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民终164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成果，男，1944年4月19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鞍山市立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萌，女，李成果之女，1973年2月1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正，男，李成果之婿，1965年8月1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华正印刷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北路红华大院内。诉讼代表人：北京市鑫诺律师事务所，北京华正印刷有限公司管理人。负责人：刘建军。委托诉讼代理人：魏俊玲，北京市鑫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吕永博，北京市鑫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成果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华正印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正公司）破产债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9）京01民初1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李成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正、李萌，华正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魏俊玲、吕永博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成果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确认李成果对华正公司享有43735.16元债权；2.一、二审诉讼费由华正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2017至2018年华正公司已基本无收入来源，银行账户被冻结。为争取拆迁补助避免被强拆，公司需有人看守。李成果作为公司股东和法人，代垫运维费用是公司存续的唯一办法，其代垫的费用均为公司留守人员的必须开支。全部费用均由留守人员支付，按公司程序经主管审批后报销。支出票据不规范，不代表支出事实没有发生。2.李成果垫付公司员工刘某二篇工资，有工资计算过程、刘某的认可，有银行资金支付流转记录和公司现金账，一审法院以财务账目未记载为由不予认可是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判决逻辑错误。李成果代垫的公司款项分为两部分，一是华正公司驻厂员工郝某报销公司运维费用76笔，由刘某定期审核后以微信转账方式支付给郝某，郝某在支出凭证上签字；二是刘某领取的二篇工资7笔。以上两部分在支出时由刘某记录现金账，由李成果委托的李萌不定期支付给刘某。一审法院以上述每笔费用无法与李萌向刘某的转账记录一一对应为由否认李成果代垫费用之事实是逻辑分析错误。华正公司二审辩称：华正公司管理人对李成果主张替华正公司垫付的43735.16元债权不予认可。其中，运维费用17046.9元支出系白条，无正式发票，不符合财务制度，刘某银行账户及微信转账截图也无法一一对应；刘某工资26688.26元华正公司账目未予记载，且李萌向刘某的转账记录与明细表记载数额无法对应。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李成果的上诉请求应予驳回。李成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李成果对华正公司的破产债权为664747.76元；2.判令华正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中，华正公司管理人对于李成果请求中的621012.6元予以确认，故李成果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为：确认李成果对华正公司享有债权43735.16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成果系华正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华正公司另一股东为李正。李正持有华正公司98%股权，李成果持有华正公司2%股权。李成果与李正系翁婿关系，李萌与李正系夫妻关系。2018年9月19日，一审法院作出（2018）京01破申3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北京联想诚纸业有限公司对华正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华正公司管理人对李成果申报债权金额中的43735.16元不予确认。