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民终39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庆林，男，1971年5月4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纯，湖北瀛楚（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春阳，湖北瀛楚（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武汉市青山区（武汉化学工业区）八吉府街工业港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武汉化学工业区）八吉府街工业港村宋家湾150号。负责人：吕崇武，该村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文秋，湖北联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武汉市鑫远大家具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化学工业区八吉府街工业港村。法定代表人：郭义尧，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振军，湖北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高雅，湖北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武汉德昌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化学工业区八吉府街新集村五组。法定代表人：胡德安，公司总经理。上诉人王庆林因与被上诉人武汉市青山区（武汉化学工业区）八吉府街工业港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工业港村村委会），原审第三人武汉市鑫远大家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远大公司）、武汉德昌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昌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法院（2019）鄂0107民初18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20年1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因案情复杂，双方争议较大，经院长批准延长审理期限3个月。涉新冠××疫情扣除审限88天，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庆林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书，并依法改判驳回工业港村村委会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由工业港村村委会承担。其上诉理由为：一、一审法院认定王庆林“知晓其所建造的厂房被行政处罚等事宜”，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第16页第3点中载明“2014年12月，鑫远大公司法人郭义尧出具收条，证明收到王庆林缴纳罚款38,000元，可认定王庆林应当知晓其所建造的厂房被行政处罚等事宜。”这明显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一）没有证据证实王庆林对行政处罚相关全部事项（特别是房屋被没收的处罚决定）知情。1、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处罚主体是工业港村村委会和鑫远大公司，并非王庆林，王庆林未签收处罚决定书，也未被处罚机关当面告知处罚内容，无从知晓全部处罚内容。2、（2017）鄂0111刑初1072号《刑事判决书》、（2018）鄂01刑终596号《刑事裁定书》已查明事实中，均未载明王庆林对房屋没收处罚决定知情的认定，所以郭义尧的刑事调查笔录中未经前述生效法律文书认定的陈述，也不应作为认定事实依据。而且郭义尧在书面证明及当庭陈述中均明确指出，王庆林对于房屋没收处罚决定是不知情的。(二）一审法院关于王庆林对房屋没收的处罚决定知情的推论没有合理性。1、工业港村村委会及鑫远大公司仅向王庆林告知了罚款的处罚决定，并没有告知房屋被没收的处罚决定，如果王庆林对于房屋没收的处罚决定知情，在自己已遭受巨大经济损失的情况下仍向其缴纳罚款，明显是不符合常理的。2、没收房屋的行政处罚作出后，没有任何行政主管部门采取任何措施对没收房屋进行查封或控制，也没有向房屋的实际建造或使用者进行告知，更没有干涉没收房屋的继续使用，故王庆林一直在正常使用房屋并依照《土地租赁合同》约定向鑫远大公司交租。如果王庆林对房屋没收事实知情，是不可能继续交租的。反而是王庆林的交罚金及租金行为，进一步印证了其对没收房屋处罚决定不知情的事实。综上，王庆林认为，现在证据不能证明王庆林对行政处罚相关全部事项（特别是房屋被没收的处罚决定）知情，反而能够合理推论出王庆林对房屋没收处罚决定不知情的结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请二审依法纠正。二、一审法院漏查以下事实，且相关事实对案件审理有重要作用。(一）一审法院漏查没收房屋处罚决定作出后，王庆林建造的房屋未被实际没收，即行政主管部门未以任何形式控制该房屋，王庆林仍在继续使用房屋并向鑫远大公司继续交租，鑫远大公司也继续向工业港村村委会交租的事实。一审判决第9-10页载明“2012年，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对工业港村村委会、鑫远大公司做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工业港村村委会于2016年5月缴纳了违法所得和罚款共计95.16516万元；鑫远大公司于2013年1月缴纳了100万元罚款后，剩余罚款至今未缴纳，并继续经营使用未见厂房。”此处漏查王庆林建造的房屋未被实际没收，即行政主管部门未以任何形式控制该房屋，王庆林仍在继续使用房屋并向鑫远大公司继续交租，鑫远大公司也继续向工业港村村委会交租的事实。该事实对于第一点所提到的事实认定问题具有说明作用，漏查导致了第一点认定事实的错误。(二）一审法院漏查《土地租赁合同》所涉土地上建造房屋与《企业拆迁补偿协议》所涉被拆迁房屋的对应性，也没有查明补偿款分配的计算标准。