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吉02民终160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杨某，男，1969年9月21日出生，住吉林省吉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吉林恒正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王某，男，1988年9月2日出生，京东×××，住吉林省吉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吉林万璋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赵某1，女，1990年11月3日出生，京东×××，住吉林省吉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吉林万璋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杨某与上诉人王某、赵某1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吉林市昌邑区人民法院（2020）吉0202民初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某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书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判项；2.改判支持杨某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一）案涉法律关系认定错误。杨某与王某、赵某1签署的案涉合同是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王某、赵某1向杨某转让吉林市鑫天悦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天悦公司）、吉林市船营区鑫天悦百货商店（以下简称鑫天悦商店）、吉林市吉林东市××区星豪明悦百货店（以下简称星豪明悦百货店）的30%的股权，股权转让价款是90万元，签约后王某、赵某1将相应股权变更登记至杨某名下，不变更登记的进行公证。虽然鑫天悦商店、星豪明悦百货店是个体工商户，但买卖双方的签约目的是转让三家案涉单位的30%出资人权益，这种权益是与鑫天悦公司股权相当的出资人权益，买卖双方的签约目的是一致的，即有偿转让三家公司的30%出资人权益，合同关系体现为买卖合同关系。但一审判决认定案涉关系是杨某加入个人合伙，并依据个人合伙相关法律关系进行了审理。这是对基本事实的认定不清。案涉合同体现了明显的买卖合同法律关系，而不符合合伙协议的法律要件。理由如下：1.根据民法通则第二章第五节，建立个人合伙法律关系，合伙人应订立书面协议，约定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完全没有体现前述个人合伙的约定内容。2.个人合伙的财产由合伙人投入。但本案中，杨某支付的90万元股权转让款是支付给王某、赵某1个人的，是购买出资人权益的对价，而非注入个人合伙的财产。一审判决认为杨某给付的90万元是对案涉三个单位的出资，是对基本事实的错误认定。3.根据民法通则第三十三条，个人合伙也应依法经核准登记，在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内从事经营。本案涉及的鑫天悦商店、星豪明悦百货店早在案涉双方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前即已成立，均为个体工商户，而非个人合伙，案涉双方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后也没有设立新的个人合伙。综上，一审判决认定案涉法律关系是个人合伙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二）一审判决对王某、赵某1的违约事实认定错误。杨某主张解除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原因是王某、赵某1严重违约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根据一审诉请和双方争议，应围绕是否符合解除合同的法定条件，即是否存在王某、赵某1违约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事实，及恢复原状、赔偿损失的相关法律规定，查清相关事实。但一审判决没有认定王某、赵某1的违约事实和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相关事实如下：1.案涉合同约定王某、赵某1作为转让方，负有向买受人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不变更登记的进行公证的义务。案涉鑫天悦公司是有限责任公司，其股权变更登记不存在法律障碍，但王某、赵某1在长达近一年的时间内未将案涉鑫天悦公司的股权变更登记至杨某名下，以实际行动表明拒绝履行主要合同义务。2.案涉鑫天悦商店和星豪明悦百货店是个体工商户，虽然其出资人权益无法变更登记，但转让方仍可依照合同约定进行公证，王某、赵某1也未履行这项主要合同义务。3.王某、赵某1既没有完成对转让标的物形式上的交付，也没有事实交付。