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1民终938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沙某1，男，汉族，住沈阳市于洪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伟，辽宁卓政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吕闻，辽宁卓政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唐某，女，汉族，住沈阳市于洪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伟，辽宁卓政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吕闻，辽宁卓政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沙某2，男，汉族，住沈阳市于洪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伟，辽宁卓政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吕闻，辽宁卓政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戴某，女，汉族，住沈阳市于洪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伟，辽宁卓政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吕闻，辽宁卓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沙某3，男，汉族，住沈阳市铁西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国山，辽宁张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周某，女，汉族，住沈阳市于洪区。原审第三人：沙某4，女，汉族，住沈阳市皇姑区。原审第三人：沙某5，女，汉族，住沈阳市于洪区。原审第三人：沙某6，女，汉族，住沈阳市于洪区。上诉人沙某1、唐某、沙某2、戴某因与被上诉人沙某3、原审第三人周某、沙某4、沙某5、沙某6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于洪区人民法院（2020）辽0114民初23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沙某1、唐某、沙某2、戴某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沙某3的诉讼请求；2.诉讼费用由沙某3承担。事实和理由：1.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其所取得的款项是自己房屋的拆迁款，并非其父遗产，沙某3主张按照继承分配该笔款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另外，2014年6月19日全家对拆迁款分配时，因232万元拆迁款中包含一部分承租人杨某1、杨某2扩建的房产和相应补偿，但此部分补偿归属于周某所有，后来法院判决返还杨某1、杨某245万元，该笔款项应从周某领取的补偿款中扣除，原审法院认定按照比例承担没有事实依据；2.本案不属于继承案件，系按照双方签订的财产分配方案进行分配及周某对其应得部分的赠与行为，原审法院适用继承法规定处理，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判决。沙某3、周某、沙某4、沙某5、沙某6辩称，沙某1、唐某、沙某2、戴某的上诉请求及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沙某3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沙某1、唐某、沙某2、戴某共同返还占有其继承款30万元；2.诉讼费由沙某1、唐某、沙某2、戴某承担。事实与理由：第三人周某是沙某3、沙某1、沙某2及第三人沙某4、沙某5、沙某6的母亲。父亲沙某7于2000年12月29日死亡。父亲生前与母亲共同在于洪区马三家街道马三家村建有一处平房，后加盖了二楼，由沙某1、唐某、沙某2、戴某出租。2014年6月份该房屋拆迁，应得补偿款238万元，为此沙某3、沙某1、唐某、沙某2、戴某等就该补偿款达成继承分配协议，约定沙某1得91万元，沙某2得65万元，第三人周某得25万元、沙某4、沙某5、沙某6各得9万元，沙某3得30万元。该协议由全部继承人签字和五位亲属证明。另外，全部兄弟姐妹共同出具书面委托书，委托母亲周某统一接收补偿款。补偿款陆续发放后，母亲领取了136万元，全部由母亲和沙某1和沙某2分得；之后唐某代理母亲领取了98万元，全部由沙某1、唐某、沙某2、戴某占有，上述补偿款共计234万元没有给付沙某3、沙某4、沙某5、沙某6应得份额。据了解，上述补偿款领取后，周某分得25万元，其余部分均由沙某1、唐某、沙某2、戴某占有。