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江陵县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鄂1024民初443号原告：赵训武，男，1989年5月17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监利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新柳，湖北三鼎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代为承认、放弃诉讼请求，调解。被告：程晓会，女，1989年6月2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被告：邓辉丽，女，1986年6月20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大军，湖北博智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代理。被告：吴芳芳，女，1983年9月29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江陵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训钢，男，1982年8月2日出生，住湖北省公安县。系江陵县司法局郝穴司法所推荐代理。代理权限：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提起反诉或上诉。原告赵训武与被告邓辉丽、程晓会、吴芳芳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赵训武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新柳、被告邓辉丽及其与程晓会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大军、被告吴芳芳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训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赵训武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三被告立即向原告退还194025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被告邓辉丽、程晓会、吴芳芳系成都划得来科技有限公司在湖北省的微商经销代理商，三人与原告系朋友关系。2018年，三被告向原告介绍了案外人成都划得来科技有限公司的销售方式，并推荐原告进行投资。其主要模式为，原告投资购买货物，由成都划得来科技有限公司进行销售，销售后再按照一定比例向原告返还本金加利润。后原告分别于2018年11月20日、2018年12月5日、2019年2月11日向被告邓辉丽转款117600元、79200元、110000元，于2018年12月20日向被告程晓会转款130000元，共计转款436800元。三被告告知原告，该款项原告支付被告后，被告支付到成都划得来科技有限公司，用于购买商品。但是经原告到成都划得来科技有限公司查询，该公司收到原告支付的货款仅为242775元，而非436800元。2019年4月10日原告与成都划得来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解除合同协议书》，该公司退还了原告交付的242775元。原告找到三被告，但是三被告拒不向原告返还款项，导致原告产生巨大的经济损失。被告的行为已严重侵害原告的合法权益，现根据《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规定，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被告邓辉丽、程晓会辩称：一、答辩人不是本案适格被告。双方不存在合同关系，原告应与成都划得来科技有限公司存在合同关系，答辩人从未与原告签订任何合同。反而从原告提供的证据四中可以看出，原告与成都划得来公司签订了解除合同协议书，说明原告与划得来公司才有合同关系，划得来公司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请求法院驳回对两答辩人的起诉。二、答辩人不应向原告承担返还义务，应由划得来公司（已被四川德阳警方刑事立案）承担返还义务，答辩人与原告均是受害人。理由如下：1、划得来公司在成立初期以清货返利、推荐奖励和团队提成为噱头通过“划得来商城”平台，层层发展下线，获取非法利益，已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犯罪。本案答辩人程晓会是在吴芳芳的拉拢下，成为吴芳芳的下家，答辩人邓辉丽为程晓会的下家，本案的原告为邓辉丽的下家，在层层发展下线的过程中，各自是独立的，均是起介绍作用，都是各自向划得来公司交会员费（6800元加30000元微商产品），由划得来公司将上述货品出售后，再给会员返利。因此上下层之间并没有直接关系，只是起介绍和转介绍的作用，应由划得来公司对所有的会员承担返还义务。2、在原告的诉讼过程中也认可答辩人为代理商，代理在法律上的定义，是指代理人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在代理权限内与第三人实施民事行为，其法律后果直接由被代理人承受的民事法律制度。在本案中，原告已经认定为代理法律关系，那本案的被告为代理人，当然不应承担返还义务，应该由被代理人即划得来公司承担返还义务。三、划得来公司以清货返利为诱饵，骗取会员会费，形成资金池，后因无法支付退货款认定为诈骗，被四川德阳公安立案侦查。在本案中所有人员都是受害人，并不是原告认为将钱转给上线，就与上线形成法律关系，就来找上线进行返还。综上，原告起诉两答辩人既没有事实依据，也没有法律依据，同时两答辩人不是本案适格被告，请求法院驳回对两答辩人的起诉。被告吴芳芳辩称：一、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不存在权利义务关系，答辩人吴芳芳不应列为本案被告。答辩人与被答辩人赵训武没有经济往来，也没有与被答辩人通过口头、书面或其他任何形式订立合同，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不存在合同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被答辩人要求答辩人承担责任于法无据，不应列为本案被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被答辩人不能证实与答辩人有合同关系或其他法律关系，请求法院裁定驳回原告起诉。二、答辩人与被告程晓会有资金往来的事实，该资金往来与该案中的合同纠纷无直接关系，也不存在民事法律关系。被告程晓会如与答辩人有经济纠纷，在法院排除该案传销性质的前提下，被告程晓会可以起诉答辩人，但答辩人认为被答辩人赵训武不具备起诉答辩人的条件。基于答辩人应诉，向法庭澄清相关事实。答辩人与被告程晓会发生的每笔资金往来，都是基于程晓会的委托，并按照委托将服务费转给成都划得来科技有限公司委托账户卢莹莹（该公司股东）及上线王素琴，货款全部转化为货物寄到了成都划得来科技有限公司。