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绥宁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527民初717号原告绥宁大汉城镇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绥宁县长铺镇中心街。法定代表人邹明，系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代理人陆安伟，湖南三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李剑烽，湖南三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黄军，男，1990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经商，住绥宁县。委托代理人苏珺生，湖南省绥宁县平民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曾升畴，男，1988年1月9日出生，汉族，个体户，住绥宁县，系绥宁县斯巴达300健身俱乐部个体户经营者。被告杨唐玮，男，苗族，1995年5月12日出生，住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被告刘雄，男，1983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职工，住绥宁县。被告杨彬，男，1998年11月11日出生，住云南省昆明市光渡区。被告阳涛，男，1990年12月20日出生，职工，住绥宁县。原告绥宁大汉城镇建设有限公司与被告黄军、曾升畴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1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院根据被告曾升畴的申请，依法追加杨唐玮、刘雄、杨彬为本案被告，根据刘雄的申请依法追加阳涛为本案被告。本案于2020年8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绥宁大汉城镇建设有限公司的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陆安伟、被告刘雄、被告黄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苏珺生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曾升畴、杨唐玮、杨彬、阳涛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绥宁大汉城镇建设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原告绥宁大汉城镇建设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一、请求依法解除原告与被告黄军于2017年7月21日签订的《商铺租赁合同》；二、判令二被告连带支付原告租金、商铺管理服务费共计154471元，物业费36422元，水费13340.9元，电费72元，违约金192086元，共计396391.9元；三、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7年7月21日被告黄军与原告签订了绥宁大汉有限公司《商铺租赁合同》，被告黄军租赁原告大汉商业街1号栋3屋3009、3010号商铺，面积701.12平方米，用于健身经营，租赁期限为6年。从2017年8月15日起至2023年8月14日止，前两年租金不变，第三年按8%逐年递增，费用起算日为2017年8月15日，租金、商业管理服务费半年一交，折后总价为874848元。其中租金总额为437424元，商业管理服务费总额为437424元。被告黄军支付租金、商业管理服务费的具体时间为：（1）2017年7月22日付清2017年8月15日至2018年8月14日的租金71514元，商业管理服务费71514元，共计143028元，折后为71514元。（2）2018年8月15日付清2018年8月15日至2019年2月14日租金35757元，商业管理服务费35757元，共计71514元，折后为71514元。（3）2019年2月15日付清2019年2月15日至2019年8月14日租金35757元，商业管理费35757元，共计71514元，折后为35757元。（4）2019年8月15日付清2019年8月15日至2020年2月14日租金38618元，商业管理服务费38618元，共计77236元，折后为77236元。（5）2020年2月15日交清2020年2月15日至2020年8月14日租金38618元，商业管理服务费38618元，共计77235元，折后为77235元……。当月的租金、商业管理服务费，被告黄军要提前30日将费用交付于原告指定帐号：中国工商银行服份有限公司绥宁支行账号19×××51，被告付清2019年2月15日以前的租金、商业管理服务费后，2019年8月15日，应付2019年8月15日至2020年2月14日租金、商业管理服务费77236元，2020年2月15日应付2020年2月15日至2020年8月14日租金、商业管理服务费77235元，共计154471元至今未付。