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03民初5170号原告：张家港市鸿耀毛纺织厂，住所地江苏省张家港市后塍镇高桥村。投资人：俞洪耀，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娟，湖北早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袁玲，湖北早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武汉市江汉区五星纺织品经营部，住所地武汉市江汉区经济发展区江发路8号2栋1层。经营者：陶亮，男，1980年1月11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江岸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葛环珍，北京盈科(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蓝惊涛，北京盈科(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武汉市四星纺织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江汉区清芬一路26号。法定代表人：陶龙，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葛环珍，北京盈科(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蓝惊涛，北京盈科(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祝玲，女，1975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黄陂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葛环珍，北京盈科(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蓝惊涛，北京盈科(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张家港市鸿耀毛纺织厂（以下简称鸿耀毛纺厂）与被告武汉市江汉区五星纺织品经营部（以下简称五星经营部）、武汉市四星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星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4日立案后，依法通知祝玲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并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鸿耀毛纺厂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娟、被告五星经营部个体经营者陶亮、四星公司法定代表人陶龙、第三人祝玲及两被告与第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葛怀珍、蓝惊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鸿耀毛纺厂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五星经营部、四星公司：1.共同向鸿耀毛纺厂支付下欠货款980077.41元；2.共同支付逾期付款利息225506.28元（以980077.41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暂从2015年1月22日起计算至2019年9月20日，实际计算至清偿之日止）；3.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所有费用。事实与理由：鸿耀毛纺厂与五星经营部、四星公司系合作多年的商业伙伴。五星经营部、四星公司的业务一直由其实际控制人严育健与鸿耀毛纺厂进行经办和确认。多年来，基于长期合作的信任，鸿耀毛纺厂一直按照五星经营部、四星公司的要求向对方提供所需的纺织面料，但五星经营部、四星公司均未按期结清相关货款。截至2019年9月9日，经双方共同确认，五星经营部、四星公司尚差欠货款980077.41元未付。经催要未果，特具状起诉。五星经营部、四星公司共同辩称，鸿耀毛纺厂主张的980077.41元未付货款中，尚未扣减2015年1月21日之前发生的192件退货（价值约500000元）；四星公司自2012年开始即未实际经营，陶龙仅为公司名义上的法定代表人，实际投资人和控制人则为严育健；陶亮为陶龙之子、严育健的外甥，也未实际参与五星经营部的投资、经营与管理。对于五星经营部与鸿耀毛纺厂之间的往来账目，陶亮本人并不清楚，且严育健去世以后，四星公司、五星经营部的经营管理及债权债务系由严育健之妻祝玲负责，陶亮并无权对外与鸿耀毛纺厂签署对账单，已经签署的对账单并非四星公司、五星经营部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据严育健遗留的对账单、笔记本、退货单、银行流水、微信聊天记录、证人证言综合认定，五星经营部、四星公司目前仅下欠鸿耀毛纺厂货款约300000元左右。由此，鸿耀毛纺厂起诉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由双方重新进行对账后，再行认定欠款数额。祝玲述称意见与五星经营部、四星公司答辩意见相同。本院查明：五星经营部（登记经营者陶亮）、四星公司（法定代表人陶龙）实际控制人均为案外人严育健。2019年5月22日严育健病故前，一直由其本人负责四星公司、五星经营部对外商业往来，陶龙、陶亮予以帮忙协助。