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民终164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北京辉越景新矿山支护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门头沟区双峪路35号院1号23层2603号。法定代表人：宋峰，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丁科杰，北京京航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强，北京京航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贵州吉顺矿业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毕节地区金沙县城关镇长安路235号。法定代表人：吕明，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于蕾，吉林宙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舒畅，北京市京大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北京辉越景新矿山支护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辉越景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贵州吉顺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吉顺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9民初47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之规定，合议庭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后，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辉越景新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辉越景新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驳回贵州吉顺公司的全部反诉请求；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贵州吉顺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贵州吉顺公司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所确定的诉求仍是坚持要求判决确认双方于2012年2月22日签订的《北京市工业品买卖合同》（以下简称《买卖合同》）无效，并据此要求辉越景新公司承担所谓的责任；但一审判决在贵州吉顺公司最终未要求解除合同的情况下径行判决解除案涉合同，超出了贵州吉顺公司请求的诉讼范围。二、一审判决认定“经修理后仍然不符合合同约定”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樊某某及王某某两位专家出具的鉴定报告以正式书面报告形式向法院及双方表明“下井使用时支架即具有安标证书。”而一审判决以未经辉越景新公司质证的所谓“继续咨询时”所称来否定正式报告的论述，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整体顶梁组合悬疑液压支架技术协议》中第三条第3款所载“乙方生产的产品必须满足甲方的实际使用条件”是指满足初始工作面的实际条件，即该协议第一条所载的4项基本条件，而非也不可能是满足其工作面推进过程中的全部条件。本案中，支架的使用也都是满足其实际使用条件的。支架最终埋入井下的原因是因为工作面在推进过程中遇到了辉越景新公司无法预知而贵州吉顺公司也从未披露的断层及贵州吉顺公司的主观意愿。