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04民终111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安徽花家湖水产养殖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凤台县刘集乡杨刘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421786505528P。 法定代表人：李春保，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文改，安徽金天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石英奎，安徽金天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淮南市盈渔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住所地安徽省淮南市毛集实验区焦岗湖镇景区焦岗湖社区渔民新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340400MA2T6AK39T。 法定代表人：顾生全，该合作社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亚坤，安徽华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梅，安徽华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安徽花家湖水产养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花家湖公司）因与上诉人淮南市盈渔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盈渔合作社）渔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凤台县人民法院(2019)皖0421民初43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花家湖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春保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文改、石英奎，上诉人盈渔合作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亚坤、袁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花家湖公司的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盈渔合作社延长或重新履行成鱼捕捞销售合同。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清。2018年11月20日，花家湖公司与盈渔合作社签订成鱼捕捞销售合同，其中合同第三条约定“捕捞期限：0时至0时。如遇政府检查和恶劣天气造成影响，捕捞时间往后延长。”约定承包价格4000000元。合同签订后花家湖公司履行了合同义务，并雇佣王洪民等人在大湖面采用赶网的方式，将鱼从18000亩的水面赶至一两千亩的水面小围网中（注:此前的2018年9月26日，盈渔合作社与王某等人签订协议，由王某等人采用赶网的方式将鱼赶在一个小面积围网内，在花家湖公司与盈渔合作社正式签订合同后，盈渔合作社与王某等人签订的协议终止，该水域的鱼为花家湖公司所有，花家湖公司雇佣王洪民等人在原小围网的基础上继续赶网）。2018年12月5日，为了迎接视察，盈渔合作社组织人员拆除了小围网，并多次乘汽艇在小围网水域打前哨站，2018年12月6日有关领导乘汽艇视察了小围网相关水域，造成赶到围网中的鱼四处逃散到整个焦岗湖6万亩的水面中，因花家湖公司承包捕捞的仅18000亩，四周都是其他养殖户的水域，不在承包捕捞范围之内，无法捕捞，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小围网拆除前后以及捕捞结束后，花家湖公司在合理期限内多次要求盈渔合作社延长捕捞时间，赔偿损失，盈渔合作社口头答应按照合同第三条约定予以延长捕捞时间，但合同到期后，盈渔合作社一反常态，强行终止合同，一直未予以延长，也没有赔偿损失，万般无奈之下，花家湖公司才诉至法院。因此，一审法院关于“另查明，2018年9月26日，盈渔合作社与王某等人签订协议，由王某等人采用赶网的方式捕鱼，从18000亩的水面赶至一两千亩地水面时，遇到检查时盈渔合作社拆除了固定拦网的竹竿。检查后，花家湖公司继续捕鱼”的事实认定不清。关于一审判决认定“花家湖公司在检查结束后维续捕捞，原合同已经履行完毕，盈渔合作社拔出围网的行为可能造成花家湖公司的经济损失，但按照合同第三条约定，花家湖公司可以在捕捞结束后要求顺延捕捞时间继续捕捞以弥补损失或采取其他方式主张权利，现涉案湖面已进入新的捕捞期，花家湖公司要求盈渔合作社重新履行合同，有失公平”的事实认定不清。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小围网拆除前后以及捕捞结束后，花家湖公司在合理期限内要求盈渔合作社延长捕捞时间，赔偿损失，盈渔合作社口头答应按照合同第三条约定予以延长捕捞时间，但合同到期后，盈渔合作社一反常态，强行终止合同，一直未予以延长，也没有赔偿损失。该情况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债务或者履行非金钱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对方可以要求履行”，应当适用该规定，依法判决盈渔合作社延长或重新履行合同。 