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1民终492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世建，男，1975年3月7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章志强，福建祥仲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福建连江桃园体育娱乐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连江县潘渡乡贵安村温泉高尔夫俱乐部。 法定代表人：张美玲，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旭明，福建名仕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新翔，福建名仕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审第三人：王大光，男，1945年6月1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 原审第三人：乐秀琴，女，1963年3月2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沙县。 原审第三人：张火金，男，1959年4月2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沙县。 上诉人王世建因与被上诉人福建连江桃园体育娱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桃园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连江县人民法院（2019）闽0122民初22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3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世建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并改判支持王世建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的案件受理费由桃园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中关于鉴定不能的原因和不利后果的承担，存在举证责任分配的错误，应由桃园公司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一审判决关于鉴定单位的回函表述，故意遗漏了下文，实际上王世建不同意该鉴定单位鉴定的原因不是会破坏检材，而是鉴定单位明确表示“破坏后，也很可能无法鉴定”。一审法院完全可以另行委托具有专业知识技能并足以得出鉴定结论的单位进行鉴定。王世建拒绝的不是鉴定，而是得不出结论又会破坏检材的鉴定。本案中，两份劳动合同均是由用人单位提供、王世建先签、用人单位后用印的，都是同一天签订并同时开始履行的，在桃园公司未能提供其他相应证据的前提下，法院完全没有必要进行所谓的鉴定。在鉴定单位不具备或者无法鉴定的情况下，应当依照相应的举证责任规则，判定由桃园公司承担不利的举证后果而非上诉人承担后果。二、关于原审第三人的工资能否计入王世建报酬的问题。一审中对于王大光、乐秀琴、张火金的追加，系由桃园公司提出，而三人未能到庭的不利后果应由桃园公司承担。除王大光系王世建的父亲外，王世建对其他人并不了解。王大光本人与桃园公司存在另外的劳务合同（桃园公司聘请王大光为香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工资是桃园公司支付给王大光的报酬收入。其工资条由王世建代签，系因为父子关系，但其工资却是发放给王大光个人的，并非汇入王世建账户。在工资发放表上，王世建对其余两人的“代签”，系公司财务人员要求王世建履行项目总经理的职务时所为，并非王世建本意。至于两人的工作安排，是否到岗，应由桃园公司按照公司管理章程进行管理。同样，工资均系汇至其两人的银行账户，未汇入王世建处。因此，一审判定该三人的工资计入王世建报酬内，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纠正。三、关于两份劳动合同书的性质问题。1.一审判决混淆了本案劳动合同与王世建同连江安通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通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之间的关系。两份劳动合同不可替换或覆盖。一审判决书认定：王世建“先后与安通公司、桃园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后面签订的劳动合同覆盖和替换了前面与安通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安通公司与上诉人王世建不再有劳动关系”是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首先，王世建与安通公司、桃园公司系同时但分别签订的劳动合同。从双方举证可以看出。其次，两份合同的权利、义务及工作的范围、项目、地点完全不同。安通公司的酒店项目，与桃园公司的高尔夫球场周边土地开发是两回事，两者之间不可替换或覆盖。2.本案同时签订、履行两份合同并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属于例外情形。