另外，当鉴定组到达贵州吉顺公司的案涉煤矿时，贵州吉顺公司已经购置了新的大型“综采”设备，且工作面已经停采封闭两个多月，工作面支架已经失去维护，所见工作面的长度已由100米改为50米。即贵州吉顺公司在主观上已经放弃了案涉支架而转向了大型“综采”设备。此一项也是支架最终被埋井下的重要原因。三、虽在合同履行初期受贵州吉顺公司指示从其利益出发交付了较合同约定高240mm的支架，但通过后期双方协议，将该瑕疵已经补正，应当视为辉越景新公司已经完全、适当的履行了合同义务。案涉支架是具有“安标”的产品，在有效期内，辉越景新公司可以持续生产、销售符合该“安标”相关技术要求的支架，无需对每一架单独申请“安标”。四、即使应当降低价款，则一审判决认定辉越景新公司应当承担主要责任，将货物价格降低至原来的30%，也不符合比例原则。本案支架改造前，贵州吉顺公司为所谓的“受损害方”,承担何种违约责任，应当由其进行选择，即选择权在贵州吉顺公司。最终，贵州吉顺公司选择要求辉越景新公司对案涉支架进行修理，而没有选择退货或减少价款等其他违约责任方式，并与辉越景新公司签订了《补充协议书》。辉越景新公司按照《补充协议书》履行了对案涉支架的改造即“修理”义务，辉越景新公司已经承担了所谓的“违约责任”，并无过错。即使双方存在过错，则主要责任也应当由贵州吉顺公司承担。五、辉越景新公司诉求的货款中包括589787元的配件款，且非专属配件，贵州吉顺公司应当无条件支付。六、双方在一审中均未提出请求降低价款的诉求，一审法院超出诉请范围。贵州吉顺公司辩称，同意一审判决，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辉越景新公司向贵州吉顺公司实际出售的矿用支架并不是辉越景新公司所称的“存在瑕疵”的产品，而是辉越景新公司私自违法改造且未经国家有关部门进行任何质量检验程序、未取得改造后安全检验合格的非标产品，属于违法销售。二、辉越景新公司向贵州吉顺公司出售的案涉3240mm支架及截短后支架均不具有安全标志，构成根本违约，贵州吉顺公司有权解除合同。辉越景新公司关于“因同类型支架高度偏差200mm以内的，可以免检，故在下井高度为3000m后可视为具有安全标志”没有法律依据。辉越景新公司在对非标产品进行改造后没有进行必要的型式试验，具有重大过错。辉越景新公司称通过双方补充协议截短，视为瑕疵补正，违反了国家强制性规定。即便贵州吉顺公司接收了截短之后的支架产品，但不视为接受了该产品为质量合格。辉越景新公司还应承担产品质量合格即产品瑕疵担保的合同义务。三、辉越景新公司销售的涉案支架不适应贵州吉顺公司煤矿的地质条件，具有重大过错。四、辉越景新公司要求贵州吉顺公司支付配件价款无事实依据。根据双方签订的《买卖合同》第一条约定，总价款3621000元；第四条约定，随附必备品、配件、工具的数量及提供方法：带随附备件及工具。根据《补充协议书》内容，辉越景新公司承担改造的费用，已经明确贵州吉顺公司无支付该配件款的合同义务。事实上，该配件是用于辉越景新公司将3240mm支架截短成3000mm的改造工程安装中，依据《补充协议书》，全部改造费用由辉越景新公司承担，当然包括该配件的费用。因此，辉越景新公司要求贵州吉顺公司支付589787元配件款无事实依据，不应被法院采信。配件虽已全部安装在截短支架上，但很多配件质量也未达到使用性能，使用过程中经常出现配件弯曲、折断，无法使用现象，造成支架因达不到初撑力逐渐被埋于井下。五、一审法院不存在超裁的问题。辉越景新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贵州吉顺公司支付货款1843465元；2.判令贵州吉顺公司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1481365元为本金，自2012年9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以362100元为本金，自2013年2月22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3.案件受理费及鉴定费由贵州吉顺公司承担。贵州吉顺公司提出反诉请求：1.判令解除双方签订的《买卖合同》；2.判令辉越景新公司返还已支付货款2367322元；3.