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4民终164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福斌，男，1958年3月11日出生，汉族，农民，住辽宁省抚顺市抚顺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光，辽宁泽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清原满族自治县红透山镇北杂木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清原满族自治县红透山镇北杂木。法定代表人：张再刚，该村民委员会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天成，辽宁人民律师事务所抚顺分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宋蕊，辽宁人民律师事务所抚顺分所律师。上诉人李福斌因与被上诉人清原满族自治县红透山镇北杂木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北杂木村委会）农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清原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辽0423民初11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李福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光，被上诉人北杂木村委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天成、宋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福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判决被告给付补偿款575000元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认为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发包、转包合同的合法性，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应当判决被上诉人给付补偿款。①2003年1月3日《恢复耕地项目承包合同》、2008年12月2日《补充协议》均向红透山镇政府进行了备案登记，根据当时《农村土地承包法》其它方式承包土地的需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的规定，上诉人完成了举证责任，应当认定合法，应当判决给付补偿款。②《承包土地合同书》《恢复耕地项目承包合同》《补充协议》的签订是源于案外人高有宝出资恢复被上诉人无力修复被冲毁的土地，修路、修筑河堤、提供工程砂、为困难户建房，且因修筑河堤村里欠付13万元的前提下，才将涉案的土地承包给高有宝。③案外人提供上述村里工程所需的资金、砂石料、人工费等，使全体村民获得利益，对此受益全体村民均明知。二、一审以“无法证明经过民主程序、合法性为由驳回诉讼请求”回避“合同、协议”效力问题，属于拒绝裁判。本案涉及多份合同，尤其《承包土地合同书》《恢复耕地项目承包合同》《补充协议》的效力是本案的核心问题，尤其本案所涉及的合同均有对价，一审应当对这些合同的效力作出裁判，然后根据效力作出如何处理。三、一审举证责任分配不公平，导致适用法律判决结果错误。被上诉人答辩时对合同的效力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关于补偿问题仅以没有召开村民大会讨论如何发放，其答辩均是在合同有效情况下。《恢复耕地项目承包合同》《补充协议》均经过红透山镇政府备案（视同批准），且《补充协议》直接写明“经村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这种证据足以证明经过了民主程序，具有合法性。在此情形下，上诉人完成了举证责任，而《农村土地承包法》第48条是规定“发包方”的义务，所以对民主程序的举证责任应当由被上诉人完成和承担，这是法律的规定。四、一审审理程序存在违法，严重影响案件公正审理，严重侵害上诉人合法权益。第一，上诉人委托代理人不符合法律规定，影响上诉人合法利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87条：（五）当事人所在社区、单位推荐的公民应当提交身份证件、推荐材料和当事人属于该社区、单位的证明材料。可见，作为公民代理的代理人法律规定是指与上诉人同一社区、村的公民。但上诉人的代理人均不是本村村民，因此，一审法院准予不是与上诉人同村的公民参与诉讼违法，所诉讼过程无效。第二，一审没有行使释明权，没有依法追加案外人高有宝、王连财为本案第三人，程序违法。一审查明案外人高有宝因积极为被上诉人村提供资金、砂石料、人工、建房等帮助才取得涉案土地的承包权，因此高有宝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是必要诉讼参与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73条：“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二条的规定，通知其参加”的规定，法院不仅应当行使追加第三人的释明权，也应当追加高有宝及王连财为第三人参与诉讼。