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0民终211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向伟，女，1975年3月22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龙海，河南冠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董哲，男，1981年3月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永浩，北京市盈科（威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贾康杰，北京市盈科（威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向伟因与被上诉人董哲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2019）鲁1002民初67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向伟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解除张向伟与董哲众阖生物科技（威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阖公司）间买卖合同，董哲、众阖公司退还张向伟货款128700元，并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赔偿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损失；3.本案诉讼费用（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均由董哲、众阖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第一，一审程序违法。1、一审适用简易程序审理违法，本案先后经过两次开庭审理，且双方争议较大。2、一审两次开庭均剥夺了上诉人的辩论权利，没有给上诉人一分钟的辩论时间。第二，上诉人支付给被上诉人董哲128700元的货款，董哲没有向上诉人交付任何货物，因此其依法应当退还上诉人支付的全部货款。理由如下，1、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上诉人作为买受人已经支付了全部货款，被上诉人作为出卖人，收到货款后应当交付等价值的货物，否则依法应当退还货款。一审法院对双方的买卖合同关系并没有否认，董哲本人在答辩状中，在庭前提交的管辖权异议申请书中均对双方的买卖合同关系予以了确认和认可。2、关于上诉人支付的67200元货款，一审判决认为，该货款不予退还的理由不能成立。理由如下：首先，该笔货款董哲在庭前提交的管辖权异议申请书中已经自认上诉人购买的货物是相然堂洗发水，上诉人对此无需举证，其次，本案是否退还货款是由被上诉人是否交付货物决定的，而与上诉人购买的货物种类没有关系，更不能以此否认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的法律效力。本案中被上诉人没有向上诉人发送任何货物，且董哲也没有提供任何相关的证据予以证明，因此，该笔货款应当退还。再次，关于上诉人支付的61500元的货款，一审判决错误认定61500元货款为入股款证据不足，且不符合公司法上所规定的入股概念，本案中，该理由是由被上诉人董哲所提出，其没有提供任何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该笔款项的性质，因此，该笔款项并非法律意义上的预付款。被上诉人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该笔款项依法应当退还。第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的一审举证符合民事诉讼法的要求，完成了自己的举证责任，且举证足以证明上诉人的诉讼主张，已经达到了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增加上诉人的诉累，且没有法律事实依据。综上，被上诉人事实上根本没有向上诉人交付任何货物，且也没有提供任何交付货物的相关证据，根据《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被上诉人应当退还全部货款。董哲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首先，上诉人在一审中主张67200元是购买一抹时光化妆品，但通过双方微信聊天记录内容看自始至终都未体现“一抹时光化妆品”的内容，双方也从未就该化妆品进行谈讨。上诉人该主张缺少事实基础。其次，涉案款项中的61500元属于上诉人的入股款，上诉人本人在庭审中予以承认，同时被上诉人也提交了上诉人入股的相关证据，因此该61500元属入股款项。作为入股款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不应由本案审理。