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分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新40民再85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新源县天禾农业高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新源县天山街则新路001号。 法定代表人：刘伟，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袁玉新，新疆边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张永升，男，1972年2月24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伊宁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贤金，新疆长信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甘德林，男，1964年9月9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新源县。 再审申请人新源县天禾农业高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禾公司）因与被申请人张永升及原审第三人甘德林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分院（2018）新40民终1493号民事判决，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3日作出（2018）新民申1755号民事裁定，指定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天禾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袁玉新，被申请人张永升委托诉讼代理人罗贤金及原审第三人甘德林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天禾公司申请再审称，撤销二审判决，再审本案。事实与理由：一、天禾公司、张永升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张永升不能向天禾公司依委托合同主张权利；二、原审对树苗的价格计算错误。《育苗委托合同书》只约定了当年苗和两年苗的价格，并未对达不到两年树龄的树苗约定价格。张永升提供的核桃苗树龄不足两年，原审法院以两年苗的价格来确定合同总价款缺乏依据；三、原审法院在王文玉未出庭且张永升未提供验收单等证据的情况下，仅依据王文玉的证言，认定张永升向天禾公司提供了28万棵树苗证据不足，且王文玉一人清点如此多的树苗，亦不符合客观现实；四、天禾公司实际收到树苗182,900株，都是一年生苗，定植的树苗是101,900株，密植嫁接树苗81,000株，胸径都是0.7厘米以下，且株高都不超过30厘米，除去不能使用的树苗，所获取的树苗价值为55万元，实际也支付了55万元，天禾公司不应再支付育苗款。 张永升辩称，1．双方存在委托育苗合同关系，天禾公司不否认双方间的合同关系，仅对数量及规格提出异议；2．其依据《育苗委托合同书》向天禾公司提供了树苗，天禾公司经办人王文玉经过清点核实后给其出具了收条。虽然王文玉在新疆高院出庭作证否认其出具收条真实性，但没有其他证据佐证，且王文玉是天禾公司业务经办人员，其证人身份不适格；3．天禾公司提出树苗均是一年生属认知错误，植物的一年生和两年生不是按照整年度计算，是按照公元年度计算，其提供的树苗均为两年生；4．其在供完树苗后依据天禾公司证明到新源县国税局开具了发票，该证明载明树苗规格及价款与发票金额完全一致。综上，天禾公司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请求驳回。 甘德林辩称，其和天禾公司合同与张永升无关，其和张永升合同与天禾公司也无关，其当时找时任天禾公司经理历付论在其和张永升的合同上盖章并注明“同意转让”，但遭拒绝，后其和张永升的合同上有担保人注明“出现任何经济纠纷，由担保人负责，与我无关”。 张永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天禾公司支付育苗款1,175,019元。一审法院查明，2014年3月3日，甲方天禾公司与乙方甘德林签订一份《育苗委托合同书》，约定：一、甲方委托乙方代为培育核桃实生苗25万株。二、本合同签订后三日内，甲方提供购买核桃种子的预付款25万元（贰拾伍万元整），乙方购买不少于9吨核桃种子，待甲方回收核桃苗结算时首先扣除全部预付款（乙方必须提供两名以上有常驻户口的住家户担保）。三、核桃苗回收规格标准如下：3．当年的苗离地面高度30厘米，直径0.8厘米以上起步，定价每株4.5元；4．当年的苗离地面高度25厘米，直径0.7厘米以上起步，定价每株4元；5．两年生的苗离地面高度80厘米，直径1.2厘米以上起步，定价每株6.5元；6．