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645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广东卫健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番禺区大石石北路644号巨大创意产业园19栋208单元。法定代表人：郭华东，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肖丹军，广东广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莫凤瑶，广东广诺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信惠州医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惠州仲恺高新区仲恺大道346号。法定代表人：杨少军。委托诉讼代理人：田璟，广东达伦（仲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白晶，广东达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东卫健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卫健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中信惠州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惠州医院）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3民初118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卫健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肖丹军，被上诉人中信惠州医院委托诉讼代理人田璟、白晶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卫健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中信惠州医院向卫健公司支付货款68613元，并承担逾期付款利息损失；3.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中信惠州医院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涉案合同关系应系同一个买卖合同关系，而非“多个独立的买卖合同关系的组合”，所有债务应视为一个整体进行结算。双方的合同关系是基于同一合同相对方，同一合同标的，即罗氏旗下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对应的仪器消耗品，包括比色杯、灯泡、试剂针、样品针、搅拌针及纯水机耗材等建立的合同关系，应视为同一买卖合同关系，其合作渊源可追溯到中信惠州医院的前身，即惠州协和医院，且中信惠州医院支付货款从未明确所对应的货款及发票，其所有债务应视为一个整体进行结算。（二）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双方的交易习惯基本能够确定，货款的结算是原告开具发票后的四到六个月”明显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对诉讼时效起算时间认定错误。由于双方当事人之间并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亦无证据证明双方对合同的履行期限进行约定，因此双方当事人之间成立履行期限不明的买卖合同关系，据卫健公司所整理的付款记录，2014年9月5日至2015年8月21日之间有一年时间未有回款记录，2017年6月至2017年11月之间均有多笔金额付款期限在六月以上，实际上双方之间并不存在所谓的开具发票后的四到六个月付款的交易习惯，以往的付款时间系中信惠州医院单方决定或经卫健公司催告之后支付的，双方当事人就结算期限未形成合意。而中信惠州医院付款时从未备注款项对应是哪一批次的货物，卫健公司将中信惠州医院每次支付的每笔款项与未付部分的款项进行冲抵，至最后一笔根据双方开票金额及已付款金额部分的差额进行统计，其诉讼时效也应从最后一笔发票出具之日起算诉讼时效。（三）中信惠州医院的员工代表于卫健公司起诉后积极与卫健公司的工作人员联系并进行账目核对，其对于是否存在未付款的货物提出质疑，但表示作为业内知名医院，且双方存在多年的业务合作关系，如确实存在未付款的货物，会依约支付相应货款，其在已作出履行支付义务的意思表示的前提下所作诉讼时效的抗辩应不予支持。卫健公司于2019年9月11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后，中信惠州医院即与卫健公司进行了多番沟通，其于庭前已经以其核账、电话沟通等方式表示愿意在核清账目、确认收到货物后支付相应款项，并安排财务人员谢路平与卫健公司进行核对，而一审法院就中信惠州医院是否收到涉案三笔货物已予以确认，在确认该笔货物已经收到的前提下，中信惠州医院应该按照其约定，遵从诚实信用的商业原则履行付款义务，其于庭上所作诉讼时效的抗辩，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即使诉讼时效已过，也应不予支持。中信惠州医院辩称：1.中信惠州医院已经向卫健公司支付了双方合作期间所有入库货物相对应的货款，不存在欠付货款的情形，更无须支付违约金。案涉货款分别发生在2013-2014年期间，在此之后双方之间均正常交易。中信惠州医院正常支付货款，卫健公司也从未催要过案涉三笔货款，若正如卫健公司所言，若资金未打款卫健公司未向中信惠州医院主张货款，不符合常理。其次，中信惠州医院从未正式授权任何员工向卫健公司就案涉货款作出任何承诺。事实上，中信惠州医院从未收到案涉货款的货物。卫健公司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2.中信惠州医院与卫健公司交易的每笔订单相互独立，无任何关联。每笔订单是独立的买卖合同关系，应分别计算诉讼时效。针对卫健公司所述，双方合作期间基于同一合同主体，中信惠州医院经核实发现并不属实。双方交易的产品种类不一，价格也不固定，故卫健公司所述价格与事实不符。其次，卫健公司仅是中信惠州医院众多供应商之一，双方合作期间没有签订任何统一的框架协议，也未就每月下单的产品类别及数量达成共识。中信惠州医院仅依据自身的需求，随机拟定采购计划。由材料库审批后制作采购计划单，发布不同的供应商进行采购。双方交易的每笔订单均经历了从下单、送货、验收、付款等独立完整的流程。每笔订单相互独立，无任何联系。订单的种类不一，是不同的买卖关系，故案涉三笔货款应依据交易惯例分别计算诉讼时效。3.本案已过诉讼时效，中信惠州医院与卫健公司双方交易习惯为4-6个月，一审法院对该事实认定清楚无误，依法应当维持原判。交易习惯应参考双方经常适用的付款周期进行判定。假设双方交易习惯如卫健公司所言，延长至开具发票后1年零6个月内支付货款，则案涉最后一笔货款也应当从2016年5月22日开始起算三年诉讼时效。显然卫健公司于2019年9月起诉已过诉讼时效。针对卫健公司在上诉状所称双方之间每次支付的货款与未付部分的款项进行冲抵与事实不符。