一审判决认为“杨某已实际参与到鑫天悦商店、星豪明悦百货店的管理和经营中，并担任经理，负责运营等工作，其合伙人权益已得到实现”，是错误的认识。案涉转让标的物是三家单位的30%出资人权益，对其中两家个体工商户的权益应相当于鑫天悦公司的股东权益，参照公司法相关规定，该等权益应主要为分红权、解散公司等重大事项的决策权、查阅公司账簿等的知情权，这种出资人权益不同于经营层的管理权。但本案中，杨某并未取得前述出资人权益。如：未取得公司分红，王某、赵某1未征求杨某同意即注销案涉鑫天悦商店、星豪明悦百货店，拒绝提供公司京东×××。而一审判决认定的杨某“实际参与经营，并担任经理，负责运营”,经庭审调查可知是鑫天悦公司给付工资，杨某参与经营的劳动关系，且根据王某的安排，还有数月的试用期，实际仅2019年5月、6月领取了工资。如这种参与经营的情形被一审判决认定为“其合伙人权益已得到实现”是合理的，那么杨某直接受聘担任经理即可，完全没必要支付90万元股权转让价款了。可见，一审判决认定杨某参与经营就是已经实现合伙人权益是严重错误的，甚至是荒诞不符合一般认知的。4.王某、赵某1单方将案涉两家个体工商户注销登记，表明王某、赵某1不仅有拒绝履行合同义务的故意，而且付出了实际行动。王某、赵某1迟迟不履行变更登记或公证的合同义务，也拒绝杨某查阅公司收入相关账簿的合法要求，还利用对案涉三家单位的控制和业务的熟悉，私下侵占应归属于三家单位的计提佣金，种种行为都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王某、赵某1作为违约方应对合同的解除承担责任，依法返还股权转让款并支付资金占用损失。综上，王某、赵某1严重违约行为是确凿无疑的，这种违背诚信的行为使杨某受让出资人权益，实现出资人权益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加之王某、赵某1私自注销二家案涉个体工商户，转让标的物也随之消灭，进一步使案涉合同目的完全无法实现。（三）一审判决驳回杨某关于返还股权转让款及资金占用损失的理由存在认识错误。1.依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及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二十五条之规定，杨某有权解除合同。另据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已履行的合同解除后涉及到的法律后果主要是恢复原状、采取补救措施、赔偿损失。一方面，本案中，杨某已履行了给付全部转让款的合同义务，有权要求王某、赵某1返还转让款并赔偿资金占用损失。王某、赵某1没有完成交付，没有需要杨某返还的标的物，也不涉及损失的赔偿。鉴于此，杨某要求返还90万元转让款的诉请应予支持。另一方面，王某、赵某1在一审第一次庭审后向审判员自认三家公司年盈利100余万元，在第三次庭审中再次自认2019年度公司是盈利状态。杨某因未取得出资人权益，不对三家公司的经营利润主张分红权，仅依据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及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主张资金占用损失，理应当得到支持。2.一审判决不支持返还转让款和赔偿资金占用损失的理由为，“本院无法确定杨某投入到鑫天悦公司的出资数额”，“在鑫天悦商店、星豪明悦百货店无法进行清算的情况下，本院无法确定杨某从鑫天悦、星豪明月百货店应取得的数额”。一审判决的这种认识缘于把杨某要求解除合同返还股权转让款，认为是撤资或退伙。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因为，杨某给付的90万元是给转让方的股权转让价款，而非直接注入三家单位的出资，不是三家单位的财产，解除合同不是从三家单位返还90万元转让款，也无需对三家单位进行清算。（四）一审判决认定的解除合同的时间存在错误。一审判决认定2020年3月10日为解除合同时间，即以吉林市昌邑区人民法院将杨某变更后的起诉状副本送达王某、赵某1的时间为准。但事实上，案涉协议双方于2019年6月发生争议，杨某离开三家案涉单位时已经提出解除协议，并要求返还股权转让款，但王某、赵某1以没钱为由拒绝返还，因此，实际解除协议的时间至晚应在2019年6月30日。如按书面送达时间，应以吉林市船营区人民法院第一次将起诉状送达王某、赵某1的时间为准。而在本案中，因解除合同返还股权转让款及计算资金占用损失，无需确认解除协议时间。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适用民法通则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作为其认定个人合伙关系并作出相应判决的法律依据是错误的。民法通则第三十一条规定了个人合伙应订立书面协议及协议应约定的事项，该规定与本案涉及的股权转让协议完全不同，案涉协议具有明显的买卖合同的特点，而非个人合伙协议。从民法通则第三十二条规定，“合伙人投入的财产，由合伙人统一管理和使用”，这也与本案情形不同。本案中，杨某给付的90万元是受让标的物的对价，而非投入个人合伙的财产。无论从哪一方面，本案都不能套用个人合伙的法律规定。归根究底，本案体现出的是因一方违约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守约方行使法定解除权并主张返还价款和赔偿资金占用损失的法律事实，应当依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九十七条，及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第二十五条之规定作出合理的判决。