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2民终663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包琦，男，1965年12月3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徐汇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包容钢，男，2003年6月3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徐汇区。法定代理人：包琦(系包容钢父亲)，男，1965年12月3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徐汇区漕宝路XXX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包瑾，女，1967年9月27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徐汇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刘诗琴，女，1996年6月20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徐汇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包珍，女，1970年4月12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青浦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云(系包珍丈夫)，男，1972年6月8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青浦区。上诉人包琦、包容钢、包瑾、刘诗琴因与被上诉人包珍人格权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2020)沪0118民初11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包琦、包容钢、包瑾、刘诗琴共同上诉请求：要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包珍向上诉人书面道歉并支付上诉人精神损害赔偿每人各人民币(以下币种均同)1元，一、二审诉讼费均由包珍承担。事实和理由：2014年2月，母亲唐惠娟死亡后，包珍为了得到父母全部遗产，恶意挑拨四上诉人与父亲包小红的关系。2014年5月，包珍与包小红恶意串通，骗取父母房产归属。之后，包珍将包小红藏匿，阻断四上诉人与包小红往来。包珍向四上诉人隐瞒包小红病危住院、死亡时间、办理丧事时间、下葬时间等信息，使得四上诉人长时间误认为包小红还健在。包珍剥夺四上诉人对包小红祭奠的权利，给四上诉人留下终身无法弥补的遗憾，也给四上诉人造成精神痛苦和创伤。被上诉人包珍辩称，不同意包琦、包容钢、包瑾、刘诗琴的共同上诉请求，四上诉人所述均属捏造，是对包珍的恶意污蔑和诽谤，要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包琦、包容钢、包瑾、刘诗琴共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判令包珍因侵害人格权中的祭奠权向包琦、包容钢、包瑾、刘诗琴书面赔礼道歉；包珍应赔偿包琦、包容钢、包瑾、刘诗琴精神损害抚慰金每人1万元，共计4万元；诉讼费由包珍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包琦、包瑾、包珍皆系包小红的子女，包容钢(包琦的儿子)系包小红的孙子，刘诗琴(包瑾的女儿)系包小红的外孙女。包小红的妻子唐惠娟已于2014年去世。2014年前，包瑾、刘诗琴多次带包小红旅游。2014年4月6日，包瑾及其前夫因家庭琐事与包小红在上海市罗城路XXX弄XXX号XXX室住房内发生肢体接触，当时包小红报警，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分局长桥派出所民警为包小红开具验伤通知书。刘诗琴系上海财经大学浙江学院2014级会计学专业4班学生，于2018年本科毕业。2015年，包小红因XXX疾病手术后，无法照顾自己，开始居住至包珍处。2015年10月2日，刘诗琴曾打电话给包珍要去包珍家看望包珍及包小红，包珍因忙无空，没有同意。