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黔民申948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遵义大睿利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法定代表人：**波，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文婷，贵州新长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福鹏，贵州新长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遵义兴隆缘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法定代表人：蔡炎安，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达渊，贵州法渡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遵义大睿利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睿利公司）因与被申请人遵义兴隆缘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隆缘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黔03民终24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本案现已审查终结。大睿利公司申请再审称，（一）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一审判决载明的被告是“贵州大睿利商贸有限公司”,审理的是“遵义兴隆缘贸易有限公司与贵州大睿利商贸有限公司”之间的案件事实,不是“遵义兴隆缘贸易有限公司与遵义大睿利商贸有限公司”之间的案件事实,明显缺乏证据证明；2.本案一、二审的案由均为合同纠纷,不是民间借贷纠纷,证明原判决认定本案的性质是投资合作合同关系，而不是民间借贷关系,但是原判决又按照民间借贷关系作出判决,显然自相矛盾；3.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不存在相互借贷行为,而是相互合作从事煤炭购销业务的投资合作合同关系,故被申请人以民间借贷纠纷提起诉讼与本案的基本事实不符。其一,被申请人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给申请人的380万元,是双方合作销售煤炭的投资款;申请人收款后向被申请人出具《收据》,不是《借据》,也未约定利息,实际上是以借款名义（便于财务做账）收取的合作销售煤炭的投资款,该款全部用于销售煤炭的开支。对此,证人吴某1、王某当庭作证,以及贵州华电桐梓发电有限公司的燃料结算单、榆林市神瑞煤炭运销有限公司的情况说明、陈国和陈夏荣的证明等,形成证据锁链,能够予以佐证。其二,申请人的银行账户（账户名称:遵义大睿利商贸有限公司,账号:52×××88）—“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活期存款明细账”证明:从2017年11月24日到2018年1月9日,被申请人先后4次向申请人支付380万元“借款”（包括2017年11月24日80万元、11月28日50万元、12月25日120万元、2018年1月9日130万元）,其间没有一次还款,但是却越借越多,然后从2018年2月2日到3月2日,申请人先后4次向被申请人支付2297173.42元“还款”（包括2018年2月2日60万元、2月26日1097173.42元、2月27日20万元、3月2日40万元）,还款细化到小数点后两位数;由此可见,双方之间根本不是民间借贷关系，而是合作销售煤炭的投资合作合同关系。双方合作销售煤炭的投资合作合同关系,涉及到购买煤炭的供货方为陕西弘昌全物流有限公司和榆林市神瑞煤炭运销有限公司,运输方为陕西秦煤实业集团运销有限责任公司,销售煤炭的销货方为贵州华电桐梓发电有限公司。双方的合作投资款均是通过申请人的银行账户支付的,具体情况如下:（1）申请人收到被申请人2017年11月24日第一笔共同投资款80万元后,连同自己公司账户上的80万元（第一笔共同投资款）,共计160万元共同投资款,当日向陕西弘昌全物流有限公司转账支付煤炭货款160万元。同日,申请人将自己公司账户上的40万元（第二笔共同投资款）,向陕西秦煤实业集团运销有限责任公司转账支付煤炭运输费40万元；（2）2017年11月28日,申请人收到被申请人第二笔共同投资款50万元。同日,向陕西秦煤实业集团运销有限责任公司转账支付煤炭运输费30万元;次日,向吴某2转账支付业务开支款20万元,吴某2是被申请人委托的具体经办业务人员。至此，申请人的投资款为120万元，被申请人的投资款为130万元。此后,被申请人的投资款250万元（包括2017年12月25日的第三笔单独投资款120万元、2018年1月9日的第四笔单独投资款130万元,共计250万元投资款）属于其单独投资,申请人没有与其继续合作共同投资；（3）2017年12月25日,申请人收到被申请人第三笔单独投资款120万元,当日向陕西秦煤实业集团运销有限责任公司转账支付煤炭运输费40万元、向陕西弘昌全物流有限公司转账支付煤炭货款80万元；（4）2018年1月8日,申请人收到陕西弘昌全物流有限公司转账支付的退款80万元;1月9日,收到被申请人第四笔单独投资款130万元,当日向榆林市神瑞煤炭运销有限公司转账支付煤炭货款10万元、向陕西秦煤实业集团运销有限责商任公司转账支付煤炭运输费20万元,共计120万元;1月15日向陈夏荣转账支付煤炭运输费33万元、1月17日向陈夏荣转账支付煤炭运输费36万元,共计69万元,陈夏荣是被申请人委托的负责陕西当地煤炭运输的具体经办业务人员;1月17日,向榆林市神瑞煤炭运销有限公司转账支付煤炭货款20万元。