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民终574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聂某1，男，1938年1月16日出生，满族，住北京市延庆区。上诉人（原审被告）：聂某2，女，1971年10月18日出生，满族，住北京市延庆区。上诉人（原审被告）：聂某3，女，1974年4月30日出生，满族，住北京市延庆区。上列三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建宇，北京赵建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聂某4，女，1966年10月3日出生，满族，住北京市延庆区。原审第三人：北京城建兴华康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延庆区。法定代表人：王文胜，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冯玮，北京厚大合川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耘君，北京厚大合川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聂某1、聂某2、聂某3因与被上诉人聂某4，原审第三人北京城建兴华康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析产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9民初83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之规定，合议庭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后，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聂某1、聂某2、聂某3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将聂某1、聂某4与北京城建兴华康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建公司”）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当中拆迁利益一并按照析产继承处理,聂某4未尽赡养义务,应该少分或不分继承遗产份额。事实与理由：一审查明的事实基本清楚。聂某1有位于北京市延庆区康庄镇某街某北街某巷某号院落一处,聂某1与聂某4分别与城建公司签订了《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就聂某4与城建公司签订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中拆迁利益归属问题,在诉讼审理过程中,聂某4针对聂某1与城建公司签订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当中的拆迁利益,提起法定继承之诉。第一次开庭时,聂某1及代理人提出,聂某4与城建公司签订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的归属问题正在诉讼,如果确认属于聂某1与其亡妻张某1,其中张某1的部分应属于遗产,应该一并处理,一审法院当时听取了聂某1及代理人意见,案件中止审理。后经过两审诉讼,最终确定聂某4与城建公司签订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当中的拆迁利益属于聂某1及张某1的继承人共有,而且判决当中所表述的拆迁利益非常明确。但是一审法院在恢复审理以后,却没有就聂某4与城建公司签订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的拆迁利益一并处理,一审法院论述认为拆迁利益不明确,其论述显然和(2020)京01民终610号民事判决书相悖,终审判决第二项明确表述:“城建公司与聂某4就北京市延庆区康庄镇某村某巷某号签订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中约定的预结算发放款1231745元归张某1的继承人及聂某1所有。”判决第三项明确表述:“城建公司与聂某4就北京市延庆区康庄镇某村某巷某号签订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中约定的三套安置房(包括三居室116平方米一套、两居室91平方米1套、两居室75平方米1套)的相关权利由张某1的继承人及聂某1共同享有。”而且城建公司在一系列诉讼当中,一直认可聂某4与其签订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当中的拆迁利益已经固定,会按照法院最终判决进行处理。一审法院却没有一并处理,这会造成城建公司将拆迁款支付给谁?回迁房谁负责选取?这些问题都无法处理,显然不利于解决纠纷,案结事了。另外,一审法院将实际领取的款项均视为遗产,显然不当。