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5539号上诉人（一审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八旗二马路40号。负责人：邓隆芬，职务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作慧，女，1993年11月29日，汉族，住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杰成，男，1982年6月4日，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被上诉人（一审原告）：肖满秀，女，1933年3月4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祁东县。被上诉人（一审原告）：胡某，女，1979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被上诉人（一审原告）：袁培俊，男，2004年6月25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法定代理人：胡某，女，1979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被上诉人（一审原告）：袁培杰，男，2017年5月14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法定代理人：胡某，女，1979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以上四名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总琴,江西凯莱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人寿保险广州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肖满秀、胡某、袁培俊、袁培杰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4民初418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中国人寿保险广州分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为“驳回肖满秀、是造成交通事故的一方面的原因，应承担本起交通事故的同等责任。依据《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康宁终身保险条款》第五条“责任免除”中“因下列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五、被保险人无有效驾驶执照驾驶，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交通工具”之约定，被保险人袁余桥的死亡显然属于保险责任免除范畴。本案需要考量的应该是该免责条款的法律效力。二、一审法院认为：“被告的保险条款确将无有效驾驶执照驾驶作为责任免除条款，但该条款与文本其他内容在字体、字号等均一致，未作特别标识；且被告仅举证袁余桥在‘投保声明与授权处’签字，并未能举证已就免责条款作提示或明确说明，被告对此未尽明确说明义务”，进而判决中国人寿保险广州分公司应当承担保险金的支付责任。对此，中国人寿保险广州分公司认为：1.案涉保险合同的成立与生效日为2005年10月27日，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1条之规定，“保险法施行前成立的保险合同发生的纠纷，除本解释另有规定外，适用当时的法律规定；当时的法律没有规定的，参照适用保险法的有关规定。”本案在法律适用上应当适用2002年的保险法，当且仅当2002年的保险法没有规定的，参照适用现行保险法的有关规定。2.依照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中有关免责条款的保险人的义务之“第十八条保险合同中规定有关于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的，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当向投保人明确说明，未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之规定，当时的法律并没有要求保险人对免责条款须履行“提示义务”，仅须履行“明确说明”义务即可。因此，一审法院所认定的“被告的保险条款确将无有效驾驶执照驾驶作为责任免除条款，但该条款与文本其他内容在字体、字号等均一致，未作特别标识”所指的“提示义务”缺乏法律依据。3.关于明确说明义务：虽然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与现行保险法中均有“明确说明义务”以及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该条款不产生法律效力的规定。但是针对如何进行明确说明以及如何举证证实明确说明，2002年保险法并未有具体的规定。参照现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13条“保险人对其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负举证责任。投保人对保险人履行了符合本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要求的明确说明义务在相关文书上签字、盖章或者以其他形式予以确认的，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该项义务。但另有证据证明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的除外。”