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2民终767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聂永涛，男，1980年7月4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市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春晓，山东云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晓，山东云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青岛博德国际医疗有限公司，住所青岛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智力岛路。 法定代表人：薄力泉，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彬，男，汉族，系该公司经理。住山东省滨州市沾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浪，男，美籍，该公司股东。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薄力泉，男，汉族，住济南市历下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薄丽莉，女，汉族，薄力泉的姐姐，系青岛博德国际医疗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住青岛市市南区。 上诉人聂永涛因与被上诉人青岛博德国际医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德公司），被上诉人薄力泉新增资本认购纠纷一案，不服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2019)鲁0214民初46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聂永涛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判，支持其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对方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青岛博德国际医疗有限公司投资协议书》（以下简称《投资协议书》）应予解除并返还投资款。1.《投资协议书》系经被上诉人欺诈行为诱使聂永涛所签，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应予解除。在《投资协议书》中被上诉人故意伪造事实，假称博德公司系一家股份公司，有良好投资前景，使得聂永涛对该公司实际情况产生了错误认知，在受骗情况下签订了《投资协议书》并进行错误投资。被上诉人行为完全符合《民通意见》第68条规定欺诈行为，《投资协议书》应予解除。2.《投资协议书》目的根本不能达到，应予解除。《投资协议书》第二条第一款约定“双方一致同意，乙方（聂永涛）对甲方（博德公司）以现金出资200万元人民币认购甲方200万元股份，即200万元进入公司注册资本”；第三条第5款“在持有甲方股份期间，乙方应积极配合甲方挂牌上市进程，签署股东大会会议文件，并按照甲方股票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挂牌转让的需要提供相关书面材料、出具相关声明和承诺函。”显然聂永涛投资博德公司是为了获得该股份公司的原始股份，待将来上市时获得“放大”利益，但该所谓的“博德股份公司”实际是有限责任公司，根本不存在上市可能性，获取200万元股份目的不可能实现。也进一步印证了被上诉人存在欺诈情况，《投资协议书》应予解除。3.一审法院审判观念存在严重错误。一审法院判决“《投资协议书》确实载明博德公司系股份有限公司，但公司性质、股东、注册资本缴纳情况等均是登记机关向社会公众公开的信息，在协商过程中至原告作出意思表示前，原告完全可以通过查询获知所投资公司的基本情况，上述情形不足以使原告作出错误判断，故不构成欺诈”的观点非常错误，就相当于说“你之所以骗我，就是因为你没有去对对方的底细做调查”，显然为欺诈者做辩解。博德公司实际情况尤其内部经营情况只有自己清楚，被上诉人在签订《投资协议书》前就应将公司基本情况尤其内部经营情况明确告知聂永涛，这才符合诚实信用原则，而不是伪造所谓股份公司的事实、伪造所谓要上市的事实，利用信息不对称优势骗取聂永涛购买所谓“股份”。一审法院将风险不当的转嫁给了聂永涛。