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赔 偿 裁 定 书（2019）云01行赔初8号原告刘春洪，男，汉族，1966年2月19日出生，住址：云南省昆明市嵩明县。委托代理人王菲，云南硕欣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委托代理人刘江云，北京市尚公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授权代理。被告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政府，地址：昆明市西山区秀苑路188号。法定代表人陈瑞斌，区长。委托代理人罗毅，云南九州方圆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委托代理人王立伟，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第三人昆明市西山区河北社区居民委员会第十股份合作社，地址：昆明市西山区福海街道办事处河北社区。负责人陈福春，理事长。原告刘春洪因与被告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为西山区政府）土地行政赔偿一案，于2019年11月21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本院于2019年11月25日立案后，依法向被告及第三人昆明市西山区河北社区居民委员会第十股份合作社（以下简称为河北社区第十合作社）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8月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刘春洪及其委托代理人王菲、刘江云，被告西山区政府的委托代理人罗毅、王立伟及第三人河北社区第十合作社的负责人陈福春到庭参加了诉讼。因原告与被告书面申请调解，调解期限不计入审理期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春洪诉称，原告为西山区新闻路延长线五家堆235号面积1491.2平方米土地权利人。2014年6月6日，经原告信息公开，西山区政府办公室答复：上述土地我区于2013年完成了该地块拆迁工作后，该地块由市土地储备中心收储。后原告依法向人民法院诉请确认收回土地违法并依法撤销收回决定。2016年12月14日和2017年6月27日，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及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分别作出一、二审判决，生效判决确认被告收回上述土地行为违法。二审判决后，原告就该两份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再审申请，经审理最高人民法院2018年5月8日作出（2017）最高法行申8518号《行政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认定，对于原告因西山区政府违法实施的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行为而遭受的损失，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有关规定寻求救济。2019年6月24日，原告依法向被告提起行政赔偿申请，被告至今未有答复，更未在规定期限内作出赔偿的决定。鉴于上述事实和理由，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1、因违法征收土地赔偿土地价值3000万元；2、赔偿搬迁、临时安置费至实际赔付日（暂计2019年6月30日为180.48万元）；3、赔偿停产停业损失101.264万元；4、赔偿上述款项同期银行贷款利息至实际赔付日。被告西山区政府辩称：原告诉请被告对其进行行政赔偿的主张不成立，理由如下：1、案涉土地为“8、31”土地，其《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其缴费缴税凭证均记载该土地使用权人为本案第三人河北社区第十合作社（未核发《国有土地使用证》）。而且，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昆行初字第182号《行政判决书》，确认了案涉国有土地使用权人是第三人河北社区第十合作社。2、原告刘春洪虽与第三人河北社区第十合作社签订有《土地征用协议》，但根据《物权法》第六条、第九条，土地管理法第十二条、《土地管理法实施细则》第六条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中第二十条的约定，该《土地征用协议》并不发生案涉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变更效力。依据《土地征用协议》，法院判决仅确认原告刘春洪“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并未确认其为案涉国有土地的使用权人。3、（2015）昆行初字第182号判决，以答辩人收回案涉国有土地使用权程序不符合《土地管理法》的规定，确认收回案涉国有土地使用权行为违法，但并未撤销答辩人对河北社区第十股份合作社已经完成的收回行为。4、按照草海片区“8.31”土地征拆标准,昆明市国土资源局西山分局与案涉土地权利人即第三人河北社区第十合作社签订了《国有土地补偿协议》并支付了补偿款，完成了案涉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回。原告刘春洪依据《土地征用协议》作为案涉土地的利害关系人，无权直接向被告主张补偿款，其因《土地征用协议》的土地使用权益应当依据其与第三人签订的《土地征用协议》，与第三人协商主张。答辩人收回案涉国有土地使用权程序虽确认违法，但不会对原告刘春洪因《土地征用协议》取得的财产造成损失。5、本案原告第1项及第3项诉讼请求系重复起诉。原告在（2015）昆行重字第1号行政诉讼案（见判决书第16页第一段）及（2015）云高行终第139号行政诉讼上诉案（见判决书第12页第二段。）中已有主张。对于原告该两项重复诉请，在上述两案中已有充分分析说理并判决驳回了原告的两项诉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六）项之规定，应当驳回原告第1项及第3项诉请的起诉。综上所述，法院判决已确认本案第三人才是案涉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实际权利人，虽然判决确认答辩人收回案涉国有土地使用权行为违法，但并未撤销该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行为，该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行为依然有效。原告向答辩人申请行政赔偿，证据不充分，理由不成立，请求法院予以驳回。第三人河北社区第十合作社未发表诉讼意见。