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34民终86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顺武，男，生于1968年1月，汉族，四川省越西县人，村民，住四川省越西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富蓉，女，生于1972年4月，汉族，四川省越西县人，村民，住四川省越西县。 二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娟，四川毫达（凉山）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建，男，生于1972年12月，汉族，四川省西昌市人，村民，住四川省西昌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钟品彬，男，生于1976年10月，汉族，四川省西昌市人，村民，住四川省西昌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付斌，男，生于1979年6月，彝族，四川省西昌市人，公务员，住四川省西昌市。 三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作建，四川万鑫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上诉人刘顺武、周富蓉与被上诉人王建、钟品彬、付斌合同纠纷一案，上诉人不服四川省西昌市人民法院(2020)川3401民初1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罗娟，被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王作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刘顺武、周富蓉上诉请求：撤销四川省西昌市人民法院（2020）川3401民初177号民事判决，改判由三被上诉人向上诉人立即支付核桃种苗本金150，250.00元，及资金占用利息（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息计算，从2017年1月1日到款项清偿完毕之日止）；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理由：一、一审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认定双方签订的《补充合作协议》无效，没有事实依据。首先，一审没有查明土地被征收的时间，上诉人在签订协议时并不知晓土地是否会被征收，之所以有这方面的约定，是为了防止因政府行为而导致的不可抗力发生。实际上根据凉山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在官网“项目执行”栏于2016年10月17日发布的《成昆复线西昌段要开动了》的通知可知，西昌市政府在2016年10月13日才召开动员大会，且大会上只是宽泛地提出了西昌市涉及十余个乡镇的部分土地会被征用，并没有细化路线经过的土地。而协议的签订与此次动员大会相差了足有一年半时间，怎么能说上诉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呢？其次，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及土地出租方并不是签订协议当天后才实际进行的租用土地及栽种树苗，实际上栽种树苗是在签订协议之前，签订协议的本意就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合伙承包土地种植嫁接核桃种苗销售，双方也达成的各投资一半，占股一半的约定，上诉人以实物出资，被上诉人以10元一株的价格向上诉人支付一半的苗木款进行出资。2015年初栽种好后，被上诉人迟迟不付款，双方后来才达成的《补充合作协议》。正因为上诉人不清楚土地会不会被征用，又担心被上诉人以这样的说辞来拖着不履行出资，双方才会达成协议第三条，约定被上诉人必须在2016年12月以前支付上诉人核桃种苗总本金的一半，该条款合法有效，被上诉人没有履行，上诉人以此诉诸法院主张合法权益并无不当。二、假如认定合同无效，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就上诉人投入的原始投资300，500.00元的损失，依法双方也应当各承担一半。一审仅认定了合同无效，但没有对合同无效后的处理作出认定也是不当的。三、2017年土地被征收，被上诉人与土地出租方所有征收补偿程序都不通知上诉人，征收补偿款是多少上诉人至今都不清楚。一审时被上诉人及出庭作证的出租方都陈述青苗补偿款很少，至今没有发下来，被上诉人认为后续分到的补偿金额与其依法应当履行的15万元出资差距过大，会导致亏损，因此，以合同无效为由推卸责任。四、付斌当时确实不在场，但付斌是通过电话授意让钟品彬代签，钟品彬与付斌是干亲家关系，如果付斌没有参与合伙，他的名字又怎么会与另两被上诉人一起出现在协议中，故付斌应与其他被上诉人共同承担支付责任。综上，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王建、钟品彬、付斌未提交书面答辩状，庭审中口头答辩称，一、本案合同所涉土地为集体土地，与上诉人所述的国有土地补偿条例无任何关联，且双方当事人确知案涉土地要被征收，根据条例也是不予补偿，故上诉人的该上诉理由与本案无关；二、上诉人所述的投资成本无事实和证据证明；三、上诉人所称的被上诉人是合伙关系，那么根据合伙的法定要件，必须要有共同出资、共负盈亏、共同经营，本案被上诉人不具备合伙条件和法定要件；四、从本案的租赁合同和补充协议内容、形式、实质来看，均是为了套取国家的征地补偿，因此完全具备合同无效的法定形式；五、本案上诉人在土地上终止了树苗，现今树苗依然存在，未造成损失，上诉人主张的损失和赔偿依据无法可依。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人刘顺武、周富蓉一审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核桃树苗款150，250.00元，及资金占用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息计算，从2017年1月1日至货款清偿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因国家建设成昆线复线，其线路要经过西昌市境内。2015年3月12日原告周富蓉和中坝乡村民刘洪刚、钟品跃、钟品胜、钟品云签订土地租用合同，本案被告王建作为证人签字捺印。同日原告刘顺武、周富蓉和本案被告王建、付斌、钟品彬签订《补充合作协议》。协议约定：“经甲乙双方共同协商、共同将西昌市中坝乡麻地村六社的土地共同承包，所产生的一切费用由甲乙双方共同平摊（如人工费、栽种费、核桃苗本金等一切费用）。一、在租用后，甲方已将嫁接核桃种苗30050株，每株10.00元共计300500.00元（大写叁拾万零伍佰元）共同栽种在西昌市中坝乡麻地村六社的土地上。乙方支付一切栽种费用和其它开展，甲方不承担任何费用。二、此核桃苗栽种后，若第一年被国家征占用，须除去乙方支付一切栽种费用以及甲方核桃苗的本金。若出现盈利则除去甲乙双方的本金及一切开支，剩余金额则由甲方、乙方、土地出租方，三方平均分配各享受三分之一，若不被国家征占用出现亏损由甲乙双方共同平均分摊。三、若第一年土地没被国家征用，乙方必须在2016男12月以前支付甲方核桃种苗总本金的一半。四、。。。”。 另查明，甲乙双方在2015年3月12日签订《补充合作协议》时本案被告付斌并未在现场签证捺印。