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977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广东格林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华穗路263号双城国际大厦东塔14层。法定代表人：陈志华，该所负责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红寨，广东格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曾顺东，广东格林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中交交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白云路27-1号11楼自编1108房。法定代表人：谢作崇，该公司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志永，男，1972年3月2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明德，广东维强（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雪仙，女，1978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苍南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金鹰制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通州区经济开发区南区漷兴二街24号。法定代表人：谢作崇，该公司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谢作崇，男，1978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苍南县。上诉人广东格林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格林所）因与被上诉人广州中交交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交公司）、周志永、孙雪仙、北京金鹰制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鹰公司）、谢作崇委托诉讼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6民初225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格林所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红寨，被上诉人周志永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明德到庭参加了诉讼。被上诉人中交公司、孙雪仙、金鹰公司谢作崇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格林所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中交公司、周志永、孙雪仙、金鹰公司、谢作崇连带向格林所支付律师费1287055.13元及逾期付款利息（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的标准计算，自2018年6月15日计付至实际清偿之日）；2.本案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及财产保全费等全部费用由中交公司、周志永、孙雪仙、金鹰公司、谢作崇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涉案《委托代理合同》（以下简称委托合同）属于风险代理。1.委托合同虽然未明确写明“风险”两字，但约定的律师费计费方式是按“法院终审生效判决确定的有关付款义务方向甲方应支付的经济损失及相应利息的23％计取”，并且是“甲方于实际收到前述款项(包括但不限于调解款、和解款、执行款)后十日内日按23％比例向乙方支付律师费”，符合《广东省物价局、司法厅律师费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广东省律师收费办法》）第十一条中规定的风险代理的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也符合风险代理中以诉讼结果来决定代理费支付这一本质特征；2.本案格林所收取律师费的前提是格林所代理的案件胜诉并且中交公司实际收到款项，而该案诉讼结果及执行结果均未知，委托合同实际暗含诉讼风险及执行风险全部由格林所承担。因此，委托合同中诉讼风险的承担和代理费的收取方式与普通律师收费的案件不同，应属风险代理。（二）中交公司系基于该案案情复杂，争议极大，二审裁判结果不可预判，且明知格林所很可能承担全部诉讼风险的情况下，才签订风险代理合同。1.涉案案件上诉标的额为33020786元，而委托合同关于风险代理费的计算基数仅为一审判决的“经济损失及相应利息”540万元，说明中交公司对二审中是否维持该“经济损失及相应利息”540万元并无信心，因此签订委托合同的本意是让格林所承担涉案案件的二审诉讼风险；2.涉案案件一审判决“两被告赔偿中交公司经济损失540万及相应利息”。二审判决中将上述经济损失540万元分开列为判决第四项和第五项，分别为未供货150万张IC卡利润3900000元，未供货150万张IC卡防伪膜990000元，共计4890000元。由此可见，本案案情复杂，争议极大，一、二审法院关于上述费用的认定亦有不同。