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新23民终121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昌吉市九农农资经销部，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昌吉市西外环路全优农资市场3号楼14号商铺（126区1丘3栋）。 经营者：王萍，女，1969年8月20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米东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芳，新疆新蓝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逯永安，男，1974年3月16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 委托诉讼代理人：靳国军（系被上诉人逯永安妻子），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 上诉人昌吉市九农农资经销部因与被上诉人逯永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市人民法院（2019）新2301民初56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9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昌吉市九农农资经销部的经营者王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芳，被上诉人逯永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靳国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昌吉市九农农资经销部上诉请求：撤销一审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逯永安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新疆臻冠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司法鉴定中心无室内发芽率的鉴定资质，其出具的【2018】第064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程序不规范、实体缺乏依据，不符合民事诉讼证据规定，不应当采纳。二、一审法院对举证责任分配有误,事实部分主观臆断明显,判决结果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无法体现公平公正。无法进行重新鉴定系双方的原因，但该结果并不能直接推断出种子是否存在质量问题，被上诉人作为主张损失赔偿的一方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我方申请鉴定的机构具有资质，其检测结果真实客观。综上，应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逯永安辩称，我们多次叫上诉人一起去鉴定涉案种子，但是上诉人一直不来，棉花出苗不好给我方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对于我方申请的该鉴定意见书是合法有效的，是正确的。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事实与理由均不能成立，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逯永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赔偿原告棉花种子款2240元；2.被告赔偿原告损失18995.63元；3.被告支付鉴定费562.50元；4.鉴定人员出庭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于2018年4月17日在被告处购买中国彩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新陆早45号棉花种子80公斤，棉种款共计2240元。原告于4月28日至30日进行播种，于5月12日至13日发现出苗不好，原告给被告打电话，要求被告到棉花地查看出苗情况，被告带着技术员到原告田间查看后给原告提供补种棉种，但由于时间太晚未补种。后原告与其他四位农户毛国义、武付军、蔺志忠、吕补补到昌吉市农业局种子执法大队投诉，该执法大队组织双方协商未果即推荐双方到新疆臻冠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进行鉴定，原告与其他四位农户及被告经营者的妹妹王侠共同到新疆臻冠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司法鉴定中心对原告田间出苗率低的原因及损失进行司法鉴定，并将双方共同封存的由农户保管的棉种交给鉴定中心，该鉴定中心还抽取毛国义、蔺志忠部分剩余棉种进行检验。原告及其他四农户在鉴定委托书上签名，王侠未在鉴定委托书上签名。6月12日，蔺志忠以短信方式告知王侠次日去五农户棉花地进行田间测定，王侠回复“好的”，但次日并未前往。蔺志忠、吕补补、逯永安、武付军、毛国义种植的400亩棉花都是滴灌种植，品种都是新陆早45号，种植模式一膜四行两带，膜距1.5米，株距10厘米，每亩播种量在1.8－2公斤，亩理论株数17780株。