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黄冈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11民终128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何邓，男，1988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住黄梅县。上诉人(原审原告)：饶江兵，男，1983年7月13日出生，汉族，住黄梅县。上述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梅利娟，湖北威斯力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4211201711511170。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勇，男，1972年1月2日出生，汉族，住黄梅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洪文峰，湖北恩祺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4211199210152324。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华军，男，1970年9月21日出生，汉族，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加芳，男，1973年6月18日出生，汉族，住黄梅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北凌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黄冈市黄梅县大河镇正街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1127788195260U。法定代表人：桂宛兵，该公司董事长。上诉人何邓、饶江兵、张勇因与被上诉人吴华军、李加芳、湖北凌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凌云建设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黄梅县人民法院（2020）鄂1127民初4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何邓、饶江兵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张勇、吴华军、李加芳共同支付货款共计38万元，同时按月利率3%的标准，从2018年12月20日起至清偿之日止计付利息；2、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改判张勇、吴华军、李加芳共同支付逾期付款利息共计258450元（按月利率3%的标准）；3、由张勇、吴华军、李加芳承担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约定逾期付款按月利率3%计算损失赔偿数额系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符合法律规定，应当认定有效。二、违约金具有补偿性和惩罚性的特征，张勇、吴华军、李加芳主张违约金过高，应当举证证明其因逾期付款的行为给上诉人造成的损失小于合同约定，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并按照合同约定支付相应利息。针对何邓、饶江兵的上诉，张勇辩称，一、不存在支付利息的问题，三方在最终结算时未约定支付利息，所以没有事实依据。二、关于违约金，三方最终结算时只确认了欠款数额，没有违约金约定。针对何邓、饶江兵的上诉，李加芳辩称同意张勇的答辩意见。针对何邓、饶江兵的上诉，吴华军辩称，30万元是何邓、饶江兵让我们打款给钢材供应商代为支付，我们与该钢材供应商没有任何关系，其他的同意张勇的答辩意见。张勇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何邓、饶江兵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2018年12月29日凌云建设公司按何邓、饶江兵指定的账户通过湖北佳鹏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向防城港市福城钢铁制品有限公司汇款30万元，用于支付何邓、饶江兵的钢材款，何邓、饶江兵在2018年12月29日收款收据上注明货款结清，且在一审第一次开庭时对该款无异议。