本案，如一审法院查明，“袁余桥于该日签署的一份《个人保险投保单》“声明与授权处”显示“1.贵公司己对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履行了说明义务，并对保险条款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本人已仔细阅知，理解客户保障说明、产品说明书及保险条款尤其是责任免除、解除合同等规定，并同意遵守……袁余桥在投保人、被保险人栏签字。”该行为完全符合现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13条之规定。足见，一审法院认定中国人寿保险广州分公司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4.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39条第1款“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保险法作为特别法，在有关适用上应当适用特别法的规定。且对条款予以说明的前提是对方有要求，本案的肖满秀、胡彩花、袁培俊、袁培杰非保险合同当事人，也不是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其无任何有理由要求中国人寿保险广州分公司对其履行合同的说明义务，即便肖满秀、胡彩花、袁培俊、袁培杰认为，在保险合同订立时，中国人寿保险广州分公司未对投保人（被保险人）袁余桥履行该义务，对于该权利主张事实，在中国人寿保险广州分公司已明确举证证实投保人（被保险人）袁余桥于《个人保险投保单》“声明与授权处”签字确认保险人履行明确说明义务，肖满秀、胡彩花、袁培俊、袁培杰应对该抗辩主张负有法定的举证责任以及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不能毫无依据的推断认定。5.另外，根据案涉保险合同的借款记录，投保人于2018年6月17日就案涉保单向中国人寿保险广州分公司申请借款28000元，2018年6年19日中国人寿保险广州分公司向投保人支付借款28000元，该笔借款一直未还，投保人仅定期偿还借款的利息，截至被保险人身故当天止，合同欠未归还借款28000元及利息196.41元（合计28196.41元）。根据涉案合同约定，因被保险人身故属于保险合同约定免责事由，中国人寿保险广州分公司拒付身故保险金，并按照合同约定退还合同现金价值39180.13元，清算扣减合同所欠归未还借款及利息后，中国人寿保险广州分公司向权益人支付现金价值余额10983.72元（即39180.13-28196.41=10983.72元），该款项10983.72元已于2019年7月31日分别划入权益人胡彩花、肖满秀二人的银行账户。在一审时，中国人寿保险广州分公司就该事实向一审法院提出并提交了证据，一审法院没有予以核实，并直接判决中国人寿保险广州分公司承担15万元的保险金。但是，即使本案判决中国人寿保险广州分公司承担保险责任，也应将上述已经经支付的金额予以扣减。胡某是造成交通事故的一方面的原因，应承担本起交通事故的同等责任。依据《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康宁终身保险条款》第五条“责任免除”中“因下列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五、被保险人无有效驾驶执照驾驶，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交通工具”之约定，被保险人袁余桥的死亡显然属于保险责任免除范畴。本案需要考量的应该是该免责条款的法律效力。二、一审法院认为：“被告的保险条款确将无有效驾驶执照驾驶作为责任免除条款，但该条款与文本其他内容在字体、字号等均一致，未作特别标识；且被告仅举证袁余桥在‘投保声明与授权处’签字，并未能举证已就免责条款作提示或明确说明，被告对此未尽明确说明义务”，进而判决中国人寿保险广州分公司应当承担保险金的支付责任。对此，中国人寿保险广州分公司认为：1.案涉保险合同的成立与生效日为2005年10月27日，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1条之规定，“保险法施行前成立的保险合同发生的纠纷，除本解释另有规定外，适用当时的法律规定；当时的法律没有规定的，参照适用保险法的有关规定。”本案在法律适用上应当适用2002年的保险法，当且仅当2002年的保险法没有规定的，参照适用现行保险法的有关规定。2.依照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中有关免责条款的保险人的义务之“第十八条保险合同中规定有关于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的，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当向投保人明确说明，未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之规定，当时的法律并没有要求保险人对免责条款须履行“提示义务”，仅须履行“明确说明”义务即可。因此，一审法院所认定的“被告的保险条款确将无有效驾驶执照驾驶作为责任免除条款，但该条款与文本其他内容在字体、字号等均一致，未作特别标识”所指的“提示义务”缺乏法律依据。3.关于明确说明义务：虽然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与现行保险法中均有“明确说明义务”以及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该条款不产生法律效力的规定。但是针对如何进行明确说明以及如何举证证实明确说明，2002年保险法并未有具体的规定。参照现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13条“保险人对其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负举证责任。