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808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邦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大沙地东路319号313房。法定代表人：李锦方，职务：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春晓，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婧，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彭治国，男，汉族，住xxx。委托诉讼代理人：秦红华，广东高义律师事务所律师，由广州市法律援助处指派。原审被告：广州邦达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大沙地东路319号302房。法定代表人：李竹梅。上诉人广州邦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邦达供应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彭治国、原审被告广州邦达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邦达物流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2民初46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方案》《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实施办法》相关规定，依法适用独任制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彭治国陈述自2008年5月入职，其提交的劳动合同显示其与广州邦达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签订合同期限分别为2009年8月1日至2010年7月31日、2010年9月30日至2011年9月30日、2012年4月1日至2013年3月31日、2013年4月1日至2014年3月31日、2014年4月1日至2015年3月31日、2015年4月1日至2016年3月31日的书面劳动合同。后广州邦达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更名为邦达物流公司。彭治国与邦达物流公司签订了合同期限分别为2017年7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2018年7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的书面劳动合同，最后一份劳动合同约定工作内容为业务，工资为2000元底薪+3000元考核奖金。2019年4月1日，彭治国与邦达供应链公司签订合同期限为2019年4月1日至2020年3月31日的书面劳动合同，约定岗位为销售经理，基本工资3000元。彭治国主张其担任销售岗位，工作内容为负责物流销售、对接厂家，自2017年起工资构成为每月底薪5000元+提成，常规提成为每月销售利润的20%和项目提成10%，每月10日发放上月工资，工作地点为广州市黄埔区大沙东路319号保利中誉广场3楼312、313房，工作由上述两个公司的老板李锦坤安排。彭治国陈述系为应付检查故在与邦达物流公司的劳动合同还未到期的情况下，与邦达供应链公司于2019年4月1日签订了劳动合同。对此，邦达供应链公司在2020年6月30日询问笔录中对该份劳动合同予以确认，但辩称是该司应邦达物流公司应付检查的要求在两份空白的劳动合同中加盖公章后交由邦达物流公司，后续邦达物流公司未给回该司，该司并不清楚邦达物流公司最终如何处理。彭治国主张因邦达物流公司及邦达供应链公司财务称2019年9月份之后停发其工资及社保，双方沟通无效，且公司未发放其2019年9月份工资，故于2019年9月30日起没有再返回公司上班，并明确因该两司以停发工资社保的形式逼其离开公司，故要求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解除时间为2019年9月30日左右，但确认未曾向公司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公司也未曾向其发出过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彭治国陈述其平时上班只有回公司才需打卡，2019年9月前半个月有回公司打卡，后半个月是在办理业务，没有打卡，只是在工作群中交流，其未去上班后，公司也未曾通知其返回上班，彭治国提交的其与王珏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两人交流工作的最后时间为2019年9月12日。邦达供应链公司提交邦达物流公司作出的《解除劳动关系告知书》及妥投证明拟证邦达物流公司因彭治国长期旷工，于2020年1月1日将其辞退，该份告知书载明“彭治国在邦达物流公司销售部任职期间，屡次违反公司考勤制度，经常出现不事先申请、不办理外出手续，随意无故旷工的现象，并无视公司相关规定，违反职业操守，数次进行‘飞单’违规操作，给公司经营带来了一定的损失……自2019年9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彭治国拒不执行公司相关制度规定，且无办理任何请假及休假手续，无故旷工，影响恶劣，决定自2020年1月1日起进行予以辞退处理，解除双方劳动关系，并停发2019年9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的工资和社保”，该告知书上加盖了邦达物流公司的公章，落款时间为2019年12月31日。