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3民终263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功载，男，1972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平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翁非凡，浙江联英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海，浙江联英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绿华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温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创业服务中心科技企业孵化器创新大楼5幢505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300MA2947EC7D。法定代表人：吴书文。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文俊，浙江井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书文，男，1986年5月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瑞安市。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温在胜，男，1981年7月1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平阳县。上诉人杨功载、浙江绿华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华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吴书文、温在胜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龙湾区人民法院（2020）浙0303民初25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功载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杨功载原审诉讼请求。二、案件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绿华公司、吴书文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认为“双方约定的湖南区域代理绿华公司产品合同已实际有在履行，但双方的权利义务仍还不明确”，并由此确认杨功载与绿华公司之间的合同成立，明显不当。杨功载向绿华公司支付400万元款项，绿华公司亦确认收到杨功载的款项。但绿华公司收款后仅向杨功载出具有一份《授权委托书》，该授权委托书仅载明杨功载可作为项目经理从事推广工作，无独占代理的任何规定，之后双方并无达成任何正式书面协议。一审法院确认双方之间权利义务尚不明确，而双方尚未明确的正是本案诉争代理合作的关键性条款，包括杨功载所代理的是一种什么形式的代理，是否具有排他性，需要承担什么责任，绿华公司将在本代理合作承担哪些义务性等等，以上关键性条款任何一样没有谈妥或确认，双方都无法形成合作的共识。二、杨功载对于案涉合作代理最终无法继续进行无过错，绿华公司亦无任何对价或损失产生，原审法院比照北京区域代理合同扣除杨功载10%明显不当。根据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绿华公司所称的“代理费”本质上是“保证金”，在北京区域的代理合同中约定根据代理商的销售成绩分批退还，即便代理商未完成考核指标终止代理的，在扣除一定比例后亦退还绝大部分的保证金。但扣除保证金是在代理商与绿华公司已经正式签署代理合同的情况下，对于独占代理商没有按约履行推广义务的一种惩罚措施，亦是双方合意的结果。本质上是一种违约责任，以赔偿绿华公司因此所支付的机会成本，而绿华公司所谓的另寻他人推广的机会成本也存在不确定性，且并未实际发生亦无证据证实，故北京区域代理合同中所谓的扣除保证金的条款本身系显失公平的格式条款，应予撤销或归于无效，或者由法院判决调整至合理的范围。