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438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江作楼，男，1952年3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涛，广东正大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志浩，广东正大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湛祥，男，1966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曾仙好（曾维佳法定继承人），女，1949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曾卓焙（曾维佳法定继承人），男，1974年11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曾燕妮（曾维佳法定继承人），女，1972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上述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玉琴，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少霞，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薛永昌，男，1981年6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永潜，广东谨然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苏智勇，广东谨然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梁和平，女，1958年3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晓凤，广东法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若琪，广东法盛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第三人：广州市连丰染整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新华镇工业大道18号上陵工业区。法定代表人：曾维佳。原审第三人：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大陵村上陵经济合作社，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大陵村。法定代表人：曾周荣，该社社长。原审第三人：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大陵上陵经济社上陵村民小组。组长：曾耀彬。上述三原审第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颖，广东富荣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江作楼因与被上诉人刘湛祥、曾仙好、曾燕妮、曾卓焙、薛永昌及原审第三人梁和平、广州市连丰染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连丰公司）、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大陵村上陵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上陵经济合作社）、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大陵村上陵村民小组（以下简称上陵村民小组）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4民初59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江作楼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志浩，被上诉人刘湛祥、曾仙好、曾卓焙、曾燕妮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玉琴、冯少霞，被上诉人薛永昌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永潜，原审第三人梁和平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晓凤、陈若琪，原审第三人连丰公司、上陵经济合作社、上陵村民小组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颖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江作楼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曾维佳、刘湛祥、薛永昌于2014年12月12日签订的《权利义务转让合同》无效；2.