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民终591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彭怡，女，1989年1月21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高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金珂，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毛军，男，1967年8月3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高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祥浩，四川天则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干勇，男，1982年3月6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武侯区。 上诉人彭怡与被上诉人毛军及原审第三人干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川0191民初108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彭怡上诉请求：1、撤销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川0191民初10872号民事判决，驳回毛军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毛军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案涉借款系锦达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使用没有事实依据，毛军提供的唯一证据为锦达公司盖章的一份《情况说明》，而该份说明在整个举证质证中毛军对其内容和来源无法提供合理解释；二、一审判决案涉借款系夫妻共同债务，系适用法律错误：1.彭怡的社保由锦达公司代买，不代表彭怡参与了锦达公司的经营；2.彭怡代干勇领取分红款，也不代表彭怡参与了锦达公司的经营；3.如一审法院认定的干勇的经营收益归夫妻共有，符合彭怡利益，故案涉借款为夫妻共债，那么所有的经营之债都系夫妻共同债务，明显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精神相悖；三、毛军作出的承诺已经放弃了诉讼彭怡的权利，一审法院歪曲其本意作出的解释缺乏依据。 毛军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依法予以维持，请求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具体理由如下：一、关于本案借款由锦达公司使用的事实。 一审判决结合毛军提交的证据和相关主张，从多个角度论证了本案借款由锦达公司使用。比如从借款的发生，借款的担保情况，锦达公司所在行业的交易惯例等角度，一审判决书从第9页倒数第6行开始，详细载明了其论证的过程，事实清楚，逻辑严密。所以，上诉人所称一审判决仅依据毛军提交的一份《情况说明》就得出了这个结论，这与客观事实相悖。二、关于本案借款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一审判决也是结合毛军提交的证据和相关主张，进行了综合性的论证。这个问题既是一个法律适用问题，也是一个认定事实的问题。毛军主张本案借款属于彭怡和干勇夫妻共同债务的法律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共同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法释【2018】2号）第三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所以认定是否是夫妻共同债务，核心在于认定彭怡和干勇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是否共同经营锦达公司。一审判决从干勇是锦达公司的股东（持股25%），锦达公司为彭怡购买社保，彭怡代干勇领取分红等角度论证了彭怡和干勇共同经营锦达公司的事实。补充两点：第一，干勇不仅是锦达公司的股东，还是锦达公司的高管，除分红外每月在锦达公司领取的工资是22000元；第二，彭怡向锦达公司介绍业务，举一个明显例子就是彭怡介绍其母亲夏莉借钱给锦达公司，然后其母亲从锦达公司收取利息。这个事实在毛军提交的证据《锦达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账目明细》（第79页至第157页）有明确的记录。三、关于毛军向彭怡出具承诺书的事实。一审的认定是既符合客观事实，也有理有据。第一，从该承诺书发生的背景来看：这是在执行过程中，毛军为了自己能够尽快执行拍卖彭怡和干勇共同所有的房屋，在需要彭怡的配合的情况下，作出的承诺。