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676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管维立，男，1943年1月2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边超雷，北京市景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百慧勤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甲56号A座7层701。法定代表人：寇文峰，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梅玲，女，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明英，北京都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管维立因与被上诉人北京百慧勤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慧勤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2民初72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8月26日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管维立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边超雷、被上诉人百慧勤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梅玲、张明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管维立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百慧勤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决百慧勤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规定不当。一、一审对六笔存款的性质认定错误。第一，百慧勤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六张存（取）款回单，只能证明有人向管维立账户存款，不能证明存款属于何种性质，不能证明管维立有借款行为。百慧勤公司主张六笔存款系管维立所借，应出示有效借据，或其他书面文件或记录，或相关当事方的口头约定，或形成证据链的间接证据，以证明管维立确有借款行为。百慧勤公司在一审中未履行此项举证责任，未提交任何相关证据，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第二，银行存（取）款回单本身不能证明资金的来源。百慧勤公司主张六笔存款来自百慧勤公司，应出示公司的账簿、账册、支付凭证或其他付款记录。百慧勤公司在一审中没有提交相关证据，只有证人邢某出庭作证。该证人证言不仅没有证明六笔存款系管维立借款，也不能辨明六笔存款中哪些由邢某经手办理，邢某承认记不清具体金额。考虑到年代久远和该证人与百慧勤公司的特殊关系，邢某单凭记忆所作陈述证明力严重不足，无法证明百慧勤公司的主张。此外，六笔银行存款是在被存款方没有提出任何要求的情况下，在双方没有约定总金额、每笔金额、存款时间等条件的情况下，由存款方单方面主动存入；每次存款事先不告知被存款方，事后不要求被存款方出具收据；各次存款的进度和节奏以及金额，均极不规整。普通的正常借贷关系无法解释这些现象。事实是，2008年秋，百慧勤公司及其关联公司（中发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发国际公司）的共同实际控制人寇文峰因涉案被异地羁押和被判刑。百慧勤公司受寇文峰牵连直接涉案，2008年末和2009年陷入困境，账户查封，资金被划扣、冻结，经营中断；中发国际公司也遭遇经营困难但未中断，不久即解封解冻，逐步复原。在特殊时期，当时受托全权管理两公司的负责人商请其他高管后决定，采取非常规方式尽快兑现各位高管和员工的项目分配、年度分配，方法包括使用现金向个人银行账户存款。因公司仍在困境中，现金状况不稳定，只能零零散散地存。一审法官未能查明全部事实真相，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认定六笔存款的性质为管维立借款，且钱款来自百慧勤公司是错误的。二、一审对32万元借条的性质认定错误。该借条虽然由管维立于2009年7月书写并签署，所涉款项转账至管维立指定的单位，但双方并非真实的借贷关系。因为“出借方”根本不要求归还，故借条没有约定还款日期。事实上，该款项系特殊时期采用非常规手段兑现的各高管的年度分配。“借条”系管维立应百慧勤公司负责人的要求所写，目的在于掩盖公司动用资金进行高管分配，事后公司会改做高管年度分配会计处理。管维立在百慧勤公司的劳动所得包括基本工资和年度项目分配两部分。管维立2007和2008两年合计获年度分配170万元，有各高管签字的百慧勤公司管理层办公会书面决议为证。况且，管维立当时经济状况良好，活期存款达60至70万元，而百慧勤公司仍处于困境，经营中止，连员工工资都无法支付。管维立完全没有向百慧勤公司借款的必要。三、一审判决存在的其他问题。一审判决书的行文不规范，一审判决对管维立提交的26份证据仅对其中1份予以评述，但是对百慧勤公司提交的证据均予以论述，两者对照不公。此外，一审判决存在多处文字、数字错误，且审理时间严重超审限，送达期限严重超期。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判决存在明显不公，违背了公平公正的司法原则，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百慧勤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百慧勤公司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事实和理由：六笔存款管维立已经认可收到，而百慧勤公司持有存（取）款回单的原件，双方之间成立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关于32万元的借条问题，百慧勤公司在一审中提供了百慧勤公司向管维立发放薪酬的证据，管维立主张该款项系百慧勤公司向高管分配的款项，但一审中百慧勤公司已经提供证据证明不存在高管分配的情形。况且，从管维立提交的分配决议时间看，高管分配决议是在2009年2月16日作出，但是存（取）款回单的时间是2008年11月19日就已经发生，故涉案款项的性质不是高管分配款。而且一审庭审中管维立层表示如果款项不是借款，管维立一定会在通讯中予以否认，但是从百慧勤公司提交的通讯记录中，管维立并未予以否认。