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浙0604行初59号 原告赵彩娟，女，1937年3月10日出生，汉族，住嵊州市。 原告王红琴，女，1966年6月1日出生，汉族，住嵊州市。 两原告委托代理人王晓良，男，1961年11月1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海曙区。系原告赵彩娟之子、王红琴之兄。 原告王晓良，男，1961年11月1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海曙区。 被告嵊州市三江街道办事处，住所地嵊州市三江街道杨港路71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30683742010670P。 负责人章展波,主任。 出庭人员李俊杰，副主任。 委托代理人裘沙泓、钱赴京，浙江三惟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嵊州市城镇房屋拆迁有限公司，住所地为嵊州市三江街道圳塍村黄泥桥综合楼三楼。 第三人王永良，男，1957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住嵊州市。 原告赵彩娟、王红琴、王晓良诉被告嵊州市三江街道办事处行政协议一案，于2020年3月1日向嵊州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并申请本案异地管辖。嵊州市人民法院报请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4月21日指定本案由本院管辖。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一、王永良所签的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根据《物权法》、《土地管理法》和土地使用证内注明7人，嵊州市城南新区管委会和房屋征收权属审核登记表等存在违法行为：一是房屋拥有权和土地使用权是7人，只补4人（余柯丽于2015年10月结婚，没有房屋产权份额和房屋上的土地使用权）；二是经联审确权共有合法房屋面积为499.1平方米，王永良己补偿420平米。另79.1平方米只给王永良双倍重置价，未补偿土地使用权的款项；三是经村公示无异议分别有房屋上的土地面积为20.33平方米和55.28平方米是1986年12月31日前建的住宅房，被告按用房补偿给王永良是侵权行为，住房证载剩余面积45.7平方米只给王永良按2500元／平方米未按合法房屋面积补偿安置都是侵权行为；四是被告在未明确7人各自房屋产权份额就签协议并强拆合法房屋是侵犯了原告合法房屋。原告在2015年10月知有房屋土地使用证做错后，去到嵊州市人民法院立案对房屋确权，不准立案是违法行为，又违法实施“先拆后补”。同时，被告以嵊州市城南新区管理委员会为鉴定单位，该机构未经省人民政府批准是违法机构无权与王永良签协议，包括嵊州市城中村改造指挥部（临时机构）都是违法鉴定单位；嵊州市城镇房屋拆迁有限公司是未经年检年审是无效企业也不能签该协议书，马永根不是法人代表无权签字。反之，王永良只限于他的家庭成员。二、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和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分别判嵊州市政府对笆弄村的所在房屋和原告赵彩娟的房屋征收行为违法，故，相关的协议和补偿安置也都依法为无效，二者有因果关系，征收行政行为包括双方所签约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和补偿安置行政行为。违法的实质是未经省政府批准动用拆迁房屋、征收土地。因此，在未得到上级批准前所签的征收补偿安置协议补偿安置行政行为都应依法为无效。三、原告都是成年人和合法公民，有合法房屋和房屋上的土地使用权等，没有授权和委托过王永良代签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王永良所签的协议是代表他家庭人，不能代表原告三人。房屋在1992年嵊州市土管局人重新普查登记时户主错写为王永良，原告在2015年10月拆除时才知，如写父母亲名下不会发生现状，登记时房屋拥有权也是7人，明确不是王永良一家人拥有（房屋分别是50年代建造由爷爷王伯财传下来和父亲王传法在70年代建造的）是原告共有。经村公示无异议无土地使用证是1986年12月31日前建造的二套《世居房》土地面积分别为20、33和55、28平方米，根据嵊政（2015）15号文件附件1第一条第二款规定，王永良在签该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被告把该住宅房按用房补偿安置是侵犯行为。母亲赵彩娟有单独户口和住房理应单独签字和补偿安置。四、王永良都拥有全部房屋明显违法。法律依据：王永良一家若有二房屋违反了《土地管理法》第62条和浙江省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第35条第二款规定，农户只有一户一宅基地，宅基地面积最多不超过125平方米，王永良就有一户多宅基地，又明显超过上述面积，而作为7人家庭成员加在一起就合法了。五、原告王晓良1961年11月出生在嵊州市××弄村，1978年12月参军入伍，参军前有上述房屋存在，被告明知原告房屋产权不明确就签该份协议并在协议书第五条第三款增加一条被告和王永良对国土局发的土地使用证有争议，现影响到王晓良的房屋拆迁补偿，被告和王永良认可王晓良保留追补权利，这一条明确违反了签城中村改造征收补偿安置和协议书，理应先明确房屋产权份额后才能签约补偿后拆除。根据国发（2014）25号文件《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已经提出，户口管理登记的管理功能不应该作为能否获得房屋和土地征收补偿安置款的依据证明，房屋拆迁补偿安置不能按照户口登记补偿和国土资发（2016）191号文件第5条、第7条也提到非农户口来源于合法房屋要保护宅基地等。六、王晓良父虽于1997年病故，但他的房屋产权份额和房屋的土地使用权没有因病故消亡，根据《物权法》、《国家继承法》和嵊政（2015）15号文件第十二条规定，原告有继承权，理应给予继承。七、根据嵊城改组办（2015）1号文件第7条第二款规定，其分家析产取得住房.....予以认定（有分家析产和父亲的遗嘱）。不能提供合法的分家析产依据或公正依据的，其所占面积按迁出当年该住房的确权建筑面积除以迁出当年该户家庭总人口数予以认定。当年原告王晓良于1978年12月参军入伍，有合法房屋总面积为801.81平方米／7人＝114.55平方米是原告王晓良所有。故原告起诉要求判令：1.