对照结合本案，王世建与桃园公司之间签订的两份劳动合同都完全符合条件。王世建的职务是项目部经理，不属于全日制用工的劳动者。用人单位清楚两份劳动合同约定权利和义务的内容，并同意与王世建同时签订、履行两份劳动合同。3.一审判决中所谓的“两份劳动合同之间的覆盖或替换”的说法主观臆断，缺乏客观事实支撑，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事实上两份劳动合同都没有约定合同可以覆盖或替换另一份合同的条文，即无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两家工资发放记录具有高度连续性，只是桃园公司单方面财务操作的结果，王世建不知情，不是双方的合意，不足以证明桃园公司主张的证明对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八条规定，如果当事人就除书面形式以外的是否变更合同的情形理解不一致引发争议就应当视为当事人对合同变更的内容约定不明，推定合同未变更。法律上没有规定同时签订两份劳动合同就应当覆盖或替换。 桃园公司辩称，一、本案双方在一审同意对劳动合同形成时间进行鉴定，但王世建放弃鉴定，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应由王世建承担。关于案涉《劳动合同》书写时间的鉴定问题。2019年6月3日，本案一审第一次开庭审理时，法庭征求双方意见，是否就王世建提供的《劳动合同》中手写的文字内容书写时间进行鉴定。双方当事人当庭均表示同意鉴定。庭后，桃园公司提交申请书，申请法院委托鉴定机构对王世建手写的文字内容形成时间是否为2019年8月期间进行鉴定。福建中闽司法鉴定所向一审法院回函表示接受委托，可以进行鉴定。但法院在征求双方当事人意见时，桃园公司表示同意鉴定，而王世建的委托代理人则一改庭审时的表态，表示不同意鉴定，其不同意鉴定的理由是担心打孔会导致合同原件受损。说明王世建内心完全清楚这份合同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因此，王世建应承担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二、王世建对使用其父亲王大光、亲友乐秀琴、张火金等三人银行账户领取工资一事矢口否认，企图以虚假陈述形成不正当诉讼状态。桃园公司被迫申请追加王大光、乐秀琴和张火金为本案第三人参与诉讼，以协助法院查明案件事实。同时，桃园公司还申请法院出具调查令，查明王大光、乐秀琴和张火金相关账户银行流水情况，以查明桃园公司按时足额向王世建发放工资的事实。王世建在履行劳动合同期间，出于少纳税的目的，提供了其父亲王大光、其他亲友乐秀琴、张火金等三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及银行账户，要求桃园公司每月发放工资时除了部分工资直接付至其本人账户外，余下部分工资分别付至王大光、乐秀琴、张火金三人账户中。王世建在三人的身份证复印件上亲笔填上“仅限工资发放使用中国银行：＊＊×××＊＊（账号）”等内容。同时，在桃园公司每月的工薪资条上，王世建、王大光、乐秀琴、张火金四人都是列在一起，王世建领工资的签名覆盖了四个人的签名栏。三、关于两份劳动合同问题，王世建的异议不能成立。桃园公司和安通公司都是台胞蒋启弻先生控制的家族企业。因安通公司的酒店项目正在建设中，尚未投入运营，故没有成立独立的管理团队，只是由桃园公司负责代管。这一点，王世建在一审起诉状中也承认：桃园公司与安通公司各有营业执照，但管理人员为同一班人员。所以虽然名义上是两个企业，但所有员工都是只领一份工资，没有人领取双份薪酬。2018年3月，蒋启弻先生高薪聘用王世建，以安通公司（法定代表人蒋后元）名义与王世建草签了劳动合同，希望由王世建负责推进安通公司的酒店建设项目及高尔夫球场周边土地开发事务。后因蒋启弻先生去世，由蒋佩琪女士接管企业。2018年8月间，为了便于公司会计统一做账，蒋佩琪女士与王世建协商，双方同意以桃园公司名义重新签订一份劳动合同，工资调整为每月8万元，合同日期则倒签到2018年3月1日，以替换原以安通公司名义签订的劳动合同，表明前一份劳动合同作废，王世建的用人单位自始就是桃园公司。蒋佩琪女士是台商，对大陆劳动法律、法规不甚了解，刚接管桃园公司，经验不足，在收回以安通名义签订的劳动合同时，未注意到王世建用法定代表人签署的空白合同另外制做一份合同私自留存，从而留下两份合同的争议。虽然王世建提交了其与安通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但安通公司与其不存在劳动关系，从王世建在两案中所提交的证据可以得到证实：第一，王世建于本案提交的两份律师函，可以证明其于2018年12月25日、2019年1月30日委托律师向桃园公司两次发函提出要继续履行双方的劳动合同，并支付拖欠工资，律师函中所提到的用人单位均是桃园公司，并没有提及安通公司，说明其当时也承认安通公司不是用人单位。又过了两个多月，到了2019年3月25日，王世建才意识到可以两份合同做文章，故其同时向桃园公司和安通公司致函表示解除劳动合同，明显是钻空子，谋取不当利益。第二，为了确认王世建的用人单位就是桃园公司，桃园公司于2018年8月重新制做了《福建连江桃园体育娱乐有限公司2018年3月－8月份员工薪资条》，王世建从当年3月起逐月签名追认，表明其承认2018年3月－8月份工资都是由桃园公司发放。第三，王世建在另一案中所提交的劳动合同复印件与原件不同，其原因就是当时桃园公司已经将原件收回，但王世建利用法定代表人签署的空白合同另外制做了一份合同。第四，王世建由桃园公司为其办理社保登记，其用人单位就是桃园公司。第五，王世建未付出双份劳动，王世建唯一的工作任务就是推进安通公司的酒店项目及高尔夫球场周边土地的开发。