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沪02民终782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星轶影院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嘉定区。法定代表人：王晓松，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孔庆。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杰。上诉人(原审原告)：江苏星轶影院管理有限公司长春分公司，营业场所吉林省长春市。负责人：姜元鑫，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杰。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中影营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法定代表人：喇培康，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美妍，北京市高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丽华，北京市高朋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上海星轶影院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星轶公司)、上诉人江苏星轶影院管理有限公司长春分公司(以下简称江苏星轶长春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北京中影营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中影公司)广告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2020)沪0114民初10564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案于2020年9月1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的规定，本院依法由法官一人独任审理。本院于2020年9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上海星轶公司、江苏星轶长春分公司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杰，被上诉人北京中影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美妍、吴丽华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上海星轶公司、江苏星轶长春分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2020)沪0114民初10564号民事裁定，指令一审法院继续审理本案。事实和理由：一、上海星轶公司与案外人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电影营销策划分公司(以下简称北影分公司)签订的《影院银幕广告合作协议》中争议解决条款对江苏星轶长春分公司和北京中影公司无约束力。因江苏星轶长春分公司和北京中影公司并非合作协议的签约方，故《影院银幕广告合作协议》中约定的由位于北京的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管辖的条款对以上两者均无约束力。二、上海星轶公司、北影分公司和北京中影公司签订的《权利义务转让协议》相较于《影院银幕广告合作协议》有优先性和替代性。因《权利义务转让协议》第五条约定，本协议与原合同［《影院银幕广告合作协议》及《影院银幕广告合作协议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约定不一致之处，以本协议为准。所以就管辖争议而言，《权利义务转让协议》中约定的诉讼管辖优先于《影院银幕广告合作协议》中约定的仲裁管辖。故一审法院仅根据《权利义务转让协议》第六条中“本协议”来判定诉讼管辖范围不能扩大至因《影院银幕广告合作协议》而产生的争议，属于事实认定不清。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第三十三条，《影院银幕广告合作协议》中的仲裁管辖约定无效。《民诉法解释》第三十三条规定“合同转让的，合同的管辖协议对合同受让人有效，但转让时受让人不知道有管辖协议，或者转让协议另有约定且原合同相对人同意的除外”。本案中，《权利义务转让协议》中对于管辖权作出了不同于《影院银幕广告合作协议》的约定，即“转让协议另有约定”，且因《影院银幕广告合作协议》相对人，即北影分公司在《权利义务转让协议》上盖章符合“原合同相对人同意”，故《影院银幕广告合作协议》中约定的仲裁管辖无效。一审法院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以下简称《仲裁法》)第五条裁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四、一审裁定与已生效判决和裁定相悖，会造成法律矛盾。本案当事人就该《影院银幕广告合作协议》发生过多起类似纠纷，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在其作出的(2019)沪0114民初7559号裁定中认定《权利义务转让协议》中诉讼管辖的约定是对于《影院银幕广告合作协议》《补充协议》以及《权利义务转让协议》项下发生的纠纷而重新合意选择法院管辖。本院在其作出的(2019)沪02民辖终578号裁定对上述结论予以维持。除此之外，一审法院已经基于相同的管辖条款就其他合同案件进行了审理并作出(2019)沪0114民初14291号判决，北京中影公司在该案中接受了《权利义务转让协议》中的诉讼管辖并应诉，该案判决说明一审法院已对诉讼管辖进行了审理并予以认定。而本案裁定否认诉讼管辖与已生效判决和裁定相互矛盾。综上，请求撤销一审裁定，指定一审法院继续审理。被上诉人北京中影公司辩称，一、《影院银幕广告合作协议》约定的仲裁管辖对于江苏星轶长春分公司和北京中影公司有效。就《影院银幕广告合作协议》所约定的仲裁管辖条款本身而言，有明确仲裁意思表示，且仲裁事项、仲裁委员会的选择，完全符合《仲裁法》第十六条对于仲裁协议有效性的要求，故仲裁管辖条款合法有效。对于非《影院银幕广告合作协议》签约方的江苏星轶长春分公司以及北京中影公司而言，该仲裁管辖条款仍有约束力。江苏星轶长春分公司因为其与上海星轶公司、北影分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第五条约定“本协议为原协议的补充协议，如本协议与原协议有冲突之处以本协议为准，其他条款均按照原协议执行”，该《补充协议》中并未约定争议解决条款，故江苏星轶长春分公司受原协议即《影院银幕广告合作协议》中仲裁管辖条款的约束。对于北京中影公司而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以下简称《仲裁法解释》)第九条规定“债权债务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的，仲裁协议对受让人有效”，北京中影公司在受让债权债务时已经知晓并且同意《影院银幕广告合作协议》中的仲裁管辖条款，故北京中影公司同样受该仲裁管辖条款的约束。二、《权利义务转让协议》约定的诉讼管辖条款不应做扩大解释为对《影院银幕广告合作协议》中仲裁条款的变更。《权利义务转让协议》和《影院银幕广告合作协议》分别就各签约主体的权利义务内容进行约定，故两者不具有关联性。