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辽02民终574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二木仓储工贸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法定代表人：林起宽，该公司经理。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三发包装制品厂，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法定代表人：林起宽，该制品厂经理。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树友，北京市龙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大连清森木业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法定代表人：李静，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芸，辽宁德中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大连二木仓储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二木公司”）、大连三发包装制品厂（以下简称“三发制品厂”）因与被上诉人大连清森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森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2019）辽0211民初51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二木公司和三发制品厂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树友、被上诉人清森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静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芸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二木公司和三发制品厂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案涉大连三发制品厂厂房及土地使用权系法定代表人林起宽依据甘体改发【1997】41号文件,于1997年12月12日通过大连市甘井子区姚家村集体企业大连大北化工厂、大连大北实业公司仓储库、大连姚家新型建材厂改制一次性买断取得,这也是现在姚家村民尽人皆知的事实,而非被上诉人通过伪造的虚假证据编造的其自建而成。二、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清森公司成立及与上诉人建立租赁关系、腾退非法侵占上诉人厂房及土地的客观事实进行了规避,并采信被上诉人伪造的证明材料对本案事实进行歪曲认定及枉法裁判,二审法院应当依法予以撤销并改判。三、一审法院依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2004年11月2日签订的《补偿协议书》,认定上诉人将4000平方米罩棚转让给了被上诉人是完全荒谬的,没有任何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然而该认定恰恰否定了被上诉人虚构的自建4000平方米罩棚的虚假事实。四、一审法院对上诉人提供的2004年4月30日大连市勘察测绘设计院(现更名为大连市勘察测绘研究院有限公司)出具的与保存档案一致的上诉人地上建筑物测绘图不予采信,反而采信被上诉人谎称的自建厂房而自行绘制的图纸,否定在被上诉人谎称的自建厂房之前案涉厂房既已存在的事实,完全是荒谬的。五、上诉人从未就案涉厂房签订过《非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目前案涉厂房亦未进行拆迁。一审法院以拆迁补偿权益纠纷为由对本案进行审理,并最终以租赁合同纠纷为由将上诉人通过改制取得的厂房,判决未来拆迁补偿权益归被上诉人所有,完全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且违反了《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的规定构成了重复起诉,故一审判决违法。清森公司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1.上诉人未能举证证明案涉7970.16平方米无证房屋系其改制时买断取得，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2.案涉房屋存在拆迁事实，上诉人恶意隐瞒拆迁补偿协议的签订事实，企图侵占被上诉人合法权益，一审法院依法查明了案件事实，二审应予维持。3.本案诉争事实在另案诉讼中未予处理，不构成重复起诉，也不存在“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的情形。