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10民再6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刘炫麟，女，1981年9月11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郴州市苏仙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霁，上海中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珍，上海中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浙江国振家具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洪三中路16号。 法定代表人：陶国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徐红，浙江星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刘炫麟因与被申请人浙江国振家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振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人民法院（2019）浙1002民初17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20年2月25日作出（2020）浙10民申1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6月2日、9月1日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刘炫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霁、谢珍，被申请人国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徐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炫麟申请再审请求：1、撤销台州市椒江区人民法院（2019）浙1002民初1703号民事判决；2、支持再审申请人的一审诉请。事实和理由如下： 一、再审申请人刘炫麟认为涉案合同已经于2018年7月16日解除，一审判决认为合同没有解除与事实不符。双方聊天记录完全可以证明：1、2018年7月16日双方已经就合同的解除达成一致。2、合同解除系被申请人单方提出，而非再审申请人提出。3、合同的解除过程为：被申请人单方提出解除合同，再审申请人同意，被申请人表示退还定金，向再审申请人索要退款账户，再审申请人把账户发送给被申请人。4、被申请人迟迟未退还定金，再审申请人多次催促付款未果才提起诉讼，而非就合同是否解除提起诉讼。5、被申请人迟迟未退还定金的原因系公司财务流程没有完成，而非合同解除流程没有完成。再审申请人刘炫麟与被申请人国振公司之间签署的《浙江国振墙体购销合同》已经于2018年7月16日解除，被申请人理应退还再审申请人已经支付的预付款，并赔偿再审申请人因被申请人企图恶意加价未果而单方撕毁合约所造成的损失。 二、原审判决未厘清什么是销售行为，什么是合同履行行为，把被申请人为了加价而进行的再一次销售行为认定为合同履行行为。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的价格为290万元，并约定再审申请人支付预付款之后，被申请人应派遣专业设计师上门。然而，被申请人收到预付款之后，并没有派设计师上门，而是由两个前期销售人员继续忽悠，并又报价4219443元，双方因价格未谈拢，被申请人直接通知解除合同，并表示退还预付款。1、从签约前后的出场人物来看。合同签约前后均只有销售人员项加美和李元晨，没有任何设计人员。2、从上门测量次数来看。只有2018年5月4日上门测量一次（发生在签约前），签约之后没有根据合同约定派出专业设计人员。3、从上门测量的人员职位来看。仅有的一次上门测量是被申请人的销售人员项加美和李元晨，没有专业设计人员。（特别提醒：项加美系被申请人的签约代表，这一点在原审中被申请人予以自认。）4、从合同价格和签约之后新的报价来看。合同签订的价格为290万元，合同签订后一个月左右，被申请人的销售人员项加美和李元晨在仅有几次微信、电话沟通和一次见面沟通之后，邮寄了一份新的报价表，价格高达4219443万元。5、从双方解约的对话内容来看。被申请人的工作人员李元晨和项加美对主动解约给出的理由是，原报价没有利润、工期又长、没法做且再审申请人又不加价等此类理由。因此，签约之后的整个过程仍然是销售过程，而非合同的履约行为。 三、原审判决因认定事实不清，导致错误适用了合同条款，从而做出了错误判决。根据双方签订的涉案合同，与本案案情有关联的合同条款有四条，分别为第一条、第二条、第六条和第十一条。