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8民终167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涟水县尤红雨服饰加工厂，住所地涟水县前进镇工业园区。经营者：尤红雨，男，1978年1月24日出生，汉族，住涟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海鹏，涟水县忠信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衡，男，1975年7月19日出生，汉族，无业，住涟水县经济开发区，现羁押于涟水县看守所。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维乔（系被上诉人孙衡父亲），住涟水县。上诉人涟水县尤红雨服饰加工厂（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尤红雨服饰厂）因与被上诉人孙衡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涟水县人民法院（2019）苏0826民初31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涟水县尤红雨服饰加工厂的经营者尤红雨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海鹏，被上诉人孙衡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维乔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尤红雨服饰厂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或者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原审判决认定如下事实：“2018年8月，被告孙衡向钱滨索要房租，因钱滨欠外债较多且欠发厂内工人工资，其与孙衡商量，联系绣花机买主并出售该厂区绣花机”。该部分不是事实，与事实严重不符，且案外人钱滨自始至终没有露面，更没有出庭作证印证上述事实，一审就采信被上诉人孙衡片面之词，虚假陈述，主观臆断认定事实,完全错误。实际情况是：被上诉人明知道涉案两台绣花机属于上诉人所有，明知道钱滨下落不明，以此作为借口甩锅给案外人钱滨，达到霸占上诉人涉案两台绣花机，并非法出卖的目的。一审法院另查明：案涉两台绣花机合同和多次向绣花机厂家转账支付购买机器款项均为上诉人，与原审判决认定之间互相矛盾，无法自圆其说。2、原审判决“本院认为”部分与事实严重不符。原审判决“本院认为”部分，在明知道上诉人才是涉案两台绣花机的真正主人，有两台绣花机的购买合同和该两台绣花机的分期付款记录有力证据的情况下，还错误认为被上诉人卖掉两台绣花机的行为，既没有侵犯上诉人的民事权益，也没有给上诉人造成损失。3、原审判决片面听信被上诉人不实之词，主观臆断上诉人与案外人钱滨之间的关系，错误认为案涉两台绣花机为案外人钱滨所有，非上诉人所有的客观事实。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上诉人持有的涉案两台绣花机合同和付款记录，足以证明上诉人是该两台绣花机的权利人。并且在上诉人发现被上诉人于2018年9月11日下午偷卖上诉人的两台绣花机，进行阻止，在警方现场处置时，向警方出示了购买合同等，证明该两台绣花机系上诉人所有，警方核对绣花机购买合同后，确认该两台绣花机系上诉人所有，责令被上诉人将两台绣花机送回原地，被上诉人也确实将绣花机送到原地，警方引导双方协商解决或者到法院进行诉讼情况下，又于当天晚上18时，偷偷将两台绣花机运走变卖。自始至终都是被上诉人一步一步对上诉人实施侵权行为，侵犯上诉人的财产权、使用权、受益权。被上诉人孙衡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尤红雨服饰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原审被告赔偿原审原告两台绣花机价值95万元、因两台绣花机停产给原审原告造成的19个月的损失（每月4万元）76万元，合计171万元。2、原审被告承担诉讼费用。一审审理中，原审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要求原审被告赔偿原审原告机器损失78万元（已扣除折旧和剩余贷款）、营业损失63万元，合计141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案外人钱滨与原审被告孙衡签订厂房租赁协议,租赁厂房用于经营绣花厂。该厂房为淮安市宏昌塑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昌公司）所有，原审被告孙衡系宏昌公司法定代表人和股东。2018年8月，原审被告孙衡向钱滨索要房租，因钱滨欠外债较多且欠发厂内工人工资，其与孙衡商量，联系绣花机买主并出售厂内绣花机。2018年9月11日，绣花机买主前来宏昌公司名下的厂房拖运两台绣花机。