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民终607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1，女，1963年6月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2，男，1971年8月2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昌平区。上列二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福环，北京市双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3，女，1967年6月2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东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东洁，北京天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宋某，女，1953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昌平区。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王某4，女，1980年1月1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昌平区。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王某5（兼宋某、王某4委托诉讼代理人），女，1982年2月1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昌平区。原审第三人：朱某，女，1975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昌平区。原审第三人：王某6，女，1997年6月2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昌平区。上诉人王某1、王某2因与被上诉人王某3、宋某、王某4、王某5，原审第三人朱某、王某6析产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4民初28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之规定，合议庭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后，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某1、王某2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王某1、王某2无需支付宋某、王某4、王某5遗产分割款34611元，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一审和二审诉讼费均由王某3、宋某、王某4、王某5承担。事实和理由：一、被继承人王某7、芦某生前2009年11月12日将位于北京市昌平区东小口镇某村某号院(以下简称某号院)内的5间房屋分别订立书面《遗嘱》，《遗嘱》中分别表明将夫妻共有的五间房屋各自享有一半份额中由王某2继承五分之三、王某1继承五分之二。王某7、芦某在2009年11月12日委托北京市中喆律师事务所的对其所立遗嘱的行为进行见证,北京市中喆律师事务所指派赵某1、徐某1两名执业律师对委托人王某7、芦某所立遗嘱的行为进行了代书及见证,并由北京市中喆律师事务所最后出具《遗嘱见证书》。为证明两份《遗嘱》的客观真实有效，王某1、王某2在一审中调取了北京市中喆律师事务所保存的见证卷宗档案材料;见证律师应法院要求,赵某1出具的《证明》,徐某1出具的《说明》各一份;北京市中喆律师事务所出具的见证费发票,上述各项证据材料均已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充分的证明了王某7、芦某在2009年11月12日通过订立遗嘱的行为客观、真实,遗嘱内容是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赵某1、徐某1两名律师所出具的《说明》、《证明》将其亲身所见及工作的全过程从接受王某7、芦某委托,到开展工作的时间、地点、以及如何代写遗嘱内容、制作见证书的全过程按时间顺序进行了全面的客观的描述。并以证人身份对《遗嘱见证书》上落款时间打印成2009年11月11日与《遗嘱》上落款时间不一致的原因是笔误的事实进行了说明。