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11民终135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荣厚兴，男，1977年1月12日出生，汉族，现住天津市西青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荣厚隆，男，1980年8月12日出生，汉族，现住衡水市桃城区。 二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保民，衡水市冀州区法源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石玉强，男，1968年7月9日出生，汉族，现住河北省冀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于荷香，女，1969年10月4日出生，汉族，现住。与石玉强系夫妻关系。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亚娜，河北维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衡水市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办公室。住所地：衡水市桃城区和平路康宁街交叉口东南角亚贸大厦。 法定代表人：张伟志，副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雪容，河北凌坤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北汇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衡水市桃城区人民西路285号汇中商业广场1号楼1706号。 法定代表人：王鸿燕，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国子，河北合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荣兰菊，女，1952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现住北京市丰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保民，衡水市冀州区法源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荣厚兴、荣厚隆与被上诉人石玉强、衡水市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办公室（以下简称征收办公室）、河北汇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中公司）、原审第三人荣兰菊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河北省衡水市桃城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4日作出（2018）冀1102民初6883号民事判决，上诉人荣厚兴、荣厚隆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29日作出（2019）冀11民终1145号民事裁定，裁定发回重审。河北省衡水市桃城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4月3日作出（2019）冀1102民初5763号民事判决，上诉人荣厚兴、荣厚隆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荣厚兴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保民，被上诉人石玉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亚娜、于荷香、被上诉人汇中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国子，被上诉人征收办公室委托诉讼代理人郭雪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荣厚兴、荣厚隆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重新审理裁决。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判决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确定的案由与审判案由明显不一致，判决结果不公。（1）本案案涉争议为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也就是应就案涉合同《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是否合法有效，由合同当事人陈述举证该合同签订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来证实该合同是否合规，是否合法，并就此开展法庭辩论。但一审法院一审时把争议焦点却错误集中在了该房屋产权的确认上，偏离了争议焦点。更为明显的是，一审庭审时案涉合同当事人房屋征收办公室明确：2012年4月7日衡水市区“一拆两改”指挥部是政府为了“一拆两改”工作顺利进行而设立的临时性组织，后更名为衡水市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办公室，在被告汇中房产中标前，征收办公室只是临时组织签订案涉协议，在被告汇中房产中标后，征收办公室负责监督协议的执行，未履行收取面积差价款，支付过渡费，并不具有实质的权益及义务。足见案涉《协议》的签订在是否合规合法上明显具有不确定性和随意性，只是为了顺应当时全市“一拆两改”工作能够尽快顺利进行。（2）就案涉房产产权实体而言，按照现行的法律规定，确定不动产产权人均应以登记机关的“登记制”为准，本案案涉房产时至今日依然登记在上诉人一方。而且上诉人还调取了当初办理该房产的初始档案证据。而被上诉人石玉强辩称该房产为其父亲日后拥有，却提供不出实际拥有该房产的任何证据，而且在登记机关始终也没有办理该房产产权过户登记手续，因此无法证实石玉强作为该房产产权人与房屋征收办公室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合法有效。综上，一审判决缺乏必要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在适用法律及审判程序上均有不当之处，请二审法院基于法律的公平公正，撤销错误的一审判决，重新审理裁决。 原审第三人荣兰菊的答辩意见同上诉意见。 