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民终679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任喆，女，1962年6月2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永祥，四川永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迎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科华北路223号2幢15楼1号。 法定代表人：谭红，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双双，四川亚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白坤林，四川亚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任珏，女，1968年6月1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进，四川永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任喆、四川迎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迎顺公司）因与原审第三人任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均不服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2019)川0107民初68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任喆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支持任喆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迎顺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任喆经任珏介绍认识迎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谭红，谭红称其与丈夫冷晓宇设立的迎顺公司在美国设立了一外资公司主营食品生产经营，需要从中国大陆进口设备急需资金。谭红与任喆口头约定借款300万元，任喆基于之后可能经常出国需要较多的外汇，遂答应借款300万元给谭红及其丈夫设立的迎顺公司。2.任喆从2017年7月24日起分四次转款2946000元至迎顺公司账户，2018年3月15日，最后一笔款项完成后，谭红通过微信确认作为公司融资借款，按年8%支付利息。基于上述事实，任喆对借贷关系的成立已完成举证责任。3.迎顺公司提交的证据并不能证明案涉款项为任珏对富美公司的投资款，且任珏与富美公司是否存在投资关系，迎顺公司如何支配借款，均系另外的法律关系，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 迎顺公司辩称，1.任喆转入迎顺公司的前三笔款项，一审中迎顺公司已举证证明该三笔款项系任喆代任珏转入迎顺公司的投资款。2.关于第四笔款项，根据任喆与富美公司股东谭红的短信聊天记录可知，任喆自述该笔款项是为了公司的生产，而迎顺公司作为建设类公司，本身并不从事生产业务，富美公司的业务范围恰与任喆表明的借款用途相吻合，故该笔转款亦应认定为任喆向富美公司提供的生产经营借款。 任珏述称，对于任珏与富美公司的认购协议和聊天记录，应系另一法律关系，与本案没有直接关系。 迎顺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第一项，依法改判驳回任喆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任喆负担。事实及理由：案涉前三笔转款均系任喆代任珏向富美公司支付的投资款，任喆向迎顺公司于2018年3月15日支付的第四笔款项400000元系任喆向富美公司提供的无息生产经营借款，一审法院认定借款事实及适用法律均错误。 任喆辩称，生产建设也是一种生产方式。现有证据能够反映任喆直接转款给迎顺公司，迎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谭红对借贷关系予以了确认，而该确认是双方之间300万元借款的最后一次确认，能够证明任喆与迎顺公司之间借贷关系成立。同时，迎顺公司也未举出例如委托手续、协议等证据证明任喆的转款系受任珏的委托。综上，请求驳回迎顺公司的上诉请求。 任珏述称,任珏和谭红是同学，任珏介绍任喆认识谭红，之所以借款给迎顺公司，是为了获得大量的外汇额度以用于任珏之女在国外留学的基本开支。任珏没有实际经营或者参入富美公司的管理，所谓的投资协议也是谭红及其富美公司单方面提供,任珏并不认可真实性。 任喆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迎顺公司向任喆偿还融资借款2946000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标准：以2946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从2018年3月16日起计算至借款清偿之日止）；2．迎顺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 一、任喆与迎顺公司之间的资金往来情况。 任喆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立的账号尾号1162的账户《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显示，2017年7月24日，任喆通过自助终端向迎顺公司转账400000元；2017年9月20日，任喆通过自助终端向迎顺公司转账500000元；2018年3月15日，任喆通过自助终端向迎顺公司转账400000元。 任喆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立的账号尾号1403的账户《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显示，2017年11月28日，任喆通过银行柜面向迎顺公司转账1646000元。上述金额共计2946000元。 二、任喆与迎顺公司以及任珏之间关系 （一）任喆为证明其与迎顺公司之间存在借款关系，提交了其与谭红之间的聊天记录。任喆（手机号码为130××××1855）与谭红的短信聊天记录显示：2017年9月19日（谭红）四川迎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账号：44×××27开户行：工行沙河支行；（任喆）收到；2017年9月20日（任喆）已转入50万，请查收。