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辽01民终372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沈阳金尔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沈阳市沈北新区七星大街。法定代表人：郑亚芹，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利，男，汉族，住址沈阳市皇姑区，系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振革，辽宁欣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辽宁新益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沈阳市沈北新区聚农路。法定代表人：符文章，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谢飞、高思滨，该公司员工。上诉人沈阳金尔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辽宁新益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沈北新区人民法院（2018）辽0113民商初45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0日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王庆利担任审判长（并主审），与审判员鞠安成、刘春杰共同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沈阳金尔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2.请求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3.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签订的《金尔露花生米购销合同》合法有效,上诉人在履行合同中不存在违约行为。一审判决片面根据被上诉人的主张，认为上诉人为被上诉人提供的种子，不适宜被上诉人种植的区域种植。被上诉人种植该批种子的单产量，未能达到上诉人宣传所称的单产量属实。依据不具有司法鉴定资质鉴定人，对涉案化肥质量作出的《检验结果》，认定上诉人为被上诉人提供了不合格的复合肥，加重了其损害后果的发生。并按照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金尔露花生米购销合同》约定，判令上诉人承担违约责任。属于认定事实不清，违反法定程序，适用法律不当。1.上诉人提供的鲁花18号花生米种子，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且适合在辽宁地区种植。原审判决认定鲁花18花生种子不适宜在辽宁地区种植，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花生并非国家《种子法》规定的主要农作物，《种子法》仅对主要农作物和主要林木实行品种审定制度。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金尔露花生米购销合同》中提供的鲁花18号花生米种子，系由案外人山东鲁花农业科技推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鲁花公司”）育种生产，并由鲁花公司直接发送至被上诉人各个种植基地。鲁花公司在国家法律法规没有规定对非主要农作物审定的情况下，主动申请对鲁花18种子进行审定，并在2013年通过湖北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的审定。审定的目的就是为了确保鲁花18种子的基因纯度和一致性，保持品种的优良性状，促进生产和经营，该审定结果未明确指出不适宜湖北省以外的其他地区种植。辽宁省风沙地改良利用研究所出具的《2017年粮油绿色高产高效创建省级测产工作报告（花生组）》，明确鲁花18品种在辽宁省种植情况良好，经沈阳农业大学进行分析和测定，各项指标合格。辽宁省风沙地改良利用研究所系辽宁省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批准设立的辽宁省农业科学院下属事业单位，专门开展风沙地改良利用研究和工业资源利用研究的科研部门。而且辽宁省风沙地改良利用研究所出具的测产工作报告时间为2017年10月，与被上诉人种植鲁花18的年份一致。其所作出的花生测产工作报告是公正、客观、符合实际情况的，鲁花18品种适合在辽宁省地区种植。《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办法》，是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合同后颁布实施的（2017年5月1日施行），对于非主要农作物实行品种登记制度，并不是对非主要农作物种子销售的强制性规定。