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民终710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春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原南充市麓湖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南充市嘉陵区都尉路1号。 法定代表人：袁文彬，系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建林，四川同鼎益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龚立，四川同鼎益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宋旭，男，1973年8月21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武侯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耿韬，四川博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蒲发春，男，1954年5月2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文静，南充市天顺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 原审被告：四川禾迪动物药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南充市高坪区小龙十里工业街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蒲昱地，职务不详。 原审第三人：谢灵珍，女，1988年6月2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仁寿县。 上诉人四川春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春飞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宋旭，原审被告蒲发春、四川禾迪动物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禾迪公司），原审第三人谢灵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川0191民初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春飞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驳回宋旭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保全费由宋旭负担。事实和理由：1.宋旭主张借款交付提交的转款凭证，系2017年1月25日案外人广州亚泰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以下简称亚泰公司）向案外人仁寿锐峰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锐峰公司）分别转款299000元、1000元和200000元，转款均备注为“往来款”而非借款，且系亚泰公司与锐峰公司之间的往来交易与春飞公司无关。2.蒲发春书写借条时间为2017年1月24日，而宋旭主张的转款时间为2017年1月25日，故蒲发春出具借条时能够确认没有收到借款，不能证明蒲发春确认收到了款项。3.谢灵珍曾于2016年5月12日至2016年6月29日担任春飞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股东，但借款发生时其已不再是春飞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宋旭对此亦明知，故谢灵珍并无权代表春飞公司作出确认收到借款的意思表示，其所作陈述不能作为定案依据。4.一审法院认定谢灵珍系与春飞公司共同投资设立的项目公司（南充棕榈岛置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即认定案涉借款与春飞公司的房地产项目具有密切联系并无事实依据。5.宋旭所举的证据并不能证明系受春飞公司指示付款给锐峰公司，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原则，宋旭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但是一审法院却认为春飞公司需要证明亚泰公司向锐峰公司的转款不是宋旭出借给春飞公司的款显属举证责任分配错误。 宋旭辩称，1.宋旭系亚泰公司负责人，亚泰公司认可宋旭委托付款的事实。2.从一审中宋旭及谢灵珍的陈述，能够印证宋旭通过亚泰公司将相关款项转至锐峰公司，锐峰公司又根据蒲发春的指示将相关款项转给其他人。至于春飞公司主张其没有从锐峰公司处收到相关款项，系春飞公司与锐峰公司的关系，应由春飞公司自行向锐峰公司进行追偿。宋旭的借款交付义务已经完成。 3.关于举证责任分配，宋旭主张本案的借款已经交付给了春飞公司指定的锐峰公司，锐峰公司也认可收到借款，宋旭作为主张锐峰公司与春飞公司代理关系成立的一方已经完成了举证责任。而从一审审理情况来看，谢灵珍与春飞公司、蒲发春关系密切，从各个公司的工商档案中得知三方长期以来均有投资合作关系。而宋旭与春飞公司之间除了2017年1月24日的协议内容之外，没有其他关系。因此要证明亚泰公司向锐峰公司转款不是宋旭交付借款这一事实，理应由春飞公司自行证明。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蒲发春辩称，1.同意春飞公司的上诉意见，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改判；2.蒲发春、春飞公司并未委托宋旭将借款转给锐峰公司，也未委托锐峰公司代收借款，宋旭并未完成对蒲发春和春飞公司的借款交付；3.谢灵珍的陈述仅为第三人陈述，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且其陈述与其有直接利害关系，不应予以采信；4.谢灵珍或锐峰公司与宋旭的其他法律关系，本身与蒲发春、春飞公司无关，也无需蒲发春和春飞公司来证明；5.案涉款项分三次转出，且标注为“往来款”，更符合商业往来款的特征，事实上也不符合借款的交易习惯。 禾迪公司、谢灵珍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向法院提交书面意见或证据。 