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2民终654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颜星红，女，1970年12月18日生，汉族，住上海市宝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波，上海盛联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永耀(上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宝山区。法定代表人：NGKIMHUAT，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萧飞，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杜艺，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郑力，男，1971年1月30日生，汉族，住上海市宝山区。原审第三人：朱宇豪，男，1991年12月26日生，汉族，住上海市宝山区。上诉人颜星红因与被上诉人永耀(上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耀公司”)、原审第三人郑力、朱宇豪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3民初240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颜星红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己方一审诉请或者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没有查明的事实。回避了己方亲自三次前往永耀公司售楼处支付抚远路993弄嘉翠雅苑XXX号XXX-XXX层房屋(以下简称“系争房屋”)房款，并于最后一次付款当时，在永耀公司工作人员安排下，网签购房合同的事实。己方最后一次通过安装于永耀公司售楼处的POS机支付房款的时间和打印网签合同的时间高度吻合。正是由于一审切割了该事实，方能得出“有悖正常交易惯例”，不采信己方与永耀公司存在房屋买卖关系的错误结论。买卖合同上，永耀公司公章及法人章的真伪没有查明，应属于重大事实未予查明。并且，目视“法人章”与永耀公司它处用印完全相同。签署合同，是合同当事人双方表达其建立合同权利义务关系意思最重要的行为标志，不查清该事实，显然有悖以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的审判原则。退一步说，即使公章和法人章确系都是伪造，则本案也应当查明表见代理是否成立的事实。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的错误。仅据郑力不愿提供其与邱玮明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任何证据线索，就推定郑力给付朱宇豪的借款即为还款计划书中的邱玮明向郑力的借款，而并非房款性质，缺乏法律依据，也丝毫看不出两者之间有何必然的因果关系，故推定不能成立。郑力在一审中的诉讼地位仅是原审第三人，非诉讼当事人。而一审以郑力不举证而让己方承担不利法律后果也实在于法无据。被上诉人永耀公司辩称，同意一审判决，请求予以维持。原审第三人郑力、朱宇豪述称，同意颜星红意见。颜星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己方与永耀公司双方于2019年2月24日签订的商品房出售合同，永耀公司返还己方购房款人民币(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8，099，865元；2、永耀公司赔偿己方上述房款的利息，从2019年2月24日计算到判决生效之日止，按照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10月29日，颜星红所持有的XXXXXXXXXXXXXXXXXXX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中，向永耀公司汇入80万元。一审中，就合同履行及付款情况，颜星红提供了如下证据材料：1、2019年2月24日，永耀公司(甲方、卖方)与颜星红(乙方、买方)签订的上海市商品房预售合同，约定，颜星红以8，099，865元的价格购买位于宝山区抚远路993弄嘉翠雅苑XXX号XXX层XXX-XXX层房屋，该房屋建筑面积201.29平方米。其中约定，甲方在收取乙方全部房价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乙方交付房屋。双方商定2019年12月31日前办理过户手续；2、2018年11月28日，颜星红卡号为XXXXXXXXXXXXXXXXXXX的借记卡向商户名为永耀公司的杉德POS机上付款320万元；3、2019年2月24日颜星红卡号为XXXXXXXXXXXXXXXXXXX的借记卡向商户名为永耀公司的杉德POS机上付款4，099，865元。在第一次庭审时，郑力作为颜星红特别授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明确表示，购买系争房屋的资金均是颜星红的儿子朱宇豪向郑力所借。