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丽江市古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702民初738号原告：刘荷，女，1955年7月13日生，汉族，身份证住址：云南省丽江市永胜县，现住云南省丽江市古城区。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沙琦，云南新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家玉，女，1971年3月28日生，汉族，文盲，个体，身份证住址：四川省盐源县，现住云南省丽江市古城区。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李阳宁，云南瑾鹏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荷诉被告李家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30日受理后，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7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荷的委托代理人沙琦、被告李家玉及委托代理人李阳宁均到庭参加了诉讼。在第一次庭审中，原告刘荷因疫情原因未到庭，本院责令原告刘荷限期到庭接受质询。为此，本院于2020年7月29日由审判长组织复庭，原告刘荷及委托代理人沙琦、被告李家玉及委托代理人李阳宁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荷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支付借款1089800元；2.责令被告承担以1089800元为基数，自2020年4月20日起至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0年7月份，原告通过朋友杨某菊认识被告，认识后不久被告就经常联系原告，被告说她在一家丰润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润公司）上班，让原告投钱。原告没答应，之后，被告找到原告，说如原告不投资，请求原告将钱借给被告去投资，并给原告打借条，且承诺每个月给原告6分的利息，原告想着借给被告还有利息。故原告就分多次借给被告大约400000元。后大约在2010年9月份，被告又劝说原告投资，原告仍没答应被告，被告就让原告继续借钱给被告，由被告归还给原告，因为被告是嫁到永胜的，也是半个老乡了，且给原告打借条，这样被告先后共向原告借款共计1089800元，被告并将原来多次打的借条收回，于2010年12月24日总的向原告打了一张共欠原告1089800元的欠条。后经过原告多次催要未果。2011年初，被告告知原告其投资的公司法定代表人被抓，2018年5月20日才能出狱，出狱后法人还被告钱款后，被告再还原告的借款。2018年5月20日后，被告还是各种拖延还款。最后，被告拒接原告电话，也拒绝归还原告借款，故原告诉至法院，提出如上所请。被告李家玉辩称：2010年5月份，被告到丰润公司工作，负责在前台工作。同年7月份被告通过杨某菊认识原告。原告之后经常到丰润公司玩，看到很多人来投资，原告向公司经理丁某英提出要投资。丁某英同意后原告就在该公司投资，原告在丰润公司投资了十次，其中一次是直接交钱给丁某英，由丁某英交给公司钱，该次投资是否有合同不清楚，但其他九次投资中，有两次是以原告名义投资，七次是以其他人的名义投资。2010年11月份，丰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某伟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羁押，同年12月份，被告及公司的其他投资人约原告一起去山东淄博找王某伟要回投资款，原告委托被告等人去要，因要回投资款需要把合同原件拿着去，但原告不放心把合同原件拿给被告，就要被告写了一张欠条。写欠条时双方还对了一下账，因知道款项涉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所以欠条中的金额是在实际投资款中扣掉收到的利息之后打的。被告从原告处拿着合同去向王某伟要钱，之后钱没有要回来，被告把合同还给原告，要求原告把欠条还给被告，但原告说自己会把欠条撕掉，所以被告没有收回欠条，没想到原告拿这张欠条就把被告起诉到法院。综上，本案中原告主张的借款实际不是借款，是原告向丰润公司的投资款，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所有诉讼请求。原告为证明自己的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1-2.原、被告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原、被告的基本身份情况；3.暂住证及证明信，拟证明被告于2012年10月19日起至今都居住在柏龙水榭小区和风苑15栋1单元301室；4.欠条，拟证明在2010年7月至2010年12月期间，被告多次向原告借款，后2010年12月24日被告收回已出具给原告的多次借条后，重新给原告出具了共向原告借款1089800元的欠条；5.