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650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马国相，男，1962年9月2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马月兴，男，1957年8月2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金加力，男，1957年8月2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单伯木，男，1956年9月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 四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俞华清，杭州市萧山区云峰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海云，男，1970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桐乡市。 委托代理人蒲峻麟，浙江同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马国相、马月兴、金加力、单伯木与被上诉人王海云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20）浙0109民初21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7日受理后，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由审判员韦薇独任审判，于2020年8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马国相、马月兴、金加力及其与单伯木的共同委托代理人俞华清，被上诉人王海云及其委托代理人蒲峻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自1998年1月1日起至2018年10月10日止期间，王海云向案外人浙江省舟山警备区农副业基地（以下简称舟山基地）承租案涉193.80亩土地。期间，马国相、金加力等人由马月兴出面并作为合同乙方与作为合同甲方的王海云签订《鱼塘联营合同》1份，约定由马国相、马月兴、金加力承租案涉193.80亩土地（其中，马国相为53亩，金加力为40.70亩，马月兴为100.10亩），租期自2017年1月1日起至2018年1月15日止，租金共计为209304元。其中，合同第六条约定：“如遇该土地被征用，其有关权利归甲方所有，与乙方无关”。合同签订后，案涉193.80亩土地中马月兴名下的100.10亩由马月兴、单伯木实际承租。租期届满后，马国相、马月兴、金加力、单伯木虽未与王海云签订书面的租赁合同，但按照口头约定继续承租案涉193.80亩土地并均按800元/亩的单价和各自实际承租的土地面积向王海云支付租金。2018年7月10日，王海云与舟山基地签订《农业项目土地腾退协议书》1份，约定王海云于2015年承租舟山基地农业用地179.98亩，目前尚在种（养）殖179.98亩，按2500元/亩确定腾退奖励为449950元，并根据腾退时间确定上浮奖励标准。2018年9月17日，王海云与案涉土地腾退工作组验收人员签订《土地腾退确认书》1份，明确：“原确定的土地腾退奖励基数为449950元，按照腾退激励机制实际享受的按时腾退奖励资金为472448元。”2018年10月10日，马国相、马月兴、金加力、单伯木从上述土地上腾退。另查明，王海云于2019年4月9日以马国相、马月兴、金加力、单伯木欠付电费为由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原审法院经审理后认定案涉《鱼塘联营合同》约定的租期届满后，马国相、马月兴、金加力、单伯木继续使用案涉土地至2018年10月10日，且王海云在庭审中认可马国相、马月兴、金加力、单伯木的续租行为，故《鱼塘联营合同》继续有效，据此于2019年5月20日作出（2019）浙0109民初5875号民事判决，支持了王海云的诉讼请求。再查明，被腾退的179.98亩与案涉193.80亩土地系同一块土地，其中179.98亩系净面积。 2020年2月马国相、马月兴、金加力、单伯木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王海云支付马国相、马月兴、金加力、单伯木土地腾退补偿款（青苗费）449950元。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的内容：一、案涉奖励款449950元的性质。承上所述，根据原审法院向相关部门的核实结果，奖励款的性质相当于“青苗费”。青苗费通常意义上是指国家征用土地时，农作物正处在生长阶段而未能收获，国家应给予土地承包或土地使用者的经济补偿。就本案而言，虽然案涉土地系用于水产养殖，但亦属于农业生产范围，奖励款的性质系针对实际承租人养殖方面的补偿，故案涉奖励款449950元应属于青苗费范畴，而王海云关于奖励款系对其前期机器设备投入补偿的抗辩意见，原审法院不予采纳。理由如下：（1）《农业项目土地腾退协议书》和《土地腾退确认书》均未涉及机器设备等前期投入的内容；（2）按照以往政策，如需对机器设备等进行补偿，相关政府部门会委托评估公司对可搬迁与不可搬迁的机器设备分项进行评估，最终根据评估报告确定补偿金额。