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244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市航达纺织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大龙街茶东村东兴工业区2号。法定代表人：邓胜朋，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娜娜，广东银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区婉妮，广东银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唐来，男，1973年6月3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桐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梅强，安徽文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州市航达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达纺织品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高唐来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3民初54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2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航达纺织品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娜娜、被上诉人高唐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梅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航达纺织品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高唐来向航达纺织品公司支付拖欠货款1117148.5元及利息(按年利率6％，其中305954元从2013年12月1日开始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811194.5元从2014年1月23日开始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本案一审、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均由高唐来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推断证人张某、王某与高唐来协商的时间分别为2015年3、4月和2015年6月，两年诉讼时效届满的时间最迟应为2017年6月，但却遗漏航达纺织品公司提交的2017年3月、4月向高唐来催收的短信记录原件，诉讼时效已从2017年3月份重新中断的重要事实。1.一审法院推断两年诉讼时效的届满时间最迟应为2017年6月的事实，认为本案仍然超过近讼时效为审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高唐来于2014年1月30日支付最后一笔货款后，就对航达纺织品公司避而不见，并将航达纺织品公司的电话拉进了黑名单，因此航达纺织品公司于2015年3月、4月通过证人张某找高唐来催收拖欠的货款不果后，张某又介绍时任桐城市公安局调解员的王某为航达纺织品公司与高唐来协调拖欠货款一事。王某于2015年6月12日亲自约到高唐来前来进行协调，有当时的询问笔录为证。2.一审法院忘记航达纺织品公司提供的2017年3月24日、2017年3月25日、2017年4月29日的短信催收记录是原件这个重要事实，该些短信能证明航达纺织品公司在两年诉讼时效届满的最迟时间及2017年6月份前向高唐来主张过事实，即新的诉讼时效为2017年3月24日至2020年3月23日，因此，航达纺织品公司完全没有超过诉讼时效。航达纺织品公司提供的证明时效中断的证据除了2016年1月29日的短信催收信息的复印件、2017年的手机催收短信、2018年发的律师函，还有二次开庭出庭的证人张某、王某、潘某的证言等。航达纺织品公司在一审立案时即已提交2016年1月29日、2016年7月8日、2017年3月24日、2017年3月25日、2017年4月29的短信记录，予以证实航达纺织品公司在诉讼时效内通过短信催收的方式向高唐来主张权利。虽然2016年1月29日、2016年7月8日的短息记录是复印件，但是2017年3月24日、2017年3月25日、2017年4月29的短信记录是原件，可以证实航达纺织品公司在诉讼时效届满前(即2017年6月前)向高唐来主张过权利，已经构成有效的诉讼时效中断。一审法院推断论述即便证人张某、王某代航达纺织品公司向高唐来主张支付货款的时间是2015年3、4月份和2015年6月份，两年诉讼时效届满时间最迟也应为2017年6月份，但却在判决时遗忘了航达纺织品公司提交的2017年3月、4月短信催收记录是原件，该短信原件能证实航达纺织品公司在有效时效前(即2017年6月份前)因主张权利而使时效再次有效中断的事实，二审法院应当依法予以纠正。3.证人证言有其他证据印证，但一审法院在二次庭审中拒绝接收证人王某与高唐来协商支付货款的笔录，并主观认定张某、王某的证言没有其他证据印证为事实不清。