因为拆迁补偿款中有提前搬家奖励、周转房的费用、土地区位补偿价等等,并非所有钱款均属于遗产,法院应该依据拆迁协议进行甄别,聂某1、聂某2、聂某3认为,聂某4的户口不在诉争房产,也不在康庄镇某村,只有地上物的补偿属于遗产范畴,其他款项应属于房屋实际腾退人,即聂某1享有。再次,一审法院没有体现继承法的基本原则,即尽赡养义务多,多分得遗产,尽赡养义务少的应少分遗产。聂某4对母亲未尽赡养义务,显然应该少分或不分遗产,但是一审法院却平均分配，显然不当。聂某4辩称，是我的给我，不是我的我不要。城建公司述称，同意一审判决，这是两个案件，不是一个案件，聂某1、聂某2、聂某3提出的请求在610号判决书中已经判决完了，不存在再行处理的情况。聂某1要求的他应该在一审反诉或者另诉，他只能诉他有权要的，对于其他部分他没有权利主张。聂某4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决登记在聂某1名下的北京市延庆区康庄镇某北街某巷某号院的拆迁利益中的八分之一折合人民币344484元的拆迁补偿款归聂某4所有；2、请求城建公司依法配合将相应的拆迁利益直接划归到聂某4账户。事实与理由：聂某4系聂某1的女儿，登记在聂某1名下的北京市延庆区康庄镇某北街某巷某号院拆迁，城建公司为中标拆迁单位。该院落经康庄镇人民政府公示的拆迁具体面积为467.64平米，现房屋已经拆除。因该院落属于聂某1夫妻共同财产，张某1已经过世，该院落的一半产权应该由聂某1及其三个子女共同继承。因该院落一直由聂某1占用，没有实际分割过遗产，现该院落被依法拆迁，根据《继承法》相关规定，聂某4对该拆迁利益享有八分之一的权益，折合人民币344484元。聂某4为维护合法权益，诉至贵院，请求依法支持聂某4的诉讼请求。聂某1在一审法院辩称，1、本案事实以（2019）京0119民初8517号民事判决书中查明的事实为准，该判决已经生效；2、诉争院落签订了两份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一份以聂某1名义签订，一份以聂某4名义签订，经由判决确认两份协议的拆迁补偿安置利益，均属于聂某1以及其妻子张某1继承人所有。因此，请求析产继承一并处理。这两份协议涉及的拆迁利益是相关联的；3、聂某4对被继承人未尽赡养义务，（2010）延民初字第00739号民事判决书及（2019）京0119民初8517号民事判决书查明的事实部分均有所体现，张某1去世时聂某4都没有回家奔丧，根据我国继承法的规定尽赡养义务多的人应多分，尽赡养义务少的人应少分或不分，具体幅度由法院酌定，聂某4未对被继承人尽相应义务。诉争院落在拆迁前只有聂某1的户口在拆迁院落，房产也都由聂某1占有、居住，因此遗产范围为诉争院落地上物，其他相关权益应该归聂某1享有。诉争院落位于康庄镇某村某巷某号。聂某2在一审法院未发表具体答辩意见。聂某3在一审法院辩称，1987年9月我哥哥死亡，1988年6月聂某4和外地人私奔，我爸找她花了很多精力。1989年4月份聂某4女儿出生在我们家，1990年聂某4接班。1994年聂某4外嫁再也没回过家。聂某4孩子由我爸妈抚养到18周岁，聂某4回去这几个月经常虐待孩子，派出所把聂某4拘留了。聂某4从未对我父母进行过赡养，我母亲的死与聂某4有关。我不希望聂某4得到任何钱和遗产。我父母一共生了四个子女，就是聂某4、聂某2、聂某3，哥哥聂某5（音）在19岁时，大概1987年9月份去世，没有配偶及子女。城建公司在一审法院述称，拆迁补偿现金这部分可以分割，房屋实际建成后才能分割。聂某1的拆迁补偿款已经实际发放给聂某1了。聂某4的补偿款还没有发放，聂某4的拆迁款不是本案的诉求，其只是请求分割聂某1名下的。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聂某1与张某1系夫妻关系，二人婚后生育三女一子，一子已经去世，生前未婚育。三女为聂某4、聂某2、聂某3，聂某4系长女。聂某1与其妻在北京市延庆区康庄镇某北街某巷某号院内建北房五间。建房时聂某4初中毕业，尚未参加工作。因聂某1膝下已无子，聂某1希望作为长女的聂某4能在家招婿以便将来为其养老送终。1993年至1994年期间，原延庆县土地管理局根据有关规定对农村的宅基地重新进行审核登记，颁发《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聂某1出于上述考虑，在办理该证时，单方将上述五间北房中东侧的两间及200平方米的院落登记在聂某4名下，登记后房屋和院落未实际交付聂某4，一直由聂某1占有并使用。该《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也由聂某1持有保存。1994年，聂某4外嫁他人。从此，聂某1、聂某4产生矛盾。2008年6月，聂某4之母张某1病故，聂某4未回家吊丧，聂某1、聂某4关系进一步恶化。2010年前后，聂某1以赠与合同纠纷为由将聂某4诉至法院，要求法院依法撤销房屋赠与合同并要求聂某4协助其办理《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变更登记手续，将聂某4的名字变更为聂某1。经审理，法院作出（2010）延民初字第0073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认为：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已所有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赠与合同的成立必须要以合同双方达成合意为前提，一方有赠与的意思表示和行为;而另一方无接受赠与的愿望和意思表示，赠与合同不能成立。