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20民终454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鲁长清，女，1951年11月3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泸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贺嘉发，广东凯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钟丽婷，广东凯行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应光，男，1966年2月8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应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甜甜，广东德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国强，男，1971年8月1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泸州市龙马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项宇，广东聚理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鲁长清因与被上诉人张应光、何国强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2019）粤2072民初153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3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鲁长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贺嘉发、钟丽婷、被上诉人张应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甜甜、被上诉人何国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项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鲁长清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鲁长清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审认定杨均与何国强、张应光、原超盛玻璃厂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与客观事实不符，判决驳回鲁长清的全部诉讼请求裁量明显失当。一、一审认定事实不清。何国强与张应光为合作经营关系，何国强实际上是中山市东凤镇超盛玻璃工艺厂（以下简称原超盛玻璃厂）的股东，杨均受雇于原超盛玻璃厂，杨均与原超盛玻璃厂存在劳动关系。（一）协议、借条均显示何国强代表原超盛玻璃厂处理杨均事宜，何国强实际上是原超盛玻璃厂的股东，何国强系有权代理，据此可认定杨均与原超盛玻璃厂存在劳动关系。何国强与杨彬（杨均的哥哥）、鲁斌（杨均的舅舅）于2019年5月31日签订协议，何国强亲自写明“何国强本人代表中山市超盛玻璃厂处理杨均烧伤一事”。如何国强仅负责张应光产品的二次加工工序，双方无合作经营关系，则应无任何关联。何国强辩称其系个人经营，所以报了张应光经营的原超盛玻璃厂，违背常理，也与客观事实不符合。（二）何国强承认杨均为其员工，杨均为其提供了劳动，也确认发放过工资给杨均，即杨均为原超盛玻璃厂提供了劳动。何国强认为其经营小作坊，不可能与杨均形成劳动关系，但生产经营规模大小并非是否形成劳动关系的前置条件。并且，录音证据显示何国强于2019年2月22日帮杨均办理房屋租赁事宜，但何国强辩称于2019年4月开始以钟点杂工的形式雇佣杨均从事玻璃搬运体力工作，该辩称与事实不符。（三）订立书面合同并非劳动关系成立的必要条件。虽何国强本人不具备合法的用工主体资格，但何国强实际上是原超盛玻璃厂的股东，原超盛玻璃厂为合法的用工主体。杨均接受原超盛玻璃厂劳动管理，所从事的工作为原超盛玻璃厂必要经营组成部分，杨均与原超盛玻璃厂存在劳动关系。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杨均与原超盛玻璃厂存在劳动关系，依据《广东省企业职工假期待遇死亡抚恤待遇暂行规定》的规定，应支持鲁长清请求的丧葬补助金、供养直系亲属一次性救助金、一次性抚恤金。张应光辩称，杨均与原超盛玻璃厂不存在劳动关系。原超盛玻璃厂性质上为个体工商户，不存在内部股东的问题。何国强与原超盛玻璃厂经营范围不同，经营地址相互独立，不存在合作经营关系。杨均受伤后，鲁长清没有联系过张应光。