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704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汤仁龄，女，1987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浙江省苍南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院锋，广东古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国政，男，1963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罗红苑，广州金鹏（花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姜良察，男，1982年5月1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浙江省瑞安市。原审被告：广州市浙温房地产中介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法定代表人：项丽丽。委托诉讼代理人：柯漫，广东古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汤仁龄因与被上诉人王国政、姜良察，原审被告广州市浙温房地产中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温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4民初120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2日立案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邓娟闰独任审理。现已审理终结。汤仁龄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四项，改判汤仁龄无需承担责任；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王国政、姜良察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审错误认为因广州市花都区狮岭大道东X号X栋X房（以下简称涉案房屋）系汤仁龄与姜良察的夫妻共同财产，涉案房屋买卖合同签订时间处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房产处分与夫妻双方的家庭日常生活有密切关系，故判决姜良察因履行涉案合同所负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汤仁龄对姜良察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姜良察处置涉案房屋，汤仁龄并不知情。1.涉案房屋在王国政与姜良察签订涉案《房屋买卖合同》不久后，就被多家法院执行查封，即在签订《房屋卖合同》前，姜良察存在诸多个人债务，其将房屋多次出售，因“一房多卖”构成诈骗罪，涉案金额为70多万元。诈骗所得70多万元也没有用于家庭生活及偿还债务。姜良察从染上赌博恶习后，不光把所有房屋、商铺都输掉。最后还走上犯罪道路。从涉案房屋买卖到后来的诈骗罪，都指向同一间房屋，姜良察一连串的卖房行为表明，处置房屋均是他一人企图通过非法途径，获得更多金钱，而汤仁龄并未从中获益。2.一审庭审中，无论是王国政还是浙温公司、证人，均陈述在签订合同与洽谈房屋买卖时，汤仁龄均不在场。合同签订也仅有姜良察个人签名，这说明由始至终均是姜良察一手操持。司法实践中存在配偶不知情，一方单独与买家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并单独将房屋过户的情况。配偶以另一方未经其同意擅自处置共同财产而主张房屋买卖合同无效的，往往得不到法院的支持，法院均认为只要买方是善意的，房屋买卖合同就有效。具体到本案，没有任何的证据证明汤仁龄曾出现过交易的任何环节。二、一审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认定汤仁龄应对本案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本案涉及本金48万元，数额特别巨大，显然家庭日常生活并不需要如此巨额的款项。相反，所得款项也仅为姜良察个人所用。该司法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该48万元的款项明显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汤仁龄无需承担责任。三、一审判决汤仁龄承担责任是不公平的。姜良察染上赌博恶习，不但输光了家中物业，透支了浦发银行和广发银行信用卡合计100多万元，家人还因其背负了1000多万元的债务。汤仁龄从未参与姜良察买卖涉案房屋的交易，也未享受其中的利益，仅因与姜良察共同奋斗购置了涉案房屋而要承担巨额债务，这对汤仁龄不公平。一审判决违背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的立法目的。综上，请求二审依据公平原则，依法纠正一审判决。王国政辩称，一、汤仁龄称自己不知情姜良察出售涉案房屋是虚假的。1.汤仁龄一家在王国政购买涉案房屋前一直住在涉案房屋，汤仁龄对于姜良察向王国政出售涉案房屋是同意并知情的。2016年11月28日晚，王国政一家一起去汤仁龄与姜良察的家中看房子时，汤仁龄、姜良察、姜良察的妈妈以及姜良察的儿子都在涉案房屋现场。