清森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位于原告大连清森木业有限公司厂区内的7970.16平方米自建厂房（具体面积以测绘为准）拆迁补偿权益归原告大连清森木业有限公司；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8年7月，被告三发制品厂、案外人台湾台圳兴业有限公司签订《中外合作大连清森木业有限公司》合同，约定双方出资成立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即原告大连清森木业有限公司，被告三发制品厂以土地使用权及厂房1000平方米作为合作条件，案外人以现金出资，经营期限为12年，其中第十三章第三十四条约定“合营期满或提前终止合营，合营公司应依法进行清算。清算前甲方（被告三发制品厂）作为合作条件提供的场地和厂房归还给甲方，在此之后，合营公司进行清算，清算后剩余的财产全部归乙方（案外人）所有”。1998年7月29日，大连市甘井子区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批复同意。2002年10月17日，大连市甘井子区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同意台圳兴业公司将其合作股份48万美元中的18.24万美元转让给大连五矿企业贸易有限公司，原投资中方三发制品厂仍按原来的方式分配利润。2010年7月12日，被告三发制品厂作出《关于退出大连清森木业有限公司的通知》，载明“我厂经研究决定退出大连清森木业有限公司合资合作关系。清森木业自建厂房约八千平米办证事宜，另行协商。”2010年7月19日，被告三发制品厂作出《关于退出大连清森木业有限公司的通知》，载明“我厂经研究决定退出大连清森木业有限公司合资合作关系。清森木业自建厂房约八千平米办证事宜由我厂负责。”2010年7月19日，被告三发制品厂作出《关于委派林竹的通知和处理协调合作期间遗留问题》载明“……1、在合资合作期间乙方（清森公司）在甲方（三发制品厂）合作的土地上建造的生产使用厂房，甲方负责为乙方办理房产证。……3、若甲方在续租给乙方五年期间甲方不能如期为乙方办理房产证，甲方赔偿乙方由此所受的损失。并退回甲方在乙方企业所得12年的利润。”2010年8月9日，大连市甘井子区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批复同意被告大连三发制品厂退出合作公司。再查明，2002年11月30日，被告三发制品厂与原告清森公司签订《协议》，约定就三发制品厂将烘干车间总面积约4000平方米的两处罩棚及场地租借给乙方使用，租用年限以原厂房租赁合作合同到期日一致，罩棚租借费与工业用水费年合计4万元人民币。2004年被告大连三发制品厂与原告清森公司签订《补偿协议书》，载明“……多年来，在双方的合作中，甲方（大连三发制品厂）鼎力支持乙方（清森公司）的生产经营发展，先后有偿向乙方提供了生产使用电专用电缸；存放产品使用的棚房；办公使用的车辆和二层办公楼；及2002年11月6日三方签订的债务转让《协议书》；（由贾玉发承担58万元债务）。经甲乙双方协商，乙方同意补偿给甲方9万元人民币，一次性解决上述全部问题。……”事后，原告清森公司将9万元补偿款全部支付给被告三发制品厂。该《补偿协议书》所载明的棚房指双方2002年11月30日签订的《协议》中4000平方米的罩棚，在签订《补偿协议书》后，使用的车辆已变更为原告清森公司所有。关于电缸的登记情况，原告清森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调查令，调查结果显示，被告二木公司于2018年11月16日申请该电缸更名，由原告大连清森公司变更为被告二木公司。再查明，2005年5月23日，被告三发制品厂与原告清森公司签订《协议书》，约定乙方（清森公司）改建甲方（三发制品厂）厂区内一处451.2平方米的厂房兼库房，使用期限至经营期满为止。乙方经营期满后，所建厂房归甲方所有，如果在使用合同期内国家征用，此厂房拆迁补偿金归乙方所有。再查明，被告三发制品厂系被告二木公司的下属企业，产权隶属于被告二木公司。2010年7月12日，原告与被告二木公司签订《租赁协议》，约定由二木公司将原三发制品厂合作期间的场地、厂房租赁给原告清森木业继续经营。2010年7月12日，原告与被告二木公司签订租赁协议《补充协议》，其中第三条约定“在合作经营期间，乙方（原告清森公司）自己建造的近八千平米厂房归乙方所有（详见明细表）。本《协议》甲方（被告二木公司）租给乙方的土地和有证的两个车间和一个办公楼归甲方所有”。前述合同约定“有证的车间和一个办公楼”及土地分别为，所有权证号大甘房权证南单字第××号，面积为950.78平方米，位于大连市甘井子区的生产建筑一处；所有权证号大甘房权证南单字第××号，面积为855.45平方米，位于大连市甘井子区生产建筑一处；所有权证号大甘房权证南单字第××号，面积为242.78平方米，位置大连市甘井子区生产建筑一处；所有权证号大甘房权证南单字第××号，面积为405.72平方米，位于大连市甘井子区生产建筑一处，以及位于，使用面积为31517平方米工业用地的一部。被告二木公司在另案对双方签订的租赁协议《补充协议》申请司法鉴定，鉴定事项为“对签订日期：2010年7月12日《租赁协议》首页与末页是否为一次打印形成进行鉴定；对签订日期：2010年7月12日《租赁协议》末页中第六条第二行“此二份为租赁协议的补充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生效”与其他打印字是否为一次打印形成进行鉴定”。