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0102民初12700号原告：和某1，女，1955年9月29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月，系辽宁大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鹏，系辽宁大辽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李某1，男，1956年5月12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月，系辽宁大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鹏，系辽宁大辽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李某2，男，1982年7月28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月，系辽宁大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鹏，系辽宁大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和某2，女，1952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扬，系辽宁申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窦莹，女，1979年5月10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和平区。被告：和某3，女，1954年3月16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铁西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斌，男，1981年6月18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铁西区。原告和某1、李某1、李某2诉被告和某2、和某3继承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和某1、李某2及二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月、王鹏，原告李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月、王鹏，被告和某2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扬、窦莹，被告和某3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斌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沈阳市和平区桂林街28号2-5-3号的直管公房为三原告与被继承人和锡奎、徐传英共同共有；2.请求依法将沈阳市和平区桂林街28号2-5-3号的房产按照三原告的房屋共有份额、被继承人徐传英的遗嘱与法定继承分割，并确认原、被告各占如下份额：原告和某1占50%的产权份额、原告李某1和李某2各占20%的产权份额、被告和某2与和某3各占5%的产权份额；3.判决案涉房屋产权归原告和某1所有，由原告和某1根据产权份额按房屋评估价对各方进行补偿，并判令二被告协助原告和某1办理产权过户手续；4.本案诉讼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评估费用、执行费用等）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和某1与李某1为夫妻，二人育有原告李某2。和某1、和某2、和某3为亲生姐妹，和锡奎与徐传英为该三人父母。和锡奎于2006年8月13日离世，徐传英于2017年12月3日离世，二被继承人除和某1、和某2、和某3外，无其他继承人。沈阳市和平区桂林街28号2-5-3号的房屋为本案诉争房产。该房屋原系直管公房，面积为17.5平方米，地址为沈阳市和平区桂林街二段9里7号，和锡奎、徐传英及三原告共5人作为共同承租人在此居住。1991年，上述案涉公房被拆迁，根据当时房改的政策，依据原房屋的共同承租人人数，和锡奎、徐传英及三原告共5人作为动迁户，从桂林街二段9里7号回迁到案涉沈阳市和平区桂林街28号2-5-3号的房屋，房屋面积也因承租人人数由原来的17.5平方米增至57.48平方米。