看房过程中，汤仁龄对王国政说自己的房子很多，因涉案房屋面积太小想要出卖。于是王国政一家就每个房间、家电家私、装修都看了一遍。王国政买房是给儿子当婚房的，觉得面积虽小，但适合儿子小两口住，又见卖家一家都是温州人，而且与王国政是老乡，应该信得过，所以当晚就决定买下涉案房屋，于是在看房后的第二天，即2016年11月29日双方就去中介公司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由于涉案房屋的房产证只是姜良察的名字，所以当天中介的买卖合同上没有汤仁龄的签名。王国政与姜良察签订合同当天就支付了定金15万元，又于2016年12月8日向姜良察指定的供楼账号转账33万元，给姜良察提前还贷赎契使用。但是2017年1月5日，王国政去银行问工作人员赎契的情况，银行工作人员说姜良察账上的钱已经提走了，于是王国政到涉案房屋小区询问，小区物业人员回复说姜良察一家人前几天就搬走了，把门卡放在了门卫那里。于是王国政进入涉案房屋清点家电家私，发现冰箱也被搬走了。王国政随即致电姜良察，姜良察说汤仁龄想要冰箱，所以就搬走了。从以上情节可以分析，汤仁龄是在王国政买下涉案房屋后，从涉案房屋搬到新住所居住的，可见其不仅同意出售涉案房屋，还在看房的时候联合姜良察欺骗王国政。因为当时姜良察夫妇已经有很多外债，汤仁龄与姜良察取得一致意见后，共同处置了夫妻共同财产，变现后用于还债或家庭使用。2.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可以看出，汤仁龄与姜良察均有很多共同外债，汤仁龄是共同被执行人，出售涉案房屋时已有巨额债务存在。王国政的首付款到账后，汤仁龄夫妻将款项转走。汤仁龄也说姜良察欠了巨额债务，但在收到王国政首付款后，就从涉案房屋搬到高档电梯房小区居住，王国政的首付款48万元难道不是被汤仁龄夫妇使用了吗？汤仁龄将卖房款称之为姜良察的个人债务，该48万元的性质是姜良察与王国政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约定的部分对价，王国政已经支付了首付款，该款不管是谁收取的，由于涉案房产是汤仁龄夫妇的共有房产，房子出售后，汤仁龄和姜良察均是受益人，对于王国政来说，不管汤仁龄有无在房屋买卖合同上签名，又或者款到谁的账户，汤仁龄都有义务向王国政交付房屋，保证合同正常履行，如果未能交付房产，应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但是汤仁龄以不知情、未获益想就此推脱还款责任，违背我国法律关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共有房产共同处置、共担责任的基本原则。3.本案没有任何证据证实姜良察有赌博恶习而负下巨额赌债。姜良察夫妇在花都区经商时间较长，经营中欠债是正常的，汤仁龄提出姜良察染上赌博恶习，透支了两个银行信用卡100多万元，还有1000多万元的债务，但是从查询法院执行公开信息得知，汤仁龄夫妇所负的均是夫妻共同债务，姜良察2018年底被抓也不是因为信用卡诈骗罪，而是涉案房屋被“一房多卖”构成诈骗罪。且就算有部分赌债，并不等于姜良察所负的所有债务都是个人债务，事实上汤仁龄夫妇共同出售涉案房屋就是为了填平经营外债和银行贷款。二、涉案房屋买卖合同是2016年11月29日签订的，而法院首次查封姜良察的房子是在10个月以后，即2017年9月18日。由于王国政向姜良察购买涉案房屋时，只查到房子处于银行贷款抵押状态，还未有任何法院查封，因此，在姜良察因“一房多卖”涉嫌诈骗罪被捕后，公安机关并没有将王国政的48万元计入诈骗罪的犯罪金额中，理由是当时法院并没有查封房子，仍属于可正常交易状态。可见，在长达10个月的时间里，姜良察夫妇都没有向王国政交付房产、配合过户，导致涉案房屋被法院查封、48万元也被姜良察夫妇挥霍一空后，王国政的巨大损失至今无法挽回，汤仁龄和姜良察均应当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汤仁龄上诉理由不足，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浙温公司述称，一、一审判决中认定的有关浙温公司的事实及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维持一审对浙温公司的判决。二、汤仁龄、王国政、姜良察均没有对有关浙温公司的判项提出上诉请求，对于浙温公司的判项已经生效，不在法院处理或者纠正的范围。三、姜良察的违约事实清晰，涉案房屋因被查封无法过户，王国政应直接追责姜良察，浙温公司对涉案房屋无法交易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责任。综上，请求二审维持有关浙温公司的判项，公正判决。姜良察经本院依法传唤没有到庭，亦未委托代理人参加诉讼，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王国政于2019年11月15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1.解除王国政与姜良察、浙温公司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2.姜良察、浙温公司向王国政返还购房款480000元及利息（利息以480000元为基数，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6年12月8日计算至还清之日止）；3.姜良察与浙温公司向王国政支付违约金175000元；4.姜良察、汤仁龄及浙温公司对上述一、二、三项请求承担连带责任；5.