三、一审诉讼程序违反相关法律规定。1.审理程序不当。本案一审采用简易程序审理，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二百五十六条，适用简易程序有严格的限制条件。本案系股权转让合同纠纷，其基本法律关系是买卖合同法律关系，相关事实也比较清晰，诉讼双方对签署合同、买方已付款、卖方未履约交付的事实均无争议，只是卖方也就是王某、赵某1不同意全额返还购买价款，属于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情形。但本案一审依据个人合伙的相关法律来审理相关事实，致案件审理复杂，先后组织三次庭审，鉴于此，该案已不适宜采用简易程序审理，应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八条之规定，组成合议庭并改为普通程序审理，但一审仍坚持了简易程序审理。2.一审涉嫌超出审限。杨某于2019年10月17日向王某、赵某1住所地吉林市船营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9年11月22日吉林市船营区人民法院以王某、赵某1经常居所地在昌邑区为由作出（2019）吉0204民初4387号民事裁定，移送吉林市昌邑区人民法院审理。但吉林市昌邑区人民法院迟迟未予立案。本案已经由吉林市船营区人民法院立案，没有法律依据在移送后再次履行审查立案程序。即便作为新的诉讼案件，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三条之规定，也应在受理后七日内完成立案程序，但吉林市昌邑区人民法院直至2020年1月9日才予以立案。杨某认为审限应从案件移送之日起7天开始起算，即审限自2019年11月30日起至2020年3月29日止。一审审理时间过长，王某、赵某1在审理期间私自注销了案涉的两家个体工商户，一审又因已注销而无法清算为由驳回了杨某要求返还购买价款的主张，鉴于此，一审超出审限给了王某、赵某1改变事实的时间，对因此驳回杨某诉请也应负有一定的责任。综上，王某、赵某1严重违约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应当依法承担违约的责任和后果。如按一审判决，则违约人拒不履行合同义务，还在审判过程中自行注销两家个体户，消灭了转让标的物，在作出这样恶劣违约行为后，还依判决无需返还90万元转让款，也无需给付利息，何以体现司法公正、保护守约方的利益？鉴于此，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审理程序也存在瑕疵，杨某作为守约方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王某、赵某1对杨某的上诉主张辩称：不同意杨某的上诉请求，一审判决对于基本事实的认定十分清楚，但判决解除杨某与王某、赵某1的个人股份转让协议书是错误的，双方具备继续履行该协议的基本条件，没有现实和法律的阻碍，王某、赵某1将两家个体升级为公司，是为了配合杨某变更股权的相应份额，因此王某、赵某1坚持继续履行该协议。王某、赵某1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中的第一项和第四项；2.依法改判支持王某、赵某1一审提出的反诉请求。事实和理由：1.王某、赵某1与杨某签订了合法有效的股权转让协议，并且已经实际履行。该协议未出现法定的或者约定的解除条件，因此王某、赵某1要求继续履行该协议。2.杨某在一审中提出的解除理由不能成立，从2019年3月三方再次注资的行为可以看出，杨某对于保持现有合作模式是认可的，也从未提出异议。杨某提出的未在工商变更登记不能成为其解除的理由，再次注资充分说明杨某仍想继续合作，对合作有诚意，并且王某、赵某1方一直同意为杨某办理股权转让手续，办理股权变更手续不会成为继续履行股权转让协议的阻碍。3.根据王某、赵某1提供的银行流水，可以清晰的体现杨某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日期，该日期已经明显超出了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日期，杨某明显违约。根据该协议中关于逾期支付转让价款的相关约定，杨某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一审法院未支持王某、赵某1的反诉请求，于法无据，应当依法改判。杨某对王某、赵某1的上诉主张辩称，一、王某、赵某1根本性违约，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已达到解除股权转让协议的法定条件。王某、赵某1作为转让方，向买受方转让标的是其主要合同义务。根据案涉协议的约定，转让标的物是案涉三家企业的股权，其中包括一家公司的股权、两家个体工商户的出资人权益。完成交付的标志，应当包括使转让方享有出资人的各项权利，如决策权、分红权、查阅财务资料、实际经营状况的知情权等实体权利，还应包括案涉合同明确约定的股权变更过户或办理公证的形式外观，特别是股权变更过户或办理公证，是案涉合同能够体现买受方取得标的物的几乎唯一的约定。但王某、赵某1根本性违约，具体表现在：1.王某、赵某1在案涉协议生效后近一年的时间内未将案涉鑫天悦公司的股权变更登记至杨某名下，两家个体工商户的出资人权益转让也未进行公证。2.