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13民终70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韩世元，男，1968年4月28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管立凤，湖北三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随州市兴业昌盛建筑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随州市擂鼓墩大道北端。法定代表人：邱道勋，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全存，该公司员工。原审被告：孙红刚，男，1972年9月18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原审被告：方朝辉，男，1978年3月20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上诉人韩世元因与被上诉人随州市兴业昌盛建筑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随州兴业公司），原审被告孙红刚、方朝辉加工定作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随州市曾都区人民法院（2019）鄂1303民初39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韩世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管立凤、被上诉人随州兴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邱道勋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全存，原审被告孙红刚、方朝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韩世元上诉请求：1.撤销随州市曾都区人民法院（2019）鄂1303民初3952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随州兴业公司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切费用由被上诉人随州兴业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1.孙红刚、方朝辉、韩世元三人合伙工程所用挂篮费用总额为170万元，三人约定从孙红刚处购买，合伙财产均由孙红刚保管，170万元货款已付清。涉案加工物的量是多少，有多少用于三人合伙工地，随州兴业公司没有有效证据证明。即便加工物全部用于工地，即便孙红刚未付清货款，本案合同的当事人是孙红刚与随州兴业公司，也应当由孙红刚承担责任，与韩世元无关。2.在购买挂篮及工程施工的全过程，上诉人从未看到、也未听说孙红刚购买挂篮签过合同和结算单。3.被上诉人对其主张所提供的证据全是复印件，直到现在上诉人也未看到原件和进行质证，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未经当事人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更何况是未经质证的复印件。4.一审法院适用的是合伙事务的法条，而本案是定作合同纠纷，一审适用法律错误。随州兴业公司辩称：1.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提出孙红刚、方朝辉、韩世元三人合伙工程所用挂篮总费用为170万元是从孙红刚处购买，与事实不符。我公司每次发货有清单、出库单各一式两份，对方收货后签字返回我公司一份，清单注明有货物名称、数量、司机姓名、车牌号、联系电话。我公司共发货11车，每车货物数量不等，吨位有整数有零数，不可能几车货刚好是170万元。孙红刚本人没有任何设备，不具备钢模板生产能力。2.孙红刚于2015年3月6日因富河大桥工程需要与我公司签订挂篮模板加工定作合同，2015年5月13日孙红刚、方朝辉、韩世元签订合作协议，对富河大桥工程共同投资、共同受益。因工程需要我公司提前于2015年5月25日开始供货，韩世元未对孙红刚与我公司签订的挂篮模板加工定作合同提出异议，模板如何使用是三位合伙人的事，与我公司无关，我公司对模板如何使用没有举证义务。3.韩世元在上诉状中提出自己不清楚孙红刚与我公司签订挂篮模板合同、在施工全过程从未看到模板属自欺欺人，韩世元多次到我公司催货，多次押车将旧模板送到我公司改造，这只能说明韩世元在说谎。4.韩世元在上诉状中提出与我公司签订合同的是孙红刚，与他无关的说法违背法律规定，法律明确规定合伙人对合伙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5.我公司向一审法院立案时证据原件和复印件都递交了，法院收取了复印件。一审休庭后法官要求被告到我公司看原件，我公司也邀请韩世元、方朝辉到公司看原件，但他们说有急事就走了。综上所述，韩世元提出的上诉请求不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原审被告孙红刚述称，同意随州兴业公司的答辩意见。原审被告方朝辉述称，对涉案挂篮的价格和数量是否准确存有疑问，请法院核实。随州兴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清偿我公司货款692875元；2.依法判令被告按中国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欠款利息45210元；3.诉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三被告系合作关系，被告孙红刚、方朝辉各投资150万元和被告韩世元投资100万元共建中核工业308国道富河大桥工程项目。2015年3月6日，因建富河大桥的需要，被告孙红刚（甲方即需方）与原告随州兴业公司（乙方即供方）签订一份《挂篮模板加工定作合同》，合同约定：“1、三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和本工程任务情况，一致同意签订以下合同条款共同遵守；2、产品、数量、单价、金额。棱形挂篮预估定做4套，理论重量130吨/套，单价5500元/吨，合价2860000元，另挂篮改造费按1500元/吨计价，最终总价以实际过磅收货重量乘以综合单价金额为准；3、加工制作方式。综合单价承包，包工、包料、包装车、包环保、包质量、包运输、包安全；4、工期和进度。2015.7.1前供应第一批钢模板，2015.8.25供完本合同所有模板；5、技术标准与质量要求。满足甲方构造物尺寸、使用要求及国家质量标准进行加工制作……”等内容。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照合同的约定，将加工的模板送至三被告共同承揽的工地上。2015年11月3日，双方进行了结算，被告孙红刚在清单上签名并确认总货款2392875元，截止2017年1月23日，被告孙红刚已偿还货款1700000元，尚欠692875元未付。为此，原告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孙红刚签订的一份挂篮模板加工定作合同，没有违反国家强制性和政策性的规定，该合同合法有效，当事人双方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履行完毕，并已按合同进行结算，债权债务关系明确，被告孙红刚应当予以偿还。