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470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广州供电局，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南二路2号。负责人：廖建平。委托诉讼代理人：黎月梅，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春平，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雷瑞云，男，1973年2月5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常宁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廖喜花，女，1980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常宁市。上述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慕珊，广东焯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府前路38号。负责人：潘国，职务镇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文文，广东南方福瑞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子健，广东南方福瑞德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原审被告：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萝岗区科学城科翔路11号。法定代表人：孟振平。原审被告：广州供电局有限公司增城供电局，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荔城大道51号。负责人：林武汉，职务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黎月梅，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春平，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广州供电局（以下简称广州供电局）与被上诉人雷瑞云、廖喜花、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新塘镇政府）、原审被告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南方电网公司）、广州供电局有限公司增城供电局（以下简称增城供电局）因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8民初4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广州供电局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雷瑞云、廖喜花对广州供电局提出的诉讼请求，并改判新塘镇政府在其责任范围内对雷瑞云、廖喜花承担相应侵权赔偿责任；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雷瑞云、廖喜花、新塘镇政府共同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在查明雷某过错程度有关的案件基本事实浮于表面，未认真、细致、深入查明本案事实，导致部分关键事实未被查明，一审法院在此基础上酌定雷某仅需承担60%的过错责任，查明和认定事实明显不清、错误。雷某的死亡后果是因其自身原因造成的，应自负至少80%甚至全部责任。二、根据广州供电局与增城供电局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涉案线路的建设合法合规，增城供电局受原广州局的委托，在涉案触电事故发生前后对涉案线路进行了日常维护管理，还通过设置相关警示牌、开展电力安全知识宣传教育活动等方式提醒附近居民注意高压电力线路安全、禁止在高压线路下钓鱼等。据此，增城供电局已充分尽到了管理和警示义务，故广州供电局与增城供电局对涉案触电事故的发生没有过错。雷某擅自进入涉案线路电力保护区内进行夜钓而触电死亡，本案符合侵权责任法第七十六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等有关法律规定的条件，故依法应免除广州供电局与增城供电局的责任。三、一审法院认定新塘镇政府无需承担侵权责任，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广州供电局主张新塘镇政府承担侵权责任是基于其作为涉案土地的所有权人、管理人的身份，而非基于其是涉案高压线路的经营者、管理者，然而一审法院在认定新塘镇政府是否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时，仅着重论述新塘镇政府不是高度危险作业的经营者或管理者，存在混淆视听，偏袒新塘镇政府，一审法院认定新塘镇政府无需承担侵权责任，明显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分配举证责任也明显不当。四、一审法院在对雷瑞云、廖喜花的损失进行认定时径行采纳其提交的居住证、驾驶证以及微信收入账单等证据，据此计算死亡赔偿金、受害人近亲属处理丧葬事宜误工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赔偿项目，明显缺乏依据。雷瑞云、廖喜花答辩称，不同意广州供电局的上诉请求，同意原审判决。新塘镇政府答辩称，雷瑞云、廖喜花没有上诉请求新塘镇政府承担责任，广州供电局却上诉请求新塘镇政府承担责任，缺乏法律依据，违反了民事诉讼不告不理的原则。涉案高压电的经营者、管理者及相关设施的所有权人均不是新塘镇政府，新塘镇政府无法定或约定的管理责任，不应当承担本案事故侵权责任。增城供电局称同意广州供电局的上诉意见。南方电网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未答辩。雷瑞云、廖喜花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南方电网公司、广州供电局、增城供电局连带赔偿雷瑞云、廖喜花因雷某触电死亡事故造成的各项损失60%的责任，即1070088元×60%=642052.8元；2．判令上述南方电网公司、广州供电局、增城供电局共同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广州供电局、增城供电局在一审中辩称：原广州供电局有限公司已于2020年1月1日被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吸收合并，原广州供电局有限公司所签订的全部合同及权利义务均由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广州供电局承继。