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3799号上诉人（原审互为原、被告）：张玉春，男，1961年12月11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东城区。被上诉人（原审互为原、被告）：华开世纪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丰管路16号9号楼5001。法定代表人：秦树岩，经理。上诉人张玉春与被上诉人华开世纪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开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6民初363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玉春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我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保证函是我与华开公司建立劳动关系的保证，我按照保证函完成了华开公司安排的法定代表人的工作，进行了劳动，华开公司就应履行保证函按月支付拖欠我的工资、社会保险费和公积金，并向我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基本生活保障费及补偿金，为我办理解除劳动合同手续。华开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答辩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张玉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我与华开公司于2017年8月1日至2018年11月29日存在劳动关系；2.华开公司支付我2017年8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拖欠工资30,000元；3.华开公司支付我2018年5月1日至2018年11月30日拖欠工资、社会保险费、公积金费用128,000元；4.华开公司支付我2017年9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216,000元；5.华开公司支付我2018年12月1日至2019年7月31日北京市基本生活保障费每月2200元，合计17,600元；6.华开公司与我办理解除劳动合同手续；7.华开公司支付我补偿金18,000元。华开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我公司与张玉春于2017年8月1日至2018年10月26日不存在劳动关系；2.我公司无需支付张玉春2017年8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工资差额30,000元；3.我公司无需支付张玉春2018年6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工资差额6000元；4.我公司无需支付张玉春2018年7月1日至2018年10月26日工资69,724.14元；5.我公司无需支付张玉春2018年4月30日至2018年7月31日未签订劳动合同工资差额54,000元；6.我公司无需向张玉春出具离职证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华开公司由华兴泰丰中材国际贸易进出口有限公司于2018年8月23日变更名称而来，为山东华拓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拓公司）的唯一股东。张玉春于2017年8月4日至2018年11月28日期间担任华拓公司法定代表人。2018年10月29日，华拓公司股东决定显示其股东华开公司作出免去张玉春执行董事及经理资格，重新选举王晓斌为执行董事并为法定代表人的决定；并于同日修改公司章程第一章第3项公司法定代表人姓名为王晓斌。2018年11月7日，华开公司杨君通过微信向张玉春发送证明，证明内容为：“张玉春先生自2017年8月起至本证明出具之日止，因家庭原因未在我公司上班，也未对我公司进行管理。”落款为华拓公司，张玉春微信答复要求将“因家庭原因于2017年8月18日提出辞职，未在我公司上班”加上。同日，张玉春通过微信向韩连玉发送证实材料，材料内容为：“我是华拓公司董事长，张玉春于2017年8月18日因在北京家中照顾老人，特辞去法定代表人，并连续几天多次向我提出不做华拓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我向北京总公司领导进行了汇报，转达了张玉春本人的意愿，同时我答应了张玉春的要求，尽快更换华拓公司新的法定代表人。因要变换的企业法人王旭红身份信息暂时不符合办理工商执照法定代表人的要求，一直在等，而张玉春多次催我办理此事，到了2018年1月15日我向张玉春保证过了春节2018年2月份，给他在华拓公司更换新人。”韩连玉签字并落款2018年10月23日后微信回传给张玉春。2018年11月29日，华拓公司将法定代表人由张玉春变更为王晓斌。2019年4月29日，张玉春向北京市丰台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员会）提出本案前置仲裁申请，要求确认自2017年8月1日至2019年4月29日与华开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华开公司支付其2017年8月1日至12月31日工资差额30,000元、2018年6月1日至11月30日工资、社会保险费用及公积金108,000元、2017年9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216,000元、2018年12月1日至2019年4月29日北京市基本生活保障费12,600元、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18,000元、为其出具解除劳动合同证明。