而在本案土地腾退过程中，并无此环节；（3）相关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已明确：按照相关政策，在确定补偿款金额时并未考虑机器设备等前期投入的损失。二、案涉奖励款449950元的归属。案涉《鱼塘联营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有效合同。同时，根据以上所认定的事实，该合同对马国相、马月兴、金加力、单伯木、王海云均具有约束力。虽然案涉《鱼塘联营合同》履行期限届满后，双方当事人未签订书面合同，但从马国相、马月兴、金加力、单伯木继续占有原有承租土地及支付相应租金等事实来看，可以确定案涉《鱼塘联营合同》继续有效，但租赁期限为不定期。由于案涉《鱼塘联营合同》中已明确约定“如遇土地被征用，其有关权利归甲方所有，与乙方无关”，由此可见双方在签订合同时对土地被征用事宜已有预期，并对相关权利作出处分，该处分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至于马国相、马月兴、金加力、单伯木关于该条款系格式条款的主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规定：“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落实到本案，王海云已将其承包的全部土地转包给马国相、马月兴、金加力、单伯木，无需与他人另行签订转包合同，亦不需要“重复使用”该条款，故不符合格式条款的构成要件。因此，马国相、马月兴、金加力、单伯木的这一主张，依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马国相、马月兴、金加力、单伯木的诉讼请求，事实理由和法律依据尚不充分，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马国相、马月兴、金加力、单伯木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050元，减半收取4025元，由马国相、马月兴、金加力、单伯木负担。 宣判后，马国相、马月兴、金加力、单伯木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双方租赁关系不能视为《鱼塘联营合同》的续租行为。1、《鱼塘联营合同》是2017年1月马月兴与王海云单独签订的，面积193.80亩，租期自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1月15日止一年，年租金是209304元（即1080元每亩）。合同签订后该案涉鱼塘实际承租人为马月兴、马国相、金加力三人，故一审事实认定错误。事实上单伯木是2018年5月份才开始租用的，此时《鱼塘联营合同》早已到期。2018年5月之前涉案土地是被禁用的，2018年5月中下旬被上诉人通知上诉人可以养殖了，且口头告知免费让他们养殖，随后同年6月四上诉人将虾苗等投入养殖，当幼苗全部投入养殖没多久被上诉人便来收取租金。7月份双方各自进行了协商，约定各自的租金事项，当时双方并未签订任何书面合同，一审也查明了双方仅口头约定了租金为800元每亩，实际是600元每亩、200元每亩是电费押金，且四个人的租金不一样，单伯木的租金低于其余三人。双方并未约定其他权利义务。2、此次租赁行为是被上诉人与四上诉人各自单独对接协商的，并非由一人出面协商而定，租金也是各自自行支付给被上诉人，且当时都仅是口头约定了租金事宜，并未对其他权利义务作出相关约定和告知。故租金、承租人等重要事项重新协商确定了，双方间应是新的租赁关系。3、2017年签订的《鱼塘联营合同》在2018年1月15日已到期终止，即双方间的权利义务自然终止。同时该合同中并未约定缴费视为该合同的延续，且双方已重新协商了相关事宜，应为新的租赁关系。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2018年四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间的租赁关系不能视为《鱼塘联营合同》的续租行为，双方应为新的租赁合同关系。二、双方除租赁费外并未约定相关权利义务且未签订合同，征迁补偿款应按法定处理。2018年5月，被上诉人通知可以免费养殖，后等四上诉人将虾苗等全部投入养殖后又向他们收取租金，套取补偿并占为己有，其行为已严重侵犯了上诉人方的合法权益。四位上诉人因已经投入虾苗等，无奈只能支付相应的租金。后在与被上诉人协商时，双方只约定了租金的相关事项，并未对其他事项作出相关约定。且当时被上诉人与四上诉人是分别协商的，只协商了租金相关事宜，其他权利义务并未约定，也未签订合同。根据合同法第六十一条“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最高院有关指导意见精神“民事权利的放弃必须采取明示的意思表示才能发生法律效力，默示的意思表示只有在法律有明确规定及当事人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才能发生法律效力，不宜在无明确约定或者法律无特别规定的情况下，推定当事人对权利进行放弃。”