谢谢了谭红！；（谭红）好的哈；大姐，收到了；（任喆）好；2017年11月28日（谭红）四川迎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账号：44×××27开户行：工行沙河支行合计人民币：164.6万；（任喆）收到；（谭红）大姐，收到了；（任喆）好；2018年1月17日（谭红）大姐，您好！我到美国很顺利。你的表格我仔细看了，还需要给我提供一个签证页的信息，照个照片发给我一下；2018年3月15日（任喆）谭红，还是原来的银行信息吧，如是，我一会儿就去办；（谭红）四川迎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账号：44×××27开户行：工行沙河支行；（任喆）收到。已转入40万，请查收；（谭红）谢谢大姐，这钱作为公司融资借款，按年8%支付利息，你看可以吗；（任喆）不要付息了，都是为了生产。迎顺公司和任珏对上述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 （二）迎顺公司提交以下证据证明其与任喆之间不存在借款关系，任喆向其转款均系任喆代任珏支付给迎顺公司的作为任珏在“Formey”（中文名称：富美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富美公司）的投资款。1.JUEREN与富美公司签订的《认购协议》，拟证明任珏与案外人富美公司之间存在投资关系；2.微信号为“RXXX0”，昵称为“馨雅”的微信用户与“谭红”的微信聊天记录、微信号为“RXXX4”，昵称备注为“任喆”的微信用户与“谭红”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任喆、谭红和任珏之间关于转款的金额、时间与任喆在本案中的转账凭证相互契合，故证明任喆向迎顺公司的转款实际上系代任珏支付给富美公司的投资款，其中，2017年11月28日的微信聊天记录中，谭红向任珏发送一张汇入金额明细，上载明“总投入25万美元……已给90万RMB……应再支付formeycorporation：20.1+77.5=97.6RMB”等内容。3.境外汇款申请书、中国工商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拟证明任喆、任珏与富美公司关系密切，二人均参与了富美公司的生产经营，且迎顺公司已通过兑换美元和代为采购物资的方式将任喆代任珏支付的投资款支付给了富美公司。 三、与本案有关的其他相关情况。 一审庭审中，任喆陈述向迎顺公司出借的四笔借款均未约定利息，未约定归还期限，并陈述其系通过任珏认识的谭红，因为任珏的女儿在外读书需要较大外汇额度，谭红向任珏称在外有外资公司即富美公司，可以提高外汇额度，故任珏让任喆借款给迎顺公司，并向任喆承诺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提高外汇额度以及移民的便利。迎顺公司陈述谭红除作为其系迎顺公司法定代表人外，还系富美公司的股东。任珏认可其与富美公司存在认购协议，认购了249975美元的股权，经一审法院要求其说明投资款项如何支付的问题后，其提交一份富美公司与股东之间的2017年年度会议报告的翻译文本（复印件），拟证明其投资款系现金支付。 以上事实，有当事人身份信息、中国工商银行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短信聊天记录以及当事人庭审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任喆以向迎顺公司转账的中国工商银行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主张其与迎顺公司存在借贷关系，迎顺公司认为任喆向其的转款均系任喆代任珏支付的投资款。故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任喆与迎顺公司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民间借贷关系的成立，不仅要有交付款项的事实，还需要双方存在借款合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及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的规定，任喆作为主张借款关系成立的一方，不仅要提供证据证明已将款项支付给迎顺公司，还需要提供其他相关证据证明双方有借款合意，且其所举证明应达到高度盖然性的标准。本案中，任喆主张共向迎顺公司出借四笔款项，共计2946000元，除在2018年3月15日向迎顺公司转款400000元当日，与迎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谭红通过短信的方式对该笔转款的性质系借款进行了确认，其余三笔款项现并无证据显示任喆与迎顺公司之间存在借款的合意，且根据迎顺公司提交的聊天记录、《认购协议》等证据，任珏在一审法院要求下并未向明确其认购股权金额如何支付的问题，另任喆陈述其主张的借款未约定利息及还款期限，一审法院综合考虑全案证据，日常生活经验及民间借贷的交易习惯，确认除2018年3月15日向迎顺公司转款400000元系借款外，对于任喆提出剩余2546000元系向迎顺公司出借的借款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认可。迎顺公司主张2018年3月15日任喆转款的400000元系向案外公司富美公司的借款，但其提交的聊天记录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结合打款流向及双方聊天记录的上下文，一审法院确认该笔款项系任喆出借给迎顺公司的借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对于任喆主张的利息，一审法院在以下范围内予以支持：以本金40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从任喆起诉之日即2019年6月20日起支付至本金实际付清之日止。 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判决：一、迎顺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任喆借款本金40000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的计算方式为：以本金400000元为基数，从2019年6月20日起支付至本金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进行计算）；二、驳回任喆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368元，由任喆负担26245元，迎顺公司负担4123元。