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431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毕超，男，1989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饶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岩，黑龙江孟繁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刘立军，男，1980年2月24日出生，土家族，住湖北省监利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本岗，湖南五湖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毕超与被上诉人刘立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8民初45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毕超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毕超一审反诉请求，驳回刘立军的本诉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由刘立军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释明毕超对案外人谭日雄签名进行鉴定，毕超提出鉴定申请后，一审法院又未予准许，剥夺了毕超的诉讼权利。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刘立军提供的原始单据中，所述谭日雄签字明显不是同一人笔体。2020年4月份，一审法院又邮寄一份新证据，要求毕超书面质证。在案件已经两次开庭情况下，刘立军又补交新证据，该份新证据上谭日雄签字与之前提供原始出库单签字又明显不一致，同一人签字出现至少3种不同笔体。在诉讼过程中，一审法院向毕超曾释明，如对谭日雄签字不认可，可以申请鉴定，于是毕超对谭日雄签名申请鉴定，一审法院却未准许。本案中，刘立军诉讼请求数额、提供的单方记账单数额、所谓的双方记账单数额、所述原始出库单数额，单价、数额全都不一致。毕超反复要求必须按照原始出库单对账核对。而原始出库单谭日雄签名出现至少3个笔体。如果鉴定，将能够确定刘立军对原始出库单是否提供了虚假证据。但一审法院释明后又不准许鉴定，导致案件原始出库单何人所签、原始出库单记载数额是否准确、刘立军发货数额是多少处于真伪不明状态。2.一审法院重要证据“双方微信”偏面使用，导致案件证据采信出现偏差。双方从未完成对账，双方数次试图对账都没有成功，双方在一审庭审中都没有否认。在双方微信聊天记录中，毕超多次陈述，按照刘立军所提供的明细，金额是多少钱，也就是如果刘立军提供的明细是准确的，那么货款金额就是准确的。而刘立军货款金额是否准确，必须通过对账、原始凭证才能确定。毕超反复强调，按照刘立军所提供单子，货款数额是多少钱，即必须以刘立军所提供明细单准确、与原始凭证一致为前提。一审法院对双方微信中所反复说明的前提、原始出库单签名多个笔体视而不见，导致案件基本事实未查清。3.原始出库单与明细②不一致是本案的基本事实。刘立军以原始出库单为基础，提出诉讼请求，没有按照明细②提出诉讼请求。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不考虑原始出库单，使用了刘立军都没有作为计算货款依据的明细②作为裁判依据，明显有违客观中立。刘立军自己都不认为明细②是准确的。原审法院确以明细②作为裁判依据错误。4.一审法院认定货物单价明显缺乏依据。双方没有完成对账，因此单价应该依法确定。双方在履行过程中已经确定了货物单价为39.5元/条，任何一方从未调整。双方只能按照39.5元/条结算。刘立军辩称：1.双方之间的交易习惯是毕超亲自到刘立军的工厂进行对账，而且在对账单单价写错的地方进行了勾画，一审时已提供证据证明该事实，毕超也不否认。后来在双方微信语音聊天过程当中，毕超也说到不是53万，是50万，该数额其是认可的，一审也已提交证据证明。2.关于谭日雄签名的问题，一审庭审过程当中毕超对谭日雄的签名并不否认，而且对签名后产生的所有交易数量和金额以持续的付款行为进行承诺，其对完账后坚持且持续的付款，所以说其对谭日雄的签名是完全认可的。3.关于价格的问题，双方之间有过明确的沟通，刘立军的老婆将双方的报价明细通过微信发给毕超，毕超也认可了，后来也在刘立军工厂对过。之后毕超与刘立军之间微信沟通时也认可了，故双方在总价和数量上沟通一致。一审法院在数量和价格、总价方面进行了严格审查，且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故不存在毕超上诉状中所说的四个问题。刘立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毕超向刘立军支付货款535298元及逾期利息，利息按照年利率6%计算，从2018年9月11日起计算至付清款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毕超承担。毕超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刘立军返还超付货款216311元；2.