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苏06民终89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羊旭，男，1987年11月29日生，××族，住如东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晓飞，南通市通州区金新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江苏快达农化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如东沿海经济开发区（洋口化学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尹英遂，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永红，江苏通洋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羊旭因与被上诉人江苏快达农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快达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如东县人民法院(2019)苏0623民初48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羊旭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快达公司支付其2016年3月至至2019年4月期间工资差额19320.4元、赔偿金45062.5元；诉讼费由快达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认为其2016年初与南通五福保安服务公司（以下简称五福公司）签约行为即自动离职，与快达公司劳动关系即自然终止，明显错误。其当时在马塘派出所签订的材料较多，不记得有劳动合同。后经一审庭审后其才知道，基于马塘镇政府与五福公司约定，自2016年1月起，包括其在内的原如东县公安局马塘派出所全体辅警与五福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劳动关系的变更行为显然不可归责于其。但其工作地点、工作岗位及工作内容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工资也继续由马塘镇政府发放，依照相关规定非因职工本人原因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的，其经济补偿年限连续计算，原用人单位仍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2.其自2010年8月接受快达公司安排，借调至马塘派出所工作，工资和社保一直由该公司发放、缴纳，直至2018年8月快达公司停发工资、2019年4月单方解除劳动关系并停止缴纳社保。双方劳动关系一直存续至2019年4月。3.其与快达公司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其被快达公司指派到马塘派出所工作，其提供的劳动即为快达公司的工作，快达公司应依法发放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劳动报酬，马塘派出所的补贴不应计算进最低工资标准内，故快达公司应支付差额部分。4.快达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属单方即时解除，是违反程序的违法解除，应支付赔偿金。即便“自然终止”，也应支付经济补偿金。5.一审未适用实体法显然错误，所作判决于法无据。 快达公司辩称，1.公司不存在主动解除与羊旭劳动关系的行为，更不存在违法解除之说，故无需支付赔偿金。2010年羊旭被马塘派出所借用，公司向其发放其本生活费、缴纳社保。2016年1月起，羊旭与五福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五福公司将其安排至马塘派出所工作，马塘派出所自2016年1月支付其工资。故公司与羊旭的劳动关系于2016年1月自动终止，羊旭是自动离职。2.2016年1至8月期间，羊旭同时取得公司及马塘镇政府支付的工资，但羊旭并未向两个单位提供两份劳务，且其公司与羊旭的劳动关系已于2016年1月自然终止，故其公司无需支付2016年之后的工资差额。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快达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快达公司无须支付羊旭2016年3月至2019年4月间的工资差额19320.4元；2、快达公司无须支付羊旭赔偿金45062.5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6年12月，快达公司、羊旭签订劳动合同，约定的合同期限自2006年12月1日至2007年11月30日。此后双方又签订过两次劳动合同，最后一次签订合同的时间为2008年4月1日。 经快达公司安排，羊旭自2010年8月始，至马塘派出所从事保安联防工作。 一审休庭期间，承办人对马塘派出所民警秦传荣（兼任户籍内勤）调查时，其介绍（1）羊旭于2010年由快达公司安排，借用于马塘派出所。羊旭的工资由快达公司支付，保险由公司缴纳。马塘派出所每月另行向其支付一些补贴。大约在2016年初，羊旭的补贴提高到与其他联防员工资同等的水平。即自2016年始，羊旭同时领取快达公司和马塘镇人民政府发放的工资。