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14民终169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海良，男，1966年1月10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柘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静淑，河南永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国峰，男，1952年5月6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柘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增全，广东赵卢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柘城县大仵乡北街村北街一组。代表人：王兰起，系该组组长。上诉人王海良因与被上诉人李国峰，原审被告柘城县大仵乡北街村北街一组（以下简称北街一组）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柘城县人民法院（2020）豫1424民初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海良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静淑，被上诉人李国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增全到庭参加诉讼。北街一组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海良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李国峰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李国峰提交的承包合同，发包方是大仵乡北街村委会，不是村民组。承包合同上加盖有村委会公章，闫某是作为北街村委会的代表而非北街一组的组长身份与村民签订的承包合同。因此，一审判决认定王海良与北街一组之间签订的承包合同无效，认定主体资格错误。2016年北街一组没有组长，闫某作为村民组的代表是村委会的授权，有权签订承包合同，而且包括李国峰在内的全村民组的承包合同甚至全县也是如此签订的。退一步讲，即使是村民组与王海良签订的合同，因为闫某是村委会认可的代表村民组签订合同,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认定王海良与北街一组恶意串通没有证据证实。李国峰主张其转包给王海良的父亲0.66亩，每年100元转包费，王海良的父亲去世后又同意让王海良继续耕种，为了方便使用王海良的机械，一直未强求让王海良交转包费，其该项主张没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李国峰答辩称：一、本案双方诉讼主体资格正确，生效的（2019）豫14行初511号行政裁定书第4页“审理查明部分”已经认定本案的合同发包人是北街一组，王海良的承包证显示发包人也是北街一组。在2016年农村土地确权期间，闫某作为普通村民，从没有接受过村民组和村委会的委托授权，其不能代理北街一组与王海良签订合同。北街一组与王海良恶意串通，无视其他村民将位于程庄门口大仵东街北边的自留地已经填写到各家承包证上的事实，却作出虚假陈述称村民均无需申报可以确权到自己的承包证上。李国峰在1988年左右将案涉0.66亩土地转包给了王海良的父亲王某友,按照农村规矩,在小孩结婚分家之前都是父母管理耕种土地,王海良在1988年才22岁,还没有成家立业,所以对其父亲王某友承包李国峰的土地0.66亩不知情。北街一组作为村集体组织，在没有负责人按照法定程序和发包原则前提下进行发包，违反了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九条、第二十条规定，也违反了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且属于恶意串通，闫某和王海良签订的合同属于无效合同。李国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王海良与北街一组签订的编码为411424205203010022J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无效；2.诉讼费由王海良与北街一组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82年10月26日，在大仵乡北街村委会及村民王兰兴、王守德见证下，李国峰与其大娘李秀荣签订了一份遗赠抚养协议书，李秀荣去世后，李国峰根据协议受赠了其所有财产。2016年农村土地确权期间，北街一组与王海良签订了编码为411424205203010022J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承包合同上显示组长为闫某，并加盖闫某私章。而闫某系北街一组村民，并非该组组长。现李国峰认为王海良与北街一组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无效并侵犯了其土地权益，形成纠纷。另查明，李国峰因不服柘城县人民政府撤销为王海良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一案，经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于2019年10月25日作出(2019)豫14行初511号行政裁定书，该裁定书审理查明部分及本院认为部分内容如下，“……大仵乡北街一组作为发包方与王海良签订了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王海良共承包8块土地，总面积9.35亩……，双方争议实质是村民组成员之间的承包经营权争议，其应当先行解决第三人与其村组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效力问题。”