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民终160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王子善，男，1950年10月13日出生，回族，住北京市东城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蒋浩良，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男，1957年6月19日出生，住香港特别行政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储亚洲，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北京善庐汉字对称码应用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教场口街1号18幢楼510室（德胜园区）。法定代表人：王子善，董事长。上诉人王子善因与被上诉人蒋浩良、原审被告北京善庐汉字对称码应用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善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2018）京04民初4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8日立案后，依法由法官赵红英担任审判长，与法官魏欣、法官龚晓娓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8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子善并以法定代表人身份代表原审被告善庐公司、被上诉人蒋浩良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储亚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子善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主文第二项内容，由蒋浩良依据其持股比例承担持股期间债务30万元。事实和理由：2017年11月14日，王子善与蒋浩良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约定：王子善同意将持有善庐公司10%的股权，以2000万元转让给蒋浩良。蒋浩良于《股权转让协议》订立15日内，即2017年11月29日前向王子善支付第一次股权转让款1000万元；2017年12月31日前，蒋浩良向王子善支付剩余1000万元股权转让款。2017年11月17日，王子善向蒋浩良转让善庐公司10%股权，并办理了工商股东变更登记，已经履行完毕股权出让义务。2017年11月22日，蒋浩良向王子善支付股权转让款484万元后，再未履行股权转让款给付义务，已经构成违约。一审判决王子善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退还蒋浩良332.4万元，但该判决并未对蒋浩良持股期间应承担的义务进行处理，并从投资款中予以扣减。根据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王子善转让其股权后，其在善庐公司原享有的权利和应承担的义务，随股权转让而转由蒋浩良享有与承担。由于蒋浩良未能依约履行股权转让款支付义务，致使王子善在蒋浩良持股期间对外发生巨额借款以维持公司正常经营，数额高达300余万元。因此，善庐公司、王子善认为，在王子善将股权转让款退还蒋浩良之前，蒋浩良应按其持股的10%比例，履行完毕其在善庐公司应承担的义务，该30万元应从股权转让款中予以扣减。而一审判决对此内容并未予以处理。蒋浩良辩称：一、王子善陈述的基本事实有误，500万元并不是全部股权转让款，其中16万是股权转让款，购买的是王子善名下的16%的股权，另外484万是属于投资款，主要用于汉字生僻字研发和后续申报国家标准。二、蒋浩良投资2000万持有善庐公司的33%股权，双方协商投资款一进入，蒋浩良及其他投资人拥有的指派公司副董事长、出纳的权利，对善庐公司享有知情权、监督权，但王子善始终不允许。善庐公司的整个运作就是王子善一家人，投资人认为投资2000万还不允许派员进入公司参与经营，后续的投资就不准备再投入，实际上行使的是不安抗辩或者相应权利，因此后续资金没有进入善庐公司的责任在王子善。善庐公司述称：同意王子善的上诉请求和理由。蒋浩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确认蒋浩良与王子善、善庐公司于2017年11月14日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已于2018年6月1日解除；二、王子善返还蒋浩良股权转让款500万元；三、王子善向蒋浩良支付以500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11月15日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同期银行贷款利息计算的资金占用费；四、善庐公司对王子善返还蒋浩良股权转让款500万元及相应资金占用费（即上述第二项、第三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责任。王子善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一、蒋浩良向王子善支付赔偿金151.6万元；二、蒋浩良向王子善退还善庐公司10%股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1月14日，转让方王子善与受让方蒋浩良就转让善庐公司10%股权事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第一条约定，王子善将持有善庐公司10%的股权以2000万元转让给蒋浩良；蒋浩良于协议订立15日内第一次支付1000万元，2017年12月31日前第二次支付余下1000万元，完成股权转让；如蒋浩良在第一次支付完1000万元后，在2017年12月31日前未支付余下1000万元，王子善有权向蒋浩良收取未付金额的10%作为赔偿金并同时将第一次收取的1000万元退还蒋浩良，该股权交易终止。