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浙01民特133号 申请人：浙江丹鹤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白云路26号267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2341874443J。 法定代表人：赵西刚。 被申请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1017814402。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委托诉讼代理人：靖杭。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菁。 被申请人：柳凯宇，男，1985年8月2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 申请人浙江丹鹤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丹鹤公司）与被申请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公司）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审查中，丹鹤公司请求追加柳凯宇为本案被申请人，本院经审查后予以准许。本案现已审查终结。 申请人丹鹤公司向本院提出申请：请求确认丹鹤公司与中信公司、柳凯宇签订的《丹鹤复利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中的仲裁条款无效。事实与理由：丹鹤公司与中信公司、柳凯宇签订有《基金合同》。该合同第二十三条约定：“对于因本合同的订立、内容、履行和解释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争议……，任何一方均有权将争议提交北京仲裁委员会根据该会届时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丹鹤公司根据中信公司的要求，申请基金证券账户开户，中信公司指定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杭州杭大路证券营业部（以下简称中信杭大路营业部）办理证券账户的开户事宜，并出具了《投资者开户文本》，开立的证券账号为×××51。该《投资者开户文本》中“证券投资基金投资人权益须知”部分第六条第（三）款明确约定，因基金合同而产生的或与基金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调解不成，基金投资人可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因上述两份合同中对同一基金合同产生的争议约定了不同的仲裁机构，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八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规定，仲裁协议约定两个以上仲裁机构的，当事人可以选择其中的一个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当事人不能就仲裁机构选择达成一致的，仲裁协议无效。 被申请人中信公司答辩称：一、《基金合同》和《投资者开户文本》系不同主体针对不同法律关系签订的两份彼此独立的协议，不存在争议解决方式的冲突。1.二者的签约主体不同。《基金合同》有三方签约主体，分别为基金委托人（即投资人）柳凯宇、基金管理人丹鹤公司和基金托管人中信公司，该合同的订立目的是为明确三方当事人在开展“丹鹤复利1号私募基金”投资业务过程中各自的权利义务和职责。《投资者开户文本》只有两方签约主体，即申请开户主体丹鹤公司所代表的“丹鹤复利1号私募基金”和办理开户的主体中信杭大路营业部，该文本中的系列文件主要是针对客户开户可能涉及的投资行为普及基本知识、提示投资风险、约定相关权利义务。丹鹤公司在两份合同项下分别担任“丹鹤复利1号私募基金”管理人和购买基金产品的投资主体这两种不同的角色。2.二者针对的法律关系不同。《基金合同》规范的是“丹鹤复利1号私募基金”运作过程中基金投资人、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三方间的权利义务，中信公司作为基金托管人主要履行托管职责，服务的对象是基金委托人的托管财产，对应条款中所提及的《基金合同》仅指丹鹤公司作为管理人所管理的“丹鹤复利1号私募基金”的《基金合同》。《投资者开户文本》是制式文件，规范的是丹鹤公司所代表的“丹鹤复利1号私募基金”与中信杭大路营业部间申请开户、办理开户、账户管理、证券交易委托代理等法律关系，中信杭大路营业部服务的对象是丹鹤公司，服务的内容是围绕丹鹤公司开立账户而展开，该文本第二部分“证券投资基金投资人权益须知”指的是“丹鹤复利1号私募基金”作为投资主体开立基金账户购买基金产品的情况，对应条款所提及的“基金合同”是潜在的不确定的基金合同，需依据丹鹤公司所代表的“丹鹤复利1号私募基金”最终投向的基金产品确定。根据《基金合同》第十一条第（二）款约定，“丹鹤复利1号私募基金”主要投资于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股票及其他经中国证监会核准上市的股票证券投资基金等投资品种。而丹鹤公司代表该基金所签署“机构投资者开户申请单”表明其签署《投资者开户文本》即是为了开立基金账户，以便进行基金投资和交易，故《投资者开户文本》与《基金合同》规范的是不同的法律关系。3.二者仲裁条款适用的前提条件不同。《基金合同》中约定的仲裁条款适用于丹鹤公司在管理运作“丹鹤复利1号私募基金”过程中三方主体就《基金合同》产生的相关争议，丹鹤公司的相对方应是投资人柳凯宇和托管人中信公司。《投资者开户文本》中约定的仲裁条款适用于丹鹤公司代表的“丹鹤复利1号私募基金”作为投资人购买基金产品时涉及的相关主体就合同产生的争议，丹鹤公司的相对方应是其所购买的基金产品的相关主体。二、《基金合同》和《投资者开户文本》中约定的仲裁条款均是签约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均具有法律效力。《基金合同》中的仲裁条款，明确表达了提请仲裁的意愿并指明了仲裁机构，约定的仲裁事项具有可仲裁性和明确性，应认定为合法有效。综上，中信公司请求驳回丹鹤公司的申请。 被申请人柳凯宇表示放弃答辩。 本院查明事实如下：丹鹤公司作为基金管理人、柳凯宇作为基金委托人和中信公司作为基金托管人于2015年10月23日签订《基金合同》一份。《基金合同》第二十三条“争议的处理”约定：“对于因本合同的订立、内容、履行和解释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争议，合同当事人应尽量通过协商、调解途径解决。不愿或者不能通过协商、调解解决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将争议提交北京仲裁委员会根据该会届时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的地点在北京市。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仲裁费用由败诉方承担。”丹鹤公司作为甲方（机构客户）与中信杭大路营业部作为乙方（中信公司分支机构）于2015年11月12日签订《投资者开户文本》一份，其中第二部分“证券投资基金投资人权益须知”第六条第（三）款约定：“因基金合同而产生的或与基金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如经协商或者调解不能解决的，基金投资人可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根据当时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其中第三部分“证券公司客户账户开户协议”第五章“免责条款和争议的解决”第三十条及第四部分“证券交易委托代理协议”第四章“争议的解决”第二十五条均约定：“本协议执行中发生的争议，甲乙双方可以自行协商解决或向中国证券业协会证券纠纷调解中心申请调解，若协商不成或调解不成，双方同意按以下第种方式解决（如甲方不作选择，即默认为选择2）：1.提交仲裁委员会仲裁；2.向乙方所在地法院提起诉讼”，该条款中，甲方均未对争议解决方式作选择。 本院认为，丹鹤公司作为基金管理人、柳凯宇作为基金委托人与中信公司作为基金托管人于2015年10月23日签订《基金合同》第二十三条对争议处理作出了明确约定：“对于因本合同的订立、内容、履行和解释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争议，合同当事人应尽量通过协商、调解途径解决。不愿或者不能通过协商、调解解决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将争议提交北京仲裁委员会根据该会届时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的地点在北京市。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仲裁费用由败诉方承担。”该仲裁条款具备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和明确的仲裁事项，选定了在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且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七条规定的无效情形，故应属有效的仲裁协议。案涉《基金合同》和《投资者开户文本》系相互独立、权利义务内容不同、合同主体不尽相同的两份合同。丹鹤公司关于该两份合同就相同争议事项约定不同争议解决方式故而案涉仲裁条款无效的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丹鹤公司申请确认《基金合同》中仲裁条款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其申请应当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六条、第二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仲裁司法审查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申请人浙江丹鹤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请求确认其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柳凯宇于2015年10月23日签订的《丹鹤复利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中仲裁条款无效的申请。 申请费400元，由申请人浙江丹鹤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负担。 本裁定一经送达即发生法律效力。 审判长  施迎华 审判员  沈 斐 审判员  李洁瑜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一日 书记员  韩景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