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15民终131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宜宾市康泰物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宜宾市叙州区南岸航天路南段（正和七星花园）。 法定代表人：石国林，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朝军，四川丰宜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镇东，四川丰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盐津中辉矿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昭通市盐津县柿子镇黄毛坝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文娥，经理。 上诉人宜宾市康泰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宾康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盐津中辉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盐津中辉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宜宾市叙州区人民法院（2019）川1521民初62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宜宾康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石国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朝军、黄镇东，被上诉人盐津中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文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宜宾康泰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四川省宜宾市叙州区人民法院（2019）川1521民初6224号民事判决，改判盐津中辉公司向宜宾康泰公司支付货款349444.57元；2.一、二审诉讼费由盐津中辉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没有按照双方的交易习惯，简单以签收单据来认定具体供货数量，依法应当纠正。宜宾康泰公司与盐津中辉公司之间有两种交易方式，一是宜宾康泰公司按照盐津中辉公司的建设生产进度向其供货，有货物签收单据，货物送达后再支付该批次货物的价款；二是按照盐津中辉公司的需货要求，双方签订《工矿产品订货合同》，然后根据合同约定履行货物交付。因4份《工矿产品订货合同》已经实际履行完毕，所以涉及该4份合同的货物金额298117.25元，不应当按照签收单进行计算。《工矿产品订货合同》约定先预付款后货，实际双方也是按照合同约定履行，盐津中辉公司在2018年6月11日预付款100000元，对应2018年6月5日签订的价值147600.75元《工矿产品订货合同》；2018年7月31日预付款200000元，对应2018年9月5日至7日签订的三份《工矿产品订货合同》。宜宾康泰公司与盐津中辉公司完成上述交易后，出具对应合同价款、合同货物的含税发票，盐津中辉公司也进行了抵扣，盐津中辉公司当时的现场负责人陈某1一审中也出庭予以证实。宜宾康泰公司提交的证据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合同内的货物已经交付。合同内和合同外的货物总计849904.82元，盐津中辉公司仅支付了500000元，还应向宜宾康泰公司支付剩余货款。 盐津中辉公司辩称，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履行的实际情况应当以有书面签收单据的为准，没有签收单据的，不能认定为已经供货。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宜宾康泰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盐津中辉公司向宜宾康泰公司支付货款345262.32元；2.本案案件受理费由盐津中辉公司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宜宾康泰公司多次向盐津中辉公司供货。2018年6月5日前，宜宾康泰公司所供货物由盐津中辉公司员工袁某签收（共计6张送货单，金额为90766.5元）。2018年6月5日，宜宾康泰公司（供方）与盐津中辉公司签订《工矿产品订货合同》，合同号20180605，约定宜宾康泰公司向盐津中辉公司供货，产品详见合同清单，合同金额147600.75元，结算方式为先预付款后货。2018年9月5日-7日，宜宾康泰公司与盐津中辉公司再次签订三份《工矿产品订货合同》，合同号分别为20180905、20180906、20180907、合同金额分别为40636.5元、49610元、60270元，结算方式均为先预付款后货。四份合同双方均对产品名称、型号、数量、单价等事项进行约定，合同有效均为2018年12月31日前。