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924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易显京，男，1957年12月3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解放军93121部队保障部，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北锣鼓巷99号。法定代表人：闫智沛，副部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富贵，北京首特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易显京因与被上诉人中国人民解放军93121部队保障部（以下简称部队保障部）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5民初357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易显京，被上诉人部队保障部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富贵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易显京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确认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公园西路×号房屋的所有权归属易显京所有；3．判令部队保障部对易显京合法占有使用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公园西路×号房屋排除妨害，部队保障部将张贴的封条去掉，允许易显京使用房屋。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易显京之弟易某某原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后勤部司令部（以下简称空后司令部）干部。2001年开始，空后司令部组织集资建房，易某某以资历、职级等条件取得了参与本单位集资建房的资格。2001年8月13日，作为合同乙方，易某某首次将房款96000元（一部分集资款）交与空后司令部（合同甲方），空后司令部收到第一笔集资款项后，开始受托负责承建住房。2003年3月20日，为办理房贷，双方补签《空后家属区团职房售房协议》（以下简称《售房协议》），约定甲方负责协助办理产权登记手续，房屋集资款346000元，再加一个车位50000元，房屋位置为朝阳公园×号房屋，住宅面积123平方米，地下车位40平方米，《售房协议》签订时最后一条标明“本协议供贷款使用”，说明《售房协议》是易某某为了办理贷款使用而补签的。2003年4月18日，易某某办理了150000元贷款，并将银行贷款交与甲方。2003年9月27日，易某某补交因实际建房成本超出合同标的额房款17480元。除了上述三笔款项外，剩余房款由易某某在住房公积金中扣除。至2003年9月27日，房款交齐（该房款包含车位）。2004年3月，涉案房屋由空后司令部交付易某某，易某某自此实际入住。2003年11月26日，易某某和当时的配偶张某办理了离婚手续，易某某无子女，离婚时未对涉案房屋进行处置。2004年11月5日，易某某去世，去世时还在职，为空后司令部干部。后空后司令部到民政局调查，开具了离婚登记的证明，公安部门找到易显京，易显京处理了后续事宜。易某某遗物中有一串钥匙，包含了涉案房屋的钥匙，遗物交给易显京后，易显京把房屋钥匙交给了空后司令部，之后发现与房子有关的材料包括发票及售房合同等全部被空后司令部收走。2005年1月27日，空后司令部未和易显京协商，将易某某剩余贷款偿还，偿还金额为13万元左右。2006年，易显京向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起诉空后司令部要求返还易某某部分遗物，包括合同、钥匙、发票等，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2006）东民初字第136号民事判决：一、空后司令部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将易某某遗留的个人物品返还易显京，包括：购房款交款收据二张、抵押登记交费收据一张、房屋保险费交费收据一张、住房基金收款凭证一张、个人购房借款合同一份、钥匙一串（易某某的办公室钥匙除外）；二、驳回易显京的其他诉讼请求。空后司令部不服，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7）二中民终字第13399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但该案至今未执行完毕。2009年，易显京向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起诉空后司令部要求结算易某某住房公积金，该案中法院认定易某某在部队有16．9万元左右的住房公积金。2017年，易显京到涉案房屋居住，北京首欣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物业公司）向空后司令部反映该情况，空后司令部指使物业公司对房屋停电，易显京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物业公司排除妨害。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2017）京0105民初25216号民事判决：一、物业公司不得妨碍易显京对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公园西路×号房屋的正常合理使用；二、物业公司赔偿易显京损失二百元；三、驳回易显京其他诉讼请求。物业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京03民终7400号民事判决：一、撤销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5民初25216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易显京的诉讼请求。易显京认为，因该案二审改判理由为易显京与空后司令部就涉案房屋存在争议，需先确权，故提起本案诉讼。