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673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某平，男，汉族，住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红海人力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万福路137号三楼。法定代表人：蒋宏穗，董事长。委托代理人：王阿丽，女，汉族，该公司职员。上诉人周某平与被上诉人广州红海人力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海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4民初423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某平在原审的诉讼请求：要求红海公司支付2016年-2018年绩效年薪差额186000元（2016年75000元、2017年83500元、2018年27500元）、2017年-2018年年休假工资94770元、2016年-2018年年终奖（经营分红）150000元并退回服装押金5000元。原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月4日周某平入职红海公司。同日双方签订《广州市劳动合同》，约定期限2016年1月4日至2020年12月31日、月计时工资10416元（基本工资8854元＋绩效工资1562元）、绩效年薪125000元。2017年4月1日起周某平晋升为审计监察管理总部总经理，晋升后薪酬待遇调整为27.5万元，考察期6个月，考察期待遇按90%定薪，但因考察期待遇低于原待遇故按原待遇即25万元执行。2019年1月22日周某平与红海公司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显示：劳动合同于2019年1月22日解除；经济补偿金109066元；2018年全年税前绩效年薪110000元、2019年1月税前工资16858.24元、2016年1月4日至2019年1月22日税前加班费90613.04元、2018年应休未休年休假税前工资22126.44元，合计239597.72元分批划入周某平账户；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双方已依法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依法履行了各自的义务（包括但不限于劳动保护、档案转移、加班费、年休假、经营分红等方面）。2019年9月19日周某平以红海公司为被申请人向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诉，请求裁决：红海公司支付2016年1月4日至2017年12月31日年薪差额158500元；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109066元；2016年、2017年、2018年年终奖150000元；2016年、2017年年休假工资94770元。该委于2019年11月11日作出《仲裁裁决书》，裁决红海公司支付2016年1月4日至2017年12月31日年薪差额12945.21元并驳回周某平的其余请求。周某平提交了下列证据：1、仲裁文书送达证明。2、仲裁裁决书。1-2证明经过仲裁。3、劳动合同书，证明劳动关系及年薪、工资。4、个人所得税纳税清单，证明工资年薪没有足额发放。5、个人借记卡账户清单，证明红海公司未足额发放工资、年薪。6、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证明2018年年薪11万元，3年年休假红海公司只支付了一年。7、薪酬调整证明及调整明细表，证明工资调整情况。8、2017年2、3月工资单，证明有扣押金。红海公司的质证意见是：证据1-3、三性确认。证据4真实性、合法性确认，关联性不确认，只能代表周某平的纳税情况，不能代表工资发放情况，工资发放以银行流水为准。证据5三性确认，证明红海公司已发放年薪。证据6真实性、合法性确认，关联性不确认，2017年为五五分（平常五、年终五），2018年为六四分（平常六、年终四），但总数未变。证据7三性确认。证据8真实性、合法性确认，证明红海公司发放工资单，周某平清楚每月发放工资情况及年薪情况。红海公司提交了下列证据：1、劳动合同，证明入职时间及年薪标准。2、绩效年薪及普通员工年终奖表格，证明周某平2016年、2017年度绩效年薪金额。3、现金结算年薪授权委托书，证明红海公司委托孙某代为发放2016、2017年度部分年薪。4、证人证言、劳动合同、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周某平年薪发放情况及工资已足额发放。5、2016年度年薪发放记录、银行回单及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证明周某平2016年度年薪发放情况及红海公司已足额发放。6、付款回单及中国工商银行凭证，证明周某平2017年度年薪发放情况及红海公司已足额发放。7、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证明红海公司与周某平协商解除劳动合同且双方已依法履行了各自的义务，并支付了2018年应休未休年休假工资。8、中国工商银行业务回单，证明红海公司已支付周某平2018年应休未休年休假工资。9、关于2018年春节放假的通知、OA截屏、申请人浏览记录，证明红海公司已安排周某平17年休年休假。周某平的质证意见是：证据1三性确认，劳动合同规定年薪及工资，只调整了一次，年薪与试用期没有关联。证据2对2016年、2017年没有意见,2018年年薪有调整，改为11万元，周某平认为应是137500元。证据3真实性不确认，孙某不是出纳，周某平从未从孙某手中领过钱。证据4对两证人证言真实性不确认，不存在发现金的情况，不符合发放工资规定。证据5第一页真实性不确认，后两页银行流水确认，但没有年终奖标注。证据6第一页确认，收到该笔款项，但周某平流水没有显示为工资；第二页确认收到该笔款项，但该笔款项不是工资。证据7三性确认。证据8三性确认。证据9真实性确认，但周某平认为不是年休假，是正常假期。原审法院认为：周某平主张的2018年绩效年薪差额、2018年年休假工资、押金5000元均未经仲裁，故原审法院均不予调处。对于周某平主张的2016年-2017年绩效年薪差额（2016年75000元、2017年83500元）、2017年年休假工资47385元、2016年-2018年年终奖（经营分红）150000元，《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已载明双方确认“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双方已依法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依法履行了各自的义务（包括但不限于劳动保护、档案转移、加班费、年休假、经营分红等方面）”，即双方已确认合同权利、义务均已履行完毕且周某平也获得相应的补偿款，现周某平反悔则有违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故对周某平主张的2016年-2017年绩效年薪差额、2016年-2018年年终奖（经营分红）原审法院均不予以支持，但红海公司未有起诉，原审法院最终视为红海公司同意仲裁裁决的绩效年薪差额12945.21元。