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辽0422民初755号 原告：杨某，男，汉族，住吉林省通化县，务农。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某（杨某妻子），汉族，住吉林省通化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立宝，辽宁启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车某，男，满族，住清原满族自治县，务农。 原告杨某与被告车某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原告杨某于2020年8月4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20年8月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分别于2020年8月21日、9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某、马立宝、被告车某到庭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车某返还加工厂租金5万元，并从2020年5月21日起按照同期拆借利率给付利息；2.诉讼费由车某承担。诉讼过程中杨某变更诉讼请求第1项为：请求车某返还租金4万元，并给付2018年11月1日至2020年8月21日期间以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利率4.75%计算的利息3,478.06元，并从2020年8月22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同期拆借利率给付利息。事实与理由：2018年10月5日，杨某与车某签订加工厂租赁合同，并一次性给付一年租金5.5万元，合同约定如因政策原因不能正常生产，双方协商解决，如不能使用到六月份应返还租金并按日结算。后某工业园区于2018年10月31日因政策性关停，以致杨某不能正常经营和使用加工厂，按合同约定，车某应当返还杨某11个月5天即5万元，杨某在加工厂因政策性关停后共收到车某两次共计返还租金1万元，其余部分经杨某多次催要无果，故起诉。 车某辩称：我与杨某之间确实存在租赁关系，我已经给付杨某4万元，尚欠1万元未付。2018年10月5日杨某与我签订了加工厂租赁合同，一次性给付一年租金5.5万元，当时约定如因政策原因不能正常生产，双方协商解决，如不能使用到6月份，应返还租金并按日结算，2018年10月31日加工厂因政策性原因被关停，某镇政府要求从2018年11月1日起不允许再进行生产。某镇政府于2018年11月6日给付我当年11月、12月两个月的加工厂补偿款共1万元（每月5,000.00元），当日我乘坐邻居姜某的车到某镇政府二楼领取补偿款后回到加工厂将这1万元给付了杨某；2019年3月，我收到南杂木政府给付的当年1月、2月两个月补偿款1万元后，分两次给付杨某，一次是通过杨某的姑姑给付5,000.00元，另一次记不住什么时间给的了；2019年4月，我在某镇政府领取补偿款5,000.00元后，通过邻居姜某以手机方式转付杨某5,000.00元；2019年6月，某镇政府以银行转账的方式分两次共给付我补偿款1万元，我在某农业银行分两次通过转账的方式转款给杨某的农业银行卡中，每次5,000.00元，共1万元；2019年8月12日，某镇政府转账支付我补偿款5,000.00元，我妻子张某当日取款后在某农业银行转存至杨某农业银行卡中，以上我共计给付杨某租金款4万元，尚欠1万元未付。同时，因我们双方约定租期内的所有工具如有损坏要由杨某赔偿，而在杨某不再经营后每次均砸锁进入，并造成加工厂内变压器损坏，电机、修锯工具丢失，杨某也没有与我办理交接手续，导致目前场地无法正常经营的状态，杨某给我造成了一定损失，因此我不同意给付杨某租金款4万元及利息。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双方当事人对如下证据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杨某提供证据1.锯房租赁合同。车某提供证据1.2019年6月27日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存款凭证；2.营业执照、亲属关系证明。经车某申请，本院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调取的2019年6月12日张某存款凭证2份，账号为62×××79、户名为杨某的中国农业银行已销户活期账户明细清单，杨某、宋某名下个人客户关联合约信息及相关银行卡交易明细；本院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宾县营业所调取的杨某、宋某名下银行卡交易明细；本院在锦州银行杨某名下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本院调取的辽宁新宾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杨某名下银行卡交易明细。 