李成果称其诉请确认的43735.16元款项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系李成果垫付的华正公司在经营过程当中所产生的运维费用17046.9元，另一部分系李成果垫付的华正公司原员工刘某的工资26688.26元。关于李成果为华正公司垫付的运维费用，李成果提交的支出凭证及配套收据共计76笔。一审诉讼中，李成果称运维费用的支出属于白条记账，没有开具正式发票，不符合财务制度。在76笔款项中，其中17笔相应的收据体现付款人为华正公司，涉及款项共计1565.9元，其余单据均未显示付款人或相关单位为华正公司。关于运维费用款项的支付方式，李成果称系先由华正公司留守人员郝某以现金方式支出，然后由刘某将钱款付给郝某，刘某再找李萌报销。关于李成果为华正公司原员工刘某垫付的工资，李成果提交的明细表中显示该部分款项共计26688.26元，其中2016年11月为4405元，2016年12月为4276元，2017年3月为3800元，2017年4-5月为7300.27元，2017年6月为3474.44元，2017年7月为3432.55元。该明细表载明，上述工资性质为员工工资二篇，是指按照员工要求未计入财务账面记录，以现金形式发放给员工的工资，其金额为员工工资总额扣除已在财务账面记账工资数。李成果提交的2017年4月28日支出凭证中显示刘某11月工资（部分）3575.05元，12月工资4876.98元；2017年5月28日支出凭证中显示刘某11月工资部分（4912元-3575.05元）1336.95元；2017年9月24日支出凭证显示刘某3月工资为5427.29元；2017年11月24日的记账凭证中显示刘某工资（2017年4月份）为5437.19元；2017年11月24日的记账凭证中显示刘某工资（2017.5）为5686.85元；另外两张支出凭证未记载时间，显示刘某工资6/2017为5712.41元；7/2017为5750.3元。诉讼中，李成果陈述称，明细表中显示的垫付刘某的工资数额系由刘某工资实际数额减去支出凭证中显示的刘某工资记账数额，刘某工资实际数额体现在刘某记录的现金日记账中。关于刘某工资的支付方式，李成果称是从李萌的账户里支付给刘某的。刘某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单中显示，2017年2月13日，李萌向刘某转账10000元；2017年2月20日，李萌向刘某转账18300元；2017年2月28日，李萌向刘某转账5000元；2017年3月23日，李萌向刘某转账35000元；2017年3月23日，刘某向李萌转账35000元；2018年5月2日，李萌向刘某转账33250元；2018年5月30日，李萌向刘某转账2笔，分别为30000元及3000元；2018年6月5日，李萌向刘某转账13500元；2018年7月11日，李萌向刘某转账13500元；2018年8月18日，李萌向刘某转账13500元；2018年8月27日，李萌向刘某转账7750元；2018年9月28日，李萌向刘某转账13500元；2018年10月12日，李萌向刘某转账2笔，分别为4000元及13500元；2018年10月23日，李萌向刘某转账10200元；2018年11月11日，李萌向刘某转账13500元。诉讼中，李成果称上述转账中除包括本案诉争的运维费用、刘某工资外，还包括其他费用，但无法具体加以区分。李成果提交的32张微信转账截图均显示“转账-转给郝某；当前状态：朋友已收钱；转账说明：微信转账”，转账数额及转账时间为：2017年3月1日转账1187元；2017年3月24日转账1000元；2017年4月1日转账300元；2017年4月13日转账1000元；2017年4月28日转账4220.78元；2017年5月23日转账2600元；2017年5月23日转账1050元；2017年8月4日转账2000元；2017年8月6日转账346元；2017年9月29日转账4000元；2017年10月11日转账310.18元；2017年10月23日转账1254元；2017年11月30日转账4000元；2017年12月27日转账683元；2017年12月27日转账2388元；2018年4月11日转账934元；2018年5月2日转账5000元；2018年6月5日转账850元；2018年6月12日转账800元；2018年7月6日转账3000元；2018年7月26日转账1300元；2018年10月12日转账4284元；2018年12月29日转账800元。微信转账截图中均未显示转账的微信账户。诉讼中，李成果称上述微信转账记录系由刘某微信转账给郝某，转款中除包括本案诉争的运维费用外，还包括其他款项，现无法具体区分。上述李萌向刘某的银行转账以及微信转账记录中的款项支付记录与李成果提交的76笔运维费用支出无法一一对应。李萌向刘某的银行转账与李成果提交的明细表中载明的支付刘某工资的情况也无法一一对应。2019年5月6日，李成果出具委托证明书，载明其委托李萌在华正公司经营期间代表李成果处理华正公司相关事务。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2017年至2018年李成果是否代华正公司垫付了诉争的运维费用及刘某的工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关于李成果诉称其代华正公司垫付运维费一节，李成果陈述称涉案运维费用支出系白条记账，无正式发票，不符合财务制度。