此后，和锡奎、徐传英及三原告共5人作为承租人一直在该房屋共同生活，同时，三原告一家独自承担赡养和锡奎、徐传英的义务，直至二被继承人相继离世。2001年，由原告和某1和李某1共同出资2万余元购买了案涉房屋，办理了房屋买卖手续，该房屋由公房变为自有产权，和锡奎、徐传英及三原告作为案涉房屋原共同承租人对房屋享有共同所有权。但是根据当时出售公有住房的相关规定，直管公房只能以户主（即被继承人和锡奎）的名义购买，房产证只能登记在户主（即被继承人和锡奎）名下，故虽房产证所有权人为和锡奎，但徐传英以及三原告作为隐名共有人对该房屋依然享有共同所有权。原告李某1也因其为案涉房屋的共同承租人，在购买该房屋后，本人已经实际取得居住的房屋与相应的面积而导致无法购买自己单位的公房，现原告和某1和李某1名下无其他房产，两人仍居住在案涉房屋内。另，被继承人徐传英于2010年6月10日曾订立遗嘱：决定在其百年之后，将案涉房产属于其所有的份额，由原告和某1继承，其他子女不得与之分争。被继承人和锡奎、徐传英离世后，原告曾多次找到二被告就案涉房产的问题进行协商，双方未达成共识，故诉至法院。被告和某2辩称：一、原告所述不属实，事实如下：1.原桂林街二段9里7号房屋系公有住房，面积仅17.5平，被继承人和锡奎、徐传英夫妻二人单独居住于该房屋，三原告从未在此居住。该房屋动迁后，回迁至案涉房屋。2.原桂林街9里7号房屋，1991年动迁，动迁之前，该房屋地理位置优跃，曾出租给他人经营使用，房屋出租期间，被继承人和锡奎、徐传英夫妻二人在该房屋附近一处院落里的小房居住。在此，就三原告落户原桂林街9里7号房屋的情况予以说明：（1）原告和某1的户口，一直落户在桂林街9里7号房屋，其与原告李某1结婚后，户口也未迁出；（2）原告李某1的户口，原落户于其工作单位，在与原告和某1结婚后，基于其子即原告李某2落户以及不能将孩子户口落在工作单位的考虑，原告李某1的户口从工作单位迁出，落户至和平区桂林街9里7号房屋；（3）原告李某2的户口，按照落户于父母户口所在地的原则，其户口自然落户于桂林街9里7号房屋。3.被继承人和锡奎、徐传英回迁至案涉房屋后，因该房有两个卧室，且原告李某2就读的桂林小学、以及原告和某1的工作单位均距离案涉房屋较近，故三原告搬至涉诉房屋居住。但三原告既不是原桂林街9里7号房屋的公房承租人，也不是案涉房屋在公房期间的承租人。4.2001年9月28日被继承人和锡奎与和平区房产局签署《出售公有住房协议书》，同年10月8日被继承人和锡奎向和平区房产局支付购买公房款18196元，2002年1月10日被继承人和锡奎取得《房屋所有权证》，涉诉房屋所有权人为被继承人和锡奎。5.我从无不赡养被继承人和锡奎、徐传英老人的行为，（2017）辽0102民初6774号《民事判决书》和（2017）辽0102民初968号《民事裁定书》均已做出法律裁判。6.原告出示的《遗嘱》与《见证书》，我不知情、不认可。被继承人徐传英老人六十多岁开始耳背，遗嘱时间是2010年，当时徐传英老人已经83岁，已达耳聋程度，并且时常清醒，又时常糊涂。此事实，在此前的诉讼案件庭审笔录里均有记载。故被继承人徐传英老人在当时已无法正常交流，原告仅出示《遗嘱》与《见证书》，远远未达到法定要件标准，该《遗嘱》与《见证书》是无效的。二、案涉房产系被继承人和锡奎、徐传英老人的遗产，该遗产应按照法定继承原则，由和某1、和某2、和某3三法定继承人平均分割。（一）原告就涉诉房屋与被继承人之间不构成共同共有。1、《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案涉房产《房屋所有权证》清楚载明“房屋所有权人：和锡奎”，无共有人登记，故根据《物权法》规定，该房产系被继承人和锡奎所有。另外，涉诉房屋已经设立不动产物权，其原有公房属性已经消灭。故原告请求确认该直管公房为原告与被继承人和锡奎、徐传英共同共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第七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各级人民法院审判类似案例时应当参照。”本案原告提供的案例并非最高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故不具有审判参照意义。3、原告提供的政府类文件或中院处理意见，比如《沈阳市建设动迁安置条例》已经是失效文件，其他文件或意见中也均没有规定，已经取得不动产物权登记的房屋，还需按照公房承租时期的承租人或家庭成员情况届定公房使用权的共有权或者不动产物权的隐名共有权问题。而《沈阳市中级法院关于审理房地产案件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中提到房屋共有问题，系针对尚未取得不动产物权登记的公房使用权，本案涉诉房屋已经取得不动产物权登记，故该处理意见对本案不适用。