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1民终918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郑州市第二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郑州市金水区红旗路30号。法定代表人：邓玉坤，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尤华丽，女，1985年12月5日出生，汉族，住址郑州市，系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栾子营，河南天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国安，男，1963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住址郑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邢海平，河南天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志忠，男，1962年9月6日出生，汉族，住址郑州市。上诉人郑州市第二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郑州二建公司）、李国安因与被上诉人王志忠合同纠纷一案，郑州二建公司、李国安均不服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2020）豫0103民初30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20年7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此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郑州二建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改判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2020）豫0103民初3092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为“李国安、王志忠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郑州二建公司返还多付款项6,753,971.46元”（即在原审判决第一项基础上，李国安、王志忠再行返还郑州二建公司多付款项10万元）；2、将原判决第二项内容改判为李国安、王志忠以6,753,971.46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到还清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标准向郑州二建公司支付资金占用费；3、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李国安、王志忠共同承担。事实和理由：一、王志忠、李国安知道郑州二建公司多付的事实却不按时及时返还，应当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对郑州二建公司承担相应赔偿责任，不然则对郑州二建公司不公平，因此，郑州二建公司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请求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符合法律规定和权利义务对等原则，应予以支持。二、郑州二建公司垫付的10万元款项系因王志忠、李国安从事工程建设产生的债务，与郑州二建公司其他代付款项性质相同，应该计入多付款项中。郑州二建公司替王志忠、李国安承担的10万元金钱债务是两人在工程合伙期间产生的债务，最终责任应由两人承担，该笔费用和诉讼纠纷方面代付款项性质相同，属于王志忠、李国安应当返还给郑州二建公司的款项，因此应当计算在涉案标的额内。综上所述，王志忠、李国安应返还多付款项而未返还，依法应当支付资金占用费；郑州二建公司垫付的10万元资金属于涉案标的额的一部分，与其他代付事项性质相同，应当计入涉案标的额内。一审法院判决部分有误，请求二审法院支持郑州二建公司上诉请求，依法予以部分改判。李国安对郑州二建公司的上诉请求答辩称：关于所谓垫付10万元和其他多付款项，李国安认为其没参加不知道付款原因，不应该承担。李国安没有参加在新郑法院的诉讼的调解案件，也不知道是否应该支付。郑州二建公司应诉的、二建公司与起诉人达成的调解，郑州二建公司承担。李国安不知情，也不应该承担。王志忠针对郑州二建公司的上诉答辩称：认可郑州二建公司的上诉观点。上诉人李国安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郑州二建公司对李国安的诉讼请求；一审、二审诉讼费由郑州二建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被告李国安主体不适格。