判令辉越景新公司赔偿损失3073711.18元（包括利息损失563013.53元、安装改装维护费用27998元、可得利益损失2482699.65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关于《买卖合同》的签订与履行情况辉越景新公司（乙方）与某县某煤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某煤业公司）（甲方）于2012年2月22日签订《买卖合同》。合同约定以下主要内容：1、某煤业公司向辉越景新公司购买102架（ZH2000/22/30ZL)整体顶梁组合悬移液压支架，上述货款共计3621000元；2、结算方式为预付30%货款、货到支付全款的90%、余10%的质保金在一年后付清。ZH2000/22/30ZL型号的整体顶梁组合悬移液压支架已取得国家颁发的矿用产品安全标志证书。合同签订后，某煤业公司支付100万元预付款，辉越景新公司向某煤业公司发送全部支架。同日，双方签订《整体顶梁组合悬移液压支架技术协议》，协议约定以下主要内容：1.所提供的产品完全符合国标或行标要求……3.乙方生产的产品必须满足甲方的实际使用条件。五、售后服务1.对所提供产品所需技术资料无偿提供。2.负责现场免费技术指导安装，调试及技术培训。3.对所提供产品免费提供终身技术服务。2012年3月21日到4月26日，支架安装完毕。2012年3月31日，辉越景新公司与某煤业公司签订《补充协议书》，主要内容如下：“大方县迎峰煤矿于2012年2月份购进北京辉越景新公司整体顶梁组合悬移液压支架，型号ZH2000/22/30ZL型。2月份辉越景新公司供应的支架到货后，经双方共同验收检查，发现与矿方实际订购的技术要求有些不符。支架整体高度超过240毫米，为满足下步煤矿生产需要，如遇煤层发生变化，辉越景新公司将对支架进行改造。满足2.4-3米煤层的使用要求，其费用及相关事宜由辉越景新公司承担。”双方经过上述协商，在现场将支架高度改造截短了240mm。另，辉越景新公司向某煤业公司提供了价值589787元的配件。某煤业公司使用该支架进行生产，2012年6月14日，某煤业公司陈某某在辉越景新公司制作的售后服务信息反馈单上填写如下反馈意见“1、工作面安装期间，良好，没出现什么问题。2、在调试过程中有一断层底软有10架支架下降。3、工作面推进15米时，工作面淋水加大、底软。4、支架使用情况良好，没出问题，钱队长反映良好。”之后，工作面推进出现问题，2012年10月底，工作面被彻底封闭，支架被埋在地下。辉越景新公司曾于2012年11月、2014年8月将某煤业公司诉至法院。截至起诉之日，辉越景新公司共收到货款共计2367322元，某煤业公司尚欠货款共计1843465元未付。某煤业公司于2013年7月17日改制并更名为“某县某乡某煤矿”。2014年3月，经兼并重组，某县某乡某煤矿更名为贵州吉顺矿业有限公司某县某乡某煤矿，贵州吉顺矿业有限公司某县某乡某煤矿系贵州吉顺公司分公司。二、关于诉前司法鉴定相关情况2012年，经双方当事人同意，本案进入诉前调解程序。某煤业公司提出鉴定申请，申请法院组织就支架质量相关问题进行鉴定。此后，法院在双方当事人推荐的专家中、根据专家本人意愿及时间安排，并征得当事人同意后确定了樊某某、王某某、韩可琦组成专家组，其中樊某某担任专家组组长。法院向专家组发出委托鉴定函，主要内容为：“1、支架是否存在设计缺陷，该批支架出厂时或改造后是否合格；2、支架与地质环境的匹配度；3、2012年2-3月支架安装后的使用情况；4、支架不能正常使用及被埋原因；5、支架能否取出、取出部分价值”。之后，法院组织专家组及双方当事人进行了现场勘查，各专家充分勘查了现场情况并收集相关书面资料。专家组三位专家未能达成一致统一的鉴定结论，分别向法院出具了两份鉴定结论。其中，樊某某及王某某专家共同出具鉴定报告，鉴定报告载明：“双方在支架技术协议中没有阐明工作面具体的地质条件，支架厂在整体顶梁组合悬移液压支架产品宣传资料和“ZH2000、22/30ZL型整体顶梁组合悬移液压支架使用说明书”中，没有阐明整体顶梁组合悬移液压支架的使用地质条件，以及如遇工作面底板松软时，出现立柱扎底时应采取的技术措施；迎峰煤矿也没有论证在M6煤层采用悬移支架的可行性，因为，专家组认为，支架厂在推销该产品和迎峰煤矿选用该产品时，都存在盲目性；（2）支架厂在供货时，支架高度未按最大高度3000mm，而是按照3200mm出厂，到矿后实测高度未3240mm，高度偏差40mm，符合相关规定。按照《矿用产品安全标志抽送样规范规定》，同类型支架高度偏差在200mm以内的，可以免检，但必须申请安标，出厂高度未3240mm的支架为没有安标的支架，支架到矿后，经双方商议，将立柱长度去掉240mm，支架高度变为3000mm，下井使用时支架即具有安标证书……”。