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陕0802民初10379号 原告：孙某，男，1981年5月12日出生，汉族，榆林市人，住榆林市榆阳区长城路街道王家楼村庆安巷4排2号，国家干部。公民身份号码：612701198105121412。 委托诉讼代理人：乔伟，陕西富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利军，陕西驼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李某某，男，1970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延安市人，住延安市宝塔区王良寺四海怡园小区4-2-1303室，无固定职业。公民身份号码：612601197010190917。 被告：史某某，女，1974年11月2日出生，汉族，延安市人，住延安市宝塔区王良寺四海怡园小区4-2-1303室，无固定职业。公民身份号码：610602197411022222。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俊杰，陕西益能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谷磊，陕西益能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孙某与被告李某某、史某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9月2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乔伟、朱利军，被告李某某、被告史某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俊杰和谷磊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二被告立即偿还原告孙某借款本金140万元，并按月利率2%支付从2018年9月28日起至还款之日止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二被告于1994年11月3日登记结婚，2016年10月13日，二被告补办了结婚证。2013年5月，原告经何雄、陈宏兵介绍认识了被告李某某,双方协商合伙在西安开食堂。原告按照被告李某某的要求，分别于2013年5月5日、5月13日、6月14日、7月4日、8月1日、8月7日、8月8日、8月19日、9月3日、11月7日，分十次向被告史某某的陕西信合账号6225062811000196297打入140万元。2013年9月20日起，二被告在西安凤城六路经营“陕味情民俗餐饮”食堂。2014年4月19日，二被告给原告说，他俩不认可与原告开食堂，原告给被告所打140万元属于二被告向原告的借款，现二被告愿意全部偿还，并承诺次日会偿还现金40万元，剩余100万元打成借条，随后偿还，原告表示同意。随即，被告李某某给原告当面出具100万元的借条，载明：今借到孙某人民币壹佰万元整（1000000），李某某2014.4.19号。可是，第二天二被告分文未付。原告索款时，二被告说他们最近刚在西安白桦林间买了房子，又开食堂，资金紧张。该款一直未予偿还。原告认为，二被告系夫妻关系，对所欠原告的借款应当履行偿还责任，并应当依法给原告支付利息损失。原告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依法提起诉讼，望人民法院判令被告偿还借款本息。 被告李某某辩称，原告的陈述都是虚假的。被告与原告合伙做生意，原告的家人来双方合伙经营的食堂逼迫被告出具金额为100万元的借条，被告被逼无奈便故意写成“100元”，原告的家人未核对就拿着借条去报案了。原告给被告借款，却不核实借条的数额和内容也未找保人，这明显不符合情理。原告的二爸是该食堂的会计，他把食堂里的所有账簿都拿走了。被告要求与原告核算合伙的账务。 被告史某某辩称，一、原告主张民间借贷已超过诉讼时效，应驳回其诉讼请求。在本案之前，原告从未提及被告李某某向其借款，更从未出示过借条，原告曾先后两次起诉被告，案由均为不当得利纠纷。现原告以民间借贷纠纷提起诉讼，其所依据的借条系被告李某某于2014年4月19日出具，截至原告起诉之日已近四年半，早已超过诉讼时效，应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 二、原告三次起诉被告均违背客观事实，严重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人民法院应依法查明案件事实，以原告和被告之间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即合伙关系审理本案。如上所述，原告前两次起诉被告时，案由均为不当得利纠纷，否认与被告合伙开办餐馆的客观事实，在胜诉无望的情况下才又撤回起诉。本次原告又以民间借贷纠纷作为案由起诉被告，依旧是违背客观事实，其目的就在于选择管辖法院。因此，在原告起诉所依据的借条没有实际借贷关系支撑的情形下，人民法院应以原告和被告之间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即合伙关系审理本案。人民法院应向原告释明其是否变更诉讼请求，如原告拒绝变更诉讼请求，则人民法院应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如原告申请变更诉讼请求，则人民法院应以合伙关系审理本案，并将本案移送至有管辖权的法院即延安宝塔区人民法院进行审理。 