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1民再31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李彦，女，1966年2月1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沈阳市铁西区，现住沈阳市铁西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志，辽宁越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市黄海路支行，住所地沈阳市于洪区黄海路14号。负责人：吴紫微，该支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肖亮，辽宁吉慧沈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李彦因与被申请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市黄海路支行（以下简称邮储银行黄海路支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8）辽01民终7073号民事判决，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23日作出（2019）辽民申2438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公开进行了审理。再审申请人李彦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志，被申请人邮储银行黄海路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肖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彦申请再审称，请求:1.撤销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辽01民终7073号民事判决和沈阳市于洪区人民法院（2017）辽0114民初6361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存款110万元及从2014年7月22日起至给付之日止，按照年30%利率给付利息。3.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二审法院认定的基本事实错误。1.李彦在原审时多次明确表示自己到银行存款办理业务并没有办理卡折合一业务，并提交了自己留存的银行业务存单加以证明，故原审认定的申请人办理了银行卡明显系被申请人工作人员谭鑫私自为申请人开立的，并将银行卡自己留存，没有交给申请人，而是自己利用银行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将申请人的银行存款取出。而原审并没有将谭鑫取款的去向加以查明，以查明本案申请人银行资金无故流失的原因，明显系法院对银行违法违规行为的司法保护。2.原审法院只是简单地套用银行内部管理规定，不顾及现实应用以及交易习惯，错误地认为被申请人负责人履行了审核程序明显系认定事实错误，且在谭鑫没有出庭，没有核实其是否得到申请人授权取款的前提下，主观认定被申请人兑付行为符合法律、法规及规章的规定，明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3.对于不正常的兑付行为，原审仅以申请人举证不足以证明被申请人不符合法律、法规及规章的规定或者支行违反双方之间的储蓄合同关系的义务，就对申请人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明显系加重申请人举证责任，帮助被申请人逃避其对自己员工管理失职、自己储户资金监管不当时应承担的法律责任。4.原审法院在并没有查明银行卡及银行卡密码如何流失，被申请人自己的员工是否存在监守自盗的前提下就错误地认为申请人存款的转出符合银行相关操作流程，明显系认定事实错误。5.原审法院忽视了申请人作为储户对于银行而言是弱势群体，举证能力有限，主观地依据被申请人单方提供的对自己有利的证据加以裁判，系认定基本事实有误。原审法院还将被申请人自己员工操作的违规行为归责于申请人，认定是申请人明知并放任其在支行的存款由案外人使用，明显系在没有任何证据加以证明的前提下，主观错误认定本案基础事实。二、原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原审法院依据商业银行法第六条、第二十九条判决驳回申请人诉讼请求错误，被申请人银行方监管不力，应承担主体责任，应当赔偿申请人的损失。支行再审辩称：1.省高院裁定混淆了取款与结清之间的概念。在李彦没有办理销户的情况下，如将存折收回是违反相关制度和规定的，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2.开户申请书已经交付给李彦，并作为证据使用，我方不存在违规行为。3.李彦ATM转账交易从未同日转出超过5万元，省高院裁定认定事实错误。4.省高院裁定所引用的管理规定，经检索没有发现任何法律及规章有此规定。5.根据现行法律法规，5万元以下仅凭银行卡或输入正确密码后就可以取款。根据双方签订的银行卡章程规定，客户对密码及存折、卡有保管的义务，省高院裁定举证责任划分错误。6.省高院裁定已经认定了85.8万元中有66万元是本金，剩余部分为利息，也就是三分利，还认为一、二审法院未予查清，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综上，请求驳回申请人再审请求。