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12民终6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贺必珍，女，1972年1月8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宜都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泽，松滋市沙道观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十堰中心支公司，住所地湖北省十堰市北京北路82号京华新天地。主要负责人：戢运忠，该支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雄，男，该支公司工作人员。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琳（聂海涛妻子），女，1982年9月4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宋红芳（聂海涛母亲），女，1952年7月25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聂林（聂海涛父亲），男，1949年7月20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聂御权（聂海涛儿子），男，2000年7月27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聂俊昊（聂海涛儿子），男，2012年6月28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法定诉讼代理人：王琳（聂俊昊母亲），女，1982年9月4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联合街17号。以上五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群，湖北昕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振坤，男，1973年3月10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阳新县。原审被告：武汉卡车犇犇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辛安渡办事处徐家台1号。法定代表人：刘辉，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悦蕾，女，该公司工作人员。上诉人贺必珍、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十堰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保险十堰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琳、宋红芳、聂林、聂御权、聂俊昊（以下简称五原告）及原审被告王振坤、武汉卡车犇犇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犇犇物流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人民法院（2019）鄂1202民初36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贺必珍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由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返还垫付丧葬费61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侵权行为人王振坤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涉案事故发生后，上诉人于2019年6月13日向王琳垫付死者聂海涛的安葬费、运尸费、停尸费等31000元；6月29日向王琳通过银行转账付款30000元，合计61000元。案外人唐万权对该垫付款无权处分。一审以唐万权自愿在保险赔偿范围之外补偿受害人亲属61000元，强行处置到上诉人垫付的61000元错误。一审判决程序违法。唐万权自认其系事故车辆车主没有事实依据。事故车辆的登记车主系武汉犇犇物流公司，而非唐万权。《调解补偿协议》载明上诉人负有支付61000元赔偿款的义务，属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系事故车辆承租人，在事故中无责任，不应承担本案受理费。针对贺必珍的上诉理由，五原告辩称，贺必珍是被保险车辆的经营者、承租人，本案事故发生后，其向受害人亲属王琳分两次支付61000元赔偿款属实。1.贺必珍所支付的31000元是丧葬费用，且贺必珍是在公安交警部门要求办理受害人丧葬事宜的情况下，由贺必珍按指定时间向受害人亲属王琳给付的；2.另30000元经交通事故诉前调解达成协议后支付的，贺必珍指派唐万权参与事故协调事宜，后按协议约定时间支付该款，现贺必珍上诉否认其没有授权唐万权作出额外向受害人亲属补偿61000元的意思表示，显然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且该调解协议已实际履行，协议内容及约定没有违背当事人的意愿，对相关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应当确认为有效协议，贺必珍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针对贺必珍的上诉理由，平安保险十堰支公司辩称，贺必珍上诉请求改判由五原告返还事故发生当天向王琳支付的丧葬费31000元和事后向王琳预付赔偿款30000元，合计61000元与平安保险十堰支公司无关，不发表答辩意见。平安保险十堰支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2.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保险公司未尽到审核义务，不适用免责条款，营运性车辆未履行年检属于行政管理范畴没有法律依据，属认定事实错误。