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443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马颖，女，汉族，1989年8月10日出生，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子俊，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思妍，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申卓，男，汉族，1987年3月3日出生，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文晴，广东南方福瑞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马颖因与被上诉人申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4民初222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马颖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子俊、黄思妍，被上诉人申卓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文晴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马颖上诉请求:1.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发回一审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马颖应向申卓归还款项人民币20万元，驳回申卓的其他诉讼请求；2.申卓承担本案所有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遗漏当事人，依法应裁定撤销，发回一审法院重审。1.本案涉及对广州市一圣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圣公司）的股权投资。2.马颖于2016年5月15日与申卓签署的《协议书》第二条1款明确约定：马颖需向申卓无息返还的人民币100万元，其中50万元待杨声盛获完全、彻底的人身自由后由杨声盛返还。3.马颖与申卓签订上述《协议书》后，与唐迪签署了相关《协议书》，明确约定马颖需向申卓返还的人民币50万元中，由唐迪承担人民币25万元，唐迪至今仅向马颖支付了人民币22万元，并未完全履行双方约定的义务。一圣公司、杨声盛、唐迪均与本案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该等利害关系人参加诉讼才能查明事实，妥善解决纠纷。马颖于2019年11月19日向一审法院依法申请追加第三人参加诉讼，一审法院不予追加，遗漏当事人，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二）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依法应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发回一审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1.马颖与申卓2016年5月15日签订的《协议书》第二条2款约定的人民币50万元，马颖没有支付义务。退一万步说，即使杨声盛或马颖有支付义务，付款条件尚未成就、未到付款期限。签署时，马颖与申卓均已知晓杨声盛被拘。由于上述《协议书》签署时，马颖与申卓均已知晓杨声盛被拘留审查，故明确约定另外人民币50万元，于一圣公司法定代表人杨声盛获完全、彻底的人身自由后，于2016年6月30日前由杨声盛返还予申卓，如2016年6月30日后杨声盛无法获完全、彻底的人身自由，则该款项具体还款计划及方式届时再由马颖联系一圣公司或待杨声盛获完全、彻底的人身自由后由杨声盛向申卓予以返还。该约定没有违反我国法律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根据上诉约定，该约定明确由杨声盛支付人民币50万元，是申卓就其100万元投资款追索对象的明确，鉴于马颖已将申卓的全部投资款支付给一圣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杨声盛，一圣公司无法上市并非马颖导致，根据公平原则和友好协商，申卓明确马颖的最终返还义务为人民币50万元，剩余的50万元由申卓向杨声盛追索，马颖只有协助联系的义务。申卓明确杨声盛是该笔款项的债务人而不是第三人，并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五条规定中的“当事人约定由第三人向债权人履行债务”之情形，马颖无需就该笔款项承担违约责任。而一圣公司现已为吊销企业，客观原因导致申卓无法按前述约定联系一圣公司处理该笔款项，前述约定的可选项由于客观原因实际已不可选，只能待杨声盛获完全、彻底的人身自由后由杨声盛向申卓予以返还。