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6民终481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中金典当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北大街53号。法定代表人：谢玉玺，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永建，男，1963年2月28日出生，汉族，住烟台市芝罘区，系该公司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洪伟，山东智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及诉讼代表人）：于京林，男，1963年10月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及诉讼代表人）：孙建玲，男，1960年2月2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海阳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健，男，1963年1月23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亚平，女，1956年8月17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成雨，男，1975年7月13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龙口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日清，女，1957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马慧，女，1987年3月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继绥，女，1955年2月1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龙口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可泉，男，1965年8月7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尹桂琴，女，1953年5月23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绍文，男，1951年4月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海阳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烟台环宇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机场路208号。法定代表人：孔祥忠，该公司总经理。上述十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放，山东星河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刘兰清，女，1961年5月1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岩，山东凯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山东中金典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典当）因与被上诉人于京林、李健、孙建玲、周亚平、成雨、孙日清、马慧、徐继绥、王可泉、尹桂琴、刘绍文、烟台环宇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宇担保）、刘兰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2018)鲁0602民初95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中金典当的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和第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被上诉人并未按《补充协议》约定履行对上诉人的义务，其排除了上诉人在《补充协议》中的主体地位，上诉人无须对其承担任何责任及义务。《补充协议》签订后，被上诉人从未要求上诉人按照《补充协议》的约定将上诉人的债权转让到于京林名下，也没有要求上诉人按照约定交纳费用，各被上诉人收回的债权也没有对上诉人分配。该协议的签订，除了谢玉玺的签字以外，上诉人没有享有任何权利，相反各被上诉人之间是按此协议执行的，他们之间己经分享了履行协议的成果。甚至在上诉人查封山东宇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宇田公司)所持有的烟台艾迪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艾迪公司）110万股股票期间，被上诉人也没有提出异议，且被上诉人依据《补充协议》在完成债权转让后向烟台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在上诉人之后轮候查封了上述股票。因此，被上诉人通过自身的实际行为已经认可上诉人不再是《补充协议》中债权追索小组的成员，排除了上诉人在《补充协议》中的主体地位。况且，被上诉人业已通过执行程序变卖了艾迪公司的剩余股票实现了部分债权，期间，被上诉人既未通知上诉人作为《补充协议》中的债权人参与分配，也没有人告知上诉人按照《补充协议》的约定承担。现被上诉人又依据《补充协议》要求分割上诉人的执行变现款，显然没有事实依据。（二）涉案的执行变现款系上诉人独立权益，与《补充协议》及被上诉人无关，应全额支付给上诉人，如有余款再另行处理。一审法院依据《补充协议》判决将涉案的执行变现款进行分割是错误的。《补充协议》的签订时间为2017年5月7日，上诉人与《补充协议》中所确定的债务人的案件，早于2015年9月经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调解确认，并于2017年5月7日《补充协议》形成前已经进入执行程序，对此被上诉人是明知的；其次，《补充协议》中并没有债权数额从上诉人的执行案件中所实现的债权数额按照比例分配的约定。也就是说，上诉人的个案与《补充协议》之间就是两个相互独立的法律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上诉人个案的债权实现，如果是通过履行《补充协议》的约定完成，则上诉人就应当按照《补充协议》的约定对实现的债权数额予以分配，否则，上诉人就没有义务按照《补充协议》的约定履行，这是合同的相对性和关联性原则。另外，从《补充协议》的附件即债权数额的签字确认表可以看出，上诉人的债权数额是有两笔组成，一是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调解确认的486.5万元以及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确认的194.6万元，而上诉人通过自己执行回来的案款只是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的那个个案，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确认的债权数额案件，上诉人至今未通过《补充协议》执行回分文案款，也未通过《补充协议》获得过分文分配款。