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110民初1724号 原告：王福新，女，1980年3月28日生，汉族，现住石家庄市桥西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晨光，男，1979年10月2日生，汉族，现住石家庄市长安区。 被告：石家庄伟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石家庄市鹿泉区获鹿镇西马庄村广财街8号恒大林溪郡小区2号独立商铺20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100MA07K2JL0D。 法定代表人：王同欣，职务：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董俊敏，河北大卓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河北四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石家庄市桥西区新石中路与石铜路交叉口，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1006636576601W。 法定代表人：张践，职务：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远兰如，女，汉族，1974年4月29日生，住石家庄市新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苏晓静，北京市盈科（石家庄）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恒大地产集团天津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东丽区东丽湖温泉度假旅游区东丽湖管委会大楼内，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0694071785K。 法定代表人：姜志辉，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杨云帆，河北大卓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王福新与被告石家庄伟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轩公司）、第三人河北四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方公司）、恒大地产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大地产公司）为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晨光，被告伟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董俊敏，第三人四方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苏晓静、远兰如，第三人恒大地产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云帆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确认被告于2018年7月1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无效，后变更诉讼请求，要求法院依法确认被告于2018年7月1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不成立。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事实与理由：被告于2018年7月1日召开股东会并作出股东会决议，决议将截至2017年12月31日的未分配利润向被告的两股东进行分配。其中，分配人民币217,854,000.00元给恒大地产公司，分配人民币127.946.127.95元给四方公司，共分配金额为人民币345,800,127.95元。原告作为公司监事，认为公司股东分配利润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必须自确保公司正常运营的情况下才能进来利润分配，目前，林溪郡项目建设接近尾声，现已知公司后续还需要支付2.2亿余元工程款、绿化费等费用，且仍有大量费用暂无法预估具体数额。股东会决议的履行，势必导致正在开发的林溪郡项目无法正常运营。不仅严重损害了公司的利益，最终也会使公司两股东的利益受损。作为公司监事，现根据我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一条的规定，要求法院依法确认上述股东会决议无效。 原告作为公司监事，认为有限责任公司召开股东会议并作出会议决议，应当按照法律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进行，如果股东会决议并未实际召开，股东会决议依法不能成立。《公司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召开股东会会议，应当与会议召开十五日前通知全体股东，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或者全体股东另有约定的除外。被告公司章程第八条第三款也规定，召开股东会会议，应当于会议召开十五日以前通知全体股东。可见，无论是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还是公司章程约定，对于召开股东会会议的通知方式，公司章程既没有另有规定，全体股东也没有另有约定。故公司能且只能应当于会议召开十五日前通知全体股东。被告公司做出该决议并未通知恒大地产公司和四方公司呢两股东召开股东会。