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川0402行初18号 原告：赵华铃，女，1989年10月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米易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武涛（赵华铃之夫），男，1989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四川省中江县，现住四川省米易县。 被告：攀枝花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住所地：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人民街7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10300MB1665397E。 负责人：徐翠，该委员会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龙飞雨，男，1984年7月1日出生，汉族，系攀枝花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政策法规与体制改革科副科长，住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邱琼，四川民慷律师事务所律师，律师执业证号：15104201511325898。 第三人：攀枝花市医结合医院，住所地：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桃源街27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510300450960682Ｕ。 法定代表人：田巨龙，该医院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贤安娃，男，1984年4月21日出生，汉族，系攀枝花市医结合医院工作人员，住四川省德昌县。 原告赵华铃不服被告攀枝花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作出的《回复意见书》，于2020年5月9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20年5月11日立案后，于2020年5月14日向被告攀枝花市卫生健康委员会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6月2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赵华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武涛，被告攀枝花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出庭应诉负责人陈静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龙飞雨、邱琼，第三人攀枝花市中西医结合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贤安娃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攀枝花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在收到原告赵华铃“关于对攀枝花市中西医结合医院人员举报书”后，于2020年1月19日对原告赵华铃作出《回复意见书》，主要内容为：（一）关于周某某医师执业范围问题。经查，周某某医师具有合法的医师执业资格，执业类别：临床，执业范围：外科专业；并参加了市中西医结合医院组织的2010-2012年度“西医人员学习中医药理论知识”培训班，且培训考试合格。根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转发〈河南省中医药管理局关于临床类别执业医师从事中医药服务有关问题的批复〉》（国中医药医政综合便函〔2011〕89号）中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条例》和《国务院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参加过中医药知识培训和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培训的临床类别执业医师，在临床工作中提供相应的中医药服务，不应认定为超出注册执业类别和范围执业。”因此，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周某某医师开具中医处方的行为不属于超范围行医。 原告赵华铃诉称：原告于2017年3月13日入住攀枝花市中西医结合医院肩肘外科（住院号12732）治疗右肱骨闭合性远端骨折，于2017年3月22日行肱骨切开固定术，2017年4月11日行全麻下肱骨髁间骨折术后感染伴肘后皮肤坏死清创，ＶＳＤ放置术，2017年4月17日行ＶＳＤ取出术，内固定线缆取出术，右腹股沟取皮，游离植皮术。术后造成原告右肘关节强直（活动度为零）、右肩关节活动障碍、右腕关节活动障碍、感觉神经障碍、右手肌肉萎缩等后遗症。周某某医师在诊疗过程中违规开具中药处方，根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四十八条，《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八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三十七条，《处方管理办法》五十四条可以认定周某某医师属于非卫生技术人员从事中医临床，属于违法，应受到相应的行政处罚。