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620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邓丽英，女，1953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上诉人（原审原告）：何振煊，男，1981年12月3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上诉人（原审原告）：何艳玲，女，1983年11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上诉人（原审原告）：何艳芳，女，1986年9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上列四名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雄滔，广东南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樊宝玉，男，1982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壮新，广东彰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阳市一帆货运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河南省南阳市市辖区信臣西路奥博物流园L区A41号。法定代表人：李永军。上诉人邓丽英、何振煊、何艳玲、何艳芳因与被上诉人樊宝玉、南阳市一帆货运有限责任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1民初118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潘志刚独任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邓丽英、何振煊、何艳玲、何艳芳的共同诉讼代理人刘雄滔律师、被上诉人樊宝玉的诉讼代理人陈壮新律师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于2020年6月23日作出判决：一、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被告樊宝玉向原告邓丽英、何振煊、何艳玲、何艳芳赔偿129420.75元；二、驳回原告邓丽英、何振煊、何艳玲、何艳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2395.65元、诉前财产保全费1270元，由原告邓丽英、何振煊、何艳玲、何艳芳负担受理费1063.56元、诉前财产保全费174.24元（原告邓丽英已预交受理费2395.65元，原告何振煊已预交诉前财产保全费1270元），被告樊宝玉负担受理费1332.09元、诉前财产保全费1095.76元（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本院交纳）。上诉人邓丽英、何振煊、何艳玲、何艳芳（该四名上诉人以下简称为：“一审原告方”）不服上述一审判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樊宝玉、南阳市一帆货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为：“货运公司”）连带赔偿一审原告方216458.4元；(不服原审判决数额为：216458.4元-129420.76元=87037.65元)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两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没有判决货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法律关系认定不当，适用法律错误。首先，本案的证据足以证实涉案车辆以挂靠形成进行营运。涉案车辆属于重型仓栅式货车，使用性质为营运，行驶证登记车辆为货运公司，樊宝玉陈述涉案车辆挂靠于货运公司名下，并需要向货运公司支付挂靠费用，樊宝玉个人并未办理任何营运证、营业执照，而是使用货运的行驶证、营运证进行经营。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足以证实樊宝玉和货运公司为挂靠法律关系。其次，货运公司如认为属于可以免责的其他法律关系并未举证证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货运公司一审诉讼时没有应诉到庭参加诉讼举证，应视为放弃答辩、举证、质证、辩论等诉讼权利，应视为对挂靠关系没何异议。同时，由于其亦未提供任何相反证据证实其与樊宝玉为其他法律关系，无法推翻本案现有证据反映属于挂靠的事实，故应认定樊宝玉和货运公司为挂靠关系。第三、根据我国道路运输的相关规定，可以认定樊宝玉和货运公司为挂靠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三十三条规定，我国对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许可经营制度，规定了严格的准入制度，赋予经营者高度的安全管理义务，禁止无资质经营，禁止转让、出租资质。本案中，樊宝玉无营运资质，而持有涉案车辆的驾驶证、道路运输证，在实际经营中，使用货运公司的资质、名义经营，樊宝玉亦陈述其是将车辆挂靠于该公司，并且需要支付挂靠费，明显符合了法律规定的挂靠定义。第四、货运公司将道路运输证、行驶证交给樊宝玉使用，其双方实质上存在挂靠关系。虽然没有证据证明樊宝玉支付挂靠费用，但涉案车辆的营运证、行驶证均交付给樊宝玉，但涉案车辆没有变更为非营运性质，亦应认定为挂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樊宝玉和货运公司依法应承担连带责任。二、退一步来讲，即使不认定樊宝玉和货运公司为挂靠关系，货运公司亦存在过错，依法应承担责任。1.因樊宝玉无货运经营资格，没有取得营运证，货运公司作为登记车主，作为法律名义上管理该车辆的所有人，其处置涉案车辆后，没有办理过户，没有收回该车辆的道路运输证，反而将车辆及相应的道路运输证一并交给没有相应营运资质的人员。将涉案车辆及营运证，交付给无营运资质的人员使用，放任危险的发生，其行为实质上是转让或者出借营运资质，参照《安全生产法》第一百条的规定，货运公司应承担连带责任。2.涉案车辆经检测属于转向系统、制动系统不合格的车辆，该车不符合技术标准也是发生事故的重要原因之一，货运公司作为车辆名义上的所有人、管理人，将车辆交付樊宝玉使用，应视为其存在过错，应承担法律责任。三、一审法院核定上诉人的部分损失明显偏低，不公平，不足以弥补上诉人的基本损失。1.关于死亡赔偿金的被扶养人生活费部分。原审法院仅核算五年，不符合法律规定。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平均预期寿命数据，很多年前我国平均预期寿命已达70岁，2019年人均预期寿命为77.3岁，一般人的寿命至少80多岁。《最高人民法院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8条、第29条均规定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均计算20年，60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本案中，被害人何演其67岁，其被扶养人邓丽英66岁，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扶养年限依法应计算14年，一审法院仅支持5年，显然违背法律的明文规定，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据此，本案被扶养人生活费应为101062.5元(28875元/年×14年/4人)。2.处理事故人员误工费，原审仅按2100元/月计算明显不足以弥补一审原告方的损失。本案中，处理事故的近亲属均有固定的工作，提供了误工证明等证据，处理事故人员均为广州市城镇居民，无论如何不应按广州市最低工资标准计算误工损失，原审法院按最低工资标准核算，也不符合一般的司法实践及相关司法文件的规定。