王某1、王某2认为此处的笔误,并不能影响两名见证律师对王某7、芦某订立遗嘱的法律效力。一审法院不能因此认定王某7、芦某2009年11月12日所立遗嘱无效。见证书制作过程中有相关谈话内容，谈话内容与遗嘱订立人的内容是一致的，可以充分证明订立遗嘱人对处分财产是真实意思表示。一审中，王某3、宋某、王某4、王某5以及朱某、王某6均没有对订立遗嘱人所订立遗嘱真实意思提出异议，也没有提出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遗嘱不是出于订立遗嘱人真实意思表示，也没有提出任何书面要求鉴定的申请。二、法定继承人王某8不享有王某7、芦某遗产的继承权。王某8生前在有条件有能力的情况下对需要赡养的王某7、芦某未履行任何赡养义务,其虽然是法定继承人的身份,但不应享有王某7、芦某遗产继承权,其去世后的法定继承人也无权参与王某7、芦某遗产的分割权。三、芦某去世后并未留有存款,去世五年前已分割的拆迁款不属于遗产。芦某在分得拆迁款后五年多的时间才去世,且去世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芦某分得的拆迁款还客观存在，或某号院拆迁后所获全部拆迁款未进行分割，一审庭审中已有证据及被拆迁人口的认可,某号院的拆迁款已于2012年1月16日全部分割完毕。王某7去世后,王某2在十三陵镇某1村购买了双穴墓地,支出8800元,在芦某去世后也葬于此处与王某7合葬,此笔费用无论是计算为王某7的丧葬费,还是芦某的丧葬费,均应在继承遗产前扣除，一审法院对此并未认定是错误的。一审法院认定芦某看病就医的支出是自已的钱与事实不符，推定芦某生前分得的拆迁款全部用于看病就医与事实也不符。王某2虽与芦某共同生活,不能因无法举证证明芦某生前分得拆迁款的支出情况,而承担芦某遗产不明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假设,芦某还有拆迁款,也应考虑除生前支付医疗费用及死后丧葬费用外,芦某多年的生活必要支出费用。拆迁后虽然与王某2共同居住,但芦某也应有房租的相应支出。一审法院推定芦某酌定芦某剩余145806元的遗产，缺乏客观事实依据。四、王某3不应分得某号院的宅基地区位补偿、提前搬家奖、工程配合奖、促进搬迁奖,各项补偿中六分之一的拆迁款。因某号内无王某3享有所有权的房屋,且未实际居住,拆迁之时,王某3无权决定是否签订拆迁协议,以及是否搬家,是否配合拆迁工程的权利,所以某号院内房屋拆迁所获得的涉及到提前搬家、工程配合、促进搬迁奖、促进搬迁补助、配合签约补助王某3均无权分割。王某3辩称，一审法院对于遗嘱的效力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合法合理，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该遗嘱效力的认定，对王某1、王某2无理的上诉请求应当予以驳回。根据《北京高院关于审理继承纠纷案件若干疑难问题解答》第十七条规定，涉案遗嘱形式上应为代书遗嘱，遗嘱见证人并未在遗嘱中签名，形式上不符合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所以该遗嘱应当认定为无效。该遗嘱不能反应被继承人的真实意愿。王某1、王某2在庭审中只是提交两份见证书，王某1、王某2提交的所谓的代书遗嘱代书人是律师事务所律师，而代书人作为律师，具有专业的法律知识，远远高于普通人，在订立遗嘱时更应该尽到谨慎的注意义务，该遗嘱不仅是形式上不符合法律规定，而且存在多处矛盾和瑕疵之处。王某1、王某2提交的律师见证遗嘱并不真实，并不能反应被继承人的真实意愿，且形式不符合法律规定，应认定无效。一审法院对于芦某遗产范围的认定是符合法律规定，也有事实依据，应当维持。王某3应分得区位补偿、提前搬家奖、工程配合奖、促进搬家奖等相应拆迁利益。一审法院对于王某3继承遗产的扣除计算存在问题。一审法院认定王某3最终可分得的部分包括应属于自己的份额和继承王某7、芦某份额的部分共计327275元。抵扣70平米回迁房购房款及已经得到的20万元后实际多支付12725元。而王某3在一审判决送达后，与王某1沟通得知，王某3已经得到的20万元中，有属于王某3自己的户籍农转非款项10万元。一审法院在判决中将20万元全部认定为拆迁款并进行抵扣损害了王某3的合法权益。宋某、王某4、王某5辩称，一审判决符合法律规定，认定事实清楚，请求驳回王某1、王某2的无理上诉请求。关于遗嘱效力问题，根据法律规定，该遗嘱不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要件，应是无效遗嘱。徐某1在2009年11月12日是实习律师身份，2010年9月6日是其首次执业日期，实习律师不可以代理见证业务，所以该遗嘱本身是不成立的，不应作为本案证据。