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3民终745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单海宏，男，1963年3月13日生，汉族，住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单海琴，男，1968年3月27日生，汉族，住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蒲凡凡，江苏苍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邱新伟，男，1971年9月22日生，汉族，住海南省海口。委托诉讼代理人：许著货，海南中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公信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徐州市金山桥开发区驮蓝山路1-1号。法定代表人：杨东升，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蒋蕊娜，江苏宜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徐工工程机械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徐州市金山桥开发区驮蓝山路1-1号。法定代表人：杨东升，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永春，该公司法务经理。上诉人单海宏、单海琴与被上诉人邱新伟、江苏公信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信公司）、江苏徐工工程机械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徐工租赁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徐州市云龙区人民法院（2019）苏0303民初29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上诉人单海琴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蒲凡凡，被上诉人邱新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许著货、被上诉人公信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蒋蕊娜，被上诉人徐工租赁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永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单海宏、单海琴上诉请求: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理由如下：因三被上诉人在受让合同签订前未如实告知上诉人该车辆未登记上牌，也未告知上诉人车辆不能登记上牌的风险，被上诉人明显违反合同义务，给上诉人带来的巨大损失应承担赔偿责任。一、上诉人未与被上诉人邱新伟谋面，所有合同内容都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公信公司、徐工租赁公司进行洽谈。受让涉案车辆后，上诉人发现邱新伟并未办理上牌登记，上诉人即向连云港市车辆登记机构申请上牌登记，但发现案涉车辆因规格超过国家标准不能登记上牌。上诉人找被上诉人协商，但双方未达成一致意见。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上诉人受让案涉车辆时未见过邱新伟，因此对于该车辆是否上牌并不知情，也无法与其核实车辆上牌情况。案涉车辆属上牌照产品，又系徐工租赁公司参与受让，上诉人有理由相信案涉车辆是已登记上牌的，即使未登记上牌也是能够登记上牌的。公信公司受让徐工租赁公司对于邱新伟的债权，自然也应承受其责任义务。上诉人在受让案涉车辆时，公信公司和徐工租赁公司均未明确告知上诉人案涉车辆未上牌登记，也未向上诉人发送《风险告知书》和书面提示。徐工租赁公司虽然在2011年已向邱新伟发送《风险告知书》和书面提示，但不能排除公信公司和徐工租赁公司在上诉人受让案涉车辆时向上诉人告知风险的义务。上诉人亦未向被上诉人承诺“在承租设备前已落实了能否上牌的情况，若设备无法上牌，仍自愿承租，其相关责任由用户本人承担…”。