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206民初2870号 原告：黄安，男，1993年8月8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安庆市宿松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葛新硕，江苏均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宁波东佳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新碶明州路文广中心104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6732115380Y。 法定代表人：毛旭君,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成林，浙江甬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黄安与被告宁波东佳物流有限公司确认劳动关系纠纷一案，本案于2020年6月5日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周利明适用简易程序于同年6月30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黄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葛新硕、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成林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黄安诉请判令确认原告父亲黄绪保与被告宁波东佳物流有限公司自2019年2月28日至2019年8月22日期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事实与理由如下：原告父亲黄绪保于2019年2月份进入被告单位工作，在被告单位从事司机一职，工作期间月均工资15000元，由被告单位会计吕飞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给黄绪保。工作期间，被告单位未与黄绪保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被告单位为其缴纳了社会保险。2019年8月22日黄绪保因工外出期间即工作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受伤，后经抢救无效死亡。为申报工伤，原告向北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请求确认劳动关系，后被驳回。原告不服仲裁裁决结果。第一，被告为黄绪保缴纳了社会保险，社保参保证明系认定劳动关系的重要凭证，参保单位投保时有如实申报参保人员情况及双方真实关系的义务。原告提供的历年参保证明记载，自2019年3月至2019年8月黄绪保持续以被告为缴费单位在正常参保。被告认为属于社保挂靠，本身系违反法律规定，且被告也未提供挂靠人出具的承诺书、声明等证明双方系社保挂靠的证据。第二，原告提供的事故认定书，证明事故发生时，黄绪保驾驶的车辆登记车主是被告单位，车辆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均为被告单位，车辆登记日期为2013年6月25日，可以证明黄续保驾驶的车辆为被告单位的车辆。被告辩称系黄绪保的自有车辆，2019年2月之前挂靠在宁波佳恒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其后才挂靠在被告单位。按照这种说法，该车辆变更登记单位，相应的登记时间也应变更。第三，原告在仲裁中提供的《银行交易记录》《北斗双模首期和续期收费清单》《收入汇总清单》等，从资金流向来看，均由被告单位转入黄绪保，并没有黄绪保支付给单位的任何钱款的记录。按照通常逻辑，如果车辆属于个人挂靠在单位名下，个人应支付单位挂靠费、代买车辆保险费、车辆年检费等一系列费用，社保由单位代缴，个人也应支付给单位金额不小的社保费用。在本案中，黄绪保并没有支付过上述费用，反而单位按期支付给黄绪保一定数额的金钱，由此应当认定为劳动报酬，双方之间不是挂靠关系。第四，被告在仲裁时提供的《车辆理赔款银行交易记录》，被告作为车辆登记车主，车辆损失险的理赔由其进行申请，理赔款也应由其申领。至于被告将车损理赔款支付给原告，并没有经过原告的同意，在支付该款前，被告因要支付黄绪保的剩余劳动报酬及办理车上人员险理赔，向原告索要了银行账号。被告自知黄绪保系在其单位指派外出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受伤后死亡的，其单位难免其责，为了推脱责任，否定劳动关系系必然选择。事发后，被告快速进行保险理赔，在未通知原告的情况下，先入为主把所谓的车辆理赔款支付给原告，且该理赔款相较被告可能承担的工亡待遇差距很大，被告以此形成车辆系黄绪保所有的假象，为原告确认劳动关系设置障碍。被告提交的《浙Ｂ××××车辆利润和扣款清单》复印件，无法确定真实性，也是被告单位自行制作的，没有经过黄绪保生前签字确认，具体行程时间无法确定，款项的名目也是被告自行列举，不排除被告故意把劳动报酬制作成所谓利润分成的形式，混淆双方之间的真实劳动关系。根据《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相关规定，黄绪保在被告单位工作期间接受管理，运输劳动内容系受被告单位内部的业务系统指派，黄绪保仅在该单位提供劳动而不在其他单位提供劳动，劳动报酬系其唯一收入来源，双方之间存在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符合劳动关系的特征。 