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川0402行赔初2号 原告：攀枝花市良鸿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新铁二村34号（炳草岗大桥桥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400786699772E。 法定代表人：王文坤，系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琳，女，1987年6月18日出生，汉族，系攀枝花市良鸿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员工，住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 被告：攀枝花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住所地：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炳草岗大街58号泰隆大厦东楼11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103000083235338。 负责人：**，系该局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苏成明，男，1967年1月18日出生，汉族，系攀枝花市房地产事务中心工作人员，住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姜卫群，四川三才律师事务所律师，律师执业证号：15104199010497422。 原告攀枝花市良鸿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良鸿公司）因与被告攀枝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下简称市住建局）行政赔偿一案，于2018年11月2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本院于2018年11月22日立案后，于2018年11月23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案审理过程中，因需攀枝花市盐边县天友汇通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友公司）与四川华庆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庆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涉嫌虚假诉讼监督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本院于2019年3月8日裁定中止诉讼，因中止事由消除于2020年5月25日恢复诉讼，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7月1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良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文坤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琳，被告市住建局的出庭应诉负责人**刚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苏成明、姜卫群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良鸿公司诉称，2011年，因华庆公司拖欠原告钢材款，经原告申请，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8月31日将华庆公司所承建的“华庆·萧邦”项目土地进行轮候查封至今。2012年11月14日，被告向“华庆·萧邦”项目颁发《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准许该项目公开预售，从而给原告造成重大财产损害。经原告提起行政诉讼，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26日作出（2016）川04行终35号判决，确认被告于2012年11月14日颁发“攀建（2012）房预售证第36号”《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行政行为违法。因该违法行政行为的实施，直接损害了原告在“华庆·萧邦”项目土地上查封权益的实现，致原告无法从项目经营利润中收回债权，给原告造成财产损失高达27543424.93元，该金额是根据（2012）川民终字第381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货款8474906.45元和以此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两倍从2009年1月1日起计算至2018年9月1日止的违约金和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共计18528518.48元以及律师费540000元。根据我国《国家赔偿法》和《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行政行为被确认为违法的，人民法院可以责令被诉行政机关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如果因为这一违法行为造成当事人的损失的，行政机关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原告已向被告提出赔偿请求并递交了赔偿申请书，原告依法提起行政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承担国家赔偿责任，赔偿原告财产损失27543424.93元；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原告良鸿公司为证明其主张，庭审中提供了如下证据： 1.（2011）攀民初字第64号《民事裁定书》，证明案涉的土地在诉讼过程中已经采取保全措施，在未解除保全措施的情况下不能办理预售许可；2.