一审判决现查明事实中，未载明有任何图纸、丈量记录等文件说明王庆林与关联案件当事人的三份《土地租赁合同》所涉土地上建造的房屋与《企业拆迁补偿协议》所涉拆迁房屋时完全对应的。由于没有对应的楼栋编号、位置、面积的说明性文件，一审法院无法查明工业港村村委会收到首期拆迁补偿款1385.645万元后，是按何标准、计算方式分配给包括王庆林在内的四人的。《土地租赁合同》所涉土地上建造的房屋与《企业拆迁补偿协议》所涉拆迁房屋完全对应，是一审判决成立的基础，这一点却没有查证，一审判决基本事实无法成立。补偿款的分配计算方式关系到工业港村村委会向王庆林支付款项的性质，依法应当予以查明。综上，以上漏查事实对于案件审理有至关重要意义，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或发回重审。三、一审法院认定工业港村村委会与德昌公司签订两份《企业拆迁补偿协议》系工业港村村委会与王庆林等人就拆迁建造物约定的补偿，而非工业港村村委会因土地租赁合同无效而给予王庆林等人的赔偿，这一认定明显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王庆林认为，工业港村村委会与德昌公司签订的两份《企业拆迁补偿协议》(以下简称“德昌公司《企业拆迁补偿协议》”）的性质，应当是《土地租赁合同》无法履行后进行赔偿之协议。一份合同的性质，需要通过合同订立背景、法律关系等要素综合认定，不能简单因合同名称、部分内容与其他合同的内容相似等因素，断章取义的认定合同性质。本案中，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论证德昌公司《企业拆迁补偿协议》的性质：首先，从合同订立背景分析，德昌公司《企业拆迁补偿协议》的基础是王庆林与工业港村村委会、鑫远大公司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并与《土地租赁合同》中关于合同无法履行后赔偿约定相符合。《土地租赁合同》第四条约定：“合同期内如遇国家政策等因素（如拆迁等）导致本合同无法履行，政府（或其他拆迁部门）按国家政策给予的土地赔偿归甲方（工业港村村委会）所得，对丙方（王庆林）的地面建筑物及附着物的赔偿按当时国家赔付标准由拆迁部门直接赔付给丙方。”根据该约定，在《土地租赁合同》因拆迁等政策原因无法履行时，工业港村村委会及鑫远大公司有义务确保地面建筑物及附着物拆迁补偿直接支付给王庆林。正是基于此约定，本案中拆迁情形出现后，工业港村村委会与王庆林委托的德昌公司签订两份《企业拆迁补偿协议》，以确认王庆林依约应获得获得的赔偿，暨德昌公司《企业拆迁补偿协议》是《土地租赁合同》无法履行后工业港村村委会对王庆林应获得赔偿进行确认的协议。其次，从合同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分析，王庆林与工业港村村委会之间系基于租赁合同发生的法律关系，并非拆迁关系，那么德昌公司《企业拆迁补偿协议》也只能是基于租赁法律关系达成的赔偿协议，而非拆迁补偿协议。《武汉化学工业区焦沙路改扩建工程项目征地和房屋拆迁安置工作实施方案》中载明武汉化学工业区焦沙路改扩建工程项目征地和房屋拆迁项目的征地拆迁主体为武汉化工新城建设开发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化工投公司)，征地拆迁工作安排分为两部分：“征地工作”由化工投公司与相关“村”签订征地补偿协议；“拆迁工作”由化工投公司委托拆迁代办公司实施(见实施方案第三点)。化工投公司、工业港村村委会及案外人武汉鑫威正地产代理有限公司于2015年9月18日签订的《武汉化学工业区焦沙路（化工大道-临江大道）工业港村房屋武拆迁补偿代办协议书》约定：工业港村村委会的职责仅为“（1）负责完成拆迁范围内的维稳和控违工作，对房屋拆迁工作进行全程配合及监督；（2）负责协调拆迁、政策宣传、接待上访等工作。”化工投公司“具体组织实施拆迁事务，应依据有关法律法规政策，与拆迁范围内的全部动迁单位和被拆户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并具体实施拆迁范围内全部动迁单位及拆迁户的拆迁安置补偿工作”。（见代办协议书第四项第2、3点）。化工投公司2017年2月9日向洪山区人民检察院出具《情况说明》载明：“工业港村负责拆迁范围内的维稳、控违和协调，对房屋拆迁工作进行全程配合和监督”。“鉴于工业港村鑫远大家具园的厂房规模庞大，估测就有十几万平方米，内外部法律关系又相对复杂……参考征地拆迁‘房随地老’的”操作方式，考虑到工业港村与鑫远大公司签订《土地联合经营合同书》及鑫远大家具园的房屋建设、管理和拆迁全部过程都有工业港村参与和见证的实际，2016年2-3月，根据上述各方多次协谈的结果，武汉鑫威正地产代理有限公司与工业港村签订《企业拆迁补偿协议》。通过上述文件内容可知：案涉征地拆迁项目，拆迁主体是化工投公司；案涉征地拆迁项目工作分为“征地工作”和“拆迁工作”，其中“征地工作”部分，由化工投与工业港村村委会签订征地补偿协议，“拆迁工作”部分，由化工投公司委托拆迁代办公司即鑫威正公司实施，由鑫威正公司与被拆迁户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而鑫威正公司基于“房随地走”原则，与工业港村村委会签订了《企业拆迁补偿协议》。根据上述内容可以认定，工业港村村委会实际是案涉征地拆迁项目的“土地被征收人”及“房屋被拆迁人”，没有任何法律文件赋予工业港村村委会拆迁人地位或身份，故工业港村村委会与王庆林之间不可能成立拆迁关系，那么也不可能签订所谓拆迁协议不单纯就拆迁补偿达成任何协议，王庆林和工业港村村委会之间仅仅是基于《土地租赁合同》产生租赁法律关系，也是基于该关系，签订德昌公司《企业拆迁补偿协议》，约定工业港村村委会将依据鑫威正《企业拆迁补偿协议》收到的补偿款，作为《土地租赁合同》中约定的赔偿支付王庆林，故德昌公司《企业拆迁补偿协议》只可能是基于租赁法律关系产生的，系对《土地租赁合同》无法履行后赔偿进行确认的协议。(二)、一审判决“本院认为”部分第三点第1、2项内容（一审判决第15-16页）中，认为王庆林对鑫远大公司及德昌公司的委托及转委托事项均为房屋拆迁，德昌公司《企业拆迁补偿协议》与工业港村村委会与鑫威正公司签的两份《企业拆迁补偿协议》（以下简称“鑫威正公司《企业拆迁补偿协议》”）形式、内容高度一致，故认定工业港村村委会与德昌公司签订的两份《企业拆迁补偿协议》仅仅是就拆迁建造物约定的补偿，而非工业港村村委会因土地租赁合同无效而给予王庆林等的赔偿，属于认定事不清。王庆林认为，不能简单因为形式上的对应，就推定德昌公司《企业拆迁补偿协议》与鑫威正公司《企业拆迁补偿协议》性质一致，从而否定德昌公司《企业拆迁补偿协议》系基于《土地租赁合同》无法履行后确认赔偿之协议的性质。如前所述，签订德昌公司《企业拆迁补偿协议》的基础是王庆林与工业港村村委会、鑫远大公司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并与《土地租赁合同》中关于合同无法履行后赔偿约定相符合。