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20）陕71行赔终7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贺某某，男，1970年XX月XX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XXXXXXXXXXXXXXXXXX，汉族，户籍所在地河北省衡水市武强县XX乡XX村XX号，现住咸阳市渭城区XX堡XX队XX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某，女，1975年XX月XX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XXXXXXXXXXXXXXXXXX,汉族，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平舆县XX乡XX村委西马庄，现住咸阳市渭城区XX堡XX队XX号。 共同委托代理人陈根发，陕西方新律师事务所律师。 共同委托代理人李浩，陕西方新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咸阳市渭城区周陵街道办事处，住所地咸阳市渭城区XX路XX道交叉口北150米。 负责人张登伟，主任。 委托代理人王东升，咸阳市渭城区周陵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常辉，陕西卓勋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贺某某、李某某与上诉人咸阳市渭城区周陵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周陵街办）行政赔偿一案，不服西安铁路运输法院（2019）陕7102行赔初71号行政判决书，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贺某某、李某某二人在XX街XX村共同经营废旧物品回收。2013年5月30日，李某某与东郭旗寨村郭响亮签订了《合同书》，合同约定郭响亮将场地租赁给李某某，租赁期限为10年（自2013年至2023年），年租金为18000元。李某某租赁了上述场地后，为了防止回收的旧衣物被淋湿，在承租的场地上搭建了钢管大棚，租赁的场地主要用于存放回收的废旧物品，贺某某、李某某二人的废旧物品回收站无相关单位的合法审批手续。2018年7月17日，中共陕西省西咸新区秦汉新城委员会办公室陕西省西咸新区秦汉新城委员会办公室下发《关于印发的通知》，该通知下发的《陕西省西咸新区秦汉新城“散乱污”企业整治行动方案》确定各街办作为其辖区“散乱污”企业整治工作的责任主体。周陵街办收到上述《陕西省西咸新区秦汉新城“散乱污”企业整治行动方案》后，根据其辖区“散乱污”企业的现状，制定了《周陵办关于集中整治“散乱污”企业的工作实施方案》，并制作了周陵街办“散乱污”企业摸底及整治台账，贺某某、李某某废品回收站在此次“散乱污”企业整治的名单内。周陵街办按照《周陵办关于集中整治“散乱污”企业的工作实施方案》确定“各村党支部、村委会按照‘属地管辖’的原则，无条件配合相关部门对‘散乱污’企业的整治取缔工作”的规定，要求东郭旗村村委会通知贺某某、李某某尽快搬离涉案场地。东郭旗村村委会收到周陵街办和上级部门的相关文件后，于2018年7月16日作出了《通知》，并将通知的内容告知了李某某。贺某某、李某某在获知《通知》内容后的一个月内，且在东郭旗村村委会多次催促后，XX街XX村委会的要求搬离涉案场地。2018年8月17日，周陵街道办组织相关部门，对该废品收购站予以取缔，对贺某某、李某某搭建的货场大棚进行了拆除。对于贺某某、李某某回收的旧衣服、旧轮胎、塑料袋等废旧物品以及废旧轮胎烧毁的废渣和违建拆除的建筑垃圾等地面上的其他垃圾，东郭旗村村委会雇佣咸阳天成垃圾清运公司组织清运，咸阳天成垃圾清运公司共清运了70多车，才将贺某某、李某某回收的废旧物品清运完毕并按照垃圾予以处理，处理后的废旧物品已经不复存在。贺某某、李某某认为，涉案货物是二人通过合法途径回收的，属于贺某某、李某某的合法财产，周陵街办未按照法定程序取缔贺某某、李某某的废旧物品回收站，且在取缔过程中未妥善保管贺某某、李某某回收的废旧物品，给二人造成了经济损失965000元，遂起诉要求确认周陵街办拆除贺某某、李某某位于咸阳市渭城区XX镇XX村的仓库大棚及扣押二人废旧物品的行政行为违法并同时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西安铁路运输法院作出的（2019）陕7102行初937号行政判决书，已依法确认周陵街办拆除贺某某、李某某位于咸阳市渭城区XX镇XX村的仓库大棚及扣押二人废旧物品的行政行为违法。 另查明，贺某某、李某某在收到东郭旗村村委会作出的取缔通知后，对其废旧物品回收站内的部分废旧轮胎进行了处理并自行雇车运离了涉案废旧物品回收站。 又查明，为了核实涉案废旧物品的价格，一审法院向西安市有合法手续的几家废旧物品回收站进行了询价，旧衣服的价格为500元-600元/1吨，旧轮胎的价格为500元-600元/1吨，铜嘴子18000元/1吨。贺某某、李某某提交的损失货物清单中，其回收的货物价格符合市场价格，可以作为计算货物价格的依据。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根据上述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行政职权违法，造成公民、法人合法财产损失的，依法应予赔偿。