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561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星辉睿选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郭辉。委托诉讼代理人：司瑞斌，北京金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奕蒙，女，1984年8月24日出生，住哈尔滨市南岗区。上诉人星辉睿选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辉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李奕蒙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5民初592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星辉公司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案件受理费由李奕蒙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逻辑错误。1.李奕蒙的案由为购车合同纠纷，对此，东城区法院及二中院的判决已经将李奕蒙的购车行为界定为刑事诈骗，并明确刑事及民事赔偿责任人为星辉公司股东胡星。李奕蒙诉讼依据的合同根本不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胡星高价提车交付给李奕蒙是为了继续行骗，李奕蒙又签订了后续几台车合同并交付定金是为了牟取每台车30多万元的不当得利。如果合同有效，胡星就不构成犯罪，而是民事违约行为。但是合同的无效性已经由刑事判决所确认，故一审判决星辉公司承担民事责任没有依据。2.前述判决已明确刑事及民事责任人为胡星个人，而星辉公司只是犯罪的工具。李奕蒙主张由犯罪工具星辉公司承担责任，一审法院对此予以支持属于逻辑错误。二、民事赔偿不能重复主张，更不能向无责任的主体主张。星辉公司不是胡星诈骗案的民事及刑事责任人，李奕蒙主张对象错误。三、一审法官裁判存在明显倾向性，不能居中公正裁判。李奕蒙辩称，同意一审判决结果，不同意星辉公司的上诉意见。李奕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李奕蒙与星辉公司签订的代理购车协议；2.判令星辉公司返还购车款587700元、双倍返还定金5062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2月21日，李奕蒙通过微信询问星辉公司法定代表人郭辉购车价格、提车时间、进货渠道等事宜。郭辉称其与中东王子合作，车辆从中东正规进口，车辆上牌后才结尾款。12月22日，郭辉称4S店报价是88万元加价29万元，车款大概110万元，再加各种税、手续费，一共要120万元左右。李奕蒙表示想要购买1台车辆，询问郭辉公司位置、如何签订合同。郭辉告知公司地点在北京饭店C座茶语，表示其会打印合同，让李奕蒙先交纳定金。同年12月24日，郭辉通过微信向李奕蒙发送《代理购车协议》（以下简称《协议一》），载明：代理方为中恒公司，买方为李奕蒙；买方购买的车辆品名、车型为丰田埃尔法，颜色为白外米内3.5豪华版，数量为1辆，单价、提车总价为57.8万元，定金为5.78万元，车辆验车上牌后付全款；交货地点为天津，2017年2月11日前提车；买方在协议签署后交付车辆定金5.78万元；买方提车时办理银行贷款，付清余款52.02万元，卖方收到全款后将车辆交与买方；卖方保证协议所提供的车辆完全符合出厂所规定的质量标准，交付由卖方提供发票等相关车辆检测手续；卖方未能于协议规定交车时间内交车时，买方有权拒绝接受车辆，卖方无条件退还所收预付款；协议通知与送达方式可以是微信、短信、电子邮件、传真；（第9条免责条款）如因不可抗力（如战争、自然灾害、意外事故、国家政策等）或厂家供货调整等其他在卖方控制范围外的因素，造成车辆不能交货或不能按期交货，卖方不承担违约责任，双方任何一方因不可抗力因素而不能执行协议时，应及时向对方通报不能执行的理由，经双方协商允许延期执行或中止协议，并根据具体情况或全部免予承担违约责任；协议在定金到账后生效；代办上牌费用为1000元等。《协议一》落款无任何签章。李奕蒙询问第9条载明自然因素的含义。郭辉答复称若交定金后车到了，车没有问题不退定金，车存在质量问题可以退；李奕蒙可打印合同签名，拍照后发给郭辉，郭辉可以安排发车，保证15日前到货。12月26日，李奕蒙将《协议一》打印后在落款买方处签名，将纸质版协议交付给郭辉。当日，李奕蒙分别向郭辉名下尾号0909的银行账户汇款3.78万元、通过POS刷卡方式向华悦红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悦公司）支付2万元，共计5.78万元作为《协议一》项下车辆（以下简称第1辆车）定金。