根据合同约定被告拖欠租金、商业管理服务费、物业管理服务费、公共分摊水电费等费用视为违约，每逾期一天按拖欠金额千分之三支付滞纳金，拖欠超过十天，甲方有权或委托物业管理公司采取停止向乙方提供有关服务等其他强制措施，拖欠达一个月以上，则甲方有权或委托物业管理公司与乙方终止合同，采取清场措施收回门面，另行招租。同时乙方所交保证金不予退还。乙方还需付清所拖欠的款额及违约金，并赔偿甲方损失，税费由乙方承担，被告黄军与原告签订合同后将租赁原告大汉商业街1号栋3层3009、3010号铺交由曾升畴实际经营，现被告黄军、曾升畴对拖欠原告的费用应承担连带责任，按合同约定，二被告拖欠原告各项费用已超过一个月，两被告的行为也明显不履行合同，故原告请求予以解除，并要求被告黄军按合同承担违约金，违约时间算到2020年7月5日止。2019年8月15日被告应支付原告租金、商业管理服务费共计77236元，从2018年8月16日计算到2020年7月5日违约689天，按77236元的千分之三每日计算违约金为159647元；2020年2月15日被告应支付租金、商业管理服务费77235元，从2020年2月16日计算2020年7月5日违约140天，按77235元的千分之三每日计算违约金为32439元；共计违约金192086元，被告自签订合同后经营该商铺至今，欠物业费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13462元，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13462元，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8月14日9498元，合计36422元；水费13340.9元；电费72元。被告应当承担。综上所述：原告为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故依照我国相关法律之规定诉诸于法院，请求法院判若所请。被告杨唐玮辩称：一、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没有签订《商铺租赁合同》，被答辩人请求答辩人承担责任无任何事实及法律的依据，答辩人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与本案无关，针对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应依法予以驳回。据被答辩人诉称，2017年7月21日与被告黄军签订了《商铺租赁合同》，被告黄军租赁被答辩人大汉商业街1号栋3屋3009、3010号商铺，面积701.12平方米，用于健身经营……，被告黄军要提前30日将费用交付于被答辩人指定帐号：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绥宁支行，账号：19×××51，……。全篇均没有提到答辩人，依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本案适格被告为黄军，与答辩人无关。被答辩人向答辩人主张权利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答辩人并非涉案合伙人，被告曾升畴提供《健身房合作协议书》（下称“协议书”）未实际履行，不能证明答辩人已经成为合伙人，履行合伙事务。被告曾升畴追加答辩人作为被告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答辩人杨唐玮与本案被告黄军、曾升畴于2018年2月23日签订的《健身房合作协议书》（下称“协议书”）并未实际履行，答辩人与本案被告黄军、曾升畴在协议书签订后，并未就出资金额、方式、期限，盈余分配与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出资转让，合伙人的事务执行，合伙人的权利和义务等事宜进行进一步协商确定。具体如下：1、依据该协议中第五条第5点以及第十三条的约定，合伙人的出资于2017年9月1日以前交齐，答辩人由于种种因素，后期并未继续出资，应按退伙处理；2、答辩人从未参与过健身房的经营与管理，被告曾升畴也从未向答辩人进行过盈余分配，而健身房费用支出也未共同签字等等，更未收到过被告曾升畴交付的具有公司法律效应的账目情况。据此，被答辩人大汉公司依据未履行的协议书向答辩人主张相关费用，显然是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的；3、依据该健身房合作协议第七条第一款第1项的约定，新人入伙，必须经全体合伙人同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新合伙人入伙，除合伙协议另有约定外，应当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并依法订立书面入伙协议。订立入伙协议时，原合伙人应当向新合伙人如实告知原合伙企业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答辩人至今都不认识本案被追加的被告刘雄和杨彬。被告曾升畴也从未通知答辩人有关入伙的任何事项。因此，被告曾升畴提交的该份协议书系没有实际履行的，不能说有利被告曾升畴一个人享，风险有其他人但，这显然是有背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的，更不应作为答辩人需要为此承担责任的依据。