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7民终246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夏红亮，男，1982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住永康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巧,浙江律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静超，女，1981年3月14日出生，汉族，住永康市，系夏红亮妻子。 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招阳，男，1988年5月19日出生，汉族，住永康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舒彩云，女，1989年6月16日出生，汉族，住永康市。 上诉人夏红亮因与上诉人朱招阳及被上诉人舒彩云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2020）浙0784民初3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夏红亮的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判令朱招阳、舒彩云对何兵签字的四张送货单（2018年12月9日的21300元、2019年3月15日的21300元、2019年10月10日16200元、2019年10月18日21200元）共计货款80000元承担付款责任并支付逾期付款的利息（从2020年1月8日起按月利0.5‰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止）；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朱招阳、舒彩云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认定朱招阳、舒彩云尚欠夏红亮货款的金额为185109元错误。朱招阳、舒彩云所欠货款金额是265109元，其应对何兵签字的四张送货单共计80000元承担付款责任。首先，夏红亮提供的录音资料中，朱招阳对欠款26万元的事实予以确认。一审法院对该录音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又否认欠款26万元的事实，自相矛盾。朱招阳认为录音中“嗯”是口头禅的辩解，既不符合逻辑，也不符合生活常理。录音中双方主要针对产品质量导致赔偿和催讨货款进行沟通，货款的金额是很明确很重要的信息，8万的差距会导致欠款金额是十几万或是二十几万，如果欠款信息有误，正常反应应该是第一时间反驳。因此，朱招阳实属狡辩，其尚欠夏红亮的货款是26万多。其次，结合夏红亮提交的对账单明细和收款明细，可以看出朱招阳的付款是有规律的：一般是送货单开具后的次月和第三个月支付货款，送货单与付款单一一对应，争议的四张结算单为：2018年12月9日的21300元，2019年3月15日的21300元、2019年10月10日16200元、2019年10月18日21200元。双方2018年11月、12月共有结算单（其中2018年12月9日单号为14639系何兵所签）货款共计138560元，与朱招阳的付款相一致（付138000元，免560元）。2019年3月共有3张结算单（其中2019年3月15日单号为12999系何兵所签）货款共计63900元，与朱招阳的付款也能相对应。此外，前后的付款情况也是能一一对应，这并非巧合，而是双方的交易习惯即如此。综上，朱招阳的付款与结算单能一一对应，其不认可何兵签字的结算单与客观事实不符。一审法院在认定交易明细真实性的情况下，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导致事实认定错误。二、一审法院法律适用错误。认定朱招阳、舒彩云对80000元承担清偿责任，并不是仅仅通过证明朱招阳与何兵的用工关系才能确认。一审认定本案由夏红亮承担举证朱招阳与何兵的劳动关系，过分加重了夏红亮的举证责任。《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也规定：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夏红亮提交的录音资料及与结算清单相对应的付款记录，从正面和侧面证实何兵签字的四张送货单货款80000元与本案的关联性。同时，朱招阳、舒彩云对李富文签字是认可的，也进一步说明了双方交易过程中员工代签确认交易事实的情况是合理存在的。朱招阳与何兵之间的用工关系，是相对隐蔽的内部关系。作为第三人的夏红亮要直接证明两者之间有用工关系，在实务中是十分困难的，特别是像朱招阳、舒彩云这样制度不完备、用工不规范的家庭作坊。因此，在夏红亮提交的相关证据能够形成证据链证明80000元系朱招阳、舒彩云所欠夏红亮的货款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以用工关系的举证不能让夏红亮承担不利后果，显然是加重了夏红亮的举证责任。三、有新证据证明朱招阳和舒彩云与何兵之间存在用工关系。2020年5月16日，夏红亮以涉嫌合同诈骗为由向永康市公安局报案，龙山派出所第一时间出警并在朱招阳的生产车间确认了何兵的身份信息。