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686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侠涛，男，1983年7月3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临泉县，现于上海市南汇监狱服刑。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海鹏，上海段和段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国华，上海段和段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俞虹，女，1981年10月7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松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翟方进，上海国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美凤，上海国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霆翼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万源路2800号U144室。法定代表人：王飚，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阳阳，上海美易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天晶，上海美易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第三人：上海邱婷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奉贤区四团镇新四平公路2666号第13幢213室。法定代表人：冯昆婷。上诉人刘侠涛、俞虹因与被上诉人上海霆翼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霆翼公司）、原审第三人上海邱婷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邱婷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2民初196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刘侠涛、俞虹共同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霆翼公司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生效刑事判决书已经认定刘侠涛、俞虹构成职务侵占罪。一审法院对于同一职务侵占事由进行审理违反了“一事不再理”原则。二、一审判决将刘侠涛套取的现金322万余元确定为职务侵占的数额，系事实认定错误。刘侠涛需要将待加工的服装交给其他工厂或者个体户进行水洗、绣花、印花等，而这些工厂和个体户只有少部分具备开具发票的能力，其他大量不能开具发票的费用只能通过上海A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李某1处、上海B有限公司（以下简称B公司）沈某处套取现金，然后用现金支付。司法会计审计意见中邱婷公司的加工成本仅仅包含了所有开票的费用，而未开票的费用未能体现，这也是刑事案件未将刘侠涛套取的款项认定为侵占资金的原因。一审判决认为水洗、绣花、印花等费用都包含在邱婷公司的加工成本中，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据此将刘侠涛套现的金额全部认定为侵占的金额，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三、含税金额计算有误。一审判决认定刘侠涛套现的金额为不含税金额3,226,191元，按照17%税额计算，含税金额应当为3,774,643.47元，而非一审判决认定的3,886,977.10元。被上诉人霆翼公司辩称，刘侠涛、俞虹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故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邱婷公司未发表答辩意见。霆翼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刘侠涛、俞虹连带赔偿霆翼公司损失9,649,943.09元（该金额已剔除刑事判决中认定的146万元）并支付以上述金额为本金，自2017年5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为标准、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法院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标准计算的利息损失（暂计至起诉之日为904,012元）。