2018年4月23日，鲁花公司在第一时间根据《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办法》的规定，对已经审定并且销售的鲁花18号申请了品种登记，并取得登记证书，登记证书载明鲁花18花生种子适宜在辽宁省进行种植。在法律法规及任何规范性文件均没有规定，需要对每一批次生产的种子进行登记或审定，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均证明鲁花18花生种子适合辽宁地区种植，被上诉人未提供任何相反证据证明其种植的花生种子与鲁花公司种子进行登记或审定以及辽宁省风沙地改良利用研究所种植的鲁花18种子不一致的情况下。原审判决认定鲁花18花生种子不适宜在辽宁地区种植（第九页倒数第四行），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2.根据双方签订的《金尔露花生米购销合同》约定，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提供的种子符合合同约定，视为质量合格。双方在《金尔露花生米购销合同》第二条约定，被上诉人应在收到种子后20日内对种子的质量（包括对种子的水份、芽率、破粒）进行质量确认。如果被上诉人对种子的质量有异议，应书面向上诉人提出，并由双方共同委托第三方国家检测机构进行检测。如果在收货后20日内未书面提出质量异议，则视为被上诉人确认种子质量合格。该批种子早已于2017年全部种植并且收割完毕，且在花生种植期间，被上诉人也从未提出任何异议。根据金尓露公司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显示，被上诉人在花生种植过程中自称花生种子发芽正常、生长茂盛并果实成熟。一审中被上诉人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向上诉人主张过花生种子存在问题及花生生长和收获过程中存在问题。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提供的花生种子不合格或存在质量问题，一审判决认定金尔露公司违约，认定事实错误。二、上诉人在签订和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就花生单产量合同中没有约定，上诉人亦未向被上诉人作过任何承诺，被上诉人在花生种植期间及收获期间均自认花生长势及收获效果好，原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种植的花生存在减产，缺乏事实依据。本案中，花生种子是否合格，被上诉人是否存在减产或大规模歉收是本案的争议焦点。种子质量问题往往在大田种植后显现，被上诉人无论在种植期间、生长期间还是收获期间，均自认长势收获良好未提出任何异议，如果被上诉人认为种子存在问题，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或《农作物种子质量纠纷田间现场鉴定办法》规定，向种子管理机构提出申请。被上诉人是在花生收割后作物典型性状表现期根本不复存在的情况下，提起本案诉讼。一审判决仅根据被上诉人在种植收获过程中陈述与诉讼中完全不一致的陈述，认定未能达到单产量，缺乏事实依据。1.2017年9月8日花生收割前夕，被上诉人公众号上报道了在新益农公司组织全省各地农村合作社社长参观花生生产基地，所种植的花生生长态势良好，真正实现了农业增产增收。花生微信群中新益农的花生种植负责人也称总产量约500万斤（花生果），已完成合同任务，打算脱粒后送往鲁花厂。被上诉人种植负责人通过微信朋友圈向亲朋好友宣传新益农花生基地丰收。根据双方签订的《金尔露花生米购销合同》可知，被上诉人种植面积为9360亩。由此可见，花生平均每亩产量534斤，并非被上诉人在诉讼中主张的亩产180-200斤。2、被上诉人基于违约的请求权提起本案诉讼，首先应由其对上诉人的行为是否构成违约、是否造成损害进行举证。而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在履行《花生米购销合同》中存在违约行为，而且被上诉人未能提供确切产量的证据，其提供的单方制作的表格仅是被上诉人的单方主张，并不是证据。一审中，上诉人在发表质证意见中一再指出，被上诉人关乎产量的主张，没有专业的机构以正规科学的方式对花生米产量进行测量和统计，且双方未能到场，不能反映出整个鲁花18种植区域的产量。被上诉人提供的花生样品不能证明来源，更不能完整的体现出九千余亩土地种植效果。被上诉人提供采用设备的照片，由于形成、获取均不能看出是花生种植区域所采用的技术或设备，而且客观存在的各种自然因素对花生生长及产出有极大的影响作用，导致农业风险也具有广泛性、复杂性和多样性，被上诉人采用的技术不能有效的抵御全部农业生产风险。通过双方签订的合同以及鲁花公司的收购证明可知，被上诉人知晓花生种子是鲁花公司提供，且收获后由鲁花公司负责回收。收购价格偏低是由于被上诉人产出的花生米质量不符合合同约定的质量，双方议价进行回收。被上诉人在收获花生米后，在微信群中表示收获令人满意，与其诉讼中陈述相矛盾。