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5925号上诉人（原审第六被告）：吕运鸿，男，1966年7月28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绍安，广东谨然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第四被告）：中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桐庐经济开发区梅林路699号B座304室。法定代表人：唐建民，职务：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熊继栋，男，该公司职员。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强，男，该公司职员。上诉人（原审第八被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中路268号1506房自编A。负责人：吴杰辉。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庆东，广东君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易某1，男，2013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吴川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易某2，男，2015年4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吴川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易海（曾用名：易淫海），男，1986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吴川市，又是上列两被上诉人的法定代理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易亚轩，男，1962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吴川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梅青，女，1962年2月2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吴川市，上列五名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易学超，广东正大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列五名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苏燕仪，广东正大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一被告）：关伟伟，男，1986年9月18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洪洞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彦君，广东汇迅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二被告）：广州绿圆鑫能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沙湾镇市良路（西村段）912号（宿舍楼）108房。法定代表人：刘建祥，职务：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付停欣，女，该公司职员。委托诉讼代理人：钟义汶，男，该公司职员。被上诉人（原审第三被告）：广州畅易顺供应链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燕岭路89号1907房。法定代表人：谭小龙。委托代理人：栾宇新，广东穗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五被告）：陈霞芳，女，1966年9月21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绍安，广东谨然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七被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花都支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建设北路127号丽晴轩04-06号一楼商铺。负责人：刘柱棉，职务：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欢，男，该公司职员。上诉人吕运鸿、中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易海、易某1、易某2、易亚轩、杨梅青、关伟伟、广州绿圆鑫能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广州畅易顺供应链有限公司、陈霞芳、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花都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5民初113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于2020年5月13日作出判决：一、第七被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花都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在120000元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的范围内，赔偿医疗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交通费、误工费、精神损害赔偿金共计120000元给原告易海、易某1、易某2、易亚轩、杨梅青；二、第八被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在100万元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内赔偿死亡赔偿金1000000元给原告易海、易某1、易某2、易亚轩、杨梅青。