原判判决适用了第六条第三款：如甲方在签订合同后至送货日前单方面终止合同，则乙方收取的预付款不予退还，并据此做出原审判决。《浙江国振墙体购销合同》第一条第一款和第三款约定很明确，本合同一经签订，所述订购内容未经双方同意不得取消或变更。双方在第十一条备注中，已经确认合同价款为290万元，报价清单作为合同附件，已经就合同标的、产品和价款做了详细的分项说明。因此，在未经双方协商一致并签订新的补充协议的前提下，双方均需按照原合同约定的项目、价格来履行。2018年6月30日，被申请人提出新的方案和报价，根据双方的聊天记录，被申请人的新方案并没有增加新的内容，而总价比原合同价款增加了一百多万元，再审申请人当然有权不予接受。根据合同第二条第二款约定，合同签订后，被申请人应安排工作人员与测量人员、设计员进行设计。然而被申请人在再审申请人多次催促的情况下仅仍由原销售人员来申请人公司见面一次，根本没有安排工作人员、测量人员、设计员进行设计。因此。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导致错误适用合同条款，做出了错误判决。 四、被申请人恶意加价导致误工，理应向再审申请人赔偿损失。如前所述，被申请人应在合同签订后，安排工作人员、测量人员、设计师进行设计。这是被申请人的合同义务，然而被申请人并没有履行合同义务，而是请君入瓮后恶意加价，恶意加价的企图没有得逞之后直接撂挑子企图解除合约。这些行为都属于严重违反合同约定的行为。其违约行为已经影响到再审申请人的装修工期，造成工程停工。对于工程停工这一事实，施工微信群的聊天记录已经充分证明这一点。因此，被申请人理应赔偿再审申请人的误工损失。 五、一审判决违背了我国合同法第六条诚实信用和第八条合同履行义务之法律精神，不仅做出了一份错误判决，而且是一种纵恶行为，与中国整个诚信体系建设背道而驰。根据合同法第六条和第八条规定，当事人双方履行合同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遵循依合同履行义务原则。被申请人的这种先用低价签合同，再以收到预付款的方式请君入瓮，然后企图恶意加价，恶意加价未得逞的情况下又随意毁约，毁约之后又百般抵赖不予退款等一系列行为，既是对法律的践踏，也是对契约精神的蔑视。 综上，被申请人国振公司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随意要求再审申请人刘炫麟增加合同总费用，否则拒绝为刘炫麟提供服务及货品。因刘炫麟拒绝了被申请人国振公司的要求，国振公司自2018年7月4日起就不再向刘炫麟提供任何货品及服务。国振公司因增加费用的请求不能实现就停止履行合同，该行为表明其将不再继续履行合同。因此，刘炫麟有理由要求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项规定解除合同。一审法院对有实质性影响的基本事实认定不清，导致判决错误。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请求贵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支持再审申请人的原审诉讼请求。 国振公司辩称，微信聊天记录不足以说明本案合同已解除。刘炫麟在2019年4月11日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解除合同”，表明本案合同并没有在2018年7月16日解除。合同约定再审申请人刘炫麟须向被申请人国振公司给付预付款至本合同总金额50%以后国振公司开始下单生产。合同签订后，国振公司积极组织人员进行测量设计并多次向刘炫麟提供方案，刘炫麟多次调整报价导致相应价款变化，刘炫麟不同意继续付款引起矛盾。涉案合同至今未解除，国振公司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约定若单方解除合同则预付款不予以退回，现国振公司不存在违约情形，刘炫麟要求退还预付款不符合合同约定，国振公司也无需向刘炫麟赔偿经济损失。 刘炫麟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解除原、被告之间的《浙江国振墙体购销合同》；被告向原告返还预付款290000元；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471元。原审审理过程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确认原、被告之间的《浙江国振墙体购销合同》已于2018年7月16日解除；被告向原告返还预付款290000元；被告赔偿原告截止2019年5月23日的经济损失10862.92元。 