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1民终650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谭贵雄，男，1972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株洲市茶陵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江，湖南星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旷泽琼，湖南星邦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黄献忠，男，1968年6月20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株洲市荷塘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刁杰彦，湖南竞翔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湖南园艺建筑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时代阳光大道西99号富景园小区综合楼302房。法定代表人：周建设。委托诉讼代理人：奉满霞，上海建纬（长沙）律师事务所。上诉人谭贵雄因与上诉人黄献忠、原审第三人湖南园艺建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园艺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2020）湘0103民初5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黄献忠的上诉请求：1、撤销（2020）湘0103民初573号民事判决书，将本案发回回有管辖权的法院重审；2、谭贵雄承担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第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一审法院不加区别的将2012年8月17日黄献忠与谭贵雄签订《合作协议书》中“50元每平方运营费”条款适用到2014年12月8日谭贵雄（暂将谭贵雄等同于园艺株洲分公司）与黄献忠重新签订了《建设工程项目内部绩效考核责任书》中，系认定事实错误。第二、管辖错误。一审法院对本案无管辖权。不管是受理案件通知书还是一审判决书，对本案案由均定性为“建设工程合同纠纷”，而涉案工程所在地为株洲市荷塘区，长沙市天心区法院无论如何没有管辖权。第三、对合同效力认定错误；（1）涉案《合作协议书》实际为建设工程合同，本案定性也为“建设工程合同纠纷”，谭贵雄没有建筑施工资质。（2）2014年12月8日所签《建设工程项目内部绩效考核责任书》不管是从民法角度还是合同法角度还是公司法角度，甲方均应当认定为园艺株洲分公司，谭贵雄签名的行为系其作为分公司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签名的公司行为。（3）建筑工程层层转包、层层克扣是法律严厉禁止的行为，金科公司将工程发包给园艺公司，园艺公司将工程转包给谭贵雄，谭贵雄再把工程包给黄献忠，系严重违法行为。第四、一审法院对黄献忠所提出的诉讼时效抗辩置之不理；谭贵雄的诉讼时效已经过期。第五、对黄献忠提出的笔迹鉴定、公章鉴定不予理睬；第六、对谭贵雄诡异的、不合常理的行为只字不提，所作出的判决对黄献忠严重不公。黄献忠当庭补充上诉意见：一、谭贵雄以居间合同纠纷为由起诉，正因为案由确定为居间合同纠纷，本案才从株洲市荷塘区法院移送到了长沙市天心区法院，否则长沙市天心区法院根本没有管辖权。黄献忠有充足的理由相信，本案性质应该为居间合同纠纷，所以黄献忠以居间合同纠纷来答辩、应诉。然而天心区人民法院在没有征求当事人意见的情况下，直接将案件定性为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并作出判决，这本质上是一种审判突袭，程序上剥夺了黄献忠答辩的权利，对黄献忠来说严重不公。二、谭贵雄在一审庭审中当庭变更案由为“合伙纠纷”，这实质上是变更诉讼请求，但一审法院没有给黄献忠重新指定答辩期，从程序上来说对黄献忠严重不公。三、2019年8月5日，谭贵雄在一审法院起诉过黄献忠，案号（2019）湘0103民初7983号，案件当事人、案件事实、理由、诉求、案由与本案完全一致，天心区人民法院裁定不予受理，而本案天心区人民法院判决黄献忠支付六十多万元，同案不同判。本案判决与生效的（2019）湘0103民初7983号裁定自相矛盾。谭贵雄辩称，第一、关于黄献忠比较纠结的本案的案由以及管辖的问题。因为本案的基础合同为合作协议书，上面约定了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管辖。谭贵雄到天心区人民法院起诉立案，但是天心区人民法院认为本案属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属于专属管辖，所以裁定不予受理。于是谭贵雄到了工程所在地株洲市荷塘区人民法院起诉立案，但是株洲市荷塘区人民法院认为这个只是一个普通的合同纠纷，不属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而且同时因为我们提供了天心区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通知、裁定。株洲市荷塘区人民法院还是依法受理，受理之后黄献忠也提出了管辖权的异议，黄献忠也认为不属于专属管辖，应该移送天心区人民法院。