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2020）藏民申116号   再审申请人（二审上诉人）：周伟，男，1963年8月6日出生，汉族，务工，住址四川省都江堰市，公民身份号码×××。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彬，北京市惠诚（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二审被上诉人）：绵阳佳成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绵阳市游仙经济试验区中经路15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7042054073223。   法定代表人：张啟林，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少金，四川巨帆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周伟因与被申请人绵阳佳成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绵阳佳成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西藏自治区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藏01民终3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周伟向本院提出再审请求：1.依法提审本案或发回重审本案；2.依法撤销西藏自治区墨竹工卡县人民法院（2018）藏0127民初181号民事判决及西藏自治区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藏01民终388号民事判决，支持再审申请人的诉讼请求；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周伟可提供新证据并结合原相关证据证实：宋世兴不是案涉工程实际承包人。一、二审作出其系案涉工程实际承包人的事实认定缺乏证据证实，亦与已发生法律效力裁判文书作出的事实认定相悖。本案中，绵阳佳成公司西藏分公司负责人周虹委托宋世兴代表其公司与巨龙公司于2014年2月7日签订了《知不拉铜矿土石方剥离工程、采矿及运输合同》，当日，宋世兴又与绵阳佳成公司签订了《工程项目内部施工管理协议书》，但由于宋世兴无经济能力交纳1,000万元工程合同保证金及无实力承担和完成案涉工程项目，绵阳佳成公司遂将工程分包给唐文施工，由唐文交纳了1,000万元工程合同保证金并组织进场施工，宋世兴仅作为绵阳佳成公司委托代理人及项目经理代表该公司对工程进行现场管理，其并非工程项目实际承包人。其一，绵阳佳成公司授权委托书证实：2014年2月，绵阳佳成公司向巨龙公司出具授权“我单位宋世兴前往你处办理我单位承接工程所有事项及结算事宜”的委托书，证明绵阳佳成公司在一、二审庭审中陈述宋世兴与其公司无任何关系的虚假性，证实宋世兴身份是绵阳佳成公司委托代理人，而并非案涉工程实际承包人；其二，与本案有关联性的另案--原告唐文诉被告绵阳佳成公司、第三人周伟、宋世兴、周虹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已生效的西藏高院作出的（2019）藏民初10号民事判决认定该案无争议事实部分：“原被告及各第三人均认可宋世兴系佳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担任案涉工程项目经理，负责该项目的施工管理，其在案涉工程中与工程有关的法律行为代表佳成公司，对该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同时，该判决还认定：“唐文向佳成公司交纳了1,000万元工程合同保证金并组织进场施工，系案涉工程部分项目实际施工人”。