书记员姚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