李彦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支行立即支付李彦存款110万元及从2014年7月22日起至给付之日止，按照年30%利率给付利息。2.支行承担本案一切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7月22日，李彦在支行开户办理了活期存折，存折号码：辽A68×××56、账户号60×××10，户名李彦，卡标志“有”，密印标志“有”，账户类型“结算账户”，开户网点名称为“沈阳市黄海路支行”，该账户交易明细显示载明，2013年7月22日通过网点柜面现金开户10元，他行来账66万元。2013年7月23日，账号为62×××31，发生一笔66万元取款，取款凭单显示该笔款项由案外人谭鑫代为取款，该取款凭单附有谭鑫及李彦的身份证复印件。另查，账号62×××31开户人为李彦，账户号60×××10为其加办卡/账号。2014年7月22日，李彦在支行开户办理了活期存折，存折号码：辽A68×××22、账户号60×××93，户名李彦，卡标志“有”，密印标志“有”，账户类型“结算账户”，开户网点名称为“沈阳市黄海路支行”，该账户交易明细显示载明，2014年7月22日通过网点柜面现金开户24.2万元，通过个人网银汇入85.8万元，对方账号为62×××88。2014年7月24日、28日、29日、30日分别通过ATM向账户号为62×××88的账户汇出5万元，2014年7月28日通过网点柜面向账户号为62×××88的账户汇款3次，每次金额为4.9999万元，2014年7月29日通过网点柜面向账户号为62×××88的账户汇款13次，每次金额为4.9999万元，2014年7月30日通过网点柜面向账户号为62×××88的账户汇款2次，每次金额为4.9999万元；累计从该账户转出109.9982万元，截止2014年7月30日，该账户余额为18元。经查询交易记录，在网点柜面办理的18笔转款业务，在《入账汇款凭单》中均载明“客户填写处栏记载汇款方式：账户、手续费支付方：汇出方支付、收款账户/卡号：62×××88、收款人姓名/单位名称：王晓萃、汇款金额4.9999元、汇款人姓名：李彦，汇款人电话：139××××9817、汇款账号/卡号：62×××33、代理人电话以及附加业务处均为空白。在打印记录栏处记载“在本凭单打印内容已经本人审核无误（客户签字）处有李彦字样。”经查，账户/卡号：62×××88开户人姓名为王晓萃。诉讼中，李彦陈述2013年7月22日在支行存款66万元，期限为一年，支行承诺利息按照30%计算，2014年7月22日到期后，李彦收到利息19.8万元以及66万元本金，合计85.8万元，后李彦又补足24.2万元，合计110万元，故而形成2014年7月22日的存款。一审法院认为，李彦与支行以活期存折为表现形式的储蓄合同关系，符合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形成储蓄合同关系，双方均应按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银行储蓄卡、存折都是办理存款行为及金额的原始凭证。李彦提供2014年7月22日个人账户申请书（第二联“客户留存”），证明李彦存取款项中没有银行卡，只有一个存折。支行提供了李彦于2014年7月22日开立涉诉账户时所填写的个人账户申请书（第一联“银行留存”），证明李彦开立了卡折合一业务，并设有密码，同时，开通了ATM自助转账。上述个人账户申请书记载是否为卡折合一户的方式仅为在“卡折合一户”前的方框内有无勾选标记，该申请书是一式多份，分别为“银行留存”和“客户留存”，李彦提供的是第二联“客户留存”为复写页。支行又提供了个人账户申请书的机打版（第二联“客户留存”），机打版的银行打印记录部分载明“账号：60×××93，户名李彦，卡号：62×××33，起息日：2014/07/22，自助设备转账：开通，业务类型：活期开户”，客户确认部分载明“本人确认以上打印的资料准确无误并与本人提出的申请一致。（客户签字）处有李彦字样”，尽管李彦认为该证据上李彦签字为复写，无法确定真实性，但结合支行提供的账号/卡号62×××33（户名为李彦）的交易明细，62×××33卡号与李彦提供的账户60×××93交易明细是一致的，可认定李彦2014年7月22日开户时开立了卡折合一业务。作为储户的李彦，应当妥善加以保管。根据《商业银行法》第六条规定“商业银行应当保障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侵犯”和第二十九条规定“商业银行办理个人储蓄存款业务，应当遵循存款自愿、取款自由、存款有息、为存款人保密的原则”之规定，支行应为存款人存取款提供便利，同时也负有保障资金和账户安全的义务。本案中，从李彦涉案账户内累计转出的109.9982万元，有4次是通过ATM汇出，每次金额为5万元，该部分转出通过ATM进行的操作，是凭银行卡及密码即可办理的业务，李彦未举证证明支行在办理该业务时存在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兑付行为。剩余18次转账是通过网点柜面向账户号为62×××88的账户汇款，每次金额均为4.9999万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加强金融机构个人存款业务管理的通知》的相关规定，办理个人存取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对一日一次性从储蓄账户提取现金5万元（不含5万元）以上的，储蓄机构柜台人员必须要求取款人提供有效身份证件，并经储蓄机构负责人审核后予以支付。