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1民终589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范孝奎，男，1994年3月18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大方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永欢，贵州一策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国清，贵州一策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远卓汽车贸易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孟关乡（汽贸城）。法定代表人：戴国岑，系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孙芳林，贵州齐之越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燕婉，贵州齐之越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范孝奎因与被上诉人贵州远卓汽车贸易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卓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法院（2020）黔0111民初24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范孝奎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原判，并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应依法予以撤销并改判。1、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不当。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交付的并不是新款缤瑞2019款，不应当认定被上诉人交付的标的物符合合同约定；一审判决将2019款和2019年生产的车辆相混淆是对事实的错误认定。案涉车辆是2018年款，不是2019年款，更不是新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三条第三款之规定，涉案车辆是否属于“新款缤瑞2019款”的举证责任应在被上诉人，即使从民事诉讼法角度对举证责任进行分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二项之规定，举证责任也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根据《关于调整轻型汽车国六排放标准实施有关要求的公告》，涉案车辆即将停产停售，若不及时出手将难以出售。2、被上诉人的行为已经构成欺诈，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应当得到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第一款、第九条第一款、第十条第一款、第二十条第一款之规定，被上诉人利用上诉人经验不足，向上诉人提供了已经停产停售、排放标准为国五的老款缤瑞轿车，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知情权、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违反了经营者提供真实、全面信息的义务。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签订的《吉利购车合同》应当予以撤销，被上诉人应当向上诉人返还购车款、赔偿经济损失，并应当按照车款的三倍向上诉人增加赔偿。3、若不对被上诉人的这一行为进行惩戒，将产生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和导向作用。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判，并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远卓公司答辩称：1、一审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2、具体事实与一审答辩意见为准，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全部诉请。范孝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撤销原被告之间于2019年11月30日签订的《吉利购车合同》；2、判令被告退还原告购车款86,800元；3、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机动车交强险、商业险、车置税和车船税损失12872.85元；4、判令被告增加赔偿原告三倍购车款260400元；5、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11月30日,原被告签订《吉利购车合同》，合同主要约定被告向原告出售吉利牌新款缤瑞（2019款）轿车,车型为1.4ＴＣＶＴ缤致版,底盘号为Ｌ6Ｔ7824Ｚ6ＫＷ143113,车价为86800元。合同签订后,原告向被告支付购车款86800元,被告向原告出具机动车统一销售发票。同日，被告在交车确认表上签字确认，被告向原告交付案涉车辆（车架号Ｌ6Ｔ7824Ｚ6ＫＷ143113），并随车交付机动车统一发票，使用说明书，车辆一致性证书等随车文件。机动车合格证显示车辆制造日期为2019年11月8日。车辆一致性证书载明最终阶段车辆ＣＣＣ证书编号（版本号）签发日期为201801110162341（00）／2018-04-16，车辆制造日期为2019年11月8日。环保信息随车清单载明排放阶段为国五。2019年12月4日，原告为案涉车辆办理机动车注册登记，编号为贵Ｆ×××××，同日，原告交纳车辆购置税7681.42元，购买交强险花费1000元，购买商业险4191.43元。后原告认为被告所售车辆并非2019款新款缤瑞,而是老款缤瑞,排放标准为国五，而新款的排放标准为国六,且目前已经停产停售。据此认为被告作为专业汽车经销商,对所售车辆进行虚假宣传,严重侵犯了原告的知情权,已经构成欺诈。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原告遂诉至法院请求如前。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为：被告在本案买卖合同中是否构成欺诈？