（2012）川民终字第381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原告享有对华庆公司明确的债权；3.（2016）川04行终35号《行政判决书》,证明被告颁发“攀建（2012）房预售证第36号”《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行政行为违法；4.攀枝花市人民政府第88期会议纪要（2012年10月22日），证明被告知晓三个债权人的情况，并经被告确认；5.（2013）攀执字第16号《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函）》，证明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向被告去函要求测算项目利润；6.《攀枝花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关于“华庆·萧邦”项目利润测算的函》（攀住规建函〔2013〕511号），证明案涉项目经测算利润为3347万元；7.《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攀枝花市良鸿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申请执行四川华庆建设有限公司一案的情况报告》(攀中法〔2014〕193号)，证明被告曾表示在“华庆·萧邦”项目利润中能够分配800万元给原告；8.（2017）川民终251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天友公司因原告与华庆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由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天友公司的诉请，该判决书第7页载明华庆公司对外没有借款，与会议纪要中张国清债务情况不符；9.《申请书》，证明原告于2015年5月20日以邮寄方式向被告申请公示华庆·萧邦项目的许可证和销售情况；10.《赔偿申请书》，证明原告于2018年9月13日向被告提出行政赔偿请求；11.《对四川华庆建设有限公司“华庆·萧邦”项目2011年3月至2015年2月期间财务收支涉案专项审计报告》《四川华庆建设有限公司财务收支涉案专项审计报告》，证明案涉项目2015年审计显示无施工合同、张国清债权无借款合同、天友公司监管无账面反映，2018年再次审计显示张国清债权、施工合同、天友公司已领款项等；12.（2020）川04民初20号《民事判决书》《借款合同》、转款凭据(李光明、张国清)，证明该案所涉的借款由个人转账组成，属于民间借贷；13.《关于解决华庆·萧邦项目民工工资的请示》（四川华庆〔2014〕5号），证明由被告签字同意将原告所冻结的华庆公司的应收款划走；14.《萧邦项目农民工工资发放表（2013年8月至2013年12月份）》，证明该项目的应付回购款是已经被法院冻结，但是经被告同意划拨后用以发放农民工工资；15.（2013）攀执字第16号《责令提交证据通知书》、送达回证、攀枝花市国正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向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关于回购资金支付四川华庆建设公司工程进度款的说明》，证明法院冻结案涉项目房屋回购款、工程质量保证金的时间及划款时间。 被告市住建局辩称，原告的诉讼请求及所依据的理由均不成立，应当依法予以驳回。理由如下：一、原告的赔偿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和起诉期间。被告对“华庆·萧邦”商品房开发项目发放《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行为发生在2012年11月14日，由于该项目早于2012年7月即开始在媒体宣传推广，原告作为债权人应该知道该项目房屋进行销售的事实，根据《国家赔偿法》第39条第一款规定，原告应当在被告行政行为作出之时至2014年11月13日期间向被告提出赔偿请求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然而，原告最早向被告提出赔偿请求的时间为2017年12月27日，超过了法律规定提起国家赔偿的时效期。虽然，原告曾于2015年1月向人民法院提出确认被告销售许可行政行为违法的诉讼，但该诉讼并不会混淆和模糊原告对该行政行为“侵害其合法权益”的主观认知，因而并不能推延赔偿诉讼时效起算的时点和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据此，原告的请求已超过国家赔偿法规定的诉讼时效，丧失了胜诉权。根据《国家赔偿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之规定，在赔偿义务人未作出是否予以赔偿的决定的条件下，赔偿请求人行使请求行政赔偿的诉讼权利期间为申请提交后的五个月。本案原告向被告提交《赔偿告知函》的时间为2017年12月27日，而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时间为2018年9月18日，期间长达八个多月，明显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间，至于原告于2018年9月13日向被告再次提出《赔偿申请书》，明显是为了规避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间。因此依法应当驳回原告的起诉。二、关于被告办理预售许可证行政行为违法性质的判定。依照（2016）川04行终35号《行政判决书》，被告发放“华庆·萧邦”项目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行为违法，依据该判决，违法性质是程序违法，即该行为只是违反了法律的程序性规定而不是实质性规定。所涉及的也仅为原告的“陈述、申辩”等程序性权利，根本不可能涉及到原告的人身或财产权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以及《国家赔偿法》第四条规定，能够满足行政赔偿条件的行政违法行为，应当是可能对人身或财产权利造成妨碍或损害的行政加害行为，并不是所有的行政违法行为都具有行政赔偿性。而被告的涉诉行为就是一种不具有行政赔偿性的行政行为。三、原告所谓的“财产损害”实际并不存在。