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2民终302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史惠君，女，1963年1月19日出生， 汉族，无固定职业，住宁波市鄞州区 湖西路14幢305室。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渊，浙江红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亭风，浙江红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谷晓涵，男，1984年8月23日出 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宁波市海曙区 室。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亚纳，北京大成（宁波）律师事务所律 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义康，北京大成（宁波）律师事务所律 师。 上诉人史惠君为与被上诉人谷晓涵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2019）浙0212民初14052号民事判决， 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 成合议庭，于2020年9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史 2惠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渊、被上诉人谷晓涵的委托诉讼代理人 胡义康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史惠君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直接改判谷晓涵偿还 史惠君借款30万元及自2019年6月7日起至款项实际清偿之日 止按年利率10%支付的利息。事实和理由：谷晓涵知道北京通金 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金所公司）、北京融聚财富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聚公司）及金商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金商公司）三者系关联公司，故史惠君与通金所公司 的债权债务关系至今未发生变化。虽然签订了第二份协议，但没 有证据表明资金的出借己完成，且史惠君出借资金后，相应的利 息支付对象一直未发生变化，均是通金所公司通过终端编号为 01080209的设备向史惠君支付。《良性退出兑付认选方案》的出 具表明了通金所公司对债务的确认，也表明与金商公司的关联关 系，且史惠君撤回了《良性退出兑付认选方案》。另外，担保书 的核心意思是“为使史惠君不受资金损失，对资金的返还提供担 保”，而并非仅是对第一份协议的履行提供担保。原审法院将史 惠君可以要求谷晓涵承担担保责任的期限认定为协议约定的 2019年2月6日到期后一个月是曲解了《担保书》的内容，《担 保书》中“最晚时间不超过2019年2月6日的后一个月”只是 写明了史惠君收到还款的时间，对担保期限未作明确的约定。请 求二审法院支持史惠君的上诉请求。 谷晓涵答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正确，请求维持原 3判。 史惠君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谷晓涵偿还史惠君30万 元并支付自2019年6月7日起至款项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年利 率10%计算的利息。 原审查明：案外人通金所公司为从事资金出借咨询、债务管 理服务平台，谷晓涵系通金所公司业务员。2018年2月6日，史 惠君与案外人通金所、融聚公司三方签署了《出借咨询与服务协 议》一份，约定史惠君以受让债权方式出借资金，委托案外人完 成债权受让手续和受让债权匹配，出借资金经第三方托管账户转 付给债权转让人，或者直接支付给债权转让人从而完成资金的出 借，同时合同约定协议需经三方签字或盖章且出借资金成功划入 至第三方托管账户后，协议方可生效。史惠君受让债权的资金为 50万元。同日，史惠君将50万元打入通金所公司开设在恒丰银 行的资金托管专户，产品模式为“月月盈”，该协议于2019年2 月6日到期。2018年3月至2019年1月期间，史惠君每月收取 利息4250元。2018年3月20日，谷晓涵向史惠君支付该出借 协议的佣金5000元，2018年4月24日，谷晓涵签署担保书， 约定谷晓涵对史惠君与案外人的协议中投资的50万元承担连带 保证责任，史惠君可以要求谷晓涵承担担保义务的期限于2019 年2月6日该协议到期后一个月届满。2019年1月25日，史惠 君与通金所公司、金商公司三方签署了《出借咨询与服务协议》 一份（编号：×××19），约定史惠君投资出借30万 4元，受让金商公司的相应债权，1月25日至27日，双方就是否 继续出借理财通过微信多次协商沟通，后史惠君同意赎回20万 元，其余30万元继续出借，1月27日，谷晓涵向史惠君支付第 二份协议的佣金6000元。同日，史惠君赎回了20万元。从2019 年3月至6月期间，史惠君收到五期利息，分别是3月1日 2416.67元，3月25日、4月26日、5月29日、6月27日均为 2500元的利息。