反观本案，如前所述，绿华公司仅向杨功载出具有一份授权委托书，无任何独占代理的约定，半年的委托期限本身具有试探性，即便绿华公司再向他人出具同类型授权委托书，杨功载亦无任何依据要求绿华公司承担违反“独占代理”的责任。法不强人所难，如果杨功载收到案涉授权委托书，就要承担“独占代理”所对应的义务，并赔偿绿华公司损失，将会使杨功载与绿华公司陷入严重不对等的合同地位，也完全不符合杨功载在收到该授权委托书时，作为正常交易主体对其所承担风险的合理预期。三、吴书文应当共同退还杨功载款项。吴书文在收取杨功载款项当日，便向温在胜支付200万元，存在明显通谋欺骗杨功载入局的故意，吴书文擅自处置公司款项存在财产混同的情况。吴书文作为收款人，在杨功载与绿华公司之间合同未成立的情况下，应当与绿华公司共同返还杨功载全部400万元款项。绿华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杨功载的原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二、案件一、二审诉讼费由杨功载、温在胜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首先，一审法院对于杨功载于2017年6月29日、6月30日分别指示杨某1、杨某2将湖南区域代理费汇至吴书文的事实认定错误，无证据证实上述汇款系按杨功载的指示，也无证据证实杨功载在2017年年会前后已明示其为湖南区域总代理商。事实上，杨功载与吴书文并不认识，2018年4月16日吴书文邀请杨功载加入微信群，在此之前，双方并不存在任何合同关系，也无任何经济关系。绿华公司于2017年6月29日出具收款收据，交款单位和交款项目均为湖南区域代理费，注明“收取代理费400万元”，而当时吴书文仅收到300万元，合同相对人为湖南区域总代理商。温在胜已承认其系湖南区域总代理合同的协调者、洽谈者、对接者、联系者，2017年在其指使下交付代理费，2017年年会结束后温在胜领取收款收据和授权委托书，委托书是根据温在胜的要求填写的，该委托书所载授权期限已届满。其次，杨功载在起诉状中记载2017年6月29日前经介绍，拟从事绿华公司在湖南区域市场推广工作，绿华公司要求其支付代理费400万元，已自认并非事实。杨功载主张绿华公司于2017年6月29日向其出具400万元的收款收据，已自认并非事实，且当日其尚未汇入400万元，明显是不攻自破的谎言。杨功载主张同绿华公司关于湖南区域代理推广未达成一致意见，未能签订合同，其已自认从未出面协商过代理合同一事，也无从事相关代理推广工作，并自认在2018年也没有从事相关代理推广工作。杨功载主张绿华公司已预收杨功载400万元，事实上，绿华公司出具的票据记载的是湖南代理费400万元，而收到杨某1300万元注明的是“保证金”。杨功载主张绿华公司已返还代理费100万元，事实上是绿华公司在得到温在胜确认后出借给杨功川100万元，温在胜对此予以确认。再次，杨功载自认同绿华公司合同尚未成立，一审法院查明绿华公司和杨功载自2017年6月至2018年4月无任何交集，直至2018年4月16日杨功载才加入微信群。虽有三次简单联系，但绿华公司与杨功载自始至终尚无发生合同项下权利义务履行的事实，更无发生向绿华公司主张代理费返还之事实。一审法院认定绿华公司与杨功载之间已建立代理合同关系并履行了相关的合同义务，且认定杨功载主张过退还代理费的事实，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最后，一审法院已查明温在胜于2017年年会收取代理费收款收据，承认由其转交给杨功载，还承认2017年绿华公司基于对其的信任才谈下来湖南区域代理费400万元，温在胜已收到合同版本，对一些条款未达成一致意见，故合同未正式签订，若六个月未推广开则可全额退款，委托期限为六个月。温在胜承认400万元代理费中部分款项是由其合伙人杨功川出的，刚开始推广不开是因绿华公司提供的机器质量问题。但一审法院却认定合同相对方是杨功载，而非温在胜，明显属于基本事实认定错误。二、一审法院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在开庭前绿华公司已提出杨功载并非适格的原告主体，并申请追加温在胜为第三人。一审法院一方面同意追加温在胜为第三人，另一方面认定温在胜是代理合同传递洽谈信息之人，并认定杨功载是适格原告，程序上存在错误。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以2018年杨功载与绿华公司有过三次交流为由，武断认定履行了合同义务，合同已生效。