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624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时应，男，1981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清华，广东启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彦宁，广东启源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郭东育，男，1956年7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华东，广东臻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广州市恒兴家具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派潭镇玉枕村牛轭曲。法定代表人：朱焕宜，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清华，广东启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彦宁，广东启源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上诉人朱时应因与被上诉人郭东育、原审被告广州市恒兴家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兴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8民初11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朱时应及恒兴公司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清华、朱彦宁，被上诉人郭东育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华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朱时应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郭东育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案件诉讼费用由郭东育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错误认定恒兴公司员工朱时应是《采购合同》合同主体，判决朱时应支付货款及违约金没有事实及法院依据。（一）恒兴公司与广州市增元家具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增元公司）签订《采购合同》符合恒兴公司履行中标政府采购项目合同的目的。1.恒兴公司与增元公司签订的《采购合同》，该合同与恒兴公司于2015年9月l7日与罗定职业技术学院签订的《罗定市政府采购合同书》（采购编号：GDLD2015080）中约定的家具产品类型、数量、送货地点、交货时间等基本一致，可以证明恒兴公司才是涉案合同的实际买方。2.恒兴公司签订的《罗定市政府采购合同书》条款明确要求“货物为原制造商制造的全新产品”，向家具的制造商增元公司直接采购家具产品符合恒兴公司履行政府采购合同书的基本要求。3.恒兴公司作为政府采购中标人，与具有经营资质的法人主体增元公司签订《采购合同》，是正常合法、合规、合理的市场交易行为。（二）增元公司以实际行为履行了《采购合同》的供货义务，是涉案合同主体的卖方。1.增元公司提供的《声明》证明，《采购合同》的1032套公寓家具是增元公司制造的，增元公司制造的产品数量符合合同约定。2.涉案合同的货物由增元公司负责送货及安装，郭东育作为自然人，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履行了交付货物及履行安装的合同义务，一审法院认定郭东育向朱时应履行交货义务缺乏事实依据。3.郭东育从未提供与增元公司签订的合同，根本不能证明增元公司与郭东育之间存在合同关系。4.郭东育是增元公司高管，且是签约代表，其将收取的货款支付给增元公司，符合职务行为要求。5.增元公司的《声明》内容实则是合同权利义务转让行为，但该转让行为未经合同相对方恒兴公司认可，不具有法律效力。（三）朱时应履行的是职务行为，不应由个人承担支付货款的责任。1.朱时应是自然人，不具有市场经营主体资格，不符合签订《采购合同》的主体资格。且作为自然人的朱时应不存在采购上千套家具的个人需求。朱时应也不是实际采购人罗定市技术职业学院的中标人，不具有签订采购合同的目的性。2.朱时应是恒兴公司的员工，朱时应的个人社保缴费记录证明足以证明其与恒兴公司是劳动关系，朱时应经恒兴公司授权委托，代表恒兴公司签订合同及支付货款的行为，实际是职务行为。3.郭东育起诉主张恒兴公司应承担支付货款责任，且在事实与理由中陈述实际向恒兴公司追讨货款，上述事实证明郭东育实际确认《采购合同》主体为恒兴公司。4.