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6民初6616号原告（反诉被告）：通号物资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丰台路口139、140号2幢322室（园区）。法定代表人：张跃进，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真，北京市天同（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杰，北京市天同（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平顶山市永安运输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河南省平顶山市东站北路。法定代表人：万新华，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军海，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玉芬，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武汉铁路中力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江岸区胜利街174号。法定代表人：周军，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马菁，女，武汉铁路中力集团有限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龚义勇，男，武汉铁路中力集团有限公司员工。原告（反诉被告）通号物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号公司）与被告（反诉原告）平顶山市永安运输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永安公司）、武汉铁路中力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力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通号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真、郑杰，被告（反诉原告）永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军海、张玉芬，被告中力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菁、龚义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通号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永安公司返还截至2015年7月31日欠付的借款本金40292324.4元；2.永安公司以40292324.4元为基数，按照年化12%的标准，支付自2015年8月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本案暂仅要求支付其中的900万元；3.中力公司对永安公司的第1项、第2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一、通号公司与永安公司成立企业间借贷法律关系，通号公司为出借人，永安公司为借款人。自2013年10月开始，永安公司和通号公司开展以煤炭买卖为形式的融资借贷，永安公司是借款人，也是整个交易链条的发起人，通号公司为出借人，通号公司分别于2013年11月1日、11月15日、11月19日、2014年2月27日向永安公司合计支付6000万元借款，双方约定通号公司的年投资回报率不低于12%。为了以煤炭买卖形式掩盖企业间借贷实质，通号公司与永安公司及永安公司指定的下游公司签订了三方协议（合同编号：THWZ-CG-201312106，THWZ-QT-201402105）以及多组《煤炭买卖合同》，上下游合同均于同一天签订，除单价不同外，标的、质量标准、交货方式、交货地点、验收标准等内容完全相同。虽然在形式上是永安公司出售煤炭给通号公司、通号公司再出售给永安公司指定的下游企业，但实际上各方并无买卖煤炭的真实意图。在实际履行中，亦仅有通号公司最初出借给永安公司的6000万元进行循环流转，各方均未再投入任何资金。上下游合同约定10元或20元差价实为借款人永安公司支付的利息，下游企业只是永安公司向通号公司还款付息的手段。通号公司与永安公司之间的案涉交易系典型的融资性贸易，是“以贸易业务为名，实为出借资金、无商业实质的违规业务”。对此，国资委、国家审计署、国务院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分别对通号公司进行财务审计、监督检查，均将案涉交易定性为融资性贸易。《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本案法律关系的性质应为以买卖形式掩盖的企业间借贷，本案案由亦应为企业借贷纠纷。永安公司与通号公司并无真实的买卖煤炭意思表示，买卖合同属于当事人共同实施的虚假意思表示，依法应认定为无效；双方的真实合意为企业间借贷，该借贷法律关系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二、永安公司向通号公司借款6000万元，约定年利率为12%，至今未完全偿还本息，永安公司始终确认欠款，并多次出具还款承诺，理应按照承诺承担还款责任。2014年12月31日，因永安公司指定的下游平顶山市通诚煤炭储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诚公司）未能及时回款，且上下游合同的执行期均已届满，故通号公司拒绝接收永安公司发票，提出终止交易、要求永安公司还款，双方结算最终确认永安公司欠通号公司款项60212300.69元。为了结清上述欠款、欺骗通号公司继续接受其即将超期的发票，永安公司表示已协调到6100万元资金，并一手操纵了案涉虚假汇票的背书转让。该虚假汇票在通诚公司、通号公司、永安公司之间的背书转让仅为资金循环，虽然案涉汇票系伪造，但不改变通号公司对永安公司享有债权的事实。双方于2015年7月31日进行最后一次结算，当时通号公司累计应当收回的借款本息应为71960547.95元，其中：通号公司向永安公司实际支付6000万元，通号公司应收利息11960547.95元（按照年利率12%计算，2013年12月2日至2013年11月15日，本金为2000万元；2013年11月16日至2013年11月19日，本金为3000万元；2013年11月20日至2014年2月27日，本金为5000万元；2014年2月28日至2015年7月31日，本金为6000万元）。通号公司累计从永安公司指定的下游企业收回款项28037858.22元，尚有借款本金43922689.73元未收回。永安公司在明知案涉汇票系伪造的情况下，于2015年8月30日出具《退款承诺书》及《询证函回函》，确认截至2015年7月31日，永安公司对通号公司欠款20717727.64元，其另于2015年9月2日承诺退款19574596.76元。因此，永安公司确认对通号公司合计欠款40292324.4元，上述一系列承诺系对双方之间尚未结清的债务的确认，而且确认的欠款金额实际上低于通号公司有权收回的借款本金，通号公司对该欠款金额予以认可，应当认定为双方均确认的结算协议。综上，永安公司对债务的确认系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任何无效事由，永安公司应当按照其承诺承担还款责任。自确认欠款至今，通号公司不断要求永安公司履行还款义务，但至今其仍未还清欠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通号公司有权主张永安公司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逾期利息，即永安公司应以其确认的40292324.4元欠款金额为基础，按照年利率12%标准，支付自2015年8月1日直至实际还清之日止的逾期利息（至2019年2月28日止的利息金额暂计为17554022.7元），现通号公司在本案中仅要求其中的900万元利息，但保留就剩余利息的诉权。三、中力公司系永安公司的唯一股东，不仅积极参与解决永安公司对通号公司的欠款问题，而且在经营决策、财产、人员等方面高度混同，应当对永安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永安公司系中力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根据《公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根据中力公司的“三重一大”制度及杨澎刑事判决书，永安公司没有独立决策机制，500万元以上的资金运作均由中力公司以审批方式决定，中力公司对永安公司过度控制，且两公司在财产、人员等方面均高度混同。在假汇票案发后，永安公司引入四季公司解决其对通号公司的欠款问题，通号公司仅从四季公司实际收回330余万元，而中力公司却收到四季公司款项656.2万元，更加表明永安公司与中力公司的财产存在混同。此外，中力公司知晓永安公司欠款事实、多次承诺敦促解决永安公司欠款问题。2016年3月，中力公司、永安公司与通号公司两次召开会议并形成会议纪要，明确“中力集团作为永安公司上级主管单位，将积极协调、督促永安公司加快处理遗留问题的解决。”因此，中力公司作为唯一股东，应当对永安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被告永安公司辩称，不同意通号公司的所有诉讼请求，请法院依法驳回通号公司的起诉。一、通号公司与永安公司之间是煤炭买卖合同法律关系而不是企业间借贷法律关系，通号公司为煤炭买卖的买受人而非资金出借人，其支付的是煤炭的预付款和货款；永安公司是煤炭买卖的出卖方而非资金的借款人。自2013年10月开始，永安公司和通号公司长期合作煤炭买卖，永安公司为煤炭出卖人，通号公司为煤炭买受人。根据双方签订的买卖合同和银行流水、记账凭证，通号公司向永安公司支付的款项为煤炭预付款和货款而非借款，双方间没有进行企业间借贷，永安公司没有收到通号公司的6000万元借款，也没有与通号公司约定12%的年息（年投资回报率）。为了进行煤炭买卖交易，永安公司与通号公司签订了框架协议及补充协议、十一份月度煤炭买卖合同。在煤炭买卖合同实际履行过程中，双方严格按照月度煤炭买卖合同履约，其中，九份煤炭买卖合同是先款后煤，两份煤炭买卖合同是先煤后款，为了推动交易永安公司自身也投入了大量资金。在煤炭交易过程中，通号公司与通诚公司签订了月度煤炭买卖合同，该合同内容包括煤炭标的、单价、结算、付款、质量、数量、验收、煤炭交付、违约责任等合同条款，通号公司和通诚公司均认为该煤炭买卖合同合法有效。永安公司与通号公司的下游通诚公司是各自独立的法人，通诚公司等下游企业与通号公司签订煤炭买卖合同与永安公司无关。国资委关于通号公司开展融资性贸易的通报等文件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这些文件仅仅是国资委对通号公司的行政监管文件，不是部门规章，而且这些文件中也没有载明对案涉合同性质和效力的认定，不能作为认定本案基础法律关系的依据。永安公司不是国资委的监管对象，也不是融资性贸易事件的调查对象以及国资委文件的通报对象，因此这些文件与永安公司不具有关联性，也不应当对永安公司产生约束力。这些文件属于书证，其不属于免证事实，应当由法院按照民事诉讼证据的相关规定认定其证明目的和证明力。永安公司与通号公司之间不适用《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的规定，永安公司与通号公司之间没有隐藏的借贷意思表示，只有真实的煤炭买卖的意思表示，双方之间只有煤炭买卖的合意并无借贷合意，基于该买卖合意签订了月度煤炭买卖合同，这些买卖合同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二、永安公司没有向通号公司借款6000万元，双方间没有利息的约定，永安公司也没有偿还过本息。2014年底，通号公司违约不支付永安公司的货款，不接受其已经实际接收了煤炭的货物发票并拒绝签订货权转移单。