按照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川民终字第381号《民事判决书》，原告享有的涉案权利乃是对华庆公司的债权，债权本质上就是某种请求权。根据本案查明的下列事实：1.原告的债权仍处于法院执行状况，且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原告的债权已经灭失或遭到减损；2.原告申请的诉讼保全仍然维持；3.华庆公司仍处于可正常经营的法律状态。结合这些事实，原告的债权处于完整和持续的状况，并没有任何可以被称为受到损害的情形，即本案并没有财产受到损害的情况发生。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原告的诉讼并没有受损害事实的根据。四、关于案涉行政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规定，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要遵循“行为与损害结果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司法审查一般原则。本案因果关系，可以通过办理或不办理商品房预售许可两种条件的分析进行论证。1.在不办理预售许可的条件下，房屋无法出售，华庆公司根本无法在本项目中获得任何收益。因华庆公司存在大量借款的情况，只会造成其负债进一步加大，从而使原告的债权实现形成更大妨碍和困难；2.在办理预售许可的条件下，华庆公司通过对外销售房屋，获得了1.18亿元的收益，不但阻止了债务增加的风险，也增加了偿还原告债务的可能性。两相比较，办理预售许可不但不会使原告的债权形成妨碍和减损，反而明显更有利于原告的债权清偿。原告的债权并未与销售房屋进行捆绑，华庆公司所开发房屋的销售与否不是原告债权成立或实现的前提条件，更不可能是原告债权贬损或灭失的前提条件。因此，被告办理预售许可的行政违法行为，根本不会也不可能给原告的债权造成任何损害，两者并无因果关系。五、关于证据和证明。按照《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规定，原告对自己的主张负有举证责任。本案中，原告唯一能够证明的事实就是被告为“华庆·萧邦”项目办理商品房预售许可的行政行为违法。至于“财产损害事实是否发生、有无损害结果以及行政违法行为是否与损害结果存在因果关系”等行政赔偿诉讼所必须证明的事实要素，均未能证明。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不能成立，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市住建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 第一部分关于原告赔偿请求已逾诉讼时效及起诉期限方面的证据 第一组有关行政行为作出时间及原告知道或应知行政行为侵犯其财产权利时间方面的相关证据：1.“华庆·萧邦”房地产项目《商品房预售许可证》；2.2011年7月14日《攀枝花晚报》“华庆·萧邦”售房广告宣传资料；3.2011年9月15日《攀枝花晚报》“华庆·萧邦”售房广告宣传资料；4.《行政起诉状》； 第二组有关原告提出赔偿请求方面的相关证据：原告于2018年9月13日提交的《赔偿申请书》《行政诉讼状》《赔偿告知函》、快递单回执。 本部分证据证明：1.华庆公司对“华庆·萧邦”项目的房屋销售营销是向社会公开且通过报刊等媒体传播；2.商品房预售许可行为早在2012年11月14日即作出；3.原告在2015年1月9日形成的行政诉讼中即称其知道商品房预售许可的行为；4.原告直到2018年9月13日才提出赔偿请求，2018年9月18日才提出赔偿诉讼请求，已明显超过了行政赔偿的诉讼时效，同时也超过了行政诉讼提起的起诉期限。 第二部分关于原告并无财产损害发生方面的证据 第三组有关原告所称“财产”性质方面的证据：（2012）川民终字第381号《民事判决书》； 第四组有关原告债权仍处于司法执行过程中的证据：1.（2011）攀民初字第64号《民事裁定书》；2.（2013）攀执字第16-2、16-7、16-9、16-11、16-12号《执行裁定书》；3.（2013）攀执字第16-10号《执行裁定书》； 第五组有关原告债务人华庆公司仍处于正常经营状况方面的证据：1.华庆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2.华庆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网页查询打印件。 本部分证据综合证明：1.原告所称的“财产”其实是其对华庆公司享有的债权；2.原告的债权数额至今完整，未出现任何贬损和灭失情况，其债权保全状况也未出现任何变更和变化；3.原告的债务人也仍旧保持正常经营状况；综上，原告的债权并未出现所谓的“损失”。 第三部分关于房屋预售许可行为不可能给原告的财产造成实质性损害，以及房屋预售许可行为与原告“财产损失”之间不可能形成因果关系方面的证据 第六组关于原告所查封土地价值及在查封之前已被设定抵押的证据：1.华庆公司与攀枝花市国土资源局于2010年10月12日所签订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2.《四川省土地出让金专用票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通用缴款书》；3.案涉土地使用权证；4.华庆公司与天友公司于2011年3月22日所签订的《抵押合同》；5.援用第四组证据第1、2项证据； 第七组关于案涉项目的房屋销售实际上给华庆公司增加了利益的相关证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成都分所出具的《对四川华庆建设有限公司“华庆·萧邦”项目2011年3月至2015年2月期间财务收支的涉案专项审计报告》。 本部分证据综合证明：1.原告所保全查封的资产——“华庆·萧邦”项目地块，在采取保全措施时价值仅2958万元；2.该宗土地在其采取保全措施前已被天友公司他人设定优先于原告债权的抵押权，抵押权涉及金额为3000万元，原本已超过了该宗土地的价值；3.通过地面建筑物（房屋）的建设和销售经营，使华庆公司该项目获得了1.18555961亿元的收入（截止2015年2月），资产产生了增值，出现了偿付债务的可能性，可以肯定的是原告的债权仅就所保全的华庆公司资产（土地）而言，原本并没有得到清偿的可能（假如没有房屋销售），反而是销售许可的获得才出现债权得到清偿的可能性。因此，预售行政许可行为根本不可能给原告造成任何意义上的“财产损失”，也不可能与原告的所谓“财产损失”存在因果关系。