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2民再148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郭红印，女，1978年6月25日生，汉族，住辽宁省瓦房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常占，辽宁昌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吕峰治，男，1956年1月26日生，汉族，住辽宁省瓦房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永锦，辽宁光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阳，辽宁光莹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郭红印因与被申请人吕峰治案外人执行异议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9）辽02民终4741号民事判决，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7日作出（2019）辽民申5129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郭红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常占，吕峰治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郭红印申请再审称，请求：一、撤销（2019）辽02民终4741号民事判决；二、维持辽宁省瓦房店市人民法院（2019）辽0281民初1173号民事判决。事实和理由：一、案涉房屋原属于郭红印与朱成栋的夫妻共同财产，郭红印与朱成栋离婚时向其支付了7万元用于购买朱成栋的份额，并且由郭红印偿还案涉房屋的银行贷款，故案涉房屋已经成为郭红印的个人财产。因案涉房屋银行贷款尚未清偿完毕，故房屋目前无法过户至郭红印名下。二、原二审判决对国家民政机关办理离婚登记行为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提出质疑，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三、原二审判决误将“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理解为“享有物权”，并且不动产登记也并非物权确认的唯一标准。四、郭红印与朱成栋离婚时，已约定案涉房屋剩余贷款由郭红印偿还。郭红印原审时已经提交了大量的银行取款、存款及转账凭证，证明了贷款由郭红印偿还的事实。因为贷款还款银行卡办理在朱成栋名下，故郭红印以朱成栋名义还款也属正常，不能以此为据否定郭红印偿还贷款的事实。五、朱成栋欠吕峰治的钱属于其个人债务而非夫妻共同债务，不应以案涉房屋来偿还上述债务。吕峰治辩称，不同意郭红印的再审请求，原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郭红印的再审请求应予驳回。郭红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停止对位于瓦房店市房屋（所有权证号：200911966号、建筑面积90.57平方米）的强制执行，并解除对上述财产的查封；二、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吕峰治与朱成栋民间借贷合同纠纷一案，辽宁省瓦房店市人民法院于2011年1月25日作出（2010）瓦民初字第4765号民事判决，判决朱成栋偿还吕峰治借款49万及利息。在诉讼过程中，瓦房店市人民法院于2010年9月7日裁定查封案涉房屋，查封期限自2010年9月7日至2012年9月6日止。因朱成栋不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吕峰治于2011年5月27日向瓦房店市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瓦房店市人民法院立案受理，案号为（2011）瓦执字第1004号，后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在恢复执行过程中，瓦房店市人民法院继续查封案涉房屋，查封期限自2017年7月6日至2020年7月5日止。另查，郭红印与朱成栋于2007年8月28日登记结婚，2007年11月30日按揭贷款购买案涉房屋，总房款258125元，支付首付款78125元，余款18万元系向银行抵押贷款，贷款期限自2008年5月5日至2028年5月4日，还款方式为等额本息还款法。案涉房屋于2009年1月1日登记在被执行人朱成栋名下。2010年9月3日郭红印与朱成栋协议离婚，协议约定案涉房屋归郭红印所有，剩余贷款由朱成栋偿还。同日，朱成栋为原告出具一份收条，内容为：朱成栋收到郭红印返还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投资的房款柒万元整，从此后房屋买卖跟朱成栋没有任何关系，如有悔约，愿付一切法律责任。离婚后，案涉房屋的贷款由原告偿还至今，月还贷1000余元。朱成栋于2016年3月25日死亡。原告对瓦房店市人民法院执行案涉房屋提出执行异议，瓦房店市人民法院作出（2019）辽0281执异10号执行裁定，驳回其异议请求，原告不服向瓦房店市人民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原告作为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欲阻止执行标的的强制执行，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案涉房屋系原告与朱成栋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共同财产，在查封前双方因离婚对案涉房屋已做了处分：即案涉房屋归原告所有，剩余贷款由原告负责偿还，原告返给朱成栋房款7万元，且在婚姻登记部门达成书面协议，该协议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原告将朱成栋对案涉房屋享有的份额作价7万元返给朱成栋，此数额较为合理且已履行完毕；离婚后，案涉房屋一直由原告占有使用；因按揭贷款未能办理过户手续并非原告个人原因所致。