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民终948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董国胜，男，1967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南部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欣，北京蓝鹏（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任昌建，男，1965年2月2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引忠，四川法赋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韶展，四川法赋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杜小英，女，1972年2月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引忠，四川法赋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韶展，四川法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容，女，1969年8月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杜建国，男，1969年1月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 上诉人董国胜、任昌建、杜小英因与被上诉人黄容、杜建国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2019）川0104民初71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董国胜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杜建国、黄容、杜小英、任昌建赔偿全部医疗费123867.51元。一审判决认定董国胜对受伤承担60%的主要责任，属于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一、没有证据证明董国胜当天受伤与饮用一瓶啤酒具有因果关系。董国胜当日只饮用一瓶低度啤酒，从事体力劳动者，吃饭饮用少量啤酒是正常情况，不会对劳动造成不良影响。董国胜受伤是因为没有安全设备。二、杜小英让董国胜干活只要求带上劳动工具，未提醒需要携带安全设备，运建渣的车辆系杜小英、任昌建联系的，董国胜从踏板上摔下是劳动工具存在安全隐患和缺乏安全设备引起的。三、董国胜饮酒，是杜建国、黄容提供的，其明知董国胜、任昌建下午要干活，还专门准备酒水，说明其相信饮酒不会影响干活，如果饮酒与事故发生有关系，那杜建国、黄容就应承担主要责任。且杜建国、黄容作为实际受益人，对工人未佩戴安全设备没有尽到管理和提醒义务。一审法院认定董国胜承担60%的责任，杜小英、任昌建承担30%的责任，杜建国、黄容承担10%的责任，属于严重责任划分错误，对董建国极不公平。 杜建国、黄容辩称，不认识董国胜，从董国胜开始干活到受伤都没有见过。董国胜最后一天才到，是自愿饮酒。 杜小英、任昌建辩称，没有承包工程，二人都是最基层的劳动者，只是介绍董国胜务工，董国胜自己清楚。 任昌建、杜小英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杜小英不承担责任，任昌建在10%比例内承担责任。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认定事实明显不客观、不公正。1.一审判决将农民工和包工头身份混淆，明显错误。任昌建、杜小英是典型的农民工，不存在雇佣他人的情形。2.一审判决改变了任昌建、杜小英的辩称意见以及董国胜及证人的证词，作出不利于任昌建、杜小英及董国胜的认定。一审法院通过裁判文书的不当措辞，错误把农民工变成长期专业从事装修业务的包工头或个体户，直接导致判决结果不公。二、一审判决因认定事实错误，导致认定法律关系错误和判决错误。任昌建、杜小英与董国胜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与杜建国、黄容之间不存在承揽关系，任昌建、杜小英、董国胜与黄容、董建国之间存在雇佣关系。1.董国胜在诉讼中承认与任昌建、杜小英无雇佣关系。董国胜明确陈述从事拆除劳务经杜小英介绍，介绍并非雇佣，是农民工之间的惯例。2.根据农民工之间介绍活路的惯例，农民工搭伙完成劳务，彼此不存在雇佣关系。3.无论杜小英、任昌建与杜建国洽谈的是点工还是包工，均不改变受雇于黄容、杜建国的事实。拆除一共13个工时，4500元费用扣除车辆运渣费用1200元，平均每人每天的报酬253.85元，与市场劳务价额一致，也与五个雇工陈述的每天260元一致，任昌建、杜小英没有赚取任何承包利润。