2018年7月1日伟轩公司并未召开股东会，是虚构的股东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五条“股东会决议存在下列情形之一，当事人主张决议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公司未召开会议的，但依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或者公司章程规定可以不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而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的除外…”的规定，故伟轩公司的上述股东会会议不成立。另外，林溪郡项目接近尾声，被告公司后续还需支付2.2亿元工程款、绿化费等费用，在此情况下进行利润分配不能确保公司的正常经营。 被告伟轩公司辩称，当时作出时大股东恒大地产公司持有公司63％股权，公司章程第11条有规定，2018年7月1日决议起草完之后公司工作人员跟大股东恒大地产公司进行了沟通，至于伟轩公司的工作人员谁与大股东恒大地产哪一位工作人员进行沟通不清楚，庭下核实伟轩公司后答复法庭。当天伟轩公司将起草好的股东会决议快递给恒大地产公司，恒大地产公司盖章确认之后也给快递回来(具体快递时间庭后核实)。伟轩公司的股东是四方公司(占股37％)、恒大地产公司(占股63％)，2018年7月1日我公司没有召开股东会，股东会没有召集人、主持人，但是决议的内容是跟大股东进行过沟通确认的。关于股东会决议，因为决议问题现在公司内部矛盾比较严重，目前关于股东会决议作为项目公司来讲并没有履行，现在没有资金，债务比较大，不可能按照决议给两股东分配利润。 第三人四方公司辩称，涉案《股东会决议》是合理合法的，是根据被告伟轩公司章程作出的，符合公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股东会决议》召集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伟轩公司章程第六条、第十一条的规定，亦符合《公司法》冀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不违反公司章程、法律、行政法规的情形，原告王福新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涉案《股东会决议》于2018年7月1日作出时，原告王福新新任监事，其应当依据当时公司的经营情况进行监督。时隔两年，涉案《股东会决议》目前已经部分履行，原告王福新不应当以现在伟轩公司的运营情况作为衡量2018年7月1日《股东会决议》是否应当确认无效的标准，所以原告王福新的诉讼事由不成立。原告王福新提起诉讼不具备正当性基础，其提出股东会决议不成立，无效，意在对抗四方公司应当实现利润分配权利，属于恶意诉讼，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2018年7月1日股东会已经实际召开，并且股东会决议并不虛构，股东会决议是伟轩公司两个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且已经形成合意。在召开股东会之前，四方公司已经接到了召开股东会的通知，并且经四方公司与恒大地产公司以及伟轩公司相关负责人沟通，四方公司表示同意按照合作开发协议的约定分配收益，所以股东会决议前言部分记载的股东会召开的程序以及情况都是真实的。关于原告所述并未实际召开，内容虚构以及伟轩公司和恒大地产公司快递盖章的事实，其三方并没有提供有效的证据证实这一说法，并且股东会决议上加盖有恒大地产公司公章，证明恒大地产对于股东会决议记载的召开流程是认可的，所以其现在所述的快递一说是在欺骗法庭。至于召开完股东会之后盖章流程是否是经过快递程序，与股东会的召开没有事实影响。关于股东会是否实际召开问题，原告的诉求没有事实依据，原告曾在起诉时在起诉状中明确表示被告于2018年7月1日召开股东会，并作出股东会决议，实际上视为原告对于是否召开股东会已经向法庭作出了说明，其在本次开庭之时在没有任何新事实发生的情况下公然改变事实，虚构事实与理由，属于欺骗法庭的行为，其说法前后矛盾，法庭应当谨慎采信。原告作为公司的监事，应当对股东会决议作出当时的情况进行监管，如果其认为股东会决议召集程序不合法，应当及时予以纠正2018年7月1日作出股东会决议之后，距现在已有两年之久，原告始终未在任何场合以及情况下提出过2018年7月1日的股东会决议不合法，所以其现在已经不具备提起该诉讼的诉讼条件。股东会决议是四方公司与恒大地产公司之间基于合作开发关系而形成的类似合同文本，是双方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恒大地产公司与四方公司对此均予认可，伟轩公司已经开始实际履行股东会决议以实际行动也表示其认可股东会决议，该股东会决议其实是四方公司与恒大地产公司基于合作开发项目所持有的债权凭证，不侵害任何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伟轩公司作为项目公司，其性质本身具有特殊性，不同于一般的有限公司，公司章程中没有利润分配的明确规定，应当履行合作开发协议中关于收益分配的规定。所以股东会议是合理合法合规的程序下作出来的，原告既不是该股东会决议所损害权益之人，无权提起本案诉讼。原告提起此次诉讼缺乏正当性，且不说其变更诉讼请求所述的事实与理由与其立案时提交的事实与理由南辕北撤，根本矛盾，其提起了公司决议确认之诉，实则通过司法途径干预公司的自治管理，影响我公司在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另案诉讼。关于伟轩公司召开股东会已经通知到我方，我方认可2018年7月1日伟轩公司作出的股东会决议。另外，四方公司的代理人远如兰称，参加了7月1日的董事会。我和周总参加的，我们认可董事会决议的内容，伟轩公司也执行了部分决议，所有我方没有追着伟轩公司要签字，由于，老总和张亮、张磊的关系很好，大家都同意决议内容，因当时决议未出来，故我没有签字。 