为了追讨欠款，2015年4月永安公司接收了通号公司向永安公司背书转让的汇票，后发现该汇票系伪造，不能够产生票据法上的支付效力。通号公司关于实际出资款和资金循环款的说法仅是其单方陈述，没有证据予以佐证，且是从原二审开始的，在此之前通号公司都认为是买卖合同项下的款项，所以案涉资金应当是煤炭买卖合同项下的款项。永安公司没有委托或者指示青海路兴等公司向通号公司还款，永安公司与通号公司没有就借贷法律关系下的借款、还款和欠款进行过对账和借贷资金往来。通号公司关于利息的计算标准和起始时间都是其单方意思表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得到支持。通号公司主张的本金欠款43922689.73元并无事实依据，其主张放弃3796484.05元纯粹为了拼凑其40292324.4元的诉讼请求，通号公司作为即将上市的大型国企，单方放弃几百万债权不符合常理。所以，本案实际的争议是煤炭买卖合同项下的债权债务纠纷，其40292324.4元的诉讼请求是依据煤炭买卖合同发货和付款计算而来，本案不是借贷纠纷。永安公司从来没有承诺和认可过6100万虚假汇票，虚假汇票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产生票据支付的法律效果。三、中力公司与永安公司是相互独立的法人，不存在《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中规定的人格混同情形，二者间应当相互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四、本案系发回重审案件，请法院就原审未查清部分予以进一步查明，案件当事人应本着诚实信用原则，依据案件客观事实，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查清案涉基础法律关系，禁反言，遵照同一自由心证标准和依法评判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明力，由法院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就案件法律争点独立作出裁判，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五、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请法院查明案情依法释明本案基础法律关系，如通号公司仍然坚持是企业借贷纠纷的，应依法驳回其起诉。永安公司与通号公司之间建立并履行煤炭买卖合同，因通号公司背书虚假汇票给永安公司导致双方的债权债务无法协商解决后，通号公司主张永安公司认可了虚假汇票支付的法律后果，并以此提起了诉讼。但是通号公司为了赢得诉讼，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一再禁反言，对于煤炭贸易中的证据采取双重认证标准，恶意利用企业借贷非真实的基础法律关系追求不正当的利益，侵犯永安公司的合法权益，通号公司的错误诉讼请求应被依法裁定驳回起诉，这在《最高人民法院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及其载明案例中已经有明确的司法观点，原告主张的法律关系与一审法院根据案件事实认定的不一致，一审法院不应作出实体判决，而应驳回起诉。综上，永安公司与通号公司没有借贷的合意，没有借贷行为的发生，没有偿还借贷本息，不能确定借贷本金以及利息计算标准，所以本案借贷纠纷的法律构成要件不成立，永安公司不同意通号公司的所有诉讼请求，请法院依法驳回通号公司的起诉。中力公司虽系永安公司的法人独资股东，但中力公司与永安公司具有不同的经营场所，办公设施、银行账户、财务制度相互独立，故中力公司不应当承担连带责任。被告中力公司辩称，第一，永安公司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原告起诉中要求中力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不能成立。中力公司与永安公司在场所、人员、财务上都没有发生混同，相关证据已向法院提交；第二，中力公司虽然是永安公司的唯一出资人，但中力公司已经完成了出资义务，不应该承担连带责任。第三，中力公司与永安公司都是国有资产公司，所以中力公司对永安公司事项的审批是履行对国有资产的监管职责；第四，中力公司要是承担连带责任，要不就是依据法律规定要不就是有合同约定，永安公司不是中力公司的合伙人，所以从法律上没有承担责任的义务。原告和永安公司在合同上也没有约定中力公司作为一方当事人或者承担任何责任，所以不应该承担连带责任。中力公司认为从交易链显示，原告的债务应当由通诚公司承担。其他答辩意见同永安公司的答辩意见。反诉原告永安公司提出反诉请求：1.驳回被反诉人对反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被反诉人依约向反诉人支付所欠货款20707675.60元；3.判令被反诉人支付反诉人所欠货款的利息损失（以20707675.60元为基数，自2017年7月31日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4.判令被反诉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反诉人依约向被反诉人提供货值252107675.60元的煤炭。2013年10月至2015年4月期间，反诉人与被反诉人签订了合同编号为YA20131104B、THWZ-CG-201312111、201402101、201402106、201401102、201403101、201404105、201407109、201409109和201504103-1等10份《煤炭买卖合同》。合同签订后，反诉人依约共向被反诉人累计销售煤炭390455.45吨，合计提供货值252107675.60元的煤炭。二、被反诉人实际向反诉人累计支付货款23140万元。2013年10月至2015年4月期间，为履行上述合同，被反诉人实际累计向反诉人支付货款23140万元。除已经背书转让银行承兑汇票方式支付的6100万元外，在被反诉人起诉中的证据3可以得到证实。而经背书转让银行承兑汇票方式支付的6100万元，由于被反诉人从其上手通诚公司背书获取后交给反诉人，反诉人到期将经被反诉人背书转让的61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到银行进行提示兑付时，该6100万元的票据却因伪造而被拒绝承兑、付款。因伪造6100万元汇票不产生票据支付法律后果，所以经背书转让银行承兑汇票方式支付的6100万元不能成立。三、被反诉人尚欠反诉人20707675.60元货款尚未支付。由于反诉人依约向被反诉人提供货值252107675.60元的煤炭，而被反诉人实际只向反诉人累计支付货款23140万元，因此被反诉人尚欠反诉人20707675.60元货款尚未支付。经反诉人多次催要，被反诉人至今未予支付。被反诉人的行为完全违背了诚信原则，属于违约行为，严重损害了反诉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反诉人与被反诉人双方签署的上述《煤炭买卖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被反诉人应依约全面履行上述合同的约定，但被反诉人违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的规定，被反诉人应当向反诉人支付所欠货款20707675.60元及其利息损失。反诉被告通号公司对反诉答辩称，一、无论双方法律关系性质如何，永安公司确认欠通号公司40292324.4元并承诺退款，均发生在假汇票事发之后，是对双方债权债务关系的结算和确认，对永安公司依法具有约束力。永安公司的反诉是对其明确承诺的反言，不应得到支持。（一）无论案涉合同的性质是买卖还是借贷，均不影响结算协议的效力，应当以结算协议作为认定双方债权债务关系的依据。本案双方对于法律关系的性质究竟是买卖还是借贷存在争议，但实际上，最高法院在同类型的融资性贸易案件中明确提出：基础法律关系的性质及效力，均不影响结算协议的效力。结算协议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应当作为认定双方债权债务关系的依据。在与本案交易结构基本相同的（2019）最高法民终1425号案中，最高法院明确认为：各方均不能举证证明存在与案涉煤炭买卖合同对应的货物，也不能证明曾经从事过煤炭买卖、存储、运输、交付等任一与履行煤炭买卖合同相关的行为。在此情况下，仅凭当事人签订的买卖合同、支付预付款以及开具增值税发票等事实就认定案涉买卖合同系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证据不足；清理结算协议是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应当认定有效。双方之间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不论其性质为买卖合同还是借贷合同，也不问其效力是有效还是无效，均不影响结算协议的效力，原告基于结算协议请求被告返还相应款项，于法有据，且结算协议应当作为确定被告还款责任范围的依据。（二）永安公司明知汇票虚假，仍多次确认欠通号公司40292324.4元并承诺退款，系对双方债权债务关系的确认，意思表示真实且承诺内容符合事实，应当认定为有效，永安公司反诉推翻其明确承诺，有违基本诚信和客观事实。本案中，通号公司的本诉金额与永安公司的反诉金额相加正好为6100万元，杨澎刑事判决已经查明，双方之所以财务账面不同，完全就是因为一张票面金额为6100万元的假汇票。但是，永安公司是在明知汇票虚假的情况下，多次确认欠通号公司40292324.4元并承诺退款。该结算结果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亦符合实际债权债务关系，依法应当对永安公司具有约束力，永安公司应当按照承诺履行还款义务。首先，永安公司明知汇票虚假。通诚公司系永安公司指定的下游买家，二者关系极为密切，通诚公司原实际控制人邓凤祥不惜伪造汇票，以帮助永安公司解决清欠压力。永安公司全程安排汇票背书流转，会计邓宏始终未离手假汇票，法定代表人杨澎当天即特别指示“不得将汇票入账”，到期后也始终未提示付款。可见，永安公司明知汇票虚假，却刻意隐瞒事实，欺骗通号公司背书，并当场确认收到通号公司6100万“预付款”。其次，永安公司自愿出具还款承诺，承诺内容与双方真实债权债务关系相符，合法有效。在中力公司发现汇票虚假、要求永安公司退票后，永安公司仍多次以书面形式确认其尚欠通号公司货款40292324.4元，并明确承诺退款，此系对双方债权债务关系的结算和确认。还款承诺是永安公司在明知汇票虚假的前提下自愿出具，加盖其真实公章并有法定代表人签字，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依法应当认定为有效。永安公司之所以明知汇票虚假仍承认欠款4000多万，是因为永安公司自知其没有向通号公司实际交货，双方只是办理形式上的收货手续。永安公司明知且认可，虚假汇票和发票、货权转移单的流转仅导致双方财务账面发生变化，不影响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假汇票和收货单据的流转必须一体看待：如认为假汇票不发生付款效力，通号公司基于假汇票而在2015年办理的“收货”手续也不发生效力，则永安公司尚欠通号公司款项43922689.73元；如认可通号公司“收货”的效力，同时也要认可假汇票的支付效力，则永安公司欠通号公司的款项为40292324.4元。简言之，无论是否考虑假汇票问题，永安公司至少欠40292324.4元，还款承诺符合双方真实债权债务关系，未侵害永安公司利益，相反是通号公司减免了部分债务，应当认可其结算效力。最后，永安公司还实际履行了部分还款义务。在本案诉讼前，永安公司自认其应“自行消化解决”假汇票问题，并且引入四季公司“解决通号公司对永安公司的预付款债权”，并通过四季公司实际还款3302764.06元（该笔还款已从通号公司的起诉金额中扣除），永安公司的实际还款行为进一步印证了其欠款事实，理应继续履行还款责任。综上，虽然案涉汇票系虚假，但永安公司亦未实际交货，通号公司对永安公司享有的债权真实有效，永安公司的还款承诺真实有效，应当作为认定双方债权债务关系的依据。