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2民终141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昊青，男，1972年8月21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毓，女，1980年4月1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上述二位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华更生，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婷，女，1977年12月27日生，汉族，住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季春玲，北京市京师（无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男，1970年8月12日生，汉族，住天津市红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姜辉，江苏法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董长珍，江苏法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昊青、王毓因与被上诉人周婷、原审被告**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法院(2019)苏0213民初68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昊青、王毓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查清事实后，依法驳回周婷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周婷负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认定股权系夫妻共同财产错误。《婚姻法》第十七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一）工资、奖金；（二）生产、经营的收益；（三）知识产权的收益；（四）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但本法第十八条第三项规定的除外；（五）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公司股权没有被《婚姻法》列入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对于公司股权，婚姻法上的法定财产共有关系，不应成为突破公司股权结构中外观主义的原因，因为夫妻以共同财产投资设立公司后，基于公司法上股权具有独立性的基本特性，股东将其资产用于出资后，其对资产的所有权消灭，原夫妻共有财产已转化为股东对公司的出资而成为公司财产，即财产的共有性已丧失，股权归属的判断应当尊重外观主义，即使在夫妻关系中，登记股东的配偶在没有被登记为股东的情况下，不能认定为拥有股权，如公司股权被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将导致登记股东身份的不确定性、不正确性，也将导致股东人数无法判断。2.一审认定2013年离婚协议中没有对**名下镇江艾科半导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镇江艾科公司）的股权进行分割的相关内容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八条规定，“离婚后，一方以尚有夫妻共同财产未予处理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分割的，经审查该财产确属离婚时未涉及的夫妻共同财产，人民法院应当予以分割”，本案中，需查明**与周婷2013年离婚协议书中约定的“各自名下财产”，一审庭审中，周婷和**代理人均明确2013年离婚时，完全清楚**名下有镇江艾科公司的股权，也不存在**刻意隐瞒的情形，其次要认定登记在**名下的股权是否为未处理的财产，2013年离婚协议书共同财产事项中约定“双方各自财物归各自所有”,本案诉讼中双方签订的2019年离婚协议书，再次约定“双方各自财物归各自所有”，该等约定当然证明**名下的股权已经分割，由**所有，从财产分割的实际情况也可加以印证：第一次离婚除**分得股权外，其他共同财产奥迪和宝马汽车、北京市朝阳区的一套房产归周婷所有，**还需给予周婷经济补偿金400万元，第二次离婚周婷除第一次离婚分得的财产外，又分得坐落于青岛的星河湾房屋一套，**还需每月支付扶养费3万元，连续支付10年。**除了分得股权，没有分得其他任何财物。一审对此认为离婚协议对股权分割无相关内容，没有事实依据。3.一审认定**未经周婷同意无权将其名下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港公司）的股权赠送给李昊青、王毓，继而确认《代持股协议书》和《代持股协议书之补充协议》无效错误。理由是：诉争股权在2013年10月8日**、周婷离婚协议中已分割，股权是**个人所有；北京市三中院在《以夫妻共同财产出资、登记在一方名下的股权的处理思想》明确：“未登记为股权的一方以另一方未经授权处分共同共有财产，构成无权处分为由，主张其股权转让合同无效的，因配偶不享有股权不予支持，但转让方与受让方恶意串通，能够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应认定为无效的情形除外”，**代理人一审中表述“当时**也是考虑到公司发展需要招纳人才将李昊青招募至当时的艾科公司，所以才签订了相应的协议书”，即**将10%股权以无偿赠送给李昊青是一种股权激励手段，其目的是为了公司的发展吸引人才，李昊青与**之间不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周婷利益的任何情形；最高院（2014）民二终字第48号案判决认为，公司股权除具有财产权益外，还具有与股东个人的社会属性及其特质、品格密不可分的人格权、身份权等内容，如无特别约定，对于自然人股东而言，股权仍属于商法规范内的私权范畴，其各项具体权能应由股东本身独立行使，不受他人干涉。