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9民终28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齐某1，男，1963年3月1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贺金戈，上海瀛泰（舟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齐某4，男，1969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海伟，浙江晓纬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原告：齐某2，女，1959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原审原告：齐某3，男，1966年5月2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上诉人齐某1因与被上诉人齐某4以及原审原告齐某2、齐某3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法院（2019）浙0903民初13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齐某1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对坐落于舟山市普陀区××街道××弄××号房产（以下简称案涉房屋）产权进行析产继承或者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基础法律关系认定错误，涉案重大实体问题未予处理，程序违法。本案基础法律关系应确定为继承纠纷，查明案涉继承财产范围后确定各继承人可继承份额，然后再根据赠与、买卖关系确定各继承人可得的实际房屋份额。况且，上诉人已递交的证据可证明案涉房屋系以周亚芝为申请人，以全家七人申请用地建造，故本案应先析产，确定遗产的范围。但原审对于这个问题避而未审，系程序违法。二、一审对证据和事实认定背离生活经验，缺乏依据。1.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80000元系转让父亲齐根兴遗产份额的对价。上诉人主张该款项系其放弃继承母亲遗产的对价，双方对转让父亲遗产份额的对价未达成意思表示。案涉《收条》第二行“另（转账）等老头子百年后到公证处签字，转给建平所有”这一字迹明显是后续增加的，因为《收条》本意就是收款证明，如果被上诉人有这一意识，完全可以写一份转让协议。案涉《委托书》只是父亲齐根兴委托被上诉人去办理房产手续，没有必要增加委托内容“我百年之后，本人名下的房产转让给小儿子齐某4所有”，如果这个是其父亲的意思表示，那就是遗嘱，既然父亲齐根兴在2015年8月已经有意思今后其个人名下房产归被上诉人继承，根据被上诉人的法律意识，则完全可以让其父亲另外办理一份公证遗嘱或者其他形式合法遗嘱，故《委托书》和《收条》内容自相矛盾，不能证明待证事实。此外，从《委托书》《收条》书写习惯和行文间距看，均明显存在后续增加内容的痕迹。2.一审判决理由牵强附会，不符合生活常理。既然上诉人对于尚在世父亲齐根兴百年后可得遗产需要被上诉人支付对价，则上诉人没有理由无偿放弃母亲继承份额。同时，鉴于双方系兄弟关系，不能依据公证时间早于出具《收条》的时间，以及上诉人未阻止被上诉人翻修房屋，以此推定该80000元系转让父亲财产的对价。3.当时父亲齐根兴仍在世，对自己遗产怎么处置尚未有明确态度，一方支付现金对价也不符合生活常识。齐某4辩称：1.本案先为法定继承纠纷，后变更为买卖合同纠纷，并无不当。2.父亲齐根兴的财产继承范围无需查清，各方对于可继承母亲的财产份额均无异议且转让给被上诉人，可继承父亲齐根兴的财产通过《委托书》《收条》可以佐证由上诉人转让给了被上诉人。况且，上诉人妻子张彩君微信录音中明确表明80000元是转让父亲齐根兴遗产的对价。因此，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齐某2、齐某3均未发表意见。齐某4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其对父亲齐根兴的遗产具有继承权；2.依法判决父亲齐根兴所有的案涉房产的1／2所有权份额分割归其继承所有；3.依法判令齐某1协助其办理上述房产的产权过户手续。审理过程中，其撤回第1项诉讼请求，将第2项请求变更为判令其就可继承的关于齐根兴所有的案涉房屋的1／2所有权份额中的财产份额归其所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齐某2、齐某1、齐某3、齐某4系齐根兴与周亚芝的子女。1975年，以周亚芝为申请人，以全家人口7人申请用地建造位于××街道××弄××号房产的房屋。2014年12月11日，周亚芝去世，齐根兴及其四子女共同到舟山市海韵公证处办理遗产继承公证，各方确定××弄××号房产系齐根兴、周亚芝共有，房屋的1／2份额系周亚芝所有，由齐某4予以继承。齐某4与齐根兴于2015年8月5日办理上述房产的产权变更登记手续。2016年3月12日，齐某1在由齐某4书写的收条（内容为：今收到建平购房中沙头款，共计捌万元整。另等老头子百年后到公证处签字，转给建平所有）上签名确认。同月，齐某4对案涉房屋开始进行翻修。2019年4月22日，齐根兴去世。齐某4以齐某1未配合办理过户手续为由，诉至法院。