2019年10月23日，原告通过挂号的方式向被告提交了相关的书面证据材料，请求被告能够依法履行职责，对第三人周某某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并书面回复。2020年1月19日，被告给予《回复意见书》关于周某某医师执业范围问题依据周文永医师参加了市中西医结合医院组织的2010-2012年度“西医人员学习中药理论知识”培训合格，就认定周某某医师参加过中医药知识培训和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培训缺乏事实依据。首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转发》（国中医药医政综合便函﹝2011﹞89号）文件指出对于参加过中医药知识培训和中医药适宜技术培训，可以提供相应的中医药服务。但文件中并未直接认定本单位培训的合法性，按照一般常规，该培训应当由相应的行政主管机关审批、组织、考核才具备法律效力。经过信息公开，四川省卫生健康委和攀枝花市卫生健康委均无市中西医结合医院组织的2010-2012度“医人员学习中医药理论”的相关行政审批信息。其次，假如医院未经过行政审批的“西医临床学习中医药技术”具备合法性的话，那么每个医院将可以自行组织培训中医药知识，直接可以取消中医药这个专业了，违背了《处方管理办法》的基本处方授权法律法规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中执业范围注册和执业规则中的法律法规，而周某某医生仅仅参加的是本院自行组织培训，其合法性缺乏相应的事实依据。最后，根据四川省卫生厅、四川省中医药局下发的《川办﹝2014﹞14号》文件中第四条“临床类别医师通过省级卫生行政部门、中医药管理部门批准举办的西学中班系统学习中医药专业知识并培训考核合格允许运用中医药技术和方法。”，该文件明确了西医临床学习中医药技术培训班组织和培训合法性的前提是需要相应卫生行政审批。2020年1月19日，被告给予《回复意见书》关于周某某医师执业范围问题依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转发》（国中医药医政综合便函﹝2011﹞89号）就认定周某某医师参加过中医药知识培训和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培训，在临床中提供相应的中医药服务，不应当认定超出注册执业类别和范围执业。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首先国中医药医政综合便函﹝2011﹞89号文件并没有明确本院自行组织培训的合法性，其次根据四川省卫生厅、四川省中医药局下发的《川办﹝2014﹞14号》文件中第四条，该培训只能经过卫生行政部门审批、组织考核，才具备合法性。再次《国卫办医函﹝2019﹞558号》文件第三条关于加强目录外药品的处方管理规定“对未纳入目录的化药、生物制品，医师要严格落实《处方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按照药品说明书规定的适应证、疾病诊疗规范指南和相应处方权限，合理选择药品品种、给药途径和给药剂量并开具处方。对于中药，中医类别医师应当按照《中成药临床应用指导原则》《医院中药饮片管理规范》等，遵照中医临床基本的辨证施治原则开具中药处方。其他类别的医师，经过不少于1年系统学习中医药专业知识并考核合格后，遵照中医临床基本的辨证施治原则，可以开具中成药处方；取得省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认可的中医、中西医结合、民族医医学专业学历或学位的，或者参加省级中医药主管部门认可的2年以上西医学习中医培训班（总学时数不少于850学时）并取得相应证书的，或者按照《传统医学师承和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考试办法》有关规定跟师学习中医满3年并取得《传统医学师承出师证书》的，既可以开具中成药处方，也可以开具中药饮片处方。”根据该规定，其培训合法性也缺乏相应法律依据。根据相关规定被告理解法律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综上，被告在行政履职过程中，事实认定不清，法律理解和适用错误，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现诉至法院，请求：1.请求判令撤销被告作出的《回复意见书》中第一条关于投诉第三人周某某医师执业范围的问题的行政答复，责令被告限期作出重新处理和答复；2.请求判令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告赵华铃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1.投诉信封面和邮政物流信息打印件，证明原告投诉的事实；2.《关于对攀枝花市中西医结合医院人员举报书》，证明原告投诉举报的事实；3.《回复意见书》，证明被告作出答复；4.四川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政府信息公开补正申请告知书》《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证明“培训班”未经过省卫生行政部门审批；5.攀枝花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证明“培训班”未经过市卫生行政部门审批；6.