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536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徐思萍，女，1990年8月2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临安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全红，男，1966年7月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临安市。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刘琼，浙江五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任佳琪，女，1988年7月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 委托代理人：任国梁，系任佳琪的父亲。 委托代理人：朱侃，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徐思萍、徐全红因与被上诉人任佳琪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浙0104民初8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28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决定由法官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徐思萍、徐全红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2、请求判令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遗漏或回避案件重要事实，错误认定上诉人一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借款事实和借款金额。1.12份借条共119万元并非全部是现金交付。部分借条被上诉人已通过微信、支付宝、银行转账等方式交付款项，不能与微信、支付宝、银行转账交付的借款重复计算，且因上诉人一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借款存在高额利息，被上诉人是在砍头息后将借款交付绐上诉人一的。具体交付情况如下：（1）2017年6月12日的借条,借条上的借款金额是5万，在交付时已扣掉了利息1万5,实际交付的金额为3万5；（2）2017年6月16日的借条.借条上的金额为2万，在交付时已扣掉了利息2000元，实际交付的金额为1万8；（3）2017年7月13日的借条。借条上的金额为5万，在交付时已扣掉了利息6000元，实际交付的金额为4万4；⑷2017年8月16日的借条，借条上的金额为5万元，在交付时已扣掉了利息7500元，实际交付金額为42500元；（5）2018年1月21日的借条，借条上的金额为15万元，在交付时已扣掉了利息37500元，实际交付金额为112500元。上述5份借条金额已达32万元。2.关于12份借条共计119万元部分是将前面的借款金额进行归总形成的，没有实际交付借款被上诉人在庭审中已自认，12份借条共计119万元，已对部分借条进行归总。原审法院在查明本案事实时，完全没有涉及借条归总的事实，回避了借款是否已实际交付、借款有多少金额重复计算这两个对本案基础事实有重大影响的问題，简单的认定“扣减后，其余借条涉及金额加上原告通过支付宝、无卡存款、银行转账、微信等方式向徐思萍交付的1059377元……尚不能否定案涉和解协议确定的欠款128万的事实基础"。既没有査明扣减金额，也没有查明剩余借款是否已交付。事实上，按照原审法院所述的计算方法，被上诉人通过支付宝、无卡存款、银行转账、微信等方式交付了1059377元，借条金额28万元（上诉人主张未交付，被上诉人应当举证证明已交付，但被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明已交付借款，故借条金额不应计算在内），减去上诉人一还款736897.2元，欠款金额在60万元左右，该金额与原审法院据和解协议确定欠款金额的128万，相差68万元，明显足以推翻和解协议上的欠款128万的事实基础。二、原审判决严重混淆事实，对本案最关键证据和解协议未作实质性审查。1.和解协议的协商签订有各自委托的律师在场，并不能证明被上诉人交付了借款，不能免除被上诉人对于协议中的借款金额实际是否交付的举证责任，也不能证明被上诉人未向上诉人收取高额利息。2,关于借款存在高额利息的事实。原审法院没有对利息是否过高作出任何审査，便得出上诉人关于128万元包括本金和利息且利息远高于年利率24%的辩称缺乏事实依据的结论。综上，请求依法査明事实，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 被上诉人任佳琪辩称：一、总体上，一审判决所认定的事实与实际情况不完全相符，任佳琪实际出借的款项金额要高于一审判决所认定的金额，且上诉人徐思萍归还的金额中，198236元也并非用于归还借款，但是，一审判决根据双方于2018年9月12日签订的和解协议来确定上诉人的欠款金额，并据此作出判决，基本支持了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认定事实清楚，对此上诉人不持异议。二、任佳琪实际交付的本金必定要远远高于和解协议所认定的128万元，本案具有款项交付的事实以及双方借贷的合意。（一）关于任佳琪向徐思萍交付款项的情况，一审判决确认并分析以下事实：支付宝转账390106元、银行卡现金存款75000元、农业银行信用卡转账459100元、微信转账135171元，现金借条12份共计1190000元。对于现金借条1190000元，一审判决又认为，现金借条中，存在部分日期与支付宝、微信、银行转账日期一致的情况，对此应当扣除相关金额。上诉人则主张119万元现金借条，未实际交付借款。