就上述证据，永耀公司的质证意见为：1、真实性不认可，合同上永耀公司的公章和法定代表人的印章都不真实，系私刻伪造的，永耀公司与颜星红之间并没有就买卖合同达成合意，合同不成立；2、3的真实性均无法核实，永耀公司从未收到任何款项，是邱玮明伪造公章向衫德公司申请开立的pos机，钱款全部进入其个人账户，且颜星红无法合理说明该等款项的资金来源，结合第三人郑力陈述的情况，无法排除该笔款项的性质是邱玮明与郑力之间的借款的可能性，同时缺乏其他证据证明颜星红是具有真实购房意向的购房人，缺乏证据证明该等款项是房款性质。第三人郑力的质证意见为：证据1无异议，证据2、3不清楚，郑力均未实际参与；上述颜星红的购房款项三笔，取得的来源和郑力有100％的关系，就是对应朱宇豪向郑力借款用于购房的钱。朱宇豪表示：证据均无异议。银行流水明细中可以反映2019年2月24日潘某陆续向颜星红汇款，该款项来源朱宇豪不知道，与本案无关，来源是否出自郑力，对此朱宇豪最终表示，上述房款中80％和郑力有关系，颜星红买房子所用的800余万元的80％的部分是问郑力借来的。就己方主张，永耀公司提供：1、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经侦支队于2019年2月28日出具的立案告知书及受案回执；2、犯罪嫌疑人邱玮明伪造公章并于2018年1月1日私自向衫德支付网络服务发展有限公司提交的以其个人银行账户作为衫德pos机清算账户的账户授权书；3、朱宇豪与犯罪嫌疑人邱玮明之间的微信转账记录；4、朱宇豪的银行卡(尾号2157)曾用于支付58号房产的10万元定金、曾用于支付23号702室的款项的银联pos单；5、58号房产买家王茂龙、薛凤琴提供的付款情况说明)；6、郑力和邱玮明之间的还款计划书(落款时间为2018年12月1日)，载明拖欠的金额为1，000万元，证明：邱玮明和郑力存在借贷关系，本案颜星红主张的700多万元的房款实质是邱玮明向郑力的借款，在第一次庭审时郑力先作为颜星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出具了该份还款计划书，既然朱宇豪所谓用于购房的资金均来自郑力，而根据该份还款计划书，足以证明郑力明知其给付朱宇豪的钱款均转为向邱玮明的借款，故根本不是房款的性质。郑力表示，永耀公司所出具的还款计划书，系郑力在第一次庭审结束后提供给法院参考的，与本案无关；郑力坚持表示，郑力与邱玮明之间存在其他的借贷关系，但其拒绝提供与之有关的任何证据材料。朱宇豪表示：邱玮明的还款计划书与朱宇豪无关，该份还款计划书与朱宇豪向郑力的借款是两件事情，与本案无关。郑力还补充：第一次开庭结束后，郑力陈述邱玮明还欠郑力的钱，所以拿出了该份还款计划书，可以证明郑力被他骗了。郑力也单独报过案，公安经侦告知先走司法程序。郑力一并提供朱宇豪出具的还款承诺书，证明朱宇豪问郑力陆陆续续借的钱，双方之间有债权债务关系，一共1，277万元，当中多少用来购买系争房屋郑力不清楚。颜星红对此表示，所有手续都是朱宇豪办理的，具体情况颜星红不知道。永耀公司质证：还款承诺书真实性不认可，不能排除朱宇豪为了本案诉讼的目的所签署，无法真实地反应他和郑力借款关系以及邱玮明和郑力的还款关系，第一次开庭时，郑力没有提供这份还款承诺书，永耀公司有理由怀疑日期有可能是倒签的，还款计划书中的措辞凌乱，还有公司还有其他案外人，无法通过一页纸就可从法律上定性朱宇豪向郑力的借款是用来购买房屋的目的。颜星红及第三人选择不提供证据，或者提供不完整的证据，前后矛盾的陈述，等等均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颜星红主张与永耀公司之间就系争房屋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永耀公司对此不予认可，故颜星红应当就其主张提供相应证据证明。首先，购房作为一项比较重大的民事活动，相关活动当事人理应对购房环节尽到审慎、严谨的注意义务，然颜星红对购房所涉事宜均表示不清楚，并称全权由其儿子即第三人朱宇豪负责操作，有悖正常交易惯例。其次，颜星红称系争房屋所涉的809万余元购房款已经全部付清，且所有房款均系其儿子朱宇豪向其叔叔即第三人郑力的借款。对此，第三人郑力表示确认，购买系争房屋的资金均是由朱宇豪向郑力所借。第三人朱宇豪在法院再三询问后，也确认，房款的80％部分均来源于向郑力的借款。对此，永耀公司表示仅收到80万元，该80万元的性质系签订合同前的认购金，作为摇号的前提条件，但嗣后颜星红并没有和公司签订正式合同；至于其余700多万元的款项均是进入了涉嫌职务侵占罪的邱玮明的个人账户，永耀公司从未收到过。为此，永耀公司提供邱玮明向郑力出具的还款计划书。该份材料系郑力本人提供，其表示郑力与邱玮明之间有其他的债权、债务纠纷，与本案的房款没有任何法律关系。但在法院再三释明的情况下，郑力仍拒绝提供其与邱玮明之间的资金往来的相关证据，致使一审法院对其主张无法予以采信。据此，既然颜星红确认所谓用于购房的资金均来自郑力的借款，而郑力又拒不提供其与邱玮明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任何证据线索，故根据该份还款计划书，可以基本推定郑力给付朱宇豪的借款即为还款计划书中的邱玮明向郑力的借款，而并非房款性质。第三人拒不提供相关证据，应依法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综上，除却永耀公司确认收到的80万元认购金外，颜星红所主张的购房款均已向永耀公司付清的事实，一审法院无法认定。据此，颜星红主张与永耀公司之间存在房屋买卖关系，一审法院不予采信。