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神木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陕0881民初4626号 原告:汾阳市金贸达运输有限公司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海平。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支林。 被告：王秋生，男，汉族，陕西省神木市人。 被告：孟彩珍，女，汉族，陕西省神木市人。 被告：王娜娜，女，汉族，陕西省神木市人。 被告：王瑞瑞，女，汉族，陕西省神木市人。 被告：王琪，男，汉族，陕西省神木市人。 上列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治平。 原告汾阳市金贸达运输有限公司与被告王秋生、孟彩珍、王娜娜、王瑞瑞、王琪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1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汾阳市金贸达运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郝兆明未到庭由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海平、王支林到庭，被告王秋生、孟彩珍、王娜娜、王瑞瑞未到庭，被告王琪到庭，五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治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汾阳市金贸达运输有限公司起诉时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撤销神劳人仲案字（2020）60号仲裁裁决书，并改判原告与王维恒不存在劳动关系；2.本案诉讼费由五被告承担。诉讼过程中，原告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为：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原告不是承担王维恒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事实和理由：神木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神劳人仲案字［2020］第60号《神木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书》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程序违法。其理由如下：一、该裁决书认定事实错误。该裁决书既然判定王维恒与原告之间不成立劳动关系，那么就不能将王维恒的死亡视为工伤。1.王维恒的死亡原因不明。被告提供的由神木市医院和神木市公安局沙峁派出所共同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中载明王维恒死亡原因不明。该证据不能证明被告主张的王维恒系急性心肌梗塞死亡，且不排除存在他杀、自杀的可能性；2.被告提供的证据也不能证明王维恒系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地点因公死亡。王维恒生前系陕西省神木市人，其雇主常红艳系山西省汾阳市人，到底车主常红艳是如何雇佣的王维恒、双方是如何约定、王维恒受谁安排到神木驾驶常红艳的车辆原告不知情。本案证据中，仅能证明王维恒系通过其手机快成APP抢单而从事运输工作；3.超越诉讼主体。本案中没有证据证明被告王琪系死者王维恒的子女。劳动仲裁过程中，被告亦未提供任何证据。因此，王维恒的死亡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地点因突发疾病死亡的工伤认定标准。二、该裁决书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个人挂靠其他单位对外经营，其聘用的人员因工伤亡的，被挂靠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该条规定适用的前提条件是个人挂靠其他单位对外经营，其聘用的人员因工伤亡。本案中，没有证据证明常红艳雇佣王维恒系因工死亡，更不能证明王维恒的死亡属于工伤，因此该裁决书适用该条规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三、该裁决书程序违法。该裁决书超越审理范围，本案系确认劳动关系纠纷，属于确认之诉。被告方申请确认王维恒与原告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而该裁决书中确认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但原告从2019年8月7日起为承担王维恒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即明显超越了被告的诉求。综上，神木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神劳人仲案字［2020］第60号《神木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书》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程序违法，应当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王秋生、孟彩珍、王娜娜、王瑞瑞、王琪辩称，一、神劳人仲案字（2020）60号仲裁裁决书认定事实清楚。被告亲属王维恒于2019年8月7日起一直在原告在陕西省神木市沙峁乡设立的运输车队从事货运司机职业，所驾驶车辆为常红艳挂靠在原告名下的车牌号为晋JX8753运煤车。2020年4月5日早晨7时许，王维恒和同事王旭平结伴到原告在沙峁停车点等待会计办事未果，于是两人协商分别开车前往煤矿装煤。此时王维恒对王旭平说有些不舒服，要在车上休息一会，让他先开车出发。手机通话记录显示，7时44分王维恒给王旭平打电话，说非常难受，让他赶紧过来一趟。