《机动车辆保险条款2014版》属保险合同性质，涉案保险条款由投保人签字盖章并成立生效，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该条款第二十四条第六款约定：“驾驶出租机动车或者营业性机动车无道路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合法许可证或者其他必备证书，发生意外事故事，保险公司不负赔偿责任。”一审判决平安保险十堰支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错误；再者，涉案事故造成1死2伤的后果，一审判决对其他受害人的损失没有在交强险赔偿限额内预留相应份额，将交强险限额全部赔付给死者亲属错误。针对保险公司的上诉理由，五原告答辩认为，王振坤的从业资格证过期，不能作为保险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内免责的理由，因保险合同投保人签字盖章处仅有投保单位加盖公章，没有具体经办人签字确认，说明保险人就保险合同免责条款及免责事由没有向投保人尽到提示或者明确说明义务，保险合同免责条款不发生效力。平安保险十堰支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针对保险公司的上诉理由，贺必珍答辩称：1.被保险车辆鄂Ａ×××××（鄂Ａ×××××）号重型自卸半挂货车的驾驶人王振坤的从业资格证过期与本次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没有直接因果关系，且王振坤持有符合准驾车型机动车的驾驶证，平安保险十堰支公司以王振坤的从业资格证过期，抗辩在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范围内免责的事由，不具有合法性、合理性，有违保险合同诚信原则。2.一审判决确认涉案保险合同条款不发生效力事实清楚，法律依据充分。本案虽有多名受害人，一审判决没有为其他伤者预留交强险的赔付份额并无不当。对此，平安保险十堰支公司不能举证证明其他受害人损失金额多少以及其他受害人主张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的相关证据，故一审判决将交强险限额优先赔付给死者亲属损失合理、合法，平安保险十堰支公司的该项上诉请求依据不足。武汉犇犇物流公司陈述，贺必珍的上诉请求与武汉犇犇物流公司无关。平安保险十堰支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王振坤驾驶的鄂Ａ×××××（鄂Ａ×××××）号重型自卸半挂货车系贺必珍在本公司通过租赁方式取得车辆使用与经营权，王振坤是贺必珍雇请的司机，王振坤具备被保险车辆车型驾驶资格。根据贺必珍与本公司汽车租赁经营协议约定，由承租人贺必珍以本公司的名义向指定的保险公司为租赁车辆购买机动车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所支付的保险费用由车辆承租人承担。武汉犇犇物流公司在本案中没有过错，不承担赔偿责任。此外，平安保险十堰支公司以王振坤的从业资格证过期，上诉请求改判保险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免责。根据保险条款约定及保险法的相关规定，免责条款应由承保的保险公司向投保人作出提示或者明确说明义务，否则，该免责条款不生效。本案中，平安保险十堰支公司向投保人出具的投保单及相关保险凭证中仅有投保人单位在投保人签字盖章处加盖公章，没有具体经办人员的签名确认，且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不一致，不能证明保险公司已向投保人对免责条款及免责事由尽到了提示或者明确说明义务，因此，案涉保险合同的免责条款不发生效力，保险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王振坤未陈述意见。五原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因本次交通事故造成的各项损失605118.91元；2.由被告承担一审案件受理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6月13日5时45分许，董宁驾驶豫Ｒ×××××号小轿车由咸宁高新区园区往咸宁市职教城方向行驶，车沿横五路与贺胜路职教城十字路口直行时与从路口右侧驶来直行的由王振坤驾驶的鄂Ａ×××××（鄂Ａ×××××）号重型自卸半挂货车相撞,造成豫Ｒ×××××号小轿车乘坐人聂海涛当场死亡、董宁及豫Ｒ×××××号小轿车乘坐人陈居师受伤，两车受损的道路交通事故。该事故经咸宁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二大队作出的第42120112019000012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王振坤驾驶机动车行经无交通信号控制的十字路口对路口车辆动态观察不够,操作不当且未保持安全车速,应负此次事故的同等责任；董宁驶机动车行经无交通信号控制的十字路口对路口来车观察不够,未让右侧来车先行,应负此次事故的同等责任；聂海涛及乘坐人陈居师在此次事故中无责任。鄂Ａ×××××（鄂Ａ×××××）号重型自卸半挂货车的登记车主是武汉犇犇物流公司，该车租赁给贺必珍使用,王振坤是贺必珍雇请的驾驶员,该车在平安保险十堰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100万元及不计免赔率险，本次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聂海涛，男，公民身份号码，非农业户籍性质，事故发生前与五原告均居住生活××南阳市城区。事故发生后，五原告与案外人唐万权在咸宁市道路交通事故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达成协议,案外人唐万权自愿在保险赔偿范围之外补偿五原告61000元，补偿款61000元中有30000元是贺必珍支付的。本次事故中，董宁应当承担的赔偿义务，因五原告与当事人董宁之间系亲属关系，五原告在诉求中提出与董宁自行协商处理，未在本案中主张权利。本次交通事故中，其他受害人董宁、陈居师均出具书面承诺交强险部分赔偿限额优先赔偿本案五原告的相关损失。以上事实,有当事人陈述、五原告的身份证户口薄、亲属关系证明、社区证明、房屋买卖合同、水电费票据、交通费住宿费票据、王振坤驾驶证、鄂Ａ×××××（鄂Ａ×××××）号重型自卸半挂货车行驶证、事故认定书、死亡医学证明、保单、保险条款、补偿协议、银行转账记录、租赁合同、道路运输许可证、调解协议书、交通事故损害补偿凭证、当事人董宁、陈居师书面承诺书、以及庭审笔录等证据予以佐证。