（三）一审法院仅以委托合同并未约定系风险代理收费合同，亦未约定格林所应承担的风险责任为由，认定“本案所涉律师费不应按照风险代理的收费标准收取”，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四）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于2014年12月17日颁布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放开部分服务价格意见的通知》(发改价格[2014]2755号)（以下简称《发改委通知》）第一条第(四)款规定，涉案案件律师服务应实行市场调节价，而非实行政府指导价。一审判决适用的《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发改价格[2006]611号）（以下简称《律师收费办法》）是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司法部共同制定，于2006年4月23日发布，与前述规定相违背而无效，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况且《律师收费办法》第五条所指的“民事案件”是狭义上的公民请求支付劳动报酬、工伤赔偿、给付赡养费、抚养费等民事案件，并不包含涉案案件所属的商事纠纷案件。（五）涉案《委托代理合同》系双方合意，并未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除非合同双方协商一致调整价格，其他任何机关均无权予以干涉，一审法院强行调整律师费，违背意思自治的基本原则。（六）双方虽未约定逾期支付律师费的违约金，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以及《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贷款利率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三条之规定，本案逾期付款利息应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的标准计算。（七）本案因中交公司、周志永、孙雪仙、金鹰公司、谢作崇违约引发诉讼，格林所没有过错，故一、二审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等全部费用应由中交公司、周志永、孙雪仙、金鹰公司、谢作崇负担。（八）委托合同关于律师费的约定清晰明确具体，一审法院“酌定”律师费，没有依据。（九）（2017）粤01民终17780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17780号判决书）的第四项、第五项判项是对（2015）穗荔法民二初字第1318号民事判决书的第三项（以下简称1318号判决书）的改判，依据为中交公司于2016年5月16日向荔湾法院提交的《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请求“判决两被告赔偿损失540万元及相应利息”，“损失”即中交公司提到的可期待“利润540万元”。故格林所认为后期律师费应按4890000元（3900000元+990000元）为计算基数。另，上述所涉损失、利润、经济损失和价差系同一概念。（十）格林所代理的涉案案件标的额为3000多万元，委托合同第1条明确约定格林所接受中交公司委托，指派王红寨律师代理中交公司与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交科院）、广东省交通运输厅（以下简称交通厅）合同纠纷一案。该案标的额为本金244489969元及5400000元损失及期待利益，加上利息则远超3000万元，并非中交公司、周志永、金鹰公司、谢作崇、孙雪仙所称该案二审判决仅对540万元作出处理。中交公司书面辩称，（一）案涉合同风险代理条款无效。根据《律师收费办法》第十一条和《广东省律师收费办法》第十条规定，风险代理应当告知风险收费模式及政府指导价，并征得委托人同意，才能实行风险代理，这是效力性规定。因为律所在合同订立中存在天然优势，要求普通老百姓具备与律所无差别的法律意识明显不公平，因此需通过增加律所义务，保障委托人意思表示的真实性，进而保障合同有效性。格林所未举证证明其已向中交公司告知政府指导价和中交公司要求采用风险代理的证据，案涉合同中也没有风险标识，应推定中交公司作出的意思表示不真实。另根据《律师收费办法》第十三条，实行风险代理收费，律师事务所应当与委托人签订风险代理收费合同。这是法律对形式的强制性规范。综上，案涉风险代理条款无效。（二）案涉合同没有风险代理合同的本质属性，案涉收费约定仅针对部分判项进行提点，割裂中交公司与格林所约定提供律师服务应针对全案而非某一判项的真实意图。1.根据《律师收费办法》第十三条，案涉合同并未约定格林所应当承担的风险责任，格林所在案涉合同中仅存在收益而无需承担风险，不符合“风险合同”的内在含义。根据合同条款，如果二审全部败诉，中交公司并无权要求格林所退还前期律师费或要求格林所继续申请再审或要求赔偿损失；2.案涉合同约定的“提点”方式存在逻辑错误，从根本上排除格林所的风险责任。格林所代理的是中交公司与交通厅等主体的二审纠纷，提点计算基数占案涉争议标的额的20%左右，对剩余80%的案涉争议，格林所无需承担任何风险责任。按照广东省律师收费政府指导价，即使认定格林所一审主张的提点额540万元，其收费也只有10万，而在案涉合同中，格林所即已收取20万元，已足以支付格林所。中交公司在其风险利益没有实现的情况下，格林所还“剥削”中交公司成本利益，导致中交公司因资不抵债被注销。因此，案涉风险代理条款违反诚实信用原则，通过无风险内容的合同约定，收取风险代理费用，应属无效。（三）案涉合同按政府指导价计算律师费，虽对中交公司已极不公平，但更符合双方合同目的和利益。第一，约定“提点”比例不代表就是风险代理；第二，案涉合同第一条约定，格林所代理“参与案件的二审及执行阶段的诉讼活动”。而格林所实际代理工作内容为二审答辩活动，持续半年多，涉案案件并未涉及执行阶段，格林所经办律师亦陈述，执行回款是交科院主动履行后才知道，因此按照政府指导价计算律师费，更符合双方合同履行中付出的劳动和获得的收益，也更利于实现“定分止争”的司法目的。即使法院最终认定风险条款有效，也希望考虑中交公司与交科院的诉讼争议中，一审聘请广东海际明律师事务所约定风险代理收费为30%，二审还支出23%的风险提点费，对中交公司极不公平。格林所作为二审代理律所，未向中交公司释明，使其误以为一个案件仅需支付一次风险代理费用的情况下，作出不真实意思表示，格林所也应承担相应责任。