杨功载自始致终承认其与绿华公司未签订合同，亦无从事相关代理推广工作，更没有合作过，也无“独占代理”之事实，更无任何权利义务之规定，对此绿华公司予以认同。但一审法院却认定绿华公司与杨功载之间的合同可以依法解除。绿华公司与温在胜存在多年合作，签订多个代理合同，相关权利义务非常明确，且目前仍有代理合同在继续履行，而杨功载与绿华公司无从交易，故不存在缔约过失、合同约定不明、无法实现合作目的之说。一审法院武断认定绿华公司与杨功载之间存在合同代理关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针对杨功载的上诉请求，绿华公司答辩称：一、同意撤销原审判决，因为双方均承认没有合同关系。二、杨功载非适格的原告，无权主张代理费返还。三、根据杨功载上诉所称，说明一审法院事实认定是错误的。四、吴书文是绿华公司法定代表人，属于履行职务行为，杨功载要求吴书文承担责任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针对杨功载的上诉请求，吴书文答辩称：本案系虚假诉讼。针对杨功载的上诉请求，温在胜表示无意见。针对绿华公司的上诉请求，杨功载答辩称：一、绿华公司、吴书文对于杨功载支付400万元是明知的，杨功载的亲戚也已经出庭确认替杨功载汇款的事实，并非是通过温在胜转付的。更何况吴书文于2017年6月30日收款当日将200万元汇给温在胜，虽然吴书文辩称其是出借给温在胜200万元，但温在胜称该200万元借款用于河北区域的代理推广工作。可见，该200万元借款与本案湖南区域的代理事项无关。绿华公司和吴书文一致确认该200万元是吴书文出借给温在胜，而杨功载的400万元相对方是吴书文和绿华公司。绿华公司和吴书文并未就收款当日向温在胜交付200万元作出合理解释，却辩称杨功载支付的400万元是温在胜交付的，明显自相矛盾。如果是温在胜向绿华公司或者吴书文支付400万元，其当时完全可以直接支付200万元。二、绿华公司通过向杨功载出具授权委托书、收款收据原件，明确杨功载作为案涉项目的合作对象。在一审的庭审中，温在胜也确认案涉400万元款项不是其投入的，并确认在绿华公司2017年年会时收到400万元的收款收据原件交由杨功载收执。可见绿华公司、吴书文、温在胜对于投入400万元投入主体是杨功载是明知的、也是认可的。绿华公司同日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也载明杨功载授权期限6个月，约定杨功载在6个月内进行前期市场调查，如果双方最终无法形成正式的代理合意，应当向杨功载退还相应的保证金。假如绿华公司认为出具授权委托书就代表已经履行了相关代理义务，则绿华公司也以其行为确认履行合同的相对方是杨功载，而非温在胜。而且如果不是杨功载支付400万元保证金，绿华公司也不会同意向杨功载出具授权委托书。三、因为杨功载无法与绿华公司达成一致的合作意见，故而双方至今未能签署书面合作协议。案涉项目前期确实有通过温在胜进行居间介绍和洽谈，但并不能由此否定杨功载在合同缔约过程当中的合同相对方身份。杨功载是400万元保证金的交付人，故湖南区域的相应事宜绿华公司应当与杨功载进行确认，并形成合意的。如果按绿华公司所言，湖南区域代理商是温在胜，则温在胜在北京、河北等地区与绿华公司已存在书面代理协议，形成比较固定的代理模式。湖南区域的代理完全可以照搬此前模式，不至于最终谈不下来，或者无法形成合意。正是因为本案的合作主体是杨功载，故而无法签署书面合作协议。四、在杨功载支付了400万元款项之后，绿华公司也没有支付任何对价。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绿华公司所称代理费事实上就是保证金，绿华公司仅仅出具了一份授权委托书，也没有将案涉项目交由杨功载独占代理，绿华公司确认双方之间确实未签订合同。一审法院参照北京地区的代理协议酌定扣除杨功载10%显属不当。而且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绿华公司因为合同未成立产生任何损失，故绿华公司理应全额返还杨功载400万元。针对绿华公司的上诉请求，温在胜答辩称：温在胜是帮湖南区域项目做推广而非代理，代理商是杨功载，温在胜作为中间人，不存在虚假、诈骗行为。针对绿华公司的上诉请求，吴书文表示无意见。杨功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绿华公司、吴书文向杨功载返还300万元及利息损失（以300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6月30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案件诉讼费等一切实现债权的费用由绿华公司、吴书文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绿华公司经营范围有环保设备的研发、制造、销售、安装、维修以及其他事项。