王世建在整个受聘期间从未主张过双份工资，甚至在劳动争议发生后其发给桃园公司的函件也未提及双份工资及欠发工资的主张，由此足以说明王世建不存在与桃园公司和连江安通置业有限公司同时建立劳动关系的情形。四、桃园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于2019年12月10日通知王世建解除劳动合同，合法有据。一审判决对桃园公司的相关通知书及ＥＭＳ快递面单作出歪曲性解读，认定事实错误。此外，一审判决一方面认定桃园公司解除合同违法，判决桃园公司按平均月工资标准的三倍支付经济补偿金，另一方面又判决桃园公司继续支付被上诉人的工资，直至王世建2019年3月27日通知解除合同之日止，判决不当。2018年10月24日，王世建负责谈判的酒店建设项目发生纠纷，合作方金睿金公司向法院提起诉讼，桃园公司面临严重的法律风险，而王世建公然带领对方公司员工到桃园公司公司闹事，扰乱经营。桃园公司考虑到王世建在工作中严重失职，已不能胜任原工作岗位，拟与王世建协商调整其工作岗位，并要求其按规定填写员工入职登记表。但此时发现，王世建已经旷工多日。2018年11月27日，桃园公司发通知函给王世建，通知其上班，告知协商调整工作岗位事宜。为保证王世建能够收到通知函，桃园公司通过ＥＭＳ快递同时向王世建入职告知的住址——福州市台江区6号楼1202单元、王世建工作岗位地址——福建省连江县福州温泉高尔夫俱乐部寄送了《通知书》，但两份快递均被退回。寄到福州市台江区的快递改退批条内容是“迁移、电退回”；寄到连江县潘渡乡贵安村福州温泉高尔夫俱乐部的快递改退批条内容是“收件（人）外出、电联拒收”。在王世建旷工不上班且拒收《通知书》后，桃园公司才于同年12月3日向王世建发出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书》，并且仍按前述地址寄送，此次通知书再次被退回，除寄送台江区江滨西大道66号融侨锦江小区的快件退回理由是“迁移”外，寄送王世建工作岗位所在地的快件退回理由是“迁移新址不明，电联要求退回”。为了防止王世建在外损害桃园公司的利益，桃园公司与安通公司共同登报声明与王世建解除劳动合同。前述两次发函，ＥＭＳ快递员在王世建的工作场所均找不到王世建，由此可以证明两个事实：一是王世建至少从2018年11月27日起就处于持续旷工状态；二是王世建拒收协商调整工作岗位通知和解除劳动合同通知，表明其拒绝接受工作岗位调整。一审判决在查明事实部分，认定王世建两次“未签收”通知书，这一认定并不属实。因为快递员在邮件改退批条注明的“电联、拒收”，已经证明在王世建的住处、工作岗位找不到王世建才会电话联系，王世建表示拒收，快递员才会在改退批条注明“拒收”。一审判决以“王世建没有收到该通知。王世建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此后有给王世建进行培训或者调整其他工作岗位，王世建仍不能胜任工作，亦没有证据证明王世建此后未上班，也未报备去向、请假”为由，据此认定桃园公司属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如此理由显然是为难桃园公司，桃园公司两次寄出的通知都指出王世建未上班，也未报备去向、请假，快递员两次到王世建工作场所或住处送邮件都找不到王世建本人，电话联系王世建，其表示拒收邮件，桃园公司如何对王世建进行培训或者调整其他工作岗位。而且在诉讼中，王世建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有在上班。因此，桃园公司于2018年12月10日发给王世建的《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的情形。一审判决以桃园公司2018年12月10日与王世建解除劳动合同违法为由，判决桃园公司按平均月工资标准的三倍支付王世建经济补偿金，另一方面又以王世建通知桃园公司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的时间（2019年3月27日）作为双方劳动合同解除日期，判决王世建向王世建支付2018年12月10日－2019年3月27日期间的工资。王世建既承担了王世建自动离职后没上班期间的工资，还要承担所谓非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严重损害了桃园公司的合法权益。 王世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桃园公司向王世建支付2018年3月至2019年3月的工资共计865287.4元[80000元/月×13个月=1040000元,扣除174712.6元（2018年12月7日支付8万元、2019年1月2日支付8万元、2019年1月28日支付14712.6元）]；2.判令桃园公司向王世建支付经济补偿金120000元(80000元/月×1.5个月)。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安通公司与桃园公司系由相同实际控制人管理的关联公司。2018年3月1日，安通公司与王世建签订一份《劳动合同书》，双方约定：由安通公司聘请王世建担任公司项目总经理，合同期限自2018年3月1日至2021年3月1日止，王世建每月工资为55000元（不含税）。2018年8月1日，桃园公司又与王世建签订一份《劳动合同书》，双方约定：由桃园公司聘请王世建担任公司项目总经理，合同期限自2018年3月1日至2021年3月1日止，王世建每月工资为80000元（不含税），合同落款时间倒签到2018年3月1日。