一审中，被上诉人仅以不到2斤的花生米果实不够饱满，存在有半仁瘪粒情况，以此来证明9360亩花生田的产量，完全没有证明力，根本不能显示出种植收割后的全部情况。三、本案中，双方之间订立的是花生米购销和化肥销售两个不同合同关系。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在化肥销售合同中，为被上诉人提供了不合格的复合肥，构成违约。对于化肥买卖的违约责任，双方没有约定。原审判决按照双方在《金尔露花生米购销合同》中违约责任约定，判令上诉人承担违约责任，缺乏事实依据，适用法律不当。退一步讲，即使适用该款约定，案涉1，000，000元款项的性质，原审判决认定为定金，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判决违约金计算错误。1、2017年4月20日，双方签订《花生米购销合同》，约定：鲁花18花生米种子的总价款为3，144，960元。没有约定定金和交付的时间及数额，也没有另行签订定金合同。仅违约责任：表述为上诉人收取被上诉人定金后，在播种前不能提供合格花生种子，应当返还被上诉人定金并支付三倍种子款作为补偿。2、《花生米购销合同》中注明了使用上诉人提供的鲁花花生专用肥及相关配套技术，就化肥买卖合同，违约责任未作约定。被上诉人在双方签订《花生米购销合同》之前，于2017年4月10日向上诉人支付1，000，000元、4月19日支付2，586，200元，合计3，586，200元（含购买专用复合肥货款）。其中花生种子款合同约定为3，144，960元，被上诉人实际购买种子2，556，600元，少于合同价款588，360元。被上诉人实际购买上诉人花生专用肥8580袋，每袋化肥120元，共计1，029，600元。3、关于被上诉人4月10日支付上诉人1，000，000元款项的性质，上诉人认为是合同价款，而不是作为履行合同的担保。理由是：被上诉人于2017年4月20日签订《金尔露花生米购销合同》之前，已将该款支付，被上诉人自己提供的财务《请（借）款审批单》记载用途：“1万亩花生订单种子订金”，向上诉人支付价款时亦未明确该款项系定金。四、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第九条规定，在诉讼中，需要鉴定的，应当委托列入鉴定人名册的鉴定人进行鉴定。本案中，原审法院委托对案涉化肥质量进行鉴定的上海复昕化工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和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芭田公司），经网络检索，均不具备司法鉴定人的资质和条件，深圳芭田公司所做的鉴定结论，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原审法院依据该鉴定结论判决，严重违反法定程序。1、被上诉人申请对化肥质量进行鉴定与本案待证事实无关。根据《民诉解释》第一百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申请鉴定的事项与待证事实无关联，或者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首先，在本案中，被上诉人提出的诉讼请求是具体而且明确的，要求上诉人承担因履行《金尔露花生米购销合同》而产生的违约责任，而不是侵权责任。法院应当依据被上诉人的请求范围内开展审理活动。其次，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成立的是花生米购销和化肥销售的两个合同关系。被上诉人基于《花生米购销合同》中约定的违约条款提出诉讼请求，不涉及双方另行订立的化肥销售合同，化肥的质量问题产生的纠纷，无论是侵权责任纠纷还是违约责任纠纷，均不应是本案的审理范围，化肥的质量也不是本案的待证事实。被上诉人提出的诉讼请求明确了仅针对双方签订的《花生米购销合同》，并不涉及化肥销售合同。化肥销售合同是《花生米购销合同》外的、独立的合同，与本案无关。化肥质量也与本案无关。第三，被上诉人提供的化肥检材不是密封的，被上诉人提交的化肥来源不能确定，上诉人对于检材的真实性及关联性不予认可。2、被上诉人申请对案涉化肥质量进行鉴定，超出举证期限根据《民诉解释》第一百二十一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当事人申请鉴定应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现被上诉人在证据交换之后，才提出司法鉴定申请已经远远超出举证期限，故对其提出的与本案待证事实无关的鉴定申请法院不应准许，更不应委托鉴定或指定鉴定。3、在本案中，原审法院对案涉化肥质量，先后委托鉴定三次，在已有化肥质量鉴定合格情况下，再次在全国范围内选定委托不具有鉴定人资质的鉴定机构鉴定两次，且鉴定结论相互矛盾。首先，4月4日法院通知鉴定机构为沈阳产品质量司法鉴定中心。4月15日沈阳产品质量司法鉴定中心作出了送检化肥合格的《检验报告》。沈阳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是国家级的检验单位，有司法鉴定人资格，一审判决也明确指出该机构为技术处备案机构，其依据复合肥国家检测标准GB/T15063-2009检验上诉人提供的复合肥符合国家标准要求。