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晋08民再6号 抗诉机关山西省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王琴，（又名王勤），女，1957年9月8日出生，汉族，河南省沈丘县人，现住运城市盐湖区。 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赵才民，（又名赵彩民），男，1951年1月5日出生，汉族，现住运城市盐湖区，系王琴丈夫。 以上二申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范斌，山西君越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二申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黄云霞，山西黄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王格贤，女，1967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 委托代理人：王兵泽，山西淳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哲，山西淳正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申诉人王琴、赵才民因与被申诉人王格贤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7）晋08民终2339号民事判决，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山西省人民检察院认为本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以晋检民（行）监[2019]14000000157号民事抗诉书向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5月20日作出（2020）晋民抗7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运城市检察院指派检察员裴国勇、郑骞出庭。申诉人王琴及二申诉人的委托代理人范斌、黄云霞，被申诉人王格贤及其委托代理人王兵泽、王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晋08民终2339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理由如下： 一、终审判决认定王格贤与王琴、赵才民之间案涉借贷总额达2755000元之巨，缺乏证据证明。王格贤在本案原审期间分别提供了“部分转款和银行支付凭条”以及《王格贤民间借贷案原被告经济往来明细清单》，这也是判决确认双方在2010年至2014年期间发生多笔借贷金额总和的依据。综合分析王格贤提供的相关银行账户流水和转账支付凭条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部分银行账户流水和支付凭条仅能证明王格贤、刘龙某在一定时间内发生过一定额度资金的现存和支取行为，至于该期间现存和支取资金的流向和作用，在并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不能当然认定为王格贤将相应款项借贷给王琴、赵才民夫妇。如：王格贤2013年3月22日在其中国工商银行账户支取人民币50000元，2013年3月9日支取35000元，2012年11月28日支取30000元，2014年4月13日在中国邮储银行账户支取100000元；王格贤丈夫刘龙某2013年9月2日在其中国农行账户支取100000元，2014年4月14日当日现存50000元后当日又支取等。上述支取行为只能证明该期间王格贤、刘龙某存在一定额度资金的流转，并不能证实相关资金的用途。二是部分取款凭条显示的取款时间与转账凭条记载的转账时间在期间上缺乏合理的延续和承接性，且与常理不符，亦不能当然认定为存在借贷关系。如：王格贤2014年1月2日从其中国建设银行的账户中支取人民币100000元，在另一份转账凭条却显示王格贤在2014年3月19日通过建设银行账户向赵勇帅同行账户转账100000元。对于该两份支取和转账凭条，王格贤认为其记载的100000元为支付给王琴、赵才民的借款。虽然两份凭条记载的交易金额等同，但鉴于两者之间相隔两月有余，相互之间缺乏必要的借贷关联性。 二、终审判决认定王琴、赵才民2015年2月28日出具的1600000借据系与王格贤对之前借贷本金的结算，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不当。本案的焦点问题在于王琴、赵才民2015年2月28日为王格贤出具的“今借到王格贤现金壹佰陆拾万元正￥1600000（月息叁分）”借条是对双方之前借贷行为的结算所得还是新的借款行为。首先，从民间借贷的结算惯例来看。按照民间借贷一般交易习惯，双方在交易过程中就长期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经过核对结算，形成一张总的记载本金和利息具体金额以及合计总额的欠条，而不会单独对利息和本金分别出具条据，或对本金单独表述为“今借到”。具体到本案，王格贤与王琴、赵才民夫妇多年来存在多笔资金借贷，期间夹杂双方之间的多笔还本付息行为，对于具体借款和还付金额双方均既不能说清具体金额也未举证证实。在双方结算过程中，结合双方之间日常交往实际中的相互关系以及双方在多次借贷、还款中的不规范操作，“今欠王格贤利息贰拾肆万叁仟元整”的欠条更贴合双方之间的结算意图和一般民间借贷结算习惯，即该“欠条”应是双方对之前借贷行为的总结算。而“今借到王格贤现金一百六十万元整”更符合双方对另一笔新的借贷达成合意的表征，特别是该种认定也与王琴、赵才民夫妇当时需要现金的实际情况和其具体陈述相符。其次，从当时结算的具体情势来看，王格贤在原一审庭审期间在关于双方结算起因、过程的陈述中表示，“2015年3月赵才民给我打电话说法院要封房，让我将所有条拿过来给我抵个房”。从王格贤上述陈述中可以得出两个事实：一是王格贤是应赵才民邀请才前往对双方之前借贷款项进行汇总结算的；二是赵才民遇到法院要查封房屋等困难情形，急需大额资金。