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鄂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7民终60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袁某1，女，1998年3月2日出生，汉族，鄂州市人，住鄂州市鄂城区。上诉人（原审被告）：袁某2，男，1974年5月14日出生，汉族，鄂州市人，住鄂州市鄂城区。上诉人（原审被告）：甘某，女，1979年5月10日出生，汉族，鄂州市人，住鄂州市鄂城区。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阮拥军，湖北吴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男，1996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鄂州市人，住鄂州市鄂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幼华，男，1959年2月1日出生，汉族，鄂州市人，住鄂州市鄂城区。系被上诉人李某的父亲。委托诉讼代理人：洪利生，鄂州市鄂城区维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甘某、袁某1、袁某2因与被上诉人李某婚约财产纠纷一案，不服鄂州市鄂城区人民法院（2020）鄂0704民初2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甘某、袁某1、袁某2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阮拥军、被上诉人李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幼华、洪利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甘某、袁某1、袁某2上诉请求：撤销原判，驳回李某的全部诉请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不尊重客观事实，适用法律错误，没有任何公平、正义和底线，侵犯女性人权。一、一审适用《婚姻法解释二》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已经举行了结婚仪式，办理了婚宴，双方从2017年1月开始就已经同居，一直到2019年4月份左右。在此期间袁某1两次怀孕，第二次是宫外孕，导致右侧输卵管切除。本案不应适用该条规定。二、一审证据采纳错误。1.原告所给付的8万元彩礼已经通过不同方式使用完毕，返还的对象已经不存在，所以不存在退还。当时用彩礼购买了陪嫁物资3万多元，包括床上用品、空调、厨房用品小家电等，都在李某家中。陪嫁时女方凑了6万元现金带到男方家中，其中包括4万多的彩礼，由于双方没有工作和收入，已经全部用于同居期间的生活开支、各种费用、医疗费等。故8万元彩礼已全部变成物品和费用开支无剩余，一审判决结果完全脱离实际，无视中国国情和风俗习惯。2.李某一年多居住在袁某1家，游手好闲不工作，应该计算伙食费。3.袁某12017年3月至2019年3月通过微信和支付宝转账给李某的资金达52130元。4.上诉人所举证据三应该采信，一审对是否同居、时间长短、是否怀孕、是否生育、是否导致女方患有疾病和疾病的性质、对女方身体的伤害程度等，这些因素未予考虑。5.导致婚约解除的过错方是李某，其态度强硬和恶劣。三、上诉人主张赔偿精神抚慰金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袁某1因宫外孕导致右侧输卵管切除，身体上遭受巨大痛苦，可能导致不能生育，应当依照公平原则予以认定。被上诉人李某辩称：一、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充分考虑和照顾了上诉人的具体情况。1.在2019年8月，上诉人以不当得利提起诉讼，要求返还6万元购置嫁妆时支付婚约财产的小车款，实际上与被上诉人请求返还彩礼同属婚约财产纠纷。2.一审对三金、酒席费用及见面礼的大笔费用不提，且扣除彩礼中的20800元，判决返还6万元彩礼合情合理。3.在适用法律方面，举办结婚仪式与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不能混为一谈，双方没有办理结婚登记，符合《婚姻法解释二》第十条第一项之规定，上诉人应当依法返还彩礼。二、上诉人的理念属于农村旧的观念，缺乏法律依据，上诉人没有付出任何生活费用。结婚的男女双方是平等不依附的关系，并非所有开销由男方付出，上诉事由缺乏法律依据。小两口在同居关系中，未单独生活，均由男方父母支出。小两口互转金钱是个人感情互动，与家庭生活开支无关，且与本案无关联。三、上诉人主张精神抚慰金于法无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李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连带退还原告订婚彩礼款80800元及三金19045元；2、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下半年，原告李某与被告袁某1经人介绍相识，并确定恋爱关系。2017年12月23日，原告李某与被告袁某1订婚，原告李某将彩礼80800元交给被告袁某1及其父母被告袁某2、甘某，并依农村习俗给付被告袁某1金项链、金耳环、金戒指等首饰（俗称三金）。××××年××月××日，原告李某与被告袁某1依农村习俗办理了婚宴酒席，并开始同居生活，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2019年4月，原告李某与被告袁某1分居。原告认为被告应依法返还彩礼和三金，故诉诸法院，要求判如所请。另查明，被告袁某1、袁某2、甘某未提供证据证实原告给付的彩礼已经由被告袁某1带到了原告家中。一审法院认为：婚约是男女双方以将来缔结婚姻为目的所作的事先约定。婚约当事人按照习俗赠予彩礼等婚约财产其目的系在成立婚姻。