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聂永涛未全额投资是因为被上诉人欺诈行为不得以行使不安抗辩权。即使按照一审法院审理同类案件陈仲毅、李泽坤、郭雪涛判决观点，也应解除《投资协议书》，返还投资款。一审法院同期审理的几期起诉被上诉人案件中，与博德公司签订了《投资协议书》，却得出不一样的结果。聂永涛未全部投资，就是了解到被上诉人在经营上与其所述相差甚远。另三案件即使出齐了投资款，被上诉人也未履行应承担的义务，显然被上诉人用实际行动表明不打算继续履行《投资协议书》。可见即使聂永涛投齐200万元，其结果也与另案三人一样，聂永涛明知投资该公司是骗局为何还要继续被骗，难道聂永涛一审败诉的原因就是因为还有190万元没有被骗走吗？也正是因为上述原因聂永涛不得已才依法行使不安抗辩权，终止后续的投资，并要求解除该协议是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一审法院同一种事实作出截然相反的两种判决无法律依据。 博德公司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本案的实质是虚假诉讼。用伪造的合同提起民事诉讼，扰乱司法秩序，谋求非法利益，损害公司和公司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其行为已构成了虚假诉讼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第三百零七条，聂永涛等人用伪造的合同构建了一种虚假的民事法律关系，是捏造的、无中生有的，这就是虚假诉讼罪的入罪重点。双方真实存在一种投资合作关系，聂永涛与博德公司曾于2016年10月10日和2017年3月9日签署过一系列真实的投资合作与股权转让协议。根据真实的合同，聂永涛是不能也无法强行退股撤资的。而根据伪造的合同改变了双方的合作条件，从根本上改变了事件的性质。一审对本案的定性不准，事实认定错误。二、一审判决所依据的证据错误。一审判决依据的是一份伪造的合同，不足为证。虽一审判决未满足聂永涛的诉求，但它并不能掩盖一审判决的证据错误。1.聂永涛提起诉讼所依据的合同是伪造的。虽有司法笔迹鉴定做支持，但该鉴定本身的真实性和公正性受到严重质疑。（1）青大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未明确分析“符合特征的质量”和“差异特征的质量”的具体特征表现在哪些方面，缺少《笔迹鉴定规范》中要求的笔迹特征对比表。此意见书缺乏做最终结论的技术依据。（2）《司法鉴定意见书》正文第一页“鉴定日期”处表述为“2020年1月13日至2019年2月26日”。如此明显的书写错误让人严重怀疑鉴定人员的专业性、严谨性和责任心。（3）一审中鉴定人员未出庭接受质询，导致未能要求鉴定人员就笔迹鉴定结论出具过程进行说明。2019年11月22日通过司法程序由青大司法鉴定所做笔迹鉴定，2019年11月25日汇款鉴定费，2019年12月3日青大司法鉴定所张某在该所召集双方采集笔迹鉴定信息。薄力泉当场书写三张A4纸的签名，大约半个月后鉴定所通过法院告诉称该笔迹鉴定有难度，可否换成鉴定公章，被我们拒绝了。2019年12月18日直接给我们电话说这个鉴定做不了，已退款。又大约半个月后，2020年1月8日博德公司按法院通知将退回的鉴定费再次汇出，1月10日转出样本采集差旅费。鉴定意见书显示的鉴定日期截止到2020年2月26日，而在2020年2月26日至2020年4月1日期间，多次电话询问鉴定结果，鉴定所鉴定人张某的助手付浩的回复都是还没有做出来，这是公然撒谎。（4）《司法鉴定意见书》只是倾向认为，并未给出确定性意见，这就意味着存在笔迹系伪造的可能性。综上，《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明显依据不足，存在文书错误，鉴定人未出庭接受质询，鉴定意见未给出确定性结论。从笔迹鉴定过程的反反复复，从笔迹鉴定结果的遮遮掩掩说明青大司法鉴定所作出笔迹鉴定的公正性值得严重怀疑。2.聂永涛提起诉讼所依据的合同是伪造的。（1）薄力泉签署该《投资协议书》不合逻辑。2017年2月23日当天，徐定杰律师与另一位来自武汉的客户就在公司现场共同开会讨论商议合作事宜。徐定杰是博德公司的专项法律顾问，为公司股权转让事宜准备相关法律文书及准备在2017年3月9日股东会要审议的相关文件，事关股东股权变更这一重大事项，薄力泉不可能在律师在场的情况下却不告知律师如此重要的情况，独自签署与律师意见相反的《投资协议书》。2017年3月9日，博德公司的股东会审议并签署通过了股权转让的系列文件，包括《股权转让协议》《新股东会决议》及《公司章程修正案》，基本方针为投资人通过股权转让方式取得公司股权。而《投资协议书》的基本方针是投资人以增资方式取得公司股权。这两种取得股权的方式是矛盾的。且《投资协议书》未经过股东会审议，也表明薄力泉及其他股东并不知晓该协议，该协议根本不存在。（2）薄力泉签署《投资协议书》不符合商业习惯。