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营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8民终227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袁天文，男，1962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营口市鲅鱼圈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淑珍，辽宁蓝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营口海港装卸有限公司，住所地：营口鲅鱼圈区港区内（一公司候工楼）。法定代表人：李凤英，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爽，女，汉族，1990年6月11日出生，住辽宁省营口市鲅鱼圈区。该公司法务。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辽宁沈哈红运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营口市鲅鱼圈区日月大道13号。法定代表人：李丰岩，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玉辉，辽宁创越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袁天文因与被上诉人营口海港装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港公司”）、辽宁沈哈红运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哈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营口市鲅鱼圈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26日作出（2018）辽0804民初4531号民事判决书。袁天文不服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12日作出（2019）辽08民终230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重审。营口市鲅鱼圈区人民法院作出（2020）辽0804民初957号民事判决，袁天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袁天文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2020)辽0804民初957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上诉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仅以证人张某自认提供虚假证据受到处罚为由，就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海港装卸不存在劳动关系属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上诉人自2013年与被上诉人签订劳动合同以来一直由证人张某带领其工作，由张某发放薪资。这样的工作模式、工资发放方式一直持续到上诉人在工作中受伤。虽然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劳动合同到期之后双方没有续签，但这种连续的相同的工作模式的持续状态，完全可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二）上诉人在诉讼中提供的证据不仅有加盖海港公司印章的工资单，还有一份该公司盖章的误工证明。张某在笔录中自陈是以为个人办理银行贷款为名要求公司出具的工资单，那么请问他是以何种理由要求公司在上诉人的《误工证明》上加盖公章的？海港公司作为一家专门从事货物搬运装卸业务的公司，多年来发生处理过的工伤案件不知凡几，该公司对于《工资单》及《误工证明》的用途绝无不清楚的可能。在加盖公章时难道不考察其所出具的工资单上的其他人员是否为其公司员工？对《误工证明》记载内容的真伪也丝毫不加审核吗？该公司对于公章这么重要的东西难道能够不加审查胡乱加盖吗？(三）被上诉人沈哈红运物流在营开劳人仲字2017第501号仲裁裁决书中记载，其在庭审中明确表示其单位的装卸工人均由被申请人也就是本案被上诉人海港装卸派遣。仲裁阶段当事人自认的事实，尤其是对其不利的自认事实，在无胁迫和其他证据足以推翻的情况下，可以作为人民法院认定事实的依据。在仲裁阶段对于于己不利的事实的认可，具有较强的真实性。被上诉人沈哈红运物流在仲裁中己经明确自认过其单位的装卸工人均由被上诉人海港装卸派遣，此自认一审法院不应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张某作为海港装卸公司的员工，多年来受海港公司管理，生活来源工资福利均由海港装卸公司发放提供，其出于何种目的，自认提供伪证，上诉人不想妄加猜测，但人民法院在作出判决及决定时，却不应对其言语反复、不合逻辑的行为不加以考证查明。一审法院以其荒谬不合逻辑的言行作出了处罚决定，并以该份处罚决定就判决确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海港装卸不存在劳动关系是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现上诉至贵院，请求贵院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海港公司辩称，维持一审判决，一审已经认定张某并非我公司工作人员，我公司与上诉人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张某提供的工资表等证据经一审法院认定为虚假证据。