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京03民终972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嘉立德（北京）国际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法定代表人：杨德，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广亮，北京市华堂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金振亨，北京市华堂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嘉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嘉林路甲1号。法定代表人：陈鸿枝，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冬青，北京市明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嘉立德（北京）国际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立德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嘉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裕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5民初84665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刘茵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嘉立德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广亮、金振亨，被上诉人嘉裕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冬青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嘉立德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5民初84665号民事裁定书;2．裁定指令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进行实体审理;3．诉讼费由嘉裕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嘉立德公司及杨德的代理人左锦瑞涉嫌刑事案件与《协议书》的效力问题无关，两者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嘉立德公司的代理律师左锦瑞在2015年6月26《协议书》签订后，在《协议书》履行过程中，左锦瑞以律师费名义欺诈侵占嘉立德公司450万元，给嘉立德公司造成极大损失，嘉立德公司因此控告左锦瑞涉嫌刑事犯罪。左锦瑞涉嫌刑事案件是在《协议书》有效履行过程中发生的，刑事案件不影响《协议书》合同效力的审查和认定，两者之间不存在关联。公安机关立案是针对嘉立德公司的代理律师左锦瑞涉嫌诈骗，目前，并没有涉及代理律师左锦瑞与嘉裕公司恶意串通的问题。2．《协议书》因嘉裕公司的违约履行而导致失效，对各方不再具有约束力。根据《协议书》第八条规定如果嘉裕公司不能按《协议书》约定支付相应款项，则本协议失效，由于嘉裕公司一直没有履行协议书的义务，导致协议失效，对各方不再具有约束力。3．本案系因为嘉裕公司拒绝按照《协议书》及《对账确认函》的约定向嘉立德公司支付款项，嘉立德公司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依据《对账确认函》起诉嘉裕公司要求支付款项。本案与嘉裕公司起诉嘉立德公司要求确认《协议书》效力的案件两者之间没有关联，两者之间存在本质的区别，一审法院混淆两者之间的关系，将两者混淆在一起处理，从而驳回嘉立德公司的起诉，属于事实认定不清，严重侵犯了嘉立德公司的合法权益。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嘉立德公司起诉嘉裕公司所依据《对账确认函》是经过双方签字确认的协议，该《对账确认函》合法有效，该协议的订立及协议本身不涉及任何经济犯罪及刑事犯罪嫌疑；嘉立德公司股东杨嘉璐向公安机关报案，控告左锦瑞涉嫌诈骗罪并立案与本案中嘉立德公司依据《对账确认函》起诉嘉裕公司二者之间无任何关联，二者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公安机关立案是因为代理律师左锦瑞在《协议书》履行过程中诈骗嘉立德公司450万元，从而进行的刑事立案。同时，公安部门的立案，仅仅涉及代理律师左锦瑞，没有对嘉裕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进行立案追诉，与嘉裕公司没有牵连，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也没有发现双方恶意串通的犯罪线索；本案于另案确认《协议书》效力无关；本案不涉及刑事犯罪不应当裁定驳回，退一步讲即使法院认为本案不能继续审理，需要等待刑事案件结果，根据九民会纪要的精神，也应该中止审理不应该裁定驳回起诉。三、本案中，如果人民法院适用裁定驳回起诉，那么嘉立德公司和嘉裕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纠纷将没有任何其他救济途径，势必会剥夺嘉立德公司的程序权利和实体权利，不符合法律设置裁定驳回起诉的初衷，而最重要的一点是，本案根本不符合法律关于驳回起诉的规定。