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411民初2566号原告：浙江童仁食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嘉兴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禾平街636号3幢三楼西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01MA29FW8QIM。法定代表人：刘莹，总经理。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潘建清，浙江嘉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杭州兴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上城区定安路68号507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2341969231Y。法定代表人：顾水娟，总经理。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杨柳风，浙江慈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浙江童仁食品有限公司与被告杭州兴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袁瑞江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判，于2020年8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及其委托代理人、被告的委托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起诉称：原、被告于2017年1月至2018年11月期间发生业务往来，由被告向原告购买“天府长生果”等系列袋装食品，截至2018年11月15日，被告向原告购货517260元，被告已付223999元，另外被告退货16485元，尚欠货款276776元。原告催讨无果，故要求被告：1、支付货款276776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起诉之日起计算至款清之日止）；2、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被告答辩称：一、被告因天府花生产品的业务，前期与四川省大邑县锦城食品有限公司（下称大邑公司）建立购销关系，大邑公司指定原告对外物流运输，被告的货款根据大邑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支付给大邑公司，后期本案原告为了自己打造天府花生的销售渠道，和被告签订了经销合同，约定原、被告之间直接进行结算，由原告开具发票后被告按照发票支付货款。双方执行的期间是从2018年8月开始，双方关系从2018年8月之前的货款结算是被告与大邑公司，2018年8月以后是原告与被告之间进行结算。二、原告和被告之间产生业务往来的数据并非517260元，而是650760元，这个时间点是2017年10月底到2018年11月15日。被告账目上查询到有一笔133500元的货款，本案原告并未在诉状中涉及，实际上也是原告送货给被告的。鉴于被告和大邑公司直接发生经销关系，原告为大邑公司代为运输物流的关系，因此在650760元中的409058元部分由大邑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向被告主张货款。这一部分送货都是发生在2018年8月1日之前。在2018年8月1日之后原告直接送货的是223999元，符合原告诉状中陈述的已收款部分。关于退货，原告在诉状中陈述退货是16485元，实际还漏了一笔1218元，故被告退给大邑公司的金额为17703元。目前，被告向大邑公司支付了409058元，向原告支付了223999元，向原告退货为17703元，以上合计650760元。因此，原告向被告主张尚欠的货款没有客观事实，原、被告之间不存在货款拖欠的情况，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请。原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法庭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销售出库单复印件15份、中国建设银行客户专用回单复印件3份。证明：一、原告2017年11月23日至2018年11月15日期间向被告提供“天府长生果”系列产品共计517260元，其中退货16485元。二、被告向原告付款223999元。证据2，中国建设银行客户专用回单复印件3份、大邑公司开具给原告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复印件18份。证明：一、原告在2017年9月4日至2018年2月12日期间支付给大邑公司货款共计2200000元，大邑公司在2018年1月12日、12月27日期间向原告开具增值税发票18份，金额193万余元。二、原告与大邑公司之间系买卖关系，而非物流运输或代配送关系。证据3，情况说明1份。证明：一、被告认为不欠原告货款，与实际不符。二、原告与大邑公司系买卖关系而非代配送关系。被告质证认为：对证据1，对送货事实及被告付款没有异议。实际上在原告处还有4张送货单没有向法庭提供，具体为：2017年10月31日22500元、2018年1月12日45000元、2018年8月17日33000元、2018年8月26日33000元。共计133500元。2017年10月31日的退货1218元。送货的总量有差异。对证据2，因系原告与案外人之间的财务往来，真实性无法确认。对于证明对象有异议。从证据中虽然能看到原告打款给大邑公司的货款情况，但无法印证就原告与被告的业务关系中原告的地位和角色是否系为大邑公司承担物流运输的作用。如果原告与大邑公司既有货款往来，也有物流运输，那么被告所主张的原告系为大邑公司与被告之间担任物流运输这一说法，在该组证据中是无法予以否定和推翻的，故对该组证据真实性及证明对象均不予认可。对证据3，该情况说明不符合民诉法证据形式要件，如果作为证人证言，证人应当到庭。第二，说明的内容也即本案争议的焦点，其说明不能解决争议焦点，应当由证据予以充分证明。被告为证明其抗辩，向法庭提交如下证据（均为复印件）：证据4，增值税发票3份。证明：原告分别于2018年11月14日、2019年1月11日、2019年5月30日开具给被告增值税发票，金额共计223999元。在2018年11月14日之前，原告与被告之间并非纯粹的买卖合同关系。证据5，情况说明、汇款凭证、增值税发票3份。证明：原、被告之间交易标的物“天府长生果”袋装食品系由大邑公司生产并销售给被告，原告是大邑公司的物流运输方。被告根据大邑公司2018年9月12日的增值税发票支付给大邑公司相应货款260258元。证据6，短信记录。证明：双方法定代表人在2019年6月28日沟通中，被告法定代表人顾水娟告知原告原法定代表人钱岗，相应货款已根据大邑公司的发票支付给了大邑公司，要求原告及大邑公司之间的关系自己进行沟通。证据7，微信记录。