2017年8月12日，包小红在事先拟好的书面遗嘱上签名，见证人沈宝娣、李士金、周荣康、周美萍也在该书面遗嘱上签名，包珍的丈夫王云为包小红签遗嘱时拍摄了视频。该书面遗嘱写有“我叫包小红，今年已经80岁，养了三个子女。大儿子包琦给了他两套房(两室一厅和一室半)，十多年来未尽过照顾父母的义务。大女儿包瑾给了她一套一室半的房子，母亲落葬后的第二天，她就与丈夫动手打我，有110和我植物园的朋友作证，从那天后，我与大儿子和大女彻底断绝了来往……”，“……多年来我与大儿子包琦和大女儿包瑾断绝往来，我病危、临终以及生后办事都不要通知他们到场……”，“2015年我得了XXX疾病，小女儿及小女婿陪同看病，精心照顾，出钱出力，我心里很感激”，“长期以来，包珍照顾最多……”。签遗嘱时所拍摄的视频中包小红也有类似的语言表述，如“……对大儿子、大女儿，坚决与他们断绝往来”，“我今后一切都由小女儿包珍操办”等。2017年10月19日，包小红因患XXX疾病死亡。包珍未通知包琦、包容钢、包瑾、刘诗琴关于包小红的死亡、追悼会及入葬信息。包琦、包容钢、包瑾、刘诗琴在不知包小红死亡的情况下，未能参加包小红的追悼会及入葬。一审审理中，包琦、包容钢、包瑾、刘诗琴对包小红签书面遗嘱时所拍摄视频的真实性皆无异议，但认为包小红签书面遗嘱时身体状况不太好，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且当时包珍的丈夫王云在场拍摄视频，包小红是在被胁迫下签书面遗嘱及拍摄视频的，但包琦、包容钢、包瑾、刘诗琴无法提供当时包小红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相关医学证明及包小红系被胁迫签书面遗嘱及拍摄视频的相关证据，故法院对包琦、包容钢、包瑾、刘诗琴的该主张不予采纳。一审审理中，包琦、包容钢、包瑾、刘诗琴认可2017年8月12日书面遗嘱上的签名是包小红所签，但认为包小红是文盲，没有书写遗嘱能力，故书面遗嘱不是包小红本人书写，是包珍恶意伪造包小红口气所写的遗嘱，并向法院申请对该书面遗嘱进行笔迹鉴定。法院认为除了2017年8月12日的书面遗嘱外，包小红在签书面遗嘱时所拍摄的视频中的语言表述同样能反映包小红要与包琦、包容钢、包瑾、刘诗琴断绝往来的意思表示，故无需对该书面遗嘱是否是包小红本人书写进行笔迹鉴定。一审法院认为，依公序良俗，自然人对亡故的近亲属有祭奠的权利。一般情况下，在共同近亲属亡故后，与死者共同生活的近亲属和参与办理丧事的近亲属有义务将死者去世的信息和将要举办的丧事事宜通知死者的其他近亲属，以协助其他近亲属实现祭奠权。不尽通知义务，导致其他近亲属未能实现祭奠权的，则构成对其他近亲属的侵权。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包珍在双方当事人共同的近亲属包小红去世后，未将该近亲属包小红去世的信息通知包琦、包容钢、包瑾、刘诗琴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法院认为包珍的行为不具有过错，不构成侵权。行为人的行为具有过错是一般侵权行为构成的要件之一，判断包珍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则需要判断包珍不将近亲属包小红去世的消息通知包琦、包容钢、包瑾、刘诗琴的行为是否具有过错。我国民间历来奉行子女对父母进行养老送终，养老即指赡养，送终即指祭奠与安葬，两者既有权利，也有义务，同时两者之间具有相关性。如果包琦、包容钢、包瑾、刘诗琴在包小红生前尽赡养父亲的义务及探望长辈的义务，那么包珍在包小红去世后当然有义务通知包琦、包容钢、包瑾、刘诗琴。即便包琦、包容钢、包瑾、刘诗琴与包小红之间有矛盾，但不妨碍包琦、包容钢、包瑾、刘诗琴对包小红尽赡养父亲的义务及探望长辈的义务。包小红在签书面遗嘱时的视频中语言表述：包琦不尽照顾义务，包瑾曾为欠款之事殴打自己，故坚决与包琦、包瑾断绝往来。审理中包容钢未提供其探望包小红的依据。2014年以后，刘诗琴虽于2014年至2018年在外省市读大学，但寒暑假及法定节假日也可以探望包小红，而刘诗琴仅能证明其于2015年10月2日试图通过包珍联系探望包小红，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通过其他途径联系探望包小红，故刘诗琴对包小红尽探望义务的证据不充分。包琦、包容钢、包瑾、刘诗琴知道包小红的手机号码，包琦、包容钢、包瑾、刘诗琴陈述试图通过手机号码联系包小红，但包小红的手机始终是无人接听状态，故由此可以推断包小红坚决与包琦、包瑾断绝往来，且包括其家庭成员。包小红所作的意思表示有其合理性，该意思表示应予以尊重。包琦、包容钢、包瑾、刘诗琴在包小红生前不尽赡养义务及探望义务，包珍根据包小红的意思表示不通知包琦、包容钢、包瑾、刘诗琴关于包小红的死亡、追悼会、入葬等信息，包珍不具有过错，不构成对包琦、包容钢、包瑾、刘诗琴的侵权。