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1民终955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崔相振，男，1977年9月2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德州市齐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斐，山东金盛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济南福日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法定代表人：王守徐，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栾奇，女,该公司员工。上诉人崔相振因与被上诉人济南福日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日汽车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2019）鲁0112民初101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7日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崔相振上诉请求：1、撤销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2019)鲁0112民初10109号民事判决书；2、判决福日汽车公司向崔相振支付加班工资43200元、带薪年休假工资36450元、经济补偿金12000元、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108000元；3、判决福日汽车公司向崔相振支付2015年1月份、2019年1月份的工资共计6000元。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对本案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依法改判。一、一审法院对《协议书》的真实性，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l.福日汽车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协议书》系伪造证据，应该不予认定。该《协议书》中的公章是福日汽车公司的虚假公章，福日汽车公司在一审庭审中承认《协议书》中所按的公章存在虚假情况，并当庭出示公章给法官检验，并承诺是公司唯一公章已从工商备案，公章印迹与《协议书》公章印迹大小不一样。一审法官却并未提出任何异议反而予以采信。《协议书》中崔相振签名系福日汽车公司模仿本人笔迹造假所致，崔相振自始至终并不知道《协议书》的存在，更没有签署过这样的不合理的协议。崔相振和福日汽车公司在2019年6月14日仲裁庭审中己表明，第一次见面，而协议签署之日是2018年8月31日，从时间上看根本不可能签署这样的协议。2.崔相振在仲裁庭审中已经提交了工资卡银行流水，证明公司拖欠三个月工资的违法行为。同时也受到公司的胁迫，不继续工作不给工资。福日汽车公司提交的《协议书》复印件签订时间是2018年8月31日。从工资银行流水上可以看出，已经拖欠两个月的工资了。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签署《协议书》。在一审庭录中，福日汽车公司都不知道什么地点什么时间都是谁在的情况下签署的《协议书》，明显是伪造的《协议书》，没有可信度。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上福日汽车公司已经在2018年8月17日被济南市历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拉入黑名单。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存在错误。在福日汽车公司仅提供《解除劳动合同证明》、《协议书》复印件而未提供书证原件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一条认定福日汽车公司提交的书证具有证据效力是错误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的第78条规定：“证据材料为复制件，提供人拒不提供原件或原件线索，没有其他材料可以印证，对方当事人又不予承认的，在诉讼中不得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10条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证据，应当提供原件或者原物。如需自己保存证据原件、原物或者提供原件、原物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供经人民法院核对无异的复制件或者复制品。”据此，在原件证据材料丢失的情况下，在向法庭提供复印件的同时，还应当提供与提供人无利害关系知情人、见证人等有关证据，而福日汽车公司并未提供真实有效的佐证，因此，福日汽车公司提交的书证复印件不应该被采纳。福日汽车公司辩称，一、关于加班工资43200元、带薪年休假工资36450元。《劳动合同法》要求员工每周工作不得超过40小时，公司具体的上班时间为“上午（8:30-11:30）、下午（14:00-17:30）”，即每天工作时间为6.5小时，每周工作六天，合计每周40小时以内，没有超过法定标准。崔相振不存在加班事实，公司的员工手册明确规定，公司实行加班申请审批制度，员工加班要先填写加班申请表，经主管部门领导审批同意方可加班。崔相振如主张加班费需提供加班审批的相关证明。以上崔相振主张的加班费，通过公司现存资料中没有其加班的相关审批证明，如果产生私自加班的行为，公司没有义务支付加班费。崔相振与福日汽车公司于2018年8月31日签订《协议书》，本协议中明确约定“甲方付清相关款项后（该款项包含各种法定经济补偿，以及乙方工作期间可能存在的福利或其他损失赔偿），双方无任何劳动关系引发的争议”，双方已按协议约定支付完毕相应款，崔相振系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其与公司签订的协议书应当发生法律效力，现提出主张加班费的请求，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不应予以支持。综上，崔相振主张的周六工作加班费不应予以支持。二、关于经济补偿金12000元。崔相振与福日汽车公司于2018年8月31日签订《协议书》，本协议中明确约定“甲方付清相关款项后（该款项包含各种法定经济补偿，以及乙方工作期间可能存在的福利或其他损失赔偿），双方无任何劳动关系引发的争议”，福日汽车公司已按协议约定支付完毕相应款，崔相振系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其与公司签订的协议书应当发生法律效力，现再次向公司索要经济补偿金，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不应予以支持。三、关于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144000元。