4、原告李某1提到的单位取消其分房权的问题。被告认为这与涉诉房屋不动产物权之间没有关系。案涉房产已取得不动产物权登记，房屋所有权人为被继承人和锡奎。如若原告认为李某1的单位分房权受到损害，可以诉讼维权其分房权，又如若原告认为本案涉诉《房屋所有权证》登记有误的话，还可以诉讼不动产物权登记错误，但此等问题均与主张对案涉房产享有共同权无关，原告对案涉房产共有权的主张毫无法律依据。（二）案涉房产系被继承人和锡奎、徐传英老人的遗产，应按照法定继承原则，在法定继承人之间平均分割。1、《遗嘱》与《见证书》不具有法律效力。（1）被继承人徐传英老人不认识字，也不会写字。（2017）辽0102民初968号《民事裁定书》中记载：“经审查，本案存在以下问题：一、本案起诉状及授权委托书上的“徐传英”签名均非本人签字，且被询问人均表示徐传英本人不认识字，亦不会写字”。故可见，徐传英既不认识字、也不会写字。（2）律师《见证书》严重缺失实质与形式要件，不符合行业规定，不具有法律效力。《律师见证业务工作细则》第五条规定：“从事见证工作的律师必须具备律师资格并持有律师执业证。”第十四条规定：“律师与申请见证的当事人谈话，应当制作笔录。”第十五条规定：“律师同意受理的应当与客户签订见证委托合同。”第十八条规定：“承办律师在出具律师见证书前应先审查以下主要内容：1、客户是否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2、客户的意思表示是否真实；3、客户所要求见证的事项是否合法；4、客户提供的证明材料和其他文件是否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和有效性。”第十九条规定：“承办律师按前条规定审查无误后，应填写《律师见证书审批表》，由业务主管审批后，出具《律师见证书》。”第二十条规定：“《律师见证书》的主要内容包括：1、客户委托见证事项；2、律师见证的过程；3、律师见证的法律依据；4、律师见证的结论；5、见证律师的签字并由律师事务所盖章；6、律师见证的时间。”第二十二条规定：“《律师见证书》由所统一编号后打印、盖章。”第二十三条规定：“见证业务办理完毕后，承办律师应按档案管理的要求立卷归档，送办公室统一保管。”根据上述行业规定，原告提供的《见证书》，没有两位律师时值当时的律师执业证、没有与当事人之间的谈话笔录、没有律师见证委托合同、没有律师见证必须审查的4类事项的证据资料、没有律师见证审批表、没有律师见证过程的证明资料、没有律师事务所统一编号、没有律师事务所立卷归档证明，因而该律师《见证书》极度缺失行业规定之实质与形式要件，不符合行业规定要求，该《见证书》不具有法律效力。（3）《遗嘱》存在要件重大存疑，该《遗嘱》不具有法律效力。《继承法》第十七条3款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同法第十八条规定：“下列人员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三）与继承人、受遗赠人有利害关系的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6条规定：“继承人、受遗赠人的债权人、债务人，共同经营的合伙人，也应当视为与继承人、受遗赠人有利害关系，不能作为遗嘱的见证人。”结合本案，从原告提交的律师代书《遗嘱》与《见证书》可见，《见证书》的两位见证律师同时也是代书《遗嘱》的见证人，虽然《见证书》中书写有“接受徐传英委托”的字样，但真正的委托人很有可能不是徐传英本人，而是原告委托或者原告出资委托，那么如果该律师《见证书》是原告委托或者原告出资委托的话，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该两位律师就属于法律意义上的与继承人具有利害关系的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的人。鉴于原告持有该《见证书》与《遗嘱》，故被告恳请法庭要求原告提供其持有的律师《见证书》的《委托合同》与《付款凭据》，以排除其利害关系的可能性，否则该《遗嘱》存在要件重大存疑，不具有法律效力。（4）该《遗嘱》与《见证书》不能准确反映被继承人徐传英老人对所立遗嘱内容是自愿的、真实的意思表示，不具有法律效力。《律师办理继承法律业务操作指引》第16条规定：“律师代书遗嘱，应当签订与当事人的谈话笔录。谈话笔录内容包括但不限于：立遗嘱人的自然身份状况；立遗嘱人聘请律师代书遗嘱的意思表示；欲立遗嘱的主要内容；对于立遗嘱的法律后果是否理解的表述。笔录制作的时间、地点、律师及立遗嘱人在谈话笔录上确认签字。”