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13民终77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随州中心支公司，住所地随州市东城办事处文峰塔居委会七组（世纪外滩26栋1-2楼）。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淑园，广东鹏程阳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陶正虎，男，1987年1月8日出生，汉族，住随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汪丽丽，女，1990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随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连诗仪，女，2012年4月17日出生，住随县。法定监护人：陶某（连诗仪之母），女，1980年8月14日出生，住随县。上述三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何运俊，随州市曾都区北郊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文杰，男，1987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住随县。上诉人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随州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联合财险随州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陶正虎、汪丽丽、连诗仪、何文杰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人民法院（2019）鄂1303民初15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联合财险随州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第三项，改判联合财险随州公司在商业三者险限额范围内不承担赔偿责任；2、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陶正虎、汪丽丽、连诗仪、何文杰承担。事实和理由：联合财险随州公司提交的证据，能够认定何文杰肇事要求其妻子顶包，客观上致使事故成因无法查明，毁灭了可能存在酒驾、毒驾等行为，顶包的行为也符合肇事逃逸，属于商业三者险保险条款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六条约定的免责范围。何文杰另案诉讼，其提交了支付赔偿款的凭证，与其垫付的20万元不一致，该赔偿数额应先行扣除，上述事实直接影响保险公司应承担赔偿的数额。陶正虎、汪丽丽、连诗仪辩称：何文杰抢救伤员离开现场不构成交通事故逃逸。何文杰未实施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的行为，保险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何文杰辩称：何文杰积极抢救伤员并非逃逸。何文杰的妻子黄利冬在现场等候，交警到场对事故进行了处置。何文杰的刑事判决书中并未认定逃逸情形，保险公司应在商业三者险限额范围内赔偿。何文杰垫付了受害人陶正虎损失20万元及连诗仪损失18000元。黄利冬的顶包行为违法，保险公司不能据此免陪。而且，保险公司未履行提示和说明义务，免责条款无效。陶正虎、汪丽丽、连诗仪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何文杰、联合财险随州公司赔偿740389.55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9月6日，何文杰为其所有的鄂Ｓ×××××号小型轿车在被告联合财险随州公司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保险（不计免赔，以下简称三者险），交强险的保险限额为122000元（其中医疗费限额10000元、残疾赔偿金限额110000元、财产损失限额为2000元），三者险的保险限额为100万元，保险期限均自2018年9月12日0时起至2019年9月11日24时止。2018年10月14日，何文杰驾驶上述车辆沿厉山镇通村公路向灯塔五组方向行驶。15时29分，当车辆行驶至厉山镇灯塔五组右转弯时，将路边行人陶缘园、连诗仪撞倒，造成车辆受损，连诗仪受伤、陶缘园（女，2014年6月19日出生）受伤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的交通事故。同月26日，随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对该事故作出第421321120180000376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何文杰驾驶机动车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第三十八条“在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上，应当在确保安全、畅通的原则下通行。”之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一条的规定，何文杰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陶缘园、连诗仪无责任。2018年10月26日，何文杰与陶正虎、汪丽丽达成赔偿协议，约定由何文杰赔偿陶缘园死亡所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50万元，其中何文杰先行支付20万元，余款30万元由肇事车辆保险公司赔付，不足部分由何文杰负责补足。协议签订后双方在随县公证处进行了公证。后何文杰向陶正虎支付赔偿款20万元。2019年1月16日湖北省随县人民法院对何文杰因犯交通肇事罪作出（2019）鄂1321刑初14号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何文杰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该判决书查明：事故发生后何文杰将受伤的陶缘园、连诗仪送往医院抢救，其妻子黄利冬（另案处理）在现场等候。交警接警后，赶到现场进行处置，黄利冬慌称系自己驾驶车辆造成交通事故。2018年10月24日，何文杰主动到随县公安局投案。事故发生后，连诗仪在随州市中心医院治疗28天，用治疗费4927.01元，何文杰已向其支付18000元。连诗仪及死者陶缘园生前均居住在随县厉山镇灯塔村五组，户口性质均系农业户口，但在2011年11月24日，随县人民政府已下文（随县政函［2011］92号）将随县厉山镇灯塔村变更为随县厉山镇灯塔社区居委会。一审法院认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者对交通事故造成他人的损失应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何文杰驾驶其所有的鄂Ｓ×××××号小型汽车将陶缘园、连诗仪撞倒，造成车辆受损，连诗仪受伤、陶缘园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的交通事故，经公安机关认定，何文杰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陶缘园、连诗仪无责任。该事故认定客观、公正，予以采信。为此，何文杰应对原告的合理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因何文杰驾驶的SEK713号小型汽车在联合财险随州公司投保有交强险和100万元不计免赔第三者责任保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故联合财险随州公司应在交强险范围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关于何文杰的行为是否属商业保险合同中免责条款约定的情形，联合财险随州公司应否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予以赔付。