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3民终132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徐丹，女，1985年10月16日生，汉族，四川省泸州市龙马潭区人，住昆明市五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京、左正丽，云南靖节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富源县中成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5303255848433344。住所地：云南省曲靖市富源县富村镇富村村。法定代表人：苏志顺，系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梅（，女，1980年9月27日生，汉族，云南省宣威市人。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单磊，云南君畅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徐丹因与被上诉人富源县中成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成房地产公司”）股东出资纠纷一案，不服富源县人民法院（2019）云0325民初33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因案情复杂，经批准延长了审理期限三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徐丹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云南省富源县人民法院（2019）云0325民初3304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遗漏案件事实，应当作出改判。本案一审审理过程中，上诉人徐丹在中成房地产公司的股权已经变更登记至苏志顺名下，徐丹已经退出公司股份，不再具有股东资格，其向公司投资的基础已经不存在，被上诉人应将92万元的投资款返还给上诉人徐丹；2.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被上诉人应当将本案的92万元投资款返还给上诉人徐丹。一审判决认为《补充协议》第6条中“根据资金回笼的实际情况相应退出三方投资款”的约定双方争议较大，属于对退出投资款约定不明的情形。但据《合同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在2016年5月27日签订的《补充协议》对于退还投资款的约定不明确，但《合作协议》第六条约定：“项目结束，丙丁方申请退出股份，甲方予以同意，以实际投入资金退出，对于项目公司剩余资产以市场价为基础协商解决收购问题”，据此约定，股东退出股份以后，其相应的投入资金也应当一并退出。现上诉人已不是公司股东，被上诉人应当将上诉人92万元的投资款返还给上诉人；3.基于“公平原则”和节约司法资源的原则，被上诉人应当将本案92万元投资款返还给上诉人。上诉人自合作“富源县富村镇商贸物流中心”便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但至今并未有任何分红或收益，上诉人在2017年底离开了公司，公司的经营权已被另一股东苏志顺全盘控制，上诉人根本没有办法参与项目的经营，也无法了解项目的实际状况，无法对项目进行结算。在此情况下，上诉人的权益将得不到任何的保障。综上，被上诉人应当返还上诉人92万元投资款。中成房地产公司辩称，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事实和理由：1.上诉人不再具有股东资格与其能够退出投资款没有关联性。2016年3月22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苏志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从苏志顺处受让股权，被上诉人于同日将股权变更相关材料递交至相关机关，后登记机关于2016年3月25日将徐丹登记为出资150万元的股东，持股比例15%。该转让协议签订后，在上诉人没有实际支出股权转让费的情况下便将上诉人登记为公司股东是为了便于上诉人参与公司管理，而非为了“富源县富村镇商贸物流中心”项目进行投资。对前述项目进行投资的基础是2016年3月2日签订的《合作协议》及2016年5月27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中有关投资的条款。投资关系与股权转让关系不能混为一谈，更不能如上诉人所称的“上诉人成为公司的股东是对项目进行投资的前提”。因此，上诉人不再具有股东资格与其能够退出投资款没有关联性。2.在被上诉人不能对项目工程及售房情况全面核算前，被上诉人无法认可上诉人支付了92万元投资款，退出投资款的约定条件不具备。在被上诉人开发项目开工建设的过程中，各股东之间各种纠纷不断，工程缓慢，至2016年10月工程基本处于停滞状态。特别是2017年春节后，各方矛盾升级，客户、股东、农民工等多次到当地政府反应问题，当地党委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多次协调股东召开会议，最终确定由苏志顺一次性出资570万元收购李军在被上诉人处的股权及投资，李军退出项目合作。