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浙0203行初39号 原告崔月娥，女，1964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天台县。 委托代理人郑冕芳（特别授权代理），浙江甬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宁波市海曙区高桥镇人民政府，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高桥镇文化路1号。 法定代表人陈明珉，镇长。 出庭应诉负责人徐辉，副镇长。 委托代理人金晓明（特别授权代理），浙江欧硕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宁波市海曙区旧村改造管理服务中心，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新典路14号。 法定代表人陈华锋，主任。 出庭应诉负责人陈小勇，副主任。 委托代理人鲍常红（特别授权代理），浙江明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金天灵，男，1989年10月3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天台县。 第三人金天文，女，1987年5月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 原告崔月娥诉被告宁波市海曙区高桥镇人民政府（下简称高桥镇政府）、宁波市海曙区旧村改造管理服务中心（下简称旧村改造中心）、第三人金天灵、金天文房屋拆迁安置行政协议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2日受理后，于法定期限内向被告、第三人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6月24日进行证据交换，分别于2020年5月18日、2020年8月27日二次依法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崔月娥及其委托代理人郑冕芳，被告高桥镇政府的出庭应诉负责人徐辉、委托代理人金晓明，被告旧村改造中心的出庭应诉负责人陈小勇、委托代理人鲍常红，第三人金天灵、金天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崔月娥诉称：原告和丈夫金如棠在宁波市海曙区××镇××路××号有楼屋二间154.4ｍ？和简易房20.68ｍ？，且原告丈夫金如棠领取营业执照，在二间楼屋下面和简易房中经营棕棚弹花加工场和卖家具。经（2008）天民一初字第948号和（2009）甬鄞民初字第2926号民事判决原告和金如棠离婚，原告分得财产为西边楼面一间计建筑面积77.2ｍ？和简易房一间计面积20.86ｍ？，且儿子金天灵和女儿金天文仍随原告居住和生活，原告和金如棠仍旧经营在二间楼下和简易房营业。2014年原告房屋属拆迁地段。当时原告和二个子女居住在楼上38.6ｍ？，楼下38.6ｍ？和简易房用于营业，且女儿金天文在宁波大学科技学院读大学，户籍也在学校中。根据征收政策，被告认定原告的38.6ｍ？为营业用房，对简易用房20.68ｍ？未认定营业用房。根据原告居住情况，被告答应原告的产权分三户予以调产。但到签订协议时被告的经办人却变卦只同意签订二户；被告无视国家法律及鄞州区人民政府规定对下列事实不予认定：1.20.86ｍ？简易房未认定营业用房且未安置调产；2.无视原告一家三人居住38.6ｍ？实际情况，且原告的女儿在大学读书，户籍在宁波大学，拆迁部门认定女儿这样情况不予单独分户安置；3.无视原告持有国有出让土地使用权证，补偿价格和集体土地使用权一样；4.对原告营业用房价格补偿不透明，要求予以公布。这样双方僵持着，直到后来被告答应原告安排二间小房子给原告营业和堆放货物，原告抱着民斗不了官的思想忍气吞声被迫接受。但是到2019年12月16日被告竟起诉要原告腾退二间小屋，那原告营业场所在哪里？原告合法经济补偿安置在哪里？且毫无人性可言，年底赶原告出屋。既然政府这样不讲诚心对待拆迁户，完全违反征地拆迁是改善生活、促进城市建设的初心。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请求法院判决：1.依法撤销2011年9月23日讼争双方签订的甬金连接线拆迁高桥村自然村以崔月娥的产权分户为崔月娥、金天灵、金天文的二份安置补偿协议书；2.被告依法重新与原告签订房屋安置补偿协议。 被告高桥镇政府辩称：一、高桥镇政府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被告是受宁波市鄞州区房屋拆迁办公室的委托，实施对原告的房屋征收工作。