该风险告知书是作为邱新伟所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的附件与合同具有同等效力。但公信公司和徐工租赁公司未向上诉人出示。车辆是否能够登记上牌是上诉人选择是否以约定价格受让该车辆的重要因素，如果明知该车辆不能登记上牌，上诉人将不会选择受让该车辆。因此，被上诉人违反了诚信原则和合同告知义务，剥夺了上诉人的选择权。二、根据上诉人与邱新伟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权利义务转让协议》第二条约定：“车辆的过户手续由上诉人与邱新伟自行完成……”，指的是邱新伟已完成登记上牌后，将物主姓名变更的手续由其和上诉人完成，此种情况下才与公信资产公司无关。但事实是，邱新伟并未登记上牌。既然未上牌，办理过户就无从谈起。因此，上诉人在受到被上诉人欺瞒之下办理登记上牌手续的协助义务仍然应由公信公司和徐工租赁公司承担。三、《融资租赁合同权利义务转让协议》第四条约定：“…租金支付完毕后，融资租赁合同中的租赁设备的所有权归上诉人所有。”现云龙区人民法院做出的（2018)苏0303民初2992号民事判决书认为“上诉人应向被上诉人支付720万元的租金…”被上诉人已按该判决申请执行。上诉人如果按照判决书履行，依据转让协议的约定，案涉车辆的所有权应归属上诉人。根据《机动车管理办法》第十五条和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汽车交易市场管理的暂行规定》对机动车产权的转移有特殊要求，以及《物权法》关于机动车所有权的规定，机动车属于特殊动产，采用的是登记公示原则。《合同法》第六十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上诉人以800万元的价格受让案涉车辆是基于该车辆是可以正常登记上牌、办理过户。因此，被上诉人协助上诉人办理车辆登记上牌是其法定义务，应当履行，否则应承担违约责任。虽然因政策原因导致案涉车辆无法登记上牌，但上诉人对此并无过错，所产生的后果不应由上诉人一方承担。案涉车辆因不能登记上牌，无法正常营运，一直闲置至今，给上诉人造成巨大损失。被上诉人邱新伟辩称,一、涉案《融资租赁合同权利义务转让协议》第二条明确约定，车辆的过户手续由邱新伟和单海宏自行完成，显然，在签署合同时上诉人就已经知悉涉案车辆需要办理过户手续至其名下的事实，且从该约定的字面意思上可知，在签署合同时车辆并没有办理登记在邱新伟名下。所以上诉人主张隐瞒与事实不符，涉案车辆系上诉人从海南交接后自行开回江苏，此时车辆是否上牌从外观上可以看出，且所有车辆相关资料也一并随车移交给了上诉人。作为购买方，其应当了解该车辆是否办理、是否能够办理过户，而不是在时隔五年之久向被上诉人主张所谓的违约赔偿责任，况且在长达五年之久的时间里，上诉人从未向邱新伟提及过需要邱新伟协助配合办理过户手续之事，所以对于涉案起重机不能办理过户的责任，应当由怠于行使权利的上诉人自行承担。二、上诉人主张应将车辆先过户至邱新伟名下，再办理至其名下，没有合同和法律依据，协议并未约定邱新伟负有协助配合上诉人办理过户手续的义务。上诉人在购买涉案起重机时就知道涉案起重机没有办理上牌。三、上诉人主张的损失和违约金金额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上诉人无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存在违约，其主张因违约所遭受的220万的损失和80万元违约金没有前提基础。其次，涉案转让协议中并未明确约定损失和违约金的具体计算方法，而上诉人也没有提供任何其所遭受220万损失和80万元违约金的证据以及计算依据。再者，涉案转让协议从签订至今已长达五年半时间。如果车辆不能办理上牌登记手续，上诉人应向被上诉人主张，同时积极采取避免损失扩大的措施。根据上诉人在（2018）苏0303民初6264号案中提交的（2018）苏0303民初2992号案件的开庭笔录可知，上诉人早在2014年的7月份就向公信公司提出车辆不能上牌，并要求帮助办理的请求，但上诉人在公信公司主动提出收回车辆的情况下，却坚持要求使用车辆，显然此时上诉人就已经知悉涉案起重机不能办理上牌，且上诉人自己要求在不能上牌的情形下继续使用起重机，故上诉人如遭受损失，也应由其自行承担。最后，根据公信公司所提供的证据，上诉人对于涉案起重机一直是处于使用的状态且获得收益，不存在遭受损失的情形。四、本案是已经生效裁判文书处理过的案件，上诉人是两次起诉，两次上诉，且其中一次上诉后又撤回，明显是属于滥用诉权，浪费司法资源，应当对其进行处罚。五、上诉人民事上诉状中的签字与其在民事起诉状以及本案中所签署的其他文件的签名明显不同，无法确认上诉是否系其真实意思表示。