对此，任佳琪答辩如下：现金借条的日期与支付宝、银行转账的日期一致，并不能据此认为二者存在重复计算的情况：第一，二者的金额不一致，至于上诉人认为存在“砍头息”的情况，对于上诉人罗列的五笔数额，经计算所得，各笔的比例均不相同，如真的存在“砍头息”，比例不可能不同，且差异巨大；第二，任佳琪在立案时已经提供书面说明，借条系大量零散款项汇总后形成的，因此，借条中落款日期，不能完全反应款项真实的交付日期；第三，借款时，双方关系密切，存在大量的日常交往，比如一起娱乐完全具备现金交付的基础，对于这一点，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都谎称双方住所地距离较远；第四，12份借条中，9份借条的系打印件，该借条由上诉人徐思萍提供，在借条中已经明确“出借人以现金方式全额交付本人，本人已经收到”，现上诉人又诉称与非现金渠道交付存在重复计算，显然不符合常理；第五，12份借条均是相互独立的，并不存在归总与被归总的情况，任佳琪在一审庭审中自认的归总，指的是针对其他零散款项的归总，并非12份借条各自的相互归总。（二）关于徐思萍向任佳琪归还借款的情况。一审判决认定，徐思萍的还款情况中，包括向任佳琪广发银行、交通银行和农业银行信用卡还款198236元。对此，任佳琪坚持在一审中的意见，该款项系徐思萍持任佳琪信用卡自行消费后的还款，不应视为对借款的还款。三、和解协议应当作为认定借款金额的依据。（一）和解协议的形成。由上诉人委托的律师起草，且在双方律师在场的情况下，在上诉人律师所在的律师事务所签署，在对案涉款项进行结算、任佳琪让步后所作出的约定，能够充分代表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二）本案并不存在高利借贷的事实。一审判决有如下认定：“综合考虑徐思萍支付宝转账备注‘3月21日到4月21日的利息’可以推定双方借款实际存在利息”，上诉人据此遑论存在高利借贷，毫无依据：首先，在案证据并无任何过高利率的约定；其次，尤其是借条中，均无利率的约定，前述份由上诉人徐思萍提供的格式化的借条，在对款项归总的过程中，也未约定利率。任佳琪从不否认利息的存在，但本案利息的存在，均由徐思萍自主决定，任佳琪从未主张高额利息，也从未收到过高额利息。（三）退一步讲，即使一审判决所认定的重复计算及信用卡归还的事实成立，和解协议所认定的128万元本金债务之成立，也具备事实基础。一审判决所认定：非现金交付共计105.9377万元，徐思萍归交付款项73.68972万元。而对于现金借条的119万元，退一步讲，即使存在重复计算的情况，在扣除32万元后，又因双方借款事实上确实存在利息，则上诉人徐思萍交付的73.68972万元显然并非全部借款本金，故和解协议所认定的128万元本金债务，具备事实基础，一审判决的分析无疑是正确的。四、上诉人上诉，实为恶意拖延时间，更是浪费了本已紧张的司法资源。五、因为上诉人的行为，已经导致答辩人母亲身患重病，两次住院。综上，虽然一审判决在款项的交付、归还中，作出了对任佳琪不利的认定，但最终经过分析，以和解协议作为断案依据，属于认定重要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使得案件能够尽早进入执行程序。 被上诉人任佳琪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徐思萍归还任佳琪借款本金人民币117万元，自2018年11月1日起至款清之日止，以未还本金为基数，依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二、徐思萍支付任佳琪律师费损失人民币1万元；三、徐全红对徐思萍前述全部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四、本案诉讼费由徐思萍、徐全红承担。 原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月至2018年6月期间，任佳琪与徐思萍存在多笔资金往来，具体为：任佳琪通过支付宝向徐思萍转账390106元（其中221500元备注“借款”），通过银行卡现金存款（无卡）向徐思萍账户存入75000元，通过农业银行向徐思萍转账459100元（扣除通过支付宝转账但款项实际从农业银行账户转出且已计入通过支付宝转账金额的80693元），通过微信向徐思萍转账135171元；徐思萍通过支付宝向任佳琪转账217167元（其中7200元备注“3月21日到4月21日利息”），向任佳琪农业银行账户转账180100元，向任佳琪微信账户转账141394.2元，向任佳琪广发银行、交通银行和农业银行信用卡还款198236元。 徐思萍于2017年6月12日、6月16日、7月13日出具借条，明确向任佳琪借款50000元、20000元、50000元。另徐思萍分别于2017年1月10日、1月21日、8月16日、9月21日、12月8日、12月15日、12月20日和2018年1月5日、1月21日出具借条、收据，明确向任佳琪告借款300000元、50000元、50000元、20000元、290000元、130000元、30000元、50000元、150000元，该9张借条原件徐思萍已取回。 2018年9月12日，任佳琪父亲任国梁代任佳琪与徐思萍、徐全红签订和解协议，载明，任佳琪（甲方）、徐思萍（乙方）此前存在借贷关系，后因多种原因导致借贷金额及利息出现分歧，现为保护双方权益，经双方自愿协商达成如下和解协议：一、乙方确保按以下时限清偿债务：于2018年10月31日前支付40万元；于2019年6月30日前支付10万元；2019年12月31日前支付10万元；2020年6月30日前付清余款20万元。二、甲方以下列账户作为收款账户……三、本协议履行完毕后，签订日前乙方出具给甲方的所有借据均不再有效，乙方父亲不再承担担保保证责任。四、若乙方任何一笔款项未依第一条约定时间足额支付的情况出现，甲方有权一次性向乙方主张债权128万元且乙方对此128万的本金债务无异议，且乙方父亲在此情况下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由此可能产生的律师费、交通费、住宿费由乙方承担。该和解协议由双方及各自委托的律师参与协商，由徐思萍、徐全红委托的律师起草，并双方在被告委托的律师所在律师事务所签订。 2018年11月7日、2018年12月29日、2019年2月2日，被告徐全红分别向任佳琪指定账户还款80000元、20000元和10000元，合计还款110000元。 另查明，任佳琪为本案诉讼支付律师费人民币10000元。 原审法院认为，借条系有效的债权凭证。徐思萍向任佳琪出具多份借条、收据，可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合意，且有相关支付款项凭证为证，故双方之间借贷关系成立。对徐思萍、徐全红关于双方系共同投资关系而非借贷关系的辩称，不予采信。