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湘05民终114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益平。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响林，湖南楚信律师事务所律师，由邵阳市法律援助中心指派。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邵阳东信棉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高骅，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和正，男，该公司法务部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银明，男，该公司公务部长。 上诉人刘益平因与被上诉人邵阳东信棉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信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湖南省邵阳市北塔区人民法院（2020）湘0511民初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益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响林，被上诉人东信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和正、刘银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益平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支持刘益平一审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诉讼费用由东信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从一审刘益平提供的银行工资流水来看，刘益平2018年8月至12月的工资共计2855.26元，以上五个月的工资都明显低于邵阳市最低工资标准，按照邵阳市最低工资计算标准1130元每月计算该五个月工资总额应为5650元，双方之间的差距为2794.74元，且应当将加班工资与满勤奖励工资剔除在最低工资之外，故原审判决认定东信公司应当支付给刘益平2018年8月26日至2019年1月25日最低工资差额65.58元计算错误。东信公司2015年9月因为自身原因生产停工，每月仅仅支付刘益平部分工资，其应当按照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来支付刘益平工资。2019年5月26日东信公司在双方未经过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将刘益平从动力部门辅助岗位电梯工调整至筒子部门完全不熟悉的纺纱操作工，后于2019年11月13日以不服从工作安排违反规章制度为由解除劳动合同，欠缺合法性及合理性，系滥用用工自主权以达到解除劳动合同目的，应认定其行为违法。 东信公司辩称，刘益平所从事的电梯岗位，系在上世纪电梯设备落后、安全性能不高的情况下设置，随着东信公司进行机器设备改造，裁撤电梯岗位显然具有合理性，故东信公司因合理目的调整刘益平工作岗位是企业自主经营权的体现，也是公司法赋予企业行使正常管理权的需要，且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同意服从公司的岗位调动和安排。东信公司于2019年5月23日调刘益平到筒子工序上班，但刘益平不同意调岗，经多次沟通，调其到相对轻松的岗位扫地工作，刘益平仍不同意调岗，继而连续旷工达到23天，在此情况下，东信公司根据《员工奖惩条例》第三章第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解除与刘益平的劳动合同关系具有合法性。一审法院判决东信公司支付刘益平2018年8月26日至2019年1月25日工资低于最低工资差额65.58元没有错误。因缺乏证据证明2015年9月至2016年3月上班考勤情况，一审法院根据举证责任，不支持刘益平工资差额诉求，符合法律规定。 刘益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东信公司补发拖欠2015年7月14日至8月25日转岗期间工资待遇2330元；2．东信公司支付2015年9月至2016年3月停工轮休工资低于最低工资差额3394.78元；3．东信公司支付2018年8月26日至2019年1月25日低于最低工资标准支付的差额部分1448.78元；4．东信公司支付2019年5月26日至2019年8月3日劳动报酬4350元；5．东信公司支付2019年8月至10月待岗工资3390元；6．东信公司支付非法解除劳动合同双倍经济赔偿金36160元；7．东信公司支付年休假工资24937元；8．东信公司支付2003年8月至2008年4月1日期间的社保损失20000元及2003年8月至2009年9月期间的失业保险待遇损失费20000元；9．东信公司支付刘益平享受医疗期待遇的病假工资21696元。一审审理过程中，刘益平增加八项诉讼请求：1．确认刘益平从2003年8月至2008年4月1日，入职时间工作年限劳动关系的建立；2．东信公司支付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差额及25%的经济补偿金18000元；3．东信公司退还报名押金费100元，补发拖欠的2015年7月10日、8月2日、8月28日及2019年8月14日住院期间的病假工资合计2572元；4．东信公司赔偿刘益平2003年8月至2007年12月22日入职后，未签订劳动合同应支付的二倍工资24860元；5．东信公司重新出具社保局要求格式的解除/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并在十五日内为刘益平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6．