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判决结果明显损害了夏红亮的合法权益。 朱招阳辩称：何兵4、5年前在我厂里做过，2018年、2019年没有在我厂里做，2020年2月份之后何兵才回到我厂里上班。夏红亮报警的时候是今年5月份，当时何兵确实是我厂里的员工。报警时我不在现场，之后我也问过何兵，何兵说当时一大堆人找他，让他不要随意走动，当时问何兵有无在我厂里做什么，然后叫何兵签字，何兵就签了，后面的事情何兵也说不清楚。何兵为什么要在送货单上签字我也不清楚。报警之后过了个把礼拜何兵就走掉了，电话打去也关机了。夏红亮一审提供的录音是很长的，我在录音中没有承认欠26万元，并没有认可欠这么多钱，何兵签字的四张送货单8万元我是不认可的，我没有收到这8万元的货。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夏红亮的上诉请求。 舒彩云未作答辩。 朱招阳的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夏红亮赔偿朱招阳的合理损失。事实和理由：原审法院判决朱招阳在支付夏红亮货款185109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是错误的。一、本案原、被告主体不适格。根据《民事诉法解释》第59条规定，个体工商户以营业执照上登记字号为当事人。夏红亮以在古山镇世雅下街村世方西路101号注册了永康市古山旭诚塑料经营部，故其应当以该字号作为本案原告。朱招阳是永康市古山云彩塑料制品厂的经营者，本案是永康市古山云彩塑料制品厂与永康市古山旭诚塑料经营部进行买卖业务往来，购买的塑料也是用于永康市古山云彩塑料制品厂加工所需，因此，本案被告应该是永康市古山云彩塑料制品厂。本案送货单是夏红亮一方制作，朱招阳、舒彩云收到货后就在相关凭证上签字，这是双方交易常见的情况，实际交易主体仍是永康市古山旭诚塑料经营部与永康市古山云彩塑料制品厂。除朱招阳、舒彩云外，在送货单上签字的还有永康市古山云彩塑料制品厂的员工，承担付款义务的主体应该是永康市古山五彩塑料制品厂。2、夏红亮提供的货物存在质量问题，理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在应付款项中扣除。夏红亮提供的货物出现质量问题导致永康市古山云彩塑料制品厂向永康市金耐克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赔偿了15万元，另尚有库存5万套左右，价值55000元，还有聚乙烯尚存半吨左右价值2750元。原审法院认为，在送货结算单中双方约定，朱招阳、舒彩云在收货后发现质量问题，应当在收货后七天内提出，过期视为质量合格。但事实上，朱招阳、舒彩云根本不可能在七天内发现质量问题，首先，朱招阳要夏红亮送货，不会在断货后才联系，夏红亮的塑料送到朱招阳处后，要等之前的塑料用完才会使用。而且塑料加工成产品送到厂家组装成成品再出售给客户后，才能发现质量问题，这是一个较长的过程，夏红亮不能根据一个格式条款推卸对所销售货物的质量需承担的责任。况且，在一审提供的录音证据中，夏红亮的妻子也是承认的，只是双方对金额尚未达成一致意见。因此，夏红亮理应承担因塑料质量问题给朱招阳造成的损失，并在货款中予以扣除。 夏红亮辩称：一审关于诉讼主体的认定合法无误。在双方交易过程中，朱招阳均以其个人身份进行交易，并未向夏红亮披露其系代表永康市古山云彩塑料制品厂。因此，朱招阳和舒彩云是本案适格主体。2、夏红亮根据朱招阳的要求向其提供聚乙烯再生料，朱招阳生产的产品是否存在质量问题与夏红亮没有关系。夏红亮提供的是原材料，从原材料到成品中间有诸多的生产流程，朱招阳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是夏红亮提供的塑料存在质量问题导致其所生产的产品存在质量问题。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朱招阳的上诉请求。 舒彩云未作答辩。 夏红亮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朱招阳、舒彩云向夏红亮支付货款265109元及逾期付款损失（以欠款为本金从起诉之日起按月利0.5‰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止）；2、本案的诉讼费由朱招阳、舒彩云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朱招阳与舒彩云于2011年4月11日登记结婚。朱招阳向夏红亮购买各种塑料。2018年2月9日经双方进行对账后，朱招阳确认尚欠夏红亮货款174000元，由舒彩云出具欠条一份，双方未约定付款期限。此后，夏红亮向朱招阳提供了价值1017764元的货物，货款合计1191764元，在送货结算单中约定乙方逾期不付清货款，甲方有权向乙方收取欠款及欠款利息（按欠款金额5‰月计收），乙方在收货后发现质量问题，应在收货七天内提出书面意见，过期视为质量合格交付。此协议经双方代表签字后生效，并作为诉讼依据，如发生纠纷，经双方协商后在甲方所在地法院解决，双方未约定付款期限。朱招阳陆续支付了1006655元的货款。至此朱招阳尚欠夏红亮185109元的货款未有支付。 一审法院认为，夏红亮与朱招阳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应予确认有效。