结论主要内容如下：1、整体顶梁组合悬移液压支架适应的地质条件有一定的局限性。1801工作面客观地质条件不适宜采用整体顶梁组合悬移液压支架进行支护，是支架应用失败的主要原因；2、出厂时未按合同要求的支架最大高度3000mm供货，造成支架立柱的二次修改，支架提腿力偏低提柱困难，属于设计和使用管理两方面造成，支架在使用中出现零部件损坏，但这些并非支架应用失败的主要原因；3、工作面投产初期…工作面推进度和产量基本满足要求。在2012年6月份后，工作面出现断层和淋水…支架立柱扎地后粗粒措施不当…形成恶性循环…工作面无法继续生产；4、目前支架无法回收；5、总之，涉案支架不适宜在某煤业公司M6煤层的地质条件使用，厂方推荐、矿方选择这种架型，是一个错误。韩可琦专家出具鉴定报告，鉴定报告载明：支架支撑力不能满足1801采煤工作面顶板压力要求，支架整体稳定性未考虑采煤工作面地质条件的变化，随意改变支架结构未能改善支柱的承载状态，结论主要内容为：1、辉越景新公司所出售给某煤业公司的支架是立柱高度为3240mm的非标支架，系三无产品，违反了“煤矿矿用产品安全标志管理暂行办法”第二条的规定，属非法买卖；2、支架设计存在一定缺陷；3、该支架不适应某煤业公司1801工作面地质环境；4、某煤业公司购买支架存在盲目性，未在合同中要求卖方编制该支架对于1901工作面地质环境的适应性研究报告，未严格到场验收制度。针对上述两份鉴定报告，辉越景新公司提出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鉴定规则，韩可琦专家单独出具的鉴定结论不应被采纳。对于樊某某、王某某两位专家出具的鉴定结论，该公司提出如下异议：一、鉴定结论中未明确表明支架是否存在技术问题，出厂时或改造后是否合格。但根据鉴定意见第8页支架使用情况第（3）项可以确认满足工作面支护需要。关于支架出厂时的高度问题，此种高度更适合矿方工作面情况，也是双方口头协商一致后出厂的。在按补充协议修改高度后，全部技术参数均已符合安标和双方合同要求。二、关于设备与地质环境匹配问题。此支架型号是矿方考察后自行选定的，技术协议中约定的“必须满足甲方实际使用条件”并不包括后期发生的不可预计的地质变化情况。根据鉴定结论，可以确认在未出现激烈地质变化之前，支架使用正常。三、关于“柱鞋”问题。柱鞋仅是支架的一个部件，是矿方自行选择的。在使用初期，原选择的柱鞋符合需求，后来设备发生下沉式地质变化造成的，与柱鞋的型号无关。四、人员培训问题。根据辉越景新公司提供的证据可以确认已进行了人员培训工作，且矿方反应结果良好。五、鉴定意见第12页中的《售后服务信息反馈单》系矿方伪造，按照惯例此反馈单不可能在矿方手中。针对上述两份鉴定报告，贵州吉顺公司提出认可韩可琦专家的鉴定结论。贵州吉顺公司针对樊某某、王某某两位专家的鉴定结论提出如下异议:一、鉴定结论未对支架是否符合国家强制法律法规的规定作出明确结论，故对此结论不予认可，且鉴定结论中多处陈述前后矛盾。二、韩可琦专家的结论系依法作出，且正面回答了法院咨询函中的前两项问题，却未被采纳。三、鉴定结论中称我公司给出的工作面条件过于简单，事实上我方曾向对方充分说明了我方的地质条件，对方亦指派公司高级工程师现场进行了勘查。四、结论混淆了论证在M6煤层采用悬移支架可行性的义务主体，论证支架的可行性应由辉越景新公司承担。五、结论中称支架的偏差为40mm，且符合相关规定。此结论明显错误。六、结论中称支架裁去240mm后即具有安全证书，没有科学依据。七、结论第8页、第10页中的意见错误，回避了辉越景新公司应承担的义务。八、结论中称地质条件是造成支架应用失败的主要原因的结论错误，问题的关键在于支架是否适应煤矿的地质条件。九、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并非地质条件，而是辉越景新公司提供的产品违法、支架存在设计缺陷、未提供应有的员工培训及未及时解决使用问题。收到上述异议后，三位专家分别作出如下回复。樊某某、王某某专家作出答复，其中与异议相关主要内容包括：1、...；2、...；3、支架高度在改造后达到合格要求符合安标证书，支架提柱力较小属于设计缺陷；4、支架阻力并非本案中出现问题的根本原因；5、支架质量认定复杂，需要专项鉴定才能得出结论；6、支架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支架本身适应能力存在局限性，开采条件不适宜该型支架，且底板松软遇水膨胀、支柱容易出现扎底提腿困难的问题。