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举证分配不公，更没有追加第三人程序违法，请求二审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补充：一审被上诉人在庭审当中明确了村民大会不同意给原告发放退耕款的理由是改变了土地使用性质，这反证了村民大会认可高有宝承包后转包给上诉人的行为合法。北杂木村委会辩称，村民大会不同意将退耕款支付给上诉人并不代表着村民对之前上诉人违法承包土地的自认，村民大会所有村民对于集体利益的分配修改自主决定权，这不影响法律对于涉案土地签订合同无效的认定。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48条规定，涉案土地的发包、转包因违反法定程序，合同无效。该涉案土地仍为被上诉方所属的村民集体所有。该涉案土地按国家政策要求进行退耕，退耕款也应归全体村民集体所有。退耕意味着村民永久失地，而退耕款就是针对永久失地村民的最基本生活保障。上诉人即便是主张赔偿，其赔偿范围也不能扩大到直指耕地补偿款。而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上诉人因合同无效主张赔偿的对象应该是与其签订合同的相对方。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主张权利是诉讼主体不适格。至于上诉人自认为的必要诉讼参与人高有宝应该由原审法院追加为第三人，更是于法无据，是上诉人对法律的误读。高有宝实际上应该是上诉人在原审时主张权利的被告人，而上诉人主动放弃向高有宝主张权利，转而向被上诉人主张权利是被告主体不适格。二、上诉人自认为只要自己在庭上说了，经过了民主程序，被上诉人就应该承担举证责任，是对举证责任的误读。根据法律规定，上诉人应该对自己的主张提出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加以证明，举证责任由上诉人承担，也必然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三、上诉人认为自己委托的代理人不符合法律规定，影响了其合法利益，更是强辩的说辞。原审庭审中上诉人本人参与了庭审，也并未在庭审中提出解聘其委托的代理人。上诉人对于其认为的代理人的不实陈述完全可以当庭予以纠正，并作如实陈述，不存在影响其合法权益的情形。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李福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被告支付原告补偿款575,000.00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案外人高有宝原为清原满族自治县北杂木公路沙石场场长。2003年1月1日，被告（甲方）与案外人高有宝、清原满族自治县北杂木公路沙石场（乙方）签订《承包土地合同书》，约定：甲方原有三道沟与四道沟相连的一块土地，因被洪水冲刷，将该土地分成两块。现因甲方经济能力有限，对经洪水冲刷的土地无能力修整，考虑到乙方对甲方村里作出了较大的贡献（修路、筑河堤、提供建文明村的工程砂、为困难户建房等方面作出贡献），经双方友好协商，甲方现将四道沟至抚顺县的土地承包给乙方。一、承包面积：59.6亩。二、承包期限20年，即自2003年1月1日起至2022年12月30日止。三、承包金额总计为0.3万元。四、付款方式由乙方在2003年6月15日一次性向甲方付清20年承包费0.3万元。五、在承包期内，乙方享有自主经营、管理、收益权。在未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况下，甲方无权干涉乙方自主经营。六、乙方有权在承包的土地内投资建设，承包期满后，普通资产由乙方自行处理，固定资产由双方共同聘请有关部门进行资产评估，甲方按评估价值的50%给乙方返款。2003年1月3日，被告（甲方）与案外人高有宝、清原满族自治县北杂木公路沙石场（乙方）签订《恢复耕地项目承包合同》，约定：经双方协商，就甲方所有的土地复耕项目达成如下协议。一、承包复耕项目地点位于四道沟至抚顺县。二、承包复耕面积109.6亩，其中包括河北原饭店房后31亩。三、承包费用支付，恢复造地期限内恢复费用，甲方用复耕承包的土地的使用管理权及沙石冲抵，另乙方支付0.6万元，在复耕期间乙方可以在此地开办沙石场。四、从四道沟至抚顺县的河堤修复，由乙方负责设备，甲方负责油料及人工费用。五、承包期限20年，从2003年1月1日起至2022年12月30日止。2008年12月2日，被告（甲方）与案外人高有宝（乙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经村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制定以下补充协议。一、高有宝给村里西大地修筑河堤，车工工时费7.6万元，维修拦河闸导流车工工时费5.7万元，合计13.3万元。二、由于村里经济条件差，无偿还能力，特将高有宝原有河南河滩地承包协议延至2052年。三、土地承包经营范围：种植业、林业。……六、承包期内，国家征用、征收承包土地，执行法律规定。2009年4月28日，案外人高有宝与案外人王连财签订《转包协议》，约定：一、高有宝将位于抚顺县与清原县界的荒地（包括荒地内的种植树、房屋、砂石）转包给王连财，具体界限见附图，具体亩数依据实际丈量为准。二、协议签订之日，一次性支付高有宝承包费40万元。三、王连财在转包范围内按协议用途使用荒地。四、转包期限为12年，从2009年4月28日起至2021年4月27日止。五、不经高有宝同意，王连财不得私自转包。……七、王连财在协议期满后恢复耕地。