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744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上海珠蜂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奉贤区楚华支路128号第6幢1109室。法定代表人：相鏐晨，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浩宇，万商天勤（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上海徐志民律师事务所，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东路161号招商局大厦1308、1316室。负责人：徐志民，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陆惠兰，上海徐志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上海珠蜂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蜂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上海徐志民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徐志民律所）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2019）沪0120民初104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珠蜂公司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第二项，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徐志民律所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1.双方订立《聘请律师合同》的目的是基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中院）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可能存在对珠蜂公司财产的错误执行，需要聘请专业的律师对错误执行部分提出法律意义上的执行异议并最终将珠蜂公司这部分错误执行的财产予以取回，就执行错误部分钱款的取回珠蜂公司愿意支付5%的律师费。2.本案所涉3,400万元部分几年前一中院已通知取回，只因珠蜂公司与案外人Z公司（以下简称Z公司）的纠纷而未准备接受返还的1.45亿元股权转让尾款。该款项不存在错误执行就可直接申请取回，徐志民律所无权据此主张律师费。3.合同约定的付款条件尚未成就，支付条件是珠蜂公司委托徐志民律所向一中院提出执行异议申请，需要法院正式立案并支持珠蜂公司的申请后返还珠蜂公司款项。2018年年底谈话不是执行异议案号，而是珠蜂公司委托徐志民律所代理的2015年的案件。可见一中院未对珠蜂公司提出的执行异议申请正式立案，故谈不上法院对该异议的支持或接受。一审法院过分强调款项到位，忽略了如何获得款项。4.一中院的确存在执行错误的情况即错误计算珠蜂公司应得款项，差额高达160余万元，徐志民律所理应就该部分款项通过执行异议取回，但徐志民律所未对此提出任何异议，出现明显代理过失。5.根据《上海市律师收费管理办法》第9条，虽然双方可约定律师费计算标准，但是约定不能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律师费应当与律师付出的劳动相适应。执行异议的程序未展开，只是起草、谈话、笔录，而要收取170万元的律师费，该费用与徐志民律所付出的工作量是不匹配的。若法院认为需要支付律师费，希望依照收费标准对费用金额进行调整。徐志民律所答辩称，不同意珠蜂公司的上诉请求。双方签订的合同对于委托事项明确约定，即向一中院提出执行异议。作为该案的代理人，徐志民律所代理珠蜂公司向一中院提出执行异议申请，通过该申请与一中院进行沟通，一中院最终认可了执行异议申请的请求，全款返还给珠蜂公司。根据约定条款，珠蜂公司支付律师费的条件已经成就。徐志民律所按照返还的款项3,400万元计算律师费金额为170万元符合双方合同约定。一审判决是正确的，珠蜂公司的陈述与事实不符，也缺乏依据，不应得到支持。徐志民律所于2019年5月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珠蜂公司向徐志民律所支付律师费1,700,000元。珠蜂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判令徐志民律所赔偿珠蜂公司以1,659,728.78元为基数，自2019年4月18日起算至2019年12月23日止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之后则按照LPR计算的利息损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9年，上海A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珠蜂公司为开发上海市顾戴路万源地块房地产项目共同成立了上海B有限公司（以下简称B公司），该公司注册资金1亿元，股权结构为A公司占68%、珠蜂公司占32%。