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695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滕忠华，男，住江西省上饶市横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海龙，河南广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志强，男，住广东省梅州市梅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尚英，广东南方福瑞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向琴，女，住湖北省蕲春县。上诉人滕忠华因与被上诉人王志强、原审被告向琴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8民初32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滕忠华代理人李海龙、被上诉人王志强及其代理人陈尚英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向琴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与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滕忠华上诉请求：1.改判7月份租金应为租金65664*105=68947.2元+公摊费用348.39元=69295.59元；2.改判滕忠华应承担的租金份额应为2017年1月至7月未付租金总额*80%*30%=17026.58元。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滕忠华与向琴、王志强于2016年6月27日签订了物业租赁合同，约定王志强将广州市增城区永宁街岗丰村综合市场××、××楼及部分首层物业租给滕忠华、向琴、王志强共同经营的夜总会KTV。在合同实际履行过程中，2017年1月至6月，王志强发送的缴费通知单显示月租金65664元，滕忠华和向琴按该金额交齐了2017年1至6月份租金，是双方协商一致，真实意思表示，视为对合同的变更。物业租赁合同第五条约定，公摊面积和房租从2017年6月1日起每年递增5%，因此2017年7月份租金应为65664*105%=68947.2元，公摊费应为276.5平方米*1.2*105%=348.39元。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即使承担责任，滕忠华也理应按30%份额承担责任。因为根据2016年10月20日滕忠华、王志强、向琴、吴顺才四人签订的《股东（合作）协议书》，吸收了新的股东吴顺才，虽然吴顺才并非涉案合同的相对人，但在实际履行过程中四位股东按投资比例承担责任义务是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一审法院仅凭吴顺才并非合同相对人，不支持滕忠华按30%的股权比例承担责任不当。《股东（合作）协议书》约定滕忠华占30%的股份比例，理应按30%承担责任义务。一审法院依据滕忠华、王志强、向琴于2016年6月28日签订的股东（合作）协议书，让滕忠华承担50%的义务是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因为滕忠华、王志强、向琴于2016年6月28日签订的股东（合作）协议书已经作废，取而代之的是2016年10月20日滕忠华、王志强、向琴、吴顺才四人签订的《股东（合作）协议书》。况且，2017年8月6日股东会谈纪要明确说明2017年8月1日之前的所有债权债务由四位股东按所持股份比例承担。综上，请二审法院支持滕忠华的上诉请求。王志强二审答辩称：本案是租赁合同纠纷，案涉物业是由王志强出租给王志强、滕忠华、向琴使用的，所以王志强向滕忠华、向琴按份额主张租金与吴顺才参与KTV经营没有关系。向琴、滕忠华以及王志强租赁案涉物业后，又给了包括吴顺才在内的人经营KTV属于另一法律关系。向琴二审未答辩。王志强于2019年4月3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滕忠华按财产份额支付房租、水电、押金202433.3元；2.判令向琴按财产份额支付房租、水电、押金80973.3元；3.本案诉讼费由滕忠华、向琴承担。