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豫03民终6855号上诉人(原审起诉人）：段留法，男，汉族，1954年2月15日出生，住河南省栾川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昂，系段留法之子段珂之妻，栾川县栾川乡罗庄社区居民委员会推荐，一般代理。上诉人段留法因诉李金波一案，不服河南省栾川县人民法院（2020）豫0324民初1415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段留法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严肃实施法律监督，依法撤销原一审法院对本案的错误裁定。事实与理由：一、原一审法院审查事实不清、认定事实有误。原一审法院上述裁定书认为：“本院于2020年6月4日受理了被告人段珂的刑事自诉案件,该案正在审理中，该刑事案件的审理范围已经涵盖了本案的诉讼请求范围,属重复诉讼”,而这种一审法院的“认为”，却在事实认定方面存在以下明显的偏差和失误：（l）、原一审法院受理的我儿子段珂当被告人的所谓“刑事自诉案件”的审理范围,根本不可能涵盖原一审法院不愿受理的我当原告人的“民事案件”！从案件的当事人来看,那个所谓“刑事自诉案件”(简称前一个案件）的原告人是吴太等九位自诉人，被告人是我儿子段珂；而我起诉的这个所谓“民事案件”(简称后一个案件)的原告人是我，被告人是李金坡。请二审人民法院乃至让全天下的人都来评一评这个理，这两个案件的当事人无论是原告还是被告，人都完全不一样,事怎么可能会一模一样呢？凭什么说前一个案件的审理范围已经涵盖了后一个案件的诉讼请求范围呢？从案件的核心诉讼请求来看,前一个案件的诉求除了要追究我儿子段珂的刑事责任以外,就是要让段珂返还房产销售款149.53万元并赔偿自诉人的经济损失；而后一个案件的主要诉求是：在清算的基础上,由法院依法确认原告对所建房屋的合法处置权。大家不妨接着评一评这个理,这两个不同的诉求究竟有什么相同和相通之处？前一个案件的审理范围又怎么可能涵盖得了后一个案件的诉讼请求范围呢？（2）、后一个案件相对于前一个案件来说，根本不属于重复诉讼！从两个案件的不同发展趋势来看,前一个案件所追求的特定目标和结果，与后一个案件所期望达到法律后果二者对比,不仅不存在谁涵盖谁的问题,而且还可能存在直接的利害关系冲突。因此,有关原一审法院所谓“重复诉讼”一说，究竟是“涵盖并保障了我在本案提起的诉讼请求”呢？还是会导致我的诉讼请求及合法权益事实上落空？还请二审法院明查。（3）、原一审法院实际受理前一个案件的日期,究竟是不是2020年6月4日？有必要打一个问号！从表面上来看,原一审法院受理前一个案件的日期,似乎只能是2020年6月4日,但涉及该案以及本案的实际情况来看,答案未必那样简单。为了避免“叙述重复”，详情请参阅以下内容。二、原一审法院严重违反法定诉讼程序,“不予受理”裁定是典型滥用职权。《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保障当事人依照法律规定享有的起诉权利。对符合本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起诉,必须受理。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在七日内立案，并通知当事人；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在七日内作出裁定书,不予受理；原告对裁定不服的,可以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六十三条规定：对自诉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在十五日内审查完毕。经审查，符合受理条件的，应当决定立案，并书面通知自诉人或者代为告诉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说服自诉人撤回起诉；自诉人不撤回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一)不属于本解释第一条规定的案件的；(二)缺乏罪证的；从以上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规定来看,对任何案件的任何当事人,不论是提起民事诉讼案件,还是提起刑事自诉案件,国家法律都首先保障当事人的诉权,但同时也会对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或刑事自诉的具体案件进行在法定期限内的必要审查。这就是说，不论当事人提起的是民事诉讼案件,还是刑事自诉案件，都存在着人民法院“决定立案”和“不予受理”这两种可能性，还存在着“法定期限”内二者必居其一的唯一现实性。因此,任何当事人都必然而又自然地需要等候人民法院在“法定期限”内做出的审查决定。这,才是国家法律在“立案”问题上公平公正体现的本来面目。可惜的是,在原一审法院,不论是本案的“后一个案件”,还是本案被迫涉及到的“前一个案件”,都被完全视国家法律在“立案”问题上的明确规定为“空气”,都肆无忌惮地体现着某些执法人员内心中“我的意志就是法”的顽固偏见。