李国安在2017年2月27日之后与王志忠解除了合作关系，后期因康桥项目的相关事宜，完全由王志忠个人负责。新郑龙湖康桥项目前期是王志忠与李国安两人合作承接的，在合作期间，李国安与王志忠签订了一份《工程合作协议》，并将该协议交给郑州二建公司财务科一份原件。在2017年2月27日李国安解除与王志忠的合作时，向郑州二建公司及王志忠分别告知不再合作及不再合作的原因，并从郑州二建公司将有财务科长郑XX签字的《工程合作协议》原件取走，表明李国安不再参与康桥公司的项目，也不承担自离开以后的一切责任。郑州二建公司能将《工程合作协议》退回给李国安，表明郑州二建公司对李国安的退伙是知道的，也是无异议的。在2017年2月27日当天与王志忠进行商谈并经对方同意，李国安退出合作同时并进行清算，将合作协议里指定的工程款专用银行卡里面剩余的65万元转给王志忠，有银行转账凭证为证，王志忠对李国安的退出合作也是同意并认可的，以后不再参与该项目。李国安已经退出该项目，因此李国安不是本案适格被告。二、本案属于一案两诉。2019年8月9日，郑州二建公司以借款为案由在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被告为本案的李国安和王志忠，诉讼参与人与本案的完全一样，起诉标的为本金720余万元。郑州二建公司向法庭举证1．王志忠和王志忠代表李国安签字的借据；2．王志忠提出的分期还款申请；3．郑州二建公司通过李国安银行卡的转款凭证；4．施工合同协议书及付款节点比例表。经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审理后，依法驳回了郑州二建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原告败诉后，又以同样的原被告同样的诉讼参与人，仅仅是换了一个案由，又一次提起了本案的诉讼。一个案由是借款，一个案由是工程款，看起来是不同的案由不同的诉讼，但实质上是基于同一个事实，是标准的一案两诉。请问本案原告：如果你们在金水法院的诉讼请求被支持了的话，还会有本案的诉讼了吗?再说，在金水区人民法院的诉讼过程中，李国安是否认借款事实的，而王志忠对借款事实是认可认账的。本案原告郑州二建公司为什么不去单独起诉王志忠呢?为什么非要把李国安扯进来?通过在金水法院的诉讼，无论从证据方面，还是从被告人对借款事实和答辩态度方面，郑州二建公司单独起诉王志忠借款是胜诉无异的，为什么硬拉着李国安在二七区人民法院又找了一个新案由来再次提起诉讼呢?这中间郑州二建公司与王志忠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三、王琛为王志忠之子，并非当事人又无李国安授权无法代表李国安，其行为仅能代表王志忠本人，对账单上有大量的卡外付款，此行为违背《工程合作协议》签订内容，由王琛签字的支出明细存在卡外付款与本案无关。一审法院全额认定王琛签字的对账单金额是错误的。2019年12月11日，王志忠指派王琛对账，此行为并未征得李国安的认可，李国安也并未同意由王琛对账，王琛没有李国安的授权且2019年核对账目时，李国安已不再参与其项目，无法确认其真实性，李国安与王志忠不再合伙之后，对王志忠及其儿子王琛在2017年2月27日之后所发生的账目一概不知道。王琛是王志忠儿子，仅能代表王志忠，并不能代表李国安。根据李国安与王志忠二人签订的《工程合作协议》，双方投资资金与施工进度款与后期回收款项必须打到甲方指定的李国安的银行卡上，指定银行卡以外的转款不能作为该项目的工程款看待，与李国安无关。并且郑州二建公司的财务科长郑XX在李国安与王志忠签订的《工程合作协议》上签字收到，并表示按转款要求办理，在合作期间的转款也都是按此办理的。经核算，王琛签字的对账单上有卡外付款，这些卡外付款与本案无关，李国安不予认可。四、郑州二建公司按此《项目管理责任书》扣除管理费和税费没有依据，没有道理，即便按照《项目管理责任书》扣除管理费，而管理费数目差额巨大，属于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2011年1月10日，王志忠与郑州二建公司签订的《项目管理责任书》的有效期是2011年元月10日至2014年元月9日。此责任书里面的条款及规定仅能约束王志忠本人及郑州二建公司，与李国安并无任何关系。而李国安与王志忠签订的《工程合作协议》时间是2015年2月8日，此时项目管理责任书已经失效，没有约束力。退一步来讲，按照责任书的规定，管理费的收取是根据实际工程款收入总额调整上缴费用，最高收取管理费用标准是按照1%计算，按照郑州二建公司的证据，总工程款为101,526,240元，管理费的费用按照最高的标准也并没有达到1,625,440.4元，郑州二建公司是如何计算出来的1,625,440.4元的管理费?另外，一审判决仅认定了康桥九溪郡第三期的中标价57,566,900元，没有二期中的中标，连一个总中标价都没有，总合同价都没有，工程款总决算价都没有，又是以什么为基础计算出来的工程款多付了呢?五、郑州二建公司对康桥九溪郡项目无任何的决算书，没有任何一个最终数字，是如何计算出结果的?