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湘09民终193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益阳市银晨百货有限公司，住所地益阳市赫山区。 法定代表人：王国强，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开来，湖南展纶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益阳中奇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益阳市赫山区。 法定代表人：肖官清，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肖佰安，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月明，湖南金顺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朱富贵，男，1966年8月6日出生，汉族，住益阳市赫山区。 原审第三人：蔡友章，男，1955年8月14日出生，汉族，住益阳市赫山区。 以上二原审第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子龙，湖南激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蔡礼辉，男，1963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住益阳市赫山区。 益阳市银晨百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晨公司）与益阳中奇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奇公司）、朱富贵、蔡友章、蔡礼辉（以下称为朱富贵等三人）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益阳市赫山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2月2日作出（2017）湘0903民初2242号民事判决。当事人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5月2日作出（2018）湘09民终451号民事判决。2018年10月26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湘民申1325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2019年5月24日，本院作出（2019）湘09民再2号民事裁定，撤销（2017）湘0903民初2242号民事判决及（2018）湘09民终451号民事判决，将案件发回益阳市赫山区人民法院重审。2019年7月31日，益阳市赫山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湘0903民初2094号民事判决。银晨公司、中奇公司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银晨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开来，上诉人中奇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肖佰安、孙月明，原审第三人朱富贵、蔡友章及二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子龙，原审第三人蔡礼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银晨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确认银晨公司与中奇公司之间的租赁合同有效，双方应按租金188万元/年，免租期为12个月的合同（以下称为合同3）确定权利义务，责令中奇公司立即将租赁房屋交付给银晨公司，并由中奇公司承担案件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在庭审查明事实的情况下，认定388万元/年，免租期为7个月的合同（以下称为合同1）为最终执行的合同错误，应以合同3为最终执行依据。理由为：1、一审庭审已查明案涉合同有三份，即中奇公司与朱富贵等三人签订的合同1、中奇公司与朱富贵等三人签订的租金188万元/年，免租期为7个月的合同（以下称为合同2），中奇公司与银晨公司签订的合同3。合同1有原件，足以认定；合同2无原件，为避税所制作，且蔡礼辉在2013年8月退伙后，不可能为避税而与中奇公司签订合同，结合合同内容及文字排版等情况，该份合同不应认定；合同3为银晨公司与中奇公司签订，且具有客观存在的理由：首先，根据中奇公司与朱富贵等三人签订的租赁合同的第十条，朱富贵等人可成立公司承担合同的权利及义务，朱富贵等人在合同签订后，随即依据该条成立银晨公司，银晨公司成立后与中奇公司重新签订了合同；其次，该合同有手写的肖佰安的建行账号，且加盖了中奇公司的印章；再次，益阳中院在审理另案时，审核、确认了该合同的原件，并加盖了与原件核对无异的印章；第四，在本案之前的系列审理过程中，中奇公司的代理人在2015年8月21日、2016年3月28日以及本案一审中，均承认中奇公司与银晨公司确实签订了合同；最后，银晨公司、朱富贵在本案诉讼参与过程中，认为应以第二份合同作为定案依据，其中所指的第二份合同即是两公司之间签订的合同3。