被告宁波东佳物流有限公司答辩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1.黄绪保与被告之间系挂靠经营关系而非劳动关系。虽然涉案车辆在事故发生时登记在被告名下，但车辆使用过程中产生的费用实际均由黄绪保个人承担，该车辆实际归黄绪保所有和支配使用；2.事发后，被告已将车辆运费和应承担的费用结算后的余额支付给了原告，原告并无异议，保险公司的理赔款项也支付给了原告，涉及的车辆退回保险费，原告亦无异议；3.虽然被告以自己名义为黄绪保缴纳了社保，但所有社保费用实际均由黄绪保个人承担，由此应认定该社保系挂靠性质；4.虽然被告日常向黄绪保暂支和代付了部分款项，但该部分款项实际均已从黄绪保可得的运费中扣除；5.黄绪保与被告之间并不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劳动关系，实际上是挂靠关系，所谓劳动工具即车辆也是由其自己提供。 本院经审理查明： 原告黄安系黄绪保之子。2016年9月至2019年2月，黄绪保的社保缴纳单位为宁波佳恒国际物流有限公司。2019年3月至2019年8月，黄绪保的社保缴纳单位为被告。 车牌号浙Ｂ8××××和浙Ｂ××××挂的车辆初始登记为2013年6月25日，2019年6月18日所有权人变更为被告。车辆保险费由被告支付给保险公司。 2019年2月，黄续保的尾号“7906”加油卡有多次消费记录。此外，孟磊系被告单位股东，黄绪保在业务上多次与之联系。2019年2月28日，黄绪保在微信中提出：“孟总箱子还没开始装，明天请给我按临海近一点的单子，请给方便”。孟磊回复：“好的”。 3月1日，黄绪保微信中表示：“过路费是自己垫付的，去车费到时请多打点”“油卡只有1200元了，怕周日没人打钱”。孟磊回复：“没有就去圈，今天出车费也会打的”。 4月12日，黄绪保微信中表示“孟总，明天家中有事请假一天”“后天请给我安排去车，还是老婆的腰没有好”。孟磊表示：“好的”。 5月13日，黄绪保微信中表示：“孟总，支的5000元工资没有转我的。忘了吧？”孟磊表示：“哦，我问下财务。” 2019年3月至8月期间，被告单位会计吕飞多次通过银行转账给黄绪保。具体有：2019年3月1日、11日、21日均为5000元，合计15000元；2019年4月1日、11日、22日均为5000元，合计15000元；2019年5月4日、13日、14日、21日均为5000元，合计20000元；2019年6月3日5000元，14日7000元，合计12000元；2019年7月1日、15日分别2000元，合计4000元；2019年8月1日、15日分别2000元，合计4000元。 期间，2019年2月23日至2019年8月21日，黄绪保的加油卡尾号“5039”“7906”存在96次的“浙Ｂ8××××”消费。其中8月份途径上下高速采用ＥＴＣ扣款。 2019年7月5日，黄绪保通过微信向孟磊联系：“孟总借5000钱花，没钱用了”，随后孟磊微信借款给其5000元。7月6日，黄绪保通过微信联系“没油了”，孟磊回复：“我冲”。 2019年8月22日22时20分，黄绪保驾驶浙Ｂ××××重型集装箱半挂车，在甬金高速公路上刮擦陈伯良驾驶的浙Ｂ5××××越野客车，后刮碰高速护栏追尾碰撞范海廷驾驶的浙Ｂ8××××重型集装箱半挂车，造成黄绪保本人受伤，经抢救无效于2019年8月22日22时40分死亡，护栏及车辆不同程度受损。 2019年8月24日，原告通过微信向孟磊询问“钱什么时候能打过来”，孟磊随后微信转账10000元。 2019年8月27日，孟磊与黄安在微信中发送《浙Ｂ8××××黄绪保》的相关结算表格，主要包括2019年2月至9月的利润（已经扣除上述支付的各月出车费）96572元，应扣款58159.65元（含社保费用、2019年5月14日借款、车辆保险费、2019年7月5日借款及ＧＰＳ费用），余额为38412.35元。孟磊发送：“8Ｒ009截止8月份余款38412.35，这个数字没有问题我就打钱了”，黄安确认“没问题”。当日，黄安收到东佳公司会计吕飞支付的38412.35元。 2019年9月，被告向原告提供每月车辆费用明细。2019年9月19日，浙江省公安厅高速公路交通警察总队宁波支队四大队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黄绪保负事故的主要责任，陈伯良负事故的次要责任，范海廷无责任。 由于本次事故导致车辆报废，吕飞先后于2019年12月27日、2020年2月24日、2020年4月7日支付原告黄安车辆赔偿款42000元（70%，另外30%要对方车赔进）、18000元（保险赔款）及退回保险费6340.06元。 2020年3月23日，原告黄安向宁波市北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仲裁，请求确认黄绪保与宁波东佳物流有限公司在2019年2月28日至2019年8月22日期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该委于2020年5月20日作出仲裁裁决，驳回了仲裁请求。 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供的户口本、泰隆银行付款凭证、黄绪保与孟磊微信聊天记录、加油卡消费记录、ＥＴＣ通行记录、浙江（宁波市北仑区）基本养老保险历年参保记录、仲裁裁决书及送达回执、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机动车强制保险单、被告单位工商登记信息，被告提供的孟磊与黄安微信聊天记录、费用结算表、浙江泰隆商业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浙Ｂ8××××和浙Ｂ××××挂车辆行驶证复印件等证据，结合双方的陈述予以证实，本院予以认定。