刘湛祥、曾仙好、曾燕妮、曾卓焙、薛永昌承担一、二审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曾维佳、刘湛祥、薛永昌于2014年12月12日签订的《权利义务转让合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相关规定，依法应当被认定为无效合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导致错误判决。（一）连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曾维佳超越权限订立合同，相对人明知或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该代表行为无效，涉案《权利义务转让合同》为无效合同。根据《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从上述《合同法》规定可知，涉案《权利义务转让合同》是否有效，应当考察两个问题：1.连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曾维佳是否超越权限订立合同；2.相对人薛永昌是否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曾维佳超越权限。如果曾维佳超越了权限，所订立的合同不是连丰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薛永昌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那曾维佳的代表行为是无效的，其签署的合同无效。1.首先，从《权利义务转让合同》可知，合同转让的标的是连丰公司所享有共计164.2亩土地的承租权利和属于连丰公司在租赁范围内的建筑物、构筑物、架设的变压器及低压线路、排污、供水、供电设施等附着于租赁土地上的财产，是连丰公司的全部资产。将公司全部资产转让给薛永昌，必定属于涉及公司存续和股东根本利益的特别重大事项，应当召开股东会，并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方可实施。但曾维佳、刘湛祥未通知江作楼和梁和平两位股东，未召开股东会，未经过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表决通过并形成股东会决议。曾维佳、刘湛祥二人自行与薛永昌签订了《权利义务转让合同》，显然是超越权限。2.首先，薛永昌是否进行对曾维佳、刘湛祥的代表行为进行了形式审查。连丰公司的工商登记明确记载各股东的持股情况，薛永昌在签署合同前应知悉公司股东的情况，即应知曾维佳、刘湛祥二人并非全部股东，并非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那么在仅有曾维佳、刘湛祥二个股东签署的情况下，薛永昌就应当审查连丰公司就转让公司全部资产一事，是否履行了合法决议程序，是否形成了股东会决议。但薛永昌根本不审查连丰公司是否召开了股东会，是否形成了有效的股东会决议，就与曾维佳、刘湛祥二人签署合同。薛永昌作为合同相对方，未尽基本形式审查义务，行为明显不符。其次，薛永昌和曾维佳、刘湛祥是亲戚关系。且薛永昌从连丰公司成立起就在连丰公司工作，任职业务员，其社保在连丰公司购买，劳动关系也在连丰公司。薛永昌不可能不知道公司的股东情况。因此，涉案转让行为构成越权代理，且相对人明知或应当知道超越权限的情况，该代表行为应为无效，涉案的《权利义务转让合同》应为无效。此外，上陵经济合作社和上陵村民小组仅是涉案转让合同中涉及土地使用权的出租人，并非涉案合同的主体，不是《合同法》第五十条中的“相对人”。退一万步说，即使上陵经济社和上陵村民小组属于《合同法》第五十条的“相对人”，那么两组织与连丰公司的土地租赁关系已达十年以上，且对连丰公司情况非常熟悉，同样未对涉案转让行为进行形式审查，在此情形下涉案转让的代表行为同样应认定为无效。（二）关于法定代表人越权代表行为的效力问题，在《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九民纪要》）中第十九条关于违反《公司法》第十六条构成越权代表的条文中，亦有表述，可作参考。《九民纪要》中第十九条进行了如此解释和适用，为防止法定代表人随意代表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给公司造成损失，损害中小股东利益，《公司法》第十六条对法定代表人的代表权进行了限制。本案转让行为，是将公司全部资产转让出去，其后果与对外担保行为一样，都对公司和股东的根本权益产生重大影响，本案转让行为导致连丰公司再无资产，股东权益等于零的结果，比对外担保行为更严重。《九民纪要》中关于越权代表行为的规定同理适用于本案。（三）《民法典》代理一章和合同的效力一章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五百零四条中也有相关规定，法律规定和法理是一贯延续和相通的。