《投资协议书》作为一份重要的商业协议，涉及公司股权变动，是需要根据签订协议的主体一式多份的。而根据证人荆某陈述，该《投资协议书》只聂永涛持有一份，博德公司并未留存该协议，且该协议书并非由协议双方当事人当面签署，而是聂永涛等人在楼下等待，荆某带协议到楼上由薄力泉签署后再带回楼下，由聂永涛等人签署。这完全违背常识与商业习惯，无法采信。（3）薄力泉签署该《投资协议书》与当天发生的情况不吻合。根据证人荆某陈述，2017年2月23日当天，协议书由博德公司员工提供，在办公室由薄力泉签署，并由公司其他3名员工在现场。但荆某没有证人证言，相反，薄力泉当天一直在开会讨论商业合作事宜，并有照片和证人证言为证。三、一审法院涉案法官未尽职尽责查明真相。本案的关键是查明聂永涛提起诉讼所依据的证据是否真实，虚假诉讼是刑事案件，首先要担刑事责任，同时也承担民事责任。一审法院并未穷尽一切合理合法的手段去查明真情。一审法院通过青大司法鉴定所对作为证据的合同中薄力泉的签名进行了笔迹司法鉴定，但该鉴定受到强烈质疑。一审法院无视新冠疫情，拒绝博德公司要求延期鉴定的申请。因疫情断航，薄力泉无法从美国回到中国。拒绝延期申请，实际上导致无法进行重新笔迹鉴定。一审法院为何不考虑除笔迹鉴定之外的其他方式来查明真相。比如传第一次鉴定人到庭接受质询；传一审五原告到庭接受质询；传博德公司专门负责股权转让的律师徐定杰到庭作证。四、还原此案的真相。1.目的是强行退股撤资；2.逃避责任。聂永涛承诺出资200万元，在博德公司占有20%的股份。但聂永涛实际投资10万元，其余的投资承诺拉其他投资人投资入股，聂永涛代持其他人的股份。事实上最后聂永涛拉了四位投资人，投入了60万元资金。故当公司不赚钱时，其他投资人要找聂永涛讨说法。为了逃避责任，聂永涛与其他四位投资人合演了一场闹剧。3.手段是伪造合同。聂永涛利用担任博德公司总经理工作之便，私盖公章，伪造薄力泉签名，伪造合同。聂永涛因工作严重错误，给公司造成了巨大损失，于2017年2月被解除了总经理职务。聂永涛与其他四位投资人于2019年4月17日对博德公司、薄力泉提起诉讼。4.危害是侵害了公司和公司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赚钱时可以分红盈利；不赚钱时他起诉强行退股撤资。这种强行退股撤资行为实际上是将风险强行转嫁给公司和其他股东，构成对公司和公司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侵害，构成了虚假诉讼罪。五、此虚假诉讼案的恶劣后果。聂永涛保全了博德公司财产，查封了公司账户，致使疫情期间大量公司国际客户不能正常使用我司的国际通用电子病历，给他们的生命和健康带来巨大的伤害。也使我公司在美国的防疫治病的战斗中错失巨大的商机，给我公司造成巨大的商业损失。六、此案的标杆意义。现在虚假诉讼是热点，带有一定普遍性，依法审理好此案，对治理虚假诉讼有积极的示范效应。七、博德公司的诉讼请求：1.驳回聂永涛的全部诉讼请求，2.依法追究聂永涛涉嫌虚假诉讼之刑事责任。3.依法追究聂永涛涉嫌虚假诉讼罪相应的民事责任，判决聂永涛（包括另外的四位涉案嫌疑人）承担一审、二审的全部诉讼费和律师费等相关费用，并处罚金。 薄力泉辩称，同意博德公司的意见。 聂永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青岛博德国际医疗有限公司投资协议书》；2.判令博德公司、薄力泉返还投资款10万元以及自聂永涛出资之日（2015年8月5日）起至实际偿付之日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对方承担。 一审法院查明，对有争议的证据，认证如下：聂永涛提交，1、《投资协议书》。拟证明2017年2月23日，双方就聂永涛向博德公司出资并成为博德公司股东等事宜进行了约定，其中第一条第三项明确约定，收到出资后博德公司应及时完成本次投资扩股的相关工商登记。博德公司、薄力泉对真实性有异议。经询问，其不申请对笔迹或公章进行鉴定。 2、出资证明书一份。拟证明2017年2月23日，博德公司向聂永涛出具了《出资证明书》，明确了聂永涛的出资人地位。博德公司、薄力泉对真实性有异议。经询问，其不申请对公章进行鉴定。 博德公司、薄力泉提交，3、青岛博德兄弟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协议、博德公司章程修正案、原股东会决议。拟证明其实际在执行股权变更过程中，聂永涛未履行相关义务，导致不能变更。聂永涛对合伙协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协议中无签约日期，合伙人的签字不全，该份证据与本案无关，但根据刚才博德公司所述，不将聂永涛变更为股东的原因是青岛博德兄弟管理咨询中心的税务问题，与聂永涛无关。公司章程修正案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因是博德公司单方出具，且无签订日期。