被上诉人公信公司辩称，一、本案中《融资租赁合同权利义务转让协议》是对原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债务的转让，转让行为是在上诉人与邱新伟之间发生，公信公司作为债权人，对债务转让行为同意，且在协议中约定车辆过户由单海宏与邱新伟自行完成。不论从法律规定还是合同约定，公信公司都不负有告知义务。二、在（2018）苏0303民初2992号以及（2018）苏0303民初6264号民事判决书中分别认定，公信公司对案涉起重机上牌照不负任何责任。三、涉案车辆自从融资租赁交付于被上诉人邱新伟后，一直控制在邱新伟处，车辆的交付是单海宏与邱新伟双方自行在海南完成的，公信公司并未参与交车过程。单海宏作为债务的受让方，应当对涉案车辆进行审慎的验收义务，车辆是否上牌在当时就可以看出来，单海宏在接收当时并未提出异议，说明单海宏签订转让协议时，就明知车辆未上牌。另外在（2018）苏0303民初2992号案件的开庭笔录中，上诉人陈述应当由其自己上牌。四、在签订原融资租赁合同时，徐工租赁公司向邱新伟发送了风险告知书以及书面提示。作为融资租赁合同的附件，与融资租赁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且在2011年案涉车辆满足上牌条件，徐工租赁公司向邱新伟提供了上牌所需的发票、合格证等。五、合同法第42条是缔约过失责任的规定，上诉人与公信公司之间并不适用这一法律规定。首先在《融资租赁合同权利义务转让协议》中，公信公司仅是作为债权人对转让行为予以同意，其并不是转让行为的主体。其次，涉案转让协议，经（2018）苏0303民初2992号民事判决确认合法有效，且已经实际履行，不存在合同不能成立或者无效的法律情形，因此本案不应适用该条款。六、关于汽车交易市场管理的暂行规定，适用的范围是针对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汽车交易市场管理暂行规，是为制止非法转手倒卖二手车辆活动制定的，并不适用于本案。本案是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债务转让，并非二手车辆的买卖，不符合该规定的适用对象。该暂行规定是管理性规定，并非效力性法规。被上诉人徐工租赁公司辩称，徐工租赁公司并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邱新伟之间融资租赁合同权利义务转让协议的合同相对人，上诉人要求徐工租赁公司承担责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单海宏、单海琴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邱新伟、公信公司、徐工租赁公司赔偿单海宏、单海琴涉案车辆不能办理上牌的损失220万元、违约金80万元，共计300万元；2、诉讼费用由邱新伟、公信公司、徐工租赁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7月9日，徐工租赁公司（出租人、甲方）与邱新伟（承租人、乙方）签订《融资租赁合同》（合同编号XGRZ-01-201107-0401）一份。合同第一条约定，甲方根据乙方对出卖人和租赁设备的选择，向出卖人购买租赁设备，并出租给乙方使用的设备为徐工牌全地面起重机壹台，规格型号为QAY300，设备金额为1170万元。合同第七条约定，承租期内，租赁设备的所有权属甲方，乙方仅有使用权。根据我国目前的机动车辆上牌照管理规定，为保证乙方使用方便，该租赁设备直接以乙方的名义上牌照，一切费用由乙方承担，但租赁设备所有权并不因此转移给乙方。合同第九条约定，租赁设备为机动车，乙方应在其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交管部门以乙方名义进行租赁设备的登记、上牌。同时，徐工租赁公司出具《风险告知书》，内容包括：鉴于在个别地区存在起重机产品无法上牌照现象，对此，请您在签订融资租赁合同前，首先落实能否办理上牌手续，对无法上牌照的风险要有一定的认识和防范，避免自己的切身利益受到损害。用户承诺，在承租设备前已经落实了能否上牌的情况，若设备无法上牌，仍自愿承租，其相关责任由用户本人承担，徐工租赁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邱新伟在风险告知书中签字。2014年2月28日，单海宏（乙方、受让人）、单海琴（丙方、保证人）与邱新伟（甲方、出让人）、公信公司（丁方、债权人）签订《融资租赁合同权利义务转让协议》一份，约定：邱新伟于2011年7月9日与徐工租赁公司签订《融资租赁合同》（合同编号：XGRZ-01-201107-0401，发动机号：542.947-00-701082，车辆识别代号：LXGEPA801BA003520），2012年12月徐工租赁公司与公信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将《融资租赁合同》项下对甲方享有的主债权以及从权利依法转让。