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8733号上诉人（一审被告）：广州市君熙时代娱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华明路9号1703房。法定代表人：梁达斯。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平川，广东环宇京茂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乐邑（广州）传媒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华明路9号1703房。法定代表人：韩婕。委托诉讼代理人：麦理艳，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龙劲滔，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州市君熙时代娱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君熙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乐邑（广州）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邑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6民初424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君熙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乐邑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乐邑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错误理解君熙公司的抗辩理由，错误援引司法解释。君熙公司的主要抗辩理由是案涉债权由谭国彪经手进行了协议抵销。从法律角度看，这不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所述“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而是第十六条所述“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君熙公司对于案涉款项性质表述是否清晰，与本案结果没有关系，一审判决对于君熙公司的基本主张都理解错误，必然导致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的偏差。二、由于君熙公司与乐邑公司的关联关系，以及谭国彪的特殊身份，发票足以作为协议抵销的依据。一审判决认为，君熙公司提供的发票系单方开具，没有书面合同或其他文件，不足以证明双方之间发生过所谓日常策划交易。该判决认定的依据不够充分。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应当一视同仁，不能厚此薄彼。乐邑公司的银行流水同样也是单方注明“借款”，同样也没有借款合同，而一审判决则认为可以证明双方之间发生过借贷。2.谭国彪的身份决定其行为必属双方意思表示。谭国彪兼任双方财务负责人，这种身份就决定其开具发票的同时，就代表乐邑公司收取了发票。同样的，这种身份决定了开具发票，必然是双方意思表示，而不可能是单方意思表示。3.发票足以证明双方间存在策划交易。首先，双方间存在关联关系，交易状态必然与其他主体不同。如前述，既然一审判决没有强令乐邑公司拿出借款合同，强令君熙公司拿出服务合同的理由亦不充分。其次，谭国彪的特殊身份决定,发票本身足以证明双方对策划服务不持异议。而且从谭国彪开具和收取发票到乐邑公司就策划服务提出异议，间隔了整整9个月，显然也与常态不符。4.发票足以证明协议抵销客观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规定，除非有相反证据，否则普通发票视为买方（乐邑公司）付款。乐邑公司自认未另行支付款项，那发票就只能对应案涉款项：意味着双方将案涉款项视为乐邑公司对君熙公司的付款。双方以协议抵销方式终止借贷关系符合法律规定。乐邑公司是一审原告，举证责任本就重于君熙公司，加之发票由与乐邑公司及韩捷关系密切的谭国彪开具和收取。因此，除非乐邑公司举证协议抵销不存在，否则只能认定君熙公司已通过协议抵销的方式终止了借贷关系，这才是举证责任的应有之意。从这个角度上看，一审判决在程序上亦有瑕疵。三、其他理由。1.一审既然认可口头形式的借贷关系，就不应要求君熙公司以书面形式证明君熙公司为乐邑公司提供了资金策划服务，尤其在君熙公司与乐邑公司存在关联关系的情况下。2.如果君熙公司没有为乐邑公司提供策划资金服务，则君熙公司向乐邑公司开具发票，乐邑公司又接受发票并予以入账与常理不符。3.如果君熙公司与乐邑公司不存在抵消合意，则乐邑公司在长达10个月的时间都未向君熙公司主张债权，直到乐邑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与君熙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基于另案发生纠纷时乐邑公司才突然要求偿还所谓债权，这有违常理。乐邑公司辩称：一审判决事实查明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案的借贷关系与服务关系是两个关系，两个合同关系的成立应予以区分，而不是对等的。本案的借贷关系有实际转账记录，且备注了借款一词，明确了款项的性质，而君熙公司答辩中提及的均是以“如果”为前提，属于无事实依据的推断。君熙公司单方陈述乐邑公司与其存在合同关系，而无证据证明该事实和合同履行的痕迹，也无其他形式体现。君熙公司二审否认其一审的抗辩理由，前后不一致，故君熙公司的陈述是没有事实依据的。乐邑公司向一审起诉请求：1.君熙公司向乐邑公司支付借款9万元及利息（以9万元为本金，自2019年12月26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2.君熙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乐邑公司提供银行业务回单三张，证明其分别于2018年12月12日、2019年1月11日、6月5日向君熙公司账户转款5万元、2万元、2万元，共计为9万元。上述回单中摘要处均备注“借款”。君熙公司确认收到上述款项。庭审中，双方共同确认韩婕既是乐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也是君熙公司的监事、股东，两公司共用经营场所，谭国彪兼任两公司财务负责人。君熙公司否认诉争款项为两公司之间的借款，庭审中，对于款项性质，君熙公司先是主张该款项为韩婕向君熙公司支付的出资款，后又否认，主张该款项入账名目为往来款。君熙公司又提供其于2019年9月28日开具的发票一张，开票金额为9万元，货物或应税劳务、服务名称为“*现代服务*策划服务费”。君熙公司称该发票可证明君熙公司为乐邑公司提供了日常咨询策划，因此诉争9万元已用于抵充该发票对应的服务价款，但君熙公司却表示无法提供其所谓日常咨询策划所对应的合同或其他交易文件。一审法院认为：乐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韩婕同时也是君熙公司的监事、股东，两公司共用同一经营场所，同时两公司的财务负责人为同一人，由此可见，两公司为关联企业。但两公司的股东并不完全相同，账目也是分开的，主体并未混同，因此，两公司之间可成立债务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一方面，乐邑公司提供的银行转账回单上备注了款项性质为借款，能够反映乐邑公司在转款时的真实意思表示，一定程度上也能够证明转款时双方的民事法律行为的内容。而另一方面，君熙公司对于款项性质始终语焉不详，前后陈述矛盾，无法清楚说明款项发生存在其他原因。同时，其提供的发票也是单方开具，不足以证明双方之间发生过所谓日常咨询策划交易，亦不足以证明其抵消权成立。依照上述司法解释之规定，应推定乐邑公司关于款项性质为借款之主张成立。君熙公司借款后未履行还款义务，由此乐邑公司要求其偿还借款并自起诉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计收利息，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二百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君熙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乐邑公司偿还借款9万元及利息（自2019年12月26日起按年利率6%计至君熙公司实际还清之日止）。一审案件诉讼费2971元（包括案件受理费2051元、保全费920元），均由君熙公司负担。一审判决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君熙公司二审确认乐邑公司转账的9万元系借款，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君熙公司出具的发票指向的服务价款是否用以抵销案涉借款9万元。君熙公司一审中先是主张乐邑公司转账的9万元是出资款，之后又称为往来款，并称以“现代服务*策划服务费”抵充并出具2019年9月28日的服务发票为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的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君熙公司二审对乐邑公司转账的9万元确认为借款，但其主张以“现代服务*策划服务费”抵充上述借款，并无提供证据佐证，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判决对君熙公司主张抵销关系不予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君熙公司未能证明其以“现代服务*策划服务费”抵充案涉借款，乐邑公司要求君熙公司归还案涉借款本金9万元及利息正确，本院予以支持。双方无对利息计付方式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上诉人广州市君熙时代娱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51元，由上诉人广州市君熙时代娱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汤 琼审判员 叶嘉璘审判员 张 淼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李玉娜黄昱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