本身遗嘱无效，也不符合律师见证遗嘱的业务条件，王某1、王某2提供的律师谈话笔录本身也存在诸多问题，且没有核实两位老人的行为能力。两位见证人不是被继承人委托的，且没有亲眼见证老人订立遗嘱的过程。王某8对二被继承人履行了赡养义务。芦某有收入，并非王某1、王某2所说没有收入依靠王某2支付租金等费用。王某1、王某2的上诉理由前后不一，当事人应当如实陈述，不应当虚假陈述，浪费司法资源，请求法院依法进行处罚。朱某、王某6述称，同意王某1、王某2的上诉意见。王某3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l、判令王某3、王某1、王某2依法继承被继承人王某7、芦某的拆迁补偿款共计2423102.2元；2、王某1、王某2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与理由：被继承人王某7与芦某是夫妻关系，二人有三个子女即王某1、王某3、王某2。2011年王某7去世。2017年3月，芦某去世。被继承人王某7、芦某去世后，遗留的拆迁补偿款及占地补偿款没有进行分割。现继承人因被继承人的遗产分配方式产生纠纷，为此王某3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规定诉至贵院，请求依法裁判。王某1、王某2在一审法院辩称，不同意王某3的诉讼请求。被继承人王某7、芦某的遗产已经处分完毕。事实与理由：一、王某3、王某1、王某2的父母王某7、芦某去世前于2009年11月11日将属于夫妻二人的位于昌平区东小口镇某村某号院5间房屋以书面见证的方式分别订立了遗嘱，并处分给了王某1、王某2。父母所立遗嘱的意愿是王某2获得3/5，王某1获得2/5。王某1、王某2在父母去世后已按父母的书面遗嘱进行了遗嘱继承。二、芦某因拆迁所获得的回迁楼房70平方米购买资格，根据母亲生前的意愿购房面积由王某2享有使用。2012年1月，王某2从自己所获得的拆迁款中自愿拿出10万元补偿王某3。王某3对如此分配不但同意且欣然接受。母亲去世后，王某2又给付王某337500元交由王某1保管，方便王某3日常生活花销。三、王某2在某村某号院拆迁后，为王某3垫付14万元购买70平方米的回迁安置楼房。根据拆迁政策及某村某号院所获得的拆迁安置利益中应属于王某3的部分，扣除回迁楼款项后，王某3也无可分割财产，反而是王某3应向王某1、王某2偿还剩余购房款。四、剩余拆迁款1493000元进行分割，王某1分得50万元，王某2分得59.3万余元，芦某分得10万元，王某3分得10万元，王某6分得10万元，朱某分得10万元。王某3所得10万元由王某2以王某3的名义在北京农商银行开了一张定期三年的存单。经王某3同意交由王某1保管。在母亲去世后，王某1将此存单交给王某3。五、某村某号院在拆迁之时，除有北房5间外，另有10间房屋是王某2和朱某夫妇所建，与其他人无关。拆迁所显示284.68平方米中属于王某2夫妻的房屋建筑面积占到2/3。六、涉及芦某因拆迁所获得的70平方米回迁楼房，现并未建成无具体实物存在。七、芦某生前均是与王某2夫妇共同生活在一起。2011年拆迁后至2017年去世前7年时间，芦某的生活起居看病就医均是王某2夫妇负责，王某1给予协助。芦某去世后购买墓地等全部丧葬事宜，均由王某2承担。王某2对芦某承担了全部赡养义务。八、王某3因个人原因委托王某1代为领取及管理她的租房补助款。自2014年至2020年6月的款项住房补贴以及王某2在拆迁后又另行私下分给王某337500元，在王某1代王某3管理拆迁款后为她代交医保及费用。王某3分别分次从王某1手中拿走现金累计23000元用于日常开销及为儿子购买物品。九、王某3拆迁时虽是登记的户籍人口，但并不是实际居住人口。其在1990年第一次结婚后就离开被拆迁宅院，后于1994年再婚后也未在拆迁宅院内居住，也未分得和建造房屋。属于王某370平方米购房款14万元，系由王某2垫付。综上，故请求法院驳回王某3的全部请求。宋某、王某4、王某5在一审法院述称，王某1、王某2提交王某7、芦某的打印遗嘱不符合法律规定。自书遗嘱形式要件应属无效。且基于遗嘱、北京中喆律师事务所遗嘱见证书、见证律师赵某1“说明”等文件证据存在多处错误，不实矛盾，两份遗嘱上也没有代书人见证人签字，同样不具备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由此可充分证实，王某1、王某2提交给法庭的遗嘱内容并非二被继承人真实意愿，系王某1、王某2伪造。王某1、王某2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遗嘱真实性，应当对其举证不能承担不利后果。王某1、王某2伪造遗嘱目的是为了侵吞争夺遗产，性质恶劣。二被继承人遗产的继承人为宋某、王某4、王某5、王某1、王某3、王某2。