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6民终507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所勇，男，1967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辉，山东嘉泯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春丽，女，1970年6月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辉，山东嘉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烟台正大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南山路52号2单元1601号。法定代表人：尹国文，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苗劲松，山东鑫士铭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琳琳，山东鑫士铭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所勇、王春丽因与被上诉人烟台正大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大公司）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人民法院（2020）鲁0611民初6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所勇、王春丽上诉请求：1.判决被上诉人交付给上诉人福山区清洋苑正大怡景小区25号楼临街小棚一套；如不能交付，按市场价格支付补偿款；2.维持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3.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上诉人诉请判决被上诉人交付临街小棚一套，有明确的合同依据。临街小棚的位置、面积均明确。一审判决认定临街小棚位置、面积不明确，且以不明确为由不予鉴定、不支持折价补偿，认定事实不清。1.合同中明确约定了被上诉人应交付临街小棚一套，其应当履行该义务。一审判决认定了本案双方当事人签订的《拆迁房屋实物补偿协议》(以下简称合同)真实合法有效，双方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合同第九条特别明确约定了被上诉人应在上诉人回迁安置时交付给上诉人临街小棚一套。一审判决(第19页)认定该套临街小棚应为上诉人四套安置房附属的四个小棚之外，另行安置的一个小棚，该观点正确。被上诉人应当依约履行交付义务。2.临街小棚的位置和面积，现有证据能够明确，应判决被上诉人交付25号楼六个临街小棚其中之一；如果被上诉人不能交付，应折价补偿。第一、双方当事人在签订合同时，由于尚处于旧房拆迁阶段，尚未开始规划施工建设安置房及小棚，因此双方对将来要交付的临街小棚的具体位置和面积无法具体明确，要根据实际施工建设情况才能确定，但双方已在合同中明确约定另行交付一套临街小棚。按照常识，临街小棚应当位于被上诉人开发建设的安置小区(清洋苑正大怡景小区)范围内，没有限定楼号。第二、安置小区的楼房于2010年全部竣工，被上诉人共建设8栋楼，每套安置房均分配一套附属小棚，只有25号楼除了有附属小棚外，另建设有六个临街小棚，详见照片。这六个临街小棚所在的25号楼，南面紧靠福山区山渠街，北面即小棚门口就是小区内宽阔的道路，可供人员和车辆通行(详见照片)。这六个临街小棚完全符合合同第九条约定的临街小棚的标准和特征，被上诉人应当交付其中一套给上诉人。第三、针对这六个临街小棚，被上诉人先是主张不是小棚，而是车库；后又主张不是车库，而是改造后的门朝北的小棚，陈述自相矛盾。其真实目的是想掩盖事实真相，不想将这六个临街小棚作为合同第九条约定的临街小棚交付给上诉人，最终达到不履行合同约定义务的目的。第四、这六个临街小棚在25号楼主体竣工交付时就保持现有状态，即：六个临街小棚在竣工时门就是朝向道路，并非竣工后改造。被上诉人一审举证的25号楼小棚平面图并非竣工图纸，而是设计图纸，设计时间是2008年4月。这六个临街小棚在设计时，入户门确实是设计在楼道内，北面有窗户朝向道路，但在2010年施工时并非完全按照设计图纸建设，竣工时的临街小棚状况与设计图纸已发生了变化，原先设计为窗户的位置变更为入户门，取消了窗户。按照常理分析，变更设计的目的就是为了符合临街小棚的标准和特征，以便按照合同约定交付给包括上诉人在内的相关安置户。