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1民终553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刘奋英，男，1987年11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先兆龙，北京市盈科（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王珂，女，1980年12月4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云，江苏振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聂世高，江苏振泽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刘奋英因与被上诉人王珂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9）苏0106民初86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7月7日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奋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先兆龙，被上诉人王珂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奋英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诉讼费用由王珂负担。事实和理由：1.刘奋英与王珂之间应为买卖合同关系而非无偿委托合同关系。一审中，证人王某陈述收到王珂转账9万元、刘奋英转账3万元，总计12万元，与证人陈述一只柴某最低6万元的价格相吻合，但是只能证明证人与王珂另有其他经济往来，证人王某与王珂以及王珂的母亲李秀梅陈述的购买犬只数量都不一致，在王某一直无法提供在日本购买犬只数量和价格记录情况下，仅凭王某证言无法确定系无偿委托关系，不能证明刘奋英购买的豆柴某6万元／只的事实，也不能证明王珂没有牟利。相反，在刘奋英与王珂就购买柴某的沟通中，王珂关于“你不要我卖给别人天经地义”、“这批已经卖完了要等下一批”的陈述，足以证明双方之间并非无偿委托关系，而是口头约定的买卖合同。2.一审法院认定刘奋英提供证据不足以证明王珂交付的犬只不符合约定，是错误的。刘奋英与王珂约定购买日本专门养殖的特殊柴某，即豆柴，而且是高于市场价格三倍且找日本犬业协会会长购买的非常好的犬只，用于比赛和繁殖。在南京犬业协会鉴定犬只肩高前，王珂陈述犬只符合ＣＫＵ犬业协会的标准，王珂交付给刘奋英的，是符合ＪＫＵ和ＣＫＵ标准的柴某和证书，鉴定结果出来后，王珂说证书写豆柴某是强人所难，豆柴是柴某小奶狗时的称呼，该陈述前后矛盾。在微信聊天记录中，王珂声称没有日本豆柴协会证书的都是假豆柴，卖给刘奋英的豆柴都是不同胎从不同城市不同犬舍的优质犬，但是刘奋英收到公豆柴和看到母豆柴之后，犬只出现了与约定的不同，王珂为逃避责任，推翻了其上述说法，仅向刘奋英交付了一只来历无法证明血统的公柴某，且拒绝向上诉人交付符合标准的母豆柴。3.关于王珂主张的母犬寄养和检疫费用问题。一审中，证人明某的陈述前后矛盾，与王珂陈述的费用金额也不一致，明某也没有证据证明该寄养中心是其所有，该证人证言是不可信的，王珂自己陈述犬只在其犬舍处，由王珂饲养，故不存在寄养费。同时，双方无论是什么合同关系，王珂在拒绝向刘奋英交付母豆柴之后都已违约，刘奋英要求解除合同、恢复原样的诉请符合法律规定。4.刘奋英要求解除双方合同并要求王珂退还相关费用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查明的事实可以说明刘奋英看到第二只母犬时提出了异议，认为这只小母柴是不符合相关要求和约定的，当时就和王珂进行协商，王珂在视频录音中明确表示这只小母犬卖给了其他人，王珂的这种行为表明其不再履行合同义务，在王珂单方解除合同情况下，导致刘奋英购买豆柴某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一审判决却载明在庭审中王珂又说这个小母豆柴还在，明显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表述。根据证据规则，应当采信对证据提供者不利的陈述。基于此，刘奋英不存在任何过错，王珂解除了合同，寄养费用根本不存在，即使存在，也不应当得到支持。王珂辩称，案涉合同明显是无偿委托合同关系，并不是买卖关系。