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10民终160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仙居县金戈尔鞋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仙居县安洲街道艺城中路22号。 诉讼代表人：潘桦。 委托诉讼代理人：应玮。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懿，浙江利群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英，女，1964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住仙居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海军，浙江鑫火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仙居县金戈尔鞋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戈尔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英普通破产债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仙居县人民法院（2019）浙1024民终38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7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经审委会讨论，现已审理终结。 金戈尔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王英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王英负担。事实与理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双方当事人之间不存在任何的借贷合意，原审法院刻意回避这个问题，导致认定事实不清。本案经过一、二审及一审重审，涉讼借款的真实性一直是本案非常重要的争议焦点，金戈尔公司始终强调未曾向王英借款，涉讼借条也并非金戈尔公司主动出具，而是他人滥用金戈尔公司公章以期达到确认债权的非法目的。但是，原审法院并未查明涉讼借条的形成过程，仅从借条表面草率的认定借条效力。二、本案不能简单以公章来认定法律关系效力。本案中存在诸多客观证据，可以综合反映出金戈尔公司的公章管理存在严重问题，不能以公章来认定证据的法律关系效力。一方面，已经生效的仙居县人民法院（2019）浙1024民初784号案件已经否定了张文彦持有的加盖金戈尔公司公章的借条效力，可以证实一些借条存在虚假问题。该案中也认定“2013年6月23日，原告向张伟芳账户汇款1500000元，汇款时张伟芳不是被告的财务人员”，而本案所涉款项发生在2014年2月21日，张伟芳早已不是金戈尔公司的财务人员，涉讼借条显然不真实。另一方面，王英在原二审过程中提交了一份由金戈尔公司法定代表人朱伟锋出具的证明，加盖有金戈尔公司公章，证明称“张伟芳在2010年至2014年期间任职公司财务出纳职务”，落款时间为2017年10月9日。该份证明显系伪造，朱伟锋系2017年1月才变更成法定代表人，而金戈尔公司进入破产清算程序是在2017年9月，朱伟锋不向管理人移交公章，却向其他债权人出具不实证明，从实质上反映出王英与金戈尔公司某些管理人员存在密切联系，可以轻易得到盖有金戈尔公司公章的书面材料。三、金戈尔公司并未实际取得王英200万元的款项。从原审查明的款项流转过程看，涉讼200万元款项系王英支付至张伟芳账户，张伟芳结合其他款项打到金戈尔公司账户进行了还贷，此后，金戈尔公司重新贷款后将200万元款项原路打还张伟芳，因此金戈尔公司并未实际取得涉讼200万元。况且，金戈尔公司从未与王英联系借款，也未向王英支付过利息，在借条存在诸多疑问且金戈尔公司未实际获取200万利益的情况下不应将其认定为王英对金戈尔公司的债权。四、原审法院对涉讼200万元款项与445万元借款相关事实认定错误。涉讼200万元款项与445万元借款存在重叠。一方面，200万元款项发生在2014年2月，445万元两张借条落款时间是2014年12月，是王英与刘赤丰结算后重新出具的借条，已经包含200万元款项在内。另一方面，王英提供的证据无法充分证明445万元借款的组成，其提供的100万元汇款发生在2012年8月，165万元又只有部分汇款记录，另外180万元款项同样依据不足，但原审法院却无视其中种种疑点，认定200万款项与445万借款没有重叠，无法令人信服。即便没有重叠，200万元也不能认定为金戈尔公司借款。王英在之前庭审中明确表示200万为短期借款，如果真实的话，为何王英自2014年2月21日款项出借后直至2017年11月才向金戈尔公司主张借款，且期间一直没有收取过利息。在200万元“短期借款”未按约付息的情况下，王英为何又在2014年12月4日向刘赤丰出借445万借款，并一直收取利息，这显然不合常理。五、原审法院依照最高院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二十三条第二款推定金戈尔公司承担还款责任，适用法律错误。