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371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女，1938年3月24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子祎，河北宇昊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某1，男，1994年9月10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某（系徐某1之母），1970年2月14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蒋盼，北京联慧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徐某4，男，1935年3月24日出生。上诉人王某因与被上诉人徐某1、原审第三人徐某4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2民初331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子祎，被上诉人徐某1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某、蒋盼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某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徐某1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由徐某1承担。主要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第一，（2019）京西0300调字024号人民调解协议书签订的前提是徐某2未履行法定义务，我在投诉无门的情况下签订的，该人民调解协议书违反公平原则，徐某2和我在该协议书上的权利义务不对等，无法维护公平正义。第二，一审法院认定我与徐某2互负义务不正确。徐某2搬出我的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大街23号楼508号房屋本为生效判决所确定的法定义务，在其未主动履行法定义务的前提下，并且在法院强制执行的过程中仍未履行自己的法定义务，却在我签订“给钱就腾房，不给钱就不腾房”的人民调解协议书中成了对我的合同义务，一审法院此认定不当。位于北京市××区××里5号楼5单元202号房屋系我个人所有，房屋及房屋出卖所得房款均为我个人财产，我没有对徐某2给付房款的义务。第三，我是否撤销在北京市××区人民法院对徐某2的起诉与在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对徐某2的强制执行是我的权利。一审法院将此认定为“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的行为，系权利和义务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侵害了我的合法权益。2.一审法院审理程序违法，变相侵害了我的诉权。在一审庭审过程中，我提出反驳，认为我支付徐某2卖房款的行为系对徐某2的赠与，我可以撤销该赠与行为，但并未提出撤销《人民调解协议书》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在我未提出反诉的情况下，超出其处分范围对撤销《人民调解协议书》作出认定，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3条的规定，直接侵害了我的诉权，剥夺了我起诉撤销《人民调解协议书》的权利。徐某1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王某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人民调解协议书》系互负义务的合同，虽然本案所涉及的房屋登记在王某名下，但是法院考虑本案系特殊家庭成员的纠纷，徐某1是在本案所涉房屋中出生的，徐某2也在此居住了20多年。《人民调解协议书》的签订并不存在胁迫的情节，王某主张撤销没有法律依据。《人民调解协议书》所附的条件已经成就。我另行提起了继承诉讼。徐某4辩称，同意一审法院判决结果，现我对《人民调解协议书》的内容予以认可。徐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王某履行北京市西城区月坛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于2019年2月26日与徐某1父亲徐某2达成的调解协议，即要求王某立刻将调解协议中约定的应给徐某1购房款331万元交给徐某1。2.要求王某来承担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徐某2系徐某4与王某所生之子。徐某2与陈某原系夫妻关系，2002年徐某2与陈某离婚，徐某1（曾用名徐某3）系徐某2与陈某所生之子。2019年2月26日，经王某与徐某2共同申请，在西城区月坛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达成（2019）京西0300调字024号人民调解协议书，协议书中王某陈述：“我与徐某2系母子关系。北京市西城区××大街23号楼508号房屋是我名下的产权房。自2002年9月6日开始因该房屋的居住问题我和徐某2发生矛盾。