（2）2016年初（后经核实为1月），包括羊旭在内的马塘镇所有联防队员均与五福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五福公司以劳务派谴的方式将上述人员派到马塘派出所从事保安联防工作。五福公司负责为这些人员缴纳社会保险。马塘镇人民政府根据马塘派出所制作的工资表，直接将工资支付到各联防队员的工资帐户。 2016年8月始，五福公司为羊旭缴纳工伤保险。2019年5月始，五福公司为羊旭缴纳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 一审还查明，2016年1－3月，如东县马塘镇人民政府每月向羊旭支付工资2351元。2016年4－12月，每月2451元。2017年1－12月，每月2658.5元。2018年1－7月，每月2782元。2018年8－12月，每月2992元。2019年1月至今，每月2493元。 一审庭审中，（1）双方确认，快达公司每月向羊旭发放基本工资至2018年8月30日。羊旭陈述，在此期间马塘派出所每月会按一定标准向其发放工作补贴。快达公司支付的工资加马塘派出所支付的工作补贴，羊旭的月收入已达到如东县职工最低工资标准。2019年4月30日前羊旭的社会保险均由快达公司缴纳。（2）羊旭陈述，其在2019年6月发现社会保险被停缴，即去公司取回其个人档案资料，同时拿到退工通知单。快达公司确认羊旭于2019年6月拿到退工通知单。（3）羊旭确认自2010年8月至目前止，其工作岗位及工作内容未发生变化，从事的是保安联防工作。 2019年6月27日，羊旭向如东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要求裁决快达公司与羊旭解除劳动合同违法，并支付经济赔偿金及待通知履行金，同时要求快达公司补足2016年3月至2019年6月的工资等。同年8月，如东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作出东劳人仲案字[2019]第206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快达公司向羊旭支付赔偿金45062.50元，支付2016年3月至2019年4月的工资差额19320.40元。 一审法院认为，劳动关系是劳动者基于从属关系，向用人单位提供职业性的劳动，由用人单位给付劳动报酬所形成的法律关系。快达公司、羊旭对双方间曾存在劳动关系，并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被告由原告安排到马塘派出所工作的事实不存争议。本案的争议焦点，1、快达公司是否应向羊旭支付2016年3月至2019年4月间的工资差额；2、快达公司是否应向羊旭支付赔偿金。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用工形式的多样化，劳动者在某一时期内同时被两个或两个以上用人单位招用，从而形成双重或多重劳动关系的现象已不鲜见，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权利、义务已成为当前争议的焦点。双重乃至多重劳动关系表现为一是劳动者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用人单位建立非全日制用工关系；二是劳动者与某一用人单位建立了全日制的劳动关系，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了非全日制用工关系；三是劳动者与两个单位建立了全日制的劳动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四项、第六十九条、第九十一条规定精神，一、法律法规并不禁止劳动者在不影响本职工作且不对用人单位造成损害的前提下从事兼职工作，或与其他单位建立另一个劳动关系，即劳动者在全日制用工的情况下，也能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双重劳动关系；二、从事非全日制用工的劳动者可以与一个或者一个以上用人单位订立劳动合同。但，后订立的劳动合同的履行不得影响先订立的劳动合同的履行。但无论是全日制用工的劳动者同时另行与其他单位签订全日制劳动合同，还是与其他一个或一个以上单位签订非全日制劳动合同，亦或从事非全日制用工的劳动者同时与多家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劳动者需同时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用人单位提供不同的劳动，即劳动者之所以可以同时取得两个或两个以上用人单位向其支付的劳动报酬是基于劳动者依约分别向用人单位提供了合同约定的工作内容。涉及到本案，无论是快达公司应否向羊旭支付工资差额和赔偿金的问题，实际涉及一个根本问题，即快达公司、羊旭间的劳动关系持续至何时。羊旭于2010年受快达公司安排至马塘派出所从事保安联防工作，虽然羊旭未直接向快达公司提供劳动，但快达公司认可羊旭在派出所从事保安联防工作，视同向其单位提供了劳动，并愿依双方合同约定向羊旭支付基本工资，缴纳社会保险。双方间履行劳动合同的方式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2016年1月始，羊旭与五福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五福公司按照其与马塘镇人民政府的约定，将羊旭安排在马塘派出所工作，从事的仍为保安联防工作。五福公司自2016年8月为羊旭缴纳工伤保险，马塘镇人民政府自2016年1月始向羊旭支付工资。