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06民初909号原告（反诉被告）：蔡某,男，1981年2月28日出生，汉族，居民身份证住址武汉市武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庆、徐从政，系湖北瑞通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王某，女，1987年8月7日出生，汉族，居民身份证住址武汉市武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雪滢，系北京德恒（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反诉被告）蔡某与被告（反诉原告）王某婚约财产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17日立案受理后，被告（反诉原告）王某于同年5月27向本院提起反诉，本院受理后，决定对本诉与反诉合并审理,本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5月27日、8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蔡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庆、徐从政，王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雪滢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蔡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1、被告返还彩礼119,82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8年3月，我与王某经人介绍相识开始交往。同年9月25日，王某在新西兰奥克兰答应我的求婚，二人正式确立婚约。期间，双方先后拜见父母及亲人，并预先拍摄结婚登记照。我与父母、亲人先后给予王某彩礼、结婚戒指及各项消费共计119,820元。2019年9月21日，我发现王某与其已婚直属上司有不正当男女关系，双方发生争议，婚约告破。我就返还彩礼事宜与王某协商未果，故诉至法院，诉请如前。王某辩称，蔡某诉状所述部分内容与事实不符。双方在交往中因为人生观及价值观不同，多次发生争吵，最后决定分手。双方的账目往来，蔡某转给我的钱，我基本已还了，剩余5,000元蔡某明确表示给我自己支配，我认为是赠与。收到蔡某的诉状后，我对账目进行核实，发现我向蔡某个人账户多转入26,937.5元。蔡某曾找我借了一部手机，价值6,888元，因目前归还无实际使用价值，可以冲抵上述的5,000元。双方因性格不合，长期争吵，于2019年9月一致同意结束恋爱关系。衷心希望蔡某不要过分纠缠，越界骚扰我的正常生活。蔡某身份证上住址的房屋在其出国前就已经卖了，蔡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可能没有居住地。需查明蔡某在国内是否有居住地，我了解到蔡某的经常居住地为新西兰。双方确定恋爱关系及求婚都是在国外，蔡某委托权及其提交的证据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形成，不具有真实性和合法性，应当依法履行公证并认证的证明手续予以确认。双方在恋爱期间产生的账目应该属于赠与，依法不属于可以撤销的赠与，赠与效力自赠与财产发生转移时生效，我不具有返还义务。本案是否属于涉外案件需核实。我虽于2018年9月在新西南答应原告求婚，但当时并未就今后的共同生活方式达成一致，且从未向蔡某提出任何关于婚房、聘礼、婚礼仪式等要求蔡某父母及亲友仅给了2,000元作为第一次上门礼节红包，因双方已无和好可能，我愿意返还。蔡某诉状中提到的两枚尚美牌素圈戒指，我愿意原物返还。至于蔡某起诉状上所称的“请求判令王某返还彩礼119820元”真实数额与事实严重不符，希望法庭能就我提交的证据予以合法合理认定。本案诉讼费用由蔡某承担。我并没有自认22,000元，赠与协议是无效的，双方以实际行动推翻了该协议，我只收到了2,000元红包。蔡某提交大额取款记录是取了款但并不是给我了，我并未收到，与彩礼也无关。关于双方在谈朋友期间的支出包括机票、送礼物和发小红包是正常消费，并不是缔结婚约的彩礼，不应返还。戒指我愿意原物返还。戒指品牌不是我指定的，也不是我要求的，是蔡某自愿送的。23,400元实际购买了3枚戒指，给了我两枚，蔡某自己留了一枚。双方交往中的一笔支出12,000元蔡某明确表明了是赠与，不应返还。蔡某能出国留学，其家庭条件是不错的，双方的分手我并没有任何过错，只是因为双方性格不合适才提出分手。我愿意实物返还两枚戒指，其他诉请请驳回。王某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请求判令：1、蔡某返还王某赠与的财物26,937.5元；2、反诉诉讼费用由蔡某承担。事实及理由：双方于2018年3月开始正式交往。