据此，西藏高院认定宋世兴系绵阳佳成公司委托代理人，作为项目经理代表绵阳佳成公司对案涉工程进行施工管理，并未认定其是案涉工程的实际承包人；其三，与本案有关联性的另案--原告王昌新诉被告李平、梁茂成、唐文、绵阳佳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已生效的拉萨市中院（2016）藏01民终140号民事判决认定了“本案所涉工程位于甲玛沟西藏巨龙铜业有限公司矿区的土石松动爆破工程系佳成公司转包给唐文”的事实；其四，与本案有关联性的另案--原告任杰诉被告绵阳佳成公司、第三人周伟、周虹、唐文、宋世兴矿产资源开采合同纠纷一案，已生效并执行完毕的四川省绵阳市中院（2017）川07民终1965号二审民事审判决对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法院（2016）川0704民初1410号一审民事判决中作出“宋世兴只能视为佳成公司的代理人，佳成公司作为知不拉土石方剥离采矿工程承包人”的事实认定予以了确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四）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的规定，一、二审判决作出宋世兴系案涉工程实际承包人的事实认定既缺乏证据证实，也与已生效裁判文书认定事实相悖。   二、宋世兴未参加本案诉讼并主张周伟清算委托书损害其利益请求确认无效，绵阳佳成公司亦未主张无效并提起上诉，二审径行判决确认无效系超出当事人请求，适用法律错误，审判程序违法。一审判决认为：原告周伟提供的核心证据--绵阳佳成公司向周伟出具案涉工程及相关项目清算委托书因加盖有被告绵阳佳成公司之前默认过其效力的印章，形式有效。但“原告主张与被告绵阳佳成公司之间存在委托关系，因其提供的相关证据无法有效印证其主张，且相关证据之间无法形成证据锁链，故本院不予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二审判决认为：“绵阳佳成公司将案涉工程转包给宋世兴，其对案涉工程价款并不享有支配权”。“绵阳佳成公司西藏分公司负责人周虹存在滥用职权的情形，存在主观恶意”。“工程结算的实际支配权是宋世兴，实质的结算主体也应是宋世兴与巨龙公司，周伟通过形式上的主体绵阳佳成公司的授权而获取结算报酬侵犯了宋世兴的权利，具有主观上的故意”，认为“周虹与周伟在签订委托书的行为上，主观上均有重大过错，并具有明显的恶意，侵犯了绵阳佳成公司与宋世兴的利益，符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的无效情形，委托书内容违反了法律规定，属于无效委托”。可见，本案二审虽然维持了一审“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的判决，但二审与一审判决对该周伟清算委托书效力认定与法律适用却并不相同，一审判决认定委托书有效，二审判决认定委托书内容无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中的第三人之外，提起确认合同无效之诉的主体一般以合同的当事人为限。损害国家、集体利益的为绝对无效，即无论国家、集体是否提出合同无效主张，法院都应当主动认定合同无效。但损害特定第三人利益的合同，为合同相对无效，应由特定第三人主张合同无效。因为只有特定第三人才是受害人，如果受害人不主张无效，就无法确定有第三人遭受了损害或必然遭受损害，就不能满足合同法第52条第2款关于合同损害了第三人利益的条件，就无法宣告合同无效。除该特定第三人以外的第三人，包括恶意串通的合同当事人自身均不能主张合同无效。故此，对损害特定第三人利益的，应由第三人决定其效力归属，在第三人行使其决定权之前，该合同处于有效状态，合同效力的确认主体应当且只能是该特定第三人。   本案中，如按一、二审认定宋世杰是案涉工程实际承包人，其就是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身份，但宋世兴并未要求参加本案诉讼，主张周伟清算委托书损害了其合法利益请求确认无效。绵阳佳成公司一审抗辩理由只是认为周伟主张清算费没有事实依据，并未主张该清算委托书无效，也未就该委托书效力认定提起上诉。根据最高法适用民诉法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的规定，二审法院并未查明周伟与周虹有恶意串通的事实（虽认定双方串通但却未载明任何串通之事实依据），即认定周伟清算《委托书》内容侵犯了绵阳佳成公司与宋世兴利益从而依职权确认该委托书无效，超出了绵阳佳成公司作为被诉一方抗辩事由，且在缺乏宋世兴作为案外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主张无效的情况下，违背了当事人不告不理、不诉不究的民事诉讼原则。即使二审认定可能损害第三人宋世兴利益，根据民诉法第三百二十七条：“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或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在第一审程序中未参加诉讼，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予以调解；调解不成的，发回重审”的规定，也应该是以此为由发回重审，而不能据此理由径行予以判决，属于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且判决超出当事人请求，审判程序违法。   