由此，王琴、赵才民夫妇在与王格贤对之前双方借贷汇总结算后，鉴于急需大额现金的实际需求，加之与王格贤多年良好的借贷关系和对其资金能力的信任，再向其借款并出具相应借据，顺理成章，亦符合特定情势下借款人的具体借贷需求和行为。第三，一方面，如前所述，王琴、赵才民夫妇在与王格贤对双方之前借贷进行结算汇总过程中，就欠息和本金分别出具不同条据，且一份表述为“今欠”，另一份表述为“今借到”，有悖常理和交易习惯。另一方面，王琴、赵才民在原审中就出据新的借条的原因作出了合理说明，即“孩子公司资金周转不开”，并且对在王格贤未支付借款也未要回借条的原因作出了符合其自身认识情况的解释，“因为没有支付借款，条据本身并不生效，要不要回来都没有实际意义”。这与王格贤原一审诉讼代理人提交的代理词中“虽然被告赵才民不识字”的情况是相符的。对于赵才民来说，文化知识的缺失致使其对事情的判断出于最朴素的价值判断，而非基于民事法律行为上的选择。对于王琴来说，其在二审中向法庭提交了其曾向王格贤主张要回借条的证据。综上，王琴、赵才民已对该借条属于双方独立于之前借贷关系并形成新的借贷法律关系以及主张王格贤未实际履行借款支付义务作出了合理解释，在此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结合双方借贷金额、交付方式、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该借贷行为是否真实发生。 综上所述，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晋08民终2339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第二百零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向你院提出抗诉，请依法再审。 申诉人王琴、赵才民再审请求为：1、撤销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晋08民终2339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驳回被申诉人的诉讼请求；3、诉讼费用由被申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判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一）申诉人与被申诉人之间的基础关系。1、被申诉人的女儿是申诉人的干女儿，双方是干亲家关系；2、被申诉人是申诉人房地产公司的会计，以自己名义为公司开设4个银行账户，该账户主要用于公司的进账和入账，但对被申诉人的还款也由被申诉人从此账户中扣除；3、2010年至2014年期间，被申诉人不间断的有借有还为申诉人提供周转资金以获取高利，月利息大多3分，年利率达36%。申诉人保留被申诉人多年已获取的超过年利率24%的利息予以追偿的权利；4、按照被申诉人王格贤的账务记录，发生纠纷前收到三笔利息：（1）2014年5月4日收到51000元利息；（2）2014年7月1日收到51000元利息；（3）2014年10月1日收到153000元利息。2014年10月1日—2015年2月28日四个月，没有记录。（二）2015年2月28日出现引发诉讼的两个条据。2015年2月28日，申诉人为被申诉人出具了两个条据：1、“今欠王格贤利息贰拾肆万叁仟元整”（小写24.3万）；2、“今借到王格贤现金壹佰陆拾万元整”（小写160万）。一二审法院包括双方当事人，把争议的焦点归为160万元是之前所欠还是当天所借，法院最终支持了原审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判忽视了一个重要的细节，这可能直接影响案件的判决结果，那就是160万元数额的具体来源！打官司打证据，既然法院认为160万元是之前所欠本金，那就必须有证据证明160万元所欠本金的客观存在。但一二审，均未对此查明。（三）有证据证明，申诉人多次索要160万元的借条。2015年2月28日，申诉人给被申诉人打了160万元的借条，因被申诉人迟迟不提供借款，申诉人要求退还借条。2015年5月20日、2017年3月4日，申诉人同陈文某、乔运某到被申诉人住处但未果。（见陈文某、乔运某证言）。综上，原判认定的160万元属于之前所欠的本金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二、原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合同法》第210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最高院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2条、第76条，一审在没有查明160万元数额来源、是否存在160万元借款的情况下，判决申请人偿还160万元借款及利息，二审维持原判，违反法律的适用规则，违背立法原意，适用法律确有错误。 被申诉人王格贤答辩称：一、对检察机关的抗诉书中的民间借贷习惯我们不认可。二、对申诉人出借160万元的过程抗诉书没有作出合理说明。王格贤出借的160万元是陆陆续续凑齐的。三、对于申诉人代理人所说的赵才民、王琴没有文化，赵才民、王琴常年做房产生意的，在做结算手续及出条是有清楚的认识的。四、申诉人说2014年三张利息的收条，按利息算钱王格贤本金170万元以上，在此后没有支付利息，后出具了160万元的借条。2015年2月28日双方是进行过结算的，把之前借款的借条都抽走了，我们手中不可能有2015年之前的借条，申诉人也承认10年到14年发生过多次的借贷关系。 本院再审认为，原审对于本案涉及的160万元借条出具时的形成过程未予查清，对账时的具体情况有部分在场人未予以调查，亦未出庭作证，在场人的证言对本案160万元借条的形成来源有一定的证明作用，应予以查清该事实。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本院（2017）晋08民终2339号民事判决及运城市盐湖区人民法院（2017）晋0802民初761号民事判决； 二、发回运城市盐湖区人民法院重审。 审判长  孙亚民 审判员  程亚丽 审判员  刘乙龙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七日 书记员  贾月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