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镇江市润州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苏1111行初72号原告邵旭娟，女，1973年9月13日生，汉族，住镇江市。委托代理人袁俊，江苏律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厉绮霞，江苏律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镇江市京口区房屋征收拆迁安置事务所，住所地镇江市京口路137号5楼。法定代表人刘海，该拆迁事务所主任。委托代理人朱虹，江苏金华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原蓉，江苏金华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镇江市京口区房屋征收服务中心，住所地镇江市京口路137号。法定代表人程鹏，该征收中心主任。委托代理人朱虹，江苏金华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原蓉，江苏金华通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邵志明，男，1935年12月14日生，汉族，住镇江市。原告邵旭娟诉被告镇江市京口区房屋征收拆迁安置事务所（以下简称“京口区拆迁事务所”）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及行政赔偿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30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原告申请，本院于同年6月9日依法追加镇江市京口区房屋征收服务中心（以下简称“京口区征收中心”）作为本案共同被告；审理中，因案外人邵志明同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本院通知邵志明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在法定期限内向两被告及第三人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及参加诉讼通知书等，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7月1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邵旭娟及其委托代理人袁俊、厉绮霞，被告京口区拆迁事务所的出庭应诉负责人方明霞、被告京口区征收中心的出庭应诉负责人宁杰及两被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原蓉，第三人邵志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邵旭娟诉称，第三人邵志明与原告系父女关系，因邵志明2015年11月生病住院，此后原告父母亲就出具了书面委托书，载明委托原告处理其家庭财产相关事宜，后原告母亲2017年4月16日去世，原告与父亲邵志明继续居住在本市丹徒路83号11幢301室的房屋（以下简称“案涉房屋”）中，照顾其生活起居。因案涉房屋于2018年被征收，原告在商谈过程中告知了被告本人无房屋居住，且一直随父母居住在案涉房屋中的情况，但被告趁原告外出时，恶意串通他人诱导父亲邵志明签订了所谓的“白纸协议”，随后强制拆除了案涉房屋。被告的上述行为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1.要求确认被告与第三人2018年10月18日签订的《镇江市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以下简称《征收协议》）无效；2.赔偿原告案涉房屋内财物损失5万元（暂定）；3.判令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原告起诉时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镇江市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结果证明，证明案涉房屋是第三人与陈梅珍共同所有；2.常住人口登记卡，证明原告及其子户籍地均登记在案涉房屋；3.陈梅珍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证明陈梅珍已去世，案涉房屋50%产权系遗产，原告享有继承权；4.出售公有住房买卖契约，证明第三人和妻子陈梅珍共同购买案涉房屋；5.镇江市城市房屋转移登记申请表，证明目的同上；6.第三人邵志明2015年11月1日至11月6日的入院、出院记录以及2019年8月5日入院、出院记录各一组（包括相应的照片），证明第三人患有严重的脑梗死，证明第三人应是限制行为能力人；7.邵志明、陈梅珍的委托书一组及陈梅珍的遗嘱一份，证明第三人及妻子陈梅珍均是委托原告来处理案涉房屋。8.房屋现场照片一份，证明涉案房屋被强制拆除；9.当庭补充提交录音证据一份，证明被告征收程序违法。被告京口区拆迁事务所辩称，1.我单位不是适格的被告，我单位是接受镇江市京口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办公室的委托实施的案涉房屋征收工作，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以下简称《征补条例》），应由房屋征收部门对房屋征收实施单位实施的征收与补偿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2.