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154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淑军，女，1963年5月15日出生，汉族，同仁堂制药二厂退休职工，住北京市丰台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康万祥，男，1958年2月24日出生，汉族，北京中药五厂退休职工，住北京市丰台区。二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海鸥，北京兴银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樊晓曼，男，1952年10月5日出生，汉族，燕山石油化工总公司退休干部，住北京市丰台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杜青杨，女，1956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燕山石油化工总公司退休干部，住北京市丰台区。二被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启瑞，北京市丰台区卢沟桥街道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孙淑军、康万祥因与被上诉人樊晓曼、杜青杨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6民初301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淑军、康万祥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樊晓曼、杜青杨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由樊晓曼、杜青杨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查明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一、一审判决确定借贷主体错误。孙淑军、康万祥不是本案的借贷主体，本案真正的借贷主体是樊星和康雪，即樊晓曼、杜青杨的儿子、儿媳，孙淑军、康万祥的女婿、女儿。首先，孙淑军、康万祥与樊晓曼、杜青杨之间不存在借贷合意，樊星和康雪串通，以孙淑军、康万祥的名义，向樊晓曼、杜青杨借钱。孙淑军、康万祥从未委托樊星和康雪去借钱，也从未向樊晓曼、杜青杨当面要求借钱。真正要借钱的人是樊星和康雪。一审庭审过程中，一审法官曾询问樊晓曼、杜青杨和樊星，孙淑军、康万祥有没有直接向樊晓曼、杜青杨要求借钱，樊晓曼、杜青杨和樊星的答复是“没有”。但是一审书记员却没有如实记录。事实是，2017年11月，樊晓曼、杜青杨收到1000多万元拆迁款，想进行投资，但又不给樊星和康雪。最初樊星和康雪商量开个药店，樊星说由樊晓曼、杜青杨持股，康雪经营，当时在宋家庄看上一药店，但没有买下来。后来就商量，以孙淑军、康万祥名义向樊晓曼、杜青杨借出钱来，钱转到孙淑军、康万祥处，再转出来。樊星曾经对康雪说过：“花1万元，得到100万元”。2019年5月20日，樊星与康雪离婚后，联合樊晓曼、杜青杨于2019年5月22日提起诉讼，是为了将法律责任转嫁孙淑军、康万祥，逃避法律责任。150万元的实际使用人是樊星和康雪，不是孙淑军、康万祥。150万元中有50万元是直接打给康雪的，康雪没有转给孙淑军、康万祥。剩下100万元，孙淑军、康万祥按照樊星和康雪的需求，直接转给康雪或者购买海南和石家庄的房产直接登记在樊星和康雪名下。康雪收到钱后用于买车、支付前述房屋房款，以及樊星和康雪生活消费。康雪还曾直接对樊星说：“卖掉海南的房子，还你父母的钱”，樊星说：“不用还”。一审判决未查明150万元的实际使用情况。此外，孙淑军、康万祥从未向樊晓曼、杜青杨支付过利息。樊晓曼、杜青杨提交的10000元和15000元的微信、支付宝、银行转账记录显示都是樊星和康雪在支付，孙淑军、康万祥从未支付过，孙淑军、康万祥也没有按月向樊星和康雪转过10000元和15000元。一审法院完全按照樊晓曼、杜青杨的说法认定前述10000元和15000元是孙淑军、康万祥支付的，不依据书面证据定案是错误的。而且，杜青杨曾明确告诉康雪，前述款项，均返还给樊星了。二、即便存在借贷关系的情况下，一审判决计算数额有误。2017年12月17日，杜青杨向康雪和孙淑军分别转款50万元；2018年11月8日，樊晓曼向康万祥转款50万元。康雪收取50万元后，从未向孙淑军、康万祥再转出此50万元。