此外，根据包琦、包容钢、包瑾、刘诗琴在包小红生前多年不与包小红往来的事实，可以判断包琦、包容钢、包瑾、刘诗琴未参加葬礼并不会对其精神造成严重损害。根据规定，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的，但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对受害人精神损害赔偿请求一般不予支持。包琦、包容钢、包瑾、刘诗琴诉称因包珍原因才导致包小红与其关系不睦，而包小红签书面遗嘱时的视频恰恰反映了包琦、包容钢、包瑾、刘诗琴行为深深伤害了包小红，而致使包小红要断绝往来。包琦、包容钢、包瑾、刘诗琴现称因包珍侵犯其祭奠权，给其造成了严重的、永久的和无法弥补的精神创伤，显然难有说服力。综上，法院认为包珍无需对包琦、包容钢、包瑾、刘诗琴进行赔礼道歉及赔偿精神损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驳回包琦、包容钢、包瑾、刘诗琴的诉讼请求。本院认定事实如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审理中，包琦、包容钢、包瑾、刘诗琴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材料：1、包琦、包瑾母亲唐惠娟的表妹赵月英与包瑾之间的电话录音一份，证明赵月英陈述包小红要和包瑾来往，包珍阻止包小红与包瑾见面。2、1960年6月14日，包小红的入党申请书复印件一份，证明一审时包珍提供的包小红书面遗嘱的笔迹与该入党申请书的笔迹不一致。3、包珍出售双方当事人父母的房产，在中介公司的挂牌信息，证明包珍存在侵权行为。经质证，包珍对上述三份证据均不认可，认为赵月英与包瑾之间的通话不能反映包小红的真实意愿，入党申请书系包小红二十几岁时书写，书面遗嘱系包小红八十几岁时书写，笔迹不一样正常，房屋中介挂牌信息与本案无关。本院审理中，包琦、包容钢、包瑾、刘诗琴向本院申请包瑾前夫刘晓鸥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刘晓鸥陈述如下：包珍答辩状中所述事实大部分是虚假的，包小红的遗嘱内容与事实不符，2006年起，包小红委托我炒股，包小红与我之间不存在借钱和欠款事实，唐惠娟去世后，我联系不到包小红，2018年8月，听刘诗琴陈述包小红已死亡，我不知实际死亡时间。一审判决书中记载包瑾和我殴打包小红不符合事实，警察过来了解情况后就离开。王云侵吞包小红的固定存款34万。四上诉人至今都没有为包小红扫墓。经质证，包珍不认可证人证言。本院认为，一般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为行为的违法性、有损害事实的存在、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祭奠权是近亲属之间对于已故亲属的祭祀，包含权利人对亡者的哀思、怀念等精神利益。若近亲属不知晓已故亲属去世的信息，则会影响近亲属祭奠权利的行使。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包珍未将包小红死亡、追悼会、入葬等去世相关信息告知四上诉人。但根据包小红的书面遗嘱及包小红签订书面遗嘱时拍摄的视频，包小红表示“与大儿子和大女儿断绝往来，病危、临终及生后办事都不要通知他们到场”等，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包珍未将包小红去世相关的信息告知四上诉人符合包小红生前的意思表示正确，四上诉人抗辩称包小红书面遗嘱系伪造及包小红是被胁迫拍摄视频，但四上诉人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主张。故，包珍不将包小红去世相关的信息告知四上诉人符合包小红生前的意愿，包珍主观上没有过错，并未侵犯四上诉人的祭奠权。综上所述，包琦、包容钢、包瑾、刘诗琴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00元，由上诉人包琦、包容钢、包瑾、刘诗琴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伊红审 判 员 姚 敏审 判 员 谢亚琳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王 蓉书 记 员 王一飞附：相关法律条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