被上诉人在一审中陈述(判决书第12页至13页)“在实际施工过程中安置户要求对面朝北的两个小棚进行了调整，将大门由对内开设变更为面向北开设”，足以说明其自认这六个临街小棚是在施工中发生了设计变更，是在施工中改造，并非竣工后改造，能印证前述观点。一审法院既没有组织现场勘查，也没有查明被上诉人提交的小棚设计图纸是否与实际施工状况一致、是否存在设计变更、是否与竣工状况保持一致，仅单纯的依据该设计图纸及被上诉人单方陈述，就武断认定“这六个小棚开门也是在楼内，竣工后改造为门朝北”，认定事实错误。第五、六个临街小棚的面积具体、明确。小棚平面图显示六个临街小棚的面积不统一，经测算，最小的面积为15.688平方米(东西长2.65米、南北长5.92米)，最大的面积为24.568平方米(东西长4.15米、南北长5.92米)。临街小棚的面积不统一、合同中没有约定临街小棚的具体面积，均不是被上诉人可以不履行合同义务的理由。上诉人请求判决被上诉人交付一套临街小棚，符合合同第九条约定；如果被上诉人不能交付，也有这六个临街小棚作为参照物，可以对其市场价值进行司法鉴定，明确折价补偿款的金额。第六、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证据不足，但赋予上诉人另行起诉权，形式上是保护了上诉人的诉权，但实际是一审法院没有查明事实。将本案应解决的纠纷推脱给另案处理，既增加当事人诉累，也额外增加了法院的工作。上诉人在本案中已举证大量证据，足以证明案件相关事实。被上诉人正大公司辩称，一、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交付25号楼六个临街小棚其中之一无合同依据。《拆迁房屋实物补偿协议》第九条约定“回迁安置楼时，靠临街小棚一套”。对该约定，被上诉人认为安置给上诉人的四套房屋所配置的小棚中有一套小棚为临街即可，已经交付的三套房屋配置的三个小棚中已有小棚为临街小棚。对合同条款理解不一致而产生争议时，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一审法院认为《拆迁房屋实物补偿协议》第九条的真实意思表示应为另行安置临街小棚一个，但关于应当交付的临街小棚的具体标准，上诉人未能提供具体的位置、面积，且被上诉人明确不予认可，故对上诉人要求交付临街小棚或者按照市场价格补偿的诉请证据不足不予支持。被上诉人对于一审法院认为《拆迁房屋实物补偿协议》第九条的真实意思表示应为另行安置临街小棚一个的观点不认同，但认可一审法院确定的《拆迁房屋实物补偿协议》对应当交付的临街小棚的具体标准没有约定的观点。从《拆迁房屋实物补偿协议》来看，仅有交付临街小棚一套的约定，并未明确临街小棚的位置、面积等内容，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也未就该约定另行签订任何补充协议加以明确，因此，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交付25号楼临街小棚其中之一的诉讼请求无合同依据。二、上诉人在一审与二审中要求参照的小棚标准不一致。上诉人多次变更要求交付的临街小棚的标准。本案一审第一次开庭时，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为其安置临街小棚的面积、位置与25号楼小棚相同。第二次庭审过程中，上诉人又不再索要与25号楼小棚相同的小棚一套，而是要求被上诉人提供与正大怡景小区旁另外楼栋小棚相同的小棚一套，在上诉状中上诉人又要求被上诉人交付与25号楼小棚相同的小棚一套。上诉人在一审与二审中多次变更小棚参照标准的行为，表明其对应当交付的小棚标准没有概念也没有与被上诉人取得一致意见，仅仅通过判断哪种小棚能获得法院支持就要求哪种小棚。三、25号楼临街小棚系由25号楼业主改造而来，并非另行建设的临街小棚，上诉人要求按照25号小棚的方式进行安置无事实根据。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提交了15号楼、25号楼竣工图纸，以证明规划设计时施工的小棚状态。其中15号楼是6层楼12户，小棚12个，上诉人安置在15号楼，所以其小棚也是在15号楼中选取一个。25号楼是四层，小棚6个，因25号楼小棚面积较大，在实际施工过程中安置户要求对面朝北的两个小棚进行了调整，将大门由对内开设变更为面向北开设。15号楼用于安置15号楼住户，25号楼用于安置25号楼住户，上诉人以15号楼住户身份要求安置25号楼住户相同的小棚，没有任何道理。综上所述，上诉人要求交付25号楼六个临街小棚其中之一、如果不能交付应折价补偿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原告张所勇、王春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交付建筑面积为114.59平方米的拆迁补偿安置楼。