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1民终1045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周华峰，男，1986年11月9日出生，汉族，住深圳市，居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俊晖，北京市一法（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泰和泰（济南）律师事务所，住所地济南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31370000344551199K。主要负责人：张慧，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庆生,泰和泰（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博,泰和泰（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周华峰因与被上诉人泰和泰（济南）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泰和泰）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20）鲁0191民初9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日立案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由审判员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华峰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民事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泰和泰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由泰和泰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为“泰和泰与周华峰签订的涉案合同中约定的执行回款额，应当是债权得以清偿的数额，包括现金回款和以物抵债抵偿的债权回款数额”，该认定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属于认定错误。1.首先，涉案委托代理合同中的委托案件属于借款合同(有抵押)类的纠纷案件，该类案件本身风险较低，最差的可以预见到的情形即以物抵债，以物抵债的结果不存在风险。对于经济类案件，现金回款尤为重要，因此在签订合同时，我与泰和泰极为清楚现金回款的重要性以及现金回款存在不确定性，涉案合同条款也是约定按照回款金额的比例支付风险律师费而未写包括以物抵债。要认定以物抵债也属于回款，必须有明确的约定，而不能肆意做扩大解释，造成委托方利益受损。2.证人魏海霞并非合同当事人，也并非有权对合同条款进行决策和解释的人，况且其在法庭陈述中表述为“应该是包括以物抵债回款”，说明其根本不确定或者不清楚该条款的意义，其此部分证言不具有证明力，一审判决以此模棱两可的证人证言来认定合同约定的“回款金额”包括以物抵债，完全是罔顾事实，有偏袒之嫌。3.泰和泰作为专业律所机构，其承办律师在签订合同时理应注意到对其利益有重大影响的可能对以后律师费支付存在重大分歧的情况，然而其并未要求对此条款进行详细的说明，即说明回款金额包括以物抵债，表明其认可该条款的字面意思，是收回款项的金额而不包括以物抵债。现金和实物具有不同的性质，实物存在难以或无法变现的可能，尤其是近些年房地产市场的不景气，导致变现异常困难。公司和企业常常因为现金流不足而面临困境，因此决不该将二者进行等同。二、一审判决认为“周华峰两次签订补充协议延长泰和泰的代理期限，足以证实周华峰对泰和泰在代理期间代理工作的认可”，该认定与事实不符。1.既然一审法院认为泰和泰向红岭创投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岭创投）汇报工作等同履行合同约定的汇报义务，泰和泰也应当知道向红岭创投汇报请示工作所需要经过的内部审批程序。《关于延长代理期限的协议书》在红岭创投公司内部并未审批通过，红岭创投不同意与泰和泰延长代理期限，而泰和泰的律师知道该情况后，为了签订该协议，绕过红岭公司，私下找到我，隐瞒该情况，让我在协议书上签字，该行为严重损害了红岭创投对涉案案件的管理，也使我利益严重受损。《关于延长代理期限的协议书》有我本人签字，并不代表我知悉该协议的后果，更不代表我对泰和泰工作满意。三、我在解除与泰和泰的代理关系后，另行聘请律师处理涉案案件剩余事宜，支付律师费二十多万元，一审判决未予以查明认定，未对泰和泰的委托代理工作的完成度及完成效果依法进行审查，几乎全部支持了我的诉请金额，有违公平原则，恳请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查明后改判。