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津01民终354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分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河东区十一经路61号。主要负责人：高健，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景伟，北京中伦文德（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宝山，男，1966年1月4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蓟州区。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天津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何宝山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宝坻区人民法院（2020）津0115民初12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人保天津分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人保天津分公司支付赔偿金43540元；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何宝山承担。事实和理由：一、被上诉人提交的投保材料虚假，导致政府部门拒绝支付财政负担保费补贴（总保费的80%），上诉人依约定有权按照被上诉人何宝山实交保费的比例（20%）承担保险赔偿责任，政府拒绝支付保费补贴所形成的投保人欠交保费违约责任，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二、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履行了保险条款的提示和说明义务。何宝山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何宝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令人保天津分公司支付生猪保险赔偿金212100元；诉讼费由人保天津分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1月18日，何宝山与保险公司签订生猪养殖保险合同，约定投保人为何宝山，被保险人为何宝山，何宝山为其饲养的2500头（实际存栏1000头）生猪向保险公司投保了生猪养殖保险，每头保险金额700元，保险金额总计为1750000元，保险期间为2019年1月18日零时起至2020年1月17日二十四时止；保险费为105000元，其中中央财政担负40%，即42000元，省财政担负20%，即21000元，区财政担负20%，即21000元，投保人（农户）担负20%，即21000元。何宝山已向保险公司交付保险费21000元。2019年2月22日，何宝山饲养的311头生猪因病死亡。2019年2月25日，311头病死生猪被运往天津市宝坻区动物无害化处理场，处理场为何宝山出具一张编号为0001514病死动物（产品）现场交接单，该交接单上有史各庄兽医站站长王铁良签字确认。另查，生猪养殖保险合同第三条约定，在保险期间内，由于下列原因直接造成保险生猪的死亡，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一）疾病、疫病；第二十三条约定，保险生猪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死亡，保险人按以下方式计算赔偿金额：（一）发生第三条列明的保险事故，保险人根据死亡生猪数量，参照死亡生猪尸重赔付比例计算赔偿：赔偿金额=死亡数量＊每头生猪保险金额＊死亡生猪尸重赔付比例标准；死亡生猪尸重赔付比例标准为30公斤以下赔付比例35%，30公斤至50公斤赔付比例为50%，50公斤至70公斤赔付比例为65%，70公斤至90公斤赔付比例为80%，90公斤及以上赔付比例100%。生猪养殖保险合同第十六条第一款约定，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就保险生猪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双方对以下证据有异议：保险公司向法院提交了编号为1391431的防疫注射监督证明复印件，其陈述该证据来源于何宝山，原件在何宝山处，该证据上王铁良签字并非其本人所签，王铁良为此出具了情况说明；何宝山否认该证据的真实性，其没有该证据原件。保险公司主张测量何宝山死猪大小的尺子系何宝山提供，小了10公分；何宝山否认尺子系其提供。一审法院认为，何宝山与保险公司于2019年1月18日签订的生猪养殖保险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条款，双方应严格依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合同订立后，何宝山已经按照合同约定交纳保险费，保险公司亦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承担保险责任。按照合同约定，每头生猪的保险金额为700元，在保险期间内，何宝山的生猪因疾病死亡311头，故保险公司应赔偿何宝山保险金计算为700元＊311=217700元。保险公司抗辩，按照合同第二十三条约定，保险生猪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死亡，保险人根据死亡生猪数量，参照死亡生猪尸重赔付比例计算赔偿，该条款属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合同系格式合同，保险合同中的条款系格式条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格式条款具有本法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规定情形的，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因保险公司未提供其已就上述免责条款向何宝山作出提示和明确说明的证据，故保险合同载明的上述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保险公司的该抗辩意见于法无据。关于保险公司主张何宝山提供的计算死猪大小的尺有问题，何宝山否认尺系其提供，加之，按照合同约定，保险公司赔偿保险金应按照死亡生猪头数计算，与死亡生猪大小无关，故法院对谁提供的尺不予认证。因保险公司向法院提交的编号为1391431的防疫注射监督证明系复印件，且何宝山明确否认原件在其处，故法院对编号为1391431的防疫注射监督证明的真实性不予采信。保险公司抗辩何宝山未向其如实告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现保险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曾向何宝山提出询问以及询问的事项，故谈不上何宝山未如实告知的问题。综上所述，何宝山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予以支持。保险公司的抗辩意见，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四条、第十六条第一款、第十七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何宝山保险金217700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283元，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分公司负担（此款何宝山已经预付，保险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何宝山）”。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人保天津分公司提交编号为1391431的防疫注射监督证明照片、宝坻区史各庄镇人民政府出具的《证明》、人保宝坻支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及《欠缴保费证明》，以证明防疫注射监督证明系何宝山提供，导致上诉人无法办理政府补贴的事实。何宝山否认防疫注射监督证明系其提供。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何宝山在人保天津分公司处投保养殖业保险，保险费由投保人何宝山承担20%，剩余80%由财政补贴。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何宝山是否对上诉人人保天津分公司未能获取财政补贴存在过错，相应的法律后果是否由被上诉人何宝山承担。现上诉人人保天津分公司主张系被上诉人何宝山向其提供了虚假的防疫注射监督证明，导致人保天津分公司未能取得应由政府财政支付的保费补贴，故其仅同意承担20%的赔偿责任。被上诉人何宝山否认防疫注射监督证明系其提供。在本案中，上诉人人保天津分公司并未提供防疫注射监督证明的原件，亦未提供证据证明该防疫注射监督证明系何宝山提供，故其不能证明人保天津分公司未能取得保费补贴系何宝山提供虚假材料所致，在被上诉人何宝山已经依约支付保费的情况下，在发生保险事故后，上诉人人保天津分公司应依照合同约定支付保险赔偿金。综上所述，人保天津分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783元，由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岩审判员 刘 文审判员 赵永华二〇二〇年九月四日法官助理单体玉书记员冯靖超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