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769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彦龙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环市大道中27号802房。法定代表人：李尚华。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宇飞，北京德和衡（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奇汶，北京德和衡（广州）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折上折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小谷围街明志街1号信息枢纽楼3楼3-2L326。法定代表人：吕庆祥，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立雄，广东广之洲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傅伊翔，男，1998年9月3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福建省仙游县。原审第三人：王城淯，男，1998年9月28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黑龙江省五大连池市。原审第三人：禹焕然，男，1984年11月30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湖南省邵东县。原审第三人：谢爱琴，女，1981年2月14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上诉人广州彦龙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彦龙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广州折上折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折上折公司），原审第三人傅伊翔、王城淯、禹焕然、谢爱琴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5民初30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日立案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易超前独任审理。上诉人彦龙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尚华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宇飞，被上诉人折上折公司法定代表人吕庆祥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立雄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傅伊翔、王城淯、禹焕然、谢爱琴经本院传票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本院依法进行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彦龙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折上折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案件诉讼费用由折上折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存在部分事实认定错误及法律适用错误，请二审法院予以纠正。（一）本案不属于买卖合同关系，而是委托代理关系。涉案防护服不是彦龙公司生产，也并非由彦龙公司出售，彦龙公司是受折上折公司及太原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委托，代为采购防护服。（二）一审判决认定涉案防护服不符合双方约定的欧盟EN14126标准，但事实上双方已变更了防护服标准。1.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足以证明折上折公司同意采购SafeComfort防护服。2.彦龙公司在采购防护服的过程中不存在过错行为，如果没有得到折上折公司的确认和授权，彦龙公司没必要在一分钱不赚的前提下，用156万元去采购15000套防护服回来交给折上折公司及太原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3.一审判决彦龙公司退还折上折公司货款1560000元违反公平原则，将损害彦龙公司的合法权益。（1）彦龙公司已经向国外商家及海关支付了进口关税、海关进口增值税及物流费用等共计2872829元，彦龙公司在这次采购中不仅一分钱没有赚取，反而每套还要倒贴差不多一元钱。（2）折上折公司已经收货，目前货物由其保管，一审法院对货物也没有作出处理。（3）疫情期间，彦龙公司跨境采购防疫物资，并积极捐赠防疫物资，得到了政府部门的高度认可，一审判决对彦龙公司不公平，也不符合彦龙公司当初采购防护服的初衷。（四）一审判决彦龙公司赔偿运费损失23982元及资金占用利息损失理据不足。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支持彦龙公司的上诉请求。折上折公司辩称，（一）双方形成的是买卖合同关系，而非委托代理关系。