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民终1460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某，男，1974年4月1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湛江市霞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二娣，广东一粤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东林，广东一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侯某，女，1989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楠，广东广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陈某为与被上诉人侯某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5民初168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陈某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二、驳回侯某的全部诉讼请求；三、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侯某承担。事实和理由：一、陈某和侯某在婚姻登记处签署的经过婚姻登记处备案的《离婚协议书》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已经履行了登记备案的法定程序，依法应为合法有效的协议，对双方均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在备案的《离婚协议书》中明确约定，双方没有债权债务需要处理，证明双方已经自愿同意改变原来离婚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约定，按照新的备案离婚协议办理离婚。一审判决否认双方签署的经过政府婚姻登记管理部门备案的《离婚协议书》的真实性和有效性，明显违法，依法应予纠正。二、原审判决明显违反《合同法》第七十七条关于“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变更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依照其规定”的规定。经过婚姻登记处备案的《离婚协议书》是后签订的合同，是原离婚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变更，根据《合同法》第七十七条的规定，合同变更内容约定明确的，以变更后的内容为准。所以依法应以经过民政局备案的《离婚协议书》的约定为准。三、原审判决明显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四条关于“当事人达成的以登记离婚或者到人民法院协议离婚为条件的财产分割协议，如果双方协议离婚未成，一方在离婚诉讼中反悔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财产分割协议没有生效，并根据实际情况依法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的规定。根据上述规定，如果双方协议离婚未成，当事人一方有反悔的权利，事先达成的离婚协议没有生效，对夫妻双方均不产生法律约束力，不能作为人民法院处理离婚案件的依据。虽然该规定不是明确针对本案，但却是本案可以参考适用的最相近的相关法律规定。四、双方在备案的《离婚协议书》中明确约定双方没有债权债务需要处理，证明双方已经自愿同意改变原来离婚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约定，按照新的经过民政局备案的《离婚协议书》的约定办理离婚。补充协议是双方2018年7月18日下午2点30分钟前（即双方办理离婚手续前）就已经签署了，但经过备案的新的《离婚协议书》并没有要求陈某支付补偿费的约定。经过婚姻登记处备案的《离婚协议书》约定：“双方无债权债务处理”。如果按照侯某的说法，离婚之前双方签署的离婚协议（及其补充协议）有效，应该有债权债务需要处理，但该协议明确约定：“双方没有债权债务需要处理”，即侯某没有债权需要处理（包括侯某对陈某享有任何债权，包括所谓补偿金债权），也没有债务需要处理；同理陈某也既没有债权，也没有债务需要处理，即陈某没有欠侯某任何款项（包括没有补偿费需要支付）。