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749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岳，女，1987年6月2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顺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筝，北京京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天佑，男，1988年4月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标冲，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重庆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渝北区龙溪街道金山路9号附7号。法定代表人：翁振杰，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薛平丹，女，重庆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敏，女，重庆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员工。上诉人刘岳因与被上诉人刘天佑、原审被告重庆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信托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3民初278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筝，被上诉人刘天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标冲，原审被告重庆信托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敏、薛平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刘天佑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刘天佑负担。事实及理由：一、刘岳与刘天佑信托受益权转让行为合法有效，不存在通谋虚伪。《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2009修订）》（以下简称《集合资金信托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信托计划存续期间，受益人可以向合格投资者转让其持有的信托单位。信托公司应为受益人办理受益权转让的有关手续。《信托登记管理办法》（2017年9月1日施行）第十二条规定：信托存续期间，信托登记信息发生重大变动的，信托机构应当在相关事项发生变动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就变动事项申请办理信托产品及其受益权变更登记（以下简称信托变更登记）。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信托受益权发生转让等变更事项的，信托机构应及时办理受益权变更登记。根据刘岳与重庆信托公司签订的《重庆信托九鼎共赢肆号集合资金信托合同（次级）》（以下简称《信托合同（次级）》）第二十条第1、2、3、4款约定，次级受益人的次级信托受益权可以继承，也可用于清偿到期债务。次级受益人如转让、质押其持有的次级信托受益权，需通过受托人的同意方可转让或质押。本合同项下受益人对信托受益权进行拆分转让的，不得向自然人转让。受益人转让信托受益权，应持有效证明文件与受让人到重庆信托公司（或其指定地点）申请办理转让登记手续，经重庆信托公司登记后生效。否则，不得对抗受托人。信托受益权转让后，本信托项下受益人将其权利和义务相应转让给受让人，受让人成为本信托项下新的受益人。综上，本《信托合同（次级）》项下次级信托受益权发生转让的，应经重庆信托公司办理登记，否则不能对抗重庆信托公司。本案中，刘岳在认购信托计划后一直未能兑现受益权，又因长期出国计划安排，故与刘天佑协商转让所持有的信托计划项下受益权，刘天佑最终决定由其本人受让该100万份次级受益权。后刘岳与刘天佑于2017年7月7日签署《信托受益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7月7日《转让协议》），协议约定刘岳将其所持有的案涉信托计划项下100万元信托本金所对应的次级信托受益权转让给刘天佑。