三、第一被告关伟伟、第四被告中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第六被告吕运鸿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连带赔偿医疗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交通费、误工费共计418151.15元给原告易海、易某1、易某2、易亚轩、杨梅青；四、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20178元，由原告自负2024元，被告关伟伟、中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吕运鸿共同负担4935元，被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花都支公司负担1416元,被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负担11803元。原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向本院支付应负担的上述受理费。上诉人中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中通公司”）不服上述一审判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发回重审或改判中通公司对本案无需连带赔偿418151.15元；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中通公司经营的快运(零担物流)业务无需取得快递业务经营许可证，一审法院错误的将中通公司经营的快运(零担物流)业务当作快递业务，以致于错误的认定中通公司将业务许可给没有资质的个人。一审法院混淆了对快运业务(行业内称零担物流，中型普货运输，适用增值税税率9％)和快递业务(快递业务适用增值税税率6％)认知。快运(零担物流)业务与快递业务属于不同的经营范围，属于不同的业务，不能将快递业务和快运业务混为一谈，中通公司实际上没有经营快递业务，经营快运业务无需取得快递业务经营许可证。二、一审法院对海珠二部网点的实际经营主体认定错误。海珠二部网点的实际经营主体是广州阳和物流有限公司，而不是吕运鸿，中通公司通过特许经营许可的方式将海珠二部网点的快运(零担物流)业务交由给广州阳和物流有限公司，并与广州阳和物流有限公司签订《特许经营(加盟)合同》。虽然中通公司与广州阳和物流有限公司在2016年5月第一次签的《特许经营(加盟)合同》没有广州阳和物流有限公司的盖章，但被特许人一方的法定代表人一栏处有广州阳和物流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吕运鸿的签名。广州阳和物流有限公司并不是在加盟合同签订以后应中通公司的要求才成立，根据《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中通公司有理由认为被特许人的签约主体就是广州阳和物流有限公司。在签约后，广州阳和物流有限公司在多个网站上也是以自己的名义进行物流业务宣传及人员招聘，结合关伟伟“我是2018年12月中旬通过公司的招工广告，应聘到中通快运海珠二部工作”的陈述，说明吕运鸿并不是使用个人名义对外宣传、经营的。海珠二部网点负责人吕运鸿提出续签时，使用的也是广州阳和物流有限公司的名义与中通公司签订《特许经营(加盟)合同》。吕运鸿经营海珠二部网点，是以广州阳和物流有限公司的名义经营。一审法院对中通公司提交的证据材料予以忽视，进而认定中通公司是将快运(零担物流)业务发包给没有资质的个人是错误的。广州阳和物流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吕运鸿，同时也是公司的全资出资股东，存在股东与其公司人格混同的情形。一审法院对此未加审查，认定海珠二部网点的实际经营人为吕运鸿，有失偏颇。三、无论《特许经营(加盟)合同》中的被特许人是吕运鸿，或是广州阳和物流有限公司，与中通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均应是特许经营法律关系，《特许经营(加盟)合同》均应有效，各自作为独立的民事活动主体，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独立对外承担法律责任，而不是一审法院认定的发承包关系。《特许经营(加盟)合同》不违反法律规定，不存在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应属有效，无论相对方是吕运鸿，或是广州阳和物流有限公司。根据《特许经营(加盟)合同》第8.1条约定：“被特许人对外独立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独立承担法律责任，与被特许人不存在任何代理或隶属关系……被特许人经营货物运输业务所产生的经济损失、法律责任由被特许人自行承担；若与第三方产生纠纷，被特许人应自行妥善处理，并承担全部责任……”。故被特许人经营区域内产生的纠纷应由被特许人负责并独立承担法律责任，中通公司不应承担易海等人主张的损害赔偿责任。四、一审法院错误将道路交通事故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规定的安全事故予以等同。本案属于机动车交通事故引发的纠纷，应适用《侵权责任法》《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有关的法律法规，而不应适用《安全生产法》的规定。综上，中通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关伟伟在事发时的行为并非受中通公司的指派，不是为中通公司提供劳务的职务行为。中通公司不是肇事车辆的所有人和使用人，对本案事故的发生也不存在过错；中通公司与广州阳和物流有限公司(或吕运鸿)，的特许经营关系，与本案交通事故的发生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故侵权责任要件不具备，不应由中通公司承担侵权责任。上诉人吕运鸿不服上述一审判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改判驳回一审原告的相应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未依职权行使法院的调查权对一审原告提交的广州康帝皮革制品有限公司出具的工作证明等进行调查核实，从而轻率地适用城镇居民标准计算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等，极大地损害了吕运鸿的正当权益。上述《工作证明》，既没有劳动合同、社保资料，也没有工资表、工资支付证明，甚至于也没有用工登记表等书面文件予以佐证，其虚假性显而易见，一审法院适用城镇标准计算相关费用错误，判决保险公司承担1120000元后，判决其连带赔偿418151.15元，显失公平。