四、一审判决归纳的争议焦点不准确。我方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应当是：1.代理律师有没有勤勉尽职履行委托事项；2.民间借贷纠纷出现以物抵债的情况能否视为代理律师已经完成了委托事项。第一点，我方认为代理律师没有勤勉履职。首先，因为没有证据表明代理律师完成了《委托诉讼/仲裁协议》中第八条汇报义务。泰和泰作为全国性的大型律师事务所，王庆生律师也是从业多年的富有经验的律师，理应知道合同中的条文白纸黑字约定的严谨性和严肃性。王庆生律师从2016年7月起就代理该次借贷纠纷案件，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一直模糊的运行汇报机制而不去思考当中可能出现的证据上的漏洞，现在明显是举证不能，此风险及后果理应由其自己来承担。我要指出的是，红岭创投的山东分公司只是业务窗口，我是借款纠纷的最终利益方，由始至终泰和泰一方都不能拿出直接证据证明已经向我本人汇报过案件进展，只是以一种想当然的逻辑去引导审判员。一审判决在没有直接证据的情况下就得出代理律师勤勉尽责的结论过于武断，有失偏颇。其次，一审判决没有查明我方提出代理律师在处理我方不能实现抵押权的33套房产时失职的事实。代理律师十分清楚本次借款的抵押物总共有100套房产，委托事项当然是全数处置。当发现其中的33套房产出现权利瑕疵的时候，代理律师始终没有给出任何解决方案，也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动作。在申请执行山东省高院调解书的时候，就避重就轻的把这些房产放在一边。导致我需要另行委托律师去处理这33套房产的抵押权诉讼问题。代理律师代理委托事项时严重失职。第二点，我认为代理律师没有完成委托事项。以代理律师所做的工作完成度不应当获得如此高比例的报酬。泰和泰一方此番起诉要求我支付律师费的基础是其代理的委托事项借贷纠纷出现了以物抵债的情形，我折抵了3766万余元的债务。我认为出现以物抵债的情形代理律师不能主张风险代理律师费用。一审判决的裁判理由不能令人信服。我与山东富达公司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是基于出借现金而形成的，纠纷最终也应当是以收回现金的形式才能视为解决。在《委托诉讼/仲裁协议》中第五条也采用了“执行回款额”的字眼，一般意义上理解成现金回款是毫无疑义的。而且如前所述，作为法律事务委托合同，应该具有严谨性和严肃性，即不容易产生歧义。万一出现理解误差，作为法律工作者一方的律师事务所应当即时向委托方本身沟通，再通过文字的形式进行修订，而绝非站在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立场去想当然。五、一审判决认为我接受以物抵债即视为放弃现金给付的逻辑有误。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在执行标的流拍后，如果申请执行人不接受以物抵债的话，这些房产将会被解除保全措施，而一旦保全措施被解除，我就失去了对房产的优先处置权，债权实现的难度就会增加。两害取其轻，选择以物抵债只能说是一种无奈之举。作为民间借贷案件，以物抵债只能算是债权最终实现现金回款前的一个过渡性阶段。从律师工作层面上看，执行标的以物抵债更像是执行程序中一个流程。在抵押物以物抵债的过程中，体现不出来律师工作的专业性。对律师而言这只是保底的效果，重要的工作还在抵债之后。当事人委托代理律师处理纠纷的初衷就是希望律师能够运用其专业优势、信息优势等条件协助委托人将房子出售，变现回款。同时这也是律师代理费用设定风险代理模式的原因。泰和泰辩称，一、《委托诉讼/仲裁协议》第五条约定的执行回款额，系债权得以实现的数额，也即现金回款和以物抵债债权得到清偿的数额。我所接受周华峰的委托，受托范围为一审、二审、再审、执行阶段的代理事项。在我所代理周华峰的案件执行程序中，经过案外人执行异议、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第一次网络拍卖、第二次网络拍卖及变卖等程序，盛龙锦地B11-404号房产以295000元价格拍卖，盛龙锦地59套房产作价37669744元，交付周华峰抵偿被执行人所欠37669744元等值债务。仅就执行环节的处置看，我所已经履行了代理人在执行程序中的代理义务，包括盛龙锦地抵押物的拍卖、变卖、以物抵债及代理案外人执行异议、执行异议之诉等。在周华峰的同意下，其实际获得了盛龙锦地59套房产的所有权，使得其债权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实现。而周华峰在获得上述59套房产的所有权后，也在向外出售该房产，实际上也可以获得现金回款。此外，周华峰实现债权的方式并非我所能够决定的，而本案以物抵债申请系周华峰主张和接受的，其没有坚持现金的给付方式，就应当视为对债权实现方式变更的认可。