首先，涉讼200万款项进入张伟芳账户，目前并无其他证据证实系刘赤丰向王英的借款，而张伟芳并非金戈尔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其借款并不适用二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其次，如前所述，金戈尔公司并未实际占有200万元款项，已经如数归还到张伟芳账户，并未用于金戈尔公司生产经营，也未获取任何利益。最后，本案中王英并未要求金戈尔公司与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共同承担责任，原审法院主动适用二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同样与法不合。 王英辩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1、金戈尔公司因需经王英哥哥王凯联系，向王英借款200万元。2014年2月21日，王英将200万元款项汇入张伟芳账户，张伟芳交付给王英盖有金戈尔公司公章的借条一份。至此，王英完成了交付款项并收取债权凭证的行为，金戈尔公司完成了收取款项并出具借款凭证的行为，双方当事人间借贷合意明确。2、涉讼200万元在进入张伟芳账户后，张伟芳将收取的款项全部转入金戈尔公司账户用于归还公司贷款，应当认定涉讼款项系用于金戈尔公司生产经营，金戈尔公司应当承担还款责任。二、（2019）浙1024民初784号案件与本案缺乏关联性。（2019）浙1024民初784号案件中的原告张文彦系金戈尔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刘赤丰的表哥，曾担任金戈尔公司的管理人员，具有接触公章的可能性，且张文彦主张的款项没有全部进入金戈尔公司账户；而本案中，王英与金戈尔公司并无任何联系，仅仅是哥哥王凯与刘赤丰系朋友关系，王英并没有接触公司公章的机会，且所有款项全部进入了金戈尔公司账户用于归还贷款。三、金戈尔公司主张未实际取得涉讼200万元，与事实不符。涉讼200万元经张伟芳账户全部进入金戈尔公司账户用于归还公司贷款，金戈尔公司已经实际取得涉讼200万元款项。至于金戈尔公司事后将贷款取得的200万元汇入张伟芳账户，这是金戈尔公司与张伟芳之间的另一种法律关系。四、涉讼200万元款项与王英、王某出借给刘赤丰的445万元个人借款并不存在重叠。对于王英出借给刘赤丰的265万元款项，王英提交了银行流水、申请证人出庭作证并就借款的形成经过进行了详细说明。对于王某的180万元款项，王英亦提交了银行流水及情况说明。上述证据可以证明涉讼200万元与刘赤丰的个人借款不存在重叠。五、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张伟芳虽然不是金戈尔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系原法定代表人刘赤丰的妻子，参与公司管理，属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现张伟芳因公司生产经营所需，向王英借款用于公司还贷，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的立法本意。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王英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确认王英对金戈尔公司享有本金2000000元、利息1746667元的债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经审理，双方当事人对以下事实无异议，予以确认：2014年2月21日，王英向张伟芳账户汇款200万元，张伟芳于同日向金戈尔公司账户汇款228万元。金戈尔公司归还贷款后重新贷款，于2014年3月3日将200万元汇至张伟芳账户。金戈尔公司被该院裁定进入破产清算程序，王英持落款时间为2014年2月21日，盖有金戈尔公司印章的打印件借条，向金戈尔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金戈尔公司的管理人以该债权真实性存疑为由不予确认。双方当事人关于事实争议的焦点：1、本案200万元借款是否包含在金戈尔公司法定代表人刘赤峰个人向王英及其兄弟王某的445万元借款中；2、如果200万元与借给刘赤峰的个人借款445万元无关，那么200万元汇款给张伟芳的款项是否可以认定为公司借款。对刘赤丰出具给王英265万元借条和出具给王英兄弟王某180万元借条。对王某的180万元，王英提供了银行记录，在原审的时候，王某到庭作证陈述，且该借条明确是出具给王某，故对该部分资金与本案王英200万元无关。对王英的265万元，王英主张由2012年8月3日汇款给张伟芳的100万元资金和陈某1通过王凯借给刘赤丰的165万元借款组成。100万元有银行汇款记录，其真实性双方无争议；165万元虽然只有部分汇款记录，但结合王英在2013年3-6月份的固定时间汇款24750元的事实，和2013年7月9日汇款给陈某1167700元的事实，能够与证人陈某1陈述印证，也与借条左下角165万元借条作废部分吻合。退一步来说，如果陈某1的165万元与本案无关，那么王英汇款给张伟芳的资金有100万元、200万元共300万元，与刘赤丰出具的借条也不吻合。对王英的证据5，金戈尔公司以其他判决书否定本案借条缺乏关联性，王英的身份与张文彦的身份有别，也缺乏可比性，故对该借条予以确认。根据金戈尔公司举证的证人张某陈述，结合其他生效判决，可以证明张伟芳后期并没有担任公司出纳，但并不能否认张伟芳全部借款为公司借款的认定。