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782民初9513号 原告：程红琴，女，1972年3月29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旭标，浙江欧凯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虞斌，浙江欧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杨燕红，女，1986年5月1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河北省邯郸市磁县。 被告：朱岳华，男，1984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河北省邯郸市磁县。 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梁东，浙江一片红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程红琴为与被告杨燕红、朱岳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20年7月7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郑瑶独任审判，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9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程红琴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旭标，被告杨燕红、朱岳华及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梁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程红琴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解除原、被告间的买卖协议。二、判令二被告共同返还货款78750元及利息损失（利息从起诉之日起按照全国银行业间同行拆借中心公布的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事实和理由：两被告系夫妻。原、被告间有业务往来。2020年5月20日原告向被告杨燕红定购头盔4500个，单价52元/个，共计货款234000元，原告先支付定金53000元。原告向被告杨燕红通过微信支付定金30000元，按杨燕红的要求向被告朱岳华转账支付定金23000元。同一天，原告与被告杨燕红经过协商及对头盔款式的确认，变更了原来的买卖合同，原来的买卖关系不再履行。最终原告购买经过后来确认的款式头盔1500个，共计货款78750元。原告先行支付的定金53000元折抵为货款，再支付货款25750元。原告向被告杨燕红通过微信支付了5000元，按杨燕红的要求向刘思远转账支付了20000元，另通过微信再向刘思远支付了750元，履行了自己的全部义务。但是被告杨燕红提供的头盔完全不符合双方确认的款式，也没有按照约定提供合格证。原告认为被告杨燕红的行为已经构成根本违约，继续履行合同已完全无必要。同时，两被告系共同经营，又是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应当认定为二被告共同承担支付责任。原告也同时返还不符合约定的头盔。 被告杨燕红答辩称：杨燕红关于本案的1500个头盔买卖并不存在合同关系，本案中的1500个头盔是原告与案外人刘思远进行确认货物的品类、数量、单价、交货方式、验收，出现问题第一时间也是与刘思远进行联系，故本案中的1500个头盔并不是原告与杨燕红间的买卖。2020年5月20日原告向被告杨燕红4500个头盔，头盔的种类是哈雷款，协商后并向杨燕红支付了4500个哈雷款的定金53000元，并一起去仓库提货，到仓库后见到了刘思远，原告和刘思远进行了沟通，并告知杨燕红4500个头盔不再购买。关于购买1500个头盔的事宜原告都是和案外人刘思远进行的协商，确认货物的品类、数量、单价、交货方式、验收等。本案中头盔是原告自己去仓库找刘思远去提货，提货时已经当面确认过货物，所以产生的风险应由原告自行承担。本案中原告购买的头盔，由于市场价格变动即价格下浮比例较高，原告购买后无法出售，并让杨燕红及刘思远帮忙销售产品，再次明确对产品是认可的，只是自己无法销售出去，故产生的风险也就由原告自行承担。退一步讲，如果本案产品存在双方约定不一致的情况，约定的相对方是案外人刘思远。 被告朱岳华答辩称，除同意杨燕红的答辩意见外，从原告开始购买头盔至结束，朱岳华对这些交流均不知情，也未参与，不是合同的相对方。 原告程红琴为证明自己的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 证据1、139××××3719号码的支付宝认证信息，证明139××××3719号码为被告杨燕红所有。 证据2、139××××3719号码的微信搜索信息，证明139××××3719的微信号码为杨燕红所有。 证据3、原告与被告杨燕红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打印件，证明原告与被告杨燕红间的买卖关系及原告支付货款情况，并按照杨燕红的指示将部分货款支付给刘思远。 证据4、原告自书的买卖关系记录，证明原、被告间的买卖关系在微信聊天中确认。 证据5、18432911166号码的支付宝认证信息，证明18432911166号码为刘思远所有。 