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12民终70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三弦（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苏召路1628号1幢1234室。法定代表人：代尤德，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银川，江苏丁晓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靖江市金桥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住所地靖江市人民南路98号光芒大厦14楼。法定代表人：丁卫东，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弢，江苏惟初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三弦（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弦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靖江市金桥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桥公司）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靖江市人民法院（2017）苏1282民初27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三弦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江苏省靖江市人民法院（2017）苏1282民初2791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对于2015年12月22日《反担保合同》上加盖的“三弦公司”公章，仲轶群明确回答不是其加盖，而被上诉人主张该枚公章是仲轶群加盖。依照证据规则，被上诉人对加盖公章的真实性、合法性具有举证责任。一审法院的举证责任分配错误，认定“上诉人提供了2015年12月22日的反担保”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2.本案所涉的债务指向的合同与之前的所有贷款合同、保证合同均是独立的行为，并不存在任何联系，属于新的借贷、保证合同关系。因此，被上诉人在仲轶群代表上诉人基于新的借贷、保证合同关系提供新的反担保时，理应当继续要求其提供上诉人同意担保的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对于之前上诉人出具的董事会决议系基于江苏飞瑞德船舶机械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瑞德公司”)与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靖江支行（以下简称“江苏银行靖江支行”）期间为2015年1月9日起至2016年1月8日止的《最高综合授信合同》及上诉人、被上诉人于2015年1月9日签订的《反担保合同》。而2015年1月9日签订的《反担保合同》所涉债务，飞瑞德公司已经依约进行了清偿，不存在被上诉人基于合同可以追偿的情形。3.案涉董事会决议虽未明确同意担保款项的形成期限，但基于该董事会决议所签订的反担保合同明确了相对应的借款合同、保证合同及借款发生期限，但并无明确载明上诉人的董事会同意对飞瑞德公司今后所有向江苏银行靖江支行的借款由上诉人提供反担保的意思表示，原有的董事会决议与新签订的《反担保合同》并不存在任何关联。一审法院将其定性为延续性反担保的授权同意，明显错误。4.被上诉人的行为并不构成善意，2015年12月22日《反担保合同》无效，上诉人不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仲轶群2014年1月3日、2015年1月9日代表上诉人两次与被上诉人签订《反担保合同》时，被上诉人均要求其提供了公司章程和董事会决议，能够印证被上诉人明知上诉人对外提供担保须经公司董事会决议。仲轶群在庭审过程中陈述在被上诉人要求提供反担保时，向被上诉人明确告知“上诉人不同意提供担保”，且否认加盖了“三弦公司”公章，在被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明仲轶群加盖了“三弦公司”公章的情况下，仅凭仲轶群在法定代表人栏签名即认为其能够代表上诉人，足以证明被上诉人明知仲轶群的行为为越权代表，明显存在恶意。被上诉人金桥公司二审答辩称：1.案涉争议的《反担保合同》上不仅加盖有公章,还有仲轶群以三弦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的签名。即便合同上未加盖公司印章,也足以认定该合同是仲轶群以三弦公司名义订立的。三弦公司主张金桥公司应对合同上公章的形成进行举证属于法律规定的“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之情形。2.两份《授信合同》约定的最高综合授信额度均为2900万元,其余条款除了有关合同编号和授信期限外,内容基本相同。