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632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国发，男，1970年7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明庆，广东仁者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晓明，广东仁者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蒋先清，男，1975年10月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达州市达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莉娟，广东立慧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丽群，北京市安通（东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小英，女，1971年2月2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资中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莉娟，广东立慧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国发因与被上诉人蒋先清、郑小英加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8民初37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国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明庆，被上诉人蒋先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莉娟、黄丽群，被上诉人郑小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莉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国发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蒋先清、郑小英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汪某无权向广发制衣厂收取加工款，蒋先清至今仍拖欠张国发加工费。1.庭后汪某接受了一审法院的询问，该询问笔录属于证人证言，应当接受张国发的质证，一审法院未通知和组织张国发进行质证便依据该证人证言认定案件事实是错误的。张国发未授权授意汪某向广发制衣厂收钱，更无授权汪某收款后再转交张风浪，再由张风浪向汪某支付提成。广发制衣厂至今仍拖欠张国发加工费，张风浪也仅是张国发的生产管理厂长，无权收取加工费，更无权向汪某支付提成。2.一审审理确认，汪某并非张国发员工，而是职业跑单人，蒋先清经营服装行业，不仅仅只委托张国发提供洗水加工服务，因此，汪某作为跑单人，也有可能是代其他洗水加工厂收款。3.按照张国发向蒋先清收款的交易惯例，张国发在收到加工款后，会由财务人员张国兰向蒋先清出具收据，收据签名为“张国兰”或“张国兰汪某”，换句话讲，只有张国兰经手的收据，张国发才认可该款项确已收到。按照一审审理的逻辑，若汪某向蒋先清收取了额外的款项，或仅有汪某经手的收据对应的款项超出总加工款，蒋先清将有权向张国发要求返还多余部分的加工款，这必将导致交易的混乱。4.《冠丰洗水厂与广发制衣厂洗水单价确认表》（下称《单价确认表》）出具的背景是由于张国发与蒋先清合作之初约定以市场价作为洗水加工的单价，但蒋先清并未按照市场价计算加工款，故双方争执不下，因此对加工总额费用的计算不能达成一致，所以才于2018年1月24日邀请郑某作为见证人，确定了市场价格，并签订了《单价确认表》。而蒋先清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转账记录，及汪某出具的收据的时间均在2016午7月至2017年1月之间。由此可以看出，汪某收到的款项并非支付给张国发的加工费，从逻辑推理上讲，若加工费已支付完毕，张国发和蒋先清完全不需要制定《单价确认表》以计算加工费。（二）按照单价表和送货单，双方的交易总额是可以确定的；蒋先清应向张国发支付674357.8元加工费及利息。1.加工费的计算方式是以收、送货单上的数量和实际单价相乘后求和。实际单价是以《单价确认表》确定的每道加工工序的单价，对送货单上全部加工工序的单价求和。