韩可琦专家回复称：专家组从未达成辉越景新公司所称的鉴定规则，少数服从多数的规则不应用于自然科学领域。一审法院就“如将立柱为3240mm的支架现场截去240mm，是否可以视为就是符合安标的产品？以及支架被埋原因以及支架本身质量问题所占比重”等问题分别致电询问了三位专家。樊某某专家表示：“3240mm的肯定不合格，但现场改造是经过双方同意的。不太好说现场改造后支架是否可以视为安标产品，支架截短后还需要焊接，没经过质检的焊接质量不好说。现在没法对支架被埋原因进行鉴定，但支架问题所占比重应该比较小，这种支架就不适合在地质条件复杂的地方用。”王某某专家表示“3240mm的肯定不合格，但这个是煤矿自己选的型，这个架子过于简单不适合当地地质条件。支架被埋有很多原因，主要原因在于这类支架不适合当地地质条件。现场改造缺少了检验，但前几个月支架也是可以正常推进的。现在没法再对支架被埋的原因鉴定了。”韩可琦专家表示“3240mm的肯定不合格，现场改造没有进行设计、没有质量检验，自始至终就不合格。支架被埋和支架本身关系比较大，小部分是矿方管理不善的原因，但矿方是弱势力量，主要要依靠厂方的技术力量的。”经双方当事人与专家协商，确定专家鉴定费为6万元，辉越景新公司已预先将鉴定费支付给三位专家。贵州吉顺公司支出了三位专家2012年北京至贵阳的机票费用，共计4680元。三、一审法院就此案情况向相关安全主管部门咨询的相关情况2013年4月17日，一审法院向国家安全生产北京矿山支护设备检测检验中心进行咨询，咨询内容为“本案争议支架已取得安标证书备案参数主柱高度为2.2m-3m，但实际出厂高度为3240mm，此种情况下是否应单独取证？是否存在200mm内免检的规定？双方在矿方现场截短主柱高度，从技术上看是否可行？”该中心答复如下：“所有规格的悬移支架都应当单独取得安标证书。200mm以内免检指的是液压支架，本案中是悬移支架，免检问题与本案无关。在现场截短支架应该是企业行为，从技术上看可以，但其他相关检测也是要做的，这个检查卖方做就可以。应当保证改后的产品符合质量要求。”2013年6月17日，一审法院向安标国家矿用产品安全标志中心（以下简称安标中心）进行咨询，咨询内容为“辉越景新公司是否就整体顶梁组合悬移液压支架，型号ZH2000/22/30ZL型申请过矿用产品安全标志，工作高度为3240mm的支架是否需单独申办安全标志”。2013年6月26日，安标国家矿用产品安全标志中心复函：“一、辉越景新公司未在我中心申办过矿用安全标志；二、2006年5月29日，辉越景新公司杨村支架厂申请型号ZH2000/22/30ZL型整体顶梁组合悬移液压支架安全标志，我中心经履行相关程序发放安全标志，有效期为2006年5月30日至2010年5月30日；三、2010年7月2日，辉越景新公司杨村支架厂申请延续上述支架安全标志，有效期至2015年11月11日；四、上述支架最大工作高度为3000mm……工作高度为3240mm的支架不在该型号产品安全标志认可范围内。如该企业生产工作高度为3240mm的整体顶梁组合悬移液压支架，需单独申办安全标志。”2016年8月15日，一审法院再次向安标中心发函咨询，主要内容为：“将出厂高度为3240mm的支架在使用过程中截短240mm，即不需要再取得安标证书的说法是否成立？本不具有安全标志的支架支柱截短至安全标志认可范围内能否即视为符合安全标准，不再需要单独申办安全标志？”。2016年9月28日，安标中心回函称：一、对取得安全标志的产品，生产单位须严格按通过审查备案的技术文件进行生产，并经出厂检验合格，方可使用安全标志证书及标识。二、未取得安全标志的产品，无法证实是否符合安全标志管理要求。2016年12月31日，一审法院致电安标中心询问“如将立柱为3240mm的支架现场截去240mm，是否可以视为就是符合安标的产品？”，安标中心工作人员答复称“安标产品有严格的设计和生产标准，要进行出厂质量检验，不能说生产一个不合格产品出来，等到了现场再修修补补，修补后的产品是否合格无法证实，这是违法行为。”四、贵州吉顺公司为安装、维护、改造支架支出的各项费用贵州吉顺公司主张，其安装、改装、维护支架而支付了运费、吊装费、安装人员餐费等共计27998元，就其主张，贵州吉顺公司提供了包括借条、配件运费单、吊装费收据、安装人员餐费记录、各项招待费记录在内的证据加以证明。