标的信托受益权转让日为2017年7月7日，转让总价款为100万元。刘天佑需在不晚于2017年7月10日将转让总价款一次性支付至出让方指定的账户。同日，双方向重庆信托公司出具《信托受益权转让登记申请书》，重庆信托公司于当天完成了信托受益权转让登记。2017年8月28日，刘天佑与重庆信托公司签署《重庆信托九鼎共赢肆号集合资金信托合同（次级）之补充合同三》，约定刘天佑为该信托计划项下的次级受益人，持有该信托计划项下100万元信托本全对应的次级信托受益权。双方约定了信托计划的展期事项，及次级受益人应支付的补足金额。同日，刘天佑、复兴公司向重庆信托公司出具《承诺函》，对刘天佑自愿认购本信托次级受益权及其他事宜作出承诺。由上可以看出，刘岳与刘天佑之间转让刘岳持有的100万元对应的信托受益权行为意思表示真实，且已由信托公司办理了完整的转让登记手续，进行了公示，刘天佑后续的行为也表明其已成为该100万元对应的信托受益人，故该信托受益权转让行为真实、合法、有效。二、《重庆信托九鼎共赢肆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投资合作协议》（以下简称7月9日《合作协议》）约定的内容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以下简称《信托法》）及《信托合同（次级）》，应系无效。2017年7月9日，由于刘天佑缺少受让全部信托受益权转让价款的资金，经双方协商，暂由刘天佑以50万元的价格受让刘岳62.5%的信托受益权份额，双方签署7月9日《合作协议》，约定双方以刘天佑名义共同持有该信托计划，按约定投资比例享有对应受益人权利及承担对应义务。我国《信托法》第七条规定：设立信托，必须有确定的信托财产，并且该信托财产必须是委托人合法所有的财产。本法所称财产包括合法的财产权利。第十一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信托无效：（三）委托人以非法财产或者本法规定不得设立信托的财产设立信托：….上述法律规定可以看出，信托公司设立信托时，必须接受委托人自身合法所有的财产作为信托财产，以不得设立信托的财产包括非委托人所有的财产设立信托的，信托无效。本案中，刘天佑根据《信托受益权转让协议》及转让登记手续，已于2017年7月7日取得了该100万元对应的次级信托受益权，为次级受益人，刘岳的信托出资已转化为刘天佑的信托资金，刘岳已不是该部分次级受益权的受益人。但刘岳有权要求刘天佑根据《信托受益权转让协议》支付转让价款，双方据此已形成要求支付转让价款的普通债权债务关系。如果刘岳想再次获得该信托计划项下的信托受益权，应与信托公司重新签订《信托合同（次级）》，并以自己合法所有的财产交付信托公司取得信托受益权份额，而不能在未出资的情况下，以刘天佑的名义，在刘天佑出资的范围内享有该部分信托受益权。双方签订的该份7月9日《合作协议》，违背了《信托法》关于委托人必须以自有的合法资金出资设立信托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此外，《信托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受益人的信托受益权可以依法转让和继永，但信托文件有限制性规定的除外。《信托合同（次级）》第二十条约定，次级受益人如转让、质押其持有的次级信托受益权，需通过受托人的同意方可转让或质押。所以，次级信托受益权的转让应遵守《信托合同》约定的转让条件。刘天佑取得次级信托受益权后，如再次将部分信托受益权转让给刘岳，须取得重庆信托的同意，否则也不发生转让的效力。从代持的角度来讲，刘天佑在一审期间提到的《中国银监会关于加强信托公司结构化信托业务监管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监管通知》）第八条规定：结构化信托业务劣后受益人不得有以下行为：（一）为他人代持劣后受益权。（二）通过内幕信息交易、不当关联交易等违法违规行为牟取利益。（三）将享有的信托受益权在风险或收益确定后向第三方转让。该规定明确要求，劣后受益人不得为他们代持劣后收益权，虽该通知并非法律、行政法规，但也与《信托法》的相关规定并不冲突，且其根本目的也是为了保证信托投资人的主体资格和出资路径清晰。所以，违反该规定的代持协议应系无效。综上，7月9日《合作协议》违背《信托法》等相关规定及《信托合同（次级）》的约定，应属无效。刘天佑与刘岳的信托受益权转让协议及行为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无效情形，应属合法有效。一审法院依据本应无效的7月9日《合作协议》否定合法有效的7月7日《转让协议》的效力，属于重大事实认定错误及明显的法律适用错误，应予纠正。