一审诉讼中，霆翼公司明确其目前主张的诉请金额中已包含刘侠涛、俞虹造成的相关税款损失。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刘侠涛原系霆翼公司质量检验员,负责该公司下发服装加工的质量检验工作。俞虹在霆翼公司先后担任业务员、业务经理，负责该公司订单发放、订单价格制定等工作。2013年8月，刘侠涛以妻子名义注册成立邱婷公司，该公司并无实际经营能力。2014年至2017年间，刘侠涛、俞虹在霆翼公司下发订单过程中，通过向其他公司下发订单或通过虚增交易环节，由俞虹将订单发给邱婷公司，后刘侠涛以邱婷公司名义再将订单转发等方式，侵吞霆翼公司资金。在此期间霆翼公司支付由刘侠涛、俞虹经手的邱婷公司、A公司、上海C有限公司（以下简称C公司）、B公司加工订单费用价税合计26,344,879.40元，其中支付邱婷公司18,663,881.50元，支付A公司4,732,734.10元，支付C公司2,669,430.80元，支付B公司278,833元。2017年4月26日，刘侠涛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同年6月14日俞虹主动至公安机关投案。2017年5月15日，上海司法会计中心受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委托，对霆翼公司刘侠涛、俞虹涉嫌非法所得情况进行司法会计鉴定。通过2014年至2016年邱婷公司会计账册，2014年4月至2017年3月邱婷公司财务凭证（有缺），2014年11月至2017年3月邱婷公司申报增值税专用发票进项和销项税部分记录，霆翼公司与邱婷公司业务往来相关资料，A公司、B公司与邱婷公司业务往来相关资料，邱婷公司、A公司、B公司、刘侠涛、俞虹银行对账单，刘侠涛、俞虹、李某1、沈某等人笔录等资料，对邱婷公司状况、邱婷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和成本情况及刘侠涛套取加工费情况进行鉴定分析，于2017年9月12日出具沪司会鉴字[2017]第249号司法会计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一）2013年8月，刘侠涛以妻子冯昆婷名义注册成立的邱婷公司系1人有限责任公司，2014年4月建账，固定资产只是购置的价值23,680.78元的电脑、空调等，库存商品每月结清，亦未见支付场地租赁费用。（二）2014年4月至2017年3月，刘侠涛将霆翼公司的服饰加工业务经邱婷服公司过账，产生毛利1,466,398.31元（15,938,360.26元-14,471,961.95元）。（三）刘侠涛从加工单位A公司李某1处套取加工费1,695,691元，和B公司沈某处套取加工费1,530,500元，合计3,226,191元，事后，划给俞虹1,157,320元。另在刑事侦查过程中，刘侠涛曾供述称“下发订单过程中，我先报价给俞虹，俞虹再报给霆翼公司，而我再发订单给渝忠公司的时候再把价格压低，从中就可以赚到差价，赚到的差价部分我和俞虹是五五分成的……每笔差价部分是俞虹统计的，她统计好之后再问我要的，类似于渝忠公司的这种情况应该还有的……对2015年2月至2016年3月间，邱婷公司下发渝忠公司的12笔订单，总差价239,067元，都认可的，这些总差额和俞虹平分了……侵占的款项我本人拿到40余万元，这40余万元不包括Z公司的20余万元。我和俞虹侵占霆翼公司的钱款总共有70-80万元。俞虹给出公司的价格，我再报给俞虹加工厂的价格，这个差额俞虹都是清楚的，每次单子完成后，我开票给霆翼公司，等钱到邱婷公司后，差额再由我和俞虹平分……绣花、水洗费我是付现金给加工厂的，因为绣花、水洗费这些加工厂自己不能开票……我直接在水洗费、绣花费中扣除税点，把税交到税务局，还有水洗费、绣花费加工厂，会找其他公司开票给邱婷公司。具体找李某1和沈某的公司。”俞虹则曾供述称“通过发订单给刘侠涛实际撑控的邱婷公司，再由刘侠涛把订单发给小加工厂，我和刘侠涛从中赚取差价，每件的差价是2元-4元……刘侠涛发给的加工厂，我知道的有C公司和A公司，C公司做的比较多，刘侠涛跟C公司谈的时候，是以包厂的形式做的，而A公司是忙季单子太多发不掉，就给A公司做的……以这种方式我和刘侠涛一共侵占公司钱款大概有300万元，具体没有统计，我自己收到的有150多万元。刘侠涛跟我说是五五分成的……邱婷公司开票给霆翼公司发票上的件数、单价是根据客户反馈的入仓数量，大货业务员或俞虹通知刘侠涛，根据客户提供的入仓数量，单价是按照霆翼公司与邱婷公司签订合同约定的单价计算……自2015年5月25日至2017年4月18日，刘侠涛建设银行卡共转给俞虹的中国银行卡内1,553,000元，应该就是俞虹侵占霆翼公司的非法所得，但其中有俞虹出借给刘侠涛的钱25万元，这25万元已全部还给俞虹……2015年至2016年间，俞虹可能还借给刘侠涛15万元，这15万元也已还清……刘侠涛还给过7-8万元现金，是Z公司做订单时侵占霆翼公司的钱款……对于侵占公司的非法所得，没有记账，但根据自己银行的明细统计过，非法所得一共有150万元肯定是有的……”霆翼公司办公室主任孙闯曾举报称“我公司现只统计2015年我公司与邱婷公司的部分业务往来，发现部分发给邱婷公司的订单，邱婷公司又低价转包给渝忠公司，然后邱婷公司从中赚取差价，根据统计的差价有23万余元……一共涉及12笔订单，合同号分别是……涉及的数量一共54,485件。”