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944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闫淑英，女，1944年10月8日出生，汉族，北京市丰台区物资回收公司退休职工，住北京市丰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蒲良翠，北京京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东庐，北京京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马李力，女，1967年9月15日出生，汉族，北京华云天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职工，现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福明，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毛虹，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闫淑英因与被上诉人马李力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5民初757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邓青菁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闫淑英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闫淑英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用由马李力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闫淑英在签订《协议书》时不存在重大误解，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一、从《协议书》内容可以看出遗嘱有效是《协议书》签订的前提。1.《协议书》正文第一段即描述了考虑到2017年11月19日杨东升立有遗嘱并达成协议如下，协议内容的第一条也再次确认了属于杨东升个人财产的按遗嘱执行，从这两句话可以直观的看出双方签订《协议书》的前提是杨东升留有遗嘱，在此基础上双方协商了部分内容。2.从《协议书》第二条可以看出，这里面的100万元实际上是建立在杨东升遗嘱当中有50万元的基础之上双方协商增加的，所以闫淑英认为该100万元也是在遗嘱有效的前提下才达成的协商，因此从内容可以看出该份《协议书》并不是对杨东升遗产的分割，而是对杨东升遗嘱的确认，因此遗嘱有效是双方能够协商且协商成功的前提条件。二、从《协议书》签订过程看，明显是闫淑英误以为遗嘱有效的情况下签订的。《协议书》签订之前闫淑英对遗嘱毫不知情，马李力显然对遗嘱存在重大瑕疵将导致无效的后果是明知的，正因为此马李力聘请了专业律师来与闫淑英进行协商，闫淑英作为普通老百姓，无专业法律知识，在《协议书》签订当天出于对律师的专业水平和职业道德的信任，对于遗嘱的有效性并没有任何产生怀疑，但是马李力及其律师、证人明显是故意回避了遗嘱无效这一关键事实，正因为信息不对等，闫淑英对遗嘱的效力深信不疑，所以整个协商过程当中闫淑英的核心诉求均是希望在遗嘱只给闫淑英50万元的基础之上马李力能够多补偿一些，让其老有所依，这种被动的环境下，闫淑英只能心平气和的与马李力协商，而马李力在明知遗嘱有硬伤的情况下，更不会主动去谈论遗嘱，所以整个协商过程虽然表面上呈现的是一种和谐的状态，但是通过分析双方的心态，不难看出是建立在闫淑英认为遗嘱有效的前提之下，如果闫淑英知道遗嘱可能无效，是不会与马李力在50万元的基础上进行和平协商的，因此杨东升遗嘱是否有效直接影响了闫淑英在协商签订时的判断和心态，一审法院仅凭协商过程的表面现象现象就认定遗嘱的效力对于《协议书》签订没有影响，完全不符合客观事实。三、从杨东升所留遗产的价值上看，闫淑英如果不是因为误解遗嘱的效力，不会与马李力签订如此分配不公、损害自身利益的《协议书》。杨东升所留遗产有两套房屋、两辆车、车库现金等共计2000多万元，其继承人只有闫淑英与马李力两方，遗嘱无效后按照法定继承，闫淑英可以分得约1000万元的遗产，但根据《协议书》来看，闫淑英只有100万元，两者相差10倍，如果闫淑英不是误认为遗嘱有效，其没有理由从1000万元降到100万元去与马李力协商解决的，综合《协议书》签订背景、协议内容表述及具体条款的形成过程、对闫淑英利益的影响等方面，闫淑英对遗嘱效力的误解已经构成合同法第五十四条所规定的重大误解，恳请二审法院查清事实，依法予以改判，支持闫淑英的上诉请求。马李力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闫淑英的上诉请求和事实理由。