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陕民终684号上诉人（一审原告）：高礼信。上诉人（一审原告）：高荣华。上诉人（一审原告）：高光华。上诉人（一审原告）：赵埃生。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贾涛，陕西言锋律师事务所律师。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建霞，陕西言锋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刘光喜。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军，陕西格道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晓东，陕西格道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神木市永兴办事处马连塔村民小组。负责人：刘永胜，该村民小组组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晓玲，北京市中兆（西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王文学。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东东，北京市中兆（西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璐，北京市中兆（西安）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高礼信、高荣华、高光华、赵埃生与被告刘光喜、神木市永兴办事处马连塔村民小组（以下简称马连塔村民小组）、王文学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陕08民初143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高礼信等四人上诉请求：撤销榆林中院（2019）陕08民初143号民事裁定，指令榆林中院审理本案。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与认定矛盾，四上诉人系马连塔煤矿的实际承包人及内部股东。一审法院认定：“原告所持其四人为马连塔煤矿股东的理由不能成立”。一审裁定在查明的事实中认定，2007年马连塔煤矿及其法定代表人刘光喜向四上诉人出具了入股收据，却又在最后的本院认为中称上诉人所持其四人为马连塔煤矿股东的理由不能成立，法院查明的事实与其认定前后不一，自相矛盾。四上诉人实质系马连塔煤矿实际承包人及内部股东。2、一审法院认定四上诉人与涉案股权无直接利害关系，无权起诉与事实不符，显属不当。一审法院认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已经生效的(2017)最高法民终707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的内容，马连塔村民小组是马连塔煤矿的所有人，刘光喜仅是马连塔煤矿的承包人。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四原告对马连塔煤矿名下的锦东公司涉案股权有直接利害关系，四原告无权提起确认之诉”。既然一审法院已经认定了上诉人及实际承包人的身份，作为实际承包人的代表人刘光喜，在处理承包的涉案煤矿相关事宜当中，如果能够客观、公平的进行处理，作为实际承包人当然不会予以阻止，但事实上刘光喜以个人名义与马连塔村民小组私下达成协议，贱卖股权及权益，客观上损害了承包马连塔煤矿的权益，也必然损害了四上诉人作为承包人的合法权益。四上诉人作为实际承包人，提起诉讼确认侵害其权益的合同无效，合理合法。3、一审法院无视四上诉人作为承包人的合法身份及地位，错误的认定这与合同效力无关，明显不当。上诉人作为马连塔煤矿的实际承包人，与马连塔煤矿所享有的权益有紧密的联系，上诉人不反对马连塔煤矿所持股权进行转让，但是应当以公平、客观、合理的价格进行转让，转让后所获收益势必是在十名实际承包人中进行分配，承包人所提起的确认无效之诉，恰恰是以第三人身份对刘光喜和马连塔村民小组签订的协议进行的确认之诉，因此其本质上就是两个法律关系，法院应当审理四上诉人作为实际承包人是否入股，这种承包关系是否合法有效。被上诉人刘光喜辩称，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应当予以维持。一、《协议书》并没有约定股权转让事宜，不属于股权转让合同，高礼信等四上诉人主张股权转让合同法律关系并不存在。