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民终14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北华盟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中原街道前进东路特一号中央公园D2栋。法定代表人：毛晓洪，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秀娟，女，该公司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小飞，湖北巨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爱林，男，1962年5月2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邱保民，湖北松之盛（襄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湖北华盟投资建设有限公司管理人，住所地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中原街道前进东路特一号中央公园项目部三楼。负责人：许晓林，该管理人组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马虹，女，该管理人工作人员。上诉人湖北华盟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盟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爱林及原审被告湖北华盟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管理人（以下简称华盟公司管理人）破产债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鄂06民初15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华盟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秀娟、马小飞、被上诉人王爱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邱保民、原审被告华盟公司管理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华盟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鄂06民初1515号民事判决书；2.改判王爱林夫妻对华盟公司享有的债权性质为普通债权，数额为2584184元；3.判令本案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王爱林承担。二审庭审过程中，华盟公司将其第二项上诉请求中的数额由2584184元变更为2470184元。主要事实与理由：一审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王爱林对华盟公司享有的债权性质并非职工集资款。（1）王爱林诉称的1000万汇入王建敏账户的时间为2013年6月14日、15日，华盟公司发布《关于促进公司发展内部员工自愿集资的通知》（以下简称《集资通知》）时间为2013年8月1日，一审法院将集资文件发布之前的借款认定为集资款实属逻辑不通，该款项不应认定为职工集资款。（2）王爱林所谓1000万元“集资款”均系其妻子彭学华账户转入王建敏个人账户，华盟公司于2013年6月16日对彭学华出具500万元收据，2013年8月15日对王爱林出具500万元收据，收款事由处写明：B6-1-101-102，并非集资款，两份收据均不能证明王爱林夫妻对华盟公司享有的债权性质为职工集资款。（3）王爱林与彭学华虽系夫妻关系，但系独立的民事主体，彭学华与华盟公司无任何关系，1000万元均系彭学华支付，华盟公司又分别对彭学华、王爱林各出具500万元收据，一审法院将两个不同主体的债权认定为职工集资债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4）一审法院认定王爱林系华盟公司内部员工的证据不足。王爱林提交的两份证明均系个人签名，属于证人证言，无公司公章，形成时间为申报债权启动后。其中一份由王建敏于2015年5月18日签署的《法人证明》，王建敏此时正被采取强制措施，该证据的来源是否合法，应当予以审查，由于王爱林与王建敏的亲戚关系，该证据证明力也值得怀疑。另外一份余立勤、董晖等四人签名的《证明》，因王爱林于2014年进入华盟公司负责清算工作，不排除与证人有利害关系，以上证人均未获得许可不出庭作证，其证言不应当采信。王爱林在庭审中及庭审后均未能提供与华盟公司2013年度的劳动合同以及工资转账凭证或者华盟公司的任命文件。