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4民终87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川区支公司，住所地：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大街街道兴江路。负责人：张昆鹏，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红萍，云南铁城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坤，男，1984年12月3日生，汉族，住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原审第三人：董伟，男，1984年4月28日生，汉族，住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上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川区支公司（以下简称人寿财险江川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坤及原审第三人董伟财产损失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人民法院（2019）云0421民初2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7日立案受理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规定依法组成合议庭，并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本案进行了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人寿财险江川支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为驳回刘坤要求人寿财险江川支公司赔偿的诉讼请求；2.维持一审判决第二、三项；3.一二审诉讼费全部由刘坤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遗漏两份重要证据，从而导致认定事实错误。1.董伟与刘坤的微信语音聊天，该语音聊天证明刘坤与董伟就退保事宜进行过沟通，表明刘坤具有退保的意思表示。2.人寿财险江川支公司提交的《车险承保实务》，该证据证明人寿财险江川支公司是严格按照总公司制定的《车险承保实务》中有关退保的操作流程进行审核，不存在审查不严的问题。二、一审遗漏审查刘坤实际支付修理费72000元的事实。据了解，刘坤实际支付给淳达汽车修理厂的修理费为72000元。一审庭审中，人寿财险江川支公司已明确请求法庭，如有必要可到修理厂进行核实，但一审法院并没有核实，就直接以法院判决金额92000元进行认定，导致刘坤从事故中获利20000元。三、董伟与刘坤的微信聊天语音、李兴艳向董伟交付刘坤银行卡及密码、刘坤转走退回保费等一系列行为、证据，以及董伟、李唐等人的陈述，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充分证实了退保是刘坤同意及明知的事实。本案中，董伟对刘坤与李兴艳离婚并不知情，李兴艳交付刘坤银行卡、5000元现金是在湖滨公寓刘坤的住所，刘坤委托董伟投保、退保及事故后要求增保的过程均有李兴艳的参与，董伟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李兴艳的行为就是刘坤的行为。董伟的陈述与其它证据相互能印证，是真实的、合理的，而刘坤的辩解是不合理的、虚假的。四、退一步说，假如董伟退保没有经过刘坤的同意，人寿财险江川支公司基于董伟的退保申请，云Ｆ×××××号车商业保险合同已解除。1.董伟以投保人的身份退保具有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条规定：“投保人是指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并按照合同约定负有支付保险费义务的人。”第十二条规定：“被保险人是指其财产或者人身受保险合同保障，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投保人可以为被保险人。”据此，董伟与人寿财险江川支公司订立保险合同并支付了相应保险费，因此董伟系云Ｆ×××××车的投保人。刘坤系投保车辆云Ｆ×××××车的所有人，系被保险人。《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五条规定：“除本法另有规定或者保险合同另有约定外，保险合同成立后，投保人可以解除合同，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据此，董伟作为投保人，有权向保险公司申请退保商业险。2.董伟的代理退保的行为有效，其退保效力及于刘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172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本案中，董伟持保单原件、银行卡原件、刘坤身份证、行驶证等退保资料，以及投保也是董伟代理，人寿财险江川支公司有理由相信董伟具有代理权，董伟代理刘坤的退保行为有效。综上，请求依法支持上诉请求。刘坤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董伟述称，同意人寿财险江川支公司的上诉请求。刘坤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人寿财险江川支公司在保险责任限额内赔偿其机动车损失121,322元、鉴定费12,000元，合计133,322元；2.案件受理费由人寿财险江川支公司承担。