至于处理事故天数，根据一般的司法实践应支持至少10天。故处理事故人员误工费应为23048.9元。3.保函费用700元。本案中，被上诉人投保金额不足，不查封涉案车辆将会导致一审原告方的损失无法获得保障，由此产生的保函费用为必要的合理费用，是因本案交通事故而产生的费用，属于一审原告方的合理损失，被上诉人依法应予赔偿。综上所述，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公平公正判决，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樊宝玉辩称：同意一审原告方关于樊宝玉与货运公司存在挂靠关系，货运公司应与樊宝玉承担连带责任的上诉请求。对于一审原告方的其余上诉请求，不予同意。事实和理由：一、货运公司在一审时放弃答辩，应认定樊宝玉与货运公司存在挂靠关系，货运公司应与樊宝玉承担连带责任。二、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部分，一审认定合法合理。因村委会证明不具备劳动能力鉴定的资格，一审原告方亦无提交《医院证明》等其他专业性证据，一审原告方提交了所在村委会出具的证明，无法证明邓丽英确系丧失劳动能力。另一审原告方提交的存折流水仅能证明受害人的收入情况，无法证明邓丽英的生活来源于受害人这一事实，邓丽英不符合被抚养人主体资格，按照法律规定，可以不予赔偿该项损失。受害人何演其在事发时已经年满67周岁，属于退休返聘人员，劳动能力有限，一审酌情认定支持邓丽英5年的被扶养人生活费系按照司法惯例进行判决，已经充分照顾到一审原告方的利益。一审原告方完全不考虑何演其的劳动能力，完全按照被抚养人的被扶养人年限主张损失，不具有合理性，应予驳回。三、关于误工费的认定合法合理。一审原告方公司出具的证明的工资金额明显高于当地平均水平，一审原告方未提供工资流水．一审按照最低工资水平计算并无不当。根据一审原告方提供的证明，实际误工天数为8天，一审按照实际误工天数计算符合事实和法律，应予以维持。四、关于保函费用。一审原告方因申请诉前保全而支出的保函费用700元，属于一审原告方所选择的担保方式而支出的诉讼成本并非必要性支出，一审不予支持符合法律规定。货运公司经本院依法传票传唤，没有到庭参加诉讼，也没有以其他方式向本院陈述答辩意见。本院二审查明，对于一审判书中“案件事实”部分的内容，除第五项的一审法院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的年限、第六项的一审法院计算“误工费”的天数和工资标准、第十项的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的“保函费用”、第十一项一审法院不予认定樊宝玉主张其与货运公司存在挂靠关系等相关的内容有异议外，其他的内容，当事人没有表示异议，且与本院查明的相符，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关于樊宝玉主张其与货运公司存在挂靠关系的事实认定问题。由于货运公司对一审原告方的起诉，没有到庭参加诉讼，也没有对一审原告方要求其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进行答辩以及举证。根据涉案车辆的使用性质，事故发生时樊宝玉驾驶涉案车辆正在进行经营性道路货物运输，涉案车辆的登记车主是货运公司的事实，樊宝玉驾驶涉案车辆进行货物运输营运的情形与机动车以挂靠形式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情形相符，对樊宝玉主张的其与货物公司存在挂靠关系的事实，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本院予以采信并认定涉案车辆在事故发生时系以挂靠形式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一审法院对此不予认定，认定事实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一审原告方该部分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认定问题。经审查一审原告方向一审法院提供的证据，受害人虽然在事故发生时已经达到退休年龄，但其在事故发生前在当地村委从事管理工作，有固定的工作和收入。根据其从事的工作性质，仅根据其年龄情况，对其从事的工作没有影响不大，审查一审考虑其年龄情况酌情按5年计算被扶养人邓丽英生活费不当，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本院予以纠正。一审原告方主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关于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的年限的规定，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事故发生时，邓丽英年满66岁，邓丽英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101062.5元(28875元/年×14年/4人)。关于处理事故人员误工费的认定问题。审查一审原告方为主张该项损失向一审法院提供的证据，其中的误工人员何振煊是受害人的直系亲属，工作的单位不属于民营机构或私人企业，按国家的规定，何振煊在受害人死亡时应享有带薪的丧葬假期待遇。故一审原告方提供的证据仅能证明误工人员的请假天数为8天，但不能证明误工人员因误工造成收入减少的事实。因此，一审法院按8天的误工天数和广州市最低工资标准计算处理事故人员的误工费，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关于保函费用的认定问题。该费用是一审原告方因申请诉讼保全需要提供财产担保所产生的费用，故该费用不属于本案诉讼保全费的范围，一审法院以该费用为一审原告方因选择担保方式而支出的诉讼成本为由，对一审原告方主张的该费用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一审原告方的损失为：丧葬费53289元、死亡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647920.5元（546858元+101062.5元）、处理事故人员误工费1680元、处理事故人员交通费15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共计804389.5元。扣除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莞中心支公司已在交强险、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赔付的610000元（含精神损害抚慰金）后，应由樊宝玉和货运公司予以连带赔偿194389.5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1民初1180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1民初1180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樊宝玉、南阳市一帆货运有限责任公司向邓丽英、何振煊、何艳玲、何艳芳连带赔偿194389.5元。三、驳回原告邓丽英、何振煊、何艳玲、何艳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受理费2395.65元、诉前财产保全费1270元，由邓丽英、何振煊、何艳玲、何艳芳负担受理费301.75元、诉前财产保全费100元，由樊宝玉和南阳市一帆货运有限责任公司连带负担受理费2093.90元、诉前财产保全费1170元。本案二审受理费1975.94元，由邓丽英、何振煊、何艳玲、何艳芳负担551.72元，由樊宝玉和南阳市一帆货运有限责任公司连带负担1424.22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潘志刚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褚程足戴凯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