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1民再23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周健，男，1978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铁西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学、陈海龙，辽宁紫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市黄海路支行，住所地沈阳市于洪区黄海路14号。负责人：吴紫微，该支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肖亮，辽宁吉慧沈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周健与被申请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市黄海路支行（以下简称邮储银行黄海路支行）储蓄合同纠纷一案，沈阳市于洪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9日作出（2016）辽0114民初6014号民事判决。宣判后，双方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27日作出（2017）辽01民终8697号民事裁定，撤销沈阳市于洪区人民法院（2016）辽0114民初6014号民事判决，发回沈阳市于洪区人民法院重审。沈阳市于洪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29日作出（2017）辽0114民初13759号民事判决。宣判后，邮储银行黄海路支行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1月22日作出（2018）辽01民终11563号民事判决，撤销沈阳市于洪区人民法院（2017）辽0114民初13759号民事判决；驳回周健全部诉讼请求。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周健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0月28日作出（2019）辽民申2614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周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学、陈海龙，被申请人邮储银行黄海路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肖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健申请再审称，请求：1.撤销二审判决，赔偿周健全部存款45万元及利息1万元；2.一审、二审、再审费用由支行承担。事实和理由：1.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支行提供的专用证卡数码印设备复印的身份证复印件无法证明案涉款项转款时与周健有关，此设备由支行提供，也是由其工作人员进行操作，是否具有科学性和真实性均未进行详尽说明。同时该设备是否能够进行人工干预进行修改，是否必须需要身份证原件才能操作，是否由工作人员在办理业务时进行复印，这些问题原审均未查明，所以单凭支行提供的设备认定周健自行出示身份证办理业务缺乏证据。2.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多处明显不符合常理。周健与案外人王晓萃在案发前通过董嘉鑫认识是事实，双方是否存在借贷或资金往来与本案钱款转出无关。2014年6月，周健给王晓萃转账的入账汇款凭单上客户确认栏为空白，没有签名，该情况与周健无关，不能因此认定周健存在问题。周健作为储户非金融专业人员，不具备金融储蓄专业知识，无法判断是否需要签字、何时签字。同时，该笔转账发生于另一处储蓄营业所，不能以此认定本案中支行的操作没有问题。3.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支行违反合同义务，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进行判决。4.支行认可《入账汇款凭单》上非周健本人签字，说明款项转出非周健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亦说明支行未尽到严格、充分的审查确认义务，支行应承担全部责任。5.根据储蓄合同银行交易的特殊性，支行未能提供交易过程视频监控记录等证据证明其主张，周健已经完成了举证责任。支行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案涉款项是周健自己汇出，是周健与王晓萃之间的借贷关系，与我方无关。