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分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新40民终141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静，女，1986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伊宁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永辉，新疆西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马明霞，女，1962年4月1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伊宁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俊婷，新疆边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静因与被上诉人马明霞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宁市人民法院（2019）新4002民初47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静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永辉，被上诉人马明霞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方俊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静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马明霞的一审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马明霞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以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支持马明霞解除协议的请求错误。1．一审判决认为两份会议纪要证明公司各股东对其向马明霞转让部分股权的事宜均无异议，且均承认马明霞股东身份，却又认定马明霞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未能及时取得受让股权，至今未获得股东身份，前后矛盾。2．一审判决混淆公司确认股东身份的实际要件和形式要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规定，公司确认股东身份的实际要件是出资、受让或以其他形式继受，形式要件是对股东出资的记载和证明。本案中，马明霞已支付价款，新疆益之城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益之城商贸公司）股东会过半数股东同意其将部分股权转让给马明霞，已满足马明霞股东身份确认的实质要件。2017年5月11日股东会及2018年12月30日股东名册记载又满足部分形式要件；虽未办理登记，但不影响马明霞依据股东名册主张权利，一审以未完成变更登记认定马明霞未获得股东身份错误。3．《协议书》中未约定股权变更的具体程序及时间，马明霞也未要求公司进行股权变更登记，一审判决认定现在办理变更登记已失去意义错误。4．《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七十三条规定，股权变更登记是公司的法定义务，马明霞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责任应由公司承担，与其无关。5．一审判决认定投资就必须获利，违反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以此推断合同目的无法实现错误。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七十三条规定股权变更登记是公司的法定义务，与本案争议焦点无关。本案不具备合同解除的法定或约定情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错误。 马明霞辩称，1．王静根本违约致使其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一审判决解除《协议书》正确，应予维持。2017年3月20日，双方签订《协议书》转让益之城商贸公司的股权，约定2017年4月1日起，其享有公司分红，即2017年4月1日起，其应当成为益之城商贸公司的股东。协议签订后，其支付价款，王静却不履行变更登记股权的义务，在多次要求下王静至今没有履行。其签订《协议书》目的是成为益之城商贸公司的股东，参与公司分红、参加股东会行使表决权和对公司经营的知情权，王静拒绝履行义务，属于根本违约，因此解除合同符合法律规定。2．王静应返还其支付的股权转让款25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王静未履行股权变更登记导致合同解除，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的规定予以返还和赔偿。3．王静不仅拒绝履行合同义务，且隐瞒其未实际出资事实，具有欺诈性。 马明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其与王静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2．王静退还其股权转让款25万元，并按年利率6％支付利息至付清之日止（从2017年5月10日起，以25万元为基数进行计算）；3．本案案件受理费由王静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5月11日，益之城商贸公司设立登记相关事宜形成股东会决议，由穆新平、边志敏、梁蕾、王静共同出资设立益之城商贸公司，出资人即为公司股东，并制定《公司章程》。《公司章程》记载：股东出资分别为：穆新平，认缴出资额28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56％；边志敏，认缴出资额20万元，占注册资本4％；梁蕾，认缴出资额100万元，占注册资本20％；王静，认缴出资额100万元，占注册资本20％；均为货币出资，出资时间均为2046年5月11日前。穆新平担任公司执行董事及法定代表人，王静担任公司监事。股东的出资可以依法转让，转让办法按《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执行。另，2016年4月11日，益之城商贸公司法定代表人穆新平向王静出具收条，内容为：“今收到王静出资50万（伍拾万元）整，用于洗涤厂建设。”截至2016年4月30日，皆大欢洗洗涤厂出资情况为：穆新平出资128万元，梁蕾出资50万元，王静出资50万元，边志敏出资10万元，累计出资金额为238万元。 2017年3月17日，益之城商贸公司（纪）字2017第X号股份转让会议纪要记载：王静召集公司股东穆新平、梁蕾就其股份转让问题进行协商，王静因个人事由欲将其个人股份的百分之二十五折合人民币25万元转让给马明霞持有，马明霞以25万元收购王静个人股份的百分之二十五股份，就此股份转让问题，王静与参会各股东进行协商，参会股东均无异议，同意此次股份转让。 2017年3月20日，王静与马明霞签订《协议书》，约定：1．王静将其在益之城商贸公司皆大欢洗洗涤厂的50万元整（伍拾万元整）股份一半转让于马明霞。2017年3月20日，马明霞支付王静12万元（拾贰万元整），剩余13万元（拾叁万元整）于2017年4月20日之前支付，若违约王静有权收回股份，并扣除2万元（贰万元）违约金。