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1民终679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莫云松，男，1970年12月24日生，布依族，住贵州省开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光焰，贵州亚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余章洪，男，1974年12月21日生，汉族，住贵州省开阳县。上诉人莫云松因与被上诉人余章洪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开阳县人民法院（2020）黔0121民初20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莫云松上诉请求：请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改判。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本案中，被上诉人并未举证证明自己系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至于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借钱后，把钱用于何处与上诉人无关。二、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应当对其主张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系黑白颠倒。一审中上诉人已经提供了借条、汇票、银行流水、聊天录音等证据佐证双方之间存在借款关系。三、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借款人为“贵州博融天街”的借款凭据，该凭据系被上诉人持有，这一系列行为都是被上诉人自己在操作，对于该凭据的解释只能说明是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借款后，又以上诉人的名誉进行投资，收不回来就算是上诉人投资的，如收回来就算被上诉人自己投资的。四、被上诉人在向上诉人借款后，亲自去银行填写汇票，之后被上诉人将钱汇至何处与上诉人没有关系。五、上诉人收到的18000元利息实际是被上诉人支付的，既然是被上诉人支付，那么被上诉人就是实际借款人，如上诉人是向何平和贵州龙里大草原景区原旅游公司出借款项，那么就应该是他们向上诉人出具借条而非是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具借条。六、2018年5月4日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转款42300元，贵州银行业务委托书中注明的“还退款”，该注明是被上诉人自己写的，并且在该转款之后，被上诉人于2019年2月20日又向上诉人出具了借条一张，并注明还借款42300元，尚欠57700元。综上，请求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余章洪答辩称，1、2019年4月29日莫云松通过自己的账户转入到贵州汇信行融资理财信息咨询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旗下贵州龙里大草原景区原旅游公司的账户，并且该款是我们两个人一起去银行转款的，汇款凭证也是我填写的。2、在2014年10月21日,我和莫云松一起去银行，通过莫云松的账户转到何平的账户上，何平是贵州博融天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借人代表,20万元的汇款凭证也是我填写的，并且，每个月上诉人去贵州汇信行融资理财信息咨询服务有限责任公司领利息，由我通过财务领出来之后再交给上诉人。3、因为贵州汇信行融资理财信息咨询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涉及非法集资，公安在贵州汇信行融资理财信息咨询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涉及的项目里面收集了资金，并由法院进行清退还款，在2018年5月法院进行第一次清退的时候，省金融办为每个受害者设立了个人账户，把清退款项退到受害人个人账户后，我就打电话给上诉人讲了法院清退金额及计算方式，在上诉人同意后，我就通过省金融办给我设立的个人账户上转了42300元给上诉人。莫云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257700元，并支付贷款利息63713元，直至本金付清之日止；2、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余章洪是原贵州汇信行融资理财信息咨询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开阳分公司职员。2014年4月29日，原告莫云松通过由被告余章洪打借条的方式，由被告余章洪填写汇款凭证将其（指莫云松）开阳县信用社紫江分社帐号为21×××81帐上的10万元汇到贵州龙里大草原景区支行的24×××65的帐户上，2014年10月21日，原告莫云松再次通过由被告余章洪打借条的方式，由被告余章洪填写汇款赁证将其（指莫云松）在开阳县信用社紫江分社帐号为62×××56帐上的200000元汇到何平个人在中国工商银行贵阳市黑马分理处账号为62×××56的帐户上，并由贵州博融天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具借款凭证一份给被告余章洪收执，该借条内容为“依照2014年10月16日签订的贵汇借字（2014）第1016号《借款合同》，借款人贵州博融天街于今日收到出借人莫云松以转帐／现金方式交付合同约定的借款200000.00元，大写（人民币）贰拾万元，借款期限从2014年10月21日至2015年2月21日止，支付投资收益按合同约定执行，特立此据。”