其实该谈话笔录是2015年6月12日谈话当天形成的原始谈话笔录，并非庭前先行拟好的证词，笔录形成时的书写时间能与王某的证言互相印证。综上，证人能够证实2015年3、4月和2015年6月向高唐来催收货款，诉讼时效届满最迟为2017年6月，而航达纺织品公司有2017年3月24日短信记录原件证实向高唐来主张权利，构成诉讼时效中断，故本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二）诉讼时效的证明标准为“盖然性”证明标准，而非“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航达纺织品公司己提供短息记录和证人出庭作证证实向高唐来催收过本案货款，但一审法院却罔顾事实真相全凭主观臆测对航达纺织品公司上述证据进行排除，认定本案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有违客观事实和显失公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高度可能性是对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最低限度要求，本案关于诉讼时效的证明标准为“盖然性”证明标准，而非“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即诉讼时效的证明标准比其他实体证据的证明标准较低，航达纺织品公司一审提交的短信记录和证人出庭作证的相关证据均可确信其在诉讼时效内主张过权利、诉讼时效中断的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应当认定事实存在，一审仅以2016年1月29日及2016年7月8日短信记录没有原件且对三名证人的证人证言百般挑剔，显然是要求航达纺织品公司负担高于法律、司法解释规定的证明标准，没有法律依据。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五条：“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根据依法作出裁判。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由于航达纺织品公司提交的2016年1月29日及2016年7月8日的短息记录原件保存在旧的手机载体中，旧手机已经丢失，且航达纺织品公司曾向一审法院申请调取邓胜均2014年-2016年的手机通话记录和手机短息记录，但由于通讯公司仅能提供查询时间前1年(即2019年的通信记录)的通讯记录，故航达纺织品公司因客观原因无法提供2014-2016年的通信记录，但是航达纺织品公司同时申请了三证人出庭作证并提交了2017年3月24日、2017年3月25日、2017年4月29日的短信记录(有原件)予以证实航达纺织品公司分别于2015年、2016年和2017年均向高唐来催收货款的事实，构成诉讼时效中断。同时，高唐来拖欠航达纺织品公司的货款金额是1117148.5元，该笔金额是大笔金额，不是小笔金额，根据日常生活逻辑和惯例，不可能不向高唐来追讨货款。从航达纺织品公司提供的证据可以证实航达纺织品公司从不间断地对高唐来进行追收货款的事实，根据生活经验和诸多证据的相应印证已形成时效有效证据链，该些事实之间已可证实航达纺织品公司每年均有追对货款的高度盖然性，已达到了高度可能性的证明标准，能够证明航达纺织品公司没有超过诉讼时效的事实。综上所述，一审遗漏了航达纺织品公司提交的2017年3月、4月向高唐来催收的短信记录原件，已构成诉讼时效中断的重要事实，且诉讼时效的证明标准为“盖然性”，航达纺织品公司在一审中提供的短信、证人证言和律师函等证据均可相互印证形成时效有效的证据链，故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为维护航达纺织品公司的合法权益，特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请二审法院查清事实，结合航达纺织品公司二审补充提供的谈话笔录新证据，正确适用法律，支持航达纺织品公司的上诉请求。高唐来辩称，（一）关于一审判决认定我欠航达纺织品公司2013年8月9日至2014年1月22日期间货款共计811194.5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双方的货款在2013年农历年年底已全部付清。航达纺织品公司的发货明细、送货单都是其单方面伪造的，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明细与货物贸易交易习惯不同。我方已陈述，收货后收货人签名确认，没有收货人签名的货单都是无效的。一审中邓胜均已承认了这一点。完整的交易流程是我电话下单后由航达纺织品公司发货，我收货在送货单上签名后由物流司机带回给航达纺织品公司，航达纺织品公司农历年底凭我签名的送货单结账，该流程的后半部分被一审法院直接忽略。我在2013年8月13日向航达纺织品支付了2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该20万元应作为滞纳金予以没收认定错误。因为我稍迟一点付款是经过航达纺织品公司同意的，且航达纺织品公司自认收到了我在2014年1月29日支付的20万元。（二）关于本案的诉讼时效问题。1.航达纺织品公司认为其在2017年3、4月向我发送短信催讨汇款并以此作为中断诉讼时效的证据，但我已明确表示从未收到对方的任何催款信息，且我已将航达纺织品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电话拉进了黑名单，我是不可能收到短信的。