周华峰诉山东富达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福达公司）等民间借贷纠纷案标的额为104686666.67元，而我所与周华峰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仅为基础费10万元和回款额的1%，总额不超过48万元，收费标准比较低。而按照签订合同时的律师收费指导标准，本案仅一审阶段最低收费也达到了90多万元。正是因为该案有抵押物，双方签订合同时均考虑到，案件处理最不理想的结果就是以物抵债，债权得到清偿的可能性比较大，因此我所与周华峰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收费比较低，也能从侧面证明《委托诉讼/仲裁协议》中约定的执行回款额包括以物抵债获得清偿的债权数额。虽然魏海霞并非本案合同当事人，但是其作为红岭创投的经理，从签订《委托诉讼/仲裁协议》到拍卖房产、以物抵债，其均在红岭创投任职，该《委托诉讼/仲裁协议》的文本就是魏海霞提供的，且其全程参与了周华峰案件的诉讼执行程序。因此，证人魏海霞的证言也能够证实，我所与周华峰签订的《委托诉讼/仲裁协议》约定的执行回款额，系债权得以清偿的数额，包括现金回款和以物抵债。二、我所与周华峰之间签订的协议书、周华峰签字的法律文书、授权委托书等，均是周华峰签字后亲自邮寄给我所，其对此是知情的。我所与周华峰之间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我所代理其执行案件过程中的授权委托书、起诉书、答辩状、上诉状、申请书等，均是我所起草后，发送给红岭创投员工沙昊宇，周华峰再签字，并邮寄给我所。我所在一审过程中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能够证实上述事实。因此，周华峰诉称其与我所签订的《关于延长代理期限的协议书》未经红岭创投私下与其签订，是其刻意规避责任的托辞。该协议书系我所发给沙昊宇后，周华峰签字后邮寄给我所的，至于周华峰与管理人红岭创投之间的问题，我所并不清楚，我所清楚的是该协议是周华峰与我所之间签订的，协议合法有效。三、周华峰单方解除合同的原因，就是为了避免向我所支付律师代理费，系严重的违约行为。周华峰诉称其另行聘请律师的问题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周华峰另行委托律师的目的就是为了恶意解除与我所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以达到少支付甚至不支付律师代理费的非法目的。且其另行委托律师的代理费数额（20万元）远远要低于其应当向我所支付的代理费（379647.44元），由此可以看出周华峰系恶意规避支付律师代理费的行为和目的。四、我所在接受周华锋的委托后已经尽职尽责履行合同义务，并及时向周华锋和红岭创投山东分公司通过各种方式通报案件进展和办理情况，我所在一审中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证人魏海霞的证言能够证实我所已经履行合同义务，并且红岭创投山东分公司是周华锋该笔借款的管理人，周华锋诉山东富达公司的案件全程均是通过山东分公司与我所沟通。五、盛龙锦地59套房产之所以能够进行以物抵债是因为我所代理了其一审并以调解结案，并接受其委托处理其执行程序，在这期间包括了处理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以及评估拍卖的相关事宜，第一次和第二次网络拍卖以及变卖程序均是由我所推动的，且在变卖失败后我所及时向周华锋和红岭创投山东分公司通报情况，并向周华锋提供了以物抵债申请书。六、周华峰提出的33套房产，该房产系2012年6月20日办理的商品房销售合同登记备案，周华峰与海阳富达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阳富达公司）于2014年10月22日签订的抵押合同，并于10月30日办理抵押登记，周华峰在签订抵押合同和办理登记前，应当查询房屋的权属情况，抵押的房产在抵押登记前就办理了商品房销售合同登记备案，最终导致抵押权无法实现，该后果系周华峰未尽职调查造成。涉案的房产网签备案后又办理了抵押登记是登记机关的过错，与我所无关。我所在接受委托后也就此事通报周华峰，但其一直未答复。2016年5月24日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对盛龙锦地132套房产予以查封，2016年7月6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盛龙锦地的抵押房产予以查封系轮候查封，北京汉鼎联合济南律师事务所接受周华峰委托的时间为2016年7月18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查封房产时北京市汉鼎联合(济南)律师事务所尚未接受周华峰委托，对于查封情况并不掌握。该33套房产无法执行与我所无关。