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9民终220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程士荣，男，1970年1月30日生，汉族，居民，住江苏省盐城市建湖县。上诉人（原审原告）：孙国成，男，1964年3月20日生，汉族，居民，住江苏省盐城市建湖县。上诉人（原审原告）：孙国胜，男，1971年12月22日生，汉族，居民，住江苏省盐城市建湖县。以上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邹荣，江苏中茵海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孟玉春，男，1965年1月4日生，汉族，居民，住安徽省长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孟晓勇，安徽金的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长丰县庄墓镇李庄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在安徽省长丰县庄墓镇李庄村。法定代表人：孟迎春，该村委会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凡生，该村会计。原审第三人：长丰县庄墓镇枣林社区居民委员会，住所地在安徽省长丰县庄墓镇枣林。法定代表人：孟祥峰，该村委会书记。原审第三人：安徽丰久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在安徽省蜀山区小庙镇朱港村。法定代表人：吴俊，该公司总经理。上诉人程士荣、孙国成、孙国胜因与被上诉人孟玉春及原审第三人长丰县庄墓镇李某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李某委会）、长丰县庄墓镇枣林社区居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枣林居委会）、安徽丰某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建湖县人民法院（2018）苏0925民初38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程士荣、孙国成、孙国胜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47万元货款；2.本案一、二审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一审法院认定2016年6月开始，上诉人已在枣林居委会和李某委会部分土地上种植水稻，对此事实认定错误。上诉人与丰某公司2015年10月19日签订《租地协议》后，丰某公司实际于2016年7月中旬交付土地，比合同约定延迟了约40天。（二）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2016年12月4日向某公司发送的解除通知不发生解除合同的效力，该认定存在错误。按照上诉人与丰某公司之间的《租地协议》，丰某公司向上诉人出租3000亩土地，按每亩730元计算租金，丰某公司确保2016年6月1日交付，但事实是，丰某公司与李某委会签订合同时间是2016年6月4日，土地面积是580.68亩，与枣林居委会是2016年7月11日，土地面积是823.23亩，二者合计1403.91亩，而丰某公司向上诉人实际交付的土地只有1100亩。丰某公司既没有按合同约定交付3000亩土地，也没有按约定时间交付，直接影响到上诉人的种植计划以及整体投资计划，导致上诉人不能全面实现合同目的，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不享有合同解除权，有所不公。（三）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应向某公司支付2016年6月至2017年6月的全年租金是错误的。一审法院已查明李某委会、枣林居委会与丰某公司、安徽丰美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美公司）之间的土地租赁协议已于2017年春季时解除，土地亦已租给其他人种植，一审法院判令上诉人再支付租金，明显不公。（四）一审法院忽略了被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共同胁迫上诉人将案涉水稻卖给被上诉人的事实。二、一审法院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放在本案中审理，不仅突破了一个案件仅审理一个法律关系的原则，同时也突破了合同的相对性原则。一审法院在本案中确定上诉人对第三人丰某公司存在违约行为，不享有合同解除权，导致上诉人无法在另案诉讼中再行主张权利，严重剥夺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三、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第三人之间达成的三方协议有效，于法无据，有违公平。上诉人在签订三方协议时受到被上诉人和当地村民的人身威胁，三方协议并非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四、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及时向上诉人释明受胁迫方可以向法院申请撤销三方协议。综上，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买卖合同关系已成立，被上诉人已实际收购了上诉人的稻谷，应当支付合理对价。