同时，原广州供电局有限公司增城供电局已改制为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广州增城供电局。雷瑞云、廖喜花提出的诉讼请求和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新塘镇政府在一审中辩称：1．答辩人不是案涉高压线路的经营者，对遇难者的死亡没有任何过错，我方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2．增城供电局申请追加答辩人作为本案被告超出了雷瑞云、廖喜花的诉讼请求，违反了民事诉讼“不告不理”的原则以及雷瑞云、廖喜花的处分原则，增城供电局无权申请追加答辩人为本案被告。3．遇难者违法钓鱼，是其死亡的根本原因，与答辩人没有任何因果关系。4．雷瑞云、廖喜花诉请的赔偿金额错误，请驳回雷瑞云、廖喜花的诉讼请求。南方电网公司在一审中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向一审法院提供书面的答辩意见及证据。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6月24日凌晨许，受害人雷某在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官湖村钓鱼时，因触发高压电力线路（电压10KV）导致死亡。一审法院另查明，雷瑞云、廖喜花是受害人的父母。为证明受害人于事发前在城镇已经居住满一年且有固定收入，雷瑞云、廖喜花向一审法院提供了受害人的居住证、驾驶证以及微信收入账单等予以证实。一审庭审中，广州供电局、增城供电局共同确认：广州供电局是案涉高压电力线路的所有人，增城供电局受广州供电局的委托负责对该高压电力线路进行日常维护与管理。而新塘镇政府承认案涉高压电力线路的所在土地是由其依法征收。此外，广州供电局、增城供电局为证明其已经履行了管理、警示义务，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一组照片（未显示拍摄时间），该照片显示该高压电力线路所在的周围环境设置了“禁止在高压线路下钓鱼”的警示牌。雷瑞云、廖喜花对此不予认可，同样向一审法院提交一组现场照片，而该组照片未显示有任何警示标志。同时，为了反驳广州供电局、增城供电局提出的上述主张，雷瑞云、廖喜花还申请证人隆某出庭作证，隆某作证称：其在事发时也在现场，但并未看见事发现场周围设置了警示标志。在本案作出判决之日，广州供电局、增城供电局提及的“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广州增城供电局”尚未正式登记设立。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本案中，受害人雷某因触发高压电力线路导致死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规定：“从事高空、高压、地下挖掘活动或者使用高速轨道运输工具造成他人损害的，经营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能够证明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或者不可抗力造成的，不承担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失的，可以减轻经营者的责任。”对于高压触电引发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应当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即无论经营者在主观上是否存在过错，只要其行为或所管理的危险设施造成了他人损害，且该行为与受害人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那么经营者则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除非能够证明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或者不可抗力造成的。据此，广州供电局作为案涉高压电力线路的经营者，依照上述法律规定，无论其在该起事故中是否存在过错，均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增城供电局是受广州供电局的委托对案涉高压电力线路履行日常维护与管理职责，双方形成委托关系所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应由委托人即广州供电局予以承受。关于广州供电局提出其已经履行了必要的管理与警示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七十六条规定应当减轻或者不承担赔偿责任的意见。该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未经许可进入高度危险活动区域或者高度危险物存放区域受到损害，管理人已经采取安全措施并尽到警示义务的，可以减轻或者不承担责任。“对此，广州供电局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一组显示设置了警示牌的现场照片，但该照片没有显示形成时间，不能证明该警示牌是在事发前还是在事发后设置。而雷瑞云、廖喜花并不认可在事发时已经在现场设置了警示牌，并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不同的照片予以反驳，且证人隆某也出庭作证表示并未看见事发现场周围设置了警示标志。在此情况下，广州供电局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已经履行了警示义务，其抗辩认为适用上述规定应当减轻或者不承担赔偿责任的意见，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新塘镇政府是否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问题。广州供电局、增城供电局认为新塘镇政府是案涉鱼塘的征收人及所有权人，其未对鱼塘采取任何安全管理措施，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应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对此，一审法院分析如下：第一，本案属于因高压电力线路触电死亡而引发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而并非属于因鱼塘设施造成他人伤亡或者溺水身亡等引发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新塘镇政府是否对案涉鱼塘负有管理职责，与本案没有直接关联性。