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闽01行终43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振烈，男，1974年12月10日出生，苗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厦门市司法局，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金山西路1号。 法定代表人丁贤志，局长。 委托代理人王力，该单位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李琳琳，福建均融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福建省司法厅，住所地福州市鼓楼区西门井边亭11号。 法定代表人邬勇雷，厅长。 委托代理人江胜超，男，该厅工作人员。 上诉人王振烈因诉被上诉人厦门市司法局行政处罚及被上诉人福建省司法厅行政复议一案，不服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9）闽0102行初14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2018年4月，犯罪嫌疑人颜毅彬的妻子许爱治与福建力衡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协议，福建力衡律师事务所指派原告及其同事王楚两位律师担任颜毅彬侦查阶段的辩护人。2018年4月12日，王楚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颜毅彬后，应颜毅彬的要求，将会见内容编辑成含“……3、让弟弟找一下颜永春，让颜永春看下是否能联系上（枪哥、颜小兵、颜志刚、穆宰成）能证明他只是帮忙看工地的，没有参与其他；……”字样的微信信息发送给原告，原告收到该信息后随即原文转发给颜毅彬的弟弟颜毅雄。颜毅雄将该微信信息转告犯罪嫌疑人颜毅彬的妻子许爱治，许爱治得知后给颜永春打电话，颜永春接电话后按许爱治的交代联系了颜海成等五人，交代他们“实话实说，不要添油加醋，就说颜毅彬是给颜小敏领工资请过来管理工地的”。 2018年7月6日，厦门市公安局向厦门市司法局发出《厦门市公安局关于福建力恒律师事务所律师涉嫌妨害作证线索的侦查建议函》，将涉案律师基本情况、线索来源及调查情况告知厦门市司法局，并随函附送颜毅彬讯问笔录，许爱治、颜毅雄、颜永春等人询问笔录及颜毅雄手机微信记录照片，建议对福建力恒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振烈、王楚在担任犯罪嫌疑人颜毅彬的辩护人期间，在明知颜毅彬意图通过家属阻扰被害人作证的情况下，仍违规为其传递信息，涉嫌妨害作证的行为依法调查处理。此前，厦门市司法局已于2018年7月2日、3日分别对王楚、王振烈就两人代理颜毅彬案件情况进行了调查，并制作了询问笔录。王楚于2018年7月3日向厦门市司法局递交了申辩书及会见笔录3份、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材料；王振烈于2018年7月4日向厦门市司法局递交了申辩书。被告厦门市司法局经调查，认定原告存在帮助犯罪嫌疑人作伪证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四十九条第四项以及《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第十七条第二项的规定，于2018年8月30日对原告王振烈作出并送达《司法行政机关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及《司法行政机关行政处罚案件当事人听证权利告知书》，拟对原告作出停止执业九个月的处罚。原告王振烈于2018年8月31日向被告厦门市司法局提交了听证申请书，被告厦门市司法局于2018年9月4日对原告作出厦司听通字[2018]1号《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次日短信及电话通知原告领取，原告回复其在外出差，要2018年9月10日深夜才回厦门，2018年9月11号过去签收。2018年9月7日，厦门市司法局发布厦司听公字[2018]1号《行政处罚听证公告》。厦门市司法局于2018年9月12日8时40分在厦门市司法局七楼会议室举行了关于王振烈涉嫌帮助作伪证一案的听证会。2018年9月26日被告厦门市司法局对原告作出并送达厦司罚决[2018]第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给予王振烈停止执业九个月的行政处罚。原告王振烈不服厦门市司法局的行政处罚决定，于2018年11月15日向福建省司法厅申请行政复议，福建省司法厅受理后于2018年11月16日向被告厦门市司法局送达了闽司行复[2018]10号《提出答复通知书》。2018年11月26日被告厦门市司法局向福建省司法厅提交了行政复议答复书及证据、法规依据材料。2018年12月11日原告王振烈向福建省司法厅提交了听证申请书，要求以听证形式审理该行政复议案件。