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6民终327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桂春，女，1972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浙江省桐乡市，现住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福合，男，1970年3月2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 二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田超，河北朗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杜庆昌，男，1965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保定市蠡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靖胜奇，蠡县东城区明正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李桂春、刘福合因与被上诉人杜庆昌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蠡县人民法院（2019）冀0635民初16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桂春、刘福合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田超、被上诉人杜庆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靖胜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桂春、刘福合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保全费、鉴定费等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一审法院仅凭“欠据”而没有其他任何证据认定上诉人欠被上诉人货款376150元，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第3页第7行：“二被告系夫妻关系……现欠货款376150元的事实予以认定。”为错误认定。1.经鉴定，欠据上的所有字迹均为李桂春所写，并无刘福合的签字和事后追认，即该欠据并非刘福合的真实意思表示，刘福合也不认可欠据上载明的欠款事实和金额。2.被上诉人提交的托运单没有刘福合的确认签字，只是在“收货人姓名”处写有刘福合，发货人签字处空白，5张托运单的时间均为2016年5月4日和5日，没有载明货物的名称、数量等信息，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发货的价值且上诉人已实际收到了货物。3.二上诉人系夫妻关系，二人为了共同生活等原因产生转账流水为正常情况，与是否拖欠被上诉人货款无关。综上，上述证据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提供过货物以及货物的种类、数量、单价、对账单、货款金额的准确性等，即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提供过价值516150元的蓝狐皮，且上诉人实际接收。（二）一审判决认定案涉债务用于共同生产经营，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第3页倒数第16行：“本院认为，二被告作为夫妻，共同经营期间购买原告蓝狐皮，与原告形成买卖合同关系。”第3页倒数第9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本案有相应证据证实二被告共同经营且银行账户之间有大额资金往来。”据此得知，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事实依据为案涉债务二上诉人用于共同经营，主要证据为被上诉人提供的欠据、托运单及二上诉人之间的银行转账，但此事实认定错误。即便欠款是真实存在的，被上诉人始终未能证明其与李桂春之间的“欠款”是什么，是被上诉人所称的蓝狐皮款还是因其他事项产生的“欠款”，亦或者是上诉人受胁迫而“欠款”。同时，被上诉人始终没有证明其向刘福合发过价值为516150元的蓝狐皮且已被刘福合接收。欠据系李桂春个人书写，刘福合并不知情。一审法院如何认定二上诉人之间的转账是为了支付给被上诉人货款？综上，一审法院如何能够认定“欠款”是用于共同生活经营，“用于”是关键。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证明“欠款”用于共同生活的举证责任在被上诉人。