即便认定7月9日《合作协议》有效，7月9日《合作协议》也是7月7日《转让协议》的补充协议，两份协议内容并不冲突。三、刘天佑的恶意起诉本意是在拖延其他案件的审理。刘天佑本应当于2018年8月28日向重庆信托公司承担资金补足义务，但至今未履约，重庆信托公司已于2018年10月向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在该案的审理过程中，刘天佑向法院提出确认案涉转让协议无效，意在通过本案拖延渝中区法院案件的审理，不愿承担补足义务。自刘天佑受让信托受益权以来，其已作为信托受益人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刘岳作为转让方已从信托计划中退出，信托计划于2018年8月28日期限届满后，次级受益人如何处置自己的权利、履行义务，不仅涉及自身利益，也涉及信托计划各方当事人的利益。刘天佑于信托计划届满至今未履行资金补足义务，因此造成的损失理应由其自行承担。如果转让协议无效，则意味着刘天佑不履约造成的损失将由刘岳来承担，这显然是极不公平的。综上，刘天佑与刘岳的信托受益权转让协议系自愿签署，依法合规合法有效，刘天佑恶意提起诉讼，滥用诉权。一审法院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等方面均存在不当之处，理应给予纠正。刘天佑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刘岳的上诉请求和理由。7月9日《合作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7月7日《转让协议》是双方虚假意思表示，双方信托受益权转让行为应属无效，一审判决无误。信托计划到期之前，刘天佑出于朋友角度，同意以“受让”名义接下刘岳所持有的100万元信托份额（受益权），并帮刘岳出面代持部分受益权份额。“受让”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是为避开信托合同及相关法律法规对信托受益权转让的限制，7月7日，双方签订7月7日《转让协议》，7月9日，双方签署7月9日《合作协议》，应以在后协议为准。同日，刘天佑向刘岳实际转账为50万元，而非100万元，补仓义务也是双方按照《投资合作协议》约定的比例共同承担的。所以，7月7日《转让协议》约定的转让对价、是否全部真实转让等并非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也未得到实际履行，该协议是为了办理转让登记而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伪装行为，应属无效。对方主张7月9日《合作协议》无效缺乏法律基础。7月7日《转让协议》之前已经谈好7月9日《合作协议》。填写100万元的转让份额是为了便于转让。7月9日《合作协议》的版本是刘岳提供的，中间耗费了一部分时间。7月7日，重庆信托公司并没有完成转让登记手续。7月11日重庆信托公司明确告知刘天佑转让登记还未办好，还在协调中。《转让登记书》是7月12日补寄的，且重庆信托公司要求不填写落款日期。7月18日，刘天佑询问重庆信托公司转让登记办理情况，其答复还在办理中。刘岳并无证据证明其所主张的“刘天佑因缺少资金支付全部转让价款100万元，经双方协商再次将部分信托受益权转让给刘岳”。信托收益权转让过程中，二人签订7月9日《合作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也不存在违反《信托法》第七条规定的情况。重庆信托公司不是善意第三人，其明知刘岳与刘天佑的真实交易情况，且其工作人员在明确告知刘天佑信托受益权转让存在违规情形后，承诺会进行协调，并办理了转让登记，对登记行为负有过错。重庆信托公司一直隐瞒自己优先级受益人的身份，亦从未就产品的具体结构安排对劣后投资人进行过如实披露。重庆信托公司明知九鼎集团经营情况及信托计划的重大风险，且明知违规的情况下，要求刘天佑、刘岳重新签订《信托受益权转让登记申请书》配合办理转让登记，目的是为了保护其自身资金的安全。刘天佑与刘岳按照7月9日《合作协议》共同持有100万元对应的次级信托受益权，刘岳并未退出该信托计划，刘天佑起诉是为了实现自身的合法权益。重庆信托公司述称，7月7日《转让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其私下达成的7月9日《合作协议》，重庆信托公司不知情。刘天佑向重庆信托公司提供了资产证明，且刘天佑以自己名义补足了信托账户项下资金，证明刘天佑认可自己是次级受益人的身份，交易合法合规。且重庆信托公司已经向银监局报备，重庆信托公司办理转让登记合法合规。