原告非《征收协议》的签订主体，案涉房屋尚健在的产权人即第三人邵志明与我单位于2018年10月18日订立的《征收协议》，系邵志明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真实、合法、有效且已经履行完毕；3.原告曾向相关部门投诉我单位在实施征收与补偿行为时存在违法甚至“涉黑”的情形，但经公安机关调查后也确认我单位无上述情形存在。因此，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被告京口区征收中心辩称，原告非《征收协议》的签订主体，且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基于其享有的继承权，应不属于行政案件受案范围，第三人邵志明2018年10月18日签署的《征收协议》，系邵志明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真实、合法、有效且已经履行完毕，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京口区拆迁事务所、京口区征收中心为证明其主张，共同向本案提交了以下证据：1．镇京房征告字2018年第3号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一份，证明案涉房屋征收的合法性；2.案涉房屋产权证复印件一份，证明案涉房屋产权人是第三人邵志明，原告对案涉房屋无相应权益；3、产权人邵志明身份证复印件、户口簿复印件、2019年9月3日授权委托书复印件、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承诺书一份，证明产权人向拆迁项目部出具的委托手续，受托人并非原告；4、2018年10月18日镇江市房屋征收补偿协议、镇江市市区房屋征收补偿费审批表各一份；5、2018年10月25日房屋交接验收单一份；6、2019年4月19日、2019年8月6日产权人邵志明领取补偿款凭证一组（财务凭证、支票签名、交通银行电子回单各一份）；以上证据证明案涉房屋的征收补偿协议由产权人本人签订，是其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在协议签订后被拆迁房屋已经交付征收部门，产权人也依据协议领取了补偿款项，征收补偿协议已经履行完毕。7、2019年8月1日产权人出具情况说明一份，证明原告诉状所说原告一直居住在被拆迁房屋中以及家中发现有物品丢失情况以及第三人委托原告商谈拆迁事宜的陈述都与事实不符。第三人邵志明在本院审理过程中未提交任何证据材料，仅述称案涉房屋系其与妻子陈梅珍（已故）购买的单位公房，原告虽然户籍登记的地址在案涉房屋所在地，但婚后未居住在此，拆迁时也通知了几个子女，原告因为工作原因未能到现场参与协议的签订，原告提交的委托书都是其用白纸让本人签名后形成，上面的内容并非本人书写；本人虽然有过中风住院治疗的情况，但没有到不省人事的状况，案涉房屋的《征收协议》及领取拆迁补偿款项时在银行存根上的签名都是本人所签，也是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经庭审质证，两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3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不认可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对证据1镇江市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结果证明与邵志明本人提交的房屋权属证明材料登记的信息不一致，应以房屋产权证登记的信息确认《征收协议》的相对人；对证据2原告的户籍地虽然登记为案涉房屋的地址，但不足以证明原告对案涉房屋享有相应的合法权益，更不能证明原告的财物在案涉房屋中丢失的事实；对证据3原告作为案涉房屋合法继承人的身份尚未确认，即使其享有继承权也不必然导致《征收协议》无效，原告可以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主张案涉房屋拆迁补偿款中应当继承的份额；对原告提交的证据4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据5的质证意见与证据1一致；对证据6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两被告认为依据医学常识患脑梗死的病人不一定必然导致丧失民事行为能力，且在2019年8月5日的病历中明确记载“经治疗后未留有明显的后遗症”，所以该证据恰能证明第三人在签订本案《征收协议》时是完全具备民事行为能力的；对证据7委托书的真实性无法认定，即使委托书是真实的，但委托事项和委托权限均不明确，出具的时间甚至在《征收协议》签订之后，因此不能达到原告证明目的；对证据8、9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第三人对原告提交的证据7委托书的真实性予以否认，该委托书上委托人的签名非第三人本人所签，对证据9录音材料的来源提出了质疑，并否认被告实施征收过程中存在违法行为的情形。原告对两被告提交的证据1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据2、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两被告未查实房屋拆迁时产权和户籍登记的真实状态，存在明显恶意，证据3中的承诺书和委托书的时间是2018年9月3日，而在2018年8月3日第三人有严重脑部疾病送医救治，怀疑第三人系限制行为能力人；对证据4即案涉《征收协议》认为签署时系空白协议，与原告提交的录音材料中的内容相印证；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以法庭向第三人核实的情况为准。