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73民终2616号上诉人（一审原告）：薛维昆，男，汉族，1956年1月21日出生，住湖北省公安县。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华文出版社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外大街305号8区2号楼。法定代表人：宋志军，社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方明亮，男，1960年11月22日出生，华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员工。上诉人薛维昆因与被上诉人华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简称华文出版社）出版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简称一审法院）作出的（2019）京0102民初4073号民事判决（简称一审判决），于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薛维昆、华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方明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薛维昆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薛维昆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华文出版社负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薛维昆1995年向华文出版社投送小说原稿《阴阳世界》，1996年6月20日双方签订图书出版合同，1999年1月华文出版社才将薛维昆的手稿出版，出版时改名《梦醒之后》，原稿75万字只出版20万字，其余55万字被截留并拒绝退还。华文出版社未按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的稿酬办法支付基本稿酬和印数稿酬，薛维昆一直不间断要求稿酬和未出版原稿，诉讼时效处于中断状态，本案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此外，要求返还原稿没有时效限制。2.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著作权法规定，作品的作者是公民的，著作财产权的保护期为作者有生之年加死后50年，薛维昆的起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华文出版社辩称，薛维昆一审提交的合同没有甲方签字，与华文出版社存档合同不一致，是无效合同；华文出版社提供的合同落款时效为1998年10月27日，合同有效期十年，目前早已超过合同有效期；合同约定以1000册书抵稿酬，不涉及基本稿酬和印数稿酬；薛维昆主张华文出版社未退回手稿、涉案图书出版多期，无事实依据。综上，请求驳回薛维昆的上诉请求。薛维昆一审的诉讼请求为：1.请求判令华文出版社支付薛维昆出版酬金50万元；2.请求判令华文出版社支付给薛维昆精神抚慰金5万元；3.请求判令华文出版社退还给薛维昆《梦醒之后》手稿原件；4.请求判令华文出版社支付薛维昆因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律师费1万元；5.诉讼费由华文出版社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涉案图书出版情况及涉案出版合同签订情况（一）根据薛维昆提供的涉案图书封皮复印件及薛维昆、华文出版社一审当庭一致陈述确定：涉案图书《梦醒时分》为长篇小说，署名作者为薛维昆，由华文出版社出版，出版号为ISBN7-5075-0815-3，1999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由新华书店经销，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8）第39093号，定价24元。吴修书、张宏为该书作《序》，《序》文写道：“这是一部重在表现我国市场经济改革大潮中残疾人生活的小说。…作者薛维昆是一位残疾人…初稿近七十万字，最后提炼为现在的三十万字左右…”。薛维昆当庭陈述，2000年1月，涉案图书由华文出版社出版社邮寄至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经华文出版社方人员电话告知后薛维昆到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取回。华文出版社对涉案图书没有再版行为。华文出版社对薛维昆涉案作品没有其他出版行为。（二）对涉案图书所依据的出版合同，薛维昆、华文出版社在一审中各执己见，并各自提供了相关的证据材料。在本案中，薛维昆提供了一份名称为“《华文出版社图书出版合同》”的合同文本（薛维昆证据5）用以主张其合同权利。从该份合同文本内容看，在第一页的首部写明，作者姓名（以下简称甲方）薛维昆、出版者（以下简称乙方）华文出版社，作品名称：《阴阳世界》；在第二页尾部，甲方签字盖章处为空白，乙方处签字时间为“96年6月20日”及盖有“华文出版社合同专用章”1枚印章。该合同文本主要内容为：第一条甲方授予乙方出版本作品的专有出版权[即原本（包括繁体字本、简体字本、外文本）、修订本、摘编本、选编本的出版权和在其他报刊上的转载权]，为期八年。