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649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马卫红，男，1968年6月1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艾红春，男，1966年5月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东城区。上诉人马卫红因与被上诉人艾红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5民初287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马卫红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的第一项判决。2、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关于“自二〇一八年七月一日起至二〇二〇年一月一日的逾期还款利息二千三百九十八元”的判决。3、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中关于“自二〇二〇年一月二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的判决。4、一、二审诉讼费由艾红春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虚构艾红春诉讼请求，违反法律。艾红春在一审法院的两份民事起诉书中所列明的诉讼请求,只有两项内容,分别是：曾向案外人吴某借款二万元（起诉书1）；向艾红春借款四万元（起诉书2）。但是,审判书无中生有,却为艾红春代言，增加一项“2016年3月30日出借马卫红1万元”的诉讼请求。匪夷所思,动机叵测,违背程序正义，于法制相悖。马卫红根据两份起诉书和一审法院于2019年11月19日所发两案传票应诉，直至开庭后都不知晓一审判书所写的艾红春诉讼请求是“3笔借款共7万元”。对冒出来的第3笔“1万元借款”,马卫红从未看到过相关证据，一审判决却称马卫红“未就其主张提交证据”,强词夺理,显失公正，损害马卫红的合法权益。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关于四万元人民币民间借贷,双方在借条中无支付利息的约定，更不存在“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情形。我国合同法第206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5条也规定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或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三、民事诉讼过程中，应当坚持诚实信用的原则。经济交往与生活需要使用电子支付目前已非常普遍。仅仅凭一纸转账记录,就生拉硬扯出借贷关系，也未免滑之大稽。艾红春主张的“2万元借款”,为达到有利于己方获得非法权益，让案外人吴某某出庭作证。吴某某出具的证明材料关键内容错误,一目了然,当庭证言也是漏洞百出，其“解释存在前后矛盾”（一审判决书语）。如此作证,蓄意挑战司法和法律公正,调戏法官的智慧,扭曲善良人的诚信观念,破坏社会的和谐团结,不仅应受到道德制裁，更应受到法律的惩处。综上所述，马卫红恳请贵院认定事实、适用法律，保障马卫红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艾红春辩称，同意一审判决。马卫红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马卫红偿还借款本金33000元，并支付按未还本金33000元为基数，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逾期还款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艾红春向一审法院提交其名下工商银行账户交易记录，交易记录显示2016年3月30日，艾红春向马卫红转账1万元，艾红春称该1万元系借款。马卫红主张该1万元并非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而是2016年艾红春曾向马卫红表示想去马卫红所在公司工作，故支付给马卫红1万元用于为艾红春安排工作，但马卫红未就其主张的事实提交证据。就4万元借款的事实，艾红春向一审法院提交一张马卫红于2018年1月2日出具的借条，借条记载：“今有马卫红向艾红春借款人民币肆万元整，待归还后将此借条收回，周期到6月30日”。就借条所涉及本金的支付情况，艾红春向一审法院提交其本人名下工商银行账户交易记录，交易记录显示2018年1月3日艾红春向马卫红转账4万元。马卫红对该借条及本金支付情况予以认可。艾红春称因马卫红曾欠案外人吴某借款2万元未还，此后马卫红请求艾红春帮助其还款，艾红春于2018年4月22日和7月11日向案外人吴某两次转账共计2万元。艾红春主张该2万元亦属于与马卫红的民间借贷，就此艾红春提交了其名下工商银行账户交易记录、吴某出具的证明佐证，艾红春还申请了吴某作为证人出庭证明其主张的前述事实。吴某到庭称，其系艾红春的朋友，2016年经艾红春介绍与马卫红认识，2016年7月前后，马卫红向其表示欲借款3万元为马卫红配偶购买社保，后考虑双方认识不久、缺乏信任，故只出借给马卫红2万元。就2万元的支付方式，吴某在作证中陈述系借款当天在银行所取的现金，交付地点在朝阳区长楹天街某咖啡厅。就未签订借条的原因，吴某在作证中陈述系因艾红春表示马卫红系其多年的好友，故出于对艾红春的信任而未要求马卫红出具借条。马卫红对上述2万元借款的事实及艾红春提交的上述证据均不予认可。马卫红就其辩称的还款情况提交中国民生银行快捷支付回单和双方间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其于2018年7月13日还款5000元，于2018年8月14日还款5000元，于2018年10月30日还款12000元，于2019年4月26日还款3000元，于2020年1月1日还款12000元，以上共计37000元。艾红春对上述款时间、金额均予以认可。一审法院认为，艾红春、马卫红对2018年1月2日借条所涉及借款的出借情况没有争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就2016年3月30日艾红春向马卫红转账的1万元是否系借款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艾红春以银行账户交易记录为凭据主张民间借贷，马卫红抗辩系双方其他法律关系，则马卫红应就其主张承担举证责任，马卫红能够举证证明该1万元转账系其他法律关系引起的，则艾红春应继续就该1万元属于借款进行举证。