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9民终31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江涛，男，1974年1月3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舟山中心支公司，住所地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环城西路66号7-8楼、环城东路114号一楼。负责人：孙琳琳，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汤健飞，公司职工。上诉人江涛因与被上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舟山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人寿舟山支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法院（2020）浙0903民初7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江涛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诉讼费用由人寿舟山支公司负担。事实与理由：1.人寿舟山支公司应对案涉车辆损失进行理赔。2.因一审法院在（2019）浙0903民初1449号案件中已经认定其与滴滴公司存在雇佣关系，故人寿舟山支公司应起诉滴滴公司。3.一审判决后其与滴滴公司对接判决履行事宜时，滴滴公司要求人寿舟山支公司提供盖章的维修清单，但人寿舟山支公司无法提供导致无法履行。人寿舟山支公司辩称，1.案涉情形属于综合商业险合同约定的被保险人擅自改变机动车使用性质导致机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且未及时告知保险人的免责情形，故江涛对该公司已经理赔的商业险部分应该予以退还。2.因综合商业险合同的相对方为江涛，而非滴滴公司，故一审被诉主体没有错误。3.维修清单无法盖章是宁波保险市场惯例，而且滴滴公司索要维修清单事宜与本案实体处理结果没有影响。人寿舟山支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由江涛返还其在商业险中赔付的理赔款共计183400元；2.诉讼费用由江涛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2月13日，江涛为浙ＬＳ××××号小型轿车在人寿舟山支公司投保了机动车交强险和综合商业险，机动车使用性质为家庭自用。《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中《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的第九条约定：下列原因导致的被保险机动车的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赔偿：（五）被保险机动车被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被保险人、受让人未及时通知保险人，且因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导致被保险程度显著增加。投保时，江涛签署一份投保人声明。投保人声明载明：保险人已通过上述书面形式向本人详细介绍并提供了投保险种所适用的条款，并对其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包括责任免除条款、免赔额、免赔率等免除或者减轻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及本保险合同中付费约定和特别约定的内容向本人作了书面明确说明，本人已充分了解并接受上述内容，同意以此作为订立保险合同的依据。本人自愿投保上述险种。……本人确认收到条款及《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保险人已明确说明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内容及法律后果（手写）。2018年10月22日22时，案外人翁旭峰通过“滴滴出行”应用程序中的“快车”软件预约了江涛驾驶的浙ＬＳ××××号小型轿车，途中与案外人李舟江驾驶的浙Ｌ8××××小型轿车发生交通事故。交警部门出具的事故认定书载明，江涛驾驶机动车行经路口未停车让行负事故主要责任，李舟江驾驶机动车行经路口未注意观察前方道路情况负事故次要责任。事故发生后，江涛车辆损失金额计62500元，李舟江车辆损失金额计203500元，人寿舟山支公司根据江涛负主要责任、李舟江负次要责任的事故责任，在扣除交强险理赔部分即2000元后按照70%的比例进行赔付，并于2018年12月6日向江涛支付浙ＬＳ××××号车辆理赔款42350元，于2018年12月17日、12月15日，分别向宁波江南中升雷克萨斯汽车销售服务公司、舟山华胜汽车技术咨询服务公司支付李舟江浙Ｌ8××××车辆理赔款139550元和3500元，合计支付理赔款183400元。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保险人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被保险人未履行前款规定的通知义务的，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保险合同是双务合同，保险费与保险赔偿金为对价关系，保险人依据投保人告知的情况，评估危险程度而决定是否承保以及收取多少保险费。保险合同订立后，如果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保险事故发生的概率超过了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对事故发生的合理预估，仍然按照之前保险合同的约定要求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对保险人显失公平。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保险人可以增加保费或者解除合同，否则，因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该案江涛为浙ＬＳ××××号小型轿车在人寿舟山支公司处投保综合商业险，作为投保人专门作了声明，确认收到条款及《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说明书》，并亲笔书写“保险人已明确说明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内容及法律后果”，证明人寿舟山支公司已采取书面形式向江涛履行了明确的提示、说明义务，该条款所规定的免责事项发生法律效力。江涛向人寿舟山支公司投保车辆的使用性质为家庭自用，但发生事故时案涉车辆系江涛在从事网约车营运业务，并向乘客收取费用。江涛的行为改变了车辆使用性质，明显增加了案涉车辆在行驶中的危险程度。在江涛未履行通知义务时，因江涛的营运行为导致的保险事故，人寿舟山支公司可不予赔偿。对人寿舟山支公司已经支付的理赔款，江涛未返还，构成不当得利，人寿舟山支公司可以要求其返还。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限江涛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人寿舟山分公司理赔款183400元。一审案件受理费3698元，减半收取1849元，由江涛负担。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基本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中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部分第二十五条约定：下列原因导致的被保险机动车的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赔偿：（五）被保险机动车被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被保险人、受让人未及时通知保险人，且因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导致被保险程度显著增加。本院认为，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行为。江涛对人寿舟山支公司已经支付的该部分理赔款数额无异议，案件争议焦点为：第一，江涛是否有权取得上述车损理赔款183400元，即人寿舟山支公司是否对此应予免赔；第二，江涛是否为本案的适格被告。关于争议焦点一。案涉综合商业险合同由人寿舟山支公司与江涛签订，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恪守履行。案涉交通事故发生在合同约定的保险期间内。一方面，《保险法》第五十二条明确规定被保险人在保险期间内因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及时通知义务，未履行该义务的，因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另一方面，《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在“机动车损失保险”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部分亦载明被保险人在被保险机动车改变使用性质后未及时通知保险人，且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江涛投保时明确约定被保险车辆的使用性质为家庭自用，而在实际使用过程中，江涛为被保险车辆注册了“滴滴快车”并用于营运，且未将该节事实及时通知人寿舟山支公司，案涉事故发生在营运期间。以上情形符合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的人寿舟山支公司免赔情形；又因江涛对“投保人声明”中手写内容及签名真实性均予认可，故可认定人寿舟山支公司已尽到明确说明告知义务，综合商业险合同的免责条款对江涛具有约束力，人寿舟山支公司可予免赔。因此，江涛拒不返还人寿舟山支公司已支付的理赔款（按合同约定本可无须理赔的款项）已无法律和事实依据，构成不当得利，依法应予返还。一审对此认定正确，应予维持。关于争议焦点二。人寿舟山支公司之前向江涛支付理赔款183400元是依据综合商业险合同的约定，后人寿舟山支公司以江涛取得该理赔款是缺乏合同和法律依据为由，要求江涛返还该理赔款，江涛应为不当得利纠纷的诉讼主体，故江涛作为一审被告，主体适格。至于江涛与滴滴公司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属于本案可处理的法律关系范围。另外，关于江涛提出的人寿舟山支公司一审后无法提供盖章的维修清单一节，该请求系因一审判决后相关主体之间在履行判决内容交涉过程中而产生，与本案无关，故本院对此不予评判。综上所述，江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698元，由上诉人江涛负担。审 判 长  陈 吉审 判 员  方 燕审 判 员  张秀梅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四日法官助理  牟 聪代书记员  毛 赟