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京02民终878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任某1，女，1946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北京红狮涂料公司退休职工，住北京市朝阳区。上诉人（原审原告）：任某2，男，1951年5月14日出生，汉族，槐房村退休职工，住北京市丰台区。上诉人（原审原告）：任某3，男，1954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南苑人民公社槐房大队第九生产队退休职工，住北京市丰台区。上诉人（原审原告）：任某4，男，1958年2月2日出生，汉族，槐房村退休职工，住北京市丰台区。上述四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贾志恒，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任某5，男，1974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丰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威，北京市致知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任某6，男，1948年11月4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丰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威，北京市致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任某1、任某2、任某3、任某4因与被上诉人任某5以及原审第三人任某6遗嘱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6民初16860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任某1、任某2、任某3、任某4上诉请求：撤销一审裁定，依法改判支持我方一审诉讼请求；诉讼费用由任某5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裁定适用法律错误。我国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中规定的构成重复起诉的情形包括：1.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2.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3.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本案前诉生效判决中对是否符合录音遗嘱的有效要件并未进行认定和说明，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做出的京检民监（2020）1100000010号不予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中明确了该主张超出了原审范围，说明前诉中一审法院对我方诉讼请求并未进行审理。故我方提起的本案诉讼依法不构成重复起诉。任某5辩称，同意一审裁定，不同意任某1、任某2、任某3、任某4的上诉请求。任某6述称，同意一审裁定。任某1、任某2、任某3、任某4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认定被继承人王淑兰于2016年12月22日所做的遗嘱为合法有效的录音遗嘱；2.诉讼费用由任某5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3月3日，任某5将任某1、任某6、任某2、任某3、任某4诉至一审法院，请求：位于北京市丰台区南苑槐房北路德鑫嘉园二号院32号楼2单元402号（以下简称402号）房屋归任某5使用。该案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任某5提交一份时间为2016年5月17日的遗嘱，载明：立遗嘱人王淑兰，我今年94岁，在立遗嘱时精神清醒，没有其他人胁迫我，我自愿定立本遗嘱。由于年事已高，我不会写字，由邵杰代我起草本遗嘱，由北京市假肢矫形技术中心邵杰、张振国进行见证。遗嘱内容如下：将我位于北京市丰台区南苑槐房北路德鑫嘉园二号院32号楼2门402室的房产一栋由大孙子任某5继承，与其他人无关。下方有立遗嘱人王淑兰、代书人邵杰、见证人张振国签名及摁手印。在本案审理过程中，邵杰、张振国作为证人出庭作证，称系邵杰代书遗嘱，邵杰与张振国见证遗嘱过程，并由王淑兰签名及摁手印。另有录像光盘予以佐证。任某6对上述遗嘱真实性无异议，任某1、任某2、任某3、任某4对上述遗嘱真实性不认可，称上述内容并非母亲的真实意愿，母亲不会写字只是描了一遍名字，手印也是被按着摁的。任某1提交一份王淑兰于2016年12月22日所立代书遗嘱，载明：立遗嘱人王淑兰，见证人朱某、孙某，由于本人年事已高，为防止膝下子女因房产继承等发生纠纷，促进家庭关系和谐，因此，在本人头脑清醒，精神状态良好的情况下，特立此遗嘱。为保证本遗嘱的合法，真实，有效，特聘请朱某、孙某为见证人，见证人现场见证本人在立遗嘱时，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头脑清醒，精神状态良好，保证本遗嘱为本人真实意思的表示，是在完全自由，自愿的情况下订立的。一、本遗嘱处理的房产范围：北京市丰台区槐房北路德鑫家园32号楼2单元402室。二、立遗嘱人对本遗嘱所处理房产的处理意见：本人名下的上述第一条款所示的房产由本人五位子女：任某1，任某6，任某2，任某3，任某4，平均分配，共同继承。扣除本人在世时各项生活及医疗等费用后，五位子女平均分割本人离世后所继承房产的租赁、出售或其他所得的所有房产收益和权益。