三、原告起诉所依据的借条无效。原告起诉所依据的借条系李某某在原告及其亲属逼迫的情形下所出具的，不是李某某真实意思的表示。同时，李某某在西安祥旺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并未担任任何职务，该借条是在未经被告授权的情形下出具的，事后也未得到追认，故李某某单方面向原告出具该借条更不能代表合伙体清算。因此，该借条既缺乏合法的构成要件，又不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更非经过授权或者追认的清算凭证，应当认为无效。 四、原告以借条为依据起诉被告没有事实基础。如前所述，该借条应属无效，人民法院依法应当驳回原告请求。被告与李某某系2016年10月3日才初次办理结婚登记，但因民政部门的疏忽，错误将被告与李某某的结婚日期记载为1994年11月3日。因此，2013年被告与原告合伙经营餐馆时，与被告李某某尚无配偶关系，李某某于2014年4月19日向原告出具该借条时，与被告也非夫妻关系。故原告称被告与李某某为夫妻关系，并要求被告与原告共同承担责任没有事实基础，其要求按月息2%的标准计息更无任何依据。延川县人民法院已就上述事实依法作出判决，认定被告与李某某的登记结婚时间为2016年10月3日，现延安市宝塔区民政局就该案向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案二审尚未开庭审理，故即使榆阳区人民法院认为对本案有管辖权，也应当先中止审理，待行政案件二审终结后再恢复审理。 如上所述，原告以民间借贷纠纷起诉没有任何依据，且已超过诉讼时效，被告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请贵院依法查明案件事实，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以实现法律的公正。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1.被告对原告提交的银行打款凭证、借据、户口本复印件、结婚证、答辩状、庭审笔录、民事判决书、证明、上诉状、民事裁定书、调查笔录、工作联系单、验收单、工程竣工结算单、陕味情增加项目明细表、承诺函、鉴定意见书、西工商处字[2015]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真实性无异议，原告对被告提交的陕味情民俗餐饮结账单、民事起诉状、民事判决书、民事裁定书、行政判决书、商品房买卖合同、不动产权证书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因此对以上证据所载明的内容及所反映的客观事实予以确认。2.原告提交的制证信息状态查询来源于公安机关，证据的真实性应予以确认。原告补领身份证的事实与他人持其身份证冒名办理公司登记的事实之间不存在必然的联系，故对原告的举证证明目的不予采纳。3.被告提交的公司登记的相关文件、公司所申领的证照、租赁合同，有原告提交的鉴定意见书、西工商处字[2015]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及双方当事人的相关陈述予以印证，故对该部分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据此，本院对该证据所载明的内容及所反映的客观事实予以确认。4.被告提交的地方税（费）综合纳税申报表、税收缴款书的部分内容能相互印证，且证据上加盖有税务机关的印章或是由税务机关出具，证据的真实性应予以确认。5.被告提交的营业日报汇总表、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系其单方制作，证明力明显不足，故对原告的举证证明目的不予采纳。6.被告提交的结婚证并不能否定二被告在之前即已同居、登记结婚等事实，故对此不予采纳。7.被告提交的报警回执的内容含糊，不能反映出被告主张的原告方对其实施胁迫行为的事实，故对此不予采纳。8.证人孙勇胜、康俊青的证言不符合证人须到庭作证的举证要求，故对此不予采纳。9.因证人证言的主观性较强，在本案中又不能排除证人在出庭作证前已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的可能，再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对证人王彩霞的证言不予采纳。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二被告曾在榆林市区经营餐馆，在此期间，原告孙某与被告李某某相识，双方就合伙在西安市区经营餐馆进行协商后，原告按照李某某提供的账号，在2013年5月至11月间，分十次给被告史某某的银行账户内汇入了140万元。2013年5月，史某某作为承租人向他人租赁了位于西安市凤城六路的商铺，随即开始装修，并陆续办理了经营餐馆所需的证照。案外人邹芳为该餐馆（陕味情民俗餐饮）代为申请设立公司登记时，提供了公司的股东为原告及被告史某某（持股比例均为50%）的相关资料。2013年12月5日，西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据此制发了名称为“西安祥旺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2013年10月至2014年3月间，原告在该餐馆有六次消费活动，消费金额共计9099元，原告在结账单上签字后未付款，结账单载明的挂账客户为“孙董”。2014年4月19日，被告李某某给原告出具了借据一支，载明：“今借到孙某人民币壹佰元正。