详情请看以下事实和相关阐述：（1）、两个案件在“立案”问题上有关时间的鲜明反差,是原一审法院严重违反诉讼程序的客观事实！第一个事实,早在2020年6月4日清晨8点以前,对我儿子段珂的抓捕一事就已经立即付诸实施。因为当时段珂人还在洛阳市内，而洛阳至栾川的距离是146公里,负责抓捕段珂的栾川公安即便车跑得快到极点,他们也难以在140分钟之内跑完从栾川至洛阳的来回两个路程。有证据显示,2020年6月4日上午10：20,段珂就已经被栾川公安抓捕“回栾川了”，因此，6月4日对段珂的抓捕一事必然始于当天清晨8点以前,是确定无疑的。同时,还有栾川县公安局二O二0年六月四日出具的栾公(法刑)捕通字(2020)4号《逮捕通知书》予以佐证当天抓捕事实。第二个事实,原一审法院工作日的上班时间是上午8：30,而“前一个案件”向法院提起诉讼的落款日期是2020年6月4日。这“前一个案件”的当事人吴太等九位自诉人,假如可以在法院“上午8：30”上班后的第一秒钟就提交《刑事自诉状》，假如法院可以在“上午8：30”上班后的第一分钟就能决定对这个所谓的“刑事自诉案”予以立案,假如法院可以在“上午8：30”上班后的第一刻钟就能出具对段珂的《逮捕决定书》,那客观上都依然还是“2020年6月4日上午8：30”以后的时间了,这又怎么可能掩饰得住栾川公安“早在2020年6月4日清晨8点以前,对我儿子段珂的抓捕一事就已经立即付诸实施”的客观事实呢？又怎么可能掩饰得住这“前一个案件”是标准的“先定后审”、“先逮捕后立案”的真实错案面目呢？事实上,这三个“假如”都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情况，因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自诉案件是否立案的“十五日内”审查期限，原一审法院不可能不知道,因为国家法律的尊严决不容许某些人肆意践踏损害。第三个事实,我起诉的民事案件,是2020年7月28日向原一审法院提交的起诉状，而该法院向我送达民事裁定书的时间却是8月14日。即便7月28日当天不算，原一审法院对我提起的民事案件的审查期已经达到了17天,这究竟是为什么？难道《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的7天审查期时间在该法院管辖的地盘内就无效吗？这整整多出来的10天时间他们又是在干了什么？以上三个事实充分说明,在原一审法院进行“立案审查”的两个案件中,“前一个案件”的法定审查期是15天时间，但该法院事实上的审查时间却是0天，更准确的事实上的审查时间还应该是一个负数,因为“早在2020年6月4日清晨8点以前,对我儿子段珂的抓捕一事就已经立即付诸实施”,因为“2020年6月4日上午8：30以后”,对“前一个案件”而言,由于早已木已成舟,事实上的立案审查时间就连一分一秒都是多余的了！而“后一个案件”的法定审查期是7天时间,但该法院事实上的审查时间却是不仅用足了7天时间，而且还另外多用了10天时间才出审查结果。这两个案件在“立案审查”法定程序上一反一正的鲜明对比,难道还不能说明该法院严重违反诉讼程序的明确失误吗？（2）、《协调会纪要》召开的日期才是“前一个案件”的真实“立案日期”！《刑法》明文规定,侵占罪是“告诉的才处理”。对此,原一审法院不可能不知道。因此,鉴于前述相关事实和依据,该法院现在立案并审理的“前一个案件”究竟是属于正当正常的“自诉案件”呢？还是属于不得不掩人耳目而出台的“自诉皮影”？还请现二审法院予以明察！同时,有关该“前一个案件”在“事实上的审查时间还应该是一个负数”的谜底和其来龙去脉,我们不妨可以从以下事实中寻求答案。《协调会纪要》的全称是《段珂一案案情分析研判“协调会纪要"》,该协调会的时间是：2020年4月21日9时——11时10分,地点是：栾川县公安局七楼会议室，主持单位是：栾川县政法委,主持人是：胡晓波(栾川县政法委常务副书记),参加人是：王敏《栾川县政法委)、高承志(栾川县公安局副局长)、张丽华(栾川县检察院公诉科科长)、高新庆(栾川乡派出所所长)、胡宗魁(栾川县公安局法制科科长)、庞双建(栾川乡副乡长)、高涛(栾川乡信访办主任)、裴军波(栾川乡派出所副所长)、候金波(栾川县鸾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范国军(城关派出所民警)。该会议主要内容是：通过政法委协调公、检、法三个单位对段珂售房一案案情分析研判,给案件做出最准确定性。该会议需要首先讲明的内容是：首先胡书记讲,“。今天法院因临时有紧急公务不再来参加会议,我会后把意见给法院沟通。”。该《协调会纪要》的其他协调内容暂略，详见本上诉状附证资料。该《协调会纪要》最后总结性的结论意见是：“胡书记讲,我做一下总结，做好以下6项工作：1、继续做好购房户工作,要房着(者)协调10日内交款交房。2、通知段珂20天以内退款。3、有(由)法院以涉嫌侵占罪受理、立案。4、售房合同中段珂签字情况查清。5、案件公安机关配合法院继续协助调查。6、一个月内大家齐心协力把案件拿下。”对该《协调会纪要》,上诉人还有一点特别说明：由于该《协调会纪要》全文中从未出现过针对段珂的“逮捕”二字,而客观现实是在原一审法院“前一个案件”于“2020年6月4日上午8：30以后受理”之怪相出现之前,又实际出现了对段珂实施逮捕先于法院立案的极其反常现象,因此与该《协调会纪要》密切相关的还应当有其他进一步的“协调资料”，对此还请二审法院在审理本案时予以特别注意。