据此，樊晓曼、杜青杨向孙淑军、康万祥银行账户只转过100万元，孙淑军、康万祥根本不能承担150万元的债务。三、一审判决遗漏必须参诉的当事人，应当被撤销，发回重审。樊星和康雪具有重大关联性，应当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但一审法院却没有主动追加，遗漏当事人，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四、一审判决超期审判，应当被撤销，发回重审。2019年5月22日樊晓曼、杜青杨提起诉讼，2019年11月7日一审判决作出，审理时间为5个多月，本案系独任审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三个月内审结”。因此，一审判决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此外，需要补充的事实是：第一，2018年11月8日，樊晓曼在转款给康万祥前，打电话给康万祥说“转50万给你”，康万祥明确拒绝“不用，我不缺钱，不需要”。樊晓曼接着说“我不相信樊星他们，转您这儿我放心”。第二，到孙淑军和康万祥名下合计100万元，孙淑军、康万祥要么转给康雪，要么直接给樊星购买石家庄商铺。樊星和康雪直接支配并使用钱款，从账单来看，孙淑军、康万祥转给康雪、樊星，以及帮助樊星购买石家庄商铺，共支出107万元。并且，康雪收到杜青杨转款50万元和孙淑军转的钱款后，进药卖药，并用于家庭大的开支，包括还所购海南的房屋的房贷、买石家庄商铺、香港澳门旅游、买车、买商业保险等等。粗略计算，康雪为家庭大的开支有745176元。第三，关于一审时樊晓曼、杜青杨的证据即樊星与康万祥、孙淑军录音，非常不清楚，且樊晓曼、杜青杨提供给法院的录音笔录与录音不符，樊星不断强调“民间借贷”，诱导康万祥、孙淑军确认借贷的事情，中间康万祥、孙淑军有明确否认借款的表示。康万祥的真实意思是希望双方一起算个账，退给谁退多少，需要算清楚。樊晓曼、杜青杨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借贷主体正确。首先，孙淑军、康万祥在借款前曾当面向樊晓曼、杜青杨打过招呼，希望樊晓曼、杜青杨在取得拆迁款后将部分款项借给孙淑军、康万祥用于进药材周转。其次，樊晓曼、杜青杨给孙淑军、康万祥转款150万元。2017年11月，孙淑军、康万祥通过康雪、樊星向樊晓曼、杜青杨借款100万元，并承诺按月息1%计算利息，康雪口头表示孙淑军、康万祥愿打借条。后2017年12月17日，樊晓曼、杜青杨与樊星、康雪前往银行转款，孙淑军表示由于其本人不在北京，指示将款项转给康雪，以便由其在北京替孙淑军进药。由于转账有限额，樊晓曼、杜青杨转账50万元至康雪的银行卡，并于当日通过网银转给孙淑军50万元。孙淑军表示要打欠条，但是一直拖延未出具。2018年11月，孙淑军又通过康雪、樊星再次借钱，并表示一并出具借条，樊晓曼、杜青杨将款项50万元转至康万祥银行卡，康万祥收到后致电表示感谢。再次，康雪收到50万元后将款项先后转给案外人刘贵生、王玉泉、彭亭亭用于替孙淑军进药。最后，孙淑军、康万祥借款不久曾一起前往樊晓曼、杜青杨家中支付1万元现金的利息。此后，孙淑军通过康雪、樊星每月给樊晓曼、杜青杨支付利息1万元。后借款本金增加为150万元后，2018年12月至2019年4月，孙淑军通过康雪、樊星每月支付1.5万元的利息。此外，孙淑军、康万祥在与樊星的通话中，三次表示“我没说不还你们家钱”等，能够证明孙淑军、康万祥是实际借款人。二、一审判决认定数额计算正确。本案实际借款数额为150万元。樊晓曼、杜青杨转到康雪银行卡中的50万元，如上所述，实际也是孙淑军用于进药的借款。三、本案不存在遗漏当事人的问题。本案实际借款人是孙淑军、康万祥，与樊星、康雪无关。樊晓曼、杜青杨与康万祥、孙淑军之间原是儿女亲家关系，康万祥、孙淑军通过康雪、樊星说情借款、樊晓曼、杜青杨通过转款给康雪借钱给康万祥、孙淑军，都是顺理成章的事。四、一审判决不存在超期的情况。一审经历过调解阶段，一审法院审理时限符合法律规定。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樊晓曼、杜青杨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孙淑军、康万祥返还借樊晓曼、杜青杨本金150万元；2.判令孙淑军、康万祥给付樊晓曼、杜青杨按约定每月1%计算自2019年5月1日始至实际付清欠款之日止的利息；3.案件受理费由孙淑军、康万祥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樊晓曼与杜青杨系夫妻，双方育有一子樊星。孙淑军与康万祥系夫妻，双方育有一女康雪。