其中当加工服装为童装时，普洗、酵么洗、酵染、酵么怀旧、高猛漂工序的单价按八折计算，其他工序单价不变，再求和；当加工服装为复合布料时，实际单价需加计20％。2.“过水”工艺的价格和“酵洗固色”的价格并未在《洗单价确认表》中约定，若一审法院认为未约定单价的加工项目费用法律依据不足，可以将该部分项目的费用予以剔除，而非因此认定总加工费无法经计算得出，进而否定全部加工费用。剔除后的加工费为763149.2元，仍未低于一审原诉讼请求所主张的支付款项742972.8元。3.张国发鉴于对蒋先清的同情，仍坚持一审原诉讼请求所主张的支付款项742972.8元，其他款项愿予以放弃。张国兰经手的收据共三张，共计68615元，张国发确认该款项的收取。故蒋先清应向张国发支付674357.8元加工费及利息。综上所述，蒋先清并未完全履行还款义务，据此，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对一审判决直接予以改判，支持张国发的上诉请求。蒋先清辩称，（一）蒋先清已支付完加工款，蒋先清已将加工款支付给汪某，再由汪某交给张国发的财务张国兰，一审庭审时，张国发承认张国兰是公司财务，并确认由张国兰与汪某共同签名的收据的真实性。2.蒋先清在一审时提供的《录音》中张风浪（张国发的侄子）确认交易期间是张风浪与汪某在负责，汪某收了钱写的单价他们都认，本案中蒋先清已提供了转账给汪某的流水，部分流水与部分《收据》是对应的。3.编号为15212980号的《收据》显示，广发制衣厂交来2016年货款18615元，说明双方之间的交易是有进行过结算的事实，根据收据的位数，2016年之前的货款肯定是已经结清了，张国发仅凭《送货单》主张从未支付加工费不符常理。（二）张国发与蒋先清之间的交易习惯。1.张国发与蒋先清之间没有签订合同，《送货单》及《收货单》是张国发提供的格式单据，单价一式三联注明“作为本厂送货及收款凭证”，其中，送货联在张国发处，客户联及财务联在蒋先清处，由此可见，张国发收取加工费后将财务凭证给蒋先清的事实。一审张国发回应是管理不善将财务联给到蒋先清，该陈述没有事实的证据。2.任何一种交易习惯都是先询价再交易，本案中张国发是在交易完成三年后再按2018年的价格去要求结算，不符合广州市新塘镇牛仔小额交易的行业习惯规则。3.本案的送货收货发生于2016年9月至2017年1月，张国发于2019年4月份起诉，如果货款未结清，在此期间张国发从未发电发函要求支付对账付款，亦不符交易习惯。（三）张国发应当对其举证不能承担法律后果。1.蒋先清提供支付给汪某的流水，汪某庭后到法庭确认张国发与蒋先清已结清加工费，蒋先清手持《送货单》及《收货单》的财务联，以及张国发公司的收据，已形成证据链，证实双方有对账，并已有付款的事实。2.张国发的仅仅只有《送货单》的存根联，按2018年的确认表的新报价重新制作一份对账明细，证据之间存在矛盾：其一，《单价确认表》是新要约报价，该报价包括本案没有的童装报价；其二，对账明细没有瑕疵品的扣除，没有扣除收据数额，没有批次，也没有对应其所陈述的单价确认表的八折，其单方制作的对账明细的数额与其诉讼请求不一致。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郑小英辩称，我方与蒋先清不存在夫妻关系，也不存在共同经营关系，张国发提供的证据也无法证明我方与蒋先清存婚姻关系，我方不应承担本案的货款责任。张国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l.请求依法判令蒋先清、郑小英支付张国发加工费742972.8元及利息（利息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蒋先清、郑小英承担。诉讼中，张国发将第一项诉讼请求变更为：请求依法判令蒋先清、郑小英支付张国发加工费674357.8元及利息（利息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关于本案交易相对方的争议事实。首先，关于郑小英是否与蒋先清为夫妻关系及共同经营“广发制衣厂”。对此，因张国发所提交的证据中无任何证据证明郑小英与蒋先清为夫妻关系，且张国发提交的证据也仅能证明郑小英作为收货人收过货，但不能排除郑小英基于其他法律关系或事实接收货物的可能，故在张国发未进一步举证证明的情况下，对张国发主张郑小英与蒋先清共同经营“广发制衣厂”的主张不予采纳。其次，关于张国发是否为加工方。对此，蒋先清主张张风浪才是加工方而非张国发，虽蒋先清在交易过程中不排除其是与张风浪联系的，但联系人并不一定就是交易相对方，在张国发持有送、收货单据原件且蒋先清未提供证据证明张国发持有的证据是其与张风浪交易过程中形成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对蒋先清称张国发不是加工方的主张不予采纳。第三，关于蒋先清是否为委托加工方。