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新01民终259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邵俏祯，男，1975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阳清波，新疆思睿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鹏程，北京盈科（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马军，女，1971年9月18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芳，新疆志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华，新疆志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邵俏祯因与被上诉人马军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新市区人民法院（2019）新0104民初80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9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邵俏祯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阳清波、赵鹏程，被上诉人马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芳、陈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邵俏祯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马军返还投资款50万元并承担资金占用利息。事实和理由：第一，马军未按《个人入股委托合同》的约定完成委托事项，双方订立合同的目的未实现，应按照合同法的规定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赔偿损失的责任。案涉委托合同约定的运作时限已经届满，马军只完成了对博湖县红多多番茄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多多公司）的入股，并未将该资金用于红多多公司的上市，自始至终，马军也没有向我提及案涉公司上市的计划方案，也并未将案涉投资款用于公司上市的运作。一审法院对案涉合同目的的认定以及特征理解错误，委托事项明确约定是将投资款入股公司并用于公司上市，并非单纯入股，即便马军承认我是案涉公司的隐名股东，但作为受托人而言，在委托合同期限届满后，未能实现公司上市的目的，马军理应返还投资款。第二，由于受托人马军的过错，造成我作为委托人的损失无法挽回，依照法律规定，我可以要求马军赔偿损失。马军将我的投资款入股公司后迟迟没有用于案涉公司上市的运作，反而在委托合同履行期间，又私自将案涉投资款对应的股权转让予他人，非法占用资金长达三年之久，其行为不仅违约，还造成了我的损失。第三，我和马军签订合同时，红多多公司是否有做公司挂牌新三板上市的计划，一审并未查明，合同履行期间，马军也并未向我汇报公司拟上市的工作进展，如案涉公司没有拟上市的计划和准备，则马军的行为构成欺诈，马军也应当返还我投资款并赔偿我的损失，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维护我的合法权益。马军辩称，一、委托合同事项和合同目的都已经完成，依据双方签订的委托合同书，邵俏祯在选择委托项目时非常清楚公司上市的前提就是通过增资扩股等方式入股红多多公司，我方已经完成了委托事项；二、委托项目的运作时间是半年，从入股红多多公司到现在已经运作4年之久，我也通过多种方式去红多多公司询问上市事宜，我和邵俏祯作为熟悉的朋友关系，邵俏祯对项目的运作和进展情况完全知情，不存在未告知的情形；三、投资项目的风险是有的，邵俏祯也承认入股红多多公司后由我代持股份，而公司上市的成功与否不是我能操控的，邵俏祯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双方在签订的合同书中也非常明确的载明利益与风险共担，现在其欲将风险转嫁给我一人承担不合理；四、邵俏祯上诉称我存在过错没有事实依据，对于公司上市操作过程中出现的股权稀释等问题，我也不知情，也危害到了我的投资利益，我也是受害者。总之，我已完成了委托事务，红多多公司能否上市不是我能掌控的，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邵俏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双方签订的《个人入股委托合同》；2．判令马军返还50万元入股本金；3．判令马军支付资金占用利息63,069.44元（以50万元为基准，按4.35％年利率计算自2016年9月21日至2019年5月5日），并按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履行完毕。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3月22日，邵俏祯（甲方、入股委托人）与马军（乙方、入股代理人）签订《个人入股委托合同》。合同主要内容为：乙方受甲方的委托，代理乙方入股红多多公司股份的运作事宜。一、入股情况：乙方选中一个投资项目即红多多公司即将在新三板上市，乙方筹集资金用于该公司的上市事宜，甲方计划投资50万元，委托乙方进行运作。二、入股金额：乙方入股50万元，通过银行转账，甲方以银行转账凭证作为收到款项的依据。三、运作时限：6个月左右，自2016年3月22日起至2016年9月21日止。四、投资风险：本着收益与风险共担的原则，由乙方按照相关规定及要求，进行相应的运作。2016年3月22日，邵俏祯通过案外人周世芳（邵俏祯的前妻）中国农业银行账户（尾号7972）、付银贞（邵俏祯的妻子）中国农业银行账户（尾号3878）共计向马军支付50万元。2016年4月19日，案外人红多多公司的出资情况变更显示：马军成为红多多公司的股东，出资194.44万元，百分比为5.2。2016年11月3日，马军在红多多公司的出资变更为138.9万元，百分比变更为3.715。