2015年4月28日，樊星与康雪登记结婚。2017年12月17日，杜青杨向康雪转账50万元。同日，杜青杨分十笔向孙淑军转账共计50万元。2018年11月8日，樊晓曼分十笔向康万祥转账共计50万元。一审诉讼中，樊晓曼、杜青杨称上述累计150万元系孙淑军、康万祥向其所借的款项，且双方约定了月利率1%的利息，2018年1月的利息系孙淑军给付了1万元现金，此后孙淑军、康万祥于2018年2月至2018年12月期间每月通过康雪向樊星转账1万元利息，于2019年1月至2019年4月每月通过康雪向樊星转账15000元利息，樊星将上述利息均已给付樊晓曼、杜青杨。孙淑军、康万祥对此不予认可，称其收到的上述100万元系樊晓曼、杜青杨对樊星、康雪的赠与，且其已将上述款项用于樊星、康雪的消费。一审诉讼中，樊星一审出庭陈述：“2017年12月17日，我家第一次借给被告（即孙淑军、康万祥）钱，当日我带着康雪跟我父母说借钱100万，说银行贷款利息比较高，利息给银行还不如给家里，我爸妈就同意了。当天下午直接去银行打款。康雪说她母亲没在北京，需要现钱，就先打到康雪卡上，都在银行操作的。当天是周末，银行只有50万的转账限额，就先转50万。回到家里分10次，每笔5万元转给孙淑军。2018年2月15日，我妈让孙淑军补打100万借条，孙淑军答应但是没出借条。到2018年年底，康雪说要进货，又需要50万，我爸又给康万祥转账了50万元。第一个月的利息1万元给的是现金，此后每个月被告都通过康雪转给我利息，我再转给我父母。我和康雪离婚后，孙淑军一开始答应还钱，后来说钱到她兜里就是她的钱，不同意还钱了。”康雪出庭陈述：“原告（即樊晓曼、杜青杨）打给我和我父母一共150万元，是给我和前夫樊星的赠与款，给我们买车买房，不是借款。我每月给樊星转钱是还车贷的钱和日常消费，没有利息的钱，微信上说的利息是指樊星还车贷的利息。”一审法院另查，2019年5月20日，樊星与康雪离婚。在樊星与孙淑军、康万祥的电话录音中，孙淑军、康万祥明确表示过：“我没说不还你们钱，让你爸妈撤诉去。”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樊晓曼、杜青杨称其与孙淑军、康万祥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提供了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孙淑军、康万祥虽否认双方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并称涉案款项系樊晓曼、杜青杨对康雪、樊星的赠与，但未提供充分证据，根据樊晓曼、杜青杨提供的证据足以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民间借贷关系。樊晓曼、杜青杨作为贷款方已履行了出借义务，孙淑军、康万祥作为借款方亦应履行还款义务。现樊晓曼、杜青杨要求孙淑军、康万祥偿还借款的理由正当，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给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樊晓曼、杜青杨提交的证据足以证实双方借期内的利率为月利率1%，现樊晓曼、杜青杨主张以该利率的标准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据此，判决：一、孙淑军、康万祥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偿还樊晓曼、杜青杨借款1500000元；二、孙淑军、康万祥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偿还樊晓曼、杜青杨借款利息（以1500000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1%的标准，计算自2019年5月1日至借款实际付清之日止）。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审理期间，孙淑军、康万祥为证明己方主张，提交了以下证据：1.康雪到庭作证称，案涉借款的主体系樊星、康雪，借款用于樊星、康雪做药品生意并用于家庭日常开销及旅游等，孙淑军、康万祥从未委托康雪向樊晓曼、杜青杨借款，也从未直接向樊晓曼、杜青杨借款。2017年11月康雪婆婆杜青杨收到拆迁款，樊星说他父母想做事并且说钱存银行利息太少，康雪跟樊星商量通过康雪父母即康万祥、孙淑军帮忙卖药，返钱给樊晓曼、杜青杨，2017年12月14日转钱前樊星跟孙淑军说转点钱，孙淑军说要钱没有用，给康万祥转50万元之前，康雪后来知道樊晓曼和康万祥之间通过话，樊晓曼说转给孩子不放心，康万祥明确表示要钱没用。