约4分钟左右，王旭平开车赶到王维恒所驾驶车旁，发现车门反锁，无法进入驾驶室，随即跑到对面停车点车队管理部门寻找到另一把钥匙，打开车门后发现王维恒已经陷入昏迷状态，几人立刻施行心肺复苏等急救措施，并拨打了120急救电话。急救人员赶到现场，又抢救了约一个小时后宣布王维恒死亡。120急救人员初步判断，属于急性心肌梗塞导致死亡。后神木市医院、神木市沙峁派出所共同出具《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证明王维恒死亡推断系心肌梗塞。二、神木市医院、神木市沙峁派出所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是专业的判断，系有效的证明。如原告认为王维恒的死亡不能排除他杀、自杀，因谁主张、谁举证，则需要原告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三、王琪系王维恒之长子。在劳动仲裁过程中，王琪应仲裁庭的要求已经向神木市劳动人事仲裁委员会提交了相关的身份证明，王琪系本案的适格当事人。四、原告系王维恒死亡的赔偿主体，王维恒从事运输工作系在原告的主要业务内，实际系原告所用，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原告系王维恒因工死亡的赔偿责任主体。综上，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支持原告向五被告承担工伤保险责任。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原告提交了以下证据：第一组：汾阳市金贸达运输有限公司营业执照、道理运输经营许可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的诉讼主体适格；第二组：神木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神劳人仲案字（2020）60号仲裁裁决书及送达回证，证明王维恒死因不明，其死亡不构成工伤，仲裁裁决内容超过仲裁范围，应当依法予以纠正；第三组：融资租赁合同及补充协议、租金支付表、常红艳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证明事故车辆实际所有人并不是常红艳，而是融资租赁公司；第四组：虚假道路运输资格证复印件一份、道路运输资格查询单两份，证明王维恒伪造道路运输资格证骗取常红艳订立雇佣关系，违背了常红艳的真实意愿，雇佣关系自始无效。五被告对原告提交的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表示其营业执照中载明道路货物运输属于其公司的经营范围；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该组证据恰好证明了无论该车是常红艳所有还是融资公司所有，该车都是挂靠在原告公司名下。仲裁委员会与法院二者之间的性质差异很明显，劳动者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提起诉讼，法院对仲裁裁决本身不作认定，仅仅是针对事实作出判决或者裁定；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无论王维恒所驾驶的车辆实际所有人为何人，不影响王维恒驾驶的车辆是挂靠在原告名下的事实；对第四组证据中的道路运输资格查询单两份的真实性请法庭核实，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实际原告对王维恒道路运输从业资格的情况是知情的，在2020年3月31日，王维恒驾驶该车去吕梁进行检车的时候出现了违章，该违章信息是原告的负责人发送过来的，该违章就是因为车照不符引起的，原告对此是知情的，但仍然允许王维恒驾驶车辆进行运输。 五被告提交了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明一份，证明被告王琪诉讼主体适格；第二组：车辆挂靠协议书一份，证明晋JX8753车辆挂靠在原告名下，该协议书中原告与常红艳约定：由常红艳严格审查聘用司机的驾驶资格，王维恒是否有合格的驾驶资格与原告没有关系，不影响王维恒因工死亡的赔偿主体的认定，原告系王维恒因工死亡的赔偿责任主体；第三组：申请证人王旭平出庭作证的证言，证明王维恒系驾驶车牌号为晋JX8753运煤车拉运货物时，突发意外去世，符合因工死亡的规定，原告作为晋JX8753运煤车的挂靠单位，应当承担王维恒因工死亡的工伤赔偿责任；第四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证明王维恒的死亡排除自杀或者他杀。原告对被告提交的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因为单位出具的证明必须要有经办人或者负责人签名，对其形式要件不予认可；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该协议书中载明的事项与事实不符，事实上该车辆的实际所有人是融资租赁公司而非常红艳，且常红艳并没有雇佣王维恒，故不能认定原告系王维恒工伤赔偿的主体，且该协议本身是无效的，故双方不存在挂靠关系；对第三组证人证言认为证人陈述的部分事实有误。根据被告的答辩，证人与王维恒已经分开，再次见到王维恒后其已经昏迷，其并不是一直在场，证人的证言不能证明王维恒是因工或者突发疾病死亡。通过原告与证人的询问，证人的答复，证人与王维恒均没有与原告签订劳动合同，不需要向其汇报工作，公司也不对他们进行考核，原告不直接控制二人，王维恒与原告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对第四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该份证明书载明的死亡原因一栏填写的是不详，也就是说王维恒的死亡原因是不清楚的，故无法排除自杀或者他杀的可能，因此无法证明王维恒系突发疾病死亡，其不是因工死亡。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原、被告向法庭提交的证据做如下认定: 原告提交的第一组证据，因被告表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第二组证据能够证明原告与五被告之间的劳动关系争议，五被告申请神木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该仲裁委员会于2020年6月2日作出神劳人仲案字（2020）60号仲裁裁决书，并于2020年8月2日向原告送达的事实，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采信。