（5）一审法院于2019年9月29日作出（2019）鄂襄阳中破字第00005-4号民事裁定书，批准了《湖北华盟建设投资有限公司重整计划修正案》（以下简称《重整计划修正案》），职工集资人员名单中无王爱林，且其诉称的债权不在修正案确定的1045万元中，经人民法院裁定生效的《重整计划修正案》对全体债权人及债务人具有约束力，应当据此认定王爱林债权性质为普通债权。2.一审法院对债权数额认定不准确。（1）华盟公司在一审提交了王爱林与王建敏资金往来明细表，根据“进账减去出账的原则”，王爱林对华盟公司享有的债权数额仅为2470184元。一审法院未对该证据严格审查，也未要求王爱林提交进账来源及支出相关的证据。（2）王爱林与原华盟公司法人王建敏系“表兄弟”关系，王建敏被采取强制措施后，王爱林自称其2014年初起在原华盟公司负责清算工作，再加上原华盟公司管理混乱，华盟公司有理由怀疑王爱林利用其与王建敏的特殊关系及工作上的便利，采取空过账和私自出具收据的行为，侵犯正处于特殊时期的华盟公司的合法权益，基于以上原因，一审法院理应对证据作严格审查，对王爱林支付款项来源以及其与王建敏账务往来作出审查。3.一审程序违法。庭审过程中，一审合议庭就本案关键事实向非本案诉讼参与人的“任律师”提问，并将其观点记入庭审笔录，并以此为据作出判决，属于严重程序违法。4.职工集资债权不属于法定的优先债权。为保证重整计划顺利进行，经各方协商，全体债权人大会表决同意在重整计划执行中对《湖北华盟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无争议债权表》（以下简称《无争议债权表》）中认定的部分职工集资类债权优先清偿，因此，职工债权的“优先受偿”来源于全体债权人对自身权益的让度。即便王爱林债权系职工集资类债权，由于其债权未获得债权人大会同意优先清偿，其债权仍然系普通债权。一审法院判决确认王爱林享有职工集资优先受偿权853万错误，不仅损害了华盟公司权益，也损害了全体债权人的权益。王爱林辩称，1.其对华盟公司享有的债权为职工债权，华盟公司的上诉理由与事实不符。（1）王爱林2012年6月进入华盟公司，2013年，华盟公司为中央公园工程建设向内部员工集资，号召公司管理人员参与集资，王爱林参与集资，后华盟公司为扩大集资范围，吸纳更多职工集资才发布《集资通知》。现实生活中，公司企业在开展职工集资等内部工作时，先开展工作，再下文进行规范的情形比较常见。华盟公司先吸纳集资款，而后为扩大集资范围再下发文件，此为常见现象。且华盟公司员工唐莉、石光聚等人是与王爱林一样在文件下发前参与集资，其债权都被认定为职工集资债权。因此，华盟公司不能以时间先后否定王爱林享有职工集资债权。（2）华盟公司当时对外借款一律和出借人签订借款合同同时出具书面借据。王爱林与华盟公司之间未订立借款合同，双方也并未达成借贷的意思表示，王爱林在与华盟公司非借贷关系情形下向公司转账，华盟公司出具收据正是证明该笔款项系集资款。（3）彭学华虽未和华盟公司建立劳动关系，但与王爱林为夫妻关系，根据婚姻法规定，婚姻存续期间的财产除特殊情形外，一般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故该1000万系夫妻共同财产，由彭学华转账证明集资行为夫妻双方都认可，彭学华转账是代王爱林执行，不影响王爱林职工债权的成立。（4）2019年9月23日一审质证笔录记载，华盟公司认可王爱林系其员工。同时，王爱林在一审中提供了证明材料，华盟公司在一审对这些材料的真实性予以认可，由此可以证实王爱林确系华盟公司内部员工。（5）华盟公司称应当依据《重整计划修正案》认定王爱林债权性质为普通债权于法无据。王爱林曾对职工债权进行申报，未被华盟公司认可，华盟公司在制定《重整计划修正案》时遗漏王爱林，导致王爱林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王爱林才会起诉华盟公司，请求人民法院对王爱林的职工债权予以确认。华盟公司在一审法院批准的《湖北华盟建设投资有限公司重整计划》（以下简称《重整计划》）第一条第二款中明确资产及负债情况依据湖北华炬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报告认定，该审计报告将王爱林的债权明确为内部职工集资。因此王爱林债权性质应属于职工债权。2.华盟公司称一审法院对债权数额认定不准确与事实不符。（1）华盟公司所称王爱林享有的职工债权数额仅有2470184元与事实情况不符。华盟公司根据“进账减去出账原则”计算的王爱林职工债权，将2013年3月15日之前的出账进行了核减，而王爱林于2013年6月14日参与职工集资并将集资款汇给华盟公司，因此出账款项与王爱林职工债权没有关系。另有2013年9月18日一笔出账，系有公司挂靠华盟公司进行施工，施工完成后业主将工程款付至华盟公司账户，华盟公司收到工程款后转至王爱林账户并指示王爱林将该工程款转至实际施工人账户，该笔转账有详细交易记录及明细，并非华盟公司返还王爱林职工集资。另有三笔转账至王爱林款项中，两笔4.2万元、一笔9万元为直接返还集资款；还有240万元其中120多万元为返还王爱林集资款，剩余110多万元为华盟公司支付方长辉工程款，而方长辉此前欠王爱林借款110多万元，该笔工程款由华盟公司转至王爱林账户作为方长辉偿还王爱林借款，华盟公司有详细财务记录，以上几笔款项王爱林认可。