根据《劳动合同法》相关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公司与崔相振于2016年1月21日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后期因公司取消授权部分纸质劳动合同丢失，但是前期留有扫描件以备查阅，可以作为已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证据。崔相振与福日汽车公司于2018年8月31日签订《协议书》，本协议中明确约定“甲方付清相关款项后，双方无任何劳动关系引发的争议”，福日汽车公司已按协议约定支付完毕相应款项，《协议书》应当发生法律效力。崔相振在公司与其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前提下，提出双倍工资补偿，违背了诚实信用的原则，不应予以支持。四、关于2015年至2016年期间的社会保险。崔相振入职时间为2016年1月份，故不存在2015年社保，2016年期间社保公司为其正常缴纳，相关社保记录可在社保局查询，在职期间如存在未缴纳情况，公司不会推卸责任。五、关于2015年1月和2019年1月工资6000元。1、崔相振于2016年1月18日入职，从劳动合同可以证明，2015年1月份员工尚未入职，故不存在工资。2、崔相振于2018年12月离职（已签订离职证明），不存在2019年1月份工资。综上，公司不存在欠崔相振2015年1月、2019年1月工资的情形，不应予以支持。六、福日汽车公司因原驻办公地点（青岛宝宁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土地纠纷于2019年12月20日下班时，店面和集团人员全体人员全部被迫搬迁，因为时间匆忙，只能带走员工个人物品，其他档案材料全部留在店内，因期间有新公司入驻（青岛宝利祥），大部分档案全部被销毁处理。崔相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福日汽车公司支付加班工资43200元、带薪年休假工资36450元；2.依法判决福日汽车公司为崔相振补缴2015年-2016年的社会保险；3.依法判决福日汽车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12000元；4.依法判决福日汽车公司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108000元；5.依法判决福日汽车公司支付2015年1月份、2019年1月份的工资共计6000元；6.本案诉讼费用由福日汽车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崔相振原系福日汽车公司的员工。2019年5月8日，崔相振作为申请人，以福日汽车公司作为被申请人向济南市历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要求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108000元；支付拖欠2018年11月、2018年12月、2019年1月、2016年1月的工资12000元；支付2016年至2019年期间周六的加班费43200元；支付经济补偿金9000元；支付新年1天（1月1日）、劳动节3天（5月1日至5月3日）、国庆节3天（10月1日至10月3日）共计7天的加班费3150元；支付三个月的商业保密费3900元。济南市历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11月9日作出济历城劳人仲案[2019]第388号仲裁裁决，裁决：对申请人的仲裁请求，不予支持。崔相振因不服该仲裁裁决，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案件审理过程中，崔相振向一审法院提交了2019年2月1日的《离职证明》一份，拟证明其离职时间为2019年2月1日。该《离职证明》的内容为：“兹证明崔相振在我公司行政部门担任文员兼网管岗位，至2019年2月1日，因公司关闭原因提出离职，在此期间无不良表现，工作良好。经公司慎重考虑准予离职，已办理交接手续，解除劳动合同。”福日汽车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崔相振称该《离职证明》系其个人填好内容后邮寄给福日汽车公司员工栾奇，由栾奇加盖单位公章后再邮寄给崔相振的，并称其有向栾奇邮寄离职证明的快递单据。但经一审法院释明后，崔相振并未在指定期限内提交其向栾奇邮寄离职证明的相关证据。福日汽车公司围绕其答辩意见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解除劳动合同证明》（复印件）、《协议书》（复印件）、银行流水、《劳动合同》（扫描件）、崔相振与福日汽车公司员工的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予以证明。其中，2018年8月31日《协议书》的内容为：“甲方（用人单位）：济南福日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乙方（劳动者）：崔相振；甲乙双方于2016年1月18日签署了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期限自2016年1月18日至2019年1月31日。现经双方协商一致，就双方劳动合同履行事宜达成如下一致条款，以资双方共同遵守：1.因厂家授权到期，甲方不能继续经营，甲方将结束公司经营，因甲方需要乙方在甲方处进行收尾工作，双方协商一致确定，甲乙双方存续期间的劳动合同继续履行，若收尾工作在劳动合同到期前结束，双方劳动关系在工作结束之日解除；若收尾工作在劳动合同到期时结束，双方不再续签劳动合同；若劳动合同到期时工作未完成，乙方同意继续配合做完收尾工作，劳动报酬按照原工资标准以实际工作时间计发。2.双方一致同意：综合考虑乙方在甲方工作期间的表现，根据乙方在甲方的工作年限，甲方一次性给予乙方人民币￥8977.00元整，该款项已包含各种法定经济补偿，以及乙方在甲方工作期间可能存在的福利或其他损失赔偿。个人所得税由乙方自行承担，甲方代缴。甲方付清前述款项后，双方在本协议签订之前无任何劳动关系引发的争议。3.双方同意上述款项提前于2018年9月30日支付至乙方的工资卡中（其中2018年8月31日支付7472.70元，2018年9月30日支付1504.30元），乙方收到前述款项后应该按照本协议第1条规定完成工作，及时汇报工作进度。4.甲乙双方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持一份，自签署之日起生效……2018年8月31日。”济南福日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在甲方处加盖单位公章，崔相振在乙方处签名及捺印。该《协议书》签订后，福日汽车公司已经按照《协议书》的约定向崔相振实际支付8977元。2018年12月31日的《解除劳动合同证明》的内容为：“兹有我单位员工崔相振，性别男解除劳动合同后其仍然有为公司保守商业秘密的义务，依旧遵守公司的保密制度和保密协议，如果违反保密协议，公司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特此证明，不予补发……2018年12月31日。”