再次，双方之间买卖的货物仅限于“相然堂”牌洗发水，被上诉人已经超额发送货物，有厂家负责人李霞的微信聊天记录为证。双方之间确属多层分销模式，通过微信下单由厂家发货，这仅是买卖的途径和手段，并不是上诉人所谓的债务转移。最后，庭审中，上诉人本人与其代理人陈述内容并不一致，既然上诉人本人到庭，应以其自述自认内容为准，现上诉人在上诉理由中又否认一审自认的内容，有违诚实信用原则。第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根据民事诉讼法第64条规定，上诉人主张6万元是购买“一抹时光化妆品”化妆品，其应当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否则应当依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90条的规定承担不利后果。同样，上诉人主张61200元是购买相然堂洗发水而被上诉人没有发货的证据，根据举证规则，应由上诉人承担举证证明的责任。上诉人无法举证，应当继续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根据日常经验法则判断，如果被上诉人没有发货，上诉人怎么能在2019年的7、8月份继续下单，并且对以前未发货的事实从没提出质疑，上诉人的主张不符合正常逻辑。被上诉人不但已经发货，且超额发货，是上诉人作了不实的陈述，且认为微信下单又是厂家发货，被上诉人没有物流单，因此可以恶意获取利益。第三，一审法院程序合法。首先，本案案情并不复杂，是因一审第一次庭审上诉人本人没有到庭，而上诉人代理人对事实并不清楚，为此，一审法官让双方当事人本人第二次开庭时必须到庭，后因新冠疫情的影响庭审推后，一审程序符合法定程序。其次，一审法庭并没有剥夺上诉人的辩论权利，法庭辩论环节上诉人主动提出，其庭后提交书面代理意见。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张向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原告与董哲之间的买卖合同；2.依法判令董哲退还原告的货款128700元，并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赔偿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损失；3、本案诉讼费由董哲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董哲系众阖公司法定代表人，2019年9月20日，众阖公司全体投资人董哲、王某、张福、葛俊国出具简易注销全体投资人承诺书，载明现向登记机关申请众阖公司的简易注销登记，并承诺企业申请注销登记前未发生债权债务，如果违法失信，则由全体投资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和责任，并自愿接受相关行政执法部门的约束和惩戒。2019年11月11日众阖公司被核准注销。2019年11月28日，张向伟将董哲、众阖公司起诉至法院，要求解除买卖合同并返还货款。庭审中，张向伟向法庭明确，其系与董哲形成买卖合同关系，应由董哲向其返还货款，其不向众阖公司主张权利。另查，在2019年间，张向伟及董哲就相然堂洗护产品的销售、分销经营进行沟通。庭审中，双方均提交手机聊天记录原始载体，手机聊天记录载明在2019年4月21日、4月23日张向伟（微信名称为怡然可欣）分别向董哲付款50000元、17200元即共计67200元货款。5月1日当天，双方聊天记录显示，董哲问张向伟“店怎么样”，张向伟陈述“客流量很大”；5月2日张向伟表示“云南的发品，我直接沟通了，他们愿意直接嫁接相然堂，我想快递洗发水给他们一组，不给套盒，就让他们和之前一样卖洗发水”；5月5日，张向伟问“董大，可以先给我发三箱相然堂产品么，回去想先做自己的市场看看”，董哲回复“行，我这边给你安排发货”，而后张向伟于5月6日向董哲发送发货地址和电话，载明“河南省信阳市新县职业高中南门张向伟136××××5937”，并表示“袁总发，不要问付物流费吧”，同日，董哲将张向伟所提供的发货地址和电话发送给翰涛、李霞（系广州市翰涛商贸有限公司员工），表示“每种套盒各一箱”，李霞表示“好”，5月14日，董哲将其与翰涛、李霞的聊天记录发送给张向伟，就张向伟的邮箱信息进行明确，之后直至2019年5月18日，张向伟并未催促董哲发货。2019年5月18日，张向伟通过微信向董哲发送《可欣团队相然堂报单明细表》，载明收货人（含杨宗伟、陈迎莹等14人）及对应的手机号码、收货地址，并标明品类、种类、数量、下欠数。张向伟询问“我的单报的是不是有问题，他们都催货”，董哲回复“我只能整箱给你发，你再往下放”，5月19日，张向伟向董哲发送《可欣团队相然堂报单明细》，总箱数变更为72箱，并要求按照该报单发货，同日，张向伟询问“董大，今天货发出来没有，下面代理天天催无数遍”，5月21日，董哲回复“我先安排给你发货，你给我算整件的发给我数量”。5月21日，张向伟向董哲发送《可欣团队相然堂报单明细》，载明所需货物种类、品类、数量，收货人为张向伟，并附其手机号码、收货地址。该三张报单虽显示过催货内容，但其与此前张向伟向董哲转账的67200元款项并无关联。庭审中，张向伟认可5月18日和19日的两份报单系属同一份，产品均应发给张向伟代理商，5月21日系单独一份，产品应发给张向伟，主张该3张报单所载明的产品董哲并未发货，但其亦自述因董哲未发货，其也未付款。