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20)闽03行赔终1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莆田市荔城区北高镇人民政府，住所地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北高镇镇府路。 法定代表人余德清，镇长。 委托代理人陈志强、潘碧霞，福建律海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林国良，男，1960年8月1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 上诉人莆田市荔城区北高镇人民政府因与被上诉人林国良行政赔偿一案，不服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法院（2018）闽0302行赔初30号行政赔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原告林国良系荔城区5组村民。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利用该村碾米场的旧地（村委会证明体现为原告家庭自由用地），在现汀峰小学围墙之外建有一处生猪养殖场，从事生猪养殖、销售业务。该养殖场面积约3000平方米，建筑面积约1800平方米，养猪场的生猪存栏量最多时达700头左右。由于该养殖场与汀峰小学仅一墙之隔，虽已建设猪粪沼气处理系统，但未通过上级农业部门对规模化养殖场的达标验收。从而，猪场的存在势必影响到附近学校师生正常的学习与教学。此外，案涉规模化生猪养殖场在拆前位于当时所在地政府政策划定的畜禽禁建区内，该养殖场根据相关文件精神规定因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补办或通过相关环保手续，依法应被责令关闭或搬迁。但被告却于2017年11月29日上午九点左右，以原告拒不自行拆除（关闭）为由，组织相关执法人员强制拆除了原告的养猪场，并将猪场内的全部生猪强制以协议的方式变卖给案外人陈某某。之后，同样无证据证明被告已通知原告领取生猪变卖所得款人民币441000元，且原告拒绝领取以上款项的事实。事后，因原告不服被告的强拆强卖行为给其造成的巨大经济损失，依法提起行政行为违法确认之诉。本院于2019年1月17日分别判决确认被告强制拆除原告生猪养殖场及强行变卖原告猪场生猪的行为违法。故现原告请求法院继续审理并判决被告赔偿原告因违法强拆强卖造成的各项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3573730元。 根据上述审理情况，本院归纳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为：一、案涉“规模化生猪养殖场”是否为原告的“合法权益”。二、违法拆除的案涉“规模化生猪养殖场”建筑面积及建筑物性质结构问题。三、被告强制变卖的案涉生猪的价值。 针对第一个争议，被告认为，根据《莆田市环保局关于加强畜禽养殖业项目环保管理的通知》（莆环保[2014]282号）文件，原告的养殖场未在全市拟保留畜禽养殖场名单内，且该场自修建以来，未办理任何用地、规划和建设手续，也未配套环保设施，没有排污系统，不符合城乡规划的内容，属于违法建设。原告则认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可知，违法建设是指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在城市规划区内，没有取得建设规划许可证或者违反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建设的建筑，或者是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而新建、扩建或改建的建筑。本案中原告的养猪场建筑虽然无证但并非违章，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该建筑系在原告家庭宅基地上，于1995年即已建成且当时并无法律法规具体规定相关审批程序。还有，虽然未取得宅基地证或建房证，但不能就此即认定为违法建设，而且认定是否违法应由规划部门进行，被告未经任何法定程序，就说原告的生猪养殖场系违法建设，于法无据。更退一步讲，即使属于违章建筑，也应根据行政法中的“比例原则”中的“过罚相当”原则给予合理补偿。对此，本院认为，认定相关建筑物、构筑物是否属违法违章性质，行政机关在行政当中除通过主观上的简单审查判断外，更应给予争议建筑物、构筑物所有人的陈述、申辩及其他法定救济途径机会，以期最终达到依法准确客观的认定结果。本案原告的生猪养殖场建筑物根据所在村证明于多年前即已建成并投产使用，且早期原告的案涉基建投入及养殖生产经营应是符合同时期国家政策精神及受当地政府的支持和默许的不争事实，更何况当时案涉生猪养殖场均非属“禁养区或禁建区”范畴。此外，根据被告提交的“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政府关于畜禽养殖禁养区、禁建区划定及其污染防治管理的通告（荔政综[2012]35号）”内容体现，案涉原告养殖场所处地在通告时点为禁建区，且通告要求禁建区内的规模化养殖场应在规定的时间内进行环评手续补办，对逾期没有补办环评或竣工环保验收审批手续的，区人民政府将依法责令搬迁或关闭。