在化肥检验合格的情况下，再次在全国范围内选定委托上海复昕化工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和深圳芭田公司进行检验，再次启动鉴定程序的原因没有告知上诉人，再次进行鉴定也没有通知上诉人，关于鉴定人的选择、化肥取样及送检等上诉人毫不知情，鉴定程序不符合法律规定。另选定的两家鉴定机构的工商登记信息中的经营范围均没有化肥检测，也没有鉴定人资质，鉴定程序不合法，结果不客观。深圳芭田公司，不仅不具有鉴定人资质，依据国家标准GBT15063-2009.根据该标准6.1条规定，对检验采样标准有最低要求，其出具的检验报告注明样品数量仅为2公斤。该报告的取样不符合标准规定，检测结果没有科学性，鉴定程序不合法，结果不客观。氯离子含量不是必须检测的项目。出具的《检验结果》结论：氯离子不符合。同时指出若检测结果大于3.1即为不合格产品。氯的含量过高，可能会影响种子的萌发，花生是耐氯能力中等的作物，该化肥条件下能正常生长，不影响产量和品质。被上诉人自认，全部花生发芽生长状态良好，不存在减产情况。深圳芭田公司出具的报告与沈阳质检院的检测报告氯离子含量内容冲突。沈阳质检院的报告中氯离子质量分数为1.7%，取样数量为40公斤。而深圳公司的报告中氯离子质量分数为3.3%，取样数量仅为2公斤。显然沈阳质检院的检测报告更客观、科学、公正。五、原审法院遗漏当事人，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根据《种子法》第四十六条“种子使用者因种子质量问题或者因种子的标签和使用说明标注的内容不真实，遭受损失的，种子使用者可以向出售种子的经营者要求赔偿，也可以向种子生产者或者其他经营者要求赔偿”之规定，案外人鲁花公司为本案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应当作为本案当事人参加诉讼，金尓露公司和鲁花公司均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追加当事人申请书，一审法院未予裁定也未予答复，属程序违法。2016年12月29日，案外人鲁花公司与上诉人签订《山东鲁花花生米代理服务及销售合同》一份。双方约定，由鲁花公司提供鲁花18号花生米种子并对产出的花生米进行回收。2017年4月20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金尔露花生米购销合同》，上诉人将鲁花公司提供的鲁花18号花生米良种转卖给被上诉人种植，并由鲁花公司回收产出的花生米。由于适合辽宁省种植的花生米良种及种植的技术资料和种植标准均由鲁花公司提供，且鲁花公司直接从被上诉人回购产出的花生米，产出的花生米的品质、价格等均由鲁花公司和被上诉人直接协商，付款及收货方也均为鲁花公司。上诉人没有参与产出花生米回购及产出花生米质量认定与定价协商，回购均由鲁花公司实施。鲁花公司应为本案非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应当作为本案当事人参加诉讼。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违反法定程序，适用法律不当。为此，恳请二审法院查清事实，依法改判。被上诉人辽宁新益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辩称：一、上诉人（一审被告）提供的花生种子不适合在东北辽宁地区种植，上诉人（一审被告）诉称种子手续合法且适合辽宁地区种植与事实不符。1、从辽宁省农作物新品种备案登记名录中没有鲁花18，湖北省审（认）定名单及介绍其种植范围并不包括辽宁地区。2017年双方签订《金尔露花生米购销合同》之前，根据湖北省农业厅2013年发布农作物新品种审（认）定名单及介绍，其中明确载明：鲁花18全生育期126.3天，适宜于湖北省花生非青枯病区种植。该品种说明中种植范围并不包括辽宁地区。根据2016年辽宁省农委下发关于2015年全省非主要农作物新品种备案结果通报，在附件品种目录中根本没有“鲁花18”花生品种的登记备案。上诉人诉称2018年4月23日鲁花公司取得新品种登记证书，并载明适宜辽宁种植，但是2018年的证书不能溯及证明2016年的种子合法并适合辽宁种植。2、从实际种植情况看，该种子确实不适合辽宁地区种植。答辩人2017年的实际种植情况是在辽宁地区生育期不够，花生进入霜冻期仍未成熟，但已经因霜冻全面停止生长，花生籽粒水分含量大，经收获晾晒后绝大部分呈现瘪粒状态，实际产量与品种介绍产量相差巨大，减产事实本身足以说明该种子不适合辽宁地区种植。3、答辩人对辽宁省风沙地改良利用研究所出具的测产报告（即2017年粮油绿色高产高效创建省级测产工作报告）有异议⑴测产报告的组织主体不合法，农业测产应由省地市的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牵头组织农业技术专家进行，本证据商载明的“粮油绿色高产高效创建省级测产验收组”不属于农业行政主管机关，该主体无权组织测产。