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民终428号上诉人（一审被告）：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濮韶华，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巍，北京市汉坤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陆利锋，北京市汉坤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上海外经贸国际货运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徐炜，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史雪珍，上海金沪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金贇，上海邦信阳中建中汇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明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上海外经贸国际货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外经贸公司）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海事法院（2019）沪72民初26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20年8月3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光明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巍、陆利锋，外经贸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史雪珍、金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光明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外经贸公司的全部一审诉讼请求；判令外经贸公司承担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事实和理由：1.涉案《光明优+项目外高桥自贸区进口代理协议》《光明优+项目外高桥自贸区仓库包装置换服务协议》（该两份协议以下简称原合同）已经双方确认于2015年12月31日到期终止，一审法院对原合同有效期的认定存在错误。2.涉案两份《光明优+项目外高桥自贸区进口代理及置换协议补充协议》（即《关于原合同短期延续补充协议》及《关于原合同短期延续补充协议二》，该两份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有独立的服务费结算标准，一审法院延用原合同中的服务费标准计算补充协议下的服务费，属于对合同条款的错误解释。3.原合同自2015年7月2日至2015年12月31日到期时，剩余期限不足约定的保底箱量结算周期，一审法院认定光明公司未提供保底业务量构成违约行为，法律适用错误。4.（2020）沪民终110号生效判决确认补充协议已由双方履行完毕自动解除，一审法院将补充协议认定为原合同的延续，并判决光明公司另行支付补充协议下的保底箱量费用，明显与前案判决相矛盾，事实认定错误。外经贸公司辩称：1.外经贸公司从未同意过双方之间的原合同已于2015年年底提前到期并解除，光明公司的工作人员在2016年1月28日发出的电子邮件系光明公司单方面出具，且出具时间已超过2015年年底，也并未得到外经贸公司的确认，而双方之间的补充协议可以证明双方之间的原合同于2015年年底之后仍在继续履行。2.原合同中的保底箱量条款并未改变，双方应依约履行，在双方原合同到期前，双方签订补充协议，在补充协议中再次明确原合同未发生变更的条款继续有效，故双方理应依约履行合同义务。3.在协议中外经贸公司已向光明公司作出了大量的让利，光明公司关于原合同剩余期限不足一年，故不需要承担保底箱量条款义务的主张，一审判决予以否定是正确的。4.补充协议的签订与原合同中的保底箱量条款并不构成冲突，补充协议只是对后来部分集装箱的部分费用的调整，并不影响原合同保底箱量的履行。故认为光明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外经贸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光明公司支付保底的进口代理服务费和包装置换服务费共计人民币6,045,900元（按照保底箱量差额500个集装箱计算，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事实和理由：光明公司于2013年12月起委托外经贸公司为进口澳优牛奶产品提供进口代理与包装置换服务。