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黄骅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983民初3545号 原告：孙秀梅，女，1977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银行职员，住河北省沧州市新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增华，男，1977年11月1日出生，汉族，本科文化，律师，住浙江省宁波市江东区，现住河北省沧州市新华区，与孙秀梅系夫妻关系。 被告：沧州碧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沧州市南大港管理区盛源街南侧馨苑西区。 法定代表人：李晓明，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谭齐，女，1992年4月14日出生，汉族，本科文化，住，系该公司法务。 原告孙秀梅与被告沧州碧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碧诚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孙秀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增华，被告碧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谭齐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孙秀梅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原告现金16582.38元并支付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2019年7月6日起计算至被告清偿完毕之日）；2、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损失331.65元；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被告于2017年11月28日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原告购买被告开发的南大港碧桂园·凤凰岛住宅小区67号楼2层202号房，双方在合同的补充协议中约定该商品房不含增值税房价为人民币903739.64元，增值税为99411.36元，总价款为1003151元。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向被告支付了全部房款和增值税款共计1003151元。2019年7月6日，被告为原告开具购房发票，原告发现发票载明的房款为920322.02元，比合同约定的房款多16582.38元，增值税款为82828.98元。原告认为，被告多收取原告房款没有法律依据，构成不当得利，依法应返还原告并支付相应的利息。因被告多收取原告16582.38元房款，导致原告多缴纳契税331.65元，对此损失，被告也应当赔偿。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现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如所请。 碧诚公司辩称：一、原告以增值税税率下调要求返还购房款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商品房销售后，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是被告碧诚公司，并非原告，碧诚公司按国家最新税率政策依法纳税为其法定义务。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规定，销售货物或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及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为增值税纳税人，碧诚公司销售商品房后发生了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应当作为纳税义务人向国家缴纳增值税，纳税义务人并非原告。2.根据《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规定，自2019年4月1日起，销售不动产使用的增值税税率为9%；根据《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的前提是发生应税行为，而销售不动产应税行为的定义是指转让不动产所有权的业务活动。在实际操作中，税务主管部门根据合同约定的交付时间或实际交付时间孰早原则征收增值税。具体到本案中，《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交房时间以及原告实际收楼的日期均晚于新政生效日期。因此，碧诚公司按照国家最新税率政策开具税率为9%的发票并依法纳税并无不妥。（二）国家下调增值税税率的本质目的就是要减轻企业负担，激发企业活力，碧诚公司是否纳税及纳税金额，是碧诚公司与税务机关之间的法律关系，与原告无关。从计税原理上看，增值税是对商品生产、流通、劳务服务中多个环节的新增价值或商品的附加值征税的一种流转税。2019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深化增值税改革，务必使企业缴费负担有实质性下降，确保减税降费落实到位。增值税率下调是国家应对当前经济下行压力的重要举措，最直接的目的是减轻企业税负负担，以激发企业活力。