马连塔煤矿参与资源整合后，取得了锦东公司7.26%股权（简称涉案股权）。鉴于马连塔煤矿的企业产权始终登记于马连塔村小组名下，并且刘光喜和马连塔村小组只是在《协议书》中对锦东公司涉案股权的归属进行了确认，并未约定锦东公司涉案股权的转让事宜，《协议书》不属于股权转让合同。锦东公司涉案股权并未通过诉讼确认归刘光喜，涉案股权不具备由刘光喜进行转让的前提。二、四上诉人并非马连塔煤矿的股东。马连塔煤矿注册成立于1993年间，登记性质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集体所有制企业。马连塔村小组系该煤矿工商档案中登记的唯一产权人，系该煤矿唯一的登记股东。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终707号民事判决书认定马连塔村小组系马连塔煤矿所有权人，刘光喜仅系马连塔煤矿的承包人。目前锦东公司涉案股权的归属处于待定状态，一审裁定认定高礼信等四名上诉人不是马连塔煤矿股东并无不当。三、四上诉人并非马连塔煤矿的承包人。签署马连塔煤矿《转让协议》的承包人只有刘光喜一人，四上诉人均非承包人。最高人民法院（2017）民终707号民事判决书确认马连塔煤矿的承包人只有刘光喜一人，榆林中院（2018)陕08民终291号民事判决书证明马连塔煤矿承包人只有刘光喜一人。四、高光华、高荣华、赵埃生并非承包人，而是依附于刘光喜名下的投资人，与刘光喜之间存在合伙投资关系，不具有承包人身份，其三人依附于刘光喜名下的投资事实不影响《协议书》的效力。刘光喜为避免败诉投资风险才签订了《协议书》，主观上不存在恶意。《协议书》的签订结果实现了承包利益的最大化。被上诉人马连塔村民小组辩称，一审裁定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准确，依法应予维持。一、答辩人与刘光喜之间签订的《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为合法有效协议。答辩人与刘光喜之间因涉案股权转让纠纷、返还煤矿纠纷等案件一直涉诉法院，各方均为此付出巨大的财力、物力和精力，早已疲惫不堪。直至2018年8月，经多次协商，并经由中介人王文学协调，答辩人与刘光喜终于签订了本案涉诉《协议书》。通过涉案《协议书》的签订，不仅使得诉争纠纷得以圆满解决，也让双方从多年的诉累之中解脱出来。二、刘光喜系马连塔煤矿的承包人，并非该矿股东，依附于刘光喜的四上诉人的权利仅限于刘光喜的承包权之下，不可能成为马连塔煤矿股东。马连塔煤矿为村办集体企业，企业产权登记在答辩人名下。从工商登记信息到签订《转让协议》的主体，再到最高院707号和榆林中院291号判决的认定，充分表明刘光喜系马连塔煤矿的唯一承包人，并非该矿股东。如果四上诉人有证据证明系刘光喜的投资人，其权利也仅限于刘光喜的承包权之下，不可能成为马连塔煤矿的股东。三、答辩人与刘光喜签订《协议书》并非是对涉案股权的转让，而是对原承包及转包关系的终止及如何补偿的约定，涉案股权并没有转让，依然登记在马连塔煤矿名下。四、2018年8月在涉案股权因其他案件即将面临拍卖之时，作为马连塔煤矿的所有人，为了解除困境化解矛盾，经马连塔煤矿所在的锦东公司总经理王文学协调，促成了涉案《协议书》的签订，并多方筹措资金，在支付了刘光喜巨额补偿对价之后，终结了双方的转（承）包关系，将马连塔煤矿的所有权及实际权利归于一体，使得各方权利得到最有效最合理的保障。答辩人与刘光喜及王文学之间不存在任何恶意串通行为。五、《协议书》约定的补偿金额合理。2013年10月刘光喜按照1.1亿元的价款，以马连塔煤矿名义将涉案股权转让给锦东公司另一股东神木县西沟乡三道河上榆树峁煤矿（下称上榆树峁煤矿），后双方为该转让纠纷在人民法院形成《民事调解书》，确认转让协议解除，刘光喜退还上榆树峁煤矿转让款10880万元及违约金700万元。2018年7月在该调解书执行过程中，榆林中级人民法院委托评估机构对涉案股权进行评估，评估值为8405.758825万元。榆林中院以该评估值作为拍卖底价予以司法拍卖。后刘光喜用答辩人补偿的11600万元履行了该调解书的给付义务，司法拍卖撤回。上述情形说明，无论就司法拍卖而言还是自愿协商转让来看，涉案股权的价值皆在一亿元左右。被上诉人王文学辩称，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一、四上诉人既非案涉《协议书》的当事人，也不是马连塔煤矿的股东，该协议与四上诉人没有直接利害关系，四上诉人的诉讼主体不适格，无权提起本案诉讼。二、在神木市政府领导的协调下，答辩人作为神木县锦东矿业有限公司总经理，为了使企业能够正常发展运营，化解各方纠纷，答辩人才协调马连塔村民小组与刘光喜签订了案涉《协议书》。三、涉案《协议书》约定的内容合法、价款合理，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并没有侵害任何第三人的合法权益。