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第一部分第一组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以下简称三性）不认可；不清楚证据2、3的真实性；认可证据4的三性；认可第二组证据的三性；对第一部分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理由是对案涉项目商品房预售行为，原告是在事后才知道，生效判决确认该行政行为违法的时间是2016年12月26日，原告于2018年9月13日提交赔偿申请，提起诉讼的时间是2018年11月22日，在两年的诉讼时效内，原告于2017年12月27日确实向被告提出过赔偿请求，但是被告并未回复，原告又于2018年9月13日再次提出赔偿请求，被告仍未回复，原告才提起诉讼。对第二部分第三组、第四组证据的三性均予以认可；不清楚第五组证据中华庆公司相关信息的真实性，对第二部分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因为原告的债权并未执行到位。认可第三部分第六组、第七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第六组中证据1、2、5及第七组证据的关联性，不认可第六组中证据3、4的关联性；认可第三部分证据证明目的第（1）（2）项内容，不认可第（3）项内容，不能以办理房屋预售许可作为债权清偿的前提。被告对原告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的三性无异议，不认可证明目的；认可证据2的三性和证明目的；对证据3的三性无异议，但是在该判决书的说理中明确行政行为的违法性质是程序违法；认可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但与本案无关，不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对证据5、6、7、8、9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不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对证据10的三性和证明目的均无异议；对证据11的三性无异议，不认可证明目的；证据12中判决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不清楚借款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故不认可该组证据的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对证据13、14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不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能从该组证据中明确哪些款项已经被法院冻结以及被告同意将该冻结款项进行支付的事实；对证据15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与本案缺乏关联性，不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被告对原告提交的除证据12中借款合同外的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不持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原告提交证据12中的借款合同及转款凭据均系复印件且与本案缺乏关联性，对其证明力本院不予确认；原告提交的其余证据能够证实其与华庆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被告对“华庆·萧邦”项目颁发《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行政行为违法以及原告向被告提出过行政赔偿请求的事实，但不能凭此达到被告行政行为违法与其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证明目的。被告提交的第一部分第一组证据具有三性，但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对其证明力本院不予确认；第二组证据具有证据的三性，对其证明效力予以确认；被告提交的其余证据材料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关于证据形式的要求，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各证据之间相互印证，形成锁链，对其证明力本院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华庆公司开发的“华庆·萧邦”项目是攀枝花市城市中心危旧房改造项目之一，2010年10月12日，华庆公司与攀枝花市国土资源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以2958万元的出让价格取得了坐落于原市交通宾馆4053.87平方米其他普通商品住房用地、商务金融用地。其后华庆公司缴纳了相关的土地出让款，取得了权证号为攀国用（2011）第××号的土地使用权证（即“华庆·萧邦”项目土地使用权）。2011年3月，华庆公司以佘勇等6人的名义向天友公司申请共计3000万元的借款，并由华庆公司以攀国用（2011）第××号国有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担保。2011年4月1日，攀枝花市国土资源局向天友公司发放了攀他项（2011）第00390号他项权证，载明天友公司对攀国用（2011）第××号土地使用权享有抵押权，抵押面积：4053.87平方米，抵押金额3000万元。其后，因华庆公司未履行还款义务，天友公司诉至四川省盐边县人民法院，该院于2017年8月18日作出（2017）川0422民初908号民事判决。