沙某3曾向沙某1、唐某、沙某2、戴某要求分配继承款，其拒不给付。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第三人周某与沙某7是夫妻关系，二人育有三子三女，分别为长子沙某1、次子沙某3、三子沙某2及长女沙某4、次女沙某5、三女沙某6，沙某7于2000年12月29日因病去世。唐某与长子沙某1系夫妻关系，戴某与三子沙某2系夫妻关系于××××年××月××日登记结婚。第三人周某与沙某7在沈阳市于洪区有一处房屋，沙某1夫妇、沙某2夫妇与周某与沙某7共同居住在此，后沙某1夫妇、沙某2夫妇加盖了部分房屋，都登记在沙某7名下。2005年，沙某2、唐某与杨某1签订租赁合同，将部分房屋租赁给杨某1。2014年6月19日，沙氏子女6人达成财产分配协议一份，该协议载明：“财产分配如下：母亲周某25万元、沙某191万元、沙某330万元、沙某265万元、沙某49万元、沙某59万元、沙某69万元，母亲由王立安、沙某5养老，母亲救（就）医费用由沙某5负责，护理由儿女6人论（轮）班负责。证明人：三叔、老叔、大姑、二姑、四姑。”在该协议下方有沙某1、沙某2、沙某3、沙某5、沙某6、沙某4、沙某8、沙某9、沙某10、沙某11、沙某12签字及手印。双方在庭审中均认可该协议是在拆迁之前出具的，出具该协议时已经确定了拆迁数额，但未实际领取拆迁款。周某未在该协议上签字，但是对该证据无异议。案外人杨某1因与周某、沙某2、唐某存在合同纠纷诉至法院，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3月9日下发了（2015）沈中民二终字第12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认定并载明：“2005年6月15日，杨某1与沙某2、唐某签订出租房屋协议书……，2012年4月18日，政府相关部门下发了限期拆改决定书。辽宁金程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征收补偿估价报告书》，该报告书中载明：评估基准日为2013年12月27日。评估对象为沈阳市于洪区马三家街道马三家村村民周某所属房屋建筑物、附属设施和其他资产，市场价值为1358493元。……2014年4月28日，周某作为沙某7的委托代理人签订货币补偿安置协议书，补偿金额为1368293元。”，该判决书判决被告周某、沙某2、唐某给付杨某1浴池装修补偿款63714元及其他补偿款371070元，杨某1申请执行，执行部门在拆迁办扣划449005.02元。本案双方当事人及第三人在庭审中均认可赔偿杨某145万元，同时在庭审中一致认可，领取完拆迁款后，沙某1分得91万元、沙某2分得65万元、第三人周某分得25万元、第三人沙某4、沙某5、沙某6各分得1万元，沙某3分得2万元，共计186万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一为《财产分配协议》是否有效的问题。民事法律行为是民事主体通过意思表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法律行为会发生行为人所欲追求的法律效果。认定民事法律行为是否有效，主要是看三点：一、行为人是否为具有民事行为能力人；二、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是否真实；三、法律行为内容是否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如果不存在以上三种情况，应当认定为有效。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包括（一）公民的收入；（二）公民的房屋、储蓄和生活用品；（三）公民的林木、牲畜和家禽；（四）公民的文物、图书资料；（五）法律允许公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六）公民的著作权；（七）公民的其他合法财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三条规定，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继承人协商同意的，也可以不均等。在本案中，因被继承人沙某7死亡后，未进行遗产继承，故沙某1、唐某、沙某2、戴某、沙某3及第三人沙某4、沙某5、沙某6签订的《财产分配协议》系含有遗产处分内容的财产分配协议，第三人周某虽未在协议上签字，但未对该协议提出异议，且其按照协议确定的金额收取了25万元，视为其对该协议的认可，该协议不违反法律规定，应对上述各方发生法律效力。因沙某1、唐某、沙某2、戴某、沙某3及第三人沙某4、沙某5、沙某6签订财产分配协议时比照应当取得的拆迁款数额进行分配，但该拆迁款数额中包含案外人杨某1的补偿款，该补偿款已经经法院生效判决确认并执行完毕，故对该部分财产分配协议无效，剩余部分仍为有效，应按照《财产分配协议》中确定的数额比例进行分配。本案的争议焦点二为与案外人杨运普产生纠纷赔偿的45万元应由谁承担的问题，与杨运普产生合同纠纷的为第三人周某、沙某2、唐某，应由合同当事人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周某、沙某1、沙某2完全按照财产分配协议取得数额，而全部的45万元违约责任都由原沙某3及沙某4、沙某5、沙某6明显不公平，应按照财产分配协议确定的比例承担该45万元。