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594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高家强，男，住湖北省广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闫涛，北京市北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古道宏盛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崔各庄乡马泉营村委会西北500米。诉讼代表人：北京市企业清算事务所有限公司，北京古道宏盛物流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委托诉讼代理人：骆建华，男，汉族，北京市企业清算事务所有限公司职员，户籍地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博，男，北京古道宏盛物流有限公司法务主管，住北京市通州区。原审第三人：柳林县华泰洗煤焦化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柳林县成家庄镇张家庄村。法定代表人：郝志海，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冯磊，山西熙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山西金通焦化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长治市潞城市史回乡王里堡村。法定代表人：刘建。上诉人高家强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古道宏盛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古道宏盛公司）、原审第三人柳林县华泰洗煤焦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泰公司）、山西金通焦化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通公司）破产债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5民初815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家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高家强的全部一审诉讼请求。主要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判决中“应该赋予湖北高院对运费是否发生及是否应该由古道宏盛公司负担的认定既判力，本院作为后诉法院，亦应该承认前诉法院对此问题认定的既判力”的认定是错误的。湖北省高院（2017）鄂民再109号《民事判决书》明确认定高家强如有证据证明由其实际负担了案涉的120万元运输费，并且应当由他人最终负担该笔运输费，其可以另案主张。二、一审法院不采信李铭证言的理由不成立。李铭证言中明确表示，中信信通宁波分公司委托高家强代其支付运费120万元，应由古道宏盛公司返还给高家强。李铭陈述的事实和高家强所述完全一致，且与高家强跟金通公司签订的《协议》约定内容相互印证，足以证明其证言的真实性。三、现有证据已能充分证明高家强支付了涉案的120万元运费，且运费应由古道宏盛公司承担。根据金通公司开具的运输费《收据》可知，高家强已经实际分四次共向金通公司支付了120万元煤炭运输费。高家强与金通公司签订的《协议》第一条约定：“中信信通宁波分公司委托高家强支付华泰公司发往金通公司的精煤运输费120元/吨”。虽然该《协议》由金通公司与高家强签署，但当时金通公司由古道宏盛公司监管，完全由古道宏盛公司控制，因此，该《协议》系古道宏盛公司真实意思表示。一审时，高家强提供的广水市人民法院给李铭和马雷所作的《调查笔录》中，二人分别作为第三人金通公司和古道宏盛公司的领导，也均认可高家强代古道宏盛公司垫付120万元运费是客观事实，前述证据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高家强支付了120万元运费的事实。一审法院未对120万元运费应实际由古道宏盛公司承担予以查明。在案涉交易中，真正的煤炭交易方只有华泰公司和宁波分公司，宁波分公司系该批煤炭的最终买受人，运费应由其承担。四、高家强要古道宏盛公司支付8万元差价款的请求应予支持。古道宏盛公司监管金通公司后，利用金通公司设备代加工焦炭，因加工焦炭需要煤炭，故古道宏盛公司需要购煤，但当时古道宏盛公司缺乏资金，为解决资金问题采取以下方式购煤，由古道宏盛公司向华泰公司以565元/吨的价格购煤，延后付款，高家强再以567元/吨的价格向古道宏盛公司购煤并运送至金通公司，预付货款，古道宏盛公司与金通公司以575元/吨的价格签订精煤采购协议。通过前述交易情况可以看出，高家强能获得的收益只有567元/吨与575元/吨之间8元/吨的差额。1万吨煤炭高家强实际能获得的收益仅8万元，因此，收益应归高家强所有。五、一审法院对诉讼参加人的身份认定有误。金通公司未参加庭审，亦未向法院递交书面文件，但判决书却称金通公司进行了答辩，而华泰公司参加了庭审并向法院递交了书面证据，但判决书却称华泰公司既未参加庭审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有误，请二审法院依法支持高家强的上诉请求。