⑵报告署名单位“辽宁省风沙地改良利用研究所”，是一家土地改良（土壤学）方面的学术研究机构，自身业务与花生没有专业关联性，也没有获得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委托测产的专门授权，测产的实施主体不适格。⑶测产的程序和方法不符合规定，结果无效。根据《全国油料高产创建测产验收办法》第七章花生测产办法第十七条规定：实收测产，（一）取样测产。从5个自然片中分别挑选1-2块有代表性的地块，每个地块面积不得小于3亩，所种品种必须具有代表性。在每个备选地块上选择1亩以上进行然后刨墩、摘果、去杂、称重，用水分测定仪测定含水量。（二）计算产量。实收产量（公斤∕亩）=每亩荚果鲜重（公斤）×（1-含水量%）÷（1-10%）。10%为标准含水量。⑷测产报告中测产表格的格式和具体记载信息不符合规定格式。⑸该测产报告记录了鲁花18在阜蒙县测产产量（毛鲜重）为504.41公斤∕亩，仅证明刚刚从田间摘取的花生荚果的毛鲜重，并没有测产经晾晒降水，脱粒后花生米的实际产量。所以，该证据没有说服力，不能证明鲁花18在辽宁地区产量达到504.41公斤。4、答辩人对上诉人（一审被告）提供种子的质量有权提出异议，符合法律规定。⑴购销合同第二条仅对种子的水分、芽率和破粒三项指标约定20日的检验期限，但并没有对种子的生长期以及适宜辽宁地区种植等事项作出明确的质量异议期限约定。所以，援引该条款不能当然排除答辩人的异议权，更不能因此免除被告的法律责任。本案系因被告提供的花生种子生育期不够和不适宜辽宁地区种植所导致合同纠纷，对此减产损失被告作为种子介绍者、引种者和直接销售者，应当赔偿原告的全部损失。⑵从花生外包装标识上看，明确标明“质量保证期8个月”，从答辩人购买花生种子下地播种，一直到秋季起花生现场抽检“出籽率”发现问题，前后总计5个月时间，并未超出8个月的质量保证期限。答辩人发现问题就立即向上诉人提出，完全符合合同法的法律规定。二、关于单产的推广产量以及减产情况，答辩人均有确实证据予以证明，上诉人的质疑毫无根据的。1、对于单产产量，上诉人的专家曾向答辩人承诺单产可达700斤。双方洽谈合同当时，为推销花生种子，上诉人多次派人到各种植基地开展路演活动，向种植户现场开会口头宣讲介绍高产700斤，但由于种种原因，宣讲视频未能有效保留。但是，根据上诉人（一审被告）金尔露公司提交证据材料“第106页”《山东鲁花集团农业科技公司鲁花18品种介绍》产量表现：2010年和2011年试验田试种试验，比对照品种中华4号增产9.9%和12.2%，是当地品种四粒红的两倍多。根据吉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发布的技术标准《扶余四粒红花生生产技术规程》第4.2.4项“公顷产量”：2500㎏～3500㎏。折合每亩单产333.33斤～466.67斤。上诉人金尔露公司向新益农公司推广宣传的亩产量700斤，总体相当于四粒红花生的两倍多（666.67斤～933.33斤）。可见，答辩人关于上诉人宣称亩产700斤的事实与品种介绍材料中的自认的亩产数据相一致、相符合、相统一，真实不虚。2、对于减产情况，答辩人向法院举证多组数据，其中包括种植户的各户产量报告数、花生脱粒机主的加工数据和实际回收回购的数量，该三组花生产量数据扣除合理损耗之外，总体数量接近，能相互印证，足以认定答辩人的减产事实。至于上诉人诉称花生群微信截图中有人目测500万斤的说法，当事人张春波本人已经在一审时向法院澄清情况，500万斤的说法只是其本人根据花生长势所作出的主观推测，未经科学测产，也未经实际收获验证，不具有客观真实性。三、答辩人认为化肥本是购销合同的原始约定内容之一，是购销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化肥与种子相互作用对于实现合同目的具有同等价值，二者具有不可分性，化肥不能做独立法律评价。1、化肥作为花生生长所必需的营养元素，是花生实现高产丰收必不可少的要素，花生生长离不开复合肥，花生专用复合肥更离不开花生，化肥和花生种子密不可分，供应专用复合肥明确写入合同，因此成为案涉购销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2、供应化肥是合同的从给付义务，从给付义务违约也构成合同主给付义务的违约，并承担赔偿责任。《购销合同》中被告提供的“金尔露花生专用复合肥”和“鲁花18花生种子”二者是相互关联和相互依赖的主从给付义务关系，作为供应花生复合肥这一从给付义务，它具有促进主给付义务、保证债权人利益最大实现之功能的义务。从给付义务从属于主给付义务，辅助和保证实现主给付义务，从给付义务没有履行、不完全履行或者履行不符合规定，必然连带引起主给付义务违约，并产生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法律效力。我国《合同法》第60条明确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本案中，上诉人（一审被告）提供化肥属于当事人约定的从给付义务内容，无论是主给付义务还是从给付义务，上诉人都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给予全面履行，应当按照国家法律规定提供质量合格的产品。