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371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活冲，男，1975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满银，女，1979年2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春燕，广东海际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昕，广东海际明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所在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华夏路13号南岳大厦1层102房及15至19层。负责人：龙双，该分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美富，广东合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泽剑，广东合富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广州星亚高新塑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迎宾大道95号交通局大楼1201室。法定代表人：卢丹亚。原审被告：卢丹亚，男，1953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原审被告：赖志红，女，1955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原审被告：卢阳，女，1982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上诉人李活冲、刘满银因与被上诉人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以下简称华夏银行广州分行）以及原审被告广州星亚高新塑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亚公司）、卢丹亚、赖志红、卢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6民初25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2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活冲、刘满银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华夏银行广州分行的起诉。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本案实际上是星亚公司、卢阳、卢丹亚、赖志红诱骗李活冲、刘满银为其提供担保向华夏银行广州分行骗取贷款。目前，星亚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合同诈骗罪已被刑事立案。1.李活冲、刘满银一审中提出，星亚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合同诈骗罪已被刑事立案。一审法院完全没有审查“货款”的真实性、资金的最终流向等重要事实，显属认定基本事实不清。星亚公司向华夏银行广州分行申请贷款的用途是向杭州萧泓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萧泓公司）支付货款。星亚公司与萧泓公司实际上并无业务往来，同时星亚公司、卢阳、卢丹亚、赖志红早已债台高筑，数以百计的债权人对星亚公司的生产经营情况密切关注，在近几年来早已停产停工，根本没有业务需要采购生产原料。这一事实表明，星亚公司假借支付货款为由，实为诱骗李活冲、刘满银提供担保骗取银行贷款，已涉嫌刑事犯罪。星亚公司采取欺诈的手段，使李活冲、刘满银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担保。为此，李活冲、刘满银还向一审法院申请调查关于星亚公司与萧泓公司之间业务往来的真实性、萧泓公司收到华夏银行广州分行付款后资金的实际去向等，但是一审法院并未予以查明。2.案涉《最高额融资合同》《个人最高额保证合同》《个人最高额抵押合同》应为无效合同。星亚公司虚构实际上并不存在的货物买卖关系，其目的是为了骗取华夏银行广州分行的贷款，侵犯了银行对贷款的所有权，同时侵犯了国家金融管理制度和信贷管理秩序，损害了国家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项的规定，应认定其签订的合同无效。李活冲、刘满银基于欺诈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签订《个人最高额保证合同》《个人最高额抵押合同》，亦应认定合同无效。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对于星亚公司的骗取贷款的犯罪行为给华夏银行广州分行造成损失，华夏银行广州分行作为刑事案件的受害人，可以向星亚公司主张财产损害赔偿责任。华夏银行广州分行在本案中以借款及担保的合同之诉提起本案诉讼，不符合以上规定。二、华夏银行广州分行未尽放贷基本监管义务，应该承当相应的责任。银行对借款企业项目贷款资金的使用管理上，必须严格遵守对项目贷款管理的有关要求规定，确定在借款企业项目贷款资金的使用上，建立用款审批制度，制定项目贷款资金使用用途审批表，严格控制项目资金使用，做到专款专用。华夏银行广州分行未能提供贷款资金用于合同约定“用途”的证据，对贷款资金用途失控。而星亚公司与萧泓公司实际上并无业务往来。