Z公司欲通过收购A公司、珠蜂公司拥有的B公司90%股权的方式参与万源地块开发，为此，A公司、珠蜂公司与Z公司于2002年6月24日签订了《合作开发协议书》《股权转让协议书》及《合作总价支付方式协议书》，以《合作开发协议书》为主协议，其余为附属协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Z公司受让A公司持有的B公司68%股权，受让珠蜂公司持有的B公司22%股权。三方共同指定在工商银行徐汇支行以B公司名义开设共管账户。此后,A公司、珠蜂公司提起诉讼要求确认《合作开发协议书》《股权转让协议书》及《合作总价支付方式协议书》已解除,Z公司提起反诉请求,一中院作出（2008）沪一中民二（民）初字第24号民事判决,对本诉及反诉均予以驳回。双方均不服判决，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2年4月21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2）沪高民一（民）终字第19号民事判决，维持原判，并明确各方当事人应当继续按约履行上述相关协议。该案明确了涉及Z公司已付A公司、珠蜂公司转让B公司股权转让款有两笔，第一笔，2002年9月，Z公司将61,295,000元股权转让款放进以“B公司”名义在工行徐汇支行开立的共管账户中，该资金存入后被公安冻结；第二笔，2007年12月，Z公司将73,253,882元股权转让款提存于上海市徐汇区公证处。之后，A公司、上海C有限公司因生效裁判被一中院强制执行。2013年3月19日，一中院作出（2004）沪一中执字第217号执行裁定书，责令两被执行人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即向申请执行人偿还154,554,310元及利息，被执行人还应当承担执行费156,554元，并依法支付迟延期间的加倍债务利息。但被执行人至今未能履行。经查，被执行人A公司股权收益款存于B公司在本市工商银行华山路支行的银行账户金额为64,548,512.61元。据此裁定如下：一、冻结、划拨被执行人上海C有限公司、A公司银行存款154,710,864元和利息及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债务利息；……一中院根据上述执行裁定书，将Z公司已付A公司、珠蜂公司转让B公司的两笔股权转让款予以冻结并划入（2004）沪一中执字第217号案件账户下。2015年6月17日，一中院执行法官王某就（2004）沪一中执字第217号等对被执行人上海C有限公司、A公司委托代理人徐志民进行谈话，将5案的执行情况进行沟通：……A公司可分配金额的来源为A公司与珠蜂公司出让B公司股权收益，珠蜂公司22%（保留10%），A公司68%，共计收益款14,568.07万元，其中珠蜂公司22%股权收益为32,049,600元，其余部分为A公司。徐表示对以上情况已记录了解。同年，一中院通知珠蜂公司领取上述款项，珠蜂公司因申请再审（2012）沪高民一（民）终字第19号，在分配时未领取（2004）沪一中执字第217号其应得款项，后一中院上交财政代管。2016年12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对上述再审案件作出了（2016）最高法民再71号民事判决，维持高院判决。2018年10月8日，珠蜂公司（甲方）与徐志民律所（乙方）签订了《聘请律师合同》，合同约定：一、乙方接受甲方的委派，指派徐志民律师为甲方向一中院提出的执行异议申请一案中异议人即甲方的委托代理人；二、乙方的代理权限为：递交执行异议申请书；提供相关证据；参加听证；签署相关法律文书等。三、一中院支持甲方的异议申请、将钱款返还给甲方的，甲方按照其取得的钱款的5%支付乙方报酬。四、乙方在办案过程中发生的差旅费及行政收费等由甲方承担。五、有关乙方的义务，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六、甲方保证乙方提供的所有与本案事实有关的材料、证据真实可靠。七、本合同有效期限为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至本案终结之日止。八、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庭审中，双方均确认徐志民律所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徐志民律所接受委托后，徐志民律所指派徐志明律师作为特别授权代理人，以异议人珠蜂公司名义向一中院提交《执行行为执行异议申请书》，对于（2004）沪一中执字第217号案件中扣押执行行为不服，提出请求一中院将异议人的32,049,773.90元返还异议人。