诉讼费由刘立军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至2017年9月期间，刘立军与毕超存在牛仔裤买卖交易往来，双方没有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双方均确认毕超不在国内时，牛仔裤买卖事宜由谭日雄代替毕超与刘立军进行交接。毕超下订单后，由刘立军将生产好的牛仔裤交给毕超指定的货运站，刘立军再持货运站开具的装箱单或出货单给毕超或其指定人员谭日雄签名。交易期间，双方没有约定付款时间及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一审庭审中，刘立军主张下订单时双方对单价没有协商，是刘立军核算单价后再在微信上把大致单价告知毕超。毕超则主张在下订单时双方会对单价协商一致。现双方对2017年6月26日至2017年9月9日期间的货款产生争议。刘立军提交了2017年6月26日至2017年9月9日的俄罗斯出货单到庭，共计出货58481条。根据出货单是否签收可为三类：第一类，经由毕超签名确认的出货单3份，出货单载明出货情况为：6月26日出货女装长裤6937条，7月5日出货女装长裤7194条，7月17日出货男装长裤768条（384条+384条）；第二类，无人签收出货单3份，出货单载明出货情况为：7月9日出货女装、男装长裤6857条和7月9日出货女装长裤1440条，7月28日出货女装长裤2142条；第三类，由“雄”签名确认出货单14份，出货单载明出货情况为：7月29日分别出货女装长裤1098条和1087条，8月4日分别出货女装长裤1080条和956条，8月6日出货女装长裤2827条，8月14日出货女装长裤7667条，8月21日出货女装长裤5468条，8月22日出货女装长裤1428条，9月4日分别出货复合女装长裤948条和3748条，9月7日分别出货复合女装长裤900条和3528条，9月9日分别出货复合女装长裤1922条和486条。对上述第一类出货单，毕超予以确认。对第二类出货单，毕超认为既无签字也无盖章，对数额是否准确无法确认。对第三类出货单，庭审中，刘立军确认“雄”的签名是谭日雄本人真实签名。毕超则主张无法确认签名人的身份，且认为签名笔迹存在不一致。本庭询问毕超是否申请对谭日雄笔迹鉴定时，毕超明确不申请笔迹鉴定，后毕超又提交笔迹鉴定申请要求对“雄”是否为同一人签名进行笔迹鉴定。毕超不否认谭日雄到刘立军处签货，但认为即便是谭日雄签字，谭日雄不仅接受了其一个人的委托，其也没有授权谭日雄在单据上签字，不能把所有谭日雄签字的单据都认定为是毕超的。根据刘立军与毕超之间的微信记录显示：2017年7月31日，毕超向刘立军发送微信“刘总，你把单价给我算一下，你给我大概的单价好吧，我这边现在卖货都不知道怎么卖呢，今年这个单价太低了……”刘立军回复“我叫老板娘发给你啊”。2017年8月3日，毕超向刘立军发送了一张图片，图片内容为列有款式、码数、单价、款号、数量的表格，其中款式为女装长裤、单价39元-50元不等，款号801-845；刘立军回复“我看一下”。之后，毕超有发送“这些都没有皮带的，怎么要这么高呢？”刘立军复“超哥，这些你可以看这个成本的，我现在让他发这个文件给你加了一块钱的那个设计费用，加了三块钱的利润，就是这个样子，但是你说价格贵应该是不贵的……”“用料确实有点大”。毕超复“这个单价我现在赔钱卖”“设计费要加一块钱”。刘立军复“这个没有加多吧，这个地方应该没有加多吧”。之后，刘立军又发送“刚刚我叫我老婆把所有的用那些什么东西全部发给你……我肯定就是把所有东西给你看。”毕超复“老板回去再对吧，表格我看不清，单价下死我了，没事老板，该多少钱我付你”。2018年1月26日，刘立军发送微信“超哥，超哥，还有那个我们对账的那个数，基本上没有什么改的啦，就按那条数搞得了啊，好吗？”“超哥，超哥，你确认一下那些数怎么样”毕超回复“刘总，刘总，那个后面那个就是有一单计，那个老板娘写错了，那个是三万多，她写30多万那个，你把那个减下来就对了嘛”刘立军复“那好……那我把那个发过来给确认下，我想林老板那边，他也要确认，你把这个转发给他，你就说你是确认的是这个价格好吧”毕超复“好的”。之后刘立军多次在微信上向毕超催款，以及双方多次确认付款情况。2018年9月11日，毕超向刘立军转账支付80000元货款后，向刘立军发送微信“老板月底我再给你转”刘立军回复“谢谢你超哥”。2018年11月6日，毕超发送微信“你见了吧，你看一下，我一共做了是58000多条裤子，你看一下咱俩差不多就完事了，对不对，这个东西你说一分都不给我减，说实话，我都亏这么多钱了……”刘立军复“可以，你现在是想扣多少钱，你就是我现在给你这个单价，你想扣多少钱……”“把你的这个我们算的这个单价算出来，差不多是53万，你想扣多少钱……”毕超复“老板，这个不是53万，是50万，50万，这个你重算一遍，我是按照你这个单子算出来的啊，不是我改的，是按你这个单子算出来的”刘立军复“行，我就算你50万……”。2018年11月7日，毕超发送微信“老板……还有50万，我和家里商量一下，这个就咱俩一人一半承担了吧……”之后刘立军发送微信“我的意思是我让你扣5万块钱……”毕超复“五万块钱，那还叫减帐吗”。之后双方在微信上就货款问题继续进行交谈。毕超对上述微信记录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无法确认微信记录是否完整。刘立军提交毕超与刘海霞（刘立军妻子）之间的微信记录显示：2018年1月29日，刘海霞向毕超发送了一份《俄罗斯阿超装箱数对数表》的文件并发送微信“老板。