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07民终225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钟某1，男，1973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住赣州市大余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成香（系上诉人配偶），女，1975年6月3日出生，汉族，住赣州市大余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训辉，大余县为民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钟某4，女，1971年9月8日出生，汉族，住赣州市大余县。原审原告：钟某2，女，1965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赣州市大余县。原审原告：钟某3，女，1968年4月20日出生，汉族，住赣州市大余县。上诉人钟某1因与被上诉人钟某2、钟某3、钟某4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赣州市大余县人民法院（2019）赣0723民初10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以询问调解方式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成香、刘训辉，被上诉人钟某4，原审原告钟某2、钟某3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钟某1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钟某4的诉讼请求；二、维持一审判决第二项内容；三、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判决对被上诉人钟某4结婚时间没有查清，也没有让其提供结婚证进行核实，实际上被上诉人钟某4是在1998年1月就已办理结婚证，在一审庭审时被上诉人钟某4承认是在××××年××月结婚举行婚宴的，所以钟某4不是在“承包期内”结婚。二、被上诉人钟某4在××××年××月结婚嫁到南安镇新安村五里山村小组，在承包期之前成为谢祥忠的家庭成员，并取得新安村五里山村小组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由被上诉人提供的身份证信息以及大余县失地农民安置办公室出具的“证明”可证实钟某4和谢祥忠夫妻一起在2016年12月14日以大余县南安镇新安村五里山集体经济组织的村民身份资格因“全失地”办理了“失地优惠证”，由政府补偿的方式为钟某4办理了养老保险，因此，钟某4在婚后的新居住地（新安村五里山）取得了承包地，后因城镇规划县政府对南安镇新安村五里山村民的土地征用，才导致钟某4和其丈夫谢祥忠一家人失地，不是发包方收回其承包地，所以不符合《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条、《江西省实施土地承包法办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三、从其办理的“失地优惠证”足以证明钟某4在2016年12月14日之前就己取得大余县南安镇新安村五里山集体经济组织的村民身份资格，已不是南安镇花园村鸡仔寨的村民，也符合“农嫁农”人员成员资格的确定，如果已进入新安村五里山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实际生产、生活，即使常住户口尚未迁入本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也应当认定其具有新安村五里山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钟某4起诉提供的身份信息，也证实其是大余县南安镇新安村五里山村民身份资格，从钟某4进入新安村五里山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时起，其原花园村鸡仔寨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就丧失，因为一个村民只有也只能享有一个村民身份的资格。四、《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条、《江西省实施土地承包法办法》第二十一条只是明确规定“承包期内，妇女婚姻……”并不是指“户口迁入”，一审法院仅凭户口迁入时间来认定钟某4对本案争议款项涉及的南安镇花园村鸡仔寨有承包土地，没有法律依据。五、被上诉人钟某4从××××年××月起因婚姻就己不是上诉人钟某1和钟伟元家庭成员土地承包农户，更不是南安镇花园村鸡仔寨村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当事人请求支付相应份额的土地补偿费，首先其要具有所在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征地的安置补助费支付给安置单位；不需要统一安置的，安置补助费发放给被安置人员个人或者征得被安置人员同意后用于支付被安置人员的保险费。根据上诉人一审时提供的由大余县南安镇花园村村民委员会、大余县南安镇人民政府、大余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共同出示的证明书已证实在2006年换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时，当年钟伟元家庭成员五人，由于当时村委会造册失误，把本村第五组承包方代表钟伟元家的该证件中“承包方土地杀包经营权共有人情况”一栏遗漏了钟伟元和蔡玉凤的家庭成员钟某1、张成香、钟某5三个人。