证据6、18432911166号码的微信搜索信息，证明18432911166号码为刘思远所有。 证据7、原告与刘思远的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证明750元支付给刘思远，发现货物有质量问题，杨燕红让原告向刘思远交涉，原告向刘思远追讨过的事实。 证据8、手机银行转账记录两份、农业银行个人账户交易明细两份，证明经杨燕红的指示，原告将货款转账给朱岳华及刘思远及具体金额的事实。 被告杨燕红、朱岳华共同质证认为： 证据1、2，无异议。 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聊天记录中可看出原告向被告购买的头盔是哈雷款4500个，并按该约定向被告支付的定金，杨燕红指示给朱岳华付款也是4500个头盔，与原告主张的1500个头盔无关。 证据4，对形式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内容表述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在聊天记录中原告将该记录发给杨燕红，让其回忆4500个头盔的交易流程，杨燕红在聊天记录中明确向原告说其内容很多地方是不对的，对其陈述的内容否定。 证据5、6，无异议。 证据7，形式的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从聊天记录中可看出原告向刘思远购买1500个头盔，从价格、验货、取货，均是原告与刘思远间进行的，且原告遗漏了向刘思远的一笔付款624元，并没有陈述。最终交易的头盔数量为1512个，并不是原告所述的1500个，交易的单价也与被告杨燕红所谈的单价不一致，与杨燕红谈的4500个头盔的单价是52元，但最终成交价不是这个价格。原告发现产品款式不对时，第一时间是与刘思远沟通，并与刘思远协商解决，在刘思远将原告拉入黑名单后，原告才与杨燕红进行沟通，并让杨燕红帮忙联系刘思远，这个内容与提供的杨燕红微信聊天记录内容相印证。 证据8，真实性无异议，但无法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 被告杨燕红为了支持自己的抗辩，向本院提供被告杨燕红与刘思远（“@龙嫂@”）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打印件一份，证明原告在微信中多次提到货物是向刘思远购买，货款是付给刘思远的，退换货找刘思远；货卖不出去是因为原告没有向客户收定金往仓库带客户，最终客户不要货的事实。 原告程红琴质证认为：形式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从聊天记录中可看出真实的买卖是发生在原告与杨燕红间，聊天记录的第30页杨燕红说“我客户找货拉拉去拉了”，第31页刘思远回答“你跟你的客户说别再找我了”，可以证明原告与刘思远间不存在买卖关系。第41、44、55、56、67、68、78、79页均可看出当初确认的款式与实际交付的款式不一，杨燕红也向案外人刘思远要求退款，证明了原告在微信聊天中要求杨燕红退款的事实也是经杨燕红认可的。基于1500个头盔的买卖事实发生的。 被告朱岳华质证认为：无异议。 被告朱岳华未向本院提供证据。 本院对原告、被告杨燕红提供的证据认证如下： 1、原告提供的证据。证据1、2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真实性和证明力予以确认，可以证明证据3的微信聊天记录对方系被告杨燕红。证据3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从聊天内容可以看出：（1）2020年5月20日下午2:35，原告向被告杨燕红订购哈雷款头盔5000个，单价51元/个，被告杨燕红要求原告打定金76500元到被告朱岳华的账号上，并发送名片，名片上名字为杨燕红，下方银行账号均为朱岳华的。原告微信支付被告杨燕红定金30000元。后原告询问其他款，被告杨燕红在微信中发送视频，双方变更合同，订购四季款和拉链款两款共计4500个，单价52元/个，并约定好当日去仓库拉货。（2）后被告要求原告扣除定金53000元，支付3834个头盔款146368元至刘思远的账户，并表明仓库只剩下3800多头盔。（3）原告与被告到达仓库后，原告要求换成哈雷款，被告告知换不了，原告要求只拿定金金额相应的货物，被告拒绝并表明货款收不到的话定金不退。（4）2020年5月20日晚7:39原告向被告杨燕红微信支付5000元货款。（5）2020年5月21日，原告与被告联系，让被告帮忙联系提货事宜。后原告收到货物发现一共84件货物，每件18个，有14件是拉链款，70件是冬款没有拉链的，不是约定的款式，与被告联系换货，冬款换成约定的四季款和拉链款并提供合格证，换不了则要求退货退款，并要求被告联系刘思远。（6）被告2020年5月23日说“你这边的话就直接告我，然后我这边往下告好了，因为我这边也有证据”，也说明被告承认其为本案的合同相对方。（7）2020年5月26日的聊天记录显示双方确认被告、刘思远、原告都在场，最后确定的合同为1500个头盔，减去开始支付的定金53000元，所有款项都付清了。证据4被告对形式的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原告在微信中发送给被告，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内容系原告单方陈述，被告对部分内容在微信中不予确认，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予以认定。结合证据3，被告未否认的部分，可以确定，总货款系78000元，扣除定金货款付清后，刘思远称其姐不同意原价52元卖，要求单价为53元/个，最后经协商原告再支付750元给刘思远，则单价为52.50元/个。