此后，张向伟与董哲就货物买卖及发货继续沟通，2019年5月21日，张向伟及其与翰涛李霞的聊天记录发送给董哲，表示“是不是想让我货走她仓库，但是点位不让入”，聊天记录载明，李霞告知张向伟“欣姐，你的货从康总那边走呀，他那边有货”，张向伟回复“可是她不发呀”。6月14日，张向伟再次将其与翰涛李霞的聊天记录截图发送给董哲，截图载明，翰涛李霞询问“欣姐，张书民的货要不要发啊，没款也要说一句，不能拖着客户的货不发，不然到时等太久了”，张向伟回复“我问下董大他打款没”，就该份截图内容，董哲回复“发，款已经打了，打给我了，让他们发货就行”，张向伟回复“嗯嗯，你给李霞说明一下吧”，董哲表示“你截图给他吧，我太累”，张向伟回复“好”。除货物分销经营与发送外，双方还就“入股”问题进行协商。2019年5月16日，张向伟在微信中表示“董大，我入七个点，支付宝给您”，当天，张向伟向董哲支付31500元。6月12日，张向伟再次向董哲支付30000元。庭审中，张向伟自认该61500元系“入股”款，其同时亦主张即便系“入股”，也应有货物。董哲自述，其收到张向伟“入股”款61500元，张向伟先用31500元购买了7个点，就是5%的“股份”，后其又交付30000元再次购买5%的“股份”，因当时张向伟资金困难，缺少的1500元系董哲为张向伟垫付。董哲为证实其主张，提供证人董某、王某出庭作证，董某自述其系相然堂洗发水代理商，与董哲合作，相然堂洗发水品牌自2019年4月份到9月份由董哲运作，因为运营所以成立了一个股盘，其与张向伟均“入股”在该股盘中，在该股盘中，其系张向伟上级，“入股”规则是交4500元就给一个“股份”，其入股盘交4500元发4500元货物，即100套洗发水。王某自述，其与董哲、钱多等5人系众阖公司股东，2019年5月众阖公司与广州总厂谈成合作，厂家把相然堂品牌的销售权给了众阖公司，负责相然堂的全国总运营，公司的订单都交由广州的厂家进行发货。当事人所述“入股”是交4500元发4500元相然堂产品，“入股”有分红，但具体其不清楚，其没有“入股”。庭审中，张向伟主张其共计向董哲支付货款128700元，其中67200元系其向董哲购买一抹时光化妆品，61500元系其购买相然堂洗发水，该两项董哲均未发货，为证实该主张，提供证据一，证人杨某、张某的证言及证人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张向伟从董哲手中购买案涉化妆品128700元及董哲拒不退还货款的事实。证据二，张向伟发给郑州佳铭化妆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铭公司）的报单、佳铭公司企业登记的基本信息、佳铭公司的发货单据，佳铭公司发货的快递单存根，证明1、张向伟发给董哲报单上的货物在董哲不能及时发货的情况下，另从佳铭公司重新购买的事实；2、本案报单上的货物均是由佳铭公司发货给张向伟及其代理商。证据三，付款凭证，证明张向伟支付货款46000元给佳铭公司的事实。董哲对证据一不予质证，证人应当出庭接受法庭的质询，才应当予以质证。对证据二、三真实性、客观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且与本案无关。董哲自述其销售的只有相然堂洗发水，张向伟向其支付货款及“股金款”共计128700元，但众阖公司在2019年5月份共计向张向伟发货共计309150元，为证实该主张，董哲提供证据一，微信聊天记录截图9页及发货单3页，证实董哲与相然堂洗发水负责人李霞联系，并将张向伟及其代理商的订单发送给李霞，由广州白云总厂进行发货，货物发出后董哲将货款支付给相然堂洗发水广州厂家总经理袁勇。证据二，确认收货视频一份，证实张向伟于2019年4月29日、5月11日收到货物后拍了视频并通过微信发给董哲。证据三，企业信息报告，证实广州市翰涛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翰涛公司），拥有相然堂洗发水商标，是销售公司，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芙缇公司）是相然堂洗发水生产厂家，两家公司实际控制人为袁勇。证据四，众阖公司职员与张向伟代理商通话录音光盘及文字摘录（2019年12月10日），该证据能够确认张向伟的代理商收到众阖公司邮寄的洗发水。张向伟质证称，对证据一有异议，第一，该证据并不能够显示张向伟所发的报单经过了董哲然后发给了其上家公司，无法显示该内容；第二，董哲支付款项给袁勇，该款项的性质、来源、目的均无法核实，该款项只能证明董哲向袁勇转过钱的事实，并不能够证明该款项中包括张向伟所支付的货款；第三，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董哲与其他厂家之间的往来与本案毫无关系。对证据二，真实性予以认可，证明内容不认可，视频所拍摄的产品系佳铭公司给发廊的，因该洗发水是治疗性的洗发水，张向伟被董哲委派去到发廊提供服务，董哲补助服务人员每天每人两百元，吃住则由发廊负责，但补助费用董哲一直未曾发放。对证据三有异议，既然该产品被层层予以代销，董哲与其他厂家之间的经济往来与张向伟无关。对证据四有异议，1、该录音通话双方真实身份无法核实；2、该通话时间显示为2019年12月10日，与本案不存在关联性；3、该谈话内容是案外人，与本案无关；4、众阖公司是否向其他案外人发过货，与本案中张向伟个人单独向董哲董哲购买化妆品没有关联性。