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民终179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某，女，1946年12月17日出生。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某1，女，1948年7月11日出生。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某2，女，1953年6月12日出生。上诉人（原审原告）：温某，女，1951年12月14日出生。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某3，男，1983年3月25日出生。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某4，女，1978年2月17日出生。六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敬辉，北京隽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胡某，女，1963年12月28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某5（杨某6之兄）。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某6，男，1963年9月5日出生。原审原告：杨某7，男，1958年11月22日出生。上诉人杨某、杨某1、杨某2、温某、杨某3、杨某4因与被上诉人胡某、杨某6，原审原告杨某7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9民初8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某、杨某1、杨某2、温某、杨某3、杨某4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1、本案焦点问题在于上诉人和胡某之间签订的协议书的效力以及如何理解的问题。一审判决直接将首个焦点问题归结为北京市门头沟区3号房（以下简称3号房屋）的拆迁利益是否属于遗产范围，明显偏离主题。上诉人起诉的基础不是基于其父母对公房的承租权，而是基于各方之间签订的协议书。本案重点首先应当审查协议书的真实性。2、对于协议书真实性的审查，一审法院没有尽到明确告知义务和责任，没有释明上诉人可以申请对协议书上胡某的签名以及拆迁补偿协议上胡某的签名是否为同一人所写进行鉴定。3、举证责任分配违法，胡某有义务提供检材进行鉴定。4、协议书真实有效，该协议书是经过胡某丈夫杨某6签字的，而且由杨某6交给胡某签字。从实际情况及笔记看，足以证明协议书上“胡某”三字系本人所签。5、一审判决回避了胡某的拆迁所得应当是夫妻共同财产，杨某6应有一半的份额，应当按照协议书约定将杨某6获得的一半拆迁补偿利益分给协议书上其他当事人。一审对自建房没有提及，拆迁补偿中对自建房也进行了安置。胡某、杨某6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理由。胡某是矿务局职工，3号房屋承租人变更为胡某是到矿务局房管处变更的，工作人员答复3号房屋是公产不是私产，作为公产分配给单位职工不需要跟家里人商量。胡某的户口一直在3号房屋，胡某一直跟老人居住，其他人的户口都没在3号房屋。胡某未在协议书上签字，对协议书不知情。十年来只有胡某在这住管理房屋，交房费。自建房是母亲在世时建的，在母亲去世后，经过杨某提议把自建房卖了，卖了一万五千元，每人分了两千元，剩下一千元给了一个帮忙盖房的朋友，这个事实在一审已经提过了。杨某7述称，不认可一审判决，同意上诉人意见，服从二审法院判决。杨某、杨某1、杨某2、杨某7、温某、杨某3、杨某4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对3号房屋被征收所得利益进行分割。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杨某8与潘某系夫妻，共生有杨某、杨某1、杨某2、杨某7、杨某5、杨某9及杨某6七个子女；杨某8于1975年1月4日死亡，潘某于1995年9月18日死亡；杨某9与温某系夫妻，生有杨某3、杨某4两个子女，杨某9于2007年10月31日死亡；胡某与杨某6系夫妻。3号房屋系京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公房，原由杨某8承租。杨某8去世后，该房屋承租人没有变更，杨某8之妻潘某去世后，房屋承租人变更为胡某，胡某提交承租该房屋的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中记载的时间为2001年10月15日。2012年6月26日，胡某与门头沟区房屋征收事务中心订立《北京市门头沟区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约定3号全部房屋被征收，可获得补偿款及安置房4套。2015年5月11日，胡某与门头沟区房屋征收事务中心订立《北京市门头沟区房屋征收补偿安置补充协议》，约定3号全部房屋被征收，房屋面积包括有证房屋面积为36.71平方米，无证房面积79.92平方米，总计116.63平方米；给与胡某安置房四套及补偿款共计120968元（包括房屋征收补偿、奖励和补助总额76019元、周转费和二次搬家费），现补偿款已经全部给付胡某，其中三套安置房已经交付胡某，尚有一套安置房未交付，具体交付时间未予确定，已经交付胡某的安置房均未进行房屋所有权登记。杨某、杨某1、杨某2、杨某7、温某、杨某3、杨某4提交协议书一份，载明：门头沟3号房屋一间，建筑面积27.60平方米，属京煤物业门头沟物业分公司管辖公有住房，房主杨某8（父亲）、潘某（母亲）及长女杨某、次女杨某1、长子杨某9、三女杨某2、次子杨某5、三子杨某7、四子杨某6共同居住。户主杨某8于1975年去世，此房由母亲及七子女共同居住，母亲于1995年病逝，此房经七子女研究签订以下协议：1、此房委托四子杨某6及妻子胡某管理，并同意临时将此房过户在胡某名下；2、七子女一致同意此房屋每人享有共同继承权及居住权；3、此房过户杨某6之妻胡某名下，但此房屋不属胡某个人所有；4、该房不经七子女一致同意不得将此房出租、转让、出售；5、国家征地、拆迁、房改时、须提前告知七子女，由七子女共同决定有关事宜；6、此协议共八份，杨某6之妻胡某一份，此协议共同签字生效。