2.2017年4月1日前公司分红属于王静，4月1日之后算分红一半给马明霞（25万元）股份，4月1日起马明霞享有公司分红。3．若以后王静愿出售另一半（25万元）股份，马明霞有优先权，双方可自行协商。协议签订后，马明霞于2017年3月20日转账支付股权转让款11.9万元；3月21日以微信转款1000元；同年4月24日，马明霞通过女儿杨照琼向王静支付1万元；2017年5月10日，马明霞通过女儿杨照琼的账号转账12万元，当日王静出具25万元股权转让款已结清的收条。 2017年5月11日，益之城商贸公司（纪）字2017第X号会议纪要记载：穆新平召集梁蕾、王静，就新增股东马明霞需履行工商局注册登记事宜进行协商，各股东对协商事宜认可，并承认马明霞股东身份，但因马明霞在外地，此事搁置待马明霞回伊宁市后，预约合适时间召集股东后办理。2018年11月30日，边志敏与穆新平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边志敏将益之城商贸公司持有的货币方式出资的20万元，占注册资本4％的股权，全额转让给股东穆新平。当日，益之城商贸公司召开临时股东会，决议事项为股权转让、变更经营范围、变更公司住所、章程修正。决议第一项内容即为边志敏向穆新平转让股权事宜，全体股东一致同意此次会议决议对公司章程部分内容进行的修正，并形成了《公司章程修正案》，修正案中对股权转让后各股东的出资情况变更为穆新平，认缴出资额300万元，占注册资本60％，出资时间为：2046年5月11日前；梁蕾，认缴出资额100万元，出资方式：货币，占注册资本20％。出资时间为：2046年5月11日前；股东王静，认缴出资额100万元，出资方式：货币，占注册资本20％。出资时间为：2046年5月11日前。王静庭审中提供出资证明书，载明：截至2018年12月30日益之城商贸公司出资情况，穆新平出资263万元，梁蕾出资95万元，马明霞出资25万元，王静出资25万元，累计出资金额为408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马明霞与王静签订的《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其股权转让关系合法有效。涉案股权的实际转让，有赖于双方对协议的实际履行，马明霞受让王静所持益之城商贸公司股份的目的是成为该公司的股东，并获得投资回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三条规定，股东转让股权后，公司应当注销原股东的出资证明书，向新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中有关股东及其出资额的记载。而事实上《协议书》签订后，马明霞按约支付股权转让款，但公司却未向其签发过出资证明书，至今也未将其名字变更登记至益之城商贸公司名下。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的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对此，王静庭审中提供的两份会议纪要证明公司股东对其向马明霞转让部分股权的事宜均无异议，且均承认马明霞股东身份，由此来看，在征得全体股东同意的情况下，益之城商贸公司无理由不为马明霞办理股权变更登记。股东转让股权，必然会涉及新旧股东和公司三方对公司章程的修改，新旧股东的出资比例、出资额等事项的变更，而股权变更登记却需三方协同配合才能完成，本案中，工商变更登记的义务主体应为益之城商贸公司，但王静作为出让股权一方，不能因协议书中无明确约定而免除其应协助马明霞完成股权变更登记的附随义务。据马明霞庭审中提供的在伊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审批中心备案的益之城商贸公司股东会决议和《章程修正案》显示，在2018年11月30日公司进行过股东等事项的变更登记，且王静直接参与了此次股东变更登记事项，而其与王静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签订于2017年3月20日，在2018年11月30日股东变更登记之时，协议书已签订近两年之久，直至2019年10月22日本案起诉时，双方仍未办理股权转让变更手续，事实说明，王静在完全能协助马明霞办理股东变更的情况下而怠予协助，且以实际行为拒绝履行协助义务，反而在庭审中将过错归责于马明霞没有向公司争取权益，与本案查证事实不符，故对王静在庭审中的辩解理由不予采信。就马明霞来说，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未能及时取得受让股权，至今仍未获得股东身份，已违背了订立股权转让协议的目的，现即便有再获得受让股权的可能，也已失去了投资获利的意义，故马明霞以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而提出解除协议，并要求返还股权转让款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应予支持。另，对马明霞主张的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因该主张及计算标准均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亦予支持。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第七十一条第一款、第七十三条规定，判决：一、解除马明霞与王静于2017年3月20日签订的《协议书》；二、王静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马明霞返还股权转让款25万元，并支付利息（从2017年5月10日起至实际付清转让款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案件受理费5050元，减半收取计2525元，由王静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王静举证以下证据材料：证据1．何洪杰的视频资料一份、益之城商贸公司工资表十份，用于证明股权转让后，通知马明霞及其女儿杨照琼、女婿何洪杰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但马明霞及杨照琼、何洪杰不配合，导致至今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实际股权人何洪杰参与了公司经营管理行使了股东权利。证据2．离婚协议书一份，用于证明何洪杰与杨照琼将涉案股权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处置给杨照琼，目前杨照琼是该股权所有人。证据3．临时股东会会议通知一份，用于证明2017年2月20日以书面通知股东边志明参会，其没有参会，表明其同意王静与马明霞之间的股权转让，并且放弃优先购买权。 马明霞质证称，对证据1的三性均不认可，何洪杰与马明霞有利害关系，其作出不利于马明霞的证言，应当有其他证据相印证，才能作为定案依据。何洪杰虽为益之城商贸公司员工，但马明霞未与何洪杰签订代理协议，不能认定何洪杰与杨照琼是案涉股权转让的实际出资人。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离婚协议书处置的不一定是有权处置的财产，而案涉《协议书》是王静与马明霞签订的，该证据不能证实案涉股权的实际所有人是杨照琼。对证据3的关联性不予认可，股东会会议通知的内容没有载明是王静向马明霞转让股权；该临时股东会议记载的王静转让个人股权份额，与王静、马明霞签订的《协议书》转让的股权份额不相符。因此，该股东会会议通知与本案没有关联。 本院认定如下：王静提交的证据1马明霞不认可，该视频资料因属证人证言，证人未出庭本院不予采纳；益之城商贸公司工资表十份，仅能证实何洪杰原系益之城商贸公司员工，而不能证实何洪杰是案涉《协议书》的实际出资人。