上诉人系根据已经生效的(2015)烟商初字第109号民事调解书申请执行债务人，在执行程序中依据2016年10月30日宇田公司的承诺函变更追加了宇田公司作为被执行人，后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5月12日冻结了宇田公司所持有的艾迪公司股票110万股，2018年2月经执行变现了上述股票变卖款，上述行为并不是上诉人履行《补充协议》的行为，而是独立于《补充协议》的行为，与《补充协议》及被上诉人无关。另外，2016年10月31日宇田公司向上诉人出具债务承担承诺函，承诺对债务人孙崇信、陈希美、烟台东兴工贸有限公司、烟台庄禾集团有限公司尚欠上诉人的债务数额6950323.94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法院正是据此才冻结了宇田公司所持有的艾迪公司261000股的股票，并最终变现。也就是说，上述执行行为系在上诉人独自申请执行，宇田公司自愿承担代还款责任的前提下，才产生的法院冻结股票，最终变现的结果。这是上诉人及宇田公司自由处分及实现各自权利及义务的行为，具有相对性，只在上诉人与宇田公司之间产生效力及约束力，与包括被上诉人在内的其他人(或称为第三人)无关。由此产生的变现款理应归属于上诉人，如有余款，则再另行分配。至于宇田公司在此之后即2018年5月12日出具的声明书内容，其中与其2016年10月30日给上诉人出具的承诺函的内容存在相冲突的部分，结合宇田公司实际控制人孙崇信的调查笔录可以证实，该冲突部分不应对上诉人产生约束力。更不能作为被上诉人参与分配上述案款的依据。该声明不能否定2016年10月30日承诺函内容的真实性及法律效力。因此，上诉人查封、冻结该部分股票系通过自己的行为而实现的结果，与《补充协议》之间没有关联性，被上诉人对此主张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三）上诉人债权本金数额应为681.1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为486.5万元错误。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债权本金数额为486.5万余元，并据此判决分配比例是错误的。上诉人债权本金数额应为681.1万元。暂且不论《补充协议》是否对上诉人产生约束力，仅就上诉人的债权数额来讲，在《补充协议》及其附件《欠款情况表》中，各方已确认并认可上诉人的债权本金分为两部分，分别是(2015)芝商初字第361号民事判决书中确认的194.6万元和(2015)烟商初字第109号民事调解书确认的486.5万元，上述两部分合计为681.1万元。另外，对于上诉人的债权数额，一审中十二被上诉人也予以认可为700万元，这从一审中十二被上诉人提交的第三份证据“3、《关于落实烟台庄禾集团及孙崇信本人所欠债务偿还问题会议纪要》一份，谢玉玺代表上诉人参加会议并签名，证明烟台庄禾集团有限公司、烟台万顺经贸有限公司及孙崇信本人欠付中金典当700万元。”也可以证实，就是在一审诉讼中，被上诉人也是认可上诉人的债权额为700万元的。而一审法院一方面认为上诉人应按《补充协议》进行比例分配，一方面又未按《补充协议》中确定的上诉人债权数额681.1万元来进行计算及分配，而是仅依据上诉人申请执行的(2015)烟商初字第109号民事调解书确认的486.5万元本金参与分割，显然逻辑上自相矛盾，既与理不合，也是与法相悖的，明显是错误的。（四）王可泉无本案主体资格，其无权参与本案执行变现款的分配。理由：一是王可泉非《补充协议》主体，二是事后原全体协议主体并未同意或追认王可泉为协议主体。就算本案一审中其他全体原告同意王可泉作为原告参与诉讼，也只是一审其他原告的意思表示，并不代表上诉人同意其为协议主体。因此，王可泉并不具备本案主体资格。如果一审中其他原告同意王可泉具有权益，也只能是在一审原告所享有的权益当中对王可泉的权益进行内部分配，与上诉人没有关系，更不能分割属于上诉人的权益。一审法院认定王可泉具有本案的主体资格及实体权益并进行分割明显是错误的。（五）刘兰清无本案主体资格，其无权参与本案执行变现款的分配。刘兰清不应当参加本案诉争案款的分配，因为刘兰清承诺退出了《补充协议》，不参与案款的分配，且刘兰清无权向于京林转让债权，因为刘兰清对于《补充协议》中的债权通过长岛县人民法院(2015)长执字第46号《执行裁定书》和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烟执字第31号执行案件已经得到了实现。被上诉人于京林、李健、孙建玲、周亚平、成雨、孙日清、马慧、徐继绥、王可泉、尹桂琴、刘绍文、环宇担保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准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的《补充协议》合法有效，诉争案款系《补充协议》项下的款项，上诉人应当全面正确地履行《补充协议》,由被上诉人与上诉人按照各自债权比例分配案款8526158.30元。本案诉争案款8526158.30元取得的缘由是：上诉人执行宇田公司所持有的艾迪公司的股权所取得，而上诉人能够执行宇田公司股权的时间是在签订《补充协议》之后。本案涉及两个重要的事实：一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补充协议》的背景；二是宇田公司为上诉人及被上诉人代偿债务的缘由。（一）关于《补充协议》产生的背景。多年以前，债务人(烟台庄禾集团有限公司、烟台东兴经贸有限公司、孙崇信)欠付债权人(12名被上诉人及上诉人)的借款，债务数额巨大，而债务人没有偿还能力。宇田公司与被上诉人及上诉人均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但宇田公司持有上市公司艾迪公司一定数量的股权，具有偿还被上诉人及上诉人部分债权的能力。孙崇信是债务人及宇田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被上诉人于京林和孙崇信是多年的朋友。在2017年4月份，经于京林等人与孙崇信多次沟通，孙崇信有意向让宇田公司以债务加入和债务担保方式偿还被上诉人及上诉人的部分债权。为了平衡各债权人的利益，孙崇信及宇田公司要求每位债权人必须签订协议，必须按照各债权人的债权比例分配变现案款。在此基础上，被上诉人及上诉人为了实现每个债权人利益的最大化，决定成立债权追索小组，推选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谢玉玺为组长、于京林为副组长、上海德尚(烟台)律师事务所律师刘响莲为秘书长。小组成员包括本案的十二名被上诉人及上诉人，大家一致同意债权回收变现后统一按照各自债权比例分配。基于上述目的，在2017年5月7日，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了《补充协议》。（二）关于宇田公司为十二名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代偿债务的缘由。在签订《补充协议》之前，上诉人执行债务人的案件，因债务人无可供执行的财产，上诉人的执行案件处于停滞状态。当时，宇田公司不是案件的债务人，上诉人无权执行宇田公司的财产。