诉讼过程中，王志强将第一项诉讼请求变更为：判令滕忠华按财产份额向王志强支付房租、水电、押金108134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9月13日，案外人广州市滢通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甲方）（以下称滢通公司）、王志强及案外人余锦亮（乙方）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甲方将坐落在广州市新塘镇永和岗丰村大岭嘴（土名）总计面积约17300㎡的房屋两栋（A1、A2）及一栋附属楼（简称A3栋），以及土地使用证号为增城地字第440183201100029范围内附属的道路、空地及地下室（地下室约2900㎡）出租给乙方；乙方租赁该标的物的用途为综合商业（含写字楼）；租赁期限为23年，即自2013年10月15日至2036年10月14日止；乙方在租赁期内，有权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将出租标的物部分转租或分租第三人，并且乙方不得向转租或分租的承租人预收超过12（个）月的租金；若乙方需将本合同的全部权利义务转让给第三人或需将该出租标的物整体转让租给第三人的，必须经甲方书面同意，但本合同的条款不变。2016年6月27日，王志强作为出租方（甲方），王志强及滕忠华、向琴作为承租方（乙方）（以下称作承租人）签订《物业租赁合同》，约定：甲方将其位于广州市增城市永宁街岗丰村综合市场××、××楼，及部分首层物业租赁给乙方只做经营夜总会KTV使用。甲方租赁给乙方的首层物业面积使用率为85%（不含分摊面积）共约109.5㎡，二、三层物业面积使用率为1328㎡（不含分摊面积）共约2656㎡，广场、道路公用面积分摊为租赁物业总面积的10%即是276.5㎡；配套设施为电梯、一楼车场、地下停车场、水、电。水费每吨为4.5元（含排污费），电费每度为1.5元，如水电部门调整价钱，再相应调整。租赁期限自2016年6月28日起至2028年5月31日，共144个月；其中2016年6月28日起至2016年12月31日为装修免租期（水电费自理）。首层物业的月租为80元/月/㎡，共8758元/月；二、三层的月租为22.8元/月/㎡，共60557元/月；首、二、三层的月租共69315元/月；广场、道路公摊面积租金为1.2元/月/㎡，共3187元/月；物业管理费为人民币2.3元/月/㎡；卫生费为0.5元/㎡/月，共1383元/月；管理费、卫生费每月不与（予）递增，公摊面积和房租从2017年6月1日起每年递增5%。具体租金：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5月31日的月租金为69315元，管理费卫生费为7743元，公摊费用为3319元，即共计月租金为80377元；2017年6月1日至2018年5月31日的月租金为72781元，管理费卫生费为7743元，公摊费用为3485元，即共计月租金为84009元；2018年6月1日至2019年5月31日的月租金为76420元，管理费卫生费为7743元，公摊费用为3659元，即共计月租金为87822元；2019年6月1日至2028年5月31日租金按上面方式递增，依此类推，每年递增5%。此外，《物业租赁合同》另约定：在合同签订生效当日，乙方应当向甲方缴纳三个月押金和一个月租金，共合计321508元，分别为2017年1月份租金80377元和三个月押金241131元作为保证金；乙方未在上述期限内足额交付保证金及首月租金，甲方有权拒绝将租赁物交付使用；逾期5天未足额交付保证金的，视为放弃租赁本物业处理，已交付的费用不予退回。2016年6月28日，滕忠华（甲方）、王志强（乙方）、向琴（丙方）签订《股东（合作）协议书》，约定：甲乙丙三方同意按约定出资比例，共同投资经营新塘凤凰城KTV（以下简称“凤凰城KTV”）。凤凰城KTV的总投资金为800万元整，甲方出资400万元，占股权比例为50%；乙方出资金240万元，占股权比例为30%；丙方出资金160万元，占股权比例为20%。合作机构按规定设置董事会，董事会对全体股东负责；董事会是日常经营事务的决策机构，董事会成员由股东分别指派。指派滕忠华担任合作机构的负责人，负责合作机构的日常经营和管理工作，负责人对董事会负责。