该协议书约定的补偿对价1.16亿元，相比2014年马连塔煤矿与上榆树峁煤矿在陕西省院达成的调解书中涉及的马连塔煤矿股权转让款1.088亿，该补偿价款也具有合理性，并不侵害任何第三人利益。高礼信等四人一审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之间签订的《协议书》无效；2、依法判令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3年4月5日，陕西省神木县永兴乡马连塔村与陕西省甘泉县道镇乡乡镇企业办联营开办马连塔阴塔煤矿。企业性质为集体性质，注册资金20万元，其中固定资产15万元，流动资金5万元，经营方式为开采和销售。1999年12月6日，陕西省甘泉县道镇乡乡镇企业办退出联营，马连塔阴塔煤矿工商登记名称变更为马连塔煤矿，注册资本仍为20万元。2007年1月26日，高礼信为了承包经营马连塔煤矿，与马连塔村民小组负责人刘文华签订了《关于承包永兴乡马连塔煤矿的合同》。双方约定：承包期限以国家有关部门规定停止开采为止；承包总金额为3900万元；原煤矿的房屋、设备等一切财产均由高礼信管理使用；煤矿所有井田开采完后，煤矿使用的土地、房屋、村民用高低压线路及村民用变压器等不动产归马连塔村民小组所有，除以上所列之外，所有财产都由高礼信自行处置等。2007年3月25日，高礼信与刘光喜签订《转让协议》，约定：由刘光喜投入马连塔煤矿资金1.58亿元；该款应于签订协议当日交高礼信捌仟贰佰万元整，剩余柒仟陆百万元应于2007年3月20日前一次性付清；高礼信应于3月20日移交煤矿，经营生产；煤矿四至界线，道路和村民的权利与义务，均以原与马连塔村民小组签订的煤矿合同为准；经营期限以煤矿井田完毕为止等。2007年3月20日，高礼信向刘光喜出具了收到1.58亿元煤矿承包款的收条。当日，刘光喜向高荣华、高光华、赵埃生分别出具了1400万元、1400万元、2000万元的入股收据。收据中注明收款人是刘光喜，并加盖了刘光喜和马连塔煤矿的印章。2007年3月28日，刘光喜向高礼信出具收条一支，载明：“今收到高礼信在马连塔煤矿入控股捌佰万元整，和拿钱同等对待”。2007年4月23日，马连塔煤矿的法定代表人由高光华变更为刘光喜。2010年12月14日，根据陕西省人民政府作出的《关于矿产资源整合实施方案的批复》，包括马连塔煤矿和上榆树峁煤矿在内的11家煤矿停止开采，进行整合，组建成立了锦东矿业公司，马连塔煤矿为股东之一，占该公司9.067%的股权，后股权变更为7.26%。2018年8月30日，马连塔村民小组（甲方）与刘光喜（乙方）签订了案涉《协议书》。协议内容如下：“鉴于：1、2007年元月26日，甲方与电塔镇人高礼信续订《关于承包永兴乡马连塔煤矿的合同》，该合同约定由高礼信承包经营神木县永兴乡马连塔煤矿，承包期限以国家有关部门规定停止开采为止。2007年3月25日，高礼信与乙方签订《转让协议》，将马连塔煤矿以壹亿伍仟捌百万（15800万元）价格转让给乙方，经营期限为煤矿井田开采完毕为止，煤矿四至界线、道路和村民的权利义务，均以高礼信原与甲方签订的合同为准。2011年间，国家实行煤炭资源整合政策，马连塔煤矿与神木县西沟乡三道河村上榆树峁煤矿等十一个煤矿整合，组建神木县锦东矿业有限公司，马连塔煤矿占该矿9.067%股。之后因为国有企业在整合煤矿占股，马连塔煤矿在锦东公司占股变更为7.26%股。2、马连塔煤矿整合至锦东公司期间，上榆树峁煤矿就其与马连塔煤矿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提起民事诉讼，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调解处理。该案申请执行期间，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对登记在马连塔煤矿名下的锦东公司股权采取冻结措施。为此，甲方向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经两审败诉后，甲方已经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3、2018年间，甲方另向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登记在马连塔煤矿名下的锦东公司的股权归其所有，现该案正在审理之中。基于上述事实，甲乙双方本着平等互利原则，经充分协商，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以资共同遵守。一、甲乙双方共同确认登记在马连塔煤矿名下的锦东公司7.26%股权及本协议签订后马连塔煤矿在锦东公司的股份增减变化的权利义务均归甲方所有。