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再169号抗诉机关：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检察院。申诉人（原审原告）：黎焯华，男，1963年12月9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四会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妙英，广东正善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诉人（原审被告）:刘玉权，男，1964年1月9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花都区。申诉人黎焯华因与被申诉人刘玉权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4民初2457号民事判决，向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该院审查后提请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检察院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于2020年7月2日作出（2020）粤01民抗5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潘建明、书记员克玉辉出庭。申诉人黎焯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妙英，被申诉人刘玉权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检察院查明，涉案商铺2008年1月至2019年2月，共申请房屋租赁登记备案两次，备案房屋租赁合同两份。其中一份广州市房屋租赁合同载明“出租人刘玉权，承租人林冠洪，租赁期限2008年1月1日至2012年1月1日，月租2000元”。该合同于2010年9月26日登记备案，由刘玉权授权林冠洪办理。另一份铺位租赁合同载明“出租人刘玉权，承租人刘书琴，租赁期限2017年1月18日至2018年12月18日止，每月租金360元”。该合同于2017年3月22日登记备案，刘书琴授权由刘玉权办理，后该合同于2018年12月18日注销备案登记。本案中，刘玉权与黎焯华2013年9月1日签订的四份《商铺租赁合同》，均未办理房屋租赁登记备案。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来穗人员和出租屋服务管理中心于2020年1月23日出具《证明》，证明涉案商铺与自编雄狮中路25号（雄狮中路25铺19）是同一地址。涉案商铺2013年至2018年产生租赁税费及滞纳金等分别为836.4元、793.34元、636.18元、617.34元、496.37元、395.74元。2019年1月至6月停空，未实际产生税费。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检察院另查明，一审庭审过程中，黎焯华陈述：刘玉权在黎焯华承租期间一直没有催促缴纳税款，也没有证据证明涉案商铺已经到出租屋管理中心报备，刘玉权在租赁期满才要求黎焯华缴纳税款。刘玉权陈述：黎焯华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黎焯华在承租期间曾就此事告知黎焯华。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检察院于2020年5月8日向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来穗人员和出租屋服务管理中心发出《广州市人民检察院调查函》，内容：“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来穗人员和出租屋服务管理中心：本院因履行法律监督职责需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条的规定，向你单位了解以下相关情况。请予协助配合。一、你单位辖区内的城镇房屋出租后缴纳相关税费所需材料即流程；二、假设A为出租人，1号房屋为A所有的位于狮岭镇的房屋（城镇房屋），A曾出租1号房屋给B，双方到你单位将《租赁合同》进行了备案登记，A与B的租赁合同到期后未续租。后来，A将1号房屋出租给C，双方签订了《租赁合同》，但未到你单位将《租赁合同》进行备案登记。如果C需要缴纳1号房屋的税费，需要哪些材料，是否需要以A名义办理的《税务登记本》。C是否可以单方完成1号房屋的税费缴纳”。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来穗人员和出租屋服务管理中心于2020年5月22日向该院回复，内容：“一、根据《广州市个人出租房屋税收管理办法》第三条，个人出租房屋税收的纳税义务人为房屋出租人（包括出租自有房屋和转租房屋），出租人可以委托他人代为办理有关涉税事项。