如今，永安公司推翻自身明确承诺，不仅意图摆脱4000多万元的还款责任，竟还要额外攫取2000多万元不当利益，严重违背“禁反言”原则，所提反诉无任何依据。二、通号公司出借6000万元资金供永安公司循环使用，至今仍有40292324.4元本金未收回。假汇票仅导致账面变化，不影响双方的真实债权债务关系，永安公司不能利用假汇票向民营企业转移自身债务，更不能恶意攫取2000余万元利益。（一）假汇票是为了解决永安公司的清欠压力，始终是永安公司欠款。本案事实是，案涉交易由永安公司发起和主导，通号公司是基于对永安公司身为铁路局企业的信赖而参与交易，向永安公司出借6000万元资金用于循环滚动。本案双方均认可并实际执行的交易惯例为：通号公司以收到永安公司指定下游的回款作为接收发票、办理形式交货手续的前提，以此确保始终对永安公司享有债权、控制资金风险。下游买家均由永安公司指定并曾多次更换，但无论下游如何变换，永安公司始终是通号公司的交易相对方，通号公司始终确保对永安公司享有债权。截至2014年12月31日，永安公司指定的通诚公司未能代其还款，因买卖合同均已到期，而上述欠款未能解决，故通号公司拒绝接收永安公司发票、要求结算还款，永安公司面临“清欠压力”。为了让交易继续滚动、消化即将超期的发票，永安公司先于2015年3月告知通号公司已协调到6100万元，可以结清欠款，后于2015年4月3日全程安排了假汇票在通诚公司、通号公司、永安公司之间的背书，并在明知汇票虚假的情况下，当场确认收到通号公司6100万元“预付款”，形成往期欠款已结清、续作下一轮资金循环的假象。刑事判决已经查明，假汇票是为了解决永安公司的清欠压力，由通诚公司实际控制人邓凤祥伪造，永安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澎、会计邓宏全程安排流转，通号公司完全不知情，假汇票的后果应由永安公司与通诚公司自行解决，显然不能让通号公司承担损失。（二）如无假汇票，通号公司不会接收永安公司发票，不会同意办理收货手续。在整个交易过程中，通号公司从未见过、更未实际接收过煤炭，双方只是通过接收增值税发票办理收货手续。永安公司是在通号公司不同意收货的情形下，提前开具增值税发票，后于2015年利用案涉假汇票，欺骗通号公司相信其已归还欠款，进而同意接收其即将超期作废的发票。可见，永安公司利用假汇票欺骗通号公司在先，通号公司接收增值税发票在后，永安公司确认收款与发票流转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永安公司亦自认，若没有涉案假汇票，通号公司不会继续参与交易，不会接收永安公司的增值税发票。永安公司利用假汇票，欺骗通号公司接收增值税发票，仅导致双方账面发生变化，不影响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无论是否考虑假汇票问题，均是永安公司欠款4000多万。这也是通号公司的一贯立场：双方可以办理假汇票的退票手续，但必须同时“作废发票、还原交易”，确保通号公司对永安公司享有债权。（三）永安公司故意割裂假汇票与发票流转之间的因果关系，实质系向通诚公司恶意转移债务。从本案证据来看，永安公司不可能真实交货。即便退一步而言，假设永安公司真的向通诚公司交货，但该交货行为未得到通号公司的认可，不能对通号公司发生效力，通号公司仍对永安公司享有“预付款”债权。但是，永安公司利用一张假汇票欺骗通号公司确认“收货”，故意割裂假汇票与发票流转之间的因果关系，主张假汇票不发生付款效力，但增值税发票可以产生交货效力，结果就是将通号公司对永安公司的预付款债权，转变为对通诚公司的货款债权，本质是向通诚公司恶意转移债务，不应得到支持。综上，假汇票与发票流转必须一体考虑，而不能允许永安公司利用假汇票，欺诈性转移自身债务。永安公司的欠款确认和还款承诺已将假汇票问题考虑在内，符合双方的真实债权债务关系，应当作为永安公司的还款依据。通号公司向永安公司实际提供了6000万元借款，至今仍有4000多万元本金未能收回，永安公司理应继续还款。三、永安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向通号公司实际交付货物，其通过恶意拼凑、重复计算其他交易中的物流凭证，反诉要求通号公司支付20707675.6元货款，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一）经双方举证质证，本案原二审已查明，永安公司并未实际履行交货义务。本案双方争议的是发生于2015年的6000多万“交货”。在原一审、二审中，永安公司始终主张交货方式是“直接从总上端供货商交给最末端货场”。但在原二审中，通诚公司作证确认永安公司未向通诚公司交付煤炭；终端电厂也作证确认“2014年2月以后通诚公司未再交付过任何煤炭”。可见，永安公司所称向终端用户交付煤炭，与事实不符。（二）增值税发票与货权转移单仅为完成交易环节，且系永安公司利用假汇票欺骗通号公司而作出，不能证明货物真实交付。第一，永安公司在函件中自认19574596.76元、3302764.06元的两笔供货“没有将原煤交付给通号公司”，退货手续亦“无实物交割”，可见形式单据和实物流转完全脱离。正如最高法院在（2019）最高法民申6780号案中所指出，仅有书面的货物流转凭证，不能证明存在真正的交付货物行为。在融资性贸易中，增值税发票和货权转移单的流转，仅是为了配合完成交易环节，不代表货物真实交付，此系双方均明知的交易惯例。在本案发回重审后的2019年5月28日庭审中，永安公司亦自认，“货权转移单不代表真实收货”。第二，最高法院裁判规则已明确，无论约定的货物交付方式是什么，均应存在物权凭证交付或者真实的货物交付，仅仅是货权转移单据的书面流转，不能证明实际交货。案涉《货权转移证明单》既非合同约定的交货方式，也非物权凭证，任何人客观上无法凭借证明单实际提货。因此，通号公司签署《货权转移证明单》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收货。第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仅有增值税发票不足以证明履行交货义务。更何况，永安公司是提前开具发票，在通号公司因未收到回款而拒绝接收发票的情况下，利用案涉假汇票欺骗通号公司相信其已结清欠款，进而同意接收其即将过期的发票，接收发票并非通号公司的真实意思，更不能证明货物实际交付。（三）永安公司虽竭力拼凑物流凭证，但无法证明“交货”，更无法对应到案涉合同，不能证明其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交货义务。第一，永安公司在重审阶段新提交三组证据拟证明“交货”，但其提交的运输发票和《数量、质量确认单》均非物权凭证，另外一组铁路大票的收货人是“永安公司”，除永安公司外的其他人均无法凭此提货。这三组新证据最多只能证明永安公司曾在2014年采购过煤炭，但完全不能证明永安公司向通号公司交付煤炭，与本案无任何关联性。第二，根据永安公司新提交的采购合同和物流凭证，其向上游卖家采购煤炭的时间是2014年，但通号公司办理“收货”手续均发生在2015年。仅从时间上就可确认，永安公司提前一年采购的煤炭显然不可能是为了履行其与通号公司的合同，在合同明确约定“先款后货”的情形下，永安公司更不可能提前发货。永安公司作为煤炭经销商，明显是将其他交易中的物流凭证强行嫁接到案涉合同上，与本案欠缺关联性。第三，退一步而言，即使如永安公司所述，其向通诚公司直接供货，但通号公司并未发出任何交货指示，永安公司向通诚公司交货不代表履行案涉合同。特别是，永安公司与通诚公司还存在其他交易往来，双方不仅有直接的煤炭贸易关系，永安公司还曾承租通诚公司的货场用于存放煤炭，永安公司向通诚公司交付煤炭与案涉合同无法对应，不能证明系履行与通号公司的合同。第四，（2018）鄂71刑终1号判决查明，2010至2014年四年间，永安公司在平顶山东站的运载总量仅为171238吨，远远低于永安公司反诉主张的2014年向通号公司供货419915吨，永安公司的反诉主张在客观上不存在可能性。很显然，永安公司为了混淆事实，将与其他主体的物流凭证通过剪辑、拼凑并重复循环计算的方式，强加在通号公司身上，恶意十分明显。最后要强调的是，永安公司在原一审和二审中，坚称交货方式为“直接从总上端供货商交给最末端货场”。但在本案发回重审后，永安公司突然改变关于交货方式的说法，主张“根据通号公司指示，向通诚公司和四季公司直接交货”，而且是在通号公司签署《货权转移证明单》之前，于2014年提前完成交货。关于交付货物这一核心事实，永安公司的陈述前后不一，进一步印证其不诚信，应当认为其主张的交货事实不存在。（四）永安公司的实际行为及函件措辞均能够印证，永安公司不可能实际交货。永安公司明知案涉汇票虚假，在其认为通号公司已经“欠付”高额货款，且合同明确约定“先款后货”的情况下，永安公司不仅没有向通号公司主张付款，反而寻求自行消化解决假汇票，而且不断主动向通号公司“发货”，函件中一再使用“恳请”、“先行认证（发票）”“全部经济损失由我公司承担”等措辞，明显不合常理。假如双方存在真实的煤炭买卖关系，永安公司在明知汇票伪造的情形下，从常理上讲一定会积极主张权利，要求通号公司办理退票并重新付款，绝不可能继续发货，更不可能“恳求”通号公司接收发票，因为这只会不断扩大其损失。可见，本案不可能存在真实货物流转。此外，永安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澎、会计邓宏均是以涉嫌“票据诈骗罪”被拘捕，刑事判决已查明其明知案涉汇票虚假。如果永安公司确实履行了发货义务，显然没有动机甘冒犯罪风险而使用假汇票，更没有理由去欺骗通号公司接收其发票。永安公司不惜利用假汇票，也要欺骗通号公司接收其即将过期的发票，目的只可能是为了消化发票、掩盖实际无货的真相。因永安公司的库存里根本没有货物，更不可能实际交付货物，一旦发票作废、交易还原，就会导致其财务账面有货而实际没货、无法平账，“无货”的真相就会暴露。综上，永安公司反诉要求通号公司支付“货款”，依法应当举证证明其已履行完毕合同约定的交货义务，但永安公司的举证显然未达到“高度可能性”的证明标准，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永安公司未向通号公司实际交货，其反诉请求不能成立。四、通号公司与永安公司的真实合意系企业间借贷，永安公司作为还款义务人，反而基于买卖合同反诉要求支付货款，严重背离双方真意。《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本案中，永安公司与通号公司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不符合买卖合同的基本特征，双方之间的真实合意系企业间借贷，具体如下：（一）国资委、国家审计署、国务院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分别对通号公司进行财务审计、监督检查，均查明认定案涉交易系“以贸易为名，实为出借资金、无商业实质”的融资性贸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国家机关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社会管理职能的组织，在其职权范围内制作的文书所记载的事项推定为真实，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上述相关文件具有免证效力，且系二审法院发回重审的依据和理由，永安公司未提交任何证据推翻，应当作为本案认定法律关系性质的重要证据。（二）永安公司与通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明确，通号公司2013年底出资投入到永安公司，由永安公司使用，通号公司不参与实际经营，只是在贸易过程中通过开具和接收增值税发票来完成贸易环节，以托盘保底的方式收取年化12%的固定收益。可见，双方在交易时的真实意思表示即为融资。（三）永安公司与通诚公司均在平顶山且关系密切，却安排远在北京的通号公司向永安公司采购，通诚公司再加价从通号公司采购，这种人为增加交易环节、徒增交易成本的行为明显违背商业常理，但恰恰就是融资性贸易的典型表现形式。（四）永安公司在原二审庭审中自认“货物的流向是不关注的，以增值税发票为请求权依据”，“实际供货没有并不影响合同效力”。本案也不存在发货指令、仓储凭证、过磅单、化验单等真实煤炭交易中必然存在的交易凭证和物权凭证，永安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已实际履行交货义务。