刘天佑属于恶意诉讼，是为了拖延另案的审理。刘天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刘天佑与刘岳之间的信托收益权转让协议无效；2.重庆信托公司撤销刘天佑受让刘岳的信托收益权转让登记；3.诉讼费由刘岳、重庆信托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6月11日，重庆信托公司作为甲方与复兴公司作为乙方签署《投资顾问协议》，约定：甲方根据信托项下次级受益人要求，聘请乙方担任“重庆信托九鼎共赢肆号集合资金信托”的投资顾问，乙方同意指派刘天佑先生作为授权代表，具体负责该信托项下的投资顾问服务。另查，刘天佑为复兴公司持股25%股东。2015年7月21日，刘岳（委托人）与重庆信托公司（受托人）签署《重庆信托九鼎共赢肆号集合资金信托合同（次级）》（以下简称《信托合同（次级）》），约定：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合法持有的资金委托给受托人，加入受托人设立的“重庆信托九鼎共赢肆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由受托人对信托资金进行集合管理、运用和处分。本信托计划期限为12个月，自信托计划成立之日起计算；本信托计划成立日以受托人公告为准。原则上本信托计划项下信托规模不低于9000万元，不超过9093万元，且优先级资金与次级资金的比例为2：1.信托计划项下的受益人包括优先级受益人和次级受益人，信托计划项下的受益权分为优先级受益权、次级受益权两类。优先级受益人享有优先级受益权，次级受益人享有次级受益权。本信托合同项下投资者为信托计划的次级受益人，享有的受益权为次级受益权。加入信托计划时，委托人交付给受托人的信托资金总额计100万元，认购本信托计划项100万份次级受益权对应的信托单位。信托计划成立后上述资金为信托财产。本信托计划由受托人按照信托合同约定对信托资金进行组合投资、管理和运用，受托人按照投资顾问指令、信托合同及信托文件约定且在不违反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情况下进行投资管理而产生的一切投资风险由信托财产承担。信托计划期限届满前，受托人按照投资顾问指令将标的股票变现，即在次级受益人按约履行信托合同约定的补足资金义务的前提下，投资顾问有权就标的股票变现价格、变现时间、变现数量等事项向受托人出具指令。受托人参考投资顾问的指令卖出股票。如次级受益人不按约履行信托合同项下任意一项补足资金义务的，投资顾问不再享有向受托人发送指令的权利，受托人对信托财产自主管理且自主决定股票变现事宜，因此给次级受益人造成的损失由次级受益人自行承担。次级受益人的次级信托受益权可以继承，也可用于清偿到期债务。次级受益人如转让、质押其持有的次级信托受益权，需通过受托人的同意方可转让或质押。本合同项下受益人对信托受益权进行拆分转让的，不得向自然人转让。受益人转让信托受益权，应持有效证明文件与受让人到重庆信托公司（或其指定地点）申请办理转让登记手续，经重庆信托公司登记后生效。否则，不得对抗受托人。信托受益权转让后，本信托项下受益人将其权利和义务相应转让给受让人，受让人成为本信托项下新的受益人。2017年6月，刘岳爱人谢振兴与刘天佑沟通将信托份额转售事宜。2017年6月5日，谢振兴向刘天佑称：你帮我试试8.5折转，如果一个月内不成就走转移受益权这条路。一审诉讼中，刘天佑称：2017年7月3日，刘天佑顾及朋友情谊表示可以50万元接部分份额，双方谈及将100万份额估价80万的问题。2017年7月3日，谢振兴向刘天佑称：我想了一晚上，这是你在帮我们，我们不划价。2017年7月7日，刘岳（出让方）与刘天佑（受让方）签署《信托受益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7月7日《转让协议》），约定：鉴于1.出让方现持有重庆信托九鼎共赢肆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项下1000000元信托资金对应的次级信托受益权。2.出让方所属信托项下的信托财产依照编号：重庆信托（XT）字第××号《重庆信托九鼎共赢肆号集合资金信托合同》（次级）及其全部补充协议/合同及与受托人往来函件的规定，由受托人管理、运用和处分。3.受让方自愿受让《信托合同》项下出让方所持有的全部信托受益权，即出让方在《信托合同》项下合计人民币1000000元信托本金所对应的次级信托受益权。4.出让方和受让方自愿依据《信托合同》等信托文件的约定，按照公平公正、自主定价的原则，实施本次信托受益权的转让。出让方和受让方现就本次信托受益权转让事宜达成如下协议，以资共同遵守。第一条转让标的。