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205民初1635号 原告：宁波超拨电子有限公司，住所地：宁海县桃源街道金龙南路6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26728103125Q。 法定代表人：朱一，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戴望巧，浙江合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严娜，女，1970年6月12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江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邱润照，北京中闻（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宁波超拨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超拨公司）与被告严娜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2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被告严娜在答辩期内对本案管辖权提出异议，本院依法裁定驳回被告异议，被告对此不服，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被驳回上诉。本案于同年9月1日、9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超拨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戴望巧，被告严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邱润照到庭参加诉讼。审理中，双方申请庭外和解，然和解无果。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超拨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返还原告租金51.88万元，并支付自2019年1月20日至实际履行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利率计算的利息；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诉讼过程中，增加第1项返还款项诉讼请求标的额至58.88万元，并明确诉前保全费2050元、财产保全费1584元，共计3634元，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7年至2019年期间，案外人余传福、娄菊芬等向原告租赁位于宁海县××路××号××房，被告多次代原告向余传福等收取租金51.88万元，另收取租房押金5万元、货架货款2万元，共计58.88万元。被告至今未向原告返还，故诉至法院。 严娜辩称，承认原告主张的被告收取58.88万元款项的事实，但认为：（1）被告从事资金借贷行业，之所以会向华宣兴提供资金支持、代收租金、垫付原告日常经营支出，是因为2017年8、9月份经朋友梁波介绍认识华宣兴，得知有人收购原告公司并将注入资金，华宣兴会保留30%股权，只要被告为华宣兴提供资金支持，应对债权人聚集主张权利等问题，华宣兴承诺收购后给被告5%股权；因当初原告账户被查封，而被告从事资金借贷行业，有较多现金储备，故案涉租金付至被告账户，被告对外大量通过现金支付；（2）被告已完成代理原告收取租金事宜，并将收取的上述款项全部支付给华宣兴或华宣兴指定的主体，以及用于原告公司经营等开支，至于款项的性质究竟是什么被告并不清楚，原告当初法定代表人华宣兴出具《备忘文件》确认结清，故已完成代理事项的交接，原告诉请无事实基础与法律依据；（3）华宣兴作为原告时任法定代表人有权对原告所得收益进行分配，即便后续法定代表人变更，亦不影响华宣兴的行为效力；且原告大股东季晓野明知被告收取6万元租金之事但并未要求被告返还或在执行程序中要求抵销，而是表示“小钱算了”；再者，被告代理原告处理公司事务期间，因原告账户被冻结，均由被告先行垫资，被告从未在原告处领取工资，亦未取得华宣兴原先承诺的股权回报，收取该6万元仅弥补了被告部分损失，被告并未因此获利；（4）原告明知被告系代为受领租金且已交接完毕，仍以虚构事实的方式提起诉讼，涉嫌恶意诉讼。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于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为： 关于被告提供的华宣兴出具的《备忘文件》的真实性、合法性。被告陈述，该文件由被告及华宣兴于2018年6月1日在当初超拨公司等代理律师所在律师事务所会议室形成（代理律师未在场），当初被告手机备忘录中记载了支付给华宣兴及按照华宣兴指示支付款项的情况，经与华宣兴核对后认为款项基本相当，故由华宣兴出具了《备忘文件》。该文件中，华宣兴授权被告收取华贤兴第二年的租金用于被告处理超拨公司事务的日常零星开支[具体包括：为处理冠群驰骋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冠群公司）提起的诉讼，支出律师食宿、差旅、会务、联系十多名员工出具书面证明材料等相关费用，以及被告来回宁海、宁波几十次汽油费、过路费]。