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执 行 裁 定 书（2020）京执监42号申诉人（申请执行人）：冯秀国，男，1977年10月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委托代理人：罗义华，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执行人：北京东惠通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望京利泽中园101号启明国际大厦2层。法定代表人：包惠南。利害关系人：何利华，男，1980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江苏省海门市包场镇灵树村三组43-2号。申诉人冯秀国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朝阳法院）（2019）京0105执异884号执行裁定和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三中院）（2019）京03执复253号执行裁定，向本院申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本案现已审查终结。朝阳法院在执行冯秀国与北京东惠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惠通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中，利害关系人何利华提出执行异议。何利华异议称，2018年1月29日冯秀国依据京朝劳人仲字[2017]第14582号劳动仲裁裁决书向朝阳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东惠通公司，执行案号为（2018）京0105执2389号。2015年12月，东惠通公司成立，股东为孙佩玉、张辉、南通东惠通建设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何利华，设立时法定代表人为何利华，股权全部足额缴纳出资，2018年1月16日东惠通公司法定代表人经核准变更为包惠南。朝阳法院于2018年2月27日依申请将东惠通公司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随后将原法定代表人何利华列入限制消费名单。何利华认为其作为股东已经足额缴纳出资款，且不再担任法定代表人，也不是公司的主要负责人、实际控制人，朝阳法院将其列入限制消费名单是错误的，故提出异议，请求解除对何利华的限制消费令。申请执行人冯秀国辩称，不同意异议请求。理由：1．被执行人拖欠冯秀国等八人的工资，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先后作出裁决，裁决被执行人支付工资等。2．何利华自公司成立至2018年1月16日一直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自公司成立至2018年6月6日一直是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且自2018年6月6日之后何利华仍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对被执行人的日常经营管理承担重要责任，并进行决策。3．现任法定代表人与何利华之间是母子关系。4．根据（2018）京0105执异665号执行裁定书和企业信息网关于被执行人公司变更信息的记载及关联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可见，何利华自始至终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5．根据企业公示信息网2015—2017年度报告信息显示，被执行人实缴出资只有1000万元，而企业进行增资后，何利华作为被执行人的股东存在未缴足认缴出资的情形，并且2017年度报告发布的时间2018年6月6日记载被执行人为歇业状态。根据上述事实，因被执行人拖欠包括冯秀国在内的多位员工工资，已经有生效仲裁裁决书确认，何利华作为股东和法定代表人，为了逃避执行，在2017年12月27日邮寄送达仲裁裁决后，被执行人歇业状态下，先于执行立案前的2018年1月16日将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自己的母亲，后2018年6月6日又将自己持有的股权变更至其母名下，并于2018年7月24日将被执行人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其母。可见何利华是在恶意规避执行。综上，何利华是被执行人的实际控制人，且未足额缴纳出资，其恶意规避执行的行为侵害了债权人利益，不同意其异议请求。朝阳法院查明，冯秀国与东惠通公司劳动争议一案，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审理作出京朝劳人仲字[2017]第14582号裁决书，确认：1．东惠通公司自裁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冯秀国2016年5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工资差额32000元；2．东惠通公司自裁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冯秀国2017年5月1日至2017年7月31日工资120000元；3．东惠通公司于裁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冯秀国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31842元；4．驳回冯秀国的其他仲裁请求。该裁决书已于2017年12月27日以邮寄方式向东惠通公司送达。冯秀国据此向朝阳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朝阳法院于2018年1月29日以（2018）京0105执2389号立案受理。执行中，朝阳法院依申请执行人申请将被执行人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并于2018年3月7日对何利华采取限制高消费措施。另据执行卷宗材料载明，冯秀国及另案申请强制执行东惠通公司的申请执行人孙宇、张宇、谢锟、郝建明、赵炳辉、郭纪龙、曾伟、田明辉等，均向法院提供其在职期间向何利华汇报工作、何利华作为公司的实际总负责人的情况说明，并提交照片、微信沟通截屏、汇报记录等予以佐证，故执行法官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三条之规定，在（2018）京0105执2389号案件执行中，对何利华采取限制高消费措施。另查，据东惠通公司工商档案信息显示，公司成立于2015年12月10日，当时法定代表人为何利华。2018年1月16日，公司法定代表人由何利华变更为现法定代表人包惠南。以上事实，有当事人提交证据材料、被执行人工商登记信息、执行卷宗材料，听证笔录等在案佐证。朝阳法院认为，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的，人民法院可以采取限制消费措施，限制其高消费及非生活或者经营必需的有关消费。被执行人为单位的，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后，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实施法律规定的消费行为。本案中，据工商档案显示，被执行人之法定代表人已经于执行案件立案之前进行变更，何利华已非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中，申请执行人所提交的照片、微信沟通截屏、汇报记录等证据均无法证明在2018年1月16日法定代表人变更后，何利华依然是实际控制人。执行中以上述证据认定何利华为被执行人东惠通公司的实际总负责人并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案审查中，申请执行人冯秀国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何利华存在被采取限制高消费措施的其他法定情形。