投保人对保险人履行了符合本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要求的明确说明义务在相关文书上签字、盖章或者以其他形式予以确认的，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该项义务。但另有证据证明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的除外。”本案，如一审法院查明，“袁余桥于该日签署的一份《个人保险投保单》“声明与授权处”显示“1.贵公司己对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履行了说明义务，并对保险条款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本人已仔细阅知，理解客户保障说明、产品说明书及保险条款尤其是责任免除、解除合同等规定，并同意遵守……袁余桥在投保人、被保险人栏签字。”该行为完全符合现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13条之规定。足见，一审法院认定中国人寿保险广州分公司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4.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39条第1款“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保险法作为特别法，在有关适用上应当适用特别法的规定。且对条款予以说明的前提是对方有要求，本案的肖满秀、胡彩花、袁培俊、袁培杰非保险合同当事人，也不是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其无任何有理由要求中国人寿保险广州分公司对其履行合同的说明义务，即便肖满秀、胡彩花、袁培俊、袁培杰认为，在保险合同订立时，中国人寿保险广州分公司未对投保人（被保险人）袁余桥履行该义务，对于该权利主张事实，在中国人寿保险广州分公司已明确举证证实投保人（被保险人）袁余桥于《个人保险投保单》“声明与授权处”签字确认保险人履行明确说明义务，肖满秀、胡彩花、袁培俊、袁培杰应对该抗辩主张负有法定的举证责任以及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不能毫无依据的推断认定。5.另外，根据案涉保险合同的借款记录，投保人于2018年6月17日就案涉保单向中国人寿保险广州分公司申请借款28000元，2018年6年19日中国人寿保险广州分公司向投保人支付借款28000元，该笔借款一直未还，投保人仅定期偿还借款的利息，截至被保险人身故当天止，合同欠未归还借款28000元及利息196.41元（合计28196.41元）。根据涉案合同约定，因被保险人身故属于保险合同约定免责事由，中国人寿保险广州分公司拒付身故保险金，并按照合同约定退还合同现金价值39180.13元，清算扣减合同所欠归未还借款及利息后，中国人寿保险广州分公司向权益人支付现金价值余额10983.72元（即39180.13-28196.41=10983.72元），该款项10983.72元已于2019年7月31日分别划入权益人胡彩花、肖满秀二人的银行账户。在一审时，中国人寿保险广州分公司就该事实向一审法院提出并提交了证据，一审法院没有予以核实，并直接判决中国人寿保险广州分公司承担15万元的保险金。但是，即使本案判决中国人寿保险广州分公司承担保险责任，也应将上述已经经支付的金额予以扣减。、袁培俊、袁培杰要求中国人寿保险广州分公司支付保险赔偿金150000元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案件诉讼费用由肖满秀、是造成交通事故的一方面的原因，应承担本起交通事故的同等责任。依据《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康宁终身保险条款》第五条“责任免除”中“因下列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五、被保险人无有效驾驶执照驾驶，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交通工具”之约定，被保险人袁余桥的死亡显然属于保险责任免除范畴。本案需要考量的应该是该免责条款的法律效力。二、一审法院认为：“被告的保险条款确将无有效驾驶执照驾驶作为责任免除条款，但该条款与文本其他内容在字体、字号等均一致，未作特别标识；且被告仅举证袁余桥在‘投保声明与授权处’签字，并未能举证已就免责条款作提示或明确说明，被告对此未尽明确说明义务”，进而判决中国人寿保险广州分公司应当承担保险金的支付责任。对此，中国人寿保险广州分公司认为：1.案涉保险合同的成立与生效日为2005年10月27日，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1条之规定，“保险法施行前成立的保险合同发生的纠纷，除本解释另有规定外，适用当时的法律规定；当时的法律没有规定的，参照适用保险法的有关规定。”本案在法律适用上应当适用2002年的保险法，当且仅当2002年的保险法没有规定的，参照适用现行保险法的有关规定。2.依照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中有关免责条款的保险人的义务之“第十八条保险合同中规定有关于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的，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当向投保人明确说明，未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之规定，当时的法律并没有要求保险人对免责条款须履行“提示义务”，仅须履行“明确说明”义务即可。