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内民申2059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代某1，男，汉族，住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戴某，男，汉族，住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爱云，回族，住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县，系戴某之妻。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代某2，男，汉族，住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再审申请人代某1因与被申请人戴某、代某2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内01民终1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代某1申请再审称：1.请求依法撤销一、二审判决；2.请求再审法院依据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理本案，依法判决驳回戴某、代某2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代某1的父母分别于2001年、2002年去世，涉案房屋是代某11999年从呼和浩特市阀门厂购买且支付购房款并签订合同书，属于代某1个人财产。原审判决认定涉案房屋为遗产，认定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规定的再审情形。（一）涉案房屋是代某1个人财产证据充分。《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六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登记。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应当依照法律规定交付。”依据上述法律规定，经过登记的物权具有对世性，其他人不得非法占有和侵犯，不动产物权权利人的确定应以权属登记证书为准。第一，涉案房屋是代某11999年11月25日从呼和浩特市阀门厂购买并已签订合同书，代某1已向呼和浩特市阀门厂支付购房款22912元。代某1的父母去世时间为2001年、2002年，代某1在父母去世之前已经取得涉案房屋的权属，涉案房屋不属于代某1父母的遗产。证明上述事实的证据有：代某1提交的合同书、授权委托书、房屋现场调查记录。因涉案房屋已被征收，房屋所有权证书已被政府收回。第二，涉案房屋的产权归属问题已经通过生效法律文书予以确认。涉案房屋在代某1购买前为呼和浩特市阀门厂单位内部建房，代某1通过购买并进行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已经取得房屋所有权，戴某没有证据证明涉案房屋系遗产，戴某与代某1的房屋无任何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证明上述事实的证据有：回民区人民法院（2017）内0103民初3429号民事裁定书、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内01民终1086号民事裁定书、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8）内民申1944号民事裁定书、回民区人民法院（2017）内0103行初10号行政裁定书、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内01行终95号行政裁定书。第三，涉案房屋为代某1支付对价取得的个人合法财产。原一审卷宗中《阀门厂职工住房花名册》记载代仲友建设的35.8平方米房屋并不是涉案房屋，而是代某2居住的房屋。综上，涉案房屋为代某1个人财产的证据充分，二审判决认定“代某1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案涉房屋为其个人所有，其所提出的购房款问题，可另行主张”，完全是袒护戴某，不但侵害代某1合法权益，而且还给代某1造成诉累。代某1已经获得房屋产权证的房屋，法院居然认为不足以证明房屋权属，仅凭未出庭的证人证言认定涉案房屋为遗产，有违公平正义。原审判决故意忽略自己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认定的事实及代某1与呼和浩特市阀门厂之间的合同书及付款，违背自己先前认定涉案房屋不是遗产的事实，错误认定涉案房屋为遗产，认定基本事实错误，证据不足。（二）原审判决仅依据未出庭的证人证言认定涉案房屋为遗产，属于严重的缺乏证据证明且程序违法。首先，代桂芳、钟福计出具的证明本质上为证人证言，在证人未出庭签署保证书并作证的情况下，依法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在该证人证言为孤证且证人未出庭作证的情况下，原审判决完全以该证人证言认定涉案房屋为遗产，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且程序违法。其次，呼和浩特市阀门厂劳资科出具的证明，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的规定，依法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并加盖单位印章，该证明不具备证明效力且证明内容也只是是否为职工的证明，是否为职工与涉案房屋的产权没有任何关联，无法否认代某1从呼和浩特市阀门厂购买涉案房屋的事实。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依据的主要证据“一审法院在庭审后对阀门厂副厂长赵凤喜、肖建军作出的询问笔录”，未经质证且未组织开庭，剥夺了代某1的辩论权利，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四）项、第（九）项规定的再审情形。经查阅原一审案卷，一审法院公告的开庭日期为2019年8月8日上午九时，但一审法院在2019年10月17日对阀门厂副厂长赵凤喜、肖建军等人作出询问笔录，2019年10月25日对戴某、代某2作出询问笔录。一审判决认定“本案涉案房屋系代仲友生前以家中子女多为由，以其名义向呼和浩特市阀门厂申请，经呼和浩特市阀门厂允许，在呼和浩特市阀门厂土地上建造的房屋供家人居住，故该房屋由代仲友建设事实成立”的事实，完全是按照对阀门厂副厂长赵凤喜、肖建军询问笔录中的内容进行的认定，该证据被一审法院采信并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上述两份询问笔录，按照法定程序，一审法院应当重新确定开庭日期并送达代某1进行质证，一审法院在公告送达确定的开庭审理日期之外进行审理程序，未向代某1送达，属于严重审理程序违法，采信该询问笔录认定案件事实严重违法。