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吉02民终188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吉林市平远汽车经销有限公司，住所地吉林省吉林高新区。法定代表人：苏洪涛，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博，北京大成（吉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辛忠臣，男，1959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退休干部，住吉林省桦甸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振民，桦甸市法律援助中心律师。上诉人吉林市平远汽车经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远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辛忠臣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桦甸市人民法院（2020）吉0282民初2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平远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辛忠臣的诉讼请求；二、由辛忠臣负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遗漏主体。董春玲并非平远公司的销售人员，辛忠臣一直与董春玲商谈购车事项，并将购车款汇入董春玲账户而非平远公司账户，且没有与平远公司签订任何书面合同。平远公司于2017年11月设立桦甸市盈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并租赁了董春玲承租的位于桦甸市七台子一处场地中的部分区域进行比亚迪汽车的展示与销售活动。董春玲本人经营江淮、开瑞两个汽车品牌，也在该场地中进行展示和销售。平远公司将展示车辆的备用钥匙放于董春玲处，以备场地内有突发情况时挪车使用。董春玲在平远公司不知情的前提下，擅自将案涉车辆“出售”给辛忠臣。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理应将董春玲列为本案被告。另外，销售过程均是在辛忠臣与董春玲之间进行，董春玲至少也应以第三人的身份参加诉讼，一审法院未通知董春玲到庭，实属遗漏主体。二、一审法院认定董春玲属于平远公司的销售人员，且即使董春玲不属于平远公司的销售人员也构成了表见代理，应当由平远公司承担合同的义务，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平远公司从来没有与董春玲签署过聘用合同或者相关的合作协议，一审法院仅凭证人证言就断定董春玲为平远公司的销售人员属于认定事实不清。构成表见代理需具备如下条件：（一）董春玲具有使相对人相信其具有代理权的事实或理由。本案中，董春玲没有平远公司的相关证明文件、盖有合同专用章的或公章的空白合同书等手续，其不具有表见代理的权利外观。（二）相对人善意且无过失。案涉车型应以292,900元的价格出售（车辆完成落籍手续后，返还国家补贴的33,000元），但辛忠臣仅交付了259,900元就要求享有该车的所有权。如果辛忠臣再向平远公司要求返还33,000元的国家补贴，这将给平远公司造成66,000的实际损失。辛忠臣以明显低于规定的售价在董春玲处购买此车，可以推定其存在恶意。另外，购买汽车的交易习惯是买方先与销售方进行协商，双方达成合意后签署购车合同，然后买方支付定金，待提车之日补齐余款，并从销售方处取得该车所有的相关手续。辛忠臣在购买近30万元汽车的过程中不签署任何书面合同，就将绝大部分款项汇入董春玲个人账户，应当判定其存在重大过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三、董春玲在平远公司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将平远公司所有的在其场地展示的比亚迪品牌汽车进行销售和抵押，并将所得赃款66.56余万元（待定）挥霍一空。现涉嫌诈骗被刑事拘留，该案已经进入审查起诉阶段。董春玲的具体犯罪行为是与相关人员恶意串通，签订虚假购车合同，利用该合同向相关机构进行购车贷款，并将购车贷款据为己有。在平远公司的报案材料中，已经提及案涉车辆。辛忠臣与董春玲是否存在上述情节，应当待刑事案件审理完毕后再做定夺。因此，本案与董春玲所涉嫌的诈骗案件有密切联系，故根据先刑后民的原则，本案应当在刑事案件审理完成后审理。平远公司在一审中向法院申请调取公安机关处理辛忠臣抢夺车辆事件的相关证据，法院并未调取。该证据可证明案涉车辆的钥匙并不是辛忠臣从董春玲或者平远公司取得，而是辛忠臣企图通过抢夺的手段与平远公司发生争执，随后报警，派出所将案涉车辆开走并将钥匙交给了辛忠臣。这一事实可以认定平远公司并没有与辛忠臣达成购买案涉车辆的合意，关于该车的买卖合同并不成立。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且本案与刑事案件有密切联系，应当待刑事案件审理完毕后再审理。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支持平远公司的上诉请求。