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10民终157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舜天金元国际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原黑山寨办事处）院内3号。法定代表人：胡元银，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园，湖南联合创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郴州和信地产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郴州市苏仙区爱莲路缤纷世界23B栋1301室。法定代表人：刘大喜，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罗世超，湖南锐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美生。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林，湖南林邑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郴州乾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郴州市苏仙区香雪大道爱莲湖畔2栋79-106号门面。法定代表人：张军，该公司董事长。上诉人北京舜天金元国际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元公司），上诉人郴州和信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信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李美生、原审被告郴州乾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乾罡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湖南省郴州市苏仙区人民法院（2019）湘1003民初4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和通知各方当事人到庭接受询问调查后，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金元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依法改判金元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事实与理由：一、本案基础法律关系为民间借贷，而非合同纠纷。李美生至今未提交《建设施工合同》，李美生也承认并未支付履约保证金1650万元，陈述有1100万元的转账，但从和信公司提交的证据可以看出，李美生作为职业放贷人，仅以1000万元的转账依据，签订了《委托付款协议书》，其中100万元至今未提交证据。一审判决认定李美生支付了1100万元履约保证金，还以补偿金为由支持李美生1650万元，即便李美生支付了履约保证金，但履约保证金系工程发包人为防止承包人在合同执行过程中违反合同规定，弥补给发包人造成经济损失的担保，不涉及补偿金，其数额的偏差，恰好证明本案实质为民间借贷。二、一审判决认定数额错误。1.和信公司提交了张军的全部银行流水，涵盖了李美生起诉时提供的银行流水，说明该银行流水是真实的，一审法院不予采信错误。2.在签订《委托付款协议》之前，李美生隐瞒了张军已实际归还134万余元的事实。3.从和信公司提交的银行流水可以看出，实际支付给李美生的数额，即使计算利息，也已多付了高达600余万元。三、一审判决否认双方的银行流水的前提下，在认定本案诉讼时效时，又按照银行流水认定最后付款时间为2017年8月16日，未超过诉讼时效，自相矛盾。四、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与客观事实严重不符。（一）一审判决金元公司承担延期付款利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1.在四方达成的《委托付款协议书》中，并未约定延期付款利息，只约定从委托付款协议生效之日即2014年11月21日起“尚未支付的款项按每月2%的利率计算利息”。2.根据《委托付款协议书》第3条手写部分明确约定利息由乙方即乾罡公司承担支付，该约定已将案涉利息排除在《委托付款协议书》委托付款范围之外，一审判决金元公司承担延期付款期间的利息错误。（二）委托付款不构成债权债务的转移或承担的后果。本案中，李美生主张的债权是乾罡公司未依约返还李美生保证金所产生的合同之债，债务人是乾罡公司，金元公司不是该合同的义务方，无相应直接返还义务。根据《委托付款协议书》约定的内容，金元公司仅是同意和信公司从应支付给金元公司、乾罡公司的款项中，将1650万元直接支付给李美生，且需凭金元公司开出的支付函支付。该委托付款协议并未约定将李美生与乾罡公司之间的债务直接转移由金元公司或者和信公司来承担。事实上，李美生要求乾罡公司付款，乾罡公司委托和信公司从应付给乾罡公司的款项中代为支付给李美生，而根据三方约定应付乾罡公司的款项必须经金元公司同意，因此要求凭金元公司的支付函支付，用于支付李美生款项的是乾罡公司的自有资金，与和信公司、金元公司无关。且在2014年11月21日四方达成《委托付款协议书》时，金元公司、和信公司对李美生与乾罡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并不知情且无关联性。而四方达成《委托付款协议书》仅是就委托付款的问题进行约定。一审判决认定在《建筑工程施工合同》不能履行的情况下，《委托付款协议书》是四方对相关补偿协商的结果，进而推定《委托付款协议书》构成债务转移或承担的后果，与客观事实不符。