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平湖市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20）浙0482行赔初1号 原告郎加良，男，1961年9月2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 原告富引娟，女，1964年2月2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 二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郎益立（系二原告之女），女，1996年6月1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 被告嘉兴市公安局秀洲区分局，住所地浙江省嘉兴市洪兴西路159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304110025523944。 法定代表人谢立中，该局局长。 应诉负责人郑敏，该局副局长。 应诉负责人李龙山，该局党委委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文杰，该局民警。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文江，浙江子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郎加良、富引娟诉被告嘉兴市公安局秀洲区分局行政赔偿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7日受理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等法律文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5月27日、7月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郎加良、富引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郎益立，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文杰、高文江均到庭参加诉讼，被告负责人郑敏参加了第一次庭审，被告负责人李龙山参加了第二次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二原告诉称，郎益飞系二原告之子，2020年1月3日，二原告因被告未依法履行法定职责导致郎益飞被法院宣告死亡申请行政赔偿，同年3月10日，原告收到被告作出的嘉秀洲公行赔决字〔2020〕001号行政赔偿决定书。该决定书认为，1999年1月13日晚，当时被告所属七星派出所民警在处警过程中因疏忽造成郎益飞走失，导致最终宣告死亡只有部分责任，决定以支付赔偿金的方式支付原告包括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和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人民币20万元。原告认为，上述决定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理由如下，被告负有将郎益飞安全护送到福利院的法定职责，由于被告未依法履行法定职责，直接导致郎益飞被宣告死亡的损害后果，被告对此应承担主要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下称《国家赔偿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被告应当支付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侵犯公民生命健康权的，造成死亡的，应当支付死亡赔偿金、丧葬费，总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的二十倍。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上年度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82461元，故被告应赔偿1319376元(82461元×20年×80%)。《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国家赔偿案件适用精神损害赔偿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具体数额，原则上不超过依照《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所确定的人身自由赔偿金、生命健康赔偿金总额的百分之三十五，最低不少于一千元。鉴于被告的行为给原告造成巨大的精神伤害，故原告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577227元(82461元×20年×35%)。另，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被告应向原告赔礼道歉。现二原告请求判令：1.变更被告作出的行政赔偿决定，判令被告支付死亡赔偿金1319376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77227元，合计1896603元；2.被告向原告赔礼道歉；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诉讼中，原告认为被告应对郎益飞被宣告死亡的损害后果承担全部责任，2019年度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90501元，故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为：被告支付死亡赔偿金181002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633507元，合计2443527元。 原告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1.行政赔偿决定书、嘉兴市公安局南湖区分局(下称南湖分局)出具的情况说明各1份，证明：被告作出了行政赔偿决定，但该决定主要证据不足，法律适用错误。 2.（2019）浙行申762号行政裁定书1份，证明：生效再审裁定认定被告未依法履行法定职责导致郎益飞被宣告死亡，原告有权请求国家赔偿。 3.（2018）浙0402民特247号民事判决书1份，证明：郎益飞被宣告死亡的损害后果。 4.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9年度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1份，证明：死亡赔偿金的计算依据。 被告质证认为：证据1，无异议。证据2、3，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宣告死亡与加害致人死亡的性质不同，被告对受害人被宣告死亡的后果应承担次要责任。证据4，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被告作出赔偿决定时国家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尚未公布，况且原告也是按照2018年度平均工资提出赔偿申请，被告参照2018年度工资标准作出赔偿决定并无不妥。 被告答辩称，二原告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郎益飞的法定监护人，对郎益飞负有法定监护职责。因二原告未尽监护职责，导致郎益飞离家走失，与最终被宣告死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应负主要责任，被告民警在处理救助过程中，因疏忽造成郎益飞再次走失并最终被宣告死亡，应负次要责任。被告综合考虑本案，作出包括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和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人民币20万元的行政赔偿决定，其中精神损害抚慰金已依法得到体现。被告依法作出的行政赔偿决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二原告的诉讼请求依法应予驳回。 被告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 1.行政赔偿决定书及送达回执各1份，证明：被告作出行政赔偿决定并送达当事人。 2.呈请行政赔偿决定报告书1份，证明：行政赔偿决定报告的事实。 3.接收凭证1份，证明：被告接收原告行政赔偿申请及相关证据。 4.行政赔偿申请书1份、授权委托书1份、身份证复印件3份、户口簿1份，证明：原告提供行政赔偿申请书及相关证据。 5.证据目录1份及相关证据1组，证明：原告申请行政赔偿时提供的证据目录及相关证据。 6.提交答复通知书、七星派出所答复及寄付凭证各1份。 7.接收证据清单1份及证据1组。 8.