本案中，聂某1单方将其所有的两间北房及200平米的院落登记在聂某4名下，对此聂某4并不知情也未追认，且该房屋及院落一直由聂某1占有使用，并未实际交付聂某4，可见本案的赠与合同未成立，双方之间不存在有效的赠与合同。聂某1请求撤销赠与合同，没有事实根据，法院不予支持。聂某1要求聂某4协助办理《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变更登记手续，因相关部门已冻结了该变更手续，故聂某1的该项诉讼请求，法院难以支持。聂某1可另行寻求有效途径实现诉讼目的。综上，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第八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驳回聂某1的诉讼请求。之后因延庆区康庄镇某1村、某村、某2村棚户区改造和环境整治项目，2018年12月31日，拆迁人（甲方）城建公司与被拆迁人（乙方）聂某1签订了《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协议编号：某-某-某）,协议约定：聂某1被拆迁的宅基地位于延庆区康庄镇某村某巷某号，认定宅基地面积467.64㎡，宅基地范围内认定的房屋建筑面积83.48㎡。拆迁补偿总款由宅基地房屋拆迁补偿款、奖励费、补助费构成。（一）宅基地房屋拆迁补偿款总金额为2090130元，包括宅基地区位补偿总价1428640元、房屋重置成新价162082元、垃圾减量费499408元。根据拆迁实施方案扣减后宅基地房屋搬迁补偿款协议总金额为2090120元。（二）奖励费共计400730元，包括提前搬家奖50000元、工程配合奖350730元。（三）补助费共计138819元，包括租房周转费135360元、搬家费3339元、有线电视移机费120元。（四）土地出让金补助费141000元。（五）弃房补助款0元。综上，拆迁补偿总款合计2770669元。聂某1选择安置房户型及购房款：三居室（116㎡）1套、两居室（91㎡）1套、两居室（75㎡）1套，预选安置房建筑面积合计282㎡，其中安置面积267㎡、调剂面积15㎡。聂某1需要按照4400元/㎡的标准支付安置面积对应的安置购房款1174800元，按照10000元/㎡的标准支付调剂面积对应的安置房购房款150000元，公共维修基金及燃气接口费预扣款为141000元，合计1465800元。聂某1实际收到的预结算发放款1304869元。2019年1月10日，拆迁人（甲方）城建公司与被拆迁人（乙方）聂某4签订了《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协议编号：某-某-某）,协议约定：聂某4被拆迁的宅基地位于延庆区康庄镇某村某巷某号，认定宅基地面积451.51㎡，宅基地范围内认定的房屋建筑面积76.93㎡。拆迁补偿总款由宅基地房屋拆迁补偿款、奖励费、补助费构成。（一）宅基地房屋拆迁补偿款总金额为2019475元，包括宅基地区位补偿总价1379363元、房屋重置成新价153158元、垃圾减量费486954元。根据拆迁实施方案扣减后宅基地房屋搬迁补偿款协议总金额为2019475元。（二）奖励费共计388633元，包括提前搬家奖50000元、工程配合奖338633元。（三）补助费共计148437元，包括租房周转费135360元、搬家费3077元。（四）土地出让金补助费141000元。（五）弃房补助款0元。综上，拆迁补偿总款合计2697545元。聂某4选择安置房户型及购房款：三居室（116㎡）1套、两居室（91㎡）1套、两居室（75㎡）1套，预选安置房建筑面积合计282㎡，其中安置面积267㎡、调剂面积15㎡。聂某4需要按照4400元/㎡的标准支付安置面积对应的安置购房款1174800元，按照10000元/㎡的标准支付调剂面积对应的安置房购房款150000元，公共维修基金及燃气接口费预扣款为141000元，合计1465800元。聂某4应该收到的预结算发放款为1231745元，城建公司尚未发放该笔预结算发放款。该协议乙方处有聂某4的签字及手印，甲方处没有城建公司的签字和盖章。另查，2019年1月3日，聂某1以所有权确认纠纷为由将聂某4、城建公司诉至法院，要求依法确认位于北京市延庆区康庄镇某北街某巷某号院内房屋归聂某1所有，要求城建公司予以配合。2019年3月27日，法院出具（2019）京0119民初50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认为：起诉必须具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本案经审理查明，就北京市延庆区康庄镇某北街某巷某号院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登记为聂某4名下的房屋及院落，城建公司并未在《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上签字盖章，故该拆迁补偿安置协尚未成立和生效，聂某1要求确认的拆迁利益尚不明确，应裁定驳回起诉。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裁定驳回聂某1的起诉。