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747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汪建华，女，1964年8月26日出生，汉族。上诉人（原审原告）：沈卓，女，1990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上诉人（原审原告）：朱素敏，女，1935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国华（朱素敏之女），1967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上列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淑丽，北京市泰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敦品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苏家坨镇北安河村北清路西头北侧平房。法定代表人：李三霞，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朱辉，湖南楚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汪建华、沈卓、朱素敏因与被上诉人北京敦品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敦品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2民初87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1日立案后，依法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汪建华、沈卓、朱素敏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敦品公司返还45000元；2.由敦品公司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敦品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属于敦品公司。敦品公司提交的证据，没有任何字样记载显示该证据属于敦品公司。汪建华一方提供的收据中，有一张因为没有加盖敦品公司财务专用章，一审法院不予以认可。同理，敦品公司的证据也不能证明是属于敦品公司，不能证明是对沈国强的还款。二、沈国强不只与舒仲秋名下一家公司有经济关系。近些年，舒仲秋名下有多家公司，沈国强与其名下的公司发生的经济往来不只敦品公司一家，同时还与其他公司如北京中世科文图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世科文公司）发生经济往来。三、敦品公司的证据未明确指向诉争的45000元。在敦品公司提供的证据中，显示出有多种经济活动种类，其中包括提成、税费、宣传费、借款、业务费（与客户往来），且均有金额描述，但没有一笔是指向借款45000元的。四、关于是否还存在其他借贷关系，一审法院的认定是错误的。在敦品公司提交的证据中，仅以“公司欠沈总总数未知”一句就说明45000元的借款不是唯一的。因此，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中，“原、被告双方均否认还存在其他借贷关系”的认定是错误的。五、一审判决书中关于汪建华一方提供的收据“是否归还不影响款项的清偿”的认定是错误的。常理来说，欠款人归还借款时应当收回借款收据，使出借人不再掌握借款证据。本案中作为借款证据的收据仍在汪建华一方手中，如要证明欠款人已经还款，就应该提供非常清晰的、具有说服力的证据，包括但不限于“证明单、款项明细”以及会计凭证、会计账册，有明确当事人收款的证明（银行流水、现金收讫等）等。六、敦品公司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作为本案判决的重要依据。根据我国公司法、会计法的规定，敦品公司是一家法人公司，其经济业务事项应当按照公司法、会计法条款合法、合规开展，并编制相应的会计资料。法院应当要求作为法人公司的敦品公司提供相应的会计资料作为法院采信的证据，而不是只依据可能作为会计资料附件的主体不明确、金额不明确、业务事项不明确的零散单据作为判决的依据。七、法院应当要求敦品公司提供相应的会计资料。敦品公司提交的证据均有明显的装订痕迹，有的有钉书钉的孔，有的有胶水痕迹，推测是从会计凭证上取下来的。在该证据不能证明属于敦品公司、没有明确主体、没有明确金额、没有明确业务事项的情况下，法院应当要求敦品公司提交相应的会计资料。敦品公司提供的证据以及收据另外一联（记帐联），仅用于作为会计凭证的附件。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据的证据存在诸多瑕疵、错误，其判决的结论也同样是错误的。因此，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敦品公司辩称：第一，还款证明系沈国强个人出具并有其签字，无需敦品公司加盖公章；第二，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如果汪建华一方不认可敦品公司提供的证据，应就其主张提供相反证据，证明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且一审庭审中，双方都认可不存在其他借贷关系，有庭审笔录为证；第三，汪建华一方提交的收据系多联单据，各方都持有，是否收回并不影响款项的清偿，敦品公司只需提供与本案有关的证据材料即可。所以，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汪建华一方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汪建华、沈卓、朱素敏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敦品公司返还汪建华、沈卓、朱素敏95000元；2.诉讼费用由敦品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6月19日，敦品公司出具收据，载明“今收到沈国强交来借给公司周转用现金肆万伍仟元整，??45000”，收款单位处盖有敦品公司印章。2018年5月22日，敦品公司出具支出证明单，日期一栏为2018年5月22日，摘要栏为“公司还沈国强借款”，支出金额为“120052.70元，壹拾贰万零伍拾贰元零角零分”，单据底部经支人处有沈国强手写签字。2018年8月4日，沈国强出具手写“2016秋国防教育结账单明细”，对扣税、宣传费、业务提成进行了列明。经计算公司应收的准确数额应为120052.7元，与支出证明单上的金额一致。关于支出证明单和结账单明细，敦品公司述称因支出证明单上款项金额有零有整，并没有附相关明细，于是公司要求沈国强作补充说明。因沈国强患病住院治疗，2018年8月4日，沈国强才来到公司，告知其本人私自收了敦品公司客户190274.7元的货款，支出证明单上120052.7元系190274.7元扣除相关税票、宣传费、沈国强个人业务提成后应付给公司的款项，并当场写了结账单明细。一审庭审中，当事人双方均否认还存在其他借贷关系。关于支出证明单上抵作还款的金额高于涉案借款金额，汪建华一方认为有可能混同了其他公司的借款。敦品公司述称沈国强当时主张超出金额算作补偿，公司就不再就追究其未退款项。另查，沈国强于2018年9月13日去世，沈国强之父沈涛于2001年12月18日去世。