而杨声盛被拘留审查，尚未获得完全、彻底的人身自由，前述情况均非因马颖过错导致的，该人民币50万元的付款条件尚未成就、未到付款期限，并非一审判决中认定的双方未明确约定第二笔款项50万元的支付时间，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综上，申卓应向杨声盛追索人民币50万元（即使应由马颖支付，付款条件也尚未成就），向唐迪追索人民币3万元（25万元-22万元=3万元），向马颖追索人民币20万元（申卓一审诉请本金95万元-杨声盛应付50万元-马颖支付的最终由唐迪负担的22万元-唐迪应付的3万元=20万元）。2.马颖无需支付利息。双方并未就利息进行约定，违约责任也并未进行明确约定。马颖已将申卓的投资款全部支付给一圣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杨声盛，并及时告知申卓上市进度和相关风险，且在本案中并无收益。无法继续投资项目并非马颖过错导致，马颖出于道义先行返还申卓部分投资款项，即使逾期支付，也是属于减轻申卓的损失，不应支付违约金。申卓要求马颖支付利息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即使认定应支付利息，申卓诉请利息过高，应以马颖尚欠申卓本金人民币2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付。综上所述，一审判决遗漏当事人，认定基本事实不清，恳请二审法院依法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发回一审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以维护马颖的合法权益。申卓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我方与一圣公司及杨声盛没有任何合同或其他关系，不可能也没有理由向一圣公司或杨声盛追讨案涉款项。马颖返还我方案涉货款后，与一圣公司或杨声盛的关系可自行解决。申卓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马颖归还申卓本金95万元及利息（利息从2016年6月16日起以95万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2.马颖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查明事实：申卓、马颖经共同朋友案外人唐迪介绍认识。2015年11月17日，申卓（乙方）与马颖（甲方）签订《投资合作计划合同》（编号:0630600076），约定：本次合作投资为保本投资，甲方保证乙方用于购买股份的资金周全（在上市前），上市后以具体股价浮动为准，如在上市前有任何状况发生，乙方有权要求甲方在上市前退还其用于购买股票的资金；乙方向甲方支付相对应估价的金额购入一圣公司原始股，甲方代替乙方成为股东，具体购买事宜以（编号:0630600097）为准。同日，申卓（乙方）与马颖（甲方）签订《股份购买协议》（编号:0630600097），约定：申卓向马颖以5元一股的价格购入一圣公司原始股，总共股份为20万股，马颖代替申卓持有这些股份作为合作投资，具体规则以《投资合作计划合同》（编号:0630600076）为准。2015年11月23日，申卓（乙方）与马颖（甲方）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号:0630600076-SUPL），约定：甲方和乙方在此就2015年11月17日签订的投资合作计划合同（合同号：0630600076）未尽事宜经双方共同协商达成补充协议条款如下：原合同第三条原定一圣公司将于2015年12月28号在新三板挂牌上市，现由于需更换证券商，改为2015年12月再次进行股改，上市时间计划变更为2016年6月份，具体准确上市时间由甲方确定后再做另行补充；原合同其他条款保持不变。2015年12月8日，申卓分两笔各50万元向马颖转账共计100万元。2015年12月10日，马颖通过银行转账支付987000元给杨声盛。马颖表示另外13000元系其通过现金方式支付给杨声盛。2016年5月15日，申卓（乙方）与马颖（甲方）签订《协议书》，其中约定：鉴于：甲乙双方于2015年11月17日签订《投资合作计划合同》（编号:0630600076）、《股份购买协议》（编号:0630600097），双方约定由乙方购入一圣公司的原始股，并以甲方名义持有股权，协议签订后，乙方将100万元资金汇付至甲方账户，用于购买20万股原始股，2015年11月23日，甲乙双方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号:0630600076-SUPL），约定一圣公司新三板上市时间变更为2016年6月份，其他合作条款不变。现由于各种原因，特别是一圣公司法定代表人杨声盛现被拘留审查，一圣公司新三板挂牌计划在2016年6月份难以实现；乙方希望甲方返还投资款，但由于上述原因，乙方的100万元投资款暂时无法直接通过一圣公司予以返还。