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浙0702民申16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张建龙，男，1970年4月1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金华市被申请人（一审被告）：刘建福，男，1962年11月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余燕萍，女，1961年4月1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被申请人（一审被告）：刘成浩，男，1987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再审申请人张建龙因与被申请人刘建福、余燕萍和刘成浩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9）浙0702民初86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张建龙申请再审称：原审法院认定申请人为实现债权支出的律师费56.4975万元系申请人自行扩大的损失，并非因被申请人的原因而产生，理应由申请人自己承担。原审这一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一、原审认为，申请人委托浙江迎鸽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代理两起案件的所有诉讼阶段，并向该所支付了所有阶段的律师服务费，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一）因申请人与浙江迎鸽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及《补充协议》约定的律师服务费明显低于《律师法》第四十七条、《律师收费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关于反对律师行业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若干规定》第四条和《浙江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等规定，双方协商一致终止了《委托代理合同》及《补充协议》。2018年4月27日，申请人张建龙与浙江迎鸽律师事务所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委托浙江迎鸽律师事务所为其诉讼代理人，代理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刘建福、余燕萍抵押合同纠纷一案。该合同约定，委托期限自合同生效之日起至案件审结（包括一审、二审和再审）及执行完毕之日止；律师服务费共计叁拾贰万肆仟玖佰柒拾五元（￥324975）。2018年7月5日，申请人张建龙与浙江迎鸽律师事务所签订了《补充协议》，委托浙江迎鸽律师事务所为其诉讼代理人，代理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刘建福、余燕萍、刘成浩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该补充协议约定，委托期限自原委托代理合同生效之日起至2018年4月10日《协议书》所涉法律事务全部处理完毕之日止（包括一审、二审、再审、执行）；律师服务费共计324975元，申请人已于2018年6月11日支付。基于上述《委托代理合同》及《补充协议》，申请人委托浙江迎鸽律师事务所代理的法律事务包括自《委托代理合同》生效之日起至2018年4月10日《协议书》所涉法律事务全部处理完毕之日止的一审、二审、再审、执行等诉讼与执行法律事务，律师服务费共计324975元。上述委托代理合同及补充协议签订后，浙江迎鸽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代理了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刘建福、余燕萍抵押合同纠纷一案的一审（（2018）浙0702民初5554号）、二审诉讼（（2018）浙07民终5181号），以及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刘建福、余燕萍、刘成浩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的一审诉讼（（2018）浙0702民初7629号）。迎鸽所共收取律师代理费324975元，其中抵押合同纠纷一、二审案件律师代理费8万元，民间借贷纠纷一审的律师服务费24.4975万元。2019年1月21日，申请人张建龙与浙江迎鸽律师事务所签订《终止协议书》，双方同意终止《委托代理合同》及《补充协议》。理由是，浙江迎鸽律师事务所在日常管理中发现，《委托代理合同》及《补充协议》约定的律师服务费为324975元，而依据《律师法》第四十七条、《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关于反对律师行业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若干规定》第四条、《浙江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浙江省物价局、浙江省司法厅制定的律师服务收费标准的最低标准计算，《委托代理合同》及《补充协议》所涉案件的律师服务费合计1381980元。由于协议约定的律师服务费明显低于浙江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涉嫌不正当竞争，因此双方协商致，终止《委托代理合同》及《补充协议》。（二）申请人与浙江迎鸽律师事务所终止委托代理合同后，为实现债权，又分别与浙江金奥律师事务所、浙江红太阳（金华）律师事务所分别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并支付了律师服务费。2019年1月29日，申请人为实现债权，与浙江金奥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由该所指派律师代理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刘建福、余燕萍、刘成浩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二审诉讼，并于2019年3月1日支付律师服务费为244975元。2019年7月18日，申请人与浙江红太阳（金华）律师事务所签订《法律服务委托合同》，由该所指派雷建军、赵鹏律师代理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刘建福、余燕萍、刘成浩民间借贷纠纷的执行阶段法律事务，律师服务费为32万元，于2019年7月18日支付244975元，另75025元待法院判决后支付。