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2民终256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顺昌渔具（定南）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赣州市定南县富田工业小区。法定代表人：王玉渊，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忠伟，北京市鑫诺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江苏天鸟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宜兴市环科园杏园路。法定代表人:缪云良，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过巍，江苏法舟宜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治华，宜兴市东山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顺昌渔具（定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昌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江苏天鸟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鸟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宜兴市人民法院(2019)苏0282民初101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顺昌公司的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天鸟公司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其与天鸟公司分别于2016年7月23日、2017年2月1日、2019年1月22日签订了《销售合同》，双方之间也仅发生过该三笔业务往来，且该三笔业务的货款其均已支付完毕。天鸟公司主张的除上述三笔业务之外的其他业务往来均为天鸟公司与全好钓具（定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全好公司）发生，故其并非本案适格被告。天鸟公司答辩称，其系与顺昌公司发生业务往来，故顺昌公司是本案适格被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天鸟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顺昌公司立即偿还其货款2103000元及利息（自2018年12月1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1.5倍计算至法院判决支付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顺昌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天鸟公司与顺昌公司发生碳纤维预浸布买卖合同关系，双方曾签订书面买卖合同，顺昌公司通过公司账户向天鸟公司支付了货款。2.顺昌公司法定代表人为王玉渊，全好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郑某。廖红秀、卢华、钟祥清等人均为全好公司员工。审理中，双方争议焦点在于本案货款的付款是否应当由顺昌公司支付。对此，天鸟公司认为：其交易对象一直是顺昌公司，双方之间的对账单上欠款单位也均是顺昌公司。而顺昌公司则认为：其与天鸟公司之间的往来均已完结，对账单上签字的廖红秀、卢华、钟祥清均是全好公司的员工，本案货款是全好公司所欠，应由全好公司支付货款。天鸟公司提供了如下证据：1.2019年1月15日对账单一份，该对账单系廖红秀通过qq传送过来的资料，载明：发件单位天鸟公司，收件单位顺昌公司，金额为2149736元，廖红秀、卢华、钟祥清签字确认。2.与对账单相对应的2019年8月12日廖红秀电话录音一份，电话录音中载明廖红秀明确欠款金额为2103000元。其中廖红秀明确2019年1月23日汇款49736元。对此，顺昌公司认为：对账单及通话录音中的人员均不是其公司员工，该组证据真实性无法确认，且与本案没有关联性。顺昌公司提供如下证据：1.2016年7月23日《销售合同》、《银行承兑汇票》、《江苏省增值税专用发票》，2017年2月1日《销售合同》、《银行承兑汇票》、《江苏省增值税专用发票》，2019年1月22日《销售合同》、《江西农信社电子回单》、《江苏省增值税专用发票》，证明其与天鸟公司共发生三笔业务往来，均已经付清货款。2.全好公司发出的采购订单以及相对应的发货单，采购订单抬头单位为全好公司，发货单上收货单位处均载明江西顺昌。3.网上电子回单及网银交易记录、银行交易记录，均为郑某向天鸟公司支付的款项。4.调价通知及调价通知单，调价通知单上载明通知对象为江西顺昌渔具（全好钓具），证明天鸟公司向全好公司发出调价通知。5.厂房租赁协议及照片，证明全好公司向顺昌公司租赁厂房使用。6.