现甲方愿意先行筹借部分资金返还予乙方，现甲乙双方友好协商，在互谅互让的前提下达成如下补充协议条款，以资共同信守：甲方无息返还乙方100万元合作资金，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双方就一圣公司股权的合作终止；因甲方已实际将资金投入一圣公司，筹措款项返还乙方尚需时间，乙方对此表示理解与认可，经协商，甲方的返还计划如下：第一笔50万元于2016年6月15日前支付，第二笔50万元于一圣公司法定代表人杨声盛获完全、彻底的人身自由后，2016年6月30日前由杨声盛返还申卓；如2016年6月30日后杨声盛无法获完全、彻底的人身自由，则该笔款项具体还款计划及方式届时再由马颖联系一圣公司或待杨声盛获完全、彻底的人身自由后由杨声盛向申卓予以返还；本协议签订之日起，原《投资合作计划合同》（编号:063060076）、《股份购买协议》（编号:0630600097）、《补充协议》（编号:0630600076-SUPL）即时失效。2016年7月21日，案外人唐迪向马颖转账22万元，2016年7月22日，马颖向申卓转账22万元，银行摘要为：马颖2418附言：唐迪。2016年11月18日，马颖向申卓转账5万元，并备注：马颖还款50000元。马颖提交了一份马颖（甲方）与案外人唐迪（乙方）于2016年签订《协议书》，约定：甲乙双方经努力，已与申卓达成一致，先行通过筹措资金向其返还部分投资款，对于此局面，甲乙双方均存在一定责任，现经双方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协议条款以资共同信守：甲方将与申卓签订相关协议，先行以甲方名义向其返还50万元投资款，其余50万投资款待杨声盛获得完全、彻底的人身自由后向杨声盛予以返还；以甲方名义返还的50万元中，甲乙双方各自平摊，即甲方承担25万元，乙方承担25万元。马颖表示，因为马颖与唐迪签署了该协议书约定了还款事项，所以唐迪向马颖转账22万元，马颖又将该款项转给申卓并附言唐迪，该款项即为马颖向申卓归还的双方协议书中约定的第一笔款项。申卓提交了一份视频并当庭播放，视频中显示唐迪手持自己的身份证表示：“本人唐迪于2016年7月21日转款22万元人民币给马颖，马颖然后转给申卓，经本人核实，这笔款项确实转给了申卓。”申卓认为该22万元系申卓与唐迪之间的其他经济往来款，而非马颖向申卓归还的案涉款项，当时马颖得知该笔款项后告知唐迪给其走一下流水，因此，由唐迪转给马颖，再由马颖转给申卓。另查明，一圣公司系成立于2008年6月25日的其他有限责任公司，登记状态为吊销，法定代表人为杨声盛。诉讼中，申卓、马颖共同确认，双方经介绍人唐迪介绍认识，申卓向马颖支付了100万元，一圣公司并未上市，杨声盛已被拘留审查，无法联系到。申卓主张马颖向申卓支付了5万元，尚欠95万元未付，马颖则主张除了其直接向申卓支付的5万元外，马颖将唐迪转给其的22万元亦转给了申卓，应由杨声盛承担的50万元不应由马颖予以返还，故马颖实际尚欠申卓20万元，唐迪尚欠申卓3万元。以上事实，有申卓提交的《投资合作计划合同》、《补充协议》、《协议书》、银行流水、转账记录、视频及马颖提交的《协议书》、银行账户交易明细等证据，以及庭审笔录等予以证实。一审法院认为,申卓与马颖签订的《协议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无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双方均应恪守。结合申卓、马颖双方的举证、质证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马颖应向申卓返还的具体金额的认定。一审法院作出如下评析：本案中，申卓、马颖签订的《协议书》明确约定：马颖无息返还申卓100万元合作资金，协议书约定马颖的返还计划为，第一笔50万元由马颖于2016年6月15日前支付，第二笔50万元由杨声盛向申卓返还。关于第一笔50万元款项。申卓确认收到马颖支付的5万元及唐迪支付的22万元。根据马颖提交的转账记录，马颖通过其名下账号向申卓转款22万元并附言为唐迪，申卓提交的视频也证明唐迪本人确认通过马颖账户向申卓转账22万元，申卓虽主张该款项为唐迪支付的双方之间往来款项，而非马颖支付的返还款项，但未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此外，马颖提交的其与唐迪签订的《协议书》系双方之间的约定，对申卓不具有约束力，马颖以此对抗其与申卓签订的《协议书》项下申卓的债权，没有依据。据此，马颖实际已向申卓支付了27万元，马颖应向申卓返还23万元。关于第二笔50万元款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五条规定：“当事人约定由第三人向债权人履行债务，第三人不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债务人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据此，该协议书是申卓、马颖签订的，杨声盛并非合同当事人，故该协议书对杨声盛不具有约束力。马颖亦未提交证据证明杨声盛与申卓、马颖达成债务转移的协议，将马颖应负担的向申卓履行返还100万元款项的合同义务中的50万元转让给杨声盛，故协议书约定的上述内容表明该协议书是部分债务由第三人代马颖履行的合同，实质上是为杨声盛设定了合同义务，应事先征得杨声盛的同意，或者未征得其同意签订该协议，应事后征得杨声盛的同意，在杨声盛同意的情况下，杨声盛应向申卓返还款项，但不承担合同责任。