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浙01民申240号 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杭州能达洲海运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体育场路10-12号裕达大厦三层。 法定代表人：徐丽萍。 委托诉讼代理人：盛震超,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连方。 被申请人（原审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浙大支行，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申花路743-745号商铺。 法定代表人：娄国海。 原审被告：杭州能化石油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体育场路8号裕达大厦三楼302室。 法定代表人：周孟林。 委托诉讼代理人：盛震超,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连方。 再审申请人杭州能达洲海运有限公司因与被申请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浙大支行及原审被告杭州能化石油实业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2）杭西商初字第2343号民事调解书，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杭州能达洲海运有限公司申请再审称，一、原审法院未查清本案事实，调解书内容确有错误。（一）被申请人不是案涉合同的相对方，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案涉《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和《最高额抵押合同》均是由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申花路支行签订的，据工商变更登记信息显示，2012年7月6日杭州申花路支行变更企业名称为杭州月明路支行。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本案的原告应当是杭州月明路支行，而不是被申请人浙大支行。被申请人虽在原审中提交了书面《说明》，意图证明其系基于合同约定及中国农业银行内部管理需要取得相关权利，提起诉讼。但该《说明》内容客观上并不能赋予被申请人起诉的权利。首先，《说明》的落款单位和时间是杭州申花路支行、2012年9月4日，而杭州申花路支行却已在2012年7月6日变更为杭州月明路支行，因而申请人有合理理由怀疑落款公章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其次，根据案涉《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第6.2条约定，贷款人或中国农业银行可根据经营管理需要授权或委托中国农业银行其他分支机构履行本合同项下权利和义务。即使被申请人接受了杭州月明路支行的“授权或委托”，起诉的主体也仍然应当是杭州月明路支行，而非被申请人。最后，杭州申花路支行或月明路支行与被申请人之间并未签订过债权转让协议，即使发生过债权转让，该转让行为也因违反《担保法》第六十一条“最高额抵押的主合同债权不得转让”的规定而无效。故而，被申请人依法不具有本案的原告主体资格，当然不能作为本案调解的一方主体，原审调解书主体错误。（二）被申请人非抵押权人，申请人无需对其承担抵押担保责任。根据申请人与杭州申花路支行签订的33100620110037343号《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申请人愿为杭州申花路支行与能化公司的债权提供最高额抵柙担保。而本案中的被申请人并非案涉抵押合同的抵押权人，依法也不得受让案涉《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的主合同债权，故申请人无需对被申请人承担抵柙担保责任。（三）案涉借款并未实际汇入能化公司账户，而是汇入元湖公司账户，应由元湖公司偿还，申请人对元湖公司无需承担担保责任。事实上，申请人对于案涉借款合同和担保合同的签订并不知情，对本案纠纷经原审法院调解并出具调解书一事也始终不知情。直到2016年10月原审法院向申请人发出（2016）浙0106执恢220号《执行通知书》时，申请人才知晓本案的存在，并第一时间向原审法院书面提出执行异议，对案涉借款一事予以否认。后被申请人向原审法院撤回强制执行申请，原审法院于2017年4月裁定终结执行。对于申请人提交的书面执行异议，原审法院却始终未予答复。申请人遂以为本案纠纷已了结。但在2019年12月，申请人竟又接到原审法院电话，口头告知本案需再次恢复执行，并定于2019年12月10日召开执行异议听证会。故，申请人是在2019年12月10日召开听证会之后，通过向原审法院申请调取原审全部案卷材料，才发现在编号为330120110051915的借款凭证上记载的借款人账号并非能化公司的银行账户，这意味着案涉借款并未实际汇入能化公司账户，而是汇入了账号为“×××08”的账户。后经过申请人的调查核实，发现该账号属于浙江元湖贸易有限公司。同时，根据330120110051915号借款凭证记载，其中“担保合同编号”一栏被人为涂改，将原担保合同编号“×××31”手写改为“33100620110037343”。以上事实表明，贷款人杭州申花路支行并未向能化公司实际发放借款，贷款人并未履行交付借款的合同义务，故能化公司也无需向贷款人偿还案涉借款。从借款凭证记载的账号信息显示，案涉借款的实际借款人是元湖公司，因此应当由元湖公司进行偿还。而申请人与杭州申花路支行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申请人愿为杭州申花路支行与能化公司的债权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故本案中申请人无需对元湖公司的债务承担担保责任。