泰和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周华峰向我所支付律师代理费379647.44元及利息(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自2019年3月25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2.诉讼费用均由周华峰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一审法院组织了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当事人对以下证据及事实无争议，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2016年7月18日，周华峰(甲方)与北京市汉鼎联合(济南)律师事务所(乙方)签订《委托诉讼/仲裁协议》一份，甲方因与山东富达公司、海阳富达公司、于明杰、吴华萍、杨德强、山东富达幕墙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聘请乙方作为委托诉讼代理人，乙方指派王庆生律师具体办理委托事宜。协议对委托代理事项、权限、双方的义务作出了详细约定；协议第五条为律师代理费约定，甲方支付律师代理费的条件合同标准为：乙方代理该借款纠纷案件的一审、二审(如有)、再审(如有)、执行(如有)阶段的律师费的总额不超过人民币480000元(含税)，除此之外，甲方不另行支付乙方任何其他费用。甲方于签订本协议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支付乙方律师代理费100000元，其余律师费按照执行回款额的1%支付，但累计不超过380000元。双方在《委托诉讼/仲裁协议》上签字、盖章。2018年5月7日，泰和泰(乙方)与周华峰(甲方)分别签订了《补充协议》一份，甲方委托乙方代理，处理借款纠纷案，代理期限至2018年12月21日，双方的义务按照《委托诉讼/仲裁协议》执行，乙方指派王庆生律师具体办理委托事宜。2018年12月21日，双方再次签订《关于延长代理期限的协议书》，代理期限延长至2019年12月21日，《委托诉讼/仲裁协议》和《补充协议》其他条款不变，乙方继续指派王庆生律师具体办理委托事宜。2016年5月19日，周华峰因与山东富达公司、海阳富达公司、于明杰、吴华萍、杨德强、山东富达幕墙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中申请财产保全，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7月6日，轮候查封海阳富达公司名下的位于海阳市旅游度假区的凤凰南路湿地公园的盛龙锦地房产一宗。2016年9月18日，王庆生律师作为周华峰的代理人，参加了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鲁民初63号民事案件的庭审、调解，并达成调解协议，以调解方式结案。上述借款合同纠纷案执行阶段，王庆生律师、程博律师代理周华峰申请强制执行，推动涉案财产评估拍卖，参加了案外人执行异议及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申请以物抵债等案件执行程序。2018年4月2日，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鲁01执恢13号之一裁定书，裁定拍卖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查封的海阳富达公司名下盛龙锦地67套房产，期间案外人包林涛、巩远佑、姜绍文、李德贤、弭杨、汤春媛、王桥振、郑文峰提出案外人执行异议、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王庆生、程博律师代理周华峰参加诉讼。2018年9月8日，在王庆生、程博律师的推动下，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无争议的盛龙锦地的59套房产进行第一次司法拍卖，流拍。2018年10月6日，继续推动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第二次拍卖，拍卖再次流拍。2018年11月23日，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上述房产进行变卖，变卖失败。2019年1月18日，周华峰向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告知书》，解除王庆生律师在其与山东富达公司、海阳富达公司、山东富达幕墙有限公司、于明杰、吴华萍、杨德强借贷合同纠纷强制执行案中的代理权。2019年3月15日，周华峰向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以变卖保留价37669744元接受盛隆锦地59套房产，以抵偿被执行人所欠等值债务。