王某、赵某1未向杨某移交出资人权益，杨某未参与过股东会、未行使过出资人决策权、未参与过分红，王某、赵某1声称让杨某参与经营管理，一审判决认定是担任经理，但事实上并没有任职文件，是口头哄骗杨某的称呼，王某、赵某1也称作经理，而且是真正掌握企业经营、控制企业收入来源和人员任免的经理，杨某角色与一审中王某、赵某1提供的证人赵某2相仿，是让杨某为三家企业提供服务，其中前三个月还是无偿提供的服务，对经营渠道、收入来源、财务账目等关键经营状况，甚至是销售网络微信群均不予披露，故杨某也没有知情权。3.王某、赵某1在未告知杨某，更谈不上共同协商的情况下，于2020年3月将案涉两家个体工商户进行了注销，案涉合同转让的标的物已经消灭，不存在履行的可能。一审判决认定两家个体工商户“转型升级”为公司制企业，这一说法极为谬误，两家个体工商户分别于2020年3月2日、3月3日注销，依法两家个体工商户的民事主体资格已经消灭。所谓“转型升级”的吉林省鑫天悦商贸有限公司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并不存在，而另一家吉林市星豪明悦商贸有限公司成立于2020年3月16日，与已注销的两家个体工商户是完全不同的民事主体。即便两家个体工商户没有注销，三家标的企业在2018年12月17日签署案涉协议时的价值和2020年3月一审审理时的价值也完全不一样，强迫杨某继续履行案涉协议，既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平原则，也侵犯了杨某的法定解除权。二、王某、赵某1提出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应予驳回。1.王某、赵某1称“2019年3月三方再次注资的行为可以看出，杨某对保持现有合作模式是认可的，也从未提出异议”,这一说法与事实不符。三方从未就增加股东出资形成过协议，杨某也从未向三家企业注资，其向王某账户支付的90万元是股权转让款，向赵某1提供的借款与本案无关，杨某将保留诉权。此外，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或进行公证始终是王某、赵某1的合同义务，杨某从未同意放弃股权变更登记或进行公证，如果连最易实现的转让形式外观都无法实现，那么股东权益实质上的转让就更无法保证了。2.王某、赵某1主张杨某逾期支付股权转让款应承担违约责任，但这是在王某、赵某1于签约后没有及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或公证的违约情况下发生的，故杨某不应因此承担违约责任。且杨某虽逾期支付了部分转让款，但仍然履行了全部付款义务，而王某、赵某1没有履行全部合同义务，应承担远超逾期付款所应承担的违约责任。故王某、赵某1的上诉主张不应得到支持。杨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杨某与王某、赵某1签订的《个人股份转让协议书》。2.判令王某、赵某1返还杨某的股权转让款90万元。3．判令王某、赵某1向杨某赔偿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以股权转让款90万元为基数，自杨某支付股权转让款之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2019年8月20日以前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以后利率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王某、赵某1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确认杨某与王某、赵某1于2018年12月17日签订的《个人股份转让协议书》有效；2.要求按照协议内容履行合作经营；3.判令杨某支付违约金27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2月17日，王某、赵某1（甲方）与杨某（乙方）签订《个人股份转让协议书》，该协议约定：“鉴于：1．甲方系鑫天悦公司、鑫天悦商店、星豪明悦百货店，以上三家公司甲方均占各公司总股本100％，现将三家公司每家30％的股份出让给乙方，出让后各公司股份占比情况：杨某占比30％，赵某1占比33％，王某37％。（下称合同股份）。2．甲方愿出让上述股份，乙方愿受让上述股份；经友好协商，双方立约如下：一、合同股份的转让价格，甲方同意将合同股份转让给乙方。乙方承诺以现金形式受让合同股份。经双方协商，股份转让总价款为90万元。二、付款期限：自本合同签署之日起至2018年12月31日之前，乙方向出让人支付60万元，剩余款项30万元须在2019年1月30日前支付完毕，资金来源合法。三、双方确定，本合同自签订后，双方依据本合同及有关规定办理合同股份过户手续。如不办理过户，需公证，与此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五、有关公司盈亏（含债权债务）的分担：1．本协议书生效后，乙方按受让股份的比例分享公司的利润，分担相应的风险及亏损。六、违约责任……2．如乙方不能按期支付股权转让款，每逾期一天，应向甲方支付股份转让总价款的1％的违约金。逾期超过10天，乙方应向甲方支付股份转让总价款的30％作为违约金，并继续履行支付剩余部分股份转让款的义务。如因乙方违约给甲方造成损失，乙方支付的违约金金额低于实际损失的，乙方应当赔偿甲方实际损失。十一、本协议一式3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公司留存一份。附件：三家公司的执照复印件留存。”协议还约定了其他事项。协议签订后，杨某通过其妻子刘娟的银行账户分别于2018年12月26日向王某的银行账户中转账20万元、2018年12月27日转账10万元、2018年12月30日转账30万元、2019年3月21日转账30万元。