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晋11民终162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吕梁恒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原×，系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郁×，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现住本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北京盈科(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韦×，北京盈科(太原)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吕梁恒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恒信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汾阳市人民法院（2020）晋1182民初10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恒信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郁×、李×，被上诉人王×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沈×、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恒信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山西省汾阳市人民法院（2020）晋1182民初1076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或发还重审；2.本案一审、二审与诉讼有关的全部费用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本案所涉借贷与上诉人无关，上诉人并未收到借贷金额，非本案适格主体。被上诉人并未就借贷事实完成举证责任，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借贷事实，系认定事实错误。2.被上诉人主张的借款与常理不相符，原审法院未审查借贷事实的真实性以及借贷金额是否实际交付便做出判决，系认定事实错误。（1）按照被上诉人起诉状记载，其诉请的金额为310.4万元，但没有一笔金额打入上诉人公司账户，其主张系由于“公司账户被查封”，但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公司账户被查封；被上诉人为什么要借款给一个账户被查封的公司？与常理不符。（2）根据被上诉人陈述及举证涉案310.4万元的借款，除2016年8月4日转账给贺仁孝个人之外其余均为现金给付。几十万、几百万均是现金交付明显与常理不符。（3）被上诉人提供了三张收据。三张收据所记载金额分别是140万元（收据记载入账时间2016年8月1日，收据编号0065174）、152.4万元（收据记载入账时间2016年8月20日，收据编号0065175）、18万元（收据记载入账时间2016年9月14日，收据编号0065176）。该组证据明显不符合常理。首先，出具时间间隔较久，但编号相连；其次，每张收据金额较大，但被上诉人并未提供相对应的银行流水；如果按照被上诉人陈述“2017年1月底，经双方对账确认借款金额共计330.4万元…上诉人根据核对结果出具了时间分别为…相应金额的三张借据”既然已经核对了金额，主体相一致，为什么不出一张收据，相反打了三张收据？令人百思不得其解。（4）310.4万元的借款，被上诉人资金来源是什么，是否有能力进行出借，被上诉人均未明确说明。按照其提供的第3.3组证据，暂不论该组证据的取款时间与涉案收据时间不符合、取款是否实际交付给上诉人公司或贺仁孝，将第3.3组转款取现金额相加共计167.2万元，也并不够本案诉请金额。借贷是否实际发生？借贷发生到底谁是主体？被上诉人主张金额是否实际交付？被上诉人主张的金额是否全部是本金？借款的直接主体发生在被上诉人与贺仁孝之间，但贺仁孝已经死亡，本案确有必要审查借贷事实的真实性，但被上诉人并未就借贷金额交付完成举证责任。3.不论借贷实际金额，即便借贷真实发生，借贷主体应当为贺仁孝个人，原审法院在本案缺失重要主体的情况下，未对贺仁孝的个人情况进行调查便草率做出判决，有违公平正义。从上诉人提供的贺仁孝个人账户流水发现，贺仁孝个人确实与被上诉人有资金往来。贺仁孝银行流水显示，被上诉人给贺仁孝个人转账30万元，贺仁孝给被上诉人转账150430元。这里需要重点说明：2016年8月4日王×转帐给贺仁孝30万元，贺仁孝当时帐户余额为0元，收到后帐户余额为30万元。