妥投证明显示该份告知书已于2020年1月1日由彭治国本人签收。彭治国确认收到该份告知书，但主张公司系在其提起劳动仲裁之后向其发出的通知，并且该份告知书也未提交相关制度依据。彭治国陈述在2019年9月27日收到了2019年8月份的工资，之后公司未再发放过工资，有缴纳社保至2019年8月，未缴纳住房公积金，未扣个税，并主张其离职前十二个月的月平均工资为5000元，提供了工资明细表、银行流水及社保缴费明细拟证。彭治国提交两份《支付证明单》（均为复印件）主张其2018年2月至4月的业务提成合计15920元未发放。2018年9月30日的《支付证明单》列明付彭治国2018年2月常规提成4333.24元、2018年2-3月项目提成56.85元、2018年3月提成5580.26元，合计9970.35元，经手人处签字“赵”；2019年4月25日的《支付证明单》列明付彭治国2018年4月常规提成5949.77元，经手人处签字“钟”。上述两份《支付证明单》除经手人签字外，“部门主管”、“会计主管”、“出纳”、“复核”、“证明人”处均为空白。彭治国主张“赵”为赵佩珊、“钟”为钟东莹，两人均为财务，直接核算每月销售利润。彭治国为证实上述《支付证明单》中的金额经过财务确认，提交了《业绩提成申领表》复印件四张，该四张单中的金额与两份《支付证明单》中的金额一致，财务复核处分别有赵佩珊或钟东莹的签名，“总经理审批”处均为空白。彭治国陈述报销流程为出去之后写张单给老板李锦坤，李锦坤签名之后财务直接付款，并提交三份《费用报销单》（均为复印件）主张其尚有2367元业务报销款项未报销。其中，2018年11月15日的《费用报销单》列明汽车加油费、过路费合计为685元；2019年1月29日共两份《费用报销单》，其中一份列明餐费报销528元，另一份列明汽车加油费、停车费、路桥费共1154元。上述《费用报销单》的报销部门均为“邦达供应链公司”，经手人处签字均为“彭治国”，除经手人签字外，“会计主管”、“复核”、“出纳”、“证明人”、“领款人”处均为空白。彭治国主张其每月基本工资底薪为5000元，邦达供应链公司2019年5月至8月均按4000元/月标准发放，共计克扣其工资4000元，并提交了银行流水予以证明。银行流水显示，2018年10月前向彭治国发放工资的为邦达物流公司，2018年11月后向彭治国发放工资的为邦达供应链公司，2018年11月至2019年3月彭治国的实发工资为3619.66元/月，2019年4月实发工资为3573.38元，2019年5月、6月、7月实发工资均为2573.38元/月、2019年8、9月实发工资均为2577.92元/月；王珏于2018年10月30日向彭治国支付7062.33元、1538.1元、1986.67元及739.48元，彭治国主张上述款项为提成款。邦达供应链公司抗辩是受邦达物流公司委托为其代发工资及代缴社保，并提交了《委托书》予以证明，《委托书》载明：邦达物流公司因涉诉，对公账号被司法冻结，委托邦达供应链公司将与其司开展业务合作的未结款项，用于代发其司员工工资及代缴社保，代发期暂定为一年，即自2018年10月起至2019年10月止，支付的工资数额在应付往来运费款项中扣除，代发明细附表中有彭治国的信息，表下注明：每月的工资及社保明细由邦达物流公司财务逐月提供。该《委托书》加盖有邦达物流公司的公章，落款日期为2018年9月25日。邦达供应链公司在2020年6月30日的质证询问笔录中陈述无证据可证明所述往来款扣除的情况。彭治国主张其2018年应享有年休假10天，2019年7天，公司均未安排休年休假，要求按劳动仲裁裁决认定的数额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彭治国提交的《社保缴费历史明细表》显示海程邦达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于2008年11月起为彭治国参保至2009年2月，广州邦达兴物流有限公司于2009年3月起为彭治国参保至2009年5月，邦达物流公司于2010年1月起为彭治国参保至2018年9月，邦达供应链公司于2018年10月起为彭治国参保至2019年8月。此外，彭治国主张根据劳动合同、两家公司的办公地址在同一地点，由同一个老板李锦坤安排工作，邦达物流公司和邦达供应链公司存在混同用工的情形，故要求两司承担连带责任，为此提交了以下证据：1.邦达供应链公司于2019年4月盖章的《2019年度销售部员工绩效考核方案》；2.两司于2018年7月31日均盖章的《合同主体变更通知》，载明：“原邦达物流公司将所有国内物流全部转到邦达供应链公司运作，该部分业务所属服务人员以及办公地址均照旧不变”；3.邦达物流公司于2018年元月30日盖章的《授权委托书》，载明：王珏系该司的法定代表人，现授权彭治国（销售总监）为该司的代理人等；4.两司与案外人于2018年9月1日签订的《合同权利义务转让三方协议》，约定将该合同中邦达物流公司对案外人的权利义务全部转移给邦达供应链公司，两司的签约代表均为同一人；5.李锦坤与案外人签订的《项目投资合作协议》复印件，载明“邦达供应链公司于2017年成立，股东是李锦方和李锦裕，实际控制人是李锦坤”、“李锦坤将原经营的邦达物流公司的相关业务及应收未收款转移至邦达供应链公司操作”；6.邦达物流公司的组织架构复印件，显示负责人为李锦坤，王珏为出纳；7.微信聊天记录，记录中有落款为邦达供应链公司分别于2019年4月24日发出的假期通知、2019年6月6日发出的端午放假通知及2019年9月26日发出的国庆放假通知。彭治国还提交了邦达物流公司在2018年6月出具的多份文件复印件，上述文件页眉处均标有两家公司的全称。邦达供应链公司提交该司与邦达物流公司的商事登记公示信息，抗辩两司的股东、法人代表及经营范围均不同，为完全不同的法人主体，不存在名称变更或责任承继的问题。工商登记信息显示邦达公司成立于2008年8月6日，现法定代表人为李竹梅，股东为刘太生和李竹梅，2018年7月18日前李锦坤是该司董事长，王珏是该司经理；邦达供应链公司成立于2017年7月3日，现法定代表人为李锦方，股东为李锦裕和李锦方，2018年7月18日前王珏是该司法定代表人，李锦坤是该司监事。