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杨某提供证据1.郭某、黄某证言，证明二人受杨某雇佣分别于2019年7月末、8月从杨某租赁的场院内搬运物品分别送至吉林省通化市，房屋完好交付车某的事实。车某认可郭某于2019年7月末拉运物品的事实，但不是杨某通知拉运东西到场，是路过顺便看到的，当时宋某在场，未对拉走的物品提出异议，但杨某在此之前也去过租赁加工厂拉东西，每次去都不是找车某开锁，而是将锁砸坏进入；黄某所说拉狗笼子的事情不清楚，但狗笼子是杨某的，对拉走狗笼子的事实无异议。本院认为，关于郭某证言，车某确认事实存在，本院对证人证明内容予以认定；对黄某证言，证人郭某证明受雇时因狗笼子超高未能运输，在此之后杨某再次雇佣黄某运送狗笼符合客观事实，而车某对杨某雇人运送狗笼子亦未提出异议，本院对此事实予以认定。2.杨某1（杨某姑姑）视频证言，证明杨某1未收到车某让其转付的租金款5,000.00元。车某确认视频中系杨某姑姑杨某1，但在2019年3、4月份时车某的确应杨某的要求将5,000.00元租金款交给杨某1转付，证人与杨某是亲属关系，作证的内容不属实。本院认为，该证人未到庭作证，其证明形式不符合法律相关规定，且证人系杨某的姑姑，与杨某有利害关系，故对该证言合法性本院不予认定。 车某提供证据：1.2019年8月12日中国农业银行凭证，证明车某于2019年8月12日给杨某转付租金5,000.00元的事实。杨某认为不能确认是给其本人转账，对关联性有异议。本院认为，该凭证系中国农业银行出具，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对关联性应结合其它证据综合认定；2.辽宁省农村信用社卡折分户帐（对账单），证明2019年8月12日取款后于当日转存给杨某的事实，且每次某政府给车某银行账号支付补偿款后都于当天取款并给杨某转账。杨某对信用社对账单关联性有异议，杨某未收到此5,000.00元。本院认为，该对账单系由银行出具，对其合法性、真实性予以认定，对关联性应结合其它证据综合认定。 经车某的申请，本院调取杨某、宋某名下银行存款交易明细时，中国农业银行于2020年8月31日出具《说明》1份，证明中国农业银行。杨某认为该份证明中无公章，不予认可。车某无异议。本院认为，该说明材料中盖有农行的印章，且该行证明的网点号与由该行出具的杨某账户明细清单中体现的杨某确认收到款项的日期体现“交易地点/对方账号”一致，故本院对该行交易网号的事实予以确认。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新宾满族自治县某木业加工厂经营者为车某1，车某与车某1系父子关系，该加工厂实际由车某经营。2018年10月5日，车某将新宾满族自治县车某1木业加工厂租赁给杨某使用，双方签订《锯房租赁合同》1份，内容为“甲方（出租方）：乙方（承租）方：经双方协商，达成租赁协议如下：一、甲方将一处锯房场地租给乙方。二、租期从2018年10月5日至2019年10月5日止，租金每年伍万伍仟元整（55000元），一次性付清。三、在租期内场地所有工具、房屋如有损坏，归乙方赔偿，产生的一切费用由乙方承担。四、在租赁期内，房屋及设备乙方自修自用。乙方暂使用甲方营业手续，产生的所有费用由乙方自行负责，与甲方无关。租赁期间不经甲方同意，不得转租或擅自将房屋改动。五、如遇动迁或政策方面致使乙方不能正常生产，双方协商解决，如果政府不让用到六月份，返还租金以日结算。六、场地对面的场地如果政府不让使用，整体租金另行协商（）元。七、此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望双方自觉遵守。”车某、杨某分别在甲方、乙方处签字，杨某给付车某锯房一年租金款5.5万元。2018年10月31日，因政策性原因杨某租赁的加工厂被新宾满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告知关停，且从2018年11月1日起不允许再继续生产经营。2018年11月1日起杨某未再继续经营，此后，车某分别于2019年6月12日、6月27日、8月12日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给杨某在中国农业银行开户的账号为62×××79的账户内分别存入5,000.00元、5,000.00、5000.00元，总计1.5万元。现杨某诉请给付剩余租金款。 另查明，杨某于2019年7月末拉运其存放在加工厂内的自有物品，杨某妻子宋某于当日将加工厂钥匙交付车某。 本院认为，杨某、车某达成锯房租赁协议，车某提供场地及设备，杨某支付租金，该协议内容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确认合同有效。 