因此，原告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原告对案涉房屋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权益，对其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被告辩称案涉债务系夫妻共同债务，但其提供的证人证言不能充分证明其反驳主张；被告辩称原告系虚假离婚、转移财产无相关证据予以佐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不得对瓦房店市文兰办事处五一路一段17号4单元9层1号房屋（瓦房权证文私字第××号，建筑面积90.57平方米）执行。案件受理费5800元（原告预交），由被告吕峰治承担。吕峰治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郭红印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郭红印承担。事实和理由：1.案涉49万元借款债务系郭红印离婚前，夫妻婚姻存续期间内产生的夫妻共同债务。离婚协议中明确表述有夫妻共同债务150万元，显然案涉49万元债务包含在这150万元内，郭红印对此予以否认，应举证证明。2.从郭红印与朱成栋夫妻双方离婚协议看，协议中未约定郭红印返还朱成栋婚姻存续期间共同投资的房款7万元，但郭红印一审提供了一张朱成栋收到该7万元的收条，而且郭红印没有提供该7万元来源的有关证据。离婚协议中约定财产全归女方，债务全归男方，夫妻双方财产债务分配明显有失公平，二人离婚具有转移财产的嫌疑。3.虽然郭红印与朱成栋的离婚协议约定案涉房屋归郭印红所有，但属于夫妻内部约定，对外不发生法律效力。案涉房屋仍登记于朱成栋名下，法院查封案涉房屋符合法律规定。4.郭红印称案涉房屋归其所有，应由其自行偿还房屋贷款，但郭红印与朱成栋离婚后一年多时间，案涉房屋贷款实际由朱成栋偿还贷款，这不符合常理。郭红印没有证据证明其自行偿还房屋贷款，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院二审期间，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离婚后，案涉房屋的贷款由原告偿还至今，月还贷1000余元。”无充分证据证实，本院不予确认。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补充查明：2010年9月3日，郭红印与朱成栋签署离婚协议书，其中约定：“财产处理：有两台黑猫牌小型挖掘机，归女方所有。个人专用生活用品归个人所有。房屋处理：有住房一处，系女方婚前财产，位于，建筑面积36.68平方米，瓦房权证共私字第××号，此房归女方所有。有贷款房一处，位于，建筑面积90.57平方米，此房归女方所有，剩余房贷由女方偿还。债务债权：婚后有债权伍拾万元，归甲方所有。有债务壹佰伍拾万元，由男方偿还。其他无争议。”本院二审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具体到本案，郭红印要求停止对案涉房屋的强制执行并解除对房屋的查封，理由是认为案涉房屋在郭红印与朱成栋离婚后已成为郭红印的个人财产，案涉房屋归郭红印所有。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可知，案涉房屋系郭红印与朱成栋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登记在朱成栋名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一）工资、奖金；（二）生产、经营的收益；（三）知识产权的收益；（四）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但本法第十八条第三项规定的除外；（五）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之规定，案涉房屋应系郭红印与朱成栋的夫妻共同财产。关于郭红印主张其与朱成栋在离婚协议书中约定案涉房屋归郭红印所有，且郭红印已向朱成栋支付7万元，购买了朱成栋对案涉房屋的份额，案涉房屋已变为郭红印的个人财产的观点，本院认为，首先，郭红印与朱成栋的离婚协议书签订时间是2010年9月3日，法院对案涉房屋的查封时间是2010年9月7日，时间仅仅间隔4天时间；而且，从该离婚协议书的内容来看，除约定案涉房屋归女方郭红印所有之外，还约定“两台黑猫牌小型挖掘机，归女方所有；位于的住房系女方婚前财产，归女方所有。婚后有债权伍拾万元，归男方所有；有债务壹佰伍拾万元，归男方偿还”。而就该协议书提到的“婚后伍拾万元的债权”、“债务壹百伍拾万元”具体所指，郭红印表示并不清楚。而对郭红印提到的已向朱成栋支付7万元一节，除郭红印提供的一份具有“朱成栋”签名的收条外，无其他有关款项流转的凭证予以证实；并且，收条显示的时间与离婚协议书的签署时间系同一天，该7万元款项在离婚协议书中未作任何体现，亦不符合常理。现在郭红印无法举证证明上述离婚协议书中提到的由朱成栋享有的婚后伍拾万元债权和壹佰伍拾万元债务真实存在与否以及具体所指的情况下，不能排除朱成栋与郭红印存在借离婚协议处分财产逃避债务的主观恶意。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郭红印与朱成栋在离婚协议中约定案涉房产归郭红印所有，这是朱成栋对案涉房屋中所拥有份额的处分，该处分行为未经产权变更登记并不直接发生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不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法律效力。案涉房屋的产权未发生变更登记，朱成栋仍系房屋的登记产权人，在朱成栋尚欠吕峰治债务情况下，吕峰治要求对案涉房屋予以查封并申请强制执行，符合法律规定。