被上诉人石玉强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征收办公室答辩称，第一，关于本案被拆迁人主体资格及拆迁权益问题，请法院依法判决，因本案出现权属争议，我单位已经于2018年9月1日向不动产登记局出具了暂停办理不动产登记手续的函件，请法庭依法判决，我单位会全力配合。第二，关于涉案拆迁补偿效力问题，请法院依法裁判。 被上诉人汇中公司答辩称，尊重法庭判决。但因办理后续手续产生的费用，汇中公司不承担。 原告荣厚兴、荣厚隆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确认三被告于2012年4月7日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无效（房产价值约30万元）；2、由被告承担诉讼费用；3、申请追加荣兰菊为本案第三人。事实与理由：原告祖父荣昌生于1987年9月6日购买衡水市城市综合开发公司开发的位于桃城区建筑面积为55平方米的房产一处，并于1991年8月27日在房管局办理了房产证，证号为字第40019号。荣昌生购买此房产后一直由被告石玉强居住。荣昌生生有一女一子，其女儿为荣兰菊，儿子荣谦，二原告为荣谦之子，荣谦于1993年1月6日先于其父去世，原告祖父荣昌生于1998年7月26日去世。2012年4月7日，原告的祖父母及父亲去世后该房屋拆迁，三被告在没有通知原告的情况下擅自签订了《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被告石玉强以原告祖父荣昌生的主楼60.214平方米、储藏间3.92平方米换取了被告汇中公司开发的位于桃城区2单元14层1402号主楼为71.0525平方米、储藏间面积为3.136平方米的房产一处，被告石玉强还给拆迁指挥部写下保证，称此房是其父亲在当初不愿露富的情况下而委托荣昌生购买的，申请在拆迁后将房产证改在他的名下。因原告荣厚兴一直在外地、原告荣厚隆当时年幼，对家里的事都不太清楚，故一直不知道拆迁的事，直到2018年8月份二原告才得知此事，并向被告房屋征收办公室反映情况。房屋征收办公室于2018年9月1日向衡水市不动产登记局出具了《暂停办理相关手续的函》。原告认为，拆迁前的房产是原告祖父的房产，二原告是合法的房产继承人，被告石玉强在无权处置的情况下与其他二被告签订拆迁协议的行为，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利，故提起诉讼，望依法判决《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无效。 第三人荣兰菊述称，1987年时，我父亲和我说他买了套房，购买的房子由石大水居住，我父亲和石大水关系不错，就一直让石大水居住着。 被告石玉强答辩称，一、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合法有效。本案诉争房屋虽然登记在荣昌生名下，但真实权利状态与登记状态不一致，房屋的实际所有人为石大水。上世纪80年代，石大水在冀州千顷洼轴承厂工作，荣昌生在枣强县开办个体轴承厂，二人之间有业务往来，荣昌生给石大水提成，石大水给荣昌生介绍业务。荣昌生打算在衡水购房，石大水也打算购房，石大水不愿意露富就委托荣昌生以其名义代替其在衡水买一套房后，荣昌生将购房合同交给石大水办理房产证及各项税费，这些费用均是由石大水所出。房屋手续办好后，荣昌生将手续原件交还给石大水，并由石大水出资办理了门牌证，案涉房屋一直由石大水使用至今；二、本案房屋并非最初借名所购房屋，现房屋经过被告添附后，面积由原48.72平米置换成86.1平米；三、本案在二审中所提及的其他两处房产，与本案所诉争的房产并没有可比性。原告称其他同时购买的另外两处房屋无偿给有困难的朋友居住，首先，被告家庭非经济困难，石大水作为业务人员，其家庭条件相对较好不属于经济困难，其次，石大水常年在外工作，或者在冀州老家生活，没有在衡水市住房的迫切要求，不存在可能一直居住至今的这种说法。二被告将另外两套房屋租借给他人租住，无法推断出本案诉争的房屋也属于借给他人居住的可能性；四、案涉房屋购置后，所有房屋手续原件由石大水持有，买房后至荣昌生1998年去世，期间若为荣昌生财产，有足够的时间主张权利，但是荣昌生既未要求石大水返还房屋也未向有关部门主张权利，由此足以推定荣昌生默认借名买房的事实，该房屋实际所有人为石大水。时隔近二三十年的时间，荣昌生、石大水相继去世，二原告却主张房屋为荣昌生所有财产，并以自己不知情要求确认拆迁协议无效，其不知情显然不符合常理也不符合事实，其主张也不应得到支持。另外二原告主张协议无效，从撤销权行使来看，荣昌生去世时间为1998年7月，拆迁协议签订时间是2012年4月，本案提起诉讼的时间为2018年12月，若本案房屋为荣昌生所有，2012年案涉房屋拆迁时二原告也应已知晓。根据合同法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诉状中原告荣厚兴称自己常年在外地，荣厚隆年幼，虽然不符合常理，也不应作为阻断一年除斥期间的理由。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规则，二原告应对自知道或应当知道的时间负举证责任，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从合同无效来看，根据合同法相关规定，拆迁协议不存在无效情形，协议合法有效。 被告征收办公室答辩称，1、2012年4月7日衡水市区一拆两改指挥部是政府为了一拆两改工作顺利的进行，而设立的临时性组织，已履行行政机关的职能，具体负责城市房屋的拆迁活动的指导、协调、监督、检查等工作，后来更名为衡水市政府房屋征收办公室；2、在涉案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签订以及履行过程中，在被告汇中房产中标之前，征收办公室只是临时组织签订涉案协议，在汇中房产中标之后，征收办公室负责监督协议的执行，未曾履行过收取面积差价款，支付过渡费，并不具有实质的权利以及义务；3、涉案协议的签订，不符合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无效的法律情形。综上，应当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汇中公司答辩称，我们尊重法院的判决，但是如果后续需办理相关的手续，相关的税费由原告或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查明认定的事实：1987年9月6日荣昌生与衡水市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公司签订《订购住宅协议书》，约定由荣昌生购买位于衡水市胡同房产一处，建筑面积55平方米，总价款1.4万元。1994年7月13日衡水市房地产交易所出具了收费票据，该票据显示交款人为荣昌生，交易项目系交易管理费420元，同日，衡水市人民政府出具了河北省契税完税证，显示纳税人为荣昌生。该房产的登记名字亦为荣昌生。