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3民终394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管伟，男，1979年3月22日生，汉族，住山东省郯城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袁伯虎，男，1980年11月26日生，汉族，住江苏省邳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士芹，江苏徐淮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管伟因与被上诉人袁伯虎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邳州市人民法院（2019）苏0382民初54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管伟、被上诉人袁伯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士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管伟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于艳红在债权转让前，于艳红与袁伯虎已经形成了新协议，新的协议已经消灭了2017年12月12日于艳红对袁伯虎的债权47万元，在债权转让时，该笔债权已被替代，已无转让该笔债权的基础”是错误的，一审法院在于艳红未撤销债权转让前、袁伯虎未行使债权转让协议的撤销或请求认定无效前，况且一审法院也未认定债权转让协议效力的情况下，作出的认定和判决是错误的。2、于艳红与袁伯虎形成新协议是在起诉后于艳红与袁伯虎串通的，是虚假的，法院应依法追究伪证的责任。3、邳州市人民法院的(2018)苏0382民初3763号民事判决认定虽然袁伯虎向于艳红出具欠条数额47万元，但实际是向管伟付款，该款最终由袁伯虎承担。该判决书已生效，被生效判决书认定的事实，该款应由袁伯虎支付并支付给管伟，该款于艳红无权处分，其对袁伯虎放弃该笔债权也不成立，况且于艳红事实上也将债权实际转让给了管伟。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明断。袁伯虎辩称，1、在涉案所谓债权转让前，于艳红已与被上诉人袁伯虎达成协议，即涉案47万元债权消灭。因此一审法院在查明上述事实的基础上，无需对所谓的转让债权效力认定。2、被上诉人于艳红所做的上述协议，于艳红已在一审时出庭作证并做了客观的陈述，能够证明消灭47万元基础债权这一事实是成立的。3、一审法院（2018）苏0382民初3763号民事判决是涉及抚养费纠纷案件，上诉人认为该47万元转让债权已经认定是不能成立的。再者从开庭笔录能够证明涉案债权在该抚养纠纷案件中，于艳红已提交过法庭，我们有理由认为该转让债权的实质内容有抚养费的成分，否则不会提供在3763号案件中，也就是说在该案件判决之后，47万元已经消灭。管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袁伯虎履行合同支付47万元；2、袁伯虎支付利息（以47万元为本金，自2018年2月16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3袁伯虎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管伟与于艳红原系夫妻关系，双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于艳红与袁伯虎发生婚外情，育有一子取名管一鸣。管伟起初不知情，2017年10月9日，经广东华医大法医物证司法鉴定，袁伯虎为管一鸣的生物学父亲。为此，管伟、袁伯虎以及于艳红发生纠纷。2017年12月12日，袁伯虎向于艳红出具欠条一份，约定袁伯虎欠于艳红50万元，于2017年春节前先还20万元，余款自2019年起，每年元旦还款10万元。欠条底部附有补充协议，1、2019年元旦支付第一个10万元，管一鸣必须改姓，管伟不得干涉；2、前期已付3万元。2017年12月12日，在同一张纸上，袁伯虎给于艳红出具保证书，写明“从即日起履行向于艳红欠款合同，不得以任何理由失信”。管伟亦出具保证书，写明“管伟从即日起不得以任何理由骚扰于艳红及其家庭成员，不得以任何理由骚扰袁伯虎及其家庭成员。如有违反，则袁伯虎终止向于艳红赔付，同时于艳红终止向管伟赔付”。