折上折公司通过本案第三人的介绍向彦龙公司采购医用防护服，双方确认了防护服标准及交货期限，折上折公司按彦龙公司的指示向其支付货款，显然双方形成的是买卖合同关系，而非委托代理合同关系。（二）折上折公司要求采购的医用防护服必须符合欧盟EN14126标准，且为德国医用A级，之后双方并未对防护服的标准达成任何变更意见。彦龙公司交付的货品不符合双方约定的标准已构成根本违约，理应依法退回全部货款，并赔偿折上折公司遭受的全部损失。（三）彦龙公司支付给海外供应商和海关的款项与折上折公司无关。折上折公司在核验货物不符合约定标准后，及时通过顺丰物流将涉案防护服退回给彦龙公司，但彦龙公司无理由拒绝签收，目前该货物由折上折公司保管，彦龙公司可在支付保管费后，自行取回。（四）运费损失属于折上折公司的实际损失，虽然一审判决在认定的金额比折上折公司实际支付的物流费低，但鉴于举证困难，折上折公司也同意一审判决认定的金额。原审第三人傅伊翔、王城淯、禹焕然、谢爱琴未到庭陈述意见。折上折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彦龙公司向折上折公司退还货款人民币156万元及运费人民币26738.5元；2.彦龙公司向折上折公司赔偿损失人民币316796.4元（按合同总金额的20%计付）；3.傅伊翔、王城淯、禹焕然、谢爱琴在人民币285000元的范围内就案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彦龙公司及傅伊翔、王城淯、禹焕然、谢爱琴承担案件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20年1月31日，山西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向折上折公司发送《山西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委托采购物资的函》，内容为：山西省防控疫情形势严峻，所需医用防护用品严重短缺；为保障物资供应，折上折公司为太原市政府疫情物资采购供应方；根据太原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申请，委托折上折公司帮助采购以下防护用品：一、防护用品：……医用连体防护服8.5万个；……请予协调支持。折上折公司主张，其合伙人与傅伊翔为朋友关系，当时傅伊翔称其表姐谢爱琴有一批德国进口的符合欧盟EN14126标准的医用连体防护服现货，可以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确诊ICU诊室范围内使用。折上折公司在再次确认医用连体防护服型号及收货日期为2020年2月7日后支付货款。折上折公司人员与傅伊翔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20年2月1日，傅伊翔向折上折公司人员发送文件名含“EN14126”、“罩衫认证”字眼的PDF文件，称：“防护服”、“14126”、“德国医用a级”、“可以对公，没法开票，邮件合同，底价13欧元，人民币99.44元，我加了1欧元，报价不含关税运费”、“1万多件”。折上折公司人员回复称：“马上弄”、“清关直接飞太原”、“省政府自己清关”、“这批我卖给中央”。2020年2月2日，傅伊翔称：“最晚7日到国内”、“低价就是104，数量1.5万”。傅伊翔发送的上述PDF文件资料与彦龙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尚华发送给禹焕然的一致。折上折公司主张，2020年2月7日医用连体防护服并未按约到货，其向傅伊翔催促，傅伊翔让其直接与彦龙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尚华沟通联系。折上折公司法定代表人吕庆祥与李尚华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20年2月8日，吕庆祥称：“山西省这边紧缺，你这边优先加急一下……”2020年2月10日，吕庆祥向李尚华发送“太原市的授权文件”，并询问“防护服明天的航班有无变化”。次日，李尚华回复称：“刚与德国处理完单证手续，预订12日的航班”。吕庆祥称：“太原这边急死”、“7日拖到今天，今天又拖到明天，到底什么情况”、“能不能给个确定日期”。李尚华回复称：“货物已准备好，目前单证核对”。2020年2月12日至2020年2月21日期间，吕庆祥多次催促发货。2020年2月20日，李尚华向吕庆祥发送报关单照片，显示：进口货物名称为“非医用防护服”、规格型号为“SafeComfortT”，27500件，原产国德国，进口日期为2020年2月19日。2020年2月22日，李尚华向吕庆祥发送多张标识为“SafeComfort”的图片，其中一张图片为防护服的介绍说明，记载标准为“EN14325：2004防化学品防护服”、“EN13034：2005+A1：2009防液体防护服”、“国际标准化组织13982-1：2004+A1：2010年再次使用的防护服”，业绩水平为“EN130346型有限的保护性能轻喷雾，液体气溶胶或低压力，低体积飞溅”、“EN国际标准化组织13982-15型防止气载固体的保护微粒”。吕庆祥称：“为何这上面显示是非医用防护服，要说明”、“这批货符合EN14126医用A级标准的，证明文件在哪里”、“让他们赶紧让负责保管的国药集团佛山那边给出具一个书面证明文件，写明这批货的批次和序列号，通过哪个航班从哪里运到国内，写明这批货是符合欧盟医用标准的，然后盖公章发过来”。2020年2月23日，吕庆祥再次催要书面文件，并称：“这批货与之间发的图片不一致”。其后至2020年2月28日期间，吕庆祥多次询问李尚华，李尚华均未回复。折上折公司主张，彦龙公司当时曾回复称为了快速通关才在报关单标注“非医用防护服”。折上折公司人员、吕庆祥、王城淯与禹焕然之间的微信群聊天记录显示：2020年2月9日，王城淯曾发送照片，称是防护服规格。照片内容为5行英文内容，未载有欧盟防护服医用级别标准。该照片与李尚华于2020年2月5日发送给禹焕然的一致。