在股权的处置和流转方面，我国公司法确认的合法转让主体也是股东本人，而不是其所在家庭或配偶。**在2012年8月或2014年9月都是艾科公司的控股股东，周婷不是股东，**依法有权处分自己名下的股权；**因邀请李昊青加入艾科公司而以股权激励手段赠送给李昊青股权，并在2014年9月签订代持股协议，其民事主体适格，意思表示真实明确，协议内容不违反合同法的强制性规定，并且在2017年10月实际履行了部分合同，回购帮李昊青、王毓代持的800761股大港公司股份。故周婷以**未经授权处分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股权，构成无权处分，要求确认《代持股协议书》和《代持股协议书之补充协议》无效的诉求没有法律依据。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依据《合同法》第五十一条规定判决错误，按该条规定，无处分权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该合同仍为有效合同，但本案周婷要求确认合同无效，适用该条款错误，应适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相关规定。综上，一审判决错误，应予纠正。周婷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1.《婚姻法》第十七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五）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涉及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中以一方名义在有限责任出资额”，该出资额属于《婚姻法》第十七条中其他应当共同所有的财产，即为公司股权，江苏省高级法院于2019年7月18日下发的最新《家事纠纷案件审理批南（婚姻家庭部分）》中四、离婚财产问题，第41条“离婚时对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夫妻共同财产出资获得的登记在夫妻一方名下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包括夫妻公司、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应当如何处理，股权价值应当如何确定”，该条中明确了以夫妻共同财产出资获得的登记在夫妻一方名下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属于离婚财产，一审法院认定登记在**名下的镇江艾科公司股权系夫妻共同财产，并无不当。2.周婷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镇江艾科公司中**出资3000万元系夫妻共同财产，相对应的镇江艾科公司股权为夫妻共同共有，虽周婷与**经过离婚、复婚、再离婚，但自始至终均未对3000万元对应的股权进行处分，故该股权一直处于共同共有状态。3.李昊青、王毓认为周婷与**的离婚协议中“双方各自财物归各自所有”的约定已将艾科公司的股权纳入了双方对于共同财产事项的处置范围，这种理解片面狭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二）》第八条，虽规定了离婚协议中财产分割的条款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并没有强制性规定夫妻必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所有共同财产进行分割约定，是全部分割还是部分分割、部分不分割，完全取决于夫妻双方，周婷与**两次离婚时，离婚协议中除了“双方各自财物归各自所有”的条款外，还对汽车、房子、存款都进行了列明式分割约定，双方都明知艾科公司股权的存在以及该股权对应的巨大价值，而未有任何约定，是为了考虑到艾科公司的发展及共同利益，故对“双方各自财物归各自所有”的理解，应为双方各自的私人物品归各自所有，并非李昊青、王毓所理解的兜底条款。4.根据《婚姻法》第十七条第二款“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一）》第十七条对该条规定，应理解为，“（二）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与李昊青、王毓签订的《代持股协议书》及《代持股协议书之补充协议》，可以明确的是名为代持股权，实为赠与，因赠与的股权未登记于艾科公司股东名册，故该赠与股权所对应的是财产权，李昊青、王毓主张两份协议有效，实体权利也是财产权，而该财产权在性质上仍属于周婷、**共同共有，对**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即擅自赠与李昊青、王毓的股权行为，周婷不予认可，至于**与李昊青、王毓是否实际履行协议，并不影响法律对协议本身是否无效的认定。