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津02民终114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召辉，男，1981年6月21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西青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宗跃，天津耀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洋洋，天津耀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郭利，女，1982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西青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宗跃，天津耀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洋洋，天津耀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燕希军，男，1965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天津市河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琳，天津元宪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召辉、郭利因与被上诉人燕希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法院（2019）津0105民初61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询问当事人，依据法律规定，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召辉、郭利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上诉人偿还被上诉人借款本金47万元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诉争借款约定利息属于严重认定事实错误和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判决认定诉争借款约定利息没有事实依据。1．诉争借款从未明确利息，无论借款双方之间形成的借条还是《还款承诺书》，均未涉及利息约定。2．一审判决之所以认定诉争借款存在利息约定，是因为一审判决将《还款承诺书》中约定的“补偿”强行解释为利息约定，故认定诉争借款存在利息约定。但一审判决该解释没有事实依据，也明显违反有关规定。（二）一审判决将《还款承诺书》中约定的“补偿”解释为利息约定没有事实依据，且明显违反有关法律规定。1．诉争借款无任何利息约定的意思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三条和第一百四十三条的规定，认定诉争借款是否存在利息约定，重点是审查双方是否存在约定利息的意思表示。然而，在案证据并无任何证据能够反映双方关于利息约定的真实意思表示存在。2．一审判决将“补偿”是否与时间段相关联作为认定利息重要依据，显然无任何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1）关于借款合同关系中除了利息之外，违约金也可以与时间段关联，甚至可以约定按日或按月计算违约金。该种违约金的约定方式在现实生活中并不罕见。一审判决仅凭该“补偿”与时间段相关联，即将其强行解释为约定利息，显然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2）“补偿”约定支付方式，不符合利息的法律特征，利息主要法律特征在于其以借款本金的金额为基数，按约定的利息标准按一定周期计算。这一根据时间不断累积形成的法律特征，与《还款承诺书》约定“补偿”明显属于不同性质。《还款承诺书》非常明确约定“补偿”的支付条件为借款人在特定期限内未能偿还借款才需额外支付，如果借款人在特定期限内偿还借款，则无需支付。显然，属于违约金的性质，而非利息。（三）即使该“补偿”可以被解释为利息，一审判决依然存在重大事实认定错误。1.若40万元“补偿”被定性为利息，则60万元“补偿”也必然为利息。（1）一审判决将40万元“补偿”解释为利息，却将60万元“补偿”解释“不应视为利息约定”，显然不合理。从《还款承诺书》的约定方式来看，40万元“补偿”和60万元“补偿”，除日期之外基本完全一致，二者性质应当完全一致。若40万元“补偿”为利息，则60万元“补偿”也必然为利息。（2）一审判决既然将40万元“补偿”解释为利息，就不应该以60万元“补偿”无对应时间段而不认为是利息，利息约定只与利息标准有关，时间段不是利息约定的必要条件。2．如果将60万元“补偿”也定性为利息，则40万元“补偿”对应的利息约定，其有效期间为2016年9月1日至2017年10月15日；而自2017年10月15日借款人实际还款之日应按60万元“补偿”对应的利息约定处理。（1）如果将60万元“补偿”也定性为利息，则《还款承诺书》存在两种不同的利息约定，其一为40万元“补偿”对应的利息约定，另一为60万元“补偿”对应的利息约定，两种约定，分别在2017年10月15日前后发生效力。（2）2016年9月1日至2017年10月15日期间是用40万元“补偿”对应的利息约定，而2017年10月15日借款人实际还款之日期间则应适用60万元“补偿”对应的利息约定。一审判决将40万元“补偿”对应的利息约定适用于2017年10月15日之后，显然存在明显错误。