二、一审判决车主及出租方无需承担法律责任，有违交通事故特殊侵权法的有关法律规定，车主及出租方承担的责任理应在其担责之前承担。三、吕运鸿是广州阳和物流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有权以广州阳和物流有限公司的名义与中通公司签订合同，《特许经营(加盟)合同》是广州阳和物流有限公司与中通公司签订的合同。上诉人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以下简称为：“阳光保险广州公司”）不服上述一审判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驳回易海、易某1、易某2、易亚轩、杨梅青对阳光保险广州分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阳光保险广州分公司在100万元第三者责任保险范围内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理由如下：(一)案涉粤ADl7706号车辆由广州绿圆鑫能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绿圆公司”)向阳光保险广州分公司投保了第三者责任保险，赔偿限额为100万元。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的规定，结合《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以下简称为：“保险示范条款”）第24条第二项第l点的约定“在上述保险责任范围内，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二)驾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1、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阳光保险广州分公司在商业三者险不应负赔偿责任。1.驾驶人关伟伟明知发生撞人的交通事故仍驾车离开现场。在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海珠大队对被询问人黄庚兴、张峰鸣询问笔录及对被讯问人关伟伟讯问笔录3份笔录中，足以证实关伟伟事发当时明知发生了撞人的交通事故仍驾车离开现场。2.驾驶人关伟伟明知发生了撞人的交通事故未依法采取措施，违反法定义务，是导致此次事故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0条以及《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13条的规定，驾驶人在道路上发生死亡、伤人交通事故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并立即报警是其法定义务。关伟伟在本案中违反了上述法定义务。根据《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对道路交通事故证据及事故形成原因分析，关伟伟发生交通事故后未保护现场，其过错行为是导致此次事故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3.驾驶人关伟伟明知发生了撞人的交通事故仍驾车离开现场不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记载事故发生后关伟伟本人并无伤害，因此，关伟伟在自身并无伤害且在非为救治伤者的情况下仍驾车离开现场完全不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二)发生保险事故时案涉车辆未按规定检验，依据保险示范条款第24条第(三)项第1点约定，阳光保险广州分公司责任免除，不应负赔偿责任。在本案中，案涉车辆检验有效期至2019年1月31日，发生交通事故时未按规定检验，处于“脱审”未年检状态。事故车辆未经年检与发生交通事故之间虽不存在因果关系，但阳光保险广州分公司在本案中承担赔偿责任的前提条件是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既然保险示范条款明确约定了上述责任免除情形，那么就应当依据最大诚信原则按合同约定履行。(三)虽然保险示范条款为格式条款，但保险合同订立时，绿圆公司已领取了保险示范条款及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阳光保险广州分公司对上述保险示范条款中的免责条款，均以加黑加粗字体向其作出了提示，阳光保险广州分公司已履行了的提示、说明义务，绿圆公司也在投保单上的投保人声明栏、投保人声明书上盖章确认。因此，上述免责条款均已产生效力。依据上述免责条款，阳光保险广州分公司应当免责，不应在本案中承担赔偿责任。二、被上诉人易海、易某1、易某2、易亚轩、杨梅青（以下简称为：“一审原告方”）未能充分举证证明受害人易燕玲在死亡前一年在城镇居住并有固定收入，因此，一审法院错误认定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按“城镇标准”计算。一审原告方在一审中所提交的由广州康帝皮革制品有限公司出具的《工作证明》以及由广州市海珠区南洲街大沙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居住证明》均只有单位盖章，没有上述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盖章，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115条的规定，不具有证据效力，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一审原告方所提交的受害人易燕玲《中国建设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只显示受害人易燕玲2018年5月至2018年11月劳务费收入，并未举证证明受害人易燕玲在死亡前一年内有固定收入。综上，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应按“农村标准”计算。三、即使易燕玲的母亲杨梅青、儿子易某1、易某2三名被扶养人生活费符合按“城镇标准”计算，但一审法院认定被扶养人生活费为28875元/年×(4620+5143天)÷365天÷2人+28875元/年×20年÷4人=530548.46元，也是错误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8条第2款的规定，一审法院对上述三名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计算，年赔偿总额累计已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请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以维护阳光保险广州分公司的合法权益。