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海海事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72民初45号 原告：黄志英，女，1962年1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廉江市。 原告：何海盛，男，1983年6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廉江市。 原告：何海就，男，1987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廉江市。 原告：何海凤，女，1984年6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和平县。 原告：何海娇，女，1989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廉江市。 原告：何海秀，女，1997年7月2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廉江市。 以上六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光色，海南宝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六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女江，海南宝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黄就荣，男，1962年2月21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海城区。 被告：许家雄，女，1970年8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海城区。 被告：许家玲，女，1976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海城区。 被告：陈起伟，男，1964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海城区。 以上四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苏祥熙，北海市海城区148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 被告：何传义，男，1974年7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海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伍，广西易桂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黄志英、何海盛、何海就、何海凤、何海娇、何海秀（以下简称六原告）诉被告黄就荣、何传义海上人身损害责任纠纷一案，由海口海事法院移送本院审理，本院于2019年3月25日受理后，于2019年3月29日作出（2019）桂72民初2号民事裁定，驳回六原告的起诉。因六原告提起上诉，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19日作出（2019）桂民终645号民事裁定，撤销本院（2019）桂72民初2号民事裁定，并指令本院审理本案。本院于2020年1月9日重新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6月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庭后，经被告黄就荣申请，本院同意，追加许家雄、许家玲、陈起伟为本案共同被告，并于7月23日第二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黄志英、何海盛、何海就及六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女江，被告黄就荣、许家雄、许家玲、陈起伟委托诉讼代理人苏祥熙，被告何传义委托诉讼代理人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六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本案被告共同向原告支付死亡赔偿金人民币962340元，丧葬费人民币36776元，精神损害抚慰金人民币10万元；2.原告就上述债权对“桂合渔81069”号渔船享有船舶优先权；3.本案诉讼费等相关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黄志英为何某的妻子，何海盛、何海就、何海凤、何海娇、何海秀为原告黄志英与何某的儿女。被告黄就荣为“桂合渔81069”号渔船的船舶所有人，被告何传义为该船船长，何某为该船轮机长。2017年8月28日，“桂合渔81069”号渔船在442海区拖网过程中出现拖缆损坏，被告何传义指挥船员实施艉码修理工作，何某在渔船右侧船尾实施修理，何某在去修理前已告知船员魏李养，但被告何传义在未确认所有船员已经修理结束，安全就位的情况下，未按规定通知另一位轮机长黄就均而是通知轮机长助手黄在旭发动主机，导致正在实施修理的何某跌入海中，且在何某跌入海中后，未积极施救，施救行为严重不当，至今未寻得尸体。本案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的精神伤痛。综上所述，原告为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请求依法公正判决。 被告黄就荣、许家玲、许家雄、陈起伟辩称：1.原告提出的全额赔偿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2017年10月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浦渔港监督站作出《关于“桂合渔81069”船上人员失踪事故的调查报告》，受害人何某在涉海作业时未按规定穿戴救生衣及自身的防护致使落水失踪，是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对该起事故负次要责任，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的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2.