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2民终169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先花，女，1949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翁源县***********。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永忠，男，1968年9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韶关市武江区西联镇西联企业宿舍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永华，男，1972年3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翁源县*****************。上诉人（原审原告）：陈秀玉，女，1975年8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东莞市*********龙泽居2区2609房。上诉人（原审原告）：陈秀娴，女，1979年4月2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清远市清城区凤城清郊管理区后岗一路岗背村72号。上述五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晖，广东金韶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五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杰才，广东金韶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占岐，男，1949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翁源县*********2-7号。委托诉讼代理人：丘文瑞，广东智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凡英，男，1974年11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翁源县***********。原审第三人：翁源县*********民小组。住所地：广东省翁源县*********。负责人：陈启明，该村村小组长。上诉人黄先花、陈永忠、陈永华、陈秀玉、陈秀娴(以下简称黄先花等五人)因与被上诉人陈占岐、陈凡英，原审第三人翁源县*********民小组（以下简称上洞村小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翁源县人民法院(2020)粤0229民初1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认为本案各方当事人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上诉人陈永华及黄先花等五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晖、谢杰才、被上诉人陈占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丘文瑞、被上诉人陈凡英、原审第三人上洞村小组的负责人陈启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先花等五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对本案依法改判；2.由陈占岐、陈凡英负担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本案事实情况。2004年6月18日，陈唐珍（已病故）、陈占岐合伙与上洞村小组签订《山地承包合同》。按合同约定，承包期为30年，租金每年3000元，先交租后使用，先交10年3万元，以后每五年为一期交租期交租，如此类推。订立合同后，陈唐珍与陈占岐双方共同经营至2010年8月止（共6年多时间）。经双方协商同意后，陈唐珍补回退股投资款给陈占岐，同意陈占岐退股。由于陈占岐退股后没人参与投资经营管理，自2014年1月1日起至2018年12月31日共5年的承包租金15000元也都是由陈唐珍支付。2011年4月5日，陈唐珍以个人名义办理并领取了林权证。