二、狮岭镇辖区内城镇房屋出租后缴纳相关税费所需材料及流程是：根据《广州市个人出租房屋税收管理办法》第八条，（一）新发生的出租行为，出租人应当自出租行为发生之日起20日内，到房屋所在地的代征单位办理出租房屋的申报登记，并提供以下申报资料（原件及复印件，原件经核对后退回出租人）：房屋租赁合同，房地产权证或者其他合法权属证明（房屋转租的，提供承租时签订的租赁合同），出租人的身份证、护照或其他合法证件，以及税务机关要求的其他相关纳税资料。（二）申报登记后，出租人变更租金或终止租赁行为，应在变更租金或终止租赁行为20日内，到代征单位办理变更登记手续。三、根据贵院的假设，如果C需要缴纳1号房屋的税费，可以由A办理上述申报登记或由A委托C代办上述申报登记，所需材料同上。在没有得到A的授权下，C不能单方完成1号房屋的税费缴纳”。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检察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黎焯华违约，刘玉权有权依据合同约定没收押金，属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理由：黎焯华与刘玉权签订的四份《商铺租赁合同》均约定：“乙方在经营期间内，发生一切水费、电费、工商费、税费及垃圾费、暂住人员、计生费、管理及房屋出租税等一切费用由乙方负责”。从合同约定的内容可知，以上费用是涉案房屋租金之外的费用，根据合同约定经营期间发生的包含税费在内的其他一切费用由黎焯华负担。从合同的字面意思来看，“负担”是指负责支付的意思。也就是说，经营期间发生的包含税费在内的其他一切费用由黎焯华负责支付，刘玉权不承担该笔费用。但合同也仅仅规定由黎焯华负责而已，这些费用到底有多少、什么时间支付、支付的方式如何合同均未明确，双方亦无签订补充协议确认。就涉案出租屋税费的缴纳问题，黎焯华能否在履行的金额、时间、方式都不明确的情况下，直接向税费代办单位缴纳税费。根据该院向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来穗人员和出租屋服务管理中心发出的《广州市人民检察院调查函》，以及该中心向该院的回复可知，出租人是纳税义务人，且出租人应在房屋出租后20日内，到房屋所在地的代征单位办理出租屋的申报登记；如果出租人不委托他人代为办理有关涉税事项，他人无法单独完成房屋的税费缴纳。本案中，根据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检察院调查的事实，刘玉权与黎焯华2013年9月1日至2019年2月1日签订的四份《商铺租赁合同》，均未办理房屋租赁登记备案。且目前刘玉权并无证据证明在合同履行期限内，曾委托黎焯华对涉案房屋的租赁合同进行备案登记或办理税费的缴纳事项。因此，在刘玉权未亲自或委托黎焯华将涉案房屋租赁合同进行备案登记并办理税费缴纳事项的情况下，黎焯华肯定无法单方完成税务申报手续，亦无法单方缴纳涉案商铺出租税费。就涉案出租屋税费的缴纳问题，黎焯华能否在履行的金额、时间、方式都不明确的情况下，直接向刘玉权缴纳税费。答案亦是否定的，即在刘玉权未自己先向有关单位缴纳税费的情况下，黎焯华如何向刘玉权支付该笔费用。本案中，刘玉权在双方租赁期满后，于2019年1月3日向有关单位缴纳了2013年至2018年期间黎焯华租赁涉案房屋的税费。但双方租赁合同中并未明确黎焯华何时履行缴纳税费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规定“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四）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刘玉权缴纳税费后，虽然可以随时要求黎焯华履行合同义务，但必须给予黎焯华必要的合理的时间。刘玉权于2019年1月3日缴纳税费，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立案的时间是2019年2月18日，在此期间双方因退还押金和缴纳税费产生纠纷，并诉至法院。因此，自刘玉权缴纳税费后至本案诉讼时止，黎焯华未支付该笔款项并不存在违约行为。黎焯华申请再审称，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七十五条规定，本案不适用简易程序。虽然本案诉讼金额较小，但黎焯华认为刘玉权五年来一直没有催收出租屋税费，其所支付的租金含出租屋税费，但刘玉权却以未付出租屋税费主张黎焯华违约没收押金，因黎焯华与刘玉权之间的争议较大且无法达成和解，不论原审判决哪一方胜诉，另一方必然上诉，原审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审理本案，损害了黎焯华的上诉权利。二、虽然租赁合同约定出资税由乙方承担，但在实际履行合同过程中，黎焯华承租涉案房屋已达5年之久，基本每年续签一次租赁合同，如有拖欠租赁税费，按照常理，刘玉权应有催收，否则也不会每年都同意续租。事实上，刘玉权长达5年都没有向黎焯华提出缴纳出租屋税费，刘玉权多年来没有催收行为与常理不符。