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1民终659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马勇，男，1956年3月7日出生，汉族，住所地：石家庄市裕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臧济华，河北冀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幸嗻，河北冀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河北生源药用包装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石家庄市栾城区窦妪镇栾窦南路（石家庄恒谊化工有限公司厂区内）。 法定代表人：王杰，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峰涛，北京大成（石家庄）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关永旺，北京大成（石家庄）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马勇因与被上诉人河北生源药用包装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生源公司）股东出资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2020）冀0108民初2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马勇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仅认定了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处仅出资1466739.1元，未认定上诉人已出资4000000元是错误的，违反民诉法关于认定事实的证据规则；一审判决没有依据诚实信用原则、公序良俗原则作出价值判断错误。一、本案的背景情况。如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情况：河北生源药用包装制品有限公司原名称为河北生源密封制品厂，该厂于1995年12月19日注册成立，原为集体所有制企业；2007年12月，该厂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马勇、王杰、杨洪才，其中马勇出资49万，王杰出资37万，杨洪才出资24万；上述股东均为实缴出资；2015年8月10日生源公司召开股东会其中王杰、杨洪才将自己的全部股份，转让给马勇；同日，生源公司股东会决议将公司注册资本由110万增资至1000万元，并吸纳任建惠、苏红军、丁健为公司股东；在以上背景情况下，截止2015年8月10日新股东进入公司前，该公司已是一个经营20年，有着数百万购置的设备，有着成熟的生产工艺及员工，有着相关的资质证书，有着稳定的市场销售渠道的公司；在新股东进入前，马勇已通过股权受让的形式成为了该公司的一人股东；在此情况下，2015年8月10日新股东进入公司时，老股东马勇及新股东任建惠、苏红军、丁健一致同意将公司的设备及无形资产折价364万元作为马勇个人财产进行混同看待，将公司的该财产视为马勇已实缴的出资。二、在2015年8月10日，生源公司股东仅为马勇一个人时，此时新股东加入，将公司的已有设备及无形资产折价364万元作为马勇个人财产混同看待，将公司的该财产视为马勇已实缴的出资，已得到新股东、公司及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认可。1、得到了新股东的认可。2015年8月10日，由老股东马勇及新股东任建惠、苏红军、丁健形成的《股东会决议》中，在第四条的第二款中，已记载了“增资后，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各股东的出资情况如下：股东马勇持有公司40%的股权（认缴注册资本400万元，实缴364万元）...。”一审法院仅认定了该款中的上一段“新增的注册资本由股东马勇以货币形式增资290万元”没有认定在后续表述中马勇“认缴注册资本400万元，实缴364万元”的各股东合意，属认定偏颇；该《股东会决议》的记载说明新、老股东对于将公司原有的设备及无形资产折价364万元作为马勇个人财产予以混同看待，将之视为马勇已实缴的出资是认可的。2、得到了公司的认可。在2015年8月10日经过工商局备案的《河北生源药用包装制品有限公司章程》中，在第五条已记载了：股东马勇，认缴出资额400万元，实缴出资额364万元；公司章程是一个公司及公司股东意志的体现，是一个公司的“最高宪法”《公司法》11条也规定了“公司章程对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具有拘束力；生源公司在章程上加盖了公司公章，各股东均有签字章程上记载的内容也说明公司对上述问题的认可。3、得到了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认可；一审判决将王杰作为案外人予以认定本身是错误的；王杰是被上诉人生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依据公司法的规定代表公司，王杰的说法也等同于公司的自认。王杰作为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在本案的说明中认可“马勇以整套生产设备284万元，注册证、无形资产80万元，另外出资36万元，完成了400万元出资”的事实。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上违反了民诉法认定事实的证据规则；本案在公司股东、公司法定代表人均已认可上诉人马勇就364万元出资已实缴的情况下，被上诉人既没有其他相反证据也不同意对于视为马勇出资的364万元公司设备、无形资产进行评估的情况下，应承担本案不利后果；本案中公司股东、公司法定代表人均已认可上诉人马勇就364万元出资已实缴，公司却反悔，但没有提出相反证据，应承担不利后果；如前所述，新股东加入公司时，以公司原有的设备、无形资产作价364万元视为马勇的实缴出资得到了新老股东、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认可，这一行为不违背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有效的，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9条规定：“出资人以非货币财产出资，未依法评估作价，公司、其他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请求认定出资人未履行出资义务的，人民法院应当委托据有合法资格的评估机构对该财产评估作价。