第二，彭怡提交的承诺，与毛军提交的成都高新区人民法院作出的执行笔录，发生在同一天，都是2019年3月11日，毛军在执行笔录中明确了只是放弃对彭怡在案涉房屋中享有的一半的权益，而非放弃向彭怡主张债务。彭怡提交的承诺，第一行“本人确认不向彭怡主张债权”，是彭怡的代理律师，也就是本案的代理律师杨金珂律师所写，下面一行“如拍卖不成功，我保留对彭怡的诉讼权利”才是毛军所写，毛军的真实意思就是跟高新区法院执行笔录中载明的内容一样，只是放弃彭怡在案涉房屋中享有的一半权益。第三，在签订该笔录后，干勇通过与案外人调解的方式，增加了巨额的生效债务，让案外人申请参与分配案涉房屋拍卖后的价款，使得毛军的权益严重受损，所以毛军才提起本案诉讼。第四，毛军有新的证据提交，案涉房屋现已经被新都法院执行拍卖，证明毛军当时作出承诺的基础已经不存在，因为毛军作出承诺的前提是由毛军自己来执行拍卖，但是现在房屋已经被执行拍卖。所以，毛军向彭怡作出的承诺和在高新区法院执行笔录中作出的承诺都已失去法律效力。 原审第三人干勇陈述称，毛军为了参与分配彭怡的财产，提供了不真实的证据，毛军是恶意构陷的。 毛军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依法确认第三人干勇对毛军的债务（借款本息1958000元，并以借款本金1900000 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2.74%从2015年5月28日起至借款本金还清之日止）为干勇与彭怡的夫妻共同债务；彭怡与干勇一起共同向毛军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立即向毛军支付借款本息3633048.35元（以借款本金190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2.74%从2015年5月28日起计算至借款本金还清之日止，暂算至2019年6月10日）；本案的诉讼费用、保全费由彭怡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一、毛军与干勇的借款事实：毛军与干勇、鲜炜、汪辉全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一审法院于2016年7月19日立案，一审法院作出（2016）川0191民初8528号民事判决书查明：“2014年3月3日，被告干勇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到毛军银行转账人民币30万元，借款期限12个月，从2014年3月3日起至2015年3月2日止。”庭审中，毛军主张款项系以现金方式向干勇支付。2014年3月24日，干勇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到毛军银行转账10万元，借款期限12个月，从2014年3月24日起至2015年3月23日止。”一审庭审中，毛军主张该笔借款系基于干勇的指定向鲜炜转账支付并出示其《个人活期明细查询》，载明2014年3月20日毛军通过其建设银行账号62×××29向鲜炜的账号62×××69转账支付10万元。 2014年5月27日，干勇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到毛军银行转账50万元，借款期限6个月，从2014年5月27日起至2014年11月27日止”。同时干勇在《借条》下方空白处手写“还款：李德蓉建行：62×××80短信通知：138××××0640”。鲜炜作为担保人在该借条上签名捺印。一审庭审中，毛军说明上述《借条》的出具过程为：2013年11月27日，因干勇需要借款，毛军通过其公司财务人员李德蓉的账号62×××80向干勇指定的第三人汪键的账户62×××08转账支付50万元，干勇对此出具了《借条》，双方约定还款日期为2014年5月27日，借款到期后，因干勇未能偿还借款，干勇要求将借款期限延长半年，故于2014年5月27日借款到期当天向毛军再次出具上述《借条》并收回其于2013年11月27日出具的《借条》。同日，干勇又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到毛军银行转账100万元，借款期限12个月，从2014年5月27日起至2015年5月26日止。”鲜炜作为担保人在该《借条》上签名捺印。对于该《借条》的出具，毛军在一审庭中主张，前述50万元《借条》到期当天，干勇除要求将50万元借款延期之外，另行向毛军提出再借款100万元急用，故毛军当天再次通过李德蓉的账号62×××80向干勇指定的第三人汪键的账号62×××08转账支付100万元。 2015年7月22日，干勇再次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到毛军现金人民币1958000元，期限7个月，从2015年5月28日起至2015年12月27日止。前述金额继续计算利息，资金占用损失等衍生孳息共计36000/月（每月叁万陆千元整）。”汪辉全作为担保人在该《借条》上签名捺印。对于该《借条》的出具，毛军在一审庭审中主张前述四笔借款共计190万元到期后，干勇一再违约不按双方约定期限还款，故双方于2015年7月22日将前述4笔借款汇总出具了本次《借条》，《借条》载明的1958000元中有190万元系借款本金总和，58000元系双方对于前述四笔借款利息的结算。 