刘玉权蓄意不催收，直到黎焯华不再续租时以违约为由侵吞黎焯华1万元押金，刘玉权不良用心不应得到法律支持和保护。三、黎焯华承租5年内，刘玉权一直没有催收过出租屋税费，应视为在履约过程中双方以实际行为对涉案租赁合同内容进行了变更，黎焯华所支付的租金中包含了出租屋税费，黎焯华不存在违约。四、租赁合同都是刘玉权提供的格式合同，黎焯华没有违约的故意，多年来一直按时足额交租，刘玉权也一直没有催收过，若因少量的出租屋税费而没收1万元押金，变相加重黎焯华的合同责任。五、原审法院采信了刘玉权提供的编号为202987《广州市花都区个人房屋租赁缴纳税费记录卡》，但该记录卡并不能证明所记载的出租屋就是涉案房屋，该记录卡所备案登记的承租人并非黎焯华，该记录卡显示：2011年至2016年商铺承租人为林冠洪、2017年至2018年为刘书琴，由此证实刘玉权并没有为黎焯华办理涉案房屋的租赁登记，也没有告知黎焯华出租屋登记情况，刘玉权故意欺骗隐瞒黎焯华，涉案房屋并没有产生出租屋税费，原审判决采信证据不充分。为查明编号为202987《广州市花都区个人房屋租赁缴纳税费记录卡》及涉案房屋的具体出租屋登记情况，2019年4月11日，黎焯华向原审法院递交律师调查令申请书，请求原审法院出具律师调查令，由黎焯华代理人前往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来穗人员和出租屋管理中心调查，被原审法院驳回。原审剥夺了黎焯华实体权益。再审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刘玉权向黎焯华返还押金1万元并支付该款自2019年2月18日起至付清款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刘玉权承担。刘玉权再审答辩称，不同意黎焯华的再审请求，请求维持原审判决。事实和理由：刘玉权每次催缴税费，黎焯华都是推脱不交，不存在委托交税。抗诉书称没有证据证明涉案商铺已到出租屋中心报备，而后面又用刘玉权在出租屋管理中心的报备信息，自相矛盾。刘玉权每次交完税费后，持发票向黎焯华收费时其均以各种借口拖延，抗诉书认定承租期间一直没有催收税款不是事实。2019年2月18日，黎焯华起诉至原审法院，诉讼请求：一、刘玉权向黎焯华返还押金10000元；二、刘玉权向黎焯华支付利息（利息以10000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三、本案受理费由刘玉权承担。原审法院查明，涉案租赁物位于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雄狮中路供销大厦A107铺，权属人为刘玉权。2013年9月1日，刘玉权（甲方）与黎焯华（乙方）签订《商铺租赁合同》约定，租赁时间为2013年9月1日至2015年9月1日止，年租金为39000元，一年一次付清，乙方应在签订合同前交押金10000元，每期的租金在每期提前一个月交清。合同签订后，黎焯华向刘玉权交纳了押金10000元，合同期限届满后双方就涉案商铺的租赁事宜续签了三份《商铺租赁合同》，其中最后一份商铺租赁合同是黎焯华委托黎建明签订，租赁期限由2018年2月1日至2019年2月1日，双方就涉案商铺签订的四份《商铺租赁合同》均约定了乙方在经营期间，发生一切水费、电费、工商费、税收及垃圾费、暂住人员、计生费、管理以及房屋出租税等一切费用由乙方负责。以上条款，经双方协商制定，双方不得违约，如有违约，即赔偿另一方的经济损失，押金不退回。合同还对其他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最后一份《商铺租赁合同》期限届满后，双方并未续签合同。2019年2月15日，黎焯华通过快递方式将涉案商铺的钥匙邮寄给刘玉权，黎焯华并未交纳承租期间的税费，刘玉权认为其为黎焯华垫付了2013年至2018年期间的商铺税费及滞纳金，刘玉权违约在先，黎焯华有权没收押金。为此刘玉权提交了POS单、税收缴款书等拟证明其上述陈述。黎焯华陈述其没有交纳税费的原因是刘玉权没有要求其交纳，且没有证据证明涉案商铺已到出租屋管理中心报备。原审法院认为，黎焯华与刘玉权就涉案商铺签订的多份《商铺租赁合同》均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成立有效，双方均应恪守合同约定。双方约定了承租期间的税费均由黎焯华负担，若黎焯华违约，押金不退回，黎焯华在合同履行的过程中并未支付涉案商铺的税费，因此，黎焯华存在违约行为，刘玉权依照合同约定有权没收押金，故黎焯华请求刘玉权返还押金10000元及支付利息，依据不足，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黎焯华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5元，由黎焯华负担。原审判决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出上诉。