12月27日，郭辉通过微信向李奕蒙发送《协议一》的签章页，落款处代理方联系人为郭辉签名，代理方处加盖有中恒公司合同专用章。2017年3月6日，李奕蒙询问郭辉从业时间。郭辉称老公司很多年了，新公司星辉公司刚开始从业，其主要从事商旅定制，“买点汽车当玩的”。3月14日，郭辉向李奕蒙发送货物进口证明书、进口机动车信息登记表、车辆一致性证书照片，并称是当日上海打出的“埃尔法单子”。李奕蒙询问是否能发送北京车辆的相关手续。郭辉再次向李奕蒙发送货物进口证明书、进口机动车信息登记表、车辆一致性证书照片。同年3月17日，郭辉通过微信向李奕蒙发送《代理购车协议书》（以下简称为《协议二》），并称已经打印好、盖完章了。《协议二》载明：甲方为星辉公司（联系人为郭辉），乙方空白；乙方向甲方购买汽车品名、车型为丰田埃尔法，版本为3.5L尊享版，数量为1辆，单价、提车总价为65万元，备注为黑外米内；交货地点为四川，交货时间为2017年5月30日前提车；买方在协议签署后交付车辆定金6.5万元，逾期仍未办妥者，卖方有权将车辆另行销售，协议同时作废；买方提车时付清尾款58.5万元，卖方收到全款后将车辆交付乙方；甲方账户为星辉公司名下尾号0701的银行账户等；其他内容与《协议一》一致。《协议二》上无任何签章。郭辉称手上无公章，拿去税务了，白色的以后补签。3月18日，李奕蒙通过微信向郭辉支付两笔1万元，共计2万元，其中1万元为《协议二》项下车辆（以下简称第2辆车）定金。当日，李奕蒙询问“白色车辆”的提车时间。郭辉答复该辆车被海关抽检，周一才能确定。3月22日，李奕蒙向星辉公司名下尾号0701的账户汇款64.3万元并备注附言为“成都埃尔法白色顶配”，其中3000元为运费，剩余64万元为《协议二》项下购车款（包括定金）。3月23日，郭辉向李奕蒙发送车辆被托运的视频，并称运费是5600元，1周到货。李奕蒙询问是否有运单。郭辉称中恒公司不愿意给物流底单，应该是在运费里加钱了，以后不能再和中恒公司合作了。同年3月24日，李奕蒙向星辉公司名下尾号0701的银行账户汇款64万元，并备注附言为“白色埃尔法顶配”。该64万元与3月18日李奕蒙向郭辉微信转账的剩余1万元作为1辆丰田白色埃尔法（以下简称第3辆车）的购车款。当日，李奕蒙收到该车辆。同年3月28日，李奕蒙向星辉公司名下尾号0701的银行账户汇款13万元，并备注附言为“两台埃尔法库存”。诉讼中，双方确认该款项系李奕蒙向星辉公司另行订购的2台白外米内的丰田埃尔法汽车（以下分别简称第4辆、第5辆车）定金，每辆定金6.5万元，单价、提车总价均为65万元/辆，交货时间为2017年5月30日，其他内容与《协议二》一致。同年8月16日，郭辉前往东华门派出所报案称被胡星诈骗。当日，公安机关予以受理。2018年2月27日，公安机关将该案移送至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8月30日，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以胡星涉嫌诈骗罪提起公诉。2018年12月27日，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东城法院）作出（2018）京0101刑初427号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427号刑事判决书），认定2016年11月至2017年4月间，胡星对郭辉谎称认识沙特阿拉伯皇室成员，可低价从中东地区进口汽车，二人约定合作从事汽车销售业务，郭辉负责寻找客户并收取购车款，胡星负责车源；郭辉先后与李奕蒙等14人签订低价代理购车协议，收取李奕蒙等人交付的购车款共计人民币300余万元，后将其中297.07094万元转交胡星用于购车；胡星收款后从国内汽车经销商处购得丰田埃尔法汽车一辆（价税合计81.6万元）并交付李奕蒙，绝大部分款项被胡星用于个人支出；2017年11月23日，胡星被侦查机关抓获归案；案发前后，郭辉共计退还7人（不包括李奕蒙）交付的部分购车款共计61.2万元，其中包括转交胡星后被胡星非法占有的57.79594万元；截至该案审结，胡星造成6名被害人损失共计147.775万元，其中张某损失66万元，李奕蒙损失46.58万元，张某某损失19.5万元，陈某某损失7.695万元，吴某某损失4.8万元，徐某损失3.2万元。东城法院认为胡星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他人钱财，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侵犯了公民的合法财产权利，已构成诈骗罪，应依法予以惩处，故判决胡星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12万元；责令胡星退赔涉案赃款307.63万元，发还各被害人（附发还清单）；在案冻结的胡星尾号为7943的招商银行卡及尾号为6092的中国银行卡内的款项冲抵退赔款按比例发还各被害人，不足部分继续向胡星追缴后发还各被害人。