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1民终512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曾奇松，男，1956年2月28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雨花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遇春，男，1963年1月21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天心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招宇，湖南红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男，1990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天心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招宇，湖南红雨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住所地长沙市开福区湘江北路三段1500号北辰时代广场A1区。法定代表人：王顺清，行长。原审第三人：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住所地长沙市开福区五一大道976号。法定代表人：柳庆红，副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凯敏，男，1990年1月15日出生，汉族，住长沙高卢昊心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巧怡，湖南泓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曾奇松与被上诉人李遇春、李某，原审第三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长沙分行）、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以下简称华融资产湖南分公司）因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2019）湘0102民初116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曾奇松的上诉请求：1、请求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撤销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湘0102民初11666号民事判决，查明事实并依法改判；2、请求判令本案一审和二审的诉讼费由李遇春、李某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把被上诉人李某篡改法律文书的行为曲解为是补正行为，导致本案判决错误；二、一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协助执行通知书》证实被上诉人李某伪造法律文书，足以推翻原审法院《民事判决书》；三、原审法院把躲避缴纳税款的行为，错误认为是“属于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四、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对无权处分的构成要件不甚了解，法律不支持本案当事人以“无权处分”为由抗辩；五、本案原审未予审理不动产登记薄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被上诉人李遇春、李某答辩称：一、自（2001）长中民二初字第216号民事调解书生效时起，李遇春、李某已依法享有了案涉4061号房屋的产权即物权；二、一审法院依法收集证据并经诉讼当事人质证认可后，认定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01）长中民执字第129号民事裁定书中添加“或李遇春指定人”的内容，系该法院的补正行为，且合法有据；三、曾奇松所称李某避税之说，完全与国家税法规定相悖；四、曾奇松长时占用4061号房屋，应承担非法占有的全部责任。综上，一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原审第三人华融资产湖南分公司述称：华融资产湖南分公司是依据不动产登记中心的产权登记来确认其抵押权是合法有效的，房屋产权人是李某。曾奇松的一审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李某名下的位于长沙市芙蓉区房屋归曾奇松所有；2、请求判令李某协助将该房屋的所有权转移登记至曾奇松名下；3、诉讼费用由李遇春、李某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01年9月29日，曾奇松与星宇房地产公司订立《文化广场商铺认购书》一份，约定由曾奇松购买星宇房地产公司位于长沙市建湘南路289号文化广场（解放路商场）第二层61号房屋一套，建筑面积为78.926平方，每平方单价为6784元，总价款为535438元；曾奇松需交纳定金40000元。认购书还就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同日，星宇房地产公司出具《收款凭证》一份，确认收到曾奇松交纳的定金40000元。同年10月15日，曾奇松与星宇房地产公司订立《文化广场商铺租赁合同》一份，约定由曾奇松承租星宇房地产公司的上述房屋，租赁期间自2001年10月19日至2003年10月18日，每月租金为8333元。合同还就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同年10月16日，曾奇松与星宇房地产公司又订立《补充协议》一份，约定曾奇松自愿以“以租代售”的方式购买上述房屋，并预付购房价款200000元；星宇房地产公司须于收到该预付价款后，办理所有权登记手续；在该公司办妥“长沙文化广场产权权属证书”后，双方于三日内办理购房合同的登记备案手续；曾奇松于办妥登记备案手续后支付购房价款250000元，剩余的80000元于所有权转移登记时支付。协议同时确认房屋价款共为530000元。协议还就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同年10月19日，星宇房地产公司出具《收款凭证》一张，确认收到曾奇松交纳的200000元，其中含已交纳的40000元定金。2003年10月28日，曾奇松与星宇房地产公司又订立《补充协议》一份。协议约定，由于星宇房地产公司未按约定办妥上述房屋的所有权登记手续，现再由曾奇松向星宇房地产公司支付购房价款230000元，在所有权登记至曾奇松名下后再支付剩余的100000元；同时由曾奇松继续承租至2005年10月28日。协议还就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该协议左下角处加盖了一枚“李遇春印”的印章。李遇春主张，该印章非其本人印章。曾奇松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该印章为李遇春的印章或其在使用。星宇房地产公司同时出具《收条》一张，确认收到曾奇松支付的购房价款230000元。现案涉的4061房房屋由曾奇松在占有、使用。同时查明，2001年7月16日，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1）长中民二初字第216号民事调解书，载明经该法院主持调解，星宇房地产公司、李遇春与案外人湖南望新建筑股份有限公司达成调解协议，确定长沙市文化广场工程项目系由李遇春个人出资承包、施工，星宇房地产公司现尚欠李遇春工程款11872211.36元；约定星宇房地产公司以文化广场尚未售出的商铺、写字楼、复式住宅和地下车库抵偿所欠李遇春的工程款和违约金，并在调解书发生法律效力后的一年内将所有房屋的所有权转移登记至李遇春或其指定的人名下。调解协议的附件--《长沙“文化广场”抵偿房屋清册》中包含了案涉的4061房房屋。调解协议还约定了其他事项。同年7月17日，该调解书发生法律效力。同年8月22日，星宇房地产公司与李遇春订立《房屋交付协议》，约定星宇房地产公司已按约定，将上述调解协议所涉的房屋全部交付给李遇春；为便于李遇春办理房屋所有权登记手续，双方将补签《商品房买卖合同》。