某村某号宅基地使用权人是被继承人王某7。地上房屋所有权在王某7去世前归属王某7、芦某共同共有。王某72011年1月去世后，院内房屋的所有权为配偶芦某及4个子女共同共有。2011年12月拆迁后，对东小口某号院的货币补偿为芦某及4个子女共同共有。王某1、王某2在两份遗嘱均无效的情况下，却自称依据两份遗嘱擅自处分两名被继承人遗产，其行为侵害了其他合法继承人的权益。王某1、王某2私分行为应认定为无效。望贵院判决王某1、王某2返还由其侵占私分的两名被继承人遗产。鉴于王某1、王某2的行为，依据法律规定应当减少其二人应继承的遗产。朱某、王某6在一审法院述称，同王某1、王某2的答辩意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继承人王某7与芦某系夫妻关系。案外人王某8系王某7与前妻所生之子，与芦某系有扶养关系的继子与继母关系。王某3、王某1、王某2系王某7与芦某所生子女。朱某系王某2的配偶，王某6系王某2与朱某所生女儿。宋某系王某8的配偶。王某4、王某5系王某8与宋某所生女儿。王某7于2011年1月11日死亡。芦某于2017年3月24日死亡。王某8于2017年11月10日死亡。王某3、王某1、王某2、朱某、王某6均系北京市昌平区东小口镇某村村民，户籍均在该村某号院内。该处宅基地登记使用权人为芦某。王某7、芦某生前与王某1、王某2、朱某、王某6一直在此居住。王某3在上世纪90年代结婚之前在此居住。王某8一家原在某号院居住，后在1983年另批宅基地后搬离。在2001年之后，因为家庭矛盾，王某8与王某7、芦某断绝往来。该院落原有北房5间，本案当事人均认可为王某7与芦某的夫妻共同财产。王某2称后来他又在该宅院加建房屋10间。本案审理过程中，王某1、王某2向法院提交两份署名为芦某、王某7，落款时间为2009年11月12日的遗嘱。该两份遗嘱内容为打印，主要意思为，芦某与王某7在昌平区东小口镇某村某号有房屋五间（东西长15米，南北宽5.5米）。二人共生有三个子女及一个继子。现二人一直同儿子王某2夫妇共同生活，王某1也对二人进行了照顾。为防止二人去世后子女就财产产生纠纷，特立遗嘱，在二人去世后将上述房产由王某2继承五分之三，由王某1继承五分之二。该两份遗嘱由北京市中喆律师事务所律师赵某1、徐某1见证。北京市中喆律师事务所出具单独的《遗嘱见证书》，落款时间是2009年11月11日，赵某1、徐某1在《遗嘱见证书》底部签名。王某3与宋某、王某4、王某5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2011年12月26日，王某2代表芦某（乙方）与北京百邑纪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甲方）签订《搬迁补偿协议》。该协议约定，乙方宅基地及房屋位于北京市昌平区东小口镇某村某号，宅基地面积为300.86平方米，有效宅基地内房屋占地面积为284.68平方米，有营业执照的已认定的经营面积为153平方米。（一）乙方宅基地房屋搬迁补偿价包括：1、宅基地区位补偿631224元；2、被搬迁房屋补偿306876元；3、装修及附属物补偿383597元；（二）奖励、补助费1、提前搬家奖10000元；2、工程配合奖30000元；3、促进搬迁奖300000元；4、搬迁补助费4270.2元；5、周转费（24个月）129600元；6、停产停业补助费122400元；7、定向安置房购房补助190000元；8、其他补助4135元。以上乙方可得的搬迁补偿、补助款总计2112102.2元。在该协议附表中列明乙方宅基地户口簿上家庭成员情况为：芦某、王某1、王某2、王某3、朱某、王某6。另查，某村某号院注册登记一个体工商户，名称是北京市昌平区东小口镇某商店，经营者是朱某。与上同日，王某2代表芦某与北京市昌平区东小口镇某村民委员会签订《搬迁补助协议》。该协议约定某村民委员会向芦某发放促进搬迁补助50000元、配合签约补助160200元、租房补助43200元、正式启动搬迁前外出租房补贴57600元，以上共计311000元。2011年12月26日，王某2代表全家与某村民委员会签订《定向安置房认购书》。该协议约定芦某、王某1、王某2、王某3、朱某、王某6共认购定向安置房5套，计440平方米，其中70平方米房屋2套，90平方米房屋2套，120平方米房屋1套。以上房屋共支付购房款88万元，从全部拆迁补偿款中直接扣除。王某1、王某2认可王某3和芦某各可购买70平方米的房屋。现回迁房屋尚未交付，尚未确定房屋门牌号。关于拆迁补偿款的分配，王某1、王某2称按照王某7和芦某所留遗嘱内容已经分配完毕。王某1、王某2和王某3均认可王某3已经收到了20万元补偿款。王某1、王某2称尚有17万元左右该支付给王某3的款项尚未支付，在王某1处保管，但该笔款项与拆迁补偿款无关，属于后续发放的租房补助等费用。王某3称她并不清楚收到的20万元款项为何名目，也不认可此款项为全部其应得款项。