现因甲方经营等原因，经过与乙方友好协商，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达成如下协议，以资信守：一、甲方将与徐工租赁公司于2011年7月9日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QAY300汽车起重机一台的权利义务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受让，乙方提供担保人丙方在本协议签订后，为乙方提供连带担保责任。二、本转让协议经债权人公信公司盖章同意后生效，车辆的过户手续由甲方和乙方自行完成。甲方缴纳的履约保证金585000元已由丁方扣除，不再折抵租金。三、本协议签订后，乙方向债权人公信公司履行偿还原融资租赁合同中的租金的义务，并保证不得违约，本协议为原融资租赁合同（合同编号：XGRZ-01-201107-0401）的补充协议，与原租赁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四、转让条件：截止至2013年10月25日，依据上述融资租赁合同约定，甲方欠付逾期租金5375213元，逾期利息677079元，未到期租金7038275元，以上共计13090567元；现四方达成协议由甲方自愿承担140万元，乙方自愿承担800万元还款义务。租金全部支付完毕后，融资租赁合同中的租赁设备的所有权归乙方享有。丁方自愿为丙方履行本协议提供连带担保责任。五、违约责任：各方同意，如果一方违反其在本协议中所作的陈述、保证、承诺或任何其他义务，致使其他方遭受或发生损害、损失等责任，违约方须向守约方赔偿因此遭受的一切经济损失。合同落款处邱新伟、单海宏、单海琴均签字、捺印；公信公司盖章，其中邱新伟签字日期为2014年1月27日，单海宏、单海琴签字日期为2014年2月28日。同时，公信公司（债权人、甲方）与邱新伟（主债务人、出让人、乙方）、单海宏（主债务人、受让人、丙方）及单海琴（担保人、丁方）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对于上述《融资租赁合同权利义务转让协议》内容进行了确认，另约定：丙方保证按照本协议的约定支付款项，不得违约，如违约，甲方有权采取以下措施中的一种或几种要求丙方承担违约责任：包括丙方如没有按本协议履行支付义务，作为处罚，应按照协议总额的10%支付违约金。上述协议签订后，邱新伟按约向公信公司支付140万元，案涉车辆交付单海宏，之后单海宏共支付租金80万元。因单海宏拖欠租金，公信公司于2018年5月23日诉至一审法院，要求单海宏及其配偶石丽霞支付租金720万元、违约金94万元，单海琴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单海宏、石丽霞、单海琴在该案中抗辩称因国家出台相关政策，涉案车辆不符合上牌照条件，至今无法上牌，严重影响了其生产经营，因此不应支付这么多租金，请求公信公司为其上牌，继续履行合同。一审法院经审理后于2018年9月20日作出（2018）苏0303民初2992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认定公信公司对案涉起重机上牌照事宜不负责任，单海宏以案涉起重机不能上牌照为由拖欠租金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判决单海宏、石丽霞向公信公司支付租金720万元及违约金80万元，单海琴承担连带责任。因单海宏、单海琴、石丽霞不服该判决上诉至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后因未在规定时间内缴纳上诉费，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该案按自动撤回上诉。2018年10月29日，单海宏、单海琴将邱新伟、公信公司诉至一审法院，要求邱新伟、公信公司履行协助办理涉案车辆上牌登记义务。一审法院于2018年12月19日作出（2018）苏0303民初6264号民事裁定书，该裁定认为单海宏、单海琴自认车辆不能上牌照的原因系车辆规格超过国家标准，不符合上牌照条件，暂时无法上牌照，但可以申请临时牌照，因涉案车辆目前不符合上牌照条件，即使邱新伟、公信公司予以协助，也不能达到上牌照目的，故单海宏、单海琴要求邱新伟、公信公司协助办理上牌手续，暂不予理涉，因此裁定驳回单海宏、单海琴的起诉。