…第三条甲方的作品如未达到乙方的质量要求并拒绝按乙方要求对作品原稿进行修改，乙方有权退稿并解除合同，不付补偿费用。此条的后半段文字“如甲方经反复修改仍未达到乙方的质量要求，乙方有权解除合同并向甲方支付基本稿酬下限20-30%的费用。”的内容上有用笔删除划痕。…第六条乙方按照国家规定的稿酬办法向甲方支付使用本作品的基本稿酬每干字元和印数稿酬。在作品出版月内一次付清。在该条尾部有手书“补贴出版”4字。第七条本作品出版后，乙方免费赠予甲方样书20册，此后每次重印赠送2册。第八条本作品首次出版三年内，乙方可以自行决定重印。首次出版三年后，乙方重印应事先通知甲方。如果甲方需要对作品进行修改，应于收到通知后十日内答复乙方，否则乙方可按原版重印。第九条双方因合同的履行或解释发生争议，应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可请求双方同意的有关著作权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第十条本合同签订后，乙方应在甲方交齐书稿之日起一年内出版该书稿。如乙方有困难，在征得甲方同意后，可以推迟出版时间。如因客观形势变化不可抗拒因素影响，乙方不能安排甲方书稿出版，乙方按本合同第六条规定的稿酬标准向甲方支付30%的补偿费，并将书稿退还甲方，但乙方可保留复制稿本。在此情况下，甲方可另行联系出版单位出版。第十一条本合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自签字之日起生效。薛维昆一审当庭称，虽然薛维昆没有在该份合同文本上签字，但认可该份合同成立，认可前述华文出版社涉案图书的出版行为。薛维昆解释，前述合同文本中第三条用笔划掉的条款部分内容无效；第六条“付款数额”和“付款时间”处都是空白，在该条尾部有手书“补贴出版”为吴修书手书，“补贴出版”的意思是，由财政补贴来出版而不是由作者出钱。华文出版社提出，对这份合同不认可，对该合同所有内容都不承认。华文出版社提供一份名称为“《华文出版社图书出版合同》”的合同文本（简称《出版合同0815》）作为华文出版社出版涉案图书的合同依据。从该《出版合同0815》文本内容看，在第一页的首部写明，作者姓名（以下简称甲方）薛维昆、出版者（以下简称乙方）华文出版社，作品名称：月亮世界（江湖人）；在该份合同第二页尾部甲方签字盖章处有甲方：“薛维昆”（手书）、地址“湖北公安县民政局”（手书）、签字日期为98年10月27日（填空手书）。乙方：华文出版社（代表签字盖章）处盖有“华文出版社合同专用章”印迹1枚，签字日期为98年10月27日（填空手书）。该合同文本主要内容为：甲方授予乙方出版本作品的专有出版权[即原本（包括繁体字本、简体宇本、外文本），修订本，摘编本，选编本的出版权和在其他报刊上的转载权]，为期10年。…第三条上述作品的内容、篇幅、体例、图表、附录应符合下列要求：“书稿齐、清、定，符合出版要求”。…第四条甲方的作品如未达到乙方的质量要求并拒绝按照乙方的要求进行修改，乙方有权退稿并并解除合同，不付补偿费用；如甲方经反复修改仍未达到乙方的质量要求，乙方有权解除合同并向甲方支付第九条约定报酬标准10%的酬金。…第七条上述作品的校样由甲方审校。审校中一般不作大的修改。如因甲方修改造成版面改动未能按期出版，甲方承担改版费或推迟出版的责任。作品出版后原稿由乙方处理。第八条乙方尊重甲方的署名方式。乙方可根据需要变更作品名称和对作品进行文字上的加工处理与调整。如需对作品内容结构进行重大调整，应与甲方协商解决。第九条乙方向甲方支付报酬的方式和标准为：以1000册书抵稿费。第十条本作品出版后，乙方免费赠予甲方样书15册（如图书定价较高，酌情减少），此后每次重印赠送样书2册。第十一条上述作品出版后，在台同有效期内，乙方可以自行决定重印。如需对作品进行修改，甲方应按约定时间完成。第十三条双方因合同的履行或解释发生争议，应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可请求双方同意的有关著作权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第十四条本合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自签字之日起生效。华文出版社一审当庭陈述，薛维昆与华文出版社只签过一次出版合同，对应的合同也有唯一性。涉案图书书名改过多少次，从“《阴阳世界》”、到“《月亮世界（江湖人）》”，一直到修改成熟后才变成了《梦醒时分》。“江湖人”，是因为薛维昆的书讲得是江湖上一个一个的人，所以曾经想过用这个名字，书名最终才确定下来，所以《出版合同0815》中的书名是对内的书名，指代涉案作品。薛维昆当庭核对了该份《出版合同0815》原件并陈述：薛维昆没有签过这份合同；薛维昆本人是使用左手签字，字迹不是非常流畅。从这份合同签名笔体和流畅程度来看，不是薛维昆本人签字。但薛维昆明确表示不申请对《出版合同0815》文本进行笔迹鉴定。华文出版社一审当庭陈述，涉案图书的责任编辑张慧军十几年前就已经退休了。应该是吴修书把书稿交给了责任编辑。在这之前咨询张慧军有关编辑活动，他已记不大清楚了，他本身是一个癌症病人。关于涉案图书出版数量，华文出版社表示只出版、印刷了1000册。薛维昆对此不认可。二、诉讼时效有关事实薛维昆一审当庭陈述，薛维昆跟华文出版社的原社长吴修书在进行交涉。因为与吴修书是老乡，所以薛维昆一直是打电话找吴修书进行联系，一直是在沟通过程中，不存在所谓诉讼时效问题。1996年以后，薛维昆本人就一直没有来过北京。吴修书一直以领导身份和形象回到老家，所以他到底是不是真退休、还是掌管什么样的职权，应该由华文出版社来提供。从外面的表象来看，他一直是华文出版社的负责人。吴修书每年会回老家，但从2000年吴修书回老家给其母亲过80大寿后就不再接我的电话，也不给我回信。