同日，贺仁孝分别支付给财付通支付有限公司30元、刘晓军50000元、刘晓军50000元、刘晓军50000元、刘晓军50000元、刘晓军50000元、路景峰28000元，帐户余额21970元。这充分说明此笔借款根本就没有用于公司生产经营，纯属贺仁孝个人所为。可见，即便存在借贷关系，所涉及主体也应当为被上诉人与贺仁孝之间。被上诉人主张“贺仁孝生前担任上诉人公司法定代表人”即主张“贺仁孝向被上诉人所借款项用于上诉人公司房产开发项目”为主观推断，并非事实。经查询工商信息网获悉，贺仁孝生前除担任上诉人公司法定代表人外，同时担任汾阳市聚源洗煤有限公司、汾阳市恒信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其妻原×也担任山西启运达寄卖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故不能直接推定由上诉人承担贺仁孝法定代表人表见代表的法律责任；被上诉人也没有证据能够证实该款项用于上诉人公司。4.被上诉人提供《豊足·汾阳壹号内部申购协议》2份，以佐证上诉人以两套商铺作为借款担保及其履行了出借义务。上诉人经过核实，汾阳市房产测绘报告书显示商业门面实际为17个，被上诉人提供的《豊足·汾阳壹号内部申购协议》涉及的门面为20号、21号，与真实的房屋信息不一致，该《豊足·汾阳壹号内部申购协议》并非公司出具，仅为贺仁孝个人行为，需对协议的真实性予以核实，不能证实签订该协议就是提供担保。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理应依法改判或发还重审。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于2017年1月前陆续向其借款，有转账，有现金。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视为具备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关于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一）以现金支付的，自借款人收到借款时；（二）以银行转账、网上电子汇款或者通过网络贷款平台等形式支付的，自资金到达借款人账户时”的规定，上诉人并未收到被上诉人支付的现金或转账，双方的借贷关系不成立。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第十六条“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和第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时发现有下列情形，应当严格审查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综合判断是否属于虚假民事诉讼：（一）出借人明显不具备出借能力；（二）出借人起诉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明显不符合常理”等法律规定，上诉人提出被上诉人主张的借款与常理不符，缺失重要主体等问题，原审法院也未依法查明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的规定作出判决，系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本案所涉借贷与上诉人无关，上诉人并未收到借贷金额，非本案适格主体。原审判决认定案件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依法查明本案事实真相，判如所请。王×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理由如下：一、上诉人恒信公司否认借款的真实性系恶意逃避债务。首先，恒信公司因公司经营需要陆续向王×借款。2017年1月底，经双方对账后，恒信公司根据核算结果向王×出具时间为2016年8月1日、2016年8月20日、2016年9月14日的三份收据，金额共计310.4万元。收据中清楚的载明：“交款单位王×，收款方式现金，交款事由借款（月利率2%）……”，三份收据均加盖恒信公司公章、法人名章，并经会计主管刘永光、法定代表人贺仁孝签字捺印。其次，2018年6月22日，恒信公司内部《财务移交表》载明“王×借款及利息清单1张共计330.4万元”、“贺仁孝对外开房或开商业的清单……王×1、2层20号商铺1、2层21号商铺”，该移交表经恒信公司原任会计刘永光、现任会计王凤平，公司经理原旭锐以及制表员郭睿签字确认。再次，原审庭审中经王×申请，原审法院通知恒信公司原任会计刘永光出庭陈述收据及财务移交表的出具过程，其证词表明王×对恒信公司的该笔债权记载于公司账簿中，恒信公司矢口否认公司账簿记载的债权，其主观恶意明显。最后，恒信公司为达到再次向王×借款的目的，确保王×债权的实现，2016年7月29日，现恒信公司副总李镇以公司名义与王×签订2份《豊足·汾阳壹号内部申购协议》（以下简称《申购协议》），用恒信公司开发的豊足·汾阳壹号俱乐部1、2层20、21号商铺作为担保。协议加盖恒信公司公章，法定代表人贺仁孝的名章。