一审另查明，锦达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年2月5日，汪辉全系公司法定代表人。干勇、汪辉全及第三人汪键均系锦达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的股东。 涉案2015年7月22日《借条》出具同时，毛军（甲方） 还与汪辉全（乙方）签订《还款担保协议书》一份，主要约定：甲方确认，乙方对甲方的负债共计195.8万元，该金额已经包含了利息、损害赔偿金在内的全部金额，前述金额继续计算利息、资金占用损失等衍生孳息共计36000／月。乙方同意用成都恒毅商贸有限公司杨志刚与乙方的借款协议书项下的债权作为对甲方负债的最终保障，在实现该债权后优先偿还对甲方的负债，直至还清。乙方确认，将自身的上述债权拿出给甲方作最终保障，并不代表乙方就豁免任何的还债义务，在最终债务获得清偿前，乙方均依然作为还债主体，直至还清。《还款担保协议书》后附约定内容为被告汪辉全向案外人成都恒毅兴商贸有限公司出借800万元的《借款协议书》一份，载明汪辉全作为出借人指定的收款账户为第三人汪键的账号62×××08。”。 一审法院判决：“一、干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毛军借款本息1958000元，并支付以借款本金190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2.74%从2015年5月28日起至借款本金还清之日止的利息；二、汪辉全对干勇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其清偿后有权向干勇追偿；三、驳回毛军的其他诉讼请求。若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26208元、保全费5000元、公告费520元，共计31728元，由干勇、汪辉全负担。”。 二、毛军与干勇的民间借贷纠纷的执行情况：以上判决生效后，毛军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中，毛军对汪辉全被执行拍卖的财产参与分配，参与分配受偿的金额为285228元（253500元＋案件受理费26208元＋保全费5000元＋公告费520元）。执行中，一审法院查封了彭怡与干勇共同共有的位于成都高新区房屋，2019年3月11日，毛军、彭怡、干勇在一审法院的询问笔录中载明：毛军不会对彭怡就该房屋的50%份额提起诉讼或执行，但该房未拍卖成功，我将保留对彭怡的诉讼权利。毛军另向一审法院说明：“本人确认不向彭怡主张债权，如拍卖不成功，我保留对彭怡的诉讼权利”。 2019年6月14日，另有债权人王英俊、封小承、鄢程 亮等人，就上述房产向一审法院提出参与分配申请。 2019年6月6日，毛军在一审法院的询问笔录中载明： “我与干勇、彭怡在今年3月11日达成评估、拍卖二人位 于高新区房屋的协议后，干勇、彭怡让他们的债权人起诉自己，从而严重损害了我作为债权人的权益，现在我准备对彭怡提起诉讼以维护我的权益，待我起诉彭怡后看法院如何判决，我再决定是否评估拍卖。”。 三、彭怡与干勇的婚姻情况、家庭收入来源等其他情 况。一审法院（2017）川0191民初2051号民事判决书查明： 干勇与彭怡于2011年7月登记结婚，于2016年3月协议离婚。二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其家庭主要收入来源于干勇。 《成都市社会保险人员实缴明细》载明：锦达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达公司）于2013年1月至2016年2月为彭怡购买社保。《关于毛军转款给汪键190万元资金用途的情况说明》：“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川01民终137号民事判决书确认汪键收到的190万元款项系干勇向毛军借款，该190万元借款系干勇和彭怡用于锦达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投资，投资收益由彭怡领取，彭怡领取的分 红金额为10万元（共两笔），由汪键向彭怡转款支付，另干勇向锦达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借款10万元，也由汪键转款给彭怡。另外彭怡还定期向公司领取其他股东应得收益。”。 彭怡陈述，其代干勇领取过干勇在锦达公司的股东分红100000元。 以上事实，有毛军、彭怡与干勇的陈述、民事判决书、情况说明、借条、成都市社会保险人员实缴明细、银行交易明细等证据在案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本案借款是否为彭怡与干勇的夫妻共同债务？二、毛军能否向彭怡主张债权？ 