这是后面改过来的表，你看看”；打开该文件显示为《17年出货俄罗斯明细数》（以下表述为明细数①），该明细数表格记载了装箱单编号、时间、款式、款号、摘要、订单数、出货数、收款、单价、金额，其中女装长裤合计30830、金额1333060，女装长裤合计13047、金额572972，女装复合长裤合计11532、金额564882，男装合计3072、金额144384，总合计订单数66608，出货数58481，金额2615298，收款1650000，余款965298。2018年1月30日，毕超向刘海霞发送了2张微信图片，图片为《17年出货俄罗斯明细数》（以下表述为明细数②）【该明细数表格格式与明细数①相仿。对比二表可见，两表仅在服装单价上存在差异，明细数②列明的部分服装单价低于明细数①，导致载明金额低于明细数①。最终明细数②载明，女装长裤合计30830、金额1297864，女装长裤合计13047、金额879132，女装复合长裤合计11532、金额564882，男装合计3072、金额144384，总合计订单数66608，出货数58481，金额2886262，收款1650000，余款1236262。另，明细数②中装箱单编号171，款号848，出货数712，单价474，金额337488元，该数据进行了手写更改，将单价474更改为44。更改后，该项货款应为31328元。依此更改，明细数②最终货款金额应为2580102元（2886262元-337488元+31328元），余款930102元。】2018年2月5日，刘海霞发送微信“你要付款给我了哦”毕超复“一定放心.这两天”。2018年4月19日，刘海霞发送微信“老板，余下的货款都是6.7.8三个月出的货款了，账都算给你看了，我每条赚你两块钱……”毕超复“明白老板娘.理解一下.确实是去年的裤子全都压下来了.我也陪了挺多钱.也理解你们.我尽量快点把钱给你们回去”之后毕超发送“我这个月肯定会多给你的老板娘.放心吧”。2018年4月21日，毕超向刘海霞发送了转账的微信图片并发送微信“转了十万”。2018年4月30日，毕超向刘海霞发送微信“五一过完我给你转老板娘”，之后继续有发送“过完节给你转”，刘海霞复“请你言而有信”毕超复“好”。2018年5月17日，毕超向刘海霞发送了转账的微信图片显示转账了80000元。对上述微信记录，毕超认为刘立军没有出示原件，无法确认其真实性，也不排除微信并不完整。但毕超确认刘海霞通过微信发送图片与其进行对账，对上述微信中发送图片对账部分记录真实性认可。同时，毕超称其发送的明细数②图片系其曾到刘立军处，刘立军将明细数②出示给毕超，毕超看后认为装箱单编号为171号的单价为474元是错误的，所以其在单价处画圈并将474改成44元，由于其认为出货明细单的单价、数量不准确，所以其拒绝在明细单中签名。另，明细数②载明的时间、款号、出货数与刘立军提交的案涉俄罗斯出货单载明的内容相符。刘立军与毕超均确认2017年6月27日后毕超共计付款2080000元。其中2017年6月27日付款300000元，2017年7月20日付款200000元，2017年8月26日付款200000元，2017年8月31日付款100000元，2017年9月15日付款200000元，2017年9月29日付款100000元，2017年10月20日付款150000元，2017年10月31日付款150000元，2017年11月21日付款150000元，2017年12月29日付款100000元，2018年1月30日付款100000元，2018年4月21日付款100000元，2018年5月17日付款80000元，2018年7月9日付款70000元，2018年9月11日付款8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刘立军与毕超存在牛仔裤买卖交易往来，双方交易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亦不违背公序良俗，依法成立且有效。对毕超是否拖欠刘立军货款及货款金额问题。结合毕超确认其曾到刘立军处，刘立军将明细数②（手写更改前版本）出示给毕超（用于对账）；2018年1月26日刘立军微信要求毕超对账，毕超答复刘立军“刘总，刘总，那个后面那个就是有一单计，那个老板娘写错了，那个是三万多，她写30多万那个，你把那个减下来就对了嘛”。刘立军对此亦予以认可；以及毕超于2018年1月30日向刘立军妻子刘海霞发送的明细数②中将装箱单编号171，款号848，出货数712，单价474，金额337488元，该数据进行了手写更改，将单价474更改为44。更改后，该项货款应为31328元的事实。可见，刘立军曾将明细数②（手写更改前版本）交给毕超用于对账，毕超并未现场确认签名，而是于2018年1月26日通过微信对案涉明细数②中经手写更改单价之后的金额予以确认，刘立军亦予以确认。之后，毕超并于2018年1月30日向刘立军妻子刘海霞发送了手写更改后的明细数②图片确认货款。而上述明细数②载明的送货情况与刘立军提交的俄罗斯出货单相互印证，两者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刘立军向毕超供应案涉俄罗斯出货单载明货物的事实，依照明细数②，毕超共计应向刘立军支付货款2580102元，扣减双方确认的毕超已付货款2080000元，尚欠货款500102元。为此，对刘立军要求毕超支付货款500102元部分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刘立军主张货款超出500102元部分，理据不充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根据上述认定，鉴于在案涉对账过程中，毕超已经对俄罗斯出货单载明的送货事实予以确认，再行对俄罗斯出货单中“雄”是否谭日雄的笔迹进行鉴定并无必要，为此，对毕超的笔迹鉴定申请，一审法院不予准许。