二、由甲方一次性补偿乙方人民币壹亿壹仟陆百万（11600万元），于本协议签订之日3日内付清。三、本协议签订之日起3日内，甲方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撤回第三人撤销之诉一案的再审申请；向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撤回登记在马连塔煤矿名下的锦东公司股权的诉讼。四、马连塔煤矿整合至神木锦东矿业有限公司之日起乙方已缴纳的马连塔煤矿在该公司按照股份分摊的资源价款等全部款项不予退还；未交款项目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由甲方承担。五、马连塔煤矿在整合至神木县锦东矿业有限公司前经营期间所欠付的税费、村民补偿款、资源价款、合同项下应付款及其他可能涉及的全部债务，乙方本协议签订之日3日内清结。否则承担相当于本协议约定补偿款10%的违约金，由此造成甲方损失的，还应赔偿甲方的实际损失。六、登记在马连塔煤矿名下的锦东公司股权纠纷，甲乙双方以此协议为准一次性解决，相互间不再承担任何义务。七、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之日生效。八、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甲方刘永胜，乙方刘光喜，中介人、说话人、担保人王文学”。高礼信等四人认为刘光喜与马连塔村民小组签订的该《协议书》损害了其和第三人的利益，故向本院提起诉讼，提出前述诉讼请求。另查明，2013年10月26日，上榆树峁煤矿与马连塔煤矿及神木县光大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刘光喜、赵志岗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共同确认马连塔煤矿在锦东矿业公司的股权比例及相应投资价值为1.1亿元，马连塔煤矿自愿将其在锦东矿业公司持有的股权及所有股东权益转让给上榆树峁煤矿；转让后，马连塔煤矿在锦东矿业公司再无股权及其他股东权益，转让价为1.1亿元；马连塔煤矿与上榆树峁煤矿应在该协议签订后的2014年6月内共同办理完毕上述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后因马连塔煤矿无法办理股权的工商登记变更，上榆树峁煤矿于2014年9月将马连塔煤矿诉至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请求解除该《股权转让协议书》及补充协议，并由马连塔煤矿承担违约责任。审理过程中，双方达成调解协议，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陕民二初字第00017号民事调解书，对调解协议依法予以确认。调解书的内容为：“经甲（上榆树峁煤矿）乙（马连塔煤矿）双方协商一致，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补充协议及股权转让的相关文件于本调解协议生效之日起解除；二、乙方在本调解协议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甲方退还1.088亿元股权转让款，并向甲方支付700万元违约金；三……”马连塔村民小组认为上述民事调解书内容侵害了其利益，于2015年6月9日向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后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陕民初25号民事判决，驳回了马连塔村民小组的诉讼请求。马连塔村民小组不服，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17）最高法民终707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最高人民法院在该判决书中认定：“一、案涉股权是因马连塔煤矿的剩余矿产资源被整合至锦东矿业公司而来。在资源整合过程中，马连塔村民小组既未参与整合工作，也未履行向锦东矿业公司缴纳注册资本金、支付资源价款、向政府有关部门支付资源补偿费的相应义务，更未参与锦东矿业公司的经营管理，其仅是马连塔煤矿的所有人，依据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其是马连塔煤矿名下锦东矿业公司9.067%股权的实际权利人。其次，虽然马连塔村民小组是马连塔煤矿的所有人，但是其已将马连塔煤矿承包给高礼信经营，后高礼信又转让给刘光喜经营。