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6民终383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闫忠，男，1979年9月5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保定市高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庆丰，河北兴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永记，男，1969年6月19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保定市高阳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红红（曾用名郭江红），女，1975年6月18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保定市高阳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志红，女，1970年3月14日出生，汉族，住高阳县。 上诉人闫忠因与被上诉人李志红、王永记、郭红红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高阳县人民法院（2020）冀0628民初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闫忠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庆丰、被上诉人李志红、王永记、郭红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闫忠上诉请求：撤销河北省高阳县人民法院（2020）冀0628民初46号民事判决，改判李志红立即给付货款212439元，并由李志红、王永记、郭红红承担本案保全费、保险费。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不认定李志红是买卖合同的当事人，割裂王永记与李志红的雇佣关系以及郭江红签字对账与王永记收货证明的关系，认定购货单无购货金额的记载，认定事实错误，判决李志红不承担给付货款的责任错误。李志红的买卖合同关系买方身份事实清楚、明确。经王永记介绍，李志红带着王永记亲自去闫忠处订货并交付了预付款20万元，李志红对王永记系其雇佣人员当庭也未否认，这一事实足以认定。李志红安排王永记负责上货，货物送至郭江红父亲处，郭江红的父亲收货和随货发货单，这一事实也在庭审中已经查实，在李志红与闫忠的电话录音中，闫忠明确主张李志红拖欠着其货款，要求李志红安排还款，李志红也认可欠款事实。上述证据和事实已经足以认定李志红系买卖合同中的买方。一审法院以李志红表述的“我们”“摊上”等用语含义模糊、“合同初期的预付合同价款人并非其本人”为由，认为“不能明确判断李志红个人为偿还义务人”“不足以认定李志红为合同一方当事人，其作为被告的主体不适格”。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首先，李志红亲自去向上诉人订购货物，其与闫忠成立买卖合同关系事实清楚，至于李志红是代表她自己还是代表了别的合伙人与闫忠签订买卖合同，应由李志红承担举证责任。至于李志红所说的“我们”“摊上”包括谁，如果李志红认为不应当由其个人承担还款责任，李志红有权利也有义务追加其合伙人参加诉讼，闫忠不可能知道也没有义务知道与谁合伙。一审法院以李志红持他人的银行卡付款的行为否认李志红的合同当事人地位明显是不能成立的。李志红持郭冬生的银行卡付款20万元属实，这仅是李志红履行合同的方式，至于李志红和郭冬生的关系，闫忠无权也无必要查问。李志红持郭冬生的银行卡付款并不否定李志红是合同当事人。一审判决举证责任的适用错误。本案买卖合同的数量、价款足以认定。闫忠在向李志红催要货款时曾进行粗略对账，虽然对欠货款的具体数额说法不一，但李志红是认可送货单的，而且闫忠已经在电话里告知李志红去对账时，由郭江红签了字，李志红在电话里也说“有账就行”，对郭江红对账也没有提出异议，显然是认可的。李志红在电话里都没有对郭江红核对购货单的行为提出异议，一审判决以“李志红对买实合同中核算欠款数额的重大事项未参与和确定”为由否定闫忠的权利错误。一审判决也认可郭江红在采购单上签名的行为“能证明经其与双方的采购单核对一致”，证明郭江红签字的发货单与李志红交由郭江红父亲保管的收货单在数量和价款一致。但一审判决却又说“不具有证明合同数量及价款的效力”这是明显矛盾的表述。王永记作为李志红的雇佣人员，一直负责向闫忠采购货物，而且其签字的采购单与郭江红签字的出库单内容是完全一致的，王永记也是在核对郭江红签字单据的基础上才对采购单签字确认，一审判决对该证据不予认定是错误的。 李志红辩称，王永记是给郭冬生打工的,钢筋是郭冬生买的,2016年3月10日郭冬生让我打听钢筋的情况,我和郭冬生是朋友关系,我回去郭冬生说闫忠这有钢筋,郭冬生听我打听的和王永记说的是一样,郭冬生听后于当天让我代郭冬生把20万元钱打给闫忠,购买闫忠的钢筋。其他我就不清楚了。直到2019年上闫忠给我打电话，向我要账，我就领着闫忠找过郭冬生。 王永记辩称，我和李志红是同学关系，李志红想做一种农机配件，需要钢筋，让我看看闫忠钢筋的质量怎么样，价格是李志红和闫忠商量的，买过多少就不清楚了。