原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5月6日，原、被告签订1份《浙江国振墙体购销合同》，合同主要约定原告同意从被告处订购本合同附件（报价清单）中所列的产品，被告同意向原告提供合同规定的货物；合同订购产品总额290万元（不含税），具体以最终双方确定的附件（报价清单）为准；合同签订之日，原告向被告支付本合同总金额10%的预付款（2018年5月7日，原告向被告支付预付款29万元）。该款为被告安排工作人员、派遣测量人员及设计师进行设计的工程进度款。原告确认图纸、色板、布板及其他相关技术要求后，须向被告支付至本合同总金额50%的预付款，然后被告下单生产，出厂前原告须向被告支付合同的全部尾款。如原告在签订合同后至送货日前单方面终止合同，则被告收到的预付款不予退还原告。合同签订后，原、被告对相应设计方案进行多次沟通、调整。2018年9月13日，原告委托律师事务所向被告发送律师函，律师函主要载明原告要求解除合同并退还预付款。 原审法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的墙体购销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依法确认有效，各方均应按约履行合同相应义务。现原告认为被告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随意要求原告增加总费用并确认双方合同已经解除。一审法院认为，现原告要求确认双方合同已经解除，原、被告之间的聊天记录虽然涉及退回相应预付款内容，但被告方提出要通过审批等程序再予以退回，原告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被告已经同意解除涉案合同，原告的主张不符合双方约定解除条件。且原、被告签订合同时已经确认了相应的报价清单，现被告因相应设计方案调整进行调价，符合双方合同约定的具体最终金额以双方确定的附件报价清单为准。双方合同还约定预付款系被告安排工作人员、派遣测量人员及设计师进行设计的工程进度款，原告在签订合同后至送货日前单方面终止合同，则被告收到的预付款不予退还原告。被告提供了相应聊天记录、设计图纸，证明其履行了合同相应义务，原告的主张不符合法定的合同解除条件。故原告所称的合同解除条件并未成就。现原告要求退还预付款并赔偿经济损失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并无法律和事实依据，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刘炫麟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2836元（已减半），由原告刘炫麟负担。 本院再审期间，再审申请人刘炫麟提交了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2018年3月15日至2018年5月7日间刘炫麟与项加美、李元晨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1、项加美安排了整个购销合同洽谈以及签署过程，项加美有权代表被申请人做出解约的意思表示。2、2018年5月4日，被申请人国振公司第一次派李元晨上门测量，李并非专业设计师。3、经过多次报价，双方最终于2018年5月6日完成签约，确定合同价款为290万元。第二组证据：2018年6月3日至2018年6月30日间刘炫麟与项加美、李元晨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1、合同签订后近一个半月之久，被申请人未实际履行合同，刘炫麟多次催促。2、被申请人在2018年6月30日邮寄新报价，改变原合同主要条款，增加价款高达100多万元。第三组证据：2018年7月4日至2018年8月13日间刘炫麟与项加美、李元晨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1、再审申请人刘炫麟明确表示不同意新报价；同意不做地下室及附赠部分，双方按原合同履行。2、被申请人国振公司以原报价没有利润、工期长等理由拒绝履行原合同。3、被申请人国振公司提出解约，再审申请人刘炫麟表示同意，合同于2018年7月16日解除。4、被申请人国振公司表示解约流程已经全部落实好，只剩财务流程未走完。经质证，被申请人国振公司认为以上三组证据均在一审期间经过举证和质证，现补充质证如下：1、国振公司并没有授予项加美解除合同的权利，项加美并没有做出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2、被申请人国振公司有三次上门测量，国振公司派出两位设计师和李元晨，他们采集了准确的数据，我们在一审时提供了大量的照片，而不仅仅是2018年5月4日上门测量。3、被申请人国振公司多次派人去工地对接，且寄了三稿设计图纸给再审申请人刘炫麟。我们在一审期间提交了设计图纸，我们已经在实际履行合同。再审申请人凭上述第二组证据证明被申请人没有实际履行合同，是不符合实际的。4、我们增加价款是有原因的。我们根据再审申请人确定的图纸进行报价，随后再审申请人更改了图纸，导致价款增加。