对陈唐珍经营的所有承包山地，陈占岐自2010年8月28日收取退股投资款后，从未参与投资和经营管理，也没有提出过争议，直到陈唐珍于2017年9月20日病故后，陈占岐看到陈唐珍与他人合股种植的桉树已经长大成材，便于2018年12月间以其有合伙共同签订上述山地承包合同为由，提出其系合伙承包涉案山林。上述事实有充分证据予以证实，一审法院已认定上述事实和确认黄先花等五人提供的证据合法有效。二、本案争议的焦点是陈占岐是否存在退股的事实。黄先花等五人以陈凡英于2010年8月25日向陈唐珍出具的《收据》提出诉请主张。陈占岐具有民事行为能力，为什么自2010年8月后黄先花等五人与他人合股种植桉树至2018年12月长达8年多时间不闻不问呢？假设陈占岐不知道其儿子陈凡英已领取了退股投资款为什么那么长时间不提出共同承包经营权的争议呢？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经权利人追认无处分权的人签订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另外，陈占岐、陈凡英以各自分开承包经营15年为抗辩理由没有退出承包经营权的理由也是无中生有。双方约定的承包期为30年，双方已共同承包经营6年多，何来再各自承包经营15年。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陈凡英已领取投资退股款7600元，陈占岐称当时不知道，但后来也不问陈唐珍。故应视为人陈占岐已知晓该情况。另外，一审法院认定黄先花等五人对收据中的退股投资款7600元及共同缴纳的租金30000元是如何计算确定的，黄先花等五人不能作出合理解释，因此无法确认该收据中的7600元是陈唐珍因陈占岐退出《山地承包合同》而支付的退股款。该认定明显错误，收据中已写明为“退股投资款”，不需要再进行解释。双方对租金30000元均无提出任何异议，只是证明了双方是经过了结算，该款项由陈唐珍先支付了。假如没经结算，陈凡英不可能知道2600元是陈占岐收取的鱼塘押金。而且该退股收据已明确显示是其父亲收款的事实。因此，应确认陈占岐已将收据鱼塘押金2600元的事实告知其儿子陈凡英，因此才在写退股收据中注明2600元是鱼塘押金。由此可见，陈占岐已授权其儿子陈凡英办理退股手续和收取退股投资款。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黄先花等五人的上诉请求。黄先花等五人在二审询问补充上诉意见：一、陈凡英于2010年8月25日向陈唐珍出具了收据，明确退出合伙经营，该收据也是陈占岐的真实意思表示。因为《山地承包合同》是陈唐珍和陈占岐共同签订的，陈凡英并没有参与，既然其没有参与，何来投资一说。即便陈凡英投入了果苗、窗、瓦等物资，也只是代陈占岐进行的投资，退回的投资款也是仅针对陈占岐而言，与陈凡英无关。二、陈凡英收取陈唐珍退回的投资款并出具收据，该行为已经构成表见代理。在农村，由于父子关系密切，双方互为代理是普遍现象，也是符合我国的国情。本案中，陈占岐、陈凡英是父子关系，加上陈占岐当时病危住院，行动受到限制。陈凡英对陈占岐投资山林的事宜也是知情的，陈凡英也代陈占岐投入了果苗的物资，基于上述原因，陈唐珍有理由相信陈占岐授权陈凡英代其处理退股事宜。而陈唐珍正是基于这种信赖向陈凡英支付了退股款，陈凡英的行为已经构成表见代理。三、陈占岐2006年之后就没有投入，也没有参与经营，该事实已经明确表明其已经退出了合伙经营。四、陈占岐对陈唐珍办理涉案山林的林权证没有异议，其行为亦表明陈占岐认可陈唐珍是涉案山林的权利使用人。陈占岐已退出合伙经营。五、在陈唐珍在世时，甚至即将离世的时候，陈占岐对合伙事宜未提出过任何的异议。但就在黄先花等五人种植的桉树即将收成之时，陈占岐却提出了争议，可见陈占岐纯粹是为了谋取与自己无关的利益。六、陈占岐是河边村人，涉案山地就在家附近，其对山地的种植情况是非常清楚的，但陈占岐从桉树种植开始到即将收成之时，均未提出异议，可见陈占岐对涉案山林是无任何处分权。七、黄先花等五人的证据基本可以还原陈唐珍、陈占岐的经营合伙情况，也基本可以确认陈占岐已于2010年8月25日正式退出合伙经营。黄先花等五人提供的证据具有高度盖然性，因此，陈占岐退出合伙经营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陈占岐辩称，一、黄先花等五人上诉理由不充分，缺乏事实依据，请求驳回其上诉。（一）关于陈凡英收取退股投资款7600元的问题。陈凡英是收取陈唐珍与陈占岐的投资款，因为陈唐珍与陈占岐承包到炭山林地以后，由陈凡英出资购买果苗和门、窗、瓦，后由于陈唐珍与陈占岐分开经营，陈凡英收回其投资、这是天经地义的，况且一审法院判决第十六页亦一针见血地指出：“陈占岐和陈凡英虽是父子关系，但仍然是两个不同的民事主体，陈占岐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陈唐珍在陈凡英出具收据后，亦长期未就退股事宜与陈占岐本人进行确认，在原告无证据证明陈占岐授权陈凡英与陈唐珍协商处理退出《山地承包合同》的事宜，而陈占岐否认其本人已退股的情况下，不宜直接认定退股是陈占岐本人真实意思的表示。