由此可见，被告强制拆除案涉规模化养殖场既无依据也无法定职责，在未对原告的案涉养殖场依法进行性质认定前，该原告养殖场建筑物有其存在的权益基础，也即被告应根据在案提供的证据作为依据，强制关闭原告的生猪养殖场，而非违法强制拆除。故该被违法强制拆除的养殖场在无法恢复原状的情况下，被告应对案涉养殖场的基建投入部分予以赔偿。 针对第二个争议，原告认为，被强拆的猪场根据原告所在村委会出具的证明及原告提供的照片证据可证明猪场面积就是原告主张的1800㎡。被告则认为案涉被强拆的养殖场面积并非如原告所称的那么多，且即使需要赔偿，那么数额也只能按市区相关出台文件规定的标准计算。对此争议，本院认为，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显然，被告未能有效举证证明其违法拆除原告涉案生猪养殖场的具体面积，反之，原告提供其养殖场所在地村委会证明原告“林国良1995年在荔城区持久山下家庭自由用地建筑面积1800平方米，无权属他人争议。”结合被告提供的“北信报字［2017］007号荔城区北高镇人民政府‘关于汀峰村林国良反映养殖场被强行断电等问题的信访事项办理情况报告’”中调查情况内容：“经查，林国良经营的养猪场面积大约3000平方米，现有母猪约65只，其余生猪大小不等共约800头…”等，可以据此认定案涉生猪养殖场的面积为1800㎡。至于养殖场建筑结构性质问题，因被告强制拆除时未对标的物进行评估鉴定等证据固定，故本院根据对拆除现场走访、查勘及在案原告提供的照片、视频等证据，认定生猪养殖场所有建筑物结构分为“砖木建筑结构及砖混建筑结构”两种类型，同时酌情认定养殖场“生活区及保育舍”建筑为300㎡的砖混结构性质，其余1500㎡猪舍为砖木建筑结构性质。 第三争议焦点，被告认为，2017年11月29日，根据荔城区政府办公会议精神，由荔城区农业局与荔城区北高镇政府联合对林国良养殖场进行依法强制拆除。荔城区农业局召集专业人员在荔城区公证处的监督下，对存栏生猪进行处理，即被告依法将强制出栏的生猪卖给案外人陈天来，变卖款项共计人民币441000元。之后通知原告予以领取，但原告至今不肯到镇政府领取上述款项。原告则认为，被告强制变卖案涉生猪行为已经法院判决确认违法。被告的违法行为体现在被告在强制过程中，既未申请公证处对生猪具体数量进行清点及称重的过程、结果予以证据保全，也未在作出强制变卖行为时向原告当场出具强制出栏生猪数量清单，事后更未补办相关手续。因此，原告养殖的生猪损失远远超过被告自行违法变卖所得款数额。被告应以原告列明的财产损失清单上的实际损失数额予以赔偿。对此部分争议，本院认为，据被告提供的在案证据，可以体现被告在实施强制变卖案涉生猪时未能采取合理得当的方法固定证据，依法依规审慎处事，最终造成事后双方对包括生猪数量、种类及价格等方面的争议。故在原告依法通过诉讼主张权利的情况下，根据上述相关法律规定，被告即应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又据原、被告双方陈述主张及包括莆田市荔城区农业环保能源站提供的《证明》等证据体现，案涉养猪场内生猪日常存栏总量在6～7百头之间，且双方各自主张的生猪数量差距为40头（原告681头，被告641头），数量相对接近，足以认定。考虑强拆规模化养殖场建筑物时难免会有砸伤、压死生猪的情况存在，故该争议的40头生猪本院酌情认定全部为小猪20只。此外，被告提供所有的“收款收据”中体现生猪变卖总数641头中不含公猪，根据规模化养殖场生猪结构配置常理，公猪配置是应有的，故被告强制变卖的生猪统计数量应另外加上原告主张的公猪3头，即全案认定被告变卖生猪总数量为641＋20＋3＝664头（只）。至于所变卖的生猪实际价值，应根据原告提供的“财产损失清单”单价，结合本院委托福建中正资产评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作出的“资产价值咨询意见”内容，本院酌情予以判定。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因行政赔偿是国家赔偿的主要组成部分，所以，只要赔偿申请人（行政诉讼请求人）的合法权益因行政机关或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受到实际损害且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时，均可依法予以主张并得到相应的赔偿。本案中，被告实施的强制拆除原告生猪养殖场及变卖原告生猪行为已被生效的行政判决确认违法，且原告提起本诉是与其提起违法确认之诉同时进行，故原告起诉符合法律规定。另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原告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有权提供不予赔偿或者减少赔偿数额方面的证据。本案中原告提供了生猪养殖场拆除前后的照片、视频及相关证明证据，证实该养殖场拆除前的规模及基本构造等，而被告辩解其在强制变卖原告生猪之时是由荔城区农业局召集专业人员并在荔城区公证处的监督下进行，但却未能提供有公证人员现场参与的相关证据。同时，被告更未对案涉规模化生猪养殖场建筑物及其场内生猪进行强制拆除、变卖前基本的也是必要的鉴定及评估，造成目前无法准确认定原告损失的具体数额，对此，被告应负有相应的责任。