关于转发《河南省中医药管理局关于临床类别执业医师从事中医药服务有关问题的批复》（国中医药医政综合便函〔2011〕89号），证明“本院自行组织的培训班”合法性无法律依据；7.《四川省卫生厅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医类别医师执业范围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川中医药办发〔2014〕14号），证明中医药“培训班”需要相应的行政机关审批、组织；8.《关于印发第一批国家重点监控合理用药药品目录（化药及生物制品）的通知》（国卫办医函〔2019〕558号），证明“西学中”需要相关的培训；9.《关于邓武涛申请公开2010-2012年西学中开班情况的复函》，证明周某某参加的2010-2012年“西学中”学习班没有经过行政审批。 被告攀枝花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辩称：被告认为周某某医师并未超范围行医，其开具中药处方的行为符合政策规定，合理合法。被告依法履行了法定职责。首先，攀枝花市中西医结合医院根据当时大力发展中医药事业的相关规定，并结合本院的医疗发展需要，本着提升医院的医疗水平、发挥中西医结合的医疗特色之目的，向市卫生局提出申请，准备举办“西学中”学习班，经市卫生局同意，攀枝花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开展了“西学中”相关培训工作，周某某医师通过培训、考核合格，能够从事中医药服务。同时，国家中医院管理局《关于转发》（国中医药医政综合便函﹝2011﹞89号）明确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条例》和《国务院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参加过中医药知识培训和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培训的临床类别执业医师，在临床工作中提供相应的中医药服务，不应认定为超出注册执业类别和范围执业，上述规范性文件属于任意性规范，其既未规定培训的组织者为谁，也未规定培训后是否需要取得什么资质或颁发资质，只明确了参加过培训即可，原告认为当时该培训应当经卫生行政部门审批、组织、考核无法律依据和政策依据，况且当时卫生行政部门根本没有培训审批的职能职责。因此，周某某医师在参加了由本院组织、攀枝花学院医学院承办的“西医人员学习中医药理论知识”培训班，学习考核合格，且获取“考核合格”结业证书后，按照上述规范性文件规定，已经能够在临床工作中提供相应中医药服务，不应当被认定为超执业范围行医。其次，原告根据《四川省卫生厅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医类别医师执业范围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川中医药办发〔2014〕14号）文件第四条：临床类别医师通过省级卫生行政部门、中医药管理局部门批准举办的西学中班系统学习中医药专业（中医药基础、临床主要课程）知识并培训考核合格者允许运用中医药诊疗技术和方法之规定，认为周某某医师参加的培训未经过省级卫生行政部门、中医药管理局部门批准举办而不符合规定的认识系对法律、政策的理解有误。其理由一是“法不溯及既往”，效力位阶远低于法律的规范性文件更不能“溯及既往”，此规范性文件发布的时间为2014年1月15日，也只能对2014年1月15日之后需参加培训的临床医师发生约束力，在此之前，周某某医师已经按照市卫生局的批复及“中医药医政综合便函〔2011〕89号”规定参加了培训并能够从事中医药服务；二是《四川省卫生厅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医类别医师执业范围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川中医药办发〔2014〕14号）文与“中医药医政综合便函〔2011〕89号文”从本质上讲并不矛盾，因为川中医药办发〔2014〕14号文是对中医药医政综合便函〔2011〕89号文的进一步细化，是规范培训行为的举措，有利于临床医师更好地推广中医药服务。原告列举的相关规范性文件均不能溯及于周某某医师2010-2012年度参加的西学中培训。再次，四川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办公室联合发布的《关于印发第一批四川省重点监控合理用药药品目录（化药及生物制品）的通知》（川卫办法〔2019〕17号）文明确提出了我省具体贯彻实施意见，在该规范性文件中第四条明确规定：“对于非中医类别的执业医师和按法律法规规定可独立执业的非中医类别执业助理医师，在（国卫办医函〔2019〕558号）发布之前，已经取得相应医师资格并注册执业，且在院校教育或毕业后通过各种方式学习中医药专业知识的，可以开具中成药处方”，上述规定完全印证并支持了被告政策“不溯及既往”的主张，并且该规定也只要求了“通过各种方式学习中医药专业知识”。因此，周某某医师完全能够开具中药处方，并且并未违反法律、政策关于执业范围的相关规定，被告对该事件的认定有充分的事实依据和政策、法规依据。最后，被告依据职能职责，对原告的举报进行了充分的调查核实，事实清楚、程序正当、适用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正确，给予了举报人明确的回复，充分履行了法定职责。综上，被告已经依法履行了各项行政职责，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于事实无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攀枝花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1.