一方面由于这种背景和渊源，另一方面由于《土地租赁合同》中约定的合同无法履行后王庆林的获赔方式为直接取得地面建筑物及附着物的拆迁赔偿，获赔金额也就是对应拆迁赔偿款，再一方面也是为了确保王庆林顺利依照《土地租赁合同》获得赔偿，导致王庆林向受托方授权时，直接表述为“办理拆迁补偿事宜”，德昌公司《企业拆迁补偿协议》的形式与内容也直接套用了鑫威正公司《企业拆迁补偿协议》。这只是各方当事人由于《土地租赁合同》无法履行后赔偿方式与拆迁补偿直接相关而进行了混同的表述，但不能简单因为表述方式问题就否定《企业拆迁补偿协议》系基于《土地租赁合同》无法履行后确认赔偿之协议的性质。(三）、一审判决“本院认为”部分第三点第2项内容（一审判决第16页）中，认为王庆林未提交证据证实王庆林与工业港村村委会双方就土地租赁合同无效而达成赔偿协议，属于认定事实不清。如前所述，工业港村村委会之所以与德昌公司签订《企业拆迁补偿协议》，是基于《土地租赁合同》中关于合同无法履行后赔偿的约定，也是因为发生了《土地租赁合同》中约定的导致合同无法履行的拆迁情形。王庆林认为，《土地租赁合同》中关于合同无法履行后赔偿的约定（见《土地租赁合同》第四条）能够证明工业港村村委会与王庆林之间就赔偿是有合意的。一审法院强调王庆林应当就“土地租赁合同无效”达成赔偿协议进行举证，这本身就是无法实现的。德昌公司代表王庆林与工业港村村委会达成《企业拆迁补偿协议》时，《土地租赁合同》尚未确认无效，王庆林与工业港村村委会不可能就合同无效后赔偿达成合意，当时的合意就是由于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王庆林在一审庭审及书面材料中也是这样主张的）后的赔偿。《土地租赁合同》在一审中被确认无效，也就等同于合同无法履行，双方仍可适用已经达成的名为《企业拆迁补偿协议》实为确认合同无法履行后赔偿的协议。四、一审法院认为工业港村村委会与德昌公司签订两份《企业拆迁补偿协议》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利益的情形，并据此认定合同无效，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判决认定“王庆林建造的厂房已于2012年被认定为违法建筑而被没收。”（审判决第16页“本院认为”部分第三点第3项）这属于认定事实不清。2012年12月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向鑫远大公司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作出了“没收非法占用的150820.93平方米集体土地上新建的133921.13平方米厂房”的行政处罚决定，但该处罚决定并未实际执行，工业港村村委会和鑫远大公司后续一直在管理运营相关厂房并收取租金，即王庆林建造厂房并没有被实际没收，甚至与前述没收处罚决定相关的同批次厂房，至今仍在经营使用，工业港村村委会及鑫远大公司仍在持续管理运营并收租。2、一审判决认定“2014年12月，鑫远大公司法人郭义尧出具收条，证明收到王庆林缴纳罚款38,000元，可认定王庆林应当知晓其所建造的厂房被行政处罚等事宜。”（一审判决第16页“本院认为”部分第三点第3项）并以此认定“鑫远大公司明知拆迁房屋已被没收，王庆林应当知晓行政处罚事项”（一审判决第16页“本院认为”部分第三点第4项）这明显属于认定事实不清。王庆林并不知道行政处罚全部内容（特别是房屋没收内容），这一点在前文第一点中已详述，在此不再赘述。由于王庆林对没收房屋的处罚决定不知情，德昌公司也不知道没收房屋的处罚决定，鑫远大公司作为王庆林与德昌公司之间的转委托人，一直隐瞒了没收房屋的处罚决定，那么可以认定德昌公司《企业拆迁补偿协议》签订时，王庆林一方本人及受托人均对房屋没收的处罚决定不知情，德昌公司《企业拆迁补偿协议》就不存在串通损害国家集体利益情形，相应无法确认无效。五、一审法院认定“王庆林根据拆迁补偿协议取得的拆迁补偿款，因拆迁补偿协议无效，应当返还与工业港村村委会”，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没有证据证明工业港村村委会向王庆林支付款项系依据德昌公司《企业拆迁补偿协议》支付“拆迁款”，该笔款项实际是基于《土地租赁合同》支付的“赔偿款”。不能简单因为工业港村村委会收到了政府拆迁款，工业港村村委会与王庆林之间存在《企业拆迁补偿协议》，就认定工业港村村委会向王庆林支付的款项是依据该协议支付的拆迁款。款项是何性质，也还是需通过支付款项的真实意思表示和依据确认，本案中，工业港村村委会向王庆林付款，是基于王庆林与工业港村村委会、鑫威公司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不能继续履行。因此基于《土地租赁合同》无法继续履行进行的赔偿，理应为赔偿款，而非拆迁款。无论该份《企业拆迁补偿协议》性质如何以及工业港村村委会能否获得拆迁补偿，工业港村村委会均需向王庆林支付该笔赔偿款项，工业港村村委会因此也向王庆林支付了该笔赔偿款。假设该笔款项是依据德昌公司《企业拆迁补偿协议》支付，会存在以下矛盾。根据王庆林与鑫远大公司、德昌公司签订的《转委托协议》以及《承诺书》上约定的委托事项均是由德昌公司代为收取拆迁补偿款，且工业港村村委会以见证人的身份在《转委托协议》盖章，这表明工业港村村委会对于拆迁款项的支付流程应是先行支付给德昌公司，由德昌公司再行付给王庆林是知情并同意的。若该笔款项是依据德昌公司《企业拆迁补偿协议》支付，应当按照前述支付流程支付拆迁款项，而非在拆迁主体化工投公司支付拆迁款后，工业港村村委会直接将款项委托支付给王庆林。工业港村村委会在明知支付拆迁款流程的前提下仍将款项直接支付给王庆林，这更加说明案涉款项不是基于《企业拆迁补偿协议》约定的拆迁款项，而是基于《土地租赁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的赔偿约定向王庆林支付的赔偿款。(二）王庆林无需将工业港村村委会转款返还给工业港村村委会。1、如前所示，款项系独立于《企业拆迁补偿协议》的赔偿款，故无需因工业港村村委会需向化工投公司返还“拆迁款”而要求王庆林向工业港村村委会返还；2、即使认定工业港村村委会向王庆林支付款项系依据德昌公司《企业拆迁补偿协议》支付，也如前第三、四点所述，德昌公司《企业拆迁补偿协议》实际系基于《土地租赁合同》无法履行而成的赔偿协议，且该协议并未出现无效情形，则该笔款项仍应认定为基于《土地租赁合同》无法继续履行获得的“赔偿款”不因工业港村村委会需向化工投公司返还“拆迁款”而要求王庆林向工业港村村委会返还。综上所述，王庆林认为一审法院漏查、错查案件重要事实，以及在德昌《企业拆迁补偿协议》性质、效力以及案涉款项性质及返还的认定过程中，存在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之情形，请求贵院依法撤销一审法院的错误判决，保障王庆林的合法权利。