东信公司非法无故辞退无固定期劳动合同，刘益平仲裁两年的工资损失29280元；7．东信公司违法伪造解除/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并代签乙方本人签名办理社保停保手续，刘益平因患病需后期住院治疗未能报销医疗费的医疗保险损失及未能领取失业金的失业损失；8．东信公司承担笔迹鉴定费、诉讼费、交通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益平系东信公司员工。双方先后签订了三份劳动合同，分别为2007年12月22日至2012年12月21日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2013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2018年1月1日起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合同约定刘益平从事纺织生产相关工作。刘益平在东信公司处从事司梯岗位工作，2019年5月23日，东信公司通知刘益平，公司将于2019年6月起取消司梯岗位，拟安排刘益平于2019年5月26日到筒子车间从事计件岗位工作。而刘益平未服从安排，一直在司梯岗位上班至2019年8月3日，东信公司于2019年6月起停发刘益平工资。2019年10月19日，东信公司再次通知刘益平三日内调岗去筒子车间做扫地工作，刘益平仍未服从安排到新岗位上班。2019年11月13日，东信公司以刘益平连续旷工为由解除与刘益平的劳动合同。刘益平于2019年11月20日向邵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会于2020年1月13日就刘益平与东信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作出仲裁裁决书。刘益平不服仲裁裁决，于2020年2月21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另查明，刘益平离职前十二个月平均工资为1130元/月。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劳动争议纠纷。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合法有效，应予保护。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2019年10月19日，东信公司根据自身的生产经营需要，将原司梯岗位取消，考虑到刘益平的身体状况将其调岗至筒子工序扫地岗位。这一岗位虽为纺织生产提供后勤服务，但仍是纺织生产工作范畴中具体岗位的调整，系企业依法行使自主经营权的行为，并未超越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范畴，符合法律规定，劳动者应当服从。刘益平在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中明确表示“服从公司岗位调整和工作安排”，刘益平在收到东信公司关于岗位调整的通知后未按约到新岗位报到，也未能提供无法到岗的正当理由依据。据此，东信公司在2019年11月13日按照《邵阳东信棉业有限公司员工奖惩条例》第三章第十二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对刘益平作旷工处理，并书面通知与其解除劳动合同关系，未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未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七条规定，不应当支付赔偿金，因此，刘益平主张东信公司支付非法解除劳动合同双倍经济赔偿金36160元及非法无故辞退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刘益平仲裁两年的工资损失29280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根据刘益平提交的诊断证明、出院记录及东信公司提交的工资表显示，刘益平于2015年7月10日至8月2日在邵阳市中心医院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症住院治疗23天，东信公司已支付了刘益平该病休假期间的工资。刘益平主张的8月3日至25日转岗工资待遇，没有相关证据证明，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刘益平主张东信公司补发拖欠2015年7月14日至8月25日转岗期间工资待遇2330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2015年9月至2016年3月，刘益平在此期间被安排轮休，一个月上班一周，导致月收入低于当年度邵阳地区的最低月工资标准。按照法律规定，考勤资料保存期仅为两年，故无法核实刘益平当时的出勤情况。根据举证责任的分配，刘益平应对当时的上班出勤情况承担举证责任，刘益平未能提交有效证据，故该项诉请缺乏事实依据和计算标准，刘益平主张东信公司支付2015年9月至2016年3月停工轮休工资低于最低工资差额3394.78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东信公司认可刘益平2018年8月26日至2019年1月25日期间领取的工资低于邵阳市最低工资标准，共计差额1448.78元，但该款项应与东信公司为刘益平代缴的2019年6月至11月的社会保险个人部分相抵扣。东信公司提交的《职工个人账号查询单》可确认刘益平2019年6月至11月的养老保险个人部分为1423.2元，而东信公司未提交为刘益平缴纳其他社会保险个人部分的依据，东信公司应支付刘益平2018年8月26日至2019年1月25日最低工资差额65.58元。