吴修书不联系我之后，我与吴社长的家里人联系找吴修书，后来进行维权。我电话联系不上吴修书，就与吴社长的家里人联系找吴修书，给华文出版社出版社写信，一直要求华文出版社退回图书原稿，但是没有得到出版社的回复。薛维昆给华文出版社的信件都是以平信方式寄出的，现在没有凭证。华文出版社不认可薛维昆上述陈述并认为，薛维昆从未向我社主张过权利，薛维昆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与我方持续联系。在本案审理中，薛维昆未就其上述陈述的向华文出版社持续主张权利等事实提供相应的证据。三、涉案其他事实另一，薛维昆于2018年11月5日起诉之一审法院，本案于2019年1月4日正式立案。另二，薛维昆表示对其第一项诉讼请求中提出的赔偿数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以下简称《著作权法》）的侵权法定赔偿标准提出；对其第二项主张的精神抚慰金主张，没有提供证据。另三，华文出版社认可薛维昆与北京市浩盛律师事务所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另四，薛维昆为残疾人，根据薛维昆的申请，一审法院依法准予薛维昆免交诉讼费9300元。一审法院认为：薛维昆主张诉求案由为出版合同纠纷，本案审理范围以此为限。本案争议焦点为：一、薛维昆、华文出版社之间是否存在出版合同关系。二、薛维昆起诉是否超出了民事诉讼时效期间，是否有本案胜诉权。结合具体案情，一审法院分析如下：一、关于涉案出版合同的认定根据法律规定，国家对作品的出版、传播依法进行监督管理。图书出版者出版图书应当和著作权人订立出版合同，著作权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期限交付作品。图书出版者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的出版质量、期限出版图书。根据涉案图书《梦醒时分》（ISBN7-5075-0815-3）版权信息、作者署名署名及薛维昆、华文出版社一致陈述，薛维昆为图书《梦醒时分》的作者。薛维昆、华文出版社之间就涉案图书的出版、发行存在图书出版合同关系。本案为出版合同纠纷，薛维昆、华文出版社对涉案纠纷所依据的合同说法不一，故当事人有义务对自己的主张提供相应的证据。薛维昆主张的合同依据实际为名称为《华文出版社图书出版合同》的合同文本，其上仅有华文出版社签字盖章，没有薛维昆签字，薛维昆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收到华文出版社发出的该合同文本后曾以书面形式向华文出版社送达了其“同意”的意思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该“《华文出版社图书出版合同》”的合同文本系华文出版社拟制并向薛维昆发出，为华文出版社当时向薛维昆发出的缔结合同的要约，已有证据证明后续双方并未依此合同文本签订出版合同，故该要约早已失效，不会因薛维昆在诉讼中所表示的态度而发生改变。华文出版社主张的合同依据为《出版合同0815》，其上有合同编号“0815”，虽然薛维昆薛维昆否认签过该份合同，提出该《出版合同0815》中甲方处手书“薛维昆”三字不是其本人签字，但薛维昆薛维昆既未提供相反证据，也未申请对《出版合同0815》文本中“薛维昆”签名进行笔迹鉴定，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根据涉案图书刊登的吴修书、张宏为该书所作《序》的内容结合《出版合同0815》第七条、第八条的约定及华文出版社只为薛维昆出版过涉案作品一次的事实。一审法院认为，虽然《出版合同0815》所写的涉案作品名称“《月亮世界（江湖人）》”与涉案出版物的名称《梦醒时分》不一致，但根据前述事实及行业惯例，不排除涉案作品在图书出版、编辑过程中存在多次修改、变更作品名称的情况。综合考虑上述情况，一审法院认定《出版合同0815》为涉案图书的出版合同依据，真实、有效。二、关于薛维昆行使诉权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权利人之权利受到损害的事实发生在2017年9月30日之前，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以下简称诉讼时效起算之日）起至2017年10月1日超过二年的，诉讼时效期间已届满，不因《民法总则》的施行而变更。权利人之权利受到损害的事实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以下简称《民法总则》）施行之前，按照《民法通则》的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在2017年9月30日之前已经届满的，义务人已经确定取得了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抗辩权，该抗辩权不因《民法总则》的施行而消灭。本案中，华文出版社通过答辩明确提出薛维昆起诉时间超出了诉讼时效期间，对此，一审法院应当根据相关民事法律规定对薛维昆诉权行使是否超出诉讼时效期间作出裁判。涉案《出版合同0815》于1998年10月27日由原、华文出版社签订，根据涉案图书《梦醒时分》（ISBN7-5075-0815-3）版权信息标注及当事人一致陈述，涉案图书于1999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此后，华文出版社没有出版、再次出版薛维昆的作品。根据薛维昆当庭自认，薛维昆于2000年1月收到华文出版社邮寄送达的涉案图书。