2、合同签订之初约定租金为388万元/年是建立在引进步步高入场的条件下的，在引进失败后，降为租金188万元/年，与当地的实际租赁市场价格相符。二、在合同3签订后，合同主体已变更，朱富贵等三人不是承租人。理由为：1、案涉房屋的承租主体是银晨公司，无次承租人。商场的所有招商、维修、管理合同，均由银晨公司以自己的名义与他人签订。政府部门在批示和行政处罚时，均以银晨公司为对象；2、中奇公司与银晨公司均以实际行动表明，银晨公司为案涉房屋的承租人、管理人。首先，肖佰安在收到银晨公司的188万元后，出具了188万元的年租金收条，该收条能印证双方系在履行两公司之间的合同；其次，中奇公司以188万元/年的合同向税务局报税，可印证该租金为双方重新签订合同的价格，中奇公司在事后补缴税费系其义务，不能否认两公司之间重新签订合同并实际履行的事实；再次，中奇公司在2014年发出律师函，函件抬头为“益阳市银城百货有限公司”及公司法定代表人“朱富贵同志”，而非朱富贵等三个自然人，函件内容“就贵方与益阳中奇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房屋租赁合同》履行事实”等，足以说明中奇公司对于银晨公司的承租地位是认可的。中奇公司在2015年催讨租金的函件亦向朱富贵发出，邮寄地址为银晨公司地址，以上可知中奇公司对于银晨公司为租赁主体是认可的。三、银晨公司按照合同约定付款并享有12个月的免租期，不存在违约，中奇公司以诉讼方式解除合同，并在诉讼中强占已出租的房屋，导致银晨公司损失，故中奇公司关于租金及违约金的诉求应予驳回。 中奇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银晨公司的诉讼请求，由银晨公司承担案件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中奇公司与银晨公司之间无任何法律关系，中奇公司也无变更合同主体的明确意思表示，一审判决认定二公司之间具有租赁合同关系错误。案涉合同为中奇公司与朱富贵等三人之间签订的租金为388万元/年的租赁合同，双方无一致且明确的意思表示变更合同主体，一审判决未考虑下列情况或认定事实错误，强制认定中奇公司与银晨公司成立合同关系错误：1、2015年1月26日中奇公司向朱富贵等三人发回的律师函中，未将银晨公司作为承租人，一审判决遗漏该情况；2、租赁合同第十条约定，朱富贵等人有权自行成立公司承担合同承租人的权利和义务，但双方需另行签订租赁合同；租赁合同第11条约定，双方如对合同有补充或变更，需有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订补充协议并盖章。前述约定条件均未成就；3、在中奇公司诉朱富贵等三人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的系列审理中，朱富贵等三人均承认三人与中奇公司之间有租赁合同纠纷，亦未提到银晨公司为合同主体，而在本案一审中要求确认银晨公司的合同主体地位，意在逃避自然人债务；4、中奇公司在2014年委托律师发出的律师函虽有不严谨之处，但结合合同约定及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律师函不应产生变更合同主体的法律效力；5、一审判决认定银晨公司为合同的实际履行人系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6、银晨公司是否实际进行了分租和管理，不产生变更承租人的法律效果；7、《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条、第三条系为了解决设立中的公司对外发生法律行为而作出的司法解释，本案在合同签订之时，银晨公司并非设立中的公司，且前述规定第三条规定，合同相对人可选择向何方主张权利；8、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湘民终614号案件与本案类似，该判决认定实际使用人不具有承租人地位。二、中奇公司依法院生效判决收回房屋，已与承租人事实上解除合同，一审未考虑客观事实判决继续履行合同，系适用法律错误。 针对银晨公司的上诉，中奇公司辩称：坚持已方上诉意见；合同3系银晨公司伪造，本案为虚假诉讼；中奇公司与银晨公司无租赁合同关系；根据不告不理原则，银晨公司以合同3提起诉讼，但一审却判决继续履行合同1错误。 针对中奇公司的上诉，银晨公司辩称：一、坚持已方上诉意见；二、一审判决认定银晨公司为案涉房屋的实际承租人正确，银晨公司作为承租人，已得到中奇公司的认可，朱富贵等三人在银晨公司与中奇公司签订后同后，已脱离合同关系，不应当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1、从银晨公司提交的新证据即（益）房租证第2013A号《房屋租赁证》可看出，中奇公司在2013年6月3日前就知晓朱富贵等人成立了银晨公司，并积极协助将自己的房屋为银晨公司注册登记使用；2、根据银晨公司提交的新证据即（2016）湘0903民初3756号、3757号、3758号、3759号、3760号、3761号、3762号民事判决及原提交的（2015）益法民一终字第271号八份生效判决，银晨公司为案涉房屋的承租人已为法院查明并认可；三、根据合同3，银晨公司不欠租金亦未违约；中奇公司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擅自收回房屋，给银晨公司造成损失，中奇公司应当向银晨公司继续履行合同。 