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3民终384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瑞方（曾用名刘瑞才），男，1971年3月10日生，汉族，住徐州市泉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冯义强，江苏彭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科，江苏彭城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友宜，男，1951年2月20日生，汉族，农民，住徐州市泉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青，徐州市泉山区段庄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刘瑞方因与上诉人李友宜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2019）苏0311民初63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刘瑞方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冯义强、黄科，被上诉人李友宜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青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刘瑞方的上诉请求为：撤销一审判决，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其理由如下：一审判决将案涉房屋用地性质认定农村集体所有土地，并进而认定《合作建房协议书》无效，认定事实错误，法律适用错误。一、根据物权法规定，不动产物权登记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及对世公示形式，具有公信力。本案一审中李友宜提交的《土地使用权证》及法庭调取的《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上均载明案涉房屋用地性质为国有。该《土地使用权证》应当作为本案认定案涉土地性质的定案依据。而一审判决仅根据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介绍就将具有公示效力的物权凭证予以否定，未免过于草率。如前述，一审判决由于错误地认定了案涉土地的性质为农村集体所有土地，以此为前提适用的法律和结论也必然错误。也就是说本案的《合作建房协议书》中所涉土地为国有，不是农村集体土地。该协议双方意思表示真实，双方合建是自用，不是开发经营，双方也未改变土地用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应为有效。一审判决认定该协议无效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二、一审判决错误地理解了《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地产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精神，纵容了不诚信行为，动摇了重诺守信的价值观念。该解答中“10、关于农村宅基地上房屋买卖如何处理?”项下解答：“…买卖双方不属于同一集体组织成员的，根据《土地管理法》第62条的规定…应认定买卖合同无效。…对于房屋已经被征收或已纳入征收程序的，出卖人要求返还征收利益的，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过错，适当予以支持。…本条未作区分，而是根据过错合理分担，出卖人少分，以体现诚实信用原则”。根据该解答，农村宅基地上房屋买卖合同无效时，房屋被征收的征收利益分配，出卖人少分，以体现诚实信用原则。该解答中的出卖人在本案中即体现为李友宜，故其应少分征收利益，而一审判决本末倒置，错误的将征收利益大部分分配给了李友宜。此判决不仅没有体现诚实信用原则，反而让不诚信者受益，鼓励或纵容了不诚信行为，动摇了重诺守信的价值观念，拉低了社会道德的底线。三、一审判决违背了公平原则，机械司法，客观上支持了悖信者不当得利。本案查明，双方合建房屋170m²，并约定征收时利益均分。房屋被征收后，李友宜不仅不诚信履约，反而转移征收补偿财产，抵赖合建事实，妄图独吞合建房屋征收利益。在案证据证明，由于李友宜悖信而不当占有的合建房屋征收利益，至起诉时已由征收时的4206元/m²增至8000元/m²左右。