（四）薛永昌通过新设广州智源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源公司），将原属连丰公司的权利和财产进行了转移和侵占，损害江作楼和第三人梁和平的股东权益。如上所述，2014年12月12日，曾维佳、刘湛祥先是越权代表，将连丰公司164.2亩土地的承租权利和全部地上附着财产转让给知情或者应当知情的薛永昌。而后，在涉案转让合同签署后的10天，薛永昌又和曾维佳的亲外孙女陈玮贤申请成立智源公司。从2016年12月28日智源公司向花都区新华街道办事处递交的《申请证明》可见，上陵经济合作社租金和利息从2014年开始由智源公司承担交付至2016年，其中在2015年1月1日和上陵一、二队借款人民币200万元整的原合同条文不变续约一年。薛永昌并没有提供证据证实其有实际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对连丰公司全部资产的控制权直接落到智源公司之下。后智源公司经多次股权转让，最终连丰公司的所有资产转到了曾维佳一家人手中。（五）涉案《权利义务转让合同》的虚假情况。1.涉案转让合同记述，至本合同签订之日止，连丰公司共拖欠上陵经济合作社和上陵村民小组的租金、承包费、借款本息共计人民币3278382元。但根据江作楼提交的租金、借款利息收据可见，在涉案合同签订之日的2014年12月12日，连丰公司早己将2014年和2015年的租金和利息向上陵经济合作社和上陵村民小组支付完毕，即受让人无须代付此款项。2.涉案合同中所盖的连丰公司公章是假公章，并已在2014年1月27日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中证伪。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判允江作楼的全部诉求。刘湛祥、曾仙好、曾燕妮、曾卓焙共同辩称，我方在保留一审答辩意见和庭审意见的基础上，进一步补充如下：（一）本案所涉《权利义务转让合同》不属于我国《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的代表订立合同情形，系协议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不存在无效事由。（二）连丰公司在《权利义务转让合同》加盖的公章，并非虚假印章，完全代表连丰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连丰公司自设立之初就没有对公司的印章在公安机关进行公章备案，江作楼以2007年的工商年检登记表上的印章样式作为样本去检验公司法定代表人持有的公章样式，以该鉴定结论主张公司法定代表人持有的公章是伪造的，不具有任何客观性。连丰公司在实际经营中存在多枚公章，即使曾维佳持有的公章与2007年的年检申报材料中的公章样式不一致，也不代表曾维佳持有的公章就是虚假的。《九民纪要》第四十一条明确除了《公司法》第十六条等法律对其职权有特别规定的情形外，法定代表人的行为应当由法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三）本案所涉《权利义务转让合同》的签署不属于连丰公司必须召开股东会的事宜，股东会召开与否、决议程序的瑕疵，不影响本案合同对外的法律效力。（四）案涉《权利义务转让合同》不属于我国《公司法》上的关联交易，并未损害连丰公司的利益。综上所述，江作楼的上诉事实和理由缺乏事实依据，本案系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未见江作楼提供任何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相关证据予以证实连丰公司的利益在此次权利义务转让过程中受到了损害，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薛永昌辩称，（一）本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而江作楼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法院维持一审判决，驳回江作楼的上诉请求，并由江作楼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二）2014年12月12日，连丰公司、薛永昌、上陵经济合作社和上陵村民小组四方签订的《权利义务转让合同》合法有效。1.薛永昌在与连丰公司及上陵经济合作社、上陵村民小组协商签订《权利义务转让合同》时，已尽到了一般注意的义务，连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均告知连丰公司已经召开了股东会并通过了合同的内容，并且连丰公司当时的法定代表人在合同上签名盖章。上陵经济合作社和上陵村民小组也已经就此事召开了村民会议并且表决获得通过，并且上陵经济合作社和上陵村民小组均在合同上盖了章，其负责人也签了名。薛永昌在签订合同后，积极履行了全部的合同义务，支付了相应的对价，并且陆续投资了大量资金用于修缮旧厂房和加建新厂房。2.连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曾维佳并没有超越权限签订合同，纵观连丰公司的《章程》，并没有规定转让公司资产要经2/3多数的股东通过的说法，曾维佳与刘湛祥两人已经代表超过半数的股东。