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湘0111民再9号原审原告：刘威，男，1989年6月12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原审被告：湖南国际合作房地产开发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芙蓉路消防大厦。代表人：湖南国际合作房地产开发公司破产清算组。代表人：王范军，清算组组长。第三人：毕金明，男，1960年6月29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熊桂军，湖南银联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原告刘威与原审被告湖南国际合作房地产开发公司（以下简称国合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作出的（2010）雨民初字第2262号民事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于2019年6月27日作出（2019）湘0111民监2号民事裁定书，再审该案。本院再审立案后，依毕金明的申请，依法追加毕金明为本案第三人；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第三人毕金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熊桂军到庭参加了诉讼，原审原告刘威、原审被告国合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威未到庭，无述称。国合公司未到庭，无辩称。毕金明再审时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将毕金明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到（2019）湘0111民再9号案件中；2.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2010）雨民初2262号民事调解书严重侵犯毕金明合法权益，请求依法裁决撤销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2010）雨民初2262号民事调解书。事实与理由：1992年9月16日，因旧城改造，国合公司拆迁毕金明的位于长沙市西区。毕金明及母亲王丽辉与国合公司签订两份《长沙市城市私房拆迁安置协议》。协议约定毕金明同意安置长沙市开福区通泰街中山西路社区九如里1栋606、7××号房屋两套，为一次性安置，安置房屋偿还产权。1992年底国合公司按协议将长沙市开福区通泰街中山西路社区九如里1栋606、7××号两套房屋交付给毕金明，毕金明二十多年来一直居住在该房屋内。毕金明一直以来都在要求国合公司办理房产权证，但国合公司一直没有给毕金明办理房产权证。2016年6月，长沙市开福区房因棚户区改造需拆迁。2016年9月，刘威在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以返还原物为案由起诉毕金明。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湘0105民初3843号民事判决书，内容为：毕金明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将长沙市开福区通泰街中山西路社区九如里1栋602、702（现编号为606、7××号）房屋腾空返还给刘威。该判决还认定：1995年7月16日，刘威与国合公司签订一份《楼房购买协议》，国合公司将长沙市开福区通泰街中山西路社区九如里1栋602、702卖给刘威。2010年8月刘威诉国合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向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于2010年9月17日作出（2010）雨民初字2262号民事调解书。该民事调解书达成协议内容是：“一、原告刘威与被告湖南国际合作房地产开发公司于1995年7月16日签订的《楼房购买协议》有效；二、被告湖南国际合作房地产开发公司于本调解协议签订之日起10日内协助原告刘威办理长沙市开福区通泰街中山西路社区九如里1栋602、702房的房屋产权过户登记手续，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的税费由原告刘威负担。”2010年10月14日，长沙市开福区通泰街中山西路社区九如里1栋602、702房登记至刘威名下，产权证号：长房权证开福字第××号。对此，毕金明认为长沙市开福区通泰街中山西路社区九如里1栋606、7××号房屋是毕金明二十几年来一直在此居住。刘威从始至终没有找到过毕金明要求返还房屋。