鸿耀毛纺厂与四星公司、五星经营部系长期商业合作关系，由前者向后者供应各类纺织面料，买卖双方在定期核对往来账目后确认差欠货款数额并进行相应结算。2015年1月21日，严育健与鸿耀毛纺厂投资人俞洪耀曾通过对账对2014年12月31日之前的差欠货款金额进行了确认。严育健去世后，其妻祝玲开始参与四星公司与五星经营部的经营管理。2019年8月，鸿耀毛纺厂投资人俞洪耀来汉，与陶亮等人在五星经营部办公场所内对双方往来账目核对多日，祝玲、陶龙均知晓前述情况。根据对账结果，俞洪耀、陶亮于2019年9月1日共同签署结账单一份，确认五星经营部最后结欠货款金额为980077.41元。2019年9月9日，陶亮又代表四星公司、五星经营部（乙方）同鸿耀毛纺厂（甲方）共同签署《对账付款协议》一份，写明乙方是关联单位，与甲方存在长年业务合作关系，乙方业务主要由严育健与甲方经办和确认。经对账，乙方两单位尚结欠甲方货款980077.41元。该欠款由乙方两家单位向甲方承担共同连带还款责任，从协议签订之日尽快归还。协议之上均由陶亮加盖了四星公司、五星经营部的印章。庭审中，陶龙对此未提异议。祝玲为前述协议列明的丙方，但其本人未在协议之上签字。对账后，鸿耀毛纺厂因催款未果，导致本案诉讼。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的对账活动在五星经营部经营场所之内进行多日，陶亮作为四星公司、五星经营部的代表与鸿耀毛纺厂进行对账的行为，实际已得到了祝玲、陶龙等人的认可。陶亮当庭明确表示对账结果是对账双方在全面核对往来账目的前提下形成的客观结果。诉讼过程中，四星公司、五星经营部及祝玲均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陶亮与鸿耀毛纺厂签署的《结账单》及《对账付款协议》并非四星公司、五星经营部的真实意思表示，故《结账单》及《对账付款协议》对对账双方应当具有法律约束力。四星公司、五星经营部内部人员之间存在的意见分歧并不影响两被告对外实施的统一对账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祝玲在完成对账后与负责对账的陶亮本人意见相左，现以账目存在遗漏为由对对账结果不予认可，但其以本人及四星公司、五星经营部名义提供的相关证据难以达到核减货款金额的证明目的。首先，2014—2017年度的往来账目中，仅有2014年度的对账情况有严育健与俞洪耀的签字确认，其余账目（包括严育健手账记录）均由买方单方形成，并未得到卖方的确认，也不能实际反映诉争192件货物的退货详情；其次，2020年7月1日相关物流公司开具的《证明》既未加盖证明单位印章也无证明人签名，证明人亦未出庭，证据的客观真实性无法认定，且《证明》内容中也未直接反映存在争议的192件退货情况，记明的相关退货与争议退货之间是否具有关联性也无法认定，故根据此证明同样难以达到证明争议货物已实际向鸿耀毛纺厂退还的目的；第三，根据证人罗某、余某当庭陈词，关于四星公司及五星经营部仅下欠鸿耀毛纺厂30余万元货款的情况，两证人均表示系从严育健处听说，至于具体是何货款、如何形成，两证人并未经手也不了解，关于争议的192件货物何时、何地、向何人退还，证人当庭也无法予以说明，证词内容欠缺证明力和说服力，故本院亦不予采信。鸿耀毛纺厂依据前期对账结果，向四星公司、五星经营部主张下欠货款，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四星公司、五星经营部对账后未及时履行还款义务，损害了鸿耀毛纺厂的财产权益，鸿耀毛纺厂据此主张资金占用损失，于法有据，本院亦予支持。但买卖双方在签订对账协议时，仅约定下欠货款尽快归还，并未明确约定还款的具体时间，考虑到对账后筹措资金还款需要进行必要的准备，故本院酬定还款准备时间为对账协议出具后一个月内。2019年10月9日期间届满后仍未清偿视为逾期，资金占用损失自次日开始计算。鸿耀毛纺厂主张自2015年1月22日起开始计算逾期还款损失，同对账双方针对还款期限作出的约定不符，故对不符部分的损失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六十一条，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武汉市江汉区五星纺织品经营部、武汉市四星纺织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张家港市鸿耀毛纺织厂清偿下欠货款980077.41元；被告武汉市江汉区五星纺织品经营部、武汉市四星纺织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张家港市鸿耀毛纺织厂赔偿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以下欠货款980077.41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2019年10月10日起计算至2020年8月19日止；之后利息，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20年8月20日起，计算至下欠货款全部清偿完毕之日止）；驳回原告张家港市鸿耀毛纺织厂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650元，减半收取计7825元，由被告武汉市江汉区五星纺织品经营部、武汉市四星纺织品有限公司连带负担（此款原告张家港市鸿耀毛纺织厂已预付本院，被告武汉市江汉区五星纺织品经营部、武汉市四星纺织品有限公司随同上述判决应付货款一并向原告张家港市鸿耀毛纺织厂支付）。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纪承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日书记员  赵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