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皖01民终476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滁州市振海水利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滁州市腰铺镇二郎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1036897786635。法定代表人：唐书童，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曹韩贞，北京盈科（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武钦殿，北京盈科（合肥）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秦正钊，男，1985年6月18日生，汉族，住安徽省庐江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顾宏保，男，1969年6月24日生，汉族，住安徽省庐江县。上诉人滁州市振海水利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滁州振海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秦正钊、顾宏保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庐江县人民法院（2019）皖0124民初32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滁州振海公司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秦正钊对滁州振海公司的诉讼请求；2.滁州振海公司不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秦正钊与滁州振海公司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一审判决判决滁州振海公司给付货款，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一）秦正钊以买卖合同纠纷起诉请求滁州振海公司给付货款证据不足。秦正钊以买卖合同纠纷起诉请求滁州振海公司货款，就应当提供秦正钊与滁州振海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及合同履行情况（包括应付和未付的货款）的证据，而秦正钊在一审未提供有关证据证明上述事实存在，仅提供了有顾宏保签字并加盖由顾宏保私刻的与滁州振海公司名称不符的所谓“项目部印章”的结算单。经一审庭审举证、质证可知，结算单是在起诉前为了起诉才制作的，这枚印章也是起诉前才加盖的，而且是顾宏保私刻的，滁州振海公司既不认可、也不知情。经滁州振海公司申请，一审法院调取了形成结算单的原始凭证。但从这些“原始凭证”看，其形成的时间远早于结算单。从一审庭审可知，原始凭证形成时秦正钊根本不知有滁州振海公司存在，顾宏保当时也不知道有滁州振海公司，更不认识滁州振海公司的人。可见，秦正钊的买卖合同根本不是也不可能是与滁州振海公司签订的，秦正钊与滁州振海公司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二）一审法院对滁州振海公司提供的证据和经申请法院调取的证据没有认证，未作审查核实，就武断的判决滁州振海公司承担责任，不但程序违法，而且认定没有证据支持。一审判决在“本院经审查认为”部分写道：“对于振海水利公司和顾宏保所提交的上述证据，因其待证事实，业经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生效判决书所确认，故在本案中依法不再作认证。”对证据不作审核认定，认定的事实就是没有证据，没有证据的事实就是凭空编造的事实，是错误的事实。（三）另案生效判决书认定事实，不能当然作为本案的事实。首先，一审判决书引用的合肥中院（2019）皖01民终5381号等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虽然与本案有关联，但不是同一案件，不能直接以此作为本案事实；其次，滁州振海公司认为上述案件认定的事实错误，已向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再次，《民诉法司法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五)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第二款有规定：第五项至第七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可见，“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是作为免除当事人举证责任的事实，是关于当事人举证责任的范围，即在当事人主张有“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后，当事人无需另行举证证明。而本案一审中，没有任何当事人主张“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也没有提出有合肥中院的生效判决；并且，即使当事人提出有生效判决，该判决认定的事实也是可以由“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对有关事实和证据不经举证、质证和认证不能直接作为本案的事实及定案的证据。本案中，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和滁州振海公司提供、法院调取的证据，法院均未经法院认证，直接作为本案事实，不但程序违法，而且认定事实缺乏证据，导致事实错误。