上诉人与李某委会、枣林居委会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没有义务向其支付租金。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孟玉春辩称，一、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驳回上诉。二、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1.上诉人在2016年秋天实际收割水稻了，至于上诉人认为丰某公司交付土地延迟交付40天与被上诉人无关。2.上诉人称实际土地没有租到3000亩，与被上诉人也没有关系。3.上诉人认为三方协议是受到胁迫而签订的，认为无效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认定三方协议有效是正确的。4.上诉人认为三方协议是受胁迫的民事法律行为，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认为一审法院没有向其说明受胁迫是可撤销的，该理由显然不能成立。从本案一审开始，上诉人方就有专门的法律工作者参与，不能将责任推给法院。5.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剥夺了其对丰某公司的申诉权，显然不正确。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已经明确了上诉人与丰某公司之间的纠纷可以另行诉讼，并未剥夺其权利。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李某委会、枣林居委会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丰某公司未陈述意见。程士荣、孙国成、孙国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孟玉春给付货款47万元；2、诉讼费、保全费由孟玉春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6月开始，孙国成、程士荣在承租由丰某公司向枣林居委会（原枣林村委会）和李某的部分土地上进行水稻种植。当年11月底水稻收获后，孙国成、程士荣将稻谷卖给当地收粮大户孟玉春，孟玉春应付稻谷款100万元，其在支付53万元后，于2016年11月30日向程士荣、孙国成出具欠款欠条一份，欠条载明：“今欠稻款（470000）肆拾柒万元整孟玉春2016.11.30号。此款如有纠纷可到建湖县人民法院起诉孟玉春2016.11.30”。此后孙国成、程士荣向孟玉春追要欠款未果遂于2017年1月5日向本案一审法院提起（2017）苏0925民初133号买卖合同纠纷诉讼。2017年1月21日上午，孙国成、程士荣应孟玉春之约到孟玉春处商谈稻款偿还事宜，因其种植的耕地实际系丰某公司和丰美公司两公司租赁枣林居委会和李某村民所有，两公司未按时给付村（居）民耕地租金，孟玉春及李某的部分村民遂将孙国成、程士荣等人围堵不让离开，要求其支付土地租金，并且发生肢体冲突。程士荣于2017年1月21日7时49分电话报警，庄墓镇派出所出警，孙国成、程士荣要求处警民警将其带离李某，但因现场村民六、七十人阻止，民警无法将孙国成、程士荣等人带离。民警要求村书记通知丰某、丰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吴俊前来协商处理欠付租金后离开。同日9时多庄墓派出所又接到程士荣的报警电话，程士荣称被打要求去医院，仍因李某村民阻拦，出警民警遂请了医生到现场为程士荣等人检查身体，未发现程士荣的身体受到明显伤害，民警要求当事人协商解决。此后，丰某公司和丰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吴俊到达现场，在孟玉春及第三人提供的三方“协议”（两村委会为甲方，程士荣、孙国成为丙方，吴俊为乙方）上签名，内容为：“关于丰某公司、种田大户陈某、孙国成、李某、枣林村租地资金事项，经三方协商达成以下共识：1.孟玉春收陈某、孙国成水稻款47万元用于付李某582亩土地、枣林村823亩土地租金。2.丰某公司与陈某、孙国成同意该款47万元用于付李某20万元、枣林村27万元付农民土地租金。3.甲乙丙三方签字，即日生效”。同时，孙国成、程士荣已在孟玉春及第三人提供的“收条”【内容为：今收到孟玉春买水稻款肆拾柒万元整。注枣林村农民租地金27万元，李某农民租金款20万元。收款人签字：孙国某程某。2017.1.21。孙国成】、“撤诉申请”【内容为：起诉人孙国成程士荣起诉李某孟玉春粮食财保案2016苏0925财保60号，经双方达成协议。粮食款已付清。自愿撤诉。程士荣孙国成】签名。同日11时17分庄墓派出所接到孙国成的报警电话到达现场，孙国成、程士荣告知警察情况后离开庄墓镇返回盐城，同时多次向有关部门实名投诉。一审另查明，（一）2015年10月19日，程士荣、孙国成、孙国胜与丰某公司签订“租地协议”，协议主要内容为：丰某公司将位于安徽省长丰县庄墓镇枣林村委会共计3000亩土地，以实际丈量为准出租给程士荣、孙国成、孙国胜从事农业种植；租期自2016年6月1日至2026年5月31日；租金每亩730元，前5年价格不变，后期同丰某公司与枣林村合同价格。合同签订之日缴清当年租金。（二）2016年6月4日，以吴俊为法定代表人的丰美公司与李某委会签订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主要载明李某委会以租赁形式将该村境内580.68亩耕地流转给丰美公司从事现代农业生产，流转期限为10年，流转费每年每亩600元，每三年递增百分之十，丰美公司在每年5月1日和10月1日前分两次将租金交付给李某委会，通过“一卡通”打卡发放到被占地农户，李某委会、丰美公司分别在合同上签名并加盖单位印章】，2016年7月11日，丰某公司（法定代表人吴俊）与枣林居委会签订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主要载明内容除租赁土地面积为823.23亩与李某委会的不同以外，其余合同内容基本相同】，两村委会和两公司分别在上述合同上签名、加盖单位印章。