恒兴公司及增元公司虽然未在合同中盖章，但签约人朱时应及郭东育分别任职于公司，双方是明确且从未提出异议，朱时应及郭东育代表恒兴公司及增元公司签订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一审法院判决显然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四）第三方付款确认受恒兴公司委托，一审判决无需恒兴公司承责，则郭东育应向第三人返还已收款项。1.一审法院未认定恒兴公司是采购合同主体，显示免除了恒兴公司的付款责任，第三方代恒兴公司付款的行为则不成立，郭东育应当返还已收款项。2.朱时应未委托他人付款，一审法院却直接认定朱时应已付货款741475元，显然没有事实依据。（五）郭东育实际不是《采购合同》主体，无权主张权利。1.《采购合同》主体买卖方为恒兴公司与增元公司，落款也是恒兴公司与增元公司，郭东育仅是签约代表，且郭东育是增元公司高管，符合表见代理的法律形式。2.郭东育在涉案《采购合同》中不可能具有供货方及采购方的双重身份，不可能以自产自购自销的身份与恒兴公司签订《采购合同》。3.郭东育从未提供证据证明向朱时应交付了货物，一审法院在没有证据证明的情况下，认定郭东育交付了货物给朱时应明显是错误的。（六）销售商品应出具发票是法定义务。1.《采购合同》没有约定货物单价不含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十九条：销售商品、提供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对外发生经营业务授权款项，收款方应向付款方开具发票。增元公司应依法提供收款发票。2.增元公司作为《采购合同》销售主体更符合市场交易常理，郭东育作为自然人，根本无法提供销售商品的增值税发票的，增元公司否认与恒兴公司存在合同关系，明显存在偷逃纳税的嫌疑。3.增元公司作为卖方主体，未依法出具收款发票，已构成违约，恒兴公司拒付部分款项合理合法，不应承担违约责任。（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一条规定，一审判决未全额支持郭东育的诉讼请求，却判决朱时应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不符合法律规定。上诉补充如下：一审法院认定增元公司与恒兴公司未在采购合同中盖章，故不是合同主体，直接认定签约代表朱时应、郭东育为采购主体错误。朱时应并未作为采购方签订合同，不应受该合同条款的约束。郭东育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合理合法，请求维持原判。朱时应的上诉请求和事实与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是为了拖延履行义务。恒兴公司述称，同意朱时应的意见。郭东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朱时应、恒兴公司连带支付货款本金287840元给郭东育；2.朱时应、恒兴公司连带支付违约金270569.6元（以拖欠本金287840元为基数，自2016年2月2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朱时应清偿完货款给郭东育止）；3.朱时应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诉讼中，郭东育将诉讼请求变更为：1.朱时应支付货款本金156365元给郭东育；2.朱时应支付违约金（以拖欠本金156365元为基数，自2016年2月2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货款清偿日止）；3.由朱时应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查明事实：郭东育与朱时应于2015年10月7日签订《采购合同》，该合同载明的甲方（买方）为恒兴公司，郭东育为签约代表，乙方（卖方）为增元公司，朱时应为签约代表，合同落款处未加盖恒兴公司、增元公司公章，也无两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名。主要内容为：甲方采购公寓家具1032套，每套人民币870元，含运输、安装；合同总价为897840元。该合同总价是产品设计、制造、包装、运输、安装所有费用；四、交货及验收：1、交货验收在2015年12月30日内完成；2、交货地点：罗定职业技术学院；五、付款方式：1、合同签订后，预付合同总价的40%即359136元，订金在10月底前付清；2、产品交货完毕后，于2016年2月1日前支付合同总价的60%，即538704元；六、违约责任：……2、甲方无正当理由拒收产品、拒付货款的。甲方需承担相应每日5‰的违约金……。合同还约定了其他事项。郭东育陈述虽然涉案《采购合同》载明的买方为恒兴公司，卖方为增元公司，但因两公司并未在合同上盖章，也无两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名，故合同主体应是郭东育与朱时应。合同签订后，其已按合同约定交付家具，朱时应共计支付了741475元货款，余款156365元未付。为证明其是涉案合同的卖方，郭东育提供了《声明》一份。该《声明》的声明人为增元公司，日期为2020年1月12日，加盖有增元公司公章，并有法定代表人郭伟成字样的签名，主要内容为：2015年10月7日郭东育与朱时应签订了一份《采购合同》，该合同约定朱时应以870元/套的单价向郭东育采购1023套公寓家具等。