李国峰基于该裁定书提起本案诉讼。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订立合同，应当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本案北街一组村民闫某既不是该组组长，又未经组长授权，其无权代表北街一组与王海良签订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即闫某代表北街一组与王海良签订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的行为属于无效的民事行为。因此，王海良与北街一组签订的编码为411424205203010022J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有恶意串通之嫌，属于无效合同，李国峰要求确认合同无效，于法有据，应予以支持。王海良辩称其涉案土地有土地承包证，是国家量的，若承包证无效，整个村的都无效。该观点系针对其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效力进行的抗辩，不属于本案审理的范围，而本案审理的是涉案土地承包合同有无效力的问题，其抗辩理由因与本案审理的案件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故其抗辩理由不能成立。王海良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涉案承包合同依法成立，不予采信。北街一组亦未提供证据证明涉案承包合同系经过合法的土地承包程序而签订，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八条、第十九条之规定，判决：确认被告柘城县大仵乡北街村北街一组与被告王海良签订的编码为411424205203010022J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无效。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被告柘城县大仵乡北街村北街一组与被告王海良共同承担。本案二审审理中，王海良提交以下证据：第一组：王某2、赵某明、闫某、王某领的土地承包合同各一份，证明：北街一组的承包合同上发包方加盖的村委会的印章，负责人加盖的均是闫某的私章，负责人和承包人的名字是事先打印好的,不存在闫某无权代理或者王海良与村委会或村民组恶意串通之嫌。第二组：王海良及其父亲王某友的补贴通知书、1998年8月农业承包合同书、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各一份，证明：王海良家在1980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分得7人的地，1982年土地调整时收走了出嫁的一个人地后为6人的地，计9.35亩。与2016年的土地承包合同以及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中记载的承包田亩数相同，没有侵占他人的承包田。第三组：代理人核实王某2、王某3的调查笔录各一份和录音资料一份，证明：李国峰的代理人调查笔录与证人本人陈述的真实意思表示不一致，因证人在一审中没有出庭，不能接受质询，不符合法律规定，李国峰的代理人所作的调查笔录不应作为有效证据使用。第四组：证人王某1、闫某出庭作证，证明：2016年土地确权时加盖闫某私章是因村委会签订合同的需要，闫某本人是知情同意的，2016年土地确权时北街一组没有组长，发包方的负责人均是村委会指定的代表人。李国峰经质证认为：1.对第一组证据有异议，均是复印件，且没有出处来源单位盖章确认，对真实性不予认可。其中闫某本人的合同书上面显示的发包方负责人是两个重叠的私章，其中第一次盖章是王兰什么，接着盖了一个私章是闫某，都是复印件，说明王海良为了达到目的不惜涂改证据。2.第二组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且不属于新证据，不应采信。3.第三组证据中对王某3的调查笔录是复印件，王某2、王某3均没有出庭，无法核实真实性，不应采信。对于录音资料，王某不是本案当事人，也没有调查取证权，录音的内容不客观、不真实。4.证人王某1陈述其是村主任不是事实，北街村至今没有任命村主任,仅由乡政府派了一个驻村第一书记。闫某对其签字确认的笔录进行否认，可以说明王某1、闫某二人作伪证。本院对王海良提交的证据综合认证如下：证据一土地承包合同虽系复印件,但与其他有效证据能够相互印证,本院予以采信。证据二与本案争议焦点问题没有直接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证据三中证人王某2、王某3未出庭接受质询，其陈述真实性无法核实，本院不予采信。证据四王某1参与了北街村的土地确权工作，其与闫某的证言能够证明2016年土地确权时北街一组没有组长，因签订合同的需要，在承包合同上加盖闫某私章，闫某本人是知情同意的。李国峰在二审中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对王某3的调查笔录一份，证据二、柘城县大仵乡北街村一组宗地公示图一份，证明：北街一组和王海良在一审中否认自留地未登记在承包证中的陈述属于虚假陈述。北街一组村民除了王海良，其他村民在2016年农村土地确权期间均将自留地申报到自家的承包证上，唯独王海良隐瞒不报。该宗地图表中显示王某祥和李某军之间有一块土地没有写明户主和面积，就是一审开庭时王海良自认的没有申报的那块一亩多自留地。王海良承包证上显示的面积加上该1.002亩自留地应为10.352亩。证据三、李国峰的代理人对处理双方纠纷的驻村干部王振海及乡政府派的驻村第一书记曹某二人的电话录音光盘和书面整理录音材料，证明：两位干部均证明李国峰在村里与世无争，老实本分，王振海说一部分群众均证明案涉0.66亩土地确实属于李国峰继承李守才的土地，但群众不愿意作证，怕得罪王海良。曹某调查后也认可李国峰继承了李守才的土地，其证明王海良在调解过程中愿意退还李国峰案涉土地，王海良种植案涉土地的原因是李国峰以前与王海良的父亲关系不错，让王海良的父亲耕种。