该判决生效后，盐边县人民检察院以攀盐检民（行）监【2019】51042200001号检察建议书向盐边县人民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于2019年6月24日作出（2019）川0422民监1号民事裁定，再审该案，并于2019年12月18日作出（2019）川0422民再1号民事判决，判决：一、撤销盐边县人民法院（2017）川0422民初908号民事判决；二、华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归还天友公司借款本金1500万元；从2014年4月3日起按月利率2%支付利息，至本金付清之日止；三、华庆公司到期不履行义务，天友公司在债权范围内对华庆公司提供抵押担保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座落：原市交通宾馆；土地使用权证号：攀国用（2011）第××号；他项权利证书号：攀他项（2011）第00390号；面积4053.87平方米】进行协议折价或者拍卖、变卖的价款优先受偿；四、驳回天友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该判决现已生效。 2011年，良鸿公司因与华庆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向四川省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中，四川省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8月依良鸿公司申请，对华庆公司所有的攀国用（2011）第××号土地使用权予以轮候查封，2013年、2014年先后两次进行了续查封。四川省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就该案作出（2011）攀民初字第6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华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良鸿公司偿还钢材货款8474906.45元；二、华庆公司从2009年1月1日起至钢材货款本金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四倍上浮100%后向良鸿公司支付逾期付款资金占用利息；三、华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良鸿公司支付律师代理费54万元；四、驳回良鸿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良鸿公司、华庆公司均不服上述判决，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9月14日作出（2012）川民终字第38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维持原判第一项即“四川华庆建设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攀枝花市良鸿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偿还钢材货款8474906.45元”；二、维持原判第三项即“四川华庆建设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攀枝花市良鸿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支付律师代理费54万元”；三、变更原判第二项即“四川华庆建设有限公司从2009年1月1日起至钢材货款本金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四倍上浮100%后向攀枝花市良鸿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支付逾期付款资金占用利息”为“四川华庆建设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攀枝花市良鸿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从2009年1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2倍计算至钢材货款本金还清之日止）”；四、撤销原判第四项即“驳回攀枝花市良鸿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良鸿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其后，良鸿公司依据上述生效判决书向四川省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14年4月4日，四川省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攀执字第16-5号执行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送达攀枝花市国正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正公司），要求扣划华庆公司在该单位的房屋回购款、工程质量保证金200万元至法院账户。2014年5月12日，国正公司作出《关于回购资金支付四川华庆建设公司工程进度款的说明》，告知：华庆公司与国正公司于2010年11月5日签订了《Ｐ2010-3＃宗地交通宾馆用房回购合同》，因华庆公司未能如期交房，已给国正公司带来了损失，原交通宾馆25名停业职工不能如期复工，每延期一个月的直接费用约10余万元，截止2014年1月交付使用时已造成了80余万元损失；按《Ｐ2010-3＃宗地交通宾馆用房回购合同》违约约定，华庆公司应承担每天2.4万元的责任，截止2014年1月20日违约金约为530余万元，两项合计610余万元，应付华庆公司的进度款及质保金等工程余款不足以保证华庆公司履行对国正公司的赔偿义务。2016年3月21日，四川省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攀执字第16-10号执行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查封华庆公司开放的华庆·萧邦项目中以下房屋：2个仓库（东区炳草岗德阳巷3号-2楼5号，房号-205；东区炳草岗德阳巷3号-1楼2号，房号-102）。2个商业铺面（东区炳草岗德阳巷3附7号，房号3附7；东区炳草岗德阳巷3附6号，房号3附6）。9套住房（东区德阳巷3号1幢：16-13号，11-7号，24-1号，24-2号，20-13号，24-5号，17-13号，25-1号，25-2号）。