三、二审判决认为周虹不能代表绵阳佳成公司履行相应民事行为，存在滥用职权情形，系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周伟再审提供新证据：另案--申诉人绵阳佳成公司与被申诉人刘胜强、池强、周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生效的四川省资中市中院作出的（2019）川20民再7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周虹系绵阳佳成公司西藏分公司的实际负责人”，“绵阳佳成公司同时使用过尾号2040、2046和6562号印章开展经营活动，周虹加盖佳成公司印章的行为，作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周虹能够代表绵阳佳成公司，周虹行为构成表见代理”。证实周虹系绵阳佳成公司西藏分公司经营承包人和实际负责人，且其使用绵阳佳成公司同时存在的不同印章之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本案一、二审判决对周虹系绵阳佳成公司西藏分公司负责人的身份也作出了确认，既如此，周虹委托宋世兴以绵阳佳成公司名义与巨龙公司签订案涉工程合同、补充协议、解除协议，周虹代表绵阳佳成公司与宋世兴签订案涉工程内部承包协议、向宋世兴出具委托书授权宋世兴负责案涉工程施工管理，以及向周伟出具委托书授权周伟参与案涉工程项目对巨龙公司清算均是履行的绵阳佳成公司的职务行为。但二审判决除作出“周虹不是绵阳佳成公司法定代表人，其以绵阳佳成公司名义向周伟出具委托书不能代表绵阳佳成公司履行相应民事行为，存在滥用职权情形”的认定之外，对周虹上述其他职务行为均认定有效，可见，二审对同一法律事实的认定和法律适用界定了两种衡量标准，且选择性地适用从而作出不同法律事实的认定，难以令人信服！违反了合同法第五十条“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之规定，系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   四、二审判决作出案涉工程终止后对巨龙公司进行清算是周伟履行委托监管工作职责的事实认定缺乏证据证实，系认定事实错误。周伟再审提供新证据：其一，绵阳佳成公司管理人员知不拉项目人员《工资表》《绵阳佳成公司工程款支付核定表》，可证实周伟对案涉工程项目实施监管及2014年元月至2015年元月周伟对案涉工程监管期间年薪30万元，系在对巨龙公司清算之前的薪酬并不含后期对巨龙公司清算费用在内的事实；其二，《西藏知不拉项目矿山开采合同案二审补充证据材料》系由前述另案-唐文诉绵阳佳成公司案中由绵阳佳成公司向绵阳中院提交的二审证据，其中所列第3组证据即2015年4月13日知不拉工程结算项目（2014年8月26日至2015年1月10日），证实周伟对案涉工程实施监管的事实；其三，绵阳佳成公司与巨龙公司《补充协议》证实：2014年8月20日双方约定绵阳佳成公司限期在2014年12月31日前完成600万方工程量，否则巨龙公司可单方采取必要措施收回全部机械车辆，并追究绵阳佳成公司违约及赔偿责任。因绵阳佳成公司在限期内未完成约定事项，已构成严重违约，工程停工后对内面临着被材料供应商和分包人施工各班组人员追讨货款、工资报酬，对外面临着被巨龙公司清场并承担违约责任及赔偿巨大损失的严重不利局面，此时，宋世兴作为绵阳佳成公司委托代人及项目经理又离岗躲债不见行踪，但因为该二份《补充协议》原件均由周伟所持有，未向巨龙公司提供，巨龙公司无法据此向绵阳佳成公司主张权利，正是在上述极为被动、混乱的背景下，加之周伟一直负责案涉工程监管，又系建筑类高级工程师，具备熟练编制各类工程资料专业技能，熟悉并掌握第一手案涉工程资料，故在施工监管工作已经结束的情况下，绵阳佳成公司才委托周伟就案涉工程对巨龙公司进行清理结算，并出具委托书承诺：按公司承担项目对外清算标准，按结算总价的3.5%费用支付被委托清算报酬。接受委托后，经过周伟编制大量已完工及停工索赔的各类工程资料，与巨龙公司多次沟通协商，据理力争，最终不仅未被巨龙公司清场，还达到了在三个月内双方协商解除案涉工程合同，巨龙公司除前期已支付3,040万元之外，另退还1,000万元保证金及支付5,000万元退场费的有利结果。即避免了与巨龙公司通过诉讼解决纠纷的漫长过程，又从被动变主动，从倒赔款到拿赔款，绵阳佳成公司无疑是最大获利者和受益人，而周伟则是该成果的主导者和主要实施者。   