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二审除查明一审查明的事实外，另查明：任珏与谭红的微信聊天记录：2017年7月24日，任珏发“谭红，你好，我姐刚把40万转入“迎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请你查收。” 2017年11月28日，谭红向任珏发“汇入金额明细”“转你姐看下。”汇入金额名细载明：汇率按1：6.71。1.总投入25万美元合计25*6.7＝167.5万RMB，已给90万RMB，应再支付167.5－90＝77.5万RMB，还3万美元，合计3*6.7＝20.1万RMB，总计应支付formeycorporation：20.1+77.5=97.6RMB；2.可以给任珏汇出10万美元，汇率按实际汇出汇率为准，先按6.7预估，合计67万RMB，汇入公司合计67+97.6＝164.6万RMB。” 2019年3月1日，任珏发“谭红，你发的信息收到了。你于2018年12月曾承诺2019年2月底前归还我存放在你处、在没征得我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动用的8万美金。但当我昨天要求你还款时，你却突然说“这笔8万美金被你摆入到工厂的借款中。这样做账明显与事实不符，你就该清楚这笔款的性质。如果是公司借款应该有借款合同和凭证，我作为股东已按双方约定所占比例，分三次以现金形式转入迎顺公司。如果要增资扩股，也应该双方商量，重新拟定股份占比，征得我同意．..”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任喆与迎顺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及借款的金额。现评述如下： 一、关于任喆于2017年7月24日转款400000元、2017年9月20日转款500000元、2017年11月28日转款1646000元。任喆上诉认为上述款项均系其向迎顺公司提供的借款，而非其代任珏向富美公司支付的投资款。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迎顺公司应当首先对收到该三笔款项的来源作出合理解释，并提交证据证明。对此，迎顺公司称系任珏与富美公司存在投资合作关系，任喆向迎顺公司所转上述款项系代任珏向富美公司交纳的投资款。为证明其主张，迎顺公司在一审中提交了《认购协议》及迎顺公司法定代表人谭红与任珏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境外汇款申请书等证据予以佐证。本院认为，首先，根据迎顺公司提交的《认购协议》以及任珏于2019年3月1日向谭红发送的微信聊天记录来看，能够证明任珏认购富美公司股权“我作为股东已按双方约定所占比例，分三次以现金形式转入迎顺公司”且已支付认购股权金额的事实；其次，从任喆向迎顺公司支付款项的时间及任珏与谭红之间的微信聊天来看，2017年7月24日，任喆向迎顺公司转账400000元，同日，任珏向谭红发微信“谭红，你好，我姐刚把40万转入“迎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请你查收。”2017年9月20日，任喆向迎顺公司转账500000元。2017年11月28日，谭红向任珏发微信“汇入金额明细”“转你姐看下。”其中汇入金额明细载明“．..已给90万RMB。”截至该日，任喆确已向迎顺公司转账支付900000元。“汇入金额明细”同时还载明“...汇入公司合计67+97.6＝164.6万RMB”，亦即谭红要求任珏还应向公司支付1646000元，而同日，任喆又向迎顺公司转账1646000元，与“汇入金额明细”谭红要求任珏汇入的金额一致。故综合上述事实结合各方陈述，迎顺公司对该三笔款项与任喆不存在借贷事实的辩称具有高度盖然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之规定，对待证事实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进行的本证，需使法官内心确信达到高度可能性程度才能被视为完成证明责任；反证则只需使本证待证事实证明陷于真伪不明状态即可。因此，迎顺公司的举证责任已经完成。此时，任喆应对双方具有借贷的合意继续承担举证责任，但任喆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向迎顺公司的该三笔转款系借款。任喆称2018年3月15日谭红的短信确认是对案涉四笔款项的确认而非仅针对该日转款的400000元。对此本院认为，2018年3月15日，任喆告知谭红“已转入40万，请查收。”谭红回“谢谢大姐，这钱做为公司融资借款，按年8%支付利息，你看可以吗？”从当日两人的聊天记录前后分析两人谈论的是当日转账400000元而并未涉及其他转款；其次，2017年9月20日，任喆在向迎顺公司转款500000元后向谭红发送短信“已转入50万，请查收。谢谢了谭红。”如果是借款，出借人向借款人道谢显然有违生活常理。结合在案证据，迎顺公司辩称该三笔款项并非借款更具可能性。据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任喆应对此承担举证不力的不利后果。 二、关于任喆于2018年3月15日向迎顺公司的转款400000元，迎顺公司上诉认为系任喆提供给富美公司的无息生产经营借款而非迎顺公司借款。本院认为，谭红作为迎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向任喆发送信息“这钱作为公司融资借款，按年8%支付利息，你看可以吗”该处的公司未能明确系代表迎顺公司还是富美公司，而款项系转入迎顺公司，故一审法院认定2018年3月15日任喆向迎顺公司的转款40万元为其向迎顺公司提供的借款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任喆、迎顺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由任喆负担28978.81元，四川迎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负担7660（已预交8728.81）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龙 小 丽 审 判 员 傅  敏 审 判 员 胡张映雪 二〇二〇年九月七日 法官助理 李 娅 飞 书 记 员 杜 俊 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