（三）金元公司依约履行全部合同义务，一审判决金元公司承担责任，于法无据。1.由和信公司直接向李美生支付1650万元，已客观不能。金元公司在开具支付函前，张军早以其个人名义向李美生归还了部分款项（合计300万元，其中不含在委托付款协议生效前2014年7月30日已支付的682510元及2014年10月31日支付的660000元），以致《委托付款协议书》约定和信公司直接支付给李美生1650万元的委托付款金额已发生客观变化，如再按《委托付款协议书》支付，则会造成重复支付、超额支付等问题。2.李美生自认付款方式发生事实变更。李美生在一审中自认，自2015年2月6日起至2017年8月16日期间，先后分45笔从张军处领取了1464万元，其中无一笔是从和信公司直接支付给李美生的。在此期间，李美生从未提出过任何异议，也未就委托付款变更事宜向金元公司、和信公司直接主张相应权利。在金元公司向和信公司开具支付函前即2015年4月16日前，李美生早已与乾罡公司协商变更了委托付款总额及其资金流转方式，即由和信公司直接向李美生委托付款变更为乾罡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军直接向李美生付款1650万元，而李美生自行向张军领款的行为，则是对该变更的事实确认。金元公司已依约开具支付函，如因和信公司原因未按该支付函向张军足额支付款项，或者张军在收到相应款项后未及时清偿李美生的全部债务，由此造成的损失及后果，与金元公司无关。3.金元公司的义务已履约完毕。《委托付款协议书》生效后，金元公司已于该协议约定的最后付款期限内即即2015年4月16日前，一次性向和信公司开具了金额2000万元的支付函，用于张军清偿李美生的债务，该支付函载明的支付金额已超出了《委托付款协议书》约定的1650万元。四、一审法院未依法查明案涉款项的合法性，即对非法之债予以非法保护，依法应予纠正。（一）本案实为高利放贷，应查明基础法律关系是否存在高利违法的问题。1.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本案除约定月息2分之外，还约定了550万元的补偿款，而该高额补偿款即是隐藏在工程保证金合法外衣下的非法高利，一审判决仅以《委托付款协议书》系四方自愿达成、不存在胁迫、欺诈和重大误解情形为由，忽视对非法高利的审查。2.根据和信公司的举证，李美生在签订《委托付款协议书》前，已收到张军分别于2014年7月30日向李美生返还的保证金682510元，以及于2014年10月31日返还的保证金660000元。李美生未能提供发生该两笔往来款的其他合理事由，一审判决未查明该两笔款项来往的合法性的情况下，仅以该两笔款项发生在《委托付款协议书》之前不予认定，明显不当。事实上，该两笔款项是李美生与乾罡公司之间按月息2%结算的利息。3.如认定本案不成立民间借贷关系，则该两笔款项应当从应返还的保证金总额中预先予以扣减。李美生作为个人，不具有承包工程建设的相应资质，其与乾罡公司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不能执行，可能给李美生造成损失，但不包括预期利益。该工程尚未开工建设，李美生无证据证明因准备开工而导致其他损失，李美生的损失仅为资金占用期间的损失，该损失不应当超过月息2分。一审判决未查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真实性、客观性及李美生的实际损失的情况下，认定《委托付款协议书》中的1650万元包括550万元包括高额补偿，明显错误。4.如认定本案实为民间借贷，其中高利依法不受保护。李美生实际支付给乾罡公司的款项根据其转账记录只有1000万元，而根据《委托付款协议书》可知，保证金数额已达1650万元，并约定以该1650万元为基数从2014年11月21日起按月息2分计付利息，明显存在非法高利以及利滚利、预扣本金等违法借贷问题。5.本案应付款连本带息，早已付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规定，一审判决在支持李美生主张的月息2%的同时，判决金元公司承担高达650万元的补偿金，明显超出了法律保护范围，属于对非法高利的违法保护。本案除李美生自认的1464万元之外，根据张军与李美生的银行往来记录，实际已支付17432510元，其中利息高达7432510元，应付款已付清。6.一审判决枉顾事实，损害外地企业合法权益。金元公司是北京的企业，一审法院对案件事实偏听偏信，对证据进行选择性认定，偏袒保护本土利益，损害外地企业合法权益，显失公平。综上，请求支持上诉请求。李美生辩称：一、金元公司认为本案不是合同纠纷的上诉理由不成立。金元公司是乾罡公司的大股东，在该公司占股51%，其对2014年4月19日施工合同的内容及之后不能执行完全知情。案涉委托付款协议是四方当事人自愿协商一致的合意，目的就是对乾罡公司不能执行施工合同后的各方权利义务的概括清理且将协商结果转化为书面形式，既约定返回履约保证金，同时约定分期返还和逾期返还应承担的逾期利息。金元公司为达到诉讼目的，恶意否认数年前的约定，称本案是民间借贷并非合同纠纷的上诉理由与事实不符，不应被支持。二、金元公司认为一审判决认定数额错误的上诉理由也不能成立。一审和信公司提交的自制明细表，不能确定其真实性，一审判决不予认定正确。金元公司与和信公司同为郴州缤纷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缤纷公司）的大股东，其中和信公司占股51%，金元公司占股34%，为达诉讼目的，金元公司认可和信公司自制的明细表。一审判决认定金元公司自愿签署委托付款协议合法、有效事实清楚。三、李美生多年来坚持不懈的主张债权，引起诉讼时效中断，一审判决依据李美生提交的证据材料记载的最后一次收款记录认定本案没有超过诉讼时效，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四、本案的利息约定是或然性约定，并非必然性约定，如依约付款则不会产生利息，因此不能以此推定涉案委托付款协议为民间借贷。