2020年2月22日，吕庆祥称“清关手续写着非医用防护服”、“李总说这批货百分百符合欧盟标准的医用防护服，为快递通关才这么写，但政府需要文件这批货物符合标准才行”。禹焕然回复称“我也是这么跟您说”、“之前遇到过这种情况”、“出口医用的，外国很敏感”、“之前发的那些资质都是医用14126的检测报告”。吕庆祥称：“这批货是给医院用的”并要求出具书面文件。禹焕然回复称：“我这边联系看看”。吕庆祥再次强调“必须出具”。吕庆祥与王城淯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20年2月28日，吕庆祥要求彦龙公司退款及承担所有物流费用，其中已经支付给彦龙公司的物流费用共计人民币23982元，未含货物运回的费用。王城淯回复称：“收到”。就上述微信聊天记录，彦龙公司质证认为，其已告知禹焕然及折上折公司变更后的防护服信息，折上折公司对于其采购的防护服品牌及型号知情并确认。傅伊翔、王城淯则主张其当时仅与谢爱琴对接沟通，并未直接与禹焕然及彦龙公司沟通，对防护服信息变更的情况其并不知情，折上折公司与彦龙公司自2020年2月8日起直接对接后其未再参与案涉任何交易环节。2020年2月2日，折上折公司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彦龙公司支付人民币156万元。折上折公司主张就案涉交易支付物流费共计人民币26738.5元。折上折公司提交的4份转账凭证显示：广东绘展物流服务有限公司于2020年2月21日向上海欧俊物流有限公司支付物流费用人民币4000元，吕庆祥于2020年2月21日向昵称为“吴阳（HugoWu）”的微信账号支付人民币2182元、向昵称为“路过路过顺丰包邮”的微信账号支付人民币2600元、于2020年2月22日向东方航空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支付人民币13641.5元、于2020年2月23日向昵称为“人生如戏”的微信账号支付人民币4315元。彦龙公司对该些付款记录均不予确认，主张与本案无关。2020年2月9日，太原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作出《太原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物资采购委托函》，内容为：为进一步做好我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控制和预防工作，现委托彦龙公司及其母公司相关彦龙集团承办采购疫情防控物资，具体服务事宜包括安排境外采购服务、境外供应链信息服务、境外物流服务、境外支付服务等。折上折公司主张当时根据彦龙公司的要求，请求太原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出具上述相应采购函。彦龙公司则认为该函可证实其提供的防护服得到太原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确认。折上折公司主张，因彦龙公司无法提供防护服符合欧盟医用等级标准的相关证明，山西省政府部门拒收该批防护服，故折上折公司要求彦龙公司退款及赔偿损失，双方多次协商未果。2020年2月29日，吕庆祥向广东省广州市公安局番禺区分局小谷围派出所报案。该所出具报警回执。折上折公司主张彦龙公司构成欺诈故向公安机关报警。诉讼中，彦龙公司认为其提供的防护服符合上述紧急医用物资防护服标准，并向一审法院提交以下文件拟予证明：国家药监局监督管理局医疗器械监督管理司于2020年1月27日发布《国家药监局监督管理局医疗器械监督管理司关于紧急进口未在中国注册医疗器械的意见》，内容为：为满足疫情防控需要，从国外紧急进口符合美国、欧盟和日本相关标准的医疗器械，企业能够提供境外医疗器械上市证明文件及检验报告，并作出产品质量安全承诺的，可以紧急使用。……国务院于2020年1月31日发布《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疫情联防控机制医疗物资保障组印发〈关于疫情期间防护服进口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内容与前述意见一致。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于2020年2月3日发布《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加强疫情期间医用防护用品管理工作的通知》，其中第四条规定：“合理使用紧急医用物资防护服”：疫情防控期间，医用防护服不足时，医疗机构可使用紧急医用物业防护服；紧急医用物资防护服应当符合欧盟医用防护服EN14126标准（其中液体阻隔等级在2级以上）并取得欧盟CE认证，或液体致密型防护服（type3，符合EN14605标准）、喷雾致密型防护服（type4，符合EN14605标准）……彦龙公司另提交了其与案外人签订的合同，主张与案涉防护服同批次的货物可应急使用，不存在不能使用的情形。案涉交易初期，彦龙公司曾向折上折公司发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政府、泸州市龙马潭区经济和信息化局等出具的采购服务委托函。折上折公司主张彦龙公司向其发送该些文件的目的是为了证实彦龙公司具备采购医用连体防护服的能力。彦龙公司不予确认，主张其仅告知有接受其他政府部门的委托采购防疫物资。彦龙公司还向一审法院提交防护服采购合同、转账凭证及报关缴税等材料，主张已按约将折上折公司支付的款项支付给国外商家并依法缴纳相关税款、物流费用。就傅伊翔、王城淯、谢爱琴、禹焕然的承责范围，折上折公司认为，其按照每套人民币104元的单价付款，彦龙公司实际按照每套人民币85元的单价收款，差价由傅伊翔、王城淯、谢爱琴、禹焕然作为中介费收取，共计人民币285000元（人民币19元/套×1.5万套），故傅伊翔、王城淯、谢爱琴、禹焕然应在该金额范围内就案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以上事实，有折上折公司、彦龙公司提交的前述证据以及折上折公司、彦龙公司、傅伊翔、王城淯、谢爱琴相关陈述附卷为据。