因此根据“进账减去出账原则”，计算得来的王爱林职工集资债权为853万。（2）华盟公司怀疑王爱林支付款项来源及王爱林与王建敏账务往来的情况并无合法证据证实。在2019年9月23日一审质证笔录中，华盟公司表示对王爱林向公司出借1千万元的流水以及收据没有异议，且湖北华炬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对王爱林的债权进行了确认，因此华盟公司所述与事实不符。3.华盟公司称一审程序违法缺乏法律依据。案外人任律师在庭审中作出陈述，是因为一审法院为了查明案件事实，依职权询问相关人员，该询问并不影响一审对案件总体事实的确认和证据的适用。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以下简称《企业破产法》）的规定，破产计划草案经债权人大会讨论通过后，还必须有人民法院裁定确认，才具有法律效力和约束力。华盟公司在重整计划中，没有将王爱林的债权和性质列出，是因为双方对该债权及其性质存在诉讼纠纷，华盟公司重整计划草案第一稿对王爱林债权备注代法院确认后再予以确认，非并不存在，最终以法院生效的裁判文书来确认债权数额、性质。华盟公司管理人述称，1.债权确认纠纷的当事人将公司管理人列为诉讼中的“被告”或“原审被告”，违反法律规定，管理人作为破产债权确认纠纷中的被告身份不适格。2.管理人根据《企业破产法》、湖北华盟公司债权审查办法，依据公司财薄记载的数据，参照华盟公司债权人委员会的意见，审查确认王爱林系华盟公司（非集资类）普通债权人的结论，符合法律规定和客观事实。3.集资类债权属于公司普通债权，应当根据生效的《重整计划》和《重整计划修正案》规定的原则和程序进行清偿。管理人目前正依法监督华盟公司正确执行《重整计划》和《重整计划修正案》。王爱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王爱林对华盟公司享有职工集资优先受偿债权853万元；2.本案诉讼费由华盟公司、华盟公司管理人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3月18日，王爱林与彭学华补办结婚登记手续，双方系夫妻关系。2012年6月王爱林进入华盟公司，同年9月被指派担任谷城华盟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华盟世界城项目部经理。在此期间，华盟公司为促进公司业务顺利开展，专门下发文件号召公司内部全体员工自愿集资，公司承诺集资时间6个月，每月按2分5厘利率付息，到期本息全部返还；若不能按时兑付，以公司股东股权及公司资产或现金予以兑付。2013年6月14日、6月15日，彭学华分三次向华盟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建敏个人账户（该账户由华盟公司所使用）转账590万元、190万元、220万元，共计转账1000万元。2013年6月16日、8月15日，华盟公司给彭学华、王爱林各出具一张500万元的收据。诉讼中，王爱林自认华盟公司已支付集资款本金147万元，其放弃利息后尚欠本金853万元。2014年12月25日，一审法院作出（2014）鄂襄阳中破（预）字第00005-1号民事裁定书，受理债权人殷明镜、廖少斌、卜汉斌对华盟公司的重整申请，并于同日依法指定华盟公司管理人。据华盟公司管理人制定的《湖北华盟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债权确认办法》（以下简称《债权确认办法》）第三条第1项第2项规定：职工债权的确认以华盟公司职工集资为依据，并且债权发生时，债权人必须是华盟公司的在岗职工；华盟公司职工的认定，以职工工资表、履行华盟公司的相关职务行为等综合认定。2015年6月26日，华盟公司制定了《重整计划》，经华盟公司管理人申请，同年7月15日，一审法院作出（2014）鄂襄阳中破字第00005-3号民事裁定，批准了该重整计划。该《重整计划》关于普通债权的清偿方案规定：对于普通债权中涉及到的已放弃利息的集资类债权（指《审计报告》确定的直接进账减出账）将区别对待清偿，按《债权表》确定债权数额为依据，在人民法院裁定批准的重整期限内不再计息，与其他优先受偿方同期同比例受偿债权，直至清偿完毕止，上述债权不进入债转股程序。若重整不成功，进入破产清算时，此类债权仍按每月千分之二十利率，从进账之日起计息到2014年12月25日，纳入普通债权同等对待。如果重整不成功，上述债权将严格按照企业破产法规定分类、顺序受偿。王爱林就案涉债权进行了申报，华盟公司管理人以债权待诉裁判文书生效后再确认为由未作出确认。随后王爱林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破产债权，因其未在法定期限内交纳案件受理费，一审法院于2015年9月6日作出民事裁定，按王爱林自动撤诉处理。庭审中华盟公司及华盟公司管理人一致陈述王爱林就案涉债权一直在向其主张权利。经华盟公司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2017年11月10日，华盟公司作为委托方与受托方华盟公司管理人签订一份《资产与运营事务的委托管理协议》，约定华盟公司将公司部分资产及该资产的运营事务授权华盟公司管理人以华盟公司名义代为管理、占有、使用并依法处分。