2016年7月1日，王志强（乙方）与案外人余锦亮（甲方）签订《承包合同》，约定：广州市新塘永和岗丰村大岭嘴（土名）物业标的A、B、C三栋（含原有空地及停车场等，详细见与广州市滢通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租赁合同）自2016年7月1日起转由乙方承包经营；转包后发生的一切债权、税费和经营产生的费用由乙方负责，与甲方无关；承包前的债权债务按原合同执行，双方确认与滢通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的其他条款，双方仍应共同遵守；承包时间为2016年7月1日起至2036年10月14日。2016年8月23日，滕忠华向王志强转账192000元作为履行王志强作为出租方（甲方），王志强及滕忠华、向琴作为承租方（乙方）于2016年6月27日签订《物业租赁合同》的押金。对此，王志强在一审庭审中称，由于滕忠华、向琴也是涉案物业的股东，所以仅收取了192000元。2016年10月20日，王志强（甲方）、滕忠华（乙方）、吴顺才（丙方）、向琴（丁方）签定《物业经营合作协议书》，约定，合作投资经营项目和范围为物业租赁及管理；合作投资期限自2016年11月1日起至2036年10月14日止；滕忠华、吴顺才、向琴以现金的方式购买合作人王志强位于广州市新塘岗丰村大岭嘴（土名）滢通大厦A、B栋物业可支配租赁管理经营权作价人民币350万元；滕忠华出资35万元占整物业经营权股份10%，吴顺才出资17.5万元占整物业经营权股份5%，向琴出资17.5万元占整物业经营权股份5%，王志强以经营权作价280万元占整物业经营权股份80%；各股东交清应该交的股金后，上述物业属共同经营的物业；合作之前的所有任何债权债务与合作后经营无关，一切都属王志强本人承担，合作之后的所有任何债权债务，以各合作投资人的所占股权份额，按比例承担。王志强作为合作投资负责人，经营管理机构设经理一人，由王志强或其指定的第三人担任，滕忠华担任主管会计。2016年10月20日，滕忠华（甲方）、王志强（乙方）、向琴（丙方）、吴顺才（丁方）签定《股东（合作）协议书》，约定，甲、乙、丙、丁四方共同投资经营“新塘凤凰传奇派对PTV（广州市翱翔娱乐有限公司）”；合作机构的总投资金额暂定为800万元，甲方出资240万元占合作机构股权比例的30%，乙方出资240万元占合作机构股权比例的30%，丙方出资160万元占合作机构股权比例的20%，丁方出资160万元占合作机构股权比例的20%；滕忠华担任合作机构的负责人。2017年1月1日，广州亮达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下称亮达公司）向A“栋2-3楼铺位KTV商户”发出缴费通知单（未加盖公章），要求该商户于2017年1月5日前支付2017年1月的月租65664元、物业管理费及卫生费7743元、电费38326.50元、水费1048.50元，合计112782元，并列明收款人为曾新辉及收款人的银行账号。2017年1月5日，王志强在费用报销单领导审批栏处签名同意报销该款项的支出。2017年1月12日，滕忠华向收款账户汇款112782元。2017年1月13日，亮达公司向滕忠华出具加盖公章的收据，确认收到上述款项。2017年2月，亮达公司向A“栋2-3楼铺位KTV商户”发出缴费单总表（未加盖公章），要求该商户于2017年2月5日前支付2017年2月的月租65664元、物管卫生费7743元、电费33123元、水费1417.50元，合计107947元，并列明收款人为曾新辉及收款人的银行账号。2017年2月22日，滕忠华向收款账户汇款107947元。同日，亮达公司向滕忠华出具加盖公章的收据，确认收到上述款项。2017年3月25日和3月27日，滕忠华向曾新辉的收款账户分别转账60000元和32864元，共计92864元。2017年4月，亮达公司向A“栋2-3楼铺位KTV商户”发出缴费单总表（加盖公章），要求该商户于2017年4月5日前支付2017年4月的月租65664元、物管卫生费7743元、电费29365元、水费2016元，合计104788元，并列明收款人为曾新辉及收款人的银行账号。2017年5月2日，滕忠华向收款账户汇款100000元。2017年5月2日，滕忠华向收款账户汇款4788元。亮达公司于2017年5月2日向滕忠华出具加盖公章的收据，确认收到104788元。2017年5月1日，亮达公司向A“栋2-3楼铺位KTV商户”发出缴费通知单（加盖公章），要求该商户于2017年5月5日前支付2017年5月的月租65664元、物业管理费及卫生费7743元、电费33177元、水费1332元，合计107916元，并列明收款人为曾新辉及收款人的银行账号。2017年6月1日，滕忠华向收款账户汇款30000元。同日，亮达公司向滕忠华出具加盖公章并有曾新辉签名的收据，内容为“今收到KTV伍月份部分租金50000元。