所以曾维佳作为法定代表人签字是合法有效的。3.江作楼引用的《公司法》十六条适用错误，该条文的适用条件是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形，而本案是权利义务概括转让，两者完全不可一概而论。退一步讲，即使连丰公司当时股东会决议有瑕疵，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中第六条规定，即使公司股东会决议被法院撤销或确认无效，那么公司依据该决议与善意相对人形成的民事法律关系也不受影响，再加上涉案转让合同上有上陵经济合作社代表签名同意，更有上陵经济合作社2014年12月5日会议纪录等加以佐证，故该涉案合同有效。（三）江作楼认为薛永昌通过签订《权利义务转让合同》，恶意串通低价取得是原连丰公司的财产毫无事实的法律依据。综上所述，江作楼的上诉请求是毫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的，请求法院予以驳回，以维护薛永昌的合法权益。梁和平述称，（一）针对一审判决书审理查明部分有异议。1.上陵经济合作社、上陵村民小组、薛永昌或者刘湛祥、曾维佳从未提供任何实质上证明连丰公司欠款的证明，该查明事实无据可依。2.《权利义务转让合同》虽名为甲乙两方主体，但在整个合同签订过程中从合同文字显示和一审开庭时薛永昌明确的签订合同来看，上陵经济合作社和上陵村民小组都是涉案合同的权利义务的享有者和承担者。3.关于连丰公司在上述《权利义务转让合同》签订前是否召开股东会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自相矛盾。4.在一审诉讼中我方多次表示该《证明》属于为逃避法院执行和为弥补之前非法行为而做出的证明，且上陵经济合作社和上陵村民小组、薛永昌均未提交证据证明该证明陈述的事实，该传来证据不能作为定案证据。5.一审判决书第19页第二段“涉案转让合同签订后，薛永昌对连丰公司原设施、建筑进行了修缮、添附”依据不足。（二）一审法院审理案件程序有错。1.上陵经济合作社、上陵村民小组应作为本案被告参加本案诉讼。2.连丰公司的代理人系曾维佳个人委托不能代表连丰公司，其在之前的代理行为应当无效，应当按缺席参加诉讼处理。（三）一审法院审理案件未能查明事实。1.涉案合同签订问题。（1）涉案合同约定的内容、《土地租赁合同》约定与薛永昌、刘湛祥、曾仙好、曾卓焙、曾燕妮及上陵经济合作社、上陵村民小组当庭主张的内容均不相符。庭审时，薛永昌、刘湛祥、曾仙好、曾卓焙、曾燕妮及上陵经济合作社和上陵村民小组均表示薛永昌依据涉案合同取得上述财产的租赁权利，不是物权。且一直强调连丰公司名下财产已被全部执行完毕，没有财产。强调合同到期后上述不动产归上陵经济合作社和上陵村民小组，所以提前主动以上陵经济合作社和上陵村民小组为上述财产所有人的主体出租该财产。但又主张因连丰公司拖欠租金已久，该不动产已归属上陵经济合作社和上陵村民小组。与薛永昌、刘湛祥、曾仙好、曾卓焙、曾燕妮及上陵经济合作社和上陵村民小组主张明显是矛盾的，是不符合事实的。（2）涉案合同约定的转让价格严重低于市场价格。涉案合同转让价格是对租赁土地上包括50000多平方米在内的厂房及其他设施的作价，不包括164.2亩土地承租权利。也就是164.2亩土地承租权利是无偿转让给薛永昌。其次，上述财产是连丰公司剩余的全部的财产，对公司重大、全部资产的转让应当聘请第三方评估机构进行评估，而非由涉案合同的四方进行作价。再次，在签署涉案合同前曾维佳于2014年1月8日私刻公章将公司部分厂房以230元/㎡价格出卖给案外人邓安相、邓玉灿（厂房转让合同第二页第三行），后因被各股东发现后作罢。薛永昌明确表示，合同转让标的是曾维佳、刘湛祥与上陵经济合作社和上陵村民小组的领导协商确定的，也即是薛永昌作为合同的相对方，合同的合意、标的物价格等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由其他三方决定，薛永昌明显不是善意的第三人。2.涉案合同的履行。薛永昌提交的2019年8月6日上陵经济合作社出具的《证明》内容即使是真实的，但从该证明可以看出：（1）涉案合同的300多万全部是支付给上陵经济合作社，与上陵村民小组无关；（2）连丰公司欠款200万元并未支付给上陵经济合作社，但根据薛永昌提供的《抵押借款合同》中借款主体是上陵村民小组非上陵经济合作社。更是进一步证明，签订《合同权利转让义务》系为曾维佳、刘湛祥及当时经济社、村小组负责人为达到恶意转移公司财产及侵占公司财产、逃避法院执行的非法目的而订立的，符合合同无效的法定条件。3.涉案合同四方的恶意串通。薛永昌、刘湛祥、曾仙好、曾卓焙、曾燕妮及上陵经济合作社和上陵村民小组主观上就是为逃避法院对连丰公司财产的执行及其对连丰公司财产的占有目的而实施的一系列以合法行为掩盖非法目的行为，该行为既损害第三人（债权人及另外两位股东）的权益，亦是存在相关的违法违纪犯罪行为。（三）庭审过程中，薛永昌、刘湛祥、曾仙好、曾卓焙、曾燕妮、上陵经济合作社和上陵村民小组提交证据不符合事实及不诚信辩称、陈述具体如下:1.签订涉案合同时，连丰公司不存在拖欠借款利息及租金的情况；2.涉案合同中连丰公司的公章即是之前已被鉴定为假的公章。3.本案不存在善意第三人。首先，薛永昌与曾维佳、刘湛祥为三代以内近姻亲关系，存在利益冲突。薛永昌至今未能提交其支付涉案合同的土地租金、利息的支付凭证，出租厂房的合同、合同备案记录、收取租金的凭证等等，不符合常理。