第17条规定：“律师代书应当注意：（1）代书时，应当由立遗嘱人提供两名以上与立遗嘱人无利害关系人在场见证；（2）代书由二名律师在场；（3）代书完毕后，代书律师必须向立遗嘱人宣读遗嘱内容；（4）遗嘱人审阅全文至完整理解和无异议；（5）注明年月日和立遗嘱地点；（6）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若由于文化水平原因，当事人不能书写自己的姓名，遗嘱应当由律师署名后，当事人亲手按指印确认，并注明是哪一个手指所按。律师代书过程以及当事人签名按指印过程，律师可以安排摄像、录音以便核对。”《北京二中院对法律工作者受理见证遗嘱现象调研》中亦写道“见证遗嘱应全程录音录像，如果能在见证遗嘱的同时全程有录音录像，有利于法院认定遗嘱是否为遗嘱人真实意思表示、遗嘱见证现场有没有利害关系人以及立遗嘱人的精神状态等事实。”而本案原告仅提交的《遗嘱》与《见证书》无法准确的证明遗嘱内容确为被继承人徐传英自愿、真实的意思表示，其不具有法律效力。案涉房产早在2002年1月就已经取得《房屋所有权证》，而原告出示的《遗嘱》与《见证书》形成于2010年，也就是说，在该《遗嘱》与《见证书》形成之时，案涉房产早已取得《房屋所有权证》，具备不动产遗嘱公证的条件，而通过本案原告的《民事起诉状》内容可见，案涉房产按照原告的诉称内容而言是极其重要的，对于如此重要的不动产遗嘱，当事人没有选择效力最稳最高的公证遗嘱，反而选择律师见证，该现象十分存疑。被告恳请法庭对原告提交的《遗嘱》与《见证书》实施严格审查。2、原告李某1、李某2无权主张继承。《继承法》第十条规定：“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原告李某1、李某2是被继承人和锡奎、徐传英老人的女婿与外孙，非法定条件下，该二人无权主张继承。3、被告享有案涉房产33.33%份额的遗产继承权。案涉房产根据《物权法》规定系被继承人和锡奎所有，被继承人徐传英作为和锡奎的配偶，与被继承人和锡奎就该房形成夫妻共有，被继承人和锡奎去世后，该房屋属于和锡奎财产份额的部分，在其配偶与三位女儿之间发生法定继承，被告和某2据此享有12.5%（50%/4）的遗产继承份额，而后被继承人徐传英去世后，该房屋属于徐传英财产份额的部分，在三位女儿之间发生法定继承，被告和某2据此享有20.83%（62.50%/3）的遗产继承份额，两者合计被告和某2享有案涉房产33.33%份额的遗产继承权。被告和某3辩称，我是智力四级残，请求法院予以照顾，其他答辩意见同被告和某2。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被继承人和锡奎和徐传英系夫妻关系，二人育有三女，分别为长女和某2（即本案被告）、次女和某3（即本案被告），三女和某1（即本案原告）。和某1与李某1系夫妻关系，二人育有一子李某2。和锡奎于2006年8月13日去世，徐传英于2017年12月3日去世。庭审中，原、被告均称和锡奎未留有遗嘱，和锡奎去世后，徐传英未再婚。位于沈阳市和平区桂林街28号2-5-3，建筑面积57.48平方米房产（以下简称案涉房产）登记的所有权人为和锡奎，登记日期2001年12月26日。庭审中，原、被告均称该房屋现由三原告居住。经司法委托鉴定，案涉房产现价值520884元，三原告垫付评估费2345元。2010年6月10日，徐传英立下代书遗嘱一份，由见证人蒋某、于某在场见证，于某代书，该遗嘱载明：“我叫徐传英，1927年10月7日出生，汉族，身份证号：2101021927××××××××，住沈阳市和平区桂林街28号2-5-3。我爱人叫和锡奎（已于2006年去世），我大女儿叫和某2，二女儿叫和某3，三女儿叫和某1。从1991年至今我和三女儿、三女婿（李某1）、外孙（李某2）共同生活。1993年，我、我爱人和三女儿一家一起回迁到现在的住处。2001年我三女儿出钱（两万多）将该房产权买下来，房证写我爱人名。因为三女儿对我很孝顺，大女儿与二女儿相比较而言差地很多，因此，我决定在我百年之后将位于沈阳市和平区桂林街28号2-5-3的房产中属于我的份额，由我三女儿和某1继承，其他子女不得与之分争。”于某在代书人和见证人处签字，蒋某在见证人处签字。因徐传英不会写字，其在立遗嘱人处按手印。原告提交的遗嘱录像显示，蒋某询问徐传英：“你叫什么名？”徐传英答：“我叫徐传英。”蒋某问：“今年多大岁数了？”徐传英答：“今年84。”蒋某问：“老头叫啥名？”徐传英答：“老头叫和锡奎。”蒋某问：“我们是辽宁金正律师事务所的，今天过来给你办理遗嘱的事，对不？”徐传英答：“嗯”。蒋某问：“办理遗嘱你得给我们填个授权委托书，在上面按个手印，我们才能给你办这个事，你同意不？”徐传英点头答：“嗯。”蒋某说：“我给你念一遍这个授权委托书，我现委托辽宁金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蒋某、于某，我叫蒋某，他叫于某（蒋某手指镜头外）两位律师进行遗嘱见证，你在这里给我按个手印。”徐传英按手印后，蒋某继续问：“我现在问你，你找我们来是办这个房子的事不？”