2.判令被告交付临街小棚一套；如不能交付，则按市场价格支付补偿款。3.判令被告支付逾期交付114.59平方米安置楼的临时过渡费，以114.59平方米为基数，自2009年11月起按照每月每平方米14元计算至交付114.59平方米安置楼之日止。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张所勇、王春丽为证明其诉讼请求向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拆迁房屋实物补偿协议原件一份，系原、被告于2006年10月9日签订，第一，协议书共三页，协议约定了被告拆除原告位于福山区的两处房产，被拆迁房屋面积即安置面积为316.82平方米，被告补偿给原告四套安置楼。协议约定了临时过渡费。回迁安置楼房位于福山区清洋苑正大怡景小区。第二，协议第九条特别约定“回迁安置楼时，靠临街小棚安置一套”。做出该约定的客观背景和原因是，原告被拆除的房屋是从事经营活动，办理了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原告当时要求被告补偿安置门市房，被告不同意给门市房，只同意给住宅楼房，但同意额外补偿一个临街小棚给原告当作门市房使用，以方便原告日后从事经营活动，所以在协议第九条特别明确约定了被告在交付回迁安置楼时，应同时交付给原告临街小棚一套。拆迁协议第三条约定了停产停业补助费，能印证原告被拆除的房屋就是从事经营活动的事实。第三，协议第三页主要包含两部分内容，一是被告于2009年8月开始先后交付三套安置楼，原告支付了上述三套楼的超面积费用。被告尚欠一套114.59平方米的安置楼没有交付。二是被告于2010年4月9日支付给原告2009年9月和10月份躲迁费7151.5元，当时的躲迁费（临时过渡费）标准已经提高到每月每平方米14元。2009年10月份以后被告再未支付躲迁费。2.被拆迁的两处房屋的房产证和土地证复印件各一份、初始登记的土地证复印件一份、福山区委会[1998]第7号文件复印件一份。证明被拆迁的房屋原先是南关村幼儿园，从土地的图纸可明显看出，这是一处临街的经营场所。南关村委会于1998年4月19将该处房地产对外招投标出售，由原告和史崇江共同购买取得，后来变更为两个房产证和两个土地证。3.1998年9月18日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复印件一份、2003年1月14日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原件一份、《山东省个体管理服务卡领取证》原件一份、个体工商户管理费收据原件一份，证明原告购买被拆迁房屋的当年即1998年,以该房屋作为经营场所开办了个体工商户，业户名称为烟台市福山区城关所勇白铁店。营业执照每四年更换一次，1998年办理的营业执照已被收回，2003年换发了新的营业执照，能够印证上述证据1、2，证实被拆迁的房屋一直是作为经营场所，而且临街，所以在签订的迁拆补偿协议中特别约定了被告要给原告补偿一套临街的小棚房屋，以方便原告继续从事经营活动。4.临街小棚照片5张。证明被告在福山区清洋苑正大怡景小区建设有很多临街小棚，这些小棚都是独立的建筑物，适合从事经营使用。被告能够按照原、被告双方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第九条约定向原告进行交付。如果存在客观原因不能交付，应按照市场价格予以补偿。5.录音材料一份，证明拆迁协议中约定的临街小棚原告一直向拆迁办主张索要，拆迁办作为被告方的委托拆迁的代理人一直从中调解，但是被告的意见是没有临街小棚，也不能安置临街小棚，双方多次交涉未果，这才是引起本案的根本原因。6.照片4张，形成时间是在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前原告与拆迁办工作人员谈判过程中对拆迁房屋以及协议中第9条约定要交付的临街小棚保留证据进行拍照取证，证明原、被告签订协议约定的临街小棚以及原告提交的录音证据中原房址对面邻居那样的临街经营的小棚，就是照片中所指向的在一楼大门朝向街道可用于经营的临街的房屋，并非补偿房屋所标配的楼道内封闭的小棚。所有拆迁户的拆迁补偿安置房每一套安置房都有开发商免费赠送一个小棚，送的小棚就是位于安置房的单元楼内封闭不能用于临街经营的小棚。被告在之前已经交付的3套安置楼每套楼在安置楼的单元楼道内都有一个封闭的小棚，通过事实和证据可以说明双方协议第9条约定的靠临街小棚安置一套是指门朝向街道，门口有宽阔的道路可用于经营活动的房屋，但是被告一直没有交付。照片中的临街小棚目前尚有，而且房主用于经营。