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261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立根小额再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长堤大马路270号一层、二层、三层、四层。法定代表人：游炳俊，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龙龙，广东合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柯陈莹，广东合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科学城光谱中路23号。法定代表人：林毅超,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龙，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思宇，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州立根小额再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根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摩登公司）票据追索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2民初117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立根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摩登公司向立根公司支付票据金额1000万元及自2019年9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2.摩登公司支付律师费125000元；3.由摩登公司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一审判决认定摩登公司与立嘉公司之间是否存在真实交易关系存疑有误。1.摩登公司向立嘉公司出具涉案票据，即代表摩登公司应当与立嘉公司之间存在真实交易，否则作为上市公司，不可能在没有真实交易的前提下就出具涉案支票，因此立根公司提供了涉案支票即完成了证明摩登公司与立嘉公司之间存在真实交易关系的举证义务，摩登公司认为没有真实交易关系，但没有提供反驳证据，应当承担举证不力的责任，而不能将该义务强加于立根公司。2.摩登公司与立嘉公司之间的交易属于关联交易，按照法律规定提请股东大会决议及信息披露的主导方也是摩登公司，据立根公司查询，摩登公司存在多起应披露而未披露、延迟披露的违法违规行为，今年3月份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广东证监局也因此对摩登公司该种违法行为出具警示函，由此可见，摩登公司长期存在信披违法行为，故不排除摩登公司故意隐瞒与立嘉公司之间的交易，没有证据显示摩登公司有交易的决议或进行过披露而对真实交易关系存疑，加重了立根公司的义务，也不符合举证规则。(二)一审判决错误认定存在质押支票进行担保。1.对应SJ20180402-10、SJ20180402-11《贷款合同》的《合同及放款审批表》仅能够证明两张号码为：00070989、00070990的支票进行质押，而不能以此推断出涉案票据质押。据摩登公司提供的证人周某陈述，该两张支票于2018年10月9日交付给立根公司，于2019年6月13日退回，故以该两张支票作质押的法律关系因支票退回已经终止。后续进行的多次支票的置换，均是在SJ20180402-10、SJ20180402-11《贷款合同》到期后进行的，故在贷款到期后进行的支票置换并非担保关系而是对债务进行清偿的意思表示。2.根据债务的履行情况，前四次的票据是否构成质押关系或还款关系，因票据已退回，故基于已退回票据而产生的法律关系均已终结，应当按照涉案票据交付时的实际情况确定涉案支票的法律性质。根据事实情况，立根公司与立嘉公司之间没有签订质押合同，支票也没记载质押，立嘉公司背书交付涉案支票时债务已经到期，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质押的形式及实质要件，依法不构成质押担保关系。(三)一审判决错误认定立根公司与摩登公司、立嘉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以通谋虚伪行为取得票据。1.基于通谋事实的证据，摩登公司提供周某的证人证言、周某与立根公司工作人员罗某的微信聊天记录、周某与陈静的微信聊天记录。首先，几位证人均系摩登公司的关联方，与立根公司存在利害关系；其次，根据周某的证人证言，只是反映了立根公司与立嘉公司之间退换支票的事实；再次，根据周某与立根公司工作人员罗某的微信记录，仅反映双方就支票的交接问题进行联络；最后，根据周某与陈静的微信聊天记录，仅反映周某向陈静发送了涉案票据及相关文件的照片，根本与立根公司无关。摩登公司提供的全部证据均没有反映立根公司与摩登公司、立嘉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有通谋及如何通谋的事实，一审判决仅凭立根公司有参与，就认定该事实完全是断章取义。2.