同时，法院驳回嘉立德公司的起诉，嘉立德公司将不得不中止对嘉裕公司的追诉，只能等待漫长的刑事案件结果，而在此期间，嘉裕公司完全可以根据刑事案件的进展从而转移处置财产，嘉立德公司的有效债权将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将会给嘉立德公司造成不可估计损失。嘉裕公司辩称，不同意嘉立德公司的上诉请求，同意一审裁定；一审认定事实及法律适用正确，请求驳回嘉立德公司的上诉请求；本案驳回嘉立德公司的诉请，没有影响嘉立德公司的诉讼权利，没有影响其实体程序的主张。嘉立德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嘉裕公司偿还嘉立德公司借款本金59506171．99元；2、判令嘉裕公司支付嘉立德公司利息（以55603891．99元为基数，自2011年5月1日起至2012年1月16日止；以59506171．99元为基数，自2012年1月17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均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3、本案诉讼费用由嘉裕公司承担。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嘉立德公司股东杨嘉璐向公安机关报案，主张嘉立德公司、杨德与嘉裕公司于2015年6月26日签订的《协议书》系左锦瑞与嘉裕公司私下串通签订，公安机关已对杨嘉璐被诈骗案立案侦查。该份《协议书》所涉约定变更了《对账确认函》所载内容及嘉裕公司应付嘉立德公司的款项，嘉裕公司亦不再按照《对账确认函》的内容向嘉立德公司、杨德付款，该对账事实及金额的重新确认对于本案中嘉立德公司向嘉裕公司主张的债权金额确定具有重要影响。与此同时，嘉裕公司另案起诉确认该份《协议书》效力，该案生效文书中亦以该《协议书》涉嫌刑事犯罪为由予以驳回。综上，本案以裁定驳回起诉为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之规定，裁定：驳回嘉立德（北京）国际投资有限公司的起诉。二审中，嘉立德公司提交其股东杨嘉璐向公安机关报案的控告书，证明控告左锦瑞涉嫌诈骗罪并立案与本案中嘉立德公司依据《对账确认函》起诉嘉裕公司二者之间无任何关联，二者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嘉裕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控告书中提到左锦瑞与嘉裕公司勾结，采用欺诈手段瞒着受害人与嘉裕公司签订了《协议书》，恰恰可以证明刑事案件与本案关联较大。嘉裕公司二审中提交三中院（2020）京03民终253号判决书及北京高院（2020）京民申3849号裁定书，证明对于协议书的效力曾提起过确认有效的诉讼，但是被驳回了，之后嘉立德公司不服又申请再审，北京高院也维持了三中院的二审判决。嘉立德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刑事诈骗和协议书本身的效力问题是两回事。北京高院和三中院的裁判文书是对合同效力的审查，而不是说因为涉及经济犯罪而不予审理或终止审理甚至说驳回起诉。协议书第八条里已经约定了，如果没有支付款项协议失效，即便协议书已经失效了，可以继续按照对账确认函来履行合同之义务。本院经审查认为，嘉立德公司提交的其股东杨嘉璐向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提交的控告书，嘉裕公司对于真实性认可，在本案中本院亦不持异议，但本院认为该控告书中载明：左锦瑞与嘉裕公司勾结，采用欺诈手段瞒着受害人与嘉裕公司签订了《协议书》，而该《协议书》亦属于本案需要审查的认定还款的证据之一，故该证据不足以证明杨嘉璐所报刑事案件与本案无关，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对于嘉裕公司提交的两份裁判文书，本院对真实性予以采信，生效裁判文书系认为《协议书》效力需要等待刑事案件的认定，故对于《协议书》的效力在该案中不予确认，本院对该证明目的予以采信。嘉立德公司向本院申请调取左锦瑞涉嫌诈骗的立案侦查的证据材料，调取杨嘉璐所报的诈骗案件是否进行了立案，是否存在认定涉嫌犯罪的情况。本院认为，根据嘉立德公司二审提交的杨嘉璐报案材料其已就诈骗案件报案，根据嘉裕公司二审提交的（2020）京03民终253号判决书查明事实记载杨嘉璐被诈骗案已刑事立案侦查，根据现有证据及事实已经足以认定本案有关事实的认定与刑事案件存在重大影响，故对于嘉立德公司申请调取处于侦查阶段的公安机关刑事侦查材料本院不予准许。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于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本案中嘉立德公司股东杨嘉璐向公安机关报案称左锦瑞与嘉裕公司勾结，采用欺诈手段瞒着受害人与嘉裕公司签订了《协议书》，且公安机关已经对杨嘉璐被诈骗案立案侦查。本案中两份确认债权债务的证据文件《协议书》《对账确认函》对于债权金额的认定差距巨大，而根据《协议书》内容的记载其代替了《对账确认函》，但是《协议书》的签订效力因为涉嫌刑事犯罪而无法认定，且另案中嘉裕公司起诉确认该份《协议书》效力，该案生效文书中亦以该《协议书》涉嫌刑事犯罪为由予以驳回。故在《协议书》的效力因刑事犯罪而不能认定、嘉立德公司股东杨嘉璐被诈骗案已立案的情况下，本案涉及的事实确存在刑事犯罪嫌疑，故一审法院将本案裁定驳回起诉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嘉立德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员  刘 茵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四日法官助理  沈 力书 记 员  张晓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