承揽本质在于技术、设备及基于技术和设备对结果的质量要求，雇佣的本质是纯劳动，对结果没有技术含量和质量要求。4.从逻辑关系和一审庭审过程看，董国胜、任昌建、杜小英陈述每人每天260元事实应该采信，杜建国的陈述及其证人的证言不应该采信，一审判决错误采信任某、彭先留的证言。任某陈述杜小英、任昌建长期在其手中包工，但2018年一年中，杜小英、任昌建仅在任某处务工三次共11天，按天计算报酬，任某完全是虚假陈述。三、杜小英与任昌建不是雇主，不存在共同承担责任的法定事由，杜小英没有饮酒和劝酒，反而劝董国胜不要饮酒，其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任何责任。任昌建虽然饮酒，但没有劝酒，过错最小，希望在10%以下承担责任。 董国胜辩称，董国胜是到杜建国、黄容处务工，杜小英与杜建国、黄容沟通协商时董国胜不在场，董国胜与谁建立雇佣关系由法庭认定。不认可杜小英、任昌建只承担10%责任的主张。 杜建国、黄容辩称，拆除工程是以4500元的价格承包给杜小英和任昌建的，没有说是点工。 董国胜2019年7月1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黄容、杜建国、杜小英、任昌建共同支付董国胜受伤后已经产生的医疗费123827.51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杜建国、黄容系夫妻，苏智鹏系二人之子，成都市锦江区东光小区10-8幢1楼1号房屋登记在黄容名下。 杜建国因房屋装修，请任某帮忙。任某邀约杜小英、任昌建、彭先留同杜建国到房屋现场查看。各方查看现场后口头约定，房屋装修拆除由杜小英、任昌建负责，房屋重新装修由彭先留负责，并请杜小英、任昌建为拆除部分报价。为完成拆除工作，杜小英、任昌建邀约董国胜、郑秀珍、张朝明参与，约定工钱为260元／天／人。拆除期间，房屋钥匙由杜建国掌握，为工人开门。 2019年4月21日，董国胜参与拆除工作。当日午饭时，杜建国与任昌建、董国胜有饮酒。午饭后休息了约40分钟，董国胜、任昌建、杜小英、郑秀珍继续工作。随后，董国胜在转运建渣时从连接地面和运渣车的木板上跌落。董国胜摔伤后被送至中国人民解放军西部战区空军医院，住院治疗32天，2019年5月23日出院，共产生医疗费123867.51元。其间，黄容、杜建国向董国胜支付6000元。 任某出庭作证称，因杜建国的房屋需要装修让任某，任某与杜小英、任昌建均从事装修工作，以前有过合作，故叫杜小英、任昌建做装修拆除工作。在看现场时，任某有告知各方自己仅是介绍，费用直接由杜建国向杜小英、任昌建结算，若由任某承包，则费用就是杜建国与任某结算，且任某也未收取任何介绍费。任某与杜小英、任昌建之前合作时，均由杜小英、任昌建独自完成工程。类似装修工程一般按需做工天数报价，后续报价由杜建国与杜小英、任昌建协商，最后定价4500元，按照行业惯例，应为杜建国将装修拆除工作承包给杜小英、任昌建。 张某出庭作证称，其本人从事房屋拆墙等工作，与杜小英、任昌建系亲属，也有相互介绍业务，与董国胜做装修工程认识。杜小英告知有朋友介绍在前述房屋做装修拆除，并邀约张某一起，按260元／天结算。张某做工3天，由杜建国开门。若未发生事故，费用先由房东结算给杜小英、任昌建，再由杜小英、任昌建返给张某。 彭先留接受一审法院询问时陈述，2019年4月，任某告知彭先留及老任（不知具体姓名）在东光小区有房屋重新装修，由老任承包旧装修拆除、彭先留承包房屋装修。后来，房东与任某、杜小英、老任及其配偶、彭先留均到现场协商装修价格。其中，房东与任某、老任及其配偶商谈拆除价格，说的是承包价，大概是4000元至5000元；与彭先留商谈的房屋装修承包价，任某仅为介绍。因房屋旧装修拆除时发生事故，双方未签订合同，若要签订书面合同是彭先留与房东签订。 郑秀珍接受一审法院询问时陈述，郑秀珍与杜小英、任昌建因一起干活相识，双方都是独立干活，如有工作则互相通知。在前述房屋干活也是杜小英通知，工作内容为清运建渣。当日由房东开门，由杜小英、任昌建、郑秀珍及董国胜四人清运建渣，董国胜跌倒前是站在连接地面和车辆的木板上，具体跌倒过程未看到。因董国胜摔伤至今未结算工钱，按行业惯例，若结算是由杜小英向郑秀珍支付。 董国胜陈述，杜小英通知董国胜到前述房屋从事装修拆除，并约定由杜小英按260元/天标准支付工钱。事发当日一早即到现场，杜建国对此知情。 一审法院认定以上事实，主要采信了董国胜提交的身份证复印件、住院病历、出院证，证人任某、张某的证言，一审法院依职权对郑秀珍、彭先留的询问以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和庭审笔录。 一审法院认为，案件争议焦点为各方形成何种法律关系、赔偿责任承担问题。 当事人各方法律关系问题。根据已查明事实，杜小英、任昌建为从事家庭装修业务的个体，并负责案涉房屋装修拆除。任某虽有参与，但仅在前期进行介绍、沟通，并未实质进行房屋装修，任某也未在此过程中获取报酬。杜小英、任昌建二人直接与杜建国约定工作内容、报酬支付，符合承揽关系按照定作人指定，通过完成工作交付定作劳动成果为目的的法律特征。