针对中通公司的上诉，一审原告方辩称：中通快运海珠区二部的实际经营人是吕运鸿，一审判决对此事实认定是正确的。由于吕运鸿没有相应的资质许可，吕运鸿与中通公司的合作模式，不符合特许经营的模式，双方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内部承包关系。中通公司所称的快运行业不需要相应资质是错误的，中通公司与吕运鸿签订的合同明确约定，被特许人应当是有相应资质的企业法人，而吕运鸿是个人，不具备相应的经营资质。中通公司在明知吕运鸿没有相应资质的情况下，将中通快运广州海珠二部发包给吕运鸿经营，且其在经营过程中因为没有确保经营安全而发生的事故，根据安全生产法律的规定，中通公司将生产经营项目发包给不具有相应资质的个人，导致了本案的发生，依法应当与吕运鸿、关伟伟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上诉人关伟伟辩称：不同意中通公司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绿圆公司辩称:不同意中通公司的上诉请求，本案所有的上诉人均没有提出要求我方承担责任的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仅限于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因我方出租的案涉车辆至今仍未归还，且一直未收取租金，我方请求广州畅易顺供应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畅易公司”）、吕运鸿尽快交还车辆并补足租金。被上诉人畅易公司辩称：同意一审判决的认定。被上诉人阳光保险花都支公司辩称：不发表意见，由法院认定。被上诉人陈霞芳辩称：不发表意见。上诉人吕运鸿辩称：同意中通公司的上诉理由，吕运鸿是代替广州阳和物流有限公司与中通公司签订的加盟合同，不是其个人行为，其个人是没有相关的物流资质的。上诉人阳光保险广州分公司辩称：中通公司是否需要承担责任以及承责的方式和数额由二审法院依法作出认定。针对吕运鸿的上诉，一审原告方辩称：中通快运特许经营合同是吕运鸿与中通公司签订的，并非广州阳和物流有限公司与中通公司签订的。吕运鸿在其与中通快运签订合同时，并没有表明其广州阳和物流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身份，以及没有表明其是代表广州阳河物流有限公司所作出的行为，因此该合同应当是吕运鸿本人所作出的行为。吕运鸿主张应当由广州阳和物流有限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是错误的。关于损失认定的问题，一审法院按照2019年度全省国有单位在职职工年平均工资计算丧葬费，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一审原告方在一审中已提交工作证明，居住证明、银行流水等证明，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受害人易燕玲在事发前一年居住以及生活消费均在广州，并且有固定收入。一审原告方也提交了易海的银行流水工作证明，作为证据，用以证明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应当适用城镇标准计算。易海和死者是夫妻关系，共同在广州生活居住，易海的收入为夫妻共同财产，也属于死者收入的一部分，从侧面也足以证明易燕玲在广州市有固定收入的。受害人易燕玲在广州生活消费，其消费支出水平是城镇标准，收入也当然应当适用城镇标准，根据民事诉讼法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结合一审原告方所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受害人在事发前一年在广州居住，且有固定收入。广州康帝皮革制品有限公司出具的工作证明虽然有瑕疵，但并不能否认死者工作的客观事实。居委会作为一个具有行政性质的部门，出具的证明具有相当可信的证明效力，应当据此认定受害人在广州居住一年以上。对于受害人来说，交通事故的发生是无法预料的，吕运鸿对证据的苛求是有违客观现实的。被上诉人关伟伟辩称：同意一审判决。被上诉人绿圆公司辩称：不同意吕运鸿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畅易公司辩称：答辩意见与对中通公司的上诉的答辩意见一致。中通公司辩称：同意吕运鸿的上诉意见。被上诉人陈霞芳辩称：同意吕运鸿的上诉意见。被上诉人阳光保险花都支公司辩称：同意吕运鸿提出的相关赔偿费用适用农村标准的上诉意见。阳光保险广州分公司辩称：与中通公司对吕运鸿上诉的答辩意见一致。针对阳光保险广州分公司的上诉，一审原告方辩称：本案不存在阳光保险广州分公司所主张的免责情形，阳光保险广州分公司应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例》第24条第一、第二项第一点的情形为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遗弃被保险机动车辆离开事故现场，该规定与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范，所规定的交通肇事逃逸是一致的，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制定该条规定，是对交通肇事逃逸的约定。关伟伟在事发后离开现场，停放车辆后步行回到案发现场，配合交警的处理或者询问，并非为了逃避法律责任逃离现场，与交通肇事逃逸是不相符的，事故认定书或者是交通肇事罪案件的法院审理认定，均没有认定关伟伟有交通肇事逃逸的行为，不存在《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例》第24条第二项第一点规定的情形，阳光保险广州分公司不能以此主张免责。涉案车辆在事发时并不存在安全隐患，阳光保险广州分公司主张按照《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例》第24条第三项第一点免责，没有法律依据，且违反保险法的近因原则。根据事故认定书的记载，关伟伟是由于没有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机动车而导致本案事故的发生，并且经公安机关委托检验，该车辆不存在任何的安全隐患，涉案车辆虽然没有年检，但未年检的行为并没有因此增加保险事故的发生概率，因此阳光保险广州分公司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事发前，涉案车辆存在车辆性能上的安全隐患，主张免责是违反法律规定，违背公平原则。关于阳光保险广州分公司上诉提出的赔偿标准问题，与对吕运鸿上诉的答辩意见一致。