后胡星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2019年8月7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二中院）作出（2019）京02刑终199号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199号刑事判决书），另查明：2017年3月，胡星从国内汽车经销商处高价购得丰田埃尔法汽车1辆，后将该车交付李奕蒙；该车合同价为112.9万元，发票载明价税合计81.6万元。二中院认为，胡星从国内汽车经销商处购得丰田埃尔法汽车1辆后交付李奕蒙，李奕蒙实际损失得以减少，故该车价值应从李奕蒙的损失中扣减；该车存在合同价和发票价的巨大差异，合同价取决于买卖双方的合意，李奕蒙并非胡星与汽车经销商之间购车合同的当事人，李奕蒙的损失大小不应取决于胡星和汽车经销商关于涉案车辆价格形成的合意；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是车辆的有效价格证明，故应按照发票价扣减李奕蒙的实际损失；胡星加价部分系其犯罪成本，不应转嫁给被害人承担。故二中院判决，撤销东城法院427号刑事判决；胡星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1万元；责令胡星退赔违法所得2055709.4元，发还张某66万元，发还李奕蒙46.58万元，发还张某某19.5万元，发还陈某某76950元，发还吴某某4.8万元，发还徐某3.2万元，发还郭某577959.4元；在案冻结胡星招商银行账户、中国银行账户内的钱款并入责令退赔项执行。诉讼中，李奕蒙表示：郭辉称可以代表中恒公司签署《协议一》，但未向李奕蒙交付加盖中恒公司印章的纸质版协议，《协议一》应是李奕蒙与星辉公司签订的合同；郭辉与胡星有其他经济往来，星辉公司提交的银行凭证、微信支付凭证不能证明其已将收取李奕蒙的相关钱款转给胡星；199号刑事判决书作出后，其未获得胡星退赔的任何款项。星辉公司则表示：因公司经营要收取利润，且后续车辆通关需要费用，故其未将李奕蒙支付的全部购车款转给胡星；胡星自称是中恒公司股东，华悦公司向胡星的汇款系由中恒公司操作，与星辉公司无关。另查一，星辉公司于2016年12月15日登记成立，股东为郭辉、胡星，由郭辉担任法定代表人，经营范围包括销售汽车等。2017年5月17日，星辉公司股东变更为胡星、黄某，后于2017年10月18日重新变更为胡星、郭辉，持股比例各为50%，由郭辉担任法定代表人，胡星任监事。中恒公司于2015年6月24日登记成立，股东为张某某、卢某某，2016年8月12日股东变更为张某某、卢某某、马某某。郭辉、胡星并非中恒公司在工商机关登记备案的股东。另查二，诉讼中，星辉公司提交银行凭证、微信支付凭证若干，证明其在收到李奕蒙汇款后向胡星支付购车款的情况。上述凭证显示：2016年12月27日，郭辉通过POS刷卡方式向华悦公司支付19975元；当日，华悦公司向胡星名下尾号6092的银行账户汇款2万元，郭辉通过微信方式向胡星转账27800元；12月28日，郭辉通过支付宝向胡星转账1万元。2017年3月22日、24日、28日，星辉公司分别向胡星名下尾号7943的银行账户汇款52.8万元、60万元、9.6万元，并分别备注为“购车成本”“定金车款”“订车定金”。以上共计向胡星汇款1281800元。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协议一》的合同相对方，星辉公司辩称李奕蒙与中恒公司签订的《协议一》与其无关，李奕蒙则认为郭辉系代表星辉公司与其签订《协议一》。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协议一》上抬头及落款均载明缔约主体系中恒公司，郭辉通过微信向李奕蒙发送加盖中恒公司合同专用章的《协议一》签章页并签名，并未加盖星辉公司印章，郭辉的签名行为不足以证明其系代表星辉公司履行法定代表人职权，现有证据亦不足以证明星辉公司曾授权郭辉在《协议一》上签名。故李奕蒙要求解除《协议一》，并要求星辉公司承担《协议一》项下还款及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若有争议，李奕蒙可向相关主体另行主张。星辉公司辩称与李奕蒙就第2-5辆车形成的买卖合同应认定为无效，一审法院认为，法人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涉案刑事犯罪或者刑事裁判认定其构成犯罪的，受害人请求该法人承担民事责任的，属于同一当事人因不同事实分别发生民商事纠纷和涉嫌刑事犯罪，民商事案件与刑事案件应当分别审理。星辉公司的股东胡星虽被已生效的199号刑事判决书认定为构成诈骗罪，现无证据证明星辉公司在与李奕蒙缔结签署买卖合同时知晓胡星有关诈骗事宜，胡星有关犯罪行为并不影响李奕蒙与星辉公司形成的有关车辆买卖合同的效力。