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黔01民辖终17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谢跃堂，男，1963年6月24日生,苗族，住贵州省凯里市。上诉人（原审被告）：龙成富，男，1955年1月28日生，苗族，住贵州省凯里市。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清江，男，1959年12月8日生，汉族，住贵州省凯里市。上诉人（原审被告）：邓云飞，男，1957年8月11日生，汉族，住贵州省凯里市。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哲辰，贵州维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余兆华，男，1979年10月11日生，汉族，住福建省福清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余学锦，男，1986年4月16日生，汉族，住福建省福清市。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家特，贵州慎行律师事务所律师。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文冬，贵州慎行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谢跃堂、龙成富、张清江、邓云飞因与被上诉人余兆华、余学锦，原审第三人黔东南州聚龙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龙公司）、冯文化股权转让纠纷管辖异议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2020）黔0102民初4415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人谢跃堂、龙成富、张清江、邓云飞上诉称，一审法院裁定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依法应当移送至凯里市人民法院管辖。理由如下：一、上诉人将聚龙公司股份转让给余兆华、余学锦，双方先后签订了两份合同，先签订的是《黔东南州聚龙矿业有限公司融资合同书》（以下简称《融资合同书》），后签订的是《黔东南州聚龙矿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以下简称《故权转让合同》）。后签的合同是基于同一交易、同一法律关系对前面合同的补充，不是新设另一交易和另一法律关系。先签订的合同名为融资，实为股权转让。余兆华、余学锦据以起诉的合同是《融资合同书》。一审法院根据余兆华、余学锦的诉请，将本案案由定为股权转让合同纠纷，说明一审法院也是认可双方签订的《融资合同书》实为股权转让合同。二、上诉人与余兆华、余学锦在设立股权转让法律关系时，关于管辖条款，前后两份合同约定不同，前合同约定由合同签订地法院管辖，后合同约定由聚龙公司所在地法院管辖，后签的合同对管辖作出的约定实质上是对前面合同约定的变更。因此，双方因股权转让合同发生纠纷管辖法院应当以后签的合同为准，即应当由聚龙公司所在地凯里市法院管辖。三、一审裁定以“后合同已履行完毕，双方就股权转让未发生争议”为由驳回上诉人的管辖权异议，是不符合事实的裁定。诚然，双方的股权转让交易已完成，余兆华、余学锦已支付股权转让款给上诉人，上诉人已将聚龙公司股权过户给余兆华、余学锦，就此而言，前后两份合同均已履行完毕。现余兆华、余学锦认为上诉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存在过错应当赔偿其经济损失。根据余兆华、余学锦的诉请，双方对履行股权转让合同行为发生了争议，一审裁定认定“双方就股权转让未发生争议”显然不符合事实，该认定属于混淆概念的错误认定。由于双方对履行股权转让合同行为发生争议，就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的管辖条款确定管辖法院。虽然余兆华、余锦学在起诉时隐瞒了第二份合同的事实，但是一审法院在收到第二份合同后，就不能罔顾事实执意认定一审法院还享有管辖权。四、一审法院认为余兆华、余学锦已履行付款义务，上诉人已履行过户义务，《股权转让合同》已履行完毕，不能再执行该合同的管辖条款。按照这一逻辑，《融资合同书》也是履行完毕的合同，余兆华、余锦学也不能依据《融资合同书》的约定在贵阳南明区法院起诉。五、《融资和同书》的签订地不是贵阳市南明区，而是凯里。贵阳市南明区既不是合同双方的住所地，也不是合同履行地。对方律师为了该合同一旦发生争议能够在其熟悉的贵阳南明区法院解决，利用上诉人经验不足的机会，将合同签订地写成贵阳南明区。虽然上诉人现不需以合同签订地不是贵阳为由来提管辖权异议，但有必要讲清事实真相。综上，一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人管辖权异议是错误的，特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2020）黔0102民初4415号民事裁定；2、本案移送黔东南州凯里市人民法院审理。被上诉人余兆华、余锦学答辩称，原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理由如下：一、《融资合同书》合法有效，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对该案管辖法院均作出了明确约定，该约定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对各方具有法律约束力。二、被答辩人称《融资合同书》与《股权转让合同》两份协议系基于同一交易和同一法律关系，《股权转让协议》系对《融资合同书》的补充与客观事实不符。（一）两份合同涉及到的主体不同。《融资合同书》合同主体涉及到答辩人、被答辩人、原融资投资人冯文化等以及聚龙矿业有限公司，该协议对上述各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而被答辩人提到的《股权转让书》，主体仅为答辩人与被答辩人。显然两份合同设计的民事主体不一致。（二）两份协议涉及到的合同权利义务不同。《融资协议书》涉及到融资和股权转让等事项，合同约定股权转让总价款为人民币3000万元，涉及到管辖约定等约定事项。而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在工商部门登记备案的《股权转让合同》合同主体仅涉及到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关于股权变更和登记事项，该合同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1000万元。显然，两份合同涉及到的内容明显不同。