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1民终721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炳和，男，1957年11月9日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司利华，河北燕赵众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裕革，女，1967年2月23日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鹏博，河北世纪方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炳和因与被上诉人王裕革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2019）冀0102民初93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炳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司利华、被上诉人王裕革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鹏博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李炳和的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2019）冀0102民初9379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二、确认吴有才与王裕革签订的两份《赠与合同》无效；三、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 一、一审法院程序违法。（一）一审法院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的规定，2019年9月3日一审法院作出（2019）冀0102民初9379号民事裁定书后，2019年9月17日、2019年10月27日才对涉案房屋向不动产登记部门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二）一审法院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五条的规定，一审法院查封裁定做出后，未及时送达给我，造成我不能全面地向石家庄市长安区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主张权利。（三）一审法院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至今未对已查封两套涉案房屋的拆迁补偿款以及房屋产权调换后的新房屋采取查封措施。（四）一审法院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未对擅自处分查封房屋的被上诉人处罚。（五）一审法院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五条和第一百四十八条的规定。没有公开宣告判决，判决书是邮寄送达给我的代理人的。 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吴有才与被告王裕革签订赠与合同时，涉案房产依法登记在吴有才名下，吴有才与被告王裕革签订合同后，对涉案房产依法进行了变更登记，原告要求确认吴有才与被告王裕革签订的赠与合同无效，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该认定错误如下：（一）涉案房产是上诉人与妻子在婚姻期间内购买的夫妻共同共有财产。（二）未取得共有人（上诉人）同意，王玉华与吴有才签订的两份《石家庄市存量房买卖合同》是无效合同。（三）购房人吴有才没有支付涉案两套房屋的对价不构成善意、有偿取得。（四）王玉华与吴有才签订的两份《石家庄市存量房买卖合同》约定的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格，购买人吴有才不构成善意取得。（五）王玉华、吴有才的过户行为侵犯了共同共有人上诉人的权利，上诉人有权通过诉讼追回房产。（六）因赠与物的取得侵害了共有人权利，所以赠与合同无效。 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判决错误。由于认定事实错误导致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十七条、第三十九条做出错误判决。赠与人吴有才与王玉华的《石家庄市存量房买卖合同》无效，买卖行为是无权处分的民事法律行为，吴有才因无效合同、无效行为取得的财产——涉案两套房产应当返还给上诉人。吴有才将应返还给上诉人的涉案两套房产赠与被上诉人的行为、被上诉人明知赠与物来源违法还接受赠与的行为，都是侵害上诉人财产权的行为，也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以上事实，依法改判吴有才与王裕革签订的两份《赠与合同》无效。 被上诉人王裕革答辩称： 一、李炳和在上诉状中所称的第一点“一审法院程序违法”的理由同长安区人民法院(2019)冀0102民初9349号民事判决书的事实认定、审判程序无关，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三百二十五条的规定：下列情形，可以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一）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的；（二）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未回避的；（三）无诉讼行为能力人未经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的:（四）违法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但李炳和的所称的程序违法，均是对其查封、保全过程中所提出的异议，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当事人对保全或者先予执行的裁定不服的可以申请复议一次。相关法律已经规定了当事人对于保全程序的救济途径，李炳和不应就该程序为由作为一审法院作出民事判决书程序违法的理由。