何国强以原超盛玻璃厂的名义对外处理杨均事宜未经原超盛玻璃厂授权，事后也未经原超盛玻璃厂追认。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何国强辩称，鲁长清的上诉请求没有法律依据。何国强与杨均为个体劳务关系，《广东省企业职工假期待遇死亡抚恤待遇规定》不适用于本案。另外，何国强对于杨均的死亡没有任何过错，何国强不应承担过错责任。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鲁长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张应光、何国强连带支付以下非工亡待遇赔偿：1.丧葬补助金16134.93元（5378.31元/月×3个月）；2.亲属一次性救济金32269.86元（5378.31元/月×6个月）；3.一次性抚恤金32269.86元（5378.31元/月×6个月）；4.抢救医疗费28042.25元（总数58042.25元-已预付的30000元）；5.受伤停工留薪1个半月工资5400元；6.购买骨灰盒541元；7.处理事故交通费3000元；8.处理事故住宿费4000元。一审庭审中，鲁长清变更第1项至第3项诉讼请求的计算基数为6169元/月，变更第1项诉讼请求金额为18507元、第2项、第3项诉讼请求金额为37014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杨均于2019年5月16日因煤气燃爆烧伤转入中山市人民医院烧伤整形科救治，后于2019年6月5日死亡，死亡诊断：全身多处烧伤浅Ⅱ°-Ⅲ°95%，肺部感染，呼吸衰竭，感染性休克。住院费用清单显示，杨均在该院花费医疗费用共计58042.25元。广东增值税普通发票显示，杨均丧葬费用为541元。户口本及四川省泸县*******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证实，杨均的母亲为鲁长清，哥哥为杨彬，父亲杨学清已于2015年病故；杨均未婚未育，也没有领养子女。2019年5月31日，何国强（甲方）与杨彬、鲁斌（乙方）签订协议，内容为：甲方借30000元给乙方用于杨均的医疗费用；乙方所借的30000元必须用于杨均的治疗；如杨均治疗无效死亡，此30000元计入甲方赔偿范畴。备注：何国强本人代表东凤超盛厂处理杨均烧伤一事。落款处有双方签名按捺。杨彬、鲁斌出具了借条。2019年7月16日，经杨彬申请，中山市******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组织双方调解，杨彬在调解笔录中反映：杨均于2019年2月20日入职东凤超盛厂，任职普工，与该厂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购买社会保险，杨均在职时月薪3600元，每天工作8小时外加加班，工资已收取至4月份。现要求东凤超盛厂支付杨均2019年5月份工资3600元、6月份工资3600元、医疗费用60000元、非工伤死亡补偿金84390元、亲属处理事故差旅费30000元、未参加社保赔偿金84390元，合计265980元。后因“一方或者双方当事人拒绝或者退出调解”，该次调解于同日终止。2019年10月15日，鲁长清向中山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山市劳动仲裁委）提起仲裁申请。同年10月16日，中山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中劳人仲不字（2019）2091号不予受理通知书，主要理由为：申请人的仲裁请求不属于劳动人事争议处理范围。鲁长清于2019年10月25日诉至一审法院。一、关于杨均是否与何国强、张应光存在劳动关系。鲁长清提交录音光盘及文字内容，反映杨均于2019年2月22日（正月十八）到职，何国强当天带杨均去租房并代交了房租230元，没有与房东签订租房合同，何国强在该段谈话中称其总共有5名工人，仅向杨均直接发过一次工资，没有签收工资单，还表示其会跟两个搭档沟通一下，处理好该事。鲁长清认为协议、借条显示何国强代表中山市超盛玻璃厂处理杨均相关事宜及何国强垫付30000元等内容，该协议和借条是由村委会拟定并打印的，手写部分是何国强写的。何国强曾到调解委员会参与调解，但工作人员没有作书面记录，当时有调解员、何国强、杨彬、杨均舅舅鲁斌等人均在调解办现场，何国强当时承认杨均系其员工，跟其做事。杨均在医院救治时曾向杨彬提起其工作情况，据杨均称，老乡带杨均到何国强处工作，何国强带杨均去租房，出租屋离工作场所只有几百米，租金是何国强交的，工资3600元/月，通过现金发放，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购买社保。杨均出事后，杨均的邻居、房东通知杨均的老乡，老乡再通知何国强。现医疗费尚未结清，但在老家有购买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杨均出事后，何国强按照3600元/月计算已将杨均受伤前未付的一个半月工资结清，但杨均受伤期间的工资未支付。