2016年5月30日，四川省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攀执字第16-11号执行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查封华庆公司开发的华庆·萧邦项目中79个车库。 同时查明，因“华庆·萧邦”项目完工后，部分房源是用于安置部分群众，攀枝花市人民政府为了该工程顺利推进，维护群众利益和社会稳定，避免因债务问题影响项目建设，于2012年10月22日召集市维稳办、市委群众工作局、市国土资源局、市住建局、市国资委、东区人民政府、天友公司、攀枝花市金海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海公司）、华庆公司等单位相关人员召开会议。形成《攀枝花市人民政府会议纪要》（第88期）。会议纪要第一大项第二小项内容为：同意由债权人天友公司监管“华庆·萧邦”项目建设，天友公司和金海公司负责具体管理项目，保证项目顺利竣工，项目利润用于偿还天友公司、张国清、良鸿公司的债务。会议纪要第一大项第五小项内容为：为支持项目顺利推进，同意市住建局在项目土地已被市中级人民法院轮候查封的情况下办理项目预售许可。2012年11月14日，经华庆公司申请，市住建局作出《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攀建〔2012〕房预售证第36号），准许“华庆·萧邦”项目商品房公开预售。“华庆·萧邦”项目所涉房产大部分都已经销售完毕，相关住户也早已装修入住。 2015年3月20日，四川省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信永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成都分所对华庆公司开发的“华庆·萧邦”项目财务收支情况进行审计，该所于2015年8月18日出具《对四川华庆建设有限公司“华庆·萧邦”项目2011年3月至2015年2月期间财务收支涉案专项审计报告》，载明：经核查，“华庆·萧邦”项目2011年3月至2015年2月期间累计收入为118780054.34元（其中：销售房屋建筑面积24131.720㎡，取得收入118555961.00元；其他业务收入218288.03元；营业外收入5805.31元）；累计支出为147929062.65（其中：主营业务成本101786939.27元；营业税金及附加4469078.41元；销售费用4183164.57元；管理费用12881006.08元；财务费用24522244.29元；营业外支出86630.03元）；收支相抵后项目亏损29149008.31元。2018年1月18日，四川省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四川法德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华庆公司开发的“华庆·萧邦”项目财务收支情况进行审计，该公司于2018年6月8日出具《关于四川华庆建设有限公司“华庆·萧邦”项目2011年3月至2017年12月期间财务收支的涉案专项审计报告》，载明：经审核，“华庆·萧邦”项目2011年3月至2017年12月期间累计总收入为125880335.39元（其中：销售房屋建筑面积28151.03㎡，取得收入125577077.00元；其他业务收入303258.39元）；累计支出171200603.84元（其中：主营业务成本99393164.80元；营业税金及附加8557825.26元；销售费用4546022.22元；管理费用14814920.68元；财务费用43802040.85元；营业外支出86630.03元）。“华庆·萧邦”项目2011年3月至2017年12月期间收入125880335.39元，抵减支出171200603.84元，其账面亏损45320268.45元（其账面亏损数暂未扣除支付张国清的借款利息13321800元），造成该项目亏损的主要原因是融资所产生的高额利息以及对项目管理、成本控制、公司内部管理不够完善所致。 2015年5月18日，良鸿公司向市住建局邮寄《申请书》，内容为：就良鸿公司申请强制执行华庆公司一案，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已依法查封了华庆公司攀国用（2011）第××号土地使用权。现本公司得知贵局在该项目土地被查封状态下为华庆公司华庆·萧邦项目办理了房屋预售许可证并对外进行了销售。由于华庆公司的项目销售行为与良鸿公司合法权益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特向贵局申请向良鸿公司公示华庆·萧邦项目的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及该项目的具体销售情况。2016年1月7日，良鸿公司以市住建局对华庆公司开发“华庆·萧邦”项目办理《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行政行为违法为由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依法追加华庆公司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并于2016年5月22日作出（2016）川0402行初8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良鸿公司的诉讼请求。良鸿公司不服该判决，向四川省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经审理认为：良鸿公司对华庆公司享有较大数额债权，并且根据良鸿公司的申请，法院对华庆公司开发建设的“华庆·萧邦”项目土地进行了查封。“华庆·萧邦”项目能否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直接关系到良鸿公司的重大利益。但是，市住建局在为“华庆·萧邦”项目颁发《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时，并未按照上述法律条款的规定依法通知良鸿公司，也未依法听取良鸿公司的意见，未告知良鸿公司依法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应属程序违法。考虑到案涉土地的地上建筑物大都已经销售完毕，业主已经实际入住，对被诉行政行为适用确认违法判决更为适宜。