关于争议焦点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之规定，于本案中，首先，案涉借款发生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其次，关于借款用途，干勇、汪辉全、汪键均是锦达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的股东，锦达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本身为从事担保业务的公司，干勇出具借条，汪辉全为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汪键则收取借款，结合目前融资性担保公司及其关联人员对外借款的交易惯例，该借款用于锦达公司经营具有高度盖然性，虽毛军未举证说明该公司出具的《关于毛军转款给汪键190万元资金用途的情况说明》的印章形成过程，但上述借款的过程与该情况说明能够相互印证，本案的借款的去向和用途亦是清楚的；再次，干勇系锦达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的股东，其与彭怡未举证证明双方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家庭收入的主要收入亦来源于干勇，锦达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于2013年1月至2016年2月为彭怡购买社保，且彭怡亦代干勇领取过股东分红，故应当认定干勇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因享有锦达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股权而获得的财产收益归其与彭怡夫妻共同所有，干勇的借款行为符合彭怡利益，故本案借款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关于争议焦点二，毛军于2019年3月11日：“本人确认不向彭怡主张债权，如拍卖不成功，我保留对彭怡的诉讼权利”，对于如何理解上述内容，毛军与彭怡对该承诺书的内容理解产生了分歧，彭怡认为该确认书表明毛军已明确了不向彭怡主张权利的意思表示，且认为不主张债权是实体性意思表示，而保留诉讼权利是程序性意思表示，毛军即便丧失实体权利，仍有权起诉，毛军签署该确认书的目的是让彭怡配合同意拍卖的手续，彭怡已配合办理手续，彭怡不应承担还款责任；毛军认为放弃对彭怡的追诉权利的条件有两个，一是保障签订协议时的债权；二是房屋可以有效拍卖，但签订协议后，干勇增加了债务导致毛军所获得的分配比例降低，故毛军并未放弃对彭怡主张债权。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之规定，于本案中，首先，该承诺书系在毛军与干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进入执行程序后签订，目的显然系通过该程序处置干勇的财产以实现其债权；其次，案涉房产虽彭怡与干勇共有，但强制执行该房屋并非需以彭怡同意并配合法院处置为前提，只需在拍卖后保留彭怡份额即可，并不存在彭怡抗辩理解的“配合办理手续”；再次，在毛军于2019年3月11日作出该表示后，即有其他债权人对该房产参与分配，毛军认为其可受偿债权金额降低而起诉彭怡，该客观情况亦可印证毛军作出上述表示系为了尽快处置房产实现债权而暂时保留向彭怡主张债权；最后，毛军并非法律专业人士，不能以专业标准苛求其辨别对实体权利的放弃和对诉讼权利的保留，毛军在一审庭审中对其表示的说明更符合社会大众一般的认知理解。故毛军有权向彭怡主张债权。 关于欠款金额，毛军已受偿285228元（253500元+案件受理费26208元+保全费5000元+公告费52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确认干勇对毛军的债务（借款本息1958000元，并支付以借款本金190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2.74%从2015年5月28日起至借款本金还清之日止的利息）为干勇与彭怡的夫妻共同债务；二、彭怡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毛军支付借款本金1900000元及利息（利息以1900000元为基数，截止2019年5月27日为1482740元，从2019年5月28日起以年利率22.74%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17932元，由彭怡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毛军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2019）川0114执恢551号分配方案，拟证明：1.毛军向彭怡出具的承诺书以及在一审法院作出的执行笔录中的承诺，已经没有基础，该两个承诺已经没有了法律效力，毛军在一审法院作了执行笔录和向彭怡作出的承诺，前期是由毛军主导执行拍卖案涉房屋，但现在案涉房屋已经被新都区人民法院执行拍卖，申请执行拍卖人非毛军，所以两份承诺均失去了法律效力；2.从分配方案第2页内容看在毛军与彭怡、干勇在高新人民法院达成执行协议后，干勇与案外人通过和解方式使案外人得到了生效法律文书，申请参与案涉房屋执行拍卖款，涉及金额达300余万元，而毛军的执行依据仅仅400余万元，相当于达到协议后虚增了100万元的债务，超出了毛军达成协议的基础。