双方在该备案《离婚协议书》的上述约定足以证明双方在2018年7月18日办理离婚登记时已经自愿改变双方之前的离婚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约定，按照新的经过备案的离婚协议执行办理离婚。五、侯某称补充协议在办理离婚手续前没有签署，不符合逻辑和常理。补充协议（见侯某证据第3组）第二条规定：“补充协议一式三份，一份交婚姻登记机关存档。”很明显，侯某是很清楚需要提交婚姻登记处备案的，也说明补充协议是在办理离婚手续前和签署备案离婚协议前已经签署。六、侯某称补充协议是在双方办理完离婚手续取得离婚证后，才另行签署的，明显不符合常理、更不符合事实。双方关系闹得那么僵了，婚姻登记工作人员已经告知双方原来协议不符合法律规定，双方已经办好离婚手续取得了离婚证，陈某不用再支付补偿费了，陈某还和侯某在补充协议签字同意支付巨额补偿费，明显不符合常理。七、之所以侯某同意按照备案的离婚协议书约定签署离婚，是因为侯某也强烈希望当天就办完离婚手续，以便摆脱其面临的不利困境。侯某之前因为与其上司（有妇之夫，尚未离婚）已经有了暧昧关系，被对方的妻子找了私家侦探拍了他们约会的照片以及两人在车里的暧昧谈话录音，急着离婚以便摆脱困境，同时陈某也希望尽快离婚，所以在双方提交了之前签订的离婚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并在婚姻登记处工作人员告知这些协议不符合法律规定需要修改后，双方协商同意按照婚姻登记处的要求修改原来离婚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并按照民政局提供的参考版本进行修改。修改完毕后，就用民政局的电脑打印出来，双方核对无误没有补充后才签字按指印，提交婚姻登记处办理了离婚登记的。这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八、侯某提供的所谓证人肖某的证言（证人是侯某的好朋友且没有出庭作证）的第二页第1-3行称：“完成侯某女士委托我办理的事情后，我便直接将纸质《补充协议》和印泥送到南山区民政局，当看到侯某女士时她显然是哭过，并告诉我离婚手续已经办完。”虽然肖某讲的办理完离婚手续后才将纸质《补充协议》送达民政局不是事实，但是她讲的“侯某女士显然哭过”却证明，侯某因为同意不按照原来的离婚协议和补充协议约定，而按照备案《离婚协议书》约定办理了离婚，痛哭过。这是因为放弃了其以前要求的补偿费用，也印证了侯某确实同意按照备案《离婚协议书》离婚，这是侯某和陈某的真实意思表示。一审判决将侯某提供的其好朋友肖某的所谓证人证言（且没有出庭作证），作为定案依据，明显违反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被上诉人侯某答辩称：一、一审法院对本案的事实已经审查得非常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无误，应当予以维持。二、双方签订的2018年3月5日的离婚协议书以及2018年7月18日的补充协议均合法有效，陈某应当按约履行其义务。三、经民政局备案的离婚协议不影响双方签订的2018年3月5日的离婚协议及2018年7月18日签订的补充协议的效力。四、陈某应当依照双方签订的协议向侯某支付补偿金。五、陈某在一、二审中存在恶意抹黑侯某的陈述，侯某将另案向其追索相关的侵权责任。侯某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陈某向侯某一次性支付补偿金32万元及迟延支付的利息8373.33元（暂计至2019年6月4日，之后的利息以32万元为基数，按月息2%计至付清之日止）；2.陈某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双方于××××年××月××日登记结婚。2018年3月5日，双方签订了一份《离婚协议》，其中第四条约定：“鉴于在婚姻中女方对家庭的无私付出，在男方一无所有的时候女方选择留在男方身边，无条件支持男方开创事业，在五年半的婚姻生活中，女方承担生活的重担，陪着男方度过最苦最艰难的日子，还在兼并家庭责任和工作压力的时候发生意外流产，现男方在事业稍有起色时提出离婚要求，对女方造成了不可估量的伤害，因此男方同意对女方进行经济补偿，补偿方案如下：1.补偿金为75万元。2.分期支付期限为三年，即36个月。（1）从签订本协议之日起6个月内，男方每个月向女方支付2.5万元。满六个月后，男方每个月向女方支付2万元，支付30个月。（2）在此期间，男方因失业（税前月收入低于5000元）可申请暂停支付补偿金，申请次数为2次，每次可延期二个月，分期支付的期限随之顺延，补偿金总数不变。