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782民初5628号原告：何国强，男，1988年7月2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士虎，上海汇业（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娜，上海汇业（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浙江翔鸿文化创意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经济技术开发区萧清大道236-2号A幢-2831。法定代表人：张昭君，执行董事。被告：张昭君，女，1972年4月1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第三人：东莞市拿呗物联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大朗镇金厦东路一巷2号101室。法定代表人：曹军，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振清，广东展豪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何国强与被告浙江翔鸿文化创意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翔鸿公司）、张昭君、第三人东莞市拿呗物联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拿呗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楼宇栋独任审判，于2020年7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因案情复杂，本案于2020年8月4日转为普通程序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8月25日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二次庭审，原告何国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士虎，被告张昭君（同时为被告翔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第三人拿呗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振清到庭参加诉讼。根据原告的诉讼保全申请，本院依法冻结了被告张昭君在金融机构的存款150万元【其中冻结被告张昭君在浙江稠州商业银行义乌金福源支行账户6210××××6012中的存款75万元（实际已冻结0.42元，因余额不足尚未冻结749999.58元），冻结被告张昭君在浙江义乌农村商业银行城西支行账户6228××××1551中的存款75万元（实际已冻结17.71元，因余额不足尚未冻结749982.29元）】。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何国强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返还货款人民币100万元；2、依法判令被告翔鸿公司及第三人赔偿原告经济损失人民币50万元；3．依法判令被告张昭君对上述第1、第2项的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责任。第一次庭审后，原告增加诉讼请求：判令解除原告与被告翔鸿公司于2020年4月2日签订的购销合同（合同编号2020401）；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原告明确陈述：被告方已将原告支付的145万元中的另外45万元予以退还，并进一步明确要求解除的是关于涉案生产线（价款为100万元）的相应合同内容。事实和理由：原告通过朋友介绍认识被告张昭君，得知被告张昭君在出售口罩机器，被告张昭君系被告翔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持有被告翔鸿公司99%股权。2020年4月2日原告与被告翔鸿公司签订一份口罩自动化生产设备及其耗材购销合同，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翔鸿公司采购N95半自动标配生产线一条，该生产线主要用于生产N95、KN95外置鼻梁口罩，该生产线包括自动打片机一台、超声波点焊机2台、超声波压边机2台、加热焊接机4台、焊接磨具2台、滚花轮1台，价值74.5万元；另原告还向被告翔鸿公司采购N95半自动标配生产线一条，该生产线主要用于生产N95、KN95外置鼻梁口罩，每分钟可以生产65-80片，该生产线包括自动打片机一台、超声波点焊机3台、超声波封边机1台、鼻梁机3台、焊接磨具2台、滚花轮1台、价值100万元；以上两条流水线合计人民币174.5万元。