杜小英、任昌建辩称房屋装修拆除由任某承包，苏智鹏在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亦认可，除了自身陈述外，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即使苏智鹏有相关陈述，该陈述与任某、董国胜等人的陈述均不一致，对该辩称事由不予采信。故确认黄容、杜建国与杜小英、任昌建之间形成承揽关系。杜小英、任昌建邀约董国胜参与装修拆除，并约定按时计酬，对董国胜的工作时间、地点具有监督、支配权，董国胜仅提供劳动力，故杜小英、任昌建与董国胜形成个人劳务关系。 关于赔偿责任承担问题。董国胜作为劳务提供方在劳务过程中受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董国胜明知自己当日仍要进行建渣装运，且工作具有一定危险性，但仍在午饭时饮酒，虽饮酒不多，但对其操作安全仍有一定影响，对自身安全未尽到注意义务，存在明显过错，应承担主要责任。杜小英、任昌建作为接受劳务一方，董国胜饮酒时未进行劝阻，增加了事故发生的风险，且明知董国胜的工作有一定危险性，却没有配备必要的安全设备，也未对董国胜的工作安全予以重视，对事故发生具有过错，应承担次要责任。黄容、杜建国作为定作人，明知董国胜当日下午要继续工作，仍提供啤酒供饮用，其应当预知饮酒可能会对董国胜完成工作造成安全隐患，但未尽到审慎提醒义务，具有一定过错，应承担相应责任。 综上，根据过错程度确认杜小英、任昌建应承担30%责任，黄容、杜建国应承担10%责任，董国胜承担60%责任。董国胜就医产生医疗费123867.51元，董国胜主张医疗费金额为123827.51元，系对其自身权利的处分，予以确认。杜小英、任昌建应当承担医疗费37148.25元（123827.51元×30%），黄容、杜建国应承担医疗费12382.75元（123827.51元×10%），已支付的医疗费6000元予以扣减。 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第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黄容、杜建国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董国胜支付医疗费6382.75元；二、杜小英、任昌建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董国胜支付医疗费37148.25元；三、驳回董国胜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373元，由董国胜负担824元，黄容、杜建国负担137元，杜小英、任昌建负担412元。 二审中，当事人均无新证据提交。根据二审中当事人一致的陈述，本院认定以下事实：杜小英、任昌建等人拆除完房屋原有装修后，因清运建渣需要人手，杜小英通知董国胜参与。杜建国、任昌建、董国胜当日中午均饮用啤酒500ml以上。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和采信的证据和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和采信的证据一致，对一审法院已经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的主张，本案争议的焦点是：1.董国胜的劳务关系对方如何确定；2.侵权责任主体如何确定；3.赔偿比例如何如何确定。对争议焦点，本院分述如下： 董国胜的劳务关系对方问题。杜建国、黄容因重新装修住房需要先行拆除原有装修，与任昌建、杜小英洽谈达成一致，结合拆除的面积、内容及技术要求等，装修拆除工作不属于建筑法规定的工程，而且从最终结果看，拆除的劳动结束目的也就达到，不需交付相应的成果，该双方形成个人之间的劳务关系，一审判决认定为承揽关系不当。任昌建、杜小英在完成拆除劳务后形成的建渣需要清运，清运建渣事务又是任昌建、杜小英自己的事务，可以自行完成，也可以再接受他人提供劳务，又因为任昌建、杜小英从事的装修拆除和需要完成的建渣清运不属于生产经营活动，与其是务工者还是包工头没有关系，任何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均可以通过与他人协商一致后接受该他人提供的劳务。任昌建、杜小英因完成自己清运建渣事务所需，通知董国胜参与并向董国胜支付报酬，该双方也形成个人之间的劳务关系。任昌建、杜小英主张与董国胜之间没有劳务关系的上诉理由与事实不符，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侵权责任主体问题。任昌建、杜小英基于与董国胜之间的个人劳务关系，是适格的侵权责任主体，应当依照法律规定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一审判决已经确定杜建国、黄容是侵权责任主体，各方对此均未上诉，本院仍确定杜建国、黄容应承担侵权责任，其赔偿责任应根据过错确定。