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06民撤1号原告：肖某1，女，1949年5月13日出生，汉族，居民身份证住址武汉市武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兵喜，武汉市武昌区水果湖街道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松，武汉市武昌区振兴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刘某1，女，1947年6月14日出生，汉族，居民身份证住址湖北省宜昌市伍家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晓香，武汉市武昌区楚天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勇，武汉市武昌区楚天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被告：鄂某1，男，1968年4月5日出生，汉族，居民身份证住址湖北省宜昌市伍家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晓香，武汉市武昌区楚天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勇，武汉市武昌区楚天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被告：鄂某2，女，1970年2月5日出生，汉族，居民身份证住址湖北省宜昌市伍家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晓香，武汉市武昌区楚天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勇，武汉市武昌区楚天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被告：鄂某3，男，1972年4月23日出生，汉族，居民身份证住址湖北省宜昌市伍家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晓香，武汉市武昌区楚天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勇，武汉市武昌区楚天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被告：鄂某4，女，1959年4月2日出生，汉族，居民身份证住址武汉市武昌区。原告肖某1与被告刘某1、鄂某1、鄂某2、鄂某3、鄂某4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9）鄂0106民初19649号民事调解书，向本院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6月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肖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兵喜、陈松，被告刘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晓香、刘勇、被告鄂某1、鄂某2、鄂某3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晓香、刘勇，被告鄂某4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肖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撤销五被告在武昌区法院达成的（2019）鄂0106民初19649号民事调解书；2、依法确认原告与被告刘某1在2017年8月16日签订的协议书有效，原告享有坐落于武昌区富贵里附23号房屋的拆迁权益，原告支付被告刘某182570元房屋补偿费；3、本案受理费由五被告共同承担。事实与理由：坐落于武昌区富贵里附23号房屋是原告养父养母夫妻共同财产。养父胡某2与养母张某1一生未生育子女，1956年收养原告，收养的名字叫胡桂芳。1986年9月6日张某1死亡，其生养死葬由原告一人完成和承担。1988年胡某2以雇请保姆的形式与刘某2同居生活，刘某2自称无儿无女，同居后未生育子女。1992年6月27日胡某2死亡，其生养死葬由原告一人完成和承担。1993年1月3日刘某2死亡。2015年上述房屋进入拆迁状态，2017年8月16日，原、被告在武昌区房地公司房屋拆迁事务所工作人员的主持下，达成产权分割说明的协议，双方明确约定上述房屋由原告享有100%产权，由原告支付被告82570元作为补偿。事后被告为达到独吞原告养父养母遗产的目的，故意隐瞒案件的真实真相，于2019年12月2日骗取了（2019）鄂0106民初19649号民事调解书。该民事调解书已严重损害了原告合法继承财产的权利，故提起诉讼，请求支持原告的上述诉请。