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民终672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玉秀，女，1949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全州县。上诉人（原审原告）：韦某，女，1982年12月13日出生，壮族，住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上诉人（原审原告）：蒋某，女，2013年5月13日出生，壮族，住广西全州县。法定代理人：韦某，系蒋某的母亲，住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洛阳镇文雅村洞角屯7号。以上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向细生，湖北创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红霞，女，1962年7月23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鸿颉，湖北光年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玉秀、韦某、蒋某与被上诉人刘红霞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2019）鄂0104民初58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张玉秀、韦某、蒋某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为蒋思团一人独自居住在案涉房屋属认定事实错误。被上诉人非法经营的武汉清凉地极乐精舍念佛堂是有组织的、且涉及人数之多。上诉人认为蒋思团不可能是独自一人居住在清凉地极乐精舍念佛堂。二、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发现蒋思团死亡的时间与事实不符。三、一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未组织人员聚集任何活动，属于认定事实错误。被上诉人存在非法经营武汉清凉地极乐精舍念佛堂的事实，且在2018年被取缔过。四、一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将房屋无偿出借给蒋思团使用，属认定事实错误。五、一审法院认为蒋思团系因自身重度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致急性循环功能衰竭而死亡属认定事实错误。重度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不可能马上发生猝死，事实是被上诉人诱导蒋思团实施不睡、不卧，日夜念佛、拜佛、跪佛的修行方式，导致蒋思团电解质紊乱造成心肌机能受损，进而诱发重度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症致急性循环功能性衰竭而死亡，而被上诉人又强行收走了蒋思团的手机，导致其无法呼救，错过了最后的救助机会，故被上诉人的行为与蒋思团的死亡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被上诉人对蒋思团的死亡存在主观过错。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被上诉人进行的不是普通的民事活动，而是具有心理暗示且需要通过国家专门机关审批的特殊活动，被上诉人组织多人进行聚集性念佛，且未经任何身体检查，强行推行与人体机能严重相违背的修行方式，被上诉人不仅未尽到任何的注意义务，且对到此修行的人进行错误的指导，被上诉人的行为具有强大的诱导性及心理暗示，与蒋思团的死亡存在因果关系，应由被上诉人承担侵权责任，赔偿上诉人各项损失合计530621元。刘红霞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张玉秀、韦某、蒋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刘红霞赔偿死亡赔偿金689100元、丧葬费30280.5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231961元、办理丧葬事宜人员相关费用（误工费、交通费及住宿费）9501元、精神损害抚慰金90000元、运尸费400元、尸体停放费10000元，上述各项损失合计530621元（1061242.5元×50%）；2、本案诉讼费用及鉴定费14000元由刘红霞承担。一审法院查明，蒋思团系张玉秀之子，蒋思团与韦某系夫妻关系，蒋某系二人女儿。2019年7月4日，蒋思团乘坐K22次全州南至武昌的火车抵汉后，自7月5日起独自一人借住在刘红霞名下××于本市××大道××号（原259号）的房屋中。2019年7月27日12、13时许，刘红霞发现蒋思团在该房屋中死亡并报警。2019年9月20日，湖北同济法医学司法鉴定中心针对蒋思团死亡原因出具同济司鉴字[2019]病鉴字第F-16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蒋思团符合重度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致急性循环功能衰竭而死亡。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问题为刘红霞是否承担侵权责任。首先，本案不适用侵权责任法中的安全保障义务的条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之规定，安全保障义务是指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的人，如群众活动的组织者在向社会公众举办的参加人数较多的活动中，未履行合理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而实施侵权行为。依照庭审查明的事实，蒋思团一直独自居住在案涉房屋中，刘红霞并未在该房屋中组织人员聚集任何活动，其并非侵权责任法中规定的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亦不负有相关的安全保障义务。其次，本案亦不符合一般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包含违法行为、主观过错、损害后果、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刘红霞将房屋无偿出借给蒋思团使用，案涉房屋具备一般生活条件，屋内设施亦不存在安全隐患。蒋思团系因自身重度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致急性循环功能衰竭而死亡，对此，刘红霞既不存在违法行为亦无主观过错，不应承担蒋思团死亡的赔偿责任。最后，蒋思团作为成年人，独自离开广西全州来到武汉，借住在他人家中，应当对于自己的生命财产安全尽到相应的注意义务，其不幸死亡虽令人惋惜，但刘红霞是否构成侵权仍需严格按照侵权责任法规定责任构成要件和归责原则进行审核。综上所述，张玉秀、韦某、蒋某要求刘红霞承担侵权赔偿责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据此，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张玉秀、韦某、蒋某的各项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477元，由张玉秀、韦某、蒋某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张玉秀、韦某、蒋某提交武汉市市长专线的回复，证明刘红霞是佛教活动的组织者。刘红霞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无异议。但内容是2018年9月，并非本案发生的时间。该办理结果所述的时间恰恰与社区证明出具的时间一致，事发那段时间刘红霞未开展佛教活动。该办理结果也说明了，办集会、取缔的事实不存在的。本院认为，上述证据达不到证明目的，本院依法不予采信。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认为，死者蒋思团一直独自居住在刘红霞所有的案涉房屋中，刘红霞并未在该房屋中组织任何人员聚集活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之规定，刘红霞并非侵权责任法中规定的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所以刘红霞并不负有相关的安全保障义务。刘红霞将房屋无偿出借给蒋思团使用，案涉房屋具备一般生活条件，屋内设施亦不存在安全隐患。蒋思团系因自身重度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致急性循环功能衰竭而死亡。张玉秀、韦某、蒋某并无证据证明刘红霞对蒋思团的死亡，存在主观过错和侵权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应由张玉秀、韦某、蒋某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刘红霞不应对蒋思团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蒋思团作为成年人，独自离开广西全州来到武汉，借住在他人家中，应当对于自己的生命财产安全尽到相应的注意义务，对蒋思团的不幸死亡，应由蒋思团自行承担责任。故对张玉秀、韦某、蒋某的上诉理由，本院依法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张玉秀、韦某、蒋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954元，由张玉秀、韦某、蒋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叶钧审判员  张剑审判员  李行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张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