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民终443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暨被告）：武汉市盛兴混凝土制品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谌家矶平安铺村。法定代表人：张生才，该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阎鹰，女，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俞冰原，湖北江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暨原告）：吴冬，男，1983年12月7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栾云丹，湖北言蹊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富邦通运（湖北）环保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鄂州市杜山镇路口街。法定代表人：陈志新，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梅，女，该公司员工。上诉人武汉市盛兴混凝土制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盛兴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吴冬、原审被告富邦通运（湖北）环保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邦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19）鄂0102民初127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盛兴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盛兴公司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一、盛兴公司与吴冬实际解除劳动关系的时间为2018年7月31日，而一审判决却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况下错误地认为双方之间解除劳动关系的时间为2019年1月31日，该判决实属认定事实错误。盛兴公司提交的《砂浆分公司管理人员工资表》（2018年3月至8月）、《富邦公司司机工资明细表》（2018年3月至8月）、工作人员工资发放明细（汉口银行电子回单）、《委托协议》等证据已经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完全足以证明盛兴公司（与富邦公司共同合作）已于2018年8月1日将吴冬负责管理的项目转让给武汉德丽宝建筑节能技术有限公司，据此吴冬于2018年7月31日自动离职，双方之间从而解除了劳动关系。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五十条第二款“劳动者应当按照双方约定，办理工作交接”之规定，在解除劳动关系后吴冬应当办理交接工作。然而在吴冬未办理任何交接工作的情况下，盛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通过微信与吴冬联系要求其处理项目善后事宜，这本属于吴冬应当履行的法定义务，也是履行法律规定的后合同义务，一审法院仅仅根据盛兴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股东与吴冬之间聊天记录内容认为双方之间自2018年8月至2019年1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显然不符合事实和法律。吴冬在庭审过程中明确表示项目转让后未到盛兴公司办公地点上班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盛兴公司项目转让后未接新的业务，吴冬对此前业务仍负责沟通协调及催款的事实仅仅依据吴冬在庭审过程中的陈述，在吴冬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上述事实的情况下认为吴冬无需到盛兴公司办公地点上班属于合情合理的行为，这显然不符合本案事实。二、盛兴公司与吴冬之间实际解除劳动关系的时间为2018年7月31日，据此一审法院判令要求盛兴公司向吴冬支付2018年8月1日至2019年1月31日期间的劳动报酬以及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三、一审判决在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必然导致适用法律的错误。吴冬辩称，盛兴公司认可的劳动关系期间2018年3月-2018年7月底，吴冬作为盛兴公司的员工与公司的联系以及工作反馈也均是通过微信联系来完成。2018年8月之后，吴冬也是延续此工作方式。盛兴公司认为吴冬只工作到2018年7月底，但是在盛兴公司认可的富邦公司供货结算单上显示，吴冬在2018年8月31日也依然作为盛兴公司市场部人员与武汉天一公司进行了结算，虽然盛兴公司提供了砂浆分公司工资表、富邦公司的工资明细表以及工资发放凭证，但其提交的一系列证据仅仅能证明盛兴公司给一部分人员发放了工资，并不能证明吴冬与盛兴公司劳动关系解除的时间，更不能证明吴冬与盛兴公司解除劳动关系的原因系吴冬自动离职。且从盛兴公司的工商信息及盛兴公司提交的一系列证据，可以显示盛兴公司仅仅给公司9个股东缴纳了社保，其他员工根本没有缴纳社保。盛兴公司并未完全按照国家法律履行其为员工缴纳社保的义务，也无健全的工作时间、工作内容及考勤制度等公司管理制度。故盛兴公司所称吴冬因不配合公司办理社保事宜而自动离职，明显不符实情。据盛兴公司所称，在2018年8月份后，与吴冬沟通事宜，均是吴冬履行后合同义务，然而，此后合同义务的履行一直持续到2019年2月，比盛兴公司认可的吴冬上班时间还长，明显不符合常理，也过分加重了劳动者的责任。再者，在吴冬与阎鹰于2018年12月20日的微信聊天可以看出，吴冬介绍了永清项目给公司，公司之所以没有做新的业务，并非在于吴冬没有去洽谈、没有去接新的业务，而是在于公司对新的业务无法开展。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富邦公司述称，我方不清楚吴冬与盛兴公司的劳动关系期间，就他们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我方也不清楚。一审法院认定我方不承担连带责任适用法律正确。盛兴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盛兴公司与吴冬自2018年3月1日至2018年7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判令盛兴公司不向吴冬支付2018年8月份工资6600元；3.判令盛兴公司不向吴冬支付2018年8月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6000元。吴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盛兴公司与吴冬自2018年3月1日至2019年2月10日存在劳动关系；2.盛兴公司向吴冬支付欠付工资63333元（2018年8月1日至2019年2月10日期间，每月10000元×6个月+10000元÷30天×10天）；3.盛兴公司向吴冬支付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110000元（从2018年3月1日入职起一年未签劳动合同，吴冬主张11个月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4.盛兴公司向吴冬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10000元；5.富邦公司对上述欠付费用承担连带责任；6.盛兴公司与富邦公司承担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吴冬于2018年3月1日入职盛兴公司，岗位为执行总经理。双方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盛兴公司也没有为吴冬缴纳社会保险。