故碧诚公司是否纳税、是否从纳税金额中获利，是碧诚公司与税务机关的法律关系，与原告无关。（三）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诚信履约。合同明确涉案商品房在不考虑面积差异的情况下，为固定总价交易，并没有降税即降价的约定，碧诚公司是否纳税以及纳税金额对涉案商品房的总价不产生任何影响。商品房交易有别于普通的商品买卖，总价变更属于合同重要条款的变更，应当以合同约定或买卖双方协商一致为依据。而《商品房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均明确约定涉案商品房在不考虑面积差异的情况下为固定总价交易，合同中并没有“降税即降价”的约定，补充协议之所以拆分“含税总价、不含税总价”，主要是基于税务机关规定印花税是以不含税总价作为计征基数，合同才进一步明确不含税总价。其中印花税是由碧诚公司交纳的。因此，合同中拆分不含增值税房款是为了满足碧诚公司缴纳印花税的需要，避免重复纳税。故碧诚公司是否纳税、纳税金额对涉案商品房的交易总价不产生任何影响。换言之，如果增值税税率并非下降而是上调，对房屋的总价款也是没有任何影响的，原告也不会因为增值税上调而多向碧诚公司付款。 二、原告以多缴纳契税为由要求碧诚公司赔偿损失亦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根据财税[2016]43号文（关于营改增后契税、房产税、土地增值税、个人所得税计税依据问题的通知）第一条“计征契税的成交价格不含增值税”。也就是说，原告的契税是根据不含增值税的价格进行缴交的，因此合同对应涉案房屋的总价款进行了拆分，也是为了便于原告缴纳契税。但是增值税下调是国家出台的新政，而非碧诚公司可以改动的。并且契税的税收主体也是国家税务部门，而非碧诚公司。换言之，即便补充协议中未进行拆分，随着国家对增值税由11%下调至9%，原告照样应当按照不含增值税的价款缴纳契税。不论是上调还是下调，原告都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缴纳契税。即便协议不进行约定，税务部门也会计算。如果原告认为契税增加，应当向税务部门主张权利，而不是向碧诚公司主张权利。因为碧诚公司既不是契税的税收主体，也不是契税的调控者。 三、《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了房款总价计算方法为固定房屋总价款，合同未约定降税即降价，碧诚公司没有多收取被答辩人房款，不存在不当得利。首先，合同第四条就商品房价格约定了固定房屋总价款的计价方法，即合同单价按照建筑面积计算，并约定了商品房总价。其次，合同除第五条约定了因面积差异导致商品房总价款变动外，无其他约定可以变更商品房总价款。第三，补充协议第十二条虽然将固定总价拆分为不含税金额和税金，但该条后半部分同样有“总房价人民币1003151元”的表述，也就是说，原告向碧诚公司交付的房款是包含了增值税在内的总房价款，而非不含税房款。 四、碧诚公司在买卖合同项下的主要义务是按时交付验收合格的商品房，不负有付款义务，也不存在退还购房款的事实，原告要求碧诚公司支付利息没有任何依据。 五、碧诚公司按时交付涉案商品房，不存在违约行为，本案诉累由原告引发，故诉讼费理应由原告自行承担。 经审理查明：原、被告于2017年11月28日签订合同编号为南大港碧桂园凤凰岛住宅小区67号楼字第1711280043号商品房买卖合同一份，约定：第三条原告购买被告开发的南大港碧桂园·凤凰岛住宅小区67号楼2层202号房，约定建筑面积为130.42平方米。第四条计价方式与价款1、按建筑面积计算，该商品房单价为每平方米7691.7元，总金额（大写）壹佰万零叁仟壹佰伍拾贰元整。第五条面积确认及面积差异处理。根据当事人选择的计价方式，本条规定以建筑面积为依据进行面积确认及面积差异处理。合同约定面积与产权登记面积有差异的，以产权登记面积为准。附件四：补充协议中第二条关于该商品房价款的计价方式、总价款、付款方式及期限的具体约定。1、签订合同前，买受人已向出卖人支付定金贰万元整，该定金于本合同签订时抵作商品房价款。2、买受人同意按下列C种方式付款，并以人民币为计算货币。C）、其他方式（即按揭分期付款）（1）出卖人出售给买受人该商品房的总房价款为壹佰万零叁仟壹佰伍拾壹元整；（2）买受人必须在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时付该商品房总价款的63.12%给出卖人，即陆拾叁万叁仟壹佰伍拾壹元整；（3）买受人必须在2017年12月29日前，付该商品房总价款的36.88%（银行按揭款项）给出卖人，即叁拾柒万元整。第十二条关于税费1、买卖双方一致同意并知悉该商品房的不含增值税房价为人民币903739.64元，增值税为人民币99411.36元（税率为11%），故买方应向卖方支付的总房价人民币1003151元。第十七条补充协议的效力2、买卖双方一致确认：对本补充协议及附录的条款含义认识一致，本补充协议约定与合同不一致的，以本补充协议的约定为准。3、本补充协议及附录均为合同的有效组成部分，经出卖人和买受人签字（盖章）后随合同生效而生效，效力优先于合同。于商品房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尾部，孙秀梅于“买受人”处签字摁扣指纹、碧诚公司于“出卖人”处加盖公司销售合同专用印章及法定代表人李晓明印章。庭审中，被告认可合同的总价款应为1003151元，主合同约定的1003152元仅是四舍五入过程中存在的误差。合同签订后，孙秀梅于2017年11月28日前共支付购房款633151元（含定金20000元），后通过银行贷款的方式支付剩余购房款370000元，以上共计1003151元。2019年7月6日，碧诚公司为孙秀梅出具编号为00515678、00515679号的增值税普通发票两张，其中记载*不动产*房地产开发住宅金额为920322.02元（580872.48元+339449.54元），税率为9%，税额为82828.98元（52278.52元+30550.46元），共计1003151元。