关于法律适用，中交公司认为应当按照《律师收费办法》和《广东省律师收费办法》进行裁量。周志永辩称，（一）委托代理合同或其他案件材料并没有任何进行风险的标识，但根据《律师收费办法》、《广东省律师服务政府指导价》、《广东省司法厅律师收费实施办法》，律所需明确告知当事人风险后才能进行风险代理。（二）针对法律适用，《律师收费办法》是有效的管理规定，《发改委通知》是指导性意见，只有在没有法律条文的情况下，才能适用指导性意见。2016年6月6日广东省司法厅已经发布广东省意见征求稿，但至今没有达成共识，显然意见存在争议，如果按照存在争议的法律法规来裁判，无法印证公正性。律所需在明显的位置挂许可证及收费办法，周志永认为应当按照现有的办法进行收费。其他意见与中交公司上述书面答辩意见一致。孙雪仙、金鹰公司、谢作崇均未作答辩。格林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中交公司支付律师费1287055.13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欠付律师费1287055.13元为计算基数，参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计收逾期贷款利息上浮50%的标准计算，自2018年6月15日计至清偿之日止）；2.判令周志永、孙雪仙、金鹰公司、谢作崇对中交公司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判令中交公司、周志永、孙雪仙、金鹰公司、谢作崇承担本案诉讼费、财产保全费等全部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7月21日，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穗荔法民二初字第1318号民事判决书，就中交公司与交科院、交通厅合同纠纷一案判决如下：一、交科院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中交公司货款24448969元及逾期付款利息（逾期付款利息以24448969元为本金，自2015年6月15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每日0.14‰的标准计算）；二、交通厅对交科院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补充清偿责任；三、交科院、交通厅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中交公司经济损失5400000元及相应利息（利息以5400000元为本金，自2015年6月15日起至实际清偿款项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息计算）；四、驳回中交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交科院、交通厅不服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三项判决，驳回中交公司全部诉讼请求。中交公司（甲方，下同）与格林所（乙方，下同）遂于2017年9月1日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约定：中交公司因与交科院、交通厅合同纠纷一案，聘请乙方律师担任其诉讼代理人，双方经自愿协商达成以下条款；乙方接受甲方的委托，指派王红寨律师为甲方诉讼代理人，参与案件的二审及执行阶段诉讼活动。甲方向乙方支付的律师费由前期律师费和后期律师费组成：前期律师费200000元，中交公司应于2017年9月20日前支付100000元，2017年10月20日前支付100000元；后期律师费按法院终审生效判决确定的有关付款义务方向中交公司应支付的经济损失及相应利息的23%计取；中交公司于实际收到前述款项（包括但不限于调解款、和解款、执行款等）后十日内按23%比例向乙方支付后期律师费。前述“经济损失及相应利息”指涉案一审判决第三项中的“经济损失及相应利息”。2018年5月22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粤01民终17780号的民事判决书，对（2015）穗荔法民二初字第1318号民事判决作出改判，判决如下：一、维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2015）穗荔法民二初字第1318号民事判决第四项；二、撤销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2015）穗荔法民二初字第131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三、交科院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中交公司支付货款6060548元及逾期付款利息（逾期付款利息以6060548元为本金，自2015年6月15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每日0.14‰的标准计算）；四、交科院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中交公司支付价差4296000元及相应利息（利息以4296000元为本金，自2015年6月15日起至交科院实际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五、交科院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中交公司支付防伪膜的款项1938000元相应利息（利息以1938000元为本金，自2015年6月15日起至交科院实际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庭审中，对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01民终17780号民事判决的判项四价差4296000元为中交公司的利润差，其中未供货的150万张IC卡的利润差3900000元为中交公司的经济损失，格林所、中交公司双方没有争议。