双方当庭确认，双方曾口头约定吴冬工资为10000元/月，在其入职三个月后，因吴冬管理权限变少，盛兴公司将其工资降至6000元/月，吴冬予以认可。2018年6月，因盛兴公司租用的富邦公司的生产经营场所门口道路施工，盛兴公司未再接新业务，并将其未完成业务的生产供货、经营销售全部委托给武汉德丽宝建筑节能技术有限公司。盛兴公司的办公地点也迁往武汉德丽宝建筑节能技术有限公司所在地。吴冬继续代表盛兴公司就未完成的业务进行沟通、催款。盛兴公司分别于2018年6月15日、7月25日、8月31日、9月29日、2019年2月3日依次向吴冬支付了2018年3月份、4月份、6月份、7月份、5月份工资。此后未再发放。庭审过程中，吴冬诉称其工作至2019年2月10日，并为此提供了其与盛兴公司法定代表人张生才、股东闫英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其在2018年7月之后直至2019年2月仍在就工作内容与盛兴公司沟通。盛兴公司对上述证据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辩称双方劳动关系已于2018年7月底解除，系吴冬拒不配合公司办理社保转移手续后自动离职，且离职后一直拒不办理工作交接手续，吴冬在2018年7月之后就工作问题进行的沟通都是此前业务的收尾工作，也是其份内的事情，并不能证明双方劳动关系仍在存续。吴冬称因工资一直处于拖欠状态，其持续工作到2019年春节，同时承认在公司搬迁后无需每天到公司办公地点上班，但其一直在为此前未完成的业务进行沟通、催款，且多次到新办公地点开会、办事，与盛兴公司负责人见面。经本庭询问，盛兴公司表示从未通过书面或口头方式向吴冬告知解除劳动关系的事宜。盛兴公司未就其主张的吴冬拒不配合公司办理社保转移手续故自动离职一事提供证据。吴冬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吴冬曾于2018年8月2日、8月8日、11月9日、12月20日因工作事宜到盛兴公司办公地点与闫英见面，其就工作问题进行汇报请示的最晚时间为2019年1月31日，此后的聊天内容均为催要工资。结合上述事实，对盛兴公司主张吴冬因拒不配合办理社保转移手续于2018年7月31日自动离职的诉讼意见不予采信。吴冬于2019年7月29日将盛兴公司与富邦公司列为被申请人提出仲裁申请，要求裁决确认盛兴公司与其在2018年3月至2019年2月10日存在劳动关系、盛兴公司向其支付2018年8月至2019年2月10日工资、2018年4月至2019年2月10日未签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2017年度提成、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补缴社保，要求富邦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武汉市江岸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9月25日作出岸劳人仲裁字【2019】第964号《仲裁裁决书》，裁决确认盛兴公司与吴冬2018年3月至2018年8月31日存在劳动关系；盛兴公司向吴冬支付2018年8月工资6600元、2018年4月至8月未签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38000元，驳回其他仲裁请求。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吴冬与盛兴公司的劳动关系解除时间问题。盛兴公司在经营地点搬迁后未再接新的业务，但此前的业务仍由吴冬负责沟通协调以及催款，吴冬已举证证实其在2018年8月至2019年1月31日期间仍在为盛兴公司提供劳动，上述期间，盛兴公司也就工作事宜对吴冬进行管理和安排，故认定双方劳动关系存续至2019年1月31日，即2018年3月1日至2019年1月31日存在劳动关系。盛兴公司主张双方劳动关系已于2018年7月31日因吴冬自动离职而解除，但其既未对此举证，且与查明不符，对此不予采信。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向吴冬支付在职期间劳动报酬，吴冬有权按照6000元/月的工资标准要求盛兴工资支付拖欠的2018年8月份至2019年1月份期间工资共计36000元（6000元/月×6个月）。经核算，吴冬在职期间月均工资为7090.91元/月【（10000元×3个月+6000元×8个月）÷11个月】。因盛兴公司拖欠吴冬工资，吴冬有权提出解除劳动关系并主张经济补偿金7090.91元（7090.91元/月×1个月，吴冬在盛兴公司工作11个月，超过六个月不足一年）。因盛兴公司未与吴冬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故对于吴冬主张的2018年4月1日至2019年1月31日期间未签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予以支持，数额为68000元（10000元×2个月+6000元×8个月）。吴冬以盛兴公司借用富邦公司资质进行备案并以其名义行使民事权利为由，要求富邦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四十七条、第八十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盛兴公司与吴冬于2018年3月1日至2019年1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盛兴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吴冬支付2018年8月份至2019年1月份期间工资共计36000元；三、盛兴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吴冬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7090.91元；四、盛兴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吴冬支付未签书面劳动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68000元；五、驳回吴冬的其他诉讼请求；六、驳回盛兴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0元，减半收取计10元，由盛兴公司负担5元、免交5元。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盛兴公司陈述阎鹰身份证上的名字是阎鹰，但是平时喜欢用闫英。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盛兴公司与吴冬的劳动关系是否于2018年7月31日解除及盛兴公司是否应支付吴冬未签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及2018年8月至2019年1月期间的工资。盛兴公司上诉称双方的劳动关系已于2018年7月31日解除，在此之后，公司与吴冬微信联系或者通知其开会都只是要求吴冬处理项目善后事宜，并不存在劳动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盛兴公司应对其主张的双方劳动关系于2018年7月31日已经解除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因盛兴公司未能举证上述事实，且盛兴公司的说法有悖于常理，本院不予采信。根据双方庭审陈述的内容、吴冬提交的证据，结合盛兴公司未与吴冬签订书面劳动合同、2018年9月还在发放吴冬工资等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时间为2018年3月1日至2019年1月31日，并判决盛兴公司支付吴冬未签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及2018年8月至2019年1月工资，并无不当。综上，盛兴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武汉市盛兴混凝土制品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蔚红审判员  吴建铭审判员  赵 鹏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贺玉琼书记员贺玉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