凌云建设公司按何邓、饶江兵指示向防城港市福城钢铁制品有限公司汇款多达17笔共计12000000元，符合双方交易习惯。二、一审第一次开庭时双方对2019年8月16日最后一笔8万元已支付、双方钢材款已全部结清的事实、证据都无异议，但一审法官又通知重新开庭推翻了书证，不符合事实。三、张勇不是本案的当事人，根据2018年5月5日凌云建设公司与何邓、饶江兵签订的《钢材购销合同》，应当以合同主体凌云建设公司作为被告参与本案。本案钢材款多数汇入了防城港市福城钢铁制品有限公司账户，为查明案件事实，应将该公司列为本案当事人参加诉讼。四、本案双方签订的《钢材购销合同》约定计息的前提是何邓、饶江兵供货5000吨钢材、垫资400万元，而何邓、饶江兵只供应了3280.8888吨，故何邓、饶江兵应承担违约责任，张勇没有违约行为，不存在支付利息和违约损失的问题。针对张勇的上诉，何邓、饶江兵辩称，一、2018年12月29日对应的收条载明的30万元，张勇并未按照收条指定的账号打款，上诉人未收到该笔款项。二、一审庭审中张勇、吴华军、李加芳的代理人当庭明确陈述该8万元系由其财务黎利军本人交给何邓本人，但根据一审已经质证过的电话录音显示，该笔款项并没有经过黎利军交给何邓，且一审主审法官亲自对该事项与黎利军进行了核实，因此该8万元我方并未收到。三、关于违约金及利息是否应当支付，一审判决书的具体理由已经阐述得很清楚，不再赘述。四、关于利息计算方式，我方认为应当尊重合同约定按照3%月利率标准进行计算。针对张勇的上诉，李加芳、吴华军表示没有意见。针对何邓、饶江兵及张勇的上诉，凌云建设公司均未向本院提交答辩意见。何邓、饶江兵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判决解除双方签订的钢材购销合同。2、判决张勇、吴华军和李加芳立即向何邓、饶江兵支付欠付合同款380988元。3、判决张勇、吴华军和李加芳立即向何邓、饶江兵支付欠付违约金380060.16元（详见何邓、饶江兵的“违约金计算明细”，暂计算至2020.4.26止，未付货款计算至付清之日止）。4、判决凌云建设公司对第二、第三项诉请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本案相关诉讼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保全费、诉讼费、公告费等）由张勇、吴华军、李加芳和凌云建设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5月，张勇系凌云建设公司位于广东省××市××县宝石花苑项目部（以下称宝石花苑项目部）的负责人。当年5月5日，张勇和吴华军、李加芳（三人为甲方）一起与何邓、饶江兵（两人为乙方）共同签订《钢材购销合同》。该合同约定因宝石花苑项目建设的需要，甲方从乙方购进钢材。约定乙方按甲方指定的规格供应建筑钢材，种类以甲方向乙方送达的购材料计划通知单为准。总计工程钢材需要购买5000吨。关于“付款及结算方式”条款中约定，甲方以乙方供货金额为准，货款达到200万支付100万元给乙方，以此类推，乙方累计给甲方铺垫资金400万元，后期供货每批货款当日结清；甲方如果不能按约定期限支付货款，双方协商处理，如果协商不成，七天内乙方可终止向甲方供货并解除供货合同，甲方必须在解除合同的一周内付清全部钢材款；甲方确保本项目所有钢材由乙方供货，不得找第三方采购，否则当即结清所有款项；本项目所有货款以签订合同之日起计算七个半月内结清所有货款，如未结清甲方按月息三分计算给乙方。该合同还约定了“交货时间地点运输装卸费用”、“计量方法验收标准”、“质量异议”、“价格及数量确定”、“解决合同纠纷的方式”等内容。合同签订当天，双方即开始履行义务。几天后，因张勇收到凌云建设公司下发的“宝石花苑项目部”的印章，张勇又在前述《钢材购销合同》上的甲方处加盖了“宝石花苑项目部”的印章。自2018年5月5日至2018年11月12日，乙方多次向甲方供货。何邓、饶江兵供货后，宝石花苑项目部从2018年6月6日至2019年6月29日先后向乙方付款，即先由何邓、饶江兵出具收据，乙方再按收据上注明的收款账户进行转账付款，何邓、饶江兵共出具27张收据，收据票面金额共计14235404元（实际支付金额13935404元）。2019年8月16日，甲方的代表（帅旭东、黎利军等）与乙方共同核对了乙方分批供货时间及对应货号、规格、数量、单价及金额，前述期间内，乙方共计供货3280．8888吨，总货款为14316392元。当日，双方还对前述货款进行了结算，何邓遂出具最后一份钢材款的“收款收据（2019．8．16）”，注明“金额为8万元，以上货款以（已）全部付清（2018．5．5-2018．11．12）”等内容。