付款方式：签订合同当日支付50%的定金，余款出货后付清，交货期限为，合同签订后5日内出货，设备由原告安排技术人员到被告翔鸿公司学习安装与调试。应被告张昭君的要求，原告2020年4月2日支付给被告张昭君个人账户人民币60万元，4月3日支付25万元，4月4日支付10万元，4月5日支付50万元。2020年4月4日被告张昭君把原告带到第三人的公司，由第三人交付一套价值100万的N95半自动标配生产线，生产线运到原告的生产地点后，第三人安排人员安装后无法生产，经过多次调试还是无法生产，其中2020年4月11日第三人又指派工作人员到义乌给原告调换了一条同样的生产线，并安排人员继续调试，调试几天仍然无法生产，2020年4月20日，第三人又指派大师傅到义乌继续调试，还是无法继续使用生产，被告张昭君与第三人在此期间（2020年4月4日至2020年4月20日），欺骗原告，忽悠原告，导致原告损失巨大，机器仍然无法使用，2020年4月20日，被告及第三人仍然继续隐瞒、欺骗原告，原告无奈，只能把机器归还给被告及第三人，被告多次承诺归还款项，而被告不具有生产销售口罩生产机器的能力资质，倒卖机器，获取暴利，交付的机器严重不合规，经过更换，多次调试仍无法使用，且第三人与被告恶意串通损害原告的合法权益，应该受到法律的严惩。张昭君系被告翔鸿公司法定代表人，个人名义联系业务，以被告翔鸿公司名义签订合同，倒卖口罩机器设备，使用个人卡号从事款项往来，个人与公司财产混同，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原告的利益，被告张昭君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原告与被告多次协商无果，特向法院提起诉讼，望判如所请。第一次庭审时，原告补充陈述：原告起诉后曾经委托浙江众正价格评估有限公司评估原告的损失为585900元，评估费用是6500元。第二次庭审时，原告补充陈述：两被告及第三人提供的机器设备经过更换及多次维修根本无法生产，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被告翔鸿公司、张昭君答辩称：一、拿呗公司具备机械技术开发技术服务及产品销售经营资质，翔鸿公司依法获得拿呗公司的销售委托授权及代理销售委托，并非原告所述的非法倒卖行为。二、原告所述机器设备无法正常使用的主张并无事实依据。机器设备到达原告处时正处于疫情期间，人员流动困难以致机器调试时间较平时略长，厂家只能变通方式将机器运回厂家调试，厂家调试好机器后原告拒收厂家调试好的生产设备。原告与被告微信聊天记录截图证明原告自己承认因合伙人退伙而不欲继续经营，并非机器设备不具备生产能力。原告因生产经营资质迟迟未办理成功，在此期间一些不具备生产资质的口罩生产企业陆续被监管部门查封，因此而产生了不继续经营的打算，现在欲以设备无法使用为由要求与被告解除合同并支付所谓的生产经营损失，其实质是恶意转嫁生产经营风险的行为。三、N95自动打片机经过返厂调试完毕已经具备生产能力，其他设备自始就具备生产能力，被告已经按照双方合同约定信守约定履行合同，并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设备返厂调试后，仅原告多次要求被告返还货款，被告并未与原告达成解除合同的一致意见，原告要求被告返还货款承担损失并无法定及约定的依据。四、原告起诉要求张昭君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张昭君系翔鸿公司法定代表人，有权行使代表行为代收货款并转给公司。原告仅凭张昭君代收货款银行汇款证据就主张张昭君与翔鸿公司财产混同证据不充分，没有事实依据。五、原告要求二被告支付经济损失50万元的请求并无事实及法律依据。N95口罩及其他医用口罩属于国家二类医疗器械。原告至起诉时仍未合法取得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医疗器械生产许可，并不具备生产销售口罩的生产经营资格，没有生产的可能性当然也不会产生不能生产带来的经营损失。六、原告委托评估公司制作的口罩生产损失评估报告内容失真且与本案并无关联。1、原告诉状中称2020年4月20日被告将机器退回被告及第三人处，应视为原告单方面解除合同的行为，但原告委托评估的内容中评估经营损失期间为4月5日至5月5日，原告在失去生产设备的情况下是绝对不会产生经营损失的。2、众所周知，因为全球疫情蔓延，生产医用口罩的原材料受国内外供求关系和市场的影响，价格浮动较大，且原材料供应存在严重问题，但评估报告中却可以机械地计算出每片口罩1.5元的利润结论，这种理想状态下的所谓的“经营损失”仅仅是一种猜测和臆想，不具有客观性和真实性，不能作为原告主张损失的依据。