（3）按以上两种不同利息约定的方式，借款自2016年9月1日借款之日至实际还款之日则总共应需支付出借人100万元的利息，除此之外，不应再承担其他任何利息或费用，无论借款人在何时最终实际偿还借款。二、《还款承诺书》约定“补偿”应违约金，扣除应付违约金后，借款人尚欠借款本金47万元。（一）2016年9月1日至2017年10月15日期间的“补偿”应为27万元，超出违法无效。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的规定，作为违约金的“补偿”，其金额不得超出年化24%的比例，2016年9月1日至2017年10月15日期间，共计13.5个月，则最高违约金不得超过270,000元，超出部分违法无效。2．因“补偿”属于违约金性质，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关于已实际给付利息36%不应返还的规定。（二）2016年9月1日至2017年10月15日期间的“补偿”60万元，被上诉人在本案诉请中并未主张，故借款方无需支付。本案被上诉人一审起诉按年利率24%主张利息至实际还款之日，显然是主张利息，而非违约金性质的“补偿”，故借款人无需支付。（三）关于2017年10月15日之后的利息，双方并未约定利息，现被上诉人主张利息，只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按月息6%予以支持。（四）借款人实际还款80万元，扣除已偿还部分利息扣除应付违约金27万元外，借款人已偿还借款本金53万元，尚欠47万元。三、一审判决认定已还款项为利息，属于严重认定事实错误。因诉争借款不存在利息约定，即使按照先违约金后欠款本金的顺序，也只能认定先支付违约金27万元，剩余款项均应认定为借款本金，故借款人已偿还借款本金53万元，尚欠47万元。四、一审判决认定诉争借款为刘召辉和郭利夫妻共同债务，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综上，依法提起上诉。望贵院依法判决如上诉请求。被上诉人燕希军辩称，不同意二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请求维持原判。理由如下：一、关于还款承诺书中两次约定的“补偿”的性质问题。1、40万元的补偿属于利息性质：虽然双方在借条未约定利息，但还款承诺书中双方同意将还款时间延长至2017年10月15日，刘召辉承诺2017年10月15日偿还燕希军并给予燕希军40万元补偿，即在2017年10月15日一次性给付燕希军140万元。针对该40万元的补偿，首先是双方共同达成的展期意见，特别是作为出借人的燕希军也同意将付款期限延长。所以，该40万元根本不具有惩罚、违约金的性质，是双方对借期内资金占用的利息约定。2、60万元的补偿费属于违约金性质：还款承诺书第三段约定“若刘召辉在2017年10月15日仍不能给付上述总款项，则刘召辉承诺给付燕希军60万元作为补偿费”。该条款约定的是对展期届满后仍不能偿还的惩罚措施，具有惩罚性质，同时该60万元的约定无时间段的限制，更符合合同中“关于一方违约，对方给付固定多少元的违约金”的约定，不受时间限制，所以，该60万元的约定更符合违约金的性质。二、关于利率的问题。根据上述分析，40万元是2016年9月1日至2017年10月15日的借期内利息，经计算借期内利率为35.7%。《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虽然本案中借期内利率超过了24%，但未超过36%，则上诉人支付了即无权主张返还。所以，一审法院按35.7%计算借期内的利息正确。针对2017年10月15日之后的利息属于逾期利息，逾期利率可按照借期内利率主张。所以，一审法院按照35.7%的利率认定自2017年10月15日至2019年2月4日的利息是正确的。三、关于涉案借款是否为夫妻共同债务的问题。还款承诺书中记载刘召辉是因公司经营过程中资金紧张所以才找燕希军借款，郭利是其配偶，而刘召辉经营的公司天津市恒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股东是刘召辉及郭利之妹郭利敏，郭利是该公司的出纳。这足以证明郭利参与公司经营，同时郭利在2018年2月14日向燕希军偿还了10万元。转账备注上注明了“还款”，这说明郭利不仅知道该笔借款，同时同意用夫妻共同财产偿还。所以，一审法院对涉案款项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无误。燕希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刘召辉、郭利共同归还借款本金100万元及利息706666.67元（自2016年9月16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按年息24%，暂计算至2019年8月12日），以上款项共计1,706,666.67元；2．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诉讼过程中，燕希军变更诉讼请求为：1．请求依法判令刘召辉、郭利共同偿还借款本金100万元及欠付利息（自2019年2月5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年利率24%计算）；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及原告花费的保函费均由刘召辉、郭利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燕希军与刘召辉系朋友关系，刘召辉与郭利系夫妻。刘召辉经营天津市恒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该公司股东为刘召辉及郭利之妹郭利敏，刘召辉任法定代表人，郭利为该公司出纳。