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822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陈伟，女，1976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高碑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姜立明，北京市大兴区旧宫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彬，男，1975年1月8日出生，汉族，现在河北省深州监狱服刑。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伟（杨彬之妻），住河北省高碑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姜立明，北京市大兴区旧宫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秀琴，女，1953年6月2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林，北京国咨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侯亚东，北京国咨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第三人：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1号院2号楼。法定代表人：王金山，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毅，男，该公司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漫漫，女，该公司工作人员。上诉人陈伟、杨彬因与被上诉人黄秀琴、原审第三人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商行）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2民初381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伟、杨彬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2005年11月4日购买农商行80000股股权的人是杨彬，不是黄秀琴。因杨彬向黄秀琴借了100000元，黄秀琴不放心就让杨彬签署了股权抵押协议。随后，杨彬还了黄秀琴80000元，向黄秀琴要抵押协议时，黄秀琴说弄丢了。黄秀琴的儿子欠了不少外债，杨彬就把股票分红存折给了黄秀琴，黄秀琴同意剩余20000元当股票分红，无需偿还。杨彬在向黄秀琴要股权证时，黄秀琴不给，杨彬就到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起诉了黄秀琴。黄秀琴未提供交款凭证和交款记录，还有两年的时间差，仅凭一张2007年11月19日的《说明》就认定涉案股权是黄秀琴的缺乏事实依据。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股权是要式行为，在谁的名下即属于谁并由其行使处分权，杨彬行使处分权合理合法。杨彬在处分涉案股权之前，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做了公告，在法定时间内权益人没有申请异议，应视为放弃权利。股权的代持有人应合理合法持有，黄秀琴主张股权，不合理也不合法。黄秀琴辩称，不同意陈伟、杨彬的上诉请求，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同意一审判决，请求驳回陈伟、杨彬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陈伟、杨彬上诉主张的情况在一审中从未提及，一审通过举证质证已经确认了代持关系。农商行述称，陈伟与杨彬之间的股权变更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和农商行的相关规定，农商行协助办理了变更手续。黄秀琴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杨彬与陈伟之间于2019年2月26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2.判令陈伟将其持有的农商行88000股股权变更至杨彬名下；3.由陈伟、杨彬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以及保全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杨彬原名杨斌，杨彬及陈伟系夫妻关系。黄秀琴称2005年11月4日，其委托杨彬购买农商行股票8万股，每股1元，购买股票的资金为拆迁款，现金支付。当日，农商行签发股东证书，上载股东名称杨斌，证书号码420000027267，股东编号P1523267；并发放银行存折，用以支取股息。2007年1月19日，杨彬签署《说明》，上载：黄秀琴委托杨斌为其在旧宫农商行买入农商行原始股票（发起人股），每股1元，共8万股，合计80000元，股权证书写为杨斌，杨斌与此股金没有任何因果关系，纯属为朋友帮助，股金、股息均为黄秀琴所有，特此说明。股权证书由黄秀琴本人管理，股东编号P1523267。后杨斌改名杨彬，其又将说明上的签字“杨斌”改为“杨彬”。一审庭审中，黄秀琴提交农商行存折及银行卡，表示其一直持上述凭证支取股息，其提交股权证书复印件，表示股权证书原由其保管，后因杨彬变更姓名，需要重新签发股权证书，杨彬将股权证原件从黄秀琴处取走后再未归还。因杨彬将诉争股权转让给陈伟，故黄秀琴现已无法支取股息。2014年，农商行进行配股，诉争80000股股票配股后为88000股。2015年，杨彬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申请确认号码为420000027267的股权证无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进行公示催告后确认该股权证无效。2019年2月26日，杨彬（甲方、出让方）与陈伟（乙方、受让方）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甲方向乙方转让其持有的农商行股份88000股并包括由此衍生的所有权益，标的股份每股转让价格为1元，总金额88000元。协议签订后，杨彬、陈伟办理了股权过户手续，将诉争股权登记至陈伟名下。一审法院认为，黄秀琴提交的《说明》明确载明了其委托杨彬购买农商行股权的事实，《说明》明确写明杨彬与诉争股权没有任何关系，纯属为朋友帮助，股金、股息均为黄秀琴所有。黄秀琴持有农商行发放的用以支取股息的存折及银行卡，亦持有股权证书的复印件，上述证据相互印证能够形成证据链。杨彬主张股权为其出资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其亦无法对黄秀琴提交的证据进行合理解释，故一审法院采信黄秀琴的主张，认定黄秀琴与杨彬之间就诉争股权成立代持关系，双方之间的代持关系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规定：“名义股东将登记于其名下的股权转让、质押或者以其他方式处分，实际出资人以其对于股权享有实际权利为由，请求认定处分股权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处理”。杨彬将股权转让给陈伟且未取得黄秀琴的追认，陈伟、杨彬系夫妻关系，不能认定为善意取得，二人于2019年2月26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损害黄秀琴的合法权益，应属无效，无效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故陈伟应当将农商行88000股股权变更至杨彬名下。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确认杨彬于2019年2月26日就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问题与陈伟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无效；二、该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陈伟将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88000股股权变更至杨彬名下，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应当予以配合。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陈伟、杨彬主张涉案股权系杨彬所有，杨彬与黄秀琴之间不存在股权代持关系。对此，本院认为，首先，涉案《说明》中明确载明系黄秀琴委托杨彬购买农商行的股权，杨彬与涉案股权无关，股金及股息均为黄秀琴所有。杨彬更名后，亦在该《说明》中再次签名确认，未对《说明》内容提出异议。其次，陈伟、杨彬主张杨彬签署《说明》，并将用以支取股息的存折及银行卡交由黄秀琴持有，系因杨彬与黄秀琴的丈夫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杨彬清偿款项后，黄秀琴未将存折及银行卡归还。但陈伟、杨彬对此并未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明，且其主张的借贷关系与杨彬出具代持股权的《说明》之间亦缺乏合理联系。综上，陈伟、杨彬关于涉案股权系由杨彬所有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综合双方提交的证据材料，认定黄秀琴与杨彬之间存在股权代持关系，杨彬未经黄秀琴同意，擅自与陈伟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无效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陈伟、杨彬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00元，由陈伟、杨彬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胡 君审 判 员  潘 伟审 判 员  张 君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李超男书 记 员  刘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