双方签订了原合同。合同约定光明公司承诺一年委托外经贸公司处理的集装箱数量不会少于816个，如果没有达到此数量，光明公司仍应按照816个箱子的数量向外经贸公司支付差额部分费用。协议签署后，光明公司于2014年7月2日实际委托外经贸公司为第一批集装箱货物提供进口代理和包装置换服务。自2014年7月2日至2015年7月1日，光明公司实际委托箱量仅为579个，少于保底箱量。外经贸公司为此曾于2017年8月起诉至一审法院，并与光明公司达成调解协议，光明公司向外经贸公司支付700,000元以解决上述纠纷。然而，在双方合同履行的下个年度，光明公司委托的箱量仅为100余个，给外经贸公司造成更大的损失。外经贸公司认为，其为履行双方协议，专门租赁了与合同预定业务量相当的仓库，购买专门运作设备以及培训员工，这一切是基于双方预定的保底箱量，也正因为这一保底箱量，外经贸公司给予光明公司一定程度的费用折让。光明公司在第二个合同年度内委托箱量大大低于合同约定的保底箱量，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支付保底的进口代理服务费和包装置换服务费。一审法院查明：外经贸公司、光明公司于2013年12月1日签订原合同，约定光明公司委托外经贸公司为进口的澳优牛奶产品提供进口代理与包装置换服务。两份原合同约定，光明公司进口箱量一年不得超过820×40GP，超出部分外经贸公司按照比例收取超出部分服务费用，不足816×40GP外经贸公司可以依然按照此数量收取代理服务费和包装置换费用，并约定代理服务费为每个集装箱3,415.84元，包装置换费为每个集装箱6,210.45元。原合同均约定协议有效期自2014年4月1日至2015年3月31日，按照原合同各项原则订立的附件，均为原合同的组成部分，与原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原合同生效后，协议一方有权终止协议，但应提前30天书面通知另一方。原合同到期前双方若无终止要求，协议有效期将自动顺延一年。在签订原合同后，2014年7月左右，双方签署了《光明优+项目外高桥自贸区进口代理协议补充协议》和《光明优+项目外高桥自贸区仓库包装置换服务协议补充》（该两份协议以下简称调价补充协议），在原合同基础上调整了计费方式，进口代理服务费调整为每个集装箱4,055.84元，包装置换服务费调整为每个集装箱8,036元。原合同到期后，双方并未表示终止协议，协议自动顺延，双方仍按照原合同及调价补充协议继续履行。2016年1月28日，光明公司工作人员曾发送电子邮件给外经贸公司，称原合同于2015年底到期，双方合作不再继续，并要求外经贸公司进行费用结算和确认剩余货物翻箱的时间节点。其后，双方根据实际业务需要，于2016年3月17日和2016年6月7日，又续签了补充协议，写明双方根据实际业务需要并依据双方于2013年12月1日签订的原合同，经友好协商达成以下补充协议，约定由外经贸公司为光明公司处理后期进口的40个集装箱和85个集装箱的澳优产品的进口代理与包装置换工作。并约定价格与相关特殊问题的价格按照新报价为结算依据。第一份补充协议有效期为：自本合同双方签字盖章生效之日起至外经贸公司完成40个集装箱的量，外经贸公司在完成40个集装箱的代理服务并且与光明公司结算完成后，此补充协议自动解除。第二份补充协议有效期为：自本合同双方签字盖章生效之日起至外经贸公司完成85个集装箱的量，外经贸公司在完成85个集装箱的代理服务并且与光明公司结算完成后，此补充协议自动解除。两份补充协议均约定，除本补充协议对原合同相关条款的变更外，原合同其他条款仍然有效。签订上述补充协议后，光明公司实际委托外经贸公司代为处理9份提单下89个集装箱澳优产品的进口代理与包装置换。其中前40个集装箱是第一份补充协议项下，余下49个集装箱是第二份补充协议项下。实际到港时间为2016年3月14日到港10箱，4月24日到港10箱，5月22日到港10箱，5月30日到港9箱，6月19日到港10箱，6月26日到港10箱，7月24日到港20箱，9月11日到港5箱，10月23日到港5箱。2017年8月，外经贸公司曾就2014年至2015年度外经贸公司实际操作的集装箱量与光明公司承诺的保底箱量之间的差额纠纷两案诉至一审法院，外经贸公司主张自2014年7月2日至2015年7月1日，光明公司实际操作箱量为579个，比原定的816个集装箱少了237个，要求光明公司按此支付差额费用。经一审法院主持调解，双方就两案于2018年1月31日达成调解协议，一审法院据此作出（2017）沪72民初2430号和2431号民事调解书，确认光明公司应向外经贸公司支付700,000元。2018年9月，光明公司以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将外经贸公司诉至一审法院，主张外经贸公司在履行前述2016年3月17日和2016年6月7日签订的补充协议过程中，由于迟延履行包装置换服务，导致光明公司大量牛奶货物过期造成货物损失，要求解除补充协议，并赔偿货物损失，外经贸公司在该案中提出反诉。