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702民初5523号原告（被告）：浙江中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金华市双龙南街276号金华日报社大楼17楼。法定代表人：卿礼新，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挺，浙江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邱艳冰，浙江训和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原告）：付吉玲，女，1997年7月1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四川省古蔺县，现住金华市婺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小明，浙江八婺律师事务所律师。浙江中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呼科技公司）与付吉玲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2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同年6月29日，付吉玲作为原告向本院起诉，本院受理后于同年7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合并审理。付吉玲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小明，中呼科技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挺、邱艳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中呼科技公司作为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原告无须向被告支付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30800元；2.判令原告无须向被告支付2020年1月至3月5日工资3480元；3.判令原告无须向被告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6000元；4.判令原告无须为被告补缴2019年2月至2020年3月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5.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双方当事人之间并非建立劳动关系。根据胡建军起草的《聘任及合作协议书》可以看出，付吉玲与胡建军作为一个团队，是与金华中呼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呼投资公司）建立劳动关系。为此，原告无须支付工资、经济补偿金，无须缴纳社会保险。另外，付吉玲与胡建军曾四次前往河北，目的是胡建军与青县宏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二倍工资的劳动争议纠纷诉讼。付吉玲对二倍工资的规定是明知的，其具有利用二倍工资规定谋取利益的故意。从仲裁庭审情况看，被告存在故意不签订劳动合同的行为。另外，2019年10月16日起，“智慧谷”项目中止，付吉玲未提供任何劳动，用人单位无须向其支付劳动报酬。因为双方对工资发放标准有争议，原告也无须支付经济补偿金。综上，请求依法支持原告诉讼请求。针对中呼科技公司的诉讼请求，付吉玲答辩称：付吉玲的诉请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中呼科技公司陈述由吴建军起草《聘任及合作协议书》，这一说法不全面，其又陈述付吉玲与胡建军作为一个团队，但付吉玲与协议书毫不相干。中呼科技公司陈述付吉玲是与中呼投资公司建立劳动关系，这与事实不符。二、付吉玲不存在故意不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形，中呼科技公司说付吉玲有谋取双倍工资的故意与事实不符。中呼科技公司陈述“智慧谷项目”已经终止、付吉玲提供劳动不饱和与事实不符。三、中呼科技公司认为其是因双方对工资标准有争议所以迟发工资，与事实不符。综上，请求法院驳回中呼科技公司的诉讼请求。付吉玲作为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11个月双倍工资44000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3月5日拖欠（未支付）的工资8920元；3.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拖欠工资总额50%的赔偿金4460元；4.判令被告支付解除劳动合同未支付经济补偿金50%的赔偿金3000元；5.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工作一年零22天的经济补偿金6000元；6.判令被告为原告补缴2019年2月至2020年3月的社保。事实与理由：2019年2月12日，原告到被告单位正式上班，担任智慧谷事业部负责人胡建军的助理，约定月标准工资4000元，被告为原告按国家规定缴纳社保。