综上所述，答辩人杨唐玮不是本案利害关系人，与本案无关，恳请合议庭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绥宁大汉城镇建设有限公司针对答辩人杨唐玮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刘雄辩称：大汉与健身房签的合同我没有参与，是签订很久才拿给我看的，我根本不清楚，大汉也没有起诉我。被告曾升畴签订的协议书中明确约定要其他合伙人同意，但是事实上我并未见过其他合伙人，没有其他股东予以认可，我只签订了这个协议书。出资方式是2017年9月1日前交齐，事实上我的钱不是这个时候交的，这个是和事实相冲突的，我认为这个合伙协议不具有法律效力。根据协议里面的要求，我的投资是232900元，事实上我的投资总共才十六万多，这个是有矛盾的，所以这个协议和我的出资金额不符。根据我和曾升畴签订的协议书内容，里面规定了我们的权利和义务，但是他根本没有履行我们小股东应当享有的权利，账目至今都没有给我们查看，他是违背了义务的。按道理我们股东是可以每个月查看账目，对重要事项进行表决，但是曾升畴一直没有采纳。我和曾升畴虽然签订了这份协议书，但是我至始至终没有参与过俱乐部的经营管理，实际上我根本不是合伙人。曾升畴拖欠的房租是2019年8月15日拖欠到2020年6月，在这其中曾升畴办理了几次大型活动，获取了五十万左右的资金，他是有钱支付这个费用的。对于债务合同不是我签的，我不应承担责任。被告黄军辩称：原告诉称的事实与本案客观事实不符，对原告所诉事实和诉讼请求均不予认可。2017年7月21日签订的合同并不是原告与被告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而是斯巴达300健身俱乐部和原告签订的合同，原告诉称的租金等费用不是被告承担，而是由俱乐部承担。原告诉称从2019年8月15日至2020年8月14日租金、商业管理费服务费共计154471元，但合同约定六个月一付，俱乐部到期未付，原告就应当采取相应的措施，不能让损失扩大，对扩大的损失原告有义务承担。原告主张的物业费没有政府的相关部门关于收取物业费的标准和文件，也没有被告拖欠物业费的相关依据。二、原告诉称的事实前后不一致、相关矛盾。原告计算租金、商业管理服务费违约天数从2018年8月16日计算到2020年7月5日689天，计算起止时间有误，导致天数不对。三、被告已经退伙与退伙后产生的债权债务没有关联。被告于2018年2月10日将20%股份转让给本案被告杨唐玮，同年4月7日将21.5%股份转让给被告刘雄，被告退伙前债务已清。综上所述，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对被告的诉讼请求。被告阳涛、杨彬未予答辩，亦未提交证据。经审理查明：2017年7月22日，被告黄军作为绥宁县斯巴达300健身俱乐部的合伙人代表斯该俱乐部（乙方）与原告（甲方）签订了绥宁大汉有限公司《商铺租赁合同》，合同约定：斯巴达300健身俱乐部租赁原告大汉商业街1号栋3屋3009、3010号商铺，面积701.12平方米，用于健身经营，租赁期限为6年，从2017年8月15日起至2023年8月14日止，前两年租金不变，第三年按8%逐年递增，费用起算日为2017年8月15日，租金、商业管理服务费半年一付，折后总价为874848元，其中租金总额为437424元，商业管理服务费总额437424元。支付租金、商业管理服务费的具体时间：（1）2017年7月22日付清2017年8月15日至2018年8月14日的租金71514元，商业管理服务费71514元，共计143028元，折后为71514元；（2）2018年8月15日付清2018年8月15日至2019年2月14日租金35757元，商业管理服务费35757元，共计71514元，折后为71514元；（3）2019年2月15日付清2019年2月15日至2019年8月14日租金35757元，商业管理费35757元，共计71514元，折后为35757元。（4）2019年8月15日付清2019年8月15日至2020年2月14日租金38618元，商业管理服务费38618元，共计77236元，折后为77236元。（5）2020年2月15日交清2020年2月15日至2020年8月14日租金38618元，商业管理服务费38618元，共计77235元，折后为77235元……。物业费按月每平方米1.6元计算；当月的租金、商业管理服务费，要提前30日将费用交付于原告指定帐户内。根据合同约定被告拖欠租金、商业管理服务费、物业管理服务费、公共分摊水电费等费用视为违约，每逾期一天按拖欠金额千分之三支付滞纳金，拖欠超过十天，甲方有权或委托物业管理公司采取停止向乙方提供有关服务等其他强制措施，拖欠达一个月以上，则甲方有权或委托物业管理公司与乙方终止合同，采取清场措施收回门面，另行招租。同时乙方所交保证金不予退还。乙方还需付清所拖欠的款额及违约金，并赔偿甲方损失，税费由乙方承担。被告付清2019年2月15日以前的租金、商业管理服务费后，现尚欠的有：2019年8月15日应付2019年8月15日至2020年2月14日的租金、商业管理服务费77236元，2020年2月15日应付2020年2月15日至2020年8月14日的租金、商业管理服务费77235元，共计154471元。被告自签订合同后经营该商铺至今，欠物业费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13462元，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13462元，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8月14日9498元，合计36422元；欠2018年12月至今水费及违约金13340.9元；欠2020年6月29日至7月8日电费72元。