大连恒锐物证司法鉴定所出具大恒物鉴【2012】第8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为1、“签订日期：2010年7月12日”《租赁协议》两页正文内容不是一次打印形成。2、“签订日期：2010年7月12日”《租赁协议》末页中第六条第二行“此二份为租赁协议的补充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生效”与其他打印字不是一次打印形成。再查明，原告清森公司当庭提交了自建厂房7970.16平方米投资详情，内容如下：1、1998-2000年，建（图示东北方向：干燥窑），304.5平方米；2、1998年-2000年，建（图示北、西北方向：制材车间/宿舍/食堂、图示中间偏东：刨花房/锅炉房），1664平方米，建（图示南、西北方：门卫/水房/厕所1.2，图示北、中间偏东方：储油库1/洗浴房）61.21平方米；图示东北方：锉锯房54.5平方米）；3、2005年5月17日承建厂房（图示西方：包装车间）493平方米，2005年7月建（图示西方：淋漆车间/恒温室）272平方米；4、2005年7月7日建（图示中间偏西南：刨光车间1）784平方米；5、2006年5月14日建（图示东北：干燥车间）551.25平方米；6、2007年3月3日建（图示东方：粗加工车间1、粗加工车间2）1524平方米；7、2007年8月12日建（图示西方：打磨车间、仿形车间）215平方米；8、2006年10月7日建（图示西南：成品车间、图示东北：机加工、职工宿舍、土建工程），建（图示西南：成品车间、图示东北：机加工、职工宿舍屋顶工程）2050平方米；9、2008年建（图示北、东北方：卸料台/储油库2）56.4平方米；10、2007年8月10日建部分车间屋顶材料修复更换（图示东、东北：粗加工1/2、刨光车间、干燥车间）1204平方米。其中签订合同委托施工方承建的厂房建筑：5617.25平方米，自筹自建厂房建筑：2352.91平方米，合计7970.16平方米（不含1、10）。被告庭审中认为原告提供的该组证据为编造的不予质证，将提供相反证据证明原告不可能自建厂房近8000平方米。被告二木公司当庭提交了2004年4月29日大连市勘察测绘研究院作出的姚家地形测绘图，证明原告2005年以后所自建的厂房在2004年均已存在，原告不可能零星建筑近8000平方米的自建房屋。原告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提出异议，为此，一审法院至大连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调查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大连勘察设计院工作人员答复一审法院，被告调取的原始档案没有任何人签字和印章，并非原件。被告庭审中申请了原被告公司员工马安太、柯镇宇出庭作证，两位证人陈述了部分厂房并非原告清森公司自建，但并未具体指出哪些厂房非原告自建。再查明，2011年12月8日，大连祥和房屋开发有限公司、大连祥盛房屋开发有限公司作为甲方与被告大连二木仓储工贸有限公司（乙方）签订《非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该协议约定甲方对乙方房屋进行拆迁。被拆迁的房屋坐落于大连市姚家路即原告厂区内。在该协议中表述的有产权证的房屋系被告所有其建筑面积2768.33平方米；在该协议的无证房屋建筑面积7415.91平方米系原告在合作期间自建的7970.16平方米厂房的大部分。协议中列明无证房屋甲方向乙方（即被告）一次性支付被拆迁房屋货币补偿费用人民币贰仟壹佰肆拾柒万伍仟叁佰伍拾元整（计￥21475350元）。2012年5月21日，大连市甘井子区姚家村民委员会向大连清森木业有限公司下发通知，因原告清森木业属搬迁企业，应将与企业搬迁有关的详细资料报送搬迁办公室。2012年7月10日，大连鸿华联合资产评估事务所接受大连市甘井子区南关岭街道办事处委托，出具大鸿华评报字[2012]第931号《大连清森木业有限公司拟拆迁补偿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对原告清森木业拟拆迁补偿而申报的补偿项目进行评估。2012年8月9日，大连中发房屋拆迁工程有限公司、被告二木仓储向大连清森木业有限公司出具《动迁房屋拆除通知书》，该通知的内容为：我公司（中发房屋拆迁公司）接受被拆迁人大连二木仓储工贸有限公司委托，依据被拆迁人（被告）2011年12月8日签订的《非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对房屋进行拆除，通知原告配合履行房屋拆迁义务，该拆迁《通知》署名为大连中发房屋工程拆迁有限公司以及被告二木仓储的签字和盖章。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本案的民事诉讼案由为物权确认纠纷还是租赁合同纠纷；2.案涉7970.16平方米厂房(具体面积以测绘为准)是原告自建还是被告所称的厂改历史遗留下来的产物；3.案涉7970.16平方米厂房(具体面积以测绘为准)如产生拆迁补偿款权益的，应归属于哪一方。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应为租赁合同纠纷，理由如下：首先，原告清森公司诉争的厂房权属问题早在双方合作经营期间就已在《中外合作大连清森木业有限公司合同》作出明确约定，即“合作期满或提前终止合营，合营公司应依法清算。