刘奋英和王珂协商买犬的目的并不是消费，而是要投资豆柴某，进行繁殖豆柴某经营。刘奋英、王珂觉得这是一门好生意，才去委托证人王某去日本又托人寻找豆柴某，王珂没有挣钱，帮忙的证人也没有挣钱，反而是贴了钱。现在从日本把两条狗带回来了，刘奋英自己经营不好，要把风险转嫁给王珂，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关于提供的两只犬不符合约定问题，刘奋英也没有任何证据。犬只已经测量过三次了，第一次是在栖霞法院，他们自己拿尺子测量的，也就是稍微高了一点点，不是专业的尺子。证人王某是专业人士，测量符合标准，刘奋英不认可。双方协商去找一个专业协会去测量，刘奋英依然不认可，其同意挑选的第三方机构测量身高问题，只要对其不利就不认可。犬只从日本进来之后有血统证书，也有芯片，而且刘奋英没有否认血统证书，都是认可的，从交付来讲，完全符合豆柴的标准。关于犬只是否卖了，因双方在电话中吵架，王珂是情绪激动，说你不要了就把它卖了，实际情况是这只母犬没有卖，证人也出来作证该犬只还在寄养，因为案件没有结束，也不知道怎么处理，还是放在证人处寄养，寄养费用已经远远超过了这只犬的价值。刘奋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双方订立的买卖合同；2.王珂返还已收取的货款12万元并以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支付利息，利息暂计300元（自王珂收到货款之日起计算至实际返还之日）；3.王珂赔偿因其违约导致刘奋英损失15550元；4.本案诉讼费由王珂承担。王珂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判令刘奋英支付王珂寄养第二只柴某的寄养费用46290元及检疫费用7730元，共计5402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6月21日，刘奋英与王珂通过手机微信协商从日本购买豆柴某事宜。王珂询问：“阿英（指刘奋英），你豆柴要两个母还是一公一母”，刘奋英回答：“万宁和明某是不是一人一个公的，如果他们都有公的我就要两个母的”，王珂说：“公的可以先卖了回本，养大种公卖。母的周期比较长，你觉得呢”，刘奋英回复：“你的意见是一公一母，是同一窝的是吧？我听你的，我都无所谓”。之后，王珂微信发送两张柴某照片，并表示：“这是日本发来的照片，爸爸肩高25，妈妈，28”，刘奋英询问“妈妈还高？不是妈妈要矮点吗”王珂表示：“对，所以妈妈生了三个，繁殖母都会大点，生的多”，之后刘奋英表示“好的”。王珂表示：“这两个母狗我都订了，先付一半订金，你需要先赚（转）六万元给我。”刘奋英表示：“是有只公的是吧，我星期天之前给你行不”，王珂表示：“好的，我先付了订（金），我给你弄两个不同胎的，也能配也能卖”。刘奋英表示：“好，我就是想这样，配了再卖也行嘛”，并询问“成年的可以卖多少钱一只”，王珂表示：“我上个月两个七个月的，都是十三万成交的，品相一般，没我们留的好”。2018年6月24日，刘奋英微信中询问“6Ｗ含不含运费的”，王珂回复：“六万日本人含机票。但检疫费是自己的”，刘奋英表示：“我明天去柜台给你转”。2018年8月2日，刘奋英微信询问所付定金购买的是不是豆柴，母犬是否与公犬不同父母，王珂明确表示是豆柴，母犬与公犬不是一个犬舍，不是一个城市。2018年6月25日，王珂发微信向刘奋英催款。之后，刘奋英通过其妻子成雪梅在农业银行的账户向王珂家人刘云龙转账4.9万元。同年6月26日，刘奋英通过微信转账给王珂1.1万元。2018年8月1日，王珂又通过微信向刘奋英催要余款6万元，2018年8月4日至6日，刘奋英又通过微信转账给王珂3万元。2018年9月12日，刘奋英收到王珂交付的第一条公犬，公犬所附血统证书显示种类为“柴”，出生日期为2018年4月15日。2018年10月8日，刘奋英与王珂微信沟通。刘奋英向王珂发送公犬照片，并表示：“刚量了都30了，是量的肩高，我之前网上查过标准公的不超34就问题不大，但是在中国卖的话像你说的肯定是越小越好”，王珂表示：“所以要控制，小型狗都要控制体形，一般小型狗发育到七个月就不再长个子了”。2018年11月1日，刘奋英微信询问“我们的母柴几个月了？最好让日本多养会，我家海豹肩高都31到32了”，王珂表示：“好，少吃点”。2018年11月4日，刘奋英微信询问余款3万元是否可以直接支付给证人王某，王珂表示同意。当日，刘奋英与案外人王某微信联系予以确认。2018年11月5日，刘奋英向王某转账3万元。庭审中，王珂申请证人王某出庭作证，证人王某陈述，其与王珂是朋友关系，2018年4、5月份，王珂说刘奋英想了解买卖狗的事情。双方约好在一家茶社见面。刘奋英向证人咨询国外买金毛和柴某的价格，证人介绍了国内狗的行情，当时刘奋英没有说买哪种狗，说回去考虑，双方大约聊了一个小时结束。