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7民终558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宋某1，女，1993年11月9日出生，汉族，住安丘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女，1971年7月10日出生，汉族，住安丘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宋某2，男，1970年7月5日出生，汉族，住安丘市。 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新海，山东泛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丁某1，男，1990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住潍坊市奎文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丁某2，男，1965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住潍坊市奎文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汤某，女，1964年9月7日出生，汉族，住潍坊市奎文区。 上诉人宋某1、刘桂玉、宋某2因与被上诉人丁某1、丁瑞玉、汤某婚约财产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安丘市人民法院（2020）鲁0784民初2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宋某1、刘桂玉、宋某2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山东省安丘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鲁0784民初272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山东省安丘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鲁0784民初272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具体理由如下:首先，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交付彩礼78000元、购车款53968元依据不足，与事实不符。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返还彩礼、购车款的前提是已经交付,但被上诉人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只能证明双方曾就彩礼事宜进行协商,不能证明已经交付，且其提交的银行卡交易明细也仅能证明取款的事实，不能说明取款与彩礼、购车款之间的关联，被上诉人提交的其他证据，也均不能证明已交付和交付数额。因此，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交付了彩礼、购车款证据不足，与事实不符。其次，一审判决将上诉人赠与的购车款认定为彩礼并判决返还，没有法律依据，且超出被上诉人的一审请求范围，程序违法。被上诉人在起诉状中明确载明“返还彩礼78000元、购车款53968元”，即被上诉人主张的彩礼为78000元，一审判决却认定彩礼数额为131968元，显然超过被上诉人的诉求范围，违背“不告不理”的基本原则，程序违法。并且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已经交付了购车款，即使已经交付，也因为是赠与行为且已经完成，无权主张撤销赠与合同及要求返还。被上诉人庭审中主张该赠与是以结婚为目的的附条件赠与，但是缔结婚姻关系等人身关系显然不能成为商事行为所附的条件，否则有买卖婚姻的嫌疑。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最高人民法院才在《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中单独对“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作出可按条件返还的特殊规定。背后法理即为人身关系不能成为商事行为的条件恋爱期间的赠与行为在完成后并不能要求返还，只有构成彩礼且符合特殊条件才能返还。本案中即使能认定被上诉人为上诉人购车出资53968元，也因为赠与行为已经完成，无权主张撤销。并且被上诉人尚且不认为购车款是彩礼，一审法院却认定为是彩礼并判决返还显然适用法律错误，不能成立。第三，上诉人宋某1在与被上诉人丁某1恋爱期间怀孕，后因双方矛盾于2019年8月流产，给上诉人造成极大的身体和精神伤害。被上诉人不但未做补偿，反而在上诉人承担着身体、精神及社会的巨大压力时，于2019年12月18日起诉要求返还彩礼，明显不合常理、不近人情，更不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虽然我国法律对婚前恋爱期间女方的权利保护未作明确规定，但是出于对妇女权益的保护，一审应参照《婚姻法》第三十条“女方在怀孕期间、分娩后一年内或中止妊娠后六个月内，男方不得提出离婚”规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应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 丁某1、丁瑞玉、汤某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丁某1、丁瑞玉、汤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宋某1、刘桂玉、宋某2返还丁某1、丁瑞玉、汤某彩礼78000元、购车款53968元、还车贷10000元和购家具款17651元，总计159619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宋某1、刘桂玉、宋某2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丁某2系丁某1之父，汤某系丁某1之母，宋某2系宋某1之父，刘某系宋某1之母。丁某1与宋某1于2017年11月认识并自由恋爱，于2019年1月筹备结婚事宜，于2019年4月10日订婚。宋某1在与丁某1恋爱期间怀孕，并于2019年8月在潍坊市妇幼保健院做流产手术。丁某1、丁瑞玉、汤某主张按照习俗给付宋某1、刘桂玉、宋某2彩礼78000元、购车款53968元、还车贷10000元和购家具款17651元并提交丁某2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丁某1与宋某1的微信聊天记录、支付宝聊天记录、交强险保单、通话录音等证据予以证实，经质证，宋某1、刘桂玉、宋某2对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微信聊天记录、支付宝聊天记录、交强险保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不能达到丁某1、丁瑞玉、汤某已给付宋某1、刘桂玉、宋某2彩礼78000元、购车款53968元的证明目的，且78000元的彩礼款与彩礼习俗不符；对于购家具款17651元，从支付宝转账的数额可以看出，存在多个“521”、“5210”具有特殊意义的数字，该转账应视为恋爱期间丁某1对宋某1的赠予，宋某1已经接受，丁某1不能撤回，不能证明以上款项系购家具款；对于还车贷10000元，转账页面中标注为美容医疗费用，并非偿还车辆贷款。