李军退出合作项目后，未能按照约定安排李建文、邓朵等人移交材料。另外，上诉人在担任出纳期间收取大量客户现金不入账，同时也将所持有的项目资料、合同、协议以及经手的收支、借款凭证全部带走拒不移交。前述情况致使被上诉人无法对投资人支付的投资款、项目工程的收支情况以及销售情况进行核算。故在未经核算之前，上诉人诉称的其已经支付92万元投资款的事实被上诉人不予认可。如果依据被上诉现有的资料进行账面核对，上诉人还欠被上诉人1032760元未结账、现金收账40000元未入账、领取的2本收款收据未交回。上诉人及徐仁海向公司的借款33万元被上诉人已经分别向昆明和富源的相关法院提起了诉讼。按照苏志顺、李军、徐丹与2016年5月27日签订的《补充协议》第6条约定“甲乙丙三方均同意在第一次开盘后根据资金回笼的实际情况相应退出三方投资款（包括工程保证金、土地出让金等）”，只有徐丹、李军安排李建文和邓朵将账务票据、项目相关的资料移交给被上诉人全面核算后才清楚资金回笼的实际情况，否则被上诉对资金回笼情况不清楚，协议约定的退出投资款条件不能成就，无法退还。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维持原判。徐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原告92万元投资款；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以92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11月23日起至实际还清款项之日止以年利率6%计算的资金占用利息；3.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中成房地产公司于2011年11月24日登记成立，股东为苏志顺、袁秀，公司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由苏志顺出资600万元（持有公司股权60%），袁秀出资400万元（持有公司股权40%）。2016年3月2日，苏志顺、袁秀与徐仁海（原告徐丹之父）、李军签订“合作协议”，约定徐仁海、李军参与中成房地产公司开发的“富源县富村镇商贸物流中心”项目进行合作，共同开发房地产，由徐仁海、李军投资以800万元为核定数，股权分配为苏志顺占40%、徐仁海占30%、李军占30%，袁秀不再持有公司股份并失去中成房地产公司股东身份和项目利益分配权；后徐仁海、李军、徐丹签订“协议书”，约定徐仁海退出中成房地产公司的股东身份不再持有任何股份，由其女儿徐丹加入中成房地产公司成为新的股东，持有15%的股份；2016年3月22日，苏志顺与徐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苏志顺将其持有中成房地产公司150万元的股权以15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徐丹，徐丹在协议签订当日内以现金形式一次性支付苏志顺转让的股权。2016年3月25日，中成房地产公司向工商管理部门申请对股东及出资进行变更登记，变更后的股东及出资比例为苏志顺400万元（占40%）、徐丹150万元（占15%）、李军450万元（占45%），苏志顺为公司执行董事兼法定代表人、徐丹为公司监事、聘任李建文为公司经理。2016年5月27日，苏志顺、李军、徐仁海签订“补充协议”，就2016年3月2日所签的“合作协议”中的合作条款和未尽事宜予以明确，该补充协议第6条约定三方均同意在第一次开盘后根据资金回笼的实际情况相应退出三方投资款（包括工程款保证金、土地出让金等），徐丹在“补充协议”上签名确认。2016年3月23日至2016年11月23日期间，徐仁海、徐丹通过现金及转账方式向中成房地产公司支付了投资款人民币共计92万元。“富源县富村镇商贸物流中心”项目完工后，中成房地产公司于2016年6月18日开始签售认筹卡，于2017年5月3日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正式销售商品房，因股东之间产生纠纷，对商品房销售情况和资金回笼情况至今未作结算。另查明，在项目工程建设过程中，因股东之间产生纠纷等原因致使工程进度缓慢，于2016年10月基本处于停滞状态，造成各方面的社会矛盾，经富村镇党委、政府组织相关职能部门多次协调后，由苏志顺一次性出资570万元收购李军在中成房地产公司的股权及投资，李军与苏志顺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因徐丹未支付苏志顺股权转让款150万元，苏志顺于2018年3月6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判决徐丹支付苏志顺股权转让款150万元，该案经曲靖中院二审后维持原判，后经本院强制执行，徐丹在中成房地产公司的股权已变更登记在苏志顺名下，中成房地产公司的股东现变更登记为苏志顺（出资550万元）、李军（出资45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原告徐丹通过与苏志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以150万元的价格购买了苏志顺的股权，并登记为中成房地产公司的股东，根据原告提交的“协议书”“情况说明”“收据”，足以认定徐丹是中成房地产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并支付了投资款92万元的事实，徐仁海与苏志顺、李军于2016年5月27日所签的“补充协议”，实质是徐丹与苏志顺、李军签订，徐丹是该“补充协议”中的权利义务主体。