并于2016年12月26日作出（2016）川04行终35号行政判决书，判决：一、撤销本院（2016）川0402行初8号行政判决；二、确认市住建局于2012年11月14日颁发“攀建（2012）房预售证第36号”《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行政行为违法。 2017年12月27日，良鸿公司向市住建局提交《赔偿告知函》，内容为：2016年12月26日，（2016）川04行终35号《行政判决书》以终审判决的形式确认市住建局于2012年11月14日为华庆公司颁发“攀建（2012）房预售证第36号”《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行政行为违法，在市住建局违法颁发前述《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后，华庆公司已将房产对外销售，导致良鸿公司的在先查封债权无法再向华庆公司追偿，市住建局应依法赔偿由此给良鸿公司造成的全部损失，具体金额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川民终字第381号民事判决书所判决认定金额为准。市住建局收到该《赔偿告知函》后，未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2018年9月13日，良鸿公司再次向市住建局提交《赔偿申请书》，主要内容为：因市住建局2012年11月14日向“华庆·萧邦”项目颁发《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行政行为已被法院判决确认违法，因该违法行政行为的实施，直接损害了良鸿公司在“华庆·萧邦”项目土地上查封权益的实现，无法从项目经营利润中收回债权，按照（2012）川民终字第381号民事判决书计算，给良鸿公司造成损失高达27543424.93元。良鸿公司因此向市住建局提出行政赔偿，请市住建局于两个月内予以答复。市住建局于次日收到该《赔偿申请书》后，仍然未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良鸿公司于2018年11月2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 本院认为，被告在答辩时主张：“1.根据《国家赔偿法》第39条第一款规定，原告的请求已超过国家赔偿法规定的诉讼时效，丧失了胜诉权；2.根据《国家赔偿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原告的起诉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间”。本案属于行政赔偿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行政赔偿诉讼案件均无“诉讼时效”、“起诉期间”的相关规定，而是规定了“起诉期限”、“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即赔偿请求时效）”。对被告上述抗辩内容，本院认定为系对“起诉期限”和“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的抗辩。结合双方抗辩的具体内容，本案争议的焦点：一是良鸿公司向市住建局提出赔偿请求是否超过了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其起诉是否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二是良鸿公司提出的赔偿请求是否得到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九条第二款规定：“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也可以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提起行政诉讼的同时一并提出行政赔偿请求的，人民法院应一并受理。赔偿请求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须以赔偿义务机关先行处理为前提。赔偿请求人对赔偿义务机关确定的赔偿数额有异议或者赔偿义务机关逾期不予赔偿，赔偿请求人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上述法律和司法解释明确规定了赔偿请求人请求赔偿的两种类型，即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和在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赔偿请求，同时规定了先行处理程序。本案中，良鸿公司因市住建局对华庆公司开发“华庆·萧邦”项目办理《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行政行为违法提起另案诉讼，四川省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川04行终35号行政判决确认市住建局为“华庆·萧邦”项目颁发《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行政行为违法。在上述案件中，良鸿公司未提出赔偿请求，而是在上述案件终审判决后的2017年12月27日向市住建局提出行政赔偿请求，在未获答复后，又于2018年9月13日再次向市住建局提出行政赔偿申请，未获答复的情况下于2018年11月2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故良鸿公司主张市住建局承担赔偿责任属于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九条规定，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为两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之日起计算，但被羁押等限制人身自由期间不计算在内。