周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支行赔偿全部存款45万元及利息1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周健于2014年9月15日10时33分，在支行开户办理了卡折合一的活期存折一张（存折号码：辽A68×××84、账户：60×××18、户名周健），同时存入人民币3万元。开户后，10时41分，案外人王晓萃（涉嫌犯罪被公安机关列为网逃）以其62×××88账户往周健上述账户汇入人民币42万元，该款为王晓萃偿还周健的欠款，存折内总计金额人民币45万元。10时54分，周健账户内人民币45万元全部转到案外人王晓萃名下的62×××88账户。经查询交易记录，涉案人民币45万元转款业务系在支行柜台办理，《入账汇款凭单》中的“客户填写栏记载汇款方式：账户；手续费支付方：汇出方支付；收款账户/卡号：62×××88；收款人姓名/单位名称：王晓萃；汇款金额人民币45万元；汇款人：周健；汇款人电话：138××××0636（该电话号经查为董嘉鑫的电话号）；汇款账号/卡号：60×××11；代理人姓名及代理人电话以及附加业务处均为空白。在打印记录栏处记载流水号：02100181535036067；标识：106；汇款金额：450000.00、资费支付方：汇款方；汇款手续费：0.00；汇款账户余额：0.00；收款人姓名：王晓萃；收款账号/卡号：62×××88；汇款人姓名：周健；汇款账号/卡号：60×××11；代理人姓名：空白；交易机构号：21001815；交易日期：2014/09/15；本凭单打印内容已经本人审核无误（客户签字）处有周健字样。该款已于当天转入王晓萃账户。董嘉鑫曾出庭作证承认上述《入账汇款凭单》上的内容均为本人填写，包括周健签字，所留电话也是本人的，并将45万元转给王晓萃。在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要求支行提供周健办理业务当天的监控录像，支行称当时录像有一定的保存期限，因时间较长无法提供。另查明，董嘉鑫与王晓萃系夫妻关系。董嘉鑫系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市分行催收员；王晓萃原系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行职工，于2015年11月离职，现被公安机关列为网上在逃犯。周健与董嘉鑫系朋友关系，之前董嘉鑫曾让周健帮忙完成揽储任务，周健称本人只有人民币3万元，并提出王晓萃尚欠其42万元未还，如归还就同意帮忙。后董嘉鑫、王晓萃表示同意还款。王晓萃提出让周健开立一账户并先存入3万元，本人愿意将尚欠周健的42万元打入该账户。周健于2014年9月15日与妻子柏洪兰、连襟李辉一同到支行办理了业务，周健开户存入3万元，王晓萃随后转入42万元。周健拿到存折后欲离开时，碰见董嘉鑫，董嘉鑫提出要持周健存折到柜台查询一下存储任务，周健将存折交与董嘉鑫并让董嘉鑫查完后交与周健连襟李辉，周健与妻子有事一同离开银行，后该存折一直由连襟李辉保管（因45万存款中有20万元是连襟李辉的）。2014年年末，李辉去日本，走之前把存折交给周健岳母保管。在存款不到一年时，周健问董嘉鑫存储任务是否完成，周健想把钱取出来，董嘉鑫说再等等。周健在2015年年底和妻子到支行用身份证查询，发现这笔钱在存款的当天就被转走了。当时周健找到银行交涉，发现《入账汇款凭单》上面的客户签字和填写内容均不是周健本人书写，所留电话号码也不是周健的，电话号码是董嘉鑫的。一审法院认为，周健在支行开设存储账户，并将钱款存入该银行，周健、支行之间形成储蓄合同关系，合法、有效。双方应按储蓄合同约定，全面、妥善的行使各自的权利，履行各自的义务。在储蓄合同中，银行作为合同中的一方当事人亦作为专业的金融机构，对储户的财产应当进行严格、合理、必要的监管和保护。储蓄合同关系的双方当事人为储户和银行。储户将钱款存储在银行，银行以金融机构的法律地位，利用专业、严格的程序和方法，按照储户的意思表示进行存款、取款、转账等金融操作。该过程中，储户的意思表示和银行的操作程序是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银行对储户的财产进行处理、操作时，只要满足上述两个条件，无论后果如何，一般情况下即无不妥。因此，支行在对周健账户内财产进行汇款处理时是否依照周健的意思表示，严格按照金融机构操作程序履行合同义务即为本案的争议焦点。首先，关于周健的意思表示。就本案而言，通过周健与支行陈述及现有证据可以认定，周健账户内的钱款系在支行的柜台处办理手续汇出。周健作为客户方填写的银行定式的申请单据即为周健意思表示的明示表示方式，周健在对该单据客户确认类的签字栏处签字、捺印，一般可以认定对该单据内容的认可，而再将此认可的单据交由银行办理相关业务，此为周健明示的意思表示。在审理过程中已经确定，涉案《入账汇款凭单》内容不是周健填写，也无周健当场签字确认，故不具备周健明示的意思表示。其次，关于银行是否严格按照金融机构操作程序履行合同义务。《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储蓄业务制度》[2012版]第六十一条规定：客户本人办理单笔转账金额5万元以上账户间转账业务的，应核对客户的有效实名证件，并进行登记；第六十七条规定，联网核查公民身份信息是指邮政储蓄机构通过登录中国人民银行信息转接系统，访问公安部全国公民身份信息系统，对客户提供的居民身份证所记载的姓名、公民身份号码、照片及签发机关的真实性进行核查的行为；第六十九条规定，个人办理单笔交易金额在5万元以上的账户间转账业务，需进行联网核查并打印联网核查结果；第七十条规定，邮政储蓄机构在办理需要进行联网核查的业务时，需当场为客户办结的，应当场联网核查相关个人的公民身份信息。