被告与原告签订合同后将租赁原告大汉商业街1号栋3层3009、3010号铺从事健身俱乐部经营，2020年5月底，该俱乐部的工作人员及他人将俱乐部的健身器械和相关设施搬走，不再继续经营。截止到2020年7月5日，被告应于2019年8月15日支付原告租金、商业管理服务费共计77236元，从2019年8月16日计算到2020年7月5日违约324天，按77236元的千分之三每日计算违约金为75073元；2020年2月15日被告应支付租金、商业管理服务费77235元，从2020年2月16日计算2020年7月5日违约140天，按77235元的千分之三每日计算违约金为32439元；共计违约金109675元。绥宁县斯巴达300健身俱乐部于2017年7月31日经绥宁县食品药品工商质量监督管理局登记成立的有字号的个体工商户，经营者（户主）曾升畴。被告曾升畴一直是绥宁县斯巴达300健身俱乐部的负责人，绥宁县斯巴达300健身俱乐部成立时最初的股东系被告曾升畴占股份58.5%和黄军占股份41.5%。2018年2月10日，被告黄军（甲方）与被告杨唐玮（乙方）签订《初步合作协议书》约定：甲方自愿转让绥宁县斯巴达300健身俱乐部20%的股份给乙方，股份价值96686元；乙方按利润的20%参与分红等内容。2018年2月16日至2月23日，被告杨唐玮通过微信向被告黄军支付了股金96686元。2018年2月23日，被告曾升畴（甲方）、黄军（乙方）、杨唐玮（丙方）签订了《健身房合作协议书》三方对经营斯巴达300健身俱乐部达成一致协议，其中第四条约定：合伙期限自2017年9月1日至2023年9月1日；第五条：总投资85万元，其中甲方投资497250元占股份58.5%，乙方投资182750元占股份21.5%，丙方投资17万元占股份20%，按出资比例确定盈余分配和债务承担，合伙期间各合伙人的出资为共有财产，不得随意请求分割，合同终止后，各合伙人的出资为个人所有；第七条：（一）入伙：1、新合伙人入伙必须经全体合伙人同意，2、承认并签署本合伙协议，3、除入伙协议另有约定外，入伙的新合伙人与原合伙人享有同等权利，承担同等责任。入伙的新合伙人对入伙前合伙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二）退伙：合伙的经营期间，有下例情形之一时，合伙人可以退伙：1、合伙协议约定的退伙事由出现；2、经全体合伙人同意退伙；3、发生合伙人难以继续参加合伙的事由……（三）出资的转让，允许合伙人转让其在合伙中的全部或部分财产份额，在同等条件下，合伙人有优先受让权。如向合伙人以为的第四人转让，第四人应按入伙对待，否则以退伙对待转让人。合伙人以外的第四人受让合伙企业财产份额的，经修改合伙协议即成为合伙企业的合伙人；合同并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绥宁县斯巴达300健身俱乐部创办之前被告曾升畴、黄军等人创办了莱动健身俱乐部，被告刘雄于2016年12月11日交了15000元入股定金，后因该俱乐部解散，该入股定金没有退还给刘雄。2018年4月7日，被告黄军在征得被告曾升畴、杨唐玮同意后将其在绥宁县斯巴达300健身俱乐部的所有股份21.5%作价9万元转让给被告刘雄，但双方在签订的《绥宁县斯巴达300健身俱乐部股份转让协议》注明的股份份额为20%，价值为11.2万元。当日，被告曾升畴与被告刘雄签订了《绥宁县斯巴达300健身俱乐部合作协议书》，该协议书的内容与被告曾升畴、黄军、杨唐玮签订的《健身房合作协议书》系同一版本，只是对被告曾升畴和刘雄的出资额和所占的股份份额进行了修改，其中被告曾升畴的投资金额为447100元占股份52.6%，被告刘雄的投资金额为232900元占股份27.4%。被告曾升畴、刘雄所占绥宁县斯巴达300健身俱乐部股份份额与被告黄军转让股份前曾升畴、黄军所占绥宁县斯巴达300健身俱乐部股份份额相同，均为80%，但被告曾升畴的投资额与股份降低的原因是将刘雄在2016年12月11日交的定金15000元作为其股金计算给刘雄，相应减少了被告曾升畴的股本与份额。被告黄军在将其股份转让给刘雄后便退出了合伙的经营管理。2019年5月24日，被告曾升畴与被告杨彬签订了《绥宁县斯巴达300健身俱乐部合作协议书》，该协议书第四条约定：合伙期限为：2017年6月1日至2027年6月1日；第五条约定：甲方（被告曾升畴）投资金额100万元，乙方投资5万元占10%的比例，合伙人的出资于2017年6月1日前交齐；该协议的其他内容与《健身房合作协议书》、被告曾升畴与被告刘雄签订的《绥宁县斯巴达300健身俱乐部合作协议书》的内容一致。另查明：2020年1月底，因全国新冠疫情不可抗力，绥宁县人民政府也作出停工停产的决定，绥宁县在3月底才全面复工。原告也承诺同意减免被告一个月的租金、商业管理服务费。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供的原告营业执照、被告黄军、曾升畴身份证、斯巴达健身俱乐部登记信息复印件各1份，商铺租赁合同复印件1份；被告黄军提供的2016年12月11日合伙协议复印件各1份、2018年2月10日初步合作协议、2018年2月23日健身房合作协议、2018年4月7日绥宁县斯巴达300健身合作协议书复印件各1份、转账清单复印件1份、微信截图复印件1份、U盘录音1份、水费清单、电费清单复印件各1份；被告刘雄提供的2018年4月7日与黄军签订的绥宁县斯巴达300健身合转让协议书、与曾升畴签订的绥宁县斯巴达300健身合作协议书复印件各1份；予以证实，本院予以采信。