五、金元公司如认为本案涉黑涉恶，则本案不属于民事案件审理。六、金元公司开具的支付函不是支付给李美生，金元公司上诉称已经履行开具支付函的理由不能成立。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和信公司述称，同意金元公司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乾罡公司述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纠正。一、李美生以保证金的名义向乾罡公司提供的1000万元，实为向乾罡公司提供借款，截至2017年8月16日，乾罡公司通过张军、张鹏的个人账户连本带息已向李美生清偿17432510元，应支付的本息已全部还清。二、李美生实际向乾罡公司转账金额为1000万元，另100万元为预先扣除的债务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实际出借的金额认定为本金。一审判决认定李美生向乾罡公司转账支付1100万元，与客观事实不符。三、《委托付款协议书》第一条约定的1650万元债务，其中650万元属于债务利息，且客观上李美生个人不具备施工资质条件，当时项目尚未开工，不存在给李美生造成损失的可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一审判决对650万元利息部分，按月息2%重复计算复利的行为，明显错误。四、《委托付款协议书》并未实际履行。在四方达成委托付款协议后，因和信公司不同意将约定的款项直接付给李美生，以致该协议约定的委托付款并未实际履行。而乾罡公司应偿还给李美生的款项，在实际履行时，都是由乾罡公司收到和信公司相应款项后，通过张军、张鹏的个人账户并先后分56笔转账支付给李美生，转账金额合计17432510元，期间李美生从未表示异议。综上，请求查明事实，依法改判驳回李美生的诉讼请求。和信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李美生对和信公司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李美生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隐瞒、遗漏、捏造事实，认定基本事实虚假。1.四方当事人虽签订了《委托付款协议》，但《委托付款协议》未达到履行条件，也未实际履行，该协议第一条明确约定和信公司需凭金元公司开出的支付函才能向李美生支付款项。然而，签订上述协议后，金元公司并未向和信公司出具支付函，因此和信公司接受委托向李美生付款的条件并不成就。和信公司是将款项支付给乾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军，李美生一直从张军、张鹏处收取欠款，没有向和信公司提出任何异议和付款主张。可见，各方当事人已用实际行动采用新的履行方式付款收款，以新的履行方式替代、改变了上述付款委托书的约定，和信公司不再是受托付款人。2.本案各方当事人签订《委托付款协议》之前，乾罡公司通过张军已经支付李美生1342510元（2014年7月30日支付682510元、2014年10月31日支付660000元）。和信公司在一审提交了银行流水，证实上述事实。3.本案各方当事人签订《委托付款协议》之后，乾罡公司向李美生支付1464万元外，还支付了145万元（2015年6月5日50万元、2015年12月8日45万元、2016年1月15日50万元），和信公司在一审提交的银行流水可以证实。李美生在民事起诉状中遗漏了该145万元，退一步说，即便李美生所称的186万元本金真实，扣减上述145万元，也只剩41万元。4.一审判决认定四方约定1650万元中的550万元系对李美生的补偿金错误。李美生转账记录只有1000万元，一审判决认定为1100万元，其中100万元没有转账凭据。李美生未能提供差额650万元的转账依据和资金来源。二、一审判决采信证据不公。和信公司在一审提交了该公司与乾罡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军、张鹏的银行流水以证明付款笔数和金额，还提供了张军、张鹏的银行流水来证明已付李美生的付款笔数与金额，两份银行流水除上述遗漏的几笔金额外，其他笔数及金额与李美生提交的银行流水是对应的，但一审法院在对证据的采信时，只采信李美生的银行流水，而对和信公司的银行流水却以张军未到庭为由不予采信。银行流水是书证，有银行的盖章，即使张军不出庭，也应予以采信。三、一审判决认定李美生对和信公司的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错误。根据委托付款协议书第二条的约定，案涉款项应于2015年4月前全部付清。即本案诉讼时效从2015年5月1日开始计算，2017年10月1日民法总则实施前的诉讼时效为二年，即李美生起诉的诉讼时效截止至2017年4月30日，而李美生于2019年1月28日才向人民法院起诉，明显超过了诉讼时效。一审判决以最后一次付款时间为2017年8月16日为由认为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错误。和信公司付款给乾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军是基于之前的其他经济关系，履行其他的合同义务，并非履行《委托付款协议书》。即使《委托付款协议书》实际履行，和信公司仅承担受托付款义务，并非与乾罡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乾罡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军付款给李美生，仅是乾罡公司与李美生之间的诉讼时效中断，并不能导致和信公司与李美生之间的诉讼时效也中断。