本案诉讼费由姜良察、汤仁龄及浙温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涉案房屋位于广州市花都区狮岭大道东X号X栋X房，于2014年7月15日登记在姜良察名下。2016年11月29日，王国政（买方）、姜良察（卖方）与浙温公司（经纪方）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约定由卖方将涉案房屋以752000元的价格售予买方。合同第九条约定，卖方应在办理交易过户手续前将有关该物业的产权纠纷、债务、税项、租赁以及解除抵押等事项处理完毕，并保证交易过户完成时买方无须对上述事项负责。如该物业存在按揭贷款，在未办妥转按或涂销抵押手续前，卖方仍需按时向银行偿还贷款。第十条卖方不能按本合同约定将物业售予买方，或者因违约而无法将该物业售予买方的，应向买方支付该物业成交价的10%作违约金，卖方并须退回买方已付的所有费用。第十二条基于经纪方已促成买卖双方签订本合同，根据居间服务，经纪方有权在签订本合同后向买卖双方收取佣金作为咨询及中介服务费，卖方同意于本合同签订之日向经纪方支付人民币2000元作为咨询及中介服务费；买方同意于本合同签订之日向经纪方支付人民币2000元作为咨询及中介服务费。第十九条双方约定的其他事项（对合同条款及附件内容的修改或补充）：首付、定金壹拾伍万元正，2017年1月4日前付叁拾叁万元正，至2017年2月25日前办理过户手续，原房东一切搬迁、出户，双方违约壹月付违约金伍仟元。合同签订当日，王国政向姜良察支付定金15万元。姜良察出具收到王国政支付的定金15万元的收据。后王国政于2016年12月7日通过其子王杰向姜良察交通银行账户转账33万元。姜良察于2016年12月8日出具收到王国政支付首期款33万元的收据。因涉案房屋于2017年9月18日被一审法院查封，涉案合同无法履行。王国政向一审法院提出案外人执行异议，一审法院于2018年5月31日作出（2018）粤0114执异187号执行裁定，驳回王国政的执行异议。王国政以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为由，于2018年10月24日将姜良察、汤仁龄及浙温公司诉至一审法院，要求：一、解除王国政、姜良察与浙温公司于2016年11月29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二、姜良察与浙温公司向王国政返还购房款48万元及其利息（利息以48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6年12月8日计算至还清之日止，暂定5.4207万元）；三、姜良察与浙温公司向王国政支付违约金10万元；四、姜良察、汤仁龄及浙温公司对上述二、三项请求承担连带责任；五、本案诉讼费由姜良察、汤仁龄及浙温公司承担。姜良察于2019年1月7日签收诉讼材料。一审法院以姜良察因该案相关联案件涉嫌经济犯罪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及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为由，于2019年1月29日作出（2018）粤0114民初11252号之一民事裁定，裁定如下：驳回王国政的起诉。王国政主张浙温公司与姜良察串通，欺骗其向姜良察支付购房款。王国政为此提交了微信语音聊天记录、中介房源截图拟证实上述事实。姜良察对于上述证据不予认可，认为其与王国政是用温州话进行语音聊天，与普通话不一样，现在王国政用文字无法表达双方的真实意思。汤仁龄对于上述证据不予认可。浙温公司对于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浙温公司作为中介，基于老乡之间的感情，协助姜良察与王国政进行房产交易，也通过查册了解房屋状况可以交易，也催促王国政与姜良察进行网签，也告知双方网签的流程，浙温公司不存在任何过错，不存在共同诈骗。浙温公司主张涉案房屋买卖交易系由王国政与姜良察自行协商好，浙温公司只是基于老乡关系而提供合同样本。浙温公司为此申请了证人项某1及项某2出庭作证，拟证实其上述主张。项某1陈述，房子是业主和买方私下谈好的，我手机都有微信记录，让我把空白合同给业主，我把合同送到王国政居住的狮岭西龙酒店的9楼的房间，我认识字，但我不会写字，合同上的字是王国政自己填的，合同里面只有项丽丽三个字是我写的，我至今都没有收到中介费2000元。王国政对于证人项某1的证言不予认可，认为项某1催其给钱姜良察，说姜良察已经把银行的钱还了，让其付钱。房子一直没有网签，项某1告诉其已经网签了，所以是卖不了给别人的，其才放下心来。汤仁龄、浙温公司对于项某1的证言没有异议。证人项某2陈述，当时这套房子我与王国政介绍过，姜良察也是我朋友，证人项某1也是我老乡，当时我让王国政买房子的时候，当时王国政确定要买房子的时候，我建议他找项某1，项某1是中介，我与王国政、姜良察说过，房子卖了钱要给我，因为姜良察欠我的钱，对于之后的交易情况我不清楚，我有介绍过王国政找项某1交易，随便给点中介费。王国政、汤仁龄及浙温公司对于项某2的证言没有异议。浙温公司表示，通过证人项某1、项某2的证人证言可以说明，1.项某1催促王国政进行打款、赎证，是履行中介义务，希望房产早点交易，没有过错。2.如果是项某1介绍的房子，肯定有项某1带去看房，整个交易项某1没有带王国政看房，项某1推销了其他房子，王国政看中了涉案房屋，项某1在微信中是对王国政看中的房子进行描述，并不代表是浙温公司介绍房子给王国政。3.网签在谈话里面的含义是，让双方去网签，网签好了房子就卖不了给别人，但是王国政与姜良察没有办理网签。4.项某1不是银行，他只知道款项打到账户后扣钱，就可以赎证，而且款项是打进姜良察的扣款账户，并不是打到其他账户。经一审法院询问，王国政表示其签订合同时，知晓广州市实行住房限购政策，其并不具备购房资格。