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陕71行终105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喜荣，男，汉族，XXXX年XX月XX日出生，公民身份证号XXXXXXXXXXXXXXXXXX，住陕西省XX城县。 委托代理人马强波，陕西众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西安市长安区子午街道办事处，住所地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 负责人王晓钟，主任。 委托代理人田琳玮，该单位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李艳，陕西宽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张坤，男，汉族，XXXX年XX月XX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XXXXXXXXXXXXXXXXXX，住西安市长安区。 上诉人杨喜荣与被上诉人西安市长安区子午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子午街办）、被上诉人张坤行政强制一案，不服西安铁路运输法院（2020）陕7102行初757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查明，2014年11月1日，原告与第三人签订租赁合同，第三人将其位于长安区子午镇张村村北厂房及院屋出租给原告使用。租赁期间为2014年11月1日到2026年10月31日止。2019年1月20日，被告对第三人上述建筑物作出违章建筑拆除通知单，并于2019年1月24日向第三人送达。2019年1月30日，被告将第三人厂房及院屋强制拆除。原告认为被告的强制拆除行为，造成原告位于涉案房屋内的货物、设备全部损坏，故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被告于2019年1月30日作出的强制拆除涉案房屋的行为违法。但经庭审调查，原告自认房屋内物品已经搬完，其物品存放于涉案厂房院子内，且存放院内的物品目前亦已作处置，除部分出售给第三人外其余物品也已搬离涉案院子。第三人对上述事实陈述一致。但原告坚称被告在对涉案房屋的强制拆除过程中，造成了原告的物品损失。另查明，原告提供的2019年1月26日电话录音证实原告在被告强制拆除前，已经知道被告要对涉案房屋进行强制拆除的事实。2019年7月19日，原告向第三人签下保证书，保证30天内将现有放置于张坤院内所有本人物品拉走。上诉人杨喜荣的一审诉讼请求为：确认被告于2019年1月30日强拆行政行为违法。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原告与被诉行政行为是否具有利害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对于原告主体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又进一步作出具体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所谓有利害关系，是指被诉行政行为有可能对起诉人的权利义务造成区别于其他人的特别损害或者不利影响，在强制拆除案件中，若承租人在被拆除房屋上有不可分割的添附或依法独立在其承租房屋开展经营活动，强制拆除房屋行为就可能对承租人在房屋添附、承租人屋内物品或其正当行使的经营权造成不同于其他人的特别损害或者不利影响，以上情况应认为承租人与强制拆除行为具有利害关系。本案中原告作为涉案房屋的承租人，并不存在上述应认定与案涉强制拆除行为有利害关系的情形，其在起诉书中认为被告强制拆除行为造成其在涉案房屋内物品损坏的主张，已在庭审中查明原告在案涉房屋内的物品在被告作出强制拆除行为前已经搬离，原告不具备上述可能遭受被诉行政行为对起诉人的权利义务造成区别于其他人的特别损害或者不利影响的前提条件。原告与被诉行政行为没有利害关系，杨喜荣非本案适格原告。且就原告庭审中对其存放院内物品损失的主张，应由原告承担举证责任，而原告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被告强制拆除房屋的行为造成了其存放于院内财产损坏的事实存在，故原告要求确认被告强制拆除行为违法的诉请,缺乏事实根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杨喜荣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杨喜荣负担。 上诉人杨喜荣上诉称，一审对事实的认定是错误的。一审以本案上诉人与被诉行政行为没有利害关系为由,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是错误的。一、首先,一审对本案事实认定错误:1.一审裁定中对庭审查明事实叙述不完整,也不真实,断章取义。本案中,被上诉人在强制拆除时,损害了上诉人的财物。根据上诉人与第三人签订的《租货合同》约定,上诉人所承租的范围包括厂房用地和已建厂房及院屋,上诉人虽然将房屋内物品大部分搬到院内,但并不代表搬到院内在强制拆除时物品就不会受到损害。实际情况是,在院内的物品,距离院墙及房屋非常近,系被诉强制拆除行为所覆盖的区域。一审法院认定在被上诉人作出强制拆除行为之前上诉人已经搬离是完全错误的。2.2019年7月19日,上诉人尚未签署保证时,被上诉人已经实施了强制拆除行为,已经造成了财物损害。上诉人在签署保证时,只是将未损害的产品货物拉走,并不能说明强制拆除过程未损害上诉人财物。