而一审判决无视该财产增值的客观事实，仍按4206元/m²的标准计算征收利益，客观上支持了悖信者的不当得利，违背了公平公正原则。综上，请求二审法院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李友宜针对刘瑞方的上诉辩称，一、被拆迁的村原本就是农村，均为农村集体土地，且也是按土地面积拆迁的。原审法院认定正确。二、刘瑞方所称江苏省高院解答精神系其自己理解的精神，非定论性的法律规定，江苏省高院也未作出明确的指导意见，原审法院确定了分配原则和分配比例是正确的。违背诚信价值理念恰恰是刘瑞方，其想以非农村集体组织成员的身份，通过合作建房从中套取非法的高额利润，不仅违反了法律规定，而且也违背了其声称的重诺守信的价值观念。三、刘瑞方上诉所称按照每平方8000元计算，分配增收利益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认定建房面积为170平方依据错误，一审未查清实际建房的面积数，也与事实严重不符。且双方合作建房未办理相关审批手续，属于违章建筑，不能按照目前的市场价计算。双方协议中约定，按拆迁政策执行价格，因此即使是合法建筑，也应当按照双方约定的涉案房屋拆迁时咨询的价格，即每平方4206元计算及分配拆迁利益。综上，刘瑞方的上诉请求及其所称的事实和理由与事实不符，也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主张，因此李友谊自愿补偿10万元以外，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刘瑞方的上诉请求。上诉人李友宜也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其上诉请求为：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以及案件受理费分配，依法改判李友宜给付刘瑞方10万元投资收益款或者发回重审，理由如下：一审法院认定合作建房的面积数为170m*的依据错误，也未查清实际建房面积数，且与事实严重不符。一、《协议书》空缺处未按照约定填写数据，更无双方有土地证，使共同签字认可。1、《协议书》第一页上的“…平方米”中的“建用面积170平方米，建成两层楼房共平方米”的空缺处并未填写案涉房屋的实成两层楼房面积，且与《协议书》第二页上手写备注的“以上各项所”涉及的问题之限于前院所占的土地面积和建筑面积。…“第一项的平方面积空，待房屋建完后丈量，以实际面积填上为准”不符，但是案涉房屋建成后，双方并未进行实际丈量面积并在上述协议空缺处填写，因此该《协议书》不能作为认定案涉房屋面积数的依据，仅能证明双方存在合作建房协议。1、《协议书》第二页上手写备注的“以上各项所涉及的问题之限于前院所占的土地面积和建筑面积…”，据此，在前院所占土地面积和能够建成的房屋面积范围内是不可能建成170平方米的两层房子的。从当时案涉房屋所占前院的结构图来看，最多能建成房屋的面积为60平方米，这正好与上诉人认可的面积数相符。2、在一审第三次庭审中，当上诉人问刘瑞方(一审第三次开庭笔录第12页第5-10行)：“请问原告，你有没有就所述合作建房面积数进行丈量，且有被告确认的确认单?”刘瑞方答：“这个不用我多说了，以他实际写的预算单为准。”刘瑞方的这一回答恰恰证明了其也认为该《协议书》不能作为认定案涉房屋面积的依据，也未实际丈量。3、通过该《协议书》第二页手写备注的内容能够确认一个客观事实，第一页空缺的房屋建成面积数应当是在案涉合作建设的房屋建成后填写的，须经双方共同确认，即双方在该第一页空缺填写处共同签字确认，而本案恰恰没有双方的共同签字认可。而事实上，实际合作建房面积并非被上诉人所称面积数。二、《建房预算单》仅是预算。刘瑞方在一审举证时提交的“证据目录”和庭审陈述时，清楚的表述为就是“建房预算单”(详见一审卷宗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目录”)。既然是“预算单”，就是预计、计划和打算的意思，即在施工前作的方案计划，而在普通农户具体建房施工中进行变更亦是司空常见之事，并不是最终的确定合作建成房屋面积数的“结算单”或者说是“确认单”。而一审法院却难以理解地采信了连刘瑞方都认为是“预算单”上的面积数作为定案依据，实在让上诉人难以理解和难以接受。三、刘瑞方提供的证人仅能证明合作建房事实。一审中，刘瑞方提供的证人仅能证明合作建房事实，并未证明合作建成后房屋的实际建筑面积数。四、上诉人申请出庭的证人能够证明实际建房施工人和实际建成房屋面积数。一审中证人张某,4就是当时具体施工建房的人，其证言不仅能够证明当时实际建房施工人是谁，而且更能证明建成的房屋面积数为多少。如果一审法院不采信证人张某,4的证人证言，那么当时具体施工建房人到底是谁？一审法院并未查明该事实。