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津民终600号上诉人（一审原告）：唐山市曹妃甸区顺通石油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区二农场十一队（办公场所）。法定代表人：李克东，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宝平，天津海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福建省大福通船务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福州市铜盘路21号左海名苑综合楼2层7-C。法定代表人：高芳，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宇，广东敬海（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文歌，广东敬海（天津）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唐山市曹妃甸区顺通石油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福建省大福通船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福通公司）船舶物料供应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天津海事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2019）津72民初1284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顺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宝平，被上诉人大福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宇、赵文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顺通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大福通公司给付顺通公司燃油款595800元；2.两审案件受理费由大福通公司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其一，大福通公司认可受油事实，但未能提交与魏文荣结算的证据。其二，涉案《供油凭证》载明供油方为案外人唐山海港鑫海船舶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海公司）。顺通公司提供《租船协议书》证明顺通公司租用“鑫海油8”轮为大福通公司供油，大福通公司未持异议，一审判决没有认定。其三，顺通公司出具的《身份证明》、提交的《劳动合同》能够证明李小飞系顺通公司工作人员，大福通公司未持异议，一审判决没有认定。其四，一审判决认定顺通公司提起另案诉讼、法院委托鉴定、顺通公司撤诉等事宜，却未说清楚上述事宜的关联，容易扰乱视听。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导致以下三项认知偏差。其一，一审判决认定顺通公司与大福通公司之间船舶物料供应合同关系不成立。其二，一审判决基于李小飞多重身份而否认供油的真实性。其三，一审判决以魏文荣行为否认供油事实的客观性。（二）顺通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本案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情形，自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时起算。一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三）一审法院未完成审理活动遂结束庭审，先入为主，属于程序违法。一审法院未审理大福通公司是否欠付顺通公司加油款及具体数额的争议焦点问题就草草结束庭审活动。大福通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顺通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事实与理由：（一）顺通公司主张大福通公司支付燃油款，应首先证明双方存在船舶物料供应合同关系。一审判决因顺通公司未完成初步证明责任而驳回其诉讼请求，与大福通公司受油事实并无矛盾。（二）顺通公司与大福通公司之间不存在船舶物料供应合同关系。其一，顺通公司无法证明其租用“鑫海油8”轮为大福通公司供油的事实。即使存在租船事实，该协议亦仅能约束订约双方，而不能证明顺通公司与协议之外第三方大福通公司存在船舶物料供应合同关系。其二，顺通公司在（2016）津72民初396号民事案件（以下简称396号民事案件）之中表示李小飞系其公司工作人员，没有劳动合同，而其在本案一审之中又提供了签订日期为2011年的劳动合同，该行为违背民事诉讼的诚实信用原则。其三，大福通公司系与魏文荣成立合同关系，且已结算完毕。（三）顺通公司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其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系确定买卖合同履行期限的规定，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其二，顺通公司在396号民事案件之中的诉讼请求为支付燃油款本金及利息，起算日期为2012年9月15日。该案法庭调查之中，顺通公司明确表示燃油款应在加油次日支付，即承认履行应从加油次日起算。顺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大福通公司给付燃油款595800元；2.案件受理费由大福通公司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前后，魏文荣在河北省曹妃甸港区为包括“方盛达”轮在内的多艘船舶联系介绍货运业务、提供加油服务，赚取差价。在供油方面魏文荣曾与李小飞保持长期合作关系，在需要为相关船舶供油时魏文荣均与李小飞联系，由李小飞派船加油，加油款均在两人之间进行结算。2012年7月23日、8月18日和9月14日“鑫海油8”轮先后三次在河北省曹妃甸港海域为大福通公司所属的“方盛达”轮提供船用燃油。供油双方并未签订书面合同，仅形成了三份供油凭证，该凭证抬头均为“唐海顺通石油有限公司”，供油方均由李小飞签字并加盖鑫海公司“鑫海油8”轮的船章，受油方均加盖大福通公司“方盛达”轮的船章，供油总量为120#燃料油116吨，轻柴油3吨，均未记载油品价格和付款期限。2016年4月11日顺通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决大福通公司给付加油款595800元及利息，一审法院予以受理（即396号民事案件）。在该案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委托天津市天鼎物证司法鉴定所对顺通公司提供的证据《“方盛达”轮加油欠款明细表》（该证据的内容为确认“方盛达”轮于2012年7月23日、8月18日和9月14日受油并欠加油款共计595800元未付，落款处的签名为魏文荣，同时加盖了与“方盛达”轮船章相似的印章，落款时间为2014年4月18日）上所盖印章印文（以下简称检材印文）与大福通公司提供的船章样本印文（以下简称样本印文）的一致性进行鉴定，得出结论为检材印文与样本印文均不是同一印章盖印形成。