刘益平主张东信公司支付2018年8月26日至2019年1月25日低于最低工资标准支付的差额部分1448.78元的诉讼请求，部分予以支持；刘益平主张东信公司支付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差额及25%经济补偿金共计18000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东信公司于2019年6月起停发刘益平工资，刘益平在东信公司司梯岗位工作至2019年8月3日。东信公司未能提交刘益平的工资核算依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东信公司应依据刘益平主张的1130元/月工资标准，支付刘益平2019年6月至8月3日工资，合计为2373元（1130元/月×2.1个月）。东信公司于2019年5月26日将刘益平由司梯岗位调至筒子车间计件操作岗位的行为，未充分考虑到刘益平患有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症的身体状况，不具有合理性。2019年8月3日至10月19日，刘益平于东信公司无法就调岗达成一致意见，在家待岗。刘益平在此期间未提供劳动，系因其原岗位被取消，而东信公司未重新安排刘益平合理岗位所致，应认定为非因劳动者本人即本案刘益平的原因而造成的停工，东信公司应支付刘益平待岗期间工资2762元（1130元/月＋1088元×1.5个月）。《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五条第三款规定，单位不安排职工年休假，对职工应休未休的年休假天数应当按照该职工日工资收入的300%支付年休假工资报酬。该条规定的300%的工资报酬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职工提供劳动应当支付的工资，剩余的加付的200%部分属于福利补偿。《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的立法目的是为了维护职工休息休假权利。因此，这200%的日工资是对于不能保障劳动者休息休假权的单位的惩罚，不属于劳动报酬。因而，应当适用《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自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的时效规定。刘益平于2019年11月20日提出仲裁申请，应休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应能追诉至2018年11月20日。同时，根据《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的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将工资表保存两年以上备查。东信公司有义务提供刘益平2018年、2019年的工资表，证明其向刘益平发放了年休假工资，但东信公司举示的工资表不能对此予以证明，据此认定东信公司未向刘益平发放2018年度、2019年度的年休假工资。对刘益平主张2018年度和2019年度的年休假工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2018年11月之前的工资清单距今已超过两年，东信公司对此可不负举证责任。对于两年前是否发放带薪年休假工资的事实，应当由刘益平举证证明，但刘益平无相应的证据证明2018年以前东信公司没有发放年休假工资的事实，故刘益平主张东信公司支付2018年之前的带薪年休假工资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根据《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十一条规定，计算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的日工资，按照职工在用人单位支付其未休年休假工资前12个月的月平均工资除以月计薪天数（21.75天）进行折算。刘益平月平均工资为1130元/月，刘益平的工作年限超过十年但不足二十年，每年可享受10天带薪年休假。刘益平2018年应享受10天带薪年休假，2019年1月-10月应享受带薪年休假天数经折算为8天（305天÷365天×10天/年），共计18天。故东信公司应支付刘益平年休假工资为1870.3元（1130元/月÷21.75天×18天×200%）。根据《企业职工患病或非因公负伤医疗期的规定》第二条关于：“医疗期是指企业职工因患病或非因公负伤停止工作治病休息不得解除劳动合同的时限”之规定。刘益平提交的证据，仅能确认刘益平于2015年7月10日至8月2日在邵阳市中心医院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症住院治疗23天的事实。鉴于东信公司已支付了刘益平该病休假期间的工资，故刘益平主张东信公司补发拖欠病休假工资2572元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一条规定：劳动者以用人单位未为其办理社会保险手续，且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能补办导致其无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为由，主张用人单位赔偿损失而发生争议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对于已经由用人单位为劳动者办理了社会保险手续，但因用人单位欠缴、拒缴或者劳动者对缴费基数、缴费年限有异议而发生争议，因《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等行政法规赋予劳动行政部门对于用人单位为劳动者办理社会保险的专属管理权、监察权和处罚权，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就社保费用欠费等发生争议是征收与缴纳之间的纠纷，属于行政管理的范畴，应当由社会保险管理部门解决处理。