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浙民申784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王昌荣，男，1957年12月4日出生，汉族，住永康市。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舒汉泳，男，1977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住永康市。二再审申请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楼晓平，浙江红太阳（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朱理星，男，1968年8月28日出生，汉族，住武义县。三再审申请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周玉洁，浙江六思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俞明亮，男，1965年9月23日出生，汉族，住永康市。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翁献超，男，1964年3月5日出生，汉族，住永康市。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胡岳宁，男，1968年4月23日出生，汉族，住永康市。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池兴龙，男，1960年1月19日出生，汉族，住永康市。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徐亮，男，1959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住永康市。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马星宝，男，1969年1月13日出生，汉族，住东阳市。被申请人（一审被告）：朱寿忠，男，1968年6月24日出生，汉族，住永康市。被申请人（一审被告）：王俊杰，男，1976年11月7日出生，汉族，住永康市。被申请人（一审被告）：施忠豪，男，1958年1月31日出生，汉族，住永康市。二审被上诉人（一审原告）：胡关然，男，1947年6月11日出生，汉族，住永康市。二审被上诉人（一审原告）：王振锋，男，1962年3月28日出生，汉族，住永康市。二审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高水松，男，1957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永康市。二审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陈**，男，1966年7月30日出生，汉族，住东阳市。再审申请人王昌荣、舒汉泳、朱理星因与被申请人俞明亮、翁献超、胡岳宁、池兴龙、朱寿忠、徐亮、马星宝、王俊杰、施忠豪等确认合同有效纠纷一案，不服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浙07民终25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因案情复杂，本案依法延长审限三个月。现已审查终结。再审申请人王昌荣、舒汉泳、朱理星申请再审称：一、涉案的12号地块已经被司法处置，合伙人已无法实现均等合伙份额的权益。首先，涉案的12号地块(登记在永康市中成五金加工厂名下，负责人为朱寿忠)已于2019年10月15日(二审判决生效以后)被永康市人民法院拍卖用于清偿永康市中成五金加工厂的银行债务(新证据：永康市人民法院司法拍卖资料)。我们认为司法拍卖的事实发生，客观上否认了各合伙人在2007年8月23日签订的协议内容，否则无法拍卖属于15位合伙人共同共有的财产，12号地块被法院拍卖后15位合伙人已无法实现合伙财产权益。其次，永康市人民法院司法处置行为在本质上已经否认了永康市人民法院(2015)金永商初字第3163号民事判决的内容。该判决目前处于有效状态，如果各合伙人按照该判决享有共同共有权并享有十五分之一的权益份额，那么将会影响12号地块的抵押效力，也会影响司法处置的合法性问题。同时，各合伙人在客观上也无法按照(2015)金永商初字第3163号民事判决内容实现均等合伙份额的权益。再次，要维护永康市人民法院的司法处置行为的合法性以及12号地块买受人的权益，只有各合伙人遵守已经实际履行并既成事实的2013年9月26日的协议，才能最大限度地保护除12号地块的合伙人外的其他绝大多数的合伙人权益，否则将会导致一人受灾全体遭殃的局面。二、被申请人在二审期间提供的2014年8月18日协议(协议3)属于无效证据，不具有证明力。本案在二审期间，被申请人突然向二审法院提供了2014年8月18日的协议作为新证据，二审法院采信了2014年8月18日的协议并否认2013年9月26协议的效力，金华市(2019)浙07民终2505号民事判决对证据认证错误。(一)2014年8月18日的协议不属于新证据。本案各合伙人之间的纠纷经历了两次诉讼，分别是(2015)金永商初字第3163号民事判决(认定协议1)、(2019)浙0784民初924号民事判决(认定协议2)，2014年8月18日的协议在2015年第一次诉讼时，被申请人的诉讼请求是确认2007年8月23日协议(协议1)，没有主张2014年8月18日的协议，从该诉讼行为可以看出全体合伙人对协议3的自我否认。同时本案一审时各合伙人也未提及和使用该协议，更能说明被申请人对协议3的否认态度。而在本案二审时被申请人突然向法庭提交了这么一份证据材料，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所谓新证据是指新出现、新形成的证据，而协议3早在2014年就形成，且由被申请人持有，在2015年第一次诉讼及本案一审时均没有提供，在性质上不属于新证据。