因被告未将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3月5日的工资发放给被告，也一直未缴纳社保且至今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原告提出离职，并向金华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提出了仲裁申请，该委做出了浙金劳人仲案（2020）26号仲裁裁决书。原告认为金华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对本案证据认定存在随意性、片面性，导致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遂诉至本院。针对付吉玲的诉讼请求，中呼科技公司答辩称：一、付吉玲与中呼科技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付吉玲是胡建军的秘书，付吉玲系与中呼投资公司建立劳动关系，或者说是付吉玲、胡建军与虞啸华个人建立合同关系。且在仲裁庭审时，付吉玲自认当人事主管胡媛要求其签订合同时，其拒绝签订，属于不可归责于用人单位的原因，故本案不符合应当支付双倍工资的情形。二、2019年10月16日，虞啸华被刑拘，付吉玲在仲裁庭审笔录中也自认，智慧谷项目就停滞了，没有具体工作，即使要支付报酬，仲裁委按照最低的工资计算也是正确的。三、支付经济补偿金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案并非恶意拖欠，2019年10月16日后，原告没有提供任何劳动，其自认自入职后没有完成一件项目对接，且遇到疫情，公司有合理理由暂缓发放工资。四、补缴社会保险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理范围。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中呼科技公司提交了以下证据：1.聘任及合作协议，证明（1）胡建军自己负责起草《聘任及合作协议书》，（2）胡建军是与中呼投资公司建立劳动关系，而非与中呼科技公司建立劳动关系，（3）协议中明确具体合作事项，与胡建军在仲裁庭审时陈述事项相吻合，（4）胡建军在虞啸华董事长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2.《聘任及合作协议书》文档属性截屏，证明《聘任及合作协议书》文档的最后修改时间是2019年8月28日；3.查询《聘任及合作协议书》路径的录像，证明（1）该文档从胡建军的微信档案中获取，（2）该文档最后修改时间是2019年8月28日；4.工商登记信息，证明中呼投资公司的注册地址是与浙江中呼公司一致，均在金华日报社17楼；5.（2019）冀0922民初2556号民事判决书，证明（1）胡建军在2019年曾以未足额支付工资、应休未休年休假工资、拖欠工资总额25%经济补偿金、支付经济补偿金50%额外经济补偿金、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支付未签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等相同事由起诉青县宏迪房地产公司，（2）该案经青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审理，并作出（2019）第100号裁决，（3）该案由河北省青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26日立案，2019年10月22日判决，（4）胡建军在该案中也是担任青县宏迪公司董事长助理，但该案中青县宏迪公司未出庭答辩，（5）受理费10元，若不服判决可上诉于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6.胡建军、付吉玲河北出差记录汇总表1份、胡建军报销单4张、付吉玲报销单4张、青县立达宾馆住宿费发票3张、餐费发票1张、打车费发票10张、火车票14张，证明（1）胡建军在2019年5月至9月期间，四次到访河北省青县，目的是仲裁与诉讼，（2）四次因私出差期间，付吉玲均陪同前往，（3）因私出差的费用，胡建军与付吉玲都向原告中呼公司报销，（4）出差期间胡建军与付吉玲同住一间房；7.仲裁裁决书1份，证明本案争议已经经过仲裁前置程序；8.聘任及合作协议书复印件，证明胡建军、付吉玲是与中呼投资公司，并非是与中呼科技公司建立劳动关系，（2）胡建军负责起草协议；9.仲裁委庭审笔录（原件在胡建军案中胡建军提交的证据），证明（1）付吉玲是虞啸华直接面试的，（2）具体工作是胡建军安排的，只需向其汇报工作，（3）付吉玲出差都是与胡建军一起的，（4）从入职到离职，一个项目都未谈成，（5）虞啸华被刑拘之后，没有具体工作，（6）曾与胡建军一起到河北青县工作，（7）当时在河北青县宏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工作，公司曾要求签订劳动合同，付吉玲拒签，（8）付吉玲与胡建军四次前往河北青县出差，两人同住一个房间，（9）本案是付吉玲拒签合同。