2019年12月24日，一审法院对该案作出（2018）沪72民初字第4207号一审判决，确认双方2016年3月17日签订的补充协议已经履行完毕自动解除，双方签订于2016年6月7日的补充协议于2018年10月12日解除。并判决外经贸公司向光明公司赔偿货物损失3,706,172.55元及利息，赔偿公估费、仓储费等费用309,378元；光明公司向外经贸公司支付爆仓移库、仓储费230,186.68元。在本案一审审理过程中，双方一致确认在2015年7月2日至2016年3月31日期间，光明公司实际委托外经贸公司从事了100个集装箱货物的进口代理及包装置换服务。双方确认，如认定光明公司违约，应按照每个集装箱代理费4,055.84元，包装置换服务费8,036元来计算应补足的费用。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因履行进口货物代理服务和包装置换服务合同而引起的纠纷，属于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光明公司与外经贸公司签订了原合同及相关补充协议，对双方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上述协议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主要争议焦点在于：一、原合同的存续期间；二、外经贸公司是否有权依据合同主张保底箱量的相关费用。一、原合同的存续期间原合同于2013年底签订，根据合同约定，合同有效期自2014年4月1日起，故原合同起始时间应为2014年4月1日。合同有效期原为一年，但另约定到期前如双方无终止要求，合同自动顺延一年。2015年3月31日后双方均未提出终止并继续履行原合同，合同应自动顺延一年至2016年3月31日。2016年1月28日，光明公司员工曾向外经贸公司发送电子邮件称，双方合同于2015年底到期，合作关系不再继续。该邮件并非正式的要求终止协议的函件，其中对原合同的到期时间表述并不准确，也没有对该邮件送达之日合同即告解除的意思表示，同时结合双方后续签订补充协议等事实，一审法院认定该邮件不具有终止双方协议的意思和法律效力，双方原合同并未提前解除，其自然到期时间应为2016年3月31日。2016年3月17日，在原合同到期之前，双方签订第一份补充协议，在2016年6月7日，又签订第二份补充协议。上述补充协议均写明依据双方于2013年12月1日签订的原合同达成该补充协议。无论从补充协议的名称还是内容上看，均为双方原合同的短期延续。从双方对补充协议的履行情况来看，最晚一批实际到港的货物到港时间为2016年10月23日，在此之后没有新到港的货物，但包装置换和提货的行为仍在持续，双方一直到2017年仍未完成合同中的包装置换业务和费用结算工作。二、外经贸公司是否有权依据合同主张保底箱量的相关费用光明公司的主要抗辩主张是认为原合同2015年7月1日之前关于保底箱量的纠纷已经经过调解解决，而2015年7月2日之后合同履行未满一个年度，故外经贸公司无权依据合同而主张每年816个集装箱的保底箱量费用。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外经贸公司是否有权主张保底箱量，应结合整个合同的履行期限和履行情况来看待。如前所述，原合同自2014年4月1日起生效，至2016年3月31日到期，即便不考虑双方在原合同到期之前签订并履行的补充协议，原合同存续期间也达两个整年，足以触发合同中关于保底箱量的条款约定。按照合同，光明公司应当在两年中给予外经贸公司操作不少于1,632个集装箱的业务量，否则外经贸公司有权主张光明公司按照上述箱量支付费用，外经贸公司主张在这两年中实际操作的集装箱量为689个（其中2015年7月1日前579个，2015年7月2日之后110个），对此数量光明公司也未提出质疑，可见光明公司两年中所委托的业务量远远不足合同约定的保底箱量。外经贸公司曾在2017年主张上述权利，并就2015年7月1日前保底箱量不足的纠纷与光明公司达成调解协议，获赔700,000元。但2015年7月2日之后合同仍在持续，甚至在外经贸公司于2017年7月提起前述诉讼的时候，双方业务也尚未结算了结。双方达成前述调解协议，并不意味着双方就原合同保底箱量问题的纠纷已经彻底解决，不影响外经贸公司就后续合同履行过程中保底箱量不足的问题继续主张权利。光明公司抗辩称自2015年7月2日至2016年3月31日，合同不足一个年度，不能主张一个年度的保底箱量，这一主张实际是将双方合同履行的时间割裂开来看待。一审法院认为，计算保底箱量的条件是否成就，应结合整个合同的存续期间和履行情况来看待，而不是因为外经贸公司在前述案件中主张了自2014年7月2日至2015年7月1日时段的保底箱量权利，就将整个合同的存续期间割裂开来。双方实际履行合同的期限已经远超一年，并不属于因履行期限短，无法判断如正常履行是否能够满足保底业务量的情况。从双方合同履行的整个过程来看，整体上光明公司所委托的业务量是远远低于约定的。