同年9月21日，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1）长中民执字第129号民事裁定，裁定李遇春与星宇房地产公司订立的长沙市建湘南路289号（裁定附件1-3）所列房屋所有权均归李遇春或其指定的人所有；星宇房地产公司须协助李遇春办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裁定所列明的房屋所有权除办理至李遇春或其指定的人名下外，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办理所有权登记、过户、买卖、抵押；该裁定附件1-3与该裁定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该裁定所附的附件1--芙蓉区建湘南路289号第四层（定王台书市第四层即建湘路第二层商铺）房屋权属人名册中包含了案涉的4061房房屋，房屋所有权人为李某。同年9月24日，长沙市中级法院向李遇春和星宇房地产公司送达了上述裁定。曾奇松主张，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上述民事裁定只将裁定中所列房屋的所有权确定归李遇春所有，但李某却篡改为“归李遇春或其指定的人所有”。李某抗辩称，这是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发现裁定存在错误后进行的补正，并在补正处加盖了该法院的校对章。经双方申请，该院依法自长沙市不动产登记中心调取了存放于该中心的上述民事裁定书。该裁定的裁定主文第一项中，在“所列房屋产权属于李遇春所有”的“春”与“所”字之间添加了“或李遇春指定人”的内容，变为“所列房屋产权属于李遇春或李遇春指定人所有”，并在添加处加盖了“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校对”的条形章。曾奇松又主张，李某在办理案涉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时未满18周岁，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无权申请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又查明，2007年3月14日，星宇房地产公司与李某向长沙市房地产交易所递交《长沙市房地产转让过户单》，申请将包括案涉房屋在内的16套房屋所有权转让登记至李某名下，转让类别为非住宅商品房买卖。同年3月20日，上述房屋的所有权转移登记至李某名下。2019年12月17日，李某将上述16套房屋抵押给中信银行长沙分行，并办理了抵押登记。曾奇松主张，不动产登记簿显示，2009年7月16日记载的案涉4061房房屋所有权人仍为星宇房地产公司，故李某无权将该房屋抵押给中信银行长沙分行，而中信银行长沙分行未经审核即办理了抵押登记，主观上具有过错，并提供《房屋登记薄》一份欲予证明。中信银行长沙分行辩称，其系根据房屋所有权证办理的抵押登记，为合法登记。现中信银行长沙分行将案涉4061房房屋提供担保的债权转让给华融资产湖南分公司。一审法院认为：根据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已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调解书和民事裁定之内容可以确定，案涉4061房房屋已归李遇春所有。同时，该两份裁判文书允许将该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至李遇春指定的人名下。该两份裁判文书已分别于2001年7月17日和同年9月24日发生法律效力，而星宇房地产公司却仍于同年9月29日与曾奇松订立《文化广场商铺认购书》，向曾奇松出售该房屋。曾奇松对此解释称，其与星宇房地产公司订立第二份《补充协议》时，李遇春在该协议上加盖了其印章，这表明其允许星宇房地产公司出售上述房屋。但李遇春否认该印章系其本人印章，曾奇松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系李遇春的印章或其在使用，故该院不予采信，进而认定星宇房地产公司的行为构成无权处分。同时，根据曾奇松的诉称可知，星宇房地产公司已告知其房屋的所有权人为李遇春，故其为房屋所有权人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无法得到支持。曾奇松主张，李某当时尚未满十八周岁，但受让房屋属于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并不会因李某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而影响到该行为的效力，故对其主张也不予采信。其又主张，李某篡改了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民事裁定，但经该院调取证据后发现，其主张的添加内容实系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补正行为，故该院亦不予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遂判决如下：驳回曾奇松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9100元，由曾奇松负担。曾奇松在二审过程中向本院提交了一组证据：（2001）长中民执字第129号协助执行通知书，拟证明原判决错误认定房屋所有权人。被上诉人李遇春、李某认为曾奇松提交的这一份协助执行通知书并未生效，没有经过送达程序，且不是新证据。原审第三人华融资产湖南分公司认为不是新证据，不予质证。本院审理证据认为：曾奇松提交的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但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对其证明不予采信。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认为：一、关于本院（2001）长中民执字第129号民事裁定是否篡改的问题。经查，本院于2001年9月21日作出（2001）长中民执字第129号民事裁定后，在裁定主文第一条中“所列房屋产权属于李遇春所有”的“春”与“所”字之间添加了“或李遇春指定人”的内容，并加盖了校正章，系本院的补正行为，并非由李遇春篡改。且该第一条校正后的内容与第二条“本裁定第一条所明确的房屋产权除办理在李遇春名下或李遇春指定的名下”的内容相互印证，足以排除人为篡改的可能性。故原一审判决认为该内容系法院补正行为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二、（2001）长中执字第129号《协助执行通知书》于2001年8月28日作出，系（2001）长中民执字第129号民事裁定书之前作出的，不足以证明在后作出的（2001）长中民执字第129号民事裁定书的裁定内容。三、李某受让其父李遇春赠与的房屋，系并未支付对价而获得利益的行为，确属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故李某虽未满十八周岁，但并不影响该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同时，税款是否应予缴纳系行政法规调整的范围，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亦对直系亲属之间的赠与行为的效力不产生影响，故本院对曾奇松的该项上诉理由不予采信。四、李遇春与星宇房地产公司以房抵债行为在前，星宇房地产公司与曾奇松房屋买卖合同签订在后，无证据证明李遇春、李某与星宇房地产公司存在恶意串通损害曾奇松的利益。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八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七条的规定，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定书可以发生物权变动的效力，因此（2001）长中民执字第129号民事裁定书生效之日系其确定的包括案涉4061号房屋的产权发生变动之时，星宇房地产公司与曾奇松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实际系无权处分行为，该无权处分行为对李遇春不发生任何法律效力。曾奇松可以另行向星宇房地产公司主张违约赔偿责任。综上，曾奇松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应予驳回。原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受理费9100元，由上诉人曾奇松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何豪杰审判员  易伟玲审判员  赵佳玮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四日书记员  毛 韧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