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需要出示身份证件的业务，如为代理人代办业务时，代理人应将代理人姓名、证件类型及号码填写清楚，并在签名确认处签代理人姓名，注明“代”字样。支行作为金融机构，未能严格按照银行的操作程序规定办理，如《入账汇款凭单》中打印记录一栏显示“本凭单打印内容已经本人审核无误（客户签字）：周健”一节，经法庭调查，客户填写的《入账汇款凭单》，应在储蓄机构柜台人员办理汇款业务打印记录内容后，在柜台前要求储户本人或合法有代理身份的代理人核对打印记录内容无误后签名，用于核实客户身份真实性，双方上述行为均应在当场核实、确认完成。现《入账汇款凭单》内容并不是由周健本人填写，客户签字“周健”的名字也非周健本人签署，而是由周健之外的他人填写，且该汇款单又没有代理人代办字样。支行未能按照相关业务规定和办理程序，对汇款人的身份情况当场尽到严格、充分的审查确认义务和按照规定规范办理汇款业务，造成周健45万元存款被他人汇出。综上，支行在对周健账户内财产进行汇款时既未依照周健的意思表示，又未严格按照金融机构操作程序履行合同义务，造成周健45万元存款转出的后果，支行对周健的账户财产管理存在严重的违约行为，对周健因此造成的损失应承担赔偿责任。因此，支行应对周健的全部损失承担违约赔偿责任。周健钱款储存于支行处，期间必定产生法定孳息，经计算产生的利息超过周健诉讼请求要求给付的利息，因周健只要求支行按照活期存款利率计算支付利息1万元，故对周健要求赔偿全部存款45万元及利息1万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对支行提出的45万元系周健本人办理，该行在业务操作过程中合法合规等辩解内容，与事实不符，与银行操作规程相悖，对其辩解不予采纳。一审法院判决：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市黄海路支行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偿还周健存款45万元并支付利息1万元。如果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市黄海路支行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200元，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市黄海路支行负担。支行不服，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周健的全部诉讼请求，判令周健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二审中，支行提交了周健的开户申请表、入账汇款凭证、证卡数码印设备及其照片等新的证据拟证明前后两笔交易的身份证不存在转印的事实，涉诉45万元转账在存折上的记录，是办理业务时打印的，周健声称事后补打的事实不存在。周健质证意见为：对于凭证无异议,对于证卡数码印设备真实性无异议，对身份证复印件有异议，不排除两张身份证复印件是银行工作人员用周健身份证多次操作所取得。支行还提交了案外人李彦的银行流水及该案件二审时中院判决、案外人王凤芝案件的二审判决、周健于2014年6月9日开户及交易资料，拟证明与王晓萃进行借贷交易的情况均为先开卡存款汇给王晓萃，再另行开新卡，然后王晓萃连本带息还款。凑成整数后再汇给王晓萃；提交了周健配偶柏洪兰的交易流水，拟证明涉诉交易后周健与王晓萃还有资金往来，涉诉交易应为双方借贷款项。提交了另案王凤芝取款交易凭条，该凭条是由支行工作人员谭鑫代办，代办时也提交了双方身份证原件并复印留存，拟证明如果代办必须留存代理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并签字注明代办，此为硬性规定。提交了周健2017年7月12日提交的上诉状及（2016）6014号判决，拟证明周健泄露了其账户密码。本院二审查明：2014年9月15日，周健在支行柜台开户办理了卡折合一户的活期存折（存折号码：辽A68×××84；账户60×××18；户名周健），存入3万元，并在“个人账户申请书”上选择“留密”作为取款方式。开户几分钟后，大约10时41分左右，案外人王晓萃以62×××88账户往周健账户汇入42万元，存折内金额45万元。之后周健对存折内容（余额45万元）进行了拍照。大约在10时54分左右，周健账户内45万元全部转到案外人王晓萃名下的62×××88账户。经查询交易记录，涉案45万元转款业务系在支行柜台另一窗口办理，在《入账汇款凭单》中的客户填写栏记载：汇款方式：账户；手续费支付方：汇出方支付；收款账户/卡号：62×××88；收款人姓名：王晓萃；汇款金额：45万元；汇款人电话：138××××0636；汇款账号/卡号：60×××18；代理人姓名及代理人电话以及附加业务处均为空白；在打印记录栏记载：流水号：02100181535036067；标识：106；汇款金额：450000.00；资费支付方：汇款方；汇款手续费：0.00；汇款账户余额：0.00；收款人姓名：王晓萃、收款账号/卡号：62×××88、汇款人姓名：周健、汇款账号/卡号：60×××11、代理人姓名：空白、交易机构号：21001815；交易日期：2014/09/15；并在本凭单打印内容已经本人审核无误（客户签字）处有“周健”字样。