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1民终861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方黎，男，1994年4月23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岳阳市君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业弘，湖南英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建春，男，1980年9月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钟舒昕，湖南弘一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杨洋，男，1987年5月17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岳阳县。上诉人方黎因与被上诉人李建春、原审第三人杨洋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2019）湘0105民初118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方黎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李建春的全部诉讼请求；2、由李建春承担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1、一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清，方黎与李建春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李建春向方黎的转账是基于投资行为，方黎与李建春之间是委托投资法律关系，李建春应当自负盈亏，方黎无需向李建春归还任何款项。2、方黎通过证据7《派出所情况说明》证明李建春在本案中出具的借条是在方黎被胁迫的情况下所写，并非方黎的真实意思表示。一审判决在方黎无法证明借条真实性、合法性且双方均没有提出该借条是协商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的情况下，认为李建春出具的借条具有双方协商后的债权债务协议的可能，因而未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仍将本案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属于适用法律错误。3、方黎在一审期间多次提出申请法院调取李建春与杨洋之间的转账记录，以证明方黎与李建春之间是委托投资关系，双方达成一致约定方黎将投资收益转入杨洋账户，杨洋再与李建春进行分配。但一审法院并未依法予以调查，并作出了错误的事实认定。李建春辩称：李建春与方黎之间系借贷关系，有方黎出具的借条及李建春的转账流水予以佐证，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方黎称李建春与方黎之间系委托投资关系，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佐证。一审判决陈述方黎按照平台收益的日1%-2%向李建春支付收益，系方黎人代理人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回答法庭提问时进行的陈述，有庭审笔录予以佐证。方黎所称五里牌派出所出具的情况说明足以证明双方出具的借条系方黎受李建春威胁、逼迫所出具的，但该情况说明未作出任何关于支持方黎主张的文字性表述。李建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方黎偿还李建春借款本金169700元，利息34635.8元（以借款实际支付之日起以年利率24%计算至2019年10月14日，后续利息以1697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本案的诉讼费用、保全费等由方黎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建春向该院提交方黎向其出具的落款日期为2018年11月27日的《借条》一份，载明收到李建春人民币17万元，借款期限为2018年11月27日到2019年3月27日，借款利息为月息2%。为证明上述借款，李建春提交了银行交易凭证予以证实，两份银行交易凭证分别显示李建春于2018年11月27日和2019年2月19日通过银行转账给付方黎13.97万元和3万元。方黎提交其在exness线上交易平台的操作历史记录及外汇交易时段、2018年11月27日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拟证明其于2018年11月27日在该平台存入的2万元美元即李建春转账给付的13.97万元，李建春与方黎之间是委托投资法律关系。方黎提交其与杨洋的微信聊天记录及支付宝转账记录和方黎与李建春的支付宝转账记录，用于证明李建春与方黎是无偿委托投资法律关系，两万美元投资产生的收益，方黎自2018年12月1日按日转给了杨洋，杨洋与李建春再内部另行分成，直到2019年1月25日；方黎从2019年1月8日至2月18日将投资产生的收益陆续向李建春支付。根据上述支付宝转账记录，方黎在同一天向李建春及杨洋均有付款的情况为：2019年1月8日，李建春2049元、杨洋2324元；2019年1月11日，李建春2013元、杨洋5907元；2019年1月16日，李建春1682元、杨洋1884元。方黎提交岳阳市公安局岳阳楼分局五里牌派出所出具的情况说明，用于证明李建春与方黎之间为投资法律关系，杨洋对于李建春与方黎之间投资事项知情且介入其中。情况说明的内容为该所于2019年4月28日12时许接方政德报警称有人非法拘禁其弟，民警至现场时，在场人员为李建春、方黎、杨洋、谢天、谢弟五人，现场询问得知五人系共同投资关系，当天从长沙开车来岳阳鑫伦城25楼的办公室商谈，通过询问当事人方黎得知没有发生违法犯罪事情，方黎及后面赶至现场的方政德均表示不要公安机关受理，他们自行协商处理。李建春认可方黎从2019年1月8日至2月18日通过支付宝转账方式向李建春支付了借款本息18笔共计17293元。一审法院认为，一、李建春与方黎之间是否存在委托投资法律关系。首先，方黎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李建春与方黎之间存在委托投资的合意；其次，方黎提交其与微信昵称为“杨洋”的微信聊天记录也不足以证明李建春与方黎之间是无偿委托投资法律关系，既然是“无偿”的，为何又称“方黎按照平台产生收益的1%-2%向杨洋的支付宝账户转账”；其三，根据方黎提交的支付宝转账记录，方黎在3天中均有向李建春及杨洋付款，既然方黎知道李建春与杨洋按比例分成，为何三次分别付款给李建春及杨洋的比例不一致；其四，既然是委托投资法律关系，为何李建春于2019年2月19日“补仓”3万元后，方黎未再向李建春支付收益；其五，既然方黎是受胁迫出具的借条，为何在报警后，公安民警到场的情况下，方黎没有收回借条，还称没有发生违法犯罪事情，不要公安机关受理，自行协商处理；最后，既然是“自行协商处理”，就还存在一种可能：方黎出具的借条是李建春与方黎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那么，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的规定，该案仍按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综上，方黎提供的证据及其陈述不足以证明李建春与方黎是委托投资法律关系，对其该项抗辩意见，该院不予采信。二、合法的借贷关系应受法律保护。该案中，李建春提交的借条、银行交易凭证和当事人陈述形成证据链，有效证明李建春与方黎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李建春依约向方黎支付了借款，方黎应当如期返还。现方黎仅支付了部分利息及本金，没能履行全部还款义务，方黎应承担还本付息的责任。故李建春主张方黎归还借款本金的诉讼请求，该院予以支持。李建春主张方黎支付利息的标准不违反法律规定，但未剔除方黎已支付的利息，且方黎于2019年1月16日支付的第三笔款就已超过本金13.97万元按月利率2%计算至当天的利息，超过的部分应视为归还的本金，为便于计算，该院酌定截止至2019年2月18日方黎支付李建春利息5588元，归还本金11705元。则方黎还应支付李建春的利息以157995元为本金，按月利率2%的标准从2019年2月19日计算至借款实际清偿之日止。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方黎于判决生效之日超十日内向李建春归还借款本金157995元；（二）方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李建春支付借款本金157995元的利息(按月利率2%的标准，从2019年2月19日计算至借款清偿之日止)；（三）驳回李建春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366元，减半收取计2183元，保全费1570元，共计3753元，由方黎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双方诉争的焦点问题为李建春是否有证据证明双方系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李建春在2018年11月27日和2019年2月19日分别通过银行转账向方黎支付13.97万元和3万元，2018年11月27日方黎向李建春出具借条载明收到李建春借款17万元，上述事实可以证明李建春与方黎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成立。方黎主张双方是委托投资关系，并没有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同时方黎认为借条是受胁迫出具的，但其在向公安机关报案后，并没有向公安机关陈述受胁迫的事实，故方黎的上述主张不能成立。方黎在二审中申请调取其与杨洋的微信及支付宝转账记录，因方黎并不能提供证据证明方黎与杨洋及李建春之间存在何种法律关系，故方黎与杨洋之间的资金往来并不能达到证明本案法律关系的作用，本院对其申请不予接受。综上所述，方黎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366元，由上诉人方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郭伏华审判员  李建新审判员  邓 安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五日书记员  焦傲雷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