后来株洲市荷塘区人民法院就把这个案件移送回了天心区人民法院，最终本案是在天心区人民法院审理的。这是一审中一个基本的事实情况。第二、对于黄献忠主要提到的是合作协议书有解除的情况。从合作协议书的签订，以及后期双方的履行，都是依据合作协议书规定的或者约定的双方的权利以及义务，一直到黄献忠2019年与园艺公司，由株洲市荷塘区人民法院作出的一个调解书，将最终的工程的结算款项确定下来的时间才是合作期限的到期时间点。所以合作协议没有任何解除的法律或者事实的依据。第三、关于黄献忠重点提到的诉讼时效的问题。因为双方基于合作协议书的合作关系一直是持续状态，而且双方就案涉工程款一直处于比较紧张的状态，所以谭贵雄也是为了工程顺利实施，没有很强硬地要求黄献忠当时支付工程款。因为谭贵雄当时要求黄献忠支付工程款会导致合作关系的破裂，以及案涉工程可能成为烂尾工程，双方的损失就更大了，从这个角度来说也不存在诉讼时效的问题。谭贵雄的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改判黄献忠支付谭贵雄前期运营费用716350元及逾期费用（逾期利息按本金716350元，年利率6%,从2012年12月20日起计算至债务全部清偿之日止）。2、判令黄献忠承担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对前期运营按黄献忠未实现的工程款项比例予以扣减是错误的。黄献忠应按《合作协议书》的约定支付谭贵雄前期运营费用716350元。二、一审判决对逾期利息的认定是错误的。黄献忠应当从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即2012年12月20日，按应付前期运营费用本金716350元、年利率6%承担逾期利息。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2012年8月17日，谭贵雄与黄献忠签订《合作协议书》，协议约定双方共同承接株洲市荷塘区红旗中路社区拆迁安置房工程项目（谭贵雄负责前期项目运作及商务谈判，黄献忠负责现场管理及施工），合作期限为上述项目的施工工期；建设方制定的工程综合固定单价，黄献忠享有含主体土建工程部分（工程施工内容范围及价格等同建设方的范围及价格），谭贵雄从中收取50元/㎡为谭贵雄前期的项目运营费用；主体工程所发生的税金、管理费等所有费用由黄献忠负责，附属工程所发生的费用由谭贵雄负责；谭贵雄负责直接与建设单位（株洲金科建设投资经营有限公司）签订施工协议，以谭贵雄名义负责向建设单位缴纳3000000元的履约保证金（其中谭贵雄负责2500000元，黄献忠负责500000元）；黄献忠负责承担谭贵雄前期的项目运营费用及税金；黄献忠负责承担谭贵雄前期的项目运营费用及税金，谭贵雄前期的运营费用，黄献忠收到建设方（金科）第一次进度款后三天内，把其中50%打到谭贵雄指定的账户，余下50%在收到建设方第二次进度款后三天内付给谭贵雄。黄献忠辩称，第一、黄献忠确实与谭贵雄签订了《合作协议书》。双方在该《合作协议书》中确实约定了谭贵雄抽取“50元每平方米项目运营费”，但是，该“50元每平方米项目运营费”并不是无条件获得，双方在《合作协议书》第一条第3款中括号部分明确注明（工程施工内容范围及价格等同建设方的范围及价格），也就是说谭贵雄获得“50元每平方的项目运营费”的前提条件是：“转包给黄献忠的工程价格等同于建设方的价格”。本案中，涉案的安置房项目总工程款为2400多万，但谭贵雄及其所控制的园艺株洲分公司并未与黄献忠签订总工程款2400多万的转包合同，相反，双方签订的是固定单价1230元每平方的转包合同，双方实际执行的也是固定单价1230元每平方的转包合同。固定单价1230元每平方所计算出的工程款数额为21965897.69元，远远低于建设方的工程款。也就是说谭贵雄所主张的“50元每平方的项目运营费”没有事实依据。第二、谭贵雄与黄献忠所签订了《合作协议书》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工程转包合同，其根本目的在于通过一系列不合法手段、方式使得没有资质的自然人承接工程项目，这样的工程转包合同严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的强制性规定，当属无效合同。谭贵雄基于该无效合同主张所谓的“50元每平方的项目运营费”，没有法律依据。第三、谭贵雄在上诉状中自认早在2012年12月20日，黄献忠就应该向其支付70多万元的项目运营费，但其迟至2019年8月方才主张该项目运营费，远远超过了诉讼时效，黄献忠已经在一审诉讼过程中提出了诉讼时效抗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当事人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受理后对方当事人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抗辩事由成立的，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四、一审法院将案件定性为建设工程合同纠纷，黄献忠在上诉状中也认可案件性质为建设工程合同纠纷，而涉案工程位于株洲市荷塘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案件，认为第一审人民法院受理案件违反专属管辖规定的，应当裁定撤销原判并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综上，谭贵雄所主张的项目运营费无事实依据、无法律依据、超过诉讼时效且一审法院管辖错误，该项目运营费不应得到支持，更不用说6%的利息了。请求二审法院查明案件事实，将本案移送专属法院管辖。