四、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应当是民间借贷。本案李美生称其与乾罡公司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1650万元保证金即为该合同约定的保证金。但李美生自始至终均未提交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且转账凭证仅有1000万元，李美生没有施工资质，双方并没有达成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李美生只是提供资金给乾罡公司施工利滚利收取本息。五、即便李美生与乾罡公司之前确实存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涉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委托付款协议书也均属无效合同。李美生以其个人名义与乾罡公司订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属于无效合同。四方当事人基于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法律关系签署的委托付款协议书，也应属于无效合同。合同无效，应恢复原状，即返还工程保证金1000万元即可，李美生不能因无效合同而获取利润，也不能基于1000万元的保证金获取2分的利息。本案李美生交纳的1000万元保证金变成1650万元，且在该基础上还计算2分的利息，明显是非法获利的合同，应属无效。六、一审判决和信公司向李美生支付186万元错误。根据和信公司的上述五点上诉理由，和信公司无需承担任何责任，且可以要求李美生退还多收取的款项。综上，请求支持上诉请求。李美生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1.和信公司没有否认案涉委托付款协议的签订，仅认为没有达到履行条件，没有实际履行。从和信公司的上诉理由可以认定，和信公司依据委托付款协议先后支付了1464万元，在履行过程中的支付方式属于履行形式的表现，其实质仍然是以委托付款协议为依据的支付行为，并非实质内容的变更。和信公司支付1650万元是各方协商后确定的义务，是和信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2.四方当事人自愿协商一致后签订委托付款协议的目的是对乾罡公司不能执行施工合同后的各方权利义务的概括清理和总结，且将协商结果转化为书面形式，是在四方原有手续清理后的最终方案（见委托付款协议书第六条）。3.和信公司在一审提交的自制明细表，不能确定真实性，一审判决不予采信正确。二、和信公司一审期间未尽到完全的举证责任和义务，一审判决不采信其自制的明细表判决和信公司支付李美生186万元公平、公正。三、和信公司自称1464万元都是其支付的，李美生作为债权人多年来坚持不懈主张债权清收欠款当然引起诉讼时效中断，一审判决依据李美生提交的证据材料记载的最后一次收款记录认定未超过诉讼时效正确。四、和信公司未否认案涉委托付款协议的签订，可见，和信公司在签订该协议前没有其他异议，该协议是四方当事人自愿协商一致的合意。现和信公司为达到恶意诉讼的目的而称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并非合同纠纷的上诉理由与事实不符，不应被支持。五、案涉协议是各方对先前权利义务清理后的最终方案，协议标的款其效力独立存在，无关其他。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金元公司述称，同意和信公司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乾罡公司述称，同对金元公司上诉的陈述意见。李美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金元公司、和信公司、乾罡公司向李美生支付拖欠的保证金1860000元及利息（1860000元×2%×50）1860000元（利息从2014年11月21日起暂计至2019年1月20日；后期利息从2019年1月21日起仍按月利率2%计至全部款项付清时止），合计3720000元；2.判令金元公司、和信公司、乾罡公司向李美生支付拖欠的应付利息3389660.01元；3.由金元公司、和信公司、乾罡公司承担本案的所有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4月19日，李美生与乾罡公司签订《建筑工程施工合同》，李美生依合同约定分别于2014年4月17日、4月23日、5月4日、5月20日向乾罡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军的账户内转款200万、500万、300万、100万元，共计1100万元。后该合同未能履行，就李美生支付的保证金返还事项，李美生与金元公司、和信公司、乾罡公司进行了磋商。2014年11月21日，李美生（丁方）与金元公司（甲方）、乾罡公司（乙方）、和信公司（丙方）签订《委托付款协议书》，协议约定：因乙方与丁方2014年4月19日签订的《建筑工程施工合同》不能执行，就乙方返还丁方为执行前述合同的信誉保证金一事，经甲乙丙丁四方共同协商，达成以下协议：1.甲方乙方同意丙方应支付给甲方乙方的款项中的壹仟陆佰伍拾万元由丙方直接支付给丁方（凭甲方开出的支付函支付）。2.2014年12月10日之前丙方支付给丁方伍佰万元；2015年1月10日之前丙方支付给丁方柒佰伍拾万元，余款于2015年4月份全部付清。3.从2014年11月21日起，尚未支付的款项按每月2%的利率计算利息。4.和信公司在第3条约定：该利息由乙方承担支付。四方当事人在该协议上签名并加盖公司印章。协议书签订后，李美生至2017年8月16日止收到乾罡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军支付的款项1464万元，尚欠186万元合同款项未付。