可见,双方并非新设授信合同关系,而是在原合同标的的基础上延续信贷合作关系，两份《授信合同》具有同一性和延续性，只存有一个最高额综合授信合同关系和反担保合同关系，故第一份《授信合同》中的董事会决议的效力范围涵盖至后一个反担保行为。3.又因后一个反担保行为并非系新的反担保行为,而是一个完整的反担保行为中的一个环节,被上诉人无需审查董事会决议之授权，更谈不上构成恶意。综上所述,请求驳回上诉人三弦公司的上诉请求。金桥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三弦公司立即偿还金桥公司为飞瑞德公司向江苏银行靖江支行已代偿的担保款项计人民币30110069.47元，并赔偿利息损失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其中：5265269.47元从2017年4月1日起、24844800元从2017年9月12日起按照年利率6.09%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2月31日，飞瑞德公司与金桥公司签订《委托担保合同》约定，飞瑞德公司委托金桥公司为该公司向江苏银行靖江支行申请贷款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为3000万元。三弦公司向金桥公司提供了由三弦公司原董事仲轶群、吴胜军、郑初华签名的未署日期董事会决议，同意三弦公司为飞瑞德公司向江苏银行靖江支行的借款向金桥公司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为3000万元，且三弦公司在该董事会决议上加盖了公章。2014年1月3日，仲轶群代表三弦公司与金桥公司签订了《反担保合同》，约定：江苏银行靖江支行向飞瑞德公司发放贷款，本金余额不大于3000万元，并由金桥公司提供担保；三弦公司自愿为金桥公司的上述担保提供反担保，主合同履行期限为2014年1月3日起至2015年1月2日止；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嗣后，飞瑞德公司归还了2013年12月31日《委托担保合同》项下的向江苏银行贷款。2015年1月5日，飞瑞德公司与金桥公司签订《委托担保合同》约定，飞瑞德公司委托金桥公司为该公司向江苏银行靖江支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为2900万元。由仲轶群、吴胜军、郑初华签名了未署期董事会决议，同意三弦公司为飞瑞德公司向江苏银行靖江支行申请办理的最高额不超过2900万元的信贷业务，向金桥公司提供反担保，并出具《反担保合同》，担保期限自金桥公司因保证行为履行支付义务起两年，三弦公司在该董事会决议上加盖了公章。2015年1月9日，仲轶群代表三弦公司与金桥公司签订《反担保合同》约定，江苏银行靖江支行向飞瑞德公司提供多种金融产品或服务，债务本金余额不大于2900万元，并由金桥公司提供担保；三弦公司自愿为金桥公司的上述担保提供反担保，主合同履行期限为2015年1月9日起至2016年1月8日止，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嗣后，飞瑞德公司归还了2015年1月5日《委托担保合同》项下的向江苏银行贷款。2015年12月22日，金桥公司与飞瑞德公司签订编号WJS2015020《委托担保合同》,约定金桥公司受托为飞瑞德公司向江苏银行靖江支行综合授信提供保证担保,拟担保金额为2900万元整，实际担保金额、担保方式、担保范围、担保期间以金桥公司与主合同债权人签订的合同约定为准。同日，飞瑞德公司、金桥公司分别与江苏银行靖江支行签订编号SX1415150002936《最高额综合授信合同》和编号B2141515000427《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江苏银行靖江支行向飞瑞德公司提供最高综合授信额度2900万元，授信业务发生期限自2015年12月22日起至2016年12月21日止。对前述授信期限内发生的全部债务由金桥公司向江苏银行靖江支行承担连带责任的保证担保，保证范围包括但不限于本息、实现债权费用和其他应付费用等款项，其中授信贷款本金最高额不超过2900万元，保证期间至主合同项下债务到期（包括展期到期）后满两年之日止。署期为2015年12月22日，仲轶群签名并加盖“三弦公司”印章的《反担保合同》约定，飞瑞德公司与江苏银行靖江支行签署的编号为SX1415150002936的《最高额综合授信合同》，本金余额不大于2900万元，由金桥公司提供担保，三弦公司自愿提供反担保，主合同履行期限自2015年12月22日起至2016年12月21日止，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金桥公司为主合同债务承担保证责任之日起两年。2016年1月12日，飞瑞德公司与江苏银行靖江支行签订编号JK141××××0024《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飞瑞德公司向江苏银行靖江支行借款100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6年1月12日至2017年1月10日，年利率为5.22%，按季结息，不能按期还款，自逾期之日起按借款利率加收50%罚息。同日，双方签订编号CD141516000006《商业汇票银行承兑合同》（含附件商业汇票银行承兑清单），约定江苏银行靖江支行同意承兑飞瑞德公司总金额为1900万元的商业汇票，承兑手续费9500元在承兑时由飞瑞德公司一次性付清。