辉越景新公司对于借款3000元表示认可，并提出对方负担安装人员的餐费属于好意施惠行为，对于其他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经审核，贵州吉顺公司所提供的所有证据均系原件，一审法院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五、贵州吉顺公司主张的可预期利益损失根据贵州吉顺公司的陈述，该公司所主张的可预期利益损失实际为该公司如果能够正常使用涉案支架进行开采，按照该煤矿的设计开采能力所能够获得的利润，具体为：支架自2012年5月8日投入使用至支架被埋之日共计177天，实际产煤量为55577.8吨，而按照设计生产能力每年15万吨进行计算每日产煤量，实际使用支架177天，产煤量共计减少24876.75吨，利润按照99.8元/吨计算，实际损失为2482699.65元。为证明存在可预期利益损失2482699.65元，贵州吉顺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迎峰煤矿采矿许可证、迎峰煤矿开采方案设计、毕节地区煤矿产品销售证明结报单及毕节市矿产品销售证明（2013年）、毕节地区煤矿产品销售证明结报单及毕节市矿产品销售证明（2012年5月-10月）、吨煤利润计算方式及相关数据的凭证（迎峰煤矿2012年12月的损益表）证明己方主张。辉越景新公司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但不认可证明目的。辉越景新公司提出设计产煤量并能等同于实际产量，采煤面的产量受到于生产的环境、综合管理、节假日等因素的影响，全年的煤炭生产也是波动性的；2012年5-6月份属于试生产，产量肯定比较少。毕节地区煤矿产品销售证明结报单（2012年5月-10月）显示2012年5月至2012年10月期间的煤炭分别为11049.52吨、4573.96吨、4354.04吨，10001.9吨、11551.1吨、14047.28吨。经一审法院对2013年结报单进行统计，全年12个月的生产量波动极大，其中最低月份产量约为2072吨，其余月份产量最高约5万吨。一审法院认为，辉越景新公司与某煤业公司签订《买卖合同》约定购买的产品系ZH2000/22/30ZL型整体顶梁组合悬移液压支架，该产品已取得国家安全标志，双方签订的《买卖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相关规定，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总公司承担。某煤业公司系贵州吉顺公司分公司，某煤业公司的合同责任由贵州吉顺公司承担。根据查明的事实，ZH2000/22/30ZL型整体顶梁组合悬移液压支架最大工作高度为3000mm，而辉越景新公司交付的支架最大工作高度为3240mm，辉越景新公司与某煤业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书》也明确载明交付的支架与矿方实际订购的技术要求有些不符，故足以认定辉越景新公司交付的支架不符合合同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质量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按照当事人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对违约责任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受损害方根据标的的性质以及损失的大小，可以合理选择要求对方承担修理、更换、重作、退货、减少价款或者报酬等违约责任。