但该款至今未付。综上，甲方实际未付总金额为380988元（14316392-13935404）。此后，何邓、饶江兵在核对账目后，发现结算前出具的收据中尚有一笔30万元的货款甲方未实际支付，即何邓、饶江兵的经办人刘亮于2018年12月29日向甲方出具的“领支单”，金额30万元，注明的收款账户为何邓的工行账户号码（尾数为2286）。诉讼中，何邓、饶江兵将未付款所对应的收据进行了更正（认可2019.6.29收据已收款，但2018.12.29收据未收款）。另查明，自2018年12月20日（签订合同之日起7个半月）起何邓、饶江兵出具的收据票面金额，即甲方逾期付款的金额。甲方逾期支付货款的金额、付款时间及逾期时间分别为：100万元，付款时间2019年2月4日，逾期46天；50万元，付款时间2019年3月11日，逾期81天；45万元，付款时间2019年4月1日，逾期102天；40万元，付款时间2019年4月12日，逾期113天；15万元，付款时间2019年5月26日，逾期157天；30万元，付款时间2019年6月29日，逾期191天；30万元，条据时间2018年12月29日，至今未付；8万元，条据时间2019年8月16日，至今未付。再查，何邓、饶江兵因本案中的财产保全用去申请费5000元。一审法院认为，2018年5月5日的《钢材购销合同》是张勇、吴华军、李加芳与何邓、饶江兵共同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应按合同的约定诚实守信地履行义务，但张勇、吴华军、李加芳至今仍拖欠何邓、饶江兵的货款未付，构成违约，故何邓、饶江兵要求张勇、吴华军、李加芳支付货款的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其中何邓、饶江兵曾放弃的部分货款（988元）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何邓、饶江兵主张凌云建设公司为履约保证人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虽然何邓、饶江兵供应的钢材实际用于该项目部的工程，但是宝石花苑项目部作为凌云建设公司的分支机构，其对外担保依法应有凌云建设公司的书面授权，而何邓、饶江兵既未要求项目部出示或提供书面授权，事后也未能提供此方面的证据。因此，一审法院认为何邓、饶江兵的主张的关于凌云建设公司的担保关系无效，何邓、饶江兵要求凌云建设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但如果因担保关系无效归责于宝石项目部或凌云建设公司，且使何邓、饶江兵的债权受损，何邓、饶江兵可另行主张权利。至于凌云建设公司是否属于合同甲方的问题，因何邓、饶江兵主张凌云建设公司为担保人，故从另一方面讲，何邓、饶江兵也就否认了与凌云建设公司或项目部达成买卖合同关系的合意。一审法院在此不再赘言。因张勇等三人并不反对解除合同，且认为该合同已实际解除。张勇、吴华军、李加芳对甲乙双方已结算的货款拖延至今未付，严重违约。因此，一审法院支持何邓、饶江兵解除该合同的诉讼请求。关于双方争议的违约责任及违约金的计算。一、张勇等三人未按合同第六条第4项的约定在合同签订之日起7个半月（即截止2018年12月20前）内付清货款，应依约承担逾期付款的货款利息。二、张勇等三人针对何邓、饶江兵主张的违约责任，提出了两点抗辩：（1）称何邓、饶江兵未按合同约定完成供应5000吨钢材，何邓、饶江兵也构成违约。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合同第一条“以甲方向乙方送达的购材料计划通知为准”的约定，甲方并未举证证明双方结算供货期间（2018．5．5-2018．11．12）之外曾向何邓、饶江兵送达了购货类别、型号、数量的计划通知，故该抗辩理由不能成立。（2）称何邓、饶江兵未按合同第六条第一项的约定铺垫资金400万元，何邓、饶江兵也构成违约。一审法院认为，张勇、吴华军、李加芳对此并未提供全部付款的转账记录，用以对照甲方的购货进度。相反，何邓、饶江兵提供了甲方签字的送货单和部分银行流水予以反驳。另一方面，何邓、饶江兵所称的铺垫资金按合同的约定，实际为甲方有权按到货价值的一半累计缓付货款400万的权利。该权利相对于双方来说，甲方占有绝对主动权，如甲方未予实施，亦可视为甲方放弃该权利。因此，张勇、吴华军、李加芳的该抗辩理由亦不成立。三、关于违约金标准的约定。张勇、吴华军、李加芳对违约提出抗辩，认为违约金标准的过高，而何邓、饶江兵未提出其因甲方逾期付款而产生的实际损失，一审法院酌定对双方约定的逾期付款利率（月利率3％）予以适当调整，调整至月息1．8分（即月利率1．8％）。