为此，认定借条445万元不包括2014年2月21日王英汇款给张伟芳的200万元。对于该200万元是张伟芳个人借款还是公司借款，论理中一并论述。 一审法院认为，王英将200万元打入张伟芳账户，后用于公司在泰隆银行还贷事实。争议焦点在于款项是张伟芳个人借款还是可归于金戈尔公司借款。首先，按照最高院民间借贷案件司法解释第二十三条，即便公司法定代表人刘赤丰和其妻子张伟芳个人名义借款，但是借款确实在用于公司生产经营的，公司也是需要承担共同还款的责任。本案200万元资金流向看，进入金戈尔公司在泰隆银行的还贷账户，后又用于公司在工商银行的还贷，应认定资金用于公司的生产经营。至于王英将款项汇入张伟芳的账户，是否可以适用该条款，看张伟芳的行为是否代表公司。从其他生效案件看，许多借款都是通过张伟芳经手，或汇入张伟芳个人账户；本案款项又实际用于公司还贷，应该认定代表公司意思。金戈尔公司申请的张某陈述2011年下半年后由张红芳担任出纳，但实际上张伟芳还是在经手管理公司资金。因此，即便公司出具的借条不能认定，金戈尔公司也应当承担还款责任。我们也注意到，张伟芳的操作资金走向反映了金戈尔公司财务不规范的问题。其次，王英持盖有金戈尔公司的公章的借条，金戈尔公司以张文彦等借条被否认来否认王英的借条，两者缺乏必要的关联性。金戈尔公司主张公司或刘赤丰等人没有支付过利息，而认为不存在借款，这在逻辑上无法成立。再次，200万元与445万元是否重合问题。上述事实认定已经分析，如果认为200万元包括在445万元，无论是将王英兄弟王某的180万一起考虑还是单独考虑王英的265万元，在数字上均无法对得上，认定重合依据不足。最后，王英提供了借条、银行汇款凭证，并提供银行流水和证人陈某2以证明其债权主张，证明与445万元的刘赤丰个人借款不重合的情况下，金戈尔公司应该继续举证证明予以否定并具体化陈述理由。在金戈尔公司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否定的情况下，应认定王英债权；况且，法院依照职权，对金戈尔公司提出的可能情形，调取了大量银行资料，均未能发现否定王英主张的证据。综上，王英的债权应予以确认，但其计算利息部分有误，予以纠正。另需要指出的是，本案存在金戈尔公司股东转移公司的资产问题，管理人应加强财务审查，及时追回公司资产，用于公司债权分配，实现债权人利益最大化。判决：一、确认王英对仙居县金戈尔鞋业有限公司享有债权2000000元及利息1744000元。二、驳回王英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6773元，由仙居县金戈尔鞋业有限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金戈尔公司为证明其上诉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1、管理人于2018年10月16日对朱伟峰制作的谈话笔录一份，用以证明朱伟峰曾表示除在法院使用公章外，其他情况下均未使用公章，王英提交的落款时间为2017年10月9日，经手人为朱伟峰的证明不真实。 2、债权申报登记表一份，用以证明王英自称通过王凯介绍借款给金戈尔公司，但在2014年底王凯去世后一直未向金戈尔主张权利直至金戈尔公司进入破产清算程序才申报债权，明显不符合常理。此外，2014年12月4日刘赤丰出具的265万元借条属于结算借条，如果涉讼借款真实，王英在不认识刘赤丰的情况下，应当在结算借条中对涉讼借款一并处理。 王英质证认为，对于证据1，谈话人仅应玮一人，程序不合法，且朱伟峰是否实际使用公章不能仅凭其单方陈述予以认定。仙居县人民法院在2017年9月受理了金戈尔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直至2017年10月30日才指定管理人，朱伟峰不可能在2017年10月9日就被要求移交公章。至于张伟芳在2014年期间是否系公司财务，应当由金戈尔公司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份证据无法证明王英没有向金戈尔公司主张过利息。因涉讼借款是金戈尔公司通过王凯联系王英出借的，因此前期利息王英亦通过王凯向金戈尔公司主张利息。而2014年12月4日的265万元借条是刘赤丰与王英个人借款的结算，而涉讼借款系金戈尔公司的借款且已经出具借条，故未在2014年12月4日重新结算完全符合常理。 本院认证认为，谈话笔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无法推翻朱伟峰在证明上签字、盖章的事实，对其证明效力不予确认。债权申报登记表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其记载的内容无法证明金戈尔公司与王英之间不存在借款关系，对其证明效力不予确认。 本院二审期间，王英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二审期间，本院为查明案件事实，调取了刘赤丰在民泰银行2014年9月18日的银行对账单、在台州银行2014年9月25日的银行对账单，向柯立广制作询问笔录一份，要求张浪提供情况说明及银行对账单一份。柯立广述称，其在2014年9月18日受王某委托向刘赤丰民泰银行账户转账三十万元，柯立广与刘赤丰之间不存在经济往来，前述三十万元款项柯立广与王某已经结清。张浪述称，其在2014年9月18日受王某委托向刘赤丰民泰银行账户转账三十万元、四十万元，张浪与刘赤丰之间不存在经济往来。 