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602民初891号原告：王某，女，1960年7月11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利城（系原告女婿），住绍兴市柯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丁燕萍，浙江越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凌茂兰，女，1967年9月20日出生，壮族，住绍兴市越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锋，浙江越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绍兴市袍江拓新五金配件厂，注册经营地绍兴市袍江孙端街道后横江北岸1号，实际经营地绍兴市袍江孙端街道张家沥村。经营者：许国新，男，1963年1月18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建光，浙江浙杭（绍兴）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某与被告凌茂兰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2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诉讼过程中，原告申请追加许国新为共同被告，并变更案由为提供劳务者致害责任纠纷，本院于2020年3月16日作出追加决定；2020年4月1日，根据被告许国新提出的抗辩，原告申请变更被告许国新为被告绍兴市袍江拓新五金配件厂（经营者许国新），本院于同日作出变更决定。本院先后于2020年4月1日、8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丁燕萍，被告凌茂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锋，被告绍兴市袍江拓新五金配件厂之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建光到庭参加诉讼；被告绍兴市袍江拓新五金配件厂之经营者许国新参加第一次庭审；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利城参加第二次庭审。本案2020年6月2日至8月4日为司法鉴定期间；因当事人申请调取新的证据，决定延期审理1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绍兴市袍江拓新五金配件厂赔偿原告损失116818.11元（赔偿清单：医疗费50213.11元，助听器17200元，护理费34＋58＝92天、66432元／年／365天×92天＝16744元，误工费诊断证明5周门诊33天住院92天共160天、66432元／年／365天×160天＝29121元，交通费20元／天×35天＝700元，营养费20元／天×92天＝184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元；伤残赔偿具体由鉴定后计算），后续产生的费用发生后另行主张，被告凌茂兰对上述赔偿承担连带赔偿责任；2.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与被告凌茂兰系工友，2018年2月27日上午7时30分许，在绍兴市越城区××镇××村喷塑厂车间内，因被告凌茂兰占原告工作位置，双方发生争执。争吵过程中，被告凌茂兰用在工作中使用的塑料喷枪殴打原告头部，造成原告头颈部受伤。原告受伤后，于当日送往绍兴袍江医院治疗，出院诊断为脑震荡、头颈部外伤、创伤性脑脊液漏、颞骨骨祈、鼓室积血、外伤性右耳听力下降、创伤后耳鸣等。现原告之伤一直未痊愈，右耳经常性发炎，脑部经常反复头晕、心情低落、浑身不适，尚在治疗中。原告之伤经绍兴市越城区公安局公安司法鉴定中心法医鉴定，被评定为轻微伤。被告凌茂兰对原告造成了重大损失，故原告诉至法院。诉讼过程中，原告补充事实理由：原告于2019年6月29日经第七医院诊断确认为应激障碍。被告许国新系侵害人被告凌茂兰的雇主，雇佣活动中致原告损害，根据人身损害司法解释第九条要求许国新承担赔偿责任，被告凌茂兰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应当对雇员在工作过程中致原告的受伤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司法解释第九条，雇员因故意或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故许国新应当对损害行为承担赔偿责任，被告凌茂兰因故意致人损害的，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原告在事故发生当时也是许国新的雇员。后原告根据被告许国新的庭审答辩及提交的营业执照，认可案发地点是绍兴市袍江拓新五金配件厂，经营者是许国新，申请变更被告许国新为被告绍兴市袍江拓新五金配件厂（经营者许国新）。庭审中，关于案发经过，原告陈述开始原告做南边的，做到过年了原告跟老板娘说如果还要做南边的话原告就不要做了。发生矛盾的原因就是抢位置，位置的事情原告跟老板去说，让他给原告解决，他没解决，原告已经做了两天了。原告和凌茂兰都想要那个位置。这个位置之前一直由原告在做，一段时间不做，后来又回去工作的时候这个位置由凌茂兰在做，双方由于产生矛盾。原告没有动手，原告是流水线到了去关机器，手伸过去，凌茂兰以为原告去打她，就用喷塑枪打过来了，原告头有点晕，边逃边喊：枪打人了！后来老板许国新走过来了，原告拿桶旁边放着的一把1米多的扫把想去打凌茂兰，许国新夺下来了，没打着，原告说许国新，你怎么现在过来了…凌茂兰用喷塑枪打了原告的头，只打了一下，原告头就晕了。后来老板把原告后颈按住，拖出去了30步路，边拖边骂原告。这个过程中凌茂兰没有打原告。原告没有打过凌茂兰。原告被许国新拖出去之后，原告推着电瓶车拿着饭盒子走了，没一分钟的样子，原告眼睛花掉了，桥边靠着，大概10多分钟到20分钟的样子，后来原告老公刚好有事情过来，把原告接到家里去了。