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法院审理夫妻间一方赠与第三人财物行为适用的法律，有适用《合同法》第五十一条作出判决，也有适用《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作出判决，本案中，**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决定即擅自赠与李昊青、王毓的股权行为系无权处分行为，也未经共同共有人周婷的追认，《合同法》第五十一条“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作出**与李昊青、王毓签订的《代持股协议书》及《代持股协议书之补充协议》无效，于法有据。即使适用《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交付给受让人”之规定，李昊青、王毓接受登记在**名下的股权未支付合理对价，其自认**为控股股东赠与股权无需让共有人周婷知晓或征得其同意，李昊青、王毓存在不善意，且二人至今未登记在艾科公司股东名册上，故周婷要求确认**与李昊青、王毓签订的《代持股协议书》、《代持股协议书之补充协议》无效，有法律依据。综上，一审判决正确，李昊青、王毓的上诉请求应予驳回。**述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李昊青、王毓的上诉请求及其理由不能成立。一、**与李昊青、王毓签订的名为《代持股协议书》、《代持股协议书之补充协议》，实为股权赠与协议，且赠与并未完成。上述两份协议内容看，李昊青、王毓均未支付对价，而李昊青到艾科公司工作时，其待遇达到14000元/月，其更换工作本身不存在任何损失，也不存在损失弥补的对价。《代持股协议书之补充协议》也明确了代持的股权为赠与，本身股权交付应以登记为标准，实际上，**出于双方关系及现实情况考虑，对于部分赠与的股权进行折价，但这不代表完成了股权的交付。二、**赠与李昊青、王毓的股权实为夫妻共同财产。**在艾科公司的出资、增资均发生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属于共同财产，2013年10月第一次离婚时考虑到艾科公司在筹划上市，分割对于上市不利，故双方商定保持现状，离婚协议中并未处理艾科公司的股权，离婚协议中的钱款处分是考虑到周婷在家庭中所做的贡献及**对周婷的欠疚，与艾科公司的股权无关。试想离婚时**的注册资本已有3000万元，实际股权价值更高，周婷不可能同意以400万元补偿作为对价，事实上，双方为了利益最大化，对于股权未做出任何处理。三、**向李昊青、王毓赠送股权的行为侵犯了周婷的利益，赠与合同应认定为无效。根据《婚姻法》、《婚姻法司法解释》及江苏省高级法院《家事纠纷案件审理指南（婚姻家庭部分）》之规定，**将共同共有的股权赠与给他人，应被认定为无效。四、**与李昊青、王毓签订的《代持股协议书》、《代持股协议书之补充协议》，违反法律及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申2454号参考案例中明确，上市公司股权代持协议，对于其效力的认定则应当根据上市公司监管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合同法》等规定综合予以判定。首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发行人的股权清晰，控股股东和受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不存在重大权属纠纷。”《证券法》第十二条规定，“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应当符合《公司法》规定的条件和经国务院批准的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条件”，第六十三条规定，“发行人、上市公司依法披露的信息，必须真实、准确、完整，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发行人、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忠实、勤勉地履行职责，保证披露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上述规定可看出，公司上市发行人必须股权清晰，且股份不存在重大权属纠纷，并公司上市需遵守如实披露的义务，披露的信息必须真实、准确、完整，这是证券行业监管的基本要求，也是证券行业的基本共识，由此可见，上市公司发行人必须真实，并不允许发行过程中隐匿真实股东，否则公司股票不得上市发行，即上市公司股权不得隐名代持。本案中，在艾科公司被上市公司收购并以上市公司股权支付对价前，**代李昊青、王毓持有股份，隐瞒了代持事项，违反了发行人如实披露义务，为上述规定明令禁止。其次，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根据《证券法》授权对证券行业进行监督管理，是为保护广大非特定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要求拟上市公司股权必须清晰，约束上市公司不得隐名代持股权，系对上市公司监管的基本要求，否则如上市公司真实股东都不清晰，必然损害到广大非特定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从而损害到资本市场基本交易秩序与基本交易安全，损害到金融安全与社会稳定，进而损害到社会公共利益。《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无效，本案《代持股协议书》、《代持股协议书之补充协议》违反公司上市系列监管规定，这些规定有些属于法律明确应于遵循的规定，有些虽属于部门规章性质，但因经法律授权且与法律并不冲突，并属于证券行业监管基本要求与业内共识，并对广大非特定投资人利益构成重要保障，对社会公共利益亦为必要保障所在，依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之规定，应认定为无效。并且，李昊青、王毓在本案中未支付任何对价，却违反一致行为原则，还在此前直接起诉**、查封**名下股权，造成股价下跌，进而造成**被股权抵押权人起诉等连锁反应，对**的权利造成极大损害。