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081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及反诉原告）：广州市黄埔区九龙镇汤村村大迳经济合作社，住所地广州市黄埔区九龙镇汤村村大迳经济合作社。法定代表人：汤东成，社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钟绮云、黄晨，均系广东纵横天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及反诉被告）：钟福康，男，1950年9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黄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汪少兵，广东格林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广州市谷城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住所地广州市黄埔区九龙镇九佛中路978号。法定代表人：陈就沱。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嘉荣，男，系该公司员工。上诉人广州市黄埔区九龙镇汤村村大迳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大迳经济社）与被上诉人钟福康及原审被告广州市谷城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谷城公司）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2民初122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大迳经济社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钟福康所有诉讼请求，支持大迳经济社确认《承包鱼塘合同》无效的反诉请求，或将本案(含本诉及反诉)发回重审；2.由钟福康承担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钟福康对大迳经济社提起的本诉案件。一审判决事实不清，错误认定钟福康承包鱼塘范围内被实际征地的面积；且自行创设新的征地补偿方案，明显违反涉案地区政府所颁布的征地政策和规范性文件规定，且法律适用错误。①一审判决“经测量，钟福康被征收面积共计15.742亩”，该认定没有任何事实依据，钟福康承包鱼塘实际被征地面积仅为9.922亩。没有证据据证实被同时整片征收的其他土地“鱼塘附近的土地面积5.82亩”，属于钟福康承包的鱼塘面积范围内。②一审对测量图错误认定，在未查清承包鱼塘实际被征地面积的情况下，将谷城公司表述的“鱼塘附近的土地”理解为涉案鱼塘的塘基，再将鱼塘水平面积错误理解为塘基的鱼塘附近土地，使用不同补偿标准。一审判决自创的新“承包鱼塘征地补偿方案”，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而且存在越权制定和违规适用的情况，而该新方案将直接导致涉案九龙镇广泛地区，普遍存在的“承包鱼塘”产生新的补偿方案，从而严重损害作为发包方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广大村民的合法利益。③假设涉案“鱼塘附近的土地面积5.82亩”是涉案鱼塘的塘基(堤坝)土地，也不存在将“塘基土地面积”从鱼塘整体土地范围内抽离，另行作为独立的“承包土地”予以补偿的鱼塘青苗补偿方案。这明显违背常理，且违反政府颁布的征地补偿规范性文件规定。④一审判决将“涉案土地分为鱼塘和鱼塘附近土地两部分”，没有承包合同来源依据，且以今天的“鱼塘”和“水田”所不同的征地补偿标准，分别套用在16年前签订的《承包鱼塘合同》中，明显违背承包合同目的，且对发包方显失公允。况且钟福康事实上并没有因为征地而产生任何实际性的经济损失，反而造就其不断“因征地而获利”，这点也完全违背国家制定相关“青苗补偿”等法律规定的初衷和原则。⑤钟福康已实际取得巨额的青苗损失和鱼类养殖经营损失赔偿，其并未因本次征地再次产生任何经济损失。钟福康除举证存在承包租金的实际支出外，未能提供其他任何的、有关于鱼塘经营的、且因征地而产生的经济损失证据，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无权取得因青苗所有杈转移或灭失而产生的青苗补偿。⑥钟福康未能举证证明自己满足政府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关于“青苗奖励款”的发放条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无权要求大迳经济社支付青苗奖励款。本案依法不存在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形。⑦钟福康因自身的原因，未办理合法经营执照，因此而不符合领取“持有合法营业执照种植和水产养殖经营单位的征地清退补偿款”，与大迳经济社无关，不能据此而将损失责任转嫁给大迳经济社来承担。2.大迳经济社反诉钟福康《承包鱼塘合同》无效的案件。一审判决认定“大迳经济社与苏镇强、钟福康两人所签的承包合同及苏镇强与钟福康所签订转让合同的约定，原被告所签承包合同是参照其与苏镇强所签订的承包鱼塘合同制定的，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没有事实依据，且违反法律规定，损害村民权益。