这足以证实承包期内被告钟某1和其妻子、子女才与钟伟元、蔡玉凤夫妻是一个家庭共同承包花园村集体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人、土地的实际使用人。上诉人家庭成员承包的土地是在2017年3月7日政府征用，在2017年3月7日政府征用时，上诉人钟某1的土地承包家庭成员只是上诉人夫妻和三个子女。如果此时被上诉人钟某4在花园村鸡仔寨还有承包土地，则2016年12月14日政府就不可能为其办理因“全失地”办理了“失地优惠证”，大余县人民政府也不会以失地农民的身份给予补偿的方式为钟某4办理了养老保险。综上所述，一审判决不仅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也是存在错误，所以一审判决上诉人应向被上诉人支付土地补偿款共计人民币30154.6元是错误的，钟某4没有依据，也没有权利享有本案所涉花园村鸡仔寨承包土地征用补偿款。被上诉人钟某4辩称，一、1998年土地承包延期并登记确权颁证，承包期至2028年12月31日止，而当时全县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都是只有承包方代表的姓名，所以上诉人说“遗漏土地承包经营权家庭共有人员”是不成立的。自那以后，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再也没有变更过。二、1998年承包土地经营权确权颁证时，钟某1、张成香之子女钟某6、钟某7还没有出生，根据“增人不增地”的政策规定，钟某6、钟某7不属于土地承包经营权家庭共有人员。三、根据相关规定“出嫁女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其在原居住地的承包地不得收回（没有时间和其它条件限制）”，而钟某3及钟某4出嫁后在新居住地并未取得承包地。也就是说钟某3、钟某4应等同视为以钟伟元为代表的承包土地经营权家庭共有人员，也即享有征地补偿款的分配权。四、蔡玉凤、钟伟元分别于2011年及2014年先后去世，也即以钟伟元为代表的承包土地经营权实际家庭共有人员应该是钟某3、钟某4、钟某1、张成香、钟某5。原审原告钟某2、钟某3述称，一审时候房屋修缮、赡养什么的上诉人都没有负责，写的都不是事实。原审原告钟某2、钟某3、钟某4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被告支付土地补偿款共计人民币142670.6元；2.本案一切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案外人钟伟元、蔡玉凤是原告钟某2、钟某3、钟某4、被告钟某1的父亲、母亲，三原告与被告系姐弟关系。南安镇花园村1981年土地承包时对钟伟元一户按六人（钟伟元、蔡玉凤、钟某2、钟某3、钟某4、钟某1）每人1亩零贰进行分田，于1991年调出钟某2田亩。1998年10月20日，大余县人民政府根据《江西省委办公厅、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贯彻中办发〔1997〕16号文件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通知》（赣府发〔1997〕10号文件），（对第一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土地承包期再延长30年）向钟伟元颁发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余政字第10020517号），载明：“承包人：钟伟元，住址：，发包方：花园村鸡子寨，承包土地面积：肆亩贰分三厘（其中：水田，肆亩贰分三厘；承包地块坐落：地块名称：水田，面积4.23亩，座落：鸡子寨）。”2003年9月6日，钟某1作为承包方与发包方大余县南安镇花园村补签了一份《赣州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合同编号070405025），合同第一条载明：“甲方将耕地4.23亩，其中：水田4.23亩，旱地零亩（详细地块、界址见《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余政字第10020517号］），发包给乙方进行农业生产。承包期从公元一九九八年十月二十日到公元二零二八年十月二十日止。”被告钟某1在承包人处签名，大余县南安镇农村经营管理站在鉴证机关处盖章。2003年7月，大余县南安镇财政所向钟某1发放了《应领粮食补贴通知书》，在应领粮食补贴计算表中记载：“户主：钟某1，计税耕地面积4.23亩，农业人口数5人，按人均0.3亩扣除面积1.5亩，享受补贴的面积2.76亩，应领粮食补贴金额27.3元。”2003年9月6日，钟某1缴纳农业税正税185.48元，附加税37.10元，扣除粮食补贴27.3元，实际缴纳农业税195.28元，并取得完税凭证（2002赣农税字3923961）。2006年9月10日大余县人民政府进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换证，向钟伟元颁发了新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余农地承包权2006第070305031号），载明：“发包方全称：大余县，承包方代表名称：钟伟元，承包方住址：大余县，土地承包合同编号：070305031，承包期限1998年12月31日至2028年12月31日止，承包方式：家庭承包，承包土地用途：农业用地，承包方土地承包经营权共有人情况：钟伟元，男，68岁；蔡玉凤，女，63岁。承包地总面积：3.993亩，承包地块总数：肆块。承包地块情况：天井丘2.56亩，等级1，水田；长车排0.66亩，等级2，水田；风田凹0.21亩，等级3，水田；棉花排0.56亩，等级3，水田。”