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双方之间的欠款金额。原审法院认为，双方于2018年9月12日签订和解协议，应据此确定徐思萍、徐全红欠款金额。首先，案涉和解协议系对双方之间资金往来的结算。根据查明的事实，2017年1月至2018年6月期间，任佳琪通过支付宝、无卡存款、银行转账、微信等方式向徐思萍交付款项1059377元；徐思萍通过支付宝、银行转账、微信、用卡还款等方式向任佳琪交付款项736897.2元。任佳琪称其中198236元信用卡还款系徐思萍拿着任佳琪的信用卡自用自还，但未提供证据证明，不予采信。另任佳琪持有徐思萍出具的借条原件3份合计金额120000元和徐思萍出具的借条复印件（背面有“原件取回徐思萍”字样）9份合计金额1070000元。以上借款、还款均发生在和解协议签订之前，应视为已在和解协议中结算。其次，关于案涉12份借条，任佳琪称该12份借条共计1190000元均系现金交付且已对部分借条进行归总，徐思萍、徐全红辩称该12份借条款项均非现金交付而系通过前述支付宝、无卡存款、银行转账、微信等方式交付，并已归还部分款项。对此该院认为，双方存在徐思萍出具借条当日，任佳琪通过支付宝、银行转账或微信方式交付款项的情况。在此情况下，借条涉及款项另通过现金交付不符合常理，但扣减后，其余借条涉及金额加上任佳琪通过支付宝、无卡存款、银行转账、微信等方式向徐思萍交付的1059377元，减去徐思萍通过支付宝、银行转账、微信、信用卡还款等方式交付的736897.2元，综合考虑徐思萍支付宝转账备注“3月21日到4月21日利息”可以推定双方借款实际存在利息，该736897.2元包含利息等情况，尚不能否定案涉和解协议确定的欠款128万的事实基础，对徐思萍、徐全红该节辩称不予采纳。第三，和解协议的协商、签署均有双方各自委托的律师在场，并由徐思萍、徐全红委托的律师草拟，双方对协议内容应已尽到必要的注意和审查义务。对徐思萍、徐全红关于和解协议内容不真实、128万元包括本金和利息且利息远高于年利率24%的辩称，缺乏事实依据，不予采信。综上，和解协议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应对双方产生约束力。徐思萍、徐全红应按约履行义务。扣除协议签订后归还的110000元，徐思萍尚应归还原告1170000元，并承担律师费损失10000元。双方既未约定借期内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且和解协议约定第一笔款项于2018年10月31日前支付，任佳琪主张徐思萍支付自2018年11月1日起按年利率6%为标准计算的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和解协议约定“任佳琪有权一次性向徐思萍主张债权128万元且徐思萍对此128万的本金债务无异议，且徐思萍父亲在此情况下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应认定双方对保证范围作出限定，即徐全红仅对徐思萍负有的偿还借款本金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徐思萍向任佳琪归还款项人民币11700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徐思萍以上述第一项未付款项为基数向任佳琪支付自2018年11月1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的资金占用期间利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三、徐思萍向任佳琪支付律师费损失人民币100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四、徐全红对徐思萍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五、驳回任佳琪的其他诉讼请求。按规定减半收取的案件受理费人民币7710元，由徐思萍负担，徐全红在人民币7665元范围内共同负担。财产保全申请费人民币5000元，由徐思萍、徐全红负担。 二审中，上诉人徐思萍、徐全红和被上诉人任佳琪均未向法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和解协议的协商、签署均有双方各自委托的律师在场，双方对协议内容应已尽到必要的注意和审查义务。徐思萍、徐全红亦未提供证据证明该和解协议非其真实意思表示。故和解协议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应对双方产生约束力。 现徐思萍、徐全红上诉称和解协议内容不真实、且存在利息远高于年利率24%情况，其应对该抗辩负举证责任。原审判决根据任佳琪通过支付宝、无卡存款、银行转账、微信等方式向徐思萍交付1059377元，徐思萍向任佳琪出具12张借条合计119万元，徐思萍通过支付宝、银行转账、微信、信用卡还款等方式交付736897.2元，综合考虑徐思萍支付宝转账备注“3月21日到4月21日利息”可以推定双方借款实际存在利息，该736897.2元包含利息等情况，认定徐思萍、徐全红提供的证据尚不能否定案涉和解协议确定的欠款128万的事实基础。该认定有事实基础，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 双方存在大量经济往来，通过和解协议方式对双方之间的款项进行结算，符合常理。且徐思萍、徐全红未能提供足以推翻该和解协议真实性的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原审判决和解协议确认徐思萍、徐全红对任佳琪的欠款金额，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上诉人徐思萍、徐全红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5420元，由上诉人徐思萍、徐全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梁 琦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二日 书记员 钟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