吴书文系绿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7年6月份，杨功载从堂兄杨功川得知温在胜在为绿华公司在河北区域、北京区域的产品项目代理，得知湖南区域还没有代理人，杨功载经温在胜介绍情况后，商定湖南区域的绿华公司产品项目代理需提供400万元代理保证金。杨功载与吴书文核实后，于2017年6月29日，杨功载通过杨某1的工商银行账户向吴书文尾号7072的银行账户转存300万元，银行附言中注明“保证金”，绿华公司财务当日制作一份《收款收据》，收据号码为×××06，注明“交款单位和交款项目均为湖南区域代理费，金额（大写）肆佰万元整￥4000000.／，盖绿华公司财务章”，并制作一份授权号为2017062901的《绿华公司法人授权委托书》。2017年6月30日，杨功载通过杨某2的工商银行网上银行账户向吴书文尾号7072的银行账户内汇款100万元，绿华公司收到后，在农历2017年底年会时，将2017年6月29日制作好的《收款收据》及授权号为2017062901的《绿华公司法人授权委托书》交由杨功载收执，《绿华公司法人授权委托书》注明“吴书文系本公司总经理（唯一法定代表人）特授权项目经理杨功载（身份证号：330326197211××××）负责关于湖南区域市场推广相关事宜。本授权书有效期限：从2017年6月29日至2017年12月29日，特此声明”。2018年4月16日下午，吴书文邀请杨功载为微信聊天平台上好友，2018年4月20日，向杨功载发送“攸县、茶陵方案”，杨功载回复“收到谢谢”等。2018年5月4日下午，吴书文在微信聊天平台上向杨功载发送株州贵派公司工作人员要到绿华公司考察等信息告知杨功载，杨功载亦赶往绿华公司，陪同株州工作人员一起考察。2018年9月7日，吴书文在微信聊天平台上向杨功载发送绿华公司位置，杨功载回复“收到”。之后，杨功载通过堂兄杨功川向绿华公司和吴书文催讨，要求绿华公司退还交纳的400万元，多次催讨下，吴书文与当事人温在胜确认后，于2019年2月3日以出借款名义向杨功川汇款50万元，杨功川转给杨功载，2019年5月31日，吴书文以出借款名义向杨功川汇款50万元，共计100万元，杨功川收到后再分别转给杨功载。之后，剩余300万元款项，双方多次商谈未果，杨功载诉至法院。另查明，2017年6月12日，绿华公司与温在胜签订一份《绿华公司子公司设立协议》，绿华公司为甲方，温在胜为乙方，约定，甲方确认乙方为甲方技术装备服务销售的区域级子公司，管辖范围北京市（区域级）区域。销售任务约定，区域级按人口折算收取保证金200万元人民币（2000万人口以内），400万元人民币（3500万人口以内），600万元人民币（3500万人口以上），市区县级由区域级子公司逐级下调保证金金额20万元-100万元人民币，保证金交纳方式为区域级子公司机构收取，在区域级子公司未成立之前由总公司代收监管，乙方积极推动地方示范线建设。销售目标是：甲方环境资源再生成套装备和技术普及到每个城市的市、区、县。示范线建设完成后，乙方销售任务最低限度如下；第一年区域级不低于30套，市级不低于6套，县级不低于1套；第二年区域级不低于100套，市级不低于10套，县级不低于3套；第三年区域级不低于200套，市级不低于30套，县级不低于6套；第四年区域级不低于400套，市级不低于60套，县级不低于20套；在完成每年任务之后保证金按照第一年退还保证金30%，第二年退还30%，第三年退还30%，第四年退还10%。区域级考核期为1年未完成指标扣20%并终止合同，市级考核期半年，未完成指标扣20%并解除合约，县级考核期为三个月未完成指标扣20%并终止合同；本合同签订后一周内乙方向甲方交纳100万元合同签约金及本合同生效；以及其他内容的约定。而后，温在胜向绿华公司交纳100万元，双方在履行合同。另温在胜还代理绿华公司的河北区域的产品项目，合同约定的代理保证金600万元，实际交纳代理保证金50万元，现双方在履行合同。一审法院认为，依法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本案争议焦点为1.杨功载与绿华公司的合同是否成立问题；2.杨功载支付的400万元款项退还问题；3.吴书文的责任问题。评析如下：关于案涉代理合同是否成立的问题，本案中杨功载与绿华公司、吴书文均通过温在胜作为居间人传递洽谈信息，绿华公司、吴书文共同答辩称湖南区域的代理费是600万元，而杨功载实际履行是400万元，湖南区域株州贵派公司客户到绿华公司考察时，杨功载也积极参与，故认为双方约定的湖南区域代理绿华公司产品合同已实际有在履行，但双方的权利义务仍还不明确。