在华正公司财务记账不规范的情形下，确定华正公司是否实际支付上述费用时，应当考虑财务记录及相关票据是否一一对应，以及票据上是否能够显示实际付款方为华正公司，以便确认相应款项是否为华正公司实际支出。依据李成果提交的支出凭证以及相对应的收据，有17笔支出凭证及相关收据能够一一对应，其收据显示付款单位或相关单位为华正公司，涉及金额为1565.9元，此部分款项可以认定为华正公司实际支出，剩余款项收据均未显示付款单位或付款人为华正公司，无法确认相应款项系华正公司的支出。关于上述能够确定的费用支出是否由李成果实际垫付问题。李成果陈述称运维费用的支付方式为由郝某先行现金支付，然后由刘某付款给郝某，再由刘某找李萌报销。同时，李成果提交了刘某银行账户明细及微信转账截图证明以上过程。从李成果提交的微信截图来看，未显示转账人的微信账户，无法确认转账人为刘某，截图中虽然显示“转账—转给郝某”，但其显示的“郝某”这一名称应为微信昵称或转账人备注的姓名，无法确定实际收款人为郝某。同时该微信转账金额以及李萌向刘某银行账户转账的金额与涉案运维费用无法一一对应，无法证明上述费用系李成果所垫付，故李成果为华正公司垫付运维费用的主张不能成立。关于李成果诉称其代华正公司垫付刘某工资一节，依据李成果提交的明细表中载明，本案中涉及的刘某工资属于员工工资二篇，指按照员工要求未计入财务账面记录，以现金形式发放给员工的工资。经查，现李成果提交的华正公司支出凭证中记载的刘某工资不包括涉案其主张的员工工资二篇部分。关于支付方式，李成果称系由李萌转账支付。一审法院认为，在华正公司财务账目未予记载的情况下，难以确认李萌向刘某转账的行为系李成果代华正公司向刘某支付工资。同时，李萌向刘某的转账记录也无法与李成果提交的明细表中载明的工资数额相互对应，故李成果代华正公司垫付刘某工资的主张不能成立。综上，李成果的主张均不能成立，对其诉讼请求，应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李成果的诉讼请求。二审期间，李成果向法院提交了两份补充证据：补充证据1.华正公司未停产期间工资一篇、二篇发放表，证明向刘某发放二篇工资的真实性、合理性；补充证据2.郝某证言。华正公司对补充证据1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无异议，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可；对补充证据2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二审中，李成果申请证人刘某、证人郝某出庭作证。刘某作证称：“本人从2002起一直在华正公司工作，2017年公司停产后，我和郝某作为留守人员一直在公司工作。这期间公司发生的维持日常运转的费用主要由我作为出纳记录，不含房租等。具体方式是部分支出先由郝某垫付，我再给他付钱，还有部分是我直接支付的，比如保安费等。这些支出一部分有正式发票，已交给会计记账，还有一部分没有正式发票，只有收据白条的就没有交给会计。我记账后这些支出都由公司法人李成果的委托人李萌付款报销。”郝某作证称：“本人是原华正公司员工，公司拆迁停产后，在协商拆迁补偿期间，我和刘某一起作为留守人员维持公司基本运转。这时公司已停水停电，用柴油机发电，用自备水井取水。我的主要工作是看守公司，发运印刷品。每天发电用于照明、抽水、监控设备等。公司日常维护支出包括发电机的购买、更换、维修，柴油、机油购买，发货运费、取暖费用、安保费用、工具等。具体方式为费用发生时我先垫付现金，为了节省开支，小额支付都没有开具正式发票，而是由对方开具收据。刘某定期审核签批这些费用，然后以现金及微信转账等方式给我报销。”华正公司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一、关于李成果垫付华正公司运维费用问题。李成果提交的支出凭证及配套收据共计76笔，庭审时虽然刘某及郝某作证称运维费用是由郝某先行垫付，刘某根据收据记录支出金额，之后由刘某向郝某转账，再由刘某找李萌报销，证明了支付过程，但其中59笔款项的收据未显示付款人为华正公司，故无法认定相应款项系华正公司的支出；其余17笔虽然支出凭证与相关收据能够一一对应，但刘某向郝某微信转账金额、李萌向刘某银行账户转账的金额与案涉运维费用无法一一对应，无法证明上述费用系李成果所垫付。故李成果关于其为华正公司垫付运维费用的主张证据不足，相应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李成果为华正公司垫付刘某工资问题。李萌向刘某的转账记录与李成果提交的垫付明细表中载明的工资数额不能相互对应，故李成果关于其为华正公司垫付刘某工资26688.26元的主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李成果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731.04元，由李成果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容 红审 判 员  魏 欣审 判 员  夏林林二〇二〇年九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张婧如书 记 员  闫 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