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民终654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秦某1，男，1937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秦某3（秦某1之子），男，1963年5月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秦某2，男，1956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廖映菲，北京市墨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秦某1因与被上诉人秦某2赡养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8民初184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之规定，合议庭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后，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秦某1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或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改判；2、秦某2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部分事实认定错误导致适用法律错误。1、秦某1无住处，在外租房并雇请护理人员看护是事实。2017年10月秦某1大手术后出院，秦某2借口其要看孙子，拒绝老人返回某村某号院居住。老人刚刚做完手术，身体虚弱，需要静养及护理，于是秦某1的四个子女协商，给老人单独租房居住，并请护理人员看护老人，每个子女每月支付给老人500元作为老人的房租和护理费。秦某2对此情况是明知并同意的，之后还支付了10个月的费用，这证明秦某2同意给老人单独租房并请人护理老人生活，但是后来秦某2违背承诺长期不支付老人费用，也不同意老人回到某村某号院自己的房子里居住，并且在一审中矢口否认老人租房及护理这一事实，秦某2才是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给法院提供了不真实的情况。秦某1在一审中提交了租房和护理费收费凭证，是带有编号的收据，用以证明秦某1自出院后一直在外租房、请人护理的事实。由于秦某2拒绝出院后的老人回自己房子居住，秦某1的二儿子夫妻二人仍在职，工作繁忙，于是秦某1租房，找人看护的具体事宜是由其小女儿秦某4具体操办的。经秦某1代理人在一审庭上与秦某4当庭核实，情况是：秦某4居住在北京昌平某1村，她为老人租住的房屋在当地是既可以经营使用也可以居住，当地农村房屋也多是商用、居住混用的。秦某4从房东处为老人承租了大北屋两间供老人居住使用，并请护工看护老人日常生活。相比较2010年10月开始秦某2给老人安排在某村某号院后边三间阴矮潮湿的违章小平房居住（冬天没有采暖设施，老人根本没有能力生炉子），这里的居住环境更加适宜老人休养生活。因为都是在当地农村租房、雇人，房费和护理费金额不大，当地人习惯于现金交易，定期由秦某4把钱汇总支付给房东和护工。由于秦某1一方支付信用良好，从未拖欠费用，大家也就没有留下书面字据，这在民间小额交易中也是非常常见的做法。之后秦某2长期拒绝赡养老人，与老人诉讼纠纷不断，秦某4一方就是为了向法院说明老人租房请护工这一事实，只是限于各方文字表达书写能力的欠缺，不知道怎样能写出一个意思完整的收条，于是使用打印好标有“交款人”“收款人”的收据，很方便的表达费用已经支付的意思，最终目的就是想向法院证明秦某1的确因为秦某2不履行赡养义务而不得不在外租房，雇人看护的事实。一审法院不能仅仅因为收据的形成不是实时形成从而否定秦某1提供的真实情况；不能没有实地考察了解实际情况，仅凭书面文字材料就妄下结论，这种做法违背了法律“以事实为依据”的基本原则，只会给秦某1带来更为不公平的对待。2、一审判决秦某2每月支付200元赡养费是脱离实际的判决，请求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秦某1请求法院依据2010年10月11日，秦某1、李某1夫妇与长子秦某2、长媳孙某，次子秦某3、次媳李某2签订《关于房产分配（某村某号）、李某1秦某1赡养及其他事宜协议书》支付赡养费的前提是，老人要居住在某村某号，即与秦某2共同居住在一起，秦某2夫妇协助老人做一些家务，给老人一些基本的生活扶助的前提下，根据社会平均消费水平和物价情况，可以暂由秦某2支付每月200元赡养费。而现在的实际情况是：自从秦某2签订前述协议以后至今没有依照协议支付每月200元赡养费。2017年老人出院以后，秦某2就拒绝老人搬回某村某号院居住，秦某1一审时提交了（2019）京0108民初55849号判决书，秦某1提交此判决用以证明某村某号院判决书中所述一间房是给老人居住的，由于秦某2拒绝腾房子给老人，造成老人至今仍在外租房的事实以及秦某2从未履行房产及赡养协议的约定，拒绝履行赡养义务的事实。