虽然该合同卖方（乙方）处打印有本公司的名称，郭东育交给朱时应的家具也是本公司制造的，但本公司未在《采购合同》盖章，且郭东育个人已将相应货款支付给了本公司。为此，我公司郑重声明对前述合同不主张任何权利，前述合同卖方应承担的义务及所享有的权利均归属于郭东育个人承担或享有，与本公司无关。朱时应认为其是恒兴公司的员工，其是代表恒兴公司签订涉案合同，其签订合同的行为是职务行为，应由恒兴公司承担付款责任。恒兴公司确认收到家具，朱时应是其员工，朱时应签订涉案合同是履行职务行为，涉案合同的权利义务应由恒兴公司承担。郭东育不是适格原告，涉案合同的卖方为增元公司，郭东育仅是该公司的签约代表。恒兴公司与增元公司签订涉案合同，增元公司应提供符合规定的采购产品增值税发票作为采购依据。对郭东育提供的《声明》不予确认，增元公司未经恒兴公司同意的情况下，单方转让合同权利义务的行为不具有法律效力。涉案家具是由增元公司制造销售的，应由增元公司主张合同权利。按法律规定，恒兴公司付款后，增元公司应提供增值税发票，而增元公司并未提供导致恒兴公司延期付款，恒兴公司曾多次与增元公司签约代表即本案郭东育协商解决发票问题未果，故未同意支付货款。恒兴公司自己或委托曾金娣、朱晓彤、广州市德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诚公司）、广州市中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通公司）、朱时应支付货款741475元，增元公司未提供发票，未履行全部合同责任，违约在先，无权主张违约金，且增元公司也从未主张违约金，诉请违约金已过诉讼时效。即使支付违约金，郭东育主张的标准也过高，应按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为证明其主张，朱时应、恒兴公司提供了社保记录、银行流水、收据、2015-2019年付款统计及曾金娣、朱晓彤、德诚公司出具的证明等证据。上述证据载明，从2015年11月3日至2019年4月23日，恒兴公司、曾金娣、朱晓彤、德诚公司、中通公司、朱时应共计支付货款741475元，每年均有支付款项。曾金娣、朱晓彤、德诚公司分别出具证明受恒兴公司委托支付货款给郭东育。郭东育确认收到741475元，但认为是朱时应或朱时应委托的人支付，朱时应是恒兴公司员工也不能证明涉案合同的买方是恒兴公司。涉案合同价款已包含了所有费用，并不包含开具增值税发票，朱时应一直有付款，证明郭东育一直在追收，违约金未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涉案《采购合同》的主体问题。首先，涉案《采购合同》中虽写明恒兴公司为买方，增元公司为卖方，但在合同签字盖章处仅有郭东育与朱时应的签名，并无恒兴公司与增元公司的盖章，也无两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签名，且增元公司出具《声明》明确涉案合同的权利义务均归属于郭东育，与其无关，郭东育也否认朱时应是代表恒兴公司签订涉案合同。其次，根据朱时应的主张及其提供的银行流水、2015-2019年付款统计，支付货款的除恒兴公司外，还有曾金娣、朱晓彤、德诚公司、中通公司、朱时应，朱时应只是提供了曾金娣、朱晓彤、德诚公司出具的受恒兴公司委托付款的证明，并未提供证据证明中通公司受恒兴公司委托付款的证明，不足以证明全部货款均为恒兴公司支付。综上，朱时应主张涉案《采购合同》的主体为恒兴公司与增元公司，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合同主体应为郭东育、朱时应。现郭东育已按合同约定交付家具给朱时应，朱时应有义务按约支付全部货款。郭东育已收到货款741475元，双方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余下货款156365元朱时应支付给郭东育。《采购合同》中并未明确约定以郭东育开具增值税发票作为郭东育付款的条件，故朱时应以郭东育不开具增值税发票为由拒绝付款，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违约金。涉案《采购合同》约定产品交付完毕后，于2016年2月1日前支付余下合同总价的60%，甲方无正当理由拒收产品、拒付货款的，需承担每日5‰的违约金，现朱时应逾期拖欠郭东育货款156365元，郭东育根据上述约定要求朱时应支付违约金，理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合同约定的每日5‰违约金标准过高，郭东育自行调整为按月利率2%计，合法合理，一审法院予以准许。违约金应从2016年2月2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货款付清之日止。至于朱时应提出的违约金已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根据朱时应提供的证据，朱时应从2015年11月3日至2019年4月23日每年均有付款给郭东育，最后一次付款时间为2019年4月23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的规定，至郭东育向一审法院起诉之日并未过三年的诉讼时效，朱时应主张违约金已过诉讼时效，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5月29日判决：朱时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郭东育货款156365元及违约金，违约金以156365元为基数从2016年2月2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货款付清之日止。