原告昏昏沉沉了，旁边原告老公说要打120，原告儿子说120太慢，刚好有辆滴滴回来，把原告送到了袍江医院。被告凌茂兰辩称：1.本案伤害事故的基本事实。原告与被告凌茂兰系工友，在同一个公司上班，工作岗位是同一条流水线的前后席，原告在前，被告在后。因原告觉得被告凌茂兰的工位更好，想占有被告凌茂兰的工位，事故之前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对被告凌茂兰骂骂咧咧，但其实这些工作安排均是老板许国新决定，与被告凌茂兰无关。2018年2月27日早上，被告凌茂兰在工位上工作，原告来上班后对被告凌茂兰指指点点骂骂咧咧，在被告凌茂兰无争吵斗嘴的情况下，原告突然赶到被告凌茂兰工位面前用双手掐住被告凌茂兰的脖子，造成被告凌茂兰呼吸不畅。被告凌茂兰被原告突发的行为吓到，瞬间懵了，同时被告凌茂兰感觉到生命被严重威胁的紧迫感，出于本能的自卫，被告凌茂兰挥舞双手欲挣扎摆脱，而被告凌茂兰右手正拿着工作用的塑料喷枪，被告凌茂兰手中的塑料喷枪打到了原告的头部。周围其他工友看到后就大喊“打架了”，老板许国新和其他工友赶来将原告拉开，被拉开的原告还欲拿其他器具殴打被告凌茂兰，许国新多次拉开原告。而被告凌茂兰在被拉开后就躲开了，并未再度伤害原告，原告眼见打不到被告凌茂兰，口中还一直对被告凌茂兰进行辱骂。2.原告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本案系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六条“下列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一年：（一）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和第一百三十七条“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之规定，适用一年的诉讼时效。原告在2018年2月27日受伤，并于当日住院，于2018年4月2日出院，故被告认为原告请求被告凌茂兰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时效已经过。3.原告是主动赶到被告凌茂兰面前动手掐被告凌茂兰的脖子，这些事实在孙端派出所的笔录中可以确定。被告凌茂兰的行为系正当防卫，依法不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根据本案的基本事实以及原、被告、许国新、其他工友在孙端派出所所作笔录可以确定，本案伤害事故的发生原因系原告无事生非，恶意侵害被告凌茂兰人身权利在先。当被告凌茂兰被原告掐住脖子一瞬间，被告凌茂兰切实感受到了生命被严重威胁的紧迫性，出于本能的自卫，才造成了原告受伤，并且原告在被许国新和其他工友拉开以后，被告凌茂兰并没有对原告继续实施加害行为，这更能说明被告凌茂兰的行为系为了阻止被原告侵害而实施的正当防卫。被告凌茂兰的行为也不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中所描述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八条之规定“因正当防卫造成损害的，不承担民事责任”，被告凌茂兰的行为系正当防卫，且并未造成严重后果，不存在防卫过当的情形，故被告凌茂兰依法不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4.原告对其受伤存在重大过错，被告凌茂兰应当依法减轻或免除赔偿责任。若法庭认定被告凌茂兰的行为不构成正当防卫，但因原告故意且主动先侵害被告凌茂兰的身体，才导致被告凌茂兰无意中造成原告受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之规定“受害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故意、过失的，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一条的规定，可以减轻或者免除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故被告凌茂兰应当依法减轻或者免除赔偿责任。5.原告属于过度治疗，各项费用均不具有合理性、必要性及关联性，被告凌茂兰对赔偿清单中赔偿项目的金额均不认可。纵观原告受伤后两年以来的医疗记录，原告检查治疗次数约50次，基本上可以说是隔三差五就去医院，明显属于过度治疗，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同时原告检查治疗项目中包括如颈椎病、颈椎椎间盘膨出、腰椎间盘突出等与原告行为无关的慢××症，比如2019年8月26日绍兴市第七人民医院出院记录第二页治疗评价一栏中有如下描述：颈椎间盘突出-好转。另2019年6月29日绍兴市第七人民医院入院记录现病史一栏中有如下描述：10多天前自诉头晕失足掉落河中，右耳一直流脓、发炎（目前仍存在流脓情况）。故被告认为原告两年以来约50次的检查治疗属于过度治疗，且这些检查治疗并不具有合理性、必要性，与2018年2月27日受伤也不具备关联性，原告2019年6月29日后治疗右耳流脓发炎系原告自己落水造成，与被告凌茂兰无关，故被告凌茂兰已向法庭提出申请要求对原告医疗的因果关系和医疗费合理性、必要性、关联性进行鉴定。同时被告凌茂兰对原告护理费、误工费、营养费的天数也不认可，被告凌茂兰也已向法庭申请三期鉴定。关于交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原告没有提供相应证据，被告凌茂兰也不认可。6.原告诉讼过程中提出被告凌茂兰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凌茂兰在这次事故中处于被动的情况，也不存在故意伤害对方，并且也不存在重大过失致原告损害的情况，被告凌茂兰的行为是属于正当防卫的本能反应。