（3）、“帮助”吴太等九位自诉人向段珂要钱是政府出面协调的初心本意及主要目标,所谓“侵占罪”不过是协商过的“先礼后兵”、“酌情升级”的借口而已！段珂在2020年6月4日早上被抓捕以后,至今一直是失去自由。而出面找我家人做协调工作的法官，其核心点就只是一句话,“交钱放人”,由此可见这所谓的“前一个案件”里的“侵占罪”只不过是他们一心只为吴太等九位自诉人催讨钱财的借口,对段珂的逮捕也只是他们借职务之便而滥用职权的施加压力手段,更让人愤恨不平的是他们居然对段珂这样错定罪、错逮捕的人直接施加了只有特大重型犯罪的人才会使用的重型脚铐，这样欺人太甚的催讨钱财方式还有没有一点人性？在吴太等九位自诉人以及其他追债人多年向政府部门施加压力之下,本来不该是我的家人而应当是李金波承担的许多债务，都转嫁到了我的家人身上,我的家人本来已经为此付出了巨大经济损失,可是栾川县的政法委以及公检法机关为什么不想一想我和我儿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如何给予保障？为什么要再使用政府和公检法的力量致使我家已经遭受严重经济损害的基础上更进一步雪上加霜？（4）、原一审法院不是依据刑法明文规定而是依据《协调会纪要》才予以立案的“前一个案件”应当立即裁定不予受理！原一审法院依据“前一个案件”的立案才能产生的对段珂的“逮捕决定”应当立即撤销！大量事实充分说明,本案始终就是行政干预下的办案。而充当本案最大阻力和借口的“前一个案件”，则更是栾川县政法委以“维稳”之名全程插手法院的立案和审理活动,这已经从根本上丧失了公正司法的本意,而且还是明显违法的。本来,即使有吴太等九位自诉人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案件这并不奇怪，而公正司法在最终审理结果出台之前,对段珂来说可以有“有罪”的可能性，也当然可以有“无罪”的可能性,因为那个“侵占罪”中保管财物的必备前提就与段珂根本对不上号,“段珂保管李金波财物”的说法只是某些人心中的主观臆想，而根本没有任何合法凭据。可是，原一审法院却无视国家法律授予其的公正职责，却忠实执行政法委的错误决定,公然置法律尊严于不顾，对段珂实行先逮捕、后立案的颠倒黑白程序,这就充分失去了“前一个案件”公正独立存在的本意,使得该案随后的一切审理活动都变得毫无意义,这样似是而非的所谓“刑事自诉案”难道还不应当立即撤销吗？三、原一审法院对上诉人提起的“诉讼请求”避重就轻、认定依据是明显无中生有。原一审法院对本案不予受理的第二个依据，是“原告的诉讼请求为‘与李金波依据建房协议进行清算’,因该协议中途被解除,原告亦未提供解除合同时房屋建设到何种地步的证据,其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不具体、不明确。”,因此,原法院认定的这些主观认识说法都是自己就完全站不住脚的。又怎么能够“充数”于支持“不予受理”本案的依据？具体理由如下：（1）、原一审法院认为我在本案的诉讼请求为“与李金波依据建房协议进行清算”,这是典型误导视听的“以偏概全”,是故意回避本案的焦点诉讼请求！我在提起本案时的诉讼请求是：1、请求与李金波依据建房协议进行清算；2、在清算的基础上,由法院依法确认原告对所建房屋的合法处置权；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在本案还处于原一审法院的“立案审查期间”,主审法官就把我叫到法院,当面要求我将我起诉的第2项诉讼请求撤掉,我不同意。法官又说我不懂法,又给我找来一个律师给我做工作,这名律师依然还是劝说我将第2项诉讼请求撤掉,我依然不能接受。因为我的诉讼请求虽然有3项,但显然只有这第2项诉讼请求才是我必不可少的核心诉求。由此可见,原一审法院两次蓄意要撤掉我核心诉求的目的没有达到,就采用视而不见的方式在我诉求上继续“鸡蛋里挑骨头”,这是在故意回避本案的焦点诉讼请求。（2）、原一审法院认为的“因该协议中途被解除”之说,本身缺少法律依据,不能成为被引用证实有关事务的凭据！本案涉及的《建房协议》,虽然确实经公证处出面办理了相关解除手续,但是对《建房协议》是否完全得到法律上的确认,现实中还存在着实际不同意见和不同见解,这也是客观事实。即便是原一审法院自己坚定无疑地认为“该协议中途被解除”真实有效,但因为还缺少已生效法院裁判文书的法律确认而实际欠缺法律事实的效力,因此，在目前就被视为原一审法院佐证其他事实的凭据,明显有失妥当。（3）、原一审法院认为的“原告亦未提供解除合同时房屋建设到何种地步的证据”之说,难避“越权越位”之嫌！法院有立案庭，也有审判庭,各庭之间应当各自职责权限明确,不可能没有内部分工。原一审法院认为的“原告亦未提供解除合同时房屋建设到何种地步的证据”之说，由于其产生依据就明显有失妥当,因而其自身就难以成立。就算假如前面说的“建房协议已被公证解除”在法律效力上不存在任何瑕疵,原一审法院认为的“原告亦未提供解除合同时房屋建设到何种地步的证据”之说，也是立案庭抢了审判庭的“饭碗”，这立案庭也是难避“越权越位”之嫌！（4）、原一审法院认为的“其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不具体、不明确”之说,是典型的曲解事实、曲解法律、武断蛮横、无中生有！