因此，一审法院所认定的“被告的保险条款确将无有效驾驶执照驾驶作为责任免除条款，但该条款与文本其他内容在字体、字号等均一致，未作特别标识”所指的“提示义务”缺乏法律依据。3.关于明确说明义务：虽然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与现行保险法中均有“明确说明义务”以及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该条款不产生法律效力的规定。但是针对如何进行明确说明以及如何举证证实明确说明，2002年保险法并未有具体的规定。参照现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13条“保险人对其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负举证责任。投保人对保险人履行了符合本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要求的明确说明义务在相关文书上签字、盖章或者以其他形式予以确认的，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该项义务。但另有证据证明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的除外。”本案，如一审法院查明，“袁余桥于该日签署的一份《个人保险投保单》“声明与授权处”显示“1.贵公司己对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履行了说明义务，并对保险条款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本人已仔细阅知，理解客户保障说明、产品说明书及保险条款尤其是责任免除、解除合同等规定，并同意遵守……袁余桥在投保人、被保险人栏签字。”该行为完全符合现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13条之规定。足见，一审法院认定中国人寿保险广州分公司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4.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39条第1款“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保险法作为特别法，在有关适用上应当适用特别法的规定。且对条款予以说明的前提是对方有要求，本案的肖满秀、胡彩花、袁培俊、袁培杰非保险合同当事人，也不是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其无任何有理由要求中国人寿保险广州分公司对其履行合同的说明义务，即便肖满秀、胡彩花、袁培俊、袁培杰认为，在保险合同订立时，中国人寿保险广州分公司未对投保人（被保险人）袁余桥履行该义务，对于该权利主张事实，在中国人寿保险广州分公司已明确举证证实投保人（被保险人）袁余桥于《个人保险投保单》“声明与授权处”签字确认保险人履行明确说明义务，肖满秀、胡彩花、袁培俊、袁培杰应对该抗辩主张负有法定的举证责任以及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不能毫无依据的推断认定。5.另外，根据案涉保险合同的借款记录，投保人于2018年6月17日就案涉保单向中国人寿保险广州分公司申请借款28000元，2018年6年19日中国人寿保险广州分公司向投保人支付借款28000元，该笔借款一直未还，投保人仅定期偿还借款的利息，截至被保险人身故当天止，合同欠未归还借款28000元及利息196.41元（合计28196.41元）。根据涉案合同约定，因被保险人身故属于保险合同约定免责事由，中国人寿保险广州分公司拒付身故保险金，并按照合同约定退还合同现金价值39180.13元，清算扣减合同所欠归未还借款及利息后，中国人寿保险广州分公司向权益人支付现金价值余额10983.72元（即39180.13-28196.41=10983.72元），该款项10983.72元已于2019年7月31日分别划入权益人胡彩花、肖满秀二人的银行账户。在一审时，中国人寿保险广州分公司就该事实向一审法院提出并提交了证据，一审法院没有予以核实，并直接判决中国人寿保险广州分公司承担15万元的保险金。但是，即使本案判决中国人寿保险广州分公司承担保险责任，也应将上述已经经支付的金额予以扣减。胡某是造成交通事故的一方面的原因，应承担本起交通事故的同等责任。依据《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康宁终身保险条款》第五条“责任免除”中“因下列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五、被保险人无有效驾驶执照驾驶，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交通工具”之约定，被保险人袁余桥的死亡显然属于保险责任免除范畴。本案需要考量的应该是该免责条款的法律效力。二、一审法院认为：“被告的保险条款确将无有效驾驶执照驾驶作为责任免除条款，但该条款与文本其他内容在字体、字号等均一致，未作特别标识；且被告仅举证袁余桥在‘投保声明与授权处’签字，并未能举证已就免责条款作提示或明确说明，被告对此未尽明确说明义务”，进而判决中国人寿保险广州分公司应当承担保险金的支付责任。对此，中国人寿保险广州分公司认为：1.案涉保险合同的成立与生效日为2005年10月27日，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1条之规定，“保险法施行前成立的保险合同发生的纠纷，除本解释另有规定外，适用当时的法律规定；当时的法律没有规定的，参照适用保险法的有关规定。”本案在法律适用上应当适用2002年的保险法，当且仅当2002年的保险法没有规定的，参照适用现行保险法的有关规定。2.