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辽14行终173号上诉人（一审原告）刘春卫，男，1986年5月11日生，汉族，建筑业者，住址沈阳市苏家屯区。委托代理人山屹，辽宁山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建昌县公安局，住所地建昌县。法定代表人侯博，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寇立鹏，该局法制大队民警。委托代理人田骥，该局治安大队民警。上诉人刘春卫因请求确认被上诉人建昌县公安局行政行为违法并赔偿一案，不服绥中县人民法院（2018）辽1421行初70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9月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刘春卫及其委托代理人山屹，被上诉人建昌县公安局委托代理人寇立鹏、田骥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查明，2018年2月8日21时许，被告建昌县公安局治安大队接到举报称建昌县和尚房子乡董杖子村村民邵长辉家有人以“推牌九”的方式赌博。接到举报后，建昌县公安局治安大队警察来到该村村民邵长辉家抓赌，邵长辉家屋内村民打破窗户往外跑，当时坐在窗台上正在玩手机的原告被挤到窗台外。原告和其他村民被警察带到屋内，原告告诉警察自己左腿骨折了。后原告被送到建昌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18天，伤情诊断为“左胫腓骨下端开放性、粉碎性骨折、右小腿部皮裂伤、左手腕部皮裂伤、右手部擦伤”。在本案审理期间，经原告申请，由双方法当事人协商同意选择鉴定机构，本院技术室委托中国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原告左腿成伤原因进行鉴定，其鉴定意见为刘春卫左下肢骨折符合外力作用所致。经葫芦岛古城法医司法鉴定所鉴定，原告伤情为十级伤残。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各项经济损失323108.87元，包括医疗费29111.87元、误工费143823元、护理费42157元、营养费8135元、受损衣物费2000元、交通住宿费2000元、伤残赔偿金95882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执的焦点是原告左腿骨折受伤原因是由被告警员用警棍打击形成，还是原告被人从窗台挤下摔伤，还是原告被从屋内窗台涌出的人员踩踏等其他原因所致。原告主张其左腿骨折是由被告抓赌警员用警棍打击受伤形成，但原告提供的出庭证人证言证实没有看见警察打伤原告的情节，其他在场村民陈述中也没有自己或他人受到警察殴打的情节。为了查清原告成伤原因，双方申请的中国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书对于成伤原因的鉴定意见认为是受外力所致，但究竟是什么外力，是钝器打击还是摔伤还是受踩踏等其他原因所致，其鉴定意见书并没有作出确定结论。因此原告主张被被告警员用警棍打伤，证据不足。在院子里负责堵截的建昌县公安局白狼突击队民警没有录制执法记录仪视频，属于被告执法行为上的瑕疵，并不构成行政行为违法。综上，原告主张被告警员用警棍将其打伤的行政行为违法、侵权并要求赔偿其损失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本院依法不予支持。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研究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春卫的诉讼请求。诉讼费50元，由原告负担。上诉人刘春卫上诉称，一、绥中县法院(2018)辽1421行初70号行政判决程序严重违法。1、一审审限严重超期，未对上诉人做任何说明，未有任何法定理由。上诉人刘春卫自2018年12月14日提起行政诉讼后，绥中法院故意拖延案件审理，迟迟未在法定审限期限内审结此案，并且在2019年12月末疫情来临之前，尚未审结此案，直至2020年5月18日才审结一审案件，期间未找一审原告刘春卫做过任何的说明，未有任何法定理由，为此，上诉人认为一审程序严重违法。2、被上诉人建昌县公安局在一审法定的答辩期内，未提供视频等影像资料，一审法院在故意弄虚作假。在一审答辩期内，原告(上诉人)去法院复制被告的证据目录及证据材料，被告并没有提供视频资料，这一点绥中法院在故意弄虚作假，故意撒谎。