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459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段体杰，男，1964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虞静雄，上海瀛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万象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剑川路951号5幢5层5006室。法定代表人：帅勇，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旭东，上海市君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段体杰因与被上诉人上海万象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象发展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2民初296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段体杰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主要事实和理由：2012年10月，万象发展公司确认录用段体杰作为崇明站的押运员，崇明站站长和段体杰的工资均由万象发展公司发放。上海A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是万象发展公司的关联公司，代为支付工资、缴纳个人所得税、发放工作证，两公司属于内部运作，实际是万象发展公司管理段体杰。崇明XX公司管理，不是A公司管理。根据万象发展公司的组织结构和OA管理系统，崇明站是万象发展公司的直营组序列，崇明站站长的直属上级是陈某，陈某是万象发展公司直营组北区。一审认为，2012年10月至12月的工资由A公司发放，但银行流水等证据可以显示，之后的工资都是由万象发展公司发放的。办公软件中显示万象发展公司，没有显示关联公司。2018年7月1日万象发展公司与崇明站员工解除劳动合同后，也是以万象发展公司的名义重新签订承包合同。万象发展公司没有与段体杰签订劳动合同，关联公司混同管理，司法机关应作出对有利于劳动者裁决，认定段体杰与万象发展公司建立劳动关系，而不是增加诉累，让劳动者重新起诉A公司。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有关会议纪要规定，有关联关系的用人单位交叉轮换使用劳动者，工作内容交叉重叠的情况下，对劳动者涉及给付内容的主张，可根据劳动者的主张，由一家用人单位承担责任。被上诉人万象发展公司辩称：段体杰入职时工作证上写的是A公司，A公司为其缴纳个人所得税，因此段体杰入职时即知道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是A公司。2013年1月至2017年5月，万象发展公司只是代缴个人所得税，但段体杰工作性质、地点、时间、内容都不变，不构成劳动关系的变更。2017年6月至2018年6月是A公司缴纳个人所得税，说明A公司是其用人单位。有关其他省市的规定并不是法律。万象发展公司与A公司虽然存在关联关系，但都是独立的主体，并不能由此混淆劳动关系和财务制度。万象发展公司不接受段体杰的上诉请求，要求维持原判。段体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段体杰与万象发展公司之间于2012年11月5日至2018年5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万象发展公司支付段体杰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人民币（币种下同）74,213.57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段体杰、万象发展公司未签订过劳动合同。段体杰的个人所得税纳税清单显示的扣缴义务人先后为：2012年10月、2012年12月，A公司；2013年1月，万象发展公司及上海B有限公司；2013年2月至2014年12月期间，万象发展公司；2015年1月至2017年5月期间，万象发展公司、上海C有限公司（以下简称C公司）；2017年6月至同年9月期间，A公司、C公司；2017年10月至2018年6月期间，A公司、C公司及上海D有限公司（以下简称D公司）；2018年7月至同年10月期间，C公司、D公司；2018年11月、12月，C公司。段体杰的交通银行账户转账信息显示：2012年10月至2014年12月期间，按月转账入“工资”（交通银行回复无法查询具体单位）；2015年1月至2016年3月期间，万象发展公司按月转账“工资”或“交通费”（2015年11月起）；2016年4月至2018年5月期间，按月转账入“交通费”或“工资转存”、“报销”（交通银行回复无法查询具体单位）；2017年12月至2018年5月期间，另有D公司按月转账支付段体杰“汇款入账”。另查明，万象发展公司（作为甲方）与C公司（作为乙方）签订有效期限自2018年7月1日起至2019年3月31日止的《配送服务合作协议书》。