评估确定的价额显著低于公司章程所定价额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出资人未依法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但被上诉人河北生源药用包装制品有限公司在一审法庭两次释明是否要评估作价的情况下，均予以了拒绝，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四、本案被上诉人生源公司的行为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及公序良俗原则；新股东进入公司前，马勇作为公司的唯一股东以公司设备、无形资产作价364万元视为个人的出资，这是老股东马勇与新股东合作的条件；当然，在当时得到了新股东及公司的认可；时隔几年后，新股东却以公司名义提起本案诉讼，严重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同时，这种行为本身也违背了公序良俗，如果按一审逻辑，马勇仍需对110万元之外负有出资义务，则意味着公司多年积累形成的资产的60%赠予了新股东，这是不公平的；举例说明，一个1人股东的公司，注册资金10万元，然而公司的资产达到了1000万元，是不是如果有另一个人出资10万元的注册资金就可以享有该公司50%的股权，显然不能；在这种情况下，新进股东只有出资1000万元，而原股东不需另行出资，双方才能对公司各享有50%的股权，这样才是公平的。回到本案也是这种情况。五、被上诉人生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杰在本案中的说明，等同于被上诉人的自认，本案应作出对被上诉人不利的判决；本案中被上诉人生源公司委托代理人的说法和生源公司的意见不一致，基于委托代理人也是公司法人委托的事实，而法定代表人即代表公司，所以在两者不一致的情况下，应该以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意见为准，即马勇已对400万元的出资到位。综合以上全部所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生源公司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依法维持一审判决。理由如下：1、本案的事实非常清楚，上诉人根本没有履行增资义务，根据原、被告双方新老股东的会议的决议，公司章程这些证据都非常明确地约定了被告应该以货币方式增资290万元，特别是上诉人自己与前股东签订的股东会决议，也包括与新股东会签订的股东会决议，上诉人的第二条，第四条第二项，明确记载了290万元货币增资义务的由来，但是上诉人既没有通过转账的方式出资，我们也提交了银行流水，也没有使用非货币形式出资，因此综合全案的证据上诉人没有履行290万元货币增资义务，上诉人主张增资得到了新股东公司还有法人代表的认可陈述是无力辩驳，因为新老股东的签字不代表股东的，出资就到位了，根据《公司法》第28条规定的货币增资应该是将货币存入公司账户，非出资的应当依法办理财产权的转移手续，才能视为履行了出资义务，并且如果说股东签字就认可出资履行了出资义务，上面也显示新股东履行了出资义务，但事实上新股东当时并没有出资到位，也是分批从2015年到2017年出资到位的。2、上诉人始终混淆公司资产与股东个人财产的概念；在本案中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在一审中的陈述均答复大篇幅的论证，混淆公司资产与股东个人财产的概念，上诉人指出它用于增资的设备以及无形资产均为公司的资产，公司资产和股东个人财产是两个概念；原审法院的判决明确说了马勇虽主张公司的设备技术注册证作价后出资，但该主张违背了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这一个基本原则。因此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3、上诉人在上诉理由中所述的谁主张谁举证。但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他已经完全履行了出资义务。4、上诉人错误地理解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释，上诉人主张根据公司法解释三第九条，出资没有作价评估原定的规定，但是这个规定它适用的情形是出资人以非货币财产出资且没有作价评估的情况，而并不是说拿着公司的财产去出资去，这种违法的出资来评估，这是两种不同的情形，所以说用公司的财产出资的话，是不能适用法条的。5、本案系上诉人违背了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的原则。上诉人使用其他股东全部都出资到位了，但是上诉人没有出资到位，使用公司的资产当成了自己的资产出资，这个所以严重损害所谓公众利益，损害债权人利益，所以说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所以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请求，维持原判。 生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缴纳出资290万元，并承担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产生的利息（自2017年6月1日暂计至2019年10月31日利息共计346912.5元）；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全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生源公司原名称为河北生源密封制品厂，该厂于1995年12月19日注册成立，原为集体所有制企业。2007年12月，该厂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马勇、王杰、杨洪才，其中马勇出资49万，王杰出资37万，杨洪才出资24万，上述股东均为实缴出资。2015年8月10日生源公司召开股东会，其中王杰、杨洪才将自己的全部股份，分别以37万元和24万元转让给马勇。同日，生源公司股东会决议决定将公司注册资本由110万元增资至1000万元，并吸纳任建惠、苏红军、丁健为公司股东，新增注册资本由股东马勇以货币形式增资290万元，股东任建惠以货币形式增资300万元，股东苏红军以货币形式增资240万元，股东丁健以货币形式增资60万元。2015年8月10日生源公司章程第五条股东的姓名或名称、出资额、出资方式及出资时间，载明：马勇，认缴出资额400万元，出资方式为货币，持股比例40%；实缴出资额为364万元，出资方式货币，出资时间为2015年8月7日；余额缴付情况，出资额36万元，出资方式货币，出资时间（股东约定时间）为2017年6月1日。