原一审法院为什么一再想方设法劝阻我提起诉讼的第2项诉讼请求一定要删除掉？就是因为我提出的该诉求以及涉及的事实和理由“太具体”、“太明确”了,容不得他们“不具体、不明确”的主观臆想在此抛头露面。他们删除诉求的意图落空以后,居然又想到这种对我提起诉讼的第2项诉讼请求“视而不见”，并极力回避的方式，借用明显站不住脚的曲解之说，才让这个所谓的“不具体、不明确”之说终于有了“出场”的机会。这究竟叫什么？古代有人用“掩耳盗铃”之术,创造了历史；当代有人是不是也想创造出一个新的历史？其中是非曲直不信没人公断！四、本案真正遗漏当事人的不是上诉人,而是原一审法院。（1）、原一审法院认为的“2012年6月22日,段留法、段珂与李金波解除了该协议,故段留法、段珂应为合同一方当事人”之说,逻辑上完全不能成立！我和段珂是父子关系,我们父子二人作为共同甲方,在2010年12月14日与李金波签署了《建房协议》后，就自然成为了“合同一方当事人”,这是一个简单的法律事实。因此，我和段珂是不是“合同一方当事人”，与该《建房协议》是不是已经解除，毫无任何关系,根本不存在“解除了该协议，故段留法、段珂(才)应为合同一方当事人”的任何可能性。（2）、我和段珂无论是否属于“合同一方当事人”,都与是否“属遗漏当事人段珂”没有一分钱关系！虽然我和段珂同是“合同一方当事人”,但是却没有任何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要求我在向法院提起诉讼时，必须“同是合同一方当事人共同署名参与”担任本案原告时,才能算是正确的原告！这就是说,在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时,我可以选择和段珂共同当原告,也可以选择由我自己单独当原告,无论何种选择都丝毫不违反现行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至于本案的原告是不是应该增加段珂才为完善,那应该是本案已经在法院立案之后的事，应该是审判庭考虑的范围,而并非立案庭的审查范围。因此，原一审法院的“属遗漏当事人段珂”之说,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3）、本案真正遗漏当事人者不是我段留法，而是原一审法院！我向原一审法院提起诉讼的被告人是李金波，李金波才是本案真正的当事人。可是,原一审法院的本案裁定书的当事人位置里却找不到李金波的名字,这难道不奇怪吗？《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七条明文规定：“原审人民法院收到上诉状,应当在五日内将上诉状副本送达对方当事人,对方当事人在收到之日起十五日内提出答辩状。”可是，原一审法院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竟然未在当事人的位置上给李金波留有一席之地，不知道他们在收到本上诉状后，还会不会送达通知李金波按时答辩？本案真正遗漏当事人者究竟是谁，这不是一目了然了吗？五、本案原一审法院裁定书在适用法律上明显有误。（1）、原一审法院在适用法律上不敢适用不能适用有关“不予受理”的专项法律规定，正好反证出本案原一审法院的“不予受理”裁定是完全错误裁定！《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是法律对民事起诉案件“不予受理”的专项规定,并具体罗列了七种具体情况(均省略),这七种具体情况均与本案毫无关系,因此可以从法律规定的实际情形反证出本案原一审法院的“不予受理”裁定是完全错误裁定。（2）、原一审法院在作出本案裁定时引用《民事诉讼法》第119条、第123条之规定，是“欲盖弥彰”，是“越描越丑”,正好反证出本案原一审法院的“不予受理”裁定是完全违法裁定！《民事诉讼法》第119条明文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而本案的实际情况完全符合这四项法定条件。《民事诉讼法》第123条明文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保障当事人依照法律规定享有的起诉权利。对符合本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起诉,必须受理”。同时,该法条还进一步具体规定：“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在七日内立案，并通知当事人；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在七日内作出裁定书,不予受理；原告对裁定不服的,可以提起上诉。”从以上法律明文规定来看,对“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在七日内作出裁定书,不予受理”,而本案的实际情况却是,原一审法院居然在“十七日”才作出“不予受理”的裁定书,这还不是违法裁定又能算是什么？综上所述,原一审法院对我起诉的民事案件裁定“不予受理”,是完全错误的,是完全违法的,希望二审法院给予及时纠正。