为什么非要查明该事实，因为只有当时具体施工建房人才能真实、客观的描述和反映当时建成的合作房屋面积数为多少？而且在上述《协议书》、《建房预算单》都存疑的情况下，唯有具体施工建房人的陈述最为真实和客观。房屋征收是按照90%而不是按照92%征收的，一审认定错误。五、上诉人愿意支付被上诉人10万元的原因。因为被上诉人投资合作建房4万元，上诉人综合考虑银行存款利率、上诉人认可的合作实际建成的房屋面积数等因素后，同意支付被上诉人10万元投资收益费用。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不应当以170平方米作为计算上诉人给付被上诉人的拆迁补偿款的依据，应当结合案涉《协议书》第二页手写备注内容、案涉房屋所处位置能否建成170平方米的房屋、具体施工建房人的陈述等来确认案涉房屋的实际面积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李友宜给付刘瑞方100000元拆迁补偿款，并对一审案件受理费重新进行分配。针对刘瑞方的上诉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合建面积170平方认定正确，在一审中刘瑞方提供的由李友宜亲手书写的结算单也足以证明双方合建面积。综上，李友宜关于合建面积不是170平方的主张不能成立。二、关于一审中刘瑞方提交的建房结算单，是由李友宜在庭审中亲口承认的。关于一审中的证人证言，刘瑞方提供的证人，在协议书中有签名，具有证人资格，其证言真实性应予采纳。而李友宜提供的证人，刘瑞方从来不认识，其证言与证人资格在一审中刘瑞方均不予认可。而且在一审判决亦未采纳张小线的证言。关于征收比例是90%还是92%，一审认定正确，92%是根据实际丈量的实有房屋面积与实际赔偿的房屋面积相比得出的比例。李友宜主张按照90%没有事实依据。李友宜主动愿意支付10万元，正表明其理亏和其内心不安的一种表现。综上，一审法院对170平方米的核建面积以及92%征收比例的认定，符合本案事实与法律规定，应予以支持，李友宜的上诉请求应予驳回。刘瑞方向一审法院起诉的请求为：1、判令李友宜给付78.2㎡征收补偿安置房一套，如给付不能则按7000元/㎡标准返还房款547400元，并返还其他补偿款41133.2元，并承担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瑞方的原户籍地在安徽省宿州市泗城镇汴河路50-4号，后注销，其新的户籍地在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李友宜的户籍地在徐州市九里区。2008年10月20日，李友宜（甲方）与刘瑞方（乙方）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内容有：一、甲方提供宅基地（徐州市九里区火花四队福海巷__号，原有住房前院），有土地证，使用面积170平方米，建成两层楼房共__平方米。二、乙方出资建房，经核算乙方付给甲方40000元筹建房屋款，乙方不再过问具体事宜，但甲方2009年春节前必须建完。三、所建房屋甲乙双方按土地使用面积和建筑面积各享受50%所有权，如将来拆迁，1.按土地证使用面积或建筑面积赔偿，甲乙双方各享受50%的赔偿政策；2.如按房产证面积赔偿，甲方比乙方多享受前院房产证上的面积12.50平方米，其他部分双方各享受50%的赔偿权；3.如按居住人口给予面积赔偿，乙方不享受赔偿权。四、如将来赔房，乙方不能赔偿到一套房屋的使用面积，甲方可从总体赔偿房产中让乙方得到一套房产，所差面积的费用，由乙方按拆迁政策执行的价格补足给甲方或开发商，如相差面积太多，甲方不能补给乙方住房面积，甲方可按赔偿政策的价格支付给乙方应得到的房屋款。该协议中第一条中的“170”平方米、第三条中的“12.50”平方米系用圆珠笔手写，该协议的最后空白处另有圆珠笔手写的“以上各项所涉及的问题只限于前院所占的土地面积和建筑面积”“第一项的平方面积空，待房屋建完后丈量以实际面积填上为准”，庭审时刘瑞方陈述上述圆珠笔手写内容为其笔迹。该协议除原、李友宜签名外，另有李建平在“公证人”处签名。除上述协议书外，李友宜曾手写一份建房费用的清单，其中第1项建筑面积为：东西长14.5m×5m=72.5㎡×2=145㎡，南北7m×1.8m=12.6㎡×2=25㎡，费用为170㎡×210（元），35700（元）。建房总费用含门窗、玻璃等合计41240元。2014年12月20日，李友宜（乙方）与徐州市泉山区房屋征收办公室（甲方）签订一份《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主要内容有：被征收房屋座落火花村四组50号，产权性质私有，建筑面积371.98㎡+111.59㎡，用地面积265.7㎡；土地性质国有；补偿方式产权调换，乙方选择的房屋如下：李小彬，泉盛美家16-1-2402室86.56㎡；李艳，泉盛美家16-1-2403室117.66㎡；李小彬，泉盛美家16-1-3002室86.56㎡；乙方被征收房屋补偿总额2175586元，其中房屋价值2033895元，附属物51634元，搬迁、过渡、奖励等费用90057元。