本案焦点为：一、杨某请求返还租金数额的认定；二、杨某请求给付利息的合理性。 关于焦点一，此焦点应分两部分来认定。（一）加工厂被关停后车某应返还租金的总数额。《锯房租赁合同》第五条约定“如遇动迁或政策方面致使乙方不能正常生产，双方协商解决，如果政府不让用到六月份，返还租金以日结算。”杨某、车某于2018年10月5日签订合同，双方均认可在2018年10月31日某镇政府告知加工厂政策性关停，并要求从2018年11月1日起不允许再进行生产经营，故本院对此事实予以认定。双方租赁期间为一年即365天，杨某从2018年10月5日使用场至2018年10月31日，共计26天，根据合同第五条约定，车某应按日返还杨某租金，故车某应返还杨某未使用场地339天租金费用；双方约定的一年期租金为5.5万元，折合日租金为150.68元（5.5万元÷365天＝150.68元），故车某应返还杨某租金总数额为5.108052万元（150.68元/天×339天＝5.108052万元）。 （二）车某已返还租金数额的认定。车某在第一次庭审时提出已给付4万元的辩解，分别于2018年11月6日给付杨某现金1万元，于2019年3月分两次共给付杨某1万元（其中一次委托杨某姑姑转付，另一次记不住），2019年4月委托邻居姜某以手机转付杨某5,000.00元，2019年6月12日、27日分两次共给杨某农业银行卡存入1万元，2019年8月12日给杨某农业银行卡存入5,000.00元；车某在第二次庭审中对已给付的4万元时间提出变更，其中2019年3月委托邻居姜某以手机转付杨某5,000.00元，后于当月委托杨某姑姑转付5,000.00元，2019年9月5日在农业银行给杨某农业银行卡存入5,000.00元，并说明在人民政府给其信用社银行账号支付补偿款的当日即到银行取出转付杨某。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因此，车某就其提出的已给付4万元辩解应当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杨某认可2019年6月通过银行转账两次共收到车某给付租金1万元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对于车某主张给付的其余3万元本院认定如下： 1.关于车某主张于2018年11月6日给付杨某现金1万元一节，杨某否认收款事实，车某应当提供杨某收款收条或者其它能够证明杨某已收到1万元的证明材料，车某虽在第二次庭审前向本院提出申请证人姜某出庭作证的请求，但在第二次庭审开始前姜某拒绝出庭作证，未能就车某主张的事实予以证明，故车某未能就其主张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对此辩解本院不予采纳。 2.关于车某主张于2019年3月委托邻居姜某通过手机转付杨某5,000.00元一节，在第一次庭审前姜某曾向本院说明车某委托其转付给杨某的5,000.00元系通过本人手机转付，但由于时间较长，使用何种手机转付方式不能确定。第一次庭审后，车某以姜某于2019年3月15日向账号转付款5,000.00元主张系给杨某转账款为由向本院提出申请调取该账号相关信息，本院通过在农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锦州银行、新宾农商银行查询，得到的回复均是该号码位数较长，并非银行账号，本院将此情况告知车某后，车某又向本院提出查询杨某、宋某在农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锦州银行、新宾农商银行所有账号的请求，以证明2019年3月15日二人曾收到姜某为其转付5,000.00元的事实，经本院至农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锦州银行、新宾农商银行调取杨某、宋某名下的2019年3月、4月交易明细，均无存入5,000.00元记录，亦未能体现姜某转存款记录，故不能证明杨某、宋某在本院查询的这两个月中曾收取姜某转付款5,000.00元的事实；同时，据姜某本人称5,000.00元系以其本人手机转付，无论使用微信、支付宝或者手机银行转账均可在其手机中调取体现，或通过姜某本人的转付银行卡明细也能够体现，姜某未能提供转付凭证，只是口头称本人手机调取不出，不符合手机支付常理，故本院对车某提出2019年3月委托姜某转付杨某5,000.00元的辩解不予采纳。 3.关于车某主张2019年3月交予杨某姑姑杨某15,000.00元转付杨某一节，杨某否认此事实，并提供杨某1视频证言，虽然本院对该证言的合法性未予认定，但通过视频内容可以确认证人否认车某曾给其5,000.00元转交杨某的事实，车某就给付杨某15,000.00元这一事实仍应承担举证责任，但车某未能提供交付杨某15,000.00元的相关证据，故本院对此辩解不予采纳。 4.关于车某主张2019年8月12日通过农业转账给付杨某5,000.00元一节，车某提供2019年8月12日农业银行凭证1份，杨某以凭证不清晰为由否认收到此款。