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辽02行终36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念龙，男，1959年10月2日出生，汉族，大连万成设备租赁有限公司退休职工，住大连市西岗区。上诉人（原审原告)罗锡芬，女，1962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退休，住大连市西区。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吴荣喦，辽宁鑫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市自然资源局，住所地大连市中山区人民路72号。负责人刘东立，局长。委托代理人孟猛，该局干部。委托代理人辛冬娜，该局干部。原审第三人刘西馨，女，1936年5月3日生，汉族，退休，住大连市西岗区。原审第三人刘绍坤，男，1984年7月25日出生，汉族，个体，住大连市西岗区。原审第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于彬，辽宁君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念龙、罗锡芬因与被上诉人大连市自然资源局，原审第三人刘西馨、刘绍坤撤销房屋登记一案，不服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2019)辽0203行初173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案涉房屋坐落于大连市××街××号，建筑面积51.73平方米，设计用途：住宅。案涉房屋原为公有住房，房屋产权单位大连铁道有限责任公司将案涉房屋出售给刘庆治，刘庆治取得房屋产权证书，产权证号：（西私有）2012302622号。2015年12月22日，刘庆治与妻子刘西馨，以及孙子刘绍坤作为买卖双方共同到被告处，请求被告将案涉房屋转移登记至刘绍坤名下，双方提交了申请书、买卖合同、户口本等登记材料，被告审查后，于2015年12月23日将房屋登记至刘绍坤名下，向其办颁发了产权证书，产权证号：20××43号。另查，刘庆治与刘西馨为夫妻关系，刘庆治取得案涉房屋产权发生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刘庆治与刘西馨婚内育有刘念鸣、刘念龙、刘凤丽、刘风慧，刘绍坤是刘念鸣的儿子；刘庆治于2017年6月死亡。刘念龙、罗锡芬系夫妻关系。原审法院认为，《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七条规定：“不动产登记由不动产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不动产登记机构办理；…。”因此，被告作出被诉行政行为有职权依据。本案争议焦点在于被告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是否清楚、准确。案涉房屋系从刘庆治名下转移登记至刘绍坤名下，在本案行政行为作出之前，刘庆治即已取得案涉房屋的产权，被告依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对因买卖申请不动产登记，要求买卖双方共同到场，在审查申请人提交的材料符合该条例第十六条的规定基础上，准予登记，其行为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原告起诉的事实和理由，实际上将“居住权”与“共有权”相混淆，要求被告在核准转移登记中作出格外的审查，其请求没有法律依据，显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亦相悖离，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被告作出的转移登记行为合法，原告诉请撤销，该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刘念龙、罗锡芬的诉讼请求。上诉人刘念龙、罗锡芬上诉称，请求撤销原审法院（2019）辽0203行初173号判决，依法改判，撤销被上诉人大连市自然资源局2015年12月23日为刘绍坤颁发的20××43号房屋产权证的行政行为，或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大连市自然资源局承担。主要理由如下：一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不当。一、一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刘庆治、刘西馨夫妻生有长子刘念鸣、次子刘念龙（上诉人）、长女刘风丽、次女刘风慧，这一家五口人原共同居住生活在西岗区××号房屋里（这有2019年11月4日站北派出所出具的第二代户籍档案可证）。后因双兴街93号房屋被动迁，长子刘念鸣被安置到西岗区××5-1房屋里居住生活，刘庆治、刘西馨、次子刘念龙一家三口人于1988年被动迁安置到西岗区××1-1房屋（建筑面积为51.73m2）共同居住生活，有公有住房买卖合同，站北派出所2019年11月19日出具的第四代户籍档案可以证明。1990年9月18日，刘庆治、刘西馨与刘念龙在同一套房屋里即双兴街××1-1房屋里分为两个户口本。刘庆治、刘西馨二人一个户口本，刘念龙一个户口本（这有第四代户籍档案可证）。虽然同一房号分户，但一直共同生活在同一个房屋里。（二）1986年11月27日，上诉人罗锡芬与上诉人刘念龙登记结婚，婚后于1988年1月22日生有一女刘雪梅。