2016年9月1日，刘召辉因天津市恒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工程资金紧张向燕希军借款，书写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到燕希军现金壹佰万元整（1000000元整）在九月十五日归还。借款人：刘召辉。2016.9.1”。同日，燕希军通过网银转账向刘召辉账户（6228480028436540679）转款1000000元。因燕希军未按约定还款，于2017年8月17日出具《还款承诺书》载明：“鉴于2016年9月1日刘召辉向燕希军借款100万元（大写：壹佰万元整），当时借款时约定2016年9月15日归还该借款，由于公司经营过程中资金较紧张，刘召辉未能将该款项归还燕希军。经双方友好协商，刘召辉承诺2017年10月15日偿还燕希军并给予燕希军40万元（大写：肆拾万元整）补偿，即2017年10月15日一次性给付燕希军140万元（大写：壹佰肆拾万元整）。若刘召辉2017年10月15日仍不能给付上述总款项，则刘召辉承诺给付燕希军60万元（大写：陆拾万元整）作为补偿费。刘召辉（身份证号：410526198106××××）刘召辉爱人郭利（身份证号：410526198210××××）承诺人：刘召辉。2017年8月17日。”刘召辉在该承诺书上签名捺印。到期后，刘召辉仍未还款。2018年2月14日，郭利向燕希军转账10万元，交易用途标明“还款”。2018年6月11日，刘召辉向燕希军转账50万元，交易用途标明“还款”。2018年6月16日，刘召辉因资金紧张再次向燕希军借款10万元，双方没有书写书面借款凭证，燕希军向刘召辉账户转账10万元。2019年2月4日，刘召辉向燕希军转账30万元，交易用途标明“还款”。现因上述借款问题，燕希军提起诉讼，要求刘召辉及郭利共同偿还借款及利息。案经调解未获协议。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诉争借款是否约定了利息；2.2018年6月16日燕希军向刘召辉转账的10万元，是退还刘召辉还款还是新的借款；3．刘召辉及郭利转账给燕希军的款项系偿还本金还是利息；4．诉争借款是否为刘召辉及郭利夫妻共同债务；5．刘召辉及郭利是否应当承担燕希军为申请保全所花费的保函费。首先，针对诉争借款是否约定了利息的问题，虽然在2016年9月1日借款时，燕希军与刘召辉没有约定利息，但在2017年8月17日的《还款承诺书》中，刘召辉承诺“2017年10月15日偿还燕希军并给予燕希军40万元（大写：肆拾万元整）补偿，即2017年10月15日一次性给付燕希军140万元（大写：壹佰肆拾万元整）”该承诺应当认定系双方对于借款的展期及对借款利息的明确约定，即还款期限延期至2017年10月15日，借款利息为自借款日2016年9月1日至2017年10月15日期间给付40万元。关于燕希军主张《还款承诺书》中“若刘召辉2017年10月15日仍不能给付上述总款项，则刘召辉承诺给付燕希军60万元（大写：陆拾万元整）作为补偿费。”的约定亦为利息约定一节，因该约定仅有“补偿费”金额，没有时间段，因此该约定从内容上看应认定为违约金约定，不应视为利息约定。其次，针对2018年6月16日燕希军向刘召辉转账的10万元，是退还刘召辉还款还是新借款的问题，双方均称刘召辉在2018年6月11日向燕希军还款50万元后，因资金紧张再次要求燕希军转账10万元，在双方没有对此款性质进行备注说明，且刘召辉否认系退还还款的情况下，该10万元应认定为燕希军向刘召辉提供的新借款，且该借款没有约定利息。第三，针对刘召辉及郭利转账给燕希军的款项系偿还本金还是利息的问题，因双方在2017年8月17日明确约定了借款利息，因此刘召辉及郭利转账的款项应首先认定为偿还利息，超出利息的部分才应认定为偿还本金。根据双方对于利息的约定，换算为年利率约为35.7%（400000÷1000000÷409天×365≈35.7%），分为两个时间段计算：一是自借款日即2016年9月1日至2018年6月11日共648天，利息为1000000×648×35.7%÷365=633,797.26元，刘召辉及郭利至2018年6月11日共偿还60万元，该60万元均应视为偿还利息；二是自2018年6月12日至2019年2月4日共237天，利息为1000000×237×35.7%÷365≈231,805.48元，结合此前尚欠利息33,797.26元，利息共计265,602.74元。刘召辉于2019年2月4日偿还燕希军30万元，燕希军主张该30万元中有10万元为偿还2018年6月16日的借款10万元，故剩余的20万元均应认定为偿还利息。现燕希军主张自2019年2月5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年利率24%计算给付利息，即未超过双方约定，又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应予支持。第四，针对诉争借款是否为刘召辉及郭利夫妻共同债务问题，虽然借条及《还款承诺书》上均没有郭利签名确认，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本案中借款用途为天津市恒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经营，该公司股东虽没有郭利，但股东为刘召辉及郭利之妹郭利敏，且郭利亦在该公司担任出纳，郭利在2018年2月14日向燕希军转账10万元，亦能说明郭利是知道该借款的，应当认定为借款用于共同生产经营且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故诉争借款系刘召辉与郭利夫妻共同债务。诉争借款早已逾期，故刘召辉及郭利应当尽快偿还该借款并给付利息。