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津01民终360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夏凯，男，1959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河西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市飞鸽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和平区滨江道78号。法定代表人：杨国发，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崇泉，天津长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夏凯因与被上诉人天津市飞鸽集团有限公司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2019）津0101民初77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3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夏凯、被上诉人天津市飞鸽集团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崇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夏凯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2017年10月至2018年2月期间共5个月工资差额9341元（月工资差额1868.2元×5个月）；2.一、二审诉讼费对方承担。事实和理由：1.被上诉人未按照相关程序擅自下调上诉人的工资；2.同意上级党委的整改意见，但应按照责权利相统一的原则，并符合规范程序，被上诉人在工资问题上有很大随意性。天津市飞鸽集团有限公司辩称，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和理由：1.上诉人主张工资差额是被上诉人擅自下调了其工资，没有事实依据，被上诉人是落实上级党委的要求，恢复了上诉人应享有的职级待遇；2.被上诉人不存在薪酬待遇决策违法违规的问题。夏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2017年10月至2018年4月期间的5个月的工资差额9340元（月工资差额1868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2018年5月至2018年12月共计8个月的工资差额3200元（月工资差额400元）；3.判令原、被告解除劳动关系，被告向原告支付经济补偿金161788元（原告上年度平均月工资14708元×11年）；4.判令被告支付原告2018年度绩效工资49700元；5.被告承担全部诉讼费。重审诉讼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1.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2017年10月、11月、12月、2018年1月、2月共5个月工资差额9341元（月工资差额1868.20元×5个月=9341元），因被告补发工资多发800元，自愿从本案当中扣除返还被告，即诉请数额为8541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9月19日原告就本案争议事项向天津市和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天津市和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8年12月3日作出津和劳人仲裁字（2018）第233号仲裁裁决书，裁决：1.天津市飞鸽集团有限公司于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夏凯2017年10月至2018年9月工资差额13741.25元；2.驳回夏凯的其他仲裁请求。天津市飞鸽集团有限公司不服上述裁决，以“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违反法律程序”等理由向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津和劳人仲裁字（2018）第233号仲裁裁决书，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22日作出（2019）津01民特11号民事裁定书，认定：根据《天津渤海轻工投资集团纪检监察建议书》渤轻纪建（2017）2号文件中“要求飞鸽集团党委按照责任权利相统一的原则，建立健全班子副职、总经理助理、中层正副职、部长助理等人员薪酬管理制度，规范薪酬待遇决策程序，并纠正不规范问题”的相关内容，天津市飞鸽集团有限公司对夏凯的薪资报酬存在主持工作的副职比照正职给付的情形。天津市飞鸽集团有限公司提出的天津市和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更换仲裁员未通知天津市飞鸽集团有限公司，违反法定程序的主张成立，涉案仲裁裁决应当撤销。裁决：撤销天津市和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津和劳人仲裁字（2018）第233号仲裁裁决。后原告起诉。经查，2007年8月1日原、被告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2007年11月起原告担任被告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和综合办公室副主任。被告2016年工资管理制度中规定“公司中层正职固定工资10074.98元，公司中层副职固定工资8206.75元，公司中层正职月绩效薪800元，中层副职月绩效薪600元”。2016年8月1日被告飞司干字（2016）6号文件“夏凯任天津市飞鸽集团有限公司综合办公室副主任（兼）（中层正职待遇）”。2016年9月开始被告享受中层正职待遇，工资标准为月薪10074.98元，绩效奖800元/月。2017年9月13日渤轻纪建（2017）2号《天津渤海轻工投资集团纪检监察建议书》：“你单位（飞鸽集团党委）存在违规提高干部薪酬待遇”、第二条“要求飞鸽集团党委按照责权利相统一的原则，建立健全班子副职、总经理助理、中层正副职、部长助理等人员薪酬管理制度，规范薪酬待遇决策程序，并纠正不规范问题...2017年10月31日将整改情况上报渤轻集团”。被告党委依据该建议书，于2017年9月30日作出决议，调整包括原告在内的五名同志工资，调整为集团部门副职月薪酬标准即8206.75元，自2017年10月执行。2017年10月25日作出《天津市飞鸽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市飞鸽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薪酬管理制度》（以下简称2017年薪酬管理制度），规定公司中层正职固定工资为10074.98元/月，集团公司中层副职固定工资为8206.75元/月。原告固定工资自2017年10月，按8206.75元/月发放，与之前月固定工资差额为1868.23元。2017年10月至2018年2月共计5个月，差额共计9341.15元。被告认可原告主张的时间节点仍担任综合办公室副主任并主持工作。又查，2018年4月13日被告作出《天津市飞鸽集团有限公司本部工资结构设置调整方案》（以下简称2018年工资结构调整方案），设置工资结构为：基本工资、岗位工资、综合补贴、月绩效工资。被告工会于2018年5月7日作出天津市飞鸽集团有限公司全体职工关于通过2018年工资结构调整方案的决议，载明：“经各部室征求全体职工意见，同意人数超过集团本部全体职工三分之二以上，2018年工资结构调整方案获得通过。”原告认可2018年5月后被告做了上述工资调整，即原告工资结构为基本工资2050元+岗位工资4500元（主持工作副部长级别）+综合补贴3125元（主持工作副部长级别）+月绩效发工资800元=10475元，调整后原告月工资比正职低400元。被告陈述2018年3月该单位继续进行机构调整，因原告工作岗位未变动，仍为综合办公室副主任并主持工作，依据2018年工资结构调整方案补发原告副职主持工作期间2018年3、4月的工资，但实际补发时多发原告800元。2019年12月被告为原告办理了退休手续。一审法院认为，依据渤轻纪建（2017）2号《天津渤海轻工投资集团纪检监察建议书》，被告应针对其单位“存在违规提高干部薪酬待遇”等问题，予以纠正。据此被告对原告的薪资报酬存在主持工作的副职比照正职给付的情形，应当进行纠正。被告依据2016年薪酬待遇，恢复原告的应得薪酬待遇，不属于无依据降低原告的薪酬待遇，故原告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双方陈述因补发工资多发的800元，因原告请求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双方另行解决。判决：驳回原告夏凯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夏凯负担。二审中夏凯提交了2017年10月15日的办公会议纪要，证明在降薪这个问题有很多个会议版本，被上诉人擅自随意变更上诉人工资，天津市飞鸽集团有限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不存在擅自随意变更上诉人的工资标准问题。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夏凯作为被上诉人公司主持工作的副职，自2016年9月开始享受中层正职待遇，天津渤海轻工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纪律检查委员会针对被上诉人存在的违规提高干部薪酬待遇等问题，作出渤轻纪建（2017）2号《天津渤海轻工投资集团纪检监察建议书》，要求被上诉人进行纠正。被上诉人据此经集体研究对所存在的上述违规问题进行了纠正，恢复了夏凯的副职薪酬待遇，不属于擅自降低夏凯的薪酬待遇，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夏凯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元，由夏凯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尹 来审判员 魏道博审判员 李志锋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张 蓓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