4、我们分别在蔺志忠、毛国义家的剩余种子抽取了种子样品，进行室内发芽率测定，发芽试验结果：蔺志忠的种子样品平均发芽率21％，毛国义的种子样品平均发芽率45％；种子经销商与农户共同送来的、双方认可的棉花种子封存样品室内发芽试验结果为40％。五、分析说明1、根据现场调查，棉花种植模式一膜四行两带，膜距1.5米，株距10厘米，每亩播种量在1.8－2公斤，亩理论株数在17780株。吕补补地块出苗平均6840株／亩，出苗率38.47％；逯永安地块出苗平均5750株／亩，出苗率32.34％；蔺志忠地块出苗平均5220株／亩，出苗率29.36％；毛国义地块出苗平均6000株／亩，出苗率33.75％；武付军地块出苗平均7760株／亩，出苗率43.64％。无论是田间出苗调查结果，还是种子室内发芽结果，蔺志忠、吕补补、逯永安、武付军、毛国义购买的中国彩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新陆早45号（这一批次）棉种发芽达不到种子袋上标注的发芽率大于等于80％的指标。2、根据现场出苗调查情况，经鉴定专家组成员综合评定，因缺苗造成减产损失为25％。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统计年鉴数据，昌吉市前三年棉花平均产量为307公斤／亩，棉花市场收购价7.5元／公斤（含补贴），拾花费2元／公斤。减产损失：逯永安：45亩×307公斤／亩×25％×（7.5元／公斤一2元／公斤）＝18995.63元。六、鉴定意见：蔺志忠、吕补补、逯永安、武付军、毛国义购买的中国彩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新陆早45号（这一批次）棉种发芽率达不到种子袋上标注的发芽率大于等于80％的指标。减产损失为：逯永安18995.63元。原告委托新疆臻冠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的次日，即2018年6月12日，被告单方委托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种子质量监督检测中心对涉案种子发芽率进行检验，该检测中心于2018年6月25日出具检验报告，检验结论为：仅提供送验样品检测值（发芽率91％），不下结论。另查明，包含原告在内的五农户从被告处、被告经营者王萍妹妹王侠处购买棉种后，双方签字共同封存样种共6袋，3袋由五农户保管，3袋由王萍及王侠保管。庭审中，经法庭询问，被告陈述自2013年开始经销种子，至今已达8年之久。被告知道双方封存种子样品的目的是当种子出现质量纠纷时，双方可以到种子质检部门进行鉴定，但在本案原告与其他四位农户及被告一起将农户保管共同封存的样种提交给新疆臻冠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时，被告未对鉴定机构提出异议，却又将自己保管的样种另行提交其他鉴定部门进行鉴定，且鉴定过程中未通知原告。在新疆臻冠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司法鉴定中心出具鉴定意见后，认为该鉴定部门无室内发芽率检测资质（无“CASL”授权证书），对该鉴定意见有异议。在案件发回重审后，为查明案件事实，经合议庭决议，预对双方封存的种子样品再次进行鉴定，但农户能提供的种子样品一袋已经开封，另外一袋样品只剩余半袋，被告不认可系双方封存样品，且原、被告双方在庭审中也陈述，因双方在产生纠纷后分别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双方共同封存各自保管的种子样品在原告起诉到昌吉市人民法院的（2018）新2301民初6500号民事案件已经不存在了。庭审中，王萍陈述，当时原告逯永安反映棉花出苗率低，其到田间查看，逯永安的棉花田间出苗率近60％。另查明，蔺志忠、吕补补、逯永安、武付军、毛国义申请鉴定共支出鉴定费5000元、出庭人员出庭费1000元，原告分担鉴定费562.50元、分担出庭人员出庭费200元。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种子使用者因种子质量问题或者因种子的标签和使用说明标注的内容不真实，遭受损失的，种子使用者可以向出售种子的经营者要求赔偿，也可以向种子生产者或者其他经营者要求赔偿。赔偿额包括购种价款、可得利益损失和其他损失。属于种子生产者或者其他经营者责任的，出售种子的经营者赔偿后，有权向种子生产者或者其他经营者追偿；属于出售种子的经营者责任的，种子生产者或者其他经营者赔偿后，有权向出售种子的经营者追偿。结合本案，原告在被告处购买的种子出苗率不足一半，被告认可销售给包括原告逯永安在内的五农户的棉花种子出苗率均在40％-60％之间。新疆臻冠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司法鉴定中心具有田间测定及减产损失鉴定的资质，鉴定意见为田间测定出苗率远远低于种子包装袋上标注的发芽率大于等于80％的指标，其出具鉴定意见时，综合考虑了农作物受天气、土壤、田间管理等综合因素的影响，确定因缺苗造成的减产损失为25％，对该鉴定意见，原审法院予以采信。被告辩解原告在播种期间出现异常气温、原告播种、田间管理不规范等多种因素影响棉种出苗率，但对其辩解未提交证据予以佐证，原审法院不予采信。被告经营者王萍妹妹王侠与原告共同到新疆臻冠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司法鉴定中心送交了封存样品，王侠虽然没有在鉴定委托书上签名，但其亦未对由该鉴定机构进行鉴定提出异议。关于种子的室内鉴定。原告种子出苗率不足，造成减产损失，原、被告无法协商解决，原告诉至昌吉市人民法院，原审法院受理后，立案案号为（2018）新2301民初6500号，在该案开庭审理时，被告在庭审前已经单方对样种进行了鉴定，导致在案件审理时已经没有样种，种子的室内发芽率鉴定已经无法进行。