第三人恒大地产公司辩称，2018年7月初左右恒大地产公司与伟轩公司电话沟通(具体人员需庭后核实)，经过电话沟通，我方收到伟轩公司邮寄的股东会决议，在了解内容后，我方认为恒大地产公司持有伟轩公司63％股权，根据公司章程和公司法的规定，关于利润分配事项恒大地产公司也可以作出相关事项的决议，所以就在股东会决议上盖章，之后通过快递寄给伟轩公司。 本案争议的焦点为：被告伟轩公司于2018年7月1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是否成立。 原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交如下证据： 1、股东会决议，该股东会决议只有恒大地产公司的盖章，没有四方公司的盖章，经过了解，伟轩公司确实在15日之前没有通知到恒大地产公司、四方公司召开会议，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请求恒大地产公司和四方公司出示通知到召开会议的相关证据。 2、公司章程，章程第八条第三款也规定:“召开股东会会议，应当于会议召开十五日以前通知全体股东”。可见无论是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还是公司章程约定，对于召开股东会会议的通知方式，公司章程既没有“另有规定”，全体股东也没有“另有约定”。 3、国家企业信用公示报告，证明原告是伟轩公司的监事，根据《公司法解释(四)》第一条规定:公司股东、董事、监事等请求确认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无效或者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受理。 4、企业财务报表(2018年、2019年、2020年4月)(源于伟轩公司)，证明截止2020年4月份，伟轩公司已经负債13649486.38元 5、林溪郡项目施工合同结算及付款情况表，证明伟轩公司尚有20456385元工程款未付。 被告伟轩公司对原告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 对证据1的质证意见同庭审陈述意见。 对证据2、3无异议。 对证据4，原告作为监事身份，有权对财务进行监督，也有权调取财务报表，数据来源是否真实需要与公司财务核对。 对证据5无异议。 第三人四方公司对原告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 对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股东会决议明确记载了合作双方形成决议的过程符合相关程序的规定，成立有效。 对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 对证据3，原告是伟轩公司登记的监事职务，这一点四方公司表示认可，同样基于该事实，原告在2018年7月1日股东会决议作出时就是公司的监事，其应当及时行使公司监事职权。时隔两年之后股东会决议已经经各方确认并实际履行，原告目前仅凭监事一职，没有提起该诉讼的请求基础，其不能滥用监事职权以及司法资源，试图侵害他人权益。通过其提起该案诉讼的事实与理由看，其首次提起诉讼的事实与理由是其真实的理由，也就是其认为公司可能面临负债，不应当继续履行股东会决议，但是这并不是公司决议不成立之诉，而是撤销之诉，根据公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撤销之诉的诉讼时效为60日，基于其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所以其谎称没有召开股东会而变更诉求，但其事实与理由并没有否认原诉状中陈述的事实与理由，只否认了第一句“2018年7月1日被告召开股东会决议”，可见其诉讼恶意。 对证据4，本案股东会决议作出的财务报告均与本案无关，对其三性均不予认可，根据2018年12月31日形成的财务报告可以看出，截止2017年年底公司未分配利润的数额与股东会决议所载明的数额一致，也就是说股东会决议的作出是有事实基础。至于2018年之后提交的财务报告列明事项有问题，其仅列明了支出，没有收入。对于其余两份财务报表的严谨性，是否经过会计审计有异议，本案案由是决议效力确认之诉，围绕审判长确定的焦点问题，本案应审査决议的合法问题，而不应审查合理性问题，所以原告提交的其余报表不能证实其想证明的事实，原告更不能以股东会决议作出之后财务报表来证实股东会决议的作出是否合理。 对证据5，涉及若干第三人，并且其提交的只是其单方作出的报表，对于其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另外，林溪郡项目截止目前经营状况是盈利还是负债，涉及到双方的合作开发，与2018年7月1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无关，四方公司再次陈述，如果原告以此理由来进行诉讼，其实质请求的是撤销，而不是不成立，所以其提供的证据与其诉求无关。 第三人恒大地产对原告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 对证据1、2的质证意见同答辩意见。 对证据3无异议。 对证据4、5，对数据的真实性需要庭后与公司核实。 第三人四方房地产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交以下证据: 1、2018年7月1日董事会决议(复印件)证明在股东会决议的提起程序上已经按照公司章程以及公司法规定召开了股东会决议，并由三分之二以上的股东签字认可。我们公司接到了通知要召开股东会，对于股东会所决议的事项四方公司是认可的，以及恒大地产公司委派的两位董事张亮和张磊在董事会决议上签字认可，而且作为股东会提起的前置程序也已经完善，并非原告所述的纯属虚构的股东会决议，这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说法。 2、另案在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庭审笔录(复印件)。