在拆迁部门制作的房屋面积确认单中，涉及李友宜拆迁的房屋公示面积为533.37㎡，其中合法面积为371.98㎡，奖励面积为111.59㎡，无证面积为49.8㎡，无证面积按260元/㎡补偿12948元。另外，土地面积认定为265.7㎡。该确认单中，对土地面积的“认定依据”一栏中写有“二调”内容，对建筑面积的“认定依据”一栏中写有“按会议纪要第41号精神以两证认定”及“房证：徐九房村镇字第02735号”的内容。庭审时，刘瑞方、李友宜均认可拆迁时，李友宜房屋的合法面积及奖励面积是按4206元/㎡予以补偿。关于刘瑞方诉请的依据，刘瑞方陈述其诉请按7000元/㎡标准返还房款系依据泉盛美家小区及周边小区在起诉时二手房的市场价格确定；诉请按78.2㎡给付房款，是根据双方合作建房面积为170㎡，按照征收方案补偿其中的92%即为156.4㎡（170㎡×92%），按协议约定刘瑞方享有该156.4㎡的50%拆迁利益，计算出78.2㎡（156.4㎡×50%）；诉请的其他补偿款是参照案外人刘保侠的拆迁补偿测算表中列明的提前奖、搬家费、过渡费的数额为依据计算得出。另查明，案涉房屋座落在火花村4组50号，李友宜于1997年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颁证机关为徐州市土地管理局。刘瑞方质证时认可该土地证的真实性，并主张土地性质为国有，双方的合作建房协议据此应认定有效。刘瑞方另结合案涉征收补偿协议、房屋面积确认单等证据，发表质证意见时认为，案涉的李友宜房屋被征收时，征收部门确认李友宜的合法面积是按用地面积的1.4倍得出，奖励面积是按用地面积乘以0.6再乘以0.7的系数得出，即案涉私房补偿面积是以用地面积为基数按相应比例计算得出。为审理需要，一审法院曾前往徐州市泉山区住建局征收办及徐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泉山分局了解案涉房屋拆迁时的政策及土地性质等问题。据工作人员介绍，拆迁补偿政策对于被拆迁房屋的补偿面积是以用地面积为基数按相应比例计算得出，与刘瑞方陈述的观点一致。对于案涉房屋的土地性质，虽然当事人持有国有土地使用证，但在国土局没有相关档案材料，具体取得过程不清楚，在实际管理使用中，是按照农村宅基地的性质由当地村集体经济组织分配及管理使用的。另外，根据拆迁时房屋面积确认单中认定土地面积的依据是“二调”，也就是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当年主要是调查农村土地，该土地的性质应当为农村宅基地。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双方签订的《协议书》的约定，其主要内容是刘瑞方出资在李友宜有使用权的土地上新盖房屋，并对新盖房屋的权利及遇拆迁时的利益分配等进行约定。双方合作所建房屋座落在本市泉山区火花村，李友宜取得的土地使用证虽载为国有性质，但根据双方在协议中约定在李友宜的“宅基地”上建房、李友宜的房证在面积确认单中认定为村镇房证、对相关职能部门调查了解的情况等综合认证，能够认定案涉土地实质为集体所有，即案涉房屋系在李友宜宅基地上所建。依照我国土地管理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宅基地的买卖为我国法律、法规明确禁止。国家土地管理局（1990）国土函字第97号《关于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的具体应用问题请示的批复》中规定，原宅基地使用者未经依法批准通过他人出资翻建房屋，给出资者使用，并从中牟利或获取房屋产权，是属“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的违法行为之一。刘瑞方不属于李友宜所在的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其无权在该村集体土地上建住宅，其与李友宜所签的出资建房协议，在当前房地一体的格局下，名义上是出资建房，但依上述批复的规定，实际上属“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的违法行为，故刘瑞方与李友宜签订的《协议书》因违反土地管理法等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合同无效。