C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曾陈述称“C公司主要跟霆翼公司、邱婷公司，如果公司有空档的话再去接点小活……发票的开法说明一下，有的按照约定价格来开，还有就是根据一个月总订单量的金额，部分开到霆翼公司，剩余的再开到邱婷公司，开票上的单价是不按照订单上约定的单价开的，我只要管总价对的上就可以……金额的划分都是刘侠涛来定的……我本人肯定没有与霆翼公司或者邱婷公司签过合同，但我公司的公章我交给了刘侠涛，刘侠涛可能使用我公司的公章去签合同……我公司接的霆翼公司或邱婷公司订单区分不开，因为我认为霆翼公司与邱婷公司是同一家公司，就混在一起了。”B公司法定代表人沈某曾陈述称“刘侠涛的订单基本上以裤子、裙子为主，一般的报价从12-14元不等……2015年5月至2017年4月，我个人银行账户转给刘侠涛建设银行卡钱款，这个情况我要说一下，刘侠涛有的订单需要水洗和绣花，而做水洗和绣花的工厂又都是小工厂，这些小工厂不能开发票，所以刘侠涛把这些水洗、绣花的加工费通过邱婷公司的账户转到我公司账户，再让我把这些加工费从我公司账户里提出来，转到他建设银行卡里……”A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某1曾陈述称“订单的单价一般都是刘侠涛来定的，单价都在11-13元左右……我公司与霆翼公司有没有实际的业务我不清楚，有时候刘侠涛直接拿霆翼公司的合同，然后拿A公司的公章直接就盖上去了，但A公司开给霆翼公司的发票，霆翼公司都是如数把钱打到我公司账户……都是刘侠涛要求的，他让我公司开票给霆翼公司，等霆翼公司转了加工费到我公司后，我扣除17%的税点后，把剩余的钱如数从公司账户转到我个人银行卡，再从我个人银行卡转到刘侠涛个人银行卡里……从我名下银行账户转到刘侠涛建设银行卡，这300余万元部分是刘侠涛让我帮他开票给霆翼公司之后，霆翼公司支付加工费给我公司，我在这些加工费扣除税点转让我个人银行卡，我再从个人银行卡如数把钱转给刘侠涛的，还有就是我还刘侠涛的借款……也有刘侠涛过账水洗、绣花这些费用的款项……”2018年3月19日，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检察院以沪闵检金融刑诉[2018]37号起诉书向一审法院提起公诉，指控被告人刘侠涛、俞虹犯职务侵占罪。一审法院于2018年9月17日作出（2018）沪0112刑初409号刑事判决，认定的犯罪事实包括1、2011年至2015年间，刘侠涛伙同俞虹，利用职务便利，擅自提高霆翼公司下发给Z公司的订单价格，要求Z公司将差价予以返还，侵吞霆翼公司支付的加工费约20万元；2、2014年至2017年间，刘侠涛、俞虹经预谋，在霆翼公司下发订单过程中，虚增交易环节，由俞虹将订单发给邱婷公司，后刘侠涛以邱婷公司名义再将订单转发，侵吞霆翼公司资金共计146万余元。依法判决刘侠涛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俞虹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退缴的赃款发还被害单位，不足部分责令刘侠涛、俞虹予以退赔。现霆翼公司在刑事诉讼认定不足弥补其损失等为由，诉至一审法院。本案诉讼中，霆翼公司提供了加盖C公司、A公司、B公司公章的相关产值统计表及订单记录，其中显示C公司加工的服装件数671,974件，金额8,590,356.50元；A公司、B公司加工的服装件数444,468件，金额6,644,679.80元。霆翼公司以此主张其实际付款与上述产值金额之间的差额，系刘侠涛、俞虹侵吞的差价。另经霆翼公司核对，霆翼公司确认邱婷公司、C公司、A公司、B公司开具给霆翼公司的加工费发票金额价税合计26,460,116.89元，发票载明的加工服装总件数为1,428,813件，与霆翼公司发出的订单加工件数一致。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双方当事人争议焦点为：一、霆翼公司是否有权起诉要求刘侠涛、俞虹赔偿损失；二、财产损害赔偿的金额计算。针对第一项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财产损害赔偿纠纷。霆翼公司作为法人，其财产权利受法律平等保护。刘侠涛、俞虹因职务侵占被判处刑罚并责令退赔赃款，涉案金额166万余元，其中包括司法会计鉴定意见确定的刘侠涛通过邱婷公司过账产生的毛利146万余元。现霆翼公司之主张，并未涉及上述刑事判决已处理的财产部分，霆翼公司以刘侠涛、俞虹的侵权行为造成之损失超出刑事判决已处理的财产部分为由提出民事诉讼，而经审查刑事案件认定的犯罪事实，公诉机关及法院并未对霆翼公司现主张的财产部分作出相应指控及处理认定，对于司法会计鉴定意见确定的刘侠涛从A公司李某1处套取的加工费1,695,691元，从B公司沈某处套取的加工费1,530,500元，公诉机关及法院也未作出相应的评判和处理。