此外，关于款项的性质，管维立多次变换说法，原表示是中发国际公司的高管分配，后又表示是百慧勤公司的高管分配，现又表示是中发国际公司和百慧勤公司的高管分配，实际系虚假陈述。该笔款项实际与中发国际公司无关，是百慧勤公司出借给管维立的款项。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百慧勤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管维立偿还借款本金120.6万元及利息（自2009年7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管维立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7月6日，管维立出具借条一张，主要内容如下：今借到百慧勤公司32万元，保证按时奉还。同日，百慧勤公司向萍乡人文公园发展有限公司汇款16万元。2009年7月10日，百慧勤公司向江西省萍乡市文化路步行街物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汇款16万元。2008年11月19日，中国民生银行借记卡存（取）款回单显示，现金存入管维立账户20万元。2008年12月17日，中国民生银行借记卡存（取）款回单显示，现金存入管维立账户25.6万元。2009年4月8日，中国民生银行借记卡存（取）款回单显示，现金存入管维立账户10万元。2009年6月15日，中国民生银行借记卡存（取）款回单显示，现金存入管维立账户10万元。2009年6月19日，中国民生银行借记卡存（取）款回单显示，现金存入管维立账户13万元。2009年7月28日，中国民生银行借记卡存（取）款回单显示，现金存入管维立账户10万元。以上共计88.6万元。证人邢某出庭作证称，邢某自2007年5月24日至2017年7月在百慧勤公司和中发国际公司担任出纳一职。两家公司财务是分开的。那段时间的钱是邢某从百慧勤公司的保险柜里拿到民生银行存入管维立个人账户的。因存入次数较多，具体金额记不清。证人王某出庭作证称，王某2004年至2011年担任中发国际公司会计。存到管维立账户的钱款是2007年至2008年的高管分配。一审法院认为：民间借贷关系的成立，需当事人之间存在借贷合意且贷款人实际出借款项。本案诉争借款分为两部分，分别为有借条记载的32万元和银行存入汇款88.6万元。根据借条记载的内容可知，百慧勤公司和管维立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管维立认可书写了借条并收到借条中记载的32万元，但抗辩双方之间并非民间借贷关系，实际上是百慧勤公司对其进行的薪酬分配。对此，百慧勤公司提交了其发放给管维立的华夏银行批量代发工资清单和华夏银行内部往来贷方报单，以此证明其已向管维立发放了相应工资。一审法院认为，借条为管维立本人书写，借条中记载的内容明确为借款，管维立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自己签署的借条的内容及法律后果应明确知悉，一审法院对其抗辩的内容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认定，借条已明确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现管维立认可收到32万元，管维立应予偿还。关于现金存入管维立账户的88.6万元，双方之间并未就款项往来的性质做出过书面约定。管维立辩称该款项为其作为公司高管期间的分配所得，系劳动报酬，为证明该项辩论意见，管维立提交了证人王某的证人证言并由王某本人出庭陈述。王某认可在担任公司财务人员期间，曾经经手办理向多位高管的个人账户存入分配所得的现金，其中包括管维立的个人账户。但是针对本案诉争的六笔存款，王某无法确认系其本人办理，更无法进一步确认该六笔存款系高管分配所得。因王某所做陈述系管维立向法庭提交的证人证言，该证人证言并不能证明管维立的主张，对此，管维立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综上，对涉案六笔存款的性质，法庭将采信百慧勤公司的主张，认定上述款项确为借款。针对该借款，双方虽未明确约定还款期限，但百慧勤公司可催告管维立在合理期限内偿还，截至一审庭审之日，管维立未能偿还，故百慧勤公司主张管维立偿还借款本金120.6万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利息一项，本案中，借贷双方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百慧勤公司可主张管维立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百慧勤公司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于起诉前向管维立催要过钱款，故一审法院酌定以百慧勤公司提起诉讼后起诉状送达至管维立之日（即2019年1月30日）后十日为还款日，即本案逾期还款之日从2019年2月10日起算。故对百慧勤公司主张的逾期利息，一审法院予以部分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管维立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北京百慧勤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借款本金1206000元及逾期利息（自二〇一九年二月十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且不超过年利率6%计算）；二、驳回北京百慧勤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管维立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管维立围绕其上诉主张提交了以下新证据：1.2008年11月至2009年7月期间的六张民生银行储蓄存款凭条，证明王某、邢某均为中发国际公司员工，六笔银行存款由王某、邢某和王梅玲三人分别办理，数额最大的一笔存款系王某办理；六笔存款使用为避税而报票套取的账外现金，公司派人到银行窗口存入。这种现金公司不入账，无记录，无凭证。动用账外现金，必须有公司主管领导明确指示，财务人员不可能擅自做主。本案一审中，王某、邢某、王梅玲三人都未能凭记忆辨认出自己办理了哪笔存款，一审以证人王某不能当庭辨认哪笔存款系其本人办理为由，驳回管维立主张，并由此判决管维立向百慧勤公司借款六次是错误的。2.2008年11月3日的华夏银行储蓄存款凭条，证明2008年10月管维立工资系百慧勤公司派人到银行窗口存入管维立账户。由此可见，公司经常采用银行窗口存款的方式向员工支付薪酬和分配。