彭治国于2019年10月17日向广州市黄埔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请求裁决：1.邦达供应链公司发放2018年2月至4月的业绩提成15920元；2.邦达供应链公司补发2019年5月至8月工资差额4000元（1000元/月，共4个月）；3.邦达供应链公司发放业务报销费用2367元；4.邦达供应链公司发放2018年1月至2019年9月年假未休工资5666元；5.邦达供应链公司支付无故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赔偿金100000元。彭治国于2020年1月21日追加邦达物流公司为该案第二被申请人，于2020年3月30日仲裁庭审中明确其所有请求均要求邦达供应链公司、邦达物流公司共同承担，变更第四项仲裁请求金额为11724.39元，明确第五项仲裁请求为“裁决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100000元”。2020年4月9日，该仲裁委员会作出穗埔劳人仲案〔2019〕2250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一、邦达供应链公司一次性向彭治国支付2019年5月至8月的工资差额4000元；二、邦达供应链公司一次性向彭治国支付2019年4月至9月10日期间4天未休年休假工资1839.08元；三、邦达物流公司一次性向彭治国支付2018年度5天以及2019年1月至3月期间2天未休年休假工资3218.39元；四、驳回彭治国的其他仲裁请求。彭治国不服该仲裁裁决，于法定期限内诉至原审法院。另，彭治国在仲裁时陈述其于2019年9月10日起未再回去上班。上述事实，有劳动合同、《合同主体变更通知》《合作协议》、工商登记信息、公司架构及成员情况、聊天记录、《支付证明单》《费用报销单》、银行流水、《委托书》《解除劳动关系告知书》、工资明细表、《缴费历史明细表》、仲裁裁决书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彭治国原审诉讼请求：1.判令邦达物流公司、邦达供应链公司共同向彭治国支付2018年2月、3月、4月的业绩提成15920元（2018年2月常规提成4333.24元+2018年2月至3月项目提成56.85元+2018年3月常规提成5580.26元+2018年4月常规提成5949.77元）；2.判令邦达物流公司、邦达供应链公司共同向彭治国支付2018年11月和2019年1月因业务产生的报销费用2367元（2019年1月汽车加油费800元+停车费130元+路桥费122元+路桥费102元，合计1154元；2019年1月餐费238元+290元，合计528元；2018年11月汽车加油费550元+路桥费135元，合计685元）；3.判令邦达物流公司、邦达供应链公司共同向彭治国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00000元（工资5000元/月×10年×2倍）；4.判令邦达物流公司、邦达供应链公司共同向彭治国支付2019年5月至2019年8月的扣发工资4000元（2019年5月至8月每月工资均扣1000元）；5.判令邦达物流公司、邦达供应链公司共同向彭治国支付2018年1月至2019年9月未休年休假工资5057.47元（该金额为劳动仲裁支持的金额）；6.判令邦达物流公司、邦达供应链公司共同赔偿彭治国因起诉产生的交通费、资料费用及误工费用3000元，以上合计130953元；7.判令本案诉讼费由邦达物流公司、邦达供应链公司共同承担。彭治国当庭撤回第六项诉讼请求。原审法院认为，邦达物流公司、邦达供应链公司经原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抗辩权利，原审法院在全面审查现有证据的基础上缺席审判。关于邦达物流公司与邦达供应链公司是否存在混同用工的情况。原审法院对此分析如下：第一，邦达供应链公司自2018年10月起开始向彭治国发放工资及代缴社保，虽邦达供应链公司提供了《委托书》抗辩系受邦达物流公司委托代发一年的工资及代缴社保，并从往来款中扣除，但未能提供相关的财务凭证予以证明，且邦达供应链公司的抗辩若属实，邦达供应链公司若只是代发工资和社保，无需在彭治国与邦达物流公司的劳动合同尚未到期时与彭治国签订劳动合同，案件审理过程中邦达供应链公司提交了应由邦达物流公司出具及持有的《解除劳动关系告知书》及妥投证明，足见两家公司在来往上已然超越普通公司的合作关系，故原审法院对邦达供应链公司的抗辩不予采信；第二，从彭治国提交的邦达供应链公司的《2019年度销售部员工绩效考核方案》、微信记录中的放假通知可知，如邦达供应链公司仅是代发工资和代缴社保，彭治国不可能提交上述考核方案和加入邦达供应链公司的工作群参与该司的实际工作，由此说明邦达供应链公司对彭治国进行了实际的劳动管理；第三，从彭治国提交的《合同主体变更通知》《授权委托书》《合同权利义务转让三方协议》、组织架构及两家公司共同出具的多份文件以及工商登记资料可以看出，两家公司确实存在人员混同的情形，彭治国从2018年起同时接受两家公司的同一实际控制人的劳动管理。综上，原审法院认为上述证据已形成较为完整的证据链，证实两家公司自2018年起存在混同用工的情形。彭治国主张邦达物流公司、邦达供应链公司就本案承担连带责任，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彭治国是否存在被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况。