依照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中有关免责条款的保险人的义务之“第十八条保险合同中规定有关于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的，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当向投保人明确说明，未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之规定，当时的法律并没有要求保险人对免责条款须履行“提示义务”，仅须履行“明确说明”义务即可。因此，一审法院所认定的“被告的保险条款确将无有效驾驶执照驾驶作为责任免除条款，但该条款与文本其他内容在字体、字号等均一致，未作特别标识”所指的“提示义务”缺乏法律依据。3.关于明确说明义务：虽然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与现行保险法中均有“明确说明义务”以及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该条款不产生法律效力的规定。但是针对如何进行明确说明以及如何举证证实明确说明，2002年保险法并未有具体的规定。参照现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13条“保险人对其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负举证责任。投保人对保险人履行了符合本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要求的明确说明义务在相关文书上签字、盖章或者以其他形式予以确认的，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该项义务。但另有证据证明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的除外。”本案，如一审法院查明，“袁余桥于该日签署的一份《个人保险投保单》“声明与授权处”显示“1.贵公司己对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履行了说明义务，并对保险条款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本人已仔细阅知，理解客户保障说明、产品说明书及保险条款尤其是责任免除、解除合同等规定，并同意遵守……袁余桥在投保人、被保险人栏签字。”该行为完全符合现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13条之规定。足见，一审法院认定中国人寿保险广州分公司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4.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39条第1款“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保险法作为特别法，在有关适用上应当适用特别法的规定。且对条款予以说明的前提是对方有要求，本案的肖满秀、胡彩花、袁培俊、袁培杰非保险合同当事人，也不是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其无任何有理由要求中国人寿保险广州分公司对其履行合同的说明义务，即便肖满秀、胡彩花、袁培俊、袁培杰认为，在保险合同订立时，中国人寿保险广州分公司未对投保人（被保险人）袁余桥履行该义务，对于该权利主张事实，在中国人寿保险广州分公司已明确举证证实投保人（被保险人）袁余桥于《个人保险投保单》“声明与授权处”签字确认保险人履行明确说明义务，肖满秀、胡彩花、袁培俊、袁培杰应对该抗辩主张负有法定的举证责任以及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不能毫无依据的推断认定。5.另外，根据案涉保险合同的借款记录，投保人于2018年6月17日就案涉保单向中国人寿保险广州分公司申请借款28000元，2018年6年19日中国人寿保险广州分公司向投保人支付借款28000元，该笔借款一直未还，投保人仅定期偿还借款的利息，截至被保险人身故当天止，合同欠未归还借款28000元及利息196.41元（合计28196.41元）。根据涉案合同约定，因被保险人身故属于保险合同约定免责事由，中国人寿保险广州分公司拒付身故保险金，并按照合同约定退还合同现金价值39180.13元，清算扣减合同所欠归未还借款及利息后，中国人寿保险广州分公司向权益人支付现金价值余额10983.72元（即39180.13-28196.41=10983.72元），该款项10983.72元已于2019年7月31日分别划入权益人胡彩花、肖满秀二人的银行账户。在一审时，中国人寿保险广州分公司就该事实向一审法院提出并提交了证据，一审法院没有予以核实，并直接判决中国人寿保险广州分公司承担15万元的保险金。但是，即使本案判决中国人寿保险广州分公司承担保险责任，也应将上述已经经支付的金额予以扣减。、袁培俊、袁培杰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依据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2019年5月31日，投保人（被保险人）袁余桥因交通事故受伤死亡。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2019年6月19日出具的第360782120190000396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载，当事人袁余桥未按照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驾驶机动车是造成交通事故的一方面的原因，应承担本起交通事故的同等责任。