第三，虽然刘光喜有权代表马连塔煤矿参与资源整合工作，但其仅是马连塔煤矿的承包人，并非所有人，在其与马连塔村民小组就马连塔煤矿的权利归属问题存在争议、且该争议尚未解决的情况下，依据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其是马连塔煤矿的实际权利人。第四，关于马连塔煤矿以及马连塔煤矿剩余矿产资源的权利归属问题，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故不予审理”。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高礼信等四原告对案涉协议所涉股权是否有直接利害关系，是否有权提起本案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根据高礼信与刘光喜签订的《转让协议》，高礼信将其承包的煤矿转包给刘光喜之后，对煤矿不再享有承包经营权。四原告诉称其同刘光喜在内的十人系马连塔煤矿的股东，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已经生效的（2017）最高法民终707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的内容，马连塔村民小组是马连塔煤矿的所有人，刘光喜仅是马连塔煤矿的承包人。在生效判决书认定刘光喜仅是马连塔煤矿承包人的情况下，原告所持其四人为马连塔煤矿股东的理由不能成立。据此，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四原告对马连塔煤矿名下锦东公司的案涉股权有直接利害关系，四原告无权提起本案确认之诉。至于高礼信等四原告是否在刘光喜名下投资入股或持有“干股”等问题，因与本案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故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本案对此不予涉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八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高礼信、高光华、高荣华、赵埃生的起诉。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四上诉人是否属于民诉法规定的“原告是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是否有权在本案中提起确认合同无效之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本案中，上诉人认为其四人实质系马连塔煤矿实际承包人及内部股东，一审法院认定其与涉案股权无直接利害关系认定事实错误。本院认为，经最高人民法院已经生效的(2017)最高法民终707号民事判决书认定，马连塔村民小组是马连塔煤矿的所有人，其将马连塔煤矿承包给高礼信经营，高礼信转让给刘光喜经营，刘光喜仅是马连塔煤矿的承包人。2007年3月高礼信与刘光喜签订《转让协议》，高礼信将其承包的马连塔煤矿转包给刘光喜，之后其对煤矿不再享有承包经营权。本案案涉《协议书》签订双方为马连塔村民小组和刘光喜，涉及事项为马连塔煤矿在锦东煤矿享有7.26%的股权归属及相关权利义务，四上诉人并非该协议书的签订方，《协议书》的约定事项亦未涉及四上诉人。刘光喜向四上诉人出具入股收据，可以证明四上诉人在刘光喜承包马连塔煤矿期间有入股出资行为，但四上诉人是否有参与煤矿承包经营以及享有决策权并无证据证明。四上诉人认为其系马连塔煤矿实际承包人及内部股东，现有证据不能证明，亦无证据证明其与马连塔煤矿在锦东公司的7.26%股权存在直接利害关系，故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涉案股权无直接利害关系，四上诉人无权提起本案确认之诉并无不当。四上诉人与刘光喜之间的法律关系及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如何确定，刘光喜的行为是否侵犯了四上诉人的权利，均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不属本案审理范围。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拟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郭 萍审判员 王彩萍审判员 郭 瑞二〇二〇年九月三日书记员 韩 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