辛忠臣辩称，关于平远公司提出的遗漏主体问题，平远公司在一审提交的报案材料，可证明案涉车辆为平远公司所有，董春玲向平远公司提供客户信息、报价，交易成功后赚取服务费。证人证言可证实BYD吉林平远桦甸专营店（以下简称桦甸专营店）的汽车销售模式及董春玲身份，足以说明董春玲是为平远公司销售车辆，其行为是代理行为，依据法律规定，其所产生的权利义务应由平远公司承担。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平远公司为本案真正的诉讼主体，平远公司提出遗漏主体的观点不正确。关于平远公司提出的表见代理问题，平远公司的报案材料中已自认桦甸专营店的汽车销售模式及董春玲的身份，现平远公司上诉予以否认，其反言无效。关于平远公司提出先刑事后民事的问题，董春玲受平远公司的委托从事代理行为，其涉嫌犯罪，损害的是平远公司的利益，没有证据证明辛忠臣与董春玲串通而共同犯罪。本案与涉嫌刑事犯罪法律关系不同，适用不同的诉讼程序，依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关于民刑交叉案件的程序处理意见，本案应与刑事案件分别审理。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法院驳回平远公司的上诉请求。辛忠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辛忠臣与平远公司的车辆买卖合同成立，判决平远公司交付车辆手续及协助辛忠臣办理车辆落户。诉讼中明确诉讼请求为确认双方买卖合同有效，判令平远公司交付购买新能源油电混合比亚迪唐轿车的购车发票和车辆合格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BYD吉林平远桦甸专营店系平远公司开办（该字号未办理营业执照），经营比亚迪汽车。2018年12月30日，辛忠臣到该专营店购买比亚迪汽车，专营店工作人员董春玲接待辛忠臣，辛忠臣的车辆为全新一代唐DM-BYD6490STHEV智联创享型，协商后辛忠臣将购车款项25.99万元通过转账形式转给董春玲。2019年6月18日在交接案涉车辆（全新一代唐DM-BYD6490STHEV智联创享型7座黑内饰、大架号为LC0CD4C49J1073893）时双方发生争议，辛忠臣报案经辖区派出所处理后，辛忠臣将案涉开回自家。平远公司未为辛忠臣开具购车发票，也未交付车辆合格证，致使辛忠臣不能落籍。一审法院认为，辛忠臣与平远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成立，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合同。虽平远公司抗辩董春玲非其工作人员，但从平远公司报案材料看，其陈述允许董春玲在桦甸专营店就其经营的比亚迪汽车向购买人报价、成交后由董春玲赚取差价，并自认将出售车辆钥匙交于董春玲保管，证人夏风珠、柳翔文、李强的证言也能相互印证董春玲以桦甸专营店工作人员的身份从事经营活动。且平远公司未提供反驳证据证明案涉车辆交易时董春玲非为其工作。另，假使如平远公司所述，案涉车辆交易时已经不允许董春玲以双方约定的方式进行工作赚取提成，但董春玲继续在平远公司工作场所与客户就车辆交易进行磋商的行为也构成表见代理。故其抗辩主张无法支持。辛忠臣按约定支付了购车价款，平远公司负有向辛忠臣交付车辆及合格证、购车发票的义务。关于平远公司提出的本案涉及刑事犯罪，应先处理刑事案件的意见，因刑事案件的处理并不影响本案的审理，故该主张不予支持。辛忠臣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辛忠臣与平远公司就案涉车辆（全新一代唐DM-BYD6490STHEV、智联创享型、7座黑内饰、大架号为LC0CD4C49J1073893）签订的买卖合同成立并有效；二、平远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就判决第一项所涉车辆向辛忠臣交付购车发票和车辆合格证。案件受理费2599元，由平远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平远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比亚迪汽车销售公司内部定价文件一份，载明案涉车型建议零售价为292,900元，包括国补预扣22,000元、地补预扣11,000元。证明该内部定价文件必须贯彻传达到每一位销售人员，售车时要严格按照此价格执行，董春玲却以259,900元将案涉车辆“出售”给辛忠臣，间接证明董春玲不是平远公司员工。证据二、公路收费票据两张，证明案涉车辆于2019年1月27日运送到桦甸展厅，证人夏凤珠称交款后十多天见到案涉车辆，与事实不符，该证人证言不应被采信。辛忠臣质证称，证据一不是新证据，对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该书面文书没有公司公章，为非正式文件，况且其证明内容是该车型建议销售价，这与汽车销售实际销售价可以不一致。该证据与消费者没有关系，辛忠臣已经付了钱，且已经领取车辆。证据二不是新证据，对该证据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明运输案涉车辆。辛忠臣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证人朱宝出庭证言，证明2019年1月辛忠臣让证人找田总咨询买车没给手续事宜，田总称可以到其店购买，“两会”后有高额补助，证人将情况告知辛忠臣。