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辽01民再121号上诉人（一审原告）：董丽，女，1962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皇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沈丹，辽宁大宸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永刚，辽宁大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沈阳市康宁医院，住所地沈阳市和平区天津南街190号。法定代表人：于杰，该院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玉光，男，1967年8月2日出生，汉族，该院执行院长，住沈阳市皇姑区。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沈阳市康宁医院分院，住所地沈阳市和平区太原南街415号。负责人：于杰，该院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玉光，男，1967年8月2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皇姑区。上诉人董丽因与被上诉人沈阳市康宁医院（以下简称康宁医院）、沈阳市康宁医院分院（以下简称康宁医院分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2019）辽0102民再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董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沈丹、孙永刚，被上诉人康宁医院与康宁医院分院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玉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董丽的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辽0102民再3号判决，发回重审或查清事实后改判支持我方的诉讼请求：给付我方借款22万元本金及利息，利息以22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计算；2．诉讼费由康宁医院、康宁医院分院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并未对案涉款项交付及我方的经济能力进行询问和调查，康宁医院及康宁医院分院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我方的借款事实不存在，故一审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形下撤销原审调解书，违反公平、公正的裁判原则；2．一审法院应当追加石桂英为本案被告或第三人，以便查明本案事实；3．石桂英2015年3月解聘康宁医院院长职务，但仍担任该院的法定代表人，直至2017年才解除康宁医院法定代表人职务，我方有理由相信石桂英有权代表康宁医院应诉，石桂英以康宁医院法定代表人的身份作出的行为应视为康宁医院的行为，故其参与诉讼和调解的诉讼行为对康宁医院发生法律效力；4．一审法院并未调取石桂英、刘燕洪、王峰涉嫌虚假诉讼罪案件的卷宗，亦未对原审调解书是否涉及虚假诉讼予以查明。康宁医院辩称，我方认为董丽主张的案涉借款并不存在，一审法院判决正确，请求法院驳回董丽的上诉，维持原判。和平区监察委要求我院主管部门委托第三方机构对石桂英的离任进行审计，审计报告中并没有记载案涉款项已经计入了康宁医院的账目。另我院作为被告的民间借贷纠纷有100多起，均判决驳回原告一方的诉讼请求，且与本案款项出借时间及法院作出调解时间在同一时间段的其他案件，我方均已胜诉。康宁医院分院辩称，同意康宁医院的意见。董丽向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请求判令康宁医院、康宁医院分院给付欠款22万元及利息，诉讼费、保全费由康宁医院、康宁医院分院承担。经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主持调解，各方当事人自愿达成调解协议：一、沈阳市康宁医院于2016年3月3日前一次性给付董丽220000元；二、各方无其他纠纷；案件受理费2300元（已减半收取），由沈阳市康宁医院承担；保全费1670元，由董丽承担。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2016）辽0102民初679号民事调解书发生法律效力后，康宁医院向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检察院申诉。该院作出沈和检民（行）监[2018]21010200008号检察建议书，向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13日作出（2018）辽0102民监19号民事裁定，再审本案。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2019）辽0102民再3号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2015年7月5日，石桂英向董丽出具借条一份，其中载明：“借人民币贰拾万元正（借董丽款）。借款人：石桂英”。该借据落款处还加盖有“沈阳市康宁医院分院门诊收讫”印章一枚。2015年8月23日，石桂英向董丽出具借条一份，载明：“借人民币壹万元加壹万（共计贰万元）。石桂英”。本案再审期间，董丽明确表示，上述借款22万元均系以现金方式出借，除案涉借条外，无其他书面证据对案涉借贷事实加以证明。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2019）辽0102民再3号民事判决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根据各方诉辩意见，结合康宁医院的再审请求及理由等，本案再审的焦点问题在于：董丽与康宁医院、康宁医院分院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康宁医院、康宁医院分院是否应承担向董丽的还款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之规定，“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本案中，董丽主张石桂英代表康宁医院、康宁医院分院于2015年7月5日、2015年8月23日向其借款20万元、2万元，共计22万元。基于此，就本案焦点问题评析如下：第一，董丽称案涉22万元借款均系以现金方式出借，并交付给石桂英，但对于该事实，董丽并未提供相关证据加以佐证。根据法律规定，对于大额借贷，借款人否认借款实际发生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本案中，董丽主张向康宁医院、康宁医院分院出借共计22万元，但全部出借款项均以现金而非银行转账等方式，并不符合民间借贷的一般交易习惯，且董丽亦未提供充分证据对其实际出借款项的事实加以佐证，故对董丽主张的借款事实不予确认。第二，案涉借款达22万元，结合本地实际生活消费水平及发展状况等因素，应认定属于大额借贷，但借贷双方并未在借条中约定借款利率及还款时间。该情形，亦与民间借贷的交易习惯并不相符。第三，根据原审卷宗中由康宁医院提供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其中载明有效期为“自2011年5月11日至2012年3月31日”。2015年3月，沈阳市和平区新华街道办事处已决定聘用黄玉光担任康宁医院院长职务，全面负责康宁医院各项工作。石桂英对于该情况系明知，但其仍以康宁医院、康宁医院分院负责人身份出庭参加（2016）辽0102民初679号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庭审和调解，系无权代理，在康宁医院、康宁医院分院不予认可和追认的情况下，其所作诉讼行为对康宁医院、康宁医院分院不应发生法律效力。此外，根据审计机构出具的审计报告，康宁医院的财务账目中并无该笔款项的记载。综上，董丽主张康宁医院、康宁医院分院向其借款22万元，其已实际出借的事实并无充分证据加以佐证，法院对董丽主张的还款诉求依法不应支持。由此，康宁医院的再审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支持。原审民事调解书认定事实确有不当，予以纠正。判决：一、撤销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2016）辽0102民初679号民事调解书；二、驳回董丽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保全费1670元，均由董丽负担。本院认为，石桂英未取得康宁医院及康宁医院分院委托其参加原审诉讼及代为调解的权限，其诉讼行为对康宁医院、康宁医院分院不发生法律效力，故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2019）辽0102民再3号民事判决对石桂英代理康宁医院、康宁医院分院与董丽签订的调解协议予以撤销正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本案审理过程中，和平分局刑警大队向本院出具情况说明中载明，公安机关正在对本案所涉当事人康宁医院原院长石桂英、董丽的民间借贷行为是否涉嫌虚假诉讼罪进行侦查，据此本案可能涉嫌刑事犯罪，故应裁定驳回董丽的起诉，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二）项的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2019）辽0102民再3号民事判决及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2016）辽0102民初679号民事调解书；二、驳回董丽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总计4600元，退回董丽。审判长  戈利利审判员  徐 亮审判员  孙晓娟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五日法官助理黄卓书记员冷立皎本裁定所依据的相关法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