出让方将其持有的《信托合同》项下人民币1000000元信托本金所对应的次级信托受益权转让给受让方。第二条转让价格及支付方式。转让日：标的信托受益权转让日为2017年7月7日。转让总价款为1000000元。受让方需在不晚于2017年7月10日将转让总价款一次性支付至出让方指定的以下账户。合同还约定了其他内容。2017年7月7日，刘岳（出让方）、刘天佑（受让方）向重庆信托公司出具《信托受益权转让登记申请书》，该申请书载明：经出让方、受让方双方协商，出让方将其在编号为重庆信托（XT）字第××号《重庆信托九鼎共赢肆号集合资金信托合同》（次级）项下委托金额人民币1000000元对应的信托受益权转让给受让方。转让总价款为人民币1000000元。出让方、受让方一致同意，自标的信托受益权转让日（含）起，受让方享有标的信托受益权，承继基于该标的信托受益权产生的受益人权利和义务，并享有标的信托受益权自成立之日（含）起的信托收益。受让方申明：受让方在受让标的信托受益权时，已知悉《信托计划说明书》、《认购风险申明书》、《信托合同》及其补充合同/协议及双方往来函件等全部信托文件的内容。出让方和受让方共同向贵公司申请办理上述标的信托受益权的转让登记手续。一审诉讼中，重庆信托公司表示其于2017年7月7日完成信托受益权转让登记。2017年7月9日，刘天佑（甲方）与刘岳（乙方）签署《重庆信托九鼎共赢肆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投资合作协议》（以下简称7月9日《合作协议》），约定：鉴于2017年7月7日甲方与乙方已签署重庆信托九鼎共赢肆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项下1000000元信托资金对应的次级信托受益权转让协议，现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同意：自上述信托受益权转让协议签署之日起，即视为双方开始合作投资重庆信托九鼎共赢肆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合作形式：上述1000000元信托资金对应的次级信托受益权由乙方转让至甲方后，实为双方以甲方名义共同持有该信托计划，双方按约定投资比例享有对应受益人权利及承担对应义务；甲方和乙方投资比例分别为：甲方占62.5%，乙方占37.5%；甲方须向乙方支付人民币500000元，作为上述投资比例所对应信托份额的转让价款；未经甲乙双方一致同意，甲方不得单方转卖或抵押该信托计划，否则视为甲方违约，违约方应返还守约方投资本金及对应20%本金的违约金……2017年7月9日，刘岳向刘天佑支付50万元。2017年7月12日，重庆信托公司工作人员与刘天佑联系，向其发送《信托受益权转让申请书》，要求刘天佑、刘岳签字后邮寄，并要求不落日期。2017年7月13日，刘天佑向重庆信托公司邮寄材料。一审诉讼中，重庆信托公司提交刘岳（出让方）、刘天佑（转让方）签字的无落款日期的《信托受益权转让申请书》一份，该申请书载明：出让方现持有重庆信托九鼎共赢肆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项下1000000元信托资金对应的次级信托受益权。经出让方、受让方协商，因重庆信托九鼎共赢4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项下投资的股票自2015年6月至今一直处于停牌状态，因此，在次级信托受益权风险及收益均未确定的情况下，特向贵司申请出让方将其在编号为重庆信托（XT）字第××号《重庆信托九鼎共赢肆号集合资金信托合同》（次级）及其全部补充合同/协议项下委托金额人民币1000000元对应的信托受益权转让给受让方，并烦请贵司商请优先级受益人同意本次信托受益权转让事宜。受让方申明：受让方在受让标的信托受益权时，已知悉《信托计划说明书》、《信托合同》、《认购风险申明书》等信托文件的内容。2017年8月28日，刘天佑（甲方）与重庆信托公司（乙方）签署《重庆信托九鼎共赢肆号集合资金信托合同（次级）之补充合同三》，约定：根据编号：重庆信托（XT）字第××号《重庆信托九鼎共赢肆号集合资金信托合同（次级）》、编号：重庆信托（XT）字第××-1号《重庆信托九鼎共赢肆号集合资金信托合同（次级）之补充合同》、编号：重庆信托（XT）字第××-2号《重庆信托九鼎共赢肆号集合资金信托合同（次级）之补充合同二》及编号：××号《信托受益权转让协议》及信托受益权转让登记相关文件的约定，甲方为“重庆信托九鼎共赢肆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项下的次级受益人，现持有本信托计划项下100万元信托本金对应的次级信托受益权。