同日，曾新辉在内容为“支付KTV5月份部分租金50000元”并备注“收现金20000元整，现金付2万，农业银行支付3万”的费用报销单上作为领款人签名。2017年6月5日，亮达公司向滕忠华出具加盖公章的收据，内容为“今收到A栋KTV5月份部分租金15664元，物管卫生费7743元，电费33177元，水费1332元，金额伍万柒仟玖佰壹拾陆元”并备注“以转账到账为准。”2017年6月7日，滕忠华向曾新辉收款账户汇款57916元。2017年6月1日，亮达公司向A“栋2-3楼铺位KTV商户”发出缴费通知单（加盖公章），要求该商户于2017年6月5日前支付2017年6月的月租65664元、物业管理费及卫生费7743元、电费42489元、水费1867.5元，合计117763.5元。2017年7月1日，滕忠华向曾新辉收款账户汇款50000元。同日，亮达公司向滕忠华出具加盖公章并且有经手人签名的收据，内容为“今收到A栋KTV6月份部分租金50000元。”2017年7月5日，滕忠华向曾新辉收款账户汇款62763元，同日，亮达公司向滕忠华出具加盖公章并且有经手人签名的收据，内容为“今收到A栋KTV6月份部分租金、水电费62763元。”另，据滕忠华、向琴提交的费用报销单上记载，在2017年7月31日，滕忠华、向琴支付费用5000元，但滕忠华、向琴未提交银行流水予以佐证。2017年7月1日，亮达公司向A“栋2-3楼铺位KTV商户”发出缴费通知单（加盖公章），要求该商户于2017年7月5日前支付2017年7月的月租76266元、物业管理费及卫生费7743元、电费50001元、水费1647元，合计135657元。2017年8月1日，滕忠华向曾新辉收款账户汇款55000元。2017年8月6日，滕忠华、向琴、吴顺财、曾新辉四人签订广州市翱翔娱乐有限公司的股东会议纪要一份，内容为：经股东协商一致同意向琴承包广州市翱翔娱乐有限公司；（向琴）交给公司承包保证金30万元，每月交承包金10万元给广州市翱翔娱乐有限公司；从2017年8月1日起广州市翱翔娱乐有限公司的房租、水电、员工工资等所有费用由向琴负责承担，王志强担保并承担连带责任；8月1日前的所有债权债务由四位股东按所持股份比例承担。2018年7月1日，王志强出具承诺书一份，内容为：“王志强与滕忠华、向琴于2016年6月27日所签订的位于岗丰村综合市场××、××楼用于经营夜总会KTV使用的合同，特此承诺如下二点：一、按合同再顺延贰年即租至2030年5月31日止。二、在施工围蔽期间房租减收捌仟元。”另查：广州市翱翔娱乐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10月24日。2016年12月29日，该公司股东由向琴、滕忠华、王志强变更为吴顺才、向琴、曾新辉、滕忠华。2018年7月16日，该公司股东由吴顺才、向琴、曾新辉、滕忠华变更为樊小林、梅明凤。一审庭审中，王志强、滕忠华均认为本案应按租赁合同纠纷进行审理。王志强明确表示吴顺才并非涉案租赁合同的相对方，故不要求吴顺才承担涉案租金。案件审理过程中，案外人余锦亮接受本庭询问时表示，案涉物业是由其和王志强从广州市滢通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租赁。签订合同后至2016年6月28日都是由王志强负责管理。2016年7月1日，双方签订至今仍在履行的《承包合同》一份，约定上述物业交由王志强承包，承包日期是从2016年7月1日开始，承包经营期间也是可以转租、分租的，但不能整体转让。对王志强、滕忠华、向琴三人签订的《物业租赁合同》无异议，涉案债权应由王志强单独主张，然后再由王志强向余锦亮支付相应的份额。王志强、余锦亮向滢通公司承租的物业，由余锦亮作为大股东的亮达公司负责管理，各商户需交纳管理费等由其和王志强请的人发通知，其与王志强签订《承包合同》后，原来租户的租金和管理费等都是由王志强收取，王志强借亮达公司的名义收费及管理。滕忠华所提交的加盖了亮达公司公章的通知单等材料应该也是王志强的工作人员加盖并发出的。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租赁合同纠纷，争议焦点有：一、承租人是否欠付租金；二、滕忠华、向琴应否向王志强支付押金；三、王志强与滕忠华、向琴各方应承担租金的份额。关于争议焦点一。首先，关于承租人应否补交2017年1月至5月间的租金差额34850元。从本案的实际履行过程可知，滕忠华、向琴在实际履行合同的过程中所交纳租金(65664元)与合同约定的应交纳的租金（72634元）存在差异。