可见，双方均不关心货物的实际流转，不符合买卖合同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核心特征，本案不存在真实的煤炭买卖关系。结合本案合同约定、履行情况、事前磋商、双方表态以及国资委认定等证据，足以证明双方仅关注资金、不关注货物，交易中并无真实货物流转，只有资金的流转，双方的真实法律关系是借贷。永安公司基于买卖合同所提反诉，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五、永安公司因重大过失取得假汇票，且未持有票据原件，依法不享有票据权利。无论基于基础交易关系还是票据关系，永安公司均无权向通号公司主张付款。首先，根据《票据法》第五十三条及第十七条，永安公司未在法定期限内提示付款，更未在法定期限内行使票据追索权，对背书人通号公司不享有票据追索权。其次，根据《票据法》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持票人因重大过失取得不符合本法规定的票据的，也不得享有票据权利。”永安公司明知汇票虚假，却从通诚公司处取得票据，在通号公司办理背书前已提前控制票据，并且全程安排了假汇票在三方之间的背书流转，明显是因重大过失取得假票据，永安公司不享有票据权利。最后，《票据法》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票据债务人可以对不履行约定义务的与自己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持票人，进行抗辩。”通号公司与永安公司的基础关系为借贷法律关系，永安公司实际收取通号公司6000万元款项，至今尚欠4000多万元本金，本应继续向通号公司还款，显然无权主张付款。即使按照买卖合同关系处理，因永安公司并未实际交货，通号公司亦可拒绝付款。可见，无论基于基础交易关系还是票据关系，永安公司均无权要求通号公司付款，其反诉无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本案双方无买卖煤炭的意图，真实合意是企业间借贷。永安公司在欠通号公司40292324.4元款项的情况下，试图利用一张6100万元的假汇票，不仅逃避还款义务，还要额外攫取20707675.6元不当利益，明显系恶意诉讼。恳请法院完整查明案件事实，通过穿透式审判思维，查明当事人的真实意思，依法驳回永安公司的全部反诉请求。被告中力公司认可永安公司提出的反诉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永安公司对通号公司提交的第一组证据，1.1关于进一步排查中央企业融资性贸易业务风险的通知（国资财管[2017]652号）、1.2关于中国铁路通信信号集团公司监督检查情况的通报（国资监督一[2017]626号）、1.3关于中国铁路通信信号集团公司所属通号物资集团有限公司融资性贸易业务的风险提示函（国监办发监督[2016]54号）、1.4关于第六批3家中央企业违规开展融资性贸易业务情况的通报（国资财管[2017]121号）、1.5（2017）鄂7101刑初59号刑事判决书、（2018）新22执5号之二民事裁定书、1.6永安公司、通号公司与下游企业煤炭买卖合同。第二组证据：2.1往来询证函（2014年12月31日）。第三组证据，3.1永安公司收款明细表、3.4永安公司与通号公司货权转移单、3.6煤炭买卖合同。第四组证据，4.161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及收据。第五组证据，5.2票据业务复查书、5.3往来询证函、回函、5.4退款保证函、5.5保证函、5.6交接清单、5.7发票认证记录、5.8退货接收证明、5.9红字专用发票。第六组证据，6.1、6.2会议纪要、6.3承诺函、6.4发票认证记录、6.5关于请求暂缓退货并加快处理遗留问题的保证函、6.6退货接收证明及红字专用发票、6.7通号公司与四季公司买卖合同、6.8通号公司与永安公司买卖合同、6.9通号公司会计凭证及货权凭证、发票、6.10通号公司会计凭证、发票及付款凭证。第七组证据，7.1永安公司及通诚公司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公示信息、7.2永安公司工商登记信息、7.5中力集团“三重一大”事项议案报告单、2018年12月8日开庭笔录的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通号公司的证明目的及关联性。中力公司对通号公司提交的第一组证据，1.1关于进一步排查中央企业融资性贸易业务风险的通知（国资财管[2017]652号）、1.2关于中国铁路通信信号集团公司监督检查情况的通报（国资监督一[2017]626号）、1.3关于中国铁路通信信号集团公司所属通号物资集团有限公司融资性贸易业务的风险提示函（国监办发监督[2016]54号）、1.4关于第六批3家中央企业违规开展融资性贸易业务情况的通报（国资财管[2017]121号）、1.5（2017）鄂7101刑初59号刑事判决书、（2018）新22执5号之二民事裁定书、1.6永安公司、通号公司与下游企业煤炭买卖合同。第二组证据：2.1往来询证函（2014年12月31日）。第三组证据，3.1永安公司收款明细表、3.6煤炭买卖合同、3.4永安公司与通号公司货权转移单，3.5《通号公司接收认证永安公司增值税发票情况统计表》。第四组证据：4.161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及收据。第五组证据，5.2票据业务复查书、5.3往来询证函、回函、5.4退款保证函、5.5保证函、5.6交接清单、5.7发票认证记录、5.8退货接收证明、5.9红字专用发票。第六组证据，6.1、6.2会议纪要、6.3承诺函、6.4发票认证记录、6.5关于请求暂缓退货并加快处理遗留问题的保证函、6.6退货接收证明及红字专用发票、6.7通号公司与四季公司的买卖合同、6.8通号公司与永安公司的买卖合同、6.9通号公司会计凭证（与永安公司）及货权凭证、发票、6.10通号公司会计凭证（与四季公司）、发票及付款凭证。第七组证据，7.1永安公司及通诚公司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公示信息、7.2永安公司工商登记信息、7.5中力集团“三重一大”事项议案报告单、2018年12月8日开庭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但不认可通号公司的证明目的及关联性。通号公司对永安公司提交的第一组证据，永安公司信用报告、煤炭经营资格证、通号公司信用报告、通号（河南）港区铁路物流有限公司信用报告、郑州铁路煤炭运销有限公司信用报告、郑州铁路经济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信用报告、通诚公司信用报告、通号公司网页公证证据；第二组证据，2014年煤炭购销合作四方合作框架协议、补充协议、电煤买卖合同补充协议、《关于起诉涉及买卖合同的说明》、通号公司庭后代理意见、2017年6月21日通号民事诉状、2018年5月29日通号公司民事诉状、2018年5月29日开庭笔录、（2017）鄂7101刑初59号刑事判决书、（2018）鄂71刑终1号刑事判决书、（2017）京0106民初18979号民事判决书、其与通号公司案涉17053吨煤炭买卖合同、货权转移证明单、入库单和发票、通号公司与通诚公司合同、价格结算单、货权转移证明单、煤炭收货确认单、其与通号公司案涉（16490+12400+3600）吨煤炭买卖合同、货权转移证明单、入库单和发票、通号公司将案涉（16490+12400）吨煤炭销售给了通诚公司、通号公司将案涉3600吨煤炭销售给了四季公司、其与通号公司案涉50403吨煤炭买卖合同及货权转移证明单、入库单和发票、通号公司将案涉50403吨煤炭销售给通诚公司；第三组证据，2015年煤炭买卖合同、61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询证函》回函；第四组证据，永安公司与通号公司财务账、2014年12月31日通号公司回复永安公司应收账款询证函、国资委回复、四季公司信用报告、青海路兴信用报告、（2016）最高法民申2815号民事裁定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不认可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中力公司对上述证据无异议。通号公司对中力公司提交的中力集团及永安公司的营业执照、营业场所办公证明、开户许可证、公司章程、2013-2016年付款凭证、企业所得税缴纳凭证、增值税缴纳凭证、验资报告、审计报告、永安公司“三重一大”审批记录、固定资产台账等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不认可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永安公司对上述证据无异议。本院经审查认为，通号公司、永安公司、中力公司的上述证据来源形式符合法律规定，本院对上述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据的证明效力将结合本院查明的事实综合认定。对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一、通号公司提交证据1.7《通号公司与永安公司、下游买家款项往来情况明细表》，证明1、截至2015年4月3日，通号公司实际向永安公司提供6000万元供循环流转。除此之外，各方均未再投入任何资金。2、案涉票据的背书转让仅仅是完成资金循环，不改变永安公司欠款的事实。永安公司不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通号公司的证明目的。该《明细表》是通号公司单方制作的表格，其备注的“通号实际出资”、“资金循环”、“案涉假票据，实质仍为资金循环”等内容均是其单方解读，不具有客观性。实际上，根据双方《煤炭买卖合同》的约定，该等款项均为预付款和货款。中力公司不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通号公司的证明目的。该证据会计资料客观真实反映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明细表》备注载明的资金循环是通号公司单方解释，其在原一审中解释为煤炭买卖合同款，故该组证据反映的内容应当以会计资料为准，本案不存在借贷法律关系、资金循环。本院认为，该证据系通号公司单方制作，未得到永安公司的确认，中力公司亦不认可，该证据不具有证明效力，本院不予确认。二、通号公司提交证据3.5《通号物资公司接收认证永安公司增值税发票情况统计表》，证明通号公司不知涉案汇票系伪造，误以为从通诚公司回款6100万元并又支付给了永安公司，此前欠款已结清，因此于2015年3-4月继续配合永安公司出具货权转移单，并接收了永安公司即将过期的增值税发票，发票金额合计62534634.93元。永安公司不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通号公司的证明目的。根据双方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以及双方交易惯例，永安公司按照通号公司的指示完成了拟制交付。拟制交付后，永安公司进行一票结算，即永安公司向通号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通号公司收到煤炭后，卖给了通诚公司，但是通诚公司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向通号公司支付货款，通号公司却以此为由拒绝结算，即拒绝接收永安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10273905.00元和15128494.26元的发票及其对应的货权转移单在2015年4月3日交付6100万汇票之前，通号公司就已经于2015年3月27日接收了，可以在原一审通号公司提交的证据购销明细账中予以佐证。故通号公司主张的其基于6100万汇票而接收的该两笔发票的证明目的不成立。25756048.37元、11376187.30元的发票及其对应的货权转移单在通号公司2017年6月21日提交的起诉状中自认，涉及该两笔发票的合同履行无任何争议。