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逊克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黑1123民初291号 原告：姜作君，男，1976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农民，现住逊克县。 被告：郭宪彬，男，1966年8月20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农民，现住逊克县。 原告姜作君与被告郭宪彬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2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8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姜作君，被告郭宪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姜作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被告郭宪彬因5公顷大豆播种过密每公顷播量达到260-270斤的播量过大（正常播量为160-180斤每公顷），造成严重减产，产生损失比其余5.8公顷的正常播量每公顷减产6-7袋产量，每袋大豆价值290元，5公顷地乘以减产6袋乘以290元，即损失为8700元。2.5公顷土地共多播了400斤种子，每斤2元，共计800元。两项合计9100元。 事实与理由：2018年5月18日姜作君雇佣郭宪彬播种大豆，约定每公顷播种费200元。每公顷播量为170-180斤，共计10.8公顷。肥是每公顷播量为450-500斤。播地时，姜作君总共拉到地里41袋种子，12袋种子系购买，每袋50斤，共计600斤。其余29袋是买别人豆子自己精选出来的。有2袋是用化肥袋子装的，每袋大约100斤，其余27袋是用上一年买大豆种子的袋子装的，每袋大约装57-58斤，大概差不多用绳子系的装的满些，当时没有秤量。5月18日上午6点多钟开始播种，播第一块地面积是2.8公顷，其发现豆种下量有些高了，就对郭宪彬说是不是密了点，他说不密，这是我去年给你播种的量。我说播种机牙轮还是去年的那个轮吗？他说是，差不了。第一块地播完后，又加满种子和化肥，播第二块地，我发现一箱肥使完了，一箱种子也播完了。我说这个量有点太大了，不对劲，他说化肥箱子大，种子箱子小，化肥重，种子轻，差不了,又播了2公顷土地。此时下起了雨，我回到窝棚查看了种子、化肥的剩余数量，发现5公顷土地使用了23袋种子，大约使用了1370斤种子，每公顷地大约播了270-280斤种子，比正常播量每公顷多播90多斤。我把此事告诉了郭宪彬，其说不能，此后，其把播种机的牙轮换下来了一个，现在是八个牙轮，以前是九个牙轮，牙轮越多转的越快，播量也就越大。这样又播了一公顷多地使用了4袋种子。这时天黑了，还有4.5公顷山岗地没有播，种子只剩14袋了。我算了先前5公顷土地用了23袋种子，4.5公顷地只剩下14袋种子肯定不够。我开车回家，又选出来3袋大豆种子，第二天拉上去了。这14袋刚好播完4.5公顷地，我发现这时播量正常了。这时的播种量是每公顷地170-180斤之间，拉上的3袋种子也没用上。播完地时，我非常上火，因为有5公顷地是播了270-280斤，太密了，能打多少粮。我问郭宪彬，播密的地怎么办，他不出声。我说等豆子出来后，到秋天看看产量再说吧，我们就回家了。2018年7、8月份，我在早市遇到了郭宪彬，他问我要钱，让我给他2100元就行，那60元就不要了。我说你播的那5公顷地多播了400多斤种子怎么办，于是我们双方就争吵起来。我要求去法院评理去，他说没有时间，从此我们就没有再见面。2019年6月份，郭宪彬给我打电话要钱，我们因此前5公顷土地播密的事又争吵起来，现在郭宪彬在我种完地没有播密证据时来告我要钱，他也太狠了，以上所说的全是事实，请法院主持公道。 郭宪彬辩称，2017年我使用该播种机给原告播的大豆，每公顷地是180-190斤。2018年也是该播种机，也是每公顷这些量种子。且在2018年播种时原告的土地面积往外扩了,土地面积比2017年增加了些。大概是在2018年5月18日至20日之间，具体哪天播的记不清楚，第一天播种大豆5公顷，原告说播种了23袋，每袋约50斤左右，具体是多少我也不知道。当时播完原告说播种量大了，也没有说让我包产量。按照原告说每公顷播种大豆量是270多斤，剩余的近6公顷播种了900多斤，是每公顷播种150多斤，两者每公顷相差120多斤，就算原来是九个牙轮，后来换成八个牙轮，也不能怎么多。播种机是经典毛刷播种机，播玉米和黄豆都可以，是2008年买的。当时播完地原告说到秋天看产量再给我经费，我和原告商量过两次，既然原告说我播种量大了，我就少要500元，而原告只给我500元。如果原告第一天就说让我包产量，我就不干了。原告说让我起诉他，我就起诉了，原告把经费给我了。 