根据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九条，被告凌茂兰不需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原告与被告凌茂兰工作的地点就是许国新经营的喷塑厂。庭审中，关于案发经过，被告凌茂兰陈述其2017年来都是在这个工位上工作的，事发前两天请假了，事发当天来上班的时候，不知道前两天是原告在这个工位上工作的。当时凌茂兰在位置上干活，原告走过来说“你要死在这里了”，凌茂兰觉得很奇怪，自己怎么会死在这里？原告说“你再说你再说”，双手把凌茂兰脖子掐住了，凌茂兰人也蒙掉了，想去拉原告的手，也忘记手里有个干活的喷枪，喷枪有点长，手挥舞的时候喷枪就碰到原告的左侧头部了。原告掐着凌茂兰不放，后来老板许国新赶过来，把原告抱开了，后来原告出去了。凌茂兰只知道许国新把原告抱开拉开，其他原告所称的许国新按住她的后颈把她拖出去，凌茂兰没看见。被告绍兴市袍江拓新五金配件厂（许国新）辩称：1.原告及被告凌茂兰在起诉后答辩中提出的喷塑厂全称为绍兴市袍江拓新五金配件厂，是由许国新开设的个体工商户，如果原告认为绍兴市袍江拓新五金配件厂的雇佣行为导致了其身体受伤害，应当根据最高院相关司法解释列绍兴市袍江拓新五金配件厂作为被告。2.原告与被告凌茂兰在工作中发生纠纷导致互相殴打然后产生人身损害的后果，无论是原告的行为或者被告凌茂兰的行为均不能称为雇佣行为，因为第二被告不可能雇佣原告或被告凌茂兰去相互殴打。根据最高院人身损害司法解释第九条第二款规定是否属于雇佣行为是很明显可以看出，该种行为不能归结于第二被告。原告与凌茂兰发生纠纷，相关的情况由有关证人在公安机关的证人证言相关笔录作为依据，公安机关已作出处罚，有相关调查，结论是原告与凌茂兰在工作过程中发生了争执，造成了本事故。纠纷过程中原告存在自身过错，本案应根据查明的事实结合原告与凌茂兰的过错依法作出判决。原告提出的由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在法律上是不成立的，同时本案并不存在第二被告经营者许国新伤害原告，造成原告身体损害的任何实施情况。许国新当时是作为企业的负责人，在两名员工发生争执的情况下，将双方拉开，本身就是为了避免双方进一步争斗、双方损失的进一步扩大。这种行为不应该评价为伤害行为。3.原告诉状中所称以及所提供的损失的发票、损失的金额远远超过其受伤所应当治疗的费用，也不符合日常的生活经验法则。因此第二被告同意被告凌茂兰就原告提出的所有的费用的合理性及其他方面进行司法鉴定。综上，本案伤害确实有存在的情况，但是第二被告作为雇主已经尽到了义务，原告的伤势也与第二被告无关，请求依法驳回原告对第二被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庭审中，关于案发经过，许国新陈述原告经常吵的，职工关系也不好，其已经叫她去那边工作了，案发当天机器刚开起来，其在旁边发货，刚刚转身最多1分钟，旁边的职工说打架了打架了，其就过去，凌茂兰在自己岗位上，她们两个扭在一起，其把原告抱开，原告拿着扫把还多次想赶过去，其说你好走了，叫原告好回去了，原告就骑上电瓶车走了，还叫上了另外一个职工一起去别的厂干活，声音很响的。其所说的她们两个扭在一起，因为她们两个人挨得很近，具体怎么样也说不清楚。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提交：证据1.医疗费发票、医疗辅助费收据1组，要求证明本次外伤原告的医疗支出。特别说明，在门诊资料中，2018年6月26日开始因为其多次就医头痛头晕已经产生一种精神类药物，应激障碍的开始时间与受伤头痛有关。2019年3月8日门诊药物中有阿米替林片，也是一种精神类药物。直到去第七人民医院就医。还有两份医疗辅助费收据，是两个助听器，用两个是医生建议要双耳佩戴，使用年限只有4-5年，之后要佩戴的原告另行主张。证据2.门诊病历复印件、医疗证明、住院费用清单、出院记录、入院记录1组，要求证明原告因这次外伤的治疗情况、需要休息的情况。医疗证明需要休息5周，门诊一共33天，结合住院92天，证明一共需要休息的时间为160天。出院记录、入院记录及门诊都是说明病情，住院记录都是这次外伤导致的头痛，伤势到目前都是有连续性的，都是因为本次外伤引起的。特别说明，在袍江医院的入院记录，也就是受伤当天入院，第一次入院详细检查中，主治医师就记录了诊断意见，补充诊断意见是创伤性脑脊液漏、颞骨骨折、鼓室积血，根据医生临床意见，确实存在脑脊液漏，出入院记录都有记载。第七医院入院记录也做特别说明，原告认为原告的就医入院对于主诉现病史都能反映原告因受伤造成病史的真实情况，主诉被打后反复头晕、心情不适一年多，现病史记录一年多前与人争执被打伤头部，出院后仍感到头部不适、感到头晕等，原告认为能反映真实情况，并不是被告凌茂兰所称右耳流脓仅仅是掉入河中造成的。对于原告方的情况，第七医院的诊断是正确的，确实存在应激障碍。住院费用汇总清单证明使用药物的情况。门诊病历本原件在公安机关鉴定的时候给公安机关了。除了袍江医院和第七医院，绍兴市第五医院就是越城区人民医院，另外原告还去过绍兴市人民医院，本次没有提交去绍兴之外医院的病历。绍兴市柯桥区中心医院也去过，绍兴第二医院也去过，绍兴市中心医院也去过。门诊病历有绍兴袍江医院、绍兴市第七医院、绍兴市越城区人民医院，提交的病历本复印件印章上是绍兴市第五医院。其他医院没有病历本是因为原告家人带原告去医院的，原告本人也不清楚，现在去医院带一本病历本就可以了。证据3.绍兴市公安局越城区分局出具的鉴定意见通知书1份，要求证明原告之伤被评定为轻微伤。同时证明原告确实在本次过程中受伤，伤后马上进行就医至今，整个就医过程与本次外伤都是有关联性的。起诉过程中原告申请调取公安笔录及申请鉴定，要求对原告的耳部外伤及应激障碍伤情进行因果关系鉴定，外伤造成耳部听力下降的因果关系，和外伤造成应激障碍的因果关系，如果这个因果关系存在，要求进一步进行伤残鉴定，和对脑脊液漏进行伤残鉴定。被告凌茂兰质证认为门诊病历、医疗证明书、住院记录、原告病历本、医疗费发票、住院发票、住院费用清单合法性没有异议，真实性有异议，如2019年6月29日至2019年8月26日原告在绍兴市第七人民医院住院治疗，但被告又于2019年8月3日在绍兴市越城区人民医院检查治疗，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存在合理怀疑；并对以上所有证据的关联性均有异议，一方面原告2018年2月27日至2018年4月2日在绍兴袍江医院住院治疗，未提供住院费用明细，无法确定其住院费用的各项组成，另一方面原告在受伤后两年间前往医院检查治疗约50次，且原告在治疗中存在治疗其慢××如腰、劲椎间盘突出的情况，故被告对原告这么多次的检查治疗相关的证据的关联性不认可。