另外，被告解释，因手机更换，旧手机上的备忘录未保留，故根据记忆对2018年6月1日之前所收取的款项的具体去向进行了书面罗列，提供了部分汇款单（向梁波、麻姣红各汇款10万元、向华宣兴账户汇款12710元），并根据本院要求提供了其收取58.88万元款项的宁波银行尾号为4965的账户流水。 经质证，原告认为：（1）《备忘文件》为逾期证据，故法院应不予采纳；（2）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该文件的内容、签字为华宣兴本人书写；（3）该文件性质上属于证人证言，有关租金去向表述笼统、含糊其辞，像是其他人起草的口吻，在华宣兴未到庭且被告也表示对租金去向记不清的情况下，该文件不足以证明租金具体去向；（4）原告方在开庭之日用手指擦拭《备忘文件》，明显有笔墨未干、黑色笔墨可被擦出墨迹的情况，时隔2年多的笔迹存在此种情况明显不符常理，记载内容精准对应本案原告起诉的租金事宜，故该文件应当是原告起诉后，华宣兴应被告要求补充并倒签形成；（5）该文件未加盖原告公章，可进一步证实该文件为倒签；（6）沈聪月在一审法院作出对其不利判决后，华宣兴又向沈聪月补充出具了对原告不利的说明，可见本案《备忘文件》亦存在后补的可能。 本院认为，（1）《备忘文件》并非失权证据。本院向被告送达的举证通知书指定的举证期限为收到通知书之日起10日，因通知书送达之日为2020年8月18日，故举证期限应截止同月28日（周五），被告于2020年8月31日（周一）举证，确实略有逾期，但没有证据表明其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而且后续本院根据审理需要又指定了新的举证期限，因此，该证据不因举证略有迟延而成为失权证据。（2）该证据属于书证而非证人证言。该《备忘文件》显示内容及签名为华宣兴书写，落款时间为2018年6月1日，属于本案诉讼前形成的书证，而非诉讼过程中证人对事实所做的陈述，故不因华宣兴未到庭而影响其证据资格。（3）原告未提供反驳《备忘文件》内容及签名、落款时间的真实性的证据。原告认为该文件并非华宣兴所书、落款时间倒签，并申请对《备忘文件》的落款“华宣兴”是否系华宣兴本人书写、《备忘文件》书写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中委托鉴定审查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的规定，“拟鉴定事项所涉鉴定技术和方法争议较大的，应当先对其鉴定技术和方法的科学可靠性进行审查。所涉鉴定技术和方法没有科学可靠性的，不予委托鉴定”。现阶段对文书形成时间鉴定除了用圆珠笔书写的文件，在以同样用圆珠笔书写的不同时间的样本作比对时，可以用薄层分析法实验效果较好外，其他材料形成的文件时间目前尚无国家或行业内认可、统一的检验、鉴定方法。案涉《备忘文件》并非使用圆珠笔书写而成，故原告申请的文书形成时间的鉴定事项尚无国家或行业内认可、统一的检验、鉴定方法，因此，本院对原告该申请不予准许。经本院释明，原告明确，如法院不准许对该文件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则对“华宣兴”签名的真实性不再进行鉴定，且明确不对文书是否同一支笔、一次性形成申请鉴定。现原告拟从墨迹、行文口吻等方面推断其主张，而未提供其他较为充分的证据的情形下，显然不足以推翻《备忘文件》的真实性。至于沈聪月在其与原告之间的纠纷诉讼过程中在一审宣判后提供了华宣兴出具的补充说明，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对沈聪月与原告的民事判决书及华宣兴出具的补充说明不予审查。（4）因2018年6月1日华宣兴尚为原告法定代表人，此时，其以原告名义对外出具的文书并签字已为代表原告的充分条件，盖章并非必要条件，原告认为未加盖原告公章可进一步证实《备忘文件》系倒签，缺乏依据。因此，本院对被告有关《备忘文件》的真实性、合法性的异议不予采纳，对该证据的证据资格予以认定。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华宣兴原系原告法定代表人。2018年11月12日，原告股东发生变更，季晓野、朱一分别成为持股93.28%、6.73%的股东，季晓野变更为原告法定代表人。2020年6月10日，原告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朱一。 2017年12月至2018年1月，被告根据华宣兴授权代表原告向余传福、王建宾等收取租金等款项共计52.88万元，具体如下：2017年12月11日，被告收取余传福租房押金5万元，由华宣兴向余传福出具收条并加盖原告公章；2017年12月12日，被告收取余传福租金10万元，由被告向余传福出具收条并加盖原告公章，华宣兴亦出具了相应金额收条；2017年12月29日，被告收取余传福租金10.8万元，由被告向余传福出具收条，并载明“华宣兴（超拨电子）出收据后，此收条作废”；2018年1月30日，被告收取余传福租金3.8万元，由被告向余传福出具收条，并载明“等华宣兴出收据后，此收据无效”，同日，被告另收取余传福汇入的2万元；2017年12月20日，被告收取王建宾押金6万元、租金15.28万元（由王建宾任法定代表人的宁波维泽精密机械有限公司汇入），华宣兴向王建宾出具收条。 