2019年3月25日，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鲁01执恢13号之四执行裁定书，裁定海阳富达公司名下盛龙锦地59套房产作价37669744元，交付周华峰抵偿被执行人所欠37669744元等值债务。2019年2月18日，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淘宝网对海阳富达公司名下盛龙锦地B11-404号房产进行拍卖，2019年2月19日，买受人王素娟以295000元的最高价竞得。另查明，2016年5月24日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鲁0102民初3197号、3198号协助执行通知书，首次查封了海阳富达公司名下盛龙锦地132套房产，包括上述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轮候查封的海阳富达公司名下盛龙锦地房产。2017年11月20日，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将其首次查封的、周华峰享有抵押权的盛龙锦地100套房产移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为：一、泰和泰是否按照协议的约定通报了案件的办理及进展情况。泰和泰主张，接受周华峰委托后，全面按照《委托诉讼/仲裁协议》尽职尽责履行了通报义务，并提交《委托诉讼/仲裁协议》、《补充协议》、《关于延长代理期限的协议书》，证实经双方协商一致，进行了两次代理期限延长的变更，至2019年12月21日；提交《借款合同》，证实红岭创投是涉案款项的中介和管理人；提交微信聊天记录截图178页、短信及邮件截图2页、《关于周华峰与富达公司纠纷一案的进展汇总》、《关于周华峰与富达公司纠纷案的工作汇总》、《海洋富达公司首封、抵押房产的基本情况》、《关于周华峰与山东富达公司执行一案的情况说明》、《周华峰与山东富达公司纠纷案(执行)》、《关于周华峰与山东富达公司等执行一案的工作形况汇总》，证实通过微信群和提交案件处理情况汇总的方式及时向周华峰通报案件办理及进展情况；提交社会保险个人权益单证实证人魏海霞2015年3月至2019年8月期间为红岭创投的员工，并担任山东分公司综合部经理一职；证人魏海霞出庭证实，为了及时沟通案情推动案件的进展，负责组建了“律师联动不良业务推动群”，包括周华峰与山东富达公司的案件，沟通的方式包括推动群内沟通、每周一的现场会以及电话，周四汇总给总公司，“律师联动不良业务推动群”的截图与本人魏海霞手机上“律师联动不良业务推动群”的内容是一致的，并明确证实案件上述工作汇总、基本情况和情况说明均已经收到后，转发给了总公司。经质证，周华峰有异议，认为泰和泰接受委托后，从未以书面形式向其通报案件的办理及进展情况，未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周华峰对《委托诉讼/仲裁协议》、《补充协议》、《关于延长代理期限的协议书》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述明泰和泰与周华峰签订该延长协议时，其称仅仅是因为办案需要到期续签，只是形式而已，并未向周华峰解释更多，续签协议的行为并不代表周华峰对泰和泰的律师工作表示认可和满意；对借款合同认为泰和泰不能对“管理人”做任意扩大解释，红岭创投对涉案案件全程进行管理的行为应当取得周华峰的授权；对于推动群的截图、短信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关联性不予认可。泰和泰提供的所谓聊天记录，无周华峰本人在内，且单看其聊天记录内除了探讨周华峰涉案案件外，还有很多其他案件事宜，周华峰对泰和泰在聊天记录里谈论的内容无法知悉，周华峰也未收到过泰和泰提供的书面汇报文件，周华峰对案件的详细真实情况长期处于失控状态；对工作汇总、基本情况和情况说明等证据仅为泰和泰单方制作打印件，其制作的时间无法确定，关联性不予认可，周华峰本人此前未收到过该书面文件。经审查，一审法院认为，泰和泰提交的上述证据，相互关联，能与证人陈述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能够反映案件客观情况，其来源和形式符合法律规定，周华峰对上述证据虽持有异议，但未提交反证予以反驳，对泰和泰提交的上述证据予以采信。从双方签订的《委托诉讼/仲裁协议》看，该协议第八条约定了泰和泰应当每两周以书面形式向周华峰通报一次案件的办理及进展情况。红岭创投及其山东分公司作为民间借贷纠纷案的管理人，代出借人即周华峰管理及监督借款人对借款的使用情况，催收到期的本金及利息。结合泰和泰在庭审中提交的周华峰与山东富达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足以认定红岭创投为该笔借款的管理人，泰和泰基于周华峰对红岭创投处理民间借贷纠纷案的授权，向红岭创投通报案件办理及进展情况，符合协议的约定。