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权受法律保护。五原告因交通事故所造成的损害后果，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五原告所诉的事实及所诉被告的辩称理由与庭审中查明的事实一致,应予以认定。贺必珍主张五原告已经得到的补偿款61000元应当在平安保险十堰支公司所应承担的赔偿款中予以返还，五原告提交的证据《调解协议书》和《交通事故损害补偿凭证》上面均加盖了咸宁市道路交通事故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印章，能够证明事故发生后案外人唐万权自愿与五原告达成的调解协议并按照协议内容支付了补偿款，贺必珍所支付的30000元，加上案外人唐万权支付的31000元，总金额与调解协议书金额一致，能够证明协议内容中的61000元补偿款系案外人唐万权的真实意思表示，其效力应予以确定。另外，案外人唐万权在事故发生后，交警部门对其制作的询问笔录中，自认其为事故车辆鄂Ａ×××××（鄂Ａ×××××）号重型自卸半挂货车的车主，因此，贺必珍无权向五原告主张案外人唐万权所支付的31000元补偿款，自己所支付的30000元是按照案外人唐万权的意思表示履行，贺必珍与案外人唐万权之间的权利义务应当自行解决，与本案五原告的诉求没有关联性，故贺必珍请求返还的理由不予支持。平安保险十堰支公司在法庭答辩中主张，王振坤从业资格证过期，因此在商业三者险拒赔。对此，从业资格证系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向符合规定条件的申请人颁发，该行为属于行政管理范畴，车辆营运从业人员的管理与道路交通安全的管理属于不同的管理体系，管理的内容和目的均不相同。从业资格证是否过期只是违反了道路运输管理的相关规定，即无从业资格证并非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所禁止的情形。其次，具有合法的准驾车型驾驶证，驾驶对应的机动车，不会增加被保险车辆在道路上行驶的风险，即不会增加保险标的风险，从而增加保险人的保险负担。是否具有从业资格证或者从业资格证过期与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故将持有合法驾驶证驾驶车辆而没有从业资格证或者从业资格证过期即作为免责事由不具备合理性，有违保险合同最大诚信原则。再次，投保人将所有的车辆购买保险时，已经明确为营运车辆，保费金额也大于普通非营运车辆所需保费，其目的在于保障营运车辆发生事故时能够得到保险赔偿，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对此均为明知，与此同时保险公司在为投保人办理保险时，亦未将驾驶员是否拥有从业资格证作为投保必备的前置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之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时，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平安保险十堰支公司将无从业资格证或者从业资格证过期作为免责条款显然系免除自身责任、加重投保人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条款，故应当认定为无效条款。另外，本案中，平安保险十堰支公司提交的证据商业三者险投保单中，仅有案外人卡车犇犇（湖北）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在空白处加盖的印章，没有具体经办人的签名及日期，不能证明平安保险十堰支公司已就商业三者险合同中的免责事项向投保人尽到了提示和说明义务。综上，平安保险十堰支公司的答辩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武汉犇犇物流公司和平安保险十堰支公司在法庭辩论中认为聂林、宋红芳主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应当按照农村居民标准计算，根据五原告提交的居住证明和依法核实的情况，能够证实聂林、宋红芳事故前多年以来一直和聂海涛在城镇居住和生活的事实，因此聂林、宋红芳主张被扶养人生活费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的请求应予以支持。但五原告主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年赔偿总额累计超出了人均年生活消费性支出总额，其超出部分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机动车与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大小的比例分担责任。根据事故当事人在本次交通事故中的行为过错及各自造成事故原因力的大小，结合庭审中查明的事实，确认王振坤应承担本次事故50%责任，董宁应承担本次事故50%责任；聂海涛无责任。因五原告在本案诉讼中未向董宁主张权利，董宁应当承担的赔偿义务由五原告自己承担。王振坤是贺必珍雇佣的驾驶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的规定，王振坤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应由雇主贺必珍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又因王振坤在此次交通事故中有重大过失，故王振坤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武汉犇犇物流公司将事故车辆租赁贺必珍使用，王振坤具有合法的驾驶资格，事故车辆购买了交强险，武汉犇犇物流公司在本次事故中无过错情形，故对五原告的损失不承担赔偿责任。事故车辆鄂Ａ×××××（鄂Ａ×××××）号重型自卸半挂货车在平安保险十堰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及不计免赔率险，五原告的事故损失应当先由平安保险十堰支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不足部分，由平安保险十堰支公司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按照责任比例予以赔偿。