若如其所言，则案涉依据卫健公司提交的证据中信惠州医院的对账明细可知中信惠州医院付款时均依据发票说对应的该批次的货物进行付款。不存在前后顺序进行冲抵的情况。综上所述，中信惠州医院从未欠付卫健公司货款，假设欠付货款也已过诉讼时效，依法不应得到支持。卫健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中信惠州医院立即向卫健公司支付货款68613元；2.判令中信惠州医院赔偿逾期付款68613元的利息损失给卫健公司（利息损失按年利率4.75%计算，货款自2018年6月14日起计暂计至2019年8月31日3747.22元，实际利息损失计至中信惠州医院付清全部货款日止）；3.判令中信惠州医院承担本案所有诉讼费用。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中信惠州医院向卫健公司购买体外诊断试剂及耗材，双方未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卫健公司在2013年3月29日至2018年1月15日期间多次向中信惠州医院交货，中信惠州医院在2013年8月30日至2018年6月14日期间多次向卫健公司支付货款。卫健公司提供其自行制作的对账明细，记载相应的销售及收款情况。卫健公司主张中信惠州医院未支付2013年3月29日发货单货款17199元、2014年8月28日发货单货款48242元、2014年11月21日发货单货款3172元，中信惠州医院则主张未收到上述发货单对应的货物。2013年3月29日及2014年8月28日发货单收货人处有“马伟明”字样签名，2014年11月21日发货单收货人处有“利惠婵”字样签名，中信惠州医院确认马伟明、利惠婵是中信惠州医院检验科的员工。卫健公司提交的顺丰速运月结单显示，卫健公司在2014年8月28日向中信惠州医院发出货物，卫健公司在2014年9月1日收到中信惠州医院的签收单，卫健公司在2014年11月26日向中信惠州医院发出货物，卫健公司在2014年11月28日收到中信惠州医院的签收单。卫健公司就上述发货单的货物已开出相应的增值税发票。庭审中，关于货款结算如何约定的问题。卫健公司称没有书面约定，中信惠州医院一般都是多笔货物一并结算；中信惠州医院称根据卫健公司提供的对账单明细，大致推断从卫健公司开票到回款的期间约为四个月。关于在中信惠州医院支付货款期间，卫健公司有否向中信惠州医院主张过上述三笔货款的问题。卫健公司陈述“没有，中信惠州医院从未明确针对单笔具体的发票进行结算，每次的结算都是针对多笔的货物进行结算，卫健公司自始至终只是将未付货款部分登记在案，双方是基于同一合同关系建立长期的买卖合同关系，所有债务视为整体，卫健公司自2018年1月15日之后，双方没有合作。2018年6月14日中信惠州医院最后一笔回款，经核算，中信惠州医院尚有货款没有结算。至与中信惠州医院财务人员核算后，最终确认未付款所对应的发票。中信惠州医院主张的诉讼时效及起算节点，应自2018年6月14日起算”；中信惠州医院陈述“根据双方长期的交易习惯，中信惠州医院均按顺序多笔合计付款；双方的交易是由中信惠州医院根据需求向卫健公司发放订单，每笔订单是独立的买卖合同关系，根据交易习惯，中信惠州医院在收到卫健公司开具的发票后安排付款，根据卫健公司提供的原中信惠州医院双方财务人员微信聊天记录显示，中信惠州医院从未收到卫健公司主张三笔货款的发票，因此中信惠州医院主张三笔货款在卫健公司提供的发票开具日期后四个月应为付款日期，距今均已超过诉讼时效。卫健公司知道也应当知道双方的交易流程，但怠于行使其权利，诉讼时效经过，其主张不应得到支持。”一审法院认为，卫健公司与中信惠州医院之间的买卖合同依法成立，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关于卫健公司主张中信惠州医院未付款的三批货物是否交付的问题。卫健公司提供了三批货物的发货单，发货单有中信惠州医院检验科员工的签名字样，并提供顺丰速运月结单证明向中信惠州医院发货的情况，还就上述三批货物开出相应的增值税发票。卫健公司主张已交付上述三批货物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一审法院依法认定该事实存在。中信惠州医院抗辩未收到上述三批货物，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双方对于货款的结算并未书面约定，根据卫健公司提供的对账明细显示，大部分货款结算是中信惠州医院在卫健公司开具发票后四到六个月内付款，并且是按顺序多笔合计付款。一审法院认定双方之间多次交易往来，是多个独立的买卖合同关系的组合，每个独立的买卖合同独立结算，根据双方的交易习惯基本能够确定，货款的结算是卫健公司开具发票后的四到六个月。卫健公司主张的三笔货款的发票开具日期分别为2013年3月29日、2014年8月28日、2014年11月21日，按照交易习惯中信惠州医院最晚结算三笔货款的日期应分别为2013年9月29日、2015年2月28日、2015年5月21日。卫健公司一直未向中信惠州医院主张上述三笔货款，直至2019年9月11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卫健公司主张中信惠州医院支付货款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二款、第一百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九十二条、第一百零八条规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2月4日判决：驳回卫健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609元，由卫健公司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无提交新证据。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本院针对卫健公司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法律适用进行了审查。鉴于一审法院对涉案货物交付问题予以确认并作详细论述，本院予以认可，不再赘述。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本案卫健公司主张的三笔未付货款的发票开具日期分别是2013年3月29日、2014年8月28日、2014年11月21日，其于2019年9月11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三年诉讼时效的规定,本案诉讼时效已届满，且中信惠州医院并未对尚付货款的事实予以认可，本案亦没有发生任何诉讼时效中断、中止情形，故一审法院认定本案已过诉讼时效，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卫健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09元，由广东卫健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丽华审判员  练长仁审判员  杨 凡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六日书记员  尤志华李玉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