2002年9月6日我以排除妨害纠纷为由将徐某2诉至法院，2002年11月12日西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02）西民初字第8675号民事判决，判决徐某2将西城区××大街23号楼508号两居室其居住的房间腾空交予我使用。后我搬至该房屋。2016年徐某2再次搬入该房屋。我于2017年再次起诉徐某2要求其搬出争议房屋。2017年1月17日西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京0102民初29470号民事判决，判决徐某2搬离并将房屋交给我。徐某2不服判决上诉，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8月10日作出（2017）京02民终4473号判决，驳回了徐某2的上诉。后徐某2提出再审，2018年3月29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京民申251号民事裁定书，驳回徐某2的再审申请。因徐某2不履行生效判决，我向西城区人民法院提出强制执行申请至今未果。我现在无处居住请求调解。我要求徐某2及儿子徐某3搬出西城区××大街23号楼508号房屋。”王某与徐某2达成的协议内容为：“一、徐某2同意于2019年2月16日前将西城区××大街23号楼508号房屋钥匙交给王某，未经王某同意，徐某2不得进入该房屋。二、王某同意徐某2与其子徐某3暂时居住在北京市××区××里5号楼5单元202号房屋。三、双方均同意出售北京市××区××里5号楼5单元202号房屋。房屋出售后，房款王某自留壹佰陆拾万元整，其余款项王某于收到全部房款当日转入徐某2账户，由徐某2自行解决其本人及徐某3住房及生活所需。四、王某于2019年2月28日前办理：1、北京市海淀法院对徐某2的诉讼撤诉手续；2、撤销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申请。五、本调解协议待王某办理完本协议第四项后生效。”诉讼中，王某表示，签完调解协议之后便向法院申请撤销了强制执行，但未在××区人民法院办理撤诉手续，对此王某表示因改变主意故未办理撤诉，不办撤诉就是为了阻止《人民调解协议书》的生效。徐某1表示，徐某2在2019年2月16日之前已从××大街23号楼508号房屋内搬至××区××里5号楼5单元202号房屋居住，是否与王某办理交接不清楚。王某陈述，不清楚徐某2何时搬出的，签订调解协议之后从调解委员会拿到的房屋钥匙。2019年7月2日，徐某2因病死亡。北京市××区××里5号楼5单元202号房屋原登记于王某名下。庭审时，王某表示，2019年3月其将该房屋出售，价款为516万元，房款均已收到。徐某1认可房屋出售价款为516万元，其表示徐某2生前王某向徐某2支付了27万元。王某表示，其将××区××里5号楼5单元202号房屋出售后，给过徐某2大概几十万，但与调解协议中的售房款无关。现徐某1依据徐某2与王某达成的调解协议书，要求王某支付剩余房款331万元。王某不同意支付，王某认为，协议并未生效，且售房款支付徐某2属于赠与条款，王某已经撤销。徐某1对此不予认可，其认为双方依法达成的协议，并非赠与。王某出示××区人民法院2019年8月9日作出的（2018）京0108民初62540号民事裁定书，用于证明王某并未于2019年2月28日前撤回在××区人民法院对于徐某2的诉讼。民事裁定书显示，王某诉徐某2排除妨害纠纷一案，因在审理过程中徐某2去世，且无法确定应当为其承担涉诉义务的人，因此，裁定终结诉讼。徐某1对该裁定书的真实性认可，但其表示系王某恶意违约，不想去撤销××区法院的诉讼。王某出示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的立案告知书，用于证明徐某2于2019年5月27日曾殴打王某，故对于徐某2的赠与具备依法撤销的情形。立案告知书记载：徐某2故意伤害案，我局认为2019年5月27日5时许，徐某2来到位于西城区××大街23号楼508号的母亲王某家中，翻窗进入，为索要卖房款，用砖头、拳头击打王某，后被查获，王某临时伤情鉴定为轻伤，符合立案标准，现予以立案。徐某1认可立案告知书的真实性，其表示当时徐某2已经病重，王某拿着售房款避而不见，在与王某发生口角时受到什么话刺激，因此发生了这种情况。王某出示三里河三区居委会的证明，用于证明其生活困难。证明内容为：王某，女，身份证号……，自1985年至2016年住我社区，地址西城区××大街23号508室，因和儿子闹房屋纠纷至今一直在康复医院住，费用较高，本人靠退休金生活，比较困难。徐某1认可证明的真实性，但不认可证明记载的内容，其表示该证明系王某单方面向居委会陈述而得来的。一审法院认为，王某主张协议书是赠与协议，可以依据法律规定撤销。徐某1对此不予认可，徐某1主张协议书为附生效条件的合同。因此，本案争议的焦点为王某与徐某2签署的《人民调解协议书》的合同性质。首先，按照王某的陈述，其与徐某2签署《人民调解协议书》是在申请强制执行无果的情况下达成的。其次，协议共计五项内容，不仅约定了王某将××区××里5号楼5单元202号部分售房款支付给徐某2，还约定了徐某2腾退房屋等义务。再者，《人民调解协议书》中也未使用赠与等意思表示的用语。因此，法院认为，《人民调解协议书》是在特定情形下签署的，王某与徐某2互负权利义务的合同，并非王某对徐某2的赠与合同。王某主张撤销《人民调解协议书》的请求，缺乏依据，法院不予采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失效。当事人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已成就；不正当地促成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不成就。