其次，上陵经济合作社和上陵村民小组庭审时威胁法院、企图用群体事件妨碍司法公正审判。（四）案外人智源公司与曾维佳、刘湛祥把控的连丰公司为同一班人马两套牌子，系为承接连丰公司全部资产而成立的公司。综上所述，请依法公证予以改判，确认涉案合同属无效合同。即使是发回重审，要求二审法院指定一审法院外的其他法院审理。连丰公司、上陵经济合作社、上陵村民小组共同述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予以维持，江作楼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法院予以驳回。江作楼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判决曾维佳、刘湛祥、薛永昌于2014年12月12日签订的《权利义务转让合同》无效；2.请求法院判决刘湛祥、曾维佳赔偿连丰染整有限公司损失3278382元，具体的金额以法院委托评估公司评估的金额为准。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连丰公司成立及主要人员信息情况连丰公司成立于2001年5月23日，住所地位于广州市花都区新华镇工业大道18号上陵工业区，企业主营业务活动为染整业，曾维佳为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江作楼、刘湛祥为监事。2013年6月17日《广州市连丰染整有限公司章程》记载内容有：“公司注册资本50万元，股东为曾维佳、刘湛祥、江作楼、梁和平，各方占股为：曾维佳22.5%、刘湛祥32.5%、江作楼25%、梁和平20%”。二、连丰公司章程关于股东会职权、议事规则的规定江作楼提交的连丰公司章程，第七条规定，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是公司的权力机构，行使下列职权：（一）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五）审议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六）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七）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八）对发行公司债券作出决议；（九）对公司合并、分立、变更公司形式、解散和清算等事项作出决议；（十）修改公司章程。第九条规定，股东会会议分为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本公司每季度召开定期会议。代表十分之一以下表决权的股东，监事提议召开临时会议的，应当召开临时会议。第十条规定，股东会会议由执行董事召集和主持。执行董事不能履行或者不履行召集股东会会议职责的，由监事召集和主持；监事不召集和主持的，代表十分之一以下表决权的股东可以自行召集和主持。第十一条规定，召开股东会会议，应当于会议召开十五日以前通知全体股东。股东会应当对所议事项的决定作成会议记录，出席会议的股东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名。第十二条规定，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第十三条，股东会会议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三、连丰公司与上陵经济合作社、上陵村民小组签订土地租赁合同的情况及关于涉及国家征地、违约的相关约定连丰公司与上陵经济合作社于2002年-2005年分别签订《土地租赁合同》、《补充协议合同》；2004年和2007年，连丰公司与上陵村民小组签订《租赁合同》、《补充协议合同》；2013年5月1日，连丰公司与上陵村民小组签订《鱼塘承包合同》。上述合同约定的租赁期间均为20年，连丰公司签订上列合同共计承租土地164.2亩（其中50亩有《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连丰公司与上陵经济合作社、村民小组分别约定，如连丰公司违约，按当年租金总额的50%计罚违约金给上陵经济合作社、村民小组，建筑物及附着物归上陵经济合作社、村民小组所有。合同期满后，在同等条件下，连丰公司有优先购买权，如连丰公司不再续租，厂房一切建筑物归上陵经济合作社、村民小组，连丰公司投资的机器设备归连丰公司。连丰公司与上陵经济合作社分别于2002年-2004年签订的上述《土地租赁合同》约定“在合同期内，如国家征地，双方必须服从，征地款归上陵经济合作社所有，建筑物补偿连丰公司占80%，上陵经济合作社占20%，搬迁补偿归连丰公司”。2004年-2007年签订的上述《租地合同》约定“在合同期内，如国家征地，双方必须服从，征地款归上陵经济合作社所有，建筑物补偿连丰公司占70%，上陵经济合作社占30%，搬迁补偿归连丰公司”。四、连丰公司与上陵经济小组关于借款的相关约定2006年6月1日，上陵村民小组与连丰公司签订抵押借款合同，约定连丰公司向上陵村民小组借款200万元，借款期限自2006年6月1日至2007年6月1日止，借款用途为物业开发。五、《权利义务转让合同》签订前连丰公司经营情况《权利义务转让合同》签订前，因连丰公司经营不善，对外欠债被一审法院列为被执行人，涉及众多执行案件，其财产被依法拍卖，有（2013）穗花法执字第110-4号执行裁定书予以佐证。