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6民终199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郑松辉，男，1963年3月1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龙海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立华，福建君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昌榕，福建君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夏振刚，男，1973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景铭，福建知茂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俊，福建知茂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郑松辉因与被上诉人夏振刚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龙海市人民法院（2020）闽0681民初11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郑松辉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夏振刚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夏振刚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认定郑松辉因与夏振刚之间基于《承诺函》形成的法律关系性质为双务有偿合同错误。原审认定“企业实现IPO上市与夏振刚作为财务部总经理所发挥的作用密切相关，夏振刚在促成企业实现IPO上市所付出的劳动即是郑松辉支付其奖励款300万元的对价，故该合同实质上是双务有偿合同，不符合赠与合同的性质”缺乏依据。1、本案《承诺函》不具备双务有偿合同的形式要件。双务有偿合同是经过邀约和承诺，由双方协商签订，而《承诺函》并非双方协商签订，而是郑松辉单方出具。2、《承诺函》不具备双务有偿合同的实质要件。双务有偿合同必须等价有偿。《承诺函》只是郑松辉的单方付出，夏振刚不需要支付对价。首先，夏振刚作为财务部总经理在促成企业实现IPO上市所付出的劳动是其基于劳动合同关系中的工作岗位而应履行的工作职责和劳动义务，并非《承诺函》的对价。其次，夏振刚提供劳动的对象为中国绿宝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绿宝公司)而非郑松辉，且中国绿宝公司为独立法人，与郑松辉系两个不同的民事法律关系主体，相互间不能等同,故夏振刚为中国绿宝公司提供的劳动显然不能作为郑松辉出具《承诺函》的对价。再次，中国绿宝公司在港交所主板实现IPO上市，前提必然是中国绿宝公司的设立和经营活动的合法合规性、资产质量、业务范围、盈利模式、财务指标、持续经营能力、信息披露等方面符合港交所的上市条件。换言之，公司的上市并非因为夏振刚担任财务总经理。二、郑松辉与夏振刚之间基于《承诺函》形成的法律关系应属于赠与合同。1、《承诺函》符合赠与合同的形式和实质要件。《承诺函》明确“若福建绿宝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绿宝公司）成功实现IPO上市，承诺给予夏振刚奖励叁佰万元”，即郑松辉单方承诺将自己的财产300万元无偿给与夏振刚。2、《承诺函》明确“若福建绿宝公司成功实现IPO上市”是赠与所附条件，而非赠与的对价。三、赠与合同是实践性的单务合同，赠与人郑松辉依法有权行使任意撤销权，不再履行赠与义务。即使赠与合同已经生效，赠与人在交付赠与物之前对非公益类赠与合同及未经公证的赠与合同仍然有权依《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享有任意撤销权。本案赠与合同显然非《公益事业捐赠法》所规定之公益类赠与，亦未经公证。即便郑松辉在2017年8月25日出具了《夏总上市奖励付款预计安排》并实际赠与了部分款项，郑松辉仍然依法有权行使任意撤销权，不再履行赠与义务。综上，原审认定《承诺函》为双务有偿合同错误，请求支持郑松辉的上诉请求。 夏振刚答辩称，一、根据案涉《承诺函》的内容，其实质为郑松辉作为实际控制人基于公司进行IPO上市将实现自身重大经济利益的目的，而自愿对公司高管人员夏振刚所要付出超额劳务的对价补偿。郑松辉系福建绿宝公司、中国绿宝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无论是福建绿宝公司还是中国绿宝公司进行IPO上市，对郑松辉均意味着重大经济利益的实现。自2011年4月1日起，夏振刚先是入职福建绿宝公司，而后在郑松辉的安排下负责中国绿宝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的日常财务管理事宜，并直接接受郑松辉的领导和管理。 市）的双务有偿合同。虽然《承诺函》约定支付奖励款的条件为福建绿宝公司成功实现IPO上市，但福建绿宝公司作为中国绿宝公司的下属公司以及中国绿宝公司在大陆境内的主要经营主体，在中国绿宝公司实现香港主板IPO上市过程中，所有的上市审计事项以及财务理账对象均以福建绿宝公司为主，中国绿宝公司只是福建绿宝公司为实现上市而成立的载体壳公司，在中国绿宝公司成功实现IPO上市后，福建绿宝公司作为中国绿宝公司整体上市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应视为福建绿宝公司已实现上市。