该条款是赔偿请求人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赔偿请求的时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赔偿义务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该法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赔偿义务机关在规定期限内未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赔偿请求人可以自期限届满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条款是关于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起诉期限的规定，应当适用于本案。本案中，四川省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26日作出（2016）川04行终35号行政判决，确认市住建局为“华庆·萧邦”项目颁发《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行政行为违法，良鸿公司可以据此申请赔偿，良鸿公司于2017年12月27日和2018年9月13日两次向市住建局提出行政赔偿申请，均符合在确认行政行为违法后两年内提出主张的请求时效规定。良鸿公司在第二次提出赔偿请求未得市住建局答复的情况下，于2018年11月22日提起本案诉讼，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未超过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起诉期限的规定。因此，良鸿公司的起诉未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市住建局提出良鸿公司的赔偿申请已过请求时效以及起诉已过起诉期限的抗辩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争议焦点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据此，当事人获得行政赔偿需要同时具备行政行为违法、造成了实际损害、行为与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属于直接损失等前提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也规定：“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原告应当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造成损害的事实提供证据。”根据上述规定，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原告应当就行政行为是否给其造成损失、具体损失数（金）额多少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市住建局的颁证行为已经被生效法律文书确认违法，若有事实和证据证实该违法行为给良鸿公司造成了损害，市住建局则负有赔偿的义务，反之行政行为违法但未给良鸿公司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则不予行政赔偿。良鸿公司作为本案主张事实存在的一方当事人，对其有关具体损失金额的主张以及违法行为与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应承担举证责任，并应证明具有高度可能性，以达到明显优势证明标准。然而良鸿公司举证未能达到优势证明标准的要求，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首先，行政赔偿领域的直接损失指因遭受违法行政行为侵害而使现有财产的必然减少或丧失。良鸿公司主张的损失金额系（2012）川民终字第381号民事判决书中确定的华庆公司应向其履行支付钢材货款、律师代理费及逾期付款违约金的金额，市住建局对“华庆·萧邦”项目颁发《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行政行为被确认违法的理由是违反听证的法定程序，该颁证行为程序违法并未直接对良鸿公司的合法债权造成损害，良鸿公司依然享有对华庆公司的债权，该权利不受颁证行为的影响，也未导致良鸿公司债权利益减损，而良鸿公司已依据相关生效判决书向四川省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且该案仍在执行中，良鸿公司的直接损失尚不能确定，故良鸿公司主张其债权实现不能进而要求市住建局对尚在执行中的款项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缺乏事实依据。其次，因“华庆·萧邦”项目完工后，部分房源是用于安置部分群众，攀枝花市人民政府为了该工程顺利推进，维护群众利益和社会稳定，避免因债务问题影响项目建设，召集有关部门商议，形成了《攀枝花市人民政府会议纪要》（第88期），该会议纪要内容以及其后市住建局的颁证行为，其目的均是为了化解社会矛盾，保障包括良鸿公司在内的债权人的合法债权利益，对偿还相关债务起到积极作用。即便良鸿公司在诉讼中对华庆公司所有的攀国用（2011）第××号土地使用权予以轮候查封，且市住建局在查封土地效力及于地上建筑物的基础上对案涉项目颁发了《商品房预售许可证》，但该颁证行为仅具有许可攀国用（2011）第××号土地上的建筑物预售的行政效力，并不必然导致良鸿公司主张的损失发生。而良鸿公司向华庆公司供应钢材时，良鸿公司应当预见到正常的商业风险，从双方提交的案涉项目审计报告显示案涉项目颁证后的销售收入超过了良鸿公司诉讼保全查封的土地价值，良鸿公司债权无法实现的风险并未因市住建局颁证行政行为的存在而增大，现有证据无法认定良鸿公司所主张的债权实现不能与市住建局的颁证行为具有直接因果关系，且也不存在因市住建局的原因导致良鸿公司对损失无法举证的情形。基于上述原因，良鸿公司要求市住建局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告良鸿公司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攀枝花市良鸿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的赔偿请求。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付思雨 审 判 员  陈雨婷 人民陪审员  石应昌 二〇二〇年九月四日 法官 助理  蔡 琳 书 记 员  聂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