第二条第3项约定，蒋浩良承认善庐公司章程，保证按章程规定履行义务和责任。第八条约定合同一式四份，双方各执一份，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一份，善庐公司留存一份。善庐公司作为目标公司在该协议上盖章。上述协议签订后，王子善履行了股权交付义务，工商登记信息显示善庐公司于2017年11月17日进行了变更登记，蒋浩良成为善庐公司股东，持股比例33%。一审审理中经询，蒋浩良与王子善共同确认，目前登记在蒋浩良名下善庐公司33%的股权包括本案所涉10%股权以及蒋浩良通过其他途径取得的23%股权。2017年11月22日14:33:37，蒋浩良向王子善转账支付500万元，当日15:17:37，蒋浩良再次向王子善转账支付17万元，16:25:23，王子善向蒋浩良转回33万元。至此蒋浩良向王子善实际支付484万元。此外，当日10:55:15，蒋浩良曾经向王子善支付1元，双方共同确认该笔款项与本案无关，而是涉及双方之间另外一份关于转让善庐公司7%股权合同项下付款。因蒋浩良未支付本案合同项下剩余股权转让款，王子善于2018年5月24日向蒋浩良发出《关于终止股权交易的通知》，通知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并要求蒋浩良配合完成协议解除后事宜。2018年5月29日，蒋浩良委托律师向王子善回函，以王子善拒绝其委派董事长（或副董事长）、财务人员致使蒋浩良无法参与经营和了解资金使用情况，双方失去继续合作的基础为由，主张解除本案《股权转让协议》，要求王子善退还蒋浩良已支付的股权转让款500万元并赔偿损失。一审法院另查，包括蒋浩良以及王子善在内的善庐公司六名股东于2017年11月15日共同签署《北京善庐汉字对称码应用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章程》，该章程第一条说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制订本章程，第十六条规定董事会由五名董事组成，由除蒋浩良以外的其他五名股东各委派一名，董事长一名由王子善委派，副董事长一名由股东任某委派。该章程尾页是单独的签字页，由善庐公司六名股东依次签名，并加盖善庐公司印章。该章程已经在公司登记机关备案。对于上述章程的签订过程，蒋浩良称章程尾页即签字页是由各方在场的情况下在一张空白A4纸上签署的，当时其不知晓章程前5页的具体内容；王子善则表示当时出席签字现场的有六名股东，是相应股东在审核章程内容后当场签字的，另外一名股东王某某因身体原因当时未到场，事后补签。一审法院审理期间，经询，各方当事人一致表示同意在本案中适用内地法律作为准据法。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原告（反诉被告）蒋浩良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故本案为涉港民事案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五十一条规定，本案诉讼程序应参照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编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该编没有规定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其他有关规定。关于本案管辖。本案系因蒋浩良与王子善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引发的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本案本诉被告王子善住所地位于北京市，又根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案件管辖的规定（2018年修订）》的相关规定，一审法院对本案享有管辖权。关于本案的准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本案一审审理期间各方当事人一致表示同意在本案中适用内地法律作为准据法，应视为当事人在发生争议后就适用法律协商达成一致意见，故一审法院尊重当事人的共同选择，适用内地法律对本案进行审理。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所涉《股权转让协议》系缔约双方蒋浩良和王子善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但是需要说明的是，善庐公司虽然在该协议中盖章，但从协议内容中可以看出善庐公司并不承担实体权利义务，仅仅是以目标公司身份在协议中出现。现蒋浩良仅以善庐公司在协议上加盖印章为由要求善庐公司就王子善的合同义务承担保证责任，缺乏基本事实依据，亦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对于保证责任的基本定义，因此一审法院对蒋浩良主张善庐公司系保证人并要求善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相关诉讼意见不予采信，对该部分诉讼请求不予支持。至于蒋浩良与王子善之间的权利义务，根据本案《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王子善的合同义务是将善庐公司10%股权交付给蒋浩良，蒋浩良的合同义务是在约定期限内分两次向王子善共计支付股权转让对价款2000万元。