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10民终170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蔡杰，男，1990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岭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勤方，浙江明权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洪佳丽，浙江明权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马高峰，男，1977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林辉，浙江赢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张立素，女，1975年4月1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岭市。 上诉人蔡杰因与被上诉人马高峰及原审被告张立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温岭市人民法院（2020）浙1081民初22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蔡杰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马高峰对蔡杰的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马高峰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造成判决结果错误。1、原审判决对蔡杰与张立素之间的法律关系性质认定不清。马高峰主张蔡杰与张立素共同承担债务责任的基础法律关系是家庭共同经营，但在一审庭审中又改变主张为合伙经营，蔡杰抗辩主张自己参与张立素的经营管理基础法律关系是雇主和员工关系。原审判决直接回避了马高峰依法应对自己诉讼主张的证明责任，根本没有就马高峰所主张的家庭共同经营或合伙经营的事实是否存在作出明确的判决认定，而是随意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来否定蔡杰的抗辩主张，以蔡杰未能举证证明已经披露职务行为，马高峰有权以其为相对人主张权利，从而判决蔡杰共同承担付款责任。原审判决对蔡杰与张立素之间是否存在家庭共同经营关系或合伙经营关系或委托法律关系未作审查，明显属于认定事实不清。2、即使按照原审判决认为的“马高峰有权以蔡杰作为相对人主张权利”的法律理论，蔡杰也只能对自己参与购买的货物承担清偿责任，不能让蔡杰对张立素购买的货物一并承担清偿责任。而原审法院查明的无争议事实是，蔡杰和张立素曾陆续通过微信等方式联系马高峰购买废料。2020年1月21日，张立素在与另一出卖人曹静结算时，结算清单中显示尚欠马高峰货款542000元，则张立素所结算确认的对马高峰所负债务有多少系张立素联系购买，多少系蔡杰未披露职务行为代理购买应当予以审查，原审法院对前述事实未予查明，又对蔡杰和张立素之间是否存在家庭经营或合伙经营的法律关系作出认定的情况下，判决蔡杰对张立素结算确认的全部债务承担付款责任，明显错误。3、造成原审判决错误的根本原因是原审法院混淆了合同交易相对人与合同交易执行人的界限，随意启动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合同交易相对人与合同交易执行人在法律行为外观表现上，均具有可能参与交易议价、采购、付款等共性特征，其本质区别在于合同权利和义务的享受和承担。原审判决以蔡杰与张立素系女婿和丈母娘的特殊身份关系先入为主，置本案原始的财务会计凭证证据而不顾，且在马高峰未充分履行举证义务的情况下，仅以合同交易共性特征的外观表象，类推认定蔡杰为合同交易相对人，显然是缺乏事实依据。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的适用必须有法律明确的规定，如果按原审判决随意启动，则势必导致合同纠纷司法实践中合同相对人主体的随意扩大化，导致企业的经理、业务员、仓库管理员随时可能被扩大为合同相对人，因为合同交易中即使有披露职务行为的书面证明也已经交付合同相对方而无法举证。原审判决的类推认定只能助长司法实践中对合同外观主义的滥用之风，这与《九民会议纪要》要求的“准确把握外观主义的适用边界，避免泛化和滥用”的审判精神是相违背的。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原审判决认为，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知道该代理关系的，该合同才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很明显原审判决是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之规定来判决认定本案。首先，该条适用的前提条件是委托人以自己的名义订立合同，而本案中，蔡杰从未以自己的名义与马高峰订立或履行合同。其次，该条款仅是对第三人知道该代理关系的情形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作出规定，而未对第三人不知道该代理关系的情形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作出进一步规定。对于第三人不知道该代理关系的情形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实际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就是对此情形的法律规定。该条第二款进一步明确规定，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但第三人不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因此，即使按原审判决认为第三人不知道该代理关系且蔡杰以自己名义签订合同，马高峰也只能行使相对人选择权，原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来反推出第三人不知道该代理关系，委托人与受托人共同承担责任的判决结论属于自造法律，明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三、原审判决程序违法。1、原审判决随意启动被告举证责任倒置原则，违反了民事诉讼的举证原则。2、即使按原审判决认为第三人不知道该代理关系且蔡杰以自己名义签订合同，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在蔡杰抗辩披露该委托关系后，原审法院依法应当向马高峰行使释明权，告知其享有相对人选择权。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程序不当，导致判决错误，应予纠正。 马高峰辩称：马高峰在一审过程中提交了微信聊天记录、通话录音、转账记录等一系列证据，结合蔡杰在买卖双方组建的微信群中的发言，足以证明蔡杰是以老板的身份与马高峰发生买卖合同关系。