本院认为，原告绥宁大汉城镇建设有限公司与被告黄军作为绥宁县斯巴达300健身俱乐部的合伙人代表斯巴达300健身俱乐部签订的《商铺租赁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对绥宁县斯巴达300健身俱乐部的全体合伙人和原告具有法律效力，双方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被告没有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及时支付租金、商业管理服务费、物业费、水电费的行为违约，应当承担继续支付相关费用和违约金的违约责任。被告长期未支付租金、商业管理服务费，并且将健身设备搬离租赁场所，其行为已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故原告绥宁大汉城镇建设有限公司主张的解除合同和支付租金、商业管理服务费、物业费、水电费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因被告在租赁期内遇到全国新冠疫情不可抗力，政府也作出停工停产的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当事人迟延履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不能免除责任。”结合本案实际情况，因不可抗力原因应减免被告二个月租金、商业管理服务费。原告绥宁大汉城镇建设有限公司要求按照合同约定支付的违约金192086元是应收租金、商业管理服务费的124.35％，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应当依法予以核减。本院认为原告的违约损失应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自应付租金、商业管理服务费至次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绥宁县斯巴达300健身俱乐部的最初合伙人系曾升畴与黄军，而后黄军将其20%的股份转卖给杨唐玮，杨唐玮也支付了股金并与曾升畴、黄军签订了合伙协议，杨唐玮便已成为该俱乐部的合伙人之一。被告黄军将其剩余的股份转卖给刘雄，刘雄与曾升畴又签订了合伙协议，且根据《健身房合作协议书》第七条的规定，刘雄已具备合伙人的身份，故刘雄在签订协议以后成为该俱乐部的合伙人之一。根据被告曾升畴与被告刘雄签订了《绥宁县斯巴达300健身俱乐部合作协议书》所确定的股份份额，被告黄军从2018年4月7日起已不再持有绥宁县斯巴达300健身俱乐部股份份额，也未参与经营管理，故从该日起被告黄军已退出合伙，不再是合伙人，不应对绥宁县斯巴达300健身俱乐部2018年4月7日以后产生的债务承担民事责任，但对之前的债务仍应承担民事责任。被告曾升畴收取杨彬股金5万元，从双方合同内容来看，合同对合伙的期限与投资入股的总股金均与曾升畴和其他股东签订的合伙协议存在本质的差异，而且如果杨彬作为合伙人必然会影响其他合伙人的股份份额，但从证据上并未发现其他合伙人的股份份额发生变化且没有经过全体合伙人同意，故本院认定曾升畴与杨彬发生的行为只是其个人之间的债务行为，与绥宁县斯巴达300健身俱乐部其他合伙人行为无关，被告杨彬不是绥宁县斯巴达300健身俱乐部的合伙人。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合伙人对合伙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故作为绥宁县斯巴达300健身俱乐部的合伙人，应对合伙期间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被告杨唐玮以其没有购买被告黄军的股份，其不是绥宁县斯巴达300健身俱乐部的合伙人的主张，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被告刘雄以其只购买了被告黄军20%的股份，被告黄军仍是合伙人之一的主张，亦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因无证据证实阳涛系合伙人，故阳涛不应承担民事责任。根据《健身房合作协议书》《绥宁县斯巴达300健身俱乐部合作协议书》第七条的规定：入伙的新合伙人对入伙前合伙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故被告杨唐玮、刘雄在其入伙前因绥宁县斯巴达300健身俱乐部所欠原告的物业费也应承担连带责任。被告曾升畴、杨唐玮、阳涛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可依法缺席判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五条、第八十四条、第八十七条、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四十一条、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九十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二百二十六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绥宁大汉城镇建设有限公司与由被告黄军代表绥宁县斯巴达300健身俱乐部于2017年7月22日签订的《商