江作楼因盗窃电力行为被追究刑事责任，供电局直接对连丰公司断电半年，有（2013）穗花法刑初字第877号判决书予以佐证。同时，连丰公司欠经济合作社借款及未付租金共计300余万元。2016年7月6日，一审法院作出（2013）穗花法执字第110号拍卖被执行人广州市连丰染整有限公司所有的机器设备一批所得款项及执行款的分配方案四,内容为：“……现被执行人广州市连丰染整有限公司共剩余执行款1763814.62元……本院42件案，被执行人广州市连丰染整有限公司共欠款本金17994372.42元、诉讼费194003.31元”。2014年12月5日，上陵经济合作社在上陵办公室召开会议，《新华街大陵村上陵经济合作社会议记录》主要内容为：“讨论关于广州连丰公司和上陵经济合作社租赁土地建厂房经营业务，因现时经济环境差，公司经营不善，被花都法院拍卖机器设备致使公司无法经营。连丰公司在11月15日召开股东会议，就此作出将本公司现时在承包期内的厂房、物业转让薛永昌经营，并由薛永昌履行上陵经济合作社和连丰公司签署租赁合同原文件的合同义务，清偿欠上陵经济合作社的债务。”会议主持人曾耀彬，记录人曾庆乾，会议内容全体通过。六、《权利义务转让合同》主要内容及签订情况2014年12月12日，（甲方）连丰公司、（乙方）薛永昌及上陵经济合作社、上陵村民小组，签订《权利义务转让合同》，主要内容是：转让合同确认甲方共拖欠上陵经济合作社和上陵村民小组的租金、承包费、借款本息共计人民币3278382元，鉴于甲方在租赁土地范围内尚有建筑物、构筑物、架设的变压器及低压线路、排水、排污、供水、供电设施等附着在租赁土地上，因此，甲乙双方同意，对上述财产双方作价人民币3278382元转由乙方所有，其款项用于偿还甲方欠上陵经济合作社和上陵村民小组两方债务……甲方盖章处有曾维佳、刘湛祥签字，两股东持有连丰公司股份合计为55%，并加盖连丰公司印章，乙方盖章处有薛永昌签字。同时，合同加盖上陵经济合作社和上陵村民小组印章，小组成员曾庆乾、曾耀彬、曾有其在合同上签字，并写“情况属实，同意转让”。关于连丰公司在上述《权利义务转让合同》签订前是否召开股东会没有充分证据证明。曾维佳、刘湛祥当庭表示，因大陵河发大水，连丰公司的相关财务账册、经营资料被冲毁，无法将资料交给法庭。七、《权利义务转让合同》履约情况2015年1月5日，上陵经济合作社、上陵村民小组出具《证明》，内容为“兹有广州市连丰染整有限公司与证明人租赁合同之权利义务关系，因该公司经营管理不善，违约未按《租赁合同》之约定向证明人给付租金，其财产经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9月将其全部拍卖，该公司于2014年12月16日与证明人终止了合同权利义务关系。证明人已将该公司原经营场所转租给薛永昌经营”。2019年8月6日，上陵经济合作社出具《证明》，内容为“在2014年12月12日薛永昌与广州市连丰染整有限公司签订《权利义务转让合同》后，薛永昌已向我上陵经济合作社支付了连丰染整公司拖欠的租金等款项，其中1278382元已转账至我上陵经济合作社的账户；200万元为承受连丰公司欠我方的借款。薛永昌每年依照约定向我方按期支付相应的租金和200万元借款的利息”。案涉转让合同签订后，薛永昌对连丰公司原设施、建筑进行了修缮、添附。八、江作楼申请评估鉴定的情况本案审理过程中，江作楼于2019年9月2日向一审法院提交《价值评估申请书》，请求一审法院委托评估机构对本案讼争案涉合同中约定的连丰公司所有的承租土地内的设施在2014年12月12日的市场价格依法评估，一审法院已摇珠选定评估机构并通知江作楼缴纳评估费、提供评估鉴定所需补充资料等。2020年1月15日江作楼以评估鉴定费数额巨大无法支付且无法提供评估鉴定所需的建筑物、构筑物图纸及设施建设合同等补充材料为由撤回鉴定申请，并表示清楚相关法律后果。2020年3月16日，江作楼再次向一审法院提交委托评估鉴定申请书，要求对承租土地内的部分设施进行评估，一审法院以“原告已自行撤回申请评估鉴定，不宜再次启动评估鉴定程序”为由，不予准许。九、其他事实曾维佳的妻子曾仙好与刘湛祥、薛永昌的母亲为亲姐妹关系。在本案庭审中，曾维佳、刘湛祥明确表示不同意江作楼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归纳本案各方当事人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江作楼是否有权提起本案诉讼；二、曾维佳、刘湛祥、薛永昌签订《权利义务转让合同》是否损害连丰公司的利益，影响合同效力。一、关于江作楼是否有权提起本案诉讼本案中，江作楼是连丰公司的股东，江作楼以其自己的名义向法院提起诉讼，属于股东派生诉讼。股东派生诉讼的前置程序之一是必须先书面请求公司有关机关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一般情况下，股东没有履行该前置程序的，应当驳回起诉。曾维佳是连丰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被告刘湛祥是连丰公司监事，在本案中是代表连丰公司与薛永昌签订《权利义务转让合同》的相对方，而江作楼与曾维佳、刘湛祥互为对立方。