园艺公司述称，一、本案项目是由园艺公司中标之后，由园艺公司中标之后采用内部承包方式，由谭贵雄内部承包。至于谭贵雄与黄献忠之间的合作关系，园艺公司一开始并不知情。两人之间的利益分配也与园艺公司无关。二、谭贵雄与黄献忠之间的合作是两自然人之间的行为，黄献忠主张项目是由园艺公司转包或者分包给黄献忠，不符合事实。谭贵雄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黄献忠向谭贵雄支付所欠前期运营费用716350元（50元/㎡×14327㎡）及逾期利息284248元（逾期利息暂从2012年12月20日起计算至2019年7月31日，以后按本金716350元、年利率6%计算至债务全部清偿日止）；2、黄献忠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8月17日，谭贵雄与黄献忠签订《合作协议书》，协议约定双方共同承接株洲市荷塘区红旗中路社区拆迁安置房工程项目（谭贵雄负责前期项目运作及商务谈判，黄献忠负责现场管理及施工），合作期限为上述项目的施工工期；建设方制定的工程综合固定单价，黄献忠享有含主体土建工程部分（工程施工内容范围及价格等同建设方的范围及价格），谭贵雄从中收取50元/㎡为谭贵雄前期的项目运营费用；主体工程所发生的税金、管理费等所有费用由黄献忠负责，附属工程所发生的费用由谭贵雄负责；谭贵雄负责直接与建设单位（株洲金科建设投资经营有限公司）签订施工协议，以谭贵雄名义负责向建设单位缴纳3000000元的履约保证金（其中谭贵雄负责2500000元，黄献忠负责500000元）；黄献忠负责承担谭贵雄前期的项目运营费用及税金；黄献忠负责承担谭贵雄前期的项目运营费用及税金，谭贵雄前期的运营费用，黄献忠收到建设方（金科）第一次进度款后三天内，把其中50%打到谭贵雄指定的账户，余下50%在收到建设方第二次进度款后三天内付给谭贵雄。2012年11月30日，园艺公司作为承包人与案外人株洲市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发包人签订《湖南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由园艺公司以总承包方式承建株洲市荷塘区长兴路红旗中路社区城际铁路（红旗中路社区）拆迁安置房工程。2013年12月10日，黄献忠向谭贵雄出具收条，收条载明，黄献忠收到谭贵雄退还城际铁路安置房工程履约保证金500000元。2014年12月8日，黄献忠与园艺公司的株洲分公司签订《建设工程项目内部绩效考核责任书》，由黄献忠承包株洲市荷塘区长兴路红旗中路社区城际铁路（红旗中路社区）拆迁安置房项目，建筑面积为14327㎡。2015年8月18日，双方签订《建设工程项目内部绩效考核责任书补充协议》。谭贵雄以园艺公司的株洲分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名义在上述两份协议中签字。另查明，黄献忠承包株洲市荷塘区长兴路红旗中路社区城际铁路（红旗中路社区）拆迁安置房项目总工程款为1700多万元，黄献忠已收取1500多万元，还有120多万元没有收取，但通过法院冻结80多万元。谭贵雄于2019年8月16日向湖南省株洲市荷塘区人民法院起诉，湖南省株洲市荷塘区人民法院受理后，于2019年8月29日裁定移送一审法院。一审法院认为，谭贵雄与黄献忠于2012年8月17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合法、有效。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该协议是否在2013年12月时，黄献忠收到谭贵雄退还的履约保证金后解除。由于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书》未约定退还履约保证金是合作协议解除的条件，故对黄献忠主张的谭贵雄退还履约保证金时，合作协议即已解除的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同时，该协议约定的合作项目是双方共同承接的株洲市荷塘区红旗中路社区拆迁安置房工程项目，合作期限为上述项目的施工工期。黄献忠在2014年12月承接了株洲市荷塘区长兴路红旗中路社区城际铁路（红旗中路社区）拆迁安置房项目，并实际完成了拆迁项目，应仍属于双方在《合作协议书》约定的合作期限之内，又由于该协议书并不因履约保证金的退还而当然解除，故双方仍在履行《合作协议书》。根据《合作协议书》对前期运营费用支付的约定，因黄献忠已完成拆迁项目，但黄献忠尚有40万元左右款项尚未能实现，故经一审法院酌情核算，黄献忠应按《合作协议书》的约定向谭贵雄支付前期运营费用为699495元（716350－716350÷2×40÷850）。对于谭贵雄请求的逾期利息，一审法院认定逾期利息从2019年8月17日起开始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全部前期运营费用被支付完毕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一、由黄献忠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谭贵雄前期运营费用699495元及逾期利息（逾期利息从2019年8月17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的期间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全部前期运营费用被支付完毕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谭贵雄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减半收取6903元，谭贵雄承担903元，黄献忠承担6000元。