根据《出版合同0815》第十四条的约定，涉案合同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根据该合同第一条约定甲方（薛维昆）授予乙方（华文出版社）出版本作品的专有出版权为期10年。据此可知，2008年10月27日，该合同履行期间届满。根据前述法律规定，即使按照该合同履行期间届满之日来计算薛维昆的诉讼时效期间，诉讼时效期间至迟至2010年10月27日届满。在本案诉讼中，薛维昆未举证证明本案有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情形，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薛维昆于2018年11月5日向一审法院告诉，经诉前程序，本案于2019年1月4日正式立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的规定，薛维昆起诉已经超出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综上，一审法院认为，薛维昆起诉超出诉讼时效期间，已丧失胜诉权，故对薛维昆诉争所涉其他具体事实，一审法院不再做具体分析。对薛维昆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华文出版社提出的薛维昆起诉已超出诉讼时效的答辩意见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采信。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二款、第二十条第（三）项、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薛维昆全部诉讼请求。二审期间，薛维昆提交证明一份，用以证明其未收到华文出版社提供的1000册涉案图书。华文出版社对该证明的真实性、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除出版合同的确认问题外，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均无异议。本院对一审法院已经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薛维昆本案的诉讼请求是否存在合同或法律依据。关于涉案图书出版的出版合同依据，一审法院认定为华文出版社提交的《出版合同0815》。本案中，薛维昆一审虽曾对《出版合同0815》中其签字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但经一审法院释明后明确不要求进行笔迹鉴定，其异议得不到证据的支持，一审法院没有理由相信《出版合同0815》中薛维昆的签字是伪造的。因此，一审法院采纳该合同的真实性，进而根据出版行业惯例和相关事实认定该合同系涉案图书出版的有效合同依据，处理正确。关于薛维昆要求华文出版社支付出版酬金50万元的诉讼请求。依据上述合同约定，华文出版社向薛维昆支付报酬的方式和标准为：以1000册书抵稿费。如前所述，本案薛维昆否认上述合同的真实性，可见，其并非在认可该合同的前提下，主张由于华文出版社实际未交付1000册图书，华文出版社现已无法再交付，进而要求华文出版社以金钱方式进行替代履行，而是在此之外单独主张出版酬金50万元。对此，本院认为，在双方当事人就稿酬支付的标的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薛维昆另行主张华文出版社支付稿酬50万元，缺乏合同依据。关于薛维昆要求返还手稿原件的诉讼请求，考虑到《出版合同0815》第七条已明确约定作品出版后原稿由华文出版社处理，即薛维昆同意在其向华文出版社交付手稿，图书出版后，该手稿原件由华文出版社进行处分。本案虽无证据证明华文出版社在涉案图书出版后就手稿原件的实际处理情况，但一方面，薛维昆通过协议自愿让渡了手稿原件的处分权利，另一方面，并无在案证据显示涉案图书出版近二十年间薛维昆曾要求华文出版社返还手稿原件，故可认定薛维昆已放弃了对其已交付手稿原件的支配权利，随之亦丧失了相应的包括返还原物在内的物上请求权。据此，薛维昆要求华文出版社返还手稿原件，缺乏法定和约定的请求权基础。由于薛维昆的上述主张缺乏请求权基础，相应的，其要求支付精神抚慰金、合理开支的诉讼请求亦缺乏请求权基础。此外，薛维昆认为返还书稿不受诉讼时效限制，其也一直向华文出版社主张稿酬，诉讼时效应当中断。著作权法规定，作品的作者是公民的，著作财产权的保护期为作者有生之年加死后50年。因此，其本案诉讼请求未超过诉讼时效。本院认为，薛维昆主张享有的著作权权利保护期并非诉讼时效期间，该主张属于对法律认识错误。一审法院认定薛维昆基于合同所主张的相关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进而驳回了薛维昆的诉讼请求，但诉讼时效的适用需以请求保护权利的一方当事人具备请求权基础为分析前提，如前所述，薛维昆的诉讼请求缺乏请求权基础，故无需再就华文出版社提出的诉讼时效抗辩进行评述。综上，薛维昆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结论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400元，薛维昆免于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宋 鹏审 判 员  冯 刚审 判 员  郑伯存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七日法官助理  王曹翼书 记 员  刘 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