①《转让合同》后于本案《承包鱼塘合同》的签订日期，且本案《承包鱼塘合同》，与原承包人苏镇强与大迳经济社所签订的合同条款相比较，除“承包标的物、承包期限和租金”相同外，其它内容均不相同。②假设《承包鱼塘合同》是真实的，也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截止一审庭审结束，涉案鱼塘仍未办理和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而且涉案土地已被部分依法征收，客观上已无法办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因此原承包方苏镇强在涉案承包土地未依法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杈证的情况下，将涉案鱼塘转让给钟福康的流转承包土地行为违法，该《承包鱼塘合同》依法无效。被上诉人钟福康辩称：同意一审判决，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第一，从大迳经济社提交的证据可以看出，涉案的鱼塘办理了养殖使用证，养殖使用证的最后一页，明确注明养殖使用证就是承包经营权的法律凭证，所以承包的土地依法取得了承包经营权的法律凭证。大迳经济社说本案的承包合同无效，明显与事实不符。第二，大迳经济社反复强调钟福康无权取得青苗奖励款，这个与本案事实不符，也与法律不符。大迳经济社提供的是2015年的一些判例，但是他却有意的忽视了2019年的判例，法律是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广州中院对类似判决也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本案的事实是大迳经济社隐瞒征地拆迁的事实，到一审庭审时才提交征地相关的一些材料给法庭。那么钟福康积极地追求征地补偿的款项，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钟福康不愿意配合征地拆迁的工作，所以该青苗补偿奖励款应该归属于钟福康。2019粤01民终14485号、21881号等判决中都有明确的记载。同时大迳经济社反复强调本案的租赁合同、土地承包合同无效，实际上根据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6条的规定，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用，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因此不论涉案的合同的效力如何，都不影响青苗或者附着物的所有者所取得补偿费的权利，所以大迳经济社说合同无效与本案的纠纷的解决没有任何关联性。第三，在一审中，钟福康在一审的起诉状最后一行，明确注明将根据大迳经济社提交的证据情况，明确相应的各项补偿标准和数额，是因钟福康经过多方努力，找本案的谷城公司、政府、大迳经济社，均无法得到征地的相关文件，不知征地多少亩，也不知道征地款有多少，他们就隐瞒了钟福康，所以刚才大迳经济社说一审中就增加什么新的诉讼请求，这个与事实完全不符。另外关于鱼塘的征地的具体数量，一审法院做了大量的工作，根据大迳经济社和谷城公司提交的证据，认定了征地的面积，但是一审判决有遗憾，因为钟福康在起诉的时候并不知道征地的具体面积，我们只是估计15亩左右。一审法院居然认为是钟福康放弃了自身权利，我们对差额部分我们将另行诉讼，不可能放弃一亩多的征地补偿款。另外大迳经济社还违背诚信原则，作为征地行为的实施方，全程参与了征地过程，也收到了征地款，还对征地款的分配进行了商量，大迳经济社竟然到现在不知道征地的具体面积，而且还在二审中做出了与一审相矛盾的说法。而我们在2020年4月28日，与大迳经济社又签订了一个土地承包合同的补充协议，大迳经济社明确承认了征地补偿和征地的面积是15.439亩，那么承包合同的补充合同就充分证明了本案的大迳经济社提交证据是虚假证据。原审被告谷城公司答辩称，对大迳经济社的上诉没有意见。钟福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大迳经济社、谷城公司连带向钟福康支付青苗补偿款、青苗奖励款及鱼类经营损失补偿，合计726893.3元[青苗补偿费、青苗奖励款和鱼类经营损失补偿分别按3.69万元/亩、3000元/亩和1万元/亩的标准，被征收土地共计14.567亩，即（3.69+0.3+1）万元/亩×14.567亩]，并支付利息（利息以726893.3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逾期贷款利率自2019年4月26日起计至被告付清款项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大迳经济社、谷城公司承担。大迳经济社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确认大迳经济社与钟福康所签订的鱼塘承包合同无效；2.反诉费用由钟福康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8年12月8日，甲方增城市镇龙镇村大迳经济合作社（发包方，即大迳经济社的前身）与乙方苏镇强（承包方）签订承包鱼塘合同书，双方约定大迳经济社将其开挖的大迳塘冚地段鱼塘41亩发包给苏镇强用于发展养殖业、建猪舍等用途；承包期自1999年1月1日起至2029年12月31日止，承包方在签订合同后即交41亩鱼塘押金1万元，期满如数退还承包方，承包方按41亩每年每亩上交发包租金伍佰斤谷，上交价按当年上调国家公粮（3号谷）折款计交，在每年七月中旬一次性付清当年租金；如遇国家征收，青苗费属承包方，建筑物补偿款按承包方占80%、发包方占20%分配，土地补偿属发包方。