两年生的苗离地面高度70厘米，直径1.1厘米以上起步，定价每株6元；7．两年生的苗离地面高度60厘米，直径1厘米以上起步，定价每株5.5元；8．当年苗低于25厘米，两年苗低于60厘米，甲方原则上不予收购；9．核桃实生苗数量不少于25万株，生苗价格包括起苗、包装及将生苗运输到甲方指定地点。装车由乙方负责，卸车由甲方负责。七、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约定，违约方应赔偿守约方的全部经济损失，并向守约一方支付违约金300,000元等内容。合同落款处有甲方天禾公司盖章、经理历付论签名；乙方甘德林；丙方（保证方）程金顺、张世杰签字确认。合同签订后，天禾公司向甘德林支付250,000元预付款。2014年10月5日，甲方甘德林与乙方张永升签订一份《合同书》。内容为：根据2014年3月3日，甲方与天禾公司签订的核桃苗木育苗合同，因甲方受经济方面限制，存在着履约风险，自身无能力完成合同规定的相关条款，为减轻自身压力，不使合同违约，更好地完成与天禾公司的育苗任务，经多方面寻找后决定与乙方合作，两人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制定以下条款：一、甲方与天禾公司在2014年3月3日所签订的核桃育苗合同由甲方签字，对核桃育苗合同中所规定的权利、责任、利润，乙方无条件接受认可，并与甲方共同承担相关法律责任。二、现甲、乙双方共同出资的核桃育苗种植面积约100余亩，按照甲方40%，乙方60%的比例合伙经营，权利、责任、利润按照出资比例进行承担划分，天禾公司预付的250,000元定金，双方按照出资比例计算到育苗的投资部分。四、天禾公司回收苗木时，必须按照公司要求进行回收等内容。合同签订后，因甘德林资金困难，无法继续投资，双方于2015年5月3日签订一份《协议书》。内容为：现甲方甘德林由于经济困难，无力继续进行投资，甲方自愿将40%的股份全部转让给乙方张永升。一、甲方所持有的40%的全部股份转让金额100,000元（壹拾万元整）；二、天禾公司前期支付的250,000元由乙方承担；三、2014年3月3日，天禾公司与甲方签订的合同所规定的权利义务全部由乙方履行承担，与担保人程金顺、张世杰无关。五、签订此协议之后履行合同期间，发生的债务及纠纷由乙方负责等内容。合同落款处有甲方甘德林、乙方张永升、证明人王文玉签字确认。在协议书签订后，张永升按照约定接管核桃育苗事宜。自2015年10月开始，张永升按照约定向天禾公司提供核桃苗。2016年1月7日，天禾公司主管生产的职员王文玉向张永升出具清单一份。内容为：“2015年10月10号至10月23号，总收购张永升核桃苗；高度80厘米以上，直径1.2厘米的211153棵、高度70厘米以上，直径1厘米的26,394棵、高度60厘米以上，直径1.1厘米的26,394棵、高度30厘米以上的15,000棵，每棵3元钱；另外于2015年3月份，挖回1000棵小苗嫁接，每棵4元钱，总计279,940棵。王文玉，2016年1月7日”。在清单出具后，天禾公司以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张永升支付树苗款30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甘德林与天禾公司签订的《育苗委托合同书》及张永升与甘德林签订的《合同书》、《协议书》均有效。甘德林为了合同的正常履行，将合同的权利义务转让给他人，该行为并未损害天禾公司的利益；通过证人证言，对于甘德林将核桃育苗转让给张永升的事实，在公司收购核桃苗时已经知晓；从天禾公司职员王文玉收取核桃苗木并向张永升出具清单，及在收取核桃苗木后，公司向张永升转账300,000元的行为来看，天禾公司对甘德林与张永升的转让行为已经予以认可。张永升与天禾公司已经形成事实的育苗合同关系，对天禾公司陈述的其与张永升不存在权利义务的辩解理由不能成立。张永升已经按约定向天禾公司交付了核桃苗木，该公司应按约定向张永升支付相应的育苗款，其拒不履行的行为，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根据《育苗委托合同书》及清单，可以计算出育苗总价款为1,725,019元（211,152棵×6.5棵/元＋26,394棵×6棵/元+26,394棵×5.5棵/元+15,000棵×3棵/元+1000棵×4棵/元）。扣除预付款250,000元及后期支付的育苗款300,000元，天禾公司应向张永升支付育苗款1,175,019元。一审法院判决：天禾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张永升支付育苗款1,175,019元。案件受理费15,376元，减半收取7,688元，由天禾公司负担。 天禾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张永升作为一审原告主体不适格。2014年3月3日，其与甘德林签订《育苗委托合同》，约定由其委托甘德林代为培育核桃实木苗25万株。