徐传英答：“嗯，是。”蒋某问：“你想把这个房子给谁？”徐传英答：“和某1。”蒋某问：“你这个房子都是谁在这住啊？”徐传英答：“五口人。”蒋某问：“你一共几个孩子？”徐传英答：“三个孩子。”蒋某问：“你为啥把这个房子给和某1那？”徐传英答：“她对待我好，在一起20多年了。”随后蒋某把代书遗嘱拿过来说：“现在我把遗嘱的内容给你说一下，要是对了你就点头，不对你就摇摇头。”徐传英答：“嗯。”随后蒋某缓慢的将代书遗嘱读了一遍，问：“对不？”徐传英答：“嗯。”蒋某问：“你会写字不？”徐传英摇头答：“不会写字。”蒋某说：“我替你把名签上，你在我写的字上按个手印”，徐传英随后在该份代书遗嘱立遗嘱人处其名字上按手印。蒋某问：“我刚才念的遗嘱把房子给你三女儿你听清没？”徐传英答：“嗯。”蒋某问：“按手印是你自愿的对不？”徐传英答：“嗯。”蒋某问：“以上咱说这些话都属实不？都是真的不？”徐传英答：“嗯。”录像显示，以上对话，蒋某均贴近徐传英耳朵大声进行，并在询问时注视着徐传英，等徐传英明确回答后，再询问下一项。于某来院称：当时我还在金正律师所做律师，律所是排班制，当天是我与蒋某值班，徐传英老人的女儿到律所进行咨询，我们就咨询的问题进行了解答。后我与蒋某前往徐传英老人家，徐传英老人签的委托书，因老人不会写字，故以询问老人的方式，让老人按了手印。当时现场有我、蒋某、徐传英老人，还有一个人负责录像，具体是谁记不清了，但不是我与蒋某带的人。我们（主要是蒋某问问题）向徐传英老人询问“你要将你所有的房产份额给谁”，老人表示“把房子给三女儿”，三女儿具体叫什么我记不清了，遗嘱是我代书的，遗嘱和见证书上面于某的签名都是我本人签写的。当时老人的耳朵有点背，我们得大声贴着她耳朵说话，她才能听清，但老人的精神状态较好，对于房产给谁的相关问题都能够清晰的回答。上述事实，有原、被告的当庭陈述笔录、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证明材料、房屋电子登记（簿）查询证明、职工登记表、辽恒丰房估字[2019]1026号房地产估价报告、遗嘱、见证书、录像、询问笔录等证据在卷佐证，经庭审质证及审查，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三原告提出的确认案涉房屋为三原告与被继承人和锡奎、徐传英共同共有的诉讼请求，根据我国物权法的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案涉房产所有权证记载该房产为和锡奎所有，故三原告的该项诉求于法无据，本院无法支持。公民的继承权依法受法律保护。根据我国继承法规定，被继承人死亡后，未留有遗嘱的，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同时，根据继承法规定，下列人员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一）无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二）继承人、受遗赠人；（三）与继承人、受遗赠人有利害关系的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6条规定：继承人、受遗赠人的债权人、债务人，共同经营的合伙人，也应当视为与继承人、受遗赠人有利害关系，不能作为遗嘱的见证人。本案中，被继承人徐传英所立代书遗嘱，由案外人于某、蒋某作为共同见证人进行见证，于某代书，注明了年、月、日，并由代书人、见证人签名，因立遗嘱人徐传英明确表示不会写字，故其在立遗嘱人处按手印。遗嘱录像显示立遗嘱人徐传英意思表示清楚，现无证据显示见证人、代书人与继承人及继承遗产有利害关系，故案涉代书遗嘱符合代书遗嘱的订立要件，本院对遗嘱效力予以确认。本案案涉房产系和锡奎、徐传英的夫妻共同财产，和锡奎于2006年8月13日去世后，因其生前未留有遗嘱，其享有的1/2房产份额按照法定继承处理，由配偶徐传英、三个女儿即本案原、被告继承，故该四人每人分得1/8房产份额。徐传英去世后，根据其遗嘱，其享有案涉房产份额（夫妻析产的1/2房产份额+继承自和锡奎的1/8房产份额）由原告和某1继承，故和某1享有6/8房产份额（继承自父亲和锡奎的1/8房产份额+继承自母亲徐传英的5/8房产份额）。遗产分割应当有利于生产和生活需要，不损害遗产的效用，现案涉房产由原告和某1居住，故案涉房产归原告和某1继承所有，由原告和某1支付二被告房产折价款各65110.5元（房产评估价520884元÷8）。