在发现交付的支架不符合合同约定情况下，双方于2012年3月31日签订《补充协议书》，协商截短支架，截短支架的行为应为采取“修理”补救措施，就“修理”后的支架是否符合质量要求，虽然樊某某及王某某专家出具的鉴定报告称“下井使用时支架即具有安标证书”，而后在一审法院继续咨询时二位专家又称“现场改造后没有质检不太好说质量有无问题”，而韩可琦专家表示“自始至终就不合格”，并且无论是樊某某及王某某专家还是韩可琦专家，都认为该支架并不适应某煤业公司1801工作面地质环境，而双方签订的《整体顶梁组合悬移液压支架技术协议》，明确载明辉越景新公司生产的支架必须满足某煤业公司的实际使用条件，故支架的使用效果无法达到辉越景新公司承诺的效果，结合一审法院向安标中心的咨询意见，一审法院认定改造后的支架未取得国家安全标志，经“修理”后仍然不符合合同约定，现贵州吉顺公司要求解除合同，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因支架并非普通商品，而系应取得矿用产品安全标志证书的产品，该标的物的性质、用途均决定了双方在发现支架不符合合同约定时，应更为谨慎注意地选择合理的补救措施，而双方决定采取截短的方式继续使用该支架，无论是辉越景新公司还是某煤业公司均存在过错，其中辉越景新公司承担主要责任，某煤业公司承担次要责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在标的物交付之前由出卖人承担，交付之后由买受人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因目前支架已全部掩埋在地下无法取出，客观上已经不具有返还原物的可能性，故风险应由迎风煤业公司承担，因支架无法返还，某煤业公司应当支付价款。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规定：标的物质量不符合约定，买受人依照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要求减少价款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配件系涉案支架配件，故应与支架共同处理，一审法院根据双方的过错责任程度，一审法院酌情减少支架款及配件款，确定总货款为1263236.1元。某煤业公司已支付2367322元，故辉越景新公司应返还货款1104085.9元。对于贵州吉顺公司所主张的已支付货款的利息损失，因某煤业公司对于补救措施的选择上亦存在过错，一审法院对此项主张不予支持。对于贵州吉顺公司主张的为安装支架所支出的各项费用、辉越景新公司员工的餐费，按照双方签订的《技术协议》，应由辉越景新公司负责现场安装调试，运输、吊装费用系为使用支架所支出，支出餐费亦是当时双方当事人为使用支架而达成的合议，一审法院亦按照上述过错分担比例酌定。辉越景新公司给付贵州吉顺公司安装支架费用、餐费及垫付借款共计19598.6元。关于贵州吉顺公司主张的可预期利益损失，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理由如下：一、贵州吉顺公司2012年的结报单显示，产煤量最多的月份达到14047.28吨，最少的月份为4354.04吨，如果按照煤量最多的月份进行生产，全年产量可达到年设计产煤量要求；二、产煤量受到生产环境、综合管理、节假日、市场因素、企业决策等因素影响必然产生波动，从贵州吉顺公司2013年的结报单亦可以看出，2013年全年12个月的生产量波动极大，其中最低月份产量约为2072吨，其余月份产量最高约5万吨，故在2012年个别月份达到了14047.28吨的情况下，贵州吉顺公司应提交证据2012年其他月份产煤量少的原因并非受其他因素影响，而仅因支架原因导致产煤量少，但贵州吉顺公司并未提交相应证据其他月份产量煤少与支架质量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三、可预期利益损失的认定应符合损益相抵规则及可预见规则，虽然辉越景新公司的支架不符合合同约定，但某煤业公司使用该支架进行生产了半年，半年期间，某煤业公司获取了相应收益，且就辉越景新公司的违约行为一审法院酌情减少了部分价款，辉越景新公司亦难以预见到某煤业公司所主张的可期待利益损失；四、退一步来说，假设贵州吉顺公司因支架不能正常使用导致减产的主张成立，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贵州吉顺公司在支架安装完毕后即发现支架不符合合同约定，却在截短支架后继续使用支架长达半年，造成减产的损失也属扩大的损失。