7.（2019）鲁0611民初480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一份。证明王某曾经在另案中承认南关村拆迁时被告免费提供住房给其使用，而且王某在关联案件中陈述了多次协调村民和被告之间的关系，所以其与被告之间是有利害关系的，其作为证人的证言效力较低。8.原告自行整理的拆迁补偿程序流程一份，证明拆迁安置房屋的基本流程。9.史书第签订的拆迁房屋实物补偿协议，证明史书第与本案原告均是南关村被拆迁人，均由被告拆迁，均安置在清洋苑正大怡景小区，史书第是安置5套房产，原告是安置4套房产，所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格式文本完全一样。通过对比原告、史书第分别与被告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内容，配备的小棚不需要写在协议里，也不需要在协议第九条做出特别约定。而本案原告与被告签订协议的第九条却做出了特别约定，被告应交付临街小棚一套，真实意思应理解为，除了交付安置房本身配备的小棚外，还需另行在本小区安置临街小棚一套。被告除了要交付给原告4套安置房的4个小棚之外，还要交付第五个小棚，且这第五个小棚是临街的，即门要朝向街道，门口是宽阔的道路，用途是用于被告经营活动。10.《建设工程竣工规划核实合格证》复印件一份，证明：针对原告提供的小区临街小棚照片，被告在庭审中主张是车库不是小棚的问题，原告向福山区自然资源局调取了该《建设工程竣工规划核实合格证》，记载小区的15号楼及25号楼均只规划小棚，没有规划车库。也就是说，照片显示的临街建筑物并非是车库，就是小棚，只是被告将其自行称呼为车库而已。该临街小棚符合协议第九条约定，能够交付。根据目测，每个临街小棚面积基本相同，具体面积情况需要由法院向规划部门调取面积测绘报告。被告正大公司对原告张所勇、王春丽提交的上述证据发表以下质证意见：1.对拆迁房屋实物补偿协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临街小棚确实可以安置给原告，但是原告没有至被告处选取，现仍有临街小棚可以安置，但是需要说明的是临街小棚并不是临街车库，原告要求安置临街车库不是临街小棚；2.对拆迁的两处房屋的房产证和土地证、初始登记的土地证及福山区委会[1998]第7号文件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内容无异议；3.对1998年9月18日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2003年1月14日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山东省个体管理服务卡领取证》、个体工商户管理费收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该证据不能证明被告安置临街小棚给原告的原因；4.对临街小棚照片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该证据所拍摄的照片是临街的车库，并不是临街的小棚；5.对录音材料中王玉甫的录音，因其已去世无法落实其真实性，对王少军的录音，王少军现已不在烟台市福安房屋拆迁有限公司工作，故无法落实。但是从原告与王少军的录音中可以看出王少军讲给你找了开发商带着小棚，有窗，都是临街的，谁说再给你一套，王春丽说是两个小棚，是双方协商又加上的，是原房址对面邻居那样的，能开小卖部搞经营就行，在山墙上开个大门，当时让王玉甫在后面注上去就好了，所以从王春丽的谈话中可以看出王春丽和张所勇所要求的是15号楼住宅楼中另外增加一套小棚，而不是其在开庭过程中提供的25号楼车库，在15、25、16、17、18、28等楼号中都有小棚，只有25号楼是既有小棚又有车库的，原、被告双方在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中明确的是临街小棚一套，而不是车库。6.对照片形成的时间无法确认，从原告提供的照片可以看出在原告被拆除楼房的对面建设有楼房一栋，原告讲其想要安置的小棚的形状如对面新建房屋的形态一样，但是该对面新建房屋并不属于正大怡景小区房屋，原、被告之间也从未达成安置如对面新建楼房一样小棚的协议。7.（2019）鲁0611民初480号民事判决书中没有载明被告向王某提供了免费住房一套的事实，原告讲被告与王某之间有不正当的利益关系，纯属主观臆测，王某作为南关村的村委书记在南关村拆迁时予以协助也是完成了政府所安排的任务，是正常的工作，而不是与被告之间有不正当的交易。8.