2018年12月28日福建省司法厅作出了闽司行复[2018]14号《福建省司法厅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厦门市司法局作出的厦司罚决[2018]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并于2018年12月29日向原告王振烈邮寄送达了该行政复议决定书。 原审认为，被告厦门市司法局提交的证据，可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证实原告王振烈收到王楚律师微信发送的会见犯罪嫌疑人情况文字汇报内容后，未进行甄别、筛选即将明确包含找谁、如何作证以及如何联系的指示信息转发给了犯罪嫌疑人颜毅彬的家属，导致家属收到信息后，即按照信息的指示实施了干扰被害人或证人作证的行为。原告王振烈作为一名执业多年的律师，对该信息发出后存在家属干扰被害人或证人作证的风险应当是可以预见的，其在明知存在风险的情况下，仍未采取任何防范措施，可以认定其对该涉案信息可能产生的不良结果抱放任的态度，主观上存在过错，客观上为犯罪嫌疑人颜毅彬意图通过其家属伪造证据提供了帮助，被告厦门市司法局认定原告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四十条第六项以及《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第十七条第二项的规定，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四十九第(四)项及《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给予原告王振烈停止执业九个月的行政处罚，量罚在幅度范围内，并无不当。被告福建省司法厅在收到原告复议申请后，依法向被告厦门市司法局发出行政复议答复书，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原告关于被告厦门市司法局未提前七日告知原告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被告福建省司法厅对原告的听证申请未作处理或作出答复，属于程序违法的问题，原审法院认为，厦门市司法局于2018年9月5日已通知原告领取《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原告因其本人在外出差，未及时签领该通知书，其2018年9月11日前往被告厦门市司法局签领该通知书后并未对次日举行听证会提出异议，且准时参加了2018年9月12日举行的听证会，视为其同意该日举行听证会，故原告关于被告厦门市司法局听证会程序违法的主张，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行政复议机构认为必要时，可以实地调查核实证据；对重大、复杂的案件，申请人提出要求或者行政复议机构认为必要时，可以采取听证的方式审理。”根据该规定，是否采取听证的方式审理复议案件，属行政复议机关的自由裁量权，并非申请人提出要求就应当采取听证的方式审理，且法条并无复议机关对原告的听证申请应作何处理或答复的程序性规定，因此，原告该主张，原审法院亦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王振烈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王振烈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关于“被上诉人厦门市司法局作出厦司罚决[2018]5号行政处罚决定的程序合法”之认定，显然错误。（一）被上诉人厦门市司法局在举行本案听证时，未依法履行告知义务，程序严重违法。第一，整个听证通知过程如下：2018年9月5日，上诉人刚下飞机打开手机，收到被上诉人厦门市司法局工作人员的短信。上诉人立马回电，被上诉人告知：听证会安排在9月11日，今天到厦门市司法局领取《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此时并没有告知举行听证的地点）。上诉人回复：人在外地，无法回去领取通知书，同时提出异议：5日通知，11日举行听证，程序违法。该工作人员短信回复：调整一下日期（听证）并找领导会签下，应该明天会好。由此可见，2018年9月5日，被上诉人厦门市司法局既没有确定本案听证的时间、地点，也没有告知上诉人举行本案听证的时间、地点。2018年9月11日，被上诉人厦门司法局才向上诉人送达厦司听通字（2018）1号《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上诉人方才得知2018年9月12日8:40在厦门市司法局七楼会议室举行本案的听证。第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在听证的七日前，通知当事人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被上诉人在2018年9月11日向上诉人通知了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却在2018年9月12日就举行本案听证，程序明显违法。