故陈凡英出具《收据》并不当然对陈占岐发生法律效力。”（二）关于陈占岐是否退股问题。黄先花等五人认为陈凡英代表陈占岐退出了股份，那么在一审庭审中，一审法院亦查明：“陈凡英出具收据时，陈唐珍、陈占岐已共同缴纳的租金是30000元，对收据中的‘退股投资款’7600元是如何计算确定的，原告不能作出合理的解释，因此无法确认该收据中的7600元即是陈唐珍因陈占岐退出《山地承包合同》而支付的退股款，因此，本院认为，原告主张陈占岐已退出《山地承包合同》的承包经营。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即如果陈占岐退股，陈占岐与陈唐珍缴交的10年租金30000元也该由陈唐珍退回给陈占岐，因为该30000元是两人缴交，每人都有15000元，黄先花等五人既然主张陈占岐已退出，就应处理该30000元，如果黄先花等五人无证据证明该款的去向，就说明陈占岐没有退股。二、下列事实，更能证实陈占岐没有退出《山地承包合同》的承包经营。2011年4月25日，陈唐珍向翁源县林业局申请颁发翁林证字（2011）第20111974号《林权证》时，其是以个人名义办理领取的，但《山地承包合同》中的乙方明明是“陈唐珍”、“陈占岐”，陈唐珍故意把“陈占岐”的名字蒙掉，如果按黄先花等五人所说，此时陈占岐已退出承包经营的话，陈唐珍可以光明正大叫陈占岐去林业局声明退出承包经营，何必偷偷摸摸，背着陈占岐把陈占岐的名字蒙掉呢？更何况，陈唐珍在申请领取《林权证》时，河边村委委员黄汝成冒充村委主任黄学柱在陈唐珍林权证申请表中签名，该冒充签名及颁发林权证一事，翁源县纪委监察委已对有关人员作出严肃处理。三、黄先花等五人在二审中提供的证据更是不能自圆其说，谎言不攻自破。陈占岐在一审庭审中曾请求一审法院责令黄先花等五人交出陈唐珍与陈占岐承包经营期间的账本，但黄先花等五人拒绝交出，但二审中其也未出示双方签字的记账凭证，如果按黄先花等五人的说法，至2005年4月30日止陈占岐投资15558元，陈唐珍至2005年8月10日止共投资117072元（111410元+4007元+1655元=117072元），二人合伙共投资132630元的话，陈占岐退出，则应负担投资132630元的一半66315元，再扣除陈占岐投资15558元，应退给陈唐珍50757元。也就是说，如果陈占岐退出，应退给投资款给陈唐珍，而不是由陈唐珍退给陈占岐。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黄先花等五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驳回黄先花等五人的上诉。陈凡英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驳回黄先花等五人的上诉。一审法院认定“陈占岐和陈凡英虽是父子关系，但仍然是两个不同的民事主体……故陈凡英所出具的《收据》，并不当然对陈占岐发生法律效力”。陈凡英认为，陈凡英于2010年8月25日出具《收据》一份，内容为：“今收到陈唐珍交来炭山退股投资款伍仟元正（¥5000.00元），另加陈占岐已收鱼塘押金贰仟元正（¥2600元），共款柒仟陆佰元（¥7600元）。收款人：陈凡英；2010.8.25。在场人陈正看、陈宜波”。陈凡英收回的是陈凡英向陈唐珍、陈占岐的投资款，因为陈唐珍两人承包林地后须种植果树，由陈凡英从外地买回果苗、水泥瓦等给他们，而黄先花等五人故意把此“退股投资款”说成是“陈占岐”收取陈唐珍的退股投资款，这是歪曲事实，无中生有。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希望二审法院维持原判，驳回黄先花等人的上诉。陈凡英二审庭审中补充答辩意见，一、因陈凡英仅代表的是收回其资金，双方委托陈凡英去购买果苗等物资，陈凡英所支付的费用，双方是需要返还给陈凡英的。二、陈凡英父亲陈占岐并未病危，也没有限制其行动，且陈凡英的父亲还有其他的小孩。三、为什么到陈唐珍去世前，陈占岐都没有提出异议的事宜，陈凡英在一审庭审中已经陈述过，因陈唐珍和陈占岐双方协商好各自经营十五年，在陈唐珍经营期间，陈占岐是不可能去干涉的。四、陈唐珍一直拖欠费用，直到2010年8月才支付相应的费用，陈凡英出具收据给陈唐珍，该行为不代表退股。上洞村小组述称，上洞村小组只认可书面合同的内容。黄先花等五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陈占岐、陈凡英自2010年8月25日起已退出2004年6月18日陈唐珍（已故）、陈占岐与翁源县******上洞组签订的《山地承包合同》内的合伙承包经营；2.