3、评估报告中评估作业日期为2020年4月5日至2020年5月5日，在口罩生产设备已经被退回厂家之后，评估单位是如何做出符合事实基础的评估结论的？另外市场生产材料及市场价格的种种调查工作以及评估公司内部评估报告流程仅仅一天时间就完成，评估结果真的难以令人信服。综上，请贵院依法认定事实和证据，作出公正的裁判。第二次庭审时，两被告补充陈述：被告不同意解除合同，因为被告没有过错。第三人拿呗公司陈述称：第三人与原告之间不存在直接的法律关系，在本案中第三人的行为没有侵害原告的合法权益，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第三人在本案中只有一个交机的行为，且该交付行为符合第三人与被告翔鸿公司之间所签订的购销合同中约定的质量标准。如果第三人的交机行为或者机器存在质量问题的话，那么也是第三人与被告翔鸿公司之间的另一个合同法律关系。第三人也不应当向本案原告承担任何法律责任。请求依法驳回原告对第三人的诉请。第二次庭审时，第三人补充陈述：根据合同相对性的原理，原告请求解除与二被告签订的购销合同，原告是否享有解除合同的权利，应根据法律规定和双方签订的购销合同来判定。由于第三人不是合同的当事人，该项诉请与第三人没有关系。原告何国强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证据1，购销合同一份，证明合同的标的、名称、单位、数量、金额、付款方式、交付期限等。证据2，汇款凭证打印件十张、微信转账支付截图一张，证明应被告张昭君的要求，原告向被告张昭君个人账户汇款合计人民币145万元，二被告财务混同。证据3，原告与张昭君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打印件39张，证明原告和被告多次就机器设备调试，维修，更换等进行沟通，该设备根本无法使用。证据4，原告与被告张昭君及第三人工作人员群聊的聊天记录截图打印件27张、原告和第三人工作人员的聊天记录截图打印件19张，证明多次就机器设备调试，维修，更换等进行沟通，该设备根本无法使用。证据5，评估报告一份、评估费发票打印件一份，证明：1、原告就损失进行评估，评估机构确定的损失为585900元；2、原告花费评估费6500元。证据6，被告翔鸿公司的公司信息打印件一份，证明被告张昭君持有被告翔鸿公司99%的股份。证据7，微信聊天记录文字版（语音转换成文字）20页，证明：1、本案所涉的设备在2020年4月20日交还给第三人处；2、由二被告处理退款事宜。说明一点，该微信聊天记录在第一次庭审时已经提供，第二次庭审时提供的为语音转换成文字整理资料。两被告质证认为：证据1，没有异议，是被告翔鸿公司和原告签订的。证据2，没有异议，其中的款项收到过。但是说明一点，合同中所说的机器有部分不是原告向被告购买的，是被告为原告去代购的。证据3，本身形式上是真实的，对原告的证明内容有异议。我方不认可曾经解除合同，也不认同机器有质量问题。机器拉过来，需要调试。本案第三人派过来的调试员，因为疫情原因，临时培训调试员，所以调试结果不理想，后来机器运回第三人处，由公司大师傅调试有时好的，为了方便生产又换了一台机器。新的机器运到义乌为4月12日，该台机器装的是中性刀模，机器打样的成品出来是好的，但是原告要求更换刀模重新制作一副N95。第一次换了刀模打印的产品也是好的，但是第三人提供的刀模中的字样是反的，又重新定制了一副刀模。让第三人派了一个姓赵的师傅来义乌安装。在调试过程中没有调试完毕，原告就重新换了一个原告自己认为技术很好的他自己叫来的师傅来调试。这台机器让第三人支付了调试费，支付给原告请来的调试师傅8000元左右。没有经过我方同意，原告方在20日将机器运回第三人处，经过大师傅的调试该机器也是好的。机器本身没有问题，是调机器人员水平有问题。因为换刀模需要重新制作，需要时间。证据4，本身形式上真实性没有异议。没有资质的厂家口罩是不能生产的，口罩已经归列到医用物品，没有民用口罩之说。4月15日至4月18日在义乌封了8家没有资质的口罩生产厂家。刚好本案机器更换刀模的时间为4月16日至4月18日，原告没有口罩生产的资质，继续生产会被监管部门查封，所以原告产生不继续经营的打算，想以设备有质量问题为由和被告解除合同，要求被告赔偿经济损失。证据5，评估报告内容失真，与本案没有关联。原告委托评估损失期间为4月5日至5月5日。原告并没有相应生产资质。原告在失去生产设备的情况下，绝对不会产生经营损失。因为疫情蔓延，生产医用口罩的原材料受国内外及市场的影响价格浮动较大，原材料供应存在严重问题，没有资质的生产厂家不可能买到任何原材料。评估报告中的损失是理想状态下的经营损失，不具有客观性和真实性，不能作为主张损失的依据。评估费发票的真实性我方拒绝回答。证据6，没有异议，被告张昭君确实占有99%的股份。证据7，对书面整理资料第六页，有部分书面整理内容有误。