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民终862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祖山，男，1962年5月7日出生，汉族，自由职业，住武汉市江岸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大坤，湖北景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余红伟，男，1968年7月13日出生，汉族，香港华裔设计顾问（深圳）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职工，住武汉市江岸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勇，男，武汉东方立信商务有限公司职工，住武汉市江岸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德丽，余红伟之妻，女，浙江方凯厨卫有限公司职工，住武汉市江岸区。上诉人李祖山因与被上诉人余红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20）鄂0102民初28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独任制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祖山上诉请求：一、撤销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20）鄂0102民初2830号民事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二、一审、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未形成新的借贷关系。余红伟起诉李祖山要求返还借款15万元，主要证据为《借条》，基于借条的内容，《借条》的真实背景应该是上诉人重新书写的该所谓“借条”仅是明确强调此前被上诉人余红伟出借款项15万元的借款人事宜，而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重新成立借贷关系。李祖山、余红伟以及案外人黄人华三人之间，黄人华与余红伟的借钱与还钱都是通过李祖山来完成，黄人华与余红伟之间并没有直接的经济往来，认定黄人华与余红伟之间存在过借贷关系的证据应该是黄人华向余红伟出具过借条，所以该借条并不是上诉人李祖山又向被上诉人余红伟借款15万元。二、原审庭审过程中，关于被上诉人余红伟所主张的其向上诉人李祖山以及案外人黄人华分别出借15万元，质证认定依据不足，致使严重不符借贷关系形成条件，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原审庭审过程中，被上诉人所提交的相应证据中，从未有过其向上诉人完成出借款项义务的相关证据。在庭审过程中，对上诉人替黄人华向上诉人所借款项15万元已经还清的事实双方均认可，但被上诉人所称其向上诉人以及黄人华分别出借款项15万元的主张，双方存在相反的意见。并且上诉人李祖山也曾多次要求被上诉人余红伟提供向其出借15万元的证据，但被上诉人从始至终均无法提供相关证据，仅仅是口述“…借给被告的钱具体我记不清了…”。三、被上诉人余红伟虽然提交过其与上诉人李祖山的多笔转账记录，但转账记录里从未提及是还借款，依据转账记录认定存在借贷关系，没有法律依据。被上诉人余红伟主张上诉人李祖山与其存在15万元未还借款的主要依据是李祖山定期按照月息2分的利率向其给付利息3,000元，倒推未还本金为15万元，没有法律依据。李祖山在2015-2018年间向余红伟转账多笔“6,000”、“3,000”及其他数额的款项，被上诉人主张这些款项均系偿还的借款利息没有相关证据，催促上诉人给付款项的聊天记录里也未提及要求偿还所谓“借款”。上诉人李祖山虽向法庭阐明，其向被上诉人余红伟的多笔打款（金额有3,000元、6,000元、500,000元、5,000元不等）系双方约定的工资以及工程业务费的抗辩意见，被原审法院以“缺乏充分证据”而未采纳，原审法院有举证责任倒置之嫌。四、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原审中，综合庭审以及被上诉人提供的主要证据，在没有借款给付相关证据的情况下，应该严格审核《借条》的书写背景、借贷的前因经过。原审法院仅依据（起码是有歧义的）《借条》以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部分转款记录、未核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资金往来情况，而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据此判决上诉人李祖山应向被上诉人余红伟还本付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余红伟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双方存在借贷关系，借条原件上没有段汉强的签字，段汉强的签字是李祖山在借条复印件上所签，是谁所签不清楚。一审时余红伟提供了十三组证据，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证据的真实性毋庸置疑。李祖山与黄人华各借了15万元，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余红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李祖山向余红伟返还借款150,000元；2、判令李祖山向余红伟支付从2018年11月13日至2020年5月12日借款利息57,000元；3、诉讼费由李祖山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余红伟与李祖山系熟人关系。黄人华系李祖山的朋友。2017年4月6日，李祖山向余红伟付款6,000元；2017年5月3日，李祖山向余红伟付款6,000元；2017年5月28日，李祖山向余红伟付款6,000元；2017年7月28日，李祖山向余红伟付款9,000元。2017年7月15日，李祖山向余红伟的银行账户付款100,000元；2017年7月19日，李祖山向余红伟的银行账户付款50,000元，两笔付款金额合计150,000元。