《关于对攀枝花市中西医结合医院人员举报书》，证明原告于2019年10月23日向被告提出了对周某某医师的投诉、举报；2.原告举报投诉信封复印件，证明被告接到原告的举报投诉信后高度重视，委领导对办理举报投诉信件作出了批示；3.《受理举报投诉案件情况登记表》，证明被告将举报投诉问题交监督执法机关依法调查、核实；4.《受理举报案件登记表》，证明攀枝花市卫生计生监督执法支队依法受理被告交办的举报投诉案件；5.《攀枝花市卫生和计划生育执法监督支队投诉举报案件处理情况报告表》，证明攀枝花市卫生计生监督执法支队相关执法人员依法履行了案件查处职责；6.姜江、汪海江行政执法证复印件，证明办案人员主体合格，具有执法资格；7.周某某医生执业医师证、执业医师执业证、中级技术职称证复印件，证明周某某医生具有合法执业资格，且于2015年12月30日取得中级职称；8.《关于市中西医结合医院申请举办“西学中”学习班的批复》，证明攀枝花市中西医结合医院举办“西学中”学习班得到了原攀枝花市卫生局批准；9.周某某医生参加2010-2012年度西医人员学习中医理论等相关科目知识培训考试成绩单及结业证书复印件等相关证明材料，证明周某某医生参加了中医理论等各项知识的学习培训，并经各学科考试，成绩合格，具备提供中医药服务的资格；10.《攀枝花市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执法支队关于投诉市中西医结合医院相关问题调查情况的报告》，证明攀枝花市卫生计生监督执法支队将调查、核实情况向被告进行了报告，周某某医师具备提供中医药服务的资格，未超范围执业；11.《回复意见书》，证明被告对原告投诉举报周某某医师执业范围的问题，通过执法部门的调查核实，将调查情况和意见向原告进行了回复；12.回复意见书邮寄回执，证明被告于2020年1月19日已经将回复意见书邮寄给原告；13.《关于转发》（国中医药医政综合便函﹝2011﹞89号）；14.《国务院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15.《关于印发第一批四川省重点监控合理用药药品目录（化药及生物制品）的通知》（川卫办发〔2019〕17号）；证据13-15证明周某某医生作为西医执业医师可以提供中医药服务有相关依据。以上证据同时证明:1.被告依职能职责对原告的投诉进行了调查、核实，根据相关规定，不能认定周某某医师超范围执业，周某某医师无违法行为和违法事实；2.被告已依法向原告送达了《回复意见书》，充分履行了法定职责。 第三人攀枝花市中西医结合医院述称，周某某医师并未超范围行医，其开具中药处方的行为符合政策规定，合理合法。一、攀枝花市中西医结合医院依法取得执业《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相关医务人员也具有相关执业证和资格证，医院开展的相关诊疗行为符合法律规定。二、攀枝花市中西医结合医院于1999年向市卫生局提出申请，准备举办“西学中”学习班，经市卫生局同意，开展了“西学中”相关培训工作，周某某医师通过培训、考核合格，取得合格证，能够从事中医药服务。三、根据当时相关政策法规，即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转发》（国中医药医政综合便函﹝2011﹞89号）之规定：参加过中医药知识培训和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培训的临床类别执业医师，在临床工作中提供相应的中医药服务，不应认定为超出注册执业类别和范围执业。由此可见，周某某医师在参加了由本院组织、攀枝花学院医学院承办的“西医人员学习中医药理论知识”培训班，学习考核合格，且获取“考核合格”结业证书后，按照上述规范性文件规定，已经能够在临床工作中提供相应中医药服务，不应当被认定为超执业范围行医。四、攀枝花市中西医结合医院系国家三级甲等中西医结合医院，开展中西医结合为特色的诊疗服务既是医院的职责和功能定位，也是响应党和政府发展中西医结合、中西医并重的医疗卫生事业的要求，根本目的是发扬祖国传统医学和现代西医的各自优势，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服务。因此，攀枝花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及地方各级行政部门响应国家政策号召，开展多种形式的中西医结合特色诊疗服务，不可能系违法、超范围诊疗。五、攀枝花市中西医结合医院不是行政部门，不具有实施具体行政行为的主体资格。原告对第三人也没有具体的诉讼请求。综上所述，周某某医师取得了医师资格证书、执业证书，并取得“西学中”培训合格证，其执业行为依法有效，符合相关法律和政策规范，不存在超范围执业、违法执业的情况。请求人民法院查明涉案事实后，依法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 第三人攀枝花市中西医结合医院未提交证据。 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出示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以下简称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恰好证明了被告依法履行法定职责，对原告的举报进行了回复；认可证据4、5的真实性、合法性，不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同时证明了被告对原告提出的诉求都依法予以解决；对证据6的三性无异议，不认可证明目的，证明医院能够开展自行组织的培训班；认可证据7的真实性、合法性，不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该文件对文件出台之前的培训并未作出说明，与本案缺乏关联性；认可证据8的真实性、合法性，不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质证意见与证据7意见一致，该文件是2019年出台，周某某对原告的诊疗行为发生在2017年，应不溯及既往；认可证据9的真实性、合法性，不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第三人对原告出示证据的质证意见与被告质证意见一致。