根据《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规定，虽然通号公司反悔，但是没有提交足以推翻该自认的证据，因此法院应当予以确认涉及该两笔金额的合同、发票及货权转移单无争议，通号公司的证明目的不成立。实际上，货权转移单是通号公司为了自身管理需要自行编制的，其在接收永安公司发票的同时，要求永安公司在该单据上签字。根据双方合同的约定，通号公司收到煤炭后，永安公司通过开具发票的形式一票结算，双方结算的表现形式是发票而不包括货权转移单。中力公司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不认可关联性，这些证据都只能证明永安公司与通号公司间是煤炭买卖合同，与借贷关系无关。本院认为，该证据系通号公司单方制作，未得到永安公司的认可，该证据不具有证明效力，本院不予确认。三、通号公司提交证据3.7永安公司、中力公司与通号公司会谈录音，证明永安公司自己承认，若没有涉案汇票，通号公司不会继续参与交易，不会接受永安公司增值税发票。永安公司认为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存疑，不认可证明目的，1.中力公司是永安公司的上级单位，没有参与案涉买卖合同，通号公司除了此处的单方陈述外，没有提交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永安公司向中力公司交付煤炭，其单方陈述不应被采信。2.永安公司依据《框架协议》、《通号与永安煤炭买卖合同》、《通号与通诚买卖合同》等向通号公司履行了煤炭交付义务，且有《收货确认单》、《货权转移单》等为证。3.邓凤祥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中力公司认为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存疑，不认可证明目的，录音中各方讨论较多的是怎么进行煤炭买卖，未提及借贷，各方也没有认可存在所谓的融资性贸易。本院认为，永安公司、中力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存疑，在录音中出现人员均未出庭陈述，法院无法对证据的真实性进行核实，故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效力不予确认。四、通号公司提交证据3.8通诚公司情况说明，证明1.通诚公司证实，案涉交易系融资性贸易，通号公司向永安公司出资6000万元，通诚公司系永安公司指定的下游买家。2.为了让交易继续滚动，永安公司安排邓宏于2015年4月3日到通诚公司办理了6100万元汇票的背书程序。3.此后，通诚公司为完成交易环节，配合接收了通号公司的发票并签署了货权转移单，但通诚公司并未实际收到永安公司交付的煤炭。永安公司不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通号公司的证明目的。首先，该证据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115条规定的单位证明材料的要件要求，即缺少单位负责人签章。其次，通诚公司与通号公司之间有利害关系，而且通诚公司欠通号公司煤炭货款，通诚公司为了逃避偿还通号公司货款，与通号公司有利益勾兑、通谋虚伪之嫌。再次，该证据不能客观反映本案事实，存在虚假，不应被采信，具体表现如下：通号公司在2014年并没有向永安公司出资6000万，永安公司也没有指定通诚公司作为通号公司的下游单位，三方之间开展的是煤炭连环买卖交易，不是融资性贸易。该份证据的第三段内容与本案案情无关联性，其陈述内容无法核实；第四段内容存在虚假，2015年4月3日，通诚公司与通号公司并没有签订货权转移单，邓凤祥刑事判决书中也没有体现，而且通诚公司和通号公司之间是否签订货权转移单也与永安公司无关，也不是永安公司为了贸易继续滚动；第五段内容所称“我方”无法核实，根据工商登记资料显示，通诚公司于2014年11月变更了股东及法定代表人，而案涉交付的煤炭除了2014年12月交付的12400吨和3600吨煤炭之外，其余煤炭交付都发生在2014年11月份之前，故，其所陈述内容不真实。中力公司不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且认为与其无关。本院认为，上述证据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永安公司、中力公司对此均不予认可，故上述证据的证明效力本院不予确认。五、通号公司提交证据3.9商丘市鸿赢煤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赢公司）证言，证明该电厂是邓凤祥在刑事判决中提出的通诚公司的下游电厂。但是，该电厂证明，在通号公司与通诚公司签订合同后，通诚公司从未向合作电厂交付过任何煤炭。再次印证，通诚公司没有接收永安公司的煤炭，本案无真实货物流转。永安公司不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通号公司的证明目的。首先，鸿赢公司与通号公司之间有利害关系，双方之间有诉讼并已和解，双方有利益勾兑和通谋虚伪之嫌，该证据不具有客观性。其次，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通诚公司所有煤炭均销售给了鸿赢公司，因此，鸿赢公司没有收到通诚公司煤炭不能证明通诚公司没有接收到永安公司按照通号公司的指示拟制交付的煤炭，更不能证明本案无真实货物流转。中力公司认为该证据与其无关。本院认为，上述证据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永安公司、中力公司对此均不予认可，故上述证据的证明效力本院不予确认。六、通号公司提交证据4.2赵宏刚与张跃进的通话录音，证明永安公司始终向通号公司隐瞒涉案汇票系伪造的事实，不仅从未要求过退票，反而试图重新协调资金、自行解决假汇票导致的资金缺口。永安公司不仅自始明知涉案汇票虚假，而且始终认可其负有还款义务。永安公司不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通号公司的证明目的。首先，该证据系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而私自录制，系不合法方式取得录音资料，该证据不具有合法性。其次，该证据的真实性、客观性、完整性未经检测，是否能够全面客观反映案件真实情况存疑，故不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再次，该证据不能证明永安公司始终向通号公司隐瞒案涉汇票系伪造的事实，相反，根据《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六条规定，该证据第127页载明内容“永安公司是在银行进账的时候，就发现问题，进不去，然后永安公司就找了他们……”可以证明，永安公司并不知道案涉汇票系伪造的事实，也是事后银行进账时候才发现问题。永安公司发现汇票系伪造之后，通过到通号公司协调及发退票函等方式，一直主张退票。永安公司也没有重新协调资金、自行解决假汇票资金缺口，而是在永安公司发现虚假汇票之后，怀疑是通号公司的上家伪造，所以找其上家追查，根据《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六条规定，通号公司提交证据第132页载明内容：“赵：对啊现在他们就是追，他们就是找提供承兑汇票这一家，他们一直在做这个工作……赵：对，所以找的谁，他们一直在追这个事，知道吧，要换票，对方也答应换票……”，可以证明，永安公司发现汇票系伪造之后，一直在要求通号公司上家换票，而并非一直协调资金，自行解决假汇票导致的资金缺口，永安公司不知道汇票为假，也没有认可负有还款义务。中力公司不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通号公司的证明目的。永安公司没有参与伪造汇票犯罪，也不知道伪造汇票的事实，中力公司和永安公司一直向通号公司主张退票。其他具体质证意见与永安公司一致。本院认为，该录音证据的双方当事人均未出庭，无法对证据的真实性进行核实，永安公司、中力公司均不予认可，故对该证据的证明效力本院不予确认。七、永安公司提交证据2-3-1广汇公司与永安公司关于案涉17503吨煤炭买卖合同及发票，证明1.永安公司从广汇公司采购案涉17503吨煤炭；2.永安公司将从广汇公司采购的17503.9吨煤炭卖给了通号公司，通号公司履行和完成了法律上的接收义务；3.通号公司将从永安公司购买的17503吨煤炭卖给了通诚公司；4.永安公司与通号公司间就17503.9吨煤炭已经按照煤炭买卖合同约定完成了交货和货权转移义务，且通号公司已经将该笔煤炭卖给了通诚公司，通号公司应当向永安公司履行支付货款的义务。通号公司认为合同及运输发票均涉及案外人，对真实性无法判断，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统计表系永安公司自行制作，不属于证据，真实性不认可。本组证据的证明目的均不认可。1.永安公司提交的该组证据与其反诉状不一致：其主张交货17503.9吨，但反诉状表格序号4的货物数量为14503.9吨（10142.32+4361.58）。永安公司作为主张货款的出卖方，连发货数量都不清楚，可见其是为本案诉讼而拼凑的所谓“发货”证据。2.永安公司提交的买卖合同与运输发票均不能反映货物数量，货物数量只有永安公司的单方统计，不能证明广汇公司发货17503吨。3.运输发票的收货人是永安公司，最多只能证明永安公司接收过广汇公司发运的煤炭，既不能证明永安公司将该批煤炭交付给通诚公司，更不能证明永安公司系履行其与通号公司的案涉合同。运输发票不是物权凭证，也不是合同约定的交货凭证，通号公司从未取得过货权，更没见过货物。4.永安公司主张直接将货物交付给通诚公司，但通诚公司及下游电厂均明确表示未收到永安公司交付的煤炭。永安公司亦没有提供通诚公司签收的铁路大票、过磅单、化验单等真实煤炭贸易中应当存在的货物验收证明，不符合大宗商品交易惯例。5.退一步而言，即使通诚公司真的收到了煤炭，因永安公司与通诚公司还有其他交易关系，永安公司向通诚公司交付煤炭究竟是在履行与谁的合同，并不清楚，不能对应到与通号公司的诉争合同。根据永安公司审计报告，永安公司与通诚公司存在直接的煤炭交易（永安公司2015年度审计报告），永安公司还承租通诚货场用于存放煤炭（永安公司2016年度审计报告）；邓凤祥刑事判决（永安反诉证据册第179页）和北京会谈录音（通号证据第116-117页）体现，中力公司也与永安公司、通诚公司存在与本案模式类似的煤炭交易，而且中力公司、永安公司在录音中自认其是基于对邓凤祥的个人信任向通诚公司发货，没有按照合同操作。可见，即便永安公司向通诚公司交付煤炭，也不能证明是履行其与通号公司的合同，与本案欠缺关联性。中力公司认可该证据。本院认为，该证据系永安公司与案外人之间的交易，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故对该证据的证明效力本院不予确认。八、永安公司提交证据2-4-1青海路兴公司与永安公司关于案涉（16490+12400+3600）吨煤炭买卖合同、统计表、发票及铁路运输货票。证明1.永安公司从青海路兴公司采购案涉（16490+12400+3600）吨煤炭；2.永安公司将从青海路兴公司采购的（16490+12400+3600）吨煤炭卖给了通号公司，通号公司履行和完成了法律上的接收义务；3.通号公司将从永安公司购买的（16490+12400+3600）吨煤炭卖给了通诚公司和平顶山四季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季公司）；4.永安公司与通号公司间就（16490+12400+3600）吨煤炭已经按照煤炭买卖合同约定完成了交货和货权转移义务，且通号公司已经将该笔煤炭卖给了通诚公司和四季公司，通号公司应当向永安公司履行支付货款的义务。通号公司不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经核对，该证据原件与复印件无法对应，而统计表系永安公司自行制作，真实性不认可。即使证据真实，该证据最多能证明永安公司曾向青海路兴公司采购煤炭，不能证明永安公司向通号公司实际交付煤炭，与本案无任何关联，不认可证明目的。具体来说：1.永安公司提交的该组证据与其反诉状不一致，其主张交货16490+12400+3600吨（总计32490），与其反诉状表格序号5购买青海路兴的货物数量（32490+16490+16000）并不对应，也与其提交的铁路大票所载煤炭数量32512不能对应。