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2民终260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周树，男，1964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黄梅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杰，湖北瀛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史济瑜，男，1968年9月2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余姚市梁辉经济开发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晓东，浙江梦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锋，浙江梦麟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刘畅，男，1988年5月4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黄梅县。 上诉人刘周树因与被上诉人史济瑜、原审被告刘畅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余姚市人民法院（2019）浙0281民初75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独任审理，经阅卷并询问当事人，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周树上诉请求：撤销原判第一项，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法应予撤销或改判。一、一审法院认定自2015年1月至2017年4月史济瑜与刘周树之间拉篮交易数量12194件的事实错误。一审法院依据案外人宁波芦城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芦城公司）制作的《2015至2017年史济瑜发武汉刘畅拉蓝明细账单》（以下简称明细账单）认定双方之间拉篮数量总计12194件。首先，该表属于芦城公司随机制作的表，制表时间不清晰，且没有相关制表人的签字，无法说明双方的实际拉篮交易数量；其次，该表的内容只能证明史济瑜发货的数量，但无法证明刘周树已签收货物的数量。二、一审法院认定自2015年1月至2017年4月双方之间拉篮交易货款总计1221319元的事实错误。一审法院依据史济瑜提供的送（销）货清单、货物运单、物流单1组，认定双方之间的拉篮交易货款总计1221319元。首先，史济瑜提供的2015年4月10日、2015年7月10日、2015年8月16日、2015年11月27日送（销）货清单的数量合计错误，2015年5月13日的送（销）货清单的金额合计错误，导致实际货款金额偏差；其次，货物运单自2015年9月30日起无“余姚市芦城货运配载服务中心-武汉专线”的盖章，是史济瑜个人填写的，真实性有异议，故无法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双方的货款数量；最后，微信聊天记录、通话记录证明了刘周树只收到了部分送（销）货清单，并不能证明收到了所有送（销）货清单（史济瑜未提供2015年11月以前的订货单与销售清单）。三、一审法院认为刘周树仍欠史济瑜270000元货款的事实错误。一审法院依据快递单、通话录音认定刘周树仍欠史济瑜270000元事实。首先，双方通话中刘周树并没有看到史济瑜发的送（销）货清单，所有的账单无刘周树的签字确认，刘周树自始至终只是说“好好好回去对”，并不能证明刘周树认可尚欠史济瑜270000元的事实；其次，2017年12月13日微信聊天记录中，刘畅称“前面总账完全错误”、“史总，前面的账你是怎么算出来的，把明细单传给我看一下”、“肯定有账，但我想知道这数字是怎么来的”证明刘周树一直未认可史济瑜所主张的货款金额。四、一审法院对双方拉篮交易数量、总计货款金额和欠付货款金额的认定未经双方当事人共同核对。一审法院应经双方共同核对账目后查明实际拉篮交易数量、总计货款金额和欠付货款金额的事实。 史济瑜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芦城公司制作的明细账单上不光有芦城公司的盖章而且有该公司工作人员的签字，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且提供了原始的单据进行佐证。货运单上不仅有史济瑜填写，还有芦城公司工作人员签字，并且提供了该公司物流面单，上面盖有该公司的公章。双方经过了多次的核对与催讨，刘周树以没有明确的对账单为由显然没有理由。刘周树明确有欠款，但没有说具体的欠款数额。要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刘畅述称：对上诉状没有意见。 史济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刘畅、刘周树支付史济瑜货款277485元，支付以277485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档次逾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用由刘畅、刘周树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史济瑜与刘周树之间有拉篮买卖合同业务关系。2015年1月至2017年4月，史济瑜共发送给刘周树拉篮数量12194件，货款总计1221319元。 一审法院认为：史济瑜与刘周树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合法有效，受法律保护，双方应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本案争议的问题：刘周树所欠史济瑜货款金额是多少？史济瑜诉请刘周树支付货款277485元；刘周树辩称其不认可史济瑜所诉货款金额，双方之间没有具体的对账，史济瑜应拿出具体双方认可的东西来据实核算。 