（3）每个月支付日期为当月16日，可延期三日。超期支付的，自逾期之日起女方可要求男方按月息2%对迟延支付的补偿金额计付利息，至还清日止。（4）在分期支付期间（包含顺延期），若男方要求提前支付所有的补偿金或在两年内与第三人再婚的，需额外向女方支付10万元补偿金。（5）因女方为维护男方公司的正常发展而放弃分割相应的股权权益，若男方不能按以上方案向女方如期支付补偿金，女方有权要求分割男方名下所有公司的股权、公司分红以及相应收益。若男方以不合理低价将股权转让给第三人或让他人代持股权的，女方有权申请撤销该不合理股权转让，或有权以主张权利时的市场价要求男方支付股权权益的60%给女方。（6）男方不得以女方有工作、有收入或再嫁等理由拒绝支付补偿金。自签订本协议之日起，未征得女方同意的，以上补偿方案不得撤销或更改。本补偿金条款效力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独立有效，不受离婚手续办理时间的约束。”第五条约定：“本协议签订之日起六个月后，男女双方需持有本协议及各自相关的证件到结婚登记机关换取《离婚证》。”第六条约定：“本协议一式三份，独立生效的条款自协议签订日起生效，其他自婚姻登记机关颁发《离婚证》之日起生效，男、女双方各执一份，婚姻登记机关存档一份”。2018年7月18日，双方又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约定：“男方与女方于2018年3月5日签订《离婚协议》，现针对补偿金部分达成如下补充协议：一、补偿金支付情况及方案。1.1从2018年3月5日起至2018年5月15日，男方已支付补偿金7.5万元，女方予以确认。1.2男方现因公司经营困难，已申请暂停支付2018年6、7月的补偿金，女方予以同意。1.3经双方协商，补偿金支付方案变更如下：第一，补偿金支付期限为三年，共36个月，从双方分居当月2018年3月起算（男方申请而女方同意暂停支付的月份，终止月据此顺延）；第二，已支付的补偿金视为男方已按约履行四个月，即余下的补偿金支付期限为32个月，从2018年8月起算；第三，从2018年8月起，每个月男方应支付一万元补偿金，支付日期为当月16日前；第四，在补偿金支付期内，若男方再次出现经济困难，可申请中止支付补偿金一次，暂停期限为二个月。1.4《离婚协议》第四条第2款（4）‘在分期支付期间（包含顺延期），若男方要求提前支付所有的补偿金或在两年内与第三人再婚的，需额外向女方支付10万元补偿金’改为‘在补偿金支付期内（包含顺延期），若男方与第三人再婚的，需额外向女方支付20万元补偿金’。1.5在补偿金支付期内，若女方再婚的，男方可与女方重新协商补偿金的支付方案。二、协议的生效和失效2.1本协议一式三份，自双方签字时生效，男方与女方各持一份，婚姻登记机关存档一份，均具有同等效力。男方支付完所有款项后，本协议效力终止。本协议未修改之内容，仍然以《离婚协议》约定为准。”此后，陈某未按该《补充协议》履行付款义务。2019年6月3日，陈某致电侯某。在通话中，侯某指出陈某没有履行《补充协议》，陈某称该协议是一份“君子协议”，其目前没有能力履行协议。双方于2018年7月18日下午在深圳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办理了离婚登记。该婚姻登记处存档的《离婚协议书》主要内容如下：“双方因感情破裂，自愿协议离婚，就有关事项达成如下协议：一、子女抚养：双方无子女。二、财产处理：各自名下财产归各自所有。三、债权债务处理：双方无债权债务处理。我们自愿离婚，完全同意本协议书的各项安排。本协议一式三份，男女双方各执一份，婚姻登记机关存档一份”。侯某主张，因2018年3月5日的《离婚协议》的签订时间不符合离婚登记的要求，且其内容涉及离婚前的约定，民政部门没有审批权限，故双方在工作人员的建议下，按照婚姻登记处提供的模板当场重新签订了上述《离婚协议书》；双方办理完离婚登记后又立即签订了《补充协议》，重新约定了补偿金条款；双方口头约定《离婚协议书》只是为了办理离婚手续，实际按照《补充协议》履行。陈某主张，办理离婚登记前，侯某已经准备好《补充协议》，陈某签字后，双方持《离婚协议》和《补充协议》一同办理登记手续；因上述两份协议不符合民政部门的要求和法律规定，双方又急于离婚，所以双方经协商后按照模板签署了《离婚协议书》并办理了离婚登记。办理离婚登记前，双方当事人及侯某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楠曾通过微信多次沟通。2018年7月10日，陈某先后在与侯某和张晓楠的微信聊天中提出了对《离婚协议》的修改意见。陈某对侯某称：“我愿意承担和履行自己离婚协议中的条件……我建议，重新将协议修改为：三年75万费用不变（含之前已经支付部分），折合为每年25万。待我找到新工作（可能月薪在2万左右），每月支付1万元，原则上每年度在最后一个月一次性支付剩余部分。