鲁长清曾咨询相关部门，因事发不在工作场所或工作时间，不属于工伤。张应光、何国强恶意注销原超盛玻璃厂，导致劳动仲裁不受理。何国强确认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但认为其经营小作坊，不可能与杨均形成劳动合同关系，录音所称全厂仅5人，并未指明相应的工作关系；其次，租房事宜与本案并无关联，何国强只是基于朋友关系帮忙谈房租价格，并未为杨均租房，房租为杨均自行缴付。何国强称从2019年4月开始其以钟点杂工的形式雇佣杨均从事玻璃搬运的体力工作，劳务费按每小时20元计算，工作时间和工作量不固定，根据承揽情况而定，何国强与杨均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购买社保。何国强从未统计劳务费的给付情况，但已结清杨均的劳务款。杨均出事后被老乡送到医院抢救，后杨均家属到厂里闹事，何国强才得知此事。何国强确认协议、借据均是由村委会拟定并打印出来的，30000元系何国强出于人道主义借支给杨均家属的，协议第三条明确是在何国强有赔偿责任的情况下才予以抵扣，但本次事故中何国强并无过错，双方也无劳动合同关系，何国强不负任何赔偿责任，何国强保留追究鲁长清返还该30000元款项的权利。二、关于张应光与何国强关系。张应光提交与何国强签订的厂房租赁合同及微信聊天记录、结婚证、户口本拟证实何国强向张应光租赁厂房，何国强向张应光妻子刘应超转账房租及水电费，提交工资签收表拟证实杨均并非其员工。厂房租赁合同显示合同签订日期为2019年2月28日，租赁期限为2019年3月1日至2021年2月29日（应为28日），厂房每月租金10540元，微信聊天及转账记录显示2019年3月18日转账15120元、4月3日转账15120元、5月10日转账15160元给刘应超，但无显示聊天双方的身份，且聊天图片中的两张收据均显示“今收到刘华房租”,而并非何国强，张应光无提交租房押金单及银行流水印证房租缴纳情况。张应光称与何国强没有合作关系，但两厂有关联，即原超盛玻璃厂承接切割玻璃、钻孔的单并完工后将货物交给客户，客户需要深加工的再拿到何国强那里加工，两者工序不同，货款分开交付，除了租金之外没有其他资金往来。因何国强没有进行工商登记，故在处理杨均事宜时写了代表张应光的原超盛玻璃厂，但何国强并没有挂靠原超盛玻璃厂。原超盛玻璃厂因经营不善已注销。鲁长清对张应光提交的厂房租赁合同、聊天记录、工资表不予确认，对结婚证及户口本的关联性不确认。鲁长清认为，何国强的经营场所没有工商登记，但有处理张应光经营的原超盛玻璃厂的二次加工，可见两者是合伙或合作关系，何国强在村委调解过程中以原超盛玻璃厂的代理人身份与杨均家属协商赔偿事宜，可见杨均受雇于原超盛玻璃厂，与何国强、张应光存在劳动关系。何国强确认张应光的陈述，对张应光提交的证据无异议。称因杨均家属不停到其处吵闹，何国强出于人道主义同意借款30000元给杨均家属，村委会要求何国强提供厂名，但何国强是个人经营，所以报了张应光经营的原超盛玻璃厂。何国强提交送货单显示，日期为2019年4月16日，货品名称为“（型号略）双炉彩印”或“（型号略）单炉彩印”，送货单位及经手人签名刘贵海，提交结婚证显示其妻子名为杜世兰。鲁长清对该证据不予确认。三、关于各项诉求的依据。鲁长清称丧葬补助金、供养直系亲属一次性救济金、一次性抚恤金是依据《广东省企业职工假期待遇死亡抚恤待遇规定》中规定的非因工死亡赔偿项目，计算依据为2019年5月30日公布的中山市平均工资标准，即2018年的统计数据，该标准没有私营企业工资的数据；抢救医疗费是实际产生的医疗费；受伤停工留薪1个半月工资依据劳动法的相关规定；购买骨灰盒费用是实际产生的丧葬费用；处理事故交通费、住宿费没有保留相关票据，请求法院酌情判决，该费用是杨均去世后，其舅舅鲁斌、表哥表嫂、表妹、表妹夫共五人从四川省泸县来到广东省处理相关事宜并在杨均火化后带着骨灰回四川省，乘坐高铁单程每人约600元、回程乘坐长途大巴200多元，开了三间房住宿、每间每晚房费40-50元。何国强认为，本案案由应为福利待遇纠纷，《广东省企业职工假期待遇死亡抚恤待遇规定》中规定的非因工死亡赔偿项目的丧葬补助金、供养直系亲属一次性救济金、一次性抚恤金的均按当地上年度月平均工资计，中山市2018年公布的平均工资标准是依据2017年的统计数据得出的，2017年私营企业职工平均工资为3627元/月，但鲁长清变更诉求后的计算标准却是2019年公布的中山市平均工资标准，依据的是2018年的统计数据并以国家企业单位的标准计算，远高出私营企业标准。另，上述规定第13条反映该规定属于地方性暂时性文件，依照201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17条规定，因病或非因工死亡的遗属可领取丧葬补助金、抚恤金，该法律已明确没有供养直系亲属一次性救济金补偿一项，在上述法律施行后，应按照该法律规定计算。本案并非侵权纠纷，鲁长清所主张的医疗费不属于非因工死亡的赔偿范围，而鲁长清诉求的受伤停工留薪工资、处理事故交通费、住宿费等是在被认定工伤的情况下才予以赔付，但本案是杨均个人原因导致的死亡，何国强没有任何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劳动争议纠纷，就双方争议焦点分析如下：一、关于劳动关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以下统称用人单位）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适用本法。