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653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蒋和平，男，1967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现住北京市门头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左易，上海市锦天城（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俊利，北京市国睿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兆营，男，1979年6月26日出生，汉族，现住北京市丰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麟，北京青葵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蒋和平与上诉人刘兆营因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6民初36389号民事判决，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蒋和平上诉请求：1.维持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2.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支持蒋和平一审诉讼请求，即改判刘兆营向蒋和平支付违约金639.4万元、承担律师费20万元；3.由刘兆营承担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因双方均存在违约行为，故对蒋和平要求刘兆营支付违约金及律师费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该认定不符合实际情况，一审审理中，通过证据及刘兆营自述，均可确认《酒店经营合作协议》的全部违约方系刘兆营，蒋和平无任何违约行为。一审法院既然认定双方所签《酒店经营合作协议》有效，刘兆营自己又承认没有参与酒店实质性经营，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均存在违约行为，不支持蒋和平要求刘兆营承担违约责任和支付律师费的请求，明显与事实不符。综上所述，望二审法院法改判，维护蒋和平的合法权益。刘兆营针对蒋和平的上诉辩称：不认可蒋和平的上诉请求。双方没有借贷关系，一审法院没有查明双方是否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合同不是双方的真实意图。合同在原一审、二审、重审时已经解除，刘兆营没有违约行为。双方没有履行酒店经营合作协议，违约金和律师费不应由刘兆营承担。一审法院驳回蒋和平要求刘兆营支付违约金及律师费诉讼请求正确。刘兆营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蒋和平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全部由蒋和平承担。事实和理由：本案虽然案由是合同纠纷，但实质是基于《个人借款合同》产生的民间借贷纠纷，原一审、二审、本次重审一审，无论是法院还是双方当事人，从法庭调查到举证、质证等一系列程序，都认可本案审理的根本问题是民间借贷关系，自始至终都在围绕着双方是否存在借款事实展开，蒋和平更是明确表示“《酒店经营合作协议》的签订是为了督促并保证债务人刘兆营向蒋和平清偿债务”，因此，本案应严格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进行审理。原一审、二审都重点审查了借款是否存在、蒋和平主张的3197元万构成的证据，并在判决中予以评述。但令人费解的是，本次重审一审判决中丝毫未提及借款事实是否存在及庭审证据审查情况，对蒋和平试图证明借款存在而提交的20几份证据不作任何描写及评述，甚至在判决书中只字不提，完全置（2018）京02民终6046号民事裁定书“对于蒋和平主张的刘兆营所欠的3197万元债务的具体构成事实有必要进一步查明”的明示于不顾，在3197万元具体构成事实没有任何证据情况下，以《酒店经营合作协议》、《甲乙双方3197万债务清单》、《个人借款合同》真实、有效为由直接判定刘兆营偿还蒋和平3197万元，该判决存在严重事实认定和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法院违反发回重审裁定对3197万元具体构成事实进行查明的要求，在案涉3197万元借款具体构成事实无任何证据证明情况下，严重违反民间借贷司法解释，仅凭《酒店经营合作协议》、《债务清单》、《借款合同》就认定债务真实存在，事实认定及适用法律严重错误，二审应予彻底纠正。1.