过了一个月，王珂说刘奋英决定和她一样做柴某，因为证人是审查员，不能参与狗的买卖，就说找日本朋友帮忙打听谁在做柴某。证人告诉王珂，如果刘奋英买狗，一只最低6万元，因为还有其他费用，多退少补。王珂想通过证人在日本的朋友买狗，后刘奋英分几次把钱转给了王珂，王珂就把收到的9万元转给王某。最后回来的一只柴某在日本养到半岁才回来，证人收到钱后转给了日本做犬展翻译的朋友带给了日本的卖方。后来证人的朋友将狗带回了广州，从广州又空运到南京。证人收到的12万元并没有包含两只狗的全部费用，还差广州到南京的运费及检疫费用合计1000元左右。这1000元费用，证人已经垫付，不再另行主张。2018年12月30日，王珂微信告知刘奋英：“阿英，小柴到南京了。我不在家，明某去接的，你有空去犬舍把它接走吧”，刘奋英问：“是母柴吗？”王珂答：“对”，刘奋英陈述：“现在我的公差（柴）都马上超高了，能不能跟那边说的，33点几了，豆柴一般都要一岁后才不长高，现在才8个月，我问过专门养豆柴的，他们说基本要到1岁才不长高，现在日本那边的标准又改了，母的不超30公的不超32”。王珂表示：“我问问，小型犬八个月也不长了”。2018年12月31日，刘奋英微信中称：“能先给别人先吗？后腿也有点外八”。2019年1月7日，刘奋英微信中陈述：“那母柴怎么说了？能退回日本吧”，王珂表示：“你说话不是可笑吗，从小订的，养这么大，千辛万苦带回来，你还不接，后腿根本没有任何问题，还退回日本，你不接走，我只能按寄养给你养着”，刘奋英表示：“第一我这公柴马上超高了，在日本已经算超高，第二那个母柴跟我家公狗身高也差不多少也面临超高问题？第二咬合问题，有一边同时有两颗大牙。第三眼睛是圆的，柴某的眼睛不能是圆的。第四毛是胡麻色但是后背的毛是有点过长的。第五后退是站不直的外八的狗。第六你跟我说跟明某商量，要是明某看上了，也不会叫我去拿，很明显明某也看不上，因为狗确实有问题，要是明某要了这狗我出2000请大家吃饭都没问题。”王珂表示：“明某订的是爸爸是柴，妈妈是豆的那胎……人家为啥要跟你换……你只能跟人家商量”、“多少钱我一分没赚你，当时只是想一个群体多点资源一起做好这个市场。狗是你从小订的，现在回来不接仍给我养。有点过分了”。刘奋英表示：“还有这狗是从小就订没错，比如我跟你说你们繁殖的狗不错，我想要一公一母做繁殖的，你给我跳（挑）了两个小狗，要是长大了有问题你还敢说这狗是繁殖级别的吗？你还敢卖吗？”“明某订了什么我不知道，我也不可能跟他商量啊”。该母犬所附血统证书显示，出生年月为2018年5月28日，品种为“柴”。2019年1月25日，刘奋英就狗身高超高问题与王珂交涉，王珂及家人要求刘奋英与王某沟通，让王某与日本人交涉，并表示母犬咬合没有问题，是小狗的牙还没有换掉。2019年2月26日，刘奋英再次找到王珂，王珂当场播放了王某的录音，录音中，王某表示，这狗本身可能会长得大，从ＤＮＡ上面说，他们也没有办法保证，就像生产这个产品。在日本，如果长大一点，他们是拿那个大的跟小的配，因为两个小的去配的话，尤其小公狗不好配种，哪怕类似于比熊啊等小型犬，该超高的还是超高。刘奋英当场要求将狗退回，王珂表示不可以。刘奋英询问王珂母犬不是卖了吗？王珂表示：“我卖了人家也是他之前给了定金了，然后他在等着狗，他本来是等着下一批的，然后人家说这个不错能不能给我先拿走，我说那你就拿走”，刘奋英询问：“那拿走他总要给钱给你啊”，王珂表示：“他给钱是我卖出去的狗，我为什么要把钱给你，这个是我自己的钱。”“货本来拿来了，你们不要，我才去抵了下一个人的……是你们跟我说不要这个狗了，我才去把它处理掉……自己放弃了，我才把狗给弄走的……那个人也是在我这订豆柴的，他说觉得好，真漂亮，问能不能先拿，我说那你就先拿吧，反正都是要回来的，对不对”。庭审中，王珂表示，刘奋英拒绝将母犬拿走，其将狗寄养在朋友的宠物店里，并不是真正卖了，说卖了只是气话，其可以随时交付符合标准的母犬。王珂申请证人明某出庭作证，证人明某陈述，2018年12月31日，王珂让其到南京禄口机场去接刘奋英从日本购买的柴某。当晚刘奋英看过后说先放在证人处，等王珂回来再交涉。后来这条柴某一直在证人与他人所开的美狮界宠物馆寄养，寄养费用每天100元，此外还产生看病的费用。寄养期间，因为诉讼和鉴定，王珂将狗拿走过，其他时间都在证人处。王珂没有把狗转让给他人。经当庭询问，刘奋英拒绝接收该母犬。案件审理中，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由南京市犬业协会对案涉两条犬的身高进行测量，并分别携带犬只进行测量。2019年11月20日，南京市犬业协会出具鉴定书一份，明确刘奋英提供的公犬身高为33.5厘米，王珂提供的母犬身高31.5厘米。