依据《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康宁终身保险条款》第五条“责任免除”中“因下列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五、被保险人无有效驾驶执照驾驶，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交通工具”之约定，被保险人袁余桥的死亡显然属于保险责任免除范畴。本案需要考量的应该是该免责条款的法律效力。二、一审法院认为：“被告的保险条款确将无有效驾驶执照驾驶作为责任免除条款，但该条款与文本其他内容在字体、字号等均一致，未作特别标识；且被告仅举证袁余桥在‘投保声明与授权处’签字，并未能举证已就免责条款作提示或明确说明，被告对此未尽明确说明义务”，进而判决中国人寿保险广州分公司应当承担保险金的支付责任。对此，中国人寿保险广州分公司认为：1.案涉保险合同的成立与生效日为2005年10月27日，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1条之规定，“保险法施行前成立的保险合同发生的纠纷，除本解释另有规定外，适用当时的法律规定；当时的法律没有规定的，参照适用保险法的有关规定。”本案在法律适用上应当适用2002年的保险法，当且仅当2002年的保险法没有规定的，参照适用现行保险法的有关规定。2.依照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中有关免责条款的保险人的义务之“第十八条保险合同中规定有关于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的，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当向投保人明确说明，未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之规定，当时的法律并没有要求保险人对免责条款须履行“提示义务”，仅须履行“明确说明”义务即可。因此，一审法院所认定的“被告的保险条款确将无有效驾驶执照驾驶作为责任免除条款，但该条款与文本其他内容在字体、字号等均一致，未作特别标识”所指的“提示义务”缺乏法律依据。3.关于明确说明义务：虽然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与现行保险法中均有“明确说明义务”以及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该条款不产生法律效力的规定。但是针对如何进行明确说明以及如何举证证实明确说明，2002年保险法并未有具体的规定。参照现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13条“保险人对其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负举证责任。投保人对保险人履行了符合本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要求的明确说明义务在相关文书上签字、盖章或者以其他形式予以确认的，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该项义务。但另有证据证明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的除外。”本案，如一审法院查明，“袁余桥于该日签署的一份《个人保险投保单》“声明与授权处”显示“1.贵公司己对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履行了说明义务，并对保险条款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本人已仔细阅知，理解客户保障说明、产品说明书及保险条款尤其是责任免除、解除合同等规定，并同意遵守……袁余桥在投保人、被保险人栏签字。”该行为完全符合现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13条之规定。足见，一审法院认定中国人寿保险广州分公司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4.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39条第1款“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保险法作为特别法，在有关适用上应当适用特别法的规定。且对条款予以说明的前提是对方有要求，本案的肖满秀、胡彩花、袁培俊、袁培杰非保险合同当事人，也不是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其无任何有理由要求中国人寿保险广州分公司对其履行合同的说明义务，即便肖满秀、胡彩花、袁培俊、袁培杰认为，在保险合同订立时，中国人寿保险广州分公司未对投保人（被保险人）袁余桥履行该义务，对于该权利主张事实，在中国人寿保险广州分公司已明确举证证实投保人（被保险人）袁余桥于《个人保险投保单》“声明与授权处”签字确认保险人履行明确说明义务，肖满秀、胡彩花、袁培俊、袁培杰应对该抗辩主张负有法定的举证责任以及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不能毫无依据的推断认定。5.另外，根据案涉保险合同的借款记录，投保人于2018年6月17日就案涉保单向中国人寿保险广州分公司申请借款28000元，2018年6年19日中国人寿保险广州分公司向投保人支付借款28000元，该笔借款一直未还，投保人仅定期偿还借款的利息，截至被保险人身故当天止，合同欠未归还借款28000元及利息196.41元（合计28196.41元）。根据涉案合同约定，因被保险人身故属于保险合同约定免责事由，中国人寿保险广州分公司拒付身故保险金，并按照合同约定退还合同现金价值39180.13元，清算扣减合同所欠归未还借款及利息后，中国人寿保险广州分公司向权益人支付现金价值余额10983.72元（即39180.13-28196.41=10983.72元），该款项10983.72元已于2019年7月31日分别划入权益人胡彩花、肖满秀二人的银行账户。