后双方在广东省××城市镇龙镇法律服务所办理合同（协议）见证书。2004年1月1日，大迳经济社（甲方）与钟福康（乙方）签订承包合同，甲方将位于镇龙镇大迳塘冚地段鱼塘41亩发包给乙方作发展养殖业及其他用途，承包期自1999年1月1日至2029年12月31日止；签订合同后，乙方即向甲方缴纳41亩鱼塘押金1万元，租约期满后甲方如数退还；乙方按每年每亩伍佰市斤稻谷，并以当年国家调整公粮（03号谷）折款计交租金，交租期为每年7月1日至15日一次性付清当年租金；若遇国家征收时，青苗、鱼苗生活等补偿费属乙方所有；而建筑物补偿则按比例分成为乙方占80%、甲方占20%，土地补偿属甲方；合同签订后，原甲方与苏镇强于1998年12月8日所签的承包合同同时作废及原苏镇强交给甲方的1万元押金已转为属于乙方所交给甲方的押金。同日，苏镇强向钟福康出具一份证明，该证明载明：“本人苏镇强在1999年1月向增城市镇龙镇大迳社塘冚地段承包鱼塘一口为41亩。经在2004年1月苏镇强于萝岗区石桥经济社钟福康磋商，该鱼塘以人民币38万元由钟福康一次性支付给苏镇强作开拓该41亩鱼塘的费用，特此证明。”此外，该证明下方还有：“以上地段的鱼塘××我汤村××41亩鱼塘，本人为社长，在现场参与经办此事，见证人汤某1、汤某2的字样。苏镇强向钟福康出具证明后，钟福康向其支付38万元。2004年1月12日，苏镇强、余伟志、池锦基与钟福康签订一份转让合同，该合同上载：“苏镇强现已以大迳塘冚地段鱼塘41亩和余伟志新南社水尾督地段鱼塘10亩转让给钟福康承包。一切条件按原合同执行。以上两地段现有财产归钟福康所有。2004年1月12日前的经济债务由苏镇强和余伟志负责。以后的经济债务和出现的一切法律责任与苏镇强和余伟志无关。合同从签名后正式执行生效。”汤海灵、汤本生作为见证人签章捺印，大迳经济社亦加盖公章。2008年，因广州市建设广河高速公路征收钟福康承包的上述鱼塘3.8亩。2010年7月1日，大迳经济社向钟福康出具一份证明，确认该社每年都召开经济社开社员大会讨论谷价，在得到三分之二以上社员同意后确定当年的谷价款后再向钟福康收取涉案鱼塘的下一年度承包费。2014年至2018年期间，钟福康均有由向大迳经济社缴纳承包款。原广州市萝岗区人民法院在审理（2011）萝法萝民一初字第78号案件（以下简称78号案）中，委托原萝岗区九龙镇农林水利综合管理服务中心测得钟福康所承包鱼塘的实际面积为31.55亩。78号案判决山西运城路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运城公司）应当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修筑广河高速公路广州段S09合同段路基与钟福康鱼塘相邻处的堤坝及清理鱼塘，恢复鱼塘原状；以每月16616.33元的标准向钟福康支付自2010年9月至山西运城路桥有限责任公司修筑广河高速公路广州段S09合同段路基与钟福康鱼塘相邻处的堤坝及清理鱼塘，恢复鱼塘原状之日止的鱼塘损失。运城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本院作出（2012）穗中法民一终字第4856号民事判决书，驳回运城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2018年12月6日，广州开发区重点项目推进中心（以下简称推进中心）、广州市黄埔区九龙镇汤村村经济联合社（以下简称汤村联社）、大迳经济社、广州市黄埔区九龙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九龙镇政府）、谷城公司按照《中新广州知识城征地补偿办法》(以下简称征地补偿办法)等相关政策文件签订征地补偿协议书，推进中心委托九龙镇政府、谷城公司为代业主。根据征地补偿协议书，本次征收大迳经济社包含涉案鱼塘在内的集体土地29.752亩，推进中心按照12.3万元/亩的征地综合补偿标准征收上述土地。征地综合补偿款包括土地补偿费、青苗补偿费、一般附着物补偿费，但不包括持有合法经营证照企业和种养殖场拆迁补偿费以及住宅房屋、村社集体自筹资金建设的水泥道路等构筑物补偿费；符合条件的青苗权属人有权按照3000元/亩领取青苗、鱼塘和一般附属物奖励补偿；在财政拨款到位后10日内，推进中心拨付给汤村联社和大迳经济社70%征地综合补偿款256.16472万元以及全部征地青苗、鱼苗和一般附着物奖励款8.9256万元，在汤村联社完成全部土地及地上附着物的交地之日起30日内，推进中心拨付给汤村联社和大迳经济社剩余的征地综合补偿款109.78488万元。汤村联社和大迳经济社在收到征地综合补偿款和奖励补偿款后，要优先用于支付征地范围内的青苗、鱼塘和附着物的补偿费，同时将发放清单报推进中心备案。谷城公司、九龙镇政府作为代业主，负责与汤村联社、大迳经济社就征地事宜开展具体协商和实施工作。此后，谷城公司前往涉案土地测量，经常测量得出涉案鱼塘被征收的鱼塘水面面积为8.777亩，鱼塘附近水田面积为5.82亩，后因工程需要加征了1.145亩水田。2019年4月15日，汤村联社向大迳经济社支付70%的综合征地补偿款以及全部征地奖励款共计265.09032万元。另查，2009年8月7日，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发布北区补偿办法以及附件一《广州科学城北区青苗补偿最高限价》、附件二《广州科学城北区一般附着物补偿最高限价》。