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1民终602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卢诚，男，1977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普陀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施易，女，1987年4月11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卢诚（即本案另一上诉人），男，1977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普陀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南京鼓楼数字艺术文化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铁路北街128号A座501室。法定代表人：杨恒一，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董万权，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园，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卢诚、施易与上诉人南京鼓楼数字艺术文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数字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20）苏0106民初1592号民事判决，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0日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刘阿珍独任审理，于2020年8月2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卢诚并作为上诉人施易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上诉人数字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董万权、周园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卢诚、施易共同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数字公司支付律师费5000元，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数字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确认收到了卢诚、施易提交的律师事务所委托代理协议，但在事实认定部分认定未见合同或法律依据，与法庭查明事实矛盾。卢诚、施易在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后，于2020年1月3日向北京市浩天信和（南京）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费5000元，并且一审开庭时确实律师到庭，希望法院支持卢诚、施易要求数字公司支付律师费的诉求。数字公司辩称，卢诚、施易的诉讼请求，无合同依据及法律依据，其主张数字公司支付律师费没有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数字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数字公司向卢诚承担款项的支付义务，不同意向卢诚、施易共同承担支付款项义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卢诚、施易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施易为合同相对方，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方面，项目的接洽、谈判为卢诚个人，数字公司从未与施易就项目的具体执行情况有过任何接洽。项目具体实施人是否是施易，数字公司至今仍不知晓，卢诚、施易从未提供证据证明。另一方面，一审法院认为聊天记录可以证明数字公司对施易在协议中的地位是明知的，一审法院此事实认定存在错误。（1）从卢诚、施易提供的聊天记录看，数字公司从始至终只认可卢诚为合同相对方，一直要求由卢诚出面处理此事，数字公司并不认可施易的合同主体身份。（2）数字公司法定代表人从无追认施易具有合同主体资格的意思表示。（3）数字公司为履行出款手续，补足相关材料的时间确实为2019年10月份前后。如果数字公司认可施易，应当选择施易及其代表的南京乌鲁鲁广告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乌鲁鲁公司）作为合同相对方签订相关协议，但数字公司选择的是卢诚及其代表的南京市鼓楼区金码兴图文制作中心（以下简称金码兴中心），可见，从始至终，数字公司认可的仅仅是卢诚。故现并无证据证明施易为合同实际履行方，且从始至终数字公司也只认可卢诚是合法的合同相对方。二、对于施易是否为合同相对方，一审法院对此未进行查明。首先，一审法院以卢诚认可，以及施易与数字公司相关不甚明确的聊天记录就证明施易是合同履行方，明显存在错误。在双方对合同相对方身份存在极大争议的情况下，施易是否为合同实际履行方，直接关系到其是否具有本案的诉讼主体资格，但一审法院却未对此项内容进行查明。其次，按照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施易实际承办案涉项目，因收款问题，与卢诚进行协商，由卢诚出面与数字公司达成收款协议。按照此种事实，一审法院可直接认定施易为合同相对方即可，又为何认可卢诚的诉讼主体资格？如果一审法院认可卢诚是合同相对方，那么数字公司主张此款项应当付给卢诚，又有何错？