因刑事案件采取“排除合理怀疑和疑罪从无”的严格证明标准,在不能确定刘侠涛是否将套取的加工费用于支付绣花费、水洗费等成本的情况下，本着有利于刘侠涛、俞虹的原则而未将上述套取加工费金额计入犯罪金额作出处理，即刑事诉讼已作出的财产处理并未涵盖霆翼公司民事诉讼请求的赔偿范围，故霆翼公司作为被害人，有权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获得相应救济和处理。现霆翼公司之起诉，并不违反“一事不再理”的民事诉讼原则，符合起诉条件。刘侠涛、俞虹辩称因刑事案件中已经对其侵占金额进行认定，故民事案件中不应再行处理的抗辩，一审法院不予采信。针对第二项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为，刘侠涛、俞虹作为霆翼公司工作人员，向加工单位下发订单属履行公司的职务行为，其应当如实向霆翼公司报告加工单位的真实订单报价，而不得从中谋取私利。但刘侠涛、俞虹却在履行职务过程中，恶意串通，通过虚增交易环节等方式，向霆翼公司隐瞒真实的订单报价，并将霆翼公司支付的加工费差价据为己有，刘侠涛、俞虹的行为明显侵犯了霆翼公司的财产权益，构成共同侵权，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故霆翼公司有权要求刘侠涛、俞虹将侵占的财产返还霆翼公司，并要求刘侠涛、俞虹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根据涉案司法会计鉴定意见，刘侠涛除通过邱婷公司过账产生毛利1,466,398.31元外，还从A公司李某1处、B公司沈某处套取加工费共计3,226,191元，从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角度考虑，现刘侠涛、俞虹主张相关款项用于绣花、水洗等加工成本，刘侠涛、俞虹负有相应的举证义务。一审法院同时对公安机关向相关人员所作笔录等证据进行了审查，刘侠涛、俞虹分别对违法所得情况、利益分配比例等事实作出了相应供述，在刑事案件中虽未作为定案依据，但在民事诉讼中仍具相应证明力。另司法会计鉴定意见确定的邱婷公司毛利和刘侠涛套现数额计469万余元，邱婷公司、C公司、A公司、B公司向霆翼公司开具发票载明的加工服装总件数为142万余件，经核算两者平均差价，与刘侠涛确认的侵吞渝忠公司加工差价总额及相关人员指认的服装件数之间的平均差价、俞虹确认的每件服装平均差价数额、发票价税2,646万余元和加工总件数142万余件之间的平均加工价款及相关加工单位负责人陈述的实际加工单价之间的差额，基本能够相互吻合和印证。此外，一审法院注意到在司法会计鉴定意见计算邱婷公司的加工成本时，计入了包括XX、XX、XX等十五家公司的加工费用，不能排除其中存在一定水洗、绣花费用的可能，鉴于刘侠涛、俞虹未能就绣花、水洗等费用支出进一步提供充分证据，故根据民事证据规则和优势证据之原则，一审法院参照司法会计鉴定意见确定的刘侠涛套取加工费数额，酌情确定刘侠涛、俞虹应返还霆翼公司差价3,226,191元。同时，上述差价系刘侠涛、俞虹在支付相应税点后套取所得，故霆翼公司含税损失总金额为3,886,977.10元。另刘侠涛、俞虹的侵权行为客观上造成霆翼公司资金占用损失,刘侠涛、俞虹亦应予以赔偿，霆翼公司主张的利息计算期间及利率尚属合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霆翼公司主张以其实际付款金额减去XX、XX及XX三家公司的实际加工金额得出霆翼公司受有的财产损害金额，对此一审法院认为，霆翼公司主张的三家公司“实际加工金额”系通过上述公司向霆翼公司提供的产值统计表等证据计算形成，并未经审计鉴定，且上述统计表载明的加工服装总件数，与邱婷公司和上述三家公司向霆翼公司开具的发票上载明的服装总件数之间存在重大出入，正常情况下霆翼公司收到的发票上服装总件数，应与霆翼公司下发和收到的订单服装总件数相一致，故对霆翼公司主张的损害金额计算方式，一审法院不予采纳。霆翼公司针对司法会计鉴定意见所涉邱婷公司毛利金额提出应将建黎、北棉等12家公司的开票金额视为虚开发票金额，在邱婷公司主营业务成本中予以扣除，考虑到刑事案件认定犯罪金额时，已经采用了上述司法会计鉴定意见的结论，故霆翼公司上述主张，显然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亦不予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四条、第八条、第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刘侠涛、俞虹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霆翼公司损失3,886,977.10元；二、刘侠涛、俞虹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霆翼公司以3,886,977.10元为本金，自2017年5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的利息损失。一审案件受理费收取85,123.73元，由霆翼公司负担50,836.07元，刘侠涛、俞虹负担34,287.66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刘侠涛、俞虹负担。二审中，上诉人刘侠涛提供以下证据作为二审新证据：1.