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2020）京03行赔终66号上诉人（一审原告）谭勇，男，1966年6月4日出生，汉族，北京优世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住北京市顺义区。委托代理人谢彩营，北京顶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北京市顺义区南彩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府前东街延长线47号。法定代表人夏自景，镇长。出庭负责人郭拥军，副调研员。委托代理人李岩，北京朗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闫丽群，北京朗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谭勇因诉被上诉人北京市顺义区南彩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南彩镇政府）行政赔偿一案，不服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2020）京0113行赔初16号行政赔偿判决（以下简称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9月2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谭勇及其委托代理人谢彩营，被上诉人南彩镇政府的副调研员郭拥军及委托代理人李岩、闫丽群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谭勇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请求判令南彩镇政府对谭勇赔偿：1．建筑物重置成本价格2400000元；2．建筑物内物品以及可以拆除重新使用的附属物250721元；3．不能移出的附属物698573元及残值损失200000元；4．停产停业损失1280000元；5．自行搬运物品费用20000元。以上各项损失共计4849294元。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3年9月25日，案外人姚×、杨××、崔××、马××（乙方）与顺义区南彩镇后俸伯村村民委员会（甲方）签订《顺义区农村个体民营占地承包合同》，合同约定：“一、承包项目：养鱼占地22亩，四至东道，西道，南道，北道。二、承包期限：从2000年1月1日起至2030年1月1日止，承包期为30年……乙方承包经营甲方提供非耕地22亩，搞养殖业……”。2005年12月6日，姚×（甲方、出租方）与李××（乙方、租用方）签订协议，约定：“甲方愿将自己租用的后俸伯村北土地一块，出租给乙方使用……此块土地面积为2．75亩，其位置在甲方的东院。租用期限至2030年1月1日（甲方与村委会所签租用日期）。乙方在租用期内院内投资盖房，归乙方所有与甲方无关……”。2016年12月17日，李××（甲方）与谭勇（乙方）签订《租赁土地转让协议》，约定：“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甲方愿将自己租用的后俸伯村北土地一块转让给乙方……自转让协议签订之日起，转让的土地及土地上投资建设的房屋及相关的设备均归乙方所有……本协议为2005年12月6日形成的姚×与李××所签订合同的补充协议。本协议与姚×与李××所签订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姚×亦在该协议上签字捺印。在（2019）京0113行初347号案审理过程中，经一审法院向姚×调查，姚×认可上述三份协议的真实性，并称李××在承包地上的建筑物已全部转让给谭勇。关于涉诉建筑物的情况，在该案中谭勇称：1．被拆除的建筑物位于后俸伯村吉祥路养殖小区西北角，建设人是李××，所有人是谭勇，是李××在2003年至2005年间建设的，均为一层，包括：九间砖混结构的北正房，西侧（砖混彩钢结构）的两大间库房，东侧（均为砖混彩钢结构）的一大间厨房、两间厕所、一个洗浴间、一个餐厅、一间宿舍、一个大库房，南侧（钢结构）的棚子，东北角的铁艺大门，钢化玻璃门厅及相应的附属设施。2．谭勇受让上述建筑物后未进行建设，只进行了装修，用于北京优世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的办公、库房、展厅。另，本案中，谭勇称上述建筑物的建筑面积共1600平方米。2019年1月22日，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向南彩镇政府出具京规顺执函[2019]第23号《关于后俸伯养殖小区内房屋规划审批情况的函》，主要内容为：“经查，位于后俸伯养殖小区内的砖混结构建筑物3栋，总建筑面积40000平方米，未依法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庭审中，南彩镇政府称上述函件系其针对后俸伯村整个养殖小区调取的，其中包含本案所涉建筑物。同时，南彩镇政府称，因《顺义区农村个体民营占地承包合同》的承包方是姚×，故其只将姚×列为《限期拆除通知书》《催告书》《拆除通知书》《拆除违法建设公告书》的相对人，未针对谭勇作出相关文书。2019年2月20日，南彩镇政府针对涉案建筑物实施了强制拆除行为。谭勇强拆当天在现场，强拆开始后，被清离现场。谭勇于2019年6月5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南彩镇政府对谭勇位于北京市顺义区南彩镇后俸伯村吉祥路养殖小区西北角建筑物的强制拆除行为违法。2019年9月17日，一审法院作出（2019）京0113行初347号行政判决书，认为：该案中，南彩镇政府实施强制拆除行为前，未依照相关规定对谭勇作出限期拆除决定、催告书、强制执行决定，剥夺了谭勇的陈述、申辩权。