综此，通过拆除现场走访、过错程度、举证责任，结合福建中正资产评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作出的《资产价值咨询意见》，认定原告本案各项损失如下：生猪养殖场建筑物损失计算具体为，砖混结构房屋评估市场价约为1100－1200元／㎡×63％（成新率）﹦693－756元／㎡，酌情确定单价按693元／㎡计算，故砖混结构部分价值为693元／㎡×300㎡﹦207900元；砖木结构房屋评估市场价约为450－500元／㎡×49％（成新率）﹦221－245元／㎡，酌情按221元／㎡认定，砖木结构部分价值为221元／㎡×1500㎡﹦331500元。至于生猪部分，上述认定总数量为664头，其中分公猪、母猪、280斤大猪、220斤大猪、120斤－150斤（取中间值135斤）中猪及小猪六类，具体损失计算为：公猪四星长白按11500元／头计算，三星杜洛克按8500元／头计算，五星杜洛克按15500元／头计算，三头共计35500元；母猪部分，原告主张共计68头，被告统计数量为100头，根据猪场养殖行业一般养殖比例分析、考虑，酌定采纳原告主张的母猪数量及种类，故经产母猪4500元／头×52头﹦234000元，大白纯种母猪5750元／头×4头﹦23000元，已配种后备母猪3750元／头×12头﹦45000元；除去公、母猪3头＋68头，剩下的大、中、小猪分别为280斤大猪90头、220斤大猪150头、120斤－150斤（取中间值135斤）中猪170头，其余183头认定为小猪。因大、中猪单价均为7－8元间，故酌情认定大中猪价值为（280斤×90头＋220斤×150头＋135斤×170头）×7.5元﹦608625元；小猪每头500－600元，按每头550元×183头﹦100650元。还有，原告主张的除猪场建筑物以外的其他设施、生产工具及生活用品等损失，考虑该部分损失的“客观真实性”，同时结合本院拆除现场走访情况、被告致损过错、举证责任、在案证据及双方庭审陈述，除去原告“财产损失清单”上列明的如“沼气池、储肥池及机井”等不因被告的违法拆除行为而灭失的“构筑物”，本院酌情认定原告其他财物全部损失为人民币60000元。此外，被告应负担福建中正资产评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的评估费人民币15000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四项、第三十六条第八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判决：一、被告莆田市荔城区北高镇人民政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赔偿原告林国良因违法强拆规模化生猪养殖场及违法变卖生猪行为导致原告各项经济损失人民币1646175元；二、本案评估费人民币15000元，由被告承担。 一审宣判后，莆田市荔城区北高镇人民政府不服，提起上诉称：一、案涉养殖场是违法建筑，原审认定其属于合法权益明显错误；上诉人是在荔城区公证处的监督下，共计处理生猪641头，包括砸伤、压死的数量。原审酌情认定生猪有664头，并对生猪数量、品种及价格的认定完全采用原告的主张明显不当，与客观事实不符；原审认定养殖场的结构及面积分别为砖混结构300平方米的“生活区及保育舍”和砖木建筑结构1500平方米的猪舍没有任何依据，明显错误。二、被上诉人未举证证明其财产损失中除了养殖场建筑、生猪以外的其他设施、生产工具及生活用品的初步存在，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原审在此情况下认定原告财物损失60000元，属于适用证据规则错误。三、其对《资产价值咨询意见》的三性有异议，原审采纳该意见书作为补偿标准明显错误。案涉养殖场是违法建筑，不应当赔偿。即使需要补偿，也应当按照70元每平方米的标准予以补偿。被上诉人主张的生猪损失，应当以变卖款项441000元予以偿还，而不应另行计算。综上，原判认定事实及适用赔偿标准错误，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上诉后，上诉人莆田市荔城区北高镇人民政府向本院提交了（2018）闽行赔终109号行政赔偿判决及（2020）最高法行赔申188号行政裁定。经审查，该组材料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原审法院已将诉讼双方原审期间提供的证据随案移送本院。经审查，本院对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强制拆除林国良生猪养殖场并变卖场内生猪的行为已被生效判决确认为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及第四条的规定，林国良有权就上述违法行为对其合法权益造成的直接损失，要求上诉人予以行政赔偿，故林国良在提起违法确认之诉的同时一并提起本案赔偿之诉，于法有据。结合原审认定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1、生猪养殖场是否属于林国良的合法权益及其面积认定；2、资产价值咨询意见的效力；3、变卖生猪的实际价值。 第一、关于生猪养殖场是否属于林国良的合法权益及 其面积认定。 首先，生猪养殖场系在林国良家庭宅基地上于1995年建成的，早期林国良的基建投入及养殖活动应是符合同时期国家政策精神及受当地政府的支持或默许，且当时并无法律法规具体规定相关审批程序及畜禽养殖禁养区、禁建区。