一审第一次开庭期间，上诉人依据公安部关于印发《公安机关现场执法视音频记录工作的规定》的规定，当庭要求被上诉人提供现场执法的视音频资料，供法院审判参考，但上诉人的本意绝不是放纵被上诉人可以在法定答辩期外可以随意提供有利于被上诉人的证据。为此，绥中法院竟然将审限范围外(一审开庭之后)被告提供的影像资料，歪曲成被告在法定期限内提供的证据，显然是在故意徇私枉法，违法裁判，程序严重违法。3、本案程序违法更登峰造极的造假行为发生在2020年1月27日，在行政案件原告起诉后的一年零四个月后。本案最为触目惊心的违法事实是：2020年1月27日，在行政案件原告起诉后的一年零四个月，绥中法院竟然再一次接受建昌公安局提交所谓的行政诉讼第十项证据：2020年4月14日新的视频录像资料，并明目张胆地排序在公安机关的证据目录当中。按照一审绥中法院的审判思路，被告行政机关举证可以没有期限，随时举证，审判人员随时可以纳入证据目录，被告行政机关及审判机关行为可以不受法律的约束，岂有此理!二、一审判决对事实认定错误，与客观事实相反。根据双方举证及观点，最起码的客观事实可以认定如下：1、2018年2月8日，建昌县公安局出警二三十位干警，在建昌县和尚房子乡邵长辉家抓赌.在刘春卫没有参与赌博的前提下，他被警方惊吓的人流冲出窗外，窗外站满围堵的警员，对参赌逃跑人员进行堵截。在此过程中，刘春卫指认警员持警棍殴打其双腿，造成左腿骨折。并且公认的事实是警员将刘春卫拖拽进屋内，刘春卫腿部外翻，有鲜血渗出，警员报警后将刘春卫送到医院。2、经司法鉴定，刘春卫的伤情是“外力所致”，即排除自身行为因墩、摔行为所造成的伤残成因。显然，刘春卫的伤害乃至腿断后的第二次伤害(警方的拖拽行为)是客观存在的，但一审判决故意歪曲事实，没有客观公正地认定此事实。三、一审判决证据不足：1、建昌县公安局一审开庭后提供的影像资料不应算作被告提供的证据，仅可以作为一审审判的参考。但即便如下，视频资料可以证明：1、公安机关有视频而故意不提供，在原告刘春卫开庭中强烈要求下才事后提供的。2、视频资料严重缺失，而缺失的资料恰恰是窗前警员的行政作为，直接影响警员对刘春卫伤害行为及原因的判定。3、视频资料证明警方出警时持有警棍，这证明刘春卫反映的事实为真。这一情节在刘春卫及其家属上访的一年时间内，与建昌公安局对刘春卫家属的答复相比，乃至建昌公安局对辽宁民心网的答复相比，乃至公安机关对绥中法院的答辩状中的内容相比，均能证明建昌公安局一直持续地故意回避这个客观事实，证明建昌县公安局不是依法依规、公正公平地办案。2、2020年4月14日，建昌县公安局竟然荒唐到将原告起诉一年零四个月后的另案的一段录像，向法庭提供，法庭竟然欣然纳之塞进证据目录。这不仅仅是程序上违法，更是审判理念的违法，更是对行政法及行政诉讼法的蔑视!堂堂国法之下，岂有此理!综上，上诉人刘春卫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明确责任，依法判决，支持上诉人的请求。请求1、撤销绥中县人民法院(2018)辽1421行初70号行政判决书，改判确认被上诉人建昌县公安局的行政行为违法，赔偿上诉人各项经济损失323108.87元。2、判决被上诉人承担本案诉讼费及鉴定费、交通费。上诉人刘春卫向一审法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诊断书；证据2、X光影像照片；证据3、碎骨照片；证据4、住院病例首页、入院记录、病程记录、出院记录、手术记录、术前小结、其他记录、手术护理记录、植入性医疗器械质量跟踪记录、建昌县人民医院麻醉记录单、麻醉术后访视记录、麻醉知情同意书、DX诊断报告单、影像学检查报告单、检验报告单、长期医嘱单和短期医嘱单、建昌县人民医院体温记录单；证据5、（2019）辽沈浑证民字116号公证书；证据6、（2019）辽沈浑证民字116号公证光盘；（注：按照原告提交证据目录中没有证据7）证据8、证人董某的询问笔录；证据9、证人刘某1询问笔录；证据10、证人刘某2询问笔录；证据11、沈阳金铭鑫建筑工程公司证明，；证据12、沈阳金铭鑫建筑工程公司工商信息；证据13、医疗费单据及明细；证据14、申诉请求书；证据15、申诉请求书；证据16、公安部关于印发《公安机关现场执法视音频记录工作的规定》的通知；证据17、国办发【2018】118号《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指导意见》；证据18、中国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意见书；证据19、葫芦岛古城法医司法鉴定所鉴定意见书。