如果，上诉人不当履行从给付义务即供应质量不合格的化肥，且单独足以影响合同目的的实现，对因此造成的损失，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3、供应化肥是本案案涉合同义务之一，答辩人（一审原告）对化肥的请求和异议属于案件的焦点之一，并不超出案件的合理审查范围。众所周知,化肥与花生具有功用性上的不可分性，本案中，对案涉花生的争议同时连带包含对花生专用肥的争议；对花生的诉请和异议，也必然包含对化肥的诉请和异议，二者具有特殊的同一性的。鉴于化肥对案涉花生生长及减产具有直接的原因力，其质量问题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所以有必要将其列入本案争议焦点之一，该争议焦点并不因此改变案件的诉讼标的和案由，也没有超出案件的审查范围一审法院的认定和裁判合法合理。四、一审法院对化肥质量的第二次、第三次检验检测程序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检验分析结果科学合理，答辩人完全同意。本案鉴于化肥对花生生长及产量的直接影响力，为查明案情，答辩人依法申请对化肥（复合肥）质量进行检测鉴定。由于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技术处没有备案专门的复合肥司法鉴定机构，因此告知双方当事人分别向法院提供检验检测机构，如果当事人不提供，则由法院指定。第一次是上诉人（一审被告）提供的沈阳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该院只能检验氮、磷、钾三项基本指标，对于答辩人在鉴定申请中所提出的其他检测事项比如生物酶、生物碱、生物黄酮、是否含有害成分以及功能肥效等均不能做出检验，氮磷钾合格不能说明化肥本身其他未检测技术指标也合格，更不能因此证明化肥整体质量合格。沈阳质检院的报告检验指标单一片面，不具有全面性和完整性，检测结果不足以采信。第二次是答辩人提供的上海复昕化工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该公司依托复旦大学技术力量，系公安局、法院委托合作单位。该机构出具的分析报告检测出磷、钾含量不足，检测出不属于营养成分的氧化铝5%，砷、铬、铅含量均大于1ppm，其对植物有明显毒害作用。第三次是法院委托深圳芭田公司，其作为我国大型专业的复合肥生产厂家，经过检测结果显示复合肥氯离子超标。以上三家单位均为检测检验单位，都不是司法鉴定机构，不适用司法鉴定的相关法律规定。诉讼实践当中，除“鉴定意见”之外，对于部分省区，部分鉴定业务尚无法定鉴定机构和鉴定人的实际情况下，为查明案件事实委托非法定鉴定机构和鉴定人进行检测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第三方检测机构坚持公平中立原则所作出的检测报告经司法机关对其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进行审查，符合证据要求的，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参考。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一条第2款规定：“人民法院准许当事人鉴定申请的,应当组织双方当事人协商确定具备相应资格的鉴定人。当事人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指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八十七条规定：“对案件中的专门性问题需要鉴定，但没有法定司法鉴定机构，或者法律、司法解释规定可以进行检验的，可以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检验，检验报告可以作为定罪量刑的参考。根据上述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规定的总体精神，答辩人认为在辽宁省内尚无“花生专用复合肥”生物成分检测项目的鉴定机构和鉴定人的情况下，根据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技术处的意见，为查明案件事实委托省外具有相应经营资格的第三方检测单位进行检测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其秉持公平中立原则所作出的检测报告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上海复昕化工公司和深圳芭田公司两家单位的检测结果都证明复合肥本身含有有毒有害成分，且营养元素含量不足，上诉人提供的化肥质量不合格是不争的事实，构成合同违约，对于答辩人的减产损失，上诉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五、答辩人对上诉人提出追加无独三提出异议。（1）“无独三”要求案件的处理结果与其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本案中，鲁花公司并不当然与本案处理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因为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本案属于合同违约纠纷，不是种子质量纠纷。