青海路兴与永安公司、永安公司与通号公司的合同均约定，“货物数量以发站铁路大票数据为准”，发票与铁路大票数据本应完全对应。可见，所谓“发货”证据完全系拼凑而来，永安公司拼凑不出32490，只能拼凑最为接近的32512，张冠李戴。2.铁路货票记载的收货人为永安公司，根据铁路部门相关规定，只有永安公司可以持票提货，因此现有证据最多只能证明永安公司收到了青海路兴的原煤，但不能证明永安公司向通号公司或指示的下游企业交货。而且，永安公司与通诚公司、四季公司另有其他直接交易往来，不能证明其是履行与通号公司的合同。3.永安公司提货后如何处置、流向何处，通号公司均不知情，通号公司从未见过货物、未指示向下游交货，也从未自己收货。中力公司认可该证据。本院认为，该证据系永安公司与案外人之间的交易，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故对该证据的证明效力本院不予确认。九、永安公司提交证据2-5-1晨恺公司与永安公司关于案涉煤炭50403吨煤炭买卖合同及质量、数量确认，证明1.永安公司从晨恺公司采购案涉50403吨煤炭；2.永安公司将从晨恺公司采购的50403吨煤炭卖给了通号公司，通号公司履行和完成了法律上的接收义务；3.通号公司将从永安公司购买的50403吨煤炭卖给了通诚公司；4.永安公司与通号公司间就50403吨煤炭已经按照买卖合同约定完成了交货和货权转移义务，且通号公司已经将该笔煤炭卖给了通诚公司，通号公司应当向永安公司履行支付货款的义务。通号公司不认可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经与业务员李涛涛本人核实，其在向永安公司追讨欠款的过程中，曾应永安公司要求，在说明本人无通号公司授权的情况下签署类似单据，但注明了“仅确认货物数量质量、不代表收货”。李涛涛签署的单据与永安公司证据不符，故不认可真实性。即使该证据真实，也不能证明永安公司交货，具体来说：1.李涛涛不具有代表通号公司确认收货的权限，且李涛涛将其权限明确告知了永安公司。该确认单无通号公司印章，签字人员亦非授权代表，且永安公司对此明知，对通号公司无约束力。2.确认单的签署时间为2014年9月23日，但晨恺公司与永安公司的《煤炭买卖合同》签订于2014年9月25日，自2014年10月1日起执行，时间上完全不能对应，不能证明确认单系对应该合同。3.确认单并非物权凭证，亦非合同约定的交货形式，不能证明永安公司实际交货。李涛涛之所以同意签署该确认单，仅是为了配合永安公司与其上游晨恺公司办理结算。2014年8月，陈新民购买通诚公司股权，晨恺公司系陈新民控制的关联企业。陈新民提出，通诚公司可以继续代永安公司还款，但晨恺公司要作为上游加入贸易链条，以接收永安公司回款，即资金流向为“通诚公司→通号公司→永安公司→晨恺公司”。永安公司为了将款项支付给晨恺公司，其内部财务要求各方签署确认单，即便李涛涛明确表示其无权代表通号公司确认收货也没关系。这也是只有晨恺公司所涉交易出现了该确认单，而其他交易中均没有的原因。4.邓凤祥刑事判决查明，2010至2014年4年间，永安公司在平顶山东站运载总量仅为171238吨（永安公司反诉证据第180页），与永安公司主张的2014年向通号公司供货419915吨相差甚远。永安公司是将与其他主体的合同及票据通过剪辑、拼凑并重复计算货量的方式，强加在通号公司身上，其三组证据均无法对应到与通号公司的合同，与本案毫无关联。另，永安公司在原审中的一贯表态是，以增值税发票证明交货，货物由最上游卖家直接发给最终端货场。如今在发回重审后，永安公司一改此前说法，所提证据全部是上游卖家直接交付给永安公司，且首次提出不认可货权转移单，捏造先交货、后补手续的所谓交易惯例，纯粹是为避免败诉后果而编造故事，不符合客观事实。中力公司认可该证据。本院认为，该证据系永安公司与案外人之间的交易，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故对该证据的证明效力本院不予确认。十、永安公司提交证据3-4关于退回承兑汇票及相关问题的公函，证明其告知通号公司涉案汇票因到期未能支付系伪造而退票。通号公司对公函的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其并未收到该函，该公函反而能证明永安公司的记账不符合事实。该公函称：截止本函出具之日（2015年9月15日），通号公司差欠永安公司货款本金40282272.36元，该货款金额实际上是反诉金额20707675.6元和其恳求通号公司先行认证发票金额19574596.76元的总和，然而该笔19574596.76元“并无实物交割”，更已在2015年9月2日（即公函出具之前）办理了“退货”手续、发票作废，永安公司显然无权主张该笔货款。可见，永安公司主张的发货金额与形式单据甚至都不能对应，更与客观事实完全不符。中力公司对该证据无异议。本院认为，该证据中的公函不能证明已经送达通号公司，故对公函的证明效力不予确认。十一、中力公司提交证据（2017）京仲裁字第16949号裁决书，证明1.该裁决书涉及的煤炭买卖合同纠纷是国资委认定的“商丘市鸿赢煤炭有限公司与通号公司开展融资性煤炭贸易业务，商丘鸿赢欠937.18万元”；2.2017年5月22日，通号公司以鸿赢公司等为被申请人在北京仲裁委员会提起了煤炭买卖合同纠纷仲裁；3.通号公司称：2015年4月15日，通号公司与鸿赢公司签订了煤炭买卖合同，鸿赢公司向通号公司采购煤炭，且根据鸿赢公司提示交货；2015年4月23日和25日通号公司向鸿赢公司指定的电厂煤场交付了共计价值13371840元的货物，已付款400万元，欠付9371840元。4.仲裁庭认定了煤炭买卖合同的基本事实，并认定煤炭买卖合同合法有效，裁决鸿赢公司向通号公司支付货款9371840元，并承担逾期付款违约金。5.本案通号公司与永安公司纠纷以及该裁决书确认的通号公司与鸿赢公司纠纷就是国资委认定的通号公司两起融资性煤炭贸易业务，该两案基本事实：发生的时间、合同形式、煤炭货物交付和流转形式、结算形式具有高度的类似性，关于合同性质的意思表示也具有同一性，既然通号公司在仲裁案件中自认是煤炭买卖合同纠纷，且仲裁委也认定是煤炭买卖合同纠纷并支持了通号公司的仲裁请求，则与其高度类似的通号公司与永安公司合同纠纷性质也应当与仲裁案件一致，根据“同案同判原则”，本案也应为买卖合同纠纷，通过“走单走票不走货”的形式完成了煤炭交付。通号公司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1.中力公司并非（2017）京仲裁字第16949号案的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仲裁裁决书依法不对外公开，中力公司系通过非法渠道获取该裁决书，证据来源不合法。2.该仲裁案的当事人系案外人鸿赢公司，中力公司亦承认该仲裁案与本案是“两起融资性煤炭贸易业务”，两案相互独立、无任何关联。通号公司在另案中以何种案由起诉，与本案无关联性，更不构成当事人“自认”，不能作为认定本案法律关系性质的依据。3.通号公司与鸿嬴公司同样是以煤炭买卖形式进行企业间借贷，该案不存在真实的货物流转，但是因为债务人鸿嬴公司承认欠款事实，所以通号公司没有必要刺破表面的买卖合同关系，无需披露借贷实质即可确认债权。在本案中，通号公司最初也曾以买卖合同关系起诉永安公司，但因永安公司在诉讼中否认欠款事实，通号公司才不得不披露实质上的借贷法律关系。永安公司单方面推翻自身明确还款承诺的“禁反言”行为，违背融资性贸易的交易惯例，更违背基本诚信。4.永安公司明知其无法举证证明实际履行交货义务，转而主张“走单走票不走货”，但其刻意隐瞒了本案的单据流转是基于案涉假汇票、二者必须一体考虑的特殊事实。通号公司再次申明我方的一贯立场：如永安公司认可6100万汇票的支付效力，则通号公司亦认可单据流转的效力；反之，若汇票作废，则必须同时作废相应的发票及货权转移单、还原交易。无论何种情形，通号公司均对永安公司享有4000多万债权，这才是双方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永安公司认可该证据。本院认为，上述证据形式符合法律规定，对上述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据的证明效力将结合本院查明的事实综合认定。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2月15日，永安公司（甲方）与通号公司（乙方）、通诚公司（丙方）、湖北省煤炭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丁方）签订《2014年煤炭购销合作四方框架协议》，约定：一、合作模式：1.四方合作模式定位于煤炭购销合作模式，即甲方销售给乙方，乙方销售给丙方，丙方销售给丁方；2.甲方保证煤炭发运规模，乙方保证本项目资金的运转，丙方保证最优的价格采购，丁方负责煤炭的市场开发和销售工作；二、合作目标及结算价格和流程：1、四方合作项目发运的所有煤炭全部通过丁方销售结算……3.乙方不对货物的数量及质量负责，如因货物质量及数量的差异造成的经济损失由丙方承担；4.合作项目销售的煤炭结算流程：甲方——乙方——丙方——丁方，即甲方对乙方销售，乙方对丙方销售，丙方对丁方销售，上游对下游出具增值税发票及其他结算票据，每月25日四方进行业务、财务对账，确认收、发、存数据并进行财务结算；三、资金支付及监管：合作项目的资金支付流程：丁方——丙方——乙方——甲方；协议执行期：2014年2月15日至2014年12月31日等。2014年2月16日，通号公司（甲方）、永安公司（乙方）和通诚公司（丙方）签订《电煤买卖合同补充协议书》，对上述四方协议达成补充合作协议，协议约定：甲方同意在本合同有效期内从乙方购入煤炭，并向其支付货款；甲方同意筹集资金5000万元用于甲乙双方合作项目，资金循环制使用；在本合同有效期内，在甲方投资5000万货款的情况下，甲乙丙三方煤炭交易额度须达到52.2万吨以上，并实现甲方年投资回报率不低于12%（即投资回报额不低于人民币600万元）的指标；本协议到期后，经三方协商另行签订2015年度合作协议；由于乙方连续3个月度未能满足甲方的月度指标，甲方在告知乙方丙方后，有权撤回投入资金，并有权终止本协议；甲方乙方不对货物的数量及质量负责；本协议有效期至2014年12月31日等。上述合同签订后，永安公司、通诚公司分别作为上下游公司与通号公司签订了煤炭买卖合同13份。2014年12月31日，通号公司向永安公司出具《往来询证函》，载明：截至2014年12月31日，永安公司尚欠45129723.39元，永安公司在结论“信息证明无误”处盖章确认。同时，永安公司向通号公司出具《往来询证函》，其上载明：通号公司截至2014年12月31日尚欠永安公司20707675.6元，通号公司在结论“信息证明无误”处盖章确认。2015年4月2日，永安公司（出卖人）与通号公司（买受人）签订了合同编号为THWZ-CG-201504103-1的《煤炭买卖合同》，约定：一、品种规格、质量、数量、价格：原煤150000吨，单价400元，总金额60000000元，数量及单价为暂定数额，实际发生以《价格结算单》为准；二、交（提）货方式：货物运输由出卖人负责，交货前全部费用由出卖人承担，出卖人与买受人的交割地点为通诚货场，货权转移以双方授权人签字并加盖公章的《货权转移单》为准……四、货款结算方式：1.买受人预付出卖人货款60000000元，实行先款后货的支付方式；2.实行增值税专用发票一票结算，在买受人确认接收货物后，出卖人按照买受人出具的双方授权人签字并加盖公章的《价格结算单》及《货权转移单》进行开票结算；五、违约责任：合同到期自动终止，自终止之日起出卖人需在30个自然日内将买受人已支付且尚未交付煤炭的预付款全部退回买受人合同约定账户。出卖人如未能在约定时间将预付款退还买受人，还应按照逾期退款金额0.05%/日的标准向买受人支付违约金……八、合同有效期：2015年4月2日-2015年6月30日，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等。次日，永安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澎、出纳邓宏将一张经由通诚公司背书、出票人为河北圣邦药业有限公司、金额为6100万元、出票日期为2014年12月11日的银行承兑汇票（以下简称涉案汇票）交付给通号公司。通号公司据此向通诚公司开具了金额为6100万元的货款收据，并在涉案汇票上签章后将涉案汇票背书转让给永安公司，永安公司据此向通号公司开具了金额为6100万元的货款收据。2015年7月1日，永安公司的唯一股东中力公司向中信银行查询涉案汇票。