清算前甲方作为合作条件提供的场地和厂房归还给甲方，在此之后，合营公司进行清算，清算后剩余的财产全部归乙方所有。”其后，在2010年7月12日、2010年7月19日，被告三发制品厂先后两次作出《关于退出大连清森木业有限公司的通知》，其中也再次明确了原告清森木业自建厂房约八千平米办证事宜由被告三发制品厂负责办理。被告三发制品厂后于2010年7月19日作出《关于委派林竹的通知和处理协调合作期间遗留问题》载明“……1、在合资合作期间乙方（清森公司）在甲方（三发制品厂）合作的土地上建造的生产使用厂房，甲方负责为乙方办理房产证。……3、若甲方在续租给乙方五年期间甲方不能如期为乙方办理房产证，甲方赔偿乙方由此所受的损失。并退回甲方在乙方企业所得12年的利润。”上述几份协议均明确了在合作经营期间原告清森公司自建的厂房应归原告所有。其次，在2010年合作经营期间届满后，双方之间由合作经营关系变更为租赁关系，该租赁关系应视为合作经营关系延续后变更的关系，与前述合作经营关系具有延续性。在原告与被告二木公司签订的租赁协议《补充协议》中，又明确约定了在合作经营期间，原告自建的八千平方米厂房归原告所有。双方系因租赁协议《补充协议》中约定的条款发生争议，故应认定为租赁合同纠纷。关于被告辩称租赁关系违反一事不再理及不应由法院审理的主张。首先，双方虽就租赁关系曾产生诉讼且经审理完毕，但本案系原被告之间就原告清森木业厂区内的8000平方米自建无证厂房及相应厂房的可能产生的拆迁补偿款权益归属纠纷。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辽02民终3318号民事判决书（已生效）案由虽系租赁合同纠纷，但法院明确了关于无证房屋拆迁补偿权益、和支付采暖费与该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不属于该案审理范围，清森木业公司可另诉解决。同时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2018）辽0211执异333号执行裁定书和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辽02民终161号《民事裁定书》也均明确了原告主张房屋拆迁补偿权益的归属，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案件范围，因此即使双方是租赁合同关系，但诉请权利、纠纷争议标的和基于的事实与理由均与之前的租赁合同诉讼无关，本案也并不涉及对拆迁无证房屋变相认定为违法建筑的确权问题，故原告本案诉请并不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法院理应予以审理。关于被告辩称原告提交的两份《关于退出大连清森木业有限公司的通知》、《关于委派林竹的通知和处理协调合作期间遗留问题》系原告变造证据的主张，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在原告已提供证据原件的前提下，被告应举证证明该几份证据为变造，但在庭审中，被告仅陈述了该几份证据在形成过程中存在变造的可能性，但并没有向法院申请司法鉴定，亦没有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原告提供的证据为变造，故该项辩解意见，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被告提供的针对租赁协议《补充协议》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以及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辽02民终3318号民事判决书对于该份证据效力的认定否认该租赁协议《补充协议》不具有证据效力的辩解意见，一审法院认为，该租赁协议《补充协议》具有证据效力。理由如下：首先，双方在合同上签字盖章，合同即成立生效，亦可视为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两页合同是否一次打印形成，以及合同中某字句与其他文字是否系同一打印形成并不能直接否定合同成立的事实，且双方当事人对合同盖章真实性并无异议，且被告并无其他证据佐证补充协议系变造；其次，该份租赁协议《补充协议》并非孤证，在本案中，原告不仅提供了租赁协议《补充协议》，同时还提供了《中外合作大连清森木业有限公司合同》、两份《关于退出大连清森木业有限公司的通知》、《关于委派林竹的通知和处理协调合作期间遗留问题》，上述证据均明确表述了在合作经营期间关于原告自建厂房的权益归原告所有，原告提供的证据已形成较为完整的证据体系，足以证明原、被告双方对于原告自建厂房的权益归属已形成了真实意思表示。而租赁协议《补充协议》仅在形式上存在瑕疵并不能以此否认该份证据的证明效力。故对被告的该项辩解意见，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本案第二个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为，庭审中原告已提供历年的建造7970.16平方米厂房、房屋财务支出原始凭证和历年原告的《审计报告》和涉及建造厂房的银行流水证据证明所承建厂房的时间、位置、面积以及金额，以及建筑工程施工合同。被告认为该部分证据系原告单方制作不予认可，被告当庭提供了2004年大连市勘测测绘设计院根据政府要求对包括被告厂区在内的整个姚家村区域内建筑物制作的测绘图以及两名原被告三发制品厂的工作人员的证人证言，证明原告所述的2005-2008年自建厂房早在2004年就已修建完毕，不存在原告自建厂房的事实。