关于沙某1、沙某2具体应当返还沙某3的数额，因实际取得的拆迁款的数额为186元，故按照财产分配协议中确定的比例，各应分得的数额为沙某323.45万元、沙某171.12万元、沙某250.8万元、第三人周某19.54万元、第三人沙某4、沙某5、沙某6各分得7.03万元。按照上述比例及数额，第三人周某应返还沙某32.88万元、沙某1应返还沙某310.47万元、沙某2应返还沙某37.48万元，在本案中沙某3未向周某主张权利，故沙某1应返还沙某310.47万元、沙某2应返还沙某37.48万元。关于沙某3提出的财产分配协议中的“238万元”，实际上涉及到拆迁的数额为231万元，沙某1、唐某、沙某2、戴某主张该238万元包含沙某72018年房屋补贴，但双方均未提供证据及认可收到该房屋补贴，故对该部分不予处理，当事人可另行主张权利。综上，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十三条之规定，判决：一、沙某1、唐某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返还沙某310.47万元；二、沙某2、戴某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返还沙某37.48万元；三、驳回沙某3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沙某1、唐某、沙某2、戴某未按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沙某3承担2310元，由沙某1、唐某承担2035元，由沙某2、戴某承担1455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上诉人沙某1、唐某、沙某2、戴某提交证人证言两份并出庭作证，证明案涉房屋由何人出资建设的事实，沙某3、周某、沙某4、沙某5、沙某6对上述证据的关联性提出异议。经审查，沙某1、唐某、沙某2、戴某提供的证人证言，与本案事实关联性较差，且无其他证据加以佐证，无法证明涉案房屋所有权人的待证事实，本院不予采纳；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案涉财产分配协议系沙某1、沙某2、沙某3等就周某、被继承人沙某7名下宅基地及所涉该宅基地建房的财产权益所作处分，无论是否存在分户建房还是宅基地使用权争议，该处分系各方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应为有效，具有约束力，沙某3仍享有依照财产分配协议取得相应财产权益的权利。关于上诉人沙某1、唐某、沙某2、戴某所提本案并非继承之诉的理由，经查，因案涉财产系被继承人沙某7名下宅基地及房屋所涉拆迁款项，经其法定继承人及法定继承人以外的第三人家庭成员之间达成的《财产分配协议》的书面协议，是于继承开始后由客观意义继承权转化而来的，是继承人可以现实取得被继承人遗产的权利，是可以处分的财产权，虽缺少周某的签名，但在一审庭审时经其追认，可以认定其效力，因此各方继承人约定处分的意思表示真实有效，一审法院适用继承法律规定进行审理，并无不当，故对其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沙某1、唐某、沙某2、戴某所提本案其所取得款项系其房屋拆迁款的理由，经查，由于沙某1、唐某、沙某2、戴某并非该宅基地的土地使用权人，宅基地和宅基地上房屋具有较强人身属性，沙某1、唐某、沙某2、戴某在该宅基地上建房并不意味着必然成为所建房屋的权利人，但是房屋所占土地范围内的区位补偿款如果确与建房行为形成内在联系，权利人可以主张该部分区位补偿款，且并不及于整个院落宅基地认定面积，同时从案涉财产分配协议内容来看，其所翻建加盖的房屋已获得相应的经济补偿，因此周某、沙某7宅基地使用权所得相应拆迁安置补偿款，作为替代性补偿，自当列为周某、沙某7户的财产加以分割，故对沙某1、沙某2等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沙某1、唐某、沙某2、戴某所提应从周某领取的补偿款中扣除杨某1返款的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双方签订财产分配协议表明双方当时对房屋拆迁利益有明确预期，一审法院结合本案实际情况及符合社会家庭道德观念、善良习俗，考虑到宅基地来源、各自贡献、协议分配比例等因素酌情确定家庭成员之间的分配数额，并无不当，故对其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沙某1、唐某、沙某2、戴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600元，由沙某1、唐某负担5800元，沙某2、戴某负担58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孙 硕审判员 洪 淳审判员 赵楠楠二〇二〇年九月三日书记员 张娓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