郭红印依据其与朱成栋签署的离婚协议书中对案涉房屋的约定主张案涉房屋归其所有，并以此要求停止对案涉房屋的强制执行并解除对该房屋的查封，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吕峰治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辽宁省瓦房店市人民法院（2019）辽0281民初1173号民事判决；二、驳回郭红印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郭红印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郭红印负担。围绕当事人的再审请求，本院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再审期间，郭红印提交如下证据：1.辽宁省瓦房店市人民法院（2012）瓦刑初字第527号刑事判决；2.《在逃人员登记/撤销表》。郭红印提供上述证据拟证明：朱成栋于2010年9月14日被公安机关列为在逃人员，公安机关于2010年9月21日对朱成栋签发刑事拘留证。朱成栋于2011年9月7日被抓获，于2012年11月7日被辽宁省瓦房店市人民法院以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二个月，并处罚金10万元。朱成栋的刑期自2012年9月3日至2016年11月2日止。在上述时间范围内，朱成栋因为人身自由受限，无法按期偿还案涉房屋的银行贷款。吕峰治对郭红印提交的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但朱成栋在2011年被抓获之后办理了取保候审，而被逮捕时间是在2012年9月3日。对证据2真实性不认可，因为该证据未加盖印章，无法核实真实性。即使该证据是真实的，也只能证明朱成栋仅仅是在逃人员。因吕峰治对郭红印提交的证据1真实性不持异议，故本院对郭红印提交的证据1予以采信。郭红印提交的证据2虽未加盖公章，但该证据内容与证据1具有关联性，郭红印对该证据来源及未加盖公章的原因亦进行了合理说明，且吕峰治亦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该证据系伪造，故本院对郭红印提交的证据2予以采信。本院再审认定的事实与二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另查明：朱成栋因涉嫌刑事犯罪，公安机关于2010年9月14日对其立案侦查，朱成栋于同日逃跑，公安机关于2010年9月21日对朱成栋签发刑事拘留证。朱成栋因涉嫌诈骗罪于2011年9月8日被瓦房店市公安局取保候审，于2012年9月3日由辽宁省瓦房店市人民法院决定逮捕。辽宁省瓦房店市人民法院于2012年11月7日作出（2012）瓦刑初字第527号刑事判决，以朱成栋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二个月（刑期自2012年9月3日起至2016年11月2日止），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本院再审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根据以上司法解释规定，郭红印应就其对案涉房屋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郭红印在原审时提交了由朱成栋向其出具的《收条》以及《离婚协议书》，以证明其与朱成栋离婚时已向朱成栋支付7万元，二人已约定案涉房屋归郭红印所有并由其偿还剩余房贷。吕峰治未能提交相反证据对郭红印提交的上述证据加以推翻，且其提出的关于郭红印应继续举证证明7万元的来源的抗辩意见，缺乏法律依据。郭红印与朱成栋在《离婚协议书》中对案涉房屋归属郭红印所有及郭红印偿还剩余房贷均进行了明确约定，朱成栋出具的《收条》内容亦与《离婚协议书》中二人对于案涉房屋处理的约定相互印证。郭红印与朱成栋于2010年9月3日协议离婚，案涉房屋于2010年9月7日被查封，虽然离婚日期与案涉房屋被查封仅相隔4天，但毕竟郭红印与朱成栋离婚在先，故本案原审判决认定朱成栋与郭红印存在借离婚协议处分财产逃避债务的主观恶意，依据并不充分。朱成栋、郭红印二人于2008年5月5日与中国农业银行大连瓦房店支行签订《个人购房担保借款合同》，约定借款期限为12年。至朱成栋、郭红印离婚时，案涉房屋房贷仅偿还两年有余。郭红印在本案原审时就提交了其每月偿还房贷的取款、存款及转账业务回单，即使其还贷系通过朱成栋名下银行卡办理，但郭红印持有上述业务回单亦可证实由其实际还贷。因朱成栋于2010年9月14日即被公安机关列为逃犯，后续又被辽宁省瓦房店市人民法院以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二个月，朱成栋最终因交通事故于2016年3月25日死亡，故朱成栋客观上也不具备按期偿还房贷的可能性。郭红印提交的上述证据对于证实案涉房屋大部分房贷由其实际偿还一节事实，已经达到了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综上，郭红印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提交的证据可以证实其已购买朱成栋对案涉房屋享有的份额，且偿还了大部分房贷。郭红印已经就其对案涉房屋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了举证证明责任并达到证明标准。综上所述，郭红印的再审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本院（2019）辽02民终4741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部分有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本院（2019）辽02民终4741号民事判决；二、维持辽宁省瓦房店市人民法院（2019）辽0281民初1173号民事判决。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吕峰治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欢审判员 赵述云审判员 张真洪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六日书记员 浦丽娜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