工业港村村委会辩称，一审判决正确，请求维持原判，王庆林的上诉不合理。1、王庆林对行政处罚称不知情不属实。因王庆林在刑事调查笔录里均认可被罚款的事实，郭义尧对王庆林行政处罚不知情也进行过描述。王庆林与鑫远大公司之间是委托管理关系，当时是对受托人鑫远大公司进行处罚，而鑫远大公司受处罚的结果应该归于委托方，不应该以不知情而推脱法律责任；2、王庆林对行政机关实际罚没房屋并且继续缴纳房租来逃避处罚责任，至于行政机关在执行中有过失或过错是另外的法律关系，不能因此免除王庆林的返还责任。对于以什么标准来分配拆迁补偿款，详见工业港村村委会提交的证据14，王庆林向化工投公司发函，对取得拆迁补偿款的金额及依据进行过描述，取得的金额是根据房屋面积测绘资料、估价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并在函件中写明“若拆迁金额发生纠纷，则与其他方无关”，该证据证明王庆林对拆迁金额明知；3、针对王庆林认为本案拆迁补偿款系赔偿款，因王庆林租赁的土地、修建的房屋并没有办理农用地转用手续，故租赁合同系无效合同，因无效合同取得的财产应返还。并不是因为租赁关系是工业港村给付的基础。见工业港村村委会提交的证据11，胡德安对拆迁房屋没有招拍挂的事情知情，而胡德安是德昌公司的法人，最后是胡德安谈判拆迁，即王庆林的委托人对被拆迁房屋属于违法状态知情。综上，王庆林对被拆迁房屋属于违法是知情的，因此一审判决王庆林返还拆迁补偿款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鑫远大公司述称，1、一审判决结果错误，鑫远大公司支持王庆林的诉请；2、认为王庆林与工业港村村委会之间的纠纷和工业港村村委会与化工投之间的关系系两种关系，化工投与工业港村村委会之间的协议无效的法律后果并不及于本案的王庆林；3、关于王庆林与工业港村村委会所谈到的王庆林是否知情行政处罚事项，鑫远大公司的法人代表在一审中已经清楚说明，鑫远大公司认为工业港村村委会混淆了行政处罚本身和行政处罚内容两个概念，在行政处罚作出后，工业港村村委会听从相关人员的安排，即缴纳罚款使其合法化的目的而实施的相关行为，但是就没收事项而言，相关的处罚机关并未公示，并不能当然地推断行政处罚的鑫远大公司一定知悉，就行政处罚本身分析，尽管现在生效了，但是本案王庆林并不是行政处罚的具体对象，同时该行政处罚里也错误认定鑫远大公司为全部厂房所有权人，故鑫远大公司认为工业港村村委会偷换了概念；4、工业港村村委会错误界定了王庆林与鑫远大公司的关系，即管理关系。首先无论是王庆林还是鑫远大公司还是工业港村村委会，都是平等关系，并不是内部管理关系，鑫远大公司只是投资厂区内公共设施而提供服务，不能说对鑫远大公司处罚了，其效力也及于王庆林。德昌公司述称，在一审法院提出过德昌公司与鑫远大公司签委托订协议时，为了防止涉及法律纠纷，就签订了个委托协议，鑫远大公司没有跟德昌公司说厂房没收的事，跟工业港村村委会签订补偿协议时，工业港村村委会也没有说厂房没收的事，故德昌公司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签的协议。德昌公司与郭义尧、工业港村村委会签协议时，德昌公司不认识王庆林，签协议后，过了二十多天，工业港村村委会直接把钱打给了王庆林，并没有按照协议先打给德昌公司。57万元是由拆迁办与两个公司谈好的搬迁款，57万元打给德昌公司了，德昌公司当时打给胡宝兴，再由胡宝兴分别转给两个公司，一审判决中认定了该事实。德昌公司认为57万元不是拆迁款，而是搬迁款。工业港村村委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王庆林向工业港村村委会返还拆迁补偿款1,894,372元及延期支付的利息（以1,894,372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自2019年5月6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王庆林向工业港村村委会支付仲裁费235,591元；3、本案诉讼费用及相关费用由王庆林承担。案件审理过程中，工业港村村委会增加诉讼请求：确认工业港村村委会与德昌公司签订的《企业拆迁补偿协议》无效。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7年4月28日，原武汉市洪山区建设乡工业港村村民委员会，现本案工业港村村委会（甲方）与鑫远大公司（乙方）签订了《土地联合经营合同书》，主要约定为：甲方以土地入股的形式参与乙方联合经营，经营期限28年，经营面积总计200亩；甲方分红自2007年9月1日至2035年8月31日止。其中每年每亩租金3,500元，青苗费每亩按700元一次性付清，坟墓迁移按坟头每个400元一次性付清；甲方负责该土地的报批工作等，确保土地联合经营手续齐全合法。若工业港村村委会未能提供合法有效的建房手续或其他原因一年内无法建房，则顺延相应租期；乙方在每年8月30日付清当年分红，并享有使用联合经营土地的权利；合同期内，如遇国家建设或大型企业征用，要求乙方拆除所建厂房，地面附着物补偿费归乙方所有，乙方搬迁损失费、误工费由甲方承担、其土地补偿费归甲方所有。其后，工业港村村委会（甲方）、鑫远大公司（乙方）、与王庆林（丙方）签订三方《土地租赁合同》，约定：一、经甲、乙双方共同协商并同意，将位于建设乡工业港村已经出租给乙方的土地部分转租给丙方，由丙方承租后投资自主建设、自主经营，由乙方负责对工业园建好后的日常管理工作；二、丙方承租的土地位于武汉市洪山区建设乡工业港村，面积为4.39亩，租赁期限自2009年4月30日起至2037年4月30日止，共计28年。租金以每亩每年3,500元为基数，按照每亩每年递增50元；三、甲方的权利和义务。甲方负责协调上级有关部门与乙、丙方的关系，调解乙、丙方与村民之间的矛盾纠纷。甲方不参与工业园的日常管理及经营；四、合同期内如遇国家政策等因素（如拆迁等）导致本合同无法履行，政府（或其他拆迁部门）按国家政策给予的土地赔偿归甲方所得，对丙方的地面建筑物及附着物的赔偿按当时国家赔付标准由拆迁部门直接赔付给丙方；五、乙方有工业园的规划权、管理权、协助政府职能部门依法协调权。乙方拥有工业园内公共基础设施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包括水电和道路设施等……；六、丙方拥有所投资建设厂房的所有权、使用权，既可自由租赁，也可自建自用，在不违反法律的条件下可以自由组织生产。合同期满后，地面建筑物及附着物仍归丙方所有，在同等条件下丙方有优先承包该地块的权利……。2012年，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对工业港村村委会、鑫远大公司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认为鑫远大公司未经依法批准，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的规定，非法占用工业港村的150,820.93平方米（226.12亩）集体土地，建设家具工业园项目，共建有厂房113栋，建筑占地面积118,257.98平方米，建筑面积133,921.13平方米。