转付工程款是有时间节点的，不是任意转付工程款，转付多少工程款也是根据施工进度按照付款节点支付的，不可能多付数百万元。郑州二建公司转付工程款是按工程进度支付的，工程施工进行到什么程度，康桥公司按时间节点把工程款支付给郑州二建公司，郑州二建公司扣除税金和管理费之后，再将该进度的工程款经李国安的银行卡转付给王志忠和李国安。康桥公司就不会多支付给郑州二建公司，郑州二建公司又怎么会多付给李国安呢?其次，打了多少工程款，仅仅是扣除了税金和管理费，计算出来的金额应该是清晰明了的，为什么郑州二建公司的金额无法相互印证，且又无计算依据?最后，郑州二建公司在还没有进行决算的情况下，就说多支付了工程款，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又有何依据?六、李国安退出此项目之后，不知道是否存在多付的情况，即使有也与李国安无关。2017年2月27日以前，所有打到李国安卡上的钱都是工程款，2017年2月27日以后是否多付，李国安不知道，如果存在多付情况，郑州二建公司多付给谁，找谁要，与李国安无关。在2017年2月27日以前，为保障工程款专款专用，以郑州二建公司的名字在银行办理接收工程款专用银行卡，郑州二建公司将应付的工程款都是打到李国安名下的银行卡上，自办好银行卡以后，银行卡始终由王琛持有，银行卡密码及U盾也由王琛掌握，对外所有的支付都是王志忠的授意，王琛具体办理。李国安在2017年2月27日之后，征得王志忠与郑州二建公司的同意，早已从九溪郡项目退出，郑州二建公司说多付工程款，但是是否多付工程款以及多付多少工程款与李国安无关。综上所述，请求撤销原判，支持李国安的上诉请求。郑州二建公司对李国安的上诉请求答辩称：王志忠、李国安合伙承建新郑龙湖康桥项目第二、三期，对合伙项目所产生的债务各合伙人均有义务承担。李国安、王志忠并没有进行合伙清算，二建公司也没有同意免除李国安责任的意思表示。本案不是一案两诉，李国安所称的另一案是（2019）金民初字第25456号案，该案件在二审中郑州二建公司撤回了起诉，郑州中院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准予二建撤回起诉。并且本案与（2019）金民初字第25456号案案由、事实、证据、涉诉金额等均不相同，不构成重复起诉。王志忠、李国安是合伙关系，都能执行合伙事务，王志忠委托王琛与郑州二建公司对账是代表合伙人的对外行为，其效力涵盖所有合伙人。王琛就是负责合伙项目账务工作的是职务行为。关于卡外付款，事实是卡外付款为被动型付款，一种情况是开发商代扣费用，例如账单第193行的保理费等；另一种情况是因后期李国安失联，大量农民工上访告状，二建公司不得不在新郑市劳动监察大队监督下支付农民工工资；还有就是因项目产生的诉讼，二建公司为了履行法院判决、裁定等直接支付项目债权人。这些款项都是因项目发生的，由工程发包方或者郑州二建公司被迫垫付的，理应由李、王二人负担。康桥项目郑州二建公司与项目发包人签订施工合同的时间是2013年11月25日。李国安、王志忠《工程合作协议》签订的日期为2015年2月8日，是在康桥项目第三期期间签订的，但《工程合作协议》第4条约定合伙项目包括康桥项目的第二期、第三期。虽然《工程合作协议》签订日期晚于施工合同时间，但《工程合作协议》内容已经涵盖了协议签订之前的项目。并且在《工程合作协议》签订之前的2013年12月25日，李国安就接收了郑州二建公司支付的康桥项目二期第一笔工程款1342,982万元，并在此之后到《工程合作协议》签订之前，李也陆续收取了郑州二建公司拨付的工程款。所以，李国安应该对康桥项目的第二期，第三期负责。关于管理费计算问题：1,625,440．4元是管理费及税金，不是李国安理解的单指管理费。根据项目管理责任书第九条的约定，税金由乙方承担。二建公司按照税局规定按照工程款的0．6%扣缴了所得税。《项目管理责任书》同时约定：王、李二人如果年工程款达不到1,000万元的，保底按照10万元上缴管理费。管理费不是李国安所说的1%固定收费。1625440．4这个数字是王琛与郑州二建财务专业人员核对过了，没有争议。关于康桥项目工款，按照《项目管理责任书》的约定，该项目进行了决算，总额为101,590,023元，与二建公司从甲方实际结算到的工程款101,526,240元相差63,783元。该差额是发包人扣除的保理费利息部分，因此发包人处已经没有工程款，如有，催收工程款的责任在王志忠与李国安。康桥项目已经决算过，发包方不欠项目工程款，至于二建公司为何多付了王、李二人，多为代王、李垫付农民工工资、代二人垫付判决、调解书，及王、李欠付发包人保理款利息等。2017年2月27号之后的支付也是因工程项目发生的支付，且多是被动型支付，李国安后期失联，农民工工资等问题得不到解决，都压到了郑州二建公司身上，郑州二建公司不可能继续向李国安账户打款，况且此时的工程款已经不足，是郑州二建公司被迫清偿项目债务，该债务当然要由二合伙人负责。综上，李国安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依据，其上诉请求不能成立。王志忠对李国安的上诉答辩称：李国安和王志忠有合作协议，且已经结算完毕，金额65万。康桥三期工程是2017年7月28日，所有能用的钱80万。郑XX的身份是财务科长。