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706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柳新，男，1970年1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兴宁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雷莉莉，广东大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仕波，广东大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梁伟波，男，1963年4月2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永铭，男，1978年11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系广州市黄埔区黄埔街怡港社区居民委员会推荐的公民。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英，广州市黄埔区鱼珠街法律服务所工作人员。原审第三人：钟国荣，男，1969年1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萝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新胜，广东为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欧须贤，广东为峰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上诉人黄柳新因与被上诉人梁伟波、原审第三人钟国荣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2民初70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黄柳新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三项，并驳回梁伟波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梁伟波无权没收该保证金。1.黄柳新实际租赁的标的物为地面建筑物，地面建筑物属于梁伟波违章建设，因此，该租赁合同属全部无效合同。根据本案证据显示，黄柳新与梁伟波签订的租赁合同涉及的标的物虽标明为土地及地面附加建筑物，但根据地随房走的原则，黄柳新与梁伟波签订租赁合同时，该土地的地面上已经有附加建筑物，因此，实际上黄柳新承租的是该地面建筑物，而非土地。现该地面建筑物明确为违章建筑物，因此，黄柳新与梁伟波签订的租赁合同应属全部无效。2.部分无效的情况下，因保证金存在混同情况，无法区分有效部分及无效部分各自对应多少保证金，且梁伟波明知自己的出租物属于违章建筑，仍对外出租，应对此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梁伟波无权没收保证金。（二）黄柳新提供梁伟波签名的收据作为证据，根据民事领域高度盖然性原则，足以证明梁伟波同意以保证金抵扣租金的行为。一审庭审中，黄柳新提供了梁伟波老婆交来的有梁伟波署名的收据，因该收据属于梁伟波配偶提供的，且落款处有梁伟波签字，黄柳新有足够理由相信该收据就是梁伟波出具，如梁伟波认为该名字并非其签署，应当由其承担举证的责任。但是一审法院错误的将该举证责任推由黄柳新承担，违背了证据的举证分配原则。民事领域一直遵循高度盖然性的举证原则，所有的证据均无需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高度，所以，黄柳新已完成相应的举证责任，本案应根据梁伟波出具的收款收据呈现的法律事实进行判决，依法判决驳回梁伟波要求租金的诉请，请求二审法院支持黄柳新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梁伟波二审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黄柳新的上诉请求、理由，请求维持原判。具体理由如下：（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1.黄柳新主张“实际租赁标的为地面建筑物，地面建筑物属于梁伟波违章建筑，”不是事实。首先，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第1条约定租赁物为：塘口南路4号场地面积约2000平方米及地面附加建筑物。说明租赁的是2000平方场地，并附加地面建筑物。因此主租赁物是2000平方场地，租赁合同合法有效。其次，黄柳新在庭审时承认租赁场地上的钢铁棚及地面硬底化工程是其在承租期间自行建筑，虽然也属于违章建筑，但黄柳新占有使用租场地已达到租赁合同目的，不因地面上有违章建筑造成整个合同无效。2.黄柳新主张合同部分无效的情况下，保证金存在混同情况不是事实。一审法院只认定租赁合同部分无效，即违章建筑部分无效，保证金条款不是无效条款。黄柳新逾期交租属于违约行为，一审法院支持没收违约金符合法律规定。3.