关于2004年大连市勘测测绘设计院的测绘图的证据效力，一审法院认为，该证据非原始证据，不具有证明效力。理由如下：首先，被告庭审中仅提供了该图纸的复印件，并无其他材料。一审法院受原告申请，至大连市勘测测绘设计院调查该份证据的原始资料。大连市勘测测绘设计院工作人员回复一审法院，并无原始测绘档案。在电脑中仅存有该测绘图的电子版，该电子版中并没有加盖大连市勘测测绘设计院成果印章以及任何人员的签字，亦无法查明该份电子版勘测的扫描入档具体时间。其次，勘察测绘成果应形成完整的测绘档案，包括测绘目的、测绘报告、测绘图示等相关材料，而被告仅提供了该份测绘图的复印件，再无其他材料提供，而大连市勘测测绘设计院也无法查询到除测绘图外任何的档案信息。再次，被告申请调取的测绘图中虽盖有大连市勘察测绘研究院有限公司成果专用章，但在2004年该测绘单位名称为大连市勘察测绘设计研究院，后续单位补盖印章无法认定该测绘图系在2004年绘制，而大连市勘察测绘设计研究院工作人员也明确回复一审法院，在电脑中的电子档案没有盖章以及签字，无法认定该测绘图是2004年原始形成。故被告提供的2004年测绘图真实性存疑，在被告没有提供其他相关证据佐证的情况，一审法院不予认可该份证据的证明效力。关于被告提供的证人证言，一审法院认为，首先两位证人的证人证言并没有明确指出原告所称自建厂房中哪些是被告所建，也没指出所建的厂房是哪一方组织进行修建，其证人证言不具有明确性；其次该两位证人均为原被告三发制品厂的员工，与被告存在较大的利害关系，其证据效力应结合被告提供的其他证据材料综合认定。结合被告的举证情况，对该两份证人证言，一审法院不予认可。关于被告主张基于董事会决议认定被告三发制品厂提供的10000平方米厂房和土地作为合作条件，该10000平方米包含了原告所称的自建厂房面积，不存在原告自建厂房的辩解意见，一审法院认为，基于《中外合作大连清森木业有限公司合同》、《甘外经贸发【1998】190号关于案涉的4000平方米罩棚及场地是否已转让给原告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于2002年11月30日就案涉4000平米罩棚及场地有偿租赁给原告使用，2004年双方又签订补偿协议，就车辆、4000平米罩棚及场地、电缸等原告一次性补偿被告9万元，其后，原告向被告缴纳了罩棚4万元租金以及3万元补偿款，事后就补偿协议中的车辆、电缸均已变更为原告所有，其后，原告并未向被告再缴纳过罩棚租金。结合上述事实可以看出，《补偿协议书》中的标的均已在签订后变更了所有权，而且被告作为出租方，在有偿租赁合同中原告作为承租人再给予被告除租金外的补偿款不合常理，而补偿协议书签订后，被告再未向原告主张过罩棚租金，结合双方的事实行为，《补偿协议书》应综合认定为转让协议，案涉的4000平方米罩棚已转让给原告，原告在之后的使用过程中也存在着修建、维修的过程，故该部分厂房面积亦应包含在租赁协议《补充协议》自建厂房面积中。关于被告辩称补偿款系针对2004年前发生的债务进行补偿的主张，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应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被告应提供其主张，但被告没有提供相关证据证明，故该辩解意见，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本案的第三个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为，通过原告庭审举证可以证明2011年12月8日，大连祥和房屋开发有限公司、大连祥盛房屋开发有限公司与被告二木公司签订《非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复印件），被拆迁的房屋坐落于案涉厂房区域内，并明确了包含案涉厂房面积在内的补偿款具体金额。2012年8月9日，案外人大连中发房屋拆迁工程有限公司、被告二木公司向原告出具《动迁房屋拆除通知书》，要求原告配合履行房屋拆迁义务。庭审中，被告以原告提交的《非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为复印件为由，否认了上述事实，一审法院认为，该《非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由案外人与被告二木公司签署，原告不持有原件属正常情况，但其举证的《动迁房屋拆除通知书》为原件，确为被告二木公司盖章向原告发出，原告另提供了包括姚家村委会向原告下发的搬迁企业通知以及鸿华联合资产评估事务所出具的《大连清森木业有限公司拟拆迁补偿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足以组成证据链条，证明案涉厂房确实发生过拆迁事实，后因其他事由，拆迁终止。根据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辽02民终161号民事裁定书明确了本案案涉厂房拆迁补偿权益的归属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案件范围，也就是说案涉厂房可能产生的拆迁补偿权益也同样受法律保护，故无论案涉厂房是否已经进入了拆迁阶段，其所可能产生的拆迁款补偿权益均应予以明确。