2012年2月24日，根据“余府办抄字［2011］223号”文件精神，花园村委员会作为甲方与钟某1作为乙方签订了《征地协议书》，甲方征用乙方丰田凹土地用于大余县龙山路建设，征用面积为0.3亩（耕地），甲方支付征地补偿款9300元给乙方（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在内）。大余县南安镇花园村民委员会在甲方处盖章，并有法定代表人签字，钟某1在乙方处签字捺印。2017年3月7日，因大余县环城路工程建设需要，花园村委会作为甲方与钟某1作为乙方签订了《土地征收协议》，征收红线范围内土地4.9亩，每亩36924元，补偿金额计人民币180927.60元，地面附属物补偿金额人民币59045.16元，总补偿金额共计人民币239972.76元。大余县南安镇花园村民委员会在甲方处盖章，并有经办人签字，钟某1在乙方经办人处签字捺印。钟某1、村干部王发林、镇干部肖先长等人在2016年11月4日的大余县环城路征地丈量草图上签字。该次征收的土地为钟伟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余农地承包权2006第070305031号）上天井丘地块及周边开垦的荒地。2018年2月2日花园村、南安镇人民政府、大余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领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盖章出具《证明书》，载明：“在2006年换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时，因当年钟伟元家庭成员五人，由于当时村委会造册失误，把本村第五组承包方代表钟伟元家该证件中“承包方土地承包经营权共有人”一栏遗漏了钟伟元和蔡玉凤的家庭成员钟某1、张成香、钟某5三人未登记，特此证明。”另查明，原告钟某2嫁入南安镇新安村16组，1998年在新安村分到了土地，并参加了养老保险。原告钟某3于1996年嫁入南安镇新余村，未在新余村分得责任田和自留山，于2006年5月23日办理了失地证并参加了养老保险。原告钟某4于1998年嫁入南安镇新安村，未在新安村分到承包责任田，于2016年12月14日办理了失地证并参加了养老保险。再查明，1999年2月9日，大余县公安局南安分局签发的户口登记簿显示，户主钟伟元的家庭成员为：钟伟元、蔡玉凤、钟某1、张成香、钟某4。张成香为被告钟某1的妻子，二人于××××年××月××日登记结婚，于1998年10月7日迁入花园村户主钟伟元的户口中，于1999年5月2日生长女钟某5，于2008年11月9日生次女钟某6，于2012年8月13日生三子钟某7。2005年7月22日，被告钟某1、张成香、钟某5与钟伟元、蔡玉凤夫妇分户。2011年5月17日，蔡玉凤病逝。2014年10月26日，钟伟元病逝。蔡玉凤、钟伟元病逝后，根据国家政策，南安镇花园村未对钟伟元承包地进行收回或调整。一审法院认为，公民合法的财产权益受法律保护。原告钟某2、钟某3、钟某4以征地补偿款190227.6元（2012年征地补偿款9300元和2017年征地补偿款180927.6元）属于原被告父母的遗产为由向一审法院提起继承纠纷诉讼，在庭审中，三原告自愿放弃对2012年征地补偿款9300元及2017年地面附属物补偿款59045.16元主张权利，根据意思自治原则，一审法院对该部分不予处理。本案的焦点是：1.2017年征地补偿款180927.6元是否属于原被告父母的遗产？2.如不属于遗产，三原告是否享有对该征地补偿款的分配权利？1.关于本案诉争的2017年征地补偿款180927.6元是否属于原被告父母的遗产的问题。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以下简称《继承法》）第三条“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的规定，2014年原被告的父亲钟伟元死亡时，涉案土地尚未被征收，发包方花园村也未制定征地补偿分配方案，该征地补偿款并不是钟伟元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其次，根据《继承法》第四条“个人承包应得的个人收益，依照本法规定继承。个人承包，依照法律允许由继承人继续承包的，按照承包合同办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以下简称《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一条“承包人应得的承包收益，依照继承法的规定继承。林地承包的承包人死亡，其继承人可以在承包期内继续承包。”的规定，村民个人承包所得的承包收益（即从事农业生产的获利）属于村民个人合法财产，在公民死亡时列入遗产范围并发生继承，集体土地所有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林地除外）不能继承，本案补偿款也并不是对钟伟元承包林地或房屋的征收补偿。最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六条、四十七条、四十八条、四十九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土地补偿费是国家征用农村集体土地时补偿给村集体经济组织的，集体经济组织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等相关法律法规，对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中丧失承包地的承包农户进行的分配，不是分配给承包农户中的某一个人，更不是分配给原承包人口中已死亡的人，而是对失地农户丧失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补偿。综上，该征地补偿款不是钟伟元死亡时遗留的财产，也不是对户主钟伟元承包林地或房屋的补偿，征地补偿款的性质也不属于承包收益，不能列入遗产范围。