7月2日，中信银行就涉案汇票回复称：“我行曾签发银承汇票，金额肆佰玖拾万元整，此银承已到期承付”。2015年7月30日，永安公司向通号公司发出《关于请求暂缓退货及加快处理遗留问题的保证函》，其上载明：“由于我方原因，我公司于2015年6月19日给贵司承诺的3302764.06元货款至今没有兑现……恳请贵司再宽限一定时间，暂缓办理退货手续，我公司确保在8月15日前协调资金到位。如在8月15日前下游企业仍未支付贵司货款，贵司即可向我公司办理退货手续”等。2015年7月31日，通号公司向永安公司出具《往来询证函》，其上载明：截至2015年7月31日，永安公司尚欠通号公司预付账款40292324.4元。2015年8月30日，永安公司在通号公司的《往来询证函》下方回函确认其欠通号公司20717727.64元。同日，永安公司向通号公司送交增值税专用发票17张，金额共计19574596.76元。2015年8月28日，永安公司向通号公司出具《保证函》，载明：“我公司于2015年3月4日开具给贵司的17张原煤增值税专用发票，合计金额19574596.76元，并没有将38306.4516吨原煤交付给贵公司，造成贵司一直没有接受认证。由于该增值税发票认证期限即将到期，恳请贵司先行认证，我公司承诺在2015年10月31日前将原煤38306.4516吨交付贵司或协调下游企业支付贵司该笔货款。如在2015年10月31日前我公司未将货物实际交付贵司或下游企业仍未支付贵司货款，贵司即可向我公司办理相关退货手续（并无实物交割），提出开具增值税红字发票申请，我公司接受退货并向贵公司开具红字发票，因此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由我公司承担。”同日，永安公司向通号公司出具《退款保证函》，其上载明：“对贵司预付给我公司尚未开展业务的20717727.64元余款，我公司在2015年9月5日前向上级主管部门申请退还贵司，并将申请退款的复印件传至贵司，待遗留问题处理完毕后再另行商议相关合作。”2015年8月31日，永安公司向通号公司出具《退货接收证明》，其上载明：“因货物质量问题，我公司于2015年8月31日收到通号公司退回原煤3600吨，货值金额3302764.06元。我公司无条件接受本次退回的货物，并承担因此给通号公司带来的一切经济损失。我公司承诺于2015年9月10日前退还通号公司该批货物的预付货款。”2015年9月2日，永安公司向通号公司出具《退货接收证明》，其上载明：“我公司于2015年9月2日收到通号公司退回原煤38306.4516吨，货值金额19574596.76元。我公司无条件接受本次退回的货物，并承担因此给通号公司带来的一切经济损失。我公司承诺于2015年10月31日前退还通号公司该批货物的预付货款。”2016年2月29日，同年5月25日，通号公司与四季公司签订煤炭买卖合同，合同中特别约定：本合同旨在处理出卖人对平顶山永安运输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的预付款债权。2016年3月25日，中力公司、永安公司、通号公司、武汉铁路局平顶山东站（以下简称平顶山东站）就处理平顶山煤炭贸易合作项目中的遗留问题召开会议，会议内容为：永安公司和通号公司于2015年4月2日签订了煤炭买卖合同，由永安公司指定通诚公司作为通号公司的下游收货单位，由于通诚公司的资金出现困难，造成永安公司与通号公司无法实际开展业务和结算。现就如何处理永安公司和通号公司在煤炭贸易合作项目中的遗留问题，经中力公司、平顶山东站（参会人员：邓凤祥）、永安公司、通号公司共同协商，达成以下共识：一、永安公司和通号公司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继续履行至2016年12月31日，四季公司作为永安公司的上游发货单位；二、在上述合同的履行过程中，由四季公司发货给永安公司，永安公司通过通号公司发货至终端用户（国有电厂），通号公司按照电厂验收确认后的金额扣除10%-20%的货款后继续支付给永安公司从事煤炭贸易业务；三、中力公司作为永安公司的上级主管单位，将积极协调、督促永安公司加快处理遗留问题的解决……五、平顶山东站总体协调项目各方的关系，帮助解决项目运作过程中的各类问题，保证项目的顺利推进；六、永安公司和通号公司本着诚信、务实、高效的原则，及时沟通信息，积极协商解决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七、为保障永安公司和通号公司的利益，永安公司和通号公司根据本纪要内容与四季公司就如何处理遗留问题另行签订相关协议等。2016年8月6日，中力公司、永安公司、通号公司、平顶山东站（参会人员：邓凤祥）、河南省经济技术协作集团公司（参会人员：崔健）、四季公司就平顶山煤炭贸易合作项目中的遗留问题的处理召开会议，会议内容：一、由河南省经济集团担保，四季公司在2017年3月31日前提供资金或煤炭价值6100万元，将遗留问题全部处理完毕。二、由四季公司作为永安公司的上游发货单位，永安公司通过通号公司发货至终端用户（国有电厂）。通号公司每一单按照电厂验收确认后的货物金额扣留20%等。2016年8月25日，中力公司向通号公司发出《关于债权确认及相关问题的函》，其上载明：“截止本函出具之日，贵司差欠我公司下属的永安公司货款本金20707675.6元。2015年4月，贵司向我司背书编号为24040665的银行承兑汇票一张（出票金额陆仟壹佰万元），拟以此支付上述欠款，2015年7月初，经我公司查询并经确认，银行并未签发过该张承兑汇票，该承兑汇票不能作为货款支付的有效凭证。我公司多次布置永安公司向贵司退回该承兑汇票，并收回永安公司的收据，永安公司未能完成。2015年7月、9月和2016年8月，根据路局领导对清理债权工作的要求，我司先后三次来贵司协商退票事宜未果，期间还于2015年8月向贵司送达律师函，提出我司主张，但至今未收到贵司回复，为此特向贵司致函，望贵司尽快确认我公司下属永安公司对贵司的债权20707675.6元，并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积极支付差欠我司的货款。”2016年8月30日，中力公司向武汉铁路公安局报案。次日，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出具《立案决定书》，决定对“8.30票据诈骗案”立案侦查。2016年9月13日，通号公司向中力公司出具《关于对中力公司的回复》函，其上载明：“一、截至贵司来函之日，贵司下属的永安公司欠我司预付款本金40292324.4元，按照双方的约定我司保留追享年化固定收益、迟延利息及违约金的权利；二、2015年4月3日，永安公司总经理杨澎和会计邓宏向我司交付一张盖有通诚公司背书的承兑汇票。按照永安公司的要求，我司应将该汇票背书给永安公司作为新一笔采购合同的预付款，不得压下汇票。因此我司财务按双方结算惯例当场背书给永安公司，由永安公司会计邓宏现场取走汇票；三、按贵司所述，贵司及永安公司于2015年7月查询得知该汇票系伪造，但贵司及永安公司却一直对我司隐瞒，直到2015年8月30日晚上我司才首次从武汉铁路局相关领导电话中听说汇票不能入账。汇票问题暴露之后，永安公司愿意担责，并于当晚确认欠我司款项。此后，贵司及永安公司多次承诺解决该遗留问题，消化该张假票造成的后果。但迄今为止，永安公司通过四季公司仅偿还了330万元，尚有40292324.4元本金未偿还；四、我司特提如下要求：1.因该汇票系伪造，不得退回，依法应当由相关部门收缴，并追究伪造者和知情使用者的责任，对于相关人员是否存在恶意诈骗行为，应由公安机关侦查破案；2.因该汇票产生的经济责任，永安公司已经确认担责，贵司必须尊重历史和事实，不得单方面否定；3.如贵司仍主张退票，则应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将我司基于该汇票而接受永安公司的相应金额发票一并退还。无论何种处理方式，你方拖欠我司本金及相关利息、收益的事实不会改变，你方应及时偿还。”2016年10月8日，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对涉嫌票据诈骗的邓凤祥、涉嫌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滥用职权的杨澎执行逮捕。2016年11月25日，国有企业监事会工作办公室向中国铁路通信信号集团公司发出《关于中国铁路通信信号集团公司所属通号物资集团有限公司融资性贸易业务的风险提示函》（国监办发监督[2016]54号），函中指出“监事会在监督检查中发现，2013年10月以来，你公司所属通号物资集团有限公司（简称物资集团）与平顶山永安运输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永安公司）及商丘市鸿赢煤炭有限公司（简称商丘鸿赢）开展融资性煤炭贸易业务，形成大额资金损失风险。截止目前，造成4966.41万元应收账款未按约定收回，其中，永安公司欠4029.23万元，商丘鸿赢欠937.18万元。”2017年1月12日，通号公司向永安公司出具《询证函》，其上载明：经其核对，通号公司对永安公司应收账款40292324.4元，应付账款30000元，如认为结余与账面记录不符，将信息邮寄给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2017年2月14日，永安公司在该《询证函》中回函认为上述金额不符，并向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回函称通号公司尚欠其货款20707675.6元未予支付，差额原因系通号公司于2015年4月以涉案汇票支付的货款6100万元，经查实上述票据系伪造未能支付，截止2016年12月31日，通号公司实际尚欠永安公司货款20707675.6元未予支付。2017年3月1日，在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的《关于第六批3家中央企业违规开展融资性贸易业务情况的通报》（国资财管[2017]121号）中载明：“中国通号所属通号物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物资集团）通过预付款方式，与武汉铁路局所属子企业平顶山市永安运输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以及由同一自然人控制的平顶山市通诚煤炭储运有限公司和商丘市鸿赢煤炭有限公司开展融资性贸易业务，形成风险敞口0.5亿元”。2017年7月17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向中国铁路通信信号集团公司发出《关于中国铁路通信信号集团公司监督检查情况的通报》（国资监督一[2017]626号），通报中指出“2013年10月以来，你公司所属通号物资集团有限公司与平顶山市永安运输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及商丘市鸿赢煤炭有限公司开展融资性煤炭贸易业务，截至2016年12月31日，造成4966.41万元应收账款逾期未收回”。2017年11月17日，武汉铁路运输检察院指控永安公司、杨澎、邓宏犯单位行贿罪、杨澎犯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邓宏犯国有公司人员失职罪、杨澎、邓宏犯贪污罪，并向武汉铁路运输法院提起公诉。武汉铁路运输法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4月2日，被告人杨澎【永安公司法定代表人】未经“三重一大”程序及上级单位中力集团批准，超越自身职权擅自决定与通号公司签订一份6000万元的煤炭买卖合同。2015年4月3日，时任永安公司出纳的被告人邓宏接受其兄邓凤祥（通诚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安排，在未向单位主管领导汇报的情况下，超过其工作职责范围，携带一张伪造的面额为61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至通诚公司办理通诚公司背书给通号公司的手续。之后，杨澎指示邓宏去通号公司接受货款。同日，邓宏携带上述汇票到达北京，在通号公司与杨澎汇合。经协商，通号公司将该汇票背书给永安公司，在杨澎安排下，邓宏将该汇票作为永安公司的业务回款予以接收并向通号公司开具收据。邓宏携带上述汇票返回平顶山后，杨澎指令邓宏不得将该汇票入账，邓宏也未按照规定对该汇票进行实质审核并及时入账。