原告主张的索赔项目缺乏法律依据，本次事故是由于雇佣双方的过错导致，原告主张的10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3.原告提出的索赔标准缺乏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受害人是农村户口，应按农村居民收入标准来计算。2017年广西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11325元/年，故死亡赔偿金应为226500元。4.关于涉案事故主、次责任的主张，四被告认为责任的分担比例应当以被告55%，原告45%计算。5.原告主张被告没有积极施救不符合事实。 被告何传义辩称：本人不是案涉渔船的股东，不应当承担相应民事责任，应驳回原告对何传义的诉讼请求。1.被告何传义系职务行为，在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由用人单位或雇主承担侵权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被告何传义为“桂合渔81069”号渔船的船长，其驾驶船舶属于职务行为。而被告黄就荣作为“桂合渔81069”号渔船的所有人，雇佣死者等人进行商业性捕捞，其实际管理和控制船舶。死者何某在作业过程中遭受的人身损害，应当由用人单位或者雇主黄就荣承担损害赔偿责任。2.死者何某在涉海作业时未做好自身防护，是本案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对事故承担次要责任,应相应承担其全部损失的30-40%的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死者何某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应认识到出海或船上作业，尤其是拖网捕捞作业具有很高的危险性，其工作期间应当有安全谨慎意识，故受害人对事故的发生也有过错。《关于“桂合渔81069”船上人员失踪事故的调查报告》也认定受害人“涉海作业时未按规定穿戴救生衣及做好自身防护，致使落水失踪，是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对该起事故负次要责任”。3.原告提出的赔偿数额部分不符合法律规定，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标准错误，精神抚慰金过高。本案事故发生在2017年8月28日，广东省廉江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16日出具民事裁定书宣告何某死亡。被答辩人主张的死亡赔偿金计算标准错误，应当参照《2019年广西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项目计算标准》，按照广西壮族自治区农村户口2018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民币12435元/年的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为12435元/年×20年=248700元。精神抚慰金10万元，赔偿标准过高，且死者本身有过错，精神抚慰金3-4万元比较合适。 原告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向法庭提交以下证据： 证据1.龙头沙边防派出所于2018年4月4日出具的证明,证明原告黄志英为死者何某的妻子，原告何海盛、何海就、何海凤、何海娇、何海秀为何某与黄志英所生子女； 证据2.龙头沙边防派出所出具的户口注销证明和2018年5月8日出具的证明，证明何某于海南省白马井镇442-5海区坠海不知所踪，龙头沙边防派出所因何某死亡，己于2018年3月21日注销其户口； 证据3.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浦渔港监督站作出的《关于“桂合渔81069”船上人员失踪事故的调查报告》，证明被告操作不规范不到位，不积极施救等原因才导致何某坠海失踪死亡； 证据4.广东省廉江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粤0881民特2号民事判决书，证明何某已经经过法院宣告死亡； 证据5.魏李发、魏李养、罗继良、龙成德所作的《关于桂合渔81069船作业期间1名船员失踪在场人员口供证明》，证明何某落海失踪的相关事实； 根据原告的申请，本院调取了以下证据： 证据6.合浦县农业农村局出具的桂合渔81069渔船登记情况，证明案涉渔船登记所有权人和抵押情况。 被告黄就荣、许家雄、许家玲、陈起伟质证认为：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4、6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证据1无法作为原告索赔标准的依据；对证据3的证明内容有异议；对证据5的合法性有异议，该证据的形式是证人证言，依照法律规定，证人应当出庭接受法庭的质证，且该证据与海事调查报告的内容大相径庭。 被告何传义质证认为：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4、6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据5的三性有异议，认为该证据没有证人的相关信息，也未出庭作证，根据证据规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被告黄就荣、许家雄、许家玲、陈起伟为支持其抗辩理由，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证据1.《渔船共有人和共有份额确认书》，证明案涉渔船为五被告按份共有； 证据2.