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宜川县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 (2020)陕0630民初335号 原告：王章海，男，1962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陕西省宜川县居民，现住宜川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尧百祥，陕西屹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袁世仁，男，1967年7月16日出生，汉族，陕西省宜川县村民，现住宜川县。被告：李海龙，男，1978年12月1日出生，汉族，陕西省宜川县村民，现住宜川县南关市场门口。被告：王建学，男，1967年4月24日出生，汉族，陕西省宜川县居民，现住宜川县北窑农械厂46号。被告：李伟全，男，1972年3月29日出生，汉族，陕西省宜川县村民，。被告：兰科学，男，1974年7月23日出生，汉族，陕西省宜川县村民，。被告王昆龙、严纪伟，李海龙，王建学，李伟全，兰科学四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陕西通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章海与被告袁世仁、李海龙、王建学、李伟全、兰科学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2日立案后，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5月8日、2020年6月18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章海的委托代理人尧百祥到庭；被告袁世仁、李伟全、兰科学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李海龙、王建学、李伟全、兰科学及其共同委托代理人王昆龙、严纪伟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李海龙、王建学经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章海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 1、依法确认五被告在经营黄河捞鱼滩砂场事务中为合伙关系；2、诉讼费、保全费、评估费及保险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2年6月3日，原告与第一被告袁世仁经充分协商签订了“宜川县黄河滩砂场转让合同”一份，双方权利义务明确。在履行过程中，因受让方不履行合同约定义务而发生纠纷，双方开始诉讼，至2019年10月25日，历经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一审、二审、再审、最终判定第一被告承担清偿转让费和相关利息以及违约责任。在诉讼过程中，涉及到的充分证据可以证实，五被告是合伙关系，他们共同承包了宜川县黄河捞鱼砂场，构成土地承包合同经营权的共同义务主体，第一被告袁世仁仅仅是合伙事务的负责人，他的行为，对所有合伙人均具有法律效力。对于因合伙事务产生的债务，各合伙人应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原告当庭陈述其持有的合伙协议原件系在延安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在执行过程中，原告申请在袁世仁处调取各被告合伙协议原件一份。在2020年5月8日庭审中，原告当庭申请增加诉讼请求，其请求判令五被告连带清偿合伙债务500万元及利息、违约金90万元。被告袁世仁辩称，他与李海龙等五的人合伙协议书是2012年6月2日签写的，他和其余四被告是合伙关系。被告兰科学、李伟全等四被告辩称，1、原告起诉四被告和袁世仁违反了民诉法“一事不再理”原则，本案原告的诉讼构成重复诉讼，本诉的当事人包含前诉当事人，本诉的诉讼标的与前诉的诉讼标的一致，本诉的诉讼请求与前诉一致，都是基于砂场转让协议主张债权，所以本案完全构成重复诉讼，如对本案进行判决无异于否定了最高院、省高院及延安中院的民事判决，原告如果认为四被告应当承担合伙债务，应当通过审判监督程序进行救济，而不是单独起诉。2、原告主张的债务不属于五被告之间的合伙债务，如果按照原告的陈述在签订转让协议之前五被告已经开始了合伙，那么转让协议中只有袁世仁一人的签字，为什么其他四被告不直接向原告支付转让费而是将钱打入袁世仁的账户，合伙债务指合伙经营期间产生的债务，显然在2012年6月3日五被告并没有进行合伙。3、原告向法庭提交了合伙协议，虽然该协议属于原件，但是证据来源不合法；4、根据原告在前诉的诉称原告和袁世仁之间转让的是土地承包经营权及附属设施设备，而不包括采砂权，但是五被告之间的合伙目的是共同经营砂场而不是共同经营土地，显然原告与袁世仁的法律关系与五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并不相同，所以原告主张的债务不属于五被告之间的合伙债务，应当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认定事实如下：2012年原告王章海与被告袁世仁经过协商，就原告王章海开办的宜川县黄河捞鱼滩沙场转让达成意向。2012年6月3日，原告王章海与被告袁世仁在尧百祥的见证下签订了《宜川县黄河捞鱼滩砂场转让合同》，该合同约定原告将砂场整体转让给被告袁世仁，东至黄河、南至鱼沟河、西至上阶畔、北至仕望河、道路延伸至309国道，四至清楚，使用权无纠纷。该协议签订后，王章海与袁世仁之间因转让费问题产生纠纷。2015年4月20日王章海向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起诉，要求判令袁世仁支付下欠的砂场转让费500万元整；2、被告袁世仁按照约定支付利息并承担违约金；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袁世仁承担。