庭审中，刘奋英明确王珂交付的犬只不符合约定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公豆柴肩高超过34厘米；2.两只犬的父母并不是承诺的父亲肩高不超过25厘米，母亲肩高不超过28厘米的标准，不是纯种豆柴某；3.母犬牙齿不齐，后腿存在外八，影响狗的品质和美观；4.当面沟通时，王珂明确订购的母犬已经卖掉。关于豆柴与柴某的区别，刘奋英提交其在百度上搜索的材料，并认为豆柴是柴某的一种，是柴某经过特殊的饲养和繁殖方式得到的体型较小的柴某，其血统证书应当注明品种为豆柴。王珂认为，豆柴是柴某在不同阶段的不同称谓，豆柴是小时候柴某称谓。另查明，2019年3月26日，刘奋英就案涉事宜以南京哈酷宠物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哈酷公司）为被告，向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栖霞法院）提起诉讼，诉讼请求为：1.解除与哈酷公司达成的口头买卖合同；2.哈酷公司返还货款12万元及利息；3.哈酷公司赔偿损失15550元。该案审理中，刘奋英对交付的公犬血统证书不持异议，但认为该血统证书仅能证明交付的是柴某而非豆柴。2019年6月3日，栖霞法院以刘奋英所诉被告主体不适格为由，驳回刘奋英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刘奋英通过王珂从日本购买豆柴某，双方存在如下争议：一、刘奋英与王珂之间合同关系的法律性质。刘奋英通过王珂订购柴某，双方并未签订书面的合同，订购犬只事宜通过手机微信协商确定。刘奋英认为双方形成买卖合同关系。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买受人通过买卖行为购得自己所需要的标的物，而出卖人则通过买卖行为赚取利润。根据证人王某的陈述，刘奋英是通过证人了解市场行情后决定投资柴某。从微信的聊天记录看，在刘奋英明确需要投资柴某的情况下，王珂在微信中询问所需犬的性别并提出自己的建议，最终刘奋英确定购买一公一母两条柴某，货款共计12万元。该金额与证人王某陈述的日本一只柴某最低6万元的价格相吻合。在之后的聊天中，王珂明确已订购两只犬的情况下，催促刘奋英付款，刘奋英陆续通过微信或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给王珂9万元，并将余款3万元直接支付给证人王某。证人王某确认王珂收到的9万元全部给付证人，同时表明刘奋英支付的12万元并不包括两只犬的全部费用。由此可见，王珂在收到刘奋英支付的款项后全部支付给王某，王珂通过王某帮助刘奋英在日本购买犬只并未赚取利润，这不符合买卖合同关系的特征。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刘奋英、王珂系熟人关系，在得知刘奋英想投资柴某后，王珂帮助刘奋英到日本购买柴某符合常理。双方在微信中协商养犬投资问题与前述事实相互印证，刘奋英将货款支付给王珂属于委托王珂代购犬只。因此，刘奋英提交的证据不足证明其与王珂形成买卖合同关系，王珂基于刘奋英的委托在日本代购柴某，双方形成无偿的委托合同关系。二、王珂所代购的两只豆柴某是否符合双方约定。受托人应当按照约定处理委托人的事务。聊天记录确认，刘奋英委托王珂购买是幼年的豆柴某。王珂应当按约定交付犬只。1.关于公犬的身高。刘奋英认为交付的公犬身高超过34厘米不符合约定。庭审中，双方协商一致通过南京市犬业协会对两只犬的身高进行测量。南京市犬业协会是提供犬类咨询服务等业务的社会团体法人，测量人员具有宠物鉴定资质，对南京市犬业协会作出的鉴定结论予以采信。根据鉴定结论，公犬身高为33.5厘米，并未超过刘奋英主张的34厘米标准。刘奋英购买的柴某是幼犬而非成年犬，活体动物的成长具有不确定性。虽然双方在2018年10月在微信中对于公犬的身高进行过商谈，但公犬已于2018年9月12日交付，双方在交付前并未对该犬成长过程中的身高作出明确约定,刘奋英在收到公犬后也于2018年11月5日支付余款3万元，表明其对收到的幼年公犬并无异议。2.关于两只犬的血统问题。刘奋英自认，豆柴是柴某的一种，是经过特殊饲养和繁殖方式得到的体型较小的柴某，而案涉两只犬的测量身高并未超过刘奋英主张的身高标准。两只犬的血统证书显示品种为“柴”，表明两只犬属于柴某。豆柴属于柴某的一种，故仅凭血统证书并不能确认所购柴某不属于豆柴。两只犬的血统证书显示的繁殖者及所有者相同，亦不能证明两只犬不是豆柴某。双方在2018年6月21日微信聊天中，王珂对微信所发照片中狗的父母身高进行了介绍，该处介绍难以看出是双方对于所购犬只父母身高的约定，且刘奋英并无证据证明两只犬的父母身高不符合上述约定。王某对于日本豆柴某繁殖情况进行了介绍和解释，并没有对案涉犬只的父母情况进行说明，刘奋英据此认为所购犬是大柴某与小豆柴交配所生而非豆柴某的主张，仅是其个人推断，没有事实依据。