首先，经过庭审质证证明：蒋和平仅是一名普通高校教师，案涉金额却高达几千万元之巨，交易金额显然与其支付能力和收入水平严重不符，明显不具备出借能力；其次，蒋和平起诉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尤其是关于借款的证据明显不符合常理，包括证人出具虚假证言、没有任何实际给付刘兆营借款的银行转账凭证等证据；第三，蒋和平及其委托代理人不仅对合同签订情况陈述不清，对借贷事实的陈述、对上千万元的借款形成原因，更是言语反复、前后矛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9条规定，对于蒋和平主张3197万元借贷债务存在的上述情形，一审法院应当严格审查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同时根据该规定第15、16条的规定，在刘兆营抗辩借贷行为并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情况下，一审法院应当对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及银行流水等款项交付凭证进行审查，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而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并没有对所谓的“借款”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进行任何认定，就直接判决：“《酒店经营合作协议》与《债务清单》、《借款合同》内容相对应，应认定刘兆营所欠蒋和平3197万债务真实存在”，换句话说，一审法院仅凭“借条”就认定了双方存在债务事实，该判定不仅严重违反法律规定，更是严重违反了事实。2.本案自2016年立案以来，至今已历经三个诉讼程序，数次开庭审理。数次庭审的焦点问题只有两个：第一就是《酒店经营合作协议》、《债务清单》、《借款合同》是否真实签订；第二就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案涉3197万元的形成原因及借款事实是否真实存在。对于所谓3197万元借款的形成原因及借款事实，蒋和平编织、罗列了多达20几份证据，经过法庭质证，可以确定是蒋和平生拉硬拽，与刘兆营无任何关联，全部是案外人，是否真实存在债务不能确定，多份合同明显有违常理，无论这些债权债务是否真实存在，刘兆营显然都不是实际债务人，更没有任何偿还义务。庭审质证后，一审判决对《酒店经营合作协议》、《债务清单》、《借款合同》以外的、蒋和平提交的所有证据都没有采纳，足以说明《酒店经营合作协议》、《债务清单》、《借款合同》所涉及的3197万元借款，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实际发生过。3.另外需要强调的是，对于《借款合同》，合同签订后蒋和平既没有现金支付给刘兆营，也没有通过银行转账、网上电子汇款等形式支付，更没有以其他方式提供借款。根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9条规定的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该《借款合同》尚未生效。蒋和平亦自认《酒店经营合作协议》不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均没有投资酒店合作经营的真实意思，仅是督促《借款合同》的履行，在《借款合同》未生效、未实际履行的情况下，何来3197万元债务事实。最后，本次重审程序的几次开庭审理，对于3197万元债务的具体构成，作为重点审查内容，尤其是围绕着蒋和平提交的《酒店经营合作协议》、《债务清单》、《借款合同》以外的其他证据，庭审笔录足足有几十页，而作出的判决对于该部分质证内容、对于所谓的“3197万元债务的具体构成事实”居然只字未提。刘兆营认为，本次重审一审判决显然违反了上级法院发回重审裁定的要求，存在漏判、错判的严重问题，二审法院应按发回重审的初衷和要求，对蒋和平主张的3197万元债务的具体构成、证据，以及该具体构成、提交的证据与《酒店经营合作协议》与《债务清单》、《借款合同》之间的关系作出认定，在判决书中予以明确。二、一审法院无视《酒店经营合作协议》、《债务清单》、《借款合同》本身存在的诸多错误，对蒋和平自相矛盾的陈述视而不见，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出现严重错误，二审法院应予纠正。1.蒋和平关于《酒店经营合作协议》、《债务清单》、《借款合同》签订情况的自述，存在严重矛盾，不合情理，明显在掩盖事实：（1）蒋和平代理律师高翔在2016年8月原审第一次庭审时陈述：“几份合同的签订是焦利、刘兆营和蒋和平对账后签订”（2）蒋和平于2017年12月原审第三次开庭时陈述：“《酒店经营合作协议》、《借款合同》、《债务清单》签订时间和地点情况，具体说不清楚”。（3）蒋和平本次重审自述，高翔律师是全程参与了《酒店经营合作协议》、《债务清单》、《借款合同》的协商、起草过程，并且见证了《酒店经营合作协议》在内的3份文件的签订，并言之凿凿协议不是一天签订的，前后协商了近一周左右。同时，蒋和平本次重审亦自述，焦利于2013年下半年彻底失联（2014年8月，焦利被公安机关正式网上通缉）。既然高翔律师长达一周时间都全程参与《酒店经营合作协议》、《债务清单》、《借款合同》的协商、起草，并且现场见证了签订，为何高翔庭审陈述会与蒋和平说法前后矛盾，焦利早在一年前就失联，已经被通缉，为何高翔却说是焦利与蒋和平签订的合同，蒋和平自述前后都不一致，为何如此明显、漏洞百出、驴唇不对马嘴的说辞，一审法院却视而不见，直接予以采信作出事实认定。2.对于《酒店经营合作协议》、《债务清单》》、《借款合同》文件本身存在的问题。（1）蒋和平在庭审中多次声称，包括借款合同和债务清单在内，是双方在高翔律师的参与、见证下，多次沟通、讨论对账后形成，并且不是一天形成的。然而《债务清单》第一笔借款却出现最基本的数学加减法错误，金额相差上千万元，如果真是如蒋和平所述：“是蒋和平、见证律师高翔、刘兆营三方多日共同计算、对账得出”，为何都没有发现；如果是如高翔所述：“焦利、刘兆营和蒋和平对账后签订”，同样为何三人都没有发现。（2）同样是《债务清单》中第一笔1583万元的成因，为何蒋和平自述是源于《融资借款协议》，而“全程参与了协商、起草的见证律师”高翔却陈述是源于《酒店整体承包合同》。