2017年8月至2018年10月期间，李祖山向余红伟付款14笔，每笔3,000元。2018年4月13日，李祖山出具借条一份，内容为“李祖山借余红伟人民币壹拾伍万元整，月息2分。原替黄人华向余红伟借的款壹拾伍万元借条作废”，该借条右下角写有“原替黄人华借款以还清，证明人段汉强”。审理中，余红伟陈述李祖山、案外人黄人华各向其借款150,000元（共计300,000元），借款还款均由李祖山经手，在2017年7月之前李祖山一直按每月利息6,000元支付（300,000元本金，月息2%，2017年7月28日支付的9,000元包含6月的利息6,000元和7月的利息3,000元），2017年7月李祖山替黄人华还款150,000元后，就按月息2%每月支付3,000元直至2018年8月。审理中，李祖山承认其向余红伟借款150,000元属实，但主张已经偿还，并主张其在2017年8月至2018年10月期间的14笔打款（每笔3,000元）系工资及工程业务费。一审法院认为，余红伟与李祖山之间的借款合同关系合法有效。李祖山尚欠余红伟借款本金150,000元，应依约承担偿还借款本金的责任。余红伟要求李祖山偿还借款本金150,000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余红伟要求李祖山按照月息2%标准支付2018年11月13日至2020年5月12日期间的利息57,000元的诉讼请求，符合双方约定及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李祖山关于借款已偿还、14笔打款（每笔3,000元）系工资及工程业务费的抗辩意见，缺乏充分证据予以支持。余红伟提供的证据已经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实其诉讼主张；李祖山提交的证据不足以驳斥对方证据，无法证实其主张。对李祖山的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一、李祖山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余红伟偿还借款本金150,000元；二、李祖山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余红伟支付利息57,000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3,300元，减半收取1,650元，由李祖山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李祖山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为段汉强2020年8月25日出具的《证明》，拟证明李祖山于2018年4月13日书写的借条上所述的借款，李祖山已经清偿，借条系余红伟在李祖山还清之后要求李祖山重新签的；证据二为2017年1月26日李祖山向余红伟转款50万元的银行电子回单，结合双方其他的资金往来，拟证明李祖山与余红伟之间有频繁的业务往来，并有相应的转款凭证。余红伟质证认为，证人作证必须要当庭接受询问并签署保证书，证据一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求，余红伟认可2017年收到过15万元，但那是黄人华的15万元，不能代表李祖山的15万元款项已经还清，对真实性不予认可，该证据不能实现证明目的，请法院不予采信；对证据二的真实性不予以认可，不是新证据，是在一审之前早就存在的，余红伟要求李祖山还款是基于李祖山2018年出具的借条，既然李祖山称给余红伟的款项已经超付，李祖山早就应当出示该证据，该证据不能实现其证明目的。经质证，本院认为，李祖山提交的证据一实质上为证人证言，因证人未出庭，对其陈述，本院不予采信；李祖山向余红伟于2017年的转款，发生在案涉借条出具之前，与本案争议事实无关联，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余红伟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二审另查明，2018年4月13日，李祖山出具借条一份，内容为：“李祖山借余红伟人民币壹拾伍万元整，月息2分。原替黄人华向余红伟借的款壹拾伍万元借条作废”，余红伟写下“同意”，并签名签日期，李祖山签名签日期。余红伟陈述“2017年7月李祖山替黄人华还款150,000元后，就按月息2%每月支付3,000元直至2018年10月。”2017年7月28日，李祖山通过微信向余红伟发送汇款明细截图，并称“6月的6000元，7月的15万元水3000元共转付9000元”。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李祖山是否应向余红伟清偿15万元及相应利息。李祖山认可2018年4月13日所出具借条的真实性，但其一方面称一审法院未审核余红伟的款项交付、借贷关系未成立，一方面又称借条所指向的款项已经还清，观点前后不一。从借条的文义来看，是“替黄人华向余红伟借的款”的借条作废，而不是当日所出具的借条作废；从借条出具的时间来看，如借款已于2017年7月还清，李祖山却于2018年4月13日出具借条，而非余红伟向李祖山出具收条，有违常理；从李祖山向余红伟转款的交易习惯来看，双方经济往来频繁，但其中6,000元与3,000元的转款较有规律，李祖山虽称6,000元、3,000元是其支付给余红伟的工资、与本案无关联，但该陈述无证据证实，且李祖山自己2017年7月28日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指明了款项的性质和计算方式。结合以上以及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本院认为李祖山应向余红伟清偿15万元及相应利息，李祖山上诉认为借贷关系未成立、借款已经清偿的意见，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李祖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300元，由李祖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张文浩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六日法官助理胡海洲书记员杨俊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