(二)2014年8月18日的协议证据已失权，不具有证明力。正是由于2014年8月18日协议并非在本案一审之后二审前形成，早在2014年就形成，且由被申请人持有，被申请人一直持有该证据而故意不提供，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二条之规定：“当事人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逾期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不予采纳。该证据已经失权，且不影响本案基本事实的认定，该证据不具有任何证明力。(三)2014年8月18日协议已经处于履行不能的状态。首先，永康市人民法院对12号地块司法拍卖行为使按照2014年8月18日的协议约定整体转让已经成为不现实，该协议已经处于履行不能状态；第二，正由于司法拍卖的行为导致被申请人已经无法实现协议3的合同目的；第三，涉案的地块系永康市的表面精饰整合区(就是电镀城，属于高污染区块)，政府为达到环保要求，不允许自由转让，存在2014年8月18日协议履行禁止的情形。二审法院对此事实没有予以注意。(四)2014年8月18日的协议不具有否认或撤销2013年9月23日协议的效力。二审法院采信该证据并认为该协议具有否认2013年9月23日协议的功能，属于认证错误。最高人民法院(2011)民抗字第48号民事判决认为：当两份合同(协议)均属有效合同(协议)，除当事人有特别约定外，如果前后两份合同(协议)对同一内容有不同约定产生冲突时，基于意思表示最新最近，且不违返合同(协议)目的，可根据合同(协议)成立的时间先后，确定以后一合同(协议)确定的内容为准。如果前后两份合同(协议)所约定的内容并不冲突，只是对合同(协议)的内容进行了不同的约定，则不能简单地认定后一协议是对前一协议的变更。通过对比2013年9月26日股东协议及2014年8月18日协议，可以发现：2013年9月26日的股东协议系对各合伙人之间的份额及相应合伙财产进行分割、找补的协议，处理合伙人之间份额变动的问题；2014年8月18日的协议是对整个合伙财产进行出售的处置决定，无关合伙人之间的份额问题。并且，2014年8月18日的协议内容中，并没有提及2013年9月26日的股东协议不再履行或撤销的内容。因此，2014年8月18日的协议内容与2013年9月26日股东协议的内容并不相冲突。因为即便是各合伙人按2013年9月26日的协议对各自所有的份额进行了变动，也并不影响合伙人作出同意处置、出售其享有份额项下财产的决定。二审法院以2014年8月18日的协议形成在后，就当然地否定了2013年9月26日股东协议的法律效力，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三、维持2013年9月26日的协议效力更具有社会效益。2013年9月26日协议(协议2)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意见(试行)》第55条之规定，该协议经三分之二的合伙人同意，为有效协议，对所有股东均具有法律约束力。2013年9月26日协议签订后，各再审申请人已按协议约定各自领取了合伙财产、使用分配的土地厂房并对分配面积差进行了找补并支付了高达344万元的面积找补款。2014年永康市政府对永康市表面精饰整合区提出改造提升(全拆重建)项目的规划要求后，再审申请人对原厂房建筑进行了拆除，现已取得在原分配的地块土地上新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并启动厂房重建工程。而2014年8月18日的协议，仅仅是在政府要求全拆重建背景下，希望得到政府更多的赔偿而形成的协议，根本没有付之实施，并且至今也未曾按该协议履行过。反而是12号地块于2019年10月15日被永康市人民法院司法拍卖，用于清偿永康市中成五金加工厂的银行债务。从社会效益来看，维护并按照协议2来履行，既能实现永康市政府提升效能的行政目的，也能维护永康市人民法院的司法处置效力，更能维护绝大多数合伙人的财产权益；既能节约社会资源，减少诉累，更能发挥司法的能动性。综上所述，再审申请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00条的规定，申请再审，请求依法撤销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浙07民终2505号民事判决，再审改判驳回被申请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2019)浙0784民初924号民事判决。被申请人俞明亮、翁献超、胡岳宁、池兴龙、朱寿忠、徐亮、马星宝、王俊杰、施忠豪答辩称：一、被答辩人申请再审的理由中没有任何再审的法定原因，其申请再审没有法律依据。1.12号地块被抵押贷款且因逾期被起诉及执行的事实在本案一审时就已查明，只是当时还没有到拍卖阶段而已。而在本案二审期间即2019年4月16日永康市人民法院出具拍卖12号地块的(2017)浙0784执566号之六裁定，后本案的答辩人于2019年5月份对该执行裁定提出了执行异议，但因该执行案件申请执行人对12号地块享有对抗案外人的担保物权，故执行异议被法院驳回，最终12号地块被拍卖。所以该证据并不属于新证据，而是属于已经出现的证据的最终结果。2.按被答辩人在再审申请书中的陈述“永康法院能够拍卖12号地块是基于各合伙人按照2013年9月26日的分割协议，将12号地块分配给了朱寿忠、徐亮、马星宝”，这完全是无稽之谈，法院拍卖12号地块是基于抵押担保物权可以对抗案外人包括12号地块的15个合伙人，12号地块抵押担保登记在先，15个合伙人确权的2015金永商初字3163号案件在后，况且原债权人中行作为善意第三方在不知道15个人合伙的情况下按产权证来办理抵押登记无可厚非，永康法院于2016年11月9日作出(2016)浙0784民初6033号民事判决确认了原债权人中行对12号地块有优先受偿权，才有了后面司法处置12号地块的事实。