2019年7月17日，仲裁委员会作出京丰劳人仲字[2019]第3360号裁决书，裁决张玉春与华开公司于2017年8月1日至2018年10月26日存在劳动关系，华开公司支付张玉春2017年8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工资差额30,000元、2018年6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工资差额6000元、2018年7月1日至2018年10月26日工资69,724.14元、2018年4月30日至2018年7月31日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54,000元，为张玉春出具离职证明，并驳回的张玉春的其他仲裁请求。张玉春与华开公司均不服仲裁裁决结果，起诉至法院。张玉春表示，华拓公司董事长韩连玉为其多年朋友，2017年7月末告知其华拓公司法定代表人不干了，让其做法定代表人，其当时就提出让主管公司出具保证函，后各项手续办完，韩连玉又告知出不了保证函，其便于同年8月18日提出辞职，但之后法定代表人一直没有更换；2018年1月22日，华开公司需要华拓公司作担保，需要其签字，为其出具了保证函，保证函内容为“华开公司为华拓公司的控股股东。自2017年8月1日起，我公司任命张玉春先生为华拓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每月工资为税后18,000元，在职期间，工资由我公司支付，并由我公司在北京市为其缴纳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我公司指派张玉春在华拓公司开展的经营活动出现的一切经济风险和法律责任均由我公司承担，与其法定代表人无关。非为华开公司及华拓公司的公司利益，张玉春个人以华拓公司名义办理的业务，出现的一切经济风险和法律责任均由张玉春本人承担。华拓公司为华开公司担保2.5亿信托资金的行为由我公司授权，所产生的风险由我公司承担，与华拓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玉春无关。”因其在其他公司缴着社会保险，就没有为其缴纳，按每月2000元支付其费用。张玉春主张，其受华开公司委派至华拓公司担任法定代表人，平时在北京家中，刚开始担任法定代表人时在山东待了将近20天；2017年12月10日又至山东待了3天，办理了银行开户及相关业务；2018年1月至山东10多天，办理了银行贷款，后再未至华拓公司。张玉春就其与华开公司于2017年8月1日至2018年11月29日存在劳动关系的主张提交保证函、微信记录、开户及销户手续、机票、短信等为证。其中，中国光大银行销户申请书记载华拓公司的经办人为**。华开公司对保证函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对该主张不予认可，表示张玉春系与华拓公司董事长协商担任华拓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且张玉春因家庭原因自2017年8月18日提出辞职，从未向华拓公司提供劳动，张玉春与华拓公司系以完成一定工作为目的的劳务关系，与华开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张玉春主张其每月税后工资18,000元，另享有每月2000元的五险一金费用，现华开公司仍欠付其2017年8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工资差额30,000元、2018年5月1日至2018年11月30日工资及五险一金费用128,000元，就此主张提交银行流水为证。银行流水记载，李珊珊于2017年12月5日向张玉春转账30,000元；华拓公司分别于2018年2月12日、3月22日、4月25日、5月28日向张玉春各转账20,000元，另于7月2日向张玉春转账支付12,000元；**于2018年12月4日向张玉春转账支付劳务费30,000元、五险一金补助款10,000元。张玉春表示李珊珊系华拓公司的出纳，**系华开公司的财务人员。华开公司对银行流水的真实性不持异议，表示**同时担任华开公司与华拓公司的财务人员，这些钱款均为华拓公司支付的劳务费。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本案中，双方争议焦点在于张玉春与华开公司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张玉春主张其与华开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主要证据为华开公司出具的保证函。根据双方陈述及均认可的证据，该保证函出具的背景系张玉春在辞去法定代表人未果的情况下，因华开公司要求华拓公司担保，需张玉春签字，于2018年1月22日为其出具。内容中记载的由华开公司任命张玉春担任华拓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情况，与双方当庭均认可的张玉春系因与华拓公司董事长韩连玉私人关系受邀担任法定代表人的事实存在出入。且张玉春认可其有缴纳社会保险的单位，华开公司并未按照保证函所述在北京为其缴纳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现亦无充分证据证明华拓公司的转账行为系代替华开公司向张玉春支付工资。故保证函无法作为充分证据证明张玉春与华开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劳动关系是劳动者基于从属关系，向用人单位提供职业性的劳动，由用人单位给付劳动报酬所形成的法律关系，其最核心的判断标准为是否具有从属性。张玉春在其主张的与华开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期间，仅协助华拓公司办理工商登记与银行开户、销户、贷款业务，其余时间均在北京家中。