罗锡芬与刘雪梅的户口于1990年11月5日迁到双兴街××1-1房屋里，与刘念龙在同一个户口本上，有户籍簿可证。刘庆治、刘西馨与刘念龙、罗锡芬、刘雪梅一家五口人一直共同居住生活在西岗区××1-1房屋里，虽分户口本但没有分家。这有刘念龙、罗锡芬、刘雪梅的户口本可证。（三）刘庆治与刘念龙原来都是大连铁道有限责任公司的职工。原双兴街93号房屋动迁安置到双兴街××套房屋中有刘念龙的面积。否则刘庆治、刘西馨二人不会安置51.73m2这么大的房屋。由此证明，案涉房屋是刘念龙与刘西馨和刘庆治共同承租的，刘庆治只不过是共同承租人的代表人。（四）国发【1994】43号《国务院关于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第四条第（五）项规定：“职工按成本价或标准价购买公有住房，每个家庭只能享受一次”。这一规定说明公有住房出售的对象是出售给家庭，而不是出售给职工个人。依据上述规定，上诉人与刘庆治都享有按照国家房改的优惠政策购买承租居住的公有住房，购买后其产权归上诉人与刘庆治、刘西馨共同共有。（五）无论是上诉人还是刘庆治出面购买案涉房改房后，其产权都是上诉人和刘庆治、刘西馨共同共有的。（六）上诉人在一审提供的《出售公有住房审批书》档案中的《住房共居人口认定单》中认定：案涉公有住房出售前共居人有刘庆治、刘西馨、刘念龙、罗锡芬（实际上还有当时未成年的刘雪梅）。刘庆治代表共居人出面购买案涉房改房时，书面郑重承诺“保证共同居住人合法居住”，在得到刘庆治承诺的情况下，刘念龙、罗锡芬、刘西馨才同意刘庆治代表共居人出面购买案涉房改房，产权证办在刘庆治名下，但绝不应理解为购买后的房改房的所有权归刘庆治个人所有。依据前面详细陈述理由，应认定归全体共居人共有。案涉房屋是已购的房改房，而不是已购商品房，商品房不具备房改房的上述特点，区分房改房和商品房的区别是正确认定和审查被上诉人大连市自然资源局为刘庆治、刘绍坤办理案涉房屋权属转移登记的事实是否清楚，适用法律是否正确的基础和前提条件。一审判决之所以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主要原因就是没有查清上述事实。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大连市自然资源局为刘庆治和刘绍坤办理案涉房屋登记权属转移登记手续的行政行为，违反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予以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管理法》第三十七条中规定，下列房地产不得转让，其中有：（四）“共有房地产，未经其他共有人书面同意”。（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禁止转让的其他情形”。《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十八条规定：不动产登记机构受理不动产登记申请的，应当按照下列要求进行查验：（三）“登记申请是否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然而，被上诉人大连市自然资源局在受理刘庆治、刘绍坤申请权属转移登记时，并没有对其登记申请是否违反法律、法规规定进行查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第十三条规定，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上市交易实行准入制度，具体办法由建设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这是国务院的授权。1999年4月19日建设部令（1999）第69号《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上市出售管理暂行办法》第二条规定：“本办法适用于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首次进入市场出售的管理”。该办法第五条规定：已取得合法产权证书的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可以上市出售，但有不列入情形之一的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不得上市出售：（四）产权共同的房屋，其他共有人不同意出售的；（六）上市出售后形成新的住房困难的。该办法第六条规定，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所有权人要求将己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上市出售，申请人应提交下列材料：（四）“同住成年人同意上市出售的书面意见。”本案中，刘庆治将已购房改房转让给刘绍坤，就是将已购的公有住房首次上市出售，应适用这一规定。刘庆治将案涉房屋擅自首次上市出售，以476400元的价格转让给刘绍坤后，形成了上诉人新的无房居住的困难，必将造成上诉人无家可归的严重后果。依据上述规定，案涉房屋不得上市出售，这是禁止性规定。但被上诉人大连市自然资源局却违反上述禁止性规定，为刘庆治、刘绍坤办理房屋产权转移登记手续。刘庆治在购买房改房时承诺保证共同居住人的居住，但在办理该房权属转移登记时，没有向行政机关如实申报其他共同居住人的情况，也违反了《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也属于应当撤销的情形。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不当。