但是，因本案当事人所签订的《物业租赁合同》中对租金额的计算方式有歧义且双方当事人在诉讼中也无法达成一致，使各方对《物业租赁合同》中所约定的交费标准是有进一步明确的可能性。且在合同履行的过程中，发出缴纳费用的通知均为王志强以余锦亮经营的亮达公司的名义发出，在滕忠华、向琴接受且按通知要求履行的情况下，应视为合同双方当事人以实际的行为变更了合同约定的交纳标准。故对王志强称承租人在上述月份每月应补交6970元（72634元-65664元），共应补交34850元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其次，关于2017年6月的租金是否欠交15602元。《物业租赁合同》虽约定2017年6月1日起每年租金上浮5%，但是亮达公司发出缴费通知单要求物业承租人交纳2017年6月的租金依然是65664元、物业管理费及卫生费7743元、电费42489元、水费1687.50元，合计117763.50元。如前所述，亮达公司发出的通知应视为出租人王志强发出，应视作对合同的变更，在滕忠华向曾新辉收款账户汇款112763元后，尚欠租金5000.50元。对该5000.50元是否已经支付，滕忠华出示的费用报销单中显示“7.31付5千”，但因该报销单上无王志强签名确认且滕忠华、向琴未提交银行流水予以佐证，故一审法院对滕忠华称2017年6月租金已经全部按通知交纳的主张不予支持，即承租方尚欠该月租金5000.50元。第三，关于2017年7月的租金交纳情况。王志强通过亮达公司发出缴费通知单要求物业承租人交纳2017年7月的月租76266元（租金72781元+公摊费用3485元）、物业管理费及卫生费7743元、电费50001元、水费1647元，合计135657元。滕忠华虽称该月的租金应为68947.2元（65664元×105%），该通知要求交纳租金的金额有误。但是，因向琴在庭审中称双方虽曾约定按65664元交纳租金，但后来在王志强要求下，各方同意恢复到按合同约定交纳租金。也就是说恢复按合同约定交纳租金，作为承租人之一的向琴也是知道的。故此，一审法院对滕忠华的主张不予采信。在滕忠华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2017年8月1日支付了55000元的情况下，承租人尚欠2017年7月的租金应为80657元。至于滕忠华称剩余的租金已经以王志强应投入合伙经营的“凤凰城KTV”的款项中应予扣除的主张，因其未提交相应的证据证明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第四，关于王志强主张承租人欠付2017年8月份的租金130531.50元，对于租金和管理费，因合同约定该两项费用均为向王志强直接交纳，在租金交纳标准自2017年7月起变更为76266元的情况下，一审法院确认2017年8月承租人应付的租金为76266元及管理费卫生费7743元，共计84009元。对于王志强要求承租人支付该月的水、电费，由于其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该月的水、电费情况，故其该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第五，关于承租人是否欠付2018年8月至12月期间的租金40000元。滕忠华据王志强于2018年7月1日向滕忠华、向琴出具承诺书所记载“在施工围蔽期间房租减收捌仟元”的内容，认为王志强所称的欠付租金期间在围蔽期间内，每月租金应减收8000元，故不存在欠付租金的问题。对此，基于租金为按月结算，以及结合双方所签订的租赁合同的月租金额，以及围蔽期间对经营”凤凰城KTV”的影响，一审法院认为承租人的主张符合常理，对该承诺书的内容应理解为每月房租减收8000元。据此，王志强如主张承租人在2018年8月至12月期间不应每月减收租金8000元，应提交相关证据证明该期间并非为围蔽期间，在王志强未提交证据证明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对王志强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本案承租人尚应支付的租金为2017年6月租金5000.50元，2017年7月租金80657元，2017年8月租金84009元。关于争议焦点二。虽《物业租赁合同》约定，承租人应交纳的押金为241131元，但基于在滕忠华支付了192000元后，王志强选择履行《物业租赁合同》，并未按合同约定拒绝将租赁物交付使用或按承租人放弃租赁物业处理。应视为王志强对押金交纳的数额是接受的，即当事人以自己的行为变更了合同的约定。