本案诉讼费用由陈占岐、陈凡英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4年6月18日，翁源县***********（甲方）与陈唐珍、陈占岐（乙方）签订《山地承包合同》，内容为：“将我村炭山全部水田、旱地、林地出租给乙方承包经营……（一）承包时间一定叁拾年（即从2004年6月18日至2034年12月31日）为本合同承包期；（二）出租金额：每年山租叁仟元（3000元）人民币；（三）交租方式：先交租后使用，订立合同后，先交10年山租叁万元正。第11年及以后每年的山租以每五年为一期交租期（即跨年度）交租，先交租，后使用，如此类推……（四）承包山地四至界限：东起李子山山界（黄乐成）承包接起大窝子栋顶，以分水为界，水倒炭山，南西以牛厄曲栋起直至长江埂（高祖公）坟墓路上止，以埂分水为界，水倒炭山。北进炭山与纪兰自留山交界水窝直下至上洞水田为界……”。该合同甲方有村小组负责人陈建英及其他村代表签名，乙方有陈唐珍、陈占岐签名，同时河边村委会、翁源县官渡镇人民政府盖章同意。签订合同当日，陈唐珍、陈占岐共同向村小组交纳了前10年的租金共30000元。2010年8月25日，陈占岐儿子陈凡英向陈唐珍出具一份《收据》，内容为：“今收到陈唐珍交来炭山退股投资款伍仟元正（¥5000.00元），另加陈占岐已收鱼塘压金贰仟陆佰元正（¥2600元），共款柒仟陆佰元（¥7600元）。收款人：陈凡英；2010.8.25.在场人：陈正看、陈宜波”。2011年4月25日，翁源县林业局就涉案林地颁发翁府林证字（2011）第20111974号《林权证》，登记内容为：林地所有权权利人官渡镇河边村上洞组；林地使用权人权利人陈唐珍；森林或林木所有权权利人陈唐珍；森林或林木使用权权利人陈唐珍。2014年1月1日，陈唐珍向上洞村小组交纳2014年至2018年的租金15000元。2017年9月20日，陈唐珍因病死亡。2018年12月，陈唐珍继承人黄先花、陈永忠、陈永华、陈秀玉、陈秀娴与陈占岐就《山地承包合同》经营权和租金缴纳问题发生纠纷，经官渡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各方同意由陈唐珍继承人黄先花、陈永忠、陈永华、陈秀玉、陈秀娴和陈占岐各交纳一半的租金。2018年12月13日，陈永华、陈占岐分别向上洞村小组缴纳了2019年至2023年的租金7500元。2020年1月10日，黄先花等五人诉至一审法院，提出上述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陈唐珍和陈占岐虽然共同与上洞村小组签订《山地承包合同》，但两人并未签订书面合伙协议，亦无证据证明双方就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等合伙事项进行约定。自然人之间的合伙应以订立合伙协议为条件，陈唐珍、陈占岐共同与发包方签订《山地承包合同》，仅表明两人共同或按份享有《山地承包合同》中相应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两人之间属于合作经营关系，而不能当然认定为合伙关系。因此，该院根据《山地承包合同》的性质，确认本案为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对陈占岐是否退出《山地承包合同》的承包经营问题。黄先花等五人以2010年8月25日陈凡英向陈唐珍出具的《收据》主张陈占岐已退出承包经营。首先，陈占岐和陈凡英虽是父子关系，但仍然是两个不同的民事主体，陈占岐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陈唐珍在陈凡英出具收据后，亦长期未就退股事宜与陈占岐本人进行确认，在黄先花等五人无证据证明陈占岐授权陈凡英与陈唐珍协商处理退出《山地承包合同》的事宜，而陈占岐否认其本人已退股的情况下，不宜直接认定退股是陈占岐本人的真实意思，故陈凡英所出具的《收据》并不当然对陈占岐发生法律效力；其次，陈凡英出具收据时，陈唐珍、陈占岐已共同缴纳的租金是30000元，对收据中的“退股投资款”7600元是如何计算确定的，黄先花等五人不能作出合理的解释，因此无法确认该收据中的7600元即是陈唐珍因陈占岐退出《山地承包合同》而支付的退股款。因此，该院认为，黄先花等五人主张陈占岐已退出《山地承包合同》的承包经营，证据不足，该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于2020年7月10日作出(2020)粤0229民初109号民事判决：驳回黄先花、陈永忠、陈永华、陈秀玉、陈秀娴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2050元(黄先花、陈永忠、陈永华、陈秀玉、陈秀娴已预交）,由黄先花、陈永忠、陈永华、陈秀玉、陈秀娴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黄先花等五人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陈唐珍对双方投资额的简单结算表，拟证明陈唐珍、陈占岐双方已于2005年对各自的投资进行过结算，陈占岐一共投资15558元，该数额与陈占岐提交的证据能相匹配，该数额也是陈占岐出具7600元的依据，双方按一半进行结算。