经辨认，该凭证虽然因时间过长、材质、打印等原因导致表面不是特别清晰，但对于上半部分关键信息仍然可以辨识，该凭证中体现账号、交易类型“无卡存款”、交易结果“成功”、交易金额“5,000.00”、交易时间“2019/8/12”，与本院调取的杨某曾在中国农业银行开户的账号为“62×××79”的账号一致，根据该账户明细清单体现2019年8月12日转存5,000.00元，与车某提供的凭证存款数额一致，且交易地点体现为“063144”，为农业银行营业网点号码，同时，根据车某提供的其本人农村信用社对账单能够体现车某于2019年8月12日取款5,000.00元，与其本人自述人民政府以银行转款给付补偿款当日即取款给杨某的陈述相印证，故本院对车某主张的于2019年8月12日转付杨某5,000.00元的事实予以认定，对其辩解予以采纳。 5.关于车某主张于2019年9月5日给杨某农业银行卡存入5,000.00元一节，车某以其本人农村信用社银行卡于2019年9月5日取款5,100.00元、杨某农业银行卡于2019年9月5日现存5,000.00元主张给付的事实，杨某否认。车某曾明确某镇政府转账补偿款当日就会取款给杨某转付，车某农村信用社对账单体现2019年9月4日转存5,000.00元，2019年9月5日取款5,100.00元，与其自述的政府转款当日其本人即取款转付的时间不符；另，对账单体现9月5日取款数额为5,100.00元，与其主张付给杨某5,000.00元数额不符；同时，杨某农业银行62×××79账号虽于2019年9月5日发生现存5,000.00元，但仅能证明杨某收款的事实，无法确认是车某从信用社取款5,100.00元后又以现金存到杨某农业银行卡这一事实，车某未能提供给杨某农业银行卡存款的相关银行凭证，故本院对此辩解不予采纳。 通过以上认定，车某已返还杨某租金1.5万元，故还应返还租金数额为3.608052万元（5.108052万元-1.5万元＝3.608052万元）。 车某提出杨某停止经营后致租赁场地内变压器损坏、电机、修锯工具丢失、双方未办理交接手续、目前场地无法正常经营的辩解，但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杨某曾于2019年7月末雇佣他人到租赁的场地内装运自己的物品，车某在场，未对装运走的物品提出异议，并确认杨某妻子宋某当日将钥匙交付自己的事实，即使双方在此前未办理交接手续，在杨某装运物品的当日，车某收回该租赁场地的钥匙亦应视为交接，车某如果确认此前杨某有损坏租赁场地内物品的行为，应当及时向宋某提出异议，并由双方对损坏物品予以确认，但车某既未对杨某装运走的物品提出异议，又未与宋某就是否有物品损坏进行确认，故本院对车某提出的杨某致租赁场地内物品损坏丢失的事实无法确认；车某又提出曾在发现场地内物品损坏丢失后到派出所报案的事实，又称公安机关因其本人不清楚物品丢失的原因，未对此事予以侦破或定性，且在本案审理期间车某也拒绝本院到公安机关调取相关报案材料，故对其提出的场地内有物品丢失损坏的事实也无法确认；而且，车某也未向本院提出赔偿的请求，故对其提出的辩解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焦点二，杨某主张给付2018年11月1日至2020年8月21日期间以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利率4.75%计算的利息3,478.06元，并从2020年8月22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同期拆借利率给付利息，该请求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锯房租赁合同》未约定租金返还的时间，故应以杨某起诉之日作为其主张权利之日，即应从2020年8月4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二百一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车某返还杨某租金3.608052万元，并给付以3.608052万元为基数、自2020年8月4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上述款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 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050元，减半收取525元，由杨某负担147元，由车某负担378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赵帼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一日 法官助理王丽荣 书记员刘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