华夏银行广州分行在没有见到设备购买合同、设备运输单据、购货发票等凭证和资料的情况下，违背贷款合同及担保合同的约定，轻易将贷款资金支付出去，星亚公司早已债台高筑，极有可能是借新贷还旧贷或者转移隐匿资产，华夏银行广州分行对此是知道或者立当知道的，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一审法院并未查明华夏银行的贷后检查报告等与该笔贷款监管相关的材料，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三、一审判决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李活冲、刘满银早已于2019年6月17日本案一审第一次开庭时就告知审判人员本案涉嫌刑事犯罪正在递交材料的阶段。2019年8月，李活冲、刘满银适时向一审法官汇报本案涉嫌刑事犯罪的立案进度，并于2019年8月29日按法官的要求提交书面的《中止审理申请书》，汇报了刑事立案的情况，该刑事案件相关事实将直接影响本案纠纷的性质、效力、责任承担问题，李活冲、刘满银特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申请法院中止审理。然而，法院又完全忽略上诉人的申请，未做出裁定，反而匆忙地做出了判决，违背法定程序。综上，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严重违反法定程序，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发回一审法院重审或改判驳回华夏银行广州分行的诉讼请求。华夏银行广州分行辩称：一、星亚公司是否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合同诈骗罪并不影响本案的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不对本案民事判决的结果产生影响。（一）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合同诈骗罪的犯罪构成与本案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不是同一法律关系。星亚公司系依据其与华夏银行广州分行签订的《最高额融资合同》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获取借款，各方出于真实意思表示而订立金融借款合同，华夏银行广州分行按照真实有效的金融借款合同履行合同义务、行使合同权利，该交易行为并非上述罪名所确定之犯罪行为范围内。（二）华夏银行广州分行与李活冲、刘满银之间的保证关系和抵押担保关系，与李活冲、刘满银提及的星亚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合同诈骗罪等刑事罪名之间亦无法律关系。李活冲、刘满银如认为星亚公司涉嫌经济犯罪损害其合法权益，可另行向被李活冲、刘满银星亚公司主张。二、李活冲、刘满银提出案涉《最高额融资合同》《个人最高额保证合同》《个人最高额抵押合同》为无效合同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案涉《最高额融资合同》系华夏银行广州分行与星亚公司出于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而签订的金融借款合同，且华夏银行广州分行已依据合同约定向借款人星亚公司发放借款。李活冲、刘满银提出其是受星亚公司诱骗而与华夏银行广州分行签订《个人最高额抵押合同》《个人最高额保证合同》，并由此主张合同无效，缺乏证据支持，其既不能证明存在诱骗的事实，也不能证明华夏银行广州分行知道或应当知道存在诱骗行为，涉案合同应为合法有效。三、基于星亚公司尚未向华夏银行广州分行清偿借款本息的事实，华夏银行广州分行依照法律规定与合同约定，可主张对抵押物享有抵押优先受偿权以及要求李活冲、刘满银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债务人是否如约履行合同义务，是担保人是否承担担保责任的关键，担保人的作用就在于为债务人可能出现的违约行为提供担保，如星亚公司确实存在不按用途使用贷款的违约行为，担保人则更应为此承担担保责任。华夏银行广州分行对发放的贷款用途监管管理是作为债权人对贷款风险进行防范和控制的手段，并非对李活冲、刘满银负担的民事合同义务。假若因华夏银行广州分行不履行贷款资金的流向、用途等风险控制条款的跟踪调查和检查而导致贷款不能收回的风险加大，也仅是使华夏银行广州分行处于一种不利益状态，并不影响债务人的利益，也不超出李活冲、刘满银承担责任的预期，李活冲、刘满银不能以此为由拒绝承担保证责任。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李活冲、刘满银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李活冲、刘满银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星亚公司、卢丹亚、赖志红、卢阳未到庭亦未作陈述。华夏银行广州分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星亚公司与华夏银行广州分行签订的《最高额融资合同》（编号GZZX融资20160043）及《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编号GZZX2910120160032、编号GZZX2910120160033）；2.星亚公司立即向华夏银行广州分行支付借款本金16396000元及利息、罚息、复利（截至2019年6月14日的利息508503.42元、罚息3885.95元、复利10065.76元，从2019年6月15日起计至付清之日止的罚息以拖欠的本金16396000元为基数，复利以拖欠的利息508503.42元为基数，均按固定年利率6.4125%上浮50%标准计收）；3.华夏银行广州分行对李活冲名下的八套房产（广州市从化区街口街新城东路36号、广州市从化区街口街新城东路38号、广州市从化区街口街新城东路40号、广州市从化区街口街新城东路42号、广州市从化区街口街新城东路四巷9幢二层、广州市从化区街口街开源路5号之二、广州市从化区街口街开源路5号之三、广州市从化区街口街开源路5号之四）享有优先受偿权；4.李活冲、刘满银、卢丹亚、赖志红、卢阳对星亚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星亚公司、李活冲、刘满银、卢丹亚、赖志红、卢阳承担华夏银行广州分行本案支出的律师费3万元；6.