朱招阳尚欠夏红亮货款185109元未有支付的事实清楚，双方未约定付款期限，应视为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夏红亮可随时要求支付，在夏红亮要求付款后的合理期限内，朱招阳未有支付，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夏红亮可要求朱招阳支付逾期付款的利息，2018年2月9日后的1017764元货款均约定了逾期付款的利息，夏红亮自愿按月利0.5‰计算，系夏红亮对其自身部分诉讼权利的放弃，予以准许。朱招阳与舒彩云于2011年4月11日登记结婚，本案欠款发生于朱招阳和舒彩云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夏红亮提供的证据中由舒彩云出具了本案欠条及舒彩云多次在送货结算单上签名或代朱招阳签名的行为，足以认定朱招阳和舒彩云共同经营的事实，故本案欠款应认定为朱招阳和舒彩云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朱招阳和舒彩云应负共同清偿责任。夏红亮要求朱招阳和舒彩云支付货款265109元的诉请，因其提供的证据未能证明其主张，不予支持。朱招阳称本案原、被告主体不适格及尚欠朱招阳货款仅为107559元的答辩意见，因其提供的证据未能证明其主张，不予采纳。综上，夏红亮诉讼请求中的合理部分，予以支持。舒彩云经原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既是对法律的不尊重，也是对自身诉讼权利的放弃，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由朱招阳、舒彩云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支付夏红亮货款185109元并支付逾期付款的利息（利息从2020年1月8日起按月利0.5‰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止）；二、驳回夏红亮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638元（已减半收取），由夏红亮负担796元，由朱招阳、舒彩云负担1842元。 二审中，夏红亮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 1、接处警工作登记表及现场视频资料一份。证明目的：何兵与朱招阳存在劳动合同关系，何兵承认涉案的四张送货单系替朱招阳代签的事实。 2、2019年1月26日至6月10日夏红亮与朱招阳之间的短信截屏一份2页。证明目的：夏红亮向朱招阳催讨货款的过程。其中在2019年1月26日短信中有提及12月份的货款是79460元，与夏红亮所提交的2018年12月2日到2018年12月14日的3份送货单记载的金额是相一致的。其中编号为×××39、14639的送货单就是何兵所签。2019年3月10日朱招阳回复夏红亮说1月份货款42600元下午打，之后2019年3月16日转账。2019年4月24日夏红亮发消息给朱招阳3月份的货款共计63900元，这63900元也与夏红亮提交的3月份的送货单金额相一致，其中3月15日编号为12999的送货单就是何兵签字的。该笔货款63900元5月10日已经支付。发短信的时候11月、12月份已付掉了。从而证明何兵签字的送货单朱招阳是承担付款义务的。 对夏红亮提供的证据，朱招阳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对接处警工作登记表及视频资料的真实性均没有异议，2020年5月份，何兵确实是我的员工，但2018年、2019年何兵并没有在我厂里面做，从视频里可以看出何兵并没有承认送货单是其签字的。对证据2，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我没有承认这个月多少货款，我们习惯每一年年终有对账单。63900元是夏红亮短信发给我说要打63900元，我没有核对过金额。我还欠他比较多的货款，欠的钱肯定超过这个数额，并没有仔细核对每个月的货款金额。 朱招阳二审向本院提供：对账单4页（复印件）。证明目的：四页对账单都是夏红亮的妻子陈静超书写的，根据对账单的内容体现出之前的付款都是没有规律的，从而说明夏红亮提出朱招阳的付款是有规律的，是不成立的。 对朱招阳提供的证据，夏红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账单是我写的，但与本案没有关系。双方做生意比较久了，之前朱招阳支付货款比较拖，后来又让我们送货，我们要求必须按月清掉。这个月多少，前一个月的对账单根据短信发给朱招阳或者是打电话，以前付款是不规律的，2018年2月9日双方对账之后就没有出具对账单了。 舒彩云二审中既未提供证据，也未对证据发表意见。 对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对夏红亮提供的证据，证据1，真实性予以确认，该组证据能够证明夏红亮曾于2020年5月16日就案涉纠纷向永康市公安局龙山派出所报警，龙山派出所出警后，对在现场的何兵核实了身份，并告知当事人就经济纠纷通过正规途径调解。证据2，真实性予以确认，根据夏红亮与朱招阳之间的短信内容，2019年1月26日：夏红亮：“去年欠114000元，11月份货款59100元，12月份79460元，1月份42600元，3个月的货款181160元。你对下，几时可以转下”；2019年3月10日：夏红亮：“1月份货款42600元，下午打下”，朱招阳：“先打一部分”；2019年4月16日：夏红亮：“3月份货款共计63900元！”