第三，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2018年9月11日前往被上诉人厦门市司法局签领听证通知书后，并未对次日举行听证会提出异议，且准时参加2018年9月12日的听证会，视为其同意该日举行听证会。因此，被上诉人厦门市司法局的听证程序合法。被上诉人厦门司法局2018年9月11日才通知上诉人听证的时间、地点，次日就举行听证会，这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的强制性规定，已经违反了法定程序。被上诉人厦门市司法局的违法事实已经早已存在，这与上诉人有没有提出异议以及是否参加次日的听证会，毫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二）被上诉人厦门市司法局在举行听证、复议及原审时，没有提供其认定处罚事实所依据的全部证据材料，程序上严重违法。第一，被上诉人厦门市司法局在行政复议时提供的证据与其在原审中提供的证据数量上存在矛盾，前后不一致。被上诉人厦门市司法局在行政复议时提供的证据清单第10组第2项证据系《微信聊天记录语音光盘》有4张光盘，而其在原审审理中提供的证据清单第11组证据《微信聊天记录语音光盘》，光盘却只有1张。第二，被上诉人厦门市司法局在原审中主张其提供的第11组证据来源于厦门市公安局，严重失实。被上诉人厦门市司法局原审中提供的第11组证据《微信聊天记录语音光盘》，并注明该证据来源于厦门市公安局。而其提供的第1组证据《厦门市公安局关于福建力衡律师事务所律师涉嫌妨害作证线索的侦查建议函》第4页证实厦门市公安局随该《侦查建议函》移交给被上诉人厦门市司法局的附件材料里并没有该《微信聊天记录语音光盘》，也没有其他证据证实该《微信聊天记录语音光盘》来源于厦门市公安局。不论4张还是1张《微信聊天记录语音光盘》，被上诉人厦门市司法局都没有在听证会上提供给上诉人。听证笔录里，也未记载被上诉人厦门市司法局在听证时提供了何种证据。综上，被上诉人厦门市司法局将《微信聊天记录语音光盘》记载的内容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却不把该证据作为其作出行政处罚的证据，同时该证据自身存在矛盾，前后不一致，且所称来源严重失实，更是没有提供给上诉人，致使上诉人无法对全案的证据进行申辩和质证，属于严重程序违法。二、在实体上，原审判决认定错误，应予纠正。原审判决上诉人对涉案信息可能产生的不良结果抱放任的态度,主观上存在过错,客观上为犯罪嫌疑人颜毅彬意图通过其家属伪造证据提供了帮助，该认定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理由有四：（一）案涉信息的内容和文字，按文义解释法，上诉人没有实施任何指使、诱导帮助作伪证行为。案涉信息内容是王楚律师第一次会见颜毅彬且并不知晓颜毅彬有否参与阻挠工地的违法行为之情况下，颜毅彬声称“枪哥”、颜小兵、颜志刚、穆宰成等四人，能证明他只是帮忙看工地的，没有参与违法犯罪活动，且颜永春能联系上这些人。鉴于以上初衷，会见完后，王楚律师将上述案涉信息转发给上诉人。又鉴于颜毅彬提到的颜永春、“枪哥”、颜小兵、颜志刚、穆宰成等人，上诉人不认识，也不知道这些人的身份。作为辩护人，上诉人就将上述微信转发给颜毅彬的家属颜毅雄，目的在于核实当事人无罪辩解的真伪。综上，上诉人所发微信初衷、目的是核实当事人辩解的真实性，这能与微信文字内容本身吻合，相反，微信文字内容没有任何指使、诱导帮助作伪证的意思表示。（二）上诉人转发案涉信息的行为，是上诉人作为辩护人在刑事案件侦查阶段的正当履职行为。第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三十五、三十九、四十、四十一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三十一、三十六条之规定，律师可以在侦查阶段接受委托，担任犯罪嫌疑人的辩护人，并依法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由此可见，在侦查阶段上诉人作为涉案刑案辩护人有核实当事人相关陈述事实的真伪及收集相关资料之责任，这是依法的履职行为，属律师执业行为。第二，在王楚律师第一次会见获得的犯罪嫌疑人可能无罪或罪轻之信息后，并编辑成案涉信息，上诉人发送该案涉信息属于收集资料的范畴，是律师依法履职的行为。在本案中，案涉信息内容是犯罪嫌疑人颜毅彬在第一次会见时提供给王楚律师，且认为属于自己罪轻、无罪的重要信息。王楚律师在会见后将其编辑成案涉信息并发送给上诉人。鉴于上述内容所提到的“颜永春、枪哥、颜小兵、颜志刚、穆宰成”等名字均是音译名，上诉人既不认识这些人，亦不知道这些人的身份（颜毅彬也从未告知过）。为了履行辩护职责，上诉人就将上述案涉信息转发给唯一的家属沟通对象颜毅雄，目的是希望其帮助核实上述人员的身份及相关信息。转发后，上诉人没有就此事再与颜毅雄联系，更没有帮助许爱治实施任何作伪证的行为。颜毅雄本人亦没有实施任何作伪证行为，也没有指示或指使许爱治实施任何作伪证的行为。因此，上诉人发送该案涉信息属于收集资料的范畴，是律师依法履职的行为。（三）原审判决认定来源于推定，并以此作为行政主管部门作出行政处罚的依据，毫无法律依据，荒谬之极。