因此，虽然生猪养殖场没有相关审批手续和产权证照，但不能就此认定其系违法建设，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对因历史原因形成的没有相关审批手续和产权证照的房屋，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之前应当予以甄别，作出处理，不能简单将无证房屋一律认定为违法建筑。本案中，上诉人并未提供认定生猪养殖场属于违法建设的证据，而综合在案证据可知生猪养殖场系因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被拆除的，故在上诉人未就生猪养殖场进行性质认定前，该养殖场具有存在的权益基础，也即在生猪养殖场被强制拆除无法恢复原状的情况下，上诉人应对该养殖场的基建投入予以赔偿。 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原告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有权提供不予赔偿或者减少赔偿数额方面的证据。本案中，林国良提供的相关证明及照片等，可以证明生猪养殖场被拆除前的规模及基本构造，而上诉人提供的北信报字［2017]007号信访事项办理情况报告则载有生猪养殖场的面积大约3000㎡的内容。在此情形下，原审基于上述证据综合认定生猪养殖场的面积为1800㎡具有客观事实基础，本院予以支持。上诉人虽对原审的该认定有异议，但未能举出有效证据证明生猪养殖场的实际面积，且因其在违法实施强制拆除前未对生猪养殖场进行必要的鉴定及评估，未尽到审慎的注意义务，故应由上诉人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至于生猪养殖场的建筑结构性质问题，因上诉人的过错，导致目前无法准确认定相关情况，故原审根据实地走访、查勘及在案证据，作出生猪养殖场分为砖木建筑结构及砖混建筑结构两种类型的认定，同时酌情认定生活区及保育舍为300㎡的砖混结构性质、其余1500㎡猪舍为砖木建筑结构性质，符合本案事实及法律规定。 第二、资产价值咨询意见的效力。 经查，案涉评估机构具有评估资质，其系受原审委托，根据原审提供的材料，在进行了调查、询价并综合分析后出具的资产价值咨询意见。虽然上诉人对该意见书的三性有异议，但并未提供证据予以反驳，故本院对该意见书的效力予以认可。 第三、变卖生猪的实际价值。 上诉人在强制变卖生猪过程中未能采取审慎且合理得当的措施，导致双方对包括生猪数量、种类及价格等方面存在分歧及林国良无法就此充分提供证据，由此产生的不利事实之推定的法律后果应由上诉人承担。本案中，综合双方的陈述主张及由莆田市荔城区农业环保能源站出具的证明分析，生猪养殖场日常存栏总量在6～7百头之间，双方各自主张的生猪数量差距仅为40头（林国良681头，上诉人641头）。原审基于强制拆除规模化养殖场建筑物时难免会有砸伤、压死生猪的情况存在，在上诉人主张的641头生猪的基础上对双方存有争议的40头生猪作出酌情认定全部为小猪20只的处理，既具有客观事实基础，亦考虑了举证责任的分配情况。此外，因上诉人提供的收款收据中没有体现公猪，但公猪配置在生猪养殖场中是应有的结构，故原审在641＋20的数量上另加上林国良主张的公猪3头，即全案认定上诉人变卖生猪的数量为664头（只），符合本案事实及逻辑。至于变卖生猪的实际价值，在数量可以确定的情形下，单价应结合资产价值咨询意见及林国良提供的财产损失清单综合判定，原审据此作出相关认定并无不当。 综上，因上诉人未对生猪养殖场及场内生猪进行强制拆除、变卖前基本的也是必要的鉴定及评估，导致根据现有证据无法确定林国良损失的精确数额，上诉人对此负有相应的责任，理应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故原审根据实地走访、过错程度、举证责任，结合资产价值咨询意见，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四条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作出向林国良适当倾斜的认定并无不当，本院对原审认定的林国良生猪养殖场及场内生猪的损失：砖混结构部分价值207900元，砖木结构部分价值331500元，三头公猪共计35500元，经产母猪234000元，大白纯种母猪23000元，已配种后备母猪45000元，大、中猪608625元，小猪100650元予以认可。至于林国良主张的其他设施、生产工具及生活用品等损失，因其符合日常经验，具有客观事实基础，故应予赔偿。原审除去财产损失清单上列明的如“沼气池、储肥池及机井”等不因上诉人违法行为而灭失的“构筑物”后酌情认定该部分损失为60000元亦无不妥。同时，原审对评估费15000元由上诉人承担的认定符合本案实际，本院予以支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翁奇任 审判员  郑飞鹏 审判员  陈飞燕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杨 琪 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九条【二审裁判】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