古道宏盛公司辩称，同意一审法院判决，不同意高家强的上诉请求。李铭不是古道宏盛公司的员工，不认可其证人证言。马雷曾是古道宏盛公司的部门经理，其涉嫌刑事犯罪，已经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根据高家强提交的证据显示，协议的签订主体是高家强和金通公司，根据合同相对性，应该由高家强和金通公司承担合同义务。协议中没有古道宏盛公司签字或盖章，高家强也无证据证明古道宏盛公司对金通公司进行的监管。煤炭买卖合同的双方主体是金通公司和古道宏盛公司，根据合同约定，古道宏盛公司不应承担运输费，而是由金通公司承担。关于8万元差价的问题，古道宏盛公司对于此事不认可。华泰公司述称，同意一审判决，请求维持一审判决。华泰公司与古道宏盛公司分公司存在购销关系，但是双方的合同已经全部履行完毕，合同约定的交货方式是自提，所以高家强主张的运费与华泰公司无关。金通公司未发表意见。高家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确认高家强对古道宏盛公司享有债权2861013元（其中债权128万元、利息1581013元），要求古道宏盛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古道宏盛公司原名称为中信信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2017年1月6日经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朝阳分局核准，公司名称变更为古道宏盛公司。2014年7月26日，高家强与中信信通宁波分公司签订一份精煤采购合同，约定：中信信通宁波分公司销售精煤2万吨给高家强，单价为567元／吨（此价格为现汇价，包含增值税发票、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票、含煤炭销售票结算价格），交货期限为6个月，交货地点为山西金通公司，每5000吨为一个结算批次，分批次加权平均结算。高家强向中信信通宁波分公司预付50％货款5670000元，若6个月内未完成交易，卖方退还买方预付货款。2014年7月26日，中信信通宁波分公司与金通公司签订一份精煤采购合同，约定：中信信通宁波分公司销售精煤1万吨给金通公司，单价为575元／吨（此价格为现汇价，包含增值税发票、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票、含煤炭销售票结算价格），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个月内完成交易，交货地点为华泰公司，自发货之日起，30天内结算全额货款，卖方违约按照延迟给付货款金额每日1‰计算违约金。2014年7月27日，高家强与金通公司签订一份代付运输费协议，约定：中信信通宁波分公司委托高家强支付华泰公司发往金通公司的精煤运输费120元／吨，由高家强预付给金通公司，货物结算后金通公司代高家强支付运输费，高家强与金通公司不再合作后，金通公司在7至10个工作日内归还高家强预付的运输费。如金通公司未按本协议规定的时间归还高家强预付的运输费，按照延迟付款金额每日1‰计算违约金。2014年7月26日，中信信通宁波分公司与华泰公司签订一份精煤采购合同，约定：华泰公司销售精煤1万吨给中信信通宁波分公司，单价为565元／吨（此价格为现汇价，包含增值税发票、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票、含煤炭销售票结算价格），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个月内完成交易，交货地点为华泰公司，自发货之日起，30天内结算全额货款，卖方违约按照延迟给付货款金额每日1‰计算违约金。2014年7月24日，高家强向中信信通宁波分公司交付预付货款5670000元。高家强于2014年7月25日、2014年8月12日、2014年8月13日、2014年8月24日分别向金通公司预付运输费30万元、10万元、40万元、40万元，合计120万元。后金通公司将120万元运输费退给高家强。2014年8月26日，中信信通宁波分公司结算单显示，华泰公司共向中信信通宁波分公司销售精煤9977．52吨，单价567元／吨，结算货款5657253．84元。2014年8月26日，金通公司结算单显示，中信信通宁波分公司共向金通公司供应精煤9977．52吨，单价575元／吨，结算货款5737074元（不包含120元／吨）。2015年，高家强在湖北省广水市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广水法院）起诉古道宏盛公司、中信信通宁波分公司、第三人金通公司，要求中信信通公司和中信信通宁波分公司共同返还货款4674376．40元、违约金1742740元。广水法院作出（2015）鄂广水民初字第00974号民事判决书，认为：关于120万元运输费是否应该由古道宏盛公司、中信信通宁波分公司返还给高家强的问题。2014年7月27日高家强与金通公司签订了一份代付运输费协议，协议约定高家强支付华泰公司发往金通公司的精煤运输费120万元，由金通公司代高家强支付运输费。高家强将120万元支付给金通公司后，金通公司将120万元运输费退还给高家强，由高家强给付案外人。