恒信公司无视事实妄称该《申购协议》非公司出具，却不申请鉴定亦不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上诉人恒信公司向王×出具的收据、申购协议以及其公司财务账簿记载的信息，证据间相互佐证，充分证实双方借款事实真实存在，上诉人恒信公司认为其非本案的适格主体进而否认借款的真实性的主张不能成立。二、王×与当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贺仁孝是朋友关系，其要求以现金交付，根据法院审理的其他案件中涉及恒信公司与其他当事人民间借贷纠纷，一直以来恒信公司及法定代表人贺仁孝均存在向他人借现金的事实，表明现金借款亦是恒信公司的借款习惯。恒信公司与王×对账形成《王×借款及利息清单》、恒信公司出具的收据、财务移交表、王×及其丈夫刘高云的取款凭证以及恒信公司会计刘永光的证人证言、《申购协议》等，以上证据相互佐证，已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证明王×已履行了288万元借款的出借义务。恒信公司主张根据贺仁孝的转账情况认为借款未用于公司生产经营，但根据恒信公司出具的财务移交表记载，刘晓军、路景峰是该公司的债权人，所以其借王×钱的目的是为了偿还公司的债务。关于恒信公司上诉状中提到的《申购协议》中20、21号商铺信息虚假的问题，该《申购协议》系恒信公司的现任副总李镇出具，《申购协议》的原件现王×当庭携带，复印件已经提交法院，当时除了申购人处签字为王×所写，其余内容均为李镇所写，并加盖了恒信公司公章，若恒信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产生异议，20、21号房产确不存在，则该案涉及诈骗，请求法院移送公安机关，该《申购协议》可以作为上诉人诈骗的直接证据。三、原审法院依据本案证据，确定恒信公司与王×之间存在真实、合法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并据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判令恒信公司向王×归还借款本息，于法有据。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归还原告借款本金3104000元并按月利率2%计算此款从2017年2月1日起至全部清偿之日止的利息；2.诉讼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因开发汾阳市英雄北路省运二宿舍（豐足·汾阳壹号）房地产项目资金周转，时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贺仁孝（现已故）多次向原告王×借款，双方于2017年1月进行了对账结算，形成的借款及利息清单载明本案所涉借款为4笔：1.借款日期2015年9月30日借款金额1000000元合计1000000元；2.借款日期2015年9月30日借款金额300000元利率2%月数16应付利息96000元已付利息30000元合计366000元；3.借款日期2016年8月1日借款金额1400000元利率2%月数6应付利息168000元已付利息28000元合计1540000元；4.借款日期2016年9月14日借款金额180000元利率2%月数5应付利息18000元合计198000元。后被告分别给原告出具了3支收据：其中日期为2016年8月1日的收据载明“王×现金壹佰肆拾万元整1400000借款（月利率2%）”；日期为2016年8月20日的收据载明“王×现金壹佰伍拾贰万肆仟元整1524000借款（月利率2%）”；日期为2016年9月14日的收据载明“王×现金壹拾捌万元整180000借款（月利率2%）”；3支收据均加盖有被告单位印章和贺仁孝名章及签字捺印、会计刘永光签字。双方未约定还款期限。后借款本息被告均未给付，形成本案诉讼。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民间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依原告提供的相关证据，认定原、被告之间借贷事实存在，借款属被告公司债务，被告为本案适格主体，其辩称案涉借款系公司原任法定代表人贺仁孝个人行为不能成立，不予采信。所借原告款项被告应予归还。原告王×诉请的3104000元由四笔最初本金1000000元、300000元、1400000元、180000元和三笔最初本金300000元、1400000元、180000元截止2017年1月未付的利息224000元组成。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的行为法律不禁止，但能否计入需符合该条法律规定。本案中的最初借款本金实际为四笔借款，故应以每笔借款的最初本金分别计算，按原、被告于2017年1月对账形成的《王×借款和利息清单》载明，其中一笔最初借款本金1000000元在双方对账前并未约定有利息，其余三笔均约定利息为年利率24%。