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的规定，人民法院直接送达诉讼文书有困难的，可以交由国家邮政机构（以下简称邮政机构）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第二条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其送达与人民法院送达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因此，一审法院通过邮寄的方式送达民事判决书，程序合法有效。 二、一审法院事实认定正确。第一，李炳和对于王玉华同吴有才签订的两份《石家庄市存量房买卖合同》是明知且同意的，通过王裕革同李炳和签署的402室《房屋买卖合同约定》能够证实李炳和对于王玉华和吴有才的房产交易是明知且同意的，否则，按照李炳和所称其对于王玉华和吴有才的房产交易不同意，其是不会在《房产买卖合同约定》签字的，更不会同意按照市场行情给予王裕革房款的，因此，李炳和声称本案所涉两份《石家庄市存量房买卖合同》是无效合同，没有依据。第二、2017年3月10日，王裕革同吴有才离婚，2018年8月6日复婚，2017年5月27日吴有才通过买卖的形式获得了本案诉争和平东路53号4-2-402室房产和4-2-401房产的所有权，2018年8月8日吴有才通过律师见证的方式将和平东路53号4-2-402室房产赠与给了王裕革个人，并于2018年8月13日办理了房产产权变更登记，2019年2月25日吴有才通过律师见证的方式将和平东路53号4-2-401室房产赠与给了王裕革个人，并于2019年3月3日办理了房产产权变更登记，2019年12月17日王裕革同石家庄市长安区征收管理办公室就和平东路53号4-2-401室房产签订了《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就和平东路53号4-2-402室房产签订了《房屋征收产权调换协议》，王裕革现在已经不是诉争房产的产权人。根据《合同法》第186条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第187条规定：赠与的财产依法需要办理登记等手续的，应当办理有关手续。《物权法》第9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本案中所涉房产应当进行变更登记的均经过房产登记部门进行了变更，应当过户的均已经过户完毕。李炳和认为王玉华和吴有才签订的两份《石家庄市存量房买卖合同》为无效合同，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三、一审法院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李炳和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同时其也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的主张，二审法院应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 原告李炳和向原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确认吴有才与王裕革签订的两份《赠与合同》无效；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1983年9月19日我和王玉华结婚（再婚）。吴有才是王玉华与前夫之子，王裕革与吴有才2018年8月6日结婚，2009年12月1日，我和王玉华共同购买了××英名下××、402两套住房，以上两套住房登记在我老伴王玉华名下，房屋产权证书编号分别为：石房权证东字第××号、石房权证东字第××号。2019年1月27日，我老伴王玉华去世，2019年5月14日吴有才去世，现两套房子被王裕革占有，我要求居住我和老伴的共同共有的房产，无论我怎么哀求，被告就是不同意，经了解，我老伴王玉华与吴有才故意隐瞒我将和平东路53号4-2-401、402两套住房过户给了吴有才。2018年8月8日，吴有才与王裕革签订了《赠与合同》，将和平东路53号4-2-402（不动产权第0038336号）房屋赠与了王裕革。2019年2月25日，吴有才与王裕革签订《赠与合同》，将和平东路53号4-2-401（不动产权第0038335号）房屋赠与给了王裕革，以上两套住房目前都登记在被告王裕革名下，吴有才无权处分我和老伴的共同财产，赠与行为无效。为了维护我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特向贵院提起诉讼，恳请支持我的诉讼请求。 被告王裕革向原审法院辩称，1、王裕革与吴有才系夫妻关系，2018年8月8日和2019年2月25日吴有才与王裕革通过律师见证的形式分别签订了两份《赠与合同》，并在签署《赠与合同》后到石家庄市房产交易中心进行了房产过户变更和房产交付，且上述两套房产现在已由王裕革进行了处分（402室拆迁置换房屋、401室拆迁货币补偿）。由《律师见证书》可以证实吴有才签署《赠与合同》将房产赠与给王裕革时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将其自己的合法财产赠与给王裕革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王裕革也愿意接受，并且已经经过房产交易部门的过户变更，王裕革已经实际占有了上述两套房产并进行了处分（签署拆迁补偿协议），通过王裕革同李炳和签署的402室《房屋买卖约定》也能证实王裕革实际占有了上述房产，因此，本案所涉两份《赠与合同》合法有效。2、李炳和作为本案原告，诉讼主体不适格。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原告必须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而本案中原告李炳和与本案所涉《赠与合同》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不符合起诉的主体条件，应驳回李炳和的起诉。李炳和主张本案所涉和平东路53号4-2-402号房产和401号房产系其同王玉华的共同财产，却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证实自己的观点，通过石家庄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出示的本案所涉两套房产的登记信息显示，本案所涉两套房产为王玉华单独所有，并没有显示该房产共有人，而且王玉华是在2017年5月27日就通过买卖的形式过户和交付给了吴有才，吴有才分别在2018年8月8日、2019年2月25日将诉争的402室、401室房产赠与给王裕革，而且还在2019年2月27日王裕革、李炳和及吴有才三人对402房产签署了《房屋买卖合同约定》，约定李炳和出资将402室房产从王裕革名下购买，通过该买卖合同约定，也能证实李炳和对于诉争的401室、402室房产属于吴有才及王裕革没有任何的异议。李炳和在王玉华、吴有才二人都在世的时候不主张自己的权利。