高家强与金通公司签订代付运费协议不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与案件事实不符，双方之所以这样约定，金通公司拥有开具运输发票资质。中信信通宁波分公司与案外人华泰公司签订的精煤买卖合同交货地点为华泰公司。高家强与中信信通宁波分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约定的交货地点为金通公司，双方没有约定华泰公司至金通公司精煤运输费谁承担，故双方对120万元运输费负担产生争议。《合同法》第125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从高家强与中信信通宁波分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中没有运输费负担的明确约定，从该合同交易目的来解释合同未约定条款，探求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当事人订立合同都是为了达到一定目的，合同的各项条款及其用语均是达到该目的的手段，确定合同用语的含义乃至整个合同内容须符合合同的订立目的。高家强与中信信通宁波分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实际上中信信通宁波分公司是精煤买方，而高家强是卖方，高家强出资由中信信通宁波分公司从华泰公司处购买精煤，高家强负担运输费，运输精煤到中信信通宁波分公司指定交付交付金通公司，完成精煤卖方交付义务，从而赚取差价款，这是高家强与中信信通宁波分公司签订合同的目的。根据这个交易目的，假设双方约定由高家强负担运输费120万元，则高家强虽赚取了精煤差价不足10万元，但是承担120万元运输费，这样履行合同高家强要承担接近110万元的交易亏损，不符合交易为赚钱的目的，从而从反面证明双方签订精煤买卖合同双方约定由中信信通宁波分公司负担运输费才是交易目的，也是符合双方真实合同意思表示。高家强与中信信通宁波分公司签订的买合同运输费120万元由中信信通宁波分公司负担。判决：古道宏盛公司给付高家强货款3370000元、运输费120万元，并承担违约金1717776元、赔偿承兑汇票贴息损失40000元。古道宏盛公司、中信信通宁波分公司不服前述判决，向湖北省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随州中院）提出上诉，随州中院作出（2015）鄂随州中民二终字第000149号民事判决书，关于高家强垫付的煤炭运输费120万元的借款人确认问题。首先，从高家强与山西金通公司之间签订的《协议》来看，该协议约定了由高家强将运费120万元预付到山西金通公司，货物运输结算后，由山西金通公司向实际承运人高家强支付运费。其次，高家强与山西金通公司签订的《协议》中约定“中信信通宁波分公司委托甲方（高家强）支付华泰公司发住乙方（金通公司）的精煤运输费120元／吨”，虽然中信信通宁波分公司没有在该协议签章，但协议经过了金通公司签章认可。且该协议内容与古道宏盛公司原副总经理张昆在笔录中陈述“120万元运费是古道宏盛公司邱天才要求高家强打给金通公司，由金通公司代高家强给我公司开具发票”的内容相符，结合高家强与中信信通宁波分公司约定的交货地点是山西金通，表明运费是代中信信通宁波分公司垫付。第三，协议虽约定由乙方（金通公司）在双方合作关系结束后7至10个工作日返还高家强运费预付款，因高家强受古道宏盛公司委托将款垫付至金通公司，该款高家强有权要求中信信通宁波分公司返还。综上，二审法院认为高家强代中信宁波分公司垫付运费120万元。最终判决撤销广水法院的判决，改判古道宏盛公司向高家强支付借款457万元并承担利息及违约金1717776元。古道宏盛公司、中信信通宁波分公司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湖北高院）提出再审申请，湖北高院作出（2017）鄂民再109号民事判决书，湖北高院再审认为，综合当事人诉辩意见，并经当事人确认，再审的争议焦点为：1．古道宏盛公司应否返还高家强购煤款3370000元；2．案涉120万精煤运输费是否应当由古道宏盛物流公司承担及其数额多少；3．古道宏盛公司是否应当对高家强承担迟延付款的违约金及违约金的标准。具体评析如下：（一）关于古道宏盛公司应否返还高家强购煤款3370000元的问题。高家强与中信信通宁波分公司于2014年7月26日签订的《精煤采购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应当作为确定各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依据。根据该合同第十条“如6个月内未完成交易，卖方退还买方预付货款”的约定，截止合同约定的6个月期限届满之日止（即2015年1月26日），中信信通宁波分公司需完成销售精煤2万吨给高家强的交易，否则应当在期限届满次日（即2015年1月27日）退还高家强预付的货款。高家强仅购得精煤9977．52吨，故中信信通宁波分公司需依约返还高家强交付预付货款567万元。根据法院查明事实，中信信通宁波分公司于2014年11月17日、12月16日，2015年1月8日、2月13日分批退还高家强共计2300000元。依据前述合同约定，中信信通宁波分公司须于2015年1月27日退还高家强剩余的预付货款3370000元。因中信信通宁波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原审判决认定由其总公司古道宏盛公司给付高家强货款3370000元并无不当。