事实和理由为原告于1998年承包了宜川县秋林镇南头行政村荒地，长期从事宜川县黄河捞鱼滩砂场的经营。2012年6月3日经原、被告袁世仁协商，签订了宜川县黄河捞鱼滩砂场转让合同。合同中不仅约定了双方权利义务，而且特别约定了违约责任。合同签订后，被告袁世仁依据合同约定付清了定金及第一笔伍百万元转让费。之后被告袁世仁便在所转让的砂场内全面开始抽砂、卖砂。为了履行合同义务，原告王章海协助被告袁世仁协调主管行政部门关系，为其办理河道采砂手续，从而使被告得以顺利正常经营、收益。然而，按合同约定，在被告袁世仁应当支付第二笔转让费时，被告袁世仁却以各种借口拒不支付转让费。根据法律规定，提起诉讼。在审理该案过程中，袁世仁提出反诉，认为王章海与袁世仁之间签订的《宜川县黄河捞鱼滩砂场转让合同》应为无效，双方应当互相返还取得的财物，故原告王章海的诉讼请求应当依法驳回，并由原告赔偿袁世仁的损失。2016年3月21日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延中民三初字第00035号民事判决，袁世仁不服该判决，向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12日作出（2016）陕民终510号民事裁定，将该案发回重审。该案发回重审后，陕西省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8年1月31日作出(2017)陕06民初20号民事判决，判决由被告袁世仁（反诉原告）在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原告（反诉被告）王章海剩余砂场转让费500万元及该款项从2013年1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利息（利息按年利率12%计算）；二、被告袁世仁（反诉原告）在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原告（反诉被告）王章海违约金90万元；三、驳回被告袁世仁（反诉原告）的反诉请求。该案判决后，袁世仁向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15日作出（2018）陕民终342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袁世仁不服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维持判决，随后又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25日作出（2019）最高法民申1960号民事裁定，裁定驳回袁世仁再审申请。原告王章海在申请再审期间，于2018年11月21日向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对袁世仁进行强制执行。2018年12月13日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陕06执207号之一执行裁定，袁世仁无可供执行财产，征得王章海同意后，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2019年6月24日，王章海向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追加李海龙、王建学、李伟全、兰科学为被执行人。2019年6月28日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陕06执异28号执行裁定，裁定驳回王章海申请追加李海龙等四人为被执行人的请求。王章海不服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执行裁定，又向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王章海提出，袁世仁与李海龙等人系合伙关系，袁世仁是合伙代表，袁世仁的行为归属整个合伙企业，申请追加李海龙等四人承担合伙企业债务。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执行程序中变更和追加被执行人，属于生效判决既判力的扩张，应严格遵守法定原则，处法律及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变更、追加的情形之外，不得随意扩大适用范围。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陕06民初20号民事判决书中确定的被执行人为袁世仁，并非合伙企业。王章海申请追加的法律依据适用前提是被执行人系合伙企业，与本案执行依据所确定的被执行主体不符。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陕执复8号执行裁定，裁定驳回王章海复议申请。2020年4月2日，原告王章海向本案五被告提出起诉，要求确认五被告在经营黄河捞鱼滩砂场事务中为合伙关系；判令五被告对其合伙债务500万元及利息、违约金90万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事实理由如原告在本案中所述。本院认为，原告基于同一事实和理由已经提起诉讼，经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经上诉、发回重审、申请再审，已判决由被告袁世仁承担履行义务的责任，且已进入执行程序。原告提起本案诉讼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王章海的起诉。已预收的案件受理费53200元，退还原告王章海。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陕西省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立新审  判  员      胡金江  人民陪审员      王新民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白   莉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