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天台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浙1023行初62号 原告汪雷强，男，1983年1月20日出生，汉族，住天台县。 委托代理人：周玲，浙江人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天台县人民政府始丰街道办事处，住所地天台县始丰街道天台山西路289号。 法定代表人俞益撑，主任。 应诉负责人陈斌，副主任。 委托代理人：戴敏华，浙江天台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汪雷强与被告天台县人民政府始丰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始丰街道）行政撤销一案，于2020年4月21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后，于2020年4月22日向被告发送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7月2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汪雷强及其委托代理人周玲，被告始丰街道的负责人陈斌及其委托代理人戴敏华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始丰街道于2019年11月18日作出《解除房屋拆除、安置协议的通知书》，解除原、被告分别于2018年5月7日、2017年5月31日签订的《房屋置换补偿安置协议书》、《天台县始丰街道唐兴大道玉湖区块改造项目征收集体土地上房屋拆除协议书》。 原告汪雷强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判令撤销被告2019年11月18日作出的《天台县人民政府始丰街道办事处解除房屋拆除、安置协议的通知书》具体行政行为；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被告2019年11月18日作出的《天台县人民政府始丰街道办事处解除房屋拆除、安置协议的通知书》内容中包括二个不同时间段与原告签订的协议，一个是2017年5月31日与原告签订的《天台县始丰街道唐兴大道玉湖区块改造项目征收集体土地上房屋拆除协议书》；另一个是2018年5月7日与原告签订的《房屋置换补偿安置协议书》，二个协议前后呼应，后一个协议的签订明显是以前一个协议是否履行完毕为前提条件。因此，被告现提出解除上述二个协议的理由明显过河拆桥，有失公信力，并且也于法无据。具体理由如下：一、被告与原告2017年5月31日签订的《天台县始丰街道唐兴大道玉湖区块改造项目征收集体土地上房屋拆除协议书》早已履行完毕，双方约定解除权的期限已限满，被告现今提出解除已为时过晚。即：首先，被告2018年5月7日与原告签订的《房屋置换补偿安置协议书》第九条第2点中明确约定，“本协议自生效后，甲、乙双方签订的《天台县始丰街道唐兴大道玉湖区块改造项目征收集体土地上房屋拆除协议书》自行失效，由甲方统一收回存档”。其次，原告在签订《天台县始丰街道唐兴大道玉湖区块改造项目征收集体土地上房屋拆除协议书》前便按被告要求将涉案房屋相关的所有材料一一交于其审查，被告经核实审查后才与原告签订《房屋拆除协议书》，协议签订后原告按约将房屋交于被告拆除，被告直至第二份《房屋置换补偿安置协议书》签订之前一年左右时间内并没有认为原告隐瞒涉案房屋实情而提出解除2017年5月31日签订的《天台县始丰街道唐兴大道玉湖区块改造项目征收集体土地上房屋拆除协议书》，如今第二份《房屋置换补偿安置协议书》已签订并且赋之实施中，被告现提出解除前已失效协议明显为时过晚。再则，我国《合同法》第九十五条有明确规定，即“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期限届满当事人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因此，被告2019年11月18日提出解除与原告2017年5月31日签订的《天台县始丰街道唐兴大道玉湖区块改造项目征收集体土地上房屋拆除协议书》，明显过河拆桥，有失公信力，并且也于法无据。二、被告2019年11月18日提出解除与原告2018年5月7日签订的《房屋置换补偿安置协议书》的理由，明显不具有我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的五种情形，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可能出现严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于法无据，属于滥用行政强权。即：首先，我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解除合同法定条件是，“（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一款中规定的解除行政合同法定条件是，“在履行行政协议过程中，可能出现严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被告作出变更、解除协议的行政行为后，原告请求撤销该行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该行为合法的，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给原告造成损失的，判决被告予以补偿。”由此说明，行政机关对协议内容的单方变更、解除权只能在国家法律政策和协议基础事实发生变化，履行协议会给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带来重大损失这一特定情形下才能行使。