另，一审判决认定“上述合同签订后，易某某向空后司令部支付了263480元购房款”与事实不符，不是《售房协议》签订后交的263480元，而是《售房协议》签订前就交了96000元。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在建造完成时就已经被设立，因合法建造房屋的事实行为成就时，物权即发生法律效力，无需先进行登记，适用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条，这种以事实行为成就设立的物权已经被法律认可，且不以登记作为其生效的要件，即物权的法定原则，属于不动产物权变动须经登记方能产生法律效力之一般原则规定的一种例外情形。《售房协议》的实质仅是一个委托建房协议，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售房即物权转让合同，也就不能产生对物权变动的影响，更解决不了物权的归属问题，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部队保障部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易显京的上诉请求，其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1．易显京对购买涉案房屋的事实未予陈述，无论是交款证明还是双方签订的《售房协议》，均表明涉案房屋为买卖，不是集资建房。2．2004年3月涉案房屋交付给易某某后，张某虽和易某某办理离婚手续，但还在涉案房屋居住。3．2005年1月27日，空后司令部偿还了剩余贷款约13万元属实。4．认可易显京陈述的交款金额，但交的是售房款。涉案房屋未经登记，不发生设立物权的效力。易显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公园西路×号房屋的所有权归属易显京；2．判令部队保障部对易显京合法占有使用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公园西路×号房屋排除妨害（系占有排除妨害）。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3年3月20日，空后司令部作为甲方与易某某作为乙方签订《售房协议》，约定乙方自愿购买甲方朝阳公园×号房屋，住房总建筑面积123平方米，其中，户内面积103平方米，阳台面积10平方米，楼梯间面积5平方米，分摊其他公用面积5平方米，售房基准价为每平方米建筑面积2813元，本套住房总售价346000元；地下车位一个40平方米，每平方米1250元，车位售价5万元；乙方将所购住房全部交付甲方后（贷款以贷款金额到指定账户为准），甲方负责承建住房，完成后交给乙方；甲方负责协助办理产权登记手续，办理“房屋所有权证”所需费用，甲乙双方按照国家和军队的有关规定支付；乙方所购住房，依法进入房地产市场出租、出售时，按国家、军队及北京市有关规定执行；乙方应遵守空后住房管理规定，交纳物业管理费，对所购房不能擅自改变用途，装修住房时，应严格执行空后住房管理规定；为购买本住房，乙方在银行的个人住房贷款，由乙方按银行的规定准时偿还，坚守信用，如乙方不信守合同偿还贷款本息，甲方有权收回住房，由此造成的损失由乙方负责，本协议供贷款使用。上述合同签订后，易某某向空后司令部支付了263480元购房款（含房屋保险费等费用）。另，为购买房屋，易某某还办理了贷款，贷款金额为15万元。2005年1月27日，易某某死亡后，空后司令部代其偿还了剩余贷款，偿还金额约为13万元。现上述房屋的产权证尚未办理，购房款也并未结算。易显京系易某某之兄，易某某原系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部政治部指挥自动化工作站工程师，于2004年11月5日死亡。易某某之父母均先于其死亡，其生前无子女，除易显京外，无其他兄弟姐妹。1993年5月10日，易某某与张某登记结婚，2003年11月26日，二人到北京市东城区民政局办理了离婚登记。2006年5月15日，张某不服北京市东城区民政局民政行政登记，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北京市东城区民政局为其与易某某办理的离婚登记，该案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鉴于张某于2003年11月26日与易某某办理离婚登记时无民事行为能力，认定北京市东城区民政局实体办理结果错误，结合易某某已经死亡的事实，被诉离婚登记行为不具有可撤销的内容，故判决确认北京市东城区民政局于2003年11月26日为张某和易某某办理离婚登记的行为违法。该案二审法院经审理驳回了上诉，维持了原判。因部队改制，原空后司令部的建制被撤销，现由部队保障部负责营房保障职能。一审中，易显京提交《空后机关朝阳公园经济适用房住房分配签字表》、《×小区面积公示表》、物业费收据、能源费收据、装修协议、装修费收条、收据、燃气卡和燃气费票据，证明涉案房屋由易某某“购买”，且登记在易某某名下，易某某已于2003年3月实际占有、使用涉案房屋。部队保障部认可《空后机关朝阳公园经济适用房住房分配签字表》、《×小区面积公示表》的真实性，认可易某某生前按照经济适用房购买了涉案房屋并实际居住，不认可物业费收据、能源费收据、装修协议、装修费收条、收据的真实性和关联性；认可燃气卡和燃气费票据的真实性，但不认可关联性。一审中，易显京提交《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北京市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收费专用收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附件》，证明涉案房屋系合法建设的房屋，属于事实行为设立物权；北京朝阳公园开发经营公司只是名义上的建房人，易某某等参与了建房和交了房款的人才是真正的实际建房人，房屋建成后事实物权就已经产生了。部队保障部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但不认可事实上设立了物权，也不能证明易某某是实际建房人；因涉案房屋系违规建设，目前涉案房屋的性质无法确定，也未在管理部门办理过权属登记。一审中，部队保障部出具《证明》，内容为“2001年3月，空军后勤部与北京朝阳公园开发经营公司签订土地转让合同，购买北京朝阳公园开发经营公司所属的×小区31．6亩用地，建设空后机关干部住房。该小区是购买地方商品房用地，按军队经济适用住房价格向个人预收购房款开发建设的，未列入北京市和军委经济适用住房建设计划，属违规建设经济适用住房。