“我帮你解决”后面的内容是没有的。当时原告要把货拉到第三人处，我方和第三方是不知道的。货拉到厂里，第三人告诉我方过。没有处理过退款事宜，我方一直帮原告把机器外置改成内置。或者把机器拿到有资质的厂家做代工。第三人质证认为：证据1，因为第三人不是合同相对方，所以对合同三性均不确认。证据2，因为不是收付款方，对真实性无法确认。2020年4月4日原告到第三人处提机器，由于原告欠被告翔鸿公司的机器款没有付清，原告在现场对机器进行测试后，被告翔鸿公司要求原告支付货款方能将机器拉走，所以原告在4月5日凌晨之后有多笔转给被告翔鸿公司的付款记录，间接证明了原告在第三人处测试好机器并向被告翔鸿公司支付部分货款后，将被告翔鸿公司在第三人处所订购的打片机拉走。也间接证明原告根据现场测试认可机器的基本性能。证据3，三性均无异议，可以证明原告是在4月4日到第三人处提机器，经过现场测试原告认为机器有一些容易拉断，与被告张昭君沟通交流，除了滚筒有问题，其他是没有问题的。可以证明在4月4日晚上至5日凌晨，原告和被告张昭君在沟通付款的过程，证明原告经过现场测试后愿意拿机付款的事实。证据4，三性均无异议，可以证明在调试过程中是因为刀模有问题需要专业的技术人调试，由于第三人派去调试的师傅技术不好，原告在义乌找了一个调机的师傅，在调试过程中原告不让第三人的师傅参与调试，只让自己找的师傅调试，后来机器调试好后，原告找的师傅所花费的费用8000元是第三人支付的。其中群聊天打印件第27页显示，原告在群里明确表达放弃口罩生意。证据5，评估报告是原告单方委托评估的，丧失了一定的公正性和客观性，从评估报告的内容可以看出评估损失的期间是2020年4月5日至5月5日，通过微信聊天记录和原告实际提货的时间可以看出在4月5日时机器还在路途当中，评估报告在4月5日就开始计算经营损失，该份评估报告丧失一定客观性，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关于评估费发票的支出，由于该份评估报告缺乏客观性，应评估报告所支出的评估费用也缺乏客观性和合理性。证据6，三性无异议。证据7，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根据被告方的核实，我方予以确认，但是从聊天记录看不出来机器是什么时候交给第三人处的。看不出来原告又向被告要求退款，被告也没有将机器款全额退还给原告。双方的聊天记录可以看出被告在积极协商或者寻找其他的生产厂家帮助原告解决机器的放置厂家问题，尽量帮原告找解决方案。第三人拿呗公司为支持自己的抗辩，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证据1，被告翔鸿公司和第三人的购销合同一份，证明被告翔鸿公司和第三人之间存在买卖关系。证据2，原告提取机器的收条一份，证明原告在2020年4月4日将被告从第三人处采购的机器经过现场测试后提走。原告质证认为：证据1，原告不是合同的相对方，该份合同是否属于补签，无法考证。同时该份合同中标的金额是75万元，与双方争议的合同标的相差25万元，被告翔鸿公司及被告张昭君瞬间转账中间差价25万元。证据2，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原告提取货物时被告及第三人并未向原告提供该机器符合生产要求的合格说明及证书，所以才导致该机器无法正常生产。两被告质证认为：证据1，无异议，是被告张昭君到第三人处签订的，当时是以被告翔鸿公司的名义签订该份合同。购销合同中所涉的机器是原告向被告购买的主要机器，其他机器是被告帮原告代购的，所以这份购销合同中的金额和原被告之间金额存在一个差价。证据2，真实性没有异议，当时原告去提货的时候在微信中向被告张昭君发送过，并且在微信中发送了机器在第三人处调试时正常运行的视频，证明机器是合格的。被告翔鸿公司、张昭君均未提供证据。结合上述质证意见，本院认证如下：一、关于原告提供的证据。1、对购销合同的证明效力予以确认。2、对汇款凭证打印件、微信转账支付截图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能够证明原告向被告张昭君个人账户汇款合计人民币145万元的事实。3、对原告与被告张昭君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打印件、原告与被告张昭君及第三人工作人员群聊的聊天记录截图打印件、原告和第三人工作人员的聊天记录截图打印件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根据其中的内容，本院确认原告和被告张昭君多次就机器设备调试、维修等问题进行沟通，但该设备仍一直无法使用。4、对评估报告、评估费发票打印件本身形式上的真实性予以确认。5、对被告翔鸿公司的公司信息打印件、微信聊天记录文字版（语音转换成文字）本身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二、关于第三人提供的证据。