某村某号院拆迁补偿款和补助费共1543102.2元于2012年1月6日到芦某账户后，于2012年1月11日取现49999元，剩余149.3万元转至王某1的账户。王某1、王某2称取现的49999元已经用于芦某生前花费。王某1的银行账户明细显示转入的149.3万元中有34.3万元转入王某2银行账户，剩余115万元取现。关于115万元具体分配，王某1、王某2称给了王某235万元，给了王某150万元，给了芦某10万元，给了朱某10万元，给了王某610万元。王某3称不清楚拆迁款的具体分配。关于芦某生前的生活开支，王某1、王某2称除了日常生活外最大的支出就是治病花费。王某1、王某2提交了11份住院病案，其中在2012年1月份之后的分别是2012年2月25日至3月10日、2013年7月29日至9月10日、2013年12月15日至30日、2014年11月2日至16日、2016年4月28日至5月13日、2017年3月8日至24日。王某1、王某2还提交了自己制作的芦某殡葬花费清单，共计9540元，另有两张昌平区殡仪馆出具的服务和葬品收据、发票，共计4765元。关于本案继承人分割遗产的份额，王某3主张自己应当多分，理由是家庭经济困难。经查，王某3配偶属于残疾人，全家享受北京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王某1、王某2主张按照遗嘱分割遗产，如果按照法定继承，自己应当多分，理由是尽到了主要的赡养义务。宋某、王某4、王某5主张王某1、王某2应当少分或不分，理由是涉嫌伪造遗嘱，争夺隐匿遗产。以上事实，有东小口派出所证明信、遗嘱及见证书、《搬迁补偿协议》、《定向安置房认购书》、《搬迁补助协议》、殡葬费发票、收据、住院病案、中国农业银行存折明细、北京农商银行交易明细、工商登记信息打印页及各方当事人的庭审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公民死亡后，其继承人有权继承公民的遗产。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王某1、王某2提交的《遗嘱》和见证书是否有效，是本案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之一。王某1、王某2提交的遗嘱是打印形成的，并非自书遗嘱，而应是代书遗嘱。按照继承法规定的代书遗嘱的形式要求，见证人和代书人都应当在遗嘱上签名和注明代书时间。现该份遗嘱虽然有立遗嘱人签名，但见证人和代书人没有在遗嘱上签字。虽然见证人另行制作《遗嘱见证书》并签名，但仍不符合法定代书遗嘱的格式，不能最大程度地保证和呈现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且《遗嘱见证书》与《遗嘱》落款时间存在逻辑矛盾。因此，王某1、王某2所主张的遗嘱应为无效，法院不予采信。遗嘱无效后，遗嘱所处分的财产应当按照法定继承分割。王某8、王某1、王某3、王某2作为王某7、芦某第一顺序的继承人有权继承王某7和芦某的遗产。王某8去世后，其应继承的财产份额由他的第一顺序继承人即宋某、王某4、王某5继承。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对生活有特殊困难的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应当予以照顾。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王某3虽然全家享受低保待遇，生活存在困难，但不属于缺乏劳动能力的人，故其在遗产分割中不属于应当照顾的对象。王某1、王某2长期与王某7、芦某共同生活，尽赡养义务较多，故法院在分配遗产时对二人酌情多分。芦某长期与王某7共同生活，在分配王某7遗产时，法院亦酌情多分。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共同所有的财产，除有约定的以外，如果分割遗产，应当先将共同所有的财产的一半分出为配偶所有，其余的为被继承人的遗产。遗产在家庭共有财产之中的，遗产分割时，应当先分出他人的财产。王某3主张分割的拆迁款系对房屋、宅基地和宅基地上居住人口的补偿，故应属于芦某、王某1、王某2、王某3、朱某、王某6共同共有。王某7在拆迁开始之前去世，故其不再享有宅基地使用权和与人口有关的补助和奖励款，但北房5间仍为王某7、芦某的共同财产。补偿款中关于房屋和装修、附属物补偿中有王某7的份额。因无法确定每间房屋的面积，故法院推定每间房屋面积相同。按照比例，房屋和装修、附属物补偿中应有16.67%属于王某7的遗产，即115102元。同理，与被拆迁房屋面积直接相关的搬迁补助费亦应有16.67%属于王某7的遗产。王某7的遗产，王某3可分得23163元，芦某可分得26637元。