2018年6月1日，华宣兴以原告名义向被告出具一份《备忘文件》，载明：“关于之前严娜代宁波超拨电子有限公司收取的余传福支付的租金、王建宾支付的租金，已经全部交付给华宣兴或者已经按照华宣兴的指令进行代为支付，关于租金双方已经结算完毕。关于华贤兴承租的土地，商定第一年的租金归华宣兴收取，第二年的租金归严娜收取作为严娜处理公司事务的日常零星支出，永不反悔，为防止今后出现纠纷，特形成本备忘文件。” 2019年1月20日，被告收取华贤兴房屋租金6万元。2019年8月9日，娄菊芬向被告出具了一份文书，陈述了其向原告租赁场地、支付租金等经过，包括于2019年1月20日向严娜支付了6万元租金。 另查明，2017年11月15日冠群公司向宁海县人民法院提起对超拨公司、宁波牛也听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牛也听公司，华宣兴为法定代表人）等十六位被告民间借贷纠纷四案诉讼，该院于2018年3月28日作出判决。牛也听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19日作出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在该四案诉讼期间，超拨公司账户于2017年12月21日之后被冻结。 又查明，2018年10月16日，严娜依据2018年7月30日华宣兴等出具的《借款结算清单》向本院提起对牛也听公司、超拨公司、华宣兴民间借贷纠纷，本院于2018年11月9日作出（2018）浙0205民初4531号民事判决，判令牛也听公司、超拨公司、华宣兴偿还严娜借款144.23万元、利息16万元。因该案被告方未按期履行，严娜申请强制执行。2019年8月21日，严娜与超拨公司、季晓野、浙江金泓乐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泓公司，季晓野为法定代表人）签订《执行和解协议》，就还款金额、期限等进行了约定，并约定由季晓野、金泓公司为超拨公司提供连带保证担保等。因季晓野、金泓公司未履行保证责任，故严娜于2020年1月2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案号为（2020）浙0205民初29号。严娜的债权获得清偿后，撤回该案起诉。 再查明，2019年，超拨公司因不服本院（2018）浙0205民初4531号民事判决，故向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于2020年1月8日作出（2019）浙02民申220号民事裁定，驳回超拨公司的再审申请。该民事裁定记载了严娜的意见，包括“2018年7月30日与华宣兴结算时已扣除了余传福打入其账上的款项。2019年1月20日华宣兴叫其去收华贤兴的6万元租金，其出具了收条”。该案审查过程中，原告提供了一份由华宣兴向余传福出具并加盖原告公章的金额为150万元的租金收条。 本院认为，本案系因被告代原告收取租金等款项后所致纠纷，应为委托合同纠纷。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被告共计代原告收取58.88万元款项，故被告负有将款项返还原告的义务，被告应就其抗辩的已完成代理事项承担举证责任。 关于2018年6月1日收取的52.88万元款项。（1）华宣兴于2018年6月1日出具的《备忘文件》明确“租金已经结算完毕”。《备忘文件》记载“关于之前严娜代宁波超拨电子有限公司收取的余传福支付的租金、王建宾支付的租金，已经全部交付给华宣兴或者已经按照华宣兴的指令代为支付，关于租金双方已经结算完毕”，从字面意思来看，应理解为时任原告法定代表人认可被告已将此前代收的租金全部交付给华宣兴或者按照华宣兴指令代为支付，关于租金双方已经结算完毕。华宣兴作为原告时任法定代表人以原告名义与被告就代收租金进行结算，对原告具有约束力，不因后续原告股东发生变更而影响其效力。该结算完毕所指向的是《备忘文件》出具之前代收的“租金”，此处的“租金”是否还包括其他款项，双方存在争议。本院认为，租房押金虽与租赁合同有关，但与租金并非同一概念。租金是租赁物的使用对价，往往定期支付；而押金通常在租赁合同签订后一次性支付，是对租赁合同的一种履约担保，在租赁合同终止时双方会就押金与租金、水电费等因租赁合同产生的相关债权债务进行结算。2018年被告收取余传福3.8万元租金当日另收取余传福2万元汇款，因被告当日仅出具了3.8万元租金收条，故另2万元款项性质确实存在不是租金的可能，被告收款时对此应为明知，否则其应该出具5.8万元的租金收条，而不是3.8万元。原告对此解释为货架货款。本院认为，如原告解释属实，则2万元货架货款是因房屋租赁过程中对货架等小额财产折价处置所致，该款项与租赁合同的履行有一定牵连，但显然并不属于租金范畴。因此，如被告认为《备忘文件》已将所有被告代收的款项结算完毕，应先行由被告提供证据证明该“租金”须作广义理解（不仅仅指租金，还包括与租赁合同有关的押金及因租赁合同衍生的其他款项）承担证明责任。根据现有证据，尚不足以使本院认定该“租金”应作广义解释。（2）被告在（2019）浙02民申220号案件中陈述“2018年7月30日与华宣兴结算时已扣除了余传福打入其账上的款项”，对此，被告解释余传福汇入的款项在2018年7月30日之前已通过《备忘文件》结算完毕，故2018年7月30日结算的时候不包含本案所涉租金。