原告对被告出示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6的三性和证明目的均无异议；对证据7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虽然周某某医师取得了医师执业资格，但是其不具备中医处方资格；不认可证据8的三性和证明目的；对证据9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即便周某某医师参加了相关培训，也不能证明其取得了中医处方资格；对证据10-12的三性和证明目的均无异议；对证据13-15的三性无异议，不认可证明目的。第三人对被告出示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予认可。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供的证据1-3具有证据的三性，能够达到其证明目的，对其证明力本院予以确认；证据4-5能够证实原告向相关行政部门申请信息公开，但四川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出具的《政府信息公开补正申请告知书》中仅载明因申请内容不明确，难以据此确定具体的政府信息，四川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出具的《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也仅是对相关规范性文件予以公开，攀枝花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出具的《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载明因培训班并非该委举办，无相关信息予以公开，以上内容均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其证明力本院不予确认；证据6具有证据的三性，但证据6中载明“鼓励西医学习中医，积极推广应用中医药适宜技术”，并未明确说明医院不能自行组织相关培训班，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故对该证据的证明力本院不予确认；被告对证据7、8的真实性、合法性不持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但该两组证据均是在周某某医师参加“西学中”培训之后出台，上述文件仅对其施行后发生的事件具有约束力，与本案缺乏关联性，对其证明力本院不予确认；证据9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但仅能证明通过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查询，该局在2010-2012年期间未举办西学中培训班，不能仅凭此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其证明力本院不予确认。被告提交的证据材料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关于证据形式的要求，具有证据的三性，各证据之间相互印证，形成锁链，能证明待证事实，本院予以采信；法律依据现行有效，适用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根据合法有效的证据以及当事人的有关陈述，查明如下事实： 2017年3月13日，赵华铃因“摔伤致右肘肿痛、活动受限1＋天”收入攀枝花市中西医结合医院肩肘外科住院治疗，入院诊断：肱骨髁间骨折（右肱骨髁间粉碎性骨折）。2017年3月22日，在全麻下行“右肱骨骨折切开复位钢板内固定术”，2017年4月5日，伤口拆线见右肘伤口发黑，5＊4ＣＭ部分皮肤坏死，伤口分泌物培养提示感染。2017年4月11日，在全麻下行“右肱骨骨折髁间粉碎性骨折术后感染伴肘后皮肤坏死清创，ＶＳＤ放置术”。术后转入攀枝花市中西医结合医院手显微外科进一步治疗，于2017年5月10日办理出院，出院诊断：1.肱骨髁间骨折（右肱骨髁间粉碎性骨折）；2.手术后切口感染（右肘伤口感染伴皮肤坏死）。 2019年10月，赵华铃向攀枝花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提交《关于对攀枝花市中西医结合医院人员举报书》，请求攀枝花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依职查处被举报人攀枝花市中西医结合医院的周某某医师违规开具中药处方，超范围行医等违规违法行为。