票据的签发、背书需要人去完成，背书完毕的票据需要移交，立根公司工作人员参与票据的签发、背书等过程，完全是合乎情理，不构成通谋。3.因立嘉公司无法偿还立根公司的贷款，立嘉公司以出票人为摩登公司的支票背书给立根公司用来还款，因摩登公司是上市公司，根据票据法的规定显然有利于立根公司。立根公司与立嘉公司均是从事金融行业的企业，熟悉票据的规则，只要立嘉公司背书交付了合法有效的票据，立根公司没必要参和前手之间的事情，更没有必要去通谋。4.多次更换支票的原因是因为支票从出票日到提示付款日有一定的时限，在出票后十日内提示付款。因立嘉公司在贷款到期后未能清偿，立嘉公司请求立根公司给予债务宽限期限，立嘉公司提出用支票还款，并同时提出如果在支票付款日前立嘉公司用自有资金还款，则立根公司退回支票。但每次到支票的提示付款日，立嘉公司又再次提出给予债务宽限期限，并要求再次开具新的出票日期的支票替换旧的即将过期的支票，立根公司因立嘉公司多次失信拒绝了立嘉公司的要求。(四)一审判决以立根公司在越秀区法院已提起诉讼为由认为本案属于重复起诉明显有误。1.本案属于票据追索权纠纷，立根公司向越秀法院起诉的是借款合同纠纷，案由不同、被告不同、诉讼请求也不同，依法不属于重复起诉。2.立嘉公司所欠立根公司的债务在没有清偿前，立根公司有权要求立嘉公司偿还债务，也有权要求涉案支票的出票人清偿，因债务并未得到实际清偿故立根公司不可能获得双重利益，立根公司在一审中明确若本案胜诉，会相应扣减债务金额，故也不存在双重获利的问题。二、基于错误的事实认定，导致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涉案票据是立嘉公司背书给立根公司用于清偿债务，并非质押担保，不适用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即使本案存在以涉案票据质押担保，因涉案票据是由立嘉公司背书给立根公司，故出质人只能是立嘉公司而与摩登公司无关，而一审判决错误地认定出质人为摩登公司。(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涉案支票系立嘉公司背书转让给立根公司，摩登公司以其与立嘉公司之间没有真实交易抗辩无法定理由，也不影响立根公司的票据权利。(三)立根公司并非非法取得涉案票据，也无必要非法取得，立嘉公司与出票人的纠纷与立根公司无关，摩登公司与其控股股东之间的纠纷更与立根公司无关，一审判决认定立根公司取得的涉案票据有效，作为出票人的摩登公司应当承担票据责任。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适用法律错误，请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支付立根公司的诉讼请求。摩登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第一，立根公司与立嘉公司、林永飞恶意串通，以背书为名通过“债权人封存保管并在逾期时启封票据”的方式行担保之实。因此，立根公司、立嘉公司、林永飞合谋实施的涉案票据行为，属于通谋虚伪行为，为无效法律行为；而伪造的票据活动背后所掩盖的真实行为实际是上市公司违规担保亦应被认定为无效合同。虽然本案看似是票据追索权纠纷，但实际上属于当事人通谋虚伪意思表示的典型案例。涉案票据只是行为人、相对人之间恶意串通，密谋实施“上市公司违规担保”的手段，故不应当简单地将本案理解为票据纠纷。1.本案中立根公司取得涉案票据依法不属于适用票据无因性的情形。根据《票据法》第十二条、第十三条以及《票据法司法解释》第十五条的规定，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票据法司法解释》第十五条明确规定只要是“非法手段”取得票据即可，并不一定为“欺诈、偷盗、胁迫”方式取得。（2）“以欺诈、偷盗或者胁迫等非法手段取得票据”，是指持票人或者持票人前手取得票据的环节；“明知有前列情形，出于恶意取得票据的”，这里的“明知”是指非法取得票据行为人以外的人，具体就是指持票人对于其前手非法取得票据是明知的情形。（3）如果持票人前手与出票人之间没有真实交易关系，出票人当然享有对持票人前手的抗辩权，如果持票人明知前手与出票人之间没有真实交易关系，则属于“持票人明知存在抗辩事由而取得票据的”除外情形。（4）如果有证据证明持有人是重大过失取得票据的，也不享有票据权利。2.本案中摩登公司与立嘉公司之间没有任何交易关系，二者之间根本不存在任何基础法律关系，立嘉公司是通过非法手段从摩登公司取得涉案票据。如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案系先由立根公司事先确定违法开具远期支票的出票日期，再由立根公司的业务经理罗某通过微信告诉立嘉公司业务人员周某。之后再由周某将支票开具信息告诉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瑞丰集团，由瑞丰集团利用对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地位，非法从上市公司开具相应支票。最后由立根公司罗某直接来到上市公司取走支票。在2018年11月至2019年7月期间，立根公司、立嘉公司、瑞丰集团如此反复实施了六次之多。因此，在没有任何真实交易的情况下，立嘉公司没有支付任何对价的情况下，没有得到上市公司允许的情况下，这是通过非法手段从上市公司取得的票据。3.本案中有充分证据证明立根公司是明知立嘉公司系通过非法手段从摩登公司取得涉案票据，以及明知摩登公司享有对立嘉公司的抗辩权，至少立根公司是因重大过失取得支票的。