金戈尔公司质证认为，对柯立广、张浪、王某向刘赤丰转账的事实无异议，但柯立广和张浪的款项是否来源于王某无法确定。 王英质证认为，对前述证据无异议。 本院认证认为，前述证据真实，能够证明王某与刘赤丰之间借款的部分款项交付事实。 本院二审期间，金戈尔公司申请对借条中文字内容与公章的形成先后顺序进行鉴定。 本院认为，鉴定申请应当在法定期限内提出，金戈尔公司在重审二审过程中提出鉴定申请，已经超出了申请期限，且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而印章管理系公司内部问题，在无证据证明王英与他人恶意串通，参与虚构借条的情形下，盖章的先后顺序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故对金戈尔公司的鉴定申请不予准许。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对本案争议焦点归纳并分析如下：一、涉讼200万元与王英、王某持有的刘赤丰个人出具的445万元借条是否存在重复出具借条的情形。1、关于王英持有的刘赤丰个人出具的265万元借条，王英解释称该借条系双方对前期借款的结算，包括了2012年8月3日向张伟芳转账的100万元及为刘赤丰代偿陈某1的165万元借款。对于2012年8月3日的100万元，王英提供了当日向张伟芳转账100万元的银行转账凭证；对于为刘赤丰代偿陈某1的165万元，王英申请陈某1出庭作证并提供了在2013年3月6日、2013年4月9日、2013年5月9日、2013年6月8日分别向陈某1转账24750元，及2013年7月9日向陈某1转账1677000元的银行转账凭证，陈某1的证言与王英提供的转账凭证及借条中备注的内容能够相互印证，原审法院据此认定涉讼借条与王英持有的刘赤丰出具的265万元借条不存在重复出具的情形并无不当，予以确认。2、关于王某持有的刘赤峰个人出具的180万元借条，其持有人系王某，而非王英，在原二审过程中王某就借款形成经过提供了情况说明及其中130万元的转账凭证，本院亦就汇款情况进行了核实，综合本案款项交付情况、王某汇款情况及两份借条记载的借款金额差异，涉讼借条与王某持有的刘赤丰出具的180万元借条不存在重复出具，符合高度盖然性原则，原审法院予以认定亦无不当。二、金戈尔公司与王英之间是否就涉讼200万元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王英以借条及转账凭证为据，主张金戈尔公司于2014年2月21日向王英借款200万元。金戈尔公司对借条中公章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以张伟芳并非公司时任出纳，其他类似案件中借条效力均被否认，公司公章管理混乱为由，主张涉讼借条系他人先盖章、后打印，滥用公章对外出具，不能证明双方当事人间存在200万元的借款事实。但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王英并非公司内部人员，在无证据证明涉讼借条系王英与他人恶意串通虚构的情形下，仅凭公司内部公章管理情况并不足以否认涉讼借条的证明效力。而其他金戈尔公司破产债权确认纠纷，在当事人身份、款项流转时张伟芳账户的情况等方面均存在差异，仅凭其他金戈尔公司破产债权确认纠纷的审理结果亦不足以否认涉讼借条的证明效力。此外，从款项流转经过看，本案借款发生当日，张伟芳银行账户余额仅为13926.13元，涉讼200万元款项进入张伟芳账户后，张伟芳加上分四次汇入自己账户的款项，向金戈尔公司转账228万元，涉讼款项实际上全部进入了金戈尔公司。此后，该笔款项经过流转，先后用于归还金戈尔公司向泰隆银行和工商银行的贷款属实，而向工商银行还贷后重新取得的贷款，有部分汇入张红芬账户用于支付工资，另有部分虽进入了张伟芳账户，但综合张伟芳夫妇该段时间与金戈尔公司的资金往来情况，无法认定涉讼200万元仅是用作归还金戈尔公司银行贷款的过桥资金，无法认定该笔款项经过流转又重新回到张伟芳处。而从公司财务账册及银行流水记载看，张伟芳作为金戈尔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刘赤丰的妻子，在公司财务账册中存在多笔其作为“老板娘”身份向公司交付现金的财务记录，与金戈尔公司亦存在大额资金往来，但包括涉讼200万元在内的多笔银行款项往来均未载入公司财务账册，上述事实一方面表明张伟芳事实上参与了金戈尔公司的资金调度和管理，另一方面亦反映出金戈尔公司财务制度极其不规范且公司财产并不独立。综合前述查明的事实，原审法院认定涉讼款项用于公司经营并无不当，王英与金戈尔公司之间就涉讼200万元存在民间借贷关系。金戈尔公司主张该公司从未向王英支付利息，涉讼借款系张伟芳的个人借款，但根据查明的事实，涉讼借款与王英、王某持有借条的刘赤丰个人借款并不重合，刘赤丰和张伟芳个人亦未支付涉讼借款利息，仅依据利息支付情况不足以否认借款事实，对金戈尔公司的前述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金戈尔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6773元，由上诉人仙居县金戈尔鞋业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钱为民 审 判 员 叶 翔 审 判 员 王晓婷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六日 代书记员 洪 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