在被上诉人与上诉人按照孙崇信的要求签订《补充协议》之后，也就是在2017年5月7日之后，宇田公司为被上诉人及上诉人分别出具了《债务承担承诺函》。宇田公司出具《债务承担承诺函》的目的就是让上诉人及被上诉人的债权予以变现，且变现后统一按照各自债权比例分配。如果任何一个债权人不按照《补充协议》履行，既违反了《补充协议》的约定，也违背了宇田公司代偿债务的初衷。正是基于宇田公司的债务承担，上诉人才得以于2017年5月12日申请法院冻结了宇田公司持有的艾迪公司股权110万股。2018年3月5日，经烟台市牟平区人民法院作出裁定书，将261000股强制卖出，变卖所得案款为8526158.30元。概括地讲，《补充协议》是因为《债务承担承诺函》所签订，《债务承担承诺函》是基于《补充协议》而出具。（三）《补充协议》的内容充分证明了由被上诉人与上诉人按照各自债权比例分配诉争案款，上诉人辩称诉争案款与《补充协议》无关，显然不能成立。1、《补充协议》第三条明确载明：本小组所有成员均承诺，本次债权回收变现后统一按各自债权比例分配。上诉人系债权小组成员，上诉人的谢玉玺担任债权小组的组长。上诉人在签署《补充协议》时，完全知悉签订目的是“为了实现每个债权人的利益最大化”“债权回收变现后统一按照各自债权比例分配”。上诉人的债权实现发生于《补充协议》之后，诉争案款当然属于《补充协议》项下的款项，原审判决根据《山东宇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代偿债务的声明》、刘响莲的调查笔录、上诉人的陈述，认定了上述事实。2、《补充协议》第四条载明：已起诉的按第4项缴纳差旅费，该条款中“已起诉的”就是指上诉人。因为在签订《补充协议》时，只有上诉人已经起诉债务人(烟台庄禾集团有限公司等)并进入执行程序，但未能执行债务人的财产，而十二名被上诉人在当时还没有起诉债务人。这进一步表明上诉人系《补充协议》的主体，上诉人属于债权小组成员，既然属于债权小组成员，上诉人执行的案款应与债权小组成员按照各自债权比例分配。3、上诉人辩称诉争案款与《补充协议》无关，显然不能成立。首先，《补充协议》并未约定上诉人在《补充协议》之前法律文书中的债权与《补充协议》无关，也就是说，并没有排除上诉人已经起诉的案件与《补充协议》无关。其次，在签订《补充协议》时，上诉人的案件只是处于执行阶段，因债务人无可供执行的财产，上诉人的执行案件处于停滞状态，当时宇田公司还没有出具《债务承担承诺函》,上诉人还无权执行宇田公司的股权，上诉人的债权并未实现。正是基于各方的利益最大化以及按照各债权人的债权比例分配变现案款的目的，各方才签订的《补充协议》,宇田公司才出具的《债务承担承诺函》。《补充协议》完全包括上诉人之前法律文书中的债权(即诉争案款)。如果上诉人在签订《补充协议》之前可以执行宇田公司，上诉人完全可以在签订《补充协议》之前单方取得宇田公司股权的变现款，那么上诉人就不可能与被上诉人签订《补充协议》而约定各方按照债权比例分配案款。由此说明，在签订《补充协议》之前，上诉人根本没有取得宇田公司的债务承担，没有权利执行宇田公司的股权，而是在签订《补充协议》之后才取得宇田公司的债务承担，才有权利执行宇田公司的股权。如果上诉人的案款不与被上诉人按照债权比例分配，那么作为上诉人，没必要与12名被上诉人签订《补充协议》。因此，诉争案款属于《补充协议》项下的案款，应由被上诉人与上诉人按照各自债权比例分配。上诉人辩称诉争案款与《补充协议》无关，这完全是上诉人在利益面前违反了公序良俗和诚实信用原则。（四）上诉人是否履行《补充协议》相应义务或享有相应权利，并不等于排除了上诉人作为《补充协议》的主体，不影响《补充协议》的有效性，不影响被上诉人与上诉人按照《补充协议》分配案款的事实。1、关于上诉人的债权没有转让给于京林的原因。在签订《补充协议》时，其他债权人尚未起诉，为此从形式上将债权转让给于京林，统一以于京林名义起诉。因上诉人对债务人的案件已进入执行程序，上诉人的债权没有必要转让给于京林，因此，就没有办理债权转让手续。虽然上诉人的债权没有转让给于京林进行操作，但不影响上诉人遵守《补充协议》的义务。对于上述事实，原审法院对刘响莲的调查笔录中完全可以证实(刘响莲是《补充协议》中债权小组成员，也是上诉人的法律顾问),原审法院未认可上诉人的观点。2、关于被执行人执行的案款问题。2018年8月份，部分被上诉人生活十分困难，有的身患重病，需要手术化疗等，经被上诉人向烟台市牟平区人民法院申请，法院在确保被上诉人及上诉人利益前提下，发放了部分案款。十二名被上诉人执行的案款已按比例为上诉人预留相应款项，被上诉人同意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按照债权比例分配，不存在被上诉人未向上诉人分配案款的问题，也不存在上诉人未享有《补充协议》权利的问题，不能据此否定上诉人在《补充协议》中的主体地位。上诉人应分配的金额，可以在实际分割诉争案款时，由各方自行解决。（五）在签订《补充协议》之前，宇田公司还没有向上诉人及被上诉人出具《债务承担承诺函》,宇田公司出具《债务承担承诺函》的日期均为签订《补充协议》(2017年5月7日)之后，《债务承担承诺函》落款日期系倒签。其依据和理由如下：1、原审中被上诉人提交的《山东宇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代偿债务的声明》证明了以下四个事实：(1)该声明的第一行就表明了《债务承担承诺函》的出具日期为2017年5月份；(2)该声明的第三条表明宇田公司确认了代偿债务分配的债权人范围，包括十二名被上诉人及上诉人；(3)该声明的第四条表明为了平衡债权人的利益，宇田公司要求必须按照十二名被上诉人及上诉人的债权比例分配案款；(4)按照十二名被上诉人及上诉人的借款本金确定分配比例。2、《补充协议》签订的日期是2017年5月7日，上诉人申请冻结宇田公司股权的日期为2017年5月12日，被上诉人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冻结宇田公司股权的日期是2017年5月26日。以上事实充分证明，各方冻结宇田公司股权的日期均是签订补充协议之后。试想，如果《债务承担承诺函》的出具日期是在《补充协议》之前，那么十二名被上诉人为什么在出具之后才申请保全，同样道理，既然上诉人持有的《债务承担承诺函》落款日期为2016年10月31日，上诉人为什么不早日冻结宇田公司的股权，为什么要等到2017年5月12日才冻结?就是因为在2017年5月7日签订《补充协议》之前，宇田公司还没有向被上诉人及上诉人出具《债务承担承诺函》而是在签订《补充协议》之后出具的，所以各方在《补充协议》之后才有权冻结宇田公司的股权。3、关于《债务承担承诺函》倒签的原因。孙崇信担心其他债权人(被上诉人及上诉人之外)找他的麻烦，就要求《债务承担承诺函》的落款时间提前至2017年5月7日《补充协议》之前，所以《债务承担承诺函》落款时间体现了在2016年5月至2016年12月期间。这样，其他债权人找孙崇信时，他可以说是以前办理的宇田公司债务承担，现在不能办理了，以便给自己找个借口，这就是《债务承担承诺函》倒签的原因。（六）上诉人的债权本金为486.50万元，上诉人辩称其债权本金为681.1万元不能成立。超出的194.60万元不应包括在上诉人的债权金额之中，不能参与分配诉争案款。根据《补充协议》第三条的约定及《山东宇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代偿还债务的声明》的第四条要求，应按照十二名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的债权金额确定案款的分配比例，也就是说，上诉人的债权本金应以其执行宇田公司的债权本金486.50元为准，上诉人另外的债权194.60万元不属于执行宇田公司的债权，不能作为上诉人分配诉争案款的债权本金。另外，宇田公司向上诉人出具的《债务承担承诺函》,也表明了上诉人的债权本金为486.50万元。