……四、其他由于历史遗留问题，长子任某6及其子女晚辈等，对本人名下的拆迁补偿钱款，无权享受，不得做任何主张争夺。在立本遗嘱之前，由本人所立的其他任何遗嘱，均作废无效。本遗嘱为最终合法有效的遗嘱。立嘱现场，同时做手机视频录制和录音，具有同等依据证实效力。由于本人不会书写，特指定见证人朱某、孙某打印本遗嘱内容后并大声朗读复述，本人核对无误，确为本人真实意志体现，特此摁下本人手印，以示生效；本遗嘱经本人按手印后并就具有法律效力，本遗嘱一式六份，立遗嘱现场在场的子女及见证人各一份，具有同等效力。下方立遗嘱人处摁手印无签名，见证人朱某、孙某签名及日期2016年12月22日。地点：北京市丰台区槐房北路德鑫家园32号楼2单元402室。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证人朱某、孙某出庭作证，称其系任某2的女儿任立炜让其作见证，其于2016年的冬天晚上到王淑兰家协助王淑兰进行家庭房产遗嘱的见证；两人确认上述遗嘱系任立炜当时将有空白内容的遗嘱打印件交予二人，两人对王淑兰宣读，并由朱某填写内容，并分别有朱某、孙某签名及王淑兰摁手印。任某1提供的录像显示：朱某、孙某在现场对被继承人王淑兰复述上述遗嘱内容，王淑兰进行确认，其后摁手印；在录像中的最后显示有王淑兰子女在现场，王淑兰称在其百年后把房子卖了让大伙儿分。一审法院于2018年5月29日作出（2017）京0106民初8177号民事判决书，载明：“本院认为：本案诉争财产系王淑兰所签的针对二合庄3-1号的腾退安置补偿协议书中安置王淑兰的402号房屋。依据现有证据来看，被拆迁的二合庄3-1号房已由王淑兰与任某6等人通过分家单形式析产完毕，结合各方当事人的意见仅在本案中处理安置的402号房屋。402号房屋系王淑兰的个人财产，其后王淑兰去世，本案的争议焦点系王淑兰的两份遗嘱的效力问题。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其中第一份系2016年5月17日的代书遗嘱，首先，从遗嘱形式上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本案中该份遗嘱为代书遗嘱，代书人、见证人、落款日期及签名情况均符合上述法律规定，且见证人与继承人亦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涉诉遗嘱形式合法。其次，从遗嘱内容上看，诉争房屋系王淑兰所得安置住房，虽然被继承人王淑兰去世时该房屋尚未办理产权登记手续，但因该房屋系回迁安置住房且已交付实际居住使用，故涉诉遗嘱内容上亦不违反法律规定。且有证人证言及录像资料佐证上述内容，故上述遗嘱应为合法有效。关于第二份时间为2016年12月22日的代书遗嘱，从形式上看，虽没有立遗嘱人王淑兰的签字，但在录像中有王淑兰摁手印的过程，且立遗嘱人较为年长，缺乏书写能力；另代书遗嘱内容虽系打印件，但有见证人朱某、孙某向立遗嘱人王淑兰复述遗嘱内容，并向其确认上述内容，且录像资料中显示王淑兰立遗嘱时意识清晰，表情自然，语言流畅，在其子女在场时明确表达了其死亡后房屋由大家共享的意思表示；从内容上看，王淑兰确认402号房屋由五位子女平均分配、共同继承，且确认之前的遗嘱作废；综上，本院可确认立遗嘱人生前以订立遗嘱的方式对其应享有的相关财产权益所作处分，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亦未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涉诉遗嘱应为合法有效。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条规定，遗嘱人可以撤销、变更自己所立的遗嘱。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故本院依据上述第二份遗嘱内容处理402号房屋。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第十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北京市丰台区德鑫嘉园二号院32号楼2单元402号房屋一套由任某1、任某6、任某2、任某3、任某4按份共有，各享有五分之一份额，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二、驳回任某5的诉讼请求。”上述判决作出后，任某5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18日作出（2018）京02民终7317号民事判决书，载明：“本院认为：本案中双方争议的主要焦点问题是原判对于涉案房屋的遗嘱继承问题所作处理是否适当及上诉人任某5的上诉请求应否支持。针对本案中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分别论述如下：第一，原判对于涉案房屋的遗嘱继承问题所作处理是否适当。我国法律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本案中，依据现有查明的证据可以认定诉争房屋为王淑兰的个人财产，此节一审法院根据房屋来源及法律规定，定性正确。关于王淑兰的两份遗嘱效力问题的认定一节，虽然双方均主张应按照各自提交的遗嘱进行继承，对于此节本院分析如下：本案中任某5一方所提交王淑兰的遗嘱，从形式上看该份遗嘱为代书遗嘱，代书人、见证人、落款日期及签名情况均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且见证人与继承人亦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涉诉的该份遗嘱形式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及司法解释对遗嘱形式要件有明确的规定，不符合形式要件的遗嘱无效。打印遗嘱是由被继承人以外的人制作的，应当符合法律规定的代书遗嘱形式要件。需要说明的是：打印遗嘱是在电脑日益普及下出现的新的遗嘱形式，除非当事人提交证据证明遗嘱的内容确系遗嘱人亲自操作电脑、打印机等工具输入打印形成且能够排除合理怀疑，同时符合自书遗嘱的其他形式要件的，才可认定该遗嘱有效。