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黄绪保与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 原告提供了来自被告的每月车辆费用明细表格7页，用以证明黄绪保受被告的指示，从事运输业务，其中每月有关于黄绪保所领出车费、余额等，与被告提供的《浙Ｂ8××××黄绪保》的相关数据相符。被告对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予以认定。 被告提供了《集装箱车辆挂靠协议》，用以证明2019年3月13日，黄绪保就上述车辆与宁波佳恒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签订挂靠协议，其实际上是车辆的所有人。原告对签字真实性有异议，认为不能确认签名的真实性。 被告另外提供了黄绪保与孟磊微信聊天记录，主要内容为黄绪保在2019年6月14日表示：“下周二（即6月18日）去过户”“孟总今天帮我把ETC办一下”“孟总保险帮我买一下”“孟总二月份我干了六车，发工资吗？”等，孟磊回复：“有钱就会发的，估计是发不了，刚买的保险要扣下来，钱不够用可以预支一点”。被告认为，以上可以看出车辆是属于黄绪保所有、保险实际上由黄绪保负担。原告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被告的证明目的。 本院向宁波佳恒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叶刚调查，其陈述如下：“我有个富阳老乡羊荣法，涉案的车辆是2013年其出钱购买并挂靠在公司（提供羊荣法《集装箱挂靠协议》原件），羊荣法每个月给公司300元挂靠费。黄绪保系羊荣法所招募的开车的，每个月从羊荣法这里拿出车费，黄绪保的社保由公司缴纳，但实际钱是羊荣法出的。因为经营效益不佳和车辆事故，2019年2月，羊荣法想把车辆卖掉。后来和黄绪保达成了口头协议，以6.5万元的价格卖给黄绪保，款项当年9月份再付。但8月份黄绪保就出事了，所以钱也没有拿到。公司早年对车辆挂靠有需要，后来逐渐线索。黄绪保与羊荣法达成车辆转让的口头协议后，公司就停止了黄续保的社保。由于车辆在保险年度内转让的话会有保险费的损失，黄绪保提出到6月份保险期将届满时再过户到他指定的公司，我也表示理解，所以到6月份才配合办理过户。也就是说，有关车辆转让，被告单位没有支付任何款项给我们公司。”叶刚还提供了羊荣法与宁波佳恒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签订的2013年6月25日开始挂靠车辆的《集装箱车辆挂靠协议》。原告对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认为不能确认内容是否真实。被告对该组证据没有异议。 另外，原告补充提供了黄绪保手机中，其与羊荣法（微信号×××03，手机备注：东大杨老板车，手机号码与叶刚笔录中一致）的聊天记录，主要内容为如下。2019年2月17日13许后，羊荣法称“009你要么卖给你好了”，黄绪保回复：“我说实在的，我说是今年很困难，没有钱呢”；羊荣法：“帮忙问一下车子有没有人要”，黄绪保：“好的，你要买多少钱”，羊荣法：“7万左右”，黄绪保：“羊老板，你明天抽时间我们俩把我们之间的账算一下，我把车辆送到哪里去，哪个停车场，我们把账清掉吧”。被告对该微信记录的完整性有异议，且上述内容与上述叶刚笔录基本吻合、对应。 本院认为，确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主要应从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是否存在劳动法上的隶属关系予以考量。劳动关系最基本的特征是劳动者接受用人单位聘用，接受用人单位管理，由用人单位发放劳动报酬，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工作。首先，原告提供的黄绪保与羊荣法的微信记录与叶刚的笔录中的陈述、《集装箱车辆挂靠协议》相印证，足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能够确认以下事实：2019年2月之前黄绪保系羊荣法所属的驾驶人员，羊荣法向其支付出车费用，Ｂ8Ｒ009和浙Ｂ××××挂车辆系羊荣法所有，其在2019年2月欲通过黄绪保以7万元的价格出售。其次，2019年3月以后黄绪保的社保转移到被告单位，但上述车辆在2019年6月18日由黄绪保主导操作，通过宁波佳恒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的配合才转移至被告名下，被告对该车辆并无实际控制和掌握。再次，黄绪保与被告公司之间产生的是有关出车费用所得，但需要扣除相应的社保、ＥＴＣ与加油费用、保险费用等。最后，在黄绪保交通事故发生后，被告将黄绪保的相应所得完整列明，并结算相应的费用给原告，原告并未提出异议。后被告亦将车辆报废所得、退还保险费等支付给原告。综上，根据高度盖然性原则，黄绪保自主经营车辆、自负盈亏，被告向其提供出车任务、松散管理与费用垫付等，黄绪保与被告之间系车辆挂靠关系而并不存在劳动法上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劳动关系。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被告的抗辩，本院予以采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黄安的诉讼请求。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周利明 二〇二〇年九月四日 代书记员 李淑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