后聂某1不服，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25日作出(2019)京01民终578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一、撤销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9民初502号民事裁定书;二、本案指令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审理。法院于2019年7月24日重新立案，并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此案。聂某1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依法确认北京市延庆区康庄镇某北街某巷某号院《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登记为聂某4名下的房屋及院落的拆迁补偿利益归聂某1所有（具体利益以《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为准）。该案事实查明部分有表述：“对于上述涉案拆迁利益，康庆房地产公司予以认可。”法院于2019年10月21日作出（2019）京0119民初851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位于北京市延庆区康庄镇某北街某巷某号院的拆迁利益，即预结算发放款1231745元以及三套安置房（包括三居室116㎡1套、两居室91㎡1套、两居室75㎡1套）确认在聂某1及聂某1亡妻张某1名下；二、驳回聂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后聂某4不服，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月19日作出（2020）京01民终61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撤销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9民初8517号民事判决;二、城建公司与聂某4就北京市延庆区康庄镇某村某巷某号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中约定的预结算发放款1231745元归张某1的继承人及聂某1共同所有;三、城建公司与聂某4就北京市延庆区康庄镇某村某巷某号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中约定的三套安置房(包括三居室116㎡1套、两居室91㎡1套、两居室75㎡1套)的相关权利由张某1的继承人及聂某1共同享有；四、驳回聂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述事实，有延庆区康庄镇某1村、某村、某2村棚户区改造和环境整治项目宅基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2010）延民初字第00739号民事判决书、（2019）京0119民初502号民事裁定书、（2019）京0119民初8517号民事判决书、（2020）京01民终610号民事判决书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等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协议编号：某-某-某）上城建公司虽未签字、盖章，但受生效判决之影响以及先前案件判决书中“对于上述案涉拆迁利益，康庆房地产公司予以认可”之查明，可认定聂某4与城建公司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已成立生效。该协议在性质上偏向于债权合同，由于聂某4既非北京市延庆区康庄镇某村集体组织成员，其不具有案涉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亦不拥有相应房屋的所有权，聂某4未实际占有案涉宅基地及房屋，更未得到聂某1任何形式的许可或授权，故聂某4与城建公司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构成自始主观履行不能，且嗣后聂某4亦未取得案涉房屋及宅基地（使用权）之处分权。仔细甄别聂某1与城建公司之关系，即使假定案涉位于北京市延庆区康庄镇某北街某巷某号院全部房屋及宅基地系聂某1实际交由城建公司，但就聂某4订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项下的房屋及宅基地而言，聂某1与城建公司之间仍缺少关于拆迁补偿安置之债权合意。就聂某4签订协议中的具体拆迁补偿方案，聂某1不能单方以其要求约束城建公司与己。聂某1仍须与城建公司就补偿方案另行协商，达成合意，抑或由城建公司愿意以与聂某4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完全相同的补偿方案对聂某1进行追认。协商不成或未予追认的，可按照通常标准或法律规定进行补偿，但不宜直接进行主体置换。因为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包含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及“户”的利益，例如农户之宅基地使用面积超过法律规定的标准，可能负担不利益等。