2015年7月，中力集团发现上述汇票系伪造，指令杨澎不得接收该汇票，并要求其通知通号公司该汇票转让无效。杨澎明知上述银行承兑汇票系伪造票据，无视中力集团的指令，于2015年8月至9月间代表永安公司对通号公司作出书面确认，形成通号公司与永安公司的债权债务在账面上发生变化。综上所述，杨澎存在滥用职权的行为，邓宏存在失职行为。银行承兑汇票照片、票据业务查询书、复查书、退款保证函、往来询证函、收据、财务调查报告、民事诉状等一系列证据证实涉案的61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为伪造金融票证，该票证先经通诚公司背书至通号公司，再由通号公司背书至永安公司，因票据流转，通诚公司与永安公司的债权债务关系在账面上发生变化，永安公司尚未实际支付相应款项的情况下，本案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永安公司的经济损失已经实际发生，认定杨澎犯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邓宏犯国有公司人员失职罪缺少“造成国有公司破产或者严重损失”的构成要件，公诉机关指控的上述罪名因证据不足，该院不予认定。2017年，武汉铁路运输检察院指控邓凤祥、崔健犯伪造金融票证罪、邓凤祥犯受贿罪，并向武汉铁路运输法院提起公诉。武汉铁路运输法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初，邓凤祥以解决通诚公司、通号公司和永安公司之间的财务账目问题为由，向崔健提出制作一张大面额假银行承兑汇票。2015年4月3日，邓凤祥让其妹邓某（另案处理）携带该汇票先后到通诚公司、通号公司和永安公司办理背书流转手续，后邓某将该汇票带回永安公司，但未及时入公司财务账。2016年7月，永安公司的上级单位中力公司经过向出票行查询后发现该汇票为假票，即指令永安公司不得接受该汇票。经武汉铁路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该银行承兑汇票是参照中国工商银行石家庄市行唐支行出具的编号为1020005224040665已兑付的银行承兑汇票仿制而成。该院认为，邓凤祥、崔健违反国家金融票证管理制度，伪造金融票证，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伪造金融票证罪，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2017年12月29日，武汉铁路运输法院作出（2017）鄂7101刑初29号刑事判决书，判决邓凤祥犯伪造金融票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十万元等。判决后邓凤祥不服提起上诉，武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经审查认为，现有证据证实通号、永安、通诚三家公司长期合作经营煤炭生意，2014年，因用煤单位没有达到国家规定标准被强制性关闭，造成资金无法回转，三家公司便形成了债权债务关系。2015年，通号公司要接受财务大检查，永安公司面临着清欠的压力，为了今后更好的合作经营，在三家公司的认同下，由邓凤祥出面召集三家公司多次商讨解决债权债务问题，未能达成一致意见。邓凤祥便通过崔健联系上伪造银行承兑汇票的李某琦，按照三家公司大概的债权债务数额，伪造了一张6100万元的承兑汇票，经三家公司负责人同意，在该承兑汇票上背书后进行空转，以解决通诚、通号、永安公司之间暂时的财务账面平帐问题。根据本案的犯罪目的、侵犯的客体、实施的手段以及造成的社会危害性等方面综合判定，认定邓凤祥、崔健犯伪造金融票证罪构成情节严重较为适当。2018年4月23日，武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作出（2018）鄂71刑终1号刑事判决书，判令撤销武汉铁路运输法院（2017）鄂7101刑初29号刑事判决中对邓凤祥、崔健的量刑部分，改判邓凤祥犯伪造金融票证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七万元等。通号公司认为永安公司在明知假汇票后向其出具书面确认文件，是永安公司对其使用假承兑汇票责任的自认和对通号公司债务事实的确认，且本案是融资性贸易纠纷，无论涉案汇票真假，通号公司对永安公司的预付货款只是以其享有并应当回收的债权进行再投入，形式上负担而实际上并不负担每份循环贸易合同另行对永安公司预付货款的给付义务，永安公司应按其已经确认的金额向原告返还40292324.4元；永安公司认为通号公司以背书转让涉案汇票方式支付的6100万元预付款不能成立，通号公司尚欠其货款20707675.6元，故引发本诉。本院认为，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一、通号公司与永安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如何认定；二、通号公司与永安公司谁应向谁付款；三、中力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对此本院分析如下，并在此基础上对双方的诉辩主张能否支持作出评判：关于争议焦点一：通号公司认为其与永安公司之间的真实法律关系应为借贷，通号公司是出借人，永安公司为借款人，永安公司则认为其与通号公司之间是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双方间履行了煤炭实质交付义务，双方之间的纠纷应在买卖合同项下处理。对此，本院认为，第一，通号公司、永安公司以及其他公司签订了框架协议，协议约定了合作模式“即甲方销售给乙方，乙方销售给丙方，丙方销售给丁方”，资金支付流程“丁方——丙方——乙方——甲方”，之后通号公司、永安公司及通诚公司又签订了补充协议，约定通号公司“筹集资金5000万元”，“资金循环使用”，协议签订后从2015年的实际履行情况看，虽然通号公司与永安公司、通诚公司之间签订有煤炭买卖合同，各方之间也有货权转移单、永安公司也向通号公司提供了发票，但各方不能举证证明存在案涉煤炭买卖合同对应的货物，也不能证明曾经从事过煤炭买卖、存储、运输、交付等任一与履行案涉煤炭买卖合同相关的行为，仅凭各方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货权转移单、开具的增值税发票等并不能直接认定通号公司与永安公司之间就是买卖合同关系。第二，从通号公司、永安公司提交的《询证函》《往来询证函》《关于请求暂缓退货及加快处理遗留问题的保证函》《保证函》《退款保证函》、会议纪要等证据不难看出，就案涉的6000万元双方经过了反复的对账、退货、退款等处理行为，这些行为集中的意思表示就是为了解决6000万元的遗留问题，而非为了如何履行框架协议及补充协议。第三，2016年，四季公司与通号公司、永安公司签订了两组煤炭买卖合同，该两组合同中明确写明“本合同旨在处理出卖人对平顶山永安运输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的预付款债权”，由此可见签订这两组合同的目的更多的是为了解决通号公司、永安公司之间的款项问题，而非为了进行煤炭买卖。第四，2017年，国资委、国家审计署、国务院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分别发出了一系列文件，文件中明确指出通号公司与永安公司之间系“以贸易为名，实为出借资金、无商业实质”的融资性贸易行为，并造成4000余万元资金未收回。以上可以看出，通号公司与永安公司之间并不存在真实煤炭买卖合同关系，通号公司向永安公司提供资金，是为了供永安公司循环使用，通号公司从中获利，双方之间是融资性贸易行为，并非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关于争议焦点二：第一，通号公司与永安公司之间系融资性贸易关系，双方不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只是单纯的资金往来，不管双方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是什么，效力如何，均不影响永安公司应将欠付的款项给付通号公司的结果。第二，为解决遗留问题，通号公司、永安公司之间进行了《往来询证函》《关于请求暂缓退货及加快处理遗留问题的保证函》《保证函》《退款保证函》、会议纪要等多次多种文件往来，这些文件的性质和效力均不受框架协议和补充协议性质及效力的影响。第三，6100万元的虚假承兑汇票，未产生实际付款行为，因此对永安公司欠付通号公司款项的事实及数额亦不产生影响。综上，永安公司在《往来询证函》《退款保证函》中确认欠款20717727.64元；在2015年9月2日《退货接收证明》承诺退款19574596.76元，合计永安公司确认尚有40292324.4元未付给通号公司，其应按该欠款额向通号公司履行给付义务，通号公司的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永安公司反诉要求通号公司给付货款20707675.6元及利息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通号公司要求永安公司给付利息请求，本院予以调整，合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永安公司以40292324.4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支付自2015年8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的利息；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款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利息以900万元为限。关于争议焦点三，第一，虽然中力公司是永安公司的唯一股东，但各自有着自己的办公场所，有着自己的人员、账册，通号公司没有证据证明中力公司与永安公司存在混同情形。第二，中力公司参与了通号公司和永安公司遗留问题的处理，履行的是对下级公司的监督管理职责，不能认为是对永安公司的过度控制和支配，故通号公司要求中力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平顶山市永安运输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通号物资集团有限公司付款40292324.4元；二、平顶山市永安运输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通号物资集团有限公司支付欠款利息（以40292324.4元为基数，自二〇一五年八月一日起至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九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日起至款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以900万元为限）；三、驳回通号物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平顶山市永安运输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的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354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72669元，由平顶山市永安运输贸易有限责任公司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已交纳，案件受理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英婷人民陪审员  周锦程人民陪审员  王 飚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严映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