第一，原审判决认定中出现了“应当预见风险”、“放任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等字眼，完全是一种毫无逻辑可言的推定。同时，“客观上为犯罪嫌疑人颜毅彬意图通过其家属伪造证据提供了帮助”的论述，再现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霸王逻辑”，“客观归责”尽显无遗。第二，按原审判决的推定逻辑，则稳定的社会秩序不复存在。（四）上诉人发送案涉信息的行为与许爱治实施妨害证人作证的行为，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第一，本案中，在第一次会见时，颜毅彬向王楚律师陈述其认为自己罪轻或无罪的信息，进而要求王楚律师告知颜毅雄找一下颜永春，让颜永春看下是否能联系上这些人；王楚律师将上述内容编辑成案涉信息发送给上诉人；上诉人将该案涉信息发送给颜毅雄；颜毅雄出示给颜毅彬之妻许爱治；许爱治自行去找颜永春；颜永春找“枪哥”、颜小兵、颜志刚、穆宰成等人。这是单线向前发展的，就上诉人而言，只是接收了王楚律师发来的案涉信息，将案涉信息转发给了颜毅雄，此外就没有实施其他任何行为。第二，本案在案证据证实上诉人将需要核实内容的案涉信息转发给颜毅雄（这是辩护律师会见之后的正常履职行为），就没有再联系颜毅雄。可见，上诉人与颜毅雄的联系点到此为止。第三，本案在案证据亦证实颜毅雄收到上诉人发来的案涉信息，并没有自行实施任何伪造证据或妨碍作证的行为，其仅仅是将该信息出示给许爱治看，主观上和客观上并没有实施指示、指使许爱治伪造证据或妨碍作证的任何行为，许爱治亦承认这是自己的个人行为。可见，颜毅雄与许爱治之间的联系亦自此断点。第四，在上诉人与颜毅雄之间的联系已经断点，且颜毅雄与许爱治之间的联系亦断点的情况下，许爱治在看到上述微信后自行解读及自行实施相应的行为，应属于许爱治的个人行为，所产生的法律责任应由其自行承担。因此，上诉人发送案涉信息与许爱治实施妨害证人的行为，两者之间没有直接、必然的因果关系，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综上所述，原审判决不论在程序上、还是在实体上，均存在根本性错误，请求：1.撤销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闽0102行初14号行政判决；2.撤销被上诉人厦门市司法局作出的厦司罚决[2018]5号行政处罚决定；3.撤销被上诉人福建省司法厅作出的闽司行复[2018]14号行政复议决定；4.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厦门市司法局辩称，一、原审法院认定答辩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程序合法没有错误。1、答辩人对上诉人违规为犯罪嫌疑人传递涉案信息的行为依法进行立案、调查，依据相关规定经严格审查、审批后作出《处罚事先告知书》并依法送达给上诉人，并依上诉人的申请组织听证，最后才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并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依法告知上诉人申请行政复议或直接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程序合法。2、上诉人主张的未提前七日告知其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不是事实，早在2018年9月5日答辩人就已经电话通知上诉人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上诉人也确认知悉，只是因为人在外地，无法当天签收《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所以表示9月11日到司法局签收，该事实有双方的通话记录、微信记录可以证实。2018年9月11日上诉人也如约前往司法局签领了《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并未对次日举行听证会提出任何异议，且准时参加了2018年9月12日举行的听证会，上诉人的行为应视为其同意该日举行听证会，故其主张听证会程序违法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答辩人提交的证据材料不存在程序违法的情形。1.行政复议时答辩人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语音光盘》只有一张，该语音只有短短几句话，根本不需要刻录4张光盘，证据目录里体现的“4张”系笔误，该笔误并不构成程序违法。2.原审中答辩人第11组证据《微信聊天记录语音光盘》确系来源于厦门市公安局，是答辩人在补充调查阶段从厦门市公安局取得，并非第一次随附《厦门市公安局关于福建力衡律师事务所律师涉嫌妨害作证线索的侦查建议函》移交给答辩人。且上诉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也并无异议，并不能据此认定答辩人作出处罚决定程序违法。3.听证会上，答辩人已向上诉人提交全部证据材料，包括录音光盘，且在笔录第3页（原审答辩人证据第115页）详细记载了光盘的录音内容，上诉人也签字确认无误，足以证实听证中的举证、质证合法有效。