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2民终304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宁波市镇海雄镇冶炼厂。住所地：宁波市镇海区骆驼街道朝阳村。 代表人：陈亚芬，该厂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田虹，浙江共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宁波重达金属铸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宁波市鄞州区云龙镇甲村。 法定代表人：蒋建国，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翁胜国，浙江浙东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宁波市镇海雄镇冶炼厂（以下简称雄镇冶炼厂）因与被上诉人宁波重达金属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达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2019）浙0212民初96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经阅卷并询问当事人，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雄镇冶炼厂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驳回重达公司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雄镇冶炼厂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重达公司与案外人宁波东旭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旭公司）的债务对雄镇冶炼厂不享有追偿请求权。理由如下：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2018年9月1日至13日，雄镇冶炼厂没有向东旭公司采购过货值为66330元的废钢，也从未授权他人采购过。重达公司向雄镇冶炼厂行使追偿权没有事实依据，且重达公司没有证据证明案涉向东旭公司采购的货值为66330元的废钢是由雄镇冶炼厂采购和使用。如上所述，应由重达公司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2.2017年12月3日，重达公司与雄镇冶炼厂虽签订《车间承包协议书》，但西车间的实际控制人、实际承包人并非雄镇冶炼厂。本案中一审法院却以尚未发生法律效力的（2018）浙0212民初17215号承包经营合同纠纷案认定双方之间存在承包经营法律关系，而该案正在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案号为（2019）浙02民终4501号，尚未作出终审判决，明显认定事实错误。3.（2018）浙0206民初8853号判决书和（2019）浙02民终781号民事判决书中所认定的事实：“2018年9月1日至13日东旭公司分四次向重达公司出售废钢共计30.15吨，货款66330元。2018年9月21日，东旭公司向重达公司开具全额增值税专用发票，重达公司已经认证”，已能充分证明雄镇冶炼厂不是该买卖合同的相对人，没有基于该买卖合同的付款义务，重达公司无权向雄镇冶炼厂主张债务追偿请求权。4.重达公司以（2018）浙0206民初8853号判决书和（2019）浙02民终78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承担的诉讼费729元和1458元诉求雄镇冶炼厂承担，如前所述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雄镇冶炼厂认为一审法院法律适用不当。本案中追偿权行使的基础法律关系：雄镇冶炼厂与东旭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并不存在，且雄镇冶炼厂也没有占用、使用案涉废钢的法律事实。一审法院认定重达公司追偿请求权成立显属不当、没有法律依据。 重达公司答辩称：重达公司在一审时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证明重达公司的确为雄镇冶炼厂代付了货款，一审法院在充分审查证据后作出了正确的判决，所以雄镇冶炼厂上诉没有理由，在一审时候明知自己理亏没有到庭，希望二审法院驳回雄镇冶炼厂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重达公司以雄镇冶炼厂在承包经营期间拖欠案外人东旭公司货款，重达公司代为偿付为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雄镇冶炼厂支付重达公司代付货款损失66330元，代付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仑法院）案件受理费损失729元，代付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宁波中院）案件受理费损失1458元，合计68517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2月3日，重达公司与雄镇冶炼厂签订《车间承包协议书》一份，约定：重达公司将西车间二套中频承包给雄镇冶炼厂经营；车间内部独立经营、自负盈亏；业务、生产、人员都由雄镇冶炼厂承接安排和招聘；承包费每年为50万元，承包期三年；销售发票由重达公司统一开具，重达公司为雄镇冶炼厂在银行开设专门账户；采购废钢、原辅材料的款项由雄镇冶炼厂自行支付，采购时必须双方及供货商签订三方协议方可采购，未定三方协议书的发票不能入账；双方并约定了其他权利义务条款。2018年11月26日，重达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2018）浙0212民初17215号案]主张承包费及各类欠款、违约金，雄镇冶炼厂提起反诉主张损失及违约金，一审法院进行了合并审理。在上述案件审理过程中，雄镇冶炼厂认可双方存在承包经营法律关系。 2018年9月1日至13日，案外人东旭公司分四次送货，送货单收货单位载明重达西车间董善达。2018年9月21日，东旭公司开具金额为66330元的增值税发票，购买方名称为重达公司，开户行及账号为浙江泰隆商业银行宁波横溪小微支行×××96。2018年12月20日，东旭公司向北仑法院提起诉讼［（2018）浙0206民初8853号案］，要求重达公司支付货款。北仑法院经审理，作出判决如下：重达公司向东旭公司支付货款66330元及赔偿逾期付款损失。重达公司不服上述判决，提起上诉［（2019）浙02民终781号］，宁波中院经审理，以重达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能证实东旭公司知道重达公司与雄镇冶炼厂之间的承包事实为由，维持原判。