其次,一审以上诉人应承担财物损害的举证责任,不合理也没有法律依据,被上诉人应举证证明其强制拆除过程合法,尤其是证明在2019年1月30日拆除时已采取了相应的安全、保管措施。1.上诉人在2019年1月30日10时30分,从第三人张坤处得知涉案房屋正在强制拆除,上诉人客观上无法在拆除之时赶到现场取证。并且被上诉人强制拆除后,对废墟的处理,有着严格的环保要求,上诉人无法也无权从拆除的废墟里取证。2.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强制拆除行为的现场笔录。且根据一审被上诉人所述,拆除现场有长安区农业局、长安区国土资源局、长安区法院、子午镇派出所,子午镇街道办等单位,试问,如此规模的强制拆除行力,为何没有拆除现场视频资料?为何没有采取保全,登记、评估等工作?二、一审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在错误的认定上述事实的基础上,以上诉人没有利害关系为由,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西安铁路运输法院的裁定是错误的。1.驳回原告的起诉,就是从程序上剥夺原告的起诉资格,不进入实体审理,等于一审整个审理过程,一审法院仅审理了一个事实,即原告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对被上诉人行政行为是否违法未进行实体审理。故,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上诉人与强制拆除行为有利害关系,有权提起诉讼。三、本案应撤销原一审裁定,发回一审法院进行实体审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审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或者驳回起诉的裁定确有错误且当事人的起诉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撤销原审人民法院的裁定,指令原审人民法院依法立案或者继续审理。”的规定,本案应撤销原一审裁定,指令继续审理。综上所述，请求：1.依法撤销西安铁路运输法院(2020)陕7102行初757号行政裁定；2.依法指令西安铁路运输法院继续审理；3.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子午街办二审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所述与事实不符。2014年11月1日,上诉人与第三人张坤签订租赁合同,被上诉人将其位于长安区子午镇张村村北厂房及院屋出租给原告使用,租赁期间为2014年11月1日至2026年10月31日止。2019年1月20日被上诉人对被上诉人的建筑物作出违章建筑拆除通知单,并于2019年1月24日向被上诉人张坤送达。事后被上诉人张坤并未自觉拆除违章建筑。2019年1月30日,被上诉人将被上诉人厂房及院屋进行强制拆除。但是在被上诉人进行拆除时,其房屋及厂房院落内的物品,均由上诉人和第三人全部搬离。且上诉人给被上诉人于2019年7月19日书写承诺书一份,承诺其于30日内将置放于第三人厂房院落内的物品搬离现场。即被上诉人张坤早已于7月份与被答辩人解除租赁合同,并将房屋内物品进行清理。2.上诉人已在房屋及厂房拆除前将所有物品全部搬离,那么被上诉人的拆除行为并未对其权利造成损害和不利影响。故,依据《行政诉讼法》之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本案中上诉人已于拆除之前搬离涉案房屋,其在房屋拆除时并不存在拆除行为对其造成影响,无利害关系。综上,被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裁定。 被上诉人张坤二审陈述称：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本院对此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本案中，被上诉人所实施的拆除行为对象为，上诉人杨喜荣所租赁的被上诉人张坤的房屋。上诉人杨喜荣在上诉状中认为，其虽将房屋内物品大部分搬到院内，但并不代表搬到院内在强制拆除时就不会受到损害。且是否造成物品损害的举证责任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结合本案一、二审过程中，上诉人关于其已将拆除房屋内物品搬入院内的陈述，以及上诉人、被上诉人所提交的照片，应当认定被上诉人所实施的拆除行为与上诉人杨喜荣之间不具有行政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在被上诉人子午街办对此尽到基本的举证责任后，若上诉人杨喜荣认为其与拆除行为具有利害关系，则杨喜荣也应当在诉讼过程中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但杨喜荣并未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据此裁定驳回杨喜荣的起诉，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曹 伟 审 判 员  张 博 审 判 员  侯 斌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  段茗琪 书 记 员  赵成园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