第一，本案中闫淑英主张的导致其重大误解的理由并不属于法律规定的重大误解的情形，其主张不能成立。第二，《协议书》系双方充分协商自愿达成的共识，其法律效力独立于遗嘱而存在，遗嘱的效力并非是《协议书》签订的前提。第三，闫淑英签订《协议书》时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签署过程能够自由表达，签订协议全程思维非常清晰，表达非常流畅，这从录音证据以及闫淑英本人在一审庭审中的表现都能看出，且《协议书》的签署过程全程有律师见证，并有录音，同时闫淑英的女儿也参与了整个协商过程，协商过程将近半天，协议内容也是双方你来我往多次退让才达成的结果，在协商和签署《协议书》的过程中，闫淑英多次明确表示“不谈遗嘱，只谈亲情”、“关于杨东升遗产要一次性解决”的问题，这完全可以表明《协议书》的达成是双方自愿协商的结果，并不是闫淑英所称的在被动的环境中达成的，也不存在信息不对等的情况。第四，《协议书》不存在分配不公、损害闫淑英利益的情形，《协议书》中基本列出了全部遗产项目，不存在重大遗漏，闫淑英对遗产的项目和范围也是非常清楚的，甚至约定了马李力放弃关于闫淑英配偶遗产房产分割的问题，因此《协议书》不仅对被继承人杨东升的遗产进行了处理，同时也对闫淑英配偶遗产房产继承的问题进行了处理，双方综合平衡亲情和各自权益的基础上，通过平等自愿协商、互谅互让最终达成结果，根本不存在闫淑英所说的存在误解、分配不公的情况。另外，闫淑英称本案遗产有2000多万元，是其自己的想象是不真实的，更何况所有的财产中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部分并不属于遗产。第五，《协议书》的法律性质是遗产分割协议，不构成合同法第五十四条所规定的情形。《协议书》是具有特定身份关系的继承人之间对遗产分配方案达成的合意，该合意应区别于合同法意义上的商事协议或经济合同，合同法第二条规定了婚姻家庭等涉及身份关系方面的协议应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因此本案不能简单地套用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闫淑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判令撤销双方于2018年5月15日签订的《协议书》。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马李力系杨东升之妻，闫淑英系杨东升之母，杨东升于2018年4月11日去世，杨东升之父于2014年10月1日去世，杨东升和马李力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未育有子女。2018年5月15日，闫淑英、马李力签订《协议书》，约定如下内容：“杨东升去世给配偶马李力、母亲闫淑英带来伤痛，考虑到2017年10月19日杨东升留有遗嘱，双方尊重杨东升的生前遗愿，达成协议如下：一、双方确认属于杨东升个人财产按杨东升留下的遗嘱执行。1、北京市朝阳区青年路西里五号院润枫水尚东区×室归马李力个人所有；2、北京市丰台区丰台镇庄维花园一期×室归马李力个人所有；3、位于北京市丰台区丰台镇东大街西里×号房屋归闫淑英个人所有；4、涉及高尔夫会籍、相关车辆、其他财产按杨东升遗愿处理。二、双方协商同意，由马李力补偿闫淑英100万元（含杨东升遗嘱中提到的50万元）；双方签订本协议后一个月内，马李力先行支付20万元给闫淑英，同时由闫淑英配合马李力办理上述房屋（润枫水尚、庄维花园）、车辆过户手续后三个月内，马李力支付剩余款80万元；如闫淑英不予配合办理过户或反悔，则需要退回全部已收款项，并赔偿20万元违约金；如马李力不按本协议时间支付补偿金，迟延每天按应付款的万分之五计付违约金。三、本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愿，不存在欺诈胁迫、重大误解等，自双方签字时生效，任何一方均不得反悔。在办理房屋、车辆过户时，如需要对方予以配合，对方应予配合。本协议是双方关于杨东升遗产的最终解决方案，双方不得以任何理由提出异议不予执行。”落款处另有证人“李某、游某”手写签名。闫淑英对上述《协议书》的效力提出异议，认为该份协议书系重大误解的情况下签订，故提出本案，要求撤销该《协议书》。经询，闫淑英认为其所称“重大误解”，系指误以为马李力持有的杨东升手写《遗嘱》有效，并据此签订了上述《协议书》。马李力则认为双方所签《协议书》系彼此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认为其持有的杨东升《遗嘱》亦为合法有效。