此后，顺通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撤诉，一审法院于2016年11月30日作出（2016）津72民初396号之二民事裁定书，裁定准予顺通公司撤诉。2016年12月8日该案诉讼程序终结。另查明，顺通公司原名称为唐海顺通石油有限公司，于2013年3月26日变更为现名称。另查明，唐山曹妃甸工业区小飞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小飞商贸公司）成立于2009年2月3日，目前处于存续状态，李小飞于该公司成立之日起至2016年1月26日止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小飞商贸公司的经营范围始终包括船舶物料供应。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船舶物料供应合同纠纷，主要的争议焦点为：1.顺通公司与大福通公司之间是否存在船舶物料供应合同关系。2.顺通公司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3.大福通公司是否欠付顺通公司加油款及具体数额。就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论述如下：（一）顺通公司与大福通公司之间是否存在船舶物料供应合同关系本案为船舶物料供应合同纠纷，供油双方并未签订书面合同，仅有供油凭证。根据凭证记载，抬头虽为顺通公司，但供油方处加盖的是鑫海公司“鑫海油8”轮的船章而非顺通公司的有效印章，签字人为李小飞。顺通公司主张其租用了鑫海公司经营管理的“鑫海油8”轮来提供涉案加油服务，而李小飞是作为其工作人员联系供油并签字确认的。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关于船章问题，顺通公司提交了其与鑫海公司签订的租船协议和鑫海公司出具的营业执照和证明，但正如一审法院在证据认定意见中所述，《租船协议书》上仅加盖了“鑫海油8”轮的船章而非鑫海公司公章，不能证明顺通公司与鑫海公司之间存在租船合同关系。而鑫海公司出具的《证明》上仅加盖了鑫海公司的印章及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宝海的印章，张宝海或其他制作该证据人员没有签字，上述人员无正当理由又拒绝出庭作证，顺通公司也未提供诸如租金支付凭证等其他证据以佐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的规定，该份证明也不能作为认定顺通公司曾租用“鑫海油8”轮供油的依据。关于李小飞的身份，顺通公司出具了身份证明和劳动合同，证明李小飞曾为该公司的工作人员。然而，李小飞自2009年2月3日起至2016年1月26日止一直担任小飞商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该公司的经营范围始终包括船舶物料供应，且2012年前后李小飞曾与魏文荣就多艘船舶的供油业务保持长期合作关系，加油款均在他们之间进行结算。诚然，我国法律和行政法规并不禁止公民在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同时在其他公司兼职，但顺通公司未能提供其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向李小飞支付劳动报酬以及为李小飞缴纳相关社保费用的凭证，因而不能证明李小飞曾是该公司的工作人员。鉴于李小飞与魏文荣在供油业务方面存在长期合作关系，且加油款均在他们之间进行结算，而顺通公司既不能证明“鑫海油8”轮是由其租赁而供油，也不能证明李小飞的签字是作为顺通公司工作人员，代表公司作出的职务行为，仅凭供油凭证的抬头不足以证明该公司为实际供油方。一审法院认为顺通公司不能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其作为实际供油方与大福通公司之间存在船舶物料供应合同关系，因而对其该项主张不予支持。（二）顺通公司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关于诉讼时效问题，顺通公司主张涉案合同不能确定付款期限，大福通公司又不能举证证明顺通公司首次向其主张权利及其拒绝履行的时间，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的规定，顺通公司于2016年4月11日提起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而该次起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的规定构成时效中断，且从该次诉讼程序终结之日（即2016年12月8日）重新起算，民法总则于2017年10月1日起实施，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的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顺通公司于2019年11月19日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对此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关于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的规定，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涉案合同中未约定支付加油款的期限，也未形成任何补充协议，顺通公司、大福通公司提交的证据均不能证明双方对于付款期限存在任何交易习惯，在此情况下应依据合同性质及相关法律规定确定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涉案船舶物料供应合同的性质为买卖合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的规定，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依照上述规定，在未能举证证明买卖双方曾就赊销达成一致的情况下（供油凭证的法律性质应为收货单而非欠条），受油方应于供油完成后立即付款。因此，涉案合同属于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情形，诉讼时效期间应从供油完成之日起计算，一审法院对顺通公司的主张不予支持。鉴于涉案供油时间为2012年7月23日、8月18日和9月14日，诉讼时效最迟应自2012年9月14日起算。其次，关于诉讼时效是否中断的问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的规定，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权利人提起诉讼引起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的规定，权利人直接向对方送交主张权利文书，对方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负责收发信件的部门或者被授权主体在文书上签字、盖章的，应当认定为提出履行请求，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依照上述规定，本案存在两个可能引起中断的事由，即顺通公司持有落款时间为2014年4月18日的《“方盛达”轮加油欠款明细表》以及于2016年4月11日向一审法院对大福通公司提起诉讼。