蒋先清虽然在答辩时认为交易双方为“冠丰洗水厂”和其经营的东莞市中堂川发制衣厂，但是其在庭审中陈述“广发制衣厂”为其经营，且在张国发提交并经蒋先清质证无异议的多张“冠丰洗水服装工艺厂”的送货单上有蒋先清本人的签名，再结合其支付加工费的纪录，故一审法院确认蒋先清为委托加工方。综上，本案案涉加工合同的相对方应为张国发和蒋先清。（二）关于汪某身份的争议事实。首先，关于张国发、蒋先清先后提交了由汪某出具的证人证言能否证实汪某为对方的员工。因上述证据为证人证言，证人应依法出庭作证，由于证人汪某无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且陈述相互矛盾，故一审法院对该份证人证言不予采纳，并不能据此确认汪某在交易中的身份。其次，关于张国发主张汪某为蒋先清的员工。从张国发提交的送、收货单显示：2016年9月16日，编号为NO.0002332的冠丰洗水厂送货单上记载的送货人为“汪”，收货人为“郑”；2016年9月17日，编号为NO.0002193的冠丰洗水厂的送货单上记载的送货人为“汪”；2016年10月16日，编号为NO.0002002及NO.0002001的冠丰洗水厂的送货单上记载的送货人为“汪”，收货人为“蒋”。张国发在庭审确认上述送货单上的“汪”为汪某所签，“郑”为郑小英所签，“蒋”为蒋先清所签。据此，一审法院认为，在张国发与蒋先清交易的过程中，汪某有代表冠丰洗水厂向“广发制衣厂”送货的行为。此外，汪某与张国发的姐姐张国兰共同签名的两收据显示，汪某与张国兰共同签名向“广发制衣厂”出具收到加工费的收据。也就是说，汪某有以冠丰洗水厂的名义向蒋先清收取加工费且曾有将收到的费用交回冠丰洗水厂的行为。基于汪某以上的行为，对张国发主张汪某为蒋先清的员工，一审法院认为理由并不充分，不予支持。第三，关于蒋先清主张汪某为张国发的工作人员。虽在交易过程中，蒋先清多次向汪某付款，而汪某也多次单独或与张国兰共同出具收据收取加工费，但是收取费用的行为也有可能是因代理而产生。故此，仅凭汪某的上述行为并不足以证明蒋先清的主张。综上，张国发、蒋先清均无法证明汪某为对方的员工，但是现有证据可证明汪某曾代表过张国发向蒋先清送货和收取加工费。再结合证人郑某称汪某是职业跑单人并非为张国发或蒋先清的员工；以及由蒋先清提交且张国发对真实性无异议的录音中显示，张国发方人员表示认可汪某代表张国发收取加工费。一审法院认为汪某并非张国发或蒋先清的员工，汪某曾代表张国发向蒋先清送货和收款。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9月11日到2017月10日间，张国发以“冠丰洗水服装工艺厂”（未工商登记注册）的名义、蒋先清以“广发制衣厂”的名义进行服装洗水加工交易往来。双方在交易过程中，由“冠丰洗水服装工艺厂”从“广发制衣厂”收取服装进行加工后，再送货至“广发制衣厂”的方式进行加工往来。双方之间的交易由汪某进行联系。在交易过程中，“冠丰洗水服装工艺厂”加工完毕向“广发制衣厂”送货的过程中共形成送货单180多张，在送货单上均只注明加工方式及数量，未标明洗水加工的单价及每批次加工费的总价。其中，2016年10月4日、10月5日、10月7日、10月10日、10月11日、10月25日、10月30日、11月2日、11月3日、11月5日、11月8日、11月9日、11月11日、11月12日、11月14日、11月15日、11月18日、11月19日、11月21日、11月23日、11月24日、11月26日、11月28日、11月29日、11月30日、12月1日、12月5日、12月10日、12月11日、12月12日、12月18日、12月20日、12月22日、12月23日、12月25日、12月26日、12月28日、12月30日、12月31日的送货单上均标注有送货时存在的质量问题，另有部分送货单标注“没看货”。双方进行交易的过程也未形成经双方签名确认的对账单。蒋先清于2016年7月1日、7月11日、2016年9月10日，分别向汪某转账10000元、70000元和10000元；于2016年9月20日至2017年3月16日期间共向汪某转账519320元，其中，2016年9月20日转账20000元、2016年9月30日转账10000元、2016年10月20日转账50000元、2016年10月21日转账12350元、2016年11月4日转账13161元、2016年11月7日转账50000元、2016年11月25日转账60709元、2016年12月4日转账40000元、2016年12月22日转账100000元、2016年12月28日转账6765元、2017年1月11日转账68000元、2017年1月18日转账38335元、2017年3月16日转账50000元。汪某于2016年10月15日及2016年11月10日分别出具收到“广发”9月及10月预付洗水加工费50000元和90000元收据、于2016年12月20日出具收到“广发”11月洗水费140000元的收据（备注用超15569元）、于2017年1月2日出具收到广发洗水费20000元的收据给蒋先清，以上汪某单独出具的收款收据总额为300000元。