首先，立嘉公司是上市公司的关联法人，二者之间如果进行交易将构成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必须经过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并履行信息披露程序。立根公司正是明知摩登公司无法通过合法的股东大会决议，从而合法为立嘉公司欠付立根公司的贷款提供担保，才采取了涉案支票背书方式进行担保。关于上述事实，对应的证据是：SJ20180402-10-11号两份《贷款合同》所对应的《合同及放款审批表》中，立根公司已自认涉案支票为质押担保，且为立根公司向立嘉公司放款的先决条件。并且，SJ20180402-12至15号《贷款合同》所对应的《合同及放款审批表》中，不仅关于暗保的表述形式高度一致（即贷款结清后将封包的支票/担保合同归还），而且立根公司更是直接承认“摩登大道签《最高额保证合同》属于抽屉协议”。“抽屉协议”的自认，就是立根公司明知上市公司无法通过合法股东大会决议程序为立嘉公司的贷款提供担保的最直接证据。而“支票质押”的自认，以及故意开具远期支票、封存保管票据、不断进行置换等证据，就是本案各方通谋虚伪意思表示，以票据背书为名，行违规担保之实最直接的证据。其次，如果不是明知立嘉公司系非法取得票据，立根公司业务经理罗某如何可以指示立嘉公司六次违规开具远期支票？立根公司作为专业金融机构，具有完善的审贷流程，比一般民事主体具有更高的审查能力、更完备的合规体系以及更严格的注意义务，对于不得开具远期支票的规范不可能不清楚。另外，如果立嘉公司是合法从上市公司取得票据，为何周某对罗某的回复是“等集团（瑞丰集团）回我”，从上市公司开具支票，为什么实际操作的是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最后，如果摩登公司与立嘉公司之间存在真实交易关系，必须履行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义务。但立根公司明知上市公司从未进行过任何与立嘉公司开展交易的公告，其明知摩登公司与立嘉公司之间并不存在真实交易关系，立嘉公司系非法从上市公司取得票据，或者说至少是存在重大过失的。第二，就相同的2000万元主债权，立根公司一方面在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诉讼中要求摩登公司承担连带保证的2000万元金钱给付义务；另一方面又在本案诉讼中要求摩登公司承担票据拒付的2000万元金钱支付义务，由于两项金钱给付义务在法律性质上彼此并列且不相包含，在立根公司坚持34730号案件诉讼请求且34730号案件受理在先的情况下，本案应当认定立根公司构成重复主张债权。第三，涉案支票系瑞丰集团利用控制地位非法从上市公司开具的，在本案成诉前摩登公司并不知晓涉案支票的开具情况，亦不清楚支票上的印鉴情况。立根公司主张涉案两张票据因“印不过”而被银行拒绝兑付，其中，涉案支票上摩登公司的财务专用章与银行预留印鉴不符。根据《票据法》第八十四条的规定，出票人签章属于支票必要记载事项，如果印鉴不符则涉案票据无效，因此，立根公司无权主张票据权利，即摩登公司不应承担本案的票据责任。综上，立根公司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立根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摩登公司向立根公司支付被拒绝付款的票据金额1000万元；2.判令摩登公司向立根公司支付自2019年9月20日起至清偿日止，以1000万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利率（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3.判令摩登公司向立根公司支付因追索该款项产生的合理费用律师费125000元；4.本案诉讼费用由摩登公司承担。一审法院查明事实：立根公司持有一张号码为25398239广州银行支票，该支票记载出票日期为2019年9月20日，票面金额壹仟万元正，收款人为广州天河立嘉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付款行广州银行鱼珠支行，出票人签章处盖有摩登公司财务专用章及时任摩登公司法定代表人林永飞的个人印章，该支票第一背书人盖有立嘉公司财务专用章及严炎象个人印章，被背书人为立根公司；第二背书人签章为立根公司财务专用章及游炳俊个人印章，被背书人为交行沿江路支行委托收款。立嘉公司向立根公司出具了一份《声明书》，主要内容为：立嘉公司合法取得的摩登公司的转账支票2张，支票号码为25398239、25398238，合计金额2000万元，现背书给立根公司作为合同编号为SJ20180402-10、SJ20180402-11的《贷款合同》项下的还款。2019年9月20日，立根公司持上述两张支票到广州银行鱼珠支行处提示付款，同月23日，广州银行鱼珠支行向立根公司出具《广州区域票据交换退票理由书》，退票事由为“账户己冻结和印不过”。另立根公司就25398238支票也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案号为（2019）粤0112民初11738号。另查明：摩登公司（原名广州卡奴迪路服饰股份有限公司）的企业性质为股份有限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代码为002656，公司原法定代表人为林永飞。