可见，陈占岐已领取了退股款，其已经退出了合伙经营。陈占岐质证称，对该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提出异议，该证据记载的时间不清晰，而且陈占岐在一审阶段提交原件核对，黄先花等五人一直都没有提交原件。按照黄先花等五人的主张，陈占岐投资了15558元，但陈唐珍投资占了大部分，经结算后，应当是由陈占岐支付陈唐珍费用，而不是陈唐珍支付费用给陈占岐。故陈占岐认为该证据不真实、不合法。陈凡英质证称，对该证据不予认可，在村委调解时，双方都在争论账本，黄先花等五人一直都不出示账本原件给陈凡英核对。该证据既没有陈占岐的签名，也没有陈凡英的签名，故陈凡英不予认可。按照数额计算，应当是陈占岐支付费用给陈唐珍，而不是陈唐珍支付费用给陈占岐。上洞村小组质证称，未见过该证据。本院另查明，一审期间，陈占岐申请了证人陈正看、刘广灵出庭作证，两证人均称陈唐珍、陈占岐达成了由两人分开经营各十五年的协议。二审询问中，黄先花等五人、陈占岐均认可双方原共同经营时系聘请了一审出庭的证人刘广灵管理过涉案山林，陈唐珍、陈占岐与刘广灵关系均较好。对于返还款项为7600元的问题，黄先花等五人解释为陈占岐投入15558元，故退回一半约为7600元。本院认为,本案系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院将围绕黄先花等五人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针对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是：陈占岐是否已于2010年8月25日退出就《山地承包合同》形成的共同经营。本案中，各方当事人对于2004年6月18日陈唐珍、陈占岐与上洞村小组签订《山地承包合同》，共同承包经营涉案山林的事实并无异议。黄先花等五人现主张陈占岐已于2010年8月25日退回共同经营，提供了2010年8月25日陈凡英出具的《收据》及陈唐珍以个人名义领取的林权证等证据。对此，本院认为，对于陈凡英出具的《收据》是否代表其父亲陈占岐对共同经营涉案山林进行退出清算的问题，因现并无证据证实陈占岐当时委托了陈凡英处理该共同经营事项，而黄先花等五人所述常情及习俗问题，虽不排除农村确有父子互为代理的情形，但具体到本案中，在《收据》上作为见证人的陈正看已出庭作证，证实陈唐珍称已与陈占岐商量好各经营十五年，且系支付果苗款给陈凡英，陈正看为事件见证人且出庭作证，证明内容也基本与另一证人刘广灵证言一致，故其证言证明较高，本院予以采信。故黄先花等五人以陈凡英出具《收据》系代表其父亲陈占岐结算退出涉案山林经营，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涉案山林林权证办至陈唐珍个人名下的问题，因林权证仅系产生对外公示效力，而双方是否实际共同经营为内部关系，应以双方签订的合同及实际履行情况进行判断，黄先花等五人以涉案山林林权证办至陈唐珍个人名下主张陈占岐已退出共同经营，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至于退回的投资款为7600元的问题，黄先花等五人解释为陈占岐投入15558元，故退回一半约为7600元，而若陈占岐系退出共同经营，从常理分析，其应收回全部投资款或结算后与陈唐珍共担亏损、共享收益，从退回投资款来看，仅退回7600元，也与陈占岐投入不一致，而是否为共担亏损或共享收益，黄先花等五人也无法解释数额计算的来源，故黄先花等五人以退回给陈凡英的7600元为退回给陈占岐的投资款，根据现有证据无法作出判断。综上，黄先花等五人主张陈占岐已于2010年8月25日退出因《山地承包合同》形成的共同经营关系，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黄先花、陈永忠、陈永华、陈秀玉、陈秀娴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50元，由黄先花、陈永忠、陈永华、陈秀玉、陈秀娴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邓小华审判员  黄颖红审判员  梁晓芳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江伟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