付吉玲提出质证意见：证据1，无法证明付吉玲是与中呼投资公司之间签订劳动合同，该份打印的聘任协议书不全面，结合我方提交的证据8，协议中涉及的劳动关系均指向中呼科技公司，智慧谷项目就是中呼科技公司的项目，考勤表、工作交接单、工资单都反映出胡建军、付吉玲是与中呼科技公司发生劳动关系；证据2、3，对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有异议，无法证明该证据系胡建军的文书，2019年8月28日胡建军早已是中呼科技公司的员工了，不可能还在谈劳动关系的相关事项；证据4，无法直接证明劳动关系的用人单位；证据5，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无法证明付吉玲是中呼投资公司的工作人员；证据6，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证据与待证事实无关，票据无法证明付吉玲、胡建军是中呼投资公司的员工，反而报销的事实可以证明他们是中呼科技公司的员工；证据7，对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对仲裁结果的客观性有异议，对仲裁的处理结果有意见；证据8，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从修改字迹可以看出，当时双方对于用工主体是没有谈妥的，用工主体是谁这个问题应通过本案其他大量证据来认定；不管是这一份协议，还是证据1，都没有说付吉玲是与中呼投资公司发生劳动关系，两份协议相互结合，应该是方案之一，不能单独就其中一份来认定事实，应该从劳动关系发生期间的大量证据来认定；证据9，对真实性无异议，对待证事实有异议，付吉玲并非仅受胡建军管理，不管是中呼投资公司还是中呼科技公司，很多工作需向其他领导汇报，不是由胡建军说了算的；付吉玲仅是一名职工，对单位的所有工作不可能均介入，是否谈成项目，应以实际情况为准；虞啸华被刑拘之后，具体工作还有很多，比如刑拘之后付吉玲曾前往湖南等地出差，不可能没有工作，仲裁庭审时的陈述在语言的表述上不准确，是说工作不紧凑，不代表没有实际工作；付吉玲在河北青县的房产公司工作期间并未拒签劳动合同，仅是与哪一个单位签合同有些迟疑；本案系与中呼科技公司的纠纷，从仲裁庭审笔录也无法体现付吉玲与中呼科技公司拒签合同。付吉玲提交了以下证据：1.营业执照复印件，证明中呼科技公司仍在续存状态；2.离职申请书复印件，证明其是中呼科技公司的正式员工及上班和离职时间、月标准工资是4000元、公司应当为其缴纳四险一金及申请离职的原因系拖欠工资等事实；3.员工离职（异动）工作交接表复印件，证明其是中呼科技公司的员工及离职的工作交接已正常办结；4.部分月考勤表复印件及张贴照片打印件，证明其系纳入公司考勤管理的人员，考勤表是办公室负责考勤的员工张贴在走廊小黑板上，便于各员工核对考勤情况，张贴的考勤表是中呼科技公司员工的真实考勤反馈；5.部分工资条，证明其标准工资是4000元、全勤奖100元、餐补30元；6.员工群聊天记录打印件，证明（1）10月16日虞啸华涉嫌违法被刑拘，卿礼新称虞总被抓事不那么严重，应该很快会释放，公司经营一切照旧，员工工作正常，（2）虞啸华的授权委托书明确由卿礼新总负责，代行法人签字权，（3）卿礼新已同意接受了虞啸华的委托，（4）即日起卿礼新签字有效；7.报销单和农业银行短信打印件，证明报销款是由卿礼新审核批准同意，卿礼新具有代表法人的签字权及报销款是由中呼科技公司汇至付吉玲工资卡；8.中呼工作交流群聊天记录打印件，证明其在中呼科技公司的工作群中，董事长虞啸华、人事主管胡媛、办公室主任楼庭庭与其是同事；9.农业银行个人账户明细，证明拖欠工资前，公司每月汇入其工资卡的工资为4000元，出差差旅费由中呼科技公司支付；10.工商登记信息，证明卿礼新是中呼科技公司的董事；11.通话录音及文字整理，证明胡建军的工资是通过其他单位发放的，以及公司是有工资单的；12.劳动合同照片打印件，证明其拒签劳动合同的原因在于中呼科技公司要求其与其他单位签订合同，过错在中呼科技公司；13.修改版的聘任及合作协议书复印件，证明其与中呼科技公司之间建立劳动关系。中呼科技公司提出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10无异议；证据2，对卿礼新签名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内容的真实性有异议，该申请表明从2019年11月开始智慧谷项目无法开展，付吉玲已自认，卿礼新并没有权利签署该文书；证据3，对卿礼新签名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内容的真实性有异议，所有的部门意见都是胡建军签署的，也擅自涂改了交接表中的公司名称，能够说明胡建军对付吉玲实施了管理，反映出中呼科技公司从未有与付吉玲建立劳动关系的意思表示；证据4，对真实性无异议，该考勤是所有与虞啸华相关的关联公司一起考勤的，中呼投资公司的办公地也是17楼，因此，该证据不能证明付吉玲是与中呼科技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付吉玲到河北出差是胡建军的私事，其他出差事项是否与工作相关也没有证据证明，考勤表也反映出付吉玲与胡建军有很大的自由度，并非每天考勤，且两人是形影不离的；证据5，对真实性有异议，不是中呼科技公司制作的工资条；证据6，对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不意味着卿礼新的任何签名都代表公司，虞啸华无法履职期间应召开股东会确认代表人，虞啸华个人无法授权，该委托书中第二点明确，对内部员工管理及离职的签名属卿礼新越权；证据7，报销不代表认可劳动关系，且属于内部事项，卿礼新无权签字，出差是否与合作内容相关不确定，卿礼新并不了解付吉玲、胡建军与虞啸华的合作情况，2019年10月16日，虞啸华被刑拘后，智慧谷项目已终止，没有报销的必要，空调插座事宜也没有必要两个人亲自前往；证据8，对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是中呼科技公司的员工，虞啸华成立了很多关联公司，其工作人员也在群里；证据9，对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工资不是中呼科技公司发放的，且报销不代表认可劳动关系；证据11，对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恰证明了付吉玲与胡建军的关系不一般，但不能证明中呼科技公司保留了工资单；证据12，真实性需庭后核实，即使真实，也无法证明待证事实；证据13，对真实性无异议，虞啸华没有以中呼科技公司的名义与胡建军建立劳动关系，而是以中呼投资公司的名义签订的。