确定恋爱关系后，蔡某向我告知其有出国定居意愿。经考虑我表示愿意依日后实际情况考虑两人共同生活住处。2018年6月，蔡某前往新西兰求学。2018年9月25日在奥克兰，我答应了蔡某向我提出的求婚。其后蔡某多次要求我辞职前往新西兰照顾其生活起居。因蔡某为学生，我以陪读身份前往新西兰无工作资格，将面临巨大生活压力，故此我多次拒绝了对方的提议。二人就此发生频繁争吵。交往过程中，双方因三观不合而频繁争吵，先后多次口头提出分手。2019年3月左右，我与蔡某陷入冷战，交流多以争吵收场。2019年3月21日，我在蔡某回国期间向其明确提出分手。本着和平分手的意愿，双方在交往过程中购买的物品，为对方购买使用或者能够退还的部分，我已在分手时返还给蔡某。目前仅有两枚素圈戒指未返还，我愿意当庭返还。在我明确告知分手后，蔡某一直对我的亲友、同事纠缠不休，造成恶劣影响，导致我无法在原单位继续工作。因蔡某起诉返还彩礼，我进行核算发现扣除蔡某的转款，我实际多支出26,937.5元。故反诉如前。蔡某反诉辩称，双方的婚约解除原因是王某的过错。我认为双方交往的大额支出应视为是以结婚为目的而支出的，应视为彩礼，应返还。不存在王某所述的多支付二万余元的情况。戒指属于个人属性比较强的物品，我认为戒指王某应该折成现金给我。反诉的事实和理由不成立，2018年9月4日王某通过支付宝向我招商银行转账的50,000元其实是我的个人资金，与本案无关。扣除50,000元及王某自述的10,000元，王某共转给我25,532元，我转给王某65,944.5元，王某仍需归还40,062.5元。支付宝王某仍需返还5,000元，共计需返还45,062.5元。王某所说的多支出26,937.5元与事实不符，请求驳回王某的反诉请求。反诉状中王某认可了两件事实。一是2018年9月25日我求婚，王某答应了。王某也认可了我给她购买了戒指。反诉状中适用的法律错误。本案是婚约财产纠纷。从我提交的证据可以看出双方是缔结婚约关系。根据相关规定，双方未办理婚姻登记，彩礼应该予以返还。红包是属于彩礼性质，应予以返还。红包金额为22,000元。新西兰购买的礼品属于彩礼，应折成现金予以返还。戒指是23,400元购买的，婚姻解除的过错方是王某，且戒指是王某指定购买的，王某原物返还我认为不妥。我认为应折成现金返还。双方通过支付宝、银行卡的多次转账，经核算王某需返还45,000余元。转账的发生时间均是在双方发生婚约期间。转账中有一笔转账12,000元备注的是购买化妆品，是基于王某要来新西兰共同生活而为其购买的，但王某未来新西兰，该费用王某应予返还。双方的交易中有50,000元，系我的个人资金，与本案无关，不应予以抵扣。我经济条件有限，一直在新西兰求学，相关的支出就是彩礼，这些支出均是以结婚共同生活为目的的，婚约解除，应予退还。请法庭支持我的全部诉请。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7月26日至9月6日，蔡某在淘宝购买三枚尚美牌戒指，共支付23,400元。对此，王某认可蔡某将其中两枚戒指赠送予她，并愿意当庭原物返还。2018年7月31日，蔡某为自己及王某购买两张自武汉飞往奥克兰的机票，总价12,270元。蔡某在奥克兰租车支付1,325.71元，购物支付1,461.21元、785.6澳元。同年9月25日,王某在奥克兰答应蔡某的求婚。根据蔡某提供的取款凭证，蔡某的母亲胡晓明于2018年9月14日、12月19日分别取款10,000元、5,000元。2018年9月14日至2019年1月18日，蔡某预订国内酒店四次总价3,158元，为自己购买一张自哈尔滨飞往奥克兰的机票总价4,205元。2019年4月10日，蔡某自淘宝购买小熊曲奇饼礼盒总价356元。根据蔡某与王某的支付宝转账记录：2018年4月12日至2019年3月26日，蔡某与王某互相转款25次，其中有一笔大额转款系王某于2018年9月4日向蔡某转款50,000元，经抵扣后王某向蔡某多转款19,937.5元。根据蔡某与王某的招商银行往来记录：2018年11月9日至2019年2月22日，蔡某与王某通过招商银行互相转款6次，其中蔡某诉请返还的一笔转款系2019年1月15日蔡某向王某所转的12,000元，经抵扣后蔡某向王某多转款15,000元。根据蔡某提供的微信转款记录：2019年2月4日至2019年4月21日，蔡某向王某发送的微信红包6个，共计1,100元。根据蔡某与王某的微信聊天记录：2019年9月21日起，蔡某向王某发送大量信息，双方争吵频繁。后蔡某告知王某其于2019年9月23日晚上收到王某委托李璐代为退还的行李箱及署名为王某的《告知书》“……据我国法律规定，并出于切割双方权责、此后互无相欠、各自向前之原则，本人作出如下决定，并告蔡某知悉：1、与蔡某交往期间产生的经济往来，经统计包括2018年中期男方家赠与见面红包及2018年中秋节本人飞往新西兰探望男方机票费用，共计人民币25000元，另有墨绿色行李箱一个、尚美牌素圈指环两枚；以上现金及实物将悉数返还……3、在赠与返还方案经蔡某认可并签字确认接收返还后，本人与蔡某再无任何形式关联。具体事宜将另行签订赠与返还协议约定。告知人：王某2019年9月23日”。蔡某就《告知书》进行回复“……告知书没有注明你和我的身份证号，你没有签字画押，你本人也没有发给我，对我没有法律效力，也没有约束力……”，并向王某发送《终止婚约告知书》“……决定终止蔡某与王某订立的婚约，生效时间为2019年9月25日。