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津02民终73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段金霞，女，1956年4月28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南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段金涛，天津德玲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温军旗，天津四方君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董金慧，女，1957年2月16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河东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杰，天津邓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段金霞因与被上诉人董金慧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法院（2019）津0102民初116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询问当事人，依据法律规定，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段金霞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书，依法对欠款数额重新进行确认，改判上诉人归还被上诉人160,000元欠款，驳回被上诉人其他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借贷行为是否实际发生，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因被上诉人所主张与上诉人之间借贷行为均系以现金方式支付，因此，被上诉人须向人民法院递交证据证明其已经向上诉人支付了借条所列之借款。被上诉人主张自2016年11月至2018年10月陆续发生借贷关系，上诉人须就此期间所发生的每一笔借贷行为向人民法院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人民法院仅以具有借条性质的还款协议而认定双方之间存在1,400,000元的借贷关系，显然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二、被上诉人向人民法院提交了12张借条，总计借款金额4,250,000元，与其所主张的借款金额1,400,000元明显不符。被上诉人须就每张借条所发生实际现金给付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否则无法证明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的每个借贷合同的履行情况。三、被上诉人未就与上诉人之间发生12次借款合同的履行情况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明确规定，以现金支付的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系借款人收到借款时，而非借款人向出借人出具借条时，出具借条仅表明双方之间存在借款之意思表示，但出借人是否履行完毕借款合同所约定之出借款项的义务，并无法证明。因此，被上诉人仅凭借条而要求上诉人承担还款义务，与法律规定不符。四、上诉人在借贷行为中显然存在对借条所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缺乏认知，借条并不具备借款合同生效所传递的借贷关系之成立。本案中，被上诉人在一审法院庭审调查中明确表示其所提供的借条中有一些借条系要求上诉人为其出具的过往借条之汇总，按照一般自然人对借款行为以及借条的认知，汇总借条会注明该汇总借条之金额系前述何时所发生的借贷行为之总和，借款人出具了汇总借条后，会要求将原借条从出借人处撤回。但本案中，被上诉人向法院提供了此期间的所有借条，显然，汇总借条与非汇总借条的保留均在出借人处。因此，仅凭借条而认定双方每一笔借贷关系的存在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五、被上诉人对借贷关系之生效要件具备足够的法律判断知识，但上诉人显然并不具备基本常识。六、被上诉人向人民法院提供的银行流水并不能反映出其所有取款项目均实际支付给了上诉人，被上诉人所有提供的银行流水并没有一笔与实际的借条金额一一对应，显然，被上诉人提供的银行流水并不能证明其将取款支付给了上诉人。七、一审法院认定《还款协议》系借条性质，但自然人之间的借贷合同的生效要件在现金交付的情形下，以借款人收到借款时生效。该协议系被上诉人将上诉人带至天津市南头窑派出所,在派出所内经民警干预并恐吓的情形下签订，且上诉人当时在南头窑派出所曾打电话报警，也曾打120被送至医院，后又从医院被民警带回派出所。在这些威逼情形下，方出现了该《个人还款协议》。八、上诉人并不存在被上诉人所述之借款理由及原因，上诉人系年纪已经超过六十岁的退休女职工，其本人并没有任何对外投资行为或企业经营行为，其家庭也不需要依靠上诉人借款来解决生活或紧急事情。被上诉人在起诉状中称上诉人需要资金周转，但上诉人资金周转并无用处。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的规定，被上诉人的陈述无法对应真实的款项流向，原因就在于根本不存在1,400,000元的借贷事实。九、被上诉人明知上诉人的经济能力，且在上诉人已经不还款的情况下，仍持续向上诉人借款，有悖常理。十、多次大额借款却没有利息，亦不符合自然人之间民间借贷之常理。十一、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属于套路贷，被上诉人与其亲属联手以放贷为营，上诉人认为其与被上诉人之间仅存在400,000元的借款事实，被上诉人威逼上诉人写下高达4,250,000元的借条，被上诉人已经属于套路贷，上诉人正寻求公安机关的帮助。被上诉人多次骚扰上诉人，向其居住地的门涂油漆写大字侮辱上诉人，导致上诉人无法正常生活，被上诉人还持剪刀威胁上诉人，抢走上诉人的背包及手机，上诉人曾多次报案。但因在南头窑派出所民警的威逼下，在个人还款协议上签字。使得上诉人对人民警察已产生了恐惧和怀疑。