经审理查明：原告刘春洪对被告西山区政府收回昆明市西山区新闻路延长线五家堆235号面积为1491.2平方米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行为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6年12月14日作出（2015）昆行初字第182号行政判决，确认西山区政府收回昆明市西山区新闻路延长线五家堆235号面积为1491.2平方米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行为违法。原告对该一审判决不服上诉至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年6月27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云行终102号行政判决，驳回刘春洪的上诉，维持了一审判决。刘春洪对二审判决依然不服，遂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8日作出（2017）最高法行申8518号《行政裁定书》，裁定驳回了刘春洪的再审申请。2019年6月24日，原告刘春洪向西山区政府提交《国家赔偿申请书》，请求：1、赔偿土地价值3000万元；2、赔偿搬迁、临时安置费至实际赔付日（暂计2019年6月30日为180.48万元）；3、赔偿停产停业损失101.264万元；4、赔偿上述款项同期银行贷款利息至实际赔付日。西山区政府同日向刘春洪出具《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收件回执》，确认刘春洪申请国家赔偿的相关材料已经收悉，原告刘春洪于2019年11月21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请求被告西山区政府赔偿：1、土地价值3000万元；2、搬迁、临时安置费至实际赔付日（暂计2019年6月30日为180.48万元）；3、停产停业损失101.264万元；4、上述款项同期银行贷款利息至实际赔付日。截至本案庭审之时，西山区政府并未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另查明，原告对昆明市西山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强拆其案涉土地上房屋的行为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确违附带行政赔偿诉讼，请求：1、确认昆明市西山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强拆其案涉土地上房屋的行为违法；2、赔偿原告房屋及屋内物品损害、其他损失及土地使用权损失共计人民币4300万元。本院于2015年9月23日作出（2015）昆行重字第1号行政判决，确认了强拆原告案涉土地上房屋的行为违法，但驳回了原告要求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原告对该一审判决不服上诉至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云南省高级人民于2017年12月29日作出（2015）云高行终字第139号《行政判决书》，该判决查明：原告诉请赔偿的损失为房屋损失费1170.20万元、土地使用权损失费为1830万元、屋内物品损失费为98.40万元、停产停业损失费200万元、装修损失费100万元，共计损失费4300万元。西山区政府提交的[2011]37号批复所附《草海北片区保护治理和开发建设项目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实施补充意见》规定：属于“8.31”完善用地的，仅有《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而无《房屋所有权证》或者《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实行房地分离的原则。地面各类建（构）筑物按照重置成本进行折旧评估后进行补偿。（2015）云高行终字第139号《行政判决书》中对原告主张的停产停业损失，作出“本案刘春洪提出的赔偿停产停业损失的主张，并非区综执局违法强制拆除五家堆235号房屋行为所造成的直接损失，刘春洪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区综治局违法强拆行为给其造成停产停业损失的事实”的实体审理及评判。该终审判决最终维持了我院“确认强拆行为违法”的判项，撤销了我院“驳回原告全部赔偿请求”的判项，改判“由昆明市西山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赔偿刘春洪五家堆235号房屋等附着物房屋及屋内物品损失共计人民币300万元；同时亦驳回了原告刘春洪提出的其他赔偿请求。业已生效的（2015）昆行初字第182号《行政判决书》及（2017）云行终102号《行政判决书》共同确认以下事实：2004年12月3日，昆明市官渡区治理整顿土地市场秩序完善用地手续领导小组办公室向官渡区福海乡河北办事处发出昆官完费字（2004）第（2198）号《昆明市治理整顿土地市场次序完善用地手续缴费通知书》，要求官渡区福海乡河北办事处在2004年12月20日前缴清1491.2平方米土地的相关费用共计189,718元，后经河北社区第十合作社申请，该项费用分两期缴纳，于2007年11月22日缴纳完毕。2005年11月5日，刘春洪与昆明市福海生化制品厂、河北社区第十合作社三方共同签订《转让协议书》，约定生化厂将其与河北社区第十合作社签订的《租用土地协议书》取得的土地使用权及地上附着物全部以20万元人民币转让给刘春洪。2007年11月14日，河北社区第十合作社（甲方）与刘春洪（乙方）签订《土地征用协议》，甲方同意乙方自愿将原租用甲方（原昆明市福海生化制品厂）的2.24亩土地作一次性征用，双方确定的征地价格共计人民币1,232,000元。自2005年起，刘春洪实际管理使用案涉土地。2007年11月22日，昆明市官渡区治理整顿土地市场秩序完善用地手续领导小组办公室向河北社区第十合作社作出昆官补费字（2007）第（0526）号《完善用地手续补费通知书》，要求河北社区第十合作社在15天内向国土官渡分局办理补缴费用的有关手续。同日，河北社区第十合作社向国土官渡分局补缴了案涉土地完善用地手续的相关费用计137128.50元。根据河北社区第十合作社于2009年8月31日出具的《证明》证实，上述款项实际系刘春洪支付。2012年国土西山分局与河北社区第十合作社签订的《国有土地补偿协议》载明：支付河北社区第十合作社征地补偿费1389657.25元，其中土地补偿费915417.91元（408668.71元／亩×2.24亩）、已缴纳的契税27425.70元、银行同期贷款利息446813.64元（915417.91元﹢27425.70元×6.77％×7年）。区政府称其收回案涉土地使用权的行为依据是该《国有土地补偿协议》。依据《国有土地补偿协议》支付给河北社区第十合作社的案涉土地补偿款1389657.25元，刘春洪与河北社区第十合作社于2016年6月7日达成协议并履行，即同意由刘春洪将该笔款项中的110万用于支付其根据《土地征用协议》所欠河北社区第十合作社相关款项。本院认为，首先，本案系公民认为政府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行为违法而单独提起的行政赔偿之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及第四条第（三）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三）违法征收、征用财产的；”之规定，有权提起赔偿诉讼的主体应当是“受害人”。