原审法院在未查明该基本事实的情况下就组织调解，并最终达成调解方案由能化公司和申请人共同偿还案涉借款，明显违反公平正义原则。二、原审代理人不具有代理权限，调解方案并非基于申请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调解违反自愿原则。判断案涉调解书是否基于申请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否遵循调解自愿原则，一个至关重要的标准在于，原审代理人是否依法享有代理权限、是否依法行使代理权限。本案中，申请人与原审被告能化公司同时委托陈晓航代理一审诉讼程序，原审调解协议也是由陈晓航代表申请人和能化公司签署。但如前所述，申请人对案涉借款合同和担保合同的签订始终不知情，也从未委托陈晓航代理申请人出庭应诉或者进行调解。根据一审庭审笔录显示，在调解过程中针对被申请人提出的调解方案，陈晓航作为代理人却未提出任何异议便同意签署，将本不应该由申请人偿还的借款以申请人的名义同意进行偿还，明显不符合常理，严重违反了申请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进一步说，依据原审调解书记载，陈晓航是作为能化公司的公司职员出庭代理，而事实上陈晓航并非能化公司或申请人的工作人员，与能化公司或申请人之间也不具备合法劳动人事关系。根据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与当事人有合法劳动人事关系的职工，可以当事人工作人员的名义作为诉讼代理人。关于“合法劳动人事关系”证明材料，诉讼代理人应当提交委托人单位介绍信、本人身份证、上岗证或工作证等身份证明，也可以是劳动合同、工资表、社会保险资料等证明材料，以证实自己与委托单位的关系。而陈晓航在原审代理过程中，除了提交了授权委托书之外，并未提交任何证明其与能化公司或申请人之间具备合法劳动人事关系的证明材料，因而其依法不得作为能化公司或申请人的诉讼代理人代理诉讼程序，更不得代申请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或进行和解等，其签署的调解协议不能作为申请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原审调解违反自愿原则。三、原审调解书内容损害了申请人及股东、能化公司及其股东的合法利益。事实上，签订案涉《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及其抵押担保是当时的能化公司总经理及实际控制人黄克勇为了谋取私利而故意为之，并非申请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申请人对此事也始终不知情。案涉借款实际汇入了元湖公司的账户，而元湖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控股股东就是黄克勇。黄克勇为了谋取个人利益，利用其在申请人公司担任总经理职务的便利以申请人公司的房产作为抵押，与杭州申花路支行签订案涉《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并直接将所借款项汇入元湖公司账户。在原审过程中，黄克勇担心借款及抵押事情败露，擅自以申请人及能化公司名义委托陈晓航代理诉讼活动，在被申请人的诉讼主体身份错误、能化公司未实际收到借款的情况下，仍然对被申请人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予以认可，并与之签署案涉调解协议。因此，原审调解书的内容严重损害了申请人公司利益及股东利益，同时也损害了原审被告能化公司及其股东的利益，应当依法撤销。综上，杭州能达洲海运有限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一条的规定，申请再审。 本院经审查认为，原审中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浙大支行提供了说明、银监局批复、农行浙江省分行文件等材料，证实该行具备诉讼主体资格，且借款合同中明确约定“贷款人或中国农业银行可根据经营管理需要授权或委托中国农业银行其他分支机构履行本合同项下权利和义务，或将本合同项下贷款划拨中国农业银行其他分支机构承接管理，借款人对此表示认可，贷款人的上述行为无需再征得借款人同意”，最高额抵押合同亦明确约定抵押人自愿对主合同所形成的债权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案涉借款凭证中，杭州能化石油实业有限公司已盖章确认，并由时任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杨连方签字，故申请人所称未实际收到案涉借款之申请理由无法成立。原审中，陈晓航作为杭州能化石油实业有限公司与杭州能达洲海运有限公司的特别授权代理人，持二公司盖章的授权委托书参与诉讼及调解，原审据此出具调解书，不能视为具有违反自愿原则之情形。原审法院于2012年10月25日出具调解书，现杭州能化石油实业有限公司、杭州能达洲海运有限公司均认可2016年10月法院强制执行时知晓杭州能达洲海运有限公司的抵押房产拍卖事宜，但却称对作为执行依据的案涉调解书不知情，显然有违常理。杭州能达洲海运有限公司于2020年4月向本院申请再审已超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八十四条规定的申请再审期限。 综上所述，杭州能达洲海运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八十四条、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杭州能达洲海运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楼继文 审判员  张喜妹 审判员  陈洁雅 二〇二〇年九月一日 书记员  章 烨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