北区补偿办法第九条规定：“征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土地的综合补偿费，包含土地补偿费、青苗补偿费、一般附着物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第十条规定：“青苗、鱼塘和一般附着物补偿费一般不超过征地综合补偿款的30%-40%。具体补偿额度由被征地村具体经济组织参照本办法附件一、二，召开村民代表大会通过后实施。”该文件附件一第6项规定“养殖各种鱼类（不分品种），按水面面积计算（包含挖塘费、鱼类补偿费、经营损失费）。水田最高补偿单价：3.69万元/亩”。该文件附件一第7项规定“农田、水稻、各类蔬菜、经济作物（不分类别）、或混合种植各类果树（不论密植多少棵均按此档核算）。水田最高补偿单价：3.69万元/亩”。附件一补偿说明第六条第（2）款规定：“承包村社集体出资挖成的鱼塘，给予承包者1万元/亩的鱼类补偿和经营损失补偿。”《中新广州知识城中心区征地工作指引》（以下简称工作指引）载明：“知识城征地延用原科学城北区征地综合补偿标准”，“青苗、鱼塘和一般附着物补偿费一般不超过征地综合补偿款的30%-40%。具体补偿额度由被征地村具体经济组织参照本办法附件一、二，召开村民代表大会通过后实施。”2014年5月23日，广州开发区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发布征地补偿办法。征地补偿办法第九条规定：“征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土地的综合补偿费，包含土地补偿费、青苗补偿费、一般附着物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和被征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等。”第十条规定：“青苗、鱼塘和一般附着物补偿费一般不超过征地综合补偿款的30%-40%。确定具体补偿比例必须经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过半数通过。”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青苗、鱼塘和一般附着物权属人自收到征地实施单位书面通知到现场核实补偿事宜之日起15天内，配合完成青苗、鱼塘和一般附着物补偿确认，并在规定时间内收齐补偿款的，可获得3000元/亩奖励。”本案争议焦点在于钟福康的诉请是否属于民事诉讼的范围、钟福康对涉案土地是否享有合法使用权以及钟福康是否有权取得涉案土地的补偿款和奖励款及其价值。一审法院认为：一、双方争议的内容属于民事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三款规定：“对补偿标准有争议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协调；协调不成的，由批准征收土地的人民政府裁决。”所谓标准，是指规范性文件，因此若当事人对征地单位所适用的青苗补偿的规范性文件存在争议的，应通过行政方式处理。双方对于征地单位所依据的北区补偿办法及附件、工作指引及其附件、征地补偿办法规定的青苗补偿标准并无异议，双方均未就政府征收行为以及征收补偿文件申请协调、裁决以及诉讼，故双方对补偿标准并无争议。双方争议在于各项补偿费、奖励款的归属以及分配,此属于对事实的争议而非对规范性文件的争议，因此钟福康的诉讼请求属于民事诉讼的范围。二、双方之间的承包合同有效，钟福康对涉案土地享有合法使用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2018年修正）》第四十九条规定：“发包方将农村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应当事先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的，应当对承包方的资信情况和经营能力进行审查后，再签订承包合同。”结合大迳经济社与苏镇强、钟福康两人所签的承包合同及苏镇强与钟福康所签订转让合同的相关约定，双方所签承包合同是参照其与苏镇强所签订的承包鱼塘合同制定的，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此后双方均按照承包合同履行义务。而大迳经济社于2010年已明确每年承包费用均已经社员大会讨论并得到三分之二社员同意通过再行收取，可知大迳经济社向钟福康发包土地的事实已经民主议定程序，合法有效。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农业承包司法解释，2008年12月24日废止）第二十五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依本规定第二条所起诉的案件中，对发包方违背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或者成员代表大会决议，越权发包的，应当认定该承包合同为无效合同，并根据当事人的过错，确定其应承担的相应责任。属本条前款规定的情形，自承包合同签订之日起超过一年，或者虽未超过一年，但承包人已实际做了大量的投入的，对钟福康方要求确认该承包合同无效或者要求终止该承包合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可根据实际情况，依照公平原则，对该承包合同的有关内容进行适当调整。”