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灌阳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0327民初610号 原告：广西灌阳县水车镇同德村宾家桥屯（以下简称：原告宾家桥屯）。 诉讼代表：唐伯胜，男，1952年9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灌阳县。 诉讼代表：邓运林，男，1966年4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灌阳县。 诉讼代表：邓现荣，男，1948年6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灌阳县。 诉讼代表：蒋娟英，女，1977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灌阳县。 诉讼代表：邓国顺，男，1967年10日14日出生，住广西壮族自治区灌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文辉，广西九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广西灌阳县水车镇同德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被告同德村委）。 法定代表人：吴双发，村委主任。 被告：广西灌阳县水车镇伍家湾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被告伍家湾村委）。 法定代表人：伍宏畅，村委主任。 上列二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庆达，男，1965年12月13日出生，灌阳县启航法律事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蒋秋应，男，汉族，1970年7月26日出生，住广西壮族自治区灌阳县。 原告宾家桥屯与被告同德村委、伍家湾村委、被告蒋秋应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6日立案后，本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8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宾家桥屯的诉讼代表唐伯胜、邓运林、邓现荣、蒋娟英、邓国顺及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文辉，被告同德村委、伍家湾村委的法定代表人吴双发、伍宏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庆达，被告蒋秋应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宾家桥屯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三被告于2017年1月1日签订的《山场承包合同》无效：二、案件受理费由三被告共同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系被告同德村委员会所属自然村。被告同德村委会在未经本集体村民会议讨论决定的情况下，将本集体所有的虎形山（本集体占该山场三分之二，被告伍家湾村委占三分之一)对外发包，于2017年1月1日三被告共同签订《山场承包合同》,将虎形山发包给被告蒋秋应，承包期限为30年。涉案山场因权属纠纷，于2003年2月19日由灌阳县人民政府作出灌政处【2003】1号处理决定，写明：大牛凹虎形山归伍家湾村委（三分之一)、同德村委（三分之二）集体所有，原告宾家桥自然村仍按现实管业范围使用。原告在上述决定之前一直管业使用至今,有继续管业使用的权利。鉴于土地出租是涉及全体村民利益的重大问题。被告同德村委未经本集体村民讨论决定以及征得对涉案山场有管业使用权的原告同意，将本集体山场发包给集体 组织以外人员，违反了《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发包方将农村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应当事先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准”强制性规定，损害了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合法权益，属于无效行为。为维护原告集体合法权益，依法提起诉讼，恳请贵院支持原告诉请。 被告同德村委、伍家湾村委辩称，一、本案事实。涉案山场地名为虎形山场，又名大牛凹虎形山场。其四至界限为：东至村民旱地边为界，南至水沟漕为界，西至月岭山为界，北至月岭山为界。面积约40亩。1998年6月，同德村宾家桥屯、伍家湾村委、同德村委、同德村腊尾底屯就虎形山和水沟漕山场的界限问题发生纠纷，灌阳县人民政府作出灌政处[2003]1号处理决定。该决定书第二项：大牛凹虎形山场权属仍按1953年10月20日《协议》第三条规定归伍家湾村委、同德村委集体所有，同德村宾家桥屯、伍家湾村委会的村民仍按实际管业范围使用。由于涉案山场属两村委共有，且山场及山场内林木面积不宽、数量不多，两村委遂开会决定将山场发包给伍家湾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蒋秋应开发经营，并签订了2017年1月1日《山场承包合同》。该合同第四条约定，山场内的“原开垦的土地和祖坟按原有现实不动，不得损坏、更改”。山场发包后，原告的几个村民用改变山场名称等方式取得了采伐林木的审批手续，在涉案山场内砍伐林木。蒋秋应因此向原告的村民主张权利。