3.关于母犬牙齿不齐，后腿存在外八，影响狗的品质和美观的问题。双方在微信中并未对母犬的体貌特征作出明确约定。刘奋英以王珂上课时针对狗的品质所作的授课内容作为双方约定内容，该主张不能成立。综上，刘奋英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王珂交付的犬只不符合约定。三、关于刘奋英主张的解除买卖合同及返还货款等诉讼请求。王珂基于无偿委托关系为刘奋英从日本购买柴某，双方之间形成委托合同关系，刘奋英要求解除买卖合同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不予支持。从整个委托事务办理情况看，王珂并不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等过错行为，王珂已按照刘奋英的委托从日本购得两只柴某，且已将公犬交付给刘奋英，委托事项已完成。母犬到达南京后，刘奋英拒绝接收。虽然2019年2月26日，王珂曾表示母犬已转卖给他人，但证人明某证实从日本购进的母犬仍在其处寄养，故王珂仍然可将母犬交付给刘奋英。母犬从日本购进，实际已无法退货，母犬符合双方约定，可以正常交付，故刘奋英拒绝接收该母犬的理由不能成立。因此，刘奋英要求王珂返还货款12万元及利息的主张不能成立。刘奋英接收公犬后，其饲养公犬产生的费用应自行承担，其主张饲养公犬的费用损失15550元，亦不予支持。四、关于王珂反诉主张母犬寄养和检疫费用的诉讼请求。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2018年12月30日，母犬到达南京后，王珂已通过微信通知刘奋英领走。刘奋英到证人明某处查看后并未领走，且之后表示拒绝接收。刘奋英的行为违反了委托合同的约定，应赔偿王珂因寄养母犬产生的损失。2019年2月26日，王珂与刘奋英交涉时，王珂明确表示，因为刘奋英放弃母犬，其已将母犬转卖给他人。虽然王珂当庭表示其所说将母犬转卖他人只是气话，证人明某也证实母犬实际仍在寄养，但王珂的上述行为表明，其在2019年2月26日拒绝将母犬交付给刘奋英。因此，王珂主张的费用损失中，2019年2月26日之后产生的母犬寄养及检疫费用不应由刘奋英承担。从2018年12月31日至2019年2月26日，按每日100元计算，寄养费用为5800元，刘奋英应当承担。王珂主张的其他寄养费用及检疫费用均系2019年2月26日后产生，故不应由刘奋英承担。一审判决：一、驳回刘奋英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刘奋英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王珂5800元；三、驳回王珂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刘奋英提交证据如下：1.栖霞法院的庭审材料、庭审笔录、判决书，拟证明双方并非无偿的委托关系，属于买卖合同关系。王珂提供的相关犬只并非双方约定的豆柴某。王珂有犬舍，具备正常的护理和饲养功能，其陈述案涉犬只在证人处饲养不合情理，寄养费用是不存在的。2.微信截图和文件打印材料，拟证明双方系买卖关系，王珂交付的犬只不符合犬业协会标准，不能用于登记比赛繁殖，违背购买犬只的用途。王珂没有把犬只的所有权人变更到刘奋英名下，其交付的公犬和母犬证书上显示他们是近亲繁殖，不符合相关质量要求。3.转账记录，拟证明刘奋英转款给王珂，王珂转款给王某，王某转款给日语翻译徐翀，时间和金额不一致，且王珂和王某之间还有其他购买犬只交易。刘奋英于2018年8月5日之前已经转账给王珂9万元，第一只犬已经支付清，第二只犬的定金也支付了。证人王某2018年9月2日向王珂问购犬款，王珂说还有明某和阿英的。因此双方是买卖关系，并非无偿的委托关系。4.视频录音两份，拟证明两次录音的时间比较长，谈话内容比较多，双方在比较冷静情况下的陈述，王珂说把犬只卖了并非气话，一审法院没有认定该证据，是错误的。5.相关录音材料，来源是刘奋英2020年7月18日到上海比赛场上与工作人员和裁判、ＣＫＵ客服的电话录音，拟证明如果以刘奋英的名义购买柴某到国内，当时换发的证书应该是刘奋英的名字，而不应该是别人的名字。豆柴是一个品种，并非王珂陈述是柴某小时候的称呼。6.刘奋英与白云机场检验部门电话录音，拟证明白云机场的检验部门陈述，犬只要有疫苗接种证书和电子芯片，就不需要隔离。王珂提供的证据显示，2018年11月30日犬只到白云机场，第二天就可以飞往天津，是不需要隔离的。同样两只犬，同一天到的机场，不可能到南京的犬需要隔离，到天津的犬就不需要隔离。王珂质证认为，1.对于栖霞法院材料的真实性认可，但不是新证据。