对原股东会议决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无签订日期，股东也不全，第一页与第二页不能证明是同一文件。 4、股权转让协议、股权变更单位申报信息表、申报申明、新股东会决议。拟证明聂永涛提供的投资协议书系虚假的。聂永涛对股权转让协议最后一页签字真实性不予以认可，对于前两页的内容及日期不予认可，日期并非当时填写，系博德公司、薄力泉后补的，内容与聂永涛所记的内容不一样，就其内容而言，该协议只是明确了认缴金额为20万元，并未明确实缴金额，就付款期限，协议记载为第二轮股权融资时，除去投资成本，股权增值部分优先缴纳股权转让款，由此可见，聂永涛并不需要实缴200万元以获得股东身份，也已经履行了作为股东的出资义务。申报信息表系复印件，且是博德公司单方制作，对真实性不予认可。申报声明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不是聂永涛签字。新股东会决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不是聂永涛签字，该股东会决议没有效力。经询问，聂永涛确认对不予认可的签字不申请鉴定。 5、关于博德股权转让纠纷情况说明原件一份。拟证明其提交的股权转让合同和聂永涛提供的投资协议书是不一样的，其在收到钱后，已经开始办理手续，根据博德公司的新股东会决议，聂永涛要占百分之二十股权，是需要先缴纳200万元，进行股权变更的工商登记，因资金一直未到位，故股权转让一直搁置。聂永涛对情况说明中所提到的股权转让协议真实性不予认可，且与本案无关，其情况说明所提到投资200万也不是真实的，该情况说明中污蔑聂永涛及律师证据造假等问题也保留追究责任的权利，双方合作未进行下去的原因是因为博德公司、薄力泉在博德兄弟公司税费问题上未处理好所导致的，而非聂永涛的原因，这一点博德公司在第一次庭审时也予以证明。 6、博德公司章程复印件。拟证明公司融资发起一轮，聂永涛不是原始股东，是第二轮投资人。聂永涛对真实性不予认可，所证明的事项并不清楚，这是属于博德公司内部的问题。从实缴出资额中可看出，博德公司所有的股东均无实际出资，以虚假的方式向聂永涛进行了宣传。 7、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复印件。拟证明公司是高新技术企业。聂永涛对真实性无法确认。 8、2015年9月聂永涛实施总经理职权在报销单签字复印件。拟证明聂永涛已经开始在博德公司担任总经理。聂永涛对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从中可看出聂永涛的签字，复印的字迹非常浅，但金额以及报销人、财务主管的签字却非常清楚，很明显系伪造的。 9、2016年工资表和2017年1、2月职工社会保险缴费单复印件。拟证明当时的投资款列入了经营预算，已投入了公司运营，公司当时投入大量资金，聂永涛投的钱不足以支持公司运转。聂永涛对真实性无法确认。对工资表，无聂永涛签字，无法确认其真实性，提交的发票仅为2017年1、2月无法确认其公司实际运转。 10、股权转让聘请律师付款银行回单复印件、常年法律顾问服务合同。拟证明2016年5月份李泽坤的钱到位后，其立刻聘请律师启动股权转让程序，其向律师支付了律师费。聂永涛对真实性不能确认，只能看出是法律顾问费，并不能证明其启动了股权转让程序。合同也只能看出是法律顾问合同，不能证明其启动了股权转让程序。 11、青岛博德兄弟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协议。拟证明当时荆某提议将博德公司的薄丽莉、赵阳、孙凌寒、王建章等小股东和陈昌建、陈仲毅另组成一个博德兄弟管理资讯中心，由荆某的岳父陈昌建任法人作为博德公司的投资人，入股博德公司，博德兄弟在2016年8月10日完成工商注册。聂永涛对真实性无法确认。如依其所述，小股东也应包括郭雪涛和李泽坤，博德兄弟和本案无关。 12、青岛博德兄弟管理咨询中心出资确认书复印件、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复印件、全体合伙人员名录及出资情况。拟证明其做了工商转让的实际工作。聂永涛表示不能确认真实性，与本案无关。 13、博德公司章程修正案、博德原始股东决议（股权转让）复印件。拟证明博德的原股东已经转让，已经启动转让程序。聂永涛对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该证据博德公司可以单方制作的，且若已经转让的话应进行工商登记，但博德公司工商登记还是初始的工商登记。 14、博德公司新股东会决议。拟证明博德兄弟、聂永涛代持的已经进入第二轮融资程序，变更股权结构的决议，修改公司章程事项，证明新公司的股权结构。聂永涛对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也与本案无关。 