周虹前期代表绵阳佳成公司外聘周伟对案涉工程实施监管工作，负责案涉工程安环工作、项目拨付资金的审计、监管民工劳动合同签订和保险购买、监督施工进度计划的安排。工作期限从签订案涉工程项目合同前的2014年1月起算至工程结束，约定年薪30万元。该项目至2015年1月终止，绵阳佳成公司实际向周伟支付了该一年30万元年薪，双方对此无争议。周伟负责的监管工作职责中并不包括工程项目终止后对巨龙公司进行清算，监管与清算不是同一属性工作内容，二者工作时间也不在同一个时间段，工程项目终止监管工作结束是2014年12月底，绵阳佳成公司委托周伟对巨龙公司清算是从2015年3月10日开始，可见，绵阳佳成公司委托周伟对巨龙公司清算事项与其委托周伟对案涉工程负责监管是二个不同且独立实施的工作环节，故对外清算显然不属于一、二审认定的周伟工程监管应当承担的所谓收尾工作。   五、周伟可提供新证据并结合原相关证据综合证实：清算委托书内容系佳成公司真实意思表示，佳成公司应依约支付委托报酬。周伟再审提供新证据：其一，周伟与前述另案-原告唐文诉绵阳佳成公司案中该公司委托代理人冯一隽律师电话通话录音，结合一审周伟提交的与绵阳佳成公司主管财务副总赵毅章电话通话录音及与绵阳佳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啟林现场谈话录音，以及2017年5月2日由张啟林签字同意、赵毅章签批“同意周伟借支5万元，从巨龙铜矿周伟的结算费中扣回”的借款单等证据可综合证实：绵阳佳成公司一直认可周伟对巨龙公司清算费用；其二，绵阳佳成公司2015年7月21日《支付核算费用申请》，2015年9月15日付款《委托》证明绵阳佳成公司委托巨龙公司拨付9,906,840元工程款项中包含申请支付案涉工程项目决算人的工程决算费用2,859,985元，与周伟在一审提交的《知不拉矿山剥离费用预计支付表》（附原证据五：预计支付表）第11项中对内清算费用数额一致，同时，与本案二审周伟提交的绵阳佳成公司2015年9月15日向西藏巨龙公司出具的《拨款申请》中所载明申请拨款9,906,840元中包含佳成清算及人工工资费用2,865,000元的数额相差无几，可以相互印证证实该预计支付表内容的客观真实性；其三，2017年1月26日周伟向周虹出具的《垫款支付承诺》第2-5行内容可证实：周虹不仅认可周伟对外应得对巨龙公司清算费用，且该清算费用与周伟应得二年工资是独立分开的不同费用；其四，宋世兴、刘勇与任杰《合伙协议》及刘勇、任杰、张允利、王庆钊、唐文出具的二份书面证明，均证实周伟系案涉工程对巨龙公司结算的清算人；其六，《工行往来户历史明细清单》证实：周伟向一审提交的由其与曾庆才签字确认的《知不拉矿剥离费用预计支付表》载明应支付各班组人员费用中的第2项叶永胜、刘波、梁茂成，第4项顾有喜、肖妹，第7项王庆召（王庆钊爱人梁光琼），第9项任杰，第10项李芹（琴），绵阳佳成公司均已按该支付表载明数额向上述班组人员进行了支付。结合周伟在本案二审提交的上述人员中刘波、梁茂成、顾有喜、王庆召（王庆钊）、任杰、李芹（琴）等六人出具的收到绵阳佳成公司依据该预计支付表已支付全部款项的证人证言，足以证实该预计支付表内容的客观真实性及周伟主张其中的第11项对巨龙公司清算费用客观事实的成立。该预计支付表中虽然第11项“名字”一栏的“内”“外”二字有改动痕迹，但“金额”一栏相加最后的合计数额完全正确，故形式上存在的一定瑕疵，并不足以影响和否定该预计支付表的客观真实性成立。同时，结合周伟再审提交的新证据：宋世兴依据绵阳佳成公司向其出具的委托书，于2015年4月30日向曾庆才出具委托书及同年5月28日办理公证委托书，授权曾庆才全权负责处理案涉工程项目上的包括代为签收工程文书、结算文件；代为对内对外清算的确认签字等一切相关事宜。证实曾庆才于同年5月26日代表宋世兴在周伟作为审核人所制作的《知不拉矿剥离费用预计支付表》落款“宋世兴委托代理内部参与清算人”处签字确认对内对外清算费用，该代理行为即代表了绵阳佳成公司意思表示。另外，周伟一审中还提交了周虹签字确认同意支付对巨龙公司决算3.5%金额为316.4万元的《知不拉矿上剥离工程未支付款项清算明细表》，证实周虹代表绵阳佳成公司确认对巨龙公司清算费用。   综上，周伟提供再审新证据并结合一、二审相关证据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体系，明确证实了绵阳佳成公司委托周伟对巨龙公司清算并认可周伟应得对巨龙公司清算费用316.4万元的客观事实成立，周伟原审主张绵阳佳成公司支付316.4万元委托报酬及利息损失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一、二审认定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实，二审认定事实与适用法律错误，且判决超出当事人请求，审判程序违法，周伟有新证据足以推翻一、二审判决，恳请高院查明案件事实并纠正一、二审错误判决，依法提审并改判支持周伟原审诉讼请求，以维护周伟作为再审申请人之合法权益！   