被上诉人关伟伟辩称：关伟伟驾驶的车辆在阳光保险花都支公司与阳光保险广州分公司均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及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条例及保险合同的约定，应当由阳光保险花都支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先行赔偿，不足部分由阳光保险广州分公司在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予以补足。根据关伟伟交通肇事案的刑事侦查卷宗，海珠交警支队对涉案的车辆进行了车辆制动、灯光技术检验，结论显示灯光系统等均合格，说明涉案车辆并未存在安全问题，事故车辆的安全问题与交通事故不存在因果关系，阳光保险广州分公司不能依据《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第24条，提出免除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的赔偿责任。关伟伟不具有明知撞到人却逃离现场的重大过错，事故发生时关伟伟没有服用药品，没有过度疲劳驾驶机动车，未做与驾驶无关的行为，车速是每小时22.6公里，事故发生时天黑，关伟伟驾车进入华南创意园，当时停车场内停了很多车，没有路灯，光线很差，关伟伟左转弯时，感觉车辆晃动，但并不明知撞到人。在得知自己撞到人后，其赶紧找经理帮忙，步行回到现场，一边报警报医，查看伤者，但交警找不到创意园的具体位置，打电话询问关伟伟，关伟伟报完地址之后，走到创意园大门口等候交警，关伟伟主动承认了自己驾驶员的身份，配合调查，接受交警的指示，回到了中通快运海珠二部的门口，将肇事车辆开回了现场，就再没变动，可见关伟伟并非是在事故之后离开或故意破坏现场肇事逃逸，未妨碍到交警到现场勘查事故，未影响取证，而且中通快运海珠二部的门口离案发现场只有20多米的距离非常近，不符合《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第》第24条阳光保险广州分公司可以免责的情形。被上诉人绿圆公司辩称：不同意阳光保险广州分公司的上诉，同意一审判决。被上诉人畅易公司辩称：与对中通公司的上诉答辩意见一致；被上诉人陈霞芳辩称：不发表意见。被上诉人阳光保险花都支公司辩称：同意阳光保险广州分公司的上诉意见。上诉人中通公司辩称：坚持中通公司一审答辩意见；上诉人吕运鸿辩称：阳光保险广州分公司不存在免责情形。本院二审查明，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本院查明的事实相符。对于一审法院对一审原告方主张的损失认定，除丧葬费、死亡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外，其他的损失项目及数额，当事人没有表示异议，本院予以确定。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针对各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本案应当审查的争议焦点是：1.中通公司、吕运鸿、案外人广州阳和物流有限公司之间的经济关系的认定问题，以及吕运鸿与中通快运海珠二部之间的经济关系的认定问题。2.中通公司以加盟形式特许吕运鸿使用中通公司的注册商标、企业标识及相应图形从事经营全国公路零担快运业务，中通公司与吕运鸿对本案事故造成的损失是否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3.对一审原告方的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认定问题。4.阳光保险广州分公司在商业三者险是否免赔的问题。关于中通公司、吕运鸿、案外人广州阳和物流有限公司之间的经济关系的认定问题，以及吕运鸿与中通快运海珠二部之间的经济关系的认定问题。经审查，在事故发生时，根据中通公司与吕运鸿签订《特许经营（加盟）合同》（有效期自2016年5月29日至2019年5月31日），中通公司特许吕运鸿在合同有效期内在广州市海珠区范围内使用中通公司的注册商标、企业标识及相应图形，以加盟的形式从事经营全国公路零担快运业务，特许吕运鸿可以在货物揽收与派送时在车身装潢、员工制服、经营场所装潢、广告宣传及推广等方面使用中通公司的商标及企业标志。广州阳和物流有限公司于2016年2月15日登记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吕运鸿。根据中通公司与广州阳和物流有限公司签订《特许经营（加盟）合同》（有效期自2019年6月1日至2020年5月31日），事故发生后，中通公司特许广州阳和物流有限公司在合同有效期内在广州市海珠区赤岗街道等范围内使用中通公司的注册商标、企业标识及相应图形，以加盟的形式从事经营全国公路零担快运业务，特许广州阳和物流有限公司可以在货物揽收与派送时在车身装潢、员工制服、经营场所装潢、广告宣传及推广等方面使用中通公司的商标及企业标志。中通快运海珠二部系由吕运鸿设立并负责经营，没有进行商事登记，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该部是由广州阳和物流有限公司设立的分支机构。因此，本院对中通公司与吕运鸿关于在事故发生时，中通公司特许广州阳和物流有限公司在合同有效期内使用中通公司的注册商标、企业标识及相应图形，以加盟的形式从事经营全国公路零担快运业务，中通快运海珠二部是广州阳和物流有限公司设立的分支机构的主张，不予采信。关于中通公司以加盟形式特许吕运鸿使用中通公司的注册商标、企业标识及相应图形从事经营全国公路零担快运业务，中通公司与吕运鸿对本案事故造成的损失是否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经审查，在事故发生时，中通公司以加盟形式特许吕运鸿使用中通公司的注册商标、企业标识及相应图形从事经营全国公路零担快运业务，并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和禁止性规定。一审法院以中通公司将快递经营项目发包给没有快递运营资质的吕运鸿为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条的规定，认定由中通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认定事实错误，本院予以纠正。因发生事故时，关伟伟作为吕运鸿的雇员，正在使用中通公司的注册商标、企业标识及相应图形从事雇用活动，故关伟伟因事故发生造成一审原告方的损失，应由吕运鸿和中通公司共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中通公司、吕运鸿上诉主张不承担赔偿责任，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对一审原告方的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认定问题。