被告作为经营种子多年的经销商，在明知农户保管的双方封存种子样品已用于做鉴定的情形下，又单方将自己保管的封存样种另行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导致重新鉴定已无双方共同封存的样种的后果，被告对不利后果的发生存在主要过错。原告在委托鉴定时未尽到审慎的审查义务，原告也存在一定过错。参照新疆臻冠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结论，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原审法院确定由被告承担逯永安减产损失18995.63元的80％，即15196.5元。原告自行承担20％，即3799.13元。对原告的购种款损失2240元，被告承担2240元×25％×80％，即448元，原告自行承担1792元。原告等五农户已支付鉴定费5000元，原告分担的部分562.50元，由被告承担80％，即450元；出庭人员费200元，被告承担80％为160元。其余部分由原告自行负担。判决：一、被告昌吉市九农农资经销部赔偿原告逯永安购种款448元；二、被告昌吉市九农农资经销部赔偿原告逯永安损失15196.5元；三、被告昌吉市九农农资经销部支付赔偿原告逯永安鉴定申请费及出庭人员费用610元；四、驳回原告逯永安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上诉人昌吉市九农农资经销部提交证据如下：昌吉市种子管理站来访投诉处理单一份、蔺志忠等五人调解笔录一份，拟证实双方是共同将种子送往新疆臻冠达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但是因鉴定机构及程序不合法，上诉人不同意由该机构进行鉴定，并未在申请书上签字，因此，该份鉴定书是被上诉人单方委托申请所形成的，通过调解记录种子管理站建议再次进行司法鉴定，走法律程序。 经质证，被上诉人逯永安对该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认可，对要证明的内容不认可。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 被上诉人逯永安提交照片6张，拟证实购买的和补种的种子不是同一批。 经质证，上诉人昌吉市九农农资经销部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认为被上诉人提交的照片均显示是新陆早45号，无法证明不是同一批种子，也无法证明是上诉人出售给被上诉人的种子包装袋。因该证据不能直接证实被上诉人证明的问题，故本院对该证据的效力不予采信。 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案争议焦点是涉案种子质量发芽率是否合格。 本院认为，种子作为重要的生产资料，种子质量的好坏对农民的经济效益产生直接影响。本案中，双方对被上诉人购买上诉人种子的数量、价款及对购买的种子进行封样、被上诉人种植该涉案种子后出苗率不高的事实均无异议。双方对涉案种子进行封样目的就是解决种子质量纠纷以备鉴定使用。上诉人昌吉市九农农资经销部未通知被上诉人的情况下，单方委托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种子质量监督检测中心进行检测，该中心出具的《种子样品检验报告》载明“封样双方对样品重量及代表性无异议”与客观事实不一致，无法证实提供的样品系是双方封样的种子，且报告的检验结论为“仅提供送验样品检测值，不下结论”，故该检验报告无法证实种子质量合格。被上诉人因出苗率不高，向昌吉市农业执法大队反映后，从上诉人提交的调解笔录反映昌吉市新天联种子商行的经营者王侠与被上诉人一起前往新疆臻冠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司法鉴定中心（原新疆农林牧司法鉴定所）送样委托鉴定，鉴定前亦通知到场，新疆臻冠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人员前往现场根据田间种植棉花的出苗率表现最终认定种子发芽率不高，符合本案的基本事实，一审对该鉴定予以采信适当。另外，根据《农作物种子标签和使用说明管理办法》第六条的规定：“种子标签应当标注下列内容：（一）作物种类、种子类别、品种名称；（二）种子生产经营者信息，包括种子生产经营者名称、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编号、注册地地址和联系方式；（三）质量指标、净含量；（四）检测日期和质量保证期；（五）品种适宜种植区域、种植季节；（六）检疫证明编号；（七）信息代码。”从被上诉人提供的中国彩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陆早45号棉花种子包装袋无相关检测日期内容，与上述规定不符。综上，上诉人昌吉市九农农资经销部在履行合同中存在违约，其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一审的判决结果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昌吉市九农农资经销部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07元，由昌吉市九农农资经销部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 华 审 判 员  董 蕾 审 判 员  李静蓉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  马 恒 书 记 员  吕佳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