若我发展顺利，可以提前支付完75万完成协议。”侯某回复：“……7月18日，不见不散。就按你的方式改协议吧”。2018年7月18日中午，双方办理离婚登记前仍在通过微信就《补充协议》中关于双方再婚后的补偿金条款进行协商。侯某委托张晓楠按双方商定的意思拟定《补充协议》。此外，侯某为证明《补充协议》签署过程，还提交了证人肖某的书面证言。肖某称：其于2018年7月18日上午陪同侯某驾车从广州出发前往深圳，侯某在途中接到陈某的电话，陈某提出先签署《补充协议》再办理离婚登记，否则取消下午2:00的登记预约；双方对协议内容达成共识后，侯某与张晓楠进行了沟通，请张晓楠草拟《补充协议》；侯某于中午12:00左右收到协议电子文档后，再次与陈某联系，双方大约在一小时后确定了最终的协议内容；下午1:45左右，肖某受侯某之托在婚姻登记处附近寻找地方打印协议并购买印泥；约半小时后，肖某拿着纸质《补充协议》和印泥来到婚姻登记处时，双方已办完离婚登记，随即在路边花坛石台处签署了《补充协议》，肖某目睹了签字过程，后陪同侯某返回广州。原审法院认为，离婚时，夫妻的共同财产可由双方协议处理。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是否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相关条款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双方均系理性的成年人，在离婚前数月就达成了《离婚协议》，并履行了部分内容，后双方又就补偿金条款反复协商、修改，拟订立《补充协议》。在协商过程中，陈某曾主动表示其会履行离婚协议的内容，并提出修改意见，双方直至离婚登记当日仍在就《补充协议》的个别条款进行协商，足见该协议是当事人深思熟虑的结果。从双方离婚后的通话内容来看，陈某将该协议称为“君子协议”，且将未履约的原因归咎于自己目前没有支付能力，其实际也并未否认协议内容，故确信该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虽然《离婚协议》、《补充协议》与婚姻登记处存档的《离婚协议书》不一致，但据双方陈述，之所以签订《离婚协议书》主要是因为双方自行拟定的协议不符合婚姻登记处的格式要求。比较三份协议的内容，《离婚协议书》非常简单，而《离婚协议》和《补充协议》详尽、具体。且双方在《离婚协议书》中没有明确表示终止《离婚协议》和《补充协议》。结合双方协商、订立《离婚协议》和《补充协议》的过程以及双方在离婚后的沟通情况，难以确信双方会在办理离婚登记的短时间内即决意抛弃双方经过长时间考虑和协商后对财产作出的全面细致的安排，而以简略的《离婚协议书》取而代之。因此，双方签署《离婚协议书》仅为顺利办理离婚登记，无论其签署于《补充协议》之前或之后，均不是对《离婚协议》和《补充协议》作出实质性的变更。离婚时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遵循意思自治原则，法律未禁止当事人在婚姻登记处备案的离婚协议之外另行达成财产分割协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四条规定：“当事人达成的以登记离婚或者到人民法院协议离婚为条件的财产分割协议，如果双方协议离婚未成，一方在离婚诉讼中反悔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财产分割协议没有生效，并根据实际情况依法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该条规定适用于双方协议离婚未成而进行诉讼离婚这一特定情形，不能以此笼统地否定所有未经婚姻登记处备案的财产分割协议的效力，故本案不适用上述规定。对《补充协议》的效力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关于民事法律行为效力的一般规定判断。本案中，侯某请求陈某支付补偿金主要依据《补充协议》第1.3条的约定。上已认定《补充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同时，该条约定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也不违反公序良俗。因此，该条约定合法有效，双方应遵照履行。《补充协议》是双方离婚协议的一部分，与双方的身份关系有密切联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该协议不适用该法的相关规定。因此侯某依据该法第一百零八条请求陈某一次性支付补偿金，不予支持。陈某应仍按约定分期向侯某支付补偿金。