百慧勤公司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但不认可证明目的，主张王某是中发国际公司的会计，王梅玲是百慧勤公司的会计，邢某是百慧勤公司和中发国际公司的出纳，六张存款的凭证是百慧勤公司的现金存入的，管维立不能以王某代存规避借款的事实，如果是中发国际公司的高管分配，相关的存款凭证应当在王某处，不应在王梅玲处，证据二与本案无关。二审中，本院就管维立所提供的中发国际公司与百慧勤公司2009年关于管理层成员2007、2008年分配的决议的形成及执行情况与案外人刘春茹、陈思、王诚军进行了核实。刘春茹、陈思、王诚军均称决议系相关管理人员就高管分配事宜协商之后达成分配决议并亲笔签字确认，且已获得部分高管分配。二审中，因百慧勤公司和管维立双方均称寇文峰被限制人身自由时，案外人刘春茹被授权同时管理中发国际公司与百慧勤公司，且百慧勤公司认为本案的借贷系管维立与刘春茹之间达成合意，故本院就管维立是否向百慧勤公司借款一事向刘春茹核实。刘春茹向本院确认，管维立并未向百慧勤公司借款，且管维立就职于多家上市公司，年薪很高，并无借款之需要，特别是在百慧勤公司处于困难时期。二审中，邢某与王某再次出庭接受法庭和双方当事人询问，证言与一审所述基本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中，百慧勤公司主张的借贷款项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为有借条记载的32万元，第二部分为现金存入管维立账户的88.6万元，以下将结合借贷合意与款项支付两个方面分别论述之。关于有借条记载的32万元。管维立认可收到借条中记载的32万元，故可以满足存在款项给付这一要件。关于双方是否存在借贷合意一节，因管维立承认借条系其书写，故百慧勤公司对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完成了初步的举证责任。管维立虽抗辩称该款项实质上并非借贷而系薪酬分配，但所举证据尚不足以推翻借条。管维立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自己签署的借条的内容及法律后果应明确知悉，故百慧勤公司主张管维立应予偿还，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管维立关于此部分款项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现金存入管维立账户的88.6万元。从88.6万元的六张储蓄存款凭条中显示的存款人来看，一张金额为20万元的为王梅玲存入，一张金额为25.6万元的为王某存入，其余四张为邢某存入。各方均认可存款当时王梅玲系百慧勤公司会计、王某系中发国际公司会计，邢某系中发国际公司的出纳，同时兼任百慧勤公司出纳。在邢某与王某证言相反、且百慧勤公司不能提供公司账目记载的情况下，基于中发国际公司与百慧勤公司的特殊关联关系和王梅玲目前系中发国际公司会计的事实，仅凭百慧勤公司持有六张储蓄存款凭条和邢某的证言，尚不足以认定88.6万元均来自于百慧勤公司。现百慧勤公司主张该88.6万元系管维立向百慧勤公司借款，基于管维立曾系百慧勤公司、中发国际公司高管，并抗辩该88.6万元系中发国际公司高管分配的情况，百慧勤公司应当就百慧勤公司与管维立形成借贷合意提供证据，但其目前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具体分析如下：第一，百慧勤公司并未提供88.6万元的债权凭证。债权凭证是证明存在借贷合意的常见证据形式。百慧勤公司不能提供债权凭证，则应当提供其他证据以证明存在借贷合意；第二，百慧勤公司主张此笔88.6万元借贷发生于款项实际以现金形式存入管维立账户时，并主张与管维立达成借贷合意的人，即是当时被授权代表百慧勤公司意志的刘春茹。根据本院向刘春茹核实，刘春茹向法院表示管维立并未向百慧勤公司借款，且据其了解，管维立就职于多家上市公司，年薪很高，并无借款之需要，特别是在百慧勤公司处于困难时期。故，百慧勤公司主张与管维立达成借贷合意，本院难以采信；第三，从百慧勤公司提供的通讯记录来看，百慧勤公司财务人员发给管维立的信息称“以往存在您那里的现金和在百慧勤这边的借款是否能尽快处理一下”，该信息可以看出百慧勤公司确曾就存入管维立账户的现金和借款进行过主张，但需要指出的是，借贷关系并非债权请求权所可能基于的唯一法律关系，故从通讯记录本身，也难以得出88.6万元系借贷关系的结论。另外，从该信息的叙述方式来看，“存在您那里的现金”与“在百慧勤这边的借款”在逻辑上是并列关系，而非包含关系。故百慧勤公司主张现金存入管维立账户的88.6万元系借贷关系，与其提供的通讯记录中己方人员所发内容冲突，本院难以采信。综上，百慧勤公司就现金存入管维立账户的88.6万元，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系管维立向百慧勤公司的借款，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综上所述，管维立的部分上诉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2民初7200号民事判决；二、管维立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北京百慧勤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借款本金320000元及逾期利息（以32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2月10日起计算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其中，2019年8月19日之前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三、驳回北京百慧勤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5654元，由北京百慧勤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负担11506元（已交纳），由管维立负担4148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15654元，由北京百慧勤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负担11506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由管维立负担4148元（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石磊审 判 员 罗珊审 判 员 李丽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 姜源书 记 员 朱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