本案中，就涉诉行政强制行为，西安铁路运输法院已作出（2019）陕7102行初937号行政判决书，依法确认周陵街办拆除贺某某、李某某位于咸阳市渭城区XX镇XX村的仓库大棚及扣押二人废旧物品的行政行为违法。贺某某、李某某对周陵街办取缔的废旧物品回收站中废旧物品享有财产权利，即使取缔时贺某某、李某某未取得合法的经营许可手续，但取缔贺某某、李某某经营的废旧物品回收站时，该回收站中的废旧物品仍应返还贺某某、李某某。现周陵街办在取缔贺某某、李某某经营的废旧物品回收站时未向贺某某、李某某返还其回收的废旧物品，且废旧物品因周陵街办处理后已不复存在，周陵街办依法应对贺某某、李某某的废旧物品予以赔偿。 关于赔偿标准和金额。《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十七条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案件中，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就损害情况举证的，应当由被告就该损害情况承担举证责任。对于各方主张损失的价值无法认定的，应当由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申请鉴定，但法律、法规、规章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时依法应当评估或者鉴定的除外；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拒绝申请鉴定的，由其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当事人的损失因客观原因无法鉴定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的主张和在案证据，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生活常识等，酌情确定赔偿数额。”本案中，贺某某、李某某虽然向法院提交了照片和损失财产清单，但是其并未提供其他证据印证其主张的废旧物品，在此次“散乱污”企业整治过程中，在其废旧物品回收站内。根据天成垃圾清运有限公司陈述的现场状况和其清运了70多车的内容，结合庭审中查明的贺某某、李某某在收到东郭旗村村委会作出的取缔通知后，对其废旧物品回收站内的有价值的废旧轮胎进行了处理并自行雇车运离现场的事实，天成垃圾清运有限公司清运的70多车物品主要包括旧衣服、旧轮胎、旧轮胎烧毁后的废渣和违建拆除后的建筑垃圾，上述废旧物品和垃圾是掺杂在一起装车的，并未进行分类装车。根据贺某某、李某某提供的照片可以判断出，贺某某、李某某收购的旧衣服均是打包保存的，考虑到衣服打包保存、轮胎未切割占用的车内空间及衣服和轮胎的重量，结合天成垃圾清运有限公司的混合装车方式，本院依法酌定旧衣服每车重量0.5吨，废轮胎0.1吨，结合贺某某、李某某损失货物清单中的计价标准及在案证据，参考贺某某、李某某2017年8月至2018年8月的收入166387元（交易收入总额781781元与交易支出总额的差额615394元），本院依法酌定由周陵街办赔偿贺某某、李某某旧衣服损失15000元，废旧轮胎损失3000元，合计废旧物品损失18000元。至于贺某某、李某某主张的其他废旧物品损失，因其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物品来源，且无证据证明在周陵街办取缔时物品存在于垃圾回收站内，对于贺某某、李某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十七条之规定，判决：一、责令被告咸阳市渭城区周陵街道办事处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赔偿因强制取缔行为造成原告李某某、贺某某的废旧物品损失人民币18000元。二、驳回原告李某某、贺某某其他诉讼请求。 上诉人贺某某、李某某不服，上诉称,西安铁路运输法院于2019年11月27日作出（2019）陕7102行初937号行政判决书，确认被上诉人周陵街办于2018年8月17日拆除上诉人贺某某、李某某位于咸阳市渭城区XX镇XX村的仓库大棚及扣押上诉人废旧物品的行政强制行为违法。因被上诉人在取缔清运过程中未妥善保管上诉人回收的废旧物品，导致废旧物品全部灭失，故被上诉人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周陵街办清运上诉人贺某某、李某某的废旧物品，清运70多车，每车为旧衣服0.5吨，废轮胎0.1吨，合计损失为18000元。该认定不符合逻辑、不符合生活常识、生活经验，也与事实不符，且显失公平，应当予以纠正。 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故本案造成的具体损失数额应由被上诉人周陵街办承担举证责任，非由上诉人承担举证责任。 第二，上诉人已经向法院提交的录音证明被告单位主管领导称清运当天共拉了130多车，而非咸阳天成垃圾清运有限公司陈述的其清运了70多车。上诉人提交的照片，清运当天现场车辆车身印有“通成运输公司”不是所谓的“天成公司”，且在国家企业信息公示系统中也未查到“咸阳天成垃圾清运有限公司”。被告单位也未能提供其雇佣天成公司清运垃圾的相关发票。故上诉人认为清运当天现场车辆应以130辆为准。 第三，上诉人向法院提交的照片中，清运当天现场车辆为陕汽重卡前二轮后八轮的自卸车。该车货箱长约4.6米，宽约2.6米，高约1.5米，载重量25吨。