助听器发票，合法性、真实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根据2019年6月29日绍兴市第七人民医院入院记录“现病史”一栏中有如下描述：10多天前自诉头晕失足掉落河中，右耳一直流脓、发炎（目前仍存在流脓情况），被告认为原告右耳需要使用助听器与被告无关，系因原告失足掉落河中导致右耳流脓发言造成，故原告已申请鉴定其关联性。鉴定意见通知书，公安机关出具，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问题，通知书只能说明原告受到了轻微伤，并不能说明治疗是否需要像原告所称的11万多的金额。被告绍兴市袍江拓新五金配件厂质证认为除了同意被告凌茂兰质证意见外，补充意见：医疗费发票本身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与合理性都有异议，建议由鉴定机构作出鉴定。部分是复印件的病历记录，不能提供原件的话不予认可。前面讲到的诊疗发票没有相应病历记载也不能做有效认定。医疗证明书原告是为了证明休息的时间，证明都是五院开具的，原告到处就医的行为本身也是不合理的。关于公安出具的鉴定意见通知书，通知书本身真实性无异议，并不能说明本次事故中原告的伤是轻微伤，也没有说明轻微伤的部位在哪里，是不是原告所称的脑部？是不是本次事故所引起的？都没有相应证据予以证实，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原告补充提交：证据4.绍兴袍江医院病人住院费用清单、绍兴市越城区人民医院门诊病历、绍兴市中心医院门诊病历、绍兴第二医院门诊病历、绍兴市人民医院门诊病历、绍兴市第七人民医院门诊病历及入院记录、出院记录1组，绍兴市门（急）诊病历一本通1本，要求证明医疗费支出相应病历记录。被告凌茂兰质证认为补充的门诊病历真实性合法性没有意见，关联性上有不少是针对颈椎病等自身疾病的治疗，与本案的伤害是无关的，应当予以排除。被告绍兴市袍江拓新五金配件厂质证认为真实性本身没有异议，但与本次伤害应该是没有因果关系，具体以鉴定结论为准。证据5.本院根据原告申请，向公安机关调取的凌茂兰、王某、许国新询问笔录各2份，现场证人询问笔录2份，袍江医院医生询问笔录1份，行政处罚决定书、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各1份，法医学人体损伤程度鉴定书、鉴定意见通知书各2份，原告重鉴申请报告1份，鉴定人资格证书2份。原告王某质证认为询问笔录真实性无异议，凌茂兰的笔录是事发之后进行的笔录，能反映事情的真实性，可以反映出当时凌茂兰并不是正当防卫，使用了喷塑枪，是针对原告直接的一个打的反应，并不是一个防卫的过程，其在两次笔录中的陈述都是一致的，都认为是喷塑枪打了她一下。说明矛盾的起因原告也陈述到之前由于抢位置，原告一年多之前都是在这个位置上工作的，做了两天又是在同一个流水线工作，对于原告来说产生矛盾有合理性。凌茂兰也知道在她使用这个位置之前是原告在做的，其明确有这样的纠纷导致矛盾激化的，凌茂兰故意用喷塑枪打王某是事实，是能反映这个事实的。本次矛盾打架中，原告完全处于弱势地位，双方有年龄差距，被告凌茂兰使用了喷塑枪，原告被打了，一直情绪低落也是正当的。对于袍江医院医生的询问笔录，医生从专业角度，原告方在住院之后，能够反映其病情的真实性，右耳流出带血液体，液体反复出现总计有20多天，既然医生确定存在这样一个事实，他们的专业角度认可是脑脊液漏，原告认为脑脊液漏是本次外伤造成的，已申请鉴定。根据代理人事后收集的材料，脑脊液漏并不是公安鉴定认为缺乏依据，原告不认可，事发之后连续耳朵流出液体存在20多天，对于事实的存在原告认为医生作出的判断是正确的。鉴定文书中认为的依据不足仅是因为没有进行生化检查，作为正常医院，液体流出来不影响伤情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做生化检查的。结合医生笔录及出入院诊断中都有临床判断是脑脊液漏，因此外伤导致的脑脊液漏应作为鉴定的依据、原因。两份鉴定文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结果有异议。就像刚才提到的脑脊液漏问题，公安作出的轻微伤依据的是原告存在的头痛、头晕、恶心等神经的症状评定的轻微伤，原告已经申请因果关系鉴定，原告认为头痛、头晕、恶心与应激障碍存在因果关系。对于公安没有确定的脑脊液漏，这是一个客观事实，不需要生化检查，临床上也不需要生化检查，对这样的推理不认可。听力下降问题，原告多次诊断中都有耳膜穿孔的现象，但鉴定中仅以最后的听力进行判断也不符合真实情况。原告开始就医以来，所有病症都是这次外伤之后存在的，包括反复流脓。所以原告认为右耳反复发炎、听力下降就是本次外伤造成的，存在因果关系。两份决定书真实性无异议。凌茂兰存在使用作案工具，双方力量悬殊，情节比较恶劣。鉴定人资格证书真实性没意见。重鉴申请报告确系原告本人书写，原告自己陈述没收到。被告凌茂兰质证认为对其的询问笔录认可，没问题。原告的笔录，其认为陈述的事实与实际不相符。许国新的笔录没有异议。两个现场证人的笔录无异议，其中一个证人笔录陈述“我看到云仙用手掐住阿兰的脖子，后来两个人就扭在一起了”。医生的笔录没意见。两份决定书事实存在的问题，当时没有把事实的情况还原清楚，导致凌茂兰被行政处罚，凌茂兰认为是原告先动的手，凌茂兰是在反抗的过程中无意打到了原告的头部。原告是主动动手的，应当对受伤的结果承担责任。两份鉴定文书的鉴定结论对医院的认定都是不认可的，同意不认可的这些鉴定结论。鉴定意见通知书同刚才的质证意见。重鉴申请没意见。鉴定人资格证书没意见。被告绍兴市袍江拓新五金配件厂质证认为几份笔录证据本身真实性无异议，根据这些笔录公安机关已经作出判断，对双方互相扭打的事实予以了认可，基于原告有伤，被告凌茂兰未见伤情，对原告不予行政处罚，对凌茂兰予以行政处罚，不能说明原告在本案中自身没有过错。