证据四、2018年12月5日大仵乡司法所对王海良的调查笔录一份，证明：王海良对其侵占李守才的土地是认可的，只是辩解侵占的原因是其父亲生前与李守才进行了交涉。王海良经质证认为：李国峰没有正当理由在二审中提交新的证据，不应采信。证人应当出庭接受质询，否则证人证言不能采用。王海良的土地多少与李国峰无关，不能因为王海良的地多就认定占了李国峰的土地。由于王海良的土地与垄沟相邻，后因在垄沟种上了庄稼，土地面积有所扩大。王某3是主动提出接受律师调查，对于人民调解的调查笔录，没有时间和调查人。本院对李国峰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证据一王某1未出庭接受质询，证言的真实性无法核实，本院不予采信。证据二不显示证据来源，无法确定所载内容的真实性，本院不予采信。证据三中从王海良和曹某的陈述来看,不能证明王海良占用了李国峰0.66亩土地。证据四调查笔录中从王海良的陈述来看，不能达到李国峰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王海良在庭后提交以下证据：大仵乡北街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两份，证明：1.王某1在2016年土地确权时任村委会主任，现在仍然是村委会成员，知道土地确权时的具体情况，有资格作证，其所作的证言与其他证据相印证，客观真实。2.2016年土地确权时，村委会是按要求进行实际丈量、公示，本人签订合同确认、发证等程序进行的。公示期间，包括李国峰在内，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且在2016年底全村发放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2020年6月初发放了土地承包经营合同，该土地确权程序合法，内容与村民本人确认的土地亩数一致。因此，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和土地承包合同合法有效。本院依职权对曹某作调查笔录一份，并组织双方进行了质证。王海良对该调查笔录无异议。李国峰经质证认为：1.对于王海良提交的两份北街村委会出具的证明和对曹某的调查笔录均有异议。该两份北街村委会证明不属于新证据范围，不应组织质证。其中一份证明没有经办人签字，程序不合法。两份证明的内容不客观，对证明效力不认可。曹某的笔录不属于法院依职权调查的范围，曹某在本案签订土地承包合同进行土地确权期间，没有担任代理支书，也没有参与土地确权，其陈述与李国峰的代理人和曹某的通话录音相矛盾，属于伪证。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北街村委会出具的两份证明与对曹某的调查笔录相互印证，能够证明发包方和村民对于闫某在土地确权合同中签章的行为和所签合同的效力均无异议，并作为土地确权的依据。本院经审理查明：2016年新一轮农村承包土地确权期间，北街一组与本组村民分别签订了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闫某代表北街一组在承包合同发包方负责人处签章。王海良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显示其承包了9.35亩土地，双方争议的0.66亩土地包含在王海良承包的土地中。李国峰因不服柘城县人民政府撤销为王海良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一案，经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于2019年10月25日作出(2019)豫14行初511号行政裁定书，该裁定书审理查明部分及本院认为部分内容如下，“……大仵乡北街一组作为发包方与王海良签订了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王海良共承包8块土地，总面积9.35亩……，双方争议实质是村民组成员之间的承包经营权争议，其应当先行解决第三人与其村组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效力问题。”后李国峰提起本案诉讼。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案涉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效力应如何认定。北街一组与王海良签订了编码为411424205203010022J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闫某在该发包方负责人签章处加盖私章，发包方和村民对其签章行为均未提出异议，北街村委会对于承包合同的效力予以认可，土地确权工作也得以有序进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案涉土地承包合同不存在合同法中规定的无效情形,一审法院以闫某不是北街一组组长，也未经组长授权为由，认为其无权代表北街一组与王海良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并认定案涉土地承包合同无效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纠正。综上，一审认定部分事实不清，判决结果错误，本院予以纠正。王海良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河南省柘城县人民法院（2020）豫1424民初8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李国峰的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200元，由被上诉人李国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倩审判员 周克风审判员 宁传正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崔乐书记员辛鲁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