对原告自行整理的拆迁补偿程序流程中第1-6条无异议，对7-8条有异议，对第8条中的原告讲没有领取房屋的原因在于被告没有向其交付临街小棚是不正确的，被告已经向原告交付了的三套房屋中都有临街小棚，完成了合同的约定，原告没有领取房屋是因为没有与拆迁公司进行最后的结算。9.对史书第签订的拆迁房屋实物补偿协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证明内容有异议，原告与被告以及被告与史书第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确实是一套房屋配备小棚一个，四套房屋配备小棚四个，但是原、被告双方之间就协议中填写的“回迁安置楼时，靠临街小棚安置一套”理解是不一致，原告认为四套房屋除了要交付四个小棚之外，还要交付第五个小棚，且这第五个小棚是临街的，即门要朝向街道，门口是宽阔的道路，用于原告经营活动，而被告的理解是在所交付给原告的四套小棚中有一套小棚必须是临街的，不存在向原告交付第五套小棚的义务，而且被告认为，第一、被告的施工图纸中并没有原告所称的门要朝向街道，用于原告经营活动所需的临街小棚，第二、原告在本案诉讼中已经先后两次变更小棚的交付标准，第一次是要求被告交付如同25号楼车库相同的小棚一套，第二次是要求被告交付相同小区内其他开发商所开发房屋相同的小棚一套，这说明原告自己就没有具体的小棚的标准，原、被告之间没有就小棚交付的标准协商一致，第三、从原告提供的录音证据中可以看出原告对于靠临街小棚安置一套的理解是再增加一套小棚，而不是如同原告所主张的小棚大门面朝大街，可用于原告经营。综上，被告认为原告所提供的史书第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10.对《建设工程竣工规划核实合格证》的真实性无异议，从这两份证据中可以看出，15号楼、25号楼的第一层均是小棚，没有车库，但是该两份证据没有显示出小棚的具体状况。被告正大公司为证明其诉讼请求向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拆迁房屋实物补偿协议，证明被告拆迁了原告的房屋，同意给原告安置4套房屋和一个临街小棚，在该份协议的背面有原告办理17、18、18号楼三套房屋交付手续时所交纳款项的记载，证明了被告已经向原告交付17、18、18号楼三套房屋，同时也证明了原告知道在选取房屋后应当与被告或被告的委托代理人交纳相关费用之后领取房屋钥匙；2.房屋拆迁许可证，证明被告于2007年6月19日取得了拆取字（2007）第4号房屋拆迁许可证，可以对原告的房屋予以拆迁；3.17、18、28、15号楼房屋选取摇号记录表，证明2010年原告已经选取了正大怡景小区15号楼东一单元6层西户房屋为其安置房屋，因原告未至被告处办理相关费用结算以及领取房屋钥匙的手续，造成该房屋一直空闲。4.结算财务明细系被告自行书写，证明原告尚欠被告6400.20元没有支付给被告，所以原告一直没有领取房屋钥匙。5.25号楼、15号楼竣工图纸，证明规划设计时施工的小棚状况，其中15号楼是六层楼十二户，小棚是十二个，原告是安置在15号楼，所以其小棚也是在15号楼中选取一个，25号楼是四层，小棚是六个，因25号楼面积较大，在实际施工过程中安置户要求对面朝北的两个小棚进行了调整，将大门由对内开设变更为面向北开设，因原告所安置的房屋在15号楼，因此其要求按照25号楼小棚的方式进行安置是错误的。原告张所勇、王春丽对被告正大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发表以下质证意见：1.对拆迁房屋实物补偿协议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内容有异议，按照协议约定应当交付4套房，原告诉请的114.59平方米的楼房至今没有交付，至于已经交付的3套房双方已结算清楚，与本案无关。2.对房屋拆迁许可证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便真实，被告拆迁合法与本案也无关。3.对17、18、28、15号楼房屋选取摇号记录表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其主张的已经交付的3套房的事实无异议，被告主张原告参与了摇号选取了正大怡景小区15号楼东一单元西户118.23平方米的房屋的事实因为被告没有提供原件，我方对签名的真实性有异议，即便被告能提供原件并且原告本人也签字，只能证明原告参与了抓阄并不能证明双方办理拆迁安置手续以及房屋的交付。4.对结算财务明细不予认可，其主张的内容也有异议，但是原告认可双方之间尚未办理114.59平方米安置房的回迁安置手续和交付手续，未办理的责任过错在被告。5.