其中，陈某拖欠的2018年8月至判决生效之月的补偿金应一次性支付，此后每月支付1万元至2021年3月。《补充协议》是对《离婚协议》中补偿金条款的变更，变更后双方未约定逾期须支付利息，故侯某请求陈某支付利息，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陈某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按照每月1万元的标准向侯某支付2018年8月至判决生效之月的补偿金；二、从判决生效之次月至2021年3月，陈某应于每月16日前向侯某支付当月补偿金1万元；三、驳回侯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941.86元，由侯某负担29.86元，陈某负担912元。侯某已预交全部案件受理费，原审法院退还其912元。陈某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审法院交纳案件受理费912元，拒不交纳的，法院依法强制执行。本院二审审理查明，1.侯某一审时提交了证人肖某出具的证言，但肖某并未出庭作证。侯某二审时申请证人肖某出庭作证，本院予以准许。肖某接受双方当事人和法庭的询问，陈述的意见与一审的书面证人证言一致。陈某对此质证认为，（1）证人证言并不是事实的全部，事实上证人出现在了民政局，因为其2019年9月19日做的证明明确了其将印泥和协议送到民政局，但是其今天的证言却否认了其到民政局的事实。（2）根据侯某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其明确告知双方约定的办理离婚的时间是两点半，但证人却称侯某告诉她办理离婚的时间是两点。（3）根据陈某的陈述，当时双方将之前签订的离婚协议以及补充协议一起递交给民政局的工作人员，被告知其协议不合规、不合法后，由陈某通过电脑在民政局提供的版本上填写相关内容，侯某在旁边看着，并且默认了民政局电子版本的离婚协议书上的三点内容即子女抚养、财产处理、债权债务处理，并由陈某打印出来，侯某再确认签名，等到他们的预约时间再一起去办理离婚，非证人所说的侯某没有把补充协议给到民政局而办理的离婚手续，因为双方的补充协议就是用于离婚的，证人证言存在混淆事实的情形。侯某的质证意见为，对肖某的证人证言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1）关于肖某在民政局出现的地点和时间，其刚才进行了解释，即便与其证明的文字存在瑕疵，但并不影响案件事实的认定，也就是补充协议是本案最后形成的书面协议。（2）陈某在补充协议上面的签章是真实的，如果陈某认为是伪造的，侯某欢迎其提出笔迹鉴定，并予以无条件配合。（3）民政局备案的协议并未否定双方前后签订的两份协议的有效性，本案的三份协议均成立并生效。（4）双方办理离婚的具体时间根本不值得讨论，侯某当时是在广州工作，在当天由肖某陪同从广州出发来到深圳，除了肖某打印资料和寻找印泥的空档之外，肖某全程与侯某在一起，如果侯某不是在这个空当之间和陈某办理离婚手续，双方手上所持有的离婚证是谁发出来的。我方在一审中提交的结婚证明确加盖了民政局的注销登记公章，落款日期是2018年7月18日，南山区民政局又在当天向双方发出了离婚证，离婚证的登记日期也是2018年7月18日。2.双方一审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双方在办理离婚手续当天中午仍在协商补偿款的具体支付事宜，当天下午1点35分，陈某对涉案的《补充协议》提出：“如果不拿掉，既然我再婚，补偿金要增加20万，那就改为：如果在补偿金支付期内，女方再婚，补偿金减免8万元。补充一条：男方若提前支付完补偿金，本条作废。”陈某紧接着发出两条信息，一是“不论你我再婚，都作废。只要我提前支付完”，另一条是“我希望（希望）努力，提前支付，让我们都能过好”。原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对于共同在2018年3月5日签署《离婚协议》、在2018年7月18日签署《离婚协议书》和《补充协议》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根据双方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以上协议的效力判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四条规定：“当事人达成的以登记离婚或者到人民法院协议离婚为条件的财产分割协议，如果双方协议离婚未成，一方在离婚诉讼中反悔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财产分割协议没有生效，并根据实际情况依法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据此，双方达成的以离婚为条件的财产分割协议属于附延缓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双方签署离婚协议后，协议仅成立，并未生效。