《土地管理法》和《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规定“土地补偿款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地上的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地上的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人所有”，在双方未签订合同，未约定相关权利义务，且四上诉人也并未明确表示放弃相关权利的情况下，双方相关权利应按法定处理。一审已查明该449950元补偿款系宵苗费，故该土地腾退补偿款即青苗费449950元应归四上诉人所有。三、被上诉人的行为已违反诚信和公平原则。1、过期的《鱼塘联营合同》是被上诉人提供的合同，除空白要填部分，里面的内容是固定的，未经双方协商同意，且该份合同已于2018年1月15日到期。2018年被上诉人通知上诉人时是让上诉人免费养殖的，待上诉人全部投入养殖后却又收取费用，其目的是为了多获得补偿款，故其一开始就不诚信。2、2017年马月兴与被上诉人签订的《鱼塘联营合同》中虽有约定“如遇土地被征用，其有关权利归甲方所有，与乙方无关”。但只笼统说相关权利，并未具体明确所有权利内容，即未明确约定放弃青苗费权利。根据最高院有关指导意见精神指出，民事权利的放弃必须采取明示的意思表示才能发生法律效力，默示的意思表示只有在法律有明确规定及当事人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才能发生法律效力，不宜在无明确约定或者法律无特别规定的情况下，推定当事人对权利进行放弃。物权法第三十九条规定“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青苗费属于实际所有人的。如果用过期合同的约定来剥夺上诉人的相关权利，实属不公，有违公平原则。综上，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原判，改判王海云支付四上诉人土地腾退补偿款（青苗费）449950元；本案全部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王海云答辩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审判决事实调查清楚，事实认定正确，适用法律适当，判决公正。请求维持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二审期间，上诉人马国相、马月兴、金加力、单伯木向本院提交银行对账明细、银行汇款转账凭证，拟证明四上诉人单独分别转账给被上诉人租金，2018年时王海云是跟四上诉人单独谈相关的租赁事项。经质证，被上诉人王海云认为：真实性无异议，对待证事实有异议。四上诉人中金加力、单柏木合在一起与被上诉人签订临时转包协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二审期间，被上诉人王海云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认定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王海云与舟山基地签订的《农业项目土地腾退协议书》中按时腾退奖励标准，一审认定诉争的奖励款实际为青苗费并无不当。马月兴与王海云签字确认的《鱼塘联营合同》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该合同条款虽为打印而成，但因承包地转包后，无需与他人另签订转包合同，故该合同第六条不存在重复使用的情形，其不属于合同法规定的格式条款，对合同双方具有约束力。马国相、金加力、单伯木虽未直接在该协议上签字，但其或以马月兴为代表或后期加入该合同的实际履行，故该合同对其亦有约束力。上述合同于2018年1月15日到期，2018年5月上诉人方又在案涉鱼塘中下苗并向被上诉人方交纳租金。故本案二审争议焦点系双方于2018年5月之后形成的事实租赁关系是否适用原合同第六条，即“如遇该土地被征用，其有关权利归甲方所有，与乙方无关”。上诉人以合同直接谈判对象等细节有所不同为由主张不适用。本院认为，双方对于第二次租赁关系的谈判过程、有无口头约定适用原合同等细节意见不一，且均未举证。现可以确定的是租赁双方、租赁面积均未发生变化，租金略低于原合同约定，故双方于2018年5月之后形成事实的租赁关系与原合同并无实质变化。原合同第六条说明双方当事人对于鱼塘被征用已有预期，并对因此引发的权利义务作出安排。2018年5月时双方当事人已经确切知晓鱼塘已被征用，此次租赁为短期租赁。如上诉人方要求主张被征用后的权利，变更双方原合同对此的约定，应向被上诉人明示提出。现无证据证明双方就此有过其他约定，故一审认定双方于2018年5月形成事实上的租赁关系继续适用原合同并无不当。该合同第六条已经对鱼塘征用的权利进行了概括处理，上诉人主张该条款未约定上诉人放弃青苗费补偿，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实体处理适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50元，由马国相、马月兴、金加力、单伯木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韦 薇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日 书记员 苏彧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