黄柳新主张以保证金抵扣租金，但没有提供证据证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黄柳新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基于以上的事实与理由，梁伟波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故黄柳新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梁伟波恳请二审法院在审理后，驳回黄柳新的诉讼请求，依法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钟国荣述称，对一审判决处理结果没有意见，黄柳新的上诉意见与钟国荣无关，由法院依法判决。梁伟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黄柳新支付尚欠租金206500元（暂计至2019年6月份）和水电费900元，后续租金和水电费仍需支付（当庭明确租金自2018年11月开始计算）；2.判令解除梁伟波与黄柳新于2016年8月30日签订的《租赁合同》；3.判令黄柳新承担一审案件诉讼费用。一审庭审中，梁伟波增加诉讼请求：判决梁伟波没收黄柳新的保证金8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9）粤0112民初5685号民事判决书查明以下事实：1993年9月4日，广州市黄埔区大沙镇茅岗村第五经济合作社（甲方，出租方）与梁伟波（乙方，承租方）签订《承包土地合同书》，约定甲方将位于塘口村××西、小汽车维修中心西南的露天场地出租给乙方承包，期限20年。1994年3月5日，广州市黄埔区大沙镇茅岗村第五经济合作社填表申请报建二层砖混结构的临时建筑一栋，后广州市黄埔区大沙镇国土规划管理所同意广州市黄埔区大沙镇茅岗村第五经济合作社的报建申请。使用期限到期后，上述临时建筑未办理续期手续。2010年10月13日，广州市黄埔区鱼珠街茅岗第五股份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茅岗五社”）（甲方，出租方）与钟国荣（乙方，承租方）签订《租赁合同》，约定甲方将其拥有的位于广州市黄埔区x号土地一块出租给乙方经营，承租年限20年，自2013年9月1日至2033年8月31日；总占地面积4883平方米，其中2500平方米由侨城工贸将使用权（2010年10月1日至2013年8月31日）转让给乙方。2013年8月31日，钟国荣（甲方，出租方）与梁伟波（乙方，承租方）签订《租赁合同》，约定甲方将其拥有的位于广州市黄埔区x号土地一块出租给乙方经营，总占地面积2380平方米，承租年限20年，自2013年9月1日至2033年8月31日。合同第二条约定：签署本合同当日，乙方向甲方缴交10万元保证金，租赁期满或协议终止无息退回。第三条约定：租金实行分期确定，每三年为一期，首期（2013年9月1日至2016年8月31日）租金每月每平方米10元，以后每期租金在上一期基础上递增15%，乙方必须在每月10号前向甲方缴交当月租金，甲方交发票予乙方收执。第四条约定：1.租赁期间，国家征用该土地，双方都要服从，不作违约，甲方只退回保证金。甲方应在收回土地前3个月，将收回土地的坐落位置、四至范围、收回理由、收回日期等，书面通知乙方。国家征地补偿款部分，属于乙方投资的构筑物补偿（以到甲方银行账户为准），归乙方所有。2.逾期交租金亦属违约，逾期在三个月内，按乙方应交金额逾期日数计，每日加收应交款的万分之三作滞纳金，逾期超过三个月，视作乙方提前退租，甲方除追收乙方上述的两项债权合计数外，可单方面终止合同，收回土地，没收保证金及地面建筑物和设施，由此引致乙方及第三方的经济损失由乙方负责。3.甲方不得无故拒收乙方缴交的租金，否则，视同乙方已交纳租金处理。第七条约定：乙方有将租赁物使用权转租给第三方的权利，租赁期满，同等条件下，乙方有优先续租的权利；本合同终止或解除后，乙方应在合同终止或解除日后30天内，将该土地的财产，仅限可移动的财产，自行搬妥，不动产应无偿归甲方所有。该《租赁合同》签订后，梁伟波一直按时缴交租金至2018年10月。双方确认上述合同的标的是土地。2018年10月25日，广州市黄埔区鱼珠街道来穗人员和出租屋服务管理中心向广州市黄埔区鱼珠街塘口南出租户、承租户发出《关于立即停止鱼珠塘口南出租经营行为的通知》，内容为“经核查鱼珠塘口南商铺无取得有效规划许可证，无有效产权证。现认定属于‘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影响的违法建设’。根据《广州市房屋租赁管理规定》第九条第五点规定：属于违法建设的房屋不得出租。请塘口南租赁双方自即日起停止鱼珠塘口南的出租经营。不得增加新的租户，不得再向承租人收取租金，出租方主动向承租人退还押金。”梁伟波自2018年11月开始未向钟国荣交租金。2019年3月1日，钟国荣向梁伟波出具《解除合同通知书》，以梁伟波连续欠租4个月，已构成违约为由，终止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并收回土地，没收保证金及地面建筑物和设施。梁伟波收到该通知书后，于当日向钟国荣支付了2018年11月、12月、2019年1月的租金，于次日支付了2019年2月的租金，于2019年3月4日支付了2019年3月的租金。另查，双方在（2019）粤0112民初1924号案中陈述梁伟波将其承租的土地分租给案外人漆x及黄柳新，黄柳新又分租给其他案外人，钟国荣表示其与上述分租户签订了短期分租合同，现因其与梁伟波之间存在纠纷，故上述分租户尚未开始向其缴交租金。2019年7月16日，梁伟波撤回（2019）粤0112民初1924号案对钟国荣的起诉。