在一审时，中国人寿保险广州分公司就该事实向一审法院提出并提交了证据，一审法院没有予以核实，并直接判决中国人寿保险广州分公司承担15万元的保险金。但是，即使本案判决中国人寿保险广州分公司承担保险责任，也应将上述已经经支付的金额予以扣减。肖满秀、胡彩花、袁培俊、袁培杰辩称：一审判决事实查明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予以维持。请求驳回中国人寿保险广州分公司的全部上诉请求。一、法律适用问题。保险合同虽然签订于2005年10月27日，但被保险人袁余桥每年按合同约定缴纳3650元保险费，与中国人寿保险广州分公司的保险关系一直持续到身故。二、提示义务是前提。有提示才能做明确说明，中国人寿保险广州分公司引用2002年保险法，但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对第十七条规定的“明确说明”应如何理解的问题的答复》中“明确说明”是指保险人在投保人签订保险合同之前或者之时，对于保险合同中所约定的免责条款，除了在保险单上提示投保人注意外，还应对法律概念及后果等以书面或口头对投保人或代理人解释，以使其明确法律含义及后果，“提示”与“说明”在2000年已经阐明了“提示”的义务，结合本案事实，个人保险投保单中的“声明和授权”注明了已对保险的条款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但该条款明显属于格式条款，也应注意该保险单无注明任何事项属于免责条款的事实，免责事项在保险合同中及在保险合同电子版第5条，约定了免责条款，但该免责条款没加粗增大，或以不同颜色标注，保险合同没有任何被保险人的签名确认，被保险人是否知悉，中国人寿保险广州分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其知悉该条款。三、“提示义务”与“明确说明”义务要符合4个条件。1.书面载体。没有被保险人的签名确认，不能说明中国人寿保险广州分公司已经尽到该义务。2.必须有特殊方法。保险单和保险合同没有显著标志来提醒被保险人。3.达到一定程度。要能够引起被保险人的注意。中国人寿保险广州分公司也对此没有证据证明被保险人已经知悉。4.“提示”和“明确说明”要全面和完整。四、中国人寿保险广州分公司在上诉状提到其已经尽到“明确说明”义务，肖满秀、胡彩花、袁培俊、袁培杰认为“明确说明”和“说明”要区分开，“说明”其意在使投保人知道免责条款的存在，而“明确说明”不仅使投保人知悉其存在，更要使其知悉具体内容。对此，保险单未载明具体免责内容，保险合同也未明确标识。五、投保人书面签字也不必然说明中国人寿保险广州分公司已经尽到“明确说明”义务，投保人不理解不接受投保合同内容而签字的情况大量存在，其签字不完全等于其已经知悉免责条款。六、关于28000元的借款与本案无关联性，不同意在本案中扣除。肖满秀、胡彩花、袁培俊、袁培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中国人寿保险广州分公司支付保险金15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中国人寿保险广州分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5年10月25日，袁余桥作为投保人在中国人寿保险广州分公司处投保了康宁终身保险，中国人寿保险广州分公司出具《保险单》，上载合同生效日期为2005年10月27日，保险金额为50000元，保险期间为终身，缴费期满日为2025年10月26日，标准保费为3650元。袁余桥于该日签署的一份《个人保险投保单》“声明与授权处”显示“1.贵公司已对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履行了说明义务，并对保险条款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本人已仔细阅知，理解客户保障说明、产品说明书（仅限于分红、万能、投资连结保险）及保险条款尤其是责任免除、解除合同等规定，并同意遵守。所填投保单各项及告知事项均属事实并确无欺瞒。上述一切陈述及声明将成为贵公司承保的依据，并作为保险合同一部分……”，袁余桥在投保人、被保险人栏签字。《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康宁终身保险条款》第四条“保险责任”约定“在本合同有效期内，本公司负下列保险责任：……二、被保险人身故，本公司按基本保额的三倍给付身故保险金，但应扣除已给付的重大疾病保险金，本合同终止”；第五条“责任免除”约定“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身体高度残疾或患重大疾病，本公司不负保险责任：……五、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有效驾驶执照驾驶，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交通工具；……”。另查，2019年5月31日，袁余桥因交通事故受伤，经医院抢救无效于2019年6月7日死亡。江西赣州司法鉴定中心于2019年6月12日出具的赣虔司鉴中心[2019]（尸）鉴字第241号《关于袁余桥死亡原因的司法鉴定意见书》载，鉴定意见为袁余桥符合交通事故致颅脑损伤及腹腔脏器损伤（肝破裂、胆囊损伤）而死亡。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于2019年6月19日出具的第360782120190000396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载，2019年5月31日20时40分许，袁余桥驾驶新日牌二轮电动车沿赣南大道辅道由南康往赣州方向行驶，当行驶至赣南大道南康区龙岭镇赣南汽车城辅道路段时，与前方由傅华军驾驶并停放在辅道上的赣CB5560/赣K9192挂重型低平板半挂车发生碰撞，导致两车不同程度受损、袁余桥受伤后经医院抢救无效于2019年6月7日8时30分许死亡的交通事故。