经审查，一审法院采信一审原告方提供的证据，认定受害人在事故发生前在城镇居住满一年，适用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理据充分，本院予以认可。一审法院计算丧葬费、死亡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的标准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受害人的被扶养人共三人，在事故发生时，易某1为5周岁4个月（距18周岁有152个月），易某2为3周岁11个月（距18周岁有169个月），在易某1年满18周岁时，一审法院在认定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赔偿金额时，年赔偿总额累计已经超过上一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对此，本院予以纠正。故在易某1年满18周岁前（152个月）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365750元（28875元/年÷12个月×152个月），易某1成年后易某2、杨梅青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73390.63元[28875元/年÷12个月×（169个月-152个月）÷2+28875元/年÷12个月×（20年×12月-152个月）÷4]，被扶养人生活赔偿金额共计为439140.63元。阳光保险广州公司关于一审认定被扶养人生活费赔偿金额时，年赔偿总额累计超过上一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的上诉请求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吕运鸿和阳光保险广州分公司该部分的其他上诉请求，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阳光保险广州分公司在商业三者险是否免赔的问题。经审查，一审对阳光保险广州分公司主张的在商业三者险免赔的主张不予支持，并判决阳光保险广州分公司在商业三者险承担保险赔偿责任，认定事实清楚，论述的理由充分，本院予以认同，对此，本院不再赘述。阳光保险广州公司该上诉请求，理由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一审原告方的损失为：医疗费14326.19元、丧葬费48289.5元、死亡赔偿金84132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439140.63元、交通费2000元、误工费为1667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共计1446743.32元。先由阳光保险花都支公司在交强险10000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内予以赔偿10000元医疗费，在交强险110000元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内予以赔偿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交通费、误工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110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优先受偿）。交强险不足赔偿部分1326743.32元（1446743.32元-10000元-110000元），关伟伟负事故全部责任，由阳光保险广州分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100万元的保险责任范围内予以赔偿100万元，由关伟伟、吕运鸿、中通公司连带赔偿326743.32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5民初1131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二、撤销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5民初11312号民事判决第四项；三、变更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5民初11312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为：关伟伟、中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吕运鸿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连带赔偿医疗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交通费、误工费共计326743.32元给易海、易某1、易某2、易亚轩、杨梅青；四、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受理费20178元，由易海、易某1、易某2、易亚轩、杨梅青负担3066.6元，由关伟伟、中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吕运鸿共同负担3892.4元，由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花都支公司负担1416元,由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负担11803元。原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向本院支付应负担的上述受理费。二审受理费16738元，由易海、易某1、易某2、易亚轩、杨梅青负担2085.20元，由中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负担2467.5元，由吕运鸿负担2467.5元，由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负担9717.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潘志刚审判员  余军梅审判员  王汇文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褚程足戴凯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