再查，广州开发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黄埔区分局出具的复函载明，广州市黄埔区塘口南路4号地块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主要规划为城乡建设用地。（2019）粤0112民初5685号民事判决认定钟国荣与梁伟波签订的《租赁合同》及钟国荣发出的《解除合同通知书》合法有效，驳回了梁伟波要求确认《解除合同通知书》无效的诉讼请求。梁伟波不服提出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30日作出（2019）粤01民终22659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3年8月31日，梁伟波与刘x签订《租赁合同》，约定梁伟波将其承租的位于广州市黄埔区x号场地面积为2380平方米的土地及地面附加建筑物出租给刘x作为经营、加工废品物资之用，租赁期限自2013年9月1日至2016年8月31日止，每月租金为26800元。2016年8月30日，梁伟波（甲方）与黄柳新（乙方）签订《租赁合同》（以下简称“涉案合同”），约定：甲方将其承租的位于广州市黄埔区x号场地面积约为2000平方米的土地及地面附加建筑物出租给乙方作为经营之用；租赁期限自2016年9月1日至2021年8月31日止，乙方必须每月30日前向甲方交纳当月租金29500元，甲方收取租金时开具相应的收据；乙方向甲方交纳80000元作为租赁保证金，甲方在租赁期满或解除合同之时将保证金无息退回给乙方。合同第4条约定：乙方必须按时交租金、结算水电费。逾期在二个月内，除乙方应当交清欠款本金之外，还应按乙方应交金额及逾期的天数并按每日万分之三计算滞纳金交给甲方。逾期二个月，视为乙方提前退租，甲方除追收乙方上述的两项债权合计数外并可单方面终止合同，并没收租赁保证金，且收回租赁物等一切的经济，损失由乙方负责。庭审中，梁伟波确认其搭建的建筑物未履行报建手续。黄柳新主张涉案合同的实际承租人是广东经略资源再生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经略公司），并提交经略公司出具的函、营业执照及2013年8月12日的收款收据复印件为证。函载明黄柳新为其公司员工，其签署涉案合同是其授权下代理行为，相关法律责任由其公司承担；收款收据的复印件载明“收到经略人民币8万”，收款人为“梁伟波”。梁伟波表示经略公司并非涉案合同的当事人，并以收款收据无原件核对为由，对收款收据不予确认，但梁伟波确认收取了黄柳新80000元押金。黄柳新签订涉案合同时亦未向梁伟波出示授权手续。黄柳新主张其承租后将部分场地分租给其他五个分租户，2019年2月以前，分租户通过其向梁伟波支付租金，2019年2月开始，分租户自行向梁伟波支付租金；其向梁伟波支付租金至2019年3月，其中2019年3月的租金以现金方式支付，梁伟波未出具收据；双方在2019年2月已交接完毕，双方协商以黄柳新于2019年3月11日向梁伟波支付的30000元、80000元押金及梁伟波承诺补偿黄柳新在场地上临时搭建铁硼的8000元抵扣黄柳新2018年11月至2019年2月应支付的租金。为证明其主张，黄柳新提交了证人证言及收据，收据载明“今收到黄柳新交来2018年11月、12月、2019年1月、2月租金118000元正，其中捌万元正是之前2013年8月12日交来的押金用作11月、12月、1月份的租金抵扣”，经手人处有“梁伟波”签名，梁伟波否认该签名系其本人所签，黄柳新亦表示不能确认该签名是何人所签。梁伟波否认黄柳新的上述主张，并确认黄柳新于2019年3月27日至4月4日期间分6笔向其支付了2018年11月的租金29500元，其第一项诉讼请求的租金从2018年12月开始计算。梁伟波确认其收到黄柳新于2019年3月11日支付的30000元，但表示不清楚该款项是2018年11月之后哪个月的租金。梁伟波主张其一直以广州中盈丰物流有限公司名义缴交水电费，并提交了广州市黄埔区鱼珠街茅岗第五股份经济合作社出具的3张收款收据，3张收据的缴款人均为广州中盈丰物流有限公司，项目名称为“2019年1、2月水电费”“2019年3、4月水电费”“2019年5、6月水电费”，金额均在2600元以上。黄柳新表示上述收据与本案无关。一审庭审中，钟国荣确认其已收取梁伟波租金至2019年3月，并于2019年3月底收回其出租给梁伟波的场地，与场地上的实际各分租户签订临租合同，并于2019年4月开始向分租户收取租金。一审法院认为，涉案合同载明乙方为黄柳新，其主张其并非涉案合同的当事人，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对此不予采信。梁伟波与黄柳新签订的租赁合同的标的包括土地及地面附加建筑物，已生效的判决认定梁伟波与钟国荣于2013年8月31日签订的《租赁合同》合法有效，该合同第七条约定梁伟波有将租赁物使用权转租给第三方的权利，但双方确认涉案场地上的附加建筑物未办理报建手续，故梁伟波与黄柳新签订的租赁合同为部分有效、部分无效。合同无效部分自始没有法律效力。对于合同有效部分，因生效判决已认定钟国荣于2019年3月1日向梁伟波出具的《解除合同通知书》合法有效，即梁伟波与钟国荣签订的《租赁合同》已于2019年3月1日解除。