现有证据不能证实南彩镇政府实施强制拆除行为前通知谭勇清理物品，不能证实强拆前对相对人未清理完毕的物品进行了清理、制作物品清单并妥善处置，亦不能证实强拆时制作了笔录并录像。故以南彩镇政府明显违反法定程序为由，确认南彩镇政府于2019年2月20日强制拆除谭勇位于北京市顺义区南彩镇后俸伯村养殖小区西北角建筑物的行为违法。同时，针对谭勇的起诉条件问题，该判决认为：……谭勇通过与李××、姚×签订合同的方式成为被拆除建筑物的实际使用人，因此，谭勇与南彩镇政府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起诉符合法定条件。各方均未上诉，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该案中，南彩镇政府称，强拆前，其委托后俸伯村委会早中晚三次通知谭勇清理物品，拆除时涉案建筑物内外已没有物品，故未制作物品清单。谭勇则称，后俸伯村委会未通知其清理物品，因听邻居说要拆，且邻居都在清理物品，为了避免损失，其才主动清理了物品，但强拆当天仍有部分物品未搬完，包括：办公家具、一小部分体育用品、用于建筑学校操场的材料（聚氨酯胶水、硅PU原料、橡胶颗粒、石英砂、人造草皮）、厨房设备、洗浴设备。强拆时，南彩镇政府未制作笔录。南彩镇政府称是否摄制录像不清楚。拆除后数日，南彩镇政府将拆除后的建筑材料予以清理。清理前，南彩镇政府未书面告知谭勇有权清理拆除后的建筑材料残值。谭勇称拆除后其未去清理有价值的物品，因为现场有南彩镇政府的安保人员看守，不让当事人进。南彩镇政府则称，拆除后的现场确实有安保人员看守，但允许当事人进入，只是不允许无关人员进入，以防物品丢失。本案中，谭勇明确其第2项诉讼请求中要求南彩镇政府赔偿的建筑物内物品以及可以拆除重新使用的附属物包括：1．茶台1个；榆木椅子5把；春夏秋冬屏风4组；实木床1组；上下床8套；文件柜15套；网络交换机1台；电话交换机1台；交换机、柜机1个；监控1套；LED灯180个；新风系统1套；橱柜3米；吊柜3米；油烟机1台；空气能冷暖机拆装1项；不锈钢定制橱柜1个；笤帚5个；笤帚簸箕5个；煤气灶1台；花盆12个；玻璃幕墙98平方米；玻璃幕墙定制窗帘98平方米；门厅玻璃幕墙15平方米；钢化玻璃背景墙7平方米；货架130组；库房推拉大门2个；铁艺大门1个；电锤3把；电钻2把；角磨机5个；展厅广告画25米；排风扇3个；洗浴热水器1个；花洒1个；鱼缸1个；铸铁排水沟篦子60个。关于本案中谭勇所述物品毁损情况与（2019）京0113行初347号案件中其陈述内容不一致的原因，谭勇称其在（2019）京0113行初347号案件中“只是大概说了一下，没有详细列举”。谭勇称其于2019年11月10日以邮寄方式向南彩镇政府提出过赔偿申请，但邮寄材料未找到。南彩镇政府对此不予认可，称未接到过谭勇的赔偿申请。谭勇不服，后提起本诉。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以及庭审过程中当事人的陈述，本案的焦点问题有二：一、谭勇是否符合法定起诉条件；二、谭勇提出的各项赔偿请求应否得到支持。一、关于起诉条件问题。本案中，南彩镇政府在答辩意见中针对谭勇的起诉条件提出了两点质疑：一是南彩镇政府未收到谭勇的行政赔偿请求，亦未处理过谭勇的行政赔偿请求，谭勇不具备单独提起行政诉讼的前提条件。二是谭勇对涉诉土地既不享有承包经营权，也并非涉案建筑物的所有权人和出资建造者，不具备提起赔偿之诉的主体资格。对上述第一点意见，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九条第二款规定，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也可以在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根据该条规定，赔偿请求人可以自行选择一种求偿途径。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先提起行政诉讼，在行政行为的违法性得到人民法院判决确认后又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表明其没有选择向赔偿义务机关直接提出行政赔偿请求的途径，而是选择人民法院解决其行政赔偿要求。此种求偿方式应视为在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了行政赔偿诉讼请求，无需赔偿义务机关先行处理。本案中，谭勇虽无证据证明已向南彩镇政府提出赔偿申请，但因人民法院已经针对南彩镇政府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作出了确认违法判决，因此，谭勇在此情形下提起赔偿之诉应视为上述法律中所规定的“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赔偿请求的情形。对南彩镇政府第一点质疑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对于南彩镇政府提出的第二点意见，一审法院在（2019）京0113行初347号行政判决书中已经作出过论述，因两案属关联案件，故在此不再重复论述。二、关于谭勇的各项赔偿请求应否得到支持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原告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有权提供不予赔偿或者减少赔偿数额方面的证据。