为规避处罚，原告遂向发包方两村委提起了本案诉讼。二、基于本案事实，两村委并未发包归原告村民使用的部分山场。有《山场承包合同》第四条所证实。三、基于本案事实，两村委发包山场行为没有违悖民主议定原则。首先，涉案山场及山场林木面积不宽、数量不多，发包山场不属村集休重大事项。其次，两村委并未将山场发 包给集体经济组织之外的人员。再次，两村委将山场发包后，两村委下属绝大多数村民小组和村民并无异议。综上所述，涉案《山场承包合同》合法有效，原告诉称的事实并不存在。该合同没有侵犯原告的权益。原告为规避处罚，其基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而提起的诉讼不应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 经审理查明，涉案山场地名为虎形山场，又名大牛凹虎形山场，面积约40余亩，其四至界限为：东至村民旱地边为界，南至水沟漕为界，西至月岭（注：文市镇月岭村）山为界，北至月岭山为界。涉案山场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权属变动和纠纷处理情况如下：1953年10月前，该山场属伍家湾村伍姓祖遗山场；在土地改革期间，于1953年10月20日经璃碧乡（注：现璃碧村委、伍家湾村委）与同德乡（注：现同德村委）签订《协议》，将涉案山场三分之一划归伍家湾村，三分之二划归同德乡。尔后，原告宾家桥屯部分村民在涉案山场内不同位置分别开垦旱地，并种植农作物（现为林木），面积6亩左右，因此形成现实管业范围。涉案山场的权属从1953年代调整后，经1962年代实行人民公社化三级（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所有“四固定”以来，一直没有调整变动。1980年代末期至1991年，水车镇同德村滨家桥自然村、水车镇伍家湾村委会、水车镇同德村腊尾底自然村、水车镇同德村委会就涉案的虎形山和相邻的水沟漕山场的界限、权属问题发生纠纷，后经灌阳县人民政府作出灌政处[1991]第148号处理决定。1998年6月，因执行中发现上述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有误。经重新处理，灌阳县人民政府作出灌政处[2003]1号处理决定。根据上述早已生效的灌政处[2003]1号处理决定第二项，涉案山场的所有权属于被告同德村委（注：占三分之二）、被告伍家湾村委（注：占 三分之一)按份共有；该山场范围内部分已开垦的旱地，面积约5-6亩（先后种植农作物、林木），由原告宾家桥屯村民仍按现实管业使用。 2017年1月1日，被告同德村委、伍家湾村委分别在本村“两委（注：党支部委员、村委成员）”会议讨论决定后，将涉案山场属两村委共有部分的山场，发包给伍家湾村委所属村民即被告蒋秋应。为此，被告同德村委、伍家湾村委与被告蒋秋应签订了《山场承包合同》。合同双方约定：虎形山山场面积约40多亩，承包时间从2017年元月1号起至2047年元月1号止，共承包三十年，每年交承包费3000元。蒋秋应在承包期间，30年的承包费在10年内交清，即在每年的元月一号交清3年的承包费9000元，共计10次交清；逾期不交承包费，发包方有权收回承包山场期限，另行发包。在该合同第四条中双方约定：蒋秋应“在承包期间，应管护好山场，山场内原有开垦的旱地和祖坟按原有现实不动，不得损坏、更改”。该合同双方还约定：蒋秋应在承包期间，中途退出，当年交的3年承包费发包方不退，发包方有权另行发包；蒋秋应在承包期间，只能开发种植林木，不准随便改变用途，如要改变用途，要经双方共同讨论同意，才能有效；如蒋秋应承包中需转让给他人，必须经发包方同意，另写合同，否则不许发包；合同期满后，山场内所有经济林，包括建筑物不得毁坏，归发包方所有。 另查明，被告蒋秋应在承包涉案山场后，按合同第四条约定，对承包山场范围内两个村委的部分山场进行开荒，对该山场内面积五六亩、原属于原告宾家桥屯村民开垦种植农作物、林木的部分旱地，都没有管，维持原状。在被告蒋秋应承包涉案山场期间，原告宾家桥屯的几个村民用改变山场名称的非正常手段，取得了采伐林木的 审批手续，将涉案山场内属于被告蒋秋应所有的林木砍伐。被告蒋秋应因此积极维权，主张权利，在此情形下原告宾家桥屯为个别村民规避法律责任遂提起诉讼。 还查明，被告同德村委包括渣塘屯、湾子邱屯、秀水屯、山尾屯、挂之榜屯、宾家桥屯、腊尾底屯7个自然村，共36个村民小组。被告伍家湾村委包括伍家湾老村屯、伍家湾新村屯、伍家湾己比屯3个自然村，共24个村民小组。在本案诉讼中，被告同德村委、伍家湾村委提供2020年7月20日《声明》，该声明中同德村委36个村民小组除一名组长外出打工没有签名外，有30名组长签名，对村委与蒋秋应签订上述《山场承包合同》，将虎形山场发包给蒋秋应开发经营，明确表示同意；该声明只有原告宾家桥屯的第25、26、27、28、29共五个村民小组组长没有签名。而伍家湾村委24个村民小组和所属全体村民对上述《山场承包合同》均无异议。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提交的书证即山场承包合同、灌政处[2003]1号处理决定、声明，现场照片即现场航拍图和原、被告当庭陈述等证据证实。 本院认为：其一、依法成立的合同，受国家法律保护。本案中，就被告同德村委、伍家湾村委发包山场与被告蒋秋应签订合同而言，有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五条规定“合同是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关系的协议。