本案诉讼费及保全费由星亚公司、李活冲、刘满银、卢丹亚、赖志红、卢阳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7月11日，华夏银行广州分行与星亚公司签订《最高额融资合同》，约定华夏银行广州分行向星亚公司提供最高额融资额度1800万元，额度有效期自2016年6月22日至2017年6月22日。同日，该公司向华夏银行广州分行提交三份《流动资金贷款提款申请书》向华夏银行广州分行申请提取560万元、1120万元及120万元，用于支付杭州萧泓实业有限公司货款。华夏银行广州分行相应与该公司签订三份《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华夏银行广州分行向星亚公司申请贷款560万元、1120万元及120万元；前两份合同贷款期限均为三年，自2016年7月18日至2019年7月18日，贷款年利率均为6.4125%，第三份合同贷款期限为一年，自2016年7月21日至2017年7月21日，贷款年利率为6.96%；星亚公司未按期偿还贷款本息，则华夏银行广州分行有权按照借款利率上浮50%收取罚息、复利；因星亚公司违约而导致的律师费等费用由该公司负担。同日，李活冲、刘满银，卢丹亚，赖志红，卢阳分别与华夏银行广州分行签订《个人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李活冲、刘满银、卢丹亚、赖志红、卢阳为星亚公司与华夏银行广州分行签订的《最高额融资合同》及其项下的具体业务提供最高额18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的主债权发生期间自2016年6月22日至2017年6月22日，担保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复利、律师费等。同日，李活冲与华夏银行广州分行签订《个人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李活冲以其名下广州市从化区街口街新城东路36号、广州市从化区街口街新城东路38号、广州市从化区街口街新城东路40号、广州市从化区街口街新城东路42号、广州市从化区街口街新城东路四巷9幢二层、广州市从化区街口街开源路5号之二、广州市从化区街口街开源路5号之三、广州市从化区街口街开源路5号之四共八处房产为星亚公司与华夏银行广州分行签订的《最高额融资合同》及其项下的具体业务提供最高额18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的主债权发生期间自2016年6月22日至2017年6月22日，担保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复利、律师费等。该合同签订后，双方于2016年7月15日在房屋登记机构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华夏银行广州分行于2016年7月19日向星亚公司发放贷款560万元、于7月20日发放贷款1120万元、于7月21日发放贷款120万元。华夏银行广州分行确认前述三笔贷款中120万元的贷款本息已结清。星亚公司于2019年1月21日开始出现逾期还款，拖欠华夏银行广州分行另外两笔贷款当期本息191536.67元。华夏银行广州分行于次日向该公司发出《华夏银行催收逾期贷款/欠息通知书》，并于2019年1月25日提起本案诉讼。华夏银行广州分行提供《欠款明细表》及《欠款流水明细》显示，华夏银行广州分行起诉后，星亚公司截至开庭时止仍拖欠该月欠款且也未再偿还后续到期本息。截至2019年6月14日该公司剩余未清偿的本金为16396000元，拖欠的利息为508503.42元、罚息为3885.95元、复利为10065.76元。华夏银行广州分行委托广东合富律师事务所代理本案诉讼，并已支付律师费3万元。一审法院认为，华夏银行广州分行与星亚公司之间的借款合同关系合法有效。鉴于星亚公司在开庭前已拖欠多期借款本息未还，严重违反合同约定，华夏银行广州分行要求解除合同，并要求其清偿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合法有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李活冲与华夏银行广州分行签订两份《最高额抵押合同》，以名下房产分别为星亚公司的借款向华夏银行广州分行提供抵押担保。现华夏银行广州分行的借款债权未得清偿，其有权对抵押房产享有优先受偿权。李活冲、刘满银，卢丹亚，赖志红，卢阳自愿向华夏银行广州分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现星亚公司未依约偿还债务，华夏银行广州分行要求李活冲、刘满银、卢丹亚、赖志红、卢阳为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于合同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李活冲、刘满银、卢丹亚、赖志红、卢阳承责后，有权向星亚公司追偿。华夏银行广州分行要求星亚公司赔偿律师费3万元于合同有据且已实际支付，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李活冲、刘满银、卢丹亚、赖志红、卢阳对该笔债务仅承担担保责任，华夏银行广州分行主张李活冲、刘满银、卢丹亚、赖志红、卢阳与星亚公司共同偿还不当，一审法院依法对李活冲、刘满银、卢丹亚、赖志红、卢阳的责任形式予以调整。李活冲、刘满银提出受星亚公司诱骗提出前述担保，缺乏证据支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对其抗辩意见不予采纳。