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本案案由应为买卖合同纠纷还是委托合同纠纷的问题。民事案件案由应当依据当事人主张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来确定。本案中，折上折公司接受山西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委托采购防疫物资，其经傅伊翔等人介绍向彦龙公司采购医用连体防护服，现其主张彦龙公司提供的防护服不符合双方约定的标准并要求退款及赔偿损失，故本案讼争双方为买卖合同关系，故本案案由应认定为买卖合同纠纷。彦龙公司主张本案为委托合同纠纷，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禹焕然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应视为放弃对折上折公司、彦龙公司提交证据进行质证及对折上折公司、彦龙公司、傅伊翔、王城淯、谢爱琴于庭审陈述事实进行抗辩的权利。现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彦龙公司提供的防护服是否符合双方约定；二、折上折公司诉请要求彦龙公司退还货款、运费及赔偿损失应否支持；三、傅伊翔、王城淯、谢爱琴、禹焕然应否就案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关于焦点一。折上折公司主张彦龙公司提供的防护服不符合欧盟EN14126标准。经查明，双方就案涉交易未签订书面合同。从双方微信聊天记录可见，傅伊翔最初与折上折公司沟通时明确防护服标准符合欧盟EN14126标准，折上折公司据此同意购买。可见双方当时已约定防护服标准为欧盟EN14126标准。王城淯于2020年2月9日向折上折公司转发彦龙公司发送的防护服规格照片。该照片虽然载有“SafeComfort”品牌信息，但并无任何关于防护服标准的内容，故不能视为双方约定变更防护服标准。货物运抵中国大陆后，彦龙公司向折上折公司发送货物及报关单照片时，折上折公司已立即提出防护服标识为“非医用”的异议，并要求彦龙公司提供能证明防护服符合欧盟EN14126标准的相关资质文件。可见，折上折公司始终要求防护服的标准为欧盟EN14126标准。即使如彦龙公司所述，其曾提出变更防护服品牌为“SafeComfort”，折上折公司未提出异议，亦不能推断双方同时约定变更防护服标准。故彦龙公司提供的防护服应当符合欧盟EN14126标准。现彦龙公司未能提供相关证据证明防护服符合欧盟EN14126标准。退一步说，即便如彦龙公司主张，该些防护服符合欧盟EN14605标准，但能否作为紧急医用物资防护服使用系由医疗机构自行决定，故亦不能据此推断彦龙公司提供的防护服已符合双方约定。同理，彦龙公司与其他政府部门等主体完成类似交易亦不能当然成为彦龙公司已按约供货的理由。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彦龙公司提供的案涉防护服不符合双方约定的标准。关于焦点二。彦龙公司交付的防护服质量不符合双方约定，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其以案涉款项已支付给国外商家为由抗辩不须承担责任，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折上折公司诉请要求彦龙公司返还货款1560000元，合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至于折上折公司诉请的损失。除防护服标准不符合双方约定标准外，折上折公司还主张彦龙公司逾期交货。从双方微信聊天记录来看，彦龙公司实际交付防护服的时间确实晚于双方约定的2020年2月7日。期间折上折公司亦多次催促发货。考虑到案涉交易处于全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疫情防控形势严峻的期间，多地采取航空管控措施。且当彦龙公司告知折上折公司货物到达国内时，折上折公司同意接收货物。从公平原则出发，一审法院认为彦龙公司于本案无须承担逾期交货的相应违约责任。因双方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未就货物质量相关的违约责任进行约定，双方亦未约定律师费。折上折公司就其主张的各项损失未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明，结合彦龙公司于本案的违约情形，一审法院酌定彦龙公司应向折上折公司赔偿资金占用利息损失（以1560000元为本金，自2020年2月2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至付清之日止，以不超过316796.4元为限）及运费损失。折上折公司就其主张的运费损失提交的转账记录未能反映与本案有关，彦龙公司对此不予确认，一审法院亦难以采信。折上折公司与王城淯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折上折公司当时主张的运费损失为23982元。一审法院酌情对该部分予以支持。综上，折上折公司诉请超出一审法院认定的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焦点三。