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867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崔保军，男，1975年11月21日出生，住北京市怀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彭玉飞，北京天初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天利万达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怀柔区桥梓镇苏峪口村64号。法定代表人：朱万庆，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万春，男，北京天利万达商贸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上诉人崔保军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天利万达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利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6民初70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崔保军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6民初7067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天利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二、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等诉讼费用由天利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天利公司没有如实陈述所欠金额,本案天利公司所述金额与实际不符,天利公司系虚假陈述;崔保军与天利公司之间确实发生过买卖合同行为,虽然双方之间没有订立买卖合同,但是崔保军已经和天利公司之间结清全部款项。天利公司多次提供虚假证据进行诉讼,在崔保军应诉要求进行笔迹鉴定后,天利公司才承认清单所述金额系在诉讼后自行填写,可见天利公司所持票据真实性存疑。可以认定天利公司系虚假诉讼。二、原审法院审理程序违法,没有保障崔保军的诉讼权利,导致案件结果错误;原审法院在审理该案时,简易程序过程中,崔保军已经参加诉讼并且参与了调解阶段,并且天利公司所持有的票据也认可系自行修改后重新开庭,但是原审法院并没有将天利公司修改的钱款予以扣减,没有保障质证的诉讼权利,因此原审法院程序违法。第二,开庭当日由于崔保军的家里孩子订婚,崔保军只能回河南老家操持婚礼,开庭前崔保军已经通过电话的方式告知法院,客观上崔保军无法到庭参加诉讼的情况下仍继续开庭,导致崔保军没有得到相应的诉讼权利。天利公司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崔保军的上诉请求。天利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崔保军支付天利公司欠款19833元、违约金16857元及利息6000元，共计42690元；2．要求崔保军承担本案诉讼费。诉讼过程中，天利公司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为：判令崔保军支付天利公司欠款19833元、违约金16857元及利息5081．8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天利公司提交的证据为：送货清单11张、收条1张，证明崔保军已经收到货物情况及还款情况。诉讼过程中，崔保军在简易程序开庭后，对于天利公司提交的2015年10月8日的清单上载明的“20456”的填写时间及笔迹进行鉴定。天利公司认可系在发生诉讼后，根据崔保军认可的清单的货款汇总后，得出了20456这个金额，故在2019年8月29日将金额修改。因天利公司认可数额修改，故崔保军撤回鉴定申请。结合以上证据及当事人的当庭陈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崔保军自2015年9月至2015年12月底自天利公司处购买建材。天利公司按照崔保军要求送货到崔保军的工地上，崔保军或其工人牛富军在天利公司的清单上签字确认，清单载明了商品名称、数量、单价及金额，清单下部载明：“……如有欠款此条必须在30天内将货款还清，超过30天，每天按货款总额的日千分之三违约金给付……”，货款合计为39583元。2016年9月24日，崔保军给付货款1万元，天利公司给崔保军出具了收条一张。另庭审过程中，天利公司陈述崔保军在2017年6月29日、2017年8月10日通过微信转账各转账5000元，共计10000元。因崔保军尚欠部分货款未付，故天利公司主张违约金及利息，对于违约金天利公司陈述因清单上载明付30天内付清货款，现崔保军超过了30天未付款，故应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从2017年8月11日开始，按日千分之一计算。利息从2015年11月12日开始按年利率12%计算，违约金和利息均计算至2019年8月29日止。一审法院认为，天利公司与崔保军之间虽未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但依据天利公司提供的证据可以认定天利公司、崔保军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天利公司已经按约履行了供货义务，崔保军亦应当按约履行付款义务，故对于天利公司要求崔保军支付所欠货款的诉讼请求，法院予以支持，具体数额法院依据天利公司提供的送货清单载明的数量、单价予以核实，对于编号为0000471号的清单下部崔保军未签字的部分货款，法院不予确认，经核算共计为39583元，尚欠19583元未付。对于天利公司要求崔保军支付违约金及利息的诉讼请求，天利公司主张因清单上有约定，故要求崔保军支付违约金，对此法院认为，供货清单系天利公司单方制作的格式文本，并非原崔保军对违约金达成合意，故本案应按未约定违约金处理。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崔保军未及时付款，已属违约，应赔偿天利公司逾期付款损失。天利公司主张的违约金及利息实则为逾期付款损失，法院结合天利公司的主张及法律规定，自2015年11月12日至2017年8月10日，按照天利公司主张的年利率1．2%计算逾期付款损失；自2017年8月11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3倍计算逾期付款损失；2019年8月20日至2019年8月29日，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3倍计算逾期付款损失。经核算法院确认逾期付款损失为2682．5元，对于超出部分法院不予支持。崔保军经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其行为视为其放弃答辩及质证的权利。综上所述，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六十二条第四款、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崔保军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北京天利万达商贸有限公司货款19583元；二、崔保军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北京天利万达商贸有限公司逾期付款损失2682．5元；三、驳回北京天利万达商贸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崔保军未按判决指定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崔保军向本院提交天利公司在2019年7月9日起诉时的起诉状一份，证明天利公司存在虚假诉讼，最开始天利公司起诉只要了9000多元，后来调解过程中，崔保军提交了相应的转账记录，天利公司就撤诉了。天利公司对该证据发表意见如下: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天利公司第一次起诉的时候，公司负责人员对账不清，然后通过这次诉讼双方对完帐了以后，发现崔保军其实不止欠9000多块钱，所以重新起诉了。本院认为，崔保军提交的上述证据与证明目的之间缺乏因果关联关系，故本院不予采信。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结合本案各方诉辩意见，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崔保军是否拖欠天利公司货款及所欠金额是否真实？关于争议焦点一，崔保军上诉提出天利公司没有如实陈述所欠金额,存在虚假陈述。崔保军已经和天利公司之间结清全部款项。天利公司承认清单所述金额系在诉讼后自行填写,可见天利公司所持票据真实性存疑，可以认定天利公司系虚假诉讼。对此本院认为，天利公司虽认可2015年10月8日的清单上合计金额系后续自行汇总后进行的填写，但并未否认清单本身的真实性，故不能据此认定天利公司系虚假诉讼。而首先，天利公司用于证明崔保军拖欠货款的证据系供货清单，其提交的供货清单上有崔保军或其工人牛富军个人的签字确认，清单载明了商品名称、数量、单价及金额。其次，崔保军虽否认其拖欠天利公司的货款总额，主张货款已经付清，但其并未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该事实成立。再次，崔保军在二审期间虽否认牛富军的个人身份和签字的真实性，但考虑到其在一审期间经合法传唤，未到庭应诉，放弃了答辩和对相关证据质证的权利，故在其二审并未提交充分的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当自行承担不利后果。综上，对于崔保军的该项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信。二、一审法院是否违反法定程序。关于争议焦点二，崔保军上诉提出一审法院审理程序违法,没有保障崔保军的诉讼权利,导致案件结果错误;原审法院在审理该案时,简易程序过程中,崔保军已经参加诉讼并且参与了调解阶段,原审法院没有保障崔保军质证的诉讼权利；开庭前崔保军已经通过电话的方式告知法院崔保军要回河南老家操持婚礼,无法到庭参加诉讼的情况下仍继续开庭,导致崔保军没有得到相应的诉讼权利。对此本院认为，经审查，一审法院送达开庭通知符合法定程序，崔保军在未就案件延期审理获得法院同意的情况下，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本案的诉讼，应当自行承担不利后果，崔保军的该项上诉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崔保军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68元，由崔保军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 茵审 判 员  李 淼审 判 员  田 璐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  沈 力书 记 员  张晓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