广州瑞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摩登公司28.56%股权、林永飞持有摩登公司9.32%股权；广州瑞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企业性质为股份有限公司，林永飞曾担任瑞丰集团的法定代表人兼董事长，持有瑞丰集团70%的股权；广州天河立嘉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企业性质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法定代表人为严炎象，林永飞担任立嘉公司的董事，瑞丰集团持有立嘉公司53%的股权。摩登公司2018年上半年年度报告显示立嘉公司与摩登公司为同一控股股东控制的企业。2018年4月10日，立根公司（授信人）与立嘉公司（被授信人）签订一份《最高额贷款授信合同》，约定由立根公司向立嘉公司授信1亿元，授信期限从2018年4月10日至2019年6月10日。同日，瑞丰集团、林永飞以及立嘉公司的其他自然人股东严炎象、翁华银、何琳、江德湖、英伟文与立根公司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授信合同项下的借款提供连带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三年；同日，瑞丰集团与立根公司签订了《最高额质押合同》，瑞丰集团以持有的摩登公司412万股无限售流通股为借款提供质押担保。2018年10月8日，立根公司与摩登公司签订一份《最高额保证合同》，摩登公司为授信公司项下的借款提供连带保证担保。立根公司在2018年分别与立嘉公司签订了编号为SJ20180402、SJ20180402-1、SJ20180402-2、SJ20180402-3、SJ20180402-4、SJ20180402-5、SJ20180402-6、SJ20180402-7、SJ20180402-8、SJ20180402-9、SJ20180402-10、SJ20180402-11、SJ20180402-12、SJ20180402-13、SJ20180402-14、SJ20180402-15《贷款合同》，立根公司向立嘉公司发放贷款。其中双方在2018年10月10日签订的编号为SJ20180402-10、SJ20180402-11的《贷款合同》中约定立嘉公司向立根公司贷款，贷款金额均为一千万元，贷款期限均自2018年10月10日起到2019年1月10日止。因立嘉公司拖欠编号为SJ20180402-10、SJ20180402-11、SJ20180402-12、SJ20180402-13、SJ20180402-14、SJ20180402-15共6份《贷款合同》项下贷款本金8000万元，立根公司于2019年8月9日向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起诉立嘉公司、瑞丰集团、摩登公司及林永飞、严炎象、翁华银、何琳、江德湖、英伟文、韩瑞英、翁华才、广州行盛集团有限公司、翁雅云，要求借款人立嘉公司偿还借款本金8000万元及逾期利息，其他被告作为担保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此案案号为（2019）粤0104民初34730号。摩登公司在该案中辩称摩登公司与立根公司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未经上市公司法定决议审批及信息披露程序，立根公司也知情，属于恶意违规担保，保证合同无效。针对（2019）粤0104民初34730号案与本案是否存在重复起诉问题，立根公司在本案庭审时称因25398238、25398239支票未能兑现，故在（2019）粤0104民初34730号案中一并主张了这两张支票所对应的SJ20180402-10、SJ20180402-11《贷款合同》项下的欠款，若在本案中胜诉，其会在（2019）粤0104民初34730号案中相应变更诉讼请求。摩登公司否认与立嘉公司之间存在交易关系。摩登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了6份《合同及放款审批表》复印件及（2019）粤0104民初34730号案的庭前举证交换笔录，拟证实涉案支票用于为《贷款合同》提供质押担保。摩登公司称该6份《合同及放款审批表》对应的是前述编号为SJ20180402-10、SJ20180402-11、SJ20180402-12、SJ20180402-13、SJ20180402-14、SJ20180402-15的6份《贷款合同》，上述复印件来源于（2019）粤0104民初34730号案，在（2019）粤0104民初34730号案进行庭审前质证过程中，摩登公司在核对立根公司提交的证据原件时发现了该6份《合同及放款审批表》原件，摩登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当场进行拍照，并当场作为该案的补充证据提交给了法庭，同时向该案的合议庭出示了相关证据原件，在合议庭确认了证据原件由立根公司掌握且整个过程是录音录像记录后，将证据原件退还给了立根公司。