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吉01民终153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绍堂，男，1959年1月1日生，汉族，住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计红军，吉林昊桓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勇，男，1972年2月12日生，汉族，住长春市净月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建，吉林迪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晓月，女，1980年7月20日，汉族，住长春市净月开发区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刘永辉，男，1972年1月5日生，汉族，住长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上诉人李绍堂因与上诉人刘勇，被上诉人李晓月、刘永辉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长春市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吉0194民初9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绍堂上诉请求：一、对判决书（足资认定）刘勇出示欠条，是李绍堂出具，与李绍堂诉刘勇不当得利有关联性不服，请求重审。二、对判决书（足资认定）李晓月42.5万元汇款凭证，与李绍堂诉刘勇不当得利有关联性不服，请求重审。三、对判决书（足资认定）（2018）吉0191民初780号刘勇《证实材料》内容真实不服，请求重审。四、对判决书（足资认定）李晓月42.5万元汇款凭证（汇款时间2011年4月3日）与刘勇出示欠条（落款时间2011年4月6日）有关联性不服，请求重审。五、对判决书（足资认定）李晓月向法庭提交42.5万元汇款凭证证据；没有（足资认定）李绍堂向法庭提交［“品位空间”存款账户信息明细账25万元被刘勇支取证据，是双重标准，不服。请求重审。六、依法判令刘勇、李晓月向李绍堂返还人民币512，500.00元；七、依法判令刘勇、李晓月向李绍堂支付上述款项的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起止日期：2011年7月20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八、依法判令刘勇、李晓月承担上诉费用。事实和理由：一、1.庭审刘勇出示欠条和庭审李晓月出示欠条，夫妇供述不一致：在（2017）吉01民再113号案件庭审中：对于“2011年7月20日，李绍堂打给刘永辉51.25万元”，李晓月在庭审中供述：我与刘永辉没有任何经济关系，也不认识，当时李绍堂向刘永辉借钱，让我给他担保，李绍堂向刘永辉借款50万，我给李绍堂作担保。我有李绍堂给刘永辉出具欠条复印。在（2018）吉0191民初780号庭审：对于“2011年7月20日，李绍堂打给刘永辉51.25万元”，刘勇在《证实材料》中证实：在2011年4月6日，李绍堂开车到我家小区，我交付给他人民币42.5万元现金，他当面写下欠条，写明欠款伍拾万元整，用于五九七商贸中心工程建设，还款时间为2011年7月4日，签名并备注身份证号码。综上，刘勇、李晓月夫妇在庭审中，供述不一致，相互抵触。因此，请求重审。2.李晓月、刘勇及其代理律师向三个法院出示同一张欠条：李晓月在（2017）吉01民再113号庭审出示欠条，李晓月供述：我与刘永辉没有任何经济关系，也不认识，当时李绍堂向刘永辉借钱，让我给他担保，李绍堂向刘永辉借款50万，我给李绍堂做担保。我有李绍堂给刘永辉出具欠条复印件。刘永辉在（2018）吉0191民初780《民事答辩状》：答辩人（刘永辉）与被答辩人（李绍堂）互不相识，也没有任何经济往来关系。对比上述李晓月、刘永辉，李晓月出示欠条哪来的？刘勇在（2018）吉0191民初780号庭审出示欠条：李绍堂给刘勇出具，刘勇代理律师在（2019）吉0194民初913号庭审出示欠条：李绍堂给刘勇出具，再对比李晓月、刘勇及其代理律师：在三个法院出示同一欠条，这重重疑问，因此，请求重审。3.长春市人民检察院鉴定中心：对李绍堂书写欠条（落款时间：2011年2月11日）与李晓月庭审出示（鉴定中心用于鉴定）欠条（落款时间：2011年4月6日）欠条1做鉴定：是李绍堂一人书写。就是说鉴定用欠条，是李绍堂出具给刘永辉。恰好证明：刘勇出示欠条不是李绍堂出具。因此，请求重审。二、1.在（2018）吉0191民初780号庭审：李晓月没有举证42.5万元汇款凭证。2.（2018）吉0191民初780号庭审，刘勇《证实材料》：没有证实有关李晓月42.5万元汇款凭证内容；没有刘勇指示李晓月向李绍堂“邮政储蓄”账号汇款42.5万元内容；却证实“（刘勇）当面交给李绍堂42.5万元现金”，从李晓月起诉（2012）南民初字第930号庭审笔录、再审（2015）南民再字第3号庭审笔录、上诉到中院（2017）吉01民再113庭审笔录、对于“2011年7月20日，李绍堂打给刘永辉51.25万元”李晓月都否认收到此款，李绍堂起诉刘永辉（2018）吉0191民初780号庭审笔录、李晓月都是上述庭审当事人，都没有举证42.5万元汇款凭证。