目前，军委正对此类住房进行研究处理，该小区的住房性质待军委处理意见明确后才能确定。”易显京以超过举证期限为由，拒绝对该证明发表质证意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有两个，第一，易某某是否在生前取得了涉案房屋的所有权；第二，易显京是否有权要求部队保障部排除对其占有涉案房屋的妨害。针对第一个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且不论易某某与空后司令部签署的《售房协议》是买卖房屋还是集资建房，涉案房屋从始至终未取得房屋权属登记，从法律层面上，涉案房屋上并未设立物权。易显京主张房屋建成即取得物权的意见，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易某某生前并未取得涉案房屋的所有权，易显京作为其继承人，也无权要求确认其对涉案房屋的所有权。第二个问题，易显京是否有权要求部队保障部排除对其占有的妨害。首先，易某某生前并未取得涉案房屋的所有权，易显京也无权依据继承人的身份主张给予所有权的占有；其次，易显京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在易某某去世后，实际居住使用了涉案房屋。故易显京基于物权要求部队保障部排除其对涉案房屋占有的妨害，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但需要说明的是，易某某去世时，《售房协议》尚未履行完毕，现部队保障部作为空后司令部的承继主体，既未就《售房协议》是否继续履行或解除与易某某的继承人进行协商，也不能明确涉案房屋权属性质，故易显京作为易某某的合法继承人，有权依据合同关系另行主张易某某对涉案房屋的权利。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二百四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易显京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易显京负担（已交纳）。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审理过程中，易显京主张96000元是在签订案涉《售房协议》前交纳的。部队保障部在庭审中对于易显京主张的三笔已支付款项无异议，但认为属于售房款。经查，易某某于2001年8月13日支付了96000元，相应发票记载收费项目名称为“经济适用房购房款”；于2003年4月18日支付了150000元，相应发票记载收费项目名称为“经济适用房房款”；于2003年9月27日支付了17480元，相应发票记载收费项目名称为“购房款”。易显京在二审中明确：主张所有权的依据为涉案房屋系易某某参与的集资建房，案涉《售房协议》不是物权合同，是委托建房合同，以事实行为设立了物权；主张占有排除妨害的依据为其作为易某某的唯一继承人，继承了案涉《售房协议》，故其享有占有权。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二审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易显京是否有权主张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二、易显京是否能够在本案中主张占有排除妨害。一、易显京是否有权主张涉案房屋的所有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易显京主张案涉《售房协议》是集资建房而非房屋买卖，其所依据的证据仅为易显京与原空后司令部（2009）东民初字第01224号民事判决书中，空后司令部在答辩意见中所称的“易某某生前确实留有住房补贴，但是被告集资建房时，易某某购买了房屋，就该房屋的购房款问题还未进行结算……”的内容，并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但仅从上述陈述无法得出易某某与空后司令部就涉案房屋成立了集资建房的关系，且空后司令部在该案中亦明确陈述了易某某系购买涉案房屋。结合案涉《售房协议》、发票记载的收费项目内容，现有证据能够证明易某某与空后司令部之间为房屋买卖合同法律关系，故易显京关于易某某与空后司令部之间属于集资建房，易某某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因建造房屋的事实行为完成而设立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因涉案房屋尚未取得房屋权属登记，现难以认定易某某已经取得涉案房屋的所有权，故易显京作为易某某的继承人，其无权主张对涉案房屋的所有权。退一步讲，即使易某某与空后司令部之间为集资建房合同关系，双方之间成立的也仅为合同关系即债权关系，并不产生物权的效力。二、易显京是否能够在本案中主张占有排除妨害首先，易显京在本案中无权主张对涉案房屋的所有权，故其无权主张基于所有权的占有，亦不能据此主张排除妨害。其次，易显京二审中主张，其作为易某某的唯一继承人，继承了案涉《售房协议》，享有占有权，故在本案中主张占有排除妨害。本院认为，易显京以易某某继承人的身份，依据易某某生前与空后司令部签署的《售房协议》主张对涉案房屋的占有，认为部队保障部妨害了其占有，并要求部队保障部将张贴的封条去掉，允许易显京使用房屋。因原空后司令部的建制被撤销，现由部队保障部负责营房保障职能，故易显京的该项主张实际上系因与部队保障部之间基于合同法律关系而产生的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四十一条规定：“基于合同关系等产生的占有，有关不动产或者动产的使用、收益、违约责任等，按照合同约定；合同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依照有关法律规定。”易显京以易某某继承人的身份，基于案涉《售房协议》而与其所主张的妨害占有人发生争议，属于与合同相对方因涉案房屋的使用等行为发生的争议，其应当依据合同的约定，通过合同纠纷另行主张易某某对涉案房屋的权利。综上所述，易显京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易显京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晓东审 判 员 付 辉审 判 员 周 易二〇二〇年九月九日法官助理 徐 晨书 记 员 何昕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