故，三原告要求按继承法的规定将2017年征地补偿款180927.6元作为原、被告父母的遗产进行继承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2.关于三原告是否享有对该征地补偿款的分配权利的问题。首先，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五条“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和《江西省实施办法》（以下简称《江西省实施土地承包法办法》）第十九条“家庭成员依法平等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家庭成员在行使土地承包经营权时不得侵害家庭其他成员合法享有土地承包经营的权益。”的规定，家庭承包是以农户为单位而不是以个人为单位，该户的成员平等地享有经营土地的权利。但1998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余政字第10020517号］、2006年6月12日的土地承包情况登记表、2006年9月10日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余农地承包权2006第070305031号），均未记载三原告、被告为涉案土地的承包户钟伟元的“承包方土地承包经营权共有人”。根据大余县公安局南安分局1999年2月9日签发的户主钟伟元的户口本，户主钟伟元的家庭成员为：钟伟元、蔡玉凤、钟某1、张成香、钟某4。故，钟伟元、蔡玉凤、钟某1、张成香、钟某4在承包期内（1998年12月31日至2028年12月31日）享有对户主钟伟元承包土地平等的承包经营权。其次，我国现行的土地承包制度执行的是“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分配政策，在承包期内，该户内部分成员的死亡并不影响整个农户的承包经营权，只要作为承包单位的户存在，土地承包经营权就不发生继承关系，户中的某个成员死亡的，由其他家庭成员继续承包耕种。征地补偿款的性质是对承包农户丧失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补偿，应当由承包农户的其他成员依法享有。在钟伟元夫妇去世后，由其家庭剩余成员继续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并享受承包土地的征地补偿款。本案征地补偿款是发包方花园村对承包户钟伟元1998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余政字第10020517号］（换证后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余农地承包权2006第070305031号））中的天井丘地块的征地补偿。虽然原告钟某4于1998年出嫁，并在1999年2月9日之后将户口迁出花园村，但在新居住地新安村未分到承包责任田。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条、《江西省实施土地承包法办法》第二十一条的有关规定，承包期内，妇女结婚，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虽然原告钟某4在2016年12月14日办理了失地证，但并不能据此认定原告钟某4放弃了对户主钟伟元承包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发包方花园村委会也未对钟某4享有的承包土地进行调整。故，原告钟某4仍然在原承包期内依法继续享有对原户主钟伟元承包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依法享有被征收土地补偿款的分配权利。再次，根据《江西省实施土地承包法办法》第十五条“承包期内，承包方家庭成员分户的，可以申请发包方对分户前的承包土地进行分户承包，并分别签订承包合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给予办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相关证书。”的规定，虽然钟某1、张成香于2005年7月22日与户主钟伟元分户，但未对原承包土地进行分户承包，钟某1、张成香仍然属于户主钟伟元1998年承包土地时的家庭成员，继续享有原承包关系下的承包经营权。且2018年2月2日花园村委会、南安镇人民政府、大余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领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出具了的证明书，证明在2006年换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时，由于当时村委会造册失误，把本村第五组承包方代表钟伟元家该证件中“承包方土地承包经营权共有人”一栏遗漏了钟伟元和蔡玉凤的家庭成员钟某1、张成香、钟某5三人未登记，钟某1、张成香、钟某5是原钟伟元承包土地的共有权人。同时，根据《江西省实施土地承包法办法》第八条、第九条的规定，被告钟某1、张成香的家庭新增成员钟某6、钟某7在原承包期内依法享有对原户主钟伟元承包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并依法享有被征收土地的补偿款的分配权利。最后，原告钟某2出嫁后，其分配的承包土地在1991年已被收回，并于1998年在取得承包土地，户口也在1998年之前从户主钟伟元家中迁走，不是户主钟伟元1998年承包土地时的家庭成员，不享有户主钟伟元承包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也不享有涉案土地的征地补偿款的分配权利。