原告肖某1为支持其诉讼请求，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原告身份证，拟证明原告主体身份情况；证据二、积玉桥街新河社区居民委员会2019年12月12日证明，武汉江南实业集团人力资源部2019年12月16日情况说明，及2010年1月4日原告肖某1向新河社区报告一份，拟证明肖某1与被继承人胡某2、张某1夫妻系养父母子女关系。证据三、武汉市石门峰纪念公园有限公司2019年12月20日骨灰安葬证明和墓碑文，拟证明原告肖某1和被继承人胡某2系养父女关系。证据四、2017年8月7日和2017年8月14日，积玉桥派出所出具的关于被继承人张某1和胡某2夫妻二人户籍注销卡2份，及胡某2死亡时肖某1为其办理丧事的相关费用凭证3份和证明2份，拟证明原告养父胡某2于1992年6月27日死亡和养母张某11986年9月6日死亡的事实，原告为胡某2养老送终。证据五、1983年8月6日建房许可证和土地完税证（1990年5月23日换发）和相应的交纳土地税收据，及建房设计图纸和建房投资用料清单，拟证明坐落于武昌区富贵里附23号房屋，系原告肖某1以被继承胡某2的名义办理建房许可证，及投资修建并扩大约3平方米。证据六、2009年8月3日原告肖某1向武昌区房地局对该房屋修建报告和2010年1月5日武昌区房地局向武汉市黄鹤公证处出具公证房屋产权联系单，拟证明原告肖某1和被继承人胡某2、张某1系养父母子女关系（并有三位邻居及新河社区的证词），原告对该房屋再次投资修房，原告是该房唯一继承人的事实。证据七、2015年3月6日原告与武昌区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签订的房屋征收产权调换协议书一组，拟证明原告是该房屋唯一继承人，武昌区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明确认定原告肖某1是该房屋唯一被征收人。证据八、原告肖某1和被告刘某1签订诉争房屋产权分割说明和诉争房屋分割协议各一份，拟证明原告是诉争房屋的合法继承人，被告刘某1的丈夫鄂某5与胡某2未形成继父子关系的客观事实。2017年8月16日双方签订的产权分割协议说明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是合法有效的，是原告全部继承诉争房屋的合法依据，也是原告诉请二的根本依据。两份协议均显示原告是诉争房屋的当然继承人，并且原告是享有几乎全部继承权的继承人。被告刘某1是充分知晓的，但刘某1却于2019年12月2日在中华路法庭故意隐瞒两份协议，欺骗法庭进行虚假诉讼，骗取（2019）鄂0106民初19649号民事调解书，故意剥夺原告的合法继承权，也是原告诉请一的根本性依据，同时是原告主张追究刘某1虚假诉讼的依据。证据九、武昌区法院（2019）鄂0106民初19649号民事调解书，拟证明该调解书遗漏主体。证据十、武昌区法院（2019）鄂0106财保1767号民事裁定书、保全费票据，拟证明原告支出保全费用，该费用应该由被告承担。证据十一、1964年12月15日检举材料（P6），拟证明张某1成分不好，有个养某叫肖某1。证据十二、户口本，拟证明张某1去世时，肖某1当时是新河街办事处的司法干事，回避了张某1死亡的事。证据十三、证人胡某1（系武昌区房屋拆迁公司的工作人员）出庭作证，拟证明2017年8月肖某1与刘某1在武昌热电厂拆迁办公室写的产权分割说明，是我写的，我根据他们的意愿写的这份产权分割说明，双方都在上面签了字。当时刘某1和她的儿子，肖某1和她的姑娘、女婿在场。我当时在下面摸底时，听街坊和肖某1说，肖某1是胡某2的养某。刘某1清楚肖某1是胡某2养某。产权分割说明只是个意向，最终以公证为主。证据十四、证人杨某（系胡某2家街坊）出庭作证，我婆婆是居委会委员，与胡某2家对着，与肖某1的养父母是45年的老街坊。我婆婆了解他们家的情况，我听我婆婆说的。我1976年3月8日嫁过来的，我认得肖某1是她从新疆回来后。之前都是听我婆婆说的。张某1死亡后，胡某2后找到了一个叫刘某2的。胡某2、刘某2一起生活，肖某1平时来照料他们，没有其他人一起生活。胡某2后事是肖某1安排的。被告刘某1、鄂某1、鄂某2、鄂某3辩称，1、原告肖某1自称系被继承人胡某2的养某，要求依法继承胡某2的遗产，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依答辩人申请，法院调取的原告档案资料记载，原告并非被继承人胡某2有抚养关系的养某，也并非被继承人胡某2遗产的法定继承人。2、请求驳回原告第一项诉讼请求。（1986）武区民初字第01107号民事案件的证据资料有明确记载，原告并非胡某2有抚养关系的养某，并不具备行使撤销权的主体资格。3、2017年8月16日，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协议属于重大误解，并且该协议并未履行，因此该协议属于无效协议。被告刘某1、鄂某1、鄂某2、鄂某3为支持其主张，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被告身份证，拟证明被告身份信息；证据二、（2018）鄂仙桃证内字第1417号公证书，拟证明被告鄂某5夫妻关系的事实。