盈渔合作社辩称，一审驳回花家湖公司要求盈渔合作社延长或重新履行成鱼捕捞销售合同的诉讼请求的判决正确，盈渔合作社尊重并认可，但一审法院认定“盈渔合作社拔出围网的行为可能造成花家湖公司的经济损失”系法律适用错误，且该认定事实也缺乏证据支持，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理由如下：一、盈渔合作社依法履行了案涉合同，没有影响花家湖公司捕捞的行为，一审法院认定“盈渔合作社拔出围网的行为可能造成花家湖公司的经济损失”错误，缺乏证据支持。一审法院未考虑竞拍公告中对花家湖公司的捕捞限制，错误认定“盈渔合作社拔出围网的行为”事实。根据《竞拍公告》第5条及《承包合同书》第4条“捕捞方式限制”中明确要求“禁止用高出水面的捕鱼工具，不允许小于2寸网眼的捕鱼网具捕捞，严格服从管理处巡护管理”。花家湖公司违约使用高出水面的捕鱼工具在先，一审庭审中花家湖公司自己及其证人王某也均认可现场存在高出水面的竹竿耸立，后焦岗湖景区管理处出于巡护管理的需要组织工作人员对其仅实施了拔出竹竿的行为，而并非是拔出围网的行为。同时，根据花家湖公司自己提供的电话录音也可以反映花家湖公司一直知悉所谓的巡护管理是其他部门如环保局、景区管理处的行为，该行为并非盈渔合作社的行为，与盈渔合作社无关。一审法院未考虑竞拍公告中对花家湖公司的捕捞限制，直接认定是盈渔合作社拔出围网系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错误将花家湖公司提交的照片12张、电话录音、会议记录、证人王某、周某的证言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适用法律错误。首先，花家湖公司当庭提交的12张照片、会议记录及庭后2个月才邮寄给花家湖公司的电话录音，均未提供原件供法庭核对；12张照片无法显示拍摄时间、地点、对象；电话录音取得方式为偷录，本身就不合法，也未提供通话记录详单予以佐证具体的形成时间、通话时长。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90条第4款“存有疑点的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第5款“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制件、复制品”规定，照片、电话录音、会议记录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其次，证人王某对于案涉的真实情况并不熟悉，且对案涉水面的面积、合同签订时间、捕捞时间等所作的证言均与真实情况不符，庭审直播中也能看出花家湖公司及其代理人在发现证人王某回答时间错误后多次对其反复提问并提示，其作出的证言自相矛盾、不具有真实性；证人周某其同时担任花家湖公司的代账会计，案涉收款收据均系他在未经过盈渔合作社授权私自为花家湖公司出具的，其与花家湖公司存在利害关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2条、第73条、第90条第三款之规定，证人王某、周某的证言也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焦岗湖景区管理处的拔出围网行为也不可能造成花家湖公司的经济损失。一审法院已经查明：检查结束后，花家湖公司继续捕鱼。根据花家湖公司申请的证人王某所述，焦岗湖景区管理处实施的是拔出竹竿的行为，实际上竹竿拔出后漂浮在水面上，且渔网的底部仍捆绑了下坠，故渔网仍固定在原处，网中已被围挡的成鱼也无法游出，并不影响花家湖公司此后的捕捞行为。一审法院在花家湖公司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盈渔合作社有影响其捕捞的行为及其实际的损失情况下认定“盈渔合作社拔出围网的行为可能造成花家湖公司的经济损失”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二、案涉合同无法延长或重新履行案涉合同。在本案中，盈渔合作社是在经过焦岗湖社居委，焦岗湖景区管理处会议决定以及国有水面的养殖权人淮南市焦岗湖水产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的授权，将该部分水面的捕捞权承包给花家湖公司，现盈渔合作社依法履行了案涉合同，没有影响花家湖公司捕捞的行为，也未发生合同第三条约定的延长合同的情形。花家湖公司主张盈渔合作社口头答应延长也未提供证据。且现湖面已进入新的捕捞季节，盈渔合作社未收到相关部门的授权、无权将相关水面再承包给花家湖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11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非金钱债务或者履行非金钱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对方可以要求履行，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法律上或者事实上不能履行；（二）债务的标的不适于强制履行或者履行费用过高；（三）债权人在合理期限内未要求履行”，案涉合同法律上或者事实上不能履行，故一审法院关于“驳回花家湖公司延长或重新履行成鱼捕捞销售合同的诉讼请求”的判决结果是正确的。 盈渔合作社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花家湖公司支付盈渔合作社承包费500000元及利息26916.67元（以500000元为基数、年利率6%为利率标准自2018年11月21日计算至款清之日止，暂计算至2019年10月9日为26916.67元），合计为526916.67元。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在查明花家湖公司与盈渔合作社签订的《承包合同书》真实有效的情况下，错误认定《欠条》变更了《承包合同书》约定的付款条件，又错误认定该付款条件未成就，导致作出的判决错误。（一）“欠条”真实性存疑，与客观事实明显不符。合同签订后，花家湖公司于2018年12月5日支付承包费350万元（含之前缴纳的50万元保证金）。