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331元，由朱时应负担。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朱时应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证据1.中标通知书，证据2.罗定市政府采购合同书，证据1-2拟共同证明：恒兴公司为履行中标合同，与增元公司签订《采购合同》，恒兴公司是实际采购人，是采购合同的主体，应由恒兴公司承担合同责任。证据3.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证据4.证明，证据5.业务回单，证据3-5拟共同证明：郭东育收到的货款是恒兴公司支付的。证据6.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拟证明：郭东育是增元公司的监事，两者存在利益关系。证据7.交货清单，拟证明：恒兴公司将增元公司购买的1032套家具交付给罗定市政府，履行中标义务，恒兴公司是采购合同的实际买方。郭东育对此质证认为：对于朱时应提交的证据1-5不是新证据，不同意质证。对于证据6国家企业信息公示系统不能证明其证明的事实，对于证据7交货清单，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待证事实。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本院针对朱时应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法律适用进行了审查。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关于涉案《采购合同》主体问题；二、本案的违约金及诉讼费用承担问题。一、关于涉案《采购合同》主体问题。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从合同的形式要件上看，涉案《采购合同》虽然写明买方是恒兴公司，卖方是增元公司，但合同上没有恒兴公司与增元公司的盖章，也没有两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签名，只有朱时应与郭东育的签名。从合同实际履行的情况看，合同签订后，郭东育已经履行了《采购合同》的供货义务，已依约按照朱时应的指令将相应的家具交付给了朱时应指定的收货方广东省罗定市的某学校。从合同付款情况看，在一审中，郭东育已确认收到货款741475元，还余下156365元未付，双方均无异议。关于朱时应主张的朱时应履行的是职务行为这个问题，恒兴公司在整个合同的交易过程中，没有确认或加盖印章，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对朱时应采购行为的具体授权。恒兴公司在一审答辩意见中追认朱时应是恒兴公司的员工，代表恒兴公司签订涉案合同，并且已确认收到增元公司生产的1023套公寓家具。恒兴公司的追认采购行为是恒兴公司对内债务分担的行为，对外没有经合同相对方的认可，对合同相对方不发生效力。而且，增元公司出具的《声明》明确涉案合同的权利义务归属郭东育个人，其没有对郭东育与朱时应签订《采购合同》的行为进行追认。基于涉案的《采购合同》是朱时应与郭东育双方自愿订立的，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合同成立并已经实际履行，收款账户也是郭东育的个人账户，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朱时应与郭东育是合同的签订主体，应承担相应的合同权利义务。《采购合同》中并无明确约定郭东育需开具增值税发票作为付款条件，因此，朱时应以不开具增值税发票为由拒绝付款，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违约金及诉讼费用承担问题。涉案合同双方约定每日5‰的违约金标准过高，郭东育自行调整为月利率2%计算，从2016年2月2日起计算至货款付清之日为止，合法合理，予以准许。另外就诉讼费用承担问题，郭东育在一审起诉期间已申请变更减少诉讼请求，一审按照其变更后诉请的数额确定诉讼费用的承担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朱时应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331元，由朱时应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丽华审判员  练长仁审判员  杨 凡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六日书记员  尤志华李玉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