综上，上诉人认为其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借贷关系仅有400,000元，而非一审法院判决所认定的1,400,000元。根据以上事实和理由，请求二审法院改判或发回重审。被上诉人董金慧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董金慧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段金霞偿还董金慧借款1,400,000元；2．判令段金霞按照年利率6%向董金慧支付自起诉之日（2019年11月26日）至实际还款之日的资金占用期间利息；3．本案诉讼费由段金霞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董金慧与段金霞原系同事，双方于1996年相识。2016年11月22日，段金霞作为借款人为董金慧出具《借条》一张，内容为：“今有段金霞向董金慧借到人民币大写贰拾万元整。小写￥200,000元……”。2016年12月26日，段金霞作为借款人为董金慧出具《借条》一张，内容为：“今有段金霞向董金慧借到人民币大写贰拾万元整。小写￥200,000元……”。2017年1月15日，段金霞为董金慧出具《借条》一张，内容为：“今有段金霞向董金慧借人民币50,000元整、伍万元整”。2017年5月10日，段金霞作为借款人为董金慧出具《借条》一张，内容为：“今有段金霞向董金慧借到人民币大写壹拾万元整。小写￥100,000元……”。2017年6月5日，段金霞作为借款人为董金慧出具《借条》一张，内容为：“今有段金霞向董金慧借到人民币小写￥650,000元。上述借款约定于2017年6月15日前还清”。2017年6月15日，段金霞作为借款人为董金慧出具《借条》一张，内容为：“今有段金霞向董金慧借到人民币小写￥50,000元……”。2017年11月27日，段金霞作为借款人为董金慧出具《借条》一张，内容为：“今有段金霞向裴洪起借人民币柒拾万元整”。2017年11月29日，段金霞为董金慧出具《借条》一张，内容为：“今有段金霞向董金慧借伍万元整50,000元，每月按500元息钱……”。2018年2月14日，段金霞为董金慧出具《借条》一张，内容为：“今段金霞向董金慧借人民币玖拾伍万元整……”。2018年7月18日，段金霞为董金慧出具《借条》一张，内容为：“段金霞今借董姐5万元……”。2018年8月18日，段金霞为董金慧出具《字条》一张，内容为：“……今借董姐120000万元．壹佰贰万元……”。2018年10月19日，段金霞为董金慧出具《借条》一张，内容为：“今段金霞借董金50,000元整，大写伍万元整”。2019年11月19日，段金霞作为债务人、董金慧作为债权人签订《个人还款协议》一份，内容为：“我段金霞自2016年底陆续从董金慧处借款人民币￥1400000大写壹佰肆拾万元整，经双方友好协商，双方就有关还款事项协议如下：第一条还款内容：1．我段金霞于2019年11月21日下午15点（15：00）前保证偿还董金慧借款人民币￥400,000元，大写肆拾万元整。2．我段金霞于2019年12月底前保证偿还董金慧借款人民币￥300000大写叁拾万元整。3．余下欠款人民币￥700000大写柒拾万元整于还清上述两项条款所述的￥700000大写柒拾万元整后再次协商后续还款方案。第二条违约责任：债务人如不能按约定期限还款，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及产生的所有费用，可以由法院强制执行。第三条本协议自2019年11月19日起立即生效”。另查，段金霞作为借款人曾为董金慧出具《借据》一张，内容为：“今段金霞借董姐壹佰肆拾万元整，定于2019年2月底还清”。再查，2016年11月6日，董金慧自其名下工商银行尾号为4754账户取款100,000元；2016年11月21日，董金慧自其名下工商银行尾号为4754账户取款20,000元；2016年11月23日，董金慧自其名下渤海银行尾号为0431账户取款52,330元；2017年1月6日，董金慧自其名下工商银行尾号为4754账户取款100,000元；2017年3月9日，董金慧自其名下工商银行尾号为4754账户取款5,000元；2017年3月18日，董金慧自其名下工商银行尾号为4754账户取款12,000元；2017年5月8日，董金慧自其名下工商银行尾号为4754账户取款64,000元；2017年5月18日，董金慧自其名下工商银行尾号为4754账户取款60,000元；2017年5月27日，董金慧自其名下工商银行尾号为4754账户取款50,000元；2017年9月28日，董金慧自其名下工商银行尾号为4754账户取款10,000元；2017年9月29日，董金慧自其名下工商银行尾号为4754账户取款10,000元；2017年11月27日，董金慧自其名下工商银行尾号为4754账户取款100,000元；2017年11月30日，董金慧自其名下工商银行尾号为4754账户取款49,900元；2018年2月13日，董金慧自其名下工商银行尾号为4754账户取款15,000元；2018年2月14日，董金慧自其名下工商银行尾号为4754账户取款15,000元；2018年3月5日，董金慧自其名下工商银行尾号为4754账户取款180,000元；2018年3月28日，董金慧自其名下工商银行尾号为4754账户取款20,000元；2018年4月4日，董金慧自其名下工商银行尾号为4754账户取款35,000元；2018年8月10日，董金慧自其名下工商银行尾号为4754账户取款20,000元；2018年8月11日，董金慧自其名下工商银行尾号为4754账户取款12,000元；2018年9月12日，董金慧自其名下渤海银行尾号为0431账户取款70,000元。2017年5月14日，董金慧之女裴嘉琳自其名下工商银行尾号为1006账户取款150,480元；2017年7月11日，裴嘉琳自其名下工商银行尾号为1006账户取款20,000元；2017年7月21日，裴嘉琳自其名下工商银行尾号为1006账户取款7,000元；2018年2月13日，裴嘉琳自其名下工商银行尾号为1006账户取款20,000元；2018年2月14日，裴嘉琳自其名下工商银行尾号为1006账户取款20,000元；2018年2月16日，裴嘉琳自其名下工商银行尾号为1006账户取款20,000元；2018年6月8日，裴嘉琳自其名下工商银行尾号为1006账户取款20,000元；2018年6月9日，裴嘉琳自其名下工商银行尾号为1006账户取款8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的规定：“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本案中，董金慧就其主张提交了借条、个人还款协议、银行流水等证据，段金霞认可与董金慧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但主张仅向董金慧借款十几万元。