在实际履行过程中，红岭创投为了及时掌控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进展情况，由山东分公司综合部经理魏海霞组建了“律师联动不良业务推动群”，结合该推动群的聊天记录、泰和泰代理人王庆生、程博律师分别与沙昊宇微信聊天记录，以及证人魏海霞的证言等证据，足以证实泰和泰在代理期间，泰和泰将案件的进展及办理情况通过微信、电话和定时及不定时参加会议的方式向红岭创投即周华峰及时通报了案件的办理及进展情况，并多次将案件进展情况进行汇总后通报给红岭创投、周华峰。再者，泰和泰代理该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期间，周华峰两次签订补充协议延长泰和泰的代理期限，足以证实周华峰对泰和泰在代理期间代理工作的认可，对红岭创为该民间借贷纠纷案管理人的认可，以及同意对案件情况通报方式的变更。故周华峰主张泰和泰从未以书面形式向其通报案件的办理及进展情况，泰和泰未履行合同约定义务，与查明的事实不符，不予采信。二、被执行的33套房产无法继续执行与泰和泰是否有关。周华峰认为涉案的33套房产无法继续执行是因为泰和泰未及时向其通报，该33套房产未在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查封、扣押财产清单》内，并提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查封、扣押财产清单》、(2016)鲁民初63号《民事调解书》，证明周华峰对100套抵押房产享有优先权。在保全查封阶段，该33套房产就未在法院《查封、扣押财产清单》内，用于证明泰和泰代理期间未及时向周华峰报告并且提出书面处理意见以维护周华峰的重大权益，致使其权益面临重大损失；提交(2019)鲁0687行初68号《行政判决书》、(2019)鲁06行终309号《行政判决书》，证实泰和泰为周华峰代理期间，对代理案件中涉及100套抵押物中33套出现问题的房产置之不理，不向周华峰提交书面汇报及处理意见，导致周华峰抵押权无法行使，并且丧失主动权，使周华峰面临重大损失。后周华峰在与泰和泰解除代理关系后，又另行委托其他律师事务所参加第三人提起的行政诉讼应诉，造成额外的诉讼负担和成本。泰和泰反驳，被执行的33套房产无法继续执行与其代理行为无关。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发现周华峰主张的33套房产已经于2012年6月20日办理的商品房预(销)售合同登记备案，而周华峰办理抵押登记的时间为2014年10月30日。泰和泰对《查封、扣押财产清单》、(2016)鲁民初63号《民事调解书》真实性无异议，但无法证实周华峰的主张。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查封抵押房产的时间是2016年7月6日，律师王庆生在北京市汉鼎联合(济南)律师事务所接受周华峰委托的时间为2016年7月18日。山东省高院查封房产时，王庆生在北京市汉鼎联合(济南)律师事务所尚未接受周华峰的委托；执行过程中，王庆生律师于2017年12月22日发现后，以书面形成《海洋富达公司首封、抵押房产的基本情况》及时告知了周华峰的资产管理人，证人魏海霞证明收到该书面材料后，转交给红岭创投。而周华峰作为第三人参与的行政诉讼，是在与泰和泰解除委托代理后。周华峰作为行政诉讼第三人参加诉讼或者提出上诉，与本案无关。周华峰的抵押权的行使问题是周华峰在办理抵押时未尽调查义务造成的，与泰和泰的代理工作没有关系。周华峰对《海洋富达公司首封、抵押房产的基本情况》不认可，认为是泰和泰单方制作打印件，其制作的时间无法确定，关联性不予认可，周华峰本人此前未收到过该书面文件。经审查，一审法院认为，泰和泰的证人魏海霞的证言，能够证实泰和泰将《海洋富达公司首封、抵押房产的基本情况》转交给《借款合同》约定的资产管理人红岭创投。对泰和泰提交的《海洋富达公司首封、抵押房产的基本情况》、证人魏海霞的证言予以采信。对周华峰提交的上述证据、泰和泰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这些证据不能证明不能实现抵押权的33套房产系泰和泰行使代理权造成的，故对周华峰主张该33套房产无法执行是因为未及时告知，与事实不符，不予采纳。三、周华峰应否支付约定律师代理费的问题。泰和泰主张本案的律师代理费的支付条件已经成就，周华峰应当支付。泰和泰提交《以物抵债申请书》，证实涉案房屋在两次拍卖流拍及变卖失败后，向周华峰草拟了《以物抵债申请书》，并通过微信的方式告知周华峰的资产管理人；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01执恢13号之三《执行裁定书》，证实周华峰获得执行回款295000元；提交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鲁01执恢13号之四《执行裁定书》，证实周华峰获得了37669744元债权的清偿；提交周华峰出具的《告知书》，证实周华峰于2019年1月18日向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告知书，单方擅自解除泰和泰的代理权，系严重的违约行为。