对于上述事实，原审判决作出了认定。（七）王可泉应当参与诉争案款分配。虽然王可泉未在《补充协议》中签字，但《山东宇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代偿债务的声明》将王可泉列入代偿债务的特定债权人之中，其实际履行了《补充协议》,其应当参加诉争案款的分配。被上诉人刘兰清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依法予以维持。具体理由同十二位被上诉人意见。十二名原告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被告继续履行《补充协议》，按照十二名原告与被告的债权比例分配案款、具体债权比例及分配案款金额如下:于京林：14.13%（1205451.47元），李健：10.6%（904088.60元），孙建玲：7.06%（602725.73元），周亚平：7.06%（602725.73元），成雨11.52%（982442.95元），孙日清：4.26%（363744.98元），马慧：4.41%（976703.58元），徐继绥：3.92%（334512.78），王可泉：3.53%（301362.86元），尹桂琴：3.53%（301362.86元），刘绍文：4.24%（361635.44元），环宇担保：8.48%（723270.88元）。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刘兰清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请为：确认刘兰清与本案原、被告之间签订的补充协议有效，向第三人刘兰清分配执行款1547284.58元。为证明其主张，12名原告向一审法院提交以下证据：1、补充协议一份，证明12名原告均为被告烟台庄禾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及该公司实际控制人孙崇信的债权人，为了实现每个债权人利益的最大化，成立债权追索小组，12名原告和被告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补充协议第四条约定了债权数额的确定方案，及按照12名原告各自的法律文书所确定的借款本金数额，被告中金典当的法人代表谢玉玺在补充协议中签字的行为代表中金典当。2、中金典当和烟台润华经贸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证明在2017年5月7日《补充协议》签订时，烟台润华经贸有限公司系中金典当的大股东，而谢玉玺是烟台润华经贸有限公司的股东。2018年3月29日，谢玉玺成为被告的法定代表人。3、《关于落实烟台庄禾集团及孙崇信本人所欠债务偿还问题会议纪要》一份，谢玉玺代表被告参加会议并签名，证明烟台庄禾集团有限公司、烟台万顺经贸有限公司及孙崇信本人欠付中金典当700万元。4、落款时间为2018年5月12日的《山东宇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代偿债务的声明》一份，证明宇田公司强调为特定债权人代偿的缘由，即孙崇信系宇田公司及烟台庄禾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宇田公司持有的艾迪公司一定数量的股权，其以债务加入和债务担保方式偿还12名原告及被告的部分债权。为此，12名原告与被告签订了《补充协议》，在被告与债务人的执行案件中，因为宇田公司加入作为担保人，烟台市牟平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5月12日冻结了宇田公司持有的艾迪公司的股权110万股，变卖所得案款8526158.30元。声明第三条同时表明，宇田公司确认代偿债务分配的债权人范围，即12名原告和被告。声明第四条表明为平衡债权人利益，宇田公司要求必须按照本案12名原告及被告的债权比例分配案款。5、烟台市牟平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鲁0612执异48号《执行裁定书》，证明2018年3月5日，牟平区人民法院作出裁定书，将宇田公司持有的艾迪公司的261000股强制卖出，变卖所得价款8526158.3元，即本案的待分配案款。牟平区人民法院在裁定中认定谢玉玺在《补充协议》上面的签字构成表见代理。6、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鲁06执复62号《执行裁定书》，证明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查明的事实与牟平区人民法院查明事实一致，但认为于京林的请求并非执行异议范围而撤销了（2018）鲁0612执异48号《执行裁定书》。7、烟台市牟平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鲁0612执354号《执行裁定书》，证明2018年3月5日，牟平区人民法院作出裁定书，将宇田公司持有的艾迪公司的261000股强制卖出，变卖所得价款8526158.3元。8、12份烟台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的民事调解书及1份民事裁定书，证明基于《补充协议》的规定，12名原告与被告为了实现债权人利益的最大化，成立追索小组，小组全体债权人以债权转让的方式一并由于京林操作，本案12名原告要求按照债权比例分配案款，其债权标准应当按照调解书所确认的借款本金予以确认。被告为证明其主张，向一审法院提交以下证据：1、（2015）烟商初字第109号民事调解书一份，确定了被告中金典当对孙崇信等人的债权数额，时间为2015年9月28日，时间上早于《补充协议》的签订日期，且原告对该调解书是明知的。2、牟平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鲁0612执异48号执行裁定书、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鲁06执复62号执行裁定书各一份，证明原告于京林在牟平区人民法院案件执行过程中曾提出与本案诉求类同的执行异议。同时证明原被告作出补充协议以前，被告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调解确认的债权已经在牟平区人民法院进入到执行程序中。3、执行笔录一份，证明债务人孙崇信及其控制的宇田公司认可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人民法院依据其在2016年10月31日向被告中金典当出具的承诺书而做出的执行行为。4、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8月31日作出的（2015）芝商初字第361号民事判决书，确定了被告中金典当对孙崇信等人享有的债权数额。同时证明在补充协议签订前，即2015年期间，被告在诉讼过程中查封了债务人陈希美持有的宇田公司价值210万元的股权，且该笔债权宇田公司并没有向被告出具任何承担担保责任的法律文件，直到2018年7月被告才申请执行，进而证明原告并没有按照补充协议的约定与被告履行该协议。5、2016年10月31日宇田公司向被告中金典当出具的债务承担承诺函一份，证明宇田公司无条件代孙崇信、陈希美承担该（2015）烟商初字第109号民事调解书中的债务。6、宇田公司出具的代偿还债务的声明一份，声明内容为宇田公司为遵守《补充协议》的特定债权人出具担保或债的加入，其中被告中金典当及12名原告均在其中。