证据三、民事调解书，拟证明鄂某5系刘某2儿子，鄂某4系刘某2养某的事实。证据四、结婚登记申请书，拟证明刘某2与胡某2于××××年××月××日登记结婚的事实。证据五、居民修建私房许可证、房屋产权联系单，拟证明武昌区富贵里附23号房屋登记人为胡某2的事实。证据六、死亡证明，拟证明胡某21992年6月27日死亡的事实。证据七、死亡证明二份，拟证明刘某21993年1月3日死亡的事实，鄂某52012年12月27日死亡的事实。证据八、（1986）年武区民初字第01107号案件证据三份，拟证明胡某2无儿无女的事实。证据九、使用土地完税证，拟证明胡某2死亡后，武昌区富贵里附23号房屋系刘某2儿子鄂某5居住并交纳税款的事实。证据十、（2018）鄂宜昌三峡证字第5号公证书及证明，拟证明刘某1与胡某2、刘某2、鄂某5、鄂某1、鄂某2、鄂某3亲属关系的事实。证据十一、（2019）鄂宜昌三峡证字第3595号公证书，拟证明鄂某1放弃继承鄂某5财产的事实。证据十二、（2019）鄂宜昌三峡证字第3857号公证书，拟证明鄂某3放弃继承鄂某5财产的事实。证据十三、（2019）鄂宜昌三峡证字第12785号公证书，拟证明鄂某2放弃继承鄂某5财产的事实。证据十四、鄂某4放弃继承声明，拟证明鄂某4放弃继承养母刘某2财产的事实。证据十五、原告档案资料，拟证明原告七岁父母双亡，由舅父肖某2、舅母游啟兰抚养长大，并非胡某2养某的事实。证据十六，被告户口本三份，拟证明被告家庭成员及亲属关系的事实。被告鄂某4辩称，我对他们之间的关系我不清楚。我不认得肖某1，我也不认得胡某2，我母亲刘某2后来与胡某2结婚，我已经出嫁了，我对这些事都不清楚。请求法院依法判决。被告鄂某4未提交证据。本院依据被告刘某1的申请，调取以下证据：武昌区委组织部肖某1人事档案、（1986）武区民初字第01107号卷宗。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对各方无异议的证据的证明效力予以确认，对其他有争议的证据的证明效力综合当事人陈述和其他有效证据予以评判。经审理查明，胡某2（居民身份号码）与前妻张某1（1926年4月3日出生）未生育子女。张某1于1986年9月6日因死亡注销户口。1983年8月，胡某2取得居民修建私房许可证，地址为临江大道248号（新号富贵里付23号）。《公证房屋产权联系单》上载明：房屋坐落武昌区富贵里附23号，棚9.57平方米，砖木10.46平方米，产权所有人胡某2。××××年××月××日，胡某2与刘某2（××××年××月出生）登记结婚，二人均系再婚，婚后未共同生育子女。1992年6月27日胡某2因死亡注销户口，1992年6月28日安葬于武汉市石门峰公墓，主办人肖某1。在胡某2的碑文上，载有“慈父胡某21914.12.2—1992.6.27孝女肖某1（胡桂芳）敬立”字样。1993年1月3日刘某2因死亡注销户口。查明，刘某2与鄂某6（1919年出生）于××××年结婚，鄂某5（公民身份号码）系刘某2与前夫所生之子，随二人共同生活，二人婚后未生育子女，共同收养一女鄂某4。1987年本院作出（86）民字第735号民事调解书，调解准许刘某2与鄂某6离婚。2012年12月27日鄂某5死亡。鄂某5与妻子刘某1共生育三子女，分别为鄂某1、鄂某2、鄂某3。2017年8月16日，肖某1、刘某1在武昌区房地公司房屋拆迁事务所工作人员的主持下，达成“关于富贵里付20号产权分割说明”，载明：“兹有富贵里付20号产权人胡某2（已故）建筑面积23.03平方米，现由肖某1和鄂某5的配偶共同继承。经双方协商，肖某1占总份额62.5%，刘某1占总份额37.5%，折合人民币82510元。现肖某1提出，将刘某1所占份额的37.5%，折合人民币82510元将其买断，现刘某1自愿放弃37.5%的继承权，肖某1占100%完全产权。协议人：肖某1刘某12017.8.16”。2019年6月5日、2019年6月15日，鄂某1、鄂某3分别出具内容相同的《放弃继承权声明书》，载明：鄂某1（鄂某3）的父亲鄂某5于2012年12月27日在宜昌市死亡。鄂某5的继父胡某2于1992年6月27日因死亡注销户籍，鄂某5的生母刘某2于1993年1月3日因死亡注销户籍，胡全学、刘兰英生前在武汉市武昌区富贵里附23号有一套房屋，已经拆迁。父亲鄂某5对胡某2、刘某2上述房屋的继承权益是父亲鄂某5的遗产。父亲鄂某5生前无遗嘱，也未与他人签订过遗赠扶养协议，无夫妻财产约定，也无债务。父亲鄂某5与母亲刘某1共有三个子女，即鄂某1、鄂某2、鄂某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规定，我鄂某1（鄂某3）是父亲上述武昌房屋权益遗产的合法继承人，经过慎重考虑，现我声明如下：我自愿放弃继承父亲鄂某5上述武昌房屋权益遗产的权利，绝不反悔。如隐瞒、遗漏其他继承人，因此侵权他人合法权益，我愿承担一切责任。2019年6月5日、2019年6月17日，湖北省宜昌市三峡公证处出具（2019）鄂宜昌三峡证字第3595号、（2019）鄂宜昌三峡证字第3857号公证书，对鄂某1、鄂某3出具的《放弃继承权声明书》予以公证。