一审法院审理期间，蒋浩良与王子善相互指责对方存在违约行为。就此一审法院考察了双方当事人履行合同的具体情况，经一审法院审核，截至目前蒋浩良仅实际支付转让款484万元，而王子善已经通过善庐公司将约定的10%股权转移登记至蒋浩良名下。两相对比，王子善履行了全部合同义务，蒋浩良则仅履行部分合同义务。现蒋浩良否认其存在违约行为，对于自己未足额履行合同义务的原因，蒋浩良解释为行使不安抗辩权，但一审法院审理期间其并未能合理说明其“不安”原因所在。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八条第一款规定了不安抗辩权的行使条件，即“应当先履行债务的当事人，有确切证据证明对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中止履行：（一）经营状况严重恶化；（二）转移财产、抽逃资金，以逃避债务；（三）丧失商业信誉；（四）有丧失或者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的其他情形”，该条第二款进一步规定了不当行使不安抗辩权的法律后果：“当事人没有确切证据中止履行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具体到本案中，蒋浩良主张王子善拒绝其委派董事长或者副董事长参与公司决策，亦拒绝其委派财务人员参与公司运营，故其相应拒绝支付剩余转让价款，上述事项均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八条规定的不安抗辩权无关，实际指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六条规定的同时履行抗辩权，对此一审法院下文另行论述。一审诉讼中蒋浩良提出王子善未实现关于《生僻汉字数字键应用编码规范》马上投入市场的承诺，以及善庐公司资金管理混乱、王子善未将资金投入到善庐公司的运营之中，且善庐公司出现拖欠员工工资等严重问题，但其就相应陈述未提交任何证据。因此，一审法院对蒋浩良关于行使不安抗辩权的诉讼意见不予采信。关于蒋浩良提出王子善拒绝其委派董事长或者副董事长参与公司决策亦拒绝其委派财务人员参与公司运营一节，是本案的主要争点之一，也是蒋浩良据以主张拒绝支付剩余价款并行使合同解除权的主要理由。就此一审法院认为，要准确认定是非对错，需先决考察蒋浩良是否有权“指派公司董事长（或副董事长）、会计或其他财务人员参与公司决策运营”。首先，从合同依据而言，本案《股权转让协议》并未涉及上述事项，蒋浩良亦未能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双方当事人曾就此协商达成一致，故蒋浩良的相应权利主张没有合同依据。其次，从善庐公司章程而言，作为善庐公司内部治理的基本规则，章程中明确规定了董事包括董事长、副董事长的产生来源，按照该章程确定的规则，善庐公司有六名（自然人）股东，其中五名股东有权各指派一名董事，唯独蒋浩良不享有指派董事的权利，遑论董事长或副董事长。一审法院注意到，该章程由包括蒋浩良在内的全部六名股东共同签字确认，且本案《股权转让协议》中亦明确约定蒋浩良应遵守章程规定。一审法院审理期间，蒋浩良称其签字前并未审核章程文本，该章程记载的内容与其事先确认的事项不一致，但就其所述未能提交任何证据。一审法院认为，蒋浩良作为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当知道其签字行为的意义和法律后果，其在章程尾页签名后却否认章程内容的真实性，明显不具有合法依据。善庐公司章程对于作为该公司股东的蒋浩良具有约束力，依据公司章程蒋浩良无权指派董事长或者副董事长。至于蒋浩良是否有权指派财务人员参与公司运营，在善庐公司章程中更只字皆无体现。最后，从法律规定而言，一审法院注意到诉讼期间蒋浩良引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第六条第一款中“中外合营者的一方担任董事长的，由他方担任副董事长”之规定，据此主张其作为善庐公司的唯一外方股东，依法有权指派董事长或者副董事长。一审法院认为，蒋浩良所引用的法律规定，仅是立法者为平等保护中外合营双方而赋予合营者的权利，在同一条款中还有“（董事会）人数组成由合营各方协商”、“董事长和副董事长由合营各方协商确定或由董事会选举产生”等规定，由此可见上述法律并未强制合营者不得放弃其权利。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基本法理，义务必须遵守不得放弃，但是否行使权利应尊重权利人的选择。本案中蒋浩良已经通过订立公司章程等方式选择了放弃法律赋予的可以指派董事长或者副董事长的权利，根据禁止反言的基本原则，其不得再就同一事项提出异议。此外，作为公司股东，蒋浩良对于公司基本财务状况享有知情权，其有权查阅公司财务账册，但无权委派财务人员直接参与公司运营。总之，根据以上分析意见，可以确认蒋浩良关于其有权“指派公司董事长（或副董事长）、会计或其他财务人员参与公司决策运营”的诉讼主张不能成立，与之相应，其拒绝支付剩余股权转让价款的抗辩事由以及据此要求解除合同的理由亦不能成立。进而，一审法院认定蒋浩良在本案中存在根本违约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本案《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如蒋浩良在第一次支付完1000万元后，在2017年12月31日前未支付余下1000万元，王子善有权向蒋浩良收取未付金额的10%作为赔偿金并同时将第一次收取的1000万元退还蒋浩良，该股权交易终止”，即属于对合同解除条件的具体约定。王子善于2018年5月24日发出《关于终止股权交易的通知》，明确提出交易终止，是其行使约定解除权的具体表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之规定，本案《股权转让协议》已经于蒋浩良收到王子善发出的解约通知时即宣告解除。