综上，李昊青、王毓的请求无论从合同法上的合同效力考虑还是对价角度或是受赠人不应损害赠与人利益的角度，李昊青、王毓的受赠利益均不应得到支持。周婷一审提出的诉讼请求：确认**与李昊青、王毓签订的《代持股协议书》、《代持股协议书之补充协议》系无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4年7月10日，周婷与**结婚。2011年5月4日，镇江艾科公司成立，注册资本3000万元，**出资1400万元。2012年9月5日，镇江艾科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3600万元，**出资变更为1800万元。2013年7月30日，**在镇江艾科公司的出资变更为3000万元。2013年10月8日，周婷与**签订2013年离婚协议书，载明共同财产事项，经双方协商：1.双方各自财物归各自所有；2.女方名下汽车两辆分别为奥迪牌和宝马牌全部归女方所有；3.各自名下存款归各自所有；4.男方给女方经济补偿金400万元，于2023年12月31日前给付清；5.女方名下有坐落在北京市朝阳区私有房一套，离婚后归女方所有，男方自己解决住房等内容。2013年11月4日，镇江艾科公司更名为江苏艾科公司，**的出资额始终为3000万元。2014年9月13日，**与李昊青、王毓签订《代持股协议书》1份，载明李昊青、王毓为委托人、甲方，**为受托人、乙方，甲方与乙方于2012年8月口头确认了甲方在江苏艾科公司（包括所有已有及未来可能成立的关联企业在内，以下简称“公司”）持有的股权比例，并确定由乙方代甲方持有该等股权；乙方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权的10%，其中甲方李昊青和王毓两个自然人各持有该等股权的5%等内容。2015年11月5日，江苏艾科公司做出《关于公司股东向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转让所持公司股权对价方式的议案》，载明公司相关股东拟将所持公司股权转让给大港公司，大港公司提供2套交易方案供股东选择，方案一：全部对价使用股份支付，艾科公司100%股权，全部由大港公司股东向艾科公司股东以发行股份方式支付，**个人已明确其个人所持有艾科公司所有股权，全部选择股权支付方式·····等内容。2015年11月12日，江苏艾科公司做出股东会补充决议，决定将江苏艾科公司的100%股权转让给大港公司。2016年4月28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关于核准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向**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载明核准你公司向**发行52013273股股份等内容。2017年5月30日，周婷与**复婚。2017年10月30日，**与李昊青、王毓签订《代持股协议书之补充协议》，载明李昊青、王毓为甲方，**为乙方，甲方与乙方于2014年在镇江签署了代持股协议书，并由乙方帮助甲方代持江苏艾科公司的股权，此部分代持股权为乙方赠与，甲方并未现金出资，乙方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质押了13003000股大港股份的股权，获得现金5130万元，甲方愿以转让513万元对应股票的方式获取所得，乙方向甲方的两自然人账户分别汇款256.5万元，共计513万元等内容。2019年8月15日，周婷与**离婚，并签订离婚协议书，载明共同财产事项，经双方协商：1.双方各自财务归各自所有；2.各自名下存款归各自所有；3.女方名下坐落在青岛市城阳区私有房一套，归女方所有；4.男方每月支付女方抚养费3万元，连续支付10年等内容。以上事实，有结婚证、离婚证、离婚协议书、工商登记信息、《代持股协议书》、《代持股协议书之补充协议》、江苏艾科公司向大港公司转让所持公司股权对价方式的议案、股东会补充决议、证监会批复、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卷佐证。一审法院认为，周婷所述与**的婚姻经过及**的股权变动情况，有工商登记信息、江苏艾科公司《关于公司股东向大港公司转让所持公司股权对价方式的议案》、股东会补充决议、结婚证、离婚协议书为证，李昊青、王毓虽有异议，并无相反证据提供，法院予以采信。**在镇江艾科公司的股权来源于其在镇江艾科公司的3000万元出资额，因**出资时与周婷系夫妻关系，且事后再无增资，故法院对周婷主张镇江艾科公司的股权系夫妻共同财产予以支持。周婷、**均主张2013年离婚时未对**名下镇江艾科公司的股权进行分割，2013年的离婚协议书中亦无相关内容，法院对周婷主张2013年离婚时未对**名下镇江艾科公司的股权进行分割予以支持。**名下的镇江艾科公司股权先后变更为江苏艾科公司股权、大港公司股权，故法院对周婷主张**名下大港公司股权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予以支持。周婷、**均主张2019年离婚时未对**名下大港公司的股权进行分割，2019年的离婚协议书中亦无相关内容，法院对周婷主张2019年离婚时未对**名下大港公司的股权进行分割予以支持。**未经周婷同意，无权将其名下的大港公司股权赠送给李昊青、王毓，法院对周婷要求确认**与李昊青、王毓签订的《代持股协议书》、《代持股协议书之补充协议》无效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确认**与李昊青、王毓签订的《代持股协议书》、《代持股协议书之补充协议》无效。案件受理费10500元(已减半收取)，由**、李昊青、王毓负担。本院经二审审理，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无异议，二审予以确认。