因此，按各笔迟延支付的货款计算，张勇、吴华军、李加芳应承担的违约金分笔计算为：①100万元（2019.2.4），逾期46天，违约金27600元（100万×1.8％÷30×46）；②50万元（2019.3.11），逾期81天，违约金24300元（50万×1.8％÷30×81天）；③45万元，收款时间2019.4.1，逾期102天，27540元（45万×1.8％÷30×102天）；④40万元，收款时间2019.4.12，逾期113天，27120元（40万×1.8％÷30×113天）；⑤15万元，收款时间2019.5.26，逾期157天，14130元（15万×1.8％÷30×157天）；⑥30万元，收款时间2019.6.29，逾期191天，34380元（30万×1.8％÷30×191天）。以上已付款货款共280万元的逾期付款违约金为：155070元。未付货款共计38万元（30万+8万）的逾期付款违约金亦按月利率1.8％从2018年12月20日起计算至付款之日。何邓、饶江兵主张的逾期付款违约金超过前述标准、范围的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遂判决：一、解除张勇、吴华军、李加芳与何邓、饶江兵于2018年5月5日共同签订的《钢材购销合同》；二、张勇、吴华军、李加芳于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支付何邓、饶江兵货款共计38万元，同时按月利率1.8％的标准，从2018年12月20日起至清偿之日止计付利息；三、张勇、吴华军、李加芳于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支付何邓、饶江兵逾期付款（涉及280万共6笔）的利息共计155070元；四、张勇、吴华军、李加芳于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支付何邓、饶江兵保全申请费5000元；五、驳回何邓、饶江兵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410元，减半收取5705元，由张勇、吴华军、李加芳共同负担4800元，何邓、饶江兵共同负担905元。二审中，上诉人何邓、饶江兵为支持其上诉请求，向本院提交了一份（2020）梅城人调字第008号人民调解协议书复印件一份，拟证明张勇、吴华军、李加芳系借用凌云建设公司资质承建建设工程项目，三人是本案争议合同的相对人。上诉人张勇为支持其上诉请求，向本院提交了一份湖北佳朋建筑劳务有限公司《证明材料》，拟证明湖北佳朋建筑劳务有限公司2018年12月29日向防城港市福城钢铁制品有限公司账号汇款的30万元系按张勇指示用于支付何邓、饶江兵的钢材款。二审审理期间，上诉人张勇于2020年7月9日向本院申请向广西防城港福城钢铁制品有限公司调取证据。广西防城港福城钢铁制品有限公司于2020年7月20日向本院出具一份《证明》，内容为该公司2018年与凌云建设公司发生钢材销售业务往来360万元，凌云建设公司已向广西防城港福城钢铁制品有限公司农行账号20×××86支付货款330万元，剩余30万元由湖北佳朋建筑劳务公司于2018年12月29日向广西防城港福城钢铁制品有限公司农行账号20×××86转账支付30万元，记收凌云建设公司款项，广西防城港福城钢铁制品有限公司与湖北佳朋建筑劳务公司无业务往来关系。经本院二审组织质证，张勇对上诉人何邓、饶江兵提交的人民调解协议书质证意见为：认为该人民调解协议书已超过举证期限，与本案无关，本案争议焦点是是否支付30万元，主体、内容均不一致；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张勇个人挂靠凌云建设公司。吴华军、李加芳对上诉人何邓、饶江兵提交的人民调解协议书质证意见与张勇的质证意见相同。凌云建设公司对上诉人何邓、饶江兵提交的人民调解协议书未发表质证意见。何邓、饶江兵对张勇提交的《证明材料》质证意见为：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该汇款单上载明的支付人、收款人均非本案当事人，且2018年12月29日的领支单上明确载明收款账户为何邓的个人账户，并非防城港市福城钢铁制品有限公司账号。吴华军、李加芳对张勇提交的《证明材料》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无异议。凌云建设公司对张勇提交的《证明材料》未发表质证意见。上诉人何邓、饶江兵对广西防城港福城钢铁制品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的意见为：对《证明》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虽然该证据系法院依职权调取的，但调取过程中据防城港福城钢铁制品有限公司负责人与何邓电话录音显示该证据证明内容非该公司真实意思表示，系调查取证人员强行要求其出具的，且该公司于2020年5月7日向何邓出具了一份《证明》，该《证明》证明内容与法院依职权调查的内容不一致。