原审法院对此分析如下：第一，劳动关系的解除应当是由一方当事人向另一方当事人提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故对解除劳动关系的行为是否合法合理，应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但对于劳动关系是否解除，应由主张解除一方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彭治国主张因该两司以停发工资社保的形式不让其工作且未支付其2019年9月份工资，故要求于2019年9月30日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但直至申请劳动仲裁前，公司未曾向其发出过解除劳动的合同通知书，彭治国也未曾向公司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彭治国主张自2019年9月30日起未回公司上班，但提交的证据显示其最后交流工作的日期为2019年9月12日，且在仲裁时陈述其于2019年9月10日起未再回去上班，原审法院以彭治国在仲裁时自认的日期2019年9月10日为其最后工作日。彭治国于2019年10月17日申请劳动仲裁才将解除劳动合同的意思表示告知公司，且在此期间公司未曾催促彭治国返回上班，应视为公司对彭治国不上班行为的默许，彭治国和用人单位的行为应视为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第二项、第四十七条，邦达物流公司、邦达供应链公司应向彭治国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彭治国请求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没有事实依据，原审法院依法予以驳回。彭治国主张其基本工资为5000元/月，有两份劳动合同为证，与其提交的社保缴费记录、银行流水核算出的工资数额亦相对接近，邦达物流公司及邦达供应链公司未提交证据对彭治国的工资收入予以证明，且两家公司对仲裁裁决以5000元/月为工资基数计算的未休年休假工资未起诉，视为其认可该裁决，故原审法院对彭治国主张以此数额为其离职前十二个月的月平均工资予以支持。彭治国共主张10个月的经济赔偿金，原审法院以其主张的年限核算邦达物流公司、邦达供应链公司应连带承担的经济补偿金为50000元（5000元/月×10个月）。关于业务提成及报销费用。彭治国提交的《支付证明单》及《费用报销单》上仅有经手人的签字，并无相关负责人的签字确认，《业绩提成申领表》虽有财务复核的签字，但最后一栏“总经理签名”未签名确认，且上述证据均为复印件，原审法院认为，根据现有证据无法证明上述费用已经审批通过，故彭治国的上述请求，均缺乏事实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2019年5月至8月的工资差额。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的规定，用人单位应对减少劳动者劳动报酬负举证责任。上述已认定彭治国的基本工资为5000元/月，彭治国提交的银行流水显示其实发工资自2019年4月后每月降低约1000元，邦达物流公司、邦达供应链公司对此未进行举证说明，且邦达供应链公司对仲裁裁决未起诉，视为认可该项仲裁裁决，故原审法院对彭治国的主张予以采纳，邦达物流公司、邦达供应链公司应连带向彭治国支付2019年5月至8月的工资差额4000元（1000元×4个月）。关于未休年休假工资。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参照《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三条、《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四条的规定，并结合彭治国提交的社保《缴费历史明细表》以及劳动合同，原审法院认定彭治国至2018年11月前累计工作年限满10年，故其2018年度可享年休假为10天，2019年度可享年休假6天（253天÷365天×10天）。邦达物流公司、邦达供应链公司应对未休年休假问题进行举证，但在本案中未提交任何证据，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彭治国要求邦达物流公司、邦达供应链公司连带支付2018年1月至2019年9月未休年休假工资共计5057.47元，不违反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第四十六条第二项、第四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参照《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四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广州邦达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彭治国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50000元；二、广州邦达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彭治国支付2019年5月至8月工资差额4000元；三、广州邦达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彭治国支付2018年1月至2019年9月未休年休假工资5057.47元；四、广州邦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对上述第一项至第三项判决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五、驳回彭治国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由广州邦达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和广州邦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共同负担。判后，上诉人广州邦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邦达供应链公司与邦达物流公司不存在混同用工的情形。