对被告翔鸿公司和第三人的购销合同、原告提取机器的收条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经审理，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20年4月2日，原告（甲方）与被告翔鸿公司（乙方）签订《口罩半自动化生产设备及其耗材购销合同》（合同编号：2020401）一份，约定原告向被告翔鸿公司购买机器配置不同的N95半自动标配生产线二条，价款分别为74.5万元（其中包括自动打片机1台、超声波点焊机2台、超声波压边机2台、加热焊接机4台、焊接模具2套、滚花轮1个）、100万元（其中包括N95自动打片机1台、超声波点焊机3台、超声波封边机1台、鼻梁机3台）；付款方式为“签订合同当天甲方须支付50%定金，余款出货前付清”；交货日期为“签订合同后，5日内出货，设备由甲方派技术人员到乙方公司学习安装与调试”，合同并就具体的设备编码、名称、规格、数量、单价和金额作了约定。之后，原告根据被告方的指示向被告张昭君银行账户转账共计143万元，向被告张昭君微信转账2万元（合计145万元）。2020年4月4日，由第三人交付原告生产线设备一套（约定价款100万元）。但在运至原告处后，虽经多次调试甚至更换设备仍无法正常生产。2020年4月20日，原告将相应机器设备运回第三人处。2020年4月21日，原告在跟被告张昭君微信聊天中陈述：“这个你跟工厂商量好就可以。这个机器钱20天时间退就可以了。至于给你延长2天还是3天，我们到时候协商。”2020年4月22日，原告在跟被告张昭君微信聊天中陈述：“那你要给我一个明确的时间，我都说了，一个月可以。那你是否这样执行呢，也要先打个20万的诚意金吧。后面每天支付多少，80除以30就好了。”另查明：根据原告申请，浙江众正价格评估有限公司于2020年5月26日出具《何国强委托的口罩生产损失评估项目评估报告》一份，其中载明的“价格评估结论”为：“价格评估标的在价格评估基准期（2020年4月25日至5月5日）金额为?585900元（大写：人民币伍拾捌万伍仟玖佰元整）”。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翔鸿公司签订的《口罩半自动化生产设备及其耗材购销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原告支付了相应价款，被告翔鸿公司虽曾交付过价款为100万元的N95生产线，但现有证据可以证明被告翔鸿公司提供的标的物不符合质量要求，虽经多次维修调试仍无法用于正常生产，导致原告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原告要求解除合同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故本院对原告要求被告翔鸿公司返还货款100万元的诉请亦予以支持。但原告根据所谓的《何国强委托的口罩生产损失评估项目评估报告》的“价格评估结论”主张经济损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被告张昭君与原告方进行联系沟通及要求原告将货款汇入被告张昭君的个人账户均属于履行职务行为，原告要求被告张昭君在本案中承担连带责任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第三人拿呗公司不是本案所涉买卖合同的相对人，原告要求第三人拿呗公司在本案中承担民事责任依据不足，本院亦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一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何国强与被告浙江翔鸿文化创意有限公司于2020年4月2日签订的《口罩半自动化生产设备及其耗材购销合同》中关于本案所涉“N95半自动标配生产线”（约定价款为100万元）的买卖合同内容。二、被告浙江翔鸿文化创意有限公司返还原告何国强货款100万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三、驳回原告何国强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8300元，由原告何国强负担4500元，被告浙江翔鸿文化创意有限公司负担13800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浙江翔鸿文化创意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楼宇栋人民陪审员  谢家梁人民陪审员  石 明二〇二〇年九月一日书 记 员  张艳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