2019年8月21日，孙秀梅按照实际缴纳购房款（920322.02元）的2%交纳契税共计18406.44元。 庭审中，原告主张碧诚公司发票中记载的不含税房款（920322.02元）比合同约定的不含税房款（903739.64元）多16582.38元，并因此多缴纳契税331.65元（实际缴纳契税18406.44元扣减按照合同约定应缴纳契税18074.79元即不含税房款903739.64元×2%），故因此诉至法院。 另查，财政部、税务总局于2018年4月4日发布财税【2018】32号关于调整增值税税率的通知，一、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或进口货物，原适用17%和11%税率的，税率分别调整为16%、10%，六、本通知自2018年5月1日起执行。此前有关规定于本通知规定的增值税税率、扣税率、出口退税率不一致的，以本通知为准。财务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于2019年3月20日发布2019年第39号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一、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或者进口货物，原适用16%税率的，税率调整为13%；原适用10%税率的，税率调整为9%。九、本公告自2019年4月1日起执行。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及原告提交的编号为南大港碧桂园凤凰岛住宅小区67号楼字第1711280043号商品房买卖合同（含附件四补充协议）、pos机刷卡单3张、银行明细查询单2份、个人购房借款担保合同1份，银行放款凭证1份、碧诚公司开具的机打收据2张、增值税发票2张，契税完税证明1份，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的《关于调整房地产交易环节契税、营业税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16】23号）1份，被告提交的编号为南大港碧桂园凤凰岛住宅小区67号楼字第1711280043号商品房买卖合同（含附件四补充协议）、国家税务总局2016年4月25日视频会议答复文字版、财税(2016-43号）文件，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的财税【2018】32号关于调整增值税税率的通知，财务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发布2019年第39号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含附件四补充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真实有效，本院予以确认。原、被告应当依照合同约定诚信履行。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房屋总价款能否因增值税税率的调整而相应调整？本院经综合分析后认为房屋总价款不应受到增值税的调整而调整，理由如下：首先，从合同体系安排来看，《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第四条系对“计价方式与价款”的约定，而补充协议第十二条系对“关于税费”的约定，二者并非对同一事项所做的不同约定，双方对涉案房屋的计价方式有且仅有一种方式，即上述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第四条的约定；其次，从合同内容来看，商品房买卖合同第四条中明确约定了“涉案商品房价款按照建筑面积计算（面积为130.42平方米），单价为7691.70元/平方米，总金额为1003152元（因四舍五入的区别实际应为1003151元）”，补充协议中第十二条第一款中虽有“不含增值税房价为人民币903739.64元，增值税为人民币99411.36元（税率为11%）”的约定，但该两个数额系根据前述第四条约定的房屋总价款拆分而来，是在国家“营改增”的政策背景下，为了税务处理之便利而对房屋总价款所做的拆分，即双方在固定总价款1003151元的基础上，适用当时的增值税税率11%推算而来的不含增值税的房价，而非反之。第三，不动产属于家庭大额财产，不动产交易事宜关系重大，双方通过固定价款的方式约定有利于维护商品房交易秩序的稳定。原告主张增值税税率下降其多缴纳的部分应都构成不当得利予以返还。本院认为，开发商因销售商品房而产生的增值税税款系开发商的经营销售成本之一，开发商在计算商品房的成本时将其考虑在内无可厚非，双方当事人已经通过合同约定作出的固定总价款的意思表示，且不存在价税即降价的意思表示，故在没有降税即降价的明确约定下，被告是否交税、交税的金额以及种类对于房屋总价款不产生任何影响；换言之，如果增值税税率上调而非下降，对房屋总价款依旧不会产生影响。综上，对于孙秀梅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孙秀梅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11.43元，由原告孙秀梅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同时预交上诉费，上诉于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王丹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一日 书记员  张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