事实和理由：2015年，一中院因（2004）沪一中执字第217号执行案件和其他四个执行案件从上海市徐汇区公证处将上述Z公司交由上海市徐汇区公证处提存的转让款73,253,882元及其孳息共计81,132,277.85元强制划入了一中院的银行账户。同时一中院还将Z公司汇入B公司的转让款本息共计64,548,512.61元强制划入了一中院的银行账户，两笔款项总额为145,680,790.46元，属于异议人的为35,546,112.87元（总额的24.4%）。异议人获悉42,780,376.46元依然在一中院的银行账户，其中35,546,112.87元属于异议人。该申请书异议人落款处上有珠蜂公司盖章确认。2018年12月13日，一中院执行法官王某（以下简称“执”）对徐志民律师（以下简称“徐”）作关于珠蜂公司提交的有关股权转让款异议问题的谈话。执问：今天谈话主要珠蜂提交的有关股权转让款异议的问题，珠蜂有何证据证明争议款项系股权转让款？徐答：判决书有提到，部分在徐汇公证处提存。执告知：判决书并未明确争议款项系股权转让款，跟A公司款项有混同，接着让徐陈述股权转让款的比例问题。徐答：原来股东组成由68%A公司，32%系珠蜂所有,成立上海B公司。02年6月份90%转让给Z公司。安格将68%转让,珠蜂转让22%,珠蜂仍保留10%B公司股权。1.4亿根据法院提供的表中数额计算。执告知：目前计算有差额，以法院计算为准，珠蜂是否同意？徐表示：同意。执问：珠蜂所应取得的转让款取整3,400万(计算方法:22%/90%=24.44%)。珠蜂是否有异议？徐答：无异议。执告知徐：当初该款项在15年分配时，通知珠蜂，珠蜂明确表示拒绝领取。目前该款已按规定上交财政代管，现根据你方申请法院将申请取回。徐最后表示：珠蜂公司就目前争议款项无其他诉讼，对珠蜂异议撤销，安格异议不撤销。2019年4月18日，一中院将（2004）沪一中执字第217号案件下34,000,000元款项发还至珠蜂公司账户。本案审理中，一中院执行法官对涉案款项主动核查，发现（2004）沪一中执字第217号案件下珠蜂公司尚有未发还代管款1,604,385.18元。继而，2019年12月31日，一中院再次向珠蜂公司账户发还代管款957,840.08元，另有646,545.10元被徐志民律所申请予以冻结，仍在一中院账户，即将发还珠蜂公司。截止目前，一中院已确认发还金额35,604,385.18元。关于珠蜂公司在涉案转让款中的应得款项，一审法院已经查明：1.珠蜂公司在转让款中占比为22/90X100%，余下部分属A公司所有。2.关于转让款金额，双方对其中一笔为64,548,512.61元均无异议，对于上海市徐汇区公证处将提存本金73,253,882元与利息（扣除公证费）划入一中院银行账户的金额双方存在异议。本案审理中，经珠蜂公司向公证处调取该笔提存款划入一中院本息金额，珠蜂公司发现2015年3月徐汇公证处将上述款项的本息共计81,332,277.85元划入一中院，珠蜂公司据此认为，以上两笔股权转让款在划入一中院账户时算上利息金额总计为145,880,790.46元，珠蜂公司按照24.44%应分得其中的35,659,748.78元。徐志民律所认为应以一中院认定金额为准，第二笔金额应为81,132,277.85元，两笔合计金额为145,680,790.46元，珠蜂公司按照24.44%分得其中的35,604,385.18元。3.在珠蜂公司作为异议人提交的执行异议申请书中徐志民律所及珠蜂公司当时均确认属于珠蜂公司股权转让款金额为35,546,112.87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一、律师费支付条件是否已经满足？如果付款条件满足，珠蜂公司应支付徐志民律所的律师费数额。二、徐志民律所应否赔偿珠蜂公司利息损失？关于争议焦点一，珠蜂公司、徐志民律所订立的《聘请律师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均应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按照合同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珠蜂公司、徐志民律所签订的《聘请律师合同》第三条对律师费付款作了如下约定：一中院支持甲方的异议申请、将钱款返还给甲方的，甲方按照其取得钱款的5%支付乙方报酬。一审法院认为，律师费支付条件已经满足，徐志民律所有权向珠蜂公司主张律师费。理由如下：第一，从合同履行看，徐志民律所按照约定已完成以下受托事项：向一中院调查了解涉案款项情况、与该院执行法官进行沟通、制作执行异议申请书并交珠蜂公司盖章确认、向法院递交珠蜂公司确认的执行异议申请书、参加执行法官通知的谈话、签署相关笔录等。通过徐志民律所上述履行合同行为，珠蜂公司异议申请被一中院认可并根据其申请向财政部门取回相关案款。在本案起诉前，一中院已经根据徐志民律所提出异议及陈述向珠蜂公司发还案款34,000,000元。在本案审理中，一中院再次向珠蜂公司发还案款957,840.08元，并且确认发还珠蜂公司案款总额应为35,604,385.18元。第二，根据合同条款，其一，从文义解释上看，“支持甲方的异议申请”并未明确为法院判决支持其异议，亦可指异议申请被法院认可的其他方式。而且，提出“支持甲方的异议申请”是为了合理解释“将钱款返还给甲方”这个结果的原因，应以原因及结果结合进行判断。