合同签订后，宜宾康泰公司自2018年6月22日至2018年11月23日期间将货物运送至盐津中辉公司指定地点，由盐津中辉公司员工袁某、陈某2收货并在送货单存根联签字（共计30张送货单，金额为467524.82元）。盐津中辉公司于2018年6月11日支付宜宾康泰公司货款100000元，2018年7月31日支付货款200000元，2018年10月5日支付货款200000元。 审理中，一审法院询问宜宾康泰公司提交的10份蓝色送货单，为什么没有盐津中辉公司人员的签字，宜宾康泰公司陈述该10份送货单载明的货物就是双方签订的四份《工矿产品订货合同》所约定的货物，其金额、型号、数量一致。该10份蓝色送货单载明的货物，因为宜宾康泰公司已经收到货款，钱货两清，就没有要求盐津中辉公司人员签字。盐津中辉公司对此不予认可。 另查明，证人陈某1出具的《证明》内容为“本人陈某1……为盐津中辉矿业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石英砂洗选项目建设的现场负责人。关于盐津中辉矿业有限公司与宜宾市康泰物资有限公司材料相关事宜，情况属实，具体货物的数量及单价已由收货人袁某、陈某2签字确认”。证人袁某出具的《证明》内容为“本人袁某……于2018年5月1日至2018年11月31日期间在云南省昭通市盐津县盐津中辉矿业有限公司任中辉矿业有限公司建厂现场主管，在建设期间收到宜宾市康泰物资有限公司运到现场（盐津县黄毛坝工业园区盐津中辉矿业有限公司）材料属实，合计材料清单24页，合计金额340368.32元……”。证人陈某2出具的《证明》内容为“本人陈某2……于2018年5月1日至2019年5月30日期间在云南省昭通市盐津县中辉矿业有限公司任生产主管，在建设期间收到：宜宾市康泰物资有限公司运到现场（盐津县黄毛坝工业园区盐津县中辉矿业有限公司）材料属实，合计材料清单2页，合计金额9247.5元……”。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宜宾康泰公司请求盐津中辉公司支付货款，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据。双方对签订《工矿产品订货合同》，宜宾康泰公司向盐津中辉公司供货的事实无争议。审理中，宜宾康泰公司提供了36份盐津中辉公司员工签字确认的送货单，盐津中辉公司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宜宾康泰公司提供了10份蓝色送货单，并陈述10份蓝色送货单上载明的货物数量、型号、金额与四份《工矿产品订货合同》约定一致，但该10份送货单系宜宾康泰公司单方面制作，没有盐津中辉公司的签收依据，且盐津中辉公司不予认可，该10份没有盐津中辉公司签字的送货单，即使和四份合同约定的货物数量、型号、金额一致，也不能当然证明宜宾康泰公司将其货物交付盐津中辉公司，对于该10份送货单，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宜宾康泰公司提供的往来询征函上载明的金额，同样是宜宾康泰公司单方面行为，其提交的《盐津中辉矿业有限公司应付款》仅为一份无盐津中辉公司盖章或相关人员签字的统计表格，上述两份证据也未得到盐津中辉公司的确认，该两份证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宜宾康泰公司提交的《宜宾市左勇物流》清单，从内容上并不能证明系宜宾康泰公司向盐津中辉公司供货，且单据上均在付款方式：现付处划沟，不能证明盐津中辉公司尚欠宜宾康泰公司该5批货物的货款。宜宾康泰公司与其他公司订立的产品购销合同，与本案无关，一审法院不予采信。证人陈某1、袁某、陈某2的证言只能证明双方有买卖关系，以及袁某、陈某2签收货物的事实，但袁某、陈某2证言上载明的金额与其签收的货物统计的金额不一致，一审法院采信其签字确认的送货单统计出的金额。另，宜宾康泰公司提供的其他证据，同样达不到其证明目的，且不能形成支持其主张的证据链，对于宜宾康泰公司提供的其他证据，一审法院亦不予采信。盐津中辉公司已支付的货款，应当予以抵扣。综上，经双方签字确认的金额即36张签字送货单确认的金额为558291.32元，扣除盐津中辉公司已支付的货款500000元，盐津中辉公司还应支付宜宾康泰公司货款58291.32元。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盐津中辉矿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宜宾市康泰物资有限公司货款58291.32元。如盐津中辉矿业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478元，由宜宾市康泰物资有限公司负担5220元，盐津中辉矿业有限公司负担1258元。 二审中，宜宾康泰公司提交了以下证据：1.盐津中辉公司资产清查专项审计报告、陈述书，拟证明陈某1是盐津中辉公司的实际投资人，知道供货的详细情况；2.2019年四川中渝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盐津中辉公司进行的财务审计，其中《盐津中辉矿业有限公司资产负债清查明细表》与一审中提交的《盐津中辉矿业有限公司应付款》一致，拟证明盐津中辉公司自认截止2019年尚欠349444.57元货款未支付；3.民事裁定书、民事调解书、往来流水、票据，拟证明盐津中辉公司在交易过程中经常差欠货款不支付；4.