2019年8月20日，鄂某2出具《放弃继承权声明书》，载明：（前述内容同鄂某1、鄂某3出具的放弃继承权声明书），我鄂某2是胡某2、刘某2的合法继承人之一，对胡某2、刘某2所遗留的上述财产份额享有继承权，现我经过慎重考虑，声明如下：我自愿放弃上述遗产中属于我应继承的份额，以后有关上述遗产的权利、义务均与我无涉，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我愿意承担，永不反悔。2019年9月3日湖北省武汉市黄鹤公证处出具（2019）鄂黄鹤内证字第12785号公证书，对鄂某2出具的《放弃继承权声明书》予以公证。2019年10月22日，鄂某4出具《声明》，载明：本人系刘某2与鄂某6养某，刘某2与鄂某6于1987年协议离婚，1988年养母刘某2与胡某2再婚，婚后养母刘兰英与胡全学在武汉市武昌区富贵里附23号居住，养母刘某2于1993年1月3日死亡，其配偶胡某21992年6月27日死亡，现本人郑重声明放弃养母刘某2财产继承权。2019年11月19日，武昌区房地产公司房屋拆迁事务所出具证明一份，载明：兹有武昌区富贵里附23号房屋属武昌热电厂宿舍片房屋征收红线范围，该房产权人为胡某2，建筑面积20.03平方米，现该房屋已拆除。2019年11月，刘某1、鄂某1、鄂某2、鄂某3以继承纠纷为由，向本院起诉鄂某4，要求确认坐落于武昌区富贵里附23号房屋的拆迁利益归原告刘某1所有。该案在审理过程中，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协议，本院于2019年12月2日作出（2019）鄂0106民初19649号民事调解书，确认：“一、坐落于武昌区富贵里附23号房屋的拆迁利益由原告刘某1继承享有。二、原告鄂某1、鄂某2、鄂某3与被告鄂某4对坐落于武昌区富贵里附23号房屋的拆迁利益不再主张任何权利。三、原告刘某1领取拆迁款10日内向被告鄂某4支付补偿款15000元。”。2019年12月18日，原告肖某1向本院提出诉前财产保全，本院依法作出（2019）鄂0106财保1767号民事裁定书，查封刘某1享有的坐落于武昌区富贵里附23号房屋拆迁利益100万元。肖某1垫付保全费5000元。现原告肖某1认为该民事调解书严重损害了其合法继承财产的权利，故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如所请。另查明，武昌区委组织部肖某1《干部档案》显示：肖某1于1965年由武汉市纺织子弟中学毕业到新疆支边，1982年3月在武汉市武昌区新河街办事处任干事；在其“武汉市纺织子弟中学学生情况记录表”上“家庭主要成员”一栏填有：舅父肖某2、舅母游啟兰，祖母王秀英；在其1965年6月个人履历表上“父母或抚养人情况”一栏填有：“舅父肖某2、舅母游啟兰”，“其他亲属和主要社会关系情况”一栏填有：“祖母王秀英、舅父肖某3”，“评语”一栏填有：“该生父母去世很早，靠舅父养大，家庭温暖和教育不够，家务较重…”，并加盖有“武汉市纺织子弟中学”公章；在其“武汉市青年参加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建设报名登记表”上“家庭人员及经济情况”一栏填有：舅父肖某2、舅母游啟兰、外祖母王秀英及弟弟妹妹。肖某1本人书写的《自传》中写到：父亲因病死的很早，母亲在我7岁那年去世了，从此以后我就靠舅父、舅母的工资来养活我，供养我读书以及其他的生活费。现在我家庭中的主要成员是外祖母王秀英、舅父肖某2、舅母游啟兰，还有舅父的三个孩子，家庭一共7口人。本院（1986）武区民初字第01107号卷宗材料显示：1986年8月6日因与邻居祝腊生家发生纠纷，张某1服毒自杀，1986年8月23日胡某2以要求祝腊生损害赔偿为由向本院提起诉讼，胡某2委托其干女儿黄引娣、侄女张某2为诉讼代理人。卷宗材料中，邻居街坊的证人证言、武汉市武昌区新河街司法办公室、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政府新河街华康里居民委员会的调查、调解报告，均多次提到胡某2、张某1无儿无女，是孤老的情况。庭审中，刘某1陈述，产权分割说明的协议只有一份，我手上没有。我当时是认可了分割说明，我们拿到这个东西，就到公证处去，肖某1手上没有材料，一样没有办，我把我的材料带去了。公证的说名字对不上，公证处调过档案，说肖某1不是养某，不给我们办。当时我没有分割说明，所以没有向法院谈这个事情。后来，就把鄂某4扯出来了，才打的这个官司。胡某2死亡的事情，没有告知我们，我们没有参加。肖某1陈述，1956年7岁时被胡某2、张某1收养，1965年毕业即支边到新疆，1982年返程回汉工作。我平时经常照料胡某2，胡某2的后事，由我安排处理，五被告均未参与和处理。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前两款规定的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经审理，诉讼请求成立的，应当改变或者撤销原判决、裁定、调解书；诉讼请求不成立的，驳回诉讼请求。”的规定，本案为第三人可撤销之诉。本案的审理焦点为：一、原告肖某1与胡某2、张某1之间是否存在收养关系；二、本院（2019）鄂0106民初19649号民事调解书的内容是否存在错误，是否侵犯了原告的民事权益，原告对于胡某2的遗产是否享有继承权。