星亚公司、卢丹亚，赖志红，卢阳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逾期未到庭应诉，一审法院依法作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二百零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解除星亚公司与华夏银行广州分行签订的《最高额融资合同》（编号GZZX融资20160043）及《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编号GZZX2910120160032、编号GZZX2910120160033）；二、星亚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华夏银行广州分行偿还借款本金16396000元、利息、罚息、复利（截至2019年6月14日的利息为508503.42、罚息为3885.95元、复利为10065.76元；从2019年6月15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罚息以本金16396000元为基数，复利以利息508503.42元为基数，均按年利率6.4125%上浮50%计算）；三、星亚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华夏银行广州分行支付律师费3万元；四、华夏银行广州分行对李活冲所有的广州市从化区街口街新城东路36号、广州市从化区街口街新城东路38号、广州市从化区街口街新城东路40号、广州市从化区街口街新城东路42号、广州市从化区街口街新城东路四巷9幢二层、广州市从化区街口街开源路5号之二、广州市从化区街口街开源路5号之三、广州市从化区街口街开源路5号之四的房产享有优先受偿权；五、李活冲、刘满银、卢丹亚、赖志红、卢阳对判决第二、三项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其承责后，有权向星亚公司追偿；六、驳回华夏银行广州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所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20750元、保全费5000元，由星亚公司、李活冲、刘满银、卢丹亚、赖志红、卢阳负担。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庭询时，李活冲、刘满银表示公安机关现在以贷款诈骗罪对星亚公司、卢丹亚、赖志红进行立案侦查，但未提交公安机关已立案侦查的相应证据。华夏银行广州分行表示即便其为贷款诈骗罪的受害方，仍坚持合同有效。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综合双方的上诉及答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主要是：一、案涉《最高额融资合同》《个人最高额保证合同》《个人最高额抵押合同》的效力问题；二、本案是否应中止审理的问题。关于争议焦点一。对于《最高额融资合同》，并无证据证实该合同约定的内容存在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情形。本案属于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李活冲、刘满银在上诉状中提到的星亚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涉嫌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合同诈骗罪，与本案并不存在关联性。至于李活冲、刘满银在二审庭询时提到的星亚公司、卢丹亚、赖志红所涉嫌的贷款诈骗罪，至今并无证据显示公安机关已进行立案侦查。即便星亚公司、卢丹亚、赖志红骗取贷款的情况属实，华夏银行广州分行也属于受损害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即便公安机关对星亚公司等骗取贷款案予以立案侦查，但华夏银行广州分行坚持合同有效，并不主张撤销或变更合同。因此，应认定《最高额融资合同》合法有效。同理，《个人最高额保证合同》《个人最高额抵押合同》是李活冲、刘满银等与华夏银行广州分行在协商一致基础上形成的合意，合同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李活冲、刘满银也未举证证实华夏银行广州分行欺诈其订立《个人最高额保证合同》《个人最高额抵押合同》，故《个人最高额保证合同》《个人最高额抵押合同》也不存在可撤销的情形。因此，《个人最高额保证合同》《个人最高额抵押合同》亦属合法有效。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上述合同有效，并无不当。关于争议焦点二。如上所述，并无证据显示公安机关已对星亚公司、卢丹亚、赖志红涉嫌贷款诈骗罪进行立案侦查，而且公安机关是否对星亚公司、卢丹亚、赖志红涉嫌贷款诈骗罪进行立案侦查，不影响华夏银行广州分行依据合同要求行为人承担民事法律责任，即本案并非必须以相关的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即便该案存在，亦不影响本案的审理，一审法院未中止诉讼，亦无不当。综上，李活冲、刘满银作为担保人与华夏银行广州分行签订的《个人最高额保证合同》《个人最高额抵押合同》合法有效，抵押物亦办理了抵押登记，一审法院判决李活冲、刘满银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及华夏银行广州分行对李活冲提供的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华夏银行广州分行对贷款用途的监管是作为债权人对贷款风险进行防范和控制的手段，并非对债务人或担保人所负担的合同义务，李活冲、刘满银主张华夏银行广州分行承担相应责任没有合同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李活冲、刘满银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0750元，由上诉人李活冲、刘满银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杰审判员 王泳涌审判员 汪 婷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曾 正邝俊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