联合财险随州公司辩称何文杰在发生事故后，找人冒名顶替，实施了顶包行为，应为逃逸行为，属于保险合同中的保险人免责的情形。并提供了被告何文杰签名的保险条款及《机动车综合保险免责事项说明》，证明其向被告何文杰就免责条款向何文杰履行了告知义务。一审法院认为，事故发生后，随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根据现场勘查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何文杰驾驶机动车上路行驶，未遵守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未在确保安全畅通的原则下通行是造成事故的直接原因，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另随县人民法院（2019）鄂1321刑初14号刑事判决书查明，事故发生后何文杰将受伤的陶缘园、连诗仪送往医院抢救，其妻子黄利冬（另案处理）在现场等候。交警接警后，赶到现场进行处置，黄利冬慌称系自己驾驶车辆造成交通事故。根据随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查明的情况，何文杰在事故发生后及时将连诗仪及陶缘园送往医院抢救，采取了相应的急救措施，其离开现场是为了抢救伤者，不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逃逸行为。虽然交警部门接警后及时赶至现场勘察时，其妻子黄利冬慌称系自己驾驶车辆造成的交通事故，但在何文杰到案澄清案件情况后，交警部门作出上述责任认定书，其行为主观上无顶包的故意，客观上也未导致事故原因无法查明的后果，故联合财险随州公司的上述辩解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联合财险随州公司辩称涉案交通事故导致两种法律后果，系两个不同的侵权法律关系，本案诉讼主体不适格。因该起交通事故同时造成连诗仪受伤及陶缘园死亡的多人交通事故，故为减少诉累，可一并处理。故对该辩解意见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请求的赔偿金额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受害人的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务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的规定：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例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等其他合理费用”。根据上述法律的相关规定，依据原告的诉讼请求及向法庭提供的证据，参照2019年《湖北省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标准》，对原告陶正虎、汪丽丽请求的各项经济损失核定为：1、死亡赔偿金689100元，陶缘园死亡之前虽居住在随县厉山镇灯塔村五组，户口性质系农业户口，但该村已于2011年11月24日变更为随县厉山镇灯塔社区居委会，故其计算标准参照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即34455元/年×20年＝689100元；2、丧葬费30280.50元。参照在岗职工年收入平均工资标准计算六个月，即60561元/年÷12×6个月＝30280.50元；3、处理陶缘园丧葬事宜误工费，本院酌定为2500元，即5人5天，每天100元计算；4、交通费本院酌定1000元。合计722880.50元。对原告连诗仪的各项经济损失核定为：1、医疗费4927.01元；2、住院伙食补助费1400元（50元/天×28天）；3、营养费840元（30元/天×28天）；4、后期治疗费其请求1000元，但未提供法医鉴定及相关票据，本院不予支持；5、护理费参照当地服务行业标准计算为2983.88元（38897元/年÷365天×28天）；6、交通费酌定300元，合计10450.89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同时投保机动车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按照下列规则确定赔偿责任：（一）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二）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三）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的规定，故联合财险随州公司应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原告连诗仪10450.89元（医疗费限额：医疗费4927.01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400元+营养费840元=7167.01元、死亡伤残限额：护理费2983.88元+交通费300元=3283.88元）、赔偿陶正虎、汪丽丽106716.12元［死亡赔偿限额11万元-连诗仪在死亡赔偿限额中应得赔付款3283.88元，余款为106716.12元[误工费2500元+交通费1000元+丧葬费30280.50元+死亡赔偿金72935.62元（部分）]；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赔偿陶正虎、汪丽丽因陶缘园死亡造成的死亡赔偿金616164.38元（722880.50元-106716.12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规定，判决：一、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随州中心支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内赔偿连诗仪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护理费、交通费共计10450.89元；二、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随州中心支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内赔偿陶正虎、汪丽丽因陶缘园死亡造成的丧葬费、误工费、交通费等106716.12元，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内赔偿死亡赔偿金616164.38元，合计722880.50元；三、上述款项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何文杰垫付的218000元在执行中从上述原告应得赔偿款中予以扣减，返还给何文杰。案件受理费10500元，由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随州中心支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查明，何文杰在事故发生后，要求妻子黄利冬冒名顶替其为事故当事人。还查明，《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第二十四条规定，“（一）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二）驾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1、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第二十六条第八项规定，“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保险人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赔偿责任；但保险人通过其他途径已经及时知道或者应当及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的除外”。