上述证明：李晓月42.5万元汇款凭证与李绍堂诉刘勇不当得利没有关联性，因此，请求重审。三、1.刘勇《证实材料》：没有（在2011年4月初，李绍堂因工程项不目开发资金周转困难，向我提出借款）证据；2.没有（在2011年4月6日，李绍堂开车到达我家小区）证据；3.没有（刘勇交付给李绍堂人民币42.5万元现金）证据；4.没有（他当面写下欠条，写明欠款伍拾万元整）证据；5.没有（刘勇指示李晓月“向李绍堂“邮政储蓄”账号汇款42.5万元”）证据；6.没有刘勇发送给李绍堂有关（刘永辉农行账号×××”）信息证据；证明：刘勇《证实材料》完全是谎言。缺乏证据支持。因此，请求重审。四、对判决书（足资认定）李晓月42.5万元汇款凭证与刘勇出示欠条有关联性不服理由：缺乏证据支持，有悖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2011年4月3日，李绍堂尚欠刘勇夫妇50万元巨额款项未还、夫妇俩结婚时间不长、是年轻人、没有正当职业。在此情况下：不签订借款合同，就提前向李绍堂汇出42.5万元巨额款项，就是经营金融的大老板，都不会这样干。都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行事，都会签订借款合同、再给付合同款。缺乏证据支持。五、判决缺乏证据支持，是双重标准，因此，请求重审。六、李绍堂诉刘永辉不当得利一案经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审理后，做出了（2018）吉0191民初78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李绍堂的起诉。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认定“2011年7月20日，案外人李国民受李绍堂指示向刘永辉在中国农业银行开立的×××账户存入512，500.00元”。经审理，认为李绍堂与原审第三人刘永辉间不存在不当得利的法律关系，同时认定，刘勇将刘永辉农行账户中的款项转出。刘勇与李晓月系夫妻关系，李晓月另案起诉李绍堂并经审理后判决李绍堂需要向李晓月偿还欠款。而李绍堂在本案中向支付的款项其实就是偿还李晓月的欠款，但李晓月、刘勇在另案中对此予以否认，并且刘勇已将本属于李绍堂的款项转出据为己有。刘勇取走诉争款项的行为没有李绍堂的授权认可，李绍堂与刘勇没有借贷或其他法律关系，此款项应当依法返还李绍堂，李绍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提起诉讼，请求依法支持李绍堂的诉讼请求，保护合法权益不受侵害。李晓月辩称，案涉42.5万元与其之前借给李绍堂的50万元，（2017）吉01民再113号民事判决中所诉李绍堂50万元借款无关联关系，此借款为李绍堂向刘勇所借的另一笔借款，该笔借款由李晓月帮刘勇汇给李绍堂，直至李绍堂向刘永辉账户内汇款51.25万元连本带利还清，借贷关系终结。刘勇辩称，李绍堂在一审中是以51.25万元是不当得利，但通过一审双方举证已审理查明是同一笔借贷关系，并且在八年前已经清偿完，二审应驳回李绍堂的上诉请求。刘永辉辩称，其对案件事实不清楚，其只是将自己的银行卡放在刘勇处，并未实际得到李绍堂的转款，转款由刘勇收取。刘勇上诉请求：1.依法驳回李绍堂的诉讼请求。2.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中错误的的部分，予以改判。3.一、二审诉讼费及一审保全费全部由李绍堂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民事诉讼一个基本原则是不告不理，法院应当依据法律及事实，紧紧围绕当事人的诉讼主张进行审理，没有义务代替任何一方当事人提出诉讼主张，更不能就当事人没有诉讼的主张给予支持和保护。本案李绍堂的诉讼主张十分明确且单一，即刘勇获得51万余元属于不当得利，应当返还给李绍堂。李绍堂一直也没提出过利息高低的问题，未主张返还超出国家规定的利息部分。法院应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而要求刘勇向李绍堂返还高于每年36%的利息部分，是在替李绍堂提出诉讼请求，损害刘勇的利益。二、在庭审答辩中刘勇已经明确说明，当时李绍堂提出以月息5%上打租的条件让刘勇帮忙借款，李绍堂是自愿支付利息，且该笔款项早已在2011年终结。李绍堂并未提出对利息的多少及支付方式有任何异议。三、本案到现在已经过去8年之久，早已超过诉讼时效，原审判决引用的是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规定》作为依据保护超出的部分利息，法律不能溯及既往。李绍堂故意隐瞒借款事实，提出了一场虚假诉讼，本应得到法律制裁，原审法院却追究利息予以返还，明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李绍堂、李晓月、刘永辉均未作答辩和陈述。