本案中，王某与徐某2在《人民调解协议书》中约定，王某办理完对徐某2××区人民法院的撤诉和撤销法院的强制执行后生效，故《人民调解协议书》属附生效条件的合同。王某在办理了撤销强制执行后，因“改变主意、阻止生效”而未办理撤诉手续，系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应视为条件已成就，故《人民调解协议书》已生效，王某应当将售房款扣除160万元后支付给徐某2。又因徐某1自认王某已支付徐某227万元，故王某应支付的数额为329万元。现徐某2已死亡，徐某1作为徐某2的法定继承人，其有权依据《人民调解协议书》向王某主张权利，但王某与徐某4也均为徐某2的法定继承人，因此，在三人未就继承份额达成一致，且无生效裁判文书确认的情况下，徐某1要求王某支付上述款项，缺乏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判决：驳回徐某1的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因徐某4年老体弱，不要求参加庭审，为此本院针对其进行了就审。另王某提出其已另案提起撤销赠与合同之诉，故申请中止本案的审理。现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此外各方当事人对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双方的争议焦点为一审法院就《人民调解协议书》的认定是否适当。本案中，徐某1提起本案诉讼要求王某履行王某与徐某2签署的《人民调解协议书》；王某抗辩称《人民调解协议书》未生效以及其具有依法撤销赠与的权利。《人民调解协议书》的效力系本案争议焦点，故一审法院对《人民调解协议书》成立及生效与否作出认定，符合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亦符合本案实际。就《人民调解协议书》的性质与效力，本院做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第一，公民之间就争议解决的方式有多种，诸如相互友好协商、沟通，第三方见证，法院起诉等多种路径。结合本案查明的事实，2019年2月26日在西城区月坛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达成的（2019）京西0300调字024号人民调解协议书系经王某与徐某2共同作为申请人提出，选择通过人民调解的方式处理双方争议的结果。现王某主张其系在投诉无门的情况下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该协议书有违公平原则，但该协议书系其本人签署，且其未就其选择该争议解决路径时存在欺诈、胁迫或其他阻却其通过其他何种方式解决争议的情形予以举证，故对其该项主张，本院难以采信。第二，从《人民调解协议书》的形式上看，协议中的五项内容涉及王某、徐某2、徐某1，就房屋钥匙、居住、出售、撤诉、撤销强制执行等做出了详细安排，并注明时间节点。第三，从《人民调解协议书》的内容上看，各项内容对徐某2、王某应履行的义务、协议生效条件等分项作出了具体罗列，且未有“赠与”或与之有相同意思的表述。因此，王某关于《人民调解协议书》系赠与的主张，依据不足。第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失效。当事人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已成就；不正当地促成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不成就。依据《人民调解协议书》约定，王某办理完对徐某2××区人民法院的撤诉和撤销西城区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申请后生效，基于该内容，《人民调解协议书》属附生效条件的合同，王某与徐某2均不得不正当地阻止所附条件的成就。但王某一、二审陈述其因“改变主意、阻止生效”等而未办理撤诉手续，基于前述法律规定，《人民调解协议书》所附条件视为已成就。一审法院据此认定《人民调解协议书》已生效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确认。因王某在一审答辩中主张撤销赠与系基于上述《人民调解协议书》的内容所做的表述，其实质就是在针对《人民调解协议书》中相关内容的撤销，现因针对《人民调解协议书》的效力在本院审理中已作出处理，故现王某以一审法院程序违法并要求中止审理依据不足，本院不予认定。《人民调解协议书》生效后，该协议签署主体王某与徐某2均应依约履行。但现徐某2已死亡，王某作为徐某2之母与徐某1作为徐某2之子均系徐某2之继承人，徐某2之继承人未就此达成一致意见，亦无生效文书确认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徐某1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所述，王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3120元，由王某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郭文彤审 判 员 李 珊审 判 员 屠 育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杨 超书 记 员 王 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