2019年10月29日，攀枝花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因赵华铃于同年10月连续递交4封举报投诉信，举报攀枝花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在诊疗过程中存在“违规开具中药处方、超范围行医、违规开具抗菌药物、违反感染管理办法、未进行术前讨论涉嫌非法行医行为”，攀枝花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对上述举报投诉予以受理，建议由攀枝花市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执法支队派员认真进行查核，并将结果及时反馈该委员会，同时交由医疗监督科调查处理。同日，攀枝花市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执法支队接到攀枝花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转来赵华玲4封举报投诉信后，该支队稽查科按照《攀枝花市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执法支队涉及违法行为举报投诉办理工作制度》，对投诉相关情况进行了受理登记，制作了《受理举报案件登记表》。2019年10月30日，攀枝花市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执法支队派出卫生监督员前往攀枝花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就赵华铃投诉的相关问题进行现场调查核实，并调取了相关记录资料。经查，1999年7月22日，原攀枝花市卫生局作出《关于市中西医结合医院申请举办“西学中”学习班的批复》（攀中医发〔1999〕18号），告知攀枝花市中西医结合医院，经研究决定，同意其举办“西学中”学习班，希望其注重教学质量，培养好临床适用的中西医结合人才。周某某医师具有合法的医师执业资格，执业类别：临床，执业范围：外科专业；并参加了攀枝花市中西医结合医院组织的2010-2012年度“西医人员学习中医药理论知识”培训班，且培训考试合格。2019年11月28日，攀枝花市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执法支队向攀枝花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出具《攀枝花市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执法支队关于投诉市中西医结合医院相关问题调查情况的报告》（攀卫监〔2019〕66号），“关于周某某医师超范围行医的问题”的调查结论为：根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转发〈河南省中医药管理局关于临床类别执业医师从事中医药服务有关问题的批复〉》（国中医药医政综合便函〔2011〕89号）中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条例》和《国务院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参加过中医药知识培训和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培训的临床类别执业医师，在临床工作中提供相应的中医药服务，不应认定为超出注册执业类别和范围执业。”因此，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周某某医师开具中医处方的行为不属于超范围行医。 2020年1月19日，攀枝花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作出被诉回复，并以邮寄方式向赵华铃送达。赵华铃于2020年1月24日收到被诉回复后，于2020年5月9日提起本诉。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四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负责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医师工作。国务院《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医疗机构的监督管理工作。依据上述规定，被告攀枝花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具有负责全市医疗机构及其卫生技术人员依法执业情况的监督检查的法定职权。故攀枝花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是本案适格被告。被告受理原告的举报申请后，交由攀枝花市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执法支队对原告提出申请的内容进行调查，卫生执法监督人员到攀枝花市中西医结合医院进行现场调查核实，并调取了相关记录资料，通过调查核实，被告针对原告的申请内容逐项答复并送达给原告，程序合法。 结合本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及本院庭审调查情况，本案的焦点问题在于：被告作出的被诉回复中“关于周某某医师执业范围问题”的认定是否合法。对此，本院评判如下： 四川省卫生厅、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于2014年1月23日印发的《四川省卫生厅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医类别医师执业范围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川中医药办发〔2014〕14号）中规定：“各级卫生（中医）行政部门及各级医疗机构要鼓励临床类别医师积极学习研究和运用中医理论与诊疗技术。