按照信托合同及信托合同之补充合同的约定，本信托计划将于2017年8月28日到期，现经本信托计划项下全体受益人协商一致，将本信托计划再展期一年至2018年8月28日，特就相关事宜达成本补充合同，以兹双方共同遵守。甲乙双方一致同意，将本信托计划再展期一年至2018年8月28日，本信托计划经受托人与全体受益人协商一致可提前终止或再次展期，或信托财产全部提前变现之日可提前终止。因本信托计划参与定向增发的股票九鼎集团（股票代码：××）自2015年6月5日起一直处于停牌状态，经本信托计划项下受益人协商一致，本信托计划项下第二信托年度的优先级信托收益按如下原则向优先级受益人分配：根据甲乙双方签署的信托合同及信托合同之补充合同约定，且本信托计划项下全体受益人一致同意，甲方应于原信托计划到期日（即2017年8月28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将其应补足的资金102033.33元划入本信托计划的信托专户。甲方若在约定时间内未补足上述金额，全体受益人授权受托人有权终止信托合同，本信托计划提前到期，并自应付未付之日起以未付金额为基数按照每日万分之五计收违约金。2017年8月28日，刘天佑、复兴公司向重庆信托公司出具《承诺函》，载明：根据编号：重庆信托（XT）字第××号《重庆信托九鼎共赢肆号集合资金信托合同（次级）》、编号：重庆信托（XT）字第××-1号《重庆信托九鼎共赢肆号集合资金信托合同（次级）之补充合同》、编号：重庆信托（XT）字第××-2号《重庆信托九鼎共赢肆号集合资金信托合同（次级）之补充合同二》及编号：××号《信托受益权转让协议》及信托受益权转让登记相关文件的约定，本信托计划将于2017年8月28日到期，经本信托项下受益人协商一致，将本信托展期一年，至2018年8月28日，就此贵我双方签订了编号：重庆信托（XT）字第××-3号《重庆信托九鼎共赢肆号集合资金信托合同（次级）之补充合同三》。复兴公司及本信托的次级投资者刘天佑共同向贵公司确认并承诺如下：贵公司发行本信托，经复兴公司向刘天佑介绍，刘天佑自愿认购本信托项下次级信托受益权。二、受让本信托计划次级信托受益权之前，刘天佑已就本信托投资事项、运用对象（即投资于九鼎集团定向增发）等进行了尽职调查。就所做的尽职调查结果负责。贵公司对本信托项目的尽职调查和推介，并非投资本信托的依据。三、刘天佑已充分知悉并理解本信托的信托文件的全部内容，已充分知悉并理解认购本信托的次级受益权可能存在的风险及可能面临的损失，包括但不限于：本信托存续期间，如信托财产触及预警线、平仓线时次级受益人未按受托人要求追加资金，受托人按信托文件约定进行平仓操作的，次级受益人可能无法获取信托收益，甚至可能会对次级受益人信托本金造成部分或全部损失。四、刘天佑要求本信托聘请复兴公司担任本信托的投资顾问，贵公司将参考复兴公司建议将本信托认购的九鼎集团股票变现。可能存在因投资顾问建议不当、市场认知判断存在偏差等原因，贵公司在参考投资顾问建议对九鼎集团股票变现后无法取得最优投资收益，导致本信托的受益人利益未能最大化，本信托的次级受益人无法获得最佳投资收益，甚至可能面临损失的风险。五、刘天佑独立、自愿、自主做出认购本信托的次级受益权的决定，对投资本信托次级受益权可能面临的风险及损失有充分、全面的理解，并自愿承担投资本信托次级受益权可能面临的风险及损失。六、刘天佑与投资顾问复兴公司之间因认购和投资及管理、处置本信托或其他原因产生的一切纠纷、争议等与贵公司无关，由刘天佑与复兴公司自行解决。2017年9月6日，刘天佑向刘岳丈夫谢振兴发送信息称：“信托通知是本周五前，补息102033.33元”，“这个按咱们约定的合作比例，你转账过给我吧”。谢振兴问：“我需要给多少”。刘天佑回复“38262.5”。当日，刘天佑表示款项收到了。2017年9月8日，刘天佑向重庆信托公司账户支付102033.33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有两个。第一个争议焦点是刘天佑与刘岳签署的7月7日《转让协议》的效力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刘天佑、刘岳签署的7月9日《合作协议》约定自2017年7月7日双方合作投资，信托受益权转让实为双方以刘天佑名义共同持有。该合作协议的内容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刘天佑根据该合作协议支付的50万元，且当信托计划展期需要补足资金时，双方也是按该合作协议约定比例支付的资金。刘天佑、刘岳签署的7月7日《转让协议》所载明意思与双方的真实意思并不一致，比如转让对价、是否全部真实转让等。双方在签署合作协议后向重庆信托公司出具无落款日期的《信托受益权转让申请书》，申请将100万元对应的信托受益权全部转让，由此可见双方转让100万元对应的信托受益权应属通谋虚伪行为。