关于《“方盛达”轮加油欠款明细表》，在该明细表上所盖印章印文与大福通公司船章印文不一致的情况下，顺通公司既不能证明该明细表是魏文荣所签署（魏文荣在询问笔录中不能确定），也不能证明魏文荣是经过大福通公司授权的签收主体，因此不能证明该明细表的出具属于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或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的情形，不引起时效中断。至于顺通公司2016年的起诉，依照当时适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的规定，诉讼时效为二年。由于顺通公司的诉讼时效自2012年9月14日起算，且不存在中断事由，至2014年9月14日已满二年，顺通公司于2016年4月11日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因此也不能引起时效中断。一审法院认为，顺通公司的诉讼时效最迟应自2012年9月14日起算，至2019年11月19日起诉时诉讼时效期间已届满，且无中止或中断事由，因此已超过诉讼时效。鉴于顺通公司不能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其与大福通公司之间存在船舶物料供应合同关系，且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其诉讼请求依法不能得到支持，一审法院对本案其余争议焦点不再赘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的规定，判决：驳回顺通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9758元，由顺通公司负担。本案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补充提交证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佐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2016年4月11日，顺通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396号民事案件，请求判决大福通公司偿还顺通公司燃油款等共计595800元及相应利息（自还款期限届满次日起至履行之日止），诉讼费由大福通公司负担。同年6月29日，396号民事案件开庭审理时，顺通公司主张大福通公司应自受油次日支付燃油款，利息应自2012年9月1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并主张魏文荣签字的《“方盛达”轮加油欠款明细表》构成诉讼时效中断。针对鑫海公司出具《证明》，一审法院要求鑫海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宝海到庭或者以互联网、电话形式作证，张宝海拒绝出庭作证。二审庭审时，顺通公司主张张宝海未能出庭作证的原因为身体不好、精神不好，很多事实忘了、不想多说等。针对李小飞身份，顺通公司于396号民事案件中表示李小飞系顺通公司工作人员，负责公司加油业务，未签订劳动合同。本案一审时，顺通公司提交与李小飞签订的书面劳动合同，合同记载的签订时间为2011年。二审庭审时，顺通公司于法庭调查中，先主张李小飞系顺通公司工作人员，但未能说明劳动合同是否备案、顺通公司是否为李小飞缴纳社会保险、以何种方式向李小飞支付工资、以何种方式与李小飞解除合同等情况，其后又数次主张李小飞系鑫海公司工作人员。本院要求顺通公司当庭固定关于李小飞身份的主张，该公司表示庭后核实。庭审结束后，顺通公司向法庭提交书面意见，主张李小飞系顺通公司工作人员，但未能就其主张前后不一之处作出进一步的解释。本院认为，本案为船舶物料供应合同纠纷，争议焦点为：1.顺通公司与大福通公司是否存在船舶物料供应合同关系；2.大福通公司是否欠付顺通公司燃油款及具体数额；3.顺通公司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关于顺通公司与大福通公司是否存在船舶物料供应合同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是否成立存在争议，人民法院能够确定当事人名称或者姓名、标的和数量的，一般应当认定合同成立。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顺通公司依据《供油凭证》主张与大福通公司成立船舶物料供应合同关系，双方当事人对《供油凭证》记载的受油方、标的物、数量均无异议，仅对供油主体存在争议。《供油凭证》之中与供油主体有关的标识主要有抬头记载为顺通公司原名称、“鑫海油8”轮船章及李小飞签字。对此，本院分析如下：第一，《供油凭证》抬头虽为顺通公司原名称，但仅凭该抬头不足以认定顺通公司系《供油凭证》的供油方，还应结合相关证据、事实，予以综合分析。第二，顺通公司主张其租用“鑫海油8”轮向大福通公司供油。然而，顺通公司提交的《租船协议书》仅加盖“鑫海油8”轮船章，不能直接证明顺通公司与鑫海公司存在租船合同关系。鑫海公司出具的《证明》虽加盖公司公章和法定代表人印章，但法定代表人经一审法院要求，无正当理由拒绝出庭作证，故该《证明》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据此，顺通公司提交证据未能证明其与鑫海公司存在租船合同关系，进而未能证明其租用“鑫海油8”轮为“方盛达”轮供油的事实。第三，顺通公司主张李小飞系以其工作人员身份在《供油凭证》上签字。然而，顺通公司在396号民事案件和本案两审之中，针对与李小飞成立劳动关系的主体、是否存在书面劳动合同、劳动合同履行情况等主张，存在诸多矛盾和模糊之处。此外，李小飞在《供油凭证》形成期间担任小飞商贸公司法定代表人，该公司经营范围包括船舶物料供应等，且李小飞在此之前就与魏文荣存在船舶物料供应业务往来。据此，本院经审查顺通公司提交的《劳动合同》、李小飞证言并结合顺通公司陈述及相关事实，认为顺通公司主张李小飞系以顺通公司工作人员身份在《供油凭证》上签字的事实真伪不明，依法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故而，顺通公司未能证明其系《供油凭证》的供油方，其提出的与大福通公司存在船舶物料供应合同关系的主张，依据不足，不能成立。鉴于顺通公司未能证明其与大福通公司存在船舶物料供应合同，故本院对大福通公司是否欠付顺通公司燃油款及具体数额、顺通公司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等问题，不再予以评判。综上，顺通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758元，由唐山市曹妃甸区顺通石油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彤审判员 张 昕审判员 李善川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四日法官助理程旭丹书记员岳琰秋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