15、（原博德的小股东与博德兄弟）股权转让协议、薄丽莉的指定代表或共同委托代理人的证明。拟证明其已经在执行新股东会的决议。聂永涛对真实性无法确认，上面并无聂永涛签字，与本案无关。 16、聂永涛投资款入账期间聂永涛任总经理主持工作有报销单签字的复印件。拟证明聂永涛主持工作拉入资金，投入公司运营。聂永涛对真实性不予认可，与本案无关，也无法看出是聂永涛在主持工作。 17、荆晓东工资回单复印件、聂永涛领取工资银行回单复印件，荆晓东是荆某的堂弟。拟证明聂永涛、陈仲毅已经参与公司经营，公司已经给他们报销费用还有工资，在银行回单上面已经注明用途。聂永涛对真实性不予认可，案外人与本案无关。 18、软件支付款、高新区公安报案说明。拟证明聂永涛在公司就任期间失职，造成公司损失。聂永涛对真实性不予认可，证明不了任何事情，是博德公司单方面出具的。 19、司法鉴定申请书，被申请人李泽坤。拟证明本案聂永涛提供的投资协议书系造假。聂永涛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 20、博德公司报案情况说明复印件。拟证明五原告提供虚假的投资协议，其已经报案。聂永涛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 关于证据1，一审法院认为在（2019）鲁0214民初4672号李泽坤诉博德公司、薄力泉新增资本认购纠纷一案中，博德公司申请对《投资协议书》中署有“薄力泉”签名字迹是否为薄力泉本人书写进行鉴定。鉴定机构出具如下鉴定意见：倾向认为标称时间为“02/23/2017”的“青岛博德国际医疗有限公司投资协议书”中署有的“薄力泉”签名字迹是薄力泉书写。根据（2019）鲁0214民初4672号案件中荆某的证言，本案中的《投资协议书》与上述案件中的《投资协议书》在形成上具有关联性，有鉴于此，在博德公司、薄力泉不申请相关鉴定情况下，认为上述证据具备证明能力，可作为证据使用。关于证据2，经审查博德公司、薄力泉认可聂永涛向博德公司转账10万元的事实，出资证明书记载的内容与《投资协议书》的内容又互相印证，博德公司、薄力泉亦不申请相关鉴定，考虑到前述情况，上述证据具备证明能力，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关于博德公司、薄力泉提供的证据3至20，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投资协议书、出资证明书反映的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聂永涛系新出资人，认购博德公司新增的资本，双方形成认购新增资本法律关系，此亦为聂永涛提出诉讼请求权的基础。博德公司、薄力泉提供上述诸多证据，欲证明其已着手办理聂永涛成为公司股东事宜，其中基础性的证据系聂永涛分别与博德公司股东王建章、博德（昌乐）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青岛博德兄弟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分别与博德公司股东薄丽莉、赵阳、王建章、孙凌寒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上述股权转让协议与《投资协议书》的民事主体不同，法律关系内容不同，法律关系性质不同，从合同内容看，上述股权转让协议与《投资协议书》并不存在关联性，博德公司、薄力泉提供的其余证据亦无法证明二者存在事实上的关联性，故博德公司、薄力泉提供的上述证据首先不具备关联性，故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一审法院最终查明，2015年8月5日，聂永涛向博德公司银行账户转账10万元。2017年2月23日，聂永涛（乙方）与博德公司（甲方）签订《投资协议书》，协议约定：乙方对甲方以现金出资200万元，认购甲方200万元股份，即200万元进入公司注册资本；乙方应按以下时间缴纳出资款，在本协议生效后20个工作日内，将其全部出资由自有银行账户一次性汇入甲方指定的投资扩股专用账户；收到乙方缴纳的出资款后，甲方应及时完成本次投资扩股的工商变更登记。 2017年2月23日，博德公司向聂永涛出具出资证明书载明：兹于2015年8月5日收到聂永涛向博德公司缴纳现金出资款100000元。自本出资证明书签发之日起，该出资人具有博德公司出资人身份，并按照《投资协议》享有相关权利和义务。 博德公司成立于2015年2月9日，法定代表人为薄力泉，现存公司登记备案股东为博德（昌乐）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薄力泉、王建章、薄丽莉、赵阳、孙凌寒。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聂永涛作为新出资人认购博德公司新增资本过程中产生的纠纷，属新增资本认购纠纷，立案时案由为股权转让纠纷未够准确，应予纠正。