2013年-2015年与我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但是2015.9.24已经与我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双方再无劳动关系。上诉人受伤时间是2016.1.19，此时上诉人不在原告处工作，上诉人受伤与我公司无关。误工证明上的章不是我单位工作人员盖的，章被法院认定为是假的，因为一审认定张某提供的证据是虚假的。上诉人与张某均提出行政复议，一审认定事实部分只是说对上诉人不予罚款，对张某进行了行政处罚，能证明证据是假的。被上诉人海港从未承认过与上诉人及张某有事实劳动关系，我公司都是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所以否认与上诉人的事实劳动关系。沈哈公司辩称，一、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应依法予以维持。二、上诉人上诉理由不成立，理由如下：首先，上诉人自认其自2013年起薪资由张家兴发放，可见其实由张家兴雇佣人员，不仅与营口海港装卸有限公司没有建立劳动关系，更不是劳务派遣人员。其次，上诉人述称的营开老人仲字（2017）第501号仲裁裁决书没有生效，即使存在自认答辩人处劳务人员均有营口海港装卸有限公司派遣，并不等于就包括上诉人。其所陈述完全是胡搅蛮缠、颠倒是非、无理取闹。最后，上诉人述称的事实完全是个人主观臆断，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上诉人上诉请没有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应依法予以驳回，以此维护法律尊严。营口海港装卸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请求：1、请求撤销营开劳人仲字[2017]第501号裁决书，并依法改判；2、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主张与原告存在劳动关系，提供证据：1、劳动合同，该劳动合同显示合同期限为2013年9月25日至2015年9月24日，原告认为该劳动合同期限已届满，被告受伤时间为2016年1月19日，被告已不在原告处工作；2、误工证明、营口海港装卸有限公司工资表、证人证言，原告对真实性存在异议。在本院（2016）辽0804民初2437号民事案件中，张某出具的情况说明载明：从2009年开始，我组织雇佣了一伙工人挂靠在营口海港装卸有限公司，与营口海港装卸有限公司签订了劳务合同，由营口海港装卸有限公司派遣，为沈哈红运装卸队干外援或。干外援活时由我支付给这伙人工资，每人每月3000元，加班另算。期间袁天文就是我雇佣的工人之一。袁天文被铲车撞伤时，也的确在为我干活，只是没有与营口海港装卸有限公司续签劳务合同，后来他们再三哀求，并承诺出现任何后果由他们自己承担责任的情况下（有电话录音为证），我也考虑到袁也确确实实被顺泰公司铲车锁上，工资也确确实实是我每月给他开，于是，我就以我要买房需要向银行贷款为由，瞒过了营口海港装卸有限公司，做了三张虚假的工资表盖上了营口海港装卸有限公司财务章。（工资表头一个是我，后几个才出现袁天文，通过我的收入证明，把袁天文的名字带了上去）。被告在2016年11月28日询问笔录中陈述：不知道2015年10月11日、12月营口海港装卸有限公司出具的工资表是如何取得的，是张某给我的，张某是给我派活的，他给我开工资，每月3000元，我给海港公司干了5年了。张某在本院陈述：与原告一开始有，到2015年9月24日就到期，我是实际雇主，跟沈哈红运装卸队也没关系，月收入3000元。另查明，本院于2017年6月26日对袁天文提交虚假工资证据罚款2000元。（2017）辽08民终2938号民事判决书采信张某所作的情况说明（从2009年开始，即雇佣袁天文等一伙工人为装卸队干外援活），而按照城镇标准计算伤残赔偿金。另查，本院于2020年4月2日作出（2016）辽0804民初2437号之一《撤销罚款决定书》，内容为：本院在审理原告袁天文诉被告高永亮、营口顺泰装卸服务有限公司、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营口中心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的过程中，袁天文向本院提供了其在营口海港装卸有限公司的工资证明，用于证明其误工损失，该证明是通过案外人张某提供的。后张某向本院陈述其给袁天文提供的证据是虚假的，故本院对袁天文和张某分别作出罚款2000元的决定，张某罚款已缴纳。袁天文不服，经本院审查认为，对袁天文可不予罚款，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撤销本院2017年6月26日对袁天文作出的（2016）辽0804民初2437号罚款决定书。被告提供该份证据证明：1、区法院做出的一审判决重要事实发生改变，原一审认定袁天文提供虚假证据是错误的。该处罚现依照审判监督程序予以撤销；2、案外人张某提供虚假证据，已接受人民法院的处罚，已缴纳2000元罚金。原告认为：本案一直以张某是否作伪证，来予以说明，袁天文是否与原告公司有劳动关系，该证据已经证明张某提供的证据是虚假的，所以被告阐述的证明观点与张某是否作伪证没有关系，只说对于袁天文的罚款不予处罚。第三人认为该决定书，已经充分证明张某提供的工资证明是虚假的，并对张某做出罚款2000元的决定，对袁天文可不予罚款，本决定书没有否认虚假证据，该证据作为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认为，第一，被告2016年受伤后在我院提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在该案中提出其是原告单位职工，误工费应按其工资标准计算，（2017）辽08民终2938号案件对此节因误工证明、工资表不真实而没有支持被告诉请；第二，被告袁天文陈述其工资表是张某给我的，张某是给我派活的，他给我开工资，每月3000元，我给海港公司干了5年了。