在本案庭审中，曾维佳、刘湛祥明确表示不同意江作楼的诉讼请求，即使江作楼以股东身份履行前置程序，要求曾维佳或刘湛祥以公司名义提起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诉讼，即代表公司对自己提起诉讼，曾维佳、刘湛祥同意提起该诉讼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在此情况下，为维护公司利益，破解公司僵局，可允许江作楼作为江作楼提起本案诉讼。二、关于曾维佳、刘湛祥、薛永昌签订的《权利义务转让合同》是否损害连丰公司利益，影响合同效力江作楼主张薛永昌与曾维佳、刘湛祥存在亲属关系，案涉《权利义务转让合同》为关联交易，损害连丰公司的利益。对此，一审法院评析如下：首先，从交易主体来看，案涉《权利义务转让合同》不属于关联交易的范畴。案涉《权利义务转让合同》为多方协议，签约主体并非曾维佳、刘湛祥和薛永昌两方，上陵经济合作社和上陵村民小组亦为签约主体，且上陵经济合作社和上陵村民小组作为土地出租方，对于案涉《权利义务转让合同》的签署具有决定性作用。其次，从交易结果来看，案涉《权利义务转让合同》未增加连丰公司的债务，亦未有证据显示该合同的签署损害了连丰公司的利益。最后，从交易时间来看，案涉《权利义务转让合同》签署至今已五年有余，江作楼作为连丰公司的股东，一直未提出异议，直至案涉土地被征收才提起本案诉讼，与常理不符。故江作楼该项主张，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江作楼主张曾维佳、刘湛祥与薛永昌恶意串通，以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连丰公司财产，损害连丰公司的利益。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案涉合同转让款项是否为不合理的低价，应以合同签订时的资产价格作为衡量标准，而不是以拆迁时的拆迁价格作为标准，江作楼主张以拆迁价格判断合同转让款项是否为不合理的低价，不具有客观性，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合同签订时的资产价格。首先，在一审法院释明法律风险后，江作楼自愿作出撤回评估鉴定的申请，致使合同签订时的资产价格处于无法确定的状态。其次，薛永昌已对厂房进行了修缮、添附，根据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政府新华街道办事处及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花都区分局给一审法院的回函内容，已明确说明无法以合同签订时间为界限，区分案涉建筑物添附情况，换言之，即使进行评估也无法还原案涉合同签订时连丰公司的原始状态，亦无法对合同签订时的资产价格作出符合客观实际的评估结论。最后，在评估过程中，江作楼亦无法提供鉴定所需的建筑物及构筑物图纸、相关《设施建设合同》等资料，且以部分设施的使用价值推论出整体设施的使用价值亦不具有客观性。综上，本案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曾维佳、刘湛祥与薛永昌恶意串通，以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连丰公司财产，故江作楼该项主张，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从案涉《权利义务转让合同》签订的背景来看，曾维佳、刘湛祥作为公司股东处置公司资产具有一定合理性。首先，合同签订时，连丰公司对外负有多笔债务，被法院采取执行措施后，大部分对外债务未能得到清偿，面临债权人追债的压力。其次，连丰公司的机器设备已被法院拍卖，公司已不具备继续经营的条件，无力通过再经营清偿对外债务。再次，根据连丰公司与上陵经济合作社、上陵村民小组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补充协议合同》约定，连丰公司未按约定支付租金，已构成违约，面临被收回土地及地上设施、追收租金和计罚违约金的风险。最后，案涉转让的厂房因未办理相应的报建及房屋登记手续，无法进入市场流转，交易对象、价款均受到限制。在此情形下，曾维佳、刘湛祥代表连丰公司与薛永昌签订《权利义务转让合同》，减少连丰公司负债，上述行为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并无损害连丰公司的利益。综上所述，江作楼主张案涉合同无效的理由没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为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和交易安全，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百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条、第二十一条、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二百一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本案经一审法院审委会2020年第四次会议讨论决定，于2020年5月8日判决：驳回江作楼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3027元，由江作楼负担。