对徐丹主张的投资款92万元是否应当予以返还，双方当事人陈述不一致，徐丹认为中成房地产公司的全体股东签订的“补充协议”中明确约定在第一次开盘后根据资金回笼的实际情况相应退出三方投资款，因项目房产已经开盘售罄、资金已经回笼，故应当返还其投资款；中成房地产公司则认为项目房产已经开盘售罄的事实不存在，房产尚未全部售出，资金回笼的数据必须通过财务结算才能确定，而徐丹、李军离开公司后拒绝移交相关资料导致无法结算，在资金回笼情况不清楚的情况下，“补充协议”中约定“相应退出三方投资款”的条件不具备，徐丹无权要求返还投资款。关于徐丹依据“补充协议”的约定主张返还投资款的理由是否成立，本院对此认为，虽然“补充协议”第6条约定“甲乙丙三方均同意在第一次开盘后根据资金回笼的实际情况相应退出三方投资款（包括工程款保证金、土地出让金等）”，但“补充协议”还对股东的出资数额、违约责任、分红比例、债务等方面进行了约定，且“补充协议”第6条中“根据资金回笼的实际情况相应退出三方投资款”的约定，双方当事人争议较大，属于对退出投资款的约定不明确，作为主张涉案投资款应当予以返还的一方，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存在投资款应当予以退出的情形，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原告徐丹主张返还投资款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徐丹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570元，减半收取7285元，由原告徐丹负担。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经二审审理查明，徐仁海、李军、徐丹于2016年3月28日签订《协议书》，约定徐仁海退出《合作协议》，不再享有中成房地产公司的股东资格，由徐丹加入中成房地产公司成为新股东，持股15%（即《合作协议》中约定徐仁海持股30%中的一半），《合作协议》中约定徐仁海持股30%中的另一半股权（15%）变更至李军名下，徐丹作为徐仁海在《合作协议》中权利义务的继受人在该协议上签署“同意以上条款”字样，并签字确认。该协议达成后中成房地产公司股东信息及持股比例情况与2016年3月25日变更后的工商登记信息一致。后因股权转让纠纷，上诉人徐丹享有的中成房地产公司15%的股权于2019年12月13日经富源县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后变更至苏志顺名下，徐丹自此不再享有中成房地产公司股份。二审审理查明的其他案件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承办人认为，本案的焦点为上诉人主张的返还投资款的条件是否成就。上诉人主张一审判决认为《补充协议》第6条中“根据资金回笼的实际情况相应退出三方投资款”的约定双方争议较大，属于对退出投资款约定不明的情形。但据《合同法》第六十一条“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之规定，结合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第六条“项目结束，丙丁方申请退出股份，甲方予以同意，以实际投入资金退出，对于项目公司剩余资产以市场价为基础协商解决收购问题”之约定，股东退出股份以后，其相应的投入资金也应当一并退出。现上诉人已不是公司股东，被上诉人应当将上诉人92万元的投资款返还给上诉人。但是，《补充协议》第9条规定“该《补充协议》签字盖章生效，其中条款约定与《合作协议》主合同有相矛盾的以《补充协议》为准”，该条款的约定与《合作协议》第六条的约定相矛盾，视为对《合作协议》第六条适用的约定排除情形。故上诉人主张返还投资款的依据在于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第6条，该条款约定“甲乙丙三方均同意在第一次开盘后根据资金回笼的实际情况相应退出三方投资款”，其中甲方为苏志顺、乙方为李军、丙方为徐仁海，因上诉人徐丹为徐仁海在《合作协议》中权利义务的继受人，故《补充协议》中的“甲乙丙三方”分别为苏志顺、李军、徐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上诉人徐丹主张按照《补充协议》第6条之规定要求返还投资款，但是庭审中其未提供证据证实返还投资款的条件已经成就，故一审法院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判决驳回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并无不妥，应予确认。待上诉人有充足证据证实约定返还投资款的条件成就时，可以另行主张返还权利。综上所述，徐丹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应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570元，由上诉人徐丹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高体所审判员  廖 锐审判员  刘宗明二〇二〇年九月七日书记员  蔡 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