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何文杰为其所有的鄂Ｓ×××××号小型汽车向联合财险随州公司投保了商业三者险，双方之间存在商业三者险保险合同关系。何文杰认为冒名顶包的行为，不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人可以免责的情形，保险公司应承担商业三者险赔偿责任。联合财险随州公司则认为何文杰冒名顶包构成交通肇事后逃逸，属于《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六条规定的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的情形，其不应承担商业三者险赔偿责任。因此，本院归纳本案争议焦点为联合财险随州公司对涉案事故造成的损失应否承担商业三者险的赔偿责任。判断联合财险随州公司应否承担商业三者险赔偿责任的关键，是看何文杰交通肇事后找人冒名顶替的行为是否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的情形，具体评判如下：（一）冒名顶替的行为不等同于保险条款约定的免责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是指行为人具有本解释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和第二款第（一）至（五）项规定的情形之一，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本规定中下列用语的含义是：（一）“交通肇事逃逸”，是指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后，当事人为逃避法律责任，驾驶或者遗弃车辆逃离道路交通事故现场以及潜逃藏匿的行为”。根据上述法规和规章规定，交通肇事逃逸通常是指发生交通事故后，肇事者为了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交通肇事后找人冒名顶替的行为实际上符合逃逸具有的隐瞒肇事者身份、逃避法律追究的本质特性。因此，根据事故的严重程度及其他情节，交通肇事后找人冒名顶替的行为在刑法或行政法上可能被认定为交通肇事后逃逸。但本案保险合同的免责条款并未使用交通肇事后逃逸的用语，而是规定“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逃离事故现场，或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投保人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因此，即使何文杰存在教唆他人冒名顶替的行为，也不能等同于前述保险人可以免责的情形。（二）关于涉案商业三者险保险合同相关免责条款的解释问题。何文杰与联合财险随州公司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系基于保险合同产生，因此应严格按照涉案商业三者险保险合同条款予以确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关于“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的规定，对格式合同的解释应遵循通常解释和不利解释原则。本案何文杰的妻子及案外人何小龙采取了报警等必要合理措施，何文杰对受害人尽到了救助义务。何文杰抢救伤员离开事故现场，不属于逃离。且交警部门已出警勘验了现场，相关询问笔录已证实何文杰和黄利冬没有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并不符合保险事故性质、原因难以确定的情形。基于相关保险条款的通常意义解释，何文杰交通肇事后找人冒名顶替的行为不属于《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规定的情形。即使联合财险随州公司所主张的“逃离事故现场，或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等包括冒名顶替的情形，也只能认定该条款的解释至少存在两种意义的解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在此情况下，对上述条款的解释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即联合财险随州公司的解释。因此，在肇事者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但履行了对受害人的救助义务的情形下，肇事者虽侵害了行政管理和司法秩序，但保护了受害人的生命健康权益。体现在保险理赔上，何文杰在事故发生后履行了救助义务，并未造成本案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不清以及怠于履行对被害人的救助义务从而加重联合财险随州公司责任的后果，其找人冒名顶替的行为与逃离事故现场或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等有着本质区别，与虽怠于履行对受害人的救助义务的情形相比，联合财险随州公司应当承担商业三者险赔偿责任。因此，何文杰在事故发生后的冒名顶替行为亦不属于《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规定的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的情形。（三）联合财险随州公司是否履行了涉案商业三者险保险的提示和说明义务。联合财险随州公司主张对保险单的免责条款已尽到提示及说明义务，而何文杰对投保人声明处的签名有异议。二审庭审时，鉴于联合财险随州公司一审提交的投保人声明处何文杰的签名与其本人签名笔迹不同，本院要求联合财险随州公司对何文杰签名的真实性等作出书面确认，其未能在规定的期限内确认何文杰签名的真实性，亦未提交其他证据佐证，无法证明其对格式条款上的免责条款向投保人履行提示和说明义务。因此，联合财险随州公司的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不产生法律效力。综上，联合财险随州公司关于商业三者险免责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四）关于赔偿数额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同时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规则确定赔偿责任：（一）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二）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三）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的规定，何文杰应承担的赔偿责任应由联合财险随州公司在商业三者险限额范围内进行赔偿。除110000元交强险赔偿外，联合财险随州公司还应在商业三者险限额范围内向陶正虎、汪丽丽、连诗仪赔偿616164.38元。陶正虎、汪丽丽、连诗仪对何文杰垫付20万元无异议，联合财险随州公司对于何文杰赔偿数额的异议于法无据，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联合财险随州公司应承担商业三者险赔偿责任正确，应予维持。综上所述，联合财险随州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209元，由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随州中心支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莹审判员 李 超审判员 周 鑫二〇二〇年九月四日书记员 何沛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