该《欠条》记载的是2018年11月20日，也就是说在花家湖公司尚未支付350万元承包费的情况下，出具一张500000元的欠条，与客观事实不符；同时，花家湖公司当庭提交的系复印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90条第5款“（五）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制件、复制品”规定，该证据也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二）“欠条”记载内容为花家湖公司单方意思表示，与《竞拍说明》《补充公告》约定内容明显相悖，顾正永未经授权，无权对付款条件进行重新约定。首先，“欠条”是花家湖公司单方出具给盈渔合作社的，盈渔合作社即使接受并留存，也不代表接收行为就直接发生了认可的法律效力。其次，一审法院已查明:2018年11月10日，焦岗湖社区发布了焦岗湖社区大水面成鱼捕捞、销售权对外竞拍公告。后盈渔合作社受焦岗湖社区的授权与花家湖公司签订承包合同。根据《竞拍公告》第5条要求“投标最低限价240万元，竞标保证金50万元，中标者款一次付清”、《补充公告》第3条要求“捕捞、销售权中标者，要承担捕捞、销售所产生的一切费用”，盈渔合作社无权在焦岗湖社居委授权下变更《承包合同书》中约定的“一次性付清、一切费用花家湖公司承担”，顾正永的签字事前未经焦岗湖社居委授权、事后未经焦岗湖社居委追认，系无权处分行为，不发生变更效力。（三）即使顾正永的签字行为得到焦岗湖社居委的追认，约定也是无效约定且付款条件也早已成就。首先，顾正永与花家湖公司约定以“下欠款算清后一次性付清”作为付款条件，该约定是不确定的、无法履行的，已经违背了诚实信用的原则，事实上已造成了对盈渔合作社合法权益的侵害。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通知》第75条“附条件的民事行为，如果所附的条件是违背法律规定或者不可能发生的，应当认定该民事行为无效”，该约定也是无效约定。其次，在原审庭审中花家湖公司自始至终未举证证明存在“修码头、拔桩”的事实及费用的具体金额，如按照《承包合同书》约定2018年11月20日花家湖公司应付剩余50万元，但花家湖公司至今未支付，也未与盈渔合作社结算，实际已经达到了不正当地阻止付款条件成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159条规定“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当事人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已成就”，故花家湖公司应当立即支付尚欠50万元承包费用和因此产生的违约责任。一审法院驳回盈渔合作社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二、一审法院驳回花家湖公司的诉讼请求正确，但认定“盈渔合作社拔出围网的行为可能造成花家湖公司的经济损失”错误，且该认定事实也缺乏证据支持。（一）一审法院未考虑竞拍公告中对花家湖公司的捕捞限制，错误认定“盈渔合作社拔出围网的行为”事实。根据《竞拍公告》第5条及《承包合同书》第4条“捕捞方式限制”中明确要求“禁止用高出水面的捕鱼工具，不允许小于2寸网眼的捕鱼网具捕捞......严格服从管理处巡护管理”。花家湖公司违约使用高出水面的捕鱼工具在先，一审庭审中盈渔合作社自己及其证人王某也均认可现场存在高出水面的竹竿耸立，后焦岗湖景区管理处出于巡护管理的需要组织工作人员对其仅实施了拔出竹竿的行为，而并非是拔出围网的行为。同时，根据花家湖公司自己提供的电话录音也可以反映花家湖公司一直知悉所谓的巡护管理是其他部门如环保局、景区管理处的行为，该行为并非盈渔合作社的行为。一审法院未考虑竞拍公告中对花家湖公司的捕捞限制，直接认定是盈渔合作社拔出围网系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法院错误将花家湖公司提交的照片12张、电话录音、会议记录、证人王某、周某的证言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适用法律错误。首先，花家湖公司当庭提交的12张照片、会议记录及庭后2个月才邮寄给盈渔合作社的电话录音，均未提供原件供法庭核对;12张照片本身无法显示拍摄时间、地点、对象;电话录音取得方式为偷录，本身就不合法，也未提供通话记录详单予以佐证具体的形成时间、通话时长。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90条第4款“存有疑点的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第5款“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制件、复制品”规定，照片、电话录音、会议记录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其次，证人王某对于案涉的真实情况并不熟悉，且对案涉水面的面积、合同签订时间、捕捞时间等所作的证言均与真实情况不符，庭审直播中也能看出花家湖公司及其代理人在发现证人王某回答时间错误后多次对其反复提问并提示，其作出的证言自相矛盾、不具有真实性;证人周某其同时担任盈渔合作社与花家湖公司的代账会计，案涉收款收据均系他在未经过盈渔合作社授权私自为花家湖公司出具的，其与花家湖公司存在利害关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2条、第73条、第90条第3款之规定，证人王某、周某的证言也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三）焦岗湖景区管理处的拔出围网行为也不可能造成花家湖公司的经济损失。一审法院已经查明:检查结束后，花家湖公司继续捕鱼。根据盈渔合作社申请的证人王某所述，焦岗湖景区管理处实施的是拔出竹竿的行为，实际上竹竿拔出后漂浮在水面上，且渔网的底部仍捆绑了下坠，故渔网仍固定在原处，网中已被围挡的成鱼也无法游出，并不影响花家湖公司此后的捕捞行为。一审法院在花家湖公司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盈渔合作社有影响其捕捞的行为及其实际的损失情况下认定“盈渔合作社拔出围网的行为可能造成花家湖公司的经济损失”无事实与法律依据。 