在整个起诉过程中答辩人新益农公司从来没有诉称本案所涉的“鲁花18”花生种子确定来源于山东鲁花公司，也没有诉称案涉花生种子本身存在质量问题，而是始终强调上诉人金尔露公司引种给新益农公司的花生种子“生育期”不够，不适合辽宁地区种植，异地引种没有履行法定的种植试验和行政许可手续，以及案涉种子宣传介绍与实际性状表现、产量严重不符等等，这些违约责任都直接指向种子经营者、引种者、品种说明者以及种植田间管理者上诉人金尔露公司，而并不涉及种子生产者。所以，在本案答辩人一审诉讼请求范围之内，仅限于追究种子经营者、引种者、品种说明者以及种植田间管理者金尔露公司的法律责任，根本不牵涉种子生产者，更不牵涉什么山东鲁花公司。如果允许把一个与原、被告双方争议标的无直接牵连和不负有返还或赔偿义务的外人生拉硬拽加入到本诉中来，那无疑将损害答辩人的诉讼权利，法院的案件审理也不能正常进行，司法公正更无法得到保证。答辩人始终坚持认为，上诉人金尔露公司在“引种、宣传、提供种子、化肥以及后期田间管理上”有重大违约行为，而不是说“某种子生产者有产品质量侵权行为”。我们所主张的金尔露合同违约，不是种子质量侵权损害赔偿。另外，本案中，答辩人起诉只向合同相对人主张权利，没有超越合同范围而向合同以外的当事人主张权利，因为合同以外的事实我们新益农公司没有证据证明，也不清楚买卖合同以外到底怎么回事，新益农公司只知道花生种子、化肥和技术服务都直接采购自上诉人金尔露公司，至于花生种子到底来源于哪里，种子质量本身是否合格，种子是真还是假等等这一系列买卖合同以外的事情，本案均不涉及。所以，对于新益农公司与金尔露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所涉及的处理结果根本不涉及种子生产者，与种子生产者之间没有任何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一审判决结果只是对上诉人金尔露公司违反买卖合同中所约定的义务做出认定，并判令其应向新益农公司承担违约赔偿责任，对于种子本身产品质量问题，既不是原告的诉讼请求，也不在本案审理范围之内，所以本案处理结果与种子生产者（鲁花公司）不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鲁花公司不具有本案“无独三”的法律资格。综上，答辩人认为，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答辩人不同意其上诉请求，一审法院的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原告辽宁新益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判令被告金尔露公司赔偿经济损失10434880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7年4月，其与金尔露公司签订《金尔露花生米买卖合同》约定，金尔露公司为其提供“鲁花18”花生种131040公斤，单价24元/公斤。并由金尔露公司提供配套的种植技术及鲁花花生专用肥进行种植。质量合格的花生米保底价7000元/吨，随市场价格向上浮动。质量不合格，供方有权降价收购。违约责任，供方收取买受人定金后，在播种前不能提供合格花生种子，应返还买受人种子定金，并支付三倍种子款作为补偿。合同签订后，其同年4月10日支付金尔露公司100万元的定金，后于4月19日支付金尔露公司131040公斤种子余款及肥料款2586200元。嗣后，其按照金尔露公司提供的技术及要求，将购买的花生种子种植在租赁的耕地。花生生长初期，长势比较良好。其一直按照金尔露公司要求进行施肥，并提供的田间管理技术进行田间管理。花生收获时，发现产出的花生米半仁、干瘪，亩产量在90-100公斤，同时，金尔露公司亦未能按照约定的保底价格为其结算，给其造成了巨大损失。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系被上诉人以上诉人出售的种子不适合辽宁地区种植、种子质量不合格等为由提起本案诉讼，要求上诉人承担违约责任。但案涉种子的生产方为案外人山东鲁花农业科技推广有限公司，鉴于上诉人在本案中亦申请追加案外人山东鲁花农业科技推广有限公司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故本案应追加山东鲁花农业科技推广有限公司为第三人，以查清案涉种子质量合格与否，上诉人应否承担违约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沈阳市沈北新区人民法院（2018）辽0113民商初4565号民事判决；二、发回沈阳市沈北新区人民法院重审。上诉人沈阳金尔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84409元，予以退还。审判长  王庆利审判员  鞠安成审判员  刘春杰二〇二〇年九月二日法官助理李国楠书记员关瑞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