（三）被上诉人主张逾期付款违约金金额没有明确的计算标准，一审判决予以支持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二、经上诉人申请，一审法院拒绝调取与本案事实认定具有重大影响的证据，程序错误。案涉欠据是李桂春在被上诉人语言、暴力胁迫下书写的，并且被上诉人在2018年10月伙同他人到上诉人处对上诉人及儿子进行了殴打，导致上诉人受伤，后上诉人向浙江省嘉兴市桐乡市公安局崇福派出所报案，派出所对涉案人员及证人录了笔录，笔录中对被上诉人为什么打人、上诉人是否欠其货款均有记录。当时经人调解，被上诉人同意赔偿上诉人6万元，但至今未支付。派出所的报案出警记录、笔录等证据材料足以证明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有殴打、胁迫行为，对于认定本案事实具有重大意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规定，上诉人向一审法院申请调取，但一审法院以“不属于法院调取范围”为由拒绝调取，不符合相关规定，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法讼权利，程序错误，应予纠正。 杜庆昌辩称，一、2016年8月4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具的尚欠货款516150元的欠据属于典型的债权确认凭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之规定，被上诉人仅以欠据证明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无需再提交其他证据。二、2016年8月4日的欠据系以夫妻双方的名义所负的债务，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规定的排除夫妻共同债务的情形不相符合，且在一审庭审过程中还有大量的证据证明该债务属于上诉人夫妻为共同生活共同经营所负债务，包括上诉人的营业执照、托运单、物流证明、物流单位出具的证明、转账记录等。三、被上诉人主张违约金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在一审庭审中已经陈述了明确的计算方法。四、上诉人仅口头陈述说其出具欠据是受被上诉人胁迫书写，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且其在出具所谓受胁迫的欠据后，分两次主动向被上诉人转账10万元，说明不是受胁迫出具欠据，否则在其已经报案的前提下，就应该申请撤销该欠据，不会再转账，在此种情况下，一审法院未根据上诉人口头申请调取所谓的报案记录，没有违反程序法规定。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判决结果公正，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原判。 杜庆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让李桂春、刘福合给付货款376150元，并互负连带责任；2.诉讼费用由李桂春、刘福合负担。后杜庆昌向一审法院提交增加诉讼请求申请书，增加逾期付款违约金52530元，即变更诉讼请求数额为42868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李桂春、刘福合对杜庆昌提供的银行卡交易明细的真实性与合法性、住院病历的真实性无异议，杜庆昌对李桂春、刘福合提供的结婚证、银行交易明细的真实性无异议，对相应证据属性予以认定。双方对天津市津实司法鉴定中心受法院委托作出的鉴定意见书无异议，予以认定。对有异议的证据作如下认定：李桂春、刘福合对杜庆昌提供的欠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持有异议，认为无拖欠货款字样，不能证明存在买卖合同，并申请对欠据中所有字迹并非李桂春书写进行鉴定。天津市津实司法鉴定中心就此作出的鉴定结论为欠条全部字迹是李桂春本人书写，结合李桂春、刘福合不能讲清李桂春向杜庆昌转账10万元的具体事由，对李桂春、刘福合质证意见不予采信，对欠据的证据效力予以认定。李桂春、刘福合又提出杜庆昌曾对其二人及家人进行殴打和多次威胁，欠据是在杜庆昌威胁下所写，2016年10月杜庆昌殴打二人及家人后，李桂春向崇福派出所报案，并口头申请调取出警记录及笔录等材料。同时李桂春、刘福合称已就杜庆昌涉嫌敲诈勒索向崇福派出所报案，现未正式立案。杜庆昌反驳称2016年10月因索要货款自己被李桂春、刘福合打伤，其向崇福派出所报案，并提供托运单五张、营业执照复印件一份、物流证明一份，用以证明李桂春、刘福合共同经营期间购买其货物，不存在敲诈勒索。李桂春、刘福合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经审核认为，营业执照系复印件，未由工商登记部门盖章印证，对其真实性无法给予认定。托运单中收货人填写为刘福合，部分单据有刘福合与杜庆昌的手机号码，且能够与物流证明相互印证，故对托运单与物流证明予以认定。