；2019年4月24日：夏红亮：“3月份货款共计63900元！这两天安排转下老板”，朱招阳：“还没有钱”；2019年5月21日：夏红亮：“4月份货款共计：65480元！早点安排转下”；2019年6月10日：夏红亮：“还有15480元货款，下午转下谢谢！”。对朱招阳提供的证据，夏红亮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 本院对原审判决认定的除“此后，夏红亮向朱招阳提供了价值1017764元的货物，货款合计1191764元”以及“至此朱招阳尚欠夏红亮185109元的货款未有支付。”以外的事实予以确认。另认定：此后，夏红亮向朱招阳提供了价值1097764元的货物，货款合计1271764元。朱招阳尚欠夏红亮货款265109元未付。 本院认为：一、关于本案买卖双方的主体问题。虽然夏红亮和朱招阳分别注册了永康市古山旭诚塑料经营部和永康市古山云彩塑料制品厂（个体工商户），但根据夏红亮提供的送货单，其并未以其注册的个体工商户名义供货，载明的收货单位为“招阳”；2018年2月9日舒彩云出具给夏红亮的欠条，也是以舒彩云个人名义出具，未涉及个体工商户的内容；此外，双方的往来短信中，夏红亮也是以其个人名义向朱招阳个人催款，也未提及个体工商户的情况。因此，现夏红亮以个人名义向朱招阳和舒彩云主张货款，主体并无不当。二、朱招阳、舒彩云是否应当对何兵签字确认的四份送货单（2018年12月9日21300元、2019年3月15日21300元、2019年10月10日16200元、2019年10月18日21200元）共计货款80000元承担付款责任的问题。首先，从何兵签字确认的四份送货单的形式来看，与夏红亮提供的本案其他送货单格式是相同的，载明的收货单位均为“招阳”。其次，从四份送货单的时间、金额结合朱招阳的付款情况以及2019年1月至6月期间夏红亮与朱招阳之间的短信往来内容来看。2019年1月26日夏红亮发送给朱招阳的短信中载明2018年12月份的货款为79460元，而夏红亮提供的12月份的四份送货单中即包含了2018年12月9日由何兵签字确认的金额为21300元的送货单，该四份送货单总金额即为79460元；2018年11月、12月货款共计138560元，朱招阳于2019年2月支付了上述货款共计138000元。夏红亮发送给朱招阳的短信中载明2019年3月份的货款共计63900元，而夏红亮提供的2019年3月份的三份送货单中即包含了2019年3月15日由何兵签字确认的金额为21300元的送货单，该三份送货单总金额即为63900元，且朱招阳在2019年5月10日支付该63900元。可见，夏红亮主张朱招阳曾对何兵签字的送货单进行付款，能够与其提供的送货单、短信内容及朱招阳的付款情况相吻合。再次，根据2019年11月28日夏红亮的妻子陈静超与朱招阳之间的通话录音，陈静超陈述“你欠我26万多货款，11万多是去年的款，我们是垫付你的”，对此，朱招阳仅提出质量异议，并未对欠款金额提出异议。最后，根据2020年5月的龙山派出所的出警记录，当时何兵确实在朱招阳的厂内工作。朱招阳承认何兵曾是其员工，却又称2018年、2019年何兵并非其员工，对此，其未能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也未能联系何兵到庭说明相关情况，故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根据本案当事人的举证情况，本院认定何兵系作为朱招阳的员工在案涉四份送货单中签字，对该四份送货单的货款共计80000元朱招阳、舒彩云应承担付款责任。三、关于朱招阳主张的货物质量问题。朱招阳上诉主张因夏红亮提供的聚乙烯存在质量问题导致其向客户赔偿了15万元，另有生产的库存产品价值55000元，还有2750元的聚乙烯库存，要求夏红亮对其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并在本案货款中扣除。因朱招阳在本案中并未就其主张的损失提起反诉，且双方当事人对夏红亮提供的聚乙烯是否存在质量问题存在争议，故对朱招阳的该请求本案不予处理，朱招阳可就此另行主张。综上，朱招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夏红亮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依法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2020）浙0784民初376号民事判决； 二、朱招阳、舒彩云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支付夏红亮货款265109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自2020年1月8日起按月利率0.5‰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263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276元，均由朱招阳、舒彩云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徐 晋 审 判 员  金 莹 审 判 员  周俊梅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日 代书记员  张青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