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湘01行终50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姜某，男，19XX年XX月XX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浏阳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浏阳市淮川街道办事处，住所地湖南省浏阳市金沙中路211号。法定代表人熊宜武，该办事处主任。委托代理人陈道友。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浏阳市自然资源局，住所地湖南省浏阳市白沙路27号。法定代表人寻文，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钟丹，该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周建辉，湖南鼎忠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浏阳市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浏阳市淮川街道办事处人民东路60号。法定代表人王辉章，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范磊，湖南首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姜某因与被上诉人浏阳市淮川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淮川街道办）、被上诉人浏阳市自然资源局（以下简称浏阳资源局）及原审第三人浏阳市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浏阳城建集团）行政征收补偿一案，不服长沙铁路运输法院(2020)湘8601行初36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长沙铁路运输法院经审理查明：因“城东保障房源开发带”项目需要征收淮川街道办城东社区邹桥村民小组土地，浏阳城建集团（甲方）于2016年7月26日与谭青柏（乙方，姜某的岳父）签订《农村房屋拆迁补偿货币安置协议》，淮川街道办亦在该协议落款处盖章签字。该协议约定：1.拆迁谭青柏户房屋合法面积260平方米，违法建设面积163.56平方米，各项补偿费用共计604570元；2.谭青柏户农业人口为4+1人，包括谭青柏（户主）、高金莲、谭娟娟，姜雅茹，另加一个独生子女证，不包括姜某。谭青柏于2016年8月17日领取上述补偿款后将房屋拆除，因为不需要保障性房源指标，谭青柏户按照当时征收政策规定以208000元/人申请指标回购，2017年5月26日，谭青柏户从浏阳城建集团收到指标回购款832000元。因为姜某未被纳入被安置对象，故未能领取到指标回购款。而姜某认为，其是集体经济组织淮川街道办城东社区邹桥村民小组的成员，应纳入补偿安置而获得208000元指标回购款。故提起本案诉讼。长沙铁路运输法院另查明，2004年11月，姜某大（中）专毕业后落户湖南省浏阳市淮川街道办事处西正社区，户口性质为非农业家庭户口，2008年12月30日至今陆续与湖南省新华书店有限责任公司浏阳市分公司签订有固定期限劳动合同。2011年3月17日，姜某与谭娟娟结婚。2011年4月18日，姜某以夫妻投靠的方式迁户至淮川街道办事处城东社区邹桥村民小组，户口性质为非农业家庭户口。长沙铁路运输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国家征收土地的,依照法定程序批准后,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予以公告并组织实施。《长沙市征地补偿安置条例》第三条规定，县（市）、区人民政府负责本辖区内征地补偿安置工作的实施、协调、监督和管理；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土地、劳动和社会保障、民政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征地补偿安置具体工作。《长沙市征地补偿实施办法》第四条规定，区、县（市）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办理征地补偿登记，并组织进行现场调查核实，按规定拨付征地补偿费用等具体的征地补偿工作。本案中，浏阳资源局作为浏阳市土地行政管理部门，在征收集体土地过程中具有补偿安置的职责，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姜某请求《农村房屋拆迁补偿货币安置协议》部分约定无效，而淮川街道办作为该协议的签字方，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亦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另姜某诉请行政机关履行补偿安置职责和主张行政协议无效，不受《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关于起诉期限原则性规定的约束，本案并未超过起诉期限。关于姜某是否应该获得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补偿安置的问题。《长沙市征地补偿安置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征地安置对象为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浏阳市征地补偿安置实施办法》（浏政发[2014]8号）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征地安置对象为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本案姜某的户口无论是迁入邹桥村民小组前还是迁入后，其户口性质均为非农业家庭户口，并不具有成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基础，如无当时浏阳市征地拆迁安置政策的特别规定，不应获得补偿安置。故浏阳征地部门不予发放保障房指标回购款20.8万元给姜某并无不当。《农村房屋拆迁补偿货币安置协议》认定谭青柏户家庭农业人口数为4+1人正确，对姜某主张该项约定无效的意见不予支持。关于姜某提出应比照案外人胡本龙的安置协议获得补偿的问题，因与本案不是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同一征收项目，且浏阳市的征收政策已发生变化，故不能作为支持其诉讼请求的依据。综上所述，姜某不具有获得补偿安置的条件，其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姜某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50元，由姜某负担。姜某不服上述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不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是错误的。1、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户口性质为非农户口即不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基础是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户口虽登记为“非农业家庭户口”，但城东社区地处浏阳的城乡结合部，村民早已成为失地农民，大部门村民的户口都登记为非农业家庭户口，户口因素并不能成为剥夺上诉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理由。2、上诉人2010年10月因夫妻投靠将户口迁入，当时已出具同意接纳的意见。户口迁入后，上诉人一直在生产生活，享受了村民参与集体收益分配的权利，也承担了相应的村民义务，实质上具备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3、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应以当地本集体经济组织意见为准，对认可上诉人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二、一审法院认定案外人康慰与本案不是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同一征收项目，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康慰与上诉人的情况基本相同，都是从浏阳淮川街道办老城区迁入的上门女婿，都是签订有劳动合同的农民工，都在当地享有权利承担义务。虽然两个人的征收时间不同，但都是同一个安置房源建设项目，康慰可以享有安置房回购指标待遇，上诉人为何没有享受。三、一审法院认定浏阳市的征收政策已发生变化没有事实根据，被上诉人并未提供当时的政策和现行的政策作为证据。即使政策有调整，也不能与上位法规《长沙市征地补偿安置条例》相冲突。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淮川街道办答辩称：上诉人户口迁入之前便是非农业家庭户口，其岳父是因为征地才由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性质不一样。本案征收项目是按照浏阳市2014年8号文件执行征收，当时文件规定非农户口不属于补偿安置对象；浏阳市2019年11号文件规定“半边户”也可以给予安置，但上诉人户在2016年已征收完毕，不能适用2019年的政策。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浏阳资源局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应当依法驳回。答辩理由与淮川街道办的意见一致。原审第三人浏阳城建集团述称，上诉人不具有淮川街道办城东社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上诉人户的征拆情况与康慰户的情况不同，不具有可比性，且浏阳市征收政策发生了变化。按照上诉人户征收时的政策，上诉人不属于需要征收安置的对象。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各方当事人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均已随案移送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上诉人姜某是否具备浏阳市征地拆迁安置对象资格。《长沙市征地补偿安置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征地安置对象为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浏阳市征地补偿安置实施办法》（浏政发［2014］8号）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征地安置对象为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本案中，姜某于2004年11月因大（中）专学生毕业落户为非农业家庭户口，2011年因夫妻投靠将户口迁入淮川街道城东社区，其户口性质仍为非农业家庭户口，姜某并不具有成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户籍基础。谭青柏户与浏阳征地拆迁部门2016年7月签订《农村房屋拆迁补偿货币安置协议》时，根据当时有效的浏阳市征地拆迁相关文件规定，姜某不属于征地安置对象，不享有保障性房源指标回购款待遇。2019年3月，浏阳市对征地拆迁政策进行了调整，规定了“半边户”家庭城镇居民一方附条件享有安置指标待遇，但姜某所在的谭青柏户房屋征收拆迁工作已经实施完毕，不能适用新的规定主张安置待遇。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姜某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姜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林华审判员  董强强审判员  刘 青二〇二〇年九月十日书记员  唐奇祥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