再次，一审法院认为“卢诚自愿与施易共享合同权益，属于对其自身权利的处分，与数字公司无关”。对此方面，施易是否为合同实际履行方尚未查清。另一方面，此种认定已经违背了“合同相对性”的原则，卢诚和施易之间有无约定或者约定如何，与数字公司无关，且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及相关法律规定来看，并不存在合同一方具有追认第三方为合同主体的权利及相关规定。三、即便施易确为合同的实际履行人，在卢诚已经起诉的情况下，其权益可以得到保障。施易是否为合同实际履行方尚不可知。即便是，卢诚作为合同相对方已经起诉，且在数字公司对与卢诚之间的合同关系及欠款余额均无异议的情况下，如施易确实与卢诚存在约定，那么施易的权益也并未受损。四、本案诉讼主体身份，关系到数字公司的合法权益，并非只是卢诚单方处分其权益的问题，故法院应当予以查清。本案中，因卢诚对数字公司有到期债务未履行，对此，数字公司可依法行使抵销权(相关诉讼已经启动），进而也可以保障数字公司自身合法权益。但认定数字公司对施易存在债务负担的情况下，数字公司能否主张抵销以及执行法院能否认可数字公司提出的执行异议等均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故施易是否是本案适格主体，关系到数字公司的切身利益，而不仅仅是卢诚单方处分其权益的问题。五、与金码兴中心的合同虽是补签，但该合同合法有效。一方面，补签并不导致合同无效，且在卢诚、施易均参与报价的情况下，各方对具体报价以及最终由谁“中标”均是心知肚明的。在此情况下，由卢诚代表的金码兴中心与上诉人签订合同，也是各方均认可的，是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因此，该合同是合法有效的。另一方面，数字公司作为具有国资背景的公司，其对外付款必须有相关流程和审批，数字公司客观上也无法直接将钱支付给卢诚个人（上诉人总经理梅旭将钱付给卢诚妻子王紫文，是卢诚资金紧张，梅旭代金码兴中心垫付。事后，数字公司按照合同约定将钱付给金码兴中心，金码兴中心将梅旭代为垫付的资金进行了返还）。卢诚、施易辩称，请求维持一审判决。卢诚、施易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数字公司返还卢诚、施易项目尾款95040元，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支付此款自2019年8月20日起的逾期付款利息；2.判令数字公司向卢诚、施易支付律师费5000元；3.判令数字公司承担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6月，施易在承办“《无想.消夏》—2019塘家庵村开村暨花迹•无想山居酒店试营业”活动过程中，因收款问题，与卢诚协商，由卢诚出面与数字公司达成口头的代收款协议。双方约定，数字公司在收到项目款项（总额为176000元）后，扣除10%后的金额支付给卢诚或其指定的收款人。2019年6月21日、6月24日，数字公司分两次向卢诚指定的收款人王紫文账户付款5万元、13360元。2019年7月5日，数字公司收到案涉项目剩余尾款，但经卢诚、施易多次催促，未向卢诚、施易支付余款95040元。2019年11月，数字公司提出为了支付尾款，需要卢诚、施易配合补充项目报价投标以及书面合同等相关材料。为此，施易以案外人乌鲁鲁公司的名义制作了《报价函》，卢诚以案外人金码兴中心的名义制定了《报价函》，再由数字公司与金码兴中心就案涉项目签订合作协议，同时由金码兴中心向卢诚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卢诚代其行使报价、工程合同签订、合同执行等一切事宜。一审中，数字公司认可该组材料均为2019年11月后补制作，系为应数字公司要求由卢诚配合数字公司完成，最终实现向卢诚支付案涉项目尾款95040元的目的。一审中，经法庭通知，金码兴中心负责人沈宗金到庭接受谈话。沈宗金称杨恒一找到自己，讲到数字公司要向卢诚付款，但内部付款手续不全，自己应杨恒一的要求，在杨恒一制作提供的《报价函》《授权委托书》《合作协议》等一系列材料上加盖了金码兴中心的公章，但对该协议的内容不清楚，也未履行任何协议内容。对于数字公司辩称的对卢诚享有债权18万元的事实，卢诚不予认可。2019年8月7日，受施易的委托，北京市浩天信和（南京）律师事务所李梦亮律师向数字公司寄送《律师函》，要求于收函7日内付清余款95040元。2019年12月，卢诚委托北京市浩天信和（南京）律师事务所代理其与数字公司合同纠纷案件的一审，律师费5000元。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根据卢诚、施易与数字公司总经理梅旭、法定代表人杨恒一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双方陈述的为向卢诚支付尾款补充订立与案涉项目有关的一系列文件材料的事实可以认定，卢诚、施易与数字公司订立了由卢诚、施易委托数字公司代收案涉项目合同款项的协议。双方虽未订立书面合同，但约定的内容清晰、明确，具有可执行性，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履行。至于数字公司与金码兴中心订立的合作协议，已查明系应数字公司要求、由数字公司安排订立，其中关于项目内容、合同金额、支付方式的约定均与实际情况不符，并非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所形成的合同依法无效。数字公司按约应在2019年7月5日收到尾款后及时向卢诚、施易支付95040元，经卢诚、施易催告仍未履约已构成违约，除了仍应按约付款外，还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卢诚、施易主张数字公司自2019年8月20日起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于法有据，应予支持。但卢诚、施易主张的律师费5000元未见合同或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数字公司辩称的施易的主体资格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施易与数字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杨恒一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看出，数字公司对于施易在协议中的地位是明知的。