第三人对两被告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结合各方当事人的质证意见，根据证据采信规则，本院对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作如下认定：原告提交的证据1-6均是相关部门出具的文件，与其他证据相印证，因此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与被告提交的证据2即镇江市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结果证明与邵志明本人提交的房屋权属证明材料登记的信息不一致，系因房屋登记的法律规范不断完善所致，案涉房屋应是第三人邵志明与其妻子陈梅英的夫妻共同财产，因陈梅英已去世，案涉房屋50%的产权份额应系遗产，但该事实应系继承法律关系应当确认的前提，与案涉《征收协议》的效力无直接关联性，原告提交的证据2户籍登记卡也不能证明原告对案涉房屋享有相应的合法权益，与案涉《征收协议》的效力更没有直接的关联性。对证据6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认可，对当事人行为能力的认定应按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仅根据医院的入院记录和出院记录来推定当事人的行为能力，既与法不符，且具有相当的主观臆断性和随意性。对原告提交的证据7、8、9的真实性，第三人当庭予以否认，且录音证据中对话的当事人身份无法明确，内容虽然是围绕案涉《征收协议》是否适用法律法规正确、是否遵守法定程序、是否明显不当等问题展开，但未有相应的权力机关对上述问题进行调查、确认，因此本院对上述证据的证明效力亦不予认可。本院对两被告提交的证据材料认定如下：因两被告提交的证据均系第三人提交或由第三人签字确认，且第三人作为《征收协议》的签订人，对两被告提交的证据真实性当庭均予以认可，原告亦未有相反证据提交，因此本院对两被告提交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予以确认。经审理查明，第三人邵志明与陈梅珍（已故）系夫妻，案涉房屋系两人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的单位公房，并于2002年5月23日登记在邵志明一人名下，原告系两人的女儿，户籍登记在案涉房屋的地址。2018年9月14日，镇江市京口区人民政府发布镇京房征告字2018年第3号《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以下简称2018年第3号《征收公告》），具体内容为：因公共利益的需要，根据《镇江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镇江市京口区人民政府对老丹徒县医院、水利局宿舍片区土地整理项目作出了《镇江市京口区人民政府国有土地房屋征收决定书》（镇京房征字2018年第3号），对项目范围内的房屋实施征收，国有土地使用权同时收回；房屋征收部门是镇江市京口区政府房屋征收办公室，实施单位是镇江市京口区征收服务中心。案涉房屋的位置在2018年第3号《征收公告》载明的征收范围内。2018年10月18日，第三人邵志明作为案涉房屋尚健在的产权人与镇江市京口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办公室及镇江市京口区征收服务中心签订了《征收协议》，并选择货币安置方式。同年10月25日，邵志明委托其长子邵建荣签署了《房屋交接验收单》。2019年4月19日及8月6日，邵志明分两次至交通银行领取了相应的补偿款项。现原告认为两被告利用邵志明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情况，与邵志明的其他子女恶意串通，侵害了原告居住、继承及财产（放置在案涉房屋内）的合法权益，应确认《征收协议》无效并赔偿原告相应损失。另查明，根据镇江市京口区机构编制委员会2019年3月26日下发的镇京编〔2019〕9号《关于区住建局下属事业单位更名的通知》，原“区房屋拆迁安置管理办公室”更名为“区房屋征收服务中心”，原“区房屋拆迁安置事务所”更名为“区房屋征收拆迁安置事务所”。因此，第三人邵志明2018年10月18日签订的《征收协议》的相对方即本案两被告。本案争议焦点：1.原告是否具备行政诉讼的主体资格；2.案涉《征收协议》的签订是否系恶意串通且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3.《征收协议》是否因违反法定程序、超越法定职权等影响其效力。本院认为，行政协议系行政机关为了实现行政管理或者公共服务目标，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商订立的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案涉《征收协议》属于行政协议，既具有行政管理活动“行政性”的一般属性，同时也具有“协议性”的特别属性。针对第一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原告非案涉《征收协议》的相对人，是否具备行政主体资格即是对原告是否系《征收协议》的利害关系人资格的确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行政协议的司法解释》）第五条第（二）项之规定：“认为征收征用补偿协议损害其合法权益的被征收征用土地、房屋等不动产的用益物权人、公房承租人”，原告并非上述主体；但第五条第（三）项之规定：“其他认为行政协议的订立、履行、变更、终止等行为损害其合法权益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应当是确定了只要与行政协议本身具有利害关系且其固有利益受损的行政协议相对人以外的第三人，即具备原告主体资格。