原告还主张要求被告支付利息的理由，因双方结算后对下欠的货款没有约定利息，法院酌定以原告主张权利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息。被告方朝辉、韩世元与被告孙红刚系合伙关系，且原告加工的货物用于三被告合伙承揽的工地上，故被告方朝辉、韩世元对此货款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庭审中，被告韩世元辩解此货款与自己无关的理由与事实不符，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被告孙红刚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随州市兴业昌盛建筑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的货款692875元及利息（从起诉之日即2019年6月25日起至还清之日止，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被告方朝辉、韩世元负连带清偿责任。案件受理费11181元，由被告孙红刚、方朝辉、韩世元共同负担。二审中，上诉人韩世元没有提交新的证据。被上诉人随州兴业公司提交孙红刚出具的《证明》、《挂篮模板加工定作合同》原件各一份及该公司出库单原件共计十一份，170万元收据一份。证明目的系支持该公司的上诉答辩意见。经庭审质证，上诉人韩世元认为：对170万元收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挂篮模板加工定作合同》的真实性有异议，印章肉眼可看出是新盖的，孙红刚关于该合同的几次陈述均不一致，且签订合同时间在前，合伙在后，故合同相对人只有孙红刚，没有韩世元和方朝辉，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对全部出库单和清单的真实性均有异议，没有标注是新定作挂篮或旧挂篮改造，部分出库单有手写的地方，部分出库单还有拖拉机小车，与本案无关。请求对《挂篮模板加工定作合同》中的印章和孙红刚、邱道勋的签名，以及对出库单的书写时间进行鉴定。原审被告孙红刚对被上诉人随州兴业公司提交的证据无异议。原审被告方朝辉认为：原审原告以单价5500元每吨起诉，而清单显示单价为5400元每吨，货物的单价和数量还需要重新核算。对上述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为，2015年5月13日，孙红刚、韩世元、方朝辉签订《合作协议》，就中核工业308国道富河大桥项目达成合伙协议，该时间虽晚于2015年3月6日孙红刚与随州兴业公司签订《挂篮模板加工定作合同》，但《挂篮模板加工定作合同》中定作的货物用于308国道富河大桥项目，与两个协议的签订时间并不矛盾。方朝辉一、二审中均承认308国道富河大桥项目使用挂篮模板的事实，只是对单价和数量提出异议，且二审中方朝辉还承认模板在后续的其他工地项目中继续使用。上诉人韩世元一方面认可随州兴业公司收到孙红刚170万元模板款，一方面否认《挂篮模板加工定作合同》的真实性，自相矛盾。关于上诉人韩世元提出的鉴定申请，本院认为，上诉人称一审未对证据原件进行质证，二审中被上诉人随州兴业公司提交了《挂篮模板加工定作合同》及出库单的原件，上诉人应当提供反证予以反驳或者提交有必要进行鉴定的证据，但上诉人除了对证据提出质疑外，未提供相关证据，上诉人不是专业鉴定机构，仅凭肉眼认为印章是新盖的，不符合启动鉴定的法定事由，本院不予支持。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2015年5月13日孙红刚、韩世元、方朝辉签订的《合作协议》中，约定三方就中核工业308国道富河大桥项目达成投资合作意向，预期估计投资400万元，出资比例为孙红刚150万元，方朝辉150万元，韩世元100万元，项目收益分配按投资比例进行利益分配，对本工程的各项投资，三方均有知情权和决策权，有分歧意见协商解决……但三方未书面明确约定合伙人的分工，亦未明确约定合伙期间的采购、开支等管理权限。本案二审庭审中，三方均认可合伙体由孙红刚负责管账。原告方朝辉、韩世元诉被告孙红刚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案号为（2017）鄂0606民初5344号，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20日作出一审判决，在该判决中认定：“孙红刚与方朝辉、韩世元系朋友关系，2014年8月三方开始运作承包湖北阳新县中核工业308国道富河大桥工地项目，2014年12月8日三人开始进场施工，该工地于2017年3月竣工……三方又另外承包位于阳新县××核××黄阳段工程新工地，三方在308国道富河大桥工地的大部分设备物资包括模板挂篮等也用于新工地……”双方当事人均不服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2017）鄂0606民初5344号民事判决，向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案正在二审过程中。本院认为，合伙是当事人达成一致的合伙意思表示并付诸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虽然孙红刚与随州兴业公司签订《挂篮模板加工定作合同》时，其尚未与韩世元、方朝辉签订书面合伙协议，但三人实质性的合伙时间早于《挂篮模板加工定作合同》签订时间，书面合伙协议是对三方以往合伙关系的认可，及对将来合伙人权利义务的确认，不妨碍本案对挂篮模板用于三方工地项目这一事实的认定。且随州兴业公司二审提交的证据《挂篮模板加工定作合同》、出库单及货物清单、孙红刚签字的结算单均系原件，能够互相印证，可信程度高，结合上诉人韩世元、原审被告方朝辉对合伙关系及挂篮模板用于工地项目的认可，足以认定。韩世元上诉称“孙红刚、方朝辉、韩世元三人合伙工程所用挂篮费用总额为170万元，三人约定从孙红刚处购买”，既没有孙红刚收取方朝辉、韩世元170万元挂篮费用的收据，也与孙红刚向随州兴业公司支付170万元挂篮费用的事实相矛盾，本院不予采信。挂篮模板在项目工地使用属用于合伙事务，合伙人在受益的同时应当承担支付挂篮模板货款的义务。上诉人韩世元、原审被告方朝辉虽然与被上诉人随州兴业公司不存在定作合同关系，但根据法律规定应对合伙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孙红刚是否将2015年11月3日与随州兴业公司结算挂篮模板货款的事实告知合伙人，或者在领取工程项目资金时没有及时足额支付本案货款，应由孙红刚自己负责。合伙人内部分工约定不明，对外不能对抗债权人随州兴业公司。合伙体对外承担连带责任后，不影响其内部进行清算。关于挂篮模板总价款，合同约定价格5500元每吨，但部分出库单记载价格为5400元每吨，应以合同价格为准，且孙红刚已经签字确认了结算价格，其行为是作为合伙体管账人代表合伙体履行职务的行为，相应的法律后果应当由合伙人承担。如果合伙人在合伙事务中还存在其他未了结的纠纷，可以通过另案主张权利。综上所述，韩世元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181元，由上诉人韩世元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 亘审判员 袁 涛审判员 吕丹丹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郭金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