在栖霞法院审理的焦点是主体是否适格，当时刘奋英起诉的是公司，并不是王珂，该证据不能达到证明目的。2.对于微信截图的真实性不能确定。刘奋英认为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但在微信聊天中根本体现不出买卖合同的特征，诸如协商标的物、协商价款以及标的物的交付标准。双方认为金毛犬只市场已经做烂不行了，要重新去引进柴某，因为国内没有人做柴某的引进和繁殖生意，所以刘奋英请王珂让证人到南京来喝茶，要引进柴某，要一起投资。王珂根本没有赚钱，都是说一起去做市场，一起去委托证人王某，王某又在日本委托一名翻译去日本找豆柴，然后引进的，所以根本不是买卖合同，而是无偿的委托合同关系。刘奋英认为交付的犬只不符合标准，但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引进的豆柴有日本犬业协会的ＪＫＣ血统证书，此血统证书是被中国犬业协会ＣＫＵ认可的，在中国ＣＫＵ换一个证书，就可以繁殖、比赛。ＪＫＣ和ＣＫＵ都是世界犬业联盟认可的，不仅可以在中国进行繁殖比赛，在全世界都可以。刘奋英陈述证人王某以及王珂都不是专业人员，刘奋英实际上是王珂的学生，王珂在行业内开展了一些牵犬师的课程，证人王某是在全世界犬业协会搞比赛的裁判人员，至少证人介绍的豆柴和柴某是非常专业的。关于南京犬业协会不具备鉴定资格问题，在找南京犬业协会鉴定之前，已经请王某测量，王某是裁判，完全有资格来测量，而且是用从日本购买的尺子来测量，符合标准，但是刘奋英不认可。一审法院让双方去找一家，但在南京只能找到犬业协会，对方也同意，仅仅是因为测量出来的结果对他不利，就全盘否认。刘奋英认为血统证书显示是近亲繁殖，不符合标准，在一审中，证人陈述为了保证血统纯正，要求三代以上都是身高符合标准的豆柴，根本不存在近亲繁殖。关于刘奋英陈述王珂有犬舍问题，王珂是有犬舍，因为要产生费用，案涉犬只放到明某处寄养，王珂已经支付了6万多元的寄养费用。3.对于刘奋英向王珂转账、王珂向王某转账记录认可，对于王某向日语翻译徐翀转账记录不认可。刘奋英和王珂之所以要买豆柴，是因为刘奋英是想做豆柴繁殖、售卖。从证人证言可以看出，王珂也是第一次接触豆柴，根本不具有售卖豆柴的条件。他们委托王某，王某也是托日语翻译去日本找卖家，刘奋英之所以把部分款项给付王珂，因为刚开始与王某不熟悉。2018年6月25和26日，刘奋英把钱给了王珂，并请王珂给王某，后面大部分款项因为和王某熟悉了，直接给的王某。王珂不是买卖合同的一方，仅仅是朋友间委托帮忙。证人王某证言也证明这两只犬实际上超过了12万元。4.对于王珂与刘奋英的通话录音，质证意见与一审相同，双方是气话，犬只根本没有卖掉。第二只母犬来到南京后，一直处于寄养状态。5.对于其他录音证据的三性不予认可。且在与裁判的对话中，刘奋英故意曲解一些问题，一审中刘奋英坚持身高达标就是豆柴。6.对刘奋英与白云机场的录音，三性不认可。假使该录音是真实的，白云机场人员讲证件齐全就不需要隔离，也就是说隔离是正常程序，如果证件不齐全，就必须得隔离。也印证了第二只犬回来后进行隔离的真实性。对于王某与天津的犬主人之间微信聊天记录，刘奋英对时间表示质疑问题，天津的犬没有隔离，南京的犬是隔离的。据日语翻译讲南京的犬有点拉肚子，王珂担心出问题，所以要养一养，再回来。天津的犬没有隔离，但是也有隔离通知单，开了单子不代表一定要隔离。王珂提供证据如下：1.伴侣动物隔离检疫通知单、日本国农民水产省犬只输出检疫证明书，都是2018年11月29日回国拿到的，证明第二只母犬在广州隔离30天，与一审中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相互印证，王珂让明某去机场接母犬，让刘奋英去明某的犬舍去拿，刘奋英也确实去看了这只犬，但是拒绝拿走，之后这只犬一直寄养在明某处。2.国某输出血统证明书（简称ＪＫＣ），证明案涉第二只母犬有血统证书。国某纯血犬血统证书（简称ＣＫＵ），证明第二只母犬已经换成了ＣＫＵ证书，犬主人是刘云龙，刘云龙是王珂的丈夫。第二只犬在中国和日本都是得到认可的。3.查询记录一份，证明从ＣＫＵ官网上是可以查到母犬信息，与证据一相互印证，证明已经将母犬的日本ＪＫＣ证书，转换成中国ＣＫＵ证书。4.证人明某与王珂的微信聊天记录，2020年6月3日明某要求王珂支付从1月到6月份的寄养费用12700元，王珂通过微信转账支付了12700元。证明该母犬一直在寄养及相关支付费用。刘奋英质证认为，1.关于伴侣动物隔离检疫通知单、日本国农民水产省犬只输出检疫证明书，与一审王珂提交的相关资料所认定的犬只不符合，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不能证明检疫证明书和检疫通知单上面的犬只就是一审中王珂确认的案涉豆柴。2.关于血统证书，真实性没有办法确认，假定是真实的，也达不到证明目的。