根据该规定，5万元以上的取现业务应区别于5万元以下的取现业务或者其他转出业务，根据现有证据，上述18次通过网点柜面的交易，均是通过转出方式进行的，且交易金额均不超过5万元，通过银行卡加密码即可进行办理，即只要办理业务的密码是正确的，是否为本人签字不影响业务的办理。金融机构的责任的承担，应以其兑付行为不符合法律、法规及规章的规定为前提。本案中，根据现有证据，李彦举证不足以证明银行兑付行为不符合法律、法规及规章的规定或者支行违反双方之间的储蓄合同关系的义务，故对李彦主张支行支付存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李彦称“2013年7月23日，账号为62×××31，发生的66万元取款，非系授权谭鑫代为取款”一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加强金融机构个人存款业务管理的通知》的相关规定，办理个人存取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对一日一次性从储蓄账户提取现金5万元（不含5万元）以上的，储蓄机构柜台人员必须要求取款人提供有效身份证件，并经储蓄机构负责人审核后予以支付。该笔款项的取款凭单显示由案外人谭鑫代为取款，该取款凭单附有谭鑫及李彦的身份证复印件，银行已经按照规定进行了审核，对李彦的该项诉称不予支持。关于李彦诉称“按照关于加强银行卡安全管理预防和打击银行卡犯罪的通知，每日每卡转款不得超过5万元，个人办理存取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对存款人一日一次性从储蓄账户中取现5万元或一日数次超过5万元以上的，都应当报省行进行报备”一节，因为该项规定属于银行向管理部门的汇报义务，不能据此承担储蓄合同关系的违约责任，对李彦的该项诉称，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李彦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700元，由李彦承担。李彦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支持李彦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支行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李彦从未办理过卡折合一业务，即李彦从未办理过银行卡。即使办理过银行卡，也是银行在李彦不知情的情况下办理，从未将该银行卡交付李彦，一审法院认定李彦没有妥善保管银行卡没有事实依据。李彦从未授权谭鑫及王晓萃办理取款及转账业务，支行在审查谭鑫及王晓萃取款及转账时没有严格按照银行的工作流程办理，且谭鑫是支行的工作人员，王晓萃也是支行上级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本案是支行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侵害储户利益的犯罪行为，其后果应由支行承担，故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李彦的全部诉讼请求。支行二审辩称，一审判决正确，请求维持原判。本院二审查明，案外人谭鑫系被上诉人支行的工作人员，截止2014年7月30日，账号62×××31的余额为72.38元。本院二审对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二审认为，李彦辩称其办理的存款业务只有存折，并未办理相应的银行卡，但根据2013年7月22日、2014年7月22日在支行开户办理的两笔活期存款业务显示，两笔存折首页上均记载有银行卡并且设有密码，作为储户的李彦应对银行卡及密码妥善加以保管。同时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应对自己的诉讼请求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现李彦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支行在办理存款业务时存在违规情形，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案外人凭借正确的银行卡及密码以转账方式将李彦存款转出，亦符合银行相关操作流程。2014年7月22日李彦重新开户存入242,000元后，以汇入的方式存入该账户858,000元，其辩称该笔款项由2013年7月22日存入的660,000元及年息30%组成，该账户亦是李彦所有，但李彦表示其没有操作该笔款项的转出，明显不符合银行业务流程，也不符合一般人的转款操作流程。同时李彦表示支行承诺并实际支付30%年息明显高于金融机构的利率水平，与常理明显不符。由此可以认定李彦明知并放任其在支行的存款由案外人使用，其主张与支行存在储蓄关系并请求支付存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李彦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700元，由李彦负担。本院再审对一、二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再审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焦点为：1.支行对于李彦存款的转账过程是否存在违规行为。2.支行是否应当赔偿李彦存款及利息。关于支行对于李彦存款的转账过程是否存在违规行为的问题。