综上，刘天佑与刘岳签署的7月7日《转让协议》是双方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伪装行为，该协议对于刘岳、刘天佑而言应属无效。第二个争议焦点是刘天佑是否有权要求重庆信托公司撤销其受让刘岳信托受益权的转让登记。重庆信托公司作出信托受益权转让登记依据的是刘天佑、刘岳之间的7月7日《转让协议》，虽然该伪装行为在其实施者之间无效，但并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刘天佑、刘岳向重庆信托公司提交双方签署的7月7日《转让协议》、《信托受益权转让登记申请书》、《信托受益权转让申请书》等材料，重庆信托公司并不知晓7月7日《转让协议》系伪装，对其信赖利益应予保护。刘天佑还与重庆信托公司签署了信托合同的补充合同，向重庆信托公司出具《承诺函》，并向重庆信托公司支付利息等，刘天佑亦在履行其作为信托次级受益人的相关权利、义务。故刘天佑主张撤销信托受益权转让登记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于2020年3月10日作出一审判决：一、刘天佑与刘岳于2017年7月7日签署的《信托受益权转让协议》无效，但不得以此对抗善意第三人；二、驳回刘天佑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本院二审期间补充查明以下事实：一、一审查明事实中“2017年7月9日，刘岳向刘天佑支付50万元”有误，应为“2017年7月9日，刘天佑向刘岳支付50万元”。二、经询，各方均认可在《信托合同（次级）》签订前，该《信托合同（次级）》所涉标的股票已经停牌，刘岳与刘天佑签订7月7日《转让协议》系在《信托合同（次级）》履行期间，且标的股票尚未复牌。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确认合同纠纷无效案件，争议的焦点在于刘岳与刘天佑签订的7月7日《转让协议》是否有效。判断合同效力应从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是否真实，是否存在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方面进行考量。关于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是否真实。根据双方的陈述，刘岳主张其签订转让协议的意思为将其持有的100万信托本金对应的次级受益权全部转让给刘天佑，在完成全部转让后双方再行约定所持比例。刘天佑主张双方签订转让协议的真实意思是以刘天佑名义按比例共同持有。对于双方签订转让协议意思表示是否真实、一致的问题，本院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论述。第一，根据双方的陈述，双方最终的目的是实现双方对于涉诉100万信托收益权按比例持有，针对双方的该意思表示，涉诉100万信托收益权即使不进行刘岳与刘天佑之间的转让，也并不影响双方对于按比例持有进行约定，即转让行为并非约定按比例持有的必要条件，但双方却签订7月7日《转让协议》对刘岳向刘天佑转让涉诉100万信托收益权进行了约定，应属双方对该行为真实的协商一致。第二，双方在签订7月7日《转让协议》后，共同向重庆信托公司出具《信托受益权转让登记申请书》载明“经出让方、受让方双方协商……，出让方、受让方一致同意……，出让方和受让方共同向贵公司申请办理……”等内容，亦进一步佐证双方对于转让行为是明知且达成一致意见。第三，对于双方所要达成的最终按比例持有的意思表示，双方已通过7月9日《合作协议》就该意思表示达成一致，故在双方签订7月7日《转让协议》时不存在以转让的虚假意思表示隐藏按比例持有的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形。第四，双方在签订7月7日《转让协议》、7月9日《投资合作协议》后，已完成相应对价支付，且在重庆信托公司要求次级受益人补足资金时，刘天佑要求刘岳按照刘岳所持有的比例向刘天佑支付补足款，刘天佑在收到刘岳的补足款后亦是以刘天佑自己的名义向重庆信托公司足额支付补足款。由此可进一步佐证双方对于先转让后按比例持有的方式是一致意见。综合以上分析，应认定双方是通过先将刘岳持有的100万信托受益权全部转让给刘天佑后，双方再行约定按比例持有，故本案所涉7月7日《转让协议》应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关于7月7日《转让协议》是否存在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本院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论述。