何利华所提执行行为异议成立，其异议请求应当予以支持。2019年7月30日，朝阳法院作出（2019）京0105执异884号执行裁定，裁定：何利华之执行行为异议成立。冯秀国不服上述裁定向北京三中院申请复议称：1．何利华是公司创始人，大股东，董事长和实际控股人，是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公司于2017年12月底将员工遣散，关门歇业，为逃避巨额债务责任，其先于2018年1月变更法定代表人为其岳母包惠南。后于2018年6月将70%控股股权无偿转让给包惠南，何利华在其拖欠员工工资数额特别巨大近500万元的情况下作出股权变更，直接损害了我们的合法权益，何利华的转让股权应依法予以撤销变更。2．何利华是否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也不影响对其限制高消费的认定。因为公司所拖欠的是2017年5月到2017年7月期间的工资，公司有能力执行而拒绝执行劳动仲裁裁决书，在这个期间何利华对所欠员工的工资债务履行负有直接责任。朝阳法院以缺乏证据证明何利华是公司的实际控股人为由作出支持何利华申请的裁定是错误的，忽略了何利华是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和非法转让股权并始终是实际控制人等事实依据。何利华称，冯秀国的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2018年1月16日以后何利华既不是公司法定代表人也不是实际控制人或者负责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第三条指的是执行时的现任法定代表人而非曾经的法定代表人。何利华作为被执行人股东其履行了全部出资义务，也没有抽逃出资行为，其股权转让合法规范并经登记机关确认。因此，朝阳法院的执行措施合法合理，故请求驳回冯秀国的复议申请，维持朝阳法院的执行裁定。北京东惠通科技有限公司称，同何利华意见一致。北京三中院查明的事实与朝阳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北京三中院认为，人民法院依法对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采取限制消费的，应当依据工商登记机关的登记认定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其被限制消费后，工商登记显示其已非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其申请解除限制消费措施的，应当予以支持。本案中，东惠通公司工商档案信息显示2018年1月16日，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由何利华变更为现法定代表人包惠南，何利华依此向朝阳法院申请解除限制其消费措施，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对冯秀国以何利华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等为理由，不同意对何利华解除限制消费措施的主张，北京三中院不予支持。2019年11月26日，北京三中院作出（2019）京03执复253号执行裁定，驳回冯秀国的复议请求，维持朝阳法院（2019）京0115执异884号执行裁定。冯秀国向本院申诉，请求撤销朝阳法院（2019）京0105执异884号执行裁定和北京三中院（2019）京03执复253号执行裁定，依法改判何利华之执行行为异议不成立。主要理由是：1．冯秀国与东惠通公司签订及履行劳动合同、产生劳动争议以及出具劳动仲裁裁决期间，何利华均为东惠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公司担任执行董事一职，且为东惠通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对京朝劳人仲字[2017]第14582号裁决书确定债务的履行具有完全决定权，但因何利华的消极态度，导致东惠通公司未能履行债务，何利华应对本案债务履行负有直接责任，依法应对其限制其高消费。2．东惠通公司于2017年12月27日收到劳动仲裁裁决书，之后既未向法院提起诉讼，也未积极履行生效裁决义务，而是于2018年1月16日将法定代表人由何利华变更为包惠南。结合裁决书15天的生效期以及5天的履行期，特别是在法定代表人变更后，东惠通公司陆续产生30余件强制执行案件，执行标的约400-500万元，可以看出东惠通公司具有规避执行的恶意。何利华作为时任东惠通公司法定代表人，在公司具备履行能力的情况下，消极履行义务，恶意变更法定代表人以规避执行，依法也应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3．东惠通公司变更后的法定代表人包惠南与何利华系岳母与女婿关系，包惠南所参与的公司均与东惠通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且所有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均为何利华。上述法定代表人的变更明显是为了规避执行，不排除并未实际变更而何利华仍为东惠通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可能。4．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已有在先的生效裁定对判决后才变更、且对债务履行负直接责任的原法定代表人采取限制消费措施。本院查明的事实与朝阳法院、北京三中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三条的规定，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的，人民法院可以采取限制消费措施，限制其高消费及非生活或者经营必需的有关消费。被执行人为单位的，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后，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实施法律规定的消费行为。朝阳法院在执行冯秀国与东惠通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中，对被执行人东惠通公司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同时限制何利华实施法律规定的消费行为。何利华以其不再担任东惠通公司法定代表人，也不是东惠通公司的主要负责人、实际控制人为由，对朝阳法院限制其消费的执行行为提出异议，请求解除对其采取的限制消费措施。申请执行人冯秀国以何利华为东惠通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为由，不同意解除对何利华采取的限制消费措施。根据查明的事实，在冯秀国申请执行东惠通公司劳动争议一案立案前，何利华已不担任东惠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执行异议、执行复议以及本案执行监督审查期间，冯秀国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何利华在不担任东惠通公司法定代表人之后，仍是东惠通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冯秀国的申诉请求及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朝阳法院（2019）京0105执异884号执行裁定和北京三中院（2019）京03执复253号执行裁定并无不当，应予维持。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29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冯秀国的申诉请求。审 判 长 周晓冰审 判 员 苏玉书审 判 员 公 涛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王翊民书 记 员 王雨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