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8民终168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何宝生，男，1955年2月28日出生，汉族，住淮安市淮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玲，江苏法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倪朋邱（曾用名邱海龙），男，1972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淮安市淮安区。上诉人何宝生因与被上诉人倪朋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淮安市淮安区人民法院（2019）苏0803民初20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何宝生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由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2013年8月13日，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20.9万元是上诉人接受被上诉人的委托代为向薛某支付10万元、向王国元支付2万元、向文淳支付8万元。上诉人一审中提交了人员工资名单，能够说明上诉人是被上诉人的工作人员，上诉人支付款项的行为是职务行为，无需书面委托凭证。上诉人一审中提交收条、领款凭证能够证明上诉人是接受被上诉人委托支付20.9万元。2.一审中上诉人提交2016年12月31日、2017年12月31日星月润晨人员工资名单中，已明确注明“息款”。如果被上诉人已归还该笔借款，应当收回借条原件或者让上诉人出具收条等相关还款凭证，现借条原件仍在上诉人处，且上诉人一直在归还利息，说明借款未还的事实。综上，一审判决对于20.9万元为委托付款的事实认定错误。倪朋邱辩称：1.上诉人提供的2013年8月2日领付款凭证、2009年9月12日收条，均在被上诉人给付上诉人20.9万元及20.8万元之前，上诉人未收到被上诉人给付款项之前不可能自行垫资向他人支付款项。如果上诉人陈述属实，其作为被上诉人雇佣的会计，应当将三份凭证入账，而不是在离职时将三份凭证带离，其行为明显违背常理。2.上诉人提供2016年星月润晨项目人员工资表草稿虽有息款二字，但没有得到被上诉人的签字确认。2017年星月润晨项目工资表虽有息款二字，但该份证据是工资表，内容载明的为相关人员工资情况，出现与工资无关的内容，比如“息款”明显不符合常理。而且上诉人作为制作人及保管人添加“息款”二字完全具备便利条件，该份证据属于篡改的证据。正因为上诉人负责发放现金，其才有机会利用职务之便多领取工资。3.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陈述被上诉人利息是一年支付一次，但王玲陈述上诉人有时半年支付一次利息，有时几个月拿一次。上诉人在2016年之前工资平均三千多元每月，每月领取一千元左右的生活费，剩余工资春节前结算，但其每月需支付给王玲的利息就高达3000元，所以上诉人并不具备垫付利息的经济实力。4.本案系上诉人恶意提起的虚假诉讼，其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何宝生一审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倪朋邱立即归还借款本金19.1万元，并承担借款利息（利息按借款本金19.1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1.5%，自2018年1月24日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2.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由倪朋邱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8年起何宝生为倪朋邱骋请的会计，何宝生、倪朋邱之间素有借贷事实发生。2014年1月23日倪朋邱因工程需要向何宝生借款20万元，倪朋邱立借据一份给何宝生，内容为：“借条今借何宝生人民币贰拾万元整，时间一年，利息壹分五，1.5%借款人倪朋邱2014年1月23日”，当日何宝生给付倪朋邱款19.1万元，后倪朋邱分别于2015年6月20日、2015年7月31日、2015年9月9日、2015年9月25日各给付何宝生本金5万元，合计20万元并支付了利息。何宝生以2016年及2017年倪朋邱仍然各支付利息3.6万元，认为倪朋邱分别于2015年6月20日、2015年7月31日、2015年9月9日、2015年9月25日各给付何宝生本金5万元，合计20万元系支付其他借款，本案所涉借款并未归还为由诉至一审法院。