农行取款业务回单、转账存款凭条、账户明细及存款业务回单，拟证明被告向原告借款时，原告通过打款、汇款及现金将钱借给被告的部分记录，其中有250000元的一笔，多笔合计约300000元，还有多笔合计484000元；6．接警证明，拟证明经原告多次向被告催款未果后，原告向公安机关反映被告向原告借款不还，公安机关告知原告提起民事诉讼；7．借款合同及收据原件各九份（复庭时补交），拟证明原告没有在该收据及借款合同上签过任何字，该收据及借款合同是被告借走原告1089800元，将原来出具给原告的多张借条收走后，总的给原告出具了一张1089800元的欠条后，才拿给原告看的收据及借款合同。被告代理人对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提出如下质证意见：对第1-3组证据的真实性无意见；对第4组证据欠条是原告写了以后，被告照抄的，被告没有读过书，这张欠条的真实意思是原告拿给被告与丰润公司签订的合同去找王某伟要钱，该欠条的纸张与被告提交的第5组证据的纸张是同一本笔记本上撕下来的，明确了是投资款；对第5组证据中关于250000元是真实的，原告确实转给被告250000元，对于11600元是原告儿子投资的40000元中的部分款项，对于30000元的凭证被告不清楚，因当时原告要买房子所以没有继续投资；对第6组证据的关联性不予认可；对第7组证据的真实性未提出异议，被告提交的合同及收据复印件就是来源于原告提交的证据，但当时是被告跟原告拿合同原件去向公司催债，所以才写了这张欠条，催债未果后被告将合同原件还给原告了，但原告没有把欠条还被告，说是由原告撕掉。被告为证明自己的答辩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1.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的（2015）西刑初字第675号刑事判决书（该证据系被告向本院申请调查令后，由被告代理人向北京市西城区法院调取所得），拟证明丰润公司是袁某奎（又名王某伟）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而设立的公司，原告主张的借款实际为其向上述公司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刑事案件中的投资款；2-4．丰润公司与原、被告、刘某飞、刘某、吴某春、唐某珍、何某如等人的九份借款合同、收据（第二、三联）复印件，拟证明原告以本人及刘某飞、刘某、吴某春、唐某珍、何某如等人的名义向丰润公司投资，并已实际支付投资款给丰润公司，被告也是投资者，也是袁某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的受害人，所有款项不是被告向原告的借款；5.双方对账记录及收到原告合同的登记记录，拟证明原告已收取过丰润公司返还的利息，原告直接向丰润公司投资，并非借钱给被告；6.航空行程单、原告、被告夫妻与袁某奎的合影照片，拟证明2010年9月6日，原、被告夫妇从北京返回丽江并与袁某奎见面商谈投资事宜，并证明原告是自行向丰润公司投资，并非原告主张的借钱给被告投资；7.建行存款凭条及转账凭条，拟证明被告于2010年9月10日将原告所转的250000元投资款转给袁某奎（王某伟）。原告代理人对被告提交的上述证据提交如下质证意见：对第1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对拟证明内容也不予认可，判决书所附的投资人名单未见原、被告及刘某飞等人，不能证明原告向丰润公司投资；第2、3组证据均为复印件，对证据的三性及证明内容均不予认可，原告虽向被告提供过刘某、刘某飞、唐某珍、何某如等名字，但合同及收据上不是他们本人签名，是被告向原告借钱后要去投资所以才提供的，原告没有向丰润公司支付过款项，是直接将钱交付给被告；对第4组证据的三性及拟证明内容均不予认可；第5组证据是被告自行书写的，对证据的三性及拟证明内容均不予认可；第6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对拟证明内容不予认可；第7组证据系复印件，对证据的三性及拟证明内容均不予认可。被告申请证人唐某、仝某红出庭作证。证人唐某因人在北京加上新冠肺炎疫情原因未到庭，向本院提交了一份书面证言，陈述证人唐某与李家玉均系丰润公司同事，唐某与另一同事负责给投资人返利息，李家玉负责接待投资人，帮助开合同，协助投资人汇款给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伟；对刘荷这个名字有印象，好像与李家玉是同乡，在公司见过几次，因她有几笔投资，都是按期返息的，公司法人出事后十一月份还返过一次，都有网银记录。证人仝某红出庭作证陈述：仝某红从2010年3月份开始在北京的丰润公司工作过，在公司是司机兼接待客户，当时因刘荷租住的房子就在丰润公司旁，刘荷跟朋友经常会来公司，所以仝某红才与刘荷认识，丁某英也认识刘荷；李家玉是公司的员工，仝某红知道刘荷在公司投资，前两次投资是刘荷与仝某红一起投资，所以清楚，有一笔380000元是仝某红与丁某英到刘荷家中去拿的现金，后面的情况就不清楚了；同时陈述投资人向公司投资是以打款或现金方式存入到公司法人王某伟的账户；丰润公司出事时，因仝某红、李家玉等人是公司的员工，也是投资人，几人相约去山东找王某伟，因刘荷本人不去，又不放心把合同原件给她们，所以刘荷就写了一张欠条，让李家玉照着抄下来，说回来后拿合同换回来。当时是在仝某红租住的房间书写的，写欠条和算清单的纸张都是由仝某红提供的。对证人唐某、仝某红的证言，原告代理人对其三性均有异议，证人唐某未到庭作证，不予认可，被告与证人仝某红是同事关系，可能在陈述中有避重就轻的情形，证人陈述有前后矛盾，对真实性存疑。