花家湖公司辩称，1.一审关于欠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欠条是真实客观存在的事实，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应当有效。2.一审法院关于盈渔合作社拔出围网的行为可能造成花家湖公司的经济损失的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赶网捕捞捕大留小，符合补充公告生态环保的理念，不属于发包人的捕捞限制范围，拔出围网给花家湖公司造成巨大经济损失。一审法院将花家湖公司提交的照片、电话录音、会议记录、证人证言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符合法律规定。盈渔合作社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 花家湖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盈渔合作社延长或重新履行成鱼捕捞销售合同。 盈渔合作社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判令花家湖公司支付承包费500000元及利息26916.67元（以50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利息，从2018年11月21日计算至2019年10月9日止，以后利息继续计算至承包费付清之日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1月10日，焦岗湖社区发布了焦岗湖社区大水面成鱼捕捞、销售权对外竞拍公告，同日发布补充公告。补充公告第三条载明“3、捕捞、销售权中标者，要承担捕捞、销售所产生的一切费用”。2018年11月20日，花家湖公司与盈渔合作社签订承包合同书，对双方的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其中合同第三条约定“捕捞期限：2018年11月20日0时至2019年2月5日0时。如遇政府检查和恶劣天气造成影响，捕捞时间往后延长。”合同第七条约定“承包价格：大写：肆佰万元整，小写：4000000元。”合同第八条约定“付款方式：承包费一次性付清，合同生效。”合同签订后，花家湖公司于2018年12月5日支付承包费350万元（含之前缴纳的50万元保证金）。2018年11月20日，花家湖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春保给盈渔合作社出具欠条一份。欠条载明“欠条，今欠到淮南市盈渔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捕鱼承包款伍拾万元整（500000元），注：扣除修码头款、拔桩款，下欠款算清后一次性付清，欠款人：李春保，2018年11月20日。”顾正永在该欠条上签署“情况属实：顾正永。” 一审另查明，2018年9月26日，盈渔合作社与王某等人签订协议，由王某等人采取赶网的方式捕鱼，从18000亩水面赶至一两千亩水面时，遇到检查时盈渔合作社拆除了固定拦网的竹竿。检查结束后，花家湖公司继续捕鱼。 一审法院认为，花家湖公司和盈渔合作社签订的承包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已经实际履行。双方履行的行为跨越时间较长，作为享有涉案水域使用权人的淮南市焦岗湖水产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应明知涉案合同，但未提出异议，视为同意盈渔合作社将涉案书面成鱼捕捞销售的权利对外发包，故涉案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合同签订后，花家湖公司按照合同规定捕鱼，在捕鱼过程中遇到检查，拦网的竹竿被盈渔合作社拨出，按照合同第三条约定，捕捞时间应当往后延长，但该条规定的延长，应理解为在原捕鱼时间上的顺延，即原捕捞时间到期日即自2019年2月5日0时的顺延，而非时隔几月后的延长，且现湖面已进入新的捕捞季节，现在予以延长对盈渔合作社有失公平，故花家湖公司现在要求延长捕捞时限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花家湖公司要求盈渔合作社重新履行合同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花家湖公司在检查结束后继续捕捞，原合同已经履行完毕，盈渔合作社拨出围网的行为可能造成花家湖公司的经济损失，但按照合同第三条约定，花家湖公司可以在捕捞结束后要求顺延捕捞时间继续捕捞以弥补损失或采取其他方式主张权利，现涉案湖面已经进入新的捕捞期，花家湖公司要求盈渔合作社重新履行合同，有失公平，故其要求盈渔合作社重新履行合同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盈渔合作社反诉要求花家湖公司支付承包费500000元和逾期利息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花家湖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春保给盈渔合作社出具的欠条中明确记载“欠条，今欠到淮南市盈渔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捕鱼承包款伍拾万元整（500000元），注：扣除修码头款、拔桩款，下欠款算清后一次性付清，欠款人：李春保，2018年11月20日。”且顾正永在该欠条上签署“情况属实：顾正永。”