合浦县海洋渔业服务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证明何传义是案涉渔船的共有人之一； 证据3.许家雄身份证，证明共有人许家雄身份； 证据4.陈起伟身份证，证明共有人陈起伟身份； 证据5.满文淇出具的《证明材料》，证明案涉渔船为五被告按份共有。 被告黄就荣、许家雄、许家玲、陈起伟在庭审后提交以下证据： 证据6.广西农村信用社2015年6月15日金额为298.666万元的转账业务凭证，证明经满其莲之手贷款300万元用于建造案涉渔船； 证据7.广西农村信用社2015年6月16日金额为128.092万元的转账业务凭证，证明经满其莲之手将300万元贷款中的128.092万元汇入吴春燕账户用于建造案涉渔船； 证据8.广西农村信用社2015年6月16日金额为100万元的转账业务凭证，证明经满其莲之手将300万元贷款中的100万元汇入许家玲账户用于建造案涉渔船； 证据9.2016年2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满其莲中国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证明吴春燕将部分渔货款分配给满其莲，满其莲再将部分渔货款汇给满其凤； 证据10.中国农业银行超级柜台客户回执，证明满其莲将部分渔货款汇给吴春燕，由吴春燕统一管理分配。 六原告未对证据6－10发表质证意见。 被告何传义质证认为：对黄就荣、许家雄、许家玲、陈起伟提交的证据1、2、5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其中证据1何传义没有签字，证据2为复印件无原件核对不应采信，证据5为证人证言，但证人未出庭作证不应采信；对证据3、4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存疑。对证据6－10的真实性、合法性因没有原件核对存疑，但与本案没有关联，用途注明是“货款”，除证据8是案外人与被告许家玲的款项往来外，其他证据均是案外人之间的款项往来。证据6－10在没有合伙协议前提下的银行转账凭证，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不能证明其观点。 被告何传义未向法庭提交证据。 本院依职权调取如下证据： 证据1.海南公安边防总队海警第一支队现场勘查笔录； 证据2.海南公安边防总队海警第一支队询问笔录7份； 证据3.合浦渔港监督站询问笔录11份； 证据4.调解记录4份； 证据5.渔业船舶国籍证书。 各方当事人质证认为：对本院调取的证据1－5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 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1－4、6，本院调取的证据1－5，各方当事人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被告黄就荣、许家雄、许家玲、陈起伟提交的证据3、4，仅有被告何传义对其关联性存疑，以上证据来源合法，可相互印证，故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可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对各方有分歧的证明事项，本院将根据全案案情予以综合认定。原告提交的证据5系其自行制作，相关证人未出庭接受询问，本院不予采信。被告黄就荣、许家雄、许家玲、陈起伟提交的证据1，有四被告的签名和摁指印确认，系他们对自己是案涉渔船股东事实的自认，本院予以认可，但涉及何传义的份额，未经何传义确认，对其本人不发生效力；证据2经本院向合浦县海洋渔业服务有限公司用印经办人员核实，其并不了解案涉渔船的真实股份情况，当时只是应黄就荣等人的要求盖章的，故对该证据不予采信；证据5实际为证人证言，但证人未出庭接受询问，故对该证据亦不予采信；证据6－10，证据8是案外人与被告许家玲的款项往来，其他证据均是案外人之间的款项往来，被告何传义不承认系案涉渔船建造和收益分配的证据，与本案缺乏关联性，不作为定案依据。 据此，本院查明： 受害人何某受被告何传义雇请，在“桂合渔81069”号渔船从事水手兼配合从事轮机工作。何某未持有相关在渔船工作的资质证书。2017年8月28日，“桂合渔81069”号渔船与“桂合渔99668”等渔船从北海港启航前往442海区进行生产。9月5日18时，“桂合渔81069”号渔船拖网结束起网，海面2-3级风，微浪，船舶处于随风浪漂流的状态。由于渔船在拖网过程中出现拖揽损坏，作为船长的何传义指挥船员实施“艉码修理”（拖网类型作业渔船的渔网揽绳接驳方面的修理）工作。何某在渔船右侧船尾外部实施修理。19时25分左右，何传义通过喇叭对船员喊话“做好工没有”，以确认修理工作是否完成。在得到个别船员的回答“好”，并从船上监控设备看到部分船员正在船甲板收拾工具后，认为修理工作已完成，通知船员黄全旭启动船舶，并自己驾驶渔船前行。在此期间（船长喊话至渔船开动期间），何某第二次独自回到渔船船尾右侧，翻越船舷外，双脚踩住船尾部突出小部分凸出物，身体紧靠在船右外侧尾角，一只手拉着一根纤维绳（纤维绳粗细程度与成人的食指大小相当）防止自己下坠，另一只手做给拖网解绳等工作。船舶启动航行后，何某跌入海中。随后其他船员发现何某落海并通知何传义，何传义立即驾船调头寻找，并马上报警及向附近渔船请求救援。在多次搜救无果后，9月7日23时许，“桂合渔81069”号渔船返航回到北海港。 2017年10月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浦渔港监督站作出《关于“桂合渔81069”船上人员失踪事故的调查报告》，认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员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第三十条和第三十四条规定，船舶所有人或经营人是渔船安全生产的第一责任人，渔业船舶所有人或经营人招用未持有相应有效渔业船员证书的人员上船工作，对该起事故负主体责任；船长是渔船安全生产的直接责任人，未强制落实船上人员穿戴救生衣和落实安全防护措施，维修工作结束后，未认真清点人数，在未能确保船上人员安全的情况下驶船，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对该起事故负主要责任；失踪人员涉海作业时未按规定穿戴救生衣及做好自身防护，致使落水失踪，是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对该起事故负次要责任。 