就案涉土地的权属而言，从案涉土地相关税费的缴纳历史看，因政府整顿土地市场秩序，不论是在2004年还是在2007年，相关部门因土地整顿就案涉土地发出的税费缴纳通知书，都是向第三人河北社区第十合作社发出，相关费用最终也是以第三人名义缴纳。原告实际支付案涉土地的相关税费，是因原告与第三人之间存在土地租用关系，双方基于内部租用关系约定由原告实际出资支付相关税费，这属于二者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实际出资缴纳案涉土地相关税费并不能产生土地使用权转移或变更的法律效果。虽然原告与第三人就案涉土地签订过所谓《土地征用协议》，但因土地的征收、征用是政府的法定职权，自然人无权征用土地，所以原告与第三人签订的“土地征用”协议本质上仍是土地的租用协议。综上，原告系通过租用协议的方式实际使用案涉土地，但原告从未取得过案涉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原告只是案涉土地的实际使用人。案涉土地在经完善用地手续后已属于国有土地，而国有土地使用权应属于第三人河北社区第十合作社。对此，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云行终102号生效行政判决，亦持相同观点。被告收回案涉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虽经生效判决确认违法，但因原告对案涉土地不享有国有土地使用权，故即便该收回案涉土地的行为被确认违法，也只可能对案涉土地国有土地使用权人产生侵害，而不会对土地的实际使用人产生“土地权属上”之损害，而本案原告主张之土地损失正是案涉国有土地使用权的价值。简言之，收回案涉土地使用权行为虽被确认违法，但原告不是该违法行为的受害人，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第四条第（三）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十）项：“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十）其他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情形；”之规定，应当裁定驳回原告“请求判决被告因违法收回土地使用权赔偿其土地价值3000万元”的起诉。其次，就原告请求“赔偿搬迁、临时安置费至实际赔付日”的诉请而言，案涉地上房屋已经被强拆，强拆行为本身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且原告主张的“搬迁、临时安置费”权益系因强拆行为直接导致，原告应当在强拆房屋环节主张该项损失。而原告就强拆其地上房屋的行为也提起过行政确违及赔偿之诉，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作出的（2015）云高行终第139号生效《行政判决书》，对强拆原告案涉地上房屋的违法性及造成的损失进行了裁判，原告在该案中并未提及“搬迁、临时安置费”的主张，应视为原告放弃相应主张，原告在本案所提的“搬迁、临时安置费”的诉请，应受（2015）云高行终第139号生效判决羁束。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根据《草海北片区保护治理和开发建设项目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实施补充意见》中的相关规定，案涉土地及地上房屋实行“房地分离的原则”进行补偿，原告应当就土地及地上房屋的权益分别进行主张。客观上，原告所主张的“搬迁、临时安置费”这些费用亦均直接依附于房屋本身，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并不是导致“搬迁、临时安置费”权益损害的“直接原因”，本案中，因强拆行为的客观存在，所以原告主张的“搬迁、临时安置费”，是强拆行为所造成的直接后果。易言之，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并不会对原告主张的“搬迁、临时安置费”权益产生实际影响。综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八）项及第（九）项：“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八）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九）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或者调解书所羁束的”之规定，依法应驳回原告“请求赔偿搬迁、临时安置费至实际赔付日（暂计2019年6月30日为180.48万元）”的起诉。最后，就原告请求“赔偿停产、停业损失101.264万元”的诉请而言，从原告提起的确认房屋强拆违法并附带赔偿案件的生效判决即（2015）云高行终字第139号《行政判决书》中可以看出，原告在该案中已经主张过“停产停业损失费200万元”，且该案已就停产停业损失进行了实体审理及裁判。现原告又在本案中再次主张停产、停业损失，该项诉请属于受生效判决羁束之情形。另，正如上文所述，原告主张之停产、停业损失亦属违法强拆行为所直接导致，也即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不会对原告主张的”停产、停业”的权益产生实际影响。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八）项及第（九）项：“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八）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九）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或者调解书所羁束的”之规定，亦应驳回原告“请求赔偿停产、停业损失101.264万元”的起诉。对于原告主张赔偿同期银行贷款利息至实际赔付日的诉请，因为该诉请系基于上述三项诉请的成立而存在，现原告上述三项诉讼请求依法均应驳回起诉，故该项诉请亦应一并驳回起诉。综上所述，原告在本案中所提四项诉讼请求，依法均应驳回起诉。据此，本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八）项、第（九）项、第（十）项及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八条第（四）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刘春洪的全部起诉。本案诉讼费用，不予收取。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张锐审判员颜瑶瑶审判员赵鸿章二〇二〇年九月二日书记员 保      卓      成叶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