如大迳经济社所述，虽然钟福康并非大迳经济社的集体组织成员，但大迳经济社作为发包方怠于履行民主议定程序即发包土地，存在过错。承包合同签订于农业承包司法解释被废止之前，钟福康在承包后已实际做了大量的投入，基于保障交易安全以及过错原因的归属，大迳经济社以其自身过错主张涉案承包合同无效，有悖诚实信用原则。结合双方的行为，确定双方签订的承包合同合法有效。大迳经济社以钟福康与他人串通损害集体利益以及承包费用过低为由主张合同无效，但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不予支持。钟福康有权取得涉案土地上的补偿款及奖励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应当依法足额支付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等费用，安排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保障被征地农民的生活，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涉案土地分为鱼塘和鱼塘附近土地两部分。该鱼塘系大迳经济社出资挖成，根据北区征地办法附件一补偿说明第六条第（2）款的规定，鱼塘部分被征收应给予承包者1万元/亩的鱼类补偿和经营损失补偿。鱼塘并非田地，不适用青苗补偿款有关规定。鱼塘部分面积经测量为8.777亩，故该部分土地钟福康应收鱼类补偿和经营损失补偿为8.777万元。对于鱼塘附近土地，钟福康在该部分土地所种植青苗是其合法财产，有权取得国家基于征收对其支付的青苗补偿款及奖励款，因大迳经济社未能举证证明该部分土地的青苗补偿单价和钟福康存在拖延交付土地以及拒绝核实土地青苗的情况，故按照北区补偿办法规定的3.69万元/亩水田最高补偿单价和征地补偿办法规定的3000元/亩奖励单价计算该部分的青苗补偿款和奖励款。经测量，钟福康被征收面积共计为15.742亩，钟福康主张其被征收面积为14.567亩系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予以确认。因鱼塘部分面积确定且不涉及加征土地的问题，故按5.79亩（14.567亩-8.777亩）计算鱼塘附近土地的青苗补偿款及奖励款，计为23.1021万元【（3.69万元/亩+0.3万元/亩）×5.79亩】。征地补偿的项目、数额以及对象是征地单位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所制定。大迳经济社以钟福康已获得运城公司的赔偿为由，主张钟福康无权获得补偿，并未提供相应的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采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承包地被依法征收，承包方请求发包方给付已经收到的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的，应予支持。”现大迳经济社作为发包方已收到包括涉案土地的鱼塘与青苗补偿款在内的70%综合补偿款以及全部奖励款，钟福康要求大迳经济社给付鱼塘与青苗补偿款，于法有据。依照征地协议的约定，大迳经济社需核实承包者是否符合领取奖励款资格，但其未能提供证据证实钟福康存在不符合领取奖励款的情形，需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钟福康要求大迳经济社支付奖励款的请求予以支持。谷城公司系征地代业主，并不承担支付青苗补偿款的义务，故对于钟福康主张谷城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不予支持。关于利息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七十四条规定：“法律对其他有偿合同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没有规定的，参照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钟福康主张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利息，符合上述法律规定，但因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故2019年8月20日后的利息计算标准应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钟福康主张自2019年4月26日起计算利息，但未提供证据证实其曾向大迳经济社主张权利，故确定自钟福康立案之日起计算利息。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七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以及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三款的规定，判决：一、大迳经济社应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钟福康支付鱼类补偿和经营损失补偿8.777万元、青苗补偿款21.3651万元及征地奖励款1.737万元以及利息（以31.8791万元为本金，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11月12日起计至判决支付之日止）；二、驳回钟福康的其他本诉请求；三、确认钟福康与大迳经济社于2004年1月1日所签订的承包鱼塘合同有效；四、驳回大迳经济社的反诉请求。