经质证，周华峰认为《以物抵债申请书》上无本人签字，为泰和泰安排后提交到法院的，此时涉案抵押房产拍卖变卖失败，周华峰未收现款。对(2018)01执恢13号之三《执行裁定书》的真实性认可，但该单套房产拍卖成交的时间为2019年2月19日，已经是在周华峰与泰和泰解除委托代理关系并且聘请了新的代理律师之后发生的，该单套房产拍卖成交为新代理律师直接努力的结果，泰和泰无权要求律师费。对(2018)鲁01执恢13号之四《执行裁定书》的真实性认可，该证据恰恰证明周华峰是在抵押物拍卖变卖失败后被迫选择以物抵债，周华峰没有取得执行回款，不满足委托代理协议第五条中按照执行回款比例支付律师费的约定条件。对《告知书》的真实性认可。周华峰为维护自身利益，根据委托代理协议的约定和《合同法》的规定，更换代理律师，合理合法，不存在违约。泰和泰无权要求周华峰支付后期风险律师费。周华峰提交盛龙锦地59套房产淘宝司法拍卖结果，证实涉案委托协议自2019年1月21日解除之时，盛龙锦地59套房产一拍、二拍均已失败，变卖期即将结束且无人参拍且最终变卖失败，周华峰并无执行回款。提及《委托代理合同》、律师费支付发票，证明周华峰与泰和泰解除委托代理关系后，另行委托其他律师事务所作为代理人处理后续执行、执行异议、行政赔偿等相关事宜，周华峰为此另行支付律师费20余万元。泰和泰认为周华峰提交的盛龙锦地59套房产淘宝司法拍卖结果无法证实周华峰的主张。该59套房产两次流拍及变卖失败后，按照执行程序应当进行以物抵债的程序，泰和泰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泰和泰参与的《以物抵债申请书》及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01执恢13号之三《执行裁定书》、(2018)01执恢13号之四《执行裁定书》能够证实，盛龙锦地B11-401号房产拍卖成功，周华峰获得执行回款295000元；盛龙锦地59套房产通过以物抵债，抵偿了周华峰37669744元债务。周华峰的债权已经获得了清偿，金额为37669744元，应当视为执行回款。对周华峰提交的《委托代理合同》、律师费支付发票的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委托代理合同只有首尾页，中间部分缺失，不具有真实性。律师费支付发票，仅有发票没有付款记录，无法证实是否已经支付。即便是已经支付，也与本案待证事实无关。经审查，一审法院认为，泰和泰提交的以上证据，相互关联、相互印证，与待证事实相关联，能够形成证据链条，证实本案待证事实；周华峰对上述证据虽持有异议，但无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证实，故对泰和泰提交的以上证据予以采信；对于周华峰提交的盛龙锦地59套房产淘宝司法拍卖结果，并不是执行案件的最终结果，虽然能证明涉案委托协议自2019年1月21日解除之时，盛龙锦地59套房产一拍、二拍均已失败，但该案临近执行结案，周华峰以物抵债方式实现债权是最终和毫无选择的必然结果，况且还有泰和泰律师王庆生前期参与工作的一套房产在周华锋解除委托合同后，以295000元拍卖变现成功；对于周华锋提交的证明另行委托律师的证据，无支付记录，泰和泰提出异议，该证据与本案无关，不予采纳。一审法院认为，风险代理是法律认可的委托代理的一种特别形式，其内容是，当事人在委托律师事务所代理法律事务时，事先支付一定的基础费用或者不支付法律服务费，通过律师的代理活动，在委托的法律事务达到约定的目标(包括判决书确定或经由调解、和解得到或经由法院执行得到财产或利益)之后，当事人按委托代理合同约定得到的财产或利益的一定比例向律师事务所支付法律服务费；如果当事人委托的法律事务没有达到约定的目标，则不向律师事务所支付法律服务费。本案的《诉讼/仲裁协议书》符合风险代理的基本形式和内容，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予以确认。该《诉讼/仲裁协议书》中费用承担方面明确约定，其余律师费按照执行回款额的1%支付。合同签订后，律师事务所指派的律师王庆生接受委托范围为民事案件一审、二审和执行阶段的代理事项，代理期间长达两年半，就周华峰与山东富达公司的民间借贷纠纷的起诉、庭前准备、审理、立案执行、评估、拍卖等进行了一系列的诉讼代理活动，履行了双方约定的代理义务。现盛龙锦地B11-404号房产以295000元价格拍卖，盛隆锦地59套房产作价37669744元，交付周华峰抵偿被执行人所欠37669744元等值债务，且已经生效文书确认。而在执行程序中，周华峰也获得了执行标的物和现金回款，使得其相应债权获得实质性实现。泰和泰与周华峰签订的合同中虽然约定按照执行回款额计算，但就执行环节处置看，受律师事务所指派的律师王庆生履行了其作为执行程序代理人的代理义务，参与了全部执行环节，使得周华峰的债权得到最大的实现，周华峰依法实际获得了执行标的物的所有权，且周华峰在获得执行标的物所有权后，仍可以向外出售以获得现金回款。