根据上述规定，赔偿请求人取得国家赔偿，应以其“合法权益”受到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行为的侵害为前提条件，且赔偿请求人应对其主张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虽然南彩镇政府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因违反法定程序被确认违法，但因谭勇在本案中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在北京市顺义区南彩镇后俸伯村养殖小区西北角建筑物的合法性，故谭勇要求南彩镇政府赔偿建筑物重置成本损失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因附属物属于整体建筑物的一部分，故对谭勇主张的附属物损失，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建筑物内的物品属于谭勇的合法财产。因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南彩镇政府在强制拆除前通知谭勇自行清理物品，故南彩镇政府对该部分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鉴于该部分赔偿标的物已经灭失，双方提交的证据均不能证明应当赔偿的具体数额，故一审法院结合谭勇曾主动清理物品；其在（2019）京0113行初347号案件中陈述的毁损物品与本案所述不一致，此前陈述具有较大可信度等因素，就建筑物内的物品损失酌情确定赔偿数额。拆除后的建筑材料残值亦属于谭勇的合法财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因南彩镇政府安排安保人员看守拆除后的现场，且南彩镇政府在强拆前未在相关文书中告知谭勇享有自行处置建筑残值的权利，现有证据亦无法证明南彩镇政府清理建筑材料残值时谭勇已经明确放弃对建筑材料的处置，因此，谭勇对建筑材料残值客观上无法举证，应由南彩镇政府承担举证责任。因南彩镇政府未完成举证责任，且本案所涉建筑材料已经灭失，故一审法院结合涉案建筑物的面积、结构、形成时间等因素，就建筑材料残值部分酌情确定赔偿数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规定：“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八）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据此，国家赔偿中财产损失的赔偿范围仅限于直接损失。因谭勇要求赔偿的停产停业损失、自行搬运物品的费用不属于直接损失范畴，故谭勇要求南彩镇政府赔偿该部分损失缺少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四）项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一、南彩镇政府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谭勇因强制拆除行为造成的建筑物内物品、拆除后建筑材料残值损失共计六万二千元；二、驳回谭勇的其他赔偿请求。谭勇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主要事实和理由为：一、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建筑物的合法性，故不支持赔偿建筑物重置成本损失明显错误。上诉人已举证证明其建筑行为的合法性，被上诉人应当赔偿因其违法强拆行为给上诉人造成的建筑物损失。二、一审法院根据结合涉案建筑的面积、形成时间等情况就建筑材料残值部分确定赔偿数额，判决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建筑材料残值损失62000元，认定事实不清，认定残值数额明显太低。三、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的企业停产停业损失及搬运物品的费用不属于直接经济损失不予赔偿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四、关于建筑物内物品损失问题，被上诉人应当赔偿上诉人在一审诉讼中所列清单中所有物品损失。现上诉请求二审法院判令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南彩镇政府同意一审判决，请求维持原判。谭勇在举证期限内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行政赔偿申请书、赔偿清单、拆迁房屋明细表，证明谭勇向南彩镇政府提出过赔偿申请。2．（2019）京0113行初347号行政判决书，证明南彩镇政府强拆行为违法，应当给予谭勇赔偿。3．北京优世体育用品有限公司营业执照、网页截图及照片13张，证明强拆前建筑物状况以及建筑物内物品情况，南彩镇政府拆除的建筑物是谭勇的经营场所，南彩镇政府拆除谭勇建筑物应当赔偿。4．2018年11月1日至2019年1月31日期间的银行交易明细单，证明谭勇的公司在强拆之前正常营业。南彩镇政府在举证期限内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2019）京0113行初347号行政判决书，证明：①涉案建设物为违法建设，南彩镇政府有拆除的法定职权；②谭勇明知涉案建筑物没有取得相关手续而购买，本身具有过错；③判决中表述了谭勇并非涉案建筑的建造人，其无权就建筑物本身及残值主张权利；④谭勇知晓拆除前要清理物品，判决中也载明了其清理物品的情况；⑤拆除时谭勇在场。2．北京市顺义区南彩镇后俸伯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后俸伯村委会）出具的《证明》，证明在拆除前告知清理涉案场地内物品及涉案场地内情况、残值处理情况，且该证明内容与（2019）京0113行初347号案中谭勇关于清理物品的陈述相吻合。3．照片1张、视频光盘1张，证明拆除当天现场情况，同时证明拆除时间是2019年2月20日，此次拆除是针对后俸伯村的养殖小区统一实施的大规模拆除。