一审认定事实：2018年9月间，刘坤委托董伟为其所有的云Ｆ×××××车辆办理投保手续，并将办理车辆投保手续所需要的身份证、行车证通过微信方式发送给董伟。2018年9月6日，董伟持刘坤的身份证复印件、行驶证复印件到人寿财险江川支公司为刘坤所有的云Ｆ×××××车辆办理投保手续，并替刘坤向人寿财险江川支公司代缴保险费32239.05元。投保手续办理完毕后，董伟以微信的方式将云Ｆ×××××车辆的保险卡及机动车商业保险单（正本）发送给刘坤。机动车商业保险单正本载明保险期间自2018年9月7日0时起至2019年9月6日24时止，承保险种为机动车损失险、第三者责任保险、车上人员责任险（驾驶员、乘客）及不计免赔率险。保险卡及商业保险单正本原件一直由董伟保管。之后，刘坤前妻李兴艳代其偿还董伟保险费5000元，剩余保险费未偿还董伟。后李兴艳将卡号为62×××86的云南省农村信用社银行卡转交给董伟，并由李兴艳通过短信方式将该卡的密码告知董伟。2018年11月27日，董伟填写机动车保险批改申请书后将云Ｆ×××××车辆的保险卡原件、商业保险单正本原件、刘坤的卡号为62×××86的云南省农村信用社银行卡、刘坤身份证复印件等交由人寿财险江川支公司办理云Ｆ×××××车辆的退保手续。机动车保险批改申请书载明“刘坤投保的云Ｆ×××××车辆，保单号805112018530421003235，因被保险人要求退保，向贵公司要求办理变更手续，变更项目为商业险全单退保。办理批改委托书载明刘坤全权委托董伟前往贵公司办理上述车辆保险的批改事宜，相关批改内容本人已知悉，承担由本次批改所带来的相关法律后果。”人寿财险江川支公司审查后，为云Ｆ×××××车辆办理了商业险退保手续，并于当天将机动车保险批单交给董伟。机动车保险批单载明“批单号：70511201853042100323501，被保险人：刘坤，批改日期：2018年11月27日。批文：因被保险人要求退商业险，此经投保人申请，本公司同意自2018年11月28日00时00分起，车牌号为云Ｆ×××××，保险单号为805112018530421003235的保单退保。应退还投保人保费20955.20元整。本保险单保险责任终止，特此批注。批退转账信息投保人账户：刘坤账号62×××86。银行名称：云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江川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2018年12月3日，保险单号为805112018530421003235的保单应退保费20955.20元到达刘坤账号为62×××86的银行卡。刘坤自2018年12月6日至2019年1月1日先后十余次将退保商业险的费用20955.2元以手机转账的方式取走。2018年11月30日，刘坤驾驶其所有的云Ｆ×××××车辆在玉溪市江川区江城镇清水沟磷矿区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玉溪市公安局江川分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第530421420188000276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简易程序）认定，刘坤负全部责任。事故发生后，刘坤打电话至人寿财险江川支公司，要求出险并定损，人寿财险江川支公司认为云Ｆ×××××车辆已经办理退保手续，故未出险定损。后刘坤对车辆损失委托鉴定。另查明，2019年6月20日，江川区淳达汽车修理厂、张六三起诉刘坤，要求支付云Ｆ×××××号车的修理费92000元，一审法院于2019年7月25日作出的（2019）云0421民初80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由刘坤支付江川区淳达汽车修理厂、张六三修理费92000元。一审法院认为，刘坤委托董伟于2018年9月6日在人寿财险江川支公司为其所有的云Ｆ×××××号车辆购买机动车商业保险，刘坤与人寿财险江川支公司建立的机动车商业保险合同关系，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保险合同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刘坤作为实际车主对本案中的事故车辆享有保险利益，且交通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属于保险责任，人寿财险江川支公司作为保险人，应对刘坤的车辆损失承担保险责任，车辆损失一审法院作出的（2019）云0421民初808号民事判决书已予以确定即修理费92000元，因此，刘坤要求人寿财险江川支公司在保险责任限额内赔偿其机动车损失121322元，鉴定费12000元，合计133322元的主张，予以部分支持。人寿财险江川支公司抗辩云Ｆ×××××车辆在其公司投保的商业险已于2018年11月28日0时退保，保险合同已经解除，而该车于2018年11月30日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该车损失，因刘坤与其公司的商业保险已解除，不再承担保险责任的意见，因人寿财险江川支公司及董伟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董伟受刘坤委托而办理退保手续，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且人寿财险江川支公司作为保险人，对董伟提供的材料审查不当而办理退保，其行为对投保人即本案刘坤不产生法律效力，双方的保险合同关系依然有效，对双方均有约束力，因此，对其意见不予采纳。