李奕蒙与星辉公司就第2-5辆车形成的买卖合同关系，均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各自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依据已生效的199号刑事判决书认定之事实及本案庭审查明之事实，李奕蒙已向星辉公司支付第2辆车购车款65万元（包括定金6.5万元）及运费3000元、第4、5辆车定金共计13万元，星辉公司应于2017年5月30日前向李奕蒙交付前述3辆车辆。星辉公司至今未向李奕蒙交车，已构成严重违约，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故李奕蒙要求解除双方就第2、4、5辆车形成的买卖合同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我国合同法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现无证据证明李奕蒙在提起本案诉讼前曾向星辉公司要求解除合同，故一审法院认定上述合同自星辉公司收到载有李奕蒙相关诉讼请求的起诉材料之日解除。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协议二》明确约定若星辉公司未按时交车，李奕蒙有权拒收车辆，且星辉公司应向李奕蒙退还已收取的款项。星辉公司至今未向李奕蒙交付相应车辆，应向李奕蒙退款。鉴于199号刑事判决书已结合星辉公司向胡星转账金额、胡星实际向李奕蒙交付车辆的发票金额等因素，判决由胡星退赔李奕蒙46.58万元，依据公平原则，相应款项应自星辉公司向李奕蒙退款的金额中予以扣除。经核算，李奕蒙有权要求星辉公司退还的金额为317200元。就星辉公司已向李奕蒙交付的第3辆车，双方如有争议，可另行解决，一审法院不在本案中处理。关于李奕蒙主张星辉公司支付定金罚金的诉讼请求，《协议二》明确约定若因不可抗力或其他在星辉公司控制范围外的因素造成车辆不能交货或不能按期交货的，星辉公司不承担违约责任。依据本案查明之事实，因星辉公司股东胡星犯诈骗罪，导致星辉公司无法向李奕蒙交付车辆，现无证据证明星辉公司在与李奕蒙缔结合同之时已知悉胡星上述诈骗事宜，李奕蒙要求星辉公司支付定金罚金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三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李奕蒙与星辉公司二〇一七年三月十七日签订的《代理购车协议书》[一辆丰田埃尔法车辆（黑外米内）]及就两辆丰田埃尔法车辆（白外米内）形成的买卖合同关系于二〇一八年七月十六日解除；二、星辉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退还李奕蒙购车款317200元；三、驳回李奕蒙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综合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和查明的事实，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为星辉公司是否应返还李奕蒙购车款。本案中，星辉公司上诉主张刑事判决已确认合同无效，明确刑事及民事责任人为胡星个人，星辉公司仅是胡星犯罪的工具，李奕蒙亦只能向胡星主张权利。对此本院认为，首先，现并无证据证明星辉公司在与李奕蒙签署买卖合同时知晓胡星有关诈骗的事宜；其次，案涉购车款系由李奕蒙向星辉公司支付，星辉公司一审中亦认可其未将李奕蒙支付的全部购车款转给胡星；再次，199号刑事判决书并未认定星辉公司系胡星作案的工具，亦未在刑事判决中确认民事合同无效及民事责任人为胡星个人；最后，结合合同签署及交易情况等情形可知，星辉公司系因其股东胡星犯诈骗罪而无法向李奕蒙交付车辆。故综合上述情形，胡星有关犯罪行为并不影响李奕蒙与星辉公司之间有关车辆买卖合同的效力，李奕蒙可依据合同相对性向星辉公司主张相关权利，故本院难以认定李奕蒙与星辉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无效，星辉公司以此为由主张不应返还李奕蒙购车款，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根据本案实际情况，结合在案证据，确认星辉公司与李奕蒙之间的有关买卖合同关系解除并判令星辉公司返还李奕蒙剩余购车款，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星辉公司向李奕蒙交付的第3辆车，双方如有争议可另行解决。综上所述，星辉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058元，由星辉睿选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高 贵审 判 员  邓青菁审 判 员  张清波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  谢 薇书 记 员  陈昭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