朱素敏系沈国强之母，汪建华系沈国强生前配偶，沈卓系沈国强与汪建华之独生女。朱素敏、汪建华、沈卓系沈国强的法定继承人。以上事实，有当事人提交的收据、支出证明单、结账单明细、当事人陈述以及庭审笔录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该案争议焦点有二：一、沈国强与敦品公司之间是否成立民间借贷关系，如成立民间借贷关系，借贷的金额是多少；二、涉案债权是否已经清偿完毕。焦点一，沈国强与敦品公司之间是否成立民间借贷关系，如成立民间借贷关系，借贷的金额是多少。汪建华一方提交2013年11月19日的收据，证明沈国强向敦品公司出借50000元款项的事实。敦品公司不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认为收据上未盖有公司印章，并未收到该笔款项。因收据收款人处仅有“刘露”人名章，未盖有公司印章，在敦品公司否认收到借款、汪建华一方未提交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无法确认沈国强和敦品公司之间就该50000元款项成立民间借贷关系。汪建华一方提交2014年6月19日的收据，用以证明沈国强向敦品公司出借45000元款项的事实。敦品公司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一审法院亦不持异议，故对沈国强向敦品公司出借45000元款项的事实予以确认。综上，一审法院确认沈国强与敦品公司之间就2014年6月19日出借45000元款项成立民间借贷关系。焦点二，涉案债权是否已经清偿完毕。敦品公司提交支出证明单、沈国强手写的结账单明细，用于证明沈国强私自收取客户货款抵作公司向其偿还的借款，该还款与涉案借款45000元发生抵扣，涉案45000元已经清偿完毕。汪建华一方对支出证明单上“沈国强”的签字予以认可，同时指出支出证明单上审核及单位主管处有手写签字，虽然签字不清楚，但证明已经过单位同意，沈国强并非私自抵扣；汪建华一方对结账单明细的真实性认可，对支出证明单和结账单明细的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既不认可“向沈国强还款”的公司为敦品公司，也不认可还款抵扣了该案的借款。一审法院认为：沈国强在支出证明单上签字，敦品公司将支出证明单作为还款证据提交，表明双方对“公司向沈国强还款”120052.7元的认同。一审庭审中，当事人双方所述该笔还款与涉案借款45000元是否发生抵扣，应是指还款是否包含该案借款45000元，该款项是否已经清偿完毕。汪建华一方不认可“向沈国强还款”的公司为敦品公司，也不认可还款包含该案借款，根据法律规定，汪建华一方应当就其主张的其他债权债务关系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因汪建华一方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一审法院对其前述意见不予采信。鉴于敦品公司为支出证明单、款项明细的持有人，且敦品公司所述该证据仅在本案中提交，在未有证据显示双方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对该证据的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予以确认，确认支出明细单上的款项系敦品公司向沈国强偿还的借款，支出证明单上的金额高于涉案借款45000元，该还款中包含本案45000元借款。汪建华一方提交的收据系多联单据，各方均持有，收据是否归还不影响款项的清偿。综上，一审法院认定涉案债权已经清偿完毕。故对汪建华一方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于2020年6月23日作出判决：驳回汪建华、沈卓、朱素敏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审中，汪建华一方向本院提交收款单位为中世科文公司的收据6张，证明敦品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支出证明单不能直接证明偿还了沈国强45000元借款，可能与中世科文公司有关，也可能与该案其他业务有关联。敦品公司对汪建华一方提交的上述6张收据的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并称6张收据涉及的纠纷已在另案中处理完结。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有当事人的陈述及提交的在案证据佐证。本院认为：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沈国强与敦品公司之间存在合法的民间借贷关系。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敦品公司是否向沈国强偿还了汪建华一方主张的45000元借款。一审中，汪建华一方提交2014年6月19日的收据第二联，证明沈国强向敦品公司出借45000元款项的事实。敦品公司认可收到沈国强45000元借款的事实，但主张该款项已经清偿完毕，并提交2018年5月22日支出证明单及2018年8月4日沈国强手书的结账单明细，证明沈国强私自收取客户货款抵作公司向其的借款，与涉案借款发生抵扣，涉案45000元借款已清偿完毕。汪建华一方认可支出证明单和结账单明细的真实性，但不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向沈国强还款的公司属于敦品公司，也不认可该还款抵扣了45000元借款。本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现敦品公司已经提供证据证明支出证明单和结账单明细中载明的120052.7元款项包含上述45000元借款，即45000元借款已经偿还。汪建华一方虽然对敦品公司上述证据的关联性、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但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沈国强与敦品公司或其他公司还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现敦品公司持有支出证明单和结账单明细，双方均表示该证据仅在本案中出示，现有证据并未显示双方之间还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且二审中汪建华一方也未能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故本院确认敦品公司已经向沈国强偿还了涉案45000元借款。此外，汪建华一方提交的收据系多联单据，其持有该收据第二联并不影响本院对涉案借款偿还事实的认定。汪建华、沈卓、朱素敏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对其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汪建华、沈卓、朱素敏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25元，由汪建华、沈卓、朱素敏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种仁辉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 付晨晨书 记 员 陈 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