（3）对于《酒店经营合作协议》的履行情况，蒋和平更是言语反复，先是主张刘兆营没有履行，在发现对自己不利后，又提出刘兆营履行了一部分，视司法如儿戏。对于蒋和平及其诉讼代理人在诉讼中种种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陈述，特别是焦点、核心事实问题多次前后矛盾，根据最高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规定及相关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不仅不能采纳，更应当追究蒋和平的虚假陈述、虚假诉讼法律责任。现一审反而判决《酒店经营合作协议》、《债务清单》、《借款合同》“内容相对应，应认定3197万债务真实存在”，这种事实认定已经严重超出审判常理。综上，案涉《酒店经营合作协议》、《债务清单》、《借款合同》，不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具有法律效力，更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存在严重错误。三、《酒店经营合作协议》和所依据的《借款合同》、《债务清单》的签订过程、3197万元借款基础及形成原因，是本案的焦点问题，尤其是3197万元借款依据的多个民间借贷关系是否真实存在问题，一审判决避而不谈，严重错误。综上所述，《酒店合作经营协议》、《债务清单》、《借款合同》签订过程存在诸多疑点，本案不能依据协议的条款内容直接作出巨额借贷事实的认定；蒋和平自认双方均没有投资酒店合作经营的真实意思，《酒店合作经营协议》仅是督促《借款合同》的履行，而《酒店合作经营协议》中的3197万元债务正是依据所谓《借款合同》而来，那么本案的焦点应关注3197万元是否真实发生；本案尽管蒋和平提出了其他证据试图证实借款事实的存在，但经过三次审理举证，均不能证实3197万元借款的真实发生，本案《借款合同》并未生效；一审法院无视蒋和平数次自相矛盾的虚假陈述及上级法院发回重审关于蒋和平主张的刘兆营所欠的3197万元债务的具体构成事实有必要进一步查明的明确要求，匪夷所思地简单以协议有效直接认定刘兆营3197万元借款事实的存在，完全违背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存在明显严重错误，应予撤销。刘兆营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明本案事实基础上，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刘兆营的上诉请求，切实维护刘兆营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维护法律的公平与正义。蒋和平针对刘兆营的上诉请求辩称：不同意刘兆营的全部上诉请求。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正确，应予维持。本案从2015、2016年历经多轮法律程序，双方意见已表达充分。蒋和平的意见与发回重审时的意见一致，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蒋和平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蒋和平与刘兆营签订的《酒店合作经营协议》；2.要求刘兆营偿还蒋和平3197万元欠款，并支付违约金639.4万元，承担律师费20万元；3.诉讼费由刘兆营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7月24日，刘兆营（甲方）与蒋和平（乙方）签订《酒店经营合作协议》、《甲乙双方3197万债务清单》、《个人借款合同》。刘兆营系德北京德威国际酒店（以下简称德威酒店）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酒店经营合作协议》载明：甲乙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的规定，就双方关于德威酒店合作事宜达成以下协议：一、合作基础：因甲方身为德威酒店法人代表，持有该酒店51%的股权，并且在签署本合作协议时，已经欠乙方个人借款人民币3197万元，甲乙双方自愿以双方的借款视为乙方对德威酒店的投资，甲方自愿将德威酒店每年的收益按比例分配给乙方。二、合作期限：自2014年7月24日至2032年7月24日，到期前一年内双方约定是否延期，如在约定期限内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本合同到期自然终止。三、合作内容：1.甲乙双方约定由甲乙双方共同实际经营德威酒店。2.双方约定，酒店的财务管理由双方共同书面指定财务人员进行管理，如双方不能对指定财务人员达成一致，双方可聘请财务公司进行财务管理。3.每年酒店的盈余按照首先支付酒店购买股权的款项（详见附件一：甲方与薛德平的合同），其次支付酒店与天海双龙医疗设备有限公司的土地租金（详见附件二，详见甲方与天海双龙医疗设备有限公司的租赁合同），再次支付当年必须支付的合理债务（该债务须有甲乙双方共同签字认可，否则不得从酒店盈利中扣除）。剩余的盈利部分，甲乙双方按照税后甲方60%、乙方40%进行分配。4.在合作期间，酒店的各项房租等收入，双方约定在签订本协议之后，凡是以酒店作为出租方的合同，酒店的收款账户必须书面修改为乙方的账户：蒋和平、工行卡号×××。5.双方在签订本协议后，酒店的所有的合理开支必须由双方共同签字认可，如没有双方签字的支出，不能视为酒店开销，应由支出方个人承担。6.双方约定，待条件成熟时，在薛德平等股东将剩余的49%的股权转让给甲方时，甲方必须同时将酒店40%的股权转让给乙方指定人员名下。