对于判项五的款项1938000元，格林所主张其中有990000元仍为中交公司的经济损失（涉案防伪膜共144万张加150万张即294万张，1938000元除以294万张即为每张防伪膜的价格，再乘以本案150万张防伪膜数量，未供货防伪膜价格即为990000元）；中交公司则称该笔款项全部为货款，非利润差，不是经济损失。此外，由格林所提供的中交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显示，中交公司于2007年11月29日成立，注册资本为50000元，法定代表人及执行董事为孙雪仙。2007年12月28日，该公司申请办理注册资金变更、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注册资本变为12000000元，周志永出资10800000元，持股比例为90%。原股东孙雪仙出资1200000元，持股10%。公司股东变更为周志永、孙雪仙，并由周志永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及执行董事。2009年5月19日，该公司再次申请办理变更登记，变更注册资本为1000000元，公司股东及相应持股比例不变。2016年2月17日，该公司变更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及财务负责人，均由谢作崇担任。周志永任该公司经理，孙雪仙为监事。2018年8月6日，公司变更经理周志永为谢作崇，变更股东周志永为谢作崇，持股比例为90%，孙雪仙占10%；金鹰公司成立于2014年1月17日，注册资本为20160000元，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为谢作崇，经理为孙淑林，股东分别为周志永、认缴出资19057000元，孙淑林认缴出资1003000元。广东大同司法会计鉴定所出具的鉴定报告显示：周志永、孙雪仙应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实际均为广州骏益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骏益公司）于2017年12月26日转入中交公司的验资账户。在完成验资次日，中交公司把注册资本11950000元分3笔全部转出，分别转给中交公司佛山分公司10050000元、中交公司珠海分公司970000元、中交公司深圳分公司930000元。格林所提供了中交公司2017年7月7日至2018年6月21日的银行流水明细，显示2018年6月5日，中交公司收到交科院支付的三笔款项共14115282.93元；2018年6月6日，中交公司向周志永转账1000000元；2018年6月5日，中交公司向金鹰公司分别转账1397000元、1000000元，2018年6月6日，再次向金鹰公司转账6613775元。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律师收费办法》第十三条规定，实行风险代理收费，律师事务所应当与委托人签订风险代理收费合同，约定双方应承担的风险责任、收费方式、收费数额或比例。然本案中，中交公司与格林所于2017年9月1日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并未明确约定系风险代理收费合同，合同中亦未约定格林所应承担的风险责任，故本案所涉律师费不应按照风险代理的收费标准收取。根据《律师收费办法》第五条规定，律师事务所依法提供代理民事诉讼案件的法律服务实行政府指导价。根据《广东省律师服务政府指导价》的规定，涉及财产的民事、行政诉讼收费标准为在收取基础费用1000-8000元的基础上再按其争议标的额分段按比例累加计算收取：5万元（含5万元）以下：免加收；5万-10万（含10万元）：8%；10万-50万（含50万元）：5%；50万-100万（含100万元）：4%；100万-500万（含500万元）：3%；500万-1000万（含1000万元）：2%；1000万-5000万（含5000万元）：1%；5000万元以上：0.5%。上述收费标准允许上下浮动20％。未代理一审而代理二审的，按一审标准收费。现格林所代理中交公司参与二审诉讼，二审中交科院、交通厅主张驳回中交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根据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穗荔法民二初字第1318号民事判决书的判决结果，一审法院确定二审的诉讼标的额为33020786元，其中货款24448969元及逾期付款利息2625330元（逾期付款利息以24448969元为本金，自2015年6月15日起计至一审判决之日即2017年7月21日，按每日0.14‰的标准计算），经济损失5400000元及相应利息546487元（利息以5400000元为本金，自2015年6月15日其计至一审判决之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息即年利率4.75%计算）。因此，根据上述《广东省律师服务政府指导价》的计费标准计算，同时考虑格林所代理的案件较为复杂，律师费予以上浮，酌定中交公司应付格林所的律师费为600000元。中交公司已支付前期律师费200000元，故还应向格林所支付400000元律师费。格林所主张超过该金额的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中交公司收到案款后未及时向格林所支付律师费，客观上造成了格林所的损失，故格林所主张自2018年6月15日起以400000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利息有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超过该金额的部分缺乏合同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本案系委托代理合同纠纷，周志永、孙雪仙、金鹰公司、谢作崇均非案涉《委托代理合同》的合同相对人，中交公司主张周志永、孙雪仙、金鹰公司、谢作崇承责缺乏合同依据。