其次，被告2019年11月18日向原告提出解除2018年5月7日签订的《房屋置换补偿安置协议书》通知，完全是基于原告对其违约履行行为提出行政诉讼之后而作出的，甚至以失效的《天台县始丰街道唐兴大道玉湖区块改造项目征收集体土地上房屋拆除协议书》履行前所附约定作为解除理由，说穿了，就是为了对抗原告诉讼的权宜之计，非属于我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的五种情形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履行协议会给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带来重大损失”这一特定情形。故被告2019年11月18日提出解除与原告2018年5月7日签订的《房屋置换补偿安置协议书》理由，明显于法无据，甚至于是为自已违约不履行协助原告办理房屋不动产权属证书行为找借口。为此，原告不服，依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十二条第十一项之规定，提起本次诉讼。希判准如请求事项。 原告汪雷强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1.《天台县人民政府始丰街道办事处解除房屋拆除、安置协议的通知书》，拟证明被告2019年11月18日作出的该通知书内容中包括两个协议，后一个协议的签订是以前一个协议履行完毕为前提条件，故被告作出的该通知书的理由明显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 2.《房屋置换补偿安置协议书》，拟证明原被告于2017年5月31日签订的《天台县始丰街道唐兴大道玉湖区块改造项目征收集体土地上房屋拆除协议书》早已履行完毕，被告实施约定解除权的期限已届满，无权再主张解除权。 被告始丰街道答辩称：被答辩人2018年5月7日与答辩人签订的《房屋置换补偿安置协议》（下简称《安置协议》），《安置协议》是被答辩人故意隐瞒事实，骗取答辩人与其签订的。在签订协议前的2017年5月31日，被答辩人向答辩人出具书面承诺书，承诺“在本村内无买卖或其他形式转让房屋，无其它集体用地上的房屋，若有隐瞒、虚假，因此而引起的法律后果，本人承担一切责任”。同日，被答辩人本户家庭成员汪雷强、陈朔君、汪依婧、汪祖林、汪月飞五人作了五项承诺，其中第五项为“无出卖、经法院处置或以其他形式转让房屋（瞒报）”，并承诺“如隐瞒上述事实的，立即解除与天台县人民政府始丰街道办事处签订的《天台县始丰街道唐兴大道玉湖区块改造项目征收集体土地上房屋拆除协议书》，返回非法所得的无房户、缺房户专门指标及安置指标，并赔偿由此造成的损失，接受因欺骗行为所造成危害后果的法律制裁。”被答辩人选择依照按人口安置标准进行补偿安置，答辩人给予其360平方米公寓式安置，已交付了168.26平方米及车库一个，还剩下191.74平方米待安置。殊不知，被答辩人刻意隐瞒其父亲汪祖林所有的坐落于天台县××街道××村××层××楼房的房屋［土地证号（95）18736、地号97（2），占地面积90.39平方米，建筑面积约为372.75平方米］，被天台县人民法院以（1999）天执第2513-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给许明华抵偿债务，许明华已于2010年12月22日将该房合法过户其名下，此次也在拆迁户行列。答辩人获悉上述情况后，多次通知被答辩人返还己占有的安置房及车库，解除与其签订的《房屋置换补偿安置协议》，被答辩人拒不返还，对此，答辩人于2019年11月18日书面通知被答辩人解除于2017年5月31日与其签订的《天台县始丰街道唐兴大道玉湖区块改造项目征收集体土地上房屋拆除协议书》及2018年5月7日签订的《房屋置换补偿安置协议书》，是合乎法律规定的。综上所述，被答辩人隐瞒真相，用承诺书方式欺骗答辩人与其签订“拆除协议”、“房屋置换补偿安置协议”，当真相大白后，被答辩人拒不履行自己“立即与答辩人解除二份协议，并返回非法所得的无房户、缺房户专门指标及安置指标，并赔偿由此造成的损失，接受因欺骗行为所造成危害后果的法律制裁”的承诺，再次提起要求行政撤销的诉讼，于法无据。根据《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三）项的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的民事行为无效。无效的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于2017年5月31日、2018年5月7日签订的二份“协议”，由于被答辩人是在实施欺诈行为下所签，自始无效。要求驳回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 被告始丰街道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2017年5月31日承诺书，拟证明原告承诺“在本村无买卖或其它形式转让房屋，无其它集体用地上房屋，若有隐瞒、虚假，因此而引起的法律后果，本人承担一切责任”，现原告承诺与事实不符； 第二组证据：2017年5月31日原告户家庭成员五人承诺书，拟证明原告承诺如下内容：1.家庭人口五人，即汪雷强、陈朔君、汪依婧、汪祖林、洪月飞；2.无买卖，经法院处置或以其他形式转让房屋（瞒报）；3.如隐瞒上述事实的，立即解除与天台县人民政府始丰街道办事处签订的《天台县始丰街道唐兴大道玉湖区块改造项目征收集体土地上房屋拆除协议书》，返回非法所得的无房户、缺房户专门指标及安置指标，并赔偿由此造成的损失，接受因欺骗行为所造成危害后果的法律制裁； 第三组证据：安置房选房结果确认单，拟证明原告已于2018年4月12日占有安置小区3幢2单元1402室168.26平方米公寓式安置房一套，地下车位536号一处； 第四组证据：（1999）天执第2513-1号民事裁定书、协助执行通知书、天台县国土资源局2010年12月6日公告、完税发票，拟证明原告父亲汪祖林所有的坐落在拆迁区块占地面积90.39平方米，建筑面积约为372.75平方米的三间三层半楼房于2005年12月15日裁定折抵给许明华。许明华已于2010年12月22日将该房过户至其名下。