当事人袁余桥未按照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驾驶机动车，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未注意路面动态、未按操作规范安全、文明驾驶，夜间且遇雨、雪等气象条件驾驶机动车未降低行驶速度，是造成交通事故的一方面的原因，应承担本起交通事故的同等责任等。再查，胡彩花系袁余桥之配偶，肖满秀系袁余桥之母，袁培杰、袁培俊系袁余桥之子女。肖满秀、胡彩花、袁培俊、袁培杰曾向中国人寿保险广州分公司主张理赔，中国人寿保险广州分公司拒绝给付保险金，遂起诉成讼。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双方当事人对于袁余桥从2005年起在中国人寿保险广州分公司处投保以及被保险人袁余桥于2019年6月7日因交通事故身亡的事实部分没有争议，一审法院予以认定，现主要争议焦点在于中国人寿保险广州分公司以袁余桥“无有效驾驶执照驾驶”作为责任免除事由拒绝给付保险金是否成立的问题。本案中，虽中国人寿保险广州分公司的保险条款确将上述事由列为责任免除条款，但该条款与文本其他内容在字体、字号等均一致，未作特别标识；且中国人寿保险广州分公司仅举证袁余桥在投保单“声明与授权处”签字，并未能举证已就免责条款作提示或明确说明，故应认定中国人寿保险广州分公司对此未尽说明义务。另，中国人寿保险广州分公司抗辩保单签订时现行保险法并未生效不应适用，但袁余桥与中国人寿保险广州分公司的保险关系系持续至今，且涉案保单签订时点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注：2002年修正版）第十八条“保险合同中规定有关于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的，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当向投保人明确说明，未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之规定，中国人寿保险广州分公司在本案的举证亦不足以证明对上述免责条款尽到明确说明义务。综上，本案肖满秀、胡彩花、袁培俊、袁培杰作为袁余桥的继承人，提起诉讼要求中国人寿保险广州分公司按照约定基本保额三倍的标准支付保险金150000元，合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中国人寿保险广州分公司的抗辩意见则理据欠缺，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中国人寿保险广州分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胡彩花、肖满秀、袁培俊、袁培杰支付保险金150000元。一审案件受理费3300元，由中国人寿保险广州分公司负担。一审判决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一、中国人寿保险广州分公司是否在袁余桥投保时对于责任免除条款已尽说明义务并可据此免除其赔偿责任；二、案涉借款28000元是否能在本案保险金中扣除。关于袁余桥无证驾驶二轮电动车是否属于中国人寿保险广州分公司保险免责范围的认定。为了维护道路交通秩序，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保护他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要求驾驶人驾驶机动车时必须持有驾驶证。无证驾驶、醉酒驾驶等违法驾驶行为不仅是违法行为，更是保险公司拒赔的合理依据之一。保险公司仅承担偶然性、非人为的、非违法的风险，“无证驾驶”的风险是可以避免的、具有违法性的、高风险的，保险公司制定“无证驾驶”的免责条款是符合法律规定和风险承担规律的。但是，本案中袁余桥驾驶的二轮电动车是否需要持有机动车驾驶证，需要依据法律的相关规定加以认定。《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九条规定：“机动车驾驶人准予驾驶的车型顺序依次分为：大型客车、牵引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普通三轮摩托车、普通二轮摩托车、轻便摩托车、轮式自行机械车、无轨电车和有轨电车。”因此，二轮电动车并未纳入到需要持有驾驶证的机动车范围内，被保险人袁余桥未持有驾驶证驾驶二轮电动车并不违反该规定。此外，尽管《个人保险投保单》中约定“无证驾驶”为保险免责条款，但案涉《保险合同》中并未对于“机动交通工具”作出解释，亦未说明二轮电动车是否属于“机动交通工具”的范围。基于此，应该对被保险人袁余桥作出有利的解释或理赔规定，故对于中国人寿保险广州分公司以被保险人袁余桥无有效证件驾驶二轮电动车作为其免除赔偿责任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据此认定中国人寿保险广州分公司应依合同约定向袁余桥的继承人支付保险金150000元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关于案涉借款28000元是否能在本案保险金中扣除的认定。中国人寿保险广州分公司主张袁余桥向其借款28000元，属另一法律关系，且该公司一审中亦未提出反诉要求抵扣，二审法院对此不予处理，中国人寿保险广州分公司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综上所述，上诉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300元，由上诉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汤 琼审判员 叶嘉璘审判员 张 淼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四日书记员 李玉娜黄昱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