同时该后面签订的劳动合同覆盖和替换了前面与安通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并停止履行该合同，安通公司与王世建不再有劳动关系合同履行过程中，安通公司通过公司账户分别于2018年4月27日、2018年5月30日、2018年7月2日、2018年7月30日向王世建发放工资各2万元，合计8万元。之后，安通公司再未以公司名义向王世建发放工资。从2018年8月29日起，桃园公司通过公司账户向王世建发放工资，分别于2018年8月29日发放2万元、2018年9月30日发放2万元、2018年10月29日发放24490元、2018年12月7日发放8万元、2019年1月2日发放8万元、2019年1月28日发放14712.6元，合计239202.6元。两公司总计发放319202.6元。另王世建通过实际控制支配王大光、乐秀琴、张火金等三人账户的方式，从2018年4月27日至2018年10月29日合计领取两公司发放工资252640.5元。王世建入职后，为推进安通公司、桃园公司旗下开发项目，安通公司、桃园公司与福建省金睿金投资有限公司分别于2018年8月3日、2018年9月12日签订《合作开发框架协议书》与《合作协议书》，并由王世建担任上述开发项目总经理。2018年10月24日，因双方就合同履行问题产生纠纷，安通公司、桃园公司被福建省金睿金投资有限公司起诉至法院。2018年11月27日，桃园公司以王世建任职期间的工作表现及业务能力与公司要求不符为由，作出解聘王世建项目总经理职务的决定并要求王世建接受公司工作岗位调整，并向王世建邮寄该通知，但王世建未签收。2018年12月3日，桃园公司以“王世建未回到公司上班，也未向公司报备去向、请假，《员工入职登记表》亦未按要求提交”为由向王世建发出《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要求解除双方劳动关系，并向王世建邮寄该通知，但王世建未签收。2018年12月11日桃园公司联合安通公司在《东南快报》登报声明其已于2018年12月4日与王世建解除劳动关系。2018年12月25日，王世建委托律师事务所向桃园公司发出《律师函》，表示“王世建仍在上班，公司未与王世建协商变更工作岗位，王世建不同意变动工作岗位，要求公司继续履行与王世建之间的劳动合同，并向王世建支付拖欠的工资”。2019年1月30日，王世建再次委托律师向桃园公司发出《律师函》，要求足额支付工资。2019年3月25日，王世建向桃园公司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桃园公司于2019年3月27日收到该通知书。王世建于2019年4月11日以桃园公司未付足额工资、经济补偿金为由向连江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2019年4月15日，连江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连劳仲[2019]327号不予受理通知书，对其仲裁申请不予受理。王世建不服该决定，遂于2019年4月25日诉至一审法院。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王世建2018年3月1日起履行的是与安通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月工资5.5万元），从2018年8月1日与桃园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后，就履行后面签订的劳动合同（月工资8万元），同时后面的劳动合同覆盖和替换了前面的劳动合同并停止履行该合同，安通公司与王世建不再有劳动关系，仅存在桃园公司与王世建的劳动关系。桃园公司主张王世建在代表桃园公司与福建省金睿金投资有限公司就酒店工程及高尔夫球场土地开发项目接洽、谈判、签订合作协议过程中暗设陷阱致使桃园公司陷入合同索赔风险，但桃园公司在庭审中陈述其与福建省金睿金投资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件已经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其胜诉，因此，现无充分证据证明王世建存在其主张的重大失职、内外串通、营私舞弊、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的等行为。桃园公司于2018年11月27日通知王世建调整到其他岗位，但王世建没有收到该通知。桃园公司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此后有给王世建进行培训或者调整其他工作岗位，王世建仍不能胜任工作，亦没有证据证明王世建此后未上班。在此情况下，桃园公司以王世建“未上班，也未报备去向、请假”等事由于2018年12月3日向王世建发出《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要求解除双方劳动关系。本院认为，该解除劳动关系的事由依据不足，属违法解除双方劳动合同，王世建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符合法律规定。此后，桃园公司未向王世建发放工资，王世建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符合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解除条件，双方实际解除劳动关系的时间应为桃园公司收悉王世建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的2019年3月27日。并且桃园公司应向王世建支付经济补偿金。王世建从2018年3月1日至2018年7月31日止5个月履行的是与安通公司的劳动合同，月工资5.5万元，从2018年8月1日至2019年3月27日止8个月减5天履行的是与桃园公司的劳动合同，月工资8万元，合计工作年限为13个月减5天。