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2民终578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高爱华，女，1957年3月5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抚顺市东洲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丽丽，女，1982年2月22日出生，汉族，大连今川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员工，住大连。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林志良，男，1985年6月12日出生，汉族，大连万方船舶技术有限公司工程师，住大连。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海，辽宁明相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高爱华因与被上诉人孙丽丽、林志良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人民法院（2020）辽0293民初2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高爱华，被上诉人孙丽丽，被上诉人林志良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爱华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二被上诉人偿还上诉人借款25万元或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官主观判案，基本事实认定不清。一审没有查清上诉人与二被上诉人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仅从主观判断借贷关系不成立。法官没有考虑双方系亲属关系，过于重视借据、欠据的重要性。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规定，上诉人可以仅以转账凭证主张借贷关系，况且本案中还有录音等辅助证据。一审仅凭没有借据或欠据就认为本案借贷关系不成立错误。一审法院认定几笔借款都是赠与，既没有证据也缺少法律依据。（二）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错误。被上诉人林志良应为其赠与主张承担举证责任，一审法院在被上诉人林志良无据证实案涉款项系赠与的情况下，仅凭林志良的陈述就将案涉款项认定为赠与错误。（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官简单理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适用该规定的前提首先要确定是赠与，而本案没有证据确定案涉款项系赠与。（四）二被上诉人共向上诉人借钱25万，第一笔20万元用于购房，时间是2012年11月14日；第二笔装修用是3万元，时间是2013年12月6日；第三笔是他们家生孩子没有钱，向上诉人借2万元，时间是2015年3月17日，是上诉人亲手交给了林志良，三笔钱都是借款，口头说是借，二被上诉人都在场都是同意的，林志良也说了等以后他有钱一定会还给我和我老伴。孙丽丽二审辩称，同意上诉请求、事实及理由。林志良二审辩称，不同意上诉请求。（一）上诉人高爱华是在被上诉人孙丽丽与林志良于2019年11月21日经法院调解离婚后提起的本案诉讼。孙丽丽与林志良结婚后，孙丽丽母亲高爱华在双方购置房屋时曾出资，并且购买房屋登记在林志良名下，孙丽丽为共有人。（二）原判适用法律正确。根据《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高爱华的出资理应是对孙丽丽与林志良夫妻双方的赠与。在双方离婚后，高爱华虽主张系借贷，但未提供借据、欠条等有效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本案的举证责任理应由上诉人承担，而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当事人之间具有借贷合意与借贷法律关系。（三）案涉款项发生于2012年，但在其女儿2018年第一次起诉离婚后，长达六年多年的时间才起诉主张系借款，不符合日常经验法则。如果是借款，出借人不可能在如此久的时间里不主张权利。上诉人起诉的真实原因系其女儿孙丽丽与林志良产生了矛盾、打起了离婚官司，最终二人离婚，上诉人才制造了这场虚假诉讼，企图要回其赠与的钱款。（四）高爱华与孙丽丽系母女关系，孙丽丽的意见不能作为本案查明事实的依据。其自愿放弃赠与行为并不必然导致林志良放弃赠与。孙丽丽多次起诉与林志良离婚，2019年11月经法院主持调解，作为被告的林志良从有利于孩子成长角度的考虑，同意离婚且孩子归孙丽丽抚养，同意涉案房屋所有权归孙丽丽所有。孙丽丽父母也常年居住在涉案房屋中，现高爱华在其女儿离婚后又制造虚假诉讼，将林志良起诉，实在不应该。既是对诚实信用法律原则的挑战与漠视，亦不利于孙丽丽与林志良离婚之后矛盾化解与正常相处，不利于被上诉人婚生子的健康成长。高爱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二被告共同偿还借款250000元；2.二被告按银行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从起诉之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高爱华系被告孙丽丽的母亲。被告孙丽丽与被告林志良曾系夫妻关系，双方于2012年9月25日登记结婚，后因感情破裂，于2019年11月21日经一审法院调解离婚。2012年11月14日，案外人高静（原告妹妹）向大连盛邦发展有限公司转账85000元，原告高爱华向大连盛邦发展有限公司转账115000元，合计200000元，用以缴纳位于大连市房屋首付款。该房屋登记时间为2014年11月12日，曾系被告孙丽丽及被告林志良共有。2013年12月6日，原告高爱华名下的中信银行信用卡（卡号：62×××09）支出30000元。2018年5月3日，一审法院曾开庭审理孙丽丽与林志良离婚纠纷一案，庭审过程中，被告林志良曾认可原告高爱华在被告孙丽丽与林志良装修房屋时出资30000元。根据被告孙丽丽与被告林志良2019年5月11日的通话录音显示，孙丽丽：这么长时间了，你都没想过回来看看昊昊吗？林志良：你怎么知道我不想。……孙丽丽：在妇产医院住院的时候，我妈不拿那20000块钱，我能出的了院吗？林志良：你妈那20000块钱，那不转手又给她了吗……。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原告高爱华的出资，在法律性质上是否为借贷行为。因本案当事人之间存在特殊的身份关系，主张自己为出借人的高爱华系被告孙丽丽母亲，且被告孙丽丽及被告林志良因夫妻感情破裂已经一审法院调解离婚，基于该情形，对原告高爱华主张的借款事实应从严审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本案中，原告诉请的借款包括房屋首付款200000元、房屋装修款30000元、住院治疗费用20000元，均未提交借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仅提供转账凭证或电话录音，不能证明原告与二被告之间具有借贷法律关系的借贷合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结婚后，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夫妻双方的赠与，但父母明确表示赠与一方的除外。