《权利义务转让协议》中约定的诉讼管辖仅适用于基于该转让协议产生的争议，而本案的争议源于《影院银幕广告合作协议》，应适用《影院银幕广告合作协议》约定的仲裁管辖。上述结论可在同类案件经由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作出的［2020］中国贸仲京字第033032号《管辖权决定》得到印证。三、一审裁定与已生效判决和裁定不冲突。就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沪0114民初7559号裁定和(2019)沪0114民初14291号判决而言，双方当事人在首次开庭前均未向法院提及仲裁管辖条款的存在，根据《仲裁法》第二十六条，“当事人达成仲裁协议，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未声明有仲裁协议，人民法院受理后……另一方在首次开庭前未对人民法院受理该案提出异议的，视为放弃仲裁协议，人民法院应当继续审理”，故法院在此两案中拥有管辖权且因与本案存在程序上的明显不同而不会产生法律矛盾。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上诉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北京中影公司继续履行2016年10月31日与上海星轶公司签署的《影院银幕广告合作协议》、2017年7月24日与上海星轶公司、江苏星轶长春分公司签署的《影院银幕广告合作协议补充协议》以及2018年9月4日与上海星轶公司签署的《权利义务转让协议》；二、判令北京中影公司向江苏星轶长春分公司支付广告预付款人民币331，878.61元(以下币种同)；三、判令北京中影公司向上海星轶公司支付延迟付款违约金(以331，878.61元为本金，自2019年7月28日起按照日千分之五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四、如不能继续履行的，则判令北京中影公司按照合同约定的结算比例与判决前已查明的江苏星轶长春分公司实际票房乘积向江苏星轶长春分公司支付实际合同费用和损失(其中实际合同费用计算至法院确认的合同解除之日，损失自合同解除次日起算至2020年7月27日合作期满)。一审法院认为：一、上海星轶与北影分公司签订的《影院银幕广告合作协议》第七条中约定：“如因履行本合同发生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任何一方有权向位于北京的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适用该仲裁委员会届时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该仲裁条款明确有效；二、上海星轶公司与北京中影公司、北影分公司签订的《权利义务转让协议》约定，北影分公司在《影院银幕广告合作协议》项下的权利义务全部转让给北京中影公司，另在第五条中约定：“因本协议所产生的任何争议，三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向原告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影院银幕广告合作协议》与《权利义务转让协议》针对不同事项作出了权利义务安排，《权利义务转让协议》中有关诉讼管辖的约定仅限于该协议本身所生的争议，不应视为对《影院银幕广告合作协议》项下仲裁条款的变更，亦不能扩大适用于因《影院银幕广告合作协议》所生争议；三、上海星轶公司和江苏星轶长春分公司对北京中影公司提起一审诉讼系基于《影院银幕广告合作协议》，因此而生的纠纷仍应适用该协议中的仲裁条款，故双方争议应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解决。裁定：驳回上海星轶影院管理有限公司、江苏星轶影院管理有限公司长春分公司的起诉。本院认为，根据《权利义务转让协议》第五条约定的“本协议与原合同约定不一致之处，以本协议为准；本协议未约定的内容，以原合同为准”以及“甲、乙双方……签订《影院银幕广告合作协议》……且双方后陆续与乙方新开业的影城签订《银幕广告合作协议补充协议》(如下简称‘原合同’)”等内容可以看出，签约各方的意思表示是将《权利义务转让协议》和《影院银幕广告合作协议》《补充协议》视为一个整体进行相互补充和完善而并未将前述协议文本互相分割独立。如果确如北京中影公司所言，《权利义务转让协议》和《影院银幕广告合作协议》分别就各签约主体的权利义务内容进行约定，两者可以互相割裂，各方则实无必要在《权利义务转让协议》中作出前述表述。因此，《权利义务转让协议》中的诉讼管辖条款中的“本协议”应包含《影院银幕广告合作协议》以及《补充协议》，该条款中“因本协议所产生的任何争议”应该包含基于《影院银幕广告合作协议》以及《补充协议》而产生的争议而非仅针对于基于《权利义务转让协议》本身所产生的争议。根据《权利义务转让协议》第五条“本协议与原合同约定不一致之处，以本协议为准”，就争议管辖而言，当《权利义务转让协议》与原合同即《影院银幕广告合作协议》以及《补充协议》进行了不同的约定时，应适用《权利义务转让协议》第六条约定的由“原告所在地人民法院”进行诉讼管辖而非《影院银幕广告合作协议》中约定的仲裁管辖。《民诉法解释》第三十三条规定：“合同转让，合同的管辖协议对合同受让人有效，但转让时受让人不知道有管辖协议，或者转让协议另有约定且原合同相对人同意的除外”，本案中《权利义务转让协议》对管辖有不同于《影院银幕广告合作协议》的约定即可认定“转让协议另有约定”。根据《仲裁法解释》第九条，“债权债务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的，仲裁协议对受让人有效，但当事人另有约定、在受让债权债务时受让人明确反对或者不知有单独仲裁协议的除外”。本案中在后签订的《权利义务转让协议》中当事人就争议管辖条款作出明显不同于《影院银幕广告合作协议》的约定足以说明本案符合“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法定情形，所以仲裁协议对于受让人无效。故从当事人意思表示解释以及法律适用的角度都可以充分合理地说明《权利义务转让协议》中的诉讼管辖条款从实质上将基于《权利义务转让协议》《影院银幕广告合作协议》以及《补充协议》产生争议的解决方式从仲裁变更为诉讼。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裁定驳回上海星轶公司、江苏星轶长春分公司的起诉，有所不妥，一审法院应当对本案进行实体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十三条、第三百三十二条的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2020)沪0114民初10564号民事裁定；二、本案指令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审理。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员  李非易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五日书记员  郑文浩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人民法院裁定的上诉案件的处理，一律使用裁定。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十三条合同转让的，合同的管辖协议对合同受让人有效，但转让时受让人不知道有管辖协议，或者转让协议另有约定且原合同相对人同意的除外。第三百三十二条第二审人民法院查明第一审人民法院作出的不予受理裁定有错误的，应当在撤销原裁定的同时，指令第一审人民法院立案受理；查明第一审人民法院作出的驳回起诉裁定有错误的，应当在撤销原裁定的同时，指令第一审人民法院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