因浙温公司告知其可以帮忙过户，故涉案房屋系用其外甥名义购买。王国政表示因其已无法购买涉案房屋，故要求姜良察返还其支付的购房款48万元。王国政曾多次催促姜良察返还房款，但因姜良察涉嫌犯罪，被羁押于广州市花都区看守所，其无法联系上姜良察。另查明，汤仁龄与姜良察于2012年1月30日办理结婚登记手续。汤仁龄表示涉案房屋系婚后购买，是夫妻共同财产。因姜良察未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涉案房屋已被一审法院依法拍卖。一审法院认为：涉案合同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合法有效，各方均应恪守合同约定。涉案房屋现已被一审法院拍卖，无法继续履行。王国政曾于2018年10月24日诉至一审法院，要求解除涉案合同，姜良察于2019年1月7日签收诉讼材料。一审法院确认涉案合同中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于2019年1月7日解除。因为姜良察未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导致涉案房屋被一审法院依法查封。而王国政在明知广州市实行住房限购政策，其不具备购房资格的情况下仍与姜良察签订涉案合同。双方对于涉案合同解除均存在过错。王国政要求姜良察向其支付违约金，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王国政要求姜良察向其返还其支付的购房款48万元，姜良察亦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至于利息，因王国政已于2016年12月7日将款项转账至姜良察账户，王国政要求姜良察自2016年12月8日起以48万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向其支付利息，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因2019年8月20日，上述利息标准已由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代替，故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付清之日，利息支付标准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因涉案房屋系姜良察与汤仁龄的夫妻共同财产。涉案合同签订时间处于姜良察、汤仁龄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房产的处分与夫妻双方的家庭日常生活有密切关系。故姜良察因履行涉案合同所负债务应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的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姜良察、汤仁龄认为姜良察出售涉案房屋与汤仁龄无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王国政要求汤仁龄承担返还房款及利息的连带责任，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根据姜良察、浙温公司及证人项某1、项某2的关于涉案合同签订过程陈述，结合涉案合同中第十二条关于中介费2000元的约定，一审法院对证人项某1、项某2的关于涉案合同条款系王国政与姜良察自行协商好后，借用浙温公司合同样本签订的陈述予以采信。王国政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及房源截图不足以证实浙温公司与姜良察存在串通合谋欺骗其的行为。项某1催促王国政向姜良察支付购房款系履行中介义务，且王国政的购房款系支付至姜良察账户，姜良察未办理涂销抵押手续，系姜良察违反合同约定，与浙温公司无关。王国政要求浙温公司承担返还房款及支付利息的连带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姜良察经一审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一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的规定，一审法院于2019年12月26日作出如下判决：一、确认王国政与姜良察于2016年11月29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中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于2019年1月7日解除；二、姜良察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王国政返还480000元；三、姜良察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王国政支付利息（利息以480000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6年12月8日计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计至实际付清之日止）；四、汤仁龄对于姜良察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五、驳回王国政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597元，由王国政负担1343.3元，由姜良察、汤仁龄负担4253.7元。