关于杨功载支付的400万元款项退还问题。由于双方的代理合同未明确约定相关的权利义务，参照绿华公司的河北区域、北京区域代理的合同，交纳的款项有业绩要求，一年内未完成指标需扣20%代理费，并解除合同。据此，杨功载至今未能完成销售被告绿华公司产品指标，酌定扣除10%代理费给绿华公司，其余款项返还杨功载。经核算，扣除10%未能完成指标的代理费为40万元，绿华公司应返还360万元，绿华公司也以出借款形式退还杨功载100万元，剩余260万元应予退还。关于吴书文的责任问题。吴书文系绿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收取杨功载400万元后，已由绿华公司出具《收款收据》交由杨功载，故吴书文系代表绿华公司的职务行为，杨功载诉请吴书文共同承担返还责任，不予支持。遂判决：一、绿华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杨功载2600000元；二、绿华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杨功载逾期返还260万元的利息损失（以260万元为基数，从2020年5月12日起至判决生效确定返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三、驳回杨功载其他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4964元，减半收取17482元，由杨功载负担3682元，绿华公司负担13800元。二审期间，杨功载、温在胜未提供新的证据材料。绿华公司、吴书文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1.杨功川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杨功川于2019年至2020年一再主张湖南区域代理费400万元是其汇款要求退还，且北京代理费100万元也是其汇款，已收回50万元的事实。2.温在胜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拟证明2018年4月份温在胜承认湖南市场由其代理，但开拓业务不好要求解除的事实。3.杨某2工商银行账户流水凭证，拟证明杨某2于2017年6月12日根据温在胜或杨功川指示汇入北京代理费100万元的事实，并佐证了杨某2是根据温在胜或杨功川指示于2017年6月30日汇入湖南区域代理费100万元的事实。4.吴书文农业银行流水凭证，拟证明2018年7月、9月向温在胜退还北京区域代理费共计80万元的事实，并佐证温在胜与杨功川之间另有约定代理费处置方式的事实。5.绿华公司子公司设立协议，拟证明绿华公司与温在胜2017年6月29日达成湖南代理绿华环境资源再生成套设备协议，温在胜尚未签字的事实。杨功载质证认为，上述证据超出举证期限，且非二审新证据。对证据一的三性均不认可，无法确认微信聊天对象为杨功川本人，且聊天内容无法证明待证事实。对证据二的三性均不认可，无法确认微信聊天对象为温在胜本人，且聊天内容无法证明待证事实，温在胜仅是居间介绍人，并没有实际投入资金，也没有实际参与任何湖南区域的代理事项。对证据三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待证事实有异议。该流水显示杨某2于2017年6月30日向吴书文个人账户支付100万元，仅凭款项往来记录无法证明杨某2是按温在胜或者杨功川的指示汇款。对证据四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温在胜银行账户2018年9月11日款项往来也备注是退还北京的代理费60万，故吴书文与温在胜的款项往来与本案无关联，是温在胜与吴书文之间就其他区域代理事宜进行的相应款项往来。而且从该份银行流水显示款项往来情况来看温在胜在北京区域所支付的100万元保证金，已退还80万元，另一个方面证实杨功载向绿华公司支付的案涉400万元保证金应当全额退还。对证据五的三性均有异议。该份协议无乙方签字，存在绿华公司为本案诉讼单方制作的可能性，而且相应条款也基本上和温在胜北京区域的合同条款类似。绿华公司主张是温在胜代理湖南区域，那么在协议条款基本相同的情况下，温在胜没有理由不签署合同。由此也进一步证明是杨功载和绿华公司进行案涉合作。温在胜质证认为，对证据一，温在胜不经手，故无法发表质证意见。对证据二，温在胜表达的意思是湖南市场不好做，杨功载的湖南代理也做不起来。