甘德林与张永升于2014年10月5日签订《合同书》、《协议书》的行为，其并不知情，违反了合同法第三百九十九条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甘德林与张永升均未以任何形式向其履行通知义务，张永升无权向其主张任何合同权利；二、王文玉出具的清单不是法律规定的书证，其应当出庭作证并接受质证。本案案涉核桃苗多达27万棵，仅凭王文玉一人清点不符合客观现实。历付论作为证人与其、张永升、甘德林均有利害关系，其证言被一审判决采信，违反法律规定，程序违法，导致判决不公。其在一审申请委托有资质的司法鉴定机构对案涉苗木的数量、规格进行重新鉴定，一审法院未作任何答复，剥夺了其诉讼权利。二审法院查明：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法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法院认为，本案焦点：1．张永升作为本案原告主体是否适格；2．王文玉出具清单能否作为张永升主张育苗款依据。关于争议焦点一。甘德林将其与天禾公司签订的合同权利义务转让给张永升的事实，有天禾公司主管生产的员工王文玉在甘德林与张永升签订的《协议书》上作为证明人签字确认，和当时任天禾公司总经理的历付论出庭予以证实，且从王文玉给张永升出具收取核桃苗木的清单后，天禾公司向张永升支付苗木款的行为来看，天禾公司在收购核桃苗时就已知晓甘德林将其合同权利义务转让给张永升的事实，并同意张永升作为《育苗委托合同书》的相对方而向张永升付款，因此张永升与天禾公司存在育苗合同关系，张永升作为本案原告主体适格。关于争议焦点二。王文玉作为天禾公司主管生产的员工给张永升出具收到核桃苗的清单，天禾公司原总经理历付论出庭证实王文玉系履行职务行为，同时证实王文玉出具清单后，经公司4位高管同意后向张永升支付育苗款300,000元。此事实足以证明王文玉出具的清单能够作为张永升主张育苗款的依据。天禾公司虽提出不认可该清单，并认为历付论与甘德林系亲家关系，张永升系历付论女婿的哥哥，三方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言不应当得到采信的上诉请求，但因没有证据证实该清单载明的交易内容是虚假的，亦无证据反驳或推翻历付论证词的真实性，以及历付论与甘德林、张永升存在何种关系从而影响到案涉育苗委托合同书的签订与履行，故历付论的证言应当予以采信。如果天禾公司认为历付论在签订《育苗委托合同书》以及履行该合同过程中损害了其公司利益，给其造成损失，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五十条的规定，要求历付论承担赔偿责任。故天禾公司的该部分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由于2016年1月7日张永升就已将核桃苗交付给天禾公司，核桃苗的所有权至此已转移至天禾公司，两年后天禾公司要求对案涉核桃苗进行清点鉴定，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故天禾公司的该部分上诉请求，亦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376元，由天禾公司负担。 再审庭审中，天禾公司、张永升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天禾公司提交如下证据： 1、2016年7月7日项目审批表、业务凭证、发票、条据各一份。拟证明其收到树苗中有81,000株进行了密植嫁接。 2、2016年4月发票七份、2016年5月发票一份、项目审批表一份、2016年10月业务凭证八份。拟证明其在阿勒玛勒镇种植基地定植挖树坑数据和费用支出情况，共花费122,312元，每个树坑1.2元，折算后共挖树坑101,900个，证实树苗使用数为101,900颗，结合证据一，其定植树苗和密植树苗共计182,900株。 张永升质证认为：证据一、证据二均为复印件，不认可。资金审批表是否与核桃苗全部有关无法核实。其供苗在2015年年底前完成。种植、嫁接树苗由天禾公司完成，与其无关。 甘德林质证认为：证据一、证据二与其无关，其不清楚。 本院认证，该组证据为复印件，张永升不认可，本院不予认定。 3、2018年12月24日自治区高级法院再审审查听证笔录一份、2018年12月31日证明一份。拟证明原审判决依据的收条、清单未经王文玉亲点树苗，应历付论要求出具。证明在高院听证会中已质证，王文玉也到庭作证。 张永升质证认为：高院确实召开听证会，王文玉也出庭作证，但内容是不是这些，无法确认。如听证笔录真实，在笔录第4页倒数1-3行王文玉的陈述中提出在清单后附上“以上数字按历总安排写的”，其向法庭提交的王文玉书写的清单上并无上述表述。在笔录第5页，王文玉说没有亲点树苗，没有给财务报账，属于虚假证言。 甘德林质证认为：认可王文玉作证，且历付论与张永升有利害关系。是历付论让其把60%苗子无偿转让给张永升。60%苗子利益并不是张永升拿，是历付论拿，张永升是历付论用来踢开其的媒介。第二年春，历付论指使张永升把40%苗子拿走，其仅拿回成本10万元。通过这件事，其相信历付论指使王文玉出具了案涉清单。 本院认证，自治区高级法院再审审查听证笔录，各方不否认，本院予以认定。证明为复印件，张永升不认可，本院不予认定。 