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1民终665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邓亚锋，男，汉族，1978年8月10日出生，住北京市石景山区。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南乐弘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隆平高科技园人民东路与京珠高速交汇处隆平水稻博物馆东侧二楼10号房。法定代表人：陈一民，系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宾亮，湖南麓邻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康宗辉，湖南麓邻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南乐荷资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隆平高科技园人民东路与京珠高速交汇处隆平水稻博物馆东侧二楼09号房。法定代表人：黄馨禾，系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宾亮，湖南麓邻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康宗辉，湖南麓邻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邓亚锋、湖南乐弘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弘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湖南乐荷资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荷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2019）湘0102民初192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邓亚锋上诉请求：1、维持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三项、第四项；2、变更一审判决第二项，即乐弘公司在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邓亚锋支付固定收益由25062.03元变更为32222.61元；3、撤销一审判决第五项，判决乐弘公司在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邓亚锋支付赔偿金477372元及合同解除之日止赔偿金全部支付完毕之日止的资金占用损失（具体数额参照《“五一里”地下物业委托经营管理合同》第四条的收益标准计算），在前述款项未全部付清时，经营权不发生转移；4、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及财产保全费由两原审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1．“××”不能作为乐弘公司免除收益的事实和理由。乐弘公司前十年所支付的收益为固定收益，与其经营状况无关，因此疫情的发生对收益支付不应产生影响。即使因不可抗力因素，乐弘公司逾期不能支付经营收益，乐弘公司的支付义务也并未免除，应当在不可抗力因素消除后延后支付。而且，当乐弘公司无法支付固定收益时，作为连带担保责任的乐荷公司应当依约履行支付固定收益连带担保义务。2、乐弘公司违约导致合同解除，委托合同第八条之条件提前成就，而且，委托合同系乐弘公司单方提供的格式合同，依据合同法第四十一条之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所以乐弘公司应当依照委托合同第八条之约定履行赔偿义务。3、乐弘公司和乐荷公司存在资金频繁往来和高管混同等情况，系关联公司。4、本案经营权系债权，不是物权。乐弘公司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并承担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可期待利益。二审中，邓亚锋申请将上诉请求变更为：1、维持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三项、第四项；2、改判一审判决第二项，即湖南乐弘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邓亚锋支付固定收益32222.61元；3、撤销一审判决第五项，判决湖南乐弘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邓亚锋支付赔偿金731580.24元；4、该案一、二审诉讼费及财产保全费由乐弘公司、乐荷公司承担。因邓亚锋提出该申请已远远超过上诉期间，且在本院二审询问时亦回答上诉请求没有变更，故本院对该上诉请求变更不予准许。乐弘公司和乐荷公司共同辩称，1、乐弘公司受“××”这一不可抗力影响，无法正常经营，因此支付疫情期间的委托收益，有违公平原则。2、依据委托合同第八条规定，邓亚锋依据本条享有合同解除权并要求乐弘公司赔偿损失是在委托乐弘公司经营管理的第十一年以后，现并未达到该条约定的适用条件，邓亚锋无权依据该条要求乐弘公司进行赔偿。3、乐弘公司和乐荷公司就五一里项目进行合作，双方存在部分资金往来实属正常。4、邓亚锋本人作为专业律师，应当对合同条款有充分认识，主张该条款为格式条款，没有依据。乐弘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三项，改判驳回邓亚锋要求解除《“五一里”地下物业委托经营管理合同》的诉讼请求，依法核减违约金标准；2、本案诉讼费用由邓亚锋承担。事实和理由：1、邓亚锋商铺位于另一业主商铺内部，不具备单独使用的条件，而且乐弘公司辅仁全部经营管理工作均是建立在整个地下物业的统一规划基础上的，强行单独使用会对其他商铺以及商场整体功能的发挥造成影响。2、依据《经营管理合同》中“在委托期限届满以后经占本项目总面积2/3以上的业主同意继续委托乙方经营……”，可知整个地下物业的管理是受整体业主共同意志支配的，因此个别业主无权单方解除合同收回商铺。邓亚锋辩称，1、乐弘公司明确表示并且已经以实际行动逾期未支付固定收益，该行为构成了根本违约。