张勇对广西防城港福城钢铁制品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的意见为：对《证明》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无异议，认为该《证明》内容与何邓、饶江兵起诉的内容一致，福城公司与佳朋公司无直接业务关系，而是按照何邓、饶江兵指示转账的；何邓、饶江兵应向法院提交所述的福城公司2020年5月7日的《证明》。吴华军、李加芳对广西防城港福城钢铁制品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的质证意见与张勇一致。凌云建设公司对广西防城港福城钢铁制品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未发表质证意见。本院认为，上诉人何邓、饶江兵提交的人民调解协议书系张勇与案外人张志、李智达成的协议，与本案何邓、饶江兵与吴华军、李加芳、凌云建设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无关，故本院不予采信。上诉人张勇提交的《证明材料》内容与本院依申请调取的广西防城港福城钢铁制品有限公司《证明》是否采信，在本院认为中予以论述。本院经审理查明，除“收据票面金额共计14235404元（实际支付金额13935404元）”“甲方实际未付总金额为380988元（14316392-13935404）”有误外，一审认定其他事实属实。另查明，何邓、饶江兵出具的27收款收据及领支单中，其中2018年10月10日、2018年10月19日、2018年10月26日、2018年10月23日、2018年11月2日、2018年11月9日、2018年12月14日、2018年11月16日、2018年11月29日共十张收款收据或领支单注明收款账户名称为“防城港市福城钢铁制品有限公司”，开户账号为“农行防城支行20×××86”。一审法院2020年5月8日庭审中，何邓、饶江兵陈述收款收据、领支单上载明的账号主要是何邓的个人账户及防城港钢材公司的对公账户，汇款到防城港钢材公司的原因是因为该项目工地最后结账的需要，要开具相应的税票，何邓作为个人无法开具相应税票。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湖北佳朋建筑劳务公司2018年12月29日向广西防城港福城钢铁制品有限公司转账支付的30万元是否属于本案张勇、吴华军、李加芳已偿还何邓、饶江兵的钢材款；二、张勇、吴华军、李加芳是否下欠何邓、饶江兵钢材款的问题；三、张勇、吴华军、李加芳是否违约及本案违约金约定是否过高。关于焦点一、湖北佳朋建筑劳务公司2018年12月29日向广西防城港福城钢铁制品有限公司转账支付的30万元是否属于本案张勇、吴华军、李加芳已偿还何邓、饶江兵的钢材款的问题。本院认为，虽然何邓、饶江兵委托代领人刘亮2018年12月29日出具的领支单上注明收款账户为何邓的工行账户，但在何邓、饶江兵与张勇、吴华军、李加芳存在多笔业务往来的背景下,判断上述转账是否属于还款行为,不能仅对个别证据孤立判断,而应结合全案证据综合予以判断。湖北佳朋建筑劳务公司2018年12月29日向广西防城港福城钢铁制品有限公司转账支付的30万元应当属于本案张勇、吴华军、李加芳向何邓、饶江兵偿还的钢材款，理由如下：首先，何邓、饶江兵及其委托经办人刘亮出具的收款收据或领支单上有多个指定账户为广西防城港福城钢铁制品有限公司，何邓、饶江兵一审中亦认可领款账户包括广西防城港福城钢铁制品有限公司，故汇款到广西防城港福城钢铁制品有限公司符合双方支付钢材款的交易习惯。其二，湖北佳朋建筑劳务有限公司《证明材料》可以证明其2018年12月29日向广西防城港福城钢铁制品有限公司所汇30万元系受张勇委托代为支付何邓、饶江兵的钢材款，广西防城港福城钢铁制品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可以印证该公司与湖北佳朋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无业务往来、该款用于支付凌云建设公司钢材款，上述两公司的《证明》及《证明材料》相互印证，可以证明湖北佳朋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受张勇委托向广西防城港福城钢铁制品有限公司汇款30万元的事实。该款发生时间点与何邓、饶江兵委托经办人刘亮2018年12月29日出具的30万元领支单吻合，且收款账号与之前何邓、饶江兵收款收据、领支单上的防城港福城钢铁制品有限公司收款账号一致。