李绍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刘勇、李晓月返还512，500元并支付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1年7月20日起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2.诉讼费用由刘勇、李晓月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勇和李晓月于2008年11月6日登记结婚，婚姻关系持续至今。李晓月与李绍堂系亲属关系。2011年4月3日，刘勇指示李晓月通过中国农业银行现金汇款425000元至李绍堂账户。2011年4月6日，李绍堂出具欠条，载明“人民币伍拾万元整，500000.00元，用于五九七商贸中心工程建设，还款时间为2011年7月4日，欠款人：李绍堂220123195901010032”。2011年7月20日，李绍堂指示李国民向刘永辉名下中国农业银行卡现金汇款512，500元。刘勇当庭确认收到该笔款项。再查明：李晓月与李绍堂之间存在多笔借款。2017年12月25日，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吉01民再113号民事判决，确认李绍堂需向李晓月偿还本金及利息。在此次审理时，未就李绍堂转款512500元的事实予以认定。李绍堂不服该判决，向长春市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长春市人民检察院审查后认为不符合监督条件，理由是李绍堂认可的落款时间是2011年2月11日的欠条与其不认可的落款时间是2011年4月6日的欠条经鉴定为同一人书写。另查明：2018年，李绍堂以刘永辉、李晓月为被告提起诉讼，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无法认定李绍堂与刘永辉之间存在不当得利的法律关系，李绍堂向刘永辉主张返还不当利益主体不适格，不符合法定的起诉条件，并作出（2018）吉0191民初780号民事裁定书，驳回了李绍堂的起诉。一审法院认为，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刘勇、李晓月均陈述李晓月系受其配偶刘勇指示转款给李绍堂，承办人至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长春市桂林路营业所核实时工作人员确认了转账凭单的真实性，长春市人民检察院确认了2011年4月6日欠条的真实性，欠条载明的款项用途“用于五九七商贸中心工程建设”也可从长春市宽城区人民法院在（2017）吉0103民初4260号民事判决书中认定的李绍堂以黑龙江农垦华隆房地产开发公司的名义开发黑龙江五九七农场商贸中心工程项目这一事实得到印证，可见刘勇、李晓月夫妻有共同出借的意思表示，刘勇、李晓月与李绍堂之间既有借款的合意又有款项交付，成立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关于款项应否返还的问题，从欠条约定的还款期限以及已生效判决中确认的双方交易习惯按月利率5％计息看，李绍堂所转账的512，500元可认定是该笔借款的还款，对李绍堂提出的刘勇、李晓月不当得利512，500元并要求全部返还的主张不予支持。但刘勇、李晓月出借时预先在本金中扣除了利息，且约定月利率5％高于法定标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以及第二十七条“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载明的借款金额，一般认定为本金。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实际出借的金额认定为本金”之规定，借款本金应按实际转账金额425，000元计算，512，500元中扣减应还的本金及合理利息，则就超出给付部分42，875元（512，500元-425，000元×3％×3.5个月-425，000元）李绍堂有权主张返还。关于利息，李绍堂直至2018年才向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明确要求李晓月返还款项，则利息应自李晓月收到起诉状之日2018年3月7日计算。李绍堂主张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息，但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遇节假日顺延）9时30分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应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关于刘永辉的民事责任，因刘勇、刘永辉均陈述刘永辉对借款、还款不知情，李绍堂所还款项也系刘勇收取后支配，故刘永辉不承担返款责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原审判决：一、刘勇、李晓月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李绍堂返还42，875元并支付利息（以42875元为基数，自2018年3月7日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李绍堂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925元，减半收取5462.50元，由刘勇、李晓月负担500元，李绍堂负担4962.50元。