但对于由遗嘱人之外的他人按照遗嘱人的意思，代为操作电脑、打印机等工具输入并打印形成的遗嘱，如果该打印遗嘱符合代书遗嘱的全部形式要件，可以认定有效。本案中，任某1一方提交王淑兰的遗嘱系打印件，该第二份遗嘱，从庭审中可知，见证人确认上述遗嘱系案外人任立炜当时将遗嘱打印件交予见证人并由见证人宣读的情节，而该节并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代书遗嘱形式要件，故一审法院认定此份代书遗嘱有效，认定及处理均不当，应予更正。第二，上诉人任某5的上诉请求应否支持。依据继承法的规定及相关的司法解释，已经规定了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从上述所述可知，第二份遗嘱不符合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不应认定为有效。一审法院对此节认定不当，上诉人任某5的上诉请求符合相应的法律规定。综上所述，任某5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应予更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6民初8177号民事判决。二、北京市丰台区德鑫嘉园二号院32号楼2单元402号房屋由任某5继承。一审案件受理费11800元，由任某1、任某6、任某2、任某3、任某4各负担236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11800元，由任某1、任某6、任某2、任某3、任某4各负担236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后任某1、任某2、任某3、任某4不服二审判决，申请再审，称二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没有查明案件事实，适用法律错误，没有适用有关录音遗嘱的相应法律规定，应予以改判。2019年5月27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京民申48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任某1、任某2、任某3、任某4的再审申请。另查，任某1、任某2、任某3、任某4因不服二审判决，向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申请监督，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提请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抗诉，经审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于2020年3月30日作出京检民监[2020]110XXXXXXXX号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认为该案不符合监督条件，理由如下：二审判决对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的遗嘱认定无效，并无不当。任某1、任某2、任某3、任某4主张案涉第二份遗嘱为录音遗嘱，但该主张与其原审中关于代书遗嘱的主张不一，超出原审范围，亦不属于本案检查监督的审查范围。综上，决定不支持任某1、任某2、任某3、任某4的监督申请。本案庭审查明的事实与前述案件一、二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案庭审中，任某1、任某2、任某3、任某4称案涉遗嘱为录音遗嘱，符合法定形式要件，有两个见证人在场见证，应为有效。任某5和任某6对此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1.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2.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3.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的裁判结果。本案中：1.本案与本院审理的（2017）京0106民初8177号案件（下称前诉案件）中，任某1、任某2、任某3、任某4与任某5、任某6均系当事人；2.本案与前诉案件诉讼标的均相同；3.虽然任某1、任某2、任某3、任某4本案诉讼请求与前诉案件不同，但在（2018）京02民终7317号民事案件中，已经确定任某5提交的遗嘱有效，并据此判决案涉房屋由任某5继承，现任某1、任某2、任某3、任某4再次起诉要求确认录音遗嘱有效，属于后诉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的情形，构成一事不再理。综上，裁定：驳回任某1、任某2、任某3、任某4的起诉。本院认为，根据已查明的事实，本案中任某1、任某2、任某3和任某4要求确认合法有效的录音遗嘱，在前诉中其已作为证据向法院提供。前诉案件的生效判决已对双方提交的遗嘱进行过认定并根据认定结果判决案涉房屋由任某5继承。结合其起诉的内容和在案证据可知，任某1、任某2、任某3和任某4本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故任某1、任某2、任某3和任某4提起本案诉讼与前诉构成重复起诉。一审法院裁定驳回任某1、任某2、任某3和任某4的起诉，并无不当。综上，任某1、任某2、任某3、任某4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王艳芳审 判 员 李蔚林审 判 员 王 元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姬 雷书 记 员 梁 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