因此，依据《委托经营管理合同》以及和解协议，邓亚锋有权解除合同。2、本案中的经营权是债权，不是物权。乐荷公司与邓亚锋签订经营权转让合同，实际上是一种融资借款行为。乐弘与邓亚锋签订《委托经营合同》按期支付固定收益并由乐荷进行无限连带担保，实际上是一种还本付息的行为。本案的经营权不是物权，未向有关机关进行权利登记，不符合物权法定及公示、公信原则，而是一种30年固定收益的可预期、可期待的债权。乐荷公司同意乐弘公司的上诉意见和答辩意见。邓亚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确认乐弘公司违约，邓亚锋解除与乐弘公司所签订的《“五一里”地下物业委托经营管理合同》，并由乐弘公司依据合同约定向邓亚锋支付已付经营权转让费总额的赔偿金477372元，乐荷投资公司承担连带担保责任；2、判决乐弘公司向邓亚锋支付2019年7月1日-2019年12月31日的固定收益21479.75元及其违约金（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乐荷公司承担连带担保责任；3、判决乐弘公司按合同约定标准，支付2020年1月1日至合同解除之日的固定收益11652元（暂计算至2020年3月9日），以及合同解除之日至第一项诉讼请求金额全部支付完毕之日止的资金占用损失，乐荷公司承担连带担保责任；4、上述赔偿款未全部支付前，案涉商铺的经营权不发生转移；5、该案的保全费、诉讼费用由乐弘公司和乐荷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合同签订情况：2016年9月30日，长沙市轨道交通一号线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向乐荷公司出具《证明书》，证明乐荷公司获得轨道一号线五一广场站与乐和城对接地下空间开发建设工程项目（即五一里项目）38年经营权，由乐荷公司全权负责该项目的招商、经营及管理等事宜。2017年10月28日，乐荷公司与邓亚锋签订《“五一里”地下物业经营权转让合同》，约定乐荷公司以477372元向邓亚锋转让“五一里”项目光区82铺4号的地下物业30年经营权（以下简称涉案经营权），自2017年10月29日起至2047年10月29日止。同年12月29日，乐荷公司向邓亚锋开具477372元发票。2017年10月28日，邓亚锋与乐弘公司、乐荷公司签订《“五一里”地下物业委托经营管理合同》，约定邓亚锋将涉案经营权委托给乐弘公司经营管理。其中第二条约定：委托期限为30年，自2017年10月29日起至2047年10月28日止。第四条约定：2017年10月29日起至2022年10月27日止，乐弘公司每年按照已付地下物业经营权转让费的9％（每半年支付21481.74元）支付固定委托收益，固定收益每年支付二次，在每年的6月、12月底支付，并对其后的收益方式也进行了约定。第七条规定，在乐弘公司不能依约支付收益时，乐荷公司以该项目物业的收益及其全部财产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第八条约定：如在委托经营管理的第十一年，邓亚锋获得的年度收益额低于已付地下物业经营权转让费的15％，则其有权解除合同，乐弘公司按已付经营权转让费总额赔偿其损失，乐弘公司全额赔偿后，该商铺的经营权转由乐弘公司享有。第九条约定：逾期支付委托收益60日至120日的，每日按欠款金额的万分之六支付违约金，超过120日的，邓亚锋有权解除合同。（二）支付情况：根据银行流水显示，2017年12月-2019年6月，乐弘公司共支付邓亚锋62852.97元，收益支付存在不足额的问题。2019年7月8日，邓亚锋向乐弘公司邮寄告知书，要求其按照合同约定标准，补齐2017-2019年间的收益款8745.18元。同年7-8月，乐弘公司先后向邓亚锋转账3437元、5554元。在庭审过程中，邓亚锋、乐弘公司、乐荷公司均认可乐弘公司已付清截至2019年6月30日前的收益。2019年9月24日，邓亚锋因与乐弘公司、乐荷公司的合同纠纷，向一审法院起诉，后双方达成调解，双方同意继续履行委托合同，乐弘公司支付违约金，邓亚锋予以撤诉。该案纠纷形成情况。2019年12月24日，乐弘公司出具联系函，请求2020年6月一并支付2019年下半年及2020年上半年的委托收益，并承诺按合同约定支付迟延期间产生的违约金。邓亚锋不同意，酿成纠纷。按照合同约定，邓亚锋最近一笔收益21481.74元，乐弘公司应于2019年12月31日前支付，邓亚锋于2019年12月30日向一审法院起诉，在该案开庭之日，乐弘公司仍未支付该笔收益。2019年12月开始，我国发生了“××”疫情这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长沙随后采取了相应的管控措施。对于因此不能履行合同的当事人来说，属于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不可抗力。一审法院认为，邓亚锋与乐弘公司、乐荷公司签订的《“五一里”地下物业委托经营管理合同》属委托合同，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三方均应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义务。在合同的履行过程中，邓亚锋已按合同的约定交付了涉案经营权，有权依约收取收益。乐弘公司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履行支付义务，已构成违约，至庭审之日，已迟延支付90日，且仍未能明确支付款项的时间，符合法定解除条件，因此对邓亚锋要求解除与乐弘公司所签订的《“五一里”地下物业委托经营管理合同》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邓亚锋诉请的委托经营收益，2019年7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的固定收益21481.74元，系合同约定标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2020年1月1日至合同解除之日的固定收益，因“××”疫情的影响，属不可抗力，要乐弘公司全部承担给付经营收益义务，显然有违公平原则，结合疫情影响时间及一审法院判决合同解除时间等，一审法院酌定支持一个月收益3580.29元（477372×0.09÷12），合计固定收益为25062.03元。关于违约金，乐弘公司已逾期支付收益90日，应按照合同约定，每日按欠款金额的万分之六支付，为1160元（21481.74×0.0006×90）。