特别是在2015年7月2日之后的时段，一直到2016年3月31日仅仅实际委托了100余个集装箱的业务量，这一时段虽然尚不足一年，但以双方处理涉案货物的速度和能力以及光明公司最终进口的货物数量来看，在一年内满足原定816个箱量远无可能，已经严重违反了合同约定，足以认定光明公司的违约行为。如果在此情况下，光明公司还能以外经贸公司所主张时段不足一年为由不承担违约责任，将有鼓励和放任违约行为之嫌。根据外经贸公司陈述，原合同签订后，第一批货物于2014年6月23日到港，光明公司于2014年7月2日实际指示外经贸公司为第一批货物提供合同约定的服务。外经贸公司在前述案件中主张自2014年7月2日起至2015年7月1日止一个年度的保底箱量不足的问题。即便按照这一计算方式，自2015年7月2日之后，双方继续履行合同的期限也已经实际超过一年。如前所述，原合同在约定期限届满之前经双方签订补充协议延续。虽然双方对合同的结算价格、履行方式做了变更和调整，但同时约定补充协议中未做变更的条款仍按照原合同履行。补充协议中并未约定变更或废除双方在原合同中约定的保底箱量条款，故原合同中的该条款仍应得以适用。合同中约定保底的业务量是商业实践中惯用的方式，这一般会影响合同中的价格谈判，以及一方为这一合同的投入程度，这一条款是对合同一方的重要保障。双方在原合同中对这一保底业务量的约定是明确的，在本案审理中双方对此也毫无争议，故一审法院对外经贸公司依据该合同条款所享有的权利予以确认。外经贸公司主张其因此而遭受损失，并依据合同主张赔偿，是符合情理的。外经贸公司实际主张按照500个集装箱的业务量差额计算光明公司因委托箱量不足而应支付的费用，并未超出合理范围，一审法院依法予以准许。关于每个箱子费用的计算单价，外经贸公司主张按照每个集装箱进口代理服务费4,055.80元、包装置换服务费8,036元计算，符合合同约定，光明公司也对这一计算方式并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认定。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光明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外经贸公司支付6,045,900元。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54,121元，由光明公司负担。光明公司在二审中提交了以下7份证据材料。1.外经贸公司于2015年12月9日就2016年澳优进口项目向光明公司提交投标合同的电子邮件内容；2.外经贸公司于2016年1月15日就2016年澳优进口项目向光明公司提交报价单的电子邮件内容；3.光明公司于2016年1月28日通知外经贸公司未中标并要求结算费用的电子邮件内容；4.外经贸公司于2016年2月16日向光明公司提供2015年度费用核对清单的电子邮件内容；5.外经贸公司于2015年12月25日向光明公司发送的有关收取误工费的电子邮件内容；6.外经贸公司向光明公司盖章出具的《有关光明优+项目外高桥置换仓库误工情况说明》（以下简称情况说明）复印件，以及相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复印件；7.光明公司于2016年3月7日向外经贸公司发送的关于处理40个集装箱货物的电子邮件内容。光明公司提交了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出具的关于上述证据材料中电子邮件内容的《公证书》。上述证据材料1-4，用以证明外经贸公司与光明公司实际在2015年底前已达成共识，同意原合同于2015年底到期。上述证据材料5-6，用以证明光明公司与外经贸公司已合意变更2015年度服务费的结算方式，保底箱量条款不再适用，而光明公司已通过支付误工费的方式，向外经贸公司结算完毕2015年度全部服务费。上述证据材料7，用以证明补充协议不属于原合同的延续。外经贸公司质证认为，光明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材料均非二审新证据，对于电子邮件证据的真实性，鉴于光明公司提交了《公证书》，如邮件内容有《公证书》证明，对真实性没有异议。对于上述证据材料1-4，外经贸公司认为当时是光明公司工作人员单方面要求外经贸公司配合参与招投标，外经贸公司只是配合投标，并未实际参与招投标，无法证明原合同已于2015年年底提前到期并解除。对于上述证据材料5-6，外经贸公司认为关于误工费的情况说明以外经贸公司盖章出具的版本为准，可以证明由于光明公司的违约导致外经贸公司的损失，并且误工费与原合同无关，是由于光明公司的违约产生的额外费用。对于上述证据材料7，外经贸公司认为不能证明光明公司的证明目的，而能证明补充协议是原合同的延续。本院认证认为，光明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材料1-5及证据材料7，与光明公司提交的《公证书》记载一致，对真实性和证据效力予以确认，证明内容以邮件记载为准。