询问笔录2份。 9.身份信息资料4页。 证据6-9证明：被告开展调查的事实。 原告质证认为：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但对结果有异议。证据2，与本案无关。证据3-5，无异议。证据6-9，被告主张的证明对象不明确。 原、被告提供的上述证据，本院审核后均予以采信，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 经审理查明，原告郎加良、富引娟系夫妻关系，儿子郎益飞于1990年10月13日出生。1999年1月13日晚上20：30分左右，七星派出所接到辖区湘店村书记的求助电话，称发现一个走失的小男孩，现已带至丁冬浜村部。民警处警至现场发现是一年龄在七、八岁的男孩，当场询问男孩的姓名、年龄、父母等基本情况，该男孩均未予回答。在暂时无法查清男孩身份的情况下，当晚21时30分左右，民警及联防队员二人驾车送男孩去嘉兴市福利院，途经勤俭东路人民公园时，民警及联防队员下车小便，等回到车内发现男孩已走失。1999年1月15日，七星乡村民富引娟(即本案原告)到七星派出所反映，现年9岁的儿子郎益飞走失。根据富引娟提供的郎益飞照片及描述走失时的衣着外貌特征，民警确认在人民公园警车内走失的男孩就是郎益飞。 2018年1月24日，郎加良以郎益飞走失一事向公安机关申请国家赔偿，南湖分局于2018年4月4日作出嘉南公行赔字[2018]第001号《国家赔偿决定书》，认为赔偿请求人于2018年1月24日申请国家赔偿，已明显超过国家赔偿的法定二年时效，决定对赔偿请求人申请的国家赔偿不予赔偿。该决定书于当日送达原告。原告郎加良、富引娟对此不服向南湖法院提起诉讼，南湖法院于2018年11月26日作出(2018)浙0402行赔初1号行政赔偿判决书，判决驳回了二原告的诉讼请求。二原告提出上诉，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18日作出(2018)浙04行赔终6号行政赔偿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期间，郎加良于2018年2月13日向南湖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宣告郎益飞死亡，2019年3月4日，南湖法院作出(2018)浙0402民特24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宣告郎益飞死亡。 之后，二原告又申请再审，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26日作出(2019)浙行申762号行政裁定书，认为国家赔偿贯彻法定赔偿原则，只有法律明确规定属于赔偿范围的行为才可以赔偿。本案郎益飞于1999年1月13日在公安机关送往福利院过程中再次走失，公安机关没有依法履行职责导致受害人走失不属于赔偿范围，只有导致受害人死亡才纳入赔偿范围。并且当时在没有宣告受害人郎益飞死亡的前提下，郎加良、富引娟于2018年1月24日申请南湖分局赔偿，显然已经超过两年的赔偿请求时效。郎加良、富引娟的诉讼请求是请求撤销南湖分局的不予赔偿决定并要求作出赔偿判决，故法院只能围绕郎益飞走失是否应当赔偿和南湖分局的不予赔偿决定是否正确展开审查。且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九条的规定，单独申请行政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南湖法院宣告郎益飞死亡后，郎加良、富引娟并未向南湖分局申请赔偿，南湖分局也未对南湖区人民法院宣告郎益飞死亡后其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进行审查并作出赔偿决定，故一、二审法院在行政诉讼中仅审查郎益飞走失是否应当赔偿，并无不当。一、二审法院以1999年1月13日郎益飞走失为起算点，认为其超过赔偿请求时效，一审判决驳回赔偿请求，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均系正确。裁定驳回了郎加良、富引娟的再审申请。 另查，1999年12月，郎加良以郎益飞走失及家庭困难为由，向原嘉兴市秀洲区七星乡人民政府提出补助申请，七星乡人民政府以经济补助形式支付郎加良4000元。 再查，2019年11月3日，二原告向南湖分局提出行政赔偿申请，2020年1月3日，南湖分局以不是赔偿义务机关为由驳回了二原告的赔偿申请。同日，二原告向被告提出行政赔偿申请，要求被告支付死亡赔偿金164922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600000元。2020年3月3日，被告作出嘉秀洲公行赔决字〔2020〕001号行政赔偿决定书，决定以支付赔偿金的方式支付二原告包括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和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人民币20万元。 本院认为，《国家赔偿法》第三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人身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五)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其他违法行为。第三十四条规定，侵犯公民生命健康权的，赔偿金按照下列规定计算：……（三）造成死亡的，应当支付死亡赔偿金、丧葬费，总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二十倍。第三十五条规定，有本法第三条或者第十七条规定情形之一，致人精神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本案中，七星派出所行政区划已调整，现被告系赔偿义务机关并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对此被告亦不持异议。受害人郎益飞最终被宣告死亡，应当认定侵权行为致人精神损害并且造成严重后果，被告应当支付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外还应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公安机关办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作出决定时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尚未公布的，以公布的最近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为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国家赔偿案件适用精神损害赔偿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具体数额，还应当注意体现法律规定的“抚慰”性质，原则上不超过依照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所确定的人身自由赔偿金、生命健康赔偿金总额的百分之三十五，最低不少于一千元。人民法院审理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三十八条规定的涉及侵犯人身权的国家赔偿案件，以及人民法院办理涉及侵犯人身权的自赔案件，需要适用精神损害赔偿条款的，参照本意见处理。具体到本案，郎益飞走失时未年满9周岁，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二原告作为其法定监护人，未尽监护职责导致郎益飞离家出走，而被告民警在处警过程中因疏忽大意造成郎益飞再次走失，二者对郎益飞最终被宣告死亡均有责任。在二原告提出赔偿申请及被告作出行政赔偿决定时，国家2019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尚未公布，被告参照2018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作出前述行政赔偿决定，综合受害人实际走失时间、被告的违法过错程度及当地平均生活水平等因素，本院认为被告作出的行政赔偿决定并无不妥且符合法定程序，鉴于被告在庭审中已向二原告赔礼道歉，故二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均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郎加良、富引娟的诉讼请求。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收到本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至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陈志芳 人民陪审员  张 军 人民陪审员  姜培生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张志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