针对银晨公司、中奇公司的上诉，朱富贵、蔡友章辩称：认可银晨公司的上诉意见，不认可中奇公司的上诉意见。 针对银晨公司、中奇公司的上诉，蔡礼辉辩称：蔡礼辉不应承担租赁责任。 银晨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银晨公司与中奇之间《房屋租赁合同》成立，双方应继续履行《房屋租赁合同》，责令中奇公司返还租赁物给银晨公司继续经营；判令中奇公司依据《房屋租赁合同》第十二条的规定承担违约责任，向银晨公司支付150万元违约金。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5月28日，中奇公司与朱富贵等三人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中奇公司将益阳大道东一号的中奇家世界商业大楼的第一楼至第五楼整体租赁给朱富贵等三人，面积为23500平方米，租赁期限为15年（自2013年6月1日至2028年5月31日），中奇公司给予7个月的免租金期。第一年租金为388万元，以后每两年递增一次，递增幅度为每两年度基本租金递增3%。在合同签字之日，朱富贵等三人向中奇公司交付人民币100万元作为合同保证金；中奇公司将房屋腾空交付之日，三位第三人一次性向中奇公司支付第一年租金388万元；以后年度租金每半年交纳一次，每一租赁半年度开始前15天内朱富贵等三人向中奇公司支付下半年度的租金。朱富贵等三人逾期支付租金，按欠交租金额每日处以千分之二的违约金；朱富贵等三人逾期支付租金超过一个月，中奇公司有权解除合同，朱富贵等三人交纳的100万元保证金不予退还，造成中奇公司其他经济损失的，朱富贵等三人应当赔偿中奇公司全部经济损失。关于违约责任，合同约定一方有导致本合同终止、解除的重大违约行为，将向对方支付违约金150万元，造成对方其他经济损失的，还应当赔偿对方经济损失。关于租赁合同权利、义务转让问题，朱富贵等三人有权自行成立公司承担本合同承租人的权利和义务，但双方应当按本合同条款另行签订租赁合同。合同签订后，中奇公司将租赁房屋交付给朱富贵等三人使用。双方于2014年1月1日开始计算租金，朱富贵按照合同约定交付了第一年租金388万元及保证金100万元（银行转账422万元，其余66万元是双方其他往来冲抵）。 银晨公司系由朱富贵、蔡礼辉及蔡友章的女儿案外人蔡婷于2013年6月13日成立，2013年8月12日，通过银晨公司股东会决议，蔡礼辉退出该公司股份，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2014年10月26日，中奇公司委托湖南金剑律师事务所向银晨公司和朱富贵发出（2014）湘金函字第158号律师函，大致内容为，确定双方于2013年5月28日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并指责银晨公司和朱富贵违反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约定的义务，要求其拆除违章建筑及催缴拖欠租赁税等。当时，朱富贵系银晨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当事人共向法院提交三份涉案租赁合同，即合同1、合同2及合同3。上述合同中只有合同1提交了原件，合同2与合同3均未提交原件。银晨公司认为三份租赁合同中合同1，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但该合同已被合同3替代；合同2，系中奇公司伪造，不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同3，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系用来替代合同1。中奇公司认为合同1，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应系确定中奇公司与朱富贵等三人租赁关系的依据；合同2，系双方为避税，而制造的一份合同，不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同3，系朱富贵等三人或银晨公司伪造，不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租赁合同，系朱富贵等三人与中奇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而引发的相关纠纷，经审理确定本案的争议焦点如下： 1、本案租赁关系应以哪份租赁合同确定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经查，双方提交的三份合同中只有合同1有原件，且双方对合同1无争议，根据合同1的签订方式可确定双方在签订租赁合同时有对租赁合同的每一页签名，而银晨公司认为应作为确定租赁权利、义务的合同3，无原件，且合同版本最后一页与前几页的排版、格式等均有不同，另合同3仅在最后一页有签名和盖章。另在合同1签订后，朱富贵按合同1的约定向中奇公司交付了租金，且在银晨公司陈述的合同3中，未就合同1的效力及多交付的200万元租金问题进行约定，又未另行约定，不符合常理。