其三，2019年8月16日双方进行了结算，何邓出具了一份收款收据载明“钢材尾款（6#、8#、11#楼钢材货款）以上货款以全部结清（2018.5.5——2018.11.12）”，即何邓认可截至到2019年8月16日仅下欠钢材货款80000元，可以印证2018年12月29日广西防城港福城钢铁制品有限公司所收30万元已计入张勇、吴华军、李加芳所还钢材款的事实。综上，以上证据可以形成证据锁链，高度盖然证明2018年12月29日湖北佳朋建筑劳务公司向广西防城港福城钢铁制品有限公司转账支付的30万元系受张勇委托代为支付何邓、饶江兵钢材款的事实，该款应当抵扣张勇、吴华军、李加芳下欠何邓、饶江兵的钢材款，一审仅以张勇、吴华军、李加芳未按2018年12月29日领支单指定收款账户汇款为由未予认定该笔30万元错误，本院予以纠正。关于焦点二、张勇、吴华军、李加芳是否下欠何邓、饶江兵钢材款的问题。虽然何邓2019年8月16日出具的收款收据载明钢材尾款8万元已全部结清，但根据何邓与张勇、吴华军、李加芳的代表黎利军的通话录音，何邓出具8万元收据后黎利军并未支付现金，结合双方之前支付钢材款均通过银行转账的交易习惯，根据民事证据的高度盖然性原则，可以认定张勇、吴华军、李加芳尚欠何邓、饶江兵8万元钢材尾款未支付，张勇主张该笔8万元货款已支付、双方钢材款已全部结清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焦点三、张勇、吴华军、李加芳是否违约及本案违约金约定是否过高的问题。张勇、吴华军、李加芳下欠何邓、饶江兵8万元钢材尾款未付，构成违约，根据双方《钢材购销合同》约定应当计算违约金，但按月息三分计算违约损失明显过高，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三十条“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之规定，故本院酌定违约金计算标准以月息2%较为适宜，张勇、吴华军、李加芳应当以本金8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17日起按月息2%向何邓、饶江兵支付违约金。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湖北省黄梅县人民法院（2020）鄂1127民初43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解除张勇、吴华军、李加芳与何邓、饶江兵于2018年5月5日共同签订的《钢材购销合同》；二、撤销湖北省黄梅县人民法院（2020）鄂1127民初43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及第五项，即：张勇、吴华军、李加芳于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支付何邓、饶江兵货款共计38万元，同时按月利率1.8％的标准，从2018年12月20日起至清偿之日止计付利息；张勇、吴华军、李加芳于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支付何邓、饶江兵逾期付款（涉及280万共6笔）的利息共计155070元；张勇、吴华军、李加芳于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支付何邓、饶江兵保全申请费5000元；驳回何邓、饶江兵其他诉讼请求。三、张勇、吴华军、李加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共同向何邓、饶江兵支付货款8万元及违约金（以本金8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17日起按月息2%计算至付清之日止）；四、驳回何邓、饶江兵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705元（减半收取），保全费5000元，合计10705元，由何邓、饶江兵负担9580元，由张勇、吴华军、李加芳负担112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2100元，由何邓、饶江兵负担10828元，张勇、吴华军、李加芳负担1272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樊军审判员  张敏审判员  骆骥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五日法官助理李栋书记员刘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