聂永涛与博德公司签订的《投资协议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无证据证明上述协议存在无效情形，应认定合法有效。合同一经有效成立，就具有法律效力，当事人都必须严格遵守，诚信履行。关于聂永涛所提《投资协议书》中存在欺诈的情形，经查《投资协议书》确实载明博德公司系股份有限公司，但公司性质、股东、注册资本缴纳情况等均是登记机关向社会公众公开的信息，在协商过程中至聂永涛作出意思表示前，聂永涛完全可以通过查询获知所投资公司的基本情况，上述情形不足以使聂永涛作出错误判断，故不构成欺诈。 《投资协议书》明确约定聂永涛以现金出资200万元，认购博德公司200万元股份，但至今聂永涛仅出资10万元，并未全面履行合同义务，系违约在先，其无权要求博德公司履行工商变更登记义务，故本案中不存在解除合同的情形，聂永涛的相关诉讼请求不成立。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一条、第一百七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聂永涛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保全费1020元，由聂永涛负担。 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 聂永涛提交陈仲毅案件上诉状，在事实与理由第二条明确写明博德公司未召开股东会未作出生效股东会决议，便与聂永涛签订投资协议书，违反了投资协议书的2.1.2条，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薄力泉对此有过错，应承担连带责任。博德公司对其提交的上诉状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事项有异议。事情无中生有，完全不存在这个事。薄力泉主张陈仲毅第一笔是在2016年5月份交纳了5万元，之后成立博德兄弟，博德公司的小股东都进入到了博德兄弟，其是博德兄弟的股东，可以提供其参与活动转款的证据。博德公司并不否认聂永涛拟证明的事实，不予采信。 博德公司提交照片三张。拟证明荆某所言是虚假证言，其与陈昌建是亲属关系，有利益关系，其证言不应采信。聂永涛质证称，对照片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系打印件。应提交原始载体予以佐证。照片上有两个时间，具体拍摄时间无法确认。有两张照片上没有荆某。薄力泉质证称，虽有的照片上没有荆某，但有徐律师，徐律师可以证明10月23日未签订协议这件事情。该照片无法证明博德公司的主张，不予采信。 博德公司提交协议六份，有2016年10月10日和2017年3月9日的合同，因为聂永涛无能力全部出资，故在2017年3月9日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对原合同进行了相应的调整。2016年10月10日的合同是聂永涛签名及捺印，找不到原合同，但是当时的股权转让法律顾问徐定杰处留有原件扫描版。2017年3月9日的合同有聂永涛手印和签名，且有原件。博德公司之所以未找到2016年10月10日的原件是因为当时聂永涛担任公司的总经理期间，怀疑聂永涛盗窃了公司文件。且可以让法务律师徐律师出庭作证。聂永涛质证称，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应提交原件。若真如博德公司所述是聂永涛亲自参加，不可能无原件。该份证据由博德公司单方制作，对真实性不予认可。薄力泉同意公司的意见。该协议多为复印件，且与本案新增资本认购纠纷无关，不予确认。 二审经审理查明，二审庭审中，询问博德公司主张2017年2月23日协议书是伪造的，公司印章是否真实时，博德公司主张“当时聂永涛担任博德公司的总经理，其完全有机会盖章”、“不存在欺诈问题，因为合同都是虚假的。即便是有也是因为语言上的差异，系语言表述习惯，没有主观上的恶意”。聂永涛主张投资协议书是被欺诈签订“在投资协议书中所有的约定都是基于股份有限公司才作出的，但实际上被上诉人隐瞒了真实的公司情况”。 询问博德公司主张聂永涛是总经理证据时，博德公司主张“聂永涛担任公司总经理期间报销等单据”、“没有（总经理的聘书）。但是其在报销单上签字，肯定不是小职务”、“聂永涛在2015年9月份到2017年3月份左右在公司工作，我们有其领取公司的工资及报销单”。聂永涛主张“确实在博德公司工作过，但不是总经理”、“聂永涛没有职务，公司一共才三、四个人，所以没有具体的职务”、“大约从2015年开始，工作到2016年年底。但是具体他记不清了”。薄力泉主张“聂永涛和薄力泉是朋友，公司的经营有美国实验资质，聂永涛曾到美国考察过，所以聂永涛对这些非常了解，对公司经营的投入都是他同意的，公司也是由其主持的”。