邦达物流公司因公司涉诉导致对公账号被司法冻结，不能正常结算各项费用，因此受邦达物流公司委托以其在邦达供应链公司账上未结算款项，代其发放其员工工资及社保。因邦达供应链公司与邦达物流公司系合作关系，彭治国作为邦达物流公司的销售人员常与邦达供应链公司员工联络，获取邦达供应链公司工作情况实属正常，其并未参与邦达供应链公司的工作，也未受邦达供应链公司劳动管理。邦达供应链公司与邦达物流公司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法人主体，两家公司的股东经营范围均有不同，《合同主体变更通知》、《合同权利义务转让三方协议》等证据仅能证实邦达供应链公司与邦达物流公司之间存在合作，并不当然能证实存在用工混同的情况。彭治国与邦达供应链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邦达供应链公司仅将空白劳动合同提供给邦达物流公司，并未与彭治国之间达成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彭治国一直受雇于邦达物流公司。综上，邦达供应链公司不具有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法定情形，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驳回彭治国的诉讼请求。据此，邦达供应链公司上诉请求：请求撤销（2020)粤0112民初4639号民事判决第四项。被上诉人彭治国服从原审判决，不同意广州邦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原审被告广州邦达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答辩，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对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二审期间上诉人广州邦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提交了证据1，广州邦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商事登记公示信息，拟证明邦达供应链公司为独立法人，成立于2017年7月3日，股东为李锦裕、李锦方；证据2，广州邦达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商事登记公示信息，拟证明邦达物流公司为独立法人，成立于2008年8月6日，股东为刘太生、李竹梅；证据3，广州邦达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企查查信息页，拟证明2018年至2019年之间邦达物流公司因为涉诉账号被冻结及所存在的法律风险；证据4，委托书，拟证明2018年9月25日邦达物流公司出具委托书，因其公司涉诉导致账号被冻结故委托邦达供应链公司为其员工（包括彭治国）代发工资及代缴社保，款项在应付往来运费款中扣除；证据5，货物运输合同及交通银行流水，拟证明邦达物流公司与邦达供应链公司运费合同及相应流水凭证。彭治国质证称，对证据1至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关联性不予确认，彭治国认为邦达物流公司和邦达供应链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都是李锦坤，王珏。对证据4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该委托书本身存在违法行为，是为了规避法院强制执行，起初公司转移时并无该通知，2018年10月之后是邦达供应链公司发放工资，委托书是后补的，彭治国在此之前都没见过。彭治国不清楚是谁发放工资，彭治国实际上为两家公司工作，受两家公司管理。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并且该合同无时间，彭治国认为该份证据也是为了诉讼后补的。本院认为，原审法院根据邦达供应链公司、彭治国的诉辩、提交的证据对本案事实进行了认定，并在此基础上依法作出原审判决，合法合理，且理由阐述充分，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的焦点是邦达供应链公司是否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邦达供应链公司虽然主张其与邦达物流公司不存在混同用工，其不应对邦达物流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但结合劳动合同、邦达供应链公司于2019年4月盖章的《2019年度销售部员工绩效考核方案》、邦达物流公司和邦达供应链公司于2018年7月31日均盖章的《合同主体变更通知》《授权委托书》《合同权利义务转让三方协议》《项目投资合作协议》、邦达物流公司的组织架构复印件、微信聊天记录、工商登记资料等证据可知，彭治国从2018年起同时接受两家公司的同一实际控制人的劳动管理，两家公司确实存在混同用工之情形，邦达供应链公司应对邦达物流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原审法院对此问题的分析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对邦达供应链公司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广州邦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刘庆国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郑燕玲廖子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