双方按照协议约定办理离婚手续后，该协议对双方才发生法律效力。据此，陈某与侯某于2018年3月5日签署的《离婚协议》因与双方在2018年7月18日据以办理离婚登记手续的《离婚协议书》内容存在冲突而不发生法律效力。双方因离婚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应当以《离婚协议书》的内容为准。侯某主张《离婚协议》有效，法律依据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法律并不禁止双方当事人在离婚登记后再行对双方的权利义务进行约定。此种约定不以离婚登记为前提，故不属于附延缓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即只要此种约定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即在双方合意成立时发生法律效力。双方在2018年7月18日签署了两份协议即《离婚协议书》和《补充协议》，对于两者形成的先后顺序，双方各执一词。而两份协议上均未注明签署的具体时间，故难以直接判断两者的形成先后顺序，应当从两份协议的内容，运用一般理性思维和逻辑分析方法进行综合判断。两者最大的不同点在于补充协议约定了陈某尚需向侯某支付32万元的补偿金。从该条约定的发展沿革看，补偿金条款首先约定于双方2018年3月5日的《离婚协议》中，根据双方的聊天记录，该补偿意见是陈某在2018年7月10日建议修改后确定的方案，陈某对此并无异议。至2018年7月18日上午11点45分，陈某提出了修改补充协议的方案，经侯某同意后，由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进行修改，后形成了书面意见。至下午1点35分，双方经再次协商后确定了最终方案，补偿数额确定为尚需支付32万元。可见，该补偿方案是双方经过充分协商达成的一致意见。现有证据从未体现出双方要求再次降低补偿数额或取消补偿方案的内容，且陈某最后称“不论你我再婚，都作废。只要我提前支付完”“我希望（希望）努力，提前支付，让我们都能过好”，进一步表达了愿意积极履行协议的意愿。此时距离双方办理离婚登记手续仅有一个小时左右。即使如陈某所称，该补充协议是在办理离婚登记手续前向民政工作人员提交而被其不予接纳，从一般人的理性思维分析，在民政工作人员仅是对协议形式而非内容提出要求的情况下，双方在此后形成符合形式要求的《离婚协议书》时，理应将该补充条款予以列明，以保证此前达成的合意发生法律约束力。而现有的《离婚协议书》并没有列明该条款，产生此种与应然状态不符的情况无外乎两种原因，一是双方在办理离婚登记手续前合意取消了补偿条款，将《离婚协议书》中约定的“双方没有债权债务”确定为最终条款；一是双方在该《离婚协议书》之后另行签署了新的书面协议。而陈某在本案中并未提交双方在短短一小时的时间内合意取消补偿方案的具体证据，也没有提出侯某愿意主动放弃经双方充分协商的补偿方案的符合情理的意见，其作为前者原因事实发生的积极主张方，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而后者原因事实即为侯某要求陈某履行补偿义务的主要依据。同时结合双方办理离婚手续后近一年时间内侯某要求陈某履行该协议，陈某仅是以其没有能力履行，而未否定该协议已经取消的意思表示来看，双方在办理离婚登记手续后另行签署《补充协议》具有高度盖然性和客观合理性。且与《离婚协议》不同的是，《补充协议》亦未注明以双方办理离婚登记手续为条件，一定程度上能够佐证该协议并非签署于双方办理离婚登记手续之前。从以上事实综合来看，该《补充协议》属于双方在离婚后另行签署的协议，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原审判决认定陈某应按该协议内容履行对侯某补偿义务，是正确的。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41.86元，由上诉人陈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杰晖审判员  谢 佳审判员  **峰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陈秀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