，借款人贵州博融天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借条上加盖了印章，经办人吴莹莹在借条上签字确认，该公司另一人员崔道明也在借条上加盖了印章。原告莫云松款汇出后，收取了由被告余章洪从贵州汇信行融资理财信息咨询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转付利息18000元。2019年2月20日，原告莫云松找到被告余章洪，要求更换借条，被告余章洪按原告莫云松的要求书写了“借到莫云松现金人民币贰拾万元整（200000元整）。此据，借款人余章洪，2019年2月20日”和“今借到莫云松现金壹拾万元人民币（100000.00）整，此据，借款人余章洪，注明：2018年5月4号已还款肆万贰仟叁佰元整（42300.00元）余款伍万柒仟柒佰元未还。（57700.00元）”的借条两张给原告莫云松收执。同时查明，2018年5月4日，被告余章洪通过“省金融办”为其在贵州银行设立的6214600180025588109帐户支付了42300元到原告莫云松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阳支行的62×××16的帐户内，并注明为还退款。同时还查明，原告莫云松在诉讼期间，向一审法院申请了财产保全，一审法院依法采取了保全措施，冻结和查封了被告余章洪的部分银行存款和房产。上述事实，有原告莫云松提交的2014年10月21日的借条印件一张、2019年2月21日的借条复印件2张、2014.10.21的信用社电汇凭证一张、银行流水清单一份、双方电话录音光碟二张、录音整理摘要一份、财产保全结案通知书及保全费票据各一份，有被告提交的2014年4月29日户名莫云松打到汇信行龙里大草原项目项目款项的汇款凭证一份、2014年10月21日，户名莫云松汇款20万元到何平帐户的汇款凭证一份、借款收据一份、退款42300元的票据一份和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在卷，足以认定；对证人姜某证明莫云松到汇信行咨询，并由余章洪打电话说莫云松要办理业务的证言、证人刘某1证实莫云松到汇信行领取过收益的证言，由于证人在作证过程中不能准确描述事发时的情况，可信度低，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合法权利受法律保护，当事人自己的主张有义务提供证据。原告莫云松主张被告余章洪向其借款30万元，并以被告余章洪书写的借条为依据，请求偿还借款257700.00元，但原告提交的2014年10月21日的信用社电汇凭证和被告提交的2014年10年21日的信用社电汇凭证以及被告余章洪提交的2014年4月29日户名莫云松打到汇信行龙里大草原项目款项的汇款凭证，只能证明以原告莫云松的名字电汇出的30万元的收款人是贵州龙里大草原景区原旅游公司和何平，不能证明被告余章洪收到了原告莫云松汇出的30万元；从被告余章洪提交的借款人贵州博融天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具的借条，结合被告余章洪是原贵州汇信行融资理财信息咨询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开阳分公司职员的事实、原告莫云松承认收取过利息的事实、被告余章洪从法院（实为“省金融办”）在贵州银行为其设立的6214600180025588109帐户支付42300元给原告莫云松的事实，也不能说明被告余章洪收取了原告莫云松的30万元，原告莫云松应当对其主张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之规定，判决：一、驳回原告莫云松的诉讼请求；二、案件受理费3061元，财产保全费2127元由原告莫云松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1、上诉人莫云松申请证人刘某2出庭作证，证明余章洪在上诉人那边借款经过。上诉人莫云松质证认为，对证人证言予以认可，并且可以通过证人证言证明双方借款是真实存在的。被上诉人余章洪质证认为，证人证言是虚假的，我和证人也不是同事关系。2、上诉人莫云松提交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余章洪通话录音内容3份，证明2019年2月20日通话内容且双方借款重新打了借条，2020年3月21日和5月19日的通话内容证明上诉人多次催余章洪还款的过程。被上诉人余章洪质证认为，录音内容不完整，但是对2019年2月20日的通话录音无异议。对2020年3月21日和2020年5月19日的通话不予认可，该通话录音只是上诉人找我聊天。本院认为关于证人刘某2的证言，因为该证言仅仅只是证明余章洪找过上诉人借钱的事实，而上诉人是否出借，证人也表示不清楚，因此，该证据达不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关于上诉人提交与被上诉人的通话录音内容，该录音原件上诉人已在一审时提交，并且被上诉人质证认可通话中的人是自己，从该录音内容来看，确实涉及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催款的内容，因此，对于该证据的证明目的，本院予以采信。二审另查明，关于18000元的利息的问题，上诉人莫云松认为，该款是按照每月2分计息由被上诉人向自己支付的利息，并且是被上诉人余章洪直接到上诉人工作的地方把钱交给上诉人的。而被上诉人余章洪称，该18000元是上诉人莫云松来被上诉人工作的地方贵州汇信行融资理财信息咨询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开阳分公司找到被上诉人后，由被上诉人去财务领取了款项后再转交给上诉人的。二审审理查明的其余事实与原判认定的事实部分一致。上述事实有当事人庭审陈述及相关证据在卷佐证，且经质证，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焦点：本案案涉款项系上诉人出借给被上诉人的个人借款，还是上诉人向贵州汇信行融资理财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的投资款。