血统证书的犬主人为刘云龙，并非王珂，更非刘奋英，该母犬与本案没有关系。国某输出血统证明书所载的犬名称、出生年月以及其祖父母等所有信息，与案涉母犬的信息不一致，王珂在一审中提供的第二只母犬血统证书显示：案涉母犬出生日期是2018年5月28日，繁殖者以及父母、曾父母与二审提交的证书完全不同，王珂提供的证据与案涉母犬没有任何关系。血统证书上载明的是柴某，并非豆柴。3.关于查询记录，只证明该犬的登记主人是刘云龙，与案涉母犬没有关系。4.关于微信聊天记录，与本案无关。王珂针对两份血统证书不一致问题，解释称，二审提供的血统证书ＪＫＣ证书番号ＪＫＣ-ＪＳ-05656／18，与一审提交的ＪＫＣ证书登陆番号ＪＫＣ-ＪＳ-09563／18，确实不一致。王珂当时没有发现邮寄过来的证书与实际母犬体内芯片记载信息不一致，因为母犬一直寄养在明某处，王珂根本没有接触，后来为了诉讼，第二只母犬证书从日本邮寄过来了。直到一审判决后去换ＣＫＵ证书扫芯片时，才发现不是这个证书，然后找日本翻译就把正确的证书又邮寄过来。寄养的母犬是一直在的，现在还在明某那里。关于刘奋英认为母犬的犬主人是刘云龙，ＣＫＵ的签发日期是2020年7月8日，一审判决后，王珂去换了血统证书。如果交付的话，是可以将犬只交付给刘奋英，也可以变更犬主人的名字。刘奋英针对王珂的解释再次陈述，王珂在一审和二审提交的证据明显不一样，是自相矛盾的，王珂讲搞错了，没有证据支持，请求法院依法认定，王珂二审提供的血统证书与案涉母犬没有任何联系。犬主人应当办理在王珂名下，不应当办理在案外人名下，王珂的说法不合情理。本院经审查，对于刘奋英提交的栖霞法院相关庭审材料、微信截图、转账记录均为对一审中提交证据的整理，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刘奋英与王珂的通话录音，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刘奋英与白云机场工作人员的通话录音、刘奋英在上海比赛场与有关工作人员和裁判、CKU客服的相关录音，因无法确认对方身份，王珂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本院对该录音不予认定。对于王珂提交的伴侣动物隔离检疫通知单、日本国农民水产省犬只输出检疫证明书、国某输出血统证明书（简称ＪＫＣ）以及国某纯血犬血统证书（简称ＣＫＵ）、网上查询记录、证人明某与王珂的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王珂一审提供的案涉母犬国某血统证明书，登陆番号：ＪＫＣ-ＪＳ-09563／18，出生年月日：2018年5月28日，毛色：赤，……。二审提交的案涉母犬国某输出血统证明书，登陆番号：ＪＫＣ-ＪＳ-05858／18，出生年月日：2018.5.2，毛色：ＲＥＤ，……。经查阅一审卷宗，2019年2月26日刘奋英与王珂沟通录音记录：“刘奋英：你不是卖了吗？王珂：我卖了人家，也是他之前给了定金了，然后他在等着狗，它本来是等着下一批狗的，然后人家说这个不错，能不能给我先拿走，我说那你就拿走。刘奋英：那拿走他总得要给你给钱。王珂：他给钱，我卖出去的狗，我为什么要把钱给你，这个是我自己的钱。这不是好玩嘛，他也在日本定了狗对不对？他本来是等到年后王某去帮他拿了这批狗对不对？然后他说这个狗不错，他说我先拿这批，他说这个狗也没人要了，我说那你就走一个萝卜顶一个坑，不就是这个道理。刘奋英：他不就顶着那个坑，我们现在不要了还不行。王珂：听懂他讲的什么意思，你连我话都听不懂，他跟你们都是一样的，都是之前交了钱的，知道吧。”上述事实，有微信聊天记录、证人证言、国某血统证明书、国某输出血统证明书、国某纯血犬血统证书、伴侣动物隔离检疫通知单、日本国农民水产省犬只输出检疫证明书、转账记录、视频录音、电话录音、百度搜索材料、栖霞法院（2019）苏0113民初1871号案件庭审材料、民事判决书以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予以证明。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一审法院认定的法律关系是否妥当；2.王珂交付的标的物是否符合约定，刘奋英是否可以解除合同；3.案涉母犬寄养和检疫费用应否予以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一，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第三百九十六条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本案中，根据双方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转款情况以及证人王某的证言，可以认定，刘奋英想要购买豆柴某，由王珂联系王某，王某再联系日语翻译在日本订购豆柴某。