经审查，江作楼表示薛永昌并未对设施进行修缮，梁和平表示一审并未查清薛永昌是否有支付租金、连丰公司有拖欠租金等事实。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连丰公司的公司章程记载：第十五条执行董事对股东会负责，行使下列职权：（一）召集股东会会议，并向股东会报告工作；（二）执行股东会的决议；（三）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四）制订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五）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等。第十九条执行董事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任期为三年，由股东会选举产生和罢免，任期届满，连选可连任。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江作楼提交了如下证据：1.连丰公司2006年6月至2007年6月工资表，拟证实薛永昌在连丰公司工作、任职；2.租赁合同书和房屋租赁登记备案证明，拟证实通过转移和侵占，智源公司控制原属连丰公司的权利和资产，将其对外出租和谋利。刘湛祥、曾仙好、曾燕妮、曾卓焙发表质证意见如下：这些证据不是原件，也不是新证据，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不予确认，没有连丰公司盖章确认和任何人的签名，即使薛永昌曾在该公司任职也不影响合同的效力。证据2与本案无关。薛永昌发表质证意见如下：上述证据超过举证期限，也不是新证据，没有原件对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确认，薛永昌有在连丰公司担任过业务员，做了两三年，后来在2007年离职开公司。连丰公司表示质证意见与刘湛祥、曾仙好、曾燕妮、曾卓焙、薛永昌的质证意见一致。上陵经济合作社和上陵村民小组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不确认，也不发表质证意见。梁和平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上述证据没有异议，请法院查明薛永昌签订合同时是否有能力支付合同价款，没有履行合同目的签订的合同应为无效。二审查明：江作楼二审申请证人曾庆乾作证，曾庆乾表示签订案涉合同时其是上一生产队的队长，连丰公司当时做好合同开会问村民的意见，其表示内部的问题我们不管但是连丰公司的名称不能改，其他人都没什么意见，当时合同是曾燕妮拿给曾耀彬的，当时他们谈的时候是和社长谈的，《权利义务转让合同》和《上陵村上陵经济社会议记录》上的签字是其本人签的。薛永昌为证实其对案涉场地进行了修缮提供了合同和照片。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综合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为：案涉《权利义务转让合同》是否为无效合同。首先，案涉《权利义务转让合同》是曾维佳、刘湛祥、薛永昌以及上陵经济合作社和上陵村民小组共同签订，而本案中，曾维佳作为连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合同上签字代表的是连丰公司；其次，案涉《权利义务转让合同》内容是涉及到公司全部资产的转让，但薛永昌表示其被告知有召开股东会议且在上陵经济合作社和上陵村民小组已召开了村民会议并且表决获得同意，该陈述与曾维佳等人的陈述一致，且《上陵村上陵经济社会议记录》也显示连丰公司有召开股东会；再次，薛永昌虽然之前在连丰公司任职但其任职时间是在2007年之前，并无法证实其在签订案涉《权利义务转让合同》时了解连丰公司的股东具体情况，故薛永昌已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江作楼主张案涉《权利义务转让合同》无效的依据不足；最后，关于案涉《权利义务转让合同》是否损害了连丰公司的利益的问题，一审法院已查明了有相应的执行裁定书、判决书证实当时连丰公司的经营状况，并对此作出了详细论述，论述有理，本院不再赘述，故即使现并无充分证据证实连丰公司在签订案涉《权利义务转让合同》时有召开股东会，江作楼的举证也并不足以证实连丰公司的利益受损，且在薛永昌、上陵经济合作社、上陵村民小组均认可的情况下，江作楼主张案涉《权利义务转让合同》无效依据不足，一审法院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江作楼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3027元，由江作楼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曹 玲审判员 陈珊彬审判员 崔利平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黄怡斐林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