对25号楼、15号楼竣工图纸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被告举证25号楼竣工图纸陈述该25号楼有门朝大街的小棚且数量有8个，这与原告调取的规划合格证证实的住宅楼除了住宅房屋以外只有小棚这一事实相吻合，没有规划建设车库，因此原告诉请要交付临街小棚有事实根据，且能够交付。每套安置楼均配备小棚一个，根据几次庭审查明的事实及相关证据，能够证明配备的小棚是在每套安置楼的楼道内是封闭的小棚，而不是临街的门朝大街的小棚，原告因获得的四套安置楼配备是四个小棚，前面已经交付了三套安置楼，对应的三个小棚都是在楼道内，原告诉请第一项被告应当交付的最后一套安置楼对应的小棚也应当是在该套安置楼的楼道内，且根据被告当庭陈述的事实12户有12个小棚，进一步证明每套安置楼都有楼道内小棚的事实。而原告与被告在签订协议第9条所约定的靠临街小棚安置一套，这明显不属于安置楼房本身配备的小棚，而是被告应当交付的第五个小棚，关于这第五个小棚的具体坐落和面积协议中没有具体约定，但是原告认为按照通常理解这第五个小棚当时是应当在被告开发建设的小区范围内，不限定具体的楼号，且由于当时签订拆迁协议时，尚未开发建设本小区的住宅，临街小棚的具体面积也没法明确写在协议中，根据被告举证25号楼的竣工图纸可以清楚的计算得出临街小棚的具体面积，因此原告诉请由被告交付临街小棚可以得到明确。经被告正大公司申请，法院组织证人王某出庭作证。王某在原告房屋拆迁时任城里村书记职务，王某称原告是城里村的人，在我村购买的房产，是幼儿园的房产，当时拆迁政策每套房配小棚一个，原告拆迁后抓阄，应该是在六楼东，后来换到了六楼西，后来说多一个小棚少一个小棚我不清楚，小棚一家只有一个，没有多余的。原告张所勇、王春丽对证人证言的效力不予认可，证人与被告之间具有一定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并且证人陈述的事实与原告诉请以及本案诉争的没有关联性。被告正大公司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证人证明的问题是拆迁安置房屋选号后应当由拆迁户与拆迁公司结算完毕后方能领取房屋钥匙，本案中原告一直没有与福安拆迁公司结算账目，所以一直没有领取房屋钥匙，但是这是因为原告自身的原因造成的，因此原告主张要求临时过渡费的诉请不能成立。从证人的证言可以看出，每套房屋配小棚一个，这是房屋拆迁安置时的原则，现在如原告王春丽在与王少军的谈话过程中可以看出原告是要求安置两个小棚，被拆迁办拒绝，而并非是原告所讲的要求安置车库被拆迁办拒绝，所以原告要求按车库的价格对其进行补偿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原告张所勇、王春丽申请法院向烟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福山规划管理办公室调取了烟台正大置业有限公司住宅楼竣工图，双方发表以下质证意见：原告张所勇、王春丽对竣工图真实性没有异议，能证明清洋苑正大怡景小区15号楼和25号楼除了住宅房屋外，只规划建设有小棚，没有规划建设车库。原告在庭前会议中举证了25号楼的三张照片，照片中一楼门朝向街道的建筑物就是规划建设的临街小棚，被告主张是车库，没有事实根据。另外需要说明，被告开发建设小区楼房有两种小棚，分别是临街小棚和楼道内小棚，这两种小棚所处的位置不同，位置不同其市场价值和用途也不相同。每套补偿安置房均免费配备的是一套楼道内的小棚，被告已交付给原告三套安置楼就是配备了三个楼道内的小棚，将来要交付的最后一套114.59平方米安置楼的小棚也是配备一套本单元楼道内小棚，而拆迁补偿协议第九条特别约定的是要交付一套临街小棚，这套临街小棚是4套安置房本身配备的4个楼道内小棚之外需要另行交付的第5个小棚。根据照片显示，被告已经按照规划建设了这种临街小棚，共计有5个这种临街小棚，被告庭审陈述有8个，所以被告能够交付给原告；如果因客观原因不能交付，则应当按市场价值进行折价补偿。被告正大公司对竣工图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原告的证明内容有异议，从被告所提交的15号楼、25号楼竣工图可以明显看出不管是15号楼还是25号楼，小棚门都是在楼道内的，而不是在楼道外的，没有原告所称的临街小棚，之所以25号楼后来在实际建设过程中发生了变化，是因为25号楼的安置业主提出了将原窗户向北的两套小棚变更为门向北的两套小棚，而且25号楼该两套小棚的面积适合进行建设，所以被告将25号楼窗户向北的两套小棚在实际建设过程中变成了门向北的两套小棚，这和原告所称的在房屋开发建设时就有临街小棚是不一致的，而且25号楼是用于安置25号楼住户的，15号楼是用于安置15号楼住户的，原告以15号楼住户的身份要求被告安置25号楼住户相同的小棚，是没有任何道理的，原告的小棚只有四、五个平方，而25号楼门向北的小棚有十几个平方，不能以25号楼的小棚安置给原告。