协议签订后，杨某实际参与了鑫天悦公司以及鑫天悦商店、星豪明悦百货店的经营管理，并担任经理，领取工资至2019年7月，后自行离开。一审法院另查明：鑫天悦公司成立于2018年10月26日，法定代表人赵某1，注册资金500万元，股东为王某、赵某1，二人认缴出资额均为250万元。一审法院再查明：鑫天悦商店系个体工商户，成立于2018年10月24日，登记经营者赵某1，注册资金2万元，从业人员两人，于2020年3月2日注销。后于2020年3月6日转型升级为公司制企业，转型升级后企业名称为吉林省鑫天悦商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赵某1，注册资本50万元，股东亦为赵某1。一审法院又查明：星豪明悦百货店系个体工商户，成立于2018年3月2日，登记经营者赵某1，注册资金5万元，从业人员两人，于2020年3月3日注销。后于2020年3月16日转型升级为公司制企业，转型升级后企业名称为吉林市星豪明悦商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赵某1，注册资本50万元，股东为王某、赵某1，二人认缴出资额均为25万元。针对本诉部分，一审法院评判如下：关于杨某主张解除其与王某、赵某1签订的《个人股份转让协议书》的问题。经查，鑫天悦公司系王某和赵某1依法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金500万元，王某和赵某1系该公司股东，各持有50％的股权。而鑫天悦商店和星豪明悦百货店系个体工商户，登记经营者为赵某1，杨某与赵某1系合伙经营。鑫天悦公司和鑫天悦商店、星豪明悦百货店，实际控制人为王某、赵某1，上述三个单位系王某、赵某1为经营、销售京东×××。通过杨某与王某、赵某1签订的《个人股份转让协议书》的内容可知，王某、赵某1是将其持有的鑫天悦公司、鑫天悦商店、星豪明悦百货店中30％股权转让给杨某，转让后三人对上述三个单位持有不同的股权即杨某持有30％、赵某1持有33％、王某持有37％，各方按持有的份额比例承担盈亏。鉴于鑫天悦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杨某所享有的股权份额可以通过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变更股权登记的方式实现。而鑫天悦商店、星豪明悦百货店系个体工商户，协议虽名为股份转让，但对鑫天悦商店、星豪明悦百货店来说，实质上是杨某加入到王某、赵某1合伙中，王某、赵某1将相应的合伙份额转让给杨某，这无需进行工商变更登记（根据现行个体工商户的有关规定个体工商户仅登记经营者一人即可），由此杨某就可以实现其合伙人的权益。该协议第十一条中亦明确载明附件中有三个单位的执照，也就是说，杨某在签订协议之时就应该对上述三个单位的性质是知晓的。结合双方签订的《个人股份转让协议书》，该协议中并未明确杨某投入的90万元分别占三个单位的出资数额，且庭审中针对此问题双方仍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也没有进行资产核算。根据意思自治原则，法院无权强迫一方接受未经双方协商确定的事项。因此，针对杨某提出要取得鑫天悦公司相应股权一节，因双方无法协商确认杨某出资90万元中占鑫天悦公司的具体出资数额，所以，杨某签订合同的目的无法实现。另通过王某、赵某1向一审法院提供的相关证据可知，杨某已实际参与到鑫天悦商店、星豪明悦百货店的管理和经营中，并担任经理，负责运营等工作，其合伙人权益已得到实现。另通过证人赵某2的证言可知，杨某是不同意鑫天悦商店、星豪明悦百货店转型为公司的。但在本案审理过程中，王某、赵某1在未经杨某同意的情况下将鑫天悦商店、星豪明悦百货店在未经清算的情形下注销，将个体工商户转型升级为有限责任公司，在新成立的两家公司中也没有将杨某列为股东身份，现杨某又对此表示异议。故在鑫天悦商店、星豪明悦百货店被注销且杨某不同意转型升级为公司成为新公司股东的情况下，杨某签订合同的目的亦无法实现。鉴于上述事实，双方签订合同的根本目的无法实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四）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杨某提出的此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解除协议的时间，在综合考虑鑫天悦商店、星豪明悦百货店被注销时间的因素下，一审法院认为应以一审法院将杨某变更后的起诉状副本送达给王某和赵某1的时间为准，即2020年3月10日为准。关于杨某主张的王某、赵某1应当返还90万元并赔偿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的问题。鉴于协议中没有明确杨某投入的90万元分别占三个单位的出资数额，且各方当事人无法对此达成一致意见，同时在没有对资产进行核算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无法确定杨某投入到鑫天悦公司的出资数额，故其要求返还此部分的投入，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杨某要求返还鑫天悦商店、星豪明悦百货店中出资的问题。鉴于杨某亦实际参与了鑫天悦商店、星豪明悦百货店的经营管理，故在鑫天悦商店、星豪明悦百货店已被注销的情况下应由三方当事人共同进行清算，以确认各方当事人在负担盈亏后应取得的数额。在审理本案过程中，王某、赵某1同意对鑫天悦商店、星豪明悦百货店进行清算，但杨某明确表示不同意清算。