2012年5月4日，原告与案外人高有宝签订《转包协议》，约定：一、高有宝将其承包的清原满族自治县红透山镇北杂木村的土地两块，转包给原告。二、其中一块地位于沿，从四道沟至抚顺县；另一块地紧邻上一块地，位于抚顺县与清原县界。在高有宝的承包合同中第一块地标识为59.6亩，第二块地标识为22亩，（不包括北杂木村浑河北沿原高和明饭店所在地31亩）具体面积以实际测量为准。三、承包期限：第一块地的承包期限为2012年5月4日至2052年12月30日止；第二块地的承包期限从王连财的合同到期日起至2052年12月30日止。四、承包费用：人民币120万元。……八、因土地政策调整、国家法律法规变更，土地被征收和征用等的风险责任均由李福斌承担；反之，若政府有补贴政策等的收益也由李福斌享受；九、承包后，因该承包地产生的一切问题及纠纷均由李福斌自行处理，高有宝概不负责，也不承担费用。2012年5月4日，高有宝为李福斌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张兴国土地承包预付款人民币100万元，付款人：李福斌张兴国”。2015年2月14日，高有宝为李福斌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李福斌承包土地尾款人民币20万元”。2013年12月28日，案外人王连财与原告签订《土地转包协议书》，约定：王连财在2009年4月28日和高有宝签订了荒地转包协议，地界为“抚顺县与清原县界的荒地（包括荒地内的种植树、房屋、砂石），具体亩数依据实际丈量为准，承包费为40万元，承包期限为12年，从2009年4月28日起至2021年4月28日止”。原告在2012年5月4日和高有宝签订了土地转包协议，地界为“清原满族自治县红透山镇北杂木村土地两块，一块位于沿，从四道沟至抚顺县；另一块紧邻上一块地，位于抚顺县与清原县界。第一块地标识为59.6亩；第二块地标识为22亩，具体面积以实际测量为准。承包期限，第一块地为2012年5月4日至2052年12月30日止；第二块地的承包期限从王连财的合同到期日起至2052年12月30日止。承包费为120万元。经双方协商，王连财无力经营，同意将自己承包地的承包经营权提前转让给李福斌，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王连财从高有宝处承包的荒地由李福斌经营，李福斌享有该承包地承包期间的一切权利，经双方共同测量，王连财转让给李福斌的承包地面积实际为30余亩。2014年1月2日，抚顺市大伙房水库保护区管理办公室作出的抚水源办发［2014］1号《抚顺市大伙房水源地一级保护区退耕工作实施方案》部分内容为：二、退耕方式。此次大伙房水源一级保护区的退耕工作采取政府租地的方式解决。由乡、镇政府与土地所有权人、土地承包权人签订《土地承包经营权租赁合同》，《合同》的主要内容为：出租方、承租方、土地所有权人、租赁期限、租金标准、租金支付方式、地上附着物的补偿额度和补偿金支付方式、租期届满后的处置、违约责任、双方权利和义务等。《土地承包经营权租赁合同》由市农业主管部门监制，并指导各县（区）签订。三、租赁期限。租赁期自租赁合同签订之日起，至耕地二轮承包合同期满为止。合同期满，承租方如继续使用需与土地所有权人及土地承包人另行商定。四、退耕款的支付方式。市水源办根据市国土局提供的耕地调查核定工作底图，结合各县（区）提供的一级保护区耕地情况，采取一次性给付方式将租地费用划拨到各县（区）。由各县（区）具体负责本地区土地租用金的发放事宜。退耕款中土地年租金标准，旱田原则上每亩不超过1000元，水田每亩不超过1200元。退耕款的支付方式，采取一次性签订至二轮土地承包期满有效的租赁合同、逐年发放退耕款的方式进行。合同生效后，根据粮食价格因素、土地供求关系等，每5年调整一次价格（按当年土地流转价格），直至合同期满。五、耕地面积的调查。由县（区）政府统一组织，农业部门牵头，专业队伍协助，乡镇、村配合，以村为单位，逐个地块进行调查、确权，填写《大伙房水源地一级保护区耕地地块调查明细表》，调查结果经土地所有权人、承包权人、使用权人确认。由县（区）农业部门负责填写《大伙房水源地一级保护区耕地面积汇总表》，统计出一级保护区耕地面积数据，调查结果经县（区）政府审定。拟补偿结果公示：地上附着物补偿费以及各户租地面积、租金标准，以村为单位，由县（区）政府进行公示，公示期三天，公示无疑义的作为补偿依据，公示期间提出疑义的，由县（区）政府组织核实，核实后再行公示。案涉耕地补偿款按年发放至被告处，被告拒绝给付原告。原告提交的《证明》记载：1989年至2013年，我本人在北杂木村担任村支部书记职务。2009年高有宝承包北杂木村河南土地时，村里没有实地丈量，当时双方承包的亩数是估算的，因为那是一块无人耕种的荒滩，是洪水冲刷的，但它的四至边界很明确，东至北杂木村民耕种的土地，西至二伙洛界，南至山根，北至大河，实际面积是多少以四至为准。2012年该块土地由高有宝转包给李福斌使用，当时村里了解情况也同意双方转包的合同。证明人：张兴国。2019年3月12日。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发包方将农村土地发包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应当事先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涉案土地为被告处耕地，案外人高有宝不是被告处村民，被告将耕地发包给案外人高有宝经营，高有宝经营多年后又先后将合同所涉耕地转包给王连财、李福斌（非被告处村民）经营，现双方均无证据证明上述发包、转包事项没有违反法律规定及民主议定程序，故原告不能就上述发包、转包合同的合法性、有效性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原告诉请被告给付补偿款，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李福斌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550.00元，减半收取计4,775.00元，由李福斌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李福斌提交的证据1、李福斌与北杂木村签订的补充协议，证明：通过王连财、高有宝转包过的土地之后李福斌在这地方进行了一部分的投入和改造，在上诉人进行投入和改造之前经过了村委会的同意，村委会和上诉人签订了一个补充协议，时间是2013年5月18日，我们手中只有一个复印件，当时由村里的领导姚北一亲笔书写同意我们在承包的180余亩的土地上进行投资建设，我们投资了将近400万元用于建鱼塘，约定二八分成。