经催讨后，金元公司、和信公司、乾罡公司互相推诿，李美生诉至一审法院主张其权益。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合同纠纷。争议焦点为：一、金元公司、和信公司是否承担责任；二、还款数额如何确定；三、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关于焦点一。由于是各方签订《委托付款协议书》，达成了付款方式和数额。该《委托付款协议书》主体适格，协议内容是四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属合法有效，四方当事人应严格依约履行。协议签订后，乾罡公司已经部分履行，尚未支付的部分，由于金元公司、和信公司、乾罡公司是合同约定的付款义务人，故金元公司、和信公司、乾罡公司对其未能支付李美生款项，属民事违约行为，应当承担本案责任。金元公司辩称已出具委托付款函，庭审过程中，和信公司认可金元公司在签订协议前已出具过委托付款函，和信公司在《委托付款协议书》中明确不承担利息，且经过李美生签订确认，因此，和信公司仅对未支付协议约定款项186万元承担偿还责任。金元公司、乾罡公司则应承担协议约定的支付义务。关于焦点二。双方在《委托付款协议书》已明确支付数额为1650万元。这是四方确认的，该协议并不存在胁迫、欺诈和重大误解的情形，并且金元公司、和信公司、乾罡公司亦未主张撤销，且金元公司、和信公司、乾罡公司部分履行了协议，应确认其合法、有效性。李美生与金元公司、乾罡公司、和信公司的支付款项数额为1650万元，从四方签订协议的2014年11月21日作为起算点。协议中四方明确了各个阶段的还款数额，所以，和信公司以该时间节点以前的经济往来作为已还款依据理由不足。四方应以1650万元为基数作结算依据。对于李美生所主张的利息：1.对已还款1464万元部分的逾期付款利息，李美生实际支付乾罡公司工程履约保证金1100万元，所以四方约定1650万元中有550万元应系金元公司、和信公司、乾罡公司对李美生的补偿金，该补偿金是基于李美生先期给付乾罡公司的履约保证金，且四方达成了还款协议，该协议是四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法，应予确认。但其中的550万元是补偿金，对该部分可不再行计算利息，对李美生诉讼请求中的部分利息数额应按比例核减。一审法院确认李美生对乾罡公司、金元公司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计算方式得出的数额为338.960001万元，金元公司、乾罡公司应付给李美生的利息数额为225.973333万元（338.960001×1100÷1650）。2.对尚未支付部分的186万元的利息，确认李美生的计算方式和利息数额为186万元，但乾罡公司、金元公司应付李美生的利息亦应依上述比例支付，即123.991万元（186万元×1100÷1650）。和信公司提交的由乾罡公司法人代表张军签名的往来明细表，由于张军是乾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而乾罡公司是本案的当事人，应该有义务出庭直接对所出示的证据进行说明，但本案经过两次庭审，依法送达了开庭的传票，乾罡公司及法定代表人张军均未出庭，既不能确定其签名的真实性，同时乾罡公司又是对自己权利的放弃，因此，对乾罡公司通过和信公司所提交的往来明细不予认可。金元公司认为其与李美生的款项争议，可能涉民事借贷关系和无效合同而返还的诉讼请求，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且案件当事人不相同，金元公司可以另行主张其权益，由于和信公司在《委托付款协议书》中明确不承担利息，且李美生签名确认该协议书视为是对利息不承担责任的特别约定，所以和信公司不承担利息的辩称理由成立。金元公司、乾罡公司则应当依约承担其支付李美生合同款项的义务。一审法院对李美生所主张的利息计算方式予以确认。关于焦点三。四方在《委托付款协议书》中约定了付款时间，但是由于金元公司、和信公司、乾罡公司在最后的付款时间为2017年8月16日，因此，此时间付款后构成诉讼时效中断。从2017年8月16日起重新计算诉讼时效，李美生于2019年1月28日诉至法院主张权益，未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一、被告北京舜天金元国际投资有限公司、郴州乾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郴州和信地产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支付原告李美生合同款项1860000元；二、被告北京舜天金元国际投资有限公司、郴州乾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支付原告李美生已付款项14640000元的延期付款利息2259733.33元；三、被告北京舜天金元国际投资有限公司、郴州乾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支付原告李美生1860000元的延期付款利息1239910元（从2014年11月21日起至2019年1月20日止，后期利息按本金1860000元的比例66.67%，利率2%计算至全部款项付清时止）；四、驳回原告李美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36563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合计41563元，原告李美生承担5163元，由被告北京舜天金元国际投资有限公司、郴州乾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郴州和信地产有限公司负担36000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及质证。