姜作君为支持其诉讼请求，未向本院提供证据。 郭宪彬除当庭答辩外，亦未向本院提供证据。 经审理查明：姜作君在工农村南山，也叫参场地，其有承包林业地10.8公顷，共三块地，一块地2.8公顷，一块地3.5公顷，一块地4.5公顷。2018年姜作君种地时雇佣郭宪彬的播种机为其播种大豆，每公顷播种费200元。据姜作君称，其为10.8公顷土地准备了41袋大豆种子，12袋系购买的标准袋，每袋50斤，其余的29袋系购买他人豆子自己精选的，其中27袋是以前使用过的50斤袋子系口装的大约50多斤，还有2袋也是使用过的一百斤二胺袋子系口装了100斤。2018年5月18日郭宪彬为其开始播地，第一块地2.8公顷，播种该地时，姜作君看到播种机上的种子和肥下的快，感觉有点密。但据姜作君陈述，在播完该地时也未查看用了多少袋大豆。而郭宪彬称具体也不清楚播了多少袋大豆。而后，郭宪彬又到第二块3.5公顷的地里播地，大约播到2公顷多地时，因下起了雨，双方就回来避雨。此时据姜作君称，查看了播完的袋子，发现大约5公顷地用了100斤的1袋，标准50斤的12袋，50多斤的大约10袋，共计使用23袋。姜作君在查看这23袋大豆时，郭宪彬并不现场，其在避雨。于是姜作君对郭宪彬说播种量大了，随后郭宪彬就将播种机原九个牙轮的卸下一个轮，使用八个牙轮的在雨停后将3.5公顷剩余的地播完。播完该地时，当天就没有在播地。但按照当时的播种量现在剩余14袋种子，土地还有4.5公顷，可能不够，郭宪彬就帮助姜作君联系种子，但没有联系到。姜作君因郭宪彬未联系到种子，其自己开车回家又精选了三袋一百斤的种子，在第二天早上运到了地里。第二天播种第三块4.5公顷时，据姜作君称，剩余的14袋已经够用（50多斤的13袋，100斤的1袋），未使用上后选的三袋。而郭宪彬称其不清楚4.5公顷播了多少袋，因为在每次姜作君加种子时其在看播种机，加完了就走。现姜作君认为，郭宪彬将播种机原九个牙轮换成八个牙后播种的3.5公顷剩余的土地及第二天播种的4.5公顷土地系正常播种量，2.8公顷及3.5公顷大部分的播种量过大，其认为每公顷已达到260-270斤的播种量，按照正常播种量为每公顷系160-180斤，每公顷多播了90多斤，因为这5公顷大豆播的过密造成每公顷减产6-7袋，现按照6袋主张，每袋为290元，共计损失8700元。并且还造成5公顷土地多播种子400斤，每斤2元，种子款800元，两项合计9100元，要求郭宪彬赔偿其经济损失。 另查明，姜作君和郭宪彬均认可，2018年播种的10.8公顷土地，因有些土地扩了边，实际比10.8公顷多，但多少双方没有量过。同时，姜作君也认可2018年所种的黄豆地里，野豆子多，土地有点荒。姜作君主张的每公顷少收获6袋，系按照2018年收获时4.5公顷土地计算，每公顷正常收16-17袋，而2.8公顷每公顷收获10袋，但对其实际收获的产量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供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结合本案，首先，姜作君为10.8公顷土地准备41袋大豆种子，其运到地里的数量，系自行陈述，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且郭宪彬也不清楚。其次，姜作君认可2018年实际播种面积比10.8公顷要多，当年地里野豆子多，土地也比较荒。再次，姜作君称在郭宪彬将播种机由九个牙轮换成八个牙轮后，每公顷的播种量达到正常170-180斤，而之前使用九个轮播的地，每公顷的播种量达到260-270斤，减少一个牙轮每公顷相差90多斤，这与事实明显不符。最后，姜作君作为雇主在播地时，其是随车负责种子和化肥的进度的，其发现播量过大时应及时调整播种量，但其并没有及时的调整，现认为系郭宪彬给地播的过密，造成了减产和多播了种子，而自己却无责任，也不符合客观事实。综上所述，姜作君从自述提供的41袋大豆种子到每公顷土地实际播种了多少量的种子以及当年收获时正常播种量土地与其主张的播密土地的产量是多少均系自行当庭陈述，其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实其主张的事实成立，本院无法确认姜作君土地减产的事实与郭宪彬的播种行为具有因果关系。姜作君主张的每公顷土地减产的损失均系自行估算，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故对其主张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姜作君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5元由原告姜作君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张彩军 二〇二〇年九月四日 书记员  张 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