原审原告尤红雨服饰厂的经营者尤红雨在该厂区阻止绣花机被拖走，与孙衡就绣花机权属事宜发生纠纷，公安机关接报警到现场处理，尤红雨出示绣花机的购买合同。之后，两台绣花机最终被拖走出售，由案外人徐从明负责绣花机的运输。一审法院另查明，原审原告尤红雨服饰厂租用姚家松厂房，位于钱滨经营的厂房西侧，二者距离不远。根据尤红雨出示两台绣花机的购买合同，两台绣花机名称、规格为：BEKS-Y920（750X300/500）MM，卖方均系百灵达刺绣机械（南通）有限公司，其中一台：合同编号为BN-1152/015，购买时间为2015年3月31日，买方为尤一群（系尤红雨亲属），价格为47万元（含17%增值税），购买机器款项为分期支付；另一台合同编号为BN-1247/017，购买时间为2017年6月2日，买方为尤红雨服饰厂，价格为48万元（含17%增值税），购买机器款项为分期支付，钱滨为该销售合同买方向卖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钱滨帮源通制帽加工款项系用尤红雨账户进行结算。另根据尤红雨提交的银行转账记录和微信记录，购买绣花机后，尤红雨多次通过银行转账向绣花机厂家支付购买机器款项。自2017年8月至2018年8月底，尤红雨多次通过微信支付付款给钱滨。一审法院还查明，钱滨于2015年6月27日向原审被告孙衡借款25万元，并出具借条给孙衡。借条载明：“借条现借到孙衡现金人民币贰拾伍万圆整（250000.0）2015年11月30日起付5000.0元以后每月递增1000.0直至25万元本金归还。本人之前所借到蒋士明的所有借据作废，借款人：钱滨2015.6.27”，借条还注明：“厂内现有叁台百灵达绣花机作抵押分别为2001壹台1990年壹台二零壹五年壹台”。一审审理中，原审原告主张原审被告赔偿两台绣花机价值78万元（已扣除折旧及剩余贷款），另外原审被告处置机器给原审原告造成营业损失68万元（2万元/月·台×17月×2台），扣除原审被告支付的工人工资5万元，原审被告应当赔偿141万元。孙衡对原审原告主张的损失金额不认可，认为两台机器值32万元。尤红雨在2020年1月7日一审法院与其的谈话笔录中陈述：“钱滨欠我约90余万元，孙衡厂房是钱滨帮我租的，钱滨是我厂里管理人员，但没有合同，只有口头协议。钱滨承租厂房房租系和我二人均摊，钱滨工厂收益10%归我，厂里工人工资系钱滨算好账后我给钱滨钱，我已经将工人工资钱全部给钱滨了，不清楚他是否已发放。关于机器放在钱滨厂里，系因为我自己厂也是和别人合伙的。”原审被告孙衡对此质证认为：“厂房不是钱滨帮助原审原告租赁的，租赁协议是钱滨作为独立个体户与我签订，我不认识尤红雨，钱滨是独立经营，生产经营费用及工人工资系由钱滨向工人发放，钱滨与工人发生工资纠纷时，尤红雨在场但未给工人答复，工人工资系由我垫付。绣花机出售是钱滨联系买主，我们经钱滨同意后才允许买主将机器拖走，除去合理开销，机器余款已返还钱滨。”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原审被告孙衡出售绣花机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一审法院结合原、原审被告诉辩内容及双方庭审陈述分析，案涉绣花机出售不属于法律规定的“特殊侵权行为”，而涉及一般侵权行为。现原审原告尤红雨服饰厂起诉要求原审被告孙衡赔偿绣花机出售造成的损失，其前提是原审被告孙衡出售绣花机的行为侵犯了原审原告民事权益，且行为人具有过错。原审原告应当就原审被告侵害其权益并且具有过错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根据原审原告提交的绣花机购买合同，案涉两台绣花机登记的购买人分别为原审原告尤红雨服饰厂和尤一群，但两台绣花机存放在钱滨经营的厂里，因绣花机属于动产，动产物权的公示方法之一是动产的占有，占有状态是动产物权静态权利的表征。案涉两台绣花机存放在钱滨经营的工厂里，由钱滨占有并对其进行管理和控制，故钱滨作为绣花机设备的对外公示的所有权人。根据原审被告孙衡陈述，结合尤红雨与钱滨之间的微信记录，以及一审法院与相关工人核实了解到的情况，钱滨系独立经营其工厂，而非尤红雨聘用的管理人员。尤红雨陈述钱滨是其厂里管理人员，二人共同分享经营收益，但未提供证据，且与其陈述的与钱滨分摊房租，收益只有10%归其所有的事实相矛盾。故一审法院对尤红雨陈述其与钱滨的关系不予采信。原审被告孙衡出售绣花机时为钱滨发放了部分工人工资，据孙衡陈述，绣花机出售款项抵钱滨借款和厂房租金，另有部分出售款项返还给钱滨亲属，结合一审法院与徐从明等人的通话笔录内容，徐从明从厂区拖运绣花机时并未受到钱滨厂里工人阻挠，据此可认定，原审被告孙衡出售绣花机系经过工厂经营者钱滨同意。原审被告孙衡辩解称钱滨购买机器是通过尤红雨账户购买。一审法院对此认为，钱滨欠外债较多，其经营工厂为源通制帽加工所得款项亦使用尤红雨账户进行结算。钱滨为其购买机器设备安全，尤红雨为顺利实现债权需要，不排除钱滨通过原审原告或其他人名义购买机器的可能。虽然原审原告经营者尤红雨提供两份绣花机购买合同，但绣花机属于动产，购买合同仅是买卖绣花机时的书面凭据，不是物权凭证，原审原告仍不能就此证明其是两台绣花机的实际所有权人。退言之，动产所有权变动以交付为生效要件，绣花机已经交付钱滨，由钱滨占有和支配，即便案涉绣花机系原审原告或其经营者尤红雨出资购买，原审原告作为最初的所有权人，从动产权利公示原则看，原审原告需证明其仍是该绣花机的所有权人。