案件本诉受理费11169元以及反诉诉讼费100元，钟福康负担6212元，大迳经济社负担4957元。钟福康已预缴9800元，一审法院退回3588元，大迳经济社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一审法院缴纳4957元。本院二审查明，一审查明的事实与本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大迳经济社提交如下证据：1.《广州科学城北区征地补偿办法》及其附件一、二，拟证明政府对于案涉九龙镇地区的鱼塘征地补偿标准，制定有明确的征地补偿办法；2.《关于印发中新广州知识城征地补偿办法的通知》及其附件一、二，拟证明该征地补偿标文件，在案涉地区的征地工作中长期的适用性和合法性；3.《汤村村大迳经济社评估小组人员名单》，拟证明依法成立的7人评估小组；4.《广州市黄埔区九龙镇汤村村大迳经济社评估小组对钟福康承包鱼塘范围内的青苗情况及青苗补偿的评估意见》及《钟福康承包鱼塘现状》，拟证明钟福康承包的土地为荒地，不存在需要依法补偿青苗的情况；5.《情况说明》及《测量图》，拟证明实际涉及鱼塘范围内的、总征收鱼塘范围内的土地面积为10.639亩，并明确该征地土地面积内，已包含塘基土地面积在内；6.（2015）穗中法民二终第2134、2135、2143号民事判决，拟证明钟福康不应当取得奖励款；7.（2015）穗萝法九民初字第123号判决、（2015）穗萝法九民初字第81号判决，拟证明在承包方已取得合法经营证照的情况下，无权要求大迳经济社支付青苗补偿款和征地奖励款。大迳经济社在二审期间提交调查取证申请，请求本院调取原萝岗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1）萝法萝民一初字第78号民事判决；本院作出的（2012）穗中法民一终字第4856号民事判决；原萝岗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2）穗萝法执行字第2528号执行裁定书；本院执行异议复议案（2018）粤01执复487号执行调解书。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关于钟福康要求大迳经济社支付青苗补偿款及利息的请求，本院另行出具裁定予以处理，涉及到该部分款项本院在判决中不再予以考量。关于双方签订的承包合同效力的问题，一审法院对此已有详细的论述，经查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对此不再进行赘述。大迳经济社认为双方之间的承包合同无效，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案涉征地亩数的问题。谷城公司作为代业主对案涉地块测量得出，被征收鱼塘水面面积为8.777亩，鱼塘附近水田面积为5.82亩，后因工作需要加征了1.145亩水田。该结果对征地单位具有约束力，其应当按照该亩数支付相应的补偿款。大迳经济社作为代收款单位，在支付补偿款时应受谷城公司测量面积的约束。虽然大迳经济社在二审提交了谷城公司作出的情况说明及征地面积图，但该证据无法推翻谷城公司在一审中的自认，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关于钟福康能否取得案涉补偿款的问题。钟福康提出的补偿款是基于征地单位征收土地而产生的补偿，与案涉鱼塘曾经受到侵权而获得赔偿款，并无关联，不能混为一谈。大迳经济社认为，钟福康取得了赔偿款就不能在本案中主张相关款项，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同时，奖励款是对符合条件的青苗权属人给予的奖励补偿，本案钟福康积极追求补偿款项，无证据表明钟福康不愿意配合征地测量工作，故青苗奖励补偿款应属钟福康的所有。此外，关于鱼塘水面面积补偿款的问题，北区补偿办法已明确，承包村社集体出资挖成的鱼塘给予承包者1万元/亩的鱼类补偿和经营损失补偿，一审法院据此作出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而大迳经济社二审提交的判决书，拟证明钟福康无权取得补偿款，但另案判决与本案无关，本院对此不予采信。其提交的评估意见为单方在一审判决后作出，不足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本院对此亦不予采信。大迳经济社在二审提交的调查取证申请，与本案实体处理无关，本院不予准许。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维持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2民初12258号民事判决除裁定驳回钟福康要求广州市黄埔区九龙镇汤村村大迳经济合作社支付青苗补偿款21.3651万元及利息请求的部分。一审案件本诉诉讼费2508元及反诉诉讼费100元，由钟福康负担50元，广州市黄埔区九龙镇汤村村大迳经济合作社负担2558元。二审案件诉讼费2657元，由广州市黄埔区九龙镇汤村村大迳经济合作社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茹艳飞审判员  林旭群审判员  丁阳开二〇二〇年九月十日法官助理胡涛书记员欧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