原一审法院借口与本案“重复”的、其已经先立的“刑事自诉案”完全是一个栾川县政法委出面协调公检法共同先于参与的虚假的、违法的“皮影案”,他们炮制的这种“先定罪,后立案”、“先逮捕,后审理”的所谓“刑事自诉案”应当立即撤销！依据该“刑事自诉案”而对段珂逮捕的错误决定应当立即撤销！还本案一个公平公正审理、实事求是解决相应民事经济纠纷的本来面目！段留法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与李金坡依据建房协议进行清算；2、在清算的基础上，由法院依法确认原告对所建房屋的合法处置权；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原审法院认为：一、2010年12月14日，段留法、段珂与被告李金坡签订了《建房协议》，2012年6月22日，段留法、段珂与李金坡解除了该协议，故段留法、段珂应为合同一方当事人，本案原告只有段留法一人，属遗漏当事人段珂。二、原告的诉讼请求为“与李金坡依据建房协议进行清算”，因该协议中途被解除，原告亦未提供解除合同时房屋建设到何种地步的证据，其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不具体、不明确。三、本院于2020年6月4日受理了被告人段珂的刑事自诉案件，该案正在审理中，该刑事案件的审理范围已经涵盖了本案的诉讼请求范围，属重复诉讼。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二十三条之规定，裁定如下：对段留法的起诉，本院不予受理。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宅基地使用权人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享有占有和使用的权利，有权依法利用该土地建造住宅及其附属设施”；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宅基地使用权的取得、行使和转让，适用土地管理法等法律和国家有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四条规定：“集体建设用地的使用者应当严格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确定的用途使用土地”。结合上述规定，宅基地使用权只是基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而享有的一项福利性权利，只能在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间流转，不得擅自以各种形式改变宅基地属性对外转让出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七十四条规定：“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对违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擅自将农用地改为建设用地的，限期拆除在非法转让的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恢复土地原状，对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没收在非法转让的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可以并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八十二条：“擅自将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通过出让、转让使用权或者出租等方式用于非农业建设，或者违反本法规定，将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通过出让、出租等方式交由单位或者个人使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本案争议因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提供名下宅基地使用权与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以外的人员通过签订合作建房协议并约定建成后房产的分配所引发，上诉人段留法的原审诉求事项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故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原审裁定的结论并无不当。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翟 涛审判员 胡豫勇审判员 张予洛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五日法官助理白璐书记员闫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