综上，合同3的签订不符合双方签订合同的习惯及日常经验，故确认合同3应不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又因双方均不认可合同2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故认为本案确定租赁双方权利、义务的租赁合同应为合同1，故双方均应按合同1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 2、银晨公司在本案租赁合同关系中的地位。根据合同1第7条约定，朱富贵等三人有权自行成立公司承担承租人的权利和义务，且朱富贵等三人亦依法成立了银晨公司，并由银晨公司对租赁物进行管理和分租。另中奇公司亦曾向银晨公司发出律师函，确定银晨公司违反租赁合同义务，并要求朱富贵拆除违章建筑及缴纳租赁税等行为，足以认定中奇公司知道银晨公司已经是本案租赁合同的实际履行人，已代替朱富贵等三人承接了本案租赁合同的权利和义务，银晨公司与中奇公司虽未另行签订租赁合同，但中奇公司以实际行为认可了银晨公司的合同相对方地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条之规定，中奇公司可以要求朱富贵等三人或银晨公司承担本案租赁合同的合同责任，故根据该律师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之规定，确认银晨公司为本案租赁合同的实际承租人，因中奇公司要求解除本案租赁合同的请求，已被驳回，故银晨公司要求继续履行本案租赁合同的请求，予以支持，即双方继续按合同1的约定履行租赁合同权利、义务。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条之规定，判决：确认益阳市银晨百货有限公司与益阳中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之间的租赁合同关系有效，双方继续按2013年5月28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租金388万元，免租金期7个月）约定享有权利与履行义务。案件受理费18300元，由益阳市银晨百货有限公司负担18000元，益阳中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300元。 本院二审期间，银晨公司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银晨公司提交四组证据：第一组证据，2013A号《房屋租赁证》一份，拟证明中奇公司在2013年6月1日前已知晓朱富贵等三人依据租赁合同第十条第七款成立银晨公司，且肖佰安在公司成立时积极配合提供便利，该证据亦能说明中奇公司辩称其不知晓银晨公司为实际承租人的主张不成立；第二组证据，（2016）湘0903民初3756号、3757号、3758号、3759号、3760号、3761号、3762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经审理查明，法院已认定银晨公司为案涉房屋的承租人，其与中奇公司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并作为承租人对外进行管理经营；第三组证据，租金汇总表（2019）、房屋租赁合同各一份，拟证明从中奇公司自营情况来看，其年租金仅147万元，188万元/年的租金符合当时的市场价格，若租金为388万元/年，将违背市场商业规律；第四组证据，湖南精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关于银晨公司投资成本回收额的分析咨询报告（精会师咨字（2019）第001号）一份，拟证明若以188万元/年的合同约定，银晨公司需以管理费才能弥补每年80余万元的租金亏损，若以388万元/年的合同约定，即使加上管理费，也无法弥补每年高达280万元的租金亏损。中奇公司经质证认为：第一组证据无原件，系银晨公司伪造。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能证明银晨公司不是承租人，承租人是朱富贵等三人，七份判决系依据益阳中院（2016）湘09民终214号判决作出的关联判决，可证明银晨公司与商户的法律关系已终止，不宜继续履行合同。对第三组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中奇公司与对方的关系应以真实合同为依据，中奇公司收取的费用有部分按折旧费收取，该表累计金额未包括退租的商户及物业管理费，不能真实反映中奇公司的租金情况。对第四组证据的三性均不予认可：该报告系银晨公司单方委托出具；报告与现实不符，如中奇公司并未实收388万元租金，计算的投资成本严重超出，中奇公司在出租时已经是卖场而非毛坯房，朱富贵等人的投资成本不超过100万元；如果该报告属实，朱富贵等人不可能在投资两千多万元的情况下拖欠几百万的租金。朱富贵、蔡友章对前述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蔡礼辉经质证对第三、四组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认为第一组证据中原有的房屋租赁证出租方是中奇公司，承租人是银晨公司，朱富贵等三人找了代理公司委托其办理银晨公司的房屋租赁证，为了节省费用，代理公司把面积改成了18500平方米；认为第二组证据为中奇公司与银晨公司之间的矛盾，与蔡礼辉无关。本院经审查认为：银晨公司提交的证据一无原件比对，无法核实其真实性，本院不予采信。