7、原告于京林在执行异议过程中的陈述一份，证明《补充协议》的签订日期为2017年5月7日。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刘兰清提交以下证据证明其主张：1、原告、被告及第三人签署的《补充协议》一份，证明全体债权人之间约定债权回收变现后统一按各自债权比例分配，债权人将各自债权转让给于京林由其统一操作，各自债权仍归各自所有，证明转让人与受让人之间系委托代理关系。2、债权转让协议一份，证明第三人与原告于京林之间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履行补充协议，第三人转让给于京林的债权为7895440元，根据补充协议和（2019）鲁06民终473号民事判决书的事实认定，于京林系委托代理人，其债权的实际享有人为第三人刘兰清。3、（2017）鲁0692民初第200号民事调解书，结合已经生效的（2019）鲁06民终473号民事判决书的事实认定，证实原告刘兰清的债权7895440元。4、（2018）鲁06执复民事裁定书，证实在补充协议签订后，被告实现债权额为8526158.3元，根据补充协议的约定，在债权追索小组之间应按债权比例公平清偿。5、（2019）鲁06民终473号民事裁定书，证实第三人刘兰清与于京林之间因为签订补充协议和债权转让协议后在第三人与于京林之间产生的法律关系系委托法律关系，且原告提出的（2015）长执46号执行案、（2013）烟执331号执行案已抵顶刘兰清债权的意见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案件审理过程中，经12名原告申请，一审法院向上海德尚（烟台）律师事务所律师刘响莲制作调查笔录，刘响莲称补充协议的签订背景是债务人孙崇信希望将其债权人的债权平衡分配，原告于京林与各方债权人协商后签订了补充协议，其所在的上海德尚（烟台）律师事务所提供了法律服务。谢玉玺代表中金典当的债权，补充协议是在上海德尚（烟台）律师事务所办公室签订的，其内容是债权人自行讨论形成的，于京林等人的债权转让诉讼案件是其于京林自己办理的，当时谢玉玺代表的中金典当的债权已经判决了，所以不需要转让给于京林，其律所也没有向中金典当提供法律服务。案件审理过程中，经被告中金典当申请，一审法院向案外人孙崇信制作了调查笔录。孙崇信称宇田公司出具给山东中金典当的承诺函中的印章系其加盖的，其称给被告中金典当法定代表人谢玉玺出具过一次承诺函，也给原告于京林出具过一次承诺函，给于京林出具的承诺函中是否包含被告中金典当其并不清楚，当时是在莱山刘响莲所在的律师事务所给的。当时12名原告及被告成立追偿小组是为了以宇田公司的股票按比例分配，当时谢玉玺没有参加追偿小组关于债务追偿的讨论，直至我们（孙崇信及原告）在律所（刘响莲所在律师事务所）开会时才过去。当时谢玉玺是金融协会的会长，跟债权人比较熟悉。宇田公司在2016年10月给中金典当出具承诺函的背景是案外人王全宁找孙崇信加盖了承诺函的印章，谢玉玺知道该事实后，才找到孙崇信出具了落款时间为2016年10月的承诺函。诉讼过程中，根据原告申请，一审法院裁定冻结了被告中金典当在烟台市牟平区人民法院（2018）鲁0612执354号案件的执行款8000000元。关于十二名原告的诉请，经审理查明事实如下：2015年7月14日，本案原告于京林、被告中金典当的法人代表谢玉玺、第三人刘兰清及案外人孙崇信、王全宁、烟台金律通律师事务所律师邹钧在烟台市召开会议，形成会议纪要一份。会议形成决议部分内容为烟台庄禾集团有限公司、烟台万顺经贸有限公司及孙崇信本人欠王全宁1000万元、于京林400万元、刘兰清1402万元、山东中金典当有限公司700万元及社会其他欠款。2016年10月31日，宇田公司向被告中金典当出具债务承担承诺函一份，承诺函载明：宇田公司自愿无条件代孙崇信、陈希美承担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烟商初字第109号民事调解书确认的、孙崇信和陈希美二人欠付被告中金典当借款本金、利息、诉讼费及保全费共计6950323.94元，并承诺于2016年12月31日前向被告付清该笔欠款。如果宇田公司未按期履行付款义务，则仍按照（2015）烟商初字第109号民事调解书约定，以4865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给付利息至实际付清之日。2017年5月7日，原告于京林、李健、刘绍文、周亚平、环宇担保、尹桂琴、马慧、孙建玲、成雨、孙日清、徐继绥11人及案外人谢玉玺、第三人刘兰清签署《补充协议》一份，协议主要内容为：1、本小组成员为谢玉玺、李健、孙建玲、陈希美、林亚莉、袁培华、烟台环宇担保有限公司（授权代表：王子力）马慧、尹桂琴、周亚平、刘绍文、烟台泰鑫工贸有限公司（授权代表：于京林）、成雨、刘兰清。其中组长谢玉玺，副组长于京林，秘书长刘响莲，联络员王世赋。2、全体成员均认可，各自与于京林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仅仅是为了方便诉讼，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转让，各自的债权仍归各自所有。小组所有成员均承诺，本次债权回收变现后统一按各自债权比例分配，统一相关费用按比例分摊。本小组成员的债权数额的确定方式：以有效借据或合同+付款凭证（银行流水或是转账证明等足以证明实际付款的有效单据）3、小组成员自愿承担并预交下列费用：起诉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杂费，以上四项费用暂按标的额的1.5%预交，已起诉的按第四项缴纳差旅费，小组成员一致同意，按收回款项的1%支付律师费。4、小组成员均同意，收回款首先支付刘响莲的债权10万元，然后支付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及其他为实现债权已经支付的所有费用，然后再按各自比例分摊所得。协议签订后，原告均以于京林的名义在烟台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被告均为烟台庄禾集团有限公司、山东宇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烟台东兴经贸有限公司、烟台万顺经贸有限公司和孙崇信。原告于京林的债权经（2017）鲁0692民初186号民事调解书确定为本金400万，利息576000元；原告李健的债权经（2017）鲁0692民初188号民事调解书确定为本金3000000元，利息432000元；原告孙建玲的债权经（2017）鲁0692民初193号民事调解书确定为本金2000000元，利息288000元；原告周亚平的债权经（2017）鲁0692民初192号民事调解书确定为本金2000000元，利息288000元；原告成雨的债权经（2017）鲁0692民初187号民事调解书确定为本金3260000元，利息938880元；原告孙日清的债权经（2017）鲁0692民初194号民事调解书确定为本金1207000元，利息347616元；原告马慧的债权经（2017）鲁0692民初195号民事调解书确定为本金1250000元，利息180000元；原告徐继绥的债权经（2017）鲁0692民初196号民事调解书确定为本金1110000元，利息319680元；原告王可泉的债权经（2017）鲁0692民初198号民事调解书确定为本金1000000元，利息144000元；原告尹桂琴的债权经（2017）鲁0692民初199号民事调解书确定为本金1000000元，利息144000元；原告刘绍文的债权经（2017）鲁0692民初197号民事调解书确定为本金1200000元，利息172800元；原告环宇担保的债权经（2017）鲁0692民初189号民事调解书及更正裁定书确定为本金2400000元，利息345600元。