现在秦某2拒绝履行判决书内容，秦某1一方正在申请海淀区法院强制执行秦某2腾出房屋。房产及赡养协议是在2010年做出的，至今已经过去10年，如今北京市的消费和物价水平都有了飞速的增长，而且老人一人还要在外租房居住，一审法院仅仅依据一个10年前的协议书就机械的做出秦某2每月支付200元赡养费的判决，而且还忽略了秦某2自从协议生效以后就从未履行过赡养义务的基本事实，根本没有考虑老人的实际赡养需求和客观实际情况，属于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秦某2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同意一审法院判决。秦某1所陈述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依据，缺乏客观真实性。赡养父母是每名子女的法定义务，秦某2已经对秦某1履行了赡养义务。关于对方的证据已经询问其承认收据是后补的。而且秦某2给秦某1的房子早已经准备好了，秦某1可以随时回来居住，并非对方所述。秦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秦某2支付，1、赡养费，自2010年10月起每月200元；2、房屋租赁费，自2017年10月起每月500元；3、护理费，自2017年10月起每月750元；4、本案诉讼费。事实与理由：秦某1与秦某2系父子关系，秦某2夫妇多年拒绝履行赡养义务，拒绝履行家庭协议，与父母和弟弟争夺房产，在秦某1住院手术期间既不出钱也不出力。为维护合法权益，提起本案诉讼。秦某2在一审法院辩称，秦某2一直按照协议约定给付赡养费，也同意继续按照200元的标准向秦某1支付赡养费；秦某1在某村有住房，可以随时回去居住；如果老人的退休金不能满足生活需要，可由四子女共同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秦某1与李某1系夫妻关系，两人育有二子二女，即长子秦某2、长女秦某5、次子秦某3、次女秦某4；李某1已于2012年去世。2010年10月11日，秦某1、李某1夫妇曾与长子秦某2、长媳孙某，次子秦某3、次媳李某2签订《关于房产分配（某村某号）、李某1秦某1赡养及其他事宜协议书》（以下简称房产及赡养协议），约定：结合家庭实际情况，经家庭成员协商一致，就房产归属及老人赡养等事宜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一、房产分配。某村某号院房屋8间。其中，正房4间，正房东侧1间归秦某3所有，其余归秦某2所有。后院3间房屋归秦某2所有暂归二老使用直至终老……二、赡养问题。秦某2、秦某3二人适当给付抚养费。秦某2每月暂交200元，并协助二老做一些家务；秦某3每月暂交300元……当二位老人生活不能自理需雇请保姆时，所需费用由秦某2、秦某3二人各负担50%……。该协议中未见秦某5、秦某4签名。2019年，秦某1提起析产、继承诉讼，要求与秦某2、孙某、秦某3、秦某5、秦某4分割某村某号院房屋8间。法院审理后于2019年10月8日作出（2019）京0108民初55849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55849案件），判决某村某号院中，北房4间东数第1间，秦某1占有60%份额，秦某2、秦某3、秦某5、秦某4各占10%份额；北房东数第2间、第3间、第4间及西房2间，归秦某2、孙某所有；东房2间归秦某2、孙某居住使用，北房4间东数第1间暂由秦某1居住使用。对于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法院认定如下：本案中双方争议为秦某1要求秦某2如诉请标准支付赡养费、房屋租赁费、护理费是否有据？秦某1自认每月退休金4500元、有医保可报销部分医疗费，就其主张，秦某1提交如下材料为证：1、《房屋租赁协议书》复印件。显示秦某1自隋某处租赁大北屋两间，租期至2020年10月1日，租金每月1000元；双方约定租赁期间商铺经营权属于秦某1所有，隋某不得以任何借口干涉，秦某1不得私自将商铺转租……。据此主张秦某1租房居住，称租金由秦某4以现金形式、按半年期支付。2、《协议书》复印件。显示2017年10月1日秦某1与杨某签订协议，以秦某1需要夜间看护为由雇佣杨某进行陪护，劳务费每月1500元。据此主张秦某1雇佣护工，称护理费由秦某4以现金形式、按月支付。3、收据。其中（1）房租收据6张，显示为2017年10月至2020年10月房租，收据编号分别为4588439至4588443及4588171。交款人秦某1。（2）护理费收据27张，显示为2017年10月31日至2019年12月秦某1陪护费，收据编号分别为4588173至4588176、4588178至4588192、4588200至4588202、4588204至4588208。交款人秦某4。据此主张房租及护理费支出，称收据本在秦某4处，内容由秦某4填写，均为实时形成。在签写《如实陈述保证书》后，经法院当庭询问，秦某1本人确认房租收据6张中“秦某1”签名均系庭审当天上午签写。