即使该鱼塘的所有权人对鱼塘负有管理职责，也并不等同于其对周边的高压电力线路也同样负有管理义务，上述属于不同的管理职责范畴，两者在管理措施、保障规范与技术维护上的要求也不尽相同，不能混为一谈；第二，事实上，广州供电局、增城供电局提出对案涉鱼塘进行管理的意见，本质上应定义为对案涉高压电力线路所在周边环境进行管理。广州供电局是高压电力线路的经营者，其除了对高压电力线路本身负有维护与管理职责以外，对于高压电力线路延伸与覆盖的一定危险区域范围内的周边环境，同样负有附随的保护与管理职责，该附随管理职责是基于避免高压电力线路对周围环境造成安全隐患而产生，在保障措施上具有高度的专业性与技术性，天然应由专业的电力设施经营者予以担当，不能因为电力设施的所在土地为他人所有，而将该电力设施的附属管理责任转由他人承担；第三，新塘镇政府不是高度危险作业的经营者或管理者，若其作为侵权人需要承担民事责任，应适用一般过错责任原则，即应由主张其承担责任一方的当事人举证证明新塘镇政府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该举证责任依法应由提出请求一方的当事人承担。而在本案中，无论是雷瑞云、廖喜花还是广州供电局、增城供电局均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新塘镇政府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该情形不符合一般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综上，新塘镇政府并非案涉高压电力线路的经营者或管理者，也没有证据表明其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广州供电局、增城供电局提出新塘镇政府应当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依据不充分，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广州供电局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比例问题。尽管本案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减轻经营者的赔偿责任，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第七十三条又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失的，可以减轻经营者的责任。”依照上述规定并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广州供电局、增城供电局及新塘镇政府均提出，被侵权人本身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存在主要过错。对此，一审法院分析认为，受害人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理应知道高压电力线路的危险性，并应避免在高压电力线路下及周边危险区域内进行钓鱼，但受害人却放任其不当危险行为的发生，在深夜选择在高度危险的高压电力线路下钓鱼，该行为在主观上具有重大过失。据此，上述广州供电局、新塘镇政府、南方电网公司、增城供电局提出受害人应承担主要过错责任的抗辩意见，符合上述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采纳。广州供电局可以减轻大部分的赔偿责任，其应当对雷瑞云、廖喜花的损失承担次要责任，即应酌情在20%至40%的幅度比例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再考虑到广州供电局未能举证证明其已经在高度危险活动区域内履行了警示义务的情节，一审法院酌定其应当承担40%的赔偿责任。根据雷瑞云、廖喜花提出的诉讼请求、提交的证据以及庭审陈述，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及参照《广东省2019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的有关规定，一审法院对雷瑞云、廖喜花在本案中的损失认定如下：1．死亡赔偿金：841320元。根据雷瑞云、廖喜花提供的受害人居住证、驾驶证以及微信收入账单等证据，可以基本证实受害人于事发前在城镇工作与居住的事实，在广州供电局、新塘镇政府、南方电网公司、增城供电局未能提供相反证据予以推翻的情况下，对于雷瑞云、廖喜花主张死亡赔偿金按照《广东省2019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2066元/年计算，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据此，计得死亡赔偿金为841320元（42066元/年×20年）。2．丧葬费：53289.5元。雷瑞云、廖喜花主张按照《广东省2019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全省国有单位在岗职工年均工资106579元/年计算，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计得丧葬费为53289.5元（106579元/年÷2）。3．受害人近亲属处理丧葬事宜误工费：2492.79元。雷瑞云、廖喜花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处理丧葬事宜的具体误工人员以及该误工人员的具体误工损失情况，但其提出误工标准参照《广东省2019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的“农、林、牧、渔业”国有同行业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43327元/年计算，该主张并不过高，一审法院认可上述计算标准。而误工人员应酌情按3人、误工时间应酌情按7天计算为宜。据此，计得误工费为2492.79元（43327元/年÷365天×3人×7天）。4．受害人近亲属处理丧葬事宜交通费：2000元。考虑到受害人近亲属处理该起事故和丧葬事宜必然会产生交通费用支出，结合雷瑞云、廖喜花的居住地点和处理丧葬事宜的往返距离，雷瑞云、廖喜花主张交通费为2000元合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5．受害人近亲属处理丧葬事宜住宿费：5400元。雷瑞云、廖喜花的住所地均不在一审法院辖区范围内，其主张必要的住宿费合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广东省2019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中规定广州地区的住宿费标准为450元/天，雷瑞云、廖喜花主张按住宿4天计算合理。