更为重要的是，郑松辉在明知系中国绿宝公司实现IPO上市后，依然履行《承诺函》关于支付奖励款的义务而向夏振刚付款总计110万元并出具《夏总上市奖励付款预计安排》。郑松辉与夏振刚之间并不存在单纯的、无偿的、不附加任何义务的赠与关系。郑松辉在《承诺函》、《夏总上市奖励付款预计安排》或其他任何文件中也均没有明确表示赠与的意思。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郑松辉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夏振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郑松辉向夏振刚支付尚欠的上市奖励承诺款1410000元及其逾期利息（利息自2017年11月1日起根据郑松辉应付款余额按月利率0.6%（日利率0.02%）分段计算，暂计至2020年3月1日为279704元，实际应计至郑松辉付清全部款项时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中国绿宝公司100%控股漳州景翔食品有限公司，漳州景翔食品有限公司100%控股福建绿宝公司。郑松辉系中国绿宝公司的股东、董事会主席、执行董事、行政总裁，同时系漳州景翔食品有限公司、福建绿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夏振刚于2011年4月1日至2017年7月31日担任中国绿宝公司集团财务部的总经理。2014年11月20日，郑松辉以其个人名义向夏振刚出具一份《承诺函》，载明：“若我司（福建绿宝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成功实现IPO上市，承诺给予夏振刚奖励款人民币叁佰万元整，款项将在企业挂牌日后两年内陆续支付。若夏振刚在企业IPO挂牌日前离开项目，此承诺函自其离开项目之日起失效。此承诺函的有限期为四年，自签署之日起计算。承诺人：郑松辉，2014年11月20日”。2015年6月18日，中国绿宝公司在港交所主板实现IPO上市。2015年6月至2017年1月期间，郑松辉通过其个人及他人银行账户转存付款和现金付款合计110万元（其中现金支付20万元，转账支付合计90万元），后夏振刚于2017年7月31日提出离职，同日中国绿宝公司与夏振刚协商一致同意解除劳动关系。2017年8月25日，郑松辉向夏振刚出具一份《夏总上市奖励付款预计安排》，约定对于剩余190万元上市奖励款，自2017年9月起至2018年4月，每月支付90000元及利息（利率根据其载明的利息款折算为月0.6%）；2018年5月至2018年12月，每月支付85000元及利息（利率根据其载明的利息款折算为月0.6%），应付款金额合计140万元，利息合计62040元，另约定50万元按8月25日的收盘价1.38/股计算转为低质股票。郑松辉出具上述付款安排后，在2017年10月起至2019年10月期间通过他人向夏振刚转账付款合计49万元，至今尚欠91万元未付款。承诺的50万元转股票亦未履行。夏振刚遂诉至一审法院。诉讼中，夏振刚要求对郑松辉在《夏总上市奖励付款预计安排》承诺的“50万元转股票”另案处理，在本案中仅主张郑松辉应支付的剩余上市奖励款91万元及逾期利息。 一审法院认为，郑松辉主张其出具的《承诺函》具有赠与合同的性质，其享有任意撤销权，夏振刚认为《承诺函》系附生效条件的合同，不属于赠与合同。从该《承诺函》的内容看，其系附条件的合同，所附条件即“福建绿宝公司成功实现IPO上市”。该承诺函虽未明确载明夏振刚应承担的合同义务，但结合夏振刚担任财务部总经理一职以及该函关于“若夏振刚在企业IPO挂牌日前离开项目，此承诺函自其离开项目之日起失效”的约定看，企业实现IPO上市与夏振刚作为财务部总经理所发挥的作用密切相关，夏振刚在促成企业实现IPO上市所付出的劳动即是郑松辉支付其奖励款300万元的对价，故该合同实质上是双务有偿合同，不符合赠与合同的特征。关于在实现IPO上市的是中国绿宝公司而非承诺函约定的福建绿宝公司的情况下郑松辉是否应支付奖励款的问题，郑松辉在明知系中国绿宝公司IPO上市后依然履行《承诺函》关于奖励款的义务向夏振刚付款110万元，且在夏振刚离职后依然向其出具《夏总上市奖励付款预计安排》就剩余190万元奖励款作出付款承诺，并实际支付49万元，可见在《承诺函》约定的付款条件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双方关于郑松辉应支付夏振刚300万元上市奖励款的合意并未改变，应视为双方对付款条件的变更已达成一致意见，故郑松辉应当按照《承诺函》及《夏总上市奖励付款预计安排》的约定向夏振刚支付剩余上市奖励款。郑松辉出具的《承诺函》及《夏总上市奖励付款预计安排》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合同合法有效，其应按约定履行付款义务。中国绿宝公司已实现IPO上市，郑松辉应当依约向夏振刚支付上市奖励款300万元。郑松辉已累计向夏振刚支付上市奖励款159万元，除双方约定的50万元转股票夏振刚要求另案处理，剩余91万元郑松辉应承担到期付款的义务。根据郑松辉出具的《夏总上市奖励付款预计安排》载明的利息款的金额折算，除转为股票的50万元外，双方对140万元约定的利息标准为月利率0.6%。故夏振刚主张郑松辉支付剩余奖励款91万元及应付款余额按月利率0.6%计付逾期利息符合双方约定，应予支持。对夏振刚提供的附表《利息暂计清单》中分段计息的起止点、利率标准予以确认；其所主张分段计息的基数未超过郑松辉应付款余额，予以确认；除2017年11月1日至2018年6月5日该期间的计息天数（应为217天）计算有误外，对其他计息天数予以确认。据此，核算的截止2020年3月1日郑松辉应支付的逾期利息合计186616元。2020年3月2日起郑松辉应以91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0.6%计付利息。