（三）2017年1月21日前，程士荣、孙国成、孙国胜已向吴俊支付35万元租金，吴俊已将该款支付给枣林村；程士荣、孙国成、孙国胜本身向李某支付14万元，计已支付半年租金49万元。2017年1月21日协议约定的47万元水稻款作为麦季土地租金，已由孟玉春支付，两村于2017年3月12日分别向孟玉春出具了载明款项金额20万元和27万元收条，该款项已发放给村民。一审又查明，2016年的12月4日，程士荣、孙国成、孙国胜委托安徽中特律师事务所致函丰某公司解除面积约为1100亩的“租地协议”，归还全部租赁土地。李某委会、枣林居委会均陈述其与丰美公司、丰某公司签订的合同于2017年春季时均已解除，土地亦已租给其他人种植。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主要争议焦点在于：孙国胜的诉讼主体是否适格和以第三人两村（居）委会和第三人丰某公司法定代表人吴俊以及孙国成、程士荣为代表于2017年1月21日签订的三方“协议”是否有效。孙国胜系与第三人丰某公司签订“租地协议”的合同当事人，对该合同与其他两原告有共同的权利义务关系，在本次诉讼中申请参加诉讼，不违反法律规定。孟玉春辩称其诉讼主体不适格无法律依据。《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在本案中，三方“协议”并不具有法定的无效情形。首先，孙国成、程士荣既是与第三人丰某公司签订“租地协议”的当事人，也是案涉两村（居）流转土地的实际种植人，其履行土地租赁经营活动过程中的民事法律行为的后果应当由程士荣、孙国成、孙国胜共同承担，孙国胜未参加2017年1月21日的协议签订，不妨碍协议的成立。程士荣、孙国成、孙国胜没有按照与丰某公司土地租赁合同约定按实际租赁土地的面积向某公司足额缴纳土地租金，存在违约行为，其不享有合同解除权，故其在2016年的12月4日向某公司发送的解除土地租赁合同律师函，不发生合同解除效力。据此，程士荣、孙国成、孙国胜系对丰某公司负有按实际租赁土地面积（1403.91亩）及约定价格（每亩730元）履行支付到期租金的债务人。丰某公司未能按照其与两村(居)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约定期限履行分期（每年5月1日和10月1日前）支付租金的义务，对两村（居）亦负有到期债务。两村（居）同意丰某公司应向其履行的到期债务由程士荣、孙国成、孙国胜向其履行，不违反法律规定。因此，三方“协议”具有事实依据。其次，两村（居）要求程士荣、孙国成、孙国胜以自己对孟玉春享有的47万元债权清偿到期债务的行为没有加重程士荣、孙国成、孙国胜的债务负担。同时，孟玉春在协议签订后也实际履行了支付义务。再次，程士荣、孙国成、孙国胜在签订三方协议之前，虽然受到了两村（居）居民和孟玉春的胁迫，签订协议及出具相关手续非其当天至孟玉春处本意，但并不能以此认定程士荣、孙国成、孙国胜拒付土地租金具有正当理由。况且三方协议不具有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之情形。对于程士荣、孙国成、孙国胜与丰某公司之间的其他合同争议，程士荣、孙国成、孙国胜有权另行依法处理。据此，一审法院判决：驳回程士荣、孙国成、孙国胜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530元，保全费3020元，由程士荣、孙国成、孙国胜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无异，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是否应当依据其出具的欠条向上诉人支付47元水稻款。本院认为，虽然被上诉人孟玉春于2016年11月30日向上诉人出具欠条，认可其尚欠上诉人47万元水稻款，但之后也即2017年1月21日，上诉人、被上诉人和第三人又达成了三方协议，约定将该47万元水稻款用于向第三人李某委会和枣林居委会支付涉案土地的租金，具体是李某20万元和枣林村27万元。第三人李某委会和枣林居委会亦分别出具收条，认可其已收到了相应款项并已发放了给村民。该三方协议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且已经得到了实际履行，因此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并无不当。上诉人程士荣、孙国成、孙国胜上诉认为该三方协议是在受到胁迫的情况下签订的，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但在协议签订后其并未依法行使撤销权，故对该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纳。至于上诉人与第三人丰某公司之间的纠纷，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有权另行依法处理，并无不当。综上所述，程士荣、孙国成、孙国胜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裁判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530元，由上诉人程士荣、孙国成、孙国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林 毅审 判 员  陈素娟审 判 员  胥 霞二〇二〇年九月七日法官助理  丁 莉书 记 员  王凌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