剩余1万元，用于人工开支。其三,被申请人在2018年9月27日《民事起诉状》中自认:“原告与被告均系煤炭贸易企业,双方之间有业务合作”,由此可见,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是投资合作合同关系。（二）原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1.一审民事判决载明的被告是“贵州大睿利商贸有限公司”,主体不适格,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起诉条件,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裁定驳回被申请人的起诉；2.本案的基本事实是合作合同关系，不是民间借贷关系,因此,应当依法驳回被申请人的起诉。综上，再审申请人大睿利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之规定申请再审。兴隆缘公司提交意见称，（一）案涉文书笔误已经通过补正裁定予以更正，而申请人明知一审文书存在文字错误，在二审期间不予指出，在案件已经执行后以文书存在笔误为由申请再审，违反诚信诉讼原则。（二）我方已经举示充分证据证明双方之间系民间借贷关系，申请人认为双方之间系投资合作合同关系但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实，且申请人在上诉状中曾表达“尚欠的借款本金应为302826.58元”的意见，也证明申请人并不坚持双方系投资合作关系的主张，其提出该主张完全是为了干扰法院对案件事实的判断。（三）申请人另案向陕西弘昌全物流有限公司、陕西秦煤实业集团运销有限责任公司主张权利，足以证明其系单独开展经营业务。综上，我方向申请人共计出借380万元是事实且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申请人的再审申请。本院经审查认为，（一）申请人大睿利公司与兴隆缘公司之间案涉款项是否构成民间借贷关系的问题。第一，兴隆缘公司主张案涉款项构成民间借贷关系，为其主张提交了五次银行转账凭证，案涉款项均备注为“借款”。兴隆缘公司同事提交了三份大睿利公司出具的盖有公司财务专用章的收据，金额共计250万元，均备注“还款”字样，以上证据形成了较为完备的证据锁链，能够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款、还款的过程，构成民间借贷的关系；第二，大睿利公司主张案涉款项系双方共同合作产生的资金往来，为其主张提供了其与贵州华电桐梓发电厂有限公司燃料结算单、陕西榆林市神瑞煤炭运销有限公司所出具的情况说明、陈国及陈夏荣的证明及情况说明、证人吴某2及王某的证人证词，经核对原审卷宗：（1）燃料结算单、陕西榆林市神瑞煤炭公司的情况说明、陈国及陈夏荣的证明，仅能体现双方在煤炭购销业务中有合作的情况，均未直接证明本案案涉款项的性质是用于双方合作购销煤炭的款项；（2）证人王某的证词系其在吃饭喝酒时听到的情况，且其证词也并未明确、直接的指向案涉款项；证人吴某2的证词，因其系大睿利公司当时法定代表人吴伟的亲叔叔，是与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且其证词也并未直接、明确的证明案涉款项是用于合作购买煤炭的业务，故此原审前述证人证言不予采信并无不当；第三，从在卷证据来看，大睿利公司提交的另一份中国建设银行活期存款明细账中显示在案涉款项发生之前，其于2017年10月24日向兴隆缘公司账户拨付了1250000元，其中5万元载明是还款，120万元载明是货款，而兴隆缘公司于2017年11月21日向大睿利公司又汇入120万元载明还款，可见双方同为煤炭购销企业，存在各种不同类型的经济往来，而从双方交易习惯来看，对于不同性质的款项在银行转账时也均有不同备注，如案涉款项属投资合作款项，均备注为“借款”也显然与常情不符。综上，兴缘隆公司已对其主张提供了相关证据予以证明，而大睿利公司提供的证据并不能证明案涉款项的性质系投资款而非借款，大睿利公司未对其主张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实，其应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原审对此不予认定并无不当。大睿利公司的此项再审理由不成立。（二）关于申请人所提原一审法院全文均将被告名称列为“贵州大睿利商贸有限公司”，故其并非案件当事人的问题，经查，一审列错当事人名称系笔误，已于2019年7月30日以（2018）黔0302民初9815号之一号民事裁定书对该笔误予以纠正，且本案生效判决系二审判决，二审并未出现该笔误，故此申请人的该条再审理由亦不成立。综上所述，再审申请人大睿利公司的再审理由不成立，其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遵义大睿利商贸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舒竑审判员  周朴审判员  王君二〇二〇年九月一日法官助理刘媚书记员蒋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