本案中，二被告于2012年9月25日登记结婚，房屋登记时间为2014年11月12日，所有权人登记为林志良，孙丽丽为共有人。故原告高爱华主张的于2012年11月14日其缴付的房屋首付款200000元及后续出资30000元用于房屋装修，应视为原告高爱华对被告孙丽丽及被告林志良的赠与。综上，结合本案的庭审情况及双方提供的证据，无法认定原告为二被告购置房屋出资200000元、房屋装修出资30000元及被告孙丽丽生孩子出资20000元的行为在法律性质上为借贷行为，故一审法院对原告高爱华要求被告孙丽丽和林志良共同偿还借款250000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二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高爱华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50元，由原告高爱华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供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原判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一、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属于单务合同，应谨慎使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表明对赠与事实的认定的证明标准应高于一般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的”证明标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将案涉款项系赠与的举证责任应分配给主张赠与的一方。在双方对上诉人高爱华在二被上诉人婚后购房及装修时已经支付款项23万元的事实均予以认可的情况下，被上诉人林志良认为该款项是对于双方的赠与应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实，且应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在被上诉人林志良不能举证证明上诉人高爱华案涉出资具有明确赠与意思表示，且不能排除案涉款项存在借款情形的合理怀疑情况下，应认定上诉人高爱华案涉23万元购房及装修出资款系临时性借贷。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背公序良俗。子女成家立业已经不属于父母履行抚养义务阶段，子女成年后应当自立生活。在当今普遍高房价的社会背景下，成年子女因结婚等需要购置房屋，但经济能力有限，父母给予资助的情形较常见，但此举源于父母关爱子女之心，而非父母应尽之义务，亦非法律所倡导。故在子女婚后购房时父母给予一定的资助，在未明确表示为赠与的情况下，应认定为对子女的临时性出借，子女仍负有偿还的义务，至于事后父母是否主张子女偿还，属于父母自主行使债权的范畴。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亦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合理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在购房及装修款非常巨大，甚至要集“六个钱包”之力才能购买一套相对理想房屋的情况下，有的父母为了自己一方子女的幸福，甚至期待自己老后子女夫妻能够共同履行赡养义务，将自己毕生积蓄都用于了子女婚内购房和装修。但子女发生婚变后，将父母毕生积蓄分配给离婚后已经不具有照顾自己一方子女及赡养自己义务的另一方，对出资方的父母显失公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适用于夫妻离婚分割共同财产之时，基于父母有赠与意思表示的前提下，赠与对象不明确时的认定依据，解决的是赠与夫妻一方还是双方的问题，而非对父母出资款性质进行的认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总则》第五条：“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原则，按照自己的意思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规定，父母的出资并非必然认定或推定为赠与，只有在父母明确表示出资是赠与的情况下，才能进一步确认是对一方的赠与还是对双方的赠与，否则应依父母的主张认定为对子女的临时性资金出借。本院对上诉人高爱华主张案涉购房及装修款23万元系借款予以支持，对上诉人高爱华主张二被上诉人按银行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从其起诉之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计算的该款利息亦予以支持。二、关于上诉人高爱华主张的2015年3月17日其女儿孙丽丽生孩子时向其借的2万元，因上诉人高爱华提供的给付证据不足，且被上诉人林志良对是否收取该款不予承认，故本院不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高爱华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对成立的部分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条、第六条、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人民法院（2020）辽0293民初213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孙丽丽、林志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偿还上诉人高爱华借款人民币230000元及利息（利息自2000年1月15日起至实际偿还之日止，按银行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三、驳回上诉人高爱华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0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050元，合计10100元，（上诉人已预交），由上诉人高爱华负担808元，被上诉人孙丽丽、林志良共同负担9292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毛国强审判员  富喜胜审判员  缪 明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连亚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