李国安没有退出，打款李国安知道，是2015年5月份。中行银行卡的名字是李国安，就只有一个银行卡。郑州二建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李国安、王志忠向郑州二建公司返还多支付的合同款6,753,971．46元及资金占用费（自起诉之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付）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原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1月10日，郑州二建公司（甲方）与王志忠（第十六分公司负责人名义）签订了一份《项目管理责任书》，双方主要约定，乙方承包甲方施工业务，乙方向甲方上缴费用。2014年8月22日，郑州双湖置业有限公司向郑州二建公司发出了《中标通知书》，载明“郑州市第二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郑州双湖置业有限公司就招标编号为SHZBQY．SHZBB-01-2014-06-0038的‘康桥九溪郡303、306、309、310、311、312、313号楼及地下车库、幼儿园、垃圾中转站’项目组织国内邀请招标。经评标小组评定：贵公司被评为‘康桥九溪郡310、311号楼及地下车库总包工程’中标单位，中标价：57,566,900元（大写伍仟柒佰伍拾陆万陆仟玖佰元整）。”2015年2月8日，李国安（甲方）与王志忠（乙方）就合伙承包芙蓉花苑三期B区1号楼、康桥九溪郡二期209#、210#楼及周边地库便利店、康桥九溪郡三期310#、311#楼及周边地库工程建设事宜签订了一份《工程合作协议》，双方主要约定，双方合伙承包的项目，对外以郑州二建公司名义出现，合伙期限至合伙施工的项目完成，各方结算完毕为止，双方股份各50％，利益五五分成，投资所需资金双方各尽所能，投资资金与施工进度款与后期决算回收款项必须打到甲方指定的卡上，每笔款项的支出需双方协商后支付，确保专款专用，合伙期间，一方退伙将严重影响合伙项目建设进行的，不得退伙；退伙需经对方同意，方可实行，合伙如产生债权债务，双方共同承担，合伙期满，双方按合伙协议进行结算，盈亏均按比例承担、分配，双方还对其它相关事项进行了约定。2015年4月14日，郑州二建公司员工郑XX在该工程合作协议尾页签注“2015．4．14号收到该工程合作协议。”其后，被告以郑州二建公司名义对所涉工程进行施工。2017年2月份，李国安不再参与上述涉案工程项目。2019年12月11日，王志忠指派王琛与郑州二建公司对账，王琛在《康桥工地收付明细》等明细资料中签注“已核对，属实。”其中《康桥工地收付明细》载明：收款101526240，管理费1625440.4，应付99402468．63，实付106056440．09，多付6653971．46。之后，郑州二建公司以向被告催要多付工程款无果为由，诉至法院。庭审中，李国安、王志忠共称未对涉案的合伙事务进行清算。原审法院认为，民事主体依法享有债权。李国安、王志忠合伙承包郑州二建公司康桥九溪郡有关建设工程项目后，王志忠于2019年12月11日指派王琛与郑州二建公司对账并认可多付6,653,971．46元款项，同时，鉴于李国安、王志忠未对涉案的合伙事务进行清算，故郑州二建公司要求李国安、王志忠返还多付款项6,653,971．46元的诉求，合法有据，法庭予以支持。关于郑州二建公司主张的资金占用费问题，因双方对此没有约定，故不予支持。关于郑州二建公司主张的依据（2019）豫0184民初3804号民事调解书为被告垫付100,000元问题，因该款项与本案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故对郑州二建公司的该部分诉求不予支持。李国安关于辩称郑州二建公司列其被告不适格，从而要求驳回郑州二建公司诉求的意见不成立，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第一百一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判决：一、李国安、王志忠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郑州市第二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返还多付款项6,653,971．46元；二、驳回郑州市第二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的其它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9,078元减半收取计29,539元，郑州二建公司负担539元，李国安、王志忠负担29,000元。本案二审期间，郑州二建公司没有提出新证据。李国安提供证据两份，即李国安给王志忠转款65万元银行流水一份及王志忠、王琛书写承诺书一份。证明二建公司在新增项目康桥项目决算中，把这些项目以外的钱也计算在内。二建公司对李国安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不是新证据。