2017年12月14日，管伟与于艳红离婚，离婚协议约定于艳红补偿管伟47万元，约定2018年春节前支付8万元，余款至2021年1月10日分三次付清。2019年4月25日，于艳红与管伟达成协议，约定将上述2017年12月12日于艳红对袁伯虎的债权47万元转让给管伟。同时，于艳红出具了债权转让通知书。2019年4月27日，该通知书寄给了袁伯虎。庭审中，一审法院向管伟确认“是基于债权转让合同还是直接要求袁伯虎支付补偿款”，并明确“如果基于债权转让，根据袁伯虎方的抗辩，就需要认定在债权转让作出时，债权是否仍然存在。如果在债权转让作出时，债权已经被于艳红放弃，那么管伟依据债权转让主张将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管伟表示“清楚，坚持基于债权转让主张”。庭审中，于艳红出庭作证，证明在2019年4月20日债权转让之前，于艳红与袁伯虎就案涉2017年12月12日于艳红对袁伯虎的债权47万元形成了新的协议，为此，于艳红向袁伯虎出具收条一份，写明“今收到袁伯虎支付管一鸣抚养费10万元，并与袁伯虎达成协议，之后每半年支付6000元，直至管一鸣年满十八周岁。至此，袁伯虎与于艳红无任何纠纷”。于艳红另证明，“至此，袁伯虎与于艳红无任何纠纷”指的就是金钱上的管伟手上的47万元补偿款。之所以债权消灭还给管伟作出债权转让，主要是因为“当时管伟打电话让我写合同转让，我一直认为管伟与欠条没有关系，只是为了让管伟心里好受一些，不让他认为我和袁伯虎欺负他，我认为这在法律上不会支持这样的合同。我写转让合同的时候我也说了，我弟弟当时也在场，我考虑这份合同不合法不能生效，我只是为了让管伟心里好受一些”。一审法院认为，在明确告知管伟坚持按照债权转让法律关系主张可能面临的不利法律后果的情况下，管伟坚持基于债权转让主张，应该先行审查在案涉债权转让作出时，于艳红是否仍享有对袁伯虎的该笔债权。经审查，于艳红当庭作证，在债权转让之前，于艳红与袁伯虎已经形成了新的协议，新的协议事实上已经消灭了2017年12月12日于艳红对袁伯虎的债权47万元，因此，在债权转让时，该笔债权已被替代，已无转让该笔债权的基础。因此，管伟坚持基于债权转让主张，应承担不利后果。至于管伟所述袁伯虎以及于艳红应该对其赔偿的问题，与本案非同一法律关系，管伟可另行起诉。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八十一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管伟的诉讼请求。二审中，上诉人管伟向本院提交：2020年6月21日管伟与于艳红的短信聊天记录3张打印件，拟证明一审期间于艳红作伪证，其出具10万元收条时并未实际收到10万元。于艳红将47万元欠条交给我的时候说这个欠条是管伟写给我的，交给我去起诉比较好，需要她配合什么就配合，我认为在把欠条交给我的时候就已经把债权转让给我了。袁伯虎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不能支持上诉人的主张。本院二审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袁伯虎应否承担涉案47万元欠条给付责任的问题。本案中，管伟依据涉案47万元欠条向袁伯虎主张权利，因袁伯虎并未直接向管伟出具该债权凭证，管伟向袁伯虎主张权利的基础系继受于艳红对袁伯虎所享有的债权，故于艳红对袁伯虎的债权是否有效存在，应是管伟行使权利的基础。本案中，于艳红在将对袁伯虎的债权转让给管伟前，已与袁伯虎形成新债权债务关系，结合双方当事人庭审陈述及证人证言，该新的协议形式上已经消灭了2017年12月12日于艳红对袁伯虎的47万元债权，于艳红在转让债权时，其已不再享有上述债权内容，同时袁伯虎亦可基于债务人对让与人的抗辩，向受让人管伟主张抗辩权，故管伟基于债权转让要求袁伯虎承担涉案47万元的给付责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并无不当。上诉人管伟主张于艳红与袁伯虎形成的新协议是在其起诉后双方恶意串通，该主张与本案债权转让并非同一法律关系，其可另行予以解决。至于袁伯虎及于艳红应否对其赔偿的问题，亦非本案处理范围，其可另行主张权利。综上，管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500元，由上诉人管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东海审判员  沈慧娟审判员  赵东平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刘执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