经审查，《合同及放款审批表》复印件记载，编号为SJ20180402-10号的《贷款合同》中“相关放款的要件资料”部分的“其他”中记载：“质押支票一张（号码000××××0990），专项用于该笔贷款还款保证，该笔贷款结清后归还立嘉小贷”；编号为SJ20180402-11的《贷款合同》中“相关放款的要件资料”部分的“其他”中记载：“质押支票一张，专项用于该笔贷款还款保证，该笔贷款结清后归还立嘉小贷”；编号为SJ20180402-12、SJ20180402-13、SJ20180402-14、SJ20180402-15的《贷款合同》中“相关放款的要件资料”部分的“其他”中均记载“摩登大道签《最高额保证合同》SB20180402-2，属于抽屉协议，已封包（内有4份《最高额保证合同》、董事会决议、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待授信终结后该封包归还立嘉小贷。”（2019）粤0104民初34730号案的庭前举证交换笔录记载了摩登公司在质证时从立根公司提交的材料中发现上述《贷款合同》的《合同及放款审批表》原件，摩登公司即作为证据当庭提交并请求法庭记录该证据原件来源于立根公司，立根公司则辩称因未收到上述证据，不清楚证据内容，故不予质证，立根公司对上述6份《合同及放款审批表》的真实性不予确认。摩登公司向法庭提交了多份证人证言：1、立嘉公司总经理潘振华的证人证言。证言主要内容为：瑞丰集团为《综合授信合同》提供了412万股摩登公司股票进行质押，由于摩登公司的股价持续下跌，立根公司要求瑞丰集团补仓，但瑞丰集团无法补仓，在此情况下，立根公司要求补充提供上市公司担保；2、瑞丰集团的财务人员胡雪娇的证人证言。证言主要内容为：2018年11月7日，立根公司的业务经理罗某、风控专员陈智慧到摩登公司办公室楼，在胡雪娇、立嘉公司的周某、罗某、陈智慧的共同见证下，摩登公司《连带责任保证合同》被封存后交给立根公司罗某、陈智慧。胡雪娇、罗某、陈智慧在封存包装上签字确认，之后封存的文件包被罗某、陈智慧带走；3、立嘉公司财务人员周某的证言（摩登公司称周某本人现在国外，因疫情无法回国）。周某的证言主要内容为：其系立嘉公司的财务人员，是立嘉公司与立根公司业务经办人员之一，据其所知，立嘉公司共向立根公司提供过6次共计13张上市公司支票。其中2018年10月9日至2019年7月18日期间，立嘉公司先后向立根公司提供过5次共计10张摩登公司的支票，均使用于SJ20180402-10、SJ20180402-11《贷款合同》。每次由周某（参与4次）或立嘉公司的财务人员朱雯怡（1次）与立根公司的业务经理罗某或合规专员陈智慧、黄鑫到摩登公司总部，由瑞丰集团安排人员开具2张支票，金额均为1000万元、收款人均为立嘉公司，由立嘉公司在该2张支票上背书，被背书人一栏空白，最后连同立嘉公司出具的该2张支票用于偿还SJ20180402-10、SJ20180402-11《贷款合同》的《声明书》一起密封好交给立根公司保管，几个月后立嘉公司将该2张支票退回后重新置换出票日期较新的2张支票，其中，2018年10月9日开具的支票编号为00070989、00070990，出票日期为2019年1月10日，该2张支票于2019年6月13日退回；2019年1月11日开具的支票编号为00070991、00070992，出票日期为2019年4月10日，该2张支票于2019年6月13日退回；2019年4月18日开具2张金额共计2000万元的支票，此次立嘉公司的参与人是朱雯怡；2019年6月18日开具的支票编号为25398236、25398237，出票日期为2019年7月10日，该2张支票于2019年7月18日退回；2019年7月18日开具的支票编号为25398238、25398239，出票日期为2019年9月20日。立根公司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均不予确认，认为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摩登公司还提交了多份微信聊天记录截图：1、周某与立根公司的业务经理罗某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显示，2019年6月17日罗某问：“情况如何？支票开在7月10日”，周某回复：“等集团回我，请稍等”，随后周某又向罗某发了一张微信截图，截图内容为：“明天是开2张，各1000万的，日期7月10日，如果可以明天早上找哪位，请通知我……领导，立根的罗经理明天下午要出差，所以请安排上午换支票……”。立根公司对该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不予确认，认为没有进行公证。2、经公证的周某与瑞丰集团财务人员陈静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9年7月18日，周某将立嘉公司出具的《声明书》（内容与立根公司在本案中提交的《声明书》内容一致）、编号为25398238、25398239的涉案广州银行支票2张以及涉案支票密封后的包装（密封包装上面有周某、罗某的签字及落款日期）拍照片发给了陈静。立根公司确认该证据的真实性，但认为二人与立根公司无关。摩登公司还提交了编号分别为25398234、25398235、25398236、25398237的广州银行支票复印件及声明书复印件，该复印件摩登公司称是周某提供，原件保存在周某手机上，是周某截图后转发摩登公司员工手机后截图形成，摩登公司为此进行了公证，拟证明上述截图是周某发至摩登公司员工翁文芳手机。一审庭审中，立根公司陈述称：立嘉公司曾于2018年10月10日向立根公司贷款，后立嘉公司向立根公司交付了涉案支票用于偿还前述贷款，立嘉公司交付该张支票时尚欠立根公司6份借款合同共计8000万贷款未还，具体开票时间已记不清了。