桃园公司现拖欠王世建未付工资款为324766.1元（55000元×5月+80000元×8月-80000元÷21.75天×5天-319202.6元-252640.5元=324766.1元）。关于经济补偿金，因王世建的月工资高于所在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福州市2018年平均工资为83175元）三倍，故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标准依法按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数额支付，即（83175元÷12月）×3×1.5月=31190.63元，两项合计355956.73元，桃园公司对此负有偿付义务。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三十八条第二项、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桃园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偿付王世建未付工资款、经济补偿金合计355956.73元；二、驳回王世建其他诉讼请求。 当事人在一审诉讼中向法院提交的证据均已随一审案卷移送至本院。 经审理，本院确认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主要焦点在于案涉两份劳动合同是否系同时履行，以及第三人王大光、乐秀琴、张火金的工资能否计入王世建的报酬。关于案涉两份劳动合同是否系同时履行，本院分析认为：一、从王世建工资银行流水记录看，安通公司仅于2018年4月至2018年7月向其发放工资，桃园公司则接着于2018年8月至2019年1月向其发放工资，两家公司工资发放记录具有高度连续性，王世建从未有同时领取两份工资之情形。二、王世建补签的桃园公司员工薪资条（发放时间是2018年3月至2018年9月），但实际发放单位是安通公司，一定程度上印证王世建认可发放工资的主体由安通公司变为桃园公司。三、结合当事人双方均确认桃园公司与安通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同一人，注册地、办公地点均为同一地点，办公人员为同一批人，而王世建在桃园公司、安通公司作为甲方与案外人签订《合作协议书》时亦是以甲方授权代表人的身份对外，以上种种情形能够印证王世建在为桃园公司与安通公司提供劳动服务中存在角色混同。此外，针对王世建与桃园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时间的认定，桃园公司于一审申请鉴定以证明其主张，后福建中闽司法鉴定函复表示鉴定需将原件所涉字样进行打孔取样且提出根据案件具体情况、检材条件的不同，有些案件可能无法得到鉴定结论。王世建上诉主张其拒绝鉴定是因为“破坏后，也很可能无法鉴定”，不应由其承担不利后果。对此本院认为，福建中闽司法鉴定所系依法具备鉴定资质的机构，其仅告知有些案件可能无法得到鉴定结论，并非明确表示本案无法鉴定，在此情形下，王世建拒绝鉴定的理由不具合理性，导致无法依程序进行鉴定，一审认定由其承担不利后果并无不当。综合以上分析，一审认定王世建与桃园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系对王世建与安通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的覆盖和替换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桃园公司一审称王世建出于少纳税的目的，要求发放工资时除了部分工资直接付至其本人账户外，余下部分工资分别付至王大光、乐秀琴、张火金三人账户中，为此提供了员工薪资条、王大光等三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及银行账户等证据予以证明。经审查，本院认为，向桃园公司提供的该三人领取工资银行账户上的“仅限工资发放使用”、“中国银行：……”等字样均是王世建所写，桃园公司制作的2018年3月至9月员工薪资条上王世建与王大光、乐秀琴、张火金等三人的工资情况均依次排列在一起，且均由王世建签名及代签，若王大光、乐秀琴、张火金是桃园公司员工，本人没有签名却是每月均由王世建代签明显不符合常理，王世建对此亦未能作出合理解释，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理应知晓代签工薪资条的意义，再结合王大光系王世建父亲这一事实，综上情况可以印证桃园公司主张更具有合理性，王世建上诉主张该三人并非其领取，却未能提供有力反驳证据，其称父亲王大光与桃园公司另有劳动关系亦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综上分析，本院对其上诉主张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王世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王世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林智远 审 判 员 谢 芬 审 判 员 易 艳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 郑芬芳 书 记 员 郭迎蓝 附：本案适用的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