2019年6月5日，重达公司向东旭公司支付货款66330元。另查明，重达公司、雄镇冶炼厂及案外人宁波市鄞州祖君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祖君公司）签订过《协议书》一份，协议书中载明双方之间的承包关系，并载明雄镇冶炼厂的开户行为浙江泰隆商业银行宁波横溪小微支行，账号×××96。 一审法院认为，雄镇冶炼厂虽否认其与重达公司存在承包经营合同法律关系，但其在（2018）浙0212民初17215号案件中对于双方存在承包经营合同法律关系予以确认，结合双方签订的《车间承包协议书》，该院认定双方之间的承包经营合同法律关系。雄镇冶炼厂辩称其于2019年9月未承包经营，但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东旭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中列明的购买方开户行及账号系雄镇冶炼厂在《协议书》中确认的开户行及账号。综上，可以认定雄镇冶炼厂系涉案货物的实际购买方。重达公司已经垫付的货款有权要求承包人即雄镇冶炼厂归还。至于重达公司主张的诉讼费，该院认为：（2018）浙0206民初8853号案件的诉讼费，重达公司有权向雄镇冶炼厂主张，至于（2019）浙02民终781号案件的诉讼费，系重达公司自行扩大的损失，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6月8日作出如下判决：一、雄镇冶炼厂支付重达公司垫付的货款66330元，诉讼费729元，合计67059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驳回重达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1513元，由重达公司承担33元，雄镇冶炼厂承担1480元。 二审中重达公司未提交新的证据。雄镇冶炼厂提供如下证据：1.2018年8月1日的通知一份，拟证明2018年8月1日重达公司通知西车间承包人陈亚芬、董善达结束西车间生产、解除承包协议，自此西车间归重达公司掌控的事实，雄镇冶炼厂不是重达公司西车间的承包人，未实际参与西车间生产及管理，2018年8月1日重达公司通知西车间承包人解除承包协议后西车间不可能9月份再向东旭公司购买30余吨的废钢事实。重达公司质证认为，对解除通知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对证明对象有异议，解除通知是2018年8月1日，实际上清场的时间是在2018年10月底，该通知的目的并不是不让雄镇冶炼厂承包，目的是为了催讨25万的承包费，承包费支付了就可以继续承包。董善达是陈亚芬聘请的厂长，董善达从来没有和重达公司签订过合同，在2018年9月份的废钢是董善达经手向东旭公司购买的，账号是雄镇冶炼厂的陈亚芬提供给董善达，再由董善达提供给东旭公司，三方协议中写明账号就是给雄镇冶炼厂使用的。2.（2018）浙0212民初17215号案中重达公司提供的证据目录、证明各一份，拟证明重达公司2019年1月16日曾补的证据证明西车间承包人不是雄镇冶炼厂的事实，雄镇冶炼厂虽然签了承包协议，但是实际经营人和承包人并不是雄镇冶炼厂，而是董善达。重达公司质证认为，真实性无异议，董善达只是雄镇冶炼厂聘请的厂长，恰恰证明了雄镇冶炼厂就是生产到2018年10月底，因为10月份还欠水费等，而且在另外一个案件中也认定了这个数字。3.2018年7月27日、8月27日增值税发税收违法行为查处结果告知书一份（另案重达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拟证明重达公司2018年7、8月以泰隆银行宁波横溪小额支行尾号00096的账户与宁波市海神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神公司）发生业务往来，国税局查处其未按规定开具发票，证明2018年重达公司虽与雄镇冶炼厂签订车间承包合同，但西车间实际控制人是重达公司，雄镇冶炼厂未实际使用尾号00096的账户，未与他人发生业务开具发票的事实。重达公司质证认为，海神公司是重达公司的下属单位，海神公司要求加工产品，重达公司把单子接过来让雄镇冶炼厂去加工，票需要由雄镇冶炼厂来开票，但票开后海神公司没有把钱付清，同意重达公司垫付这笔钱，这在（2018）浙0212民初17215号案的时候抵销掉了。4.（2018）浙0206民初8853号案庭审笔录，拟证明董善达于2017年为陈亚芬工作，但其于2018年1月后与重达公司建立劳动合同关系，其系重达公司员工，因此涉案66330元货物并非雄镇冶炼厂向东旭公司购买，而是重达公司自己购买的事实。重达公司质证认为，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雄镇冶炼厂待证事实。 本院认为，雄镇冶炼厂提供的证据1、2、3、4的真实性，重达公司均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但证据1中2018年8月1日只是重达公司通知解除时间，不代表雄镇冶炼厂将西车间实际交还重达公司经营的时间，证据2、3、4均无法证明董善达系西车间实际承包经营人，故本院对雄镇冶炼厂提供的上述证据的证明力均不予以认定。 经审理，本院对一审认定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雄镇冶炼厂主张其虽与重达公司签订了《车间承包协议书》，但西车间的实际控制人、实际承包人并非雄镇冶炼厂，且其未向东旭公司采购过货值66330元的废钢，也未授权他人采购过。但雄镇冶炼厂在（2018）浙0212民初17215号案件中对于与重达公司存在承包经营合同法律关系予以确认，结合双方签订的《车间承包协议书》，本院认定双方之间存在承包经营合同法律关系。而且东旭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中列明的购买方开户行及账号系雄镇冶炼厂在《协议书》中确认的开户行及账号。综上，可以认定雄镇冶炼厂系涉案货物的实际购买方，重达公司有权向雄镇冶炼厂追偿代付的货款。雄镇冶炼厂上诉称董善达系西车间实际经营人，还主张董善达系重达公司员工，但其均未提供充足证据予以证实，故本院不予以支持。雄镇冶炼厂称其与重达公司于2018年8月1日已解除承包协议，不可能于2018年9月向东旭公司购买废钢，但2018年8月1日只是重达公司通知解除合同时间，并非雄镇冶炼厂实际交还西车间承包经营时间，故雄镇冶炼厂该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 综上，一审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处理得当，应予以维持。雄镇冶炼厂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513元，由上诉人宁波市镇海雄镇冶炼厂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魏金汉 审判员  叶剑萍 审判员  杜海平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王沂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