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五款“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所作的行政行为，委托的行政机关是被告”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五条第二款“征收实施单位受房屋征收部门委托，在委托范围内从事的行为，被征收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房屋征收部门为被告”。因此，本案被告诉讼主体错误。二、本案房屋拆迁调产安置补偿情况。因高桥镇轨道交通一号线及甬梁线工程建设需要，原告所有的位于××镇××村××层楼列入征收范围。高桥镇政府内设机构高桥镇房屋征收拆迁办公室根据鄞州区房屋拆迁办公室的委托，实施了对原告的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工作。根据原告的要求，将其二层楼房分两户调产安置，其中楼下部分调产安置权益归其儿女金天灵和金天文，楼上部分调产安置权益归原告。经宁波荣业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评估：1.楼上部分建筑面积38.6㎡，房屋评估总额24542元，装修及附着物16405元，合计40947元。2.楼下部分建筑面积38.6㎡，房屋评估总额24542元，装修及附着物19392元，合计43934元。经高桥镇房屋征收拆迁办公室与原告及其儿女协商一致，签订了签约落款日期为2011年9月23日的《轨道交通一号线及甬梁线改造建设房屋拆迁调产安置补偿协议》两份，其中一份协议的拆迁户是原告，另一份协议的拆迁户是金天灵和金天文。因当时原告及其儿女未向高桥镇房屋征收拆迁办公室提出该拆迁房是国有出让工业用地上的房屋（未提交土地证、房产证），高桥镇房屋征收拆迁办公室将该房屋根据《宁波市鄞州区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若干规定》及有关精神，进行调产安置补偿。其中一份拆迁户名为金天灵、金天文的拆迁协议，因分房后，金天灵、金天文共同提出，将该拆迁协议调产安置的新房产权人变更为金天灵一人所有。因此，将原拆迁户名为金天灵、金天文的拆迁协议作废，签订了拆迁户为金天灵的拆迁协议。高桥镇房屋征收拆迁办公室征收原告一间建筑面积楼上、楼下分别为38.6㎡，合计77.20㎡房屋后，调产安置补偿给原告位于宁波市海曙区××镇××幢××号××室××，建筑面积69.85㎡，支付给原告2011年9月16日至2018年4月30日的过渡费、奖励费、装修费等共计138829元。崔月娥在提取新房时，找补新旧房屋差额74909元。调产安置补偿给原告儿子金天灵位于宁波市海曙区××镇××幢××号××室房屋一套，建筑面积104.91㎡，支付给金天灵2011年9月16日至2018年4月30日的过渡费、奖励费、装修费等共计179808元。金天灵在提取新房时，找补新旧房屋差额61017元。三、原告诉称20.68㎡简易房，实际上是二间房屋之间搭建的棚，且该棚占用的土地使用权不属于原告，按规定不属于可调产安置面积的房屋。四、原告一家三人户籍都不在高桥镇，拆迁的房屋是工业用地房屋，非住宅，原告被征收的77.2㎡房屋，安置了新房二套，共计建筑面积174.76㎡。五、原告持有的国有出让工业用地土地证、房产证，拆迁当时未提出及提交，故对原告的房屋按集体所有土地房屋（住宅）进行征收安置补偿。六、对原告的38.6㎡经营用房的停产、停业经济损失补偿，按《宁波市鄞州区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若干规定》，原告被征收的房屋属主要道路两旁三类地段经营用房，按154元／㎡补偿38.6㎡，原告可得5944元。而实际上，高桥镇房屋征收拆迁办公室补偿给原告5944元，补偿给原告儿子金天灵8841元。七、原告占用的两间房屋，是拆迁过程中，原告要求借用房屋暂时堆放货物，并非补偿给原告。八、原告在本案中提交了证据《国有土地使用证》、《房屋产权证》。该证据显示，被征收的原告房屋属国有出让土地工业用房，高桥镇房屋征收拆迁办公室以集体所有土地房屋（住宅）给予征收安置补偿，确有问题，按（鄞政发［2008］44号）宁波市鄞州区非住宅房屋拆迁价格评估操作规程、（鄞政发［2010］32号）宁波市鄞州区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若干规定：1.原告如选择货币补偿的，可得土地评估价52062元除以2，加房屋评估价104543元除以2。2.原告如选择土地换房，即企业拆迁产权置换的，可得44.37㎡除以2的商业办公用房及结算价90024元除以2。3.原告如选择调产安置，可得的房屋、土地面积与被征收的房屋及土地面积不会相差很大，因新旧房屋差价，原告还需找出房屋差价。