现马卫红仅辩称该1万元并非借款，但马卫红未就其主张提交证据，故一审法院采信艾红春的主张，认定该1万元属于借款。就双方争议的2万元是否系马卫红向艾红春的借款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吴某虽向艾红春出具了相关证明并作为证人出庭作证，但吴某一方面称其与马卫红认识不久、缺乏信任，未按马卫红请求给付其要求的3万元借款，但另一方面其又以信任艾红春作为未签订借条的理由，吴某的前述解释存在前后矛盾；此外，吴某在作证中陈述借款本金系借款当天在银行所取的现金，但结合吴某对马卫红不够信任的陈述，其完全可以在借款当天通过银行柜台或ATM转账的方式保留借款的证据。基于上述因素，一审法院对艾红春关于上述2万元系借款的主张不予采信。综上，一审法院认定艾红春、马卫红间借款的本金总额为5万元。就马卫红各笔已还款项的认定问题，因2016年3月30日的1万元借款未约定还款期限，而2018年1月2日借条涉及的4万元借款还款期限为2018年6月30日，故马卫红的各笔已还款项应认定为对4万元借款本金的还款。现双方认可马卫红已偿还37000元，故剩余13000元马卫红应当继续向艾红春偿还。艾红春主张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逾期还款利息于法有据，但因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不再发布银行贷款基准利率，并改为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每月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故2019年8月20日起的利息应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就逾期利息的起算时间问题，因2016年3月30日的1万元借款未约定还款期限，故该笔借款的逾期利息应从马卫红收到起诉状之日即2019年10月14日起计算；4万元借条涉及的逾期利息应自2018年7月1日起计算，逾期利息的计算基数应根据马卫红的还款情况予以分段确定。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十九条规定，判决：一、马卫红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偿还艾红春借款本金一万元，并支付以未还借款本金一万元为基数，自二〇一九年十月十四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二、马卫红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偿还艾红春借款本金三千元、自二〇一八年七月一日起至二〇二〇年一月一日的逾期还款利息二千三百九十八元；三、马卫红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艾红春支付以未还借款本金三千元为基数，自二〇二〇年一月二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四、驳回艾红春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结合本案双方诉辩意见，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审是否存在虚构艾红春诉讼请求的行为；诉争1万元是否系借款；是否应当支持逾期利息。马卫红上诉主张艾红春两份起诉书中均未有“2016年3月30日出借马卫红1万元”的诉讼请求，亦未就该主张提供证据，一审法院无中生有、违背程序正义；且1万元并非借款，而是艾红春给与马卫红的好处费；另诉争借款未约定利息，故不应判决支付逾期利息，且诉争4万元借条未明确借款周期具体年限，一审法院判决逾期利息起算时间点有误。对此，本院经审查认为，关于诉争1万元，经核对一审庭审笔录及卷宗材料，艾红春系当庭增加该项诉讼请求并提交银行转账明细予以证明，马卫红亦在该庭审笔录上签字并对证据发表过质证意见，马卫红在二审庭审中对其在一审庭审笔录上的签字不持异议，故本院对马卫红关于一审法院私自增加诉讼请求事项的上诉主张不予采信。关于诉争1万元的性质，艾红春以银行账户交易记录为凭据主张民间借贷，马卫红抗辩系双方其他法律关系，则马卫红应就其主张承担举证责任，现马卫红仅上诉主张该1万元并非借款，而系艾红春给与的好处费，但未能举证证明，对本院对其该项上诉主张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认定诉争1万元属于借款，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逾期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诉争借款虽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但依照上述法律规定，艾红春起诉要求马卫红支付逾期利息，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并无不当。关于诉争4万元逾期利息起算时间，马卫红上诉主张借条仅约定借期到6月30日，未明确具体年份，一审法院认定系2018年6月30日为主观臆断。但首先，马卫红虽不认可借期系到2018年的6月30日，但亦未能明确具体应为哪一年的6月30日并举证；其次，从借条形式上看，借条落款时间为2018年1月2日，结合马卫红2018年7月开始还款的行为，一审法院认定借条约定借期系到2018年的6月30日具有高度盖然性；最后，借条并未约定借款利息，如按照马卫红该项上诉主张，其可长期占有该笔借款并不支付任何利息，亦不符合公平原则。故综合以上理由，本院认为马卫红该项上诉主张亦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马卫红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46元，由马卫红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 茵审 判 员  李 淼审 判 员  田 璐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  徐 仙书 记 员  张晓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