直到刘威在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起诉，毕金明才知道刘威与国合公司签订一份《楼房购买协议》，才知道有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2010）雨民初2262号民事调解书，并为刘威办理了房产权证；才知道刘威与国合公司恶意串通、进行的虚假诉讼，炮制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2010）雨民初2262号民事调解书，严重侵犯毕金明合法权益。刘威与国合公司签订的《楼房购买协议》，签名字迹作假，不是国合公司代表陈（成）红卫亲自签名；在签订的《楼房购买协议》时，刘威只有六岁，为无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根本不会在《楼房购买协议》上亲自签名，刘威与国合公司实际控制人刘辉为叔侄关系。因此，该协议是一份虚假协议。刘威用虚假协议，向对该案无管辖权的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提起虚假诉讼，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在没有查清楚基本事实的情况下，在没有通知毕金明参加诉讼，毕金明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于2010年9月17日作出的（2010）雨民初字2262号民事调解书，严重侵犯毕金明合法权益。针对上述问题，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向贵院申请参加诉讼，请求撤销上述民事调解书。以维护法律尊严，维护毕金明的合法权益。刘威原审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国合公司与刘威签订的购房协议有效。2.判令国合公司协助刘威办理九如里1#栋602、702号房屋过户登记手续。事实与理由：中山西路福庆街九如里1#栋是国合公司1995年新建的拆迁安置房，整栋房共计42套，有24套安置当地公房拆迁户，已经办理了栋证至长房集团名下；还有18户是安置私房拆迁户和购买户，以上均办妥了栋证至国合公司名下，实际产权属于18户产权人。由于国合公司已于2006年12月破产，以上产权栋证办理分户有法律障碍。为了将以上私有产权顺利办至产权人名下，刘威特提出以上请求事由。原告的购房协议的房号为：九如里1#栋602、702房，产权面积为35.85平方米×2套。”国合公司在原审时辩称，没有异议，对刘威陈述的事实与诉讼请求表示同意。本案原审经本院主持调解，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一、原告刘威与被告湖南国际合作房地产开发公司于1995年7月16日签订的《楼房购买协议》有效：二、被告湖南国际合作房地产开发公司于本调解协议签订之日起10日内协助原告刘威办理长沙市开福区中山西路连升街九如里1栋602、702房的房屋产权过户登记手续，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的税费由原告刘威负担；本案受理费160元，因调解结案减半收取80元，由原告刘威负担。”2010年9月17日，本院作出（2010）雨民初字第2262号民事调解书。本案原审调解结案后，（一）刘威持本院（2010）雨民初字第2262号民事调解书及相关材料，于2010年10月14日将长沙市开福区通泰街中山西路社区九如里1栋602、702房登记至刘威名下，产权证号：长房权证开福字第××号。（二）2016年6月6日，刘威与长沙市开福区城市房屋征收和补偿管理办公室签订的《长沙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载明：刘威名下的长沙市开福区通泰街中山西路社区九如里1栋602、702房被征收，总补偿金为770964元。（三）2016年7月6日，长沙市开福区通泰街街道连升街社区出具的《证明》载明：“现有刘威所拥有住房（现地址）：九如里1栋606、706房屋，与产权证长房权证开福字第××号上登记的位于九如里001栋602、702房系同一房屋，情况属实。”（四）2016年，刘威向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起诉毕金明及其妻子曹金华，要求毕金明、曹金华立即从刘威所有的位于长沙市开福区如里的房屋搬出，并将该房屋返还给刘威；赔偿刘威房屋占用费共计85200元（暂计至2016年7月27日，后续房屋占用费计算至实际归还房屋之日止）；承担诉讼费用。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2月7作出（2016）湘0105民初3843号民事判决：“一、毕金明、曹金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将位于长沙市开福区如里房屋腾空并返还给刘威；二、驳回刘威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述文书生效后，毕金明居住长沙市开福区房屋被强制腾空。之后，毕金明即以本院（2010）雨民初字第2262号民事调解书严重侵犯其合法权益为由，向本院申诉，请求撤销本院（2010）雨民初字第2262号民事调解书。本院再审认定案件事实如下：1995年7月16日，国合公司（甲方）与刘威（乙方）签订的《楼房购买协议》载明：一、乙方向甲方购买楼房的地点及名称位于长沙市，一室一厅户型房屋贰套，建筑面积35.85㎡×2，包括分摊公用面积＿㎡。