被告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原告当时在北京居住，经常到丰润公司并在公司进行投资过的事实。本院对本案的证据作如下认定：对原告的证据，本院对第1、2、3组证据的三性均予以确认；对第4组证据，经本院审查认为，结合证人证言、双方当事人陈述及其他证据，本院对该欠条是由被告出具给原告的事实予以确认，但无法确认原告主张其出借1089800元借款给被告的事实，故本院对原告的拟证明观点不予采信；对第5组证据，本院对其真实性依法予以确认，但经本院审查，被告系丰润公司的员工，结合本案借款合同、收据等其他证据，被告主张原告转账支付给被告250000元后又支付到王某伟的账户的观点符合逻辑，而原告主张借款给被告484000元的主张不成立，故本院对原告对该组证据的拟证明内容不予确认；对第6组证据，本院依法确认真实性，但不能证明原告多次向被告催要，被告拖延还款的事实，故本院对原告的拟证明内容不予确认；对第7组证据，本院对其真实性依法予以确认，但经本院审查，原告虽没有在该借款合同上签字，但与丰润公司签订借款合同的出借人刘某1、刘某等人均为原告的近亲属，身份信息由原告提供，且借款合同的原件在原告手中，第一次庭审中，经原告代理人与原告核实后陈述与复庭时原告本人的陈述先后有矛盾，该组证据也无法证明被告向原告借款1089800元后将多张借条收回的事实，故本院对原告拟证明内容不予确认。对被告提交的证据，本院对第1组证据的三性均予以确认；对第2、3组证据，原告代理人虽以无证据原件为由不予认可，但原告在复庭时补交了借款合同与收据原件，与该两组证据内容一致，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与本案的关联性依法予以确认；对第4组证据，经本院审查，该借款合同及收据的格式与原告提交的借款合同及收据原件格式相同，能证明被告与丰润公司签订了借款合同及投资的事实，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及被告的拟证明内容依法予以确认；对第5组证据，经本院审查，原告代理人虽提出异议，该对账记录也只是便笺所写，但结合证人仝某红的证言、欠条所使用的纸张、记载的合同编号能与借款合同编号一致，加上与复庭时原告也确认双方对账后扣除了利息计算，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依法予以确认；对第6组证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依法予以确认，但与本案无关联，故本院依法不予确认其关联性；对第7组证据，结合本案的其它证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对被告申请的证人唐某、仝某红的证言，结合本案中当事人陈述及借款合同，本院依法综合予以确认。审理中，原、被告双方对原告主张的1089800元是否属于借款有争议。原告主张被告先后向原告借款1089800元，而被告则主张上述款项系原告通过被告及丰润公司的员工丁某英等人向丰润公司投资的投资款。对此，经本院审查认为，原告代理人在第一次庭审中经电话向原告核实后，向法庭陈述原告对以刘荷、刘某、刘某1等人名义与丰润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不知情，在复庭时接受法庭质询过程中，将上述九份借款合同的原件向本院提交，前后陈述有矛盾；且原告主张被告向原告借款的利率为月息6分，并陈述被告借款的理由是向丰润公司投资，而本案证据借款合同及刑事判决书均可以确认丰润公司与原、被告及其他投资人签订的借款合同中约定利率均为日息5‰，换算后的月息为6分；按原告主张的观点推理，原、被告双方只是通过杨某菊偶然认识，既不属于朋友关系，也非亲戚关系，原告虽向本院提供了被告出具的欠条，并主张被告以月息6分的利息向原告借款后，又以6分利投资到丰润公司，如该观点成立，被告没有任何利润可图，原告的上述观点违背常理；本案中，原告持有的九份借款合同中出资人非本人亲笔签名，借款合同确有瑕疵，但根据本案中可以确认的事实是被告为丰润公司的员工，原告向被告提供了原告近亲属刘某、刘某1、刘某飞等人的身份信息，被告出具欠条时双方进行结算的过程中均载有合同编号，与原告持有的借款合同原件编号相互印证，证实原、被告双方是按原告持有的借款合同金额扣除利息结算后得出欠条上的金额，且原告除向本院提供一张向被告转款250000元的凭证外，无法证明向被告借款的事实，且上述250000元已由被告立即转款给袁某奎（王某伟），所以，本院认为原告提出被告向原告借款1089800元的上述主张无相应证据佐证，而被告提出1089800元系原告向丰润公司投资的主张，有本案中证据与证据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锁链，足以证明，故本院依法予以采信。根据当事人陈述及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确认如下法律事实：2010年，原告刘荷随儿子刘某飞在北京居住。2010年7月份，原告刘荷在北京通过案外人杨某菊认识了被告李家玉。当时被告李家玉在袁某奎（又名王某伟、王某）成立的丰润公司驻京办事处上班。经被告李家玉介绍，在2010年7月30日至2010年10月9日期间，原告刘荷先后多次以自己、其亲戚及丰润公司的员工名义向丰润公司投资。原告持有九份借款合同，合同载明的出资人（乙方）为原告刘荷、何某如、刘某、刘某1、吴某春、刘某飞、唐某珍等人。