原审法院判决：一、广州红海人力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天内支付周某平2016年1月4日至2017年12月31日绩效年薪差额12945.21元。二、驳回周某平的其余请求。本案受理费10元由周某平负担。判后，周某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红海公司支付周某平工作期间（2016年1月-2019年1月）未支付的工资（年薪部分），其中2016年125000元-50000元=75000元，2017年137500元-54000元=83500元，2018年137500元-110000元=27500元，共计186000元；3.红海公司支付周某平2016年、2017年两年未休年假工资，每年15天×2年×3倍×1053元/天=94770元；4.红海公司支付周某平年终奖（经营分红）2016年、2017年、2018年，每年50000元×3年=150000元。主要理由：一、原审法院对《解除劳动协议书》的认定结果不准,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且对举证责任分配错误。原审法院在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条规定时，未将大量未足额支付年薪工资、未休年假、年终奖、服装押金列为“显失公平情形和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同时在《解除劳动协议书》的部分也未将未足额支付年薪工资、未休年假、年终奖、服装押金处理。在红海公司未依法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已按时足额支付年薪、年假、年终奖、服装押金的情况下，错误认定《解除劳动协议书》部分支付为依据，并将部分举证责任强加给周某平，违反法律法规规定,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二、事实及依据如下：1.由于红海集团工资发放形式为银行代发，但红海公司故意在银行代发时不注明是工资，所以周某平通过事后复核发现少发很多年薪，主要依据为周某平个人卡的收款流水，发现注明工资的很少，与费用打款混在一起，很难判断，后周某平经过合法的税务局纳税清单打印出红海公司当时为周某平的纳税申报表，故周某平认为应以当时向第三方税务局的纳税申报为依据。红海公司向原审法院、劳动仲裁委员会提交的年薪发放明细表等证据均不是原始证据，这些证据均为红海公司事后制作电子版打印件，没有周某平签字确认，所谓的证据均可以伪造和修改。2.2017年、2018年两年未休年假工资，每年15天×2年×3倍×1053元/天=94770元。周某平工作己过30年，企业档案有注明、《解除劳动协议书》有2018年年假核算，离职协议中注明2018年补赔年休假是2016的年休假，只补了一年，2017、2018两年未补。按《职工带新年假务例》规定和公司规定，职工只能在满1年以后才能开始假年薪，第二年企业未安排年假，第三年为追诉期，故2017年和2018年均在追诉期内。3．支付周某平年终奖(经营分红)2016年、2017年、2018年,每年50000元×3年=150000元。按红海集团《红海集团经营分红管理规定》集团一般员工年终奖为13薪，领导干部为当年经营利润分红。集团每年有经营分红表，资料由公司保管。原审法院不能仅依据红海公司提交的能够随意修改、伪造的表单判决，而不查清事实、忽略有效证据，并罔顾法律规定、枉法判决驳回周某平的诉求。若所有法院都如原省法院不顾法律规定，只要用人单位随便拿一些能够随意编辑、伪造的“所谓证据”就能够洗脱自己的违法行为，而不用周某平合理合法合规的证据，那么用人单位就会更肆无忌惮地违法，也无须向法院提交依法应由其提交的和合法合理合规的证据，前述法律规定也就毫无现实意义，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的立法本意。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根据《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6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条、《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6条规定，《劳动合同纠纷案件举证须知》要求红海公司承担举证责任。在红海公司没有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已向周某平及时足额支付了以上费用的情况下，应当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支持周某平的上诉请求。红海公司答辩称：一、周某平请求的2016年1月4日至2018年12月31日少发年薪186000元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红海公司已足额支付周某平16年、17年、18年年薪。周某平2016年1月4日入职红海公司，2016年度根据考核结果应发年薪为112134.34元，其中通过银行帐号发放70000元，扣除税后发放65105元，公司现金发放42134元，2017年度根据考核结果应发年薪为128045.45元，其中通过银行帐号发放54000元，扣除个人所得税后发放48705元，公司现金发放74000元，红海公司基本足额发放周某平年薪，所出现的差额也仅为45.79元。2018年度年薪双方在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中已明确金额并进行发放，且周某平在仲裁时并未提及2018年度年薪的主张，未经过仲裁前置程序。周某平2016年年薪在2017年1月24日、2017年度年薪在2018年2月13日已发放完毕，时隔一两年，周某平却说年薪少发、很难判断，完全不符合逻辑，周某平是清晰其年薪已足额发放的。二、周某平申请支付2016年、2017年两年未休年假94770元，周某平要求支付2016年、2017年未休年假工资，与原审诉求有所不同，原审周某平要求红海公司支付2017年、2018年度年休假工资，在得知不符合仲裁前置程序时，上诉时又改为要求支付2016年、2017年年休假工资，不符合劳动争议的诉讼程序，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周某平于2019年9月19日提起仲裁，2016年、2017年未休年假工资很明显已经超出了仲裁时效，因此不应得到支持。且红海公司已实际安排2017年年休假，在双方签订的《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中双方亦确认，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双方依法履行了各自的义务，其中包含年休假。三、周某平请求2016年、2017年、2018年年终奖（分红）15万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根据。周某平入职后执行的是基本工资+绩效工资的工资结构，另根据年底绩效考核结果发放绩效年薪。红海公司与周某平所签订的劳动合同中并未约定为周某平发放年终奖或者说分红，且周某平亦不属于公司股东，周某平入职三年，从未发放过所谓的年终奖（分红），且一直未提出异议。