医生的笔录本身真实性无异议，但笔录中谈到“在住院早期和出院时…”关于脑脊液漏的回答，没有进行取样生化检测，可以说明是个推测，颞骨骨折的回答也说明没有相应依据，由此说明公安出具的鉴定报告否认了脑脊液漏和颞骨骨折的情况，原告一直提到病到脑脊液漏和颞骨骨折等，是不成立的。两份决定书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本案原告和被告凌茂兰在第二被告处工作时因工作发生争吵，在争吵过程中被告凌茂兰用喷枪殴打原告头部致使原告受伤的事实公安机关作出认定，是成立的，说明第二被告根本没有参与到殴打过程中，第二被告也不可能组织指挥双方发生争斗，因此第二被告无需承担所谓的雇主责任。两份鉴定文书虽然第一份出来后原告不服，又进行了第二次鉴定，最终结论是一样的，脑脊液漏等与本次事件没有任何关联性。鉴定意见通知书、重鉴申请、鉴定人资格证明等真实性都无异议。经审查，本院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均予以确认。证据6.受本院委托，浙江绿城医院司法鉴定所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原告质证认为①对于鉴定事项中的“听力下降”，该鉴定意见书未做出相关鉴定意见。原被告申请鉴定中明确要求鉴定“听力下降”与外伤之间的因果关系。在鉴定资料摘要中，鉴定意见书第2页，2018年4月2日，绍兴袍江医院住院病历出院诊断中明确写明“外伤性右耳听力下降，创伤性后耳鸣”，2018年6月27日，绍兴袍江医院门诊病历诊断为“耳鸣，神经性耳聋(据百度科普记载，神经性耳聋临床表现也存在创伤性耳聋，头部外伤可导致内耳损伤)，中耳炎，感音神经性耳聋等”。但在该鉴定意见书第6页第1项伤病关系分析鉴定中，并未将右耳听力下降该病症作出因果关系认定，仅指出脑震荡、头颈部外伤与本案外伤存在直接因果关系；耳鸣、应激障碍等病症与自身疾病有关，但不排除本案外伤对其有一定加重或诱发作用。其颈椎病等均为自身基础疾病，与损伤无关。其脑脊液漏、颞骨骨折等，诊断依据不足。另外，在该鉴定意见书第7页鉴定意见中，也未对右耳听力下降做出相应的鉴定意见。故原告要求对右耳听力下降症状鉴定机构做出相应的鉴定结果。②鉴定意见书中关于医疗费合理性审查分析中，未对原告第一次因外伤住院后的相关门诊费用进行审查，存在分析遗漏，原告要求鉴定机构进行补正。原告认为，原告第一次外伤出院后，每一次的门诊，都有病历医嘱记载，要求原告定期复查，出院后的门诊与第一次外伤住院存在着延续性，所产生的医疗费应当由被告承担。③对于2019年6月29日至2019年8月26日原告针对应激障碍的治疗，与本次外伤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医疗费应当全部计入本次外伤。从原告提供的所有门诊用药显示，医院在处理原告病症中，自2018年6月26日开始，就有相应的精神类药物在原告的治疗中使用，如(氟哌噻吨美利曲辛片、阿米替林、奥氮平片、碳酸锂片、帕罗西汀片、马来酸服氟沙明片、富马酸硅硫平片等)。故原告出现的精神疾病与外伤有关，医疗费用应全额计入。④关于鉴定机构对误工期间的鉴定，原告认为期限过低。鉴定机构在鉴定过程中，应当考虑原告实际的误工时间。在原告发生本次外伤后，根据医嘱进行门诊，光门诊就医33次，加上出院后的诊断证明5周，住院92天，共计消耗于就诊160天。应当按照实际产生的误工，予以考虑误工期限。综上，原告对鉴定意见书提出以上异议，原告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要求鉴定机构作出解释、说明、补充。被告凌茂兰质证认为被告家属及代理人鉴定时在场，对司法鉴定意见书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方面有以下意见：①2019年6月29日至2019年8月26日在第七医院的住院诊疗行为与本案损伤不存在直接因果关系，虽然鉴定机构提出建议按参与度30%处理，其认为该部分费用其中还包括了与本案损伤无关的中耳炎、甲状腺结节、颈椎间盘突出等诊疗行为产生的费用，以及鉴定机构未审核不属于医疗费用的范畴，以上无关项目应当在医疗费用的基数中予以剔除，再按参与度予以考虑，被告对于参与度的意见是10%。②鉴定意见书没有对原告多次的门诊相关医疗费合理性进行分析，故应当根据意见书对原告的相关疾病与本次损伤因果关系来确定门诊医疗费用的合理性，故门诊部分医疗费用金额请法庭予以酌情处理。被告绍兴市袍江拓新五金配件厂质证认为基本同意被告凌茂兰的意见，补充说明，在本案中，现在没有任何证据证实原告听力下降与本次伤害存在因果关系，原告要求对助听器费用予以赔偿是站不住脚的。针对原告对鉴定意见提出的异议，浙江绿城医院司法鉴定所予以书面回函。经质证，原告认为①绿城医院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函中第1点缺乏事实依据，纯粹凭借书面猜测。本案中，王某出现耳聋耳鸣状态是在发生本案伤害事实之后。如果按绿城医院司法鉴定所的认定系自身疾病，那么可以倒推出本案原告王某存在故意隐瞒事故发生前存在耳聋耳鸣的情形。本案中，虽然公安法医鉴定脑脊液漏无相应证据，但从本案已被鉴定为轻微伤，足以认定凌茂兰对王某当时造成的头部创伤是重大的。根据百度百科，出现感音性神经性耳聋病因虽较多，但存在创伤性聋。故王某的耳聋耳鸣与本次事故存在因果关系不容置疑。②绿城医院司法鉴定所出具函中第2点，并未详细分析各次门诊情况，也并未完全说明情况。王某在各次门诊中，都有针对耳聋耳鸣的治疗，其与第一次伤害后住院治疗是连续的。绍兴袍江医院在（2018.2.27、2018.5.4、2018.5.24、2018.5.25、2018.5.26、2018.6.27、2018.6.30、2018.7.3、）各次门诊中，所记录的诊断均与外伤有关（头晕眩晕、耳鸣、感音神经性耳聋），其中2018.5.24开始的门诊，接诊的医生均为同一个刘芳腾，但其2018.6.27之后的门诊才诊断有中耳炎、慢性乳突炎。之前并未显示存在中耳炎。故王某的门诊复诊应当计入本次事故所引发的治疗支出。③绿城医院司法鉴定所出具函中第3点，认为王某被诊断为“应激障碍”与损伤不存在直接因果关系，该结论缺乏相应依据。王某因损伤造成“应激障碍”完全具有合理性，首先王某被喷塑枪打伤，当时存在脑震荡，对头部造成重大伤害（从公安评定为轻微伤也可以说明），在2018.5.4的门诊中，也是因为头晕眩晕情况就诊，这是产生“应激障碍”的物理因素。