关于乐荷公司的担保责任，乐荷公司在《“五一里”地下物业委托经营管理合同》中以担保方身份盖章确认，在合同中明确约定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应当对该案债务的清偿承担保证责任。关于邓亚锋要求按照合同第八条支付赔偿金及资金占用损失，该约定解除条件并未成就，邓亚锋要求支付经营权转让费赔偿金的诉请，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乐荷公司与邓亚锋签订《“五一里”地下物业经营权转让合同》系另案法律关系，其合法性及权利义务关系，一审法院不予审查。判决如下：（一）自2020年3月30日起解除邓亚锋与乐弘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于2017年10月28日所签订的《“五一里”地下物业委托经营管理合同》；（二）湖南乐弘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在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邓亚锋支付经营收益25062.03元；（三）湖南乐弘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在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邓亚锋支付违约金1160元；（四）湖南乐荷资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对湖南乐弘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的前述（二）、（三）项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五）驳回邓亚锋其他诉讼请求。该案受理费8905.03元，简易程序减半计4452.52元，保全费3014.26元，共7466.78元，由邓亚锋负担3000元，乐弘公司、乐荷公司负担4466.78元。本院二审期间，邓亚锋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以下证据：公司变更登记、外企登记基本情况表、乐荷公司监事会决议、乐弘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乐弘公司股东会决议、外商投资企业法律文件送达授权委托书、乐荷、乐弘公司单位账户明细对账单、关于解决无法支付业主经营权转让费的提议、涉案场地照片。本院依法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认为，上述证据真实、形式与来源合法，予以认定。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邓亚锋与乐弘公司、乐荷公司签订的《“五一里”地下物业委托经营管理合同》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应如实全面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合同履行过程中，乐弘公司未按照合同约定履行支付收益的义务，且现已迟延支付超过120日，符合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一审判决支持邓亚锋要求解除与乐弘公司所签订的《“五一里”地下物业委托经营管理合同》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乐弘公司上诉称解除合同应经过三分之二以上业主同意，但合同约定的是委托期限届满后解除合同的处理，故乐弘公司的上诉理由明显系对合同约定的理解错误，本院不予支持。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第一，关于固定收益。邓亚锋诉请的2019年7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的固定收益21481.74元，系合同约定应支付的收益，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2020年1月1日至合同解除之日的固定收益，因涉案经营权客观上受到了“××”疫情的影响，邓亚锋要求乐弘公司承担全部给付经营收益义务，显然有违公平原则，一审判决结合疫情影响时间、合同解除时间等因素，酌定支持一个月收益3580.29元并无不妥，本院予以支持。邓亚锋上诉称一审判决免除两个月收益认定事实错误，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邓亚锋上诉要求支付固定收益32222.61元，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第二，关于违约金。因乐弘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违约金过分高于邓亚锋损失，故乐弘公司上诉要求核减违约金计算标准，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第三，关于赔偿金及资金占用损失。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涉案合同已经解除，客观上无法继续履行至乐弘公司经营管理的第十一年，邓亚锋上诉要求乐弘公司按照合同约定的第十一年违约的情形支付赔偿金及资金占用利息，法律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邓亚锋、乐弘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905.03元，由湖南乐弘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负担4453元，邓亚锋负担4452.03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郭伏华审  判  员  欧阳宁审  判  员  邓 安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七日法官助理杨威书记员（兼）  杨 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