李彦主张其在支行仅办理存折并存款110万元，并没有办理卡折合一业务，支行在李彦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办理银行卡，致使其存款被他人转出，支行存在违规行为，应赔偿其损失。支行主张李彦办理了卡折合一业务，转账是凭借银行卡和密码完成的，其不存在违规行为。对此本院认为，首先，根据李彦在再审庭审期间陈述，其在2013年办理存折时即已办理了卡折合一业务，说明李彦对于卡折合一业务的具体内容应当是清楚明知的。其次，虽然李彦提供的2014年7月22日个人账户申请书第二联“客户留存”复写页上对于卡折合一户前的方框并无勾选标记，但是支行提供的2014年7月22日个人账户申请书第一联“银行留存”手写版和机打版以及个人账户申请书第二联“客户留存”机打版上除标注存折账号外均标注有银行卡号，上述个人账户申请书均有李彦的签名，且个人账户申请书第一联“银行留存”机打版还存有李彦的身份证复印件。再审庭审期间本院已经告知李彦提交笔迹鉴定申请的期限以及逾期未提交后果，但李彦并未在期限内提交笔迹鉴定申请，故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同时在支行交付给李彦的存折上也注明卡标志为“有”，密印标志为“有密码”，由此可以认定李彦对该账户已办理银行卡业务并设置密码应当是明知的。李彦提出的其未办理卡折合一业务，支行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办理银行卡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第三，《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绿卡（借记卡）章程》第八条规定“持卡人应妥善保管绿卡及密码，凡使用密码进行的交易，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均视为持卡人本人所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依据密码为持卡人办理交易所产生的电子信息记录为该项交易的有效凭据。因密码泄露造成的经济损失，由持卡人本人负责”。根据李彦账户的交易明细载明，所有转账业务均是在ATM或网店柜面通过银行卡加密码方式办理，而在李彦知晓办理银行卡及已经设置密码的情况下，其负有保管银行卡及密码的义务。李彦在2014年7月22日办理新折时，由谭鑫为其设定“888888”密码，对此其明知密码已为他人知晓，仍然没有更改密码，致使他人可以凭借该密码办理转账业务，对此李彦应对密码泄露的后果承担相应责任。现李彦没有证据证明办理转账的银行卡系伪造，故支行根据银行卡及密码办理转账不应认定为违规。第四，根据《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储蓄业务制度》关于转账及存取款交易的相关规定，客户办理单笔交易金额人民币5万元（含）以上现金存取及账户间转账业务的，需要核对客户有效实名证件。从李彦的账户交易明细来看，该账户在网点柜面汇款18笔，转账金额均为49999元，均未超过人民币5万元（含）以上，不属于上述规定中需要核对客户有效身份证件的情形，故在银行卡加密码均无误的情况下，仅凭《入账汇款凭单》非李彦本人填写和签名，不足以证明邮政银行黄海路支行存在违规行为。第五，根据李彦账户交易明细记载，该账户通过ATM机汇出4笔，均非同日进行，并不违反ATM每日每卡转出金额限制的规定。综上，李彦不能证明支行在未尽审核义务的情况下违规办理存款转账业务，对于其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支行是否应当赔偿李彦存款及利息的问题。如上所述，在2013年7月22日李彦开户时已经办理了卡折合一业务，但其并没有向谭鑫索要并自行保管银行卡，反而谭鑫在存款次日即用银行卡将账户内66万元存款转出，一年后李彦仍然找谭鑫办理开户手续，且办理时对于之前66万元存款的转出并未提出任何异议，在办理新存折和新银行卡后李彦同样没有索要银行卡，也没有更改谭鑫为其设定的密码，由此可以认定李彦明知且放任其存款为案外人使用。综合上述情况，李彦现亦无充分证据证明支行在未尽审核义务的情况下违规办理存款转账业务，故对于李彦要求支行赔偿其存款及利息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判决并无不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维持本院（2018）辽01民终7073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韩 鹏审判员 安一凌审判员 石 兴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陆政贤书记员韩丹本案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人民法院经再审审理认为，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应予维持；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应当在再审判决、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予以维持。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导致裁判结果错误的，应当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