一审另查明：2012年4月26日经何宝生手倪朋邱向王玲借款20万元；2013年3月25日倪朋邱曾向何宝生借款20万元；2013年8月13日倪朋邱归还何宝生款20.9万元；2013年10月8日倪朋邱归还款20.8万元；2016年、2017年底曾各支付过何宝生3.6万元。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何宝生、倪朋邱对经过何宝生手发生了2012年4月26日向王玲借款20万元、2013年3月25日倪朋邱向何宝生借款20万元及2014年1月23日倪朋邱向何宝生借款20万元的事实不表异议，对倪朋邱分别于2013年8月13日、2013年10月8日、2015年6月20日、2015年7月31日、2015年9月9日、2015年9月25日给付何宝生款20.9万元、20.8万元、5万元、5万元、5万元、5万元不表异议，对2013年10月8日倪朋邱归还20.8万元用于归还2013年3月25日的借款不表异议，予以认定。双方对2013年8月13日倪朋邱给付何宝生20.9万元及2015年分四次给付的20万元发生争议，倪朋邱认为20.9万元是归还2012年4月26日的借款，2015年分四次归还的20万元归还的是2014年元月23日的借款，何宝生认为收到倪朋邱2015年分四次给付的共20万元是支付的2012年4月26日的借款，收到倪朋邱给付的20.9万元是接受倪朋邱的委托代为向薛某支付8万元、向王国元支付2万元、向文淳支付10万元，一审审理过程中倪朋邱不认可其委托何宝生将20.9万元支付给薛某8万元、王国元2万元、文淳10万元，何宝生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倪朋邱上述委托事项，何宝生提供的领款凭证两份、收条一份不能充分证明何宝生接受倪朋邱委托向他人支付20万元的事实。待何宝生有证据时可另行主张。同时何宝生举证2016年、2017年倪朋邱分别给付何宝生3.6万元，说明倪朋邱2016年、2017年还再支付20万元的利息，何宝生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倪朋邱分别于2016年、2017年各支付的3.6万元为支付20万元的借款利息款。故何宝生的主张不能成立，倪朋邱辩称的已归还了全部款项予以采信。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二款、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何宝生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767元，由何宝生负担。二审中，上诉人何宝生为证明其主张提供：1.王国元、文淳分别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两笔款项是受被上诉人委托上诉人支付，三笔款项均是现金交付。2.上诉人农商行交易明细，证明2017年1月26日唐红梅（系被上诉人会计）转入上诉人账户3.6万元，支付的是诉争借款2016年全年的利息；3.大宇公司进账单4张，证明分别于2013年1月21日、2014年1月24日、2015年9月25日、2016年2月4日进账71874.67元，从2012年至2015年四年大宇公司返还的质量保证金扣除每年的全年利息（包括被上诉人及王玲的借款），剩余部分返还给被上诉人；4.话费等日常支出凭证共计10张，证明日常话费支出是5286元；其他支出票据共计9张，合计金额2142元，用于印证20.9万元中9000元系用于日常开支。被上诉人倪朋邱发表质证意见为：1.两份证明无法证明是本人所写，而且三笔款项是由被上诉人分期提取现金给上诉人由其支付给三人。2.对于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但系上诉人利用职务之便做假账欺骗被上诉人，骗取工资，该笔款项是工资钱。3.对于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但上诉人扣除了多少利息不清楚，上诉人确实扣过利息，只是扣除2012年最后一个季度的利息。对于证据4，款项是被上诉人给上诉人用于日常开支，但并非来源于20.9万元。被上诉人倪朋邱提供如下证据：1.2016年、2017年星月润晨人员工资表原件，何宝生工资一栏的后面并没有注明息款两字，证明息款二字是上诉人自行添加的，不存在后期给付利息的情况。2.被上诉人农商行银行流水，证明被上诉人的资金来往比较频繁，账户不缺资金。3.被上诉人先是主张三笔款项均是其提取的现金，无法提供证据。后提供微信聊天记录一份，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出被上诉人与薛某之间的往来，被上诉人总计欠薛某七十多万元电箱工程款，款项付给薛某的表姐王征军，2013年4月19日付给王征军10万元，5月24日付给王征军10万元，并提供被上诉人农商行银行流水印证该付款情况。因为薛某欠王征军75万元，所以被上诉人就按照薛某的指示将款项打给王征军。上诉人所主张的委托付款应当就是针对2013年4月19日或者2013年5月24日中的一笔10万元，并申请证人薛某出庭作证。薛某到庭陈述被上诉人付款，都是汇入王征军的银行卡上。