伟轩公司对于四方公司所提交的股东会决议发表质证意见时明确表示对于该股东会决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认可，恒大地产公司同意伟轩公司的质证意见，也就是说在本案原告变更诉讼诉求之前，参加庭审的四方当事人对于股东会决议的三性均是认可的，之所以原告在变更诉求之后伟轩公司以及恒大地产公司对于股东会决议作出变更的说法，其中有双方互有利益关系的原因，原告不仅是伟轩公司的监事也是恒大地产石家庄公司的行政人事部经理。原告是恒大地产公司与四方公司进行合作开发，根据双方合作开发合同的约定委托到项目公司去的，也就是说原告是恒大地产公司的人，所以该次诉讼其三方之间的利益关系请法庭予以审查和考虑。 3、四方公司与恒大地产公司的两份合作开发协议(复印件)。证明两份合作开发协议中均对收益分配进行了明确约定，因为公司章程中没有对红利分配的事项进行约定，根据相关司法解释以及最高院判例的审判宗旨可以确定在项目公司章程没有红利分配约定的情况下，应当履行合作开发协议中的收益分配约定，合同权益应当优于股东权益。两个股东基于合作开发协议约定在公司财务报表有可分配利润的情况下进行收益分配，没有侵害任何人的权益，至于伟轩公司所述目前公司内部混乱，有人事斗争，是其一面之词。根据合作开发协议以及股东会决议的约定，恒大地产公司以及伟轩公司已经向我公司支付了4800万的预分配利润（其中1000万是分配2016年的利润，是在决议之前分配的，3800万是分配2017年年底之前的利润，在决议之后分配的），其余的利润分配也正在走流程，据我公司所知，不存在伟轩公司所述的目前因为经营困难而不给股东分配利润的事实情况。 证据4、河北冀鸿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作出的审计报告。证明我方对伟轩公司在2019年10月份之前的未售收入做出审计1.83亿，报告显示项目全流程是盈利的。 原告对第三人四方公司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 对证据1，对董事会决议召开与否不作评价，但是四方公司称董事会决议可以证明通知召开了股东会，对此存在质疑，董事会决议召开流程与股东会决议召开流程不同，也不能互相印证，不能说董事会决议通知我召开了，股东会决议就通知我召开了。董事远如兰未在董事会决议上签字，也没有作出相关说明，直到现在拿到董事会决议复印件，仍然没有远如兰的签字。 对证据2，原告变更诉求是按照法定程序提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53条规定，而且法庭通知到了被告和第三人，所以在诉讼中应该围绕变更后的诉求进行讨论、质证、辩论，四方公司一再引用原来的诉讼请求，与此次法庭审理无关。 对证据3，与本案无关。 对证据4，本案争议焦点是决议成立与否，该审计报告与本案无关。 被告伟轩公司对第三人四方公司提交的质证意见为： 对证据1，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董事会决议记载的出席会议董事张亮、张磊、远兰如不真实，远兰如没有到会。张亮、张磊是恒大地产公司委派到伟轩公司的董事，远兰如是四方公司委托到伟轩公司的董事，董事会决议和股东会协议是一并寄到恒大地产公司进行盖章的。 对证据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8条第2款:自认的事实与査明的事实不符的，人民法院不应予以确认，庭审笔录不等于我方对股东会决议其产生程序的自认，刚才也向法庭陈述了股东会决议的形成过程，请求法庭依据客观事实来查明股东会决议形成的客观真实。董事会决议也是2018年7月1日形成的，2018年7月1日伟轩公司作出的股东会决议之前并没有通知四方公司，以今天庭审笔录中称的没有通知四方公司为准股东会决议中记载的“四方公司知晓本次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内容的前提下自主决定不参加本次会议，放弃对会议讨论事项的表决权”，股东会决议记载的以上情况不属实。如果两股东不管哪方认为与今天庭审的焦点相悖，我方仍然主张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请主张接到公司通知的股东就通知事项提供证据。 对证据3、4的关联性有异议，与本案无关。 第三人恒大地产公司对第三人四方公司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 对证据1，股东会和董事会相互独立，该份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董事会决议和股东会决议是当天作出的，当时忽略了决议在形成中程序上的问题。至于张亮、张磊是否和远兰如商量利润分配之事我不清楚，庭下核实。 对证据2，庭审笔录只是确定恒大地产公司在股东会决议上盖章的真实性。 对证据3、4，与本案没有关联。 经审理查明，第三人四方公司与第三人恒大地产公司于2015年8月21日、2016年12月12日分别签订了《石家庄鹿泉区西马庄项目合作开发协议》、《石家庄鹿泉区西马庄新增地块项目合作开发协议》，双方约定成立项目公司并共同持股合作开发西马庄项目即林溪郡项目，在协议中约定了四方公司与恒大地产公司于每年五月底前按股权比例分配上年度利润，并且在协议中约定了四方公司按照借款的形式先行分配利润，待项目清算后按照项目公司实际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多退少补。 2015年8月14日双方成立了被告伟轩公司，四方公司持股比例为37%，恒大地产公司持股比例为63%。被告伟轩公司的公司章程第六条第六款约定股东会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第八条约定，召开股东会，应当于会议召开十五日前通知全体股东；第十条约定，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第十一条约定，股东会会议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对除上述重大决议事项以外的事项须经代表二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 2018年7月1日伟轩公司董事会决议内容为：主持人:张亮、出席会议董事：张亮、张磊、远兰如。