况且，押金作为承租人履行租赁合同的担保，押金交付条件应为附随于租赁合同的从合同，应自交付押金时产生法律效力，当承租人没有交付押金时，应视为押金合同未生效。故此，王志强诉请法院要求承租人交付押金没有事实和法律上的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三。本案为租赁合同纠纷，应围绕涉及出租房屋的合同确定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本案中，涉及出租房屋的协议有四个，分别是：2013年9月13日，滢通公司与王志强、余锦亮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王志强、余锦亮据此取得案涉房屋的转租权；2016年6月27日王志强与滕忠华、向琴签订的《物业租赁合同》，王志强依该合同将案涉房屋租赁给王志强、滕忠华、向琴作“共同投资经营新塘凤凰城KTV”之用；2016年7月1日，王志强与余锦亮签订《承包合同》，王志强从余锦亮处内部承包了案涉房屋的出租产生的权益；2016年10月20日，王志强、滕忠华、吴顺才、向琴签定《物业经营合作协议书》，王志强将案涉房屋物业经营权的10%、5%、5%分别转让给滕忠华、吴顺才、向琴。依上述合同约定，王志强应占案涉房屋出租后产生的80%收益权，王志强依此主张其享有案涉出租房屋的收益份额，在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王志强主张滕忠华、向琴应按王志强与滕忠华、向琴于2016年6月28日签订的《股东（合作）协议书》中约定投资经营“凤凰城KTV”的投资比例作为三人承担未付租金的份额，即王志强应承担未付租金的30%，滕忠华应承担未付租金的50%；向琴应承担未付租金的20%。对此，因王志强与滕忠华、向琴三人签订《物业租赁合同》并未明确三人应分担的租金的份额，而《股东（合作）协议书》明确了三人合作经营“新塘凤凰城KTV”的股权份额，即三人对按《股东（合作）协议书》经营“新塘凤凰城KTV”产生债务分担份额也应是预期之中的，且三人也为本案案涉合同的当事人，故此对王志强的主张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至于滕忠华主张以2016年10月20日滕忠华、王志强、向琴、吴顺才四人签订的股东（合作）协议书的约定，按30%的份额承担欠付租金的责任。因为吴顺才并非本案涉租赁合同的相对人，故一审法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滕忠华应承担的欠付租金的份额为欠付租金总额×50%×80%，向琴应承担欠付租金的份额为欠付租金总额×20%×80%。又因王志强只主张滕忠华承担2017年1月至7月的租金的50%以及向琴应承担欠租金总额的20%，故滕忠华应承担的租金份额应为2017年1月至7月未付租金总额×50%×80%；向琴应承担的租金份额应为2017年1至8月未付租金总额×50%×80%。综上所述，王志强与滕忠华、向琴签订的《物业租赁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亦不违背公序良俗，依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约定履行合同义务。现承租人尚欠2017年1月至7月租金85657.50元（2017年6月欠5000.50元+2017年7月欠80657元）、2017年8月的租金84009元。该款项应由滕忠华支付34263元，向琴支付27146.64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5月14日作出判决：一、被告滕忠华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王志强支付房屋租金34263元。二、被告向琴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王志强支付房屋租金27146.64元。三、驳回原告王志强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082.15元，由原告王志强负担2756.15元，被告滕忠华负担740元，被告向琴负担586元。本案保全费1937元，由原告王志强负担1308元，被告滕忠华负担351元，被告向琴负责278元。