经营者在提供商品或者服务中，采取虚假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欺骗误导消费者，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行为，属欺诈消费者行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8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构成欺诈行为一般应具备四个要件：一是欺诈人有欺诈的故意；二是欺诈人实施了欺诈的行为；三是被欺诈人因欺诈而陷入错误；四是被欺诈人因错误而为意思表示。本案中，根据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吉利购车合同》，合同约定被告向原告出售吉利牌新款缤瑞2019款轿车,车型为1.4TCVT缤致版,底盘号为L6T7824Z6KW143113,车价为86,800元。第一，从被告交付标的物来看，被告已向原告交付吉利牌汽车车辆（车架号L6T7824Z6KW143113），车型为1.4TCVT缤致版，车辆出厂日期为2019年11月8日，车架号系车辆识别标志，因此被告交付的标的物符合合同约定；第二，从举证责任来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原告主张被告交付的车辆并非2019款新款缤瑞,而是老款缤瑞,其有责任提供证据，庭审中，原告虽然举证了其自行从汽车之家网络查询的车型分类并截图，欲证明2019款200TDCT缤致版与2018款14TCVT缤致版的区别，但该网络截图无法核实其客观真实性，汽车之家网络提供的分类也无法客观反映本案争议的车辆系2019款新款缤瑞还是老款缤瑞，故该证据无法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原告应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第三，关于排放标准及是否停售问题，原告与被告签订的购车合同并未对排放标准进行特别说明，故排放标准及是否已经停产停售并不影响本案合同的效力，因此对于原告主张的严重侵害其知情权、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第四，从汽车交易价格来看，原告自行举证的网络截图显示“2019款200TDCT缤致版”指导价为9.98万，经销商参考价为8.98万起，而原告向被告实际支付的车价为8.68万元，该成交价格亦并未明显高于“2019款200TDCT缤致版”指导价及经销商参考价，故被告并未存在价格欺诈问题。因此，原告未举证证明被告在提供商品或者服务中，采取虚假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欺骗误导消费者，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行为，故对原告主张被告存在欺诈而主张撤销合同，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相应地，其主张“退一赔三”，赔偿保险费，税费的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第二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8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范孝奎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351元（已减半收取），由原告范孝奎负担。二审中，上诉人提交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1、吉利缤瑞汽车-新闻资讯；2、《国产小排量之光吉利1.0T发动机拆解》；3、《沪甬往返500公里，缤瑞200T用4.7L的油耗证明，最节油运动轿车驾到》，拟证明：吉利汽车官网转载了汽车之家网站和搜狐网的汽车评论文章《国产小排量之光吉利1.0T发动机拆解》和《沪甬往返500公里，缤瑞200T用4.7L的油耗证明，最节油运动轿车驾到》，其中搜狐网《沪甬往返500公里，缤瑞200T用4.7L的油耗证明，最节油运动轿车驾到》第二页中有“缤瑞2019款200TDCT缤耀版”的表述，可见以年份区分车辆款式，是符合汽车市场惯例的，也证明汽车之家等网站上的内容是权威准确的，得到了吉利汽车公司的认可。经质证，被上诉人对相关网络来源截图信息的真实性有异议，请法院依法审查；对上诉人主张证据1是来自吉利汽车官网不予认可；证据2、3均来自他方网站，不能代表是吉利汽车对外发放的信息，以上三份证据不能达到证明目的，吉利汽车从未按生产日期来区分车型款号。第二组证据：1、吉利缤瑞车型参数配置表；2、新款缤瑞和老款缤瑞参数对比，拟证明：1、2019款缤瑞上市时间为2019年4月，而被上诉人却将2018年款缤瑞称为“新款缤瑞2019款”构成了欺诈；2、2018款缤瑞和2019款缤瑞之间在环保标准、发动机功率、最高车速、工信部综合油耗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老款缤瑞款性价比较低，且目前已经停产停售，可以推定被上诉人欺诈的目的在于尽快处理库存。经质证，被上诉人认为第1项证据无法印证来自吉利汽车官网，真实性不予认可，2018款缤瑞和2019款缤瑞的两款参数对比是来自汽车官网，不能代表吉利汽车信息，上述证据均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被上诉人是严格按照合同约定提供车辆的。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本案中，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吉利购车合同》约定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售吉利牌新款缤瑞2019款轿车一辆，车型为1.4TCVT缤致版，底盘号为L6T7824Z6KW143113，车价为86,800元。上述合同签订后，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交付吉利牌汽车一辆，上诉人认为该车辆并非合同约定的“2019款”车辆。经查，双方在合同中对车型为1.4TCVT缤致版、底盘号为L6T7824Z6KW143113进行了明确约定，该约定比“2019款”这一表述更加具体明确，应当视为该车型及车架号是双方对合同标的物进行的明确限定，且车架号具有车辆识别功能，足以起到区别标的物的作用。被上诉人交付给上诉人的车辆车架号为L6T7824Z6KW143113，该车辆车型及车架号与双方合同约定一致，应当认定被上诉人交付的标的物符合合同约定。综上，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范孝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用6702元，由上诉人范孝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冯文婷二〇二〇年九月四日书记员  陈永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