其二，从目的解释上看，之所以徐志民律所、珠蜂公司约定采用风险代理的收费方式，是因为珠蜂公司想通过徐志民律所的代理服务从而最大化地取得法院发还的案款，故聘请律师合同的目为能顺利取回案款，不管是法院判决支持其异议请求，还是异议申请被法院认可后撤回，只要是被采纳了，发还了案款，就满足了合同目的。故一审法院从文义解释、目的解释的角度加以评析认为，法院认可异议申请并发还珠蜂公司案款即符合合同约定支付律师费条件。第三，珠蜂公司关于双方合同约定的支付律师费的条件未成就的观点有违约定、有悖常理，一审法院难以采信。珠蜂公司辩称，该34,000,000元在2015年已经由法院向珠蜂公司明确只需要申请领回，并不需要申请执行异议，所以这个付款前提并不存在。一审法院认为，首先，该辩称与双方签订聘请律师合同约定不符，双方合同并未约定34,000,000元无需提出异议申请，亦未约定珠蜂公司不应就34,000,000元支付相应的律师费，故不能对徐志民律所产生约束力。其次，珠蜂公司在执行异议申请书上已经确认异议款为35,546,112.87元，珠蜂公司应明知以收到法院发还异议款金额作为支付律师费的条件。珠蜂公司若认为可以直接申请领回款项，则无需委托徐志民律所提出异议申请，故珠蜂公司以34,000,000元可直接申请领取为由拒不支付律师费显然有悖常理。综前所述，本案聘请律师合同对徐志民律所、珠蜂公司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徐志民律所履行了合同义务，一中院认可由徐志民律所代为提出的异议申请并已经发还款项，故律师费付款条件已经满足。徐志民律所主张的律师费基数为徐志民律所履行代理服务之后法院发还的34,000,000元，并不包含本案审理中一中院主动发还的案款，对此一审法院予以肯定性评价。珠蜂公司现在认为徐志民律所提供服务内容简单，与其收费不匹配，这些观点都是事后回顾性的认识，不应以此为由对约定的报酬进行随意调整。根据合同约定，珠蜂公司按照其取得的钱款的5%支付徐志民律所报酬，故对于徐志民律所主张律师费1,700,000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查明事实，徐志民律所在履行《聘请律师合同》约定的代理职责时存在不可忽视的瑕疵。首先，在提出执行异议时，徐志民律所和珠蜂公司均明确了属于珠蜂公司的异议款项金额为35,546,112.87元（执行异议申请上的反复确认金额），而在一中院对徐志民律师的申领谈话笔录中，徐志民律师明知属于珠蜂公司款项应为35,546,112.87元，但是作为特别授权代理人，其仍疏忽大意地向执行法官表明应以1.4亿元为股权转让款基数，而不是准确无误地按照执行异议申请书上的145,680,790.46元主张，导致一中院返还珠蜂公司款项不足。其次，徐志民律师当时同意由一中院向珠蜂公司发还34,000,000元，此后未再向执行法官提出差额部分的异议。关于徐志民律所辩称，珠蜂公司与A公司是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司，故两公司是一个利益主体，不存在款项产生损失的问题。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合同具有相对性，徐志民律所即便同时代理珠蜂公司和A公司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申请，即使两公司确实为同一利益主体，徐志民律所仍应按照各委托方确认的执行异议内容来执行，就珠蜂公司委托事项而言，徐志民律所履行存在瑕疵。对上述履约瑕疵，珠蜂公司提起反诉，一审法院认为，由于徐志民律所未精确主张执行异议申请书上的应得款项，之后徐志民律所对于未发还的差额部分既未提出异议申请又未和珠蜂公司进行沟通，造成珠蜂公司于2019年4月18日收到34,000,000元后迟迟未收到剩余款项，最后经过一中院执行法官主动审核并于2019年12月23日向珠蜂公司再次发还案款，珠蜂公司损失了该期间的利息，应由徐志民律所承担赔偿责任。故珠蜂公司向徐志民律所主张利息损失，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是珠蜂公司主张以1,659,728.78元为基数，并无相应依据，一中院审核确认剩余发放款项金额为1,604,385.18元，故一审法院认定应以1,604,385.18元为基数计算该期间的利息损失。综上，珠蜂公司应按约支付徐志民律所律师费1,700,000元，徐志民律所应偿付珠蜂公司因履约瑕疵造成的利息损失。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于2020年5月12日判决：一、珠蜂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徐志民律所律师费1,700,000元；二、徐志民律所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珠蜂公司以1,604,385.18元为基数，自2019年4月18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同期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2019年12月23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的利息损失。