依照《中国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四十五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郑松辉支付夏振刚上市奖励款910000元及逾期利息（截止2020年3月1日逾期利息为186616元；2020年3月2日起以91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0.6%计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以上第一、二项款项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二、驳回夏振刚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4722元，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计7361元，由夏振刚负担39元，由郑松辉负担7322元。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案经本院审理，对一审查明的事实，夏振刚无异议。郑松辉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提出如下两点异议：1、郑松辉对一审查明的“郑松辉向夏振刚出具一份《夏总上市奖励付款预计安排》，约定对于剩余190万元上市奖励款，自2017年9月起至2018年4月，每月支付90000元及利息......”有异议，其认为并非双方协商约定付款，而是郑松辉单方承诺付款；2、郑松辉对一审查明的“郑松辉至今尚欠91万元未付款”有异议，其认为并未结欠夏振刚奖励款91万元。 本院对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事实予以确认；对于双方有争议的事实，将结合本案争议焦点进行分析认定。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郑松辉主张其与夏振刚之间是赠与合同关系能否成立；二、郑松辉应否向夏振刚支付91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对此，本院分析认定如下： 一、关于郑松辉主张其与夏振刚之间是赠与合同关系能否成立的问题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85条规定，赠与合同是指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赠与合同是单务、无偿合同。本案中，郑松辉向夏振刚出具的《承诺函》载明，若福建绿宝公司成功实现IPO上市，承诺给予夏振刚奖励款300万元，若夏振刚在企业IPO挂牌日前离开项目，此承诺函自其离开项目之日起失效。根据该《承诺函》记载的内容，以及二审中郑松辉确认的《承诺函》中记载的项目指的是公司上市准备工作，可以认定夏振刚获得300万元奖励款的条件是为公司成功实现IPO上市进行相应的准备工作，且夏振刚在企业IPO挂牌日前不能离开项目，否则《承诺函》失效，夏振刚无权获得奖励款。由此可见，《承诺函》是郑松辉和夏振刚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郑松辉的合同义务是支付奖励款，而夏振刚的合同义务是为公司成功实现IPO上市进行相应的工作。因此，一审认定夏振刚在促成公司实现IPO上市过程中所付出的额外劳动，即是郑松辉作为公司实现IPO的受益人自愿支付其奖励款300万元的对价正确，《承诺函》实质上是双务、有偿合同，郑松辉主张是单务、无偿合同于法无据，其主张《承诺函》符合赠与合同的法律特征，亦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二、关于郑松辉应否向夏振刚支付91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的问题 本院认为，郑松辉作为福建绿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以个人名义向夏振刚出具《承诺函》，承诺在福建绿宝公司实现公司IPO上市后，向夏振刚支付奖励款300万元。虽然福建绿宝公司并未IPO上市，而是中国绿宝公司IPO上市，但郑松辉依然根据《承诺函》的约定，陆续向夏振刚付款110万元，并就剩余190万元奖励款及相应利息如何支付问题，向夏振刚出具《夏总上市奖励付款预计安排》，承诺190万元奖励款以50万元股票及140万元现金的方式付款，而后又继续支付49万元。因此，《承诺函》约定的付款条件已经双方协商一致变更并且均确认已成就，《承诺函》及《夏总上市奖励付款预计安排》对郑松辉具有法律约束力，郑松辉主张《承诺函》属于赠与合同并有权任意撤销，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亦有违诚信原则。一审中，夏振刚明确表示50万元股票另案进行处理，一审判决郑松辉应按照《夏总上市奖励付款预计安排》向夏振刚支付91万元奖励款及相应的逾期付款利息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郑松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4722元，由上诉人郑松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孟庆彩 审 判 员 戴 旭 审 判 员 康少敏 二〇二〇年九月三日 法官助理 张阿娇 书 记 员 曾晓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