却在该二人去世后向王裕革主张权利，确认《赠与合同》无效，显然违背常理，而且，李炳和同吴有才之间没有形成有抚养关系的继父子关系，其同吴有才之间不形成法定继承的关系，吴有才将自己名下个人所有的合法财产赠与给王裕革，没有侵犯李炳和的任何权利。因此，李炳和作为本案原告，主体不适格，应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综上，本案所涉《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和受赠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所赠与的房产已经进行了过户和交付，甚至于处分。原告的诉讼主体不适格，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法庭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证据，原审法院查明认定事实如下：原告李炳和与王玉华于1983年9月19日登记结婚。被告王裕革与吴有才于2003年5月21日登记结婚，2017年3月10日离婚，于2018年8月6日复婚。吴有才系王玉华与其前夫之子。2009年12月1日吴秀英作为卖方（甲方）与王玉华作为买方（乙方）签订《房地产买卖契约》两份，分别约定甲方自愿将坐落于桥东区房屋以19万元出售给乙方，并于当日办理了房地产权登记。后于2017年5月23日王玉华作为转让方与吴有才作为受让方签订两份《石家庄市存量房买卖合同》，约定转让方自愿将桥东区和平东路53号4-2-401号（价款47万元）、402号房屋（价款32.6万元）出售给受让方，两份合同右上角均注明“免除资金监管林翔宇2017年5月23日”，并于2017年5月27日将上述两套房屋所有权人由王玉华变更为吴有才。2019年2月25日，吴有才作为赠与人与被告王裕革作为受赠人签订《赠与合同》两份，约定将吴有才个人所有的上述两套房产赠与被告王裕革所有，被告王裕革明确表示接受赠与，河北厚正律师事务所陈志红、王学荣作为见证律师见证吴有才及被告王裕革签订《赠与合同》的行为。其中402房产所有权人于2018年8月13日由吴有才变更为被告王裕革，401房产房屋所有权人于2019年3月3日由吴有才变更为被告王裕革。2019年2月27日被告王裕革作为出卖人、吴有才作为第三人与原告李炳和作为购买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约定》一份，载明“王裕革与李炳和和第三人经友好协商确定：王裕革将单独所有位于长安区房产自愿卖给李炳和。吴有才无异议”。2019年12月17日被告王裕革作为乙方与石家庄市长安区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签订《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两份，约定乙方被征收的房屋位于长安区，对于401房屋乙方选择货币补偿方式，并于12月24日填写石家庄市房屋征收货币安置备案表、货币结算单。2019年12月27日被告王裕革作为乙方与石家庄市长安区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签订《房屋征收产权调换（征收规划区域内）协议》，约定乙方被征收房屋坐落于长安区，上述被征收房屋评估价值836574元、公摊补助费126142元，乙方选择产权调换房屋市场房屋总价款1146935元。并签署了产权调换结算单。于2020年1月7日填写结算业务申请书。现涉案房产已拆除。 原审另查明，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载明王玉华死亡日期为2019年1月27日。 原审法院认为，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第十七条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事项，应当与不动产登记簿一致；记载不一致的，除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确有错误外，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本案中，吴有才与被告王裕革签订赠与合同时，涉案房产依法登记在吴有才名下，吴有才与被告王裕革签订赠与合同后，对涉案房产依法进行了变更登记，原告要求确认吴有才与被告王裕革签订的赠与合同无效，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的规定，一审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李炳和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0元，保全费4470元，由原告李炳和承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认定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王玉华与吴有才签订《石家庄市存量房买卖合同》且已经在房管部门将房产过户之吴有才名下，鉴于房管部门房屋权属登记具有社会公示力，李炳和作为该房产相关权利人员，被上诉人主张李炳和对此是知情的，被上诉人该主张符合常理；退一步讲，在该房产过户至吴有才名下近两年之时，李炳和就该两套房产之中的一套房产与王裕革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约定》，并在该《房屋买卖合同约定》之中约定了房屋产权及“以上当事人自愿无纠纷”，该行为也从客观方面印证了李炳和对于该房产已经出售并登记在吴有才名下及吴有才已经将房产赠与给王裕革是知情的；另，上诉人虽主张吴有才与王玉华所签订的《石家庄市存量房买卖合同》无效并主张该合同因吴有才并未支付购房款而未履行，并主张吴有才应向上诉人返还两套房产，但在该《石家庄市存量房买卖合同》被确认无效或被解除之前，李炳和直接诉请本院确认吴有才与王裕革所签订的赠予合同无效，本院对上诉人该主张无法确认支持。关于一审法院在查封程序中是否存在问题，本案中上诉人在一审提出财产保全申请，一审法院进行了财产保全立案（案号：（2019）冀0102执保1186号），后对相关财产依法进行处置。本院认为，上诉人如果对保全程序有异议应当在该程序中行使权利，本院在双方纠纷的实体处理中对此不予认定处理。综上所述，上诉人李炳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李炳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 靖 审判员 高瑞江 审判员 李 祥 二〇二〇年九月一日 书记员 崔娇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