其货箱容积约为18立方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的解释》第四十七条规定：“当事人的损失因客观原因无法鉴定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的主张和在案证据，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生活常识等，酌情确定赔偿数额”。然而，一审判决认定一辆重型卡车在清运现场每车装载旧衣服重量为0.5吨，废轮胎重量为0.1吨。这意味着每辆车载重0.6吨，仅为其载重量的四十分之一，这显然是违背常理，违背逻辑，违背生活经验、生活常识的，据此计算的赔偿数额是明显有失公平的。并且，涉案场地内还有长约32米，宽约8米，面积256平米的的大棚在当天被拆除。该大棚内主要存放的是铜嘴子，上诉人整理打包过的羽绒服，大件冬装，绿网等。这些废旧物品上诉人在一审中也提交了照片予以证明。而一审判决认定的清运车辆每车所拉的仅有旧衣服和废轮胎，显然与事实不符。 第四，因上诉人贺某某、李某某买卖废旧物品是通过现金、微信、银行转账等方式交易。故上诉人向法院提交了二人自2017年8月至2018年8月微信支付明细表，银行转账流水。一审法院亦认可贺某某、李某某2017年8月至2018年8月交易收入总额为781781元，交易支出615394元，可见两上诉人一年买卖废旧物品的交易额达到数十万元。涉案场地内是两上诉人三年时间在场地内买卖流转的废旧物品，其价值完全可以达到上诉人主张的965000元。 综上所述，本案具体赔偿数额的举证责任在被上诉人。在这一前提下，上诉人又向法院提供了相应证据，证明上诉人损失的废旧物品种类、规模，以及清运当天的现场状况、清运车辆情况，上诉人的年交易额等。而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周陵街办清运上诉人贺某某、李某某经营三年的场地内存放的废旧物品，清运70多车，每车仅有旧衣服0.5吨，废轮胎0.1吨，合计损失为18000元。该认定明显违背常理，违背逻辑，不符合生活经验、生活常识显失公平，并且与事实不符。上诉请求：一、请求法院撤销西安市铁路运输法院作出的（2019）陕7102行初71号行政赔偿判决书；二、请求法院判决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三、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上诉人周陵街办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 一、上诉人不应当为本案适格被告。 上诉人在本案的“散乱污”整治工作中负责的是摸排统计行政工作，并非行政执法主体职责。中共陕西省西咸新区秦汉新城委员会办公室、陕西省西咸新区秦汉新城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陕西省西咸新区秦汉新城“散乱污”企业整治行动方案》的通知（秦汉党办字71号）文件第二（一）项；陕西省西咸新区秦汉新城铁腕治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秦汉新城重新开展“散乱污”企业大摸排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第二1项均明确“上诉人作为街道办事处是摸排工作的责任主体，具体负责实施摸排统计工作。”为此，根据秦汉新城管委会文件精神，上诉上并非本次行政执法的责任主体。关于2018年8月17日取缔原告废品收购站的《情况说明》、西咸新区公安局秦汉新城分局周陵派出所《情况说明》也证实上诉人系配合秦汉新城城市管理和交通运输局、XX城XX市场服务与监督管理所、西咸新区公安局秦汉新城分局周陵派出所进行行政执法，因上诉人并不具备行政执法职能，故在此过程中其仅作为基层行政派出机构履行的是行政管理配合职责。故上诉人在本案中并无拆除涉案大棚及扣押废旧物品的行政强制行为。且各职能部分在现场只是配合东郭旗寨村委会恢复被上诉人非法占用的农用地，各职能部分并无具体的行政强制行为。因此，被上诉人所诉被告主体不适格，应依法驳回起诉。 二、原审已认定被上诉人在2018年8月17日前将有价值的物品进行了转移，当日由东郭旗寨村委会雇佣咸阳天成垃圾清运公司将剩余的废旧物品及废旧轮胎烧毁的废渣和违建拆除的建筑垃圾进行了清运。由于被上诉人占用东郭旗寨村委会土地从事非农非法经营活动，严重违反了《土地法》的规定，侵害了东郭旗寨村委会的合法权益，该村委会拆除违建并恢复土地原貌，东郭旗寨村委会系履行的村委会自治职能。故对上述物品的清运行为系东郭旗寨村委会所为的民事行为并非行政机关的强制行为，关于此行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纠纷应当属于被上诉人与东郭旗寨村委会之间的民事纠纷而并非行政赔偿纠纷，被上诉人应通过民事诉讼机制解决本案赔偿纠纷。 三、原审判决赔偿的18000元无充分证据支持。原审已认定被上诉人在2018年8月17日前将有价值的物品进行了转移。场地上剩余的物品均系无财产价值的无用垃圾，被上诉人无证据证实当日场地存在其所称的物品、无证据证实该物品系其所有的合法来源、无证据证实该物品存在的财产价值，故原审事实认定错误。原审法院适用西安市几家废品收购站价格依据认定本案也不恰当，西安市这几家属于有审批手续的合法收购站，而被上诉人属于无审批手续的非法经营，且西安市和咸阳市农村地区的废品价格也存在重大差异，故两者不具备参考性。 