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破产债权确认纠纷。综合王爱林诉称及华盟公司、华盟公司管理人的答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华盟公司管理人作为被告主体是否适格；案涉争议债权数额、性质的认定。关于华盟公司作为本案被告主体是否适格。《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债权人应当在人民法院确定的债权申报期限内申报债权。第五十七条规定：管理人收到债权申报材料后，应当登记造册，对申报的债权进行审查，并编制债权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九条规定：……债权人对债权表记载的本人债权有异议的应将债务人列为被告。本案中，华盟公司系依法裁定进入重整程序的债务人，因此，华盟公司作为债务人，是本案适格被告，华盟公司管理人作为被告，主体不适格。华盟公司管理人关于其不应列为被告的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予以采纳。关于案涉争议债权数额、性质的认定。《企业破产法》第九十二条规定：经人民法院裁定批准的重整计划，对债务人和全体债权人均有约束力。本案中，已经一审法院裁定批准实施的《重整计划》规定，作为普通债权的职工集资类债权，与其他优先受偿方同期同比例受偿；职工集资类债权数额以《债权表》为依据，不计利息。该《重整计划》对王爱林与华盟公司均具有法律约束力。王爱林作为华盟公司内部职工，据其提交的银行流水和收据显示其共向华盟公司支付集资款1000万元，庭审中其自认华盟公司偿还本金147万元，尚欠集资本金853万元。华盟公司、华盟公司管理人对其诉请确认债权数额虽提出异议，并提供公司内部对争议债权审核明细加以佐证，但王爱林对明细中所列的进入其账户的各项款项均作出了合理解释。因此综合当事人陈述以及全案证据，一审法院确认债权数额为853万元。对于该职工集资类债权，按前述法律规定以及《重整计划》规定，虽属于普通债权，在具体清偿时，应与其他优先受偿方同期同比例受偿，即可以优先受偿。综上所述，王爱林诉请确认其对华盟公司享有职工集资优先受偿债权853万元，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华盟公司管理人作为本案被告不适格，其在本案中不应承担任何民事责任，王爱林对其诉请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八条、第五十七条、第九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一、确认原告王爱林对被告湖北华盟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依2015年6月26日《湖北华盟建设投资有限公司重整计划》享有职工集资优先受偿债权853万元；二、驳回原告王爱林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1510元，由华盟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华盟公司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1、谷城华盟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一份，拟证明谷城华盟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谷城华盟公司）系独立法人，成立于2012年1月29日，与华盟公司无法律上的关系，王爱林在谷城华盟公司的职务行为与华盟公司无关，不能因其在谷城华盟公司任职而认定其是华盟公司职工。证据2、华盟公司2013年6、7、8月份工资发放记账凭证、转账支票存根、工资表，拟证明王爱林诉称的债权发生时，其并非华盟公司员工，工资表中无其姓名，记账凭证及转账支票存根与当月全部员工工资数额一致，说明工资表全面准确。证据3、谷城华盟公司2013年2月、12月工资表，拟证明王爱林2013年1月至11月在谷城华盟公司工作，并非华盟公司员工。证据4、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鄂襄阳中破字第00005-2号民事裁定书、《无争议债权表》、《债权确认办法》，拟证明《无争议债权表》、《债权确认办法》均被法院裁定批准，具有法律效力，《无争议债权表》中并未认定王爱林债权系职工集资类债权，《债权确认办法》对职工集资类债权的认定作出了表述，王爱林所主张债权发生时，其既非华盟公司在岗职工，也非金丽城酒店在岗职工，根据《债权确认办法》，其债权为普通债权。证据5、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鄂06刑终41号刑事裁定书，拟证明2014年5月12日至2017年9月8日，王建敏一直羁押在襄阳第一看守所，王爱林一审提供的王建敏出具的《法人证明》时间是2015年5月18日，该证据来源存疑。