2017年12月17日收到50万元以后向他人转款进药，2017年12月18日康雪向案外人转款，康雪和樊星到通州提货，2017年12月29日向彭亭亭转账，货是邮寄到康雪父母那里，康雪和樊星收货后自己卖自己收款，樊星卖给他单位会计，钱回来后都用于家庭开销，到康万祥、孙淑军名下的100万元，或者转到康雪跟樊星的银行卡，或者给樊星买石家庄的商铺，康雪和樊星家里年收入30万，从2017年12月借到钱到康雪、樊星离婚，经康雪手大额支出是75万，康雪跟樊星的日常开销都是从借款里出。一审中康雪陈述的涉案150万元系樊晓曼、杜青杨对樊星、康雪的赠与是错误的，案涉借款应由樊星、康雪共同偿还；2.孙淑军工商银行账单和康万祥建设银行账单，证明自2017年12月17日杜青杨、樊晓曼转钱给孙淑军、康万祥，至2019年5月20日康雪与樊星离婚时，孙淑军、康万祥将杜青杨、樊晓曼转入的钱，均按照樊星、康雪的要求，为樊星购置石家庄商铺，转给樊星、康雪等，合计转出1073727元；3.康雪光大银行账单和招商银行账单，证明2017年12月17日杜青杨转钱给康雪，至2019年5月20日康雪与樊星离婚时，樊星转钱给康雪很少，但康雪承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家庭大额开支，比如为夫妻共同财产的康雪名下海南房子还房贷、为樊星购置石家庄商铺、为双方购买商业保险，合计大额开支为479187元；此外，2017年12月18日康雪招商银行尾号XXXX的卡转给刘贵生15万元，用于进安宫牛黄丸（由康雪和樊星在通州北苑提货）；2017年12月28日和12月29日康雪光大银行尾号XXXX的卡分别向王玉泉转款277200元和河南彭亭亭转款61860元，用于进安宫牛黄丸，药品分别由樊星在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提货和彭亭亭邮寄到北京，证明樊晓曼、杜青杨转款50万元给康雪的款项系用于康雪、樊星家庭开销以及药品生意；4.康雪光大银行信用卡账单，显示2018年1月26日，康雪同樊星在香港旅游，康雪信用卡消费14653.67美元，折合人民币约92904元；2018年4月1日至8日，康雪同樊星香港、澳门旅游，信用卡消费9950.29美元，折合人民币约63085元；2018年7月13日，康雪、樊星购买奔驰车信用卡消费11万元，证明康雪承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家庭大额开支，合计大额开支为265989元；5.康雪与樊星微信账单，证明2017年12月17日至2019年5月20日期间：2018年2月1日，康雪转给樊星6万元，其他转账在1万元到1.5万元左右，证明樊星很少给康雪转钱，康雪按照樊星的需求转钱；6.海南海花岛楼宇认购书及买卖合同，证明2017年1月16日，康雪购买夫妻共同财产：房屋，总价537528元，钱款由康雪支付；7.车辆买卖协议，证明康雪于2018年7月13日购买夫妻共同财产奔驰车，总价535000元，首付款11万元系由康雪支付；8.石家庄丰巢商铺认购书、签订合同通知，证明2018年12月4日，樊星购买夫妻共同财产：商铺，总价340126元，钱款全部由孙淑军、康万祥、康雪支付；9.樊星、康雪保险账单及付款凭证，证明2019年1月14日樊星人寿保险账单5540.98美元，折合人民币37676元；2019年2月27日康雪保险账单9752.99美元，折合人民币65684元，均由康雪支付，证明康雪承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家庭大额开支。樊晓曼、杜青杨不认可证据1，认为康雪作伪证，其证言在一审和二审存在矛盾，认可证据2-8的真实性，但是不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证据8和证据9与本案的关联性，对上述证据主张孙淑军、康万祥在向樊晓曼、杜青杨借款前银行卡余额极少，系借款后才周转做生意。孙淑军、康万祥在樊星、康雪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为他们开销系对樊星、康雪的关心，与本案无关；樊晓曼、杜青杨转账50万元给康雪后，康雪用于替孙淑军进药，与康雪、樊星的日常开销无关；康雪每月转给樊星的1万元或者1.5万元系康雪替孙淑军、康万祥偿还樊晓曼、杜青杨的利息，樊星亦对家庭有大额支出，不存在樊星因生活让康雪转账的事情；康雪、樊星买房屋、车辆等与本案无关，在购置过程中，樊晓曼、杜青杨亦有对樊星、康雪进行补贴。