其中约定：“乙方至少拥有并保持熟悉配送业务的员工22名，并保证其具有从事配送业务的能力、条件与资格，员工发生离职和入职及电话号码等信息发生变更时，须当日提交更新信息至甲方……乙方承接甲方配送业务的区域在上海市崇明区……甲方授予乙方使用甲方品牌相关内容，乙方可以在揽收与派送车辆、员工制服、经营场所装潢装饰、广告宣传及推广等方面拥有相关商标使用权，乙方需使用甲方的企业识别及管理系统……双方签订、履行本合同，不构成甲方与乙方员工之间的任何劳动或劳务关系……乙方员工在合同期内发生人身伤亡、侵权行为或其他任何损失，均由乙方独自负责处理并依法承担相关责任……乙方承诺确保免除甲方因乙方员工在合同期间发生财产损失或人身伤害而可能导致的争议或承担的任何责任或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仲裁等……”等内容。另，C公司于2014年6月19日设立，由段某担任法定代表人，段体杰为监事。再查明，2017年11月23日，案外人驾驶沪DXXXXX车辆倒车时未注意安全撞倒段体杰，致段体杰受伤。2017年11月23日至12月7日期间，段体杰住院治疗。2019年5月30日，段体杰就本案讼争等事宜向上海市闵行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会于同年7月11日作出闵劳人仲（2019）办字第3294号裁决书，裁决对段体杰的仲裁请求不予支持。段体杰不服，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关于劳动关系，段体杰提供工作证（其上显示单位为A公司）、加油卡、扫描仪、上海分公司通讯录（其中显示段某为“万象上海分公司”崇明站站长）、公司内部考核系统、工作服（印有“万象物流”“联报万象”“菜鸟联盟”等字样）及段某的银行交易明细等证据，并申请证人段某出庭作证，以证明其子段某为崇明站站长，2012年11月公司招人，段某按照公司流程招用段体杰进入崇明站工作，从事分拣、装卸工作，公司向其发放工作证，日常其持证上班工作，直至其2017年11月23日受伤。段体杰伤后未工作，考虑到工作停下来影响崇明站运营，故让家属帮忙顶班，工资未作调整，继续支付至段体杰账户。段体杰还表示，万象发展公司与A公司是关联企业，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段体杰的直属领导一直告知段体杰是在为万象发展公司工作，故段体杰要求与万象发展公司确认劳动关系。段体杰虽为C公司监事，但其与C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段体杰下班后有少量兼职，不影响段体杰、万象发展公司之间劳动关系的存在。万象发展公司在段体杰伤后虽未告知段体杰解除劳动合同关系，但段某告知段体杰改变关系，从劳动关系变更为公司名义的合作关系，故段体杰认为万象发展公司系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并应承担支付赔偿金之责。证人段某陈述，证人与万象发展公司系劳动关系，未签订过劳动合同，公司支付证人工资及缴纳了2年社保费用，证人不清楚具体由哪家公司缴纳，但证人现有钉钉系统显示其在万象发展公司直营北区崇明。证人担任崇明直营站站长，站长有权利招聘员工，证人通过正常程序招聘段体杰入职，段体杰工作时间为18:30至次日10:00，下班后可以休息或可以接私活，段体杰也帮C公司干活，也是为C公司避税。2018年6月1日起，证人以C公司的名义承包崇明直营站。万象发展公司对段体杰提供证据之真实性、合法性均予以认可，但对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认为不能证明段体杰、万象发展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万象发展公司表示，工作证并非万象发展公司发放，而是A公司所发；加油卡、扫描仪、通讯录仅是从事物流配送业务的合作需要而配置，万象发展公司与段体杰之子段某系业务合作，万象发展公司内部对段某的考核亦与段体杰无关；工作服上显示“万象物流”是指A公司。在C公司成立之前，由段某个人承包崇明站，C公司设立后应该是该公司与A公司或万象发展公司签订承包协议，但现找不到该协议，公司根据段某的要求以工资名义发放合作款，分别转账给不同的人包括段体杰，不能以此认定段体杰、万象发展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万象发展公司不清楚段体杰的工作内容，万象发展公司不对段体杰进行任何管理，由其子段某进行管理，即使段体杰什么都不做，只要段某报上来，万象发展公司就发放工资，段体杰也未向万象发展公司申报过受伤事宜。根据段体杰自述其伤后未再工作，但是也有劳动报酬，而2017年10月至2018年10月期间一直由微派特公司为其申报纳税，段体杰也不存在受伤不能工作的情况。更无万象发展公司解除与段体杰之间劳动关系之说。综上所述，万象发展公司并未与段体杰发生任何形式的用工关系；万象发展公司与段体杰之子段某存在业务合作关系，段体杰系段某自行安排的工作人员，与段某之间存在劳务关系。万象发展公司另表示，A公司与万象发展公司确系关联企业，由于时间久远，相关人员工作变动，企业又经过收购整合，万象发展公司实在无法核查银行账户历史信息。一般申报纳税是何公司转账亦应为何公司。此外，2012年至2018年之间崇明站业务的经营管理主体是有更换，最开始是A公司，后为扩张业务而放在万象发展公司名下经营，业务稳定后，万象发展公司提升为集团公司，2017年6月起又由A公司经营，总之，根据当时公司战略决策决定由哪家公司经营管理。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首先，段体杰自述其进入公司工作后，由公司向其发放工作证，并持证工作。而段体杰所提供之工作证上注明的公司为A公司。结合段体杰的个税申报记录，2012年11月起由A公司作为扣缴义务人代为申报。可见，段体杰应当明知其入职时所提供劳动之相对方即用人单位为A公司，之后并持续以A公司工作人员的身份提供劳动。