所以原告王×以四笔最初借款本金之和2880000元进行计算并将利息计入1000000元本金之中，进而得出未超过整个借款期间利息之和属计算错误，其主张将前期利息224000元计入后期借款本金中不符合法律规定，不予支持。在2017年1月被告重新出具总计3104000元债权凭证时双方约定年利率为24%不违反法律规定，予以支持，但应核减截止2017年1月的利息224000元，以本金2880000元自2017年2月1日起计息给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德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吕梁恒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归还原告王×借款本金2880000元，以及此款自2017年2月1日起按年利率24%计算至本金全部归还完毕之日止的利息；（二）被告吕梁恒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支付原告王×截止2017年1月30日的借款利息224000元;上述第一、二项给付款，分别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付清。（三）驳回原、被告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5816元，由被告吕梁恒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恒信公司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1，贺仁孝银行卡明细，拟证明贺仁孝收到王×30万元转账后，于当日分别转给了刘晓军、路景峰，并未用于公司生产经营；证据2，汾阳市人民政府会议纪要2份，拟证明上诉人公司法定代表人以个人名义借款未用于公司项目的情况严重影响了工程项目顺利完成，迫使政府出面解决上诉人公司个人借款并且未用于公司项目的窘境；证据3，上诉人公司企业活期明细信息，拟证明被上诉人王×所称借款没有一笔打入上诉人公司账户，王×称是因为公司账户被查封，与事实不符，依据被上诉人提供的借款区间，上诉人公司账户正常使用；证据4，山西省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11民终2595号判决书及相关材料，拟证明案涉288万元借款金额应当包括上诉人已经完成支付义务的100万元，不应计入本案借款总金额中；证据5，承诺书，拟证明恒信公司各股东向政府承诺个人或企业名义借款，未用于项目的，全部作为个人债务，由个人承担清偿责任，贺仁孝作为当时的法定代表人签字按手印；证据6，恒信公司2014年-2020年6月资产负债表及对应的预付账款、其他应收款、短期借款、应付账款、其他应付款账户明细表，拟证明恒信公司自2014年建账至今，各预付账款、其他应收款、短期借款、应付账款、其他应付款账户明细均显示，未有王×原审诉求中的款项进入恒信公司，也未用于公司生产经营；证据7，财务移交表中接收人王凤平情况说明，拟证明财务移交表做交接时并未依照财务制度核对移交表中内容后交接，而其署名更是在不清楚26-79项是何内容的情况下签署，并证明该移交表并非公司财务记账，仅仅是贺仁孝个人记账。被上诉人王×对上诉人恒信公司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的关联性以及合法性不予认可，被上诉人提交的恒信公司内部的财务移交账簿，上面清楚的记载了刘晓军与路景峰为公司的债权人；对证据2的真实性不认可，恒信公司提供的汾阳市人民政府汾政函（2018）49号文件，该文件没有汾阳市人民政府的公章，另也没有提交汾政函（2018）4号会议纪要的原件，经过与复印件核对会议纪要第6点清楚的写明“由于该项目参与人员较多…如发生以个人名义借款导致向法院起诉查封的情况，政府不能不予承认及受理”，而案涉借款是以公司名义发生的，并非贺仁孝以个人名义借款，故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证据3与本案无关，恒信公司账户是否被查封与被上诉人是否向上诉人出借了款项没有任何关联性；证据4，该判决所记载的100万元与本案无关，其中判决书第3页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中清楚记载该债权发生在2013年6月，案涉借款发生在2015年9月，且从财务移交表中可以看出2013年的100万元借款与本案没有任何关系；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该承诺书为加盖有恒信公司公章与政府的承诺书，贺仁忠明确表示其没有签过该份承诺书，被上诉人王×出售房屋的物业公司就是贺仁忠开办的，经过比对物业收据，发现承诺书中贺仁忠的签名与收据中贺仁忠的签名字体明显不一致，被上诉人王×手中掌握的债权凭证全部加盖恒信公司的公章以及经公司的移交人刘永光、接收人王凤平、监制人郭睿、原旭锐签字确认的财务移交表，该证据在一审庭审及二审质证，上诉人恒信公司已经认可证据的真实性，恒信公司单方出具的一个承诺书并不能免除其公司的负债；对证据6，真实性不予认可，该表为恒信公司单方制作并出具，如果以资产负债表可作为免除公司负债的证据，那么所有的公司均可以以自己的负债表为证据免除所有的负债；证据7，王凤平2020年8月30日出具的并不认可财务移交表的情况说明，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经过与财务移交表原件核对，王凤平以及当时的监交人都已经签字确认，并且依据民诉法现行的证据规则，证人不出庭作证，人民法院不得作为定案依据，不得采信。