另一方面，双方签订的《诉讼/仲裁协议书》中针对执行回款并未明确是否为现金，周华峰取得执行回款的方式并非代理人能够决定的。从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执行裁定书看，以物抵债的给付方式是周华峰所主张和接受的，周华峰作为申请执行人，并没有坚持现金的给付方式，应视为对此种债权实现方式变更的认可。结合证人魏海霞的证言，泰和泰与周华峰签订的合同中约定的执行回款额，应当是债权得以清偿的数额，也即包括现金回款和以物抵债抵偿的债权回款数额。在泰和泰代理期限内，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涉案海阳富达公司名下盛龙锦地59套房产，已经进行了两次司法拍卖及变卖程序。海阳富达公司名下盛龙锦地B11-404号房产，亦在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完成司法拍卖，周华峰即将实现37964744元的债权，即将按照协议约定向泰和泰支付律师代理费，但是周华峰为了拒绝支付律师代理费而单方解除合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其行为具有不正当性，应当认定周华峰向泰和泰支付律师代理费的条件已经成就，周华峰的债权已经实现，对于泰和泰完成委托事务，周华峰应当向其支付相应的报酬。周华峰以其未获得执行回款为由，拒绝支付律师代理费，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本案中，因周华峰有解除《诉讼/仲裁协议书》权利，但给一方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泰和泰的损失实质上包含了泰和泰履行《诉讼/仲裁协议书》后可以获得的利益，即泰和泰通过履行《诉讼/仲裁协议书》所应获得的律师代理费用。泰和泰作为代理人处理周华峰与山东富达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涉案标的额10300万元，按照山东省律师收费标准计算，一审的律师代理费926000元至1691000元，且不包括二审、执行阶段的代理费。而双方签订的《诉讼/仲裁协议书》第五条的约定，律师代理费总额为480000元，先支付100000元，其余律师代理费按照执行回款额的1%进行计算，计为379647.44元。该律师代理费并不超出法律规定，泰和泰主张周华峰支付律师代理费379647.44元，从公平角度出发应当适当扣除未委托代理案件部分的费用，一审法院酌定扣除29647.44元，剩余350000元，予以支持；要求周华峰负担律师代理费利息损失，无合同约定，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三十六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四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一、周华峰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泰和泰律师代理费350000元。二、驳回泰和泰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994元，减半收取3497元，财产保全费2520元，保全保险费1000元，共计7017元。其中案件受理费273元，财产保全费197元，保全保险费78元，共计548元，由泰和泰负担；案件受理费3224元，财产保险费2323元，保全保险费922元，共计6469元，由周华峰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从泰和泰提交证据看，其与周华峰签订协议后，依照合同的约定对周华峰与山东富达公司的诉讼案件做了包括起诉、庭审、执行、拍卖等代理行为，应认定其履行了代理合同约定的代理义务，否则如周华峰认为泰和泰的代理不符合合同约定，其也不会与泰和泰达成延长代理期限的协议。泰和泰在代理过程中，一切应以当事人的诉讼利益为中心，应以当事人的自愿为前提。泰和泰代理的案件在执行过程中，因拍卖流拍，周华峰自愿接受以物抵债，系其行使诉讼的表现，泰和泰也不可能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而阻止周华峰的自愿行为。周华峰自己愿意以物抵债，反过来又以变现的方式不符合代理合同的约定来解除合同并拒付代理费，有违诚实信用原则。故一审判决认定周华峰应支付代理费，符合法律规定。综上，周华峰的上诉请求，证据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995元，由周华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张伟二〇二〇年九月三十日书记员  穆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