该房产的《订购住宅协议书》、房产证、契税完税证以及缴纳交易管理费的票据均由被告石玉强持有，该房产亦由被告石玉强管理使用。2012年4月9日，被告石玉强与被告征收办公室（原衡水市市区“一拆两改”指挥部）、汇中公司签订了《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将涉案房产及储藏间换取了被告汇中公司开发的位于衡水市桃城区2单元14层1402号（面积为71.0525平方米）及储藏间（面积为3.136平方米）的房产。2018年9月，被告征收办公室向衡水市不动产登记局发出了暂停办理相关手续的函，函告暂停为被告石玉强办理案涉拆迁安置协议回迁房屋的不动产登记手续。另查明，二原告之父荣谦于1988年在衡水市城市综合开发公司购买位于衡水市桃城区胜利路利业胡同住宅两处，该两处房屋的购房收据、契税证明、门牌号、房产登记证明等均显示房屋所有人为荣谦。再查明，被告石玉强系石大水儿子，石大水已于2008年去世。荣昌生系二原告祖父，已于1998年7月16日去世，荣昌生有一女一子，女儿荣兰菊，儿子荣谦。案涉房屋已拆迁补偿并交付石玉强使用，但尚未办理房产登记手续。 一审法院认为，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有：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的；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二原告申请确认三被告之间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无效，应依法提供证据证明该协议符合合同无效的上述法定情形，但原告方至今未能提供案涉房产系荣昌生个人出资购买的客观证据，在法院依法向其释明后，也未向本院申请调取上述出资的客观证据，导致本案无法查明案涉房产的实际出资人。原告方提供的其父荣谦名下的两套房产的相关证据，并不能证明该三处房产系同一时期荣昌生同时出资购买的事实，不能作为本案裁决的参考依据。因此，不能认定案涉房产的实际所有权人系荣昌生。被告石玉强持有涉诉房屋的买卖合同、契税发票、原始房屋产权证等相关房屋手续，并且案涉房屋一直由石玉强及其父石大水管理使用二十余年，原告方亦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在这期间向案涉房屋的实际管理使用人主张过权利，上述证据所形成的证据链条高度可能性证明石大水系涉案房产的实际权利人，故原告要求确认三被告于2012年4月7日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荣厚兴、荣厚隆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原告荣厚兴、荣厚隆负担。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认为，上诉人荣厚兴、荣厚隆起诉主张确认石玉强与房屋征收办公室、汇中房产公司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无效，理由是案涉房产是其祖父荣昌生于1987年购买并登记在其名下，购买此房后一直交由石玉强一家居住使用。2012年该房屋拆迁，石玉强在没有告知上诉人的情况下擅自签订了《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直到2018年8月份上诉人才知道。案涉房屋是其祖父房产石玉强无权处置，故三方所签拆迁协议无效。就本案，首先，上诉人荣厚兴、荣厚隆没有举证证明三被上诉人所签《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其次，上诉人荣厚兴、荣厚隆主张石玉强无权处分属于其祖父的房产故协议无效。因为亲历者荣昌生和石大水均已去世多年，没有留下任何直接证据，只能凭现有证据去推理。虽然案涉房屋登记在荣昌生名下，但案涉房屋的定购住宅协议书、契税发票、收款收据、房屋产权证等所有办理房产手续原件均由石玉强一家人持有，上诉人解释是因为居住和维修房屋等原因交给石玉强一家人拿着，不具有合理性不符合一般常理，通常付款凭证谁持有会考虑是谁付款。案涉房屋一直由石玉强一家人居住管理，上诉人解释是因为两家的关系好而让石大水免费居住至去世，然而购房之初石大水居住生活在冀州区并没有居住衡水市的生活或工作需要，案涉房屋当初用于对外出租石大水并没有居住，此解释亦不具有合理性不符合一般常理。上诉人主张当初其祖父荣昌生同时买了三处房产让有困难的朋友居住，而实际情况是案涉争执房屋是1987年以荣昌生的名义签订的购买合同，而另外两处房产系1988年以其父荣谦的名义签订的购买合同且该两处房产的产权手续由上诉人一家人拿着并管理控制着房产。无有效证据证明上诉人一家人在2018年8月前对案涉房屋产权和占有使用情况知情，也无直接证据证明在近三十年时间内向石玉强一家人主张过索回，两处房产之间的情况不同不具有可比性。最后，虽然房产证登记在荣昌生名下，但并不能完全凭房产证登记的权利外观就绝对地判断荣昌生是案涉房屋的实际权利人，上诉人主张属于荣昌生所有但未提交交纳房款的相关客观证据。综上，上诉人主张案涉房屋是其祖父荣昌生的房产，石玉强无权处置证据不足，上诉人作为本案的原告对其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一审法院根据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及其在起诉状中明确的理由和查明的事实，确定本案案由为确认合同效力纠纷并无不当，一审法院把房屋产权的确定作为争议焦点也无错误更没有偏离双方同意的争议焦点。案涉合同《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一方合同主体衡水市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办公室，其前身是衡水市区“一拆两改”指挥部系政府批准设立的临时性机构，其代表政府行使监督管理职能在合同上签字盖章不违规也不违法。上诉人主张在协议上签字盖章不合规不合法未提交相应依据，上诉人的主张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一审法院没有支持上诉人要求确认《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上诉人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判决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上诉人荣厚兴、荣厚隆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高永胜 审判员  安 君 审判员  张 晓 二〇二〇年九月一日 书记员  王晓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