三、答辩人与被答辩人的合同纠纷因成都划得来科技有限公司用合法行为掩盖传销这一非法目的，最终导致传销会员上当受骗，成都划得来科技有限公司也因涉嫌犯罪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受害人可以通过其他途径来主张财产损害赔偿。依据最高人民法院（1999）民他字第2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咸阳爱心总公司与咸阳爱心总公司1930名传销员传销纠纷如何适用（1998）38号通知的复函：传销或者变相传销行为，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进行认定和处罚，当事人之间因传销行为发生纠纷诉至人民法院的，人民法院不宜将此类纠纷作为民事案件受理。综上，请法院查清事实真相，驳回起诉。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质证，对经质证无异议原告提交的证据一(原告身份证复印件)、证据二（被告程晓会、邓辉丽的户籍证明复印件、被告吴芳芳的身份证复印件）、证据三（转账回执4份、银行交易明细），对被告吴芳芳提交的证据一（成都划得来科技有限公司企业登记信息、用户服务协议、委托销售协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四（解除合同协议书），三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因为该解除协议书是划得来公司和赵训武之间达成的退款协议，是赵训武自愿放弃194025元的行为，不能将该行为向三被告进行主张。本院认为，该合同无法证明划得来公司仅收到原告货款242775元。对被告邓辉丽、程晓会提交的证据一（划得来公司被经侦立案的信息材料）。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原告与划得来公司投资款已得到确认，现在是解决原告支付的款项与划得来公司收到的款项差价问题。本院认为，本案款项是否与划得来公司有关将在说理部分阐述。对证据二（邓辉丽的转款记录）、证据三（程晓会的转账记录），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该转账有多笔，且每笔基本上不超过1万元，且被告陈述邓辉丽或者程晓会除原告外还有其他下线，不能证明转款记录就是原告转款的款项，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本院认为，以上转款记录客观真实，本院予以采信。对被告吴芳芳提交的证据二（建设银行转账明细、账户明细）。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被告吴芳芳与卢营营和王素琴有多笔转账，被告只是在多笔转账中找出原告转账时间相近的数笔，并不是直观的原告转账给邓辉丽、邓辉丽转账给程晓会、程晓会转给吴芳芳、吴芳芳转给划得来公司，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其次被告吴芳芳在给卢营营转账的同时也在给王素琴转账，这与被告陈述不符，不可能存在既给公司转账又给上线转账的情况。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对证据三（划得来公司审计部的货物验收单、划得来公司审计部的微信截图），原告对真实性提出异议，原告是清楚该投资模式，但对投资总额为什么会少19万余元不清楚。本院认为，该组证据无法证明与本案的关联性，故不予认定。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赵训武主张，三被告系成都划得来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划得来公司）在湖北省的微商经销代理商，后原告分别于2018年11月20日、2018年12月5日、2019年2月11日向被告邓辉丽转款117600元、79200元、110000元，于2018年12月20日向被告程晓会转款130000元，共计转款436800元。以上款项意欲全部转入划得来公司用于购买货物后由划得来公司进行销售，销售完成后返回货款至原告账上。经庭审中查明，划得来公司通过划得来商城平台，要求委托其销售货物的所谓“投资者”按货物总价值向该平台缴纳680元或6800元费用成为该公司会员，每一笔货物加相应的服务费为一个单位，参加者可在划得来商城平台上开立一个账户，用于接收返还货款。2019年4月10日，原告赵训武作为乙方与划得来公司作为甲方签订一份《解除合同协议书》，内容显示为：“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一致同意解除双方于2019年4月10日签订的《委托销售协议》。为保障双方权益，特签订本协议。一、本协议生效之日起，甲方即可冻结乙方的所有账户。同时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90日内，甲方向乙方退还242775元服务费。二、尚未销售的货物，甲方与乙方协商一致，由甲方自行处理，就该批货物，乙方不得再向甲方主张任何权利。……”现原告赵训武以划得来公司仅收到原告的货款242775元为由，要求三被告返还多支付的货款194025元，提起本次诉讼。庭审中，三被告均一致认可划得来公司即是专门从事传销活动的公司，并一致陈述：原告赵训武是邓辉丽的下线，邓辉丽是程晓会的下线，程晓会是吴芳芳的下线，吴芳芳与划得来公司的股东卢营营有多笔转账交易。另查，四川省德阳市公安局已对划得来公司4.18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案立案侦查。本院认为，根据原告与划得来公司签订的《解除合同协议书》显示，双方此前签订过《委托销售协议》，即原告与划得来公司是成立委托合同法律关系的。按照常理，原告应将货款直接转入划得来公司，但实际原告却将货款转给了被告程晓会、邓辉丽，程晓会、邓辉丽又将货款转给了被告吴芳芳，而吴芳芳又与划得来公司的股东卢营营有多笔转账交易。庭审中原告代理人表示不清楚原告在划得来商城平台的账号数量，庭后原告代理人向法庭回复，原告赵训武在划得来商城平台约有四、五十个账户。此事实结合原、被告庭审中所述的原、被告双方之间的关系及划得来公司已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可以确定，划得来公司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本案亦可能系与该公司的违法犯罪活动有关。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之规定，据此本院认为，本案应驳回原告赵训武的起诉。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赵训武的起诉。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090.5元，予以退还。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阳家英二〇二〇年九月二日书记员  赵 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