被上诉人王×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1，汾阳市洪南社区营盘街局部棚户区改造工程拆迁补偿安置合同，拟证明2013年9月1日山西天宁博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汾阳分公司与王×签订《汾阳市洪南社区营盘街局部棚户区改造工程拆迁补偿安置合同》，向王×置换滨河壹号小区住宅东北整单元（1-6层），共计12套楼房一幢，被上诉人有出借能力；证据2，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11民终333号民事判决书、汾阳市人民法院（2019）晋1182民初1898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该两份判决书分别确认恒信公司等归还王元文30万元（现金）借款本息、归还路景峰495万元（部分现金）借款本息，证明借现金是恒信公司的借款习惯；证据3，《承诺书》一份，拟证明恒信公司所提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11民终2595号案件中的100万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4，网上检索的查封裁定2份，拟证明案涉借款发生期间上诉人公司涉诉和本案现金借款的依据及原因；证据5，恒信公司完整的财务移交表，拟证明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11民终2595号判决所涉的债权与本案是两笔债权；证据6，买房人薛×的房屋买卖协议、交款收据及房屋占有期间的物业票据，买房人殷×房屋买卖协议、交款收据及房屋占有期间的物业票据，买房人王樑之的房屋买卖协议、交款收据及房屋占有期间的物业票据，以及证人薛×、殷×当庭出庭作证证言，上述证据拟共同证明被上诉人王×用收取的三位购房人的现金用于出借给恒信公司。上诉人恒信公司对王×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中补偿安置协议的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补偿安置协议无法证明被上诉人有出借能力，首先协议约定安置方式为产权置换，也就是以房换房，而非货币补偿，其次安置合同签订时间为2013年9月，交房时间一般为3-4年，也已超出了借款期间，再次安置合同约定超过1300平米以外部分，王×按市场价格支付房款，也就是王×还有可能因该安置合同另掏一部分现金，因此，合同并不能证明王×具有出借能力，且王×并未提供资金来源凭证，即原始流水凭证，所提供两份刘高云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及三份王×账户对账单，总金额为167.2万元，这与王×主张的借款金额不符，该证据无法证明王×履行了出借义务；对证据2的证明目的、关联性不认可，本案是贺仁孝个人借款，并非恒信公司，被上诉人并未证明借款用于恒信公司生产经营，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11民终333号民事判决并未明确现金付款，并且被上诉人所提供的其他判例中也均有转账付款情形，无法证明现金借款是恒信公司民间借贷中的借款习惯；对证据3，《承诺书》即为2017年贺仁孝病逝后原晓霞担任恒信公司法定代表人出具的还款承诺，该笔借款时间为2013年6月8日，但至2017年1月被上诉人与贺仁孝对账后，该笔债权仍然存在，因此，288万元中应当已经包含了100万元本金；对证据4的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上诉人已经提供借款期间公司账户正常使用的证据，被上诉人提供的两份执行裁定书虽然裁定内容为查封扣押，但随后上诉人账户已经解封；对证据5的证明目的、关联性不认可，金河公司与恒信公司的100万借款应包含在案涉借款中；对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被上诉人没有提供相关的房屋过户手续，无法证明上诉人恒信公司收到了卖房款，被上诉人应当提供最初的原始借据，被上诉人王×有无出借能力与本案借款是否交付没有必然的联系，被上诉人提供的三份房屋买卖协议其中王樑芝与被上诉人王×系朋友有利害关系，他是关健证人未出庭。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被上诉人王×是否就案涉借款履行了出借义务，上诉人恒信公司应否承担还本付息的责任；2.