上述三个政府拆迁方案拆迁户很难接受，按集体所有土地（住宅）给予安置补偿，也是为了拆迁工作顺利进行的一种变通方案。综上所述，高桥镇政府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本案诉争房屋的征收部门更清楚相关拆迁政策，精通拆迁操作。高桥镇房屋征收拆迁办公室实施征收原告的房屋，按集体所有土地房屋（住宅）进行安置补偿，确实存在问题，但对原告的房屋拆迁实际安置补偿，未损害原告的房屋被征收拆迁应享受的权益。请法院依法作出判决。 被告旧村改造中心辩称：一、2011年，经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政府批准，宁波市国土资源局鄞州分局公告，对高桥镇长乐村、芦港村、高峰村、高桥村、江南村等征地范围内的房屋及附属物实施拆迁。拆迁人为宁波市鄞州区房屋拆迁办公室，拆迁实施单位为宁波市鄞州区高桥镇房屋拆迁办公室[现更名为宁波市海曙区高桥镇房屋征收（拆迁）办公室]。原告位于高桥镇吴江岸村（拆迁时已属于高桥村）的房屋在甬梁线改造规划用地范围内。2016年，宁波市行政区划调整，高桥镇成为海曙区行政区域。旧村改造中心是海曙区实施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工作机构，即拆迁人。原告的房地产属于国有土地上房屋，土地为工业用途，房屋设计用途也是工业。拆迁实施单位按照宁波市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政策对原告按住宅用房进行补偿安置，确有不当。但是，没有损害原告的利益。相反，原告却是受益一方。由于旧村改造中心没有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职权，不宜被追加为本案的被告。原告在诉状中主张的利益主要有二方面，一是认为简易房应计入调产安置面积；二是女儿应享受分户安置政策。无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政策，还是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政策，简易房都不会被计入可调产安置面积。分户安置是集体所有土地上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所特有的政策。根据《宁波市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三款第（二）规定，大中专院校在校学生，原常住户口在拆迁地的，方可计入安置人口。而原告的女儿原常住人口不在拆迁地，不是安置人口。故按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政策，原告的女儿不具有分户安置条件。因此，原告起诉的利益主张，缺乏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行政协议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当事人因行政协议取得的财产，人民法院应当判决予以返还；不能返还的，判决折价补偿。据此，旧村改造中心提请法院依法裁判。 第三人金天灵称，被告高桥镇政府答应给原告及第三人3套房屋，第三人金天灵只拿了自己一部分，其余与金天灵无关。 第三人金天文称，第三人金天文没有委托过第三人金天灵签承诺书，第三人金天灵签订的承诺书在法律上是没有效力的。对于分房，如果第三人金天文没有这个资格的话为什么可以去抽签，房屋名字上也有金天文的名字。当时拆迁办答应给原告及第三人3套房屋。要求法院依法保障第三人金天文的拆迁安置权益。 经审理查明：2011年12月29日，经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政府批准，宁波市国土资源局鄞州分局发布甬鄞拆公[2011]07号《宁波市鄞州区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公告》，对高桥镇长乐村、芦港村、高峰村、高桥村、江南村等征地范围内的房屋及附属物实施拆迁；拆迁人为宁波市鄞州区房屋拆迁办公室，拆迁实施单位为宁波市鄞州区高桥镇房屋拆迁办公室。原告位于高桥镇吴江岸村（拆迁时已属于高桥村）的一间建筑面积楼上、楼下分别为38.6㎡，合计77.20㎡房屋及简易用房20.68m?在甬梁线改造规划用地范围内。2011年9月23日，拆迁实施单位经与原告协商，签订了《轨道交通一号线及甬梁线改造建设房屋拆迁调产安置补偿协议》。双方对原告房屋的可补偿安置面积进行了确定，为砖混38.6㎡；协议还就有关补贴和奖励、调产安置房屋补偿面积、搬迁期限等进行了约定。同日，拆迁实施单位与第三人金天灵、金天文签订了《轨道交通一号线及甬梁线改造建设房屋拆迁调产安置补偿协议》。