￥(1000000-)李某某2014、4、19”。原告索要该笔款项的过程中，以史某某为被告提起不当得利纠纷之诉，本院于2014年8月5日立案。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提出笔迹鉴定申请，本院委托陕西省榆林市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对被告史某某提供的公司登记材料中原告的签名进行了鉴定。该鉴定中心作出的鉴定意见载明：检材签名“孙某”与样本签名“孙某”不是同一人书写。本院认为原告的请求不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于2015年2月6日作出（2014）榆民初字第0429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提起上诉后，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榆中民三终字0059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将本案发回重审。本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对案件进行审理的过程中，原告向本院申请撤诉，本院作出（2015）榆民初字第0755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原告撤回起诉。2018年5月22日，本院再次受理了原告孙某诉被告史某某的不当得利纠纷之诉。史某某提出管辖权异议申请之后，本院于2018年7月5日作出(2018)陕0802民初5139号之二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了史某某提出的管辖权异议申请。史某某不服并提起上诉，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17日作出（2018）陕08民辖终9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本院的前述裁定书，本案移送延安市宝塔区人民法院处理。原告随即向本院提出撤诉申请，本院于2018年9月18日作出(2018)陕0802民初5139号之三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原告撤回起诉。2018年9月28日，原告向本院提起了本次诉讼。 原告提出财产保全申请后，本院于2018年10月16日作出（2018）陕0802民初1037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查封登记在被告史某某名下的位于西安市凤城九路南侧白桦林间27-11503室的房产一套，查封期限为三年。 史某某以登记结婚信息有误，其已提起行政诉讼为由，向本院提出中止审理的申请。本院于2019年7月30日作出(2018)陕0802民初1037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本案中止诉讼。 另查明：2015年6月18日，西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的西工商处字〔2015〕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1、撤销2013年12月5日核准的西安祥旺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设立登记；2、限期十日内缴回营业执照，逾期作废。 延安市延川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9日受理了史某某与延安市宝塔区民政局民政行政登记一案，该院于2018年12月28日作出(2018)陕0622行初98号行政判决书，判决：确认被告延安市宝塔区民政局于2016年10月13日作出的结婚证字号为BJ610602-2016-001393号的婚姻登记行为违法，并责令被告延安市宝塔区民政局于本判决生效后30个工作日内给原告史某某和第三人李某某变更婚姻登记类型、登记内容(即补办登记变更为初始登记，初始登记时间应为2016年10月13日)。延安市宝塔区民政局不服该判决并提起上诉后，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陕06行终70号行政裁定书，裁定该案发回重审。延安市延川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24日作出(2019)陕0622行初75号行政判决书，判决：一、撤销被告延安市宝塔区民政局2016年10月13日作出的证件字号为BJ610602-2016-001392的婚姻登记。二、责令被告延安市宝塔区民政局于本判决生效后30个工作日内对原告史某某与第三人李某某的婚姻登记申请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二被告之子李凯园出生于1999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三：其一，原告与被告方因140万元的交付行为和之后出具借据的行为所设立的民事法律关系；其二，被告方对原告所负债务的数额，以及债务人应否包括被告史某某；其三,原告主张债权的诉讼时效期间是否已届满。 