本院认证如下：金元公司提交的支付函，内容不能证明系金元公司委托和信公司支付涉案委托付款协议书中向李美生支付款项的支付函，本院不予采信；乾罡公司提交的银行流水及付款明细表，与和信公司一审提交的银行流水及付款明细表一致，金元公司无异议、李美生对银行流水体现的收款明细真实性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采信。本院二审查明：（一）2014年4月19日，李美生与乾罡公司签订《建筑工程施工合同》，李美生依合同约定分别于2014年4月17日、4月23日、5月4日、5月20日向乾罡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张军的账户内转款200万、500万、300万、100万元，共计1100万元。后该合同未能履行，乾罡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军于2014年7月30日支付李美生682510元，2014年10月31日支付李美生660000元，乾罡公司陈述该两笔款项系支付李美生保证金的利息。（二）2014年11月21日，就李美生支付的保证金返还事项，李美生（丁方）与金元公司（甲方）、乾罡公司（乙方）、和信公司（丙方）签订《委托付款协议书》，协议内容为：因乙方与丁方2014年4月19日签订的《建筑工程施工合同》不能执行，就乙方返还丁方为执行前述合同的信誉保证金一事，经甲、乙、丙、丁四方共同协商，达成以下协议：1.甲方、乙方同意丙方应支付给甲方、乙方的款项中的壹仟陆佰伍拾万元由丙方直接支付给丁方（凭甲方开出的支付函支付）。2.2014年12月10日之前丙方支付给丁方伍佰万元；2015年1月10日之前丙方支付给丁方柒佰伍拾万元，余款于2015年4月份全部付清。3.从2014年11月21日起，尚未支付的款项按每月2%的利率计算利息，该利息由乙方承担支付。4.本协议一式肆份，甲、乙、丙、丁四方各执壹份。5.本协议具有法律效力。6.在四方原有手续清理完毕后，此协议为解决丁方款项的最终方案。四方当事人在该协议上签名并加盖公司印章。（三）协议书签订后，李美生至2017年8月16日止共收到乾罡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军及其儿子张鹏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的款项1609万元，其中对张军2015年6月5日支付的50万元、2015年12月8日支付的45万元、2016年1月15日支付的50万元，共计145万元，李美生认可收到，但认为该145万元是乾罡公司通过李美生支付给李美生的妻弟刘飞跃的款项。（四）乾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军二审中陈述，李美生确实与乾罡公司签订了建设工程合同，委托付款协议书中的1650万元是乾罡公司与李美生协商确定的，该1650万元包括利息和损失以及保证金。因为乾罡公司资金断裂，由和信公司接手参与项目，就由和信公司支付李美生的款项。因和信公司不同意直接支付款项给李美生，故支付给李美生的款项都是通过张军或者张军儿子张鹏的账户支付。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本案各方当事人之间系合同纠纷还是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二、欠付李美生的款项金额及承担主体如何确定，金元公司是否承担利息支付责任；三、本案李美生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关于争议焦点一。金元公司、和信公司上诉均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关系，但根据各方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李美生向乾罡公司交纳的1100万元为借款，且四方当事人签署的《委托付款协议书》明确了李美生交纳的款项为建设工程合同信誉保证金，乾罡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军在二审中亦认可曾与李美生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故本案应为合同纠纷，金元公司、和信公司的该项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1.根据四方签订的《委托付款协议书》约定，对李美生的信誉保证金1650万元，由和信公司根据金元公司开具的支付函，将应付给金元公司、乾罡公司的款项支付给李美生。因金元公司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已按约定开具支付函，和信公司虽支付了款项给乾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军，再由乾罡公司支付款项给李美生，但和信公司、乾罡公司未按时足额支付应支付给李美生的款项，一审判决金元公司、和信公司、乾罡公司共同承担付款责任并无不当。根据和信公司一审提交的银行流水明细和乾罡公司二审提交的银行流水明细，乾罡公司已支付给李美生的款项为1609万元，李美生认为其中145万元系乾罡公司通过李美生支付给案外人刘飞跃的款项，但李美生未提交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对其该陈述意见，本院不予认定。故金元公司、和信公司、乾罡公司欠付李美生的款项应认定为41万元，一审判决认定尚欠款项为186万元错误，本院予以纠正。2.关于延期付款利息的问题。