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均无新证据提交，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没有异议。经审查，一审法院查明的基本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二审期间，汤仁龄本人到庭参加诉讼。对于汤仁龄对姜良察将涉案房屋出售给王国政是否知情的问题，王国政主张因房产证只有姜良察的名字，所以签订合同时汤仁龄不在场、未签字，但签合同的前一天晚上看房时汤仁龄在涉案房屋并且知道同意王国政购买该房屋，2017年1月王国政发现姜良察一家人搬离，经交涉后从保安处取得钥匙，其儿子简单装修后搬入涉案房屋居住，直至法院拍卖涉案房屋。汤仁龄本人陈述王国政来的时候其在涉案房屋但不知道是看房卖房，确认2016年底其家人搬出涉案房屋。汤仁龄确认至今其与姜良察婚姻关系仍然存续。本院另查明，一审法院系在执行申请执行人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汤仁龄、姜良察、徐杏妮、李朝辉、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陆陆顺皮革商行、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金捌点皮革商行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依法拍卖涉案房屋以清偿债务。该案执行案号（2018）粤0114执62号，执行依据（2017）穗仲案字第9710号裁决书。汤仁龄系该案被执行人且是被执行人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陆陆顺皮革商行、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金捌点皮革商行的经营者。涉案房屋因该案于2017年9月18日在仲裁过程中被保全查封，于2018年3月7日被执行查封，于2019年4月25日执行拍卖成交。一审法院于2019年10月8日作出（2019）粤0114刑初1307号刑事判决书，认定姜良察隐瞒其已将涉案房屋出售给王国政的事实，先后在2017年8月2日与谢XX、2018年8月8日与黄XX、2018年8月17日与贺X、2018年8月19日与黄XX就涉案房屋签订买卖合同骗得购房款拒不归还，构成合同诈骗罪，责令退赔违法所得给黄XX、贺X、黄XX等。此前一审法院于2018年2月9日作出（2017）粤0114民初9378号民事判决，判决姜良察、汤仁龄共同向谢XX返还房款及支付违约金。上述判决均已发生法律效力。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案二审仅对当事人提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查。根据汤仁龄的上诉请求及各方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姜良察因与王国政涉案房屋买卖合同无法履行产生的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汤仁龄是否需要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根据查明事实，涉案房屋登记在姜良察名下，系姜良察与汤仁龄夫妻共同财产。姜良察在涉案房屋被查封前与王国政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姜良察已收取房款48万元，王国政之子也已实际搬入涉案房屋居住，姜良察与王国政的房屋买卖行为属于正常的房屋交易，双方合同无法履行是因王国政签约时没有购房资格后房屋又被查封拍卖，相关刑事判决亦未将该交易认定为姜良察的犯罪行为。根据王国政的主张、陈述及相关证据，结合汤仁龄本人在二审确认王国政来涉案房屋时其在场以及签约不久后从涉案房屋搬离另行居住的实际情况，可以认定汤仁龄对姜良察向王国政出售涉案房屋的情况是知情且没有异议的，汤仁龄主张其对房屋买卖不知情显然不合情理，本院不予采信。汤仁龄虽没有直接收取48万元购房款，但最终涉案房屋被法院拍卖，偿还的是汤仁龄与姜良察等被执行人的共同债务，汤仁龄是涉案房屋买卖合同未能履行的实际受益人。综合以上情况，因涉案房屋买卖合同产生的债务虽难谓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债务，但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的“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情况，应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一审认定和处理并无不当。汤仁龄上诉主张其无需承担责任，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汤仁龄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500元，由汤仁龄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邓娟闰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刘丹红书记员郭蔚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