张永升提交如下证据： 1、2019年1月4日证明、2016年1月7日证明、2016年1月8日发票及税收缴款书各一份。拟证明其供给天禾公司树苗数量与王文玉出具的清单所载明数量完全一致，天禾公司向税务局提出给其开具1,725,019元的树苗发票，该发票已入天禾公司财务账。 天禾公司质证认为：真实性认可，2016年1月7日证明是时任总经理历付论利用职务便利私自给张永升出具，天禾公司没有清点树苗准确数量，先接收发票。在2016年3月底，要求清点数量时产生分歧。该组证据均以王文玉出具清单为基础，清单被否认，该组证据就不具有客观性，不能作为认定事实依据。 甘德林质证认为：无质证意见。 本院认证，该组证据真实性双方不持异议，本院予以认定。关联性将根据相关证据及事实在本院认为综合评析认定。 本院经再审查明：一、2014年2月-2016年7月，历付论为天禾公司聘任总经理，其不是股东。甘德林系历付论儿女亲家，张永升系历付论女婿哥哥。 二、2018年12月24日，自治区高级法院再审审查听证会上王文玉作证证言为：原审判决依据的2016年1月7日收条清单未经其亲点树苗，应历付论要求出具。 除以上事实外，本院再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二审法院一致，予以确认。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焦点为：一、天禾公司、张永升之间法律关系认定问题；二、2016年1月7日收条清单能否作为本案认定事实依据和诉争树苗规格、数量以及价格认定问题。 关于争议焦点一。甘德林、天禾公司签订《育苗委托合同书》，约定由天禾公司委托甘德林代为培育核桃实生苗并支付价款，双方形成委托合同法律关系。2014年10月5日，甘德林与张永升签订《合同书》，继而签订《协议书》，其真实意思表示为甘德林将上述《育苗委托合同书》权利义务一并转让张永升，虽然天禾公司未明确表示同意该转让行为，但其向张永升支付育苗款、王文玉在上述《协议书》上签字并向张永升出具诉争收条清单以及历付论证言等默示行为均表明天禾公司应当知道甘德林、张永升之间合同权利义务转让之事实，并以实际行为与张永升共同履行上述《育苗委托合同书》，双方因此形成委托合同法律关系。因张永升通过合同权利义务转让成为上述《育苗委托合同书》主体一方，其向相对方主张权利，符合法律规定，主体适格。 关于争议焦点二。张永升向天禾公司供应树苗的事实客观存在，双方仅就供应树苗的数量、价格、规格发生争议。为证实该问题，张永升在一审庭审中向法庭提交了2016年1月7日的收条清单，对该收条清单真实性天禾公司不持异议，但不认可内容。本院认为，根据《育苗核桃委托书》约定：根据天禾公司的需求或用一年、二年生苗，张永升必须根据其决定的时间、数量起苗、供苗，质量由天禾公司验收方可。天禾公司决定对诉争树苗起苗、供苗的时间和数量，负有逐一验收诉争树苗之义务，后出具结算依据，即实收符合约定数量、价格、规格的树苗清单。对诉争树苗验收是出具结算依据的前置条件，既然天禾公司出具了上述收条清单，可视为对诉争树苗已验收。虽然再审审查中天禾公司提供了证人王文玉证言，但因其属天禾公司职员，存在利害关系，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七条第一款第五项之规定，王文玉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事实依据，不能否定上述收条清单内容之真实性。反之，历付论的证言、天禾公司高管签字确认向张永升付款行为以及其向税务部门出具证明和税务发票等证据能够印证上述收条清单内容。在一审、二审、再审诉讼中，天禾公司未能提交证据证实历付论、张永升、甘德林基于诉争树苗损害其利益。现诉争树苗移交现场已不复存在，事隔五年，面目全非，当年栽树多少，成活情况，损耗大小亦全然不可求证，在各方穷尽举证情况下，根据现有证据，依据证据规则对本案裁判是解决双方纷争唯一途径。综上，根据以上证据及事实，本院认为，张永升在本案中提交的证据已经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可以证实其交付符合约定数量、价格、规格的树苗依据就是2016年1月7日的收条清单，天禾公司亦未就此提供充分证据反驳，该收条清单可以作为本案认定事实依据，本院予以认定。一、二审法院据此判决并无不当。天禾公司提出生效判决认定诉争树苗数量、价格、规格有误的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天禾公司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并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维持本院（2018）新40民终1493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英 奇 审 判 员 王 泉 红 审 判 员 阿丽米努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二日 法官助理 徐 国 涛 书 记 员 刘 婷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