2018年5月12日，宇田公司出具了代偿还债务的声明一份，声明的主要内容为：“2017年5月，山东宇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在《补充协议》中签字的各位特定债务人出具了以我公司持有的上市公司烟台艾迪精密的股份为以下债务人代偿还或担保偿还债务的各项法律文件，我公司代偿债务的原则是在《补充协议》框架下，每位特定债权人都能按比例得到部分债权或变现款，目的是减少债权人、债务人生活压力，我公司代偿还的债务人有：烟台庄禾集团有限公司、烟台东兴经贸有限公司、烟台万顺经贸有限公司、孙崇信。证实由于我公司对签订《补充协议》的特定债权人出具了相关的法律手续，才使各位特定债权人查封、扣押了我公司在上市公司烟台艾迪精密有限公司的股票（110万股）。我公司郑重声明如下：一、我公司是为遵守《补充协议》的特定债权人出具的担保或债务加入函；二、如果未在《补充协议》签字或者不按《补充协议》执行的，该担保或债务加入无效；三、我公司本次所代偿债务的实现仅限于分配给如下特定债权人：山东中金典当有限公司（谢玉玺签字）、烟台泰鑫工贸有限公司（于京林签字）、李健、孙建玲、周亚平、成雨、徐继绥、孙日清、马慧、尹桂琴、王可泉、刘绍文、袁培华和烟台环宇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王子力签字）；四、坚决要求各特定债权人按照各自的债权（起诉本金-下同）比例分配。山东宇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为特定债权人代偿债务的缘由，就是为了平衡各个特定债权人的利益，所以要求必须按照特定债权人的债权（起诉本金）同比例分配变现的款项。如果任何一个特定债权人不按照《补充协议》履行，既违反了《补充协议》的约定，也违背了山东宇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代偿债务的初衷。山东宇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要求各个特定债权人必须严格全面地履行《补充协议》，按照债权本金同比例分配山东宇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所持有的烟台艾迪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股权价款，否则，山东宇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撤回其债务担保或债务加入”。另查，2015年9月28日，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烟商初字第109号民事调解书，确认被告中金典当对烟台东兴经贸有限公司、烟台庄禾集团有限公司、孙崇信陈希美享有债权本金4865000元及相应利息。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据生效的（2015）烟商初字第109号民事调解书立案执行，在执行过程中，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5月12日冻结保证人宇田公司所持有的艾迪公司股票110万股。后经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牟平区人民法院执行，牟平区人民法院在执行过程中作出（2018）鲁0612执354号之二裁定，指令证券营业部强制卖出山东宇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所持有的烟台艾迪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61000股股权，并将变价款直接划付至牟平区人民法院账户。2018年4月2日，上述股票变卖款8526158.30元扣划至牟平区人民法院账户。为此，本案原告于京林向牟平区人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以该涉案款应由申请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与山东中金典当有限公司按照各个债权人的债权比例予以分配，而不是单独发放给山东中金典当有限公司。6月26日，牟平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鲁0612执异48号执行裁定书，裁定中止向被告发放案款。被告不服，向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鲁06执复62号执行裁定书以“于京林的请求并非执行异议审查的范围，于京林以《补充协议》主张实体权利，涉及双方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争议，应通过诉讼解决”为由，撤销了牟平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鲁0612执异48号执行裁定书，发回烟台市牟平区人民法院重新审查。关于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刘兰清的诉请，经审理查明事实如下：2017年4月17日，第三人刘兰清与原告于京林、案外人山东宇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烟台庄禾集团有限公司、烟台东兴经贸有限公司、烟台万顺经贸有限公司、孙崇信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刘兰清将其对五名案外人享有的债权本金6130000元及利息1765440元转让给于京林。同年5月7日，第三人刘兰清也在本案的《补充协议》中签字。同年6月21日，第三人刘兰清向于京林出具承诺函一份，载明“鉴于本人刘兰清将对山东宇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烟台庄禾集团有限公司、烟台东兴经贸有限公司、烟台万顺经贸有限公司等债务人享有的债权（本金6130000元、利息1765440元）自愿转让给于京林。现本人请求于京林委托山东同济律师事务所张仁友律师全权办理上述债权案件的庭审调解、执行程序，委托后一切后果与于京林个人无关，由刘兰清自行承担。本人刘兰清做出如下郑重承诺：1、本人刘兰清已支付担保费15700元、保全费5000元、差旅费7900元、诉讼费33550元，合计62150元。2、以于京林的名义委托张仁友律师参与庭审调解、执行程序所需费用支出均由本人刘兰清全额支付，所产生的一切后果也有本人刘兰清全部承担”。第三人刘兰清的债权经（2017）鲁0692民初200号民事调解书确定为本金6130000元，利息1765440元。此外，第三人刘兰清在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原告于京林向其支付债权转让款7895440元及其利息。一审法院驳回了第三人刘兰清的诉讼请求，刘兰清上诉后，二审予以维持。原告在诉讼中认为孙崇信将其享有的（2011）芝商初字第154号民事调解书和（2012）烟民一初字第15号民事调解书项下的债权均转让给刘兰清，但无证据予以证明。另查，2017年5月17日，原告王可泉通过户口号码为62×××68的招商银行卡向追偿小区联络员王世赋缴纳17160元，注释为孙崇信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被告中金典当是否应当履行《补充协议》的问题。