再审申请人方一直是要求变更方案，根据再审申请人2018年7月4日上午11时46分微信“……报价确实高于合同价太多，我这边接受不了，现在我可以接受地下室赠送部分从合同里减除，其他按合同价继续。”（见一审案卷第三卷第30页）这说明再审申请人已经变更了合同条款。我们认为工作量增加了但对方要按照原合同总价履行，这做不到。实际上提出解约的是再审申请人一方。李元晨是国振公司的客户经理，国振公司没有授权李元晨去解除合同。 本院再审期间，被申请人国振公司提交了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2018年7月6日项加美与再审申请人刘炫麟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被申请人国振公司一直没作过拒绝履行原合同的意思表示。第二组证据：2018年7月29日项加美与再审申请人刘炫麟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项加美在微信中提到“光我自己去你那边也有七、八趟了吧……给到你最后一稿图纸也基本满足了你的要求……终止合同也要合情合理。”拟证明双方只是在协商解除合同，但未达成一致意见。经质证，再审申请人刘炫麟认为以上二组证据已在一审期间经过举证和质证，现补充质证如下：1、签合同是在2018年5月6日。测量行为发生在合同签订前，是售前行为，售后被申请人国振公司只去过工地一次，而且没有设计师在场。2、本案合同签订后被申请人仍在营销，没有实际履行，合同已经解除了，而且合同解除是对方提出来的。 本院再审后综合双方当事人举证和质证意见，对本案基本事实作如下认定： 2018年5月6日，再审申请人刘炫麟与被申请人国振公司签订《浙江国振墙体购销合同》，再审申请人刘炫麟从被申请人国振公司处订购合同附件（报价清单）中所列的产品，被申请人承诺向再审申请人提供合同约定的货物；合同价款总额290万元（不含税），具体产品品名和数量以最终双方确定的附件（报价清单）为准。合同第二条约定“合同签订之日，甲方（刘炫麟）须向乙方（国振公司）支付本合同总金额10%（29万元）的预付款，该款为乙方安排工作人员、派遣测量人员及设计师进行设计的工程进度款。甲方签字确认图纸、色板、布板及其他相关技术要求后，甲方须向乙方支付至本合同总金额50%的预付款后，乙方下单生产……”。合同第三条约定“乙方收到甲方预付款及签字确认图纸、色板、布板及其他相关技术要求后90-105天内交货。乙方关于以上交货期的承诺是建立在甲方按时支付预付款以及甲方对图纸、色板、布板以及其他相关技术要求签字确认的基础上，如果以上推迟，则交货日期顺延。”2018年5月6日，再审申请人刘炫麟与被申请人国振公司工作人员项加美在合同附件末尾备注第1条中写明“此报价根据现有方案和尺寸报，如果方案和尺寸有改动，报价也做相应的改动。”第6条中写明“先预付50%订金后安排生产，剩余50%款到发货。交货时间为图纸、订金、布号、颜色确认好后第二天算起75天。” 2018年5月7日，再审申请人刘炫麟向被申请人国振公司支付预付款29万元，双方约定产品出厂前刘炫麟须向国振公司支付合同的全部尾款。如刘炫麟在签订合同后至送货日前单方面终止合同，则国振公司收到的预付款不予退还。合同签订后，再审申请人刘炫麟与被申请人国振公司多次沟通对设计方案进行相应调整。2018年7月4日上午11时46分再审申请人刘炫麟在发给被申请人国振公司工作人员项加美的微信中提到“……报价确实高于合同价太多，我这边接受不了，现在我可以接受地下室赠送部分从合同里减除，其他按合同价继续。”2018年7月6日，被申请人国振公司工作人员项加美拒绝对调整后的方案按原合同价执行。对与产品有关的图纸、色板、布板及其他相关技术要求等，再审申请人刘炫麟一直未明确是按原合同执行还是按新方案执行。2018年7月16日，李元晨在微信中向再审申请人刘炫麟索要账号，拟将刘炫麟要求退还定金情况报送给公司财务人员。2018年7月29日，项加美在微信聊天中提到“……我们终止合同也要合情合理……”。2018年7月30日，李元晨表示自己已经落实好，财务会尽快安排，因为设计部门这边做了很多工作，所以公司要了解清楚。2018年9月13日，再审申请人刘炫麟委托上海中申律师事务所向被申请人发送律师函，律师函主要载明再审申请人要求解除合同并由被申请人国振公司在3日内退还预付款29万元。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1、本案所涉合同是否已于2018年7月16日解除？2、被申请人国振公司是否须返还预付款29万元并赔偿给再审申请人刘炫麟经济损失10862.92元（计算至2019年5月23日止）？ 关于争议焦点1，本案所涉合同是否已于2018年7月16日解除？再审申请人刘炫麟主张，2018年7月16日被申请人国振公司单方提出解除合同，再审申请人同意，被申请人表示退还定金，向再审申请人索要退款账户，后再审申请人把账户发送给被申请人。被申请人国振公司则辩称，刘炫麟在2019年4月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中有“判令解除合同”，表明本案合同并没有在2018年7月16日解除。