二、房价及付款方式：1.楼价1100元／㎡。共计人民币柒万捌仟捌佰柒拾元整；2.付款方式为购买合同签订后一次性付清。三、甲方将该住宅在乙方付清购房款后交付使用，甲方负责房屋的门及其它损坏部分的修理或由乙方自行修缮，甲负责维修费用。四、房屋交易产权等手续由甲方办理，交易税等手续费用由乙方负担。协议尾部甲方处有国合公司盖章和成红卫签名，乙方处有“刘威”的签名。协议签订后，国合公司未按协议履行，刘威于2010年8月18日向本院提起诉讼。另查明，1992年9月16日，国合公司（甲方）与王丽辉及其子毕金明（乙方）签订两份《长沙市城市私房拆迁安置协议》，约定乙方一家在福庆街应安置住房建筑面积141平方米。因受设计户型限制和乙方的要求，现同意安置住九如里安置1＃栋／单元陆层606号壹室户型住房壹套，计建筑面积37平方米，为一次性安置；安置房屋偿还产权，乙方应找给甲方房屋差价款1600元，所找补价款应在本协议签订后五日内一次性付清，此款以后从房屋找补价款总额中扣除，如乙方无找补差价能力，原私房仍按《长沙市城市房屋拆迁安置补偿标准》计算，安置房作公房租赁处理，租金按市房改后统一租金标准计租，不得拖欠；所偿还房屋产权，应遵照《城市异产毗连房屋管理规定》进行管理，任何人不得违反，双方应按规定及时向市房屋产权管理部门办理房屋产权登记手续。协议签订后，国合公司于1992年底将长沙市开福区通泰街中山西路社区九如里1栋606、7××号房屋交付给毕金明。2016年，因毕金明居住的房屋所在片区进行棚户区改造需要被征收，在征收过程中，毕金明发现其居住的九如里1栋606、7××号房屋产权证办理在刘威名下（产权证号：长房权证开福字第××号），登记的房号为九如里001栋602、702房。另查，本案原审过程中，刘威陈述，其与国合公司签订的《楼房购买协议》上“刘威”的签名系其父亲代签。上述事实，有《楼房购买协议》、国合公司自管、单独所有的101-706等21套房屋的产权证、601、602、702、703四套房屋的产权证、（2010）雨民初字第2262号民事调解书、（2016）湘0105民初3843号民事判决书、《长沙城市私房拆迁安置协议》、水费发票和水表消费证明单、成红卫出具的《证明》，《权证收件单》《长沙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毕金明向拆迁指挥部出具的《报告》、连升社区出具的《证明》、刘威所持有的九如里001栋602、702的房产权证、房屋档案资料，以及当事人陈述等在卷佐证，足以认定。本院认为，刘威与国合公司签订的《楼房购买协议》的效力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国合公司于1992年9月16日通过签订《长沙市城市私房拆迁安置协议》，将涉案房屋安置给毕金明，且毕金明已于1992年底合法占有使用涉案房屋。双方在合同中约定：“房屋交易产权等手续由甲方（国合公司）办理，交易税等手续费用由乙方（毕金明）负担，”而经毕金明多次催促，国合公司一直未给毕金明办理房屋产权手续，且于1995年7月15日与刘威签订《楼房购买协议》，并将涉案房屋产权办理到刘威名下（产权证号：长房权证开福字第××号）；从涉案房屋产权证、刘威与毕金明陈述及涉案房屋所在地基层组织的《证明》可以得出登记在刘威名下的涉案房屋九如里001栋602、702号房即为毕金明居住的九如里1栋606、7××号房。国合公司明知道涉案房屋已拆迁安置他人，仍与刘威签订《楼房购买协议》，将涉案房屋出售给刘威并办理产权手续存在恶意；而作为涉案房屋买受人的刘威在与国合公司签订《楼房购买协议》时年仅6岁，在签订《楼房购买协议》后至涉案房屋被拆迁时的长达二十多年时间，刘威一直未要求交付房屋，也一直未占有使用涉案房屋；且对涉案房屋不闻不问，与日常交易习惯和常理不符。综上，本院认为，刘威与国合公司签订《楼房购买协议》时，双方均存在恶意串通的故意，且损害了第三人毕金明的利益，故刘威与国合公司于1995年7月16日签订的《楼房购买协议》无效，国合公司将涉案房屋过户登记给刘威的物权行为亦属无效。故本院原审作出的（2010）雨民初字第2262号民事调解书有误，应予以纠正。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本院（2010）雨民初字第2262号民事调解书；二、驳回原审原告刘威的诉讼请求。本案原审受理费80元，再审公告费820元，合计900元，由原告刘威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肖述华人民陪审员  周渐伟人民陪审员  王济荣二〇二〇年九月三十日书 记 员  刘晓宇附：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七条人民法院经再审审理认为，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应予维持；原判决、裁定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阐述理由方面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人民法院应在再审判决、裁定中纠正上述瑕疵后予以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