国家机关、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和与之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劳动者，依照本法执行。”本案中，何国强不具备合法的用工主体资格，也没有与杨均签订劳动合同，故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杨均与何国强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或劳动合同关系。鲁长清主张何国强与张应光经营的原超盛玻璃厂为合作或挂靠关系、杨均受雇于原超盛玻璃厂、与张应光存在劳动关系，而何国强、张应光主张两者仅为厂房租赁关系，不存在合作或挂靠关系。鲁长清提交2019年5月31日协议一份，该协议手写“何国强代表中山市超盛玻璃厂处理杨均烧伤一事”，该协议上有何国强与杨彬、鲁斌三人的签名按捺，但无原超盛玻璃厂的盖章或负责人签名确认，张应光对此不予确认，认为何国强并未挂靠原超盛玻璃厂，双方也不存在合作关系，仅因何国强没有登记注册，而应村委会的要求在协议上写了原超盛玻璃厂。一审法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何国强并非原超盛玻璃厂的员工或授权的代理人，其“代表”原超盛玻璃厂处理杨均烧伤一事未经原超盛玻璃厂或负责人追认，代理行为应属无效，故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该协议对原超盛玻璃厂不发生法律效力。另，张应光提交三份有员工签名的工资列表显示杨均不在其中，而鲁长清无提交杨均在原超盛玻璃厂工作的任何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故鲁长清主张杨均与原超盛玻璃厂、张应光存在劳动关系的意见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二、关于各项诉求。鲁长清主张何国强、张应光支付其丧葬补助金、供养直系亲属一次性救济金、一次性抚恤金的依据为《广东省企业职工假期待遇死亡抚恤待遇规定》，据该规定第十二条“本规定适用于广东省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及国家机关、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和与之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劳动者。”上述规定适用于与用人单位建立了劳动关系或劳动合同关系的劳动者，而一审法院已认定杨均与何国强、原超盛玻璃厂、张应光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或劳动合同关系，本案不适用上述规定，故鲁长清主张何国强、张应光支付其丧葬补助金、供养直系亲属一次性救济金、一次性抚恤金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再查，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九十三条“对不具备合法经营资格的用人单位的违法犯罪行为，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劳动者已经付出劳动的，该单位或其出资人应当依照本法有关规定向劳动者支付劳动报酬、经济补偿、赔偿金；给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即劳动者有权向不具备合法经营资格的用人单位主张劳动报酬、经济补偿金、赔偿金和损害赔偿。本案中，鲁长清诉求的非因工死亡赔偿项目不属于上述法律规定的不具备合法经营资格的用人单位应支付或赔偿劳动者的范畴，故鲁长清主张由何国强支付丧葬补助金、供养直系亲属一次性救济金、一次性抚恤金缺乏依据。而何国强、张应光两者之间是否为厂房租赁关系或合作、挂靠关系，不影响上述的认定，故一审法院对何国强、张应光两者之间关系不予审查。故此，鲁长清主张何国强与张应光连带支付其丧葬补助金、供养直系亲属一次性救济金、一次性抚恤金的诉求缺乏理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至于鲁长清主张的抢救医疗费、受伤停工留薪1个半月工资、购买骨灰盒费用、处理事故交通费、住宿费等为工伤保险待遇或侵权赔偿项目，并非本案处理范畴，一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鲁长清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由鲁长清负担。