该家具工业园所占用土地的土地利用现状用途为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其中农用地50,906平方米（76.32亩，包括菜地48,812平方米，坑塘水面和养殖水面2,094平方米），建设用地99，915平方米（149.80亩）；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为建设用地。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分别对工业港村村委会作出没收违法所得79.3043万元，罚款15.86086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对鑫远大公司作出没收133,921.13平方米厂房，罚款452.46279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嗣后，武汉化学工业区规建局和武汉化学工业区八吉府街道有关人员向曾祥国（原工业港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郭义尧送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工业港村村委会于2016年5月缴纳了上述违法所得及罚款共计95.16516万元（含对占用农用地76.32亩的罚款53，530.40元）；鑫远大公司于2013年1月缴纳了100万元罚款后，剩余罚款至今未缴纳，并继续经营使用违建厂房。2014年12月，鑫远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郭义尧出具收条，载明收到王庆林缴纳罚款38,000元。2015年10月，武汉化学工业区焦沙路改扩建工程途经工业港村鑫远大家具工业园，需拆迁胡宝兴、王庆林、钱珑三人在园区内的厂房。曾祥国（兼任焦沙路改扩建项目拆迁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隐瞒该厂房已被行政处罚决定没收的事实，由工业港村村委会向武汉化工投公司出函证明涉案厂房系王庆林、胡宝兴、钱珑投资所建，并以工业港村村委会的名义与武汉化工投公司、武汉鑫威正地产代理有限公司签订《工业港村房屋拆迁补偿代办协议书》，约定由武汉鑫威正地产代理有限公司代办并具体组织拆迁事务。2016年2月19日，武汉鑫威正地产代理有限公司与工业港村村委会签订两份《企业拆迁补偿协议》，协议约定征收工业港村村委会坐落于武汉化学工业区八吉府街道工业港村杜家井的房屋，第一份拆迁编号D196、D197、D198、D200、D204、D205的房屋建筑面积14,927.31平方米，合计补偿23,745，800元；第二份拆迁编号D199、D201、D202、D203的房屋建筑面积3,606.46平方米，合计补偿3,967,100元。在此期间，胡宝兴、王庆林、钱珑作为被征收房屋的建造人，共同委托鑫远大公司处理拆迁补偿事宜。随后，胡宝兴等三人与鑫远大公司、德昌公司签订两份《转委托协议》，约定鑫远大公司将上述《企业拆迁补偿协议》约定的拆迁编号D196、D197、D198、D200、D204、D205（房屋建筑面积14，927.31平方米）与拆迁编号D199、D201、D202、D203（房屋建筑面积3,606.46平方米）的房屋拆迁补偿事宜转委托德昌公司处理。德昌公司在获得授权后，与工业港村村委会签订两份《企业拆迁补偿协议》，拆迁编号分别为D196、D197、D198、D200、D204、D205，D199、D201、D202、D203，协议内容与武汉鑫威正地产代理有限公司签订的两份《企业拆迁补偿协议》相对应。2016年2月29日，工业港村村委会出具两份委托函，委托武汉化工投公司将拆迁款支付至武汉化学工业区政务服务中心账户。武汉化工投公司于2016年3月7日向武汉化学工业区政务服务中心80万吨乙烯工程资金管理专户支付了第一期拆迁补偿款1,385.645万元。2016年3月22日，工业港村村委会又向武汉化学工业区政务服务中心出具有关拆迁补偿款的联系函及支付明细表，将该补偿款分别支付给王庆林189.4372万元、胡宝兴507.7313万元、钱珑631.4765万元、胡德安57万元。庭审中，胡德安称57万元系代德昌公司收取，胡德安在收到57万元后，分别转给章志平33万元、王志田24万元用作搬迁费用。2018年3月，武汉化工投公司向武汉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请求确认工业港村村委会与武汉鑫威正地产代理有限公司于2016年2月19日签订的两份《企业拆迁补偿协议》无效，并要求工业港村村委会返还拆迁补偿款13,856,450元。武汉仲裁委于2019年4月作出（2018）武仲裁字第000003206号《裁决书》，裁决：（一）工业港村村委会与武汉鑫威正地产代理有限公司于2016年2月19日签订的两份《企业拆迁补偿协议》无效；（二）工业港村村委会向武汉化工投公司返还拆迁补偿款13,856,450元；（三）本案仲裁费……。仲裁裁决业已生效，因王庆林、胡宝兴、钱珑、胡德安未向工业港村村委会返还相应的拆迁补偿款，故工业港村村委会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一审法院另查明，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鄂01刑终596号刑事裁定书已发生法律效力。该裁定书认定：被告人曾祥国隐瞒该厂房已被行政处罚决定没收的事实，由工业港村村委会向武汉化工投公司出函证明涉案厂房系王庆林、胡宝兴、钱珑投资所建，并以工业港村村委会的名义与武汉鑫威正地产代理有限公司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据此，武汉化工投公司受工业港村村委会的委托于2016年3月7日向武汉化学工业区政务服务中心80万吨乙烯工程资金管理专户支付了第一期拆迁款13,856,450元。2016年3月22日，工业港村村委会向武汉化学工业区政务服务中心出具有关拆迁补偿款的联系函及支付明细表，将该补偿款分别支付给王庆林、胡宝兴、钱珑、胡德安。曾祥国在协助人民政府进行拆迁补偿的过程中滥用职权，出具虚假的权属证明等材料，致使国家遭受重大损失，其行为已构成滥用职权罪，且情节特别严重。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工业港村村委会、王庆林及鑫远大公司的诉讼主张及抗辩主张，本案争议焦点主要为：一、工业港村村委会与鑫远大公司签订《土地联合经营合同书》的性质和效力；二、工业港村村委会与王庆林及鑫远大公司签订《土地租赁合同》的性质和效力；三、工业港村村委会与德昌公司签订两份《企业拆迁补偿协议》的性质和效力。