根据《山东宇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代偿债务的声明》、一审法院对刘响莲律师所作出调查笔录、被告代理人在庭审中的陈述可以认定，谢玉玺在《补充协议》签字的行为是代表被告中金典当的职务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条规定“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定力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被告自愿签署《补充协议》时，其应当清晰知道协议的目的为“为了实现每个债权人的利益最大化”、“本次债权回收变现后统一按各自债权比例分配”，即使其所享有的债权并未通过协议约定的转让给特定人方式进行操作，被告也应当遵守《补充协议》中所约定的义务，即债权回收后统一按照各自债权比例分配。（二）关于第三人刘兰清能否参加债权分配的问题。2017年6月21日，第三人刘兰清向原告于京林出具了承诺函，载明请求于京林委托特定律师对其实际享有的债权进行诉讼，所产生的后果由刘兰清负担。《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三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第十四条规定“要约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应当符合下列规定：（一）内容具体确定；（二）表明经受要约人承诺，要约人即受该意思表示的约束”；第二十一条规定“承诺是受要约人同意要约的意思表示”；第二十二条规定“承诺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但根据交易习惯或者要约表明可以通过行为作出承诺的除外”。根据上述规定，刘兰清在向于京林作出要约时，于景林并未通过任何方式告知刘兰清接受其要约，因此，第三人刘兰清的要约并未得到于京林的认可。因此刘兰清作为《补充协议》的签署人，其应当参与回收债权的分配。（三）关于王可泉能否参加债权分配的问题。虽然被告王可泉未在《补充协议》中签字，但其实际履行了将其债权转让给于京林，并由于京林在烟台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法院提起诉讼、申请保全，并缴纳了相关的费用，且在《山东宇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代偿债务的声明》中，王可泉亦位列宇田公司代偿债务的特定债权人名单中，故王可泉实际履行了《补充协议》约定的内容，其应当参加回收债权的分配。（四）关于被告中金典当参与分配的债权总额。根据（2018）鲁0612执354号之一《烟台市牟平区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烟台市牟平区人民法院裁定将宇田公司持有的艾迪公司股权划至被告处的依据为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烟商初字第109号民事调解书，被告虽不认可其债权仅为该调解书确定的金额，但未提交相反证据证明《补充协议》签署时被告确定享有的债权数额。故对被告参与分配的债权数额以（2015）烟商初字第109号民事调解书载明的本金金额（即4865000元）为准。因此，12名原告与被告、第三人签署的《补充协议》是当事人意思表示，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应当认定合法有效。该协议中对参加分配债权数额并未进行明确确定，但在宇田公司的待偿还债务声明中要求以各特定债权人的起诉本金进行比例分配，一审法院从平均分配、保障《补充协议》中所有债权人权益角度出发，认定参加分配的债权数额以本金为宜。根据相关法律文书，一审法院认定各方当事人应当参与分配的债权数额为于京林4000000元、李健3000000元、孙建玲2000000元、周亚平2000000元、成雨3260000元、孙日清1207000元、马慧1250000元、徐继绥1110000元、王可泉1000000元、尹桂琴1000000元、刘绍文1200000元、环宇担保2400000元、刘兰清6130000元、中金典当4865000元，总额为34422000元。可分配的回收债权金额为8526158.30元，因此12名原告、被告及第三人按债权本金数额可分配金额分别为：于京林990739.59元（4000000/34422000×8526158.3）、成雨807427.19元（3260000/34422000×8526158.3）、李健743481.00元（3000000/34422000×8526158.3）、环宇融资594273.23元（2400000/34422000×8526158.3）、周亚平495369.80元（2000000/34422000×8526158.3）、孙建玲495369.80元（2000000/34422000×8526158.3）、孙日清299268.16元（1207000/34422000×8526158.3）、马慧309499.55元（1250000/34422000×8526158.3）、徐继绥274542.30元（1110000/34422000×8526158.3）、刘绍文297562.92元（1200000/34422000×8526158.3）、尹桂琴248111.21元（1000000/34422000×8526158.3）、王可泉248111.21元（1000000/34422000×8526158.3）、中金典当1204746.17元（4865000/34422000×8526158.3）、刘兰清1518508.79元（6130000/34422000×8526158.3）。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2月14日作出（2018）鲁0602民初9545号民事判决：判令被告中金典当继续履行《补充协议》，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及第三人按照比例分配回收债权。具体金额为于京林990739.59元、成雨807427.19元、李健743481.00元、烟台环宇融资担保有限公司594273.23元、周亚平495369.80元、孙建玲495369.80元、孙日清299268.16元、马慧309499.55元、徐继绥274542.30元、刘绍文297562.92元、尹桂琴248111.21元、王可泉248111.21元、刘兰清1518508.79元。如果被告中金典当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1734元及财产保全费5000元，共计86734元，由原告于京林、李健、孙建玲、周亚平、成雨、孙日清、马慧、徐继绥、王可泉、尹桂琴、刘绍文、烟台环宇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共同负担15000元，由被告中金典当负担68008元，由第三人刘兰清负担3726元。本院二审中，上诉人提交《欠款情况表》复印件，称上诉人手中没有原件，该表可以证明中金典当债权是681.1万元。十二被上诉人质证称，第一、上诉人提交的该证据是复印件，真实性暂时无法确认；第二、如果该证据具有真实性，恰恰证明了上诉人应当按照《补充协议》与十二名被上诉人按照各自债权比例分配诉争案款，但上诉人参与分配案款的债权本金应为486.5万元，而不包括另外的194.6万元，因为上诉人可以参与分配诉争案款的债权本金仅是指宇田公司承诺函所确定的债权金额，根据宇田公司向上诉人出具的承诺函以及原审中被上诉人提交的宇田公司代偿债务的声明，均证明上诉人参与分配诉争案款的债权本金是486.5万元。