退一步说，数字公司已认可与卢诚建立的代收款合同关系以及欠付款数额，现卢诚自愿与施易共享合同权益，属于对其自身权利的处分，与数字公司无关，施易作为本案原告，符合法律规定。关于数字公司辩称的对卢诚另有债权18万元故行使抵销权的意见，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合同法规定，当事人互负到期债务，该债务的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的，任何一方可以将自己的债务与对方的债务抵销，但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合同性质不得抵销的除外。本案中，卢诚不认可对数字公司负有18万元的债务，而数字公司亦未能证明该18万元债务已经结算、确认，即未能证明卢诚对其负有到期债务，故行使抵销权的条件不成就。就其辩称的与卢诚之间的其他债权债务纠纷，数字公司可另案解决，本案中不予理涉。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九十九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数字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卢诚、施易95040元，并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该款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期间的利息；二、驳回卢诚、施易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329元，减半收取1164.5元，由数字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数字公司对一审查明的“2019年6月，施易在承办‘《无想•消夏》—2019塘家庵村开村暨花迹•无想山居酒店试营业’活动过程中”事实有异议，认为其对施易是否是该活动承办主体不清楚，一审中卢诚、施易未提供证据证明，且在实际活动执行过程中，数字公司与施易未就案涉活动的执行有过沟通或联系，数字公司不认可施易是具体的承办活动主体；对一审查明的其他无异议。卢诚、施易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无异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2019年7月16日施易通过微信将其银行卡卡号发给数字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恒一，杨恒一回复“收到”“周四上午会在跟卢对手上一系列事，你知道下”，施易回复“好的”“款的事你费心，谢谢”，杨恒一回复“嗯”。7月18日施易给杨恒一发出微信称“杨主任你回来了吧，今天务必要把款发给我哦，谢谢”，杨恒一回复“在沟通，就这两天”，施易回复“好的，辛苦，本周之内，谢谢”。二审中卢诚、施易陈述：案涉项目卢诚与施易是共同权利人，卢诚与施易之间没有区分收益比例；就案涉款项不会再有其他人向数字公司主张，如果有其他人主张，由卢诚和施易承担责任，与数字公司无关。上述事实，有微信聊天记录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经当事人确认，二审归纳争议焦点为：一、施易是否是本案适格原告或者施易是否是案涉合同相对方之一；二、卢诚、施易要求数字公司支付5000元律师费依据是否充分。本院认为，合法的民事权利受法律保护。本案中，卢诚、施易与数字公司之间虽未订立书面合同，但从微信聊天记录、付款及为支付尾款而补充形成的《报价函》《授权委托书》《合作协议》等证据看，双方之间存在委托代收款关系。关于施易是否是本案适格原告或者施易是否是案涉合同相对方之一问题。一审查明“2019年6月，施易在承办‘《无想•消夏》—2019塘家庵村开村暨花迹•无想山居酒店试营业’活动过程中，因收款问题，与卢诚协商，由卢诚出面与数字公司达成口头的代收款协议”，对该事实卢诚予以认可。卢诚与数字公司口头协议达成的只是代收款关系，卢诚认可施易与其共同为合同一方，施易与其是案涉项目的共同权利人，一审认定系卢诚、施易委托数字公司代收案涉项目款项，对数字公司的利益并不产生损害和影响。另从施易与数字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恒一联系沟通付款事宜的微信聊天内容看，杨恒一从未对施易的主体提出过异议或产生质疑，故数字公司对施易是合同相对人之一应当知晓。故一审认定施易作为原告主体适格，并无不当。数字公司选择与金码兴中心补签合同还是选择与乌鲁鲁公司补签合同，均不能当然否定施易为合同一方共同主体。如数字公司对卢诚享有到期债权，数字公司可依据法律规定行使相关权利，与施易是否是案涉合同一方主体无关。关于卢诚、施易要求数字公司支付5000元律师费依据是否充分问题。双方之间未签订书面合同，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也未明确数字公司应承担律师费，且律师费亦非必须产生的费用，故卢诚、施易要求数字公司支付5000元律师费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卢诚、施易与上诉人数字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29元，由上诉人卢诚、施易负担123元，数字公司负担220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刘阿珍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冯丽源书 记 员 石晓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