本院对双方当事人不持争议的证据，包括中呼科技公司提交的证据4、7，付吉玲提交的证据1、10，本院予以确认。对双方当事人持有争议的事实和证据，本院综合认证如下：1.上述中呼科技公司所提交的证据1-3、证据8、9，付吉玲提交的证据13，结合本案其他证据及胡建军在另案中的庭审陈述，对经胡建军与虞啸华协商后，付吉玲作为胡建军的助理跟随胡建军到中呼科技公司的办公场所上班的事实，以及由胡建军起草《聘任及合作协议书》后经虞啸华、胡建军分别修改，此后中呼科技公司或中呼投资公司均未与付吉玲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上述中呼科技公司所提交的证据5，付吉玲是否知晓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法律后果、是否曾与其他用人单位发生劳动争议，不应仅以这些事实来认定付吉玲具有谋取双倍工资利益的目的，故仅予确认真实性。2.上述中呼科技公司提交的证据6，付吉玲提交的证据4、6-9，双方当事人对于这些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对付吉玲在中呼科技公司的办公场所工作、处理中呼科技公司的业务并接受中呼科技公司管理、考勤的事实，以及月工资发放金额等事实予以确认。3.上述付吉玲所提交的证据2、3，鉴于中呼科技公司对两组证据中相关人员签字的真实性无异议，对付吉玲向公司申请离职、申请离职时用人单位尚有部分工资未发放的事实予以确认，但据《离职申请》所载内容，有关卿礼新签署“同意”的字迹，在未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形下，不应认定是对申请中有关是否离职以外其他内容的认可；虽然离职表公司名称一栏可见涂改字迹，但结合付吉玲、胡建军在工作期间曾对用工主体提出异议的情形下，不应仅以涂改字迹认定付吉玲系在办理审批后单方作出了修改，故对付吉玲主张的其申请离职及离职原因等事实予以确认。4.上述付吉玲提交的证据5、11，其中的证据6系打印件，证据11系音频证据，据证据形式而言，在中呼科技公司对真实性持有异议的情形下，本院对真实性无法确认，但因有关付吉玲月工资标准、汇款交易方及接受考勤的事实有其他证据佐证，故对该部分事实可予认定。5.上述付吉玲提交的证据12，虽系照片打印件，但在付吉玲主张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的情况下，中呼科技公司未能提交任何书面协议，且在付吉玲陈述其并非是拒绝与中呼科技公司签订合同，而是拒绝与其他用工主体签订合同的情形下，中呼科技公司未能提交相关证据证实其曾通知付吉玲与其签订书面合同，故对付吉玲主张的有关双方未签订合同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2月12日，付吉玲跟随胡建军到中呼科技公司的办公场所上班，胡建军担任董事长助理一职，负责智慧谷项目，付吉玲担任胡建军的助理。工作期间，付吉玲接受中呼科技公司的管理，上下班考勤，出差费用由中呼科技公司报销，工资通过浙江物云科技有限公司的账户发放。2019年2月至12月期间的月平均工资为3965.09元。2019年10月16日，虞啸华因涉嫌刑事犯罪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其委托卿礼新总体负责公司事宜。此后付吉玲仍出勤至2020年1月份，但1月份的工资中呼科技公司未予发放。2020年2月份至3月5日期间，因遇疫情，付吉玲未付出正常劳动。2020年3月5日企业复工后，付吉玲以欠发工资、欠缴社保、项目未能推进为由向中呼科技公司提交了离职申请，并经卿礼新签字同意后办理了交接手续。至此，中呼科技公司未为付吉玲缴纳社会保险。同年4月28日，付吉玲向金华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要求中呼科技公司支付2019年1月1日至2020年3月5日的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未休年休假工资及拖欠工资总额25%的经济补偿金、解除劳动合同补偿金50%的额外经济补偿金等。该委于同年6月12日作出浙金劳人仲案（2020）26号仲裁裁决书，裁决由中呼科技公司支付付吉玲2019年1月1日至2020年3月5日的工资3480元、双倍工资差额30800元、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6000元，并驳回了其他申请仲裁请求。付吉玲与浙江中呼公司不服该仲裁裁决，分别起诉至本院。本院认为：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已建立劳动关系未同时订立劳动合同的，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劳动者依法享有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本案原、被告双方当事人的主要争议在于，一是与付吉玲建立劳动关系的用人单位是谁，付吉玲跟随胡建军从事“智慧谷项目”，是胡建军作为一个团队人员与虞啸华个人之间建立合作关系，还是与虞啸华经营的企业之间建立劳动关系；二是如劳动关系成立的，用人单位是否应当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部分及欠发工资、经济补偿金等。