光明公司提交的证据材料6，鉴于外经贸公司对其盖章出具的情况说明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且与发票相印证，对真实性和证据效力予以确认，至于能否证明双方已合意变更相关费用的结算方式，将结合本案相关证据和事实予以论述。外经贸公司在二审中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予以证实，双方当事人均未能提出有效证据予以推翻，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2015年12月9日，外经贸公司工作人员通过电子邮件向光明公司发送了2016年相关澳优进口项目的2份合同范本，标题分别为《光明优+项目外高桥自贸区仓库包装置换服务协议》与《光明优+项目外高桥自贸区进口代理协议》。在上述两份合同范本中，均注明“本协议有效期自2016年1月1日起至2016年12月31日止”。在该电子邮件中，外经贸公司提出，希望就合同以及相关误工情况和2016年计划与光明公司进行会议协商。2015年12月25日，外经贸公司工作人员通过电子邮件向光明公司发送了有关误工费的情况说明电子版，外经贸公司并向光明公司盖章出具了落款时间为2015年12月24日的上述情况说明纸质版。在该情况说明中外经贸公司提出，涉案业务进行至2015年10月由于光明公司原因对此项目的进口数量进行了调整，导致此业务从当年10月12日开始出现了暂停，外经贸公司生产线及工人长达2个月时间空置，新的货物到达仓库预计是12月31日，双方经过沟通，从10月12日至12月31日外经贸公司向光明公司收取因此造成的相关误工费用共计348,000元。2016年2月18日，外经贸公司向光明公司开具了名称为“服务费”、金额为348,00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二审庭审中，双方确认该笔误工费光明公司已实际支付。2016年1月15日，外经贸公司工作人员向光明公司发送了标题为“招标报价”的电子邮件，其中附件包含注明为“2016年度光明澳洲优+进口时间价格结点KPI（招标用）”的报价单表格。2016年1月28日，光明公司工作人员在发送给外经贸公司的电子邮件中称，双方之间的原合同已于2015年底到期，根据光明公司2016年针对澳优项目进行的三方比价结果择优选择，决定双方合作不再继续，并要求外经贸公司尽快提供与光明公司未结算费用明细单。2016年2月16日，外经贸公司工作人员向光明公司发送了标题为“相关设备价格清单以及最新账单及清盘费用汇总”的电子邮件。其中该邮件的附件之一“2015-2016年光明项目清盘费用核对清单”包含常规费用清单（按实际计算的原合同项下最后40个集装箱的费用）、误工费（即上述348,000元误工费）、港区费用结算清单、扣费清单四部分。2016年3月7日，光明公司工作人员向外经贸公司发送电子邮件提出，“我司现决定把2016年二、三、四月三个月份的进口澳优的代理和置换工作交由贵司代为完成，具体为二月份10个集装箱，三月份10个集装箱，四月份20个集装箱，合计40个集装箱，请贵司根据前期的合同，提供一份补充协议给到我司”。二审庭审中，外经贸公司确认该邮件中涉及的集装箱均为补充协议项下的集装箱。本院认为：本案系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根据双方当事人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原合同的终止时间；二、外经贸公司在本案中是否有权主张保底箱量的费用。一、原合同的终止时间原合同约定协议有效期自2014年4月1日至2015年3月31日，到期前双方若无终止要求，协议有效期将自动顺延一年，而原合同到期后，双方并未表示终止协议，原合同本应自动延续到2016年3月31日终止。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光明公司二审中提交的证据显示，双方曾在2015年底就2016年度涉案项目的合作事宜进行磋商，外经贸公司按光明公司的要求进行了投标并提供了报价，投标合同书中注明合同期限为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2016年1月28日光明公司通过电子邮件告知外经贸公司没有中标，2016年双方不再继续合作，并要求结算相关费用，2016年2月16日外经贸公司向光明公司发送了费用结算清单。上述事实已经形成证据链，说明外经贸公司至迟在其发送投标合同书的2015年12月9日就已意识到并同意，原合同将于2015年12月31日提前终止，外经贸公司需参加投标重新签订合同，以争取2016年与光明公司涉案项目的合作。换言之，双方已在原合同按期终止前，就解除原合同达成一致，原合同实际于2015年12月31日终止。至于双方分别签订于2016年3月17日与6月7日的补充协议，因签订之时原合同已经终止，且补充协议项下双方约定合作的固定箱量系独立的合同标的，并不属于原合同项下外经贸公司已经为或者约定为光明公司提供进口代理与包装置换服务的集装箱，故补充协议系独立于原合同的新协议，并不能证明双方通过签订补充协议合意恢复或延续了原合同。