原告承诺书是隐瞒事实欺骗被告，与被告签订的协议自始无效，应当返还已占有的168.24平方米安置房及车位，原告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 经审理查明，因涉及房屋征收，原告（协议中为乙方）、被告（协议中为甲方）于2017年5月31日签订《天台县始丰街道唐兴大道玉湖区块改造项目征收集体土地上房屋拆除协议书》（以下简称《房屋拆除协议书》），对原告户房屋的补偿安置情况作了约定，其中第一条乙方房屋及人口状况载明，乙方房屋坐落于玉湖村，为砖混结构一间二层。总计合法建筑占地面积37.985㎡，合法建筑面积73.985㎡，其他用地面积1.715㎡，乙方经认定符合安置条件的人口数为6人。第三条约定乙方可置换安置房的建筑面积按经认定符合安置条件的人口按人均60㎡建筑面积置换，确定为360㎡，具体面积以安置房挑选后的测绘公司测绘面积为准。同日，原告汪雷强出具承诺书，承诺其本人向被告提交的有关房屋的相关证据、证明材料等均具有真实性，且其在本村内无买卖或其他形式转让房屋，并承诺其本户家庭成员汪雷强、陈朔君、汪依婧、汪祖林、洪月飞共5人“无出卖、经法院处置或以其他形式转让房屋（瞒报）”的情形。承诺书并载明如隐瞒上述事实的，立即解除与天台县人民政府始丰街道办事处签订的《房屋拆除协议书》，返回非法所得的无房户、缺房户专门指标及安置指标，并赔偿由此造成的损失，接受因欺骗行为所造成危害后果的法律制裁。2018年4月12日，原告汪雷强在玉湖安置区社区服务中心选房现场按照选房序号自愿选定安置小区3幢2单元1402室，并签署《安置房选房结果确认单》。2018年5月7日，原、被告签订《房屋置换补偿安置协议》，约定被告已提供原告安置房一套，房号为3-2-1402室，建筑面积为168.26平方米，地下车位536号。本期房屋安置后乙方剩余安置面积为191.74平方米。 另查明，申请执行人梅安全、夏庆良、许明华、谢朱香凭生效裁判文书以汪祖林为被申请人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本院于2005年12月25日作出（1999）天执第2513-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将被执行人汪祖林所有的坐落于天台县××街道××村××层××楼房的房屋所有权及相应的土地使用权交申请执行人许明华抵偿债务。［土地证号：（95）18736，地号：97（2），占地面积90.39平方米，建筑面积约为372.75平方米］”，并作出（1999）天执第2513-1号协助执行通知书。许明华已办理所有权转移手续，上述房屋所有权已转移至许明华名下。 上述事实有各方提交的证据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本案所涉协议系被告为实现行政管理目标，与原告签订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属于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行政协议。在履行行政协议的过程中，可能出现严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情形的，行政机关有权解除行政协议。本案原、被告签署《房屋拆除协议书》时，原告出具承诺书，承诺其本人及其家庭成员不存在出卖、经法院处置或以其他形式转让房屋等的瞒报情形，并承诺如有隐瞒立即解除与被告签订的《房屋拆除协议书》，返回非法所得的无房户、缺房户专门指标及安置指标。《房屋拆除协议书》是原、被告签订《房屋置换补偿安置协议》的基础，两个行政协议独立存在，相互关联。原告隐瞒了其父汪祖林所有的坐落于天台县××街道××村××层××楼房［土地证号：（95）18736，地号：97（2），占地面积90.39平方米，建筑面积约为372.75平方米］已被法院处置，裁定折抵给许明华这一事实，选择了按经认定符合安置条件的人口按人均60㎡建筑面积置换的安置方式，造成不公平安置补偿，严重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在此情形下，被告作出解除上述行政协议的行政行为符合法律规定，依法应予支持。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汪雷强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汪雷强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裴超俊 人民陪审员  俞益挺 人民陪审员  周亚飞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四日 代书 记员  许珊珊 ? 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十六条在履行行政协议过程中，可能出现严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被告作出变更、解除协议的行政行为后，原告请求撤销该行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该行为合法的，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给原告造成损失的，判决被告予以补偿。 被告变更、解除行政协议的行政行为存在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规定情形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责令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被告变更、解除行政协议的行政行为违法，人民法院可以依据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八条的规定判决被告继续履行协议、采取补救措施；给原告造成损失的，判决被告予以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