现申卓、马颖均确认杨声盛已被拘留审查，未向申卓返还50万元款项，在此情形下，马颖抗辩称杨声盛应承担返还50万元的合同义务，明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申卓主张马颖履行支付第二笔款项50万元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此外，马颖未能及时向申卓归还第一笔款项23万元，造成申卓的资金孳息损失，故申卓主张马颖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从还款日期2016年6月15日的次日起支付逾期利息，合情合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申卓与马颖并未明确约定第二笔款项50万元的支付时间。马颖未能及时向申卓归还该笔款项，造成申卓的资金孳息损失。申卓主张从2019年6月16日起算第二笔款项50万元的利息，缺乏合理依据，一审法院调整为马颖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从申卓起诉之日即2019年5月22日起向申卓支付逾期利息，更为合理。同时，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19﹞第15号文，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故上述两笔款项自2019年8月20日之后的贷款利息的基本标准调整为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五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于2019年12月26日判决:一、马颖应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申卓归还款项23万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23万元为基数，从2016年6月16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马颖应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申卓归还款项50万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50万元为基数，从2019年5月22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三、驳回申卓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4568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为19568元，由申卓负担5575元，马颖负担13993元。经审查，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马颖认为双方在2016年5月15日签订的《协议书》中约定的为第二笔人民币50万元的还款方式是明确由杨声盛返还给申卓，但杨声盛当时已被羁押，其并不清楚该《协议书》的内容。申卓认为该《协议书》是马颖方起草的，其理解的是第二笔50万元应是由杨声盛先返还给马颖，后由马颖返还给申卓，当时马颖表示经济比较困难，一时不能全部拿出100万元，而且杨声盛的事情会很快解决，所以先归还50万元，另50万元等其找杨声盛索要后再归还，鉴于《协议书》第一条明确约定了马颖无息返还申卓100万元，基于信任关系，申卓在马颖草拟的《协议书》上签名。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综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为：马颖应向申卓退回款项金额的确定。第一，关于唐迪是否应向申卓返还另外的3万元的问题。马颖与唐迪之间的《协议书》约定了两人各自向申卓返还25万元，但该《协议书》并未得到申卓的认可，且唐迪并非与申卓签订2016年5月15日的《协议书》的当事人，唐迪与马颖的约定对申卓并无法律效力。本案中，申卓是以与马颖之间的《协议书》来主张其诉讼请求，故马颖主张唐迪应向申卓支付3万元依据不足。第二，关于第二笔50万元是否应由杨声盛向申卓归还的问题，由于杨声盛并非该《协议书》的当事人，马颖也表示杨声盛并不清楚该《协议书》的内容，故杨声盛是否同意偿还该50万元并不确定，而从2016年至今，杨声盛也并未偿还该款项。结合双方最初签订的《投资合作计划合同》中约定的“如在上市前有任何状况发生，乙方有权要求甲方在上市前退还其用于购买股票的资金”，可见马颖此前也有承诺还款100万元。故在无法证实杨声盛同意该协议内容的情况下，马颖主张第二笔50万元应由杨声盛归还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马颖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993元，由马颖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曹 玲审判员 陈珊彬审判员 崔利平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七日书记员 黄怡斐林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