因梁伟波向黄柳新转租涉案场地及建筑物是以其作为承租人的租赁权的存在为基础的，当作为承租人的梁伟波与作为出租人的钟国荣之间的租赁关系归于消灭时，梁伟波与次承租人黄柳新之间的转租关系也归于消灭，故梁伟波与黄柳新于2016年8月30日签订涉案合同亦于2019年3月1日解除，涉案合同解除后，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故梁伟波主张2019年3月1日起的转租权利，即梁伟波要求黄柳新支付2019年3月1日起的租金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的规定，黄柳新实际使用了建筑物，故应参照《租赁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向梁伟波支付其占用建筑物期间的占有使用费。因双方未区分土地及建筑物的租金，故黄柳新应按照每月29500元/月的标准向梁伟波支付土地的租金及建筑物的占有使用费至2019年2月。虽黄柳新主张已于2019年2月与梁伟波进行交接，梁伟波同意其以押金抵扣租金，双方已结算完毕，但其仅提供证人证言及收款收据，且其又表示不清楚收款收据为何人所出具，梁伟波对此予以否认，故一审法院认为黄柳新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对黄柳新的该主张不予采信。庭审中，梁伟波确认黄柳新已分6笔向其支付了2018年11月的租金及占有使用费，并确认黄柳新于2019年3月11日支付的30000元是2018年11月之后的租金，故黄柳新还应向梁伟波支付2018年12月至2019年2月的租金及占有使用费58500元（29500元/月×3个月-30000元）。梁伟波要求黄柳新支付水电费900元，但梁伟波提交的收款收据显示的收款人及水电费金额与其主张均无法对应，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故对其该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涉案合同约定黄柳新逾期二个月交租金的，梁伟波可单方面终止合同并没收租赁保证金，本案证据显示黄柳新2018年11月至2019年2月均未按时缴交租金，故梁伟波主张没收80000元保证金依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第六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于2020年6月19日作出如下判决：一、梁伟波与黄柳新于2016年8月30日签订的《租赁合同》于2019年3月1日解除；二、黄柳新于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梁伟波支付2018年12月至2019年2月的租金及占有使用费58500元；三、梁伟波无需向黄柳新退还保证金80000元；四、驳回梁伟波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611元，由梁伟波负担2907元、黄柳新负担2704元。经查，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黄柳新在一审2019年8月20日的开庭笔录中明确表示梁伟波与黄柳新妻子签订的《租赁合同》的标的是土地及建筑物，租金是按照土地及建筑物收取的。二审庭询中，黄柳新提供如下证据：1.熊海转账给黄柳新微信交易截图以及黄柳新转账给梁伟波的交易截图，拟证明梁伟波于2019年3月27日向熊海出具的编号为9010301的收据是由梁伟波出具的。2.微信主体资料，拟证明各方主体。梁伟波质证不认可黄柳新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钟国荣表示上述证据由法院审查认定。为证明涉案《租赁合同》中的房屋占有土地面积为185.74平方米，梁伟波提供了梁伟波与经略公司于2005年9月签订的《广州市房地产租赁合同》予以佐证。黄柳新质证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于关联性问题，黄柳新认为涉案《租赁合同》是由其代经略公司续签，所以，合同的主体应是该公司，但由于梁伟波不认可，因此，黄柳新认为《广州市房地产租赁合同》与本案任何关联性，黄柳新承租的标的物应以《租赁合同》为准，其签订《租赁合同》的经营目的只是针对附加建筑物。同时，黄柳新表示，不清楚经略公司承租案涉场地至黄柳新续签合同期间是否加建或者扩建房屋。钟国荣对梁伟波提供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无异议。另外，黄柳新认为其一审提供的编号为9010300的收据系梁伟波的配偶李粉英亲自向其交付，其有理由相信该收据上的梁伟波的名字系梁伟波所签署，且根据家事代理制度，即使该签名不属于梁伟波签名，也系其配偶代为签署的，梁伟波仅仅系口头否认该签字并非其本人签署，但并未提供任何足以推翻的证据证实其说法，根据举证责任原则，本应由梁伟波提出笔迹鉴定的申请，但其在一审中并未提出，一审法院反而直接采信其单一的说法，故为了最大限度查明本案的事实，维护黄柳新的合法权益和法律的公正形象，申请通知梁伟波及其配偶李粉英配合对黄柳新在一审中提供的收据上梁伟波的签名进行笔迹鉴定，以确定该签名属于梁伟波的签名或系其配偶代为签署的事实。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法院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之规定，结合黄柳新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以及梁伟波的答辩，本院确定本案争议的焦点是：1.黄柳新主张其与梁伟波已协商租赁保证金抵扣租金理由能否成立；2.黄柳新抗辩梁伟波无权没收租赁保证金应否支持。