摩登公司陈述称：林永飞在2019年9月18日前一直担任摩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总经理、董事长；立嘉公司系摩登公司的法定关联法人，双方之间如若发生任何交易（含担保）都构成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再查明，立根公司因本次诉讼与广东合富律师事务所签订《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委托该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作为其在一审诉讼阶段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立根公司按该合同约定的收费方式支付了律师费125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票据追索权纠纷。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立根公司是否合法取得票据以及能否获得相应的票据权利；二、本案是否系重复起诉。关于争议焦点一。通常而言，合法持票人是指在票据完整、正常，且没有过期的情况下，出于善意，不知悉出让人的权利存在瑕疵，合法取得票据的持票人。立根公司主张其所持有的涉案支票系案外人立嘉公司用于偿还SJ20180402-10、SJ20180402-11《贷款合同》项下贷款而交付的，摩登公司辩称涉案支票系立根公司与立嘉公司、林永飞恶意串通，为规避上市公司关联担保的法定前置决议程序及信息披露程序，利用林永飞对摩登公司的实际控制，以票据背书为名，通过开具远期支票，债权人封存保管并在逾期时启封票据的方式进行违规担保，立根公司系非法取得票据，不具有票据权利。一审法院综合双方的证据及陈述，采信摩登公司的主张，一审法院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评析：1、涉案支票的出票人为摩登公司，收款人为立嘉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条规定：“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票据的取得，必须给付对价，即应当给付票据双方当事人认可的相对应的代价”。摩登公司否认与立嘉公司之间存在交易关系，而摩登公司属于上市公司，其与立嘉公司之间是同一控股股东控制的企业，属于关联公司。摩登公司如与立嘉公司之间存在交易关系都须经过摩登公司股东大会决议以及信息披露公告，但本案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摩登公司有此股东会决议或进行过披露；而立根公司作为专门从事借贷业务的金融公司，本应有更高的审查能力和注意能力，其未对摩登公司与立嘉公司之间是否存在真实交易关系进行审查，有违常情，因此摩登公司与立嘉公司之间是否存在真实交易关系存疑。2、摩登公司提交的6份《合同及放款审批表》中对应SJ20180402-10、SJ20180402-11《贷款合同》的审批表中“相关放款的要件资料”部分的“其他”中均明确记载该两笔贷款“均各有质押支票一张，专项用于该笔贷款还款保证，该笔贷款结清后归还立嘉公司”，反映这两笔贷款均存在质押支票的情况。其他四份《合同及放款审批表》则记载摩登公司提供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属于抽屉协议。立根公司否认《合同及放款审批表》的真实性，但摩登公司提交的（2019）粤0104民初34730号案的庭前举证交换笔录反映该证据系摩登公司在核对立根公司提交的证据原件时发现，摩登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当场进行拍照，并当场作为该案的补充证据提交给了法庭，同时向该案的合议庭出示了相关证据原件，在合议庭确认了证据原件由立根公司掌握且整个过程是录音录像记录后，将证据原件退还给了立根公司，说明该证据的取得经过，《合同及放款审批表》真实存在，一审法院予以确认。而立根公司未向法庭提交《贷款合同》的审批资料，亦未对《合同及放款审批表》质押支票的情况作出合理解释，故一审法院认定SJ20180402-10、SJ20180402-11《贷款合同》存在以质押支票进行担保的情形。3、摩登公司提供了立嘉公司财务人员周某的证人证言，周某陈述2018年10月9日至2019年7月18日期间，立嘉公司先后向立根公司提供过5次共计10张摩登公司支票，每次的操作过程为：由立嘉公司、立根公司通过瑞丰集团以摩登公司名义开立2张金额均为1000万元、收款人为立嘉公司的支票，由立嘉公司在该2张支票上背书，被背书人一栏空白，最后连同立嘉公司出具的说明该2张支票用于偿还SJ20180402-10、SJ20180402-11《贷款合同》的《声明书》一起密封好交给立根公司保管，支票退回后重新置换，最后一次更换支票时间是2019年7月18日，置换后的2张支票号码为25398239、25398238的支票。摩登公司提供的周某与立根公司业务经理罗某微信聊天记录反映双方在2019年6月17日协商支票的开票日期；周某与瑞丰集团的财务人员陈静的微信聊天记录反映周某将《声明书》及涉案支票的封包照片发送给陈静，该封包上有周某、罗某的签字。