因此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被上诉人大连市自然资源局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针对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提交了大房改办发【2000】14号《关于房改房、安居（解困）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上市出售实行准入审批制的暂行办法》、大政发【2002】38号《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部分房地产交易政策规定的通知》，证明房改房上市交易的相关规定。原审第三人刘西馨、刘绍坤未向本院提交书面陈述意见。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中当事人诉争的是被上诉人于2015年12月23日为第三人刘绍坤颁发的20××43号房产证的行政登记行为，各方当事人对于被上诉人的职权依据等均无异议，争议的焦点问题是登记行为认定的事实及法律适用问题。关于事实认定不清的问题。本案中，上诉人主张其系房产共有权人。上诉人依据户口登记情况主张其权益，本院认为户口登记行为与产权登记系不同的法律关系，不能依据上诉人的户口登记在案涉房屋内，证明上诉人对案涉房屋具有物权权益，故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本案中根据当事人提交的《出售公有住房审批书》等证据可见，案涉房屋系刘庆治以房改房的形式，与大连铁道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公有住房买卖合同》购买，买方、购房人、产权人均为刘庆治，在住房共居认可认定单中确定共居人为其妻刘西馨、次子刘念龙、儿媳罗锡芬。上诉人主张案涉房屋是刘念龙与刘西馨和刘庆治共同承租的，上诉人与刘庆治都享有按照国家房改的优惠政策购买承租居住的公有住房，购买后其产权归上诉人与刘庆治、刘西馨共同共有，该主张没有事实依据，上诉人以其系产权共有人、享有案涉房屋共有权诉请撤销房产登记行为，本院不予支持。关于适用法律不当的问题。依据1999年4月19日建设部令（1999）第69号《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上市出售管理暂行办法》，上诉人主张案涉“房改房”的房屋上市交易不符合规章规定，进而认为案涉登记行为违法。关于房改房上市交易的规则，上诉人所提交的建设部的规范性文件仍然有效，该办法第十七条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办法的规定和当地实际情况，选择部分条件比较成熟的市、县先行试点。”当时的大连市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发布的大房改办发【2000】14号《关于房改房、安居（解困）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上市出售实行准入审批制的暂行办法》第一条规定，根据建设部《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上市出售管理暂行办法》及其他文件制定该办法。第六条规定，“房改房上市出售，房屋所有权人须提交下列材料及有效证件，到市房改办申办准入手续：2、房屋所有权证及其配偶的身份证及户籍证明（两地户口的需出示结婚证）。”据此，相关规定未明确房改房进行交易，需有共居人签字同意方可上市。该文件后被废止，在废止说明中明确：大房局发【2001】97号文件规定“放开”。国务院关于取消第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国发【2002】24号文件规定取消。此外，根据大连市人民政府大政发【2002】38号《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部分房地产交易政策规定的通知》的规定，一、取消房改房、安居（解困）房、经济适用房、上市交易前准入审批环节，凡具有房屋所有权证的房屋所有人，其房屋符合房地产交易条件的均可自愿上市交易，交易双方当事人可持房屋交易合同协议和其他规定的材料向房地产交易管理机构申请办理交易手续。由此可见，相关政府部门为了进一步活跃房地产市场，合理配置房地产资源，促进住房消费和经济发展，已取消房改房等上市交易前准入审批环节。关于上诉人案涉房产上市出售后会形成新的住房困难的主张，本院认为，房改房的上市交易应当符合相关政策文件的规定精神，作为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新的住房困难”没有具体细化情形，上诉人亦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出现新的住房困难。在当前物权法已出台，相关法律法规依法保护物权的情况下，仅依据1999年出台的建设部令未明确细化的规定，以共居权益否定物权交易的房产物权转移登记，于法无据。故，上诉人主张案涉房屋上市交易应经其同意，主张造成新的住房困难，以此证明案涉房改房上市交易不符合规定，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上诉人刘念龙、罗锡芬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少琨审判员  徐建海审判员  张国华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一日书记员  周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