宋旭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蒲发春和春飞公司共同向宋旭偿还借款本金500000元；2.蒲发春、春飞公司共同向宋旭支付从2017年1月24日起至借款清偿之日止的利息（利息以500000元本金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算，暂计算至2018年9月10日，利息为198000元）；3．禾迪公司对上述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本案诉讼费（案件受理费、公告费、财产保全费等）由春飞公司、蒲发春、禾迪公司共同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月24日，作为甲方的蒲发春和南充市麓湖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麓湖公司）和作为乙方的案外人杨俊峰、作为丙方的宋旭、作为丁方的禾迪公司订立《协议》，载明三方为明确在麓湖公司春江路项目（暂定项目名称，以下简称“项目”）中的相关权利义务，三方协商一致确认如下条款内容，各方约定：“……二、甲方与乙方指定的丙方名下的广州亚泰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签订了项目（暂定案名：棕榈岛）设计合同，……三、本协议签订后，乙方和丙方各出借500000元给甲方，用于项目的推进和实施，借款期限6个月（自甲方实际收到借款之日起计算），利息按每月2%计算，甲方应每月27日前支付当月利息；……六、2017年8月1日为甲方归还全部借款的截止期限，无论项目进展情况如何，甲方均应在2017年8月1日前将拖欠乙方和丙方的全部欠款本金及利息偿还完毕。……八、丁方为甲方履行本协议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乙方和丙方有权要求丁方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当天，蒲发春向宋旭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到宋旭人民币50万元正，月息2分，此借款订于2017年8月1日前归还。2017年1月25日，案外人亚泰公司代宋旭向案外人锐峰公司分别转款299000元、1000元和200000元。谢灵珍时任案外人锐峰公司法定代表人，陈述代蒲发春和麓湖公司收到借款。宋旭陈述蒲发春和春飞公司未归还任何本金也未支付利息。2018年9月18日，宋旭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本案进入先行调解阶段。 一审另查明，1．案外人锐峰公司已于2018年12月22日登记注销，谢灵珍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 2.2016年6月29日，麓湖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财务负责人由谢灵珍变更为蒲发春。2017年9月6日，麓湖公司名称变更为春飞公司。 3．案外人南充棕榈岛置业有限公司于2017年8月10日设立，股东为谢灵珍及麓湖公司，谢灵珍担任法定代表人。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案涉借款是否实际出借。宋旭虽并无直接证据证明其将款项转入案外人锐峰公司系按蒲发春或春飞公司指示，但本案宋旭、春飞公司及案外人因南充棕榈岛项目订立协议，当天蒲发春还向宋旭出具借条，协议订立次日宋旭委托其他公司向谢灵珍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案外人锐峰公司转款500000元，谢灵珍曾担任麓湖公司的财务负责人及法定代表人，并在此后与春飞公司共同投资设立的项目公司即案外人南充棕榈岛置业有限公司担任股东及法定代表人，谢灵珍的身份与协议载明的案涉借款用途的房地产项目具有密切联系，谢灵珍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案外人锐峰公司收取的款项金额与借款金额吻合，收款时间与达成借款合意时间接近，谢灵珍认可代蒲发春和春飞公司收取借款的事实，本案无其他证据显示谢灵珍或案外人锐峰公司与宋旭之间存在其他的法律关系，宋旭的证据可以证明其向案外人锐峰公司转款500000元系出借案涉借款，宋旭已完成出借义务，蒲发春及春飞公司应当履行还本付息的义务。宋旭陈述蒲发春、春飞公司未还本付息，禾迪公司未履行保证责任，蒲发春、春飞公司、禾迪公司无证据证明还款的情况，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对宋旭关于还款情况的陈述予以采信。蒲发春和春飞公司应当共同向宋旭归还本金500000元。对于利息，《协议》约定案涉合同项下借款的月利率为2%，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规定，故蒲发春和春飞公司应支付的利息数额为以未还本金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自2017年1月25日计算至本金清偿完毕之日止。 对于保证责任的承担，协议约定还款期限为2017年8月1日，禾迪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未约定保证期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宋旭于2018年9月18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且无其他证据显示其在保证期间内要求禾迪公司承担保证责任，故禾迪公司的保证责任免除。 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蒲发春和春飞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向宋旭归还借款本金500000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以未还本金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自2017年1月25日计算至本金清偿完毕之日止）；二、驳回宋旭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收取10780元，保全费收取4010元，由蒲发春和春飞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宋旭围绕其答辩意见举示证据：2017年2月7日蒲发春与宋旭的微信聊天记录（4页），拟证明：1.蒲发春认可收到宋旭借款500000元的事实；2.蒲发春与杨峻峰之间就蒲发春从宋旭处所借500000元借款分配达成了一致，即每人使用250000元；3.