本案中鉴定所法医未注意到的另一点是“应激障碍、抑郁类”症状不仅仅是物理因素，个人情感上的刺激、打击也不可小觑，本次伤害不仅对王某头部造成伤害，而且对王某心理上的伤害也同样重要，其在许国新处工作二十多年，老板轻而易举地将自己的工位安排给凌茂兰，在被凌茂兰伤害后，老板反而不去阻止凌茂兰，而将王某抱开，并也伤害到了王某后颈部，这样的事发经过是王某没有预料到的，对其不被重视与其对工厂投入的感情差距甚大，造成王某严重的精神打击。故身心上的双重刺激，完全能使人产生精神疾病。而在本次鉴定中，法医根本未对王某“应激障碍”疾病进行精神层面的了解，分析，便作出不存在直接因果关系的认定，明显是错误的。综上，原告认为绿城医院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函没有任何说明依据，与事实不符。其鉴定不具有科学性，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关于本案事实认定，原告认为，只要与本次伤害有关的疾病及连续治疗，除非被告有相应的伤害之后终结治疗情形的证据，都应由侵权人承担。被告凌茂兰认为鉴定机构的报告及关于异议的回函均以目前现有证据为基础，鉴定结果合法而合理，中肯且恰当，没有异议。被告绍兴市袍江拓新五金配件厂没意见。经审查，浙江绿城医院司法鉴定所鉴定资质及鉴定程序合法有效，对其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及回函，经结合其他证据综合审查，本院予以确认。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王某与被告凌茂兰均为被告绍兴市袍江拓新五金配件厂（经营者许国新）雇员。2018年2月27日上午7时30分许，原告王某、被告凌茂兰在被告绍兴市袍江拓新五金配件厂内工作时，为争夺工位发生争吵并扭打，后原告王某被被告凌茂兰手中所持的塑料喷枪击中头部致伤。当日下午15时许，被告凌茂兰在绍兴市公安局越城区分局孙端派出所所做询问笔录中陈述：“我是在孙端张家沥喷塑上班的，大概在去年的时候，王某不到厂里来做了，然后老板娘过来就说让我到她的位置上去做，我也这么去了。大概做了一年多的样子，就在前天王某就回来厂里干活了。到了今天上午7点30分左右的样子，我在厂里面王某的位置上面干活的，王某就进来了。她说这个位置是她的，我说我已经在这个位置上面做了一年多了。后来王某就开始骂我了，我也回了她几句，她就赶上来打我了，她用手抓我的头发，还用手掐我，我动不了，就拿着手上本来就有的塑料枪朝她的左边头上打了一下。打了一下之后，老板就过来把我们两个人拆开了，老板也让她回去了。王某就骑着电动车自己走掉了，后来她儿子过来厂里，就报警了。”2018年3月14日，原告王某在绍兴市公安局越城区分局孙端派出所所做询问笔录中陈述：“2018年2月27日的时候，我去张家沥村那边的喷塑厂上班的，在厂房北面的位置上面干活的，干活干了2天，第三天我去上班的时候，‘阿兰’就已经在我干活的位置上面了。我就上去和‘阿兰’说让她位置让给我，因为之前这个位置是我的，‘阿兰’去年做了一年。但是‘阿兰’不肯让我，然后我就去找老板了。老板说两边都一样的，也没给我换位置。老板这么说完之后，我就走到‘阿兰’的那个位置，我跟‘阿兰’说我已经在这个位置做了两天了，我不会再换过去了，但是‘阿兰’不肯让我。我把工作服什么的穿好之后，就直接到了‘阿兰’的位置上面，我用手肘顶了一下‘阿兰’，让她让开，她就直接拿着手上塑料枪在我右边的太阳穴砸了一下。砸了一下之后，我想去抓‘阿兰’的头发的，但是老板许国新马上上来把我拉开了，拉开大概20步样子，许国新跟我说让我不用做了，我就骑电瓶车离开了，刚骑到张家沥的桥脚下，我就感觉人不对，然后就打电话我老公了，之后我就去医院了。”“我进医院的时候鼻子和右耳这边是出血的，还呕吐了。”2018年3月16日，许国新在绍兴市公安局越城区分局孙端派出所所做询问笔录中陈述：“2018年2月27日7时30分左右，当时我位于张家沥喷塑厂里面的员工王某说流水线上面的太吃力，我就和她讲今天先做着以后会给你安排的，我一转身去干活，王某就赶到凌茂兰旁边去，后来听见有人说打起来了，我就过去了，我看到王某去拿东西去打凌茂兰，我就上去把她抱住将她拉开，并让她回去，拉开后她又想冲过去，我们又将她拉开，拉的过程中还说我帮对方，拉了几次后，她就开着电动车回去了。”“当时我没有看到伤，后来我去医院的时候，只是说她头上有肿块，也没有说什么。”2018年10月18日，绍兴市公安局越城区分局孙端派出所对两位证人分别制作询问笔录各1份。其中1名证人陈述：“当时我在孙端镇张家沥喷塑厂上班，后来就搬掉了，2018年正月十二（2018年2月27日），当时‘阿兰’（凌茂兰）正在车间的生产线上擦喷塑枪，然后‘云仙’走过去，在那里好像为工作上争吵，然后‘云仙’就走过去把‘阿兰’的脖子卡住，然后两个人相互扭打起来，然后这时老板看到了就走过去，把她们两个拉开，然后我转身就去拉粉去了，过了一会儿，她就离开了。”“当时她们两个人在一起，我没有看清‘阿兰’是怎么打的，后来听说是‘阿兰’用喷塑枪打了‘云仙’。”另1名证人陈述：“今年正月十二左右（大概2018年2月27日），当时我正在孙端镇张家沥村喷塑厂上班，当时看到‘阿兰’和‘云仙’在车间里面争吵，但争吵什么我说不出来，然后两个人扭起来了，相互用抓对方，‘云仙’和‘阿兰’互相抓了一会后，老板就过来了，就把两个人拉开，当时‘云仙’就说自己被打了，被拉开后还要冲过去，老板就把她抱住，我也上去把她拉住，后来‘云仙’就离开了。”“在门口的时候王某说自己头上有点痛。”绍兴市越城区公安司法鉴定中心接受绍兴市公安局越城区分局孙端派出所委托，对案涉王某被凌茂兰用塑料喷枪殴打头部进行人体损伤程度鉴定，于2018年10月12日作出法医学人体损伤程度鉴定书，鉴定意见为王某的伤势已达到轻微伤程度。鉴定书中载明:“三、论证。根据现有材料，王某头部外伤后出现头痛、头晕、恶心等神经症状，其伤情依据《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5.1.5ａ之规定评定为轻微伤。根据现有材料，王某病历记载3月2日耳鼻内有鲜血，至3月13日右耳内无液体流出，出院诊断为创伤性脑脊液漏（耳漏）和颞骨骨折。审阅现有材料，因缺乏脑脊液漏生化检查的客观依据，故不能认定脑脊液漏；王某经多家医院头颅ＣＴ检查均未见明显颅底骨折征象，缺乏认定颞骨骨折客观依据，故不能认定颞骨骨折。