江苏银行靖江支行向持票人支付而形成的垫付票款自付款之日转作飞瑞德公司逾期贷款，并自垫付金额的每日万分之五计收逾期利息。根据前述合同，江苏银行靖江支行向飞瑞德公司发放了1000万元的贷款，并向飞瑞德公司开具了收款人为江苏中盛钢结构有限公司的银行承兑汇票（承兑金额为1900万元、到期日为2016年7月12日）。前述期限届满后，飞瑞德公司未及时向江苏银行靖江支行偿还借款本息及票据垫付款本息，江苏银行靖江支行先后于2016年9月21日、2016年12月22日、2017年3月30日、2017年9月11日从金桥公司银行账户扣划人民币133290.77元、131978.70元、5000000元、24844800元，前述合计30110069.47元。另金桥公司于2019年2月28日就最后笔代偿款增加了诉讼请求。一审另查明，2019年8月19日，靖江市金桥担保有限公司更名为靖江市金桥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三弦公司2015年12月29日前的工商登记档案显示，董事会成员为郑初华、吴胜军、刘喜庆、仲轶群、张天星，法定代表人为仲轶群。三弦公司于2015年12月8日形成免去郑初华、吴胜军、仲轶群、张天星董事职务及仲轶群董事长职务并重新选举了董事及董事长的股东会和董事会决议，并于2015年12月29日就前述事项及章程修正案办理了工商变更本案登记。三弦公司章程第十四条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由董事会作出决定。其中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决议。该项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该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加。第二十七条规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董事长担任。靖江市公安局于2018年3月21日出具的靖公（经）鉴通字[2018]203号鉴定意见通知书，确认落款时间2015年12月22日的反担保合同上三弦公司的印文与三弦公司提供的印章盖印印文不是同一枚盖章印形成。一审当事人争议的焦点：落款日期为2015年12月22日的反担保合同对三弦公司是否发生法律效力。针对争议焦点，金桥公司认为：首先，对于飞瑞德公司、三弦公司及仲轶群之间的内部关系问题。该问题是属于较为专业的法律认定，而非金桥公司从表象事实就能直接获知并判断的问题。案涉董事会决议的形成符合三弦公司章程规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对该决议金桥公司在本案中亦已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其次，案涉董事会决议属于三弦公司内部决议的特定外化，区别于一般公司内部的决策决议，且内容指向明确即为飞瑞德公司向金桥公司提供最高额保证反担保，故董事会决议性质系三弦公司单方以书面形式向金桥公司出具的不定期最高额保证反担保书，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及类推适用物权法第二百零六条关于最高额抵押未约定债权确定期间的规定，由三弦公司对自最高额保证反担保合同成立之日起至本案起诉之日止期间已发生的金桥公司为飞瑞德公司向江苏银行办理不超过2900万元信贷业务提供担保而形成的债务承担反担保责任。三弦公司认为，仲轶群在2015年12月8日已被免除了其在三弦公司的职务。即便法院认定仲轶群在反担保合同加盖了公章，其持虚假公章以三弦公司名义担保系超越代表权限的个人行为，并非三弦公司真实意思表示，且金桥公司未尽职审查董事会决议，故三弦公司不承担责任。一审法院就本案反担保合同、董事会决议的形成过程，分别向仲轶群和金桥公司原经办人严勇调查。仲轶群陈述：此前为飞瑞德公司提供担保是经过三弦公司董事会决议并在上海加盖了三弦公司公章。三弦公司有两处办公地点，实际有两套公章，三弦公司曾到上海市公安机关举报我私刻公章，后公安机关因证据不足不予立案。在三弦公司开股东会宣布我不再任负责人后，金桥公司携带反担保合同等材料到上海要求我和三弦公司继续提供担保，我明确告知我个人可以担保，但三弦公司不可能继续提供担保，后来我在空白反担保合同法定代表人处签名但未加盖公章。我认为我在法定代表人处签字不代表三弦公司，是我个人行为。仲轶群第二次陈述：案涉反担保合同是金桥公司工作人员在2015年上半年到苏州找我签的，时我任三弦公司法定代表人，我记得当时签了，盖章不记得了。因其他董事不同意担保故未形成董事会决议。严勇陈述：一般贷款到期前一月内，金桥公司先提前联系借款人确认是否需要我司进行担保，不存在我司提前半年让反担保人出具手续情况，只有借款人明确需要我司担保的情况下，才进入下一个流程，以便符合我司反担保要求的手续到位后，我司向银行提供保证，以便银行能迅速发放贷款。三弦公司第一次作为反担保人，是由我到上海核保确认董事会签字盖章的真实性。第二次变为2900万元的最高额贷款，三弦公司考虑到要长期在最高额范围内提供反担保，遂向我司提供未备注有效期的董事会决议。第二次贷款到期前，飞瑞德公司说要续借，我方多次催促仲轶群完善反担保手续，直到2015年12月20日左右仲轶群才到靖江，在我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平台查询到三弦公司管理结构未发生变化后，由仲轶群当我面签字并盖章。