本案当事人的行为亦属于变相地非法买卖农村宅基地上房屋的行为，在认定合同无效后，依据《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民事部分）纪要》的指引，以及《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地产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的精神，对于当事人请求返还购房款及其利息，包括请求分配拆迁利益等，应当综合考虑当事人的过错、因土地升值或征收补偿所获利益，以及因房屋现值和原买卖价格的差异造成的损失等因素，综合平衡双方的利益予以考虑和处理。关于本案当事人的各自过错，双方合作建房的目的均为今后拆迁时获得相关拆迁利益，故双方的过错是同等的。根据刘瑞方陈述的拆迁补偿政策以及调查的情况，案涉房屋拆迁时主要是依据用地面积确定拆迁补偿利益，而该用地的使用权为李友宜，又因土地升值的因素占补偿利益的主要部分，同时考虑到刘瑞方投资建房的成本、建房后至拆迁时的时间等因素，酌定按拆迁利益的30%支持刘瑞方的诉请。关于双方合作建房的面积，刘瑞方主张为170㎡，并举出协议书、李友宜书写的建房费用清单等证据证明，予以采信；李友宜辩称双方合作建房的面积为58㎡，但李友宜所举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不予采信；关于拆迁时对合作建房面积的补偿面积数额，刘瑞方主张按照征收方案补偿170㎡的92%即为156.4㎡，符合相关政策规定，予以采信。关于刘瑞方诉请的给付房款，实为诉请的案涉房屋的拆迁利益，刘瑞方主张按起诉时拆迁安置房小区及周边小区二手房的市场价格7000元/㎡的标准计算，没有合同及法律依据，对该标准不予采信；依据双方在协议书中“按拆迁政策执行的价格”“按赔偿政策的价格”等意思表示，应以拆迁时的补偿标准为依据，故以双方认可的案涉房屋拆迁时4206元/㎡的补偿标准作为计算刘瑞方该项诉请的依据。综合以上认定，依据前述支持刘瑞方可得拆迁利益的比例，支持刘瑞方诉请给付拆迁补偿款197345.52元（156.4㎡×4206元/㎡×30%）。关于刘瑞方诉请的提前奖、搬家费、过渡费等其他拆迁补偿款，该费用系拆迁部门对作为被拆迁人的李友宜给予的特定补偿，应归李友宜所有，刘瑞方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故不予支持。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八条第二款、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五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李友宜给付刘瑞方拆迁补偿款197345.52元；二、驳回刘瑞方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685元，由刘瑞方负担3200元，由李友宜负担6485元，李友宜应负担的诉讼费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至一审法院。二审期间，李友宜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1997年7001号土地证平面图两张，一个是带红线的，一个是不带红线的。该两**面图红线表述计算距离此红线南北只有4米的距离，东西10米的空，扣除南北1米的滴水，双方合作的建房面积数不可能是170平方米。结合实际施工人张某,4的证言，能够证明实际施工的面积为两层房子60平方米。刘瑞方质证认为，该平面图是李友宜在一审中提交的土地使用权证中的附图，对该图的真实性认可，但该图并不能证明李友宜主张的合建面积是60平方米，该图能够印证李友宜在结算单中所列的数据。也就是说，无论该单据是结算单还是预算单，其载明的数据都是有客观依据的。根据李友宜所主张其南北4米，东西10米，而根据李友宜涉案被征收房屋的面积复核申报表中，所载被征收房屋的东西距离是14.7米，而南北是18.07米。根据李友宜在一审中2020年4月22日开庭笔录中陈述的，其前院土地面积南北12米，东西13米，李友宜的陈述意见与今天庭审所陈述的数据又不一致，以上足以说明李友宜在虚构事实。证据二、张某,4的修建证明，证明总施工的费用是21600元，施工面积数为60平方米，4万元并没有用花完。刘瑞方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该证明的证明日期是2019年12月2日，该日期是否真实也无法认定。在一审中没有提供，该证据虚假。本院认为，因双方对上述证据争议较大，应结合本案案情及其他证据确认其证明力。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一、关于涉案协议书的效力问题。