格林所主张上述中交公司、周志永、孙雪仙、金鹰公司、谢作崇承担连带责任的事由亦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同时，当前本案一审作出判决并未生效，中交公司亦未经强制执行或审计清算，格林所主张上述各被告承担连带责任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一百零七条、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于2019年8月28日判决：一、中交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格林所支付律师费400000元及逾期利息（自2018年6月15日起以400000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格林所其他诉讼请求。如果中交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履行期间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53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格林所分别负担11530元、2500元，由中交公司负担5000元、2500元。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格林所提交其在前案中代理中交公司时所提交的《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作为证据，拟证明本院作出的17780号判决书的第四项判项“价差4296000元为中交公司的价差，其中未供货的150万张IC卡的利润差3900000元，未供货的防伪膜价格990000元”实际上是对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作出的1318号判决书的第三项判项“经济损失540000元及利息”的改判，该判项的依据就是中交公司上述申请书。《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上载明“原告（中交公司）每张卡的采购价为：防伪膜每张0.65元”。另查，17780号判决书第38-39页载明，“交通厅在2011年11月以电汇形式向交科院支付了1938000元，用途载明为防伪膜。交通厅与交科院二审期间确认上述款项是交通厅因涉案两份合同涉及的294万张IC卡未约定的防伪膜事项在合同约定的金额之外向交科院支付的全部款项。中交公司则表示其曾向交通厅提出按1元1张的单价结算防伪膜货款，交通厅当时没有表态，如果交通厅当时反对，则中交公司不会再继续供应防伪膜。”17780号判决书第45页载明，“至于涉案两份合同所涉及的全部294万张防伪膜是否应单独计算价格及计算多少的问题。本院认为，虽然涉案的两份合同中没有约定防伪膜的支付问题，但中交公司确因防伪膜需向下游供应商额外支付货款，故中交公司就防伪膜主张款项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当事人没有就防伪膜的支付标准形成一致意见。中交公司主张按1元1张的单位的支付标准，并提出交通厅当时没有反对此标准。对此，本院认为，对于防伪膜的支付标准，应以双方的明示并达成协议作为标准。中交公司仅以交通厅当时没有表态反对为由主张双方达成了协议，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由于交通厅实际上向交科院支付了防伪膜款项1938000元，表明交通厅愿意且已经就涉案合同中没有明确约定价格的防伪膜支付1938000元。交科院已就防伪膜部分收取的款项，理应返还给中交公司。故本院认定，交科院需就两份涉案合同涉及的全部防伪膜款项向中交公司支付1938000元。”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根据双方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1.案涉律师费计价条款是否有效，应当按照何种标准计费；2.周志永、孙雪仙、金鹰公司、谢作崇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本院分析认定如下：第一，关于案涉律师费计价条款是否属于风险代理的问题。风险代理是指律师事务所与委托人之间确立的以案件结果或某些特殊条件的成立作为收取律师服务费的一种代理形式。风险代理的认定应当依据合同的具体内容是否涉及风险代理，而不应仅仅依据合同名称。案涉《委托代理合同》第五条第一款和第三款约定，“甲方（中交公司）向乙方（格林所）支付的律师费由前期律师费和后期律师费组成。后期律师费按法院终审生效判决确定的有关付款义务方向甲方（中交公司）应支付的经济损失及相应利息的23%计取；甲方（中交公司）于实际收到前述款项（包括但不限于调解款、和解款、执行款等）后十日内按23%比例向乙方（格林所）支付后期律师费。前述‘经济损失’及相应利息指涉案一审判决第三项中的‘经济损失及相应利息’。”该约定正是以诉讼代理结果作为计酬的依据。如若案涉案件二审并未支持中交公司的“经济损失”，格林所即便提供了代理事务但仍丧失请求中交公司支付后期律师费的权利，这也是格林所签订案涉律师费计价条款时所承担的风险所在，符合风险代理收费的基本特征，应属于风险代理。中交公司、周志永仅以案涉《委托代理合同》中未出现“风险代理”字眼、无“风险”标识为由抗辩案涉律师费计价条款不属于风险代理，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第二，关于案涉风险代理条款是否有效的问题。上述合同条款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约定的收费比例为23%，未超出《律师收费办法》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最高标准，因此案涉律师费计价条款应属有效的风险代理条款，双方应恪守履行。一审法院认为案涉律师费不应按照风险代理的收费标准收取，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第三，关于案涉律师费的计算标准问题。