经查，一审查明的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期间，滕忠华向本院提交2017年8月29日，滕忠华转给曾新辉5000元的转账记录一份，证明其已经交了6月份的租金5000元。王志强质证认为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该转账记录是由滕忠华一方保管，但其在一审期间并未提交。接收款项的曾新辉也曾经是ＫＴＶ的股东与管理人，每月有2500元的工资。本案中滕忠华所提交的银行交易清单并未备注该款项的用途，从支付的时间看是在2017年8月29日，是在月末，如果支付的是租金一般应在月初，而支付工资才在月末，所以王志强认为该笔转账是支付曾新辉的工资。滕忠华认为其支付的是2017年6月份的租金，但该5000元的转账发生在8月29日，隔了将近三个月之久，明显不能印证其拟证明的主张，目前曾新辉已经去世了。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针对滕忠华的上诉请求与王志强的答辩意见，分析如下：关于2017年7月以后租金标准问题。一审认定亮达公司发出的缴费通知单应视为出租人王志强所发出，王志强对此并未提出上诉，视为其服从一审该认定。因亮达公司发出缴费通知单要求物业承租人交纳2017年6月的租金依然是65664元、物业管理费及卫生费7743元、电费42489元、水费1687.50元，合计117763.50元，并未依合同约定上浮，一审据此认定视为双方对合同租金标准进行了变更并无不妥。此后，王志强通过亮达公司发出缴费通知单要求物业承租人交纳2017年7月的月租为76266元（租金72781元+公摊费用3485元）、物业管理费及卫生费7743元、电费50001元、水费1647元，合计135657元。滕忠华对此上诉认为该月的租金应为65664*105%=68947.2元，公摊费应为276.5平方米*1.2*105%=348.39元，但，一审开庭过程中，向琴已陈述双方虽曾约定按65664元交纳租金，后来在王志强要求下，各方同意恢复到按合同约定交纳租金。为此，恢复按合同约定交纳租金，作为承租人之一的向琴已作出对其不利的自认，而作为共同承租人，滕忠华没有理由不知道。在各方同意按合同约定交纳租金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对滕忠华该主张不予采纳并无不妥，本院予以认可。关于滕忠华是否应按30%份额承担责任问题。根据王志强与滕忠华、向琴三人所签订《物业租赁合同》内容可知，合同中并未明确三人应分担的租金的份额，而《股东（合作）协议书》则明确了三人合作经营“新塘凤凰城KTV”的股权份额，一审据此认定三人对按《股东（合作）协议书》经营“新塘凤凰城KTV”产生债务分担份额应是预期之中合理合法。根据一审查明事实可知，2016年10月20日，滕忠华、王志强、向琴、吴顺才四人签订的《股东（合作）协议书》，对各方持股重新进行了约定，现滕忠华以前述《股东（合作）协议书》约定，要求按30%的份额承担欠付租金的责任，但本案案涉《物业租赁合同》的当事人为王志强与滕忠华、向琴三人，吴顺才并非案涉《物业租赁合同》的相对人。而吴顺才于2016年10月20日加入凤凰城KTV的经营合作，因经营合作形成的法律关系与本案租赁合同并非同一法律关系，据此，一审法院对滕忠华该主张不予支持并无不当。综上，一审核算滕忠华应承担的租金份额应为2017年1月至7月未付租金总额×50%×80%；向琴应承担的租金份额应为2017年1至8月未付租金总额×50%×80%无误，本院予以维持。至于滕忠华上诉提交其于2017年8月29日转账支付5000元给曾新辉银行流水记录，证明其支付了6月份的租金5000元问题。因该5000元未注明用途，且该5000元为何不作为租金直接支付给王志强，滕忠华并未向本院作出合理解释，故本院对滕忠华提交该证据拟证明的主张不予采纳。综上所述，滕忠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三百二十三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05.20元，由滕忠华负担405.2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郑怀勇审判员  何 佐审判员  闫 娜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颜旭怀徐毅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