对证据三，北京区域代理的确是温在胜与杨功川一起合伙做的，对具体由谁汇款不清楚。对证据四，2017年6月12日汇的是北京的代理费，对2018年收到绿华公司退款80万元无异议，但该证据所涉是北京代理费，与本案湖南代理费无关联。对证据五，其未见过，也没签署。本院认为，案涉400万元款项汇款人杨某1、杨某2在一审中出具《情况说明》，并到庭接受法院调查，均陈述系按杨功载指示替其向吴书文汇款。杨功川系杨功载堂兄，在杨功载确认杨功川系替其催讨之情况下，仅凭证据一，尚不足以证实案涉400万元款项实际归属杨功川。对证据二，在温在胜出庭质证予以否认之情形下，仅凭该微信内容尚不足以证明温在胜承认湖南市场由其代理。证据三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故不作确认。且即使杨某2于2017年6月12日按温在胜或杨功川指示汇入北京代理费100万元，也不能由此得出其于2017年6月30日也是按温在胜或杨功川指示汇款给吴书文的结论。证据四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故不作确认。证据五，仅绿华公司作为甲方签字，乙方签字栏空白，不足以证明待证事实，故不作确认。二审中，绿华公司申请本院调查杨某1尾号5774工商银行账户、杨某2尾号3467工商银行账户、杨功川尾号8362工商银行账户自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的交易明细，拟证明杨功载和证人杨某1、杨某2等人串通提供伪证提起虚假诉讼的事实。本院认为，各方对于案涉400万元代理费由杨某1、杨某2账户各向吴书文汇款300万元、100万元之事实无异议。一审中杨某1、杨某2出具《情况说明》，并到庭接受法院调查，均陈述系按杨功载指示替其向吴书文汇款，结合杨某1、杨某2与杨功载之间的亲属关系，可以认定由杨功载通过杨某1、杨某2向绿华公司交付400万元代理费。绿华公司再行要求调取杨某1、杨某2、杨功川的银行账户流水，本院不予支持。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一、杨某1系杨功载的哥哥，杨某2系杨功载的侄子。二、2017年6月30日，吴书文在收到杨某2汇款100万元后，用同一银行账户向温在胜汇款200万元，温在胜出具借条交吴书文收执。本院认为，绿华公司确认其收到湖南区域代理费400万元，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一、绿华公司案涉项目湖南区域代理的缔约相对方是杨功载，还是温在胜的问题。二、吴书文是否对案涉代理费承担共同返还责任的问题。三、一审法院在绿华公司退款中酌定扣减10%是否得当的问题。关于争议焦点一，本院认为，尽管各方确认前期由温在胜出面与绿华公司洽商湖南区域代理事宜，但从《绿华公司法人授权委托书》的记载，结合吴书文于2018年4月16日主动邀请杨功载加入微信聊天平台商议合作的相关事宜，可以认定温在胜已向绿华公司披露缔约相对方是杨功载。绿华公司以温在胜出面协商为由，主张缔约相对方是温在胜，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各方确认案涉400万元系向绿华公司交付湖南区域代理费，亦由绿华公司出具《收款收据》予以确认。根据预定合同性质，负有区域代理费返还义务应为缔约相对方绿华公司。杨功载要求吴书文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缺乏合同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三，绿华公司收取400万元湖南区域代理费后，是由于杨功载主动放弃缔约，并非绿华公司的原因导致无法缔约，一审法院判令酌情扣除10%代理费给绿华公司，其余款项返还杨功载，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杨功载、绿华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27600元，由杨功载负担13800元，绿华公司负担138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许良岳审 判 员 李 洁审 判 员 胡淑丽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 郑 琳代书记员 蔡卓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