仍有不足的，由贺必珍和王振坤按照责任比例连带赔偿。五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不违反法律规定，予以支持；过高或者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应依法予以纠正或驳回。依据五原告诉讼请求并结合相关证据和法律规定对本案五原告的损失认定如下：1.死亡赔偿金689100元，根据受害人聂海涛的年龄结合当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确定即34455元/年×20年=689100元。2.丧葬费30280.50元，根据当地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六个月确定即60561元/年÷12个月×6个月=30280.50元。3.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的规定，结合本地实际生活水平标准予以确定。4.误工费、交通费、住宿费8000元，根据五原告提交的交通费、住宿费票据及办理受害人聂海涛丧事中必然会产生误工费、交通费、住宿费这一事实综合确定。5.被扶养人生活费275954元，根据被扶养人的年龄、生活状况予以认定；本案中，被扶养人即聂林、宋红芳、聂俊昊应当按照城镇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性支出分别确定计算即为23996元/年×10年+23996元/年×1年÷2人+23996元/年×3年÷3人=275954元。综上，五原告各项损失合计为1053334.50元。平安保险十堰支公司应在交强险死亡伤残限额范围内赔偿五原告各项损失110000元。五原告超出交强险赔偿之外的损失943334.50元，由五原告自行承担943334.50元×50%=471667.25元；由平安保险十堰支公司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向五原告赔偿943334.50元×50%=471667.25元。据此判决：一、王琳、宋红芳、聂林、聂御权、聂俊昊的事故损失1053334.50元，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十堰中心支公司赔偿581667.25元；由王琳、宋红芳、聂林、聂御权、聂俊昊自行承担471667.25元。以上款项限赔偿义务人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二、驳回王琳、宋红芳、聂林、聂御权、聂俊昊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9852元，减半收取4926元，由贺必珍、王振坤负担2463元，由王琳、宋红芳、聂林、聂御权、聂俊昊负担2463元。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二审经审理查明，2019年5月8日，贺必珍与武汉犇犇物流公司签订鄂Ａ×××××（鄂Ａ×××××）号重型自卸半挂货车《租赁合同》，合同约定首付租金53000元，以后按租金表每月10日前支付租金11462元共36期，计总租金额：412726元；承租人按出租人指定的保险公司购买机动车各种相关保险，保险费用由承租人承担。2019年5月6日，由中国平安保险出具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电子保单）》和《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保险单（电子保单）》载明：被保险人为武汉卡车犇犇物流有限公司。经核实，保险费用由承租人贺必珍支付，投保相关事宜由武汉犇犇物流公司的上级总公司卡车犇犇（湖北）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统一办理相关投保手续。鄂Ａ×××××（鄂Ａ×××××）号重型自卸半挂货车的投保单上投保人签字/盖章处由卡车犇犇（湖北）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加盖了公章。案涉交通事故发生后，公安交警部门组织被保险车辆出租人、事故受害人的亲属、事故车辆承租人等当事人就事故赔偿进行协商调解，咸宁市交通事故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出具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凭证》，该凭证载明：唐万权因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补偿王琳、宋红芳、聂林、聂御权、聂俊昊各项损失61000元。王琳作为收款人，唐万权作为付款人在该凭证上签字确认。该补偿款61000元的给付时间为，事故发生当天为处理死者的丧葬事宜，经公安交警部门要求由贺必珍向王琳预先支付丧葬费用31000元；事故处理经咸宁市交通事故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主持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后，贺必珍按照唐万权的意思表示于6月29日向王琳汇款30000元。事故协商及签署咸宁市交通事故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制作的《调解协议书》等事宜均由唐万权代办与签收。唐万权于2020年4月18日已死亡。一审认定的其他事实，本院继续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武汉犇犇物流公司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登记成立，并取得从事公路货物运输业务经营的资格，贺必珍在该公司以租赁方式取得鄂Ａ×××××（鄂Ａ×××××）号重型自卸半挂货车的使用与经营权并挂靠在该公司名下从事公路货物运输业务，公路运输管理部门为鄂Ａ×××××（鄂Ａ×××××）号重型自卸半挂货车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行驶证》，武汉犇犇物流公司为鄂Ａ×××××（鄂Ａ×××××）号重型自卸半挂货车的登记车主，该车属从事公路货物运输营业性机动车，贺必珍雇请王振坤为鄂Ａ×××××（鄂Ａ×××××）号重型自卸半挂货车的驾驶员。