绵阳佳成公司答辩称，再审申请人周伟申请再审的事实与理由均不能成立，理由如下：一、原一审西藏自治区墨竹工卡县人民法院（2018）藏0127民初181号民事判决及二审西藏自治区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藏01民终388号民事判决均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再审申请人周伟的再审请求不成立，依法不应当支持，请求西藏自治区高院审查之后依法裁定驳回其再审申请。二、再审申请人周伟原一二审的诉讼请求是请求绵阳佳成公司支付清算报酬人民币：3,164,000元。该诉讼请求纯属故意编造假证据企图非法获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其主张权利的核心证据“委托书”是虚假的，系再审申请人周伟利用工作之便自己编造的，其“委托书”上使用印章系假印章，与我公司合法备案所用印章的编号都是不一致的，该委托书并无我公司负责人或任何授权经办人员的签字，作为一个法人单位，任何工作都必须是由具体的负责人或经办人完成的，非生命体的法人单位不可能会自动工作或自动生成文件或加盖印章等行为发生；该“委托书”记载内容也并非我公司意思表示，而是周伟利用在该案涉工程项目部工作期间的便利条件自行编造而成的；其“委托书”的文体格式及内容表述均是错误百出、含混不清，由绵阳佳成公司出具给绵阳佳成公司的委托书是显然不符合逻辑常理的，是造假人（周伟）文化不高及常识较差所致，印证“委托书”系周伟编造的事实；其“委托书”中也并未清晰明确相关清算费用“由谁支付”“支付给谁”等内容，进一步印证系周伟利用在该案涉工程项目部工作期间的便利条件自行造假及胡编乱造的假证据，以企图达到非法获取不正当利益的目的，且周伟就其所举核心证据“委托书”的形成及取得方式、该“委托书”多少份，该“委托书”是“谁出具给谁”的，分别在哪些主体持有等问题上，表述前后矛盾，且严重不符合日常生活逻辑（在案的多次庭审笔录均可证实）。周伟在一二审中所举“委托书”的工作内容（即：代表项目部与巨龙公司进行工程施工的最终结算和清算）是其本身在该案涉工程中的工作内容所涉事项，案涉工程项目上已经与其约定为其支付30万元/年的年薪并已实际支付（周伟在一二审中均认可），其又依据其自己编造的证据“委托书”而诉请对其参与的清算工作另计报酬，且其诉请也与当前同类工程业务日常工作常规和国家行业规定也是严重不符的（差距在市场通常情况的30倍以上），从另一个侧面也证明其“委托书”是不真实的。另，在周伟的两次起诉中的法庭调查中均查实，周伟在日常工作中做资料以及在后面的清算工作中均有单独持有和接触到其“委托书”上所用的编号结尾为：2040的那枚假印章。故，能够高度概然的证明周伟所出具的“委托书”是虚假的、系周伟利用工作之便自己编造的。故一、二审人民法院均依法判决不支持其诉讼请求完全正确。三、再审申请人周伟在再审申请中提出所谓“新证据”均在前面一二审中提出过，且也均与其请求权利所依据的“委托书”是否具有“真实性”“合法性”等毫无关联性，其是没有其“委托书”形成及来源具有真实性及合法性情况的任何合理证据。综上所述：再审申请人周伟再审申请的事实与理由不能成立，应该依法驳回其申请。   本院审查过程中，周伟提交了十五组证据：第一组《授权委托书》，拟证明绵阳佳成公司授权宋世兴作为委托代理人，办理承接案涉工程所有事项及结算事宜；第二组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9）藏民初10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该生效判决认定宋世兴系绵阳佳成公司委托代理人，担任案涉工程项目经理，负责施工管理；第三组西藏自治区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藏01民终140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该生效判决认定案涉工程的土石松动爆破工程系绵阳佳成公司转包给唐文的事实；第四组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川07民终1965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该生效判决确认了宋世兴只能视为绵阳佳成公司的代理人，绵阳佳成公司作为案涉工程