证据5、6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经当庭支付宝转账实名验证该手机号码系刘思远，对真实性予以确认，可以证明证据7微信聊天对方系刘思远。证据7经核对与原告手机显示一致，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从聊天记录可以看出：（1）2020年5月20日，原告向被告刘思远微信支付750元。（2）5月21日，原告让刘思远帮忙叫货拉拉送货到原告地址。（3）因为装车一共84箱整箱，每箱18个，共计1512个，原告向刘思远补了12个头盔的款项624元。（4）原告5月21日联系刘思远，刘思远也确认货弄错了，当时拆开其中两箱是约定的货就装车了，双方对换货事宜未果，原告要求换货不成就退货退款。证据8系转账明细，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可以证明原告于2020年5月20日下午向被告朱岳华银行转账23000元，于2020年5月20日晚向刘思远银行转账支付20000元。 2、被告提供的证据。本院经核对与被告手机显示一致，对方身份与原告证据7的对方身份一致，本院对真实性和关联性予以确认。从聊天内容可以看出：（1）被告杨燕红2020年5月20日询问哈雷款价格等，对方刘思远系被告杨燕红的上家。（2）5月20日下午，刘思远报价5000个哈雷49元每个，后要求要的话就后天2万个全包，双方没有谈成。刘思远发送视频，视频款报价52元/个，该视频与被告杨燕红发给原告的视频一致，给被告杨燕红的最终报价是4500个全要的话单价50元/个，被告承诺4500个全要，支付刘思远5000元留货，说好到刘思远仓库，后又转账刘思远5000元。（3）5月20日下午4点，被告杨燕红微信转账刘思远30000元，刘思远发送其个人账号和支付宝二维码，要求支付货款，刘思远发在聊天记录中的几个数字“151700”，“191700”，该数字联系上下文及原、被告庭审陈述后来曾确定要3834个头盔，191700系为以50元/个单价计算的货款，151700系扣除前面被告杨燕红支付给刘思远40000元的剩余货款。当日下午7:40刘思远要求被告再给她16500，被告仍然坚持15000元，并提出“要不你跟他说”，刘思远回复“我没法说，你少挣一块吧，这事，不是我的责任，你看吧，我姐都跟我急了，你少挣一块钱，你看行不，你别跟客户说了，你少挣一块钱，再转15000元”，后被告转账刘思远15000元，刘思远要求“你再转给我300块钱，剩下的我出了”，被告再次转账刘思远300元。从双方结算货款的聊天记录，结合原、被告庭审中陈述最终是1500个头盔成交，可以看出被告在这次的交易中的利润是2元/个，后因刘思远要求53元/个，利润进行了重新的约定。（4）在后续聊天记录中，可以看出被告杨燕红是确认只有14箱是拉链款，70箱款式不符合约定的，并要求刘思远予以换货，换不了货则退货。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 2020年5月20日，原告程红琴向被告杨燕红订购哈雷款头盔5000个，单价51元/个。被告杨燕红要求原告打定金76500元到被告朱岳华的账号上，并发送名片，名片上名字为杨燕红，下方银行账号均为朱岳华的账号。原告微信支付被告杨燕红定金30000元，向被告朱岳华银行转账23000元，共支付53000元定金。后双方未能达成哈雷款的合同，原告询问其他款，被告杨燕红将其上家刘思远在微信中发送的视频发给原告，原告订购视频中的四季款和拉链款两款头盔共计4500个，单价52元/个，并约定好当日去仓库拉货。后被告称数量不够，变更成订购3834个头盔，被告杨燕红要求原告扣除定金53000元，支付3834个头盔款146368元至刘思远的账户。被告杨燕红、刘思远、原告程红琴到达刘思远方的仓库。原告要求换成哈雷款，被告杨燕红告知换不了，原告要求只拿定金金额相应的货物，被告拒绝并表明如果3834个头盔不全购买的话定金不退。后经协商一致，原告订购1500个头盔，款式仍为之前的四季款和拉链款，单价为52元/个，货款共计78000元，扣除之前的定金53000元，还需支付25000元货款。原告当场支付20000元货款至被告之前指定的刘思远银行账户，通过微信向被告杨燕红支付剩余5000元货款。后刘思远称因其姐不同意，要求不是3834个头盔全拿货要按照单价53元/个计算，后经协商，按照单价52.50元/个计算，原告当场直接向刘思远微信转账支付差价750元。 2020年5月21日，原告让刘思远帮忙叫货拉拉从仓库提货，因整箱不方便拆装，原告与刘思远协商，补交12个头盔624元后，原告共收到84箱头盔，每箱18个，共计1512个头盔。收货后，原告发现只有14箱拉链款，其余70箱为冬款，非双方约定的两款中任何一款，向被告杨燕红和刘思远要求换货，70箱冬款换成约定的四季款和拉链款并提供合格证，换不了则要求退货退款。后换货事宜双方协商未果。原告要求退货退款，于2020年7月7日诉至本院。 另查明，刘思远系被告杨燕红的上家。2020年5月20日下午，刘思远报价5000个哈雷款头盔单价49元/个，后双方没有谈成。刘思远发送视频，视频款报价52元/个，款式为四季款和拉链款，给被告杨燕红的最终报价是4500个全要的话单价50元/个，被告杨燕红承诺4500个全要，支付刘思远5000元留货，约好和客户一起到刘思远仓库，后又转账刘思远5000元。5月20日下午4点，被告杨燕红微信转账刘思远30000元。刘思远在微信中要求被告杨燕红支付3834个头盔的剩余货款151700元，系总货款191700元扣除之前被告杨燕红支付给刘思远40000元得出。后原告订购1500个头盔，刘思远不同意52元成交时，与被告协商要其“少挣一块钱”，再给她16500元，后被告杨燕红转账刘思远15000元，并按照刘思远要求被告再次转账刘思远300元。