依法《物权法》和《土地管理法》等规定，依法确定由被告和王永良所签的城中村改造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编号为32号）为无效并由原告分别按1／7拥有的房屋产权份额和房屋上的土地使用权分别签城中村改造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备注：要求把79.1平方米合法房屋面积被侵犯＋45.7平方米住房证载剩余面积被侵犯和20.33平方米＋55.28平方米被侵犯的房屋都是1986年12月31日前建造的合法房屋经村证明公示无异议＝200.1平方米归原告分别签协议和补偿安置）；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嵊州市三江街道办事处辩称，一、本案王晓良、王红琴并非适格原告。王晓良、王红琴既不是笆弄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或王永良户内人口，其均在案涉土地上没有合法的产权证的房屋，其均不是案涉协议的相对人，与协议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具备原告资格，应驳回其起诉。二、本案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文书所羁束，应当依法予以驳回。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浙行终1526号行政赔偿判决书已认定，原告诉嵊州市人民政府征收原告房屋的行为虽已被相关生效行政判决书确认违法，但鉴于事后已经获得土地批文，改造系基于公共利益需要。且协议约定的各项补偿安置费用均已履行到位，赵彩娟的房屋所有权益已经通过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方式获得补偿。法院判决征收违法并不能影响原告对协议内容的认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69条第一款(九)项之规定，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三、案涉行政协议合法有效。首先，行政协议本质上具有民法上的合同性特征，即强调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真实。本案中，三江街道根据嵊州市人民政府制订的《嵊州市城中村房屋补偿安置实施办法》发布了房屋征收公告，明确征收范围、政策依据、评估机构、拆迁服务机构、腾空期限等事项，并就相关内容进行了公示。就涉案房屋的征收补偿事项，经过对合法产权下的房屋确权评估，补偿事项均予以了明确约定，由第三人王永良作为该户代表在被诉《协议书》上签字确认，原告赵彩娟作为安置户内人口，效力应及于原告。该协议约定的各项安置补偿款项亦均已履行完毕。故被诉安置补偿协议应认定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无效的情形。其次，就行政性而言，本案不存在行政诉讼法75条规定的，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或没有依据等重大违法现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99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75条规定的重大且明显违法：一、行政行为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二、减损权利或者增加义务的行政行为没有法律规范依据，三、行政行为的内容客观上不可能实施，其他重大且明显违法的情形。本案，嵊州市人民政府具有征收土地的职权，以及依法补偿的职责。其确定被告三江街道办事处具体负责实施，故，被告是辖区内城中村改造实施单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其委托嵊州市城镇房屋拆迁有限公司与第三人签订的安置补偿协议，且协议按照约定履行完毕，不存在上述无效情形。综上，答辩人认为，被答辩人的诉请缺乏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故请求法庭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或诉讼请求。 经审查查明，经（2017）浙06行初132号行政判决、（2017）浙行终1526号行政判决、（2018）最高法行申4372号行政裁定确认，2013年5月10日，嵊州市三江街道桥南村向嵊州市城南新区管委会(嵊州市三江街道办事处)提出《关于桥南村实施城中村改造的申请报告》，2013年5月20日嵊州市城南新区管理委员会作出《关于城南新区(三江街道)合新等村(社区)要求实施城中村改造的请示》，并报嵊州市人民政府审批，嵊州市人民政府于2013年7月29日作出同意批复。嵊州市城南新区管理委员会发布了房屋征收公告，明确征收范围、政策依据、评估机构、拆迁服务机构等事项，并就相关内容进行了公示。2015年3月12日，嵊州市人民政府颁布嵊政(2015)15号文件《嵊州市城中村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实施办法(试行)》。2015年9月12日，以嵊州市城南新区管理委员会、嵊州市城中村改造指挥部为鉴证单位，嵊州市城镇房屋拆迁有限公司为甲方、王永良为乙方，签订《城中村改造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赵彩娟作为王永良户内人口安置。后，涉案房屋被拆除。涉案房屋所在的集体土地已经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征收。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王晓良经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行申4372号行政裁定书确定，其对案涉房屋不享有合法权利，其与被诉行政行为不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具备原告资格。而原告王红琴，同样既非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也无证据证明是案涉房屋的产权人，与被诉行政行为无利害关系，亦非本案适格原告。原告赵彩娟于2018年3月31日已被诊断为阿尔兹海默症，2020年已基本不能讲话，根本不能做出委托诉讼的意思表示。且王晓良自认本案的诉状及委托书上王红琴、赵彩娟的签字均为（2020）浙0604行初18号案件中取回原件继续使用，而非重新办理，虽陈述已告知母亲、妹妹，但亦未提供相应证据，故王晓良并无证据证明王红琴、赵彩娟有起诉并委托其为代理人的意思表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的起诉。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宋 燕 人民陪审员  阮建成 人民陪审员  金宁钢 二〇二〇年九月七日 书 记 员  徐淑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