是合伙人之间内部的转账凭证，二建公司不了解情况，李国安和王志忠的合伙协议中也包含了芙蓉花苑项目所有的费用。王志忠认为：最早干的是芙蓉花苑一个项目，我从山东回来带着70万，那个项目投了，其实会计应该知道了。本院对二审争议事实的认定：2015年2月8日，李国安与王志忠合伙承包芙蓉花苑三期B区1号楼、康桥九溪郡二期209#、210#楼及周边地库便利店、康桥九溪郡三期310#、311#楼及周边地库工程建设事宜签订一份《工程合作协议》。在合作期间，李国安将该《工程合作协议》原件交给郑州二建公司财务科一份以便郑州二建公司按此协议约定付款。李国安退出合伙时与王志忠进行清算，并将合作协议里指定的工程款专用银行卡里面剩余的65万元转给王志忠，有银行转账凭证为证。李国安在2017年2月27日解除与王志忠的合作时，告知了郑州二建公司，并从郑州二建公司财务科长郑XX处取回该《工程合作协议》原件。王志忠作为被告，参与了新郑市人民法院（2019）豫0184民初3804号民事案件的调解并承诺付款，郑州二建公司对王志忠所负债务向债权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郑州二建公司垫付的10万元与本案纠纷具有关联性，应该一并处理。本院认为：2011年1月10日至2014年1月9日，王志忠承包了郑州二建公司第十六分公司。王志忠和郑州二建公司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更为密切。李国安和郑州二建公司的关系是依据随后的《工程合作协议》而建立。2015年2月8日，李国安与王志忠合伙承包芙蓉花苑三期B区1号楼、康桥九溪郡二期209#、210#楼及周边地库便利店、康桥九溪郡三期310#、311#楼及周边地库工程建设事宜签订了一份《工程合作协议》。在合作期间，李国安将该《工程合作协议》原件交给郑州二建公司财务科以便郑州二建公司按此协议约定付款。李国安在2017年2月27日解除与王志忠的合作时，告知了郑州二建公司并从郑州二建公司财务科长郑XX处取回该《工程合作协议》原件。可见，郑州二建公司将《工程合作协议》退给李国安的行为，表明郑州二建公司对李国安退伙事宜知情并认可。李国安退出合伙时与王志忠进行清算，并将合作协议里指定的工程款专用银行卡里面剩余的65万元转给王志忠，有银行转账凭证为证。王志忠二审庭审中称其与李国安有合作协议且已结算完毕。王志忠对李国安的退出合作是认可的。在李国安退出合伙后的2019年12月11日，王志忠指派其子王琛与郑州二建公司对账，王琛在《康桥工地收付明细》等明细资料中签注“已核对，属实。”说明王志忠认可郑州二建公司多付工程款6,653,971．46元，王志忠应当返还该款项。李国安已经退出合伙并且没有委托王琛与郑州二建公司对账，事后也没有追认，故该对账结果对李国安不发生法律效力。关于郑州二建公司垫付的10万元应否偿付的问题。本院认为，在新郑市人民法院（2019）豫0184民初3804号民事调解书中，王志忠作为被告参与调解，本案二审庭审时，王志忠认可郑州二建公司上诉观点，故此款应由王志忠负担。李国安并非该调解案件当事人，并且2019年4月3日该调解书形成时李国安已经退出合伙，故郑州二建公司10万元垫付款不应由李国安负担。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有误，判令李国安承担责任不当；郑州二建公司垫付的10万元也属于王志忠应该负担的款项，并且王志忠认可郑州二建公司上诉观点，为减少诉累应一并处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第一百一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2020）豫0103民初3092号民事判决；二、王志忠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郑州市第二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返还多付款项6,753,971．46元；三、驳回郑州市第二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的其它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9,078元，减半收取计29,539元，由郑州二建公司负担1,539元，王志忠负担28,000元；郑州二建公司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王志忠负担；李国安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29,539元由王志忠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袁 斌审判员 董忠智审判员 张建军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汪 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