现按照聂某1之陈述及主张，其赠与聂某4房屋及院落的协议并不成立，且聂某4已将户口迁出，聂某4该“户”并不实际存在于争议房屋。聂某1既已通过其行动表明对聂某4作为“另一户”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效力不予认可（并不能因此否定聂某4与城建公司之间协议之债权效力），却又主张实际转受聂某4作为“另一户”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所有利益并形成继承、共有状态，逻辑上难以自洽。然若各方当事人自愿协商解决争议，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未侵犯国家、集体或第三人之利益，并无不可。本次裁判虽无权审查生效判决，但就本案查明之事实，裁判者有权存疑，更有理由相信法律公理。即使本案必须受生效判决之拘束，因该生效判决之案由为所有权确认纠纷，仅系对部分拆迁补偿安置利益之归属进行审查，故该判决不能阻断本案在析产继承纠纷中对可能涉及的全部财产（包括遗产）的范围及合法性进行总体观察、评价。在本案中，聂某4仅请求继承分得聂某1名下的北京市延庆区康庄镇某北街某巷某号院的拆迁利益中的八分之一，城建公司亦主张聂某1的拆迁补偿款已经实际发放给聂某1。聂某4的补偿款还没有发放，聂某4的拆迁款不是本案的诉求，房屋需等实际建成后分割。且通过上述分析可知，以简单加总之方式合并计算两份拆迁补偿安置协议项下的拆迁利益与确定合法财产及遗产范围之关系尚未完全对应，为降低误判风险，本案仅就现已完全确定或已实现的部分拆迁利益进行析产继承。对于聂某1提出一并对全部拆迁利益进行析产继承之建议，法院不予采纳。综上，聂某1实际收到预结算发放款1304869元，且该笔款项不可能超过因延庆区康庄镇某村某巷某号拆迁，当事人所应得合法财产之范围。故其中652434.5元可分割为聂某1的个人财产，归其所有，剩余652434.5元可作为被继承人张某1遗产之转化或替代形式。因总体拆迁利益存在调整的可能，故法院仅对上述拆迁利益做大致划分，待具体分项明确后可对待分项目进行调整。因张某1生前未留有遗嘱，且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聂某4未尽赡养义务达到足以需要对其应继承的遗产份额进行调整之程度，为尽力维护家庭之和睦安宁，法院决定将652434.5元现金作为张某1之遗产转化物在张某1之继承人聂某1、聂某4、聂某2、聂某3之间平均分割，即聂某1应返还聂某4、聂某2、聂某3各163108.63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二十六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聂某1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返还聂某4拆迁款163108.63元；二、聂某1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返还聂某2拆迁款163108.63元；三、聂某1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返还聂某3拆迁款163108.63元；四、驳回聂某4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查，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继承开始后，被继承人没有留有遗嘱的，按法定继承办理。本案中，聂某1、聂某4与北京城建兴华康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分别签订了《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其中聂某1名下协议的拆迁补偿款已经实际发放给聂某1，聂某4名下协议的拆迁补偿款尚未发放，房屋均未实际建成，一审法院现就已完全确定的聂某1名下协议的拆迁补偿款进行析产继承，本院不持异议，予以认定。其他拆迁权益待确定后，各方当事人可另行主张。聂某1、聂某2、聂某3上诉主张聂某4对被继承人张某1未尽赡养义务,但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支持。因张某1生前未留有遗嘱，一审法院判决将聂某1实际收到预结算发放款的一半作为张某1的遗产在张某1的法定继承人聂某1、聂某4、聂某2、聂某3之间平均分割，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聂某1、聂某2、聂某3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468元，由聂某1、聂某2、聂某3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福春审 判 员 何 锐审 判 员 吴扬新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 王 欣书 记 员 胡春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