北杂木村委会发表如下质证意见：第一、这份补充协议是双方为搞多种经营发展养鱼事业拉动地方经济解决就业而签订，该合同项下约定的条款承包地面积有180亩，与本案涉案土地59.6亩无关。二、合同项下所约定的2015年6月1日以后形成规模正常生产经营安排就业以及亏损和利益分成应当是对该合同2015年6月1日以后达到合同约定条件的一种附加条件，该条件未成就，合同不成立。另外，这个证据是无效的，只有村委会的章，而没有村委会法定代表人张兴文的签字，这个协议违背村民组织自治法，违背了村民意思自治，没有召开村民代表大会，违反法律规定，所以应该是无效的，而且这个协议签订后双方也未实际履行。李福斌提交的证据2、高有宝与北杂木村委会签订的补充协议，证明：高有宝和红透山镇北杂木村2008年12月2日签的补充协议已经在镇政府进行备案和鉴证，和原一审的补充协议内容及各方当事人签名、印章完全一致，能够证明补充协议当中载明的经过村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制订补充协议。北杂木村委会发表如下质证意见：不认可。根据土地承包法第48条规定，未经政府批准不生效，即便是高有宝与被告签订了该合同经过了政府批准，但是当高有宝转包的时候未经过村民表决程序，严重侵害了村民的权益，而避开这种法定程序本身就是违法，所以本案上诉人拿高有宝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合同来证明他与高有宝签订的合法性不具有关联性。北杂木村委会提交的证据：村民代表会决议书，证明：2020年5月26日被上诉人召开村民代表会议应到人数25人实到19人，对于会议决议表决全部通过19人，其中有一项内容涉及本案李福斌诉讼，决议内容记载村民代表认为李福斌所签订的合同未经过村民代表同意，违反法定程序，无效。李福斌发表如下质证意见：第一，这个村民会议纪要形成于案件发生之后，并不是当时的代表会议。第二，根据上诉人提供的2013年5月18日的补充协议，已经证明村委会认同了李福斌承包行为。第三，被上诉人在一审当中对2003年1月1日北杂木村与高有宝签订的承包协议并没有异议，表明高有宝承包土地合法有效，与被上诉人当庭陈述的“不知情”不相符。综上，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佐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李福斌取得案涉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否合法有效；2、一审审判程序是否合法。关于争议焦点1，李福斌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取得案涉土地承包经营权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故对其该上诉请求，本院无法支持。对于其合同权益，可依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向合同相对方主张。关于争议焦点2，上诉人在一审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是由其自行委托，并提供授权委托书及村委会出具的诉讼代理人推荐信，人民法院仅对当事人提供的授权委托书等法律文书进行形式上的审查。且李福斌本人亦参与一审诉讼程序，在一审审理期间上诉人并未提出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代理权限的问题，现李福斌以委托诉讼代理人不具备代理资格为由主张一审程序违法，本院无法支持。必要共同诉讼即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为两人以上，诉讼标的是共同的，人民法院必须合并审理的诉讼。必要共同诉讼中的共同原告或共同被告是共同诉讼人。本案中虽然高有宝与北杂木村委会对案涉土地签订承包合同，该承包合同与本案事实有一定关联。上诉人与北杂木村委会之间的法律关系应依据双方签订的相关合同予以调整。北杂木村委会并未否认合同的真实性，仅对合同的签署是否符合法定程序即合同合法性提出质疑，被上诉人对合同效力的抗辩并不影响本案对李福斌与北杂木村委会之间法律关系的认定。高有宝并非案涉合同的相对人，即高有宝不是本案必要共同诉讼参与人。故对该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550元，由上诉人李福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宫 颖审判员 李 艳审判员 李依桐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李耀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