3.涉案12号地块被司法处置后，合伙人可以通过要求永康市中成五金工具厂、朱寿忠承担侵权赔偿来实现各合伙人均等合伙份额的权益，答辩人就已通过这种方式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有(2019)浙0784民初9557号、9558号、9559号、9561号、9562号五份判决书为证。因此被答辩人的再审申请理由不符合法律规定，其再审申请应予驳回。二、关于再审申请人在申请书中所列举的所谓“理由”，都是不成立的。1.2014年8月18日协议经12个人合伙人包括本案的被答辩人王昌荣在内均签字确认，真实有效，和2013年9月26日股东协议对比该协议更能体现各合伙人之间对于合伙财产的公平分配原则。况且该协议并没有在答辩人处，包括2013年股东协议在内的这2份协议均由朱寿忠保管，本案一审结束后朱寿忠才交付给答辩人的。所以2014年8月18日协议属于新证据，具有证明力。2.如果维持2013年9月26日的股东协议，会严重损害答辩人的合法权益，该协议与合伙人之间共同出资、共负盈亏的原则不相符。12号地块司法处置的事实进一步说明2013年9月26日股东协议违反了公平原则，15个人合伙共有的8、9、10、12、13号地块因所处位置、面积等不一样导致价值不一样，况且在2013年9月份除了9号地块没有抵押贷款，其余地块均有抵押贷款，并且因贷款对象问题导致地块有可能会被法院拍卖。抵押的存在导致8、10、12、13号地块的价值是有瑕疵的，故该方案对分割、安置到8、10、12、13号地块的人是不公平的，有可能会导致他们血本无归，所以翁献超等5人未在该协议上签字确认。3.本案涉案的9、10号确已拆除，10号地块的政府建筑物补偿款因在（2015）金永商初字3163号案件前且各合伙人不知情的情况下由胡关然领取，至于9号地块的政府建筑物补偿款因各合伙人提出异议并提供（2015）金永商初字3163号判决书后政府暂时不予发放。综上所述，本案再审申请人申请再审的理由缺乏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答辩人的再审申请，维护生效判决的法律权威。二审被上诉人胡关然、王振锋、高水松、陈**在本案审查期间未提交书面意见。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2013年9月26日的《股东协议》是否有效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公平原则】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合理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意见（试行）》第55条规定：“合伙终止时，对合伙财产的处理，由书面协议的，按协议处理，没有书面协议的，又协商不成的，如果出资额相等，应当考虑多数人意见酌情处理，合伙人出资不等的，可以按出资额占全部合伙额多的合伙人的意见处理，但要保护其他合伙人的利益。”2013年9月26日的《股东协议》系对原先合伙投资的永康市表面精饰整合区Ⅲ、Ⅳ地块的8、9、10、12、13号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厂房建筑进行分割安置，该协议虽由朱寿忠、胡关然等十人签字确认，但俞明亮、翁献超等五人认为该协议不公平，未在协议上签字确认。而2014年8月18日由十二名合伙人签字确认的协议，与上述《股东协议》处置的内容一致，但处置的方案却不相同，对比两份协议的签字人员及内容，朱寿忠、胡关然、陈**、徐亮、高水松、王振锋、倪香芬、施忠豪等在2013年9月26日《股东协议》签字的八人，也在2014年8月18日的协议上签字认可，作出了不同于《股东协议》的意思表示。从两协议的处置方案看，2014年8月18日的协议在基本原则上与2007年8月22日由全体股东签字的协议一致，也更能体现各合伙人之间对于合伙财产的公平分配原则。结合合伙事务执行人朱寿忠在一审庭审中的陈述，即“协议只是开会的讨论稿，还没有作最终的决定，具体的政策也没有落实”，原二审法院认定部分合伙人要求确认《股东协议》对全体合伙人具有约束力缺乏事实依据，并据此撤销一审判决并驳回再审申请人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对于再审申请人提出的案涉12号地块已经被司法处置，客观上否认了各合伙人在2007年8月23日签订的协议内容等意见，本院认为，案涉相关地块的抵押拍卖等与合伙人之间对于财产分配的内部约定系不同的法律关系，再审申请人以其作为否定内部约定的意见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对于2014年8月18日协议的证据效力问题，被申请人辩称该协议原保管于合伙负责人朱寿忠处，其于一审结束后从朱寿忠处获取的意见，理由成立，本院予以认可。对于再审申请人提出的2013年9月26日协议与2014年8月18日协议之间并不矛盾，前者系解决财产处分问题、而后者是解决份额问题的意见，本院认为，2014年8月18日协议明确的各合伙人对合伙财产均等享有份额及权利的内容与2013年9月26日协议有关合伙财产的处置及股东份额找补的约定明显不相一致，再审申请人提出的该一再审理由与事实不符，不予采信。综上，再审申请人王昌荣、舒汉泳、朱理星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再审申请人王昌荣、舒汉泳、朱理星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黄金富审判员  马惟菁审判员  王富新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一日书记员  吕圣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