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20,10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25,100元，由珠蜂公司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475元，由徐志民律所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供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4月21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2）沪高民一（民）终字第19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余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珠蜂公司支付律师费的付款条件是否成就？若付款条件成就，律师费金额如何确定？关于争议焦点一，涉案《聘请律师合同》载明的委托范围为向一中院提出执行异议申请，双方在庭审中明确实际委托范围仅为（2004）沪一中执字第217号案件中归属于珠蜂公司但因故未取回的款项。首先，珠蜂公司主张，涉案协议签订前其对未取回款项的实际情况并不清楚，且徐志民律师向其陈述该款存在被错误执行的可能，珠蜂公司在被误导的情况下才签订涉案《聘请律师合同》。从已查明的事实可知，一中院执行局曾于2015年通知珠蜂公司取回该款项，而珠蜂公司以该款项所涉纠纷尚处于最高人民法院申诉阶段为由予以拒绝。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再审案件未支持珠蜂公司诉讼主张，珠蜂公司称其仍在寻求救济途径，故一直未取回涉案款项。在此过程中，珠蜂公司均系出于其自身意愿及维权需要作出是否取回款项的选择。直至2018年，珠蜂公司与徐志民律所签订《聘请律师合同》，选择采取委托律师提出执行异议的方式申请取回涉案款项。本案诉讼中，珠蜂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系受到徐志民律所的误导而签订《聘请律师合同》。因此，珠蜂公司主张受误导而签订涉案《聘请律师合同》依据不足。其次，涉案《聘请律师合同》约定的款项支付条件为一中院支持珠蜂公司的异议申请、将款项返还珠蜂公司。珠蜂公司主张该条款解释为需提出异议申请、法院正式立案、确实存在执行错误且返还款项。从文义解释角度，“支持异议申请”即为异议主张得到法院认同，并未限定具体的方式与流程。从体系解释角度，结合协议其他条款也无法得出“支持异议申请”包含需正式立案、执行程序确实错误的内涵。从目的解释角度，双方均认可本案为风险代理的收费模式，按照行业惯例更倾向于以代理结果作为付款条件成立的判断依据。而珠蜂公司作为委托人，其合同目的应为取回款项，而非执行异议程序本身。故，珠蜂公司对该条款的限缩解释缺乏合同依据，且与常理不符。最后，徐志民律所已完成了起草执行异议申请、与珠蜂公司沟通确认、递交执行异议申请、参与法院组织谈话等代理工作。法院也基于执行异议申请及谈话内容将相关款项返还给珠蜂公司。因此，珠蜂公司主张律师费支付条件未成就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争议焦点二，《聘请律师合同》约定按照珠蜂公司取得钱款的5%支付报酬，徐志民律所明确本案律师费的计算依据为3,400万元。首先，《聘请律师合同》未将3,400万元排除在律师收费计算基数之外，珠蜂公司也未基于可预见到的申请即可取回的情况提出与徐志民律所另行约定律师费计收标准。珠蜂公司递交的执行异议申请书将3,400万元包含在异议金额内也应视为其认可该金额可作为律师费的计算基数。其次，《聘请律师合同》仅约定了徐志民律所的代理权限，并未明确约定工作时间及工作量。对风险代理收费模式及取得钱款的5%收费标准的确定均系双方综合提出执行异议的标的额、预估工作量的大小、款项取回可能性等因素协商所得，且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对双方均有约束力亦应得到法院尊重。最后，珠蜂公司在徐志民律所催要律师费前未就律师工作量、收费标准等提出异议。因此，珠蜂公司主张徐志民律所收取的律师费与其工作量不符，希望依照《上海市律师收费管理办法》对费用金额进行调整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珠蜂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100元，由上诉人上海珠蜂企业发展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郑军欢审判员  胡 瑜审判员  胡玉凌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八日书记员  刘 洁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