辛忠臣称车的码错了，2019年4月份销售员称确实有几台车存在该情况，返回厂家后尽快返还。证据二、证人夏凤珠出庭证言，证明案涉车辆标价是259,900元。证据三、证人董建国出庭证言，证明证人是董春玲雇佣的员工，董春玲是桦甸专营店销售人员，董春玲管理店内工作以及销售汽车、办理车展和车辆手续。平远公司质证称，证据一证人称其与田总相熟，但田总主要业务是售后服务，不属于平远公司经销人员，对车价及补贴情况并不了解。证据二、证人夏凤珠作证称其通过宣传单了解该车价格，平远公司当时宣传单的原件上并未标注具体车型的价格。证据三证人没有与桦甸专营店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证人自认由董春玲开工资，此人与平远公司没有关系。本院经审查认为平远公司提交的证据一虽无相关部门的公章，但可作为平远公司对案涉车辆零售价格的自认，故予以采信；证据二无法证明系运输案涉车辆，不予采信。辛忠臣提交的证据一证人在一审中已经出庭作证，且二审中证人证言不明确，不予采信；证据二证人陈述案涉车辆明码标价与当事人陈述不符，不予采信；证据三证人自认系董春玲所雇佣的人员，无法证实董春玲系受平远公司雇佣，对其证言不予采信。本院经审理查明：BYD吉林平远桦甸专营店系平远公司开办（该字号未办理营业执照），经营比亚迪汽车。2018年12月，辛忠臣到桦甸专营店购买比亚迪汽车，董春玲接待辛忠臣，辛忠臣购买的车辆为全新一代唐DM-BYD6490STHEV智联创享型。2018年12月30日，辛忠臣将购车款项259,900元通过转账形式转给董春玲个人账户。平远公司自认案涉车型建议零售价为292,900元，其中包括国家补贴22,000元、地方补贴11,000元。2019年6月18日在交接案涉车辆（全新一代唐DM-BYD6490STHEV智联创享型7座黑内饰、大架号为LC0CD4C49J1073893）时双方发生争议，辛忠臣报案经辖区派出所处理后，辛忠臣将案涉车辆开回自家。平远公司未为辛忠臣开具购车发票，也未交付车辆合格证，致使案涉车辆不能落籍。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董春玲向辛忠臣销售案涉车辆系其个人行为还是代表平远公司的行为，该行为的法律后果应由谁承担。根据本案现有证据，认定董春玲系受平远公司雇佣从事销售活动的员工尚不充分，但是本院认为，董春玲若无平远公司的授权亦可构成表见代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表见代理制度是基于被代理人的过失或被代理人与无权代理人之间存在特殊事由，使相对人有理由相信无权代理人享有代理权而与之为民事法律行为，代理行为的后果由被代理人承担的一种特殊的无权代理。首先，需行为人有理由相信无权代理人有代理权的客观表象。本案中，平远公司一审中举证称其租赁董春玲承租的部分场地，并自认2018年7月之前曾与董春玲合作，董春玲代为销售平远公司所售比亚迪车辆或者介绍客户后，赚取一定费用。虽然平远公司称其已经解除与董春玲的合作，但董春玲依然持有其桦甸专营店的钥匙，依然能够进店取得展示车辆的钥匙，从事实上看董春玲依然在该专营店的经营场所向客户销售比亚迪车辆。辛忠臣作为一名消费者，到桦甸专营店购买车辆，其有理由相信董春玲系专营店销售人员或者具有代理销售权限的人。其次，需行为人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辛忠臣在购买车辆过程中，并无证据证明其明知董春玲无销售权限仍然购买。平远公司提出案涉车型的建议零售价为292,900元，扣除国家和地方的补贴33,000元，恰与辛忠臣购买价格259,900元一致，辛忠臣按照董春玲的指示将款项汇入董春玲账户，应视为支付了合理价款，尽到了普通消费者的合理注意义务。故本院认定董春玲以平远公司的名义与辛忠臣建立了案涉车辆的买卖合同关系，平远公司应继续履行买卖合同的附随义务，交付相应证件，一审裁判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二审中，平远公司主张辛忠臣与董春玲之间是借款关系，但未举证证明，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平远公司提出的本案遗漏主体以及应先刑事后民事的问题。本院认为，行为人以法人名义订立合同的行为涉嫌刑事犯罪或者刑事裁判认定其构成犯罪，合同相对人请求该法人承担民事责任的，因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法律主体和法律关系并不相同，刑事诉讼并不解决民事诉讼被告方的责任问题，故辛忠臣提起本案诉讼救济自己的民事权利应予支持。董春玲并非以自己的名义与辛忠臣订立买卖合同，故董春玲并非本案必要共同诉讼人，一审未列董春玲为本案当事人以及与刑事案件分别审理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吉林市平远汽车经销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198元，由吉林市平远汽车经销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孙海波审判员  李 炜审判员  王 东二〇二〇年九月一日书记员  滕怀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