立根公司以证人未出庭作证为由对本案的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但一审法院认为，摩登公司已说明证人周某因疫情原因未能回国出庭作证，该情形属于民诉法七十三条规定的客观情形，可以通过书面证言作证，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的规定，未能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只是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周某的证言中涉及的支票号码为00070989、00070990两张支票与SJ20180402-10、SJ20180402-11《贷款合同》对应的《合同及放款审批表》中记载的支票编号完全一致，周某证言中提及的涉案支票也与其和陈静的微信聊天记录一致，因此周某的证言能够与《合同及放款审批表》的内容及周某的两份微信聊天记录相印证，反映支票的开具、背书、封包、置换全过程，立根公司全程有参与。基于以上三点，摩登公司的证据彼此印证，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达到证明标准，涉案票据系以背书为名通过“债权人封存保管并在逾期时启封票据”的方式行担保之实的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一审法院予以确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应当意思表示真实，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且关于担保，我国《公司法》亦明确规定担保行为不是法定代表人所能单独决定的事项，必须以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等公司机关的决议作为授权的基础，上市公司还需公开披露担保事项，否则属于越权担保，本案以票据进行的担保显然并没有履行上述决议程序及披露程序，构成越权担保，而立根公司全程参与了该担保过程，理应知悉该担保属于越权担保，因此不论是虚假的意思表示还是本身的票据担保行为均归于无效。但立根公司所持涉案票据在形式上符合票据法的规定，属有效票据，只是由于立根公司取得该票据，系出于为借款提供担保的目的，与摩登公司、立嘉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以通谋虚伪行为取得，因此立根公司取得涉案票据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二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二项规定的以非法手段取得的情形。据此，立根公司不享有票据权利，摩登公司对涉案支票享有拒付权利。关于争议焦点二。立根公司在本案起诉前，已以借款合同纠纷为由向越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立嘉公司偿还编号为SJ20180402-10、SJ20180402-11、SJ20180402-12、SJ20180402-13、SJ20180402-14、SJ20180402-15号的6份《贷款合同》项下8000万元贷款；此后，立根公司又以票据追索权纠纷为由，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对摩登公司行使票据追索权，主张涉案支票用于偿还前述编号为SJ20180402-10、SJ20180402-11的《贷款合同》项下的贷款，立根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显然属于重复起诉，立根公司不可能获得双重利益，由于立根公司已先行选择了以原因债权来行使权利，故本案应驳回立根公司的诉讼请求。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六条、第一百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四条、第十条、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三条第一款、第八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七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广州立根小额再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2550元，保全费5000元，由广州立根小额再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立根公司补充提交其向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邮寄的《中止审理申请书》及邮寄情况网页截图等作为证据，《中止审理申请书》载明立根公司申请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中止审理（2019）粤0104民初34730号案等，拟证明立根公司提起本案诉讼不构成重复起诉。经组织质证，摩登公司表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认为立根公司一方面在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的诉讼中要求摩登公司承担连带保证2000万元的金钱给付义务，另一方面又提起本案诉讼，构成重复起诉。