一、原告肖某1与胡某2、张某1之间是否存在收养关系的问题：收养是指自然人按照法律规定，领养他人的子女为自己的子女，在本无自然血亲关系的收养人与被收养人之间形成拟制血亲的养父母子女关系的民事法律行为。养父母子女关系是通过收养法律行为在收养人与被收养人之间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于1991年12月29日颁布，1992年4月1日起施行，后在1998年11月4日被修正，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自1999年4月1日起施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学习、宣传、贯彻执行的通知》第二条“收养法施行后，各级人民法院必须严格执行。收养法施行后发生的收养关系，审理时适用收养法。收养法施行前受理，施行时尚未审结的收养案件，或者收养法施行前发生的收养关系，收养法施行后当事人诉请确认收养关系的，审理时应适用当时的有关规定；当时没有规定的，可比照收养法处理。对于收养法施行前成立的收养关系，收养法施行后当事人诉请解除收养关系的，应适用收养法。”、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在收养法施行前对收养问题所作的规定、解释，凡与收养法相抵触的，今后不再适用。”的规定，当时并没有法律法规对收养的条件作出专门的规定，但在1984年8月30日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对于收养问题作出规定，该司法解释第28条规定“亲友、群众公认，或有关组织证明确以养父母与养子女关系长期共同生活的，虽未办理合法手续，也应按收养关系对待。”。2019年7月20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废止部分司法解释（第十三批）的决定》，已将上述《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废止（原因：社会形势发生变化，不再适用）。本案的收养行为发生于1956年，当时尚未有对收养关系进行规范的法律法规。故本案应比照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的规定进行裁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第十五条“收养应当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收养关系自登记之日起成立。收养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儿童的，办理登记的民政部门应当在登记前予以公告。收养关系当事人愿意订立收养协议的，可以订立收养协议。收养关系当事人各方或者一方要求办理收养公证的，应当办理收养公证。”的规定，原告肖某1与胡某2、张某1之间并未进行收养登记。肖某1自述于1956年被胡某2、张某1收养，1965年从武汉市纺织子弟中学毕业后就支边到新疆，1982年返程回汉工作。档案为个人资料的客观反映，由个人填写相关部门审核，对于像父母、子女等主要家庭成员关系个人最为熟悉重要的信息，个人填写时一般不会出现遗漏、错误。从肖某1的档案资料看，未记载过胡某2、张某1的任何信息，记载七岁父母双亡，由舅父肖某2、舅母游啟兰抚养长大。从本院（1986）武区民初字第01107号卷宗材料来看，也多次提到胡某2、张某1无儿无女，是孤老的情况，在处理张某1服毒自杀之后的事情上，未记载有肖某1的任何信息。上述证据的证明力大于证人证言的证明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原告肖某1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胡某2、张某1之间的收养关系，应由其自行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故原告肖某1与胡某2、张某1的收养关系不能成立。二、本院（2019）鄂0106民初19649号民事调解书的内容是否存在错误，是否侵犯了原告的民事权益，原告对于胡某2的遗产是否享有继承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本法所说的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本法所说的父母，包括生父母、养父母和有扶养关系的继父母。本法所说的兄弟姐妹，包括同父母的兄弟姐妹、同父异母或者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养兄弟姐妹、有扶养关系的继兄弟姐妹。”