提交的证据二为赫山区人民法院就伍军等人与银晨公司的租赁纠纷所作的判决，提交的证据三为中奇公司2019年9月至12月的租金汇总表及益阳中奇家世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与案外人孙立君2019年签订的租赁合同，提交的证据四为湖南精诚会计师事务所依据银晨公司的委托，就案涉房屋租赁、经营所作的投资回收额的分析，就上述三证据的证明力，本院在后续析理部分作出分析。 中奇公司、朱富贵等三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二审中，朱富贵陈述合同3原件有2份。 本院经审理查明，案涉房屋已由中奇公司收回并出租，各商户已与中奇公司重新签订租赁合同。除此，一审判决查明的其他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应以何份合同作为本案定案依据。本院认为，应以合同1作为定案依据，分述如下： 一、从形式上看，合同1比合同3更具有证明力。本案中，案涉租赁合同有三份，载明的签订日期均为2013年5月28日，除租金及免租期外，合同其他内容基本相同，合同间无互补性，故仅有一份合同为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各方均不认可合同2的效力，且合同2无原件比对，一审判决未予采信其证明力正确。就合同1与合同3之间的效力，综合以下因素，本院认为应以合同1确定租赁关系：首先，从证据的客观真实性来看，合同1有原件核对，双方亦明确表示认可，应当采信；而合同3系无原件核对的复印件，真实性存疑，且其内容与合同1相矛盾。朱富贵陈述合同3原件有两份，但其不能提交任一一份供法庭比对，故合同1的证明力大于合同3的证明力。其次，从合同内容来看。双方签订合同后，朱富贵依约交纳了租金388万元及保证金100万元，其行为符合合同1约定的义务。如签订合同3替代合同1，则应在新签合同中就合同1的效力、已交纳租金如何处理等方面作出约定，而合同3中并无此类内容。再次，从合同3的字体、排版来看。合同3最后一页的字迹明显较前四页清晰，最后一页有页码“5”，而前四页均无页码。故即使有新合同的存在，本案现存的证据“合同3”的真实性亦存疑。 二、在合同1签订后，中奇公司在履行合同时，有行为与合同3的内容有相似之处，但不能据此推断其与朱富贵等三人或银晨公司就变更合同内容达成了合意。 首先，双方函件来往可知中奇公司未与银晨公司签订合同3。合同1签订后，履行过程中的确存在一些与合同1约定不符的情形，如：朱富贵等三人在承租后，由银晨公司对外招租并签订合同，即租赁房屋由银晨公司实际经营；在接受行政处罚时与行政部门对接的主体为银晨公司；案涉房屋的房屋租赁证上的承租人为银晨公司；中奇公司委托的律师事务所在2014年作出的律师函系向银晨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朱富贵发出，函件内容“就贵方与益阳中奇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房屋租赁合同》履行事宜……”等。但银晨公司的招租、接受处罚、办理租赁证等行为非与中奇公司发生，对中奇公司无约束力。银晨公司在收到律师函后，复函载明“贵方在函件中谈到拖欠租金的问题，我公司与贵方在益阳佳宁娜大酒店一楼茶厅卡座洽谈合同成就条款时，贵方口头承诺：从合同签订之日起，如我公司的承租物在7个月之后未曾向外全部出租，则免租金为一年。”以上内容可知，银晨公司并未与中奇公司签订免租期一年的书面合同。且银晨公司在2017年11月15日[（2017）湘0903民初2242号]庭审时曾表示新公司成立后双方未曾签订新合同的原因是中奇公司不愿意签订合同。故双方函件往来可知二公司未签订具有免租期为一年的合同3。 其次，188万元的收条不足以认定朱富贵等三人在履行合同3的义务。朱富贵、蔡友章及银晨公司认为中奇公司于2013年7月2日出具的收条为188万元，且依据中奇公司2019年的租金总额、益阳中奇家世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与案外人孙立君2019年签订的租赁合同及会计师事务所作出的投资回收额的咨询分析意见，应认定中奇公司与银晨公司变更租金为188万元/年更符合实际情况。本院认为，中奇公司的收条系向“朱富贵等三人”而非向银晨公司出具，银晨公司非收条的对应主体。如果租金为188万元/年，承租人在已支付270万元即剩余已付租金期限达10个月的情况下，继续向中奇公司支付下一年度租金不合常理。各方均认可签订过合同1，中奇公司否认签订过合同3。合同1并非中奇公司利用优势地位或朱富贵一方无经验，亦非利用朱富贵等人一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的情况下签订，且租金行情的变化属于当事人应当预见的商业交易风险。故该收条的存在、租赁市场价格的变化及投资回报，不能成为推定新合同内容成立而否定原合同主体及效力的依据。 再次，律师函不具有变更合同1的效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关于“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之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一经有效成立，即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须严格遵守合约履行义务，非依法律规定或取得对方同意，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合同的内容。