根据廉江市公安局龙头沙边派出所出具《证明》：受害人何某1961年2月10日出生，系农村户籍，生前与妻子黄志英育有二子何海盛、何海就，三女何海凤、何海娇、何海秀，均已成年。2018年3月21日，何海盛到该所申报何某失踪人口注销。 2018年9月3日，六原告向海口海事法院提起诉讼，海口海事法院以事发海域归属本院管辖为由，于2018年11月22日作出（2018）琼72民初195号民事裁定，裁定移送本院处理。本院于2019年3月25日立案受理后，于2019年3月29日作出（2019）桂72民初2号民事裁定，以六原告未提交生效判决证明受害人何某已经宣告死亡为由驳回六原告的起诉。六原告不服，上诉至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9年4月16日，根据原告黄志英申请，广东省廉江市人民法院作出（2019）粤0881民特2号民事判决书，宣告何某死亡。2019年8月19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桂民终645号民事裁定，撤销本院（2019）桂72民初2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审理本案。 另查明：“桂合渔81069”号渔船，国籍证书编号：（桂合）船登（籍）（2015）HY-100014号；船籍港：大风江；渔船编码：4505212014090003；船舶种类：国内捕捞船；生产方式/养殖证号：拖网；船体材质：钢质；建造完工日期：2014年9月22日；船长：33.83米；型宽：6.8米；型深：3.9米；总吨位：247.0；净吨位：86.0；主机总功率270.0千瓦，船舶登记所有人为黄就荣。根据事故调查过程中被告黄就荣、何传义和有关船员的陈述，以及诉讼过程中被告黄就荣、许家雄、许家玲、陈起伟的自认，五被告均为“桂合渔81069”号渔船的实际所有人。 2015年5月27日，“桂合渔81069”号渔船抵押给北海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地角信用社，抵押金额为300万元。2020年4月21日，根据六原告的申请，本院作出（2020）桂72民初45号民事裁定，对“桂合渔81069”号渔船采取诉讼财产保全措施，期限为2年。产生保全申请费5000元。 本院认为：本案系海上人身损害责任纠纷，结合原、被告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受害人及五被告对损害的发生是否承担责任及各自承担的责任比例是多少？二、赔偿标准如何确定？ 关于受害人及五被告对损害的发生是否承担责任及各自承担的责任比例是多少的问题 受害人何某对损害的发生存在过错。何某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明知海上作业风险大，在未取得渔船作业资质的情况下，却接受聘请上船工作。在案涉事故发生过程中，何某安全作业意识较差，在从事身体翻越船外此种危险性较高的工作时，未按规定穿戴救生衣和做好防护措施，并穿着拖鞋，只依靠一根成年男子食指一般大小且已经表面出现老化的纤维绳拉力来保证自身安全。何某存在明显过错，且其过错和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被告何传义虽然在诉讼过程中否认其为案涉渔船的船东，但是其在的2017年10月9日接受海南省询问时（详见本院依职权调取证据2），明确承认其自己也是“桂合渔81069”号渔船的股东，何某亦由其雇佣到船上工作。何传义没有任何证据推翻之前的陈述。相反，存在多个相互印证的证据证明其为案涉渔船的实际所有人之一。具体证据如下：（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浦渔港监督站、合浦县水产畜牧兽医局制作的询问笔录、调解记录（详见本院依职权调取证据3、4）。2017年9月8日，船员魏李发、龙成德在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浦渔港监督站询问时，均陈述案涉渔船船主为何传义（姓何的沙锅二、船老板兼船长二哥佬）。2017年10月18日至24日期间，合浦县水产畜牧兽医局对船东和受害人家属进行调解工作时，陈起伟、许家雄作为船东代表参加调解，在10月23日的调解记录中记载有“因船主方持证人为黄就荣，但实际股份持有人陈起伟、许家雄等五人，需要回北海与其他股东及律师再进一步沟通后再做反馈”的内容。（2）海南省公安边防总队海警第一支队制作的询问笔录（详见本院依职权调取证据2）。2017年10月9日，船员魏李养接受海南省询问时，陈述何某系何传义聘请上船工作。2017年10月10日，黄就荣在接受海南省询问时，亦陈述何传义为股东之一；同日，黄全旭陈述何某由何传义聘请上船工作。因此，五被告同为“桂合渔81069”号渔船的实际所有人，对该船物权形成共有关系。 在事故发生过程中，船东方面存在聘请无资质的何某担任船员、指挥管理不到位（未确认全体船员修理完工即开船航行，未对安全保障进行严格要求并落实）等明显过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二条“因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产生的债权债务，在对外关系上，共有人享有连带债权、承担连带债务”的规定，结合本案具体情况及原被告双方的过错程度，本院酌情认定五被告对何某死亡的侵权损害后果共同连带承担80%的赔偿责任，何某自行承担20%的责任。 二、关于赔偿标准如何确定的问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第十八条第一款“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的规定，六原告请求五被告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于法有据。 对于上述赔偿项目的赔偿标准和具体数额分析计算如下： 1.