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法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就各方争议的事实，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如下：2006年10月9日原告（乙方）、被告（甲方）双方签订《拆迁房屋实物补偿协议》，协议约定“过渡期限。乙方临时过渡期限自2006年10月9日至2007年7月31日。因甲方原因逾期的，逾期超过18个月，甲方按照每平方米8元向乙方加付临时过渡费。”协议第九条“双方约定的其他事项：回迁安置楼时，靠临街小棚安置一套”。被告共需补偿原告房产四套，分别为114.59平方米一套、78平方米一套、90平方米两套，被告已安置17号楼东二单元一层西78.86平方米房屋一套、18号楼东四单元三层西90.76平方米房屋一套、18号楼东四单元一层西90.76平方米房屋一套，已安置的三套房屋分别配备小棚一个，款项已经结算清楚。被告已支付原告2009年10月之前的过渡费，2009年9月份以后过渡费的标准为14元/月/平方米。原告张所勇、王春丽已对涉案房屋进行摇号确定安置房屋为15号楼东一单元六层西118.23平方米一套。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原、被告双方于2006年10月9日签订的《拆迁房屋实物补偿协议》,系双方在自愿基础上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内容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因而是合法有效的,对原、被告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关于原告要求被告交付114.59平方米的拆迁补偿安置房产，被告予以认可，且原告已经通过选号确认了具体的房屋，双方在结算相关费用后即可办理，故法院对原告的该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2009年11月至交付房屋之日止的过渡费，法院认为，原、被告双方签订的《拆迁房屋实物补偿协议》系双务合同，双方均应按照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即原告通过摇号确定安置楼房后应向被告结算相关费用，被告应与原告办理房屋交付手续。原告于2010年10月选取了回迁安置房屋后，应当及时办理交房手续，但原告以被告未按协议约定额外交付小棚为由，拒不办理交付手续，亦未在合理期限内以合理方法主张权利，放任损失扩大，因此，2010年11月之后的过渡费被告无需支付。双方已于2010年10月选号确认回迁安置房屋，双方均认可过渡费已经支付至2009年10月，故被告应当向原告支付2009年11月至2010年10月份的过渡费，按照每平方米每月14元的标准计算，应为19251.12元。关于原告要求被告交付临街小棚一套，被告不予认可。双方对《拆迁房屋实物补偿协议》第九条“回迁安置楼时，靠临街小棚安置一套”的理解不同，原告认为除了交付四套安置房及附属四个小棚外，还应当另行安置临街小棚一套；被告认为四套安置房产中有一套小棚为临街即可，而已经交付的三个小棚中已有小棚为临街小棚。法院认为，对合同条款理解不一致而产生争议时，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从原、被告签订《拆迁房屋实物补偿协议》的目的来看，原告要求增加临街小棚一个，应为生产经营需要，如果仅为楼道内小棚，无需特殊说明，故该条款的真实意思表示应为另行安置临街小棚一个。关于被告应当交付的临街小棚的具体标准，原告未能提供具体的位置、面积，且被告明确不予认可。从法院调取的涉案小区竣工图来看，原告提交的照片中的临街小棚在竣工图中并无显示，被告亦否认为其所建设。原告主张25号楼一层向北开门的六个小棚为符合协议要求的临街小棚，但从被告提交的25号楼竣工图可以看出，该六个小棚开门也是在楼内，竣工后改造为门朝北，同时该小棚为小区内，并非原告主张的临街小棚。庭审中，被告明确表示无多余小棚可以交付，原告要求选取小棚进行造价鉴定，被告不予认可，双方无法确定需要鉴定小棚的具体位置、面积等鉴定材料，故原告要求被告按市场价格补偿的诉请，证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原告可在证据充分后，另行主张。