证明：被告法定代表人顾水娟就原告主张货款一事询问财务付兴坚，财务明确答复已全部结清。证据8，被告财务付兴坚与原告财务杨付辉之间的微信记录。证明：双方之间的财务往来与被告答辩一致。证据9，付款凭证、增值税发票。证明：被告与大邑公司之间支付款项及开具发票的事实，金额共计148800元。被告总共付款给大邑公司409058元。证据10，经销合同书及报价单。证明：2018年8月1日后原、被告之间才建立真正的买卖业务关系，之前原告是为大邑公司进行配送的。这与证据2能印证。在本合同签订之后，被告与大邑公司之间进行了清算，8月1日之后被告付给原告，之前的货款付给大邑公司。双方是在2018年9月12日完成了结算。原告申请证人大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到庭作证，拟证明：原、被告及大邑公司之间的关系及账目问题。原告质证认为：对证据4，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开发票的前后并不能证明原、被告之间前面没有关系。其次，被告认为付清原告已开的增值税发票金额，开票前后并不能就此证明被告已经结清原告的全部货款，被告是否还欠原告货款还得以证据证明。对证据5，情况说明真实性有异议，事实上原告与大邑公司之间是买卖关系，被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原告系为大邑公司承担物流运输，原告向大邑公司购买大包装“咸干味”花生，再分包销售给被告，且该情况说明作为单位出具的材料，形式不合法，应加盖公章，故不应予采信；对汇款凭证、增值税发票，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内容及关联性有异议，这是被告付给大邑公司及大邑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给被告，只能证明大邑公司与被告之间有买卖关系，但不能证明这些就是原告追索的货款，大邑公司开具给被告的3份增值税发票，按照被告的说法是在2018年8月之后，属于原、被告之间的买卖关系，这是在2018年9月之后开的增值税发票，被告付款也是在2018年9月之后，故这是被告与大邑公司之间的交易。对证据6-8，短信记录本身没有异议，对证明内容不予认可；对微信记录真实性有异议，应当以证人身份出庭作证；另，付兴坚系被告财务，不具证明力；杨系原告的销售，且是新人。对证据9，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内容有异议。首先，这是大邑公司跟被告之间的买卖关系，且货物名称与原告提供给被告的货物是不同的产品。故被告把款项付给大邑公司，并不能证明是本案的货款。对证据10，对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内容有异议。该合同确实是2018年8月1日签订的，但并不能证明原、被告之前没有买卖关系。被告并没有证据证明原告是为大邑公司代配送。本院经审查核实，结合当事人的陈述，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1，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原告提交的证据2，被告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但结合当事人陈述等，本院对该证据予以确认；原告提交的证据3属于证人证言，依法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故不予认定；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4、6、9、10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被告提交的证据5中的情况说明属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其法定代表人即本案证人王某出庭作证，其陈述与情况说明一致，该证据本院予以确认；证据5中的汇款凭证、增值税发票，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被告提交的证据7、8，原告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被告亦未提交用户个人信息界面截图等，本院不予确认。综上，根据原、被告当庭陈述及本院所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案件事实如下：原、被告之间存在业务往来，双方于2018年8月1日签订《经销合同书》一份，由原告授权被告为杭州地区经销商，约定：结款方式为按月结款，每月10号提供对账单，被告确认无误后于当月15号之前将货款汇入原告指定账户；合同有效期自2018年8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原告另提交报价单一份，150克袋装3元/袋，400克袋装8元/袋。上述合同签订前后，原告于2017年11月23日至2018年11月15日期间向共计被告送货517260元，被告共计退货16485元，货物价款合计500775元（详见表1）。被告于2018年11月12日至2019年5月30日期间向原告付款223999元，原告收到货款后开具了相应223999元的发票（详见表2）。表1，原告送货情况日期金额退货2017.11.23225002017.12.825800-35122018.1.11450002018.1.26780002018.2.9534002018.5.733000-83272018.5.29315002018.6.14225002018.7.328200-13052018.7.26160202018.9.22297002018.10.0940200-12302018.10.22254402018.11.0916800-4022018.11.1549200-152单外退货-1557合计517260合计退货16485货款合计500775表2，被告付款及原告开具发票情况付款日期金额开票日期金额2018.11.12601102018.11.14601102018.12.26654462019.1.11654462019.5.30984432019.5.3198443合计223999223999原告与案外人四川大邑锦城食品有限公司（下称大邑公司）之间存在业务往来，原告于2017年9月至2018年2月向大邑公司付款合计2200000元，大邑公司开具了内容为咸干花生、金额合计1938000元的发票（详见表3）。表3，原告付款及大邑公司开具发票情况付款日期金额开票日期金额数量2017.9.412000002018.1.121104009200公斤2017.9.88000002018.1.121080009000公斤2018.2.122000002018.1.121080009000公斤2018.1.121080009000公斤2018.1.121080009000公斤2018.4.151140009500公斤2018.4.151140009500公斤2018.4.151140009500公斤2018.4.151140009500公斤2018.4.281080009000公斤2018.4.281080009000公斤2018.4.281080009000公斤2018.6.29900009000公斤2018.6.29900007500公斤2018.7.141104009200公斤2018.7.141080009000公斤2018.7.141032008600公斤2018.12.271140009500公斤被告与案外人大邑公司之间存在业务往来，2017年12月至2018年9月，被告向大邑公司付款409058元，大邑公司亦开具了相应409058元的发票（详见表4）。