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民终541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市信凯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海淀中街16号中关村公馆E座102。法定代表人：魏俊冰，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沙云翠，北京市信凯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柳文龙，北京市信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生长青，男，1963年9月11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平，北京佳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曹传芳，北京观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市中方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工体东路20号百富国际大厦11D。法定代表人：**，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国鑫，北京市中方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北京市信凯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信凯律所）与被上诉人生长青、被上诉人北京市中方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中方律所）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8民初66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规定，合议庭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后，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信凯律所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由中方律所赔偿生长青75万元损失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的证据缺乏事实依据，认定事实错误。2016年8月1日至2017年9月4日，李静山律师在我所任职，任职期间，李静山为迟明山、生长青代理了继承纠纷案件、遗嘱见证、赡养费纠纷案件等事项。现有法律并无律师为委托人代理过案件不能提供遗嘱见证服务的规定，我所委派李静山提供见证服务及继续为迟明山、生长青代理案件，并不违反法律、法规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是合法有效的，因此我所在本案中并无过错，与生长青遭受损失亦无因果关系。李静山转至中方律所后，继续为迟明山、生长青代理案件，使得李静山无法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导致涉案遗嘱被确定无效，中方律所管理上的过错，导致了涉案遗嘱被法院确定无效，故应当由中方律所承担本案的赔偿责任。生长青辩称，同意一审法院判决，不同意信凯律所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中方律所诉称，李静山是否可以作为证人出庭作证与本案没有因果关系，涉案遗嘱被确定无效的原因是李静山与涉案遗嘱存在利害关系，因此信凯律所应承担本案的赔偿责任。我所因一审法院文书送达的问题，没有在法定期限内提出上诉，原因不在我所，我所不同意一审法院判决，亦不同意信凯律所的上诉请求和理由。生长青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信凯律所、中方律所向我连带赔偿损失75万元；2.判令信凯律所、中方律所向我连带赔偿本案律师费5万元；本案诉讼费由信凯律所、中方律所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生子彬、迟明山夫妇共生育生长青、生丽华、生长林、生力军四子女。生子彬于1990年5月12日去世。事人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如下：一、信凯律所、中方律所是否应向生长青连带赔偿损失75万元；二、信凯律所、中方律所是否应向生长青连带赔偿本案律师费5万元。本案属于一般侵权损害赔偿之诉，要构成一般侵权民事责任，必须同时具备以下四个要件：(1)损害事实客观存在；(2)侵权行为与损害事实存在因果关系；(3)行为具有违法性；(4)行为人有过错。依据举证责任分配规则，生长青须对上述四要件承担举证责任。据此，对于本案争议焦点，法院将结合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分别予以评述。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根据本案查明事实，法院生效判决认定迟明山所立《遗嘱》第二条无效，按照法定继承的遗产分配原则判决生长青与其他三位继承人均等继承迟明山遗产1488750元中的372187.5元，而如该条有效，遗嘱受益人生长青据此可继承迟明山遗产1122187.5元，故生长青因《遗嘱》第二条无效而损失75万元的损害事实客观存在。生长青主张信凯律所指派李静山律师为迟明山见证《遗嘱》的侵权行为以及中方律所指派李静山律师担任其遗嘱继承纠纷案委托诉讼代理人的侵权行为都存在重大过错，均足以造成其因《遗嘱》第二条无效而损失75万元，应承担连带责任。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十一条规定，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每个人的侵权行为都足以造成全部损害的，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律师事务所应当建立健全职业管理、利益冲突审查等制度，对律师在执行活动中遵守职业道德，职业纪律的情况进行监督；第五十四条规定，律师违法执业或者因过错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由其所在律师事务所承担赔偿责任。