本院二审期间，鲁长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中山市展辉五金电器有限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拟证明中山市展辉五金电器有限公司由原超盛玻璃厂转变而来；2.摄像光盘复制品及文字说明，拟证明杨均的工作内容和工作待遇，何国强在一审中对该些事实作虚假陈述；3.录音光盘及文字说明，拟证明何国强为原超盛玻璃厂的股东，原超盛玻璃厂为逃避本案责任，故意注销后另立公司。张应光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确认，关联性不确认，对证据2、3的真实性确认，合法性、关联性不确认，并认为该些证据不能证明杨均与原超盛玻璃厂存在劳动关系。何国强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确认，关联性不确认，对证据2、3的真实性确认，合法性、关联性不确认，并认为：企业信用信息能反映何国强经营的小作坊与原超盛玻璃厂不存在合伙或挂靠关系；摄像、录音内容不能反映真实情况，何国强经营的只是私人承揽加工的小作坊，几个老乡一起工作共同经营，对外以个人名义进行，不具备企业条件；杨均不受何国强管理，双方不符合劳动关系特征，双方仅为私人雇佣关系。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何国强未办理营业执照开设小作坊经营玻璃印花加工。何国强聘请杨均在小作坊工作，杨均受何国强管理，由何国强支付工资。何国强向杨均支付过一个月工资。何国强主张杨均为临时工，按小时计算工资，但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二、杨均于2019年5月16日在其自住的出租房内因煤气燃爆烧伤经治疗无效死亡。后杨均的亲属与何国强协商赔偿事宜，协商过程中，何国强曾以原超盛玻璃厂股东的身份以原超盛玻璃厂的名义进行协商，在2019年5月31日签订协议时还备注：“何国强本人代表中山市超盛玻璃厂处理杨均烧伤一事”。鲁长清据此认为杨均为原超盛玻璃厂的员工，与原超盛玻璃厂存在劳动关系，并要求张应光、何国强承担用工主体责任。除此之外，鲁长清未提供其它证据证明杨均与原超盛玻璃厂存在劳动关系。当事人未提供证据证明何国强与张应光合作经营原超盛玻璃厂以及原超盛玻璃厂授权委托何国强代表原超盛玻璃厂处理杨均事宜。三、原超盛玻璃厂于2007年11月1日成立，性质为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为张应光，于2019年9月26日因经营不善注销。张应光称原超盛玻璃厂仅分租了部分厂房给何国强开设小作坊，原超盛玻璃厂与何国强没有其他关系，与杨均没有任何关系。张应光提交的《厂房租赁合同》显示张应光与何国强于2019年2月28日签订租赁合同，约定由何国强向张应光租赁厂房。《厂房租赁合同》已由张应光、何国强签名、捺印、填写日期。鲁长清对《厂房租赁合同》不予确认，但未提供证据予以反驳。四、除与上述本院认定事实不一致外，一审法院认定的其它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杨均与原超盛玻璃厂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二、杨均与何国强之间的法律关系？三、张应光作为原超盛玻璃厂的经营者是否需对杨均的死亡承担用工主体责任？四、何国强是否需对杨均的死亡承担法律责任？现根据二审查明的事实结合相关法律分析如下：一、关于杨均与原超盛玻璃厂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鲁长清主张杨均与原超盛玻璃厂存在劳动关系，根据上述解释规定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结合杨均家属的客观举证能力，本院认为鲁长清应对杨均与原超盛玻璃厂产生劳动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初步举证责任，如杨均入职过原超盛玻璃厂、受原超盛玻璃厂管理、为原超盛玻璃厂提供劳动、由原超盛玻璃厂发放过工资等等。鲁长清并未就杨均与原超盛玻璃厂产生劳动关系的基本事实进行举证，其仅根据何国强与杨均的亲属协商赔偿事宜过程中曾以原超盛玻璃厂股东身份以原超盛玻璃厂的名义进行协商，即推定杨均与原超盛玻璃厂存在劳动关系。而本案证据仅能证明何国强与张应光存在厂房租赁关系，没有证据证明何国强与张应光合作经营原超盛玻璃厂，也没有证据证明原超盛玻璃厂授权委托何国强代表原超盛玻璃厂处理杨均事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款“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规定，何国强以原超盛玻璃厂的名义协商杨均赔偿事宜对原超盛玻璃厂不发生法律效力，即不能认定原超盛玻璃厂曾与杨均亲属协商赔偿事宜，鲁长清推定杨均与原超盛玻璃厂存在劳动关系没有事实依据。