加工合约书和开票清单，证明霆翼公司发给邱婷公司和其他公司的订单中工作内容除了制成成衣，还要经过水洗、加工、印花、绣花的工序。2.邱婷公司合作厂家的工商登记信息和发票，证明向邱婷公司开具发票的十五家公司没有绣花、印花内容的发票，也没有绣花、印花的经营范围。3.邱婷公司实物样衣照片，证明邱婷公司实际出货产品存在绣花、印花工艺。4.邱婷公司收到水洗5家单位每月开票金额明细，证明邱婷公司实际收到5家加工厂商开具的发票金额300万余元。5.水洗发票明细，证明根据市场价，上海D有限公司（以下简称D公司）完成7万余件水洗产品需要支付近40万元费用。6.杨家文、徐振飞出具的证人证言，证明刘侠涛分别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将服装加工费支付给杨家文、徐振飞，但未开具发票。上诉人俞虹和原审第三人邱婷公司对上诉人刘侠涛提供的上述证据无异议。被上诉人霆翼公司对上诉人刘侠涛提供的上述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其认可霆翼公司服装加工中有水洗、印花、绣花方面的工艺需求，但不是每件服装都有以上全部工序的需求，且绣花项目只有极少数的服装才需要，霆翼公司支付邱婷公司的费用中包含了服装加工、水洗等全部费用；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绣花、印花等不是单独的项目，包含在服装加工内容中；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认为证据4系刘侠涛自行制作，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对于证据5中已经为司法会计报告确认的发票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于其他发票，因刘侠涛未提供发票原件，对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证据6系证人证言，证人未出庭作证，也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佐证，不予认可。上诉人俞虹二审期间申请证人史某、汤某、张某、吴某四人出庭作证。证人史某陈述，刘侠涛向其下订单进行服装水洗，2015年到2016年的业务量大概为150万元至160万元左右。部分业务以A公司等公司名义开具发票给邱婷公司，部分业务以现金结算，不开具发票，不开发票的款项支付到私人账户，大概有60万元到70万元左右。证人汤某陈述，其于2015年至2016年与刘侠涛合作服装印花业务，总价款8万余元，由刘侠涛向其支付，没有开具发票。证人张某陈述，其经营C公司，该公司于2015年至2017年与刘侠涛合作经营服装加工业务，主要对服装进行缝纫，合作的件数有80余万件，金额为800余万元，全部开具发票，其自己开票的金额有500余万元，还有300万元左右的发票由A公司代开。刘侠涛通过现金和转账的方式支付加工费，具体数字记不清楚了。证人吴某陈述，其经营小绣花厂，2015年开始与刘侠涛合作，为其打样，金额为10多万，但其未开具发票。经质证，上诉人刘侠涛和原审第三人邱婷公司对上述证人证言无异议；被上诉人霆翼公司对上述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被上诉人霆翼公司和原审第三人邱婷公司二审期间未提供新的证据材料。本院对当事人提供的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于刘侠涛二审提供的证据1，其他当事人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且与本案处理有关，本院予以采纳；证据2无法证明其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刘侠涛无法证明证据3与本案的关联性，故本院不予采纳；证据4系刘侠涛自行制作，不属于法定的证据形式，本院不予采纳；证据5中的部分内容已经为审计报告涵盖，故本院不予采纳，其他发票未提供原件，故本院不予采纳；证据6系证人证言，证人未出庭作证，也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本院无法确认其内容的真实性，故不予采纳。对俞虹二审期间申请证人史某、汤某、张某、吴某出庭所作陈述均系证人证言，霆翼公司对上述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且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本院无法确认其内容的真实性，故不予采纳。一审查明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在于：一、本案是否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二、上诉人刘侠涛、俞虹套取的加工费322万余元是否构成对被上诉人霆翼公司的财产侵占？