婚姻不能成立时，赠予婚约财产的目的不能达到，受赠人受领婚约财产已无合法依据。因婚约而给付彩礼款的行为属于以结婚为目的的附条件赠与行为，在实际生活中，彩礼的给付人和接受人并非仅限男女双方，还可能包括男女双方的父母和亲属，这些人均可成为返还彩礼诉讼的当事人。原告李某与被告袁某1按农村习俗订立婚约，原告给付被告袁某1及其父母被告袁某2、甘某彩礼款80800元，该事实清楚，现原告李某与被告袁某1已解除婚约，婚约关系目的未能实现，彩礼款80800元应由被告袁某1、袁某2、甘某依法适当返还。关于本案返还彩礼款具体数额的认定，本院考虑到原告李某与被告袁某1同居生活长达一年多时间，双方均对这段感情投入较多，故本院酌定被告返还原告彩礼款的数额为60000元。原告李某在与被告袁某1恋爱期间给付被告袁某1的三金应视为正常的人情来往，属于赠与行为，不应返还。被告辩称由原告赔偿其精神抚慰金100000元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袁某1、袁某2、甘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返还原告李某彩礼款人民币60000元；二、驳回原告李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减半收取1148元，由被告负担（该费用已由原告预交，待本判决生效后由被告支付原告）。二审中，上诉人提交四组证据：证据一：1.××××年××月×袁某1结婚当天按照农村风俗盘嫁妆的照片7页。2.光盘一张，证明袁某1出嫁时用彩礼购买了3万多元的嫁妆全部陪嫁到被上诉人家。证据二：1.袁某12018年1月31日支付宝转账收款记录，2.2018年2月6日工商银行红包1万元存款记录，证明陪嫁金额。证据三：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凭证10张，证明袁某1和李某从2018年2月至2019年4月同居期间共计支出7万余元，6万元陪嫁款在同居期间全部用完，不存在返还。证据四：2017年1月至2018年2月微信、支付宝支出凭证，证明该同居期间袁某1共计支出9万余元。另外，上诉人申请熊解英、项俊华出庭作证，与证据二共同证明袁某1的父母共计支付6万元陪嫁款。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提供的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嫁妆是赠予，且上诉人已拿回去；认为第二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且与本案无关；认为第三、四组证据不能证明是同居期间的支出，而是小情侣间的互动，且与本案无关。对于证人证言，认为证人与上诉人有亲戚关系，两人陈述有矛盾，即使给的礼金给上诉人袁某1，与被上诉人也无关。被上诉人提交李某与袁某1微信互发的金额往来记录，证明他们的经济来往不是用于家庭生活，是谈恋爱的感情互动。上诉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且与本案无关联性。经审查，本院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与本案彩礼的归属无关，不能达到证明目的，均不予采信。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属实。另查明，李某和袁某1举办婚礼时未达法定婚龄。两人共同生活期间，袁某1两次怀孕，第二次怀孕属于宫外孕，导致右侧输卵管切除。本院认为，本案焦点在于是否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应当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规定。该条针对的是双方并未共同生活的情形，如果男女双方确已同居生活但最终未能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给付彩礼方请求返还彩礼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双方同居生活的时间、彩礼数额并结合当地风俗习惯等因素，确定是否返还数额。本案中，李某和袁某1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按照当地风俗举办了婚礼并共同生活一年多，此间必然产生相关生活费用；且在共同生活期间，袁某1两次怀孕，第二次怀孕因属宫外孕导致右侧输卵管切除，其身心遭受巨大伤害。本案的实际情况不符合上述司法解释关于应当返还彩礼的立法原意，故不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一审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上诉人关于不应返还彩礼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信。上诉人在本案婚约财产纠纷中请求给付精神抚慰金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鄂州市鄂城区人民法院（2020）鄂0704民初265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原审原告李某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14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296元，由被上诉人李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邹围审判员蔡玉珍审判员向红芳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刘      胡      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