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292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苏某1，男，1958年9月7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某，广东红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苏某2，女，1956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苏某3，女，1969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上述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广东捷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苏某1因与被上诉人苏某2、苏某3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3民初17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日立案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苗玉红独任审理，现已审理终结。苏某1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位于广州市芳村区某路某巷XX号（以下简称XX号房）由苏某3继承6/8产权份额、苏某2继承1/8产权份额、苏某1继承1/8产权份额；3.改判位于广州市芳村区某路X号XXX房（以下简称XXX房）、广州市芳村区某路X号XXXX房（以下简称XXXX房）由苏某3、苏某2、苏某1各继承1/3产权份额；4.本案诉讼费用由苏某2、苏某3承担。事实与理由：1.公证遗嘱内容关于XXX房、XXXX房的处分内容与被继承人作出遗嘱时的真实意思不一致。遗嘱的本意是尊重被继承人自由处分其财产的权利，继承时各继承人对遗嘱内容的理解不一致，有证据证明遗嘱内容的表述和被继承人作出遗嘱时的真实意思不一致时，应当尊重被继承人的真实意思。（1）公证录音录像16时37分45秒至16时38分26秒显示，被继承人黄某的真实意思是“儿子苏某1已经居住在XXX房、XXXX房，认为该两处房产已经属于苏某1所有，所以将除XXX房、XXXX房的房子留给两个女儿”，但是公证员在此情况下，却并没有进一步详细核实，反而转为笼统的发问“是否将三间房屋都给到苏某3”，此种行为属于诱导性发问，严重违反公证员执业规范和操守，造成公证遗嘱的内容和被继承人黄某的真实意思不一致。（2）苏某1和苏某2、苏某3三兄妹均等的尽到了赡养老人的义务，被继承人黄某进入老人院后，三兄妹也都不定时探望老人，不存在任何一方未尽孝道，也不存在一方付出多的情况，老人将遗产全部留给苏某3的意思表示不符合家庭事实，苏某1主张被继承人黄某的真实意思是“除XXX房、XXXX房的遗产归苏某2、苏某3”符合家庭事实情况，也更符合情理。苏某1提交了被继承人黄某的两份手书遗嘱，均表示百年后三兄妹平分遗产。其中2013年10月27日的手书遗嘱时间和公证遗嘱的时间2013年10月17日仅仅相差10天。老人在相差10天内做出完全相反的意思表示也不符合常理。苏某1关于“除XXX房、XXXX房的遗产归苏某2、苏某3”为被继承人黄某的真实意思的主张，和两份手书遗嘱内容基本一致，不至于完全相互矛盾，符合常理。3.公证的录音录像是最能反映遗嘱公证时真实情况的视听资料，当继承人对遗嘱内容理解出现歧义，发生争议时，应当从公证的录音录像中找寻被继承人的真实意思，并按被继承人的真实意思处理遗产。本案中，公证遗嘱存在两大瑕疵：（1）公证遗嘱由一名公证员和某公证员助理作出，公证员助理作为见证人并没有在遗嘱上签字；（2）遗嘱公证时间错误载明为2023年10月25日，实际为2013年10月17日，苏某12020年去调取公证材料时才予以补正。既然公证处可以依据公证录音录像对公证遗嘱的瑕疵进行补正，那么苏某1对遗嘱内容有异议时，也应当允许其依据公证的录音录像认定被继承人黄某的处分遗产的真实意思。2.苏某1对遗嘱内容有异议，人民法院应当作出实质性审查，综合全案的证据查明被继承人黄某处分遗产的真实意思，而不是以公证遗嘱没有被撤销而完全采信公证遗嘱内容。根据《公证法》第四十条规定，苏某1与苏某2、苏某3对遗嘱部分内容是否符合被继承人黄某作出遗嘱时的真实意思存在争议，是属于对遗嘱内容有异议，属于法院的审查范畴。一审法院应当依据庭审情况，结合全案的证据查明老人处分财产的真实意思，并决定是否采信遗嘱内容。3.公证处只是选择性的提交部分录音录像，并未提交完整的录音录像。录音录像没有显示完整的谈话过程，没有显示公证笔录中记载的谈话内容，没有显示代书遗嘱内容的形成过程。公证录音录像作为最能反映公证时被继承人真实情况的视听资料，对查清本案事实至关重要，请二审责令公证处提交完整的录音录像，以便查清事实。4.公证遗嘱中载明的遗嘱内容为公证员代书而成，该内容实为苏某2、苏某3的代理律师拟定，并非公证人员依据被继承人黄某口述代书而成。