2013年8月2日领款凭证是其本人签名，其从来没有领取过现金，每次领款都要先出具领款条，然后再给倪朋邱审批，其都是在詹会计处办的领款手续。上诉人发表质证意见为：对于证据1，这两份工资表系上诉人制作，因为被上诉人与他人合伙，上诉人在草稿上会注明“息款”，但是不方便给其他人看，所以在正式文本上就不会注明“息款”两字。上诉人一审中提供的草稿也是原件。对于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联性。对于证据3，真实性由法庭核实，且与本案无关联性。被上诉人陈述其付款给王征军的时间分别是2013年4月19日、203年5月14日，而上诉人陈述委托付款领款凭证为2013年8月2日，该款项与被上诉人陈述并非是同一笔。本院的认证意见为：对于上诉人何宝生提供的证据2、3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证据1，上诉人表示证明人无法到庭接受调查，故该证据真实性无法核实，不予采信；对于证据4，部分票据反映于上诉人收到20.9万元之前所支出，上诉人表示存在由其先行垫付的情况，不符合常理，且金额与9000元不相吻合，不具有上诉人主张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对于被上诉人倪朋邱提供的证据1、2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证据3，与薛某证言相互印证，可以证明薛某款项系通过被上诉人转账支付。经审查，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一审中上诉人提供2013年8月2日薛某领取10万元的领款凭证，领款人处注明薛某（王正军）。一审中上诉人提供2017年12月31日星月润晨人员工资名单草稿，最下行载明何宝生息款月3000，合计36000元，有被上诉人签名。一审中上诉人提供2016年12月31日星月润晨人员工资名单，最下行载明何宝生月3000，注明20万息款从账上走，没有被上诉人签名。而被上诉人二审中提供的记账凭证中上述两份名单上没有“息款”字样。一审中，上诉人提供了其银行卡流水，显示2013年8月13日被上诉人向其转账20.9万元后，其分别于2013年8月26日取款2000元、2013年8月28日现金支取3万元，2013年9月11日、9月13日分别向何栋梁、蒋苏明转账5000元、20万元，2013年10月8日收到被上诉人汇款20.8万元后，于2013年10月17日向詹晶友转账40万元。上诉人陈述，该银行流水中无法找出受委托打款的20万元现金取款情况，系从其他卡取款。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对2013年8月13日被上诉人倪朋邱向上诉人何宝生转账20.9万元，是否系上诉人受被上诉人委托向案外人薛某付款10万元、向王国元付款2万元、文淳付款8万元，诉争20万元借款有无偿还。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关于2013年8月13日被上诉人倪朋邱向上诉人何宝生转账20.9万元，是否为上诉人受被上诉人委托向案外人薛某付款10万元、向王国元付款2万元、文淳付款8万元。上诉人主张上述委托付款均是提取现金支付，而二审中薛某到庭明确其款项均由倪朋邱按其指示转账至王征军账户，一审中上诉人提供的2013年8月2日薛某领取10万元的领款凭证，领款人处注明薛某（王正军），与二审中被上诉人提供的银行流水、微信聊天记录相互印证。而根据上诉人的银行账户明细反映，其收到被上诉人20.9万元后并没有上述主张的三人支取记录，反而是转账给何栋梁、蒋苏明、詹晶友等人，上诉人也未提供证据证明代被上诉人支付给三人的款项来源，故被上诉人主张2013年10月8日20.8万元系归还2013年3月25日20万元借款、2013年8月13日20.9万元系偿还2012年4月26日20万元借款、2015年4笔合计20万元系偿还诉争20万元借款具有高度盖然性。2016年、2017年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处担任会计，工资名单系其制作，工资表上其余人员发放均为工资的情况下，单将被上诉人借款的利息列入工资表进行记账不符合常理，且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上述两年的工资明细，并无列支利息一项，故以该工资名单不足以证明被上诉人所主张借款未偿还的事实。综上，本院认定诉争借款已经偿还。综上所述，上诉人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767元，由何宝生负担（已付）。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孙宪腾审判员  马作彪审判员  朱 佩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屠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