，盈渔合作社接收了该欠条且并未提出异议，应视为对欠条记载内容的认可，该欠条载明在结算后予以付款，由于双方至今未予以结算，故盈渔合作社要求花家湖公司支付承包费50万元和逾期利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驳回花家湖公司要求盈渔合作社延长或重新履行合同的诉讼请求；二、驳回盈渔合作社要求花家湖公司支付承包费500000元及利息26916.67元的诉讼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40元，由安徽花家湖水产养殖有限公司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9070元，减半收取4535元，由淮南市盈渔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负担。 二审中，花家湖公司提交2019年2月1日焦岗湖社区向其发出的通知一份，证明合同到期后本来能够顺延，但是花家湖公司与盈渔合作社协商后，盈渔合作社不同意顺延。盈渔合作社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花家湖公司与盈渔合作社之间按约履行了承包合同，已经不存在合同约定的延长补偿期限的情形，焦岗湖社区在案涉合同到期前依法通知了花家湖公司，在2019年2月5日终止合同，花家湖公司并未向盈渔合作社提出要求延长合同的情形。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与本案争议事实的关联性不予确认。 本院对一审查明事实部分中，除认定2018年11月20日李春保向盈渔合作社出具500000元欠条之外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归纳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本案本诉及反诉的诉讼请求应否予以支持。 本院认为，花家湖公司请求判令盈渔合作社延长或重新履行成鱼捕捞销售合同，其对该主张提出的事实和理由中，明确要求2019年同期重新延长履行该合同，该诉讼请求从事实上已不具备履行条件，故一审判令驳回花家湖公司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予以维持。关于反诉诉讼请求部分，本案合同标的实际为水面承包经营权涉及的收益权，为不动产物权相关权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关于合同效力和物权效力区分的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因此，盈渔合作社是否对涉案水面享有承包经营权，均不影响合同效力本身的认定。本案双方虽在合同中约定承包费自签订合同之日起一次性付清作为合同生效条件，而花家湖公司未付清全部费用，但从该合同的实际履行过程看，双方均认可合同已经成立生效，应当视为双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以实际行为对合同效力条款和付款时间条款进行了变更，故对案涉合同已生效的事实予以确认。双方均应当全面履行合同约定的各自义务。双方合同约定承包价款为4000000元，也约定捕捞期限自2018年11月20日0点至2019年2月5日0点止。如遇政府检查和恶劣天气造成影响，捕捞时间往后延长。花家湖公司为证明其主张的因政府检查对其捕捞造成影响，提交了照片12张、与顾正永的通话录音及文字整理资料、焦岗湖社区会议记录及签到簿复印件，并申请证人王某、周某出庭作证，能够形成证据链，初步完成举证证明责任。盈渔合作社虽对上述证据提出异议，但鉴于顾正永是代表盈渔合作社在案涉合同上的签字人，如将顾正永通话录音真实性的举证证明责任分配给花家湖公司则过于严苛、有失公平，故该举证证明责任应归于盈渔合作社，盈渔合作社虽提出异议，但未申请顾正永出庭对此说明，也未提交反证加以证明，故对花家湖公司主张事实予以确认。花家湖公司提交的500000元欠条为复印件，未能提交原件以供核对，且盈渔合作社对该欠条真实性不予认可，故对该欠条不予确认。双方对于合同约定承包价款4000000元及花家湖公司仅支付3500000元的事实均无异议，双方对于付款时间的约定以实际行为进行了实质变更，未再明确剩余款项付款时间。如上述分析，本案存在因遇政府检查对捕鱼造成影响的事实，按约捕捞时间应往后延长，双方对于合同约定期限届满后并未延长捕捞期限的事实也均无异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当事人互负债务，没有先后履行顺序的，应当同时履行。一方在对方履行之前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一方在对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时，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盈渔合作社并未全面履行合同约定义务，花家湖公司享有同时履行抗辩权，盈渔合作社主张花家湖公司支付剩余500000元承包费，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对此分析适用法律存在瑕疵，但判决结果正确，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花家湖公司、盈渔合作社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存在部分瑕疵，但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150元，由安徽花家湖水产养殖有限公司负担80元，淮南市盈渔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负担907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永 审判员  张晨 审判员  魏宁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日 法官助理李长梅 书记员夏艺桐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三百三十四条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予以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