对证据2马明霞认可离婚协议书真实性、合法性，对关联性不予认可，本院认证认为，该证据不足以证实杨照琼是案涉股权的实际所有人，对该证据不予采纳。对证据3益之城商贸公司临时股东会会议通知，该通知盖有益之城商贸公司公章，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认定。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二审另查明，2017年2月20日，益之城商贸公司以书面形式通知股东边志明参加2017年3月17日临时股东会会议，边志明收到该通知。2018年12月30日，益之城商贸公司置备《益之城商贸公司股东名册》，载明马明霞，出资额25万元，股权比例为5%。 本院认为，马明霞与王静签订的《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且益之城商贸公司股东均同意王静将股权转让于马明霞，因此转让协议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约履行各自的义务。本案争议焦点为：1．马明霞是否取得益之城商贸公司股东身份。2．案涉《协议书》应否解除的问题。 关于争议焦点一，马明霞以王静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且不履行分红义务致使签订《协议书》的目的不能实现为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主张解除案涉《协议书》。而王静认为经益之城商贸公司全体股东同意其转让股权，且马明霞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后支付股权转让款，已成为益之城商贸公司股东，股权转让协议已履行完毕，不具备法定解除的条件。对此分歧，本院认为，双方签订《协议书》的目的系王静出让其所持有的益之城商贸公司部分股权，马明霞受让益之城商贸公司5%的股权，并支付股权转让款，马明霞取得益之城商贸公司股东身份，并自2017年4月1日起享有股东分红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应当置备股东名册，记载下列事项：（一）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二）股东的出资额；（三）出资证明书编号。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根据该条规定，股东名册系公司的内部文件，其效力主要及于公司和股东之间，基于股东名册的“权利推定效力”，股东名册上记载的股东应当被认定为股东，否认股东名册上记载的股东之权益的人要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马明霞向王静支付了股权转让款后，益之城商贸公司于2018年12月30日作出《出资证明书》，确认马明霞已履行出资25万元，并于当日作出《益之城商贸公司股东名册》，载明马明霞系该公司股东，出资额25万元，股权比例为5%。因此，根据上述事实，结合法律规定，可以认定马明霞系益之城商贸公司股东。马明霞认为其非益之城商贸公司的股东，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本院认定马明霞系益之城商贸公司的股东，即马明霞基于《协议书》取得益之城商贸公司股东身份。 关于争议焦点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三条规定：“依照本法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二条转让股权后，公司应当注销原股东的出资证明书，向新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中有关股东及其出资额的记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变更股东的，应当自变更之日起30日内申请变更登记，并应当提交新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明。”依据上述法律、法规规定，公司发生股东变更事项的，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提交申请书及股权转让合同、变更股东的相关情况等文件材料。显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要以公司名义申请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同时也需要受让股东提交其相关材料予以配合。本案王静与马明霞签订的《协议书》，对何时办理、如何办理股权登记手续未作详细约定。马明霞未提供证据证实其向益之城商贸公司提交过办理股权过户的相关材料，也不能证明其向益之城商贸公司主张为其办理股权过户，将至今未办理股权过户的原因全部归之于王静、益之城商贸公司不妥。而在工商登记机关对股权的登记只是一种宣示性登记，只要投资人认购出资或股份后，股东名册对投资人的情况进行记载，那么投资人就可以向公司主张其股权。因此，马明霞以王静拒不履行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为由主张解除案涉《协议书》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分红的问题。分红实际是指公司按照法律规定或者章程的约定向股东分配的利润。而向股东分配利润是公司的按照法律规定和章程的约定向股东履行的义务，该义务并非股权出让人的义务。本案《协议书》约定2017年4月1日起马明霞享有公司分红，而分红并非出让人王静的合同义务。马明霞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四条、第一百六十六条规定，向益之城商贸公司进行主张分红。因此，马明霞以王静不履行分红义务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为由解除案涉《协议书》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马明霞以王静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且不履行分红义务致使签订《协议书》的目的不能实现为由主张解除案涉《协议书》，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解除《协议书》并由王静向马明霞返还相关款项及赔偿占用款项利息有误，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王静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宁市人民法院（2019）新4002民初4729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马明霞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审理费252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050元，合计7575元，由马明霞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芦 海 龙 审 判 员 何 学 涛 审 判 员 阿丽拉阿先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 李 婉 雨 书 记 员 韦   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