后续遗留问题，我们将委托律师处理。郭建平先生、胡晓明女士、蔡某先生2019年9月25日”。根据蔡某与李璐的微信聊天记录：2019年9月29日，李璐向蔡某发送《赠与返还协议》“受赠人：王某（以下简称甲方）赠与人：蔡某（以下简称乙方）……第一条赠与财务的内容1.甲方于2018年年中见乙方家长时，所收乙方家长赠予见面礼金，共计人民币22000.00元……甲方自愿给付乙方人民币8000.00元，作为对乙方日常消费性支出的补贴……2.乙方馈赠给甲方的尚美牌素圈指环两枚，甲方原物归还乙方……”，李璐“这是姐姐发给我的文件，如果你同意这份协议，今天就可以来找我签。如果不同意，那就让律师来联系我们吧”。另查明，武汉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出具的《出入境记录查询结果》显示：蔡某2018年6月12日出境，同年7月1日入境，同年9月23日出境，同年12月21日入境；2019年1月21日出境，同年9月20日入境，同年10月8日出境。本案不属于涉外案件。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提供的银行取款凭证、独生子女证、招商银行转账记录、支付宝转账记录、机票行程单、租车信息单、银行流水、酒店订单、淘宝交易记录、微信转账记录、微信聊天记录、《告知书》、《终止婚约告知书》、《赠与返还协议》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卷佐证，本院予以认定。对被告提供的尾号7169账户及尾号9651账户的取款凭证、监控录像、《广告设计及推广合同》、武汉面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执照、武汉聚成力合商贸有限公司工商信息、《个人贷款借款合同》、招商银行个人贷款借款借据、《合同解除函》、武汉聚成力合商贸有限公司的情况说明及案外人的银行交易明细，被告提供的淘宝购物清单、淘宝交易记录、短信记录、单方制作的微信交易记录，双方互不认可，且相应证据分别存在来源不明、真实性无法核实、与本案关联性等问题，故本院均不予认定。本院认为，本案系婚约财产纠纷，蔡某与王某曾系婚约关系。现蔡某主张其与家人曾为此给付王某礼金28,000元，购买尚美牌戒指消费23,400元，为二人新西兰之行消费18,592.12元（机票12,270元、租车1,325.71元，购物1,461.21元及785.6澳元折人民币3535.2元），为两人交往消费7,719元（酒店3,158元、机票4,205元、购物356元）,转账给予王某42,109元（2019年1月15日招商银行转款12,000元、支付宝转款9次29,009元、微信红包1,100元），合计支出119,820元均为彩礼，王某应予返还。王某反诉称其为蔡某购物消费25,887.86元，支付宝账户多转给蔡某19,937.5元，为蔡某支付费用7,000元，对其中19,937.5元、7,000元合计26,937.5元主张系赠与财物，蔡某应予返还。本院结合双方证据及日常生活经验，蔡某、王某在恋爱中为彼此消费，互相转账，发红包，均未超出正常的恋爱支出，而且双方支出的差额不大，均不构成彩礼或可撤销的赠与。对于蔡某父母给予王某的礼金，蔡某赠予王某的两枚尚美牌戒指，王某自愿返还礼金2,000元及两枚戒指，本院予以支持。对蔡某、王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均已超出合理范围，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反诉原告）王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原告（反诉被告）蔡某返还礼金2,000元及两枚尚美牌戒指；二、驳回原告（反诉被告）蔡某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被告（反诉原告）王某的全部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本诉受理费1,348元，由原告（反诉被告）蔡某负担；反诉受理费237元，由被告（反诉原告）王某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在提交上诉状时，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第一项的规定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人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预交诉讼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周征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四日法官助理徐桦书记员吴艳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