就彩礼及购车款，丁某1解释为彩礼78000元包括68000元的彩礼和10000元的三金钱，2019年4月10日订婚时丁某2将用红纸包着78000元的现金交付给了宋某1的母亲刘某，刘某和宋某1大娘一块进屋拆开红包数的钱；购车款系2019年2月18日从丁某2的银行卡中支取的现金支付的，他和宋某1从潍坊金宝二手车交易市场买卖的奥迪Q5车辆，该车全款12万元左右，首付款支付了53968元，将该车辆登记在宋某1名下，车辆贷款也是在宋某1名下，宋某1称不买车不订婚才买的该车辆。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婚约财产纠纷。婚约，又称订婚，是男女双方以将来结婚为目的而作的事先约定。订婚虽不是结婚的必经程序,却是我国一项重要的风俗习惯。在订婚过程中给付的彩礼款并非简单的民事赠与,其具有一定的目的性及人身属性。给付与接收彩礼应以婚姻的成就为前提,条件未成就的,赠与不发生法律效力,赠与的财产应当返还。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丁某1与宋某1是否已订婚、给付彩礼的数额以及需要返还的数额。丁某1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与丁某1、丁瑞玉、汤某陈述之间相互印证，足以证实丁某1与宋某1经过多次交流、沟通，最终双方在2019年4月10日订婚，对该事实，法院依法予以确认。对于丁某1、丁瑞玉、汤某给付宋某1、刘桂玉、宋某2彩礼78000元、购车款53968元的主张，丁某1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丁某2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交强险保单等证据形成一条完整的证据链，彩礼、购车款的取款时间、数额与聊天记录中订婚时间、购车时间基本吻合，各证据之间相互印证，丁某1关于彩礼78000元包含68000元的彩礼及10000元三金的解释亦符合民间风俗；宋某1、刘桂玉、宋某2虽辩称彩礼、购车款均未收到，但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亦未作出合理解释与说明；综上，对于丁某1、丁瑞玉、汤某给付宋某1、刘桂玉、宋某2彩礼78000元、购车款53968元的主张，法院予以认可。对于丁某1、丁瑞玉、汤某给付宋某1、刘桂玉、宋某2还车贷10000元的主张，因支付宝转账页面标注为美容医疗费用，丁某1、丁瑞玉、汤某并未提交证据进一步予以证实，且宋某1、刘桂玉、宋某2不予认可，对该款项的性质，法院不予认定。对于丁某1、丁瑞玉、汤某主张的购买家具款17651元，因支付宝转账页面包含多个“521”、“5210”具有特殊意义的数字，该转账应视为恋爱期间丁某1对宋某1的赠予，丁某1、丁瑞玉、汤某亦未提交证据进一步予以证实系购买家具款，对丁某1、丁瑞玉、汤某主张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法院认定丁某1、丁瑞玉、汤某向宋某1、刘桂玉、宋某2共支付彩礼131968元（78000元+53968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一)项之规定,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法院应当予以支持。本案丁某1与宋某1订婚并给付彩礼，后因种种矛盾未办理结婚登记，因彩礼的给付与接收均系通过男女双方家庭完成，故丁某1、丁瑞玉、汤某诉请要求宋某1、刘桂玉、宋某2返还彩礼款,于法有据,法院依法予以支持。综合考虑本案案情及宋某1怀孕后因与丁某1发生矛盾而人工流产等因素,从维护妇女合法权益的角度出发,丁某1、丁瑞玉、汤某给付宋某1、刘桂玉、宋某2的彩礼款131968元应酌情由宋某1、刘桂玉、宋某2返还80000元较为适宜，对于丁某1、丁瑞玉、汤某主张过高部分，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之规定,判决:一、宋某1、刘某、宋某2返还丁某1、丁某2、汤某彩礼款80000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二、驳回丁某1、丁某2、汤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492元,减半收取1746元,由丁某1、丁某2、汤某负担871元，由宋某1、刘某、宋某2负担875元。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宋某1、刘某、宋某2提供宋某1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复印件10页，证明宋某1与丁某1在恋爱期间有频繁的款项往来，说明因当今社会支付、转账非常的便捷，男女方在恋爱期间发生经济往来非常的普遍，也非常正常。被上诉人质证认为，被上诉人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信用卡当时在上诉人手中，交易的钱款由上诉人自己花费。本院认为，上述证据与本案彩礼的认定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一致。 本院认为，丁某1在一审中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丁某2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交强险保单等证据，且彩礼、购车款的取款时间、数额与聊天记录中订婚时间、购车时间基本吻合，能够证明丁某1、丁瑞玉、汤某给付宋某1、刘桂玉、宋某2彩礼78000元、购车款53968元的事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一)项规定,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法院应当予以支持。本案中，丁某1与宋某1订婚后因发生矛盾未办理结婚登记，同时考虑到彩礼的给付与接收均系通过男女双方家庭完成，故丁某1、丁瑞玉、汤某诉请要求宋某1、刘桂玉、宋某2返还彩礼款，应予支持。一审法院综合考虑本案案情，酌情判决宋某1、刘桂玉、宋某2返还80000元，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宋某1、刘某、宋某2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492元，由上诉人宋某1、刘某、宋某2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国良 审判员  崔福涛 审判员  王 峰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日 书记员  郑 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