理由如下：被继承人黄某的身份证以及房产证都由苏某2保管，并由苏某2陪同老人做公证遗嘱；2013年黄某、苏某2、苏某3作为起诉苏某1要求确认父亲苏某4遗产的继承份额一案中，代理律师和本案代理律师均为同一人，一位80岁的老人起诉儿子要求确认房产份额本身不符合常理，而且事后黄某手书信件给法官表示其并未见过律师，诉状内容也并非她本意；公证遗嘱作出后，遗嘱公证书由苏某2领取，并立马交由代理律师保管至今，一直未交给被继承人黄某；遗嘱公证发生在苏某1与苏某2、苏某3、黄某关于苏某4遗产继承纠纷一案的诉讼期间；仅仅相隔10天，被继承人黄某手书一份遗嘱，遗嘱内容和公证遗嘱内容完全相反；被继承人黄某在录音录像中多处陈述与事实不符。综上，公证遗嘱中关于XXX房、XXXX房的处分并非被继承人的真实意思，请求法院对公证遗嘱中这部分内容不予采信，查清事实，支持苏某1的上诉请求。苏某2、苏某3共同辩称：1.一审法院查明及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正确，依法应予维持，驳回苏某1的上诉请求。2.广州市白云公证处所作(2013)粤广白云第18465号《公证书》合法有效，该遗嘱是被继承人黄某的真实有效的意思表示，是处理其遗产的依据。苏某1所述公证遗嘱内容不是黄某的真实意思表示的相关理由完全是其吹毛求疵的主观臆想，是根本不可采信的。3.XXX、XXXX房是拆迁父母原有旧房屋后回迁所得，父亲早就明确表示，XXXX房是给苏某4居住，XXX给苏某1居住，两人的户口也是按这样入户的，但在苏某5不幸去世后，苏某1不顾父母反对，强行占住使用XXXX房。苏某1家人经常因家庭琐事与母亲不和，并采用冷战的方式解决问题。在2011年8月16日晚和2012年1月1日晚上，苏某2、苏某3亲眼所见，其家人对母亲拍桌子破口大骂，逼迫母亲当着家人的面前下跪。2012年5月至6月，母亲因病在市一医院住院治疗，都是苏某2、苏某3两姐妹照顾，苏某1工作单位离医院很近却甚少来看望。在2011年6月至2012年2月父亲病重期间，基本上也是由苏某2、苏某3两姐妹照顾，而苏某1就连住在家中的母亲也根本不照顾，仍然采取更加冷战的方式处理问题。连为母亲买菜都不愿做，母亲在家里因为饿，在没有办法的前提下才出去市场买菜，以致迷路走失。由于苏某1在家而不照顾母亲，连母亲最基本的吃饱三餐都成问题，才不得已商量将母亲送到老人院。去老人院的相关手续，也是由苏某2两夫妻去联系、跑动和办理，苏某1对此不闻不问。只是在老人院要求子女都须在场签名时，他才出现签名。母亲入住老人院后，母亲的两千多元退休金，仅够支付老人院的最基本支出，不足部分均由苏某2、苏某3两姐妹承担。母亲从2012年初进老人院，到2017年底去世，苏某2、苏某3每星期到老人院看望母亲，煲好汤带去给母亲喝，陪母亲聊天，为母亲洗澡、收拾物品，处理相关事项，尽心尽孝。苏某1不但不出费用，就连看望，每月仅有一两次。母亲在老人院，身患多少种病、需要吃什么药、需要注意什么，苏某1从不过问，也不知道。2017年母亲在老人院去世前半个月，己不能进食、神志不清，苏某2夫妇及苏某3，均在床前陪护，而苏某1却根本连老人院都不来。老人半夜去世，苏某2、苏某3两夫妇均连夜赶到老人院办理后事，马上打电话告诉苏某1母亲己去世了，他表示不管，母亲的身后事，均由苏某2、苏某3操办，苏某1只是走个过场，什么事都不理。苏某1根本不配自称三兄妹均尽到了赡养义务，更不配说各方对老人均尽孝道，不存在一方多付出的情况。从法律角度，苏某1无权继承母亲的任何财产，从道德角度，苏某1应该受到良心的谴责。苏某2、苏某3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XX号房、XXX房、XXXX房由苏某2、苏某3、苏某1继承，其中苏某3继承6/8产权份额，苏某2继承1/8产权份额，苏某1继承1/8产权份额；2.要求上述三套房屋进行析产，方案为苏某1继承XXX房，在此基础上苏某1向苏某2、苏某3补偿共20万元；XX号房、XXXX房由苏某3继承；3.诉讼费由苏某2、苏某3、苏某1分担。一审法院查明：XX号房、XXX房、XXXX房均登记在被继承人苏某4名下。苏某4与黄某是夫妻关系，生育了苏某2、苏某3、苏某1、苏某6、苏某5五子女。苏某4于2012年4月28日去世，黄某于2017年12月15日去世。苏某4与黄某的父母均先于苏某4与黄某去世多年。苏某2、苏某3、苏某1确认苏某6在2岁时去世，户籍上没有档案登记；苏某5于2002年2月2日因交通事故去世，苏某5有一个妻子胡某，苏某5和胡某没有生育或收养子女。苏某4去世后，黄某、苏某2、苏某3、苏某1就上述房屋的继承产生纠纷，2013年11月20日一审法院分别作出（2013）穗荔法民一初字第1943号、第2325号、第2326号民事调解书，分别确认：XX号房、XXXX房、XXX房的1/2产权份额由黄某、苏某2、苏某3、苏某1共同继承；其中，黄某占上述房产的X/8产权份额，苏某2、苏某3、苏某1各占上述房产的1/8产权份额。2013年10月17日黄某订立遗嘱，内容是：我（黄某）的丈夫苏某4已于2012年4月28日死亡，以丈夫苏某4的名字登记的坐落在广州市芳村区某路某巷XX号（《广州市房地产证》编号：穗房地证字第××号）、广州市芳村区某路X号XXXX房（《房地产权证》编号：粤房地证字第××号）广州市芳村区某路X号XXX房（《房地产权证》编号：粤房地证字第××号）是我与丈夫苏某4的夫妻共有财产，各占二分之一，我占二分之一份额，另我有存于中国工商银行的存款（帐号：36×××4*）。