对此，根据段金霞提交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向董金慧的实际借款金额为十几万元，亦不足以对抗其于2019年11月19日向董金慧出具的载明“段金霞自2016年底陆续从董金慧处借款人民币壹佰肆拾万元整”之具有借条性质的还款协议，因此，段金霞应就其主张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该项主张，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段金霞虽主张借条及个人还款协议内容不真实，系其被迫书写，但其未就该项主张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一审法院对该项主张亦不予采信，因此，一审法院对于段金霞自董金慧处借款1,400,000元的事实予以确认，现董金慧要求段金霞偿还借款本金1,400,000元，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对于董金慧的此项诉讼请求予以支持。至于董金慧主张段金霞按照年利率6%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利息的诉讼请求，亦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对于董金慧的此项诉讼请求亦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判决：“段金霞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董金慧支付借款本金1,400,000元及利息（自2019年11月26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标准计算）。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7,400元，减半收取计8,700元，由段金霞负担；保全费5,000元，由段金霞负担。”二审审理期间，上诉人提供证据如下：证据1、上诉人段金霞住处大门被董金慧涂画的照片，证明被上诉人通过侮辱、恐吓的方式逼迫上诉人，导致上诉人签订借条，时间节点回忆不起来了；证据2、2019年12月3日、12月14日、12月19日的110接警记录单，证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曾因纠纷报过警；证据3、上诉人的就医记录，证明上诉人目前身体状况；证据4、司法鉴定委托书及发票，证明上诉人行为异常，其家人已经委托司法鉴定机构对其民事行为能力进行鉴定；证据5、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银行流水，证明被上诉人在一审时向人民法院提供的证明其向上诉人提供借款的资金来源，总额与一审法院判决书确认的上诉人借款金额严重不符。证据6、调证申请书，申请向天津市公安局红桥分局南头窑派出所调取本案涉及的2019年11月19日的报警记录，证实2019年11月19日，被上诉人再次以暴力胁迫等方式纠缠上诉人出具借条，上诉人无奈再次报警，并在南头窑派出所内签署《个人还款协议》。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提供的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与本案争议焦点没有关联性。本院对上诉人提供的上述证据的认定意见为：上述证据缺乏与本案的关联性，其证明力，本院不予确认。上诉人申请调取的2019年11月19日的报警记录，因该报警记录亦不具备否定双方之间借贷关系及借款金额的证明力，其该项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庭审后，本院向上诉人代理人释明确定上诉人是否具有民事行为能力以及是否需要指定法定监护人，依法均需要经特别程序予以确认。如其坚持上诉人目前不具备民事行为能力且需要法定代理人参加诉讼，需要在15天内启动特别程序，对上诉人的民事行为能力进行确认。上诉人代理人于2020年9月14日向本院书面明确表示上诉人家属决定对上诉人不进行民事行为能力判定及监护人确定的特别程序。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合法的民间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本案中，被上诉人主张其与上诉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提供了由上诉人书写的“借据”、“还款协议”、被上诉人及其女名下银行账户流水等基础证据加以证明，上诉人对实际借款数额提出异议，因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的规定，上诉人应就其反驳主张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纵观上诉人在本案中所提供的证据，均不能否定“借据”的真实性。尽管，被上诉人提供的银行账户内取款的金额与“借据”上实际载明的借款金额存在或多或少的情形，但根据银行账户取款记录显示的金额总计，与段金霞为董金慧出具的内容为：“今段金霞借董姐壹佰肆拾万元整，定于2019年2月底还清”的“借据”金额基本相符。2019年11月19日，段金霞作为债务人、董金慧作为债权人签订《个人还款协议》一份，内容为：“我段金霞自2016年底陆续从董金慧处借款人民币￥1400000大写壹佰肆拾万元整”。该《个人还款协议》应属双方对欠款数额的最终确认。上诉人虽主张该《个人还款协议》是上诉人在受外力胁迫的情况下签署，但其所提供的报警记录等也只能说明双方曾因借贷发生过纠纷，不能证实《个人还款协议》的签订存在上诉人受胁迫的情形。因此，根据证据优势及高度盖然性原则，本院认定被上诉人所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大于上诉人提供证据的证明力。上诉人应承担其举证不能之后果。综上所述，上诉人段金霞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400元，由上诉人段金霞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哈欣审判员包颖审判员 兰     岚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周     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