本案原告提供的户籍登记卡载明的户籍地在案涉房屋的地址，其是否实际居住，即案涉《征收协议》是否侵害其居住权、使用权需要通过实体审理来确定；其次，因案涉房屋中50%的产权系陈梅珍的遗产，虽然该财产的继承可能同时存在多种法定情形，但原告作为陈梅珍的女儿（法定继承时第一顺位继承人之一），案涉《征收协议》是否因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形而无效、可撤销，必然会影响原告可继承的总的财产权益，该权益与继承人之间依法分配的财产权益并非同一概念；此外，原告作为利害关系人主体资格的认定不应受到本案裁判结果的羁束，原告只要是该行政协的利害关系人，就应当充分保护其诉权。因此，本案原告宜认定其系案涉《征收协议》的良好关系人，具备本案行政诉讼的主体资格。针对第二个争议焦点，原告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被告利用第三人邵志明系限制行为能力人，无法充分表达其真实意思表示，而与邵志明的其他子女恶意串通订立了案涉《征收协议》，损害了原告对案涉房屋享有的居住、继承及财产（放置在案涉房屋内）的合法权益，庭审中第三人邵志明作为案涉房屋尚健在的共有人之一，完全否定了原告的上述意见。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本院认为原告未有充足的证据证明案涉《征收协议》的签订系恶意串通并侵害其合法权益，理由如下：1.第三人邵志明是否系限制行为能力人应当通过法律规定的特别程序予以确认，案涉《征收协议》签订于2018年，原告通过邵志明2015年、2019年各两次入院、出院记录中记载的病情来推定，既没有事实依据也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采信，第三人在庭审中亦明确表示该《征收协议》的签订是其与子女们协商后的真实意思表示；2.第三人否认了原告对案涉房屋的居住权益，原告提交的有关案涉房屋系其户籍登记地的单一证据亦不足以证明其对案涉房屋享有合法的居住、使用权益，因此，原告认为《征收协议》侵害其合法权益的观点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3.案涉房屋的权属证书载明的所有权人即第三人邵志明，两被告作为房屋征收部门及实施单位，即使知道案涉房屋涉及继承，但继承存在多种法定情形，要求两被告查明相应情况，不仅存在现实困难，同样不利于征收补偿效率和征收补偿法律关系的稳定；两被告以权属证书载明的权利人作为被征收人签订《征收协议》，相关继承人可以就补偿所得自行分配或通过民事法律程序解决，因此两被告的上述行为并无不当；4.从保护老年人权益的因素考虑，两被告将第三人邵志明（尚健在的案涉房屋共有人）作为被征收人，恰恰保障了其对自身财产的支配权，原告及其他子女如就继承法律关系发生纠纷，应另行通过民事诉讼确认其在承担了相应的义务后是否具有继承权利。针对第三个争议焦点，原告仅凭录音证据无法证明《征收协议》存在适用法律法规不正确、未遵守法定程序及明显不当等问题；此外，第三人作为《征收协议》的相对人，亦当庭否认了两被告有超越法定职权、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现第三人已领取完毕相应的补偿款，该《征收协议》已履行完毕，亦进一步说明第三人对《征收协议》合法性、合理性的认可，原告认为《征收协议》系恶意串通签订，损害其合法权益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告如认为其作为案涉房屋的继承人享有的继承权利受到侵害，不属于本案行政诉讼的审查范畴。综上，两被告系法律规定的房屋征收部门及实施单位，具有和第三人邵志明签订案涉《征收协议》的法定职权，该协议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且两被告遵守了法定程序，并无明显不当的情形，因此，原告要求确认两被告与第三人2018年10月18日签订的《镇江市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其要求赔偿案涉房屋内财产损失5万元的诉讼请求，一并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邵旭娟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邵旭娟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景 欣人民陪审员  沈秋萍人民陪审员  史曙光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一日法官 助理  齐俊龙书 记 员  冷 云附：1.法律条文2.上诉须知附：1.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2.上诉须知一、当事人提出上诉，应在法定期限内向我院相关审判庭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上诉状副本，以便连同案卷移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对财产案件提起上诉的，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案件受理费。上诉时未预交的，最迟在上诉状提交后七日内交纳，逾期不交纳又未提出司法救助申请的，二审法院不再催交，直接裁定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三、当事人应凭判决书和上诉状直接到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大厅交费。直接交费不方便的，可汇款至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工商银行镇江市永安路分理处，账号：11×××61；请勿以现金存款的方式交费。交费后，应在三日内将交费凭证递送我院，以便及时将案件材料移交中级人民法院。四、上诉人不另预留送达地址的，上诉人住所地即为法律文书送达地，法院按住所地邮寄法律文书，即使退回，也视为送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