2.证人张某、王某我根本不认识，从未联系和接触过。证人潘某原来和我是一个镇上的，后来很少在本地露面，也从未向我提过货款之事。3.我也从未收到过催款的律师函。4.我认为本案的诉讼时效起诉时间应为农历2014年春节第一天（即公历2014年1月31日），因为我和航达纺织品公司所有货款的结算都是以农历年为单位的，此后双方再无任何业务往来。所以，本案诉讼时效在公历2016年1月31日已经届满，一审法院关于时效的诉讼节点虽然我不认可，但其根据航达纺织品公司要求我支付的货款超过诉讼时效，依法不予支持的判决我是认可的。航达纺织品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高唐来立即向航达纺织品公司支付货款1117148.5元；2.高唐来立即向航达纺织品公司支付利息354534元（按年利率6%，以305954元为本金，从2013年12月1日开始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暂计至2019年4月23日利息为99041元，以811194.5元为本金，从2014年1月23日开始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暂计至2019年4月23日利息为255493元）；3.本案一切诉讼费用均由高唐来承担。一审法院查明事实：航达纺织品公司与高唐来素有业务往来，由航达纺织品公司向高唐来供应滚刷绒布。2013年8月13日，航达纺织品公司（作为甲方）与高唐来（作为乙方）签订产品销售代理合同，对双方的权利义务进行了具体约定。同日，双方再签订补充协议一份，主要内容为“1）付款方式为月结账90天内付清前面货款。2）乙方交付200000元人民币给甲方作为信用保证金，若乙方逾期付款，则交付甲方的200000元信用金，作为乙方补偿甲方的前期货款的滞纳金。甲方并且有权取消合约，并追讨乙方所有未付货款。3）原2012年前结下的400000元乙方要在2013-9-30日付清。2013年3月12日至6月3日的货款405954元要在2013-11-30付清。后面发货按协议执行。”2013年8月13日，高唐来付款200000元给航达纺织品公司；2013年10月21日，高唐来付款200000元给航达纺织品公司；2014年1月30日，高唐来分两次共付款300000元（200000元+100000元）给航达纺织品公司。航达纺织品公司主张在2013年8月9日至2014年1月22日期间陆续供应811194.5元产品给高唐来，高唐来予以否认，称仅在2014年1月22日收到过航达纺织品公司送来的产品但不确认金额。另查明，航达纺织品公司在起诉状中自认收到高唐来于2014年1月29日支付的200,000元，后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航达纺织品公司主张上述款项系由案外人叶连递支付并提供了相应证据。高唐来坚持认为2014年1月29日的200000元为其支付，但未能就此举证证实。再查明，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依照航达纺织品公司的申请出具了律师调查令，调查邓胜均名下手机号码在2014年1月1日至2016年1月30日期间的通话和短信记录。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书面回复称无法提供。在本案第二次庭审时，航达纺织品公司申请了证人张某、王某及潘某出庭作证。张某的证言主要包括2015年3、4月份曾找过高唐来协调与航达纺织品公司的本案货款纠纷并在2016年春节前让航达纺织品公司邓胜均打电话、发信息给高唐来催讨货款。王某的证言主要包括在2015年6月单独与高唐来就本案货款纠纷进行协调，期间高唐来以航达纺织品公司违反双方的口头约定需承担赔偿责任为由认为不需支付拖欠的货款；并曾委托他人代为向高唐来催讨货款。潘某证言主要是2015年、2016年曾接送航达纺织品公司邓胜均前往高唐来处催讨货款，但其不在催讨现场。2018年4月9日，航达纺织品公司委托广东银德律师事务所向高唐来发出律师函催讨本案货款。以上事实，有产品销售代理合同、补充协议、送货清单、转账凭证、律师函、EMS快递单及送达记录、调查令复函、证人证言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一审法院认为，航达纺织品公司提供的产品销售代理合同、补充协议等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证实截止至2013年6月3日高唐来尚欠其货款805954元（400000元+405954元）未付的事实，一审法院予以认定。航达纺织品公司主张2013年8月9日至2014年1月22日期间陆续供应了811194.5元的产品给高唐来，并提供了送货清单等证据予以证实，虽然2014年1月22日送货单以外的送货清单均非高唐来本人签名，但双方在庭审过程中均确认案涉货物的交易方式为高唐来电话下单后航达纺织品公司通过物流公司送货，且航达纺织品公司提供的2013年6月3日前的送货清单也并非高唐来本人签名，故此，一审法院认为航达纺织品公司提供的现有证据符合双方的交易习惯，可以证实其上述货款主张。对高唐来关于2013年6月3日后仅在2014年1月22日收到过航达纺织品公司货物的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高唐来拖欠航达纺织品公司的总货款金额应为1617148.5元（805954元+811194.5元）。