上诉人现在却主张答辩人未出示录音证据给其显然与事实不符。三、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存在向犯罪嫌疑人家属传递涉案信息，为其家属伪造证据提供帮助的行为，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上诉人为犯罪嫌疑人传递涉案信息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不属于合法合规的辩护履职行为。涉案信息中“证明他只是帮忙看工地的，没有参与其他”含有明确指示如何作证的内容，不是单纯的证据线索。退一步来说，即使按照上诉人的意见，认为涉案信息是证据线索，但上诉人直接转发涉案信息让家属去核实证据线索的行为亦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1）调查取证权是法律赋予辩护律师的一项权利，该权利专属于律师，核实证据线索属于律师调查取证权的范畴，应当由律师行使；（2）该条款未明确授权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享有调查取证权；（3）辩护律师向被害人收集证据需要经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许可，并征得被害人同意。而上诉人直接转发微信给犯罪嫌疑人家属显然不符合上述规定的要求。（二）上诉人传递涉案信息的行为已经为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属伪造证据提供了帮助。犯罪嫌疑人颜毅彬因担心会被认定为黑社会成员，因此要求王楚律师向家属传达信息，其目的是十分明确的，即希望通过王楚和上诉人将如何伪造证据的信息传递出去,让家属去干扰颜国全等四人作证，进而伪造对自身有利的证据。上诉人事实上也按照犯罪嫌疑人的要求传递了涉案信息给其家属，不管最终是哪一位家属具体实施了干扰行为，都不能改变被害人和证人受到了干扰的客观事实，也不能改变上诉人传递的信息起到的帮助作用。上诉人作为一名律师，对于传递该信息会造成干扰被害人或证人作证的情况应当预见，上诉人主观上的放任和客观上的帮助最终为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属伪造证据提供了帮助。因此，上诉人的行为并不属于正当的履职行为。综上所述，答辩人作出的厦司罚决[2018]第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福建省司法厅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原审中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均随案移送本院。经审查，相关证据均经原审开庭质证，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四条规定：“司法行政部门依照本法对律师、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协会进行监督、指导。”《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第二条规定：“律师、律师事务所有违法行为，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由司法行政机关依照《律师法》、《行政处罚法》和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以及本办法的规定实施行政处罚。”厦门市司法局作为厦门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具有对辖区内律师违法行为进行行政处罚的法定职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条、第十二条第一款关于行政复议机关及其职责的规定,福建省司法厅具有接收上诉人所提行政复议申请，并根据具体情况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法定职责。 本案中，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为上诉人王振烈为其代理的犯罪嫌疑人颜毅彬传递信息是否涉嫌违法违规以及被上诉人厦门市司法局对此作出的行政处罚程序是否合法。 关于上诉人王振烈为其代理的犯罪嫌疑人颜毅彬传递信息是否违法违规。结合双方当事人在原审中提供的证据可以证实，上诉人王振烈及其同事王楚两位律师接受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犯罪的犯罪嫌疑人颜毅彬的妻子许爱治的委托，代理颜毅彬侦查阶段的辩护人。王楚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颜毅彬后，应颜毅彬的要求，将会见内容编辑成含“……3、让弟弟找一下颜永春，让颜永春看下是否能联系上（枪哥、颜小兵、颜志刚、穆宰成）能证明他只是帮忙看工地的，没有参与其他；……”字样的微信信息发送给上诉人，上诉人收到该信息后随即原文转发给颜毅彬的弟弟颜毅雄，并通过微信语音告诉犯罪嫌疑人颜毅彬的弟弟颜毅雄：“这是你哥哥今天交代的事情，你看一下，以文字形式告诉你”、“你哥哥今天有点激动，他的意思没自己事，被冤枉的，我叫我同事也安慰他，教他怎么说了”。