二审中，黄献忠提交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结算汇总表。拟证明：红旗中路拆迁安置房工程项目业主审定金额为24848928.25元，承包人黄献忠（按照建筑面积、1230元每平方）结算金额为21965897.69元，黄献忠并没有得到2400多万的工程款，不符合双方《合作协议书》（第一份合同）中约定的“工程施工内容范围及价格等同建设方的范围及价格，甲方从中收取50元每平方”的条款，双方实际执行的是《建设工程项目内部绩效考核责任书》（第二份合同）。一审法院莫名其妙地将第一份合同中“50元每平方”条款适用于第二份合同中，系认定事实错误。第二组证据：（1）谭贵雄的上诉状、（2）付款申请报告，拟证明：（1）按照谭贵雄自己的主张，居间费的付款日应该为2012年12月20日，谭贵雄迟至2019年8月方才提起本案诉讼，超过了诉讼时效。（2）涉案工程已经于2016年4月20日竣工，就算从2016年4月20日竣工之日才开始计算诉讼时效，谭贵雄迟至2019年8月方才提起本案诉讼，也超过了诉讼时效。第三组证据：（1）申通快递的快递查询页面截图、（2）一审补充代理词，拟证明：黄献忠代理人刁杰彦于2019年3月7日向一审法院邮寄了补充代理词，提出了诉讼时效抗辩。第四组证据：工程施工期间，谭贵雄所控制的园艺株洲分公司按照进度向黄献忠拨付工程款，黄献忠开具的领条、收条，拟证明：如果黄献忠需要向谭贵雄支付所谓的50元每平方的居间费，谭贵雄可以直截了当从工程进度款中扣除相应数额，施工工期长达四年之久，为何谭贵雄没有直接扣减。第五组证据：2016年7月至8月间，谭贵雄向黄献忠借款时出具的借条，拟证明：2016年7月，涉案工程已经完工，如果黄献忠需要向谭贵雄支付50元每平方的居间费，则应该是谭贵雄向黄献忠追债，不至于谭贵雄反过来向黄献忠借款。第六组证据：（1）谭贵雄起诉状（2）株洲市荷塘区法院（2019）湘0202民初2471号民事裁定书，拟证明：黄献忠有充足的理由相信，本案性质应该为居间合同纠纷，本案性质不可能为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所以黄献忠以居间合同纠纷来答辩、应诉。然而天心区人民法院在没有征求当事人意见的情况下，直接将案件定性为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并作出判决，这本质上是一种审判突袭，这种审判突袭从程序上剥夺了黄献忠答辩的权利，对黄献忠来说严重不公。第七组证据：（2019）湘0103民初7983号民事裁定书。拟证明：2019年8月5日，谭贵雄在一审法院起诉过黄献忠，案号（2019）湘0103民初7983号，案件当事人、案件事实、理由、诉求、案由与本案完全一致，天心区法院裁定不予受理，而本案天心区法院判决黄献忠支付六十多万元，同案不同判让当事人无可适从。本案判决与生效的（2019）湘0103民初7983号裁定自相矛盾，甚至互相打脸。谭贵雄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因为所有的证据里面只有结算汇总表和付款申请报告，提供了原件，其他都是复印件。综合质证如下，第一，黄献忠提供的所有的七组证据均不属于新证据。应在一审当中之前应该可以合法取得的，但是在一审当中并没有提供，请求人民法院审慎采信。关于第一份证据结算汇总表，因为结算汇总表的当事人双方是黄献忠以及本案的园艺公司。真实性请园艺公司予以核实。但是根据结算汇总表能够明确，双方的差距并不是很大，而且园艺公司作为工程的实际承包方，收取一定的税金和管理费本身也是合理的。而且从决算会审表可明确知道，谭贵雄在合作或者是结算的过程当中，是没有收取到任何利益的，也就是谭贵雄做这个事情是无偿劳动，这完全不符合常理。第二组证据，对谭贵雄的上诉状不再质证，谭贵雄提供的上诉状谭贵雄予以认可。对付款申请报告，付款申请报告是园艺公司向建设方金科公司提交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也请园艺公司核实，应该是2019年的报告。第三组证据，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不予认可。因为该组证据已经是一审辩论终结之后的事情，应不予采信。第四组证据领条、收条，没有提供原件，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不予认可，而且根据领条、收条的时间，反过来也可以证明黄献忠应该向谭贵雄支付利息的时间节点。第五份证据，对借条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不予认可，因为没有提供原件。第六组、第七组证据，都是在本案的审理过程当中的程序性裁定。谭贵雄已经在答辩时作了说明，不再予以质证。园艺公司质证认为，黄献忠提供的七组证据，除了第三组证据是形成于一审判决之后就是一审开庭审理之后，其余的证据均不符合新证据的形式。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本案的审定金额，园艺公司这边只是扣除了税金跟管理费，其余的是全额支付给了黄献忠，至于后续有部分尾款有争议，这个也早在19年黄献忠有起诉过园艺公司，然后均得到了解决。并不是像黄献忠在证明目的里面说的，只给了他2100多万，实际上是差不多2400多万，基本都给他了，只扣除了管理费跟税金。第二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但是园艺公司认为是不能达到证明目的。第三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不能达到证明目的。