因刘益平未提供证据证实其已向相关部门提起相应程序，东信公司已为刘益平启动社会保险账号，办理了社保手续。故刘益平主张的东信公司支付2003年8月至2008年4月1日期间的社保损失20000元和2003年8月至2009年9月期间的失业保险待遇损失费20000元的诉讼请求，不属于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受案范围，不予审理。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的实质是劳动者在正常劳动报酬之外，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对于用人单位应签订而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行为，可取得的等同于正常劳动报酬数额的惩罚性赔偿。因此，二倍工资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的一年时效，刘益平主张2003年8月至2007年12月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24860元已过一年诉讼时效，不予审理。刘益平增加的请求确认刘益平从2003年8月至2008年4月1日入职时间工作年限劳动关系的建立的诉讼请求，属独立的劳动争议且未经过仲裁，应先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故不予处理；刘益平增加的请求东信公司重新出具社保局主张格式的解除/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并在十五日内为刘益平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及东信公司违法伪造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并代签乙方本人签名办理社保停保手续，刘益平因患病需后续住院治疗未能报销医疗费的医疗保险损失及未能领取失业金的失业保险损失的诉讼请求，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的审理范围，刘益平可向有关行政部门申请解决，故不予处理；刘益平主张的笔迹鉴定费、押金费、交通费未提供任何证据，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三条，《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邵阳东信棉业有限公司支付刘益平2018年8月26日至2019年1月25日最低工资差额65.58元；二、邵阳东信棉业有限公司支付刘益平2019年6月至8月3日工资2373元；三、邵阳东信棉业有限公司支付刘益平2019年8月至10月待岗工资2762元；四、邵阳东信棉业有限公司支付刘益平年休假工资1870.3元；上述款项共计7070.08元，应由邵阳东信棉业有限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给刘益平；五、驳回刘益平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邵阳东信棉业有限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刘益平提交1组证据，即两份员工工作、工资异动通知书，拟证实该通知没有通过短信的方式通知刘益平，织布车间也不是刘益平的工作车间。东信公司质证认为，第一份员工工作、工资异动通知书没有原件，无法核实，不予认可；第二份员工工作、工资异动通知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与本案无关联。本院经审查认为，刘益平提交的第一份员工工作、工资异动通知书缺乏合法来源，不予认定，第二份员工工作、工资异动通知书在一审已经由东信公司提交，故属于重复提交，不予认定。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一致，对原判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刘益平在东信公司从事司梯岗位，后东信公司因自身生产经营需要取消司梯岗位，双方订立合同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东信公司遂对刘益平岗位进行合理调整，属于自主经营管理的范畴，但刘益平对东信公司先后安排的两个工作岗位均拒绝服从，继续在原工作岗位要求上班，违反了双方劳动合同“服从公司岗位调整和工作安排”的约定，也未为东信公司提供有效劳动，在此情况下，东信公司根据公司的规章制度解除与刘益平的劳动合同关系，不属于违法解除。刘益平起诉时要求东信公司支付2018年8月26日至2019年1月25日期间领取的工资低于最低工资的差额部分1448.78元，东信公司对差额金额予以认可，但应扣减养老保险单位为个人垫付部分，原审予以扣减并支持补差部分并无不当。刘益平主张东信公司2015年9月因为企业自身原因生产停工，每月仅仅支付刘益平部分工资，应当按照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来支付刘益平工资，因东信公司当时处于停工停产阶段，且缺乏考勤资料，无法确认刘益平是否提供了正常劳动及其劳动时间的事实，故原审对刘益平要求按最低工资标准补足工资的理由未予支持，亦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刘益平提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诉讼费10元，由上诉人刘益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页无正文） 审 判 长  申 杰 审 判 员  王文俊 审 判 员  李 鹏 二〇二〇年九月一日 法官 助理  徐志平 代理书记员  谢心瑜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