杨峻峰未按其与蒲发春之间的约定将250000元转给蒲发春；4.蒲发春自认其通过杨峻峰收取了宋旭的借款中的100000元。 春飞公司的质证意见为：1.上述证据已过举证期限，客观上该证据一直在宋旭手中，不属于客观不能提交的情况，宋旭对此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2.宋旭所提交的与蒲发春相应聊天记录，并不能证明聊天记录对象就是蒲发春本人，同时，补充协议和说明均无原件，不能作为定案证据。即使补充协议和说明真实，从客观上看补充协议和说明系于2017年1月24日形成，与《借条》性质一致，均是宋旭所主张的提供实际借款（2017年1月25日）之前形成，并不能达到宋旭已经完成支付借款义务的证明目的。且协议和说明仅为蒲发春与杨峻峰两人就借款进行分配的协议；3.宋旭主张蒲发春自认是通过杨峻峰收取了宋旭100000元并无事实依据，根据《借款协议》中约定，杨峻峰及宋旭均需向蒲发春或春飞公司提供借款500000元，而在杨峻峰与宋旭、蒲发春的聊天记录中蒲发春自认收取的100000元是从杨峻峰处获取，属于蒲发春与杨峻峰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与本案宋旭主张的500000元无关联；4.春飞公司提交的宋旭发给蒲发春的聊天记录，“我节前借给你的500000元请还给我，我资金紧张”，蒲发春回复“收到”，我方认为该处的“收到”是指宋旭发出的信息，蒲发春表示其已经收到，通过蒲发春和宋旭后期聊天记录和杨峻峰之后的聊天记录可以看出蒲发春没有实际收到宋旭支付的500000元；5.通过该证据，实际可以看出不论宋旭与蒲发春或者杨峻峰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如何，均是蒲发春个人与宋旭、杨俊峰之间的法律关系，春飞公司并未收到以及使用宋旭所支付的借款，春飞公司不应当承担还款责任。 蒲发春的质证意见为：1.对微信聊天记录的形式及收发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微信聊天内容有异议，该微信聊天内容可能存在删减；2.针对微信聊天中的“说明”，系蒲发春与杨俊峰签订与宋旭无关，也与本案无关联；2.针对微信聊天记录中的“补充协议”，该协议同样由蒲发春与杨俊峰签订，宋旭并未签名，且其中100000元由杨俊峰向蒲发春支付，宋旭并未支付任何款项。 禾迪公司提交书面质证意见为：1.宋旭超过举证期限提交证据已违反法定程序，且该电子数据证据为复印件，可能经过复制和粘贴，也可能未全面反映当事人和案外人的真实意思，证据真实性存疑；2.蒲发春与杨俊峰之间的聊天记录仅能证明杨俊峰承诺在春节前借给蒲发春250000元，但只转了100000元；3.微信聊天记录中的《说明》《补充协议》仅能证明宋旭打算借给蒲发春250000元，但未实际支付，与宋旭起诉本案500000元自相矛盾。 本院认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当事人超过举证期限所举证据，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况予以采纳。宋旭二审中提交的其与蒲发春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对本案事实具有较大影响，本院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了举证和质证，蒲发春并未否认微信聊天记录形式上的真实性，仅表示内容可能存在删减，但是蒲发春未能举示其持有的微信聊天记录予以佐证，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 春飞公司对一审判决查明的“案外人锐峰公司已于2018年12月22日注销”的注销时间有异议，认为应该是2018年10月22日。经核实，锐峰公司注销时间为2018年10月22日。故本院二审除对一审判决查明的“锐峰公司已于2018年12月22日登记注销”不予确认外对其余已查明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2017年2月7日，宋旭向蒲发春发送微信：“蒲总：重庆坤飞公司的协议我已经看了，要不这个合作就算了。另外，节前我借给你的50万请尽快还我，我资金也很紧张；设计费也请尽快支付我。”蒲发春回复：“收到”，此后又向宋旭转发了其与杨俊峰之间的微信记录截图和蒲发春、杨俊峰签订的《补充协议》《说明》照片。蒲发春于同日向杨俊峰微信转发了宋旭向其发送的“蒲总：重庆坤飞公司的协议我已经看了，要不这个合作就算了。另外，节前我借给你的50万请尽快还我，我资金也很紧张；设计费也请尽快支付我。”同时又向杨俊峰发送“杨总您好，这是宋总刚发给我的，喊我还他50万借款，而我只用了10万，你看我怎么回答宋总。”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宋旭是否实际履行了案涉借款的交付义务。春飞公司上诉主张亚泰公司的转款备注为“往来款”而非借款，且其并未指示宋旭向锐峰公司转款也未委托锐峰公司收款，故宋旭委托亚泰公司向锐峰公司的转款不能视为宋旭履行了借款交付义务。本院认为，转款备注“往来款”系单方备注，认定款项性质应结合在案事实及证据综合判断而不是仅凭转款备注内容进行认定。本案中，宋旭与蒲发春、春飞公司等签订《协议》明确约定由宋旭出借500000元给蒲发春及春飞公司，在当日蒲发春即向宋旭出具《借条》，由此说明双方具有借贷的合意。关于款项的交付，宋旭主张系委托亚泰公司向蒲发春及春飞公司指定的锐峰公司转款，2017年1月25日亚泰公司向锐峰公司转款三笔共计500000元，一审中亚泰公司提交了情况说明系受宋旭的委托转款，虽然在本案中宋旭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春飞公司及蒲发春指示其向锐峰公司转款，但是二审中宋旭提交的其与蒲发春的微信聊天记录载明,在宋旭向蒲发春发送微信“...节前我借给你的50万请尽快还我，我资金也很紧张；设计费也请尽快支付我。”时，蒲发春未提出异议并回复“收到”并在其后转发给杨俊峰询问应怎么回答，不管蒲发春与杨俊峰如何约定分配款项，但至少说明蒲发春认可宋旭已交付借款的事实，而蒲发春作为春飞公司当时的法定代表人，其确认行为效力及于春飞公司，故一审法院确认案涉借款已实际交付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春飞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四川春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龙 小 丽 审 判 员 傅  敏 审 判 员 胡张映雪 二〇二〇年九月四日 法官助理 李 娅 飞 书 记 员 杜 俊 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