一审法院认为，针对争议的落款日期为2015年12月22日的《反担保合同》对三弦公司是否发生法律效力的问题。这可从仲轶群签字时的身份、三弦公司能否举证金桥公司非善意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认定：首先，三弦公司虽然在2015年12月8日形成股东会及董事会决议，免除了仲轶群的董事职务及法定代表人身份，但其于当月29日才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因此，基于对三弦公司工商登记内容对外公示效力的信赖，金桥公司有理由相信2015年12月22日仲轶群仍系三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在反担保合同的法定代表人处签字系代表三弦公司。三弦公司提交的证据并不能证明金桥公司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仲轶群在签字时已非三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次，虽然靖公（经）鉴通字[2018]203号鉴定意见通知书确认争议的反担保合同上三弦公司的印文与三弦公司提供的样本并非系由同一枚公章形成，但是在本案中仲轶群亦陈述过三弦公司曾使用两套印章，因此，上述鉴定意见通知书内容相对于证明案涉公章为虚假并不具有充分性。现仲轶群在法定代表人处签字真实，在无其他证据证明反担保合同上加盖的三弦公司公章系金桥公司恶意伪造的情况下，故对三弦公司所持的异议不予采信。再次，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本案中，三弦公司董事会依照章程的规定决议后，向金桥公司出具的内容为同意对飞瑞德公司向江苏银行靖江支行申请办理最高额不超过2900万元的信贷业务由三弦公司向金桥公司提供反担保的董事会决议合法有效。该决议并未就金桥公司将来可以为飞瑞德公司向江苏银行靖江支行提供保证担保的次数、期间以及是否连续等内容进行限定。按照本案查明的事实可知，前笔债务已结清，后续案涉反担保合同所涉及的相关主体、信贷业务金额等亦未超出决议内容规定的范围，且三弦公司也无证据证明在签订案涉反担保合同时金桥公司知道或应当知道三弦公司董事会成员已经变更。因此，金桥公司基于对董事会决议的信任，将其理解系三弦公司董事会对提供延续性反担保的授权同意，从保护善意相对人的角度,应当认定金桥公司系尽到了对决议内容通常理解的注意义务和一般审查义务,仲轶群代表三弦公司与金桥公司签订的反担保合同有效且对三弦公司发生效力。对于三弦公司辩称的前两次均有董事会决议，故每次均需有董事会决议的辩称意见。需要说明的是，前后两份董事会决议的内容不尽相同，金桥公司要求三弦公司对不同事项提供相应的董事会决议符合法律规定，故对三弦公司辩称意见，依法不予采信。金桥公司与借款人飞瑞德公司签订的《委托担保合同》，与保证人三弦公司签订的《反担保合同》，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三弦公司向金桥公司提供了连带责任反担保，在金桥公司为飞瑞德公司代偿了借款本息后，三弦公司依法对金桥公司已付的代偿款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金桥公司为履行代偿义务后，产生了代偿资金被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但利息损失对反担保人应自金桥公司主张之日并给与合理期限后开始计算。三弦公司辩称不应承担责任的意见，于法无据，不予采信。据此，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四条、第十三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三弦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偿还金桥公司担保垫付款30110069.47元并给付利息损失（5265269.47元从2017年5月20日起算、24844800元从2019年3月7日起算，均按年利率6.09%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案件受理费19235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97350元，由三弦公司负担。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相关证据。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当事人二审争议焦点：2015年1月9日框架下的授信合同中三弦公司为反担保作出的董事会决议是否对2015年12月22日框架下的授信合同中的反担保合同有作用。本院认为，案涉二份反担保合同是独立的反担保合同。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案涉两份系列合同签订及履行情况为：2015年1月9日,江苏银行靖江支行与飞瑞德公司订立编号为SX1415000074的《最高额综合授信合同》（以下简称0074号《授信合同》）约定最高综合授信额度2900万元,授信期限自2015年1月9日起至2016年1月8日止。