因此，一审法院可以认定段体杰与A公司之间自2012年11月起建立劳动关系。其次，虽然A公司及万象发展公司有先后代为申报纳税或转账支付工资之情形，但关联企业之间代为支付工资以及万象发展公司所述之经营策略改变致不同公司经营管理崇明站之情形，并不因此可以直接改变与段体杰建立劳动关系的用人单位，且A公司及万象发展公司均未曾向段体杰提出过变更用人单位之意思表示。特别是在2017年6月之后亦由A公司作为纳税扣缴义务人申报纳税。因此，段体杰与A公司之劳动关系应始终存续。还需要说明一点，段体杰银行账户中所示之转款单位是在诉讼过程中查询得知，换而言之，段体杰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对于何人向其转发工资并不知情。再者，用人单位作为管理者本身应承担自己管理职责，在本案所涉长达5年多的时间中，无论是万象发展公司或是A公司均不间断的按月转账付款或申报纳税，故在万象发展公司未提供有效证据以证明段体杰未提供劳动的情况下，不能简单以其子段某为崇明站站长即可推论段体杰未提供劳动。同时，万象发展公司并无证据证明讼争期间段某个人或以C公司名义承包经营崇明站之承包关系成立。段某与哪家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亦并不直接影响段体杰劳动关系的用工主体的认定。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可以认定段体杰与A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故段体杰诉请要求确认其与万象发展公司之间于2012年11月5日至2018年5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之请求，一审法院难以支持。关于段体杰主张之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之请求，一审法院认为，现根据前述意见，尚不足以确认段体杰、万象发展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且段体杰亦无证据证明万象发展公司向其作出过解除劳动合同的意思表示。因此，段体杰要求万象发展公司支付其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之请求，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第一款之规定，一审法院于二○二○年二月五日判决：驳回段体杰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由段体杰负担。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无误，双方亦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万象发展公司表示，段体杰2012年10月至2018年6月底在A公司工作，A公司是段体杰的用人单位。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万象发展公司是否为段体杰的用人单位。用人单位与劳动者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但具有下列情形时，可认定双方之间形成劳动关系：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支付劳动报酬；劳动者付出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或劳动者实际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约束；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放“工作证”或“服务证”等身份证件，或填写“登记表”“报名表”，允许劳动者以用人单位员工名义工作或不为反对意见的。本案中，工作证上注明的单位为A公司，段体杰入职之初系A公司代为扣缴个人所得税，2017年6月之后亦系A公司等单位为段体杰代为扣缴个人所得税。虽然2013年1月至2014年12月期间万象发展公司曾为段体杰代为扣缴个人所得税，但该期间亦有其他企业代为扣缴。虽然2015年1月至2016年3月万象发展公司支付了段体杰的工资等，但此后又有其他单位按月支付款项给段体杰。由此，本案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万象发展公司系段体杰的用人单位，一审驳回段体杰的诉请并无不当。二审中，段体杰主张2012年10月是万象发展公司确认录用段体杰，其实际受万象发展公司管理，2012年12月之后的工资均由万象发展公司发放等，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难以成立。段体杰认为，本案中的情形应根据劳动者的主张确定由一家用人单位承担责任，该理由不成立。综上所述，段体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元，由上诉人段体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蔡建辉审判员  徐 焰审判员  韩东红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七日书记员  李 阳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