现评析如下：关于黄柳新主张其与梁伟波已协商租赁保证金抵扣租金理由能否成立的问题。黄柳新认为其与梁伟波在2019年2月交接完毕，双方协商以黄柳新于2019年3月11日向梁伟波支付的30000元、80000元押金及梁伟波承诺补偿黄柳新在场地上临时搭建铁硼的8000元抵扣黄柳新2018年11月至2019年2月应支付的租金，据此，提供了2019年3月11日由“梁伟波”签署的收据予以证实。梁伟波否认上述收据为其本人出具，并不确认黄柳新的上述主张。而黄柳新对其所述梁伟波承诺补偿其在场地上临时搭建铁硼的8000元，并无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实，上述收据中也未载明补偿8000元的相关内容。黄柳新的上述主张也与其在一审中陈述2019年2月开始，分租户自行向梁伟波支付租金的内容相互矛盾。黄柳新自认其与梁伟波在2019年2月交接完毕，又表示用现金支付了2019年3月的租金，显然不合常理。且在梁伟波不确认收据真实性的情况下，黄柳新理应就其上述主张进一步举证证明，但黄柳新在一审中却明确表示不能确认签名是何人所签，亦未提出书面鉴定申请，且从形式上比对黄柳新提供的梁伟波于2019年3月27日向熊海出具的收据中“梁伟波”的签名以及梁伟波在本案一、二审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中的“梁伟波”签名明显不一致，现梁伟波不同意黄柳新在二审提出的鉴定申请，而二审接受黄柳新的鉴定申请也将剥夺梁伟波的上诉权利。同时，黄柳新自己也未能举证证明2019年3月11日的收据为梁伟波配偶向其交付，故本院对黄柳新的鉴定申请不予接纳。由于黄柳新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双方协商用押金抵扣租金的主张，故黄柳新上诉要求撤销一审判决其向梁伟波支付租金及占有使用费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关于黄柳新抗辩梁伟波无权没收租赁保证金应否支持的问题。梁伟波与黄柳新于2016年8月30日签订的《租赁合同》约定梁伟波将其承租的位于广州市黄埔区中山大道塘口南路4号场地面积约为2000平方米的土地及附加建筑物出资给黄柳新作为经营之用。黄柳新自己在一审中也确认租金是按照土地及建筑物支付。而双方当事人均确认涉案场地的附加建筑物未办理报建手续，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梁伟波与黄柳新签订的《租赁合同》涉及土地的部分有效、涉及附加建筑物部分无效。虽然梁伟波与黄柳新签订的《租赁合同》没有明确土地及附加建筑物的具体面积，但梁伟波提供的与经略公司于2005年9月签订的《广州市房地产租赁合同》载明了房屋占有土地面积为185.74平方米，黄柳新认为涉案《租赁合同》是由其代经略公司续签，本案中，也无证据证明经略公司承租案涉场地至黄柳新签订《租赁合同》期间存在加建或者扩建房屋，由此可确认涉案《租赁合同》的附加建筑物所占土地面积为185.74平方米。因黄柳新从2018年11月至2019年2月未按时向梁伟波缴交租金，故梁伟波有权依据双方合同约定主张没收保证金，但基于《租赁合同》的部分有效和部分无效因素，本院认定梁伟波有权没收黄柳新的保证金应为72570.4元（80000-185.74÷2000×80000=72570.4）。一审法院判决没收黄柳新已付的全部保证金不妥，本院予以纠正。黄柳新认为实际承租的标的物为地面建筑物，地面建筑物属于梁伟波违章建设，因此，要求确认租赁合同全部无效，并表示梁伟波无权没收保证金，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黄柳新二审提交证据，不足以支持其诉请，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黄柳新的上诉请求成立部分，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没收全部租赁保证金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2民初706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二、撤销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2民初7060号民事判决第四项；三、变更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2民初7060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为：梁伟波无需向黄柳新退还保证金72570.4元；四、驳回梁伟波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5611元，由梁伟波负担3052元，由黄柳新负担2559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070元，由梁伟波负担165元，由黄柳新负担290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余 盾审判员 莫 芳审判员 白小云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李志康谢金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