铺租赁合同》；二、由被告曾升畴、杨唐玮、刘雄连带支付原告绥宁大汉城镇建设有限公司租金、商业管理服务费128726元及违约金5297元（2019年8月15日被告应付原告租金、商业管理服务费77236元，从2019年8月15日计算到2020年7月5日违约324天，按年利率6％计算违约金4113元；2020年2月15日被告应支付租金、商业管理服务费扣除二个月租金、商业管理服务费后的费用51490元，从2020年2月15日计算至2020年7月5日违约140天，按年利率6％计算违约金1184元）；三、由被告曾升畴、杨唐玮、刘雄连带支付原告绥宁大汉城镇建设有限公司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物业费13462元，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物业费13462元，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8月14日物业费9498元，合计36422元；被告黄军对2018年1月至2018年4月的物业费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四、由被告曾升畴、杨唐玮、刘雄连带支付原告绥宁大汉城镇建设有限公司水费及违约金13340.9元和电费72元；五、驳回原告绥宁大汉城镇建设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六、上述执行内容限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减半收取3623元，由原告绥宁大汉城镇建设有限公司负担1823元，被告曾升畴、杨唐玮、刘雄负担18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楚华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林玉娟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五条合伙的债务，由合伙人按照出资比例或者协议的约定，以各自的财产承担清偿责任。合伙人对合伙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偿还合伙债务超过自己应当承担数额的合伙人，有权向其他合伙人追偿。第八十四条债是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享有权利的人是债权人，负有义务的人是债务人。第八十七条债权人或者债务人一方人数为二人以上的，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当事人的约定，享有连带权利的每个债权人，都有权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负有连带义务的每个债务人，都负有清偿全部债务的义务，履行了义务的人，有权要求其他负有连带义务的人偿付他应当承担的份额。第一百零六条公民、法人违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第一百零八条债务应当清偿。暂时无力偿还的，经债权人同意或者人民法院裁决，可以由债务人分期偿还。有能力偿还拒不偿还的，由人民法院判决强制偿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四十一条起字号的个体工商户，在民事诉讼中，应以营业执照登记的户主(业主)为诉讼当事人，在诉讼文书中注明系某字号的户主。第五十一条在合伙经营过程中增加合伙人，书面协议有约定的，按照协议处理;书面协议未约定的，须经全体合伙人同意，未经全体合伙人同意的，应当认定入伙无效。第五十三条合伙经营期间发生亏损，合伙人退出合伙时未按约定分担或者未合理分担合伙债务的，退伙人对原合伙的债务，应当承担清偿责任;退伙人已分担合伙债务的，对其参加合伙期间的全部债务仍负连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第九十八条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不影响合同中结算和清理条款的效力。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一十四条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低于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第一百一十七条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当事人迟延履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不能免除责任。第二百二十六条承租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租金。对支付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租赁期间不满1年的，应当在租赁期间届满时支付；租赁期间1年以上的，应当在每届满1年时支付，剩余期间不满1年的，应当在租赁期间届满时支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