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6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继承人和锡奎名下位于沈阳市和平区桂林街28号2-5-3，建筑面积57.48平方米房产归原告和某1继承所有；二、原告和某1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被告和某2、和某3房屋折价款每人各65110.5元；三、被告和某2、被告和某3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协助原告和某1办理上述房产更名过户手续，使该房产更名过户至原告和某1名下；四、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009元（三原告预交），由原告和某1承担6757元，被告和某2、和某3各自承担1126元。鉴定费2345元（三原告垫付），由原告承担1759元，被告和某2、和某3各自承担293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来 宾人民陪审员 石 旭人民陪审员 王海燕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一日法官助理王妤馨书记员陈丹璐本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十六条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不动产登记簿由登记机构管理。第十七条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事项，应当与不动产登记簿一致；记载不一致的，除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确有错误外，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一)工资、奖金；(二)生产、经营的收益；(三)知识产权的收益；(四)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但本法第十八条第三项规定的除外；(五)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第三条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包括：（一）公民的收入；（二）公民的房屋、储蓄和生活用品；（三）公民的林木、牲畜和家禽；（四）公民的文物、图书资料；（五）法律允许公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六）公民的著作权、专利权中的财产权利；（七）公民的其他合法财产。第五条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第十条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本法所说的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本法所说的父母，包括生父母、养父母和有扶养关系的继父母。本法所说的兄弟姐妹，包括同父母的兄弟姐妹、同父异母或者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养兄弟姐妹、有扶养关系的继兄弟姐妹。第十七条公证遗嘱由遗嘱人经公证机关办理。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以录音形式立的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在危急情况下，可以立口头遗嘱。口头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危急情况解除后，遗嘱人能够用书面或者录音形式立遗嘱的，所立的口头遗嘱无效。第十八条下列人员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一）无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二）继承人、受遗赠人；（三）与继承人、受遗赠人有利害关系的人。第二十九条遗产分割应当有利于生产和生活需要，不损害遗产的效用。不宜分割的遗产，可以采取折价、适当补偿或者共有等方法处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6条继承人、受遗赠人的债权人、债务人，共同经营的合伙人，也应当视为与继承人、受遗赠人有利害关系，不能作为遗嘱的见证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