杜小英主张不承担侵权责任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赔偿比例问题。对任昌建、杜小英，《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个人之间的劳务关系不同于生产经营活动中的雇佣关系，前者接受劳务一方只承担与过错程度相当的赔偿责任，无过错则无需赔偿，后者雇主承担责任的归责原则是无过错责任，只有在雇员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况下才能免除或减轻雇主的责任。董国胜究竟是什么原因从连接车厢的踏板上摔下在本案中无法查清，可能是意外，也可能是董国胜疏忽大意的过失，还可能是董国胜不胜酒力导致注意力和控制力下降。任昌建、杜小英作为接受董国胜提供劳务的一方，在劳务过程中，明知己方需要接受劳务的内容必须通过踏板登高上车，没有提示可能的危险，还在午饭时陪同饮酒，存在过错，应当承担与其过错相当的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董国胜提供劳务的过程中，经过当日上午的工作，也明知劳务的内容具有一定危险性，还酒后作业，也存在过错，应当减轻侵权人的责任。一审判决确定任昌建、杜小英承担30%的责任与其过错程度及应当减轻责任的事实相符。对杜建国、黄容，《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杜建国、黄容虽不是直接接受董国胜劳务的一方，但劳务因杜建国、黄容的需求而起，而且可能与董国胜摔伤原因之一的饮酒过错中，酒水是杜建国、黄容提供的，并且杜建国陪饮，其过错程度与任昌建、杜小英相当，一审判决确定该二人承担10%的赔偿责任过低，本院根据其过错及应负的注意义务，确定杜建国、黄容承担30%的赔偿责任。董国胜、任昌建、杜小英对杜建国、黄容应承担更大责任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对符合法律规定部分予以支持，但任昌建、杜小英的理由不足以减轻己方应承担的赔偿责任。 董国胜受伤产生的医疗费123827.51元，由任昌建、杜小英和杜建国、黄容各按30%的比例赔偿，任昌建、杜小英赔偿医疗费37148.25元，杜建国、黄容赔偿医疗费37148.25元，扣除已经支付的6000元，还应支付31148.25元。 综上，董国胜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对符合法律规定部分予以支持；任昌建、杜小英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主要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部分不当，按份责任比例有误，应予变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2019）川0104民初714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杜小英、任昌建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董国胜支付医疗费37148.25元”、第三项“驳回董国胜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变更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2019）川0104民初714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黄容、杜建国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董国胜支付医疗费6382.75元”为：黄容、杜建国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董国胜支付医疗费 31148.25元。 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373元，由董国胜负担549.2元，黄容、杜建国负担411.9元，杜小英、任昌建负担411.9元。二审案件受理费，杜小英、任昌建上诉部分400元，由杜小英、任昌建负担，多预交的329元予以退回；董国胜上诉部分1019.1元，由董国胜负担815.3元，黄容、杜建国负担203.8元，多预交的1758.9元予以退回。当事人应分担的案件受理费，在履行判决义务时一并结算。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唐健 审判员  孙睿 审判员  郭静 二〇二〇年九月八日 书记员  朱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