根据现有材料，王某病历记载3月13日右侧听力下降，至9月20日多次纯音测听显示右耳纯音听阈均值为48.75-95ｄＢ，左耳纯音听阈均值为38.75-92.5ｄＢ，双耳纯音听阈均值呈急速加重趋势且有反复；两次脑干听觉诱发电位测试结果取15ｄＢ校正为右耳35ｄＢ、左耳30ｄＢ和右耳45ｄＢ、左耳35ｄＢ，上述情况表明听力主客观检查结果相差甚远。根据现有材料，6月16日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ＣＴ检查示右侧慢性中耳乳突炎，7月18日绍兴市第五医院ＣＴ检查示右侧鼓膜软组织增厚，均为自身慢性疾病，均可导致右耳听力下降。根据现有材料，王某头部外伤较轻，查体仅见右头部肿块，压痛阳性，多家医院ＣＴ检查均未见明显颅骨、颅内、内耳及中耳等部位外伤表现，故王某右耳听力障碍为本次外伤所致的依据不足。”原告王某对上述绍兴市越城区公安司法鉴定中心所做鉴定有异议，申请重新鉴定。绍兴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于2018年12月12日作出法医学人体损伤程度鉴定书，鉴定意见为王某的损伤评定为轻微伤。鉴定书中载明:“三、论证。根据现有材料，王某于2018年2月27日被人打伤右侧头部，伤后有头痛、恶心等神经症状，即入院治疗，医院查体记录右头部肿块、压痛，颈背部压痛，摄片检查未见明显外伤性改变，2018年4月2日出院。2018年11月1日我鉴定中心检查被鉴定人，见其右额颞部局部肿胀，阅片见右侧额颞部头皮血肿。故依照《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5.1.5ａ、5.1.5ｂ之规定，王某的损伤评定为轻微伤。绍兴袍江医院诊断王某颞骨骨折和创伤性脑脊液漏（耳漏），然多次摄片检查及我鉴定中心阅片均未见颞骨骨折，该诊断依据不足，其创伤性脑脊液漏之诊断亦依据不足。王某伤后因右耳听力下降、耳鸣等不适，经多家医院多次检查，其双耳均有听力障碍（右耳较重）。然目前检查未见可导致其右耳听力下降的外伤性改变，认定其右耳听力障碍与本次外伤存在直接因果关系依据不足，不宜对其听力情况作损伤程度鉴定。”2018年12月20日，绍兴市公安局越城区分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1份，所载查明事实为：2018年2月27日7时30分许，在绍兴市越城区××镇××村喷塑厂车间内，凌茂兰与王某因工作之事发生争吵，后相互争吵，在争吵过程中凌茂兰用在工作中使用的塑料喷枪殴打王某头部，致使王某头部受伤。2018年10月12日经绍兴市越城区公安司法鉴定中心法医鉴定，王某的伤评定为轻微伤。2018年12月14日经绍兴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法医重新鉴定，王某的伤评定为轻微伤。决定给予凌茂兰行政拘留五日并处罚款二百元的行政处罚。同日，绍兴市公安局越城区分局作出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1份，所载查明事实为：2018年2月27日7时30分许，王某与凌茂兰在绍兴市越城区××镇××村喷塑厂车间内，因工作岗位发生争吵，在争吵过程中王某去拉扯凌茂兰，并互相扭打在一起。凌茂兰无明显伤势。决定对王某不予行政处罚。诉讼过程中，原告申请如下鉴定：1.外伤与右耳经常性发炎、听力障碍及应激障碍的因果关系；2.若存在因果关系，要求对听力障碍及应激障碍进行伤残评定；3.对脑脊液漏进行伤残鉴定。被告凌茂兰申请如下鉴定：1.原告被医疗机构诊断的颈椎病、××、外伤性右耳听力下降、耳鸣、腰椎间盘突出、甲状腺结节、应激障碍等病症与本次伤害有无因果关系；2.原告案涉医疗费和辅助器材（助听器）的关联性、合理性和必要性；3.原告起诉要求的误工期160天，护理期92天，营养期92天，不符合原告本次伤害的实际情况，原告因本次伤害所需三期鉴定。本院结合绍兴市越城区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及绍兴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分别所作的法医学人体损伤程度鉴定书对原、被告的鉴定申请进行审查后，依法委托浙江绿城医院司法鉴定所鉴定：1.原告颈椎病、××、右耳听力下降、耳鸣、腰椎间盘突出、甲状腺结节、应激性障碍等病症与本案伤害所致外伤有无因果关系；2.涉案医疗费和辅助器材（助听器）的关联性、合理性、必要性；3.伤后误工、护理及营养期评定。浙江绿城医院司法鉴定所作出鉴定意见为：1.被鉴定人王某，其脑震荡、头皮血肿与2018年2月27日损伤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其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甲状腺结节、双侧慢性中耳炎等均为自身疾病，与本次损伤无关。其耳鸣、应激障碍等，不排除本次损伤对其有一定加重或诱发作用。2.其伤后各阶段诊疗费用审核情况，请详见上述分析说明（双侧助听器的使用与本次损伤无关）。3.建议评定伤后误工期45日、护理期34日（首次住院期间）、营养期7日（上述均已剔除伤病关系参与度）。鉴定报告中载明：“1.伤病关系分析鉴定：根据被鉴定人的受伤史，伤后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及影像学检查所见，其医院诊断的脑震荡、头颈部外伤等，与本案外伤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其耳鸣、应激障碍等病症主要与其自身疾病有关，但不排除本案外伤对其有一定的加重或诱发作用。其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甲状腺结节等病症均为自身基础疾病，与2018年2月27日损伤无关。其脑脊液耳漏、颞骨骨折等，诊断依据不足，不宜认定。2.医疗费合理性审查分析：①其伤后首次住院治疗（2018年2月27日门诊及至2018年4月2日）共30余天，属损伤伤痛急性期，其医药费应予认定（住院费用共计12470.93元）。