背面有公安系统联网查询身份信息：姓名：周健；身份证号：2101061978××××××××；联网核查结果：公民身份号码与姓名一致，且存在照片。银行办理该转账业务留存的周健身份证复印件系用专用设备及专用纸复印，纸上除身份证复印内容中间还有纸上自带的红字“再次复印无效”，并加盖业务公章和操作人员名章。经比对，当日周健开户并存款3万元时留存的身份证复印件与转账留存的身份证复印件，身份信息文字方向相反。本案审理中，周健主张该《入账汇款凭单》内容和签名均非其本人书写，而董嘉鑫在一审法院出庭作证时陈述，王晓萃是其妻子，当时是邮储银行辽宁省分行职工，转账前两天，王晓萃与周健、董嘉鑫商量好了当天周健给王晓萃汇钱，当天董嘉鑫在黄海路支行见到周健后，周健将存折给了董嘉鑫，董嘉鑫拿着周健的存折替周健填写的单子及周健的签名，留的董嘉鑫的电话号码，然后周健本人拿着单子在窗口办理的转账，董嘉鑫称当时其没有周健的身份证无法在柜台办理。庭审中，支行认可该《入账汇款凭单》手写内容和签名均是董嘉鑫代填写。支行还认可董嘉鑫曾任过黄海路支行行长助理，2011年3月调走，事发时在邮储银行市行资产保全部担任清收人员。周健在审理中陈述事发当天遇见董嘉鑫系在黄海路支行营业厅里柜台外。另外，周健在庭审中自认当时其身份证由其本人保管。还承认本人于2014年6月曾给王晓萃转账。经查该笔入账汇款凭单上客户确认栏为空白，没有签名。二审中，周健一些关键陈述与一审不一致，一是二审时陈述“未向他人透露存折密码，虽然在开卡前王晓萃告诉设一个银行统一密码6个8，但开卡时设的6个8不是按照王晓萃的指示，是按平时自家习惯设置的。开卡后谁也没有告诉，董嘉鑫不知道密码”，而一审陈述为“存款头一天王晓萃让我将密码告诉她了，方便其进行查询”。二是二审陈述“将记载金额45万元存款余额的存折拍照后欲交由连襟李辉时，在银行营业厅柜台外门口遇到董嘉鑫，董说要查询转款到账后，便将存折交给董嘉鑫，并让其查询后将存折交给李辉后离开”，“我离开时李辉、董嘉鑫及我爱人在场”。而一审陈述为“将记载金额45万元存款余额的存折拍照后交由连襟李辉，然后见到董嘉鑫寒喧几句，我与我爱人就离开了”、“董嘉鑫从李辉手中骗取了存折”。另，一审支行提交了银行交易规定，汇款及存取款交易，客户本人办理单笔交易5万以上账户汇款的，应核对客户有效实名证件，并留存复印件；他人代理客户办理的，还应核对代理人的有效实名证件，登记代理人和被代理人的身份基本信息，留存代理人和被代理人实名证件的复印件。周健一审对该交易规定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二审认为，本案为储蓄存款合同纠纷，周健主张其储蓄存款被他人转出，应就相关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根据本案现有证据，案涉交易是通过存折加密码进行的，即办理转账业务的存折是真实的、密码是正确的。在此基础上，支行提交的证据已证明转账时用专用证卡数码印设备复印了周健身份证，并加盖业务公章和操作人员名章的形式留存了身份证复印件，《入账汇款凭单》背面也有公安系统联网核查身份证后的打印记录，在没有其他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单凭《入账汇款凭单》非周健本人填写和签名，不足以证明办理转账系其他人所为。结合周健陈述其没有泄露存折密码，身份证由其本人保管的情况；结合周健一审和二审期间就案件事实的陈述多处更改的情形，特别是在存折已打印上45万元余额且周健又拍照了存折余额45万的记录后，又说董嘉鑫为查询余额而拿走存折，明显不合常理的情况；再结合周健与案外人王晓萃在此前2014年6月有过类似的转账交易以及存在借贷关系的情况，且2014年6月周健给王晓萃转账的入账汇款凭单上客户确认栏为空白，没有签名的情况，故本院对周健关于45万元存款系被他人违背其意志转出的主张不予支持。周健声称存在开户时银行工作人员用证卡数码印设备违规进行了多次操作预先留存了周健身份证复印件进而用于转账的可能，但其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依法应承担不利后果。综上，本院对周健主张的事实不予采信，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周健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支行的上诉请求依法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举证责任分配不当，应予改判。本院二审判决：一、撤销沈阳市于洪区人民法院（2017）辽0114民初13759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周健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200元由周健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8200元（已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市黄海路支行预交），由周健负担。