原审原告不能合理解释其将机器存放在钱滨厂房的原因，也未能提供借用合同、租赁合同等证据证明其绣花机所有权未发生变动，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据此，原审原告现有提交的证据以及一审法院现有查明的事实，不足以证明原审被告孙衡出售绣花机的行为侵犯了其权益，亦不足以证明原审被告孙衡具有明显过错，因案外人钱滨难以寻找，原审原告主张原审被告构成侵权证据不足，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对原审原告要求原审被告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如钱滨侵害原审原告权益，原审原告可向钱滨主张权利。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审原告尤红雨服饰厂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7490元，由原审原告尤红雨服饰厂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二审中，上诉人申请证人胡某,4、席某,4到庭作证，陈述钱滨系上诉人的管理人员，以及涉案两台绣花机系上诉人所有。上诉人对证人证言予以认可，被上诉人称对证人陈述是否是事实不清楚。本院认证意见：证人胡某,4系上诉人的工作人员，证人席某,4与证人胡某,4系夫妻关系，因此，证人胡某,4、席某,4的证言证明力较弱，不足以证明钱滨系上诉人的管理人员，以及涉案两台绣花机系上诉人所有。本案二审经审理确认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认为：上诉人虽然提供了涉案两台绣花机的销售合同、还款记录等证据，但是，动产的所有权的公示方式是占有和交付，涉案两台绣花机所有权亦未经登记。首先，上诉人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对涉案两台绣花机的占有。涉案两台绣花机放在宏昌公司所有的厂房之中，上诉人主张该厂房是案外人钱滨帮上诉人的经营者尤红雨租赁的，但是被上诉人对此予以否认，被上诉人称该厂房的租赁协议是钱滨作为独立个体户与被上诉人签订，上诉人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该厂房是案外人钱滨帮尤红雨租赁；上诉人还主张租赁该厂房的房租系案外人钱滨和尤红雨均摊，但是尤红雨向案外人钱滨转款的记录中，没有反映是支付该厂房房租的款项，尤红雨亦未直接向被上诉人支付过该厂房房租，上诉人关于租赁该厂房的房租系案外人钱滨和尤红雨均摊的主张亦无充分证据证明。上诉人陈述案外人钱滨系其管理人员，尤红雨与案外人钱滨均摊涉案厂房的房租，尤红雨付钱给案外人钱滨购买辅材等，尤红雨拿案外人钱滨经营的厂里收益的10%，且尤红雨拿该10%的收益后给案外人钱滨用于发放案外人钱滨经营的厂里的工人工资。上诉人的上述陈述明显不合常理，即尤红雨提供涉案两台绣花机、出资购买辅材等、与案外人钱滨均摊房租，而尤红雨仅拿10%的收益，且还用该10%的收益来发放案外人钱滨经营的厂里的工人工资。另外，上诉人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尤红雨收取钱滨经营的厂里10%收益，以及用该10%收益支付该厂工人工资。上诉人的上述陈述还自相矛盾，即上诉人既陈述案外人钱滨系其管理人员，又陈述尤红雨与案外人钱滨均摊房租、按比例分配收益，而上诉人与案外人钱滨均摊房租、按比例分配收益并不符合案外人钱滨系上诉人管理人员的特征。因此，上诉人关于案外人钱滨系其管理人员的主张，亦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综上，上诉人不能证明案外人钱滨系上诉人管理人员，以及涉案两台绣花机是放在尤红雨租赁的厂房里，即上诉人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上诉人对涉案两台绣花机的占有。其次，上诉人亦未主张涉案两台绣花机放在钱滨经营的厂里是基于借用、租赁等关系，即上诉人虽不占有涉案两台绣花机，但不影响上诉人对涉案两台绣花机的所有权。上诉人不能合理解释涉案两台绣花机在案外人钱滨经营的厂房里的问题，而上诉人的经营者尤红雨亦陈述其与案外人钱滨存在借贷关系，综合本案情况，不能排除案外人钱滨向他人借款并以他人名义购买涉案两台绣花机的情形。综上，上诉人主张涉案两台绣花机被出售时上诉人对该两台绣花机享有所有权，本案中上诉人的民事权益受到侵害，证据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尤红雨服饰厂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490元，由上诉人涟水县尤红雨服饰加工厂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华 林审判员 李前兵审判员 邹艳萍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一日书记员 孙 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