三、本案原审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九）项规定的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情形。（一）一审中代某1并未下落不明，一审法院未按照送达程序向代某1送达起诉状、传票等文书，采用公告方式向代某1送达，程序严重违法，剥夺了代某1的辩论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用本节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公告送达。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公告送达，应当在案卷中记明原因和经过。”本案中，代某1一直居住在呼和浩特市，手机联系方式畅通，并且本案一审判决也是一审法院通过手机联系方式通知代某1领取，且在之前其他案件中均能向代某1合法送达，一审法院采用公告送达方式向代某1送达程序严重违法。（二）二审第一次庭审后，二审法院向代某1再次送达传票，定于2020年5月14日15时30分再次开庭，传唤事由为工作笔录，而在开庭之前二审法院无理由取消开庭，代某1在等待二审法院另行确定时间组织开庭时，二审法院却作出二审判决，程序违法。四、原审以继承纠纷审理本案，在无任何证据证明其他继承人放弃继承的情况下认定其他继承人放弃继承，缺乏证据证明且程序违法。原审法院认定“对代桂花、戴莲花、许峰、马玉英等人进行询问，均表示对代仲友、朱凤英的遗产放弃继承”。涉案房屋为代某1个人财产不是遗产，不涉及继承问题，更不涉及是否存在其他继承人放弃继承情形。五、本案并非物权纠纷案件，二审判决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的规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规定的再审情形。原审法院均以继承纠纷审理本案，案涉房屋为代某1购买所得，购买时间早于父母去世时间，涉案房屋为代某1个人财产，不存在任何遗产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的规定，适用于真实权利人与登记权利人之间的争议解决，且生效法律文书已经认定涉案房屋的权属问题。二审判决将该法律规定适用于本案，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认定基本事实的证据未经质证、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四）项、第（六）项、第（九）项、第（十一）项规定的再审情形。戴某提交意见称：一、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关于“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先行解决民事争议，民事争议处理期间不计算在行政诉讼起诉期限内，已经受理的裁定中止诉讼”的规定，本案并不存在程序问题。戴某多次到呼和浩特市阀门厂找闫顺元厂长让其出具涉案房屋到底由谁所建的证明，但是闫顺元厂长只是让协商解决不给出具证明，戴某无奈提起确认之诉，因原审呼和浩特市阀门厂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没有给代某1出具证明，故该确认之诉未得到支持。戴某申请再审，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内民申1944号民事裁定，认为一审裁定已经超出审理范围，公民享有的民事权利并不因为死亡而丧失，公民死亡时遗留的遗产范围应包含其生前合法享有的财产权利，故戴某向一审法院提起继承诉讼，一审法院对呼和浩特市阀门厂二位副厂长赵凤喜、肖建军、工会主席周国香做了询问笔录，一致承认代仲友是该厂职工，因子女多，经厂务会同意代仲友自筹资金在35.8平方米公建自助房前填平大坑的空地上盖的涉案房屋。呼和浩特市阀门厂总务科负责人钟福计及代桂芳的证明，已经形成证据链，证明涉案房屋是代仲友所建，故可以确定涉案房屋属于继承范围，而且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八条的规定。二、代某1是糖业烟酒公司的职工，并非是呼和浩特市阀门厂的职工，且涉案房屋属于落实房改政策的福利房，不是商品房，所以必须符合条件方能购买。因存在人为因素购房所致，呼和浩特市人民检察院内函提出司法建议。代某1提出其与呼和浩特市阀门厂签订的购房合同合法有效的认识错误，呼和浩特市阀门厂不是开发商，且代某1不符合购房条件。代桂花、代某2出具的证明无法与一审法院的询问笔录相比。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代某1的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代某1的再审申请。本院经审查认为，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本案双方争议房屋系代某1、戴某之父代仲友生前向呼和浩特市阀门厂申请并经允许，在呼和浩特市阀门厂土地上建造而成，因此，代仲友因其合法建设行为而取得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代仲友去世后，案涉房屋应当作为继承财产。原审法院认定案涉房屋为代仲友、朱凤英遗产，并确定戴某对案涉房屋享有继承权并无不当。一审法院通过直接送达、邮寄送达而无法送达的情形下，采取公告送达方式向代某1送达起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并不违反法定程序。代某1本案其他申请再审理由，已经在其上诉时作为上诉理由并经由二审法院审理，故代某1关于二审法院程序违法、辩论权利被剥夺等再审理由不能成立。综上，代某1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四）项、第（六）项、第（九）项、第（十一）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代某1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陈立斌审判员  荣如侠审判员  张 琰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石俊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