（二）关于案涉120万精煤运输费是否应当由古道宏盛公司承担及其数额多少的问题。对于案涉120万元的精煤运输费问题，系高家强与山西金通公司于2014年7月27日签订的代付运输费《协议》约定。虽然该《协议》中记载有“中信信通宁波分公司委托甲方（高家强）支付华泰公司发往乙方的精煤运输费120元／吨”，但并无中信信通宁波分公司同意承担相关运输费且授权委托高家强代为支付的相关授权委托手续。虽然原中信信通公司副总经理张昆证言表明120万元运费系高家强垫付，但张昆并非公司法定代表人，亦无证据佐证张昆相关证言的真实性。故对于高家强关于案涉120万元运输费应当由中信信通宁波分公司负担的主张，湖北高院不予支持。而且，根据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高家强先行支付的120万元运费已经由山西金通公司返还给高家强。对于该120万元运输费问题，高家强如有证据证明其已经实际负担，并且应当由他人负担该笔运输费，可以另案主张。（三）古道宏盛公司是否应当对高家强承担迟延付款的违约金及其标准的问题。根据高家强与中信信通宁波分公司之间的《精煤采购合同》约定，在中信信通宁波分公司未能完成合同约定的交易量时，应当在6个月期限届满之次日（即2015年1月27日）退还高家强预付的货款，但对于迟延付款的违约金并无约定，亦无其他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对于迟延付款的责任及利息承担事后达成一致意见。原审判决参照高家强与山西金通公司之间约定“乙方未按本协议规定时间内归还甲方预付运输款，按所延误预付运费款金额的1‰，按日支付罚金”来认定中信信通宁波分公司应当对高家强承担迟延付款的利息及违约金问题，缺乏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考虑到高家强因中信信通宁波分公司迟延付款337万元所产生的资金占用损失，湖北高院酌定由中信信通宁波分公司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从该笔款项应当返还之日（即2015年1月27日）起，向高家强承担337万元的利息。综上所述，古道宏盛公司、中信信通宁波分公司的再审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随州中院（2015）鄂随州中民二终字第000149号、广水法院（2015）鄂广水民初字第00974号民事判决；二、古道宏盛公司返还高家强3370000元并承担相应的利息（从2015年1月27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三、驳回高家强的其他诉讼请求。2017年，深圳市商贸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商贸通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古道宏盛公司破产，一审法院于2017年9月28日作出（2017）京0105破18号裁定书，受理商贸通公司对古道宏盛公司的破产申请，指定北京市企业清算事务所有限公司为管理人。高家强向管理人申报债权，管理人不予确认。2017年，高家强再次向广水法院起诉，要求古道宏盛公司支付120万元运费及差价8万元，广水法院查明一审法院已经受理古道宏盛公司的破产案件，遂将案件移送一审法院审理。在广水法院审理中，广水法院法官曾找马雷、李铭核实过情况。马雷称其在2017年8月份之前为古道宏盛公司总经理助理，古道宏盛公司与金通公司是贸易关系，古道宏盛公司对金通公司进行监管，与古道宏盛公司有关的焦炭业务出货、收货、财务资金都由古道宏盛公司派员采集数据，古道宏盛公司在金通公司的业务资金由古道宏盛公司财务人员和金通公司财务人员一起办理。古道宏盛公司副总经理张昆介绍高家强给公司，具体价格由金通公司李铭与高家强谈，金通公司李铭应该更清楚具体事宜。李铭称其为在2014年4月份至11月份在金通公司工作，担任总经理职务，古道宏盛公司与金通公司之间是煤炭供应商的关系，中信信通宁波分公司委托高家强支付煤炭运费每吨120元，由高家强预付到金通公司，过磅后金通公司支付给司机，运费应该由中信信通宁波分公司返还给高家强。诉讼中，高家强称其将运费交付给金通公司后金通公司将运费退还给了高家强，高家强现场向货车司机发放了运费，共计支付120万元。高家强提供了煤炭同意调运单、提货单、过磅单，认为过磅单系其支付运费的凭证。一审法院认为，该案中高家强主张中信信通宁波分公司应该向其支付煤炭差价款8万元、运费120万元，但是高家强与中信信通宁波分公司之间就两部分费用的承担并无书面约定。高家强作为主张对方应支付费用的一方，应该向法院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否则应该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关于120万元的运费。该案的争议曾经过湖北省三级法院的审理，最终湖北高院对本案作出了再审终审判决，支持高家强返还预付款请求，驳回了高家强要求支付120万元运费的请求。同时，该判决认为“高家强如有证据证明其已经实际负担，并且应当由他人负担该笔运输费，可以另案主张。”在湖北高院驳回其运费请求后，高家强提起了本案诉讼。湖北高院判决驳回了高家强要求古道宏盛公司支付运费的请求的理由，可以推断出湖北高院认为高家强未能证明其已经实际支付了运费，亦未能证明运费应该由中信信通宁波分公司负担。