综上所述，上诉人在本案中并非行政执法主体，也未行使具体的行政强制行为，被上诉人的赔偿损失诉求依法属于民事纠纷，故请依法支持上诉请求：依法撤销西安铁路运输法院（2019）陕7102行赔初71号《行政赔偿判决书》并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二审中，李某某、贺某某向本院提交两张2020年4月18日拍摄的照片证明通城运输公司清理李某某、贺某某场地的运输车辆的规格尺寸载重量。因该照片拍摄时间虽在一审庭审结束后，但所证事实并非新出现、新发生的事实，故不属于新证据，本院不予接收。关于李某某、贺某某上诉称，其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录音证明周陵街办单位主管领导称清运当天共拉了130多车，而非一审认定的70多车的问题。一审法院依据直接承担清运工作的天成公司陈述，作出清运车辆数量数的认定，属于法院依职权调查作出的事实认定。但是，该陈述没有其他证据印证，与庭审中证人陈述不一；李某某、贺某某亦不认可。对此，本院认为，XX街XX街道XX村委会主任郭超为“找了10辆车”、“拉了几十趟”的陈述，结合李某某、贺某某提交的录音证据，两位工作人员两次陈述“运费十五万”“130车”的内容，清运现场物品运输车辆应认定为130车。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一、周陵街办是否本案适格被告问题；二、赔偿数额问题。 焦点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第五款规定，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所作的行政行为，委托的行政机关是被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对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受行政机关委托作出的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以委托的行政机关为被告。本案中，根据《陕西省西咸新区秦汉新城“散乱污”企业整治行动方案》确定：各街办为其辖区“散乱污”企业整治工作的责任主体；《周陵办关于集中整治“散乱污”企业的工作实施方案》确定：“各村党支部、村委会按照‘属地管辖’的原则，无条件配合相关部门对‘散乱污’企业的整治取缔工作”的规定，周陵街办为其辖区“散乱污”企业整治工作的责任主体；东郭旗村村委会组织相关人员对贺某某、李某某仓库大棚及废旧物品的拆除、扣押等行为，是无条件配合周陵街办履行《陕西省西咸新区秦汉新城“散乱污”企业整治行动方案》规定的街办对‘散乱污’企业的整治取缔工作；东郭旗村村委会仅系行政机关的行政助手与配合辅助者，为协助行政机关实现行政管理目的。东郭旗村村委会的行为后果应由具有法定职权的行政机关周陵街办承担，故，周陵街办为本案适格被告。周陵街办上诉称其不应当为本案适格被告的观点，既与《陕西省西咸新区秦汉新城“散乱污”企业整治行动方案》《周陵办关于集中整治“散乱污”企业的工作实施方案》等文件的规定不符，亦无相关法律、法规依据，且周陵街办无相关证据证明村民委员会实施被诉强制行为出于恢复被上诉人占用的村集体农用地的自主意志。对周陵街办的关于其被告主体资格不适格的上诉意见，本院不予支持。 焦点二，关于赔偿数额问题。李某某、贺某某在与周陵街办工作人员协商过程中，自认“能卖的都卖了，能走的都走了，有的东西环保一查就是卖不掉”、“本来剩一个晚上我们就弄完了”，一审法院依据李某某、贺某某提交的有效证据及法院依职权调查的事实，结合李某某、贺某某自认已经自行处理部分物品的情况，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生活常识等，酌情确定赔偿18000元，并无不当。因二审查明清运车辆数为130车，故一审法院酌定的赔偿数额应予纠正，计为33428元。李某某、贺某某上诉称物品损失在965000元，与其自认不符亦无其他有效证据支持，本院不予认定。周陵街办上诉称清运场地上为无价值垃圾的观点，无证据支持，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主要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唯对赔偿数额计算依据的车辆数认定有误，依法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西安铁路运输法院（2019）陕7102行赔初71号行政判决第一项，即“责令被告咸阳市渭城区周陵街道办事处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赔偿因强制取缔行为造成原告李某某、贺某某的废旧物品损失人民币18000元”。 二、改判：咸阳市渭城区周陵街道办事处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赔偿因强制取缔行为造成李某某、贺某某的废旧物品损失人民币33428元。 三、维持西安铁路运输法院（2019）陕7102行赔初71号行政判决第二项，即“驳回原告李某某、贺某某其他诉讼请求”。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程淑芹 审判员  刘 爽 审判员  左 昆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七日 书记员  王 聪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