同日,基于0074号《授信合同》,金桥公司与江苏银行靖江支行订立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与三弦公司签订《反担保合同（第三方保证）》。三弦公司向金桥公司提供了由该公司原董事仲轶群、吴胜军、郑初华签署的董事会决议，同意三弦公司为飞瑞德公司向江苏银行靖江支行的借款向金桥公司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为3000万元。0074号《授信合同》签订后，江苏银行靖江支行向飞瑞德公司发放贷款2900万元。贷款期限届满，飞瑞德公司于2016年1月8日至2016年1月12日，分六笔共偿还借款本息34851090元。2015年12月22日,江苏银行靖江支行与飞瑞德公司订立编号为SX1415150002936的《最高额综合授信合同》（以下简称2936号《授信合同》）约定最高综合授信额度2900万元,授信期限自2015年12月22日起至2016年12月21日止。同日,基于2936号《授信合同》,金桥公司又先后与江苏银行靖江支行、三弦公司分别订立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和《反担保合同（第三方保证）》。反担保合同未提交董事会决议。2936号《授信合同》签订后，江苏银行靖江支行向飞瑞德公司发放了1000万元的贷款，并向飞瑞德公司开具了收款人为江苏中盛钢结构有限公司的银行承兑汇票（承兑金额为1900万元、到期日为2016年7月12日），形成新的2900万元贷款债务。届期，飞瑞德公司未能偿还本息，江苏银行靖江支行先后从金桥公司银行账户扣划人民币合计30110069.47元。从以上两份授信合同及相关合同的履行情况看，0074号《授信合同》框架合同中的借款届期后，飞瑞德公司已履行还款义务。2936号《授信合同》签订后，江苏银行靖江支行与飞瑞德公司重新签订了新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及《商业汇票银行承兑合同》，并履行了放贷的合同义务。可见，在没有特别明确的情况下，2936号《授信合同》及框架下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反担保合同》与0074号《授信合同》及其框架下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反担保合同》是独立的，两者并无直接关联。后者并非前者的延续行为，更非贷款展期的情形。基于0074号《授信合同》框架下借款合同中的债权债务关系已经消灭，作为从合同的担保之债也就随之消灭。进而，为担保而作出的董事会决议也就失去了效力。一审法院将其定性为延续性反担保的授权同意，属于认定事实错误。2936号《授信合同》框架下的担保及反担保合同，当事人应另行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履行相应的权利和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规定，2015年12月22日签订的2936号《授信合同》当天，上诉人、被上诉人约定三弦公司为飞瑞德公司的借款提供反担保，并签订《反担保合同》。尽管三弦公司原法定代表人仲轶群认为该《反担保合同》上加盖的公司印章不是其加盖，因没有证据否认公司印章的真实性，故不影响合同成立、生效。但为防止损害三弦公司中小股东利益，在本案不存在法律规定的无需机关决议的例外情形下，金桥公司应依法要求三弦公司提交明确同意担保的董事会决议，未提交董事会决议的反担保合同对三弦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故金桥公司承担担保责任后要求三弦公司承担反担保责任没有法律依据。综上，上诉人三弦公司的上诉理由符合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所作判决依法应予以撤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江苏省靖江市人民法院（2017）苏1282民初2791号民事判决；二、驳回靖江市金桥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对三弦（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受理费19235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97350元，由靖江市金桥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92350元，由靖江市金桥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三弦（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代为垫付，本院不再退还，由双方当事人自行结算）。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严卫东审判员  钱 晖审判员  朱希懋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姚 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