本院认为，“2018年7月30日与华宣兴结算时已扣除了余传福打入其账上的款项”从字面上看，确实可以理解为借款结算时抵扣了余传福汇入的款项，如此，则意味严娜提供的借款总额高于结算借款金额。但（2018）浙0205民初4531号案件审理过程中，无论是原告提供的书证，还是所列的款项交付清单，均未提及有关租金之事，而且《备忘文件》所包含的款项不仅仅包括余传福汇入的，还包括王建宾汇入的。根据上述分析，被告的解释亦具有一定合理性。因此，（2018）浙0205民初4531号案件审理范围与本案并无直接关联，对被告在（2019）浙02民申220号案件中提供的款项交付凭证等不予审查。（3）被告在本案中对其代收款项的具体去向以列示清单的方式进行了陈述，因缺乏华宣兴代表原告指示被告汇款或现金支付的具体证据，无法印证其陈述的真实性，本院对被告有关款项去向的陈述的真实性无法认定。但在华宣兴已代表原告在《备忘文件》中确认已代收的租金已结算完毕的情况下，原告未提供反驳证明否认《备忘文件》的真实性、未举证证明《备忘文件》存在无效、可撤销等法定事由、亦未提供证据证明被告陈述的款项去向不实（如被告陈述的款项用途根本不存在，或者虽然用途存在但实际由原告自行支付，抑或与严娜起诉的民间借贷案件中现金交付款项部分存在重复等），本院认定，被告提供的证据已达到高度可能性标准，足以认定原、被告已就该文件出具之日被告向余传福、王建宾收取租金结算完毕。故本院对原告要求被告返还该部分租金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但对于被告2017年12与11日代收的5万元押金及2017年1月30日代收的2万元款项，因被告未能举证证明《备忘文件》确认的租金结算完毕包括上述7万元款项，仅仅由其对款项去向、用途进行说明，其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达到高度可能性的标准，本院对其抗辩意见不予采纳。被告作为代理人负有在合理期限内将代收款项转交给委托人即原告的义务，现被告未及时履行该义务，故对原告要求被告返还7万元款项并赔偿自2019年1月20日起的利息损失的诉请予以支持，但对利息标准本院调整为2019年1月20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至实际清偿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4）至于被告向余传福出具收条后，华宣兴或原告另向余传福出具了收条，因出具对象为余传福，故系华宣兴或原告对被告代收租金等款项代理行为的认可，两者并不矛盾，并不能由此证明华宣兴或原告已与被告就代收租金事项结算完毕。至于华宣兴向余传福出具了150万元的租金收条，实际收取款项的金额与本案无关，本院对此不予审查。 关于2019年1月20日被告收取的租金。就《备忘文件》有关向华贤兴收取第二年租金的内容来看，性质上属于华宣兴以原告名义预授权第二年的租金由被告收取，并作为被告处理公司事务的日常零星支出，但该日常零星支出究竟是已经发生的，还是尚未发生的，并不明确。从被告有关其经他人介绍认识华宣兴、向华宣兴提供资金支持、华宣兴将公司股权售与他人、他人承诺给华宣兴保留30%股权、华宣兴承诺给被告5%股权等内容来看，被告对于收取第二年租金时华宣兴可能已非原告法定代表人具有合理预期。华宣兴该委托行为是否有效应取决于收取租金时华宣兴是否仍为原告法定代表人，而事实上2018年11月12日原告法定代表人即发生变更，故2019年1月20日时华宣兴已不能代表原告。根据被告在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浙02民申220号案件中的陈述“2019年1月20日华宣兴叫其去收华贤兴的6万元租金，其出具了收条”，鉴于被告罗列的52.88万元的用途中包含支付门卫几个月工资，并明确就付了几个月，后续由新来的股东处理了。因此，2019年1月，已经距离《备忘文件》签署半年有余，被告应该知道原告股权已然发生变化、华宣兴已无权代表原告授权被告向华贤兴收取租金，被告于2019年1月20日收取的6万元租金构成不当得利，应予以返还。被告抗辩原告大股东季晓野明知被告收取6万元租金之事但并未要求被告返还或在执行程序中要求抵销，而是说“小钱算了”，季晓野否认有此陈述。本院认为，权利的放弃应以明示的方式作出，被告应就季晓野曾代表原告明确放弃要求被告返还该6万元款项的权利承担举证责任。从娄菊芬向原告出具情况说明的时间为2019年8月9日来看，虽然表明2019年8月21日被告与季晓野等签署《执行和解协议》之时季晓野对被告收款之事已为明知，但在被告未举证证明季晓野确实代表原告表述过“小钱算了”的情况下，不能因原告未主张抵销或要求被告返还而推定原告免除了被告相应债务，亦不影响原告在诉讼时效期间内要求被告返还的权利。现被告虽然对《备忘文件》中有关用于零星开支的具体事项进行了陈述，但其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从字面意思理解亦无法证明所谓的零星开支系已经发生，被告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故本院对原告要求被告返还该6万元款项及孳息的诉请予以支持，但不当得利的孳息酌定为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一年期定期存款基准利率计算，对原告要求被告承担财产保全申请费损失的诉请，本院根据原告胜诉情况酌定为1170元。