律师事务所赔偿后，可以向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行为的律师追偿。本案中，迟明山委托信凯律所指派律师为其代书并见证遗嘱，目的是通过律师提供的专业法律服务，使其所立遗嘱具有法律效力，从而使生长青在其去世后可依据《遗嘱》第二条继承其更多遗产。信凯律所作为专业法律服务机构，应当明知迟明山的合同目的，理当充分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尽心尽职地完成委托事项，最大限度地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关于代书遗嘱，《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规定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第十八条规定与继承人有利害关系的人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不符合上述法定要件的代书遗嘱将失去法律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未对第十八条规定中的“利害关系”作进一步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生长青可以本人名义参与全部的诉讼活动，法律并未强制要求其诉讼行为必须由律师代理，因而本案律师费5万元系其根据自身情况自主选择是否聘请律师而产生的，故该律师费与信凯律所和中方律所实施的侵权行为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故法院对于生长青的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北京市信凯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方律师事务所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生长青连带赔偿损失75万元；二、驳回生长青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法院提交新证据。法院认为一审判决认定的证据真实有效，法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二审另查明，2020年4月24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向中方律所诉讼代理人王国鑫邮寄送达一审判决书，该邮件于2020年5月1日被退回，退回原因为无法联系收件人。本院认为，2019年12月26日，中方律所一审诉讼代理人王国鑫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签署《送达地址确认书》，《送达地址确认书》上明确载明：“邮寄送达的，诉讼文书被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经本院核查，一审法院邮单上所填地址与王国鑫在《送达地址确认书》上预留地址一致。在王国鑫向法院提交的《关于海淀区法院送达情况的说明》中，王国鑫亦称其曾接到投递员的电话，也曾收到过一审法院向其发送的文书电子版。因此，本院认为，一审法院已根据中方律所预留的地址送达了一审裁判文书，中方律所因自身原因没有及时收取文书，并在法定期限内提起上诉，应认定其放弃了对本案的上诉权利，故本院视为中方律所同意一审法院判决，对其二审中针对一审法院判决所提出的异议不予审查。根据各方供述及已查明的事实，在李静山接受迟明山委托为其提供立遗嘱服务之前，李静山就曾接受迟明山、生长青的委托，作为诉讼代理人，参与涉及迟明山、生长青家庭内部事宜的诉讼，而诉讼的对方有迟明山的其他子女。2017年1月14日，李静山受迟明山委托，由其代书并见证迟明山立遗嘱处理遗产分配问题，从遗嘱内容中看，该遗嘱的目的是为了使生长青可以多获得遗产。但值得注意的是，李静山曾因遗产分配问题，作为迟明山、生长青的诉讼代理人参与诉讼，而涉案遗嘱再次由李静山代书及见证，加之迟明山其余子女并不在场及对遗嘱持异议，故生效判决认定李静山与遗嘱存在利害关系并不不当。在另一层面，信凯律所作为专业提供有偿法律服务的机构，其应当对于委托人的利益及目的进行妥善及全面的考虑，并对法律风险作出合理的预知与判断，以最大限度地达到委托人的期待效果。但在本案中，信凯律所在明知的情形下，没有进行风险把控，仍然委派李静山为迟明山代书及见证遗嘱，忽视了涉案遗嘱被认定无效的可能，并造成了生长青的利益受损，与迟明山的委托目的相背离，故其应当对生长青所受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本院对其上诉称自身并不应承担责任的请求与理由不予支持。同理，中方律所在明知李静山已经为涉案遗嘱代书及见证后，仍然在针对遗嘱的诉讼中委派李静山作为生长青的诉讼代理人，从而使李静山丧失可以作为证人出庭，为生长青争取利益的可能，亦应当对生长青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因此，在整个事件中，信凯律所与中方律所均没有妥善完成受托人的职责，其过错均足以造成生长青的损害后果，一审法院认定信凯律所与中方律所对生长青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正确，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信凯律所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300元，由北京市信凯律师事务所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立新审 判 员 汤 平审 判 员 杨 磊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 姜 斐书 记 员 苏 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