从购犬款流向看，刘奋英将部分购犬款汇至王珂，王珂将款项汇给王某，刘奋英也将部分购犬款直接汇给王某，王某又将款项汇给日语翻译。因此，从办理过程以及款项支付情况看，刘奋英主张其与王珂之间系买卖合同关系，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综合全案事实，认定王珂基于刘奋英的委托在日本代购豆柴某，双方形成无偿的委托合同关系，并无不当。关于争议焦点二，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本案中，关于刘奋英委托王珂购买的公豆柴某，已经于2018年9月12日交付，刘奋英收到该公犬时并未表示异议。因王珂已经对委托代购公犬之事，完成刘奋英的委托事项，且并无不当，对刘奋英要求解除委托购买公犬的合同关系，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刘奋英委托王珂购买的母豆柴某，首先，王珂在一审和二审中提供的案涉母犬的血统证书不一致，刘奋英否认王珂现存的母犬系其订购的母犬。王珂虽然解释称，一审提交的血统证书上的母犬现在天津，与二审提交的现存母犬是同一批从日本进入广州，是日本卖家将两者的血统证书搞错了。但王珂是在刘奋英指出两份血统证书明显不一致的情况下，才做出上述解释。且两份血统证书的名称也不一致，即一份系“国某血统证明书”，另一份系“国某输出血统证明书”。其次，王珂对案涉母犬是否要在广州进行检疫隔离30天的陈述不一致。王珂先是陈述犬只进口必须进行隔离，刘奋英主张其公犬没有进行隔离，不需要隔离。当刘奋英根据王珂提交的微信聊天证据指出运往天津的犬只没有进行隔离时，王珂又陈述，案涉母犬因拉肚子，其自己要求隔离的。第三，2019年2月26日王珂与刘奋英的通话录音中，王珂明确陈述已将犬只卖给了另外一个下了定金的买犬人了。虽然王珂在一审、二审中均主张其当时只是说气话，并没有将刘奋英订购的犬只卖掉。因现有证据表明王珂并不只是代刘奋英一人购买犬只，其存在购买多只犬的情形，且通话中王珂多次陈述母犬卖掉的事实，也无激烈的争吵，因此王珂关于其卖掉案涉母犬只是气话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综合以上事实，刘奋英主张王珂要求交付的母犬并非其原先在日本订购的母犬，本院予以采信。刘奋英主张解除其委托王珂购买案涉母犬的合同，本院予以支持。因王珂未按照委托要求代购母犬，刘奋英对解除委托合同不存在过错，王珂应向刘奋英支付购买母犬款60000元。关于争议焦点三，本院认为，因案涉委托代购母犬的委托合同已经解除，王珂主张交付的母犬并非刘奋英原先在日本订购的母犬，王珂在一审中反诉请求刘奋英支付该母犬的寄养费及检疫费用，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依据双方二审提交的证据，刘奋英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法予以调整。因双方系无偿的委托合同关系，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刘奋英负担。因双方各自申请对公、母犬进行鉴定，各自负担鉴定费1500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9）苏0106民初8640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王珂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刘奋英60000元；三、驳回刘奋英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王珂的一审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3017元，鉴定费3000元，合计6017元，由刘奋英负担4517元，由王珂负担1500元。一审反诉案件受理费575元，由王珂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3017元，由刘奋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珺珉审判员  胡庆东审判员  陈礼苋二〇二〇年九月十日书记员  陈思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