证据6、王爱林进出账目清单、出入账凭证，拟证明王爱林、彭学华夫妇债权本金为2470184元；证据7、谷城华盟公司出具给王爱林的收据，拟证明1000万元用于谷城华盟公司而非华盟公司，后调整记账至华盟公司，时间及用途均显示该款项不是华盟公司员工的集资款，王爱林能在收据记账联签署意见，证明其利用2014年初在华盟公司负责清算工作的职务便利，擅自调整账目，试图改变款项用途，达到普通债权优先受偿的目的。证据8、檀耀林、刘子鄢、蔡丽、王著明等职工集资类债权人申报材料，拟证明认定职工集资类债权的要件有员工与华盟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收据注明借款（集资）、银行流水，这些集资的时间均在华盟公司《集资通知》之后，王爱林既无借款合同，收据上注明事由也非“借款（集资）”，进账时间均在《集资通知》之前，其债权性质不符合职工集资要件，应认定为普通债权。证据9、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鄂襄阳中破字第00005-4号民事裁定书、《重整计划修正案》、华盟公司职工集资债权列表，拟证明《重整计划修正案》经法院裁定批准，具备法律效力，其中第9.3.5条表明，职工集资债权金额限定在1045万元以内，后附列表中无王爱林，证明其债权不属于职工集资类债权。王爱林质证认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证据1与本案没有关联。证据2不能实现其证明目的。证据3的证明目的不能成立，该组证据与华盟公司一审中对王爱林的身份表述一致，王爱林是华盟公司派往谷城华盟公司的项目经理，其在谷城华盟公司领取工资正常。证据4不能实现其证明目的，《无争议债权表》确认了无争议的295户债权，没有确认有争议债权，本案债权属于有争议的债权，该表证明王爱林及其妻子申报债权的事实，且表上注明债权待诉讼裁判文书生效后确认。证据5不能实现其证明目的，王建敏出具《法人证明》是其羁押期间其辩护律师向其收集，来源合法。证据6不能实现其证明目的，账目情况所列27笔款项往来，发生于2013年6月之前的第1-13笔与本案诉争款项无关；第14-16笔属实；第17、18笔与本案无关；第19笔的428万元，其中300万元是工程款，100万元是股份款，28万元是300万元工程款的利息；第21笔240万元，其中120万元与本案无关，另120万元抵扣王爱林的集资款，第22-27笔与本案无关。证据7不能实现其证明目的，收据上可以看到“作废”两字，该收据作废后才有华盟公司开具的两张各500万元的收据。证据8不能实现其证明目的，证据中出现的个人虽然如此办手续，但不能以此否认王爱林的员工身份及其款项是集资。证据9不能实现其证明目的，本案尚未有生效裁判文书，所以诉争债权未进入债权表，一旦本案判决生效，会补充认定案涉债权。华盟公司管理人对华盟公司提交的证据均认可。本院认证意见：由于王爱林、华盟公司管理人对华盟公司所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均不持异议，且华盟公司提供了证据2-4、证据6-9的原件以供核对，故对华盟公司所提交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1可以证明谷城华盟公司的部分企业信息；证据2可以证明华盟公司2013年6至8月的工资发放情况；证据3可以证明，2013年2月、4月、6月、7-10月、12月，王爱林在谷城华盟公司领取工资；证据1-3能否证明王爱林非华盟公司员工，需结合其他相关证据综合认定。证据4中《无争议债权表》载明，王爱林、彭学华债权待诉裁判文书生效后再确认，《债权确认办法》明确了债权审查及确认办法，可作为审查案涉债权的依据，对证据4予以采信。证据5与本案无涉，且王爱林已说明其如何取得王建敏出具的《法人证明》，对证据5不予采信。证据6可以证明王爱林、彭学华与华盟公司或相关主体之间资金进出情况，予以采信。证据7《收据》除了填写的内容外，另有手写文字，由于该《收据》包含多重内容，能否实现其证明目的需结合其他相关证据综合认定。证据8可以证明对檀耀林、刘子鄢、蔡丽、王著明等职工确认其集资类债权的手续，但不能以此反证，没有此类手续的债权即非华盟公司职工集资类债权，对证据8不予采信。证据9可以证明《重整计划修正案》得到原审法院裁定批准，对华盟公司和全体债权人均有约束力，予以采信。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二审予以确认。本院进一步查明，2012年9月至11月，王爱林在华盟公司谷城分公司领取工资。2013年6月14日，谷城华盟公司开具《收据》（No.3406057）记载，入账日期2013年6月14日，交款单位王爱林，收款方式转账，金额1000万元整，收款事由借款，盖有谷城华盟公司财务专用章；《收据》右下部分有两次手写文字，笔迹较深文字为“此据只作伍佰万证，另500万挂湖北华盟王爱林2014年6.24日”，笔迹较浅文字为“作废”。