以上证据用以证明建昌县公安局存在违法行政行为对刘春卫造成了身体损伤，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上诉人建昌县公安局答辩称，1、刘春卫身体所受损伤不是建昌县公安局工作人员造成，而是违法嫌疑人为逃避民警执法，慌忙逃窜，从炕上的窗口处一拥而出，将刘春卫拥出窗外，跌落、踩踏，致使刘春卫腿部受伤，建昌县公安局对此不应承担任何责任，并且上诉人无任何证据证明其损伤系建昌县公安局造成，绥中县人民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2、上诉人主张一审审理严重超期，完全是在颠倒黑白。本案之所以迟迟未能审判，正是因为上诉方在明知伤害不是由公安机关造成的情况下，仍旧一而再再而三的申请鉴定。历经山东、沈阳医学院、中国医科大、葫芦岛古城等多家鉴定机构，其中仅山东就历时六、七个月，最后炮制出两份鉴定意见。最为离谱的市葫芦岛古城法医司法鉴定所，在委托事项中只有伤残等级没有成伤原因的情况下，径行作出了“刘春卫因外力作用致左胫腓骨下端开放性粉碎性骨折，伤残等级为十级”的鉴定意见，其目的不言而喻。3、公安机关提交的赌博现场的视频资料属于警务工作秘密，一般不对外提供，在一审程序中，系法院依原告方申请调取，符合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综上，一审绥中县人民法院（2018）辽1421行初70号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上诉人的损伤并不是由建昌县公安局造成，诉求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有关规定，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建昌县公安局向一审法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董某询问笔录；证据2、刘玉和笔录；证据3、刘保昌询问笔录；证据4、刘阳光询问笔录；证据5、马广玉询问笔录；证据6、受案登记表；证据7、处罚决定书；证据8、窗台照片；证据9、执法记录仪视频光盘；证据10、建昌县公安局在开庭后的2020年4月14日向绥中县人民法院提交的新的证据视频光盘和情况说明。以上证据用以证明建昌县公安局不存在行政违法行为，刘春卫所受损伤是其逃避执法原因所致，建昌县公安局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上述证据已随卷移至本院。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条“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的规定，本案中，刘春卫一审中的诉讼请求是建昌县公安局民警使用警械器具将其打伤的行为违法并赔偿。一审法院应当对建昌县公安局民警出警是否应当携带警械器具、抓赌现场有几人从窗户跳出、刘春卫是否遭到他人踩踏、建昌县公安局民警是否对刘春卫使用警械器具等问题予以查明。在上述问题未予查明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主张被警员用警棍将其打伤的行政行为违法、侵权并要求赔偿其损失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属于认定事实不清。另，一审法院委托中国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刘春卫进行鉴定的委托事项是致伤物和致伤方式推断，但中国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中的鉴定意见为：刘春卫左下肢骨折符合外力作用所致。并未按照一审法院委托事项出具鉴定意见。一审法院使用该鉴定意见作为定案依据，也属于认定事实不清。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绥中县人民法院（2018）辽1421行初70号行政判决；二、发回绥中县人民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重审。审判长  袁晓芳审判员  花 勇审判员  刘思嘉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五日书记员  谭思朦本裁定书援引的相关法律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第二审人民法院裁定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理的行政案件，原审人民法院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