李桂春、刘福合提供李桂春尾号为78275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十页，拟证明出具欠据之前，李桂春、刘福合已向杜庆昌结清了货款。杜庆昌认为这些款项已在出具欠据时予以扣除，不能证明已付清货款。交易明细显示出具欠据后至2017年12月李桂春仍在向杜庆昌付款，证据与李桂春、刘福合所述自相矛盾，不能证明其已付清货款。杜庆昌还提供住院病历一份，用以证明因催要货款被打伤的事实。李桂春、刘福合认为杜庆昌入院时间与双方发生争执时间相距一月有余，其伤情是否由李桂春、刘福合造成存在重大疑问。经审核认为，杜庆昌及李桂春、刘福合均认可发生争执时间是2016年10月并报警，虽然双方均不能讲明具体日期，但病历入院记录部分载明：“患者于18天前与人发生争执后被人用拳脚击中胸部……急被送至本院就诊，CT示左侧多发性肋骨骨折，脂肪肝，建议住院治疗。患者拒绝后回家自行购买服用药物（具体不详）。今突感胸闷明显……再次来本院急诊”，上述记载表明杜庆昌被打伤时间在2016年10月20日左右，故对李桂春、刘福合质证意见不予采信。 审理过程中，李桂春、刘福合先是否认与杜庆昌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并申请笔迹鉴定。经鉴定欠据是李桂春书写后，又称已向杜庆昌付清货款，所述前后矛盾。李桂春、刘福合称欠据是受杜庆昌胁迫所写，但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存在胁迫之嫌，且申请调取的证据不属法院调取范围，故对其申请不予准许。李桂春、刘福合系夫妻，李桂春书写欠据时在欠款人处签写了李桂春、刘福合姓名，托运单载明的收货人是刘福合。李桂春、刘福合提供的银行交易明细表明李桂春在向杜庆昌付货款同期，多次收取刘福合大额转账，并备注为货款。李桂春、刘福合自称在桐乡市崇福镇经营名为“山华皮草”的门市，有营业执照。综上，对杜庆昌主张的李桂春、刘福合夫妻共同经营拖欠其货款516150元，2017年1月22日付款10万元，至2018年1月15日又付款4万元，现欠货款376150元的事实予以认定。诉讼中，杜庆昌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并交纳申请费2400元，法院依法裁定采取了保全措施。 一审法院认为，李桂春、刘福合作为夫妻，共同经营期间购买杜庆昌蓝狐皮，与杜庆昌形成买卖合同关系。李桂春、刘福合应按双方约定或法律规定及时履行支付货款义务，其拖延不付，属违约行为，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李桂春、刘福合除支付剩余欠款外，还应就其违约行为给杜庆昌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双方未约定付款时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李桂春、刘福合应在收到货物时支付。因其未能付清，向杜庆昌出具欠据，杜庆昌主张自出具欠据之日至2017年1月22日、2018年1月15日至2019年7月15日以相应欠款金额为本金，按银行逾期贷款利率赔偿损失，符合法律规定。杜庆昌主张金额52530元未超过根据上述标准计算的金额，对之予以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本案有相应证据证实李桂春、刘福合共同经营且银行账户之间有大额资金往来，符合该司法解释规定的除外情形，故对杜庆昌要求李桂春、刘福合承担连带责任的请求予以支持。因鉴定结论为欠据系李桂春本人书写，其向鉴定机构交纳的鉴定费6280元由其自行负担。杜庆昌交纳的案件受理费与财产保全申请费依法应由李桂春、刘福合负担。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刘福合、李桂春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给付原告杜庆昌货款376150元，并赔偿原告损失52530元，共计428680元；二、被告刘福合、李桂春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3865元，财产保全申请费2400元，共计6265元，由被告刘福合、李桂春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被上诉人杜庆昌提交了网上下载的桐乡市崇福山华皮草行登记信息打印件、上诉人李桂春名片复印件、手机拍摄的“山华皮草”门脸及招牌照片（当庭出示了原始载体手机），拟证明桐乡市崇福山华皮草行的登记经营者是上诉人刘福合，该皮草行招牌上打印的联系电话是刘福合、李桂春夫妻二人的，第一个号码是刘福合的，第二个号码是李桂春的，招牌上李桂春的电话号码和名片上李桂春的电话号码一致，该皮草行由刘福合、李桂春夫妻二人共同经营。 刘福合、李桂春质证对桐乡市崇福山华皮草行登记的经营者是刘福合没有异议；对李桂春的名片复印件质证称没有见过，无法辨别真伪，需要杜庆昌提供原件；对门脸及招牌照片，认可其中第二个电话号码是李桂春的，并称只知道李桂春的电话号码。 