一审法院综合认定如下：一、工业港村村委会与鑫远大公司签订的《土地联合经营合同书》性质和效力。2007年4月28日工业港村村委会与鑫远大公司签订的《土地联合经营合同书》，名为联营，实为租赁，违反《土地管理法》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为无效合同。1、《土地联合经营合同书》中，工业港村村委会以土地入股，获取固定收益，其既未参与共同经营，分享联营盈利，也不承担联营风险责任。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之规定，工业港村村委会与鑫远大公司签订的《土地联合经营合同书》，名为联营实为土地租赁。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但是，兴办乡镇企业和村民建设住宅经依法批准使用本集体经济组织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或者乡（镇）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经依法批准使用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除外”之规定，以及第四十四条第一款“建设占用土地，涉及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应当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第三款“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市和村庄、集镇建设用地规模范围内，为实施该规划而将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按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分批次由原批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机关批准。在已批准的农用地转用范围内，具体建设项目用地可以由市、县人民政府批准”、第四款“本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以外的建设项目占用土地，涉及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之规定，鑫远大公司租赁工业港村村委会农用地进行建设，应当依法依程序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农用地权属变更、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建设工程施工许可等；工业港村村委会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三条“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但是，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依法取得建设用地的企业，因破产、兼并等情形致使土地使用权依法发生转移的除外”之规定，在鑫远大公司依法依规办理上述手续之后，方能签订土地租赁合同。双方签订的《土地联合经营合同书》，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为无效合同。二、工业港村村委会与王庆林及鑫远大公司签订《土地租赁合同》的性质和效力。工业港村村委会与王庆林、鑫远大公司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系土地转租合同，亦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效力性规定，为无效合同。1、工业港村村委会与王庆林、鑫远大公司签订土地转租合同，亦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三条之相关规定，办理土地权属变更、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建设施工许可等手续，方能建设系争房屋。但鑫远大公司、王庆林未能办理上述手续，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为无效合同。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之规定，合同一方当事人如有损失，可要求有过错的一方予以赔偿；均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王庆林如有损失，可以根据无效合同过错责任认定，另行主张权利。三、工业港村村委会与德昌公司签订两份《企业拆迁补偿协议》性质和效力。两份《企业拆迁补偿协议》系工业港村村委会与王庆林等就拆迁建造物约定的补偿，而非工业港村村委因土地租赁合同无效而给予王庆林等人的赔偿。该拆迁补偿协议就已被行政机关没收的违法建造物约定补偿，内容违法，系双方相互串通损害国家集体利益，属无效协议。1、该协议系德昌公司受鑫远大公司转委托，就王庆林等建造物拆迁事宜与工业港村村委会协商，完成拆迁补偿事宜。委托协议和转委托协议之中，明确委托事项为房屋拆迁。王庆林与鑫远大公司、德昌公司签订的转委托协议中，明确鑫远大公司受王庆林委托办理武汉化学工业区焦沙路改扩建项目（拆迁编号D196、D197、D198、D200、D204、D205，建筑面积约14,927.31平方米；拆迁编号D199、D201、D202、D203，建筑面积约3，606.46平方米）的厂房等拆迁补偿事宜，为提高效率，转委托德昌公司办理。2、该拆迁补偿协议与工业港村村委会和武汉鑫威正地产代理有限公司签订的两份《企业拆迁补偿协议》形式、内容高度一致，标的房屋面积、补偿款项完全相同。王庆林主张该协议系赔偿协议，其应当就与工业港村村委会形成赔偿合意进行举证，但其未提交证据证实工业港村村委会、王庆林双方就土地租赁合同无效而达成赔偿协议，也未得到工业港村村委会认可，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3、2012年12月，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针对工业港村村委会和鑫远大公司未经批准违法用地，分别给予行政处罚，没收非法占用的150,820.93平方米集体土地上新建的133,921.13平方米厂房。王庆林建造的厂房已于2012年被认定为违法建筑而被没收。2014年12月，鑫远大公司法人郭义尧出具收条，证明收到王庆林缴纳罚款38,000元，可认定王庆林应当知晓其所建造的厂房被行政处罚等事宜。