合同1第十条第七款约定“乙方有权自行成立公司承担本合同承租人的权利和义务，但双方应当按本合同条款另行签订租赁合同”，第11款约定“双方对本合同如有补充或变更，应当由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订补充协议并盖章，否则，双方均不承认其法律效力”。由此可见，无论是依据合同法之规定还是依据租赁合同之约定，本案当事人在未以书面形式就合同变更问题达成合意的情况下，均不能构成合同的变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八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变更的内容约定不明确的，推定为未变更。故在双方仅有口头协议而未签订书面协议的情况下，律师函不具有变更合同1的效力。 三、另案认定的事实不能认定双方签订有合同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朱富贵等三人、银晨公司均认为赫山区人民法院（2016）湘0903民初3756号、3757号、3758号、3759号、3760号、3761号、3762号及益阳中院（2015）益法民一终字第271号八份民事判决均已生效，依据上述条款，案件中认定银晨公司为案涉房屋承租人的事实应予确认，进而要求以合同3为定案依据。本院认为，另案生效判决的争议焦点均非银晨公司是否为案涉租赁合同的签约主体，中奇公司亦未作为案件当事人参与诉讼，且依据上述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五项至第七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的规定，中奇公司提供的合同1足以确认银晨公司非案涉租赁合同签约主体，八份判决认定的事实不宜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不能据此认定双方曾签有合同3。 四、诉争进程表现不足以认定双方签订有合同3。朱富贵认为中奇公司多次庭审中承认曾签订有合同3，故合同1应被合同3替代。本院认为，从2015年8月21日的庭审笔录来看，除有一句“审：原告（中奇公司），对于被告方所说的银城百货的合同你有无说明？原代1：我只盖了一个章，其他的签名不清楚”外，中奇公司一直主张合同3是伪造的。从2016年3月28日的庭审笔录来看，在法庭就三份合同分别是什么时候签订的对朱富贵发问后，询问中奇公司是否有异议，中奇公司：第一份合同388万元无异议。第二份合同是188万元，租赁税约定要朱富贵承担，因税费较高为了避税，朱富贵要求与我们重新签订一份合同，原件必须销毁，所以就搞了一份虚假的合同。第三份合同是由中奇公司先盖章签字，然后就交给朱富贵去签字了，该合同由朱富贵提供给税务局的，后面的事我们就不清楚了”，中奇公司代理人在笔录上手写补充“并且也没有原件，蔡礼辉也没有原件，蔡礼辉一审中举证的第三份合同来源朱富贵，前三页没有签字和骑缝章，最后一页也没有原件”。从文字表述的连贯性来看，笔录中记录的“第三份合同是由中奇公司先盖章签字”应为“第二份合同是由中奇公司先盖章签字”。且在庭审中，中奇公司除有此该歧义的表述（记录）外，对合同3的存在均予以否认。而从诉讼之初的情况来看朱富贵等三人的诉讼行为与合同3的存在不符。中奇公司提起诉讼之初，朱富贵多次强调有免租期长达一年的口头约定，并向法院积极举证，而未提及签订合同3之说，银晨公司在诉讼中亦陈述未与中奇公司另行签订合同。如合同3属实，该证据明显比朱富贵提交的电话录音等证据对其有利，朱富贵应在诉讼之初以该合同进行抗辩，而不会以存在延长免租期的口头协议进行抗辩。 因合同1的签订主体为中奇公司与朱富贵等三人，银晨公司并非合同主体，故银晨公司诉讼主张其与中奇公司之间的租赁合同成立，并以此要求中奇公司继续履行合同、返还租赁物并承担违约责任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在认定合同1为定案依据之时，将银晨公司认定为合同主体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银晨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中奇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实体处理欠妥，本院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七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撤销益阳市赫山区人民法院（2019）湘0903民初2094号民事判决； 驳回益阳市银晨百货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83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00元，共计18500元，由益阳市银晨百货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夏 蓉 审判员 陈运泉 审判员 蒋远军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曹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