根据公路运输行业规定，驾驶员除具备准驾车型的驾驶资格外，应当同时通过培训取得公路运输行业颁发的从业资格证书。本案事故发生时，王振坤从事公路运输行业从业资格证书已超过有效期。平安保险十堰支公司上诉认为，《机动车辆保险条款（2014版）》属保险合同性质,投保单有投保单位加盖了公章，该保险合同成立生效。根据保险合同条款第二十四条第六项约定：使用各种专用机械车、特种车的人员无国家有关部门核发的有效操作证、或驾驶出租机动车或营业性机动车无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核发的许可证书或其他必备证件的，发生意外事故时，保险公司不负责赔偿。本案中，平安保险十堰支公司抗辩在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范围内应免除赔偿责任。保险条款系保险公司提供的格式合同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本院经审查，平安保险十堰支公司向投保人出具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电子保单）》、《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保险单（电子保单）》中，虽有投保人在投保人声明及确认栏处加盖了投保人单位公章，但该声明及确认栏处并没有投保人的具体经办人员处签字确认，且没有填写具体日期，该声明内容应附注的“保险人已向本人详细介绍并提供了投保险种所适用的条款，并对其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和对特别提示的内容作了明确说明”内容没有填写，因此，仅凭投保人单位在声明及确认栏处加盖公章，不足以证明保险人对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向投保人履行了提示或者明确说明义务，故本案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中免除保险人赔偿责任的条款，不产生法律效力。同时，王振坤的从业资格证超期失效与本次交通事故的发生无直接因果关系，并未增加交通安全危险程度或者因从业资格证超期导致事故实际损失扩大的情形发生。故一审判决平安保险十堰支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范围内承担替代赔偿责任，并无不当。平安保险十堰支公司提出五原告超出交强险赔偿限额的损失部分免除赔偿责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应否为同案伤者在交强险限额内预留份额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造成第三者人身损害及财产损失的，应由保险公司首先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相对第三者后，损失超出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范围的部分，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均以过错的，按过错责任比例分担。本案中，一审判决确认了五原告在本次事故中的损失金额，根据上述法律规定，确认由被保险车辆的保险人平安保险十堰支公司先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内赔偿五原告的损失，因同案伤者没有主张赔偿权利，难以确定同案伤者的实际损失数额，没有确定预留份额的依据，同时，同案伤者董宁、陈居师已在诉讼中处分其诉讼权利，承诺交强险限额优先赔偿五原告的相关损失，故平安保险十堰支公司上诉请求给予同案伤者在交强险限额内预留份额没有相关证据证明，且预留份额已没有实际意义。平安保险十堰支公司该项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五原告应否向贺必珍返还先期给付的赔偿款61000元问题。根据咸宁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二大队作出的第42120112019000012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的事实，可以确认鄂Ａ×××××（鄂Ａ×××××）号重型自卸半挂货车的登记车主是武汉犇犇物流公司，贺必珍租赁该车并雇请王振坤为该车的驾驶员,因此，王振坤驾驶鄂Ａ×××××（鄂Ａ×××××）号重型自卸半挂货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五原告人身、财产损失，王振坤对本案事故损失应当由其雇主贺必珍承担赔偿责任。贺必珍知道本案事故的发生所造成的损害后果及该事故发生初期公安交警部门对事故认定、处理、调解过程与结果，且《调解协议书》约定内容明确贺必珍于2019年6月13日向王琳支付的31000元作为死者聂海涛的安葬费、运尸费、停尸费等支出，又按《调解协议书》约定，应给予王琳等亲属补偿30000元，贺必珍按指定给付期限于2019年6月29日向王琳等亲属履行了该笔补偿款的给付义务。故贺必珍上诉提出，《调解协议书》不属其本人签字确认，该协议对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其向王琳付款61000元的行为属履行事故处理过程中的垫付行为。贺必珍的该上诉请求，有违本案交通事故处理过程中已确认的客观事实和案外人唐万权代为参与本案事故处理、调解作出的意思表示，其要求王琳等亲属返还其已履行61000元补偿款的意思表示与诚实信用原则相悖，本院不予支持。贺必珍要求王振坤负担本案诉讼费用的理由亦不能成立，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贺必珍、平安保险十堰支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及实体处理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1177元，由贺必珍负担1325元，平安保险十堰支公司负担9852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徐金美审判员  陈继高审判员  侯欣芳二〇二〇年九月二日书记员  刘梦婷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