落款处分别由杨某、杨某9、杨某5、杨某6、杨某1、杨某2、杨某7签字。落款的杨某6之妻胡某处写有，此房租以出租胡某1每月共100元，胡某；落款日期2005年9月。本案在审理中，杨某5对协议书内容认可，表示订立该协议时，胡某没有在场参与；不知晓胡某是否在协议书上签名。同时杨某5表示对3号房屋被征收所得利益不主张权利，即使存在自己的利益，也放弃主张权利，明确表示不作为当事人参加诉讼。杨某、杨某1、杨某2、杨某7、温某、杨某3、杨某4与胡某、杨某6争议的问题。杨某、杨某1、杨某2、杨某7、温某、杨某3、杨某4主张3号房屋属于父亲杨某8承租，杨某8去世后，该房屋属于全体子女所有，虽然登记的承租人为胡某，但是上述协议书经全体人员签字后已经生效，故3号房屋被征收所得利益应当归杨某8的七个子女所有；胡某及杨某6一致主张3号房屋被征收之前系公房，杨某8的子女对房屋不享有权利。胡某符合承租3号房屋的条件，且经房屋的权利人同意后变更了承租人。房屋被征收时，公房权利人放弃产权给予胡某，因此胡某获得房屋被征收所得利益。胡某对协议书内容不知情，也未在该协议上签名，故不认可协议内容。在审理中，杨某、杨某1、杨某2、杨某7、温某、杨某3、杨某4提出申请，要求对协议书上胡某的签字系其本人所写进行鉴定。法院按照鉴定程序，委托盛唐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因双方当事人未能提供与协议书同期的样本材料，导致鉴定工作停滞。之后，法院多次催促当事人提供鉴定所需材料，但仍未提供，鉴定机构终止鉴定。一审法院认为，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合法财产。公民死亡后，其继承人对遗留的合法财产享有继承权。杨某8与潘某死亡后，其子女杨某、杨某1、杨某2、杨某9、杨某5、杨某7及杨某6享有继承权，继承杨某8与潘某的遗产。杨某5不参加诉讼的意见，法院不持异议。3号房屋被征收，由胡某获得全部征收利益，该利益是否为杨某8及潘某的遗产为本案杨某、杨某1、杨某2、杨某7、温某、杨某3、杨某4与胡某、杨某6争议的焦点。围绕争议焦点法院作如下论述：首先，3号房屋在被征收之前系公房，不属于任何个人所有，胡某为房屋承租人，对房屋享有居住使用权。房屋的所有权人对自己的房屋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及处分的权利。2012年3号房屋涉及被征收时，房屋产权人放弃产权给予胡某，因此胡某与房屋征收部门订立协议，3号房屋被征收，胡某取得相应利益；其次，杨某、杨某1、杨某2、杨某7、温某、杨某3、杨某4提供2005年9月形成的协议书，由杨某8的子女在协议上签字，对协议内容予以认可，但就当时的情况，3号房屋为公房，产权人未对房屋进行处分，故杨某8的子女对3号房屋没有继承权及出租、转让、出售的权利，且无权确定公房承租人；再次，胡某表示对协议书不知情，未在协议上签名，本案杨某、杨某1、杨某2、杨某7、温某、杨某3、杨某4亦未提供证据证明胡某在协议上签名，故协议书不能对胡某发生约束力。综上，杨某、杨某1、杨某2、杨某7、温某、杨某3、杨某4以协议书为依据，主张3号房屋被征收所得利益为杨某、杨某1、杨某2、杨某9、杨某7及杨某6共有的要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杨某、杨某1、温某、杨某3、杨某4、杨某2、杨某7的诉讼请求。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杨某、杨某1、杨某2、温某、杨某3、杨某4申请对日期为“2005年9月”的《协议书》中的“胡某”签名进行笔迹鉴定。本院按照鉴定程序，经摇号确定，委托北京盛唐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2020年6月1日，北京盛唐司法鉴定所作出《不予受理通知书》，因样本不足，致使鉴定工作无法继续进行。之后，杨某、杨某1、杨某2、温某、杨某3、杨某4申请另外选择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并再次补充提供比对样本。本院按照鉴定程序，经第二次摇号确定，委托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进行鉴定。2020年8月4日，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作出《不予受理告知书》，因样本不充分或不具备比对条件，暂无法受理。二审中，胡某、杨某6、杨某7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杨某、杨某1、杨某2、温某、杨某3、杨某4上诉主张按照2005年9月形成的协议书，分割拆迁利益，需证明该协议书的真实性。现，胡某表示对协议书不知情，未在协议上签名，本案杨某、杨某1、杨某2、杨某7、温某、杨某3、杨某4亦未提供证据证明胡某在协议上签名，二审本院按照鉴定程序，经二次摇号委托鉴定机构对《协议书》上“胡某”签字进行鉴定，均无法鉴定。故协议书不能对胡某发生约束力。综上，杨某、杨某1、杨某2、温某、杨某3、杨某4以协议书为依据，上诉要求分割3号房屋被征收所得利益，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关于自建房部分，是否存在继承法律关系，与本案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本院不予处理。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故对杨某、杨某1、杨某2、温某、杨某3、杨某4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288元，由杨某、杨某1、杨某2、温某、杨某3、杨某4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赵 蕾审 判 员  刘新泉审 判 员  刘 磊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五日法官助理  李 想书 记 员  罗娇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