2020年5月21日，被告杨燕红向刘思远反映原告所收货物只有14箱是拉链款，70箱款式不符合约定，并要求刘思远予以换货，换不了货则退货。 庭审中被告杨燕红和朱岳华陈述二人其夫妻关系。 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合同相对方系被告杨燕红、朱岳华，理由如下：1、原告与被告杨燕红协商订立头盔买卖合同，并向二被告支付定金，与被告约好去仓库看货提货，虽在过程中合同内容几经变更，从5000个哈雷款到4500个四季款和拉链款到3834个四季款和拉链款再到1500个四季款和拉链款，原告始终与被告杨燕红进行协商，且原告向被告杨燕红支付的53000元定金也转为了1500个头盔的货款。在仓库所进行的协商，被告杨燕红虽称其被“晾在一旁”，也始终在场。原告向刘思远转账的20000元货款的账号也与被告杨燕红要求其支付货款的指定的刘思远的账号一致。2、原告支付1500个头盔的货款为78000元，单价为52元，后经协商单价变更为52.50元，价格变更虽系刘思远最开始提出，但被告杨燕红也在场。杨燕红与刘思远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看出，杨燕红开始的利润为2元/个，后因刘思远要求变更价格，双方对被告利润进行了重新的约定和结算，杨燕红该单的整体利润为2700元。聊天中刘思远要求被告少挣一块钱，说明双方是买卖合同关系，该2700元差价被告解释为介绍客户的费用，但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证明。3、从被告杨燕红与刘思远的微信聊天记录中，被告杨燕红始终称原告为“我客户”，刘思远始终称原告为“你客户”，并表示“跟我说不着”；从原告与被告杨燕红的微信聊天记录中，被告杨燕红称可以“直接告我”，然后“我这边往下告”，也确认了与原告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4、庭审中被告杨燕红和朱岳华陈述二人其夫妻关系，被告杨燕红在微信中发布名片，名片上载明被告杨燕红的名字和被告朱岳华的银行账号，并指定被告朱岳华的账户要求原告支付定金，原告支付部分定金到朱岳华的账户，可以证明二被告系共同经营。综上，合同相对方应为被告杨燕红、朱岳华。被告杨燕红、朱岳华辩称并非合同相对方，证据不足，也与本院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对该辩解不予采纳。 本案原告与被告杨燕红、朱岳华2020年5月20日订立的1500个头盔的买卖合同关系依法成立，合法有效。合同约定的款式为四季款和拉链款，原告已按约交付全部货款。原告称所有货物都没有提供合格证被告构成根本违约，但其提供的证据中并未显示双方订立合同时约定必须有合格证。被告在与原告、与刘思远的聊天记录中已确认仅14箱为拉链款，其余货物均非合同约定的款式。被告未按合同约定的款式交付货物，构成违约。原告要求解除全部合同，但其中14箱252个头盔符合合同约定，原告仍应按约支付货款，对该部分合同的解除，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对于不符合约定的1248个头盔原告要求解除合同，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 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被告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被告交付的不符合约定的1248个头盔，单价为52.50元/个，该部分货款为65520元。原告要求被告退还全部货款78750元，本院不予支持，被告应退还原告65520元货款。双方并未约定违约责任，原告要求被告自起诉之日起依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赔偿利息损失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于法有据，利率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综上，原告诉请合理合法部分，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解除原告程红琴与被告杨燕红、朱岳华于2020年5月20日订立的1248个头盔部分的买卖合同。 二、被告杨燕红、朱岳华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程红琴货款6552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自2020年7月7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付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 三、驳回原告程红琴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884元（已减半），由原告程红琴负担148.50元，由被告杨燕红、朱岳华负担735.5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郑 瑶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五日 书记员 鲍丽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