本院认为，李友宜未经相关部门批准，提供其宅基地与刘瑞方出资合作建房使用，并约定刘瑞方获取合作建房后的相应利益。一审法院认定该协议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并无不当。合同无效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因案涉房屋已被征收，返还已无可能，但李友宜通过与徐州市泉山区房屋征收办公室（甲方）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取得了包括合作建房在内的拆迁利益，李友宜应当对双方合作所建房屋进行相应折价补偿。二、关于双方合作建房的面积是多少问题。李友宜在一审中主张双方合作建房的面积为58㎡，庭审时还主张合作建房的面积为49.8㎡，甚至还主张合作建房的实际建房面积为60㎡，最后在一审时明确双方合作建房面积为49.8㎡，而在二审中又举证证明双方合作建房的面积为两层60㎡，其陈述前后不一，且李友宜所举证据均不能证明其主张。对于双方合作建房的面积，刘瑞方为证明其合作建房170㎡的主张提供双方签字的协议书，尽管协议书中170㎡为手写，但与李友宜书写的建房费用清单载明的面积一致，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双方合作建房的面积为170㎡符合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对于拆迁时对合作建房面积的补偿面积数额，刘瑞方主张按照征收方案补偿170㎡的92%即为156.4㎡，符合当地相关政策规定。三、一审法院所确认的比例是否恰当。虽然涉案协议书无效，但是建造的房屋因政府征收所获得的补偿款，双方之间可以按照协议书约定的期待利益进行分配。综合考虑当事人的过错、因土地升值或征收补偿所获利益，以及因房屋现值等因素，综合分配双方的利益。关于本案当事人的各自过错。双方合作建房的目的均为今后拆迁时获得相关拆迁利益，故双方的过错同等。结合双方过错程度、参照协议书中双方权利义务及份额约定，酌定按拆迁利益的50%支持刘瑞方的诉请。一审法院该项认定依据与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的记载不一致，本院予以纠正。刘瑞方上诉认为应按市场价格8000元/㎡的标准计算，没有合同及法律依据，对该标准不予采信。一审法院依据双方在协议书中“按拆迁政策执行的价格”“按赔偿政策的价格”等意思表示，以拆迁时的补偿标准为依据，符合双方约定。故以双方认可的案涉房屋拆迁时4206元/㎡的补偿标准作为计算刘瑞方该项诉请的依据。综合以上认定，依据前述支持刘瑞方可得拆迁利益的比例支持其诉请，由李友宜给付刘瑞方拆迁补偿款328909.2元（156.4㎡×4206元/㎡×50%）。关于提前奖、搬家费、过渡费等其他拆迁补偿款，该费用系拆迁部门对作为被拆迁人的李友宜给予的特定补偿，应归李友宜所有，刘瑞方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故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刘瑞方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李友宜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2019）苏0311民初6368号民事判决；二、李友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刘瑞方拆迁补偿款328909.2元；三、驳回李友宜的上诉请求；四、驳回刘瑞方的其他上诉请求；如果义务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9685元，由刘瑞方负担4200元，由李友宜负担5485元。李友宜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2234元，由李友宜负担。刘瑞方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9685元，由刘瑞方负担4200元；由李友宜负担5485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交至本院,逾期未交纳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超审判员 陈 禹审判员 孙守明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刘执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