就争议焦点一，原告自述其与李某某在2013年5月商议共同在西安市经营餐馆，为此其按照李某某提供的账号给史某某汇款140万元。由此可知，原告明确作出了与被告方共同投资进行餐馆经营活动的意思表示，并已付诸实施。原告在半年时间内分十次给史某某汇款，这也符合自然人股东按照经营活动的进展情况陆续投入资金的特点。固然原告未亲笔签字委托案外人邹芳办理公司设立登记手续，但二被告如此劳神费力一定是奔着巨大的利益而来，而非冲着纠纷而去，其必不会自找麻烦，擅自以一个对公司不知情、与公司经营无利益关系的人作名义上的股东，公司设立过程中原告身影的浮现也就是可以作出合理想象的事了。原告对于其“二被告未经原告同意，伪造原告的签名进行公司登记”的主张未能作出合理的解释，难以令人信服。除非与该餐馆存在特别的关系，否则收银人员决不可能同意异地的消费者长期挂账消费。原告能在数月的时间内消费近万元而不付款，这也间接地印证了原告与该餐馆存在的经济利益上的紧密联系。结合以上几点，本院足以认定原告与被告方曾存在共同出资从事经营活动的民事法律关系。 被告李某某给原告出具的债权凭证是一支借据，其内容也清晰地表明其对原告负有自然人之间的借贷债务，而非买卖合同债务、合伙清算债务等其他种类的合同债务。借据所载债务的数额并未足额体现原告的出资数额，也未体现原告投资款项的盈亏信息，由此可知，双方是在进行协商后，对于彼此间的利益纠葛达成了某种程度上的调解、和解或清算协议。在双方不能进一步协商的情况下，该借据应作为确定双方利益分配的最有力的依据。因此，在被告李某某给原告出具借据之后，原被告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已转化为民间借贷合同关系，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本案应以民间借贷纠纷进行审理。 被告李某某辩称该借据是在胁迫的情形下出具的，被告对此未举证予以证明；假使原告或其亲属实施了胁迫行为，则对方完全可以要求李某某将债务数额与投资款数额划等号，甚至将债务数额确定为投资款数额与相当利润之和。因此，李某某在胁迫之下出具借据的主张，缺乏证据支持，不能达到具有高度可能性的程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和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假使在本案中存在被告受胁迫而出具借据的情形，因被告方未在其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撤销权，其依法应受到为自己所设定偿还债务的义务的约束。其未予履行，当然需要承担继续履行债务的违约责任。 就争议焦点二，原告主张债务数额是140万元，但这只是其给对方交付的款项的数额，而非经过复杂的且事后难以还原的履行过程之后，双方最终确认的债务数额。原告与被告基于经济利益而结盟，被告长期占用原告的资金必然导致原告利益受损，彼此间的信任已无从谈起。原告不可能再轻信被告的口头承诺，且原告也不能举证证明被告方在出具借据之时口头承诺次日即付40万元，故对债务的数额不能采纳原告所主张的140万元。借据中借款数额的大小写不符，但其中小写数额为100万元；且二被告均有原告及其家人要求李某某给他出具金额为100万元的借条的陈述，本院据此认定债务本金的数额为100万元。李某某出具的借据中没有有关利息的内容，原告也不能举证证明对方曾明确承诺支付利息，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原告有关利息的诉讼请求依法不能成立。 二被告之子已年满20周岁，村委会为二被告办理结婚登记而出具的证明也载明二被告共同生活多年，二被告显然是长期共同生活的伴侣。2014年,被告史某某在原告第一次提起不当得利纠纷之诉时辩称：“…2013年5月，原告与被告和被告的丈夫李某某共同商议在西安开办公司，经营餐饮业。考虑到原告有公职在身，约定以原告和被告为股东，以被告为法定代表人…”。由餐馆的筹备、经营过程可知，二被告都全程参与。因此，二被告既是生活的共同体，也是经济利益的共同体。债务因原被告三人共同经营餐馆而形成。被告史某某在先前的诉讼活动中也一直坚称其与原告存在开办餐馆的合伙关系。虽然婚姻登记机关重新作出了结婚登记，二被告合法的结婚时间被登记在了案涉借据出具之后，但这不足以否定案涉借款属于二被告的共同债务的事实，故二被告均负有履行债务的义务。 就争议焦点三，原告在借据出具的当年即提起诉讼，虽经反复，已坚持至今；主张债权的对象也是二被告之一的史某某，而非他人。原告先前仅出示打款的凭证主张债权，确有不诚信之嫌，但这不足以否定原告请求人民法院保护其债权的行为的真实性及合法性，因此，本案中并不存在诉讼时效期间届满的情形。 综上，为了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二条、第九十三条第一款（五）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由被告李某某、史某某共同返还原告孙某借款100万元； 二、驳回原告孙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7400元、财产保全费1520元，共计18920元，由原告孙某负担8040元，由被告李某某、史某某共同负担1088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郭少伟 人民陪审员  刘 荣 人民陪审员  朱怀兴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贾彩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