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11民终2595号民事判决中确认的吕梁汾阳金河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100万元债权是否包含在案涉借款中。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首先，被上诉人王×于一审提交的银行取款凭证显示的取款金额、取款时间与《王×借款及利息清单》中100万、30万、18万元的出借金额、出借时间均能够相互对应。另140万元借款，王×提供的购房协议及证人证言证明其以汾阳市洪南社区营盘街棚户区改造工程拆迁补偿的12套房屋的部分房屋出售款予以支付外，还向贺仁孝转账30万元。其次，被上诉人王×持有的三张收据由上诉人恒信公司原财务人员刘永光出具，上面记载有借款金额、月利率2%等内容，三张收据均加盖有上诉人恒信公司的公章以及时任上诉人恒信公司原法定代表人的贺仁孝的名章，并由贺仁孝亲笔签名、捺印予以确认。第三，上诉人恒信公司的财务移交表记载有：“王×借款及利息清单1张共计330.4万元”。第四，2016年8月4日，被上诉人王×向贺仁孝转账30万元后，贺仁孝将款项转账与刘晓军、路景峰，而根据恒信公司财务移交表记载刘晓军、路景峰是该公司的债权人，且恒信公司向刘晓军、路景峰的借款早于案涉借款，表明贺仁孝将向王×的部分借款用于偿还公司债务。上诉人恒信公司以其自行制作的2014年-2020年6月资产负债表及对应的预付账款、其他应收款、短期借款、应付账款、其他应付款账户明细表主张案涉借款未记载于公司账务，但该主张与其公司内部的财务移交表记载的内容相矛盾，不予采信。上诉人恒信公司还提供了财务移交表的接收人王凤平情况说明，以否定财务移交表26-79项内容的真实性，首先，王凤平作为证人未出庭接受法庭及当事人的质询；其次，不仅王凤平作为接收人对财务移交表中的26-79项全部签字确认，而且监交人原旭锐、郭睿均签字确认，在无合法理由的情况下仅凭王凤平的书面证言不能推翻其签字确认的财务移交表的真实性。关于上诉人恒信公司提交的两份汾阳市人民政府会议纪要，首先，该两份会议纪要未加盖汾阳市人民政府公章，真实性存疑；其次，该两份会议纪要所指的是以个人名义借贷的情形，而本案为恒信公司借贷，不予采信。至于上诉人恒信公司主张案涉借款未用于公司生产经营的问题，现有证据已经表明，上诉人原法定代表人贺仁孝将向被上诉人王×的部分借款用于偿还公司债务，那么其他款项是否用于公司生产经营系上诉人公司内部管理运营问题。据此，原审认定被上诉人王×已经履行了案涉款项的出借义务并判决由上诉人恒信公司还本付息并无不当。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首先，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11民终2595号民事判决书中确认的吕梁汾阳金河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100万元债权，出借人为吕梁汾阳金河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借款时间为2013年6月8日；第二，该100万元借款同样独立记载于恒信公司财务移交表中；第三，案涉王×的借款于2017年对账，而且2018年6月恒信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原×还与刘高云、吕梁汾阳金河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三方签署《承诺书》，对该100万元借款本金及利息进一步明确，原×承诺2018年10月1日前归还，并未提出该100万元已结算包含在王×的借款总额中；第四，因该100万元款项未得到清偿，吕梁汾阳金河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向汾阳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经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于2019年12月18日作出（2019）晋11民终2595号民事判决，判决恒信公司归还吕梁汾阳金河小额贷款有限公司100万元借款本息。据此，表明该100万元借款与案涉借款系独立的借款，上诉人恒信公司主张该100万元包含在案涉借款中证据不足，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吕梁恒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059元，由上诉人吕梁恒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吕唤梅审判员 穆沛华审判员 雷园园二Ｏ二Ｏ年九月七日书记员 芮敏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