另查明，李昊青、王毓诉**等与公司有关纠纷一案，已有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受理，并正在审理中。本院认为，案涉《代持股协议书》、《代持股协议书之补充协议》效力确认之诉中，所涉股权既是**与周婷离婚分割的夫妻共同财产，又存在**与李昊青、王毓之间代持关系，解决下列两个问题，即一、案涉股权经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是否已归一方所有；二、若案涉股权未作夫妻共同财产分割，代持股协议书及其补充协议效力的认定，是认定案涉代持股协议书及补充协议有效与否的关键，已成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关于争议焦点之一，案涉股权是否分割的问题。本院认为，从两份离婚协议书的内容及其夫妻财产分割的实际情况看，认定案涉股权经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已归**所有，更合理，并符合日常生活法则。《婚姻法》第十七条第二款，“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周婷与**从2004年7月结婚，至2013年10月第一次离婚，**在镇江艾科公司的出资由1400万元增至3000万元，双方均为明知，且不持异议。2013年10月离婚协议书的共同财产事项载明，“双方各自财物归各自所有”，此后列明，女方名下两辆车及房产归女方所有，男方自行解决住房，各自名下存款归各自所有，男方给付女方经济补偿金400万元，可判断已登记在**名下的案涉股权归**所有。第二次离婚的2019年8月离婚协议书，共同财产事项再次载明，“双方各自财物归各自所有”，也列明，各自名下存款归各自所有，女方名下房产归女方所有，男方每月支付扶养费3万元，连续支付10年等，此时李昊青、王毓诉**与公司有关诉讼正在南京市鼓楼区法院审理中，本案诉讼也已由周婷提起并处于审理状态，双方再次分割财产中对于**名下的股权未提及其归属，且第一次离婚至第二次离婚期间，周婷未对该非日常生活需要的股权提出过异议，印证该股权经第一次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已归**所有，已不属夫妻共同财产。现周婷、**再陈述，该股权为公司发展及双方利益最大化之需未作分割，既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日常生活法则，本院不予采信。关于争议焦点之二，即使案涉股权未作分割，代持股协议及补充协议的效力问题。第一、股权作为一项特殊的财产权，除其具有的财产权益内容外，还具有与股东个人的社会属性及其特质、品格密不可分的人格权、身份权等内容。如无特别约定，对于自然人股东而言，股权仍属于商法规范内的私权范围，其各项具体权能应由股东本人独立行使，不受他人干涉。我国《公司法》第七十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二）》第十六条规定了股东转让股权必须征得过半数股东同意，并非必须征得其配偶同意。在股权流转上，公司法确认的合法转让主体也是股东个人，并非其所在家庭。**作为江苏艾科公司的控股股东，有权依法处分自己名下的股权。第二、从代持股协议书的签订情况看，**代理人陈述，当时**考虑到公司发展需要招纳人才将李昊青招募至当时江苏艾科公司，故签订相应的协议书。该陈述解释了代持股协议书“2012年8月双方确认口头确认李昊青在艾科公司持有的股权比例，确定由**代持该等股权为10%”的原由，据此，李昊青凭借其专长被邀请加入艾科公司提供服务为对价，取得**赠送的股权，并非无偿，仅是非现金支付而已，**与李昊青签订代持股协议书不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周婷的利益，不属《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第三、至于**述称其持有的上市公司大港公司股权不得隐名代持的问题，2014年9月**与李昊青、王毓签订代持股协议书时，所涉江苏艾科公司股权尚未被上市公司大港公司收购，该协议书本身有效，其次，江苏艾科公司股权被大港公司收购后，双方已于2017年10月签订代持股补充协议，**以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所得部分现金受让李昊青、王毓部分股权，该行为并未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等部门的处罚，以此类似方式予以救济可解决剩余的股权隐名代持问题，再次，**举重以明轻，未对上述述称提起上诉。故本院也不予采信。上述分析，可认定**与李昊青之间的代持股协议书及其补充协议，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系有效。一审以**未经周婷同意，无权将其名下的股权赠送李昊青、王毓，而确认代持股协议书及其补充协议无效不当。综上，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正确，但适用法律不当，应予纠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法院（2019）苏0213民初6840号民事判决及诉讼费负担部分；二、驳回周婷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500元（已减半收取），由周婷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1000元，由周婷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蔡利娜审判员  费益君审判员  王俊梅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高欣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