本院认为，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了被上诉人分别于2014年4月29日出具的100000元借条一张、2014年10月21日出具的200000元借条一张，且在出具借条当日，上述款项分别汇入到贵州龙里大草原景区原旅游公司和何平个人账户中，二审中，被上诉人余章洪认可贵州龙里大草原景区原旅游公司是贵州汇信行融资理财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旗下的项目，而汇入到何平账户的200000元也是何平替贵州博融天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代收。之后，贵州博融天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具的一张写有莫云松名字的借款凭证，该借款凭证实际由被上诉人余章洪持有，且该借款凭证是依照2014年10月16日签订的贵汇借字（2014）第1016号《借款合同》而出具的，二审中，被上诉人余章洪认可贵汇借字（2014）第1016号《借款合同》是被上诉人余章洪与贵州汇信行融资理财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签订的。本院认为，贵州博融天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14年10月21日出具的借条中虽然有莫云松的名字，只能说明贵州博融天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收到过从上诉人莫云松账户的转账，因此，并不能说明莫云松就是投资人，且被上诉人余章洪也认可上述两笔款项的汇款凭证是本人所写。另，被上诉人余章洪认可上诉人莫云松并未与贵州汇信行融资理财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签订过合同，同时，被上诉人余章洪称，因为贵州汇信行融资理财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涉及非法集资，经公安介入后，已经由法院判决，现已进入执行阶段，在法院执行阶段的时候，省金融办以受害人的名义为每个受害者设立了一个个人账户以便于非法集资款项的退回，而省金融办为受害者设立个人账户的名字，被上诉人余章洪认可系自己的名字而非上诉人莫云松，因此，从本案的证据以及双方在庭审中的陈述来看，本案的案涉款项应视为被上诉人余章洪向上诉人莫云松的个人借款，而非上诉人向贵州汇信行融资理财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的投资款，对于被上诉人余章洪认为案涉款项系上诉人莫云松投资款的主张，本院不予认可。本案莫云松与余章洪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有余章洪出具的借条，转款凭据，通话录音为证，足以认定，至于余章洪借款后投入贵州汇信行融资理财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旗下项目的具体事宜，与出借人莫云松无关。关于上诉人主张支付利息的问题，双方在2014年4月29日、2014年10月21日的两张借条中，并未有利息的约定，并且双方于2019年2月20日更换的借条中也未有利息约定，现上诉人认为双方头口约定利息按月息2%的主张并未举证证明，因此，对于上诉人认为双方有利息约定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本院认为，虽然双方在借条中未有利息约定，但上诉人在起诉时主张了利息，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上诉人主张的案涉款项应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逾期利息，因双方在借条中并未约定还款时间，因此，逾期利息的支付时间从上诉人在一审起诉之日（2020年6月1日）起开始计算。本案中，因为双方并未在借条中约定利息，而上诉人莫云松也认可收到过被上诉人余章洪支付的18000元，因此，该款用于本案中本金的抵扣，被上诉人应归还本金为257700元-18000元=239700元。二审中，双方一致认可被上诉人余章洪于2018年5月4日向上诉人莫云松转款42300元，在一审起诉时，上诉人莫云松已将42300元从300000元借款本金中进行扣除，对于该事实，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上诉人莫云松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相应支持。原判认定事实错误，本院予以纠正，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贵州省开阳县人民法院（2020）黔0121民初208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余章洪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莫云松借款本金239700元并支付逾期利息（利息以借款本金239700元为基数，自2020年6月1日起，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至全部款项清偿之日止）；三、驳回莫云松的其余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061元，财产保全费2127元，共计5188元由余章洪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6122元，由余章洪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龚国智审判员  汪 静审判员  喻 兰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五日法官助理陶海峰书记员黄子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