承包人的事实；第五组四川省资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川20民再7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周虹系绵阳佳成西藏分公司实际负责人，绵阳佳成公司同时使用几枚印章，周虹加盖印章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第六组绵阳佳成公司管理人员知不拉项目部人员《工资表》《绵阳佳成公司工程支付核定表》，拟证明周伟2014年元月至2015年元月对案涉工程监管期间年薪30万元不在包含对巨龙公司清算费用；第七组《西藏知不拉项目矿山开采合同案二审补充证据材料》，拟证明周伟对案涉工程实施监管的事实；第八组《补充协议》，拟证明2014年巨龙公司与绵阳佳成公司补充约定限期在2014年12月31日前完成600万方工程量，否则巨龙公司可单方采取必要措施收回全部机械车辆，并追究绵阳佳成公司违约及赔偿责任；第九组绵阳佳成公司登报通知，拟证明宋世兴离岗，绵阳佳成公司登报通知其到岗与施工班组办理工程内部结算事宜；第十组电话录音文字记录，拟证明绵阳佳成公司认可财会对巨龙公司清算费；第十一组《支付核算费用申请》、第十二组付款委托，拟证明绵阳佳成公司委托巨龙公司拨款9,906,840元中包含申请支付案涉工程项目决算人工程决算费2,859,985元；第十三组垫款支付承诺，拟证明周虹认可周伟对外应得对巨龙公司清算费用；第十四组宋世兴、任杰、刘勇《合伙协议》、证人书面证明及身份信息，拟证明周伟系案涉工程对巨龙公司结算的清算人；第十五组《工行往来历史明细清单》，拟证明绵阳佳成公司已按《知不拉矿剥离费用预计支付表》载明应支付各班组人员费用进行了支付，该表客观真实成立。   绵阳佳成公司对以上证据质证意见为：对第一组证据的三性不予认可，委托书与本案无关；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因该判决书未生效，且与本案无关，对关联性不予认可；对第三组、第四组、第五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但认为判决书中认定的事实与本案无关，对关联性不予认可；对第六组、第七组证据认可，该两组证据可证实周伟在案涉工程中所做的监管工作；对第八组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对关联性不予认可；对第九组不予认可，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对第十组证据的三性不认可，冯一隽律师不能代表绵阳佳成公司；对第十一组、十二组证据不予认可，认为如果该两组证据是真实的，原件应在巨龙公司，而不是在周伟手中；对第十三组证据不予认可，周虹本人在一审出庭时予以否认；对第十四组证据不予认可，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对第十五组证据的关联性不予认可，银行明细与本案无关。   本院认证如下：第一组证据，系绵阳佳成公司向巨龙公司出具载明委托宋世兴办理业务的委托书，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采信；第二组证据，因该判决未生效，且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采信；第三组、第四组、第五组证据，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采信；第六组、第七组证据，证实周伟系案涉工程监管负责人，绵阳佳成公司已向周伟支付年薪30万元，本院予以确认；第八组证据系绵阳佳成公司与巨龙公司签订的协议，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采信；第九组证据，系绵阳佳成公司对宋世兴发出的公告，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采信；第十组证据，由周伟单方制作，且冯一隽身份不明，本院不予采信；第十一组、十二组证据，由绵阳佳成公司向巨龙公司出具的支付核算费用申请和委托拨款，但巨龙公司是否认可或依据该两份证据进行支付费用及拨款不得知，且在该两份证据上除盖有绵阳佳成公司的印章外，并无两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签字，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不能确定，故本院不予采信；第十三组证据，垫款支付承诺书系周伟与周虹之间