张国兰于2017年1月11日出具收到“广发制衣厂”预付洗水费30000元的收据给蒋先清，张国兰与汪某于2017年1月19日出具收到“广发制衣厂”货款20000元的收据给蒋先清。此外，张国兰与汪某另出具了一张日期模糊，内容为：“收到广发制衣厂交来2016年货款18615元”的收据给蒋先清。对上述收据，张国发确认收到有张国兰签名的款项68615元。2018年1月24日，汪某、蒋先清、张国发、郑某签订了《冠丰洗水厂与广发制衣厂洗水单价确认表》一份，表中列明各种洗水工艺的价格为：普洗0.8元，酵么漂2.2元，酵染2.8元，酵么怀旧2.5元，高锰漂3.5元，拖色0.3元，吊么0.05元/位，割烂0.8元，手缝0.05元/位，猫须0.6元/对（加一对0.4元），马骝0.8元，全喷1.7元，手抺马骝位1.5元，全抺2.5元，压皱1对2.5元，复合加20%，烂边0.5元，水压皱1元，加重位0.5元，手擦0.8元。另表中备注：童装8折，洗水打折、工艺不打折，并在签名上方有“以此单价结算”字样。此后，双方对交易过程中蒋先清是否付清货款产生争议，张国发遂诉至一审法院。在诉讼过程中，张国发向一审法院申请对蒋先清、郑小英所有的价值742972.8元的财产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并由广东泓盛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出具财产保全担保函提供担保。一审法院经审查作出（2019）粤0118民初377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予以采取财产保全措施。为此，张国发交纳财产保全申请费4235元。庭审中，张国发认为其诉讼请求金额应扣减张国兰签名或张国兰、汪某共同签名的收据中所记载的收款数额即68615元。庭后，张国发又称双方交易的数额实际数额为772704.88元，但不再变更诉讼请求。庭后，汪某接受一审法院询问时称，汪某与张风浪是合作关系，合作方式是广发制衣厂将货物交给汪某，再由汪某交给冠丰洗水厂加工，汪某负责向广发制衣厂收钱，汪某收款后再转交给张风浪，再由张风浪向汪某支付提成。汪某在冠丰洗水厂并无工资收入，并非是“冠丰洗水厂”或“广州发制衣厂”的员工。涉案加工费已经于2017年2月份左右收齐。一审法院认为，张国发与蒋先清虽未签订书面的加工合同，但双方的加工行为已实际发生，并已交付了加工成果，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亦未违背公序良俗原则，故双方的加工合同关系依法成立、有效。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汪某是否有权代表张国发收取蒋先清支付的加工费。二、张国发称蒋先清应向其支付加工费674357.8元的主张证据是否充分。关于汪某是否有权代表张国发收取蒋先清支付的加工费。首先，汪某在张国发、蒋先清双方交易过程中曾以“冠丰洗水服装工艺厂”的名义将经洗水加工后的货物向蒋先清交货且曾与张国发认可的人员共同向蒋先清出具收据，故可确认张国发曾认可汪某代表其向蒋先清收款的行为。其次，据蒋先清提交的录音证据显示，张国发与蒋先清之间的交易是通过汪某联系。且张国发方人员多次表示对汪某收取蒋先清款项均予认可。也就是说，即使在张国发、蒋先清双方产生争议后，张国发依然对汪某代理其向蒋先清收取加工费的行为是认可的。故此，本案中，张国发与汪某之间应构成代理关系，在张国发与蒋先清的交易过程中，汪某有权代理张国发向蒋先清收取加工费。关于张国发称蒋先清应向其支付加工费674357.8元的主张证据是否充分。首先，由于双方未对洗水加工过程中应付的加工费形成双方确认的对账单。即双方在交易过程中未形成双方认可的交易金额。其次，张国发主张按汪某、蒋先清、张国发、郑某在2018年1月24日签订的《单价确认表》确认洗水加工费的总金额，由于该单价表中所确认的单价存在与双方在交易过程中形成的送货单相比较，既存在单价表对如“过水”“过水成品”“轻全喷”“酵洗过色”等等加工项目未约定单价的情形，也存在“多位手擦”“多位马骝”“轻全喷”与“手擦”“马骝”“全喷”之间存在差异时无明确计算方法的情形，导致在双方无法协商一致的情况下，依照单价表及送货单对双方的交易总额无法进行计算，甚至张国发在起诉时和庭后进行计算也得出了不同的结果，如张国发对2016年9月20日送货单号为“002258”的加工货物单价就出现其两次自行计算结果不同及按单价表计算结果无法计算的情形。也就是说，张国发称凭该计算表和送货单可计算出总交易金额的主张，依据并不充分。第三，据蒋先清向汪某的转账记录显示，蒋先清在2016年9月11日至2017年3月间已经向汪某转账519320元，且蒋先清最少收到了汪某、张国兰分别或共同出具的金额共计368615元的收据。即蒋先清称款项已经付清是有一定的事实根据。