增值税专用发票汇总表，增值税纳税申报表及附列资料，拟证明宜宾康泰公司与盐津中辉公司签订并履行完毕4份《工矿产品订货合同》相对应的货物和金额所开具的5份增值税专用发票，盐津中辉公司已经进行了认证抵扣，可以间接证明盐津中辉公司认可案涉4份合同对应的货物已经交付，对合同内特定货物的品种、规格型号、数量、金额等均予以认可；5.产品合格证、采购单及图纸、物流单，拟证明宜宾康泰公司是根据盐津中辉公司的指定和特殊要求向第三人订制采购，属于特定物，现场勘验特定物可以证实宜宾康泰公司已经将案涉合同货物交付给盐津中辉公司，宜宾康泰公司多数通过左勇物流向盐津中辉公司供货，物流费用的承担与宜宾康泰公司一审提交的物流单、物流费用由宜宾康泰公司负担，其中盐津中辉公司垫付了460元的运费。 盐津中辉公司质证认为：1.审计报告真实性予以认可，仅凭审计报告不能达到证明目的，需要签收的依据，证据交付了货物；2.其他证据有盐津中辉公司签字的予以认可，没有签字的不予认可。 本院审查认为，对审计报告的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其他证据没有盐津中辉公司签字，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材料予以认定。 二审另查明，1.四川中渝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盐津中辉公司出具的《清产核资报告》中《资产—预付账款—清查明细表》中载明“宜宾市康泰物资货款2018年账面数201882.75元”、《预付账款科目余额表》（月份2018.05-2018.12）中载明“预付账款宜宾市康泰物资期初金额0借方金额500000元贷方金额298117.25元期末余额借方201882.75元”。《固定资产—办公室设备清查明细表》中记载“ＸＬ-21（90ＫＷ＊2）动力控制柜1台，购置日期2018年7月，账面价值17112.07元”；2.宜宾康泰公司提交的合同内送货清单上载明“动力控制柜ＸＬ-21、90ＫＷ＊2、单价19850、送货日期2018年8月25日”、2018年9月26日出具的增值税发票上载明“动力控制柜ＸＬ—21（90ＫＷ＊2）、17112.07、16%、2737.93”。3.宜宾康泰公司于2018年9月25日、26日共计出具了5张增值税发票，发票抬头注明公司为盐津中辉公司，5张票据合计金额为298117.25元；4.宜宾康泰公司在一审提交的《盐津中辉矿业有限公司应付款》中载明：宜宾康泰公司、应付账款856408.57元、预付账款500000元、尾款349444.57元、备注已扣除460元运费。2020年4月29日，陈某1在询问笔录中陈述在开庭时其提交了欠款明细（应付款明细）。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宜宾康泰公司陈述提交的送货单并非《工矿产品订货合同》中约定的货物，对于双方存在合同外交易的情况，本院予以确认。因宜宾康泰公司与盐津中辉公司在一审中对有签字确认的36份送货单确认的金额，以及盐津中辉公司已经支付了货款500000元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宜宾康泰公司上诉认为在与盐津中辉公司之间签订了《工矿产品订货合同》后，已经实际交付了合同约定的货物并出具了相应增值税发票，所以没有要求盐津中辉公司出具签收单据。但盐津中辉公司对此予以否认。宜宾康泰公司应当举证证明其已经交付了合同所涉的货物。对此，本院评述如下：首先，《工矿产品订货合同》中约定先预付款后货，签订合同时间为2018年6月5日、2018年9月5日、6日、7日，盐津中辉公司向宜宾康泰公司转款时间为2018年6月11日100000元、2018年7月31日200000元、2018年10月5日200000元，签订合同时间和支付款项时间、金额不能对印，不能区分盐津中辉公司转款即为《工矿产品订货合同》的预付款；其次，盐津中辉公司《清产核资报告》的《固定资产—办公设备清查明细表》中载明的动力控制柜（型号ＸＬ-21、90ＫＷ＊2）购置日期为2018年7月，宜宾康泰公司提交的清单中载明的动力控制柜供货时间为2018年8月25日，仅凭该《清产核资报告》不能证明宜宾康泰公司已经向盐津中辉公司交付了合同所涉的货物；再次，证人陈某1在一审中出庭作证，在一审庭审中既对欠款35万余元予以认可，又陈述不清楚宜宾康泰公司向盐津中辉公司供货的总金额、盐津中辉公司已经支付宜宾康泰公司的金额，因证人在一审中的陈述前后矛盾，一审对该证人证言不予采信，并无不当；宜宾康泰公司提交的物流单，也没有盐津中辉公司工作人员的签字确认。综上，宜宾康泰公司提供的证据与证人证言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不能证明已经向盐津中辉公司交付了4份《工矿产品订货合同》所涉货物。一审按照宜宾康泰公司提交的有盐津中辉公司工作人员签字确认的送货单计算供货金额，并无不当。宜宾康泰公司若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已经向盐津中辉公司交付了《工矿产品订货合同》所涉及的货物，可以另行向盐津中辉公司主张权利。 综上所述，上诉人宜宾康泰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667元，由上诉人宜宾市康泰物资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郭美宏 审判员  彭晓烽 审判员  龙 雨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徐 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