对于第一个争议：首先，虽然胡建军与中呼科技公司之间对于双方之间是否建立劳动关系存在争议，且付吉玲系胡建军介绍从事“智慧谷项目”相关工作的，但自付吉玲到中呼科技公司工作起，双方已建立了劳动关系。理由如下：一是因付吉玲系介于18周岁至60周岁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中呼科技公司系依法成立的企业，双方当事人符合成立劳动关系成立的主体资格；二是付吉玲在中呼科技公司的办公场所提供劳动，获取报酬，工作期间接受中呼科技公司的管理并受到企业规章制度的约束；三是其从事的“智慧谷”项目系中呼科技公司的业务组成部分。如劳动者与用工主体之间的情形符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所列情形的，应予认定成立劳动关系。关于第二个争议：1.有关双倍工资差额。中呼科技公司未与付吉玲签订劳动合同，应视为双方已于2020年2月11日起建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中呼科技公司主张付吉玲拒绝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但在付吉玲主张公司要求其与关联企业浙江物云科技有限公司签订遂表示拒绝的情形下，中呼科技公司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已通知付吉玲与其签订合同，故其应当依据法律规定支付二倍工资的差额；不同于胡建军一案有聘用协议佐证工资标准、考核奖励等，虽然付吉玲主张入职时与虞啸华口头约定了工资为4000元/月，但其实发工资每月存在区别，也未有书面协议对工资、奖金等予以约定区分，故对二倍工资差额中作为加倍部分的工资基数按照实际月平均工资的70%计算，即为30531.19元（3965.09元×70%×11个月）。2.关于欠付工资。已查明中呼科技公司于2020年1月1日起未再发放劳动报酬，现付吉玲主张支付欠付工资的，对合理的诉求部分应予支持。“智慧谷项目”系中呼科技公司的业务，虽在法定代表人虞啸华被刑拘之后公司业务难免受阻，但未有证据证明至此就已达到了停工停产状态，付吉玲在11月至12月期间仍为其所从事的业务出差工作，亦正常领取劳动报酬，此后因项目确已无法开展，以及受新冠疫情影响企业停工，对于2020年1月至3月5日期间的工资，其中1月份工资应按正常工资计算，即3965.09元/月，2020年2月至3月期间按照不低于当地政府确定的最低工资标准的80%支付工资，即欠付工资应为5645.09元（3965.09元+1800元×80%+1800元×80%/6）。3.关于经济补偿金。因工作期间中呼科技公司未为付吉玲缴纳社会保险，付吉玲以此为由向公司提出离职，双方因此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符合法律规定的应当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情形，经计算经济补偿金应为5947.64元（3965.09元/月×1.5个月）。对于依法律、行政法规、政策规定用人单位必须为劳动者办理社会保险而未予办理的情形，不属于人民法院管辖范围，故对付吉玲要求中呼科技公司补缴社会保险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作处理；对于付吉玲要求支付因拖欠工资的经济补偿金，以及因欠付解除劳动合同补偿金导致的额外经济补偿金，依法应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支付，不属于人民法院劳动争议受案范围，故对该项诉求本院亦不予处理。综上，对双方当事人合理合法的诉求部分，本院予以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第八十二条、第八十五条等规定，判决如下：一、浙江中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支付付吉玲2020年1月至2020年3月5日期间的工资5645.09元。二、浙江中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支付付吉玲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部分30531.19元。三、浙江中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支付付吉玲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5947.64元。四、驳回浙江中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付吉玲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浙江中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免收受理费。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胡 曼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一日代书记员  徐筱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