7.如在本协议履行期间，酒店被拆迁，最终实得拆迁款按甲方60%、乙方40%分配。四、违约责任：1.双方违反以上条款的，由违约方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为3197万的20%，由于一方的违约行为守约方的律师费及实现该违约金等的相关支出由违约方支付，甲方违约后，乙方有权向甲方诉讼追讨3197万借款及相应利息。2.如甲方51%的酒店股权减少或不再持有，甲乙双方合同解除，甲方须偿还乙方的个人借款3197万及利息。《甲乙双方3197万债务清单》载明：1.1000万+258万+1258万×1.258＝1583万。2.80万+（1056万-146万）+（1066万-146万）×7÷12＝1527万，1527÷2＝763万。3.200万+（200万×4.5%×14）＝326万。4.85万+85万×2%×6＝95.2万。5.30万+30万×2%×3＝31.8万。6.153万+153万×3.5%×2.5＝166.4万。7.146万+146万÷12×7＝231.2万。合计3197万。《个人借款合同》载明：刘兆营（乙方、借款人）向蒋和平（甲方、被借款人）借款3197万元。2016年10月17日，蒋和平与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协议》，约定蒋和平就其与刘兆营因所签署《酒店经营合作协议》引起的纠纷案件，委托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作为其一审、二审诉讼程序及执行程序的委托代理人。2016年11月2日，蒋和平向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费20万元。一审审理中，刘兆营虽然确认《酒店经营合作协议》、《甲乙双方3197万债务清单》及《个人借款合同》是其签字，但认为是在蒋和平使其醉酒的情形下所签，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但刘兆营未能提供相关证据。刘兆营称签订《酒店经营合作协议》并非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提交了蒋和平在（2016）京0106民初20090号案件中的答辩状，证明蒋和平自述该协议的签订是为了督促并保证债务人向蒋和平及时清偿债务。该答辩状载明：《酒店经营合作协议》系基于蒋和平与刘兆营之间民间借贷关系而签订，《酒店经营合作协议》的签订是为了督促并保证债务人刘兆营向蒋和平清偿债务。蒋和平称答辩状《酒店经营合作协议》确是基于蒋和平与刘兆营的债权债务关系形成的，真实目的是以酒店经营合作的方式，以收益抵偿债务。一审庭审中，刘兆营称《酒店经营合作协议》并未履行。蒋和平亦曾表示该合同未履行，后又称合同已履行，是刘兆营未履行合同主要义务，仅通过其义兄吕岩的账户向蒋和平支付了酒店盈余收益五十万元左右。刘兆营对此不予认可。蒋和平、刘兆营对合同中约定的“酒店的财务管理由双方共同书面指定财务人员进行管理，如双方不能对指定财务人员达成一致，双方可聘请财务公司进行财务管理”是否履行，说法不一，蒋和平称使用的是其财务经理，刘兆营予以否认。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蒋和平与刘兆营于2014年7月24日签订的《酒店经营合作协议》合法有效，现双方产生纠纷，均同意解除该协议，一审法院不持异议。故对蒋和平要求解除其与刘兆营签订的《酒店合作经营协议》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应予支持。蒋和平称上述协议系其在醉酒后所签，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因未提供相关证据，不予采信。《酒店经营合作协议》载明的内容：“合作基础：因甲方身为北京德威国际酒店法人代表，持有该酒店51%的股权，并且在签署本合作协议时，已经欠乙方个人借款人民币3197万元。甲乙双方自愿以双方的借款视为乙方对北京德威国际酒店的投资，甲方自愿将北京德威国际酒店每年的收益按比例分配给乙方”与双方于同日所签的《甲乙双方3197万债务清单》、《个人借款合同》的内容相对应，应认定刘兆营所欠蒋和平3197万元的债务真实存在，故对蒋和平要求刘兆营给付3197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应予支持。因双方均存在违约行为，故对蒋和平要求刘兆营支付违约金及支付律师费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九十三条、第九十七条规定，于2020年5月28日作出判决：一、解除蒋和平与刘兆营于二〇一四年七月二十四日签订的《酒店经营合作协议》；二、刘兆营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给付蒋和平31970000元；三、驳回蒋和平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能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刘兆营向本院提交“陈案书”一份，称该材料是2013年底蒋和平说焦利骗了他很多钱，要去公安机关控告焦利，向公安机关提供的报案材料，当时刘兆营用手机拍照了该材料。证明：蒋和平说在2014年7月24日蒋和平、焦利、刘兆营经过三方共同协商之后确认了借款合同债务清单和酒店合作经营协议，但从该陈案书内容和时间上看，既然已经认为焦利涉嫌诈骗并在2013年底已经报案，2014年不可能与焦利协商。