第三组证据结合五被告提交的第二组证据能够证明2019年6月20日，常红艳与原告签订了《车辆挂靠协议书》，约定原告同意常红艳以原告的名义向北京中车信融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融资租赁汽车，车辆型号以及租赁费以原、被告与北京中车信融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为准。原告负责办理从车辆购买到上户所涉及符合运营条件的全部手续，费用由常红艳承担。挂靠车辆属于常红艳所有，经营风险和收益均由常红艳承担等等。2019年6月23日，原告、常红艳与北京中车信融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签订了《融资租赁合同》；于2020年1月2日签订了《补充协议》。合同签订后，常红艳按照融资租赁合同约定支付了租金。第四组证据能够证明王维恒不具有道路运输的资格，本院予以采信。五被告提交的第一组证据，经本院审查，被告王琪确系死者王维恒之子，本院予以采信。第三组证人证言结合第四组证据，能够证明2020年4月5日上午，王维恒与同为司机的王旭平结伴去找原告车队的会计结算运费未果，后二人协商分别开车去煤矿装煤，王旭平先行离开时王维恒告知其身体不舒服，后王维恒向王旭平打电话告知其身体很不舒服后，王旭平开车到王维恒车旁，后打开车门发现王维恒已经陷入昏迷状态。后经拨打120急救电话后，急救人员赶到现场经抢救后宣布王维恒死亡。神木市医院、神木市公安局沙峁派出所共同确认王维恒于2020年4月5日在沙峁“牛栏沟”死亡，死亡原因“不详”。本院予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的事实：王维恒，男，1970年11月5日出生，汉族，陕西省神木市人，公民身份号码为：612722197011055378，系晋JX8753的驾驶人，于2020年4月5日在沙峁“牛栏沟”死亡。神木市医院、神木市公安局沙峁派出所于2020年4月18日共同确认王维恒于2020年4月5日死亡，死亡原因“不详”。被告王秋生（公民身份号码：612722193809055379）系死者王维恒之父、被告孟彩珍（公民身份号码：612722197110225360）系死者王维恒之妻、被告王娜娜（公民身份号码：612722199405065367）系死者王维恒之长女、被告王瑞瑞（公民身份号码：612722199704055361）系死者王维恒之次女、被告王琪（公民身份号码：612722199802230274）系死者王维恒之长子。 2019年6月20日，原告汾阳市金贸达运输有限公司与常红艳签订了《车辆挂靠协议书》，约定：原告同意常红艳以原告名义向北京中车信融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融资租赁华菱之星货运汽车，车辆型号以及租赁费以原、被告与北京中车信融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为准。原告负责办理从车辆购买到上户所涉及符合运营条件的全部手续，费用由常红艳承担。挂靠车辆属于常红艳所有，经营风险和收益均由常红艳承担。挂靠期间，常红艳必须严格审核聘用司机的驾照、资格证，并对聘用人员进行安全教育，确保安全运营。常红艳及常红艳所聘请的人员，不属于原告聘用，不享受原告职工待遇，与原告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常红艳及常红艳聘请人员的一切责任由常红艳承担等等（包括王维恒驾驶的晋JX8753货运汽车）。2019年6月23日，原告、常红艳与北京中车信融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签订了《融资租赁合同》；于2020年1月2日签订了《补充协议》。合同签订后，常红艳按照融资租赁合同约定支付租金。 2019年8月7日，王维恒受常红艳雇佣，从事驾驶工作，原告担心驾驶员调包货物或违章处理等问题，收取王维恒押金3000元，王维恒通过APP软件接单业务，凭业务量赚取运费工资。 2020年5月28日，五被告向神木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委员会于2020年6月2日作出神劳人仲案字［2020］60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一、原告汾阳市金贸达运输有限公司从2019年8月7日起为承担王维恒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二、驳回五被告的仲裁请求。原告于2020年8月2日收到该裁决书后不服，于2020年8月17日向本院提起本诉。 本院认为：王维恒于2019年8月7日受雇于常红艳从事驾驶工作，其驾驶的晋JX8753货运汽车被常红艳于2019年6月20日挂靠于原告汾阳市金贸达运输有限公司，并以原告公司名义办理了车辆行驶证。期间，王维恒在准备去煤矿装煤的过程中因身体不适去世，经本院审查属于在工作时死亡，符合工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个人挂靠其他单位对外经营，其聘用的人员因工伤亡的，被挂靠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故常红艳雇佣的司机王维恒应由原告汾阳市金贸达运输有限公司承担工伤保险责任。 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一款第五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原告汾阳市金贸达运输有限公司从2019年8月7日起为承担王维恒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 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汾阳市金贸达运输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乔瑞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七日 书记员  麻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