一审诉讼中蒋浩良自认其在2018年5月24日当天即收到《关于终止股权交易的通知》，故本案《股权转让协议》已经于2018年5月24日解除，至于蒋浩良此后向王子善作出的回函，不具有解除合同或阻却对方行使合同解除权的法律效果。蒋浩良要求确认本案《股权转让协议》已经解除的诉讼请求成立，但其主张的解除理由和解除日期存在明显错误，一审法院据实予以纠正。合同解除后，不影响合同中结算和清理条款的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本案中双方当事人约定如果蒋浩良延期付款，王子善有权向蒋浩良收取未付金额的10%作为赔偿金，故一审法院对王子善要求蒋浩良支付违约金（赔偿金）151.6万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王子善已收取的转让价款超出了蒋浩良应当承担的违约责任，其差额部分王子善应当返还给蒋浩良，同时蒋浩良应将善庐公司10%股权返还给王子善。至于蒋浩良主张的利息一节，鉴于王子善向蒋浩良退还已付价款与蒋浩良向王子善退还股权应同时履行，在蒋浩良尚未履行其法律责任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对蒋浩良要求王子善支付已付款利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六条第一款、第九十八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确认蒋浩良与王子善、善庐公司于2017年11月14日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对应转让善庐公司10%股权，转让价款2000万元）已于2018年5月24日解除；二、蒋浩良应向王子善支付违约赔偿金151.6万元，王子善应向蒋浩良退还已收取的转让价款484万元（前述两项费用折抵后，王子善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退还蒋浩良332.4万元）；三、蒋浩良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将登记在其名下的善庐公司10%股权退还王子善，且在善庐公司就上述10%股权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期间蒋浩良应予配合；四、驳回蒋浩良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善庐公司、王子善共同提交以下新证据：证据1.善庐公司与严万明《借款及利息还款凭据》；证据2.善庐公司偿还何素莉借款计算；证据3.《北京市人民法院案款收据》；证据4.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2民初29290号民事判决书。蒋浩良认可证据3、证据4的真实性，以证据1、证据2系善庐公司、王子善单方制作的材料，是其自行观点为由，对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证据1、证据2系善庐公司单方制作，亦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本院对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证据3系人民法院收取案款凭证、证据4由人民法院查明的事实发生在蒋浩良与王子善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及持有善庐公司股权之前，该两份证据均不能证明本案待证事实，即善庐公司、王子善主张的善庐公司在蒋浩良持股期间发生的损失，与本案没有关联。综上，本院对善庐公司、王子善二审提交的证据均不予确认。本院另查明：根据一审法院2019年5月22日庭审笔录记载：法官问：被告（善庐公司、王子善）说明一下章程签字的情况。被告答：2017年11月14、15号两天，蒋浩良到王子善办公的地址，当时对所有的法律文书通过谈判在办公室现场签字的。当时除了在场人员的签字外，还有王子善爱人王某某的签字，王某某的签字是王子善带回家给他爱人签字的，然后再拿回来的。本院对一审判决第9页第二自然段倒数第一行修正如下：删去“另外一名股东王某某因身体原因当时未到场，事后补签”，增加“王子善将章程拿回家由其妻子、股东王某某签字后再带回签字现场。”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一审判决关于本案程序法、准据法适用正确，本院予以确认。一审判决关于《股权转让协议》效力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王子善上诉主张蒋浩良应当在其持有的善庐公司股权比例，对在其持股期间公司发生的300余万元债务按持股比例承担责任，但王子善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善庐公司在蒋浩良持股期间负有300余万元债务，未能提供善庐公司所欠债务由股东蒋浩良负担的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故本院对王子善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王子善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王子善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赵红英审 判 员 魏 欣审 判 员 龚晓娓二〇二〇年九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郭丽娜书 记 员 刘向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