2013年6月16日，华盟公司开具《收据》（No.1583868）记载，入账日期2013年6月16日，交款单位彭学华，收款方式转账，金额伍佰万元整，盖有华盟公司财务专用章，收款事由内容难以辨认。2013年8月15日，华盟公司开具《收据》（No.1583876）记载，入账日期2013年8月15日，交款单位王爱林，金额伍佰万元，收款事由B6-1-101~102，盖有华盟公司财务专用章，收款方式可以辨认“转入”两字，“转入”前后文字难以辨认。原审2019年9月23日《质证笔录》记载，华盟公司及华盟公司管理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述称，王爱林是华盟公司的员工，后被分派到华盟公司谷城分公司担任项目经理。本院认为，华盟公司管理人于2015年3月1日制定的《债权确认办法》第四条普通债权的确认第17款规定，华盟公司内部职工集资数额本金以银行转账记录为准，债权发生时，债权人必须是华盟公司（或酒店）的在岗职工。基于此，判断王爱林在本案的诉讼请求是否成立，需要从其工作身份及其所主张的853万元债权是否属于华盟公司职工集资债权两方面进行讨论。关于王爱林所主张债权发生时，其是否为华盟公司在岗职工的问题。经查，华盟公司与华盟公司管理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在一审质证时述称，王爱林是华盟公司的员工，被分派到华盟公司谷城分公司工作。该陈述认可了王爱林系华盟公司员工的身份，对此，王爱林无需再举证证明，故而，王爱林一审提供的两份证明是否足以证明其员工身份无需进一步探讨，而二审查明的王爱林于2012年9月至11月从华盟公司谷城分公司领取工资的事实亦印证了上述陈述。因此，原审将王爱林认定为华盟公司内部职工具有事实依据，华盟公司关于原审认定王爱林系华盟公司内部员工证据不足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关于王爱林主张的853万元债权是否属于华盟公司职工集资债权的问题。王爱林在原审提供了华盟公司分别出具给其本人和其妻子彭学华的收据，结合华盟公司二审提供的谷城华盟公司出具给王爱林的收据可知，谷城华盟公司给王爱林出具1000万元的收据（2013年6月14日）在前，该收据被作废，华盟公司再先后分别给彭学华出具500万元收据（2013年6月16日）、给王爱林出具500万元收据（2013年8月15日）。三张收据收款事由均未出现“集资”或此类表意文字，华盟公司出具给王爱林的收据记载收款事由B6-1-101~102，从中亦无法看出该款项与华盟公司集资款存在关联。王爱林在第一张1000万元收据上手写“此据只作伍佰万证，另500万挂湖北华盟王爱林2014年6.24日”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后面出现两张收据的原因。因此，王爱林提供的收据不能证明其主张的债权属于华盟公司职工集资债权。并且，王爱林与彭学华虽系夫妻关系，但对于彭学华转账的1000万元，华盟公司分别开具两张500万元收据给二人即表明，该款项有区分。王爱林在原审提交的2015年2月28日《债权登记申报表》记载的申报人为彭学华、王爱林两人，《无争议债权表》（2015年6月26日）记载的主体亦为王爱林、彭学华两人。据此，案涉1000万元款项的债权人不宜被认定为王爱林个人，王爱林仅能就其所持500万元收据提出主张。由于王爱林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所主张对华盟公司享有的853万元债权符合华盟公司《债权确认办法》关于确认职工集资债权的相关规定，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华盟公司关于王爱林对华盟公司享有的债权性质并非职工集资款的上诉理由成立。综上所述，华盟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其关于改判王爱林、彭学华夫妇对华盟公司享有普通债权2470184元的上诉请求，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二审不作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九十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鄂06民初1515号民事判决；二、驳回王爱林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71510元，由王爱林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71510元，由王爱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成 林审判员 周 宜 雄审判员 余   俊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一日书记员 华卉（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