经审核，上述其虽存在伤病并存，但在具体诊疗中存在交叉，产生的医疗费用难以明确区分，故应结合其伤后即日住院治疗、在时间上存在关联性，因此认为，该诊疗活动与本起损伤存在直接关系。②2019年6月29日至2019年8月26日在绍兴市第七人民医院住院主要针对抗焦虑、抑郁、助睡眠、改善情绪、心理治疗等综合精神治疗，其诊疗行为与本案损伤不存在直接因果关系。但其头部外伤史明确（轻微伤范畴），同时也可造成精神损害，故建议该产生的诊疗费用按参与度30%范畴处理（护理费不予考虑）。③被鉴定人双耳存在慢性中耳炎，属自身疾病，其双耳助听器的安装使用与本次损伤不存在因果关系。④住院期间的床位费、陪客躺椅费、空调费、伙食费等费用，按规定不属于医疗费用审核范畴，该部分费用由人民法院酌情处理。”被告凌茂兰预缴鉴定费5000元。针对原告对鉴定意见提出的异议，浙江绿城医院司法鉴定所回函就有关问题说明如下：1.被鉴定人王某2018年2月27日因故致伤，造成头部及颈部损伤，伤后被相关医院诊断为“外伤性右耳听力下降、创伤性后耳鸣”。现经本所审核鉴定认为，其感音性、神经性耳聋病因较多，根据现有鉴定资料，其耳鸣、听力下降主要与自身疾病有关，但也不排除本案外伤对其有一定的加重或诱发作用。2.被鉴定人伤后经住院治疗、出院后又进行门诊复诊，其情况均是针对耳鸣、耳聋、双侧慢性中耳炎、颈椎病、肺炎、脑血管供血不足等疾病进行，因此，其医疗行为及费用均与本次外伤不存在直接因果关系。3.被鉴定人存在的“应激障碍”精神疾病诊断、离本案伤后已1年余（即2019年6月29日）。而“应激障碍”定义是指以急剧、严重的精神打击作为直接因素、致其受刺激后立即发病，表现强烈恐惧体验的精神运动性兴奋，行为有一定的盲目性，或者为精神运动性抑制，甚至木僵。因此认为，其治疗“应激障碍”等精神类药物使用与本案损伤不存在直接因果关系（但不排除损伤对其有诱发作用）。4.被鉴定人伤后“三期”鉴定是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安全行业标准（人身损害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评定规范）》ＧＡ／Ｔ1193-2014标准进行，已充分考虑其损伤、治疗及排除自身疾病等原因。评定为“误工期45日、护理期34日（首次住院期间）、营养期7日”均属合理范畴。另查明，原告王某2018年2月27日伤后在绍兴袍江医院门诊及至2018年4月2日住院34天，门诊费用483元，住院费用12470.93元；2019年6月29日至2019年8月26日在绍兴市第七人民医院住院费用22004.2元。本院认为，原告王某与被告凌茂兰受被告绍兴市袍江拓新五金配件厂雇佣工作过程中，为工作位置发生争吵，争吵过程中两人发生拉扯、扭打，被告凌茂兰用在工作中使用的塑料喷枪打了原告王某头部一下，致使原告王某头部轻微伤；被告凌茂兰无明显伤势。对原告王某因本案受伤造成的经济损失，被告凌茂兰应承担赔偿责任；但根据本案证据，原告王某对双方发生争吵至相互扭打具有过错，故本院确认原告自行对其损失承担30%的责任。被告凌茂兰提出其系正当防卫，与法不符，本院不予采纳。关于被告凌茂兰提出原告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经审查，本案案发时间为2018年2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自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民法总则施行后诉讼时效期间开始计算的，应当适用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通则关于二年或者一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故对被告凌茂兰提出上述关于诉讼时效的抗辩，本院不予采纳。另，原告王某与被告凌茂兰之间争吵及扭打行为，并非是履行职务或者与履行职务有内在联系的行为，不属于从事雇佣活动，故对于原告主张被告凌茂兰在雇佣活动中因故意致原告损害，雇主应承担赔偿责任，被告凌茂兰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原告主张因本案受伤造成的经济损失。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本院根据司法鉴定意见凭据认定。交通费，本院根据原告与本案案情相关的就医治疗情况酌情认定。综上，原告因本次事故产生的合理损失为医疗费19555.19元【即483元＋12470.93元＋22004.2元×0.3】；误工费、护理费，按原告主张66432元／年标准分别计算45天、34天，认定8190元、6188元；营养费，按原告主张20元／天标准计算7天，认定140元；交通费酌情认定100元，合计34173.19元。根据责任比例，由被告凌茂兰赔偿给原告23921.23元。另，原告主张助听器17200元，根据鉴定结论不予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元，于法无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凌茂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赔付原告王某23921.23元；二、驳回原告王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318元，由原告王某负担1119元，被告凌茂兰负担199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结清。司法鉴定费5000元，由原告王某负担4000元，被告凌茂兰负担1000元；上述鉴定费被告凌茂兰已预缴，由原告王某负担部分，被告凌茂兰可在支付原告赔偿款时直接予以扣减。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傅莹莹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郭  附页：《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