对于保险费，一审法院征询当事人意见，均同意在本案一并处理，由于投保云Ｆ×××××车辆支付保险费32239.05元，刘坤只支付给董伟5000元，余款未支付，且将人寿财险江川支公司所退保险费20955.2元予以支取，故刘坤应将该费返还人寿财险江川支公司，并支付董伟27239.05元（32239.05元-5000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川区支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在保险责任限额内赔偿原告刘坤机动车损失92000元（扣除应返还20955.2元，实付71044.8元）；二、原告刘坤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第三人董伟垫支的保险费27239.05元；三、驳回原告刘坤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966元，由原告刘坤负担866元，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川区支公司负担2100元”。本院二审期间，刘坤提交了一份由一审法院做出的（2019）云0421民初526号民事判决，证明其支付给修理厂的修理费虽为7万多元，但事实上已经扣除了（2019）云0421民初526号判决中应由修理厂赔偿的损失2万多元。经质证，人寿财险江川支公司和董伟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本院认为，刘坤提交的证据系人民法院依法做出的生效判决，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其主张的证明目的可以与（2019）云0421民初808号民事判决认定的部分事实相印证，本院予以采信，人寿财险江川支公司提出刘坤实际支付的修理费为72,000元的主张依据不充分，本院不予认定。对于一审认定的案件事实，人寿财险江川支公司、董伟提出以下异议：1.一审认定“原告刘坤前妻李兴艳代其偿还董伟保险费5000元”与本案发回重审之前庭审中刘坤的陈述不一致；2.遗漏认定在整个投保过程及退保过程中所有需要签字的地方都是董伟代刘坤所签；3.遗漏认定董伟不清楚刘坤与李兴艳离婚的事实及李兴艳拿卡、拿钱的地点是在刘坤居住的湖滨公寓。本院认为，人寿财险江川支公司、董伟提出的第1、3点异议与本案处理结果无直接联系，本院不再认定，对于第2点遗漏认定事实，当事人之间都认可签字的地方都是董伟代刘坤所签，故无再予认定的必要。本院二审另查明：案涉《机动车商业保险/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投保单》载明投保人、被保险人为刘坤。《机动车辆商业保险保险单》载明被保险人为刘坤，对于董伟的身份未有记载。关于董伟的身份，在一审庭审中董伟本人陈述其职业是做保险代理，人寿财险江川支公司陈述“第三人（即董伟）并不是我公司员工，也不是保险代理人。我认为他就是一个投保人的身份，他拉点业务来做，我们把手续费给陈思思，陈思思是否会给他一点这个我们不清楚”。陈思思系人寿财险江川支公司的员工，其与另一位人寿财险江川支公司的员工李晓春为董伟办理了退保手续。在二审中，董伟陈述“刘坤之所以找我投保是因为刘坤手上没有钱，需要由我帮他垫交，因我到保险公司代理购买保险，保险公司给的点要低一些，我们修理厂与保险公司存在合作关系”。本院查明的其他案件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系财产损失保险合同纠纷，刘坤与人寿财险江川支公司于2018年9月6日建立了合法有效的保险合同关系，现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双方的保险合同是否已经解除。对于保险合同的解除，《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五条规定：“除本法另有规定或者保险合同另有约定外，保险合同成立后，投保人可以解除合同，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七条规定：“投保人解除保险合同，当事人以其解除合同未经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同意为由主张解除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已向投保人支付相当于保险单现金价值的款项并通知保险人的除外。”在本案中，根据投保单、保险单载明的信息并不能确定董伟为投保人，其不享有解除合同的权利，人寿财险江川支公司以董伟签订保险合同并缴纳款项为由主张董伟为投保人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刘坤是否同意授权董伟办理退保手续的问题，刘坤与董伟各执己见，没有明确的证据可以证明刘坤同意退保或要求退保，而根据董伟与人寿财险江川支公司的陈述，双方存在业务上的利害关系，且董伟不属于案涉保险合同的投保人，依诚实信用原则，为保障被保险人刘坤的利益，在办理退保手续的过程中保险人人寿财险江川支公司更应尽到必要的核实义务，向刘坤核实办理退保是否为其真实的意思表示，但本案现有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在办理退保手续时人寿财险江川支公司有向刘坤进行过询问、告知等履行必要的核实义务，故应认定本案中董伟办理的退保行为无效，刘坤与人寿财险江川支公司的保险合同尚未解除，人寿财险江川支公司应承担保险责任。综上所述，人寿财险江川支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原判正确，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966元，由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川区支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曹 燕审判员 ***审判员 韩顺平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五日法官助理苏学松书记员顾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