经庭审质证，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谭勇提交的证据2、3以及南彩镇政府提交的证据1、证据3中的照片形式合法，内容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能够证明涉案房屋用途、局部外观及强拆行为被确认违法等情况，可以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一审法院予以采纳。谭勇提交的证据1中的房屋拆迁明细表系其单方制作，因无其他证据相佐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一审法院无法认定；因谭勇未提交向南彩镇政府邮寄行政赔偿申请书的凭证，故证据1不能证明谭勇向南彩镇政府提出过赔偿申请，对该证明目的一审法院不予采纳。谭勇提交的证据4与本案没有直接的关联性，一审法院不予接纳。南彩镇政府提交的证据2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一审法院对其证明目的不予采纳。南彩镇政府提交的证据3中的视频光盘未能显示被拆除建筑物的明显特征，且谭勇明确表示光盘中不包含其建筑物，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一审法院不予认定。一审法院已将当事人提交的证据随案移送本院，经审查，本院认为一审法院的认证意见并无不当，并对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谭勇的起诉是否符合法定起诉条件一节，本院同意一审法院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以下简称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即公民取得国家赔偿应以其合法权益受到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行为的侵害为前提条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原告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有权提供不予赔偿或者减少赔偿数额方面的证据。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但此处两种举证责任在证明目的、证明对象、不利后果等方面并非完全一致，具体而言，对于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无法认定的巨额损失是否存在，原告仍应承担初步证明责任，否则主张消极事实的被告将无从举证。而对于损失数额，被告穷尽举证手段仍无法确定的，人民法院应当综合案件实际情况，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结合当事人诉求合理酌情确定，并判决行政机关承担相应赔偿责任，而非直接支持原告所有赔偿请求。本案中，生效法律文书中已经认定“根据我国规划的相关法律规定，结合北京市相关规划条例的规定，本市依法实行规划许可制度，各项建设用地和建设工程应当符合城乡规划，依法取得规划许可。谭勇称建房行为发生在2003年至2005年，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实施之前，但根据建房行为发生时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北京市城市规划条例》的相关规定，建设者建房前应经过规划主管部门批准，否则即属违法行为。《城乡规划法》和《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实施后，涉诉建筑物持续存在，谭勇作为继受主体，亦未按法律规定补办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因此，涉案建筑物的违法状态一直持续，南彩镇政府适用现行法律法规对涉案建筑物进行定性并查处并无不当”。根据生效法律文书，本院可以认定涉案建设并非合法建设，且谭勇在本案中未提交证据证明涉案建筑物的合法性，故谭勇要求南彩镇政府赔偿其建筑物重置成本损失的诉求，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因附属物属于整体建筑物的一部分，故对谭勇主张的附属物损失，本院亦不予支持。关于涉案建筑被拆除后的残值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结合本案案情，因南彩镇政府安排安保人员看守拆除后的现场，且南彩镇政府在强拆前未在相关文书中告知谭勇享有自行处置建筑残值的权利，现有证据亦无法证明南彩镇政府清理建筑材料残值时谭勇已经明确放弃对建筑材料的处置，因此，一审法院认为谭勇对建筑材料残值客观上无法举证，应由南彩镇政府承担举证责任正确。因南彩镇政府未完成举证责任，且本案所涉建筑材料已经灭失，一审法院结合涉案建筑物的面积、结构、形成时间等因素，就建筑材料残值部分酌情确定的赔偿数额并无不当。关于涉案建筑物内的物品是否应予赔偿、赔偿数额问题及停产停业损失、自行搬运物品的费用是否应予赔偿的问题，本院同意一审法院的认定意见。因此，一审判决处理结果并无不当，本院应予维持。综上，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文涛审 判 员 韩 勇审 判 员 王 伟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 陈金涛法官助理 王曼斐书 记 员 高 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