廖红秀、卢华、钟祥清三人的劳动合同、花名册、厂牌等，证明廖红秀、卢华、钟祥清系全好公司员工。7.顺昌公司与全好公司的《销售合同》、《电子回单》等，证明顺昌公司与全好公司交易的情况。上述证据经过质证，天鸟公司认为：1.对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了其与顺昌公司之间确实存在买卖合同关系。2.对证据2中的采购单真实性无法确认，该证据均无其盖章确认，发货单真实性无异议，但发货单上收货单位均为顺昌公司。3.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法确认。4.对其余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且与本案无关。审理中，天鸟公司申请全好公司法定代表人郑某出庭作证。郑某陈述：其是全好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与天鸟公司发生业务往来的是全好公司。对于对账单上的金额2103000元认可，起诉后又支付了150000元。全好公司租赁顺昌公司厂房。顺昌公司接单后，全好公司再进行加工，所有的原材料也是由全好公司采购。全好公司下订单的时候也没有区分全好公司与顺昌公司，顺昌公司本案中提供的与天鸟公司的合同也是廖红秀联系的。至于对账单上收货单位是顺昌公司，全好公司签字确认是因为这几年都是这么操作的，没有什么问题。廖红秀是2015年到全好公司的，其不清楚廖红秀有没有就对账单上收货单位是顺昌公司与天鸟公司联系。其一开始没有设立公司，别人可能找不到，就使用顺昌公司的名字。对此，天鸟公司质证意见为：不认可郑某陈述的货款系全好公司所欠，天鸟公司一直认为交易对象就是顺昌公司，郑某也认可全好公司历来签订的对账单欠款单位都是顺昌公司，且所有顺昌公司的采购均由廖红秀负责，采购和送货也不加区分。而顺昌公司的质证意见为：1.全好公司是利用顺昌工业园区来作为全好公司的收货地址。2.关于天鸟公司提供的证据中出现的收货单位是顺昌公司名称的问题，所有的对账单都是天鸟公司自行制作的对账单，不是顺昌公司也不是全好公司制作的对账单。2018年8、9月之前制作的对账单上的收件单位都是写的江西顺昌，没有出现过准确的顺昌公司名称，此前的对账单都在全好公司。3.顺昌公司所提供的销售合同是在2018年8、9月份到2018年年底之间天鸟公司另行制作的销售合同，然后发给廖红秀让廖红秀单独找顺昌公司盖章确认的，因为在这三份合同中天鸟公司明确列明了法院管辖的问题，当初原被告之间就该三份销售合同已经单独签署过，但合同式样不是这样的式样，没有法院的管辖条件。因此顺昌公司质疑天鸟公司为案件制造对其有利的证据。审理中，顺昌公司提供了廖红秀的证人证言，廖红秀陈述：其是全好公司的员工，已在全好公司连续工作五年；其从2015年8月开始与天鸟公司的丁静洁联系，采购预浸布等材料，均是通过qq与对方联系，包括订单、送货、对账等；全好公司是在顺昌公司厂区内办公，园区门口只挂了顺昌公司的牌子，为了方便快递公司、送货人查找；2015年8月，其无意中发现丁静洁发来的对账单企业名称是江西顺昌渔具，其曾打电话给丁，告知其是全好钓具，但丁静洁发来的对账单还是顺昌渔具，其认为无关紧要，就没有要求丁静洁修改。对此，天鸟公司对廖红秀的证言真实性不予认可，且认为与本案无关。审理中，顺昌公司法定代表人王玉渊到庭，王玉渊陈述：顺昌公司与天鸟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就是本案中所提供的合同、发票对应；顺昌公司在接到订单后，委托全好公司帮忙订购材料加工，顺昌公司与天鸟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也委托给全好公司；所有的盖章程序也均是全好公司的廖红秀来联系；顺昌公司没有收过天鸟公司的货物，也没有送货到，全部是委托全好公司操作；顺昌公司与全好公司之间有买卖合同关系，顺昌公司下单给全好公司加工钓竿，同时全好公司租赁顺昌公司的厂房；顺昌公司与全好公司之间有加工合同，但发票没有一一对应，是开的总的发票；在全好公司成立之前，郑某曾经以顺昌公司的名义对外处理事务，但是具体什么事务其不太清楚。审理中，天鸟公司明确在起诉后收到郑某所支付货款150000元，但坚持认为该笔150000元系顺昌公司所支付的款项。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已查明的事实，依据当事人的具体诉讼请求确定适用相应的法律规定并作出判决。结合双方在审理中提供的证据及陈述，法院认为顺昌公司应当向天鸟公司支付货款1953000元，具体理由如下：1.天鸟公司与顺昌公司确实发生预浸布买卖合同关系，双方之间签订有书面合同，且结合交货、付款等情况，双方买卖合同得到了履行，顺昌公司作为买受人应当向天鸟公司支付货款。而顺昌公司所举证的全好公司的订购单并没有天鸟公司盖章确认，且送货单上载明的收货单位均为“江西顺昌”，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全好公司与天鸟公司之间发生买卖合同关系。2.根据庭审时到庭证人郑某的陈述，顺昌公司法定代表人王玉渊的陈述，全好公司曾以顺昌公司的名义对外进行交易，且全好公司实际办公地址与顺昌公司也相同，顺昌公司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对此提出过异议。