我是在李志红处打工。李志红的厂子在拥城村在郭江红父亲的家里。是我找的三马车，把闫忠的货拉到郭江红父亲房子所在的厂子里。三马车的钱是厂子出的。厂子里有十多个工人，我是工人之一。三马车司机从闫忠厂里拿回来的收货单交给郭江红父亲保管。我只负责看货的吨位和质量，也是到闫忠摊上看。到底买了多少货，时间太长记不清了。从2016年春天2、3、4月份之中从闫忠处拉的货，具体时间记不清了。雇佣的大概有二、三个人的三马车拉货，三马车的运费是郭江红父亲的摊上人给，不是我给的运费，票也是司机给，我只给了郭江红父亲大概一到两张。 郭江红辩称，闫忠在一审庭审中陈述说是我父亲签字，我父亲眼睛有白内障，字是我签的，我签字的过程在一审庭审中已说清。签字当天我去我父母家看我家人，当时闫忠和我父亲说话，我问我父亲这是干吗的，我父亲说是闫忠和李志红对账，闫忠当时给李志红打的电话，打完电话后，闫忠对我说，李志红说让你给签个字，说闫忠和李志红把账都对好了。我认为我是受闫忠骗了，因为闫忠说和李志红对好账了。闫忠上诉状中陈述不属实，我父亲没有拿到账，王永记给过我父亲三个条，后来我父亲又把条给了谁不知道。我父母都是白内障，都没参与工作。 闫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李志红立即给付闫忠货款212439元，由王永记、郭江红承担连带给付责任，并由李志红、王永记、郭江红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保险费等。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闫忠在庞口镇北坎苇村未经工商注册登记设立顺腾拨丝厂，经营钢筋拔丝。2016年3月10日，李志红、王永记到闫忠处购买钢筋，并使用郭冬生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先行向闫忠汇款200000元。此后闫忠开始将其生产的钢筋拉至安新县拥城村。2018年7、8月份左右，闫忠前往安新县拥城村郭江红家中核对账目，郭江红在闫忠的33张送货单上签上自己的名字。此后闫忠曾向李志红索要过货款。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闫忠作为卖方与买方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对闫忠所诉的买卖合同的买方主体及合同数量、价款等重要合同内容均存在争议，故本案闫忠主张的合同是否成立及合同主要内容应当由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对上述争议内容通过合同履行过程中的证据加以证明，以确定是否形成事实合同关系及合同的主体、数量、价款等合同内容。闫忠为证实李志红系合同卖方主体，出示了其与李志红的电话录音和王永记与李志红的聊天记录。录音中李志红虽谈及还款问题，但均以“我们”“摊上”等用语，王永记与李志红的聊天记录中王永记也以“我们”进行称谓，上述称谓和用语涵义模糊，不能明确判断李志红个人为偿还义务人；且闫忠在通话中有“那天我去结算，二哥没在家，我们把账对了，他姐或妹给我签字了”内容，说明闫忠未与李志红核算欠款数额，李志红对买卖合同中核算欠款数额的重大事项未参与和确认，闫忠向其主张权利也不合情理；李志红虽参与协商买卖钢筋事宜，但合同初期的预付合同价款人并非其本人，故闫忠上述证据不足以认定李志红为合同一方当事人，其作为被告的主体不适格。闫忠未举证证实郭江红参与了该买卖行为，仅有郭江红在闫忠前去郭江红父母家核算账目时在购货单据中签名的证据，郭江红的签名行为是在买卖合同终止后与闫忠对购货单的核对，并非购货时的收货人，且李志红、王永记均认为郭江红并未参与买卖，郭江红也不认可，闫忠也未出示其他证据证实其实际参与了经营，其与李志红的通话录音中也反映出闫忠对郭江红并不认识，仅凭郭江红核对购货单签名的证据不足以证实郭江红为买方当事人或偿还义务人。王永记虽参与了买卖货物的验收、接收，闫忠未出示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足以认定王永记为买方当事人或偿还义务人的证据，对此也不予支持。同时，就合同的买卖数量和价款闫忠出示了王永记签名的采购单，采购单上有精确的重量，购货单并不在王永记掌握之下，王永记在未与原购货单核实情况即证明收到该货物，对证据的有效性不予认定。郭江红虽在采购单上签名，仅能证明经其与双方的采购单核对一致，但其非合同买方当事人或偿还义务人，其签名行为未经合同买方当事人认可，不具有证明合同数量及价款的效力，且购货单无购货金额的记载，闫忠未举证证实货物的价款数额，闫忠举证不能，故闫忠的证据也不足以认定合同的数量及价款。综上所述，闫忠的举证不足以证实李志红、王永记、郭江红为合同买方当事人，闫忠出示的合同的买卖数量证据效力不足，价款举证不能，闫忠要求闫忠给付合同价款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二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闫忠对被告王永记、郭江红、李志红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243元，保全申请费1620元，保全保险费660元，由原告闫忠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闫忠提交如下证据：闫忠与王永记的一份谈话录音，录音时间为2019年12月份左右，在我们家与王永记的谈话。