周某平是清楚红海公司是并无与其约定发放所谓的年终奖（分红的）的，因此，周某平要求的2016年、2017年、2018年年终奖（分红）并无法律依据及事实依据。红海公司无需为周某平发放年终奖或者分红。综上，红海公司已依法支付了周某平各项费用，且双方已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是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条之规定，红海公司与周某平签订的该《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已明确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双方已依法履行了各自的义务，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对双方均有约束力，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不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等情形，已实际履行完毕，应为有效。综上所述，周某平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的依据，恳请法院可以查明真相，依法维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维持公平正义。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和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一致。二审另查明，红海公司提交了银行的付款凭证，证实孙某于2017年1月24日向周某平付款42134元，阚某于2018年2月13日向周某平付款74000元。二审期间，红海公司申请证人孙某、阚某出庭作证。证人孙某称：2016年和2017年的年薪工资分别都以现金形式发放给周某平。因当时周某平不在单位，2016年的年薪工资在2017年由孙某代领，在2017年过年前就转到周某平的账户的，金额是42000多元。2017年年薪工资在2018年1月前以现金发放，是孙某在柜台借阚某的身份证直接向周某平存了74000元。这两笔都是年薪工资，转账的时候是没有备注，但是口头告知过周某平这是工资。发放工资未发工资条，转账流水未注明工资是孙某的失误。证人阚某称：2018年发2017年年薪的时候，经理级别的人员都有年薪工资，当时有部分是通过银行发放的，一部分是现金发放的。在广州本地的同事就是领取的现金。当时和孙某一起去银行用阚某的身份证去给周某平存的，具体数额不记得了，应该与凭证是一致的，阚某与周某平没有其他财务往来。周某平质证称：周某平收到这两笔款项，但这不是年薪工资，可能是出差等其他费用，工资发放应由公司发放而不是个人，周某平认为从个人发放的不是工资，这是出差的报销费用和别的费用，另外公司发放现金没有周某平的委托就领出来不可信。另查明，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在穗劳人仲案[2019]7698号仲裁裁决书中认定：周某平与红海公司签订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该协议书已履行完毕，且周某平没有提交证据证明签订协议书时存在欺诈、胁迫或乘人之危的情形，因此《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合法有效，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综上，本案的情形属于周某平与红海公司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关系，周某平要求红海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的仲裁请求于法无据，本委不予支持。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依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范围，本院评析如下：首先，周某平主张的2018年绩效年薪差额未经仲裁前置程序，原审法院不予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条规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办理相关手续、支付工资报酬、加班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达成的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不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情形的，应当认定有效,前款协议存在重大误解或者显失公平情形，当事人请求撤销的，人民法院应该予支持。本案中，周某平与红海公司就劳动合同履行过程中各自的权利义务经平等协商最终达成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在《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中均确认双方依法履行了各自的义务（包括但不限于劳动保护、档案转移、加班费、年休假、经营分红等方面）。因此，本院认为，该《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是双方协商一致的真实意思表示。因周某平没有申请撤销该协议，亦未提交证据证明《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的情形，故该协议合法有效，原审法院认定周某平反悔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并对周某平的其他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正确，本院予以维持。鉴于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了红海公司应支付周某平2016年1月4日至2017年12月31日绩效年薪差额12945.21元，但因红海公司未就仲裁结果起诉，故原审法院视为红海公司同意该裁决结果并判决红海公司应支付周某平该12945.21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经审周某平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原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周某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何慧斯审判员  姚伟华审判员  何润楹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贺紫荆书记员  郑筱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