经质证，秦某2对以上证据真实性均不予认可，称老人被兄弟姐妹接走、其并未拒绝履行赡养义务，称秦某4曾在某1镇租赁房屋开药店，秦某1在该处居住，不了解护工情况。再经询问，秦某1代理人认可秦某4曾在该处经营药店并自认前述收据均为事后补开。秦某2自述本人每月退休金4300元、妻子每月退休金1000元。为证明已履行赡养义务，秦某2提交微信转账截图打印件为证，显示2017年11月，2018年3月、5月、7月、12月，曾经向秦某4转账共计5000元作为秦某1的生活费。经质证，秦某1一方认可证据真实性，但主张2017年10月秦某1出院后在外租房居住，四名子女曾商量每人每月支付500元作为秦某1的房租和护理费，然而秦某2仅支付5次。本案审理过程中，再经询问：秦某2确认2017年秦某1出院后住某1镇，自述2018年后未再探望。秦某3称，2017年秦某1出院后，其与其他姊妹会不定期的向秦某1给付赡养费（秦某3先称秦某1没有向自己要过钱，自己仅是零星给一些表示孝敬，一般是过年时给一两千元，平时一个月探望两次或三四个月探望一次不等，探望时有时给两三百元、有时不给。再称，本人月工资1.3万元，每月向秦某1支付赡养费500元）。本案审理过程中，法院曾组织调解，因秦某1坚持要求秦某2按照房产及赡养协议所约定内容负担其生活支出的50%而双方未能协商达成一致。一审法院认为，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对于本案争议，法院从如下几方面加以考量：首先，秦某1能否仅依据房产及赡养协议即可要求秦某2自2010年10月起支付每月200元的赡养费、并负担其50%的房租支出、护理费支出？法院认为，虽秦某1夫妻与长子、次子签订协议约定了房产分割及赡养事宜，但该房产分割合意已被55849案件裁判结果所取代。且子女对父母的赡养扶助属于法定义务，需以父母的实际赡养需求为必要。故本案的裁判仍应以秦某1的实际赡养需求及子女的经济能力为基础。进而，秦某1的实际赡养需求及秦某2的赡养能力。结合在案证据可知：其一、秦某1已近83周岁，确无劳动能力，但其自认每月退休金4500元。秦某2已近64周岁，也已属于退休人员，其自述每月退休金4300元。其二、秦某1共有四名子女，每名子女均有赡养父母的法定义务。本案中，秦某1次子秦某3作为秦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于庭审中陈述了个人经济条件（月收入1.3万元）及其本人履行赡养义务的相关情况（秦某1没有向其要过钱，其每月向秦某1支付赡养费500元）。其三、在案证据显示，秦某2曾向秦某1支付过赡养费。且秦某1并无证据证明在提起本案诉讼前曾就房产及赡养协议中约定的每月200元的赡养费问题向秦某2主张过权益。再加之，秦某1虽主张房租支出、护理费支出，但《房屋租赁协议书》中所载承租房屋为经营用商铺而非居住用途，房租收据及护理费收据均系庭审当日签写。故在无其他证据补充的情况下，法院对秦某1所述的该两项支出及具体金额无法予以采信。据此，综合以上三点，考虑秦某1本人的退休金水平、实际消费支出情况、其余几名子女应尽的赡养义务以实际赡养情况、秦某2的经济条件等，法院判定秦某2自2020年6月起（含当月）向秦某1支付赡养费，每月200元。最后，法院需要特别指出两点，望双方引以为戒：其一、于秦某2，其需明晓子女对父母的赡养扶助义务，不仅指经济上的供养，还包括生活上的照料和精神上的慰藉。其二、于秦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几人需明晓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民事诉讼活动中应诚实提交证据、如实陈述事实。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一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秦某2自二Ｏ二Ｏ年六月起（含当月）于每月最后一自然日前（含当日）向秦某1给付当月赡养费二百元；二、驳回秦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查，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秦某1要求秦某2支付诉请的赡养费、房屋租赁费、护理费是否有依据。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依法有权要求子女给付赡养费用。本案中，综合秦某1的收入支出情况及用以证明房屋租赁费、护理费的证据，一审法院酌情确定秦某2每月承担200元赡养费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秦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秦某1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福春审 判 员 何 锐审 判 员 吴扬新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 王 欣书 记 员 胡春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