因案涉房屋建造申请表以全家人口数7人申请用地建造，当时周亚芝夫妇及子女共计6人，由于历史档案缺失，无法明确上述人口信息，法院于2019年9月27日在舟山晚报上刊登公告，要求相关权利人到法院申报权利。在规定期间内，未有权利人来申报权利。一审法院认为，齐某1所签名确认的《收条》实际系齐某4与齐某1就齐某1转让其可继承的齐根兴遗产（关于××弄××号房产中齐根兴所有的份额）份额所订立的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齐某1认为，在父亲齐根兴在世时订立涉案合同，不为公序良俗所允许，但涉案合同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故在齐某1签名时涉案合同即成立。涉案合同系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齐根兴过世后，齐某1作为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应将其可继承齐根兴遗产的财产份额及时转让给齐某4，并配合办理房产过户手续。关于齐某1提出的转让标的并不确定的抗辩意见，因齐某1已将其可继承齐根兴遗产（仅针对坐落于舟山市普陀区××街道××弄××号房产齐根兴所有的份额）的财产份额整体转让给齐某4，故转让标的确定，对齐某1的该项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因审理中，本案案由调整为买卖合同纠纷，关于齐某2、齐某3继承齐根兴遗产的问题，本案中不予处理。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限齐某1将其可继承的齐根兴遗产（仅针对坐落于舟山市普陀区××街道××弄××号房产齐根兴所有的份额）中的财产份额转让给齐某4所有。二、限齐某1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配合齐某4办理产权过户手续。一审案件受理费1800元，公告费2100元，合计3900元，由齐某1负担。二审中，双方均未提供新证据。二审另查明，1.两份落款分别为齐某2、齐某3的《赠与书》均载明，……我自愿无偿将先父齐根兴名下位于××路××弄××号的可以继承遗产份额，赠与给小弟齐某4所有，以便房产过户。2.齐某2、齐某3分别向一审法院陈述，……同意将份额赠与给齐某4。3.2015年4月10日，在办理周亚芝遗产继承公证时，齐根兴、齐某1、齐某4、齐某2、齐某3均陈述案涉房屋系齐根兴与周亚芝的共同财产，齐某1明确放弃对母亲周亚芝遗产的继承。4.2019年5月22日齐某1妻子张彩君与齐某4的微信录音记录中，张彩君陈述：“正因为你是兄弟，才把前后两间约60平方米的地基卖给你，……，2015年5月—2016年3月共收80000元，收据写了一张给你建平了，现在你兄弟齐某1不知道怎么想的，现在突然不同意老头子的另一半转让了，他说是不算数的”。除以上事实外，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被继承人齐根兴名下遗产引发的纠纷，虽法定继承人在其生前就可能继承的遗产进行了协商，但继承应在被继承人死亡后开始，鉴于齐根兴生前并无遗嘱，故本案基础法律关系应确定为法定继承纠纷。一审将案由变更为买卖合同纠纷，虽基于当事人的诉请变更，但该诉请变更是基于法院的释明，而该释明存在不妥，予以指正。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在于：齐某1是否以80000元对价将其可继承父亲齐根兴的案涉房屋份额转让给齐某4。一、首先就析产问题。从《社员建造房屋用地申请表》看，当初案涉房屋系齐根兴与周亚芝及其四子女的家庭共有财产。但在2015年4月，齐某1、齐某4、齐某2、齐某3均明确表示案涉房屋系齐根兴与周亚芝的共同财产，系当事人对自身权属的处分，合法有效。同时，齐根兴、齐某1、齐某2、齐某3均在《公证书》中明确放弃对周亚芝房产份额的继承，相关人员据此进行房屋产权变更登记。现齐某1主张依据《社员建造房屋用地申请表》对案涉房屋进行析产，于法无据，不予支持。二、其次80000元的对价标的。齐某1主张80000元系其放弃继承母亲周亚芝遗产的对价，齐某4认为该80000元系齐某1转让其可继承父亲齐根兴案涉房屋份额的对价。本院认为，齐某1和齐某4对于齐某1因案涉房屋收到齐某4款项80000元的事实无异议，根据《公证书》内容齐某1明确自愿放弃继承母亲的遗产，又结合齐某1妻子张彩君与齐某4的微信录音对话，可以印证齐某1以80000元价款将其可继承父亲齐根兴案涉房屋的份额转让给齐某4的事实。因此，一审综合《公证书》《委托书》《收条》等证据，认定案涉80000元系齐某1将其可继承父亲齐根兴案涉房屋份额对价併卖给齐某4，并无不当。鉴于齐某2、齐某3明确表示将其可继承齐根兴的遗产份额无偿赠与给齐某4，亦系对自身权利的处分，本院予以准许。综上所述，上诉人齐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判决结果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00元，由上诉人齐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立东审 判 员 谢 佑审 判 员 袁志雄二〇二〇年九月一日法官助理 牟 聪代书记员 毛 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