上诉人作为执业律师，应规范其律师执业行为、维护正常法律服务秩序，但其在案件尚在侦查阶段的情况下，将包含找谁作证、如何作证以及如何联系等内容的微信发送给其代理的犯罪嫌疑人的弟弟，犯罪嫌疑人的弟弟又将该微信转告犯罪嫌疑人颜毅彬的妻子许爱治，造成了犯罪嫌疑人家属按照该信息指示实施了干扰被害人或证人作证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律师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给予停止执业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的处罚，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吊销其律师执业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四）故意提供虚假证据或者威胁、利诱他人提供虚假证据，妨碍对方当事人合法取得证据的；……”《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第十七条第(二)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律师法》第四十九条第四项规定的律师‘故意提供虚假证据或者威胁、利诱他人提供虚假证据，妨碍对方当事人合法取得证据的’违法行为：……（二）指示或者帮助委托人或者他人伪造、隐匿、毁灭证据，指使或者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串供，威胁、利诱证人不作证或者作伪证的；……”，上诉人王振烈的行为属于上述规定的“指示或者帮助委托人或者他人伪造、隐匿、毁灭证据，指使或者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串供”的违法违规行为，上诉人关于其行为是为了履行辩护职责，目的是帮助核实有关人员身份及相关信息的主张，不能成立。被上诉人厦门市司法局根据所查明的上述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四十九条第(四)项、《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对上诉人作出给予停止执业九个月的行政处罚，事实清楚，量罚适当，适用依据正确。 关于被上诉人厦门市司法局作出的被诉行政处罚程序是否合法。被上诉人厦门市司法局对上诉人上述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在作出本案被诉处罚决定前，对上诉人作出并送达《处罚事先告知书》，告知了上诉人拟作出的处罚，以及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及申请听证的权利，同时根据上诉人的申请举行了听证。关于上诉人提出的被上诉人厦门市司法局未提前七日通知听证、程序违法的主张，厦门市司法局于2018年9月5日通过短信及电话通知等方式通知上诉人听证事宜，对于上诉人告知因在外出差，无法签收通知书，被上诉人的工作人员回复上诉人的短信内容为：“我调整下日期并找领导会签下，应该明天会好。那到时你签什么时侯的日期呢？”而非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所述：“调整一下日期（听证）并找领导会签下，应该明天会好。……”上诉人因在外出差改于2018年9月11日前往被告厦门市司法局处并签领《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其收到听证通知书后未对次日举行听证会提出异议。上诉人于9月12日准时参加了听证会，在听证会上上诉人亦未对听证程序的合法性提出异议。上诉人对其所发微信内容已予以确认，被上诉人所举证的光盘证据亦为上诉人所发的微信内容，并经庭审质证，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一致、存在矛盾，程序严重违法，不能成立。行政复议机关福建省司法厅受理上诉人的复议申请后，向被申请人发出了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经审查，于法定期限内作出被诉复议决定并送达各方当事人，事实清楚、行政程序合法。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王振烈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小倩 审 判 员 郑 鋆 审 判 员 张厚磊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五日 法官助理 李 升 书 记 员 陈佳怡 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