录音中有内容证实李志红生产打瓜尺的起因在于王永记的介绍，后来王永记协助李志红办打瓜尺厂，王永记负责进货，看着工厂的生产以及工厂的产品销售等情况。王永记证实自己是受李志红的雇佣，在工厂干了6、7个月，厂子停工了，这期间一直是用闫忠的钢筋作为原材料。王永记确实是只管收货、验货，他不知道李志红是否给了闫忠货款。也证实生产的厂子地点就是拥城村郭江红父亲家。王永记质证称，是我和闫忠的谈话，当时喝醉了，说的什么也不清了，有的是酒后乱说的。我的工作就是上面说的是上班的，看货，看货没问题我的工作就完成了，我也修修设备。别的就是随口乱说的，有开玩笑的，是2019年11月份和闫忠喝酒后我和闫忠谈话。李志红质证称，谈话双方的身份认可，对他们所谈的内容不认可。所说的都不属实，是喝醉说的，都不认可。郭江红质证称，他们谈话与我无关，我就签过字别的都不清楚。 王永记提交了新证据通话录音一份。我第二天晚上给闫忠打的电话，是我们两的通话录音，证明闫忠说无论这个案子输赢与否，我和郭江红只是证人，不用我们还钱，在录音中就有这内容。主叫方：王永记，电话：133××××2596，被叫方：闫忠，电话号码不清楚了。闫忠质证称，对通话录音认可，我是被叫号，电话：180××××9888，我接电话也喝酒了，但是通话录音这事有。认可真实性。李志红质证称，对录音的真实性认可。郭江红质证称，对录音的真实性认可。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闫忠提交与王永记的录音，王永记认可是其录音，李志红、王永记、郭江红虽提出了反驳意见，但不足以推翻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王永记提交的录音，各方对真实性均认可，本院对此予以采信。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在本案中各方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闫忠提交了王永记签字的采购单和郭江红签字的出库单，两者能够对应。诉讼各方均认可王永记的雇佣人员身份，王永记作为被雇佣人员，其法律后果应由雇主承担。王永记主张其是为李志红打工，李志红在一审庭审中未明确提出异议，对闫忠二审提交的录音也未提供足以推翻的证据，结合李志红认可从闫忠处购买货物并通过郭冬生账户已给付货款200000元的事实及其他证据，能够认定李志红系本案所涉买卖合同的买受人。李志红主张其是为郭冬生打工，未提供证据证实，因李志红并未提交证据证实其在本案货款录音所指“摊上”的实际经营者身份，也未提交工商登记等证据证实该主体的存在，本案对李志红、郭东升、郭江红之间的纠纷及法律关系不予涉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规定，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对价款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本案所涉买卖合同的价款，王永记已签字确认，郭江红对其在出库单上的签字也认可，已能够确认价款总额为412439元，扣除已经支付的200000元，李志红还应支付212439元。李志红主张郭冬生说还差十多万未付，未提供足以支持其主张的证据，不能证实李志红所主张尚欠十多万货款的事实。因此，李志红应履行给付价款212439元的义务。 闫忠在一审庭审时称，因郭江红在票据上签字，王永记是为李志红工作期间收到货，因此应承担连带责任。连带责任以双方当事人约定或存在法定情形为前提。本案中，闫忠未提供证据证实存在约定或法定情形，且闫忠上诉未主张要求王永记、郭红红承担连带责任。因此，对闫忠关于应由王永记、郭江红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闫忠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河北省高阳县人民法院（2020）冀0628民初46号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李志红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给付上诉人闫忠货款212439元元； 三、驳回上诉人闫忠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4486元，减半收取2243元，保全申请费1620元，保全保险费660元，由被上诉人李志红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4486元，由被上诉人李志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舒淼 审 判 员 王洪月 审 判 员 郭 潇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七日 法官助理 佟锡尧 书 记 员 王溪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