案件审理中，闫淑英提交了杨东升手写《遗嘱》的复印件，内容为“本人杨东升现对身后家庭财产做如下安排：一、北京市朝阳区青年路西里五号院润枫水尚东区×室，该套房屋的产权及所有权益归我妻子马李力所独自拥有；二、北京市丰台区丰台镇庄维花园一期×室，该套房屋的产权及所有权益归我妻子马李力所独自拥有；三、我们不参与北京市丰台区丰台镇东大街西里×号（该套房屋由我出资购买）的房屋产权和所有权的分配。四、当我母亲闫淑英发生病重住院情况时，马李力需尽快支付给我母亲或就医医院伍拾万元人民币作为医疗费用，支付该笔医疗费用以不影响治疗为原则，如不能履行该要求，则上面一、二条款另议。五、现在我们拥有叠泉高尔夫乡村俱乐部、绿洲丰盈高尔夫俱乐部的会籍归马李力所有。在刘翀给马李力办理了朝阳高尔夫的会籍后，马李力应将前述两个会籍转移给刘翀。六、我名下的牌照×××福特SUV归刘翀。七、马李力名下的牌照×××宝马车归我妻子马李力独自拥有。八、我夫妻名下的所有其他财产和物品均归我妻子马李力所有。本人立此遗嘱时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落款处有立遗嘱人“杨东昇”和正式签名“杨东升”手写签名、见证人“刘翀、王海”的手写签名及手写“我们作为杨东升立该遗嘱的见证人，证明杨东升立该遗嘱时，头脑清醒、语言流畅、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字样。另查，北京市朝阳区青年路西里五号院润枫水尚东区×室登记在马李力名下，登记坐落位置为“北京市朝阳区青年路西里5号院××”，建筑面积204.31平方米。北京市丰台区丰台镇庄维花园一期×室登记在杨东升名下，登记坐落位置为“北京市丰台区丰华苑××”，建筑面积115.92平方米。×××福特锐界小型普通客车登记在杨东升名下，×××宝马轿车登记在马李力名下。案件审理中，马李力申请证人李某出庭佐证，称“2018年5月份，马李力委托我跟其婆婆（闫淑英）谈一下她丈夫（杨东升）去世后遗产的事情，我跟我的助手游某，一起去她婆婆家，聊了三个多小时，他们双方写了和解协议，根据和解协议，我们拿电脑做了一个协议，由我的助手去打印出来，都是双方谈的，没有任何欺诈胁迫，我们当时也有录音，做完协议几天，闫淑英给我打电话说当时的协议做的有问题，我说当时是你们自己谈的，我们没有权利撤销。这两天马李力跟我说要出庭，我听了一下录音，当时说的不谈遗嘱，只谈感情，当时走的时候还要留我们吃饭，很客气，我们也没有留下吃饭就走了，今天我也把录音原始载体带来了。我担心以后不见得能保证太长时间，我当庭出示，若法庭认为有必要，当庭播放录音。我们已经刻录成光盘提交给法院了。”闫淑英对证人李某的陈述不认可，马李力对该证言无异议。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应否认定闫淑英可得基于重大误解的事由撤销双方于2018年5月15日签订的《协议书》。根据合同法关于可撤销合同的规定，对于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合同或者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或者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行使撤销权。所以，可否认定闫淑英在2018年5月15日签订《协议书》时构成重大误解，即为应否支持其行使撤销权请求的关键。就此，结合双方举证，马李力在当日聘请了律师随同前往闫淑英家中，双方语音聊天内容显示就涉案协议书有过充分沟通，且在聊天过程中，未见彼此存在对立性情绪，也未见马李力存在诱导式询问，关于杨东升遗嘱是否有效的问题不足以构成闫淑英在签订《协议书》时重大误解的构成要件，即，在闫淑英、马李力签订《协议书》的过程中，闫淑英如实披露了需要协商的协议内容，并未隐瞒重要事实，所以，一审法院对闫淑英主张系在重大误解的情况下签订《协议书》的主张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闫淑英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中，闫淑英主张其系在误以为遗嘱合法有效即构成重大误解的情况下签订《协议书》，一审法院结合在案证据，查明双方曾就《协议书》进行充分沟通，且在此过程中未见彼此存在对立性情绪，也未见马李力存在诱导式询问，据此认定闫淑英如实披露了需要协商的协议内容，并未隐瞒重要事实，故驳回闫淑英基于重大误解事由要求撤销涉案《协议书》的诉请，并无不当。关于遗嘱效力问题争议，双方可另行解决。综上所述，闫淑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闫淑英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邓青菁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五日法官助理 刘佳钰书 记 员 徐 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