本院认为，再审申请人刘炫麟与被申请人国振公司在签订的《浙江国振墙体购销合同》中约定预付款29万元为国振公司安排工作人员、派遣测量人员及设计师进行设计的工程进度款。国振公司下单生产合同中的产品是在刘炫麟签字确认图纸、色板、布板及其他相关技术要求并支付货款至本合同总金额的50%以后。再审申请人刘炫麟与被申请人国振公司工作人员项加美在《浙江国振墙体购销合同》附件末尾备注中写明“此报价根据现有方案和尺寸报，如果方案和尺寸有改动，报价也做相应改动。”同时写明“先预付50%订金后安排生产，剩余50%款到发货。交货时间为图纸、订金、布号、颜色确认好后第二天算起75天。”此后合同双方一直协商、调整装修设计方案，但始终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与订购产品有关的图纸、订金、布号、颜色等最终未得到确认。2018年7月16日李元晨在微信中向再审申请人刘炫麟索要账号，拟将刘炫麟要求退还定金情况报送给公司财务人员。2018年7月29日项加美在微信聊天中提到“……我们终止合同也要合情合理……”。2018年7月30日李元晨表示自己已经落实好，财务会尽快安排，因为设计部门这边做了很多工作，所以公司要了解清楚。2018年9月13日，再审申请人刘炫麟在发给被申请人国振公司的函件中提出了解除合同、返还预付款请求。据此，可以认定再审申请人刘炫麟所称的本案合同已于2018年7月16日解除的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争议焦点2，被申请人国振公司是否须返还预付款29万元并赔偿给再审申请人刘炫麟经济损失10862.92元（计算至2019年5月23日止）？再审申请人刘炫麟主张，双方约定再审申请人支付预付款之后，被申请人应派遣专业设计师上门。然而被申请人收到预付款之后，并没有派设计师上门，而是由两个前期销售人员继续推销并重新报价4219443元，双方因价格未谈拢，被申请人直接通知解除合同并表示退还预付款。被申请人国振公司则辩称，国振公司积极组织人员进行测量、设计并多次向刘炫麟提供方案，刘炫麟多次调整报价导致相应价款变化，刘炫麟不同意继续付款引起矛盾。涉案合同至今未解除，国振公司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约定若单方解除合同则预付款不予以退回。本院认为，合同签订时双方认可订购产品总价款为290万元（不含税），同时约定具体以双方最终确定的附件（报价清单）为准。但在后续协商过程中，再审申请人刘炫麟与被申请人国振公司双方最终未能对图纸、色板、布板及其他相关技术要求进行确认，新的报价清单无法形成，致使本案合同难以继续履行。按合同约定，定购方刘炫麟预付50%订金后销售方国振公司开始生产，但再审申请人刘炫麟至今仅付款10%（29万元），且已将房屋装饰工程另行发包给他人，以其行为表达了终止本案合同履行的意思。与此同时，被申请人国振公司的签约代表项加美及其助理李元晨在与再审申请人刘炫麟微信沟通过程中，表示在处理方式合情合理的情况下同意终止合同的履行，未明确要求继续履行原合同，也未通知再审申请人刘炫麟继续支付购货款。故可认定本案双方当事人均做出了终止合同的意思表示。对于本案合同的终止，双方当事人过错责任基本相当，再审申请人刘炫麟要求全额退还预付款并赔偿损失，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被申请人国振公司称刘炫麟单方终止合同，国振公司按约无需退还预付款，理由亦不充分，本院亦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再审申请人刘炫麟的再审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第七项、第一百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台州市椒江区人民法院（2019）浙1002民初1703号民事判决； 二、由被申请人浙江国振家具有限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给再审申请人刘炫麟145000元； 三、驳回再审申请人刘炫麟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案件受理2836元（已减半），由刘炫麟负担1418元，由浙江国振家具有限公司负担1418元；再审案件受理5672元，由再审申请人刘炫麟负担2836元，由被申请人浙江国振家具有限公司负担2836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童明强 审 判 员 陈永领 审 判 员 徐黎明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日 代书记员 王钟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