借款人均为丰润公司（甲方），载明了借款本息；借款期限均为四个月，甲方处加盖了丰润公司的公章及“王某伟”的印章，乙方处有手写的出资人姓名，合同末尾有订立时间；合同编号分别为0000043、0002311、0002313、0002320、0002322、0002321、0002319、0002326、0002282，以上九份借款合同中金额合计为880000元。庭审中查明，上述借款合同中载明的出资人中，刘某、刘某1系原告刘荷的姐姐，刘某飞系原告刘荷的儿子，何某如系原告刘荷的丈夫，唐某珍系丰润公司的员工。被告李家玉自己也在丰润公司进行了投资。2010年11月份，袁某奎及丰润公司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淄博市临淄区公安机关介入调查。2010年12月24日，原告刘荷及被告李家玉、丁某英、本案证人仝某红等人向丰润公司投资的人得知上述情况后，共同协商准备去山东淄博找袁某奎要回投资款，原告刘荷因故不能前去，决定由被告李家玉等其他人前去，原告刘荷的投资款委托被告李家玉去要，双方进行对账扣除利息后，九份借款合同加上另打给丁某英的借条金额后，确认原告刘荷应退金额为1089800元。因催债需要拿合同原件，而原告刘荷将合同原件交与被告李家玉时，原告要求被告出具一张欠条，因被告李家玉系文盲不识字，由原告刘荷书写一张欠条后，由被告李家玉照原告刘荷所写的抄写了一份欠条出具给原告。该欠条载明：今借刘荷投资款（借款）壹佰零捌万玖千捌佰元正（1089800）元，借款人李家玉，2010年12月24日。后被告李家玉等人向袁某奎索要投资款未果。本院依法调取的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14日作出的（2015）西刑初字第675号刑事判决书确认：2009年5月、2010年8月，袁某奎先后成立丰润公司和北京宏诚伟达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并实际控制以上两家公司。为筹集资金，被告袁某奎于2010年7月至11月间，在北京、天津等地以召开推介会等方式公开宣传，以丰润公司扶持农业项目……等名义向不特定的社会公众非法吸收资金，向投资人承诺每月支付6%的利息，合同到期后返本，并承诺介绍他人投资可获得5%-16%的奖励……袁某奎因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并处罚金，刑期自2010年12月27日至2018年5月20日止；判决责令袁某奎退赔投资人经济损失（投资人名单详见附件清单）。该判决书所附的投资人名单中没有原、被告及唐某珍、仝某红等人，经法庭询问，被告李家玉及仝某红均陈述担心报警会收不回投资款而未报警。2018年5月份，袁某奎刑满出狱。庭审中，原、被告双方各自坚持自己的观点。经本院审查，原告提交的九份借款合同原件中均加盖了丰润公司的公章及袁某奎以王某伟名义的私人印章，而原告提供的证据中仅有于2010年9月9日向被告转账支付250000元的证据，且该款项已随后转入王某伟的账户，结合本案中的证据，当天以吴某春、刘某、刘某1三人名义和丰润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金额共计270000元，支付时扣除利息后实际支付为253800元，证据与证据之间相互印证，能证明该款项为向丰润公司的投资款，并非为被告借款，为此本院向原告释明了其可向丰润公司及袁某奎另行主张权利。本院认为，原告刘荷主张被告李家玉向其借款1089800元，对此原告负有举证证明该借款真实存在的相应证据。原告为此确实向本院提供了一张由被告李家玉书写的载明借款金额为1089800元的欠条，而被告抗辩该借款系原告向丰润公司的投资款，并为此提供了九份借款合同复印件。在庭审过程中，原告陈述相互矛盾，其主张被告以月息6分从原告处借款后向丰润公司投资的观点，北京市西城区法院生效的675号刑事判决书及原告持有的借款合同原件均显示，丰润公司均承诺以月息6分向投资人支付利息，而原、被告非亲非故，双方只是偶然认识，且原告一开始就知道被告是丰润公司的员工，所以原告的上述观点显然违背常理；另外，原告未向本院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原告确实已支付给被告1089800元借款的事实，而本案中证据之间形成锁链，相互印证证明原告向丰润公司投资的事实，借款合同中已包括原告实际转账250000元给被告的金额，原告在本案中不能举证证明其确实借款给被告的充分证据，原告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对原告提出的所有诉讼请求不应当支持。原告可另行向丰润公司主张相关权利。综上，本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十六条第二款、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荷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608元，由原告刘荷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丽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和灿英人民陪审员  陈冬梅人民陪审员  王莹红二〇二〇年九月二日书 记 员  和 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