因我年事已高，为免产生纷争，现立以下遗嘱：在我去世后，上述财产及其他属于我所有的财产全部留给女儿苏某3（女，身份证号码：）一人继承，并指定只作为其个人财产（不作为夫妻共有财产）。以上遗嘱是我个人真实意愿，并无他人胁迫、欺骗，是公证员代笔作成，并由我确认无误。2013年10月28日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公证处作出（2013）粤广白云第18465号《公证书》，对上述遗嘱予以公证。苏某1对黄某的公证遗嘱有异议，认为根据调取的公证遗嘱档案中的录音录像资料，黄某的本意是儿子苏某1已经住在XXX房、XXXX房，所以在其去世后，要将除XXX、XXXX房以外的财产留给两个女儿，遗嘱中关于XXX、XXXX房的处分并非遗嘱人黄某的真实意思。父母的赡养一直由苏某2、苏某3、苏某1三人承担。2013年至2014年黄某手写了遗愿表示百年之后平分三套房屋，这个意思与公证遗嘱的内容完全不一致。苏某1提供黄某的两份自书遗嘱，一份内容是：法官，我要求大家一团和气，我已八十岁了望儿女等我百年归老后再平均分配叁间房屋我就安心。黄某。贰零壹叁年拾月贰拾柒号。另一份内容是：我已八十岁了，我希望儿女和睦相处，等我百年归老后，将我名下的房屋平均分配给三個儿女。我就安心。二0一四年四月二十九日。黄某。苏某2、苏某3对苏某1提供的两份黄某自书遗嘱均不予确认。审理中，苏某2、苏某3明确撤销第二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XX号房、XXXX房、XXX房均登记在苏某4名下，是苏某4与黄某的夫妻共同财产，各占二分之一产权份额。由于苏某4先于黄某去世，苏某4的父母先于苏某4去世，故在苏某4去世后，黄某、苏某2、苏某3、苏某1作为苏某4的法定继承人，在继承苏某4的遗产时，经法院主持达成调解协议，确认上述房屋由黄某占有5/8产权份额，由苏某2、苏某3、苏某1各占上述房产的1/8产权份额。黄某生前订立公证遗嘱，明确其对上述房产及中国工商银行的一个账户存款属于其所有的财产全部留给女儿苏某3一人继承，虽然苏某1对该公证遗嘱有异议，并提出黄某曾立有两份自书遗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条规定：遗嘱人可以撤销、变更自己所立的遗嘱；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自书、代书、录音、口头遗嘱，不得撤销、变更公证遗嘱。虽然苏某1认为黄某还有两份自书遗嘱的内容与苏某2、苏某3提出的黄某的公证遗嘱内容相抵触，但在黄某的公证遗嘱没有被撤销或推翻的情况下，在黄某去世后，应按黄某的公证遗嘱办理继承，故黄某占有的上述三间房屋的5/8产权份额由苏某3继承，即苏某3继承6/8产权份额，苏某2继承1/8产权份额，苏某1继承1/8产权份额。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二十条规定，于2020年4月29日判决：XX号房、XXX房、XXXX房由苏某3继承6/8产权份额，由苏某2继承1/8产权份额，由苏某1继承1/8产权份额。对于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公证遗嘱由遗嘱人经公证机关办理；”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自书、代书、录音、口头遗嘱，不得撤销、变更公证遗嘱。”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公证遗嘱属于遗嘱的一种形式，其效力在所有遗嘱中最高。本案中，涉案遗嘱系被继承人黄某在公证机关办理的，属于公证遗嘱，应为合法有效。苏某1上诉主张涉案遗嘱需要提交相关录音录像以及其他在场人员签名于法无据，而且，即便苏某1所述被继承人黄某在录像中称“儿子苏某1已经居住在XXX房、XXXX房，认为该两处房产已经属于苏某1所有，所以将除XXX房、XXXX房的房子留给两个女儿”为实，但其亦述当公证员随后笼统发问“是否将三间房屋都给到苏某3”时，被继承人黄某亦表示“是的”，另外黄某在公证员的见证下在涉案遗嘱上签名确认，该遗嘱内容明确将黄某所享有的三间房产份额及银行存款均指定由苏某3一人继承，因此，苏某1以此来主张应按照法定继承处理XXX房和XXXX房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苏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92元，由上诉人苏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苗玉红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黄坚鑫陈秋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