依据该院采信的证据，并结合当事人的庭审陈述，史济瑜、刘周树双方之间大量、频繁的微信聊天记录清楚地表明该交易习惯与方式——刘周树通过微信拍照发送订货单给史济瑜向其购买拉篮，史济瑜再通过芦城公司发货给刘周树，并将送（销）货清单通过微信拍照发给刘周树，刘周树核实后再支付相应的货款——贯穿双方整个的买卖交易过程，史济瑜方提交的送（销）货清单在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当中亦相应地有所体现，因此刘周树在对史济瑜提交的送（销）货清单、货物运单、物流单等进行质证时称“该组证据没有刘周树认可的事实存在，数量没有认可，单价没有认可，总金额也没有认可，货运公司的运单是单方制作，物流单也没有签字是否接收该笔货物，达不到史济瑜的证明目的”，该质证意见显然置双方之间事实上业已存在的交易习惯与方式于不顾而有违诚实信用原则。按史济瑜、刘周树双方之间业已形成的交易习惯与方式，刘周树应当在合理的期间内就交易货物的质量、价款、数量等是否符合订货单、销售清单的情形通知史济瑜，双方亦曾进行过多次的货款结算与催讨，如：在微信聊天记录中史济瑜称（2016年7月12日）“你也是做生意的，我也是做生意的。你去年有27万的账一分都不付，你说的过去啊”，刘周树回复称“今年生意太差，缓一下好吧”；刘周树称（2017年12月13日）“史总，前面的账你是怎么算出来的，把明细单传我看一下”，史济瑜回复称“你那边没账了？你自己欠我多少钱也会忘”等；在双方的通话记录中（2018年1月10日），史济瑜明确告知刘周树“总共呢你货款是68万9千多，那么汇款减掉，退货，差价全部减下来，还有27万6千，是这么一笔账。那么你回去以后，你那个账给我弄一下，有什么问题，你打我电话，好不好？”，刘周树回复称“好”。然而，之后刘周树并未在合理的期间内就上述交易货物的价款、总额等是否符合实际情形通知史济瑜，直至史济瑜诉至法院（2019年8月5日）刘周树才抗辩称“不认可史济瑜所诉金额，双方之间没有具体的对账，刘周树也没有进行对账，所以本案的欠款金额，刘周树不予认可”，刘周树怠于通知史济瑜，应视为刘周树已经同意该货款核算结果，刘周树亦未提供相应有力的证据以证明其所欠货款金额确非史济瑜方所主张的金额——刘周树对此负有举证责任，故该院对刘周树的上述辩称意见不予采纳。史济瑜诉请刘畅共同支付货款及利息，但本案史济瑜实际系与刘周树之间发生买卖合同业务往来，且货款亦是由刘周树支付，因此对史济瑜的该项诉请该院不予支持。综上，该院对史济瑜的诉请中合法、合理的部分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刘周树支付史济瑜货款276000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支付自2019年8月5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以276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支付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以276000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款限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付清；二、驳回史济瑜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5462元，减半收取2731元，保全费1907元，合计4638元，由史济瑜承担25元，刘周树承担4613元。 二审中，史济瑜、刘畅未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刘周树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2016年11月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史济瑜每次订货时答应按原价，传单总是每件上调好几元。2.2017年6月的传单一份，拟证明史济瑜2017年6月传单总欠刘周树231170元（退货未减）。3.2017年10月的传单一份，拟证明史济瑜2017年10月传单总欠刘周树201170元（退货未减）。4.2017年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按史济瑜的发货单最后一票货是2017年4月2日，后面再没有进货，270000元多是从何而来。5.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这些单都是史济瑜老婆算出来的，只加不减。6.微信聊天记录一份，拟证明史济瑜2017年10月传来201170元时，刘周树当时回应，前面总账完全错误。7.传单一份，拟证明这是2018年1月5日在武汉史济瑜同刘周树当面算账，史济瑜写的单据。起诉后刘周树打电话给史济瑜把总账再对一次，史济瑜回应刘周树同其律师对账，其不清楚账单。8.建设银行、农业银行的银行流水两份，拟证明在史济瑜提供的证据里没有这两份银行流水，总共是125000元。经质证，史济瑜认为：证据1是正常的买卖交易过程中的讨价还价，不能证明每件货上调好几元。证据2对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只是部分欠款的结算，落款是2017年，欠款是从2016年开始的。证据3-7只能证明当时双方在对账的，这是对账的过程，也只是部分。证据8对流水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只是部分货款。刘畅经质证，对这些证据其不清楚。本院认为，对上述证据形式上的真实性进行确认，但不能证明刘周树待证的事实，不属于二审中的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史济瑜提供的明细账单、送（销）货清单、货物运单、物流单、微信聊天记录、快递单、通话录音等相关证据，能证明涉案货物的数量、货款及欠款。特别是2016年7月12日微信聊天记录、2018年1月10日通话记录中的内容，史济瑜提出了相关货物欠款的数额，刘周树未在合理期间内进行核算、提出异议，刘周树行为应视为同意史济瑜货款核算结果。且刘周树也不能提供相关证据予以反驳。原审法院根据证据规则，及双方当事人交易的习惯，依法认定涉案的货物数量、金额、所欠货款，并无不当。刘周树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刘周树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440元，由上诉人刘周树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 审判员  张宏亮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五日 书记员  鲁 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