的行为，且周虹在一审出庭作证时已对周伟系案涉工程清算人予以明确否认，故本院对该份证据不予采信；第十四组证据，合伙协议系宋世兴、任杰、刘勇之间的协议，是否真实不能确定，且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采信；张允利等六人出具的《证明》，因该六人身份不明，《证明》的真实性不能确定，故本院不予采信；第十五组证据，银行往来户历史明细清单记录的仅是绵阳佳成公司的资金往来，并不能明确与之发生每笔往来款的具体单位或人员，不能达到周伟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周伟提交的证据不足以推翻原审判决。   本院认为，根据周伟的再审申请，本案审查的重点问题为：（一）《知不拉矿山剥离工程及相关项目清算委托书》的效力；（二）关于周伟在案涉工程中是否存在履行监管职责之外的清算行为；（三）原审法院是否超裁。   （一）关于委托书的效力问题   周伟认为绵阳佳成公司应按照《委托书》对其支付报酬。绵阳佳成公司辩称，该委托书系周伟制作，为虚假证据。对此，结合在卷证据评析如下：   首先，从《委托书》的形式上看：一是其抬头和落款均为绵阳佳成公司，也就是说，绵阳佳成公司出具了一份委托书给自己。委托书是双方当事人就委托事项予以载明，不仅是受委托人享有代理权的依据，也是委托人对外公示其将相关事项交由受托人代理的一种证明材料，案涉委托书中的委托人是绵阳佳成公司，对于委托事项和受托人的代理权限本就十分明确，无需再出具给自己予以明示周伟的代理权，这显然不符合常理和逻辑；二是《委托书》除有绵阳佳成公司的印章外，并无受托人即周伟的身份证明，亦无委托人和受托人双方的签字，缺少必要的形式要件。   其次，从《委托书》的来源看，绵阳佳成公司对该份委托书予以否认，周伟对委托书的出具存在前后表述不一，其提到的周虹和王永兵均否认为周伟出具过案涉委托书，周伟对该两名证人身份存疑认为其至今还系绵阳佳成公司职工的质证意见并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之规定，周伟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该份委托书的来源不能确定，不能由此推断为绵阳佳成公司向其出具委托书。   综上，《委托书》无论从形式上和来源上都无法确定其真实性，周伟认为《委托书》构成表见代理，要求绵阳佳成公司按照《委托书》约定支付清算报酬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此项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   （二）关于周伟在案涉工程中是否存在履行监管职责之外的清算行为的问题   周伟系绵阳佳成公司聘请人员，负责对案涉工程进行监督管理，其提交的绵阳佳成公司管理人员知不拉项目部人员《工资表》《绵阳佳成公司工程支付核定表》《西藏知不拉项目矿山开采合同案二审补充证据材料》，已证实周伟对案涉工程进行监管且已领取报酬，但并未提交其对案涉工程进行清算的相关劳动成果。故本院认为，周伟在案涉工作中负责对工程进行监管是其履行职责的行为，且已取得劳动报酬，其要求绵阳佳成公司支付清算报酬无事实依据，此项再申请理由不能成立。   （三）关于原审法院是否超裁的问题   周伟认为原二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确认委托书无效属于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且判决超出当事人请求，审判程序违法。本院认为，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人民法院在审理合同纠纷案件过程中，要依职权审查合同是否存在无效的情形”规定，原二审法院依职权审查《委托书》的效力并无不当，故周伟的此项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周伟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周伟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刘    兰   审  判  员   郑    丽   审  判  员   赵 晓 联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二日   法 官 助 理   王 丽 萍   书  记  员   日青达尔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