再审期间，检察机关提供了下列证据：1、广州市人民检察院于2020年5月18日向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来穗人员和出租屋服务管理中心发出的《广州市人民检察院调查函》；2、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来穗人员和出租屋服务管理中心于2020年5月22日向广州市人民检察院发出的关于《广州市人民检察院调查函》的复函。黎焯华、刘玉权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再审查明，2020年1月23日，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来穗人员和出租屋服务管理中心于出具《证明》，内容：“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雄狮中路供销大厦A107铺与自编雄狮中路25号（雄狮中路25铺19）是同一地址”。2013年8月7日、2014年12月4日、2015年4月30日、2016年5月4日、2017年3月22日、2019年1月3日，刘玉权就涉案房屋分别向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来穗人员和出租屋服务管理中心支付了2013年至2018年税款836.40元、793.78元、636.18元、617.34元、496.37元、395.74元。原审判决查明的其他事实无误，本院亦予以确认。本院再审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五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围绕再审请求进行。当事人的再审请求超出原审诉讼请求的，不予审理；符合另案诉讼条件的，告知当事人可以另行起诉”。根据诉、辩双方当事人的意见，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黎焯华请求刘玉权返还押金1万元及支付该款利息是否成立。刘玉权与黎焯华于2013年9月1日签订的《商铺租赁合同》到期后，双方又续签了三份《商铺租赁合同》，租赁期限至2019年2月1日届满。上述四份合同均没有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原审认定合法有效正确。刘玉权与黎焯华签订的四份《商铺租赁合同》均约定：“乙方在经营期间，发生一切水费、电费、工商费、税收及垃圾费、暂住人员计生费、管理及房屋出租税等一切费用由乙方负责”；“以上条款，经双方协商制订，双方不得违约，如有违约，即赔偿另一方的经济损失，押金不退回”。刘玉权就涉案房屋分别向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来穗人员和出租屋服务管理中心支付了2013年至2018年的税款836.40元、793.78元、636.18元、617.34元、496.37元、295.74元。根据《商铺租赁合同》的约定，上述费用应由黎焯华承担。黎焯华为何未向刘玉权支付2013年至2018年的税款，双方各执一词。黎焯华称刘玉权从未向其催收过税费，直到其不再续租时才提出违约，是蓄意侵吞1万元押金；刘玉权称租赁期间已将缴纳税费一事告知黎焯华，但黎焯华一直拖延交付。本院再审认为，虽然《商铺租赁合同》没有约定税费的具体交付时间，但从刘玉权实际缴纳税费的时间可以看出，2013年至2018年发生的税款，刘玉权均在当年向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来穗人员和出租屋服务管理中心缴纳，另从《商铺租赁合同》的履行情况看，黎焯华、刘玉权先后签订四份《商铺租赁合同》，按照常理每份合同履行完毕，双方应对先前发生的所有费用进行结算，但黎焯华直至退出涉案商铺均未向刘玉权支付税款，故黎焯华称刘玉权从未向其催收过税费于理不通，故本院采信刘玉权的主张。黎焯华未依约支付税款给刘玉权，构成违约，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原判驳回黎焯华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再审予以维持。黎焯华请求刘玉权返还押金1万元及支付利息无理，本院再审予以驳回。综上所述，综上所述，审查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恰当，本院再审予以维持。检察机关的抗诉理由不成立，本院再审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维持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4民初2457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卫勇审判员  兰永军审判员  张 怡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七日书记员  黄倩娜高宝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