此外，住宿人员应酌情参照上述误工人员即按3人计算。据此，计得住宿费为5400元（450元/天×3人×4天）。6．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该起事故造成了受害人死亡，对雷瑞云、廖喜花造成了精神痛苦，综合本案的损害后果，雷瑞云、廖喜花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合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7．鉴定费：13920元。雷瑞云、廖喜花提供了鉴定费发票予以证实，且该鉴定是定性本案成因的重要证据之一，该项主张合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至于雷瑞云、廖喜花主张的受害人近亲属处理丧葬事宜伙食费，该赔偿项目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法定赔偿项目，该项主张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上述全部损失合计1018422.29元，如前所述，应由广州供电局承担40%的赔偿责任，即广州供电局承担应向雷瑞云、廖喜花赔偿各项损失407368.92元（1018422.29元×40%）。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七十三条、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广州供电局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雷瑞云、廖喜花赔偿各项损失407368.92元；二、驳回雷瑞云、廖喜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610元，由雷瑞云、廖喜花负担1320元，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广州供电局负担2290元。二审中，广州供电局、增城供电局提供如下证据：1.三份《增城供电局电力设施安全检查结果通知书》复印件，2.增城供电局2017年4月11日竖立警示牌现场照片及显示该照片电子数据属性的电脑截图,上述证据用以证实增城供电局在涉案鱼塘周边竖立“禁止在高压线下钓鱼”的警示牌，及履行了禁止在高压线下钓鱼的告知、管理等其他义务；3.2020年4月30日涉案地块的航拍视频，用以证实增城供电局设置了警示牌，涉案鱼塘现场没有新塘镇政府的值班或巡逻人员，也未见新塘镇政府设立警示牌。雷瑞云、廖喜花对证据1、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不予确认。认为证据3不能代表案发时的情况，也不能证明案发时有相关的警示牌。新塘镇政府对证据1、证据2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未发表对证据3的质证意见。雷瑞云、廖喜花在二审中以书面形式明确表示，如新塘镇政府需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其不放弃对其主张权利。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一致。本院认为，涉案各方主要争议焦点在于就涉案事故发生所致损失的承责主体、承责比例及损失数额的确定问题。关于承责主体的问题。首先，一审法院未判决增城供电局、南方电网公司承担责任，各方均未对此提出异议，故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二审程序中，本院仅就广州供电局、新塘镇政府是否应承担责任及雷瑞云、廖喜花是否需自负一定的责任进行审查。其次，单从诉讼程序来看，新塘镇政府是否需承担赔偿责任，各方亦存在争议。新塘镇政府主张一审未判决其承担赔偿责任，而受害人亦未对此提出上诉，故其无需承担赔偿责任，否则就违反了不告不理的基本诉讼原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九条之规定：“必要共同诉讼人的一人或者部分人提起上诉的，按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上诉仅对与对方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分担有意见，不涉及其他共同诉讼人利益的，对方当事人为被上诉人，未上诉的同一方当事人依原审诉讼地位列明；（二）上诉仅对共同诉讼人之间权利义务分担有意见，不涉及对方当事人利益的，未上诉的同一方当事人为被上诉人，对方当事人依原审诉讼地位列明；（三）上诉对双方当事人之间以及共同诉讼人之间权利义务承担有意见的，未提起上诉的其他当事人均为被上诉人。”必要共同诉讼人可对与对方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分担提出上诉，也可对共同诉讼人之间权利义务分担提出上诉，也可同时对两方均提出上诉。本案中，新塘镇政府与广州供电局在一审中作为共同被告，虽然未判决其承担责任，但广州供电局作为共同诉讼人，可对其与新塘镇政府之间的责任分担提出上诉。雷瑞云、廖喜花未对一审判决提出上诉，一般情况下，二审不会再加重一审法院已认定的责任数额，但在一审已认定的责任数额以内（等于或少于一审数额），二审可对新塘镇政府与广州供电局的责任分担作出认定，故此，并非雷瑞云、廖喜花未上诉，新塘镇政府就当然的免责。即使从程序层面，新塘镇政府依然存在承责的可能性。关于承责比例的问题。涉案事故导致雷某死亡的严重后果，各方就如何承担责任争议较大。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规定：“从事高空、高压、地下挖掘活动或者使用高速轨道运输工具造成他人损害的，经营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能够证明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或者不可抗力造成的，不承担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失的，可以减轻经营者的责任。”、第七十六条规定：“未经许可进入高度危险活动区域或者高度危险物存放区域受到损害，管理人已经采取安全措施并尽到警示义务的，可以减轻或者不承担责任。”、第二十六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死者因钓鱼触碰高压电死亡，广州供电局作为涉案高压电力线路的经营者，依照上述法律规定，应承担无过错责任。但如何确定该单位的责任份额，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受害人对涉案事故的发生是否具有过错？