如被告确有证据证明为处理被告事务存在支出或对被告享有其他权利的，可另行主张。至于被告抗辩的其未收取华宣兴原先承诺的5%股权回报，收取该6万元仅弥补了被告部分损失，该事实及相应债权债务系其与华宣兴之间的纠纷，与原告无关，无论华宣兴的责任是否成立，显然均不可以原告的6万元款项抵偿华宣兴的债务。 根据上述分析，原告内部股东曾发生变更，且被告在本案诉讼过程中才提供了原告原法定代表人出具的有关租金结算完毕等内容的《备忘文件》，根据本院上述分析，被告尚负有返还13万元款项及赔偿利息损失的义务，故本案原告并不构成恶意诉讼，本院对被告相关抗辩意见不予采纳。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31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严娜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宁波超拨电子有限公司款项130000元，并赔偿以7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1月20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至实际清偿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以6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1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一年期定期存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 二、严娜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宁波超拨电子有限公司保全申请费损失1170元； 三、驳回宁波超拨电子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9724元，减半收取计4862元，由宁波超拨电子有限公司负担3400元，严娜负担1462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周琴娜 二〇二〇年九月三十日 书记员  李 佳 ? 附件一：本案引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第三百九十六条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 第四百零四条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第六十一条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章程的规定，代表法人从事民事活动的负责人，为法人的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 法人章程或者法人权力机构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九十二条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 131.返还的不当利益，应当包括原物和原物所生的孳息。利用不当得利所取得的其他利益，扣除劳务管理费用后，应当予以收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 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 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 附件二：裁判履行告知书 裁判履行告知书 一、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和调解书，当事人必须履行。如涉款项支付的，付款义务人可将款项交付至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执行款专户，账号详见缴款通知书。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的，另一方当事人可在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届满之日起二年内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二、一方当事人未按生效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逾期未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 三、对逾期不履行裁判义务的一方当事人，法院可依法将其纳入失信人名单、限制出入境、限制高消费，一方当事人属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党员或公务员的，将向人大、政协、纪委、组织部门通报。对有能力履行而拒不履行、逃避或规避执行的一方当事人，法院将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