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四条规定“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对于集体所有的土地和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依照下列规定行使所有权：（一）属于村农民集 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代表集体行使所有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二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发包；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发包。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发包的，不得改变村内各集体经济组织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所有权”和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发包方享有下列权利：发包本集体所有的或者国家所有依法由本集体使用的农村土地”。 其二、本案中，就《山场承包合同》而言，合同订立正当、合同内容合法、是有效合同。涉案山场的所有权属于被告同德村委、被告伍家湾村委按份共有，两村委达成一致意见后有权确定涉案山场的经营方式，有权将涉案山场发包给所属村民（既可以发包给同德村委所属村民，也可以发包给伍家湾村委所属村民），也有权处分涉案山场的林木。因此，被告同德村委、伍家湾村委将涉案山场发包给所属村民，而与被告蒋秋应签订《山场承包合同》并无不当。该合同内容包括承包山场范围、承包期限、承包金数额及分期交付、违约责任等，从合同内容可知不存在违法侵权。该合同的签订是双方当事人自愿所为、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符合上述法律规定，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有效合同，应当受国家法律保护。 其三、就原告宾家桥屯起诉提出本案《山场承包合同》无效的主张而言，没有理由。 一是现被告伍家湾村委所属3个自然村共24个村民小组及全体村民对本案《山场承包合同》均无异议；而被告同德村委所属7个自然村共36个村民小组中的6个自然村共31个村民小组及村民均认可本案《山场承包合同》。由此可见。 本案《山场承包合同》并未侵犯和损害两个村委所属村民小组及其成员的合法权益。此外，涉案山场范围内有5-6亩已开垦的旱地（现种植林木），属于原告宾家桥屯村民仍按现实管业使用，这是被告方认可的事实。由于本案合同第四条双方约定，蒋秋应“在承包期间，应管护好山场，山场内原有开垦的旱地和祖坟按原有现实不动，不得损坏、更改”。因此，被告同德村委、伍家湾村委与被告蒋秋应签订《山场承包合同》时已将这部分现实管业的5-6亩旱地排除在外。虽然原告宾家桥屯（5个村民小组）对本案《山场承包合同》有异议，但该合同的签订没有侵犯和损害原告宾家桥屯村民在涉案山场范围内按现实管业的旱地权益（5-6亩山场的土地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据此，本院确认原告宾家桥屯起诉提出本案《山场承包合同》的签订“损害了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合法权益”，这一主张无事实根据。 二是被告蒋秋应本系被告伍家湾村委所属村民，涉案山场所有权的共有人被告同德村委、伍家湾村委将该山场发包给被告蒋秋应，显然是将本集体（两个村委）山场发包给本集体组织之成员，而原告宾家桥屯起诉故意歪曲事实，提出本案“被告同德村委将本集体山场发包给集体组织以外人员”。据此，本院确认原告宾家桥屯这一主张与事实不符。 三是原告宾家桥屯起诉还提出：被告同德村委未经本集体村民讨论决定、未征得对涉案山场有管业使用权的原告同意，将本集体山场发包。以此说明本案合同无效。因被告同德村委、伍家湾村委将共有涉案山场发包给所属村民被告蒋秋应，而非发包给两个村委之外的人，这是法律赋予山场所有权人的权利，也是两个村委职权范围内的事务。虽然原告宾家桥屯村民在涉案山场范围内有现实管业的5-6亩旱地，但原告以此为由主张被告同德村委发包集体山场须经原告同意，没有理由。若原告这一主 张成立，那么，两个村委对涉案山场的经营管理则必须服从原告，显然于法不符。因此，本院确认原告宾家桥屯主张上述理由，缺乏法律依据。 总之，原告宾家桥屯因对案件事实和法律的认识和理解错误，而以被告同德村委未经本集体村民讨论决定、未征得对涉案山场有管业使用权的原告同意，将本集体山场发包给集体组织以外人员，违反了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八条“发包方将农村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应当事先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的规定为由，起诉主张本案《山场承包合同》无效，理由不能成立，其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广西灌阳县水车镇同德村宾家桥屯起诉主张被告广西灌阳县水车镇同德村民委员会、被告广西灌阳县水车镇伍家湾村民委员会与被告蒋秋应签订的2017年1月1日《山场承包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2050元（原告已预交），减半收取1025元,由原告广西灌阳县水车镇同德村宾家桥屯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时祖义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三日 法官助理 文 芳 代书记员 孙荣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