第四，从张国发所提交的送货单中标注存在质量问题的内容且部分送货单标注“没看货”来看，蒋先清方的收货人是对加工的货物提出了质量异议或保留了提出异议的权利的。张国发以送货单上的送货总数计算蒋先清应付加工费的金额，并不合理。故此，张国发所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支持张国发的诉讼请求，在张国发未提交证据证明订立合同时履行地的市场价格的情况下，应由张国发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综上所述，张国发所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蒋先清拖欠加工费的事实。因此，张国发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于2020年4月28日判决：驳回张国发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1230元，财产保全费4235元，合计15465元由张国发承担。经审查，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张国发除了对于一审法院对汪某的询问内容不予确认外对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张风浪是张国发的外甥，也是张国发工厂的厂长。对于有张国兰签字的《收据》的款项，张国发表示是汪某从蒋先清处拿的钱给张国兰，但其只有三张《收据》，没有其他凭证，可能蒋先清有付一部分款项，但因为加工厂没有经营了，没有凭证，所以具体的不清楚。关于双方的结算方式，张国发认为是其先将《送货单》的客户联给蒋先清，蒋先清确认后其再将财务联给蒋先清，但对方拿到财务联后没有对账，存根联才是对账的依据。蒋先清认为是对账结算完了之后张国发一方才给的财务联。一审中，汪某向法庭陈述如下：加工费是客户先交给他，他再支付给张风浪，本案中蒋先清并未向冠丰洗水厂直接支付过加工费，蒋先清的加工费都已收齐，其出具《收据》的钱都已交给张风浪，但其并未提交相应的支付凭证，2018年的《单价确认表》是为了确定2018年行情的单价。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综合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为：张国发主张蒋先清应向其支付加工费674357.8元依据是否充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首先，一审中汪某已向法院陈述并非是“冠丰洗水厂”或“广发制衣厂”的员工。张国发申请出庭的证人郑某也表示汪某是职业跑单人，从制衣厂拿货到洗水厂去洗，从中获得提成，据其所知汪某并非张国发或蒋先清的员工。结合郑某和汪某的陈述，以及汪某实际有代表冠丰洗水厂向广发制衣厂送货，又有代冠丰洗水厂向广发制衣厂收款的行为，本院确认汪某并非张国发或蒋先清的员工，且汪某曾代表张国发向蒋先清送货和收款。其次，关于双方交易款项是否结清的问题。虽然张国发提交了《送货单》《收货单》，但蒋先清亦持有单据的财务联，张国发认为存根联才是对账的依据与一般的交易习惯和常理不符；张国发确认其认可的《收据》所记载的款项是汪某从蒋先清处拿的钱给张国兰，且蒋先清提供了其自2016年7月至2017年3月向汪某的转账记录，张国发不认可没有张国兰签名《收据》的款项，但又认可其所收的款项是经汪某拿给张国兰，其陈述存在矛盾，且汪某在一审中已明确表示蒋先清已经支付完所有款项，结合双方的陈述和提交的证据，蒋先清主张已向汪某支付了加工费较为合理。再次，张国发认为应以《单价确认表》确认洗水加工费的总金额，但因该表格中存在与双方实际产生的《送货单》中约定的项目不一致等情形，且张国发认可的蒋先清支付的款项显然并非以《单价确认表》为依据计算得出，故其以《单价确认表》主张张国发支付加工费明显依据不足。最后，张国发自认可能还存在蒋先清支付了部分加工费但无法核实的情况，且其在一审中也多次变更加工费的金额，故实际上张国发对于其主张的蒋先清所欠加工费的金额并不明确。综上，张国发的举证不足以支持其要求蒋先清支付加工费的主张，一审法院驳回张国发的诉讼请求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张国发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230元，由张国发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曹 玲审判员 陈珊彬审判员 崔利平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黄怡斐林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