张某陈述袁天文一开始和原告有劳动合同，到2015年9月24日就到期了，我就是实际雇主，跟沈哈红运装卸队没关系，月收入是3000元。上述陈述表明，被告是由张某派活，工资也是由张某发放。第三，（2017）辽08民终2938号民事判决书依据张某所作的情况说明（从2009年开始，即雇佣袁天文等一伙工人为装卸队干外援活）确定了被告的伤残赔偿金标准。综上表明，被告主张与原告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与事实不符，故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确认原告营口海港装卸有限公司与被告袁天文不存在劳动关系。案件受理费10元，由被告袁天文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供证据1、劳动服一套，海港装卸发放的，上面有标识，发放时间是2015年。证明这套工作服是被上诉人海港公司发放的劳动服，海港工人进港工作必须统一着装，这套服装不像红运物流在庭审中陈述的工作服是由他们发放的，红运物流在庭审中做的是虚假陈述。海港公司质证意见为：首先，这套工作服并不是我公司发放，而且也不是我公司标志，是营口港的标志，其次，与上诉人提供工作服相同的衣服港务局好多人都有，而且每年都发，完全可以有向熟人索要或者借取的可能性，不能证明这套工作服就是上诉人的。沈哈公司质证意见为：首先，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依据民事诉讼相关规定不应得到法院支持。其次，我公司有自己工作服，且有自己的LOGO，我公司工作服上面有我公司的文字和标识，如果法庭需要可以现场视频就能看到。且，所有派遣到我公司的员工均由我公司发放劳动保护用品。可见上诉人提供的该工作服恰恰证明与我公司不存在劳务派遣关系；证据2、照片3张，证明上诉人在海港公司的宿舍居住，在海港工作时的生活照片。海港公司的质证意见为：我公司没有宿舍，不会向工人提供宿舍，而且上诉人提供的照片不知是什么地点。沈哈公司的质证意见为：该照片没有具体拍摄时间，无法证明其主张，其次，海港派遣到我公司的劳务派遣人员均由我们自己提供候工休息场所。海港派遣到我公司的人员只是海港自己开工资，其他由我公司负责。证据3、张某出具的《情况说明》，时间是2016年11月17日，原一审卷宗已经提供了，一审法院依据该证据对张某做出了处罚，罚款2000元。该《情况说明》记载：“从2009年开始，我组织雇佣了一伙工人，挂靠在营口海港装卸有限公司，与营口海港装卸有限公司签订了劳务合同，由营口海港装卸有限公司派遣，为沈哈红运装卸队干外援活。干外援活时由我支付给这伙人工资，每人每月3000元，加班另算，期间袁天文就是我雇佣的工人之一。”这份证据说明张某所称的他雇佣的工人全部挂靠在营口海港装卸有限公司工作的员工，其对外的工作均是由海港公司派遣，此证据可以充分证明上诉人就是海港派遣的员工。我们的诉讼请求是依法有据的。沈哈红运质证意见为：红运：证人证言证人应出庭接受质询，现证人没有出庭接受质询，该证据没有任何证明力。海港公司的质证意见为：同沈哈红运质证意见。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原审认定基本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关于上诉人提出其与海港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一节，因2013年9月25日至2015年9月24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海港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2016年1月19日，上诉人在沈哈红运处从事装卸工作中受伤，当时张某报警将上诉人送至医院。在该案仲裁阶段的庭审期间，海港公司就2016年与沈哈公司是否存在劳务派遣关系当庭未发表意见。但就双方签署的《劳动派遣合作协议》第一条记载，双方存在继续签订合同意愿。沈哈红运称其装卸工人均由海港公司派遣，海港公司并未提出异议。诉讼过程中，被上诉人海港公司虽提出张某提供的上诉人《2015年10、11、12月工资表》是虚假的，但其并未就加盖的财务专用章的真伪进行辨认或提出鉴定。张某提供上述工资表后，又称工资表是假的，称上诉人是其个人雇佣的挂靠在海港公司，但沈哈公司已经明确其从不对个人雇工，所有的装卸工人均为劳务派遣。关于上诉人的工资发放问题，海港公司称其工人工资的发放均系打卡方式，但在指定的期限内海港公司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且张某2016年11月17日出具的关于虚假证据的《情况说明》记载：“从2009年开始，我组织雇佣了一伙工人，挂靠在营口海港装卸有限公司，与营口海港装卸有限公司签订了劳务合同，由营口海港装卸有限公司派遣，为沈哈红运装卸队干外援活。干外援活时由我支付给这伙人工资，每人每月3000元，加班另算，期间袁天文就是我雇佣的工人之一。”从上述当事人陈述及相关的证据可以证明，上诉人袁天文为海港公司的劳务派遣装卸工人，自2013年9月25日至其受伤一直在沈哈红运处为海港公司工作，受沈哈红运管理。其工资一直由张某带领发放。虽然其与海港公司在2015年9月24日后未继续签订劳动合同，但因其一直从事原工作，故上诉人袁天文与被上诉人海港公司之间存在实际劳动关系。综上所述，上诉人袁天文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营口市鲅鱼圈区人民法院（2020）辽0804民初957号民事判决；二、确认被上诉人营口海港装卸有限公司与上诉人袁天文存在劳动关系。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均由被上诉人营口海港装卸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洪骥审判员  秦振敏审判员  关春秋二〇二〇年九月三十日法官助理张弘书记员郎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