舟山市定海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902民初1947号 原告：余平均，男，1974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住舟山市定海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姝呈，浙江泽大（舟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王安刚，男，1964年7月8日出生，汉族，住舟山市定海区。 原告余平均与被告王安刚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余平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姝呈、被告王安刚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余平均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王安刚向原告支付费用15000元，及自2019年12月5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同期同档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事实和理由：2017年11月，被告拟申请报批私募基金管理公司，要求原告考取基金从业资格证书，并允诺证书由被告使用一年，支付费用15000元，以补偿原告花费的时间、精力。被告称，被告拟与他人成立私募基金管理公司，但持有基金从业资格证书的人员不足，备案报批条件尚不具备。为了早日具备报批条件，被告极力要求原告每天到其开办的公司内看书做题，准备考试。2017年12月至2018年3月初，原告在被告的公司备考三个月。2018年4月20日，被告组织原告等参考人员一起到宁波参加考试，考试费、差旅费、住宿费均由被告支付。2018年5月2日，原告通过查询获知已通过考试，取得从业资格，遂告知被告，要求支付15000元。但被告以其他人员未通过考试，证书不足，基金管理公司近期难以成立为由，拒绝马上支付。持证人员某内必须入职相关单位，否则证书效力将受到影响。原告在2008年已经取得基金从业资格，只是因时间因素效力受到影响，故此次考试于原告毫无益处，是应被告的要求才备考参考。原告一再等待被告申报成立公司，但被告在2019年12月4日却告知公司组建困难。原告于次日找被告协商支付15000元，被告拒绝支付。原告认为，合同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双方应当诚信履行。原告按被告的要求，付出时间和劳动，放弃其他工作机会，受托完成了被告交付的任务。被告保证最晚在2018年底申报成立公司，原告已在合理时间内等待。能否成立公司是被告的事，不能成立公司的后果不应由原告承担。被告因自身原因导致公司不再组建，不能因此构成拒绝向原告支付15000元的理由。 王安刚辩称，原告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一、原告所称的合同关系不成立。被告经人介绍与原告相识。被告曾提到有设立私募基金管理公司的意向，但该种公司设立条件之一是具有5名以上基金从业资格人员。原告自称其炒股经验丰富，有证券从业资格，资格已过期，可以再考一下。被告对原告说，原告取得资格后，若被告设立私募基金管理公司，原告可来被告的公司工作，若被告的公司不设立，原告亦可去其他基金公司从业；原告若参加资格考试，被告会提供方便，给予帮助。后原告报名参加了2018年4月的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取得了资格证书。期间，被告按照承诺为原告提供了方便，给予了帮助。所谓被告允诺证书由被告使用一年，支付费用15000元，以补偿原告花费的时间、精力之说，并不存在。原告考取资格证书完全是为了其自身利益，并非为了被告。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委托合同、雇佣合同、劳动合同或其他任何合同关系。二、原告参加考试不会受损，只会受益。原告早在2008年就取得过证券从业资格，具有较好基础，虽然准备考试需要花费一定时间，但并不存在其所称的以放弃其他工作机会为代价。原告参加考试的费用均由被告支付，其未因参加考试受到任何经济损失。三、被告未设立基金公司，与原告未从事证券投资基金工作无因果关系。原告若有意从事该工作，可以去已经成立的基金公司就业。四、原告要求被告向其支付15000元，缺乏事实依据。五、原告的诉讼请求所谋求的系非法利益。原告主张其资格证书挂靠在被告设立的基金公司，获取每年15000元证书使用费。但此种说法违反了《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第三十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非法利益不受法律保护。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余平均与被告王安刚经人介绍相识。2017年11月，被告对原告提及，其拟设立私募基金管理公司，但具备基金从业资格的人员尚不足，公司尚不具备设立条件。原告表示其愿意参加基金从业人员资格考试。被告亦表示，若原告取得资格，被告的私募基金管理公司设立后，原告可来被告的公司工作，并且被告愿意为原告参加资格考试提供方便和帮助。后被告为原告提供了学习备考的场所、学习资料。原告经常去被告提供的场所学习备考，并于2018年3月报名参考。2018年4月，原告及其他与被告有关联的参考人员赴宁波参加考试时，均由被告予以接送，并由被告统一支付考务费、餐饮费、住宿费等费用。2018年5月，原告经查询获知考试科目《基金法律法规、职业道德与业务规范》《证券投资基金基础知识》《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基础知识》成绩合格。2018年12月，原告询问私募基金管理公司何时设立，被告称核心团队多人未通过2018年考试，公司设立尚无时间表。2019年12月初，原告再次询问公司设立进展，被告告知团队组建困难。2019年12月底，原告通过微信要求被告支付15000元，被告予以拒绝。 另查明，原告余平均曾于2008年10月参加证券业从业人员资格考试，考试科目《证券市场基础知识》《证券交易》《证券投资基金》《证券发行与承销》《证券投资分析》成绩合格。 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供的短信、QQ聊天记录、微信聊天记录、资格考试成绩合格证，以及原、被告陈述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原告以其受被告所托考取基金从业人员资格证书为由，提出要求被告支付费用15000元之诉讼请求，显然原告主张原、被告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为委托合同关系。故立案案由“合同纠纷”欠准确，本案案由应为“委托合同纠纷”。 原告主张原、被告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应承担证明责任。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然而，原告并不能证明其参加基金从业人员资格考试系受被告的委托，更不能证明双方之间有证书由被告使用一年，被告向原告支付费用15000元之约定。退一步说，即使双方有相关约定，其性质亦不是委托合同关系。 从本院查明的事实看，由于被告作出了原告考取资格后可到被告设立的私募基金管理公司工作的邀请，故原告备考参考应有期待自身获益的考虑。而被告拟设立私募基金管理公司，但具备基金从业资格的人员尚不足，故其希望原告参加考试，为原告备考参考提供便利、支出费用，亦有期待自身获益的考虑。另一方面，原告是否能够通过考试，或者取得从业资格后是否为被告工作，被告是否能够成功设立私募基金管理公司均存在不确定性，双方应当明了各自期待的仅是获益的可能性。因此，在双方各自有利益考虑，各自的利益又相辅相成的情况下，双方的行为虽表现得有利于对方，但本质上仍是为自身利益而行，难以构成契约关系。与之相应，与行为相关的付出，以及利益不能实现的风险应当自担，除非双方有权利义务方面的具体约定。但本案中除了被告作出了为原告参加资格考试提供方便和帮助的意思表示外，原告未能证明双方有其他约定。而关于被告的上述意思表示，一则被告已经兑现，二则此类意思表示及相关行为通常属于情谊行为，未必具有契约性质。即，单纯通过被告的上述意思表示及相关行为，亦难以推论双方有合同关系。另，关于被告的工作邀请，从本案具体情形看，对双方都不足以构成法律上的约束力。 综上，就原告备考及参加基金从业人员资格考试的行为而言，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委托合同关系，亦无关于权利义务方面的相关约定，且被告没有向原告承担义务的法定责任。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费用15000元及相关利息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余平均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75元，减半收取88元，由原告余平均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张卓峰 二〇二〇年九月七日 书记员  陈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