折上折公司主张傅伊翔、王城淯、谢爱琴、禹焕然为案涉交易的介绍人，其应在收取中介费的范围内对彦龙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折上折公司就该主张未能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傅伊翔、王城淯、谢爱琴、禹焕然对此不予认可，故一审法院对折上折公司相关诉请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彦龙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折上折公司退还货款人民币1560000元；二、彦龙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折上折公司赔偿运费损失人民币23982元；三、彦龙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折上折公司赔偿资金占用利息损失赔偿资金占用利息损失（以人民币1560000元为本金，自2020年2月2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至付清之日止，以不超过人民币316796.4元为限）；四、驳回折上折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954元，由折上折公司负担人民币1826元，彦龙公司负担人民币9128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折上折公司法定代表人吕庆祥曾直接通过微信向彦龙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尚华发送了《山西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委托采购物资的函》，载明太原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委托折上折公司帮助采购医用连体防护服8.5万个。该文件在吕庆祥的微信中可以点击打开，但在李尚华的微信中无法打开，显示文件已经过期。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一、折上折公司与彦龙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二、彦龙公司交付的防护服是否不符合双方约定的标准；三、彦龙公司是否需要返还货款并赔偿运费损失。就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分析认定如下：关于折上折公司与彦龙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问题。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以及本案证据可知，折上折公司是通过中间人向彦龙公司采购防护服。对彦龙公司而言，其主要义务是按期提供符合双方约定标准的防护服，即将防护服的所有权转移给折上折公司；对折上折公司而言，其主要义务是将货款按时支付给彦龙公司。因此，折上折公司与彦龙公司之间属于买卖合同关系。关于彦龙公司交付的防护服是否不符合约定标准的问题。折上折公司收到的《山西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委托采购物资的函》已明确载明系采购医用连体防护服，折上折公司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折上折公司法定代表人已通过微信将该函件发送给了彦龙公司法定代表人，且在微信聊天过程中明确要求防护服必须符合欧盟EN14126标准。但彦龙公司采购的防护服却属于非医用防护服，也不符合欧盟EN14126标准。因此，彦龙公司提供的防护服显然不符合折上折公司的要求和双方的约定。彦龙公司辩称双方已经更改了防护服的标准，但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并不能证明这一点。相反，折上折公司在发现涉案防护服属非医用之后，立即提出了异议，并要求完善手续以证明其符合约定的标准。综上，一审判决认定彦龙公司交付的防护服不符合约定标准，依据充分，本院予以维持。关于彦龙公司是否需要返还货款并赔偿运费损失的问题。由于彦龙公司提供的防护服不符合双方约定的标准，折上折公司有权要求退还货款，并要求彦龙公司承担违约责任。但因彦龙公司并未提供充足的证据证明其因违约遭受的实际损失数额，故其要求按照货款本金的20%计算违约金，缺乏依据，一审法院调整为按照彦龙公司占有货款的利息计算，符合本案客观情况。另外，由于折上折公司在交易过程中并无过错，故彦龙公司因采购涉案防护服而支付的款项理应由彦龙公司自行承担。买卖合同属于双务合同，彦龙公司承担了返还货款的义务，也有权要求折上折公司返还防护服，但因彦龙公司并未将其作为反诉请求在一审中提出，且折上折公司要求彦龙公司支付保管费后才同意返还防护服，即双方还存在保管费的争议，故彦龙公司的该项诉求可不在本案中一并调处，彦龙公司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关于运费问题，该部分费用属于必然支出的费用，一审法院结合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酌情进行了认定。彦龙公司虽然不服该认定，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该部分费用不应发生或者一审法院认定的运费超出了合理的市场水平，故本院对彦龙公司的该项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彦龙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9056元，由广州彦龙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易超前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王祥瑞何冠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