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原、被告双方明知国家建设成昆铁路复线，该线路将通过西昌市境内，2015年3月12日双方恶意串通租用线路要经过的土地，高密度抢种抢栽经济作物。并在同日签订《补充合作协议》，协议分配相关利润，其目的通过高密度抢种抢栽经济作物，在国家重大项目建设中通过征收，获取不法利益。该《补充合作协议》系原、被告恶意串通，其目的损害了国家利益，该协议系无效合同。原告通过无效合同主张被告支付涉案核桃苗款，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原告在诉讼中主张被告付斌应当承担责任，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被告付斌在《补充合作协议》签订时并未在现场签字捺印，原告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被告付斌委托了他人代签。本案被告也未对该协议进行追认，且在审理中认为自己对该事并不知情，也未参与。故本案被告付斌不是该协议中的合同相对人，故对原告要求被告付斌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告请求判令被告付斌向原告支付核桃树苗款150，250.00元，及资金占用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息计算，从2017年1月1日至货款清偿之日止）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原告请求判令被告王建、钟品彬向原告支付核桃树苗款150，250.00元，及资金占用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息计算，从2017年1月1日至货款清偿之日止）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刘顺武、周富蓉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305.00元，减半收取1，652.50元，由原告刘顺武、周富蓉负担。 二审审理过程中上诉人提交了两组新证据，第一组：凉山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于2016年10月17日在官网信息公开的“项目执行”栏上发布的《成昆复线西昌段要开动了！》的网页打印件，用于证明西昌市人民政府于2016年10月13日才召开的“成昆铁路峨眉至米易（西昌段）扩能改造工程拆迁动员大会”，该会议是关于建设成昆复线征地拆迁的首次会议，市政府在此次会议上才首次宽泛地提出了西昌市涉及十余个乡镇的部分土地会被征用，并没有细化路线经过的土地。与征地动员大会时间相比，本案核桃苗木的栽种时间为2015年年初，双方签订协议时间为2015年3月12日，征地动员大会时间在后，且中间相差了足足一年半的时间，由此足以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签订协议时没有主观明知成昆铁路复线具体线路的故意，一审法院的认定与事实不符，属认定不当；第二组：《购苗协议》一份、土地承包、转包协议两份、涉案核桃种苗图片三张，用于证明上诉人于2010年起开始在黄联关镇周边多处承包土地种植核桃种苗自产自销，本案承包土地及种植核桃种苗系在被上诉人的游说下与被上诉人正常的合伙投资经营，并不是双方恶意串通意图通过被征收获取国家补偿款；涉案种苗上诉人售卖给其他人的单价为30元，本案双方合同约定种苗单价为10.00元并没有高于市场价，相反，只是市场价的三分之一，上诉人正是考虑到双方的友好长远合作关系才将价格定的如此低廉，因此上诉人依法主张被上诉人按照双方约定应当负担的种苗本金并无不当，应当得到支持。 被上诉人质证意见为，对第一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不能达到上诉人证明目的。文件是开动，不是征用文件，不是政府性的征用性文件，且该租赁合同与本案补偿协议无关，该证据也不是新证据；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无法核实。《购苗协议》是2013年8月15日就持有的，不属于新证据，且与第三人的真实性无法核实，也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对苗木照片三性均有异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并不能显示是那个时间、地点、苗地栽种的。对《土地承包协议》，与《购苗协议》质证意见一致。 本院对上诉人提交的两组证据将结合案件事实及证据综合予以认定。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一致，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上诉人租用土地未支付租金；上诉人只负责出核桃苗，栽种由被上诉人负责，费用由被上诉人支付。还查明，案涉土地于2017年初被征用，目前栽种的核桃苗仍在土地上。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合同的内容由当事人约定，一般包括以下条款：（一）当事人的名称或者姓名和住所；（二）标的；（三）数量；（四）质量；（五）价款或者报酬；（六）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式；（七）违约责任；（八）解决争议的方法。”，而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补充合作协议》，却仅对国家征收土地补偿款的分配进行了详细约定，对其它重要条款，如经营、管理、合伙份额、入伙、退伙等未作约定或详细约定；同时，上诉人签订的《土地租用合同》也对国家征收补偿款的分配进行了具体约定，且两份合同均在同一天签订，核桃苗也是在该时间段栽种，被上诉人对栽种核桃苗，并签订上述协议，其目的就是为了套取国家征收补偿款予以认可。上诉人二审中虽提交了两组证据，用于证明土地征收是在一年后，故签合同当时不可能恶意串通，套取补偿款，损害国家利益，但土地何时征收、是否征收，以及上诉人之前一直从事核桃苗栽种，并不能完全否定通过征收，获取不法利益的合同目的，双方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故两组证据均不能证明上诉人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作出《补充合作协议》无效的认定正确，予以维持。合同无效，自始无效，故上诉人依据合同约定主张被上诉人支付核桃树苗款150，250.00元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合同无效造成的损失，应另行主张。 关于被上诉人付斌是否承担责任的问题，由于二审中上诉人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故一审就此作出的认定并无不妥，予以维持。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305.00元，由上诉人刘顺武、周富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郑 坚 审判员 刘 莉 审判员 刘志涛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吴佳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