对于杜庆昌提交的上述证据，因李桂春、刘福合对登记信息打印件并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李桂春名片虽系复印件，但上面印制的电话号码确为李桂春本人使用，且其上印制的皮草行名称及地址与登记信息一致，印制的两个银行账号中的农行账号与杜庆昌在一审中提交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中载明的2017年12月2日李桂春向杜庆昌转账10万元的银行账号及刘福合、李桂春提交的李桂春银行账户交易明细中的银行账号一致，印制的两个手机号码与“山华皮草”门脸及招牌照片中的两个手机号码一致，故本院对李桂春名片及“山华皮草”门脸及招牌照片的真实性亦均予确认。 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桐乡市崇福山华皮草行系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为刘福合，注册地址为崇福镇世纪大道341、343号，经营范围为皮毛制品的零售。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审理焦点是：一、一审法院对上诉人李桂春、刘福合调取证据的申请未予准许是否错误；二、李桂春、刘福合是否拖欠被上诉人杜庆昌376150元货款；三、李桂春、刘福合应否承担连带责任；四、一审法院判决李桂春、刘福合支付违约金是否正确。 关于第一个焦点，杜庆昌向一审法院提交的欠据已经司法鉴定确定为李桂春书写。李桂春主张该欠据系受杜庆昌语言、暴力胁迫而出具，应依法申请撤销该欠据，但截至杜庆昌起诉，其并未提出过撤销之诉；此外，在出具欠据之后，李桂春仍通过转账等方式向杜庆昌支付过数次甚至包括大额款项，而其并未对自己的行为作出合理解释；再者，李桂春、刘福合申请一审法院到崇福派出所调取报案记录等材料是在上述司法鉴定结论作出后、一审法院第三次庭审中口头提出，已经超出一审法院指定的举证期限，且其申请调取的材料的形成时间即双方当事人打架的时间在李桂春出具欠据之后近两个半月，并且，在双方打架之后李桂春仍在向杜庆昌付款。综合上述，李桂春、刘福合申请调取证据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四条规定，且上述材料并不影响对本案事实的认定，一审法院未予调取不违反法律规定。 关于第二、三个焦点，根据杜庆昌提交的证据及李桂春、刘福合的陈述，足以证明桐乡市崇福山华皮草行系刘福合、李桂春夫妻二人共同经营。李桂春、刘福合在一审第二次庭审中陈述：“原告在被告店面里卖自己的货，被告在桐乡市崇福镇有一个自己的卖皮草的门市。”在一审第三次庭审中提交银行卡交易明细时陈述：“证明目的，在2016年8月4日之前，被告已向原告结清了货款，共计401000元，最后一笔支付为2016年7月28日。”据此能够认定李桂春、刘福合认可与杜庆昌之间存在买卖关系。二人主张货款已全部付清，与李桂春在2016年8月4日向杜庆昌出具欠据及出具欠据后向杜庆昌付款的事实不符。欠据记载的欠款金额为516650元，杜庆昌主张尚有376150元未还，根据李桂春、刘福合提交的后续付款记录，杜庆昌自认的已还款金额高于李桂春、刘福合主张的已付金额，故应认定李桂春、刘福合尚欠杜庆昌货款金额为376150元。该笔欠款系其夫妻二人共同经营行为所形成，二人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关于第四个焦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货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据此，杜庆昌主张逾期付款违约金应予支持。关于违约金金额，杜庆昌在一审第二次庭审中陈述了具体的计算方法：“2016年8月4日出具的欠据至2017年1月22日，共168天，按照司法解释关于逾期违约金的规定，现行人民银行贷款利率是年利率4.35%，10000元一年是435，每天利息是62.36，乘168天，利息共计15714.72元。从2017年1月22日至2018年1月15日之间不计算利息，之后按照欠款376150元，计算方法利率同上，计算到2019年7月15日产生利息是24543.72元。逾期付款有一个罚息，是按照原利息加收30%-50%，我们只主张增加的部分。合同法规定支付货款时间应为收到货物之日。”上述计算方法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相应判决正确。 综上所述，李桂春、刘福合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730元，由上诉人李桂春、刘福合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红哲 审 判 员 翟乐光 审 判 员 郭 潇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三日 法官助理 李冰洁 书 记 员 佟铁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