首先，刘岳与刘天佑之间转让信托受益权的行为是否存在法律、法规禁止的情形。《信托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受益人的信托受益权可以依法转让和继承，但信托文件有限制性规定的除外。”《信托合同（次级）》第二十条第1项约定：“次级受益人如转让、质押其持有的次级信托受益权，需通过受托人的同意方可转让或质押”，第3项约定“受益人转让信托受益权，应持有效证明文件与受让人到重庆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或其指定地点）申请办理转让登记手续，经重庆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登记后生效。否则，不得对抗受托人”，第4项规定“信托受益权转让后，本信托项下受益人将其权利和义务相应转让给受让人，受让人成为本信托项下新的受益人”，由此可见，法律并未禁止受益人转让信托受益权，本案中，《信托合同（次级）》亦并未禁止次级受益人转让其受益权，仅是对转让程序、转让效力进行相应约定。故刘岳与刘天佑之间的7月7日《转让协议》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其次，关于刘天佑是否是合格的受让人的问题。《集合资金信托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前条所称合格投资者，是指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能够识别、判断和承担信托计划相应风险的人：（一）投资一个信托计划的最低金额不少于100万元人民币的自然人、法人或者依法成立的其他组织”、第二十九条规定“信托计划存续期间，受益人可以向合格投资者转让其持有的信托单位。信托公司应为受益人办理受益权转让的有关手续。信托受益权进行拆分转让的，受让人不得为自然人。机构所持有的信托受益权，不得向自然人转让或拆分转让”，现刘岳系将其持有100万元信托本金所对应的次级信托受益权整体转让给刘天佑，且约定的对价为100万元，该转让符合上述规定。第三，关于刘岳与刘天佑的转让行为是否违反相关监管政策的问题。刘天佑主张银保监会于2020年发布的《监管通知》第八条规定劣后受益人不得为他人代持劣后受益权，将享有的信托受益权在风险或收益确定后向第三方转让。对此本院认为，首先本案所涉7月7日《转让协议》为次级受益人整体转让其受益权，不存在为他人代持劣后受益权的情形，至于7月9日《合作协议》是否存在该情形，并非本案审理范围。其次，《信托合同（次级）》第二条约定了信托目的，即“受托人以信托计划名义按九鼎投资确定的发行价格以及本信托的认购额度认购标的股票，并于信托计划到期前按信托合同约定将认购的标的股票变现，从而为受益人谋取信托利益”，根据查明的事实，刘岳与重庆信托公司签订《信托合同（次级）》前标的股票即已停牌，刘岳与刘天佑的转让行为发生在《信托合同（次级）》履行期间，且当时标的股票并未复牌，因此在刘岳与刘天佑进行信托受益权转让时，本案所涉信托计划的风险和收益尚处于不确定状态，不存在《监管通知》所禁止的情形，故刘天佑认为双方的转让行为违反金融监管政策的意见不足以被采纳。综上所述，7月7日《转让协议》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的无效情形。根据以上论述，刘岳与刘天佑签订的7月7日《转让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一审法院对此认定错误，本院予以纠正。刘天佑有关要求确认合同无效的请求应予驳回，其有关要求重庆信托公司撤销信托受益权转让登记的诉讼请求应予一并驳回。综上，刘岳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3民初27857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刘天佑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6900元，由刘天佑负担（已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刘天佑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 慧审 判 员  张丽新审 判 员  张玉娜二〇二〇年九月二日法官助理  张思齐法官助理  徐军军书 记 员  杨艳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