临床类别医师通过省级卫生行政部门、中医药管理局部门批准举办的西学中班系统学习中医药专业（中医药基础、临床主要课程）知识并培训考核合格者允许运用中医药诊疗技术和方法。”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国家中医药局办公室于2019年7月1日发布的《关于印发第一批国家重点监控合理用药药品目录（化药及生物制品）的通知》（国卫办医函〔2019〕558号）中规定：“对于中药，中医类别医师应当按照《中成药临床应用指导原则》《医院中药饮片管理规范》等，遵照中医临床基本的辨证施治原则开具中药处方。其他类别的医师，经过不少于1年系统学习中医药专业知识并考核合格后，遵照中医临床基本的辨证施治原则，可以开具中成药处方；取得省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认可的中医、中西医结合、民族医医学专业学历或学位的，或者参加省级中医药主管部门认可的2年以上西医学习中医培训班（总学时数不少于850学时）并取得相应证书的，或者按照《传统医学师承和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考试办法》有关规定跟师学习中医满3年并取得《传统医学师承出师证书》的，既可以开具中成药处方，也可以开具中药饮片处方。”原告依据上述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认为临床类别医师应当通过省级卫生行政部门、中医药主管部门批准举办的西学中班系统学习中医药专业知识并培训考核合格者才允许开具中成药处方。根据《四川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规范性文件应当自公布之日起30日以后施行，但因保障国家安全、重大公共利益的需要，或者公布后不立即施行将有碍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政策执行的，可以自公布之日起施行。”之规定，规范性文件应当自公布之后施行，本案所涉及的周某某医师参加“西医人员学习中医药理论知识”培训班的时间系在上述两份规范性文件施行之前，根据规范性文件不溯及既往的原则，本案所涉焦点问题不宜适用上述规范性文件。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医疗机构必须按照核准登记的诊疗科目开展诊疗活动。”第二十八条规定：“医疗机构不得使用非卫生技术人员从事医疗卫生技术工作。”根据相关证据显示，原告所投诉的周某某医师持有合法的执业医师资格证和执业医师执业证书，其在攀枝花市中西医结合医院从事医师工作并未违反上述法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条例》第三条规定：“国家保护、扶持、发展中医药事业，实行中西医并重的方针，鼓励中西医相互学习、相互补充、共同提高推动中医、西医两种医学体系的有机结合，全面发展我国中医药事业。”从有利于发展我国中医药事业的角度出发，现行法律亦鼓励中、西医两种医学体系有机结合。四川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办公室于2019年11月1日印发的《关于印发第一批四川省重点监控合理用药药品目录（化药及生物制品）的通知》（川卫办发〔2019〕17号）中规定：“鼓励西医学习中医药理论，提高中成药临床应用水平。对于非中医类别的执业医师和按法律法规规定可独立执业的非中医类别执业助理医师，在（国卫办医函〔2019〕558号）发布之前，已经取得相应医师资格并注册执业，且在院校教育或毕业后通过各种方式学习中医药专业知识的，可以开具中成药处方；前述条件之外的，必须在院校教育或毕业后通过各种方式累计学习不少于1年中医药专业知识，并经所在主要执业机构考核合格，或经全科医生转岗培训取得合格证，可以开具中成药处方。”本案中，周某某医师系非中医类别执业医师，其参加了攀枝花市中西医结合医院、攀枝花学院医学院组织的2010-2012年度“西医人员学习中医药理论知识”培训班且考试合格，符合上述文件中非中医类别执业医师通过各种方式学习中医药专业知识可以开具中成药处方的规定，被告认定攀枝花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周某某医师开具中医处方的行为不属于超范围行医并无不当。被告依据周某某医师参加培训的时间适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转发〈河南省中医药管理局关于临床类别执业医师从事中医药服务有关问题的批复〉》（国中医药医政综合便函〔2011〕89号）处理原告的投诉举报事项以及认定周某某医师的行医问题，亦无不当。 综上所述，被告接到原告提出的举报申请后，履行了立案、调查等程序，依据现有证据对攀枝花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周某某医师执业范围问题进行认定，已经按照法定程序对原告申请的事项进行调查并作出答复。原告要求撤销被诉答复中关于周某某医师执业范围问题的答复的诉讼请求，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赵华铃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赵华铃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付思雨 审 判 员  陈雨婷 人民陪审员  李 利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谭钦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