双方对原告房屋的可补偿安置面积进行了确定，为砖混38.6㎡、简易用房20.68m?；协议还就有关补贴和奖励、调产安置房屋补偿面积、搬迁期限等进行了约定。后金天灵以金天灵、金天文名义出具《分户析产承诺书》一份，拆迁实施单位以此为据与第三人金天灵重新签订了《轨道交通一号线及甬梁线改造建设房屋拆迁调产安置补偿协议》，除拆迁户一栏删除了金天文外其余内容与原协议一致。 后原告认为涉诉的简易用房20.68ｍ？的面积未被确认为经营用房不当，多次向被告反映要求纠正，并提出原简易用房内财产无处摆放要求解决。2014年6月14日，原宁波市鄞州区高桥镇房屋拆迁办公室将位于××镇××路××弄××号两间小屋的钥匙交给原告使用。2018年12月20日，原告崔月娥、第三人金天灵向宁波市海曙区高桥镇房屋征收（拆迁）办公室出具申请报告一份，载明：本人崔月娥、金天文、金天灵属甬梁线改建工程拆迁户，房屋业已拆迁并抽签到横河家园5-5-1701、8-11-304二套房屋，约需找补差价170000元。因本人家庭困难，特向贵办申请要求减免35000元，并承诺以后就此事不再向贵办提出其他要求，包括本人暂时借用高桥镇政府的围护用房，也会在政府限期搬迁之日内搬迁。2020年2月13日，宁波市海曙区高桥镇房屋征收（拆迁）办公室诉至本院，案号为（2020）浙0203民初881号，诉请为要求原告崔月娥立即腾退位于××镇××路××弄××号两间小屋。2020年4月6日，本院作出（2020）浙0203民初881号民事判决，判决崔月娥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宁波市海曙区高桥镇房屋征收（拆迁）办公室腾退位于宁波市××路××弄××号两间小屋。 原告认为两间小屋是原拆迁安置协议的组成部分，宁波市海曙区高桥镇房屋征收（拆迁）办公室现要回两间小屋，原拆迁安置就变得不合理，遂向本院起诉，请求依法解决。 另查明，2016年，因区划调整，宁波市鄞州区高桥镇整体并入宁波市海曙区。原宁波市鄞州区高桥镇房屋拆迁办公室职责由宁波市海曙区高桥镇房屋征收（拆迁）办公室承继。宁波市海曙区高桥镇房屋征收（拆迁）办公室为被告高桥镇政府内设机构。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原告起诉是否超过法定期限。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分别对公民提起行政诉讼的起诉期限作出了规定，即应从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之日时起六个月内提出。未告知诉权的，最长不超过一年。如果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则法院不予受理。本院认为，原告于2011年与被告下属的宁波市鄞州区高桥镇房屋拆迁办公室签订了《房屋拆迁调产安置补偿协议》，原告对该拆迁协议的具体内容在2011年协议签订之时就已知悉，协议中明确约定涉诉的简易用房20.68㎡为非经营用房。原告认为协议内容有误，但直至2020年4月才诉至法院，早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原告认为2014年拆迁实施单位将两间小房给原告使用属于拆迁安置协议的一部分。本院认为，原告于2018年出具的申请报告明确载明两间小房的使用性质为借用，且在该申请报告中原告明确承诺在拆迁实施单位减免35000元后不再提出其他要求。故本院认为2014年拆迁实施单位将两间小房出借给原告使用，与双方拆迁安置协议的履行无关。因此，原告所称其于宁波市海曙区高桥镇房屋征收（拆迁）办公室在2020年2月提起民事诉讼才知晓自己的拆迁安置权益被侵害，依据不足。综上，原告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应裁定驳回起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崔月娥的起诉。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袁永达 人民陪审员  夏丽清 人民陪审员  陈申玉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 代书 记员  章潮琳 附本案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四十六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 第六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情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