另，原审原告提交生源公司对公账户2016年8月31日至2019年10月24日银行流水，主张原审被告未按股东会决议履行出资义务。原审被告马勇主张生源公司章程中已注明原审被告已实缴出资364万元，并主张2015年8月10日原股东王杰、杨洪才转让给原审被告股权后，原审被告成为公司唯一股东，公司以设备、技术、产品注册证作价364万元完成出资。原审被告提交2020年2月28日由生源公司原股东王杰出具的《关于股东马勇366739.1元入股的说明》载明，2016年7月马勇与执行董事（股东）苏红军等股东协商。根据合作协议内容：（整套生产设备284万元。注册证、无形资产等80万元）入36万元的入股资金，完成400万元的出资。通过我的农行银行卡尾号6178:2016年7月18日向生源公司转款158800元；2016年9月2日向生源公司转账207939.1元。主张原审被告已履行股东出资义务。原审原告主张上述364万元作价资产为公司财产，不应认定为股东个人财产。另主张王杰向原审原告的转款为“项目自筹金”，但原审原告未举证说明项目自筹金的性质和用途。以上事实有生源公司工商登记档案、原审原告提交的生源公司开户账户银行流水、原审被告提交的王杰出具的《关于股东马勇366739.1元入股的说明》、银行转账凭证、庭审笔录等证据在卷佐证，足以证实。 一审法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七条，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可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但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得作为出资的财产除外。对作为出资的非货币财产应当评估作价，核实财产，不得高估或者低估作价。法律、行政法规对评估作价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第一百七十八条第一款，有限责任公司增加注册资本时，股东认缴新增资本的出资，依照本法设立有限责任公司缴纳出资的有关规定执行。本案中，第一、生源公司于2018年8月10日由注册资本110万元增资至1000万元，其中原审被告马勇认缴出资400万元，原审原告对其中110万元出资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第二、2018年8月10日生源公司章程第五条虽标注原审被告马勇实缴出资364元，但无货币出资凭证和非货币出资评估作价凭证，原审被告虽主张系原公司设备、技术、注册证作价后出资，但该主张违背了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这一基本原则。故对原审被告已实缴364万元出资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第三、关于王杰代原审被告马勇向原审原告出资366739.1元的问题。原审原告虽主张该款项系“项目自筹金”，然原审原告并未就“项目自筹金”的性质、用途进行说明，且上述转款确系转至原审原告账户，其中2016年9月2日转款明细摘要中注明“股金”，再结合王杰于2020年2月28日向原审被告马勇出具的《关于股东马勇366739.1元入股的说明》，案外人王杰代原审被告马勇出资入股的行为应属案外人对自有财产的处分，并不违反法律规定，故对原审被告马勇该部分认缴出资，一审法院予以确认。第四、关于原审原告要求原审被告马勇承担未缴纳出资款利息的问题，原审原告的该项主张无法律及合同依据，不予支持。判决：一、原审被告马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审原告河北生源药用包装制品有限公司缴纳未缴出资2533260.9元；二、驳回原审原告河北生源药用包装制品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原审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简易案件受理费16,388元，保全费1520元，由原审原告生源公司承担2250元，由原审被告马勇承担15658元。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另，上诉人马勇提交新证据：《现有设备明细》、生源公司与深州市太行橡胶有限公司签订的《合作经营补充协议》以及《河北生源药用包装制品有限公司的国家企业信息公示系统工商对外公示信息》，拟证明2012年生源公司与深圳市太行橡胶有限公司进行合作的过程当中，生源公司对公司的机械设备等进行了盘点，进行了作价，2012年生源公司机器设备就价值350余万元，在只有马勇一个人的时候公司的全部收益、全部资产最终收益都归马勇个人，所以马勇以这些资产作价作为股本的出资是没有问题的。被上诉人质证称，第一该证据与马勇有没有出资没有关联，上诉补充协议显示的资产为生源公司的资产，并非马勇本人的资产，所以马勇以此作为本人的资产是没有依据的，违反了公司法第3条、第4条的规定；第二，该协议为合作经营补充协议，这是一份不完整的协议，并且所附的明细没有盖公司的印章，真实性存疑；第三，生源公司与该协议中深圳市太行橡胶有限公司没有开展合作，以一个没有实施的协议来认定生源公司的资产缺乏理据，况且协议中所述的资产并没有附评估报告；第四，该协议为2012年签订而增资扩股是发生在2015年8月份，自2012年至2015年生源公司是停产状态，已经陷入困境，其所述的资产价值是不符合实际的。 本院认为，关于上诉人马勇实际出资数额的认定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27条、第178条第1款规定，虽然2018年8月10日《河北生源药用包装制品有限公司章程》第5条记载马勇实缴出资364万元，但本案无货币出资凭证或非货币出资评估作价凭证，马勇主张系原公司设备技术注册证作价后出资，但该主张违背了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这一原则；上诉人二审提交三份证据证实生源公司在2012年4月14日签订《合作经营补充协议》之时的公司财产状况，不足以证明上述公司财产系马勇个人财产，且被上诉人生源公司抗辩称该《合伙经营补充协议》并未实际履行，故一审未予支持马勇实缴364万元出资的主张，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马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2776元，由上诉人马勇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孙丽娜 审判员  于 英 审判员  陈 路 二〇二〇年九月七日 书记员  李 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