如之前阐述，案涉厂房系原告自建，原告又基于租赁协议补充协议的约定取得了案涉自建厂房的该收益权，原告获得该权益是具有合同基础，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为避免诉累，节约诉讼成本，案涉自建厂房无论将来是否会产生具体的拆迁补偿权益，受益一方应为原告。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百零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九十九条、第二百一十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位于原告大连清森木业有限公司厂区内的7970.16平方米自建厂房（具体面积以实物为准）产生的拆迁补偿权益归原告大连清森木业有限公司。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0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大连二木仓储工贸有限公司、大连三发包装制品厂承担。二审中，上诉人提交了两份证据：证据1“协议”，拟证明一审判决所认定的2004年的补偿协议系将4000平方米的罩棚、电缸等设施转让给被上诉人是错误的；证据2测绘图，拟证明2004年以前，被上诉人所主张的自建厂房即已存在。被上诉人提交了两组证据：证据1《大连清森木业有限公司》工商档案一套，拟证明三发制品厂在签订合作经营协议时是以12000平方米的场地及1000平方米厂房作为合作条件，且《中外合作大连清森木业有限公司合同》已约定合作期满清算前，将上诉人作为合作条件提供的场地和厂房归还上诉人，清算后剩余的财产归被上诉人所有。证据2视频三段，拟证明案涉场地旁边的厂房已拆迁完毕，结合其他证据应可看出，案涉土地必然属于拆迁范围。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对证据进行了交换和质证。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提交的“协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其与本案的关联性及欲证明的内容不予认可；对上诉人提交的测绘图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且认为不能证明上诉人的主张。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其拟证明的问题持有异议；对被上诉人提交的视频证据不予认可，认为不能证明其主张。本院认为，上诉人提交的“协议”真实，但与案件的处理无关，不予采信；上诉人提交的测绘图亦不影响案件处理，不予审查；被上诉人提交的工商档案与案件处理无关，不予采信；被上诉人提交的视频不能证明其主张，同样不予采信。一审查明的事实中，对第12页倒数第1行“再查明，2011年12月8日，大连祥和房屋开发有限公司、……”至第13页上数第7行“……协议中列明无证房屋甲方向乙方（即被告）一次性支付被拆迁房屋货币补偿费用人民币贰仟壹佰肆拾柒万伍仟叁佰伍拾元整（计￥21475350元）。”不予确认，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均确认，大连市规划局作出的“南关岭街道姚砬路北侧宗地储备用地规划批复附图”中，已将案涉双方争议的原由清森公司租赁使用的场地和厂房范围内面积扣除，不作为拆迁范围。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清森公司一审提出的请求是确认位于清森公司厂区内的自建厂房拆迁补偿权益归其所有。从查明的事实可知，大连市规划局确实对南关岭街道姚砬路北侧宗地储备用地规划进行了批复，但该批复附图中已明确载明扣除案涉双方当事人争议的原清森公司租赁使用的场地和厂房范围内的面积，既然案涉厂区范围内并未被列入拆迁区域，现清森公司要求确认其厂区范围内的厂房拆迁补偿权益的归属，是在假设条件成立或情形存在的虚拟状态下提出的请求，而案涉场地何时拆迁尚不确定，将来是否会拆迁亦属未知，案涉场地可能永远或长期未被列入拆迁范围，清森公司在此种情况下诉请要求确认拆迁补偿权益归属，系其对未知事项的猜测，对是否发生尚不确定的事实进行推测的基础上提出诉请。本院认为，清森公司的诉讼请求不具备法定起诉条件，应当驳回起诉。待案涉厂区被列入拆迁范围，当事人可另行告诉。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2019）辽0211民初5169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大连清森木业有限公司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退还大连清森木业有限公司；上诉人大连二木仓储工贸有限公司和大连三发包装制品厂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合计200元，分别退还100元。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侯学枝审判员  刘小南审判员  陈 伟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牛超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