死亡赔偿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第三十条第一款“赔偿权利人举证证明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高于受诉法院所在地标准的，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可以按照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相关标准计算”的规定，受害人系农村户籍，原告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其经常居住地在城镇，将受害人失踪的地点作为受害人工作地的主张亦缺乏合理性。六原告认为应当按照广东省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但本案事故发生于2017年，第一次起诉是在2018年，无法适用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或者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有关在民事诉讼中开展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城乡统一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其主张无法律依据，而应当按照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因六原告证明了受害人住所地广东2019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8818元，高于广西的13676元，故应当按照广东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为376360元（18818元×20）。 2.丧葬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第三十五条第二款“‘上一年度’，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的规定，参照《2020年广西壮族自治区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项目计算标准》（该标准根据2019年度统计数据制定）中职工月平均工资6626元，本案丧葬费为39756元（6626元×6）。 3.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一款“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第十一条“受害人对损害事实和损害后果的发生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其过错程度减轻或者免除侵权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规定，本院酌定五被告应当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 按照责任承担比例，五被告应赔偿六原告的死亡赔偿金301088元（376360×80%＝301088元）、丧葬费31805元（39756元×80%＝31804.8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以上各项赔偿数额合计362893元。 另外，本案系在船舶营运中发生的人身伤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下列各项海事请求具有船舶优先权：……（二）在船舶营运中发生的人身伤亡的赔偿请求”的规定，六原告主张其对于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具有船舶优先权，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三十五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一款、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的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黄就荣、许家雄、许家玲、陈起伟、何传义共同赔偿原告黄志英、何海盛、何海就、何海凤、何海娇、何海秀死亡赔偿金301088元、丧葬费3180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合计362893元； 原告黄志英、何海盛、何海就、何海凤、何海娇、何海秀就上述债权对“桂合渔81069”号渔船享有船舶优先权； 驳回原告黄志英、何海盛、何海就、何海凤、何海娇、何海秀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债务，义务人应于本案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履行，逾期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权利人可在本案生效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最后一日起两年内向本院申请执行。 案件受理费14692元（原告已预交13261.74元）、诉讼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19692元，由原告负担13190元，被告负担6502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上诉人提交上诉状时应依法向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 审 判 长 邱德平 审 判 员 陆英涛 审 判 员 刘乔发 二〇二〇年九月三日 法官助理 温和贵 书 记 员 潘艳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