虽然此论述并未出现在湖北高院判决书的主文中，但此论断系判决书主文驳回高家强其他诉讼请求的基础，故应该赋予湖北高院对运费是否发生及是否应该由古道宏盛公司负担的认定既判力，一审法院作为后诉法院，亦应该承认前诉法院对此问题认定的既判力。相较前案诉讼，在本案中高家强提交了广水法院工作人员对马雷、李铭的谈话笔录，马雷称李铭对高家强与中信信通宁波分公司的煤炭交易更清楚，李铭称高家强向金通公司支付运费，后金通公司向货车司机支付运费。本案中高家强称运费由其用现金支付给了货车司机，李铭关于运费的陈述甚至与高家强不符，故一审法院对李铭的陈述不予采信。高家强对其向货车司机支付现金一节，向一审法院提供了过磅单，过磅单记载了煤炭的重量，运费与运输的重量有关，但过磅单属于承运方与收货方就货物数量问题的结算，并未直接反映出运费负担的问题。如果高家强向运输方支付了运费，运输方应该向高家强交付相应的收款凭证，但本案中高家强未提供司机收款的凭证。且，诉争煤炭并非1万吨的整数，相应的运费也不应该是120万元的整数。综上，高家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已经实际负担运费，亦未能证明运费应该由中信信通宁波分公司负担。高家强要求确认120万元运费债权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高家强要求古道宏盛公司支付8万元差价款的请求。古道宏盛公司作为商事主体，可以通过低买高卖行为赚取差价，高家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应该收取本应由古道宏盛公司享受的差价款。高家强的此项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于2019年12月26日判决：驳回高家强的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涉案120万元运费是否系高家强实际支付以及该笔运费的最终负担主体。争议焦点一，涉案120万元运费的支付主体问题。高家强主张该笔运费由其实际支付，本院认为根据高家强提供的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其该项主张。理由如下：第一，高家强对此虽提交了过磅单，证明运费系其现场向货车司机进行发放，但过磅单系对于货物数量的记载凭证，而非支付运费的直接证据，故过磅单客观上无法单独起到证明高家强已实际支付涉案运费的证明目的。第二，高家强亦自认其将运费交付金通公司后，金通公司将运费退还给了高家强，虽高家强同时称其现场向货车司法发放了运费，但该陈述与李铭所述运费支付情况并不一致，而案件的事实具有唯一性，高家强作为主张支付运费的一方，与在案其他证据对于案件事实作出相悖表述的情况下，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且在金通公司未参加本案诉讼的情况下，本院难以认定高家强系运费的实际支付主体。争议焦点二，涉案120万元运费的负担主体问题。如争议焦点一所述，在高家强主张涉案120万元运费系其支付的主张尚不足以被采信的情况下，其自然无权主张由古道宏盛公司向其支付该笔款项。且高家强主张由古道宏盛公司承担该笔运费的主要依据为2014年7月27日高家强与金通公司签订的代付运输费协议，但该协议的主体并非古道宏盛公司，古道宏盛公司此后亦未对该笔运费应由其负担另行作出明确的意思表示，故本院无法以他人之间的协议作为课以古道宏盛公司义务的依据。另，广水法院曾向马雷、李铭对本案所涉部分事实进行核实，李铭称运费应由中信信通宁波分公司返还给高家强，且马雷也称古道宏盛公司与金通公司是贸易关系，古道宏盛公司对金通公司进行监管。对此，本院认为，李铭虽担任过金通公司总经理职务，但其陈述无法视为金通公司的意思表示，即使两个公司之间存在监管关系，但古道宏盛公司与金通公司系两个独立的民事主体，李铭的陈述亦无法及于古道宏盛公司。综上，一审法院认定高家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已实际负担运费，亦未能证明运费应由古道宏盛公司负担，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高家强主张古道宏盛公司支付8万元差价款一项，高家强虽主张由于古道宏盛公司资金问题，由高家强以预付款的方式购煤并由此获取差价，但仅为其陈述，高家强并未能提交证据支持该项主张。且据在案数份精煤采购合同，系中信信通宁波分公司以低价向华泰公司购煤，加价后作为销售方分别与高家强及金通公司签订合同，从证据上无法得出应由高家强占有该笔差价款的结论，故一审法院认为高家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应收取本应由古道宏盛公司享受的差价款，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高家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9688元，由高家强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玉娜审 判 员 沈 放审 判 员 贾 旭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五日法官助理 向 玗法官助理 张思齐法官助理 黄晓宇书 记 员 陈 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