济南福日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在《解除劳动合同证明》最后加盖单位公章，崔相振在员工签收处签名及捺印。诉讼中，一审法院依法调取了济历城劳人仲案[2019]第388号案件在2019年6月14日的庭审笔录，崔相振在该庭审笔录中陈述其于2016年1月份入职福日汽车公司工作，对福日汽车公司提供的《解除劳动合同证明》的真实性无异议，认可《协议书》中的签名系其本人所签，但主张《协议书》是在福日汽车公司以拖欠其工资为由受胁迫的情况下签署的。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关于崔相振要求福日汽车公司支付加班费、带薪年休假工资、经济补偿金的诉讼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在书证原件遗失、灭失或者毁损的情形下，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其他证据和案件的具体情况，审查判断书证复制品等能否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本案中，福日汽车公司提供的《解除劳动合同证明》及《协议书》虽均系复印件，但其中均有崔相振的签名，且崔相振在仲裁阶段对《解除劳动合同证明》的真实性并无异议，亦认可《协议书》中的签名系其本人所签，故对《解除劳动合同证明》及《协议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崔相振虽以《协议书》是在受胁迫的情况下签署的，但是并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对其抗辩意见不予采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条第一款规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办理相关手续、支付工资报酬、加班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达成的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不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情形的，应当认定有效。”福日汽车公司提供的《解除劳动合同证明》、《协议书》与福日汽车公司的员工与崔相振的微信聊天记录之间相互佐证，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解除劳动合同证明》及《协议书》系福日汽车公司与崔相振协商一致后签订的，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崔相振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双方协商一致的情况下自愿与福日汽车公司签订《解除劳动合同证明》及《协议书》，应当承担由此造成的法律后果。因此，根据现有证据，一审法院认定《解除劳动合同证明》及《协议书》均为合法有效。《协议书》签订后，福日汽车公司及崔相振均应当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严格按照协议内容执行，且福日汽车公司已经按照《协议书》的约定将包含各种法定经济补偿以及崔相振在福日汽车公司工作期间可能存在的福利或其他损失赔偿共计8977元向崔相振进行了实际支付，现崔相振要求福日汽车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加班费、带薪年休假工资的诉讼请求均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崔相振要求福日汽车公司补缴2015年-2016年社会保险的诉讼请求，不属于人民法院劳动争议案件的受理范围，一审法院不予审理；关于崔相振要求福日汽车公司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及2015年1月份工资的诉讼请求，崔相振与福日汽车公司于2018年8月31日签订的《协议书》中明确载明双方“于2016年1月18日签署了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期限自2016年1月18日至2019年1月31日”，且该证据能够与福日汽车公司提交的劳动合同首尾页（复印件）之间相互佐证，足以证明福日汽车公司在与崔相振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的事实，崔相振在济历城劳人仲案[2019]第388号案件的庭审笔录中亦陈述其系于2016年1月份入职福日汽车公司，故崔相振要求福日汽车公司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及2015年1月份工资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崔相振要求福日汽车公司支付2019年1月份工资的诉讼请求，福日汽车公司提供的《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中明确载明崔相振与福日汽车公司于2018年12月31日协商一致后已经解除劳动合同，双方不存在任何劳动纠纷，崔相振亦未提交证据对其主张在2018年12月31日之后仍旧为福日汽车公司工作的事实予以证明，故崔相振要求福日汽车公司支付2019年1月份工资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一十一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崔相振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崔相振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一审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对于2018年8月31日的协议书，崔相振在本案仲裁阶段，对其在该协议中的签名予以认可，福日汽车公司已按该协议向崔相振支付了相应款项，且福日汽车公司提交的其员工与崔相振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印证双方签订该协议书的事实，因此，福日汽车公司提交的2018年8月31日的《协议书》虽为复印件，但依法应予认定其真实性，该协议应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二审中，崔相振申请对协议书中其签名及捺印进行鉴定，根据前述理由，该鉴定已无必要，其鉴定申请本院不予准许。综上所述，崔相振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崔相振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马立营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邢春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