《委托代理合同》中约定计费基础为终审生效判决确定的有关付款义务方应支付的经济损失及相应利息，同时又对该“经济损失及相应利息”的范围明确为涉案一审判决中第三项。但该案终审生效判决将一审判决第三项拆分为未交付的IC卡以及防伪膜两个部分进行判决即第四判项和第五判项。其中，双方对17780号终审判决第四项判项中的3900000元为中交公司未供货的150万张IC卡的利润差即经济损失并无异议；而对于17780号终审判决第五判项中关于IC卡防伪膜的利润差金额理解不一。经查，结合17780号判决中“本院认为”的论述，该判决中认定防伪膜供货单价应为0.66元（总金额1938000元/总张数2940000张），按照中交公司在《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所主张的防伪膜采购单价为0.65元/张，计算中交公司每张防伪膜的利润差应为0.01元，150万张IC卡所配套的防伪膜利润差（即经济损失）应为15000元。故二审17780号案所判决的第四项、第五项中的款项相加即为3915000元（390000元+15000元）。《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风险代理收费比例为23%，因此案涉律师费的计价应为3915000×23%=900450元。至于中交公司认为案涉纠纷并未发生执行中的代理活动，应综合格林所的付出及成果，调整为按照政府指导价收费的主张，本院认为，虽然前案所涉款项由交科院主动履行，格林所无需代理执行事务，但双方在签订《委托代理合同》时，均同意以实际收回款项的结果作为中交公司对格林所代理服务的认可，并以此作为支付款项的条件。中交公司在实际获得诉讼利益后拒绝如约支付款项，显然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因此，本院对其上述主张不予采纳。综上所述，根据双方约定，中交公司应于实际收到款项后十日内向格林所支付律师费，其已经于2018年6月5日收到交科院款项，故支付律师费的条件已经具备，但未能如约履行付款义务，理应承担违约责任。一审判令从2018年6月15日起计付利息无误，本院予以维持。因《委托代理合同》中未约定逾期付款利息的标准，一审法院判令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付利息有理，但由于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已经取消，故本院对于一审判决有关利息计付的表述一并予以调整。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关于格林所主张周志永、金鹰公司、谢作崇利用关联关系转移中交公司财产、逃避债务，损害中交公司利益，导致中交公司不能支付律师费和违约责任的问题。首先，本案为诉讼委托代理合同纠纷，金鹰公司与中交公司是否存在关联交易、周志永、谢作崇是否通过关联交易损害中交公司利益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其次，现并未有证据证实，因中交公司向金鹰公司转账的行为导致格林所债权不能实现，此时格林所主张判令周志永、金鹰公司、谢作崇承担赔偿责任，于法无据，本院予以驳回。金鹰公司、谢作崇、孙雪仙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出庭应诉，亦未作答辩，视为放弃抗辩权利，本院依法作缺席判决。综上所述，格林所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部分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处理结果不当，本院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6民初2255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6民初2255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广州中交交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广东格林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费900450元及逾期利息（以90045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8年6月15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算至款项全部清偿之日止）；三、驳回广东格林律师事务所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广州中交交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履行期间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653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共21530元，由广东格林律师事务所负担6467元，由广州中交交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担1506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2671元,由上诉人广东格林律师事务所负担5522元，由广州中交交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担7149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邓 娟审判员 练长仁审判员 杨 凡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尤志华李玉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