4、工业港村原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曾祥国在协助人民政府进行拆迁补偿的过程中滥用职权，出具虚假的权属证明等材料，致使国家遭受重大损失，构成滥用职权罪，已受到刑事处罚，该案已审理终结。鑫远大公司明知拆迁房屋已被没收，王庆林应当知晓行政处罚事项，其依然委托德昌公司与工业港村村委会协商拆迁补偿事宜，并签订两份《企业拆迁补偿协议》，造成国有资产13，856,450元的损失，可以认定为双方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之规定，两份《企业拆迁补偿协议》属无效协议。5、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相关规定，合同无效，据此取得的财物，应当予以返还。故王庆林根据拆迁补偿协议取得补偿款1,894,372元，应当返还工业港村村委会。综上，工业港村村委会要求王庆林返还补偿款1,894,372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工业港村村委会要求王庆林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因工业港村村委会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已经实际履行（2018）武仲裁字第000003206号《裁决书》，且该裁决书中亦未要求工业港村村委会支付利息，故对此诉请，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工业港村村委会要求王庆林支付仲裁费235,591元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王庆林的抗辩主张，与庭审查明的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一、确认武汉市青山区（武汉化学工业区）八吉府街工业港村村民委员会与武汉德昌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两份《企业拆迁补偿协议》无效；二、王庆林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武汉市青山区（武汉化学工业区）八吉府街工业港村村民委员会返还补偿款1，894，372元；三、驳回武汉市青山区（武汉化学工业区）八吉府街工业港村村民委员会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3,840元，由武汉市青山区（武汉化学工业区）八吉府街工业港村村民委员会负担1,991元，王庆林负担21,849元；保全费5,000元，由王庆林负担。二审审理中，王庆林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证据名称：1.2019年6月23日案外人郭义尧出具的《证明》;2.2019年6月23日案外人郭义尧等人出具的《情况说明》;3.2019年6月27日鑫远大公司出具的《证明》;4.钱珑向鑫远大公司交租的收据。证据内容：2019年6月23日案外人郭义尧（鑫远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出具《证明》，并由郭义尧及在场人员对就前述《证明》出具过程做出了《情况说明》，表明其在被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后，未曾告知包括王庆林在内的各业主行政处罚全部事项，仅是告知了行政处罚罚款事项，未告知房屋被没收的处罚决定。王庆林于2012年行政处罚以后，仍按照《土地租赁合同》的约定向鑫远大公司缴纳租金。2019年6月27日鑫远大公司出具的《证明》表明，王庆林从2009年至2015年的土地租金已全钟结清。拟证明目的：1.王庆林对行政处罚相关全部事项（特别是房屋被没收的处罚决定）并不知情，鑫远大公司法定代表人郭义尧证言可以直接说明这一事实。2.没收房屋处罚决定作出后，王庆林建造的房屋未被实际没收，加之王庆林本身对没收事实不知情，所以继续使用房屋并向鑫远大公司继续交租，鑫远大公司也继续向武汉化学工业区交租，由此可以推断，王庆林对房屋没收事实并不知情。3.由于王庆林对没收房屋的处罚决定不知情，德昌公司也不知道没收房屋的处罚决定，那么可以认定德昌公司代表王庆林与武汉化学工业区签订《企业拆迁补偿协议》签订时，王庆林一方本人及受托人均对房屋没收的处罚决定不知情，故前述德昌公司与武汉化学工业区签订的《企业拆迁补偿协议》不存在串通损害国家集体利益情形，相应无法确认无效。证据二、证据名称：1.《武汉化学工业区焦沙路改扩建工程项目征地和房屋拆迁安置工作实施方案》;2.《武汉化学工业区焦沙路（化工大道-临江大道）工业港村房屋武拆迁补偿代办协议书》;3.案外人武汉化工新城建设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据内容：《实施方案》中载明案涉拆迁项目的征地拆迁主体为案外人武汉化工新城建设开发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化工投公司)，征地拆迁工作安排分为两部分：“征地工作”由化工投公司与相关“村”签订征地补偿协议：“拆迁工作”由化工投公司委托拆迁代办公司实施。化工投公司、武汉化学工业区及案外人武汉鑫威正地产代理有限公司于2015年9月18日签订的《武汉化学工业区焦沙路（化工大道-临江大道）工业港村房屋拆迁补偿代办协议书》约定：武汉化学工业区的职责仅为“（1）负责完成拆迁范围内的维稳和控违工作，对房屋拆迁工作进行全程配合及监督；（2）负责协调拆迁、政策宣传、接待上访等工作。”化工投公司“具体组织实施拆迁事务，应依据有关法律法规政策，与拆迁范围内的全部动迁单位和被拆户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并具体实施拆迁范围内全部动迁单位及拆迁户的拆迁安置补偿工作”。化工投公司2017年2月9日向洪山区人民检察院出具《情况说明》载明：“工业港村负责拆迁范围内的维稳、控违和协调，对房屋拆迁工作进行全程配合和监督。”“鉴于工业港村鑫远大家具园的厂房规模庞大，估测就有十几万平方米，内外部法律关系又相对复杂……参考征地拆迁‘房随地走’的操作方式，考虑到工业港村与武汉市鑫远大家具有限公司签订《土地联合经营合同书》及鑫远大家具园的房屋建设、管理和拆迁全部过程都有工业港村参与和见证的实际，2016年2-3月，根据上述各方多次协谈的结果，武汉鑫威正地产代理有限公司与工业港村签订《企业拆迁补偿协议》。”拟证明目的：武汉化学工业区实际是案涉征地拆迁项目的“土地被征收人”，并基于房随地走的原则被确定为“房屋被拆迁人”，拆迁代办机构也实际与武汉化学工业区签订了拆迁协议。