颜星红一并要求永耀公司向颜星红交付系争房屋并过户以及承担逾期交房违约金的诉讼请求，均无法准许。为一并解决本案纠纷，永耀公司确认收取的80万元款项，一审法院判决由永耀公司返还颜星红。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永耀(上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颜星红返还80万元；二、颜星红要求永耀(上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交付房屋及过户等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二审中，颜星红提供郑力等银行账户与朱宇豪往来情况，用于证明郑力与与朱宇豪之间债权债务真实成立。永耀公司表示，前述材料可以证实郑力与邱玮明之间的借款就是郑力转账给朱宇豪后通过杉德POS机支付的款项，相关款项不是房款而是邱玮明的借款，邱玮明因此出具还款计划书。永耀公司另表示，根据颜星红提供的郑力与朱宇豪银行账户往来情况，可以证实朱宇豪持有尾号为XXXXXXXXXXXXXXXXXXX的银行卡，该卡在2018年1月16日，杉德POS机开通当日参与测试付款。朱宇豪很可能参与了杉德POS机的开通和测试，是邱玮明的同伙。前述朱宇豪尾号为8976的银行卡还曾用于支付67号买家的定金。4笔2019年3月6日支付给尾号为6312的章冯超的款项，该卡曾被用来支付32号买家的定金，郑力将支付给章冯超的款项也记为给朱宇豪的借款，郑力、朱宇豪、章冯超可能参与、配合邱玮明的犯罪行为，系邱玮明的同伙。二审中，郑力、朱宇豪均表示已将与犯罪嫌疑人邱玮明之间的微信记录予以删除。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2019年12月5日一审庭审笔录载明，颜星红称郑力为其表弟，郑力作为颜星红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后郑力称其为颜星红丈夫表弟，一审确认郑力不具备委托代理资格并追加郑力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之后，颜星红聘请律师参与诉讼，并变更诉请要求永耀公司交付系争房屋。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主要争议焦点在于能否以表见代理确定颜星红与永耀公司之间存在房屋买卖关系。从房屋出售合同形式来看，颜星红与永耀公司分列为合同相对方。但为进一步查明事实，一审法院追加颜星红之子朱宇豪以及亲属郑力参加本案诉讼。根据在案证据，颜星红所持有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中向永耀公司汇入的80万元是由朱宇豪转存。朱宇豪在一审中确认颜星红买房子所用的800余万元的80％的部分是向郑力借来的。同时，朱宇豪与犯罪嫌疑人邱玮明之间存在大额款项往来，郑力与犯罪嫌疑人邱玮明之间存在巨额借贷关系。结合颜星红、朱宇豪以及郑力之间的身份关系，可以认定三人在经济利益上存在一致性。经一审法院释明，郑力拒不提供其与邱玮明之间的资金往来的相关证据。一审关于郑力给付朱宇豪的借款即为还款计划书中的邱玮明向郑力的借款，而并非房款性质的认定，具有高度盖然性，本院认同。根据前述分析，并结合在案证据和当事人陈述，可以认定颜星红是郑力、朱宇豪为解决与犯罪嫌疑人邱玮明之间债务问题的名义签约人，难以认定颜星红为一般意义的善意购房人。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如以朱宇豪或郑力名义订立购房合同，背后其与邱玮明之间的不正常情况显然将更为明显并易于判断相互之间关系。根据颜星红二审提供的材料以及永耀公司质证意见，可以反映出本案“购房”经办人颜星红之子朱宇豪持有多张银行卡并明确知晓各卡使用目的。朱宇豪对于其银行卡在杉德POS机上非正常使用也未提供合理解释以及相应依据。朱宇豪知晓杉德POS机用途亦具有高度盖然性。永耀公司认为朱宇豪、郑力系邱玮明犯罪同伙，尚待公安机关进一步查证。但颜星红银行卡在杉德POS机的使用，颜星红、朱宇豪对此都是知情的。郑力、朱宇豪表示已将与犯罪嫌疑人邱玮明之间的微信记录删除，在邱玮明已被公安机关列为犯罪嫌疑对象的情况下，其前述行为显然不具备合理性，也容易使人产生合理怀疑。根据前述分析，颜星红要求确认其系正常购房付款的上诉主张，本院实难支持。郑力在二审中向颜星红提供了其银行账户往来情况，但仍坚持表示不提供其与邱玮明之间的资金往来的相关证据，结合诉讼代理情况可以进一步反映出颜星红、郑力、朱宇豪三人之间相互配合欲通过民事诉讼共同谋取利益，也有理由相信三人在行事之初即已明确知晓应承担的法律风险。颜星红上诉以表见代理为由要求改判认定其与永耀公司存在房屋买卖关系并据此判令交付系争房屋，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实难做到。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8，024元，由上诉人颜星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彭 辰审 判 员  成 皿审 判 员  余 艺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六日法官助理  张末然书 记 员  陈 晨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