二、顾宏保及其私刻的印章不能代表滁州振海公司。一审判决认定“此枚印章顾宏保曾用于对外结算、工作联系，具备对外公示的效力，故滁州振海公司应对秦正钊提供的石子所产生的相应法律后果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是错误的。首先，“具有对外公示效力”的表述法律含义不清，是代表滁州振海公司还是有权代理滁州振海公司？其次，该私刻的印章名称与滁州振海公司名称不符。滁州振海公司对顾宏保私刻印章一直不知晓，该私刻项目章从未被滁州振海公司使用过，也未被发包单位、政府部门或其他任何法定部门使用、接受、认可。至于违法私刻印章的行为人顾宏保曾用于对外结算、工作联系，与滁州振海公司无关，根本不具备所谓的“对外公示效力”，更不能把此印章的法律后果及于滁州振海公司。关于“加盖印章”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盖章行为的法律效力]中明确：“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应当主要审查签约人于盖章之时有无代表权或者代理权，从而根据代表或者代理的相关规则来确定效力”。即，盖章行为对外是否有效应源于盖章人是否有代理或者代表权限。具体结合本案分析：滁州振海公司中标庐江矾山镇工程、龙桥镇工程，并将两中标项目工程全部转包给卢铜，由卢铜负责两个项目的具体施工，至于顾宏保，滁州振海公司自始不知，未与之有过任何联系，顾宏保也曾当庭自认与滁州振海公司从不相识。关于涉案工程进展、施工情况由卢铜掌握，工程款由卢铜与滁州振海公司结算，工程款的支付具体操作是根据卢铜的申请直接拨付给卢铜，或者根据卢铜的申请和委托直接拨至给卢铜指示的账户。从申领农民工工资单可以看出，顾宏保是领取农民工工资的人，充分说明其只是众多具体施工人员中的一名，受卢铜的调令与派遣，与滁州振海公司没有关系。顾宏保在笔录中承认不认识滁州振海公司，滁州振海公司也从未授权顾宏保。在本案中，顾宏保与秦正钊达成买卖协议不是以滁州振海公司的名义，而是以个人名义，只是为了起诉在所谓的结算凭证上盖了私刻的印章；各当事人在达成协议及履行合同义务期间，均以顾宏保为合同相对方，合同义务履行的对象，只是与顾宏保发生关系，所以，顾宏保的行为根本就不是代理行为，而是一个典型的个人行为。因此，顾宏保在向秦正钊出具结款票据加盖私刻印章之时并无代理权限，顾宏保加盖私刻印章的行为效力不能及于滁州振海公司。所以，顾宏保既无滁州振海公司授权，亦非代理行为，更不构成表见代理，私刻印章不能因私刻人的违法使用，就能使其合法化并具有公示效力。一审法院以此私刻印章判令滁州振海公司承担责任，没有任何法律和事实依据。三、本案还存在起诉事实不清，请求的数额、供货的地点、时间、开票日期等证据存在相互矛盾，在原始凭证存在诸多问题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仅以顾宏保对该组证据认可便认定该组证据，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四、本案一审经两次开庭、法院还补充调取证据，案情复杂。基于本案的事实和复杂程度，一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且审限长达一年之久，明显违反法律规定。综上，一审中，滁州振海公司所举的证据已充分证明秦正钊与滁州振海公司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滁州振海公司不应承担付款的法律责任。一审法院审判程序严重违法，认定事实所依据的证据没有经过认证，导致认定事实没有证据佐证，认定滁州振海公司承担付款责任的事实错误，判决滁州振海公司承担付款责任错误。秦正钊辩称：滁州振海公司是中标方，现在出现问题，秦正钊是受害者，欠钱拖了几年了。但是滁州振海公司与顾宏保的问题没有解决好，对秦正钊而言，秦正钊是受害者。滁州振海公司的上诉是拖延时间，事实都是有证据的。秦正钊不认可滁州振海公司的上诉理由。顾宏保辩称：1.秦正钊向涉案工程供应修路建筑材料，一审法院已经进行了充分的庭审和质证，事实清楚，账目清晰。2.秦正钊的建筑材料送到了矾山镇杨山小学涉案项目部货场和黄屯黄大东搅拌站，在修路材料紧张的情况下，为案涉工程的主体完工做了保证。3.案涉工程系滁州振海公司伙同庐江合伙人卢铜采取串标围标方式低价谋得标的，其中标价格严重脱离现实价格，而后以15万的价格转给顾宏保施工。该工程主体完工后，严重超出了标的价格。4.项目部专用章是施工项目部向庐江负责人卢铜报备，并非私刻。在后期，滁州振海公司在庭审中用其形成的资料作为证据进行了庭审，从而认可。5.秦正钊向涉案公司所送建筑材料每车由项目部人员签收，而后集中汇总结算，整个过程都是几个人按程序完成，形成相互监督，事实清楚。6.卢铜是滁州振海公司的庐江合伙人，并非实际施工人，其管理滁州振海公司在庐江自2016年以来围标所得的十几个项目，手中有公司的公章，其一直代表公司，实施公司行为。7.项目部工作人员明确自身职责，严格分工，互相监督，对发生的各项施工业务都尽心施工，严格核算，不存在施工混乱。秦正钊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滁州振海公司、顾宏保支付秦正钊材料款377900元，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2017年，滁州振海公司先后中标庐江县矾山镇2017年省级畅通工程洪榜路等8条道路施工工程2标段、庐江县龙桥镇2017年畅通工程龙南路等14条道路施工工程，上述两工程的施工由顾宏保实际组织安排。因项目施工需要，顾宏保先后刻制“滁州振海水利建设有限公司洪榜路项目部业务专用章”、“滁州振海水利建设有限公司龙南路项目部业务专用章”，并对外用于工程相关业务结算。顾宏保为涉案两工程曾与滁州振海公司签订协议书、并出具承诺书，约定由顾宏保雇佣所有用工人员，涉案两工程安全责任和质量、税费、农民工工资、材料款、债权债务由顾宏保承担，顾宏保向滁州振海公司上交2%管理费用，自负盈亏。