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相一致。 本院认为，博德公司、薄力泉对聂永涛提交的《投资协议书》真实性有异议，但经一审法院询问，其不申请对薄力泉的笔迹进行鉴定。在《投资协议书》上既有博德公司公章，又有薄力泉签名情况下，一审法院对《投资协议书》真实性予以确认，并无不当；且一审法院还参照了李泽坤诉博德公司、薄力泉的（2019）鲁0214民初4672号民事判决中对薄力泉签名的鉴定结果，一审法院对薄力泉签名的认定正确，进而认定《投资协议书》的真实性是正确的。 聂永涛已按《投资协议书》约定缴纳了出资款10万元，博德公司也向聂永涛出具出资证明书：兹于2015年8月5日收到聂永涛向博德公司缴纳现金出资款100000元。自本出资证明书签发之日起，该出资人具有博德公司出资人身份，并按照《投资协议》享有相关权利和义务。在《投资协议书》约定聂永涛出资额为200万元、聂永涛仅出资10万元情况下，博德公司就向聂永涛出具了10万元的出资证明书，且在之后一直未提供证据证实向聂永涛主张过其他出资款。博德公司否认《投资协议书》真实性，更未将收到的出资计入公司注册资本，也未完成扩股的工商登记，博德公司以行为表明不同意继续履行《投资协议书》。故博德公司继续占有聂永涛根据《投资协议书》支付的10万元无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聂永涛要求解除双方的投资协议并返还投资款的诉讼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但聂永涛主张受欺诈签订《投资协议书》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博德公司无证据证实《投资协议书》系伪造的，其抗辩并不成立。 聂永涛诉讼请求要求博德公司、薄力泉返还投资款10万元以及自聂永涛出资之日（2015年8月5日）起至实际偿付之日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但博德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涉案纠纷发生在聂永涛与博德公司增资入股的过程中，聂永涛要求薄力泉返还投资款及利息的上述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关于聂永涛要求支付相关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支持其自起诉之日起的利息主张，即2019年5月24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利息，自2019年8月20日至博德公司实际偿付之日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 综上，上诉人聂永涛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部分支持。一审法院判决虽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有误，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2019)鲁0214民初4670号民事判决。 二、解除上诉人聂永涛与被上诉人青岛博德国际医疗有限公司于2017年2月23日签订的《投资协议书》。 三、被上诉人青岛博德国际医疗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上诉人聂永涛出资款100000元。 四、被上诉人青岛博德国际医疗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聂永涛利息，以10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5月24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至青岛博德国际医疗有限公司实际偿付之日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五、驳回上诉人聂永涛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保全费1020元，由被上诉人青岛博德国际医疗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 琳 审判员 朱见晓 审判员 刘歆鑫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五日 法官助理 郭建才 书记员李德军 书记员隋欣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