毕超抗辩刘立军主张的送货数量不准确及反诉称毕超已经超额支付货款的主张，明显与事实相悖，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故对毕超的反诉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毕超拖欠刘立军货款一直未付，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本案中，毕超在2018年9月11日向刘立军承诺在月底（即2018年9月30日）再向刘立军转款，但其在这以后一直没有再向刘立军支付货款，构成违约，应从违约之日起即2018年10月1日起承担违约责任。刘立军要求毕超自2018年9月11日起支付利息，并无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刘立军参照民间借贷有关规定，要求按照年利率6%标准计算逾期付款利息，法律依据不充分。一审法院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的规定，对毕超主张的逾期付款利息（利息以500102元为基数，自2018年10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上浮50%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50%计算至付清款日止；且利息以不超过刘立军诉讼请求的年利率6%为限）予以支持。对刘立军主张利息超出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毕超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刘立军支付货款500102元及利息（利息以500102元为基数，自2018年10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上浮50%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50%计算至付清款日止；且利息以不超过年利率6%为限）；二、驳回刘立军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毕超全部反诉请求。如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9354元（刘立军已预交9354元），由刘立军负担615元，毕超负担8739元；反诉案件受理费2273元（毕超已经预交），由毕超负担。经本院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结合当事人双方二审诉辩情况，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主要为：双方买卖货款的总金额是多少。《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十六条规定：“承诺通知到达要约人时生效。承诺不需要通知的，根据交易习惯或者要约的要求作出承诺的行为时生效。”第三十条规定：“承诺的内容应当与要约的内容一致。受要约人对要约的内容作出实质性变更的，为新要约。有关合同标的、数量、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期限、履行地点和方式、违约责任和解决争议方法等的变更，是对要约内容的实质性变更。”双方在交易过程中，通过微信互发文件的方式对账。2018年1月29日，刘海霞向毕超发出一份《俄罗斯阿超装箱数对数表》，其中出货总金额为2615298元，刘海霞的上述行为属于代表刘立军向毕超发出对账的要约。2018年1月30日，毕超向刘海霞发送了《17年出货俄罗斯明细数》，将《俄罗斯阿超装箱数对数表》的金额修改为2580102元。毕超的上述行为对刘立军之前的要约内容作出实质性变更，视为发出对账的新要约。2018年2月5日，刘海霞发出微信“你要付款给我了哦”，该行为属于代表刘立军向毕超发出对账的承诺，即确认毕超于2018年1月30日修改的金额2580102元。据此，双方达成了买卖货款总金额为2580102元的协议。一审法院据此认定毕超共计应向刘立军支付货款2580102元，处理正确，本院予以认同。毕超上诉认为一审法院未予准许鉴定申请，剥夺了毕超的诉讼权利。对此本院认为，鉴于毕超和刘立军已经通过微信互发文件的方式就买卖货款总金额为2580102元达成了协议，再行对俄罗斯出货单中“雄”是否谭日雄的笔迹进行鉴定并无必要，故本院对毕超的上述意见不予采纳。综上所述，毕超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354元，由上诉人毕超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欢审判员 庞智雄审判员 李 琦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曹筱雨书记员林谷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