裁定作出后，单海宏、单海琴上诉至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后因单海宏、单海琴撤回上诉，徐州市中人民法院裁定准许撤回上诉。另查明，在（2018）苏0303民初2992号案件的庭审笔录中，单海宏、单海琴称“我们买的时候是允许上牌的，到后来买到我们手里是不允许上牌”、“2014年4月份买过车后去找公信公司开发票，提供合格证，后来到了车管所，车管所称查不到公告，说是假的”。本案庭审中，单海宏、单海琴亦认可购买涉案车辆时知道车辆没有上牌。单海宏、单海琴另称其不认识邱新伟，与邱新伟未见过面，其是和徐工租赁公司、公信公司洽谈车辆转让事宜的。一审法院认为，涉案《融资租赁合同》、《债权转让协议》、《融资租赁合同权利义务转让协议》及《人民调解协议书》已被生效法律文书确认为合法、有效，各方均应按照约定履行各自义务。本案中，单海宏、单海琴基于《融资租赁合同权利义务转让协议》要求邱新伟赔偿损失220万元、违约金80万元。首先，单海宏、单海琴未提供证据证明车辆不能上牌的事实和原因，以及单海宏、单海琴因此而产生的相关损失。其次，根据单海宏、单海琴在（2018）苏0303民初2992号案件的庭审笔录中的陈述，单海宏、单海琴认可受让涉案车辆时是可以上牌的，只是接收车辆后因其他原因导致无法上牌，故即便涉案车辆无法上牌事实存在，邱新伟作为转让人在转让车辆时并不存在过错，故不应认定邱新伟存在违约行为。最后，单海宏、单海琴于2014年4月便得知涉案车辆无法办理上牌手续，单海宏、单海琴于2019年5月诉至一审法院要求邱新伟、公信公司、徐工租赁公司赔偿损失，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故单海宏、单海琴要求邱新伟承担责任，不予支持。单海宏、单海琴要求公信公司承担责任，根据双方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权利义务转让协议》中约定，车辆的过户手续由邱新伟与单海宏之间自行完成，且公信公司只是作为债权人同意债务的转让，故单海宏、单海琴要求公信公司承担责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单海宏、单海琴要求徐工租赁公司承担责任，因徐工租赁公司并非《融资租赁合同权利义务转让协议》的合同相对人，单海宏、单海琴要求其承担责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遂判决驳回单海宏、单海琴的诉讼请求。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邱新伟应否承担违约责任的问题。首先，涉案《债权转让协议》中仅载明：“车辆的过户手续由甲方（邱新伟）和乙方（单海宏）自行完成”，但并未明确车辆如因客观原因不能上牌的责任由邱新伟承担，上诉人单海宏、单海琴亦未举证证明车辆不能上牌系因邱新伟不予配合造成。其次，单海宏、单海琴并未举证证明因车辆不能上牌而实际产生了损失。再次，在（2018）苏0303民初2992号案件的庭审笔录中，单海宏、单海琴称“我们买的时候是允许上牌的，到后来买到我们手里是不允许上牌”，可见，在订立合同阶段邱新伟并不存在故意隐瞒车辆不能上牌等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情形。综上，一审法院不支持单海宏、单海琴要求邱新伟承担车辆不能上牌的违约责任的诉请，并无不当。关于公信公司、徐工租赁公司应否承担违约责任的问题。公信公司系《融资租赁合同权利义务转让协议》的债权人，仅作为债权人同意单海宏与邱新伟之间的债权转让，其不负有车辆上牌相关义务及风险告知义务。单海宏虽主张其是与徐工租赁公司之间进行洽谈，但徐工租赁公司并非《融资租赁合同权利义务转让协议》的合同相对人，故上诉人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亦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故对上诉人的该项上诉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单海宏、单海琴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800元，由上诉人单海宏、单海琴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 超审 判 员  孙守明审 判 员  陈 禹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  王 夏书 记 员  王俞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