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2020）津01行赔初1号原告王文治，男，1948年3月4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红桥区。委托代理人李兰敏（原告之妻），1949年1月18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红桥区。被告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政府，住所地天津市红桥区勤俭道202号。法定代表人何智能，区长。委托代理人贾轶杰。委托代理人薛红梅，天津旗帜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文治因与被告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政府行政赔偿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26日立案后，于2020年4月28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王文治及其委托代理人李兰敏，被告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贾轶杰、薛红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文治诉称，2014年，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政府征收原告坐落于××庄××街××号商业房屋，因未达成协议，于2018年1月15日给原告下达“征补决定”。2018年7月5日，原告将上述“征补决定”诉至法院。2019年7月5日，上述“征补决定”被法院判决确认违法，给予撤销，至今未解决。2019年11月13日，原告向被告提出赔偿申请，要求赔偿原告6年房屋停用造成的损失。被告至今未作回应。原告请求人民法院：1.判令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政府因“征补决定”违法，未达成协议，造成原告的商业用房6年时间不能使用，要求赔偿经济损失120万元，精神抚慰30万元，共计150万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原告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材料（复印件）有：1.国内挂号信函收据和赔偿申请书，用以证明原告向被告提出了赔偿申请。2.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8）津01行初208号《行政判决书》，用以证明被告作出的房屋征收补偿决定被人民法院生效的判决确认违法。3.房地产权证，用以证明涉案房屋系商业用房。4.被征收房屋价值评估报告及天津市房屋征收评估分户报告单，用以证明租房的损失共计120万元。5.编号：2018-1214《告知书》；6.编号：2018-612《告知书》。证据5-6用以证明天津市红桥区西于庄的征收实施行为是从2014年1月开始的。7.2018年8月8日，天津市红桥区咸阳北路街道本溪居委会出具的证明，用以证明原告居住地是本溪片，根本没在涉案房屋内居住。8.天津电力公司发票两张，用以证明原告的房屋是商业用电，从2013年开始拆迁，原告一直不在涉案房屋内居住。9.照片，用以证明屋内结构未改变，不具备居住条件。被告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政府辩称，原告要求被告赔偿经济损失120万元、精神抚慰30万元，共计150万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被告于2018年1月15日作出津红政房征补〔2018〕003号《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后因事实变化，于2019年4月10日对上述《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作出《撤回决定书》。经过事实更正，被告重新作出津红政房征补西于庄〔2020〕01号《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依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及《天津市红桥区西于庄地区棚户区改造（旧城区改建）项目非住宅房屋征收补偿方案》的相关规定，对原告名下的被征收房屋予以补偿。上述决定书中认定原告名下被征收房屋在征收前未用于合法生产或经营，故无停产停业损失，此项内容不予补偿。2.房屋被征收前，征收部门入户调查及入户谈话时，原告均自述其在被征收房屋内居住，未主张用于生产或经营。虽然原告后改口称用于经营，但未能提供任何与生产或经营有关的证据，被告不予认定及补偿，合法合规。综上所述，原告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被告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政府向本院提交的证据（复印件）有：1.《撤回决定书》及津红政房征补西于庄〔2020〕01号《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用以证明被告就案涉房屋重新作出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认定原告名下被征收房屋在被征收前未用于合法生产或经营，故无停产停业损失，不予补偿。2.非住宅房屋现状调查表及入户工作记录，用以证明在被告对被征收房屋进行调查时，原告自述案涉房屋用于居住使用，并未主张用于生产或经营。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中的《撤回决定书》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写得太笼统了；对津红政房征补西于庄〔2020〕01号《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及证据2提出异议，认为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不符合事实。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3无异议；对原告的证据1-2、4-9提出异议，认为证据1不能证明原告提出赔偿申请的事实；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不认可；证据5-9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认可，不能证明原告的被征收房屋用于生产或经营。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被告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本案事实，本院予以采信；原告提供的证据1-3客观真实，本院予以采信；证据4-9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经审理查明，坐落天津市红桥区××庄××街××号××幢号房屋属于天津市红桥区西于庄地区棚户区改造（旧城区改建）项目征收范围，该房屋的房地产权证记载：房屋所有权人王文治，建筑面积76.96平方米，房屋设计用途为商业。2018年1月15日，被告按照《天津市红桥区西于庄地区棚户区改造（旧城区改建）项目平房住宅征收补偿方案》，对王文治所有的设计用途为商业的房屋作出津红政房征补〔2018〕003号《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并向原告送达。原告对该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不服提起诉讼。在诉讼期间，被告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政府于2019年4月10日对王文治作出《撤回决定书》，决定自行撤回津红政房征补〔2018〕003号《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并送达原告。因原告坚持其诉讼请求，本院作出（2018）津01行初208号《行政判决书》，确认被告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政府于2018年1月15日作出的津红政房征补〔2018〕003号《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违法。另查明，2020年1月19日，被告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政府对王文治重新作出津红政房征补西于庄〔2020〕01号《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对原告王文治坐落于天津市红桥区××庄××街××号××幢号房屋予以征收并补偿。王文治对该征收补偿决定不服已提起行政诉讼。该案正在本院审理中。原告王文治主张其于2019年11月13日以邮寄挂号信的方式向被告提出赔偿申请。但被告未查询到，庭审中，被告表示不同意赔偿。本院认为，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判令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政府因‘征补决定’违法，未达成协议，造成原告的商业用房6年时间不能使用，要求赔偿经济损失120万元，精神抚慰30万元，共计150万元”。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原告王文治的行政赔偿请求是否成立。本案系原告王文治基于被告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政府对其作出的津红政房征补〔2018〕003号《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已被生效判决确认违法，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也就是说，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国家公权力的侵害是国家赔偿的前提。没有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或者损害并非国家公权力行为造成，均不符合国家赔偿的法定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被告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其于2018年1月15日作出津红政房征补〔2018〕003号《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于2019年4月10日作出《撤回决定书》，决定自行撤回津红政房征补〔2018〕003号《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又于2020年1月19日，对王文治重新作出津红政房征补西于庄〔2020〕01号《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决定对原告王文治坐落于天津市红桥区××庄××街××号××幢号房屋予以征收并补偿。被告作出房屋征收补偿决定的行为未对原告享有房屋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其作出的房屋征收补偿决定虽被确认违法，但并不必然导致行政赔偿。且原告所举证据亦不能证明其涉案房屋用于生产或经营，即使存在生产或经营损失，原告对房屋享有的合法权益亦应通过房屋征收补偿途径获得。故原告要求赔偿房屋不能使用的损失120万元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被告的行政行为未侵害原告的人身权利，故其要求精神抚慰赔偿30万元，于法无据。综上，原告的赔偿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文治的赔偿请求。本案不收取诉讼费用。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任桂红审 判 员  芦一峰人民陪审员  郑和平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李奕萱书记员韩恩康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根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