被上诉人刘兰清质证称，该欠款情况表没有刘兰清的签字，无法确认债权的数额，但该欠款情况表恰恰证明了谢玉玺并非是以金融会长的名义在补充协议上签字，而是以债权人的身份在《补充协议》上签字。根据《补充协议》形成了在所有签字债权人之间公平清偿债务的法律关系。十二被上诉人提交宇田公司向七名被上诉人出具的《并存债务承担承诺函》，这些承诺函显示落款时间为2016年5至2016年12月期间，被上诉人主张实际出具时间是在2017年5月7日的《补充协议》之后，落款日期均为倒签，上诉人清楚承诺函的落款时间问题，宇田公司为其出具的承诺函与上述七名被上诉人的承诺函的性质相同，落款日期2016年10月31日是倒签，是在2017年5月7日《补充协议》之后。正是因为各方签订了《补充协议》，宇田公司才向各方出具了承诺函。基于上述承诺函，上诉人及十二名被上诉人才得以冻结宇田公司持有艾迪公司的股权，上诉人才将对债务人的债权因宇田公司的债务承担而得以实现和变现。上诉人得以实现和变现的款项就是本案诉争的案款，因此诉争的案款当然是《补充协议》项下的款项，应由十二名被上诉人和上诉人按照各自债权比例进行分配。上诉人质证称，第一、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证据不是新证据，应在一审时提交，二审期间不能作为新证据使用；第二、证据本身记载的时间是出具承诺函的公司与债权人共同确认的时间，任何解释都不能否定承诺函本身的时间。因此该证据不能证明被上诉人要证明的问题，相反该证据证实了上诉人的观点是成立的，上诉人认为确定每个债权人的债权数额应当以2017年5月7日《补充协议》签订以后各债权人转给于京林的债权数额为准，而不应当作出其他解释；第三、被上诉人谈到承诺函的内容和时间问题，一审法院已对宇田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孙崇信作过庭外取证调查，烟台市牟平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在上诉人执行该款当中也对孙崇信作过询问调查笔录。这些都说明该证据不能证明被上诉人所要证明的问题。被上诉人刘兰清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认可十二名被上诉人的意见。庭审中，对于上诉人在上诉状中主张刘兰清的债权已经通过长岛县人民法院（2015）长执字第46号和本院（2013）烟执字第31号执行案件得到了实现的问题，被上诉人刘兰清称，该两案属实，但是该两案均未执行，对应的债权也与本案刘兰清613万元本金及179万元利息没有关系。上诉人称，其不清楚被上诉人刘兰清的陈述是否正确，之所以这么主张是因为十二被上诉人在一审答辩中认为刘兰清的债权已经通过执行案件得到实现。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执焦点问题有四：一是《补充协议》是否对中金典当具有约束力；二是中金典当参与分配的债权数额；三是被上诉人刘兰清能否参与债权分配；四是被上诉人王可泉能否参与债权分配。关于焦点一。上诉人主张《补充协议》对上诉人不具有约束力，协议中上诉人主体地位被排除，上诉人未将债权转让给于京林，也未行使《补充协议》中的权利，宇田公司向其出具的《债务承诺函》在《补充协议》签订之前，涉案的执行变现款系上诉人独立权益，与《补充协议》及被上诉人无关。本院认为，首先，一审法院认定，谢玉玺在《补充协议》签字的行为是代表上诉人中金典当的职务行为，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上诉人主张谢玉玺是以金融会长的名义为避免引发社会问题而在《补充协议》签字，但未提交证据证明，且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不符，该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其次，《补充协议》第三条约定“与于京林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仅是为了方便诉讼，并非真正意义的转让”，第四条约定“已起诉的按第4项缴纳差旅费”，由此可知，将债权转让给于京林是为了方便诉讼，签订《补充协议》时，上诉人已经起诉债务人并进入执行程序，无须再将债权转让给于京林。上诉人以其未将债权转让给于京林，也未按照约定缴纳费用为由主张《补充协议》对其不具有约束力，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最后，宇田公司出具《山东宇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代偿债务的声明》明确要求包括上诉人在内的债权人按《补充协议》的比例分配宇田公司所持有的艾迪公司股权价款。综上，本院认为，《补充协议》对上诉人具有约束力，上诉人应当遵守《补充协议》中所约定的义务，即债权回收后统一按照各自债权比例分配。关于焦点二。上诉人主张其债权本金数额应为681.1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为486.5万元是错误的。本院认为，首先，宇田公司向上诉人出具债务承担承诺函中载明是以本院（2015）烟商初字第109号民事调解书项下的本金金额486.5万元为准承担担保责任，上诉人也是以该承诺函确定的数额向本院申请冻结和执行宇田公司所持有的艾迪公司的股票；其次，对于上诉人提交的《欠款情况表》，因是复印件且在《补充协议》中并未明确是以该《欠款情况表》来确定各自债权分配的数额，被上诉人对该《欠款情况表》也不予认可。故该《欠款情况表》，本院不予采信。上诉人参与分配的债权数额应以（2015）烟商初字第109号民事调解书载明的本金金额（即4865000元）为准。关于焦点三。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刘兰清的债权已经通过长岛县人民法院（2015）长执字第46号和本院（2013）烟执字第31号执行案件得到了实现，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刘兰清作为《补充协议》的签署人，其应当参与回收债权的分配，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关于焦点四。虽然被上诉人王可泉未在《补充协议》中签字，但其实际履行了《补充协议》约定的内容，将其债权转让给于京林，并缴纳了相关的费用，且在《山东宇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代偿债务的声明》中，王可泉亦位列宇田公司代偿债务的特定债权人名单中，故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王可泉应当参与回收债权的分配，亦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综上，上诉人山东中金典当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1734元，由上诉人山东中金典当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吉昌审判员  张婷婷审判员  王汝娟二〇二〇年九月十日法官助理夏川书记员李坤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