原告钟某3于1996年出嫁后并迁出花园村，户口也在1998年之前从户主钟伟元家中迁走，不是户主钟伟元1998年承包土地时的家庭成员，不享有户主钟伟元承包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也不享有涉案土地的征地补偿款的分配权利。综上所述，原告钟某4享有对该征地补偿款180927.6元的分配权利，享有的份额为六分之一（原告钟某4、被告钟某1、案外人张成香、钟某5、钟某6、钟某7各一份），即30154.6元（180927.6÷6＝30154.6）。原告钟某2、钟某3不享有对该征地补偿款的分配权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江西省实施办法》第八条、第九条、第十五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钟某1应向原告钟某4支付土地补偿款共计人民币30154.6元，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驳回原告钟某2、钟某3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153元，由原告钟某4负担303元，由原告钟某2、钟某3各负担1092元，由被告钟某1负担666元。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钟某1提交一组新证据：大余县失地办的证明原件1份共1页，以证明在2016年12月14日之前被上诉人钟某4是新安村村民，钟某4和丈夫谢祥中及谢邦佐是新安村耕地承包的家庭成员，以南安镇新安村村民身份一起办理了全失地证，在2016年12月14日之前钟某4是享有了新安村五里山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并以新安村失地农民的身份享受了政府补助参加了养老保险。被上诉人钟某4质证认为，该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答辩人是办了失地证，但是以农村户口土地证办的，不是以土地承包证办的。本院认为，本院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答辩人对办了失地证的事实予以认可，但无法达到其他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被上诉人钟某4提交以下四组新证据：证据一、结婚证复印件1份，以证明结婚时间；证据二、房屋修缮出资证据；证据三、住院出资证据；证据四、户口常住卷证据，以上证据拟共同证明一审上诉人说什么都是他出资的不属实。上诉人钟某1质证认为，对证据一的三性无异议，从证据上已经证明其××××年××月××日结婚，是在承包期之前已经出嫁并结婚，第二轮土地承包的土地证是1998年12月份开始的承包期。证据二、三没有关联性，证据四没有见到原件，不能证明其真实性合法性，单从证据，当时的家庭成员是在1998年5月之前的户口登记人员，这也是在第二轮土地承包之前的家庭成员。上诉人钟某1对证据一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其他证据与本案的争议焦点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综合双方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上诉人钟某4是否享有分配涉案征地补偿费的权利。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以户为单位进行承包，户内的家庭成员均为承包方，享有平等的权利。在1998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被上诉人钟某4作为户成员参与了涉案土地承包，取得了土地承包经营权，其虽然在××××年把户口迁出花园村，但是被上诉人钟某4并未在新居住地即其夫家另外取得承包地，一、二审期间上诉人钟某1亦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被上诉人钟某4在夫家取得承包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一条规定，“承包期内，妇女结婚，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妇女离婚或者丧偶，仍在原居住地生活或者不在原居住地生活但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因此，被上诉人钟某4原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应被剥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承包地被征收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有权依照本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获得相应补偿”，被上诉人钟某4依法享有获得补偿的权利。被上诉人钟某4在夫家以家庭户为单位领取了失地农民证，并不能排除其在娘家所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综上，上诉人钟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54元，由上诉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林 姗审 判 员  沈象筠审 判 员  宋玉玲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一日代理书记员  刘敏慧代理书记员  张警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