虽然，从表现上看，羊旭的工作地点，工作岗位及工作内容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但其用人单位实质已从快达公司变更为五福公司，或者说羊旭自选择与五福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始，实际与快达公司间的劳动合同自然终止。如上所述，虽然我国法律法规未禁止劳动者在不违反法律法规或合同约定的前提下可以同时与两个或两个以上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但既然是两个以上劳动关系，则当然意味着劳动者需依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劳动合同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用人单位提供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的劳动，从而据此可取得两个或两个以上用人单位向其支付两份或两份以上不同的劳动报酬。按照事情的表象，自2016年1月至2018年8月期间，羊旭同时取得快达公司和马塘镇人民政府向其支付的工资，2016年8月至2019年4月间，快达公司和五福公司同时为羊旭缴纳社会保险，似乎快达公司与羊旭和五福公司间同时存在两个劳动合同，但羊旭并未分别向快达公司和五福公司提供不同的劳务，其依法不应就其在马塘派出所提供的一份劳务要求两个不同的用人单位同时向其支付劳动报酬。综上，羊旭在与五福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后，与快达公司间的劳动关系自然终止。快达公司自2018年9月始不向其支付工资，自2019年5月始不再为其缴纳社会保险，并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快达公司不存在主动与羊旭解除劳动关系的行为，自然不存在违法解除之说。故快达公司无需向羊旭支付差额工资及赔偿金。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精神，判决：一、快达公司无须支付羊旭2016年3月至2019年4月间的工资差额19320.4元。二、快达公司无须支付羊旭赔偿金45062.5元。 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的证据。 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经与当事人确认，本案二审中的主要争议焦点是：双方劳动关系何时、因何解除？羊旭主张违法解除赔偿金及2016年3至2019年4月的工资差额应否支持？ 本院认为，法律法规不禁止双重或多重劳动关系，但双重或多重劳动关系不仅表现为劳动者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还表现为劳动者需同时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用人单位分别提供不同的劳动。本案中，2010年快达公司作为羊旭的用人单位将羊旭借至马塘派出所从事保安联防工作，羊旭从事的派出所保安联防工作视同向快达公司提供劳务，该公司也向羊旭支付基本工资、缴纳社会保险，仅由马塘派出所支付少量补贴。2016年1月始，羊旭与五福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五福公司按照其与马塘镇人民政府的约定，将羊旭安排在马塘派出所工作，羊旭仍从事保安联防工作，马塘镇人民政府始向羊旭支付与其他联防人员同等水平的工资。羊旭在原岗位上从事保安联防工作，只能接受一个用人单位委派，因2016年发生了羊旭与五福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的新事实，羊旭从事的原工作已变更为受五福公司的明确指派，其用人单位已实质变更为五福公司。羊旭与快达公司的劳动关系表面上尚未解除或消灭，但从实质上看，却是有名无实：羊旭既不向快达公司提供劳动，快达公司也不向羊旭提供工作岗位或指派工作，长期已来更不对羊旭进行任何形式的管理。羊旭与五福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快达公司并不知晓，非该公司安排，羊旭2016年1月自行选择与五福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即表明其与快达公司解除劳动关系。羊旭依据快达公司2016年1月至2018年8月仍向其支付生活费以及为其缴纳社保至2019年4月，主张双方劳动关系仍然存续，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故一审法院认为，羊旭在与五福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后，与快达公司间即不再存在劳动关系，并无不当。快达公司不存在主动与羊旭解除劳动关系的行为，故无需支付违法解除赔偿金。因双方劳动关系已于2016年1月解除，快达公司自此再无向羊旭支付工资义务，故羊旭主张2016年3月至2019年4月期间的工资差额无事实依据，不应支持。 综上所述，羊旭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10元，均由羊旭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钱泊霖 审判员  郭相领 审判员  王吉美 二〇二〇年九月四日 书记员  周筱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