综上所述，申请人与浙江迎鸽律师事务所依照《律师法》第四十七条、《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关于反对律师行业不正当竟争行为的若干规定》第四条和《浙江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的规定，协商一致于2019年1月21日签订了《终止协议书》，解除了《委托代理合同》及《补充协议》。此后，申请人分别委托浙江金奥律师事务所和浙江红太阳（金华）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代理二审诉讼和执行事务，并依据律师服务收费标准支付了律师服务费。因此，原审法院认为申请人委托浙江迎鸽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代理两起案件的所有诉讼阶段且向浙江迎鸽律师事务所支付了所有阶段的律师服务费，这一认定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二、原审认为，申请人另行委托浙江金奥律师事务所、浙江红太阳（金华）律师事务所分别代理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刘建福、余燕萍、刘成浩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的二审诉讼和执行所支付的代理费用，系申请人自行扩大的损失，并非因被告的原因而产生，应当由申请自行承担。这一认定属于事实认定错误。理由有：（一）2018年4月10日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的《协议书》第六条约定“如被申请人不能按期归还申请人欠款及利息的，申请人有权向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申请人清偿本合同债务，清偿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借款本金、利息、违约金及甲方为追讨和主张该笔欠款所支付的律师费（含一审、二审、再审、执行等阶段的律师费）、诉讼费、车旅费等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或依法处置执行物而发生的税金及任何费用。”（二）申请人在二审和执行阶段分别支付的代理费用共计489950元，另有75025元待法院判决后支付等款项，系被申请人拒绝向申请人清偿到期债务，拒绝履行法院生效判决后申请人为实现债权依法律和合同约定合法支出的必要的律师服务费。该费用因被申请人拒绝履行债务而产生，并非申请人自行扩大的损失。理由如下：1.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生效后，被申请人不服该判决，向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申请人不得已才进行二审应诉，同时委托浙江金奥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代理该案，申请人应诉属于被动行为，不是自行扩大损失。2.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后，被申请人仍然拒不履行生效判决，拒绝向申请人清偿债务。申请人只能又委托浙江红太阳（金华）律师事务所代理该判决的执行事务。如果被申请人主动清偿债务，申请人就不需要委托律师代理执行事务了。这一委托事务，也属于被动行为。3.根据《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和《浙江省物价局、浙江省司法厅关于完善律师和基层法律服务收费的通知》的规定，二审和执行阶段的律师代理费按照最低律师收费标准计算，均要支付254870元。而申请人向浙江金奥律师事务所、浙江红太阳（金华）律师事务所分别支付了二审代理费244975元和执行代理费244975元，符合律师收费标准可见，申请人分别支付二审和执行阶段的律代理费，是合法合理的，并非申请人自行扩大的损失，且申请人支付的564975元（其中75025元待法院判决后支付）律师代理费的行为完全符合律师服务收费办法和标准。综上，请求依法撤销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702民初8653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判令被申请人承担申请人为实现债权支出的二审、执行阶段律师费共计56.4975万元，并由被申请人承担一审、二审和执行的全部诉讼费用。本院经审查认为：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的《协议书》已约定，被申请人应向申请人支付相关实现债权费用。申请人与浙江迎鸽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由律所指派律师代理起诉抵押合同纠纷，代理费为324975元，费包含一审、二审、再审及执行阶段费用。后向被申请人刘建福、余燕萍提起的抵押合同纠纷案件中，申请人主张的实现债权费用（律师费）调整为8万元。申请人与浙江迎鸽律师事务所签订的《补充协议》约定由其指派律师向被申请人起诉民间借贷纠纷，约定代理费为496500元（除已缴纳的324975元外，还需支付171525元），该费用同样包含了一审、二审、再审及执行阶段费用。申请人在提起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申请人主张的实现债权费用（律师费）调整为244975元。故法院已按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的《协议书》约定，支持了被申请人应向申请人支付的实现债权的必要费用，且该费用已包含了诉讼和执行阶段。申请人在二审和执行阶段另行委托其他律师事务所产生的费用，属扩大损失，与被申请人无关，不应由被申请人承担。另申请人认为与浙江迎鸽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因收费不符合规定导致双方协调一致终止，该合同的终止并非被申请人过错产生，其后果不应由被申请人承担，申请人损失应根据《委托代理合同》的相关约定内容向合同相对方主张。再审申请人并未提供新证据证原审案件判决错误，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正当。张建龙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一条规定的情形，依法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张建龙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郑向华审 判 员 王晓萍审 判 员 张标彦二〇二〇年九月四日代书记员 章 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