故在鑫天悦商店、星豪明悦百货店无法进行清算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无法确定杨某从鑫天悦商店、星豪明悦百货店应取得的财产数额。综上，杨某提出的此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待具备条件后，如仍有争议，可另行救济途径予以解决。针对反诉部分，一审法院评判如下：关于王某、赵某1主张的确认杨某与王某、赵某1于2018年12月17日签订的《个人股份转让协议书》有效的问题。杨某与王某、赵某1于2018年12月17日签订的《个人股份转让协议书》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和行政性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为有效合同。王某、赵某1提出的此项反诉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王某、赵某1主张按照协议内容履行合作经营的问题。一审法院已对《个人股份转让协议书》符合解除的内容进行了详细阐述，在此不再赘述，故王某、赵某1提出的该项反诉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王某、赵某1主张的请求杨某支付27万元违约金的问题。鉴于王某、赵某1对解除协议，存在一定过错，且在收到逾期给付的款项时没有及时提出异议，而是继续积极履行了合同，故王某、赵某1现提出的此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四）项、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作出判决：一、于2020年3月10日解除杨某与王某、赵某1签订的《个人股份转让协议书》；二、驳回杨某的其他诉讼请求；三、杨某与王某、赵某1于2018年12月17日签订的《个人股份转让协议》有效；四、驳回王某、赵某1反诉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99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11,990元，由杨某负担10,000元，王某、赵某1共同负担199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2675元，由王某、赵某1共同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供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杨某的上诉主张是否能够得到支持的问题。本案当事人间签订的个人股份转让协议书系将王某、赵某1二人在鑫天悦公司、鑫天悦商店及星豪明悦百货店享有的投资权益有偿转让给杨某而签订的协议，杨某履行协议支付对价后，其已享有对三家单位的投资权益。一审已查明鑫天悦商店及星豪明悦百货店签订协议时登记为个体工商户，进而认定三方签约的实际目的为合伙经营两家单位并无不当。杨某已经实际参与经营数月，其投入资金已经转化为投资权益，享有共同经营期间盈余分配的权利及负担相应亏损的风险义务，在未经清算确认盈亏准确数额的情况下，杨某主张返还投资款无事实基础及法律依据，而在一审中杨某明确表示不同意清算，故杨某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杨某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于2019年6月提出解除个人股份转让协议书主张的相关证据，故一审判决综合杨某诉讼请求变更后最终确认的起诉状送达时间及其他事实确认合同解除时间亦无不当之处。杨某上诉提出的一审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及审限问题，并非我国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关于王某、赵某1的上诉主张能否支持的问题。因鑫天悦商店及星豪明悦百货店在未经杨某同意的情况下已经被王某、赵某1申请注销，个人股份转让协议书已不具备继续履行的基础，且本案当事人间能否继续合作经营需以当事人间互相信任、凝心聚力、共负盈亏、共担风险为前提，在现有情况下，杨某坚持要求解除协议，当事人间已不具备继续履行协议的基本前提，故一审判决解除合同正确。杨某支付第二期款项30万元时确实迟延履行一个月有余，但结合王某、赵某1在履行合同过程中也存在违约行为，且杨某提出违约金标准约定过高的抗辩主张，而王某、赵某1并未提供能够证明因杨某迟延履行部分款项的付款义务给其造成损失准确数额的相关证据，故对王某、赵某1要求杨某支付违约金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杨某及王某、赵某1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杨某交纳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3,237.77元，由杨某负担；王某、赵某1交纳的二审案件受理费5350元，由王某、赵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英审判员 卢佳欢审判员 任宝君二〇二〇年九月十日书记员 马天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