本院再审对二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再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支行对于周健向王晓萃转账45万元的操作过程是否合规；2.支行应否赔偿周健45万元存款及利息。周健主张2014年9月15日其在支行只办理了开户并存入3万元这一次业务，只留存了一次身份证复印件，支行在周健没有到场操作，没有亲自填写入账汇款凭单，没有周健身份证原件的情况下，董嘉鑫持有周健存折私自将45万元转账给王晓萃，支行因未尽审核义务存在违法违规情况，应对周健的存款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而支行主张周健向王晓萃汇款45万元系周健本人所为，支行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责任，并在原审期间提供了周健当日办理业务时留存的两张身份证复印件，上面显示的再次复印无效印章字体方向相反，且加盖的银行经办人名章均不一致。经查，周健身份证复印件上显示的再次复印无效的印章是专用证卡数码印设备专用纸自带的印章，是在复印身份证之前就存在的，复印时自动重叠生成专用于银行存档的身份证复印件。本院认为，根据支行提供的两张完全不同的身份证复印件可以认定在办理案涉45万元转款过程中使用了周健的身份证原件。虽然周健主张存在开户时银行工作人员用证卡数码印设备违规进行了多次操作预先留存了周健身份证复印件进而用于转账的可能，但因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故本院对于周健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同时，周健在一审、二审和再审期间就案件关键事实的陈述存在矛盾和不符合常理的情况：1.关于周健是否将存折交给董嘉鑫的问题。周健在第一次一审期间称“当时开户3万元，同时存款42万元，之后董嘉鑫来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到银行……存款后我拍照，将存折给我姐夫李辉了。后来我姐夫说董嘉鑫用存折进行了一次查询。”在本院再审期间，周健称“我和我姐夫到支行开了一个存折存了3万元，王晓萃将之前欠我的42万元转过来了，当我办理完业务要出去的时候，董嘉鑫让我出示存折，查询揽储业务是否完成，我就把存折交给他了，我让董嘉鑫用完存折后交给李辉。”本院认为，周健对于其存折存入3万元又转入42万元后，其是否将存折交给董嘉鑫的陈述存在矛盾，而在存折已经显示45万元余额的情况下，周健称董嘉鑫为查询余额而拿走存折，明显不合常理。2.关于周健是否将存折密码告诉过他人的问题。周健在第一次一审期间称其在存款前一天将密码告诉了王晓萃，她当时说方便查询。在第二次一审以及再审期间，周健均称未将存折密码告诉过他人。本院认为，周健未提供证据推翻其原审自认将存折密码告诉过王晓萃的陈述内容，应以对周健不利的自认内容为准，即周健曾将存折密码告诉过王晓萃。3.周健称2014年9月15日王晓萃向其存折转款42万元系之前借款的还款，并称记不清什么时间、分几次、每次多少钱借给王晓萃，是分几笔借的款。借款时王晓萃称要借款买车，没有约定利息，王晓萃后来买的宝马车，什么时间买的、多少钱买的不清楚。本院询问周健按照常理，买车借款应为一次性，为什么要分几笔借款，周健称不清楚。本院询问周健汽车作为消耗品，你认为借给王晓萃买车后王晓萃是否有能力偿还，周健回答时间太长，记不清了。周健称董嘉鑫让其帮忙揽储时说要存款几个月，但周健2014年9月15日将45万元存为活期后，直到2015年末才查看存折发现存折里的45万元没有了，不符合常理。综合上述证据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内容，因支行提供的证据已证明转账时使用了周健的身份证原件，《入账汇款凭单》背面也有公安系统联网核查身份证后的打印记录，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可以认定案涉交易是通过存折加密码以及周健的身份证原件办理的。再结合周健与案外人王晓萃在此前2014年6月有过类似的转账交易，且2014年6月12日周健给王晓萃转账的入账汇款凭单上存在客户确认栏为空白，没有周健签名的情况。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单凭《入账汇款凭单》非周健本人填写和签名，不足以证明办理案涉45万元转账行为非周健本人所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综上所述，周健的再审请求不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维持本院（2018）辽01民终11563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韩 鹏审判员 安一凌审判员 石 兴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陆政贤书记员韩丹本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