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7月13日判决：一、被告烟台正大置业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向原告交付《拆迁房屋实物补偿协议》约定的拆迁补偿安置房产一套；二、被告烟台正大置业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张所勇、王春丽房屋过渡费19251.12元；三、驳回原告张所勇、王春丽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800元，减半计取4400元，由原告张所勇、王春丽负担2200元，被告烟台正大置业有限公司负担2200元。本院审理中，上诉人张所勇、王春丽提交证据1，25号楼六个临街小棚及周边状况视频光盘；证据2，从高德地图下载打印的25号楼四周道路的平面图，该地图中显示的白色空隙是道路，能证实25号楼南面、北面都与道路相邻；证据3，上诉人王春丽与25号楼东一单元三楼东户业主的谈话录音光盘（附谈话录音整理书面材料）一份。证明一、25号楼楼下六个临街小棚并非是分配给25号楼安置户的附属小棚，住房所分配的附属小棚是在楼道内；二、被上诉人将这六个临街小棚以车库的名义对外出售，且这六个临街小棚已经全部出售或抵顶给他人，客观上已经不能将任何一个临街小棚交付给上诉人，因此只能折价补偿。证据4，安置小区其他七栋楼的小棚照片，证明涉案小区共建设有八栋楼，只有25号楼除了建设附属小棚外，还建设六个门朝向道路的临街小棚，其余楼号只建设了位于楼道内、门开设在楼道内的附属小棚，每套安置楼均分配了一个附属小棚。经质证，被上诉人正大公司对证据1视频光盘无异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称该份地图上除了显示25号楼的地理位置外，也有15号楼，上诉人安置的房屋在15号楼，其安置的小棚位于15号楼内，上诉人一直要求被上诉人按照25号楼小棚的状态予以交付，但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从未就交付25号楼相同的小棚达成一致。因此，该份证据并不能证明上诉人的主张。对于证据3，因谈话的双方身份无法核实，对该份录音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使该录音是真实的，也不能证明上诉人的主张。首先，谈话人是否是25号楼的业主不确定；其次，谈话人并非改造小棚的业主，至于业主将分配的小棚改造为车库，是否对外出卖，被上诉人不知情，谈话人也不知情。对证据4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被上诉人在一审中也明确表示清洋苑正大怡景小区所有建设的楼栋均为业主配置了门朝内设的小棚一套，没有另行建设其他的小棚。至于25号楼门朝外设的车库均是由业主自行改造，该份证据可以证明，被上诉人无法按照上诉人的要求，交付上诉人主张的小棚。本院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上诉人张所勇、王春丽主张被上诉人正大公司除了交付四套安置房及附属四个小棚外，还需要另外安置“临街小棚”一套。上诉人张所勇、王春丽对该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根据查明的事实可知，上诉人张所勇、王春丽根据双方签订的《拆迁房屋实物补偿协议》已安置三套房屋并分别配备小棚一个。上诉人张所勇、王春丽安置的第四套房屋经摇号确定为15号楼的一套房屋及小棚一个。现上诉人张所勇、王春丽主张其仍应分得第五个小棚，即25号楼“临街小棚”一个，上诉人张所勇、王春丽的该主张有别于涉案实物补偿协议的一般约定，应视为补偿协议中的特别约定。从双方签订协议的常理上分析，该约定内容明确且双方意思表示一致。但从上诉人张所勇、王春丽提供的相关协议内容来看，并无明确的特别约定。且上诉人张所勇、王春丽也不能证明协议中的“临街小棚”即特指25号楼的六个小棚。根据现有的证据情况，上诉人张所勇、王春丽主张其应分得的第五个小棚即为25号楼的六个小棚之一，证据不足，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上诉人张所勇、王春丽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上诉人张所勇、王春丽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殷连泽审判员  刘海波审判员  张莉莉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一日书记员  赵广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