综上，鲁长清对于杨均与原超盛玻璃厂存在劳动关系未能完成初步举证责任，无法认定杨均与原超盛玻璃厂存在劳动关系。二、关于杨均与何国强之间的法律关系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第二条规定：“具备法人条件的下列企业，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办理企业法人登记：（一）全民所有制企业；（二）集体所有制企业；（三）联营企业；（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五）私营企业；（六）依法需要办理企业法人登记的其他企业”；第三条规定“申请企业法人登记，经企业法人登记主管机关审核，准予登记注册的，领取《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取得法人资格，其合法权益受国家法律保护。依法需要办理企业法人登记的，未经企业法人登记主管机关核准登记注册，不得从事经营活动。”《个体工商户登记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有经营能力的公民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登记，领取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依法开展经营活动。”《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第二条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违反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的规定，从事无证无照经营。”根据上述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定，在我国从事经营活动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必须依法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取得营业执照。本案中，何国强个人租赁固定的经营场所开办小作坊经营玻璃印花加工，依法应申请工商登记并办理营业执照，但何国强并未申请工商登记以及办理营业执照，因此何国强不具备合法的市场经营资格。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规定具备合法经营资格的单位才属于合法的劳动用人单位，因此何国强亦不具备劳动用工主体资格。在此情形下，何国强聘请杨均在小作坊工作，并辩称双方之间为临时雇佣关系。对此本院认为，劳动关系与雇佣关系的主要区别在于法律关系主体的依附性以及法律关系的稳定性不同，劳动关系具有人身隶属性以及长期稳定性，雇佣关系则具有人身独立性以及临时性。本案何国强长期、持续、稳定地聘用杨均在固定的场所为其经营活动提供劳动，并对杨均进行用工管理，向杨均按月发放工资，双方之间符合劳动关系的本质特征，仅因何国强无营业执照用工导致双方之间不能成立劳动关系，参照《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六条以及《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一次性赔偿办法》第二条关于无营业执照用工为非法用工的规定，何国强聘用杨均构成非法用工。三、关于张应光作为原超盛玻璃厂的经营者是否需对杨均的死亡承担用工主体责任的问题。本院上述已认定无法认定杨均与原超盛玻璃厂存在劳动关系，故原超盛玻璃厂无需对杨均承担用工主体责任，张应光作为原超盛玻璃厂的经营者亦无需承担责任。四、关于何国强是否需对杨均的死亡承担法律责任的问题。非法用工存续期间，杨均在其自住的出租房内因煤气燃爆烧伤经治疗无效死亡，为非因工负伤死亡。对于合法用工职工非因工负伤死亡的，原广东省劳动厅制定的《广东省企业职工假期待遇死亡抚恤待遇暂行规定》明确规定企业应向遗属支付丧葬补助费、供养直系亲属一次性救济金、一次性抚恤金等死亡抚恤待遇，以给予遗属一定的经济补偿和精神安慰。对于非法用工职工非因工负伤死亡遗属是否享有死亡抚恤待遇，劳动法律法规和广东省地方性法规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均无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合理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本院认为，合法用工与非法用工中职工本质上均为付出劳动的劳动者，仅因用工主体存在违法行为导致不能建立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用工关系而形成非法用工关系，出于平等保护劳动者的劳动权益，避免违法用工主体从自身违法行为中受益，本着公平原则，本院认为非法用工职工非因工负伤死亡遗属理应参照合法用工享受同等的抚恤待遇，并且相关抚恤待遇应由非法用工主体承担。