高唐来分别在2013年8月13日支付了200000元、2013年10月21日支付了200000元、2014年1月30日支付了300000元给航达纺织品公司。航达纺织品公司主张高唐来2013年8月13日支付的200000元是信用保证金，且因高唐来未按双方约定付款，应作为滞纳金没收。航达纺织品公司的上述主张符合双方的合同约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航达纺织品公司虽在诉状中自认高唐来在2014年1月29日支付了200000元，但其此后已举证证实上述款项并非来自高唐来，高唐来坚持认为上述款项为其支付但未能就此举证证实，应自行承担不利后果。故高唐来实际仍拖欠航达纺织品公司的货款金额应为1117148.5元（1617148.5元-200000元-300000元）。关于本案的诉讼时效问题。高唐来在2014年1月30日支付的最后一次货款应认定为归还2013年8月13日补充协议中的欠款，故补充协议中所剩欠款余额应从2014年1月31日开始计算两年的诉讼时效；根据双方在本案第一次庭审中的陈述，双方的交易习惯是在每年年底结算，故航达纺织品公司在签订补充协议后当年即2013年送给高唐来的货物应在2013年年底结算付款，从2014年1月1日开始计算两年的诉讼时效；2014年送给高唐来的货物应在2014年年底结算付款，从2015年1月1日开始计算两年的诉讼时效。航达纺织品公司提供的邓胜均分别于2016年1月29日及2016年7月8日发送给高唐来的短信记录，因没有原件且高唐来明确否认曾收到有关短信内容，故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上述短信记录；航达纺织品公司提供的证人张某的证言中关于让航达纺织品公司邓胜均给高唐来打电话、发信息的证言，因张某不清楚电话有否接通、有关短信是否发出或到达高唐来，故仅凭张某的该部分证言无法证实航达纺织品公司曾向高唐来催讨货款且高唐来收到有关催讨通知；航达纺织品公司提供的证人张某、王某的证言中关于其曾代表航达纺织品公司与高唐来协商案涉货款事宜的陈述及王某证言中关于其曾委托他人代为向高唐来催讨货款的陈述，因没有其他证据印证，一审法院亦不予采纳，并且证人张某、王某的证言显示其与高唐来协商的时间分别为2015年3、4月和2015年6月，两年诉讼时效的届满时间最迟也应为2017年6月；航达纺织品公司提供的证人潘某的证言无法证实邓胜均有否见到高唐来及有否向高唐来催讨货款。根据航达纺织品公司提供的现有证据，仅能证实其在2018年4月9日向高唐来发出了律师函催讨货款，故航达纺织品公司的本案货款主张均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高唐来就本案提出的超出法定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有理，一审法院予以采纳。对航达纺织品公司起诉要求高唐来支付货款及利息的主张，因超出法定诉讼时效，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于2020年5月8日判决：驳回航达纺织品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8046元，由航达纺织品公司负担。经审查，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航达纺织品公司提交了如下证据：1.2015年6月12日王某与高唐来的谈话笔录；2.2014年10月30日邓胜均报案材料（邓胜均写的情况介绍、补充协议、送货清单等），拟证实王某在2015年6月12日找高唐来协调货款事宜，上述材料并无高唐来签名。高唐来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我方与王某、张某均不认识，从没有联系和接触过，更没有看到过王某写的情况介绍，我方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王某如果是安徽省桐城市公安局的工作人员，他没有权利和义务在工作日去航达纺织品公司做调解，他脱离了本职工作岗位。所以该证据与我方无关，邓胜均的情况介绍真实性我方不认可，因为王某是公安局工作人员不可能在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对邓胜均进行书面的笔录，这与事实不符。邓胜均的情况介绍中可知在2014年1月29日收到我方20万元，与案件审理中航达纺织品公司陈述不一致。高唐来提交了如下证据：企业查询信息，显示安徽冠誉织造有限公司成立日期为2012年9月13日，住所地安徽省桐城市和平路，法定代表人邓胜均，拟证实航达纺织品公司早在2012年就在高唐来所在地开设公司，航达纺织品公司发表质证意见如下：上述公司2012年只是注册，实际运营是2015年之后。二审查明：高唐来对航达纺织品公司一审中提交的银行查询明细不认可，表示没有加盖公章，手机短信也没有收到，真实性不确认。一审中，航达纺织品公司另提交了2017年3月24日、3月25日、4月29日向高唐来发送的短信记录原件。一审中航达纺织品公司提交送货单若干，显示提货人为王胜利、董国平等，部分送货单无法看清签名，高唐来表示送货单都是由其本人签收后由司机带回去，上述送货单并非其签收，不认可有收货，但确认2014年1月22日有收货。2013年3月12日至6月3日的送货单记载的金额与《补充协议》约定的并不一致，2014年1月22日的送货单有高唐来在第四联签名，该送货单与2013年的送货单格式不相同。