二、外经贸公司在本案中是否有权主张保底箱量的费用本院认为，原合同中关于保底箱量的条款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约履行。原合同中约定，光明公司进口箱量一年不足816个集装箱外经贸公司可以依然按照此数量收取代理服务费和包装置换费用，即约定了年保底箱量。除此之外，原合同中并未约定光明公司每月或每天的保底箱量，或约定合同实际履行不满一年的情况下，外经贸公司可以按照实际履行时间占全年总时间的比例收取保底箱量的费用。并且，双方在协商一致解除原合同时，亦未就年保底箱量的计算方式作出新的约定。从涉案业务委托的客观事实来看，具有时间分布上的不均衡性，如何设定保底箱量的时间长度系当事人订立合同时出于商业判断的决策结果，不应任意换算。外经贸公司本案中诉讼请求金额的计算方式实际是将合同约定的年保底箱量换算为日保底箱量，外经贸公司的这一计算方式不具有合同依据。另一方面，从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来看，原合同自2014年4月1日生效起至2015年12月31日终止为止，双方实际履行了21个月，外经贸公司主张其中自2014年7月2日至2015年7月1日实际操作箱量为579个，2015年7月2日至原合同终止实际操作箱量为100个，总箱量远远低于保底箱量。但是，外经贸公司曾向法院起诉光明公司主张2014年7月2日至2015年7月1日时段按保底箱量计算的费用，法院已依法出具调解书解决争议。外经贸公司在行使权利的同时，也对其依据原合同按年主张保底箱量费用的期限利益作了依法自愿处分，外经贸公司继续主张保底箱量费用的权利亦应受其上述处分行为的约束，故只能从2015年7月2日起算至原合同终止，剩余实际履行时间仅不足半年。同时，光明公司二审提交的证据显示，双方曾对2015年10月12日至12月31日外经贸公司的误工损失进行磋商，外经贸公司要求收取光明公司误工费348,000元，二审中双方确认光明公司已实际支付。考虑到原合同中并未约定外经贸公司在据实结算或按保底箱量结算合同费用外，还有收取光明公司误工费之权利，且从约定保底箱量的目的与效果来看，外经贸公司并无在按保底箱量结算之外另收误工费之必要与合理性。况且，双方在协商一致解除原合同，并对原合同项下的费用进行结算时，外经贸公司向光明公司发送的费用核对清单中，仅包含按每个集装箱单价计算的实际操作箱量费用及误工费等，并未提及保底箱量的费用。故上述事实足以证明，双方已就2015年10月12日至12月31日期间的合同费用结算方式协商作了变更，原合同中的保底箱量条款在此期间不适用，转为收取误工费以弥补外经贸公司的相应损失。因此，2015年7月2日之后，原合同中的保底箱量条款仅有效存续至2015年10月11日，该时间段内光明公司的实际委托箱量，显然并不足以作为判断光明公司全年能否达到保底箱量的依据，不足以触发保底箱量结算方式的适用。本案的情况也并不属于合同生效后无其他因素介入，双方实际履行已接近一年，如仅按实际业务量结算，不支持年保底费请求对提供服务一方显属不公的情形。综上，外经贸公司关于光明公司在本案中应按年保底箱量条款支付费用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另外，本院认为诉讼费用由败诉方负担，但当事人因自身原因未能在举证期限内举证，在二审期间提出新的证据致使诉讼费用增加的，增加的诉讼费用由该当事人负担。本案二审中光明公司提交的新的证据材料均早在2016年3月之前即已形成，并对本案基本事实的判断具有影响。外经贸公司质证认为上述证据均不属于二审新证据，光明公司亦未对此作出合理说明，故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光明公司负担。综上所述，光明公司的上诉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应予改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上海海事法院（2019）沪72民初2649号民事判决；二、对被上诉人上海外经贸国际货运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4,121元，由被上诉人上海外经贸国际货运有限公司负担。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4,121元，由上诉人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孙辰旻审 判 员 张 雯审 判 员 张 俊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于 舒书 记 员 罗 罡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