保全费3083元，由刘勇、李晓月负担500元，李绍堂负担2583元。二审期间，李绍堂向本院提交一张其自己书写的借据，内容为：“人民币：伍拾万元￥500000.00元，出借人李晓月先扣（借3个月）利息75000.00元，将余款425000.00元存入邮储存折账号×××。借款人李绍堂，2011年3月26日”证明李绍堂在2011年4月3日收到李晓月转入邮政储蓄存折42.5万元，该存单中的钱款已经偿还给李晓月，李晓月将借据返还给李绍堂。李晓月质证称对该份证据真实性有异议，李绍堂从未给其写过该份借据，应该是李绍堂一审开庭后书写，真正的借据其已经在原审提交。刘勇认可李晓月的质证意见。刘永辉称其不认识李绍堂，对李绍堂与刘勇、李晓月之间的债务纠纷不清楚。该借据形成于2011年，而李绍堂在原审审理期间应提交而未提交，且由其本人书写，而李晓月、刘勇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李绍堂亦不能就该份证据进行合理说明，故本院对该份证据不予采信。本院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关于李绍堂现金汇款给刘永辉账户512，500元，刘勇、李晓月及刘永辉是否构成不当得利。2011年4月6日，李绍堂向刘勇出具欠条，内容为借款50万元用于工程建设，还款时间为2011年7月4日，李绍堂签名并书写个人身份证号码，欠条没有注明利息。刘勇陈述李绍堂认可利息为月利5%，共计75，000元，预先扣除后剩余425，000元，由刘勇向朋友筹措后指示其妻李晓月到邮政储蓄银行通过现金转账至李绍堂的账户，并将现金转账凭证交于李绍堂后，李为其出具了上述欠条。至还款日即2011年7月4日，李绍堂称资金周转不开续借半个月，并继续按月利5%再给付12,500元利息，刘勇同意。又至2011年7月20日，李绍堂称其款项在农业银行卡里，让刘勇提供农业银行账户，刘勇遂提供了刘永辉放在其处用于还款的农业银行卡，该借用卡的事实经（2018）吉0191民初780号民事裁定认定，后李绍堂转款至该银行卡中512，500元，至此，双方借贷关系终结。刘勇提交了李绍堂出具的欠条、李晓月向李绍堂的转账凭单、李国民向刘永辉卡内转账凭证等证据证明其所述事实，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条，本院予以采信，并对其所述予以支持。李绍堂承认欠条的真实性，却否认刘勇向其转款，并称其转到刘永辉的512，500元款项，是对另一笔向李晓月的50万元借款的还款，而其该项主张因缺乏证据证明，（2017）吉01民再113号生效民事判决未认定该款是向李晓月的还款，故对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李绍堂提出，李晓月在该案件庭审所述，本案涉及的50万元欠据是李绍堂向刘永辉的借款，而刘永辉称其与李绍堂没有经济往来，与李晓月在本案所述事实相悖。经审查，李晓月当时只是陈述有误，其所称的李绍堂向刘永辉的借款恰恰印证了刘勇所称的将刘永辉的银行卡提供给李绍堂，以为其还款所用的事实，刘永辉在一、二审庭审中亦陈述其不认识李绍堂，只是银行卡交于刘勇使用，亦证明了该事实，李绍堂称刘勇未经其授权将该笔款项由刘永辉的银行卡转出属于不当得利与事实不符，故本院对李绍堂的主张不予支持，原审判决并无不当。关于刘勇是否应返还李绍堂超过法定利息部分，因本案借款发生于2011年且原审原告李绍堂起诉日期为2019年3月18日，依法应适用2015年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根据该规定第二十条第二款：“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李绍堂与刘勇口头约定的借款利息为约5%，预先扣除后实际借款425，000元，并通过李绍堂还款的金额512，500元，可以判断双方借款利息确为月利5%，已经超出法律规定的最高利息限额，原审判决对该部分的处理符合法律规定，刘勇应向李绍堂返还该部分利息，本院对刘勇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李绍堂、刘勇的上诉请求均不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由上诉人李绍堂负担8345元，上诉人刘勇负担872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梁欣华审判员  姜晓健审判员  杨 海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王 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