四方在《委托付款协议书》中明确约定，延期付款利息由乾罡公司承担，一审判决金元公司承担延期付款利息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乾罡公司对一审判决未提出上诉，对已付款项的延期付款利息，根据李美生一审提交的《已经归还款但拖欠应付利息清单》的计算方式计算的延期付款利息为3389660.01元，张军2015年6月5日支付的50万元（2014年11月21日至2015年6月5日）延期付款利息为64767元（50万元×24%×197天÷365天）；2015年12月8日支付的45万元（2014年11月21日至2015年12月8日）延期付款利息为113326元（45万元×24%×383天÷365天）；2016年1月15日支付的50万元（2014年11月21日至2016年1月15日）延期付款利息为138411元（50万元×24%×421天÷365天），以上延期付款利息共计为3706164.01元。因李美生实际交纳的保证金为1100万元，根据乾罡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军的陈述，委托付款协议书中的1650万元还包含了利息、损失，李美生对一审判决认定其中550万元不再重复计算利息未提出异议，故对其中的550万元不应再计算利息，乾罡公司实际欠付的已付款延期付款利息为2470776元（3706164.01元×1100÷1650）。李美生起诉主张欠付款项的延期付款利息暂计算至2019年1月20日，故欠付41万元（2014年11月21日至2019年1月20日）的延期付款利息为273543元（41万元×24%×1522天÷365天×1100÷1650），欠付款41万元2019年1月20日之后的利息按未付款本金的比例66.67%，月利率2%计算至全部款项付清时止。关于争议焦点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一）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二）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本案中，四方在委托付款协议书中虽约定2015年4月份全部付清款项，但和信公司并未按协议约定的时间付款，且最后一笔付款时间为2017年8月16日，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构成诉讼时效中断。李美生于2019年1月28日向法院起诉，并未超过上述法律规定的三年诉讼时效。故和信公司上诉认为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金元公司、和信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南省郴州市苏仙区人民法院（2019）湘1003民初429号民事判决第四项；二、变更湖南省郴州市苏仙区人民法院（2019）湘1003民初42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北京舜天金元国际投资有限公司、郴州乾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郴州和信地产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支付李美生合同款项410000元；三、变更湖南省郴州市苏仙区人民法院（2019）湘1003民初42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郴州乾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支付李美生已付款项1609万元的延期付款利息2470776元；四、变更湖南省郴州市苏仙区人民法院（2019）湘1003民初429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为：郴州乾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支付李美生410000元的延期付款利息273543元（从2014年11月21日起至2019年1月20日止，后期利息按本判决第二项未付款项66.67%的比例，月利率2%计算至全部款项付清时止）；五、驳回李美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6563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合计41563元，由被上诉人李美生负担33251元，原审被告郴州乾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8312元；上诉人北京舜天金元国际投资有限公司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36560元，由被上诉人李美生负担25592元，上诉人北京舜天金元国际投资有限公司负担7312元，原审被告郴州乾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3656元；上诉人郴州和信地产有限公司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36560元，由被上诉人李美生负担25592元，上诉人郴州和信地产有限公司负担7312元，原审被告郴州乾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365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谢末钢审判员  廖 军审判员  雷金梅二〇二〇年九月四日法官助理黄晓宇书记员陈峰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