被答辩人提出的《股权转让合同》系《融资协议书》的补充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三）答辩人与被答辩人等关于本案的管辖约定符合法律规定。本案是由于被答辩人签订《融资合同书》前故意隐瞒聚龙矿业公司其他债务导致答辩人权利受损，根据该合同约定，案件由贵阳市南明区法院诉讼管辖。本案当事人协议选择合同签订地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管辖不违反专属管辖和级别管辖的规定，因此贵阳市南明区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三、本案当事人冯文化作为丙方在《融资合同书》签名捺手印，表明其作为合同相对人受该合同管辖权的合同约束。被答辩人以其与答辩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中关于管辖另有约定提出管辖权异议缺乏事实依据。《股权转让合同》当事人为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双方对于股权转让事项无争议，并且已经履行完毕。而本案的当事人也是《融资合同书》的当事人之一，该合同中关于管辖权的约定对第三人也具有法律约束力。综上，被答辩人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驳回其上诉请求。本院经审查认为，根据卷内材料显示，案涉《融资合同书》载明甲方为“黔东南州聚龙矿业有限公司（原股东龙、谢、邓、张）龙成富、谢跃堂、邓云飞、张清江”，乙方为“余兆华、余学锦”，丙方为“冯、何、吴，冯文化，何汉武，吴波”，合同签章页甲方处加盖有聚龙公司印章，其余自然人在对应甲方、乙方、丙方处签名捺印；合同签订日期为2017年8月30日；合同第二条约定：“……甲方所有股东同意转自己所持有的聚龙矿业公司股份95%给乙方，经折算，甲方所有股东价款为人民币2230万元，丙方前期施工井筒、征工业用地、修建厂房、供电线路及机械设备共计价款为人民币770万元。”，第三条约定：“融资金额及价格，经甲、乙、丙三方共同协商一致，乙方需出资受让甲方股份折价款2230万元，丙方前期投入折款770万元，后期交纳环保金180万元，第一期资源价款306万元，共计3000万元（不含税），界时融资一经达成，甲方享有公司股权变更为5%，乙方享有股权为95%，丙方无股权。”第八条约定：“……2、本合同生效后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签订补充协议，签订补充协议附有同等的法律效力。”第十条约定：“本合同未尽事项，双方友好协商，协商无果，一致同意提交本合同签订地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诉讼管辖。……本合同签订地点：贵阳市南明区花果园财富广场。”。案涉《股权转让合同》载明的甲方为龙成富、张清江、谢跃堂、邓云飞，乙方为余兆华、余学锦，甲乙双方均在合同上签名捺手印；合同签订日期为2017年12月16日；合同第一条“股权比例及转让比例”约定：“1、甲方各股东在聚龙矿业公司持股比例分别为25%（同股同权），经甲方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将全体股东持有股份全部转让给乙方。……”，第二条“转让价格与付款方式”约定：“1、经双方协商一致，乙方受让甲方上述股份需支付甲方总款项为人民币3000万（大写：叁仟万元）。鉴于甲方尚欠第三方元投资人冯文化、何汉武、吴波款项770万（大写：柒佰柒拾万）元。经甲方一致同意由乙方将该部分款项直接支付给冯文化、何汉武、吴波，乙方尚需支付甲方款项总额为2230万（大写：贰仟贰佰叁拾万）元。”，第六条“争议的解决”约定：“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如发生争议，甲乙双方友好协商出路，协商无果一致同意提交聚龙矿业公司注册所在地人民法院诉讼管辖。”，第七条“合同生效条件及违约”约定：“本合同经甲、乙双方签字生效。甲方未按约定履行转股义务，违约责任按甲乙双方2017年8月30日签订的《融资合同书》约定为准。”。根据前述两份合同中转让股份均系聚龙公司股份及转让价款约定等内容，将余兆华、余锦学提起本案诉讼时提交的收条和付款凭证与案涉《股权转让合同》中的付款安排对照，可以认定两份合同中的股权转让系同一交易，两份合同中《融资合同书》签订在前，《股权转让合同》签订在后，虽然《股权转让合同》的当事人不包含冯文化、何汉武、吴波，但两份合同在聚龙公司股份的转让方（龙成富、谢跃堂、邓云飞、张清江）与受让方（余兆华、余学锦）之间形成的是同一股权转让关系，《股权转让合同》系转让方与受让方就股权转让的付款、工商变更登记等具体事宜，对《融资合同书》的有关约定进行的补充和变更，其中包括了转让方与受让方之间就争议解决作出的管辖约定，在两份合同的管辖约定不一致的情况下，转让方与受让方之间因股权转让发生的争议，应以签订在后的《股权转让合同》中的管辖约定为准。本案原审原告作为受让方主张原审被告作为转让方在签订合同前未如实披露有关债务导致其损失，要求原审被告按照约定承担该损失，系转让方与受让方之间就股权转让交易发生的争议。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十条第一款“根据管辖协议，起诉时能够确定管辖法院的，从其约定；不能确定的，依照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确定管辖。”的规定，转让方与受让方在《股权转让合同》第六条约定争议由“聚龙矿业公司注册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此约定系合同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情形，且选择的地点与本案有实际联系，该管辖约定合法有效。聚龙矿业公司在凯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注册，注册的住所为“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凯里市龙场镇三兴村”，按照前述管辖约定，本案应由贵州省凯里市人民法院管辖。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原审法院裁定驳回其管辖权异议错误，本院予以纠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一条以及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2020）黔0102民初4415号民事裁定；二、本案移送贵州省凯里市人民法院处理。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杨晓智审判员  隋凤清审判员  石 勇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杨红梅书记员刘睿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