故对于善意相对方天鸟公司而言，不论实际买受人是否为全好公司，天鸟公司都有理由相信与其进行交易的相对方为顺昌公司，顺昌公司应对此承担货款的给付义务。3.由于顺昌公司应对全好公司的上述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承担责任，故廖文秀作为全好公司的员工，即使其并非顺昌公司员工，其签署确认的对账单也基于上述原因，应对顺昌公司产生付款的约束力。4.顺昌公司自认与天鸟公司之间总共仅发生3笔业务往来，并提供了相对应的合同及发票，其中2019年1月22日业务往来金额为49736元。该笔业务金额在天鸟公司提供的与廖红秀之间的聊天记录中，廖红秀也提及该笔货款由其在2019年1月23日汇款49736元。按照顺昌公司所称本案所有业务均系全好公司与天鸟公司发生，廖红秀系全好公司员工不能代表其公司，但显然与该笔49736元的业务情况不符。这一点也从侧面证明了天鸟公司一直坚信与其发生业务往来的相对方系顺昌公司。综上，法院认定顺昌公司应当支付天鸟公司货款1953000元。现天鸟公司主张自2018年12月10日起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1.5倍计算逾期付款利息，按照双方对账单明确欠款金额的时间，法院支持所欠货款自2019年1月24日起按照银行贷款利率1.5倍计算的利息。但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取消，此后利息标准应当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1.5倍计算。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顺昌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天鸟公司支付货款1953000元，并承担相应利息（自2019年1月24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1.5倍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判决确定支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1.5倍计算）；二、驳回天鸟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12994元（已减半收取），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17994元，由顺昌公司负担。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依法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一、2009年至2013年期间，天鸟公司开具的发票均是以顺昌公司为购买方。二、全好公司设立于2013年9月26日。三、顺昌公司与天鸟公司均向本院提供了廖红秀与丁静洁（天鸟公司员工）的QQ聊天记录，但双方均认为对方提供的QQ聊天记录不全。双方提供的QQ聊天记录部分内容为：1.2018年7月21日、8月27日、12月1日，丁静洁向廖红秀发送了名为“对账单-江西顺昌”的文件。2.2016年7月23日、2017年2月1日、2019年1月22日，天鸟公司与顺昌公司签订的三份购销合同，系由廖红秀与丁静洁通过QQ签订。3.2019年1月23日，廖红秀向丁静洁发送了顺昌公司的开票信息以及顺昌公司2019年1月23日向天鸟公司转账49736元的转账凭证。4.2019年4月30日、9月19日，廖红秀向丁静洁发送采购订单，采购订单表明系全好公司的采购订单。本院认为：案涉买卖合同的相对方应为顺昌公司，理由如下：首先，2009年至2013年期间，天鸟公司均是向顺昌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结合顺昌公司法定代表人王玉渊、全好公司法定代表人郑某所陈述的在全好公司成立之前，郑某曾以顺昌公司的名义对外进行交易以及全好公司系于2013年9月26日成立的事实，应当认定在全好公司成立之前，天鸟公司系与顺昌公司发生买卖合同关系。其次，在全好公司成立之后，送货单上载明的收货单位仍为江西顺昌，收货地址仍为顺昌公司的办公地址，顺昌公司与天鸟公司在2016年、2017年、2019年还签订了购销合同，丁静洁向廖红秀发送的对账单的名称一直为“对账单-江西顺昌”，且顺昌公司并未提供充足证据证明其已明确告知天鸟公司交易相对方已变更为全好公司，故无论在全好公司成立之后实际交易相对方是否为全好公司，天鸟公司都有理由相信与其发生业务往来的仍为顺昌公司。第三，虽廖红秀实际为全好公司的员工，但根据其与丁静洁的ＱＱ聊天记录，案涉天鸟公司与顺昌公司签订的三份购销合同系廖红秀与丁静洁通过ＱＱ签订，且廖红秀还向丁静洁发送了顺昌公司的开票信息以及顺昌公司向天鸟公司付款的付款凭证，故天鸟公司有理由相信廖红秀系代表顺昌公司。综上，顺昌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5988元，由上诉人顺昌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谢 伟审判员 华敏洁审判员 张朴田二〇二〇年九月七日书记员 缪玲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