蒋和平对刘兆营提交的上述材料的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不能作为新证据，因刘兆营没有提供原始载体，且该材料内容中也反映不出该材料形成的时间是2013年。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有当事人的陈述及所提交的在案证据佐证。本院认为：蒋和平与刘兆营于2014年7月24日签订的《酒店经营合作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合同，签约双方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产生纠纷并形成诉讼，蒋和平要求解除合同，刘兆营也同意合同解除，故一审法院判决解除双方之间的《酒店经营合作协议》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酒店经营合作协议》中载明：“合作基础：因甲方身为北京德威国际酒店法人代表，持有该酒店51%的股权，并且在签署本合作协议时，已经欠乙方个人借款人民币3197万元。甲乙双方自愿以双方的借款视为乙方对北京德威国际酒店的投资，甲方自愿将北京德威国际酒店每年的收益按比例分配给乙方。违约责任：违约责任：1.双方违反以上条款的，由违约方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为3197万的20%，由于一方的违约行为守约方的律师费及实现该违约金等的相关支出由违约方支付，甲方违约后，乙方有权向甲方诉讼追讨3197万借款及相应利息。2.如甲方51%的酒店股权减少或不再持有，甲乙双方合同解除，甲方须偿还乙方的个人借款3197万及利息。”上述《酒店经营合作协议》中明确载明刘兆营欠蒋和平借款3197万元，且与双方于同日所签的《甲乙双方3197万债务清单》及《个人借款合同》中刘兆营欠蒋和平3197万元款项的内容相对应，故可以认定刘兆营所欠蒋和平3197万元款项的事实存在。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一审法院判决支持蒋和平要求刘兆营偿还3197元债务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确认。由于双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均存在违约行为，应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故对蒋和平要求刘兆营支付违约金及律师费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正确，本院予以确认。蒋和平上诉主张，刘兆营系合同履行中的全部违约方，蒋和平无任何违约行为。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蒋和平的上诉主张不成立，对其要求刘兆营支付违约金及承担律师费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刘兆营上诉主张，本案虽然案由是合同纠纷，但实质是基于《个人借款合同》产生的民间借贷纠纷，应严格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进行审理；《酒店合作经营协议》、《债务清单》、《借款合同》签订过程存在诸多疑点，本案不能依据协议的条款内容直接作出巨额借贷事实的认定；蒋和平自认双方均没有投资酒店合作经营的真实意思，《酒店合作经营协议》仅是督促《借款合同》的履行；本案《借款合同》并未生效，一审法院无视蒋和平数次自相矛盾的虚假陈述及上级法院发回重审关于蒋和平主张的刘兆营所欠的3197万元债务的具体构成事实有必要进一步查明的明确要求，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存在明显严重错误。本院认为，蒋和平提起诉讼所依据的是双方签订的《酒店合作经营协议》，该协议中明确载有刘兆营已欠蒋和平3197万元款项的内容，且与双方所签《甲乙双方3197万债务清单》载明的欠款金额一致，该债务清单列明了欠款的具体明细，蒋和平在诉讼中也对欠款形成的过程作出了解释，故可以认定双方所签《个人借款合同》具有结算性质，系双方对刘兆营所欠蒋和平款项金额的确认。刘兆营主张签署涉案《酒店合作经营协议》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但未提交有效证据予以证明，虽然其在二审中补充提交了“陈案书”，但该证据仍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因此，综合涉案刘兆营欠款形成的过程、债务清单列明的内容及刘兆营对欠款的确认，一审法院认定刘兆营尚欠蒋和平3197万元款项，事实清楚，依据充分。蒋和平的上诉主张缺乏证据支持，本院对此不予采信。综上，蒋和平、刘兆营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其二人的上诉请求均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92578元，由蒋和平负担57958元（已交纳），由刘兆营负担234620元（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判决。审 判 长 种仁辉审 判 员 钱丽红审 判 员 邢 军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付晨晨书 记 员 高婧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