案外人红多多公司于2006年4月7日成立，系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法定代表人为强新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湖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9日作出（2019）新2829破申1号民事裁定，裁定受理案外人王华盛对红多多公司的破产重整申请。一审庭审过程中，马军称自己在案外人红多多公司的入股资金中包括邵俏祯支付的50万元，邵俏祯系红多多公司的隐名股东，股份由其代持。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邵俏祯、马军对于双方于2016年3月22日签订《个人入股委托合同》，且邵俏祯已实际支付50万元的事实均无异议。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有以下三点：一、邵俏祯、马军之间的《个人入股委托合同》是否应予解除。在涉案的《个人入股委托合同》中，邵俏祯、马军双方约定委托事项的运作时限为六个月，即自2016年3月22日起至2016年9月21日止。换言之，本案中，邵俏祯、马军关于委托事项的运作期限进行了明确约定，现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已届满，且根据现有证据不能证明邵俏祯、马军双方就继续委托运作事宜达成一致意见，而委托期届满后，邵俏祯、马军之间的委托合同即告终止，不存在予以解除的问题。故对邵俏祯要求解除涉案《个人入股委托合同》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二、邵俏祯支付给马军的50万元是否应予返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五项规定：“（五）履行方式不明确的，按照有利于实现合同目的的方式履行。”在涉案的《个人入股委托合同》中，邵俏祯、马军关于委托事项的约定较为模糊，即“乙方受甲方的委托，代理乙方入股红多多公司股份的运作事宜”、“乙方筹集资金用于该公司的上市事宜，甲方计划投资50万元，委托乙方进行运作”。结合全案证据情况以及邵俏祯、马军在庭审过程中对于委托事项、目的的陈述等，一审法院认为邵俏祯签订涉案委托合同的委托事项实为投资50万元以马军的名义入股案外人红多多公司，进而获取后期可能产生的分红受益，但至于案外人红多多公司是否实际最终实现上市并非委托事项完成与否的判定依据。本案中，马军已于2016年4月对案外人红多多公司出资并成为股东，且在庭审过程中马军亦认可邵俏祯系红多多公司隐名股东，股份由其代持，故应视为马军已完成了涉案《个人入股委托合同》中的委托事项。据此，邵俏祯要求马军返还入股本金50万元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故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三、关于邵俏祯要求马军支付资金占用利息的主张。因马军已完成涉案委托合同的委托事项，且在涉案的《个人入股委托合同》中明确约定“本着收益与风险共担的原则，由乙方按照相关规定及要求，进行相应的运作”，故邵俏祯的该项利息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二条第五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邵俏祯的诉讼请求。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本院认为，邵俏祯与马军于2016年3月22日签订《个人入股委托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履行义务。本案中，双方当事人诉争的焦点问题是：马军是否完成了受托事务，应否返还邵俏祯50万元的投资款并支付利息的问题。对此，主要涉及双方签订涉案合同中对于委托事项的认定问题，结合全案证据，本院认定意见如下：首先，从双方签订的合同名称来看，为《个人入股委托合同》，即已将委托合同的内容高度概括为入股；其次，双方对于为何签订案涉合同的文字表述为：“乙方受甲方的委托，代理乙方入股红多多公司股份的运作事宜”，并明确约定了运作时限为6个月，则双方达成的委托合同对委托事项有明确清晰的界定，即邵俏祯投资50万元，由马军代理入股案外人红多多公司，故一审对此认定并无不当。最后，尽管在双方合同条款中出现了关于“乙方筹集资金用于该公司的上市事宜，甲方计划投资50万元，委托乙方进行运作”，对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的规定，结合本案所签合同所使用的词句以及合同其他条款等内容，该条款的真实意思仅系对投资起因和目的的表述而非对委托事项的确定。况且，从常理分析，红多多公司作为注册资本金达3000万元以上的公司，邵俏祯仅投资50万元即委托马军运作该公司上市事宜纯属无稽之谈，且一个公司拟启动上市事宜也非短短半年时间就能一蹴而就，故邵俏祯关于委托事项即合同目的不仅是要入股红多多公司还应完成公司上市的主张，即不符合交易习惯也有悖常理，本院不予采纳。经查，马军已于合同签订后，并在约定期限内即2016年4月完成了对案外人红多多公司出资并成为股东，且在一审庭审过程中，马军亦认可邵俏祯投资的股份依然由其代持，故一审认定马军已完成了涉案《个人入股委托合同》中的委托事项并无不当。至于马军入股红多多公司后，虽然依据工商变更登记的资料显示，持股期间股权比例有所减少，但马军的入股资金并非仅系邵俏祯的50万元，并无证据证实变动减少的部分系对邵俏祯的投资进行的撤资。同时，依照双方所签合同中关于利益与风险共担的约定，邵俏祯50万元的投资无论是股权性投资还是债权性投资，均应依约承担相应的投资风险，故邵俏祯要求返还投资款、支付利息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综上所述，邵俏祯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708.44元（邵俏祯已预交），由邵俏祯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徐   艳    萍审  判  员   何        新审  判  员   卫        博二 〇 二 〇 年 九 月 二 十 一 日书  记  员   古力扎努尔·艾合买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