案涉工程施工期间，顾宏保向秦正钊采购黄沙、石子用于工程施工，所购黄沙、石子均由秦正钊运送至其指定地点。2018年1月30日，经结算，案涉工程项目部会计（袁先模）曾向秦正钊出具收据一份，确认秦正钊供应江沙计7058.7吨，每吨58元，价款为409400元；石子计979.8吨，每吨70元，价款为68500元，总价款计477900元。2019年1月20日，双方又重新进行了结算，袁先模另向秦正钊出具收据一张，确认尚欠秦正钊货款余款377900元，并加盖了“滁州振海水利建设有限公司洪榜路项目部业务专用章”。顾宏保亦在该收据上签名确认，并注明“滁州振海水利建设有限公司庐江龙南路工地”。顾宏保所提供的收货收据中，有伍份收据的出具时间分别是2017年元月2日、2017年元月12日、2017年元月13日、2017年元月14日、2017年元月14日，送货品种及重量分别是江沙45.4吨、石子44.72吨、石子45.34吨、石子39.8吨、江沙45.7吨，总计江沙91.1吨、石子129.86吨，总价款计14374元（91.1×58＋129.86×70）,其他收据出具时间均在2017年12月至2018年1月间。一审法院认为：案涉龙南路、洪榜路工程系振海水利公司中标承建，顾宏保为该工程的实际施工人。秦正钊向顾宏保案涉工程供应黄沙、石子，该事实有秦正钊提交的收据原件及顾宏保的当庭陈述为凭，予以确认。秦正钊所持有的结算收据上有顾宏保签名，并加盖有“滁州振海水利建设有限公司龙南路项目部业务专用章”，秦正钊完全有理由相信其即是向振海水利公司供应施工材料。本案中，“滁州振海水利建设有限公司龙南路项目部业务专用章”虽系顾宏保自行刻制，但此公章顾宏保曾用于对外结算、工作联系，具备对外公示的效力，故滁州振海公司应在其实际使用秦正钊材料款范围内承担付款责任。至于秦正钊所主张的货款是否与顾宏保同期承建的其他工程债务存在混同问题，亦是本案审理的关键。从顾宏保所提供的原始收据看，其中有5份收据的出具时间是在2017年元月份，该收据中虽有倪明等人的签名，同时秦正钊及顾宏保亦当庭一致认可该收据的出具时间系书写错误，但其对此均未能提供相关证据证明，故不能排除该债务与顾宏保其他工程债务存在混同的可能性，故不予采信。该14374元应从案涉欠款总额中剔除。综上，滁州振海水利公司应支付给秦正钊的货款为363526元（377900-14374）。顾宏保系案涉工程实际施工人，其向滁州振海公司出具的承诺书，承诺税费、农民工工资、材料款、债权债务等均由其承担，因该承诺书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可认定其具有债的加入的意思表示。因此，顾宏保应与滁州振海公司对上述363666元货款共同承担付款责任。对于下剩货款14374元，因顾宏保认可系用于其工程施工，故应由顾宏保承担付款责任。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滁州振海公司、顾宏保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给付秦正钊货款363526元；二、顾宏保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给付秦正钊货款14374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970元，减半收取3485元，由滁州振海公司、顾宏保共同负担3376元，顾宏保另负担109元。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2019年7月8日，一审法院作出中止诉讼裁定。本院认为：案涉龙南路、洪榜路工程是滁州振海公司以其名义中标承建，顾宏保为实际施工人。秦正钊向案涉工程项目部提供了黄沙、石子，项目部出具结算收据，加盖了“滁州振海水利建设有限公司龙南路项目部业务专用章”，并有顾宏保及项目部其他工作人员签字，而案涉龙南路项目实际由滁州振海公司中标，实际施工人顾宏保对上述收据亦予以认可，秦正钊有理由相信系滁州振海公司向其购买黄沙、石子。案涉收据加盖“滁州振海水利建设有限公司龙南路项目部业务专用章”，现滁州振海公司不能证明所供材料用于顾宏保其他非滁州振海公司中标的工程。因此，一审法院判令滁州振海公司应在其实际使用秦正钊材料款范围内承担付款责任，并无不当。顾宏保出具的承诺书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可认定其具有债的加入的意思表示。因此，一审法院对顾宏保责任的处理，亦无不当。在一审中，曾有中止审理情形，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五条规定的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综上，滁州振海公司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752元，由滁州市振海水利建设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罗 钢审判员 钱爱民审判员 王 倩二〇二〇年九月四日法官助理陈庆宾书记员许晓童附：本案适用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五条下列情形，可以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一）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的；（二）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未回避的；（三）无诉讼行为能力人未经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的；（四）违法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