2019年7月中旬前后，通金所公司向史惠君发 送《致投资人的一封信》、《关于“瑞鑫嘉盈1号”定向融资计 划产品未能按期实施兑付公告》，明确载明所投资金难以收回公 司选择良性退出方案，后史惠君本人到本市××路××号通金 所公司拿到的《良性退出兑付任选方案》载明协议的编号为 ×××19，史惠君签字确认自愿选择Ｃ方案，即三年分 批支付方案，此时史惠君未对该编号的协议提出异议。 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 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 其事实主张的，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史惠君与案外人 通金所公司、融聚公司2018年2月6日签署《出借咨询与服务 协议》，谷晓涵于2018年4月24日签署的担保书，均系各方当 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予以确认。2019年1月25日， 史惠君与通金所公司、金商公司签订的《出借咨询与服务协议》， 经三方盖章或签字确认，该第二份协议亦约定协议需经三方签字 或盖章且出借资金成功划入至第三方托管账户后，协议方可生 5效，虽然第二份协议签订之后史惠君未将款项划转至第三方托管 账户内等，但根据第一份协议，该投资款处于第三方托管账户或 原债权出让方，故第二份协议签署后，史惠君对新债权出让方金 商公司已是明知且该第二份协议亦成立生效。该第二份《出借咨 询与服务协议》签订后，双方又经过反复充分协商，史惠君在微 信中明确赎回20万元，其余30万元继续出借，后史惠君拿到了 第二份协议的佣金，按月领取第二份协议约定的收益即持续五个 月利息，史惠君自取的《良性退出兑付任选方案》也明确了第二 份协议编号为×××19，史惠君本人签字确认自愿选择 C方案，故第二份协议生效并履行。史惠君无证据证明谷晓涵对 第二份协议所涉款项提供担保责任，故谷晓涵不应承担担保责 任。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原审法院于2020年6月22 日作出判决：驳回史惠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 史惠君负担。 经审理查明：史惠君对原审认定“史惠君可以要求谷晓涵承 担担保义务的期限于2019年2月6日该协议到期后一个月届满”、 “1月27日，谷晓涵向史惠君支付第二份协议的佣金6000元”、 “此时史惠君未对该编号的协议提出异议”等三节事实表示异 议。认为双方没有约定担保期限，其收到6000元并非第二份协 议的佣金，而是利息补差。史惠君后来要求撤销《良性退出兑付 任选方案》，2019年8月16日己经撤销了该方案，谷晓涵也把 6原件还给了史惠君，故不存在“未对该编号的协议提出异议”。 谷晓涵对原审认定其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有异议，认为只是一般保 证，对原审认定的其余事实表示没有异议。故本院对双方都无异 议的事实予以确认。 另查明：谷晓涵2018年4月24日出具的担保书载明：“…… 在该产品标的物公司无力偿还回款，并且保理公司与通金所无力 偿还回购债权情况下，谷晓涵为史惠君的伍拾万圆投资行使担保 义务。最晚时间，不超过2019-2-6日的后一个月。令史惠君不 受资金损失。确保本金安全。” 本院认为：2018年2月6日，史惠君与案外人通金所公司、 融聚公司签订的第一份《出借咨询与服务协议》，约定借期为一 年，当第一份《出借咨询与服务协议》所涉借款50万元快到期 时，经双方沟通。史惠君要求赎回20万元，对其余的30万元未 选择诉讼等途径催讨，而是选择30万元继续出借并于2019年1 月25日，与通金所公司、金商公司签订了第二份《出借咨询与 服务协议》。虽然通金所公司、金商公司等有一定的关联性，但 不妨碍他们作为签约各方的主体资格。通过签约，史惠君于2019 年1月27日赎回了第一份《出借咨询与服务协议》出借款中的 20万元。综上，各方其实以自己的行为表明解除了2018年2月 6日签订的第一份《出借咨询与服务协议》。虽然第二份《出借 咨询与服务协议》约定了附条件生效的内容（即出借资金需划入 第三方托管帐户），但第二份《出借咨询与服务协议》各方己签 7署成立，生效的条件是否成就不影响第一份《出借咨询与服务协 议》己解除的事实。后来《良性退出兑付任选方案》最终是否被 撤销也不影响之前第一份《出借咨询与服务协议》被解除的事实。 谷晓涵2018年4月24日签署的担保书，担保的是第一份《出借 咨询与服务协议》，现该第一份《出借咨询与服务协议》己解除， 史惠君仍要求谷晓涵承担担保责任，无法律依据，本院难以支持。 退一步讲，如果第一份《出借咨询与服务协议》未被解除，从该 担保书的内容表述来看，该担保是典型的一般担保，担保期限应 为借款期限届满后一个月。依照法律规定，一般保证的保证人在 主合同纠纷未经审判或者仲裁，并就债务人财产依法强制执行仍 不能履行债务前，对债权人可以拒绝承担保证责任。故本案中史 惠君直接起诉谷晓涵承担担保责任也于法无据。且也己过担保期 限。史惠君二审提供的证据与本案的法律事实没有关联，本院不 予采信。综上，史惠君之诉，理由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 院判决结论正确，可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上诉人史惠君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8 审判长  朱代红 审判员  叶剑萍 审判员  杜海平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五日 书记员  陈 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