蔡杰在原审中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账册、领款单、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是张立素在原审过程中提供，目的在于证明张立素与蔡杰不存在合伙关系，但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法确定，原审法院据此对前述证据不予采信符合法律规定。蔡杰主张原审法院适用了举证责任倒置规定，缺乏依据。综上，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蔡杰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张立素未作陈述。 马高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张立素、蔡杰立即支付货款442000元及利息损失（自起诉之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蔡杰、张立素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马高峰系从事收购、销售废旧原料的经营者。张立素系蔡杰岳母，近年来因经营热熔胶鞋材之需，二人曾陆续通过微信等方式联系马高峰购买废料。2020年1月21日，张立素在与另一出卖人曹静结算时，将包括马高峰在内的所欠货款清单通过微信发送给曹静，上述结算清单中显示尚欠马高峰货款542000元。后蔡杰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分别于2020年1月22日和2020年3月18日各转账给马高峰50000元，合计付款100000元。至今张立素、蔡杰尚欠马高峰货款442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就是与马高峰发生交易的相对人主体问题：一是蔡杰是否系涉诉交易相对人之一；二是案外人“林宇杰”的主体问题。一、关于蔡杰应否与张立素承担共同付款责任。首先，从本案双方的交易行为来看，蔡杰在向包括马高峰在内的出卖人购买货物时并未披露系职务行为，且存在向马高峰直接付款、议价等事实，完全符合买卖合同买受人的履约行为方式，马高峰作为出卖人有理由确信其为交易相对人；其次，虽然蔡杰声称其与马高峰之间发生的采购、付款、结算行为均系代理张立素所作，并从双方当事人间的录音通话内容的语境推论其不是买受人身份。但是，从双方通话内容的文义来看，蔡杰均以第一人称（债务人身份）与马高峰交涉，并无明确其职务行为及马高峰予以认可的内容，蔡杰仅通过文义解释所作推论依据不足；退一步讲，即使蔡杰受张立素委托与马高峰发生交易，但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受托人以自己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知道该代理关系的，该合同才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因此，蔡杰上述抗辩成立的前提是，要举证证明双方达成交易合意时马高峰就知道张立素、蔡杰之间的代理关系存在，显然本案蔡杰的举证不足以证明该事实。马高峰有权以其为相对人主张权利。二、关于张立素是否与案外人“林宇杰”合伙以及需要追加当事人的问题。依据合同相对性原理，本案涉诉买卖采购邀约、结算、付款等交易行为均发生于马高峰与张立素、蔡杰之间。虽然张立素、马高峰均声称张立素与林宇杰系合伙关系，但本案关于马高峰知晓合伙的现有证据也仅限于张立素、蔡杰的当庭陈述以及在通话录音中马高峰前期催收债务时蔡杰的单方披露，马高峰对此并不认可。张立素、蔡杰也无其他充分的证据证明在交易发生时马高峰就知情并认可林宇杰的身份；其次，本案审理过程中，在张立素、蔡杰披露合伙人后，马高峰坚持认为在交易时就是与张立素、蔡杰之间进行，与案外人并不认识，且明确表示不同意申请追加案外人为共同被告；退一步讲，即使张立素、蔡杰与案外人林宇杰存在合伙经营属实，亦属个人合伙内部争议，张立素、蔡杰因合伙事务对外承担债务后，可另行通过内部追偿解决。综上，马高峰与张立素、蔡杰之间形成买卖合同关系，系双方自愿、内容合法，依法应认定有效。张立素、蔡杰向马高峰购买货物并经结算后，应当按约支付货款。经马高峰催讨后，仍未偿付，应按照相关规定赔偿原告自起诉之日（即2020年4月9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损失。故原告的诉请合法有据，该院予以支持。判决：张立素、蔡杰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付马高峰货款442000元，并支付自2020年4月9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930元，减半收取3965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8965元，由张立素、蔡杰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是蔡杰是否应对涉讼货款承担共同支付责任。对此，从双方当事人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通话录音及转账凭证等证据看，蔡杰在交易过程中不仅对外联系货物买卖、经手货物交接，而且议定货物价格并对外支付货款，同时，张立素亦参与了货款结算和支付，该二人的行为符合买卖合同中共同买受人的行为方式。蔡杰辩称其前述行为系基于与合伙体雇佣关系的职务行为，但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在蔡杰与马高峰的业务往来中，并无证据证明蔡杰已经披露了其一系列行为系职务行为且马高峰明确知晓，则无论蔡杰基于何种原因与马高峰发生买卖合同关系，马高峰均有理由相信蔡杰和张立素系共同买受人，并以此为由要求二人承担共同付款责任。更何况，蔡杰主张其与合伙体系雇佣关系，却无法提供社保缴纳记录等较为客观的证据予以证明，仅提供了领款凭证、账册等证据，并主张工资以现金方式一年一付，而前述证据均系合伙体单方制作，并无相应的款项支付凭证或者款项来源依据，且从蔡杰与张立素、财务杨珍珍的款项往来情况看，双方事实上是可以进行微信或者银行转账的，则蔡杰关于工资支付情况的陈述不符常理，前述证据不足以证明蔡杰与合伙体之间存在雇佣关系。此外，从蔡杰与马高峰的通话录音内容看，在提及与合伙人林宇杰的纠纷时，蔡杰述称“林宇杰等于是从我兜里把我的钱拿走，然后还让我亏了一屁股债”，并表示“我起诉他了准备”，均表明蔡杰与合伙体之间并不存在雇佣关系，蔡杰主张涉讼行为系职务行为与事实不符，不予采信。蔡杰主张即使要承担付款责任，也仅承担自己参与购买部分的货款，但如前所述，蔡杰和张立素的行为符合买卖合同中共同买受人的行为方式，二人应当承担共同付款责任，蔡杰的前述主张不能成立，不予采信。至于举证责任分配的问题，原审法院在已有证据能够证明蔡杰系共同买受人的情况，要求蔡杰就其抗辩的职务行为承担举证责任，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蔡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930元，由上诉人蔡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许战平 审 判 员 汤坚强 审 判 员 王晓婷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七日 代书记员 李 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