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综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为：一、航达纺织品公司的诉讼主张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二、高唐来是否欠航达纺织品公司货款，若欠，金额是多少。关于争议焦点一。高唐来和航达纺织品公司均认可高唐来最后一次付款是2014年1月30日，故补充协议中所剩欠款余额应从2014年1月31日开始计算两年的诉讼时效。根据双方陈述的交易习惯，双方的交易习惯是在每年年底结算，故航达纺织品公司在签订补充协议后当年即2013年送给高唐来的货物应在2013年年底结算付款，从2014年1月1日开始计算两年的诉讼时效；2014年送给高唐来的货物应在2014年年底结算付款，从2015年1月1日开始计算两年的诉讼时效，一审法院认定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正确。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对于航达纺织品公司而言，其在本案主张高唐来的欠款为1117148.5元，金额巨大，根据日常生活经验，航达纺织品公司理应会积极向高唐来追讨，对此航达纺织品公司提交了张某、王某、潘某三个证人的证人证言，张某称其为桐城驻广东招商办办事处负责人并在2015年3、4月有通过电话协调航达纺织品公司与高唐来之间的货款纠纷，另在2016年春节前见到邓胜均给高唐来发信息，航达纺织品公司提供了2016年1月29日的短信复印件予以印证；王某自认其是桐城市公安局治安大队的工作人员，表示2015年6月份有约高唐来到航达纺织品公司在当地的办公室谈话并做笔录，虽然王某提供的笔录没有高唐来签字，但笔录内容和时间、地点与王某的证言相符合；潘某表示2016年过年的时候有送邓胜均去向高唐来催款，高唐来也陈述是每年年底结算，根据常理，邓胜均每年回到桐城理应会向高唐来追讨货款。此外，航达纺织品公司还提供了2016年催款短信复印件、2017年催款短信原件以及2018年的律师函快递单，上述证据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实航达纺织品公司在2015年至2018年有多次向高唐来主张货款，故高唐来对本案超过法定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首先，航达纺织品公司和高唐来在2013年8月13日的《补充协议》中已明确约定了2013年6月3日前未付货款总额为805954元。对于航达纺织品公司提交送货单，由于其主张的2013年3月12日至6月3日的货款送货单记载的金额与《补充协议》中约定的并不一致，送货单上签名的提货人高唐来不予认可，且航达纺织品公司未提供证据证实提货人与高唐来的关系，故航达纺织品公司主张2013年6月3日至2016年12月21日的送货是高唐来签收依据不足，但由于2014年1月22日的送货单与之前的送货单格式并不同，且高唐来有在送货单上签名并确认当天有收到航达纺织品公司的货物，故本院确认2014年1月22日航达纺织品公司向高唐来送货金额为140195.45元。其次，高唐来的付款为2013年8月13日支付20万元、2013年10月21日支付20万元、2014年1月30日支付30万元，共70万元。对于2014年1月29日的20万元航达纺织品公司已举证证实是案外人支付，高唐来并未举证该款项是案外人代其支付，故高唐来认为该20万元是其支付的货款依据不足。故高唐来尚欠航达纺织品公司货款为946149.45元（805954+140195.45），高唐来拖欠货款金额为246149.45元（946149.45-700000）。再次，航达纺织品公司和高唐来确认是每年年底结算，故高唐来应在2015年1月1日支付上述款项。综上，高唐来应向航达纺织品公司支付剩余货款246149.45元及逾期付款利息（利息自2015年1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年利率6%计算，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50%计算，并以年利率6%为限）。综上所述，广州市航达纺织品有限公司的部分上诉请求有理，本院予以部分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3民初5467号民事判决；二、高唐来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向广州市航达纺织品有限公司支付货款246149.45元及利息（利息自2015年1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年利率6%计算，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50%计算，并以年利率6%为限）；三、驳回广州市航达纺织品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8046元，由广州市航达纺织品有限公司负担14247元，高唐来负担3799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8046元，由广州市航达纺织品有限公司负担14247元，高唐来负担3799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曹 玲审判员 陈珊彬审判员 崔利平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黄怡斐林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