因此，何国强作为杨均的非法用工主体，应根据《广东省企业职工假期待遇死亡抚恤待遇暂行规定》向鲁长清承担抚恤待遇。《广东省企业职工假期待遇死亡抚恤待遇暂行规定》第十条第一款规定：“职工（含离退休人员）因病或非因工负伤死亡，发给丧葬补助费、供养直系亲属一次性救济金（或供养直系亲属生活补助费）、一次性抚恤金。丧葬补助费的标准：３个月工资（月工资按当地上年度社会月平均工资计，下同）；供养直系亲属一次性救济金标准：６个月工资；一次性抚恤金标准：在职职工６个月工资；离退休人员３个月工资。”上述三项抚恤待遇，丧葬补助费、一次性抚恤金不存在特定条件，死亡职工的遗属均可享受，鲁长清作为死者杨均的母亲享有该两项抚恤待遇，至于供养直系亲属一次性救济金，系给予由死亡职工供养的直系亲属的抚恤待遇，鲁长清是否享有该项抚恤待遇需根据鲁长清是否属于杨均供养直系亲属范围而定。广东省地方性法规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未对非因工负伤死亡职工供养直系亲属范围进一步加以规定，本院参照适用最相近的《因工死亡职工供养亲属范围规定》确定鲁长清是否属于杨均供养直系亲属范围。《因工死亡职工供养亲属范围规定》第二条第一款规定：“本规定所称因工死亡职工供养亲属，是指该职工的配偶、子女、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兄弟姐妹”；第三条第三项规定：“上条规定的人员，依靠因工死亡职工生前提供主要生活来源，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按规定申请供养亲属抚恤金：（三）工亡职工父母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5周岁的”。鲁长清为杨均的母亲，在杨均死亡时年满55周岁，参照上述规定，鲁长清属于杨均供养直系亲属范围，因此鲁长清享有供养直系亲属一次性救济金该项抚恤待遇。杨均于2019年死亡，因中山市未公布2018年度中山市社会月平均工资，可按2018年度广东省第二类片区（珠海市、佛山市、惠州市、东莞市、中山市、江门市）全口径从业人员月平均工资5626元计算鲁长清享有的各项抚恤待遇。经核算，鲁长清享有的各项抚恤待遇为丧葬补助费16878元（5626元/月×3个月）、供养直系亲属一次性救济金33756元（5626元/月×6个月）、一次性抚恤金33756元（5626元/月×6个月），以上合计84390元。事发后何国强已支付30000元，扣除已支付的款项，何国强还应向鲁长清支付抚恤待遇差额54390元（84390元-30000元）。另外，除上述抚恤待遇外，鲁长清请求的其他费用，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鲁长清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对于成立部分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部分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第二条、第三条、《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第二条、《个体工商户登记管理办法》第二条、《广东省企业职工假期待遇死亡抚恤待遇暂行规定》第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参照《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六条、《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一次性赔偿办法》第二条、《因工死亡职工供养亲属范围规定》第二条第一款、第三条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2019）粤2072民初15312号民事判决；二、何国强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鲁长清支付抚恤待遇差额54390元。三、驳回鲁长清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为5元，由鲁长清负担3元，何国强负担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鲁长清负担6元，何国强负担4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瑄审判员 卢俊辉审判员 王小红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李秀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