没有任何法律文件赋予武汉化学工业区拆迁人地位或身份，亦无任何法律文件赋予王庆林被拆迁人地位或身份，故武汉化学工业区与王庆林之间不可能成立拆迁关系，那么也不可能签订所谓拆迁协议或单纯就拆迁补偿达成任何协议，王庆林和武汉化学工业区之间仅仅是基于《土地租赁合同》产生租赁法律关系，并遵照履行《土地租赁合同》，委托德昌公司与武汉化学工业区签订《企业拆迁补偿协议》，名为拆迁协议，实为武汉化学工业区对王庆林无法继续使用依约建造房屋的赔偿约定。证据名称：1、《转委托协议》；2、《承诺书》。证据内容：王庆林、鑫远大公司及德昌公司签署了《转委托协议》以及《承诺书》上约定的委托事项均是由德昌公司代为收取拆迁补偿款，德昌公司收到拆迁款项后向鑫远大公司转交，鑫远大公司收到德昌公司转交的款项后再向王庆林转交，且武汉化学工业区以见证人的身份在《转委托协议》盖章。拟证明目的：根据前述材料，如果认定支付给王庆林的款项是《企业拆迁补偿协议》对应款项，则武汉化学工业区应是先行支付给德昌公司，再由德昌公司支付给王庆林。但实际上，案涉款项并未按照前述支付流程进行支付，而是在拆迁主体化工投公司支付拆迁款后，武汉化学工业区直接将款项支付给王庆林。武汉化学工业区在明知支付拆迁款流程的前提下仍将款项直接支付给王庆林，这更加说明案涉款项不是拆迁款项，而是基于《土地租赁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的赔偿约定向王庆林支付的赔偿款。证据四、申请证人叶某、瞿某、胡某出庭作证，证人叶某证实2017年其和四、五十户投资的业主去建设厂房，在当地签订了三方合同，自己承租28年的地、买的变压器，所有业主对于行政处罚没收厂房不知情，2019年6月份才知道厂房被没收的事实，然后开始维权上访；证人瞿某证实2019年6月份，工业港村打电话给我们，才知道工业房是违规违建的，然后一直上访维权。证人叶某证实其是鑫远大工业港的业主，2013年交了补办证的罚单，去年突然召集我们说厂房不合法。上述证言拟证实王庆林等证人都不清楚2012年行政处罚中没收了厂房，且所有业主对行政处罚没收厂房不知情。经质证，工业港村村委会认为，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一审在2019年8月2日庭前会议，郭义尧本人出庭了，并没有证明王庆林所说，王庆林提交的新证据的形成时间为2019年6月23日、27日形成，按照形成时间应该在一审开庭时出具。对证据一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工业港村村委会在一审提交证据16，证明郭义尧对于违法占地行政处罚一事描述清楚，并以会议的形式将行政处罚书进行复印、宣读、宣传，当时业主意见很大不愿意缴纳罚款，王庆林提交的新证据与刑事案件作为判案依据的笔录是不符的。对证据一的3、4项证据无法达到证明目的；证据二不属于新证据，工业港村村委会在一审中提交的，无法达到证明目的；证据三不属于新证据，工业港村村委会在一审中提交的，无法达到证明目的。证据四证人叶某、瞿某、胡某系案外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明内容的真实性有异议，仅知晓处罚事宜，不知道房屋被罚没的事实，与郭义尧询问笔录里描述的事实有出入，对上述证人证明目的不予认可。鑫远大公司对证据一中1、2的真实性无异议，其他意见与王庆林一致。证据二、证据三不属于新证据，鑫远大公司也有，意见同一审一致。证据四证人叶某、瞿某、胡某回答不规范，但恰巧证明了相关事实，一般人无法分辨罚款与没收，鑫远大公司当时没有公示，他们又都是上访户，召开会议时也没有谈及没收的事项，故对证人叶某、瞿某、胡某的证言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认可。德昌公司对证据一不清楚，证据二、三不属于新证据。证据四没有意见。本院认为，工业港村村委会对王庆林提交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因案外人郭义尧及鑫远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郭义尧亦未出庭证实，无法达到王庆林举证目的，但钱珑向鑫远大公司交租的收据真实性予以认可。对证据二、证据三不属于新证据，一审经过举证和质证进行了认定。对证据四证人叶某、瞿某、胡某虽出庭证实，但无法达到王庆林证明目的。二审查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本案应围绕王庆林的上诉请求及理由进行审理。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工业港村村委会与鑫远大公司签订的《土地联合经营合同书》以及工业港村村委会与王庆林及鑫远大公司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均违反《土地管理法》的强制性和效力性规定，应为无效合同。案涉两份《企业拆迁补偿协议》系工业港村村委会与王庆林等就拆迁建造物约定的补偿，而非工业港村村委因土地租赁合同无效而给予王庆林等人的赔偿。根据现已发生法律效力的本院（2018）鄂01刑终596号刑事裁定书已认定被告人曾祥国（工业港村原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隐瞒该厂房已被行政处罚决定没收的事实，由工业港村村委会向武汉化工投公司出函证明涉案厂房系王庆林、胡宝兴、钱珑投资所建，并以工业港村村委会的名义与武汉鑫威正地产代理有限公司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曾祥国构成滥用职权罪，已受到刑事处罚。鑫远大公司明知拆迁房屋已被没收，王庆林亦应当知晓行政处罚事项，其依然委托德昌公司与工业港村村委会协商拆迁补偿事宜，并签订两份《企业拆迁补偿协议》属无效协议。本案中，根据王庆林的上诉意见及庭审各方陈述，一审法院对本案事实作出了全面分析和认定，并在此基础上依法作出一审判决，理由阐述充分，本院不再赘述。审理中，王庆林虽提供了证据，但该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所主张的事实，故王庆林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王庆林上诉要求改判的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840元，由王庆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龚治国审判员  胡丹丹审判员  骆朝辉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陈旭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