二是广州供电局是否已经采取了安全措施并尽到警示义务？关于前者，受害人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理应知道高压电力线路的危险性，并应避免在高压电力线路下及周边危险区域内进行钓鱼，但受害人却放任其不当危险行为的发生，尤其是在深夜选择在高度危险的高压电力线路下钓鱼，具有重大过错，一审法院酌定受害方自负60%的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关于后者，广州供电局在一审中提交了一组显示设置了警示牌的现场照片，但该照片没有显示形成时间，不能证明该警示牌是在事发前还是在事发后设置。二审中，其提交的证据1、证据2未提供原件或原始载体进行核对，无法确认其真实性。而证据3即使属实，亦无法由此认定涉案警示牌设置于涉案事故发生之前。故本案无法认定广州供电局履行了有效的警示义务，广州供电局无法免除其全部责任，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其次，一审法院认为本案非属因鱼塘设施造成他人伤亡或者溺水身亡等引发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新塘镇政府是否对案涉鱼塘负有管理职责，与本案没有直接关联性，不应认定新塘镇政府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院对此持不同的意见。涉案事故的发生虽直接由高压电设施引起，但高压电触电并非涉案事故发生的全部原因。从事故发生时的具体情形来看，受害人首先能进入涉案鱼塘所在的地块中，然后从事钓鱼，再之后抛鱼线时导致触电身亡，构成了涉案事故发生的全过程。故引起受害人死亡的因素包括进入涉案地块、钓鱼活动、高压线设施，而非仅有高压线设施一项即可引起受害人死亡。而涉案鱼塘所在地块由新塘镇政府征收并进行一定的管理，其主张采取了设立警示牌、派人巡逻及围蔽涉案地块等措施保障无关人员不能进入涉案地块。但本案中，新塘镇政府并未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实其在事发时采取了上述措施，且即使是本院进行现场调查时，亦发现其用以围蔽的栅栏有多处破损或倒地的状态，并不能有效禁止人员进入涉案地块之中。新塘镇政府因其上述过程应对涉案事故的发生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最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一条规定：“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每个人的侵权行为都足以造成全部损害的，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第十二条规定：“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本案情形下，广州供电局、新塘镇政府分别因各自的侵权行为或过错，对涉案事故的发生产生了原因力，应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院结合上述具体分析，酌定广州供电局就涉案事故所致雷瑞云、廖喜花的损失承担25%的责任，新塘镇政府承担15%的责任。关于损失认定的问题。广州供电局对死亡赔偿金、受害人近亲属处理丧葬事宜的误工费和精神抚慰金提出异议。关于死亡赔偿金、受害人近亲属处理丧葬事宜的误工费，一审法院结合雷瑞云、廖喜花提供的证据及本案案情进行了认定，论述清楚，合理理据充分，本院予以确认。关于精神抚慰金，该项费用系弥补受害方精神损害的费用项目，一般情况下，可独立确定，不再计入损失总额按承责比例进行分担。一审法院将该项费用计入雷瑞云、廖喜花总损失金额，再以承责比例作为计算参数进行计算，存在不当之处。但精神抚慰金的酌定也需考量受害方遭受的精神痛苦、双方过错程度、承责比例等因素，一审法院结合本案中的上述因素所实际认定的精神抚慰金数额为40000元（100000元×40%），基本符合本案案情，二审不再调整。又因各方未对其他各项损失提出异议，故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各项损失数额予以确认。故此，据上述，广州供电局共应向雷瑞云、廖喜花赔偿各项损失共计254605.57元（1018422.29元×25%），新塘镇政府共应向雷瑞云、廖喜花赔偿各项损失共计152763.34元（1018422.29元×15%）。原审被告南方电网公司经本院通知，无正当理由未到庭，违反了到庭诉讼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四条之规定，本院缺席判决。综上所述，原审部分事实认定不清，导致部分判决有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七十三条、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8民初46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8民初46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广州供电局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雷瑞云、廖喜花赔偿各项损失254605.57元；三、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人民政府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雷瑞云、廖喜花赔偿各项损失152763.34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3610元，由雷瑞云、廖喜花负担1320元，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广州供电局负担1431元，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人民政府负担859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537元，由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广州供电局负担1586元，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人民政府负担951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乔 营审判员 黄小迪审判员 李 婷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姚 菲陈晓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