表4，被告付款及大邑公司开具发票情况付款日期金额开票日期金额数量2017.12.19708002017.12.2070800150克*70袋*200件+400克*30袋*120件2018.2.8780002018.2.778000150克*70袋*200件+400克*30袋*150件2018.9.62602582018.9.1294500150克*70袋*450件4090582018.9.1296000400克*30袋*400件2018.9.1269758150克*70袋*150件+400克*30袋*150件409058本院认为：原、被告对合同签订后买卖关系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被告称原告实际另有四笔送货合计133500元及一笔退货1218元未计算在内，原告实际送货633057元，因被告未能提交相关证据，本院难以对此进行认定，应由被告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结合现有的送货记录、付款记录及发票等，认定原告送货金额为500775元，其中买卖合同签订之后，即2018年8月1日之后，原告合计送货157999元（包含单外退货1557元）。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原、被告在合同签订前是否存在买卖关系及被告是否尚欠原告货款。原告提供了被告签字确认的销售出库单、付款记录、发票等作为证据，证明双方在买卖合同签订前已存在买卖关系及被告拖欠货款的事实，被告抗辩原、被告签订买卖合同前，买卖关系实际发生于被告与案外人大邑公司之间，原告系代大邑公司进行运输，所有货款均已结清，该抗辩本院不予采信，理由如下：第一，被告与案外人大邑公司均认可其间的买卖关系，且被告确曾向大邑公司付款，大邑公司也开具了相应的发票，但该买卖关系并不能指向原告所送的货物，更不能证明本案货款已结清。首先，被告向大邑公司三笔付款合计409058元，其付款的时间节点、单笔金额、总额不能与原告在2018年8月1日前的送货记录在某个时间段上完全相匹配，故不能认定案涉货物系大邑公司出售，亦不能认定签订前货款已结清。其次，被告向原告的三笔付款合计223999元，从付款的时间节点、单笔金额、总额上看，三笔货款同样不能与原告的送货记录在某个时间段上相匹配，故同样不能认定被告所称的买卖合同签订后所发生的货款已结清的情形，应视为按货款发生的顺序支付。再次，假设被告所述另有四笔送货133500元及一笔退货1218元未计算在内为真，则被告已结清了所有货款，但据大邑公司法定代表人当庭陈述，被告尚欠大邑公司货款10万元左右，两方说法存在矛盾。第二，结合双方提供的证据及各方陈述等，本院难以认定原告与大邑公司之间系代运输关系。其一，大邑公司与原告未曾签订过运输代理协议，亦未支付过任何运费，相反，原告向大邑公司支付过2200000元的货款，大邑公司则开具了1938000元的发票，可见原告与大邑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关系，但无证据显示双方存在运输关系。其二，根据大邑公司向原告开具的发票，其向原告销售花生的形式为按公斤计算，单价为12元每公斤，而根据原告向被告开具的发票，其销售花生的形式为按袋计算，折合后单价为20元每公斤，可推定原告购得大邑公司的货物后进行了分装加工等工作，使得产品产生溢价后进行再次销售。其三，本案证人即大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称其与原告的股东之间存在持股协议，双方账目未结算清楚，且证人与原告之间亦有账目未结算，故本院不能仅凭其证言对运输关系进行认定。据此，本院对被告所称在案涉合同签订前买卖关系实际发生于其与大邑公司之间的说法不予认可，原告主张被告尚欠货款276776元，有销售出库单、付款凭证、发票等为证，被告未能举证买卖关系未成立或不存在，亦不能证明已结清货款，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被告未能及时支付货款，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故本院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杭州兴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浙江童仁食品有限公司货款276776元，并支付逾期付款损失（以276776元为基数，自2020年7月7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726元，由被告杭州兴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缴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本案生效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以上诉法院生效判决为准），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须依法按期履行裁判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未履行的，应在逾期后三日内向本院报告财产状况。本条款即为执行通知，违反本条规定的，本案进入执行程序后，人民法院可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限制高消费、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后附页）审 判 员 袁瑞江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陈道雨书 记 员 陆剑佩1、如当事人不服本院判决提起上诉的，需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案件的案件受理费由上诉人向人民法院提交上诉状时预交。逾期不交纳诉讼费用又未提出司法救助申请，或申请司法救助未获批准，在人民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未交纳诉讼费用的，按自动撤诉处理。2、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规定的义务，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当事人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上述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