在二审庭审中，立根公司确认罗某为其员工，但认为微信聊天记录只能证明罗某与立嘉公司之间沟通背书涉案支票，不能证明立根公司存在与他人恶意串通，恶意取得涉案支票的情况。本院二审期间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之规定，第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为：一、本案是否构成重复起诉；二、摩登公司是否应向立根公司支付支票金额款项、利息及本案律师费。关于争议焦点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立根公司在（2019）粤0104民初34730号案中基于借款合同关系要求立嘉公司偿还借款本金8000万元及逾期利息并要求摩登公司作为担保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立根公司在本案中是基于票据关系要求摩登公司支付支票金额1000万元及利息。（2019）粤0104民初34730号案与本案的诉讼标的及诉讼请求并不相同，且立根公司亦举证其已申请中止（2019）粤0104民初34730号案的审理以等待本案结果，因此立根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并未构成重复起诉。一审法院认定本案构成重复起诉存在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关于争议焦点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三条规定：票据债务人不得以自己与出票人或者与持票人的前手之间的抗辩事由，对抗持票人。但是，持票人明知存在抗辩事由而取得票据的除外。摩登公司辩称其是为了对立嘉公司向立根公司的借款进行担保而签发涉案支票，且立根公司明知上述抗辩事由而取得票据。本院对摩登公司上述抗辩分析如下。首先，摩登公司提交的6份《合同及放款审批表》中对应SJ20180402-10、SJ20180402-11《贷款合同》的审批表中“相关放款的要件资料”部分的“其他”中均明确记载该两笔贷款“均各有质押支票一张，专项用于该笔贷款还款保证，该笔贷款结清后归还立嘉公司”，其他四份《合同及放款审批表》则记载摩登公司提供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属于抽屉协议。根据上述《合同及放款审批表》，立根公司在向立嘉公司发放贷款时已知悉摩登公司为立嘉公司的贷款提供担保，且相关支票系作为贷款的还款保证。其次，摩登公司提供立嘉公司财务人员周某的证人证言，周某陈述2018年10月9日至2019年7月18日期间，立嘉公司先后向立根公司提供过5次共计10张摩登公司支票，每次的操作过程为：由立嘉公司、立根公司通过瑞丰集团以摩登公司名义开立2张金额均为1000万元、收款人为立嘉公司的支票，由立嘉公司在该2张支票上背书，被背书人一栏空白，最后连同立嘉公司出具的说明该2张支票用于偿还SJ20180402-10、SJ20180402-11《贷款合同》的《声明书》一起密封好交给立根公司保管，支票退回后重新置换，最后一次更换支票时间是2019年7月18日，置换后的2张支票号码为25398239、25398238的支票。最后，摩登公司提供的周某与立根公司业务经理罗某微信聊天记录反映双方在2019年6月17日协商支票的开票日期，周某与瑞丰集团的财务人员陈静的微信聊天记录反映周某将《声明书》及涉案支票的封包照片发送给陈静，该封包上有周某、罗某的签字。上述微信聊天记录与周某的证人证言相互印证，可证明立根公司确有参与涉案支票的开票过程。综合上述证据，可认定立根公司明知摩登公司是为了对立嘉公司向立根公司的借款进行担保而签发涉案支票。摩登公司并非基于与立嘉公司之间的真实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而开具涉案支票，因此摩登公司对立嘉公司享有票据抗辩权利。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因立根公司明知摩登公司与立嘉公司之间存在票据抗辩事由而取得涉案支票，摩登公司可以该抗辩事由对抗立根公司。因此，立根公司基于票据追索权上诉主张摩登公司向其支付票面金额款项、利息并承担律师费均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以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为由认定摩登公司对涉案支票享有拒付权利，适用法律存在错误，但一审法院驳回立根公司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立根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虽有错误，但处理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2550元，由广州立根小额再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庄晓峰审判员  汪 婷审判员  李 杰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肖 乔肖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