本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就利润分配方案进行了讨论，应当董事3名，实到3名，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全体董事经过表决一致同意如下事项：一、鉴于伟轩公司截止至2017年12月31日累计可供分配利润为人民币355968287.47元，现定将其中的人民币217854000元分配给恒大地产公司，人民币127946127.95元分配给四方公司。分配后尚余可分配利润为人民币10168159.52元，暂不进行分配。二、利润分配方案提交股东决定后执行。全体董事签名：张亮、张磊。 2018年7月1日伟轩公司股东会决议内容为：伟轩公司在公司会议室召开股东会，会议按照本公司章程规定的方式通知了全体股东。应到股东2人，实际到会股东1人。股东四方公司在知晓本次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内容的前提下，自主决定不参加本次会议，放弃对会议讨论事项的表决权，到会股东共代表全体股东63%表决权。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石家庄伟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通过决议如下：代表全体股东63%表决权的股东同意公司将截至2017年12月31日的未分配利润向股东进行分配，本次分配金额为345800127.95元。其中分配人民币217854000元给恒大地产公司，分配人民币127946127.95元给四方公司。到会股东盖章处加盖有第三人恒大地产公司的公章，日期为2018年7月1日。 在庭审中，四方公司称，伟轩公司已按照2018年7月1日的股东会决议的利润分配方案执行，即对四方公司执行了部分利润款项3800万元（该3800万元属于2017年度四方公司应分得的部分利润）。 2019年12月24日第三人四方公司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决被告伟轩公司、第三人恒大地产公司向第三人四方公司分配2017年12月31日前的利润98345727元、利息7269251元，分配2018年的利润44995元，利息1120元。 另查，原告为伟轩公司的监事。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所依据的事实以及反驳对方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原告主张因未实际召开股东会导致股东会决议不成立，其应当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另，原告在《民事起诉状》中事实与理由部分明确表述过“被告于2018年7月1日召开股东会并作出股东会决议”，这一表述与其主张股东会决议不成立的理由前后矛盾。原告没有提供充分的客观证据证实其主张的情况下，本院对于原告主张涉案股东会没有召开且不成立的说法，不予采信。2018年7月1日的股东会会议是否召开，原告在向本院提起诉讼时在事实与理由部分认可被告伟轩公司于2018年7月1日召开股东会并作出股东会决议，第三人恒大地产公司在股东会决议上加盖公章认可会议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方式通知了全体股东，应到股东2人，实际到会股东1人，股东四方公司在知晓本次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内容的前提下，自主决定不参加会议，放弃对会议讨论事项的表决权，到会股东共代表全体股东63%表决权。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石家庄伟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第三人四方公司在庭审时明确表示在开会前收到了通知，同时认可该股东会决议的内容，综合上述内容，认定2018年7月1日召开了股东会会议，形成了2018年7月1日的股东会决议，该股东会决议依法成立。伟轩公司的涉案股东会决议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也没有违反伟轩公司的章程约定，故原告提出的被告伟轩公司于2018年7月1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不成立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各方当事人提出的召集程序以及通知开会的时间和形式说法不一，但没有相关证据足以推翻股东会的召开以及决议的形成。综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王福新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40元（已减半收取），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状及相关材料向本院诉讼服务中心材料收转窗口递交，或邮寄至本院诉讼服务中心（邮寄地址;石家庄市鹿泉区人民法院，邮编050200，收件人为材料收转窗ロ）。当事人上诉的，应当在上诉期限届满之日起7日内预交案件受理费80元，（收款单位: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62×××47，开户银行:河北银行华兴支行）。逾期未交也未提出缓交申请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员  杨巧燕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李丹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