彭怡质证称，彭怡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该证据关联性可以证明拍卖取得了成功，案涉房屋已经拍卖执行了，无论是哪一个法院，案涉房屋都是经过彭怡同意进行拍卖，并且毛军享有他参与分配的合法权利，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彭怡从来没有向毛军承诺过在在案中执行中能分配的多少财产，毛军说承诺的基础条件已经不存在，是其自己在承诺的字面内容和意思以外，附加了对其有利的条件，而附加的条件不应当予以采信，所以该证据无法达到被上诉人毛军的证明目的。干勇质证称，针对毛军提供的证据，该案件本来在新都法院执行，毛军让干勇方配合他把案件移交到一审法院，到一审法院后，就签署了相关文件，当时毛军在书写承诺书时，一审执行法官也在场，毛军因为其自己的原因叫停了一审法院的执行，目的是为了满足其更大的需求。本院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但对于是否达到毛军的证明目的在本院认为里综合阐述。 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一、案涉借款是否系干勇与彭怡的夫妻共同债务；二、案涉借款如系共同债务，毛军是否已经放弃了向彭怡主张权利。本院评析如下： 一、案涉借款是否系干勇与彭怡的夫妻共同债务 1.毛军主张案涉借款用于了干勇和彭怡共同经营锦达公司的经营，虽然毛军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关于毛军转款给汪键190万元资金用途的情况说明》因该证据的出具形式存在瑕疵，其真实性无法核实不予采纳，但关于案涉190万元借款的用途，本院（2018）川01民终137号判决中对该案涉190万元认定“干勇、汪辉全、汪键均是锦达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的股东、鲜炜是锦达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的员工，干勇与其余四人的关系明显较毛军紧密，锦达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本身为从事担保业务的公司，干勇出具了借条，汪键收款后定期向毛军支付利息，鲜炜、汪辉全自愿为部分或全部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结合目前融资性担保公司及其关联人员对外借款的交易惯例，可以推定上述四人对款项的来源和去向是清楚的。”结合干勇、汪辉全、汪键的关系及汪键的银行卡有用于公司经营的情况，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借款用于了锦达公司经营具有高度盖然性并无不当。 2.干勇系锦达公司股东，锦达公司于2013年1月至2016年2月为彭怡购买了社保，彭怡陈述未在锦达公司上班，那么彭怡享有的社保权益并非系其劳动所得，系干勇作为锦达公司股东所享有的附加利益，且彭怡亦代干勇领取过股东分红，表明彭怡一直享有了锦达公司的经营收益。 综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之规定，案涉借款用于了锦达公司经营，而彭怡一直在享有锦达公司的经营收益，本案借款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亦无不当。 二、毛军是否已经放弃了向彭怡主张权利 2019年3月11日，毛军、彭怡、干勇在一审法院的询问笔录中载明：毛军不会对彭怡就该房屋的50%份额提起诉讼或执行，但该房未拍卖成功，我将保留对彭怡的诉讼权利。毛军另向一审法院说明：“本人确认不向彭怡主张债权，如拍卖不成功，我保留对彭怡的诉讼权利”。对上述内容，毛军及彭怡作出的解释不一致。对此本院认为，应综合本案相关事实及上述书面证据综合认定毛军当时的真实意思表示。首先，毛军在笔录及说明中均表明了“保留对彭怡的诉讼权利”，如系彭怡所说毛军放弃了全部实体权利，仅保留了程序权利，对实体权利已经放弃，保留程序权利有何意义，故毛军并非全部放弃权利，仅系有条件的放弃。其次，对“房屋拍卖成功”的理解问题，当时该房屋已经进入执行，且唯一的申请人为毛军，拍卖程序并不以彭怡是否同意为前提，故该处的“房屋拍卖成功”应当为房屋出售后干勇享有份额全部用于实现毛军债权，本案中虽然房屋已经拍卖，但因在毛军作出上述承诺后，与干勇达成调解的其他债权人加入，毛军实际分得的执行份额仅为20多万，与之前的预期相去甚远，故毛军认为并未达到其放弃彭怡债权份额的条件的理由充分，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彭怡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部分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承担不变，二审案件受理费35864元，由彭怡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姚兰 审判员  莫雪 审判员  马雯 二〇二〇年九月一日 书记员  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