综上，一审法院对贵州吉顺公司主张的可预期利益损失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解除辉越景新公司与某煤业公司于2012年2月22日签订的《北京市工业品买卖合同》；二、辉越景新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给付贵州吉顺公司1123684.5元；三、驳回辉越景新公司的诉讼请求；四、驳回贵州吉顺公司的其他反诉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上述事实，还有各方当事人在二审期间的陈述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在于如下几方面，兹分别予以评析。第一，关于一审判决是否超出贵州吉顺公司反诉请求范围的问题。经查，本案在发回重审之前的原一审中，贵州吉顺公司即已提出反诉，其反诉请求的第一项即为解除双方签订的《买卖合同》。因此，辉越景新公司上诉所称的“一审判决在被上诉人（贵州吉顺公司）未要求解除合同的情况下迳行判决解除涉案合同，所判非所请”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第二，涉案支架经修补改造后是否符合合同约定要求。涉案支架是否符合合同约定要求，应综合考虑鉴定报告、书面函询答复意见及电话询问意见予以认定。辉越景新公司上诉主张相关的咨询答复意见未经其质证，但原一审卷宗显示，2016年12月21日的开庭审理中，合议庭已经向双方当事人宣读了咨询函咨询和电话咨询的内容，双方当事人当庭对此发表了意见。因此，辉越景新公司关于相关咨询答复意见未经质证的主张不能成立。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可以发现，辉越景新公司提供的支架未能满足双方签订的《整体顶梁组合悬移液压支架技术协议》所要求的某煤业公司的实际使用条件。并且，虽然涉案支架进行了改造，但并未取得安全标志，而安全标志的产品有严格的设计和生产标准，要进行出厂质量检验。不能因出厂之后修补改造使产品达到安全标志所认可的范围，就认定该产品符合安全标准而不需单独申办安全标志。否则，关于产品安全标志的管理规范可以因产品出厂之后的修补改造而被轻易规避，产品安全标志的管理秩序就会丧失。基于此，一审法院认定涉案支架经修补改造仍不符合合同约定，从而支持贵州吉顺公司解除合同的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第三，一审判决将涉案支架价款降低是否适当。辉越景新公司在二审中增加上诉理由认为，当事人在一审中并未提出降低支架价款的请求，一审判决减少价款超出了诉讼请求范围。对此，本院认为，贵州吉顺公司虽未明确提出减少支架价款的请求，但其提出了返还已支付货款的反诉请求。该请求是对其已经支付货款的彻底否定，举重以明轻，应当认为该请求中包含了降低支架价款的请求。由于辉越景新公司交付支架不符合合同约定，存在违约行为，该违约行为比之贵州吉顺公司同意截短涉案支架继续使用的过错，更为明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十条规定，辉越景新公司因违约给对方造成的损失应有所扣减，但辉越景新公司仍应承担主要责任。一审法院在考虑辉越景新公司和贵州吉顺公司各自责任轻重的基础上，酌情确定的支架价款降低幅度是适当的，本院予以维持。第四，关于配件款是否应当支付的问题。辉越景新公司上诉认为，配件并非涉案支架的专属配件，故贵州吉顺公司应该支付配件的价款。对此，本院认为，支架与支架配件的关系属于物权法上主物与从物的关系。支架配件作为从物，本身虽然有经济价值，但其效用需要与作为主物的支架相结合才能显现和发挥。在此种情况下，一审法院将支架和支架配件共同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辉越景新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法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913元，由北京辉越景新矿山支护设备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审 判 长 丁宇翔审 判 员 阴 虹审 判 员 邵 普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 曹明哲书 记 员 康 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