、第五条“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的规定，原告肖某1不属于此范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四条“对继承人以外的依靠被继承人扶养的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人，或者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可以分配给他们适当的遗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31．“依继承法第十四条规定可以分给适当遗产的人，分给他们遗产时，按具体情况可多于或少于继承人。”、32．“依继承法第十四条规定可以分给适当遗产的人，在其依法取得被继承人遗产的权利受到侵犯时，本人有权以独立的诉讼主体的资格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在遗产分割时，明知而未提出请求的，一般不予受理；不知而未提出请求，在二年以内起诉的，应予受理。”的规定，本院审查证据后认为，现有证据虽不能认定原告肖某1是胡某2的养某，但通过证人证言及原、被告的陈述，可以确认被告刘某1、鄂某1、鄂某2、鄂某3、鄂某4未与胡某2共同生活，并较少与胡某2来往，肖某1平时照料胡某2较多，且对于被继承人胡某2的后事，五被告均未参与和处理，由肖某1安排处理，本院依法确认肖某1对胡某2扶养较多，可以分配给肖某1适当的遗产，酌情分得遗产的30%份额。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条“对第三人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内容的请求，人民法院经审理，按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请求成立且确认其民事权利的主张全部或部分成立的，改变原判决、裁定、调解书内容的错误部分；（二）请求成立，但确认其全部或部分民事权利的主张不成立，或者未提出确认其民事权利请求的，撤销原判决、裁定、调解书内容的错误部分；（三）请求不成立的，驳回诉讼请求。对前款规定裁判不服的，当事人可以上诉。原判决、裁定、调解书的内容未改变或者未撤销的部分继续有效。”的规定，原告肖某1未能参与本院（2019）鄂0106民初19649号民事案件的审理，并不能归责与其本人，该调解书载明的协议内容第一项“坐落于武昌区富贵里附23号房屋的拆迁利益由原告刘某1继承享有”损害了原告肖某1的合法民事权益，原告要求撤销，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该调解内容第二、三项并未损害原告肖某1的合法权益，是刘某1、鄂某1、鄂某2、鄂某3、鄂某4对自己权益的处分，不违反法律规定，该部分内容继续有效。原告肖某1要求确认原告与被告刘某1在2017年8月16日签订的协议书有效，因肖某1与刘某1签订的《关于富贵里付20号产权分割说明》侵犯了其他继承人的合法权益，该协议书无效。故对原告肖某1要求撤销五被告在武昌区法院达成的（2019）鄂0106民初19649号民事调解书，确认原告与被告刘某1在2017年8月16日签订的协议书有效，原告享有坐落于武昌区富贵里附23号房屋的拆迁权益，原告支付被告刘某182570元房屋补偿费的诉讼请求，予以部分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第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1条、第3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三百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被告刘某1、鄂某1、鄂某2、鄂某3、鄂某4在武昌区人民法院达成的（2019）鄂0106民初19649号民事调解书第一项，即坐落于武昌区富贵里附23号房屋的拆迁利益由原告刘某1继承享有；二、原告肖某1对坐落于武汉市武昌区富贵里附23号房屋的拆迁权益享有30%的份额；三、被告刘某1对坐落于武汉市武昌区富贵里附23号房屋的拆迁权益享有70%的份额；四、驳回原告肖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7309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2309元，由原告肖某1负担3693元，被告刘某1负担8616元（该款项已由原告肖某1垫付，被告刘某1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肖某1）。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调解书，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审 判 长  李红鹰人民陪审员  魏 恺人民陪审员  彭 红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邱一恒书记员邱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