第五，针对保函费的问题，燕希军要求刘召辉及郭利承担，该费用并非燕希军实现诉讼及保全的必要费用，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对燕希军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部分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三十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判决：“一、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刘召辉、郭利共同偿还燕希军借款本金1,000,000元及利息（自2019年2月5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24%标准计算）；二、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刘召辉、郭利给付燕希军保全费5,000元；三、驳回燕希军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740元，已是减半收取，由刘召辉及郭利负担。”二审审理期间，二上诉人未提供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合法的民间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如何理解刘召辉在《还款承诺书》中承诺内容的含义以及诉争债务是否是刘召辉、郭利夫妻共同之债。对此，本院分析如下：《还款承诺书》是否是双方对借款利息进行了明确约定，应根据民间借贷交易习惯及常理对其文义加以判断。《还款承诺书》载明:“鉴于2016年9月1日刘召辉向燕希军借款100万元（大写：壹佰万元整），当时借款时约定2016年9月15日归还该借款，由于公司经营过程中资金较紧张，刘召辉未能将该款项归还燕希军。经双方友好协商，刘召辉承诺2017年10月15日偿还燕希军并给予燕希军40万元（大写：肆拾万元整）补偿，即2017年10月15日一次性给付燕希军140万元（大写：壹佰肆拾万元整）。若刘召辉2017年10月15日仍不能给付上述总款项，则刘召辉承诺给付燕希军60万元（大写：陆拾万元整）作为补偿费。上述《还款承诺书》根据文义有两层意思表示，第一、双方约定诉争借款归还日由2016年9月15日展期至2017年10月15日，该日如刘召辉能偿还欠付燕希军的借款，则需偿还燕希军140万元；第二、如刘召辉于2017年10月15日仍不能偿还燕希军上述总款项，则刘召辉承诺给付燕希军60万元（大写：陆拾万元整）作为补偿费。从上述第一层文义的内容不难看出，双方在约定将还款期限延长至2017年10月15日的同时，约定由刘召辉向燕希军多支付40万元，从常理上分析，该40万元的约定并非凭空无依据，应系双方根据借款人用款时间参照一定的标准加以确定。而根据民间借贷的交易习惯，在借款人未按约定还款，出借人同意债务展期的情况下，借贷双方大多会考虑在债务展期期间内给予出借方相应利息补偿，而不会首先考虑采取支付违约金的惩罚性措施。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该40万元为双方约定的债务展期内的利息，与常理不悖，认定妥当。上述第二层文义的内容表明，若刘召辉在债务展期届满日仍不能给付上述总款项，则刘召辉承诺给付燕希军60万元作为补偿费，即只要刘召辉在2017年10月15日不能归还140万元，60万元的给付条件立即成就。显然，该60万元是对刘召辉在债务展期届满日仍不能履行还款义务的责任加重措施，不具有补偿性质，据此认定该笔款项亦为债务利息的依据不足，且与常理不符。一审法院根据《还款承诺书》所表达的意思表示，认定40万元的约定属于利息，60万元的约定具有违约金性质，并无不当。上诉人上诉主张40万元及60万元约定款项的性质应同一认定，理据并不充分且有违常情，其该项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基于此，一审法院根据刘召辉诉前还款的情况，对燕希军要求刘召辉自2019年2月5日起至实际还清欠款之日止支付欠款利息，并按年化24%的标准计算的诉讼请求，审查后予以支持，并无不当。夫妻一方在婚姻存续期间的借款，另一方知晓并认可的，应认定为共同债务。本案中，刘召辉的借款用途为天津市恒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经营所需，该公司股东为刘召辉及郭利之妹郭利敏，郭利亦在该公司担任出纳。2018年2月14日，郭利向燕希军转账10万元，交易用途标明“还款”，说明郭利知道诉争借款的存在并不持异议。因此，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应当认定为借款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基于夫妻双方共同的意思表示。故一审法院认定诉争借款系刘召辉与郭利夫妻共同债务，与事实相符且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对此所提异议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刘召辉、郭利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100元，由上诉人刘召辉、郭利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哈欣审判员包颖审判员 兰     岚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周     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