宋某、王某4、王某5可共分得12740元。某村某号院内其他房屋建设时，王某7、芦某已经步入老年期，在无证据证明该二人有出资的情况下，应当视为没有出资，故不对其他房屋享有所有权。王某3虽然长期不在某村某号院居住，但其户籍一直没有迁移，且该处为其原生家庭，故其仍有权利在此居住。宅基地区位补偿款其应享有1/6，即105204元。提前搬家奖、工程配合奖、促进搬迁奖、促进搬迁补助、配合签约补助都是以一宗宅基地（即一个家庭）为单位补偿的，故王某3有权利分得1/6，即91700元。周转费、定向安置房购房补助、其他补助、租房补助都是以家庭成员人数为标准发放的，故王某3亦有权利分得1/6，即70756元。停产停业补助费是对工商经营的补偿，应属于朱某所有，与王某3无关。综上，加之之前从王某7处继承的遗产，王某3可获得拆迁补偿款和补助费共计290823元。同理，芦某作为家庭成员之一，除与王某3可分得相同的拆迁款外，还包括从王某7处继承的遗产共294297元。除此之外，芦某作为北房5间的共有权人之一，其应获得补偿款和补助费计115814元。二项合计芦某可分得拆迁款共计410111元。芦某在拆迁之后5年去世，在确定芦某生前剩余拆迁款时须扣除芦某已支付的购房款和已支出的合理消费。王某1、王某2认可芦某有70平方米购房指标已经实际使用，故按照拆迁政策该部分购房款应为14万元，应从其可获得的拆迁款中扣除。关于芦某拆迁后的生活和医疗支出，王某1、王某2并未举证证明，法院酌情确定为11万元。在芦某尚有遗产的情况下，其死亡后的丧葬花费应当优先从其遗产中列支。王某1、王某2举证的丧葬花费，虽然大部分没有实际票据证明，但其记载项目和实际花费符合一般丧葬事宜的合理支出，法院予以采信。王某1、王某2举证的墓地费用并非为芦某所支出，法院对其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予采信。综上，芦某生前剩余拆迁款145806元。法院酌情认定王某3可继承36452元，宋某、王某4、王某5可继承21871元。综上，拆迁款中王某3最终可分得的部分包括应属于自己的份额和继承王某7、芦某份额的部分共计327275元。在扣除王某1、王某2认可的70平方米回迁房购房款以及已经得到的20万元后，王某1、王某2实际多支付王某312725元。虽然王某1、王某2在庭审陈述时要求按照最终分配结果王某3返还王某1、王某2多支付的拆迁款，但王某1、王某2并未明确将此作为诉讼请求，且数额亦不明确。鉴于王某1、王某2自认还需要支付王某3其他钱款，故法院对王某3是否应当返还在本案中不再判决，双方可另行协商解决。因大部分拆迁款都被王某1、王某2分割，故对宋某、王某4、王某5应继承的遗产，王某1、王某2负有返还的义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十七条、第二十六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王某1、王某2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支付宋某、王某4、王某5遗产分割款34611元；二、驳回王某3的诉讼请求。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查，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王某1、王某2提交的遗嘱是打印形成，应是代书遗嘱。按照继承法规定的代书遗嘱的形式要求，见证人和代书人都应当在遗嘱上签名和注明代书时间。现该份遗嘱虽然有立遗嘱人签名，但见证人和代书人没有在遗嘱上签字。见证人虽另行制作《遗嘱见证书》并签名，但仍不符合法定代书遗嘱的格式,且《遗嘱见证书》与《遗嘱》落款时间存在逻辑矛盾。因此，该遗嘱无效，王某7、芦某的遗产应按照法定继承处理。王某8作为王某7、芦某第一顺序的继承人有权继承王某7和芦某的遗产。王某8去世后，其应继承的财产份额由其第一顺序继承人即宋某、王某4、王某5继承。一审法院综合考虑遗产性质和各继承人所尽赡养义务的情况酌定宋某、王某4、王某5继承王某7的遗产12740元、芦某的遗产21871元，共计34611元，本院不持异议，予以认定。综上所述，王某1、王某2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66元，由王某1、王某2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福春审 判 员 何 锐审 判 员 吴扬新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 王 欣书 记 员 胡春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