樊晓曼、杜青杨为证明己方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樊星到庭作证称，樊星和康雪并没有向樊星父母即樊晓曼、杜青杨借款做药材生意，樊星和康雪都有正式工作，双方工资完全可以满足小家庭开支。樊星向朋友、同事提及过岳父母孙淑军、康万祥做药材生意，身边朋友向樊星询问过购买价格优惠的同仁堂药品，先后帮朋友向孙淑军购买过6次药品，樊星收款16298元悉数转给了孙淑军和康雪。有关孙淑军、康万祥所述樊星和康雪去北新桥、通州“进货”的事实是，因樊星工作单位距离北新桥很近，孙淑军让樊星顺路取货带回，去通州是樊星和康雪帮孙淑军拉东西，不是樊星主动去进货。去香港旅游实为樊星和康雪购买保险和康雪打疫苗，受樊星父母即樊晓曼和杜青杨赞助，康雪父母康万祥和孙淑军自己出资购买保险，康雪订机票，樊星订酒店，双方均有花费，并非仅康雪一人出钱。康雪跟樊星商量过要变卖海南的房子还樊星父母樊晓曼、杜青杨的钱。樊星曾为孙淑军垫付过2018年7月和11月的利息，是因为孙淑军当时生意上有压力，樊星为了维护两家关系才不得已垫付。樊星在2018年11月8日当天正常上班，不存在到孙淑军、康万祥家里去过的事实。2018年10月，孙淑军、康万祥曾多次跟樊星提过再借50万元的事，孙淑军说过借条一起打。当时樊晓曼、杜青杨已经为难，因为购买了理财产品，樊晓曼是在2018年10月31日开始操作理财赎回的手续，到2018年11月7日赎回完成后，2018年11月8日，康万祥将建行卡号用微信发给了樊星。樊星告知樊晓曼后，2018年11月8日下午，樊晓曼将50万元转给康万祥，根本不存在樊星私自拿走康万祥银行卡的事；2.康雪名下招商银行交易明细，证明康雪替孙淑军进药，于2017年12月18日转款15万元给刘贵生；3.康雪名下光大银行对账单，证明康雪为替孙淑军进药，于2017年12月28日转款277200元给王玉泉，于2017年12月29日转款61860元给彭亭亭，同时显示为经营所需，康雪与孙淑军经常有转款情况；4.樊星的收入证明书，证明樊星2017年7月至2019年7月的月工资平均在1万元以上；5.樊星的税收完税证明，证明樊星2017年7月至2019年9月的月工资收入情况；6.樊星偿还购车贷款对账单，证明樊星名下的车贷系用个人工资偿还，与康雪无关；7.康雪与康雪同事的手机聊天截屏，证明康雪向其同事表示需要卖房还樊晓曼、杜青杨借款。孙淑军、康万祥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但是不认可证明目的，主张系康雪、樊星在经营药品生意，与孙淑军无关，从账单上无法看出樊星收到康雪每月1-1.5万元的转账后是转账给樊晓曼、杜青杨还是偿还车贷，康雪在想办法还款，说明本案实际借款主体是樊星、康雪。另，樊星与孙淑军就樊星与康雪离婚一事进行过沟通，双方电话录音中，对樊星提出的150万元借款偿还问题，孙淑军表示“不要提借钱，不是你给我的，跟你没关系”，樊星表示“也是康雪跟我说的，150万，康雪跟我说”，孙淑军表示“车我给你添多少钱？”并表示“天天晚上给你妈还钱去”，孙淑军并未对樊星提出的借款数额提出异议。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根据已查明的事实，杜青杨于2017年12月17日向康雪转账50万元，向孙淑军转账共计50万元；2018年11月8日，樊晓曼向康万祥转账共计50万元。对于杜青杨向孙淑军的转款、樊晓曼向康万祥的转款，孙淑军、康万祥主张是樊星和康雪的借款，缺乏当事人之间的借款合意加以证明。而对于杜青杨向康雪的借款，因电话录音中孙淑军并未对樊星提出的150万元借款提出过异议，且认可应向杜青杨还钱，故一审法院认定150万元出借金额并无不当。关于利息问题，从康雪向樊星转账金额的规律及樊晓曼、杜青杨提交的樊星与樊晓曼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内容分析，一审法院认定樊晓曼、杜青杨和孙淑军、康万祥之间存在按月息1%的标准支付利息约定亦无不当。至于孙淑军、康万祥提出的为康雪、樊星支付购房款、购车款等，与本案并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孙淑军、康万祥此项主张并不能对樊晓曼、杜青杨的本案诉求进行有效抗辩。综上所述，孙淑军、康万祥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300元，由孙淑军、康万祥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罗珊审 判 员 李丽审 判 员 郭菁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 姜源书 记 员 朱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