张玉春在此期间仅担当法定代表人身份，无需上班，无需遵从华开公司各项劳动规章制度，不接受华开公司的日常管理，未实际向华开公司提供劳动，难以认定其与华开公司之间具有从属关系。故双方并未形成实际的用工关系。因此，对张玉春关于其与华开公司于在2017年8月1日至2018年11月29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主张，法院不予采信。对张玉春基于劳动关系，要求华开公司支付工资、五险一金费用、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补偿金、生活保障费及办理解除劳动合同手续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对华开公司要求确认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不支付张玉春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无需出具离职证明的诉讼请求，法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判决：一、华开世纪集团有限公司与张玉春于2017年8月1日至2018年11月29日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二、华开世纪集团有限公司无需支付张玉春2017年8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期间工资差额30,000元；三、华开世纪集团有限公司无需支付张玉春2018年6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工资差额6000元；四、华开世纪集团有限公司无需支付张玉春2018年7月1日至2018年10月26日工资69,724.14元；五、华开世纪集团有限公司无需支付张玉春2018年4月30日至2018年7月31日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54,000元；六、华开世纪集团有限公司无需为张玉春开具离职证明；七、驳回张玉春的诉讼请求。二审中，张玉春提交落款为“周磊”的证明，内容为周磊于2017年10月至2019年10月在华开公司办公室工作，其证明**是华开公司财务人员。张玉春称为证明其工资和差旅用资金来源，申请本院调取2018年2月12日华开公司向华拓公司转款10万元用途；2018年4月25日华开公司向华拓公司转款11万元用途；2018年10月26日华开公司向华拓公司转款1167.7元支付张玉春差旅费；华拓公司在2017年12月份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日照分行营业部，办理开户手续经办人进行确认，李珊珊为华拓公司财务人员。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相关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在劳动关系中，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华开公司虽为张玉春出具了保证函，但该保证函系在张玉春辞去华拓公司法定代表人未果的情况下，因华开公司要求华拓公司担保，需张玉春签字，故于2018年1月22日为张玉春出具。从保证函的出具背景及内容可以看出，华开公司为张玉春出具保证函的目的是向其保证张玉春代表华拓公司为华开公司进行担保行为所产生的风险与张玉春无关，由华开公司承担，故根据该保证函中关于张玉春月工资及社会保险的内容不足以证明张玉春与华开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事实上，张玉春在担任华拓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仅协助华拓公司办理工商登记与银行开户、销户、贷款业务，其余时间均在北京家中。张玉春在此期间仅担当法定代表人身份，无需上班，无需遵从华开公司各项劳动规章制度，也不接受华开公司的日常管理，未实际向华开公司提供劳动，故双方并未实际建立劳动关系。关于张玉春申请本院调取证据，即便是华开公司向华拓公司转账后，华拓公司再支付给张玉春，也不足以证明系华开公司向张玉春支付的工资，且从张玉春担任华拓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仅协助华拓公司办理工商登记与银行开户、销户、贷款业务的事实来看，亦不能排除支付给张玉春的钱款系劳务费的可能性，故张玉春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本院不予准许。关于张玉春提交的“周磊”的证明，华开公司认可**是其公司财务人员，该证明内容并未涉及华开公司与张玉春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综上，张玉春主张其与华开公司于2017年8月1日至2018年11月29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张玉春基于劳动关系，要求华开公司支付工资、五险一金费用、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补偿金、生活保障费及办理解除劳动合同手续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张玉春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张玉春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宋 猛审 判 员  史 伟审 判 员  易晶晶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  李 昂书 记 员  付鑫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