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本案属于刑民交叉案件，由于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在价值取向、诉讼目的、诉讼原则、证据认定标准、责任构成要件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刑事案件确认的事实与民事案件确认的事实并不必然相同。本案中，刑事案件中仅对司法会计鉴定意见书查明的通过邱婷公司过账产生的毛利146万元作为犯罪所涉金额，而未将霆翼公司本案一审主张的金额计入犯罪金额，因此刑事判决涉及的数额并未涵盖本案民事诉讼涉及的赔偿范围。霆翼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所主张的事实与刑事案件判决的事实并非基于同一事实，不属于“一事两诉”，符合民事诉讼的立案条件，一审法院予以受理并无不当。刘侠涛、俞虹主张本案审理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信。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俞虹担任霆翼公司的业务员和业务经理，负责该公司订单发放、订单价格制定等，刘侠涛原系霆翼公司的质量检验员，负责该公司下发服装加工的质量检测工作，两人相互串通，将霆翼公司服装加工订单发给刘侠涛以其配偶名义设立的邱婷公司，刘侠涛再以邱婷公司的名义将服装加工业务下发给三家下游加工厂进行加工，通过增设交易环节的方式套取服装加工费差价，主观上具有侵占霆翼公司财产的故意，客观上损害霆翼公司的利益，构成侵权，应当将其通过虚设交易环节获得的款项返还给霆翼公司。本案中刘侠涛、俞虹主张其从A公司李某2处和B公司沈某处套取的加工费系用于绣花、水洗等加工成本，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刘侠涛、俞虹应当对此承担举证责任。俞虹为此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但证人证言属于间接证据，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不予采信。根据沈某、李某2等人在公安机关的陈述，B公司、A公司等开具给邱婷公司的增值税发票上的加工件数和加工费单价不是按照实际的订单数量和单价开具，只要发票上显示的加工费金额与实际收取的加工费金额对上即可，因此，A公司和B公司的账册所显示的加工件数和加工费单价并非客观真实数据。同时，根据沈某在公安机关的陈述，一些水洗、绣花的加工费也是由邱婷公司账户转至B公司的账户，由B公司开具发票给邱婷公司。李某2亦陈述有些订单中包含水洗、绣花的费用，故开票金额中也会包含水洗、绣花的费用。刘侠涛、俞虹主张其套取的加工费322万余元均是支付其他小作坊印花、水洗等费用，与上述相关人员在公安机关的陈述明显不符，本院不予采信。况且，刘侠涛、俞虹也未能就印花、水洗等实际支出费用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佐证，一审法院参照司法会计鉴定意见确定的套取加工费数额酌情认定刘侠涛、俞虹返还霆翼公司差价3,226,191元并无不当。但是该款项系霆翼公司支付税点后由刘侠涛套取所得，故霆翼公司遭受的含税损失总金额为3,774,643.47元，一审法院计算为3,886,977.10元有误，本院予以纠正，霆翼公司所遭受的相应的利息损失本院一并予以调整。综上所述，上诉人刘侠涛、俞虹的部分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2民初19634号民事判决；二、上诉人刘侠涛、俞虹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被上诉人上海霆翼服饰有限公司损失3,774,643.47元；三、上诉人刘侠涛、俞虹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被上诉人上海霆翼服饰有限公司以3,774,643.47元为本金，自2017年5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的利息损失。如果未按本判决履行金钱给付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85,123.73元，由上诉人刘侠涛、俞虹负担30,444.74元,被上诉人上海霆翼服饰有限公司负担54,678.99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上诉人刘侠涛、俞虹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37,895.82元，由上诉人刘侠涛、俞虹负担36,800.63元，被上诉人上海霆翼服饰有限公司负担1,095.19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任明艳审判员  沙茹萍审判员  刘 江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五日书记员  盛 利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