庭审中，董哲亦主张，在2019年8月双方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直至9月合同才履行完毕，若张向伟付款而其未发货，张向伟让与其进行交易不合常理。为证实该主张，其提供证据五，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及发货单各一宗，证明张向伟分别于2019年8月7日、8月9日下单通知董哲向其两位代理商徐波、张蓉发货，董哲接到订单后通知临沂仓库发货。张向伟对证据五有异议，第一，该聊天记录依法应当提供原始的存储介质；第二，该微信内容当中并没有显示张向伟向董哲下单；第三，董哲所提供的发货单均为复印件，不能作为证据采信，其所提供的发货单与微信内容当中的货物的数量不一致，且在该发货单当中，有三张并没有显示发货人是董哲董哲，无法证明董哲是否发货；第四，该发货单与本案无关，本案诉请是张向伟本人向董哲购货，并非是张向伟代理商通过张向伟向董哲购货，二者并非同一法律关系。一审法院认为，张向伟与董哲之间不单纯是买卖合同关系，双方之间的交易方式属于多层分销模式，双方代理销售同样的产品，张向伟从董哲处购买产品，对外销售获利，同时能够得到产品提成，除产品提成之外，双方之间还存在“入股点”取得利润等获利模式，故本案争议焦点不仅仅是张向伟向董哲支付了货款，董哲是否按约定向张向伟发货的问题。针对张向伟的诉讼请求，首先，张向伟主张2019年4月向董哲支付67200元购买一抹时光化妆品套装而董哲未发货，从原董哲提供的证据来看，不能证实张向伟付款系购买一抹时光化妆品套装，微信聊天记录中未显示出张向伟要求董哲向其发货一抹时光化妆品，也没有体现董哲承诺张向伟给其发货一抹时光化妆品，故对于张向伟诉讼请求中的该部分陈述，一审法院认为张向伟未按照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如实陈述，因张向伟的不实陈述，加之原董哲之间均通过微信聊天沟通货品买卖事宜，从双方的聊天记录中能够看出双方之间买卖的货品包括“相然堂”等各类产品，无法认定该67200元货款的用途及目的，故对于张向伟该部分主张，不予支持。张向伟还主张2019年5月16日、6月12日，张向伟分别向董哲支付了31500元、30000元货款后，董哲未如约发货，经张向伟多次催要，董哲仍不能按期发货，故董哲行为构成根本违约，应退还张向伟货款，但根据庭审中张向伟自认，该61500元系“入股”款，且张向伟提交的证据并不能证实在张向伟向董哲支付“入股”款之后便要求董哲按其“入股”款项数额给张向伟发相应的货物，在之后双方的聊天记录中，直至2019年8月，张向伟仍然继续向董哲订货下单，微信聊天记录从未体现出张向伟催要董哲发货而董哲拒不发货的内容，故对于张向伟该部分主张，亦不予支持。另，从双方聊天记录显示双方初始模式是款项支付给董哲，但由广州厂家发货的方式，并非董哲直接向张向伟或其指定的代理商发货的方式，所以不能因未有董哲向其发货的物流凭证即认定张向伟的主张。综上所述，原告之诉讼请求，证据不足，理由不当，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37元，财产保全费1164元，由原告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张向伟要求解除其与董哲之间的买卖合同，董哲退还其货款1287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对此，从双方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付款凭证、双方当事人的自述、证人证言等多种证据可证明：1.董哲与张向伟之间不单纯买卖合同关系，双方的交易方式属于多层分销模式，双方代理销售同样的产品，张向伟从董哲处购买产品，对外销售获利，同时能够得到产品提成，除产品提成之外，双方之间还存在“入股点”取得利润等获利模式；2.董哲与张向伟之间的货款及货物的交付不仅仅是双方之间的直接交付，还存在厂家或其他经销商直接发货给张向伟及董哲直接将张向伟的货款发送给厂家等事实；3.董哲提供的证据证明其发送给张向伟的货物30余万元超过张向伟向董哲主张的货款数额。根据上述事实不能够证明：董哲收到张向伟货款后未向董哲发货，且尚欠张向伟货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张向伟仅依据其交付董哲货款而董哲未向其交付货物为由主张权利，证据不足，其应当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上诉人相关上诉意见的理由不当，证据不足，其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张向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874元，由上诉人张向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于永忠审判员  马树芳审判员  于 晶二〇二〇年九月八日法官助理刘颖霞书记员邹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