第四组证据，因为没有原件，二审当庭才收到这些证据，所以园艺公司没办法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发表意见，但是对该组证据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园艺公司的工程是内部承包给了谭贵雄，但是从来没有将公司的这个项目的财务控制权交给谭贵雄，一直都是由园艺公司来把握整个项目的款项支付，同时甲方也进行监控，园艺公司在这个项目竣工验收完成以及结算之前，从来没有向谭贵雄付过款，所以黄献忠认为谭贵雄可以直接从工程款中扣减相关的款项，谭贵雄事实上是没有可能操作的，所有的款项都是由园艺公司对外支付，同时是在甲方的监控下对外支付。第五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且无法达到他的证明目的。第六组和第七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同时无法达到证明目的。谭贵雄和园艺公司在二审中均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黄献忠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七组证据均无法实现其证明目的，不予采信。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一审法院对本案是否有管辖权；2、黄献忠应否支付谭贵雄前期运营费用716350元及相应逾期利息的问题。3、谭贵雄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问题。关于焦点一，黄献忠主张一审法院对本案无管辖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发现受理的案件不属于本院管辖的，应当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受移送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受移送的人民法院认为受移送的案件依照规定不属于本院管辖的，应当报请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不得再自行移送。”本案由谭贵雄在湖南省株洲市荷塘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黄献忠认为依据《合伙协议书》第六条本案应由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管辖，其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管辖权提出异议。湖南省株洲市荷塘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29日作出裁定，将本案移送至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管辖。一审法院依法对本案予以受理，程序合法。故对黄献忠的该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焦点二，谭贵雄主张，黄献忠应按《合作协议书》的约定支付谭贵雄前期运营费用716350元，不是一审判定的699495元。黄献忠主张《合作协议书》本质上属于工程转包合同，应为无效合同，谭贵雄已退还黄献忠履约保证金，合同已经解除，谭贵雄依据该协议书主张支付前期运营费用716350元的条件不成就，黄献忠不应支付该费用。本案中，谭贵雄、黄献忠签订的《合作协议书》为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的合同。双方当事人应当全面履行合同。该合同未约定退还履约保证金为解除合同的条件。该协议约定的合作项目是双方共同承接的株洲市荷塘区红旗中路社区拆迁安置房工程项目，合作期限为上述项目的施工工期。黄献忠在2014年12月承接了株洲市荷塘区长兴路红旗中路社区城际铁路（红旗中路社区）拆迁安置房项目，并实际完成了拆迁项目，应仍属于双方在《合作协议书》约定的合作期限之内。一审根据上述情况，结合黄献忠已完成拆迁项目以及工程款未实现的金额比例酌情判定黄献忠应支付前期运营费用699495元及相应逾期利息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两上诉人的上诉主张均无充分证据予以佐证，本院均不予支持。关于焦点三，黄献忠主张谭贵雄的起诉已过诉讼时效。因《合作协议书》约定的合作期限为案涉项目的施工工期，且依据园艺公司于2019年4月6日提供的《关于红旗安置项目相关说明》等卷宗材料载明，谭贵雄多次要求园艺公司按黄献忠与谭贵雄签订的《合作协议书》，从工程款中扣除黄献忠应支付的相关费用。据此，谭贵雄并未怠于行使权利。黄献忠的该上诉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综上，上诉人黄献忠和上诉人谭贵雄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7612元，由上诉人黄献忠负担13806元，上诉人谭贵雄负担1380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柳**审判员  符建华审判员  刘 刚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张宜婷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